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第 1 部分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美]保罗·克鲁格曼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12-9 译者：刘波 简介： 克鲁格曼在这本书中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时代的经济停滞。 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 克鲁格曼指出，这两种方向的发展都非自然演进的结果，都是由组织化的政治运动所引导的，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 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呼吁重新展开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 目录 序 01我们是如何走到当前这一步的 02罗斯福新政之前 03平等的社会是如何打造的 04那个年代美国很平等 05大繁荣的背后 06保守主义的根基在哪里 07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08政治大阴谋 09黑暗的选举 10美国政治的新篇章 11医疗问题为什么那么难 12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13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致谢 克鲁格曼是经济学界的超级明星，他文笔犀利，看问题总能一针见血。 —《纽约时报》 序 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全新的、进步主义政治议程，即一场“新新政”，我所坚持的这一判断是本书的核心观点。早在2007年夏本书初版付印时，这个判断就被许多证据所佐证。当时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选民已经在一些议题上持续左转，同时，民主党人在2006年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一举结束了似曾固若金汤的共和党多数局面。但在那个时候，人们仍然不能完全确信这个判断。甚至有人怀疑，2006年的选举结果其实只是反映了美国国民对 伊拉克战争的不满，以及对小布什领导能力的失望，并不代表他们彻底摒弃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宰美国政坛的保守主义理念。 对“新新政”前景持怀疑态度的人还有一个具体论点：除非出现一场经济危机，否则美国国内政策不会发生剧烈变化。而在2007年夏，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还不错，至少在你只看那些被广为宣传的数字时，的确是不错的：失业率处在历史低位，道琼斯指数屡创新高。 在这种看似繁荣的表象深处，强烈的经济焦虑却暗流涌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工资增长速度几乎快要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虽然官方在2001年就宣布衰退已经结束，但时过六年，美国中等家庭的购买能力仍然低于2000年的水平。然而，公众的经济焦虑只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使国家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可以说当时人们的焦虑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 显然，自2007年夏以来，经济状况和政治局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像本书认为的那样，美国历史上的“镀金年代”其实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结束，后来又出现了“新镀金年代”，其特点是保守派主宰美国政治，贫富分化达到192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不过，正像当年的“镀金年代”一样，现在的“新镀金年代”也以一场大规模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而告终。同时，民主党人又一次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原因之一是公众认为保守派的经济政策是当前经济危机的诱因之一。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十分类似于罗斯福上台之时，即最初的“新政”起步时的环境。在本书初版时，“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新新政’”的主张还被一些读者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而现在已基本上成为流行的看法。 但这一流行看法有多大的依据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本书初版到现在再版之间，美国经济与政治的变化。 经济危机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大多数美国人根本没有从所谓的“布什景气”中找到什么繁荣的感觉。不过，在一段时间里，最富美国人的利润和收入确实增长得不错，手上的股票也节节升值，于是小布什政府便据此声称它取得了成功。2007年7月19日，道琼斯指数首次升到14000点以上。两周之后，白宫便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书”，吹嘘在小布什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经济表现。该文件宣布：“由于总统实施的促进增长政策，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充满了灵活性和活力。”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那样的经济成功其实没有牢固的根基。我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地产泡沫拉动的，该泡沫最终必然会破裂，到那时经济将遭遇严重问题。其实早在2007年夏，房地产泡沫就已有破裂的迹象。但小布什政府的官员对这些风险轻描淡写：2007年8月1日，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说，房地产和次贷的问题“已基本得到控制”。 但事实并非如此。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冻结了旗下的三只基金。一般认为，这一事件是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标志。现在看来，这场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银行业崩溃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学家的基本共识是，正是那场崩溃使一场严峻的衰退演变为“大萧条”的浩劫。 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体系的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重创，现在也是这样。正常借贷渠道的中断已使美国跌入一场衰退。很明显，这场衰退将会很深重，或许还会延续很久。失业率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的最高点，几乎已成定局，而且还可能攀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不要忘记，大多数美国人的医疗保险是和就业挂钩的，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即将失业的人也将失去他们的医疗保险。而且，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将失去住房，许多人的大部分积蓄将化为乌有。 这场灾难的起因是什么？答案是，在过去的25年里，“新政”建立的金融保障体制不断遭到侵蚀。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银行业危机促使国会采取行动制定法律，构建了一张金融安全网：一方面，银行存款得到保险；另一方面，银行受到监管，不能从事风险过大的经营活动。将存款保险与监管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避免传染性的银行挤兑大潮再次爆发，那种挤兑潮在“新政”之前的美国频繁出现，并导致了1931~1932年的浩劫。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依赖许多人所说的“影子银行系统”。该体系中的金融机构事实上发挥银行的功能，但构造却与银行不同，因而可以规避监管。 “影子银行系统”的兴起本应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银行监管规则是经过慎重考虑建立起来的，而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影响日增，本该为我们敲响警钟，但是金融体系的这些变化正好发生在那些决意破坏“新政”遗产的人主宰美国政局的时代。这些人把监管限制与政府安全保障体系视为眼中钉，他们的任务就是竭尽所能地解除管制、推 进私有化。从他们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金融领域脱离风险防范网是一件好事。显然，他们也没有半点儿兴趣扩大监管，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 并非偶然的是，金融市场解除监管使富人变得越来越富。可疑的财务操作使公司的资产价值虚涨，将股价不断推高。利用金融工具重新包装资产的做法也给华尔街带来滚滚利润。资产价格的升高促使人们更多借贷，进行更多的交易，收取更多的酬金，仿佛华尔街的财富要不断积累下去，直冲云霄了。 突然间，这段亢奋的乐章戛然而止。 房地产泡沫是由“次贷”支撑起来的：一些买房人并不具备通常的借款条件，但却得到了抵押贷款。在次贷膨胀期间，有些人已就其中的危险发出了警告，包括美联储的一些高官，例如已故的内德·格拉姆利克（nedgramlich），但格林斯潘等当政者没有理会他们的警告。后来，美国所有50个州的检察长准备调查次贷的发放过程，却遭到大银行与小布什政府的联合阻挠。他们援引1863年的《国民银行法》阻止各州采取行动，而该法通常是被束之高阁的。随后，房地产泡沫便破裂了，突然之间许多买房人无力按时偿还贷款。在此之前，大多数抵押贷款都已经被“证券化”，也就是被零切碎割成复杂的金融资产，再卖给投资者，而投资者基本上并不知道他们买这些东西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因此，买房人违约行为带来的损失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破坏了许多金融机构的资本基础，也使人们逐渐丧失信心。传统银行在年深日久的“新政”式风险防范网保护之下，成功抵挡住了冲击。但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基本灰飞烟灭了。 经济的动荡往往不利于美国的执政党。有时，虽然引发动荡的因素不是执政党所能控制的，它也会受到冲击。可以说，吉米·卡特就是个合适的例子。在他执政期间，中东发生的一些事件打断了全世界的石油供应，也使他的总统生涯遭到影响。但2008年的危机与上述情况不同，它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极好地证明了保守派经济哲学的偏执与荒悖。 共和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监管，因为他们信仰里根在第一任就职演讲中表达的信条：“我们的问题无法由政府解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但当危机袭来时，人们清楚地看到，里根说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对了。罗斯福在1936年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发表的演讲中称：“我们一直都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坏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坏 的经济学。”这句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振聋发聩。 选举 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我们这些期盼“新新政”的美国人有时会感到担忧。首先，我们担心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是否真正信仰我们的议程：奥巴马最初的竞选纲领以“结束党派争斗”为主题，在追究美国出现问题的责任上，对左派和右派各打五十大板。而且，在民主党总统提名争夺战中，奥巴马不断从右方攻击其主要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他着重攻击的一点就是希拉里的医疗改革提议中包含了强制保险的内容。正如我在本书第11章所解释的，我们有一套实现全民医疗的最可行的策略，而强制保险是该策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在赢得提名之后，奥巴马一开始似乎不愿直言不讳地指责保守派的经济政策。 这些都让我们担心，奥巴马如果当选，究竟会不会着手实施进步主义政策。此外，在一些时候，人们真的怀疑他能否胜利：奥巴马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优势曾经显得牢不可破，但到2008年9月，这一优势已经消失，博彩市场的动向显示麦凯恩会赢。 虽然这只是暂时的落后，但在民主党享有天时地利的2008年，奥巴马怎么还会如此跌跌撞撞呢？奥巴马最初不愿理直气壮地呼吁经济政策改革也许是原因之一。我当时曾与一些民主党高层交谈，他们以绝望的口气抱怨说，奥巴马宁愿发表一些空谈“希望与改变”的演讲，也不愿在经济议题上强力出击，这等于是将民主党抨击共和党最有力的武器丢弃不用。 另一个原因是不可否认的种族问题。1980~2004年共和党连连胜选的秘密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南方白人开始为共和党投票。本书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共和党的“南方策略”正在逐渐失效。虽然种族议题的效力在减弱，但它并未彻底消失。不得不说，民主党当时提名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做总统候选人，的确是冒了很大风险。 的确，选举结果也清晰地展现了种族政治的脉络。整个美国从2004~2008年变得大大倾向于民主党了，但一些州的倾斜趋势很不明显，甚至方向相反，比如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等。大体可以这么猜测：奥巴马的非洲裔身份让民主党人在全国损失了两三个百分点，而且要不是民主党今年有如此好的形势，这个问题也许已经让他们输掉了大选。 但今年确实是民主党的大好时机，而且在选战的最后七周里，民主 党人一切顺利。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形势急转直下，金融危机陡然恶化，随后，奥巴马便以高超的表现顺应了形势的转变。他成功地保持了镇静，又让人们觉得他对当时的形势洞若观火，而他的对手则剧烈地摇摆，一会儿宣称美国的基础经济依然完好无损，一会儿又呼吁暂时停止竞选活动，救经济之急。这么一来，两人高下立见。而且，由于危机的爆发，奥巴马在经济议题上表达的观点似乎也突然犀利了起来。他不再空谈“希望与改变”，而是发表坚定有力的演讲，指责一种“失败的哲学”造成的损失，从而赢得了进步人士的喝彩。 最终奥巴马轻松赢得了大选。民主党人也在2006年的胜利之后再接再厉，斩获了不少国会议席。可以说，2006年与2008年两次国会选举的综合结果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命运大逆转已经发生：曾被视为固若金汤的共和党多数地位变成了民主党压倒性的主宰局面。在众议院，民主党人从落后29席跃升到超出80多席；在参议院，他们从落后10席跃升为至少14席的优势（本序言写作时，有几场竞选似乎还胜负未分，不过看起来民主党人将至少再拿下一个参议院席位）。 一个中左的国家 在2 第 2 部分 008年选举尚未尘埃落定之时，许多评论家便警告民主党人说，不要以为民众将会授权他们推进重大的变革。《新闻周刊》的一篇封面文章宣称，美国是个“中右的国家”。为了提醒民主党人，他们还举了一个例子：在1993年和1994年，虽然民主党人在国会的多数席位接近于2008年选举后的多数，但比尔·克林顿推进医疗改革方案的努力依然失败了。 但是，只要严肃地考察一下民意调查反映的情况，所谓“选民拥护中右派”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确实，美国自称保守派的人比自称自由派的人多得多，但只看这两个称谓是会产生误解。美国最大的群体是自称温和派的人。如果就现实政策问题询问这些温和派的意见，你会发现他们与自称自由派的人基本抱有相同的看法。2008年选举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选民通常将奥巴马视为一个自由派，但仍然选他当总统，这就说明，美国不是一个以保守主义为主流的国家，美国是个中左的国家。 至于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单从数字上看，的确和1993年的席位类似，但二者的相同之处仅限于此。1993年的民主党多数地位不过反映了北方自由派与南方保守派之间貌合神离的联盟。但目前民主党多数派的进步主义色彩要强烈得多，主要原因是，虽然“南方民主党人”不见了，但民主党人依然赢得了多数。同时，共和党虽然赢得了美国南方，但把其他地方都输掉了，基本上退缩在南方一隅。本书第10章曾预言过这一变化。而且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猜测，当民主党采取行动时，国会中仅存的那些非南方共和党议员，尤其是参议员，为了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再次当选，应当会更愿意配合民主党。巴拉克·奥巴马实现一项进步主义议程的前景，要比比尔·克林顿好得多。 议程 我在本书中指出，下届政府应当将医疗改革设为核心议程，正如社会保障制度是最初的“新政”的核心一样，全民医疗保险应当成为“新新政”的核心。医疗改革应当成为新的进步主义议程的核心议题，这一点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但是，即将上任的新政府还将面临另一项紧迫的任务—挽救经济。 平时，对抗衰退的任务主要由货币政策承担，而货币政策基本上由政治上相对独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执掌。但我们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到2008年年末为止，美联储已将它控制的利率削减到近乎为零，但经济急速坠落的趋势仍然不减。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也未能阻止经济的下 滑。如此一来，我们就只有大规模财政刺激这一条路可走了。换言之，奥巴马政府将必须试着用扩大开支的方法拯救美国、摆脱萧条威胁。 应当以什么方式来支配这些开支呢？也许可以将公共建设工程、失业补助、给州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等措施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巨大的成本：独立经济学家的合理估测是，单单2009年一年的额外开支就应该有5000亿美元，甚至更多（我的估计是6000亿美元）。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挽救经济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还有机会实现医疗改革的长远议程吗？具体而言，在目前的情况下推进医疗改革是个好主意吗？没错，是的。 本书第11章列出了迅速推进医疗改革的政治理由，那些理由始终都很有力，而现在医疗改革更是迫在眉睫。这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党刚刚在选战中获胜，并以此为后盾，做起事来会更方便。应当迅速推进医疗改革的原因还在于，现在，随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失业，基于雇佣关系的医疗保险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了。罗斯福曾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动荡为依据，主张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势在必行；现在，继承罗斯福观点的人们能够以21世纪的经济动荡为依据，主张有保障的医疗保险势在必行。 不过，虽然民主党人应当尽快推动国会通过基本的医疗改革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动将会或者应当立即开始。事实上，这一直都不是预订的计划。民主党的所有改革计划都以一件事为前提，即到2010年年底小布什的减税措施将失效，到时政府将有资金向低收入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补助。因此，医疗改革法案在2009年就应该制定，但应等到大约两年后再生效。这就至少部分回答了我刚刚提出的问题，即美国如何能有那么多的资金，既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又推行重大的医疗改革。回答就是：如果一切顺利，到医疗改革起步之时，美国经济将已走上复苏之路，不再需要急救了。 我们真能完成这一切吗？我们能拯救经济、在美国实现全民医疗、让美国从根本上变得更民主吗？是的，我们能。现在，美国政策大大转向进步主义的前景之好，勇敢地重新树立自由派价值观的前景之好，甚至超出了本书初版时我的预料。“新新政”要开幕了！ 01我们是如何走到当前这一步的 不平等的美国让人瞠目结舌 保守主义一手遮天 我们需要自由主义的“新政” 我生于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如许多同辈人一样，我严词抨击美国社会种种甚为真切的不义现象，游行抗议对柬埔寨的轰炸，为自由派政治候选人挨家挨户地奔走。只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篇章。 战后的美国首先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工资水平大幅上涨，这使数千万美国人走出贫民窟或者离开乡村，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我父母就跻身其中。同时，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也不是那么富裕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仍多于富裕人口，但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显而易见，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不仅经济发展平稳，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大冲突。在我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就对外政策以及许多国内政策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共和党人不再打算逆转“新政”的成果，他们中甚至还有不少人支持联邦医疗保险。而且两党合作确有一定意义，尽管在越南与种族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尽管出现了尼克松等人的丑闻，美国的政治进程基本上还是由两党共同执掌的，其成员在根本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并非一向如此，我们曾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国家。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来看，美国昔日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的党派争斗，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我们当时认为，美国已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着强大中产阶级的、相对平等的社会，平静的政局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由中产阶层主导、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变化，这一事实越发明朗起来。经济学家开始论述迅速加剧的不平等，他们指出经济进步只惠及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政治学家也开始讨论不断加深的政治两极分化，即政治家在极左与极右两个方向移动，民主党人日益被归为“自由派”，共和党人则成为“保守派”。这些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当前的收入不均与20世纪20年代的不平等同样严重，而政治的两极分化也和那时差不多。 政治两极 分化的加剧并不是说两党都在走向极端。一方面，很难说民主党出现了明显的左倾：在福利、税收等经济问题上，克林顿的政策比卡特，甚至比尼克松的政策都要偏右。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右倾更为严重了，这只需要比较一下小布什强硬的保守做派与福特的温和作风，便一目了然了。事实上，小布什的一些政策，比如取消房地产遗产税，已不只是要将美国拉回到“新政”之前，而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进步时代”（progressiveera）之前。 如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党合作时代的开始与终结均反映了共和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一些曾激烈反对“新政”的共和党人或是解甲归田，或是自知无力回天、主动认输，于是开启了一个两党合作的新时代。具体来说，1948年杜鲁门赢得了总统竞选，这令共和党人懊丧无比，此后，共和党领导层被迫承认，“新政”难以动摇。为求自保，他们不再试图逆时代而行。而当美国政界的一股新激进势力接管共和党之后，两党合作的时代便终结了，新一轮党派纷争接踵而至。这股势力就是保守主义运动，它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角色。在2004年大选之后，两党之争达到高潮，获胜的小布什打算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巨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端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这两个弧是平行的：经济平等的黄金时代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大致吻合。正如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蒂（nnarty）、基思·普尔（keithpoole）与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rosenthal）所指出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两极化总是如影随形。他们采用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来记录国会议员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其数据显示，在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时，共和党人表现为左倾、向民主党人靠近，这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党合作的成因，而之后共和党人右转，又造成今日两党攻讦倾轧的局面，与此同时不平等状况恶化。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是，贫富不均是根源，换言之，是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这一观点，过去30年间的事情是这样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使美国的收入分配日趋不平等，上层的少数富人日益脱离大众。共和党选择迎合这一崛起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原因也许是，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 力也有意愿捐助大笔竞选资金，从而弥补了其人数缺憾。于是两党之间出现鸿沟，共和党逐渐代表那些从贫富差距的拉大中胜出的人，而民主党则代表落在后面的人。 在开始创作本书时，我多少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因为它明显是有些根据的。例如，细致观察废止房地产遗产税的运动便可发现，这一运动的资金大体来自于一小群有大地产需要保护的家族。40年前并没有多少大地产，而且在当时的美国，即便是极富阶层也没有富到有钱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故而在这个例子里，不平等的加剧推动共和党人向右偏移。 但我已越来越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对于过去30年间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那些执意要将“新政”成果逆转的右翼激进分子接管了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产生了鸿沟，而民主党人则成为真正的保守派，成为长期存在的平等制度的保卫者。极右派的掌权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增强了商界的胆量，使其敢于向工会运动发起全面进攻，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议价的力量；将企业的执行层从旧日对其薪酬的政治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急剧削减了针对高收入的所得税率，如此等等。 不平等的美国让人瞠目结舌 政治环境真能如此决定性地影响经济不平等吗？这听起来像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说法，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印证了这一点。在此，我想强调四条证据。 第一，当经济学家对不平等的加剧深感震惊，从而开始回头探寻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究竟源自何处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从“镀金年代”的不平等到战后的相对平等，并非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是在短短数年里由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创造的，尤其是通过战时工资管制。经济史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udiagoldin）与罗伯特·马戈（robertmargo）最早记录了这一惊人的事实，并将其称之为“大压缩”（greapression）。这时人们也许会认为，一旦战时管制解除，不平等状况又会反弹到之前的水平。然而结果却是，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30多年。这有力地说明，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或许也没那么大。 第二，政治变化与经济变化的时间说明，是政治变化在先而非经济变化在先。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甚至到了1983年和1984年，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并未大幅加剧。当然，对于统计数字是否展现了清晰的变化趋势，仍有一些合理的质疑。但右翼接管共和党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而且这一接管的必要条件，即保守运动的体制，大体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的。故而，时间因素有力地说明了，造成两极分化的政治变化发生在先，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伴随其后。 第三，虽然经济学家大多曾认为，科技变革是美国贫富不均加剧的主因。据信，这一变革增加了对教育程 第 3 部分 度高的工人的需求，减少了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需求，但当研究者对统计数字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时，这一正统见解就逐渐站不住脚了。也许最惊人的发现就是，即便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大部分的工资收入也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大赢家是为数甚少的一群精英，他们仅占总人口的1%，甚至更少。因此，研究者越来越觉得，科技并非主要因素。相反，很多人开始认为，之前推动平等的社会规范与制度所受到的侵蚀，是加剧贫富不均的关键角色，而这一侵蚀归根到底是由美国政治的右转所驱动的。 第四，跨国比较提供了一种“受控试验”。美国政治的急剧右转在发达国家中是个特例，即便与其最接近的例子—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也远为不及。科技革新与全球化的力量对所有人都有影响，所以如果贫富不均的加剧有政治上的根源，那么美国的与众不同也就理所当然了；如果这种加剧的主因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贫富不均的变化趋势在整个发达世界里就应该是类似的。但事实是，美国贫富不均的加剧之势在发达世界里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收入不均状况迅速加剧，但仍无法与美国相比，而且在欧洲大陆和日本，不平等状况充其量也只有温和的增加。 因此，政治变化似乎是问题的核心。那么这场政治变化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保守主义一手遮天 要讨论为何是小布什与切尼最终执掌美国，还要追溯到半世纪之前的一段岁月，当时由年轻的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f.buckley）编辑的《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还在为美国南部有权阻止黑人投票进行辩护—“白人有这样的权利，因为就目前而言，白人是高等种族”，并把以教会与所有权的名义推翻民选政府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赞誉为“真正的民族英雄”。当时艾森豪威尔等共和党领袖决定不挑战罗斯福的遗业，这是引发这场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小规模运动的主要原因。 多年之后，这场小规模运动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者与反对者皆称之为“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由各种人员与机构组成，其网络覆盖面远远超越了通常观念里的政治生活：除共和党与共和党政治家外，保守主义运动还包括传媒机构、智库、出版社等。人们可以在这个网络里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且有人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保持政治忠诚，便能得到回报。倘若一 名自由主义者办砸了一场战争，然后又违反道德准则奖赏自己的情人，他也许会担忧自己的就业前景，但共和党人保罗·沃尔福威茨却没有这种忧虑，因为美国企业研究所早已放了一把交椅，等着他来坐。 曾有不少共和党政治家游离于保守主义运动之外，但现已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若有人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日子就会相当难过。林肯·查菲（lincolnchafee）就是个例子。他是罗德岛前参议员、一位温和派，在2006年的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肮脏挑战，从而在普选中失利。虽说为了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明显也很需要查菲，但为惩罚异己，他们在所不惜。 金钱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黏合剂，而资金主要是由一小群超级富豪和一些大公司提供的。所有这些人都注定会从贫富不均的加剧、累进税制的废除与福利国家的倒退中获益，简言之，从“新政”的逆转中获益。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工作不外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反税活动分子、保守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格鲁夫·诺克斯特（grovernorquist）曾透露说，他想把美国带回到“社会主义者夺权，即泰迪·罗斯福[1]上台前的美国。所得税、遗产税、管制，这一切统统取消”。 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逆转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从根本上讲，它是反民主的。但不论当年这一运动的创始人对佛朗哥的行事方式有多么崇拜，在美国，毕竟要通过选举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如果潜在的捐款人依然认为，鼓吹可能拉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是自寻死路—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goldwater）于1964年大选中惨败后，他们有绝对的理由这么想—就绝不会有人投入这么多的钱。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从美国政界的一个小配角变成主角，就是因为它已证明自己有能力赢得选举。 罗纳德·里根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在1964年开始政治生涯的演讲“抉择的时机”（atimeforchoosing），以及在1966年成功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过程中发表的一系列演讲，都预示了一些政治策略，在其后的40年间，这些策略将为他以及其他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员服务。后世为里根歌功颂德的人将他描绘成秉持保守主义高尚准则的模范，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里根早期政治成功的要诀是迎合人们在族群与性别上的焦虑感，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做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 以隐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及其影响的逆反情绪，从中渔利。 本书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之一是，在我生长于斯的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都与种族有关—也许很多读者会对此感到不适。美国为何是唯一不向全体公民提供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原罪，即奴隶制的遗留影响。在发达国家中，为何只有美国存在一个想要逆转福利国家的主要政党？原因就在于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里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以一篇主张州权的演讲开始了他在1980年的竞选之路，而这里正是三位民权活动者遇害的地方；纽特·金里奇（newtgingrich）之所以能完全掌控国会，就是因为发生了“南方大倒戈”，即南方白人从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转向压倒性地支持共和党。 我们需要自由主义的“新政” 在2004年大选后的几个月里，我承受着一些来自新闻界同行的压力。他们说，我不应再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批评小布什政府以及普通的保守派。“选举说明了一些事。”他们告诉我。但现在回头来看，2004年大选越来越像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最后一场狂欢。 共和党在2002年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靠的是竭尽所能地拿恐怖主义做文章。现在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小布什把我们拖入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想让战争心理一直笼罩在人们心头，同时他还希望，犹如探囊取物般地打一场胜仗，将有利于他的竞选连任。或许伊拉克战争的确为小布什赢得了2004年的大选，虽说当时的战局已有恶化之势。 此后，战局就真的恶化了，这并非意外。当小布什入主白宫时，保守主义运动最终发现自己掌握了一切权柄，同时也很快地证明了自己治国无能。这股运动将所有东西都政治化，又将政治忠诚置于其他所有考虑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任人唯亲、腐化堕落的风气，并弥漫到小布什政府的一举一动中—从伊拉克重建的一败涂地到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的糟糕表现。小布什政府的种种错误与失败很好理解，因为保守主义运动已控制了政府，这股运动一心要实施违背多数美国人利益的政策，而政府又必须竭力以欺骗、转移视线、向支持者滥发赏赐等方式来弥补这一内在缺陷。美国人日益鄙视小布什及其执政班子，这一情绪帮助民主党人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 一次选举也许并不代表潮流，但有一些更深层的力量在动摇自里根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以来保守主义运动便一直在使用 的那些政治策略。说得直白点儿，关键在于美国选民的“白”度在日渐降低。共和党的策士想把在选举中分量越来越重的西班牙裔与亚洲裔选民同非洲裔美国人区别开来，但正如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所表明的，现代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即对民权运动不满的白人，并不准备进行这样的区分。一个不那么显著的因素是，美国人的态度正在转向进步主义。投票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选民在国内问题上明显左转，同时美国的种族主义倾向正在逐渐减弱，种族因素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保守主义运动在财力上仍具优势，但金钱从来都不是决定因素。2008年大选虽然仍没有结果，但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测，到2009年美国将拥有一位民主党总统，以及由民主党人牢牢控制的国会。假如出现这一新的多数派，与克林顿执政头两年里民主党的多数派相比，它在意识形态上将更为团结一致。当年的民主党多数派不过是北方自由派与南方保守派之间若即若离的联盟。 问题在于，新的多数派应当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为了美国，他们应当实施一项坚定的自由主义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新政”。这一计划将是21世纪版的社会保障方案，它应以其他发达国家都已建立的实施全民医疗保险为出发点。不过，在我们探讨如何走向这个目标之前，也许可以对过去的经历好好审视一番。这番审视，即美国现代史之弧的故事，是以下八章的主题。 [1]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译者注 02罗斯福新政之前 那个时代的不平等 共和党的前世今生 美国的政治裂痕 保守派的思想统治 罗斯福“新政”的根源 在小布什时代回望“新政”前的美国政经状况，就像是看着祖父的一张泛黄的黑白相片，恍然发现你和他颇为相像，其实与父亲相比，人们在有些地方更像自己的祖父。不幸的是，在你面孔上仿佛隔代重现的家族特征却并不怎么吸引人。 21世纪初的美国如同“前新政”（pre-newdeal）时期的美国一样，是一个财富与权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个有名无实的民主政治体制未能代表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当年导致一群富裕精英主宰政治生活的种种因素，在今天仍有清晰可辨的翻版：平民主义政治候选人掌握 的财力极少；美国人沿种族、族群、宗教界线分裂为不同的经济利益群体；人们不加思辨地接受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警告说，试图帮助不幸者的任何举措都会引发经济灾难。 读者或许认为我在夸大其词，今天的美国并没有前“新政”时期的美国那样的不平等，但数据表明我所言非虚。如表2–1所示，今天收入在一小群精英手中的集中程度与20世纪20年代的集中度相当。 表2–1高收入人群占总收入的比例，资本收益除外 收入最高的10%人群 收入最高的1%人群 20世纪20年代平均值 43.6% 17.3% 2005年 44.3% 17.4% 资料来源：thomaspikettyandemmanuelsaez,“ieinequalityintheunitedstates,1913–1998,”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8,no.1(feb.2003）,第1~39页，相关更新数据参见http://elsa.berkeley.edu/~saez/。 当然，“前新政”时期的美国政治具有寡头性质，而且政府往往以血腥的方式动用国家权力保护财产利益，今天的美国确实没有那样极端。同时，虽然现在的收入不均程度不相上下，但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在过去要严重得多，因为今天的各项社会计划为贫困者创造了一个保障体系，虽说有种种缺憾，却也聊胜于无，而过去是不存在这种计划的。尽管如此，旧时代的“家族遗传”仍是既令人震撼又令人担忧的。 我将继续谈论这一“遗传”特性。但在此之前，我要给我将探讨的这段时期取个更好的名字，“前新政”的说法只是种反向定义。史家常言，1900年左右“进步时代”取代了“镀金年代”，这不无道理。美国的文化与政治气氛在1900年左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前任们相比，1901年上台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亲近财阀的倾向较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于1906年成立；所得税在1913年被恢复， 同时恢复的还有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最高法院不得再像过去那样宣布所得税政策违宪。不过，这些变化对于美国收入与财富不均的状况几乎毫无影响，而且在减轻不平等的影响方面，美国政府当时所能发挥的作用极小，这一情况也未因上述变化而改观。我们至多只能说，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比19世纪末富裕，但不平等的程度却大致相同，受一群富裕精英支配的局面也几乎没有改变。 所以，冒着惹恼历史学家的风险，我将把自19世纪70年代“重建”结束到20世纪30年代“新政”来临之间的整个时期称为“长镀金年代”（longgildedage）。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高度的贫富不均贯穿始终，从未动摇。 那个时代的不平等 对于“长镀金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情况，我们并无详细的数据，不过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1900年左右的美国是个很不平等的社会，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也许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还显示，不平等程度在整个20世纪前20年几乎毫无变化。 第 4 部分 这是个重要的信息。极度不平等局面在整个“爵士乐时代”（jazzage，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间的时期）的持续，是支撑本书一个中心论点的第一条论据。这个论点是：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我们手上有关20世纪早期的数据没有一项显示说，美国是自然而然地演进为那个我所生长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的。那个社会的形成要靠罗斯福与“新政”。 有什么证据表明，就最关键的特征而言，“镀金年代”确实贯穿了20世纪20年代呢？不需要翔实的统计数据便能计算出的一个有用数字就是美国超级富豪的人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兼经济史学家j·布拉德福特·德龙（j.bradforddelong）曾计算过“亿万富翁”的人数，他对“亿万富翁”的定义是，财富超过2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总产值的人（在他给出这一衡量尺度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数字约为10亿美元，但今天已接近20亿美元）。根据德龙的计算，1900年美国有22名亿万富翁，到1925年达到32个。可见在整个“进步时代”，亿万富翁人数的增速与人口增速大致相当。只是在“新政”实施后，亿万富翁才大体退出人们的视野，在1957年降到16名，1968年降到13名（当今有约160名美国人符合德龙设定的标准）。 “镀金年代”的亿万富翁恰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那是一些以不义手段暴富的人，从铁路、制造业及石油、煤炭等开采业中大发横财的人。1915年洛克菲勒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两位钢铁大佬亨利·费利克与安德鲁·卡内基，然后是一群铁路修建商和金融家，以及亨利·福特。 亿万富翁数目的这项证据，与大地产规模等其余证据吻合，都说明20世纪20年代末财富集中于最富阶层的程度与1900年大体相当。之后，随着“新政”时代的到来，这一集中程度便迅速降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了远去的传说，所有人都相信那样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它现已归来。 与现今的严重不平等一样，“长镀金年代”的严重不平等部分反映了劳工谈判地位的弱势。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雇主可以根据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随心所欲地决定薪资与工作条件，几乎不用担心会遭遇有组织的抵制。罢工往往会被武力破坏，一般情况下是被雇主雇 用的工贼破坏，但有时是州一级的民兵组织或联邦军队介入，如1892年的卡内基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1900年之后，工会的数量逐渐增多，其影响也渐趋强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达到一个高峰。但雇主的反攻迫使劳工再度后退，工会成员在1924年曾达到劳工总数的17%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末又降回到11%以下，这与当前的水平大致相当。 严重不平等的存在，并不是说工人未能享受任何进步的果实。不平等虽然严重，但其状况大体保持稳定，因此在“长镀金年代”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惠及了所有阶层：与19世纪70年代相比，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大都大大改善了。也就是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美国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形在“长镀金年代”并未发生，尤其是城市工人，其生活质量在“长镀金年代”大大提高：饮食与医疗条件改善；即便是廉租公寓，也通常配备室内卫生管道与供电系统；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出现扩展了个人的视野。[2] 但是，我们不应被这些进步所误导，从而对长年累月真切的贫穷与匮乏视而不见。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美国工人仍然一贫如洗，少数人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而那些不幸者（失业大军、受工伤的人或者没有子女的老人）却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在3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福利、贫民救济食品券之类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很小，除了极为富裕的人群之外，所有人的税负都非常低。例如，在20年代中期，1万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2万美元，而年收入1万美元者便位列收入分配体系中最高的1%—但他们缴的所得税不到其收入的1%，而今天处在同样位置的人要缴20%左右的收入，所以那个阶段是富人的美妙时光。另一方面，由于现在美国最穷的1/5人口的收入大都来自低收入补助计划，故而与今天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做穷人要艰辛得多。 这就引发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人们在“长镀金年代”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收入不均状况又很严重，并且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低薪工人的人数大大超过了税负极低的精英，为什么当时却没有人发出有影响的呼声，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来“劫富济贫”呢？ 当时已经有了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的观念，甚至在一些地方已实施了相关的政策，所以原因并不在于没 有先例。在德国，俾斯麦于19世纪80年代引入了养老金、失业保险甚至国民医疗保险。俾斯麦此举并非源自同情心，而是出于政治算计。换句话说，他想要防患于未然，以免德皇的统治遭遇反对。但他这么做说明，政府其实是可以更有同情心的。在美国，南北战争后为退伍军人及烈士遗属建立的福利制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可谓社会保障制度的先声。1896年的人民党人呼吁实施累进所得税和公共建设工程项目，以在经济萧条时提供工作。将近40年之后，罗斯福最终实施的政策与之并没有多少质的分别。 美国当时也并不是一个穷得没钱实施这些计划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要比欧洲国家富得多，但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公共补助计划都有相当规模，比美国的大好几倍。实际上，1925年美国的富裕程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英国相当，而在那段时间里，英国建立了完善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国民医疗福利—该套福利体制在一些方面要比美国当前体制的覆盖范围更广。 那么为何当时无人提出有影响力的呼吁，借用休伊·朗（hueylong）后来的说法—“剪点儿富人的毛，帮帮小伙计”呢？ 共和党的前世今生 共和党起初代表自由劳工，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它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代表大公司和富人的政党。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之间的16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赢了12次，它对参议院的掌控更加持久，在这段时期的32届国会中，只有5届是民主党人占多数。虽说众议院的争斗更激烈些，但那里通常也都是共和党的天下。 而且单在两党之间进行比较，会低估这段时期里保守派对政坛的主宰力量，因为民主党的一个重要支派与共和党人完全一样，支持维护富人利益，反对政府为穷人提供帮助。这就是所谓的“波旁民主党人”，其中既包括一些反对革新的南方人，也包括一些亲近商界的北方人。在某些问题上，“波旁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不同：他们信仰自由贸易，而非高保护性关税，并且谴责政界的腐败，所以并不能把“波旁派”归为共和党中的左派。在民主党人偶尔真正入主白宫的时候，通常都是一名“波旁派”：从南北战争到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赢得竞选，这段时间里唯一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就是个“波旁派”；而且那些有望问鼎总统宝座的民主党人通常也是“波旁派”，如1876年的塞缪尔·蒂尔登（samueltilden）。 在这样一个国家，单从人数上考虑，向富人征税、帮助穷人的要求本应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保守派长期主宰国家的局面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这些因素在今日的政界也都十分常见，不过在当时的表现更为夸张。 第一个因素是当时许多美国工人被有效地剥夺了投票权。在1910年，将近14%的成年男性是未归化的移民，所以不能投票，同时南方的黑人也因“吉姆·克劳法”而被有效地剥夺了投票权。除移民与黑人外，其余人口的约1/4（而且大体上是最穷的1/4）完全被隔离在政治进程之外。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将看到，由于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与黑人中持续的低投票率，当今的美国又出现了投票权遭剥夺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的是系统性压制投票的做法，虽与“吉姆·克劳法”年代相比，其手法要隐晦得多，但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种做法仍会主宰乾坤。 第二个因素是竞选资金。资金的作用在1896年大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次选举可谓是在南北战争与1932年之间，挑战统治美国的经济精英的人唯一一次真正有可能入主白宫。富人担心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jenningsbryan）上台后会采取不利于他们的举措，于是采取行动，不是将他钉死在金十字架上，而是用金钱的洪流冲垮他。威廉·麦金莱（williammckinley）1896年的竞选花了335万美元，几乎是1892年共和党竞选开支的2倍，比布赖恩手中的财力多4倍。而且别忘了，在1896年300万美元可是一大笔钱：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算，相当于今天的30多亿美元，是小布什2004年竞选开销的5倍。1896年两党如此悬殊的财力确属例外，但通常共和党人都拥有巨大的资金优势。从南北战争到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民主党人只有3次在财力上大体可与之匹敌，一次是1876年的大选，当时民主党人蒂尔登实际上赢得了普选（选举团投票的结果被窃取了，双方达成了一项交易，拉瑟福德·海斯入主白宫，交换条件是他承诺从南方撤出联邦军），另外两次就是格罗弗·克利夫兰在1884年和1892年的胜选。并非偶然的是，蒂尔登和克利夫兰都是“波旁民主党人”。民主党的提名人若不是“波旁派”，对方的竞选经费就总会压过他2倍左右。 第三个因素是无处不在的选举造假。两党都这么做，其方式多种多样。在“镀金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匿名投票的情形很少：选 民大都使用两党自印的选票，所以从大小和颜色就能判断这些选票的种类。因此，贿选是方便可行的（很容易就能确定所投选票其实是买来的），也很普遍。1888年《纽约时报》得到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司库威廉·达德利（williamdudley）寄给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各县主席的一封信。该信部分内容如下： 贵委员会必从休斯顿主席处获取必要援助，以确保我方摇摆不定、犹疑不决之选民……将摇摆者分为五人一组，每组置一可信人士为其统领，辅以必需之资金，务必令其确保人人上阵，并投我方之选票。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所写的，这封信是“直言不讳地怂恿犯罪……是指导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贿选者与贿赂团伙的正式手册”。这并不稀奇。其实有理由相信，“镀金年代”的高选民投票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诱惑。很明显，贿选现象在摇摆州最普遍：一项广为传述的估算认为，在“镀金年代”和“进步时代”，多达1/3的新泽西州选民（当时该州经常摇摆不定）常能一手投票、一手拿现金。 多报选票的情况也很普遍，而且不限于城市政治操控集团主宰的地区。不过多报选票者大都有羞耻心，不敢像威廉·马西·特威德（williammarcytweed）那样直言不讳地宣称“选票不创造结果，计票员创造结果”。还有广泛的恐吓行为，以阻止对方党派选民投票。若用尽了所有办法还不行，根基深厚的政治团体有时还采取最后一招，就是将选民的意愿否决了事。例如，1897年印第安纳州立法机构就直截了当地将几位人民党人扫地出门，虽说它也承认，他们在各自的选区赢得了多数票。 和以往一样，两党都在搞这些勾当，不过共和党人的财力优势也许意味着，在当年两党你争我夺地投入政治腐败之时，他们往往能胜出。更宽泛地看，金钱与组织带来的优势可以通过选举造假得到强化：决定选举结果的因素往往并非谁的纲领更受欢迎，而是谁用来操纵选举结果的准备更充分。与此同时，真正反映多数人利益的纲领赢得选举的概率，因选举造假而大大降低了。 然而，如果认为“长镀金年代”是个冲突激烈、平民追求平等的冲动遭遇精英武力强行镇压的时代，那将是错误的。真实情况是，在该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体系与生俱来地拒斥任何形式的平民主义，这一倾向十分强烈而明显，以至于政治家对经济秩序的种种不平等只能听之任之，连质疑一下都不会做。 讽刺的是，由于平民 主义在“镀金年代”的美国极不盛行，反而使耍政治权术在一些方面变得轻松，不似今天那么复杂。在“长镀金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保守主义势力要取得胜利，并不需要像今日的保守主义运动那般纪律严明。在那时，要传播保守派的思想、奖励信徒、恐吓新闻界及任何反对者，根本不需要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如黑手党一般强调忠诚的特殊机构，也根本不需要与宗教主义者结盟，不需要拿道德与生活作风问题做文章，更不用扭曲对外政策，或看准时机投入海外战争来转移公 第 5 部分 众的视线。 轻松的寡头政治成为一种长久的模式，但1896年的大选却打破了这种模式。一时间，平民主义似乎确实对财阀统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平民主义失败了，其原因不单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青睐那些资金雄厚、组织完备的人,也是因为平民主义的领导层缺乏一种将那些可从改变中获益的不同群体连接起来、弥合其分歧的能力。在种族与地域千差万别的浅水区航行时，平民主义这艘船搁浅了。 美国的政治裂痕 商业利益阶层与富人在1896年的恐惧并非反映过激：许多美国人对自身处境深感愤慨。农民受粮价下跌、债务缠身之苦，怨声载道，躁动不安。许多产业工人也是如此，他们或是丢失了工作，或是在1893年市场恐慌之后的经济衰退中被削减了薪资。虽说在那个年代，用武力对付工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尽管如此，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普尔曼罢工遭遇的镇压之残暴也是骇人听闻的。 但最终，身为民主党人并获人民党提名的布赖恩依然失败。财力的缺乏与选举造假的泛滥是他失败的重要因素，但同样明显的是，布赖恩也未能将美国怨言满腹的各个群体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联盟。 这不足为怪。“镀金年代”经济秩序中的输家，也就是最终从“新政”中获益巨大的那些群体，是沿着三条断层分裂开来的。在1896年，这三条断层或许是无法弥合的，而且布赖恩这样的人肯定也不是能够弥合这三条断层的合适人选。 首要的一条便是城乡分割。虽然1896年的美国已是一个工业强国，但人们大多依然以土地为生。1890年，64%的美国人住在乡下，还有14%的人住在2.5万人以下的城镇。城市居民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即便晚至1930年，美国的大多数选民依然来自农村与小城镇。 然而，要组织一个有影响的革新联盟，就需要城市工人，因为单一的农村运动无力赢得白宫。但人民党人来自美国农村与小城镇，几乎无人知道如何去争取城市里的潜在盟友。布赖恩决定，几乎全盘以银币的自由铸造问题作为竞选主题，实际上是要求采取刺激通货膨胀的政策，以降低农民的债务负担，但此事与城市工人完全无关。 农民与城市工人无法协力并进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与土生土长者之间的文化与社会鸿沟。移民占人口的比例在1910年达到14.7%的高峰，他们大都住在城市地区，尤其集中在最大的城市里 。那一年，41%的纽约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本土的美国人的确将这些移民视为外国人。直到20世纪爱尔兰人还被看成寓居的外人：1928年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alsmith）竞选时，就遭“三k党”人以燃烧的十字架对待。那时，爱尔兰人已经是美国种族混合体里年代久远、根基深厚的一部分，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要移民人群，即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等族裔还不如爱尔兰人的境遇。当时人们以同样的敌意对待这些移民，声称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眼下墨西哥移民所遭遇的最偏激的对待也具有相同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民与移民的互不理解因为禁酒令而变得更加严重。现在很难理解那时的人们为何要将酒视为洪水猛兽，极度的恐惧甚至促发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我们需要时刻谨记，我们所认定的本应主宰昔日美国政治的重大议题，常常被一些事后看起来很荒诞的争议挤出公共视野）。而且农村抵制酿酒的地方往往也是禁酒运动如火如荼的地方：堪萨斯州既是平民主义的诞生地，也是禁酒令的故乡。有人也许会说，禁酒令就是最初拿“价值观”做文章的例子，它经过了天衣无缝的策划，目的是要在贫穷的新教农民与贫穷的城市工人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后者有许多来自天主教文化圈，将饮酒视为一种正常的、毫不奇怪的生活方式。但公允地说，当时的两党都因禁酒令而分裂。 贫穷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裂痕是最难以弥合的。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这只受到南方人民党人的关注，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黑人在南方之外的比例很小。但在南方，黑人占人口的1/3，绝大多数是穷困的农民。白人农民与另一肤色的农民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会否与后者协力并进呢？ 长远地看，答案是否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将是，种族敌对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广泛、深入而且恶劣的影响，基本上是让保守派获益。但也可看看当初有可能走的另一条道路。南方人民党人的领袖、佐治亚州的汤姆·沃森（tomwatson）在1892年不同凡响的《南方黑人问题》一文中呼吁两个种族结盟。 为何黑人受到的宣教总是：他的白人邻居恨他，而敲骨吸髓地对他征税的北方人爱他？我的佃户为何不能将我当成朋友，反而要把那剥削我们两人的制造商视为朋友？为什么我们要长期实施将黑人推向北方政治家怀抱的政策……20年来，南方原本每时每刻都可以将金钱势力弃如敝屣，耐 心地教导黑人，倘若我们的体制不伤害他们，我们在其中也不会境遇悲凉；倘若我们的法律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那么在这样的法律之下，我们也不会繁盛兴隆……因此在我看来，结论似乎是：南方的两个种族努力挣脱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他们会意识到，导致各自处境的原因相同，解救之道也相同；在废弃恶法、订立良法的努力中，他们应彼此互助，他们应结成政治盟友，一损俱损。伸张正义，对彼此都有利。而基于互利、互谅与互助的一般性准则采取行动，将使今日变为未来和平与繁荣的基石。但沃森提议的联盟从未成形。在1896年赢得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共同提名，使他可以同时代表两党参选，而当时沃森只在布赖恩的人民党候选名单上是副总统提名人。在民主党候选名单上，布赖恩选择了一位保守的南方人做竞选搭档。于是，组建一个跨越种族鸿沟的平民主义联盟的机会就失去了，这个机会直到几十年后才重现。沃森本人在晚年变成了一个粗暴的种族主义者，也是反天主教、反犹分子。 19世纪90年代重创平民主义的裂痕，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重创改革者，只需看看1924年和1928年的总统大选就一目了然。1924年，由于城乡之间的水火不容，民主党大会至少需投票103次才能选定一名候选人。纽约州州长、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代表了民主党的未来。但在大会上，他遭到了伍德罗·威尔逊之婿威廉·麦卡杜的反对。麦卡杜本是个公司法方面的律师，却改头换面成为一名文化平民主义分子—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很常见。正如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的，他“照着布赖恩的形象打扮自己……他迎合‘圣经地带’（指美国南部与中西部新教正统派流行的一些州。—译者注）的宗教狂热。他甚至小心地对‘三k党’不置可否”。在大会上曾有人提议将谴责“三k党”的内容写入会议纲领，却以一票之差遭到了否决。最后史密斯和麦卡杜均未获提名，胜出者是位折中派候选人、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戴维斯。副总统提名人是布赖恩的弟弟。不用说，这个竞选组合最后一败涂地。 四年后，史密斯在第一轮投票中即轻松获得提名，但旧日冤仇很快再度露头。一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致信麦卡杜说，史密斯打算取悦以下人：“外国人，他们觉得‘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旧日美国令人憎恨，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加以羞辱；北方黑人，他们渴望在社会上平起平坐，赢得种族优势；天主教徒，有人让他们相信，他们有资格入主白宫；犹太人，也将有人向他们灌输这样 的感觉，即上帝的选民严惩旧日美国的时机已到。”在选战中，“三k党”一直在煽动反天主教情绪—在史密斯的车队驶过俄克拉何马州时，他能看到熊熊燃烧的十字架。那个年代南方一般是民主党的坚实地盘，但史密斯还是输掉了所有的边界州，以及旧邦联的五个州。 简言之，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在整个“长镀金年代”，经济利益相同的人群由于内部的文化与种族裂痕，无法对极端的贫富分化构成有影响力的政治挑战。今昔的区别在于，“长镀金年代”的裂痕比今天要大很多。在那时，即便在政界领袖里，眼界能超越这些裂痕的人也比较少。这就让我们看到“长镀金年代”的另一个特征：保守的反政府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的统治。 保守派的思想统治 1923年1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名为《国家税负日增，威胁国民福利》的专论。该文用了头号大标题，还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国增长率公布：美国人均联邦税为战前之6倍，公共开支剧增。”该文认为，之前10年的支出增长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并给出不祥的警告：“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时，公共开支规模依旧维持高位。其结果是，沉重的税负继续导致各国资源的大量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作为新闻而非评论刊发的。它介绍了“全美工业会议”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过度征税的恶劣影响，但绝口不提该研究结论是否会遭人质疑。 而大标题掩盖的实际情况是，联邦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战前的2%上升到战后的4.7%。这一增长基本与战争有关，即便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后，仍有战时债务要还，有退伍军人津贴要付。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的确上升了，但只是从战前占gnp的0.6%上升到战后的0.9%。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共和党重新主宰政坛10年之后，与战争无关的开支占gnp的比例又降回战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经常抱怨，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将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但在“长镀金年代”，反政府意识形态要比现在严重得多，估计今天的保守派也要为之羡慕。在那个时代，正式的评论也都持以下的观点：征税会产生破坏性经济影响；缓解贫困与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有人主张放任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应加以改善，那么他一定是个沾染了欧洲理念的危险激进分子。 我们不应忽视一点 ，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长镀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们的人数尽管并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却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个阻碍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弹在首席检察官米切尔·帕尔默的家门口爆炸，美国政府随即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逮捕了数千名疑似从事激进活动的人。和“9·11”事件后一度笼罩美国的谈虎色变的情绪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红色恐慌”也导致普通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怀疑和恐吓。普通自由派认为，可以使资本主义更为公正，而不至于将其废除。无论如何，当时这派的人数很少。 当时，这只是美国人的视觉盲点。早在1881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他说，政府“也应在国民中为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无产阶层里培育这一理念，即国家不只是个不得已而建的机构，还是个福利机构。必须通过明显而直接的利益来引导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不是一个单为保护社会上层而构建的机构，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服务的机构”。以俾斯麦的德国为先驱，欧洲人早就开始实施类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国政界当时对此还毫无准备、毫无概念。具体而言，英国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养老保险体系，1911年又建立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法国初步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福利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德法三国社会计划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便高于美国，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改变。 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一统天下，其优势地位甚为明显，这成为不利于民主党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年的失败与他的顽固关系甚大，但民主党内的民粹分子对他感到灰心失望还有另一个重大理由：史密斯获提名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对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表忠心。他选择约翰·拉斯科布做竞选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党人、工业家，与自由派唯一明显的共同立场就是都反对禁酒令。史密斯还任命另外4位百万富翁出任竞选班子的领导。事实上，史密斯在选战中将胡佛描绘成一个准备向商界强加政府管制的危险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质上史密斯是作为一个“波旁民主党人”竞选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样，他有可堪匹敌的财力：民主党人花费了530万美元，共和党是630万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纲毫 无独特之处，终遭惨败。 随着时光的流逝，史密斯日益沉溺于保守主义的教条。在1932年的民主党提名战中，他为商界代言，反对变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自己的失败。门肯的评述最为一针见血：“结交富人明显动摇、改变了他。他已成为一个高尔夫球手。” 罗斯福“新政”的根源 1928年美国大选之后，似乎保守派已打遍天下无敌手，自由主义已无力回天，在一位现代的观察家看来，这样的政治气氛与不久前的记忆相仿：2004年大选之 第 6 部分 后，评论家迫不及待地宣布自由主义的死亡与共和党永掌多数局面的诞生。事实上，1928年的评论家似乎有更充足的理由：胡佛在普选中以58%对41%的优势打败史密斯。连纽约州都被胡佛夺走，仅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勉强赢得得克萨斯州州长选举，在220万张选票中以2.5万张的微弱优势险胜。似乎“长镀金年代”要千秋万代延续下去了。 扭转乾坤的当然是“大萧条”，否则“新政”绝无可能。但回首过往，我们也可看到，早在萧条爆发之前，就已有了一些促进社会平等化的温和举动，不过这些举动不是在联邦层面，而是在州层面。早在1901年，马里兰州就通过了一项劳工补偿法，规定雇主应交出一些资金，负工伤的工人有权从中获得补偿，但该法被宣布违宪。纽约州1910年的立法也被法院以同样的方式扫地出门。但1911~1913年，有13个州成功地建立了基本的劳工补偿体系，同期还有几个州为寡妇及其子女设立了基本的救助计划。 接着是养老福利。1923年蒙大拿、宾夕法尼亚和内华达三州通过了《养老金法》。但在后面两个州，该法很快便被法院扼杀。不过，到1928年已有11个州建立了一定形式的退休金计划，这可谓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某种先声。20世纪20年代末，当萧条的冲击来临时，失业保险得到推动，威斯康星州于1932年创立了最早的失业保险计划。这些计划资金不多，覆盖人数很少，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确树立了社会保险的准则，也为“新政”积累了经验。 有些令人奇怪的是，联邦政府到“大萧条”爆发后许多年才着手采取类似的行动。胡佛以在欧洲的战后救济工作得享盛名，但面临举国性的危机，他却坚持不采取任何重大举动来提供国内救助。 最终，推动真正自由主义计划的政治意愿与领导力都具备了。布赖恩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在斯科普斯审判中痛斥进化论。要挑战“镀金年代”的美国，布赖恩是个错误的人选，而恰在他失败的地方，罗斯福成为生逢其时的正确人选。在他领导下，美国社会的性质大大改观。 [2]比较一下纽约市下东区的移民公寓博物馆（lowereastsidetenementmuseum）里陈设的不同时期的公寓房间复原件，便可看出，纵使在贫民区，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03平等的社会是如何打造的 中产阶级的画像 税收把富人压垮了 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 让人匪夷所思的战时工资 谁在篡改历史 在1953年，《时代》杂志称：“唯有从鲜与记者谋面的民众那里，才能获得有关本国政治未来与经济方向的真实资讯。”在这样的口号下，《时代》派出一位特约编辑阿尔文·约瑟夫（alvinjosephy）进行一次全国旅行，他的使命就是感受美国。 他描绘的画面与1929年的美国大相径庭。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少数人极为富有，而大众生活困苦；50年代的美国则焕然一新。《时代》报道的开头如下：“就算在最小的城镇、最偏远的地域，美国都穿着一套非常繁荣的、中产阶级的衣饰……人们并没有变得富裕，但能维持生计的人从未有如此之多。”2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政治两极对立的国家，占优势的右翼与做困兽之斗的左翼剧烈分化；50年代的美国是个政治中庸的国家，“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见解与政治思维惊人一致”。工会已成为上层建筑中的稳定机构。农民快活地告诉这位从《时代》杂志来的人，如果农业补贴是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就是社会主义者。 这位《时代》编辑的印象（美国已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奉行中庸之道的国家）并没有坚实的证据来支撑，但尽管如此，许多人都有这种类似的印象。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为其批判战后美国价值观的著作取名为《富裕社会》（theaffluentsociety），固然是讥讽之言，但其出发点仍然是肯定美国人大都能维持生计。几年之后迈克尔·哈林顿创作了《另一个美国》（theotheramerica）一书，以提醒人们，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中产阶级。但他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很大的原因就是，贫困已不再是多数人的处境，并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之势。 我们将要看到，有数据可以支撑这些观察家的观感。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个中产阶级社会，这一色彩比20年代的美国强烈得多，也比今天强烈得多。尽管社会不公正仍无处不在（南方仍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天下，而且在全国，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与歧视妇女是普遍现象），但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他们正在分享这个国家的繁荣成果，而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与前一代人相比，富人的富裕程度大大降低了。 经济史学家戈尔丁与马戈将20~ 5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这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他们故意用这个提法，以与“大萧条”相呼应，这也是很合适的：与“大萧条”类似，这场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美国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使我们的社会与政治发生质变。然而，“大萧条”虽至今仍被我们铭记，“大压缩”却已基本被遗忘。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曾像是虚无缥缈的幻梦，但随后就被视为理所应当、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年代”，战后时代的中产阶级社会在快速消亡。传统观点认为，这虽不是好事，但却是由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带来的。然而，“大压缩”的经历却有力地反驳了这种宿命论的看法，它证明了政治改革能带来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为民主创造更健康的氛围。 让我就此再多言几句。在30年代，与今天一样，针对采取措施缓解不平等的呼声，保守派一条主要的反对论据是，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政策可以明显提高劳工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或者即便可以这么做，也势必会破坏经济。然而，罗斯福与杜鲁门却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从而使美国社会比之前要平等得多。并且经济不但没有因为这场再分配而遭到破坏，“大压缩”还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如果他们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也应该可以再现他们的成就。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稍后我将探讨几种可能的解释。现在，先让我们对“大压缩”之后，即1955年左右的美国景象进行一番更细致的审视。 中产阶级的画像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曾是“长镀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区、共和党的金融枢纽，已然胜景不再。一些大厦或是早已被贱卖，或已被推平，为中产阶级的标准化住宅区腾出地盘，或已被改造，供各种机构使用（乡间俱乐部、疗养院、宗教静修所至今仍占据那里的很多大地产）。其他大厦已被送给非营利机构或政府，以免于缴纳房地产遗产税。 “那些传奇地产死于谁手？”长岛的报纸《纽约日报》在剩余建筑的指南手册中问道。该报的回答大体正确：“三个沉重打击：联邦所得税的出现；‘大萧条’的经济损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而维持舒适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佣人。” 如果“黄金海岸”的 大厦代表了“长镀金年代”的长岛，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代表长岛的，无疑是1947年动工的莱维特城（levittown）这一典型的战后郊区。 以今天豪宅的标准看，威廉·莱维特当年修的房子都很小：最早的双卧室户型只有750平方英尺[3]的使用面积，没有地下室。但这些都是私人的、单栋的住房，配好了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对美国的劳工阶层而言，这些住房所提供的生活水准在过去是遥不可及的。而且这些房子建在郊区，说明普通家庭必定拥有私家车，虽然1929年未必如此，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莱维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将战争期间用于修造兵营的建筑技术应用到民房上。但莱维特之所以认定他修的房子会有大众市场，就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重心急剧下移，而事实上，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富人在1929年拥有的购买力一去不返，普通工人的购买力却远胜于以往任何时期。 比较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统计数字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美国政府觉得没有必要收集多少有关人们收入与开支状况的数据。当罗斯福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1/3的国民住房条件恶劣、衣衫褴褛、营养不良”时，他是在猜测，而不是宣读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上，美国一直没有对贫困给出正式的官方定义，更不用说对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目进行官方估算了。直到1964年，美国才给出了一个定义，以帮助约翰逊总统确定“伟大社会”的目标。不过，尽管存在数据方面的局限，20~50年代，美国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确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20~50年代，收入差异的剧烈缩小部分是由于平均化的缘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穷得多。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变穷：我们不是在谈论相对贫穷，即越来越跟不上收入增长的步伐，而是在谈论购买力的大幅绝对下滑。50年代中期，美国1%的最富者的实际税后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总人口0.1%的极富者的实际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实际税前收入约与1929年相同，而0.1%极富者的税前收入下降了约40%，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剧增。 与此同时，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以来大体上翻了一番，大多数家庭不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 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战前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享有医疗保险，但到1955年，60%以上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即偿付住院费用的保险。并且由于联邦政府为失业工人提供失业保险、为退休者提供社会保障等关键的福利措施，私人就业新获得的保障也增强了。 所以相比于2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劳动者的境况要好得多，但经济精英的境况却变差了，并且美国劳动者内部的经济差距也缩小了。现有的数据表明，到20世纪50年代，不熟练及半熟练工人（例如装配线上的工人）与机械师等较熟练工人的薪酬差距大大缩小。律师、工程师等受过正式教育的雇员相对于体力劳工的薪酬优势与20年代相比也大大降低了，比今天的情况也要低。 只有在解释人的生存状态时，经济统计数字才是有用的。这些统计数字也的确讲述了一个人性化的故事，即美国社会巨大的经济民主化。 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钱享受体面的生活。我知道“体面”这个词有些模棱两可，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在2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科技，这些科技创造出了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主要的舒适与便利。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林肯的年代，他必定会对生活品质的粗劣感到惊骇，而且钱再多也无济于事。但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如有足够高的收入，他会发现生活大体上是不错的。问题是，20年代的美国人大都过不上这种不错的生活。拿最基本的舒适条件来说：美国大多数的乡下人仍然没有室内卫生管道，而许多城市人不得不与别的家庭合用各种设施。洗衣机有了，但并非家家配备；私人汽车与私人电话也有了，但只有少数家庭拥有。1936年盖洛普机构预言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登（alndon）将大获全胜。盖洛普何以会犯下如此大错？它根据的是电话调查，而当时只有约1/3的美国住宅装有家庭电话，而没有电话的人倾向于支持罗斯福。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 但到了50年代，尽管仍有一些美国乡下人依赖户外茅厕，也有一些城市家庭住在盥洗室外置的廉价公寓里，但这明显是少数。到1955年，大多数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而70%的住宅都安装了电话。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作家菲茨杰拉德说的富人“与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虚言，而这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在50年代，美国很少有人过得起一种奢华的、足以与中产 阶级形成强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许比大多数人的大，但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住在豪宅里，尤其是因为他们养不起打理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富人与其他人在服饰上的传统差异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钱购买（并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无法维持旧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来服侍他们上装与卸装。富人传统上在出行快捷方面享有优势，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高档店铺是开给“马车顾主”的，而在汽车普及之后，连这个优势也消失了。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都给美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尊严感，我想这不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我们对“长镀金年代”的美国所知的一切都说明，尽管这个国家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那是一个阶层观念很强的社会，当时 第 7 部分 富人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并愤恨）那些“老板”。但在战后的美国，上述阶层观念已大体无存。在这里，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来发言，因为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人们的言辞与记述中了解情况。战后的美国社会有穷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当时许多工人得到运作良好的工会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其工作之稳定可与技能高超的专业人员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与之接近。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凯迪拉克车与雪佛兰车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人们在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民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税收把富人压垮了 西蒙·库兹涅茨是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经济统计学大体上是由他创立的，他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借助这一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数字体系，我们可以探究美国的收入状况。到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已将关注点从国民收入的总体规模转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虽有资料方面的限制，他仍能表明，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萧条”之前公平得多。但这一变化究竟是政治带来的，还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带来的呢？ 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受所谓“看不见的手”如何重要的学说熏陶已久，对政府塑造经济的能力倾向于怀疑。因此，在收入分配发生巨大变化时，经济学家会先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人们常常将库兹涅茨的名字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已将这一自然周期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据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原理如下：在发展的初期，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 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相 信，这就是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故事。他们觉得“长镀金年代”是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们相信后来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结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情变化得很明显，这个故事并未结束，不平等再度加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市场力量的无情后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术因素有了越来越大的额外优势。人们再次关注起贫富不均的情况，并进而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结果令人吃惊：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 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们对富人历史收入状况的了解，要多于对其他人的了解，因为自1913年以来，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税，从而向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关自身经济状况的信息。税收资料显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时间，贫富不均毫无下滑之势：当罗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1/3的国民仍然贫困时，几乎毫无迹象表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富人的经济统治地位有些许下降。但短短10年之后，富人明显沦落了：我们已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顶端人群收入的骤降，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发生了。经济精英的相对贫穷化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 富人财富的突然下滑，大体上可用一个字来解释：税。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战前的美国，高收入的源头与现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体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们获赠的股票期权），而在20年代事情要简单得多：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能带来收益。由于资本收益大多流入一小群人手中，比如1929年1%的美国人得到了多达70%的股票红利，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划分大体上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 既然如此，读者或许会想，富人占美国国民收入份额的剧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从资本向劳工的巨大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门获得的税前收入有69%流入劳工手中，31%为资方赚得，1929年这两项则分别是67%和33%，两个年份的差别不大 。 虽然在20年代与50年代，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在收入主要来自资本的人与主要依靠工资的人之间，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 在个人税提高的同时，作为其税基之一的资本收益却显著降低。这不是由于公司利润的下滑，而是由于公司可保留的利润变少了—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还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益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益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 那么富人怎么了？一句话，“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也许是大部分收入。这就难怪罗斯福会被视为一个背叛了自身阶层的人。 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 富人是“大压缩”最大的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压缩”之后的30年，即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体力劳工的黄金年代。 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只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的收入依据通货膨胀因素折算后，与今日有相同资历的工人大体相当。但是，他们的相对地位显然要高得多：拥有极好工作的蓝领工人的收入常常与许多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员相当，甚至还要高于后者。 蓝领工人为何有了如此的好时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受惠于当时世界经济的状况：美国制造业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额工资，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国外竞争微乎其微。令他们受惠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工的短缺，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设置的严格移民限制所造 成的。 不过，50年代的蓝领工人的境况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会的崛起。 20年代末美国工会运动在退潮。劳工组织的重大努力都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雇主成功地破坏了罢工，二是政府始终站在雇主一边出手干预，逮捕工会组织者，若他们生于外国（当时这很常见）便将其驱逐出境。工会参与率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涨，但之后剧降。到1930年，只有10%多一点儿的非农业工人参加了工会，与今天私人企业工人的工会参与率大致相当。在“大萧条”最初的数年间，工会参与率继续下滑，在1933年达到最低点。 但在“新政”之下，工会的成员大增，力量也持续上升。工会参与率从1933~1938年增长了2倍，到1947年又将近翻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3以上的非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雇主也或明或暗地向许多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发放一定的工资，以与工会工资相匹敌，或者是为了让工人不受工会组织者的诱惑。 工会参与率为何大涨？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就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种说法将工会参与率的大涨大体归功于（或归罪于，这取决于你的视角）“新政”。在“新政”之前，当雇主想要压制工会组织者或破坏已建立的工会时，联邦政府是他们的可靠盟友。但在罗斯福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却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依据1935年的《公平劳工关系法》，美国建立了“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的声明至为明白：“本法规定了产业雇员为集体谈判目的而享有自主结社权，该权利为本国实体法的一部分。本法也设定多种方式，以供政府保障该项合法权利。”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史家认为，针对工会的公共政策的这一逆转，导致了工会的蓬勃兴起。 另一种说法则更强调工会运动的内部变化，而非政府政策的影响。哈佛大学杰出的劳工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freeman）指出，20世纪30年代工会缔结的增多与之前（即1910~1920年）的一段增长相映成趣，而且30年代其他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情况，这表明罗斯福和“新政”也许并未发挥关键作用。弗里曼认为，30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大体上与政府的举动无关。首先是“大萧条”导致许多雇主降薪，由于愤怒的工人组织起来抵制减薪，使工会运动如虎添翼。然后，工会运动力量的渐增产生 了自我强化作用，因为已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为想要组建工会的其他工人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如资金援助、提供纠察员。 我们不一定非要对这两种说法做出取舍。将工人动员起来的因素，也促成了一个政权的上台，而“新政”正需要这一政权来改变联邦政策。就算罗斯福并非单枪匹马地为强大的工会运动创造了条件，单就政府从老板代理人转变为工人保护神这一点，也无疑促进了工会的蓬勃发展。 不论政治、“大萧条”与组织状况各自在工会的兴起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所知的工会的一切都说明，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会的新力量居功甚伟。许多学术研究表明，与“大压缩”有关的工会影响主要有两个。第一，工会提高了会员的平均工资，同时间接地、幅度较低地提高了非工会成员工人的工资，因为在未建立工会的公司里，雇主为了减少工会运动对其工人的吸引力，会主动加薪。所以，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与薪资较高的经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内部的收入差距，因为工会可以为收入最低的会员谈判争取较高的工资增长，助其追赶收入最高的会员。反工会的雇主在努力抵挡工会组织者的影响时，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换言之，工会对工资的上述影响恰好就是我们在“大压缩”期间看到的情形：与经理、专业人员相比，蓝领工人的工资上升，同时蓝领工人内部的工资差距缩小。 不过，单凭成立工会并不足以带来完全的“压缩”效果。彻底的转变还有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情形。 让人匪夷所思的战时工资 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情况下，政府至多只能影响工资，而不会直接设定工资。但在20世纪40年代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因战争之需，美国经济的命脉多少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运用其力量实现了重大的收入均衡化。 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nwlb）其实是在1918年由伍德罗·威尔逊建立的，其职权是仲裁劳资争议，以避免爆发罢工，破坏战时工作。该委员会在行事时偏向劳工利益，保护工人结社权与集体谈判权，推动制定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工会参与率在短期内近乎翻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劳工委员会遭撤销，联邦政府回归传统的亲雇主立场。如前所述，劳工被迫步步退让，战时的收获也付诸东流。 但珍珠港事件后一个多月，罗斯福便重设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而且这 次职权更大。战争带来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促使政府对许多关键日用品采取价格管制。倘若战争需求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大涨，这些管制措施将难以维持，于是联邦政府也将许多关键性国民产业的工资置于控制之下。这些工资的任何增长均要经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批准。实际结果是，政府不仅开始仲裁纠纷，而且开始为私人部门指定工资率。 有鉴于罗斯福政府的价值观，毫不意外的是，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制定的规则倾向于使低薪工人工资的提高幅度大于高薪工人工资的提高。罗斯福颁发一道指令，规定低于正常标准的工资应加以提高，根据该指令，雇主可不经批准自行将任何人的工资提高到每小时40美分（相当于今天的每小时5美元），或在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地方办公室的批准下将其提高到每小时50美分，而继续 第 8 部分 提升就要经华盛顿批准。因此，这一体系本身就会使低薪工人的工资增长快于高薪工人。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还规定了每个职业的薪资上下限，而雇主可自行将任何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其所处职业的薪资下限。这一规定同样有利于低薪者的工资增长，而不利于高薪者的工资增长。最后，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规定，如加薪能消除不同工厂间的工资差距，则不加限制，这也促进了收入最低者工资的提升。 诚如戈尔丁与马戈所言：“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采用的加薪标准大都有助于缩小行业间及行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因此，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时势允许美国政府或多或少地直接决定许多工人的工资，而它也恰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让美国社会更趋平等。奇妙的是，变化的确出现了。 谁在篡改历史 设想一下，假如现在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提议重拾当年带来“大压缩”的各项政策：对富人大幅度增税、支持工会势力的大举扩张、实施一段时间的工资管制以大幅度缩减薪资差异，如此等等。从惯常的思维看，这样的计划会带来哪些影响？ 首先，人们会普遍怀疑，这些政策对贫富差距将收效甚微，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通常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挑战供需规律的做法一般行不通；就算政府果真利用战时权力强行建立了更平等的工资结构，一旦取消这些管制，工资差异也会自发回归旧时的水平。 其次，不只是极右派，许多人都断言，如此激进的平等化政策将破坏激励机制，令经济一蹶不振。高利润税将导致商业投资崩溃；对高收入者征收高所得税将导致创业精神委靡，个体创造力匮乏；强大的工会将提出过度的涨薪要求，导致大规模失业，抑制生产力的提高。上述观点可概括为：“大压缩”期间的美国政策变化就像是导致“欧洲硬化症”的政策的极端化。“欧洲硬化症”是指许多西欧国家就业率较低，经济增长较慢（后者不如前者严重）的情况，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一些政策导致的。 假设我们今天想复制“大压缩”，或许这些可怕的预言将会成真。但事实是，激进的收入平等化让人联想到的种种恶劣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实一个也没有发生。相反，“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30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的繁荣时代，一个我们无法重现的时代。 为理解“大压缩”之后美国的境况是何等顺利，我提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济史分为三个时期：1947~19 73年的战后繁荣；1973~1980年的纷扰年代，当时石油危机与滞胀极大地破坏了美国经济；1980年至今，增长适度、贫富分化加剧的现代时期（为何从1947年开始？两个原因：一是“大压缩”到那时大体完成，二是精准的资料大都在当年才出现）。 在战后繁荣时期，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大致翻了一番，按今天的物价折算，是从约2.2万美元上升到4.4万美元，这相当于2.7%的年增长率。各收入群体大体也保持了相同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延续了“大压缩”带来的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 纷扰年代一度令平均收入的增长停止。在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后，增长开始恢复，但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就算是最好的时光，也始终难望战后繁荣时期的项背。1980年至今，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仅为每年0.7%左右。1982~1989年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清晨”与1993~2000年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经济繁荣，可谓是最好的时光，但就算在这两个较短的时期，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无法与“大压缩”之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相比。 和往常一样，这些不过是数字，至多是人们真实生活的一种表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感受到生活水准的飞升，普通美国劳工的境遇之优越也远不是其父辈所能想象的，对此，还有谁会质疑吗？我们对当前经济的感受却至多能用“不可妄断”来形容，当前美国人大都觉得生活与几十年前相比，在一些方面变好，但在另一些方面变差，这不是也很明显吗？ 在一些人看来，“大压缩”之后美国经济兴旺发达这一事实非常令人困惑，与他们心目中的世界运行方式完全背离，结果他们竟然篡改历史，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一笔抹杀。每周一到周五晚bc上宣扬供应学派信条的拉里·库德洛rrykudlow）就告诉我们，拜罗纳德·里根减税之赐，“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柯立芝—梅隆时期除外），美国经济制度首度赢得举世羡慕”。我猜，那位《时代》编辑讲述的繁荣景象，甚至那么多现成的经济资料，都不过是幻象吧！ 但那不是幻象，那兴旺的场面是真实的。“大压缩”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繁荣，而且首要的效果就是给经济注入活力。如果此事与教科书式的经济学推论相悖，那是教科书式经济学出了错。这将是后面一章的主题。 现在，且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认定，自由 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功地使收入差距大大缩小，而且对整体经济几乎毫无负面影响。实现这一成就的男男女女为当今的自由派上了一堂示范课，说明了领导力会带来多大的改变。 但这些男男女女是何许人也？他们为何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又让这些变化屹立不倒？ [3]约合69.7平方米。—编者注 04那个年代美国很平等 罗斯福新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选举权越来越普遍 南方是国中之国 强大的工会是如何形成的 平等年代的两党政治 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几乎无不熟悉一张照片：哈里·杜鲁门手举一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初版，笑容满面，报上的头版头条是《杜威击败杜鲁门》。不，杜威没有。1948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杜威几乎必获大胜，但最后却是杜鲁门获选，这实属美国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大逆转。 杜鲁门一鸣惊人式的胜利已成为永载美国政治史册的时刻，也应铭记的还有在竞选中杜鲁门的支持者如何高呼：“给他们地狱，哈里！”但我可以断言，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他们要杜鲁门把地狱给谁，地狱又是什么意思。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杜鲁门大体是一个外交家：他主持制订了“马歇尔计划”与遏制战略，在柏林和朝鲜与斯大林对峙，并将美国带上了最终赢得“冷战”的轨道。 但在1948年，外交政策并非总统竞选的关键议题，一是由于“冷战”尚未真正开始，二是由于共和党人在强烈的反共主义与传统的孤立主义之间首鼠两端，未能决定外交政策的立场。1948年选民最担心的事情是，共和党人或许会把罗斯福取得的国内成绩全盘推倒。 托马斯·杜威想在选战中用一些美国当时的著名棒球手约吉·贝拉（yogiberra）式的庸俗话来安抚选民，例如“诸君之未来仍在诸君之前方”。但杜鲁门集中火力攻击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从而将大选变成一场针对“新政”的全民公决。 1948年的国会在努力逆转罗斯福的“新政”。国会中共和党人事实上的领袖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taft）。被时人称为“共和党先生”的塔夫脱强烈反对被他视为“社会主义”的“新政”，这不单是在意识形态上表表姿态而已：1946年共和党人夺取国会之后，塔夫脱就促成了《塔夫脱— 哈特利法》（taft-hartleyact），大大逆转了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而该法是“新政”之下工会成员增多、力量大涨的关键因素之一。故而，在1948年，选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共和党获胜并控制白宫与国会两院，将导致之前促成“大压缩”的政策发生巨大逆转。 到1952年共和党人最终重夺白宫时，选民已经没有那么担忧了。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共和党领袖已经承认，“新政”建立的制度将成为美国社会的永久性特征。艾森豪威尔1954年写信给兄弟埃德加说：“若有任何政党试图取消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废止劳工法与农业计划，该党必从美国政治史上消失。固然有一小撮人认为能够如此行动，例如亨特、其他一些得克萨斯州石油富豪，以及其余领域偶见的政客或商人，但其数目微不足道，其人亦蠢笨可笑。” 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危险、激进的理念与计划，为什么会在50年代成为人们尊崇的精髓，只有“一小撮人”要求将其废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考察美国社会的变化如何改变了政治环境，也要探究各政党如何回应新的环境。 罗斯福新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新政”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极端激进的，而“新政派”自己也愿意使用阶级战争式的言辞。读一下（或听一下更好，网上有录音）罗斯福在1936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你就会发现后世的自由主义已变得何等谨慎、羞怯与温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资或对富人增税的人会不厌其烦地向公众保证，他们心中对财富毫无芥蒂，他们并不是在主张阶级斗争，而罗斯福抨击那些有钱有势的罪人丝毫不留情面。 我们必须与和平的夙敌作战—商业与金融垄断、投机、莽撞的银行行为、阶级敌视、地方主义、发战争财。他们已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有组织的财阀把持的政府与有组织的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些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一名候选人。恨我，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罗斯福说财阀恨他，这并非夸大其词，并且这种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说的，“新政”使公司与富人负担起沉重的税负，促进了工会的壮大，并一举缩小了收入差距，使最富者的税后收入大大下降。 在麦迪逊花园广场演讲之后的20年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主要由于 杜鲁门在1948年赢得了竞选，“新政”政策得以延续下来：工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依然强大，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公司与富人的税负甚至高于罗斯福时代。这些政策曾为“有组织的财阀”所痛恨—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指出，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是尤其遭财阀非议的项目，但到了50年代中期，支持延续这些政策竟然成为反映政治温和的主要表征。 这一转变部分反映出，人口结构及其他因素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福利国家延续的变化。我稍后将论及那些变化。但首先让我来简单谈谈美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长久特征，该特征使“新政”极难树立，但保卫起来却比较容易，那就是选民天生是且通常是理性的保守主义。这里的保守主义不是指右翼观点，而是说，除非政府的现行政策明显濒于失败，否则选民不愿支持巨大的政策变化。在现代，我们看到过，这种守成主义既曾使民主党的计划搁浅，也曾让共和党的图谋落空：克林顿试图改革医疗福利，小布什企图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他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选民对不可知的前景感到恐惧。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之所以无法推行，也有守成主义的原因。只要有人建议对富人增税、改善工人与穷人的福利、修改劳工法以便利工会的缔结，就会遭到攻击，指责这些试图改革的人不负责任、不明事理，如果他们的建议被采纳，经济将会遭遇灭顶之灾。就连罗斯福也有些受惑于这种流俗，当时有一本书先于凯恩斯提议实施赤字开支，以便在衰退时期支撑经济，罗斯福在该书上批注说：“哪有此等好事—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 不过一旦上台，罗斯福不仅开始认真对待一些激进的观点，而且亲身担负重任，劝说公众放弃传统见解、接受大刀阔斧的新政策。他之所以能战胜选民天生的守成主义，主要是拜历史的偶然事件之赐。首先，1929~1933年的经济浩劫使旧精英及其意识形态声名扫地，而1933年开始的复苏虽然限于局部，但仍然为“新政”的改革赢得了信誉。罗斯福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一直都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不良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不良的经济学。”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势之下，政府明显有必要大举干预经济，对激进措施的疑虑也被弃置一旁。因此，到艾森豪威尔给他兄弟写那封信时，“新政”体制已不再被视为激进的革新，而成为美国生活的常态。 无疑，如果“新政”之前的流俗是对的，如果对富人征税、提供社 会保障与失业补贴、强化工人谈判权会破坏经济，事情的发展绝不会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大压缩”之后，发生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持续性经济繁荣。罗斯福的政绩也证明，反对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常见理由之一，即这势必导致同样大规模的腐败，与事实并不相符。回头来看，“新政”施行之清正廉明令人惊叹。在罗斯福主持下联邦开支大增，包括“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开支，该署对这笔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新政”前被民众广泛视为腐败的公共救济活动，其形象在后来确实大大改观。 “新政”的清廉并非偶然。“新政”官员近乎偏执地检查自己的项目，使之免受腐败的沾染。罗斯福特地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进展调查部”，调查公共事业振兴署中被举报的不法行为。结果证明这个单位的工作确实高效，后来国会的一 第 9 部分 项调查也未发现任何被遗漏的严重违规行为。 如此尽心竭力地保持政府的诚信，与其说反映了罗斯福的个人品德，不如说反映了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罗斯福的执政使命就是要展示，政府积极行动会收到成效。为使人信服这一使命，他需要保持政绩的廉明，他也的确做到了。 还有一件事。虽说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为展示政府的效率而事先策划好的，但战时经历确实绝好地证明了政府的高效。美国政府证明自己既能打一场全球性战争，又能主持大局，大规模地动员国家资源。从此，保守派人士就很难再宣称政府什么事都办不好了。 到了1948年，政府应积极介入经济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在实践中，政府介入的一个结果是贫富差距大大缩小。传统观念认为，政府应当袖手旁观，罗斯福在1936年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将此讥讽为“‘最冷漠的政府最好’原则”，在1948年，这种观点已沦落为奇谈怪论。 不过，若没有一个有效的政治联盟做支撑，单单赢得理念斗争的胜利是不够的。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政治重心向社会下层移动，那些受惠于“大压缩”、与延续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害关系的人获得了更大的力量。 选举权越来越普遍 在“长镀金年代”，代表美国劳工的有效政治联盟之所以难以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工人，尤其是低薪工人在法律上或实践上没有选举权。 在无选举权的劳工中，最大的群体是南方的非洲裔美国人，在“大压缩”之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没有选举权，甚至今天他们中还有部分人没有选举权。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虽说是个不好相处的成员，南方也一直位列支持经济平等的联盟之中，这一状况的原因我们稍后叙述。 还有一个群体在“长镀金年代”也没有选举权，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个群体便大体消失了，那就是未归化的移民。在1920年有20%的美国成年人生于国外，其中的一半没有公民身份。也就是说，当时只有约90%的美国成年居民是有法定选举权的公民。再算上南方无选举权的非洲裔美国人，在1920年只有约80%的美国成年居民有事实上的选举权。无选举权在政治上并不是中立的，没有选举权的人一般比普通人穷。我们稍后将看到，今天较穷的选民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尤其是支持将美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由此推测，2 0世纪20年代也应大抵如此。因此，一些人无选举权的状况削弱了政治谱系上的左翼，其结果是，与所有成年居民都有选举权的情形相比，美国政治重心向右偏移。 但在1924年美国实施了严格的移民限制之后，无选举权的成年人比例就逐步下降了。到1940年移民只占成年人口的13%，而其中的60%多都已入籍，也就是说，到1940年，约95%的美国成年居民都是公民。到1950年，移民比例降到10%，其中75%已入籍，也就是说，美国非公民的成年居民降到了成年人口的3%，已微不足道。 因而，从1924年到20世纪50年代，无公民身份的移民在美国已基本消失。结果是，美国绝大多数的白人蓝领工人都有了选举权。而且到了50年代，与20年代相比，相对较穷的白人利用选举权为自身谋利益的意愿大大提高，这是由于他们加入了工会，或者有亲友是工会成员，从而提升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与动力。所以，与1920年或今天的选民相比，当时的选民支持广义上的福利国家的倾向要强烈得多。 南方是国中之国 与美国的其他地方相比，如今的美国南方仍有不少独特之处。但在20世纪50年代南方绝对是个国中之国，那里有公开的种族隔离与歧视，法律与公共政策明文规定了黑人的低贱地位，并利用暴力来维持。直到1954年，最高法院才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判定，种族隔离的学校体制应当废弃。1955年罗莎·帕克斯（rosaparks）在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交车上拒绝坐到后排，而直到1956年年末，最高法院废止公共交通中种族隔离的判决才得到推行。黑人获得选举权的时间更晚，《选举权法》制定于1964年，那一年有三位民权活动分子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遇害，而后来罗纳德·里根选择在该镇以一篇有关州权的演讲开始其1980年的总统竞选活动。 南方的政治充满野蛮的种族主义，社会又在整体上比较落后，于是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极其保守的地区。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南方也是“新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选情地图说明了问题。在今天的选情地图上，南方属于坚定的红色阵营。除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外，200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在南北分界线以南未能赢得其他任何州。但在1948年，虽说确有几个南方州支持种族隔离主义候选人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thurmond），但没有一 个南方州倒入杜威一方。 南方当时为何支持民主党人？南方白人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民主党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耻原因。虽说当年民主党已打起经济平等的旗帜，但它却心照不宣地认可了“吉姆·克劳法”。直到后来民主党也打起种族平等的旗帜时，以反对奴隶制起家、后来却成为富人保卫者的共和党才逐渐赢得南方。我将在本书的后面详述这一换位，尤其是在探讨里根何以在1980年获胜的时候。 南方为何从一开始就支持民主党？南北战争遗留的积怨是原因之一。也许可以这么说，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南方的民主党人只要在竞选中反对亚伯拉罕·林肯，便能取胜。 但是，由于南方比美国其他地方穷得多，它也从“新政”中获得了额外多的好处。现在按全国平均水平计算，南方各州要稍微穷些，但在50年代南方算是穷困潦倒。直到1959年，密西西比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0美元（以今天物价折算相当于5000美元），这意味着其平均生活水平仅相当于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等富裕州的40%。而且，当时美国其他地方已城市化，南方却仍是一个乡村气息浓重的农耕地区。到1950年，除南方之外的美国各地，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数量的3倍，而南方的农村人依然多于城市人。 因此，“新政”对南方而言几乎是稳赚不赔。一方面，罗斯福对富人与公司征收的重税，对南方几乎不构成什么负担，因为那里富人极少，其公司也主要为北方人拥有。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乡村供电等“新政”举措对于低收入劳工尤为重要，而他们是南方人口的主体。就算在今天，南方对福利国家的极度依赖仍会偶尔影响美国的政治：2005年当小布什想要将社会保障私有化时，他的幕僚们发现，在2004年支持他的各个“红色州”，尤其是南方州，其反对情绪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强烈。 可以这么说，尽管南方存在种族裂痕，其当地政治又保守反动，但由于贫困，该地区能从福利国家中获益良多，于是在全国的层面上，南方愿意有限度地支持北方的自由派。但是，南方白人支持的政策只严格局限于某些类型。当杜鲁门试图完成“新政”大业，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来建立类似于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完整的福利国家，即全民医疗保险时，这一点就至为明显了。 1946年杜鲁门提议建立一套全民医疗保险体系，采取类似今日加拿大制度的“单一支付者”模式。一开始他似乎有很好 的机会推动该方案获得通过。的确，在20世纪40年代构建全民医疗保险，本应比在今天容易得多。1946年医疗方面的开支总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而现在则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6%。况且，在40年代，由于私人医疗保险仍是一个羽翼未丰的产业，保险公司并不像现在这样构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医药业游说团体还不是一股强大的势力，1946年的舆论也强烈支持建立政府保障的医疗保险。 但杜鲁门的努力失败了，美国医学会（ama）要为这一失败负主要责任。它花了500万美元抵制杜鲁门的方案，按经济规模折算，这相当于今天的2亿美元。美国医学会肆无忌惮地滥用医患关系，为阻挠全民保险的实现，它招募家庭医生游说其病人。美国医学会排斥那些支持杜鲁门方案的医生，甚至要求取消他们的行医资格。美国医学会指导医生如何向其病人说教，宣讲“公费医疗”的邪恶，这些说辞在今天读来也令人震惊不已。 但美国医学会并非单凭一己之力就击败了杜鲁门的方案，南方民主党人对全民医疗保险的反对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虽说穷困的、许多人无力获得足够治疗的南方原本能从其中获得免费的经济利益，但南方的政客认为，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将迫使南方将其医院对各种族平等开放。他们或许是对的，1966年为老年人建立的联邦医疗保险制度在许多方面与杜鲁门想为所有人建立的制度一样，其结果之一就是医院的种族隔离在美国各地废止。在南方政客眼里，不让黑人进白人的医院要比帮助贫穷白人获得治疗更为重要。 杜鲁门医疗政策的失败预示了“新政”联盟的最终瓦解。南方白人对经济平等的支持一向半心半意，这一犹疑的情绪越来越强。常见的说法是，当民主党开始郑重其事地看待民权问题时，南方就从“新政”联盟中拔营而去。这当然是实情，但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是，随着南方整体上变得富裕，它能从福利国家政策中得到的好处变少，于是南方再无顾忌，可以放肆地发挥其反对革新的天性，正是黑人的无权状态导致了这一天性。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切还远未发生。 强大的工会是如何形成的 1935~1945年，参与工会的美国劳工比例从12%上升到35%，直到1970年还有27%的工人是工会成员。工会一般支持民主党人，虽说也有例外。在1948年大选中，在两大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中 ，有约3/4投票支持杜鲁门。 仅工会成员倾向于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一点，还远不能说明工会在使民主党成为美国主导政党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想想威尔·罗杰斯那句有名的调侃：“我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政党。我是个民主党人。”以此来形容“新政”之前与现在的民主党，可谓公允，但在当年劳工组织势力强大的时候，这句话就不那么正确了。当时的工会为民主党准备了现成的组织架构，工会不仅是竞选资金的可靠来源，而且为民主党人提供了一队助选常备军，助选员们分发草坪标牌，向车身粘贴标记、传单，逐门逐户地拉票，并在选举日动员选民出门投票。在那个年代，电视竞选尚未成为主要的竞选方式，这些帮助就显得更加重要。 强大的工会运动还有一个较为微妙但也许同样重要的后果，即对美国中低收入者的政治觉悟与投票参与率的影响。那些密切关注政治的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淡漠态度常常感到难以理解，当然这种淡漠是有原因的，虽说选举结果会大大影响人们的生活，但单个选民的决定却几乎无关大局。因此，忙着工作、养育子女的人基本没有什么动力紧密关注政界的角逐。这一理性的冷漠态度使政治进程产生了上行的阶层偏向：与中低收入的美国人相比，收入较高者关注政治的概率更高，投票概率更高。结果是，选民的收入一般比普通人高一些，也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政治家在设计政策时倾向于考虑较富人群的态度。 但工会有着削弱这一阶层偏向的效果，工会明确呼吁其成员投票。也许更重要的是，工会会议上的政治讨论、工会成员通信中的政治信息等都会提高工会成员的政治觉悟；当他们与配偶、朋友、家人等谈论时，还会提高后者的觉悟。由于人们喜欢与收入相当者交往，这就意味着低收入美国人政治参与度的提高。据近期的一项统计数字分析估算，假如2000年劳动力中的工会成员比例与1964年一样高，在收入较低的2/3成年人中，投票的人将会多出10%，而收入较高的1/3只会多出3%。所以，工会运动的力量让美国政治的经济重心下移，这让民主党人获益良多。 总之，与之前的“长镀金年代”相比，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初的美国政治经济态势大大有利于实施促进收入均等的经济政策。福利国家不再被视为激进举措，相反，那些想取消福利国家的人反而被当成怪物。无选举权的移民劳工再也不是一个大的阶层；南方有条件地暂时支持经济平等，只要这不转化为种族平等；强大 的工会运动也将低收入选民动员了起来。 平等年代的两党政治 佐治亚州前州长埃利斯·g·阿诺（ellisg.arnal）在1948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民主党人能赢》，此文虽是唱反调，但结果证明其预言极其准确。他在文中强调了民主党联盟的潜力，该联盟“被其批评者描述为南方、工会、城市政治操控组织与左派知识分子的结合体。这一描述并非分毫不差，该联盟将发挥作用”。我已谈及南方与工会，现在让我们简短地探讨一下他列出的另外两个因素。 主要依靠移民支撑的城市政治操控组织早在罗斯福时代之前就有了。事实上，这些组织自19世纪以来曾 第 10 部分 一直是民主党重要的支持来源，而“新政”其实削弱了它们的势力。政治操控组织吸引城市选民的要诀在于，它们能为窘迫的家庭提供帮助，并能赐予人们工作。“新政”扩大了政府的社会保障网，“大压缩”带来工资的提升，都使上述服务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城市政治操控组织依然很有势力，它们的持续存在也帮助民主党人赢得选举。 “左派知识分子”又是什么？当然，知识分子的人数有限，他们对于任何政党而言，都从未构成一个重要的选民团体。但如果只是机械地看问题，就严重低估了信息与理念的重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左派有一套行事方略，而右派除了宣讲“经济终将自愈”的论调之外，别无良方。罗斯福的成功令自由派知识分子声威大震，甚至在“新政”的力量已大体耗尽之后，这种声威还延续了很长时间，恰似在我们的时代，当右派的创新力早已彻底枯竭之时，一度还有人断言说，所有的新理念都是右派提出来的。1958年加尔布雷思揶揄地说，在自由派中，“宣布对新理念的需要，多少已替代了新理念本身”。但当时人们觉得左派能提出新主意，这仍是民主党的优势所在。 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在许多方面仍具有旧日的优势。在“大萧条”和“大压缩”之前，共和党有两个重大的政治优势，一是金钱，二是它给人留下了本领高强的印象。富裕精英的捐款常令共和党人在财力上大占上风，而民众也倾向于认定共和党代表商界，又拥有像胡佛这样“管事”的人，想必深通治国之道。 但“大压缩”使精英的财力大减；所谓商人最懂治国的信念，也因“大萧条”而完全破灭；胡佛亦成为无能之辈的典型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辉煌胜利与战后的大繁荣之后，谁还能理直气壮地宣称，民主党人不懂为政之道呢？ 然而，共和党仍然活了下来，这正是因为它改变了立场，迎合了新的政治中心。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当选总统，一部分是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声望，另一部分也是由于公众厌倦了朝鲜战争。但也正因他倡导“温和”，将那些想逆转“新政”的人视为“愚蠢”，人们才觉得他可以接受。在数十年时间里，共和党真成了三教九流的汇聚之所，既有一些主张“小政府”的死硬保守派，也有诸如纽约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样的人支持大笔开支、“大政府”。要了解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色彩已何等苍白，或许可以看看对国会投票行为所进行的一些定量研究。 这里介绍的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在第1章中已有提及，其作者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基思·普尔与拉塞尔·塞奇（russellsage）基金会的霍华德·罗森塔尔。他们研究出了一种系统性的方法，在一条左右向的谱系上定位国会议员（他们还界定了对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至关重要的另一政治维度—种族，但让我们先将此搁置一旁）。这一方法的原理大致如下。先从一些涉及经济议题的议案的唱名表决开始，首先，将这些议案预先沿一条左右向的政治谱系列好；其次，根据国会议员对这些议案的投票情况，将他们从左到右排列；再次，利用议员的排列次序进一步调整法案的左右排列，然后再从头重复这一过程。几轮之后，就能沿着那条左右向的谱系得出一个既包括议案又包括政治家的连贯排列顺序。普尔、罗森塔尔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诺兰·麦克卡蒂已用这一方法来考察19世纪以来的历届国会。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最突出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差别非常小，但“新政”之前二者的差距却很大，今天则更大。 普尔与罗森塔尔用一个政治两极化指数来衡量两党间的鸿沟。这一指数内涵丰富，但很难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来概括。为了我的目的，只用考察两个形象的指标就行了，其最终的效果与他们用的指数很相似。我把第一个指标称为“少数派重叠”，即共和党人控制国会时，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右方的民主党人数目，或者民主党人控制国会时，在最右的民主党人左方的共和党人数目；把第二个指标称为“少数派交叉”，即少数派议员中其实站在本党政治界线对岸的人员数目—中间议员右方的民主党人，或在其左方的共和党人。在两个指标上，都是较多的重叠代表政治体系两极化较弱，如果没有重叠，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间派。 表4–1列出了三届国会里的这两项数字：1927~1929年的第70届国会，1957~1958年的第85届国会，2003~2004年的第108届国会。该表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国会中的党派对立远不如“新政”之前或今天激烈。在共和党人控制众议院的第70届国会中，几乎没有“少数派重叠”，只有2名民主党人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右方；完全没有“少数派交叉”，所有的民主党人都在政治谱系正中间的左方。这一情况在同为共和党人控制众议院的第108届国会中更为极端，所有的民主党人都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左方，而且不用说，也没有任何“交叉”。但在民主党掌控的第85届 国会中，有许多共和党人在最右的民主党人左方（主要因为当时有一些非常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更惊人的是，的确有9名共和党众议员在政治谱系正中间的左方，也就是说，其投票态度比政治谱系正中间的议员左。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首先，假设一位21世纪的共和党人真诚地持左翼立场，他肯定过不了初选，因为保守主义运动必然会慷慨资助另一人做他的挑战者，而共和党的初选投票者大都强烈偏右，他们绝对会支持那位挑战者。但在50年代，要想赢得选举，共和党人就无法实施意识形态上的净化。因而，诸如纳尔逊·洛克菲勒与雅各布·贾维茨（jacobjavits）这样的自由派分子，放在今天会被草草地逐出教门，而在当年他们却是地位尊崇的党员。 表4–1衡量两党共性的指标 少数派重叠 少数派交叉 1927~1929年的第70届国会 1957~1958年的第85届国会 112 2003~2004年的第108届国会 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差异微乎其微，这意味着公众的投票行为与今天迥然不同。在近年的选举中，党派色彩强烈的投票与收入有很大关系：选民收入越高，就越可能投共和党的票。这大概反映了选民的如下认识，即投票支持一位共和党人就相当于投票支持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与劳工阶层的经济政策。但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投票方式所反映的该党意识形态特性比较淡漠这一点，也反映在了公众的印象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时期，至少在总统大选中，选民从两党的经济政策中明显看不到多大的差别。表4–2在两栏里分别列出了收入水平不同的白人选民群体在1952~1972年大选中与1976~2004年大选中的平均投票模式。在后一段时间，较高的收入水平与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在两党均接受福利国家的1952~1972年，收入水平与投票偏好之间几乎毫无联系。唯有在1964年的一次大选中，不同收入水平者出现了重大的投票差异。那一年是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此人是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也代表着山雨欲来的前奏。其他调查显示，在五六十年代，选民收入与其从属的党派关系很小：收入最高的1/3人口的亲共和党色彩与处于中下层的两个群体相比，只是稍微强一点儿。 表4–2总统竞选 中投民主党票的白人百分比，依收入群体划分 1952~1972年 投民主党票的比例 1976~2004年 投民主党票的比例 最穷的1/3 46 51 中间的1/3 47 44 最富的1/3 42 37 资料来源rrybartels,“what’sthematterwithwhat’sthematterwithkansas”p.13（photocopy,princetonuniversity,2005). 如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党不代表经济保守主义，那么他们代表什么？或许换种提问方式好一点儿：在当年投票支持共和党的选民看来，他们的投票是为了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为了传统的族群秩序而投票。20世纪50年代的共和党首先是个代表南方之外的新教徒wasp的政党，不过“盎格鲁—撒克逊”有时并非必要选项（艾森豪威尔属日耳曼血统，这似乎无关紧要）。在20世纪50年代，在自认为是共和党人的人群中，有51%是wasp，而wasp仅占选民总数的30%。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白人新教徒曾是占统治地位的族群，但“新政”的兴起削弱了这一统治地位。“新政”得到许多天主教工会会员的支持，犹太知识分子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当时美国不属于wasp的人仍对这一变化半信半疑。现在很难理解时人的那种心境，一直到1960年的大选，仍有不少美国人只因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便不投他的票。 还有许多美国人出于一个较高尚的理由投票支持共和党，这个理由就是制衡占优势的民主党联盟。20世纪30~70年代，民主党人掌控的登记选民比例远高于共和党人。虽说这并未转化为民主党人夺取白宫的优势（从1948年大选到里根当选，共和党人担任了四届总统，民主党人担任了三届），但这的确转化为1952年之后民主党对国会的持续控制。这一持续控制导致了权力的滥用（不是猖獗的腐败，基本上只是小规模的腐败），也许更严重的是志得意满，以及对公众关切的问题漠然置之。对于那些比较看重政府责任的人而言， 共和党人成为另一个选项。具体而言，东北部的共和党人常常自我标榜为改革者，承诺要把现行体制打扫干净，而不是对其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总之，从1948年到20世纪70年代，两党都接受了“大压缩”期间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新政”创造的政治环境维持了这一共识。高度的累进税制限制了上层的财富，而富人在政治上又过于弱势，无法抗议。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被奉为神明，最终联邦医疗保险也跻身其中。强大的工会也成为美国的常态景象。 这一平稳状态将在20世纪70年代坍塌。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因素就已经在酝酿，它们将最终摧毁促进平等的政治环境。在那十年里，经济一片大好，但美国的民主却似乎诸事不顺。 05大繁荣的背后 民权与南方的变节 混乱的城市 福利大爆炸 性、毒品与摇滚乐 越南战争，谁是赢家 60年代发生了什么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就经济而言，20世纪60年代是实至名归的。在1968年出版的《泵房帮》（thepumphousegang）一书中，汤姆·沃尔夫（thomwolfe）提到了一种可令所有事情不费气力的“魔幻经济”（magiceconomy）。不论以什么尺度衡量，60年代的美国经济就是这样的经济，尽管纷扰动荡，但却是美国史上最美好的经济时期。 当年的经济似乎令所有人都有事可做。不仅工作机会充裕，工资也达到空前水平，并且年年上涨。最底层工人的境况之好空前绝后：1966年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25美元，按价值计算相当于今天的8美元多，比当前5.15美元的最低工资高得多。到1966年，30多岁中年男性通常的收入已与今天的同辈人相当；到70年代初“大繁荣”结束时，男性的收入比现在高14%左右。家庭收入要比今天低些，因为当时工作的女性较少，且男女间的工资差距较大。由于收入比今天稍低，中产阶级家庭的房子较小，有两辆汽车的家庭较少，与今天的中产阶级相比，物质生活水平通常有所不及。但大多数美国人感觉到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究其原因，一是生活比上一代人提高了很多，二是社会更加平等，不同阶层的差距感减少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frank levy）与彼得·特明（petertemin）所指出的，收入广泛上升的后果是，蓝领机床工人的实际收入超过了一代人之前的大多数经理。结果是，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美国人的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峰。 经济保障也是史无前例的。到1966年，80%的美国人拥有医疗保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只有30%。到1970年，拥有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超过了85%，等同于今天的水平。失业率很低，即便真的失业，工人获得失业保险金的概率也要大大超过今天的失业工人，并且保险金所覆盖的工资损失比例也要超过今天。而正如列维与特明指出的，工资全面上涨意味着，就算失业工人找到了薪水不及以往的工作，几年之后他们仍能在不经意间恢复之前的生活水平。 假如克林顿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说得对，美国就应该是个政治一派祥和的国家。但是，1966年8月美联社与益普索的一次联合民意调查提出如下问题：“一般而言，你觉得本国的情况在朝正确的方向走，还是跌入了错误 第 11 部分 的轨道？”只有26%的人回答“正确的方向”，而71%的人则回答“错误的轨道”。 原因并不神秘。对于许多（甚至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纵然物质生活的日新月异或许令人满意，但一想到美国社会正在走向瓦解，那点儿满足感就荡然无存了。犯罪行为猛增，暴动令城市混乱不堪，特立独行的年轻人留长发、吸毒、婚前性行为，抗议者走上街头抨击越南战争。今天的史学家也许会回顾60年代的动荡，并发现它反映了一些互不相关的趋势：劫匪、激进的学生、嬉皮士、反战的中年人，都有各不相同的驱动力。但公众有真凭实据认定，社会爆发了混乱。 上述民意调查中出现的选民的沮丧情绪，在1966年的选举中得以展露，并使共和党人在国会收获颇丰。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位演员出身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当选州长。他的取胜之道就是在竞选中抨击福利骗子、城市暴乱分子、长发大学生以及该州的公平住房法。 不过，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共和党相比，1966年的共和党要温和得多。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出现，并在1964年使巴里·戈德华特成功获取提名，但尚未把共和党收入囊中。罗纳德·里根还没有开始狂热地主张减税，理查德·尼克松的许多施政其实是自由派的作风：他将社会保障金与通货膨胀挂钩，建立了“收入安全补助”机制（为残疾老人推出的重大举措），扩大了政府在工作场所安全与环境上的监管范围，甚至还试图实施全民医疗保险。 保守主义运动最终主宰政坛的结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播下了种因，或者准确地说，是在1964~1972年。1964年，林登·约翰逊打败巴里·戈德华特，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以更大的优势战胜乔治·麦高文。 当然，那也正是越南战争升级、死伤惨重的年份，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撕裂美国的时代。越战自然是当时的主要议题，若没有越战，林登·约翰逊几乎必定会连任，抗议者与警察将不会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的门外激战，而尼克松也绝不可能赢得白宫。 不过，越战对美国政治的长远影响未必有人们印象中那么重大。普遍说法是，越南问题上的争斗使民主党伤筋动骨，永远留下了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的形象。我们将在本章与后面几章中看到，这一俗见显然是夸大其词，越战几乎未损及民主党对国会的掌控。至于民主党人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的形象，尼克松非常成功地让人认为，乔治·麦高文是个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无能 之辈，但民主党整体似乎还要到很久之后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主党软弱的形象才真正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并由篡改的历史加以强化。 20世纪60年代的真相是，共和党人学会了如何利用族群怨恨与恐惧的上升来赢得选举。最重要的是，共和党人学会了如何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反应，以及这种反应的后果。这个秘诀最终将为保守主义运动入主白宫、夺取国会铺设道路。 那么让我们从长远影响最大的事件入手—林登·约翰逊决定倡导民权。 民权与南方的变节 作为一个深深扎根于南方土壤之中的人，我明白种族感是多么的痛苦难耐。我知道重塑我们的社会观念与结构是何等的困难。自黑人获得自由以来，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今晚，黑人仍不是完全自由的。远在100多年以前，来自另一个政党的伟大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解放宣言》。但解放是宣言，不是事实。自平等被许诺以来，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黑人仍不平等。自许诺的那天起，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许诺没有得到遵行。现在是实现正义的时候了。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3月如是说，他同时宣布推动一项法案，即后来的《选举权法》。而在一周之前，警察还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与一些要求选举权的示威者发生了激烈对抗。 约翰逊决定结束非洲裔美国人事实上无选举权的状态，这标志着民主党内部一场将近20年的演变修成正果。这个过程始于1947年，当时杜鲁门成立了一个民权委员会，指导如何提出保护黑人免遭歧视的立法建议。政治上的善举往往别有用心，杜鲁门也不例外，他的举动也暗含了一定的小算盘：他相信，通过赢得南方城市的黑人选票，便能在1948年大选中获胜。结果正是如此，虽说民主党竞选纲领中加入了有关民权的内容，导致一些民主党代表愤而辞职，也催生了一个两党之外的总统候选人，即南卡罗来纳州主张种族隔离的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 抛开政治算计不论，树立“新政”的政党最终成为主张民权的政党，这是必然的事情。“新政”是一场平民主义运动，就像19世纪的平民主义运动一样，最终会向黑人伸出援助之手，而黑人是最能从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中获益的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了这个过程：不仅黑人为美国而战，而且纳粹的劣迹也使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招人厌恶。在1948年的民主党大会之后，杜鲁门下令在军队中实施种族融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冷战”，在“冷战”中，杜鲁门和许多人都认为，要重夺道德制高点，美国就应结束长期的种族隔离与歧视。 今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敢公开质疑约翰逊在推行《选举权法》时表达的情感。不过，当然还有一些人在内心里别有意见，例如特伦特·洛特（trentlott）在2002年赞颂斯特罗姆·瑟蒙德时就脱口而出说道，假如那位坚定的种族隔离论者在1948年当选，我们就不会有“所有这些麻烦”。4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自由骑士被奉为英雄，马丁·路德·金也成了一位民族偶像。但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白人对民权运动感到忧心忡忡，将其视为巨大的威胁。 原因之一是，当时仍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人是观念陈旧的种族隔离论者。1964~1978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所（americannationalelectionstudies）的一项调查曾要求民众在“结束种族隔离、严格种族隔离、折中”中选择其支持的一项，结果在1964年，整整23%的受访者选择“严格种族隔离”，而希望结束种族隔离的人是32%。 直言不讳的种族隔离论者大多是南方人，但即便在不怎么支持严格种族隔离的北方，对于当时民权运动所带来的变化，人们的担忧也是溢于言表的。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超过60%的选民认为“民权分子太急躁冒进了”。这一情绪部分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权运动得陇望蜀，目标越来越多。最开始只不过是废止“吉姆·克劳法”的问题，该法明目张胆地否定南方黑人的选举权，有时还以武力迫使他们安于低贱的地位。最终，“吉姆·克劳法”的粗暴野蛮使之成为一个相对轻松的改革目标：民权游行者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南方种族主义者负隅顽抗让整个国家义愤填膺。况且，废止“吉姆·克劳法”只要把官方的、政府维持的南方种族隔离制度宣布为非法即可。 但是，在南方的官方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在现实中，那里仍有官方色彩较淡的、事实上的种族歧视与隔离，与正式的种族隔离不同，这种非正式的种族隔离遍及全国。而当民权活动者准备对这一现实发起冲击时，这场对抗就发生了质变。在许多北方的白人看来，告诉校区不要公然为白人与黑人儿童设置单独的学校，这是一回事，但为结束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而重新划定校区边界、故意把黑人儿童塞入公交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类似的是，在许多北方白人看来 ，告诫州政府不得拒绝向黑人提供服务的法律是合理的，但如把私人地主或房主出售房屋时的种族歧视列为非法，这样的法律就是不合理的。民权倡导者的见解是对的，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与歧视对进步的阻碍，丝毫不低于“吉姆·克劳法”。尽管有人称这代表了自愿原则，但在现实中，这往往是凭借暴力胁迫来维持的。民权运动在试图补救这些不当行为时，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招来了更多的敌人。 雄心勃勃的政客看到了时机。里根曾反对《民权法》与《选举权法》，并称后者是“对南方的侮辱”。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的承诺之一就是要废除该州的公平住房法。里根说：“如果一个人想在卖房或出租房屋时对黑人或其他人区别对待，他有权那么做。” 最重要的是，公众对民权运动的印象与不断加剧的城市混乱风潮纠结在了一起。抵制民权运动继续推进的势力，因公众的这一观感而变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强硬。 混乱的城市 1967年10月理查德·尼克松在《读者文摘》上发表了《美国发生了什么》一文。这篇现在已经非常有名的文章，实际是由帕特·布坎南（patbuchanan）代笔的，尼克松与布坎南把美国的乱局归为一点，他们在文中宣称，自由主义的纵容放任是罪恶之源。 该文的开头说，“仅仅三年之前，本国种族共荣最伟大的十年似已接近圆满”，但现在的美国却是“各自由民族历史上最为法纪废弛、纷扰狂乱的国家之一”，城市暴乱是“迄今为止最恶性的病症，这反映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全国性混乱，那就是美国的政令与法治渐遭蔑视”。而这都是自由派的错。 今日美国生活中令人震惊的犯罪与纲纪废弛，其源头主要在于很多美国人的观念已发生了两个根本变化。第一，那些认同这一可疑事业的人，对违反法律与公共秩序的行为听之任之。第二，纵容犯罪的原因是同情那些人过去的冤情，但他们现已变成犯罪分子。我们的法官走得过头了，削弱了和平力量，强化了犯罪势力。我国引领风气之先的人把如下的准则过度拔高：在法律遭到违反时，应当指责的不是犯罪分子，而是社会。尼克松与布坎南是有意这么说的。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开来的一句话是，一名保守派就是一名遭人“劫持”的自由派。现如今，犯罪早已不是什么政治议题：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下降，尤以纽约城的下降幅度最大—该城一度被视为美国社会弊病的集中地。但在20世纪60年代 ，“法律和秩序”是保守派最有效的动员口号。 美国人感到法纪废弛也确是实情。1957~1970年，犯罪率翻了3倍多，抢劫率翻了4倍多。“美国历史统计”定义的抢劫是“以强力、暴力或胁迫的方式，从一人的看管、保管或控制之下偷夺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换言之，就是“行凶抢劫”。 犯罪率为何剧增？简单的回答是，对于导致犯罪增减的原因，我们真的所知不多，例如专家也无法预测犯罪率的变化趋势。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的上升令人大吃一惊，自由派原本期待人们会以更好的行为来回报社会公正的提升，可事实让他们迷惑不解。90年代犯罪率的急剧下降也是这样，保守派原本认定，不重拾传统的社会价值观，犯罪状况就绝不会好转，但事实也让他们深感困惑。正如芝加哥大学的史蒂文·莱维特（stevenlevitt）所指出的，90年代“犯罪的减少是非常出人意料的，甚至在这一趋势开始之后很久，大家还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现象，或是假象”。 或许从人口学角度解释犯罪的大升大降是最令人信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数以百万计的黑人从南方乡村迁往北方城市，随行的还有一些美国白人，二者都儿女成群。当“婴儿潮”一代步入青春期时，年轻男性的人数大增，尤其是年轻的城市黑人男性。有犯罪倾向群体的人数增长的确远低于犯罪次数的实际增长，但也许由于人口结构的巨变令当时的社会控制力量猝不及防，发生了一种“乘数效应”。有犯罪倾向的年轻男性激增，带来了新的、危险的行为范式。但虽然易于犯罪的人变多了，逮捕他们的警官人数、关押他们的狱室数量却未相应增加。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虽然犯罪率大幅上升，但狱中囚犯的人数却大体保持平稳；这与90年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时犯罪率大降，但狱中囚犯的人数却仍在上升。 其他因素也有促进作用，内城工作机会的欠缺就是一个。数以百万计的南方黑人为寻找制造业工作而迁到了北方城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战时繁荣与战后和平时期的消费热潮，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多。但到了60年代，北方城市开始变成经济陷阱。由于生产与运输科技的日新月异，制造业开始迁出拥挤的城市工业区，转向散布市郊的工厂。结果在黑人居住的内城区，工作开始稀缺。但由于种族隔离以及无钱买车，黑人被困在了内城里。结果是，在经济繁荣兴旺的同时，城市黑人大规模失业。 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有个著名的论断，即内城工作的缺乏也许催生了一种破坏性的文化。威尔逊还称，种族隔离的终结反而恶化了这个问题，因为黑人中产阶级抓住住房种族歧视缓解的时机逃离了贫民窟，而留下来的人则遭受阶层与种族的双重隔离。 不论20世纪60年代犯罪的增多是由于什么原因，人们看到的就是法治的日渐解体。许多人心甘情愿地效法尼克松，把罪责归咎于传说中的自由主义放任。没有证据表明，自由宽容是犯罪潮的重大因素，相反，监狱容量欠缺、黑人就业机会不够等问题都是有真凭实据的。但恰好在美国试图纠正过去的不公正时，公众遭遇了犯罪 第 12 部分 的日增，于是他们想当然地进行这样的联系。更何况，在公众的头脑中，对犯罪的担心与对大规模城市暴乱的恐惧纠结在一起无法拆解。 自1964年纽约市曼哈顿的哈勒姆暴乱开始的城市暴乱时代持续了4年。也就是说，虽然在1968年之后也有暴乱，如1992年警察殴打罗德尼·金（rodneyking）之后的洛杉矶暴乱，但感觉上再也不是全国性的浪潮。而在暴乱年代，美国的所有城市仿佛都烈焰腾腾。 城市暴乱潮涨潮落的原因，与犯罪涨落的原因同样模糊不清。也许大多数暴乱的起因是警察的暴行，例如，1964年哈勒姆暴乱的起因就是一名警官射杀了一名15岁的黑人少年。在暴乱中，警察经常滥开杀戒。但警方对黑人的暴行早已有之，为什么单在20世纪60年代的4年里激发了大规模的暴乱呢？ 社会科学家已发现，最易于发生暴乱的城市是居住着大量黑人的北方城市。南方没有暴乱，也许反映了社会控制的严厉。或者说得直白一些，南方的黑人被吓得战战兢兢，不敢掀起暴乱。在北方城市，镇压没有那么猛烈，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迁移，到了60年代，许多北方城市都有庞大的黑人人口，其中从未在南方生活过的年轻黑人日渐增多。人口结构上的这些趋势（大体上与诱发犯罪率上升的人口趋势相同）加上城市贫民窟可怕的生活环境，可能为以暴力对抗警方暴行的做法创造了条件，若非这两个因素，人们也许会选择忍气吞声。 民权运动与城市暴乱有没有关系？通称“克纳委员会”（kernemission）的“社会骚乱全国咨询委员会”（nationdvisormissiononcivildisorders）在1968年的报告中认为有一些关系。该报告称：“白人种族主义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我国城市中不断积聚的爆炸性局面负主要责任。”报告虽把白人种族主义列为罪魁祸首，但也暗示说，暴乱的直接原因在于民权运动带给人们的期待。 民权运动取得的司法与立法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追求权利平等的恢弘斗争，都激起了人们的期待。当一些期待落空后，就残留了失望和沮丧。一种默许甚至鼓励以暴力方式抗议的风气业已出现，其原因有：白人针对非暴力抗议的恐怖主义行为；拒绝废弃种族隔离的州与地方官员公然藐视法律与联邦权威；一些从事非暴力反抗的抗议组织转而放弃非暴力的方式，凌越受宪法 保护的请愿权与自由集会权，诉诸暴力来强迫政府更改他们不满意的法律与政策。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导致一些黑人相信，要挽救自己的不幸遭遇、“推动体制的转变”，除了暴力之外别无良方。这样的挫败感反映为，拒斥并敌视法律制度、政府机构以及控制他们的白人社会，追求反映在“黑人力量”口号中的种族意识与种族团结。在黑人尤其是年轻黑人中兴起了一种新的情绪，自尊与强化了的种族自豪感正在取代对“体制”的冷淡与屈从。林登·约翰逊对这份“克纳委员会”报告深感沮丧，他觉得这份报告正中保守派的下怀。将城市混乱归罪于白人种族主义，就算有再确凿的证据，也绝对无助于赢得白人选民。说减轻种族主义高压的种种举动可能会刺激暴力，无助于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反而会让那些原本就反对民权运动的人如虎添翼。当然这份报告帮了尼克松的忙。 然而，在白人选民的脑海里，犯罪和暴乱还与另一个被众人认为预示着美国崩溃的迹象连在了一起，这个迹象就是对福利依赖的日增。 福利大爆炸 2004年里根去世，此后他被赞颂为一位可爱慈祥的人物，为自由事业费心尽力，而他一生最大的业绩是赢得了“冷战”，也许还有坚持不渝地减税。但1966年当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里根却形象大异，他是对“福利懒汉”感到愤怒的白人选民的代表与工具。在自传中，里根如此描绘1966年促请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那些群体： 民众对挥霍浪费的政府项目与刮福利油水的人感到厌倦；更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税收的日益繁重、政府管制的日益增多、傲慢的官僚，还有那些政府官员。他们觉得只要把纳税人的钱拿到自己手里，人类的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画面很清晰：刮福利油水的人在推高正派公民的税负。这根本就是罔顾事实，至少是绝大部分的事实，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福利”措施，不过是“障残儿童家庭补助”，而那并没有耗费多少政府开支，骗取福利从来都不是严重的问题（后来里根还一遍遍地讲到那个严重夸张的故事—一位芝加哥的“福利女王”开福利凯迪拉克）。事实是，福利领取人员的确在增多。到1966年，领取福利的美国人是10年前的2倍。这还只是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福利爆炸”时期，福利领取者再度增加1倍以上。而里根也无须指出，新增的福利领取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黑人。 福利爆炸的原因是什么？主流媒体认为是观念的转变，《时代》杂志在1 970年写道： 在华盛顿，人们称此为“福利综合征”。主要由于全国福利权组织（nwro）这类机构的工作—该组织的分部已遍及50个州，穷人不再觉得申请福利有任何名誉问题。对于“吃政府救济粮”，人们曾胆怯或者羞愧，但现在数以万计的人在敲响本地福利办公室的房门，索取他们自认为有权领取的收入。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作家兼学者米基·考斯（mickeykaus）在30年之后直截了当地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福利爆炸’之前，有人制止或阻拦许多贫穷的黑人领取福利。” 所以福利爆炸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权运动的副产品。与犯罪的猖獗类似，其原因之一或许是制造业从城市中心向外转移，这使城市黑人几乎无法继续维持生计。很明显，不论是什么导致了福利领取者的增多，这只是助长了许多美国人日渐强烈的一种情绪，用里根的话来说，就是“傲慢的官僚”正在夺走他们来之不易的收入，将其转给一些不配得到这笔钱的人。里根也许是以品性来界定那些所谓的不劳而获的人—他们是“刮福利油水的人”，但毫无疑问，他的许多支持者是以肤色来界定那些人的。 虽说种族是首要的动因，但白人对民权运动的反应仅仅是因种族而起的吗？ 性、毒品与摇滚乐 啊，爱的夏天！当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即“婴儿潮”一代回首青春时，或是回首他们渴望拥有的青春时，20世纪60年代闪耀着令人追忆的美好光辉。但在当时，美国人大多对反主流文化的兴起感到震惊与愤怒，而不是向往。 反主流文化为何会兴起？也没有人知道答案，但存在一些明显的因素。奇迹般的经济绝对是原因之一：既然维持生计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似乎也不高，因为总可以浪子回头，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事实上人们应当怀疑，对于嬉皮士运动的终结，1969~1971年尼克松任期内的经济衰退所起的作用，也许大过了加利福尼亚州阿尔塔蒙特演唱会上发生的暴乱。在那次衰退中，失业率从3.5%升到了6%。 同时，当人们对繁荣已经习以为常时，厌恶与藐视的情绪就可能滋长。年长一代的白人对于能过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感到满意、喜出望外，年轻一代则衣食无忧、随心所欲。在1967年的影片《毕业生》中，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本杰明在他父亲的朋友要他注意听话并告诉他“就四个字—整形外科”时，感到灰心丧气。 本杰明在努力向父亲解释他的坏情绪时说，他希望自己的未来能“有所不同”。 与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类似，人口结构的变化肯定起了作用。反主流文化运动大约在1964年兴起，在那一年，“婴儿潮”一代的排头兵到了读大学的年龄。单凭庞大的人数，年轻人就能比较容易地与其长辈的文化习俗决裂。也有科技变革的因素，女用避孕药的发明使性尝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方便。另外，60年代的年轻人有了不同的价值观，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是第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人。他们经受了大量画面（与广告）的轮番轰炸，其本意虽说在于推销产品，但也产生了削弱传统价值观的效果。 青年的叛逆令许多美国人震骇、怒气冲天，尤其是罗纳德·里根。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承诺“就遭人指控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里的共产主义与公然的不良性行为进行调查”。他谈到了“我实在难以说出口的极其邪恶的聚众淫乱”，有一次还宣称手上有证据表明，阿拉梅达的地方检察官已调查了一起演变为“放荡聚会”的学生舞会，学生们在一块大屏幕上展示了“裸体男女的画面，他们摆出挑逗的姿势、煽动情欲、相互爱抚”。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调查，和开凯迪拉克的“福利女王”一样，这场舞会演变成的放荡聚会只是里根头脑里的臆想。 这些事今天听起来都是很可笑的。共产主义与不良性行为代表了世上所有的恐惧！我们几乎总是要进行一些空想式的心理分析：这位未来的总统为何如此痴迷于研究伯克利的大学生在做什么？但对美国中产阶级而言，20世纪60年代社会规范的变迁带来了真实的焦虑。一方面美国人害怕遭到抢劫，因为在刚刚变得危险的城市，很多人的确有这样的遭遇；另一方面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接受反主流文化、吸毒、辍学，而那也的确发生了。 但是，鉴于本书的主旨是探讨政治经济状况，问题就在于青年的文化叛逆是否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政治影响。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改变了许多选民的投票。大多数人不赞同那些孩子们的行为，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那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971年哈里斯民意调查问道：“你觉得嬉皮士对社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主要是戕害自身而不是损害社会？抑或你觉得他们对所有人都没有多大的害处？”只有22%的受访者说嬉皮士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同样比例的人说他们没多大害处，53%的人说他们主要是戕害自身。也许比民意调查更有说服力的是一些政治家的行动，他 们可是很想利用公众对美国事态的沮丧彷徨来大做文章的。读一下尼克松及其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的演讲，就能发现令人深感震惊的事情：虽然有那么多的渲染与造势，但他们真正谈及文化焦虑的地方却是极少的。人们常称尼克松1969年有关“沉默大多数”的演讲令普通美国人与嬉皮士、反主流文化为敌，但就算是那篇演讲，其真正主题也并非一般性的文化冲突，而是集中于针对反越南战争的抗议。 但正如里根的例子所显示的，一些人对青年的反叛感到极度失望，而其中的原因他们不愿公开承认，甚至可能在内心中也不敢直面。偏执地关注他人的性生活已成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一项长久特征。 越南战争，谁是赢家 林登·约翰逊本不愿卷入战争。他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的语气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哀婉，没有什么大吹大擂。他宣称：“要形容我们目前的道路，最好的词句无过于伟大的托马斯·杰斐逊当年的话：‘有时不得不选择一个大恶，以防止一个更大罪恶的发生，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可悲法则。’我企盼能向诸位报告，战事已近结束。但我无法这么做。我们面临着更大的耗费、损失与创伤。因为战争尚未结束。” 美国当时深陷战争泥潭，约翰逊无暇他顾。那场战争令国民严重分裂、彼此敌对，这一情况近年来似乎再次上演。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有时遭遇暴力回应。一些美国青年变得非常偏激，甚至重新做起了暴力革命的迷梦。而尼克松则利用越南战争赢得了总统宝座，若不是受困于战争的约翰逊决定不竞选连任，尼克松本没有机会胜选。四年之后尼克松又完成了一件政治壮举，将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转为自己的优势，小布什在2004年的胜利与之遥相呼应。尽管绝大多数公众已转向反战，但尼克松成功地使麦高文从越南撤军的呼吁听起来仍然像是不负责任和软弱的。 但越南战争绝对改变了美国政治，读者想必会这么认为。不过，如果细致地考察有关证据，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所谓越战构成一个转折点的说法很难成立。如果反战运动、抵制反战的势力或者两者都崛起为美国政治中长盛不衰的力量，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仍继续主导国策与选举，才可以说越战是决定性的。然而，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发生。 在征兵制于1973年废止、大部分美军撤出越南之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就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反战活动人士转向其他主题，极左派也从未 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另外，尼克松也从未能成功利用抵制反战运动的势力，在国会取得重大胜利。有一个流传已久的神话是，越战“毁灭了民主党人”。但表5–1展示的战争期间的国会控制状况与这一神话截然相反，就算在尼克松打败麦高文的1972年，民主党人也轻松地维持了其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事实上还扩大了在参议院的领先优势。尼克松在1972年使用了一些下流手段来确保胜利，而这些手段最终造成了“水门”丑闻的爆发，使形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也使民主党在选举中大发鸿运。 而且，从现有的证据根本看不出 第 13 部分 来，在越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公众普遍觉得民主党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无能。在西贡陷落之后、伊朗人质危机之前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两党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形象大体相当，而不是传说中共和党有压倒性优势。例如，在洛普中心的ipoll网上搜索1975~1979年的“共和党与军事”，可以找到1978年两份“哈里斯民意调查”和一份1979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调查”。在“哪个党在军事安全方面值得信赖”这个问题上，三份调查均未显示共和党有明显的优势。 表5–1民主党的持续多数 国会 年份 民主党参议院席位 民主党众议院席位 第90届 1967~1968 64 248 第91届 1969~1970 58 243 第92届 1971~1972 54 255 第93届 1973~1974 56 242 第94届 1975~1976 61 291 民主党人最终的确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而在一段时间之后，共和党也将有效地利用“驻越美军被人背后插刀”这种说法，将民主党人描绘为国家安全方面的无能之辈。但这一切与越战的事实都没有多大关系。 60年代发生了什么 20世纪60年代是嬉皮士与激进学生的年代，是极右工人殴打长发青年的年代，也是战争与抗议的年代。要说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那是非常愚蠢的。但是，对于其后30年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这一切至多只发挥了微小的奠基作用。而它们的间接影响或许还要大一些：共和党人学会了如何利用文化反应大做文章，这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对保守主义运动帮助甚大，虽说引起反应的源头已逐渐不再是嬉皮士和犯罪，而是堕胎与同性恋。 其实，最具长远影响的事件是“新政”联盟因种族因素而分裂。在《民权法》通过后，约翰逊对时任总统助理的比尔·莫耶斯（billmoyers）说：“我觉得， 在你我的有生之年，我们已将南方拱手送给共和党。”他说对了，民主党人在2006年国会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他们在东北部的领先优势是28个百分点，在西部是11个百分点，在中西部是5个百分点，但在南方却落后于共和党人6个百分点。 这一分裂为一种新型政治打开了大门。与种族有关的政治变化为保守主义运动的复苏提供了前提，这一运动的最终目标是逆转“新政”的成就，并赢得全国性的选举，虽说它支持的政策有利于一小群精英，不利于中低收入的美国人。 不过，在保守主义运动赢得选举之前，它得先建立一个制度根基，并取得共和党的控制权。那又是如何做到的？这便是下一章的主题。 06保守主义的根基在哪里 从群众基础下手 打造商业基础 把知识阶层纳入麾下 如何评价尼克松 恰恰就在艾森豪威尔为放低调门的“现代”共和党主义宣扬美德的时候，一种新型的保守派正在崭露头角。麦金利式的保守派先后与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作战，他们传统、故步自封，而且最主要是年纪老迈。与老一辈不同，这些逐渐被称为“新保守派”的人年轻、咄咄逼人，而且深谙传媒之道。他们自认为是挑战传统社会的局外人，但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有雄厚的资金支持。 巴克利开其先河，他在1951年出的书《上帝和耶鲁人》（godandmanatyale）中谴责耶鲁大学容留那些敌视或至少是怀疑基督教的教员，更不用说传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教员了，这使他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1955年他创办了《国家评论》杂志。 想要了解一下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在学会规矩地讲话之前是什么腔调，早年的《国家评论》绝对值得一读。今天，美国右翼的头面人物都深通英国人所说的“狗哨政治”（dog-whistlepolitics）：他们以某种方式说一些取悦特定群体的话，使之仅仅传入目标群体的耳中，从而使他们的极端立场在公众看来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将在本章稍后看到，里根有本事不发出任何公然的种族主义论调，便向人展示他对种族主义的同情；我们还将在本书稍后看到，小布什惯于发出一些言语，在大多数美国人听起来至多不过稍显矫揉造作，但对于最极端的、虔诚的宗教激进分子而言则是饱含深意。但在早年的《国家评论》里，其立场要明确得多。 第 14 部分 的类似冒险相形见绌。这个可耻的阴谋极其黑暗，当真相最终大白之时，其元凶将值得所有正直人士永远诅咒。当时形势的另一个绝大的讽刺之处在于，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而在苏联解体之前，共产党一直是西欧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美国的反共情绪却要比西欧更胜，也更极端。当然，这不是说西欧的反共势力不强：在许多情况下，欧洲的右翼政党是以反共来界定自身的。欧洲的反共势力还得到一些美国人的崇拜，即便（或许可以说尤其）是在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时候。如前所述，保守主义运动最早的机关刊物《国家评论》就热烈地崇拜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不过，除西班牙外，欧洲的反共分子多是传统的保守派、现有民主秩序的捍卫者。但在美国，反共成了一股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运动，其目标是一些据说左右了美国政策的虚无缥缈的敌人。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在他1964年的名文《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paranoidstyleinamericanpolitics）中说的，现代美国右翼“有丧失家业之感：美国已大体被别人从他们及其同侪手中夺走，不过他们仍决意要将其取回，并防止最终发生颠覆事件，而使之灰飞烟灭。国际人士与知识分子已侵蚀了美国的古老美德；叛国的阴谋已摧毁了旧式的国家安全与独立，而这些阴谋最有力的执行人，与其说只是局外人和外国人，不如说正是身居美国权力中心的老奸巨猾的大政客”。 奇怪的是，这种丧失家业、受到伤害的感觉，却在美国迅速扩大的城市郊区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共鸣。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那里有迪士尼乐园，当年也是新美国梦的化身。当时一些人为彻底摆脱旧日的生活而从中西部向西迁往沿海地区，或从城市迁往城外的郊区，并买房安顿下来。似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特别担心有什么威胁把他们的新生活毁于一旦，一旦有人说存在什么针对其生活方式的黑暗阴谋，他们也很容易信以为真（奥兰治县是军工集团的核心要地，这也不影响阴谋论的效果：当地有许多防务承包商，对很多人而言，西方与苏联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意味着切实的经济利益）。近年来小布什政府精心煽起了“安全妈妈”的焦虑情绪，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郊区武士”的反叛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只要看到有政客似乎与自己有相同的担忧，便会投奔到其麾下。 不论保守主义运动创立者的论调 是多么冠冕堂皇，在能趁着民众的恐慌而从中渔利时，他们几乎从不犹豫。在“新保守派”逐渐演变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主体时，一些成员从中脱离出去，政治哲学家彼得·维里克（peterviereck）便是其中之一。在1962年《新共和》杂志的《新保守主义：其创立者之一询问出了什么差错》一文中，他指出新保守派的许多头面人物“未能通过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诱惑的严峻考验，就像亲共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通过共产主义诱惑的严峻考验一样”。其实正如维里克所指出的，戈德华特“至死都是麦卡锡暴政的热情捍卫者”。与里根一样，戈德华特本是个偏激而凶险的人物，后来却被世俗的历史描绘得大为平和温良。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最终与约翰·伯奇（johnbirch）协会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welch）分道扬镳，但他们仍小心地不去谴责该协会及其信奉的阴谋论。 所以说，保守主义运动找到了办法来迎合两股民间情绪，即白人的逆反心理与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并以此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有了这个群众基础，还尚不足以将20世纪50年代处在政治边缘的“新保守派”转变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与这个群众基础的兴起相配合，另一种基础也被建立起来了。这一基础无法带来选票，却能带来现金，即商界的热烈资助。 打造商业基础 现如今，对于商界大都坚定支持极右派这一点，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制药业希望其垄断权不受干扰，继续维持下去；保险业希望把全民医疗福利拒之门外；电力公司希望不受环保法规的干涉；所有产业都想要减免税收。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人们对“新政”的辉煌成果依然记忆犹新，大公司在政治上可谓小心谨慎。保守主义运动最初的商业根基主要在于较小的、往往是私人拥有的企业，工会是其首当其冲的对象。 现在很难理解工会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1998年《时代》杂志将华尔特·鲁瑟（walterreuther）评为20世纪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许令其读者微感诧异。鲁瑟从1946年开始担任“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直到1970年去世。到20世纪末，美国的工会主义早已大不如前，而鲁瑟已几乎被人遗忘。但鲁瑟曾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且还令一些人心惊胆战。1958年，戈德华特宣称“鲁瑟威胁比‘斯普特尼克’卫星还要危险，也超过了苏联可能对美国采取的任何行动”。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有组织的劳工发挥了强大而明显的作用。超过30%的非农业工人是工会成员，而今天只有不到12%。美国当时的工会参与率高于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与西德的差距也不是很大。除了经济影响外，工会还扮演着核心的政治角色，成为民主党在南方之外的中流砥柱与力量源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工会认定为不可改变的现实。 当时的情况也许让人觉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运动的非凡胜利之后，工会已确定无疑地取得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合法地位。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这些胜利是有缺憾的。第一，“新政”创造了一个福利国家，但与其他富裕国家取得的福利成就相比尚有差距，尤其在医疗福利方面。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工会被迫奋力争取私人部门提供福利。而当工会这么做时，回潮的抵制就扑面而来。第二，虽然工会参与率较高，但在地区间很不均衡：许多地方仍对工会抱有敌意，从而为反工会的政客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场所。 先谈有缺憾的福利国家。经历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辛之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出现了一定形式的福利国家，但这些福利国家的程度各异。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对退休收入建立了相当慷慨的公共保障，与其他富裕国家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但在其他方面，美国的福利国家就远不如其他国家完整，尤其是有保障的医疗保险从未建立起来。 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确实有医疗保险，许多工人有残疾保险，相当数量的人享受慷慨的失业与退休津贴，不过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的，而是私人雇主提供的。正如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指出的，美国战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体制，如从社会福利开支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衡量，几乎与西欧的福利国家体制有相同的规模。但在美国，福利开支大多来自于私人雇主，而不是国家。 私人雇主为何提供所有上述福利？原因之一是，那时提供保险是吸引雇员的好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由于有工资管制，公司无法以提高工资来争夺稀缺的劳动力。另外，福利形式的报酬有不用交所得税的优点，所以对于领取者而言，以医疗福利形式发给雇员的一美元，要比直接作为薪水支付的一美元价值更大。但在战后，福利成为工会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解释鲁瑟为何位列百人之中时，《时代》写道： 鲁瑟坚持不懈地争取新的、更好的福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就赢得了在今天的雇员看来理 所应当的东西。年复一年，工人获得了全面的医疗计划、学费返还计划、人寿保险、利润分成、解雇费、预付费法律服务计划、近亲属亡故休假、履行陪审义务补助，如此等等，同时其休假、节日与休息时间也有所改善。汽车公司等雇员众多的公司并未因这些要求而不堪重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海外企业的大举竞争，因而公司可以将较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毕竟每家汽车制造商、每家钢铁公司都明白，其国内的竞争对手在谈判相同的劳资合同条款。但在百货公司等中型企业的所有者看来，工会的要求就不是这么易于接受了。这样的企业也许不必应对国际竞争，但它面临着或许未建立工会的其他企业的竞争，包括极小的企业、夫妻零售店等，这些企业因为太小而不会成为工会的目标。中型企业的所有者对工会得陇望蜀的要求感到愤怒，甚至视之为威胁。 戈德华特的家族在凤凰城拥有一家百货公司。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perlstein）在他的名著《风暴来临之前：巴里·戈德华特与美国共识的破灭》（beforethestorm:barrygoldwaterandtheunmakingoftheamericanconsensus）中所说的，戈德华特是位“商贩王子”—他所属的阶层最倾向于抵制工会运动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波斯坦因指出，中型家族经营企业的所有者是“马尼恩派”运动的中流砥柱，该派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力量之一—圣母大学法学院院长克莱伦斯·马尼恩（rencemanion）以直邮的方式声讨他认定盘踞在政府中的“国际主义者、全球一统论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马尼恩派”的先驱。 戈德华特来自亚利桑那州。该州宪法有关于“工作权”的规定，即禁止订立要求一个公司的工人必须是工会成员的合同。由此可见，“新政”时代的劳工胜利之所以未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牢靠地树立起工会的地位，还有另一个原因：虽然缔结工会的做法在美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已稳固地扎下根基，但在后来人称“阳光地带”的地区，工会远没有那么普遍、强大。在20世纪50年代，南方制造业工人参与工会的比例只有中西部工人的一半左右。当国家的工业基地与人口向南、向西迁移时，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阳光地带”既有权力结构中的大多数人，希望能把劳工运动甩在身后。 戈德华特尖锐的反工会主张令他举国闻名。在参议院调查被人指控的工会腐败案件时 ，他发表了所谓鲁瑟是莫大威胁的言论。但调查者用尽全力也未能发现鲁瑟有一丁点儿的不当行为：他很廉洁自律，就连在为工会事务出差时，衣物干洗的费用也是自己出的。要找真正的腐败，应该去看看吉米·霍法（jimmyhoffa）领导的“卡车司机工会”，那也是为数极少的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工会之一。尽管如此，戈德华特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仍巩固了他的地位，使他更被视为共和党中崛起的右翼领导人。 反工会主义使保守主义运动在商界获得了第一块稳固阵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仇恨工会的企业主对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这一支持是有回报的。正如我将在第8章阐述的，在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的右转强化了商界的势力，使之可以对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工会运动，而这给工资不均状况与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把知识阶层纳入麾下 在保守主义运动取得群众基础并在商界扎下牢固根基的同时，它也在赢得一个可谓“党派知识分子”的阶层。当然，以巴克利与《国家评论》为代表的最早的“新保守派”就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在任何公共政策讨论中都不停地通过各种研究与文章敲锣打鼓，表面上似乎是严肃治学，其实却是始终不渝地拥护右派立场。直到“新保守派”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群体新保守主义者联手时，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才真正成形，而这两派人士都不断地从一个强大的基础制度架构中谋到职位。 新保守主义的源头大体可追溯到两个群体：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以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kristol）为首、与《公共利益》（thepublicinterest）杂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家。前者主导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击，后者则奋起反叛“伟大社会”。 在二者中，保守主义经济学知识阶层的兴起在先。其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本质使然，经济学家有滑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然倾向。正如由亚当·斯密发现并经许多代经济学家阐发的，市场往往有办法令私利服务于公益。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会在他人需要一些商品时，生产出他们需要的商品。这是一个有力而正确的发现。就算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着清醒的敬意。 但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 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它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而且对于“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应逐渐增强”这一点，也予以认同。 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到20世纪40年代末，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乔治· 第 15 部分 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就已经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恶了（不过是有一定道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潮流声势增大，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大加挞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诚实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这件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仅开始反对“新政”，而且还反对“进步时代”的改革，暗示说，连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一类的政府行为也是于理无据的。弗里德曼也主动与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走在一起。 社会学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之后，但其色调更为灰暗。在一些事上，连弗里德曼一派都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而聚拢在克里斯托和创刊于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围的一群人，却持难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态度。他们对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牢骚满腹，视之为一项愚蠢的、必败的社会改造实验—虽说也有点儿道理。克里斯托后来写道：“‘对贫困开战’方案中蕴涵的左翼社会学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是尤其令我们愤怒的一点。” 于是就有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patrickmoynihan）批驳自由主义信仰，称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在于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增多。又有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banfield）批判“城市暴乱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说法，称暴乱者大都不是在抗议社会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财物。 在弗里德曼派与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不为自由派团体所接纳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股运动的后继者仍成功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已有了自己的团体，得到了其自由派对手想都不敢想的资金支持。说得直接一点儿，跻身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列已成为一种晋身之道。 非政府组织“美国人行为方式基金会”（peoplefortheamericanway）1996年的一篇报道《收买一场运动》（buyingamovement）讲述了迪内希·德索萨（dineshd’souza）的经历。此君因其1991年的畅销书《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而声名大噪，该书攻击校园里提升弱势族群地位、禁止种族歧视言论的措施。本书的品性暂且不论，值得玩味的是德索萨的职业生涯与前一代保守派的不同之处。 现代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先驱都是自然的或后天转型的保守派学者。拿其中最出众的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来说，他首先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在消费者行为、货币因素、通货膨胀方面的研究，不论在政界的说服力如何，都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与尊重。不论持有何种政见，他都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相似，克里斯托所说的构成《公共利益》“内核”的“十几位学者与知识分子”也大都是学院派的社会学家，其赖以立业的研究大体无关政治，只是在后来才投身保守派阵营。 但德索萨的职业生涯却大不一样。他先是编辑一本保守派大学刊物《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review），后来又编辑一本保守派校友刊物《前瞻》（prospect）。在为福音派牧师福尔韦尔（jerryfalwell）写了一部大唱赞歌的传记后，他成了里根政府里的高级国内政策分析员。然后他前往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在那里写了《非自由的教育》一书，后又写了《种族主义的终结》（theendofracism），他在该书中宣称：“对于许多白人而言，犯罪的、无责任感的低等黑人阶层意味着野蛮在西方文明中心地带的复活。”保守派的“奥林基金会”对这两本书给予赞助。保守派刊物，尤其是《国家评论》也出力宣传他的著作。 换言之，德索萨是40年前并不存在的一种人：一名专职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机构中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这些机构本质上都是忠于特定党派的。 这些机构从何而来简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保守派的知识分子说服一些富人与公司领袖向保守派的基础智识架构里输入资金。这一基础架构中的智库，有不少虽是仿照学术机构设立，但却只发布迎合预设观点的研究结论。美国企业研究所虽创建于1943年，但从1971年开始，因获得相当多的公司资助与保守派家族基金会的捐款而势力大增。遗产基金会是1973年由约瑟夫·库尔斯（josephcoors）与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mellonscaife）出资建立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严重依赖科克（koch）家族 基金会提供的资金。 传媒机构也是这一基础架构的一部分。为保守派智库出资的那些基金会也大力援助《公共利益》，并支持《美国旁观者》（theamericanspectator）等刊物，在克林顿任期内，该刊物痴迷于跟踪各种丑闻传言。 在向基金会与企业界求援的过程中，新保守主义者态度殷勤，甘愿将其观点粗糙化。克里斯托于1995年写道：“我们总是说观点会产生影响，不错，但我们心中所指的是复杂、深刻、谨严的观点。我们常易忽视的是，激情充盈、党同伐异的简单观点，也会产生影响。”读者也许认为这是在叹息，但其实克里斯托是在勉励自己与战友，尽可将保守主义粗糙化，以获取政治上的成功。 这在经济学领域尤为明显。《公共利益》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成为倡导供应经济学的首要阵地。供应学派毫无根据地宣称，减税之利可弥补其损失。这一说法在专业经济学界从未有人响应，甚至在保守派经济学家中都没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2003~2005年任小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里高利·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的第一版就把供应经济学家叫做“疯人、江湖骗子”，并被传为美谈（这句话在后来的版本中消失）。既然如此，克里斯托为何坚信供应学派是对的呢？答案是，他并不确信，他不在乎那些人是对是错。克里斯托只关心一点，就是供应学派的观念在政治上有用。他在1995年的论文中陈述如下： 在聚拢于《公共利益》周围的主要社会科学家中，原本并无经济学家（他们是随着我们的“成熟”才到来的）。我自己之所以对预算赤字及其他货币或财政问题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就是原因。在我看来，当时的任务就是形成一个新的多数派。显然这将意味着保守派的多数，后来这又意味着共和党的多数。所以说，在政治上得势才是第一要务，而非政府的账目亏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番声言的几个段落之前，克里斯托还宣称《公共利益》在其创刊之初是有影响力的，其原因是“我们大都是社会科学家，而正如帕特·莫伊尼汉（patmoynihan）所言，社会科学的最佳用途就是驳斥谬误的社会科学”。人们不禁要想，这也许取决于谬误的社会科学用于何处吧。 如何评价尼克松 罗纳德·里根1966年的加利福尼亚州竞选标志着保守主义运动的首场选战大胜。但与理查德·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以及他1972年的大获全胜相 比，里根的成绩就相形见绌了。然而，不可将尼克松的胜利当成保守主义运动的凯旋，因为尼克松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利用了这一运动的政治策略，其实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他创制的，但他与该运动的目标并不一致。对尼克松而言，一切都是出于私利。 尼克松对美国政治运行方式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似乎都不为过。毕竟尼克松的做法表明，怎样利用种族分裂以及人们对社会变化的焦虑情绪、对外来威胁的谈虎色变，来将劳工阶层的白人从“新政”联盟中剥离。他还发明了操纵媒体的艺术：福克斯新闻董事长罗杰·艾利斯（rogerailes）是尼克松的传媒顾问，在乔·麦金尼斯（joemcginniss）1969年的书《出卖总统》（thesellingofthepresident）中也是主角之一。后来尼克松首开恫吓媒体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在小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功地压制了异议声音。因报道了坏消息便指责新闻媒体的手法，也是他开的先河。 正是在尼克松任内，成功施展下流手段成为共和党内的晋阶之道。1970年，年轻的卡尔·罗夫（karlrove）在从一位民主党候选人那里偷来的竞选信笺上印制推销免费啤酒的虚假传单，破坏了一场竞选集会；次年罗夫从大学辍学，以担任“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长，那是个有薪酬的职位。两年后罗夫竞选“大学共和党人”主席时以欺骗手段获胜，赞扬他的是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老布什。 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为这些做法鼓掌，但他们不喜欢尼克松的政策。当《风暴来临之前》一书的作者里克·波斯坦因（向一群保守派）讲述保守派在尼克松政府的下流手段中扮演的角色时，一位听众抗议说，尼克松当时并非保守派分子。他还说：“直到‘水门’事件后，我才开始喜欢尼克松。” 的确，尼克松的实际政策与他的政治手腕不同，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的期待。在国内事务的治理上，他是一位温和派，甚至可谓是自由派。他增税、扩大环境管制，甚至准备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在对外事务上他展现出同样的务实作风，既与中国开启对话，同时又继续打击越南。后来证明，尼克松讨厌很多东西，但他并不和保守主义运动一样讨厌政府干预与福利国家。无论如何，在那时，保守主义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某种意义上，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的处境类似于“新政”运动前身在20世纪20 年代末的处境。理念、组织与知识骨干均已完备。但要取得权力，该运动需要一场危机。 它得到的是一场内外交攻的双重危机。 在外交事务上，继越南战争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以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与人质危机的耻辱，滋长了焦虑情绪。在国内战线上，政策失误与能源危机两面夹攻，带来了滞胀的噩梦，失业率高涨，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 现在回头来看，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美国而言的确是挫折，但很难说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会有什么效果，或许只会让形势恶化。至于经济危机，其原因一是运气不佳，二是货币政策不当，与自由主义毫无关系。 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阴郁情绪为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宣称自由主义政策已不足为信。而这一新崛起的运动很快就取得战果，大大逆转了“新政”的成就。 07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富人收入高得离谱了 科技进步会加大收入不平等吗 制度：美国不平等加剧的源头 规范与不平等：ceo的离谱高薪 工会衰败的根源 中世纪神学家争论针尖上能站多少位天使，现代经济学家争论美国的中值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究竟是升是降。而我们甚至还要进行这样的争论，这就真正说明了问题。美国当今的生产效率远高于一代人之前，因而也更为富裕。普通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产值，即使在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也比1973年提高了将近50%。但收入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其速度之快使我们怀疑，或许普通美国人从未从生产率的提高中获得一丝一毫的好处。 战后大繁荣曾惠及几乎所有的美国人，但这场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结束了。发生危机的起因是油价上涨、通货膨胀失控、生产率下滑。危机于20世纪80年代退潮，但那种大众共享经济成果的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的确有几段令人乐观的时期，如在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清晨”，经济从80年代早期的严重滑坡中恢复；然后是90年代后期人们狂想一夜致富的时代。但自战后繁荣结束之后，经济改善总给人以暂时的、难以持久的感觉。 不过，国家总收入除以人数后的平均收入自大繁荣的最后一年，即1973年以来，有大幅提高。无论如何，美 国当前的生产效率要比那场繁荣结束时高得多，国家也要富裕得多。想想自1973年以来我们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科技进步：个人电脑与传真机，手机与条形码扫描器；还有一些提高生产率的主要科技在1973年也已经出现，但尚未广泛应用，如可直接从船甲板搬运到卡车和火车上的货物集装箱。这一切变化都大大提高了普通工人在一个正常工作日里的产量，因而也大幅增加了美国的平均收入。 但平均收入不一定说明大多数人的情况。如果比尔·盖茨走进一家酒吧，该酒吧顾客的平均财富会剧增，但他们并没有变得更有钱。正因如此，经济学家如果打算描述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而非少数极佳者或极差者的境况，通常不会谈论平均收入，而会谈论中值收 第 16 部分 入，也就是比一半人富有，同时比另一半人贫穷的那个人的收入。与平均收入不同，酒吧里的中值收入不会因比尔·盖茨走进而剧增。 事实说明，要形容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的真实情况，比尔·盖茨走进酒吧是个很好的比喻：平均收入大幅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有一小群人暴富。但中值收入究竟是轻微上升，或是事实上下滑，这取决于对之采取什么样的定义。 读者也许觉得计算中值收入是个直截了当的事情：找到那个比一半人富又比另一半人穷的美国人，计算他的收入。但实际上，有两个领域的争议都不易解决：如何界定适当的人口，以及如何衡量生活成本的变化。不过，在探讨这些复杂性之前，先让我重复一下那句点睛之笔：我们甚至于在争论普通美国人有没有获得改善，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告诉读者大部分真相了。在1973年，根本没有人争论普通美国人的境况是否好于20世纪40年代。一切指标都显示，生活水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体翻倍。没人怀念一代人之前的工作与薪酬。今天，美国经济总体上显然要远远富于标志战后繁荣终结的1973年，但经济学家在争论，普通美国人有没有从整个国家的成果里获得些许好处。 现在来谈一谈那些复杂之处。事实是，我们无法简单地把3亿美国人按收入顺序排成一行，然后计算排在第1.5亿位的美国人的收入。毕竟不能把儿童列进来，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过是其所属家庭的收入。那么我们也许应考察家庭，而非个人。如此考察就会发现，依据通货膨胀调整之后，家庭中值收入从1973~2005年有轻度增长；2005年是目前有数据可查的最后一年，总增幅约为16%。 但就算如此轻微的增幅，可能也夸大了美国家庭境况改善的程度，因为这一增长部分是因工作时间延长而取得的。在1973年，许多妻子仍只在家中劳作，即使出门工作，许多也只是兼职。我无意暗示说，有更多的妇女工作有什么不好，但因配偶从事工作而使家庭收入增多与工资的提高不是一回事。更有甚者，这也许会带来隐藏成本，抵消一部分金钱收入的增加，例如做家务的时间减少、更为依赖预制食品、托儿开支等。 如果我们问一下，今天的美国家庭如果像一代人之前的许多家庭那样，只靠一名男子来养家糊口，其可行性如何，就会从上述数据中得出更为悲观的情况。现有资料显示，单靠一名男子来养家糊口变得更难了，因为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全职工作男性的中值收入在 2005年要略低于1973年。但就算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之下，也隐藏着更深的问题。由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今天的劳动力队伍比1973年年老、经验丰富，而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更熟练的工人应当取得更高的工资。考察35~44岁男性的收入（在一代人之前，这样的男子往往已在养活守在家里的妻子了），我们会发现，他们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在1973年要比在今天高12%。 经济学家之所以连“普通美国人自1973年以来有无改善”都无法断定，在界定相关人口方面的争议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另一类问题与物价的度量有关。我一直在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入，其意思是，要考虑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变化，把一代人之前的收入转换成今天的美元。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辩称，cpi高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因为cpi没有完全考虑改善我们生活的新产品与新服务。故而在他们看来，生活水准的提升幅度要大于官方数据显示的情况。这一论据就像是说：“可他们那时flix呀！”严肃地说，今天的许多产品与服务在1973年尚未发明或尚未上市，如手机、互联网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药品与医疗技术，它们不仅拯救生命，而且提高亿万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但是，劳工家庭的生活在另一些方面变得更艰难了，那是官方数据所无法展示的：为了在好的社区生活，人们的争夺更为激烈，交通更为拥挤，如此等等。 也许压场词应让大众来说。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份民意调查，美国劳工阶层大都认为，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普通工人“必须更辛勤地工作才能过上体面生活”。这仅仅是怀念一段难忘的黄金时代吗？也许是，但在一代人之前，人们对于更上一辈的美国境况，却没有这样的眷恋。总之问题是，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普通美国家庭并无明显的改善，而这不是正常现象。 富人收入高得离谱了 正如我用“比尔·盖茨在酒吧”这个比喻暗示的，由于贫富不均的加剧，普通美国工人未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但在这段朝向上层的收入再分配中，赢家和输家是谁？赢家不是比尔·盖茨一个人，但这个群体人数之少的确令人吃惊。 假设所有劳动力平均分享了生产率的提高，普通工人现在的收入将比20世纪70年代初高35%左右。但朝向上层的收入再分配意味着，普通工人所获的利益要小得多。其实，身处收入分配中大约第90个百分位以下的人，即除 收入最高的10%之外的人，其收入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平均水平，而只有在第90个百分位以上的人才享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增幅。也就是说，普通美国工人的有限收益与10%最富者超出一般的收益恰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最大的好处则落入了极富者的囊中。在奥利弗·斯通1987年执导的影片《华尔街》中，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隐约以伊凡·布斯基（ivanboesky）为原型的敌意收购大鳄戈登·科克，嘲笑由他荫庇的一个人胸无大志，后者由查利·希恩饰演。“你想不想成为另一个在华尔街上班的家伙，每年挣40万美元，坐头等舱，舒舒服服的？” 当时年收入达到40万美元，就能位列薪酬分配中的大约第99.9个百分位。这看上去已很不错了。但正如斯通所意识到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内部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富人与仅仅衣食无忧者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超级富豪与普通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10%最富者中处在下方的一半人大体为年收入10万~15万美元的人，虽然要比在他们下面的美国人过得好，但仍有缺憾：事实上，在1973年之后他们收入的增幅远不及战后繁荣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过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好的人，就只有最富的1%了。而再往上走，收入增长率就高得离谱—0.1%最富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而0.01%的最富美国人要比1973年时富裕7倍。 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何胜过别人那么多？在最早的“镀金年代”，高收入者的收入一般来自他们拥有的资产：经济精英拥有宝贵的土地、矿产及获利丰厚的公司。直到今天，与薪酬收入相比，资本收益（即来自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资产的收益）仍高度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业主收入”（即公司所有权产生的收入）也是如此。但精英地位已不再主要构建于所有权之上。现如今，就算是千万富豪，其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劳动报酬。 不用说，这里的“劳动”当然不是指为挣一点儿计时工资而艰辛劳作。如果说在1905年左右，典型的高收入美国人是那些拥有工厂的产业贵族，那么其100年后的翻版便是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获得高昂的奖金、股票期权等劳动报酬。就算在最顶端，即收入最高的0.01%、十万人里挑一的富人，其收入也有将近一半是薪酬。 粗略的估计是，这群超级精英的工资收入约一半来自于做大公司高管的所得—不仅是ceo，还包括其下的一些职位。 最顶端0.01%人口除了高管外，似乎主要是体育与娱乐明星。 所以，从直觉来看，收入不平等总体上的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杰出、最聪明的人获得社会报偿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报酬一直很丰厚，但现在却丰厚得离谱。 问题显然是，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一般而言，对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的大分化，有两种相互抵触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其根源是技术需求的提高，而技术需求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推动之下的科技变化—那些想让人觉得自己理性明智的人喜欢这么说；另一种解释则强调制度、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 科技进步会加大收入不平等吗 对不平等加剧的一般解释（姑且称之为安全解释，因为那些不想招惹是非的人喜欢这一解释）是说，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提升，而后者主要是科技变化推动的。例如，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拉齐尔就这样说道： 收入不均大体反映了“技能投资”收益的增多，“技能投资”是指工作者完成更多的学业、获得更多的培训、获取新的本领……技能高超者与技能不善者的收入相差如此悬殊，原因何在？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这从根本上可以归因于近二三十年来的科技变化。在我们这个科技先进的社会，与科技相对落后的社会相比，技能的价值更高……随着电脑重要性的日增，一个工作者要有效地生产，学校所要求的技能、通过在职学习而获取的技能都近乎是不可或缺的。人们今天所做的普通工作与1900年或1970年的普通工作相比，对技能水平的需求要高得多。引申一下拉齐尔的话：以个人电脑、手机、局域网、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科技，需要更多有完备正式训练的人以制造、规划、运行和修理这些新玩意儿。与此同时，对重复性工作者的需求减少。例如，与1970年相比，现代办公室里的秘书大大减少，因为有了文字处理程序，打字员已经基本不需要了，有了网络，对文件归档与修订的需求也大大减少了，但经理人数仍与以往相同。与局域网连接的条形码扫描器减少了必需的收银员与存货监管员人数，但营销顾问之多却是前所未有的。在整个经济体中，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科技变化提高了技术需求，从而导致收入不均的加剧，这一假说流传甚广，以至于在各种大会上，经济学家常常不加解释地使用sbtc这一缩写，其意思是“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变化”，仿佛听众都明白其含义一 样。这一假说之所以吸引人，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时间上说得过去：收入不均的加剧，几乎与计算能力及其实践应用的大爆炸同时发生。虽说大型计算机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广泛应用（那是一种庞大的机器，占据一屋的空间，吱呀作响地处理工资单与其他商业数据），但大型计算机对于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方式影响甚微。直到英特尔公司在1971年制造出首个集成电路，即首个电脑芯片，现代信息科技方才大显神威。科技大流行也只是在那时才成为可能。第二，sbtc是一种让经济学家觉得舒服的假说：只与供需有关，不需要论及制度、规范、政治权力之类的事情，那都是社会学家探讨的对象，经济学家很难将其融入经济分析模式。第三，sbtc不把收入不均的加剧归咎于任何人：只是科技通过“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足以证明“科技变化造成了收入不均加剧”的直接证据是少得可怜的。事实是，根本没有能用来衡量科技对市场影响的简单方法。其实，在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上，经济学家基本上是用科技来解释他们无法用其他可度量因素来解释的事，其程序大致如下：首先，假定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科技、国际贸易的发展与移民；其次，估算贸易与移民的影响—这本身是个带有先入为主色彩的过程，但至少我们有贸易量与移民人数的相关数据；最后，这些可度量因素所无法解释的部分则统统归因于科技。也就是说，断言“科技变化是收入不均加剧主因”的经济学家，是以排除法得出了这一结论：他们推论出贸易与移民不足以完全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因此科技必然是罪魁祸首。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移民与国际贸易被经济学家视为收入不均加剧的另外两个主要原因，原则上二者也均应促进了高技能美国人工资的提升，并且同时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 当然，移民本身就是个十分热门的政治议题。1924年《移民法案》禁止了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大举移民，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70年，不到5%的美国成年人是在外国出生的。移民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回升，在1980年之后剧增，其原因仍不太清楚。[4]现在移民占劳动力队伍的15%左右，移民本身应当对总工资产生了一定的压低作用：假如没有移民，竞争美国工作岗位的工人会少得多。 而且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移民大多数来自拉美，除此之外的移民也有许多来自别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意味着不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移民，平均而言要比本土出 生的工人少受很多教育。1/3的移民拥有相当于高中以下的文凭。结果是，大量移民的涌入增加了美国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力，而使教育水平高的工人相对更为稀缺。那么根据供需关系，移民应当压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提升了高技能工人的工资。 但其影响至多只能说是中等程度的。就算根据哈佛大学的乔治·鲍哈斯（georgeborjas）与拉里·卡茨rrykatz）所做的最悲观的主流估算，移民对高中辍学者工资的压低幅度大约只有5%，对高中毕业工人的影响更要小得多，对于教 第 17 部分 育水平高的工人则有小幅的向上影响。别的经济学家甚至还觉得鲍哈斯与卡茨得出的数字过高。 我将在第8章中论述，移民也许以一种较曲折的方式加剧了不平等，即通过使政治权力向富人倾斜。但是，其直接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国际贸易又如何呢？许多国际贸易也许对收入分配影响甚微，甚至毫无影响，例如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汽车及零配件贸易。两国都是高工资国家，占据同一产业上的不同位置，它们彼此输送的产品是以大致相同的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比例生产的，该贸易对两国的工资不均状况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美国与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进行贸易就不同了。孟加拉国主要出口衣服，那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衣工人几乎不需要什么正式教育，所需的资本设备不过是一台缝纫机，而孟加拉国进口的则是飞机、化学制品、电脑等精密产品。 毫无疑问，美国同孟加拉国的贸易，以及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会加剧不平等。设想你买了一条孟加拉国制造的裤子，这条裤子也可在国内制造。在买外国裤子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逼迫那些原可以生产美国制造的裤子为业的工人另觅工作。当然在美国出口时这也成立：当孟加拉国购买一架波音飞机时，制造这架飞机的美国工人就没有必要寻找其他工作。但美国出口所代表的劳动力，与那些在和进口产品竞争的美国产业中工作的劳动力大不一样。我们倾向于出口飞机、超级计算机、好莱坞电影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裤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减少了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毫无疑问，这会拉大低技能者与高技能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促进不平等的加剧。美国与低工资国家，尤其是墨西哥与中国的贸易迅速增长，这意味着在过去十五年里，这一效果在增大。 但真正需要了解的重点是，技术偏向型的科技变化、移民以及国际贸易的增长，至多不过是教育水平不同的工人之间差距拉大的解释因素而已。虽然拉齐尔及许多人声称这就是原因，但技能需求不足以完全解释收入不均的拉大。教育回报确实提高了，但就算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工资的增长也大多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例如，自1973年以来，受过大学教育男性的实际中值收入仅上升了17%。 那是由于收入增长而产生的大部分利益没有为大批薪酬丰厚的工人获得，而是落入了一小群薪酬极其丰厚者的腰包。一般而言 ，得到高额收入的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收益并不代表教育较好的工人整体的收益。ceo与教师一般都有硕士学位，但教师收入自1973年来仅有轻度的增长，而ceo的收入却大涨，在1970年只相当于一般工人的30倍左右，现在已经超过了300倍。 可以发现，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其收入也大都落到了平均水平之下，而一小群人的境况却好得离谱。这一现象大大削弱了技能偏向型科技变化在解释收入不均时的说服力。相反，这一现象支持了另一个论断，即收入不均拉大的主因是制度与规范的变化。制度变化的例子是工会力量的变化，规范变化的例子是，“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工人则不利于士气”这一想法一度曾很流行，现在却已不合时宜。 制度：美国不平等加剧的源头 制度与规范的变化而非晦涩难懂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是收入不均拉大的原因，这一观点在经济学家中日渐得到支持，其原因有二。第一，以制度与规范来解释当今收入不均的加剧，将当前的状况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压缩”联系起来，当时不平等状况大大下降。第二，“制度与规范说”有助于解释“美国例外”的情形：美国不平等加剧的幅度之大，在发达国家中独一无二。 “大压缩”本身，或更准确地说，“大压缩”的持续，很好地说明了，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力量，而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如第3章中所探讨的，“婴儿潮”一代中产阶级美国人的成长环境并不是逐渐自发形成的，而是由“新政”的立法、工会活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资管制在很短的时间里构建的。但战争期间强加的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在战时经济管制结束后仍延续了数十年，这就持续有力地说明了，隐秘的市场力量对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像经济学基本理论所教导的那么强。正如皮凯蒂与赛斯所说的： 战争期间工资差距的缩小可以用战时经济的工资管制来解释，但在工资管制废止之后，高薪人士的工资并未恢复以前的水平，这又如何解释呢？完全以技术变化来解释收入的平均化，与这条证据是存在矛盾的……我们认为，收入不均的这一模式或演化状况提供了进一步的间接证据，证明与收入不均有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规范等非市场机制，也许影响了薪酬的确定。在解释这些“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规范”如何发挥影响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与彼得·特明是两位领头人。他们指出 了一系列制度安排，称之为《底特律条约》—这个名字是《福布斯》杂志起的，用以称呼1949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与通用汽车达成的里程碑式的协议。根据该协议，通用汽车保证uaw成员的工资、医疗和退休福利与生产率同步增长，以此来换取工人的踏实工作。 列维与特明不仅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汽车公司及其雇员之间的那项正式协议，而且借用它指代美国各行各业对该协议的效仿。其他工会以uaw设定的标准为基础提出其谈判要求，从而使包含工资与福利的一揽子协议流行开来，这些协议虽说一般没有华尔特·鲁瑟所赢得的协议那样优厚，但毕竟保证了工人分享改善的果实，甚至工会之外的工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为了对抗工会活动带来的威胁，未建立工会的企业主会向其工人提供与工会成员大体相同的待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的特征是“模式工资”（patternwages）—大工会与公司达成的工资安排为各行各业提供规范。 与此同时，强大的工会对管理层与股东的收入发挥了抑制作用。高管明白，为自己支付高昂的薪水就相当于在招惹工人的麻烦，利润丰厚却不涨薪资的公司则会将劳资关系带入险境。 联邦政府也是《底特律条约》的非正式一方：它以多种方式实施干预，支持工人的谈判立场，发现公司高层收获过度就加以抑制。20世纪60年代工人的生产效率比现在低很多，但依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最低工资却要高得多。当局对劳工法给出有利于工会的解释，被视为有违规行为的大公司及高管还常常受到直接的政治压力。肯尼迪就曾要求一家钢铁公司取消一次提价举动，而该公司刚刚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温和的工资安排。 比较一下今昔的两个标志性公司，就知道《底特律条约》规范的劳工关系与当今有多大的差异。 在战后繁荣期的最后几年，除了受管制的电话垄断公司外，通用汽车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其ceo也相应跻身美国薪酬最高的管理者之列：查尔斯·约翰逊在1969年的工资为79.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30万美元，而这个薪水激起了相当多的议论。通用汽车的普通员工也收入颇丰，1969年汽车行业生产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约为9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万多美元。通用汽车的工人也有极佳的医疗与退休福利，在世人心目中安居中产阶级之列。 沃尔玛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公司，拥有80万雇员。2005年其董事长李 ·斯科特的薪水接近2300万美元。约翰逊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薪水不到斯科特的1/5，但斯科特先生的报酬只激发了很少的议论，因为这对于当今的大公司ceo而言稀松平常。但沃尔玛工人得到的工资却引起了关注，因为即便依照现今的标准那也算是低工资。沃尔玛非管理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8万美元。35年前通用汽车工人的工资，依照通货膨胀调整后，尚是这一数字的2倍多。沃尔玛还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一是其员工中有医疗福利者的比例很低；二是对于如此稀缺的福利，沃尔玛还很吝啬。 皮凯蒂与赛斯、列维与特明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当年的通用汽车与现在的沃尔玛之间的区别代表了美国经济的一般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底特律条约》被废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抑制不平等的制度与规范消失，不平等恢复到“镀金年代”的高水平。换言之，70年代以来收入的大分化基本上是反向的“大压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限制不平等的制度和规范得到建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制度与规范遭到破坏，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制度与规范说”可以连贯地解释中产阶级美国的兴起与衰落。 “制度与规范说”还可以正确预测各国不平等状况变化趋势的差异。不要忘记，科技变化与全球化的力量影响了所有发达国家：欧洲应用信息科技的速度几乎与我们相同，欧洲的廉价服装产自中国的比例与美国不相上下。如果科技与全球化是不平等加剧的驱动力，欧洲就应该经历与美国一般无二的不平等加剧。但从制度与规范的角度看，各发达国家大相径庭。例如，在欧洲，工会依然强劲，谴责过高薪酬、强调工人权利的旧规范并未消失。所以，如果问题的关键是制度，美国不平等的加剧就应是独特的，不同于欧洲的。 根据这样的比较，“制度与规范说”胜出：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最清晰的证据是所得税资料，通过它可以比较各国经济精英所占收入比例的增长速度。这些资料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一场“大压缩”，贫富不均大大缓解。在美国，这一均衡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逆转，而“大压缩”的效果现在已被彻底清除。加拿大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也有一段保守派主宰的时期，这两国都有贫富不均回潮的趋势，但其规模更为有限；而日本和法国自1980年以来，收入不均状况几乎毫无变化。 家庭收入调查也提 供了一些信息，不过其清晰性与连贯性较差。虽说由此得来的图景模糊一些，但美国与英国仍是仅有的两个不平等急速加剧的国家，英国的程度相对较轻，而其余发达国家或是有轻微的加剧，或是根本没有变化。 简言之，根据间接证据判断，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主要源头是制度与规范，而非科技或全球化。制度变化的明显例子是美国工会运动的倾覆，但我所谈论的规范变化指的是什么呢？ 规范与不平等：ceo的离谱高薪 当经济学家谈论规范的变化如何导致不平等加剧时，他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个具体的范例：管理层收入的离谱增长。虽说大公司高管并非不平等加剧唯一的大受益者，但他们常在公众视野中出现，因而成为反映美国经济整体状况的清晰例证。 根据美联储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102家大公司（1940~1990年销售量曾列入前50名的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价值折算，相当于120万美元。这当然不是一笔只够打发穷人的钱，但它只比20世纪30年代ceo的收入高一点儿，而且仅仅是当时整个美国经济体中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40倍。在21世纪初，ceo的年薪平均超过900万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367倍。其他高管的薪酬也大增，只是幅度不如ceo而已：大公司中位列ceo之下的两位高管，在70年代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1倍，而在21世纪初则为169倍。 为理解这种异常的变化，让我们从高管收入决定因素的理想化模型入手。假设每家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而且公司越大，ceo对利润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假设ceo候选人的素质是一望可知的：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美国排名第100位的管理者、谁是第99位，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争夺管理者的竞争，最终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使之才尽其用。这一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个管理者的薪酬都将反映其素质。 这一理论的直接蕴意是，在最高层，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水的巨大区别。其原因是竞争：对一家巨型公司而言，拥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与第11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一理想化的模式暗示，高管的收入是符合其贡献的。而这一理想化的模式还认为，如果今天高管的薪酬远高于一代人时间之前的水平，那一定是出于特定的原因，诸如更激 烈的竞争、更高的股价等，用最佳人选来管理公司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了。 但是，我们一旦不再拘泥于这一理论的理想化前提，便能轻易地明白与上述理论所隐含的情况不同，管理者的薪酬与基本的供需力量的联系远没有那么紧密，而是大大受制于社会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 首先，管理者的素质与这种素质的重要程度都无法明确计量。评估公司领导人的生产效率和计算一个工人一小时垒多少块砖不是一回事，就算考察一家公司的盈利状况，也不足以对该公司高管进行可靠的评估，因为决定利润的许多因素是高管无法控制的。而且 第 18 部分 长期以来，盈利也许只是旁观者眼中的印象：世人曾大多视安然为一个功业非凡的公司；在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期间，豪宅领域的王牌建筑商tollbrothers似乎也是个非常成功的公司。因此，确定高管薪水的问题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甚至从众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司没觉得拥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领导人有多重要：ceo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而公司喜欢从内部拔擢人才，并强调其注重团队合作的品质。相反，在80年代及其后，ceo变成了摇滚明星，与其公司互为表里。公司董事会不像过去那样拣选可靠的内部人士来管理公司，这样做真的更明智吗？抑或是说董事会不过是受惑于名人文化而已？ 其次，就算公司董事会对管理者的素质以及这一素质对盈利状况的重要性有正确的判断，他们最终支付给高管的实际薪酬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公司的做法。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公司界，那些被视为超级管理明星的人很少得到令人咋舌的薪酬。事实上，当时的公司倾向于认为，高管薪酬过高可能会影响团队的士气或是引发劳资纠纷。在这样的氛围中，就算公司董事会确实认定雇用明星经理人是正确的做法，它也无须以畸高的薪水来吸引那些名人。但今天，管理层薪酬动辄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而且现在就算公司董事会并不痴迷于明星管理层的想法，他们最终也会支付高额的薪酬，一是要以此来吸引他们觉得合适的管理者，二是因为公司若不对其ceo慷慨酬劳，就会引发金融市场的疑虑。 最后，就算存在一个对公司管理人才的需求市场，买家到底又是谁呢？谁来决定一位ceo的优劣？为了防止另一家公司猎取自家ceo的企业管理技能，又应该由谁来决定支付这位ceo多少薪水呢？回答显然是，公司董事会聘用薪酬专家来评定ceo的身价，可董事大体是ceo挑选的，薪酬专家几乎总是ceo选定的。也许可以说，这样的情况倾向于高估高管的个人素质，并高估这种个人素质对公司盈亏状况的影响。 这一切都说明，高层收入（包括高管以及类似的其他超高收入者的工资）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态度、政治背景等“软”因素。2004年《不看业绩付薪水》（paywithoutperformance）一书的作者卢西恩·别布丘克（lucianbebchuk）和杰西·弗里德（jessefried），也许是最强烈地表达了这一见解的两个人。别布丘克与弗里德认为，高管 其实是在为自己制定工资，其工资和管理者的素质与人才市场均毫无实际关系。他们指出，限制高管收入的唯一因素是“愤慨约束”，即人们会担心，过高的高管薪酬将在一向沉默的股东、工人、政治家或公众中造成反弹。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就可将高层收入的飙升视为一种社会与经济现象，而不是只局限于经济：高层收入飞升不是因为对人才的需求增加，而是因为各种因素使愤慨之声沉寂。新闻机构不再谴责收入过高的管理者，而是赞颂其商业天分；政治家不再引导公众对公司界的肥佬做平民主义的痛斥，而是曲意逢迎提供竞选捐款的人；工会曾走上街头抗议高额的管理层奖金，但其势力已在工会残破的年月里一蹶不振。 此外，由于最高边际税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70%降到了现在的35%，高管就有了更大的动力来利用其职位谋利：他已能将多得多的超额薪水保留下来。这就造成在收入最高的人中间，收入不均也激烈加剧。 上层收入的上升主要反映了社会与政治变化，而非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一看法让一些人惊呼难以置信，它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相差实在太大了。但这一观点却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支持者：在现代主管薪酬模式最坚定的辩护者中，就有一些人表达了几乎相同的看法。 在谈论那些辩护者之前，让我先来展示他们的一些话，这些话来自于某位曾听过其言谈的人。在电影《华尔街》中，戈登·科克对teldarpaper的股东发表了一段有名的演讲，其部分内容如下： 眼下，在自由市场的时代，当我国是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时，存在一种对股东的责任。卡内基家族、梅隆家族以及那些构建这个伟大工业帝国的人，确立了这一责任，因为那关乎他们的金钱。现如今，管理层在公司中毫无利益……女士们先生们，我的主旨是说，贪婪（我找不到更好的词了）就是好的，贪婪就是对的，贪婪真是呱呱叫！今天看这部电影的人也许不会意识到，奥利弗·斯通借戈登·科克之口所说的话，几乎是直接援引当时研究高管薪酬的权威理论家的论述。1990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与罗切斯特大学的凯文·墨菲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文章，总结了他们对高管薪酬的看法，这些看法当时已经很有影响了。他们宣称，美国商业界的麻烦在于“高管的报酬与业绩几乎毫无关系。美国公司给最重要领导者提供的待遇就像对待官僚。既然这样，如此之多的ceo像官僚一样行事，而不是成为那种 追求价值最大化、能帮助公司巩固国际市场地位的企业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也就是说，贪婪是好的。 那么当时公司为何不将报酬与业绩挂钩呢？因为有社会与政治上的压力： 董事会为何不将收入与业绩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评论者提出了许多种解释，但我们所看到的分析几乎都忽视了一个强大的因素—高管薪酬公开所导致的成本。有了政府的披露规则，高管收入必然会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引人注目的话题。披露的好处显而易见：披露可以防止经理与“被俘获”的董事沆瀣一气，“大肆掠夺”。但对于披露的成本，人们就没有那么多了解了，而其成本也许远高于好处。管理劳动合同并不是雇主与雇员间的私事。在订约过程中，一些第三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一些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公司内外运作，影响管理层的薪酬。而且，握有薪酬决定权的并不是股东，而通常是由外部董事组成的薪酬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股东选出来的，却并不完全遵行他们的旨意。如果外部董事别有一套为其特殊利益服务的方案，公开披露“老板挣多少”会成为他们的武器。一旦工资问题引发群情激奋，薪酬委员会通常的反应是或明或暗地限制ceo的薪酬。换言之，詹森与墨菲认为，表现为“愤慨约束”的社会规范在压低高管的收入，而在他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高管收入依当今的标准来看仍然较低。显然他们将之视为坏事，而非好事。他们给“被俘获的”、“大肆掠夺”加上引号，把对高管监守自盗的担忧视为杞人忧天。但他们默认的影响主管薪酬变化的因素，与批评高薪酬的人认为的并无二致。他们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虽然公司规模大增，但高管的实际薪酬反而下降了。他们断言，其原因就是公众压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是社会与政治考虑而非纯粹的经济力量导致劳工与老板的收入差距在战后急剧缩小。 现在如有人认为高额薪酬是一种有益体系的组成部分，可以激励高管尽职尽责，那就相当于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财富》杂志2001年的一篇文章《ceo收入大掠夺》就一针见血地嘲讽：“你也许觉得事情会是这样，股价停滞不前，所以不应奖赏ceo。但实情却刚好相反，股价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另找一些理由来奖赏ceo。”该文还引述了詹森的话，他多少有些悔意：“基本上我一直在担心这些家伙得到的报酬不够，但现在就连我也困惑了。”但无所谓：倡导贪婪的信条在大行其道，推动社会与政治规范的变化。在一代人之前会成为头版 新闻、点燃人们怒火的高薪，现在几乎无人在意。 意料之中的是，在未经历类似规范与制度变化的欧洲国家，高管薪酬远远落在后面。英国bp公司ceo的工资不到雪佛兰ceo的一半，而雪佛兰的规模只有bp的一半，只因雪佛兰设在美国。正如一位欧洲薪酬顾问所说的：“羞耻因素在美国不起作用。在欧洲，对社会影响的担心更多。” 公允地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飙升的经济精英并不只有ceo。长期以来，有一些经济学家称，一些特定的科技变化，例如大众传媒的兴起，可能使表面上资历相同的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薪资差距。大众传媒的兴起也许的确可以解释各种各样的名人为何比过去收入大增。也可以论证说，科技或许有助于以一种模糊的方式解释，律师与其他专业人士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何拉大了：也许传真机与互联网使那些“能人”承担了更多需要过人本领的工作，而才干较低的专业人士只有去做重复性的苦活。尽管如此，ceo薪资的例子还是表明，制度与规范的变化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跨国比较显示，制度而非科技才是过去30年变化的关键。 工会衰败的根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规范与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其变化方式容许甚至刺激不平等的加剧。但是规范与制度的变化源自何处呢？答案似乎是政治。 以工会的命运为例。工会曾是平抑收入不均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能直接提高其成员的工资，并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模式的工资安排反映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这种安排一直使低薪工人的工资增长更多。工会的衰落结束了这种平抑效果，而工会为何衰落？ 常见的回答是，工会衰落是劳动力结构变化的结果。这一观点认为，制造业曾是美国经济的主宰，而最强大的工会也出现在制造业，比如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钢铁工人工会。现在的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一是因为科技变化，二是因为我们在进口大量的制造品。所以，工会衰落的原因一定是去工业化。 但事实证明，原因并非如此。制造业的重要性是下降了，但工会成员减少的主因是制造业内部工人参与率的剧降，从1973年的39%下降到2005年的13%，而且并没有什么经济法则规定缔结工会仅局限于制造业。相反，与制造业公司相比，像沃尔玛这样不受外来竞争影响的公司会成为缔结工会的更好对象。想想看，这将如何改变美国经济的 面貌：如果沃尔玛的雇员组成工会，可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福利，零售价会有轻微上升，但这个零售业巨头不会破产，而且会有几十万人步入美国中产阶级之列。如果能设想一下这样的事情扩展到其他零售业大公司，最好是整个零售业之中，那么你就能多少理解罗斯福任内的“大压缩”是如何发生的了。 那么沃尔玛为何未建工会呢？宽泛地说，工会运动为何在制造业中失利，而又未能在兴起的服务业中赢得会员呢？答案简单却残酷：20世纪60年代似乎与工会运动达成了和解的商业利益集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工会发动反击。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温文尔雅的劝服，而是真刀真枪的手段，例如，试图组织或支持工会活动的工人就常常遭到非法解雇。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投票支持工会的工人中，至少有1/20遭到非法解雇，一些估计甚至认为是1/8。 美国工会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崩溃，并不见于任何别的西方国家。表7–1展示了美国与加拿大的鲜明反差。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劳动力的工会参与率仅比加拿大高一点儿，甚至相当。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工会几乎被踢出了私人领域，而加拿大的工会运动仍基本毫发无伤。差别显然在于政治：美国的政治气氛变得不利于工会，而加拿大则没有。 我在第6章叙述过，反工会主义是戈德华特得势的核心原因，对工会的抵制则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商业根基得以巩固的关键。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拥有了足够的政治势力，遂使商业界有了与工会对决的勇气。 表7–1薪资工人参加工会的百分比（%） 美国 加拿大 1960年 30.4 32.3 1999年 13.5 32.6 资料来源：davidcard,thomaslemieux与w.craigriddell,unionizationandparitivestudyoftheu.s.,theu.k.,andcanada(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no.9473,jan.2003). 里根当政后，反 工会运动有了最高层的政治支持，得到了援助与鼓动。里根对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镇压是对各行各业的工会发出全面进攻的信号。工会曾是抑制贫富不均的强大力量，从最宽泛的意义而言，工会的败退是政治性的。那是一场在政府内部以及整个美国社会动用权力的演习。 因此，要了解“大分化”，我们就需要了解，保守主义运动何以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如此强大的因素。 [4]1965年对移民法的修订使家庭重聚成为移民政策的核心目标，其工作重点不再是限制移民，而主要是涉及西欧。但研究墨西哥移民的经济学家发现，即便在1965年之前，壁垒也是比较少的。 08政治大阴谋 党派分裂 共和党的激进化 大阴谋 金钱收买了政 第 19 部分 党 从1994年到克林顿卸任，整整六年时间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身为民主党的总统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现在人们大多记得1998年上演的弹劾事件，但1995年的政府瘫痪事件关系国家大事而非个人举止，其意义更深。那是不同的政府观念与社会理想之间的一场公开较量。 此事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试图强行通过一项方案，该方案将大大削减联邦医疗保险的资金，并且同样重要的是，它将对健康老人采取一项激励措施，鼓动其退出联邦医疗保险，这不仅将破坏该制度的普遍性，还会动摇其资金基础。其实金里奇是想要将联邦医疗保险缓缓扼杀。 金里奇掌握的票数足以使国会通过他的方案，但他没有足够的票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于是他拒绝给予联邦政府所赖以运转的资金，希望以此迫使克林顿就范。 当然，联邦政府的瘫痪并不是指所有联邦政府的办公室都真的关门上锁了。约一半的联邦职员仍留在岗位上，最重要的服务运转如常。但此事的粗鲁仍令人吃惊：为了推倒美国福利国家的一根支柱，共和党人不惜冒使政府失灵、脱轨的风险，与之拼死相抗。 结果是，金里奇不仅误判了克林顿，而且误判了选民。克林顿寸步不让。公众把僵局归咎于金里奇，而非克林顿政府，于是共和党人最终退却。所以，将三年后克林顿的弹劾案理解为金里奇的报复举动是最为妥当的，否则就会显得很怪异。1995年的瘫痪事件证明美国政治的党派对立已是何等严重，而且与克林顿的弹劾案不同，从1995年的对抗中可以看出，两党争夺的到底是什么。 许多政界与媒体界人物都染上了一种病，一些自由派称之为“布劳德主义”（broderism），这种病使他们哀叹两党合作时代的逝去，但其口气又像是说，当前的政治家之所以不能和睦相处，乃是因为某些神秘的性格缺陷。毫无疑问，美国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有严重的性格缺陷：克林顿有他的问题，但金里奇一面谴责克林顿的背德行为，一面继续维持与一位下属的暧昧关系，像这样既夸夸其谈又惺惺作态的人在政客中也属罕见。政治变得这般刀枪相见、倾轧不绝，原因不在个性，而在政策。 两党共治的融洽时代并不反映上一代政治家谦恭温良的性格，相反，它反映了在一个两党对基本问题分歧不大的时代，政治冲突所具有的柔和性质。1948年选举后，共和党认定“新政”的成就不可 逆转，也就放弃了逆转的打算，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实现了一场革命的民主党则安心地推行一场渐进式的改革。其结果是党派纷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沉寂。那个时代结束后，针锋相对的党派倾轧重新抬头，当时共和党也再度转变思路。现在两党间的恨意之所以如此深重，其原因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共和党恢复了原形。反对向富人征税，反对给予穷人与中产阶级福利，并甘愿付出一切代价推进这项计划，再度成为共和党的核心特征。 理解了党派分裂的性质，并不等于理解了党派分裂的原因。事实上，共和党的大步右转，令人产生两个深深的困惑：第一，在那个时代，贫富不均在快速加剧，而对富人征税以便为中下阶层提供福利的做法本应更得人心，而不是失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两大政党之一何以能发动一场意在瓦解福利国家的讨伐运动呢？第二，共和党的经济方案是反平民主义的，它为何反而能赢得如此之多的选举？ 在本章中，我将努力解答第一个困惑，第二个困惑留待下章探讨。但在此之前，先让我谈谈人们通常会提的一个反对意见。那种说法就是，不管两党嘴上说什么，其行事总是大同小异。 党派分裂 2000年竞选期间，拉尔夫·纳德（ralphnader）嘲笑说，两大党的政客都是“民主共和党人”，不分彼此，都是金钱利益集团的代表。但即便在那次选举中，当小布什设法让媒体把他描述成一位温和人物时，美国人大都不予认同，从这一点来看，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两党的确是差别很大的。不过，公众对两党的印象，不一定就很好地反映了他们实际的做法。两党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纳德最早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两党的确如他所言，区别不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党也在许多方面界线模糊：肯尼迪减税，尼克松增税，在重大立法的表决中，常常有来自双方的、明显跨越党派界线的投票。例如，建立联邦医疗保险与公共医疗补助制度的“1965年法案”就得到了共和党的重要支持，而有相当大的抵制来自民主党。在参议院的终局投票中，70名共和党人投“是”，而47名民主党人投“否”。但那是个不同的政治时代。 要明白变化有多大，且看党派差异的一个易于衡量的表征：税收政策，尤其是对富人的税收政策。里根、克林顿与小布什均以税收政策的重大调整开始各自的任期。里根与布什给富人减税，克林顿则对其增税。 具体而言，里根上任之初即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以及公司所得税的实际税率。这两项措施均带给高收入家庭超乎寻常的巨大好处，因为他们的所得税起始税率要高得多，也是股票的主要拥有者，而公司税的下调有利于股价上涨。克林顿则提高了最富人群的所得税税率，又取消了联邦医疗保险工薪税的上限。这一举措主要打击的是精英群体，他们正是里根减税的首要受益者。小布什于2001年和2003年两度减税。2003年伊拉克战争出现了短暂的胜利幻象，小布什便加以利用，使减税方案获得通过。第一次减税大大降低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并逐步取消了仅由富人承担的房地产遗产税，第二次则削减了股息税与资本增值税，也主要让收入最高的美国人获益。 表8–1显示了特定年份里最富的1%人口（目前相当于年收入约42.5万美元以上的人）支付的实际税率，即其纳税占其收入的百分比。不出所料，富人在里根与小布什任期内获利巨大，而在克林顿任期内损失惨重（在里根与克林顿执政期间，税收政策最初的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所逆转，因为这两位总统都被迫应付反对党控制的国会，但基本论点依然成立）。 表8–1对1%最富者征收的平均联邦税税率（%） 1980年 34.6 1982年 27.7 1992年 30.6 1994年 35.8 2000年 33.0 2004年 31.1 资料来源：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historicalfederaleffectivetaxrates”, 这些税收政策变化的投票表决大都反映了大致的党派界线。1993年克林顿与戈尔的增税方案获众议院通过时，共和党无人支持；2003年布什的减税方案获参议院通过时，只有1名共和党人投票反对、7名民主党人支持。2005年的《维护美国安全的汽油法案》基本上是对石油公司的一系列税收优惠，该法案仅以一票多数获得通过，而只有13名共和党人投否决票，民主党无人支持。 开支问题上的投票记录也许没有如此一目了然，但其原因不过是两党推行各自 开支方案的能力较弱。 里根起先试图大大削减社会保障开支，但因议员与公众群起反对而作罢。不过，里根的确设法通过了一些新法规，削减了救济食品券福利、“残障儿童家庭补助”与失业保险。克林顿曾试图推行某种形式的全民医疗保险，虽引起很大关注，最终却彻底失败。不过在他主持下，工作所得税抵免有大幅的增加，这提高了低薪工人的收入。 共和党人在1994年的选举中夺得国会控制权，然后他们就试图破坏联邦医疗保险的资金基础—此事前文有述。他们失败了，而小布什反而促成了联邦医疗保险的大幅扩张，将其覆盖面拓展到了处方药。但这明显是种政治烟幕弹，并且新方案的设计有利于医药公司利益集团。布什的《联邦医疗保险法案》给予“联邦医疗保险报销”方案高额补贴，而该方案的实施是靠私营的中间人来代缴税款，这样，小布什的法案就朝金里奇将联邦医疗保险私有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2005年，小布什试图将社会保障部分私有化，并削减已承诺的未来福利。他的计划一旦实施，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在几十年内消亡。但与里根缩减社会保障的计划一样，小布什的企图也很快失败了。 所以，两党的区别并非幻象。共和党人对富人减税，并试图削减政府福利、破坏福利国家；民主党人对富人征税，并试图扩大政府福利、强化福利国家。 而公众也已察觉到这一变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认为两党有明显差别的选民与否认的选民大体相当。但到2004年，76%的美国人觉得两党有明显差别，而1972年仅有46%。 共和党的激进化 总统宣布：“美国实施全面医疗保险的时机已到。让我们马上行动起来，保障所有美国人都有财力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是比尔·克林顿在说话吗？不，是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1974年提议的“全面医疗保险方案”，与今天约翰·爱德华兹等自由派民主党人提出的方案十分相似。但这个法案寿命不长，因为尼克松很快就受困于“水门”事件。 现代的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有时说，尼克松的治国风格犹如自由派，语气中充满不屑。不错，就经济与环境政策而言，至少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的确如此。除提议全民医疗保险之外，尼克松还力促建立有保障的最低收入制。在税收方面，尼克松于1969年促成了一次增税，包括建立矫正性最低税制，以打击那些借财务手段避税的美国富人。同时，他又通过了《清洁空 气法》，并向国会提议了数十项环保措施。环保署的一些资深人士对我说，尼克松时期是个黄金时代。 简而言之，尼克松是个过渡性人物。虽然他也使用了很多保守主义运动惯用的政治手段，但他是个务实派，不像许多共和党人是意识形态理论家。尼克松下台之后，共和党的特征迅速变化。1984年，《华盛顿邮报》的托马斯·埃德萨尔（thomasedsall）发表《新不平等政治》一文，对美国政界已在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十分深刻、有先见之明的分析。他分析的核心问题便是共和党的蜕变与激进化，在他看来这一变化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公司游说团体；尊奉一系列保守派社会与文化价值观的右翼意识形态组织；“阳光地带”的企业利益集团，尤其是独立的石油公司；一些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或“冷战”知识分子，在防务与对外政策上立场强硬，有的虽名义上属于民主党，其实却为共和党的政治与政策提供支持；鼓吹激烈变革税制、将税收优惠向公司与富人倾斜的经济学家—上述旧日里相互敌视、猜忌的群体一致发现可以将共和党视为共同阵地来组建一个联盟。换言之，保守主义运动已接管了共和党。 里根是第一个当上总统的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在里根的心腹幕僚中，曾经被艾森豪威尔所说的“一小撮人”持有的观点成为主流意识。里根的预算主管戴维·斯托克曼认为，社会保障是一种“密室社会主义”（closetsocialism）；一些相信减税能增加财政收入的供应学派信徒，在财政部与其他政府部门中占据要职。里根还竭尽所能地逆转尼克松的环保成就，大幅削减环保署的预算，破坏其执行活动。他的首任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jameswatt）是个狂热的反环保分子，与宗教右派过从甚密，正是那些人把用于采煤业的公用地面积增加了4倍。瓦特曾得意地说，他手下有“一个黑人、一个女人、两个犹太人和一个瘸子”，并为此声名狼藉，被迫辞职。 不过，里根在强行实施保守主义运动的方案时，还是受到政治现实的牵制。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众议院均为民主党人控制。尽管在他任期的最后两年，共和党人占据着参议院的多数，但许多共和党参议员仍是艾森豪威尔式的温和派。这样的政治现实迫使里根收敛他的政策。例如，虽然他的心腹幕僚想大幅削减社会保障福利，但他最终不得不以一次增税来维持社会保障计划的资金。 但在里根之后，共和党就彻底激进化了 。看看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的2004年纲领，那才真的是揭示了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全国性纲领至少还要保持一副温和的外表，但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才算实打实的共和党人。该纲领呼吁撤除一系列联邦机构：“包括（并不限于）烟酒枪械管理局、卫生总署、环保署、能源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教育部、商务部、劳工部。”该纲领还呼吁将社会保障体制私有化，取消最低工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其实是想将“新政”全盘撤销。 事实上，保守主义运动分子还有更大的图谋。他们发起一场取消遗产税的运动，就反映了这样的心思。房地产遗产税是种古老的制度，其现代形式始于1916年。它是累进性最高的联邦税，也就是说，是最让富人承担过度税负的税种。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小布什减税之前，在死去的人中，只有2%拥有大到需要缴税的地产。从收入的角度看，房地产遗产税的将近2/3是由1%最富的人支付的，而其96%是由最富 第 20 部分 的10%支付的。 由于只有一小群选民支付房地产遗产税，而该税帮助维持的政府项目却使许多选民受益，读者想必认为，任何想要取悦中间选民或代表性选民的政党，都会倾向于对房地产遗产税维持原状。事实上这也是共和党延续70年的做法：在近年来的举动之前，共和党上一次严肃地试图取消房地产遗产税，还是1925~1926年的事情，不过那次努力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连一些共和党人也反对取消。在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再次把取消房地产遗产税树立为要务之一。在2001年小布什的减税措施中，也有一项逐步废除房地产遗产税的计划，即逐步降低税率、减免税收的做法，最终在2010年完全取消该税。换言之，在对富人减税一事上，今天的共和党甘愿比20世纪20年代“长镀金年代”晚期的共和党走得更远。 一些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直言不讳：他们就是要让时光倒流。人称减税运动“陆军元帅”的反税鼓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norquist），就有如下的名言：“我的目标就是在25年里把政府切掉一半，使它变小，这样我们就能把它淹死在浴缸里。”不过，与这句最有名的话相比，他的另一句话揭示了更多的东西：他想把美国带回到“麦金利时代—保护主义除外”，回到“社会主义者夺权，即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前的美国，所得税、遗产税、管制，这一切统统取消”。 所以说，现代共和党已经落入激进分子的手中，这些人想回到20世纪之前。民主党并未发生如此严重的激进化，因而右翼接管共和党是当前党派严峻对立的主因。但仍有一个疑问：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究竟如何夺取并巩固了美国两大政党之一的控制权？ 大阴谋 保守主义运动牢牢把持共和党的本质，可以一言蔽之：弗吉尼亚有个右翼的大阴谋。也就是说，有一组环环相扣的机构，其最高指挥者是一小群人，他们奖赏忠诚人士，惩罚异议分子。这些机构向顺服的政客提供胜选所需的资源。他们若是失败，还可得到避风港，而在离职之后，还有收入丰厚的工作机会。他们确保遵行党派路线的政客得到正面的新闻报道，并骚扰、毁谤反对者。他们还维持一支党派知识分子与活动者的大军，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右翼智库虽远非“大阴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们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窗口，使我们得以窥视这一阴谋的运作。以下便是现代智库生活的一些场景。 例一，保守派经济学家、里根政府老臣布鲁斯·巴特利特（brucebartlett）在全国计划分析中心（ncpa）工作。该智库的特长是鼓吹私有化，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的有12家基金会，包括城堡石（castlerock）、埃尔哈特（earhart）、jm、科克、布拉德利（bradley）、斯凯夫与奥林（olin）等。巴特利特对小布什的政策感到心灰意冷，遂写了《冒牌者》（impostor）一书，指责小布什是个冒牌的保守派。他很快就被解雇，失去了在该智库中的职位。 例二，强硬的保守派、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里克·桑托伦（ricksantorum）。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个相对温和的州，他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被扫地出门，不过很快就有了新工作，出任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eppc）“美国之敌”项目的主任。该组织自称其使命是“阐明并强化犹太教与基督教道德传统之间的纽带，以及有关内外政策议题的公共辩论”。eppc得到八家基金会的捐款支持：城堡石、埃尔哈特、科克、布拉德利、史密斯·理查森、奥林以及斯凯夫旗下的基金会。 例三，美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心（ncppr）是个致力于“为当今的公共政策问题提供自由市场解决方案”的智库—近年来这一活动主要是质疑全球变暖。ncppr在2004年上了新闻，当时有人发现它帮助共和党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abramoff）洗钱：ncppr向一个虚假的直邮公司汇了100万美元，该公司和阿布拉莫夫是同一个地址。为什么是ncppr呢？从1982年成立时起，ncppr的主任一直是艾米·莫里茨·赖德诺尔（amymoritzridenour）。1981年阿布拉莫夫当选“大学共和党人”主席时，赖德诺尔是他的伙伴。赖德诺尔的丈夫也领取薪水，两人都拿六位数的工资。ncppr得到城堡石、埃尔哈特、斯凯夫、布拉德利与奥林的资助。 像右翼智库这样的光景，在左派中是绝对没有的。《华盛顿邮报》有个固定栏目“智库城”，该栏目“发表十一家杰出智库提交的专栏文章”。有幸入选的十一家智库中，有五家是保守主义运动组织：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卡托研究所、遗产基金会、曼哈顿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只有美国发展中心（cap）一家可视为真正的进步组织，而且是在2003年才创建的。其他一些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虽常被称为“自由派”，其实大体是 中间派组织，没有固定的政策路线。除美国发展中心外，还有一些进步主义智库是政策辩论中的重要角色，如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经济政策研究所等。但按财力与人力比较，这些组织是小鱼，保守主义运动的智库是巨鲸。 20世纪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智库的勃兴意味着，从属于该运动的知识分子现在只需奉扬一定的观点，就可以过得很不错了。这是有代价的，正如巴特利特发现的，他们想要的是忠心的僚属，而不是独立的思想家，但许多人觉得这是笔划算的买卖。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智库是由富裕家族组建的一小群基金会凭空召唤出来的。较大的基金会，尤其是遗产基金会与美国企业研究所，也得到了公司的大笔资助。 新闻界也有类似于保守主义智库网络的东西。和保守主义运动的智库一样，《国家杂志》（nationaljournal）、《公共利益》、《美国旁观者》等刊物也是在右翼基金会的大力扶助下创办的—基本上就是那些扶植智库的基金会。还有一些支持保守主义运动的报纸：《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长期以来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被文鲜明（sunmyungmoon）的“统一教”所控制的《华盛顿时报》，事实上已成为小布什政府的传声筒。当然还有《福克斯新闻》，其口号“公允平衡”颇有一丝奥威尔小说的意味。 最后，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有游说者与政客结成的纽带。表面上多种多样的公司游说团体，就像表面上多种多样的保守主义智库一样，掩盖了该运动的集权本质。在里克·桑托伦参议员于2006年竞选失败、被迫另谋一份迎战“美国之敌”的新职位之前，每周二都会和20多名顶级游说者开会。尼古拉斯·孔费索雷（nichsconfessore）在2003年如此描述这些会议： 参会的游说者每周传阅一份空缺的职位表，然后讨论支持哪些人。桑托伦的职责是确保每份工作都给忠诚的共和党人，例如一位参议员的幕僚长、一位白宫高级顾问，或已证明忠实可靠的另一位游说者。桑托伦选定一名候选人后，参会的游说者会确保别人知道谁是共和党领导层青睐的人。桑托伦的每周例会，以及众议院多数党党督罗伊·布伦特（royblunt）主持的类似会议，都是“k街战略”登峰造极的形式。“k街战略”是诺奎斯特与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dy）制订的一项计划，即将民主党人逐出游说团体，把这些职位授予忠诚的 共和党人。这一战略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共和党得到公司捐款的大头，扼杀民主党的财源。他们还通过直接施压来促成这一目标。1995年迪莱汇编了一个单子，列出了400家最大的政治筹款委员会，以及其给予两党的资金数额与分配比例。然后迪莱把“不友好”的游说者叫到办公室，加以斥责。“你要想参与我们的革命，就得遵守我们的规则。”他对《华盛顿邮报》说。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夺取游说团体的控制权也有利于维持共和党的内部忠诚，因为这样就有了大量可施恩赏赐的职位，用以酬劳那些遵行党派路线的人，而这些职位可真是大肥缺。 保守主义运动的各种机制为共和党政治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促使其采取严重偏右的立场。这不仅关系到竞选捐款，而且关系到个人的经济前景。公众强烈认为，联邦医疗保险机构应当利用其谈判力来压低药价，但2001~2004年的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脱离民主党转投共和党的众议员比利·陶津（billytauzin）却推动通过了一项联邦医疗保险法案，其中明文规定禁止协商价格。随后陶津就出任制药业最大游说团体的首脑，据传有七位数的薪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看来，桑托伦明显右得太过火了，但在竞选失败后，他毫不费力地谋到了一份智库的亮丽职位，而罗德岛的温和派共和党人林肯·查菲虽在同一年失去参议院席位，却只能将就着在布朗大学教一年书。 林肯·查菲的败选让我想到保守主义运动机构对共和党的另一种控制术：他们不光支持听话的共和党政客，还惩罚那些不听话的。查菲在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卑劣阻击。他的对手史蒂夫·拉菲（stevffey）从“增长俱乐部”得到了1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支持，该组织的专长就是教训那些对减税不够热心的共和党人。2001年，时任该俱乐部主席的斯蒂文·穆尔（stephenmoore）宣称：“我们希望被视为减税的执行员。”该俱乐部对于逼走查菲寄予厚望：两年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初选中，“增长俱乐部”资助的一名候选人几乎击败了另一位相对温和的共和党人阿伦·斯佩克特（arlenspecter）参议员。而这些阻击是有威慑力的，正如一位共和党议员在2001年说的：“看看共和党人统统投票支持布什的减税方案，你就会明白，他们是很小心谨慎的，他们可不想让史蒂夫·穆尔在自己的选区招募候选人。” 斯佩克特首次当选参议员是在1980年，这使他成为旧时 代的遗物—那时共和党还是能给温和派留一席之地的。 但较年轻的共和党政治家基本上是在一个为保守主义运动所决定的政党中长大的。极右派早在1972年就接管了“大学共和党人”，而那年当选该组织主席的不是旁人，正是卡尔·罗夫。桑托伦、诺奎斯特、拉尔夫·里德（ralphreed）与阿布拉莫夫也均是“大学共和党人”校友中的名人。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主宰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这意味着议员候选人是由他们招募的；势所必然的是，他们选的人都与自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国会中仅存的一些共和党温和派，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在里根上台之前进入国会的，或者至少是在1994年的选举之前，那次选举锁定了金里奇这派共和党人的主宰地位。 最后一点，保守主义运动的机制确保共和党一以贯之地追求不变的目标，而民主党则绝无这样的连续性。吉米·卡特想制定一套国家能源政策，以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最终只是想想而已；没有人觉得比尔·克林顿会捡起吉米·卡特撂下的挑子。罗纳德·里根想大幅削减社会保障福利却没有成功，保守主义运动仅视之为一场战术性挫折。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此文现在已很有名，卡托研究所与遗产基金会的分析员呼吁采取“列宁式战略”来破坏民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主张“在政治上准备阵地，以使过去18个月里的惨败不再重演”。小布什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的图谋依据的就是这项战略，而且除非保守主义运动最终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义那样被彻底击败，将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图谋。 金钱收买了政党 党派裂痕不断深化的机理很明显。针锋相对的党派对立之所以成为通常现象，是因为共和党人右转了。而共和党之所以右转，是因为它被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接管了。但终极的原因在哪里，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讨厌税收的富裕家庭、痛恨监管的公司利益集团、认为福利国家非法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存在，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群体处于边缘状态，被两党当成怪人对待。是什么把他们变成了足以改造美国政治的强大力量呢？ 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如果他们还会费心去想自己为什么得势的话）视此为一个好理念战胜坏理念的故事。这个故事大致如下。“大萧条”和左派的宣传误使人们相信，需要有个大政府来保护自己，而大政府的机制后来就凭借自身的力量越来越巩固了。但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里根等勇士的教导之下，共和党人逐渐 明白了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党派分歧之所以还存在，不过是因为一些人依然执迷不悟。 这样来叙述政治的变化，就像是一部英雄史诗，另一个极端的说法是，贫富不均的加剧是保守主义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有些机械论的味道，正如我在第1章中说明的，我是带着这样的观点动笔写本书的。这一观点的大意是：金钱能买到势力，而由于科技变化等加剧贫富不均的因素，最富的一小群美国人越来越富，最后甚至有了充足的金钱来收买一个政党 第 21 部分 。根据这一观点，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是贫富不均加剧的副产品。 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富不均的急速加剧改造了美国政治，显然要比将一切归因于几个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更说得过去。但所谓收入的日趋集中强化了经济精英的力量，并推动共和党的右转，这个假说会遭遇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时间。共和党开始剧烈右转的时候，还根本没有收入不平等拉大的迹象，那是后来的事情。里根获提名是在1980年，而在那一年，富人与普通美国人之间的差距根本没有超过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水平。国会中的政治变化始自1976年和1978年的选举。正如埃兹尔指出的，“年轻的、以意识形态为念的共和党参议员中的中坚分子”从1975年的4人增加到1979年的11人，众议院中也有相应的变化。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大学共和党人”的接管还要更早—卡尔·罗夫1972年就当选主席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关键机构也大体创立在同一时间。例如，遗产基金会成立于1971年。“商业圆桌会”组成于1972年—该机构将几个组织涣散的团体合并为一个强大的、奉行亲公司政见的游说集团，最终成为桑托伦“k街战略”的基础。之后不久，美国商会也再度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游说势力。 除此之外，还有我在第7章中列出的证据，即制度与规范的变化是不平等拉大的主要原因，而制度与规范的这些变化是因政治变化导致的。如此一来，认为贫富不均推动共和党右转的机械论观点就基本上说不过去了。也许随着收入的日益集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捐款者有能力为其看中的政客大把撒钱，随着这些人财力的日增，共和党的右转趋势得到了强化，但这一过程的推进必定还有别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些“别的原因”就是第6章和第7章所述的各种力量的集聚。简单复述一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者”，即聚集在《国家评论》杂志周围的一小群持精英统治论的人，通过与其他派别合并，发展成了一股实力不俗的运动。这些派别的人都对战后温和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感到不满。狂热的反共分子在保守主义运动中发现了志趣相投的盟友，他们抱有同样的担忧；一想到别人拿福利就愤愤不平的人发现，这个运动可以用体面的政治方式表达他们的怨恨；要应付工会而怒火腾腾的商人发现，这个运动可以把他们的愤怒转化为有影响力的政治行动。 这些力量聚合在一起足以让戈德华特获得提名，但提名之所以成功，不 过是因变起突然，令共和党上层猝不及防而已，戈德华特也在竞选中遭遇惨败。但保守主义运动继续向前，并吸取教训。在里根教导下，该运动学会了如何用民粹主义的言辞来包装精英统治论的经济理念。尼克松虽不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但他演示了如何利用美国的阴暗面—族群与社会怨恨、对国内外安全的忧虑，以及种族问题这个重中之重—来赢得选举。 最后这些因素至关重要。它们使极右的主张不再停留于无用的抗议，而是转变为制胜的战略，从而赢得了大笔的资金，并建立了保守主义运动的机制，即今天我们所知的“右翼大阴谋”。 不过，本章前文述及的第二个困惑又随之而来。收入不均的加剧本应让福利国家更受欢迎，在这个时候，那些鼓吹缩小福利国家、实施累退税制的人为何能赢得选举呢？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09黑暗的选举 虚伪的政治 共和党胜利的秘密 邪恶帝国 宗教与道德对政治的影响 工人和移民对选举的影响 造假：黑暗的选举政治 美国走错了方向 选民并不只是基于自身利益投票—其实一位彻底自私的选民根本不会去投票，因为前往投票处的成本超过了单个人的投票对其自身福利可能产生的影响。一些人也许原则性地投票反对“大政府”，即便政府项目对他们来说或许利大于弊；还有一些人会支持慷慨的政府项目，虽说他们根本用不着。但我们仍会觉得，选民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事实也的确如此：与身处收入分配顶端的1/3选民相比，底层的1/3选民明显更支持增加政府开支、政府工作计划，如此等等。因为“大政府”，即福利国家，有两种功用：第一，它是一种保障形式，保护人们免遭一些生活的风险，让他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不会在晚年忍饥挨饿，而且如果年龄超过65岁，就不用担心没钱动手术；第二，它大体上将收入向下层重新分配。 例如，可以想想联邦医疗保险的效果。联邦医疗保险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保险，它能让人安心—就算有些人支付到体系中的税收和保险费最后超过了自己获得的福利也会觉得安心。不少60岁左右的美国人会觉得，一定要努力坚持，活到能拿联邦医疗保险的年纪。他们勉为其难地支付高额的保险费，惶惶不安地过活，企盼不要生大病，直到最终迎来神奇的65 第 22 部分 所述的，杜鲁门的提议因遭遇两个重要群体—美国医学会与南方白人的反对而失败。由于收入低，南方白人本可从该计划中得益，但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医院向各种族平等开放，于是加以抵制。 在美国各州之间进行一番比较，也能看到种族对福利国家支持度的影响。艾莱斯那、格莱泽、萨塞尔多特证明，一州的种族构成与其政策关系密切：一般而言，一州人口中的黑人比例越高，其人均社会开支就越低。这一状况也许部分是因为，虽说有大批黑人北移，地区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但与美国其他地方相比，南方各州的黑人仍然较多，也较贫穷。但这并不是全部，就算把收入水平差距考虑进来，上述关联依然存在。 为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比较一下马萨诸塞州与弗吉尼亚州的政治与政策。两州的人均收入与中值收入大体相同，也就是说，两州的收入水平类似，收入集中在富人手中的程度也差别不大，但两州的政治迥异：马萨诸塞州以自由主义闻名，弗吉尼亚州长期以来都十分保守（现在情况也许有变，但弗吉尼亚州的“蓝化”是很晚近的现象）。在别的旧邦联州与其在经济上相仿的北方州之间，也可进行类似的一一比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较南的、黑人较多的州较保守。差异在于种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推论。 但“新政”联盟包括了南方，其原因已在第4章中论及。这关乎简单的私利：南方一向贫穷，能从福利国家中获得超额好处。这也关乎历史：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共和党仍是林肯的党。还有一点是，北方自由派最初愿意与魔鬼立约，以接受“吉姆·克劳法”为权宜之计，换取南方支持总的福利国家方案。 但最终，南方白人与民主党自由派之间的联盟，却因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破裂了。这一过程始自戈德华特，他奉行强烈维护州权的立场，反对1964年《民权法》。戈德华特在1964年选举中赢得的州，除亚利桑那州外，都位于南方。1968年，大多数南方州支持乔治·华莱士，但尼克松在几个“边界州”折桂。到了1980年，里根可以几乎不加掩饰地迎合支持种族隔离主义的情绪，赢得南方州，而民主党人的形象与民权及纠正族群歧视的举措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南方的国会代表为何过了那么久才转向共和党，才是真正令人迷惑的事。 保守主义运动在政界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南方的转向？数据显示，保守派当今的胜利完全是这一转向的功劳—在当时也部分如此。 比较一下在相隔半世纪的两个时点上众议院的构成。1954年选举后，民主党获得众议院435席中的232席，并从此控制众议院长达40年。2004年选举后，共和党占据的席位恰好与1954年的民主党相同，在其连续12年对国会的掌控中，优势也从未达到如此之大。共和党人所获得的优势从何而来？答案是，其实在南方以外的地区，民主党人的席位增多了。而由于南方的转向，民主党损失巨大，最终席位少于共和党人。 南方的转向反映了南方白人投票行为的变化。1954年，与北方白人相比，南方白人不论收入高低，投票支持民主党的概率都要高得多。但到了2004年，低收入的南方白人并不比其他地区的低收入白人更支持民主党，而中高收入的南方白人大大偏向共和党。在2000年与2004年大选中，南方之外的白人仅以微弱的多数支持小布什。但投票支持小布什的南方白人要多出35个以上的百分点，南方黑人虽压倒性地为民主党投票，却根本不足以与白人相抗衡。要是没有这些南方白人选票，小布什应该早就落败，根本不可能靠“悬空票”与“蝴蝶票”入主白宫。 南方改弦易辙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这揭示了保守主义运动政治胜利的秘密。这个秘密简单得几乎令人难堪，大致如下：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组织完备，那套环环相扣的机制就是右翼大阴谋的现实，由于这两点，他们得以接管共和党，并使其政策剧烈右转。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右转令选民不满，他们逐渐倒向民主党人。但由于共和党人能利用种族问题赢得南方的政治主宰权，他们反而能赢得大选，并最终夺取国会控制权。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或许故事尚未结束，甚至在2006年选举之前，以马里兰大学政治学家汤姆·沙勒（tomschaller）为代表的一些分析家就指出，共和党也许做过头了，就像当年的地域性转向导致民主党人失势一样，他们也可能遭遇类似的变故。在“新政”成员与“南方民主党人”的历史性联姻破裂之后，民主党人仍长期占据南方的许多国会议席。与此类似，在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稳定的右翼投票集团之后，在南方以外的地区，较为温和的选区仍长期选择共和党人进入国会，而这批共和党人有一些在2006年最终丧失了议席。2006年选举后，在共和党人保留下来的议席中有42%是南方席位，而1954年民主党南方席位的比例是47%，二者相差不远。 除此之外还有个难解的事： 南方白人觉得他们能从共和党那里得到什么？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并未重建那个可任由种族隔离分子胡作非为的世界，而且公允地说，就算联邦执法官予以许可，也未必真有许多南方人想恢复“吉姆·克劳法”。里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所提议的主要是一种旗号，是要让警戒心强的“北方佬”看在眼里，烦在心头，而不是真要逆转民权运动的成就。也许弗兰克的书应取名为《南方怎么了》，他也许本应如此慷慨陈词：“为恢复昔日南方的荣耀而投票，得到的是社会保障的私有化。”而当小布什真正着手利用他在2004年获得的“授权”来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的时候，他的提议在南方遭遇的反对几乎并不比其他地方低。 如此说来，保守派之所以虽有偏袒少数人的经济政策却仍能赢得选举，种族因素是关键。但其他转移视线的方式又如何呢？ 邪恶帝国 “保守派看到了‘9·11’事件的野蛮本质，准备作战；自由派看到了‘9·11’事件的野蛮面，准备提出起诉，并为那些袭击我们的人提供治疗，理解他们。”乔治·布什的首席政治谋臣卡尔·罗夫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如此宣称。 我们现在知道，罗夫打的是最后一场战争：到了2005年，由于在伊拉克的惨败，“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擅长保卫国家”这一公众印象在迅速破灭。但这一印象从何而来，又为共和党人赢得选举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呢？ 常有人断言，共和党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的优势可追溯到越南战争，尤其是尼克松1972年对麦高文的大胜。但通常，当我们仔细地考察本国的真实政治史时，所谓尽人皆知的事实就远不是那么明晰了。波斯坦因曾认为，就算1972年的大选，也更多是麦高文个人的失败，而不是民众对民主党人的拒斥，其实民主党人在参议院中席位增多，在众议院中仅有轻微的损失。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现有的民意调查证据并不显示，在越南战争后的几年里，公众认为民主党人大都在国家安全上软弱无能。直到1979年10月，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托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问及哪个党更擅长“维护军事安全”时，尚有29%的选民说是共和党，28%的人选民主党，21%的人说两党都擅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主党人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无能”的印象才真正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正是依靠这一印象，共和党才能拿“9·11”事件来谋取私利。但这一印象基本脱离了防务或对外政策的现实，其实是 编造出来的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对历史的“兰博化”。 承认失败总是很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德国人都认为，德军被软弱的平民领导人“背后插刀”。而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德国人一样，自越南战争后，有美国人开始接受“背后插刀”理论，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被文官束缚了手脚，军方原本可以赢得战争。不过，当人们对越南战争的种种恐怖与徒劳无益记忆犹新时，这群人为数很少，只不过嗓门较高罢了。 如果说这些理论在什么时候成为主流说法，那就是在第一部兰博电影、1982年的《第一滴血》大获成功的时候。在影片中兰博宣称：“我拼尽全力去赢，但有人不想让我们赢。”他还痛斥：“机场的那些蛆虫，他们抗议、吐口水、叫我婴儿杀手。”从此，抗议者向归国军人吐口水的画面便在大众文化中根深蒂固。这些事情完全没有根据，归国退伍军人遭人吐口水、被骂做婴儿杀手之类的事根本就没有可信的记录，但“自由派侮辱军人”的神话已深深烙在公众的头脑里。 继“背后插刀”说之后，又出现了复仇的幻想。有人期待在幻想中看到拒不从命的军人重打了战争，获得了胜利，而《长驱直入》（umonvalor，1983年）、《越战先锋》（missinginaction，1984年）和《第一滴血2》（1985年）三部电影迎合了这一市场。《第一滴血2》转而把第一部中那个癫狂错乱的退伍军人包装为一名动作英雄。 当时在美国兴起的好战情绪显然助了保守派一臂之力。自由派反对越战的真实历史也许并非那么重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众已基本忘记了当年的实情。而真正重要的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与憎恶，与这个刚从“越战后综合征”中复苏的国家多么志趣相投。里根称苏联为“邪恶帝国”时，自由派与温和派嗤之以鼻—不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安全方面无能，而是因为他们对获取安全的代价持务实的态度。然而，许多美国人喜欢里根的说法。 保守主义运动努力将自身定位为国家的保卫者。有件事对此很有帮助，即一直属于保守派的军方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变得更加保守。1976年，多数军方领袖自认为是独立分子，1/3自认为是共和党人。到了1996年，有2/3自认为是共和党人。政治认同的这一变化也许有几个原因。军方领袖无法像文官那样轻易忘掉越战的失败，因而或许极易相信“背后插刀”神话。 这可能也与预算有关：卡特主持了越战后的军力缩减，里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后来克林顿主持了另一次削减—这一次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地域政治也是个因素。正如一份记述所言的： （军方倒向共和党人）也是由于征兵政策与基地关闭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南方的持续“共和党化”。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东北部的许多后备军官训练项目被关闭，而这些项目在南方增多。到90年代末，40%以上的后备军官训练项目都在南方—主要是在州立大学，而在南方读书的美国大学生仅占30%不到。在基地关闭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也就是说，现在驻扎在南部与西南部基地的军人超过了其应有的比例。同样重要的是，或许“价值观”因素也起了作用：随着美国变得开放，军方日益与社会格格不入—时至今日军队中仍有一定情形下的通奸罪。一般认为性解放与20世纪60年代有关，但其实到70年代才波及大众。例如，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就通奸与人类的境况写过多部小说，其中一部就题为《福特政府传》（memoriesofthefordadministration），这很能说明问题。 因此，保守主义运动在得势后就越来越能拉大旗作虎皮，自称在国家安全方面强过民主党，并声言得到绝大多数军方领袖的支持。 但是，很难说在“9·11”事件之前的任何一次全国选举中，“共和党在国家安全方面强”的印象曾起过关键的作用。有几次，这一印象确让民主党受损：迈克·杜卡基斯（michaeldukakis）坐在坦克里的画面是1988年选举失败的原因之一，有关军人同性恋问题的吵闹促成共和党于1994年入主国会。军人投票在2000年起到了作用，但那只是众多因素之一：在那次选举中，几乎任何能带给共和党几千张选票的东西就可称为决定性因素。 只有在2002年和2004年的两次选举中，国家安全问题真正决定了胜负。2002年，商业丑闻频发，经济不振，而且总统所属的政党历来易在中期选举中丧失席位，按常理推测，共和党人会遭遇挫折，最终民主党会控制参议院，而且很可能也拿下众议院。但全国都团结在小布什周围，因为他许诺要惩罚制造“9·11”事件的“为恶者”，还一定要抓到本·拉登，不论死活。共和党毫不遮掩地利用那起惨剧捞取政治利益，在其竞选广告中，民主党人慢慢变脸成萨达姆·侯赛因，结果是共和党大获全胜。 到了2004年的选举，对伊拉克战争的疑虑日深，但选民大多仍不肯面对现实。在选举前夕，相信美国入侵伊拉克“做得对”或美国正在走向胜利的选民，以及两点都信的选民，仍占大多数。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国家安全给了小布什胜选的优势。 2004年大选后不久，有不少人宣称，“共和党擅长国家安全”的印象将令共和党的多数地位固若金汤，长久维系。于是埃兹尔［我在前文曾因他1984年的预见性著作《不平等的新政治学〉（thenewpoliticsofinequality）而予以赞誉］ 第 23 部分 就在2006年的书《建设红色美国》（buildingredamerica）中论称，国家安全将会是共和党优势的长久源头：“民主党在国家防务上稍有疏虞，其软弱形象都会被置于‘长久战争’的背景之下严重放大。” 但也可以很有理由地说，在2002年和2004年成功地利用安全问题，也是一种作茧自缚，甚至也许是自取灭亡的做法。美国若不主动投入重大战事，国家安全就会被淡忘。老布什在1992年对此深有体会：1991年的海湾战争一度令他的支持率达到80%，但一年之后公众就转而关注经济问题，虽说公众认为民主党人不善处理防务，民主党人还是夺回了白宫。 小布什起初似乎在重蹈覆辙：到2002年夏，他的支持率已从高点滑落，公众转而关注公司丑闻与经济不振。攻打伊拉克的准备工作随即开始。小布什政府为何对这场战争如盼甘霖？准确的原因也许永远成谜，但军事冒险的确会使国家安全不断得到关注，而共和党自认为打仗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由此可见，十分明显的问题是，要让公众始终以国家安全为首要关注点，就得挑那些会还手的人来打。而真实世界里“坏人”的枪法可没兰博电影里的那么差。在伊拉克深陷泥潭并非偶然：就算伊拉克人曾经真的拿着鲜花、糖果欢迎过我们，美国接下来还是会陷入一个更大更深的泥潭。“人人想去巴格达，真汉子想去德黑兰。”2002年一位英国官员对《新闻周刊》如是说。 还有一点，保守主义运动与重大战争行动互不相容。一旦有重大的军事动员，势必会有人呼吁所有人做相同的牺牲，这意味着税收会增加，发国难财的举动会遭到打击，如此等等。两次世界大战都导致工会成员增多，税收累进度提高，收入不均缓解，这些全是保守派的眼中钉。已有很多文章揭露了伊拉克战争的善后工作准备得如何草率仓促。但论者似乎对一点着墨不够，那就是小布什政府在战前强迫自己相信可以用低廉的代价发动这场战争，因为一旦对战争成本与需求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小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马上就会遭到质疑。除此之外，生活在虚幻世界的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刚愎自用、冥顽不化，保守主义运动天生就任人唯亲、腐败横行。有鉴于此，伊拉克战争从一开始就必败无疑。 国家安全问题似乎已让保守主义运动在2002年与2004年两度胜选，而且是决定命运的关键。这样，共和党对国会与白宫的控制就又在其自然寿命之上延长了四年 。这一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最高法院的影响，将会持续数十年，我无意淡化此事。但目前而言，国防问题不像是共和党优势常在的源泉。 宗教与道德对政治的影响 我们认为，鸡奸行为使社会涣散，助长家庭的破裂，导致危险传染病的流行。同性恋行为有悖于上帝宣示的、美国立国者们确认的、多数得克萨斯州人遵从的永恒的基本真理。得克萨斯州共和党2006年纲领如此宣称，该纲领还许诺要“打碎政教分离的神话”。 在与贫富不均有关的政治问题上，宗教与道德价值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一点，有两个不同的问题。其一是不接受政教分离的教徒对共和党的控制度有多大。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goldberg）在她的《王者归来》（kingdoing）一书中称这些教徒为“基督教国家主义者”，那是本令人毛骨悚然的书。其二是托马斯·弗兰克问题。共和党之所以能推行一套反平民主义的经济方案，把“价值观选民”动员起来，利用价值观议题来转移人们对基本生活问题的关注，这两种做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白：基督教右派对共和党的影响的确很强。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的那份纲领反映的并非共和党内的边缘观点，而是其最积极阵营的真实想法，只不过通常在公开场合有所收敛而已。事实上，政治分析家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基督教右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才是令人惊奇的。这部分是由于，事实证明，政府很会说一些只有有心人才听得懂的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小布什自称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保守派”，这话在普通人听起来不过是表示他不打算破坏社会保障网络而已，但他其实是暗指基督教右派作家马文·奥拉斯基（marvinsky）的著作。在1992年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tragedyofamericapassion）一书中，奥拉斯基标榜美国19世纪的福利体系，那时是私人宗教团体一手传教，一手分发援助。奥拉斯基还赞许地引用了一些“镀金年代”作家的话，谴责“那些文雅、善意、慈悲的罪犯，他们顽固地沉溺于不分对象的慈善活动”。 2007年春，小布什政府对司法部的管理终于遭遇了严厉的质问，很明显的是，基督教右派已在一些重要方面掌控该部。一些要职已落入瑞金大学的毕业生手中，该校是由福音派人士帕特·罗伯逊（patrobertson）创立、运营的。民权部的 工作重点已基本从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转为保护宗教团体的福音宣讲活动。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小布什任命w·戴维·黑格（w.davidhager）为“生殖健康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君与人合著有《耶稣保佑妇女》（asjesuscaredforwomen）一书，该书建议以特殊的读经方式来治疗经前综合征。fda之所以会推迟批准紧急避孕药丸，黑格在中间起了关键作用。小布什2006年选定埃里克·克罗克（erickeroack）博士出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生育控制主管。此人曾在一家基督教孕期咨询中心工作，该中心认为分发避孕用具是“对妇女的侮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在此谈论的基督教右派不仅是一群既信教又有保守政治倾向的人。正如戈德堡在《王者归来》一书中所言的，基督教国家主义想取得“统治权”。这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张基督徒的统治权”。如今，这一意识形态对现代共和党的影响已十分强大，以至于不清楚究竟是谁在利用谁。是正如托马斯·弗兰克所说，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正在利用宗教转移大众的视线？还是说宗教团体正在入主公司利益集团，朝着获取“统治权”的方向前进？ 此处讨论的要点是，要对宗教右派对选举的影响有个概念。宗教右派组织完善，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能起到关键作用，但其规模并不足以让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放手实施极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自1992年以来，常做礼拜的白人在投票中大大偏向共和党，过去可不是这样。但要对这一变化做两个限定。第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方转向共和党，而南方的宗教倾向在美国极强。第二，笃信者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反映了一种分叉运动：不信神的人与信仰浅的人已偏向民主党人。一直以来，动员起来的宗教选民再多，也不足以阻止南方之外的白人选民倾向民主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前所述，动员起来的福音派选民能在短兵相接的竞选中影响均势。要不是教会的影响，2004年克里也许本可拿下俄亥俄州，进而当选总统。但作为保守派政治成功的原因，宗教因素远没有种族因素重要。 工人和移民对选举的影响 要分析保守派政治成功的原因，还需考虑另一个因素：一般的选民要比一般的家庭富裕得多。究其原因，一是贫穷公民的投票率低于富人，二是美国的许多低收入居民不是公民。这说明，从选举的角度看，让少数富人得益、 损害多数人的经济政策未必是政治失策。例如，就小布什减税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最终影响，无党派倾向的“税收政策中心”已进行了几项估算。这些估算假定损失的税收会以一些方式得到弥补，例如削减社会项目开支。一项估算假定会“全盘性”弥补，也就是说，不论收入高低，每个美国人损失的政府福利相同。基于这一假设，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人都净遭受损失，这一群体相当于总人口的75%。对于收入在5万~7.5万美元之间的人而言，损失比较轻微。不过，就算是这样，减税也是很失人心的。因为60%的人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但人口调查局的资料告诉我们，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选民不到40%，所以减税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失策。 麦克卡蒂、普尔与罗森塔尔提供的数据显示，选民收入高于美国全体居民平均收入的幅度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大大增高。工会衰落也许是原因之一：过去工会做了很多工作来动员劳工阶层的选民。另一个原因是移民的迅速增多，尤其是在1980年之后。 长期来看，移民将有助于破坏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战略，其原因我将在第10章中详述。简言之，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如欲心照不宣地在种族问题上迎合白人选民，就不可能同时取悦在选民中比重日增的西班牙裔与亚裔人口。其实，移民与种族问题纠结在一起带给共和党的问题在2006年选举中已一览无余，但是过去25年里，移民使低薪劳工中的选民比例降低，从而助长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势力。 正如我在第2章中指出的，大规模移民确保了相当多的低薪劳动力无权选举，从而维持了保守派在整个“长镀金年代”的主宰地位。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移民的结束在无意间提高了人口中的选民比例，促进了左派的得势。但20世纪60年代后移民潮复兴，主要流入的是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人，尤其是墨西哥人，使选民比例又基本退回到“镀金年代”的水平。麦克卡蒂、普尔与罗森塔尔的表格显示：在低收入者投票概率低的问题上，移民是个重要原因，却并非最大的原因；移民是保守派成功的因素之一，但并非核心因素。不过，在遇到政策移民改革问题时，选民比例降低造成的影响是值得自由派仔细思考应对之道的。 造假：黑暗的选举政治 最后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造假。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战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欺骗方式胜选？有人会抗议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这不值一驳。正如我在讲述“镀金年代”的 政治状况时阐释的，竞选造假是美国的悠久传统。保守主义运动一直是很不民主的。佛朗哥推翻了西班牙的民选政府，建立了恐怖统治，而1957年的《国家评论》赞颂他为“民族英雄”。2007年，除约翰·麦凯恩外的共和党各大总统候选人均对“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讲话，而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romney）在会上讲话后，对下一位发言人、专栏作家安·库尔特（anncoulter）致以热烈欢迎，但这位库尔特曾经宣称，需要“对自由派施以肢体恐吓”。根据这样一段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凡有选举造假的机会，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头人物一般是不会犹豫的。 其实确定无疑的是，自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接管共和党以来，该党一贯实施“投票压制”策略，即采用一切手段阻止民主党的潜在选民（一般是非洲裔美国人）进行合法投票。2000年，佛罗里达州州务卿凯瑟琳·哈里斯（katherineharris）将许多选民误定为重罪犯，尤以黑人为多。《纽约时报》称此为“大举清洗合格选民”。若无这场清洗，小布什不会当上总统。2005年，共和党控制的佐治亚州议会通过一项选民资格法。司法部的一群律师与分析员建议予以抵制，因为该法有歧视黑人选民之嫌，一天之后，经任命上台的行政官员便将其否决。这反映了保守主义运动惯用的一种一般性策略，即经任命上台的政府官员与私人企业沆瀣一气，其资金来源可想而知。这一次是美国选举权中心，该组织由2004年小布什与切尼竞选班子的总顾问创立。2007年，当一些联邦检察官因拒绝配合编造的竞选造假指控而遭解职从而引起轩然大波时，该组织突然销声匿迹。麦克莱齐报业集团（mctchynewspapers）如此描述这一策略： 麦克莱齐报业集团已发现，这一选举策略至少在三方面实施。派遣“美国中心”、律师协会等免税组织到关键州，推动通过限制性的选民资格法，监督投票过程。司法部的民权部门通过限制而非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司法政策，将传统的投票权实施过程搅乱。白宫与司法部怂恿一些特选的联邦检察官提起选民造假指控，尽管研究表明选举造假问题并不猖獗。所以说，投票压制是保守主义运动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有时会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从重要性的大小而言，投票压制与动员宗教右派属同一级别。利用白人的种族反应则要高一个级别，那是保守主义运动能获取选举胜利的核心原因。 真正惊人的问题是，选举造假是否已经或即将不再限于投票压制，而是演变为计票本身的腐败。最让人担忧的是触屏式电子投票机。2007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大大限制了触屏式投票机的应用，其原因是加州大学研究者的一项核查证实了选举权活动者最大的恐惧：来自迪堡、sequoia等主要供货商的投票机确实很容易遭到非法访问，使选举结果被更改。这便引人质疑：在2002年、2004年甚至也许是2006年的选举中，是否确实发生过电子造 第 24 部分 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无须回答。另一件事更让人忧心：我将在下一章探讨一些积极的政治趋向，而造假的升级很可能抵消这些积极趋向。有鉴于保守主义运动历来的作为，我们不可以将这样的担忧视为偏执的阴谋论不屑一顾。若真发生大规模的选举造假，一切就都完了：连悲观人士都很难想象，美国的境况会恶化到何种程度。 美国走错了方向 那么美国怎么了？为什么鼓吹伤害大众政策的政治家反而能连连胜选？如果说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找到了万无一失的方法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让人们的投票违背自身的利益，这说对了一部分，但远不是全部。其实，实施反平民主义政策的保守派之所以能胜选，主要是利用了种族裂痕。宗教、援引道德观的言辞也起了一些作用，但重要性远居次位；国家安全在2002年和2004年是决定因素，但之前并不是。有迹象表明，保守主义运动所发现的转移选民注意力的方法大都正在失去作用。种族主义在退潮，社会宽容在提升，伊拉克的溃败令共和党人在国家安全上的声威大损。与此同时，民众越来越担心贫富不均以及经济保障的欠缺。简言之，对于那些认为美国在走错方向的人而言，现在是个政治良机。本书以下的章节将阐述这个机会的诸多方面，以及我们应如何利用它。 10美国政治的新篇章 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愚蠢的战争与搞笑的政府 种族问题新态势 美国变得更加宽容？ 保守派的失败 虽说民意调查早就显示民主党会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获胜，但当胜利到来时，许多人仍大吃一惊。许多分析家已把赌注压在共和党的压倒性政治优势上—既倾注了感情又有专业的作风。我这里有满满一架子的书都写于2005~2006年，这些书以或者忧伤、或者趾高气扬、或者敬畏的语气解释说，共和党是如何不可战胜，原因包括其一流的组织、支持者的热情、财力优势、擅长保卫国家安全的名声，还有一些书提到其操纵选举的本领。一些人深信共和党人已牢牢把持政权，根本无法相信民意调查反映的情况，那就是美国人已经受够了。 甚至在选举结果公布后，仍明显有人不愿全盘承认事实。选举后一连几个月里，很多新闻分析或是断言民主党人仅获小胜，或是声称那些胜选的民主党人是保守派，所以才得以不败。第一个说法不值得反驳，第二个也对不到哪里去。 民主党在众议院新获的优势并非微弱。事实上，在共和党控制该院的12年时间里，其多数地位从未有如此之大。民主党在参议院新获的优势极小，但能从落后5个席位达到这样的水平，已可谓是奇迹了，因为参议员一次只改选1/3。事实上，在这次选举涉及的33席中，民主党人及与其结盟的独立派人士赢得了24席。民主党人还拿下6个州长职位以及8个州议会的控制权。 民主党人成为保守派才得以取胜的说法也正确不到哪里去。国会中的一些新面孔的确是在较为保守的选区获胜的民主党人，他们也要比一般的民主党人保守一点儿，但事实仍未改变，全体民主党人仍处在全体共和党人的左方，因而控制权的转移使政治均势大大左倾。比较民主党当前的多数地位与其上次控制国会（即1993~1994年）的情形，才真正说明问题。无论如何，现在的多数地位并不仰赖一支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支撑，因而远未偏向自由主义。新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西（nancypelosi）是出任此职的首位女性，因而登上了报纸头条，但媒体有所忽略的是，她还是有史以来最倾向进步主义的议长。 但民主党胜利与国会左倾意味着什么？这仅仅是因小布什政府惊人的无能造成的反常事件吗？抑或这反映了政治格局的根本性重组？ 谁也无法完全料定。但在本章中，我将摆出理由让人相信，2006年选举并非反常事件，美国公众其实已准备迎接改变—一种新的平等政治。这种新政治的出现并不是必然的，只有自由派政治家抓住机会，才能带来改变。 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总体而言，你对美国当前的状况满意不满意？”盖洛普机构在2007年6月问道。只有24%的人满意，不满意者达74%。当我在2007年夏写下这段话时，美国人对国家的走向深感不悦。 这与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有很大关系，但颇不寻常的是，乍看上去表现极佳的经济似乎并没有让国民兴奋起来。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接近6年；失业率仅有4.5%，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水平相当；股市不断创下新高。而当盖洛普问及“你对本国经济情况如何评价”时，仅有约1/3的人回答“极好”或“良好”，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约为2/3。 保守派要找人担责，于是抱怨说，媒体现在不报道经济上的好消息—正如媒体不报道有关伊拉克的好消息一样。撇开这种论调不谈，严肃地 说，对伊拉克战争的厌恶感也许影响到了公众对其他事情的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的消费者信心要比2007年夏高得多，要知道1968年爆发了“春节攻势”和声势浩大的反战抗议，并且正如我在第5章中所记述的，许多人觉得社会在崩溃。这说明，对经济之外的国家形势灰心丧气只会在一定限度内影响对经济运行状况的印象，也就是说，公众对经济的不满并不只是厌战情绪的反映。更关键的一点是，民众大都对经济状况不满，其实是很好理解的。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国内生产总值等总体指标的良好表现并没有转化为普通工人的收益。 我只能说，现下总体经济增长与普通美国人境遇之间的脱节，在美国现代史上是空前的。“长镀金年代”的贫富不均很严重，但由于贫富差距保持稳定，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人的生活水准大多逐步提高。在结束于1973年的战后大繁荣期间，经济增长也惠及大众。就算在20世纪70年代末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之后，仍然是几乎人人都能从持续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所以，虽然贫富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拉大，但从1982年开始的经济增长仍保持了强劲的势头，足以让里根在1984年宣布“美国清晨”的到来，并让老布什在1988年当选。在20世纪90年代，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但随着经济从1990~1992年的衰退中恢复，公众情绪仍大大提升。 现在，虽有总体的经济增长，工资与中值收入却停滞不前，这一状况已十分明显，因而公众对经济形势的观感已与衡量经济表现的通常指标脱离了关系。也就是说，2001年以来是“比尔·盖茨走进酒吧”的时期：平均财富提高了，但对普通人毫无意义。或者直白点儿说，公司利润已暴增，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到1929年来的最高点，富人的收入也飞速提升。但普通工人的工资仅勉强赶得上通货膨胀的增速。此外，尤其由于医疗保险体系的崩溃（第11章将对此详述），人们越来越觉得缺乏保障。有鉴于此，大多数人对经济形势感到悲观就不足为怪了。 民意调查也显示，公众既明白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也支持政府对此加以调控。皮尤机构对舆论趋势的一次大规模调查发现，认同“目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政府有责任帮助穷困者”、“人人都应获得吃住保障”三个说法的公众比例，都已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这一切都表明，时机已到，可以大力推动应对贫富不均或经济保障问题的政策，或者双管齐下。 当今的民意调查结果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相似，这也许会引起一定的警觉。毕竟是公众对经济的不满情绪使克林顿在1992年当选，但当他准备促成医疗改革时，就遭遇了彻底失败。我将在第11章详细论述，一切进步主义改革方案都应将医疗改革置于核心。继那次立法失败之后，民主党又在1994年的选举中溃败，使共和党人入主国会。这令人担心历史会否重演。 不过，几条理由可让人相信历史不会重演，至少未必会。 第一，就算现在回头看，克林顿医疗方案的失败也远非势不可免。假如有更明智的领导、与国会和公众更好的沟通，克林顿原本很有希望在1994年的选举之前，就将一项重大的国内政策成绩收入囊中。就在克林顿最初的方案搁浅之后，一群温和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还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该方案将覆盖85%的无保险人口，但希拉里·克林顿拒绝了这项提议。 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相比，当今的经济不满转移到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1992年美国人对经济感到沮丧，很大原因是经济整体的萎靡，失业率超过了7%。经济一旦恢复，经济议题就没有多少吸引力了。呼吁医疗改革的压力也逐渐消散了，原因之一是更多的人得到了有医疗福利的工作。关注的降低还有一个次要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卫生维护组织”似乎一直在抑制医疗成本。这一点也将在第11章详述。但现在，虽说经济连年增长良好，失业率也距历史最低点不远，人们却在为自身资财与经济状况发愁。看起来，要求政府为美国劳工阶层做点儿事的呼吁将会强化，而非弱化。 此外还有别的变化：美国社会的长期趋势与一些近来的事件都打击了保守主义运动分子转移话题的能力，使其更难将国民的视线引向其他议题，掩饰其站在特权阶层一方的现实。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小布什破坏了右派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声誉。 愚蠢的战争与搞笑的政府 正如克里斯·赫奇斯（chrishedges）在2002年的《战争是赋予我们意义的一种力量》（warisaforcethatgivesusmeaning）一书中所述的，就连20世纪80年代遭遇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的阿根廷军政府，对英国发动一场鲁莽愚蠢的马岛战争之后，也一时赢得了民众的欢迎。“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极高的支持率也 反映了同样的“树旗”效应：公众总是会在一开始大举支持走向战争的政府，不论那政府有多么腐败无能，不论那战争有多愚蠢。 但如果总统是一位民主党人的话，其政治支持率恐怕不会像小布什那样攀升。在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期间，共和党人巩固了自己的声誉，即他们比民主党人更擅长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不要管这一声誉是否有根据，关键在于“9·11”事件恰好符合预先写好的剧本。事发前小布什是否忽视了对威胁的预警，这样的疑问被置之不理。在阿富汗的初步胜利被当成小布什政府的丰功伟绩大肆吹捧，仿佛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战中扭转了力量平衡就可与诺曼底登陆相提并论似的，像本·拉登从托拉博拉山区逃走这样的小细节则被略过不提。 从事情变化的常理看，与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的情形相似，国家安全问题在政治上受到的关注将逐渐减弱。但小布什及其心腹找到了一个办法延续战争心理。我们已可相当清楚地看到，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是如何出卖美国的：精心挑选的情报、不断在言辞上把伊拉克与“9·11”事件联系起来，如此等等。尚有些不清楚的是，小布什政府为何想攻打一个与“9·11”事件完全无关的政权。但几乎可以肯定，犹如探囊取物般拿下一场战争据认为对国内政治颇有好处，这是做出入侵决定的重要因素。当年，在闪光灯的照耀之下，小布什大张旗鼓地降落在一艘航空母舰上，宣布“任务完成”，此事现已沦为笑柄，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场战争的本意其实就是要造势。而伊拉克战争让小布什获益的时间之长令人惊讶。虽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毫无踪影，美军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但直到开战两年多之后，多数美国人才开始持续性地在民意调查中表示入侵伊拉克是个错误。 现在，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厌恶已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事实。这或许只是短期现象，本书所关注的是伊拉克战争的溃败是否会在长期内改变政治版图。我想是的。 理想状态是，公众将从这场溃败中得出结论：要想赢得战争，就不要让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来打。可以托付给一位自由派，或至少一位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伊拉克战争也许是必败无疑的，但就算美国曾有过微弱的获胜机会，由于保守主义运动的种种天生缺陷，这些机会也烟消云散了。具体而言，小布什政府过于乐观，想以极少的地面部队和低廉的代价打一场战争，显然是由于这个政府受到其减税计划的羁绊。如果坦率地承认战争是桩风险重重、代价高昂的买卖， 就会有人要求全社会的共同牺牲；不要忘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富人的税负都增加了，贫富差距也缩小了。但小布什政府图谋利用这场战争来推进其加剧贫富不均的国内方案。剧本的要求是，一场闪电战，一次凯旋大游行，然后是另一轮的减税。这就需要预先假定万事轻松，对军事专家提出的有可能出错的警告置之不理。 此外，保守主义运动本质上的任人唯亲，是伊拉克重建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缺乏经验的忠党分子被安插到关键职位上。一些与政界有联系的承包商修建了劣质工程，例如在一所新修的警察训练中心，粪便从天花板往下滴，但对此无人追究。明目张胆的腐败也十分猖獗。这些失败并非偶然：系统性地利用政治权力施恩于忠实的盟友， 第 25 部分 这是保守主义运动的一种黏合剂。如要像罗斯福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高效、诚实地主持伊拉克战争，就意味着行事上至少要有点儿类似“新政”—那将是主政者深恶痛绝的。 如前所述，理想状态是，公众应当从这次经历中明白，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其实不能保卫美国。至少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保守派靠摆出好战的姿态、使用强硬的措辞来赢得选举的本领，应当会因伊拉克战争的经历而失效。选民将会记住在小布什执政时期，这种做法把人们带入何种境地：这位言辞强硬、装腔作势的领导人把国家骗入一场不必要的、灾难性的战争。如果选民忘了，自由派会提醒他们。所以，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如欲再现布什在2002年和2004年的成绩，利用国家安全问题转移公众的视线，掩盖其政策的精英主义、反平民主义本质，应当尚需时日。 尽管如此，就算在公众不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的年份，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也不断赢得选举。这一选举实力最重要、最具持续性的原因就是种族—保守主义运动分子能或明或暗地迎合白人对黑人的恐惧，从而赢取一部分白人选民。保守主义运动分子选举实力的这一源泉并未消失，但有很好的理由相信种族问题正在逐渐失效。 种族问题新态势 2002年鲁伊·泰克塞拉（ruytexeira）与约翰·朱迪斯（johnjudis）出版了《正在兴起的民主党多数派》（theemergingdemocraticmajority）一书，意在与凯文·菲利普斯（kevinphillips）1969年的预见性著作《正在兴起的共和党多数派》（theemergingrepublicanmajority）一较高下。和菲利普斯一样，他们从人口趋势的角度论述，并称这方面的变化对民主党人日趋有利。共和党在2002年和2004年的胜利似乎使他们的论点显得大谬不然，但2006年的选举令其再现活力。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泰克塞拉与朱迪斯论称：“布什政府对‘9·11’事件的应对促成了共和党的一段短暂复兴，本次选举标志着这段复兴的终结，引导民主党与中左派在美国占据多数地位的政治与人口趋势在回归。”这与我的观点差别不大，不过我的诠释要比他们更直白、更不留情面。我想说的是，保守主义运动得以成功的必要手段，即在政治上利用白人情绪反弹的做法，正在逐渐失灵，原因有二：美国的“白”度在降低，许多（但不是全部）白人 的种族主义倾向在减弱。 我说的“白”其实是指“非西班牙裔的白”。西班牙裔人口增长迅速，从1980年占总数的6.4%上升到2000年的12.5%，这是当前美国种族构成变化的主因。亚洲裔人口也在迅速增多，不过基数较低：亚洲裔人口1980年占总人口的1.5%，但2000年占3.8%。这两个族群扩大的主因是移民，不过西班牙裔还有生育率高的特点。 正如我在探讨“长镀金年代”时指出的，移民的直接政治效果就是降低低收入工人中的选民比例，明显增强右派的政治实力。在相当多的劳动力是低薪移民时，投票者就不是从推进平等的政策中获利最多的人，而是从中受损最大的人。假如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美国人口种族构成的变化将不过是一个帮助保守派、损害自由派的过程的副产品。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新移民不是白人—或者至少在许多土生白人看来不是白人，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一情况与美国的种族政治相互影响就会产生一种作用，在我看来，这种作用最终会使保守主义运动丧失最有威力的政治武器。 要理解这一作用，首先必须认识到，对于支撑保守主义运动的联盟而言，移民是制造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商业利益集团支持移民，因为他们喜欢人数众多、成本廉价的劳动力。但会因种族问题而立场动摇、对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功又至关重要的选民，也往往是强烈的本土主义者。约翰·朱迪斯描述了反移民共和党选民的概貌： 他们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反对取消种族隔离、抵制反文化潮流而加入共和党的白人劳工阶层选民十分相似。他们一般是来自南部、中西部和西部内陆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收入较低，没有大学学历。他们生活在小镇和乡间，通常远离移民集中的地区，自认为是“保守派”。结果是，因在移民政策上见解不同，保守主义运动内部裂痕深重。而这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现代共和党的重要一翼对移民怨愤极大，这一明显事实会将非白人移民推入民主党的怀抱。加利福尼亚州已发生这样的事：前州长、共和党人皮特·威尔逊（petewilson）在1994年以非法移民作为竞选主题，得以勉强获胜。但这引发的后果是，在其后的几年里，加利福尼亚州不断增多的西班牙裔人口绝大多数倒向了民主党，使该州政局向自由主义方向剧烈倾斜。阿诺德·施瓦辛格当选州长也无改大局。施瓦辛格很快就明白，要有效执政，就必须做个现代版的艾森豪威尔式共和党人，结果就像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 伯格（迈克尔·布隆伯格近期宣布自己是独立人士）一样，他常被称为事实上的民主党人。 换言之，保守主义运动政治胜利的关键是迎合怨恨黑人的白人。但反对黑人者通常也反对移民。由于人数的迅速增多，移民成为一股日趋强大的政治势力，其结果是，过去一直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有效工具的种族问题也许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包袱。 共和党人试图缓解这个问题，方法就是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不给予移民及其后代选举权。第9章所述的一些编造的竞选造假案件，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西班牙裔人提起的，而不是针对黑人。2003年，司法部律师一致认定，恶名远扬的得克萨斯州选区重划方案违反了《选举权法》，而主要的依据之一就是该方案大大冲淡了西班牙裔人的选举影响力（不出所料，经任命上台的行政官员否决了律师的结论，该方案也得以实施，使共和党多获得五个议员席位）。但选区重划并未阻挡民主党人在2006年一举拿下众议院，而且很明显，这种可鄙的行为终究只是一种拖延手段。 除了美国的“白”度在降低这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外，还有一个更为鼓舞人心的理由，说明拿种族问题做政治文章的方法也许正在失灵：整个国家的种族主义倾向大大降低了。种族主义退潮最生动的证据就是人们如何回答涉及异族通婚的问题，此事曾令白人惶惶不安。1978年，当保守主义运动刚开始其通往权力顶峰之路时，在盖洛普机构调查的美国人中，只有36%赞同白人与黑人通婚，54%反对。晚至1991年，赞同者还有48%的相对多数。但到2002年，65%的美国人赞同异族通婚；到2007年6月，这一比例升至77%。 这似乎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毕竟没有人建议恢复原来那些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但右派利用种族紧张的能力与现实政策并无多大关系，而主要是通过迎合人们的原始情绪。若这样的原始情绪减弱—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右派的策略也会逐渐失效。 种族主义的退潮并不意味着政治革命近在眼前。在一段时间里，美国东南部各州仍会是共和党的重要地盘。但不夸张地说，在南方的边界上，“南方策略”的效力在耗损：现在包括弗吉尼亚州在内的各“边界州”正在日益成为民主党人的有利阵地。事实上，2006年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竞选中詹姆斯·韦布（jameswebb）小胜乔治·艾伦（georgeallen）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它充分说明了，旧式种族主义与移民问题相互 作用会动摇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的根基。艾伦本是个加利福尼亚州的雅皮士，但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老派的南方好男人。他展现的政治天分让许多人寄予厚望，甚至相信他很有机会成为下届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但接着就发生了“马卡卡”事件：艾伦开始用这个词嘲讽韦布的助手悉达多（s.r.sidharth）。悉达多祖籍印度，出生于美国，皮肤黝黑。后来人们发现“马卡卡”是种隐晦的种族性蔑称。此事被录了下来（这年头什么事都有视频记录），这已足以让韦布胜出一筹、赢得选举了。 种族政治的变化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保守主义运动只有在美国才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在美国兴风作浪，而持类似观点的人在加拿大和欧洲已沦落到政治边缘，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奴隶制遗留下来的种族紧张。缓解这种紧张，或者更准确地说，让共和党人在图谋利用这种紧张时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美国就会变得不那么独特，更类似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在那些国家，对福利国家和抑制贫富差距政策的支持要有力得多。 美国变得更加宽容？ 在那份反映观念长期变化趋势的皮尤报告中，最惊人的部分也许是有关社会与“价值观”问题的一节。不久前美国还很不宽容，而现在观念却有了很大改变，这颇令人吃惊。例如，1987年一半多的受访者认为学校应有权解雇同性恋教师，43%的人认为艾滋病也许是上帝对不道德性行为的惩罚。到20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8%和23%。或以女性的社会角色问题为例，对于“女性应回归其传统角色”这一说法，1987年仅有29%的人完全反对，但到2007年这一比例已升至51%。 观念的变化之大是惊人的，但其政治含义却不大明显。正如我在第9章中阐述的，政治学家质疑《堪萨斯州怎么了》一书的立论：在细究数据之后，他们几乎没有找到证据证明，果真是宗教与社会问题而非种族问题，使大量劳工阶层白人的投票违背了自身经济利益。“价值观选民”似乎仅在势均力敌的竞选中起决定作用。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利用了社会与宗教的不宽容，这种利用的规模也明显在缩小。 而且有迹象表明，与种族上的变化有些相似的是，在社会与宗教问题上也有一种变化：美国变得更加宽容，而共和党仍依赖一群不容异己的支持者，这使它日渐脱离群众。堪萨斯州本身就是个好例子。在该州，2004年选举过后，一些共和党要员加入民主党，以抗议宗教右派把持当地的共和党 。“我厌倦了关于查尔斯·达尔文是对还是错的神学争论。”堪萨斯州共和党前主席在转投民主党时说。作为应对之策，堪萨斯州共和党要求党员签署一份“团结誓约”。这一誓约令人脊背发凉，言语晦涩，其内容为“在政治或个人的前路上，我永不会找借口转移我对党的忠诚”。在我写本书时，堪萨斯州长为民主党人，民主党也占据该州四个众议员席位的两个。 保守派的失败 当前的美国经济使大多数人落在后面，而现在按理还是好年景，这让美国人感到担忧。美国人已更能抵御转移视线的政治手段，这些政治手段迎合褊狭的种族与社会情绪、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煽动恐慌情绪。有鉴于此，保守主义运动的好日子似乎已经过去了。 但自由派应立意高远，只求不像近年来美国的治理者那么坏，是不够的。再想想“新政”的经验：由于保守派治国的失败，民主党人赢得1932年的选举可谓必然，但胜利者是否会留下持久的遗产则是个未知数。正是由于罗斯福找到了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经济保障的答案，“新政”的效果才能如此持久。最重要的答案是美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尤以社会保障居首。如前所述，在既平衡美国收入分配又不影响经济增长一事上，“新政”也是非常成功的。 现在，全美国人又一次对保守派的治国感到厌恶。这不是1932年的再现，但民主党人，并且是很倾向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极有可能很快就兼得国会与白宫。问题在于，新的多数党能否取得什么持久性的成绩。 他们应当有这样的能力。与75年前的自由派相比，今天的自由派有个大优势：他们知道该做什么—至少在一个重要事项上。我将在下一章中解释，我们为何有绝好的理由来完成“新政”的遗业，给予美国人其他发达国家公民都已拥有的东西—有保障的全民医疗。 11医疗问题为什么那么难 低效的医疗体系 美国的医疗经济学 一场慢节奏的危机 医疗改革的持久障碍 医疗改革的新契机 切勿重犯的错误 医疗改革之路 医疗改革的回报 美国不保障国民的基本医疗，这在富国中绝无仅有。在探讨医疗政策时，人们大都先从一定的事实与数字来谈论，在弥补这一差距时，会有什么样的成本与收益，我也是如此。我将很快谈及这些，但 第 26 部分 。肯定有不少保守派认为，政府无权花纳税人的钱来帮助不幸者。已故的莫利·伊文斯（mollyivins）喜欢引用一位得克萨斯州议员的话：“人人都应得到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这也免费，那也免费，这些想法都是从哪儿来的？是从莫斯科来的，从俄国来的，直接从地狱的深渊里冒出来的。”但全国性的政治家从不在公开场合说这种话。 原因当然是，他们知道选民不会赞同。很难说有多少人会认为，患有保前疾病的人得不到治疗是应该的。民意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美国公民不论收入高低均应获得医疗保障。全民医疗符合道德，这无人争议。 相反，反对全民医疗说的主要论点是，符合道德的做法行不通，或者至少成本会过高，例如要花很多纳税人的钱，会大大降低现有体系的医疗质量等。这时就要谈谈事实和数字了。事实是，其他发达国家均已完成了据说绝无可能的事情—向全体国民提供医疗服务。依现有的标准看，这些国家提供的医疗都和美国同样好，甚至更胜一筹。除此之外，这些国家医疗开支的人均值还大大低于美国。换言之，事实说明，在医疗领域，符合道德之事也是经济上的免费午餐。所有证据都显示，一个更为公正的体系，其运行成本将低于美国现有体系，并能提供更好的医疗。 对于医疗，还需了解重要的一点：美国人关心医疗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现存医疗体系明显在瓦解。民意调查不断显示，对潜在的选民而言，医疗事实上是最重要的国内议题。 医疗改革在道德上人人认同，在经济上有利无害，又是选民的关注重点，故而应优先推进。而医疗经济学的一切理论都表明，唯一行之有效的改革，无论如何应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改革：它应涉及政府的行动，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经济保障。医疗改革显然应是新“新政”的核心。自由派如果希望向世人展示进步主义政策可以创造一个更好、更公正的社会，就应以此为出发点。 不过，在提出医疗改革建议之前，我还需要略微谈谈医疗经济学。 低效的医疗体系 假如可以以史为鉴，那么在2008年一半美国人的医疗开支将微乎其微。也许他们会买几瓶阿司匹林，也许他们会进行一两次体检，但他们不会得病，或者说至少不会病到需要昂贵的治疗。另一方面，少数美国人将花费巨额的医疗开支—他们将需要心脏搭桥手术、透析或化疗。大体而言，20%的人将支付80%的医疗费用。 仅2008年一年，患病“最重”的1%人口，平均每人就将需要15万美元以上的医疗。 能从口袋里掏出这么大一笔钱的美国人寥寥可数。尤其是在医疗费用连年高涨时，人们更难以为继，而医药费高涨是常有的事情。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之所以能享受到现代医疗，不过是由于在对昂贵医疗的需求上升时，大部分账单会由别人支付。 与其他富国不同的是，在美国，“别人”通常是一家私人保险公司。除美国外，医疗保险实际上基本是由政府提供的，但最终是来自纳税人（不过具体情形会很复杂）。即便在美国，联邦医疗保险这项以税收为基础的保险方案也覆盖了所有65岁以上的老人，而另一项政府方案公共医疗补助也覆盖了一部分穷得买不起私人保险的人。但大多数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是从私人企业那里得到保险的。由于如此依赖私人保险，美国有很大比例（约15%）的人完全没有保险，这在发达国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谈个用词问题：反对政府医疗保险的人有时称之为“公费医疗”，但这是引人误解的—应是“公费保险”，二者迥然不同。在加拿大与多数欧洲国家，医生或者自行营业，或者主要行医于私有医院与诊所。在大国中，只有英国有真正的“公费医疗”，也就是说，政府经营医院，医生是政府雇员。 那么依赖私人保险的美国医疗体系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体系相比究竟孰优孰劣？表11–1说明了问题，该表显示了各国医疗开支的人均值差别有多大，并将这一开支与平均寿命相比较，这是衡量一个医疗体系运行状况最简单的办法。美国的医疗开支人均值几乎是加拿大、法国、德国的2倍，几乎是英国的2.5倍，但我们的平均寿命却列在末尾。 表11–1比较西方世界的医疗 2004年人均医疗开支（美元） 2004年平均寿命（年） 美国 6102 77.5 加拿大 3165 80.2 法国 3150 79.6 德国 3043 78.9 英国 2508 78.5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http://who.int/research/en/。 这些数字极为不留情面，对所谓“私人部门比公共部门高效”的习见更是一记重击，于是一些政客、学者和经济学家只能否认事实。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鲁迪·朱利亚尼（rudygiuliani）说，美国的医疗体系是“全世界最好的”—虽说世界卫生组织仅将其评为第37位。保守派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cowen）说，由于拖延以及不便利、不舒适的服务，欧洲人面临着巨大的隐性成本。但是，跨国调查显示，就连英国人获得医疗服务基本上也比美国人方便，他们等待自选手术的时间比我们久，但能够更轻松地获得即时医疗，尤其是在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德国和法国则绝无任何严重的拖延情况。 总是有人告诉我们，加拿大人做关节置换手术要比美国人等得久。的确如此，但这是挑出了一个特例，因为美国的关节置换手术大多是联邦医疗保险支付的。现在联邦医疗保险是一个政府项目，不过也许有人还不知道，医疗政策专家常讲一个故事：一位选民凑近前参议员约翰·布鲁（johnbreaux），促请他不要让医疗保险落入政府手中。我的意思是，关节置换手术上的差别，反映了两个政府保险体系的不同，美国体系的资金更雄厚，这与所谓私人企业的优势效率毫无关系。 另一个问题要严肃一些，即美国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抬高了医疗花费。《美国展望》的埃兹拉·克莱茵（ezraklein）认为：“但我们吃的干酪汉堡多呀！”的确，美国人比欧洲人更易患肥胖症，这会提升医疗开支，尤其是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治疗开支。但细究数字则会发现，美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开支差异不小，单凭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其导致的易患疾病种类的变化，并不足以完全解释。麦肯锡全球学会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疾病构成上的区别，造成不到250亿美元的年医疗开支差异，也就是说，在美国年医疗开支人均值多出来的约3000美元中，只有不到100美元可以据此解释。 还有应当知道的事：虽然美国的医疗开支远高于所有国家，但这笔开支买到的医疗似乎并未多多少。按照每10万人中的医生人数、平均就医次数、住院天数、处方药服用数量等种种标准看，美国的医疗与其他富国相比并不出众。我们的医疗开支 高得过头，但从这笔钱真正买到的东西看，我们仅仅位居中游。 这些都告诉我们，美国的医疗体系极为低效。但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在许多科技领域超凡出众的国家怎么会有如此低效的医疗体系？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幸陷入了这样一种体制：大笔的金钱不是花在提供医疗上，而是花在拒绝提供医疗上。 美国的医疗经济学 要理解美国医疗的烂摊子，也许最好的途径是考察以下二者的差别：我们（我指绝大多数美国人）期望美国体制做的事，以及当前运行的体制激励主要参与者做的事。 如前所述，几乎人人都同意全体美国人都应获得基本医疗。不同意者把他们的想法埋在心底，因为如果认为出身贫穷的人、基因有缺陷的人就不应获得治疗，在政治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但是，私人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是赚不到钱的。他们的赚钱之道是，在可行的限度内，只收保险费而不付医疗费。其实在医疗保险业，支付医疗费用的行为，例如支付一次大手术的开销，就被直言不讳地称为“医疗损失”。保险公司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压低这些倒霉的医疗损失。一个是“风险选择”，对此有个很隐晦的称呼—“评估”。这两个术语都是委婉之言，真正的意思是拒绝卖保险给可能需要保险的人，或向他们开出很高的保险费。但凡有可能，保险公司总会仔细审查申请人，寻找他们可能需要昂贵治疗的迹象，如家族史、工作性质等，尤其是保前疾病。如有一丝迹象表明，一位申请者比一般人更易带来高额医疗开支，公司就绝不会向他提供买得起的保险。 如果有人通过了风险选择过程却仍需治疗，还有第二道防线：保险公司想尽办法不付钱。他们精心核查患者的病史，看看能否声称患者曾隐瞒过什么保前疾病，从而使保险无效。更要紧的是，他们一般都会质疑医生与医院提交的说法，尽力找借口证明，患者得到的治疗不该由他们付账。 保险业者有这种行为的原因，并不是他们生性邪恶。真正的原因是，体系的构造令他们别无选择。一家保险公司如不努力筛选出成本高昂的客户、不想方设法拒绝支付医疗费用，那么这家公司将吸引大量高风险客户，而被其他保险公司所竭力规避的开支，将会让它债款缠身，很快破产。但是，纵使这么做的人不邪恶，其后果却是邪恶的。不要忘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人人均应享有妥当的医疗，也就是说享有妥当的保险，但在美国体系的运行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得不到保险，或者保险要价超过了他们 的支付能力。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却花大笔钱来筛选申请人，抗拒付款。医生、医院等医疗服务提供者也花大笔钱与保险公司周旋、对抗，以得到付款。在美国当前的医疗体系中有一个被称为“拒付处理”的产业，即那些在保险公司拒付时帮助医生与其进行交涉的公司。 在一套政府充当保险人的全民医疗体系中，就不会有这些成本。如果人人有权得到医疗保险，就没有必要对其筛选，排除高风险客户。如果政府机构提供保险，就没有必要为付款责任争执不休：如果是体系覆盖到的医疗服务，就由政府付账。这样，与私人保险公司相比，政府医疗保险项目的烦琐程序会少得多，管理开支也低得多。例如，联邦医疗保险的管理开支只占总资金的2%左右，而私人保险公司的这一开支约为15%。麦肯锡全球学会估计，与其他国家政府保险项目的成本相比，2003年美国医疗保险业的额外管理成本高达840亿美元。 不夸张地说，这还只占一半不到。麦肯锡全球学会的报告承认：“这一总数不包括多重支付者架构、针对医院与门诊中心的险种造成的额外管理负担……也不包括雇主因需要维持强大的人力资源部门来管理医疗福利，从而招致的额外成本。”有人比较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体系，以估算上述的额外成本。该研究被广为引述，其结论是，在美国，包括保险公司成本与医疗提供者成本在内的总管理成本占医疗开支的31%，而在加拿大则不到17%。这样算下来，额外成本会有大约3000亿美元，占美加两国开支差额的1/3左右。 其余的差额流向如何？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美国没有一个总揽全权的机构来与制药公司协商药价。结果美国的人均药物用量实际上较小，但付的钱却多得多，导致医疗总成本增加1000亿美元以上。美国的体系还有各种更隐秘的缺陷，如经济激励机制的扭曲。在这种扭曲的作用下，许多门诊机构都安装了ct扫描仪，而这种昂贵设备却很少投入使用。 最后，美国医师的薪水高于别国。但与管理、药物等问题相比，这只是开支差别一个很小的原因。美加两国管理成本比较研究的作者估计，只有2%左右的总开支差异是因美国医师薪水较高导致的。 美国的体制还有个不得不提的可怕缺陷：保险公司几乎没有动力来为预防性医疗付账，而这能节省大笔的潜在医疗开支。最招致恶评的例子是糖尿病：对于可能在早期控制病情的治疗措施，保险公司常常不愿付费，但却愿意为糖尿病失控后经常 导致的截足手术付款。这也许听起来很荒诞，但想想保险公司的激励机制吧：在为预防性医疗付费时，保险公司承担成本，却不大可能获取收益，因为人们常常更换保险公司，或在活到65岁时退出私人保险，进入联邦医疗保险。所以，从单个保险公司的角度看，现在花钱但将来省钱的医疗措施并不一定划算。但所有人终身享受的全民体系则可有效地激励人们为预防性治疗付费。 目前为止，我把美国的体系说得像一场噩梦，对许多人而言这并不夸张。但约85%的美国人是享有医疗保险的，而且大都得到妥当的治疗。这一体系为何运转得还不错？ 原因之一是，纵使在美国，政府也在提供医疗保障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2005年，政府项目覆盖了8000万美国人，主要是联邦医疗保险、公共医疗补助，以及退伍军人医疗等其他项目。私人医疗保险覆盖了1.98亿人，为数更多，但由于联邦医疗保险与公共医疗补助主要针对医疗开销高得多的老年人，所以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其实高于私人保险公司。2004年各个政府项目为44%的美国医疗付费，而私人保险业只支付了36%；其余大多是现款支付，那是到处都有的。 美国的体系 第 27 部分 之所以运转得如此之好，另一个原因就是，绝大多数享有私人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是通过其雇主得到这种保险的。这部分是历史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禁止公司为争夺工人提高工资，于是很多公司转而提供医疗福利。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一种特别的税收好处：与工资不同，医疗福利不用交所得税或薪资税。但为了享受这一税收好处，雇主必须向所有员工提供相同的医疗待遇，不论其过去的健康状况如何。所以，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保险为一些真正需要的人提供了保险，使其免为保险公司的筛选所害。而且，大雇主有时会维护其雇员获取医疗的权利。 由于有这些好处，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长期以来为许多美国人的医疗难题提供了可行的解决之道，以至于没有人呼吁对体系进行根本变革。但这一曾经的解药正在失效。 一场慢节奏的危机 自1965年林登·约翰逊建立联邦医疗保险与公共医疗补助以来，美国医疗体系的大局基本未变。老人与穷人依赖政府保险，在好公司上班、有好工作的工人获得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不够幸运、未能获得基于雇佣关系保险的人购买私人保险—前提是能买得起，还有相当多的美国人没有保险，整日担惊受怕。不过，虽然大局未变，具体数字却变了。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在逐渐变少。联邦医疗保险填补了一些空缺，但不是全部。担心丧失医疗保险的情绪已开始在美国中产阶级中弥漫。 慢节奏的医疗危机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度短暂退潮，现在以汹汹之势卷土重来。危机的核心是基于雇佣关系保险的衰落。迟至2001年，65%的美国工人尚享有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到2006年这一比例已降至59%，而且下滑之势毫无停下来的迹象。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衰落的动因是保险成本的上升：2006年，“家庭保险”的年平均保险费超过1.1万美元，高于工人年收入中值的1/4。对于低收入工人而言，这实在太高了，事实上已接近一名拿最低工资的全职工人一年的总收入。一项研究发现，就算是“中等收入”的美国人，也有40%以上曾有过两年多没有保险的经历。该研究界定的“中等收入者”是指所在家庭年收入在2万~3.5万美元之间的人。 保险为何在变贵？答案竟然是医疗进步。由于医疗科技的革新，许多过去无法救治的疾病现在也能治疗了，不过费用不菲。保险公司为这些治疗付账，但提高保险费以弥补损失。 医药费上 涨的趋势可溯及数十年之前。表11–2列出了1960年以来美国医疗总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除一小段插曲外—后文将对此详述，该比例一直持续上升。但只要医药费仍保持相对低位，开支的增长不是多大的问题：美国人承受了经济负担，并从医疗进步中获益。 表11–2医疗开支 年份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60 5.2 1970 7.2 1980 9.1 1990 12.3 1993 13.7 2000 13.8 2005 16.0 资料来源：centersformedicareandmedicaidservices， 但到20世纪80年代，医药费已涨到一个临界点，导致许多雇主开始买不起保险。随着医药费持续上涨，雇主开始不再为其雇员购买保险，导致无保险者的增多，这些人往往连基本医疗都得不到。罗宾·韦尔斯（robinwells）和我早在2006年便写道： 现有的医疗保障体制经常导致人们做出非理性的选择，而费用的上涨则会加剧这种非理性。特别是，美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把国民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类型。体制内的人可以获得极好的保障，能享受现代医药科技提供的各种服务，而不论其成本有多么高昂。相反，体制外的人得到的保障却很差，甚至没有任何保障，获得的服务就非常少……随着医药科技的进步，现有的体制还将把更多的资源花在内部人士身上。但是，体制内的人能获得更高的医疗开支，是以把更多的人排挤到体制以外为代价来实现的，即剥夺一部分人的基本医疗保障，以便让另外一部分人获得超级的治疗服务。因此，我们遇到了一个残酷的悖论：医疗技术的进步将给许多美国人的健康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个残酷的悖论在20世纪80年代生动上演，并一度引发一股呼吁医疗改革的强大运动。哈里斯·沃福德（harriswofford）在1991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补选中出人意料地获胜，主要就是靠强调医疗问题。比尔·克林顿也挑选了同一主题，这帮助他在1992年当选。 但克林顿践行许诺的努力失败了，沃福德也在1994年被羽翼丰满的保守主义运动分子里克·桑托伦击败（桑托伦在2006年大败，我在第8章提到过，他已暂时托庇于一家保守主义运动的智库，并在那里创建一个名为“美国之敌”的项目）。医疗改革为何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失败，现在为何良机又来？ 医疗改革的持久障碍 在1993年的几个月里，医疗体系的根本变革曾经显得不可阻挡。但改革失败了，克林顿的方案流产后，共和党又在1994年选举中获胜。这样的先后顺序直到今天还令民主党人惶恐不安，心惊胆战。现在民主党要员之所以不大愿意全力推动全民医疗，担心再遭惨败是主要原因之一。但问题在于，我们要从1993年吸取的教训究竟应该是什么？ 我发现，把克林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类，有助于说明问题。第一类是改革的持久障碍至今未变；第二类是1993年的一些情况现在早已不存在了；第三类是可避免的失误，即克林顿犯下的、未必会重现的错误。 先来看看那些持久障碍，其中最根本的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的顽强反对。威廉·克里斯托写过一系列著名的策略备忘录在共和党议员中传阅，在打头的一篇里，克里斯托宣称共和党人应想办法“杀死”克林顿的方案。他在《华尔街日报》上解释了原因：“克林顿的医疗方案无论以何种形式获得通过都会引发灾难性后果，它势必使联邦对美国经济的破坏达到空前规模，它的成功将标志中央集权福利国家政策的复活。”他还论称，该方案会带来恶果，但显而易见，他主要担心的其实是全民医疗也许果真会产生效果—全民医疗会广受欢迎并证明政府干预的好处。小布什企图将社会保障私有化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从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的角度看，最行之有效、最证明福利国家合理性的政府项目就是最危险的政府项目。 想都不用想，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也会以同样的顽强来抵制未来的医疗改革。他们已经在口诛笔伐了，而且用的论据比1993年的还要过分。例如，当英国当局发现受雇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几名穆斯林医生在策划恐怖袭击时，福克斯新闻等传媒机构和保守主义运动派学者就异口同声地宣扬说，全民医疗滋生恐怖主义。不愧是保守派！ 毋庸置疑的是，保险业将像1993年那样，激烈反对改革。克林顿惨败给世人留下的主要记忆便是保险业游说团体推出的“哈里与路易丝”电视广告，该广告使许多人大 受惊吓，以为克林顿方案将剥夺人们的医疗选择权。人们也许到现在都没发觉的是，保险业的反对让克林顿夫妇大感意外。他们的方案原本是要让保险公司在体系运行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拉拢它们。下文还要论及，现在拟议中的各项主要医疗方案也全都给私人保险公司保留了重要位置，但和当年一样，保险业的抵制仍丝毫不减。事实是，任何医疗改革，如果无法削减当前保险业强加的额外管理成本，就绝不会成功。而那意味着，就算保险公司能在体系中保有一席之地，保险业也要被迫缩减规模。要收买保险公司合作，实在是绝无可能。 同样，想都不用想，这一政治态势在加利福尼亚州已一目了然。在那里，现代版的艾森豪威尔式共和党人阿诺德·施瓦辛格已提议实施州一级的全民医疗。施瓦辛格的方案将保留私人保险公司的地位，但会管制它们，以禁绝“风险选择”。不出所料，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保险公司“蓝十字”已在推出类似“哈里与路易丝”的广告，广告警告说，“草率的改革”会破坏加利福尼亚州的医疗。 制药业也会是激烈反对的一方—也许要比1993年更激烈，因为与15年前相比，当今药品开支占总医药费的比重要高得多。与保险公司的反对一样，制药业的反对也是根本上无法避免的，因为制药公司本来就是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医疗之所以昂贵，原因之一就是处方药价格远超别国，而全民医疗体系一旦建立，迟早会发起谈判来降低处方药的价格。 目前为止都是坏消息：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反对医疗改革的主要力量将在今天发起烈度不减的抵抗。但人们仍有一种根本性的感觉：与15年前的改革努力相比，当前的努力将更为持久、更不易为各种变故破坏。 医疗改革的新契机 正如我在第10章指出的，美国经济不振是比尔·克林顿当选的重要原因。1990~1991年的衰退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段就业缓慢增长的漫长时期，即所谓的“无就业复苏”，大多数人都觉得是衰退的延续。医疗危机也似乎更加严峻了，因为人们在失去工作并随之失去医疗保险。摆在医疗改革者面前的问题是，一旦经济开始有起色，医疗保险形势也将改善。到1994年年初，威廉·克里斯托便已说服共和党人抵制克林顿的方案，其理由不仅在于方案本身，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即美国的医疗根本没有危机。如表11–3所示，医疗保险形势当时确在迅速改善：拥有基于雇佣关系保险的美国人比例在1994年剧增， 因为新近就业的美国人在得到工作的同时也得到了保险。共和党的推托战术之所以奏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到克林顿执政的第一年结束时，美国人对医疗现状更满意了。 表11–3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 年份 有保险者的百分比（%） 1987 62.1 1993 57.1 1994 60.9 2000 63.6 2005 59.5 资料来源：u.s.bureauofthecensushealthinsurancetables, 这一次肯定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类似，本世纪初的几年出现了一场衰退和“无就业复苏”。但就业状况在2003年开始改善，到2006年，失业率已快降到90年代后期的低点，然而医疗保险状况持续恶化。这一次，医疗状况不会有短暂的改善，阻挠改革者也无法以之为依据，否认危机的存在。 正在克林顿努力推销他的医疗方案时，还有个因素使人暂时心感宽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卫生维护组织（hmo）的黄金时代。卫生维护组织创立的初衷是，在传统的“按服务付费”型保险中，任何医生采取的在保险范围内的医疗措施都可得到保险公司的付款，这导致过度开支：但凡可能有疗效的措施，医生都会建议采用，而患者听之任之，因为是别人付钱。人们设想以卫生维护组织的“管理式医疗”取而代之，因为在管理式医疗中，隶属于卫生维护组织网络的医生有动力把成本纳入考虑范围，从而舍弃预计疗效平平却价格高昂的医疗措施。这一设想认为，民众将接受这样的限制，因为这会大大降低保险费。 在医疗决策中把成本纳入考虑范围，这一基本想法是很有道理的。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是主要发达国家中真正实行公费医疗的实例，该体系的预算就是有限制的。管理这一体系的医学专家按照每英镑开支带来的医疗效果将医疗措施排序，从而限制疗效不高的开支，让有限的预算物尽其用。在美国，可谓国民医疗服务具体体现的退伍军人卫生管理局也在做大致相同的事情。而且，虽说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和退伍军人卫生管理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但两个体系都出色地提 供了高效的医疗。 但卫生维护组织是商人运营的私人组织，不是医生负责的公共机构。一开始它们似乎带来了节省开支的预期效果：随着卫生维护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的普及，医疗成本的长期增势有所暂停，这在表11–2中表现得很明显。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由于卫生维护组织节省了成本，经济又繁荣兴盛，医疗保险的情况一时大大改观，只不过未能持久，这从表11–3中可以看到。 但最终卫生维护组织未能带来持续的成本节省，原因很简单—得不到人们的信任。总体而言，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中的病人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医疗开销限制，因为他们明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预算有限，而经营这一体系的医生努力物尽其用。美国卫生维护组织的会员就不大愿意接受限额医疗了，因为他们知道卫生维护组织是由尽力让公司收益最大化的会计运营的。由于这种不信任和不满，虽然卫生维护组织的入会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但其他较为宽松的“管理式医疗”机构仍继续发展。而且，公众的强烈抗议与国会的听证会迫使保险公司不敢再采取激烈的行动来压低成本。结果美国的医药费再度飞升，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再度衰落。 这些都意味着，目前医疗改革的成功概率要高于1993年 第 28 部分 。当年，在公众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之前，克林顿曾有一小段时机来实现改革。这一次，很难想象会有什么东西能减弱公众期盼变革的情绪，并让反对改革者据此声称危机并不存在。 但纵使在1993年，假如克林顿没有犯几个关键性的错误，他也许就实现了医疗改革。 切勿重犯的错误 对于克林顿医疗方案涉及的人身攻击问题及其弊病，别人写得已经很多，我无意对此多谈。相反，我想集中在克林顿明显做错的两件事上。 第一，他启动得太慢了。马修·霍尔特（matthewholt）是位医疗分析人士，他发表在有关医疗政策的博客的文章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必读之作。霍尔特对比了克林顿功败垂成的改革与约翰逊推行联邦医疗保险的成功，发现二者反差强烈。约翰逊1965年7月30日就签署法律，使联邦医疗保险生效，距他1964年的胜选不到九个月；克林顿则一直到1993年9月23日才做了第一次有关医疗的全国性演讲。 他的长久拖延后果惨痛，原因有几点。到了1993年秋，1992年选举的政治余威已彻底消散，克林顿政府也被一些琐事缠身，如同性恋在军队里的角色、保守主义运动宣传机构捏造的各种丑闻等。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恢复，人们对医疗改革的需要也降低了。 克林顿为何没有早点儿行动？这与决策先后有一定关系：他最开始一心关注预算事务。克林顿医疗方案的制定也是个麻烦的过程，有一个巨大而秘密的特殊工作组参与其中，其领导者竟然得罪了许多天然盟友。而最重要的是，克林顿还没准备好。联邦医疗保险是经过数年讨论才建立的，克林顿则几乎毫无规划便贸然行动。他在选战中丝毫未提医疗改革的细节，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过一场准备性的全国辩论。 第二，克林顿最终出台的方案又暴露了一个问题：别人很容易将它描绘为一个会剥夺美国人医疗选择权的方案。 克林顿方案接受了“管理式医疗”隐含的理论，即在昂贵而医疗效果存疑的医疗措施上限制开支，将大大节省成本。该方案追求全民覆盖，但实际上会将所有人引入遵循“有控制竞争”准则的卫生维护组织。反对方案的人很快抓住“管理式医疗”这一点大做文章，最早也最具破坏力的一则“哈里与路易丝”式广告警告说，“政府会逼迫我们从几项政府官员设计的医疗方案中选择”。 为了不让这段不幸的历史重 演，今天的医疗改革者必须避免这些错误。他们必须全速展开行动：如果一位进步主义的总统入主白宫，如果进步主义议员占据国会多数并开始主政，在那时，他们至少必须已通过广泛讨论，将一项全民医疗方案的基本要素确定了下来。所以说，医疗改革已成为当前总统竞选的一项中心议题，是件很好的事情。他们提出的方案还应让美国人放心，人们仍将有一定的选择权，并且目前享有良好保险的人将不会被迫接受较差的结果。 医疗改革之路 当罗斯福创立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制度时，他是踏入了未知的地域。美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制度，而德英两国的福利国家制度都规模有限，美国人也知之甚少。所有人都不能确定，“新政”保护美国人免遭风险的方案在实施中效果将会如何。相反，全民医疗已在西方世界存在了几十年，我们已经很清楚，怎么做会有效果。 埃兹拉·克莱茵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进行了一番很好的调查，而他的开场白值得全文引用： 医学也许很难，但医疗保险很简单。世界上其他工业化国家已找到了办法，而且这个过程没有让4500万的国民失去保险，没有让1600万左右的国民保险不足，没有让医药费蹿升到天价，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威胁。更妙的是，这些成功都不是秘密，其机制也并非不为人知。问问医疗研究者应当怎么做，他们会有点儿不耐烦地叹口气，提出一些类似于法国或德国做法的建议。但若问他们觉得可以怎么做，他们就只会支支吾吾地挤出些时髦的空话、遁词，什么“地区性购买联盟”、什么“医疗储蓄账户”，以竭力避免触怒保险业、制药业、保守派、制造商等各路人马。这个话题以复杂闻名，但只不过是那些保护现状的势力使其变得复杂，而不是问题本身复杂。看看法国的体系，世界卫生组织将其评为世界第一。法国维持一个覆盖所有人的基本保险体系，其资金来自税收。这和联邦医疗保险有相似之处。民众还得到鼓励去购买覆盖更多医疗开销的附加保险—这与许多美国老人在联邦医疗保险之外购买的辅助保险有类似之处。法国穷人得到补助，以帮助他们购买额外的保险—美国的公共医疗补助帮助数以百万计的老人脱离困境，也与此相似。 值得顺便提一下的是，常被作为美国全民医疗模板的加拿大医疗体系，有一个既不见于法国体系也不见于联邦医疗保险的特征：在政府保险覆盖的领域，加拿大人不能私自购买医疗。这一限制的理由是，这可以防止富裕的加拿大人出高 价买走稀缺的医疗资源，从而压低医药费。不过，这显然不是全民医疗必不可少的要素。不用多说，联邦医疗保险覆盖的美国老人与法国人一样，可以在政府提供的医疗之外，随心所欲地购买更多医疗。 法国体系与联邦医疗保险并非完全相同：法国体系的一些特征并不见于美国，至少目前还没有。许多法国医院为政府拥有，不过仍必须与私人医院争夺客户。法国还十分重视预防性医疗。法国政府为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提供全额保险—绝无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共付的情形，这样患者就不会放弃可预防未来并发症的治疗措施。 不过关键的一点是，覆盖全民、人称世界最佳的法国医疗体系其实很像一种经过扩大、改良的联邦医疗保险，即将这一人们熟悉而欢迎的制度延展到全民之中。以法国体系为模板的美国体系会比法国体系花费大，原因有很多，例如美国医生薪水较高，较胖的美国人较易患一些治疗费高的疾病。但总体而言，联邦医疗保险若能面向全民，无保险人群的问题会消失，而且其花费几乎必定少于将4500万美国人排除在外的现行体系。 假如世界是由一群精通政务的专家运行的，那事情就到此为止了。美国人喜爱联邦医疗保险，让我们把它给予全民吧。为这样的扩张筹资就需要增税，但就算现在有保险的美国人，其收益也会超过多交的税额，因为他们不用再交那么高的保险费了。问题解决了！但也许幸运、也许不幸的是，世界不是由政策专家运行的。建议设立一套单一支付者体系，亦即面向全民的联邦医疗保险，会遇到几个重大的政治障碍。 最常听人提到的障碍是保险业与制药业对单一支付者体系的执拗反对。但改革者应当明白，但凡郑重的医疗改革都会遭到这些利益集团的全力反对，没办法收买他们。 不过，也许可以巧妙地摆脱另两个变革的障碍，即增税的需要与公众对丧失选择权的担忧。先谈税收问题：将联邦医疗保险或类似的体制扩展给全体美国人将需要增加大量的税收，也许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显然，这些增收的税将不会真正代表国家的财政负担，因为它将取代人们已在支付的保险费。虽说这是事实，但要劝说人们，一次大幅的增税并不代表他们的总经济负担真正加重了，这仍会是个艰巨的任务，而且此类提议总会遭遇那种虚伪的抵制声浪，从而使之难上加难。要通过所需规模的增税也将是困难的，即便改革派占据强有力的多数，也不会轻松。 保持患者选择权的问题也 与此类似。美国人已享有的保险许多都会为联邦医疗保险式的保险取代，而他们也可自由购买额外保险。但一项会自动将民众纳入政府保险体系的方案很容易被别人说成会剥夺民众的选择权，反对改革的人会竭力这么误导公众。 切需谨记的是，这两个问题是针对单一支付者体系的政治异议，而非经济异议。纯粹从经济的角度看，单一支付者体系明显是当行之路。单一支付者体系管理成本低，议价能力强，故而与其他方案相比，它会以较低成本提供较多的医疗。不过，有时求全责备反而于事不利。与其不等到理想结局不罢休，远不如姑且推进一项政治上可行、又能实现单一支付者体系一些优点的改革方案。 现在谈谈好消息：数年来政策分析人士与政治家已研究出了一套医疗改革构想，它似乎是条可行的折中路线，既考虑经济效益，也顾及政治现实。这套构想包括四个基本要素： 统一费率低收入家庭补助强制保险公私竞争我将先探讨前三点，然后对三点结合起来会有何成效进行一番阐释，再继续解释第四点的作用。 在统一费率之下，保险公司不得向客户开出高低不同的保险费，并不得以对其患病风险的认定为由拒绝提供保险。“纯粹”的统一费率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费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绝无例外，这已是纽约州和佛蒙特州的法律。而按照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等地的法律，即“适度”的统一费率，保险费可以根据年龄、地域等标准调整，但不能因病史而变化。统一费率的目的是，避免保险公司拒绝向有保前疾病和其他风险因素的人提供医疗；据说这还能降低管理成本，因为保险公司不会再花大笔金钱来辨识有风险的申请者，并将其拒之门外。 补助是我们已经在做的事，即公共医疗补助。改革方案呼吁，这些补助的覆盖面应扩展到许多不符合领取公共医疗补助的标准但也无钱买保险的人，主要是低收入的成年劳动者。 强制保险的意思是，你一定要有医疗保险，就像汽车所有者一定要有车险一样。这一制度意在应对如下问题：有的人买得起保险却不愿买，而是选择听天由命，最后住进了急诊室，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最终往往是纳税人埋单。一些方案还建议实施雇主强制，即要求雇主为其雇员购买医疗保险。 把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通过私人保险公司运行的全民医疗体系。原本可能因病史而无法买到保险的人，统一费率可保障其购买权；原本可能无钱买保险的 人，可得到资金帮助，脱离困境；原本可能选择听天由命的人，会被禁止这么做。 2006年马萨诸塞州按这些标准实施了一套体系。阿诺德·施瓦辛格为加利福尼亚州拟订的计划也差不多。在本书写作时，民主党两大候选提名人约翰·爱德华兹与巴拉克·奥巴马都宣布了类似的方案，不过这两项方案都具备第四项特征，我将很快谈到它。 这样一个通过私人保险公司实现全民医疗的体系与单一支付者体系相比，有什么根本性的好处吗？从经济角度而言，一点儿都没有。事实上至多可视之为一种尝试，是对以管制和补助为基础的单一支付者体系的模仿，而这一模仿将是不完全的。我曾将此类计划比为“鲁比·戈德堡装置”—用烦琐的方法实现简单的目标。执行统一费率与强制保险尤其需要相当庞杂的官僚工作。讽刺的是，与简单的政府项目相比，通过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医疗，需要更具干预性的政府。 不过，一套兼具统一费率、补助与强制保险的体系是有政治好处的。首先，与单一支付者体系相比，它需要的额外税收要少得多，因为大部分保险开支仍是以雇主或个人交保险费的形式支付的。只要有足够的税收来补助低收入家庭就行了，不需要别的。合理的估测显示，建立一套混合型全民医疗体系所需的税收，要比因小布什减税措施而丧失的税收少得多，而这些措施将于2010年年底失效。所以，无须通过增税计划，便能实施这种全民医疗方案。若民主党人当上总统、控制国会，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坐等小布什的一些减税措施失效，并将节省下来的税收投入医疗。 与此同时，这套体系将允许人们保留他们觉得满意的私人保险。保险业会抨击统一费率，以此来阻挠改革，事实上1993年的一则“哈里与路易丝”广告就是以统一费率为攻击目标的，但保险业将无法指责说政府是在将管制医疗强加于民众。 以私人保险为基础的全民医疗虽说看起来比单一支付者体系更为可行，却会舍弃单一支付者体系的一些优点。具体而言，管理成本会变高，仍会有各式各样的保险公司，人们仍会为付款责任争执不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吗？ 这时就要谈到第四个因素了。爱德华兹和奥巴马的方案都允许人们继续持有私人保险，但也允许人们从一项联邦医疗保险式的政府保险项目中购买保险，其保险费反映政府的实际成本。允许私人购买联邦医疗保险，将让公共保险项目与私人项目展开竞争。看上去政府项目将会在竞争 中取胜，因为这些项目不会将大笔资金用于营销，所以运营成本较低。当联邦医疗保险部门开始要求“联邦医疗保险优势项目”，即纳税人出资维持的针对老年人的私人项目，在公平的保险基础上与传统联邦医疗保险竞争时，私人项目就逐渐萎缩了（这些项目在2003年又开始扩张，同年，《联邦医疗保险现代化法》开始对其大举补贴，每个受补贴项目年均得到1000美元左右，不过那是另一码事）。若政府项目总是在竞争中胜过私人保险公司，随着私人保险公司失去市场份额，医疗体系就会逐渐演变为单一支付者体系。但这将是公众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政府颁布法令，强迫人们加入政府项目。 如依循这些准绳制定一套方案，实施改革，美国的医疗体系将会变得 第 29 部分 不大像任何别的国家，而有点儿类似于德国体系。在德国体系里，医疗保险是由相互竞争但受到严格监管的“疾病基金”提供的。与法国体系相似，德国体系以比美国低得多的成本提供全民保险与高质量的医疗，而且就获取医疗的机会与便利度而言，无论如何也要好于美国体系：即时看病较容易，急诊室等待时间较短，就连自选手术的等待情况也少于美国。 还有许许多多的细节要完善，但要点是，从经济、财政甚至政治的角度看，全民医疗都是很可行的。 医疗改革的回报 改革美国医疗的首要原因很简单—这将改善美国大众的生活质量。在现行的体系之下，数千万人得不到妥当的医疗，还有数百万人的生活因医药费负担而被毁掉，此外又有许多人虽尚有保险，也未因医疗费用而破产，但终日忧心忡忡，生怕接下来轮到自己。这些问题都不是无法避免的：其他富国都有全民保险。减少美国人面临的风险，就算会附有相当大的成本，也是值得的，更何况在这件事上根本就不会有成本。全民医疗将比我们现在四分五裂的体系要便宜、高效。 不过，医疗改革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将克林顿方案置于死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克里斯托说，那项方案的成功“将标志中央集权福利国家政策的复活”。这么说时，他心里真正想的是，全民医疗将让“社会应当帮助其不幸成员”的“新政”理念重焕生机。的确如此，而这正大大说明了全民医疗的好处。 简言之，全民医疗之于一种未来的新“新政”，就如同社会保障制度之于最初的“新政”一样：既是至关重要的制度，也是再度申明“彼此照顾、宛若兄弟”的准则。实现全民医疗应是现代自由派在国内政策上的第一要务，此事一旦成功，他们就可转向更一般性、更艰难的任务，即抑制美国的贫富不均。 12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不平等的代价 缩小收入差距 平等化的算术 缓解市场不平等 另一场“大压缩”？ 我早年身处的美国是个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但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的不平等已经回到了“镀金年代”的水平。我将在本章中简略叙述有助于逆转这些变化的政策，像在讨论医疗时那样，我将从价值观问题谈起。我们为何要担忧高度的、加剧的不平等？ 担忧 不平等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生活水准问题。正如我在第7章中详细阐明的，过去3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成果落入了一小群富人的腰包，而且集中程度非常高，以至于都无法清楚判断，普通家庭有没有从科技进步及其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中获取一丁点儿利益。中低收入家庭经济改善的状况不明，这本身就是要追求收入分配平等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除此之外，极度不平等对美国社会与民主制的损害，也是重要原因。自美国建国以来，我们对自身的期许一直是一个不要有强烈阶层区别的国家—不是说全社会一律趋同、完全平等，而是说经济精英与普通公民之间可以有差距，但不应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正为此意，托马斯·杰斐逊曾写道：“小地主乃国之至宝。”在现代语境中可将杰斐逊的说法表达为，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是一国最珍贵之物，这从来都是个正确的判断。高度不平等已使美国变成一个中产阶级力量大减的国家，对社会关系与政治产生了侵蚀效果。由于美国已更深地陷入了一个新的“镀金年代”，这一效果越发明显了。 不平等的代价 在不平等的社会代价方面，我见过的最好的一个论据是一位保守主义运动分子试图提出的反论。1997年，保守派知识分子的一位元老欧文·克里斯托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不带阶级冲突的收入不均》的文章。欧文·克里斯托称，我们不应担忧收入不均，因为不管数字怎么说，现实中的阶级差别已几乎无存。他断言，当前“更大程度的社会平等会盖过收入不平等……在美国各大城市，根本不会有这样的餐馆—一名ceo可以安心地在那里吃午餐或晚饭，丝毫不用担心碰上他的秘书。坐头等舱飞行时，谁会是你的旅伴？你无法预料。如果是去巴黎，你会迷失在一群‘炫’信用卡的年轻人中”。 在宣称“因为我们有社会平等，所以收入不平等不要紧”时，欧文·克里斯托实际上承认，收入不均如果导致社会不平等，就会是个麻烦。但问题在于的确会这样。在欧文·克里斯托幻想的世界里，富人活得与你我一般无二，没人觉得社会地位低，而这与我们所处的真实美国有天壤之别。 显而易见，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就不用说了，但值得指出的是，欧文·克里斯托想象的ceo与中产阶级摩肩接踵的场景，与《华尔街日报》专门报道富人生活的罗伯特·弗兰克所写的也是南辕北辙。在《富人国》一书中，弗兰克讲了他了解的情况： 当今的富人已 形成了自有的虚拟王国……他们已建立了一个自足自治的世界，一切齐备，包括自有的医疗体系（特殊服务医生）、交游网络（共有飞机、贵宾俱乐部）、单独的经济系统……富人不仅在变富，他们在变成经济上的外国人，创建其自有的国中之国、社会中之社会、经济中之经济。事实是，严重贫富不均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这对美国人的生活境况有切切实实的负面影响。绝大多数美国人住不起世界各地豪华酒店纷纷推出的一晚1.1万美元的套房，这也许还不大要紧。非同小可的是，为了拼命把子女送进好学校，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家庭不顾支付能力购买住房，背负危如累卵的抵押贷款，而贫富不均的加剧意味着，符合人们心愿的学区在日趋变少，其居住成本则在日趋升高。 哈佛法学院破产问题专家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warren）与商业咨询师阿米莉亚·沃伦·塔亚吉（ameliawarrentyagi）研究了美国破产的大增。到2005年，恰在一项大大提高个人破产难度的新法生效之前，每年申请破产的家庭数量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水平的5倍。这一破产大潮最直接的原因是，家庭在背负更多债务。这促使一些人以道学的口吻宣称，有些人不顾支付能力，花了太多钱购买奢侈品。但沃伦和塔亚吉的研究结果是，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奢侈品开销其实降低了。而债务的大增主要反映了住房开销的上涨，其推动力主要是人们争相进入好校区。美国人已陷入一场拼死争夺战，原因不是他们贪婪或愚蠢，而是他们想在一个日趋不平等的社会里给子女一个机会。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起步不好会毁掉一个孩子终生的机会。 在面对别人的询问时，大多数美国人仍会说，个人凭一己之力就能赢得社会地位。一项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认同“有努力就有回报”的说法，而加拿大人是49%，法国人只有23%。但在现实中，美国的机会不均与结果不均同样严重。我们也许相信，通过勤劳与毅力，人人都可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 有许多证据显示，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笔下的励志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实属凤毛麟角。“全美教育统计中心”发布的一份研究是最令人震惊的证据之一。该研究探寻了1988年上八年级的美国人的教育经历，以两个标准对这些八年级学生分组，一是数学考试展示出的才能，二是根据其父母职业、收入和教育水平衡量的社会经济地位。 表12–1列出了主要结果。不奇怪的是，考试分数高和父母社会地位高都会提高一名学生读完大学的概率，但父母地位关系更大。考试成绩处于底端1/4、出身家庭的地位列在顶端1/4的学生，即我十几岁时美国人常说的“傻富孩”（rdk），与成绩处于顶端1/4、父母位于底端1/4的学生相比，读完大学的概率较高。这告诉我们，美国社会趋近机会平等的观念明显就是臆想。在现代美国，阶层，尤其是上一辈的阶层，通常压过才能，这才更接近真相，虽说尚不是全部的真相。 表12–11988年八年级生读完大学的百分比（%） 成绩在底端1/4 成绩在顶端1/4 父母在底端1/4 29 父母在顶端1/4 30 74 资料来源：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theconditionofeducation2003，第47页。 难道不是到处都这样吗？不，程度不同。对“代际流动”（即子辈地位胜过父辈的概率）进行跨国比较不能反映实情，因为各国统计的数据在性质上不会完全对应。虽然如此，也可明显看到，似乎霍雷肖·阿尔杰的小说更符合欧洲的情况：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流动性最高，而且研究结论大都显示，美国的流动性低于法国和加拿大，也许连英国都不如。不但美国人拥有的机会不平等，美国机会的平等度也低于西方其他地方。 原因不难理解。单就美国与众不同地缺乏全民医疗一项，就使不幸未生于富家的美国人遭遇一项劣势，因为低收入家庭的美国子女常没有保险，他们更易罹患会让生活脱离正轨的健康问题。低收入与社会援助欠缺造成的营养不良，会有相同的影响。影响父母的生活剧变，也会使子辈很难超过父辈，而美国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使这样的剧变更易发生，并使之恶化。此外，美国基础教育的质量也参差不齐，诸如此类的原因还有不少。总之可归结为，虽说“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的原则听起来不错，但二者的区别基本是臆想的。一个结果高度不均的社会，基本上也必然会成为一个机会高度不均的社会。如果你真心相信，全体美国人有权在起跑线上得到平等的机会，那就应该以此为理由，行动起来促进平等。 因此，美国高度的不平等除 了压低大多数家庭的购买力外，还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其他严重的代价。不平等伤害我们的另一个途径是腐蚀美国政治。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年说：“若本国有人强大到可将合众国政府据为己有，他们将如愿以偿。”这话几乎很难会出自一位现代总统之口。不过，现在有了这样的人，他们也将政府据为己有。当然并不是全盘掌控，但金钱势力怪诞地扭曲美国政府政策的事例，几乎每周都会被披露出来。 在本书付印时，就有一个惊世骇俗的例子：连一些民主党人都纷纷声援对冲基金经理，这些经理得到了超常的税收减免。借助对税法所做的一种怪异的解释，这些经理（其中一些每年赚十几亿美元）得以使其收入按照15%的资本增值税税率来缴税，而其他高收入者的税率则高达35%。这一对冲基金赋税漏洞每年给政府造成60亿美元以上的税收损失，相当于向300万儿童提供医疗的开销。其中将近20亿美元落入25个人的腰包。连保守派经济学家也认为，这一税收减免没有道理，应当取消。 但这一税收减免有强大的政治支持，而且不只是来自共和党人。2007年7月，纽约州参议员、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舒默（charlesschumer）放言，只有当其他已成定制的税收减免也同时取消，他才会支持填补对冲基金赋税漏洞。人人都明白，这是一种以隐晦的方式阻挠改革的“毒丸”策略。而且人人都怀疑，对冲基金向民主党政治竞选捐助的大笔金钱，推动了舒默采取这一立场，虽然他对此否认。 对冲基金赋税漏洞是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何腐蚀政治。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均如何强化了一股从根本上反民主的势力，即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正如我在第7章中说的，贫富不均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治的右转，但因果关系还指向另一边。富人新获的财富提升了他们的影响力，维持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制度，并将共和党进一步推入该运动的轨道。美国政治的丑陋，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均的反映。 更广义地说，高度不平等让维系美国社会的纽带变得紧张。美国人信任政府与彼此信任的程度已有长期的下降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多数美国人认同“多数人是可信的”这一说法，现在多数人不认同。在60年代，多数美国人相信政府运行是“为所有人的利益”，今天多数人认为政府运行是为“一些大利益集团”。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美国人日趋强烈的愤世嫉 俗情绪，原因在于贫富不均的拉大，这让美国越来越像一个拉美国家。正如政治学家埃里克·尤西拉纳（ericuner）与米切尔·布朗（mitchellbrown）指出（并以广博的资料说明）的：“在一个贫富悬殊的世界里，经济谱系两端的人都没有多少理由去相信‘多数人是可信的’……社会信任以经济平等为根基。” 缩小收入差距 在讨论减少不平等的途径时，最好区分不平等的两个概念以及减少不平等的两种政策。 不平等的第一个概念是市场收入的不平等。美国当然是个市场经济国家。人们大多以出卖劳动力给雇主的方式获得大部分收入，人们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股票、证券、房地产等资产的市场收益。因此，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标准是人们出卖各种东西所获收入的不均。市场收入分配高度不均，并且正在加剧。事实上，当前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与20世纪 第 30 部分 20年代相同。 但这不是全部。政府以税的方式征收部分市场收入，并将部分税收返还给公众。返还方式有二：一是直接付款，如社会保障支票，那是多数美国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二是为产品和医疗等服务付费。所以，不平等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均，即考虑税收与政府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在现代美国，像所有发达国家一样，可支配收入的不均不如市场收入不均严重，因为我们有福利国家—虽说依国际标准看规模较小。2007年的美国感觉上不像20年代的美国那么不平等，原因就在于税收与转移支付，二者稍稍节制了富人的生活水准，同时帮助不幸者脱离困境。 故而，缓解美国贫富差距的方法之一就是更多扩张、提高我们的后市场政策，这种政策将市场收入不均视为既定因素，但努力缓解其影响。要看这一做法的效果如何，让我讲个例子：法国这个缩减贫富差距的力度大大超过美国的国家。 如果你正身处生命中的困顿时刻或者你一生坎坷，那么当一个法国人绝对好于当一个美国人。在法国，如果你失业了，不得不做一份低下的工作，你不用担心失去医疗保险，因为医疗保险是政府提供的。如果你长期失业，政府帮你解决吃住问题。如果抚育子女的开销让你囊中羞涩，政府会多给你钱，并帮助解决小孩的日托。没人担保你生活舒适，但你的家人，尤其是子女会得到保护，免遭真正严重的物质匮乏。 假如你境况极佳，做法国人就有其不利之处了。与美国相比，所得税税率有点儿高，而工薪税（payrolltax）要高得多，尤其是名义上由雇主支付、实际从工资中剔除的那部分。生活成本也高，因为法国有很高的增值税—一种全国性的营业税。对于高收入者而言，政府医疗保险与其他福利的好处并不足以弥补这些税负。所以，如果一个法国人的薪酬（包括雇主支付的工薪税）水平在我们看来属中产阶级上层或更高阶层，他的购买力却要明显低于拿同样薪酬的美国人。 换言之，法国有多方面的后市场政策，以让痛苦者舒适、让舒适者“痛苦”的方式来缓解贫富不均。在这方面，法国代表了非英语语系的西方国家。不过，其他英语国家也比美国在缓解后市场不平等方面的力度大。 例如，在缓解65岁以下人群贫富不均的项目上，美国的支出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要赶上加拿大的水平，我们还需再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的2.5%；要赶上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水平，还需 国内生产总值的4%；要赶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水平，还需9%。美国的政府项目使28%的非老年人口脱离贫困，而这一数字在加拿大是54%，英国是61%，瑞典是78%。这些数字其实还低估了美国与其他各国的差距，因为未将美国不保障全民医疗这一点纳入考虑。 在以全民医疗有效缓解美国的贫富差距之后，美国若要再接再厉，有个“简单”的办法：大幅提高力度，通过各种公共援助帮助不幸者，其开支则以对富人征税来弥补。增加的开支可能将主要是扩大已有的项目：扩大所得税抵免、更慷慨的救济食品券、更多的住房援助，如此等等。也可将儿童抚养、协助日托等项目加进来。至于可从哪里得到额外的税收，我将在本章稍后谈及。 但难道不是高税收与大范围的福利国家消磨了工作与创新的动力吗？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4%。这难道不是有力地说明了不应效仿法国吗？法国等有慷慨社会项目的国家的确有严峻的经济问题，但与通常的观念不同，这些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也并非与社会项目的浩大开支紧密相连。 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确实比美国低得多。主要原因是其就业人口比例较低—法国的工作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比美国低10%。而工作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这一差别，则完全是因为法国工人的休息时间多得多：平均而言，法国工人的年工作小时数只有美国工人的86%。这么看来，法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量略高于美国。 真正的问题在于，法国与美国的差异在哪些方面是成问题的，在哪些方面则不过是差异而已，甚至或许代表了更好的选择。法国工人人均工作时间较短，似乎属于第二类。美国的休假很短，许多工人根本没有休假。本质上说，法国是做了个决定，用较少的收入来交换较多的休息。有关休假时间的法律规定以及工会签订的劳资协议保障了这一决定的执行。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一决定其实让多数人过得更好了。近期一份比较欧洲与美国工作时间差异的研究指出，民意调查显示，人们乐意缩短工作时间，而对所谓“生活满意度”的跨国比较似乎也说明，就算收入会降低，少工作也会提高生活质量。但任何人都很难单凭一己之力来以较少的收入交换较多的休闲。法国的规章制度要求雇主提供假期，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规章制度也许真是好东西—虽说会降低国内生产总值。 除了工作时间比美国人少外，法国人的工作比例也较低。法国的青年与老人倾 向于不就业。在法国“壮年”中，即在25~54岁的人中，有约80%就业，这与美国的数字相差无几。但15~24岁的法国居民中，只有25%就业，美国则是54%；55~64岁的法国人中，只有41%就业，美国则是62%。关键在于，这样的低就业率是否应被当成问题。 法国青年的低就业率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成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由于法规使雇主难以解聘工人，从而使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愿聘用工人。但细致考察则会发现，法国青年就业率低的其他成因也许更重要。法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于留在学校：15~19岁的法国居民中92%在求学，20~24岁的有45%，而在美国，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4%和35%。只有约10%的法国学生兼职，美国则约为20%。大概在法国，免费教育与公共资助的结合让出身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安心于学业，而美国的这些青年则或者被迫辍学，或者靠打工完成学业。这听起来是法国体系的美德，而非罪恶。 如前所述，法国人一旦进入最佳工作年龄，就业概率就和美国一样，这一事实与美国新闻报道常常描画的那幅劳动力大多赋闲的图景大相径庭。法国人唯一的严重问题（申明一下，的确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在于老年工人的就业率与劳动力参与率低。这反映了一些重大的政策失误，尤其是25年前将工人全额养老金领取年龄下调到60岁的决定。这既鼓励了提前退休，也让纳税人背负重担。 看来法国人也会犯错误，但说“法国在养老金政策上举措失当”与说“超乎常规的福利国家废掉了法国经济”可绝不是一码事。借用法国的例子来反对加大力度帮助穷人与不幸者，很大程度上是在糊弄人。 平等化的算术 假如我们赞同美国应变得更像其他发达国家，那些国家的税收与福利体系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远高于美国，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这一决定将涉及哪些方面。 它将涉及的一方面是，取消1980年以来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促成的大量对富人减税的措施。表12–2展示了强烈影响美国1%富豪而对其他人影响甚微的三个税率发生了什么变化。1979~2006年，所得税最高税率被减半，资本增值税税率的削减将近一半，公司所得税税率降低了1/4多。美国高收入者缴的税比过去少多了。因此，将对富人的征税拉回到历史上的水平，可以部分补偿一个更强大的、抑制贫富不均的保障网络，不过仅是部分补偿。 表12–2三种税的最高税率（%） 劳动所得税 最高税率 长期资本收益税 最高税率 公司所得税 最高税率 1979年 70 28 48 2006年 35 15 35 资料来源：urban-brookingstaxpolicycenter,http://taxpolicycenter.org/taxfacts/tfdb/tftemte.cfm。 恢复税收体系累进性的第一步，就是让小布什对极富者的减税措施在2010年年底如期失效。仅这一点，便会带来不少的税收。有无党派倾向的城市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联合税收政策中心估计，若让小布什对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者的减税措施失效，从2012年开始，每年便会多收1400亿美元左右的税。这足以支付实施全民医疗所需的补贴了。利用此类逆转减税的做法为医疗改革筹资，将显著缩小贫富差距。其途径之一是使极富者的收入适度减少：联合税收政策中心估计，让小布什针对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者的减税措施失效，与让这些减税措施永久化相比，美国1%最富者的税后收入会降低约4.5%。同时中低收入美国人将得到医疗保障—这是真正代表中产阶级的关键特征之一。 另一个政治上相对易行的举措是，填补美国体系的一些明显漏洞。其中一个就是上文谈到的那项规定：它允许对冲基金经理等精明强悍的金融玩家将收入界定为资本收益，按15%而非35%的税率缴税。还有其他重大的税收漏洞，例如有一些规则允许公司，尤其是制药公司将账面利润转移到海外的低税地区，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损失；近期的一项研究估计，跨国公司的避税每年造成500亿美元损失。 要在逆转小布什减税、填补明显漏洞之后继续前进，就将是更为艰巨的政治工程。不过，对什么是符合政治现实的做法的判断也会迅速转变。在2004年年末，作为“新政”标志 的社会保障体系似乎很有可能要被私有化，从而被逐渐取消。现在社会保障看来安然无恙，而全民医疗也似乎伸手可及了。全民医疗如能实现、“政府可以为善”的“新政”理念如能复兴，那么现在看来难以企及的目标也许就不会显得那么脱离实际。 历史证据与跨国比较证据都表明，除了只是逆转小布什减税之外，对富人增税还有更大的空间。就算在小布什减税之前，美国的最高税率也处于历史低点—克林顿任内对最富者的税率仅有39.6%，而20世纪70年代高达70%，甚至在里根1981年减税后还有50%。美国最高税率与欧洲国家相比也较低。例如，英国所得税最高税率是40%，似乎相当于克林顿时期的最高税率。然而，对于所有的劳动收入，英国雇主还要付社会保险税，相当于美国联邦保险筹款税中雇主支付的份额（美国的这项税大多仅在收入超过9.75万美元的上线后才征收）。结果是，薪酬很高的英国雇员实际要付的税率将近48%。法国的实际最高税率更高。而且在英国，资本收益是作为普通收入征税的，所以对高收入者资本收益实际征收的税率是40%，而美国只是15%。在美国，如把资本收益当成普通收入来征税，将会让税收显著增加，并限制对冲基金漏洞等赋税恶行的空间。 而且，从“新政”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家都觉得用“超级”税率对收入过高的人征税是正常的、合适的。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很少人缴70%的最高税率，而艾森豪威尔时代超过90%的最高税率，缴的人就更少了。过去常有人称，对过高收入征附加税唯一的现实作用是惩罚富人，因为其实征不到多少钱，但这么说已不对了。今天0.1%最富的美国人获得总收入的7%以上，而1979年仅为2.2%。这个阶层的最低年收入约为130万美元，平均年收入约为350万美元。对这样的收入征附加税将获得相当多的税收，可帮助许多人。所以归根到底，在逆转小布什的减税、实施全民医疗后，下一步应是更广泛的行动，恢复美国税收的累进性，利用增加的税收提供更多福利，从而帮助中低收入家庭。 不过现实地说，这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资金，提供像其他发达国家那么多的社会开支，甚至连相对适度的加拿大水平也达不到。除了对富人征收较高税收外，其他发达国家还对中产阶级征收较高税收，其形式一是较高的社会保险付费，二是增值税—实际就是全国性的营业税。社会保险税和增值税本身不具累进性，虽只能间接缩小贫富差距，但即 便如此，效果也很大：这两项税款用于提供福利，对于收入较低的人而言，政府福利占收入的比重更大。 政治上而言，在数十年的反税、反政府宣传之后，除非坚持不懈地强行推销，否则无法劝说公众相信：中等收入家庭支付稍微高一些的税收可以换来社会保障网络的强化，生活会变得更好。我倒是很想看到美国再将2%~3%的国内生产总值投入医疗之外的社会开支上，但也许要等到自由派成功地发挥政府作用，使人们过得更舒适、安稳，在此方面取得斐然的政绩之后，才可以推进这个工作。部分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本身就极其重要的医疗改革，还会有更大的好处：它将为一场更广泛的进步主义改革开辟道路。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已铁了心要阻挠医疗改革的成功。 缓解市场不平等 后市场政策对缩小贫富差距会有很大效果，但不应是我们唯一的关注点。在“大压缩”期间，市场收入不均也大幅缓解，那部分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资管制实现的，而我们希望战时工资管制这样的事不要再发生了。但我们仍可采取一些措施。 第一个措施已在实施中：2007 第 31 部分 年国会通过了十年来第一项最低工资上调方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低工资一般约是平均工资的一半。但到2006年，通货膨胀已大大侵蚀了最低工资的购买力，致使实际最低工资达到1955年来的最低点，只有平均工资的31%。由于民主党重新占据国会多数，根据上调方案，现在每小时5.15美元的最低工资到2009年会增长到7.25美元。这不会完全恢复其购买力，但是个重要的起步。 常可听到两种反对提高最低工资的观点，二者有点儿相互矛盾。一些人称，提升最低工资将降低就业、增加失业。另一些人则称，提升最低工资甚至几乎完全不会提高工资。但证据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实际上将有一定的积极效果。 在就业方面，伯克利大学的戴维·卡德（davidcard）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nkrueger）属于美国最好的劳工经济学家，他们的一项经典研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最低工资的增长（在美国经历过的增长幅度内）曾经造成过就业损失。他们的研究遭到了猛烈攻击，一是因为这似乎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二是因为它与许多人信奉的意识形态抵触，使他们忧烦焦躁。不过，虽说不断遭到质疑，该研究仍屹立不倒，而且一直有新的事例确证其结论。例如，华盛顿州每小时最低工资几乎比邻近的爱达荷州高3美元，而两州边界线附近的商业活动则似乎表明，其实是华盛顿州夺走了爱达荷州的工作。《纽约时报》报道说：“华盛顿州的小店主说，他们业务的兴旺远超预想……爱达荷州的青少年跨越边界线，来到华盛顿州的快餐店工作。” 所有的实证证据都表明，可行限度内的最低工资上调不会造成明显的工作损失。的确，若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或许会导致工作损失，因为那会剧烈提高一些产业的雇工成本，但这根本不可能发生。 而且最低工资提升会对工资极低者产生相当明显的效果。“经济政策学会”估计，美国薪酬最低的10%劳动力，即1300万工人，将会从刚刚通过的最低工资增长方案中获益。其中560万人目前的薪酬低于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因而将获得直接收益。 其他工人都挣得比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多，他们将从最低工资提高的波动效应中获益。不过，最低工资主要关系到低薪工人。要更广泛地缓解市场不平等，就必须对较高收入者采取措施。就此而言，结束持续30年的政府政策打压工会的局面也许是最 重要的途径。 我曾在第8章论及，美国工会运动的急剧衰落，并不像有人常称的那样，是全球化与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跨国比较显示，其他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全球性压力，但美国工会的衰落则是个案。如前所述，1960年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会参与率基本相同，工薪工人的参与率分别为32%和30%；到1999年，美国的工会参与率降到13%，而加拿大的未变。正如我在第8章探讨的，美国工会衰落的根源不是市场力量，而是保守主义运动制造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允许雇主进行破坏工会的活动、惩罚支持工会组织者的工人。如无这样的政治气氛变化，今天工会也许已在多数服务业企业组建，尤其是沃尔玛这样的巨型零售商。 一种新的政治气氛可让工会运动复兴，而复兴工会应是一个关键的进步主义目标。需要有具体的立法，例如《雇员自由选择法》，该法若实施，雇主恫吓工人、使其不敢加入工会的能力会降低。但立法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执行已制定的《劳工法》。导致美国工会参与率剧降的许多反工会行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甚至违反了现行法律，但雇主知道他们能逃脱追究，屡试不爽。 难以回答的问题是，美国工会运动若重获力量，将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不平等。跨国比较表明，这也许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在西方世界，工资不平等最剧烈的加剧情形发生在英美两国，这两国都经历过工会会员人数的剧降（英国的工会势力仍远强于美国，但其工会参与率曾在50%以上）。加拿大经济虽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但其工资不平等的加剧幅度似乎明显较低，而加拿大一直有强大的工会运动，或许是个重要原因。工会提升会员的工资，他们的工资大多居于中游；工会还会使会员之间的工资平均化。也许最重要的是，工会是一股对冲管理层的力量，使限制过高与过低薪酬的社会规范产生效果，甚至影响到工会之外的人。工会还会动员会员为进步主义政策投票。让美国工会参与率恢复历史水平，会否让“大分化”大大逆转？我们不知道，但有这种可能，所以鼓励工会复兴应是进步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可以缓解过度收入不均的变化，并不只有工会运动的复兴。正如我在第8章提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些其他因素抑制了过高的薪酬。其中之一是政治气氛的变化：当时过高的高管薪酬会激发公众的审视、国会的听证甚至总统的干涉。但在里根执政时期，这些都没有了。 历史经验还表 明，未来的进步主义多数派应理直气壮地质疑私人领域的薪酬，不应当因为担心惹恼对方而畏缩。道德劝化过去起过作用，也会再次起作用。 另一场“大压缩”？ “大压缩”，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贫富不均的剧降，是在危机年代发生的。今天的美国问题重重，但我们并不身处一场大萧条或一场世界大战之中。故此，像70年前那样剧烈、突然的转变并不会发生。目前，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更会是一场“大缓和”，而不是“大压缩”。 但不论从经济还是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缩小贫富差距，再次把美国变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现在就是起步之时。 13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自由主义与进步运动 让美国回到过去 党派忠诚 21世纪初的美国似乎有一些悖论，其中之一是，我们中自称自由派的人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多半十分激进。自由派想恢复我在成长中经历的中产阶级社会；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把美国拉回“镀金年代”，让100年的历史化为无形。自由派守护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久存的制度，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将这些制度私有化或者将其倾覆。自由派想尊重美国的民主原则与法治；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让总统拥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并在小布什政府不受指控地监禁、虐待他人时鼓掌喝彩。 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就是我在本书中讲述的历史。早在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aistevenson）便有如下言论—事实证明这话有些言之过早。 时间的鬼斧神工已将民主党改造为本国真正的保守党—一个致力于保存一切最好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坚定、泰然地建设的政党。而共和党则像个激进党—行事莽撞、满腹怨怒的政党，决意要将已稳固嵌入本国社会结构的制度夷平。他的意思是，民主党人已成为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强大的工会运动等制度的真正捍卫者，这些“新政”制度创造并维持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共和党人则试图将其连根铲除。 几年后，史蒂文森对共和党的描述就变错了。他说出此话后的数年间，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现代”共和党人从仍在顽固对抗“新政”的保守势力手中接管了共和党，而在接下来的20年里，共和党的领导人大都接受“新政”的成就。但保守主义运动崛起后 ，对“新政”成就的攻击死灰复燃。过去15年间的国内政策大争斗，不论是金里奇扼杀联邦医疗保险的打算，还是小布什将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的图谋，都和史蒂文森所说的一般无二：行事莽撞、满腹怨怒的政党想要将构成现代美国社会结构中枢的制度铲除。 而这场斗争的关键在于维护美国的民主与社会架构。“新政”不仅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还通过给予美国劳工真正的政治权力、结束富裕精英的统治地位，使美国更贴近其民主理想。不错，“新政”依靠的是一个与南方种族隔离分子暂且组成的联盟，但最终“新政”精神势所必然地将民主党转化为一个奉扬民权与政治权的政党。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带来30年后的《民权法》，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换言之，自由主义并非只关乎福利国家，它也关乎民主与法治。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站在另一边，其政治策略本质上依靠利用一些美国人的抵触情绪，那些人不愿将平等的权利给予与其肤色、信仰和性取向不同的同胞。 正如我在本书中记录的，保守主义运动一直是反民主、向往极权主义的，从一开始，当《国家评论》赞颂佛朗哥、主张南方白人有权不给黑人选举权时，就是如此。这种反民主的极权态度始终伴随着保守主义运动。在今天的美国，当自由派与保守派在选举权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自由派总是想要给公民选举权，而保守派总是想要阻挠一些公民投票。当他们在政府特权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自由派总是捍卫正当程序，而保守派则总是坚称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试图营造一种严重违反美国精神的政治气氛，把对总统的一切批评视为不爱国，而美国的保守派几乎无不拍手称快。 我坚信，社会应当在抑制贫富分化制度的支撑下，实现相对平等。我信仰民主、公民自由与法治。这让我成为一个自由派，我也以此为荣。 自由主义与进步运动 许多深深涉足政界的人也有我刚刚讲述的那些信仰，但他们喜欢自称为进步派，而非自由派。这多少是因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数十年来的宣传战造成的。这一宣传战很成功地使美国人对“自由派”一词嗤之以鼻，不过在削弱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基础上，这场宣传还远没有如此成功。民意调查通常显示，相当少的美国人（一般不到30%）自认为是自由派。但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我们一般称为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例如保障所有美国人的医疗。 但“进步派”并不只是一个 代指“自由派”旧日含义的新词。至少在我与许多其他人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其真正的区别就是哲学与行动的区别。自由派的特征是，信仰抑制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的制度。进步派的特征是，或明或暗地参与一个保卫并努力扩大这些制度的政治联盟。如果你认为美国应当有全民医疗，你就是个自由派，无论你是否这么自认。如果你与他人一起努力实现全民医疗，你就是个进步派。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治景象的重要变化之一是，一股在某些方面，不过仅限于某些方面，类似保守主义运动的进步主义运动凝聚在了一起。与保守主义运动一样，它也是一些机构的团结体，这些机构与一个主要政党有联系，不过并非该政党本身：许多民主党人是进步派，进步派大多支持民主党人，但该运动的范围远超民主党。它包括组成旧“新政”联盟的一些群体，尤其是工会成员、各种智库以及像“网根”这样的新奇实体。“网根”是由一些博客作者与dailykos等进步主义网站联系起来的一个虚拟社区。民主党政治家的一些头面人物现已常在dailykos上发帖。但在其他方面，进步主义运动与保守主义运动差别巨大。它远没有那么集中化：虽然右翼分子觉得为民主党候选人提供大笔资金的乔治·索罗斯在暗中操控一切，但事实是，保守主义运动得到的整齐划一的资金支持绝对不见于左派。同样，由出资者操纵的众口一词，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含蓄的效忠誓言，在左派中也绝对没有。 把各个进步主义机构凝聚为一股运动的并非金钱，而是它们自身的期许。多少有点儿自由主义信仰的美国人很多都自认为是一股联合运动的成员，以抑制贫富不均、保卫民主原则为共同目标。对于那些不愿挺身对抗右派、在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或增兵伊拉克问题上屈服的民主党人，该运动向其投以最大的鄙视。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并没有这样的进步主义运动，而美国也付出了代价。回头来看，显而易见，比尔·克林顿从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方案。从根本上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克林顿上任之初，他的顾问一心痴迷于与日本打贸易战，那个想法从来都是缺少道理、思虑欠妥、毫无现实根据的。希拉里·克林顿医疗方案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一个关键的缺陷是，该方案并不是要实现一场广泛运动的目标，而只是一次个人的冒险，是孤立地制定的，没有一个给予支撑的联盟。而在1994年共和党人胜选后，克林顿就只能做些边缘性的政策变革了。他把政府管理得很好，但并未推进更大规模 的计划，也未推动一场运动。这样的事可能再次发生，但如果那样，进步派人士将有遭人背叛的感觉，而且这样的感觉合情合理。 让美国回到过去 在某种意义上，尊奉自由主义就是要做个保守派。这里说的“保守派”的主要意思是，希望美国能回到过去，重新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但做一个进步人士，明显隐含有希望前进的意思。这听似矛盾，实则不是。推进自由主义的传统目标需要新的政策。 例如，将处方药加入联邦医疗保险就可谓是一种保守政策，可以维持这一制度原来的目的。联邦医疗保险的使命一直是覆盖主要的医疗开销，不过一开始药品并不包括在内，因为当时药费开销不大。但当对慢性病的药 第 32 部分 物治疗成为许多老年人的一笔重大开支时，联邦医疗保险最初以医院治疗为重点的做法已经与其使命不符了。为了维持该制度原来的意图，就有必要加入处方药了。 全民医疗问题也大致类似。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建立了退休金制度，以及联邦与州两级的失业保险制度，但据社会保障总署的官方史记载，其更主要的目标是“应对工业社会里出现的一些严重的经济无保障问题”。保护家庭免于支付严重的医疗成本，与这一目标十分契合。事实上罗斯福曾考虑在《社会保障法》中规定医疗保险，但因政治原因作罢。所以说，实现全民医疗将是完成罗斯福的遗业。而且，医疗之于社会保险，正如药品之于联邦医疗保险一样：医疗曾经是笔较小的开支，而今天，无力支付医药费可谓是美国劳工阶层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风险。而我们若以维持中产阶级社会为目标，由政府保障的医疗保险就是至关重要的：30年前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也许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不错了，但现在那样的保险显得太少了。若在一个社会里，40%的人或者毫无保险，或者保险不够，被迫因治疗费用高而推迟就医，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因此，一项进步议程将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但这一议程绝非激进。其目标将是完成“新政”的工作，包括扩展社会保险，以覆盖近数十年来变得远为迫切的、本可避免的风险。而且从经济角度而言，实现这一计划将是非常可行的。这将相当于给予美国公民防范经济风险与个人不幸的保障，而且并不超出其他发达国家公民已享有的水平。 事实上，若观察一下当前的政治图景，就会惊奇地发现，进步议程的内容已是多么的完备，保守主义运动已在智识上变得多么残败不堪。当本书写作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正在讨论全民医疗方案、新的减贫思路、帮助困窘购房者的途径等问题，而共和党竞选人则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似乎只是在争着看谁说话最像罗纳德·里根、谁对虐囚最为热心。在民主党代表进步运动这一意义上，民主党人已成为善思多谋的一方。 党派忠诚 进步议程是清晰的、可实现的，但将遭遇激烈反对。现代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事实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共和党的控制，而他们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所持有的理想与进步运动的理想截然相反。由于这种控制，政论家们喜欢谈论的一种观点，即我们可以通过两党共识来取得进展，是十分愚蠢的。在进步人士实施国内政策的第一要务医疗 改革上，想扼杀联邦医疗保险的共和党人与想实现有保障全民医疗的民主党人之间，是不可能实现两党妥协的。当一项医疗改革方案真正被提交给国会时，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将故伎重施，就像1993年所做的那样，力促共和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医疗改革方案，以免成功的医疗改革让保守主义运动的谋划落空。大多数共和党人也许都会听命。 所以，成为一个进步派人士就意味着要有党派忠诚，至少目前如此。制定一项进步议程的唯一途径是，民主党人既当上总统又在国会中占据足以化解共和党抵制的足够多数。而为取得这样的政治优势，就需要强大的领导，足以让反对进步议程的人为其蓄意阻挠付出政治代价—就像罗斯福那样的领导，对于那些试图阻止我们改善美国社会的利益集团，要欢迎他们的仇恨。 如果新的进步运动胜利，党派忠诚的需要将最终消退。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社会保障制度与工会的人仍能够心安理得地为艾森豪威尔投票，因为共和党已无奈（而且暂时）地接受了“新政”的成果。长期而言，我们可以期待政治恢复到那种局面：两个通情达理的政党，接受本国所有最好的东西，又彼此竞争，看谁更能让全体美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并相互监督。 目前而言，做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进步人士，而做一个进步人士就意味着要具备党派忠诚。但终极目标并非一党制，而是重建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竞争性民主制。因为归根结底，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主。 致谢 首先向我的妻子、常和我一起创作的罗宾·韦尔斯（robinwells）致谢。她深深参与了本书写作的每一阶段，从形成思路、进行研究到起草各章节。本书既是我写的，也是她写的。 还要向两位历史学家致谢。肖恩·韦伦兹（seanwilentz）详细阅读了初稿，纠正了我的许多错误观点，将我引领到正确的思路上。里克·波斯坦因就一些基本的想法同我探讨，并给我看了他即将面世的杰作《尼克松之地》（nixond）的初稿，从而使我对战后政治经济至关重要的转型期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也要感谢诺顿出版公司的德雷克·麦克菲力（drakemcfeely），他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帮助，而且在我们朝终点线做最后冲刺时，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 最后，尽管《纽约时报》并没有人直接参与本书写作，但我 想对本报的同人道声感谢，尤其是2001~2006年的社论版编辑盖尔·柯林斯（gailcollins）。当有人对小布什政府的批评者施加巨大的压力，想让他们的声音沉寂时，柯林斯与我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