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說明一下,不吹不黑,其實明初也有一些較少受到道學氣和八股文熏染的傳奇作品,如《精忠記》、《金印記》、《千金記》、《連環記》等都是。


    但大都結構鬆散,人物刻畫粗糙,可貴的是能有一些動人的內容。


    同時到了嘉靖、隆慶年間,劇壇還產生了著名的“三大傳奇”,也就是《寶劍記》、《浣紗記》、《鳴鳳記》。


    也正是這三部傳奇的產生,才徹底打破了明初以來傳奇的沉寂僵化狀態,掀開了傳奇繁榮的新篇章。


    首先給大家說說李開先的《寶劍記》吧,李開先這個人的話,號中麓,山東人,是嘉靖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因上疏批評時政,罷官居家近30年,以和友人創作、研究戲曲消磨歲月,發散鬱悶。


    因此他的代表作《寶劍記》就是他與友人的集體創作。


    《寶劍記》這出戲劇的話,全劇共有52出,取材於《水滸》中的林衝故事,但情節多有改動。


    這部劇中寫林衝因征方臘有功,仁征西統製,因上本彈劾童貫而被貶,幸得張叔夜提拔,又任禁軍教頭。


    後又上本彈劾高俅,被高俅設計賺入白虎堂,問成大罪,發配滄州。


    此後才發生了野豬林、火燒草料場、殺死仇敵、投奔梁山等故事。


    其中還穿插了高俅之子高明企圖霸占林妻張貞娘,強逼成婚,貞娘逃出汴梁,在白雲庵出家為尼,林母自盡,丫環錦兒代貞娘而死等情節。


    最後是林衝與宋江等接受招安,均被封官,以及將高俅父子問成死罪,押至軍前,憑林衝發落,還有林衝夫妻相遇,大團圓。


    很顯然,《寶劍記》寫林衝沒有完全根據《水滸》,其最大改動就是林衝與高俅矛盾的起因。


    《水滸》中是由於高俅幹兒子高衙內圖謀林妻引起,這裏改為林衝一再參奏高俅、童貫結黨營私、禍國殃民。


    雖也寫到了衙內圖謀林妻,但卻把它移到了林衝發配之後。


    這樣一改,就突出了林、高鬥爭是忠奸鬥爭。


    並且林衝形象也一改原來的被動反抗而為現在的主動出擊,從而更加突出了林衝疾惡如仇、正直不苟的人格精神。


    應該說,作者這樣寫,與他在當時深受奸相嚴嵩的傾軋而罷職閑居有關,是對現實政治有所指斥的。


    不過,《寶劍記》藝術上並不十分成功,全劇結構鬆散,情節重複,隻注意了以生旦為主,重要人物魯智深形象模糊;反麵人物陸謙、富安用墨過少;語言也偏於文雅雕琢;並且不完全合律。


    其中較好的是第37出《夜奔》,寫林衝夜奔梁山時“專心投水滸,迴首望天朝”的複雜心理,寫他“丈夫有淚不輕彈,隻因未到傷心處”的英雄失意,感慨蒼涼,具有濃鬱的抒情性,現在仍是昆曲中的優秀劇。


    而除了林開先《寶劍記》外,就是梁晨魚的《浣紗記》,梁晨魚是江蘇昆山人,性情豪爽,放蕩不羈,精通樂理,曾從師於著名的昆山腔改革家魏良輔。


    他的《浣紗記》通常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部用改革後的昆腔譜曲的本子,在戲劇史上有重要地位。


    《浣紗記》全劇共45出,寫的是曆史上吳越興亡的故事,因此也叫《吳越春秋》。


    劇本以範蠡、西施之間的悲歡離合的愛情為線索,演述吳越兩國的興亡。


    吳王夫差憑借國勢強大,率兵破越,越國淪陷,越王勾踐被俘。


    之後,越王勾踐忍辱負重,等待時機複仇,被赦返越之後,更臥薪嚐膽,發奮圖強,又用“美人計”離間吳國君臣,吳國上下驕奢佚樂,越王勾踐便率兵滅吳,吳王夫差兵敗自殺。


    劇作鮮明批判了吳國君臣的驕奢腐化,歌頌了越國君臣的艱苦奮鬥。


    特別突出了範蠡、西施為國雪恥、甘願獻身的崇高愛國精神。


    《浣紗記》的主人公是越國大臣範蠡和著名美女西施,當初他們在明澈的溪水旁以一縷潔白得輕紗定情,本希望“百歲圖歡慶”,不想風雲突變,國土淪亡。


    這時,一對情侶不得不忍痛割愛,悵然分手,為國家利益毅然拋卻兒女私情。範蠡


    深明大義,執意勸西施打入吳宮,西施毅然入吳,不辱使命。


    這種“美人計”雖不值得過分稱道,但在具體描寫中卻極力突出了西施忍辱負重、為國報仇的愛國思想。


    劇本拋棄了世俗的貞操觀念,讓西施從吳宮迴來後,又同範蠡結合,這在“失節事大”的理學盛行時代,極為難能可貴。


    最後寫範蠡作為越國謀臣,有功不居,功成身退,攜西施泛湖歸隱,寓意深刻,耐人尋味:它表明了範蠡對統治者“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本質的清醒認識,否定功名富貴,強調了愛情的勝利。


    與此同時,藝術上也突破了夫貴妻榮的大團圓結局,令人耳目一新。


    《浣紗記》賓白駢散互用,曲詞俊語如珠。用昆山腔演唱,細膩舒徐,圓潤柔美,對昆腔的傳播與發展有極大影響。


    最後就是無名氏的《鳴鳳記》了,之所以說是無名氏,是因為《鳴鳳記》的作者的確不詳,因此明代呂天成《曲品》把它列為無名氏作品。


    這部劇全劇共41出,是一部著名的時事劇,政治活報劇。


    劇本寫的是嘉靖時奸相嚴嵩父子專權,殘害忠良,內任黨羽,外用軍財,致使倭寇侵界,河套失陷,朝政日非。


    以夏言、楊繼盛為首的忠直朝臣前仆後繼,同奸相鬥爭,猶如“朝陽丹鳳一齊鳴”,所以叫《鳴鳳記》。


    《鳴鳳記》雖然人物眾,頭緒多、情節繁,但忠奸鬥爭的戲劇衝突還是一線貫穿的。


    一方是剛正不阿、部位權勢、視死如歸的夏言、楊繼盛等“八諫臣”,一方是嚴嵩父子等大奸臣。


    劇中的人物、事件大都真實,演出效果也相當好,簡直“令人有手刃嵩賊之意”(呂天成《曲品》)。


    《鳴鳳記》不僅直接反映當代重大時世,首開風氣之先;而且打破生旦團圓舊套,在戲曲史上也是個創造。


    全劇41出,生(楊繼盛)旦(楊妻張氏)在第15出就結束了活動,先後被殺、殉節,但全劇情節不夠緊湊,人物性格還顯浮泛。


    此後就是明後期了,明後期的劇壇情況的話,怎麽說呢,在進入明萬曆以後,傳奇創作進入高潮,一派繁榮。


    其突出標誌就是湧現出傑出的劇作家湯顯祖及其“臨川四夢”,把傳奇創作推上了高峰。


    在他影響下出現的“臨川派”劇作家,成為明傳奇創作的一支重要方麵軍。


    同時,劇作家沈璟,作為“吳江派”的帶頭人,其戲曲理論在當時影響更大。


    沈、湯兩派以不同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傾向相互爭勝,促進了明傳奇的進一步發展。


    從劇作精神看,明後期傳奇最突出的傾向是張揚個***,批判封建禮教。


    它通常以婚戀自由作為具體演繹。


    於是出現了遠遠超出一般才子佳人戀愛俗套的不朽作品,如《牡丹亭》《嬌紅記》。


    從聲腔發展看,昆腔創作一枝獨秀,大部分傳奇都是比較典雅的昆腔作品,同時具備較高的文學品位。


    另外,民間的弋陽腔與各地方戲的結合,也上演了不少豐富多彩的傳奇劇目,滿足了大眾的審美需求。


    先給大家說說沈璟的昆腔創作吧,沈璟這個人的話,是江蘇吳江人,進士出身,曆任兵部、禮部、吏部主事、員外郎,曾因事被貶,37歲時告病歸隱。


    晚年專意於戲劇理論研究和劇本創作近20年,共改編創作17本昆劇,明為《屬玉堂傳奇》,現存7種。


    沈璟傳奇多從傳統道德出發,抨擊世風墮落。影響較大的是《義俠記》,根據《水滸》武鬆故事改編,突出的是武鬆的忠義和俠烈,已達到懲惡揚善目的。


    另外有《博笑記》,由十個短小喜劇構成,每劇二至四出,內容多宣揚戒淫警盜、懲惡揚善。


    由此看來,呂天成《義俠記序》說沈璟傳奇“命意皆主風世”,概括基本準確。


    但沈璟的創作成就遠不如湯顯祖,他的地位,主要是因創立其曲譜體製和吳江派戲曲理論而奠定的。


    但不管怎麽說,沈璟也是明代著名曲學大家,他辭官歸隱後潛心致力於昆腔格律體係的建立、


    像是他的《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審定宮調曲牌,規範曲牌句法格式,確定聲腔音律,分辨正字、襯字,標出板眼,較全麵地構建了以昆腔為主體的新傳奇的格律體係,成為曲家填譜的法則。


    沈璟戲曲格律理論的基本思想,是對“場上之曲”的強調。他提出“合律依腔”和“語言本色”的主張,以使“案頭之曲”成為“場上之曲”。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他在格律與文辭的關係上有些認識不足,為強調音律,往往不惜因律害意,未免偏激、過分。


    而與之相關的“沈湯之爭”,也就成了明代戲劇史上的重要話題。


    所謂“沈湯之爭”,說的是沈璟和湯顯祖對戲曲創作有著截然不同的見解,其焦點在於如何處理曲“律”與曲“意”的關係。


    沈“強調音律”,甚至不惜“因律害意”“欲度新聲休走樣,名為樂府,須教合律依腔。”“寧使時人不鑒賞,無使人撓喉捩嗓。”


    地方湯“推崇意趣”,甚至不惜“因意害律”:“凡文以意趣神色為主,四者到時,或有麗詞俊音可用,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聲否?”“餘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據王驥德《曲律》、湯顯祖《答淩初成》載:沈璟、呂玉繩曾把湯顯祖的《牡丹亭》改編為《同夢記》,引起湯顯祖的極大不滿。


    湯很氣憤地說:“《牡丹亭記》要依我原本,其呂家改的,切不可從。雖是增減一二字以便俗唱,卻與我原作的意趣大不相同了。”


    於是“沈湯之爭”由此而生。


    王驥德認為,“臨川之於吳江,故自冰炭”,可見兩位大家到了水火難容的地步。


    而我們現在以為,沈湯兩人的主張,雖各有某些合理成分,顯然更有偏頗、過分的地方。


    還是王驥德《曲論》說得公允:“鬆淩(沈璟)據詞法而讓詞致,臨川(湯顯祖)妙詞情而越詞檢”。


    明呂天成《曲品》進一步說:“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彠,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雙美者乎?”


    顯然是在研究、斟酌了兩人的長短得失之後,終於認識到曲意和曲律都不可偏廢的道理,隻有兩者兼顧,才能兩全其美。


    到了明後期,圍繞著沈璟和湯顯祖,形成了兩大戲劇流派:一是吳江派,一是臨川派。


    吳江派的話,因核心人物沈璟是江蘇吳江人而得名。


    屬於這派的成員有餘姚人呂天成、葉憲祖,蘇州人馮夢龍、袁於令,上海人範文若,嘉興人卜世臣,吳江人沈自晉等昆曲作家。


    這些人大都是沈璟的子侄、門生或朋友,作品多宣揚傳統的倫理道德,講究格律嚴整,語言本色,他們的許多劇目常被後世搬演。


    此外,呂天成的《曲品》,是繼《南詞敘錄》之後的第二部評明傳奇的專著;沈自晉(沈璟之侄)的《南詞新譜》在其叔叔沈璟的《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基礎上增補而成。


    另外,徐渭的學生王驥德雖不屬這派成員,但與沈璟、呂天成等曲學家都交情不淺,其曲學理論著作《曲律》是中國戲曲創作規律的比較係統的總結。


    而臨川派的話,是以臨川劇作家湯顯祖為代表的一個戲曲流派,因湯顯祖居住玉茗堂,所以又叫“玉茗堂派”。


    臨川派戲劇創作主才情,不拘音律,常以男女至情反對封建禮教,以奇幻情節承載浪漫風格,以綺詞麗語體現優美文采,屬於這派的成員有吳炳、阮大铖、孟稱舜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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