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需要說明，嘉慶年間的《鏡花緣》是繼《紅樓夢》後比較優秀的一部小說。
作者李汝珍是直隸大興(今北京市大興縣)人，曾任河南縣丞，終身不達。
他學問淵博，精通音韻，旁及雜藝，著有《李氏音鑒》，而《鏡花緣》的話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擬寫二百迴，結果隻完成一百迴。
作品寫唐女皇武則天令百花寒天齊放；眾花神不敢違旨，開花後遭到天譴，被謫為一百個女子。
而花神領袖百花仙則托生為唐敖女小山，唐敖科舉落第，心情沉鬱，隨妻弟林之洋泛海出遊，經舵工多九公向導，曆觀海外諸國異人異事後入小蓬萊求仙不返。
小山思親心切，出海尋父，卻意外地在小蓬萊泣紅亭內錄得一卷“天書”。
迴國後恰逢女試，錄取百女，實則令被謫花神在人間重聚。
眾女及第後，拜謁宗師，連日飲宴、賦詩、遊戲，盡歡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
最後中宗複辟，尊則天為“大聖皇帝”，而則天又下新詔，宣布明年重開女試。
同時隨著雍正七年“大開洋禁，西南洋諸國鹹來互市”之後(王之春《柔遠記》，卷四)，人們的眼界開始擴大，日益要求打破閉塞局麵。
所以這種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李汝珍，使他能根據《山海經》以及漢晉宋元以來筆記雜著的記載，馳騁想象，在《鏡花緣》八至四十迴中安排了許多海外奇國，著力描繪了這些國家的奇聞異見。
一則以寄寓自己的社會理想，一則以譏彈當代的黑暗現象。
這些類似《聊齋誌異》中“羅刹海市”的國度，各有自己獨特的風習。
君子國好讓不爭，寧可損己，不能損人。大人國民風淳厚，待人寬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體現了作者“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
而兩麵國則嫌貧愛富，欺詐成風，一張張親切的笑臉迎人而來，藏在浩然巾後的本相卻猙獰可怕。
這正是封建社會虛偽、狡猾的寫照，像是齒國人聰慧好學，兩個女孩兒大談音韻，竟然使多九公汗流浹背，可見自幼教育女子的重要。
然而白民國卻有學究，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讀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
而淑國假裝斯文，酒保竟用“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萊要一碟乎?兩碟乎?”去詢問顧客。
把醋當酒的老儒，咬文嚼字，一段日常對話竟連用了五十四個“之”字。
這正是作者對儒林中的不學無術，酸腐不堪的學究進行尖刻的諷刺。
他反對八股文，主張分科考試，量材錄用，使有一技之長者各得其所。
這種要求顯然適應了社會分工日漸細密的發展趨向。
此外作者還寫了無腸國的刻薄醃躦，為富不仁，用糞便養活奴婢；毛民國的生性鄙吝，一毛不拔；結胸國的好吃懶做，翼民國的酷好奉承，豕喙國的善於撒謊。
就這樣，作者在這些虛構的國度裏，以酣暢尖刻的筆觸，相當生動地表達了自己對封建社會的殘酷剝削和種種惡俗的憎恨，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鏡花緣》竭力對一切社會問題發表意見，自‘嫁娶、葬殯、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過侈”，風鑒、卜筮、講屬相、擇風水等等迷信風俗的不近人情，都一一予以評論，提出了改革辦法。
但是羅列現象多，深入揭發少，更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而封建士大夫的氣息很重：反八股而不反科舉，反對風水迷信卻以孝道為本；他的烏托邦思想仍然跳不出儒家範疇。
而一切理想的海外樂土上依然有皇帝宰輔，它們的社會結構也依然是封建製。
要求提高婦女地位是《鏡花緣》十分突出的主題思想。
這和當時資本主義因素的進一步發展，以及追求個***的社會啟蒙思想的抬頭是有關係的。
作者在四十八迴《泣紅亭記》裏說：“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嚐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群芳之不傳，因筆誌之。”這多少流露出作者為婦女揚眉吐氣的創作動機。
所以小說一開始就寫“女魁星北鬥垂景象”，“百花獲譴降紅塵”的神話，借以說明“今日靈秀”乃在女子的緣故。
他要求女子自幼有讀書機會，長大了和男子同樣參加考試，反對男子壟斷文化，因而筆下的一百才女，有的文采驚人，有的深通醫理，有的精通數學，有的有膽識，有的有俠腸，一句話，都是些巾幗奇才。
他尤其反對纏足，穿耳這些戕害人身的惡習；反對卜婚、娶妾這些強加給婦女的不平待遇。
甚至連封建史家，文人一概否定的女皇武則天，對她提高婦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讚揚。
這種同情婦女，尊重女權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女兒國”的描寫中。
這裏，“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以治外事”。
而封建社會中女子身受的一切摧殘都轉嫁到男人頭上。
林之洋入宮纏足的描寫，實際是讓男人設身處地去體驗女子的苦楚。
這種朦朧的民主主義思想，和《紅樓夢》有相通之處。
但《鏡花緣》中的女性已經不再是愛情故事中的主角，而是社會活動的參與者了。在古典小說中，這是破天荒的。
然而作者畢竟生活在封建時代，他的觀點依然有很多封建色彩。婦女當權，他依然不能接受，武則天和女兒國王，他都不是當正麵人物來寫的。
武則天當政是“心月狐”“錯亂陰陽”；徐敬業叛亂失敗，作者卻深表同情。
那些及第的才女也都不曾幹預政治，隻是陪伴皇帝的雅客罷了。
父母包辦婚姻，男女授受不親，這些封建習俗，作者並未反對。
由此可見作者的反封建是不徹底的。
清中葉以後，考據學風更加盛行，作者“於學無所不窺”，深受影響，以致連創作也遵循“小學家”的要求。
那些幻想的國度固然大多有前人著述為本，而那些生活細節的描繪也都充滿了學術研究的氣味。
許多地方，議論說教代替了形象刻劃。全書一百幾十個人物，隻有林之洋，多九公粗具輪廓，駱紅蕖、廉錦楓有限幾個女性稍見特色。
其他許多的“才女”，則大多形象蒼白，她們實際上僅僅是作者矜才炫學的代盲人。
作品後半部，竟有二十七迴寫書畫琴棋，醫卜韻算，以及酒令、燈謎、雙陸，馬吊，鬥草，投壺“各種百戲之類”，大大掩沒了現實生活的描寫，應當指出，《鏡花緣》的藝術價值是並不高的。
又因書中的不少幻想，缺乏生活依據，往往誇張失實。例如君子國為貴買賤賣，讓他人得利，竟至相打，這就自相矛盾，給人向壁虛造的感覺。
對一些反麵現象，往往斥罵多而諷刺少，辭意淺露。
雖似有心學習《儒林外史》，卻給人以《斬鬼傳》的印象。
《鏡花緣》的精華主要在前半部，後半部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借小說以誇耀學問和知識。
但在道鹹之間《野叟曝言》、《蟑史》等庸俗反動小說充斥文壇的時代，它就不能不算是一部較好的作品了。
我國文言小說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盛行，出現大量記錄神鬼怪異和人物軼事的筆記小說。
至唐人“有意為小說”，發展為傳奇，具備了短篇小說的規模，並取得很高的成就。
宋元時期，白話小說開始發展，文言小說雖然數量不少，但除了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張實的《流紅記》、宋梅洞的《矯紅記》等少數作品外，大部分正如魯迅所說。
其“為誌怪，既平實而乏文采，其傳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之可言矣”(《中國小說史略》)。
並且明代創作傳奇和誌怪小說的風氣複熾，出現的作品更多，較著名的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昌祺的《剪燈餘話》，邵景瞻的《覓燈因話》等，但思想和藝術仍沒有超越前人的水平。
直至蒲鬆齡的《聊齋誌異》創造性地繼承了文言小說的傳統，用唐人傳奇法來誌怪，既反映了豐富的社會生活，又有很高的藝術造詣，才把我國文言小說推到更高的階段。
至於蒲鬆齡的話，字留仙，別號柳泉，山東淄川(今淄博市)人。
他生在一個“書香”家庭，可是祖-匕科名都不顯，他父親已被迫棄儒經商，到他就更為貧困。
受當時社會風氣和家庭影響，磅鬆齡從小就熱中科名，並在十九歲時連考取縣、府、道三個第一，名振一時。
但此後卻屢試不第，到了三十一歲時，他迫於家貧，應聘為寶應縣知縣孫蕙的幕賓，整天和“無端而代人歌哭”(《戒應酬文》)的應酬文字打交道，大違素誌，次年便辭幕迴鄉。
此後主要是在“縉紳先生家”設帳教學，直到七十歲才“撤帳歸來”(蒲箬《柳泉公行述》)。
這四十年間，他一麵教書，一麵應考，終竟還是個窮秀才。
他的(大江東去)《寄王如水》詞說：“天孫老矣，顛倒了天下幾多傑士。蕊宮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裏。”正是這——段生活和心情的真實描述。
七十一歲他才援例出貢，四年後便死去了，蒲鬆齡窮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對科舉製度的腐朽、封建什途的黑暗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
他的《與韓刺史樾依書》說：“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輸璧，不能自達於聖明，真令人憤氣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同時，由於生活的貧困，有時還直接感受到封建剝削的壓力，他在《答王瑞亭》信中說：“糶穀賣，以辦太平之稅，按限比銷，懼逢官怒。”
從而比較能體會民間疾苦，甚至還激發了他為民請命的精神，所謂“感於民情，則愴側欲泣，利與害非所計及也”。
蒲鬆齡除一度遊幕蘇北外，一生大部分活動不出於淄邑和濟南之間。
但他接觸和交遊的人物卻非常廣泛，他的秀才出身以及遊幕、“坐館”的生活，既使他接觸了大量的統治階級人物，他的長期居住農村和家境的貧困又使他與下層人民保持密切的聯係。
因此，他對封建社會的種種人物——上自官僚縉紳，舉子名士，下至農夫村婦，婢妾娼妓，以及蠹役悍仆，惡棍無賴，賭徒酒鬼，僧道術士等的生活方式、精神麵貌和命運遭際，無不具有細致的觀察和深刻的了解。
這種豐富的生活閱曆和上述的進步思想為他的創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作為一個出身於封建地主階級的文人，蒲鬆齡的思想有他的局限。
他雖同情人民疾苦，卻反對農民起義，雖憎惡貪官汙吏、土豪劣紳，但對最高統治者則存在較大的幻想。
一生偃蹇的命運激發了他的不滿情緒，同時也形成了他牢固的宿命論思想，尤其迷信佛教。
此外，他也承襲了不少儒家陳腐的封建道德觀念，所有這些都給他的創作帶來了消極成分。
蒲鬆齡是一個具有多方麵藝術才能的作家，一生著作豐富。
除《聊齋誌異》外，還有詩、文、詞、賦，戲曲、俚曲和一些雜著，其中都有一些好作品。
特別是俚曲的創作表明了作者對通俗文學的重視，《磨難曲》根據《聊齋誌異》的《張鴻漸》改編而更廣泛地描寫了社會生活，表現了廣大人民的悲慘命運，是俚曲中最有成就的一篇。
《聊齋誌異》是蒲鬆齡的代表作，在他四十歲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後不斷有所修改和增補，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的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
《聊齋誌異》中雖有部分作品出自作者的親身見聞，如《地震》、《跳神》等，也還有承襲過去題材而加以創造性發展的。
如《續黃粱》本於《枕中記》，《蓮花公主》本於《南柯太守傳》等，但絕大多數則是記述當時民間和下層文士中間的故事傳說。
……
……
……
作者李汝珍是直隸大興(今北京市大興縣)人，曾任河南縣丞，終身不達。
他學問淵博，精通音韻，旁及雜藝，著有《李氏音鑒》，而《鏡花緣》的話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擬寫二百迴，結果隻完成一百迴。
作品寫唐女皇武則天令百花寒天齊放；眾花神不敢違旨，開花後遭到天譴，被謫為一百個女子。
而花神領袖百花仙則托生為唐敖女小山，唐敖科舉落第，心情沉鬱，隨妻弟林之洋泛海出遊，經舵工多九公向導，曆觀海外諸國異人異事後入小蓬萊求仙不返。
小山思親心切，出海尋父，卻意外地在小蓬萊泣紅亭內錄得一卷“天書”。
迴國後恰逢女試，錄取百女，實則令被謫花神在人間重聚。
眾女及第後，拜謁宗師，連日飲宴、賦詩、遊戲，盡歡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
最後中宗複辟，尊則天為“大聖皇帝”，而則天又下新詔，宣布明年重開女試。
同時隨著雍正七年“大開洋禁，西南洋諸國鹹來互市”之後(王之春《柔遠記》，卷四)，人們的眼界開始擴大，日益要求打破閉塞局麵。
所以這種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李汝珍，使他能根據《山海經》以及漢晉宋元以來筆記雜著的記載，馳騁想象，在《鏡花緣》八至四十迴中安排了許多海外奇國，著力描繪了這些國家的奇聞異見。
一則以寄寓自己的社會理想，一則以譏彈當代的黑暗現象。
這些類似《聊齋誌異》中“羅刹海市”的國度，各有自己獨特的風習。
君子國好讓不爭，寧可損己，不能損人。大人國民風淳厚，待人寬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體現了作者“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
而兩麵國則嫌貧愛富，欺詐成風，一張張親切的笑臉迎人而來，藏在浩然巾後的本相卻猙獰可怕。
這正是封建社會虛偽、狡猾的寫照，像是齒國人聰慧好學，兩個女孩兒大談音韻，竟然使多九公汗流浹背，可見自幼教育女子的重要。
然而白民國卻有學究，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讀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
而淑國假裝斯文，酒保竟用“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萊要一碟乎?兩碟乎?”去詢問顧客。
把醋當酒的老儒，咬文嚼字，一段日常對話竟連用了五十四個“之”字。
這正是作者對儒林中的不學無術，酸腐不堪的學究進行尖刻的諷刺。
他反對八股文，主張分科考試，量材錄用，使有一技之長者各得其所。
這種要求顯然適應了社會分工日漸細密的發展趨向。
此外作者還寫了無腸國的刻薄醃躦，為富不仁，用糞便養活奴婢；毛民國的生性鄙吝，一毛不拔；結胸國的好吃懶做，翼民國的酷好奉承，豕喙國的善於撒謊。
就這樣，作者在這些虛構的國度裏，以酣暢尖刻的筆觸，相當生動地表達了自己對封建社會的殘酷剝削和種種惡俗的憎恨，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鏡花緣》竭力對一切社會問題發表意見，自‘嫁娶、葬殯、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過侈”，風鑒、卜筮、講屬相、擇風水等等迷信風俗的不近人情，都一一予以評論，提出了改革辦法。
但是羅列現象多，深入揭發少，更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而封建士大夫的氣息很重：反八股而不反科舉，反對風水迷信卻以孝道為本；他的烏托邦思想仍然跳不出儒家範疇。
而一切理想的海外樂土上依然有皇帝宰輔，它們的社會結構也依然是封建製。
要求提高婦女地位是《鏡花緣》十分突出的主題思想。
這和當時資本主義因素的進一步發展，以及追求個***的社會啟蒙思想的抬頭是有關係的。
作者在四十八迴《泣紅亭記》裏說：“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嚐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群芳之不傳，因筆誌之。”這多少流露出作者為婦女揚眉吐氣的創作動機。
所以小說一開始就寫“女魁星北鬥垂景象”，“百花獲譴降紅塵”的神話，借以說明“今日靈秀”乃在女子的緣故。
他要求女子自幼有讀書機會，長大了和男子同樣參加考試，反對男子壟斷文化，因而筆下的一百才女，有的文采驚人，有的深通醫理，有的精通數學，有的有膽識，有的有俠腸，一句話，都是些巾幗奇才。
他尤其反對纏足，穿耳這些戕害人身的惡習；反對卜婚、娶妾這些強加給婦女的不平待遇。
甚至連封建史家，文人一概否定的女皇武則天，對她提高婦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讚揚。
這種同情婦女，尊重女權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女兒國”的描寫中。
這裏，“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以治外事”。
而封建社會中女子身受的一切摧殘都轉嫁到男人頭上。
林之洋入宮纏足的描寫，實際是讓男人設身處地去體驗女子的苦楚。
這種朦朧的民主主義思想，和《紅樓夢》有相通之處。
但《鏡花緣》中的女性已經不再是愛情故事中的主角，而是社會活動的參與者了。在古典小說中，這是破天荒的。
然而作者畢竟生活在封建時代，他的觀點依然有很多封建色彩。婦女當權，他依然不能接受，武則天和女兒國王，他都不是當正麵人物來寫的。
武則天當政是“心月狐”“錯亂陰陽”；徐敬業叛亂失敗，作者卻深表同情。
那些及第的才女也都不曾幹預政治，隻是陪伴皇帝的雅客罷了。
父母包辦婚姻，男女授受不親，這些封建習俗，作者並未反對。
由此可見作者的反封建是不徹底的。
清中葉以後，考據學風更加盛行，作者“於學無所不窺”，深受影響，以致連創作也遵循“小學家”的要求。
那些幻想的國度固然大多有前人著述為本，而那些生活細節的描繪也都充滿了學術研究的氣味。
許多地方，議論說教代替了形象刻劃。全書一百幾十個人物，隻有林之洋，多九公粗具輪廓，駱紅蕖、廉錦楓有限幾個女性稍見特色。
其他許多的“才女”，則大多形象蒼白，她們實際上僅僅是作者矜才炫學的代盲人。
作品後半部，竟有二十七迴寫書畫琴棋，醫卜韻算，以及酒令、燈謎、雙陸，馬吊，鬥草，投壺“各種百戲之類”，大大掩沒了現實生活的描寫，應當指出，《鏡花緣》的藝術價值是並不高的。
又因書中的不少幻想，缺乏生活依據，往往誇張失實。例如君子國為貴買賤賣，讓他人得利，竟至相打，這就自相矛盾，給人向壁虛造的感覺。
對一些反麵現象，往往斥罵多而諷刺少，辭意淺露。
雖似有心學習《儒林外史》，卻給人以《斬鬼傳》的印象。
《鏡花緣》的精華主要在前半部，後半部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借小說以誇耀學問和知識。
但在道鹹之間《野叟曝言》、《蟑史》等庸俗反動小說充斥文壇的時代，它就不能不算是一部較好的作品了。
我國文言小說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盛行，出現大量記錄神鬼怪異和人物軼事的筆記小說。
至唐人“有意為小說”，發展為傳奇，具備了短篇小說的規模，並取得很高的成就。
宋元時期，白話小說開始發展，文言小說雖然數量不少，但除了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張實的《流紅記》、宋梅洞的《矯紅記》等少數作品外，大部分正如魯迅所說。
其“為誌怪，既平實而乏文采，其傳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之可言矣”(《中國小說史略》)。
並且明代創作傳奇和誌怪小說的風氣複熾，出現的作品更多，較著名的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昌祺的《剪燈餘話》，邵景瞻的《覓燈因話》等，但思想和藝術仍沒有超越前人的水平。
直至蒲鬆齡的《聊齋誌異》創造性地繼承了文言小說的傳統，用唐人傳奇法來誌怪，既反映了豐富的社會生活，又有很高的藝術造詣，才把我國文言小說推到更高的階段。
至於蒲鬆齡的話，字留仙，別號柳泉，山東淄川(今淄博市)人。
他生在一個“書香”家庭，可是祖-匕科名都不顯，他父親已被迫棄儒經商，到他就更為貧困。
受當時社會風氣和家庭影響，磅鬆齡從小就熱中科名，並在十九歲時連考取縣、府、道三個第一，名振一時。
但此後卻屢試不第，到了三十一歲時，他迫於家貧，應聘為寶應縣知縣孫蕙的幕賓，整天和“無端而代人歌哭”(《戒應酬文》)的應酬文字打交道，大違素誌，次年便辭幕迴鄉。
此後主要是在“縉紳先生家”設帳教學，直到七十歲才“撤帳歸來”(蒲箬《柳泉公行述》)。
這四十年間，他一麵教書，一麵應考，終竟還是個窮秀才。
他的(大江東去)《寄王如水》詞說：“天孫老矣，顛倒了天下幾多傑士。蕊宮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裏。”正是這——段生活和心情的真實描述。
七十一歲他才援例出貢，四年後便死去了，蒲鬆齡窮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對科舉製度的腐朽、封建什途的黑暗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
他的《與韓刺史樾依書》說：“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輸璧，不能自達於聖明，真令人憤氣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同時，由於生活的貧困，有時還直接感受到封建剝削的壓力，他在《答王瑞亭》信中說：“糶穀賣，以辦太平之稅，按限比銷，懼逢官怒。”
從而比較能體會民間疾苦，甚至還激發了他為民請命的精神，所謂“感於民情，則愴側欲泣，利與害非所計及也”。
蒲鬆齡除一度遊幕蘇北外，一生大部分活動不出於淄邑和濟南之間。
但他接觸和交遊的人物卻非常廣泛，他的秀才出身以及遊幕、“坐館”的生活，既使他接觸了大量的統治階級人物，他的長期居住農村和家境的貧困又使他與下層人民保持密切的聯係。
因此，他對封建社會的種種人物——上自官僚縉紳，舉子名士，下至農夫村婦，婢妾娼妓，以及蠹役悍仆，惡棍無賴，賭徒酒鬼，僧道術士等的生活方式、精神麵貌和命運遭際，無不具有細致的觀察和深刻的了解。
這種豐富的生活閱曆和上述的進步思想為他的創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作為一個出身於封建地主階級的文人，蒲鬆齡的思想有他的局限。
他雖同情人民疾苦，卻反對農民起義，雖憎惡貪官汙吏、土豪劣紳，但對最高統治者則存在較大的幻想。
一生偃蹇的命運激發了他的不滿情緒，同時也形成了他牢固的宿命論思想，尤其迷信佛教。
此外，他也承襲了不少儒家陳腐的封建道德觀念，所有這些都給他的創作帶來了消極成分。
蒲鬆齡是一個具有多方麵藝術才能的作家，一生著作豐富。
除《聊齋誌異》外，還有詩、文、詞、賦，戲曲、俚曲和一些雜著，其中都有一些好作品。
特別是俚曲的創作表明了作者對通俗文學的重視，《磨難曲》根據《聊齋誌異》的《張鴻漸》改編而更廣泛地描寫了社會生活，表現了廣大人民的悲慘命運，是俚曲中最有成就的一篇。
《聊齋誌異》是蒲鬆齡的代表作，在他四十歲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後不斷有所修改和增補，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的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
《聊齋誌異》中雖有部分作品出自作者的親身見聞，如《地震》、《跳神》等，也還有承襲過去題材而加以創造性發展的。
如《續黃粱》本於《枕中記》，《蓮花公主》本於《南柯太守傳》等，但絕大多數則是記述當時民間和下層文士中間的故事傳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