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儒林外史的思想內容的話，就像前麵說的，因為吳敬梓生活在清政權已趨穩固的時代，隨著王朝在軍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統製的毒害也愈來愈深。
因此文土們醉心舉業，八股文之外，百不經意。
而吳敬梓是十分憎惡當時士子的熱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風氣，把希望寄於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
於是懷著這種心情，他寫出了這部卓絕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迴，現存最早的臥閑草堂刻本，共五十六迴，末迴乃後人偽作(見金和《儒林外史跋》)。
並且需要說明，書中人物，大都有當時真人真事做影子，隻不過為了避免清代統治階級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說成是明代而已。
此外閑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說：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
以及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這段話就足以說明了這部小說的主題，這部作品正是以反對科舉和功名富貴為中心並旁及當時官僚製度下、人倫關係以至整個社會風尚的。
並且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敷陳大義”，“隱括全文”，並作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不精通；而又安於貧賤，以賣畫為生，不與權貴相與。
作者通過他的嘴，抨擊了科舉製度，“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
在作者看來，文士們隻有象王冕那樣講求“文行出處”，才能兔於“功名富貴”的牢籠，堪稱“品地最上一層”。
這在當時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
“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
鄒弢《三借廬筆談》載，作者作此書時，常設茶煙於道旁，“見行者過，必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
這傳說雖未必完全可信，但可見它的題材來源的廣泛。
而且《聊齋誌異》的創作態度，也是嚴肅的。
因為《聊齋自誌》中說：“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這正說明《聊齋誌異》是作者有所寄托的，而不是“妄言妄聽，記而存之”(袁枚《新齊諧序》)的作品。
他之所以采用鬼狐故事，是因為它便於避免清初嚴酷的文網和自由地表現生活理想。
因此，其中不少篇章雖取材於民間傳說，卻表現了作者的理想和愛憎，有明確的主題和鮮明的傾向。
《聊齋誌異》現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僅存上半部，乾隆十六年(1752)鑄雪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本的底本。
此外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會校會注會評本采錄最為完備，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
這將近五百篇作品，體裁並不一致，像是一部分篇幅短小，記述簡要，還是筆記小說的體製。
另有一小部分描寫是作者親身見聞的作品，則具有素描，特寫的性質。大部分作品則是具
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節、鮮明的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說，是我國文言小說中的
珍品，也是《聊齋誌異》思想藝術成就最高的部分。
第二節聊齋誌異的思想內容《聊齋誌異》中的優秀作品，反映了廣闊的現實生活，提出許多重要的社會問題，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態度。
它們或者揭露封建統治的黑暗，或者抨擊科舉製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禮教的束縛，具有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
描寫愛情主題的作品，在全書中數量最多，它們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禮教的精神。
其中一些作品，通過花妖狐魅和人的戀愛，表現了作者理想的愛情。
如《嬰寧》、《蓮香》、《香玉》都在沒有戀愛自由的當時寫出了青年男女自由相愛的故事。
篇中的男女主角不顧封建禮教的約束，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願，大膽地追求心愛的人，並都獲得了幸福的結局。
如《香玉》中的黃生在勞山下清宮中愛上了白牡丹花妖香玉，不幸花為他人移去，他日日臨穴哭吊，終於感動花神使香玉複生宮中。
《蓮香》中的女鬼李氏熱愛桑生，使桑生害了重病，當她不得不忍痛分手之後，卻“憤不歸墓，隨風漾泊”，終於遊至張家，借屍還魂，和桑生結成了美滿姻緣。
同時在《小謝》中，作者更寫出男女雙方經過一段自由接觸逐步發展了愛情的故事。
女鬼秋容、小謝和陶生開始隻是師友相處。後來陶生因事入獄，秋容、小謝為之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祠黑判搶去，也得到陶生的搭救。
他們在與黑暗勢力的鬥爭中彼此互助，發展了愛情，才結為夫婦。
這在男女被絕對禁止社交的封建社會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要知道封建婚姻的決定權操在父母之手，可是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他們自由地相愛，自由地結合，和封建婚姻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些充滿幻想的故事，無疑是現實愛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華，真切地表達了廣大青年男女對自由愛情的憧憬和渴望。
描寫愛情主題的另一些作品，揭露了封建社會對青年男女愛情生活的種種阻礙，表現了他們的反抗鬥爭。
而《鴉頭》、《細侯》、《連城》、《宦娘》都是這方麵的優秀作品。
《鴉頭》中的狐女鴉頭是一個敢於反抗家長淫威的女性形象。
《細侯》則揭露了富商大賈對青年幸福的破壞和妓女細侯的激烈反抗行動。
《連城》寫喬生和連城爭取自由婚姻的鬥爭，尤為曲折動人。史孝廉征詩擇婿，喬生的詩得到女兒連城的喜愛，史卻以喬生家貧而不許婚。
喬生深感連城知己。後連城病死，喬前往臨吊，一慟而絕。
他在陰間找到連城，並在好友顧生的幫助下，被準許還魂，二人相攜迴到裏門：
連城曰：“重生後，懼有反複。清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
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誌恐不遂，尚宜審謀，不然，生後何能自由?”
相將入側廂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鬼報也。”生喜，極盡歡戀。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廂中者三日。
這一情節充分暴露了封建社會的沉重壓力，也突出表現了二人爭取自由婚姻的堅決鬥爭。
這篇作品的重要意義還在於它提出了一種新的愛情觀點，即知己之愛。
它比之向來“郎才女貌”的愛情，有更其深刻的社會意義。
《聊齋誌異》的另一重要主題，是抨擊科舉製度的腐敗。
作者飽含感情地揭露了科舉製度埋沒人才的罪惡。
《葉生》後隻能讓自己的鬼魂幫助一個邑令之子考中舉人，“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
並且作者指出科舉埋沒人才的原因，即考官都是“樂正師曠、司庫和嶠”(《於去惡》)之流，不是眼瞎，便是愛錢。
像是《素秋》，《神女》、《阿寶》等篇都暗示了科舉考試的賄賂公行；《司文郎》，《於去惡》等篇則有力地抨擊了考官的有目無珠。
特別是《司文郎》的諷刺尤為辛辣尖刻，作品寫一個能從燒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壞的瞎和尚，在嗅過王生的文章後說：“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
再嗅餘杭生的文章，則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
可是榜發之後，餘杭生高中，而王落第。
和尚聞訊歎道：“仆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於去惡》進一步揭出了這些考官鼻目雙盲的底：
“得誌諸公，目不睹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餘年，即文學土，胸中尚有字耶?”
庸俗利祿之徒以八股文為敲門磚，在獵取功名。掌握文柄之後，再大量錄取凡庸之土。
正是在這種惡性循環裏，“陋劣幸進而英雄失誌”就成為一種必然現象了。
作品一開始就通過周進、範進中舉前後的悲喜劇，揭示了科舉製度是怎樣腐蝕著程晉芳《懷人詩》(作於1748—1750午)中說：“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
據此可知書大概成於1750午前。
公的嘲笑，還替前科新中的王舉人掃了一早晨“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
後來連教館之職也失去了，隻得給商人記帳。
當他一見貢院號板，就禁不住萬感俱發，一頭撞去，哭得死去活來。
而當商人們答應替他捐個監生時，他竟爬到地上磕頭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
範進也是個連考十餘次不取的老童生，發榜那天，家裏沒有早飯米，隻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雞到集上去賣。
聽到中舉的消息後，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著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歡喜得發了瘋。
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戶的耳光之後才清醒過來。從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許多人來奉承他，不到兩三個月，田產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
由此可見，士子們的熱中科舉，不過是為了爬上統治階級地位，升官發財，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臧蓼齋說他為什麽要拚命花錢補個廩生時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
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灑簽、打人”。也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可見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
文士的心靈，以及士子們熱中科舉的原因。六十多歲的周進，因未曾進學，不得不卑躬屈節，忍受著新進學的梅三相作品中的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他說。
“舉業二字是從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
另二個人物魯編修認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麽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麽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
在他的影響下，女兒魯小姐也在曉妝台畔，刺繡床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
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淚眼，怨他誤了自己終身。
匡超人出身貧困，原也還純潔樸實，用自己的勞動養活父母。
自從聽了馬二先生的“勸導”後，逐漸熱中舉業，後來得到李知縣的賞識，追求功名富貴之心更熱切了。
為了府考，竟丟下重病的父親。當他考取秀才後，就在杭州與那批鬥方名士鬼混，選文章、騙飯吃。
還跟潘三一起，假刻圖章，短截公文，設計代考。
以後又到京城攀高結貴，拋棄原妻，還恬不知恥地說：“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又何妨!”就這樣，
可見作者通過一連串人物活動，揭示了八股文、科舉製度怎樣使一些樸實的年青人，逐漸墮落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變成了忘恩負義的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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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土們醉心舉業，八股文之外，百不經意。
而吳敬梓是十分憎惡當時士子的熱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風氣，把希望寄於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
於是懷著這種心情，他寫出了這部卓絕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迴，現存最早的臥閑草堂刻本，共五十六迴，末迴乃後人偽作(見金和《儒林外史跋》)。
並且需要說明，書中人物，大都有當時真人真事做影子，隻不過為了避免清代統治階級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說成是明代而已。
此外閑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說：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
以及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這段話就足以說明了這部小說的主題，這部作品正是以反對科舉和功名富貴為中心並旁及當時官僚製度下、人倫關係以至整個社會風尚的。
並且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敷陳大義”，“隱括全文”，並作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不精通；而又安於貧賤，以賣畫為生，不與權貴相與。
作者通過他的嘴，抨擊了科舉製度，“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
在作者看來，文士們隻有象王冕那樣講求“文行出處”，才能兔於“功名富貴”的牢籠，堪稱“品地最上一層”。
這在當時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
“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
鄒弢《三借廬筆談》載，作者作此書時，常設茶煙於道旁，“見行者過，必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
這傳說雖未必完全可信，但可見它的題材來源的廣泛。
而且《聊齋誌異》的創作態度，也是嚴肅的。
因為《聊齋自誌》中說：“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這正說明《聊齋誌異》是作者有所寄托的，而不是“妄言妄聽，記而存之”(袁枚《新齊諧序》)的作品。
他之所以采用鬼狐故事，是因為它便於避免清初嚴酷的文網和自由地表現生活理想。
因此，其中不少篇章雖取材於民間傳說，卻表現了作者的理想和愛憎，有明確的主題和鮮明的傾向。
《聊齋誌異》現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僅存上半部，乾隆十六年(1752)鑄雪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本的底本。
此外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會校會注會評本采錄最為完備，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
這將近五百篇作品，體裁並不一致，像是一部分篇幅短小，記述簡要，還是筆記小說的體製。
另有一小部分描寫是作者親身見聞的作品，則具有素描，特寫的性質。大部分作品則是具
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節、鮮明的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說，是我國文言小說中的
珍品，也是《聊齋誌異》思想藝術成就最高的部分。
第二節聊齋誌異的思想內容《聊齋誌異》中的優秀作品，反映了廣闊的現實生活，提出許多重要的社會問題，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態度。
它們或者揭露封建統治的黑暗，或者抨擊科舉製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禮教的束縛，具有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
描寫愛情主題的作品，在全書中數量最多，它們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禮教的精神。
其中一些作品，通過花妖狐魅和人的戀愛，表現了作者理想的愛情。
如《嬰寧》、《蓮香》、《香玉》都在沒有戀愛自由的當時寫出了青年男女自由相愛的故事。
篇中的男女主角不顧封建禮教的約束，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願，大膽地追求心愛的人，並都獲得了幸福的結局。
如《香玉》中的黃生在勞山下清宮中愛上了白牡丹花妖香玉，不幸花為他人移去，他日日臨穴哭吊，終於感動花神使香玉複生宮中。
《蓮香》中的女鬼李氏熱愛桑生，使桑生害了重病，當她不得不忍痛分手之後，卻“憤不歸墓，隨風漾泊”，終於遊至張家，借屍還魂，和桑生結成了美滿姻緣。
同時在《小謝》中，作者更寫出男女雙方經過一段自由接觸逐步發展了愛情的故事。
女鬼秋容、小謝和陶生開始隻是師友相處。後來陶生因事入獄，秋容、小謝為之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祠黑判搶去，也得到陶生的搭救。
他們在與黑暗勢力的鬥爭中彼此互助，發展了愛情，才結為夫婦。
這在男女被絕對禁止社交的封建社會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要知道封建婚姻的決定權操在父母之手，可是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他們自由地相愛，自由地結合，和封建婚姻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些充滿幻想的故事，無疑是現實愛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華，真切地表達了廣大青年男女對自由愛情的憧憬和渴望。
描寫愛情主題的另一些作品，揭露了封建社會對青年男女愛情生活的種種阻礙，表現了他們的反抗鬥爭。
而《鴉頭》、《細侯》、《連城》、《宦娘》都是這方麵的優秀作品。
《鴉頭》中的狐女鴉頭是一個敢於反抗家長淫威的女性形象。
《細侯》則揭露了富商大賈對青年幸福的破壞和妓女細侯的激烈反抗行動。
《連城》寫喬生和連城爭取自由婚姻的鬥爭，尤為曲折動人。史孝廉征詩擇婿，喬生的詩得到女兒連城的喜愛，史卻以喬生家貧而不許婚。
喬生深感連城知己。後連城病死，喬前往臨吊，一慟而絕。
他在陰間找到連城，並在好友顧生的幫助下，被準許還魂，二人相攜迴到裏門：
連城曰：“重生後，懼有反複。清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
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誌恐不遂，尚宜審謀，不然，生後何能自由?”
相將入側廂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鬼報也。”生喜，極盡歡戀。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廂中者三日。
這一情節充分暴露了封建社會的沉重壓力，也突出表現了二人爭取自由婚姻的堅決鬥爭。
這篇作品的重要意義還在於它提出了一種新的愛情觀點，即知己之愛。
它比之向來“郎才女貌”的愛情，有更其深刻的社會意義。
《聊齋誌異》的另一重要主題，是抨擊科舉製度的腐敗。
作者飽含感情地揭露了科舉製度埋沒人才的罪惡。
《葉生》後隻能讓自己的鬼魂幫助一個邑令之子考中舉人，“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
並且作者指出科舉埋沒人才的原因，即考官都是“樂正師曠、司庫和嶠”(《於去惡》)之流，不是眼瞎，便是愛錢。
像是《素秋》，《神女》、《阿寶》等篇都暗示了科舉考試的賄賂公行；《司文郎》，《於去惡》等篇則有力地抨擊了考官的有目無珠。
特別是《司文郎》的諷刺尤為辛辣尖刻，作品寫一個能從燒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壞的瞎和尚，在嗅過王生的文章後說：“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
再嗅餘杭生的文章，則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
可是榜發之後，餘杭生高中，而王落第。
和尚聞訊歎道：“仆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於去惡》進一步揭出了這些考官鼻目雙盲的底：
“得誌諸公，目不睹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餘年，即文學土，胸中尚有字耶?”
庸俗利祿之徒以八股文為敲門磚，在獵取功名。掌握文柄之後，再大量錄取凡庸之土。
正是在這種惡性循環裏，“陋劣幸進而英雄失誌”就成為一種必然現象了。
作品一開始就通過周進、範進中舉前後的悲喜劇，揭示了科舉製度是怎樣腐蝕著程晉芳《懷人詩》(作於1748—1750午)中說：“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
據此可知書大概成於1750午前。
公的嘲笑，還替前科新中的王舉人掃了一早晨“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
後來連教館之職也失去了，隻得給商人記帳。
當他一見貢院號板，就禁不住萬感俱發，一頭撞去，哭得死去活來。
而當商人們答應替他捐個監生時，他竟爬到地上磕頭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
範進也是個連考十餘次不取的老童生，發榜那天，家裏沒有早飯米，隻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雞到集上去賣。
聽到中舉的消息後，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著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歡喜得發了瘋。
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戶的耳光之後才清醒過來。從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許多人來奉承他，不到兩三個月，田產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
由此可見，士子們的熱中科舉，不過是為了爬上統治階級地位，升官發財，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臧蓼齋說他為什麽要拚命花錢補個廩生時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
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灑簽、打人”。也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可見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
文士的心靈，以及士子們熱中科舉的原因。六十多歲的周進，因未曾進學，不得不卑躬屈節，忍受著新進學的梅三相作品中的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他說。
“舉業二字是從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
另二個人物魯編修認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麽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麽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
在他的影響下，女兒魯小姐也在曉妝台畔，刺繡床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
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淚眼，怨他誤了自己終身。
匡超人出身貧困，原也還純潔樸實，用自己的勞動養活父母。
自從聽了馬二先生的“勸導”後，逐漸熱中舉業，後來得到李知縣的賞識，追求功名富貴之心更熱切了。
為了府考，竟丟下重病的父親。當他考取秀才後，就在杭州與那批鬥方名士鬼混，選文章、騙飯吃。
還跟潘三一起，假刻圖章，短截公文，設計代考。
以後又到京城攀高結貴，拋棄原妻，還恬不知恥地說：“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又何妨!”就這樣，
可見作者通過一連串人物活動，揭示了八股文、科舉製度怎樣使一些樸實的年青人，逐漸墮落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變成了忘恩負義的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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