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邑，戴言在有了眾多墨家弟子的幫助下，對於整個豐邑的掌控力立馬大增。
這距離他接納墨家已經過去已經快兩個月了，這兩個月裏，齊魏兩國經過大量的外交活動已經初步達成了兩國相王的細則，然而宋國不愧是號稱聾宋，對於外界的反應極為遲鈍。戴言現在也隻是聽從路過的遊士說起齊國正在議論齊候稱王一事，對於此事他也沒怎麽放在心上，他更看重的是對於豐邑的治理。
有了墨家弟子們的幫助，再加上戴言對於幾何學毫不保留的傳授，豐邑洪水過後所造成的大量爭議土地很快就被厘清，農民們也很快的就投入了繁忙的耕種之中。這一狀況與豐邑臨近諸邑大不相同，臨近諸邑因為大量爭議的土地爆發了數起流血衝突。當臨近諸邑的百姓們聽說豐邑有能夠準確測量土地的方法時，甚至有人專程跑到豐邑請墨家弟子們過去幫忙，由此也使得墨家的影響力開始在下層百姓中擴大開來。而戴言有了墨家和家臣們輔助，邑內反倒沒有什麽大事，他就帶著家臣們去考察百姓們的耕種，他想觀察一下此時的農業水平到底是怎麽樣的。
觀察的結果讓他極為失望。宋國地域也算是開發有上千年的地方了，然而此時的農業水平還是極為低下。此時的農民手中金屬工具極為稀少，就他親自考察的結果，大部分農民的農具不是木製就是石製的，唯一的金屬農具則就是一把銅製的鐮刀。木犁這個時代倒是已經有了，然而大型的牲畜牛馬卻少得可憐。就他親自觀察所得，基本上至少十戶人家才共用一頭牛或馬。許多農民都是一家父子用人力托著木犁開墾出一畝畝的田地，讓戴言看得辛酸不已。
戴言對於此狀況極為不解，曆史書上不是說春秋戰國最大的變化就是鐵農具的廣泛使用，為何他看到的是一副如此的景象？他就這個問題詢問了巨子田鳩。從田鳩口中詢問此時的狀況，再加上他自身的思考他總算是能夠理解了。
在這個時代，銅可以說是作為天下列國間的通用貨幣在使用的，一戶家庭能有一把銅鐮刀或許都是攢下了多少年才得到的財產。這個時代的冶鐵技術並不發達，再加上這個時代人們對於鐵農具的防鏽也沒有太多的經驗，使得鐵的運用也沒有戴言想象的廣泛。當然更重要的原因則是韓國控製了天下最重要的宜陽鐵礦，可以說整個天下至少九成的鐵都是出自韓國。韓國能成為天下強國之一，宜陽鐵礦所出產的鐵製武器功不可沒。韓國雖是強國，然而包圍其國的秦、楚、魏、趙也都不是弱國，像韓國也隻能盡全力的武裝自己。宜陽所生產的鐵大部分都用來製造武器了，又有多少多餘的鐵能夠用來製造農具呢？
其實一直到漢代，鐵製農具對於當時的農民來說都是奢侈品，也隻有地主們手中才能擁有有限的鐵農具。事實上中國的農民真正開始大規模的運用起鐵農具，那要一直到北宋時代。北宋時由於大規模的用煤來煉鐵，鐵的產量一年可達7.5萬噸到15萬噸之間，這個產量幾乎相當於工業革命以前歐洲所有國家鐵產量的總和。有了這樣龐大的規模使得鐵的價格大大降低，普通農民都能用得起鐵，才使得深耕細作成為可能。大規模的深耕細作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北宋時中國的人口首次超過一個億，北宋能夠以遠小於漢唐的國土供養起幾乎兩倍於漢唐的人口，又豈是偶然呢？
戴言當然是不知道這些的，但是這不妨礙他朝著這方麵思考。在他看來，他作為豐邑的領主，他天生就有義務幫助豐邑的百姓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在考察期間還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現象，那就是此時的土地的利用率簡直太低了。基本上人們隻開墾離河靠近河湖的土地，超過了一定界限的土地全部都是荒蕪的，雜草叢生，這一點和戴言在後世所見的場景差別太大了。戴言清楚的記得在後世的農村，基本上他所能見到的土地，除了山地和墳地，沒有不被開墾的土地，然而到了另一個時空，為何會出現這麽多的荒地呢？
他把這個疑問向田鳩提出來，得到的答案則是隻有靠近水邊的土地才是能夠利用的耕地。農業耕種是需要用水的，沒有水的田又如何能夠進行耕種呢？事實上後世中國農民對於土地的利用接近極限，那完全是因為建國後國家對於水利建設投入下了血本，50年的時間裏共建設了8萬多個水庫，這才做到了真正的“四海無閑田”。
戴言當然也是不知道後世變遷的原因的，然而他還是從這些狀況中找出了需要努力的方向：開溝渠。他清楚的記得，這個時代的西門豹治鄴，做的第一件事是將那些神棍巫婆沉入河中，第二件事就是開溝渠。後來秦國的李冰也是修建了都江堰才使得蜀地成為秦國的糧倉。看來要使自己的領地治理好，修水利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他的封地是豐邑，然而這個封地的範圍具體是多大，其實誰也說不清楚。因為此時的封地所封的都隻是邑，是城市，城市附近所依附城市生活的庶民自然就是他的領民。至於這個城市所附屬的鄉村範圍到底有多大就完全不好說了，而且此時的地圖也是極不精確。戴言就看過整個豐邑的地圖，那簡直就像是一副山水畫一樣，裏麵隻是簡簡單單的畫出了山與河的走勢，再標明了一些重要的地名和村莊。
戴言開始完全了解自己封地的狀況後尋求改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墨家弟子們繪製整個豐邑的地圖。墨家的弟子們自從學習了幾何學以後，對於此門學問的研究簡直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境地。因為戴言在教授這門學問的時候就事先申明了這門學問是一門開放的學問，任何人隻要能夠在此學問上取得成就就能取得其命名權。像纏子提出並證明了等腰三角形的三線合一定理，戴言立即就將其命名為纏氏定理，這大大的刺激了墨家弟子們學習此門學問的欲望。隨後戴言又親自論證了勾股定理，並提出了三角函數和三角學，墨家弟子們對於學問的實際應用是及其看重的，於是戴言就將測量豐邑周邊和繪製準確地圖的任務交給他們了。
在此之間還發生了一件“小事”。戴言在提出勾股定理以前曾經對數下了一個定義：世間任何一個數都可以表示為兩個整數之比。這種在直觀和經驗上的“真理”沒有人覺得不妥，然而這實際上是戴言對墨家弟子們所做的一個小測試而已，他想看看墨家弟子們有沒有懷疑的科學精神。
很快，當戴言論證出勾股定理以後，纏子發現了一個新的數——根號2。他很快就發現此數不能表示為兩個數之比，這種違背常識和經驗的現象讓他感到恐懼，他小心翼翼的將此事告訴了巨子田鳩，田鳩研究以後對此事也極為困惑，隨後他隻得求助於戴言。戴言對此哈哈一笑，隨後就讓田鳩召集起了所有學習幾何學的墨家弟子，他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出來交給了眾弟子們，問問墨家眾弟子們能否給出一個解釋。結果自然是無人能夠解釋，然而他們對於戴言對數所下的定義卻也是不敢推翻，所有人都不知道怎麽辦的時候，戴言自己出頭，更改了他對數所下的定義，他把原來那個定義的數命名為有理數，而纏子所新發現的數命名為無理數——意為人們的直覺和經驗不可理解的數。
這一下就讓墨家弟子們炸毛了，仿佛有種天塌了的感覺。在他們看來，他們放棄墨家的墨經轉而向戴言學習，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認為戴言所教的知識是真正的真理，是天經地義的世界的法則。然而世間的法則豈可如此輕易的就更改？
戴言對眾人說道：“我這一門學問研究的是世間的真理，然而真理何其難得？直覺和經驗歸納概括的真理是真理嗎？並不是的，它還需要經得起邏輯的檢驗。然而經過邏輯檢驗的真理就是真理嗎，也不是的，它還需要能夠真正的反映現實。在這其中我們需要什麽呢？我們需要的是懷疑的精神。任何我們已經證明了的定理和真理我們都需要懷疑，如果未來有了特例，那麽原來的真理必然就不正確，這就是我這門學問和其他學問最不一樣的地方。你們墨家的弟子們學習墨家之學問不會去懷疑墨子言論的正確，儒家的弟子們也不會去否認孔子言論的正確，然而在我眼裏這些簡直繆不可言。沒有懷疑的精神，怎麽可能探索出真正的真理？”說到最後，他顯得極其激動。
中國自古以來有很多優良的傳統，比如尊師重道，比如尊老愛幼，比如忠君愛國。但是唯獨在學問上極其缺乏懷疑的精神，哪怕戰國時代乃是曆史上風氣最優良的百家爭鳴時代，人們也必然認為自己的祖師說的一定是對的，上古聖王們的說法和做法一定是對的。如果事實最終證明他們錯了，那後代弟子們絕對不會去承認，他們隻會說那是你理解錯了，要不就是流傳的時候出錯了，他們是絕對不會承認聖王和祖師有錯的。墨家弟子們本來也是如此，然而當戴言給南墨的弟子們以引導，讓他們擁有了懷疑的精神，此派墨家最終開始走上了一條與天下學派都大不一樣的道路。
除了戴言以外，誰都不知道東方曆史上的“第一次數學危機”就這樣輕而易舉的解決掉了。要知道，在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同樣遇到了類似的問題，然而他們對於無理數的發現者希帕索斯卻是直接將其沉入海中，這種給科學劃定禁區的行為要一直到16世紀科學革命才能逐漸破除。而這也由此成為未來兩大文明的轉擇點。
這距離他接納墨家已經過去已經快兩個月了，這兩個月裏，齊魏兩國經過大量的外交活動已經初步達成了兩國相王的細則，然而宋國不愧是號稱聾宋，對於外界的反應極為遲鈍。戴言現在也隻是聽從路過的遊士說起齊國正在議論齊候稱王一事，對於此事他也沒怎麽放在心上，他更看重的是對於豐邑的治理。
有了墨家弟子們的幫助，再加上戴言對於幾何學毫不保留的傳授，豐邑洪水過後所造成的大量爭議土地很快就被厘清，農民們也很快的就投入了繁忙的耕種之中。這一狀況與豐邑臨近諸邑大不相同，臨近諸邑因為大量爭議的土地爆發了數起流血衝突。當臨近諸邑的百姓們聽說豐邑有能夠準確測量土地的方法時，甚至有人專程跑到豐邑請墨家弟子們過去幫忙，由此也使得墨家的影響力開始在下層百姓中擴大開來。而戴言有了墨家和家臣們輔助，邑內反倒沒有什麽大事，他就帶著家臣們去考察百姓們的耕種，他想觀察一下此時的農業水平到底是怎麽樣的。
觀察的結果讓他極為失望。宋國地域也算是開發有上千年的地方了，然而此時的農業水平還是極為低下。此時的農民手中金屬工具極為稀少，就他親自考察的結果，大部分農民的農具不是木製就是石製的，唯一的金屬農具則就是一把銅製的鐮刀。木犁這個時代倒是已經有了，然而大型的牲畜牛馬卻少得可憐。就他親自觀察所得，基本上至少十戶人家才共用一頭牛或馬。許多農民都是一家父子用人力托著木犁開墾出一畝畝的田地，讓戴言看得辛酸不已。
戴言對於此狀況極為不解，曆史書上不是說春秋戰國最大的變化就是鐵農具的廣泛使用，為何他看到的是一副如此的景象？他就這個問題詢問了巨子田鳩。從田鳩口中詢問此時的狀況，再加上他自身的思考他總算是能夠理解了。
在這個時代，銅可以說是作為天下列國間的通用貨幣在使用的，一戶家庭能有一把銅鐮刀或許都是攢下了多少年才得到的財產。這個時代的冶鐵技術並不發達，再加上這個時代人們對於鐵農具的防鏽也沒有太多的經驗，使得鐵的運用也沒有戴言想象的廣泛。當然更重要的原因則是韓國控製了天下最重要的宜陽鐵礦，可以說整個天下至少九成的鐵都是出自韓國。韓國能成為天下強國之一，宜陽鐵礦所出產的鐵製武器功不可沒。韓國雖是強國，然而包圍其國的秦、楚、魏、趙也都不是弱國，像韓國也隻能盡全力的武裝自己。宜陽所生產的鐵大部分都用來製造武器了，又有多少多餘的鐵能夠用來製造農具呢？
其實一直到漢代，鐵製農具對於當時的農民來說都是奢侈品，也隻有地主們手中才能擁有有限的鐵農具。事實上中國的農民真正開始大規模的運用起鐵農具，那要一直到北宋時代。北宋時由於大規模的用煤來煉鐵，鐵的產量一年可達7.5萬噸到15萬噸之間，這個產量幾乎相當於工業革命以前歐洲所有國家鐵產量的總和。有了這樣龐大的規模使得鐵的價格大大降低，普通農民都能用得起鐵，才使得深耕細作成為可能。大規模的深耕細作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北宋時中國的人口首次超過一個億，北宋能夠以遠小於漢唐的國土供養起幾乎兩倍於漢唐的人口，又豈是偶然呢？
戴言當然是不知道這些的，但是這不妨礙他朝著這方麵思考。在他看來，他作為豐邑的領主，他天生就有義務幫助豐邑的百姓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在考察期間還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現象，那就是此時的土地的利用率簡直太低了。基本上人們隻開墾離河靠近河湖的土地，超過了一定界限的土地全部都是荒蕪的，雜草叢生，這一點和戴言在後世所見的場景差別太大了。戴言清楚的記得在後世的農村，基本上他所能見到的土地，除了山地和墳地，沒有不被開墾的土地，然而到了另一個時空，為何會出現這麽多的荒地呢？
他把這個疑問向田鳩提出來，得到的答案則是隻有靠近水邊的土地才是能夠利用的耕地。農業耕種是需要用水的，沒有水的田又如何能夠進行耕種呢？事實上後世中國農民對於土地的利用接近極限，那完全是因為建國後國家對於水利建設投入下了血本，50年的時間裏共建設了8萬多個水庫，這才做到了真正的“四海無閑田”。
戴言當然也是不知道後世變遷的原因的，然而他還是從這些狀況中找出了需要努力的方向：開溝渠。他清楚的記得，這個時代的西門豹治鄴，做的第一件事是將那些神棍巫婆沉入河中，第二件事就是開溝渠。後來秦國的李冰也是修建了都江堰才使得蜀地成為秦國的糧倉。看來要使自己的領地治理好，修水利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他的封地是豐邑，然而這個封地的範圍具體是多大，其實誰也說不清楚。因為此時的封地所封的都隻是邑，是城市，城市附近所依附城市生活的庶民自然就是他的領民。至於這個城市所附屬的鄉村範圍到底有多大就完全不好說了，而且此時的地圖也是極不精確。戴言就看過整個豐邑的地圖，那簡直就像是一副山水畫一樣，裏麵隻是簡簡單單的畫出了山與河的走勢，再標明了一些重要的地名和村莊。
戴言開始完全了解自己封地的狀況後尋求改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墨家弟子們繪製整個豐邑的地圖。墨家的弟子們自從學習了幾何學以後，對於此門學問的研究簡直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境地。因為戴言在教授這門學問的時候就事先申明了這門學問是一門開放的學問，任何人隻要能夠在此學問上取得成就就能取得其命名權。像纏子提出並證明了等腰三角形的三線合一定理，戴言立即就將其命名為纏氏定理，這大大的刺激了墨家弟子們學習此門學問的欲望。隨後戴言又親自論證了勾股定理，並提出了三角函數和三角學，墨家弟子們對於學問的實際應用是及其看重的，於是戴言就將測量豐邑周邊和繪製準確地圖的任務交給他們了。
在此之間還發生了一件“小事”。戴言在提出勾股定理以前曾經對數下了一個定義：世間任何一個數都可以表示為兩個整數之比。這種在直觀和經驗上的“真理”沒有人覺得不妥，然而這實際上是戴言對墨家弟子們所做的一個小測試而已，他想看看墨家弟子們有沒有懷疑的科學精神。
很快，當戴言論證出勾股定理以後，纏子發現了一個新的數——根號2。他很快就發現此數不能表示為兩個數之比，這種違背常識和經驗的現象讓他感到恐懼，他小心翼翼的將此事告訴了巨子田鳩，田鳩研究以後對此事也極為困惑，隨後他隻得求助於戴言。戴言對此哈哈一笑，隨後就讓田鳩召集起了所有學習幾何學的墨家弟子，他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出來交給了眾弟子們，問問墨家眾弟子們能否給出一個解釋。結果自然是無人能夠解釋，然而他們對於戴言對數所下的定義卻也是不敢推翻，所有人都不知道怎麽辦的時候，戴言自己出頭，更改了他對數所下的定義，他把原來那個定義的數命名為有理數，而纏子所新發現的數命名為無理數——意為人們的直覺和經驗不可理解的數。
這一下就讓墨家弟子們炸毛了，仿佛有種天塌了的感覺。在他們看來，他們放棄墨家的墨經轉而向戴言學習，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認為戴言所教的知識是真正的真理，是天經地義的世界的法則。然而世間的法則豈可如此輕易的就更改？
戴言對眾人說道：“我這一門學問研究的是世間的真理，然而真理何其難得？直覺和經驗歸納概括的真理是真理嗎？並不是的，它還需要經得起邏輯的檢驗。然而經過邏輯檢驗的真理就是真理嗎，也不是的，它還需要能夠真正的反映現實。在這其中我們需要什麽呢？我們需要的是懷疑的精神。任何我們已經證明了的定理和真理我們都需要懷疑，如果未來有了特例，那麽原來的真理必然就不正確，這就是我這門學問和其他學問最不一樣的地方。你們墨家的弟子們學習墨家之學問不會去懷疑墨子言論的正確，儒家的弟子們也不會去否認孔子言論的正確，然而在我眼裏這些簡直繆不可言。沒有懷疑的精神，怎麽可能探索出真正的真理？”說到最後，他顯得極其激動。
中國自古以來有很多優良的傳統，比如尊師重道，比如尊老愛幼，比如忠君愛國。但是唯獨在學問上極其缺乏懷疑的精神，哪怕戰國時代乃是曆史上風氣最優良的百家爭鳴時代，人們也必然認為自己的祖師說的一定是對的，上古聖王們的說法和做法一定是對的。如果事實最終證明他們錯了，那後代弟子們絕對不會去承認，他們隻會說那是你理解錯了，要不就是流傳的時候出錯了，他們是絕對不會承認聖王和祖師有錯的。墨家弟子們本來也是如此，然而當戴言給南墨的弟子們以引導，讓他們擁有了懷疑的精神，此派墨家最終開始走上了一條與天下學派都大不一樣的道路。
除了戴言以外，誰都不知道東方曆史上的“第一次數學危機”就這樣輕而易舉的解決掉了。要知道，在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同樣遇到了類似的問題，然而他們對於無理數的發現者希帕索斯卻是直接將其沉入海中，這種給科學劃定禁區的行為要一直到16世紀科學革命才能逐漸破除。而這也由此成為未來兩大文明的轉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