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和完全的選擇自由。不僅如此，他們還不會因為前麵哪篇論文遲交受罰，所以完全沒有風險。
第三個班得到的是可以稱之為“專製”的待遇：我給三篇論文都規定了交卷期限，分別定在第四周、第八周和第十二周。這是“齊步走”命令，他們完全沒有彈性或選擇的餘地。
這三個班，你們預料哪一個班的期末的成績會最好？是古列夫那個班嗎？他們享有一定的彈性。或者第二個班？隻有最後期限，享有完全的彈性。還是第三個班？強製性的期限，因而完全沒有彈性。成績最好的會是哪個班呢？同時，你們預料哪個班成績會最差呢？
學期結束，負責這幾個班的教學助理何塞?席爾瓦（他本人是研究拖遝惡習的專家，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評卷後把論文發還給學生們，我們可以比較這三個班的成績了。我們發現被限定三個交卷時間的那個班成績最好；完全不設交卷期限（最後期限除外）那個班成績最差；古列夫那個班，可以自己設定三個交卷期限（但遲交會被罰分），成績在二者之間，這三篇論文和期末總成績都是如此。
這一結果說明了什麽？第一，學生們的確有拖遝習慣（一大新聞）；第二，嚴格限製他們的自由（自上而下地硬性規定每一篇論文的交卷期限）是治療拖遝病最有效的手段。但是最大的啟示在於，隻要給學生們一種工具讓他們自己設定期限，就可以幫助他們獲得較好的成績。
這一發現意味著學生們一般都了解自己拖遝的問題，如果有機會也能夠與之鬥爭，並可能取得相應的成果。但是為什麽允許自設期限的學生的成績不如那些被嚴格規定期限的學生呢？我的感覺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了解自己的拖遝傾向，即使那些認識到自己拖遝傾向的人也不一定對自己的問題有完全的了解。不錯，人們可以自己設定期限，但是這些期限未必能使他們的能力得到最好發揮。
當我看了古列夫班的學生設定的期限，問題確實出在這裏。盡管班裏大多數學生把三個交卷期限平均拉開（這些學生的成績與被嚴格規定期限的那些一樣高），有些人沒有把期限拉開，有幾個甚至根本沒有給自己設定期限。那些沒有充分拉開交卷期限的學生把全班的平均成績拉了下來。缺少了合理的期限分配——交卷期限會強迫他們在學期中間盡早動手準備論文——期末論文一般都是倉促而就，因而質量很差（即使沒有算上按遲交天數1%的扣分也是如此）。
有意義的是，這一結果意味著，拖
遝問題人皆有之，那些認識到並承認自己弱點的人能夠更好地利用設計好的工具幫助自己戰勝它。
這就是我和學生們的經驗。它與日常生活有什麽關係呢？我認為關係很大。抵禦誘惑、灌輸自製意識是人類總體的目標，一再失敗、少有成功則是我們很多苦難的來源之一。我環顧一下周圍，看到人們都在盡力做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不管是發誓要遠離點心盤子的節食者，還是發誓要少花錢多儲蓄的家庭，為自我控製進行的鬥爭到處都有。我們可以在書籍雜誌、廣播電台和電視裏發現各種各樣的自我完善和幫助的信息。
但是，盡管有這些電波信息的傳送和印刷品的集中關注，我們一再發現自己處在和我的學生們同樣的困境之中——一次又一次無法達到我們的長遠目標。為什麽呢？因為缺乏參與精神，我們在誘惑麵前一觸即潰。
還有什麽其他的辦法嗎？從我上麵描述的實驗來看，最明顯的結論是，如果有“外部聲音”發出命令，我們多數人會立正傾聽。歸根結底，被我設定具體期限的學生——我對他們發出“家長式”的聲音——表現最好。當然，咆哮的命令並不總是有效，人們也往往不喜歡采用。退一步怎麽樣？最好的辦法似乎是給人以預先參與的機會，選擇他們喜歡的行動路徑。這種做法可能不如強製性規定那樣有效，但是它能夠幫助我們把自己推向正確的方向（如果對人們實施訓練，讓他們在自己設定期限方麵獲得經驗，可能更是這樣）。
底線是什麽呢？我們在自我控製上有困難，這種困難與即時滿足與延後滿足有關——這是明擺著的事實。但同時我們麵臨的每個問題又都有潛在的自我控製機製。如果我們無法從領到的工資支票中抽出部分進行儲蓄，還可以讓雇主自動幫我們扣除；如果我們沒有定期健身的意誌力，也可以和朋友們搭伴安排鍛煉時間。有很多可以使我們預先參與的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實現自己的願望。
可以利用預先參與機製來解決問題還有哪些呢？我們來考慮一下保健和信用消費。
儲蓄
我們可以像奧威爾小說中描寫的那樣，發布政令，禁止人們消費。這就如同我第三個班的學生一樣，由我強行規定最後期限。但是有沒有更聰明的做法，讓人們監視自己的消費呢？
幾年前，我聽說過一種“冰杯”法能減少信用卡消費。這是在自己家中矯正消費衝動的方法：你把信用卡放到一杯水裏，把杯子放到冰箱裏冰凍起來。然後，如果你一時衝動又決定
要買什麽東西，必須先等杯子裏的冰化了才能取出信用卡。到那時，你的衝動可能會消退。（你不能把杯子放到微波爐裏解凍，那會損傷磁道。）
但是還有一種引起爭議的好方法，當然更加現代化。約翰?利蘭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描寫了一種正在增長的自我羞愧趨勢：“一位自稱特裏西婭的婦女上個星期發現自己信用卡欠債總額已經高達22302美元，她迫不及待要把這一消息散布出去。特裏西婭，二十九歲，從沒有對家人或朋友提及自己的財務狀況，以及對自己的個人債務表示羞愧。但是她在自己位於密執安北部家中的洗衣間裏，做了一件上一代人聞所未聞、匪夷所思的事情：她在網上發帖子，公開自己的詳細財務狀況，包括她的財富淨值（目前是–38691美元），信用卡收支狀況包括欠款利息費用，以及她從去年建立博客以來已經償還的債務金額（15312美元）。”
文章還表明特裏西婭的博客代表了當前越來越大的某種趨勢。很明顯，已經有數十個（現在可能多達數千了）專門的債務博客網站（網站名稱從“比你窮”，“我們欠債”，“別愛上欠債”到特裏西婭的網頁“擺脫債務博客”）。利蘭寫道，“消費者在請求別人幫助自己建立自製機製，因為許許多多的公司在毫無節製地大肆推銷。”
把過度消費的狀況在博客上發表，這樣做重要而且有用，但正如我們在第五章關於情緒的討論所說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在引誘麵前抑製消費的方法，而不是事後設法抱怨。
我們能夠做些什麽呢？能否依照古列夫他們班的條件創造某種機製，既有自由選擇權同時又有內在的限製？我開始想象另一種類型的信用卡——自我控製信用卡，它能幫助人們限製自己的消費行為。用戶可以事先設定他們在每類商品、每家商店的消費限額以及他們每次消費的限額。例如，持卡人可以把咖啡消費限製在每周20美元，服裝類消費每半年600美元，也可以把日用雜項限製在每周200美元，娛樂消費每月60美元，並且在下午2點~5點之間禁止糖果類消費。如果他們超過消費限額怎麽辦？這可以由持卡人自己來決定。例如，他們可以設定信用卡自動拒付，或者可以自己設定超限稅並且把稅金轉贈給“人類家園”國際組織、朋友，或者轉為定期儲蓄。這種信用卡係統也可以采用“冰杯”方式對大件消費設置冷卻時段，甚至可以由係統自動給你配偶、母親或者朋友發出一封電子郵件：
親愛的蘇米：
本郵件提請您注意，您的丈夫丹?艾瑞裏，一位誠信正直的公民，現已超過了每月50美元的巧克力消費限額，實際消費已達到73.25美元。
順致敬意，自我控製信用卡中心
這好像是在白日做夢，但事實並非如此。想一下那些開始充斥市場的智能卡（薄薄的，手掌大小的卡片，具有了不起的計算機功能）的潛力。這些智能卡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按每個人不同的需要定製消費計劃並幫助人們明智地管理信貸。例如，為什麽信用卡不能有個消費“調節器”（就像發動機有限速器一樣）來限製某些特定情況下的現金支付業務？它們為什麽不能具有與緩釋膠囊類似的功能，讓消費者能夠自己設定，合理分配信貸，幫助他們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樣消費呢？
幾年前，我深信帶“控製”功能的信用卡是個金點子，於是我向一家大銀行請求約見。令我非常高興的是，這家信譽卓著的銀行竟然予以迴應，並且建議我到他們的紐約總部去。
幾個星期後我到了該公司的紐約總部，在接待處耽擱了一小會兒，被帶到了一間現代化會議室。透過厚厚的落地玻璃窗從高空下望，曼哈頓的金融區曆曆在目，川流不息的黃色出租車在雨中蠕動。幾分鍾後，房間裏就坐上了六七位高級銀行主管，包括銀行信用卡分部的負責人。
我先講述拖遝惡習會給大家都帶來什麽問題。在個人財務領域，我說，它造成我們大家忽視儲蓄的重要性——信貸隨手可得，這一誘惑使我們的壁櫥裏堆滿了自己並不真正需要的東西。不一會兒就可以看出來，我的話引起了在場每一個人的共鳴。
接著我開始講述美國人如何陷入了可怕的對信用卡的過度依賴，他們如何被債務活活吃掉，他們又如何在掙紮著尋找擺脫這一困境的出路。遭受打擊最重的群體之一是美國的老人，實際上，從1992年~2004年間，年齡55歲以上老人負債率的增長比美國其他年齡段人群都要快，他們中有人甚至用信用卡來填補醫療保險費，有些人還可能失去他們的家產。
我開始感到自己就像電影《風雲人物》中的喬治?貝利在乞求免除貸款債務一樣。主管們開始發言，多數講到了他們的親戚、配偶和朋友（當然沒有他們自己）如何遭遇信用債務的麻煩。我們做了詳細的討論。
既然鋪墊已經做好，我開始講解使用“自我控製信用卡”幫助消費者減少消費增加儲蓄這一構想。一開始我覺得這些銀行家們有點吃驚，難道我不知道
銀行和信用卡機構每年從卡上獲得的利息就有170億美元？老天哪！他們可能放棄嗎？
不過，我也不會那麽天真。我向銀行家們解釋說自我控製信用卡這一構想背後有著巨大的商機，“你們看，”我說，“信用卡生意麵臨你死我活的競爭，你們每年發出60億封直接郵件，但是各公司提供的信用卡大同小異。”他們雖然不情願，但承認我說的是事實。“不過，假如有一家信用卡公司從其中站出來，”我繼續說，“加入到消費者一邊來——為陷入信貸恐慌的消費者充當辯護人，會怎麽樣呢？假如有一家公司有膽量提供一種信用卡，它能幫助消費者控製信貸，或者更進一步，把一部分錢轉入定期儲蓄，會怎麽樣？”我向房間裏環視了一下，“我敢打賭成千上萬的消費者會把其他公司的信用卡一剪兩半作廢——轉而申請你們的！”
一陣興奮的熱浪席卷整個房間。銀行家們點著頭，互相交談。他們一一和我握手，對我說，不久一定還要約我再來談一次。
不過，他們約我再談的事情就像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了。（可能他們擔心失去每年170億美元的利息，或者是過去的拖遝惡習依然故我）。但是我想設計一種有自我控製功能的信用卡的想法沒變——可能將來總有一天，有人會邁出下一步。
所有權的高昂代價(1)
為什麽我們會高估自己的一切？
為什麽賣主總比買主的估價高？
為什麽你不願意以高價接受自己已買不到的球票？
“試用”促銷是怎麽綁住你的？
“30天不滿意全額退款”要的什麽鬼把戲？
“倒票”實驗
在杜克大學，籃球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介於狂熱的業餘愛好與虔誠的宗教活動之間。學校的籃球館狹小陳舊，吸音效果也差——比賽時觀眾席上的助威呐喊聲此起彼伏，混雜迴蕩，成為滾滾巨雷，足以使人們的腎上腺素激增。球館狹小自然能使人們與球員親密接觸，卻沒有足夠的座位容納翹首以待的球迷。不過,話說迴來了，杜克人喜歡的就是這個勁兒；校方也根本沒有打算把狹小擁擠的籃球館翻修擴建，把規模增大一些。為了合理分配球票，多年來逐漸形成了一套複雜的選擇程序，把真正的鐵杆球迷與一般大眾區分開來。
盡管春季學期還沒開學，想看球賽的學生已經在籃球館外的空間草地上搭起了帳篷。每個帳篷住10個學生。最先到的把帳篷搭在離球館入口
最近處，晚到的依次序排在後麵。這一不斷增長的群體被稱作“克日澤斯維斯基城”，表達了學生們對新賽季本隊勝利的熱情期盼以及對主教練“克大爺”——麥克?克日澤斯維斯基的衷心愛戴。
於是汽笛聲不定時地響起，這時很容易就知道一個人是不是鐵杆球迷，血管裏流的是不是正宗杜克球迷的“藍血”了。汽笛一拉響，倒計時開始，5分鍾內，以帳篷為單位，每個帳篷中最少要有一個人到籃球協會那裏簽到登記。如果5分鍾內哪個帳篷沒有人去登記，全帳篷的人就被淘汰出局，到最後麵重新排隊。這一過程要持續到春季學期結束，到球賽開始前48小時達到白熱化的頂點。
到了賽前48小時，“帳篷簽到”改為“個人登記”。在這一階段，帳篷就不再是一個整體，而僅僅是一個共同居住的場所了：汽笛一響，每個人都必須單獨去向籃球協會登記。如果錯過一次“個人登記”那就要失掉本輪資格迴到最後重新排隊。汽笛聲在普
第三個班得到的是可以稱之為“專製”的待遇：我給三篇論文都規定了交卷期限，分別定在第四周、第八周和第十二周。這是“齊步走”命令，他們完全沒有彈性或選擇的餘地。
這三個班，你們預料哪一個班的期末的成績會最好？是古列夫那個班嗎？他們享有一定的彈性。或者第二個班？隻有最後期限，享有完全的彈性。還是第三個班？強製性的期限，因而完全沒有彈性。成績最好的會是哪個班呢？同時，你們預料哪個班成績會最差呢？
學期結束，負責這幾個班的教學助理何塞?席爾瓦（他本人是研究拖遝惡習的專家，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評卷後把論文發還給學生們，我們可以比較這三個班的成績了。我們發現被限定三個交卷時間的那個班成績最好；完全不設交卷期限（最後期限除外）那個班成績最差；古列夫那個班，可以自己設定三個交卷期限（但遲交會被罰分），成績在二者之間，這三篇論文和期末總成績都是如此。
這一結果說明了什麽？第一，學生們的確有拖遝習慣（一大新聞）；第二，嚴格限製他們的自由（自上而下地硬性規定每一篇論文的交卷期限）是治療拖遝病最有效的手段。但是最大的啟示在於，隻要給學生們一種工具讓他們自己設定期限，就可以幫助他們獲得較好的成績。
這一發現意味著學生們一般都了解自己拖遝的問題，如果有機會也能夠與之鬥爭，並可能取得相應的成果。但是為什麽允許自設期限的學生的成績不如那些被嚴格規定期限的學生呢？我的感覺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了解自己的拖遝傾向，即使那些認識到自己拖遝傾向的人也不一定對自己的問題有完全的了解。不錯，人們可以自己設定期限，但是這些期限未必能使他們的能力得到最好發揮。
當我看了古列夫班的學生設定的期限，問題確實出在這裏。盡管班裏大多數學生把三個交卷期限平均拉開（這些學生的成績與被嚴格規定期限的那些一樣高），有些人沒有把期限拉開，有幾個甚至根本沒有給自己設定期限。那些沒有充分拉開交卷期限的學生把全班的平均成績拉了下來。缺少了合理的期限分配——交卷期限會強迫他們在學期中間盡早動手準備論文——期末論文一般都是倉促而就，因而質量很差（即使沒有算上按遲交天數1%的扣分也是如此）。
有意義的是，這一結果意味著，拖
遝問題人皆有之，那些認識到並承認自己弱點的人能夠更好地利用設計好的工具幫助自己戰勝它。
這就是我和學生們的經驗。它與日常生活有什麽關係呢？我認為關係很大。抵禦誘惑、灌輸自製意識是人類總體的目標，一再失敗、少有成功則是我們很多苦難的來源之一。我環顧一下周圍，看到人們都在盡力做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不管是發誓要遠離點心盤子的節食者，還是發誓要少花錢多儲蓄的家庭，為自我控製進行的鬥爭到處都有。我們可以在書籍雜誌、廣播電台和電視裏發現各種各樣的自我完善和幫助的信息。
但是，盡管有這些電波信息的傳送和印刷品的集中關注，我們一再發現自己處在和我的學生們同樣的困境之中——一次又一次無法達到我們的長遠目標。為什麽呢？因為缺乏參與精神，我們在誘惑麵前一觸即潰。
還有什麽其他的辦法嗎？從我上麵描述的實驗來看，最明顯的結論是，如果有“外部聲音”發出命令，我們多數人會立正傾聽。歸根結底，被我設定具體期限的學生——我對他們發出“家長式”的聲音——表現最好。當然，咆哮的命令並不總是有效，人們也往往不喜歡采用。退一步怎麽樣？最好的辦法似乎是給人以預先參與的機會，選擇他們喜歡的行動路徑。這種做法可能不如強製性規定那樣有效，但是它能夠幫助我們把自己推向正確的方向（如果對人們實施訓練，讓他們在自己設定期限方麵獲得經驗，可能更是這樣）。
底線是什麽呢？我們在自我控製上有困難，這種困難與即時滿足與延後滿足有關——這是明擺著的事實。但同時我們麵臨的每個問題又都有潛在的自我控製機製。如果我們無法從領到的工資支票中抽出部分進行儲蓄，還可以讓雇主自動幫我們扣除；如果我們沒有定期健身的意誌力，也可以和朋友們搭伴安排鍛煉時間。有很多可以使我們預先參與的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實現自己的願望。
可以利用預先參與機製來解決問題還有哪些呢？我們來考慮一下保健和信用消費。
儲蓄
我們可以像奧威爾小說中描寫的那樣，發布政令，禁止人們消費。這就如同我第三個班的學生一樣，由我強行規定最後期限。但是有沒有更聰明的做法，讓人們監視自己的消費呢？
幾年前，我聽說過一種“冰杯”法能減少信用卡消費。這是在自己家中矯正消費衝動的方法：你把信用卡放到一杯水裏，把杯子放到冰箱裏冰凍起來。然後，如果你一時衝動又決定
要買什麽東西，必須先等杯子裏的冰化了才能取出信用卡。到那時，你的衝動可能會消退。（你不能把杯子放到微波爐裏解凍，那會損傷磁道。）
但是還有一種引起爭議的好方法，當然更加現代化。約翰?利蘭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描寫了一種正在增長的自我羞愧趨勢：“一位自稱特裏西婭的婦女上個星期發現自己信用卡欠債總額已經高達22302美元，她迫不及待要把這一消息散布出去。特裏西婭，二十九歲，從沒有對家人或朋友提及自己的財務狀況，以及對自己的個人債務表示羞愧。但是她在自己位於密執安北部家中的洗衣間裏，做了一件上一代人聞所未聞、匪夷所思的事情：她在網上發帖子，公開自己的詳細財務狀況，包括她的財富淨值（目前是–38691美元），信用卡收支狀況包括欠款利息費用，以及她從去年建立博客以來已經償還的債務金額（15312美元）。”
文章還表明特裏西婭的博客代表了當前越來越大的某種趨勢。很明顯，已經有數十個（現在可能多達數千了）專門的債務博客網站（網站名稱從“比你窮”，“我們欠債”，“別愛上欠債”到特裏西婭的網頁“擺脫債務博客”）。利蘭寫道，“消費者在請求別人幫助自己建立自製機製，因為許許多多的公司在毫無節製地大肆推銷。”
把過度消費的狀況在博客上發表，這樣做重要而且有用，但正如我們在第五章關於情緒的討論所說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在引誘麵前抑製消費的方法，而不是事後設法抱怨。
我們能夠做些什麽呢？能否依照古列夫他們班的條件創造某種機製，既有自由選擇權同時又有內在的限製？我開始想象另一種類型的信用卡——自我控製信用卡，它能幫助人們限製自己的消費行為。用戶可以事先設定他們在每類商品、每家商店的消費限額以及他們每次消費的限額。例如，持卡人可以把咖啡消費限製在每周20美元，服裝類消費每半年600美元，也可以把日用雜項限製在每周200美元，娛樂消費每月60美元，並且在下午2點~5點之間禁止糖果類消費。如果他們超過消費限額怎麽辦？這可以由持卡人自己來決定。例如，他們可以設定信用卡自動拒付，或者可以自己設定超限稅並且把稅金轉贈給“人類家園”國際組織、朋友，或者轉為定期儲蓄。這種信用卡係統也可以采用“冰杯”方式對大件消費設置冷卻時段，甚至可以由係統自動給你配偶、母親或者朋友發出一封電子郵件：
親愛的蘇米：
本郵件提請您注意，您的丈夫丹?艾瑞裏，一位誠信正直的公民，現已超過了每月50美元的巧克力消費限額，實際消費已達到73.25美元。
順致敬意，自我控製信用卡中心
這好像是在白日做夢，但事實並非如此。想一下那些開始充斥市場的智能卡（薄薄的，手掌大小的卡片，具有了不起的計算機功能）的潛力。這些智能卡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按每個人不同的需要定製消費計劃並幫助人們明智地管理信貸。例如，為什麽信用卡不能有個消費“調節器”（就像發動機有限速器一樣）來限製某些特定情況下的現金支付業務？它們為什麽不能具有與緩釋膠囊類似的功能，讓消費者能夠自己設定，合理分配信貸，幫助他們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樣消費呢？
幾年前，我深信帶“控製”功能的信用卡是個金點子，於是我向一家大銀行請求約見。令我非常高興的是，這家信譽卓著的銀行竟然予以迴應，並且建議我到他們的紐約總部去。
幾個星期後我到了該公司的紐約總部，在接待處耽擱了一小會兒，被帶到了一間現代化會議室。透過厚厚的落地玻璃窗從高空下望，曼哈頓的金融區曆曆在目，川流不息的黃色出租車在雨中蠕動。幾分鍾後，房間裏就坐上了六七位高級銀行主管，包括銀行信用卡分部的負責人。
我先講述拖遝惡習會給大家都帶來什麽問題。在個人財務領域，我說，它造成我們大家忽視儲蓄的重要性——信貸隨手可得，這一誘惑使我們的壁櫥裏堆滿了自己並不真正需要的東西。不一會兒就可以看出來，我的話引起了在場每一個人的共鳴。
接著我開始講述美國人如何陷入了可怕的對信用卡的過度依賴，他們如何被債務活活吃掉，他們又如何在掙紮著尋找擺脫這一困境的出路。遭受打擊最重的群體之一是美國的老人，實際上，從1992年~2004年間，年齡55歲以上老人負債率的增長比美國其他年齡段人群都要快，他們中有人甚至用信用卡來填補醫療保險費，有些人還可能失去他們的家產。
我開始感到自己就像電影《風雲人物》中的喬治?貝利在乞求免除貸款債務一樣。主管們開始發言，多數講到了他們的親戚、配偶和朋友（當然沒有他們自己）如何遭遇信用債務的麻煩。我們做了詳細的討論。
既然鋪墊已經做好，我開始講解使用“自我控製信用卡”幫助消費者減少消費增加儲蓄這一構想。一開始我覺得這些銀行家們有點吃驚，難道我不知道
銀行和信用卡機構每年從卡上獲得的利息就有170億美元？老天哪！他們可能放棄嗎？
不過，我也不會那麽天真。我向銀行家們解釋說自我控製信用卡這一構想背後有著巨大的商機，“你們看，”我說，“信用卡生意麵臨你死我活的競爭，你們每年發出60億封直接郵件，但是各公司提供的信用卡大同小異。”他們雖然不情願，但承認我說的是事實。“不過，假如有一家信用卡公司從其中站出來，”我繼續說，“加入到消費者一邊來——為陷入信貸恐慌的消費者充當辯護人，會怎麽樣呢？假如有一家公司有膽量提供一種信用卡，它能幫助消費者控製信貸，或者更進一步，把一部分錢轉入定期儲蓄，會怎麽樣？”我向房間裏環視了一下，“我敢打賭成千上萬的消費者會把其他公司的信用卡一剪兩半作廢——轉而申請你們的！”
一陣興奮的熱浪席卷整個房間。銀行家們點著頭，互相交談。他們一一和我握手，對我說，不久一定還要約我再來談一次。
不過，他們約我再談的事情就像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了。（可能他們擔心失去每年170億美元的利息，或者是過去的拖遝惡習依然故我）。但是我想設計一種有自我控製功能的信用卡的想法沒變——可能將來總有一天，有人會邁出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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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賣主總比買主的估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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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不滿意全額退款”要的什麽鬼把戲？
“倒票”實驗
在杜克大學，籃球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介於狂熱的業餘愛好與虔誠的宗教活動之間。學校的籃球館狹小陳舊，吸音效果也差——比賽時觀眾席上的助威呐喊聲此起彼伏，混雜迴蕩，成為滾滾巨雷，足以使人們的腎上腺素激增。球館狹小自然能使人們與球員親密接觸，卻沒有足夠的座位容納翹首以待的球迷。不過,話說迴來了，杜克人喜歡的就是這個勁兒；校方也根本沒有打算把狹小擁擠的籃球館翻修擴建，把規模增大一些。為了合理分配球票，多年來逐漸形成了一套複雜的選擇程序，把真正的鐵杆球迷與一般大眾區分開來。
盡管春季學期還沒開學，想看球賽的學生已經在籃球館外的空間草地上搭起了帳篷。每個帳篷住10個學生。最先到的把帳篷搭在離球館入口
最近處，晚到的依次序排在後麵。這一不斷增長的群體被稱作“克日澤斯維斯基城”，表達了學生們對新賽季本隊勝利的熱情期盼以及對主教練“克大爺”——麥克?克日澤斯維斯基的衷心愛戴。
於是汽笛聲不定時地響起，這時很容易就知道一個人是不是鐵杆球迷，血管裏流的是不是正宗杜克球迷的“藍血”了。汽笛一拉響，倒計時開始，5分鍾內，以帳篷為單位，每個帳篷中最少要有一個人到籃球協會那裏簽到登記。如果5分鍾內哪個帳篷沒有人去登記，全帳篷的人就被淘汰出局，到最後麵重新排隊。這一過程要持續到春季學期結束，到球賽開始前48小時達到白熱化的頂點。
到了賽前48小時，“帳篷簽到”改為“個人登記”。在這一階段，帳篷就不再是一個整體，而僅僅是一個共同居住的場所了：汽笛一響，每個人都必須單獨去向籃球協會登記。如果錯過一次“個人登記”那就要失掉本輪資格迴到最後重新排隊。汽笛聲在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