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還需要說明，清朝統治者注重興辦學校，讀書不再是土司子弟的特權。
再加上廣西教育事業十分興盛，有儒學、私學、書院、義學。
廣西在桂林設置居多，以南宋的宣城書院，及雍正、道光年間設置的秀峰書院、桂山書院、榕湖書院並稱為“桂林四大書院”。
據統計，清代在廣西壯族地區共設書院187所，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其中文進士585名、武進士57名、文舉人5075名、武舉人1104名。
這些從當地通過科舉走出的仕人，既通曉夷情又有學識，成為改土歸流之後重要的流官後備人才，為改流的順利進行和流官政權的鞏固發揮重要作用。
當然，這其中其實還有軍事原因。
因為大家也有所了解，西南方諸省與多國接壤，地勢險要，其中關隘多被土司占據，而且土司各自為政，不利於加強邊疆邊地的戍守，因此出於軍事需要，鞏固邊防，需要掃除土司，清理邊關障礙，保證邊疆穩定。
像是雍正六年，鄂爾泰對瀾滄江內茶山土司、孟養土司用兵，清軍持斧開路，“於是深入千裏，無險不搜”，通過這次大規模清剿土司，使江內土司全部改流。
這次改流給鄰國起到了震懾作用，景邁、老撾兩國皆來進貢，可以說達到了一石二鳥的功效。
由此，改土歸流在軍事上可以達到了穩定邊疆、鞏固國防、樹立國威的目的。
至於改土歸流的措施，怎麽說呢，簡而言之，在雍正六年至九年（1728-1731年），雍正帝任命鄂爾泰為滇、黔、桂三省總督，主持西南地區改土歸流事宜。
鄂爾泰改流方法為“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令投獻為下策。”
“製苗之法，固應恩威並用”，既是用計擒為上策，以兵剿為次”，使其自動投獻為上策，勒令納土為次；既要用兵，又不專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懾，力爭以政治和平手段招降。
他要求調整貴、雲、川等省邊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區劃，以便有統一行政權，使地方官吏相互行事。
雍正帝對此甚為讚同，令其全權辦理。
鄂爾泰首先平定貴州長寨土司叛亂，這是改土歸流第一役，設立長寨廳(今貴州長順)。
不久，又將原隸屬四川的烏蒙﹑鎮雄﹑東川三土府劃歸雲南管轄。
鄂爾泰摧毀了叛亂的烏蒙土知府祿萬鍾和鎮雄土知府隴慶侯的勢力，改設烏蒙府和鎮雄州。
雲貴改土歸流聲勢浩大，很快衝擊到廣西地區。
到了雍正五年，清廷因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叛逆而革去其職務，在其屬南盤江以北地區設置永豐州(今貴州貞豐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劃歸貴州統轄。
與雲貴廣西接界的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土司，本來就靠近內地，土司勢力較弱，在形勢壓力下，紛紛交出世襲領地及土司印信，接受中央改流。
在改流過程中，根據土司受降的態度給以不同的處理。
對自動交出土司印信接受改流的土司，給予賞賜，或是給予世職，或給予現任武職。
對抗拒不服從改流的土司加以懲處，沒收其全部財產，並將其遷徙到省外，另其給田房安排生活。
使西南地區“蠻悉改流，苗亦歸化，間有叛逆，旋即平定”。
雍正一朝共革除土司220家，鄂爾泰主政西南時期占到一半，共112家。
在清初年，廣西壯族土司實力較大的有泗城、田州、龍州、東蘭為數不多的幾個，雍正五年(1714年)，泗城土司岑映宸因叛逆被改流後，廣西沒有府一級的土司了，雍正三年（1725年），龍州土司轄區被分解為上龍土巡檢司和下龍土巡檢司，後又將下龍巡檢司徹底改流。
雍正七年，東蘭土州被一分為二，東院6地被改為流官製，設流官知州，其餘6地仍按舊製，但是降級為土州同。
經過這次整體把大改小，局部徹底改流，土司領地大為縮小，勢力被嚴重削弱，各土官也已感覺到自己統治已到末日。
而具體改流類型的話，像是有因土司犯罪而被改流的。
的確，清政府很好的利用了土司犯罪的機會，趁機將其轄區改土歸流，這是一種主要改流原因。
像是在康熙時期，龍州土司趙殿烘生活腐敗，晚上在鳳凰山頂上點燃兩盞巨型大燈“亮如白晝以為樂”，後因修建土城被太平府彈劾，全家被遷往桂林，後又被遷往江南。
雍正三年，清政府把土龍州分析為上龍巡檢司和下龍巡檢司，任命趙墉為下龍巡檢司。
而趙墉“暴斂橫行”，激起土民反抗，於雍正七年被徹底改土歸流。
雍正初年時期，南方諸省出現散劄、割人發辮等極端活動，有人到處散布“瘟疫鬼魅”、“天下大亂”等謠言，製造恐怖，騙人錢財。
雍正七年，清軍在泗城一代搜捕號稱“盤王”的歸順人李布翁。
當地官員搜尋不到此人，以李布翁為歸順人為由，革除歸順土知州岑佐祚並將其審問。
雍正八年，正式以“驕縱乖戾，不守官箴”的罪名將岑佐祚革職，後該土州無人承襲，請求改土歸流，設立了歸順知州。
又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其家族內鬥，土司趙康祚因犯謀殺而被強製改流，屬崇善縣管轄。
以及在明朝時，泗城岑氏土司成為廣西地區實力最為強大的土司，領地東到東蘭州界300裏，西到上林長官司界120裏，南達田州界180裏，北至貴州永寧州界1000裏，麵積廣大，積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
岑氏土司怙惡不悛“橫征濫派，眾不聊生，以致殺劫為活”。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擅自調兵4000駐紮於南盤江，準備進攻貴州普安州。
鄂爾泰在平定烏蒙、東川、鎮雄三大土司後，繼續南下，駐紮於貴州安龍。
岑映宸見機不利，自知犯罪難逃，攜繳印請罪，肯定免死。
鄂爾泰順勢革去岑映宸官職，改土歸流。
岑映宸的家人被安排迴原籍浙江安插。
因岑映宸的祖輩曾在鎮壓三番之亂時有功於清廷，同意將岑映宸的弟弟岑映翰授予八品官，留居泗城，但是規定不準幹預地方相關事宜。
泗城土司不改惡心，終被清廷改流。
至於改土歸流善後措施，籠統的說，改土歸流後的善後措施是指在革除土司後，在其原轄區為更好的實施流官製而進行的維護工作，善後工作進行的合適與否，關係到改土歸流的成敗，為防止複土、安定民生，清政府從妥善安置土官、重劃疆域、革除舊習、選派流官人才、建設民生工程五個方麵對土司管理舊地進行合理善後，收到顯著效果，為穩定改土局勢、安定民生起到了積極效果。
鄂爾泰對改土的善後工作十分重視，他在奏折中一再強調“若不籌畫萬全，相機而動，即剪除土官，亦難以善後”。
同時他也認識到善後措施的關鍵所在“善後之難，尤難於創舉”，隻有把改土歸流的善後工作做好，才能真正完成流官製。
還有就是妥善的安置土官。
這也很重要，清廷在對待被改流的土司上，主要以懷柔政策為主，沒有處死過壯族土司。
除個別罪大惡極又不服從改流的土司被處以重刑，例如雲南鎮沅土官刀瀚因欺壓百姓、強占土地被處以斬監候；貴州康佐土官薛世乾因搶劫殺戮被處以終身監禁，其餘多選擇安插辦法。
在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對貴州、雲南、四川、湖廣、廣西五省被改流的土司規定，犯有“斬絞重罪者”，把其家人選擇較遠的省份進行安插，對犯“軍流罪者”，把其家人安插至鄰省，同時須接受地方官員不定期的檢查，以防其尋釁滋事。
讓土官強製遷離本土，是對其有“黨羽相助為非”的顧慮，用外省安插的方法“杜其後患”。
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出台了具體的土官安插辦法：土官的妻妾、子弟隨父母、兄弟遷移；對無子嗣或者子嗣幼小，而且沒有父母、兄弟，允許其妻妾子安插於省城，免於外遷；對因犯軍、流罪的土官，其家屬必須同土官一起遷移，但是如果在遷移之前犯罪土官身亡，則酌情同意其家屬免於外遷，安插省城。
安插於省城的土司家眷都要受到地方官吏的管束和不定期的檢查。
雍正一朝安插土官的地方，主要有江蘇、江西、安徽、浙江、陝西、廣東、河南，其中以安徽、江蘇、江西為最多。
安插之後，便於土司生計，規定“每十名撥給官方五間，官地五十畝”。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又專門發布指諭要求：“從前雲、貴、廣西等處不法土司，除首惡懲治外，其餘人等則安插內地，給以房屋地畝，俾得存養，不致失所”，雍正帝要求地方官吏對土司給予關照“有安插土司之地方，令該督撫悉心稽查，若有從前辦理不善之處，即行更改。並飭有司等不時體察”。
保證土司的安全，以顯示“皇恩浩蕩”。
對於土司這種“厚待”，雍正主要是想讓土官能在安插之所定居下來，斷了迴鄉之念，不要返迴原籍再生事端。
但是仍有土司思思鄉心切欲迴原鄉，雍正十年，廣西土官趙殿烘欲潛迴原籍，立即被捉迴安插地。
對改流土司實行異地安插是一種改流善後工作的重要手段，這個方法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一是使土司離開了世襲的勢力範圍，遠離了土官殘餘勢力，很好的遏製了土司勢力的發展。
二是在安插地，土司被迫使入鄉隨俗，接受當地官吏“照顧”，從思想觀念上慢慢被熏陶，接受了改流事實。
還有就是重劃疆域，在改土歸流後，對原土司轄區重新疆界，一方麵可以瓦解土司管理根基，使土司失去對原轄區的控製力，削弱在當地的影響力。
另一方麵可以打破各省各自為政的局麵，協力辦事，提高行政效率。
在改土歸流實施之前，雍正就對地方官吏關於疆域問題諄諄告誡，據《清實錄》記載：“廣西地方徭僮雜處，匪類不時竊發，逾山越嶺，難以擒緝。汛兵各守地界，不敢擅自越境。嗣後分防各弁，不論何標何汛，凡係附近處所，毋分彼此，互相應援，庶匪類不得潛藏矣”。
要求地方官吏“公同協力，不可以疆界為限而分彼此”。
雍正對土司地區官員的告誡從另一方麵可以看出，當地官吏在解決土司問題時往往互相推諉，不能盡到職責，各自為政，導致行政效率的底下，甚至會與土官同流合汙，包庇罪行。
鄂爾泰在推行改土歸流時，有雍正帝的信任和放權，他積極與鄰省督撫共同協商辦理臨界事宜，同時在改流地區調整疆界，為後續經濟重振打下基礎。
雍正五年，鄂爾泰在改流廣西泗城土司時，就開始籌劃重新調整原泗城土司疆界。
泗城土司麵積廣大，跨黔、桂兩省，鄂爾泰建議“劃江而理，江以南之粵，江以北屬之黔”，達到“界限井然，防守稽查，皆易為力，庶兩省之紛爭永絕矣”的目的。
同時還革除舊習陋規，清政府為了鞏固改流地區政局穩定，針對土司原轄區各種陋習舊規，頒布一係列的文告、禁令以及規定，廢除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強迫其改變落後習俗。
因為土司轄區長期遠離中央王朝的直接統治，各大小土司在其轄區製定了各種“規章製度”，以此來實現對土民的剝削。
例如，廣西泗城土司規定土民要按時繳納“修衙門錢”，新平地區有“鞋腳錢”，等等。
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土民造成了極大的生活壓力，土民背上了沉重的枷鎖，致使很多的土民因為差役繁重，紛紛把土地賤賣，甚至索性把地契送予他人。
改土歸流後，清官員認識到籠絡土民民心的重要性，把土司製定的雜稅項目統統廢除，把稅收權還於政府，極大的減輕了土民的負擔。
正是因為“輕徭薄賦”，很多土民要求收迴自己的土地，極大的提高了生產積極性，算是卓有成效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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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廣西教育事業十分興盛，有儒學、私學、書院、義學。
廣西在桂林設置居多，以南宋的宣城書院，及雍正、道光年間設置的秀峰書院、桂山書院、榕湖書院並稱為“桂林四大書院”。
據統計，清代在廣西壯族地區共設書院187所，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其中文進士585名、武進士57名、文舉人5075名、武舉人1104名。
這些從當地通過科舉走出的仕人，既通曉夷情又有學識，成為改土歸流之後重要的流官後備人才，為改流的順利進行和流官政權的鞏固發揮重要作用。
當然，這其中其實還有軍事原因。
因為大家也有所了解，西南方諸省與多國接壤，地勢險要，其中關隘多被土司占據，而且土司各自為政，不利於加強邊疆邊地的戍守，因此出於軍事需要，鞏固邊防，需要掃除土司，清理邊關障礙，保證邊疆穩定。
像是雍正六年，鄂爾泰對瀾滄江內茶山土司、孟養土司用兵，清軍持斧開路，“於是深入千裏，無險不搜”，通過這次大規模清剿土司，使江內土司全部改流。
這次改流給鄰國起到了震懾作用，景邁、老撾兩國皆來進貢，可以說達到了一石二鳥的功效。
由此，改土歸流在軍事上可以達到了穩定邊疆、鞏固國防、樹立國威的目的。
至於改土歸流的措施，怎麽說呢，簡而言之，在雍正六年至九年（1728-1731年），雍正帝任命鄂爾泰為滇、黔、桂三省總督，主持西南地區改土歸流事宜。
鄂爾泰改流方法為“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令投獻為下策。”
“製苗之法，固應恩威並用”，既是用計擒為上策，以兵剿為次”，使其自動投獻為上策，勒令納土為次；既要用兵，又不專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懾，力爭以政治和平手段招降。
他要求調整貴、雲、川等省邊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區劃，以便有統一行政權，使地方官吏相互行事。
雍正帝對此甚為讚同，令其全權辦理。
鄂爾泰首先平定貴州長寨土司叛亂，這是改土歸流第一役，設立長寨廳(今貴州長順)。
不久，又將原隸屬四川的烏蒙﹑鎮雄﹑東川三土府劃歸雲南管轄。
鄂爾泰摧毀了叛亂的烏蒙土知府祿萬鍾和鎮雄土知府隴慶侯的勢力，改設烏蒙府和鎮雄州。
雲貴改土歸流聲勢浩大，很快衝擊到廣西地區。
到了雍正五年，清廷因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叛逆而革去其職務，在其屬南盤江以北地區設置永豐州(今貴州貞豐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劃歸貴州統轄。
與雲貴廣西接界的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土司，本來就靠近內地，土司勢力較弱，在形勢壓力下，紛紛交出世襲領地及土司印信，接受中央改流。
在改流過程中，根據土司受降的態度給以不同的處理。
對自動交出土司印信接受改流的土司，給予賞賜，或是給予世職，或給予現任武職。
對抗拒不服從改流的土司加以懲處，沒收其全部財產，並將其遷徙到省外，另其給田房安排生活。
使西南地區“蠻悉改流，苗亦歸化，間有叛逆，旋即平定”。
雍正一朝共革除土司220家，鄂爾泰主政西南時期占到一半，共112家。
在清初年，廣西壯族土司實力較大的有泗城、田州、龍州、東蘭為數不多的幾個，雍正五年(1714年)，泗城土司岑映宸因叛逆被改流後，廣西沒有府一級的土司了，雍正三年（1725年），龍州土司轄區被分解為上龍土巡檢司和下龍土巡檢司，後又將下龍巡檢司徹底改流。
雍正七年，東蘭土州被一分為二，東院6地被改為流官製，設流官知州，其餘6地仍按舊製，但是降級為土州同。
經過這次整體把大改小，局部徹底改流，土司領地大為縮小，勢力被嚴重削弱，各土官也已感覺到自己統治已到末日。
而具體改流類型的話，像是有因土司犯罪而被改流的。
的確，清政府很好的利用了土司犯罪的機會，趁機將其轄區改土歸流，這是一種主要改流原因。
像是在康熙時期，龍州土司趙殿烘生活腐敗，晚上在鳳凰山頂上點燃兩盞巨型大燈“亮如白晝以為樂”，後因修建土城被太平府彈劾，全家被遷往桂林，後又被遷往江南。
雍正三年，清政府把土龍州分析為上龍巡檢司和下龍巡檢司，任命趙墉為下龍巡檢司。
而趙墉“暴斂橫行”，激起土民反抗，於雍正七年被徹底改土歸流。
雍正初年時期，南方諸省出現散劄、割人發辮等極端活動，有人到處散布“瘟疫鬼魅”、“天下大亂”等謠言，製造恐怖，騙人錢財。
雍正七年，清軍在泗城一代搜捕號稱“盤王”的歸順人李布翁。
當地官員搜尋不到此人，以李布翁為歸順人為由，革除歸順土知州岑佐祚並將其審問。
雍正八年，正式以“驕縱乖戾，不守官箴”的罪名將岑佐祚革職，後該土州無人承襲，請求改土歸流，設立了歸順知州。
又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其家族內鬥，土司趙康祚因犯謀殺而被強製改流，屬崇善縣管轄。
以及在明朝時，泗城岑氏土司成為廣西地區實力最為強大的土司，領地東到東蘭州界300裏，西到上林長官司界120裏，南達田州界180裏，北至貴州永寧州界1000裏，麵積廣大，積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
岑氏土司怙惡不悛“橫征濫派，眾不聊生，以致殺劫為活”。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擅自調兵4000駐紮於南盤江，準備進攻貴州普安州。
鄂爾泰在平定烏蒙、東川、鎮雄三大土司後，繼續南下，駐紮於貴州安龍。
岑映宸見機不利，自知犯罪難逃，攜繳印請罪，肯定免死。
鄂爾泰順勢革去岑映宸官職，改土歸流。
岑映宸的家人被安排迴原籍浙江安插。
因岑映宸的祖輩曾在鎮壓三番之亂時有功於清廷，同意將岑映宸的弟弟岑映翰授予八品官，留居泗城，但是規定不準幹預地方相關事宜。
泗城土司不改惡心，終被清廷改流。
至於改土歸流善後措施，籠統的說，改土歸流後的善後措施是指在革除土司後，在其原轄區為更好的實施流官製而進行的維護工作，善後工作進行的合適與否，關係到改土歸流的成敗，為防止複土、安定民生，清政府從妥善安置土官、重劃疆域、革除舊習、選派流官人才、建設民生工程五個方麵對土司管理舊地進行合理善後，收到顯著效果，為穩定改土局勢、安定民生起到了積極效果。
鄂爾泰對改土的善後工作十分重視，他在奏折中一再強調“若不籌畫萬全，相機而動，即剪除土官，亦難以善後”。
同時他也認識到善後措施的關鍵所在“善後之難，尤難於創舉”，隻有把改土歸流的善後工作做好，才能真正完成流官製。
還有就是妥善的安置土官。
這也很重要，清廷在對待被改流的土司上，主要以懷柔政策為主，沒有處死過壯族土司。
除個別罪大惡極又不服從改流的土司被處以重刑，例如雲南鎮沅土官刀瀚因欺壓百姓、強占土地被處以斬監候；貴州康佐土官薛世乾因搶劫殺戮被處以終身監禁，其餘多選擇安插辦法。
在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對貴州、雲南、四川、湖廣、廣西五省被改流的土司規定，犯有“斬絞重罪者”，把其家人選擇較遠的省份進行安插，對犯“軍流罪者”，把其家人安插至鄰省，同時須接受地方官員不定期的檢查，以防其尋釁滋事。
讓土官強製遷離本土，是對其有“黨羽相助為非”的顧慮，用外省安插的方法“杜其後患”。
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出台了具體的土官安插辦法：土官的妻妾、子弟隨父母、兄弟遷移；對無子嗣或者子嗣幼小，而且沒有父母、兄弟，允許其妻妾子安插於省城，免於外遷；對因犯軍、流罪的土官，其家屬必須同土官一起遷移，但是如果在遷移之前犯罪土官身亡，則酌情同意其家屬免於外遷，安插省城。
安插於省城的土司家眷都要受到地方官吏的管束和不定期的檢查。
雍正一朝安插土官的地方，主要有江蘇、江西、安徽、浙江、陝西、廣東、河南，其中以安徽、江蘇、江西為最多。
安插之後，便於土司生計，規定“每十名撥給官方五間，官地五十畝”。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又專門發布指諭要求：“從前雲、貴、廣西等處不法土司，除首惡懲治外，其餘人等則安插內地，給以房屋地畝，俾得存養，不致失所”，雍正帝要求地方官吏對土司給予關照“有安插土司之地方，令該督撫悉心稽查，若有從前辦理不善之處，即行更改。並飭有司等不時體察”。
保證土司的安全，以顯示“皇恩浩蕩”。
對於土司這種“厚待”，雍正主要是想讓土官能在安插之所定居下來，斷了迴鄉之念，不要返迴原籍再生事端。
但是仍有土司思思鄉心切欲迴原鄉，雍正十年，廣西土官趙殿烘欲潛迴原籍，立即被捉迴安插地。
對改流土司實行異地安插是一種改流善後工作的重要手段，這個方法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一是使土司離開了世襲的勢力範圍，遠離了土官殘餘勢力，很好的遏製了土司勢力的發展。
二是在安插地，土司被迫使入鄉隨俗，接受當地官吏“照顧”，從思想觀念上慢慢被熏陶，接受了改流事實。
還有就是重劃疆域，在改土歸流後，對原土司轄區重新疆界，一方麵可以瓦解土司管理根基，使土司失去對原轄區的控製力，削弱在當地的影響力。
另一方麵可以打破各省各自為政的局麵，協力辦事，提高行政效率。
在改土歸流實施之前，雍正就對地方官吏關於疆域問題諄諄告誡，據《清實錄》記載：“廣西地方徭僮雜處，匪類不時竊發，逾山越嶺，難以擒緝。汛兵各守地界，不敢擅自越境。嗣後分防各弁，不論何標何汛，凡係附近處所，毋分彼此，互相應援，庶匪類不得潛藏矣”。
要求地方官吏“公同協力，不可以疆界為限而分彼此”。
雍正對土司地區官員的告誡從另一方麵可以看出，當地官吏在解決土司問題時往往互相推諉，不能盡到職責，各自為政，導致行政效率的底下，甚至會與土官同流合汙，包庇罪行。
鄂爾泰在推行改土歸流時，有雍正帝的信任和放權，他積極與鄰省督撫共同協商辦理臨界事宜，同時在改流地區調整疆界，為後續經濟重振打下基礎。
雍正五年，鄂爾泰在改流廣西泗城土司時，就開始籌劃重新調整原泗城土司疆界。
泗城土司麵積廣大，跨黔、桂兩省，鄂爾泰建議“劃江而理，江以南之粵，江以北屬之黔”，達到“界限井然，防守稽查，皆易為力，庶兩省之紛爭永絕矣”的目的。
同時還革除舊習陋規，清政府為了鞏固改流地區政局穩定，針對土司原轄區各種陋習舊規，頒布一係列的文告、禁令以及規定，廢除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強迫其改變落後習俗。
因為土司轄區長期遠離中央王朝的直接統治，各大小土司在其轄區製定了各種“規章製度”，以此來實現對土民的剝削。
例如，廣西泗城土司規定土民要按時繳納“修衙門錢”，新平地區有“鞋腳錢”，等等。
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土民造成了極大的生活壓力，土民背上了沉重的枷鎖，致使很多的土民因為差役繁重，紛紛把土地賤賣，甚至索性把地契送予他人。
改土歸流後，清官員認識到籠絡土民民心的重要性，把土司製定的雜稅項目統統廢除，把稅收權還於政府，極大的減輕了土民的負擔。
正是因為“輕徭薄賦”，很多土民要求收迴自己的土地，極大的提高了生產積極性，算是卓有成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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