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往事》 一 二道湾的夏天亮得早。凌晨两点半，飞行一大队的二层小红楼里一片沉静。突然，起床铃声急促地响起。随即，值班的周副大队长在走廊里亮开他那粗犷的大嗓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都习惯了周副大队长早晨起床的口号声，因今天是新学员的开飞日，那口号声就愈加显得高亢、洪亮，令人精神振奋。随后，所有的房间都发出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喊声。 停机坪上，一排整齐的飞机早已脱下了帆布衣裳。我和教员穿上降落伞，跨进飞机座舱，把脸转向停在机场中间的塔台车，注视着飞行指挥员的命令。机场静极了。都在等待。东方露出了鱼肚白。飞行指挥员终于举起了信号枪。三颗耀眼的绿色信号弹划过寂静的天空，划出三条美丽的弧线。顿时，停机坪上马达轰鸣，像一只只雄狮在怒吼。试车完毕，我和教员将飞机直接滑到起飞线，等待起飞。 塔台车上的飞行指挥员是我们一大队的飞行大队长邢凯，平津战役时从国民党傅作义部队起义过来的，指挥飞行富于诗情画意。邢大队长手握话筒，望着东方遥远的地平线，朗诵起来：“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祖国大地。我们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昂首阔步踏上飞机。”朗诵完毕，他看一眼起飞线上的飞机，发出口令：“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42——五号空域起飞！”我和教员同时松开刹车，加满油门。飞机在地面滑跑了一段距离便腾空而起，飞向了我渴望已久的蓝天。一时间，我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身体飘飘悠悠的，竟手足无措起来。 我在天上过的第一关是胆量关。教员很快把飞机高度爬升到2000米。我想，教员要做那个可怕的“螺旋”了。教员是要看看我的胆量。教员和我作了简短的通话后，随即就把油门收光了。刚才还轰鸣作响的飞机“呼噜”一声断了气，失去了动力和生命，摇摇欲坠。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飞机的速度在迅速减小，教员不停地向后带杆，把机头拉得老高老高，在蓝天的衬托下，像一头刚跃出海面的巨鲸。我望着高高跃起的机头，恐怖极了。这时，飞机一阵剧烈的颤抖，教员猛地把驾驶杆抱在怀里，同时蹬左舵到底。飞机翅膀向左一栽歪，一个倒栽葱就扎了下去。一瞬间，我吓得闭上了眼睛，做好了和教员同归于尽的准备。不知转了多少度，也不知掉了多少米，只觉得教员猛然向前推杆，蹬满右舵，飞机被改出来了。当教员把俯冲的飞机拉出天地线时，我才睁开眼睛，扫视一眼高度表，惊叹：好厉害的螺旋啊！我出了一身冷汗，有一种大难不死的庆幸。教员问我，怕吗？我果断回答：不怕！ 接着，教员开始考验我的身体，看看我的平衡机能适不适应飞机在空中的特技飞行动作。碧空中，教员以娴熟的技艺大胆灵活地操纵飞机的杆、舵、油门，做出各种各样的特技动作，飞机像一只矫健的雄鹰，在三维空间围绕着纵轴、横轴和立轴，迅速改变高度、速度和飞行状态，瞬息万变，让我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同时，我的胃肠也在翻江倒海，想吐。教员问我身体咋样？我说很好。教员二话没说，又做了一套特技动作，把高级特技的“草花形”、“漫滚”和“双上升转弯”都做了。做到一半，我就觉得身体吃不消，有一种精疲力竭的感觉，而且，胃里的东西已顶到了嗓子眼，随时可能吐出来。教员也看出了我有些不适，又问我身体咋样？我回答：没事。话音刚落，我“哇”地一声，把“公粮”交了出来。吐完，心里好受多了。但随之而来的担心又出现了，怕自己这样的身体适应不了大强度的飞行训练，更怕因为过不了身体关而停飞。 落地后才知道，我们班的六名同学，都交了“公粮”。李小响吐得最凶，飞行衬帽吐满了，两只飞行皮手套也吐满了，最后吐出来的都是绿水，差点没把肠子吐出来。但我们的意志都很坚强，没有一个请求自己教员中途返航的，都飞够了30分钟的规定时间。教员笑着对我说：“初次升空，交点‘公粮’是正常的。想当年，我也吐过。飞多了就适应了。”听了教员这话，我知道我的身体关过了，高兴极了，屁颠屁颠地给教员打加餐。 我们班的六名同学，都闯过了胆量关和身体关。飞行回来，我们就争先恐后地讲螺旋的有惊无险，讲交“公粮”的几个阶段。我们都陶醉在飞行的惊险和艰难过后的愉悦之中，飞行之外的一切事情都不复存在。 二 学飞行最难的是第一个课目：“起落航线”。“起落航线”从起飞到着陆只有短短的五分钟的时间，却要调动你的手、脚、眼、耳、口迅速准确地完成三百个动作。起落航线的关键动作是“着陆”，着陆的关键动作是“一米拉平”，就是说让着陆的飞机在高度下降到“一米”时，操纵驾驶杆把飞机拉平，让飞机平飘减速，然后再缓慢接地。每批飞行学员都有几个在这个技术动作上惨遭“淘汰”。我们都很怕。而越怕越紧张，越紧张越看不清一米高度……我就进入到这种怪圈中。 那天，我们的飞机在起落航线上刚改出二转弯，李小响的教员带他做着陆。时间已近中午，我们都是最后一次飞行，落地后就没有任务了。我在耳机里听飞行指挥员邢大队长对正在着陆的飞机说：“一米好的”。语气中充满了对着陆动作的肯定和称赞。李小响的教员被李小响出色的发挥和指挥员的赞美所鼓舞，想趁热打铁，就临时决定请示指挥员再“连续”飞一次。按飞行术语规定，空中无线电通话力求简捷，李小响的教员只说“连续”两个字就可以。但眼下“连续”属于超计划飞行，他怕指挥员不准，想起早晨“天天读”正好学了《愚公移山》，便急中生智，在嘴里嘣出一个非常幽默的新词。他用一种轻松自然而又暗含命令的口吻向指挥员请示说：“挖山不止，连续。”本来邢大队长准备指挥他们的飞机脱离跑道。突然听见李小响的教员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破例”的新词，不但觉得要求合情合理，还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精彩范例，怎能不准？邢大队长灵机一动，在指挥术语前面也加上了一句与之相互呼应的新词：“发扬愚公精神，可以连续。” 他们在说这段话时，我正好飞行到航线第三边中间，马上就该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结果，我被这段精彩的对话逗乐了。这一乐，我的精力就被分散了，错过了放起落架的时机。而教员在集中精力给我做空中讲评，也没注意到。飞行常常是这样，到什么时机做什么事，一旦时过境迁，就很难再想起来。结果，我没放下起落架就要做着陆。一旦落地，后果将不堪设想。高度已下降到六米，我和教员全神贯注地做着陆动作。突然，跑道“t”布旁的信号员朝我们的飞机方向打来三发红色信号弹。几乎在同时，邢大队长也喊着我教员的飞行代号：143起落架没放，马上“复飞”！我脑袋“嗡”地一下子大了，不知如何是好。教员却非常沉着。只见他迅速把油门加上去，继续做着陆动作，并用柔和的语调提示我：“42注意看好地面——判断高度——现在是一米……”教员并没有加满油门马上把飞机拉起来复飞，而是带着油门在一米的高度上做了通场平飘，距离足有一千五百米，是正常着陆平飘距离的十倍。这回我可是把一米高度看得清清楚楚，并在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一道痕迹。 在航线三边放好起落架后，我非常自信地对教员说：“我认识一米了。这次着陆我做。”教员知道一米是我的难点，就答应了。我在一米高度上把飞机拉得非常平。平飘一百多米后开始下沉，我继续柔和拉杆，飞机均匀下沉，以轻两点的姿势接地。塔台上的邢大队长也连连为我的着陆动作叫好。 那段时间，天气好，没有中央文件要传达，也没有毛主席最新指示要发表，所以，天天飞，我们技术掌握得都很快，飞了一个多月，每人飞了一百多个起落，着陆动作就基本掌握了。在最后一天放单飞的考核中，全大队学员只有三人因着陆动作被淘汰，而我们四中队的六名学员全部获准明天放单飞。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呢！ 那天的单飞计划，我们四中队有三名学员排在了前面。班长曾延军飞得最好，第一个起飞。我紧跟其后。然后是张雪松。第一个起落我们都很小心，一米拉平高度和两点接地姿势都控制的不错，飞行指挥员邢大队长连连叫好鼓励，校长和团长也情不自禁地伸出了大拇指，我们三个就都把笑容写在了脸上，很自豪。 第二个起落，我们又上天了。我在做一转弯前观察了一下前机，曾延军正好二转弯刚改出。随即，我就听到曾延军按住发射按钮说话了。这个位置不应该说话。开始我还以为他在空中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仔细一听，他是在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我听后，觉得班长选用的这段毛主席语录恰到好处。我不想落在曾延军后面，决定也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我想好的一段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可没等我开口，邢大队长先说话了：“空中的学员请注意，为了使空中无线电畅通无阻，飞行时暂不要背诵毛主席语录。”我的想法就没有实现。可我后面的张雪松却马上发明了一种表达感情的新形式，他竟按住发射按钮，放开喉咙唱起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张雪松唱完，邢大队长又说话了：“从现在起，为了确保安全，空中的学员不要发出任何与飞行无关的声音。”看来，邢大队长是吸取了上次说话的教训，尽力把话说得严密。否则，有的学员给你来一段山东快书或现代京剧也说不定。至此，空中无线电才肃静下来。 第一天单飞，我们出色地完成了飞行任务。 三 就在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要凯旋时，航校顾政委乘着运—5飞机在我们机场降落，说是要在机场紧急传达中央文件。这时就有人议论，说军队出事了，空军也出事了，企图搞兵变的人已经被抓了起来。顾政委站在飞机的机翼上，用他那特殊的苏北口音，拉着长声，传达起中央文件。顾政委的话我不能全听懂，但大意是听明白了。他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阴谋搞兵变，被党中央毛主席发现。中央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等职务，逮捕空军政委余立金，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司令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下面静极了。当顾政委点到杨成武的名字时，站在我右面的诸葛京东冒出了一句疑问：“杨成武也被打倒了？”诸葛京东是北京籍学员，来自毛主席身边，他父亲又在军队里当官，自然比我们人见多识广。他家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谱，他对其中的十位元帅、十位大将、五十七位上将，如数家珍。每回班里开会学习，他总要讲点这方面的事情，好像这些将帅他都见过，很熟。没想到，这回惹出事了。当时，他声音很小，但我听到了，站在他右面的班长曾延军肯定也听到了，因为我随后就听到曾延军侧过脸小声对他说了一句：“不要乱说。”我想，这下坏了，如果班长把诸葛的这句话汇报给大队宋政委，上纲上线，非给诸葛做政治停飞不可。 当天下午，宋政委就找诸葛谈话：“难道你怀疑毛主席亲笔圈阅的中央文件吗？你的无产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再让你飞，你就会偏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好在诸葛早有心理准备，一口咬定没说。宋政委又把我找去了解情况，我说：“我一直站在诸葛左边，他确实没说。”结果，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第二天，飞行计划被取消了。全团在俱乐部召开政治学习动员大会。团里江政委坐在主席台上为我们做政治学习动员报告。内容是：打倒杨、余、傅。江政委在作报告之前，先带领全团指战员一连学了十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他说，从今天起，停飞一个月，全面掀起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文件的高潮…… 远离蓝天，远离飞行，好像我们这些人今后不是要搞飞行，而是要搞政治。 不飞行的日子，是班里开“讲用会”的大好时光。我们班长曾延军最会讲，他把“扫地”这件平凡小事讲活了。 班长是很会干面子活的人。比如，扫地，倒痰盂。这些活，干部不在场时，他从来不干，大都是张雪松默默无闻地干。一旦干部来了，班长马上就高度兴奋起来，又是扫地，又是倒痰盂，有时还在张雪松手里抢扫帚扫地。于是，曾延军就在班里的讲用会上讲扫地。他说，当我看到班里的地脏了，我的脑海里就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扫不扫呢？好像有两个小人儿在吵架，一个说，你是一班之长，该扫。一个说，今天不是你卫生小值日，不该扫。在斗争难分胜负的关键时刻，我忽然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报务。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扫帚。在扫地的过程中，我发现床底下犄角旮旯还有脏东西，我的脑海里又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犄角旮旯扫不扫呢？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对待工作要像白求恩那样精益求精。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跪在地上，把犄角旮旯的脏东西扫出来。班长说，通过扫地这件平凡小事，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学毛著必须带着问题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曾延军不动声色的在班里一讲，就把我们都给比下去了。我们几个没讲的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敢讲了，甘拜下风。 张雪松坐在那里不服气，时不时地向班长翻眼睛，好像是在抗议。曾延军看出来张雪松的意思，不紧不慢地解释说：“其实，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班的卫生主要是靠张雪松保持的，从不让地上有一块纸屑。所以，我们班才能连续夺得大队卫生红旗。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我今天讲扫地这件小事，并没有抢功的意思。只是想把我在一次扫地时的思想转变的两过程告诉大家，抛砖引玉。”张雪松说：“班长，有你这句话就行。我还会像从前一样搞班里卫生，保持大队卫生红旗不丢。” 宋政委看了我们班长的讲用稿，连声叫好，马上让曾延军给全大队讲。班长就绘声绘色的讲起来。果然反响强烈。消息传到了团里，江政委又让班长在全团讲。结果，班长一下子就在全团讲“红”了，被评为全团学毛著积极分子。我们班里的人都觉得脸上很有光，班长的荣誉就是我们全班的荣誉，人人有份。 “一帮一，一对红”是在这次政治学习中新开展的一项活动。宋政委要求我们学员都要结成互助对子。我们四班六名学员，正好结成三对。我和孙晓晖一对。班长和诸葛京冬一对。李小响和张雪松一对。每天晚上我们都成双成对地出来活动。开始，为了让大队和中队领导看到我们在活动，得到表扬，都选择显眼的线路，手握“红宝书”，边走边谈。后来，我们发现，大队和中队领导并不注意我们“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细节，边走边谈认真活动的没得到表扬，出了楼门就见不到影儿的也没受到批评。于是，我和孙晓晖也不那么认真了，出了楼，在院里转上两圈，就向营区外面迂回。一走出营区，我们就自由了，说话的胆子也大了，什么都敢说了。有时，我和孙晓晖也对大队的一些作法发发牢骚，说几句怪话。主要是对宋政委有意见。宋政委在照相的事情上给我们学员无限上纲，让我们很反感。我们刚穿上心爱的飞行服时，都想站在飞机旁照张相给家里寄回去，让家人也高兴高兴。宋政委知道后，马上给我们学员训话，说我们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是爱慕虚荣，与无产阶级世界观格格不入，与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还说，如果把站在飞机旁的照片寄回家，就会泄露军事秘密，苏联特务就会在我们身上搞到中国空军航校的飞机装备情报，不知不觉地就成为苏联特务的帮凶，亲者痛，仇者快。所以，大队规定，不许穿飞行服照相，更不容许在飞机旁照相。谁违犯就把谁做政治停飞处理。 我说：“宋政委太左。比如照相的事。”孙晓晖说：“我妈每次来信都向我要穿飞行服的照片。我说，部队有规定，不让照。可我妈就是不信，说我翅膀硬了，会飞了，不听话了。说的我好伤心。”我说：“等宋政委调走就好了。” 迎面走过来三位姑娘，用异样的眼神瞅我们，还互相挤眉弄眼。我们停止了谈话。她们很大胆地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就听到一阵“咯咯咯”的笑声。一个姑娘说：“空军部队就是怪，两个男的谈恋爱。”另一个姑娘说：“裤腰带扎在外，被子不分里和外。”第三个姑娘说：“洗了帽子吹起来晒。”孙晓晖向我使个眼色。我也向他回个眼色。我们就决定还以颜色。我大声说：“二道湾老乡就是怪，大姑娘叼只旱烟袋。”孙晓晖大声说：“窗户纸糊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说完，我们俩哈哈大笑起来。 那个时候的政治学习太教条太僵化，精神生活又太枯燥太单调，“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给我们提供一个自由空间，任你去幽默，搞笑，发泄，释放，说你想说的话……给了我和孙晓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乐趣。我敢断言，每一个飞行学员都在“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中得到了放松。 但，也有受害者。一天，宋政委找诸葛京东谈话，问：“你说没说过‘林彪也打过败仗，彭德怀也打过胜仗’这句话？”诸葛当时脸都吓白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宋政委说：“如果你承认说过，就让你飞。如果你不承认，天天办你的学习班。”诸葛太天真了，一听说让飞，马上对宋政委说：“我说过，我跟班长在庄稼地里说的。” 第二天，诸葛就被定为反革命，押送回家。走时，没让诸葛和我们见面，他的行李是警卫连的两个战士来班里取的。我们看着，心里极不是滋味。仅仅因为一句话，就成为反革命，再也不能上天飞行，太冤了。唯有班长一脸浩然正气，用蔑视的眼神看着两个战士整理诸葛的衣物，好像在说：这是罪有应得。我突然觉得班长很像宋政委，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左得狠。 诸葛京东是我们四班第一个被停飞的学员，留下一张空床在那里，仿佛在向我们昭示着什么。 四 一过“寒露”，就进入了真正冬天。大雪下过，天空湛蓝。这正是飞大课目的理想天气。眼下，我们的“复杂特技”单飞只差一个飞行日，就可以转入“编队”飞行。因为明天有飞行任务，我们很早就熄灯睡觉了。刚刚进入梦乡，副中队长进来了，把我们叫醒说：“上级通知，今晚有重要新闻。”我们兴奋地问：“是不是毛主席要发表最新指示？”副中队长笑着用手指着门框上方的喇叭说：“到时候一听就知道了。搞庆祝的时候动作要快……”正说着，喇叭响了，里面果然传出来毛主席最新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听完，我们一齐欢呼雀跃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一窝风地跑出去取锣鼓什么的。走廊里都是来回跑动的人，有取彩旗的，有拿大红横额的，有拿毛主席语录牌的。很快，我们飞行一大队就把队伍带到了团部大楼门前。飞行二大队的队伍紧挨着我们。然后依次是：团直机关，汽车连，警卫连，场站……最后是部队随军家属队伍，清一色是娘子军。 江政委站在队伍前面说：“今天，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指示，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喜事。我们马上去机场游行庆祝。游行回来后，各单位要连夜编排文艺节目。明天早餐时，各单位的文艺小分队要到各个食堂巡回演出。到了机场还要演。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最新指示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站在一旁的孙团长说：“我们要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为动力，借东风，鼓干劲，出色地完成明天的最后一个特技飞行日！”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机场进发了。我们一大队行进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路上，锣鼓喧天，口号阵阵。偌大个机场白雪茫茫，在月光的映照下，泛着奇异的波光。我们在机场上绕了一圈，又按原路返回营房。时间已近午夜12点。周副大队长在走廊里按响熄灯铃，用粗犷的嗓子喊：“抓紧时间睡觉，明天飞行计划不变，四点准时起床。” 凌晨四点，我们都在酣睡。突然，起床铃响了，尖厉刺耳，令人心悸。随后，就听到周副大队长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跟着班长做“早请示”和“天天读”。今天的天天读有了新的内容：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班长要求每人当众朗读三遍。我们的记忆力都很好，昨晚就把那三行半字背熟了。我们就都闭着眼睛朗读，有边读边睡的嫌疑。可这个时候大家都困得要命，就谁也不说谁了，就连班长曾延军也哈欠连天，难以自持，也管不了我们许多了。 火红的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来，我们迎着朝霞，驾机向特技空域飞去。尽管昨晚我们都没有休息好，早餐也没吃好，但我们单飞时都很谨慎小心，每个特技动作都做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所以，飞得还算顺利。 飞行快结束时，李小响出事了。当时，李小响在2号空域飞行。他的教员戴着墨镜，坐在方块地带，一直在观察2号空域的飞机。眼下，李小响操纵飞机做了个半滚倒转。俯冲拉起后，连了一个斤斗，并继续俯冲。教员想，下面该做半斤斗翻转了。李小响又把飞机快速拉起。飞机很快就进入垂直上升状态。这时，李小响本来应该继续拉杆，以保证飞机在顶点时有足够的速度用来做翻转。但李小响却没有继续拉杆。飞机竟“悬挂”了。飞机的速度在急剧减小。一眨眼的功夫，飞机就失速进入了螺旋，垂直向地面迅速坠落，一圈，两圈……飞机已经处在失控状态。李小响的教员急忙冲着塔台车上的飞行指挥员邢凯喊：“快指挥2号空域的45，推杆反舵改出螺旋。” 还没等飞行指挥员邢凯发出指挥口令，李小响的飞机已坠落地面。李小响的教员像木头人一样愣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方块地带的人都站了起来，向2号空域望去。空域里已没有李小响飞机的踪影。 邢凯对着话筒连续呼叫：“45，东方呼叫……45，东方呼叫……45，东方呼叫……”无人回答。 不多时，2号空域里的民兵就给机场打来电话，报告说：“这里刚刚坠毁一架飞机，飞行员已经牺牲。” 我们迅速乘车赶到事故现场。飞机在触地的一瞬间解体了，残骸碎片散落在一百多米的范围里，李小响摔得很惨，头和胸穿透了前舱仪表板，挤到了发动机气缸里，后半身连同降落伞甩到了五十米开外的地方，四分五裂，洁白的雪地上，有十几处被李小响的血肉染红。伞包上挂着几条血淋淋的肌肉。那把带烤蓝漆的五四手枪已摔成了铁渣。我看见了李小响时刻带在身上的两件宝：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铝质的毛主席像章已经扭曲变形，上面溅满了殷红的鲜血。“红宝书”分成三瓣散落在雪地上，书页被鲜血染红，经风一吹，书页上的血色有些变黑，在空旷的大地上随着枯草在战栗。刺骨的北风夹着雪花呼啸着，发出凄厉的悲鸣，令人撕心裂肺。 全场的人都哭了。李小响的教员跪在雪地上，抱着扭曲的螺旋桨，哭得比谁都伤心。 第二天，空军、军区空军和航校工作组先后赶到二团。两天后，事故调查结果出来了。结论是：飞行学员李小响在做特技垂直向上的动作时，因操纵不当，致使飞机误入螺旋，又没能改出，发生一等飞行事故。这个结论，回避了重要问题。我们心里都明白：如果那天晚上毛主席最新指示没发表，大家都按时睡觉，早晨按时吃饭，按时开飞，李小响肯定不会死。可这话谁也不敢说，包括孙团长、邢大队长这样令我非常敬佩的首长！因为这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态度问题，立场问题，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政治大问题。说了是要被打成现形反革命的！谁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啊？还想不想飞了？我们都不想步诸葛京东的后尘。所以，我们只是在心里想，谁也不敢站出来讲真话。甚至还要在会上违心地说假话，迎合上级的结论。这是当时最好的一种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飞行。这对我们这些在飞行中连死都不怕的男子汉来讲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和无奈。我们当时把飞行和政治生命这两件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本身还重要。我们想的是，宁可在飞行中像李小响那样悲壮地牺牲，也绝不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苟且偷生。 宋政委给我们训话时说：“出了一等飞行事故，是我们突出政治还不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没落实到行动上，没有飞行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宋政委大言不惭地说着假话和空话。我觉得他的声音越飘越远，最后不知他在讲什么，只见他的嘴巴一张一合，我的脑海里一会是李小响快乐的娃娃脸，一会是他鲜血淋漓的惨状…… 空军和军区空军工作组走后，张校长对孙团长大发雷霆：“你这样训练是拿学员的生命开玩笑！懂吗？！你要在全团大会上做深刻检查！……”孙团长立正站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吱。在全团的飞行事故总结分析会上，孙团长竟泣不成声地说：“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我身上还存在资产阶级单纯军事观点的流毒，我在军事训练上犯了急躁冒进的严重错误，我没有坚持政治挂帅，没有摆正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最终导致了一等飞行事故。我愿意接受上级给我的任何处分。”轮到江政委做检查时，他竟像个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起来，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平日带领大家一连学习十段毛主席语录时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已荡然无存。团长和政委在会上的表现让我感到惊讶。 会后，孙团长被子撤职了。江政委官位却坐得很稳，俨然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孙团长则成了反面教材。 团里由一名副团长带着团工作组奔赴李小响的山东老家处理善后事宜。 李小响的床位空了。我们班还剩下了四个人：我，班长，孙晓晖，张雪松。晚上睡觉前，我们都变成了哑巴，谁也不说话。空气很压抑。班长在写一份什么东西，很神秘的样子，怕我们看。其实，我们三个人真不想看他写的是什么鸟东西。关我们屁事？ 五 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班长曾延军。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引用了庄子的一句话：吐故纳新。这句话很重要，是需要贯彻执行的关键词。宋政委说：“纳新就是要为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吸收新鲜血液，就是要在学员中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听了，都很兴奋，跃跃欲试，积极表现，渴望自己能在发展之列。 那时，我们非常看重政治生命。而只有入党才是政治生命的开始。而我，把中国共产党看得无比伟大、崇高、神圣，入党的心情非常迫切，做梦都想加入到这个先进行列。结果，全大队学员中，只有我们班长曾延军一个人拿到了大红封面的入党自愿书。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一直以为有我。我的飞行技术在全大队拔尖，经常受表扬。教员背后夸我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再有，大队的黑板报也是由我来出，我字写得漂亮，还能画，我出的板报色彩斑斓，生动活泼，大家有目共睹。结果没有我。我的心情难受极了，感觉很委屈，蒙着被默默流泪，不知自己差在啥地方。 中队长找我谈话，首先肯定了我的成绩。然后指出我的问题。中队长说：“第一，工作情绪还不够稳定，比如出黑板报，应该是一周出一期，可李小响出事那段时间你的情绪很低落，黑板报就少出了一期。第二，靠近党组织不够，没有及时向大队党支部汇报思想。李小响出事后，曾延军就及时向宋政委递交了思想汇报，表示飞行事故并不能动摇他的飞行事业心，要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政治挂帅，坚决与资产阶级的单纯军事观点划清界线，永远飞行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在这一点上，曾延军比全大队所有的学员做得都好。” 我听了，觉得中队长说的这两条都是事实，心里豁然开朗，觉得没什么可委屈的，就表态说：“请中队长放心，我一定虚心改正身上的缺点错误，经受住党组织的考验，争取早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中队长找我谈完话，张雪松就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我，问：“张小飞，是不是大队要发你党表了？”我反问：“你听谁说的？”他依然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又问：“中队长跟你说的啥？”我说：“中队长是找我谈心，指出我身上缺点，让我克服。”张雪松这才变化了眼光，用一种玩世不恭的口气说：“我就想不通，曾延军能入党，我就不能入党？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如他曾延军？他15岁入团，我14岁入团。他在中学是团支书，我也是。到航校，他第一批放单飞，我也不是第二批。他在单飞那天念毛主席语录，我在单飞那天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他讲用讲的好，但我扫地扫的好。没有我扫地夺大队的卫生流动红旗，他也不能讲红全团，当上学毛著积极分子。这不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吗？” 我万万没有想到平日埋头扫地不善言谈的张雪松把入党的事比我看得还重，心里还憋着这么一大堆不满言论，好像自己没入党比谁都冤枉。我觉得张雪松的情绪有点不对头，就劝慰说：“你扫地积极，大家都看到了。但光凭这一点还不够。我们和班长的差距是在突出政治方面。在这方面，我们都没有班长做得好，没有班长成熟。比如说，我们扫地，就知道埋头扫，什么也不想。但班长就能突然想起两段毛主席语录，能活学活用。 张雪松显然是不服气，拦住我的话说：“我明天我扫地也想毛主席语录，想三段，想四段，想五段……张雪松越说越激动，脸憋得象猪肝，手也不住地颤抖。 熄灯后，我发现张雪松翻来覆去睡不着，不停地小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好像是着了魔。 早晨起床，班长带领我们向毛主席早请示，可张雪松置之不理，还在小声背诵毛主席语录。班长说：“张雪松，你停下来，早请示了。”张雪松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你们谁要不让我背诵毛主席语录，谁就是反革命！”我们几个人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这老实人上来犟脾气了。去卫生间洗漱时，孙晓晖小声对我说：“张雪松是不是没入上党有情绪？”我说：“是。他想不通，是冲着班长去的。发泄出去就好了。”结果，张雪松一发不可收了。早晨去吃饭的路上，他也不停地背语录，周副大队长制止也没用，一直背到进食堂门。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晚上，张雪松坐在床上，双手捧着“红宝书”，不停地背语录。我、班长和孙晓晖同他说话，他连头都不抬，还是背那几段。我们仨都觉得情况不好，在一起咬了一阵耳朵。班长就去叫中队长。中队长进来和张雪松说话，张雪松连看都不看中队长一眼，还是背个没完。班长就又去叫大队长，也无效。最后，把大队航医和团卫生所所长都找来了。当晚，张雪松就被送进了神经病院。张雪松一入神经病院，就再也没回来。 我们班又空了一张床。房间里更显得清冷了。一谈起张雪松，我们的心情都不好受。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得上这种病呢？ 六 班长曾延军被团党委批准入党的第二天，厄运就临头了。那天是“编队”基本队形放单飞的日子。早晨，我们正要上车去机场飞行，中队长把曾延军从队伍中叫了下来，说41，宋政委找你有事。我们当时都没在意。可直到开飞时，曾延军也没来机场。整个一上午都没来。我们就觉得有什么事了。而且是很大的事。 中午飞行回来，我和孙晓晖发现班长的床上空了，床头柜上留着一张纸条，上面是曾延军的笔迹：“张小飞、孙晓晖：我现在的心情非常难过。我姨夫因在学校里说了错话，被定性为现形反革命。我为有这样的姨夫感到耻辱。我再也不能飞行了，马上离开飞行大队，所以，来不及和你们告别。团里分配我去机务大队当机械员。谢谢全班同学对我班长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曾延军。” 我和孙晓晖看完纸条，心里都不是滋味。虽然我们对曾延军有看法，但我们还是觉得班长天生就是一块飞行的料，飞行技术在全大队没人能比，前程不可估量，因为这样一个自己无法把握的问题而停飞，太冤枉。我们只有同情，不敢幸灾乐祸。因为我们也无法把握自己的任何一个亲属都不说错话。这样一想，就感觉前途未卜，不可知的因素太多了。自己主观上再努力，也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心情都很沉重。 晚上睡觉，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孙晓晖。我们大眼瞪小眼，沉默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在停机坪上检查飞机时，看到了曾延军。他身穿一套崭新的黑色帆布机务工作服，正低着头用独轮车推冷气瓶。我喊了一声：“班长！”曾延军抬头一看是我，脸上露出苦笑。我发现他的双眼又红又肿。我猜想，曾延军昨天晚上一定哭了很长时间。 这以后，每个飞行日我都能看到曾延军身穿黑色工作服在飞机旁忙碌的身影。只是他总低着头，有意回避我们。我也就不再喊他。我发现曾延军的黑色工作服已经蹭上了不少机油，前襟发亮光，看来他真是埋头苦干了。这让我想起他在班里扫地，两次想起毛主席教导才把地扫完。眼下的曾延军和那个讲用会上的曾延军已判若两人。 七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两国军队箭在弦上，战争一触即发。我们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沿，空军对空中防线就非常重视，生怕飞行员中间有阶级异已分子驾机向苏联叛逃。部队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宋政委不断找人谈话，了解大家的思想动态，好像人人都不可信。政治机关加紧了对我们飞行人员的政审，发函或派人搞内查外调。一时间，搞得人人自危。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的，资本家的，有海外关系的，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都被挂了起来。大都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期间参军的老飞行员。我们大队的邢大队长和我们四中队的赵中队长就在其中。邢大队长是国民党起义兵，赵中队长在印尼有海外关系。 一天早晨，我正要去机场飞行，宋政委把我从队伍里叫下来。当时宋政委的表情很严肃。我跟在他后面走的时候，心里就打起鼓。宋政委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下后，先和我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学完，宋政委说：“张小飞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调查了解，你父亲是工厂里的走资派，正在车间劳动改造。校党委决定，暂停你飞行。今天你就离开飞行大队，去牡丹江航校农场劳动，马上有汽车送你走。” 我像遭到雷击，大脑一片空白。接着，鼻子就酸了，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不愿当着宋政委的面哭出来，说了一句：“我这就去准备走。”转身就往宿舍里跑。一进房间，眼泪就像开闸的河水奔泻出来。 此时此刻，我最恨的一个人就是我爸爸。是爸爸害得我不能飞行。爸爸你当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当走资派呀？你这不是坑我吗？一想到马上就要告别我热爱的飞行事业，告别可爱的蓝天，告别朝夕相处的教员和同学，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疼。我越哭越伤心，越哭越委屈。哭着哭着，感觉跟前站着一个人。抬头一看，是宋政委。我不哭了，站起来，转过身擦干眼泪。 宋政委说：“汽车已经在门口等好了，赶紧收拾东西吧。” 我就把我的军被三横两竖打好，又去储藏室把我的手提包取出来，把床头柜里的零碎东西都装了进去，背上背包，拎上手提包，含泪告别了飞行一大队。上车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飞行一大队的二层小红楼，在心里说：“我张小飞是不服输的！总有一天，我还会重返蓝天！我是为飞行而生的！我是为蓝天而生的！我将来会成为中国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 满载货物的汽车在土路上颠簸了两天半，第三天下午才到达位于黑龙江最南端的航校农场。一望无际的黑土地看不见一个人，荒凉极了。汽车停在了场部门口。一个身穿旧军装满脸胡子的中年人从屋里出来接我的背包。司机介绍说：“这是农场的丛场长，是咱们中国的第一期飞行员，抗美援朝打掉过美国鬼子的飞机。”我一听，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叭”地一跟右腿，敬了一个标准军礼：“报告场长，二团飞行一大队四中队暂停学员张小飞向您报到，请指示！”丛场长笑着说：“到底是飞行学员，训练有素啊！” 我随着丛场长走进了他的办公室。红砖铺地。屋里陈设很简陋，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都很破旧，墙边堆着不少农具。丛场长说：“张校长亲自给我打过电话，说你在农场劳动的关键问题是保证身体不能出现伤病。我想干脆你去放羊吧。我们有一百多只羊，前一个羊倌刚走，你就接他，自己独门独院，我这就带你过去。” 绕过房山墙，我看到了房后停着拖拉机，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农机，几个当兵的正在机器上做维修保养。我问：“我们农场有多大？”丛场长说：“大得没有边。北大荒就是地多，随便种，就看你的肚量有多大。”说着，就到了羊圈。羊圈在场部南面，几间干打垒，四周用木栅栏圈起来一个大院子。我和丛场长一进院门，一只黄褐色的长得跟狼一样的狗狂吠着冲了过来。我一惊，赶紧扔掉提包，侧身持拳，摆出搏斗的架式。丛场长喊了一声：“狼仔！”那只狗就不再叫了，乖乖地蹲地一旁，昂着头，耷拉着长长的舌头，瞅我们。我这才轻松下来，从地上拾起提包。丛场长走过去，用手抚摸着“狼仔”对我说：“别看它长得大，才六个月。是我从边防部队的军犬训练大队抱来的，人家不愿给呀。它的父母都是军犬之王，架子好，毛色漂亮，通人性，绝顶聪明。‘狼仔’也错不了。以后你放羊就带上它，两只狼都不是它的对手。记住，每天早饭别忘了找炊事员要骨头。”丛场长这么一说，我马上就对狼仔产生了好感，过去摸它的耳朵。狼仔很友好地看着我，耷拉在外面的舌头颤动着。等到我和丛场长走过去，狼仔就跟在我身后，很忠实的样子，好像把丛场长刚才说的话都听懂了，把我当成了这里的新主人。 再往前走，我看见了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那马见到丛场长，扬起头，张开嘴，咴咴地叫着，四只蹄子也动起来，很高兴。丛场长走到跟前，把缰绳从桩子上解下来，摩挲着飘逸的马鬃对我说：“这匹军马的名字叫‘大红’，解放战争立过大功两次，在枪林弹雨中送过情报，救过一位营长的命，身上还有弹片没取出来。现在‘大红’老了，不能上战场了，不中用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它过去立下的战功，要让它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要为它养老送终。记住，每天早饭到食堂要五个煮熟的鸡蛋，拌上豆饼和草料喂‘大红’，这是我的指示，食堂的人都知道。”丛场长这么一说，我对“大红”也有了好感，我也不住地摩挲着长长的马鬃，真想骑上去和它亲近亲近。丛场长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明天放羊，配上马鞍和脚蹬，你可以骑个够。” 丛场长又带我去羊圈。一百多只羊看见我们来了，都伸着脖子朝我们涌来，咩咩地叫着，围着我们蹭来蹭去。丛场长不停地用手摸着羊，说：“这些羊又温顺，又通人性，你很快就会和它们成为亲密的战友，难舍难离。”说着，丛场长又向我传授放羊的经验。从羊的性情、羊的生活起居规律讲到怎么样与羊对话、交流，讲得绘声绘色，有板有眼，俨然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羊倌。 八 晚上，我躺在床上思来想去：老场长像我这样的年纪正翱翔在祖国的蓝天，“大红”年轻时正驰骋在疆场。现在，他们老了，才来到农场。而我，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却不能……我不禁黯然神伤。 “当！当！当！”有人敲门。“张小飞睡了吗？”我跳下炕，打开门。是老场长。“刚来，怕你不习惯，来看看你。”望着老场长慈祥的面容，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不禁热泪盈眶。老场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不要想得太多。既来之，则安之。你还年轻，要向前看。这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乌云总会过去的，我们的张小飞终有重返蓝天的那一天！”望着老场长期待的目光，我坚定地点了点头。老场长走后，我仍在回味他的话。不知咋的，我有一种卧薪尝胆的感觉。我在心里念叨着：“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则安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清晨，小闹钟的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揉一揉眼睛，赶紧从火炕上爬起来，穿衣服，叠被子。然后，带上“红宝书”，跑步去场部会议室与三十几个老兵做“早请示”、“天天读”。之后，去食堂吃早饭。饭后，我去厨房，找值班炊事员，把五个煮熟的鸡蛋和几根骨头带回去。剩下的时间就由我自己安排了。我先喂“狼仔”骨头，再喂“大红”鸡蛋。我把喂它们“特食”当作一种精神享受，有一种当家作主人的快感。我看着它们嚼得津津有味，自己嘴里也觉得好香，也像在吃着山珍海味。看着它们吃完，我就把羊赶出圈，开始放羊。我骑着“大红”，带着“狼仔”，挥舞着牧鞭，赶着羊群，迎着灿烂的朝霞，走向辽阔的草地。这时，我的心情好极了，觉得自己像个率领千军万马的三军统帅，狗、马、羊都听我的调遣。 春来了。翠绿的草地上开满了嫩黄色的蒲公英。远处的山绿了，层层叠叠。朵朵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飘荡，变幻着千姿百态的模样。沉睡了一冬的雪兰河苏醒了，清澈的河水闪着碧波在绿色的大地上欢快地流淌着，一路唱着歌向大海奔去。我躺在绿绒绒的草地上，双手里摆弄着“初教六”飞机模型，嘴里叼着草茎，仰望着蓝天。羊儿们在大地上悠闲地游荡，时而啃食几口青草，时而又去河边饮水，发出咩咩的叫声。“狼仔”一动不动地蹲在我身边，像一个忠诚的卫兵守护着主人的安全。“大红”围绕着我们漫步，安逸而又从容。我慢慢地闭上眼睛，用心灵去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地下的蚯蚓在轻轻地蠕动。地上的小草发出破土而出的声音。蝴蝶扑闪着翅膀。蜜蜂颤动着薄翼。雪兰河的流水在丁丁作响。天上飞翔的小鸟在愉快地歌唱。我沉浸在大自然神奇的交响中，脸上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和春风。空气中氤氲着泥土的芬芳和花草的清香。我把我小草一样的生命溶化在了这春意盎然充满生机的大地上。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仰望浩瀚无际的天空。我渴望重返蓝天，渴望像雄鹰一样自由翱翔。蓝天上有一只鹰在飞翔，越飞越远，我的心也被带到了远方，带到了天的尽头。我滚烫的泪水已在我的脸上悄然流淌，一滴一滴地落在草地上。 早晨去场部“天天读”时，我看到了孙晓晖从云南省一个叫昭通的地方给我写来的信，这让我很吃惊，有点云里雾里。我真想马上就破解谜底。但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我不想当众拆信。因为我无法确定孙晓晖这个坏小子在信中都写了什么。有些话是不能让第三者知道的，比如，我们在“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时的牢骚话。我是在放羊时，躺在草地上，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读了孙晓晖的来信。孙晓晖在信上告诉我，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黑龙江已经成为前线。中央军委指示，要在云南大三线组建航校。于是，我们二团就从二道湾千里奔袭来到了位于云南东北角的昭通县。这里是深山腹地中的一个坝子，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处，机场海拔1950米，群山环绕，世外桃源。昭通府被称为滇东北的小上海。我们部队就驻扎在城边的凤凰山下。孙晓晖说，初来乍到，我们就给这里的老百姓总结了五大怪：老母猪扎腰带，过桥米线人人爱，老太太爬山比猴快，有布不穿头上戴，赶着马车站起来……看到这，我就忍不住笑了。我把目光从信中移开：“狼仔”依然忠实地守卫在我身边。“大红”在安逸地散步。羊儿们在悠闲地吃草。雪兰河在静静地流淌。白云在蓝天上飘啊，飘啊…… 九 早晨起来，我觉得浑身无力，身体发冷，头也很痛。我知道我的感冒加重了。但我依然没在乎。吃过早饭，天有些阴，我又赶着羊走了。我赶着羊群趟过雪兰河，一直向东走，走到山根底下才停住脚步。我翻身下马时，腿发软，趔趄了一下，险些摔倒。我依然像平日那样躺在松软的草地上看蓝天，看白云，看飞鸟，胡思乱想。看着想着，我的眼前就开始冒金花，鼻孔里热得好像往外喷火，一摸头，好烫手！这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就要到了。我想，得赶快回去。我拍了拍蹲在我身边的“狼仔”，吃力地站起来，费了好大的劲，才骑在“大红”的背上，刚走出几步，狂风暴雨就倾泄下来。我们在暴风骤雨中艰难地走着。我的身体开始打摆子，眼睛也一阵一阵地发黑。我紧紧地搂住“大红”的脖子，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住。雨越下越大。当我们的队伍走到雪兰河边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突然从马背上掉下来。我们的队伍在雪兰河边停止了前进。我仰面朝天地躺在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雨还在下。风还在刮。“狼仔”紧紧地贴在我身边，用身体为我取暖。“大红”站在我的头顶，用身体为我遮风挡雨。羊儿们在“白白”的带领下，把我团团围住。我知道，我这样躺下去，是很危险的。我挣扎着想起来。可我的身体像散了架，几次爬起来，又摔倒。几次反复，我的体力完全耗尽，一动也不能动，眼前一片漆黑。我知道我已经回不去了，很快就会死在这里，永远也不能在蓝天上飞行。想到这，我的泪水就不知不觉地流出来。我突然想起了那架“初教六”飞机模型。我吃力地从上衣兜里把飞机模型掏出来，放在我的心上，默默地说：“我死了……就把我……和这架小飞机……一起埋在雪兰河畔……让我在地下……做一个……重返蓝天的梦……”这时，我听到“狼仔”在“汪汪汪”地叫，好像在呼唤我。接着，我感觉到它在用脸贴着我的脸，滚烫的热泪也流淌出来。可我已经无力回应。慢慢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时，我的眼前一切都是白色的：墙壁，门窗，床单，桌椅。明媚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洒满了房间。一个戴着白帽子白口罩、只露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的女护士正在给我往白色的铁支架上挂输液瓶子。老场长守在我身边，浑身泥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我一切都明白了。我问：“羊都回来了吗？”老场长说：“回来了。是狼仔跑回来报的信。”我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夺眶而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坐飞机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汉。消息传来，我们都不敢相信，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怎么可能呢？那可是被我们天天祝愿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啊！那可是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啊！那可是写进九大党章的接班人啊！直到大家听到老场长传达中央文件，才敢相信。不久，农场取消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活动。长时间形成的一种生活定式被突然打破了。一时间，我们还有些不习惯。时间一久，就习惯了。时间再久，就觉得从前的做法滑稽可笑。又过一段时间，再回忆起“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活动的情景，就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样傻呢？那样愚呢？那样幼稚可笑呢？简直就是疯子，神经病。 一九七二年春，组织上给我父亲作了结论，推翻了一切压在我父亲身上的不实之词。我父亲恢复了工作，重新走上工厂的领导岗位。很快，航校就决定恢复我飞行。通知是从遥远的云南曲靖航校校部发到我们农场的。当老场长兴奋地把恢复我飞行的好消息告诉我时，我悲喜交集，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鼻子一酸，眼泪就涌了出来，紧紧地抱往了老场长。为了这一天，我苦苦等了三年啊！每天，我与狗、马、羊为伴，差一点死在放牧的路上…… 离开农场那天早晨，我喂完“狼仔”和“大红”最后一顿早餐，就去收拾东西。老场长来为我送行，拎着刚煮好的鸡蛋，让我带着路上吃，千叮咛，万嘱咐，像送自己的儿了出远门。我想起这三年老场长对我的好，眼圈就红了。狼仔看我的神情有些异样，就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走一步，它就紧跟我一步，不时地用身体蹭我的腿，有意和我亲热。看来，狼仔已经察觉出了什么。 收拾完东西，我摸着它的头说：“狼仔，你陪伴我整整三年，还救过我的命。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永远忘不了你！”狼仔听到这，就把嘴张开了，等着我的手。我把手伸到狼仔嘴里。狼仔含住我的手，把眼睛慢慢地闭上，耳朵也耷拉下来。这时是狼仔最幸福的时刻。我说：“狼仔，我马上就要走了，去很远很远的地方飞行，你可要多保重啊！”说完，我把手慢慢地抽出来，又轻轻地拍了拍它的头。狼仔睁开了眼睛，盯盯地看我，眼睛里已经有亮东西在闪。我的鼻子也有些发酸。我不想缠绵下去，站起来，背上行李，转身就和老场长往门外走。狼仔也跟着我往外走。狼仔跟着我们出了屋门，又出了院门，还要跟我走。 我只好停住了脚步，蹲下来说：“狼仔，你要听话，不要再往前走了。我要去云南飞行，不能带你。你的任务是看好羊。你就蹲在这里不要动。”狼仔一定是听懂了我的话，真的蹲在院门口不动了，嗓子眼里发出“吱吱”的声音。我知道狼仔心里很难过，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一咬牙，站起来就去追走在前面的老场长。没走几步，我就忍不住停下来，回头看狼仔。狼仔像个忠诚的卫兵蹲在原地，也在看我，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我扭过头，又去追老场长。走几步，我又忍不住停下来，回头看狼仔。它还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已经泪流满面……一路上，我也不知道停下来几次。每次停下来看狼仔，心里都是酸疼的。狼仔越来越小。最后，狼仔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依然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十 归心似箭！日夜兼程！经过七天七夜的连续奔波，我终于赶到云南昭通二团。这里就是孙晓晖在信中多次描绘的那个原始、古朴、充满神秘色彩的世外桃源。我来到这里时，我的同学孙晓晖他们早已从航校毕业，分配到昆明巫家坝机场歼击机航空兵师，正在改装歼—5。我无心欣赏昭通的原始风光，也无暇体验这里的风土人情。从陆军挑选来的新学员已经开始了紧张的飞行训练。我必须紧紧跟上，不能再掉队。也许是有从前的飞行基础，我的飞行技术很快就在飞行一大队的学员中高出一筹。但我却常常感觉焦虑不安。因为我的同期同学已跑在前面。我是一个在后面拼命追赶队伍的人。我怎能满足现状呢？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站在金沙江畔，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地向党宣誓：踏着红军的足迹走，穿云破雾不迷航。为了崇高的飞行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随时准备献出青春和生命……望着波涛奔腾的江水，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在心里默默地说，党啊！今天你终于接受了我，让我走进了你的伟大怀抱。我这一生一世跟定了你，永远不回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一九七四年六月，我终于结束了长达八年的航校生活，毕业分配到昆明巫家坝机场航空兵xx师。我的同学孙晓晖他们就在那里。 这一年，我已经整整24周岁。入伍八年，岁月蹉跎。我的同学中有好几个已是飞行中队长。孙晓晖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已提升为飞行副大队长。他们都能飞三种气象，都能战斗值班。而我，刚出校门。我和我的同学差距是巨大的。要缩短这个差距是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我已经八年多没有回过家了。我本来可以在航校毕业之际探亲一次。我很想家，想爸爸妈妈，想爷爷奶奶，想弟弟妹妹。但我没回去。因为我们航空兵师马上就要改装歼—6型超音速歼击机。我可以不飞歼—5，和我的同学们直接改装歼—6。这样，就机型而言，我们就在一个起跑线上。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怎能错过呢？歼—6是国产的第二代喷气式歼击机，其飞行性能相当于苏联的米格—19。在国土防空作战历史中，已击落敌机十多架。在航空兵部队属于先进的歼击机，有“蓝天美男子”和“英雄飞机”的美称。我刚走出校门，能有幸直接驾驶这种飞机保卫祖国的领空，该是多么光荣和自豪啊！这不正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吗？ 改装任务完成后，我才回家乡沈阳探亲，见到了我阔别九年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我的奶奶已经双目失明。奶奶用那双干枯的布满皱纹的手把我从头摸到脚。我的母亲偎依在我的怀里，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抽泣着，肩膀瑟瑟地颤抖。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眼睛模糊了。我已经是一个走南闯北的军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我不能在这种场合流泪。我紧紧地咬住牙，极力地克制自己的感情。但滚烫的泪水还是涌出了眼眶，一滴一滴落在母亲早生的白发上。 闲暇的时候，母亲问我：“个人问题是咋想的？”我说：“还没想过。”母亲说：“你都二十五了，也该找对象了。”我说：“我刚毕业，要做的事情很多，不想现在就找。再说，部队规定飞行员二十八周岁才能结婚，谈早了没有用，还分心。”母亲就不再问了。 我一回到部队，孙晓晖就跑来神经兮兮地追问我：“快坦白交待，找没找对象？”我说：“没找，真的没找。”孙晓晖说：“没找也好。我们一起在空军疗养院里找。那里年轻的女兵个个漂亮。”孙晓晖已经去过好几个空军疗养院疗养，对那里的女兵情况比我有发言权。他说：“不是我自吹自擂，每次疗养，都有年轻漂亮的女兵往我枕头底下塞纸条。”我对孙晓晖的话深信不疑。 那时，我和孙晓晖都不想过早谈对象。我们都很崇拜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们没有当元帅的野心。但我们都想能当个师长、团长干干。当时，我们师长只有三十六岁，我们团长才二十九岁，都是全天候飞行员，飞行技术堪称一流，身体也特强壮，打篮球满场飞。我们想，只要打好各方面基础，实现这样的目标是有可能的。只是我们都心照不宣。都在不声不响地飞着，努力着。 我和孙晓晖都是二十七岁那年去杭州空军疗养院疗养时找的对象。那时，孙晓晖已经是飞行副团长。我也当上了飞行大队长。我们俩在战斗值班时是长、僚机，去杭州疗养时也形影不离。我形影不离孙晓晖还有一个动机：因为孙晓晖是美男子，会有很多漂亮的女兵往他枕头底下塞纸条。如果多了，他见不过来，也许我会捡个便宜。结果一连二十天过去，没有一个漂亮的女兵往他枕头底下塞纸条。这让我对他从前的自吹自擂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于是，我就着急了，说：“孙晓晖，再有十天疗养就结束了，我们别再玩深沉啦，赶快下手吧！否则，哈特曼计划就要落空。” 孙晓晖好像也突然觉悟了，对我说：“谁说不是呢！赶快行动吧！这段时间我已经物色了一个，是理疗科护士长，叫苏娟，每天给我左膝做蜡疗十分精心，嘘寒问暖，关爱有加，就等着我表态呢。你呢，你怎么样？”我说：“我也看上一个，你也天天能看见，就是疗养科的郑护士郑一霞。其实我身体棒得很，可郑一霞每天都要给我测六次体温，摸六次脉搏，比别人正好多一倍，好像我是她的重病号，要特殊照顾。”孙晓晖说：“这么美丽温柔的女兵向你表达爱情，你怎么还不吐口呢？”我说：“我想等郑一霞先说。”孙晓晖说：“你歼击机飞行大队长不主动出击，还等人家姑娘先张嘴呀？人家一天都摸你六次脉搏测你六次体温了，你还让人家一个姑娘怎么做？你还等着郑一霞往你枕头底下塞纸条啊？做梦去吧。” 说着，孙晓晖就带我去理疗科看苏娟。我没有去过理疗科，没见过苏娟长得啥样，就非常想看看孙晓晖的意中人。我们进屋时，苏娟正在整理理疗器械。我在心里惊叹：又是个漂亮的女兵！怎么漂亮的女兵都被空军疗养院招来了？孙晓晖介绍说：“这是苏护士长苏娟同志，这是我的老同学张小飞。”苏娟笑着对我说：“欢迎欢迎。”我一时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啥好。孙晓晖急忙说：“是这样，我的同学张小飞右膝打球扭了一下，想请苏护士长做一次蜡疗。”苏娟笑着说：“好啊，张小飞同志现在就可以躺在床上，我这就去做准备。”本来我的右膝没有扭伤，但这时我只好装成扭伤的样子上了床。趁苏娟去里屋准备的空当，我小声对孙晓晖说：“这么漂亮热情的女兵，你一个歼击机飞行副团长还不往上冲，你谦虚啥呀？”孙晓晖小声说：“明天做蜡疗时，我一定当她面说：苏娟，我爱你！”这时，苏娟端着熔化好的蜡盘出来了，问：“你们两个老同学在嘁嘁什么呢？”我和孙晓晖都笑了起来。就这样，我认识了苏娟。没想到，苏娟和郑一霞还是护校时的同班同学，关系很铁，像一对亲姐妹。 第二年夏天，我们团本来是去青岛海滨疗养，可我的郑一霞和孙晓晖的苏娟在杭州，就都想去杭州。团长很关心我们俩的个人问题，就跟师里联系，特批我们俩去杭州疗养，并向我们俩下达了命令：“这次去，一定要把终身大事定下来。” 一个月的疗养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临别前，我、孙晓晖、郑一霞和苏娟去登天目山。登到半山腰时，还能看到游人。到了山顶，就看不见游人了，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我们就拿出带来的啤酒、鱼罐头、香肠、酱牛肉，开始野餐。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就把结婚的时间、地点、形式定了下来。野餐的气氛好极了。我和孙晓晖都很兴奋，频频干杯。后来，我和孙晓晖就都有了几分醉意，说话也无拘无束了。孙晓晖说：“等结了婚，我的僚机可要换成苏娟了，专飞夜航。”我说：“到那时，我就是郑一霞的法定长机，我要带着郑一霞全天候飞行，风雨不误。”苏娟和郑一霞对我们俩的酒话似懂非懂，就在一边咯咯咯地傻笑。我说：“如果我们都生了男孩，长大了就都去当飞行员。”孙晓晖说：“如果我们生了一男一女，就结亲家。”苏娟和郑一霞都羞红了脸，说：“你俩坏！你俩坏！”我们俩就哈哈大笑起来。 十一 年底，我国与南边某邻国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云南的各个机场降落了从内地调来的大批作战飞机，光巫家坝机场就停了二百多架各种型号的作战飞机。陆军部队也在源源不断地往前线运兵。战事一触即发。前线部队已进入一级战备。我们部队也是如此，每天都全付武装在机场待命，箭在弦上，随时准备升空作战。部队取消了休假，疗养，探亲，并把在外边的飞行员都电召归队。在这种形势下，我和孙晓晖的婚事只好推迟。 二月十七日，战事开始了。驻扎在云南的我陆军部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跨过了红河。我们空军的飞机也频频起飞，前往边境领空执行作战任务。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真刀真枪的机会终于来啦！我和孙晓晖都很兴奋，以为空战的机会来了，都剃了光头，宣了誓，想驾驶歼—6在空中与敌机比量比量，大功小功也立上一个两个的。可开战那段时间升空执行作战任务根本就轮不上我们这个级别的飞行员，升空执行任务的都是师长、副师长和团长。我们这些低职务的飞行员看着直眼馋，也难免发些牢骚。师长知道了就说：“想争头功啊？现在还轮不上你们。等我们打没了，才能轮上你们，懂吗？” 三月十六日，我陆军部队在某邻国作战达到了预期目的，全部撤回我国境内。各个机场从内地赶来参战的飞机也陆续飞回去了。大规模的战事暂告一段落。但两国军队还处在对峙状态，边境上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不断。这个时候，我和孙晓晖才轮上了升空巡逻的机会。每次飞到边境线上空，我和孙晓晖都极力寻找空战机会。可是敌机很狡猾，见我们的飞机来了就干脆不起飞，避免与我们在空中短兵相接。夏季到了。敌机改变了策略，常常趁黑夜窜到我国领空进行侦察和骚扰。我们团随即就开始了夜间战斗值班。但空战一直没有发生。看来这种胶着状态要长期持续下去。部队依然不准休假，探亲，疗养。我和孙晓晖鉴于这种情况，决定八月一日在巫家坝机场举行婚礼。然后，在前线机场过一个战斗化的蜜月。蜜月之后，我和孙晓晖留在机场参加战斗值班。非常时期，非常办法。 我们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团长的称赞。团长说：“好啊！这能给我们充满战火硝烟的机场增加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坚决支持。到时候我要做你们俩的证婚人。”我和孙晓晖就马上给郑一霞和苏娟写信，谈了我们准备“八一”建军节这天在机场举行婚礼的想法。郑一霞和苏娟立即回信响应，说她俩七月二十八日晚在杭州动身去昆明，一言为定。 七月二十九日晚，是我和孙晓晖战斗值班的日子。这一天，距离我们婚礼的日子还有三天时间，我们俩都显得很兴奋。当日我们接到上级敌情通报，说夜间敌国两架米格—23可变翼战斗机有起飞侦察任务。有敌情啦！我们俩都来了精神。夜空晴朗，宁静。我们俩走在去值班室的路上，跃跃欲试，好像立功的时候真的到了。这将是送给婚礼的最好礼物。我们一走进值班室，就特别留意挂在墙壁上的警铃。只要那警铃一响，我们就会快步冲向起飞线。当远处的钟声响过十二下后，我戴上了飞行头盔。孙晓晖也把头盔戴上了。我们都盯着墙壁上的警铃，谁都不说话。这是最后的时刻了，该进“一等”了，再不响，大概就不会有戏。这样想着，警铃竟尖利地响了起来。值班参谋也大叫起来：“一等啦！一等啦！”我和孙晓晖抓起飞行图囊 ，撒腿就往起飞线奔。我爬进座舱，拉上座舱盖，向地勤人员挥了一下手。这时，耳机里传来塔台指挥员的口令：“746，757，开车。” 绿色的信号弹从塔台车旁升起，划破夜空。跑道灯和联络道灯“刷”地一下子都亮了。红的，黄的，白的，纵横交错，遥相辉映，像黑暗中突然浮现出一座霓虹闪烁的不夜城。我和孙晓晖同时开车。顿时，马达轰鸣。宁静的夜空也躁动起来。我随长机从停机坪滑出，拐进联络道，再滑上起飞线，刹住车，等待塔台指挥员的命令。塔台指挥员说：“检查仪表。”长机回答：“746明白，一切正常。”我回答：“757一切正常。”“746起飞！”“明白！” 我们俩同时松开刹车，加满油门。两架飞机呼啸着在跑道上腾空而起，像两支利箭射向了神秘的夜空。飞过导航台，就是抚仙湖。银色的月光洒满湖面，鳞波闪闪。我用余光看着抚仙湖在我的翼下闪过。我们按照领航参谋给的航向、速度和高度，很快就飞到了边境。我们警惕地在夜空中搜索着，不时地作着机动转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两架窜到我国境内进行空中侦察的米格——23飞机。几乎在同时，狡猾的敌机也发现了我和孙晓晖，掉头就往回跑。我们的歼六飞机飞行速度比不过米格——23，我和孙晓晖就打开加力追赶敌机。狡猾的敌机也打开了加力拼命逃窜，很快就飞过了国境线。我和孙晓晖只好在国境线上空作盘旋，密切注视夜空中的敌情，随时寻找新的战机。巡逻的时间到了，油量消耗的也差不多了，指挥员命令我们返航。我和孙晓晖这才依依不舍地调头返航。 我们驾驶飞机通过机场上空时，我突然发现长机的尾喷管里突然喷出火团来。我马上说：“746，你的飞机尾部起火了。”孙晓晖急促地说：“我的飞机抖动得厉害，连驾驶杆都握不住了。”这时，他的整个飞机都起火了。塔台指挥员果断命令：“746，立即跳伞！” 说时迟，那时快，孙晓晖已经从滚滚烈火的飞机里弹射出来。随即，飞机凌空爆炸。接着，一朵白色的蘑菇云绽放在夜空中，孙晓晖的降落伞打开了。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开始压坡度调头。这时我才发现下面是抚仙湖，湖水闪烁着银色的鳞波，神秘而又诡谲。我的心又提了起来。此时，降落伞带着孙晓晖正以每秒七米的下降速度接近湖面。我在抚仙湖上空盘旋，眼看着孙晓晖操纵的那张白伞落进了湖里。我就驾机着陆了。 一落地，我迅速从飞机座舱里爬出来，搭上一辆汽车，向抚仙湖奔去。 深夜的湖面上很平静，看不见人，也看不见伞。我们从老百姓手里借来几条木船，在湖面上一边划着，一边呼喊：“孙——晓——晖——！孙——晓——晖——！”湖面上静悄悄，无人回答。我们在距离湖北岸四百多米的湖面上找到了降落伞。人却没找到。 第二天一早，海军来了七名潜水员，潜入湖底，在抚仙湖北部水下展开拉网式搜索，寻找孙晓晖。军长、师长、团长，还有我们这些飞行员，都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湖边焦急地等待。 上午，郑一霞和苏娟在昆明火车站下了火车。我没有去接站。此时，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不想见到她们俩。我是与孙晓晖一起升空的，可我回来了，孙晓晖却没回来，到现在连人也没有找到，我无颜面对苏娟。 下午，一辆绿色救护车停在了抚仙湖北岸，从车上先下来几个年轻的女兵，接着走下来的就是郑一霞和苏娟。我慢慢地向她们走过去。走到郑一霞和苏娟面前，我站住了。她们俩的眼睛都红肿着，苏娟脸色很憔悴。我想，她们已经知道孙晓晖出事了。对视一会，我说：“苏娟，你要坚强些。”苏娟向我点了点头，郑一霞也向我点了点头。 我们在抚仙湖北岸搭起了帐篷，日夜守在湖边。苏娟的身体已经挺不住了，一边躺在单架上望着湖面，一边接受输液。郑一霞一直守在苏娟身边，这让我感到些许安慰。 海军来的潜水员在水中搜索到第五天，孙晓晖的遗体从湖底下漂了上来。人已面目全非。苏娟看到孙晓晖的遗体，顿时就昏倒了。 孙晓晖的追悼会开完后，我和郑一霞在机场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我们的蜜月也只有短短的三天。第四天，师、团善后工作组要动身去哈尔滨孙晓晖的家乡慰问他的父母，并把孙晓晖的遗物和骨灰盒带回去。郑一霞陪着苏娟也跟工作组一起去了哈尔滨。郑一霞和苏娟走后，我就立即投入了夜间战斗值班。 我和郑一霞的三天蜜月，让我们有了后来的儿子张翔。 我想起了那次在天目山，我和孙晓晖当着郑一霞和苏娟的面说的那两句话。 我说：“如果我们都生了男孩，长大了就都去当飞行员。” 孙晓晖说：“如果我们生了一男一女，就结亲家。” 现在，孙晓晖的话已经不能实现。 但我的话可以实现。我有儿子！我感到我们飞行员的生命力非常强盛。我感到祖国的飞行事业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尾声 人生似白驹过隙，稍纵即逝。 一眨眼，历史已经跨进了新的世纪。从前的那些往事已经离我们这个新世纪越来越遥远，像天方夜谭，像神奇的传说。 我的儿子张翔也已经是二十五岁的堂堂男子汉，航校毕业四年多，飞上了最先进的国产歼击机歼—10。而我，一直没离开飞行，当过飞行团长、师长、军长，现在是军区空军的副司令员，还经常驾机飞行。不飞，手就痒。一望天，就想上去飞。 在外面，我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是一呼百应的副司令员。我在家里，只有妻子郑一霞对我言听计从，有意维护我在家里的尊严和权威；我的儿子从来就不买我的账，对我的话一向是有分析，有反驳，有批判，唇枪舌剑，不留情面。从航校毕业后，分析批判的能力又有长进，经常给我上纲上线。 儿子说：“爸，我一向敬佩您坚强的毅力、旷达的心胸和乐观向上的性格，但将来我决不做您这样的飞行员。严格地讲，您没有文化，身居高位，还心安理得。长此下去是要误军误国的！” 听了儿这番话，我很吃惊，又无言以对。儿子说的话不无道理。我并不生儿子的气。我知道我与儿子时代不同，经历不同。我像儿子这个年龄的时候在干什么？在虔诚地投身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游戏，在“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在放羊，骑马，与狗为友，在……这些，儿子都没有经历过，也理解不了。那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国家的悲剧，不是哪个人能阻止的，也不是哪个人能逃避的。我的二十岁与儿子的二十岁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儿子改装完歼—10的时候，曾对我说：“爸，中国空军就落后在你们这一代人手里。人家都是f—35、苏—37了，可我们才是歼—10。这至少是二十年的差距。落后就要挨打呀。这是一条硬道理。什么时候我们的飞机能与美、俄、英、法的飞机一比高低，才能说明我们中国空军强大了！中国军队强大了！到那时，中国人民的正义之剑才能扬威海外！中国人民的正义之声才能气壮山河！爸，您说对吗？” 儿子的话又一次让我惊讶。我还以为儿子改装完歼—10，会有一种自豪感，会情不自禁地对这种最先进的国产喷气式歼击机大加赞扬一番。可我听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话。是对现状的不满。 我在二十五岁飞上歼—6时，何止是满足啊？那是光荣和自豪啊！ 可儿子……儿子为什么永远也不满足呢？ 一天，儿子用电话告诉我：“爸，下个月，我要去俄罗斯航空兵部队改装苏—33。我有一个理想，要在三十岁之前，飞上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作战飞机，要与美、俄飞行员一比高低。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飞行员是第一流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飞行员，我已老矣。但儿子，风华正茂。 （全文完） 山晓，1956年生于沈阳。1974年3月选飞入伍，去长春空军预备航校接受训练。同年底，赴云南空军某航校学习飞行。1977年毕业，留任该航校飞行教员。1986年转业。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