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曆史上，曾經有過兩次思想大爆發時代。第一次始於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雒邑（洛陽），東周春秋時代開啟；終結於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統天下，西周滅亡戰國時代結束。這五百四十九年中，璀璨的百家爭鳴，造就了華夏獨領世界風騷一千八百年的輝煌。
第二次思想大爆發，始於王陽明公建立心學，發展於李贄先生《焚書》、《續焚書》、《藏書》三書盛行，終結於永曆十五年（1661年），桂王在昆明死難。這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裏，明朝思想家幾乎以一己之力，徹底顛覆儒家的統治地位，開創華夏思想的新局麵。
但，一切終究成了幻夢。第二次思想大爆發的失敗，讓華夏承受了近三百年的最深重苦難。當一頭雄獅轟然倒塌之時，必定麵對往日臣服者的瘋狂報複。短短的不到二百八十八年時間裏，華夏遭到了曆史最無情的懲罰。太祖名言，吾一直不敢忘：落後，就要挨打！！！
朱由校現在就感覺臉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耳光。範永鬥，這個民間非著名賣國商人，如今活生生地站在麵前，正神氣活現的教訓家丁。朱由校卻不能動其一絲一毫，那怕他現在的身份，是傳說中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上。
殺掉範永鬥很容易，隻需給猛如虎一個暗示，這個擁有強烈殺富濟貧思維的好漢，保準把範永鬥撕成無數碎片。可如此一來，大同的商貿必然遭到沉重打擊，一旦商人大規模撤離，原本富庶的山西頃刻間就會變成人間地獄。明朝政府本就搖搖欲墜的國家信用，會瞬間崩塌。
到時候誰來承擔如此責任，又是皇上背鍋？已經幾乎淪為大臣玩偶的皇上，能背的動？一旦山西陷入困頓，帶來的直接影響會比陷入戰亂的西南更為嚴重。朱由校不敢想象，山西陷入混亂之後，與之毗鄰的河北、河南、陝西還有草原會發生什麽事…
現在範永鬥趾高氣揚的樣子，似乎在額頭上刻了幾個數字：00544…
…………………………………………………………………………………………
華夏曆史上，商人的身份幾乎就一直與賤民二字掛鉤。似乎商人就是任由官府盤剝的對象，民間或者官方文獻上，也有諸多類似記載，可問題是，你信嗎？兩次思想大爆發的時代，都是巨富豪商上演風雲際會的時刻，這難道是巧合？
一個富豪的誕生，也就意味著一個新的豪強出現。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豪強會進化成為門閥。門閥之間通過姻親關係，結為更緊密的利益體，最終形成一股足以顛覆國體的力量。這便是富可敵國的真正含義，這股力量，豈是用‘重農抑商’就能解決的？
管仲曾說過：‘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早已揭示出，商人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秦朝以前，諸侯國之間強大的商業網就已經形成。那怕戰事再激烈，各國之間的貿易也從未中斷。當時的巨富豪商，社會地位根本不在士子之下。許多商人，甚至是諸侯王的座上賓客，頗受尊敬。
而官府民間也從未有過，憎恨商人這種奇怪的想法，因為身處亂世的他們，懂得“商”字的真正含義，資源配置。在亂世之中，誰掌握了資源，誰就掌握了最強大的力量。因此，很多富豪實際都帶有濃厚的政府背景，稱其為紅頂商人一點不足為過。
商人不僅也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甚至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華夏統一的進程。其中把皇帝當成貨物，插上草標售賣的呂不韋，成為商人之中難以逾越的典範人物。而和西施在胭脂湖高調秀恩愛撒狗糧的範蠡，更是被尊稱為商聖陶朱公。
秦統一六國後，隨即統一度量衡、貨幣和文字，建立寬達25丈的馳道和直道，修建靈渠，溝通長江和珠江水係，為全國範圍的物資運輸和交換奠定了製度和物質基礎。也就此為全國商業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可以說在西漢之前，華夏曆代統治者從來沒有過，刻意打壓商人這一愚蠢的舉動。那商人曆史上的惡名，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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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因為商人地位超然身份重要，所以根本不受任何限製，也沒有任何人敢約束他們，加上他們斂財的本領實在太過強悍，這讓沒有念過哈佛mba的各位統治者很是頭疼。卻又隻能對著天天吃香喝辣的商人幹瞪眼。
眼看著商人，從本就不發達的商業體係中，大把大把的撈銀子，而統治者竟然隻能盼望百姓多生兒子，從而收取人頭稅。試問哪個皇上能咽下這口惡氣，可咽不下也得咽。因為光眼紅的是沒有用的，商人，根本不怕皇上。別逼老子，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投奔他國！！
但這個時候，始皇帝扣了扣下巴：“百姓們，官員們，我今天高調宣布，大秦帝國成立了，大家熱烈鼓掌。”這時，影響了華夏其後數千年曆史的重要力量，文人，看到了崛起的希望。於是隨後不久，文人帶著一身耀眼的光環，隆重登場。
華夏曆史自古以來的農稅政策，讓統治集團更喜歡人員固定而厭惡人員流動，商人逐利的本性，決定了他們不受統治者喜歡。
商人精明的頭腦，見風使舵的能力和冒險的本質，更讓其難以接受長期人為盤剝，相比之下，頭腦簡單，喜歡穩定生活並擁有極強災難承受力的農民，自然就是統治者的最愛。
當然，最早是那位學者發現了這一秘密，現在已經不可考。但這人絕對是文人之中高山仰止的存在。因為，漢武帝隨後會丟一個隨機紅包出來，文人恰好獨占了這個紅包。
漢高祖平定天下後，秦奠定的市場經濟的製度和物質基礎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場迅速發展起來。漢朝吸取秦的教訓，輕斂薄賦，隻收6.67%的農業稅，客觀上隻能支撐一個宰相坐牛車的小政府。
在對待商業的態度上，漢初崇尚黃老哲學，放任無為不抑兼並，相當於現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結果，市場活動強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大地主手中，“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國家納稅人口迅速減少。
大地主強大的避稅能力，使得國家稅收進一步減少，迫使晁錯提出“納粟拜爵”政策。到漢武帝時期，大地主們都有了爵位，但納稅人口的急劇縮小，使得國庫進一步空虛，國家糧庫沒多久又空了，邊境此時告急，不得已之下，漢朝政府隻好開征6%的財產稅。
如果富人們隱瞞稅收，一經告發，則財產一半給告發者，另一半收歸國庫。一時間，“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西漢政府，從初期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中嚐到了惡果後，終於轉向了西漢中期的殺商政策。
因為統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積聚社會財富的強大力量，必須“重農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農民的利益。否則這股力量，會反過來影響到自己的決策，皇上有淪為傀儡的風險。從此，曆屆政府都將重農抑商作為基本國策。
從客觀來說，這是農耕社會必然的結果，也是商業經濟不發達時代，統治者維護自身利益的必然選擇。而一直蟄伏的文人，終於等到了他們一生中最大的紅包。這一紅包，讓文人享用了上千年。直到另一個偉人，開啟了全民教育，將文人從神壇之上徹底拉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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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英明神武的漢武帝發現，自己殺了商人好像也不對，全國的經濟並沒有好轉，反而有進一步惡化的風險。而董仲舒這時，拉了拉漢武帝的衣角：“皇上，微臣有《葵花寶典》一本，當可一解皇上煩憂。”
看到董愛卿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注1）後，漢武帝拍案而起：“準了。”什麽叫人才，這就是人才。
當漢初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已經不能滿足漢武的雄心之時。如何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製度，成為了漢武帝急需解決的難題。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製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於是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而華夏曆史上最早的土地利益擁護者，地主階級，終於從此登上了曆史舞台，並站穩了腳跟。
而作為經濟帶頭人的商人階級，在地主階級的無情打壓下，就此淪為了路人甲，成為了華夏曆史上一個頗為尷尬的角色。此後一千多年的時間裏，商人一直作為地主階級的附庸存在，而喪失了自主權。
在華夏曆史上，激烈的文武之爭一直存在，經過數次較量後，地主階級文人終於在明朝，取得了朝堂與軍隊的絕對控製權。當掌握了生殺大權後，文人對於商人的各種抹黑，也在此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當文人感歎“無敵才是最寂寞”之時，不可抑製的商業洪流終於到來。商人們又一次被曆史推上了前台，文人依然不以為意，他們認為商人將永遠依附自己，才能獲得生存的權利和空間。
但文人遠遠低估了，商人被壓抑上千年後，尋求自我價值實現的動力和能量。恰在此時，努爾哈赤給了明朝商人這個機會。於是，商人撕掉了最後的防線，徹底而忘我地投入了挖明朝牆角的行列，至死不渝！！而範永鬥，就是其中的八大傑出青年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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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朱由校正是麵臨兩難選擇，殺了他們，固然一了百了，但明朝也完了；不殺他們，明朝會被這些人抽筋去皮，死得更痛苦。
朱由校建立科學院的初衷之一，便是想借助新產品和新技術的虹吸效應，達到集中資源暫時掌控商人的目的。可要達到這個目的，有一個前提，必須有自己的商業力量。南直隸的商人根本靠不住，難不成，要和這個範永鬥合作？嘔，先吐一會兒再說…
王允兒見到朱由校看著範永鬥，臉上一直陰晴不定。暗想到：這範永鬥財大勢大，要是大公子把建設科學院的事情交給他的話，可就沒我王家什麽事了。以前一直是哥哥姐姐照顧我，這次我說什麽也得幫助他們。小女子也認得財大勢大之人。
“大公子，奴家想起一件事情。不知當說不當說。”王允兒道。
朱由校有些不耐煩地說道：“說。”小姑娘家家的就是屁事多，沒見本公子正在傷春悲秋？
“大公子，此次建設科學院所需費用定是不菲，單靠王家恐怕難以為繼，奴家在代王府認識一個商人，其家巨富。不知可否引其一起參與？”
“額，這個由你們王家自行決定，本公子不幹預。”
“大公子，您就不想見見他？他與代王可是關係匪淺。”
代王？怎麽又是代王。嗯，借此機會多多了解一些事情，也是好的。我倒要看看，這個代王是怎麽做生意的，以後收拾起其他藩王來，也好得心應手。想到此處，朱由校揚起了嘴角：“好啊，那就見上一麵。”
（注1：董仲舒並未向漢武帝提出過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建議。在《董仲舒傳》中，也隻是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紀讚》中，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始自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916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孔子平議》一文，而與他同時代的“國學大師“梁啟超則從未承認並使用這一說法。）.
第二次思想大爆發，始於王陽明公建立心學，發展於李贄先生《焚書》、《續焚書》、《藏書》三書盛行，終結於永曆十五年（1661年），桂王在昆明死難。這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裏，明朝思想家幾乎以一己之力，徹底顛覆儒家的統治地位，開創華夏思想的新局麵。
但，一切終究成了幻夢。第二次思想大爆發的失敗，讓華夏承受了近三百年的最深重苦難。當一頭雄獅轟然倒塌之時，必定麵對往日臣服者的瘋狂報複。短短的不到二百八十八年時間裏，華夏遭到了曆史最無情的懲罰。太祖名言，吾一直不敢忘：落後，就要挨打！！！
朱由校現在就感覺臉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耳光。範永鬥，這個民間非著名賣國商人，如今活生生地站在麵前，正神氣活現的教訓家丁。朱由校卻不能動其一絲一毫，那怕他現在的身份，是傳說中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上。
殺掉範永鬥很容易，隻需給猛如虎一個暗示，這個擁有強烈殺富濟貧思維的好漢，保準把範永鬥撕成無數碎片。可如此一來，大同的商貿必然遭到沉重打擊，一旦商人大規模撤離，原本富庶的山西頃刻間就會變成人間地獄。明朝政府本就搖搖欲墜的國家信用，會瞬間崩塌。
到時候誰來承擔如此責任，又是皇上背鍋？已經幾乎淪為大臣玩偶的皇上，能背的動？一旦山西陷入困頓，帶來的直接影響會比陷入戰亂的西南更為嚴重。朱由校不敢想象，山西陷入混亂之後，與之毗鄰的河北、河南、陝西還有草原會發生什麽事…
現在範永鬥趾高氣揚的樣子，似乎在額頭上刻了幾個數字：00544…
…………………………………………………………………………………………
華夏曆史上，商人的身份幾乎就一直與賤民二字掛鉤。似乎商人就是任由官府盤剝的對象，民間或者官方文獻上，也有諸多類似記載，可問題是，你信嗎？兩次思想大爆發的時代，都是巨富豪商上演風雲際會的時刻，這難道是巧合？
一個富豪的誕生，也就意味著一個新的豪強出現。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豪強會進化成為門閥。門閥之間通過姻親關係，結為更緊密的利益體，最終形成一股足以顛覆國體的力量。這便是富可敵國的真正含義，這股力量，豈是用‘重農抑商’就能解決的？
管仲曾說過：‘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早已揭示出，商人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秦朝以前，諸侯國之間強大的商業網就已經形成。那怕戰事再激烈，各國之間的貿易也從未中斷。當時的巨富豪商，社會地位根本不在士子之下。許多商人，甚至是諸侯王的座上賓客，頗受尊敬。
而官府民間也從未有過，憎恨商人這種奇怪的想法，因為身處亂世的他們，懂得“商”字的真正含義，資源配置。在亂世之中，誰掌握了資源，誰就掌握了最強大的力量。因此，很多富豪實際都帶有濃厚的政府背景，稱其為紅頂商人一點不足為過。
商人不僅也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甚至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華夏統一的進程。其中把皇帝當成貨物，插上草標售賣的呂不韋，成為商人之中難以逾越的典範人物。而和西施在胭脂湖高調秀恩愛撒狗糧的範蠡，更是被尊稱為商聖陶朱公。
秦統一六國後，隨即統一度量衡、貨幣和文字，建立寬達25丈的馳道和直道，修建靈渠，溝通長江和珠江水係，為全國範圍的物資運輸和交換奠定了製度和物質基礎。也就此為全國商業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可以說在西漢之前，華夏曆代統治者從來沒有過，刻意打壓商人這一愚蠢的舉動。那商人曆史上的惡名，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
春秋戰國時代，因為商人地位超然身份重要，所以根本不受任何限製，也沒有任何人敢約束他們，加上他們斂財的本領實在太過強悍，這讓沒有念過哈佛mba的各位統治者很是頭疼。卻又隻能對著天天吃香喝辣的商人幹瞪眼。
眼看著商人，從本就不發達的商業體係中，大把大把的撈銀子，而統治者竟然隻能盼望百姓多生兒子，從而收取人頭稅。試問哪個皇上能咽下這口惡氣，可咽不下也得咽。因為光眼紅的是沒有用的，商人，根本不怕皇上。別逼老子，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投奔他國！！
但這個時候，始皇帝扣了扣下巴：“百姓們，官員們，我今天高調宣布，大秦帝國成立了，大家熱烈鼓掌。”這時，影響了華夏其後數千年曆史的重要力量，文人，看到了崛起的希望。於是隨後不久，文人帶著一身耀眼的光環，隆重登場。
華夏曆史自古以來的農稅政策，讓統治集團更喜歡人員固定而厭惡人員流動，商人逐利的本性，決定了他們不受統治者喜歡。
商人精明的頭腦，見風使舵的能力和冒險的本質，更讓其難以接受長期人為盤剝，相比之下，頭腦簡單，喜歡穩定生活並擁有極強災難承受力的農民，自然就是統治者的最愛。
當然，最早是那位學者發現了這一秘密，現在已經不可考。但這人絕對是文人之中高山仰止的存在。因為，漢武帝隨後會丟一個隨機紅包出來，文人恰好獨占了這個紅包。
漢高祖平定天下後，秦奠定的市場經濟的製度和物質基礎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場迅速發展起來。漢朝吸取秦的教訓，輕斂薄賦，隻收6.67%的農業稅，客觀上隻能支撐一個宰相坐牛車的小政府。
在對待商業的態度上，漢初崇尚黃老哲學，放任無為不抑兼並，相當於現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結果，市場活動強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大地主手中，“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國家納稅人口迅速減少。
大地主強大的避稅能力，使得國家稅收進一步減少，迫使晁錯提出“納粟拜爵”政策。到漢武帝時期，大地主們都有了爵位，但納稅人口的急劇縮小，使得國庫進一步空虛，國家糧庫沒多久又空了，邊境此時告急，不得已之下，漢朝政府隻好開征6%的財產稅。
如果富人們隱瞞稅收，一經告發，則財產一半給告發者，另一半收歸國庫。一時間，“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西漢政府，從初期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中嚐到了惡果後，終於轉向了西漢中期的殺商政策。
因為統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積聚社會財富的強大力量，必須“重農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農民的利益。否則這股力量，會反過來影響到自己的決策，皇上有淪為傀儡的風險。從此，曆屆政府都將重農抑商作為基本國策。
從客觀來說，這是農耕社會必然的結果，也是商業經濟不發達時代，統治者維護自身利益的必然選擇。而一直蟄伏的文人，終於等到了他們一生中最大的紅包。這一紅包，讓文人享用了上千年。直到另一個偉人，開啟了全民教育，將文人從神壇之上徹底拉了下來。
…………………………………………………………………………………………..
其時英明神武的漢武帝發現，自己殺了商人好像也不對，全國的經濟並沒有好轉，反而有進一步惡化的風險。而董仲舒這時，拉了拉漢武帝的衣角：“皇上，微臣有《葵花寶典》一本，當可一解皇上煩憂。”
看到董愛卿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注1）後，漢武帝拍案而起：“準了。”什麽叫人才，這就是人才。
當漢初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已經不能滿足漢武的雄心之時。如何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製度，成為了漢武帝急需解決的難題。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製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於是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而華夏曆史上最早的土地利益擁護者，地主階級，終於從此登上了曆史舞台，並站穩了腳跟。
而作為經濟帶頭人的商人階級，在地主階級的無情打壓下，就此淪為了路人甲，成為了華夏曆史上一個頗為尷尬的角色。此後一千多年的時間裏，商人一直作為地主階級的附庸存在，而喪失了自主權。
在華夏曆史上，激烈的文武之爭一直存在，經過數次較量後，地主階級文人終於在明朝，取得了朝堂與軍隊的絕對控製權。當掌握了生殺大權後，文人對於商人的各種抹黑，也在此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當文人感歎“無敵才是最寂寞”之時，不可抑製的商業洪流終於到來。商人們又一次被曆史推上了前台，文人依然不以為意，他們認為商人將永遠依附自己，才能獲得生存的權利和空間。
但文人遠遠低估了，商人被壓抑上千年後，尋求自我價值實現的動力和能量。恰在此時，努爾哈赤給了明朝商人這個機會。於是，商人撕掉了最後的防線，徹底而忘我地投入了挖明朝牆角的行列，至死不渝！！而範永鬥，就是其中的八大傑出青年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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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朱由校正是麵臨兩難選擇，殺了他們，固然一了百了，但明朝也完了；不殺他們，明朝會被這些人抽筋去皮，死得更痛苦。
朱由校建立科學院的初衷之一，便是想借助新產品和新技術的虹吸效應，達到集中資源暫時掌控商人的目的。可要達到這個目的，有一個前提，必須有自己的商業力量。南直隸的商人根本靠不住，難不成，要和這個範永鬥合作？嘔，先吐一會兒再說…
王允兒見到朱由校看著範永鬥，臉上一直陰晴不定。暗想到：這範永鬥財大勢大，要是大公子把建設科學院的事情交給他的話，可就沒我王家什麽事了。以前一直是哥哥姐姐照顧我，這次我說什麽也得幫助他們。小女子也認得財大勢大之人。
“大公子，奴家想起一件事情。不知當說不當說。”王允兒道。
朱由校有些不耐煩地說道：“說。”小姑娘家家的就是屁事多，沒見本公子正在傷春悲秋？
“大公子，此次建設科學院所需費用定是不菲，單靠王家恐怕難以為繼，奴家在代王府認識一個商人，其家巨富。不知可否引其一起參與？”
“額，這個由你們王家自行決定，本公子不幹預。”
“大公子，您就不想見見他？他與代王可是關係匪淺。”
代王？怎麽又是代王。嗯，借此機會多多了解一些事情，也是好的。我倒要看看，這個代王是怎麽做生意的，以後收拾起其他藩王來，也好得心應手。想到此處，朱由校揚起了嘴角：“好啊，那就見上一麵。”
（注1：董仲舒並未向漢武帝提出過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建議。在《董仲舒傳》中，也隻是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紀讚》中，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始自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916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孔子平議》一文，而與他同時代的“國學大師“梁啟超則從未承認並使用這一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