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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墉拋出的這個先強國還是先富民的問題是幾千年來有名的悖論，兩派爭論不休，各執一詞，誰也說不服誰，隻聽一方似乎都有道理，卻總感覺又缺少點什麽。
諸葛亮不由苦笑連連，這個問題爭辯個幾天幾夜都不會有結果的，便道：“兄長，這個話題可不會那麽容易得出結論。不過現在的觀點也很明確，我們這邊的人都認為是‘先富民才能強國’，隻你一個人是半認可這個觀點。兄弟有個建議，我們這邊由士元兄言明我方論點，然後再聽兄長發言，最後大家再斟酌采納如何？”
劉墉含笑點頭，對龐統拱手道：“士元兄，請。”
龐統微笑著迴禮道：“崇如兄客氣了。剛孔明便說了，‘治國必先富民’，龐統先引用《論語顏淵》中的一篇，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若是其他的文章劉墉可能沒讀過，對《論語》卻是極熟，這部最重要的儒家經典劉墉可是叫蔡文姬為他極透徹地講解過的。這件事說的是魯國遭受到饑荒，國家用度困難，哀公就向有若詢問解決之法。有若就說，國君為什麽不隻收十分之一的田稅呢？哀公很是奇怪，便說，我現在收十分之二仍不夠用，覺得收少了，你怎麽還讓我減稅啊？有若便迴答了這句極有名的話，意思就是說“如果百姓的用度夠，您怎麽會不夠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您怎麽又會夠呢？儒家學說經濟政策的核心就是“富民”。他的觀點是：百姓富足了，國家也就強大了。百姓貧困了，國家自然就衰弱了。如像魯哀公那樣提高稅率，短期內的確會增加國家收入，卻後果就是使人民的負擔加重，生活更加貧困，最終會激起民變，導致國家崩潰。
龐統又舉了一論據道：“《論語堯曰》中夫子對子張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這句話的意思是國君按照百姓能得實惠的政策來施政，不是又得到好處又很輕鬆嗎？這是孔子提出的治國理念，那就是“足食”、“富而後教”的觀點。這和管仲提出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
接著，龐統先後又引用了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的觀點和實例來證明，隻有國家施行輕徭薄稅等寬鬆的政策，同時國君要注意節儉，不與民爭利，這樣百姓才能安心生產，社會才會穩定，經濟才能發展。人民富足了，國家得到的收入自然也多了。結論便是：人民的富足是國家獲得充足財源的基礎和保證，民富方能國強，國強必先民富。
在座的都是儒家子弟，自然都知曉其中的深意，聽龐統引經據典、旁征博引，觀點鮮明、論證充分，不由讚歎不已。
劉墉也不禁為龐統的博學多聞和精采論證擊掌叫好。等龐統發言完畢，劉墉先微笑著稱讚了幾句方道：“要迴答‘國強****富’還是‘民富而國強’這個問題，則要知道‘國’與‘家’或‘民’的關係。先前我已經說過，‘國’是由一個個‘家’組成的，因而也可以說‘國’是一個有很多人組成的大‘家’，‘國’是家長、‘家’是成員；反之，‘家’就是一個縮小了的‘國’。俗話說：小河沒水大河幹，小河有水大河滿。我也讚成民富是國強的基礎，國強不一定民富，但國弱一定不會民強。這世上還沒有一個國家，能民貧而國家強大的！（劉墉心裏在問，朝鮮算嗎？”
眾人不由驚疑交加，這劉墉不是不很讚成嗎？怎麽聽龐統一說立場就改變了，難道已經被我們說服了麽？
虞翻問道：“聽崇如這番話，你也是讚同強國先要富民了？”
劉墉搖搖頭道：“我隻是說民貧必然國弱，卻沒說民富一定國強。”
虞翻不由一愕，這兩者有何不同麽？正不解間，便聽劉墉繼續說道：“諸位聽起來可能有些混亂吧。我說細致一點。一個‘國’要維係各級政府、要正常運轉、要管理民眾、要應對外來侵略必須得有收入吧。諸位認可這個觀點吧？都沒異議！那好，我繼續說。那麽‘國’的收入來源有哪些呢？第一個當然是稅賦了，這也是最主要的。稅賦你們都比我更懂，有按人數繳納的人頭稅、按土地收成上繳的田賦，還有各種雜稅；其二是政府壟斷經營的鹽、鐵等專營收入，這個所占的比例也不少；第三是罰款和各種規費，比如訴訟費、辦證費、入城費等等。我說了這麽多，諸位想必都很明白，國家所有的收入其實都是來自於一個個的‘家’。但是，老百姓會心甘情願繳這個錢嗎？我看不會，除非他是傻子或者是錢多得難受。”
眾人不禁會心一笑，聽劉墉繼續說道，“作為個人或‘家’那是肯定喜歡、讚同‘先民富後國強’的。為什麽呢？很簡單，因為這涉及了自身的利益。人大多是自私的，我辛辛苦苦的勞作，憑什麽要分一部分出去呢？那麽是不是就不應該上繳呢？我看也不是。單一一個‘家’的力量太過弱小，他需要‘國’來提供強有力的保障。當有外敵入侵或者盜賊侵害時，‘國’會挺身而出，保護‘家’的利益；‘家’之間有矛盾了，需要‘國’來協調和解、明斷是非；當‘家’有困難來，需要‘國’來救濟……因而，除非你是遁跡荒野，不與任何人接觸，否則你就必然與‘國’有聯係，你離不開它的。‘國’要做這些事當然需要錢，雖然這些錢都是由一個個‘家’來承擔，雖然都是不情不願的，卻是必須要繳納的。當然，有收入必然得支出，大概有這麽三大塊，一是各級衙門的運轉經費，包括俸祿、辦公費、執行費等等；第二項是基礎建設費用，也就是我們修路、打井、開渠、建公園等的投資；第三項是發生天災**時的民生保障和救濟開支。”
虞翻笑道：“太守這番話應該在民眾中多宣揚才是，這樣咱們在征收稅賦時阻力會小很多，也更容易得多。”
“虞公這話提醒得好。下次我專門找個機會給各級官吏講講這個道理，然後再由他們向雒原全府宣傳，這樣以後的工作也好開展得多。”劉墉笑道，端起茶杯，喝了幾口，又道，“可以說，‘國’和‘家’雖是一個整體，密不可分，卻是有矛盾的。國家發展必然會侵占民眾的利益，國家必然會剝削民眾，這些都是無庸質疑的。這些都能理解，但為什麽有的時代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穩定，有的時代卻是戰亂四起、民不聊生呢？區別就在於剝削的程度不同。咱們的百姓真的很淳樸、很善良，隻要日子還過得去，他們就會安心勞作，不會反抗。比如說富義的稅率，以前是十五稅一，後來我們減為三十稅一，現在又減為六十稅一。虞公，我記得當時你頒行時，富義百姓無不感激流涕，跪地叩謝。想來真是令劉墉汗顏啊。”
虞翻點點頭，一臉的激動，想來也是迴憶起當時感動的情景了吧。略停了一會兒，劉墉又道：“剛才我講的是一個‘國’正常情況下的收支，但還有一個特例。它的作用極明顯，可以占到總收入的大半，也可能用掉總收入的全部。你們知道是什麽嗎？”
“兄長說的是戰爭吧？”說話是久不開口的諸葛亮。
“正是。”劉墉點點頭，“所謂戰爭，其實就是侵略、是掠奪。打個比方說，戰爭便像是強盜對‘家’的搶奪。通過戰爭，勝利方能在短期內獲得無數財富和土地，而失敗方卻從此背負上沉重的負擔，他的臣民將墜入萬劫不複之深淵。國將不國，何以為家？”
劉墉歎了口氣，又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個不富強的‘國’，如何能保護一個個‘家’，如何嗬護他的臣民？你的力量弱了，別人根本就不會聽你的，根本就不會理你的。‘弱國無公義，弱國無外交’啊！”
說到這兒，劉墉聯想起一戰後的“巴黎和約”時甚至有些義憤填膺了。那是屈辱的1919年，中國參加了協約國對同盟國的作戰。雖然中國沒有直接出兵，卻支援了大批糧食，還派出了175萬名勞工，犧牲了2000多人。作為戰勝國的中國，索迴被戰敗國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的主權，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英美法卻無視中國的權益，將其轉送給了日本。這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
劉墉這番話頓時令眾人沉默了下來，好一會兒，徐庶皺著眉頭，有些不服氣地道：“這麽說，崇如以為國強方能富民了？”
“也不是。”劉墉搖了搖頭。眾人更是詫異，既不是先富民，也不是先強國，你劉墉到底想的是什麽？
“諸位是越聽越糊塗了吧？”劉墉笑道，看著眾人臉上疑惑的神情，又道，“我以為國家發展階段必要先強國，等有了一定積累後，則要調整政策，以富民為主。也就是說，在初期，因為百廢待舉，所用仍多，‘國’必然會實行諸多與民爭利的政策，百姓會比較苦，但也能理解；等到‘國’積累到了足夠的財富後，就必須施行寬鬆的政策，讓利與民，休養生息，促進生產發展和社會穩定。這個次序是必須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要不剝削自己國內的人民也可以，那就去掠奪其他國家的人民，將本應由自己國家民眾承擔的苦痛轉嫁到其他國家去。”
劉墉想到大學時一次類似的辯論，當時便有人舉例說瑞士、荷蘭、瑞典等國的人民極其富裕，國家也不需要有多強大啊！劉墉嗤之以鼻，反唇相譏，如果不是現在，而是一百年前，這幾個國家還能有如此富裕？可能早就被掠奪得不成樣子了。科威特也是如此，人均財富排世界前列，卻抵擋不住伊拉克的入侵，若不是美國出手相救，恐怕早就亡國了。又有人舉例說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如何好，保障如何到位，都是民富，然後國強。真是扯蛋！這些人要麽沒有學過曆史，要麽架了副有色眼鏡。這些發達國家早期的財富是哪裏來的？無一不是掠奪、搜刮其他弱國、小國來的。他們的發展史，也是那些弱小國家的血淚史、屈辱史。就如一個人通過剝削和壓榨別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現在拿出一小部分來做做慈善，結果還落得了個好名聲，這是何等的諷刺。沒有看清這一點的，要麽是能力不濟，要麽是別有用心。
眾人細細咀嚼著劉墉的說法，不由陷入沉思。是啊，富民是強國之道，但是沒有國家的保護，富民隻是空談，尤其是在戰火連天的亂世，這更是癡人說夢。諸葛亮等都驚詫於劉墉的高瞻遠矚，不禁更是佩服。
“好了，這個問題先不辯論了。咱們再想想，我個人覺得崇如的觀點與我們的並不矛盾，隻是切入點有所不同。”徐庶感歎道，“咱們剛才總結了促進富義發展變化的兩大因素，第一是以民為本，第二是如何量才施用。第一個問題就討論到這麽晚，我看第二個問題咱們就不討論了，崇如一會兒還要迴家去陪新夫人呢！”
眾人都是會心一笑，劉墉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徐庶笑道：“咱們就請崇如為我們講講他的用人之道吧，你們覺得如何？”
“我看行，大家討論了這麽久，也有些累了。”“崇如兄新婚，新夫人還在翹首企盼他早去早迴呢。”大家七嘴八舌，嘻嘻哈哈，倒是輕鬆了不少。
“好吧。”劉墉也不客氣，“那我就簡單些，就兩點。一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二是要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一視同仁，隻要是人才都能為我所用。”
“崇如說得也太過簡單了吧？能不能再詳細一些？”
劉墉補充道：“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
“也就是‘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意思？”
劉墉點點頭，“‘三人行，其必有我師焉’，人才無處不在，關鍵是如何發掘和使用。最重要是兩點，一是不能有忌賢妒能之心，生怕別人超過你；二是不以出身看人。在富義就是這樣，這裏沒有地位高低，隻要你有能力，隻要你有才能，你都都開辟自己的天地，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
有人還想再問，虞翻笑道：“關於用人之道，老夫深知太守心思。一會兒老夫為大家講解如何？崇如家有要事，咱們還是放過他吧。”大家聞言哈哈大笑。
劉墉陪笑了一陣，抱拳辭別大家，又對董襲道：“過兩日孔明夫婦就要迴襄陽了，大哥，我們便趁此機會到襄陽去覲見皇上吧。也不知聖上在那裏待得習慣不？”(未完待續。)。
劉墉拋出的這個先強國還是先富民的問題是幾千年來有名的悖論，兩派爭論不休，各執一詞，誰也說不服誰，隻聽一方似乎都有道理，卻總感覺又缺少點什麽。
諸葛亮不由苦笑連連，這個問題爭辯個幾天幾夜都不會有結果的，便道：“兄長，這個話題可不會那麽容易得出結論。不過現在的觀點也很明確，我們這邊的人都認為是‘先富民才能強國’，隻你一個人是半認可這個觀點。兄弟有個建議，我們這邊由士元兄言明我方論點，然後再聽兄長發言，最後大家再斟酌采納如何？”
劉墉含笑點頭，對龐統拱手道：“士元兄，請。”
龐統微笑著迴禮道：“崇如兄客氣了。剛孔明便說了，‘治國必先富民’，龐統先引用《論語顏淵》中的一篇，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若是其他的文章劉墉可能沒讀過，對《論語》卻是極熟，這部最重要的儒家經典劉墉可是叫蔡文姬為他極透徹地講解過的。這件事說的是魯國遭受到饑荒，國家用度困難，哀公就向有若詢問解決之法。有若就說，國君為什麽不隻收十分之一的田稅呢？哀公很是奇怪，便說，我現在收十分之二仍不夠用，覺得收少了，你怎麽還讓我減稅啊？有若便迴答了這句極有名的話，意思就是說“如果百姓的用度夠，您怎麽會不夠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您怎麽又會夠呢？儒家學說經濟政策的核心就是“富民”。他的觀點是：百姓富足了，國家也就強大了。百姓貧困了，國家自然就衰弱了。如像魯哀公那樣提高稅率，短期內的確會增加國家收入，卻後果就是使人民的負擔加重，生活更加貧困，最終會激起民變，導致國家崩潰。
龐統又舉了一論據道：“《論語堯曰》中夫子對子張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這句話的意思是國君按照百姓能得實惠的政策來施政，不是又得到好處又很輕鬆嗎？這是孔子提出的治國理念，那就是“足食”、“富而後教”的觀點。這和管仲提出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
接著，龐統先後又引用了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的觀點和實例來證明，隻有國家施行輕徭薄稅等寬鬆的政策，同時國君要注意節儉，不與民爭利，這樣百姓才能安心生產，社會才會穩定，經濟才能發展。人民富足了，國家得到的收入自然也多了。結論便是：人民的富足是國家獲得充足財源的基礎和保證，民富方能國強，國強必先民富。
在座的都是儒家子弟，自然都知曉其中的深意，聽龐統引經據典、旁征博引，觀點鮮明、論證充分，不由讚歎不已。
劉墉也不禁為龐統的博學多聞和精采論證擊掌叫好。等龐統發言完畢，劉墉先微笑著稱讚了幾句方道：“要迴答‘國強****富’還是‘民富而國強’這個問題，則要知道‘國’與‘家’或‘民’的關係。先前我已經說過，‘國’是由一個個‘家’組成的，因而也可以說‘國’是一個有很多人組成的大‘家’，‘國’是家長、‘家’是成員；反之，‘家’就是一個縮小了的‘國’。俗話說：小河沒水大河幹，小河有水大河滿。我也讚成民富是國強的基礎，國強不一定民富，但國弱一定不會民強。這世上還沒有一個國家，能民貧而國家強大的！（劉墉心裏在問，朝鮮算嗎？”
眾人不由驚疑交加，這劉墉不是不很讚成嗎？怎麽聽龐統一說立場就改變了，難道已經被我們說服了麽？
虞翻問道：“聽崇如這番話，你也是讚同強國先要富民了？”
劉墉搖搖頭道：“我隻是說民貧必然國弱，卻沒說民富一定國強。”
虞翻不由一愕，這兩者有何不同麽？正不解間，便聽劉墉繼續說道：“諸位聽起來可能有些混亂吧。我說細致一點。一個‘國’要維係各級政府、要正常運轉、要管理民眾、要應對外來侵略必須得有收入吧。諸位認可這個觀點吧？都沒異議！那好，我繼續說。那麽‘國’的收入來源有哪些呢？第一個當然是稅賦了，這也是最主要的。稅賦你們都比我更懂，有按人數繳納的人頭稅、按土地收成上繳的田賦，還有各種雜稅；其二是政府壟斷經營的鹽、鐵等專營收入，這個所占的比例也不少；第三是罰款和各種規費，比如訴訟費、辦證費、入城費等等。我說了這麽多，諸位想必都很明白，國家所有的收入其實都是來自於一個個的‘家’。但是，老百姓會心甘情願繳這個錢嗎？我看不會，除非他是傻子或者是錢多得難受。”
眾人不禁會心一笑，聽劉墉繼續說道，“作為個人或‘家’那是肯定喜歡、讚同‘先民富後國強’的。為什麽呢？很簡單，因為這涉及了自身的利益。人大多是自私的，我辛辛苦苦的勞作，憑什麽要分一部分出去呢？那麽是不是就不應該上繳呢？我看也不是。單一一個‘家’的力量太過弱小，他需要‘國’來提供強有力的保障。當有外敵入侵或者盜賊侵害時，‘國’會挺身而出，保護‘家’的利益；‘家’之間有矛盾了，需要‘國’來協調和解、明斷是非；當‘家’有困難來，需要‘國’來救濟……因而，除非你是遁跡荒野，不與任何人接觸，否則你就必然與‘國’有聯係，你離不開它的。‘國’要做這些事當然需要錢，雖然這些錢都是由一個個‘家’來承擔，雖然都是不情不願的，卻是必須要繳納的。當然，有收入必然得支出，大概有這麽三大塊，一是各級衙門的運轉經費，包括俸祿、辦公費、執行費等等；第二項是基礎建設費用，也就是我們修路、打井、開渠、建公園等的投資；第三項是發生天災**時的民生保障和救濟開支。”
虞翻笑道：“太守這番話應該在民眾中多宣揚才是，這樣咱們在征收稅賦時阻力會小很多，也更容易得多。”
“虞公這話提醒得好。下次我專門找個機會給各級官吏講講這個道理，然後再由他們向雒原全府宣傳，這樣以後的工作也好開展得多。”劉墉笑道，端起茶杯，喝了幾口，又道，“可以說，‘國’和‘家’雖是一個整體，密不可分，卻是有矛盾的。國家發展必然會侵占民眾的利益，國家必然會剝削民眾，這些都是無庸質疑的。這些都能理解，但為什麽有的時代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穩定，有的時代卻是戰亂四起、民不聊生呢？區別就在於剝削的程度不同。咱們的百姓真的很淳樸、很善良，隻要日子還過得去，他們就會安心勞作，不會反抗。比如說富義的稅率，以前是十五稅一，後來我們減為三十稅一，現在又減為六十稅一。虞公，我記得當時你頒行時，富義百姓無不感激流涕，跪地叩謝。想來真是令劉墉汗顏啊。”
虞翻點點頭，一臉的激動，想來也是迴憶起當時感動的情景了吧。略停了一會兒，劉墉又道：“剛才我講的是一個‘國’正常情況下的收支，但還有一個特例。它的作用極明顯，可以占到總收入的大半，也可能用掉總收入的全部。你們知道是什麽嗎？”
“兄長說的是戰爭吧？”說話是久不開口的諸葛亮。
“正是。”劉墉點點頭，“所謂戰爭，其實就是侵略、是掠奪。打個比方說，戰爭便像是強盜對‘家’的搶奪。通過戰爭，勝利方能在短期內獲得無數財富和土地，而失敗方卻從此背負上沉重的負擔，他的臣民將墜入萬劫不複之深淵。國將不國，何以為家？”
劉墉歎了口氣，又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個不富強的‘國’，如何能保護一個個‘家’，如何嗬護他的臣民？你的力量弱了，別人根本就不會聽你的，根本就不會理你的。‘弱國無公義，弱國無外交’啊！”
說到這兒，劉墉聯想起一戰後的“巴黎和約”時甚至有些義憤填膺了。那是屈辱的1919年，中國參加了協約國對同盟國的作戰。雖然中國沒有直接出兵，卻支援了大批糧食，還派出了175萬名勞工，犧牲了2000多人。作為戰勝國的中國，索迴被戰敗國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的主權，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英美法卻無視中國的權益，將其轉送給了日本。這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
劉墉這番話頓時令眾人沉默了下來，好一會兒，徐庶皺著眉頭，有些不服氣地道：“這麽說，崇如以為國強方能富民了？”
“也不是。”劉墉搖了搖頭。眾人更是詫異，既不是先富民，也不是先強國，你劉墉到底想的是什麽？
“諸位是越聽越糊塗了吧？”劉墉笑道，看著眾人臉上疑惑的神情，又道，“我以為國家發展階段必要先強國，等有了一定積累後，則要調整政策，以富民為主。也就是說，在初期，因為百廢待舉，所用仍多，‘國’必然會實行諸多與民爭利的政策，百姓會比較苦，但也能理解；等到‘國’積累到了足夠的財富後，就必須施行寬鬆的政策，讓利與民，休養生息，促進生產發展和社會穩定。這個次序是必須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要不剝削自己國內的人民也可以，那就去掠奪其他國家的人民，將本應由自己國家民眾承擔的苦痛轉嫁到其他國家去。”
劉墉想到大學時一次類似的辯論，當時便有人舉例說瑞士、荷蘭、瑞典等國的人民極其富裕，國家也不需要有多強大啊！劉墉嗤之以鼻，反唇相譏，如果不是現在，而是一百年前，這幾個國家還能有如此富裕？可能早就被掠奪得不成樣子了。科威特也是如此，人均財富排世界前列，卻抵擋不住伊拉克的入侵，若不是美國出手相救，恐怕早就亡國了。又有人舉例說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如何好，保障如何到位，都是民富，然後國強。真是扯蛋！這些人要麽沒有學過曆史，要麽架了副有色眼鏡。這些發達國家早期的財富是哪裏來的？無一不是掠奪、搜刮其他弱國、小國來的。他們的發展史，也是那些弱小國家的血淚史、屈辱史。就如一個人通過剝削和壓榨別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現在拿出一小部分來做做慈善，結果還落得了個好名聲，這是何等的諷刺。沒有看清這一點的，要麽是能力不濟，要麽是別有用心。
眾人細細咀嚼著劉墉的說法，不由陷入沉思。是啊，富民是強國之道，但是沒有國家的保護，富民隻是空談，尤其是在戰火連天的亂世，這更是癡人說夢。諸葛亮等都驚詫於劉墉的高瞻遠矚，不禁更是佩服。
“好了，這個問題先不辯論了。咱們再想想，我個人覺得崇如的觀點與我們的並不矛盾，隻是切入點有所不同。”徐庶感歎道，“咱們剛才總結了促進富義發展變化的兩大因素，第一是以民為本，第二是如何量才施用。第一個問題就討論到這麽晚，我看第二個問題咱們就不討論了，崇如一會兒還要迴家去陪新夫人呢！”
眾人都是會心一笑，劉墉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徐庶笑道：“咱們就請崇如為我們講講他的用人之道吧，你們覺得如何？”
“我看行，大家討論了這麽久，也有些累了。”“崇如兄新婚，新夫人還在翹首企盼他早去早迴呢。”大家七嘴八舌，嘻嘻哈哈，倒是輕鬆了不少。
“好吧。”劉墉也不客氣，“那我就簡單些，就兩點。一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二是要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一視同仁，隻要是人才都能為我所用。”
“崇如說得也太過簡單了吧？能不能再詳細一些？”
劉墉補充道：“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
“也就是‘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意思？”
劉墉點點頭，“‘三人行，其必有我師焉’，人才無處不在，關鍵是如何發掘和使用。最重要是兩點，一是不能有忌賢妒能之心，生怕別人超過你；二是不以出身看人。在富義就是這樣，這裏沒有地位高低，隻要你有能力，隻要你有才能，你都都開辟自己的天地，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
有人還想再問，虞翻笑道：“關於用人之道，老夫深知太守心思。一會兒老夫為大家講解如何？崇如家有要事，咱們還是放過他吧。”大家聞言哈哈大笑。
劉墉陪笑了一陣，抱拳辭別大家，又對董襲道：“過兩日孔明夫婦就要迴襄陽了，大哥，我們便趁此機會到襄陽去覲見皇上吧。也不知聖上在那裏待得習慣不？”(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