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還可以給大家舉一個更加具體的例子，就是夜郎的改土歸流。
夜郎的話，想必大家都有所耳聞，因為夜郎自大這個詞大家一定不陌生。
夜郎是哪呢，其實是貴州，因為在《史記》、《漢書》中稱的“南夷”中的夜郎就是古代貴州的代名詞。
書中記載夜郎是17個方國聯盟擁戴的中心。
它們在貴州這塊土地上生存繁衍發展，與今日世居的17個少數民族群體有內在聯係。
怎麽說呢，可以說從貴州有文字記載的2560年曆史中，這裏由於社會結構的封閉性，崇山阻隔入主流社會後，中央王朝對這裏的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統治管理，政權建設，所以始終圍繞了這個故事的主題，也就是“改土歸流”這個焦點，演繹了血與火的曆史。
在祖國的大西南，四川盆地與廣西丘陵地帶之間，以橫亙的苗嶺山脈為分水嶺，北有烏江流域流入長江，南有南、北生盤江流域流向珠江，江河溝壑縱橫密布，群峰連綿不斷的高原山地。
它低緯度、高海拔，近江、近海、近邊，是大西南的咽喉地帶。
的確，這裏氣候和土壤多樣，雨水豐沛，物產豐富，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相對穩定。
這裏就是今日貴州的主體區域，世居著17個少數民族的特殊群體;這裏也是古貴州的主體。
因此，《史記》、《漢書》中稱的“南夷”，其中夜郎很久以來就一直是古貴州的代名詞。
“夜郎自大”這家喻戶曉的成語把貴州與夜郎緊密連在一起，至今依然流傳全國。
這一典故雖然講秦漢時夜郎人被大山封閉，交通不便，信息閉塞，不知外部世界有多大，但它從另一側麵說明夜郎創造的輝煌曆史和燦爛文化，它的影響經滄桑而長存。
例如史學家朱俊明在《夜郎史稿》是這樣解讀秦漢時期的夜郎:“夜郎”二字其意是種田人。
它們結成的社會是耕作駱田(不懂中耕除草的田)為主的農業社會。
他們生存的地區是野獸出沒的林莽芒野，簡陋的生產工具，隻能共同勞動，共同生活，依靠集體力量與大自然進行有效的鬥爭，財產公有製，有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城鎮雛形，故《史記》裏稱“邑聚而居，能耕田”。
按他們顯露“風俗”“五常之性”“民族成分”，在這地區秦設黔中郡，漢改為牂柯象征祖先牡器加以崇拜的圖騰，反映了他們是父權奴隸製大家族社會，是封建領主製形成基礎的。
到元明清演變為大小土司，畫地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屬的若幹封建壁壘，割據分離局麵使社會經濟長期停滯，發展緩慢。
夜郎在兩周時代產生若幹小國並在相互間形成初步聯盟後，到西漢中期達到興盛階段，這群體方國發展到17個，漢王朝因其內部存在的聯盟聯係，將他們所在區域設牂柯郡，這區域是烏江流域，南、北盤江流域中上遊地區。
唐蒙上書漢武帝稱:“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
說明夜郎國具有相當雄厚的軍事實力而成為盟主。
《史記-西南夷列傳》第一句是:“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
《史記》、《漢書》中還記載，漢王朝詔封為王國者為夜郎，鉤町，進桑;確認且蘭，漏臥，同並為候國。
這三王，三候封號存在時間較長，有的竟延續了四個世紀。
世居貴州的17個少數民族群體雖“俗無文字，刻木為契”缺乏文獻述說源遠流長曆史，但世代口碑、傳說、風俗，反映了與17個方國繁衍發展有內在聯係。
所謂改土歸流，狹義講是指形成於元，發展於明，結束於清的貴州土司製度管理，變為中央王朝派流官來管理;廣義講，貴州的眾多的少數民族群體一旦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管理，統治者采用族政策，雖各個時代盡管有差異，但都離不開派流官來管理，或者利用當地土官來管理。
中央王權如政權更迭不休，或鞏固困難，無力顧及，則土官會發展坐大，長期割據，影響中央王朝統一，必定對流官造成巨大威脅，爭鬥不可避免。
中央王朝戰略眼光一旦看到這裏重要政治和軍事戰略價值，必定對這地區加強開發，派軍隊鎮壓土官，加強流官管理，獲取戰略物資需求，或者借道去征服邊遠少數民族割據，自雄稱霸一方封建領主。
從有文字記載2560年貴州史中，我們領略了這個爭鬥焦點，也演繹了一部血與火的曆史。
在秦漢版圖中，中央王朝四周有四夷(夷是當時對當數民族的稱唿):匈奴，西羌、百濮、西南夷。
西南夷中的“南夷”有“耕田，有邑聚”的人口村落和城鎮的定居農耕社會。
百濮(東南沿海少數民族)是移稈的半農半牧經濟，匈奴、西羌是“隨畜遷徒“的半農半牧經濟，南夷定居農耕經濟穩定，也帶來人口穩定發展，是“四夷”中人口最多的，因而在政治上是顯赫的群體，在中央王朝眼光中是有地位的。
秦統一六國後，曾經把眼光略微看到古夜郎，這便是派常安頁修五尺道。
五尺道從今川南宜賓，入滇東北進黔西北，過赫章、威寧，複雲南曲靖，支線由漢陽縣通鄨縣到遵義貴陽一線，即今合江縣、赤水、習水到桐梓去遵義貴陽。
秦統一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古貴州設為黔中郡。以掌兵權的“尉”為一郡的最高長官，設郡臨耒“察事”，皆有縣令。
黔中郡各縣受製於握有重兵的最高長官。
這是“流官”管理，為戎守和開發南夷，曾多次遣發中原人士和成年女子前去婚配，日久他們都融進當地少數民族群體中。
漢王朝建立到漢武帝的70年間是修養生息換耒國力富強時期，南夷各地均處於自葆狀態。
漢武帝時期，北方匈奴威脅排除，為結束南越的割據，實現統一，開發和管理南夷提到議事日程，製定了“和平內屬”“以其故俗治”政策，即不強迫當地少數民族改變世代相襲的語言文化、生活習慣、意識信仰，不按內地製度強行改變世社會形態，土流並治。
《史記-西南夷傳》、《華陽國誌-南中誌》提到的吳霸、陳立、萬年、周欽、謝暹等，便是漢中央委任的“流官”，而對於夜郎各部的“君長”“邑君”等大、小首領，漢中央仍加以承認，任隨他們按原有習慣掌握本部事務，保持他們獨立經濟和社會地位。
而不服“流官”管理，或者少數首領以武力破壞統一，製造騷亂，則用重兵鎮壓或者誅殺其君長、首領。
如治南夷時用兵鎮壓了夜郎中一些頑固勢力，誅且蘭國君，陳立太守誅夜郎國君王興。
不料，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除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
由於叛亂規模較大，陳立奏請招募當地少數民族人民與都尉萬年等分頭攻擊叛亂者，“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夜郎王國此後不複見於記載，其政權在此時絕滅。
夜郎王國的滅亡導致了夜聯盟因失去中心而瓦解，此後原聯盟成員多散而不聚。
陳立太守誅殺夜郎王興及斬翁指的消息傳開，鉤町王禹，漏臣候愈震恐，“入栗千斛，牛羊勞吏士”，他們怕恐不安地表示繼續臣服於漢王朝。
鉤町王國未能取代夜郎王國而成為新聯盟盟主。
但它國的勢力向牂柯、益州、鬱林三郡交接地帶擴展，成為“三邊蠻夷”的核心。
新莽時期王莽改變漢製，施行錯誤民族政策，王莽令五威將軍王奇等12人，帶著符命，印綬給“四夷”更名，“皆受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
“五威將帥出，改鉤町為候”引起當時鉤町王邯怨恨，王莽乃命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
邯弟承為兄報仇又攻殺周欽，王莽令所有州郡出兵攻擊鉤町未能奏效。
在王莽歧視和掠奪少數民族政策施行下，三邊蠻夷愁怨盡反，複殺益州大尹程隆。
王莽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發天水，隴西騎士及廣漢、巴、蜀、犍為諸郡吏民兵者10萬人，20萬人運送輜重，前去征討，後更換廉丹，遺派複位大司馬郭興，庸部牧李曄、周師和仲曹助部興出擊鉤町。
這樣，在整個新莽時期的十幾年中，鉤町及其影響下的“三邊蠻夷”一直被大規模征討，但他們沒被鎮壓下去。
總之，兩漢期間采取“和平內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數民族群體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漢相安，同時還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縣設置及軍隊駐防，使這裏的局勢長期保持穩定狀態。
到了三國時，劉備在在成都建立了蜀漢政權。
包托四川大渡河以南、雲南、貴州大部份及廣西北部沿邊地區，古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為蜀國的後方。
南中的穩定對蜀國是命運攸關的。
蜀國采取了“西和諸戎，南扶夷越”的處理各民族關係的方針，采取了政治招徠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鎮平夷(貴州畢節)管理南中。
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姓，夷師乘蜀國與孫吳搞衡，無暇顧及南中之機，據地稱雄，紛紛起兵反蜀。
諸葛亮在劉備死後，作了南征準備，出征南征勝利後，對南中郡縣設置增多，派出“流官”增強，加強了統治與開發，各少數民族群體“漸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進一步發展定居農業。
魏晉南北朝，中原喪亂，南北長期分裂，政權更迭不休，中原王朝無力顧及古貴州。
西晉“永嘉之變”少數民族紛紛起義，據地稱雄，盤距在貴州的南中大姓“龍、傅、尹、董、謝”等，加劇割據地盤，無力開發經濟，時間長達250多年。
隋朝流官權勢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領治理。
唐王朝沿襲秦漢舊製，實行內附性質的羈縻政策，即願意歸附的土蓍首領，賜以疆土，封予官職，充許世襲，“以夷治夷”地區社會相對穩定。
土官入京朝貢，帶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並取得轟動效應。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貢，往往賞以將軍、大將軍、王等官銜爵。
通過朝貢，既密切了貴州少數民族群體與中央王朝的政治統屬關係，又促進了貴州民族文化與京都文化的交流。
但逢唐與南詔的戰爭不斷，貴州處於中間地帶，不可能進行開發。
宋承唐製，凡少數民族首領獻地歸附，即以其地置州縣長官司，“皆以番夷酋長之長”的土官治理。
宋太祖下詔說:“惟爾貴州，遠在耍荒”。
從此才出現貴州之名。宋太祖這道詔書便是安排貴州少數民族首領的。
並且封他為官，讓他服從中央王朝管轄。
到了元代設“站赤”(驛道)與全國各地溝通，但將貴州地域納入四川、雲南、湖廣三行省。
中央王朝在這裏推行土司製度，實行“漢夷兼治”之策。
參用少量流官，土職“以番夷酋長為之者實多”，大小土司百多林立。
至明代，土司製度發展到鼎盛。
對土司領地采取“土流兼治，軍政分管”的方針，設衛囤兵對土司進行交錯控製，逐漸強化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
但三省都把這裏當作邊地任由大小百餘土司以領主製世襲統治。
從戰國、秦漢到元末，長達1780年，貴州就有上千年處於中央王朝開發圈之處，長期處於主流社會之外，分合無定。
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是很難與發達地區及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聯係，加上自然條件處於劣勢，八山一水，又有落後的社會結構及生產關係，社會和經濟發展長期滯後，發展緩慢，相對封閉保守。
明王朝建立，朱元璋認識到:“那個三不管地帶，恰恰是頭等經營大西南軍事戰略要地。”
穩定西南，才能鞏固全國統一大局。
他的著名軍師劉基(號伯溫)認為:“江南千條水，雲貴萬重山，五百年後看，雲貴賽江南”。
為明代千秋基業著想，他們施行了“改土歸流”的民族政策，1382年初，征南勝局在握，朱元璋下旨:成立貴州都指揮司，分兵沿幹線建立衛和所。
都使司相當省軍區，我們貴州，邁出了建省第一部。他
派他內弟馬燁駐鎮今天貴陽為首任都使司，代以流官統治尋借口，與水西土司首領著香過招，但奢香為民族利益忍辱負重，千裏迢迢，赴南京告禦狀。
在土官與流官矛盾無法調和的情況，朱元璋作了智者選擇:“奢香歸附，勝過十萬雄兵”處斬了馬燁，流官的人頭成了貴州初開省級建製的祭品。
但明王朝改土歸流政策必定還要施行。
1413年3月3日永樂皇帝詔誥天下:“今設貴州布政使，列為第13個省。”
貴州以一省的名分列入中央王朝視野。
永樂帝以流官組建了布政司——省政府，同時派出五萬虎狼之師嚴陣以待，借思州、思南兩個宣慰使的之爭，采取斬首行動，兩個宣慰使被斬首，兩個宣慰使被斬首，兩個宣慰使被廢除，地盤設八個府，府機關全由流官組成。
土官掌權被廢除，由流官當政。這
是改土歸流的突破，也是開端，在此基礎上，建貴州布政司——省機關，按朝製設左、右布政使(相當於高官)全由流官組成。
次年，司法監察機構按察使司配置完畢，省一級建製基本完備。
1600年明末平播之役是繼永十一年平定兩思土司之爭建立貴州布政司之後，明代調動八省24萬兵力分八路圍剿播州土司楊應龍而進行重大的改土歸流事件。
是官、土兩方矛盾已達白熾化程度，非大戰不足以平息的唯一選擇，是流官製與土司製的大決戰。
決戰的結果顯而易見，這是一場非均衡的戰爭。
在當時曆史背景下，明王朝是正統，戰爭的政治目的是維護國家的統一，反對割據和分裂，以利於人民安居樂業，順應民心，政治上處於絕於優勢。
楊應龍舉旗反叛，破壞社會穩定，造成國家動亂，人心背向，政治上處於絕對劣勢。
平播之役的勝利，為改土歸流的政治變革掃清障礙。
僅僅兩年，貴州全麵進行了“改土歸流”政治變革。
清代改土歸流，重點是治理“苗疆”(即黔東南少數民族聚在區)，將過去尚未設流官的少數民族地區納入統一行政建製。
結合“改土歸流”將原屬四川的遵義府和烏撒府劃歸貴州，從此確定了現今貴州的境域。
“改土歸流”打破了一個個土司割據的壁壘，建立起如同內地一樣的府州縣，將長期盛行的封建領土製推毀，把土地和人民納入國家“戶籍”使眾多的少數民族群體融入社會主流圈內，從而使貴州社會經濟向內地靠攏，加快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改土歸流”順應曆史潮流，具有社會進步意義，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曆史變革，但姍姍來遲，它革除了人身依附關係，解放了生產力，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它的土地受人民承種，極大地促進農業和其他相關經濟的發展，它使文化教育進入一個新發展時期，出現了“三千舉人，七百進士”盛況，清代還出現了“三狀元一探花”打破了二千多年來貴州無狀元的零紀錄，對社會的發展帶來積極結果，“改土歸流”是貴州曆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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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的話，想必大家都有所耳聞，因為夜郎自大這個詞大家一定不陌生。
夜郎是哪呢，其實是貴州，因為在《史記》、《漢書》中稱的“南夷”中的夜郎就是古代貴州的代名詞。
書中記載夜郎是17個方國聯盟擁戴的中心。
它們在貴州這塊土地上生存繁衍發展，與今日世居的17個少數民族群體有內在聯係。
怎麽說呢，可以說從貴州有文字記載的2560年曆史中，這裏由於社會結構的封閉性，崇山阻隔入主流社會後，中央王朝對這裏的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統治管理，政權建設，所以始終圍繞了這個故事的主題，也就是“改土歸流”這個焦點，演繹了血與火的曆史。
在祖國的大西南，四川盆地與廣西丘陵地帶之間，以橫亙的苗嶺山脈為分水嶺，北有烏江流域流入長江，南有南、北生盤江流域流向珠江，江河溝壑縱橫密布，群峰連綿不斷的高原山地。
它低緯度、高海拔，近江、近海、近邊，是大西南的咽喉地帶。
的確，這裏氣候和土壤多樣，雨水豐沛，物產豐富，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相對穩定。
這裏就是今日貴州的主體區域，世居著17個少數民族的特殊群體;這裏也是古貴州的主體。
因此，《史記》、《漢書》中稱的“南夷”，其中夜郎很久以來就一直是古貴州的代名詞。
“夜郎自大”這家喻戶曉的成語把貴州與夜郎緊密連在一起，至今依然流傳全國。
這一典故雖然講秦漢時夜郎人被大山封閉，交通不便，信息閉塞，不知外部世界有多大，但它從另一側麵說明夜郎創造的輝煌曆史和燦爛文化，它的影響經滄桑而長存。
例如史學家朱俊明在《夜郎史稿》是這樣解讀秦漢時期的夜郎:“夜郎”二字其意是種田人。
它們結成的社會是耕作駱田(不懂中耕除草的田)為主的農業社會。
他們生存的地區是野獸出沒的林莽芒野，簡陋的生產工具，隻能共同勞動，共同生活，依靠集體力量與大自然進行有效的鬥爭，財產公有製，有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城鎮雛形，故《史記》裏稱“邑聚而居，能耕田”。
按他們顯露“風俗”“五常之性”“民族成分”，在這地區秦設黔中郡，漢改為牂柯象征祖先牡器加以崇拜的圖騰，反映了他們是父權奴隸製大家族社會，是封建領主製形成基礎的。
到元明清演變為大小土司，畫地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屬的若幹封建壁壘，割據分離局麵使社會經濟長期停滯，發展緩慢。
夜郎在兩周時代產生若幹小國並在相互間形成初步聯盟後，到西漢中期達到興盛階段，這群體方國發展到17個，漢王朝因其內部存在的聯盟聯係，將他們所在區域設牂柯郡，這區域是烏江流域，南、北盤江流域中上遊地區。
唐蒙上書漢武帝稱:“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
說明夜郎國具有相當雄厚的軍事實力而成為盟主。
《史記-西南夷列傳》第一句是:“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
《史記》、《漢書》中還記載，漢王朝詔封為王國者為夜郎，鉤町，進桑;確認且蘭，漏臥，同並為候國。
這三王，三候封號存在時間較長，有的竟延續了四個世紀。
世居貴州的17個少數民族群體雖“俗無文字，刻木為契”缺乏文獻述說源遠流長曆史，但世代口碑、傳說、風俗，反映了與17個方國繁衍發展有內在聯係。
所謂改土歸流，狹義講是指形成於元，發展於明，結束於清的貴州土司製度管理，變為中央王朝派流官來管理;廣義講，貴州的眾多的少數民族群體一旦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管理，統治者采用族政策，雖各個時代盡管有差異，但都離不開派流官來管理，或者利用當地土官來管理。
中央王權如政權更迭不休，或鞏固困難，無力顧及，則土官會發展坐大，長期割據，影響中央王朝統一，必定對流官造成巨大威脅，爭鬥不可避免。
中央王朝戰略眼光一旦看到這裏重要政治和軍事戰略價值，必定對這地區加強開發，派軍隊鎮壓土官，加強流官管理，獲取戰略物資需求，或者借道去征服邊遠少數民族割據，自雄稱霸一方封建領主。
從有文字記載2560年貴州史中，我們領略了這個爭鬥焦點，也演繹了一部血與火的曆史。
在秦漢版圖中，中央王朝四周有四夷(夷是當時對當數民族的稱唿):匈奴，西羌、百濮、西南夷。
西南夷中的“南夷”有“耕田，有邑聚”的人口村落和城鎮的定居農耕社會。
百濮(東南沿海少數民族)是移稈的半農半牧經濟，匈奴、西羌是“隨畜遷徒“的半農半牧經濟，南夷定居農耕經濟穩定，也帶來人口穩定發展，是“四夷”中人口最多的，因而在政治上是顯赫的群體，在中央王朝眼光中是有地位的。
秦統一六國後，曾經把眼光略微看到古夜郎，這便是派常安頁修五尺道。
五尺道從今川南宜賓，入滇東北進黔西北，過赫章、威寧，複雲南曲靖，支線由漢陽縣通鄨縣到遵義貴陽一線，即今合江縣、赤水、習水到桐梓去遵義貴陽。
秦統一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古貴州設為黔中郡。以掌兵權的“尉”為一郡的最高長官，設郡臨耒“察事”，皆有縣令。
黔中郡各縣受製於握有重兵的最高長官。
這是“流官”管理，為戎守和開發南夷，曾多次遣發中原人士和成年女子前去婚配，日久他們都融進當地少數民族群體中。
漢王朝建立到漢武帝的70年間是修養生息換耒國力富強時期，南夷各地均處於自葆狀態。
漢武帝時期，北方匈奴威脅排除，為結束南越的割據，實現統一，開發和管理南夷提到議事日程，製定了“和平內屬”“以其故俗治”政策，即不強迫當地少數民族改變世代相襲的語言文化、生活習慣、意識信仰，不按內地製度強行改變世社會形態，土流並治。
《史記-西南夷傳》、《華陽國誌-南中誌》提到的吳霸、陳立、萬年、周欽、謝暹等，便是漢中央委任的“流官”，而對於夜郎各部的“君長”“邑君”等大、小首領，漢中央仍加以承認，任隨他們按原有習慣掌握本部事務，保持他們獨立經濟和社會地位。
而不服“流官”管理，或者少數首領以武力破壞統一，製造騷亂，則用重兵鎮壓或者誅殺其君長、首領。
如治南夷時用兵鎮壓了夜郎中一些頑固勢力，誅且蘭國君，陳立太守誅夜郎國君王興。
不料，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除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
由於叛亂規模較大，陳立奏請招募當地少數民族人民與都尉萬年等分頭攻擊叛亂者，“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夜郎王國此後不複見於記載，其政權在此時絕滅。
夜郎王國的滅亡導致了夜聯盟因失去中心而瓦解，此後原聯盟成員多散而不聚。
陳立太守誅殺夜郎王興及斬翁指的消息傳開，鉤町王禹，漏臣候愈震恐，“入栗千斛，牛羊勞吏士”，他們怕恐不安地表示繼續臣服於漢王朝。
鉤町王國未能取代夜郎王國而成為新聯盟盟主。
但它國的勢力向牂柯、益州、鬱林三郡交接地帶擴展，成為“三邊蠻夷”的核心。
新莽時期王莽改變漢製，施行錯誤民族政策，王莽令五威將軍王奇等12人，帶著符命，印綬給“四夷”更名，“皆受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
“五威將帥出，改鉤町為候”引起當時鉤町王邯怨恨，王莽乃命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
邯弟承為兄報仇又攻殺周欽，王莽令所有州郡出兵攻擊鉤町未能奏效。
在王莽歧視和掠奪少數民族政策施行下，三邊蠻夷愁怨盡反，複殺益州大尹程隆。
王莽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發天水，隴西騎士及廣漢、巴、蜀、犍為諸郡吏民兵者10萬人，20萬人運送輜重，前去征討，後更換廉丹，遺派複位大司馬郭興，庸部牧李曄、周師和仲曹助部興出擊鉤町。
這樣，在整個新莽時期的十幾年中，鉤町及其影響下的“三邊蠻夷”一直被大規模征討，但他們沒被鎮壓下去。
總之，兩漢期間采取“和平內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數民族群體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漢相安，同時還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縣設置及軍隊駐防，使這裏的局勢長期保持穩定狀態。
到了三國時，劉備在在成都建立了蜀漢政權。
包托四川大渡河以南、雲南、貴州大部份及廣西北部沿邊地區，古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為蜀國的後方。
南中的穩定對蜀國是命運攸關的。
蜀國采取了“西和諸戎，南扶夷越”的處理各民族關係的方針，采取了政治招徠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鎮平夷(貴州畢節)管理南中。
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姓，夷師乘蜀國與孫吳搞衡，無暇顧及南中之機，據地稱雄，紛紛起兵反蜀。
諸葛亮在劉備死後，作了南征準備，出征南征勝利後，對南中郡縣設置增多，派出“流官”增強，加強了統治與開發，各少數民族群體“漸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進一步發展定居農業。
魏晉南北朝，中原喪亂，南北長期分裂，政權更迭不休，中原王朝無力顧及古貴州。
西晉“永嘉之變”少數民族紛紛起義，據地稱雄，盤距在貴州的南中大姓“龍、傅、尹、董、謝”等，加劇割據地盤，無力開發經濟，時間長達250多年。
隋朝流官權勢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領治理。
唐王朝沿襲秦漢舊製，實行內附性質的羈縻政策，即願意歸附的土蓍首領，賜以疆土，封予官職，充許世襲，“以夷治夷”地區社會相對穩定。
土官入京朝貢，帶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並取得轟動效應。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貢，往往賞以將軍、大將軍、王等官銜爵。
通過朝貢，既密切了貴州少數民族群體與中央王朝的政治統屬關係，又促進了貴州民族文化與京都文化的交流。
但逢唐與南詔的戰爭不斷，貴州處於中間地帶，不可能進行開發。
宋承唐製，凡少數民族首領獻地歸附，即以其地置州縣長官司，“皆以番夷酋長之長”的土官治理。
宋太祖下詔說:“惟爾貴州，遠在耍荒”。
從此才出現貴州之名。宋太祖這道詔書便是安排貴州少數民族首領的。
並且封他為官，讓他服從中央王朝管轄。
到了元代設“站赤”(驛道)與全國各地溝通，但將貴州地域納入四川、雲南、湖廣三行省。
中央王朝在這裏推行土司製度，實行“漢夷兼治”之策。
參用少量流官，土職“以番夷酋長為之者實多”，大小土司百多林立。
至明代，土司製度發展到鼎盛。
對土司領地采取“土流兼治，軍政分管”的方針，設衛囤兵對土司進行交錯控製，逐漸強化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
但三省都把這裏當作邊地任由大小百餘土司以領主製世襲統治。
從戰國、秦漢到元末，長達1780年，貴州就有上千年處於中央王朝開發圈之處，長期處於主流社會之外，分合無定。
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是很難與發達地區及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聯係，加上自然條件處於劣勢，八山一水，又有落後的社會結構及生產關係，社會和經濟發展長期滯後，發展緩慢，相對封閉保守。
明王朝建立，朱元璋認識到:“那個三不管地帶，恰恰是頭等經營大西南軍事戰略要地。”
穩定西南，才能鞏固全國統一大局。
他的著名軍師劉基(號伯溫)認為:“江南千條水，雲貴萬重山，五百年後看，雲貴賽江南”。
為明代千秋基業著想，他們施行了“改土歸流”的民族政策，1382年初，征南勝局在握，朱元璋下旨:成立貴州都指揮司，分兵沿幹線建立衛和所。
都使司相當省軍區，我們貴州，邁出了建省第一部。他
派他內弟馬燁駐鎮今天貴陽為首任都使司，代以流官統治尋借口，與水西土司首領著香過招，但奢香為民族利益忍辱負重，千裏迢迢，赴南京告禦狀。
在土官與流官矛盾無法調和的情況，朱元璋作了智者選擇:“奢香歸附，勝過十萬雄兵”處斬了馬燁，流官的人頭成了貴州初開省級建製的祭品。
但明王朝改土歸流政策必定還要施行。
1413年3月3日永樂皇帝詔誥天下:“今設貴州布政使，列為第13個省。”
貴州以一省的名分列入中央王朝視野。
永樂帝以流官組建了布政司——省政府，同時派出五萬虎狼之師嚴陣以待，借思州、思南兩個宣慰使的之爭，采取斬首行動，兩個宣慰使被斬首，兩個宣慰使被斬首，兩個宣慰使被廢除，地盤設八個府，府機關全由流官組成。
土官掌權被廢除，由流官當政。這
是改土歸流的突破，也是開端，在此基礎上，建貴州布政司——省機關，按朝製設左、右布政使(相當於高官)全由流官組成。
次年，司法監察機構按察使司配置完畢，省一級建製基本完備。
1600年明末平播之役是繼永十一年平定兩思土司之爭建立貴州布政司之後，明代調動八省24萬兵力分八路圍剿播州土司楊應龍而進行重大的改土歸流事件。
是官、土兩方矛盾已達白熾化程度，非大戰不足以平息的唯一選擇，是流官製與土司製的大決戰。
決戰的結果顯而易見，這是一場非均衡的戰爭。
在當時曆史背景下，明王朝是正統，戰爭的政治目的是維護國家的統一，反對割據和分裂，以利於人民安居樂業，順應民心，政治上處於絕於優勢。
楊應龍舉旗反叛，破壞社會穩定，造成國家動亂，人心背向，政治上處於絕對劣勢。
平播之役的勝利，為改土歸流的政治變革掃清障礙。
僅僅兩年，貴州全麵進行了“改土歸流”政治變革。
清代改土歸流，重點是治理“苗疆”(即黔東南少數民族聚在區)，將過去尚未設流官的少數民族地區納入統一行政建製。
結合“改土歸流”將原屬四川的遵義府和烏撒府劃歸貴州，從此確定了現今貴州的境域。
“改土歸流”打破了一個個土司割據的壁壘，建立起如同內地一樣的府州縣，將長期盛行的封建領土製推毀，把土地和人民納入國家“戶籍”使眾多的少數民族群體融入社會主流圈內，從而使貴州社會經濟向內地靠攏，加快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改土歸流”順應曆史潮流，具有社會進步意義，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曆史變革，但姍姍來遲，它革除了人身依附關係，解放了生產力，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它的土地受人民承種，極大地促進農業和其他相關經濟的發展，它使文化教育進入一個新發展時期，出現了“三千舉人，七百進士”盛況，清代還出現了“三狀元一探花”打破了二千多年來貴州無狀元的零紀錄，對社會的發展帶來積極結果，“改土歸流”是貴州曆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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