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說了這麽多，大家可能對此還是有些不了解，所以作者菌可以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
這個例子就是永勝高氏土司改土歸流的曆史，首先說明，永勝高氏世守土司在永勝的統治曆宋，元，明，清四個王朝，簡而言之，就是在永勝的統治時間長達800餘年。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永勝高土司的曆史，就是中國土司製度變遷的一個縮影。
而永勝的話，在今雲南省西北部，傍金沙江東北岸，東接華坪，南鄰大理，西接麗江，鶴慶，北連寧蒗。
早在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元（前111年)，永勝縣為遂久縣地，屬越離郡。
蜀漢建興三年（元225年)，改屬雲南郡。
到了兩宋時設善巨郡，屬大理。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稱北勝州:“元兵自北南來，進攻大理，''首捷此土''，故名''北勝''。”
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升為北勝府。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降府為州，置北勝州流官知州，授高策土知州職，管轄夷民。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置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
正統六年(1441年)，升北勝為直隸州，屬雲南省布政使司。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改北勝直隸州為永北府。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降府為永北直隸廳。
此後民國2年(1913年)，再降為永北縣。
民國22年(1933年)，更名為永勝，並沿用至今。
對於高氏土司的祖籍的話，目前爭議頗多，像是《滇西永勝高氏曆代宗譜圖冊》的考據為。
1.據高氏鶴慶譜載:“氏始祖高光，自漢武元封元年忪元前110年)征西南夷，為中郎將，封護大將軍。
又據“故世守鶴郡知府高候行狀墓碑誌”(公元1403—1443年)載:“暨高光，漢武帝以為長沙禦史，獲寵，隨帝開西南郡縣，逐留守而世宦之。”
2.永勝，前姚安譜載:“考入滇之祖，自定公始，夫定公自蜀漢隨武候征南(公元225年)留滇。”
3.根據1720年《高氏族譜—，宗枝圖》載，高氏始祖為高翔.蜀漢時，隨武候(公元225年)南征，為督前部右將軍。
進行了一番考證後，《滇西永勝高氏曆代宗譜圖冊》認為:
1.高氏祖籍為江西吉安府盧陵縣(今吉安縣)井崗村人。
2.“高翔是諸葛亮部將，戰功顯著，故封為益州太守可信度高，為我高氏始祖較可信。”
於高氏始祖，《三迤散記》根據不同的族譜記載，也列出了三種不同的可能:
即《姚郡世守高氏源》和《楚雄高氏族譜》中的高定，《一宗枝圖》中的高翔和《鶴慶高氏族譜》中的高光。
《華陽國誌》關於高定的記載是:“先主薨後，越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
三國誌》的記載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閻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夷王高定亦背叛。”
目《資治通鑒》記載是:“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閩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群柯太守朱褒，越禱夷王高定皆叛應閣。”
舊“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巍人，斬雍閻及高定。”
由此，從上述記載推斷，《華陽國誌》中的高定元，應該就是《三國誌》和《資治通鑒》中所載的高定。
而據《楚雄高氏族譜》載:“高定生於(江西)盧陵井崗鄉，盂獲為亂，隨武侯南征，封為益州守。
《滇西永勝高氏曆代宗譜圖冊》關於高定的記述也與此同。
也就是說史書和族譜所載的高定是相反的，一個是因叛亂被殺，一個是南征有功。
高翔在《華陽國誌》中的記載是:“穎川袁淋，南郡高翔至大將軍，淋征西將軍。”
三國誌《諸葛亮傳》裴鬆之的注中記載:“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
《三國誌-蜀書-劉彭廖李劉魏楊傳》裴鬆之的注中記載:“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
由上述記載可知高翔確為蜀國將領，而據《三國誌?諸葛亮傳》裴鬆之的注中記載:“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日:''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由此推斷，諸葛亮並沒有在雲南留兵，更不用說留將領了。
至於高光，從不同的族譜和史料記載來看，高光(漢武元封年間人)與高定和高翔(蜀漢年間人)相距三百餘年。
而《晉書》中記載的:“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
從時間上來說也與之不符。
方國喻認為，“惟其一世祖為高光，則附會顯宦為其先祖.不可信也。”
綜上論述，因此許多學者認為高氏始祖為高定更具可信度。
如果史書所載高定和族譜所載高定確為一人，那麽一個合理的推斷如《三迤散記》所言:高定被殺後，其中的部分後人逃到今天的永勝一帶，因高氏子孫為夷王後裔，在當地少數民族中有一定影響，後來發展成了當地的一個土酋。
後來大理國時期的高方即為高定後裔，明自段氏據大理以後，永勝高氏土司的曆史就比較清楚了。
據《元史》載:“蒙氏終，段氏時，高智升使其孫高大惠鎮此郡.後隸大理，元憲宗三年，其酋高俊內附。”
到了明洪武十四年，高策率眾內附，明洪武十七年，改府為州，設流官，仍襲土知州，繼以功加府同知職，四品服色.清順治十六年，大師監滇，高氏投誠，仍準世襲土知州。
光緒二十五年，高長欽承襲，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朝廷“以暴戾恣睢，革雲南北勝土知州高長欽職。”
在“改土歸流“中的高氏土司的話，因為前麵已經說過了，土司製度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對少數民族的一種特殊的政治統治方式。
通常都認為這種製度始創於元代，完成於明代，清因襲沿用。
土司勢力，在明代中期以前是最強盛的時期，在明代中期以後漸次減弱。
元，明，清的土司製度，施行區域不限於西南，但以西南各省為重點實施區。
西南有土司區不限於雲南，但以雲南境內所設置的土職最多，職官種類也最完備。
封建統治者建立土司製度，其目的是通過暫時的羈縻來達到改土歸流封建大一統的目的。
這在明統治者已經不諱言的承認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總方針是“以夷製夷”，“以夷攻夷。”
也正因為如此，在明代初年雖大量設土官，往後隻要有機可乘，條件稍具，便毫不遲疑的改流。
改流方式大致有:因絕嗣而改流，降等襲職而改流，乘其內陰而改流，乘其外患而改流，乘土司離開本境而試置流官，乘土官有罪而改流，借端誣陷以罪而執之以“法。”
雖然這樣多方策謀，但終明之世，並未達到封建統治者全境改流的目的。
內域區十四土府中有七府改流，羈縻區則除個別長官司外，幾乎全未改流。
“清代改土歸流，曆朝皆有，而其初期以雍正朝最足注意.因雍正以前之改流均係偶然舉動，雍正及其以後之改流，則已為對土司之固定策略矣。”
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進行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改土歸流。
清廷委任鄂爾泰為雲，貴，廣西三省總督，負責改土歸流事宜。
鄂爾泰采取招撫和鎮壓兩手，用了五，六年時間，至雍正九年(1731年)基本上完成了三省的改土歸流。
清王朝對不同地區和不同表現土司的改土歸流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對雲南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二載:雍正時改土歸流，鄂爾泰提出以瀾滄江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
閻如上所述，自明初以來，朝廷對土司的改土歸流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高氏土司曆經宋，元，明，清四個王朝而不倒(至清未才被徹底改土歸流)，其中的原因許多學者認為可總結為三句話:即擇勝者而“歸”，盡全力“請襲”，奉征調而戰。
封建王朝對於西南邊遠少數民族的態度是，“為顧順民性，則奇風異俗化外之民，不必以禮教製之，為省民力，則蠻荒鄙野瘴癘之區，又何必施以內地之治?”
對於土司，“蓋就土民之習慣以為法，非中央政府所頒行之律例也.土司既為土民之長官，生殺予奪，皆可任意為之.有言''土司殺人不請旨，親死不丁憂''。”
是以，土司實際上是所統治區域的“土皇帝“，擁有極大的權力。
也正因為如此，土司一般並不在意“天朝“的皇帝是誰，他們隻在意如何保住自己的土司職位。
這養成了很多土司像牆頭草，隨機應變，隨波逐流的行事風格。
這種情形在高氏土司家族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如，元朝忽必烈來了，高土司“勢屈迎降”。明朝傅友德來了“率眾內附”，清兵來了也“歸順。”
如土知州高鬥光，明末崇禎時襲職，清兵來滇，即“差目赴省投誠”。
以後，吳三桂反清，在北勝設茶馬關，又與之勾結。
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兵攻至四川，又差親舍赴四川投誠。
康熙二十年(1681年)，又專差親舍軍前投誠。
此擇勝者而“歸”，從而躲過了各次王朝更迭中的危機。
除了王朝更迭中存在的可能“站錯位置”的危險，土司在襲職時也會存在很大的風險。
如前所述，從明代開始，為了“防止冒襲及因承襲人不明而起爭端，故規定土官須先將應襲之人呈報。
並於呈請襲職之際，取得上司印，然而在土司襲職時，“取得上司印結”這個環節成了一個瓶頸，土司們深受各級流官種種刁難和敲詐。
特別是布政使下屬吏員雜役，為了給上司效勞，勾結內外人役，欺騙訛詐，從中漁利，使原是重價的襲職費，再加數倍，以至數十倍。
如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土司高世昌請襲，賣了莊園5處，得銀1000兩，才領到委狀。
光緒十六年(1890年)，高氏又因無力襲職，請求西門韓姓，當官認銀4000餘兩。
在如此高昂的“請襲費“麵前，高氏土司采取的辦法是“不擇手段”地保住土司的頭銜。
這也是高氏土司能夠持續800多年的原因之一。
當然，在高氏土司承襲的過程中，也出現過內陰的危機，如據《明史》載，“北勝州土同知高世懋死，異母弟世昌襲.其族侄蘭妄稱世昌奸生，訟之官，不聽.世昌懼逼，走麗江避之.尋還至瀾滄，宿客舍，蘭圍而縱火，殺其家七十餘人，發其祖父墓，自稱欽授把總，大掠.麗江知府木增請討之，謂法紀弁髦，尾大不掉，不治將有隱憂.上官嘉其義，調增率其部進剿，獲蘭梟之。”
作為朝廷“以夷製夷”的工具，高氏一直“忠心耿耿”地貫徹著這一原則。
從高斌祥以來，參加過朝廷調遣征戰和平剿暴亂的土司曆朝都有。
比如:明高昶率部攻克平麓川，立功升職;高聰在嘉靖三年(1524年)以殺賊功，疊經巡撫，禦史獎賞;高崳五次奉調出兵;高德克平赤石岩等處夷亂;高承祖奉調征討騰衝等地有功，獲“報國忠貞。
高世懋四次征討蒙化，武定和騰衝等地，立功受賞;高世昌天啟二年領兵攻打米郎，必善等寨，擒賊首。
道光以前，“世際承平，士習於庠，農安於野，二百餘年，軍旅之事未之聞也。
道光以後，高氏土司所轄地界暴亂不斷，道光年間，唐貴起義，高善因“辦理不利”被朝廷所殺;光緒年間的高長祜和高履坤都死於當地少數民族的戰亂。
可見，高氏土司的地位之所以得到保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很好地“踐行”了朝廷“以夷製夷”的策略。
至於高氏土司的衰落的話，在明初以前，中央政權還沒有對土司進行改土歸流。
也就在這個時期，高氏土司達到了鼎盛時期。
後來，高斌祥受朝廷調遣擊敗明玉珍，生擒反叛的緬甸王立功，由北勝府知府，授中順大夫(四品)，功升雲南中書省右丞，授資善大夫(二品)。
也是因此，高斌祥的勢力達到了高氏土司的頂點，之後，隨著明朝廷的改土歸流，高氏土司開始走下坡路。
對於改土歸流，明代官吏多持“宜仍土官以順其情”之策。
比如王守仁議廣西思恩土酋叛亂時，曾反對設置流官。
他的理由是:“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設流官後，朝廷反需“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
即使是這樣，明朝“改土歸流”，“土流兼治”的策略還是沒有改變。
明洪武十七年，朝廷開始在永勝設流官知州，推行“土流兼治。”
……
……
……
這個例子就是永勝高氏土司改土歸流的曆史，首先說明，永勝高氏世守土司在永勝的統治曆宋，元，明，清四個王朝，簡而言之，就是在永勝的統治時間長達800餘年。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永勝高土司的曆史，就是中國土司製度變遷的一個縮影。
而永勝的話，在今雲南省西北部，傍金沙江東北岸，東接華坪，南鄰大理，西接麗江，鶴慶，北連寧蒗。
早在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元（前111年)，永勝縣為遂久縣地，屬越離郡。
蜀漢建興三年（元225年)，改屬雲南郡。
到了兩宋時設善巨郡，屬大理。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稱北勝州:“元兵自北南來，進攻大理，''首捷此土''，故名''北勝''。”
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升為北勝府。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降府為州，置北勝州流官知州，授高策土知州職，管轄夷民。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置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
正統六年(1441年)，升北勝為直隸州，屬雲南省布政使司。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改北勝直隸州為永北府。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降府為永北直隸廳。
此後民國2年(1913年)，再降為永北縣。
民國22年(1933年)，更名為永勝，並沿用至今。
對於高氏土司的祖籍的話，目前爭議頗多，像是《滇西永勝高氏曆代宗譜圖冊》的考據為。
1.據高氏鶴慶譜載:“氏始祖高光，自漢武元封元年忪元前110年)征西南夷，為中郎將，封護大將軍。
又據“故世守鶴郡知府高候行狀墓碑誌”(公元1403—1443年)載:“暨高光，漢武帝以為長沙禦史，獲寵，隨帝開西南郡縣，逐留守而世宦之。”
2.永勝，前姚安譜載:“考入滇之祖，自定公始，夫定公自蜀漢隨武候征南(公元225年)留滇。”
3.根據1720年《高氏族譜—，宗枝圖》載，高氏始祖為高翔.蜀漢時，隨武候(公元225年)南征，為督前部右將軍。
進行了一番考證後，《滇西永勝高氏曆代宗譜圖冊》認為:
1.高氏祖籍為江西吉安府盧陵縣(今吉安縣)井崗村人。
2.“高翔是諸葛亮部將，戰功顯著，故封為益州太守可信度高，為我高氏始祖較可信。”
於高氏始祖，《三迤散記》根據不同的族譜記載，也列出了三種不同的可能:
即《姚郡世守高氏源》和《楚雄高氏族譜》中的高定，《一宗枝圖》中的高翔和《鶴慶高氏族譜》中的高光。
《華陽國誌》關於高定的記載是:“先主薨後，越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
三國誌》的記載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閻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夷王高定亦背叛。”
目《資治通鑒》記載是:“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閩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群柯太守朱褒，越禱夷王高定皆叛應閣。”
舊“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巍人，斬雍閻及高定。”
由此，從上述記載推斷，《華陽國誌》中的高定元，應該就是《三國誌》和《資治通鑒》中所載的高定。
而據《楚雄高氏族譜》載:“高定生於(江西)盧陵井崗鄉，盂獲為亂，隨武侯南征，封為益州守。
《滇西永勝高氏曆代宗譜圖冊》關於高定的記述也與此同。
也就是說史書和族譜所載的高定是相反的，一個是因叛亂被殺，一個是南征有功。
高翔在《華陽國誌》中的記載是:“穎川袁淋，南郡高翔至大將軍，淋征西將軍。”
三國誌《諸葛亮傳》裴鬆之的注中記載:“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
《三國誌-蜀書-劉彭廖李劉魏楊傳》裴鬆之的注中記載:“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
由上述記載可知高翔確為蜀國將領，而據《三國誌?諸葛亮傳》裴鬆之的注中記載:“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日:''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由此推斷，諸葛亮並沒有在雲南留兵，更不用說留將領了。
至於高光，從不同的族譜和史料記載來看，高光(漢武元封年間人)與高定和高翔(蜀漢年間人)相距三百餘年。
而《晉書》中記載的:“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
從時間上來說也與之不符。
方國喻認為，“惟其一世祖為高光，則附會顯宦為其先祖.不可信也。”
綜上論述，因此許多學者認為高氏始祖為高定更具可信度。
如果史書所載高定和族譜所載高定確為一人，那麽一個合理的推斷如《三迤散記》所言:高定被殺後，其中的部分後人逃到今天的永勝一帶，因高氏子孫為夷王後裔，在當地少數民族中有一定影響，後來發展成了當地的一個土酋。
後來大理國時期的高方即為高定後裔，明自段氏據大理以後，永勝高氏土司的曆史就比較清楚了。
據《元史》載:“蒙氏終，段氏時，高智升使其孫高大惠鎮此郡.後隸大理，元憲宗三年，其酋高俊內附。”
到了明洪武十四年，高策率眾內附，明洪武十七年，改府為州，設流官，仍襲土知州，繼以功加府同知職，四品服色.清順治十六年，大師監滇，高氏投誠，仍準世襲土知州。
光緒二十五年，高長欽承襲，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朝廷“以暴戾恣睢，革雲南北勝土知州高長欽職。”
在“改土歸流“中的高氏土司的話，因為前麵已經說過了，土司製度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對少數民族的一種特殊的政治統治方式。
通常都認為這種製度始創於元代，完成於明代，清因襲沿用。
土司勢力，在明代中期以前是最強盛的時期，在明代中期以後漸次減弱。
元，明，清的土司製度，施行區域不限於西南，但以西南各省為重點實施區。
西南有土司區不限於雲南，但以雲南境內所設置的土職最多，職官種類也最完備。
封建統治者建立土司製度，其目的是通過暫時的羈縻來達到改土歸流封建大一統的目的。
這在明統治者已經不諱言的承認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總方針是“以夷製夷”，“以夷攻夷。”
也正因為如此，在明代初年雖大量設土官，往後隻要有機可乘，條件稍具，便毫不遲疑的改流。
改流方式大致有:因絕嗣而改流，降等襲職而改流，乘其內陰而改流，乘其外患而改流，乘土司離開本境而試置流官，乘土官有罪而改流，借端誣陷以罪而執之以“法。”
雖然這樣多方策謀，但終明之世，並未達到封建統治者全境改流的目的。
內域區十四土府中有七府改流，羈縻區則除個別長官司外，幾乎全未改流。
“清代改土歸流，曆朝皆有，而其初期以雍正朝最足注意.因雍正以前之改流均係偶然舉動，雍正及其以後之改流，則已為對土司之固定策略矣。”
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進行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改土歸流。
清廷委任鄂爾泰為雲，貴，廣西三省總督，負責改土歸流事宜。
鄂爾泰采取招撫和鎮壓兩手，用了五，六年時間，至雍正九年(1731年)基本上完成了三省的改土歸流。
清王朝對不同地區和不同表現土司的改土歸流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對雲南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二載:雍正時改土歸流，鄂爾泰提出以瀾滄江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
閻如上所述，自明初以來，朝廷對土司的改土歸流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高氏土司曆經宋，元，明，清四個王朝而不倒(至清未才被徹底改土歸流)，其中的原因許多學者認為可總結為三句話:即擇勝者而“歸”，盡全力“請襲”，奉征調而戰。
封建王朝對於西南邊遠少數民族的態度是，“為顧順民性，則奇風異俗化外之民，不必以禮教製之，為省民力，則蠻荒鄙野瘴癘之區，又何必施以內地之治?”
對於土司，“蓋就土民之習慣以為法，非中央政府所頒行之律例也.土司既為土民之長官，生殺予奪，皆可任意為之.有言''土司殺人不請旨，親死不丁憂''。”
是以，土司實際上是所統治區域的“土皇帝“，擁有極大的權力。
也正因為如此，土司一般並不在意“天朝“的皇帝是誰，他們隻在意如何保住自己的土司職位。
這養成了很多土司像牆頭草，隨機應變，隨波逐流的行事風格。
這種情形在高氏土司家族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如，元朝忽必烈來了，高土司“勢屈迎降”。明朝傅友德來了“率眾內附”，清兵來了也“歸順。”
如土知州高鬥光，明末崇禎時襲職，清兵來滇，即“差目赴省投誠”。
以後，吳三桂反清，在北勝設茶馬關，又與之勾結。
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兵攻至四川，又差親舍赴四川投誠。
康熙二十年(1681年)，又專差親舍軍前投誠。
此擇勝者而“歸”，從而躲過了各次王朝更迭中的危機。
除了王朝更迭中存在的可能“站錯位置”的危險，土司在襲職時也會存在很大的風險。
如前所述，從明代開始，為了“防止冒襲及因承襲人不明而起爭端，故規定土官須先將應襲之人呈報。
並於呈請襲職之際，取得上司印，然而在土司襲職時，“取得上司印結”這個環節成了一個瓶頸，土司們深受各級流官種種刁難和敲詐。
特別是布政使下屬吏員雜役，為了給上司效勞，勾結內外人役，欺騙訛詐，從中漁利，使原是重價的襲職費，再加數倍，以至數十倍。
如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土司高世昌請襲，賣了莊園5處，得銀1000兩，才領到委狀。
光緒十六年(1890年)，高氏又因無力襲職，請求西門韓姓，當官認銀4000餘兩。
在如此高昂的“請襲費“麵前，高氏土司采取的辦法是“不擇手段”地保住土司的頭銜。
這也是高氏土司能夠持續800多年的原因之一。
當然，在高氏土司承襲的過程中，也出現過內陰的危機，如據《明史》載，“北勝州土同知高世懋死，異母弟世昌襲.其族侄蘭妄稱世昌奸生，訟之官，不聽.世昌懼逼，走麗江避之.尋還至瀾滄，宿客舍，蘭圍而縱火，殺其家七十餘人，發其祖父墓，自稱欽授把總，大掠.麗江知府木增請討之，謂法紀弁髦，尾大不掉，不治將有隱憂.上官嘉其義，調增率其部進剿，獲蘭梟之。”
作為朝廷“以夷製夷”的工具，高氏一直“忠心耿耿”地貫徹著這一原則。
從高斌祥以來，參加過朝廷調遣征戰和平剿暴亂的土司曆朝都有。
比如:明高昶率部攻克平麓川，立功升職;高聰在嘉靖三年(1524年)以殺賊功，疊經巡撫，禦史獎賞;高崳五次奉調出兵;高德克平赤石岩等處夷亂;高承祖奉調征討騰衝等地有功，獲“報國忠貞。
高世懋四次征討蒙化，武定和騰衝等地，立功受賞;高世昌天啟二年領兵攻打米郎，必善等寨，擒賊首。
道光以前，“世際承平，士習於庠，農安於野，二百餘年，軍旅之事未之聞也。
道光以後，高氏土司所轄地界暴亂不斷，道光年間，唐貴起義，高善因“辦理不利”被朝廷所殺;光緒年間的高長祜和高履坤都死於當地少數民族的戰亂。
可見，高氏土司的地位之所以得到保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很好地“踐行”了朝廷“以夷製夷”的策略。
至於高氏土司的衰落的話，在明初以前，中央政權還沒有對土司進行改土歸流。
也就在這個時期，高氏土司達到了鼎盛時期。
後來，高斌祥受朝廷調遣擊敗明玉珍，生擒反叛的緬甸王立功，由北勝府知府，授中順大夫(四品)，功升雲南中書省右丞，授資善大夫(二品)。
也是因此，高斌祥的勢力達到了高氏土司的頂點，之後，隨著明朝廷的改土歸流，高氏土司開始走下坡路。
對於改土歸流，明代官吏多持“宜仍土官以順其情”之策。
比如王守仁議廣西思恩土酋叛亂時，曾反對設置流官。
他的理由是:“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設流官後，朝廷反需“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
即使是這樣，明朝“改土歸流”，“土流兼治”的策略還是沒有改變。
明洪武十七年，朝廷開始在永勝設流官知州，推行“土流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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