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黔撫愛必達同樣注意到:(水城廳)土司久革，其子孫私稱為土目者，喜爭訟。
凡官勾攝，必先檄土目會役傳提，否則逃不赴案也。
(威寧州)夷民俱聽土目約束，地方有命盜案及征糧等事，皆責成土目協差分辦如鄉約。
所以由此可見，黔西北原有的“勾”政權體製並未完全在原住民的心中消亡，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認為土目就是管自己的官。
由此清王朝的流官反而缺乏權威，各種征徭與命盜案件，隻有委托土目，才能夠順利處理。
直到1949年前，許多地方的土目依然代收稅糧，甲長、保長收齊後交給土目，再由土目上交縣裏，甚至許多漢族、苗族上稅時都要先交給土目，這樣自然就給土目提供了一個吃虛額的機會，是一種很不利的現象。
像是赫章縣古達鄉的王定芳老先生稱，古達官家就是他們的政府，連打官司都要找他。
不過也有不同情況，例如雉街鄉發達村的陸開良等人則稱，據老人講，他們種的是自己的地，清朝時就直接到威寧上糧，不用繳給土目。
還有就是主奴之爭與主佃之爭，明代親履黔省的官員、文人們已經注意到土民對土目、土司的服從，並將其歸結為安氏能夠長期統治黔西北的原因。
比如嘉靖年間的進士田汝成雲: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
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哉～何其詐之綿永也，羅鬼憨而戀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
這是一個經典性的解釋，被明清時期的士大夫們廣泛引用，直到乾隆初年鄂爾泰等人編修《貴州通誌》時仍然持同樣的觀點。
這種見解在明代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清代黔西北的整個社會製度已發生了巨大變遷，原住民“憨而戀主”、“暴虐不怨”的鮮明形象亦隨之淡化——士大夫們帶有感性化的描述隻揭示出他們順從的一麵。
其實，許多家奴、佃戶已懂得怎樣利用現行的製度爭取自身利益，他們與土目之間的衝突成為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
需要說明，在1949年以前，黔西北地區的土目以及富有的彝人都普遍養有許多供自己役使之人，女性稱為“柏”，男性稱為“者”，在講西南官話時，稱為“丫頭”、“娃子”，漢語書麵語一般統稱“家奴”。
如乾隆八年(1743)，威寧鎮總兵曾長治奏稱:土目之家各蓄有家奴，以供使喚。
多者百餘戶，少者亦有數十戶不等。
家奴的族類成分包括彝、苗、漢等，其來源主要有:強迫佃戶、幫工為奴;購買貧窮人家無力養活的子女為奴;收養親人亡故的孤兒寡女為奴;將欠土目之債無力償還者淪為奴;此外，丫頭、娃子所生子女世為“柏者”。
家奴住在主人家中，常年為主人服務，沒有親權(子女非己所有)與婚權(是否結婚、與誰結婚由主人決定)，主人可將其隨意買賣，甚至將家奴一家數口賣給不同的人，官方文書、檔案中稱為“拆賣”。
有的娃子成婚後，得到主人允準，另立門戶，成為“家外娃子”，彝語稱為“陸外”。
有的“陸外”非常能幹，能給主人一定身價或被主人重用，成為“半身奴”。
這種人可自由經營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發展到有自己的佃民和奴仆，但在土目麵前他依然還是奴仆身份。
有時“半身奴”擁有的家奴成家後，又養有家奴，這樣層層蓄養，在水城等地產生了“七道娃子”的說法。
乾隆四年(1739)，在大定府威寧州，經過策劃，數百名家奴突然一起離開主家，逃匿山箐之中，歃血結盟，“踞產背主”，希冀“出戶”，獲得自由之身。
憤怒不已的土目們紛紛赴官控告，呈請提究叛奴。
官員們清楚地認識到，破天荒的叛逃行動標誌著土目權威的衰減，這正是朝廷及地方官曆年打壓、幹涉的結果，貴州總督兼巡撫張廣泗對此有過精辟的分析:
臣查黔省地方，苗倮環居下遊一帶，盡屬苗蠻，散處山穀之中，並無酋長統率。
上遊則倮夷最為繁盛，……其中頭目夷民各畜有家奴，以供驅使。
而頭目中畜家奴多者每至百餘戶，少者亦有數十戶不等。
夷俗於主仆之分甚嚴，而各土目之役使家奴，酷虐異常，迥非情理，或勒派家奴子女為陪嫁，或強奪家奴之婦為侍妾，稍不遂意，輕則拆賣全家，重則立斃情命，任意欺淩，生殺自主。
而各夷奴亦遂甘心忍受，在伊等又豈知上下之等、威冠履立名分，蓋積威所致，不敢稍有抗違。
自昭通、鎮雄等處改土設流以來，屢用兵威，官法嚴肅，各夷目等始知凜畏法紀，不敢生殺自由，肆行淩虐。
而各夷奴中之兇狡者及又唆使各戶家奴，結黨背主。
彝人實行等級婚製，主奴之間聯姻或媾合為道德、倫理所不容，甚至會遭致族人懲處，“強奪家奴之婦為侍妾”或係想當然之語。
但土目淩虐、拆賣奴戶以及改土歸流對土目勢力的打擊等分析卻是有相當的根據——幾乎所有當事官員都持此看法。
官員們當然不能對主、奴之爭放任自流，破壞地方秩序。
張廣泗接到呈控後，立即指示貴東道王玠、大定府知府牛天申、護威寧鎮印務大定協副將馬似龍赴威寧州調解，最後主奴雙方達成協議，土目從此不準非禮、淩虐家奴，而家奴等不得複行背主，甘結在案。
用書麵形式保證家奴的權益，反映了地方官員們削弱土目力量的目的以及人道方麵的考慮。
經過調解，嘯聚山箐的數百名家奴很快解散，由主人領迴服役，但大化裏土目安巡如的家奴者廈、白革等卻陽奉陰違，“占據伊主莊田，抗不遵斷。”由此引出了一場不算太大的風波。
而安巡如名疆，字巡如，其先祖原係烏撒君長所屬的扯處烏土目，其後裔包括有1949年前威寧北部山區的大官寨土目、補塊土目等。
自康熙十年(1671)正月俄凹、阿蠟等歸順以來，扯處烏土目積極順應新的形勢，效忠清朝，為朝廷東征西伐。
自雍正四年(1726)起，鄂爾泰開始在滇東北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安巡如“自備鞍馬，糾集屬夷，為王師前驅”，被改土歸流戰爭的重要將領哈元生賜給“叛產”五百四十畝，昭通鎮總兵徐成貞亦授予其“為善最樂”的匾額，而黔撫陳惪榮更是對其讚賞有加。
象安巡如一樣不但沒有受到改流運動的重創，其勢力在某些方麵反而有所擴張的情形並不多見，正如其墓碑碑文所稱:
然以餘所睹，記改土以來，他氏子孫半多衰歇，獨公??，今方興未艾，豈非憑籍者厚歟～
有意思的是，對這樣一位恭順土目與家奴的鬥爭，官員們的態度卻頗為曖昧:
然而夷目、家奴自相攜二，隻宜從緩化導，不便遽加鹹懲。
看來，隻要家奴的“抗不遵斷”維持在適當的限度內，官員們是可以稍加縱容的。
在控訴“叛奴”時，由於安巡如“詞涉不檢”，震怒不已的貴州總督張廣泗甚至打算將其法辦，幸得黔撫陳惪榮的解勸才使其躲過一厄。
但事態的發展要求官員采取進一步的幹預，者廈、白革等糾集了幾十戶家奴，占據了安巡如的白素寨，情形開始變得嚴重，並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因為威寧毗鄰原來的芒部(即清代的鎮雄州)、烏蒙(即清代的昭通府)君長國，相互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威寧土目的許多家奴就是來自這兩個地方。
官員們相信，者廈等區區二十餘戶家奴，“敢於負固不服”，除了高山密箐，險阻可恃外，自以為昭通、鎮雄的“夷猓巢穴可為退步”是一個重要原因。
這一判斷並無差錯，者廈等人確實有聯絡昭通、鎮雄的企圖。
尤令官員們憂慮的是，者廈、白革的叛主行動可能會引起滇黔二省家奴的連鎖反應，導致地方“緝事無已”。
於是貴州總督張廣泗一麵奏報朝廷，一麵命令該管地方文武官員實行更深程度的幹預，酌量派兵解散嘯聚家奴。
他特別指示，改流前地方輯捕事務原係土目自理，但現在絕不容許他們插手:
現今法紀嚴明，斷不便複令各夷目逞其故智。
由於事關滇、黔兩省，所以雲南方麵亦積極協助辦理此事，衝突很快平息，嘯聚家奴紛紛投首，態度強硬的者廈則在昭通落網。
威寧州叛奴事件並不是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但它卻蘊涵著相當豐富的信息。
主、奴之爭是在彝製崩潰、流官政權建立的背景下發生的，它折射出改土歸流後土目權勢的衰減。
官員們無疑想借此機會進一步規定、限製、削弱土目的權力，例如書麵保障家奴的權益、縱容他們適當程度的背主、禁止土目參預輯捕事務等，但官員們亦非常清楚，在一塊新近納入“版圖”的地方，完全拋棄土目將難以維持社會秩序，上文對此已有所闡釋，在此再引證一段曾參預處理叛奴事件的威寧鎮總兵曾長治的奏折:
竊臣駐紮之威寧州，自改土歸流，即編立八裏，納糧隸於地方官管轄。
緣夷倮數目難稽，向有土目約束，一切錢糧訟獄，俱責成土目提喚。
這樣，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當事態擴大時，張廣泗等人立即應土目之請求，出兵收捕、解散結黨之家奴。
既要打擊土目，但又不能使其完全喪失權威，官員力圖在其中尋求最佳的平衡點，這種苦心在他們關於善後事宜的奏折中表露無遺。像是貴州按察使宋厚奏稱:
臣查黔省威寧與滇省昭通、鎮雄接壤，該處猓夷最稱繁盛，半為夷目家奴。
但其中實係夷目之世仆者固多，或因佃其田土、附其管轄，久而遂成家奴者亦有……因其結黨背主，即斷令為良，不特凡有家奴之頭目、夷民心不甘服，抑且兇狡夷奴得遂其意，勢必聞風效尤，滋事無已。
如仍概令為奴，其中不無亦有屈抑。
臣愚以為家奴既有不同，辦理亦當各異。
如果係實在該夷目等佃戶，或因向附管轄，遂致為奴者，即應開放為良，以免其子孫之累，且可漸分土目之勢，免致日後尾大之慮;其實在該夷目之家奴，確有證據，我固不可遽令出戶，以長刁風。
惟是各奴已有離心，家主更增嫌隙，若仍斷令東主領迴，必致別生事端，決無相安之勢。
應將該夷奴照律懲治外，仍按其人口之多寡，當官定價賣給別夷目為奴，所得身價交與東主收領。
為此，在夷奴肆其兇狡，徒犯法綱，終不免於為奴，鹹知背主之無益;在夷目刻待家奴，激成背主，使不得複有家奴，亦知殘虐之有損，使彼此各有顧慮。
釋放一部分家奴，讓其“出戶”，以收“漸分土目之勢”的效果，同時又要懲治一些兇狡之奴，並轉賣給其他土目，以表明“背主之無益”，宋厚的平衡策略深得乾隆皇帝賞識，朱批雲:“所見是，知道了，欽此。”
同年十一月，雲南按察使張坦熊進一步提出，應敕令雲、貴、川、廣的督撫各官禁止土目強迫佃戶、幫工為奴，不得拆賣奴戶家庭，違者依律懲治。
由此，在各級流官的積極參預下，大化裏土目安巡如與家奴者廈、白革等人的爭鬥終於在乾隆八年(1743)告一段落。
不過六十多年後，安巡如之孫孫安秉健又卷入與佃戶的長期衝突中，特別是與佃戶安國瑞的訴訟竟然驚動宸閽。
據說安國瑞的祖父阿固亦屬土目，最初居住在威寧州致化裏，康熙年間遷居四川烏蒙土府。
阿固與安巡如的命運大不相同，雍正四年(1726)，雲南巡撫兼管總督事務的鄂爾泰進兵烏蒙、鎮雄，改土歸流。
阿固在這場戰爭中被殺身亡，其妻攜幼子阿木雲逃迴威寧州大化裏，佃耕土目安巡如在發嫩扣坡的田土，每年交蓧麥若幹。
阿木雲長成後，繼續以佃為生，並為兩個兒子取了漢姓，大兒子名安國瑞，小兒子名安國榮。
嘉慶五年(1800)，阿木雲身故，安國瑞又向安巡如之孫安秉健請求開墾別魯塊地方，照例交租。
安秉健素來懷疑安國瑞的人品，雖然答應增佃田土，但要求訂立一份總契約，將舊佃、新佃土地全部寫明，每年交蓧租一石。安國瑞表示同意。
安秉健顯然是想用書麵形式來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保證自己的土地不被侵占，租糧能夠按時征收。
我們可以把這理解為改土歸流後黔西北社會經濟的變化之一。
租佃關係至遲在明代已經出現於水西安氏所轄地區，在“勾”政權體製下，鑒於土目的權勢，佃戶絕不敢霸占田土，抵賴租糧——土目根本不需要契約來保障自己的權利。
彝製崩潰後，文契的必要性逐漸被認識到。
在水西地區，土目與佃戶間的租佃契約可能出現得比較早，也較為普遍，並且彝族沒有拋棄自己的文字傳統，結果產生了許多彝文契約，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曾搜集到六份並譯成漢文，茲抄錄一份如下:
官家下的契約是真的，寫這個約給老五。
老五用十七兩銀給官家，卜那(即白泥塘)的田一段，老五得了這段田，是一輩子的好處。
如果不犯事，子孫萬代永遠耕下去，永不扯土另安。
如有犯事、差租，官家的田由官家扯。六大升租穀，另外的租子四大鬥。
乾隆三十年乙酉臘月十四寫。
可見，這份契約所反映的權利與義務相對簡單，有的文契則直接規定佃戶必須上“人租”或“隨喚隨到”，服無償勞役。
在通常情況下，如果承佃人沒有欠租或犯事，可以子孫世代永遠耕種，官家(即土目)無權“扯土”另佃——幾份彝文契約對此都特別提及。
在這種習慣之下，清代黔西北的租佃關係應該比較穩定，安國瑞家祖孫三代，租種安巡如的土地長達六十多年就是一個例子。
盡管安秉健懷疑安國瑞的人品，但仍然沒有另招佃戶，隻是要求將自己的財產與權利合法化、書麵化。
安秉健對佃約的要求與他自身的經曆有關，訂立租佃契約在烏撒地區可能出現得比較晚，安秉健曾深受其害，乾隆五十七(1792)年，佃戶蘇友鬆、阿魯約、楊受保曾聯名告官，稱他們係被安秉健“強壓為佃”，以圖賴租。
但安秉健的“創新”舉動引起了安國瑞的猜疑，在他看來，“猓夷”地區的慣例，佃種土目田土從來不需要寫立佃約，安秉健此舉或許包藏禍心。
他進一步聯想到，自己的祖父阿固同樣是土目子孫，肯定承襲了祖遺的大筆產業，雍正年間烏蒙、鎮雄改土歸流時，安秉健之祖安巡如可能借幫助官兵征剿的機會，霸占了阿固的家業。
而安秉健顯然是想利用佃約將祖父不光彩的行為合法化，以杜日後的爭端。
……
……
……
凡官勾攝，必先檄土目會役傳提，否則逃不赴案也。
(威寧州)夷民俱聽土目約束，地方有命盜案及征糧等事，皆責成土目協差分辦如鄉約。
所以由此可見，黔西北原有的“勾”政權體製並未完全在原住民的心中消亡，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認為土目就是管自己的官。
由此清王朝的流官反而缺乏權威，各種征徭與命盜案件，隻有委托土目，才能夠順利處理。
直到1949年前，許多地方的土目依然代收稅糧，甲長、保長收齊後交給土目，再由土目上交縣裏，甚至許多漢族、苗族上稅時都要先交給土目，這樣自然就給土目提供了一個吃虛額的機會，是一種很不利的現象。
像是赫章縣古達鄉的王定芳老先生稱，古達官家就是他們的政府，連打官司都要找他。
不過也有不同情況，例如雉街鄉發達村的陸開良等人則稱，據老人講，他們種的是自己的地，清朝時就直接到威寧上糧，不用繳給土目。
還有就是主奴之爭與主佃之爭，明代親履黔省的官員、文人們已經注意到土民對土目、土司的服從，並將其歸結為安氏能夠長期統治黔西北的原因。
比如嘉靖年間的進士田汝成雲: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
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哉～何其詐之綿永也，羅鬼憨而戀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
這是一個經典性的解釋，被明清時期的士大夫們廣泛引用，直到乾隆初年鄂爾泰等人編修《貴州通誌》時仍然持同樣的觀點。
這種見解在明代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清代黔西北的整個社會製度已發生了巨大變遷，原住民“憨而戀主”、“暴虐不怨”的鮮明形象亦隨之淡化——士大夫們帶有感性化的描述隻揭示出他們順從的一麵。
其實，許多家奴、佃戶已懂得怎樣利用現行的製度爭取自身利益，他們與土目之間的衝突成為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
需要說明，在1949年以前，黔西北地區的土目以及富有的彝人都普遍養有許多供自己役使之人，女性稱為“柏”，男性稱為“者”，在講西南官話時，稱為“丫頭”、“娃子”，漢語書麵語一般統稱“家奴”。
如乾隆八年(1743)，威寧鎮總兵曾長治奏稱:土目之家各蓄有家奴，以供使喚。
多者百餘戶，少者亦有數十戶不等。
家奴的族類成分包括彝、苗、漢等，其來源主要有:強迫佃戶、幫工為奴;購買貧窮人家無力養活的子女為奴;收養親人亡故的孤兒寡女為奴;將欠土目之債無力償還者淪為奴;此外，丫頭、娃子所生子女世為“柏者”。
家奴住在主人家中，常年為主人服務，沒有親權(子女非己所有)與婚權(是否結婚、與誰結婚由主人決定)，主人可將其隨意買賣，甚至將家奴一家數口賣給不同的人，官方文書、檔案中稱為“拆賣”。
有的娃子成婚後，得到主人允準，另立門戶，成為“家外娃子”，彝語稱為“陸外”。
有的“陸外”非常能幹，能給主人一定身價或被主人重用，成為“半身奴”。
這種人可自由經營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發展到有自己的佃民和奴仆，但在土目麵前他依然還是奴仆身份。
有時“半身奴”擁有的家奴成家後，又養有家奴，這樣層層蓄養，在水城等地產生了“七道娃子”的說法。
乾隆四年(1739)，在大定府威寧州，經過策劃，數百名家奴突然一起離開主家，逃匿山箐之中，歃血結盟，“踞產背主”，希冀“出戶”，獲得自由之身。
憤怒不已的土目們紛紛赴官控告，呈請提究叛奴。
官員們清楚地認識到，破天荒的叛逃行動標誌著土目權威的衰減，這正是朝廷及地方官曆年打壓、幹涉的結果，貴州總督兼巡撫張廣泗對此有過精辟的分析:
臣查黔省地方，苗倮環居下遊一帶，盡屬苗蠻，散處山穀之中，並無酋長統率。
上遊則倮夷最為繁盛，……其中頭目夷民各畜有家奴，以供驅使。
而頭目中畜家奴多者每至百餘戶，少者亦有數十戶不等。
夷俗於主仆之分甚嚴，而各土目之役使家奴，酷虐異常，迥非情理，或勒派家奴子女為陪嫁，或強奪家奴之婦為侍妾，稍不遂意，輕則拆賣全家，重則立斃情命，任意欺淩，生殺自主。
而各夷奴亦遂甘心忍受，在伊等又豈知上下之等、威冠履立名分，蓋積威所致，不敢稍有抗違。
自昭通、鎮雄等處改土設流以來，屢用兵威，官法嚴肅，各夷目等始知凜畏法紀，不敢生殺自由，肆行淩虐。
而各夷奴中之兇狡者及又唆使各戶家奴，結黨背主。
彝人實行等級婚製，主奴之間聯姻或媾合為道德、倫理所不容，甚至會遭致族人懲處，“強奪家奴之婦為侍妾”或係想當然之語。
但土目淩虐、拆賣奴戶以及改土歸流對土目勢力的打擊等分析卻是有相當的根據——幾乎所有當事官員都持此看法。
官員們當然不能對主、奴之爭放任自流，破壞地方秩序。
張廣泗接到呈控後，立即指示貴東道王玠、大定府知府牛天申、護威寧鎮印務大定協副將馬似龍赴威寧州調解，最後主奴雙方達成協議，土目從此不準非禮、淩虐家奴，而家奴等不得複行背主，甘結在案。
用書麵形式保證家奴的權益，反映了地方官員們削弱土目力量的目的以及人道方麵的考慮。
經過調解，嘯聚山箐的數百名家奴很快解散，由主人領迴服役，但大化裏土目安巡如的家奴者廈、白革等卻陽奉陰違，“占據伊主莊田，抗不遵斷。”由此引出了一場不算太大的風波。
而安巡如名疆，字巡如，其先祖原係烏撒君長所屬的扯處烏土目，其後裔包括有1949年前威寧北部山區的大官寨土目、補塊土目等。
自康熙十年(1671)正月俄凹、阿蠟等歸順以來，扯處烏土目積極順應新的形勢，效忠清朝，為朝廷東征西伐。
自雍正四年(1726)起，鄂爾泰開始在滇東北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安巡如“自備鞍馬，糾集屬夷，為王師前驅”，被改土歸流戰爭的重要將領哈元生賜給“叛產”五百四十畝，昭通鎮總兵徐成貞亦授予其“為善最樂”的匾額，而黔撫陳惪榮更是對其讚賞有加。
象安巡如一樣不但沒有受到改流運動的重創，其勢力在某些方麵反而有所擴張的情形並不多見，正如其墓碑碑文所稱:
然以餘所睹，記改土以來，他氏子孫半多衰歇，獨公??，今方興未艾，豈非憑籍者厚歟～
有意思的是，對這樣一位恭順土目與家奴的鬥爭，官員們的態度卻頗為曖昧:
然而夷目、家奴自相攜二，隻宜從緩化導，不便遽加鹹懲。
看來，隻要家奴的“抗不遵斷”維持在適當的限度內，官員們是可以稍加縱容的。
在控訴“叛奴”時，由於安巡如“詞涉不檢”，震怒不已的貴州總督張廣泗甚至打算將其法辦，幸得黔撫陳惪榮的解勸才使其躲過一厄。
但事態的發展要求官員采取進一步的幹預，者廈、白革等糾集了幾十戶家奴，占據了安巡如的白素寨，情形開始變得嚴重，並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因為威寧毗鄰原來的芒部(即清代的鎮雄州)、烏蒙(即清代的昭通府)君長國，相互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威寧土目的許多家奴就是來自這兩個地方。
官員們相信，者廈等區區二十餘戶家奴，“敢於負固不服”，除了高山密箐，險阻可恃外，自以為昭通、鎮雄的“夷猓巢穴可為退步”是一個重要原因。
這一判斷並無差錯，者廈等人確實有聯絡昭通、鎮雄的企圖。
尤令官員們憂慮的是，者廈、白革的叛主行動可能會引起滇黔二省家奴的連鎖反應，導致地方“緝事無已”。
於是貴州總督張廣泗一麵奏報朝廷，一麵命令該管地方文武官員實行更深程度的幹預，酌量派兵解散嘯聚家奴。
他特別指示，改流前地方輯捕事務原係土目自理，但現在絕不容許他們插手:
現今法紀嚴明，斷不便複令各夷目逞其故智。
由於事關滇、黔兩省，所以雲南方麵亦積極協助辦理此事，衝突很快平息，嘯聚家奴紛紛投首，態度強硬的者廈則在昭通落網。
威寧州叛奴事件並不是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但它卻蘊涵著相當豐富的信息。
主、奴之爭是在彝製崩潰、流官政權建立的背景下發生的，它折射出改土歸流後土目權勢的衰減。
官員們無疑想借此機會進一步規定、限製、削弱土目的權力，例如書麵保障家奴的權益、縱容他們適當程度的背主、禁止土目參預輯捕事務等，但官員們亦非常清楚，在一塊新近納入“版圖”的地方，完全拋棄土目將難以維持社會秩序，上文對此已有所闡釋，在此再引證一段曾參預處理叛奴事件的威寧鎮總兵曾長治的奏折:
竊臣駐紮之威寧州，自改土歸流，即編立八裏，納糧隸於地方官管轄。
緣夷倮數目難稽，向有土目約束，一切錢糧訟獄，俱責成土目提喚。
這樣，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當事態擴大時，張廣泗等人立即應土目之請求，出兵收捕、解散結黨之家奴。
既要打擊土目，但又不能使其完全喪失權威，官員力圖在其中尋求最佳的平衡點，這種苦心在他們關於善後事宜的奏折中表露無遺。像是貴州按察使宋厚奏稱:
臣查黔省威寧與滇省昭通、鎮雄接壤，該處猓夷最稱繁盛，半為夷目家奴。
但其中實係夷目之世仆者固多，或因佃其田土、附其管轄，久而遂成家奴者亦有……因其結黨背主，即斷令為良，不特凡有家奴之頭目、夷民心不甘服，抑且兇狡夷奴得遂其意，勢必聞風效尤，滋事無已。
如仍概令為奴，其中不無亦有屈抑。
臣愚以為家奴既有不同，辦理亦當各異。
如果係實在該夷目等佃戶，或因向附管轄，遂致為奴者，即應開放為良，以免其子孫之累，且可漸分土目之勢，免致日後尾大之慮;其實在該夷目之家奴，確有證據，我固不可遽令出戶，以長刁風。
惟是各奴已有離心，家主更增嫌隙，若仍斷令東主領迴，必致別生事端，決無相安之勢。
應將該夷奴照律懲治外，仍按其人口之多寡，當官定價賣給別夷目為奴，所得身價交與東主收領。
為此，在夷奴肆其兇狡，徒犯法綱，終不免於為奴，鹹知背主之無益;在夷目刻待家奴，激成背主，使不得複有家奴，亦知殘虐之有損，使彼此各有顧慮。
釋放一部分家奴，讓其“出戶”，以收“漸分土目之勢”的效果，同時又要懲治一些兇狡之奴，並轉賣給其他土目，以表明“背主之無益”，宋厚的平衡策略深得乾隆皇帝賞識，朱批雲:“所見是，知道了，欽此。”
同年十一月，雲南按察使張坦熊進一步提出，應敕令雲、貴、川、廣的督撫各官禁止土目強迫佃戶、幫工為奴，不得拆賣奴戶家庭，違者依律懲治。
由此，在各級流官的積極參預下，大化裏土目安巡如與家奴者廈、白革等人的爭鬥終於在乾隆八年(1743)告一段落。
不過六十多年後，安巡如之孫孫安秉健又卷入與佃戶的長期衝突中，特別是與佃戶安國瑞的訴訟竟然驚動宸閽。
據說安國瑞的祖父阿固亦屬土目，最初居住在威寧州致化裏，康熙年間遷居四川烏蒙土府。
阿固與安巡如的命運大不相同，雍正四年(1726)，雲南巡撫兼管總督事務的鄂爾泰進兵烏蒙、鎮雄，改土歸流。
阿固在這場戰爭中被殺身亡，其妻攜幼子阿木雲逃迴威寧州大化裏，佃耕土目安巡如在發嫩扣坡的田土，每年交蓧麥若幹。
阿木雲長成後，繼續以佃為生，並為兩個兒子取了漢姓，大兒子名安國瑞，小兒子名安國榮。
嘉慶五年(1800)，阿木雲身故，安國瑞又向安巡如之孫安秉健請求開墾別魯塊地方，照例交租。
安秉健素來懷疑安國瑞的人品，雖然答應增佃田土，但要求訂立一份總契約，將舊佃、新佃土地全部寫明，每年交蓧租一石。安國瑞表示同意。
安秉健顯然是想用書麵形式來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保證自己的土地不被侵占，租糧能夠按時征收。
我們可以把這理解為改土歸流後黔西北社會經濟的變化之一。
租佃關係至遲在明代已經出現於水西安氏所轄地區，在“勾”政權體製下，鑒於土目的權勢，佃戶絕不敢霸占田土，抵賴租糧——土目根本不需要契約來保障自己的權利。
彝製崩潰後，文契的必要性逐漸被認識到。
在水西地區，土目與佃戶間的租佃契約可能出現得比較早，也較為普遍，並且彝族沒有拋棄自己的文字傳統，結果產生了許多彝文契約，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曾搜集到六份並譯成漢文，茲抄錄一份如下:
官家下的契約是真的，寫這個約給老五。
老五用十七兩銀給官家，卜那(即白泥塘)的田一段，老五得了這段田，是一輩子的好處。
如果不犯事，子孫萬代永遠耕下去，永不扯土另安。
如有犯事、差租，官家的田由官家扯。六大升租穀，另外的租子四大鬥。
乾隆三十年乙酉臘月十四寫。
可見，這份契約所反映的權利與義務相對簡單，有的文契則直接規定佃戶必須上“人租”或“隨喚隨到”，服無償勞役。
在通常情況下，如果承佃人沒有欠租或犯事，可以子孫世代永遠耕種，官家(即土目)無權“扯土”另佃——幾份彝文契約對此都特別提及。
在這種習慣之下，清代黔西北的租佃關係應該比較穩定，安國瑞家祖孫三代，租種安巡如的土地長達六十多年就是一個例子。
盡管安秉健懷疑安國瑞的人品，但仍然沒有另招佃戶，隻是要求將自己的財產與權利合法化、書麵化。
安秉健對佃約的要求與他自身的經曆有關，訂立租佃契約在烏撒地區可能出現得比較晚，安秉健曾深受其害，乾隆五十七(1792)年，佃戶蘇友鬆、阿魯約、楊受保曾聯名告官，稱他們係被安秉健“強壓為佃”，以圖賴租。
但安秉健的“創新”舉動引起了安國瑞的猜疑，在他看來，“猓夷”地區的慣例，佃種土目田土從來不需要寫立佃約，安秉健此舉或許包藏禍心。
他進一步聯想到，自己的祖父阿固同樣是土目子孫，肯定承襲了祖遺的大筆產業，雍正年間烏蒙、鎮雄改土歸流時，安秉健之祖安巡如可能借幫助官兵征剿的機會，霸占了阿固的家業。
而安秉健顯然是想利用佃約將祖父不光彩的行為合法化，以杜日後的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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