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經簡要的說過了，榷茶法是禁榷法的一種，起源於唐，興於宋。
特別是宋代四川茶葉運銷的法律規定主要有三種:通商法，茶馬法，茶引法。
相對於“書本上的法“，我們更應重視“實際中的法”。
比如如果大家仔細研究一下宋代四川茶馬法的運作情況的話，甚至可見裏麵都已經蘊含了一些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了。
但從總體上看，宋代的榷茶法又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這是非常矛盾的，真的十分的有意思。
像是宋代四川茶園中的雇傭勞動非常普遍，宋政府對此持什麽態度呢?
比如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七月，宋真宗因“林特，劉承璉條製茶事，過為嚴急”，曾說:“園戶采擷用功，須更得人手，製造茶既逐等第給價，入等者不可私賣，亦是入官，今一切須令本戶造化，皆要精細，豈不傷園戶耶?又傭力者眾，皆是平民，既斥去無用，安知不聚為寇盜?“
也就是茶園戶采茶，需要雇傭一些勞動者，即“傭力者”，如將“傭力者”斥去，則有可能加劇社會矛盾，“安知不聚為寇盜?“可見，宋政府對待雇傭勞動的態度是十分明智的。
所以宋代四川的茶園中存在大量的雇傭勞動，對此，呂陶在《淨德集》中有所記載，如宋神宗時九隴縣稅戶黨元吉等“自來承山壩茶園等業，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劃;至立夏並小滿時節，又雇召人工趁時采造茶貨，逐日收來堋口投場貨賣，得錢收買糧食，……並輸稅免役等錢。”
另一稅戶牟元吉“自來隻以佃食茶園為業，其茶園偏峻，不任種植諸般苗色，逐年舉取人上債利糧食，雇召人工，兩季薅劃，指望四月小滿之後，造作訖茶，得錢添還債利，並送納諸般稅賦。”
還有稅戶石光義等“各為雇召人工，每日雇錢六十文，並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隻作得茶一袋，計一十八斤。”
可見，不管茶園主是自耕還是佃耕，繁忙時節，都需要雇傭大批人工，這種茶葉生產中的雇傭關係，表明了以下幾點:
(1)茶園的茶園主，既能向國家繳稅，“並輸稅免役等錢”，“並納諸般稅賦”，又能支付雇工的工資，“每日雇錢六十文，並口食在外”。
可見工資已貨幣化，但茶園主是否是貨幣資本的擁有者，由於史料問題，我們還尚難斷定.
此外茶園主生產茶葉的直接目的，是要作為商品，投入市場，“指望四月小滿前後”，“得錢收買糧食。”
以及茶園中的雇工，“皆是貧民”，隻好“傭力”，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獲得生活資料。
茶園中的雇工，是“傭力者”，與茶園主並無人身依附關係，是自由勞動者。
以上分析說明，在宋代四川，茶葉已擺脫了農村副業的地位，成為一種日益高度發展的商品生產，而大量雇傭勞動的存在，又促進了這一生產的發展。
同時在宋代四川茶葉生產中，還出現了商人預付貨款給園戶的情況，如“自來隔年留下客放定錢，或指當茶苗，舉取債負，準備糧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後，接續采取”。
園戶“逐年舉取人上債利糧食，雇召人工，兩季薅劃”，這樣，商人擁有了可靠的茶貨來源，有利於在競爭中獲勝。
而且預付款在茶葉生產，再生產中得到了增值，即茶商從茶園戶那裏所獲得的利息，而預付款對園戶也很有利，園戶可以“準備糧米，雇召夫工“，保證了再生產所需要的物質生活條件。
園戶與商人不隻是在流通領域中打交道，商人開始關心茶葉生產，因茶葉質量的好壞與其自身的利益戚戚相關。
商業資本開始轉向生產領域，更加進一步的促進了茶葉生產的發展。
而且宋代茶法的顯著特點是變動頻繁和地區差異大，像是整個兩宋東南茶法與四川茶法一直沒有統一起來。
如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開始征榷東南茶，仁宗嘉裙四年(公元1059年)，下令廢除東南地區的狹義的榷茶法，改行通商法。
四川等地的茶法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
神宗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開始征榷蜀茶，實行“茶馬法。”
兩廣地區因產茶很少，固未曾禁榷，允許自由通商，但禁止把茶葉運到境外。
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罷東南地區的通商法，改行“茶引法”，“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請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箕，官為抽盤，循第敘輸息訖，批引販賣。”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在崇寧四年茶法的基礎上，開始施行合同場茶法，“茶法自政和以來，官不置場收買，亦不定價，止許茶商赴官買引，就園戶從便交易，依引內合販之數，赴合同場秤發，至於今不易，公私便之”。
商人販茶，應於“茶務請長短引”，才可以“不經官司，許往赴茶園戶處私下任便交易”。
此時，四川的茶法仍為茶馬法.南宋時，東南茶法基本上仍沿用合同場茶法。
而四川茶法卻有了很大變革，像是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四川開始實行“茶引法”。
也就是為了保證榷茶法的實施，宋政府製定了嚴密的法律措施。
凡販賣私茶者，“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私有茶一兩笞四十，四十斤徒一年”。
對官吏販私茶，特作規定:“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減輕。”
“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麵送闕下。”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麵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
對銷售與製造偽茶者，“一兩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
“對武裝販私茶等嚴重破壞榷茶法的犯罪行為，處以死刑凡結徒持杖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
對能拿獲私茶者，給予獎賞，告捕者“一斤以上賞錢三貫文，每一斤加三貫，至三十貫止。”
包括上麵說過了，終宋一代，四川茶葉運銷的法律規定主要有三種:通商法，茶馬法，茶引法。
所謂的通商法，就是宋初，政府令“川峽諸川偽蜀政令有煩苛刻削害及民者，累詔禁止蠲除之”，明令罷去四川的榷茶法。
蘇轍也曾說過：“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偏狹，始有榷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橫斂，茶遂無禁，民間便之。”
對此，《宋會要輯稿》則雲:“川峽廣南州軍止以土產茶通商，別無茶法。”
《宋史-食貨誌》如是記載:“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聽民自買賣”。
至於具體情況如何呢?
且看蘇轍在《欒城集》裏的記載，“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多以種茶為生。”
對此，呂陶在《淨德集》中記載得更詳細，“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穀，隻是種茶，……自來采茶貨買，以充衣食，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產，乃百姓己物”。
如稅戶黨元吉“自來相承山壩茶園等業，……趁時采造茶貨，遂日收來堋口，投場貨賣，得錢收買糧食，……並輸稅免役等錢”。
稅戶牟元吉則“自來隻是以佃食茶園為業，……指望四月小滿前後，造作訖茶，得錢填還債利，並送納諸般稅賦”。
可見，茶園戶無論是自耕還是佃耕，自己都可以處理茶葉，“乃百姓己物”，“采茶貨賣，以充衣食”，“並送納諸般稅賦”。
正如《文獻通考》所載:“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
“禁其出境”所講的是四川的茶葉隻能在川峽境內“聽民自買賣“，園戶和商人不得擅自將茶葉輸出川峽地區。
川茶若要外運，隻能由官府經營或經官府許可的商人運輸.如淳化年間，茶園戶出售粗茶，就是由官府許可的商人運輸的，“客人興販雅州，名山，洋州，興元府，大竹等處茶入秦風等路貨賣者，並令出產州縣出給長引，指定隻得於熙，秦州，通遠軍及永寧寨茶場中賣入官。”
“仍先具客人姓名，茶色，數目，起離月日，關報遂處上簿，使客人到彼，畫時收賣，如計程大段，過期不到，即令行遣根逐。”
“若客人私賣茶與諸色人及將合入秦風等路貨賣茶虛作永興軍等路，迴避關報逐處者，並依熙寧編敕禁榷臘茶法斷罪支賞”。
可見，茶園戶不能私自運茶出川峽，隻有在出茶州縣取得“長引“的茶商才有資格“興販“茶葉，還要按規定路線，“逐處上簿”，按時把茶葉運到指定的茶場“中賣入官”，否則，要受到處罰，”並依熙寧編敕禁榷臘茶法斷罪支賞”。至
於茶引法的話南宋建炎初，成都路轉運判官趙開上書言“榷茶買馬五害“，主要敘述了茶馬法的弊病。
如易生邊患，本錢不易收迴，私販公行等。
於是，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朝廷就令趙開做“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趙開“遂大更茶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創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
“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
“茶戶十或十五共為一保，並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
“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為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
“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幹預茶商，茶戶交易事。”
可見，趙開茶引法主要由商人來經營，商人隻要執引就可以與園戶交易，調動了商人經營茶葉的積極性，促進了茶葉的交換和流通。
政府除了收茶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外，還有“市例，頭子錢”，住稅，過稅等，總收入也不少。
如建炎四年四川茶利為一百七十萬，紹興十四年(公元1144年)茶引增至每斤十二千三百文，茶利則達到二百萬以上，“川蜀產茶，祖宗時並許通商，熙寧以後，始從官榷，歲課不過四十萬。”
“建炎軍興，改法賣引，一歲所取，二百餘萬，比之熙寧已增五倍。”
而要說到茶馬法的前身，是北宋初年，宋政府在河東，陝西，川i陝三路設置機構，市買少數民族的馬。
如《宋史-食貨誌》雲“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於原，渭，德順軍三郡以市蕃荑之馬。”
宋太宗雍熙，端拱時，“市馬之處，川陝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
開始用銅錢買馬，後因“戎人得錢，銷鑄為器”，在軍事上，對宋廷不利，且銅錢大量流向少數民族，易導致錢荒，同時銅錢外流，對國家財政也是一大負擔。
於是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馬。”
真宗，仁宗時，“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幕人人中芻粟”，“以茶賞之。”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薛向上書:“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順軍，鎮戎軍鬻馬，充豪商錢至秦州所賞止得六百.今請於原，渭州，德順軍，官以鹽鈔博馬，使得輕齎至秦州易蜀貨以歸，蜀商以所博引至歧雍換鹽銀人蜀.兩獲其便”，“群牧司請如向言施行。”
也就是商人將茶葉等商品運到西北供朝廷買馬，則可從朝廷手中獲得食鹽，白銀。
四川茶葉開始正式用於陝西買馬，不過，此時仍以絹馬貿易為主..
而茶馬法的具體實施情況的話，像是宋神宗熙寧年間，朝廷開始對熙河用兵，為解決軍需問題，朝廷開始變更川峽茶葉政策，“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
“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
“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
“即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至，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
對此，《宋會要輯稿》日:“(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十一月十一日，權發遣三司鹽鐵判官公事，太學中舍李杞，三司勾當公事蒲宗閔，並提舉成都府利州路買茶公事，賜對，遣之。”
食徹《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雲:“蜀茶舊無榷禁，熙寧間始令官買官賣，置提舉司以專榷收之政。”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記載:“神宗熙寧七年，始建(遣)三司勾當公事李杞入蜀，於秦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至。”
可見，茶馬始於熙寧七年實施。
李杞，蒲宗閔入川後，開始執行榷茶政策，於“諸州創設官場。”
至於茶馬法的管理機構，在中央為榷貨務，榷貨務是主管全國鹽茶貿易的機關，地方則為茶馬司。自神宗年間始，四川i就成立了“成都府等路茶馬監牧司”，南宋時，則設四川茶馬司。
陝西方麵，起初設“提舉買馬司”，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朝廷采納了郭茂恂的建議，即“茶司(都大提舉茶場司)既不兼買馬，遂立法以害馬政，恐誤國事，乞並茶場，買馬為一司。”
從此，二司合一，稱為“都大提舉茶馬司”，南宋時，則設秦州茶馬司。
茶馬司主管茶馬法，具體事宜由其下屬機構買茶場，賣茶場與買馬場負責。
而買茶場的話，四川在產茶州縣設置買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設“蜀道茶場四十一”。
買茶場由茶馬司領導，“諸買賣茶州軍，知州，通判兼提舉，經略使所在，通判兼提舉，茶場所在，州委都監，縣委令佐兼。”
各地方長官有監督的責任，各買茶場並設有庫秤，牙人等辦理買茶事宜，按國家規定的價格，收購茶園戶的茶葉。
如蘇轍在《欒城集》裏所記“春茶既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
賣茶場和買馬場的話，宋政府在熙，秦地區設置賣茶場和買馬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陝西賣茶場為三百三十二。”
熙寧八年，“遂置熙河路買馬場六”，後又置“熙河，岷州，通遠軍(甘肅環縣)，永寧寨(甘肅甘穀境)等場。”
南宋時，買馬場主要設在秦州的岩昌寨和階州的峰貼峽。
賣茶場和買馬場具體負責把從四川運來的茶葉出賣，換取少數民族的馬匹。
茶馬貿易的流程，是四川i買茶場收購的茶葉，必須運到陝西和熙河賣茶場才能易馬。
川茶的運輸有兩種，一是由商人販運，二是由官府組織人員運輸。
“凡有茶及搬茶郡縣，知州，通判，知縣皆由茶司與轉運司奏明差注”，水運則置“百料船三十隻，差操舟士兵六十人，軍大將一人管押。”
朝廷又設運茶遞鋪，起初用士兵，後來雇人運茶，“水陸般茶鹽所過州縣，並推排腳戶，置簿籍定姓名，準備隨時價和雇，如有損失毀敗，全數備償。”
因“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險惡，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結果“有澤州般茶人，以疲勞不堪告訴”，運茶使百姓痛苦不堪，同時“般運不逮，糜費步乘，堆積日久，風雨損爛，棄置道左，同於糞壤。”
可見，茶葉若搬運不及時，就會白白地浪費掉，當然易馬就會受到影響。
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陸師閔上言:“應係般茶大路並設置車子遞鋪，臣昨來已行計置，自成都府至利州;自興元府至興州，鳳翔府;自商州，上津至永興軍三處稍有次。”
朝廷也重視川茶的運輸，因此於元祜元年(公元1086年)特派黃廉入川峽，黃廉“既至，得知馬為利，運茶為害，及奏乞置鋪兵官運茶，以寬民力。”
朝廷準旨，於是“添置遞鋪，十五裏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間。”
增加遞鋪後，士兵的條件有所改善，但危險依然存在，“茶遞一人，般茶四馱，計四百餘斤，迴車卻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裏，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沿路號茶鋪為納命場。”
朝廷也深知茶葉的運輸與戰馬的獲得戚戚相關，因此不斷完善對川茶運輸工作的管理。
像是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地方官吏上書:“臣今相度欲乞應興元府至永興軍一帶，減下舊額茶鋪兵士七百人，並令榷茶司措置於洋州至興元府西縣添置茶鋪，各請兵級人數外，將其餘數分添入長舉縣乾渠鋪至秦州赤穀鋪.並依茶司自來例施行。”
也就是四川陝沿線的地方官吏則因地製宜，根據地形的險惡，於危險處增加遞鋪與兵士，縮短兵士運茶的距離，減小危險係數，利於茶葉的運輸，當然也利於戰馬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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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宋代四川茶葉運銷的法律規定主要有三種:通商法，茶馬法，茶引法。
相對於“書本上的法“，我們更應重視“實際中的法”。
比如如果大家仔細研究一下宋代四川茶馬法的運作情況的話，甚至可見裏麵都已經蘊含了一些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了。
但從總體上看，宋代的榷茶法又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這是非常矛盾的，真的十分的有意思。
像是宋代四川茶園中的雇傭勞動非常普遍，宋政府對此持什麽態度呢?
比如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七月，宋真宗因“林特，劉承璉條製茶事，過為嚴急”，曾說:“園戶采擷用功，須更得人手，製造茶既逐等第給價，入等者不可私賣，亦是入官，今一切須令本戶造化，皆要精細，豈不傷園戶耶?又傭力者眾，皆是平民，既斥去無用，安知不聚為寇盜?“
也就是茶園戶采茶，需要雇傭一些勞動者，即“傭力者”，如將“傭力者”斥去，則有可能加劇社會矛盾，“安知不聚為寇盜?“可見，宋政府對待雇傭勞動的態度是十分明智的。
所以宋代四川的茶園中存在大量的雇傭勞動，對此，呂陶在《淨德集》中有所記載，如宋神宗時九隴縣稅戶黨元吉等“自來承山壩茶園等業，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劃;至立夏並小滿時節，又雇召人工趁時采造茶貨，逐日收來堋口投場貨賣，得錢收買糧食，……並輸稅免役等錢。”
另一稅戶牟元吉“自來隻以佃食茶園為業，其茶園偏峻，不任種植諸般苗色，逐年舉取人上債利糧食，雇召人工，兩季薅劃，指望四月小滿之後，造作訖茶，得錢添還債利，並送納諸般稅賦。”
還有稅戶石光義等“各為雇召人工，每日雇錢六十文，並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隻作得茶一袋，計一十八斤。”
可見，不管茶園主是自耕還是佃耕，繁忙時節，都需要雇傭大批人工，這種茶葉生產中的雇傭關係，表明了以下幾點:
(1)茶園的茶園主，既能向國家繳稅，“並輸稅免役等錢”，“並納諸般稅賦”，又能支付雇工的工資，“每日雇錢六十文，並口食在外”。
可見工資已貨幣化，但茶園主是否是貨幣資本的擁有者，由於史料問題，我們還尚難斷定.
此外茶園主生產茶葉的直接目的，是要作為商品，投入市場，“指望四月小滿前後”，“得錢收買糧食。”
以及茶園中的雇工，“皆是貧民”，隻好“傭力”，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獲得生活資料。
茶園中的雇工，是“傭力者”，與茶園主並無人身依附關係，是自由勞動者。
以上分析說明，在宋代四川，茶葉已擺脫了農村副業的地位，成為一種日益高度發展的商品生產，而大量雇傭勞動的存在，又促進了這一生產的發展。
同時在宋代四川茶葉生產中，還出現了商人預付貨款給園戶的情況，如“自來隔年留下客放定錢，或指當茶苗，舉取債負，準備糧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後，接續采取”。
園戶“逐年舉取人上債利糧食，雇召人工，兩季薅劃”，這樣，商人擁有了可靠的茶貨來源，有利於在競爭中獲勝。
而且預付款在茶葉生產，再生產中得到了增值，即茶商從茶園戶那裏所獲得的利息，而預付款對園戶也很有利，園戶可以“準備糧米，雇召夫工“，保證了再生產所需要的物質生活條件。
園戶與商人不隻是在流通領域中打交道，商人開始關心茶葉生產，因茶葉質量的好壞與其自身的利益戚戚相關。
商業資本開始轉向生產領域，更加進一步的促進了茶葉生產的發展。
而且宋代茶法的顯著特點是變動頻繁和地區差異大，像是整個兩宋東南茶法與四川茶法一直沒有統一起來。
如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開始征榷東南茶，仁宗嘉裙四年(公元1059年)，下令廢除東南地區的狹義的榷茶法，改行通商法。
四川等地的茶法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
神宗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開始征榷蜀茶，實行“茶馬法。”
兩廣地區因產茶很少，固未曾禁榷，允許自由通商，但禁止把茶葉運到境外。
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罷東南地區的通商法，改行“茶引法”，“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請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箕，官為抽盤，循第敘輸息訖，批引販賣。”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在崇寧四年茶法的基礎上，開始施行合同場茶法，“茶法自政和以來，官不置場收買，亦不定價，止許茶商赴官買引，就園戶從便交易，依引內合販之數，赴合同場秤發，至於今不易，公私便之”。
商人販茶，應於“茶務請長短引”，才可以“不經官司，許往赴茶園戶處私下任便交易”。
此時，四川的茶法仍為茶馬法.南宋時，東南茶法基本上仍沿用合同場茶法。
而四川茶法卻有了很大變革，像是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四川開始實行“茶引法”。
也就是為了保證榷茶法的實施，宋政府製定了嚴密的法律措施。
凡販賣私茶者，“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私有茶一兩笞四十，四十斤徒一年”。
對官吏販私茶，特作規定:“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減輕。”
“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麵送闕下。”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麵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
對銷售與製造偽茶者，“一兩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
“對武裝販私茶等嚴重破壞榷茶法的犯罪行為，處以死刑凡結徒持杖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
對能拿獲私茶者，給予獎賞，告捕者“一斤以上賞錢三貫文，每一斤加三貫，至三十貫止。”
包括上麵說過了，終宋一代，四川茶葉運銷的法律規定主要有三種:通商法，茶馬法，茶引法。
所謂的通商法，就是宋初，政府令“川峽諸川偽蜀政令有煩苛刻削害及民者，累詔禁止蠲除之”，明令罷去四川的榷茶法。
蘇轍也曾說過：“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偏狹，始有榷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橫斂，茶遂無禁，民間便之。”
對此，《宋會要輯稿》則雲:“川峽廣南州軍止以土產茶通商，別無茶法。”
《宋史-食貨誌》如是記載:“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聽民自買賣”。
至於具體情況如何呢?
且看蘇轍在《欒城集》裏的記載，“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多以種茶為生。”
對此，呂陶在《淨德集》中記載得更詳細，“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穀，隻是種茶，……自來采茶貨買，以充衣食，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產，乃百姓己物”。
如稅戶黨元吉“自來相承山壩茶園等業，……趁時采造茶貨，遂日收來堋口，投場貨賣，得錢收買糧食，……並輸稅免役等錢”。
稅戶牟元吉則“自來隻是以佃食茶園為業，……指望四月小滿前後，造作訖茶，得錢填還債利，並送納諸般稅賦”。
可見，茶園戶無論是自耕還是佃耕，自己都可以處理茶葉，“乃百姓己物”，“采茶貨賣，以充衣食”，“並送納諸般稅賦”。
正如《文獻通考》所載:“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
“禁其出境”所講的是四川的茶葉隻能在川峽境內“聽民自買賣“，園戶和商人不得擅自將茶葉輸出川峽地區。
川茶若要外運，隻能由官府經營或經官府許可的商人運輸.如淳化年間，茶園戶出售粗茶，就是由官府許可的商人運輸的，“客人興販雅州，名山，洋州，興元府，大竹等處茶入秦風等路貨賣者，並令出產州縣出給長引，指定隻得於熙，秦州，通遠軍及永寧寨茶場中賣入官。”
“仍先具客人姓名，茶色，數目，起離月日，關報遂處上簿，使客人到彼，畫時收賣，如計程大段，過期不到，即令行遣根逐。”
“若客人私賣茶與諸色人及將合入秦風等路貨賣茶虛作永興軍等路，迴避關報逐處者，並依熙寧編敕禁榷臘茶法斷罪支賞”。
可見，茶園戶不能私自運茶出川峽，隻有在出茶州縣取得“長引“的茶商才有資格“興販“茶葉，還要按規定路線，“逐處上簿”，按時把茶葉運到指定的茶場“中賣入官”，否則，要受到處罰，”並依熙寧編敕禁榷臘茶法斷罪支賞”。至
於茶引法的話南宋建炎初，成都路轉運判官趙開上書言“榷茶買馬五害“，主要敘述了茶馬法的弊病。
如易生邊患，本錢不易收迴，私販公行等。
於是，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朝廷就令趙開做“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趙開“遂大更茶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創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
“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
“茶戶十或十五共為一保，並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
“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為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
“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幹預茶商，茶戶交易事。”
可見，趙開茶引法主要由商人來經營，商人隻要執引就可以與園戶交易，調動了商人經營茶葉的積極性，促進了茶葉的交換和流通。
政府除了收茶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外，還有“市例，頭子錢”，住稅，過稅等，總收入也不少。
如建炎四年四川茶利為一百七十萬，紹興十四年(公元1144年)茶引增至每斤十二千三百文，茶利則達到二百萬以上，“川蜀產茶，祖宗時並許通商，熙寧以後，始從官榷，歲課不過四十萬。”
“建炎軍興，改法賣引，一歲所取，二百餘萬，比之熙寧已增五倍。”
而要說到茶馬法的前身，是北宋初年，宋政府在河東，陝西，川i陝三路設置機構，市買少數民族的馬。
如《宋史-食貨誌》雲“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於原，渭，德順軍三郡以市蕃荑之馬。”
宋太宗雍熙，端拱時，“市馬之處，川陝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
開始用銅錢買馬，後因“戎人得錢，銷鑄為器”，在軍事上，對宋廷不利，且銅錢大量流向少數民族，易導致錢荒，同時銅錢外流，對國家財政也是一大負擔。
於是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馬。”
真宗，仁宗時，“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幕人人中芻粟”，“以茶賞之。”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薛向上書:“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順軍，鎮戎軍鬻馬，充豪商錢至秦州所賞止得六百.今請於原，渭州，德順軍，官以鹽鈔博馬，使得輕齎至秦州易蜀貨以歸，蜀商以所博引至歧雍換鹽銀人蜀.兩獲其便”，“群牧司請如向言施行。”
也就是商人將茶葉等商品運到西北供朝廷買馬，則可從朝廷手中獲得食鹽，白銀。
四川茶葉開始正式用於陝西買馬，不過，此時仍以絹馬貿易為主..
而茶馬法的具體實施情況的話，像是宋神宗熙寧年間，朝廷開始對熙河用兵，為解決軍需問題，朝廷開始變更川峽茶葉政策，“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
“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
“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
“即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至，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
對此，《宋會要輯稿》日:“(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十一月十一日，權發遣三司鹽鐵判官公事，太學中舍李杞，三司勾當公事蒲宗閔，並提舉成都府利州路買茶公事，賜對，遣之。”
食徹《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雲:“蜀茶舊無榷禁，熙寧間始令官買官賣，置提舉司以專榷收之政。”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記載:“神宗熙寧七年，始建(遣)三司勾當公事李杞入蜀，於秦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至。”
可見，茶馬始於熙寧七年實施。
李杞，蒲宗閔入川後，開始執行榷茶政策，於“諸州創設官場。”
至於茶馬法的管理機構，在中央為榷貨務，榷貨務是主管全國鹽茶貿易的機關，地方則為茶馬司。自神宗年間始，四川i就成立了“成都府等路茶馬監牧司”，南宋時，則設四川茶馬司。
陝西方麵，起初設“提舉買馬司”，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朝廷采納了郭茂恂的建議，即“茶司(都大提舉茶場司)既不兼買馬，遂立法以害馬政，恐誤國事，乞並茶場，買馬為一司。”
從此，二司合一，稱為“都大提舉茶馬司”，南宋時，則設秦州茶馬司。
茶馬司主管茶馬法，具體事宜由其下屬機構買茶場，賣茶場與買馬場負責。
而買茶場的話，四川在產茶州縣設置買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設“蜀道茶場四十一”。
買茶場由茶馬司領導，“諸買賣茶州軍，知州，通判兼提舉，經略使所在，通判兼提舉，茶場所在，州委都監，縣委令佐兼。”
各地方長官有監督的責任，各買茶場並設有庫秤，牙人等辦理買茶事宜，按國家規定的價格，收購茶園戶的茶葉。
如蘇轍在《欒城集》裏所記“春茶既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
賣茶場和買馬場的話，宋政府在熙，秦地區設置賣茶場和買馬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陝西賣茶場為三百三十二。”
熙寧八年，“遂置熙河路買馬場六”，後又置“熙河，岷州，通遠軍(甘肅環縣)，永寧寨(甘肅甘穀境)等場。”
南宋時，買馬場主要設在秦州的岩昌寨和階州的峰貼峽。
賣茶場和買馬場具體負責把從四川運來的茶葉出賣，換取少數民族的馬匹。
茶馬貿易的流程，是四川i買茶場收購的茶葉，必須運到陝西和熙河賣茶場才能易馬。
川茶的運輸有兩種，一是由商人販運，二是由官府組織人員運輸。
“凡有茶及搬茶郡縣，知州，通判，知縣皆由茶司與轉運司奏明差注”，水運則置“百料船三十隻，差操舟士兵六十人，軍大將一人管押。”
朝廷又設運茶遞鋪，起初用士兵，後來雇人運茶，“水陸般茶鹽所過州縣，並推排腳戶，置簿籍定姓名，準備隨時價和雇，如有損失毀敗，全數備償。”
因“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險惡，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結果“有澤州般茶人，以疲勞不堪告訴”，運茶使百姓痛苦不堪，同時“般運不逮，糜費步乘，堆積日久，風雨損爛，棄置道左，同於糞壤。”
可見，茶葉若搬運不及時，就會白白地浪費掉，當然易馬就會受到影響。
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陸師閔上言:“應係般茶大路並設置車子遞鋪，臣昨來已行計置，自成都府至利州;自興元府至興州，鳳翔府;自商州，上津至永興軍三處稍有次。”
朝廷也重視川茶的運輸，因此於元祜元年(公元1086年)特派黃廉入川峽，黃廉“既至，得知馬為利，運茶為害，及奏乞置鋪兵官運茶，以寬民力。”
朝廷準旨，於是“添置遞鋪，十五裏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間。”
增加遞鋪後，士兵的條件有所改善，但危險依然存在，“茶遞一人，般茶四馱，計四百餘斤，迴車卻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裏，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沿路號茶鋪為納命場。”
朝廷也深知茶葉的運輸與戰馬的獲得戚戚相關，因此不斷完善對川茶運輸工作的管理。
像是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地方官吏上書:“臣今相度欲乞應興元府至永興軍一帶，減下舊額茶鋪兵士七百人，並令榷茶司措置於洋州至興元府西縣添置茶鋪，各請兵級人數外，將其餘數分添入長舉縣乾渠鋪至秦州赤穀鋪.並依茶司自來例施行。”
也就是四川陝沿線的地方官吏則因地製宜，根據地形的險惡，於危險處增加遞鋪與兵士，縮短兵士運茶的距離，減小危險係數，利於茶葉的運輸，當然也利於戰馬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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