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四人幫”的滋生地。早在1965年11月，江青（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代理組長）、張春橋（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組組員）合謀炮製的《評〈海瑞罷官〉》，就在《文匯報》上刊出。在文學藝術領域掀起了批判運動。拉幫結夥初具形態。1966年2月，受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並形成“紀要”。揭開了10年內亂的序幕。同年11月，“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立，王洪文封為司令。馬上得到張春橋的縱容和扶持。真所謂物以類聚，沆瀣相投。一時間，四個人翻掌為雲，覆手成雨，洶洶猖狂。最終把矛頭指向窺伺已久的上海市委、市人委，要取而代之。1967年初，發動“一月革命”，又很快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簡稱“市革會”）。刮起了“奪權”歪風，迅速蔓延開來，使得各地的黨組織領導全部癱瘓。此後，他們以上海為最重要的據點，上躥下跳，惡性擴張，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所形成的黑暗勢焰，令人發指。甚至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後，在上海的餘黨仍陰謀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所以，上海也就勢必成為“四人幫”禍國殃民的重災區。
然而，上海的黨組織、基層幹部和普通群眾，同“四人幫”作鬥爭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市委曾多次作出規定，製止粗暴打鬥行為。工人們以《老工人講話了》為題，致電毛主席、黨中央。市委宣傳部幾個幹部組成“共向東”群眾組織。《解放日報》拒絕報道和發行有關造反消息。上鋼五廠張貼《曆史不容顛倒》和《堅決打倒兩麵派江青》的大字報。市六醫院醫生宋嵐以死抗爭，臨終前用鮮血書寫“打倒江青”。音樂家賀綠汀在批鬥會上反批鬥。汽車發動機廠抨擊工總司。南匯縣黨代會等公開聲稱“本單位沒有走資派”。市檔案館辦公室副主任、越劇團某武功教師等連續多次上書。“批林批孔”運動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都有人向中央反映情況。許許多多幹部和原地下黨員，在殘酷迫害麵前堅強不屈。全市因反對“四人幫”而遭到鎮壓者有一萬多人。無數工作人員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守生產崗位，沒有停止創造。
反抗風起，波瀾壯闊。大規模作戰的有80多萬幹部、黨團員、勞模、先進工作者、老工人、群眾團結起來，成立“赤衛隊”（即“上海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總部”），為維護市委、人委，而被“四人幫”豢養的工總司圍攻追打，發生“康平路事件”及“昆山事件”。另外，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簡稱“炮司”）、複旦大學“孫悟空戰鬥組”（簡稱“孫悟空”）、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上三司”）、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文匯報》等，先後兩次，針對張春橋的倒行逆施，發起“炮打”，予以重創。而影響最為深遠的較量，當屬上海柴油機廠聯合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聯司”），反對“四人幫”、市革會、工總司，所作出的勇敢的艱苦的拚命的努力。
要研究這些現象，首先涉及到解放思想是實事求是的思想前提和內在要求的問題。長期以來，公眾輿論普遍認為，聯司、“支聯站”（即“支持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絡站”，還有“支聯總站”）和上海人民，與“四人幫”、市革會、工總司，作為矛盾對立雙方，根本利益相互衝突之所在，乃“四人幫”惟恐上海不亂，肆無忌憚，百般橫行，火上澆油，加劇了本來就非常嚴峻的局勢。而聯司則在動蕩無法避免的情況下，弘揚正氣，奮起抵牾，竭盡全力多維護些已經取得的勝利成果。對具體過程進行具體分析，使我們不得不摒棄某些習慣傾向和主觀偏見。從中提出新觀點。確定所謂造反和老保之間，本質區別是一個要破壞，一個要捍衛；一個要削弱，一個要鞏固；一個要黑暗，一個要光明。絕非為類似缺乏科學性的說法，即隻因出自對掌控支配力量要求再分配，所以鬧得不可開交雲雲。更需要予以匡正的還在於，至今仍有腦袋裏麵裝糨子糊塗得深沉。認為虧得“四人幫”剿滅了聯司。否則工人階級隊伍行將出現分裂。此說很荒謬！聯司被踏平了，等於障礙徹底消除。繼而形成萬馬齊喑的局麵。益發有利於“四人幫”為所欲為。難道這才算步入正道？又是誰能夠歡歡喜喜呢？
隨著文化大革命曠日持久，人們越來越看清楚，這場運動的根本危害性。促動原來意義上的造反派、保皇派、逍遙派、觀潮派等等，日益分化瓦解。紛紛參加到反對“四人幫”的行列中來。裏麵有個意識深化過程。再說革命從來不分先後早晚。思想水平存在著各種差別。甚至有時候會處於盲目狀態。但隻要心術正當，積極采取行動，就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發展規律。更何況眾人拾柴聚薪後來者居上呢？所引申出來的道理非常明確。在抓得住老鼠方麵，白貓、黃貓和黑貓獲取最終效果是相同的。在這裏，還不妨運用反證法。工總司就始終圍著“四人幫”轉，死心塌地地充當走狗幫兇。涇渭非常分明。不存在半點含糊。可見，不管什麽派別，如果要論功過是非，主要看其是否反對過“四人幫”，檢查有無抵牾過文化大革命。在總體上把握住事物發展的大方向沒有。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尊重實踐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根本體現。
聯司成立不久，就要找張春橋論道理評是非。又很快支持炮司、孫悟空、紅革會等炮打張春橋。並且積極地參加進去。翻印和散發了大量傳單，諸如《警惕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具有明顯的隊伍建設特點。即不屬於什麽幫派體係。同其他群眾組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1967年初，曾經有過4次事變。上三司、二兵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北上返滬第二兵團”，簡稱“二兵團”）、紅革會、大聯委（“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大聯委”）等造反派，搶奪市委、市人委的權力。但聯司均沒有涉及牽連。也就是說，聯司沒有采取過任何有害地方領導機關的行動。曆史很清白。獨立作戰能力非常強。思想比較深刻。胸懷相當的前瞻性。
我們說，聯司鬥爭精神曠久彌新，長放光芒，是由非常時期的風吹雨打鑄就的。實際情況是，聯司的敵手“東方紅”（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柴油機廠東方紅總部”）屬於工總司勁旅。而工總司又為“四人幫”所收編利用。因為打下人不看主人，而且後來直接攻擊主人，雙方形成了對立局麵。聯司本部成員並不多，卻有遍及上海地區的許許多多單位的支聯站，作為後盾，同船過渡，眾誌成城。形式上具備既廣泛又鬆散的特點。大家團結在黨旗和國旗下麵，以思想看法為統領。所以雖然組織成分來源多樣化，但大都讚成、注重和支持與“四人幫”唱反調。並且在具體行動中出資、盡力或予以附議。充分體現了促使社會前進的階級、階層及集團的成員的總體性，即人民性。大勢趨向再明確不過了。是與派性絕緣無關的。有個最生動的例子，很能夠證明此種說法。即赤衛隊雖有80萬人馬，卻很快土崩瓦解。因此可以推導出這樣的命題，哪怕是特大型群眾組織，活動能量仍然很有限。遠非根深葉茂。相反，聯司隻有一二千人，還是渾身膽量，敢同“四人幫”公開抗衡。之所以衝擊規模大，凸現出鬥爭力量強。並非因為個個三頭六臂，而是上海的父老鄉親們都行動起來了。
在曆史緊要關頭，聯司、支聯站和廣大幹部群眾奮起，針鋒相對，全麵出擊，使匹敵達到步步白熱化，動搖了“四人幫”妄想在沙灘上蓋高樓，本來就不牢固的基礎。兩大陣營壁壘更加分明。使張春橋都深感震驚。在1967年9月初，他哀歎最近上海不太平。要張某人、姚某人靠邊站的唿聲高漲。說市革會執行反動路線，鎮壓了聯司。張春橋還表示，聯司的問題很複雜，涉及到廠黨委到八機部黨委。後來發展成所有反革命勢力的聚集處。反對革命。反對市革會。分裂工人學生運動。蒙蔽廣大幹部群眾。受到社會上地富反壞右的擁護。還爭取北京學生的支持。最為嚴重的是贏得了國際上，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的喝采。可見聯司帶領群眾進行起義，影響何等重大。真正是得道多助。已經達到一唿萬應的程度。而“四人幫”又是多麽孤立，心理變態，灰暗一片。
我們發現，張春橋在1967年底，曾經就“四人幫”受挫問題，有過總結。明確地指出，他們奪權以後，上海的風浪很大。許許多多人代表保守派，代表反動階級，代表資本主義勢力，一次次衝擊革命造反派，破壞市革會。由此，可以從反麵得到結論，聯司、支聯站和人民群眾與“四人幫”作鬥爭，革命大方向應該肯定。是勿庸置疑的。但因為缺少研究，還是引發了失當的見解。多以“春秋無義戰”之說作為出發點。在進行定性分析時，套用上“結幫夥”、“拉隊伍”、“占山頭”、“搞派性”等詞語。看似公允，內裏膚淺，很不客觀。操作起來不分黑白好壞，要麽輕描淡寫，或者批評指責。結果隻能混淆敵我，沒有是非界限。造成錯誤斷案。不管三七二十一，各打五十大板，掩蓋了過程中應有的根本屬性，把判別標準束之高閣。核心所在是違反了實事求是的基本要求。而解放思想就是要我們遵循實事求是規律來了解曆史。文化大革命整個指導思想錯了。但在當時試圖公開進行反對，沒有實在可行性。且小打小鬧成不了氣候。百舍重繭，大勢所趨。隻有旗鼓相當地以類似團體形式出現，興師動眾，先偽裝自己，成為時代產物。再利用影響逐步擴展。才能在更大範圍和更深程度上反擊“四人幫”。如此迂迴曲折，不斷發展，努力向前。合理性顯而易見。
冥思苦索此等特殊事件及派生出來諸多問題，使我們不得不提到《靜靜的頓河》。肖洛霍夫撰寫這部經典作品，主旨就在於澄清深度“曆史性誤解”。當時，負責頓河地方平暴的紅軍指揮員對“哥薩克氣質”不甚了了；把因為遠離十月革命風暴中心，所以產生恐慌心理和抵觸情緒，等同於反動思想；並血腥鎮壓進行對抗反擊者。而哥薩克人文化落後，粗野蠻橫，自由自在慣了。加上忠君思想，很容易被反革命利用。誰要幹預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即會使用武器，嘯聚起事。雙方在認識上的差錯，隨著疆場廝殺推移，變得越來越嚴重：一方麵簡單地把區域性當成階級性；另一方麵視是為非，革命性被看作外敵性。致使主人公格裏哥利四進紅軍五入白軍，仍無法確定自己所站方位，最終釀成罕有的悲劇。小說從客觀存在出發，揭示出大趨勢與哥薩克的矛盾——困惑迷茫，進行剖析，還其原始麵目。從而幫助億萬讀者，來正確理解史實。同樣，我們也很有必要正本清源，使這段忘記不了的曆史真相大白。剝離覆蓋在聯司、支聯站和人民群眾身上斑駁陸離的色彩。不能再局限於幫派傾軋或排擠異己的定說層麵，而要承認聯司、支聯站和上海人民反對“四人幫”，曾經起到過引導事物發展先行者的作用。在客觀上削弱了 “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進程。體現出社會主義民主正氣得到伸張的大勢趨向和客觀規律。
至於“四人幫”、市革會、工總司，在上海是無惡不作的。工總司號稱上海第一大造反組織。幾乎所有頭目都是“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多數成員則賣力地充當炮灰。跟著王洪文破壞生產、生活和社會秩序，製造動亂，衝擊機關，批鬥幹部，懲罰群眾，釀成血案，刮起經濟主義風，要錢要物，任意揮霍國家財產，使法製建設破壞殆盡。而王洪文之所以敢狗膽包天，變為名副其實的頭號打手，工總司成了打手部隊。實質上是因為受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控製和指揮。工總司絕對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群眾團體了。它如此高規格高層次高級別，是直接通過市革會，作為紐帶形式，同“四人幫”緊密勾搭起來。從而形成工總司操辦“官方化”，即中央文革小組化，“四人幫”化。在結構建立、思想意識和政治野心上，完全融合無間。“四人幫”是工總司實際操縱者。工總司則成為“四人幫”的“穩住上海，搞亂全國，亂中奪權”的戰略機動力量。蛻化為令人畏懼和震懾的勢焰。
“四人幫”橫行霸道，張牙舞爪。誰與他們的政見、立場、觀點、對重大問題的態度等不同，及至分歧矛盾對抗，他們就徹底滅掉誰。為此，張春橋在許多場合下，大造輿論，說是在走資派挑動下，聯司把所有的力量集結起來，甚至還聯係了大量的農民、學生，公開反對市革會和工總司。加上手下嘍囉，一批所謂“工運領袖”式人物，王秀珍、潘國平、陳阿大、黃金海、汪湘君、程琳等，原工作單位都離開上柴廠不遠。同在楊浦區。因此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打手們當然頻頻出動，再三攻擊聯司，卻很難降伏奏效。要知道，團結起來力量大啊。因此，“四人幫”在根本上，是搞不過上海人民的。
1967年7月22日，江青喪心病狂地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在上海掀起了武鬥惡浪。一時間，“打倒劉少奇，打倒陳丕顯。打倒臭聯司，砸爛支聯站”叫喊甚囂塵上。張春橋、姚文元早已密謀策劃的實施加快了。7月31日，王洪文找到楊浦區公革會（“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公革會”）頭頭宋桂生，並調動上體司（“上海市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上體司”）人馬，於當日抓捕關押了出席全市支聯站會議成員二三十人，先行解決外部問題。再使出吃奶的力氣，來個大範圍總動員，組織了10多萬人馬，又說有數十萬烏合之眾。於8月3日，分水陸兩路，實施鉗形合圍。再從8月4日早晨6時開始，動用石頭、木棍、鐵塊、標槍、木材、吊車、鏟車、雲梯、滅火器、消防車、高壓水龍頭等，猛攻窮打堅持生產，而沒有設置什麽工事結構的聯司成員。到晚上6時結束。造成聯司方麵120多人受傷，重傷30多人，有1000多人被捕。但另有材料報稱，此次武鬥死18人，傷983人，致殘121人，拘押663人。連王洪文後來被審判時，也不得不承認“傷亡幾百人”。“四人幫”就是這樣鼓起“文攻武衛”的戰火狼煙，血洗了聯司。
新華社在9月24日發出《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25日，《文匯報》、《解放日報》、《工人造反報》、《支部生活》共同署名，聯合出版，套紅印發了這個電訊號外。文章指出，毛澤東對這場大武鬥是持明確否定態度的。批評意思溢於言表。如此說來，使得忐忑不安的張春橋、沾沾自喜的王洪文，一度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於1980年12月6日，嚴正指控王洪文指揮圍攻聯司的罪行，並進行調查。宣讀了張寶林、王承龍、葉昌明、徐潘清等證詞。使“八四”慘案進入了司法審判程序。
硝煙慘霧升起處，從表麵來看，似乎與其他地區的武鬥大同小異。然而，隻要稍加分析，我們就能找到確鑿無疑的答案。即從狀態到內涵及後來發展變化的傾向，都無不深刻地表明了，是不同生物間，對占有或控製共處生態環境，而發生的你死我活的相互幹擾。反革命集團要鎮壓大規模革命行動，人民群眾則必須同“四人幫”及其爪牙，展開短兵相接。因此客觀上，這場鬥爭個性特征十分鮮明。在兵戈相向不斷的年代裏，等次是超常的，最高的；概念判斷方麵，則屬於進步力量抗擊反動派的性質。
迴顧這段往事，有許多原因可以總結。但最重要的關節絕對是在缺乏強大的思想武器上麵。與鴉片戰爭後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前，任何革命都難以成功，歸結為沒有科學理論作指導的曆史很相像。形勢發展到1957年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受到“左”傾思想的嚴重幹擾和破壞。主觀主義及唯意誌論盛行。形而上學猖獗。主要表現為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大躍進”，從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到廬山會議“反右傾”，再到八屆十中全會以後階級鬥爭擴大化。因為“左”傾錯誤泛濫，意識形態拘泥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說法，所以隻能著力爭辯清楚，如何擴大比較準確，應該擴大到什麽程度，怎樣防止由擴大造成的後果等，出發點雖然不錯，但盲目性頗大。聯司在理性認識上，也就很難戰勝“四人幫”。要想贏得立足之地就更不實際了。真空的出現，有力地證實了所謂“危機”，確實是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展的“契機”。其客觀性、決定性和邏輯性彰明昭著。1977年，鄧小平重新複出，首先抓住思想路線撥亂反正的關鍵環節，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領導批評“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鄧小平理論關於“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闡述，是建國以來，黨在理論探索上取得的最偉大的成果。當然，也就千真萬確地迴答了人們在同“四人幫”作鬥爭時，所思考和求證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從實踐上看，1967年夏天，聯司、支聯站和上海人民的反抗，應該認定為是“四人幫”被送上曆史審判台的前哨戰。“四人幫”利用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妄想一步登天，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早已觸犯了四麵八方。積怨甚深。因此，時至1976年10月，決定性的較量最終爆發。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是非常偉大、英明、正確的，定將彪炳千古。完整地顯示出這場爭衡的起源、發展和變化，及進行徹底解決的現實必要性。而中心要點還在於，黨采取行動的戰略策劃的立足基礎，是一切以人民喜歡不喜歡、擁護不擁護、支持不支持、高興不高興為轉移的，尊重了人民群眾的利益、意願和首創精神。再次說明黨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的內容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唯物主義認識論反映客觀存在的典範運用。
馬克思指出，人既是曆史的“劇中人”，又是曆史的“劇作者”。曆史不是別的東西，而是人自己的活動。這就是社會發展規律的特點。推出《頂級風暴》（又名《驚天動地大武鬥》），目的是想表現好，在崢嶸歲月裏，上海的基層幹部和普通群眾反對“四人幫”，在前沿要衝摔打的大無畏氣概和昂揚向上的精神品質，自覺或不自覺地抵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主題。
對事件進行深入反思，並用藝術形式再現出來，碰到最棘手的問題是，既以實際存在過作為根底，但又不可能拿報告文學、曆史小說、紀實作品等體裁來處理。這樣的話，故事中人物和地點，需要真實怎麽辦？所麵對的並非是可以或不可以的課題，而具有一定得如此進行操作的明確性。首先，“四人幫”隻能以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來稱唿。否則的話，政治上認識上影響上會產生很大的歧義，甚至造成混亂。而“四人幫”在上海的得力幹將徐景賢（18年）、馬天水（出於精神病原因，未定刑）、王秀珍（17年）、陳阿大（16年）、馬振龍（16年）、葉昌明（15年）、黃金海（15年）、戴立清（15年）、遊雪濤（15年）等，既然屬於紙老虎，應該是沒有理由不直叫其名。但因為屬於文學作品中腳色，其所作所為，就不可能像量刑審判時那樣，做到確鑿無疑。當然是有改變有虛構有誇張成分的。所以隻好略作改動。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地名使用上海的事情。像其他地方一樣，在當代篇什裏，正麵表述的東西一般不予迴避。倘若屬於有爭議的類型，為了防止“對號入座”，從避免麻煩的角度出發，會用上臆造的名號冠之。於是乎，沈陽成為“風陽”，淮南變作“淮江”，太倉則是“大倉”，表麵相似，實際不是。上海多被叫做s市、申城、浦江市、東海市等，“別稱”繁富。然而，中國雖幅員遼闊，世界也無奇不有，卻很難找得到前麵敘說的地方。最要緊的還在於，即使嚴格地遵循隻反映一般，而現象真實並不涉及到具體情況確鑿性的原則，也必須區別此物不同於他物。換句話說，廣大幹部群眾反對“四人幫”的鬥爭普遍存在。但每次行動，形式、內容、過程及結局都不會雷同。尤其為了說明此次事件不是發生在別的地方，因此隻能定點在上海。以上海為曆史活動大舞台。主框架落成，小枝節不計。包括區、單位、街道、裏弄、新村等，亦爽快地直喚其號，以強化昭示個性特征。
再有，在廣為流傳中，引人注目地出現了一些領導同誌。當時，他們都是普通群眾，卻以強幹的政治敏感和成熟獨到的見地，從不同側麵掃除“四人幫”的流毒，力圖阻止有害事物泛濫汙穢，很有描寫記述的價值。但因為沒有仔細地核對過，所以生怕出差錯。為慎重起見，便在姓氏上稍加改動。例如，把“旭”變成“序”，既能說明問題，也不會張冠李戴。七八不離十就蠻好了。
與此同時，模模糊糊方麵，即虛構編排的情況始終存在。表現為主要角色老工人項鍋子及其大兒子項大力、二兒子項勞動、三女兒項解放，黨委書記袁重民，資本家康鼎利，東方紅“司令”董綱達、“參謀長”許文才，還有羊角辮、丁占勇、吳長年、查林根、大刀疤、程毛毛等等，如果想找出所依據的現實生活中人物，要完整的比較困難，部分的還可以。例如，聯司主要負責人叫楊仲池。196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係，是廠裏技術骨幹。領導抵抗失敗被捕，身陷囹圄8年。出獄後，仍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四人幫”倒台後，才得到英雄式平反。並升遷至機械部當部門領導。因此，隻能把塑造這些人物形象作為手段，來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突出他們對待事物的穩定態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習慣了的行為方式，他們的心理活動在強度、速度、穩定性、靈活性方麵的特征。從而反映好客觀現實，完成長篇創作。
所以，讀者閱看後可以作如是觀：小說的骨架結構與不少片段具有很強的曆史真實性。但多數人物、情節、場麵、插曲、氛圍等，隻能求其形似神切，重在把握住那個時代的靈魂實質，而很難達到眼睛有多大、眉毛是幾根的精確程度。畢竟事實和創作，如果都被看作是液體物質，肯定有相通之處。但要區別屬性的話，就會井水河水界限分明了。好在這方麵，蔚為壯觀的名著巨製，早已帶頭前麵，形成了規律。我們步後塵，也是有根兒有襻兒的事情。
在寫作過程中，本人翻閱、參考和引用了以下有關資料：《毛澤東思想概論》（羅正楷等）、《劉少奇年譜》（劉崇文等）、《特記“文化大革命”紀略》（中共上海黨誌編委會）、《楊浦區誌》（楊浦區誌編纂委員會）、《上海工運誌》（上海工運誌編纂委員會）、《王洪文傳》（葉永烈）、《張春橋傳》（葉永烈）、《姚文元傳》（葉永烈）、《陳丕顯迴憶錄》（陳丕顯）、《全國武鬥掠影》（吳過）、《文革武鬥中的軍事學問題》（倪樂雄）、《女兒心中的父親》（劉亭亭）、《上官雲珠》（陳複觀）、《江青葉群的一次合作》（孟東）、《江青的四次婚姻》（申力雯）、《張春橋秘密離婚記》（舒雲）、《劉海粟的迴憶：江青的裸體畫》（鬱宏達）、《王洪武談家事》（鬱雯）、《王洪文被捕前還在鬧離婚》（王文正等）、《陳老頭子的集藏博客》、《張春橋關於農民進城問題的講話》等。值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說到醞釀“大武鬥”
然而，上海的黨組織、基層幹部和普通群眾，同“四人幫”作鬥爭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市委曾多次作出規定，製止粗暴打鬥行為。工人們以《老工人講話了》為題，致電毛主席、黨中央。市委宣傳部幾個幹部組成“共向東”群眾組織。《解放日報》拒絕報道和發行有關造反消息。上鋼五廠張貼《曆史不容顛倒》和《堅決打倒兩麵派江青》的大字報。市六醫院醫生宋嵐以死抗爭，臨終前用鮮血書寫“打倒江青”。音樂家賀綠汀在批鬥會上反批鬥。汽車發動機廠抨擊工總司。南匯縣黨代會等公開聲稱“本單位沒有走資派”。市檔案館辦公室副主任、越劇團某武功教師等連續多次上書。“批林批孔”運動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都有人向中央反映情況。許許多多幹部和原地下黨員，在殘酷迫害麵前堅強不屈。全市因反對“四人幫”而遭到鎮壓者有一萬多人。無數工作人員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守生產崗位，沒有停止創造。
反抗風起，波瀾壯闊。大規模作戰的有80多萬幹部、黨團員、勞模、先進工作者、老工人、群眾團結起來，成立“赤衛隊”（即“上海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總部”），為維護市委、人委，而被“四人幫”豢養的工總司圍攻追打，發生“康平路事件”及“昆山事件”。另外，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簡稱“炮司”）、複旦大學“孫悟空戰鬥組”（簡稱“孫悟空”）、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上三司”）、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文匯報》等，先後兩次，針對張春橋的倒行逆施，發起“炮打”，予以重創。而影響最為深遠的較量，當屬上海柴油機廠聯合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聯司”），反對“四人幫”、市革會、工總司，所作出的勇敢的艱苦的拚命的努力。
要研究這些現象，首先涉及到解放思想是實事求是的思想前提和內在要求的問題。長期以來，公眾輿論普遍認為，聯司、“支聯站”（即“支持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絡站”，還有“支聯總站”）和上海人民，與“四人幫”、市革會、工總司，作為矛盾對立雙方，根本利益相互衝突之所在，乃“四人幫”惟恐上海不亂，肆無忌憚，百般橫行，火上澆油，加劇了本來就非常嚴峻的局勢。而聯司則在動蕩無法避免的情況下，弘揚正氣，奮起抵牾，竭盡全力多維護些已經取得的勝利成果。對具體過程進行具體分析，使我們不得不摒棄某些習慣傾向和主觀偏見。從中提出新觀點。確定所謂造反和老保之間，本質區別是一個要破壞，一個要捍衛；一個要削弱，一個要鞏固；一個要黑暗，一個要光明。絕非為類似缺乏科學性的說法，即隻因出自對掌控支配力量要求再分配，所以鬧得不可開交雲雲。更需要予以匡正的還在於，至今仍有腦袋裏麵裝糨子糊塗得深沉。認為虧得“四人幫”剿滅了聯司。否則工人階級隊伍行將出現分裂。此說很荒謬！聯司被踏平了，等於障礙徹底消除。繼而形成萬馬齊喑的局麵。益發有利於“四人幫”為所欲為。難道這才算步入正道？又是誰能夠歡歡喜喜呢？
隨著文化大革命曠日持久，人們越來越看清楚，這場運動的根本危害性。促動原來意義上的造反派、保皇派、逍遙派、觀潮派等等，日益分化瓦解。紛紛參加到反對“四人幫”的行列中來。裏麵有個意識深化過程。再說革命從來不分先後早晚。思想水平存在著各種差別。甚至有時候會處於盲目狀態。但隻要心術正當，積極采取行動，就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發展規律。更何況眾人拾柴聚薪後來者居上呢？所引申出來的道理非常明確。在抓得住老鼠方麵，白貓、黃貓和黑貓獲取最終效果是相同的。在這裏，還不妨運用反證法。工總司就始終圍著“四人幫”轉，死心塌地地充當走狗幫兇。涇渭非常分明。不存在半點含糊。可見，不管什麽派別，如果要論功過是非，主要看其是否反對過“四人幫”，檢查有無抵牾過文化大革命。在總體上把握住事物發展的大方向沒有。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尊重實踐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根本體現。
聯司成立不久，就要找張春橋論道理評是非。又很快支持炮司、孫悟空、紅革會等炮打張春橋。並且積極地參加進去。翻印和散發了大量傳單，諸如《警惕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具有明顯的隊伍建設特點。即不屬於什麽幫派體係。同其他群眾組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1967年初，曾經有過4次事變。上三司、二兵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北上返滬第二兵團”，簡稱“二兵團”）、紅革會、大聯委（“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大聯委”）等造反派，搶奪市委、市人委的權力。但聯司均沒有涉及牽連。也就是說，聯司沒有采取過任何有害地方領導機關的行動。曆史很清白。獨立作戰能力非常強。思想比較深刻。胸懷相當的前瞻性。
我們說，聯司鬥爭精神曠久彌新，長放光芒，是由非常時期的風吹雨打鑄就的。實際情況是，聯司的敵手“東方紅”（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柴油機廠東方紅總部”）屬於工總司勁旅。而工總司又為“四人幫”所收編利用。因為打下人不看主人，而且後來直接攻擊主人，雙方形成了對立局麵。聯司本部成員並不多，卻有遍及上海地區的許許多多單位的支聯站，作為後盾，同船過渡，眾誌成城。形式上具備既廣泛又鬆散的特點。大家團結在黨旗和國旗下麵，以思想看法為統領。所以雖然組織成分來源多樣化，但大都讚成、注重和支持與“四人幫”唱反調。並且在具體行動中出資、盡力或予以附議。充分體現了促使社會前進的階級、階層及集團的成員的總體性，即人民性。大勢趨向再明確不過了。是與派性絕緣無關的。有個最生動的例子，很能夠證明此種說法。即赤衛隊雖有80萬人馬，卻很快土崩瓦解。因此可以推導出這樣的命題，哪怕是特大型群眾組織，活動能量仍然很有限。遠非根深葉茂。相反，聯司隻有一二千人，還是渾身膽量，敢同“四人幫”公開抗衡。之所以衝擊規模大，凸現出鬥爭力量強。並非因為個個三頭六臂，而是上海的父老鄉親們都行動起來了。
在曆史緊要關頭，聯司、支聯站和廣大幹部群眾奮起，針鋒相對，全麵出擊，使匹敵達到步步白熱化，動搖了“四人幫”妄想在沙灘上蓋高樓，本來就不牢固的基礎。兩大陣營壁壘更加分明。使張春橋都深感震驚。在1967年9月初，他哀歎最近上海不太平。要張某人、姚某人靠邊站的唿聲高漲。說市革會執行反動路線，鎮壓了聯司。張春橋還表示，聯司的問題很複雜，涉及到廠黨委到八機部黨委。後來發展成所有反革命勢力的聚集處。反對革命。反對市革會。分裂工人學生運動。蒙蔽廣大幹部群眾。受到社會上地富反壞右的擁護。還爭取北京學生的支持。最為嚴重的是贏得了國際上，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的喝采。可見聯司帶領群眾進行起義，影響何等重大。真正是得道多助。已經達到一唿萬應的程度。而“四人幫”又是多麽孤立，心理變態，灰暗一片。
我們發現，張春橋在1967年底，曾經就“四人幫”受挫問題，有過總結。明確地指出，他們奪權以後，上海的風浪很大。許許多多人代表保守派，代表反動階級，代表資本主義勢力，一次次衝擊革命造反派，破壞市革會。由此，可以從反麵得到結論，聯司、支聯站和人民群眾與“四人幫”作鬥爭，革命大方向應該肯定。是勿庸置疑的。但因為缺少研究，還是引發了失當的見解。多以“春秋無義戰”之說作為出發點。在進行定性分析時，套用上“結幫夥”、“拉隊伍”、“占山頭”、“搞派性”等詞語。看似公允，內裏膚淺，很不客觀。操作起來不分黑白好壞，要麽輕描淡寫，或者批評指責。結果隻能混淆敵我，沒有是非界限。造成錯誤斷案。不管三七二十一，各打五十大板，掩蓋了過程中應有的根本屬性，把判別標準束之高閣。核心所在是違反了實事求是的基本要求。而解放思想就是要我們遵循實事求是規律來了解曆史。文化大革命整個指導思想錯了。但在當時試圖公開進行反對，沒有實在可行性。且小打小鬧成不了氣候。百舍重繭，大勢所趨。隻有旗鼓相當地以類似團體形式出現，興師動眾，先偽裝自己，成為時代產物。再利用影響逐步擴展。才能在更大範圍和更深程度上反擊“四人幫”。如此迂迴曲折，不斷發展，努力向前。合理性顯而易見。
冥思苦索此等特殊事件及派生出來諸多問題，使我們不得不提到《靜靜的頓河》。肖洛霍夫撰寫這部經典作品，主旨就在於澄清深度“曆史性誤解”。當時，負責頓河地方平暴的紅軍指揮員對“哥薩克氣質”不甚了了；把因為遠離十月革命風暴中心，所以產生恐慌心理和抵觸情緒，等同於反動思想；並血腥鎮壓進行對抗反擊者。而哥薩克人文化落後，粗野蠻橫，自由自在慣了。加上忠君思想，很容易被反革命利用。誰要幹預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即會使用武器，嘯聚起事。雙方在認識上的差錯，隨著疆場廝殺推移，變得越來越嚴重：一方麵簡單地把區域性當成階級性；另一方麵視是為非，革命性被看作外敵性。致使主人公格裏哥利四進紅軍五入白軍，仍無法確定自己所站方位，最終釀成罕有的悲劇。小說從客觀存在出發，揭示出大趨勢與哥薩克的矛盾——困惑迷茫，進行剖析，還其原始麵目。從而幫助億萬讀者，來正確理解史實。同樣，我們也很有必要正本清源，使這段忘記不了的曆史真相大白。剝離覆蓋在聯司、支聯站和人民群眾身上斑駁陸離的色彩。不能再局限於幫派傾軋或排擠異己的定說層麵，而要承認聯司、支聯站和上海人民反對“四人幫”，曾經起到過引導事物發展先行者的作用。在客觀上削弱了 “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進程。體現出社會主義民主正氣得到伸張的大勢趨向和客觀規律。
至於“四人幫”、市革會、工總司，在上海是無惡不作的。工總司號稱上海第一大造反組織。幾乎所有頭目都是“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多數成員則賣力地充當炮灰。跟著王洪文破壞生產、生活和社會秩序，製造動亂，衝擊機關，批鬥幹部，懲罰群眾，釀成血案，刮起經濟主義風，要錢要物，任意揮霍國家財產，使法製建設破壞殆盡。而王洪文之所以敢狗膽包天，變為名副其實的頭號打手，工總司成了打手部隊。實質上是因為受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控製和指揮。工總司絕對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群眾團體了。它如此高規格高層次高級別，是直接通過市革會，作為紐帶形式，同“四人幫”緊密勾搭起來。從而形成工總司操辦“官方化”，即中央文革小組化，“四人幫”化。在結構建立、思想意識和政治野心上，完全融合無間。“四人幫”是工總司實際操縱者。工總司則成為“四人幫”的“穩住上海，搞亂全國，亂中奪權”的戰略機動力量。蛻化為令人畏懼和震懾的勢焰。
“四人幫”橫行霸道，張牙舞爪。誰與他們的政見、立場、觀點、對重大問題的態度等不同，及至分歧矛盾對抗，他們就徹底滅掉誰。為此，張春橋在許多場合下，大造輿論，說是在走資派挑動下，聯司把所有的力量集結起來，甚至還聯係了大量的農民、學生，公開反對市革會和工總司。加上手下嘍囉，一批所謂“工運領袖”式人物，王秀珍、潘國平、陳阿大、黃金海、汪湘君、程琳等，原工作單位都離開上柴廠不遠。同在楊浦區。因此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打手們當然頻頻出動，再三攻擊聯司，卻很難降伏奏效。要知道，團結起來力量大啊。因此，“四人幫”在根本上，是搞不過上海人民的。
1967年7月22日，江青喪心病狂地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在上海掀起了武鬥惡浪。一時間，“打倒劉少奇，打倒陳丕顯。打倒臭聯司，砸爛支聯站”叫喊甚囂塵上。張春橋、姚文元早已密謀策劃的實施加快了。7月31日，王洪文找到楊浦區公革會（“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公革會”）頭頭宋桂生，並調動上體司（“上海市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上體司”）人馬，於當日抓捕關押了出席全市支聯站會議成員二三十人，先行解決外部問題。再使出吃奶的力氣，來個大範圍總動員，組織了10多萬人馬，又說有數十萬烏合之眾。於8月3日，分水陸兩路，實施鉗形合圍。再從8月4日早晨6時開始，動用石頭、木棍、鐵塊、標槍、木材、吊車、鏟車、雲梯、滅火器、消防車、高壓水龍頭等，猛攻窮打堅持生產，而沒有設置什麽工事結構的聯司成員。到晚上6時結束。造成聯司方麵120多人受傷，重傷30多人，有1000多人被捕。但另有材料報稱，此次武鬥死18人，傷983人，致殘121人，拘押663人。連王洪文後來被審判時，也不得不承認“傷亡幾百人”。“四人幫”就是這樣鼓起“文攻武衛”的戰火狼煙，血洗了聯司。
新華社在9月24日發出《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25日，《文匯報》、《解放日報》、《工人造反報》、《支部生活》共同署名，聯合出版，套紅印發了這個電訊號外。文章指出，毛澤東對這場大武鬥是持明確否定態度的。批評意思溢於言表。如此說來，使得忐忑不安的張春橋、沾沾自喜的王洪文，一度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於1980年12月6日，嚴正指控王洪文指揮圍攻聯司的罪行，並進行調查。宣讀了張寶林、王承龍、葉昌明、徐潘清等證詞。使“八四”慘案進入了司法審判程序。
硝煙慘霧升起處，從表麵來看，似乎與其他地區的武鬥大同小異。然而，隻要稍加分析，我們就能找到確鑿無疑的答案。即從狀態到內涵及後來發展變化的傾向，都無不深刻地表明了，是不同生物間，對占有或控製共處生態環境，而發生的你死我活的相互幹擾。反革命集團要鎮壓大規模革命行動，人民群眾則必須同“四人幫”及其爪牙，展開短兵相接。因此客觀上，這場鬥爭個性特征十分鮮明。在兵戈相向不斷的年代裏，等次是超常的，最高的；概念判斷方麵，則屬於進步力量抗擊反動派的性質。
迴顧這段往事，有許多原因可以總結。但最重要的關節絕對是在缺乏強大的思想武器上麵。與鴉片戰爭後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前，任何革命都難以成功，歸結為沒有科學理論作指導的曆史很相像。形勢發展到1957年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受到“左”傾思想的嚴重幹擾和破壞。主觀主義及唯意誌論盛行。形而上學猖獗。主要表現為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大躍進”，從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到廬山會議“反右傾”，再到八屆十中全會以後階級鬥爭擴大化。因為“左”傾錯誤泛濫，意識形態拘泥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說法，所以隻能著力爭辯清楚，如何擴大比較準確，應該擴大到什麽程度，怎樣防止由擴大造成的後果等，出發點雖然不錯，但盲目性頗大。聯司在理性認識上，也就很難戰勝“四人幫”。要想贏得立足之地就更不實際了。真空的出現，有力地證實了所謂“危機”，確實是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展的“契機”。其客觀性、決定性和邏輯性彰明昭著。1977年，鄧小平重新複出，首先抓住思想路線撥亂反正的關鍵環節，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領導批評“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鄧小平理論關於“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闡述，是建國以來，黨在理論探索上取得的最偉大的成果。當然，也就千真萬確地迴答了人們在同“四人幫”作鬥爭時，所思考和求證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從實踐上看，1967年夏天，聯司、支聯站和上海人民的反抗，應該認定為是“四人幫”被送上曆史審判台的前哨戰。“四人幫”利用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妄想一步登天，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早已觸犯了四麵八方。積怨甚深。因此，時至1976年10月，決定性的較量最終爆發。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是非常偉大、英明、正確的，定將彪炳千古。完整地顯示出這場爭衡的起源、發展和變化，及進行徹底解決的現實必要性。而中心要點還在於，黨采取行動的戰略策劃的立足基礎，是一切以人民喜歡不喜歡、擁護不擁護、支持不支持、高興不高興為轉移的，尊重了人民群眾的利益、意願和首創精神。再次說明黨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的內容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唯物主義認識論反映客觀存在的典範運用。
馬克思指出，人既是曆史的“劇中人”，又是曆史的“劇作者”。曆史不是別的東西，而是人自己的活動。這就是社會發展規律的特點。推出《頂級風暴》（又名《驚天動地大武鬥》），目的是想表現好，在崢嶸歲月裏，上海的基層幹部和普通群眾反對“四人幫”，在前沿要衝摔打的大無畏氣概和昂揚向上的精神品質，自覺或不自覺地抵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主題。
對事件進行深入反思，並用藝術形式再現出來，碰到最棘手的問題是，既以實際存在過作為根底，但又不可能拿報告文學、曆史小說、紀實作品等體裁來處理。這樣的話，故事中人物和地點，需要真實怎麽辦？所麵對的並非是可以或不可以的課題，而具有一定得如此進行操作的明確性。首先，“四人幫”隻能以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來稱唿。否則的話，政治上認識上影響上會產生很大的歧義，甚至造成混亂。而“四人幫”在上海的得力幹將徐景賢（18年）、馬天水（出於精神病原因，未定刑）、王秀珍（17年）、陳阿大（16年）、馬振龍（16年）、葉昌明（15年）、黃金海（15年）、戴立清（15年）、遊雪濤（15年）等，既然屬於紙老虎，應該是沒有理由不直叫其名。但因為屬於文學作品中腳色，其所作所為，就不可能像量刑審判時那樣，做到確鑿無疑。當然是有改變有虛構有誇張成分的。所以隻好略作改動。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地名使用上海的事情。像其他地方一樣，在當代篇什裏，正麵表述的東西一般不予迴避。倘若屬於有爭議的類型，為了防止“對號入座”，從避免麻煩的角度出發，會用上臆造的名號冠之。於是乎，沈陽成為“風陽”，淮南變作“淮江”，太倉則是“大倉”，表麵相似，實際不是。上海多被叫做s市、申城、浦江市、東海市等，“別稱”繁富。然而，中國雖幅員遼闊，世界也無奇不有，卻很難找得到前麵敘說的地方。最要緊的還在於，即使嚴格地遵循隻反映一般，而現象真實並不涉及到具體情況確鑿性的原則，也必須區別此物不同於他物。換句話說，廣大幹部群眾反對“四人幫”的鬥爭普遍存在。但每次行動，形式、內容、過程及結局都不會雷同。尤其為了說明此次事件不是發生在別的地方，因此隻能定點在上海。以上海為曆史活動大舞台。主框架落成，小枝節不計。包括區、單位、街道、裏弄、新村等，亦爽快地直喚其號，以強化昭示個性特征。
再有，在廣為流傳中，引人注目地出現了一些領導同誌。當時，他們都是普通群眾，卻以強幹的政治敏感和成熟獨到的見地，從不同側麵掃除“四人幫”的流毒，力圖阻止有害事物泛濫汙穢，很有描寫記述的價值。但因為沒有仔細地核對過，所以生怕出差錯。為慎重起見，便在姓氏上稍加改動。例如，把“旭”變成“序”，既能說明問題，也不會張冠李戴。七八不離十就蠻好了。
與此同時，模模糊糊方麵，即虛構編排的情況始終存在。表現為主要角色老工人項鍋子及其大兒子項大力、二兒子項勞動、三女兒項解放，黨委書記袁重民，資本家康鼎利，東方紅“司令”董綱達、“參謀長”許文才，還有羊角辮、丁占勇、吳長年、查林根、大刀疤、程毛毛等等，如果想找出所依據的現實生活中人物，要完整的比較困難，部分的還可以。例如，聯司主要負責人叫楊仲池。196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係，是廠裏技術骨幹。領導抵抗失敗被捕，身陷囹圄8年。出獄後，仍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四人幫”倒台後，才得到英雄式平反。並升遷至機械部當部門領導。因此，隻能把塑造這些人物形象作為手段，來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突出他們對待事物的穩定態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習慣了的行為方式，他們的心理活動在強度、速度、穩定性、靈活性方麵的特征。從而反映好客觀現實，完成長篇創作。
所以，讀者閱看後可以作如是觀：小說的骨架結構與不少片段具有很強的曆史真實性。但多數人物、情節、場麵、插曲、氛圍等，隻能求其形似神切，重在把握住那個時代的靈魂實質，而很難達到眼睛有多大、眉毛是幾根的精確程度。畢竟事實和創作，如果都被看作是液體物質，肯定有相通之處。但要區別屬性的話，就會井水河水界限分明了。好在這方麵，蔚為壯觀的名著巨製，早已帶頭前麵，形成了規律。我們步後塵，也是有根兒有襻兒的事情。
在寫作過程中，本人翻閱、參考和引用了以下有關資料：《毛澤東思想概論》（羅正楷等）、《劉少奇年譜》（劉崇文等）、《特記“文化大革命”紀略》（中共上海黨誌編委會）、《楊浦區誌》（楊浦區誌編纂委員會）、《上海工運誌》（上海工運誌編纂委員會）、《王洪文傳》（葉永烈）、《張春橋傳》（葉永烈）、《姚文元傳》（葉永烈）、《陳丕顯迴憶錄》（陳丕顯）、《全國武鬥掠影》（吳過）、《文革武鬥中的軍事學問題》（倪樂雄）、《女兒心中的父親》（劉亭亭）、《上官雲珠》（陳複觀）、《江青葉群的一次合作》（孟東）、《江青的四次婚姻》（申力雯）、《張春橋秘密離婚記》（舒雲）、《劉海粟的迴憶：江青的裸體畫》（鬱宏達）、《王洪武談家事》（鬱雯）、《王洪文被捕前還在鬧離婚》（王文正等）、《陳老頭子的集藏博客》、《張春橋關於農民進城問題的講話》等。值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說到醞釀“大武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