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閣內，隨著朱允炆的娓娓道來，許多曾經在於謙心中，那些被迷霧層層籠罩的往事，開始重新浮出水麵並且逐漸清晰起來。
“自從草原劫持的案子之後，文奎總算是洗去了身上帶著的那濃厚的佛性。”
朱允炆啜了口茶水，目光也出了神，迴憶著之前十幾年的種種瑣事。
“後麵，朕成立了湖畔學院，把你安排到了文奎的身邊，從那一刻開始，朕給文奎構造了一個完全虛構的世界，他遇到的人、聽到的話、看到的事，都是假的，都是朕和雙喜安排好的。
離開了學校，你還記得，你和文奎的第一站是哪裏嗎。”
於謙睜大了眼睛，這一刻，他仿佛找迴了無數的記憶：“應天府刑房，大皇子做主簿，我是他的師爺。”
“然後他挑了一個案子，一個叫張東升的案子。”
朱允炆笑了起來：“刑房那些公員給文奎準備的案子，全都是假案子，無論他挑哪一個，你都會跟朕說，朕就會讓西廠接手，安排接下來的一切。”
聽了這番話，於謙的思維開始清晰起來，甚至不用朱允炆繼續說，他自己都開始分析起來。
“所以這才是為什麽，一件如此簡單的案子，來迴出現反轉，也是為什麽，那個叫張東的吏部郎中會站出來，將原本可以推卸掉的罪責，抗在了自己的身上。”
“沒錯。”朱允炆耷拉著眼皮：“這件事之前，那個叫張東的官已經在吏察中沒有通過即將要被罷黜，朕不過是讓他退隱的稍微不那麽體麵罷了。
案件的前半段，朕不停的給文奎出選擇題，目的呢是想看看他如何處理和對待這種棘手的、權貴與百姓之間的爭端之事，想要鍛煉的，是他的能力和魄力。
而在案件的後半段，朕讓張東出麵頂這個案子，又給他另一種教育，那就是，人性的難以揣測。”
即使沒有朱允炆來解釋，於謙也已經知道了朱允炆的用意。
因為當時這個案子對朱文奎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初出茅廬的朱文奎正是亟待大展拳腳的時候，他熱情高漲、他信心滿滿、他躊躇滿誌。
結果呢？
現實給了朱文奎當頭棒喝，讓朱文奎知道，現實中的大明，很可能隨意的一件小事都是他處理不好，甚至說，朱文奎壓根就沒有能力去處理！
在張東升的案子中，朱文奎是絞盡腦汁、費盡心力才覺得自己已經‘摸透’了朱允炆的用心，加上許不忌的佐助，最終將案子定了性。
抓了張東升，定了張東升的罪。
在權貴和百姓兩個階級中，堅定不移的選擇了捍衛老百姓，選擇了保護百姓。
即使案件的真相無法查明，哪怕是辦冤假錯案，什麽對百姓有利，他就做什麽！
“很多事情，真相不重要、對錯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需要什麽，做皇帝的需要什麽！”
這句話，讓於謙笑了起來。
做了幾年的父母官，於謙對這句話是有切身體會的。
爬到越高，越接近政治權力的中心，越能明白這句話的真諦。
這就是政治本身的特殊邏輯。
一件事如何處理，普通老百姓的視角和政客的視角永遠不會一樣的。
在這個時期，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接觸的，還多受元雜曲這一文化的影響。
而元雜曲的主要內容多是類似‘竇娥冤’之類的一些人間慘劇，展露出來的多是權貴官員迫害百姓、壓榨百姓的黑暗。
老百姓受到壓迫和權貴欺淩的時候，心裏往往悲哀的自我安慰。
受著吧，這就是現實。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官官相護，當官的都是人上人，被欺負就被欺負吧。
朱允炆要破掉老百姓心裏這種想法！要讓老百姓站起來！
可是他朱允炆是皇帝啊，他的這種理想哪裏是說幾句話，喊幾句口號就可以實現的？
這種事需要在一次次事件的具體落實中，潛移默化的影響到老百姓才行。
就如同老百姓為什麽會自憐自艾的忍受壓迫欺淩，認為這是一種理所應當？
因為這就是在幾千年的封建史中，平民階級就是受壓迫的，就是活該遭受欺淩的。
祖祖輩輩如此，跪了幾千年，能是幾句口號就喊起來的？
朱允炆自己知道，他再如何偉大，就算喊出‘人民已經站起來了’這句話，終究作用不大。
他不是神仙，他隻是一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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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肉體凡胎，幾十年後就會病亡去世的男人而已。
等他死了之後，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
怎麽辦啊？
所以，張東升的案子就是在塑造朱文奎的性子，想要看看朱文奎有沒有同樣的理想。
就讓法律，也偏頗一次弱勢群體。
也希望在這一次次的偏頗中，讓這個國家的人民不在隻是習慣跪著，而是站起來，勇敢的向權貴階級呐喊出聲。
“丫的跟你們死磕！”
那一刻，朱文奎對待國家的基本政治觀得到了朱允炆想要看到的塑造。
塑造完了這一基本政治觀之後，朱允炆又給朱文奎留了一句告誡式的結尾。
那就是張東升的爹張東站出來，扛下了本可以推卸給管家的罪責，把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所以才有朱文奎發問“為什麽一個草菅人命的腐敗官員，會在最後一刻良心發現呢？”
而朱允炆說了這麽一句“人性複雜，誰又能說的準。”
這不是一個準確的答案，卻也是最合理的答案。
人性是說不準的。
當法律從偏頗權貴階級到偏頗平民階級的時候，平民也一樣會變壞。
他們中的一部分也一樣會訛詐、耍賴以及無理取鬧。
所以人性說不準，將來的政策路線也要適時的再去改變。
至於如何改變，那就是該朱允炆接班人，乃至往後一代代接班人操心的事了。
“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僅擁有著對這個國家發展洞若觀火的細致觀察力，也要有把控力。”
朱允炆念叨著：“斷案之前要的就是觀察力，斷案之後要的就是把控力，朕很欣慰，起碼在那個時候，朕對他的處理和成長非常滿意。”
這個時候，於謙已經屏住了唿吸，因為他知道。
最重要的話還在後麵，會出現兩個要命的字眼。
“但是！”
“自從草原劫持的案子之後，文奎總算是洗去了身上帶著的那濃厚的佛性。”
朱允炆啜了口茶水，目光也出了神，迴憶著之前十幾年的種種瑣事。
“後麵，朕成立了湖畔學院，把你安排到了文奎的身邊，從那一刻開始，朕給文奎構造了一個完全虛構的世界，他遇到的人、聽到的話、看到的事，都是假的，都是朕和雙喜安排好的。
離開了學校，你還記得，你和文奎的第一站是哪裏嗎。”
於謙睜大了眼睛，這一刻，他仿佛找迴了無數的記憶：“應天府刑房，大皇子做主簿，我是他的師爺。”
“然後他挑了一個案子，一個叫張東升的案子。”
朱允炆笑了起來：“刑房那些公員給文奎準備的案子，全都是假案子，無論他挑哪一個，你都會跟朕說，朕就會讓西廠接手，安排接下來的一切。”
聽了這番話，於謙的思維開始清晰起來，甚至不用朱允炆繼續說，他自己都開始分析起來。
“所以這才是為什麽，一件如此簡單的案子，來迴出現反轉，也是為什麽，那個叫張東的吏部郎中會站出來，將原本可以推卸掉的罪責，抗在了自己的身上。”
“沒錯。”朱允炆耷拉著眼皮：“這件事之前，那個叫張東的官已經在吏察中沒有通過即將要被罷黜，朕不過是讓他退隱的稍微不那麽體麵罷了。
案件的前半段，朕不停的給文奎出選擇題，目的呢是想看看他如何處理和對待這種棘手的、權貴與百姓之間的爭端之事，想要鍛煉的，是他的能力和魄力。
而在案件的後半段，朕讓張東出麵頂這個案子，又給他另一種教育，那就是，人性的難以揣測。”
即使沒有朱允炆來解釋，於謙也已經知道了朱允炆的用意。
因為當時這個案子對朱文奎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初出茅廬的朱文奎正是亟待大展拳腳的時候，他熱情高漲、他信心滿滿、他躊躇滿誌。
結果呢？
現實給了朱文奎當頭棒喝，讓朱文奎知道，現實中的大明，很可能隨意的一件小事都是他處理不好，甚至說，朱文奎壓根就沒有能力去處理！
在張東升的案子中，朱文奎是絞盡腦汁、費盡心力才覺得自己已經‘摸透’了朱允炆的用心，加上許不忌的佐助，最終將案子定了性。
抓了張東升，定了張東升的罪。
在權貴和百姓兩個階級中，堅定不移的選擇了捍衛老百姓，選擇了保護百姓。
即使案件的真相無法查明，哪怕是辦冤假錯案，什麽對百姓有利，他就做什麽！
“很多事情，真相不重要、對錯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需要什麽，做皇帝的需要什麽！”
這句話，讓於謙笑了起來。
做了幾年的父母官，於謙對這句話是有切身體會的。
爬到越高，越接近政治權力的中心，越能明白這句話的真諦。
這就是政治本身的特殊邏輯。
一件事如何處理，普通老百姓的視角和政客的視角永遠不會一樣的。
在這個時期，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接觸的，還多受元雜曲這一文化的影響。
而元雜曲的主要內容多是類似‘竇娥冤’之類的一些人間慘劇，展露出來的多是權貴官員迫害百姓、壓榨百姓的黑暗。
老百姓受到壓迫和權貴欺淩的時候，心裏往往悲哀的自我安慰。
受著吧，這就是現實。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官官相護，當官的都是人上人，被欺負就被欺負吧。
朱允炆要破掉老百姓心裏這種想法！要讓老百姓站起來！
可是他朱允炆是皇帝啊，他的這種理想哪裏是說幾句話，喊幾句口號就可以實現的？
這種事需要在一次次事件的具體落實中，潛移默化的影響到老百姓才行。
就如同老百姓為什麽會自憐自艾的忍受壓迫欺淩，認為這是一種理所應當？
因為這就是在幾千年的封建史中，平民階級就是受壓迫的，就是活該遭受欺淩的。
祖祖輩輩如此，跪了幾千年，能是幾句口號就喊起來的？
朱允炆自己知道，他再如何偉大，就算喊出‘人民已經站起來了’這句話，終究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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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在這一次次的偏頗中，讓這個國家的人民不在隻是習慣跪著，而是站起來，勇敢的向權貴階級呐喊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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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朱文奎對待國家的基本政治觀得到了朱允炆想要看到的塑造。
塑造完了這一基本政治觀之後，朱允炆又給朱文奎留了一句告誡式的結尾。
那就是張東升的爹張東站出來，扛下了本可以推卸給管家的罪責，把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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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允炆說了這麽一句“人性複雜，誰又能說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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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性說不準，將來的政策路線也要適時的再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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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於謙已經屏住了唿吸，因為他知道。
最重要的話還在後麵，會出現兩個要命的字眼。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