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如果從貴州的具體情況分析的話，早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夏四月，巡撫閻興邦就上疏請安順府官莊丁糧，按則征收的奏疏中提到。
“黔地褊小，苗仲十居六七，向不編征;漢民更多寄寓，並無恆產，去來靡定，難編入籍。”
“黔省賦役，舊止萬六千六百七十餘丁，今已增多二千四百有奇”。
由此可知，當時貴州境內大量人丁、土地，並未納入流官管轄編征，改土歸流的目的即要把土官占有的人丁土地改歸流官管轄治理，賦稅俱歸國庫所有。
這樣，在中央王朝與土司之間實際上是一次權力的再分配。
為此，朝廷必須“將富強橫暴者漸次擒拏，昏庸者漸次改置”，分別鏟除不法土司，削弱地方割據勢力，取消所謂“化外”之地，把中央王朝的統治強加於所有原來較為自主自由的少數民族地區。
所以在改土歸流的過程，必然充滿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之間的矛盾，在某些情況下，它必然是一場刀光劍影經受“血與火”的洗禮的鬥爭。
因此雍正時期，清王朝實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對不同地區和不同表現的土司，是分別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如對西北地區的甘肅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七載:“清改甘肅為省，各土司仍其舊”。
清王朝認為甘肅土司“有悍衛之勞，無勃叛之事”，“絕不類蜀、黔諸土司桀驁難馴也。”
故至終清之世，“甘肅土司從未變革”。
而對於西南地區的雲南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二載:雍正時改土歸流，鄂爾泰提出以瀾滄江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
對靠內地和邊境的土司采取不同對待;《清史稿》卷五百十四載:雍正六年(1728年)改流時，把“江內地全改流。”
而對江外的木邦、車裏、孟連、孟定等土司則仍以保留。
對改流土司采取“先革土司，後剿倮夷”的對策，將沾益、鎮遠、威遠、盈養、茶山、普洱等土司相繼革除。
在四川省則以“用兵為先”，重點軍事打擊烏蒙、芒部、東川、涼山及大小金川土司。
在廣西，則“先改土司，後改土目”，削其大而存其小，憑借土目以作維持。
在湖廣則將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盡行革除。
對貴州的改土歸流，清廷認為貴州的具體情況和雲南不同。應該采取不同的策略。
在鄂爾泰的奏疏中就曾多次提及:“至於黔省土司與滇省異，一切兇頑，半出寨目，因地製宜，更須別有調度”。
又說:“查雲南土官，多半強豪，所屬苗眾，悉聽其指使，殘暴橫肆，無所不為。其土官懦弱者，兇惡把目，為害尤甚，不但目無府州，亦並心無督撫。貴州土司單弱，不能管轄，故苗患更大。若不及此清理，約定規程，即使拏幾土官，殺幾苗首，亦不過急則治其標，本病未除，恐終難寧貼”。
至於如何清理才是治本而非治標?
鄂爾泰主張要以“製苗為先務，而尤以練兵治苗為急務”。
也就是說對貴州的改土歸流，重點是用軍事武力以開拓“苗疆”，其著眼點是在於第一;開拓“苗疆”可以招來墾荒，增加國家的土地和賦稅。
鄂爾泰的奏疏中就曾說道:“雲貴荒地甚至多，議者謂宜開墾。不知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不禁其開墾而不來開墾者，緣荒地多近苗界，實慮苗眾之搶割。若果土司遵法，夷人畏伏，將不招而來者自眾。故臣必以製苗為先務，而尤以練兵治苗為急務。”
第二:開拓“苗疆”以消除“梗隔”，有利水陸交通暢通。
“雲貴遠居天末，必須商賈流通，庶地方漸有生色。今水路不通，陸路甚險，往來貿易者，非肩負，即馬載，費本既多，獲息甚微，以致裹足不前，諸物艱貴”。
此外，貴州有水路與湖南相通，經鎮遠、施秉至黃平州，並可由重安江溯源而上，漸次開。
這些地區均屬“苗疆”。
貴州的黎平府、永寧州並有陸路可通川楚，也需用兵維護交通暢通。
基於上述兩點，故鄂爾泰把武力開拓“苗疆”作為貴州改土歸流的“先務”和“急務”。
過去，學術界對貴州的改土歸流問題，存在著兩個值得商榷的問題，一是把廢土設流等同於改土歸流;二是把改土歸流僅是理解為廢除土官勢力，建立流官統治。
從貴州的實際情況分析，廢土設流和改土歸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廢土設流僅是指將土官廢除改設流官，將原由土官統轄的土地人口改由流官管轄。
廢土設流還有其不徹底性，或上廢下不廢，遠廢近不廢;或已廢土設流又重新廢流設土，如對貴州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即此。
而且，廢土設流自明初就已發生，貴州建省就是明永樂年間廢革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基礎上建立的。
但實際上也是上廢而下不廢，還存在眾多長官司。
從理論上探討，明踵元故事，實行土司製度，明初正是土司製度逐漸完善和發展的時期，基本上適應當時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統治，土司製度的矛盾和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和激化，應該說當時土司製度還是處於上升的時期，還不是土司製度的衰敗和腐朽階段。
如果把中央王朝在個別或局部地區實行的廢土設流，和改土歸流等同起來，顯然不甚切貼。
改土歸流則是一次大的社會變革，它的任務並不僅是指廢革土官，而且，因貴州土官勢弱，改土歸流也不是將土官一律廢革。
鄂爾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就明確地說:“土司改流，原屬正務。但有應改者，有不應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應改而不得不緩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審時度勢，順情得理，庶先無成心，而有濟公事。若不論有無過犯，一概勒令改流，無論不足以服人，兼恐即無以善後。如果相安在土，原無異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無異於在土也。”
可知，對土司的改流與否，是以其“有無過犯”而定，並非對土官一律革除。
因此，貴州改土歸流的任務之一，就是廢革有“過犯”的土司或土目，將強暴者擒拏，懦弱者改置，能改則改，能削則削。
但對皈服王朝而守土相安，並無過犯的土司，則能留即留，未予改流。
貴州改土歸流任務之二，就是調整疆界，劃撥尖牙，歸並事權，以便治理。
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春，鄂爾泰以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就奏言:“雲南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製夷，欲製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交錯，又必歸並事權，始可一勞永逸。”
提出將原屬四川的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因距省會成都遙遠而鞭長莫及，改隸距與滇僅一嶺之隔的雲南，俾得相機改土歸流，永靖邊氛，同時，建議“黔粵向以牂牁江為界，而粵之西隆州，與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鬥人。”
“苗寨寥闊，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
雍正時期貴州在調整疆界，歸並事權方麵，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總督高其倬在條奏苗疆事宜中，就提出黎平府與楚省五開衛同城，民苗雜處，分隸兩省，請改五開衛為縣，隸黎平，銅鼓衛亦歸並。
五開、古州、八萬等苗疆均屬黔省，事權歸一。
鑒於古州、八萬地大苗眾，為所謂“生苗”地區，其地在都勻以東，黎平以西，以五開、銅鼓二衛歸黔，“則一切措辦，唿應即靈;若撥黎平歸楚，凡有調度必失事機”。
於是，清廷於次年批準將五開、銅鼓二衛，調整歸黔省隸屬黎平府。
至雍正五年(1727年)閏三月，又改銅鼓衛為錦屏縣、五開衛為開泰縣，俱隸黎平府。
又調整湖廣之平溪衛為玉屏縣，清浪衛為清溪縣，俱領於思州府。
並以原隸湖廣靖州之天柱縣隸屬黔省黎平府。
這些疆界的調整既為了使事權歸並，便於治理;也為後來開辟“苗疆”，建立流官統治做好準備。同年六月，根據貴州安籠鎮總兵蔡成貴奏:“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苗目阿久等曆年互爭歪染、烏舍、壩犁、魯磉等寨一案，因土目自相仇殺，俱係外結”，要求朝廷下令黔粵兩省撫臣委派大員審斷。
於是，雲貴總督鄂爾泰奉旨會同工部侍郎李紱、廣西巡撫韓良輔議劃貴州、廣西疆界，提出: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滛虐，其地延袤千裏，北境與南籠、普安相錯，多爭界仇殺事，岑映宸為逋逃藪，為患最深，請用兵擒治，將其地改土歸流。
其時，泗城之者相、普安之者坎，皆有土目互爭土地，岑映宸亦持強率眾至者相，將攻者坎。
聞鄂爾泰將用兵其地，改土歸流，乃乞改流存祀，被褫除世襲土官之職，安置浙江。
秋八月，從鄂爾泰等奏請，割廣西泗城西隆之紅水河以北地，設永豐州。
其地包括原西隆州之羅煩、冊亨等四甲有半，原泗城之長壩、羅斛等共十六甲，“南北約三百裏，東西經六七百裏”，州治設在長壩。
升南籠廳為府，領永豐州。
又將原安順府所隸的普安州及安南、普安二縣，俱隸屬安籠府管轄。
對普安州的捧鮓，為三江咽喉，“苗倮”要隘，設一營駐守。
另在路險岩危的白雲屯、法岩、歪染等地，俱設汛防等，將黃草壩的左營遊擊、千總、把總各一人，兵三百人，俱移駐捧鮓。
這樣，加強兵弁扼守，“不惟黔苗可控製，亦粵儂不敢起釁”。
至雍正六年(1728年)為正軍田疆界一事，鄂爾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再次提及。
“查漢夷地方，多有互相摻雜，隔涉穹遠者。”
“論田亦不獨軍田，論隔屬亦不獨楚省，論黔省之內亦不獨鎮遠、施秉、玉屏、清溪，大抵鞭長不及，互相推諉，難於稽查者，所在皆是。”
“臣自奉就近歸並之諭旨，已概行委員分路查勘，不論隔省府隔州隔縣，通令查勘明確，就近改並，以歸畫一，庶幾錢糧易於征輸，奸究無逃匿，於地方極有裨益。”
這時已是大規模實行改土歸流，開拓“新疆”的時期，而繼續勘察調整疆界，就近改並，事權劃一，以利征輸錢糧和維持地方治安，建立和鞏固流官的直接統治，正是為完成改土歸流的任務和目的。
貴州改土歸流任務之三，則是“剿撫苗蠻”，開辟“苗疆”。
而這又正是貴州改土歸流的重點。
鄂爾泰在奏疏中說:“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群苗之責，苗患甚於土司。”
“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裏，千有三百餘寨。”
“古州距其中，群砦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為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
“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撫不可，此貴州宜治之邊夷也。”
為了要打通“苗疆”，消除“梗隔”，剿撫苗蠻，以靖地方，在改流的步驟方法上，鄂爾泰主張“其改流之法，計擒為上，兵剿次之。”
“令其自首為上，勒獻次之。惟治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
上述可知:剿撫“苗蠻”，開辟“苗疆”，將所謂的化外之地，納入中央王朝委派的流官統治;或委任外來征苗有功的軍官，去擔任所用武力開辟的苗疆“土官”，直接管轄當地人民，清查田土，以增租賦，打通交通，以靖地方，這才是貴州在雍正時期大規模改土歸流的主要任務和內容。
也即是說:貴州的改土歸流主要並不是廢革土司，被廢革的僅是一部份不法土司，在土司地區的改土歸流，並不徹底。
貴州改土歸流的主要任務和目的，則是在血腥屠殺和討伐鎮壓少數民族人民反抗鬥爭的基礎上，將封建王朝壓迫和剝削的枷鎖，直接套向所謂“化外”之民的廣大群眾頸項，用武力開辟“苗疆”，直接設官建製，納入封建中央王朝統治的軌道。
雍正年間，清朝統治者對貴州境內“生苗”地區進行武力開辟，最先是於雍正二年(1724年)用兵於定番州和廣順州，即今惠水、長順一帶布依族和苗族地區，成為雍正時期在貴州境內大規模改土歸流的開端或序幕。
此後，雍正六年(1728年)張廣泗率兵武力討伐八寨苗開始，迄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哈元生平定高坡、九股苗止，共曆時五年多，經過大規模的軍事討伐，反複進剿，先後設置八寨、丹江、都江廳隸都勻府;古州廳隸黎平府;清江廳、台拱廳隸鎮遠府。
六廳的設置，標誌著清王朝對黔東南“生苗”地區的武力開辟，至此基本結束。
此外，還對黔東北以臘爾山為中心的“紅苗”地區的武力“開辟”，也達到了設官建製的目的，加強了對新附苗寨的軍事控製和直接統治。
“苗疆辟地二三千裏，幾當貴州全省之半”。
大量土地、人口納入封建王朝版籍之內，登記編冊，受流官的直接剝削和統治，最終達到了清王朝在貴州改土歸流的主要目的。
並且其實清代在前期對貴州境內的土司，就已經進行廢土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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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地褊小，苗仲十居六七，向不編征;漢民更多寄寓，並無恆產，去來靡定，難編入籍。”
“黔省賦役，舊止萬六千六百七十餘丁，今已增多二千四百有奇”。
由此可知，當時貴州境內大量人丁、土地，並未納入流官管轄編征，改土歸流的目的即要把土官占有的人丁土地改歸流官管轄治理，賦稅俱歸國庫所有。
這樣，在中央王朝與土司之間實際上是一次權力的再分配。
為此，朝廷必須“將富強橫暴者漸次擒拏，昏庸者漸次改置”，分別鏟除不法土司，削弱地方割據勢力，取消所謂“化外”之地，把中央王朝的統治強加於所有原來較為自主自由的少數民族地區。
所以在改土歸流的過程，必然充滿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之間的矛盾，在某些情況下，它必然是一場刀光劍影經受“血與火”的洗禮的鬥爭。
因此雍正時期，清王朝實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對不同地區和不同表現的土司，是分別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如對西北地區的甘肅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七載:“清改甘肅為省，各土司仍其舊”。
清王朝認為甘肅土司“有悍衛之勞，無勃叛之事”，“絕不類蜀、黔諸土司桀驁難馴也。”
故至終清之世，“甘肅土司從未變革”。
而對於西南地區的雲南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二載:雍正時改土歸流，鄂爾泰提出以瀾滄江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
對靠內地和邊境的土司采取不同對待;《清史稿》卷五百十四載:雍正六年(1728年)改流時，把“江內地全改流。”
而對江外的木邦、車裏、孟連、孟定等土司則仍以保留。
對改流土司采取“先革土司，後剿倮夷”的對策，將沾益、鎮遠、威遠、盈養、茶山、普洱等土司相繼革除。
在四川省則以“用兵為先”，重點軍事打擊烏蒙、芒部、東川、涼山及大小金川土司。
在廣西，則“先改土司，後改土目”，削其大而存其小，憑借土目以作維持。
在湖廣則將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盡行革除。
對貴州的改土歸流，清廷認為貴州的具體情況和雲南不同。應該采取不同的策略。
在鄂爾泰的奏疏中就曾多次提及:“至於黔省土司與滇省異，一切兇頑，半出寨目，因地製宜，更須別有調度”。
又說:“查雲南土官，多半強豪，所屬苗眾，悉聽其指使，殘暴橫肆，無所不為。其土官懦弱者，兇惡把目，為害尤甚，不但目無府州，亦並心無督撫。貴州土司單弱，不能管轄，故苗患更大。若不及此清理，約定規程，即使拏幾土官，殺幾苗首，亦不過急則治其標，本病未除，恐終難寧貼”。
至於如何清理才是治本而非治標?
鄂爾泰主張要以“製苗為先務，而尤以練兵治苗為急務”。
也就是說對貴州的改土歸流，重點是用軍事武力以開拓“苗疆”，其著眼點是在於第一;開拓“苗疆”可以招來墾荒，增加國家的土地和賦稅。
鄂爾泰的奏疏中就曾說道:“雲貴荒地甚至多，議者謂宜開墾。不知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不禁其開墾而不來開墾者，緣荒地多近苗界，實慮苗眾之搶割。若果土司遵法，夷人畏伏，將不招而來者自眾。故臣必以製苗為先務，而尤以練兵治苗為急務。”
第二:開拓“苗疆”以消除“梗隔”，有利水陸交通暢通。
“雲貴遠居天末，必須商賈流通，庶地方漸有生色。今水路不通，陸路甚險，往來貿易者，非肩負，即馬載，費本既多，獲息甚微，以致裹足不前，諸物艱貴”。
此外，貴州有水路與湖南相通，經鎮遠、施秉至黃平州，並可由重安江溯源而上，漸次開。
這些地區均屬“苗疆”。
貴州的黎平府、永寧州並有陸路可通川楚，也需用兵維護交通暢通。
基於上述兩點，故鄂爾泰把武力開拓“苗疆”作為貴州改土歸流的“先務”和“急務”。
過去，學術界對貴州的改土歸流問題，存在著兩個值得商榷的問題，一是把廢土設流等同於改土歸流;二是把改土歸流僅是理解為廢除土官勢力，建立流官統治。
從貴州的實際情況分析，廢土設流和改土歸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廢土設流僅是指將土官廢除改設流官，將原由土官統轄的土地人口改由流官管轄。
廢土設流還有其不徹底性，或上廢下不廢，遠廢近不廢;或已廢土設流又重新廢流設土，如對貴州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即此。
而且，廢土設流自明初就已發生，貴州建省就是明永樂年間廢革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基礎上建立的。
但實際上也是上廢而下不廢，還存在眾多長官司。
從理論上探討，明踵元故事，實行土司製度，明初正是土司製度逐漸完善和發展的時期，基本上適應當時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統治，土司製度的矛盾和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和激化，應該說當時土司製度還是處於上升的時期，還不是土司製度的衰敗和腐朽階段。
如果把中央王朝在個別或局部地區實行的廢土設流，和改土歸流等同起來，顯然不甚切貼。
改土歸流則是一次大的社會變革，它的任務並不僅是指廢革土官，而且，因貴州土官勢弱，改土歸流也不是將土官一律廢革。
鄂爾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就明確地說:“土司改流，原屬正務。但有應改者，有不應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應改而不得不緩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審時度勢，順情得理，庶先無成心，而有濟公事。若不論有無過犯，一概勒令改流，無論不足以服人，兼恐即無以善後。如果相安在土，原無異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無異於在土也。”
可知，對土司的改流與否，是以其“有無過犯”而定，並非對土官一律革除。
因此，貴州改土歸流的任務之一，就是廢革有“過犯”的土司或土目，將強暴者擒拏，懦弱者改置，能改則改，能削則削。
但對皈服王朝而守土相安，並無過犯的土司，則能留即留，未予改流。
貴州改土歸流任務之二，就是調整疆界，劃撥尖牙，歸並事權，以便治理。
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春，鄂爾泰以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就奏言:“雲南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製夷，欲製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交錯，又必歸並事權，始可一勞永逸。”
提出將原屬四川的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因距省會成都遙遠而鞭長莫及，改隸距與滇僅一嶺之隔的雲南，俾得相機改土歸流，永靖邊氛，同時，建議“黔粵向以牂牁江為界，而粵之西隆州，與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鬥人。”
“苗寨寥闊，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
雍正時期貴州在調整疆界，歸並事權方麵，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總督高其倬在條奏苗疆事宜中，就提出黎平府與楚省五開衛同城，民苗雜處，分隸兩省，請改五開衛為縣，隸黎平，銅鼓衛亦歸並。
五開、古州、八萬等苗疆均屬黔省，事權歸一。
鑒於古州、八萬地大苗眾，為所謂“生苗”地區，其地在都勻以東，黎平以西，以五開、銅鼓二衛歸黔，“則一切措辦，唿應即靈;若撥黎平歸楚，凡有調度必失事機”。
於是，清廷於次年批準將五開、銅鼓二衛，調整歸黔省隸屬黎平府。
至雍正五年(1727年)閏三月，又改銅鼓衛為錦屏縣、五開衛為開泰縣，俱隸黎平府。
又調整湖廣之平溪衛為玉屏縣，清浪衛為清溪縣，俱領於思州府。
並以原隸湖廣靖州之天柱縣隸屬黔省黎平府。
這些疆界的調整既為了使事權歸並，便於治理;也為後來開辟“苗疆”，建立流官統治做好準備。同年六月，根據貴州安籠鎮總兵蔡成貴奏:“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苗目阿久等曆年互爭歪染、烏舍、壩犁、魯磉等寨一案，因土目自相仇殺，俱係外結”，要求朝廷下令黔粵兩省撫臣委派大員審斷。
於是，雲貴總督鄂爾泰奉旨會同工部侍郎李紱、廣西巡撫韓良輔議劃貴州、廣西疆界，提出: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滛虐，其地延袤千裏，北境與南籠、普安相錯，多爭界仇殺事，岑映宸為逋逃藪，為患最深，請用兵擒治，將其地改土歸流。
其時，泗城之者相、普安之者坎，皆有土目互爭土地，岑映宸亦持強率眾至者相，將攻者坎。
聞鄂爾泰將用兵其地，改土歸流，乃乞改流存祀，被褫除世襲土官之職，安置浙江。
秋八月，從鄂爾泰等奏請，割廣西泗城西隆之紅水河以北地，設永豐州。
其地包括原西隆州之羅煩、冊亨等四甲有半，原泗城之長壩、羅斛等共十六甲，“南北約三百裏，東西經六七百裏”，州治設在長壩。
升南籠廳為府，領永豐州。
又將原安順府所隸的普安州及安南、普安二縣，俱隸屬安籠府管轄。
對普安州的捧鮓，為三江咽喉，“苗倮”要隘，設一營駐守。
另在路險岩危的白雲屯、法岩、歪染等地，俱設汛防等，將黃草壩的左營遊擊、千總、把總各一人，兵三百人，俱移駐捧鮓。
這樣，加強兵弁扼守，“不惟黔苗可控製，亦粵儂不敢起釁”。
至雍正六年(1728年)為正軍田疆界一事，鄂爾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再次提及。
“查漢夷地方，多有互相摻雜，隔涉穹遠者。”
“論田亦不獨軍田，論隔屬亦不獨楚省，論黔省之內亦不獨鎮遠、施秉、玉屏、清溪，大抵鞭長不及，互相推諉，難於稽查者，所在皆是。”
“臣自奉就近歸並之諭旨，已概行委員分路查勘，不論隔省府隔州隔縣，通令查勘明確，就近改並，以歸畫一，庶幾錢糧易於征輸，奸究無逃匿，於地方極有裨益。”
這時已是大規模實行改土歸流，開拓“新疆”的時期，而繼續勘察調整疆界，就近改並，事權劃一，以利征輸錢糧和維持地方治安，建立和鞏固流官的直接統治，正是為完成改土歸流的任務和目的。
貴州改土歸流任務之三，則是“剿撫苗蠻”，開辟“苗疆”。
而這又正是貴州改土歸流的重點。
鄂爾泰在奏疏中說:“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群苗之責，苗患甚於土司。”
“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裏，千有三百餘寨。”
“古州距其中，群砦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為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
“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撫不可，此貴州宜治之邊夷也。”
為了要打通“苗疆”，消除“梗隔”，剿撫苗蠻，以靖地方，在改流的步驟方法上，鄂爾泰主張“其改流之法，計擒為上，兵剿次之。”
“令其自首為上，勒獻次之。惟治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
上述可知:剿撫“苗蠻”，開辟“苗疆”，將所謂的化外之地，納入中央王朝委派的流官統治;或委任外來征苗有功的軍官，去擔任所用武力開辟的苗疆“土官”，直接管轄當地人民，清查田土，以增租賦，打通交通，以靖地方，這才是貴州在雍正時期大規模改土歸流的主要任務和內容。
也即是說:貴州的改土歸流主要並不是廢革土司，被廢革的僅是一部份不法土司，在土司地區的改土歸流，並不徹底。
貴州改土歸流的主要任務和目的，則是在血腥屠殺和討伐鎮壓少數民族人民反抗鬥爭的基礎上，將封建王朝壓迫和剝削的枷鎖，直接套向所謂“化外”之民的廣大群眾頸項，用武力開辟“苗疆”，直接設官建製，納入封建中央王朝統治的軌道。
雍正年間，清朝統治者對貴州境內“生苗”地區進行武力開辟，最先是於雍正二年(1724年)用兵於定番州和廣順州，即今惠水、長順一帶布依族和苗族地區，成為雍正時期在貴州境內大規模改土歸流的開端或序幕。
此後，雍正六年(1728年)張廣泗率兵武力討伐八寨苗開始，迄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哈元生平定高坡、九股苗止，共曆時五年多，經過大規模的軍事討伐，反複進剿，先後設置八寨、丹江、都江廳隸都勻府;古州廳隸黎平府;清江廳、台拱廳隸鎮遠府。
六廳的設置，標誌著清王朝對黔東南“生苗”地區的武力開辟，至此基本結束。
此外，還對黔東北以臘爾山為中心的“紅苗”地區的武力“開辟”，也達到了設官建製的目的，加強了對新附苗寨的軍事控製和直接統治。
“苗疆辟地二三千裏，幾當貴州全省之半”。
大量土地、人口納入封建王朝版籍之內，登記編冊，受流官的直接剝削和統治，最終達到了清王朝在貴州改土歸流的主要目的。
並且其實清代在前期對貴州境內的土司，就已經進行廢土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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