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需要再插一句題外話，既然前文已經說到了科舉製度，那作者菌有必要給大家簡單的說一說，關於我國古代的科舉製度到底怎樣。
眾所周知，科舉製度最早誕生於隋朝，由還算是英明神武的隋文帝楊堅創立，隻不過隋唐時期的科舉製僅僅是初步成型而已，很是很粗陋，也不算太公平。
因為唐代時的考試規則還不太嚴密，在考試前，考生往往就會將自己的作品呈送給當時有影響力的高官，稱為“投卷”或“行卷”，希望能博得他們的讚賞，以便先聲奪人，影響考試結果。
所以這裏麵可操作的空間就太大了，許多人在考試之前，就已經知道誰能中狀元，誰不能。
畢竟考生已經提前知道考試的主考官是誰，然後寫一篇文章交給主考官去看，讓主考官對你有印象，這樣想要他百分百的公平公正，怎麽可能。
再加上唐朝出了筆試外，還有麵試，所以即便你筆試過了，還要麵臨一道難關。
唐朝的麵試大概由以下幾部分組成：首先是身言書判。
所謂的身，就是看你身材樣貌是否端正，這點十分重要，據說鍾馗當年雖然科舉考試筆試考了第一，但因為其樣貌難以恭維，所以麵試官看到鍾馗的樣貌之後，就直接將其刷了下來，將之給氣得活活撞死，不得不說，很是悲哀。
而所謂言，就是看你吐字是否清晰，要知道唐朝時期普通話並未普及，江浙一帶考生麵見聖上時說的話語皇帝要是聽不懂，那肯定是被刷下來了。
所謂書，就是書法，也就是要求你字跡要寫的工整，這一環節稍微能好些。
而最難的就是判了，這算是為真正的王公貴族和門閥世家子弟們開後門了。
因為所謂判，就是判案。
大家都知道，寒門子弟雖然熟讀經書，可也正是因為太過用心讀書，很多人都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甚至有人連生活技能都不會，自然很少有人接受過判案這方麵的訓練。
但這些王公貴族包括門閥世家的子弟則不同，自小的環境給了他們不少訓練的機會。
因此單憑這一環節，就有不少寒門子弟被擠掉，而讓得這些權貴人家大放異彩。
雖然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等帝王都在積極的推進科舉製度的改革，也選拔了大量的寒門人才，想以此來對付當時的門閥世家。
甚至有一次考試之後，看著新科進士魚貫而入，入朝堂拜見皇帝，唐太宗還高興得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但其實都是他想當然而已，哪那麽容易啊。
畢竟當時世家才是學術方麵的權威，掌握著對儒家經典的解釋權，對他們來說，中舉簡直不要太輕鬆，而對普通百姓來說，則不要太難。
而且唐代的科舉考試科目分常科和製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考試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製科。
考試的內容算是相當複雜，常科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等五十多種科目，最為重要的是明經和進士。
唐高宗李治以後，進士科逐漸重要起來，許多宰相權臣等都是進士出身，由於考試時間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稱為“春闈”。
而卻唐代科舉取士規模很小，進士科得第很難，當時流傳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新科官員中通過科舉考試錄用的，隻占5%左右。
而且，進士及第隻是取得了作官的資格，不想後來的明清，隻要中了進士，幾乎能百分百的做官，在唐朝，你隻是去得了資格證，還要通過吏部的考試才能作官。
不過無論如何，這對於寒門學子來說，中了進士，還是如同鯉魚跳過龍門一樣值得慶賀，科舉成績公榜之後，進士及第稱“登龍門”。
第一名曰狀元，同榜人要湊錢舉行慶賀活動，集體到杏園參加宴會，叫探花宴。
宴會以後，新科進士們一起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題名顯示榮耀，中進士因此又稱為“雁塔題名”。
新科進士的各種聚會慶賀活動中，有很多王公權貴參加，有很多權貴就在聚會中甄選女婿，這對那些既得官位又得嬌妻的窮酸學生來說，自然美是天大的喜事。
唐代詩人孟郊曾作《登科後》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以此表達高中後的愉悅心情。
柳宗元常科登第後，經吏部考試合格，即刻被授予“集賢殿正字”。
相反，一些通過了科舉考試卻沒有通過吏部考試的人則沒有那麽幸運，隻能到地方上去任官員幕僚，再爭取得到國家正式委任的官職。
比如韓愈在考中進士後，吏部考試三次都沒有通過，不得不去擔任節度使的幕僚，如此才總算踏進了官場。
而且唐代科舉，不僅要看考試成績，還要有名人推薦，考生因此紛紛奔走於公卿門下，趨之若鶩。
上麵都已經說了，這種體製隱含著很大的裙帶關係和腐敗傾向，但也的確有很多學子因為才華顯露頭角，算是有利有弊吧。
像是大詩人白居易向顧況投詩《賦得原上草》，結果受到了極力稱讚，白居易的仕途因此得益不少，不然他想要在詩人輩出的唐朝，嶄露頭角，也沒那麽容易。
而武則天時期，女皇帝親自“策問貢人於洛成殿”，這是我國科舉製度中殿試的開始。
一旦通過了前麵考試，學子們便可以到殿堂之上由皇帝親自考問，這無疑是莫大的榮幸。
但在，唐代殿試還隻是偶然行為，沒有形成製度，一直到了宋朝，才固定下來。
此外武則天還開創性的設立了武舉，考試有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摔交等科目，由兵部主考，“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武舉考試算是在唐朝末年的混亂時期發揮了重要作。
因為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郭子儀，就是武舉出身，他一生曆仕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曾兩度擔任宰相，是中國曆代武舉生中唯一一位官至宰相者。
此外唐朝還誕生了一位文武雙科狀元，此人便是鄭冠。
823年，鄭冠高中文科狀元，828年，鄭冠又中武舉狀元，他因此成為中國曆史唯一先考取文狀元又中武舉狀元的人。
此外除了考生們可以自己聯絡考官，培養感情外，官員們也可以向選拔部門推薦自己心儀的考生，這稱為“公薦”。
同時因為唐朝是一個詩歌的王國，所以在開元天寶年間，進士科甚至一度隻考詩賦，不考其他，也偏離了選官的主旨，算是不務正業了。
畢竟作詩寫賦是文學功底，隻能說明你文學素養很好，可是文學素養與為官所需的政治能力並沒有直接關係。
再加上因功授官和門第蔭襲，所以終唐一代，官員隊伍中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數並不占多數。
可是到宋朝，這一情況卻大大改觀，首先文官絕大部分都是科舉出身，其中進士科成為高級官吏的主要來源。
有學者統計，在唐朝290年中，科舉共取進士6603人；而在兩宋316年中，完全依靠考試成績的進士達43000人。
而且宋代共有135位宰相，其中90%以上係科舉出身。
所以宋朝算是完善了科舉製，真正實現了通過考試選拔官吏。
像是宋代科舉正式確立了三級考試製度，三年舉辦一次。
由地方主持的初選考試稱為“鄉試”或“解試”，合格者有資格參加中央級的考試。
同時宋朝嚴禁“行卷”和“公薦”，對整個考試過程中嚴加控製。
考官在考試前全部進入貢院（專門的考試場地），考試期間不得外出或會見親友。
考官的親屬如果參加考試另行組織，叫“別頭試”。
為防止考生作弊，進考場之前還要進行搜身。
為防止考官在判卷環節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生信息；還要譽錄，考卷密封編號之後發送譽錄院，由書手在官員監督下抄寫副本，將副本送考官評定，防止以字識人。
試卷經三級核定成績後方可拆封、公布。
殿試也要經過初試、複試、詳定三級評定。
考試程序的嚴密體現了公平競爭的原則，使科舉製的功能不僅限於選拔官吏，而是具有了廣泛的社會意義。
這樣一來，宋代科舉製大大提高了官員隊伍的文化素質。
因此宋代有一大批學者型官員，如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蘇軾、沈括、黃庭堅、程頤、朱熹、陸九淵等。他們在政壇上有過重要影響，行政能力頗為不凡。
而且學術上也有成就，著作流傳至今；詩文亦屬一流，書法各有千秋。
宋代有一大批學者型的官員，在宋代各個領域有建樹的人物，多半都有當官的履曆。
無論是精英還是整體，宋代官員的學術水平和文化素質既高於漢唐又超過明清。
還有就是科舉製造就了一支多達數百萬人的讀書人階層。
這是因為宋代科舉製唯才學不論門第，而且獲得功名後可直接出仕任官（前文說了，唐代有了科舉出身還要經過吏部選拔才能任官）。
這就為平民躋身社會上層真正的打開了通道。
科舉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還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員的位置則不能無限擴大，因此錄取人數相對穩定，那麽就有相當一批落榜生進入社會。
這些文化人參與基層公共事務，在鄉村開館做啟蒙教育，成為社會活動的組織者、文化的普及者。
他們更貼近民眾，對民眾的思想和觀念產生影響。
包括宋代科舉對教育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唐朝實行科舉製，唐前期官學教育得到發展，唐後期私人講學逐漸形成氣候。
宋代在科舉製的刺激和鼓勵下，公學和私學同時興盛。
北宋時，範仲淹、王安石兩次改革大興教育，宋徽宗時蔡京也推動過教育改革。
宋朝前後三次大力辦學，建學數量超過以往。
據統計，中央官學之外，有州學234所，縣學516所，私塾、鄉學、義學類的啟蒙學館不計其數。
1104年，宋朝學生人數多達20餘萬，一次科舉報名人數經常達到三四十萬。
宋仁宗時期13榜狀元，有12人出身平民。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才真正成為現實，讀書真能的改變命運。
歐陽修、王安石都是貧寒子弟，得中進士後開始截然不同的人生。
宋代的私人書院多數屬於私辦官助，是官私結合的教育體製。
有些私人書院的影響勝過官辦學校，據說白鹿書院學生總數有1萬人，但不是因為學生參加科舉考試的成功率。
書院的教育目的是為了培養品德高尚的人才，也沒有嚴格的課程和考試，以自學、聽講、討論為學習方式，管理人員很少。
宋代科舉製與寬鬆的政治環境造就了新型的士人階層，他們關心國事、傳播文化、普及教育、教化民眾，活躍在社會各個方麵，使宋代社會生活和文化事業異彩紛呈。
也正是因此，宋朝又是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這是學界的共識。
宋代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藝術的成就與其社會環境密切相關。
不過正所謂有利也有弊，雖然文化事業繁榮昌盛，但這都是重文抑武帶來的，由此可以建立了宋朝不同於漢唐、明清的初步印象。
所以可以說，科舉製形成在隋唐，成熟在宋朝，變化在明朝。
而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入吾轂中矣”不能視為科舉製實行程度的證據，就像“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一樣，隻是形容的語句，不能作依據。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宋太祖趙匡胤的這兩句話，算是為宋朝定了性，所以宋朝算是興於文人之手，也亡於文人之手吧。
畢竟是一個士大夫背著宋朝最後一個小皇帝跳海的，兩者真的算是同生共死，有始有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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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科舉製度最早誕生於隋朝，由還算是英明神武的隋文帝楊堅創立，隻不過隋唐時期的科舉製僅僅是初步成型而已，很是很粗陋，也不算太公平。
因為唐代時的考試規則還不太嚴密，在考試前，考生往往就會將自己的作品呈送給當時有影響力的高官，稱為“投卷”或“行卷”，希望能博得他們的讚賞，以便先聲奪人，影響考試結果。
所以這裏麵可操作的空間就太大了，許多人在考試之前，就已經知道誰能中狀元，誰不能。
畢竟考生已經提前知道考試的主考官是誰，然後寫一篇文章交給主考官去看，讓主考官對你有印象，這樣想要他百分百的公平公正，怎麽可能。
再加上唐朝出了筆試外，還有麵試，所以即便你筆試過了，還要麵臨一道難關。
唐朝的麵試大概由以下幾部分組成：首先是身言書判。
所謂的身，就是看你身材樣貌是否端正，這點十分重要，據說鍾馗當年雖然科舉考試筆試考了第一，但因為其樣貌難以恭維，所以麵試官看到鍾馗的樣貌之後，就直接將其刷了下來，將之給氣得活活撞死，不得不說，很是悲哀。
而所謂言，就是看你吐字是否清晰，要知道唐朝時期普通話並未普及，江浙一帶考生麵見聖上時說的話語皇帝要是聽不懂，那肯定是被刷下來了。
所謂書，就是書法，也就是要求你字跡要寫的工整，這一環節稍微能好些。
而最難的就是判了，這算是為真正的王公貴族和門閥世家子弟們開後門了。
因為所謂判，就是判案。
大家都知道，寒門子弟雖然熟讀經書，可也正是因為太過用心讀書，很多人都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甚至有人連生活技能都不會，自然很少有人接受過判案這方麵的訓練。
但這些王公貴族包括門閥世家的子弟則不同，自小的環境給了他們不少訓練的機會。
因此單憑這一環節，就有不少寒門子弟被擠掉，而讓得這些權貴人家大放異彩。
雖然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等帝王都在積極的推進科舉製度的改革，也選拔了大量的寒門人才，想以此來對付當時的門閥世家。
甚至有一次考試之後，看著新科進士魚貫而入，入朝堂拜見皇帝，唐太宗還高興得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但其實都是他想當然而已，哪那麽容易啊。
畢竟當時世家才是學術方麵的權威，掌握著對儒家經典的解釋權，對他們來說，中舉簡直不要太輕鬆，而對普通百姓來說，則不要太難。
而且唐代的科舉考試科目分常科和製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考試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製科。
考試的內容算是相當複雜，常科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等五十多種科目，最為重要的是明經和進士。
唐高宗李治以後，進士科逐漸重要起來，許多宰相權臣等都是進士出身，由於考試時間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稱為“春闈”。
而卻唐代科舉取士規模很小，進士科得第很難，當時流傳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新科官員中通過科舉考試錄用的，隻占5%左右。
而且，進士及第隻是取得了作官的資格，不想後來的明清，隻要中了進士，幾乎能百分百的做官，在唐朝，你隻是去得了資格證，還要通過吏部的考試才能作官。
不過無論如何，這對於寒門學子來說，中了進士，還是如同鯉魚跳過龍門一樣值得慶賀，科舉成績公榜之後，進士及第稱“登龍門”。
第一名曰狀元，同榜人要湊錢舉行慶賀活動，集體到杏園參加宴會，叫探花宴。
宴會以後，新科進士們一起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題名顯示榮耀，中進士因此又稱為“雁塔題名”。
新科進士的各種聚會慶賀活動中，有很多王公權貴參加，有很多權貴就在聚會中甄選女婿，這對那些既得官位又得嬌妻的窮酸學生來說，自然美是天大的喜事。
唐代詩人孟郊曾作《登科後》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以此表達高中後的愉悅心情。
柳宗元常科登第後，經吏部考試合格，即刻被授予“集賢殿正字”。
相反，一些通過了科舉考試卻沒有通過吏部考試的人則沒有那麽幸運，隻能到地方上去任官員幕僚，再爭取得到國家正式委任的官職。
比如韓愈在考中進士後，吏部考試三次都沒有通過，不得不去擔任節度使的幕僚，如此才總算踏進了官場。
而且唐代科舉，不僅要看考試成績，還要有名人推薦，考生因此紛紛奔走於公卿門下，趨之若鶩。
上麵都已經說了，這種體製隱含著很大的裙帶關係和腐敗傾向，但也的確有很多學子因為才華顯露頭角，算是有利有弊吧。
像是大詩人白居易向顧況投詩《賦得原上草》，結果受到了極力稱讚，白居易的仕途因此得益不少，不然他想要在詩人輩出的唐朝，嶄露頭角，也沒那麽容易。
而武則天時期，女皇帝親自“策問貢人於洛成殿”，這是我國科舉製度中殿試的開始。
一旦通過了前麵考試，學子們便可以到殿堂之上由皇帝親自考問，這無疑是莫大的榮幸。
但在，唐代殿試還隻是偶然行為，沒有形成製度，一直到了宋朝，才固定下來。
此外武則天還開創性的設立了武舉，考試有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摔交等科目，由兵部主考，“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武舉考試算是在唐朝末年的混亂時期發揮了重要作。
因為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郭子儀，就是武舉出身，他一生曆仕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曾兩度擔任宰相，是中國曆代武舉生中唯一一位官至宰相者。
此外唐朝還誕生了一位文武雙科狀元，此人便是鄭冠。
823年，鄭冠高中文科狀元，828年，鄭冠又中武舉狀元，他因此成為中國曆史唯一先考取文狀元又中武舉狀元的人。
此外除了考生們可以自己聯絡考官，培養感情外，官員們也可以向選拔部門推薦自己心儀的考生，這稱為“公薦”。
同時因為唐朝是一個詩歌的王國，所以在開元天寶年間，進士科甚至一度隻考詩賦，不考其他，也偏離了選官的主旨，算是不務正業了。
畢竟作詩寫賦是文學功底，隻能說明你文學素養很好，可是文學素養與為官所需的政治能力並沒有直接關係。
再加上因功授官和門第蔭襲，所以終唐一代，官員隊伍中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數並不占多數。
可是到宋朝，這一情況卻大大改觀，首先文官絕大部分都是科舉出身，其中進士科成為高級官吏的主要來源。
有學者統計，在唐朝290年中，科舉共取進士6603人；而在兩宋316年中，完全依靠考試成績的進士達43000人。
而且宋代共有135位宰相，其中90%以上係科舉出身。
所以宋朝算是完善了科舉製，真正實現了通過考試選拔官吏。
像是宋代科舉正式確立了三級考試製度，三年舉辦一次。
由地方主持的初選考試稱為“鄉試”或“解試”，合格者有資格參加中央級的考試。
同時宋朝嚴禁“行卷”和“公薦”，對整個考試過程中嚴加控製。
考官在考試前全部進入貢院（專門的考試場地），考試期間不得外出或會見親友。
考官的親屬如果參加考試另行組織，叫“別頭試”。
為防止考生作弊，進考場之前還要進行搜身。
為防止考官在判卷環節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生信息；還要譽錄，考卷密封編號之後發送譽錄院，由書手在官員監督下抄寫副本，將副本送考官評定，防止以字識人。
試卷經三級核定成績後方可拆封、公布。
殿試也要經過初試、複試、詳定三級評定。
考試程序的嚴密體現了公平競爭的原則，使科舉製的功能不僅限於選拔官吏，而是具有了廣泛的社會意義。
這樣一來，宋代科舉製大大提高了官員隊伍的文化素質。
因此宋代有一大批學者型官員，如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蘇軾、沈括、黃庭堅、程頤、朱熹、陸九淵等。他們在政壇上有過重要影響，行政能力頗為不凡。
而且學術上也有成就，著作流傳至今；詩文亦屬一流，書法各有千秋。
宋代有一大批學者型的官員，在宋代各個領域有建樹的人物，多半都有當官的履曆。
無論是精英還是整體，宋代官員的學術水平和文化素質既高於漢唐又超過明清。
還有就是科舉製造就了一支多達數百萬人的讀書人階層。
這是因為宋代科舉製唯才學不論門第，而且獲得功名後可直接出仕任官（前文說了，唐代有了科舉出身還要經過吏部選拔才能任官）。
這就為平民躋身社會上層真正的打開了通道。
科舉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還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員的位置則不能無限擴大，因此錄取人數相對穩定，那麽就有相當一批落榜生進入社會。
這些文化人參與基層公共事務，在鄉村開館做啟蒙教育，成為社會活動的組織者、文化的普及者。
他們更貼近民眾，對民眾的思想和觀念產生影響。
包括宋代科舉對教育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唐朝實行科舉製，唐前期官學教育得到發展，唐後期私人講學逐漸形成氣候。
宋代在科舉製的刺激和鼓勵下，公學和私學同時興盛。
北宋時，範仲淹、王安石兩次改革大興教育，宋徽宗時蔡京也推動過教育改革。
宋朝前後三次大力辦學，建學數量超過以往。
據統計，中央官學之外，有州學234所，縣學516所，私塾、鄉學、義學類的啟蒙學館不計其數。
1104年，宋朝學生人數多達20餘萬，一次科舉報名人數經常達到三四十萬。
宋仁宗時期13榜狀元，有12人出身平民。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才真正成為現實，讀書真能的改變命運。
歐陽修、王安石都是貧寒子弟，得中進士後開始截然不同的人生。
宋代的私人書院多數屬於私辦官助，是官私結合的教育體製。
有些私人書院的影響勝過官辦學校，據說白鹿書院學生總數有1萬人，但不是因為學生參加科舉考試的成功率。
書院的教育目的是為了培養品德高尚的人才，也沒有嚴格的課程和考試，以自學、聽講、討論為學習方式，管理人員很少。
宋代科舉製與寬鬆的政治環境造就了新型的士人階層，他們關心國事、傳播文化、普及教育、教化民眾，活躍在社會各個方麵，使宋代社會生活和文化事業異彩紛呈。
也正是因此，宋朝又是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這是學界的共識。
宋代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藝術的成就與其社會環境密切相關。
不過正所謂有利也有弊，雖然文化事業繁榮昌盛，但這都是重文抑武帶來的，由此可以建立了宋朝不同於漢唐、明清的初步印象。
所以可以說，科舉製形成在隋唐，成熟在宋朝，變化在明朝。
而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入吾轂中矣”不能視為科舉製實行程度的證據，就像“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一樣，隻是形容的語句，不能作依據。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宋太祖趙匡胤的這兩句話，算是為宋朝定了性，所以宋朝算是興於文人之手，也亡於文人之手吧。
畢竟是一個士大夫背著宋朝最後一個小皇帝跳海的，兩者真的算是同生共死，有始有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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