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徐光啟在翻譯過程中善於吸收西洋科學，並對中國科學加以開發，例如他在譯了《測量詞義》後，利用其中學院與我國古代方法的關係進行闡釋，寫出《測量同義》和《勾股義》兩書。
同時在幾何方麵，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意大利人，神甫，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學識兼通中西，有“西耒孔子”之美稱)與瞿式穀譯出《幾何要法》。
而利瑪竇有關幾何學的論著《圓容轉義》1608年由李之藻筆述成漢語，論述圓的內接外接，到了1614年利印李、利又合作編譯了《同文指算》，此後清代學者在此基礎上加以改進，使筆算得到廣泛應用。
1634年編成的《崇禎曆書》中介紹了平麵三角學和球麵三角學。
專門譯著有鄧玉涵《大測》二卷(1631)，《割圓八線表》六卷，羅雅各譯《測量全義》十卷(1631)，增補了古代中國數學的內容，並引起了清代數學家的興趣。
並且在清朝順治年前，波蘭人穆尼各到南京傳教，增加方中通、薛風祚、湯講授西洋數學和天文學，後由薛鳳祚編譯成《天步真元》與《天學會通》兩書。
《四庫提要》稱前者為“薛沒祚所譯西洋穆尼閣法”。
此書有關明交食，正集內還有《比例對數表》十二卷。
《天學會通》與《比例以數表》、《三角算法》都是數學方麵的著作。
包括清朝的康熙帝愛好自然科學，尤愛天文數學。
他特命法國傳教士張誠、白晉為他講解析幾何，並用滿文譯撰數學天文方麵的書籍約二十種，其中包括:白晉譯法國教學家帕爾迪的《幾何原理》(slementsdegeometnie)(滿、漢)張誠譯法人巴蒂(ppardies)的《應用幾何》(滿文版)、《歐幾裏德和阿基米德幾何原理》(滿、漢)、《算術纂要總綱》、《借根方法節要》、《勾股相求之法》、《八線表根》、《比例規解》、《對數表》等。
至於物理學和機械工程學方麵的代表譯作是《泰西水法》和《奇器圖書》。
為了興修水利，徐光啟請熊三拔(sabbathinusdearsis，1575—1620，意大利人，1606年來華)共譯《泰西水法》。此書共六卷，1612年成文。
像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該書內容歸為“皆記取水蓄水之法??”此書譯成有利於改進中國傳統灌溉方不支，為中國民眾做了件好事。
還有《奇器圖說》由鄧玉涵口授，王徵筆錄。
此書言重心比例之理凡六十一款，言杠杆滑車輪軸斜麵之理凡九十二款，每款都有例證，又言起重、引重、轉重、取水以及用水為代人力的器械和用法。
天啟七年初刻木原名是《奇器圖說錄最》。
王徵在(馬祖毅:p282)《奇器圖說自序》中闡述其選擇的標準:“然圖說之中巧器，極多??”
采礦冶金方麵，李經天在督領曆局中西人士譯完西法曆書，造完修曆儀器之後，又鑒於當時外患日迫，為給朝庭解決財政困難，便又同湯若望等譯礦產書籍，目前僅在《坤輿格致》一種。
關於翻譯采礦冶金之書，耶酥會士畢方濟(franciscosambiaso，1582—1649，意大利人，1610年來華)曾上奏明王朝，提出四條建議:一是“明曆法以昭大統”，二是“辦礦脈以裕軍需，三是“通西國以宣海利”，四是“購西銃以資戰守”。
關於第二條，他具體寫道:
“蓋造化之利，發現於礦。第不知礦苗之所在，則妄鑿。一日，即虛一日之費。西國格物窮理之書，凡天文、地理、農政、水法、火攻等器，無不具載。其論五金之礦脈，征兆多端。宜在澳門招清礦學之儒，翻譯中文，循而察之，庶能左右逢源。”
至於軍事技術的話，在明朝末年，外患重重，東受倭寇之攏，北患滿州之侵，保衛疆土也是一大急要。
明朝的軍器技術落後，急待改進，而徐光啟在與傳教士的交流之中深知西洋火器之利，於是上書熹宗，“力求多鑄西洋大炮，以資城守”，(《明史?徐光啟傳》)，帝善其言。派人到澳門招西洋人鑄炮。
崇禎時又命湯若望等監鑄大炮，傳授用法。
1643年湯若望與焦勖譯《火功契要》三卷，又名《則克錄》，專論製造火器之法，製藥、放藥、火功秘要以及插圖。
到了1678或1679年，清康熙帝又命南懷仁監製大炮，並撰寫了有關火炮製作和使用的軍事著作。
《神武圖說》國人根據西方編譯的作品有趙士楨的《神器譜》和趙民所藏由祝融佐編譯的《海外火攻神器圖說》，等等。
在醫學及生理學方麵的話，西方傳教士在譯著宗教文獻時，也給中國介紹了西方醫學理論，如湯若望在《主製群征》裏介紹了西方人體解剖知識，心、脾、肝、膽的作用，血液的生成及功能。
鄧玉涵譯述的《泰西人身說略》畢拱辰的《人身說概亭》，康熙年間，張誠和晉曾編譯《人體血液循環和坦尼斯的新發現》第九卷;南懷仁與利類思等編《西方要紀》，曾述西藥製法;石鐸綠(1676年來華)編的《草木補》，是西洋藥物最早傳入中國的書。
以上西醫書籍的介紹，對中國醫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
還有輿地學，元明時與海外的交流人們知地球之形狀，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到來使人們得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於天中之說，而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給圖立說，是“為吾國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
地圖方麵，李之藻譯刻過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龐迪峨翻譯《萬全國圖》，後業艾儒圖增長率補，乾隆年間來中國的蔣友仁曾向清王朝進《增補坤輿全圖》及新渾天儀，奉旨翻譯圖說。
何國宗、錢大昕“為之譯潤色“(《田壽人傳》)清康熙帝利用來華傳教士八年間對清朝疆域進行一次全國性測繪，並繪《皇朝全覽圖》實為一樁壯舉，而且為以後的地圖出版提供了藍本。
1622年艾儒略編譯《職方外紀》，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用漢文撰寫的世界地理著作。
《四庫全書提要，職方外紀載:“五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書成於天啟癸亥，蓋因利瑪竇、龐迪峨舊本潤色之，不盡儒略自作也。所紀皆絕城風土，為自古輿圖所不載。??分天下為五大洲，一曰亞西亞洲，二曰歐邏巴洲，??三曰利末亞洲，??四曰亞墨利加，??五曰墨瓦蠟尼加。前冠以萬國圖，後附以四海總說”。
而在語言文學方麵，1605年，利瑪竇用拉丁文為漢字著音，撰《西方奇跡》，1625年，金尼閣和王徵合作，在利氏拉丁字母拚音方案上擴充修改，完成《西儒耳目資》一書，我國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指出，該書的重要性首先在於用羅馬字分析漢語的音素，使向來被人看作繁雜的反切，變成簡單的東西，其次，用羅馬字母注明字的字音，使現在對於當時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再有，給中國的音韻學研究開辟出一條新路。
文學方麵僅有利瑪竇在《田奇人十篇》和龐迪峨在《七克》中介紹翻譯過伊索寓言。
1625年，金尼閣和張賡合譯《伊索寓言》選譯本，選寓言二十二篇。
當然，這裏麵也有西方宗教，西方宗教傳入聖經、經院哲學、禪學文獻的翻譯
西方宗教在我國傳播，曆史悠久，柳治徵在《中國文化史》中寫到“西教之入中國地久矣，在唐為景教，在宋為一賜樂業教，在元為也裏可溫教，皆在中國書籍碑版，信而可征者。
外史載元代耶教人之入中國者尤多，然其教在中國無大關係，僅如摩尼、襖教等，得一部分之信從耳。
景教經文化入中國，雖我譯文，亦未傳播，一賜樂業教經僅基於寺，其數更不適景教之多，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響。
其者，惟可供考古者之研索耳。
中國耶教之盛，實由於歐洲之改革宗教，由印度滿剌加而漸及於中國，自利瑪竇等來華，而文士信者眾。??教士之入中國也，習華語，易華服，讀儒書，從儒教，以博中國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其所譯述之經籍，雖未能如釋氏之學之深博，而曆算、格致之學，實足以開近世之風氣。??”
同時明清時期，海禁大開，隨著西方商船而作為其武力征服東方的傳教士們個個身懷絕技，他們的譯著不僅開啟了中國近代科學事業發達的大門，而且為中國近代文藝，特別是中國近代翻譯事業高潮的到來鋪墊了道路。
除了在科學翻譯方麵的成就，耶酥會傳教士們還翻譯著述其宗教典籍，並借翻譯經院哲學代表人物亞裏斯多德著作傳播其思想。
這個時期的譯著有:1624年畢方濟譯的《靈言蠡勺》，631年傅與李合譯《明理探》。
此外，高一誌根據高因勃拉大學的講義編譯了《空際格致》;康熙二十二年，南懷仁又翻譯《窮理學》六十卷，進呈禦覽。
亞裏斯多德的形上學主義唯心哲學和地球為宇宙中心學說為基督神學體係植入理論源泉，正如列寧所說“經院哲學和僧侶主義抓住了亞星斯多德學說中僵死的東西，而不是活生生的東西:《尋求、探索、迷宮、人迷了路，(列寧《亞裏斯多德〈形而上學〉一書摘要》。
神學方麵譯品有利類思譯的《超性學要》;安文思譯的《複活論》，兩者均根據托馬斯?阿奎那所著的《神學大全》。
關於《聖經》的譯本，宋朝時期即有人譯《摩西五經》，元朝時馬可波羅來華時也曾傳播過《聖經》。
耶酥會士賀清泰用官話譯過《古新聖經》，徐宗澤說他譯的“文欠淵雅”。
崇禎八至十年(1635—1637)艾儒略譯《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又名《出像經解》，文中資料多取自《新約》，是《聖經》最早的漢文節譯本。
此外，他還節譯《舊約創世紀》，光緒十四年(1888年)編入《道原精萃》。
教會中《聖經》有多種譯本，最初譯者有葡萄牙傳教士陽瑪諾譯《輕世金書》，其後蔣友仁譯《輕世金書》，王君山(1837—1867)改用白話翻譯，書名《遵主聖花》。
此外還有教士柏享理用文言改譯的王氏譯本;陽瑪諾譯的《聖經直解》為聖經學習提供了幫助。
宣揚天主教教義的書有羅明堅譯《天主聖實錄》，高母羨1593年在馬尼拉出版的《天主教教義》;利瑪賽在南昌刻的《天主實義》，湯若望譯的《主製群征》;宗教傳記多種。
此外，明清間的傳教士還翻譯中國文化經典和文學作品，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和孔子，充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批文化使者。
據載現存最早的中國書西譯本是羅明堅用西班牙文譯的《明心寶鑒》。
其他傳教士如利瑪竇曾用拉丁文譯中國四書，郭納爵(ignaliusdecosta，葡萄牙人，1634年來華)和殷巴鐸(prosperintorcetta，意大利人，1659年來華)用拉丁文合譯《論語》、《大學》、各為《中國的智慧》;殷世鐸譯《中庸》，稱為《中國的政治道德學》;柏應理譯《中國之哲學家孔子》;衛方濟譯以拉丁文譯《四書》、《孝經》、《幼學》;金尼閣於天啟六年(1626年)譯五經為拉丁文，出版了我國經典的最早西澤木。
此外，傳教士宋君榮還曾譯《詩經》、《書經》、《易經》等等。
他們的實踐為後來來華的新教傳教士們提供了榜樣，為中國翻譯史奠定了翻譯實踐和研究的新範式。
來華傳教士還根據他們的翻譯實踐，對翻譯提出了可供參考的見解，就翻譯技巧而言，為了忠實於原文，勿寧說他們對典籍內容理解不足，多采用直譯方法，例如衛方濟(francoisnoel，比利時人)采用直譯法譯《四書》、《孝經》等，連書名也不例外。
譯《大學》為《成年之人學》，譯《中庸》為《不變之中道》、《古新聖經》評序中談到:“翻譯《聖經》的人，虞誠敬慎，惟恐背離《聖經》本意，《聖經》大道即錯亂了，那翻譯的名士也知道各國有各國文理的說法。
他們不按各國本國文章的文法，完全按著《聖經》的本文之意，不圖悅人，惟圖保留存《聖經》的中文文意，自古以來，聖賢既然都是這樣行，我亦效法而行，共總緊要的是道理，貴重的是道理，至於說的體麵，文法奇妙，與人真正善處有何裨益”，他一方麵強調完全按照“本文文意”的直譯法，另一方麵在翻譯中又添加了不少補充文字與詮釋。
裏雅各(jameslegg)認識到語言和翻譯是傳教不可缺少的工具，曾用直譯法譯《論語》中的人名、地名、文化詞等等，法國傳教工賀清泰雖然在被豐鴻銘諷為“穿著清朝服裝的英國人”。
他們的翻譯目的非常明確，天主教史學者徐宗澤談利類思譯《司鐸日課》時，指出:“原利子之譯《司鐸日課》，??蓋欲力培植中華本籍禪職班;即因中華外教人之眾多，傳教級有大宗之中國禪夫;而欲達到此目的，非多選起品學兼優之壯年學者不可;??“是以利瑪竇等尋求與徐光啟、李之藻等的合作。
對於翻譯的語言差異以及語言的處理，傳教士討論翻譯最多的是譯事之難。
1614年，龐迪峨在與徐光啟合譯的《七克》序中說:“中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重似童蒙;近稍曉其大略，得接講論”。
萬曆丁末(1607年)，利瑪竇為《幾何原本》作序中說:“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
了然於口，肖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矣。??”此外，他還討論了與中外人士合作“對譯”之可行，“反複展轉，求合本書之意，以中夏之文重複訂政，凡三易稿”。
利類思在1654年為其所譯《超性學要》寫的序文中寫到:“自慚才智庸陋，下筆維艱，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數限，反複商求，增加新經，勉完第一支數卷，然猶未敢必其盡當於原文也”。
是以傳教士的翻譯離不開華土的參與，而且經常需要他們的“潤筆”。
對於譯文的信達問題以及譯文問題，傳教士們也多有觸論。
1627年意大利傳教士高一誌在著譯《聖人行實》所作序中說:“末學菲陋，並期裨益同誌，敢取聖人行實，擇其尤著者，譯敘成中失。言之不文，趣易通耳。惟同誌者，勿鄙夷置之”。
1633年羅雅各為其《哀矜行詮》寫的序言中也說:“中西音阻，辭未達意，樸陋寡文，所不能免。??”
艾儒略在《萬日略經說》中講:“會撮要略，粗達言義。言之無文，理可長思，令人心會身體。雖不至隕越經旨，然未敢去譯經也”。
可見，此時傳教士們還停留在譯經的第一個階段“達意”、“傳實”，而不追求文字之裝飾。
1733年法國傳教士馮秉正等人出版天主教理論著作《盛世芻蕘》，後人評“俗而雅，淺而顯，說理暢達，是一部語體文之好書”。
該書卷首《仁愛引言》中指出“所慮理有精微，辭多華藻。??若欲得心應口，必須俗語常言。此《芻蕘》之所由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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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幾何方麵，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意大利人，神甫，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學識兼通中西，有“西耒孔子”之美稱)與瞿式穀譯出《幾何要法》。
而利瑪竇有關幾何學的論著《圓容轉義》1608年由李之藻筆述成漢語，論述圓的內接外接，到了1614年利印李、利又合作編譯了《同文指算》，此後清代學者在此基礎上加以改進，使筆算得到廣泛應用。
1634年編成的《崇禎曆書》中介紹了平麵三角學和球麵三角學。
專門譯著有鄧玉涵《大測》二卷(1631)，《割圓八線表》六卷，羅雅各譯《測量全義》十卷(1631)，增補了古代中國數學的內容，並引起了清代數學家的興趣。
並且在清朝順治年前，波蘭人穆尼各到南京傳教，增加方中通、薛風祚、湯講授西洋數學和天文學，後由薛鳳祚編譯成《天步真元》與《天學會通》兩書。
《四庫提要》稱前者為“薛沒祚所譯西洋穆尼閣法”。
此書有關明交食，正集內還有《比例對數表》十二卷。
《天學會通》與《比例以數表》、《三角算法》都是數學方麵的著作。
包括清朝的康熙帝愛好自然科學，尤愛天文數學。
他特命法國傳教士張誠、白晉為他講解析幾何，並用滿文譯撰數學天文方麵的書籍約二十種，其中包括:白晉譯法國教學家帕爾迪的《幾何原理》(slementsdegeometnie)(滿、漢)張誠譯法人巴蒂(ppardies)的《應用幾何》(滿文版)、《歐幾裏德和阿基米德幾何原理》(滿、漢)、《算術纂要總綱》、《借根方法節要》、《勾股相求之法》、《八線表根》、《比例規解》、《對數表》等。
至於物理學和機械工程學方麵的代表譯作是《泰西水法》和《奇器圖書》。
為了興修水利，徐光啟請熊三拔(sabbathinusdearsis，1575—1620，意大利人，1606年來華)共譯《泰西水法》。此書共六卷，1612年成文。
像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該書內容歸為“皆記取水蓄水之法??”此書譯成有利於改進中國傳統灌溉方不支，為中國民眾做了件好事。
還有《奇器圖說》由鄧玉涵口授，王徵筆錄。
此書言重心比例之理凡六十一款，言杠杆滑車輪軸斜麵之理凡九十二款，每款都有例證，又言起重、引重、轉重、取水以及用水為代人力的器械和用法。
天啟七年初刻木原名是《奇器圖說錄最》。
王徵在(馬祖毅:p282)《奇器圖說自序》中闡述其選擇的標準:“然圖說之中巧器，極多??”
采礦冶金方麵，李經天在督領曆局中西人士譯完西法曆書，造完修曆儀器之後，又鑒於當時外患日迫，為給朝庭解決財政困難，便又同湯若望等譯礦產書籍，目前僅在《坤輿格致》一種。
關於翻譯采礦冶金之書，耶酥會士畢方濟(franciscosambiaso，1582—1649，意大利人，1610年來華)曾上奏明王朝，提出四條建議:一是“明曆法以昭大統”，二是“辦礦脈以裕軍需，三是“通西國以宣海利”，四是“購西銃以資戰守”。
關於第二條，他具體寫道:
“蓋造化之利，發現於礦。第不知礦苗之所在，則妄鑿。一日，即虛一日之費。西國格物窮理之書，凡天文、地理、農政、水法、火攻等器，無不具載。其論五金之礦脈，征兆多端。宜在澳門招清礦學之儒，翻譯中文，循而察之，庶能左右逢源。”
至於軍事技術的話，在明朝末年，外患重重，東受倭寇之攏，北患滿州之侵，保衛疆土也是一大急要。
明朝的軍器技術落後，急待改進，而徐光啟在與傳教士的交流之中深知西洋火器之利，於是上書熹宗，“力求多鑄西洋大炮，以資城守”，(《明史?徐光啟傳》)，帝善其言。派人到澳門招西洋人鑄炮。
崇禎時又命湯若望等監鑄大炮，傳授用法。
1643年湯若望與焦勖譯《火功契要》三卷，又名《則克錄》，專論製造火器之法，製藥、放藥、火功秘要以及插圖。
到了1678或1679年，清康熙帝又命南懷仁監製大炮，並撰寫了有關火炮製作和使用的軍事著作。
《神武圖說》國人根據西方編譯的作品有趙士楨的《神器譜》和趙民所藏由祝融佐編譯的《海外火攻神器圖說》，等等。
在醫學及生理學方麵的話，西方傳教士在譯著宗教文獻時，也給中國介紹了西方醫學理論，如湯若望在《主製群征》裏介紹了西方人體解剖知識，心、脾、肝、膽的作用，血液的生成及功能。
鄧玉涵譯述的《泰西人身說略》畢拱辰的《人身說概亭》，康熙年間，張誠和晉曾編譯《人體血液循環和坦尼斯的新發現》第九卷;南懷仁與利類思等編《西方要紀》，曾述西藥製法;石鐸綠(1676年來華)編的《草木補》，是西洋藥物最早傳入中國的書。
以上西醫書籍的介紹，對中國醫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
還有輿地學，元明時與海外的交流人們知地球之形狀，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到來使人們得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於天中之說，而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給圖立說，是“為吾國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
地圖方麵，李之藻譯刻過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龐迪峨翻譯《萬全國圖》，後業艾儒圖增長率補，乾隆年間來中國的蔣友仁曾向清王朝進《增補坤輿全圖》及新渾天儀，奉旨翻譯圖說。
何國宗、錢大昕“為之譯潤色“(《田壽人傳》)清康熙帝利用來華傳教士八年間對清朝疆域進行一次全國性測繪，並繪《皇朝全覽圖》實為一樁壯舉，而且為以後的地圖出版提供了藍本。
1622年艾儒略編譯《職方外紀》，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用漢文撰寫的世界地理著作。
《四庫全書提要，職方外紀載:“五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書成於天啟癸亥，蓋因利瑪竇、龐迪峨舊本潤色之，不盡儒略自作也。所紀皆絕城風土，為自古輿圖所不載。??分天下為五大洲，一曰亞西亞洲，二曰歐邏巴洲，??三曰利末亞洲，??四曰亞墨利加，??五曰墨瓦蠟尼加。前冠以萬國圖，後附以四海總說”。
而在語言文學方麵，1605年，利瑪竇用拉丁文為漢字著音，撰《西方奇跡》，1625年，金尼閣和王徵合作，在利氏拉丁字母拚音方案上擴充修改，完成《西儒耳目資》一書，我國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指出，該書的重要性首先在於用羅馬字分析漢語的音素，使向來被人看作繁雜的反切，變成簡單的東西，其次，用羅馬字母注明字的字音，使現在對於當時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再有，給中國的音韻學研究開辟出一條新路。
文學方麵僅有利瑪竇在《田奇人十篇》和龐迪峨在《七克》中介紹翻譯過伊索寓言。
1625年，金尼閣和張賡合譯《伊索寓言》選譯本，選寓言二十二篇。
當然，這裏麵也有西方宗教，西方宗教傳入聖經、經院哲學、禪學文獻的翻譯
西方宗教在我國傳播，曆史悠久，柳治徵在《中國文化史》中寫到“西教之入中國地久矣，在唐為景教，在宋為一賜樂業教，在元為也裏可溫教，皆在中國書籍碑版，信而可征者。
外史載元代耶教人之入中國者尤多，然其教在中國無大關係，僅如摩尼、襖教等，得一部分之信從耳。
景教經文化入中國，雖我譯文，亦未傳播，一賜樂業教經僅基於寺，其數更不適景教之多，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響。
其者，惟可供考古者之研索耳。
中國耶教之盛，實由於歐洲之改革宗教，由印度滿剌加而漸及於中國，自利瑪竇等來華，而文士信者眾。??教士之入中國也，習華語，易華服，讀儒書，從儒教，以博中國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其所譯述之經籍，雖未能如釋氏之學之深博，而曆算、格致之學，實足以開近世之風氣。??”
同時明清時期，海禁大開，隨著西方商船而作為其武力征服東方的傳教士們個個身懷絕技，他們的譯著不僅開啟了中國近代科學事業發達的大門，而且為中國近代文藝，特別是中國近代翻譯事業高潮的到來鋪墊了道路。
除了在科學翻譯方麵的成就，耶酥會傳教士們還翻譯著述其宗教典籍，並借翻譯經院哲學代表人物亞裏斯多德著作傳播其思想。
這個時期的譯著有:1624年畢方濟譯的《靈言蠡勺》，631年傅與李合譯《明理探》。
此外，高一誌根據高因勃拉大學的講義編譯了《空際格致》;康熙二十二年，南懷仁又翻譯《窮理學》六十卷，進呈禦覽。
亞裏斯多德的形上學主義唯心哲學和地球為宇宙中心學說為基督神學體係植入理論源泉，正如列寧所說“經院哲學和僧侶主義抓住了亞星斯多德學說中僵死的東西，而不是活生生的東西:《尋求、探索、迷宮、人迷了路，(列寧《亞裏斯多德〈形而上學〉一書摘要》。
神學方麵譯品有利類思譯的《超性學要》;安文思譯的《複活論》，兩者均根據托馬斯?阿奎那所著的《神學大全》。
關於《聖經》的譯本，宋朝時期即有人譯《摩西五經》，元朝時馬可波羅來華時也曾傳播過《聖經》。
耶酥會士賀清泰用官話譯過《古新聖經》，徐宗澤說他譯的“文欠淵雅”。
崇禎八至十年(1635—1637)艾儒略譯《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又名《出像經解》，文中資料多取自《新約》，是《聖經》最早的漢文節譯本。
此外，他還節譯《舊約創世紀》，光緒十四年(1888年)編入《道原精萃》。
教會中《聖經》有多種譯本，最初譯者有葡萄牙傳教士陽瑪諾譯《輕世金書》，其後蔣友仁譯《輕世金書》，王君山(1837—1867)改用白話翻譯，書名《遵主聖花》。
此外還有教士柏享理用文言改譯的王氏譯本;陽瑪諾譯的《聖經直解》為聖經學習提供了幫助。
宣揚天主教教義的書有羅明堅譯《天主聖實錄》，高母羨1593年在馬尼拉出版的《天主教教義》;利瑪賽在南昌刻的《天主實義》，湯若望譯的《主製群征》;宗教傳記多種。
此外，明清間的傳教士還翻譯中國文化經典和文學作品，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和孔子，充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批文化使者。
據載現存最早的中國書西譯本是羅明堅用西班牙文譯的《明心寶鑒》。
其他傳教士如利瑪竇曾用拉丁文譯中國四書，郭納爵(ignaliusdecosta，葡萄牙人，1634年來華)和殷巴鐸(prosperintorcetta，意大利人，1659年來華)用拉丁文合譯《論語》、《大學》、各為《中國的智慧》;殷世鐸譯《中庸》，稱為《中國的政治道德學》;柏應理譯《中國之哲學家孔子》;衛方濟譯以拉丁文譯《四書》、《孝經》、《幼學》;金尼閣於天啟六年(1626年)譯五經為拉丁文，出版了我國經典的最早西澤木。
此外，傳教士宋君榮還曾譯《詩經》、《書經》、《易經》等等。
他們的實踐為後來來華的新教傳教士們提供了榜樣，為中國翻譯史奠定了翻譯實踐和研究的新範式。
來華傳教士還根據他們的翻譯實踐，對翻譯提出了可供參考的見解，就翻譯技巧而言，為了忠實於原文，勿寧說他們對典籍內容理解不足，多采用直譯方法，例如衛方濟(francoisnoel，比利時人)采用直譯法譯《四書》、《孝經》等，連書名也不例外。
譯《大學》為《成年之人學》，譯《中庸》為《不變之中道》、《古新聖經》評序中談到:“翻譯《聖經》的人，虞誠敬慎，惟恐背離《聖經》本意，《聖經》大道即錯亂了，那翻譯的名士也知道各國有各國文理的說法。
他們不按各國本國文章的文法，完全按著《聖經》的本文之意，不圖悅人，惟圖保留存《聖經》的中文文意，自古以來，聖賢既然都是這樣行，我亦效法而行，共總緊要的是道理，貴重的是道理，至於說的體麵，文法奇妙，與人真正善處有何裨益”，他一方麵強調完全按照“本文文意”的直譯法，另一方麵在翻譯中又添加了不少補充文字與詮釋。
裏雅各(jameslegg)認識到語言和翻譯是傳教不可缺少的工具，曾用直譯法譯《論語》中的人名、地名、文化詞等等，法國傳教工賀清泰雖然在被豐鴻銘諷為“穿著清朝服裝的英國人”。
他們的翻譯目的非常明確，天主教史學者徐宗澤談利類思譯《司鐸日課》時，指出:“原利子之譯《司鐸日課》，??蓋欲力培植中華本籍禪職班;即因中華外教人之眾多，傳教級有大宗之中國禪夫;而欲達到此目的，非多選起品學兼優之壯年學者不可;??“是以利瑪竇等尋求與徐光啟、李之藻等的合作。
對於翻譯的語言差異以及語言的處理，傳教士討論翻譯最多的是譯事之難。
1614年，龐迪峨在與徐光啟合譯的《七克》序中說:“中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重似童蒙;近稍曉其大略，得接講論”。
萬曆丁末(1607年)，利瑪竇為《幾何原本》作序中說:“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
了然於口，肖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矣。??”此外，他還討論了與中外人士合作“對譯”之可行，“反複展轉，求合本書之意，以中夏之文重複訂政，凡三易稿”。
利類思在1654年為其所譯《超性學要》寫的序文中寫到:“自慚才智庸陋，下筆維艱，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數限，反複商求，增加新經，勉完第一支數卷，然猶未敢必其盡當於原文也”。
是以傳教士的翻譯離不開華土的參與，而且經常需要他們的“潤筆”。
對於譯文的信達問題以及譯文問題，傳教士們也多有觸論。
1627年意大利傳教士高一誌在著譯《聖人行實》所作序中說:“末學菲陋，並期裨益同誌，敢取聖人行實，擇其尤著者，譯敘成中失。言之不文，趣易通耳。惟同誌者，勿鄙夷置之”。
1633年羅雅各為其《哀矜行詮》寫的序言中也說:“中西音阻，辭未達意，樸陋寡文，所不能免。??”
艾儒略在《萬日略經說》中講:“會撮要略，粗達言義。言之無文，理可長思，令人心會身體。雖不至隕越經旨，然未敢去譯經也”。
可見，此時傳教士們還停留在譯經的第一個階段“達意”、“傳實”，而不追求文字之裝飾。
1733年法國傳教士馮秉正等人出版天主教理論著作《盛世芻蕘》，後人評“俗而雅，淺而顯，說理暢達，是一部語體文之好書”。
該書卷首《仁愛引言》中指出“所慮理有精微，辭多華藻。??若欲得心應口，必須俗語常言。此《芻蕘》之所由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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