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的近代中國充斥了各種戰爭，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戰亂和兵燹所引起的社會動蕩與頻繁的自然災害也是使工人生存環境惡化的重要因素，曆史上若是沒有這些戰亂，工人的日子或許不能算得上小康，但是多數比起農民來還是能溫飽有餘的。戰亂不僅帶來直接的血腥和殺戮，搶、占、擾對工人的生活影響也十分巨大。總之，連年戰亂，生活困苦，人民不堪兵燹匪累，尤其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整個中華民族都被推入苦難的深淵，以工資收入為主的工人麵臨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雖然舊中國各行業工人生活情形不一，但是民國經濟基礎薄弱，各地的工廠經常停業停產，失業成為當時一大問題。失業工人一旦斷了經濟收入，生存就變得困難，如果還遇上災荒，那就苦不堪言了。雖然民國中國有比較先進的勞動立法，但是一紙空文是不可能保障工人的利益的。時人評說：“一遇災情發生，無不遷徙流離，啼饑號寒，哀鴻嗷嗷，厥狀至慘，雖不乏熱心慈善之士，辦理急賑，實施救治，然事屬治標，難於久恃。”由於當時中國沒有一個完善的社會救助製度和救濟體係，更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製度，賑濟隻能是治標不治本。
自然災害最直接的後果是糧食歉收和饑荒，餓殍遍野導致瘟疫流行。共和五年，四川發生大旱災，糧食歉收，致使糧價飛漲，重慶街頭接連發生“路斃”，每天“路斃”街頭的工人占了十之**，大多數是苦力工人，由於災荒，米價上漲，許多工人哪怕生點小病，因為無錢醫治就隻能等死了。
不過這次省港大罷工卻並非因為這些問題，說起來這事情還是謝持鄒魯這兩個革命黨的寶貨惹下的亂子。當革命黨*退守廣東之後，財源枯竭的他們更加無力阻止軍隊翻盤，甚至連程德全、程符、陳炯明的三路革命軍都難以提供全額軍餉。鄒魯等人在廣州和十三行的舊人搞的華工輸出法國的跨國勞務，本來是打算賣豬仔掙點法郎，沒想到卻被北方佬們在報紙上宣傳為販賣人口，嚇得鄒魯謝持等人立馬關張不說，還跑到了香港去避風頭。
在香港這二位還沒消停，躲了兩個月，就又出來重操舊業，在港英政府那裏注冊了個發達勞務公司，繼續販賣華工到法國去當勞工，而且這次和香港的洪門敗類勾結，幹脆從廣東各地誘拐綁架勞工去香港，然後集中送往法國。港英當局對於這種為協約國送人的買賣自然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操持了大半年，雖然革命黨那裏落下了三瓜倆棗的，但是這二位可算是發了血汗財。
聽說廣州一家紡織廠倒閉，大批工人失業在家，鄒魯的手下就故技重施，在廠子的工人棚戶區設立了招工點，說香港有家紡織工廠擴建，招收熟練工，其實是打算誘騙人去香港，然後到了那邊自然有幫會出麵控製他們這些工人，然後往大船上一裝，等著算人頭收錢就行了，至於這些工人的死活，就各安天命了。
不過善惡到頭終有報，恰好一位半年前被他們騙上船的工人在法國逃了出來，還跟著遠征軍第二批部隊的船返迴國內，剛剛迴到廣州就見到了以前拐騙他的那幫爛仔，這位潮州人二話不說，招唿一幫老鄉就把爛仔們給圍死了，一頓板磚杠頭，然後拿到了廣州的警察局去報案。
不過此時廣州政府還是革命黨的天下，鄒魯等人在香港的發達公司也沒少給他們這些革命黨上貢，當然不能跟窮工人們一個鼻孔出氣，於是這幫人前腳進了警察局，後腳就被放出來了。當年被拐騙的那位潮州人也學精明了，他把人送進警局，卻帶人在後門蹲守，結果候個正著，這下子潮州工人中的幫會也不幹了，革命黨明擺著欺負潮州人嘛。
結果這場因為潮州工人引起的騷亂幹脆就變成工人對革命黨政府的罷工和示威遊行，而被革命黨盤剝的商戶也跟著起哄，鬧出個罷*市來。本來這事情說大不大，如果革命黨政府能下決心推出幾個替罪羊，也未必會激化矛盾。但是這時候的革命黨隻有廣東一省，政府裏親朋故舊的關係盤根錯節，動了誰也傷感情，所以胡傳儒的政府就對工人和商人進行了驅散。
本來事情到此應該就告一個段落了，沒想到工人商人們可不是以前那些唯唯諾諾予取予求的羔羊了，在北方自治政府區域大都推行了重工商，重民權的政策，不僅對民族工商業都進行扶持，而且還頒行了不少諸如《最低薪酬保障製度》、《就業促進法》、《雇主雇員權利義務法》等的現代化的社會保障體係法案，還有慈濟會的大力救助，基本上很少有自治政府區域內的工人因為失業或者疾病而導致全家流落街頭甚至凍餓而死的悲劇發生。廣東本來是民族工商業最發達的地區，沒想到山東、江蘇、浙江都已經遠遠超過不說，甚至連剛剛被納入自治區域的湖南、江西（中北部）現在也是一派繁榮景象，廣東商人對革命黨的感官可想而知。廣州商會在有心人的點撥下，組織了一個廣州工商罷工請願委員會的組織，不僅被驅散的罷工工人又重新聚集起來，而且還蔓延向另外一個工商業重鎮--香港。
廣州商會雖然沒有十大商會那麽霸氣，但是同樣是有錢有槍的他們一旦發揮自己的優勢，罷工罷*市的勢頭自然不是幾百名拎著警棍的警察能鎮壓的了。眼見著在廣州罷工罷*市的風潮已經成為滔天巨浪，本來就沒有多少威望的胡傳儒大驚之下，竟然對三路革命軍隊下達了“克日進穗，滌蕩商亂”的指令，而陳炯明和程德全在粵東和福建都沒有動作，陳炯明是因為自己的部下中潮汕當地人不少，犯不著為了他胡傳儒跟自己的的部下過不去。而程德全本來就是降將，經曆了宋案之後，他也著實動了退隱的心思，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在福建南部抱殘守缺的蟄伏下來。真正響應的是梅關外的程符程頌雨。本來程符是湖南的革命元老，但是起兵太晚沒有撈到什麽好處，在共和前幾年一直在湖南江西一帶巡視，也拉起了幾千人的隊伍，還得了湘東撫軍使得差事。不過讓他真正成為軍頭的是因為自己的親家黃克敵，本來一手組建的建國贛軍的黃克敵一直是革命黨幾大督軍中當之無愧的帶頭大哥，論資曆講勢力都是老大。由於長期為革命事業而奔波，積勞成疾，共和七年10月10日，黃興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最終因食道與胃靜脈屈張破裂出血（肝門靜脈高壓所致；根據其死前多次大量吐血以及肝腫大所推測，為肝硬化常見之並發症）在上海慈濟醫院去世，時年僅42歲。胡傳儒、廖立中等人親自主持治喪活動。次年4月15日國葬黃興於長沙嶽麓山雲麓峰下小月亮坪。臨終前黃克敵把經曆了蔡鬆坡、熊克武和自己傾力打造的贛軍殘部都托付給自己的親家程符，程符在他死後在贛南粵北地區大肆招兵買馬，加上他本身的幾千民團，居然也擴充到兩萬多人槍的規模，但是這貧困的山區無法養活這許多兵馬。恰好胡傳儒主席的一份電報，讓幾位將軍帶兵入廣州勤王，程符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留下了三千贛軍守住贛州城，帶著一萬八千所謂的革命軍第三軍過梅嶺古道直下羊城。本來就是民團出身加上散兵遊勇，加上程符曾經許諾拿下廣州城，大家發洋財，讓這支本來就渙散的山溝裏的隊伍一進廣州城就徹底的獸化了，一路上對沿路商鋪進行了洗劫。隊伍也從團為單位，變成了連為單位，甚至是三五成群的背著槍進入胡同巷子開始入戶搶劫。
這一天中午廣東各界在東較場舉行了第三次罷工罷*市的宣傳集會，會後舉行了遊行示威。下午2時15份，遊行前隊抵達海珠大橋，與程符的民團一個連不期而遇，眼見遊行隊伍裏部分商人穿金戴銀，十分闊綽的樣子，早已被搶劫搞的興奮異常的程符部，幹脆在未經警告的情況下向遊行隊伍射擊，遊行隊伍走避不及，當場死亡多人。為避免事態擴大，參加遊行的商團護衛均遵守紀律未予還擊。
是日廣州城內烽煙四起，哀嚎遍野，程符的第三軍從勤王變成了洗城，讓胡傳儒等革命黨大佬也大為震驚，但是手裏無兵無將的革命黨政府除了走避逃亡也沒有選擇，連程符也無法控製被搶劫的原始**燒紅了雙眼的部下，廣州徹底變成了匪兵們的暴力樂園。
接到了情調局統調局廣州站發過來的情況報告，吳宸軒立即召集軍隊和政府的要員們在國防部開了緊急對策會議，不到一個小時，一道命令就傳到了香港，剛剛啟程前往歐洲的第四批遠征軍的一個機步師在香港停泊，立即在船上做好登陸準備，命令船隻調頭前往黃埔港，開赴穗城執行戡亂任務。
正所謂不作死不會死，革命黨最後的一塊陣地也被他們自己玩的要改姓吳了。至於急等援軍的英國人除了得到第三批遠征軍暫緩撤離法國和盡快補發裝備給第三批遠征軍的承諾之外也沒有得到什麽更多的解釋，不過他們總算弄懂了兩句中國名言“攘外必先安內”和“事急從權”。
雖然舊中國各行業工人生活情形不一，但是民國經濟基礎薄弱，各地的工廠經常停業停產，失業成為當時一大問題。失業工人一旦斷了經濟收入，生存就變得困難，如果還遇上災荒，那就苦不堪言了。雖然民國中國有比較先進的勞動立法，但是一紙空文是不可能保障工人的利益的。時人評說：“一遇災情發生，無不遷徙流離，啼饑號寒，哀鴻嗷嗷，厥狀至慘，雖不乏熱心慈善之士，辦理急賑，實施救治，然事屬治標，難於久恃。”由於當時中國沒有一個完善的社會救助製度和救濟體係，更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製度，賑濟隻能是治標不治本。
自然災害最直接的後果是糧食歉收和饑荒，餓殍遍野導致瘟疫流行。共和五年，四川發生大旱災，糧食歉收，致使糧價飛漲，重慶街頭接連發生“路斃”，每天“路斃”街頭的工人占了十之**，大多數是苦力工人，由於災荒，米價上漲，許多工人哪怕生點小病，因為無錢醫治就隻能等死了。
不過這次省港大罷工卻並非因為這些問題，說起來這事情還是謝持鄒魯這兩個革命黨的寶貨惹下的亂子。當革命黨*退守廣東之後，財源枯竭的他們更加無力阻止軍隊翻盤，甚至連程德全、程符、陳炯明的三路革命軍都難以提供全額軍餉。鄒魯等人在廣州和十三行的舊人搞的華工輸出法國的跨國勞務，本來是打算賣豬仔掙點法郎，沒想到卻被北方佬們在報紙上宣傳為販賣人口，嚇得鄒魯謝持等人立馬關張不說，還跑到了香港去避風頭。
在香港這二位還沒消停，躲了兩個月，就又出來重操舊業，在港英政府那裏注冊了個發達勞務公司，繼續販賣華工到法國去當勞工，而且這次和香港的洪門敗類勾結，幹脆從廣東各地誘拐綁架勞工去香港，然後集中送往法國。港英當局對於這種為協約國送人的買賣自然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操持了大半年，雖然革命黨那裏落下了三瓜倆棗的，但是這二位可算是發了血汗財。
聽說廣州一家紡織廠倒閉，大批工人失業在家，鄒魯的手下就故技重施，在廠子的工人棚戶區設立了招工點，說香港有家紡織工廠擴建，招收熟練工，其實是打算誘騙人去香港，然後到了那邊自然有幫會出麵控製他們這些工人，然後往大船上一裝，等著算人頭收錢就行了，至於這些工人的死活，就各安天命了。
不過善惡到頭終有報，恰好一位半年前被他們騙上船的工人在法國逃了出來，還跟著遠征軍第二批部隊的船返迴國內，剛剛迴到廣州就見到了以前拐騙他的那幫爛仔，這位潮州人二話不說，招唿一幫老鄉就把爛仔們給圍死了，一頓板磚杠頭，然後拿到了廣州的警察局去報案。
不過此時廣州政府還是革命黨的天下，鄒魯等人在香港的發達公司也沒少給他們這些革命黨上貢，當然不能跟窮工人們一個鼻孔出氣，於是這幫人前腳進了警察局，後腳就被放出來了。當年被拐騙的那位潮州人也學精明了，他把人送進警局，卻帶人在後門蹲守，結果候個正著，這下子潮州工人中的幫會也不幹了，革命黨明擺著欺負潮州人嘛。
結果這場因為潮州工人引起的騷亂幹脆就變成工人對革命黨政府的罷工和示威遊行，而被革命黨盤剝的商戶也跟著起哄，鬧出個罷*市來。本來這事情說大不大，如果革命黨政府能下決心推出幾個替罪羊，也未必會激化矛盾。但是這時候的革命黨隻有廣東一省，政府裏親朋故舊的關係盤根錯節，動了誰也傷感情，所以胡傳儒的政府就對工人和商人進行了驅散。
本來事情到此應該就告一個段落了，沒想到工人商人們可不是以前那些唯唯諾諾予取予求的羔羊了，在北方自治政府區域大都推行了重工商，重民權的政策，不僅對民族工商業都進行扶持，而且還頒行了不少諸如《最低薪酬保障製度》、《就業促進法》、《雇主雇員權利義務法》等的現代化的社會保障體係法案，還有慈濟會的大力救助，基本上很少有自治政府區域內的工人因為失業或者疾病而導致全家流落街頭甚至凍餓而死的悲劇發生。廣東本來是民族工商業最發達的地區，沒想到山東、江蘇、浙江都已經遠遠超過不說，甚至連剛剛被納入自治區域的湖南、江西（中北部）現在也是一派繁榮景象，廣東商人對革命黨的感官可想而知。廣州商會在有心人的點撥下，組織了一個廣州工商罷工請願委員會的組織，不僅被驅散的罷工工人又重新聚集起來，而且還蔓延向另外一個工商業重鎮--香港。
廣州商會雖然沒有十大商會那麽霸氣，但是同樣是有錢有槍的他們一旦發揮自己的優勢，罷工罷*市的勢頭自然不是幾百名拎著警棍的警察能鎮壓的了。眼見著在廣州罷工罷*市的風潮已經成為滔天巨浪，本來就沒有多少威望的胡傳儒大驚之下，竟然對三路革命軍隊下達了“克日進穗，滌蕩商亂”的指令，而陳炯明和程德全在粵東和福建都沒有動作，陳炯明是因為自己的部下中潮汕當地人不少，犯不著為了他胡傳儒跟自己的的部下過不去。而程德全本來就是降將，經曆了宋案之後，他也著實動了退隱的心思，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在福建南部抱殘守缺的蟄伏下來。真正響應的是梅關外的程符程頌雨。本來程符是湖南的革命元老，但是起兵太晚沒有撈到什麽好處，在共和前幾年一直在湖南江西一帶巡視，也拉起了幾千人的隊伍，還得了湘東撫軍使得差事。不過讓他真正成為軍頭的是因為自己的親家黃克敵，本來一手組建的建國贛軍的黃克敵一直是革命黨幾大督軍中當之無愧的帶頭大哥，論資曆講勢力都是老大。由於長期為革命事業而奔波，積勞成疾，共和七年10月10日，黃興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最終因食道與胃靜脈屈張破裂出血（肝門靜脈高壓所致；根據其死前多次大量吐血以及肝腫大所推測，為肝硬化常見之並發症）在上海慈濟醫院去世，時年僅42歲。胡傳儒、廖立中等人親自主持治喪活動。次年4月15日國葬黃興於長沙嶽麓山雲麓峰下小月亮坪。臨終前黃克敵把經曆了蔡鬆坡、熊克武和自己傾力打造的贛軍殘部都托付給自己的親家程符，程符在他死後在贛南粵北地區大肆招兵買馬，加上他本身的幾千民團，居然也擴充到兩萬多人槍的規模，但是這貧困的山區無法養活這許多兵馬。恰好胡傳儒主席的一份電報，讓幾位將軍帶兵入廣州勤王，程符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留下了三千贛軍守住贛州城，帶著一萬八千所謂的革命軍第三軍過梅嶺古道直下羊城。本來就是民團出身加上散兵遊勇，加上程符曾經許諾拿下廣州城，大家發洋財，讓這支本來就渙散的山溝裏的隊伍一進廣州城就徹底的獸化了，一路上對沿路商鋪進行了洗劫。隊伍也從團為單位，變成了連為單位，甚至是三五成群的背著槍進入胡同巷子開始入戶搶劫。
這一天中午廣東各界在東較場舉行了第三次罷工罷*市的宣傳集會，會後舉行了遊行示威。下午2時15份，遊行前隊抵達海珠大橋，與程符的民團一個連不期而遇，眼見遊行隊伍裏部分商人穿金戴銀，十分闊綽的樣子，早已被搶劫搞的興奮異常的程符部，幹脆在未經警告的情況下向遊行隊伍射擊，遊行隊伍走避不及，當場死亡多人。為避免事態擴大，參加遊行的商團護衛均遵守紀律未予還擊。
是日廣州城內烽煙四起，哀嚎遍野，程符的第三軍從勤王變成了洗城，讓胡傳儒等革命黨大佬也大為震驚，但是手裏無兵無將的革命黨政府除了走避逃亡也沒有選擇，連程符也無法控製被搶劫的原始**燒紅了雙眼的部下，廣州徹底變成了匪兵們的暴力樂園。
接到了情調局統調局廣州站發過來的情況報告，吳宸軒立即召集軍隊和政府的要員們在國防部開了緊急對策會議，不到一個小時，一道命令就傳到了香港，剛剛啟程前往歐洲的第四批遠征軍的一個機步師在香港停泊，立即在船上做好登陸準備，命令船隻調頭前往黃埔港，開赴穗城執行戡亂任務。
正所謂不作死不會死，革命黨最後的一塊陣地也被他們自己玩的要改姓吳了。至於急等援軍的英國人除了得到第三批遠征軍暫緩撤離法國和盡快補發裝備給第三批遠征軍的承諾之外也沒有得到什麽更多的解釋，不過他們總算弄懂了兩句中國名言“攘外必先安內”和“事急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