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說到這裏，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文中提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名詞，也就是資本主義萌芽，那麽什麽是資本主義萌芽呢？
這裏需要給大家稍微解釋一下，其實也很簡單，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幼芽。
什麽樣的生產關係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它又是在什麽條件下開始出現的呢?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曾有大量精辟的論述，作者菌就不給大家一一複述了，簡而言之就是。
“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資本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並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
“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曆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的起點。”
“當生產資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勞動者——不受社會束縛和沒有自己的財產的勞動者——來作為剝削對象，並且為生產商品而剝削勞動者的時候……生產資料才具有資本的特殊性質。”
“資本主義是由商品生產和使用雇傭勞動決定的。”
可能大家最了解的，就是明代中後期產生我國古代沿海地區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那麽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也很簡單，無外乎有亮點，一是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萌芽提供物質基礎。
二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條件在明代已經具備。
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出現的兩個基本條件是一方麵有較大的作坊主或商人，另一方麵有人身自由的雇傭勞動力，這樣才有可能把勞動力作為商品，才會出現與封建生產關係不同的、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雇傭關係。
也很正常，明清時期，社會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手工業的進步尤為突出。
人們革新生產工具，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
如明代嘉興使用新式“紗綢機”，“製造尤工～擅絕海內外”。
清代廣東陽山榨糖改牛車為水車，“車輕工捷～獲利尤豐”。
人們還改進生產技術，增加了產品種類。
如明中後期發明了套印和餖印、拱花的印刷技術，既可用木版套印文字書籍，又能用木版複製美術圖畫。
手工業的分工也日益細密，促進了區域分工和景德鎮瓷窯專業市鎮的發展，如“織造尚鬆江～漿染尚蕪湖”。
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產量大幅度提高。
如明代中後期，廣東羅定的冶鐵業，每個爐場“環而居者三百家，司爐者二百餘人，掘鐵礦者三百餘，汲者、燒炭者二百有餘”，每天可出鐵六七千斤。
至於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的表現的話，舉一個例子，像是明代官員張翰寫過一本書中記載：“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為業，成化末年值水災，時祖居傍河，水淹入室，所釀酒盡敗。”
“因罷酤酒業，購(織)機一張，織諸色紵幣，備極精工。每一下機，人爭鬻之，計獲利當五之一。”
“積兩旬，複增一機，後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常滿戶外，尚不能應。自是家業大饒。後四祖繼業，各富至數萬金。”《鬆窗夢語-異聞記》
包括明代小說家馮夢龍的《醒世恆言》中也有一篇小說《施潤澤灘闕遇友》，描寫了嘉靖年間吳江縣盛澤鎮施複夫婦發家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
（施複)夫妻兩口，別無男女。家中開張(綢)機，每年養幾筐蠶兒，妻絡夫織，甚好過活……
施複是個小戶兒，本錢少，織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脫……自此之後，施複每年養蠶，大有利息，漸漸活動……
那施複一來蠶種揀得好，二來有些時運。
凡養的蠶，並無一個綿繭，繅出絲來，細圓勻緊，潔淨光瑩～再沒一根粗節不均的。
每筐蠶，又比別家分外能繅出許多絲來。
照常織下的拿上市去，人看時光彩潤澤，都增價競買，比往常每匹平添許多銀子。
因有這些順溜，幾年間就增上三四張綢機，家中頗頗饒裕……
且說施複是年蠶絲利息比別年更多幾倍，欲要又添張機兒，怎奈家中窄隘，擺不下機床……
施複剛愁無處安放機床，恰好間壁鄰家住著兩間小房，連年因蠶桑失利，嫌道住居風水不好，急切要把來出脫，正湊了施複之便……
施複一麵喚匠人修理，一麵擇吉鋪設機床……夫妻依舊省吃儉用，晝夜營運，不上十年，就長有數千金家事。
又買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開起三四十張綢機，又討幾房家人小廝，把個家業收拾得十分完美。
可見但是商業氛圍還是十分濃鬱的，不過是大家說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確有這個傾向。
此外作者菌還看到一個小故事，說的是：鬆江舊無暑襪店，暑月間穿氈襪者甚多。
萬曆以來，用尤墩布為單暑襪，極輕美，遠方來購之。
故郡城西郊廣開襪店百家。
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營生，日從店中給籌取值，亦一便民之新務”（明，範濂:《雲間據目抄》）
需要說明，所謂暑襪，就是夏天所穿較為輕薄的布襪，它用較細潔白、堅實耐穿的尤墩布製成，故又稱“尤墩暑襪”。
由此可見，這個故事裏所講的暑襪業生產模式，已經擺脫了傳統的手工業生產模式，進入了一定的商業生產模式，算是與資本生產掛鉤了。
還比如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江蘇巡撫曹時聘曾上疏皇帝，內中提到。
“吳民生齒最繁，恆產絕少。家杼軸而戶纂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
“浮食奇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臣所睹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明神宗實錄》
以及明萬曆蘇民無積聚，多以絲織為生，東北半城皆居機戶，郡城之東皆習機業。
織文曰緞，方空曰紗，工匠各有專能，匠有常主，計日受值。
有他故，則喚無主之匠代之，曰喚代。
無主者黎明立橋以待，緞工立花橋，紗工立廣化寺橋，以車紡絲者曰車匠，立濂溪坊，什百為群，延頸而望，粥後散歸。
若機房工作減～此輩衣食無所矣。《蘇州府誌》
由此，史學界普遍認為，明朝中後期蘇州絲織業中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至於清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的話，同樣舉例，在康熙年間，朝廷根據江南機戶的要求，廢除“織機不得逾百張”的限製，南京織機的總量達到30000張以上，有的手工工場擁有五六百張織機，有些大包買商也擁有四五百張織機。
絲織生產的分工更加細密，機房織出的生絹生綢，還要經過練房、染房、漂房的加工。
不管是機房、練房、還是染房、漂房，內部又有許多分工，如練房內部有煮、漚、曝等不同的工序分工。
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的部門和地區，也比以前增多。
像是雲南的采礦業、四川的井鹽業、台灣的製糖業、陝西的伐木業、景德鎮的製瓷業以及許多地方的造紙業等，都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還有四川貨殖最巨者為鹽……大鹽廠如犍、富等縣，灶戶、傭作、商販各項，每廠之人以數十萬計。
而沿邊之大寧、開縣等廠，眾亦以萬計。《三省邊防備覽》
從這些例子中，都可以看出清代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表現。
而對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認識的話，怎麽說呢，需要說明，明清資本主義萌芽，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出現的新事物，代表了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總趨勢。
說“資本主義萌芽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出現的新事物”是指明清資本主義萌芽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說“資本主義萌芽代表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總趨勢”是指明清時期，封建製度漸趨衰落，發展資本主義成為進步的曆史潮流。
不過明清資本主義萌芽隻出現在少數地區的少數行業當中，是稀疏而又微弱的。
而且由於受封建製度的束縛，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直到鴉片戰爭爆發之前，隻有量的增加，而無質的突破，始終處於萌芽的狀態，而沒有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這也正常，因為封建製度的束縛，具體來說，是受到封建王朝所推行的“重農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嚴重阻礙，是資本主義萌芽緩慢發展的根本原因。
由於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超常穩定性，稀疏而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還不足以動搖封建自然經濟的根基，因此，直到鴉片戰爭前夕，就全國而言，自然經濟仍占據主導地位。
這也就不得不提到古代封建社會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了。
首先要給大家解釋一下，“重農抑商”政策及目的。
重農抑商政策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製工商業的發展。
它開始於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後世延續。
其直接目的是確保賦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根本目的是鞏固封建統治。
中國封建社會采取這種政策，歸根到底是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決定的。
這種經濟的主要部門是農業。
農業是古代決定性的生產部門，提供給人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農業生產的狀況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
為此，曆代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根本性的大事來抓，采取一係列督促、鼓勵、組織農業生產的措施，在國家經濟政策上向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方向傾斜。
通過發展農業，封建國家可以征收穩定的土地稅來保證財政收入，還有利於社會穩定，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
統治者認為，發展工商業不如經營土地使生活有保障，還會加劇勞動力從土地上流失，造成種種社會問題。
因此，重農抑商、以農立國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治國主張。
這一政策在封建社會初期，對於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鞏固新興地主政權，起了積極作用。
但是，隨著曆史的發展，重農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
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這一政策的消極作用就更明顯。
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
就像漢代的晁錯說:“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並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漢書-食貨誌》
由此，晁錯的觀點成了西漢王朝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依據，認為商人會動搖國家根本，大大的不好，於是開始著重抑製商人。
到了後麵明清兩代“重農抑商”的具體表現的話，首先是重農，清朝的雍正帝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群趨而為工，群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
“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
“苟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所難行，惟在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為貴，崇尚樸實，不為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為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為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清世祖實錄》
至於抑商，首先，在商業方麵，明清兩朝都繼承傳統的專賣製度，對鹽、茶等實行專賣，獨占專利，不許民間商人染指。
其次，早在1429年，明政府就宣布把順天、應天、蘇州、鬆江等33個府州縣的市肆門攤稅提高五倍。
到明中後期，商稅更是有增無減，山東臨清的商稅七八年間就幾乎增加了兩倍半多，江蘇吳縣滸墅關的商稅在21年間增加了將近四倍。
到了萬曆中後期，明神宗派遣礦監稅使四出征斂，“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算及廬舍，米麥菽粟饔飧也而稅，雞豕肉食也而稅，耕牛騾驢一畜產也而稅。”——《明史記事本末-礦稅之弊》
後麵的清朝更是關卡林立，“關津有過路之稅，鎮集有落腳之稅”。
除正稅外，還有各種名目的雜稅，如康熙年間江西南昌、饒州、吉安、撫州四府，原先的“歲額無多”，但“有司假以侵漁，吏胥又從而苛之，多征且至一二十倍”。
包括1381年明政府還規定:“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得衣綢、紗。”
1506年又“禁商販、仆役、倡役、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1521年還規定:“商賈、技藝之家器皿不許用銀。”
在手工業方麵，明清兩朝都組建龐大的官營手工業。
明代官營手工業占用工匠達30萬人，還有為之服務的民夫180萬人。
清代雖將官匠改為雇募，但仍保留相當規模的官營手工業。
官營手工業的存在，擠占了民營手工業的發展空間。
明清政府還對民營手工業加征重稅，並壓價收購手工業產品。
如景德鎮官府除設“禦窯廠”燒造瓷器，還把部分燒造任務交給民窯承擔，叫做“官搭民燒”。
這種官搭民燒，官府付給窯戶的價錢往往很低，實為壓價收購。明代“大樣瓷缸每口估價銀五十八兩八錢，二樣瓷缸每口估價銀五十兩”。
實際上“大樣缸每口給銀五十兩，二樣缸每口給銀十八兩。”
這些措施，都極大的打擊了商業的發展，可見在重農抑商方麵，古代的封建王朝都是不遺餘力的，當然，宋朝稍稍除外，並沒有清晰的資本主義的觀念，還是太保守落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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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需要給大家稍微解釋一下，其實也很簡單，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幼芽。
什麽樣的生產關係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它又是在什麽條件下開始出現的呢?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曾有大量精辟的論述，作者菌就不給大家一一複述了，簡而言之就是。
“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資本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並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
“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曆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的起點。”
“當生產資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勞動者——不受社會束縛和沒有自己的財產的勞動者——來作為剝削對象，並且為生產商品而剝削勞動者的時候……生產資料才具有資本的特殊性質。”
“資本主義是由商品生產和使用雇傭勞動決定的。”
可能大家最了解的，就是明代中後期產生我國古代沿海地區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那麽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也很簡單，無外乎有亮點，一是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萌芽提供物質基礎。
二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條件在明代已經具備。
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出現的兩個基本條件是一方麵有較大的作坊主或商人，另一方麵有人身自由的雇傭勞動力，這樣才有可能把勞動力作為商品，才會出現與封建生產關係不同的、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雇傭關係。
也很正常，明清時期，社會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手工業的進步尤為突出。
人們革新生產工具，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
如明代嘉興使用新式“紗綢機”，“製造尤工～擅絕海內外”。
清代廣東陽山榨糖改牛車為水車，“車輕工捷～獲利尤豐”。
人們還改進生產技術，增加了產品種類。
如明中後期發明了套印和餖印、拱花的印刷技術，既可用木版套印文字書籍，又能用木版複製美術圖畫。
手工業的分工也日益細密，促進了區域分工和景德鎮瓷窯專業市鎮的發展，如“織造尚鬆江～漿染尚蕪湖”。
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產量大幅度提高。
如明代中後期，廣東羅定的冶鐵業，每個爐場“環而居者三百家，司爐者二百餘人，掘鐵礦者三百餘，汲者、燒炭者二百有餘”，每天可出鐵六七千斤。
至於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的表現的話，舉一個例子，像是明代官員張翰寫過一本書中記載：“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為業，成化末年值水災，時祖居傍河，水淹入室，所釀酒盡敗。”
“因罷酤酒業，購(織)機一張，織諸色紵幣，備極精工。每一下機，人爭鬻之，計獲利當五之一。”
“積兩旬，複增一機，後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常滿戶外，尚不能應。自是家業大饒。後四祖繼業，各富至數萬金。”《鬆窗夢語-異聞記》
包括明代小說家馮夢龍的《醒世恆言》中也有一篇小說《施潤澤灘闕遇友》，描寫了嘉靖年間吳江縣盛澤鎮施複夫婦發家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
（施複)夫妻兩口，別無男女。家中開張(綢)機，每年養幾筐蠶兒，妻絡夫織，甚好過活……
施複是個小戶兒，本錢少，織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脫……自此之後，施複每年養蠶，大有利息，漸漸活動……
那施複一來蠶種揀得好，二來有些時運。
凡養的蠶，並無一個綿繭，繅出絲來，細圓勻緊，潔淨光瑩～再沒一根粗節不均的。
每筐蠶，又比別家分外能繅出許多絲來。
照常織下的拿上市去，人看時光彩潤澤，都增價競買，比往常每匹平添許多銀子。
因有這些順溜，幾年間就增上三四張綢機，家中頗頗饒裕……
且說施複是年蠶絲利息比別年更多幾倍，欲要又添張機兒，怎奈家中窄隘，擺不下機床……
施複剛愁無處安放機床，恰好間壁鄰家住著兩間小房，連年因蠶桑失利，嫌道住居風水不好，急切要把來出脫，正湊了施複之便……
施複一麵喚匠人修理，一麵擇吉鋪設機床……夫妻依舊省吃儉用，晝夜營運，不上十年，就長有數千金家事。
又買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開起三四十張綢機，又討幾房家人小廝，把個家業收拾得十分完美。
可見但是商業氛圍還是十分濃鬱的，不過是大家說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確有這個傾向。
此外作者菌還看到一個小故事，說的是：鬆江舊無暑襪店，暑月間穿氈襪者甚多。
萬曆以來，用尤墩布為單暑襪，極輕美，遠方來購之。
故郡城西郊廣開襪店百家。
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營生，日從店中給籌取值，亦一便民之新務”（明，範濂:《雲間據目抄》）
需要說明，所謂暑襪，就是夏天所穿較為輕薄的布襪，它用較細潔白、堅實耐穿的尤墩布製成，故又稱“尤墩暑襪”。
由此可見，這個故事裏所講的暑襪業生產模式，已經擺脫了傳統的手工業生產模式，進入了一定的商業生產模式，算是與資本生產掛鉤了。
還比如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江蘇巡撫曹時聘曾上疏皇帝，內中提到。
“吳民生齒最繁，恆產絕少。家杼軸而戶纂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
“浮食奇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臣所睹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明神宗實錄》
以及明萬曆蘇民無積聚，多以絲織為生，東北半城皆居機戶，郡城之東皆習機業。
織文曰緞，方空曰紗，工匠各有專能，匠有常主，計日受值。
有他故，則喚無主之匠代之，曰喚代。
無主者黎明立橋以待，緞工立花橋，紗工立廣化寺橋，以車紡絲者曰車匠，立濂溪坊，什百為群，延頸而望，粥後散歸。
若機房工作減～此輩衣食無所矣。《蘇州府誌》
由此，史學界普遍認為，明朝中後期蘇州絲織業中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至於清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的話，同樣舉例，在康熙年間，朝廷根據江南機戶的要求，廢除“織機不得逾百張”的限製，南京織機的總量達到30000張以上，有的手工工場擁有五六百張織機，有些大包買商也擁有四五百張織機。
絲織生產的分工更加細密，機房織出的生絹生綢，還要經過練房、染房、漂房的加工。
不管是機房、練房、還是染房、漂房，內部又有許多分工，如練房內部有煮、漚、曝等不同的工序分工。
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的部門和地區，也比以前增多。
像是雲南的采礦業、四川的井鹽業、台灣的製糖業、陝西的伐木業、景德鎮的製瓷業以及許多地方的造紙業等，都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還有四川貨殖最巨者為鹽……大鹽廠如犍、富等縣，灶戶、傭作、商販各項，每廠之人以數十萬計。
而沿邊之大寧、開縣等廠，眾亦以萬計。《三省邊防備覽》
從這些例子中，都可以看出清代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表現。
而對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認識的話，怎麽說呢，需要說明，明清資本主義萌芽，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出現的新事物，代表了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總趨勢。
說“資本主義萌芽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出現的新事物”是指明清資本主義萌芽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說“資本主義萌芽代表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總趨勢”是指明清時期，封建製度漸趨衰落，發展資本主義成為進步的曆史潮流。
不過明清資本主義萌芽隻出現在少數地區的少數行業當中，是稀疏而又微弱的。
而且由於受封建製度的束縛，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直到鴉片戰爭爆發之前，隻有量的增加，而無質的突破，始終處於萌芽的狀態，而沒有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這也正常，因為封建製度的束縛，具體來說，是受到封建王朝所推行的“重農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嚴重阻礙，是資本主義萌芽緩慢發展的根本原因。
由於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超常穩定性，稀疏而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還不足以動搖封建自然經濟的根基，因此，直到鴉片戰爭前夕，就全國而言，自然經濟仍占據主導地位。
這也就不得不提到古代封建社會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了。
首先要給大家解釋一下，“重農抑商”政策及目的。
重農抑商政策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製工商業的發展。
它開始於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後世延續。
其直接目的是確保賦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根本目的是鞏固封建統治。
中國封建社會采取這種政策，歸根到底是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決定的。
這種經濟的主要部門是農業。
農業是古代決定性的生產部門，提供給人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農業生產的狀況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
為此，曆代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根本性的大事來抓，采取一係列督促、鼓勵、組織農業生產的措施，在國家經濟政策上向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方向傾斜。
通過發展農業，封建國家可以征收穩定的土地稅來保證財政收入，還有利於社會穩定，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
統治者認為，發展工商業不如經營土地使生活有保障，還會加劇勞動力從土地上流失，造成種種社會問題。
因此，重農抑商、以農立國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治國主張。
這一政策在封建社會初期，對於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鞏固新興地主政權，起了積極作用。
但是，隨著曆史的發展，重農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
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這一政策的消極作用就更明顯。
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
就像漢代的晁錯說:“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並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漢書-食貨誌》
由此，晁錯的觀點成了西漢王朝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依據，認為商人會動搖國家根本，大大的不好，於是開始著重抑製商人。
到了後麵明清兩代“重農抑商”的具體表現的話，首先是重農，清朝的雍正帝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群趨而為工，群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
“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
“苟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所難行，惟在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為貴，崇尚樸實，不為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為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為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清世祖實錄》
至於抑商，首先，在商業方麵，明清兩朝都繼承傳統的專賣製度，對鹽、茶等實行專賣，獨占專利，不許民間商人染指。
其次，早在1429年，明政府就宣布把順天、應天、蘇州、鬆江等33個府州縣的市肆門攤稅提高五倍。
到明中後期，商稅更是有增無減，山東臨清的商稅七八年間就幾乎增加了兩倍半多，江蘇吳縣滸墅關的商稅在21年間增加了將近四倍。
到了萬曆中後期，明神宗派遣礦監稅使四出征斂，“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算及廬舍，米麥菽粟饔飧也而稅，雞豕肉食也而稅，耕牛騾驢一畜產也而稅。”——《明史記事本末-礦稅之弊》
後麵的清朝更是關卡林立，“關津有過路之稅，鎮集有落腳之稅”。
除正稅外，還有各種名目的雜稅，如康熙年間江西南昌、饒州、吉安、撫州四府，原先的“歲額無多”，但“有司假以侵漁，吏胥又從而苛之，多征且至一二十倍”。
包括1381年明政府還規定:“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得衣綢、紗。”
1506年又“禁商販、仆役、倡役、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1521年還規定:“商賈、技藝之家器皿不許用銀。”
在手工業方麵，明清兩朝都組建龐大的官營手工業。
明代官營手工業占用工匠達30萬人，還有為之服務的民夫180萬人。
清代雖將官匠改為雇募，但仍保留相當規模的官營手工業。
官營手工業的存在，擠占了民營手工業的發展空間。
明清政府還對民營手工業加征重稅，並壓價收購手工業產品。
如景德鎮官府除設“禦窯廠”燒造瓷器，還把部分燒造任務交給民窯承擔，叫做“官搭民燒”。
這種官搭民燒，官府付給窯戶的價錢往往很低，實為壓價收購。明代“大樣瓷缸每口估價銀五十八兩八錢，二樣瓷缸每口估價銀五十兩”。
實際上“大樣缸每口給銀五十兩，二樣缸每口給銀十八兩。”
這些措施，都極大的打擊了商業的發展，可見在重農抑商方麵，古代的封建王朝都是不遺餘力的，當然，宋朝稍稍除外，並沒有清晰的資本主義的觀念，還是太保守落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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