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都睢陽，位於睢水緊靠北麵的高地上。這座城市起源極早，最早甚至可以早到五帝時代。當然這座城市逐漸發達起來還是在商朝的時候。商湯滅夏，將國都遷至亳，睢陽地區就此逐漸開發起來了。等到周武王滅商，周公平定武庚之亂的時候，成王就此將微子封於此處，國號為宋。從此睢陽就成為了宋國的國都。
睢陽這座城市自建立以來就被殷商遺民所特有不屈服的意誌所感染，成為這座城市的精神。在一百多年前，楚國最強大的楚莊王時代，因為楚國派遣使臣申舟出使齊國而未向宋國報備，一根筋的宋人直接截殺申舟將其處死。結果此舉引發了宋國與楚國的戰爭，楚莊王攻宋，圍困睢陽五個月，睢陽城內缺糧，由此出現了中國曆史上首次出現的慘烈狀況：易子而食。當時執掌宋國大權的權臣華元挺身而出，華元直接翻牆出城，潛入楚軍軍營，劫持了楚國大司馬子反，對子反說：“我國國都內已經沒有糧食了，百姓們為了生存，隻能互相交換子女作為食物，城內也缺少柴火，我們也隻能劈開人的骨頭作為柴火。但即使如此，楚國如果要滅亡我們宋國，讓我們宋國簽訂城下之盟，我們也是不會答應的。但是如果楚軍願意退軍三十裏，我們宋國願意聽從楚國的吩咐。”子反無奈隻能接受這條件，並將其告訴了楚莊王。楚莊王也被宋國人這種硬氣所折服，與華元互相盟誓：我不騙你，你不欺我。由此退軍。從此，中原大國看清了宋國人的特性：不輕易屈服。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國民精神，宋國和鄭國同為天下南北之要衝，鄭國幾乎年年都有他國軍隊侵略，而宋國卻受到的侵略較少。到了此時天下相爭的戰國時代，鄭國已經被韓國滅亡，然而宋國卻依然能存在於世。
即使是後世天下一統的時代，殷商故地睢陽依舊讓人不敢小視。睢陽從地理上來說，其能作為防禦的也隻有睢水了，並不是一塊險地。然而後世華夏最強盛時期的兩場睢陽之戰卻令天下側目，讓人不敢輕視。
漢景帝時期，吳楚七國之亂，吳王劉濞率領七國起兵，所攻之處無不克；然而到了這座並不險要的梁國首都時，四十萬大軍竟然都攻不下這座城市。將軍周亞夫見睢陽竟然這麽堅挺，於是轉而攻占淮泗，截斷吳楚軍隊的糧道，由此使得吳楚大軍崩潰，一舉平定七國之亂。
到了唐朝安史之亂時，叛軍欲通過睢陽渠而南下江南。整個大唐帝國此時就靠淮河和長江流域的稅賦支撐了，如果睢陽被攻占，大運河被切斷，整個唐王朝沒有了財賦來源恐怕也隻能滅亡了。睢陽守將張巡手中馬不過三百匹，兵不過三千，就靠這麽點的兵力以及不屈的睢陽人民，睢陽卻經受住了十幾萬叛軍的圍攻十月而不克，最後竟然殺傷叛軍達十二萬人。雖然睢陽付出的代價及其慘烈，但是沒有這種不屈服的意誌抵擋叛軍，恐怕赫赫大唐也隻有滅亡的份。
到了五代十國時，睢陽被改稱為宋州。五代後期，周世宗柴榮封禁軍大將趙匡胤為宋州節度使；趙匡胤陳橋兵變以後，以起家之地為宋州，故定國號為宋，而睢陽也成為宋朝的南京應天府。到北宋滅亡時，康王趙構在應天府即位，南宋由此建立。當金軍攻過來時，大臣們勸趙構留在應天府抵抗，但是趙構顯然是信不過這座不險要的城市，隻有長江才能給他安全感。於是他拋棄應天府，先逃往揚州，後逃往金陵，最後甚至往更南麵的海上逃去，然而金軍所在依舊攻無不克，毫無險要的應天府卻依然能堅持到五年後才最終被攻克。當睢陽經過這一次的放棄以後，似乎整座城市的那種不屈精神也從此散去，變得和普通城市並無不同了。
當戴言坐著馬車來到睢陽時，呈現在他麵前的是一座遠不同於豐邑的“大城市”。見慣了後世大城市的戴言，重新迴到戰國年代，在宋國國內所見到的都是些小邑與村莊，睢陽是首次能給他“城市”感覺的地方。就他自己目測來看，整座睢陽城大體呈正方形，南垣略寬，各處城牆就他目測來看起碼在3公裏以上，即是說這座城市的麵積應當在10平方公裏左右，在這個年代來說，的確可以稱得上是“大城市”了。
進入睢陽城內，戴言所見的是一片興興向榮的繁榮場景。城內店鋪林立，各國商人來來往往，極為熱鬧。宋國本是殷商移民之後，對於商業其實並不排斥。
商部族最初就是作為部落聯盟時農業並不發達，其畜牧業和手工業則較為發達。其在發展過程中經常遇到牛羊過剩而糧食不夠的問題，於是商的首領王亥就以其手中所有的牛羊來向四周部落換取糧食，這就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出現的貿易。到了商湯時期，商湯甚至通過以絲綢換取夏朝的糧食而變相的削弱了夏朝的力量，使得商湯能夠成功的滅亡夏朝。到了周代商時，周王大肆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於天下各地，這些封國建立以後，對於殷商遺民的防範十分嚴重，不允許殷商遺民占有土地，於是殷商移民隻得從事貿易，由此商人一詞從此成為中國從事貿易行業之人的代稱。
到了如今的時代，雖然不能說天下所有的商人都是玄鳥子孫，殷商後裔，但是以這時代人們的普遍看法，一個商人，其祖上起碼有八成以上的幾率是殷商的遺民。宋國作為殷商遺民的大本營，對於與自身同血脈的商人們當然是不會排斥了。曆史上的貿易大國齊國改革時，還需要官府辦妓院以待客來“招商引資”；而另一個貿易大國鄭國也需要有公室與商人訂立“鄭商之盟”，商人才為鄭國服務。而宋國則統統不需要這些，同樣的血脈，同樣的信仰就是最好的信任。
戰國天下，如果要說天下最大的城市，那自然是齊國首都臨淄。然而若要說哪個城市是天下最富的城市，則必然要說到宋國的另一大城市陶丘了。陶丘本是位於濟水岸邊的一座城市，以前是曹國的土地，後被宋國攻取。自魏王遷都大梁以來，開鑿了鴻溝，從穎水出發，分別連通了睢水、濟水和黃河。宋國看準時機，也開鑿了菏水以連通泗水和菏澤、濟水。由此在天下東部地區水路暢通無比，而陶丘則成為其中的中心。陶丘有了如此優越的地理條件，外加宋國歡迎商人的風氣，使得陶丘迅速崛起成為整個天下的商業中心，堪稱公元前四世紀的上海。
戴言在豐邑時就聽說過陶丘的富庶，然而畢竟是未親眼見過。但就睢陽的富庶和繁榮來看，他也能想象那是一種什麽樣的繁榮。他進入睢陽，去到了專門的貿易市場，在他預想中應當是各家店鋪混雜的，因為在豐邑就是如此。然而睢陽城內的市場卻是又細分為專門從事糧食貿易的糧市，專門賣絲麻的絲市，這些是初級產品作為一個市場；而後又有專門售賣、木器、漆器、玉器、陶器等的市場；也有售賣成品鞋、帽、車等的成品市場。其分工極為精細，而官府派指派褚市來管理市場。
離貿易市場不遠則又有百工作坊，背靠如此發達的商業，睢陽的手工業也是毫不落下風。像戴言遠遠就可見其中有織布的布坊，有專門鍛造銅器的銅坊，有造車的車坊，坊市四周也是各色人員進進出出，熱鬧不在貿易市場之下。
而遠離市場與工坊則就是大片的居民區了，在睢陽，公族與庶民的住所涇渭分明。公族的居所都是一棟棟的深宅大院，院落一棟棟連綿不絕。而庶民的居所則與戴言在豐邑所見的貧民居所並無不同，都是如果貧民窟的低矮建築。介於二者之間的則大多數是商人和城外地主的居所，其中有些規模甚至不比公族之住所差，然而和公族之居所比起來，畢竟是少了一份貴氣。
介於睢陽公室居所包圍的，則就是宋國的宮室了。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國君所在即是權力的中心，宋國也是不例外。子喜以戴氏而取宋以後，對於以前那寒酸的宮室很是看不慣，於是進行了大規模的翻修，這使得如今的宋宮看起來愈加富麗堂皇。
子偃作為宋國公子，在睢陽自然是有自己的住宅的。戴言在親眼看到了睢陽城內的狀況後，派人向宋君子喜報道了就返迴自己的居所了——一座緊挨著宮室的戴氏老宅。
睢陽這座城市自建立以來就被殷商遺民所特有不屈服的意誌所感染，成為這座城市的精神。在一百多年前，楚國最強大的楚莊王時代，因為楚國派遣使臣申舟出使齊國而未向宋國報備，一根筋的宋人直接截殺申舟將其處死。結果此舉引發了宋國與楚國的戰爭，楚莊王攻宋，圍困睢陽五個月，睢陽城內缺糧，由此出現了中國曆史上首次出現的慘烈狀況：易子而食。當時執掌宋國大權的權臣華元挺身而出，華元直接翻牆出城，潛入楚軍軍營，劫持了楚國大司馬子反，對子反說：“我國國都內已經沒有糧食了，百姓們為了生存，隻能互相交換子女作為食物，城內也缺少柴火，我們也隻能劈開人的骨頭作為柴火。但即使如此，楚國如果要滅亡我們宋國，讓我們宋國簽訂城下之盟，我們也是不會答應的。但是如果楚軍願意退軍三十裏，我們宋國願意聽從楚國的吩咐。”子反無奈隻能接受這條件，並將其告訴了楚莊王。楚莊王也被宋國人這種硬氣所折服，與華元互相盟誓：我不騙你，你不欺我。由此退軍。從此，中原大國看清了宋國人的特性：不輕易屈服。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國民精神，宋國和鄭國同為天下南北之要衝，鄭國幾乎年年都有他國軍隊侵略，而宋國卻受到的侵略較少。到了此時天下相爭的戰國時代，鄭國已經被韓國滅亡，然而宋國卻依然能存在於世。
即使是後世天下一統的時代，殷商故地睢陽依舊讓人不敢小視。睢陽從地理上來說，其能作為防禦的也隻有睢水了，並不是一塊險地。然而後世華夏最強盛時期的兩場睢陽之戰卻令天下側目，讓人不敢輕視。
漢景帝時期，吳楚七國之亂，吳王劉濞率領七國起兵，所攻之處無不克；然而到了這座並不險要的梁國首都時，四十萬大軍竟然都攻不下這座城市。將軍周亞夫見睢陽竟然這麽堅挺，於是轉而攻占淮泗，截斷吳楚軍隊的糧道，由此使得吳楚大軍崩潰，一舉平定七國之亂。
到了唐朝安史之亂時，叛軍欲通過睢陽渠而南下江南。整個大唐帝國此時就靠淮河和長江流域的稅賦支撐了，如果睢陽被攻占，大運河被切斷，整個唐王朝沒有了財賦來源恐怕也隻能滅亡了。睢陽守將張巡手中馬不過三百匹，兵不過三千，就靠這麽點的兵力以及不屈的睢陽人民，睢陽卻經受住了十幾萬叛軍的圍攻十月而不克，最後竟然殺傷叛軍達十二萬人。雖然睢陽付出的代價及其慘烈，但是沒有這種不屈服的意誌抵擋叛軍，恐怕赫赫大唐也隻有滅亡的份。
到了五代十國時，睢陽被改稱為宋州。五代後期，周世宗柴榮封禁軍大將趙匡胤為宋州節度使；趙匡胤陳橋兵變以後，以起家之地為宋州，故定國號為宋，而睢陽也成為宋朝的南京應天府。到北宋滅亡時，康王趙構在應天府即位，南宋由此建立。當金軍攻過來時，大臣們勸趙構留在應天府抵抗，但是趙構顯然是信不過這座不險要的城市，隻有長江才能給他安全感。於是他拋棄應天府，先逃往揚州，後逃往金陵，最後甚至往更南麵的海上逃去，然而金軍所在依舊攻無不克，毫無險要的應天府卻依然能堅持到五年後才最終被攻克。當睢陽經過這一次的放棄以後，似乎整座城市的那種不屈精神也從此散去，變得和普通城市並無不同了。
當戴言坐著馬車來到睢陽時，呈現在他麵前的是一座遠不同於豐邑的“大城市”。見慣了後世大城市的戴言，重新迴到戰國年代，在宋國國內所見到的都是些小邑與村莊，睢陽是首次能給他“城市”感覺的地方。就他自己目測來看，整座睢陽城大體呈正方形，南垣略寬，各處城牆就他目測來看起碼在3公裏以上，即是說這座城市的麵積應當在10平方公裏左右，在這個年代來說，的確可以稱得上是“大城市”了。
進入睢陽城內，戴言所見的是一片興興向榮的繁榮場景。城內店鋪林立，各國商人來來往往，極為熱鬧。宋國本是殷商移民之後，對於商業其實並不排斥。
商部族最初就是作為部落聯盟時農業並不發達，其畜牧業和手工業則較為發達。其在發展過程中經常遇到牛羊過剩而糧食不夠的問題，於是商的首領王亥就以其手中所有的牛羊來向四周部落換取糧食，這就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出現的貿易。到了商湯時期，商湯甚至通過以絲綢換取夏朝的糧食而變相的削弱了夏朝的力量，使得商湯能夠成功的滅亡夏朝。到了周代商時，周王大肆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於天下各地，這些封國建立以後，對於殷商遺民的防範十分嚴重，不允許殷商遺民占有土地，於是殷商移民隻得從事貿易，由此商人一詞從此成為中國從事貿易行業之人的代稱。
到了如今的時代，雖然不能說天下所有的商人都是玄鳥子孫，殷商後裔，但是以這時代人們的普遍看法，一個商人，其祖上起碼有八成以上的幾率是殷商的遺民。宋國作為殷商遺民的大本營，對於與自身同血脈的商人們當然是不會排斥了。曆史上的貿易大國齊國改革時，還需要官府辦妓院以待客來“招商引資”；而另一個貿易大國鄭國也需要有公室與商人訂立“鄭商之盟”，商人才為鄭國服務。而宋國則統統不需要這些，同樣的血脈，同樣的信仰就是最好的信任。
戰國天下，如果要說天下最大的城市，那自然是齊國首都臨淄。然而若要說哪個城市是天下最富的城市，則必然要說到宋國的另一大城市陶丘了。陶丘本是位於濟水岸邊的一座城市，以前是曹國的土地，後被宋國攻取。自魏王遷都大梁以來，開鑿了鴻溝，從穎水出發，分別連通了睢水、濟水和黃河。宋國看準時機，也開鑿了菏水以連通泗水和菏澤、濟水。由此在天下東部地區水路暢通無比，而陶丘則成為其中的中心。陶丘有了如此優越的地理條件，外加宋國歡迎商人的風氣，使得陶丘迅速崛起成為整個天下的商業中心，堪稱公元前四世紀的上海。
戴言在豐邑時就聽說過陶丘的富庶，然而畢竟是未親眼見過。但就睢陽的富庶和繁榮來看，他也能想象那是一種什麽樣的繁榮。他進入睢陽，去到了專門的貿易市場，在他預想中應當是各家店鋪混雜的，因為在豐邑就是如此。然而睢陽城內的市場卻是又細分為專門從事糧食貿易的糧市，專門賣絲麻的絲市，這些是初級產品作為一個市場；而後又有專門售賣、木器、漆器、玉器、陶器等的市場；也有售賣成品鞋、帽、車等的成品市場。其分工極為精細，而官府派指派褚市來管理市場。
離貿易市場不遠則又有百工作坊，背靠如此發達的商業，睢陽的手工業也是毫不落下風。像戴言遠遠就可見其中有織布的布坊，有專門鍛造銅器的銅坊，有造車的車坊，坊市四周也是各色人員進進出出，熱鬧不在貿易市場之下。
而遠離市場與工坊則就是大片的居民區了，在睢陽，公族與庶民的住所涇渭分明。公族的居所都是一棟棟的深宅大院，院落一棟棟連綿不絕。而庶民的居所則與戴言在豐邑所見的貧民居所並無不同，都是如果貧民窟的低矮建築。介於二者之間的則大多數是商人和城外地主的居所，其中有些規模甚至不比公族之住所差，然而和公族之居所比起來，畢竟是少了一份貴氣。
介於睢陽公室居所包圍的，則就是宋國的宮室了。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國君所在即是權力的中心，宋國也是不例外。子喜以戴氏而取宋以後，對於以前那寒酸的宮室很是看不慣，於是進行了大規模的翻修，這使得如今的宋宮看起來愈加富麗堂皇。
子偃作為宋國公子，在睢陽自然是有自己的住宅的。戴言在親眼看到了睢陽城內的狀況後，派人向宋君子喜報道了就返迴自己的居所了——一座緊挨著宮室的戴氏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