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到了紹興初，諸鎮大多滅亡，京西諸州淪入金、齊之手。
不過此後四年，嶽飛收複襄漢，遂建襄陽府路。
六年，複為京西南路。荊湖，紹興元年，分“荊湖江南諸州為荊湖東、西路”，置“荊湖東、西路轉運司，通掌兩路財賦”。
二年，仍分荊湖為南、北路。淮南，三年初，複置淮東、西路安撫使。
而監司幾經廢複，直至七年始複置淮南轉運司。
“詔淮南東、西路各置轉運一員，兼提刑獄、舉茶鹽常平事”。
江南，建炎四年，“合江東、西為江南路”，並“合江南兩路轉運為都轉運使”。
紹興初複分，“江南東、西路各置轉運司”。
紹興十二年，和議成。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為界。宋僅有兩浙路、淮南東西路、江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京西南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廣南東、西路等15路。
而宋代提點刑獄司路的演變的話。
怎麽說呢，其實宋初，各路刑獄公事由轉運司負責。
繁多的政務使轉運使難以應付，案件積壓，刑獄冤濫等問題日益突出。
為此，淳化二年五月，太宗“始命司馬員外郎董循等十人分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公事”，“有疑獄未決，即馳傳往視之。州縣敢稽留人獄，久而不決，及以偏辭案讞，情不得實，官吏循情者悉以聞”。
此時的提點刑獄官是轉運司委派“糾察刑獄事”的官員，而提點刑獄司則是隸屬於轉運司的下級機構。
四年十月，太宗以在刑獄方麵“未嚐有所平反”為由，撤銷提點刑獄司，“歸其事於轉運司”。
景德四年七月，真宗“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而轉運使綜理一路，“地遠無由知”，又複置諸路提點刑獄官。
這次，諸路提刑已成為一路最高司法官員，而提刑司也從轉運司裏分離出來，與轉運司並為路級監司。
此時，轉運司所行為至道三年之製，因而，提點刑獄司路亦相應為15路。
天聖六年正月，有臣僚認為“置提點刑獄官過為煩擾，無益於事”，於是再次撤銷提刑司。
明道二年十二月，複慮諸路刑獄“轉運司不能一一躬讞問，恐浸至冤濫”，重新設置提點刑獄司。
從此，提點刑獄司的設置遂成定製。
此時轉運司所行為天禧之製，因而，全國的提點刑獄司路當為十八路。
皇祐末，改府界為京畿路。
75至和元年三月，始“置提點京畿刑獄官”。
二年十月，罷京畿路，提刑亦同時撤銷。
故至和時，全國的提點刑獄司路應為19路。
熙寧時，轉運司路推行二十三路之製。
京東、京西、河北、陝西、淮南5路“以所部廣遠”，均分為兩路。
提點刑獄司亦相應地分為二十三路。元豐元年，上述5路提刑司“仍舊分路”，故元豐時，提點刑獄司路仍為熙寧之製未變。
需要指出的是，熙寧七年以後，兩浙路兩次分為東、西兩路。
因而在分路時期，全國的提點刑獄司路應是24路。
元祐元年三月，“詔諸路提點刑獄不分路”。
京東東、西路等10路，複並為15路，則此時複行十八路之製。
二年五月，又以5路“州縣闊遠，遇有盜賊、刑獄公事，公移稽滯，督捕巡察不
78得專一”複分，仍行熙豐二十三路之製。崇寧時，增設京畿路。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為西路”。
故而北宋末如不計燕、雲兩路，提刑司路當為25路。
建炎時，兩浙路提刑司似又合為1路，紹興元年十二月，“詔兩浙分東、西路，置提點刑獄”。
故紹興十二年以後提刑司應為16路之製，即兩浙東西路、江東東西路、淮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福建路、京西南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
至於宋代提舉常平司路的演變的話。
宋代提舉常平司，始設於熙寧二年。
是年九月，遍遣40餘名官員分詣府界及十八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以推行新法。
不過受熙豐間路製分合的影響，提舉常平司的分路，一如提刑司。
元祐元年閏二月，“諸路提舉官並罷”。
哲宗親政，紹聖元年，又複置府界及二十三路提舉常平等事官。
淮南東、西路可能後來複合，故宣和五年時淮南與兩浙路同時被分為東、西兩路。
這樣，北宋末提舉常平司亦應為25路。
“建炎元年，常平職事並歸提刑司，錢歸行在。
二年，始複置常平官”，然此詔並未施行。紹興五年，“詔諸路提舉常平並入茶鹽司，仍以提舉茶鹽常平等公事為名。內無茶6鹽去處，依舊令提刑兼領”。
直至十五年以戶部侍郎王鈇之請，乃“詔諸路提舉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並“仍舊法為監司”。
四川、廣西無提舉茶鹽官則令提刑兼領，淮西、京西則令轉運或提刑司兼領。
至此，南宋提舉常平司16路形成，並為永製。
宋代帥司路的形成與發展宋朝前期地方統兵體製的形成宋朝前期為適應與遼、夏抗爭的形勢，於三路主要是沿邊地區創設了都部署路。
其中，河北地區設置了大名府、高陽關、鎮州、定州等4路，河東地區設置了並代、麟府、石隰等3路，陝西設置了鄜延、環慶、涇原等3路，共計10路都部署司。
同時，在幅員遼闊的南方、京東、京西以及三路近裏地區，宋朝前期，主要是太宗、真宗兩朝，隨時製宜，在三路沿邊地區以外的各地相繼設置了一路兵馬都監或兵馬鈐轄以及一道提舉兵甲司，並逐漸以首州、首府的文臣知州府事兼領，統轄一路兵權，以“存方麵之製”。
例如，川峽地區，乾德三年，於滅蜀的同時設置了“西川兵馬都監”之職，又於景德元年十月，改革川峽地區的軍政體製，將益、利、梓、夔4路合並為西川、峽路兩鈐轄司路。
江西地區，在南唐滅亡後不久，於“太平興國元年，為江南西路兵馬鈐轄”。
兩浙地區則於“錢氏國除，杭守帶鈐轄”。
荊湖北路稍晚，也於“鹹平中，以守臣為荊湖北路兵馬都鈐轄，提舉施夔等州兵甲事”。
邊遠的廣南東西路，由於高、竇、雷、化4州蠻獠寇邊，於仁宗景祐二年五月庚戌，也“詔知廣州兼廣東路鈐轄，知桂州兼廣西路鈐轄”。
南方其他路分，管見所及，不見於載籍，但據《宋史》卷261《焦守節傳》所載，“鹹平中”，曾“置江淮南、荊湖路兵馬都監”。
設置提舉兵甲司的地區有陝西的永興軍、秦州。
太宗端拱元年，知永興軍府事已“兼提轄五州兵士公事”。
秦州，仁宗景祐三年三月壬辰，始“兼管勾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路駐泊軍馬”，自為1路，即秦鳳路。
河東，景德四年四月，命知潞州提轄澤潞晉絳慈隰威勝7州軍兵馬事。
“京東諸州兵甲，自來專委徐州提轄”，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有詔“據地勢分委徐州、兗州、齊州知州提舉”。
京西，知許州似兼領汝、許捉賊事。
川峽地區，鹹平四年三月，在王均之亂平定後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分為4路，以益、利、梓、夔4州知州分別兼逐路“提轄兵馬捉賊事”。
福建路，景德三年十一月，由知福州“兼提舉福建路諸州軍都同巡檢捉賊兵馬司公事”。
江南東路，至晚於景德四年以知昇州軍州兼提舉江南東路兵馬巡檢捉賊公事。
淮南西路，天禧中，知廬州提舉廬壽蘄光舒濠無為兵甲。
這樣在仁宗前期全國各地都陸續以一路首府或大藩府的長吏總轄起方麵兵權。
另外，宋朝政府為防止路際、州際出現權力真空，往往以州郡長官跨界提舉諸州軍寇盜公事。
如，大中祥符三年，魏鹹信“知澶州兼駐泊馬步軍都總管，提舉澶濮齊鄆等州、德清軍寇盜公事”，即是1例。
在這裏，澶州及德清軍隸屬河北路，而濮、齊、鄆3州隸屬京東路。
另外，上引知荊南為荊湖北路兵馬都鈐轄，提舉施夔等州兵甲事，也是1例，施、夔兩州即屬夔州路管轄。
不過，從現存的史料來看，上述設施不少並非定製，往往因時因事而設，事平即廢的情況是存在的。
綜上所述，可知至仁宗前期止，宋朝區別不同情況在全國各地區分別創設了都部署路、兵馬都鈐轄、提舉兵甲司等不同形式，以統轄一路兵權，在唐、五代變革的基礎上，終於將節度使統兵體製徹底逐出曆史舞台，確立了有宋一朝的地方統兵體製，並為而後安撫使製度的誕生準備了條件。
同時還有北宋中期以後的安撫使路與川峽、東南的鈐轄司。
因為宋朝前期為了實現對外防禦遼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對內鞏固封建政權的戰略目標，除了利用都部署路、都鈐轄司、提舉一道兵甲司等形式外，還沿襲隋唐舊製，運用經略、安撫使等職來處理各項突發事件。
宋代的經略、安撫使出現於真宗年，時或因諸路災傷或因邊境用師，皆特遣使經略、安撫。
如鹹平三年，是冬，王均之亂平，十月丙寅，首“命翰林學士王欽若、知製誥梁顥分為西川及峽路安撫使”，所至“觀省風俗”，“錄問係囚，自死罪以下得第降之”，以穩定川峽地區的局勢。
四年，以李繼遷“抄略邊部益甚”，“朔方餉道愈艱”，而“邊臣玩寇”，八月辛醜，“命兵部尚書張齊賢為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保安鎮戎清遠等州軍安撫經略使，知製誥梁顥副之”，肩負起“邊帥”之責。
五年，李繼遷進攻麟州，七月丙申，宋“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並代經略使、判並州”。
景德元年，李繼遷死，宋夏關係出現轉機，是年五月一日，宋“以兵部侍郎、知永興軍向敏中充西路沿邊安撫使”，親至邊境與夏使協議，調整雙方關係。
同年，契丹侵犯河北，真宗親征，毗鄰的京東地區局勢頓時緊張。
十月庚寅，宋命“兵部尚書、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安撫使，知製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並提舉轉運及兵馬”。
大中祥符三年，以江淮不稔，這次安撫使設置至何時，他路不詳，江南八月戊辰，詔昇、洪、揚、廬州長吏兼安撫使。
東路，據《景定建康誌》言，至五年始省罷。
這一係列的事件表明，真宗時期經略、安撫使製度已初步形成。在這一時期裏，經略、安撫使表現出了它以下這樣一些特點，第一，經略、安撫使均由文臣充任。
第二，創造了一路首州知州兼任安撫使，兼總一路兵民之權的形式。
其進一步發展則是“以文臣為經略，領大兵，武臣為總管，號將官，受節製”的模式的確立。
第三，經略使、經略安撫使與安撫使的職責有所區別，前者軍事職能更為顯著，經略使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與都部署“其任實同”。
這種差異是曆史上形成的。隋開皇九年，於平定南方、統一中國之初，為穩定嶺南局勢，即“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
而唐代則自開國之初，即於“邊州別置經略使”。
但是，這一時期的經略、安撫使皆因事而置，事已則罷，均非常設之職。
而安撫使則仍隋唐之舊，更多的是充任使節，巡視、撫慰一方，即所謂的體量安撫使。
其進一步發展尚有待於局勢的推動，有待於宋王朝內外矛盾的激化。
宋代安撫使路首先形成於陝西地區，這是宋夏雙方長期在陝西衝突的結果。
仁宗初年，西夏攻克戰勝，據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諸州，國勢逐漸強盛起來。
寶元元年十月，元昊正式稱帝，並入侵宋鄜延地區。
宋為了應付驟然緊張起來的局勢，十二月己卯，任命“知永興軍夏竦兼本路都部署、提舉乾耀等州軍馬、涇原秦鳳路安撫使”。
知延州範雍兼鄜延路都部署、鄜延環慶路安撫使。
二年正月丙午，又以“環慶路副都部署劉平兼鄜延環慶路安撫副使”。
四月，以“秦鳳路都部署曹琮兼本路安撫”，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前敵指揮，而他職如故。這樣基“兼同管勾涇原路兵馬”。
本上形成了以涇原、秦鳳為一大戰區，兩路協同作戰，而鄜延、環慶為另一大戰區，兩路協同作戰的防禦體係。
但可惜的是，三川口一仗，宋軍大敗，主將劉平等被俘。
麵對嚴峻的形勢，宋方再次調整軍事指揮係統，康定元年二月丁亥，任命夏守贇為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等使。
但依舊可惜的是，依舊毫無建樹，五月戊寅，任命知涇州夏竦接替，總攬陝西沿邊4路的同時也進行了一係列的軍事軍事指揮權。
盡管這一時期有範仲淹、韓琦等作為夏的副手，改革，並調整了邊境地區的民族關係，但是，慶曆元年，宋軍又大敗於好水川，包括主將任福在內的6000名官兵陣亡。
在這種情況下，宋方隻得於同年十月甲午，第3次調整陝西的軍事指揮係統，“分陝西為四路”。
以樞密直學士、管勾秦鳳路部署司兼知秦州韓琦、樞密直學士管勾涇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王沿、龍圖閣直學士管勾環慶路部署司兼知慶州範仲淹、龍圖閣直學士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龐籍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沿邊招討使。
二年閏九月，宋軍大敗於定川砦，十一月辛巳，宋複置陝西4路都部
119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
以韓、範、龐籍3人為之。幾乎同時，又撤消了各路經略安撫使，以統一指揮。
慶曆三年，宋夏和議成功。
四年二月甲寅，“罷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複置逐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
不久雖複置陝西安撫使，並直至皇祐中，但4路經略安撫使之職再未有變動，終於成為定製。
這樣，加上慶曆二年十月所置的永興軍路都部署兼安撫使與熙寧五年十月戊戌所置的熙河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122123陝西地區被劃分成6個安撫使路。
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產生的年代，據《宋會要-職官》41之79所載，在大中祥符元年。
但是，其“管勾官二人，一以代州知州充，一以閤門祗候以上充”。
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河東1路所轄20餘州軍，擁兵數萬之眾，竟由邊境1州之長與1閤門祗候統轄，無論是從品級或是從地裏、道路、軍事指揮上考慮，都是不可思議的。
比較可信的是《長編》與《宋史》卷《真宗紀》關於此事的記載，據兩書所載，是年八月庚子河東所置為河東沿邊安撫司。
宋朝前期，宋遼雙方常有衝突，忻、代兩州是宋朝西路邊防重鎮與挺進基地，故宋初以名將楊業為代州守。
楊業戰死，又以簽書樞密院事張齊賢“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但是，景德元年宋遼簽訂澶淵之盟後，兩河無戰事，繼續於邊境屯集重兵似無必要，代州地位亦自然下降。
但隨著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使節往來、邊防事務，仍需有機構處理，因而以代州守兼沿邊安撫司就是情理中之事了。
無獨有偶，河北於景德三年，早於河東年許設置河北沿邊安撫司，更可證明大中祥符元年河東所設為沿邊安撫司。
那麽，河東經略安撫司設置於何年呢，我認為這要從宋夏關係來加以考慮。
如前所述，從仁宗寶元元年起，西夏連年進攻宋朝，主攻方向是陝西，其次是河東的麟府路，慶曆元年，夏就攻破了麟府路的前沿地帶豐州。
因而，河東經略安撫司的設置應在這一階段內。
檢《宋史-楊偕傳》，傳言，“偕進樞密直學士，知並州。及元昊入寇，密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列六事於朝，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
據《長編》所載，楊偕康定元年十一月丙子知並州，慶曆元年十月丁未朔罷，則其兼任河東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當是慶曆元年之事。
河東路設置經略安撫使亦應在此年。
前此史籍所載河東安撫司當是河東沿邊安撫司之省文。
河東經略安撫司統轄並代、澤潞、嵐石、麟府4路兵馬，4路真宗時已形成，但各自轄區，史無明文，不甚了了。
而各自機構，前後多所變更，亦須考求。
大約河東20餘州軍，麟、府、豐3州在河外，自成1路。
其領導機構自真仁之世起，改為麟府路軍馬司，軍馬司的軍馬“以太原府代州路鈐轄領之”，治所在府州。
嵐石路即上節所言石隰路。石隰路原置都部署司以領1路兵權，景德元年十二月丁未，宋“廢石隰州部署，置石隰緣邊都巡檢使”，治所在石州，所轄有嵐、石、隰3州。
哲宗時，推行進築政策，以收複失地。
元符二年八月甲午，“以葭蘆寨為晉寧軍。以知軍為嵐石路沿邊安撫使兼嵐石隰增加慈州1州都巡檢使。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巡檢”。
九月癸醜，“以嵐石慈隰隸嵐石路”，州。澤潞路，景德四年，轄澤潞晉絳慈隰威勝7州軍，以知潞州領兵馬公事。
但據《宋史-地理誌-隆德府》條所載，潞州“舊領河東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澤晉絳州、威勝軍屯駐駐泊本城兵馬巡檢事”，則景德以後所轄似有所變化。
並代路治所在並州，自不待言，其轄地史無明文，當為3路之外諸州軍，具體地說，即並、代、忻、汾、遼、憲6州與慶祚、平定、岢嵐、寧化、火山、保德6軍。
河東地區肩負著抗擊遼夏的重任，其河東地區防務大體分工如下，即“太原則忻代二州、寧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軍阻河捍夏國之綏州”。
由於4路與河東路經略安撫司，並非平級關係，它們均隸屬於後者，故一般仍目河東為1路。
河北地區設置安撫使，保州雲翼卒與貝州王則發動兵變是其動因。
慶曆四年八月戊戌，保州雲翼卒殺官吏據城叛，5日後，宋即任命“知製誥田況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充真定府定州路安撫使”，組織軍隊，進行圍剿。
但這次派出的安撫使屬1項臨時性的差遣，九月，兵變被鎮壓下去後，十一月，田況即調任秦州，其後任亦未見兼任安撫使。
宋朝政府不在鎮、定兩州常設安撫使，可能是出於通盤考慮，五年七月戊子，宋任命“知大名府程琳兼河北安撫使”，總領河北4路兵民之政。
從此，安撫使製度在河北確立。慶曆七年十一月，貝州士卒王則發動兵變，八年閏正月平定。
出於增加防務、鞏固封建政權的考慮，宋於是年四月辛卯，分“置河北四路安撫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領之”，以“北京、澶懷衛德博濱棣州、通利保順軍合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恩冀滄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為高陽關路，鎮邢洺相趙磁州合為真定府路，定保深邢州、北平廣信安肅順安永寧軍合為定州路”。
其中大名府路安撫使則由河北安撫使、知大名府兼任。
此後，河北安撫使時置時否，直至熙寧三年，韓琦辭免始廢。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名府所轄州軍中，有河北西路的懷、衛2州和通利軍。
因此，大名府路、高陽關路並不等同於河北東路。
這可能是大名府作為北宋王朝的北大門，地位特別重要，而懷、衛2州富庶，通利軍則位於禦河南端，是中原通往河北地區的交通樞紐，故將此3州軍劃歸大名府路。
因而，在河北地區，帥司路和漕司路呈現出犬牙交錯的形態。
京東地區安撫使的設置，在仁宗朝，始於慶曆二年三月。
時宋在與西夏的作戰中，屢戰屢僨，契丹乘宋之危，進行軍事訛詐，在幽州集結軍隊，聲言入侵，故宋於是月“庚午，命知青州陳執中兼京東路安撫使”。
不久，又於五月庚申，再作調整，“置京東兩路安撫使，以知青州陳執中兼青、淄、濰等州安撫使，知鄆州張觀兼鄆、齊、濮等州安撫使，並兼提舉兵馬巡檢盜賊事”。
這次設置，延至慶曆五年十一月乙未。時“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並罷兩路安撫使。
但是，事隔不久，又於七年五月壬午重新設置。
從此以後，知青州、鄆州事兼京東東、西兩路安撫使成為永製。京東兩路是如何劃分的，史未明言，但應與熙寧七年所分京東兩轉運司路在大體上是一致的。
即“以青淄濰萊登密沂徐州、淮陽軍為東路，鄆兗齊濮曹濟單州、南京為西路”。
京西安撫使的設置，據《輿地紀勝-京西南路-襄陽府》條所載，始於慶曆元年。
其原因史未明言，但《宋史-柳植傳》多少透露了與此有關的消息。
柳植，禦史中丞，慶曆元年底出任知鄧州。
其本傳言，“先是，張海、郭邈山叛京西，攻掠縣鎮，而光化卒邵興亦率其徒作亂，逐官吏，取庫兵而去。
時植領京西安撫使，坐賊發部中不能察，降右諫議大夫、知黃州”。
可見，慶曆初期的京西安撫使的設置與張、郭、邵3人領導的起義有關，治所設在鄧州，可能事平即罷。
京西正式設置安撫使是嘉祐五年之事，據《長編》所載，七月辛卯，“詔知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使、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以許、陳、鄭、滑、孟、蔡、汝、潁、信陽9州軍隸北路，鄧、襄、隨、房、金、唐、均、郢、光化9州軍隸南路”。
但據《樂全集錢公墓誌銘》的記載，象先“皇祐初，屢請補外，得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使”。
則嘉祐之前京西就曾分為兩路，並置安撫使。
然有關錢象先的其它材料不能提供佐證，管見所及，亦未見他人充任，故不敢斷言。
嘉祐之製形成後，據《宋會要-職官》47之12所載《哲宗正史職官誌》，知潁昌府與知鄧州例兼安撫使、兵馬巡檢。
可見京西安撫使迄於北宋末年，一直存在。
……
……
……
不過此後四年，嶽飛收複襄漢，遂建襄陽府路。
六年，複為京西南路。荊湖，紹興元年，分“荊湖江南諸州為荊湖東、西路”，置“荊湖東、西路轉運司，通掌兩路財賦”。
二年，仍分荊湖為南、北路。淮南，三年初，複置淮東、西路安撫使。
而監司幾經廢複，直至七年始複置淮南轉運司。
“詔淮南東、西路各置轉運一員，兼提刑獄、舉茶鹽常平事”。
江南，建炎四年，“合江東、西為江南路”，並“合江南兩路轉運為都轉運使”。
紹興初複分，“江南東、西路各置轉運司”。
紹興十二年，和議成。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為界。宋僅有兩浙路、淮南東西路、江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京西南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廣南東、西路等15路。
而宋代提點刑獄司路的演變的話。
怎麽說呢，其實宋初，各路刑獄公事由轉運司負責。
繁多的政務使轉運使難以應付，案件積壓，刑獄冤濫等問題日益突出。
為此，淳化二年五月，太宗“始命司馬員外郎董循等十人分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公事”，“有疑獄未決，即馳傳往視之。州縣敢稽留人獄，久而不決，及以偏辭案讞，情不得實，官吏循情者悉以聞”。
此時的提點刑獄官是轉運司委派“糾察刑獄事”的官員，而提點刑獄司則是隸屬於轉運司的下級機構。
四年十月，太宗以在刑獄方麵“未嚐有所平反”為由，撤銷提點刑獄司，“歸其事於轉運司”。
景德四年七月，真宗“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而轉運使綜理一路，“地遠無由知”，又複置諸路提點刑獄官。
這次，諸路提刑已成為一路最高司法官員，而提刑司也從轉運司裏分離出來，與轉運司並為路級監司。
此時，轉運司所行為至道三年之製，因而，提點刑獄司路亦相應為15路。
天聖六年正月，有臣僚認為“置提點刑獄官過為煩擾，無益於事”，於是再次撤銷提刑司。
明道二年十二月，複慮諸路刑獄“轉運司不能一一躬讞問，恐浸至冤濫”，重新設置提點刑獄司。
從此，提點刑獄司的設置遂成定製。
此時轉運司所行為天禧之製，因而，全國的提點刑獄司路當為十八路。
皇祐末，改府界為京畿路。
75至和元年三月，始“置提點京畿刑獄官”。
二年十月，罷京畿路，提刑亦同時撤銷。
故至和時，全國的提點刑獄司路應為19路。
熙寧時，轉運司路推行二十三路之製。
京東、京西、河北、陝西、淮南5路“以所部廣遠”，均分為兩路。
提點刑獄司亦相應地分為二十三路。元豐元年，上述5路提刑司“仍舊分路”，故元豐時，提點刑獄司路仍為熙寧之製未變。
需要指出的是，熙寧七年以後，兩浙路兩次分為東、西兩路。
因而在分路時期，全國的提點刑獄司路應是24路。
元祐元年三月，“詔諸路提點刑獄不分路”。
京東東、西路等10路，複並為15路，則此時複行十八路之製。
二年五月，又以5路“州縣闊遠，遇有盜賊、刑獄公事，公移稽滯，督捕巡察不
78得專一”複分，仍行熙豐二十三路之製。崇寧時，增設京畿路。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為西路”。
故而北宋末如不計燕、雲兩路，提刑司路當為25路。
建炎時，兩浙路提刑司似又合為1路，紹興元年十二月，“詔兩浙分東、西路，置提點刑獄”。
故紹興十二年以後提刑司應為16路之製，即兩浙東西路、江東東西路、淮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福建路、京西南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
至於宋代提舉常平司路的演變的話。
宋代提舉常平司，始設於熙寧二年。
是年九月，遍遣40餘名官員分詣府界及十八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以推行新法。
不過受熙豐間路製分合的影響，提舉常平司的分路，一如提刑司。
元祐元年閏二月，“諸路提舉官並罷”。
哲宗親政，紹聖元年，又複置府界及二十三路提舉常平等事官。
淮南東、西路可能後來複合，故宣和五年時淮南與兩浙路同時被分為東、西兩路。
這樣，北宋末提舉常平司亦應為25路。
“建炎元年，常平職事並歸提刑司，錢歸行在。
二年，始複置常平官”，然此詔並未施行。紹興五年，“詔諸路提舉常平並入茶鹽司，仍以提舉茶鹽常平等公事為名。內無茶6鹽去處，依舊令提刑兼領”。
直至十五年以戶部侍郎王鈇之請，乃“詔諸路提舉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並“仍舊法為監司”。
四川、廣西無提舉茶鹽官則令提刑兼領，淮西、京西則令轉運或提刑司兼領。
至此，南宋提舉常平司16路形成，並為永製。
宋代帥司路的形成與發展宋朝前期地方統兵體製的形成宋朝前期為適應與遼、夏抗爭的形勢，於三路主要是沿邊地區創設了都部署路。
其中，河北地區設置了大名府、高陽關、鎮州、定州等4路，河東地區設置了並代、麟府、石隰等3路，陝西設置了鄜延、環慶、涇原等3路，共計10路都部署司。
同時，在幅員遼闊的南方、京東、京西以及三路近裏地區，宋朝前期，主要是太宗、真宗兩朝，隨時製宜，在三路沿邊地區以外的各地相繼設置了一路兵馬都監或兵馬鈐轄以及一道提舉兵甲司，並逐漸以首州、首府的文臣知州府事兼領，統轄一路兵權，以“存方麵之製”。
例如，川峽地區，乾德三年，於滅蜀的同時設置了“西川兵馬都監”之職，又於景德元年十月，改革川峽地區的軍政體製，將益、利、梓、夔4路合並為西川、峽路兩鈐轄司路。
江西地區，在南唐滅亡後不久，於“太平興國元年，為江南西路兵馬鈐轄”。
兩浙地區則於“錢氏國除，杭守帶鈐轄”。
荊湖北路稍晚，也於“鹹平中，以守臣為荊湖北路兵馬都鈐轄，提舉施夔等州兵甲事”。
邊遠的廣南東西路，由於高、竇、雷、化4州蠻獠寇邊，於仁宗景祐二年五月庚戌，也“詔知廣州兼廣東路鈐轄，知桂州兼廣西路鈐轄”。
南方其他路分，管見所及，不見於載籍，但據《宋史》卷261《焦守節傳》所載，“鹹平中”，曾“置江淮南、荊湖路兵馬都監”。
設置提舉兵甲司的地區有陝西的永興軍、秦州。
太宗端拱元年，知永興軍府事已“兼提轄五州兵士公事”。
秦州，仁宗景祐三年三月壬辰，始“兼管勾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路駐泊軍馬”，自為1路，即秦鳳路。
河東，景德四年四月，命知潞州提轄澤潞晉絳慈隰威勝7州軍兵馬事。
“京東諸州兵甲，自來專委徐州提轄”，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有詔“據地勢分委徐州、兗州、齊州知州提舉”。
京西，知許州似兼領汝、許捉賊事。
川峽地區，鹹平四年三月，在王均之亂平定後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分為4路，以益、利、梓、夔4州知州分別兼逐路“提轄兵馬捉賊事”。
福建路，景德三年十一月，由知福州“兼提舉福建路諸州軍都同巡檢捉賊兵馬司公事”。
江南東路，至晚於景德四年以知昇州軍州兼提舉江南東路兵馬巡檢捉賊公事。
淮南西路，天禧中，知廬州提舉廬壽蘄光舒濠無為兵甲。
這樣在仁宗前期全國各地都陸續以一路首府或大藩府的長吏總轄起方麵兵權。
另外，宋朝政府為防止路際、州際出現權力真空，往往以州郡長官跨界提舉諸州軍寇盜公事。
如，大中祥符三年，魏鹹信“知澶州兼駐泊馬步軍都總管，提舉澶濮齊鄆等州、德清軍寇盜公事”，即是1例。
在這裏，澶州及德清軍隸屬河北路，而濮、齊、鄆3州隸屬京東路。
另外，上引知荊南為荊湖北路兵馬都鈐轄，提舉施夔等州兵甲事，也是1例，施、夔兩州即屬夔州路管轄。
不過，從現存的史料來看，上述設施不少並非定製，往往因時因事而設，事平即廢的情況是存在的。
綜上所述，可知至仁宗前期止，宋朝區別不同情況在全國各地區分別創設了都部署路、兵馬都鈐轄、提舉兵甲司等不同形式，以統轄一路兵權，在唐、五代變革的基礎上，終於將節度使統兵體製徹底逐出曆史舞台，確立了有宋一朝的地方統兵體製，並為而後安撫使製度的誕生準備了條件。
同時還有北宋中期以後的安撫使路與川峽、東南的鈐轄司。
因為宋朝前期為了實現對外防禦遼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對內鞏固封建政權的戰略目標，除了利用都部署路、都鈐轄司、提舉一道兵甲司等形式外，還沿襲隋唐舊製，運用經略、安撫使等職來處理各項突發事件。
宋代的經略、安撫使出現於真宗年，時或因諸路災傷或因邊境用師，皆特遣使經略、安撫。
如鹹平三年，是冬，王均之亂平，十月丙寅，首“命翰林學士王欽若、知製誥梁顥分為西川及峽路安撫使”，所至“觀省風俗”，“錄問係囚，自死罪以下得第降之”，以穩定川峽地區的局勢。
四年，以李繼遷“抄略邊部益甚”，“朔方餉道愈艱”，而“邊臣玩寇”，八月辛醜，“命兵部尚書張齊賢為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保安鎮戎清遠等州軍安撫經略使，知製誥梁顥副之”，肩負起“邊帥”之責。
五年，李繼遷進攻麟州，七月丙申，宋“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並代經略使、判並州”。
景德元年，李繼遷死，宋夏關係出現轉機，是年五月一日，宋“以兵部侍郎、知永興軍向敏中充西路沿邊安撫使”，親至邊境與夏使協議，調整雙方關係。
同年，契丹侵犯河北，真宗親征，毗鄰的京東地區局勢頓時緊張。
十月庚寅，宋命“兵部尚書、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安撫使，知製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並提舉轉運及兵馬”。
大中祥符三年，以江淮不稔，這次安撫使設置至何時，他路不詳，江南八月戊辰，詔昇、洪、揚、廬州長吏兼安撫使。
東路，據《景定建康誌》言，至五年始省罷。
這一係列的事件表明，真宗時期經略、安撫使製度已初步形成。在這一時期裏，經略、安撫使表現出了它以下這樣一些特點，第一，經略、安撫使均由文臣充任。
第二，創造了一路首州知州兼任安撫使，兼總一路兵民之權的形式。
其進一步發展則是“以文臣為經略，領大兵，武臣為總管，號將官，受節製”的模式的確立。
第三，經略使、經略安撫使與安撫使的職責有所區別，前者軍事職能更為顯著，經略使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與都部署“其任實同”。
這種差異是曆史上形成的。隋開皇九年，於平定南方、統一中國之初，為穩定嶺南局勢，即“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
而唐代則自開國之初，即於“邊州別置經略使”。
但是，這一時期的經略、安撫使皆因事而置，事已則罷，均非常設之職。
而安撫使則仍隋唐之舊，更多的是充任使節，巡視、撫慰一方，即所謂的體量安撫使。
其進一步發展尚有待於局勢的推動，有待於宋王朝內外矛盾的激化。
宋代安撫使路首先形成於陝西地區，這是宋夏雙方長期在陝西衝突的結果。
仁宗初年，西夏攻克戰勝，據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諸州，國勢逐漸強盛起來。
寶元元年十月，元昊正式稱帝，並入侵宋鄜延地區。
宋為了應付驟然緊張起來的局勢，十二月己卯，任命“知永興軍夏竦兼本路都部署、提舉乾耀等州軍馬、涇原秦鳳路安撫使”。
知延州範雍兼鄜延路都部署、鄜延環慶路安撫使。
二年正月丙午，又以“環慶路副都部署劉平兼鄜延環慶路安撫副使”。
四月，以“秦鳳路都部署曹琮兼本路安撫”，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前敵指揮，而他職如故。這樣基“兼同管勾涇原路兵馬”。
本上形成了以涇原、秦鳳為一大戰區，兩路協同作戰，而鄜延、環慶為另一大戰區，兩路協同作戰的防禦體係。
但可惜的是，三川口一仗，宋軍大敗，主將劉平等被俘。
麵對嚴峻的形勢，宋方再次調整軍事指揮係統，康定元年二月丁亥，任命夏守贇為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等使。
但依舊可惜的是，依舊毫無建樹，五月戊寅，任命知涇州夏竦接替，總攬陝西沿邊4路的同時也進行了一係列的軍事軍事指揮權。
盡管這一時期有範仲淹、韓琦等作為夏的副手，改革，並調整了邊境地區的民族關係，但是，慶曆元年，宋軍又大敗於好水川，包括主將任福在內的6000名官兵陣亡。
在這種情況下，宋方隻得於同年十月甲午，第3次調整陝西的軍事指揮係統，“分陝西為四路”。
以樞密直學士、管勾秦鳳路部署司兼知秦州韓琦、樞密直學士管勾涇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王沿、龍圖閣直學士管勾環慶路部署司兼知慶州範仲淹、龍圖閣直學士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龐籍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沿邊招討使。
二年閏九月，宋軍大敗於定川砦，十一月辛巳，宋複置陝西4路都部
119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
以韓、範、龐籍3人為之。幾乎同時，又撤消了各路經略安撫使，以統一指揮。
慶曆三年，宋夏和議成功。
四年二月甲寅，“罷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複置逐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
不久雖複置陝西安撫使，並直至皇祐中，但4路經略安撫使之職再未有變動，終於成為定製。
這樣，加上慶曆二年十月所置的永興軍路都部署兼安撫使與熙寧五年十月戊戌所置的熙河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122123陝西地區被劃分成6個安撫使路。
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產生的年代，據《宋會要-職官》41之79所載，在大中祥符元年。
但是，其“管勾官二人，一以代州知州充，一以閤門祗候以上充”。
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河東1路所轄20餘州軍，擁兵數萬之眾，竟由邊境1州之長與1閤門祗候統轄，無論是從品級或是從地裏、道路、軍事指揮上考慮，都是不可思議的。
比較可信的是《長編》與《宋史》卷《真宗紀》關於此事的記載，據兩書所載，是年八月庚子河東所置為河東沿邊安撫司。
宋朝前期，宋遼雙方常有衝突，忻、代兩州是宋朝西路邊防重鎮與挺進基地，故宋初以名將楊業為代州守。
楊業戰死，又以簽書樞密院事張齊賢“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但是，景德元年宋遼簽訂澶淵之盟後，兩河無戰事，繼續於邊境屯集重兵似無必要，代州地位亦自然下降。
但隨著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使節往來、邊防事務，仍需有機構處理，因而以代州守兼沿邊安撫司就是情理中之事了。
無獨有偶，河北於景德三年，早於河東年許設置河北沿邊安撫司，更可證明大中祥符元年河東所設為沿邊安撫司。
那麽，河東經略安撫司設置於何年呢，我認為這要從宋夏關係來加以考慮。
如前所述，從仁宗寶元元年起，西夏連年進攻宋朝，主攻方向是陝西，其次是河東的麟府路，慶曆元年，夏就攻破了麟府路的前沿地帶豐州。
因而，河東經略安撫司的設置應在這一階段內。
檢《宋史-楊偕傳》，傳言，“偕進樞密直學士，知並州。及元昊入寇，密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列六事於朝，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
據《長編》所載，楊偕康定元年十一月丙子知並州，慶曆元年十月丁未朔罷，則其兼任河東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當是慶曆元年之事。
河東路設置經略安撫使亦應在此年。
前此史籍所載河東安撫司當是河東沿邊安撫司之省文。
河東經略安撫司統轄並代、澤潞、嵐石、麟府4路兵馬，4路真宗時已形成，但各自轄區，史無明文，不甚了了。
而各自機構，前後多所變更，亦須考求。
大約河東20餘州軍，麟、府、豐3州在河外，自成1路。
其領導機構自真仁之世起，改為麟府路軍馬司，軍馬司的軍馬“以太原府代州路鈐轄領之”，治所在府州。
嵐石路即上節所言石隰路。石隰路原置都部署司以領1路兵權，景德元年十二月丁未，宋“廢石隰州部署，置石隰緣邊都巡檢使”，治所在石州，所轄有嵐、石、隰3州。
哲宗時，推行進築政策，以收複失地。
元符二年八月甲午，“以葭蘆寨為晉寧軍。以知軍為嵐石路沿邊安撫使兼嵐石隰增加慈州1州都巡檢使。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巡檢”。
九月癸醜，“以嵐石慈隰隸嵐石路”，州。澤潞路，景德四年，轄澤潞晉絳慈隰威勝7州軍，以知潞州領兵馬公事。
但據《宋史-地理誌-隆德府》條所載，潞州“舊領河東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澤晉絳州、威勝軍屯駐駐泊本城兵馬巡檢事”，則景德以後所轄似有所變化。
並代路治所在並州，自不待言，其轄地史無明文，當為3路之外諸州軍，具體地說，即並、代、忻、汾、遼、憲6州與慶祚、平定、岢嵐、寧化、火山、保德6軍。
河東地區肩負著抗擊遼夏的重任，其河東地區防務大體分工如下，即“太原則忻代二州、寧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軍阻河捍夏國之綏州”。
由於4路與河東路經略安撫司，並非平級關係，它們均隸屬於後者，故一般仍目河東為1路。
河北地區設置安撫使，保州雲翼卒與貝州王則發動兵變是其動因。
慶曆四年八月戊戌，保州雲翼卒殺官吏據城叛，5日後，宋即任命“知製誥田況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充真定府定州路安撫使”，組織軍隊，進行圍剿。
但這次派出的安撫使屬1項臨時性的差遣，九月，兵變被鎮壓下去後，十一月，田況即調任秦州，其後任亦未見兼任安撫使。
宋朝政府不在鎮、定兩州常設安撫使，可能是出於通盤考慮，五年七月戊子，宋任命“知大名府程琳兼河北安撫使”，總領河北4路兵民之政。
從此，安撫使製度在河北確立。慶曆七年十一月，貝州士卒王則發動兵變，八年閏正月平定。
出於增加防務、鞏固封建政權的考慮，宋於是年四月辛卯，分“置河北四路安撫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領之”，以“北京、澶懷衛德博濱棣州、通利保順軍合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恩冀滄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為高陽關路，鎮邢洺相趙磁州合為真定府路，定保深邢州、北平廣信安肅順安永寧軍合為定州路”。
其中大名府路安撫使則由河北安撫使、知大名府兼任。
此後，河北安撫使時置時否，直至熙寧三年，韓琦辭免始廢。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名府所轄州軍中，有河北西路的懷、衛2州和通利軍。
因此，大名府路、高陽關路並不等同於河北東路。
這可能是大名府作為北宋王朝的北大門，地位特別重要，而懷、衛2州富庶，通利軍則位於禦河南端，是中原通往河北地區的交通樞紐，故將此3州軍劃歸大名府路。
因而，在河北地區，帥司路和漕司路呈現出犬牙交錯的形態。
京東地區安撫使的設置，在仁宗朝，始於慶曆二年三月。
時宋在與西夏的作戰中，屢戰屢僨，契丹乘宋之危，進行軍事訛詐，在幽州集結軍隊，聲言入侵，故宋於是月“庚午，命知青州陳執中兼京東路安撫使”。
不久，又於五月庚申，再作調整，“置京東兩路安撫使，以知青州陳執中兼青、淄、濰等州安撫使，知鄆州張觀兼鄆、齊、濮等州安撫使，並兼提舉兵馬巡檢盜賊事”。
這次設置，延至慶曆五年十一月乙未。時“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並罷兩路安撫使。
但是，事隔不久，又於七年五月壬午重新設置。
從此以後，知青州、鄆州事兼京東東、西兩路安撫使成為永製。京東兩路是如何劃分的，史未明言，但應與熙寧七年所分京東兩轉運司路在大體上是一致的。
即“以青淄濰萊登密沂徐州、淮陽軍為東路，鄆兗齊濮曹濟單州、南京為西路”。
京西安撫使的設置，據《輿地紀勝-京西南路-襄陽府》條所載，始於慶曆元年。
其原因史未明言，但《宋史-柳植傳》多少透露了與此有關的消息。
柳植，禦史中丞，慶曆元年底出任知鄧州。
其本傳言，“先是，張海、郭邈山叛京西，攻掠縣鎮，而光化卒邵興亦率其徒作亂，逐官吏，取庫兵而去。
時植領京西安撫使，坐賊發部中不能察，降右諫議大夫、知黃州”。
可見，慶曆初期的京西安撫使的設置與張、郭、邵3人領導的起義有關，治所設在鄧州，可能事平即罷。
京西正式設置安撫使是嘉祐五年之事，據《長編》所載，七月辛卯，“詔知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使、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以許、陳、鄭、滑、孟、蔡、汝、潁、信陽9州軍隸北路，鄧、襄、隨、房、金、唐、均、郢、光化9州軍隸南路”。
但據《樂全集錢公墓誌銘》的記載，象先“皇祐初，屢請補外，得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使”。
則嘉祐之前京西就曾分為兩路，並置安撫使。
然有關錢象先的其它材料不能提供佐證，管見所及，亦未見他人充任，故不敢斷言。
嘉祐之製形成後，據《宋會要-職官》47之12所載《哲宗正史職官誌》，知潁昌府與知鄧州例兼安撫使、兵馬巡檢。
可見京西安撫使迄於北宋末年，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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