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宋朝的司法體係，從中央到地方，還都設置了推司、法司兩套平行的係統。
並且需要說明，宋代中央的大理寺分設“左斷刑”與“右治獄”兩個法院，為貫徹“鞫讞分司”的司法原則，“左斷刑”又切分為斷司與議司；“右治獄”也分為左右推與檢法案。
在地方，州府法院的左右推官、左右軍巡使、左右軍巡判官、錄事參軍、司理參軍都屬於推司係統，司法參軍則屬讞司係統。
有些小州沒有分司理參軍與司法參軍，但對任何一起刑案的審判，同樣必須執行“鞫讞分司”的原則，推勘官與檢法官由不同的法官擔任。
宋代縣一級的司法人員雖然配置不是那麽完備，但還是設了推吏協助鞫獄、編錄司協助檢法。
在一起刑案的審判過程中，推勘官唯一的責任就是將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審訊清楚。
按照宋朝的立法，“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
意思就是說，推勘官鞫問的罪情，必須限製在起訴書所列舉的控罪範圍內，起訴書沒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問罪，否則，法官以“故入人罪”論處，這叫做“據狀鞫獄”。
確立“據狀鞫獄”的司法原則，自然是為了限製推勘官的權力，防止法官羅織罪名、陷害無辜。
惟盜賊殺人重案不受“據狀鞫獄”的限製，允許窮究。
推勘官審清了案情，有證人證言、物證與法官檢驗報告支撐，能夠排除合理懷疑，被告人服押，那麽他的工作便結束了。
至於被告人觸犯了哪些法條，當判什麽刑罰，則是另一個法官——檢法官的工作。
檢法官的責任是根據卷宗記錄的犯罪事實，將一切適用的法律條文檢出來。
從司法專業化的角度來說，宋代立法頻繁，法律條文浩如煙海，一般的士大夫不可能“遍觀而詳覽”法條，隻有設置專業的檢法官，才可能準確地援法定罪。
從權力製衡的角度來看，獨立的檢法官設置也可以防止推勘官濫用權力，因為檢法官如果現卷宗有疑點，可以提出駁正。
如果檢法官能夠駁正錯案，那麽他將獲得獎賞；反過來，如果案情有疑，而檢法官未能駁正，則將與推勘官一起受到處分。
宋人相信，“鞫讞分司”可以形成權力製衡，防範權力濫用，“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司法實踐中，獨立的檢法官設置，確實為維係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道防線。
舉個例子，像是宋真宗年間，萊州捕獲了兩個盜賊，州太守用法嚴酷，指使人故意高估了盜賊所盜贓物的價值，以圖置其於死罪。
萊州司法參軍西門允在檢法時，現贓物估價過高，提出駁正，要求按盜賊盜搶之時的物價重新估值，“公閱卷，請估依犯時，持議甚堅”，終使二犯免被判處死刑。
很可惜的是，“鞫讞分司”的司法程序，本來是很好的，可在宋亡之後就被殘酷的蒙元給遺棄了。
因為那時人分四等，別說犯罪了，就算是殺人，最上等的蒙古人殺死最低等的南人，隻需要賠償一頭驢，不得不說是一個時代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
同時按照宋朝的司法製度，凡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審結束之後，都必須啟動“錄問”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參加庭審、依法不必迴避的法官核查案狀，再提審被告人，讀示罪狀，核對供詞。
以及詢問被告人所供是否屬實，“令實則書實，虛則陳冤”，在必要時，還可以提審證人。
被告人如果自認為無冤無濫，即簽寫“屬實”，轉入檢法定刑程序；如果想喊冤，則可以翻供。
一旦被告人翻供，案子即自動進入申訴程序：移交給本州的另一個法院，重新開庭審訊。
錄問的用意在防範冤案、錯案，因為在庭審中，推勘官完全可能造成冤獄，例如使被告人屈打成招。
所以宋人堅持在庭審之後、檢法之前插入了一道“錄問”的程序。
刑案未經錄問，便不可以判決；即使作出了判決，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論處。
像是宋哲宗年間，開封府右軍巡院審理一起涉及侮辱宋神宗的案子，案子審結後上奏哲宗，哲宗“詔特處死”。
因為結案時未經錄問程序，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議：“不惟中有疑惑，兼恐異時挾情鞫獄，以逃省寺譏察，非欽恤用刑之意。請今後獄具，並須依條差官審錄。”
最後，哲宗隻好下詔，重申錄問的程序不可省略，今後司法機關如審判不走錄問程序，以違製論。
以宋代的慣例，對犯下死罪的重案犯，還必須是“聚錄”，即多名法官一起錄問，以防作弊。
有些重案實在是事關重大，在聚錄一次之後，往往還要從鄰州選官，再錄問一次。
如真宗朝的一條“刑事訴訟法”規定：“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獄具，請鄰州通判、幕職官一人再錄問訖。”
在錄問時，若現案情存在疑點，被告人可能含冤，錄問官有責任駁正，否則要負連帶責任。
“諸置司鞫獄不當，案有當駁之情，而錄問官司不能駁正，致罪有出入者，減推司罪一等。”
即出現錯案之後，錄問官按比推勘官罪減一等的原則問責。
如果錄問官能夠及時駁正錯案，則可獲得獎勵。
“錄問官如能駁正死罪一人者，命官減磨勘兩年，吏人轉一資；二人者，命官轉一官，吏人轉二資；……如駁正徒流罪者，七人比死罪一人給賞。”
古人相信人命關天，因而駁正死刑判決，獲得的獎賞最厚。
不論古今中外，在刑事審判中，多設一道把關的程序，嫌疑人便減少幾分受冤屈的危險。
我們無法統計宋代到底有多少刑案被告人因為錄問程序而免於冤死，但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錄問的意義：
北宋前期曾於京師設“糾察在京刑獄司”，作為專門監察司法的機構，當時一個叫李宥的官員擔任糾察官時，有一次錄問開封府審訊的一個死刑犯，現“囚有疑罪，法不當死”，卻被開封府尹往死裏整。
李宥即給予駁正，並對開封府尹提出彈劾，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職。
同“鞫讞分司”製度一樣，錄問的司法程序，在宋亡後也被遺棄了。
而一宗刑案如果錄問時沒有現問題，檢法時也沒有現問題，那麽就轉入下一個程序了，也就是擬判。
我們以州法院為觀察樣本，判決書通常是由推官或簽判起草的，他們根據推勘官審訊清楚的犯罪事實，以及檢法官檢出的法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擬出判決書草稿。
然後，這份判決書交給本州政府的法官集體討論。
宋朝實行連署判決製度，連署的法官類似於是一個“判決委員會”，州的行政長官——州太守則是委員會的當然席法官。
法官們如果對判決書沒有什麽異議，就可以簽署了。
但簽名意味著負責任，日後若是現這個案子判錯了，那麽所有簽字的法官都追究責任，用宋人的話說，“眾官詳斷者，各令著名，若刑名失錯，一例勘罰。”這叫做“同職犯公坐”。
當然，如果你覺得判決不合理，也可以拒絕簽字；倘若有法官拒絕簽署，那麽判決便不能生效。
這樣的“同職犯公坐”機製，可以促使每一個負有連署責任的法官謹慎對待他經手的判決，從而最大可能減少出現錯判。
像是宋太宗時，蓬州良民張道豐等三人被官府誤當成劫盜，給抓了起來，知州楊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張道豐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
但錄事參軍邵曄現案子有疑點，硬是不肯在判決書上簽字，要求楊知州核實。
楊全不以為然，不過錄事參軍不簽字，判決書便不能生效。
這時張道豐等人也“唿號不服”，州法院隻好將他們“係獄按驗”。
不久，真正的劫盜落網，張道豐三人無罪釋放，知州楊全因“入人罪”，被削籍為民。
邵曄則受到朝廷嘉獎，宋太宗讚許他：“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
賜給邵曄五萬貫錢，同時下詔要求各州縣法官以楊全為戒。
對判決持有異議的法官，還可以采取比較消極的做法——在判決書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見，這叫做“議狀”。
日後若證實判決確實出錯了，“議狀”的法官可免於問責。
在所有負有連署責任的法官們都簽字畫押之後，這份判決書終於可以送到州太守手上了，太守如果沒有什麽意見，便可以定判結案了。
定判是太守的權力——所以我們稱他是州法院判決委員會的當然席法官。
不過司法程序走到這裏還未結束。
定判後，法院還需要向犯人宣讀判決書，問犯人是否服判。
犯人若稱服判，案子才算結絕，可以上報提刑司，等候提刑司的複核。
宋代實行“斷由”製度，所有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在結案宣判之後，法院要給原告與被告兩造出具結案文書，結案文書中必須包含“斷由”。
“斷由”是什麽呢？就是法官作出判決的理由，是基於哪些法律條文、什麽法理依據而作出該判決的。
如果法院隻給出一個簡單的判決而拒絕出具“斷由”，那麽當事人可以越訴，到上級法司控告原審法院。
如果犯人聲稱不服判決呢？這時將自動啟動申訴程序，也就是前麵走過的庭審、錄問、檢法諸程序等等。
反正就是全部推倒重來，案子重新迴到起點，由上級法司組織另一批法官或者移交給另一個法院重新開庭審理。
這叫做“翻異別勘”，——又是一個隨著宋亡而消失的優良司法製度。
此外“翻異別勘”也是實行於兩宋時代的一項司法製度。
翻異，即翻供；別勘，即另外審理。
宋代的刑案被告人在錄問、宣判與臨刑之際，都可以喊冤翻異。一旦翻異，案子便自動進入別勘的申訴程序。
宋朝的“翻異別勘”一般有兩種形式：被告人在錄問環節翻異，即移交本州的另一個法院重審，這叫做“移司別勘”。
被告人在錄問之後翻異，則由本路的提刑司選派法官組成臨時法庭，或委托其他州的法院複審，這叫做“差官別勘”。
不管是哪一種別勘，原審法官都必須迴避。
從本質上來說，“翻異別勘”其實就是一種自動申訴的司法機製。
刑事被告人每一次翻異，就必須安排另外的法官重審，為此支付了巨大的司法資源，並不得不忍受緩慢的司法效率。
這也正是宋政府令人欽佩的地方，是宋人“恤刑”思想的製度表現。
當然前麵說過了，會有一些心懷叵測的犯人利用“翻異別勘”的機製，一次次服押，又一次次翻異，於是一次次重審，沒完沒了。
為避免出現這種浪費司法資源的狀況，在司法公正與司法效率之間必須達成一種平衡。
於是宋人想到的辦法就是，給予“翻異別勘”作出次數限製，北宋實行的是“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異別勘”的機會，別勘三次之後，犯人若再喊冤，將不再受理。
南宋時又改為“五推製”，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異別勘”。
但是，如果被告人控告本案法官受賄枉法而枉斷其罪的，或者聲稱其冤可以立驗的，不在“三推”或“五推”之限。
……
……
……
並且需要說明，宋代中央的大理寺分設“左斷刑”與“右治獄”兩個法院，為貫徹“鞫讞分司”的司法原則，“左斷刑”又切分為斷司與議司；“右治獄”也分為左右推與檢法案。
在地方，州府法院的左右推官、左右軍巡使、左右軍巡判官、錄事參軍、司理參軍都屬於推司係統，司法參軍則屬讞司係統。
有些小州沒有分司理參軍與司法參軍，但對任何一起刑案的審判，同樣必須執行“鞫讞分司”的原則，推勘官與檢法官由不同的法官擔任。
宋代縣一級的司法人員雖然配置不是那麽完備，但還是設了推吏協助鞫獄、編錄司協助檢法。
在一起刑案的審判過程中，推勘官唯一的責任就是將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審訊清楚。
按照宋朝的立法，“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
意思就是說，推勘官鞫問的罪情，必須限製在起訴書所列舉的控罪範圍內，起訴書沒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問罪，否則，法官以“故入人罪”論處，這叫做“據狀鞫獄”。
確立“據狀鞫獄”的司法原則，自然是為了限製推勘官的權力，防止法官羅織罪名、陷害無辜。
惟盜賊殺人重案不受“據狀鞫獄”的限製，允許窮究。
推勘官審清了案情，有證人證言、物證與法官檢驗報告支撐，能夠排除合理懷疑，被告人服押，那麽他的工作便結束了。
至於被告人觸犯了哪些法條，當判什麽刑罰，則是另一個法官——檢法官的工作。
檢法官的責任是根據卷宗記錄的犯罪事實，將一切適用的法律條文檢出來。
從司法專業化的角度來說，宋代立法頻繁，法律條文浩如煙海，一般的士大夫不可能“遍觀而詳覽”法條，隻有設置專業的檢法官，才可能準確地援法定罪。
從權力製衡的角度來看，獨立的檢法官設置也可以防止推勘官濫用權力，因為檢法官如果現卷宗有疑點，可以提出駁正。
如果檢法官能夠駁正錯案，那麽他將獲得獎賞；反過來，如果案情有疑，而檢法官未能駁正，則將與推勘官一起受到處分。
宋人相信，“鞫讞分司”可以形成權力製衡，防範權力濫用，“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司法實踐中，獨立的檢法官設置，確實為維係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道防線。
舉個例子，像是宋真宗年間，萊州捕獲了兩個盜賊，州太守用法嚴酷，指使人故意高估了盜賊所盜贓物的價值，以圖置其於死罪。
萊州司法參軍西門允在檢法時，現贓物估價過高，提出駁正，要求按盜賊盜搶之時的物價重新估值，“公閱卷，請估依犯時，持議甚堅”，終使二犯免被判處死刑。
很可惜的是，“鞫讞分司”的司法程序，本來是很好的，可在宋亡之後就被殘酷的蒙元給遺棄了。
因為那時人分四等，別說犯罪了，就算是殺人，最上等的蒙古人殺死最低等的南人，隻需要賠償一頭驢，不得不說是一個時代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
同時按照宋朝的司法製度，凡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審結束之後，都必須啟動“錄問”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參加庭審、依法不必迴避的法官核查案狀，再提審被告人，讀示罪狀，核對供詞。
以及詢問被告人所供是否屬實，“令實則書實，虛則陳冤”，在必要時，還可以提審證人。
被告人如果自認為無冤無濫，即簽寫“屬實”，轉入檢法定刑程序；如果想喊冤，則可以翻供。
一旦被告人翻供，案子即自動進入申訴程序：移交給本州的另一個法院，重新開庭審訊。
錄問的用意在防範冤案、錯案，因為在庭審中，推勘官完全可能造成冤獄，例如使被告人屈打成招。
所以宋人堅持在庭審之後、檢法之前插入了一道“錄問”的程序。
刑案未經錄問，便不可以判決；即使作出了判決，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論處。
像是宋哲宗年間，開封府右軍巡院審理一起涉及侮辱宋神宗的案子，案子審結後上奏哲宗，哲宗“詔特處死”。
因為結案時未經錄問程序，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議：“不惟中有疑惑，兼恐異時挾情鞫獄，以逃省寺譏察，非欽恤用刑之意。請今後獄具，並須依條差官審錄。”
最後，哲宗隻好下詔，重申錄問的程序不可省略，今後司法機關如審判不走錄問程序，以違製論。
以宋代的慣例，對犯下死罪的重案犯，還必須是“聚錄”，即多名法官一起錄問，以防作弊。
有些重案實在是事關重大，在聚錄一次之後，往往還要從鄰州選官，再錄問一次。
如真宗朝的一條“刑事訴訟法”規定：“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獄具，請鄰州通判、幕職官一人再錄問訖。”
在錄問時，若現案情存在疑點，被告人可能含冤，錄問官有責任駁正，否則要負連帶責任。
“諸置司鞫獄不當，案有當駁之情，而錄問官司不能駁正，致罪有出入者，減推司罪一等。”
即出現錯案之後，錄問官按比推勘官罪減一等的原則問責。
如果錄問官能夠及時駁正錯案，則可獲得獎勵。
“錄問官如能駁正死罪一人者，命官減磨勘兩年，吏人轉一資；二人者，命官轉一官，吏人轉二資；……如駁正徒流罪者，七人比死罪一人給賞。”
古人相信人命關天，因而駁正死刑判決，獲得的獎賞最厚。
不論古今中外，在刑事審判中，多設一道把關的程序，嫌疑人便減少幾分受冤屈的危險。
我們無法統計宋代到底有多少刑案被告人因為錄問程序而免於冤死，但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錄問的意義：
北宋前期曾於京師設“糾察在京刑獄司”，作為專門監察司法的機構，當時一個叫李宥的官員擔任糾察官時，有一次錄問開封府審訊的一個死刑犯，現“囚有疑罪，法不當死”，卻被開封府尹往死裏整。
李宥即給予駁正，並對開封府尹提出彈劾，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職。
同“鞫讞分司”製度一樣，錄問的司法程序，在宋亡後也被遺棄了。
而一宗刑案如果錄問時沒有現問題，檢法時也沒有現問題，那麽就轉入下一個程序了，也就是擬判。
我們以州法院為觀察樣本，判決書通常是由推官或簽判起草的，他們根據推勘官審訊清楚的犯罪事實，以及檢法官檢出的法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擬出判決書草稿。
然後，這份判決書交給本州政府的法官集體討論。
宋朝實行連署判決製度，連署的法官類似於是一個“判決委員會”，州的行政長官——州太守則是委員會的當然席法官。
法官們如果對判決書沒有什麽異議，就可以簽署了。
但簽名意味著負責任，日後若是現這個案子判錯了，那麽所有簽字的法官都追究責任，用宋人的話說，“眾官詳斷者，各令著名，若刑名失錯，一例勘罰。”這叫做“同職犯公坐”。
當然，如果你覺得判決不合理，也可以拒絕簽字；倘若有法官拒絕簽署，那麽判決便不能生效。
這樣的“同職犯公坐”機製，可以促使每一個負有連署責任的法官謹慎對待他經手的判決，從而最大可能減少出現錯判。
像是宋太宗時，蓬州良民張道豐等三人被官府誤當成劫盜，給抓了起來，知州楊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張道豐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
但錄事參軍邵曄現案子有疑點，硬是不肯在判決書上簽字，要求楊知州核實。
楊全不以為然，不過錄事參軍不簽字，判決書便不能生效。
這時張道豐等人也“唿號不服”，州法院隻好將他們“係獄按驗”。
不久，真正的劫盜落網，張道豐三人無罪釋放，知州楊全因“入人罪”，被削籍為民。
邵曄則受到朝廷嘉獎，宋太宗讚許他：“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
賜給邵曄五萬貫錢，同時下詔要求各州縣法官以楊全為戒。
對判決持有異議的法官，還可以采取比較消極的做法——在判決書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見，這叫做“議狀”。
日後若證實判決確實出錯了，“議狀”的法官可免於問責。
在所有負有連署責任的法官們都簽字畫押之後，這份判決書終於可以送到州太守手上了，太守如果沒有什麽意見，便可以定判結案了。
定判是太守的權力——所以我們稱他是州法院判決委員會的當然席法官。
不過司法程序走到這裏還未結束。
定判後，法院還需要向犯人宣讀判決書，問犯人是否服判。
犯人若稱服判，案子才算結絕，可以上報提刑司，等候提刑司的複核。
宋代實行“斷由”製度，所有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在結案宣判之後，法院要給原告與被告兩造出具結案文書，結案文書中必須包含“斷由”。
“斷由”是什麽呢？就是法官作出判決的理由，是基於哪些法律條文、什麽法理依據而作出該判決的。
如果法院隻給出一個簡單的判決而拒絕出具“斷由”，那麽當事人可以越訴，到上級法司控告原審法院。
如果犯人聲稱不服判決呢？這時將自動啟動申訴程序，也就是前麵走過的庭審、錄問、檢法諸程序等等。
反正就是全部推倒重來，案子重新迴到起點，由上級法司組織另一批法官或者移交給另一個法院重新開庭審理。
這叫做“翻異別勘”，——又是一個隨著宋亡而消失的優良司法製度。
此外“翻異別勘”也是實行於兩宋時代的一項司法製度。
翻異，即翻供；別勘，即另外審理。
宋代的刑案被告人在錄問、宣判與臨刑之際，都可以喊冤翻異。一旦翻異，案子便自動進入別勘的申訴程序。
宋朝的“翻異別勘”一般有兩種形式：被告人在錄問環節翻異，即移交本州的另一個法院重審，這叫做“移司別勘”。
被告人在錄問之後翻異，則由本路的提刑司選派法官組成臨時法庭，或委托其他州的法院複審，這叫做“差官別勘”。
不管是哪一種別勘，原審法官都必須迴避。
從本質上來說，“翻異別勘”其實就是一種自動申訴的司法機製。
刑事被告人每一次翻異，就必須安排另外的法官重審，為此支付了巨大的司法資源，並不得不忍受緩慢的司法效率。
這也正是宋政府令人欽佩的地方，是宋人“恤刑”思想的製度表現。
當然前麵說過了，會有一些心懷叵測的犯人利用“翻異別勘”的機製，一次次服押，又一次次翻異，於是一次次重審，沒完沒了。
為避免出現這種浪費司法資源的狀況，在司法公正與司法效率之間必須達成一種平衡。
於是宋人想到的辦法就是，給予“翻異別勘”作出次數限製，北宋實行的是“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異別勘”的機會，別勘三次之後，犯人若再喊冤，將不再受理。
南宋時又改為“五推製”，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異別勘”。
但是，如果被告人控告本案法官受賄枉法而枉斷其罪的，或者聲稱其冤可以立驗的，不在“三推”或“五推”之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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