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酒窖》 第一章 不曾有人来问我这个故事。你是第一个。但听这个故事的，你不是第一个。 墙。 床。 天花板。 还有茶壶。 我跟它们讲这个故事可不是一年两年了。可惜，它们没有记忆，也不会传播。这么好的故事，我不能带到坟墓去。你应该录下来，有节制地录。我心里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如果一个听众都没有，不痛快；但听众太多，我这老脸就没地方搁了。 你说得很对。 一百多岁的脸也是脸。 我好像找到知音了。 最近这段时间，我的耳朵特别灵，树叶落地，能听到炸弹响。我整天觉得飞机在我的头顶盘旋，我疑心又是小日本来侵略中国；睁开眼睛，其实是我们的民航飞机在飞。这里与飞机场很近。 我知道我的思想又回到了历史——不是零零碎碎地回到，而是完全彻底地回到了。人老了爱回忆。他的全部财富只有回忆。我的历史整整一百零二年了。老年公寓里，数我最老。他们多数喊我叔叔，有一位叫我老哥的，因为跟一个年轻一点的老头儿共同猜测一个老妹妹年轻时能美到什么程度，话不投机，吵起来，结果犯了病，一顿饭的工夫，死了。看到他的遗体，我没有十分难过：人，早晚得死；若都不死，地球黑压压的一片，像个大蚂蚁窝，这世界成什么体统？ 我也没有几天活头了，不然不会闭上眼睛就做梦。 我的梦很奇怪。有的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有的虽不是历史却总跟历史有那么多牵连。 我常梦见的，是一口酒窖。酒窖很大，能容下五湖四海。于是，许多人物，许多事件都在里面发酵；酒窖的味道因此一言难尽。刚有酒窖的时候，人呀，事呀，没有什么大差异，但一经发酵就变味了，具体变成了什么东西，完全看你的所需、时代的所需：有的发酵成臭豆腐，有的发酵成液化气儿，有的发酵成美酒，有的——如果与时代不宜，也可能发酵成一堆什么屎。 我梦中的酒窖，历史很长。因为，我曾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古猿人蹲在酒窖边舀酒喝。 对酒窖的历史和容量，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最让我心动的，是我常常梦见有一朵莲花盛开在酒窖中央。有一次，莲花突然变成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女人，红红的嘴唇轻轻地贴着我的耳根，呼唤我的名字：“福堂……福堂……” 我醒了，想努力抓住她，她却不在。我双手抓住的是空气。那一夜，我嚎啕大哭，哭声比飞机的声音还大。这里的人以为我疯了。其实，他们不懂我的心。那一刻，我的心忽然回到了二十几岁。 现在活着的人，除我之外，谁也不知道那个小女人是谁。 我认识她，是在八十五年前，即公元一九一九年。我活了一百多岁，从未见过像她那样的女人：你渴望看到她的眼睛，但她一旦注视你的时候，你却突然像缺钙一样，没有能力靠近她半步。她的美貌，让你爱恋；她的威严，让你无法侵犯；她的纯洁，让你天生的动物性荡然无存。 动物性，你懂吗？ 淫。 你的脸红了。 第二章 那个小女人，叫子荷，是我东家的姨太太。 很早的时候，我不敢正面看她。 我只能偷偷地欣赏她的背影：细细的腰，丰满的臀；两条修长的腿，在旗袍下摆偶露质底，像刚出水的鲜藕，白，嫩，好像轻轻一口气儿，就能吹出水儿来。有许多年，我一看见她，就觉得有一只小虫子在我的心口上慢慢地爬行，让我全身痒着，快乐着，无奈着。 我的东家叫王益荣，是烟台礼泉啤酒的创始人，祖籍威海。 认识王益荣之前，我很阔。 我那时的家在烟台芝罘岛上——就是秦始皇多次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地方。我们家，船多，而且大，因为这个，我出生时，父亲先是给我起名叫远洋；岛上地少，却多数为我家所有，父亲又想给我更名阡陌。祖父说，若这样论，烟台街里还有我们的绸布庄，总不能叫孩子“布庄”吧？要全方位体现出有钱有势的意思，福堂最好，于是我就叫“福堂”了。 看看我现在的模样，你应该能够想像出我在十六七岁时是一个多么俊美的少年。事实确实这样：人，俊美，家里又有钱，你猜对了——求婚的人像针鱼，一群一群的。 除了俊美、有钱，我还识很多字，并且略晓医道，所以，我那时很傲，一般的女人看不上眼。 不幸的是，父亲给我订了亲。尤其不幸的是，父亲看上了她。我想反抗，可父亲是一个极霸道的人；那时，祖父已去世，我的几个哥哥又老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外援。更主要的，为这样的事反抗，一旦传出去也辱门秽祖。 现在提到这一段儿，我的表情已告诉你我的心情很平静。但那时不行。我选择逃避。我天天喝得醉醺醺的。那时，烟台礼泉啤酒还未造出来，我喝张裕白兰地。那天，很奇怪，越想喝醉，思维却越清晰；思维越清晰，我就越痛苦。我计划把我的痛苦转嫁给海洋。 夏日的风，柔柔地吹着，晒盐的苦工们默默地劳作着。不知怎的，那一刻，我突然不想死了。我就那样在海边的石崖上枯坐着。坐了多久，我不知道，因为后来我睡了。等我醒来，残阳已像一个盛满猪血的大圆盆侧挂在天上。我想找个地方继续喝酒。在我转身的那一瞬间，我的眼前突然一亮：一只小船不知何时已离我那么近，一个女人——就是子荷，伏在船沿上，像一尊女神，光芒四射。她可能晕船。我隐隐约约听到她的呻吟。我感觉我的目光已经痴呆了。我盯着她。她飘到了海里。与她同船的王益荣急得捶胸顿足——显然，他不懂水性。 我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上个世纪初，威海荣成叫荣邑。荣邑有个村子叫卧岛王家村。现在的全称已改为：荣成市俚岛镇中我岛村。王益荣出生在这个村，兄弟三个，他排大。王益荣大概十三四岁时就开始领着他的两个弟弟闯江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即，公元一九一九年的农历七月初六日，荣成的渔民与日军展开海战，王益荣的族人，除父母外，几乎全部遇难。其时，王益荣在俄国东部沿海城市海参崴与人合伙经营钱庄，已成气候。 王益荣回荣成祭奠族人后，直接与子荷乘船到烟台，具体到烟台做什么，我当时并不清楚。 王益荣大概三十四五岁，身材高大，头发比较稀，而且留得短；奇怪的是，他的眼睛与大脑袋不成比例，小，是个肿眼泡儿，且眯着，让你不知道他是在看你呢，还是不屑你的存在。他不大说话，偶尔说几句，就像泥石流在地下涌动，声音虽不大，但你分明能感受到他内在的厚重和力量。 子荷呢，看样子，比我尽多大两岁，不是十八就是十九。她的美，我形容不出来：总之，是像一朵睡莲罢，每一片花瓣都好看，组合起来，则尤其好看，其神韵，绝对脱了俗的，却又不属于孤芳——她像所有好看的花儿，而所有好看的花儿，没有一种像她。 有的女人让人冲动，冲动完了，你就把她忘掉了。有的女人让人激动，你明知她让你激动得心慌气短不好受，却恨不得时时刻刻在她身边激动着。子荷就属于这种女人。 我觉得王益荣配不上子荷。 你看出我的意思了——只有我能配上子荷。我当时确实这样想。但在我的家道衰败之后，我就不这样想了。我想的是，给她洗脚，给她剪脚趾甲，给她刷尿盆，偷偷地亲吻她的脚印儿。 雪真大。 不冷。 我感到躁热。 我的老脊梁麻酥酥的，仿佛八十多年前的子荷仍然伏在我的脊梁上。 我年轻了。 这叫意念。 又一架飞机过去了。这是今天的第八架。 关于子荷的事，你以后会慢慢地知道。故事的发生总得有一个过程，要发酵，发酵完了，回头看，你才会发现你看历史的目光有多么的公正和客观。 第三章 救了子荷那天，回到家里，我突然像个傻子一样：先是为我的身子与子荷的身子，仅隔着我的大褂和她的旗袍兴奋不已；接着又记起，救子荷上岸后，眼看着她与王益荣坐着一辆黄包车走远了，于是又感到很惆怅；再听听我的屋里，所谓我的女人正与我的父亲很放肆地浪笑着，于是又感到屈辱、愤恨……种种情绪搅和在一起，我就傻了。 我甚至想，假装水性不好，抱着子荷沉到海底，一同死去，比什么都幸福。 但偏偏子荷还活着；活着也不要紧，偏偏子荷不在我身边活着。 我想漫无目的地走或仍然随便找一处地方继续喝酒。可是我全身无力。我只能在门前的台阶上很狼狈地坐着。我觉得我的脑海逐渐空白，甚至头顶柳条上的蝉鸣也听不到了。我能感觉到的，只有自己脑袋的嗡嗡声。屋里那种曾让我那么敏感的放荡声，那一时刻，仿佛已彻底与我无涉。 从前，如果父亲一天见不到我，后来终于见了，通常是铁青着脸，怒斥：“你又死到哪去了？！”甚至用烟枪敲打我的头。但那天见了，他很客气，而且带着慌张的神色：“福堂，你回来了？”显然，他未料到在他与我的女人放荡的时候，我坐在门外。他以为我刚发现他们之间的事儿。 我说：“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父亲又问。 “刚才。”我说，“我去绸布庄了。” 父亲放心似地吁了一口气，然后夸奖说，“好。懂得帮爹料理生意了。” 此后，我基本不在芝罘岛。我常以照料绸布庄生意的名义往烟台城里跑。这样，于父亲、于我都好：他可以很放心地与我的女人放荡；我则眼不见心不烦，很幸福、很努力地寻找我梦中的子荷。 好孩子，你的眼神儿很奇怪。 我看出来了，你对我的花烛夜感到疑惑。我的花烛夜很麻木，因为我看不上她，既不冲动，也不激动，所以，我的花烛夜，只有花烛，没有夜。 她跟我父亲做出那种事情，我一点也不吃醋。你不爱一个人，又不允许她爱别人或别人爱她，没有道理。只不过他们彼此爱错了。违背伦理。所以，我愤怒，我不屑他们。但现在，我一点怒气都没有了。我不屑的是自己。你不爱她，就反抗，但是我没有反抗，所以我活该。人的骨子里是具备动物性的。许多年以后，我宽恕了他们。 我明明知道找不到子荷，却偏偏在烟台城里满大街寻找。 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一个虫子。这个虫子很可怕，你不约束它，它就慢慢长大，等它长大了，你的身体就听它的。 这话，我跟前阵子死的那个小老弟说过。他说，这叫人的卑劣性，是天生的，你硬，它弱；你弱，它强，如果你打不过它，人就变坏了。 是这样。 我每天跑，每天一身臭汗，累了，喝酒；醉了，睡觉；醒了，继续跑。 我的眼睛不放过每一个跟子荷相像的女人的背影。 我越跑越野，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我这么好的一个少年，竟有胆量跟我父亲顶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肚子里的那个小虫子长大了。 与父亲公开闹起来的原因相当简单：家里的生意，他没有心思照料，越来越坏；忽然想起绸布庄的生意，一查帐，结果也是同样的坏。 他把我喊到他的书房，问：“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仍然撒谎说，在忙绸布庄的生意。 “是吗？”父亲盯着我。 我能感觉到我的眼睛与父亲的眼睛一样可怕。 “我忙着找一个女人。”我实话实说。 “女人？什么女人？你又不是没有女人！” 我大声说：“那是我的女人吗？” 父亲的手伸过来。我看见青筋像蚯蚓似地在上面卧着。 我说：“你能打死我最好！” 父亲的手抖着，最终缩了回去。 与子荷才见过一次面，她甚至连我是谁都不知道，我却这样努力地寻她，有时候，我怨得自己流泪给自己看。 渐渐地，我对找到子荷感到失望。 百无聊赖。 一切皆无序。 除了吃饭喝酒，我开始把多数时间耗在茶馆里。我常去的茶馆，叫福禄居。 死了的骆驼比驴大。我的家境虽然渐渐不支，那些男人、女人仍然喊我少爷。 我去茶馆，其实不是为了品茶，是为了听黄段子，看那些贵女人、贱女人的大腿和屁股。 你真理解我。 你这个年龄正是下身几乎天天想爆炸的年龄。 我有体会。 我现在肯定不想爆炸了。 一百多岁的下身已经没有火药了。 人尽可夫的女人，我不炸，太贱。 我想炸子荷。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 我这想法一遇见太阳就蒸发了。 子荷的美是不能玷污的。 你老笑。 我知道你笑我脑子有毛病了。 脑子的毛病，我昨天夜里发现了：子荷的模样，我忽然记不起来了。 皮肤。雪花。 小嘴。樱桃。带着露珠。 眼睛。星星。 好了。没有毛病。 仍然是一幅完整的历史图画。 我想尿尿。 第四章 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总之，是公元一九二○年的一个夏日，下午晚些时候，我去老虎岩取水。 老虎岩是烟台南山北麓的名胜，因其岩状如卧虎而得名。岩下有一泉眼，水汹涌，味儿甘甜，时居烟台第一，亦名老虎眼。 旧烟台城里的穷人家，多用老虎岩的水生豆芽卖。很邪气，用它生豆芽，豆芽长得又快又壮。而富裕人家，只要吸大烟，必定用老虎岩的水熬制。其中的奥妙，我至今也不明白。 自从与父亲那一次公开吵过架之后，我几乎再未回过芝罘岛。我天天往返于酒楼、茶馆、绸布庄，偶尔也抱着头发丝一样的希望，到海边上看看能否碰到有一只坐着子荷的小船登岸。 那天，家里来人告诉我：父亲不行了。 父亲全身是病，要他命的是肾病。 我回去的时候，他还认得我。 我说：“我能做点什么？” 不知为什么，我哭了。是生他的气？是舍不得他？还是后悔我们共同把家底快败尽了？ 他示意我：想抽最后一口大烟，希望我到老虎岩取水，由我的哥哥为他熬制。 他要他的儿子们以这种方式为他尽最后的孝道。 悲剧达到顶峰，也就意味着结束。我心情平静地去了老虎岩。 找一个人，难时比找嫦娥还难，简单时就像随手摸自己的鼻子。 苦苦找了一年多的子荷，我在老虎岩意外遇上了。 王益荣在海参崴经营钱庄，见俄国人经常喝啤酒，突发奇想：大连和烟台开埠早，洋行多，外轮进出频繁，外国舰队常来避暑，这些人喝不惯中国的烈性白酒，如果在这些地方创办啤酒厂，前景一定不坏。 后来，我知道，我救子荷那次，他们是来烟台考察的。他们相中了老虎岩的水。 我这次见到他们，他们已在老虎岩买下10亩河沟崖地，开始招工筹材，建设厂房。 与他们同来的，还有三个人，一个是与王益荣共同筹资的，叫李介；另两位，大鼻子，一个叫阿罗，一个叫捏次，是王益荣分别从俄国和奥国请的酒师。 王益荣几个人蹲在一棵柳树下指指点点、嘀嘀咕咕。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两个洋酒师一边听王益荣说话，一边不时地伸出拇指，呕呕凯凯的乱叫。他们可能是被王益荣勾勒的宏伟蓝图激动着。那个叫李介的，尤其兴奋，时不时立起、蹲下，又立起。 我是汲了水转身要走时看见王益荣的。我把他们看得那么仔细，只为了从他们当中找出子荷。 王益荣没看见我。我的目光移向了别处。 一个小女人在岸边孤独地站着，若有所思的样子，让我想到了“凄美”两个字。我一眼就认出她是子荷。她穿一袭淡黄色的旗袍，还有一双粉红色的小鞋，腿部的皮肤偶在旗袍的下摆露出来，像阳光下的雪，既皎又亮。她把淡紫、粉绿相间的遮阳伞放到地上，然后躬身看河里的小鱼、小虾。夕阳照着她，她的整个身儿几乎红红地透着明儿。 她是冰雕的。 她是雪积的。 她是水做的。 我的眼睛在她的身上力所能及地疯狂地滚动，最后死在她高耸的胸脯上了。她的脖颈上像项链似地挂着一根红绳儿，红绳儿下端系着什么，看不清楚。 一阵微风吹过来。 小花伞在滚动。 子荷踮着小碎步去撵。 小花伞在我的脚下停止了。 四目相对。 “是你？”她问，“你怎么在这里？” 我几乎日夜呼唤子荷，果真相见，却有些结巴。 我说：“我来……其实……” 我发现自己快哭起来了。我想起苦苦寻找子荷的那些日子。 但我不能告诉子荷。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有多么恋她。我要当一个有风度的少年，我不能将我那些肮脏的梦挂在脸上。 你又笑了。 有点淫荡。 跟我年轻时一样。 很快，我就平复了心境。 我问子荷：“你来这里……” 子荷简单地把建啤酒厂的事儿说了，然后招呼仍在比比划划的王益荣：“先生，你看我们碰上谁了？” 王益荣眯着小眼睛，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我是去年救他们的那个人，忙不迭握着我的手连声说：“幸会！幸会！” 他把我介绍给李介和那两个洋酒师认识。 捏次掏出一支又黑又粗的外国烟给我，李介给点了火，说：“小兄弟，你是掌柜的恩人，以后我们就在烟台安营扎寨了，你常来玩。” 我连声说好，并瞟了一眼子荷。她在怔怔地看一只卧在柳条上的蝉，又回到若有所思的状态。 凄美。 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突然涌上我的心头：她跟着王益荣未必真的快乐。 你猜对了。 以后我告诉你。 第五章 办完父亲的后事，几个哥哥提出分家，各立门户。其实，家已没有多少东西可分了。我没有心思关心分家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解决我的所谓的女人的问题。 她躲在屋里偷偷地哭泣。 看见我，她有些紧张。她怕我打她。 我说：“这是我们俩最后说话的机会了，你什么都可以说，轻点儿重点儿我都不在意。” 她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说：“你可以留下来守业，权当我死了；你也可以离开，如果家里还有钱，你全部带走也没有关系。” 她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一句话：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娶我？” 我说：“想娶你的不是我。” 她说：“成亲的第十九天，如果你把我休了，就好了。” 我突然感到问题严重了。 我不喜欢她，甚至恨她、贱看她。但听了她的话，我开始贱看我自己，觉得对不起她。 但我们彼此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可以采取。 是挺惨的。 忘了告诉你她的名字。她叫三凤儿，是她母亲给起的小名儿。 许多年后，王益荣———后来我一直称他王先生———死了，我到虚竹庵寻找子荷，见过三凤儿。她出家了，年龄并不很大，头发茬子却全白了。 这事儿虽不是由我引起的，但现在想起来，心里却非常难过。 我的同龄人基本死尽了，苍天却让我活到一百多岁，孤独、寂寞，不能与熟人共同回忆曾经共同经历过的事情。这叫报应。 我曾经自杀过。八十八岁那年，看电视，南方遭了水灾，吃不上饭，有的孩子饿得哭，而我这个老废物，什么出息也没有，还天天在吃粮食，自己觉得很无趣。这不是高尚。真的。当然也含着别的原因，比方孤独，比方常常梦见我那些死去多年的老熟人，所以，我——— 这样。 往上一钻。 吊起来。 脚一蹬。 唉。 偏偏绳子断了。 跌得好多天下不了床。 腚疼。 服务员来训我，说，这种死法，她们的荣誉抹黑了，奖金就拿不着了。 人家关心的也不是我的生命。 我快看到希望了。 数着日月等希望，越数越累。 不数了。 活到哪儿算哪儿吧。 该跟你讲我去求王益荣给他当司机那一节了。 开车不是我的目的。 你真聪明。王益荣把牌子挂起来了：烟台礼泉啤酒厂。 不是我有意卖弄。 我翻过《战国策》和《博物志》。前者说，夏禹时仪狄首先造酒；后者说，酒系杜康发明。也不知何者所言为真。 先有果酒、谷酒，到了周代才有曲酒。 啤酒更年轻，在我国也就一百来年，像我。 中国原本没有啤酒的啤字。“啤”是根据啤酒的英、德、法文的前两个字母的发音造的一个字。因为啤酒中含有微量的酒精，所以在“啤”字的后面加了一个酒字。 啤酒在烟台是随着礼泉啤酒厂始建而诞生的。厂名“礼泉”，现在的人说，是撷取《礼记》中“天降甘露，地出礼泉”之意；但那时子荷告诉我是取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先生莅临烟台为张裕葡萄酒公司题“品重醴泉”之意。 马瘦毛长，人穷志短。 我去求王益荣，内心毫无底气，因为我已不是从前的那个阔少爷了，甚至在我父亲死后，称我“少爷”的人都很少，他们多数直接喊我“福堂”。 我这一辈子，曾经感到最后悔的，莫过于：因父亲和三凤儿的事儿，盲目赌气，不认真经营家业，以及为了能跟子荷在一起，而放弃有可能重新振兴的家业。 这种后悔，在我三十岁至五十岁期间比较明显，仿佛不该放弃的放弃了，该得到的，又没有得到。 但这种后悔，在我五十岁以后释然了：在旧中国发展起来的地主、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无一例外免遭厄运。我的哥哥就是因为重振了家业，属于继承地主衣钵的，给整死了。而我虽属地主子孙，但因搞运动时，已没有丝毫田产，也只是拉去陪陪斗，最终还是活下来了。 我曾看过佛经，其中有一篇好像叫《轮回说》的，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推而广之，常常想起上帝。例如，恶人得善报，善人得恶报，每每见此，我就想，这是上帝老了的缘故，像我，爱打瞌睡儿，偶尔也糊涂。其实，是我糊涂地分析了上帝。上帝永远是年轻的。上帝算大帐。他让恶人得善报，意在欲擒故纵；他让善人得恶报，是考验你的承受力。这些都是阶段性的。只有纵观一个人的一生，你才会明白上帝的公平和伟大：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种大的因果关系。 这是我快死的时候悟出的大真理。 所以，我能以平和的心态跟你讲述那些不平和的故事儿。 我没费任何口舌就成了王益荣的司机。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分析过，在王先生的心目中，我既是他与子荷的救命恩人，也是他们需要的雇工。我的沉浮丝毫不左右他是否用我。我曾经的没有底气，只能说明我太小家子气了。所以我一辈子也未能出息成一个人物。 王益荣不一样。他的目光相当远。 我去找他那天，他说：“你来不要紧，但得有思想准备，因为创业很难。” 第六章 投靠王先生之后，我给自己定位为“下人”的角色。此一时，彼一时。我不能以王先生和少奶奶的救命恩人的身份自居。我腿勤、手勤、嘴勤，全身上下洋溢着奴气，王先生、李介、阿罗、捏次，都不讨厌我，口口声声“福堂、福堂”地叫着，像对待家人一样待我。少奶奶是否喜欢我，我看不出来。她多数时候是沉默的。 离开啤酒厂的大门，我则是另外一副面孔。我努力将自己装扮成很有骨气很有志气的样子。我不能让我的样子给王先生、尤其少奶奶丢脸。我希望我与他们之间会彼此以对方为荣。 礼泉啤酒厂开业后曾经历过三次较大的危机。 创办初期，因酿造啤酒在中国是一项新兴工业，经验不足，设备简陋，而酿酒技术又操纵在阿罗和捏次手里，经常发生坏酒事故，造成亏损。到一九二六年冬天，资金赔尽，濒临倒闭。后经多方筹措，得10万元，才继续维持下来。这是首次危机。 一九三○年，受外货倾销影响，礼泉啤酒销路困难，亏损7万元，再一次面临倒闭危机。又因阿罗与捏次对技术保密，不让工人过问，加上李介与王先生在经营管理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李介带捏次等人去哈尔滨另开门户。王先生苦撑残局，四处奔走，又筹得资金20万元，才把几将倾倒的“礼泉”重整再起。 为扩大生产，一九三二年，王先生去上海购置一台压缩机、一台60马力电动机、一台75马力柴油机，厂房也进行了扩建。因资金造成支绌，向中国很行烟台支行贷款15万元。此后，设备继续增添，生产确有提高，啤酒年产增至270多吨。一九三四年，给上海义成公司发啤酒2万多箱，因该公司经理突然去世，大批货款不能悉数回收，致使无力按期偿付银行款息，亏损达10万余元，资不抵债。经交涉，取得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行长徐敬之同意，所贷款息延期一年偿付。后因“礼泉”仍无力偿还，遂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被中国银行烟台支行接管。 这是“礼泉”最大的一次危机。 当时，我以为，“礼泉”再也不可能属于王先生了。但消失了将近5年的王先生，一九四○年的秋天突然回来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福堂，我们好过了。”此后，我才知道，他在天津、青岛、威海等地拉人入股，筹资50万元。 我与少奶奶子荷的故事，与一个长得像少奶奶的艺妓的故事，以及其他人的故事，都是在“礼泉”面临这几次危机的背景下发展的。 借火用用。 谢谢。 你也抽一支。 是个新牌。 别听医生的。 听医生的话，你得生活在真空里。 据说国家领导人也有抽烟的。 牌子肯定比这个好。 我算什么东西？ 我特别怀念那段时光：王益荣任经理，李介任工厂总执事。 那时候，人心真齐。礼泉啤酒的销售对象只有烟台几家大饭店和夏天来避暑的外国舰队的海军，销量本来就少，加上生产技术设备有限，储藏的酒常常因变质而放掉。所以，秋风一起，只备料不生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像提着一盏灯笼在寒夜里行走，明知夜那么暗，夜那么寒，但有灯光照耀，有灯光温暖，再崎岖的路，我们也有信心踩平坦。这灯光来自王先生给予我们的信念。 第七章 为了打开“礼泉”的销路，王先生几乎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几种： 春天，打着锣鼓到繁华的马路上或南山市林区，把啤酒白送给行人和赏春的人饮尝。 印制历牌。有硬纸板的，还有马口铁的。前者彩印着一个美丽的女招待在迎接顾客。刚打开的酒瓶冒着白沫，饮者欢畅吐言：“我辈饮酒多年，唯有烟台啤酒好。”马口铁历牌，可常年挂在墙上，以赠给商店或洋商为主，印的是一个外国人称赞礼泉啤酒的彩画。 赠送玻璃杯。这些杯在上海玻璃厂订制，印有“烟台礼泉啤酒厂”图案、字样，专门赠给舞厅、大饭店、西餐馆、食品店和经销者使用。 特备木制酒柜。这种柜装有天然冰，出借给经销者使用，秋后再收回。 以酒待客。凡有来客，一律以啤酒招待，若客人饮多有醉感，则以汽水解之。每到端午、仲秋、春节，还给有往来的关系部门大送酒礼。 大做广告。先是给各厂经销的食品橱窗，免费安装上宣传礼泉啤酒的霓虹灯，继之利用电影幻灯片和报纸广泛宣传。一九二三年有一则报纸广告，这样记： “窃以啤酒一项年来充斥国内，凡通商大埠交际场中，咸以舶来品为欢迎物，调查海关统计，每年金钱外溢竟在数百万元以上。本厂为振兴国货起见，特在烟埠南觅购胶东第一名泉的‘老虎眼’地方，建筑工厂，并置冰冻机，延聘化学专门技师精制‘三光牌’啤酒汽水，性质优良，如饮醇醪，气味芳郁，适合卫生。自行以来，业已名驰中外。” 这则广告由少奶奶起草，我亲自送到报馆去，所以，即使说梦话，我也能把它倒背上来。 让人们在短时间内接受一种新生事物，太难了。烟台人不习惯喝啤酒。我们的一切努力收效甚微。 那一天，烟台大街落满枯叶，风很大，天气很凉。我一边给王先生捅炭炉，一边悄悄抹眼泪。 “福堂，烟炝着你了？”王先生问。 我说：“那么多啤酒又放掉了。” 王先生们说：“放掉放掉吧，我计划打上海市场。”头一歪，睡着了。 我看了一眼少奶奶。少奶奶望着窗外，若有所思，仍是我刚认识她时那种凄美的模样。 她心里一定有一个秘密。一个王先生也不知道的秘密。我想。 你的眼神儿有点迫不及待。 你想知道我与少奶奶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故事儿，如果你想演绎成小说，我替你向读者交待一个背景。 关于少奶奶的。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 少奶奶是个孤儿，五岁时被卖到大连一旺门贵族当丫头。 少奶奶天生丽质，人又聪慧，在那旺门耳濡目染至十七岁，形象、气质、言行已很有大家闺秀的韵味了。“子荷”这个名字，是老爷给起的。 那旺门里的少爷，叫德全，与少奶奶一同长大，情同手足。 老爷、太太也很喜欢少奶奶，但真发现少奶奶与德全彼此生了爱意时，又极力反对。缘由自然是门不当户不对。 少奶奶的眼睛几乎夜夜哭成红灯笼，但凭自己的资格和能量，是斗不过那个时代的。她只能孤苦着、伤感着。 因为吃人家的饭，穿人家的衣，表面上还得有些笑意，而内心的苦又消不掉，所以，少奶奶的美，就像我说的那样———是一种凄凉的美。 这种美，让人爱恋，让人生畏，有时候又让人忍不住想与她一同掉眼泪。 王先生建啤酒厂，最初的想法，是选址大连，后来，比较了水质，才定在烟台。 王先生在大连考察期间，因与少奶奶的东家，早期曾有过水运生意上的合作，便顺路登门拜访。 那时候，老爷、太太怕德全跟少奶奶闹出所谓伤风败俗的事儿来，已送了德全去法国留学。 王先生吹得一手好箫，酒后正有兴趣，老爷又邀他吹，他就吹。王先生有一房太太，是指腹为婚的，谈不出感情，成亲后一直与王先生的父母在荣成老家，由王先生一并遥养着。王先生在外面闯荡，身边又缺少体己之人，那天，所吹曲子是个悲曲儿，正与自己的心情吻合，吹着吹着，竟不知不觉热泪盈眶。 凄婉的曲调儿，如泣似诉；王先生演奏时的神态，也如泣似诉———这些，由端茶的少奶奶闻之见之，自己的苦也给引出来。她虽努力掩饰，但悲哀的眼神儿，却被王先生瞥见了。 正所谓，我看风景，看风景的人看我：王先生与少奶奶彼此的眼神儿，被老爷、太太看见了。 老爷怕德全留学回来与少奶奶续缘，就商议把少奶奶许配给王先生。 王先生说：“只要姑娘不嫌，我这方面好说。” 问少奶奶，少奶奶既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只跪下来，对东家说：“我听老爷、太太的。” 许多年后，少奶奶告诉我：她一生的泪，几乎全在随王先生走的那一刻流尽了。 暂时不讲少奶奶了。 不然，你就不来了。 我越来越寂寞。 你录音的这个小东西很灵敏。 科学真发达。 前段时间，晚报上说，一个外国女子被外星人强奸了，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我还琢磨过这事儿。 失眠了。 说不出缘由。不该是兴奋。我都一百多岁了。 科学真要命，那么远，竟能把地球人干了。 啤酒厂是讲科学的，得会卖。 对，就是营销策略。 李介、捏次、阿罗，还有少奶奶，留在厂里，负责日常生产和管理。 我随王先生到上海打啤酒销路。 啤酒是个洋玩意儿。 在中国，烟台礼泉啤酒厂是国人自己兴办的第二家啤酒厂；另一家是北京双合盛啤酒厂。 我和王先生到上海一看，顿时懵了：上海人对啤酒的兴趣，虽然比烟台人浓厚，但整个上海滩的啤酒市场，全部被外国人垄断了。 其时，外国商人在上海已先后办起三家啤酒厂，分别是英商沙逊洋行的“友牌啤酒厂”、怡和洋行的“怡和啤酒厂”和法商的“国民啤酒厂”。 这些厂开办早，声势大，加之采用津帖、佣金等办法，使上海的百货公司、大饭店、餐厅、酒吧和零售小店全部经销他们的啤酒。 我觉得礼泉啤酒几乎没有插足之地了。 那天夜里，我们慢慢品尝外国的啤酒、北京的啤酒和我们的啤酒。谁都不说话，力争舌头对酒保持最高的敏感度。 之后，我端来一盆水给王先生烫脚。 他的脚磨出了许多水泡，有几个已经破了。 我小心翼翼地洗着。 他闭着眼睛。 我以为他睡着了。 我扶他上床。他却一瘸一拐地走出去，给我端来一盆水，说：“福堂，你也烫一烫。” 按照我给自己定位的下人角色，逢此礼遇，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之后，我躺在床上，眼前晃动的全是王先生脚上的水泡，和他给我端水时那种同样体恤别人甘苦的表情。 我突然觉得礼泉啤酒厂就是我的。它的每一丝沉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影响我的心情。 我睡不着了。 王先生也没睡，他问我：“福堂，比较起来，你觉得咱们的酒差吗？” 我说：“不是自我安慰。比他们的酒不敢说好喝，但一定不差。” 王先生说：“山上有一只虎，已经称王了，后来又有一只虎，也想称王，怎么办？” 我说：“两只老虎比比厉害。” 王先生说：“直接比厉害是最后一招。第一招应该是让百兽悬揣第二只虎厉害。” 我似懂非懂地在暗夜里点头。“睡吧。”王先生说，“明天我领你去见一个人。” 第八章 谣言千遍成真理，何况不是谣言。 今天早晨，我尿尿的时候，突然想到这句话。 王先生认同此理。 他领我去见的那个人，叫唐一诺，供职于当时上海的《申报》，很有名，身份跟你现在差不多，是个什么主笔。 王先生聘请唐一诺任啤酒厂的宣传顾问。 那年，上海闹水灾，几乎没有可以直接饮用的水。 王先生抓住机遇，在《申报》作广告，云：“上海水臭，请饮烟台啤酒。”，给人感觉，外国人在上海办的啤酒厂，其水源是受到污染的。 刊登这类广告的，还有发行量很大的《英文报》。 之后，我们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租下客房，精心布置，由唐一诺发表消息，称：某日，凡至游乐场的游客，除获礼泉啤酒厂赠送一条印有厂名的毛巾外，还可以免费喝烟台啤酒，并且以喝的最多者为冠军，奖品为一只大银鼎，及第二、第三名的，各奖一只小银鼎。 是日，涌向新世界的人，就像雨前的蚂蚁，簇拥成团，黑压压一片，交通都为之阻塞。 游客们的私欲和爱国热情全迸发了。 他们品尝着烟台啤酒，挥舞着印有“烟台礼泉啤酒厂”字样的毛巾，齐声赞誉中国啤酒。 当日，一共喝去“双头鸟”牌烟台啤酒500箱，合24000瓶。其中，获得冠军的那个人，一气喝了15瓶。 第二天，各报又把这次喝啤酒的盛况，作了绘声绘色的报道。 烟台礼泉啤酒厂首次名扬上海滩。 王先生乘胜追击，让唐一诺发表消息，称，礼泉啤酒厂某日在半淞园内藏烟台啤酒一瓶，当日觅到者，可获赠烟台啤酒20箱。 空前之盛况，你能够想像到。 激动人心呀！ 但是，外商不会坐以待毙的。 他们急忙给经销“友牌”、“怡和”、“国民”的公司、饭店、酒吧和零售点增加佣金，鼓励继续经销其啤酒，以把烟台啤酒挤出上海滩。 王先生说：“采用第二招，两只老虎直接比厉害。” 他拟定了电报，让我发给李介。 礼泉啤酒厂生产的啤酒，每箱的成本为8元，批发价为12元，零售商每瓶啤酒卖0.32元，零售一箱即得利3.6元。王先生决定从近4元的利润中再拿出1元，直接给消费者及餐厅、饭店的服务生。办法是：在一万箱啤酒中，拿出1万元作为奖金。王先生在电报中，让李介在一些洒瓶盖里，印上不同的字，每个字代表一定的钱数。如“中国啤酒”4个字，“中”字是1元，“国”字是2.5元，“啤”字是5元，“酒”字是10元……以此类推。然后，把这些瓶盖分别盖在1万箱啤酒瓶上，顾客可据办法规定，持有字瓶盖到礼泉啤酒厂上海办事处换取相应的奖金。 英、法商人增加佣金，只有少数买办得到好处，而礼泉啤酒厂的办法却可以使服务生和一些顾客直接受益。英、法啤酒厂的老板想把烟台啤酒挤出上海滩的如意算盘，拨不动了。 烟台啤酒在上海的出名，也引起了海外华侨的关注。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纷纷购进烟台啤酒，在当地出售，从而使烟台啤酒在海外开始有了一定的美誉。 上海的市场基本稳定后，王先生决计回一趟烟台。我很担心他把我跟其他人一样留在上海。 我想少奶奶了。王先生想不想，我不知道。他很少谈少奶奶，偶尔谈起，却总说子荷姑娘如何如何。他对少奶奶的称呼，我很迷惑：成亲了，却“姑娘”，弄不好，是谁出毛病了。 我最爱琢磨男女之间的事了。 你不爱？ 你不说实话。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王先生让我随他回烟台。王先生给少奶奶买了一付耳坠儿，还有一瓶抹头的油儿。古玩店里，有一只蝉，玉石雕的，半透明。夏日里，我发现少奶奶对蝉情有独钟。我想把那只蝉买下来。我梦想着能亲手把蝉系到少奶奶脖颈上的红绳儿上去。但我没买那只蝉，一是没有那么多钱，二是即使有能力买下来，也绝不敢送给少奶奶。我不想让王先生察觉到我是多么关心、暗恋少奶奶。 你说得对。 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美的。 比方，人在享受合适的阳光时，觉得太阳很可爱，但你不能走近它，因为一旦走近它，说不定哧啦一下，没等你反应过来，已把你烧成灰儿了。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不是用太阳比喻少奶奶。 少奶奶如果真是太阳，我宁愿哧啦一下。 问题是，她不烧我。 至于后来烧没烧，那是后来的事儿。 我随王先生回到烟台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日。 少奶奶瘦了。 我想抱着她哭。但也只能想想而已。 我是个下人。下人要懂下人的规矩。 我把王先生的随身行李提到门口，就蜇身要走。我想让王先生与少奶奶在第一时间温存。但王先生却叫住我，说：“福堂，你去请李介他们来，咱们庆贺一下上海的胜利。” 我想问：“有我吗？”但没好意思。 我匆匆赶往车间。 你猜阿罗、捏次他们在干什么？ 第九章 你见过体温表吗？就是医生常常放在病人胳肢窝儿的那个东西，圆柱体，玻璃做成的，刻着红杠儿，里面有水银。 阿罗和捏次每人都有那么一支，但比体温表粗、长，下端有一个球儿，像个丰满起来的睾丸，只不过颜色比睾丸好看，银光闪闪的。圆柱体上也有红杠儿，但里面装着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这两支东西，由阿罗、捏次从国外带来，称之为“酒神”，说是在圣水里饱浸过，又吸了酿酒师的酿酒精神在里面，应奉若神明，不可亵渎。 平时，阿罗和捏次一直把“酒神”揣在怀里，只有出酒之前，才拿出来设法障住众人的视线，挨个缸里试，说，出的酒好不好，完全看“酒神”的显灵程度。 烟台啤酒在上海打开了市场，阿罗和捏次都坚持说，“酒神”功不可没，要祭奠。 “酒神”用红绸儿包着，放在一张桌子上；桌子前的香龛上整整齐齐插了一排香；桌子两侧端坐着阿罗和捏次。 啤酒厂的职员十分虔诚地给“酒神”和外国酒师下跪磕头。 如果供的是中国的神仙，香龛旁端坐的又是王先生或者少奶奶，我肯定也会不由自主地跪下去。 凭什么给外国人下跪？ 我的心里有些不痛快，但看下跪的人是由李介指挥的，不痛快也得装着痛快。 我告诉李介，王先生请他。 李介没有好声色：“祭奠完了再说！” 他的态度让我感到很意外。他一向待人都是笑眯眯的，不像王先生，不苟言笑，话又不多。 我没等李介他们。 我什么时候也能有一支“酒神”就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支，我一定献给少奶奶，让所有的人，尤其我，都虔诚地给少奶奶下跪。如果因为我跪得不好，少奶奶能用她的小脚儿踢我的脸更好。她的小脚儿一定很嫩，很白，而且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 那“酒神”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人已到了王先生的家里。 我没说李介他们在干什么；我只说，李介一会儿就到。我怕王先生不愉快。他是一个很有自尊、相当要脸面的人。他虽然十分尊重外国酒师，但也绝不至于同意让自己的职员给他们下跪。 我想留下来，与少奶奶同桌吃饭，但猜不出王先生留不留我。于是，我试探说，车很久未开了，放在仓库里一定很脏，我去收拾一下。 王先生说：“明天再收拾吧。今天我们好好喝一杯。” 我最爱听的，就是王先生说“我们”，一个“们”字让我感觉特别温暖。 那天夜里，月亮很大，很亮，像人工画到天上去的一般。后来，它突然阴了下去。出门看，只感觉到起风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月亮被浓厚的云彩遮掩住了。接着开始下雨，淅淅沥沥地，不大也不小。雨点很凉。一只小蟋蟀，对突变的天气不知所措。它蹦到屋里。我捉住它，用一个玻璃瓶盛着，到厨房，问少奶奶喜欢不喜欢。 少奶奶说：“天冷了，让它在这里过夜吧。”那种几乎一直不变的凄美的表情，让我猜不透她对捉蟋蟀的人的真实态度。她疼蟋蟀。可惜我不是蟋蟀。没有人把我捉到少奶奶的房里过夜。 我是酒前捉到那只蟋蟀的。少奶奶没有因为我给她捉了一只蟋蟀而显出特别欢喜的神色，我很失望，喝酒的兴趣也就淡了。 王先生破例比较多话。他是为打开上海市场高兴。 李介却破例比较少话，只是喝酒、吃菜，连王先生的话茬也很少接。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后来，他喝多了，才恢复到过去的多话，甚至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说：“打开上海市场固然好，但是，你不觉得成本过高吗？报纸广告投入那么大，又免费让人喝那么多酒，现在又给顾客发奖金，利润空间还剩下多少？即便还有一点利润，生产靠什么维持？我们还有那么多资金吗？” 王先生说：“要长远发展，阵线过短，现实吗？” 李介说：“阵线还短吗？快两年啦！当初我入股的时候，根本没料到阵线这么长！而且你也没说过会这么长！” “你后悔了？”王先生问。说完这句话，他可能有点后悔，又端起酒杯，道：“你很辛苦，我理解，来，敬你一杯！”待李介喝下去了，他继续说，“我想改日听听你的意见，好不好？” “不用改日。现在我就想说。” “那你说吧。”王先生点上一支烟，目不转睛地盯着李介。 李介说：“主要是抓酒的质量。” 王先生说：“当然应该抓质量，但也不能顾此失彼。打烟台市场时，我们酒的质量就是差吗？认识、认可需要一个过程！” 李介问：“这个过程，还需要多久？” 在王先生与李介争吵的过程中，捏次、阿罗一直不吭声。 此刻，捏次忽然站起来，问：“是的，还需要多久？” 王先生不理捏次。他把目光转向阿罗：“罗先生，您也想知道吗？” 阿罗急忙答：“不！只要有我在，有‘酒神’在，有王先生在，过程不会太久！” 捏次与李介不满地看了阿罗一眼。 阿罗说：“没有月光，仲秋节不是照样过吗？” 那只小蟋蟀从玻璃瓶里跳出来了。我去捉它，但来不及了：李介往外走的时候，它死在他的脚下。我觉得，他踩的不是小蟋蟀，是王先生，是少奶奶，是我。 对李介、捏次，我从此没有好印象了。 第十章 王先生原计划带我去青岛等地设立办事处，但与李介争吵之后，改变了主意：要我留在厂里伺候李介和少奶奶。 少奶奶虽然长得娇，怎么看怎么像大家闺秀，但因为当丫头习惯了，做了少奶奶之后，丝毫不宠自己：洗衣、做饭，样样亲自动手，偶有空闲，还到车间看看。 所谓伺候少奶奶，其实是个幌子。 我真正要伺候的，是李介。 这种伺候的本质，是监视。 我明白王先生的意思。虽然他没跟我说什么。 李介对我有些防范。他虽然跟从前一样，“福堂、福堂”地叫我，每次叫的时候也仍然笑眯眯的，但他不希望我一直在他身边。他很少让我开车送他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给我安排其它活计。 我基本成了闲人。 我几乎每时每刻都想跟少奶奶在一起，但王先生不在家，我倒没有勇气去了；而我的欲望又抑制不住。这是个矛盾。 我天天像个鬼魂一样，在厂区游荡。我说不清楚我究竟想干什么。但有一点很明确，我希望尽可能多地发现不利于啤酒厂发展的蛛丝马迹，留待提醒王先生。 但天天游荡，也不是个事儿。 我得主动找点活儿干干。 那天，车间的大烟囱倒烟。 李介说，可能是堵了。 我拿着一盘绳索，绳索一端系着一个秤砣，爬上了房顶。 打完烟囱，我无意中往北一看，第一次发现王先生住的房子有个天窗。我想爬过去看看少奶奶一个人在家时是个什么样子。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窥视女人是卑鄙的。但是我忍不住。 有一天夜里，我到底偷偷地爬上了王先生的房顶。 竟像我渴望看到的那样：少奶奶在洗澡。 她站在一个椭圆型的大木盆里，髻解开了，长发飘散下去，几乎遮住了整个身子，只有纤细的腰、微翘的臀和修长的腿，在水珠的映衬下，散发着诱人的光芒。 她优雅地用小木舀往身上淋水。在昏黄的油灯下，她的身子白得耀眼，光洁得眩目。 她慢慢地转过身来…… 我觉得自己在房顶上快要飞起来了。 她脖子上那条神秘的红绳儿上系着一只蝉，跟我在上海古玩店看到的那只差不多，不过是纯黑色的。 蝉卧在少奶奶的两个乳房之间，乳房高耸着，晶莹剔透。 她抬起手，把蝉拿到唇边轻轻地吻着，眼睛微闭，很陶醉的样子。 我觉得少奶奶在吻我，我变成了那只蝉…… 我想找块瓦片割断我的血管！ 孩子，你好像也上了女人的房顶。 别笑我不要脸。 我那时候太年轻了。 第二天，我见了少奶奶，真有犯罪感，脸红、腿软，语无伦次。 少奶奶问：“福堂，你病了吗？” 我说：“想王先生了，昨天夜里没睡好。” 少奶奶说：“昨天夜里我也没睡好，一直半梦半醒的，觉得先生在青岛出了什么事儿。虽然梦多数是反的，可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说：“我去趟青岛吧。” 少奶奶点了点头。 外国在中国建啤酒厂，俄国最早，一九○○年，建厂哈尔滨；其次，是德国和英国，一九○三年，建厂青岛。青岛的这家啤酒厂，以德国资本为主，英国人投资合作，故名青岛英德啤酒公司。这家公司因建得更早，较外国人在上海办的那几家啤酒厂更根深蒂固，以后起的国产烟台啤酒打击它，绝非易事。 王先生在青岛没有像在上海那样，短时间内取得成功。 但王先生不会却步。 我去那天，他在读报，上面有他聘请当地记者发布的新闻： 近水楼台先得月朝阳花木易为春 本埠民众近日有望钦到烟台啤酒 这则新闻的潜台词不外乎：名震上海滩的烟台啤酒供不应求，在青岛销售是照顾邻里乡情。 出乎我和王先生意料的是，这则新闻首先激起的是另外的“浪花”。 一个人跑到办事处来，说，要品品烟台啤酒，冷不防从身后抽出砍刀，劈向王先生。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身材高大的王先生，动作相当敏捷：向左一侧身，右肘直捣那人后背，那人重重卧地，不及翻身，王先生的大脚已狠狠地踩住了他的脖子！ 不久，礼泉啤酒厂又登上了报纸，因为据警察局的审讯，那个人是英德啤酒公司雇来杀王先生的。 王先生说：“虚惊一场，倒省了广告费。” 我说：“先生真厉害。” 王先生说：“闯荡江湖，一点拳法不懂不好。” 事后，我说给少奶奶听，少奶奶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王先生不张扬的处事风格，突然让我感到了他的神秘。 烟台啤酒在青岛打市场，虽然慢，但毕竟还是打开了，而且沾着打上海市场时已有的知名度，广告投入相对不高。 开过一次股东会。 分红。 股东只有两个人：王先生和李介。 但仪式很隆重。 参加这次会的，还有少奶奶、帐房先生和我。我们是作为观众或者证人参加的。 王先生问李介：“你拿红利，还是将红利作为股本继续投入？” 李介说：“投入。” 他是觉得赚钱了，才不跟王先生闹。 关于这个人，我慢慢给你讲：急功近利，经不起半点风吹草动。 我最有兴趣谈的，仍然是少奶奶。 忘记具体哪一天了。 是春季。 烟台大街的法国梧桐，已开始飘花絮了，像毛毛虫，满地都是。 王先生去了广州。 几个职员在少奶奶面前诉苦，说李介想方设法克扣他们的薪水。 少奶奶去找李介。 少奶奶说：“要让马儿跑得快，吃不饱怎么行？” 李介说：“没有剩余价值，我的红利从哪儿出？” 我当时不知道“剩余价值”这个概念，解放后，闲着翻书，才知道是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 李介给自己定位为资本家。好在建国后，不知其去向，不然，也难善终。 少奶奶不擅争吵，结果上了火。我爱看医书，少奶奶虽然不明说，但我清楚她什么部位不舒坦：她屙不出屎来。 新的牵牛花还没有开。 我到山上寻找陈年牵牛花遗落的种子。 这东西泡水喝，通便。 我捧着牵牛花的种子，去找少奶奶。 我很兴奋，仿佛捧着的不是药，而是少奶奶的屁股。 少奶奶的门虚掩着。 我正要敲，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出于礼貌，我缩回了手。 因为好奇，我躲到少奶奶的窗外。 窗幔没开。 我看不到里面在发生什么。 我努力竖起耳朵。 男人：“他们说你不在了。我不相信。我去挖坟，是个空的。他们才不得不说实话。” 少奶奶嘤嘤的哭泣声。 男人：“我什么都不要了！咱们到别处去！” 少奶奶：“……” 男人：“你说话呀！” 少奶奶：“你走吧。我认命。” 男：“命是可以改变的呀！” 少奶奶：“我……不能对不起他……” 男：“你爱他？” 少奶奶：“我尊重他……” 男：“尊重不等于爱！” 少奶奶：“你不了解他。他的人品让人震撼！” 男：“震撼？” 少奶奶：“是的，完全彻底的震撼！我现在还是个姑娘身，因为他察觉到我爱的人不是他！”男：“……” 少奶奶最后一句话，声音很大，带着哭腔。 我目瞪口呆。 屋子里恢复了平静。 过了一会儿，少奶奶以平和的语调说：“这只蝉还给你，下辈子有缘，你再给我吧。我不能留你，你走吧。” 我赶紧挪了位置，摆出刚往少奶奶门口走的样子。 一个男人出来了，白白净净的，戴着近视眼镜。他可能以为少奶奶会送他或者希望少奶奶送他，因此，一边走，一边扭着脖子回头看，以至于差点撞着我。 少奶奶红着眼睛，仍在流泪。见我进去，她把脸扭到一边，悄悄用小手绢擦着。 她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我把药煎好，用嘴吹了吹，估计温度适合了，才端到她跟前。 她已止了泪，问：“这是什么？” “药。” “你怎么知道我病了？你知道我得什么病了？” 我说：“泻一泻就好了。” 少奶奶望着我。脸上的表情含着惊讶和感激。 她说：“福堂，你是个好人。” 我说：“我不好。”大滴大滴的泪，突然滚落下来。 我的心情太复杂了。 后来，王先生死了，少奶奶告诉我：到她屋里的那个男人，是德全。 第十一章 德全走了之后，少奶奶病了，嘴唇虽然还红润，脸色却苍白，眼圈儿也时时带一点浅浅的灰色。 我虽然当时不知道德全为何人，但我明白：少奶奶是深爱着他的。 德全留学回来，四处找她，在她内心已掀起巨浪了。 爱情和她的道德底线闹矛盾，所以，她无法踏踏实实地睡觉。 我很高兴她把脖子上的那只玉蝉还给了德全。 她把王先生给她买的那付耳坠戴上了。 这是自欺其人的表象。 她内心依旧苦着。 ——就像我，虽然不再爬少奶奶的房子，但并不等于不想看她光洁的身子。 王先生从广州回来了，见少奶奶生病，很着急。问病因，少奶奶说，偶感风寒，不碍事儿。 王先生试了试少奶奶的额头，说：“不热。” 德全来过，我肯定不能告诉王先生，但又必须释其疑，所以，我把少奶奶的第一层病因说了—— “为李执事克扣职员薪水的事儿，少奶奶上了点火。” 王先生没有就此事发表议论，只是叫我和李介一起随他到车间看看。 那时候，烟台的发电厂是私人开设的，规模小，电力供应保障不了。 酿造啤酒，核心设备是制冷机。这家伙不能间断。缘此，啤酒厂配备了三套动力设备：电动机、柴油机、蒸汽机。有电用电，无电改用柴油机，缺了柴油，还有蒸汽机。 礼泉啤酒厂，我前面已说过，从建厂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由于资金短缺，曾三起三落，险些倒闭。但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放松设备的更新。一九三二年，王先生在上海获悉有一台很好的制冷机，便立即筹款购了进来。这是啤酒厂的第二台制冷机，一直使用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 啤酒厂的冷冻机，除作用于发酵储藏外，还可以搞人造冰，在春暖花开鱼汛开始后，以出售给捕鱼船为主。啤酒厂还有一个汽水车间，可保证老烟台市民饮用汽水。这个小车间很受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重视，曾想合作，由啤酒厂生产可口可乐，但因“礼泉”人员少，未答应。 阿罗和捏次都坚持说啤酒不能过冬，而我们又不懂，所以，在啤酒旺季之外，我们的主要力量便放在制汽水和人造冰上。 王先生领我和李介去看的，是制冰室。 制冰室有两个职员。他俩儿每小时要出8块冰，放8槽水，一天八小时要拿下64块冰，每块冰净重250斤，合计1万6千斤。他们唯一的劳保用品是一条麻袋，往高处垛冰，必须靠肩扛背驮。外面已是仲夏了，我一进制冰室，直哆嗦，上牙碰下牙；而出了制冰室，又突然喷嚏连连。 王先生的嘴唇紫了，李执事的嘴唇紫了，我的嘴唇肯定也紫了。 王先生说：“福堂，在礼泉啤酒厂当职员容不容易？” 我说：“我容易，他们不容易。” 王先生又说：“叫你到制冰室干活，能不能受得了？” 我不知道我的什么错误，会使王先生准备如此惩罚我。 我嗫嚅着：“我……这个……可能受不了。” 王先生说：“既然受不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干？” 我说：“养家糊口，迫于生计。” 王先生说：“养家糊口靠什么？” 我说：“钱。” 王先生说：“如果克扣他们的钱……” 我突然明白过来：王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借这种方式劝李介。 我忙说：“如果是我，出这么大的力，还克扣我的薪水，我早就跑了！” 王先生说：“你可别跑！全跑光了，我与李执事就完啦！” 王先生的这一招儿，比少奶奶的争吵奏效：第二天，李介让我通知帐房先生，克扣职员的工资，补发。 这些年，我读报，戴着放大镜也读不出东西来，尤其一些夸老板的文章，这个有智慧，那个有魄力，随后再观察，所谓智慧，是投机，所谓魄力，是泡妞儿。偶尔有点真智慧真魄力，我也不佩服，因为，那是八十多年前，王先生喝剩下的汤。 礼泉啤酒厂到现在已经八十五年了。名号改了多次，但我仍然喜欢她的老称呼。 现在的掌柜，据说叫杨声达，是一个本事人，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我已鸡皮虾腰，跑不动了。 八十五年。 了不得。 坚持久的东西，才是真东西。 ———像我恋少奶奶那样。 昨天夜里，我又做梦了。 不是关于酒窖的。 两只苍蝇成亲，生了个蚊子。 恶心吧？ 可能我骨子里肮脏的东西太多了。 肮脏点好。其实，是人都肮脏，只不过有些人装干净罢了。 我把肮脏的东西带到土里，土就肥沃了。 第十二章 寻找子荷时期常去的福禄居茶馆，我有些年头没去了。 但在后来，我又成了那里的常客。 我之所以去，先是因为烦闷，后则因为认识了那里的一个艺妓。 我的闷，多半是替王先生闷：礼泉啤酒厂遇到了第二次危机。 “倾销”这个词儿，你可能不陌生。 ——就是某方为最终独霸市场，赔着血本挤兑另一方，是不正当竞争方式中的一种。但他再不正当，只要你的资本压不过他，你剩下的，可能只是无奈的愤怒和叹息。 这事儿凸于一九三○年。 在中国建啤酒厂的那些外商，联合起来倾销。 国人继烟台礼泉啤酒厂之后建的啤酒厂，逐步开始倒闭。 礼泉啤酒厂亏损资金7万元。 帐房先生把这个数目算出来那天，王先生自己关在办公室，谁也不见。中午，我去给他送饭，他不开门，亦不回应。黄昏时，我再次给他送饭，还未到门口，却见他出来了。我猜测他可能哭过，因为他的嗓子沙哑了，眼睛也红红的。 “福堂，你去请李执事等人，咱们到饭馆吃一顿饭。”他说。 我不希望王先生与李介一起吃饭。 李介与王先生争执不是一回两回了。这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两人借着酒劲儿打起来；但细又想，早晚得打，不如早打，就像一个人犯了罪，判决之前最痛苦，待投进狱里，就轻松了———虽没有在外面好，但毕竟答案是明确的。 我痛痛快快去请李介。 李介的表情很平静。 我莫名其妙。在过去，只要听说赔了钱，他向来是坐不住的。 到了饭馆，王先生开门见山把亏损的情况讲了。 李介说：“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就我个人而言，是没有能力经营下去了。我想撤出，回老家种地。” 王先生说：“你说这些话，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今天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向你表示敬意、谢意和歉意。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包括捏次先生。” 捏次问：“难道不包括阿罗吗？” 王先生说：“阿罗先生也请便！” 阿罗却站起来，说：“事情不是一个人搞坏的，主观上，我们都有责任。中国有句俗话叫落井下石，我可不想当这样一块石头。” 捏次忙说：“其实我也不想当，但是没有办法，我的家里出了些问题，我必须回去。” 李介端起酒杯，说：“借这个机会，我敬捏次先生一杯，就算给您送行。” 那顿饭，自始至终，基本没有火药味儿。 李介的意外自谦和阿罗在关键时刻的再一次仗义表态，甚至让我有点感动。 但后期的事情证明，我的感动是多么的不值得。 李介表面上自谦，而内心里是认为王先生的本事不及他大的。因为后来不久，礼泉啤酒厂的几个老主顾，给王先生传来消息：李介并未回老家，捏次亦未回国，他们俩儿跑到哈尔滨，在南岗另立门户，筹建新的啤酒厂。 阿罗呢，在李介和捏次离开礼泉啤酒厂的第二天，突然提出辞职。 我想，唯一的酒师辞职了，礼泉啤酒厂可就雪上加霜了。 但王先生不这么认为。 他能琢磨透别人的心理：阿罗和捏次，表面比较合作，内心里却相互排斥。阿罗先表现出君子风度，无非是想让王先生可以指望他，不必留恋捏次；待捏次真正离开时，他才露出小人嘴脸，以自己是唯一的酒师要挟王先生主动给他加薪。 阿罗低估了王先生。 王先生说：“您现在就可以走了！” 阿罗立在那儿，很尴尬。 少奶奶打圆场，说：“先生并不希望您真的辞职。他只是心情不好，口气儿有些硬。我代先生向您道歉。” 阿罗留下来了。他从此格外把自己当成宝贝看，天天揣着那支“酒神”，在车间里，吆五喝六地晃来晃去。 王先生苦撑残局，处处筹资。 我要开车拉他，他亦不用。 我和少奶奶干着急，却帮不上任何大忙。 人在烦闷又没有事情可做的时候，最爱想入非非。 我天天往福禄居跑。 我得为自己年轻的身体寻找一条生路。 那个艺妓的两条腿，我想给她掰开。 不为别的，只为她的模样儿太像少奶奶了。 第十三章 我已说过，我的烦闷，一半是替王先生烦闷。 另一半呢？ 另一半替我自己的身体烦闷。 常常觉得裤衩太瘦。 我暗恋少奶奶最浓烈的时期，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五年。 整整十六年。 一九一九年，我刚认识她；一九三五年，她随王先生出走了，五年没有音信。 一九三○年，礼泉啤酒厂遭遇第二次危机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八岁了。 之前的那些年，我夜夜想把少奶奶摁在床上或者她洗澡的那个大木盆里，但太阳一出来或见到王先生、少奶奶时，我又突然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太猥亵。 在想像中放荡，在现实中约束。 ——我就这样循环自己。 当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青春已燃烧到几乎只剩下尾巴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哭了。 我冤。 我寂寞。 我慌恐。 我去了福禄居茶馆。 刚去那几次，动机很简单：听听荤段子，瞅瞅女人，聊以解闷而已。 我不想在哪个女人身上切切实实地燃烧自己。 我单方面以为，那样做，对不起少奶奶。 单纯吧？天真吧？幼稚吧？傻吧？ 当时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但遇见那个艺妓之后，我开始昏头胀脑了。 艺妓，他们都叫她铃铛，可能是艺名儿。 福禄居门边的一个座位，有一个人常常在那儿坐着：满脸胡茬子，胳膊有牛腿粗。 我见过他几次面，他通常都是左手牵着一只猴儿，右手扶着一杆叉。他是铃铛的哥哥，卖艺为生，没事时就去茶馆，看有没有人欺负他的妹妹。 你看我这牙。 不是这些。这些是老了以后安的假牙。 在这个位置。 我三颗最好的牙，就长在这里，虎牙，漂亮，结果掉得最早。 铃铛她哥给打掉的。 铃铛的身段儿、相貌、肤色，都很像少奶奶。尤其神态，不仅是像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人。古书上说的———凄凄惨惨戚戚———那种。 铃铛会跳舞，会唱小曲儿，会吹箫，会拉二胡。那二胡拉得悲，能拉出你的眼泪。心情不好时，去听一曲儿，马上如释重负。 我一边喝茶，一边看铃铛，常常就把她当成了少奶奶。 每礼拜一、三、五，铃铛上班儿，平时闲着。 她有点喜欢我。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了。 有一天，我试着请她吃饭，她竟不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之后的每个礼拜的二、四、六，或中午或晚上，我都请她吃饭；一、三、五，如果没有特殊事儿，我就去听她吹箫什么的。 少奶奶从来不问我的去向。 这让我很难过。 这种难过，演变到后期，偶尔竟变成了怨。 当然是怨少奶奶。 我觉得她一点儿也不在乎我。 她越不在乎我，我越去找铃铛，跟赌气似的。 有一天，我也不管少奶奶知道不知道，竟开着车去请铃铛吃饭。 是晚上。 我和铃铛的兴致都很高，喝了很多酒。 我摸铃铛的手。 铃铛不躲。 我要亲她。 她说：“人太多了。” 我和她，也不知究竟是谁扶着谁，反正都上了车。 说喝醉了吧，我竟能开车。 我拉着铃铛去了我的屋子。 铃铛就是少奶奶，怎么看怎么是。 我想起了少奶奶洗澡的样子。 我伸手解铃铛的钮扣儿。 铃铛闭着眼睛，嘴唇微微开启着。 我的手快到铃铛的胸脯了，她突然坐起来，要走。 我说：“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我知道，你只喜欢那个小白脸！” 铃铛说：“谁是小白脸？” 我说：“一堆狗屎！” 我突然哭起来。 铃铛吓坏了。 她问：“福堂，你怎么了？” 我只流泪，不吭声。 铃铛说：“你能答应明媒正娶我，我就留下。” 我犹豫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点头。 第十四章 刚才———就在刚才，我又佩服了自己一回，已经老得不像一个人了，竟能想出一些含有哲理的话来——— 你可以通过影子想像太阳，但千万别把影子当成太阳。因为，在太阳底下，影子是可长可短的。 当然是有感而发。 那个夜里，我感觉与少奶奶融为一体了。 我希望有什么人一枪把我崩了，让我永恒。 但是，没有人崩我。 我醒了之后，诚慌诚恐：铃铛一丝不挂，在我的怀里睡着。她像少奶奶，但毕竟不是少奶奶。 我后悔得直咬我自己，嘴唇都破了。 王先生筹了10万元资金回来。礼泉啤酒厂有了转机。 我没敢问王先生从哪儿弄的钱。我不忍心让他回忆筹资的细节。 正是年关，王先生照例要回一趟荣成老家。 他的那个村子，我去过多次。每次去，王先生都带一些钱，接济乡亲。所谓接济，其实是平均分。那个村子，总共不过百户人家。 这次去，王先生破例没分钱。他托人做了很多衣服，样式、色彩均同，分给了学堂的孩子们。 村子里的人，不是按辈份高低或年龄的长幼称呼王先生爷、叔、兄之类，而是一律称之为“先生”，“先生”前面甚至不加姓氏。 王先生走在街上，看见他的人，不论男女老幼，或忙或闲，都会马上微微一躬身：“先生回来了？” 那种虔诚的敬意，让人觉得马上死了都值得。 我跟在先生的后面，仿佛很荣光，其实，心里却偶尔怅然：那个村子里，没有人知道我叫福堂，更没有人知道福堂从前也阔过。他们只知道我是他们先生的下人。 想到这一层，我对先前的败业行为开始有些悔意；对少奶奶也略有一丝怨恨。 但这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呢？ 一切还不是自己找的！ 我恨我自己。我很迷茫，因为我究竟在等什么，我没有明确的答案。 青春燃尽之后，我的生命只是陪着太阳升落吗？ ——但是没有用。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一万遍了，答案仍然相同：福堂深恋着少奶奶。 我的情绪仅是波动而已。 王先生与他的正房常年不见面，偶尔见之，是以姐弟互称的。两人礼节话之外，几乎无语。 虽如此，在物质上，王先生却从不薄其正房。 王先生的正房，做一手好针线活儿。我们离开村子时，她让我把她给王先生缝制的棉袄、夹袄带上。 王先生把这两件衣服给了我。 他说：“子荷喜欢我穿长衫儿。” 说不清王先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称少奶奶不再“子荷姑娘”了。总之，是德全偷偷地找过少奶奶之后罢。 从荣成回来，已近农历的“小年”。 王先生备了若干份年货，分送给啤酒厂的老主顾、老朋友。在老朋友中，与王先生过往最密、也最受王先生敬重的，是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行长徐敬之，所以徐行长的年货由王先生和少奶奶亲自去送。余下的，由我带着王先生的名帖挨家打理。 那天，下雪，雪花朵朵相连，几乎没有空隙，铺天盖地的。 在这样的天气里，街上自然少行人。铃铛的哥哥舞了一阵儿棍棒，见寥寥的赏客不足抵劳，就收了摊子，牵着他的那只毛猴，去了福禄居茶馆，在门边的老位置坐下了。 我送年货，路过福禄居，车开得慢，被铃铛的哥哥看见了。 他跳出来，问：“你最近折腾什么？好长时间看不见你！” 与铃铛的那一夜之后，我很少去福禄居。铃铛曾跑到我住的屋子问过几次，我一直推说忙。 现在，怎么办？ 我说：“我跟掌柜回了趟老家。” 铃铛的哥哥说：“跟着掌柜好好混，混出息了，铃铛也就享福了。” 看来，他也以为我真要娶铃铛。 总对铃铛推说忙，肯定不是办法。 回到厂里，我的脑子乱哄哄的，怎么理也理不出头绪儿。 这一夜，我破例没想少奶奶。 我只想如何应付铃铛。 第十五章 关于应付铃铛的办法，我曾这样设计过—— 就说我得了关键的病了，比方癌症之类，因为不能给铃铛幸福，所以不娶她。 ——显然不行。癌症患者活不过一百天，万一三个月之后，她看见我仍健在，怎么办？或者她爱我就像我爱少奶奶那样，死等，怎么办？ 或说我得了不光彩的病了，比方梅毒之类，因为怕传染给铃铛，所以不娶她。 ——显然更不行。得这样的病，人品本来就值得怀疑，却跟人家有鱼水之欢，则人品是绝对坏了。 …… 但在天亮的时候，我闭上了发滑的眼睛，因为我突然想起，那天，铃铛走了之后，我纯白色的床单上未沾半点红，足可见她在福禄居里卖的，不仅仅是艺儿。这一大发现，原本是不娶她的借口，而现在则成了不娶她的一部分真实的理由。我不仅后悔，而且恶心了。 我跑去告诉铃铛：“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铃铛说：“我哪儿做错了吗？” 我说：“你既然想嫁给我，就不应该骗我！” 铃铛说：“可是……” 我说：“什么可是不可是的，我什么都知道了！” 真混哪！给人感觉，我纯粹无辜似的。 那天，我在街上躺了多久，一点也不清楚；只知道醒过来时，是躺在自己的屋里，浑身酸疼，而且肿胀，三颗最美的牙，也被铃铛的哥哥撬掉了。 过了许多天，我才从别人的嘴里知道，在我挨打的时候，福禄居的掌柜劝不住铃铛的哥哥，怕继续打下去，出了人命，便差人通知王先生。王先生去现场大吼一声“住手”，问明了情况，付给铃铛的哥哥数目可观的钱，我才得以被抬上一辆黄包车，给拉回来。 我在床上躺到第四天或第五天时，可以走动了，少奶奶来了。 这么多年来，少奶奶是第一次进我的屋子。 我不敢正视少奶奶的眼睛。 我心慌气短。我希望少奶奶指责我，让我感觉到她为我和铃铛的事儿吃醋。 “你这人就是奇怪，本来好好的，却突然变卦，不娶人家了……”少奶奶说。 我从前对少奶奶的一丝儿怨，突然积在一起迸发了。 我大声说：“你根本不明白！我本来就不爱她，而且……她……” 少奶奶说：“那你为什么那样？” 我说：“因为，因为她长得像你！” 我呜呜地哭起来。 少奶奶先是不说话，后来则一边用小手绢给我擦泪，一边也红了眼圈儿，唉唉叹息着，说：“福堂，都这么多年了，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是你准备把自己折磨多久？” 不知是因为少奶奶理解我，还是因为少奶奶同情我，我跪下去，摇着她的腿，说：“少奶奶，我也不想折磨自己，可是我做不到呀！” 少奶奶说：“是呀，福堂，有些事情是永远也不可能由着自己的。” 她是流着泪说这番话的，眼神儿很空茫。 我抬头看见她这个样子，突然觉得她那么弱小。 我站起来，把她扶到床边坐着。 我说：“少奶奶，你所有的苦，我都知道。” 少奶奶说：“福堂，你也坐吧。” 她指了指她身旁。 我毫无顾忌地坐下了。 我摸少奶奶的手。她顺势依在我怀里，仰脸看着我，说：“福堂，以后你就叫我姐吧。” 我的泪又涌出来。 我看着少奶奶的眼睛，点了点头。 从此，我虽未改称少奶奶为姐姐，但我很快乐。我觉得我对少奶奶的肮脏想法越来越少了。所谓爱情，约有一半被亲情取代了。我和少奶奶什么都可以谈。她对我亦如此。 但是，故事儿没有结束。 第十六章 你这孩子，去哪儿了？这么多天！ 噢，到外地开会了。 我还以为我没把少奶奶摁在床上，你对我的故事失去兴趣了呢！ 我隔壁的老妹妹订着你们的报纸，我昨天看见了：《他+她》周刊。 报纸名儿真好。 我第一眼瞅见，思想又往那方面去了。 细看，不是。 那老妹妹在上面找医疗广告。 她最小的儿媳妇得子宫瘤了。 她告诉我，有这么大。 一惊一乍的。 整个腚能有多大？ 礼泉啤酒厂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来临了。 扩大生产，注入资金本来就大，又因给上海义成公司大量发货，而那个公司的经理突然去世，贷款无法回收，最终导致无力偿还银行的贷款，礼泉啤酒厂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被中国银行烟台支行接管。 那天，我觉得天塌了，地裂了，因为，我的心快碎了。 少奶奶与王先生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之后，我开车送他们去坐船。 路上，谁都不说话。我一边开车，一边哭。 到了码头，我说：“先生和少奶奶，我一辈子伺候定了。带我走吧。” 王先生说：“给徐行长开车吧，至少也算一条生路。车太破了，你开起来多注意些。” 我点点头，问少奶奶：“你们到底去哪儿？” 少奶奶说：“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王先生说：“福堂，别哭了，说不定我们还会见面。” 我牢牢地记着王先生这句话。 此后很长的一个时期，我常常产生一种幻觉：王先生和少奶奶没走，仍在礼泉啤酒厂笑着、哭着、累着。 礼泉啤酒厂被中国银行烟台支行接管后，阿罗曾引几个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的人来，商议收购啤酒厂，被行长徐敬之拒绝了。 徐敬之当时的想法，在其后倡导创办的《酿酒杂志》发刊词中，表述得很清楚： 中国之酿造，夏禹时已有之，然数千年来，从不引用科学方法加以管制，例如，我国酿造酵母，为他国学者之发现者，已有百余种，而我们则寂然无所闻也！每年洋酒消耗，利权外溢，数以千百万元计，而我则熟视无睹也！……所有出品，皆聘用外国技师酿制，间尝疑问杯酒之饮，何以不能自酿？生产之权，何以操诸人手？ 《酿酒杂志》是中国酒行业创办最早的杂志。 我保存的这本，是创刊号。 已经发黄了。 王先生死的那天，是公元一九四五年农历八月十二日。 其时，礼泉啤酒厂的啤酒，销路畅通，价格陡增，两箱啤酒可抵一两金子。 差三天，仲秋节。 少奶奶照例要列名单，给老朋友、老主顾送礼。 王先生说：“今年只拜访敬之先生。” 我猜测，王先生处处节约钱，肯定是为了那个“首长”所在的军队。 少奶奶说：“那我陪你去吧？” 王先生说：“不用。” 我把礼品提到车上，开了车门，等候王先生。王先生却把礼品拿出来，说自己坐人力黄包车去。中午，他没回来吃饭，少奶奶以为被徐敬之留下了；到了黄昏，他仍未回来，少奶奶着急了，吩咐我去问一问。我问徐敬之，徐敬之说，来坐了一刻钟，就走了。 我大街小巷去找，一直不见王先生的踪影。 我突然想起那片酒花丛。我提着灯笼去了。 王先生卧在那儿，已经死了。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尚有余温。我哭着把他背回了啤酒厂。 关于王先生之死，外界有两种推测：一是突发脑溢血导致；二是被人当成汉奸给枪杀。因少奶奶不主张验尸，故，王先生之死则无准确定论。 第十七章 徐敬之拟了讣告，请唐一诺在相关媒体发布。 追悼会那天，很意外，少奶奶从前的东家——德全的父母——从大连赶来了。看其穿着、神态，已不怎样的阔——兵荒马乱已导致许多贵族走向了没落。 德全的母亲，一方面安慰少奶奶节哀，另一方面又反复念叨对不起少奶奶。 “老爷太太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少奶奶说。然后抬起泪眼问，“少爷好吗？” 这少爷，指德全。 老太太说：“来找过你那次之后，回去就发了疯，留下一张便条，从军去了！” 少奶奶问：“从的什么军队？” 老太太说：“原来没有消息，前年突然写信回家，说先是参加了国民军，抗日战争爆发后，又领着一班人马改编到八路军那边了。” 我和少奶奶护送王先生的灵柩，回其荣成老家安葬。 荣成的驻军，信了王先生是汉奸，把先生的老家给抄了：家什掀至门外，两个小兵崽子在站岗。 过去几个认识我的人，抹着眼泪偷偷告诉我：王先生的父母及其正房，已被一辆大马车拉到村南的崖下，准备砍头。 我和少奶奶撒腿就往村南跑。 跑了不远，一个人骑着一匹枣红马，从相反的方向疾来。一辆马车跟在枣红马的后边。 我拉住少奶奶说：“上面绑的是王先生的家人。” 我们掉过头，奔跑在马车扬起的尘埃里。 到了王先生的大门口，那个骑马的人已给王先生的家人松了绑。他用马鞭指着那两个站岗的小兵崽子，问：“谁叫你们干的？” 小兵崽子打了一个敬礼，说：“报告首长，烟台传来消息，这是一家汉奸！” 首长说：“你懂个屁！不问清楚就乱抓人！你问问老太太，她的儿子是谁？” 老太太显然是被吓糊涂了，闻听首长言，忙答：“长官，我的儿子叫王益荣……” 首长继续训斥手下：“你们给我记住了———王益荣，爱国的民族实业家，我们屡次打胜仗，枪支弹药哪来的？王益荣先生给买的！” 我看看少奶奶，少奶奶看看我，然后又不约而同地看着站在枣红马下的首长。 少奶奶突然捂着脸哭了。 首长，是德全。 第十八章 少奶奶大病一场。待其彻底恢复过元气来，王先生的“周年”已过了。 有一天夜里，我的爱情彻底燃烧了。我计划当面向少奶奶求婚。 第二天，我去找少奶奶。 少奶奶却已人去楼空。 我四处打听她的下落。 先是有人说，看见一个少妇在某一天的黄昏里，与一个军官骑在一匹枣红马上，在烟台的大街上行走，那少妇的背影，很像少奶奶；后来，又有人说，虚竹庵里，有一个尼姑，模样也有点像少奶奶。 那匹枣红马，我是找不到的，因为，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一年之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我军战略转移，德全的队伍已随之南下。 我去了虚竹庵。 确有一个尼姑在摆弄香火。 她仿佛不认识我。 我却认识她。 她不是子荷。 她是三凤儿。 我说：“你？怎么是你？” 三凤儿说：“施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还有什么呢？ 守着礼泉啤酒厂的破铜乱铁，我只剩下了回忆。 职员们怕国民党抓壮丁，早已散了。 我无处可散。 我撬开少奶奶的门，在她曾经睡过的床上，睡了这夜，睡那夜，一直睡到东方出了个大太阳。 礼泉啤酒厂哪年改成了国营？哪年恢复了生产？ 孩子，恕我不告诉你。 这些问题与本故事无关。 我只知道我是吃啤酒厂退休金最早的人，年头最多的人。 不好意思。 麻烦你，孩子。 转告杨声达掌柜， 请他给我一瓶新出的酒吧。 补肾的那种——— “黑生”牌的。 梦里走过许多路，醒了还是在床上。 明知是个大悲剧，已没有机会改了。 我该腾出这张床了。 第十九章 作者补记：公元二○○五年一月十九日，我与杨声达先生一行8人，到荣成市俚岛镇中我岛村，参观王益荣先生的故居：几间不大的房子，大块石头砌起，屋顶以海草覆盖，其沧桑、斑驳之状，已不适今人久居。村里人、甚至镇里人，皆以王益荣为荣，故，几次规划，故居虽碍眼，却没有要拆掉的意思。因故居无人看守，就有一个外地女人，四十七八岁，迁进去蒸馒头卖。有传言，这位馒头大嫂，重垒炉灶时，曾掘出一个有馒头那样大的元宝，但我问她，她笑而不答。 我们去中我岛村的当日，福堂老人在烟台某老年公寓去世。其最后一餐，计二两花生米、半碗莲子羹、一瓶啤酒。餐毕，对服务员说：“我去酒窖采莲花了。”头一歪，不再醒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