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命运-性命沉浮录》 目录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新约 马太福音第三章 不取如相，如如不动。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第一章 五岁之前（家世） 第二章 苦难的童年 第三章 在乡下——月田生涯 第四章 初入社会（苦涩的初恋） 第五章 文革经历（坐牢为那般） 第六章 狱中纪实 第七章 悠悠岁月 第八章 在改革的日子里 第九章 阴阳割昏晓（二次囹圄记） 第十章 亢龙有悔 第一章 五岁之前 一 洞庭湖，知道吗？我的故乡就在洞庭湖畔的古城岳阳。万里长江，波涛滚滚，自西北流来在这里与洞庭汇合，然后，以更壮阔的步伐，浩浩荡荡，奔向东海之滨。白天，太阳从城东的金鄂山背面升起，傍晚就降落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中。在山光水影的交织下，湖畔还有一座闻名遐迩、垂青文史的江南名胜——岳阳楼。 山海经说，四川有大蛇，曰巴蛇。“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夏时后羿上射十日，下杀毒蛇，自四川追杀巴蛇，至此地而杀之。死后蛇骨堆积如丘，此地是有“巴丘”之名。东汉未，孙权使鲁肃、荀或以万人屯巴丘操练水军，筑阅兵台，遂建城。至南朝时，宁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正式设立行政区曰“巴陵郡”。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置州，是有“岳州”。唐天宝至德年间又改称巴陵郡，辖境相当今东洞庭湖之东、南、北沿岸各县地。是为当今岳阳、通城、监利、洪湖等地。五代、北宋、南宋皆守唐制为巴陵郡。元代更名为岳州路，明朝改称岳州府。清续明制仍为岳州府，属湖南治下，民国三年，内务部颁布行政区域表，一改巴陵郡、岳州府，降格为岳阳县，属武陵道治（今常德地区）。解放后划归湘潭地区。公元一九八四年国务院设岳阳市，属湖南省辖，其所辖地较原巴陵郡略小。 “岳阳”之谓，按字面上说，应是山的南面的意思。但洞庭湖区，沃野千里，根本没有看到有什么高山在哪里，山南之说很不好解释。依我想，所谓山，当是指传说中的“巴丘”吧。而巴丘现今又在何处呢？这事情恐怕就与唐朝名士张说不无关联了。 张说，字道济，唐朝大臣，官至刑部尚书、左丞相。唐开元四年，张说与丞相姚崇有隙，被贬为岳州刺史。上任后，在城中天岳山南面有官邸花园并楼台一处，称南楼，又称岳阳楼。张说去后，因南楼年久失修，后人遂将南楼重建。因嫌原建楼地方欠开阔，遂迁址于天岳山以北约四里地的原鲁肃阅兵台处，在那里修建了一座三层、六方、斗拱、飞檐的楼阁，仍叫南楼，也叫岳阳楼。 今日岳阳楼的称谓最先见于诗文者，是与张说同时代的唐代大诗人贾至。当时，他被贬至岳州当司马时，与友人王八员外登楼，写下了“岳阳楼重宴别王八员外贬长沙”的律诗。是他第一个在诗文中正式称之为岳阳楼，并为后人所沿用。如此看来，当是先有“岳阳楼”，再有“岳阳”的称谓；所谓巴丘，无疑当是指的城中的天岳山了。岳阳，也就是天岳山南面的意思了。 张说的南楼为什么要迁址于鲁肃的阅兵台呢？看来是经过了一番精心选择的。按照现在的美学观点来看，岳阳楼君临洞庭、遥对君山，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湖光山影、风月万里，充满了诗情画意。从气势上说，洞庭湖浩荡粗旷的阳刚之气，与君山安谧、恬情的阴柔之美，相得益彰。从情韵上看，洞庭湖骚动不安的男人的野性，与君山静若处子的女子的甜美，让人心猿意马、夺魄消魂。加上岳阳楼金碧辉煌，洞庭湖银光璀灿，君山岛翠绿葱笼；色彩丰富，令人赏心悦目，即使是风雨飘摇之日，站在岳阳楼上面对君山，眼见得洞庭湖浊浪排空，阴风怒号，而君山岛在奔腾咆哮的滔滔浊水中却依然碧绿如玉，屹然砥柱，此时你才会一下子恍然大悟：何谓处污而不染，何谓疾风知劲草，而君山何以名为“君”山了。对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会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二 小时候，我跟着打莲花落的登门要饭，记得有这样一段唱词： 走了一程又一程，前面到了岳州城， 西门有个岳阳楼，东门有个鲁肃坟， 北门有个小乔墓，南门有个吕仙亭…… 这唱莲花落的，于今想来也称得上是出口成章了。几句话，竟把岳州城里的名胜风景说了个差不多。 岳阳楼自唐朝张说建楼后，一千多年来，历经宋、元、明、清直至如今，重建、重修、复修了多次，而其中修楼的功劳和名气最大的，自然莫过于北宋的滕子京了。这滕子京确是个才子。在他知岳州府时，，立志要重修岳阳楼，但经费从何而来呢？这岳州地方自古以来即是商贾通衢之地，多少生意在此成交，也就留下了一大堆说不明扯不清的民间债务。据此，他想了个绝招。一不由官府出资，二不向百姓摊派，而是出榜于民间：但凡有多年来未能收回的陈年旧账，一律由官府代收。收回的债款，一半付给债主，一半用来建楼。限期收债愈期者杖责之。此榜一出，民间赖账不还者争相还钱，数日内所得钱近万缗，加上不少人对此义举自愿解囊相助，故所得经费甚足。建成的楼也就极度雄伟壮观，百姓皆称其能。现时代的革命同志哥们，你们天天在喊要为人民服务，请你们也来看看你们平日所唾弃的封建土大夫们的作为吧！在老百性的心目中，只请你们向他们少来点捐税，少来点摊派，你们也就足与滕子京们相属了。 楼建成后滕子京戏深谙中国的国粹之道，无论是名山、名士、名水、名楼，要得流芳百世，还得仰仗名人记述宏扬才得。因此，他向其好友当代文豪范仲淹写了“滕子京与范经略求书记”，派人千里迢迢将其送至当时远在河南邓州的范仲淹，于是，就有了这垂直文史的“岳阳楼记”。三百六十九字的“岳阳楼记”以范文正公“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超脱见解，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襟情。脍炙人口，字字玑珠。从此以后，楼以文生辉，文以楼益秀。滕子京得文后，又请当时的大书法家苏舜钦书写，金石名家邵竦篆刻。一时滕子京建楼，范希文作记，苏舜钦书丹，邵竦篆刻，传为美谈，号称“天下四绝”。可惜这四绝命多乖蹇，至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一场大火，全都付之灰烬。宋代之后，直至清未，七百多年间，岳阳楼屡修屡建，到我出生后，所见乃是清光绪五年岳州知府张德容所重建。 这张德容任岳州知府时未见有其它政绩可言，但却为重建岳阳楼立了头等大功。当时岳阳楼基础出现了拆裂现象，已是摇摇欲坠了。张在重建时，为了坚固基础，也为了使岳阳楼日后免遭洞庭湖泛滥时的冲毁之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岳阳楼楼址后退了六丈多，一下子迁到了山顶，这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然后即开始大修岳阳楼，使其达到盛极一时的境界。这次大规模的迁楼，在岳阳楼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它无论在建筑规模上还是工艺布局上都远胜于滕子京那次重建。只是因为有了范公的大作在先，这次楼建成后再无人敢来续写岳阳楼记宣扬此事，当然也就没有名气了，此事也就鲜为人知。当年杨朱说“名无实，实无名。盛名之下。其实难傅”，倒是道出了几千年来中国文明史的来由，言过其实从来就是我们的国粹之一，所以而今讲大话，说假话报喜不报忧的父母官们深谙此国粹之道而比比皆是。 继张说、贾至之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元镇、孟浩然等“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留下了成百上千的诗篇，组成了一阕岳阳楼诗词大联唱。其中最为佼佼者，当然是孟浩然的“望洞庭湖呈张丞相”和杜甫的传世名篇“登岳阳楼”了，他们在诗中的名句：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其立意和用词可以用得上一句套话，叫做英雄所见略同。寥寥数语，将洞庭湖的雄伟壮观囊括尽净。无怪乎范公叹曰：前人之述备矣。后人不可再越了。 鲁肃坟在岳阳楼以东两箭之地，墓前石碑上刻有“东吴鲁太傅之墓”，是清光绪年间所立。两侧石柱上刻有一付对联： 扶帝烛曹奸 所见在荀或上 侍吴亲汉胄 此心与武候同 看来还是封建正统文人所撰，忠君思想倒是无处不在。 小时候我也曾和小伙伴们一起到过墓顶，顶上有一形同伞状的六角形木亭，据说是北洋军阀曹锟镇守岳阳进所建。文化革命时被那些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哥们，革去当成了造反司令部伙房里的柴薪，墓和亭也就不复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锦上添花事有人作记，而这类捣毁文物的丑恶事情，却很少有人敢干“作文以记之”。（直到近年来因为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方才给以修复。） 小乔墓在周瑜都督军府的花园内，花园在后阳楼以北约三百步处，在我未出世前，园址早已辟作学校，花园当然也就名实无存了。现为岳阳市第一中学，小乔墓址也被某军事工厂占据。 凡到过岳阳楼的都知道主楼右侧有一“三醉亭”，亭子正中有吕洞宾醉酒的画象，游人都以为这就是当年吕洞宾三醉岳阳人不识的所在地了。其实真正的吕祖庙是在岳阳楼南面约五里地的吕仙亭，这才是当年吕祖醉酒后的停留地。 这吕洞宾在八仙中排行虽不是老大，但由于他集文武酒色于一身，名气却远大于其它七仙。他背负长剑，手执酒葫芦，到处饮酒吟诗，仗剑云游，且还特别喜欢寻花问柳。“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戏文在四十多年前的岳阳是差不多童叟皆知的。每逢春节少不了都要在岳阳花古剧团演出。那时的人们对文明戏、电影之类还不习惯，逢这吕骚仙的大戏差不多总是场场爆满。而吕仙亭的香火更是鼎盛一方，香客中大多都是妇女，而且又都是求子嗣的居多，而据说一求就灵。大凡妇女患病或是祷告还愿求子，在我们当地大多不求观音求吕仙，这大概也是一种性崇拜吧。反过来有关吕洞宾“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的优美传说却并不为人所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吕祖的亭庙首先就被当成封资修的堡垒被拆除，那些革命造反派的战士们拆了大庙后觉得革命还不彻底，将吕祖仙人的金身塑像硬是由几个彪形大汉们抬着，从城南游到城北，在天岳山北面的十字街口斩首示众，然后彻底打烂，算是了却了纯阳吕祖在岳阳的一段风流案。 从此再无吕仙，吕仙亭只成了岳阳的一个地名，沿用至今。 三 我的出生地，却不在这风光秀丽的岳州城而是在远离岳阳数百公里的湖南石门。 一九四五年古历六月二十八日，在山区小城的石门县城一家医院里，生下了一个男婴，接生的是一个高眼蓝鼻的美国医生。也许是因为洋人接生，生下来的男婴鼻子特大，这个大鼻子婴儿就是我。 我的原藉是岳阳县新墙镇刘家冲，祖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后来到了安徽省安庆市的一家矿山上当上了工人。由于工作卖力，让老板提升为督工。在有了点钱后，就在外地娶了一位金陵女子，和这位南京小姐生了两个儿子，不用说，这位南京小姐就是我的祖母。 大儿子单名骝，字寿彭。老爷子把一生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大儿子身上，起名时既望其成龙，又望其长寿。按老人们说，名字起得贱将来才能交好运，也许就因为名字起得大，这位大儿子算是一辈子倒霉。老爷子把一生的积蓄尽数花在他身上，一直培养他到安徽大学毕业，这位大学生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所不幸的是在大学里学的是文科，文人总离不开政治，而中国的政治又从来是要依仗于武力，所谓文武之道是也。大学毕业后，父亲又去报考了黄埔军校，是黄埔十期毕业生。军校出来后即当上了中校团指，随同中央军参谋团入四川。 军校教官贺中寒先生是有名的黄埔三杰之一。他的老家在岳阳荣家弯，离新墙刘家冲仅二十里地，与父亲算得上是抵手老乡，又有师生情谊。贺自然将这位大学毕业又有师生情谊的青年军官视作自己的得意门生。贺后来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常委，主持中央党务，父亲也就当然地成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者，自然在共产党看来是其天敌。这样，随着历史的转折，决定了父亲一生的悲剧，引来了我们弟兄姊妹的至今坎坷。 应该说，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可称得上是春风得意马蹄轻的，参谋团代表国民党中央军入川，逆长江而上，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父亲自命为军中儒将。到重庆，驻成都，车前马上，威风凛凛。就在成都结识了我的母亲。 母亲姓平，姊妹三人数他最小。外祖父年轻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恐毁于炮火，部份内迁于四川，成立了四川分馆。外祖父因是成都人氏，加之能力还不错，被聘为分馆经理。抗战时，许多抗日文告书藉无法在上海印制，都只能在四川印制，因此，四川分馆被日本特务视为眼中钉。一次因运送一批重要书藉去上海，外祖父身为经理，同船押送，不幸被日本浪人在船上做了手脚，造成了船毁人亡，连尸身也付之了长江。 外祖母年轻守节，好在还有些遗产，生活还不算艰难，将一儿两女辛苦带大。父亲入川时，母亲正年芳二八，在中学读书。经同学介绍，母亲认识了这位“湘勇”。因部队随时有可能调防，所以父亲的求婚是直线闪电式的。孤儿寡母怎能经受住军人的攻势，没有多久，母亲即与父亲完婚。中学未毕业，就成了随军家属，随同父亲出川作战。正是抗战时期，父亲带母亲转战中南、华南、西南诸省，他自己也从团指官至九十二军特别书记长，主持军内党务，挂少将军衔。当时他的搭档九十二军军长候镜如中将指挥官，后来在平津大战中随傅作义起义，成了北京方面的中央政协付主席，黄埔同学会会长。 四 母亲生了大姐刘曼娜，二姐刘曼丽（后夭折）一连两位千金，没有给刘氏家族留下传宗接代的香火，给父亲和祖母投上了心理上的阴影。母亲从生了两位小姐后就没有再随军，带着女儿同祖母住在湖南南县亲戚家中，父亲按照当时官场 的习气，为了接代的香火，也为了排除军旅中的寂寞，背着母亲在汉口纳了妾。如夫人姓徐，名毓云，是汉口女子中学的学生，就在父亲纳妾的第二年，我出生了。 合家欣喜过望，都以为刘门祖上有德；大公子的出世不但延续了刘门烟火，而且我出生不几天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正是国喜家喜一齐来，贺喜的炮竹炸红了半边街。谁都说我有福气，我一出世小日本就完蛋了。可是当时有谁能料及，唯其小日本的完结，致使历史在我出生的年份里开始了另一场 新的苦难，我虽然延续了刘门的烟火，然而，我同时也延续了刘家整整两代人的辛酸和悲哀。 抗战结束不久，国民政府整编军队，文职将领纷纷退役，父亲也就转入地方从政；在湖南的新化，安化，岳阳等地方当上了专员公署的地方官员。 幼年的回忆中，只有全家住在长沙通泰街的丁点记忆了。那是靠近湘江边的一条小街。父亲带了我们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弟兄姐妹五六个，每天由在姐带着唱歌跳舞，来了客每每都是我和大姐表演自编自演的节目让客人们看。至今记得的歌词还有： 小弟弟今天起得早，现在要睡觉， 放在摇篮里，我来摇，摇啊摇！ 我家小弟母亲宝宝快快地睡觉， 嘴里不要叫。 小弟弟，快快地睡觉， 啊啊啊，嗯嗯嗯…… 小弟弟睡着了， 母亲的好宝宝。 这段歌词之所以能一字不漏地记得，大约这是我的童年催眠曲，平日里听得最多的缘故。还有就是： 风啊，你要轻轻地吹， 鸟啊，你要轻轻地叫， 我家的小宝宝，已经睡着了； 宝贝的眼睛象爸爸，宝贝的眉毛象妈妈， 宝贝的鼻子脸， 又象爸来又象妈； 睡觉吧，妈妈的好娃娃， 明天带你去玩耍， 玩耍玩到外婆家。可能是自小听多了这类催眠曲，所以我的瞌睡瘾特大，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更为糟糕的是，此风还延及了子女；瞌睡第一简直成了刘门弟子的家风。 我家对面有一家中药堂，这家药堂用一张真虎皮蒙了个大老虎，放在门口作为虎骨追风酒的招牌。我的名字也是因这招牌而来。这药堂的先生，长了一付长长的白胡子；有一回，我在药堂门前玩，看了看大老虎，又看了看白胡子先生，我突发奇问：“怎么你的尾巴长在嘴巴上？”在场 的在人们一齐哈哈大笑起来，白胡子老头却气红了脸：“小畜牲，你怎么连头尾都分不清？” 这恐怕是我平生提的第一个问题，当时大人们都只是笑，谁也没有回答我，所以弄得至今还有很多问题我还是分不清头尾；比如说，是应该先有民还是先有主还是应该先有主再有民的问题我始终糊涂之至。 每晚到了九点钟，准时要上床睡觉；临睡前祖母总是要让孙儿们吃点糖果糕点之类的东西填肚，当然头一份是给我。吃了东西后睡觉，牙齿缝总要被一些渣屑塞得不舒服；大人们饭后都有戳牙签的习惯，却不许小孩用，为此我感到有些愤愤不平。有一回在祖母房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祖母有一件结婚时从南京带来的陪嫁品，是一只油漆得十分考究的马桶。这马桶谁也不许碰，是她老人家的专利。马桶还配有一把专门涮洗用的竹刷把，每天涮洗后，涮把干干净净，金光锃亮地放在祖母房里，于是我就打了这刷把的主意。 那天中午家中请客，大人孩子自然都饱餐了一顿；饭后，大人们都跷起脚用牙签戳牙，我就带了几个弟妹一齐溜到了祖母房里，把竹刷把上的细竹择好的折了下来，然后每人一根，学大人戳牙的样子排着队走到客厅里来。祖母知道后，当时大发脾气，但又无可如何。作为一段小时的笑料，大姐至今还津津乐道。 五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晚的糖果被取消了，那些平时里放糖果的地方都被一个个纸箱给占据了。纸箱里都是成捆的钞票——金元卷。 大姐从学校回来教我们唱： 这年头，怎么得了， 五元钱的钞票没人要， 垃圾堆里到处有， 商店里老板他瞧也不瞧…… “不许唱，这是共产党的歌。”父亲虎着脸训斥我们，但是非但禁止不住，连母亲也跟着唱了起来。 国民政府一落千丈，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 湖南省主席程潜和陈明仁将军，接受了共产党和平起义的号召，准备向解放军投诚；在解放军即将入湘之际，程潜将军向他的部属们表示了他的政治主张，并开明地表示，不强迫军政人员参加起义，大陆台湾，愿去愿留，悉听自便。作为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人员，父亲不可能也不愿意背叛自己的信仰，贺衷寒先生要他去台湾，并给了他去台的机票；可因为形势急转直下，去台人员规定只能带一名亲属；父亲抱着我，已经登上了去台的军用飞机，可是当他想到留下来的一大家人，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感情战胜了理智，他又走下了飞机。殊不知，走下飞机这一步，断送了他差不多整整三十年的生命历程。（父亲后来因劳改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 为了躲避因社会变迁带来的大动乱，父亲又听信了乡下老家来人的话，把一家老小的安危寄托在乡下老家宗族人的身上，把一家老小转回到了乡下老家。这是他走下飞机后犯下的第二个致命的错误，导致了他自己，母亲，还有我们弟兄姊妹七八个几乎整整一生的悲剧；试想，倘若我们一家人不去乡下，还留在省城长沙，在程潜将军的庇佑下，我们家族的历程和我在后面记下的回忆其悲剧成份可能会要少得多。 一九四九年底，我们举家从长沙迁至岳阳，除了正在念书的大姐和父亲一起留在岳阳城里，全家老小回到了多年来我们听说中的老屋——新墙刘家冲。 六 新墙河从东北流到这里，横亘着切断了从长沙到岳阳的主要路途；于是，从很早时候起，这里就有了渡船；随着公路的修建，这里又摆起了轮渡；渡口带来的繁荣，形成了当时岳阳最大的乡镇——新墙镇。 这个小镇由于地处岳阳到长沙的必经之地，又由于从这里乘船可直放洞庭湖而上抵长沙下达汉口，还因为距小镇仅十公里处有京广铁路线上的一个火车站——荣家湾车站，所以在四十多年前，小镇曾十分红火过一阵，成为当地农村的集贸中心。顺河而来的农付产品在这里集散，商贾们在这城开起了粮行，办起了酱厂，米有厂；杂货店里经销皮毛，茶叶，竹木器具，百货店里出卖从长沙汉口趸来的洋火，洋布，洋油，洋娃娃；从早到晚，渡口车水马龙，人流不断，行人来到这里还可以找到挂着大红灯笼的乡间旅馆。 小镇西南口，有一条大路，站在路口向南望，不远处绿树合抱，古木参天，顺着这条大路往前走二三里地，绿树丛中有一处自然村落，这就是我的老屋——刘家冲。 老屋前面有一条小港，和江南所有的农村一样，这条小港就是大自然赐与人们的天然水利设施，所以港里溪水长年不断；走过港上用青石板铺成的石桥后是一口大的水塘，水塘里有鱼有鸭，还有猪爱吃的水葫芦。塘边有树树根紧紧地咬住塘堤，盘根错节，虬筋鼓干，使人一看就知道这树，这塘，还有这港上的石板桥，至少怕也经历了百年以上的沧桑了。 老屋背面是一架山，山不高，坡也很缓，但山上有树有竹，有藤有花；一场大雨过后，山坡上可以采到嫩鲜鲜的茅柴蕈和绿里带白的小小竹笋。山脊上就上一排又一排的参天古树了。这些古木夏日里绿得发黑，阴凉凉地直往外冒冷气。古木顶上有很大很黑的鸟窠；秋天叶落后，这些鸟窠一个一个盘踞在光秃秃的树顶上，黄昏时节远远望去，鸟窠就活象一个个妖怪的脑袋伸在那里，那些虬劲干枯的树枝也就成了张牙舞爪的手臂，正在伸向四面八方。山脚下农户人家晚炊升起的袅袅烟雾和古木交织在一起，更让人觉得老屋神秘不可深测了。 古木下面的树身上，还有一个个黑黝黝的树洞，大人们说，树洞里有头顶红冠的大蛇，专门吃不听话的小孩子的心肝，所以，若是没有大孩子带的话，小毛头们轻易是不敢去的。 老屋对面，过港后就是一马平川的江南水田了。水田里大都种的是稻谷，夏日里一片绿，秋日里一片黄；冬天，农夫在上面种上了油菜和绿肥，春天一到，金黄的油菜花和紫色的燕子花，一片又一片地爬满了田土和山坡。水田当中有小块的荷花藕塘，藕塘边上还栽了些桃树李树，行路的人口渴了，塘里有水，树上有果，不用和谁打招呼，伸手就可取用。田塍上，猪在拱土，鸡在捉虫；水田里，水牛拖着犁铧在慢慢地迈步，鸭子在牛蹄踏成的泥洞里正伸长了嘴在使劲地啄着什么。 前有河港，后靠青山，老屋夹在青山绿水这间，而且面向东南方向，按风水上说，实在应该是一块地灵人杰的兴旺宝地；但不知何故，这块宝地上的子孙们并不出息，最显达还只能算是我的父亲，其它的大都是一些老实巴脚的种田人，而我的父亲后来又落了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老屋是典型的东方农村建筑，进大门后是一进又一进的天井，天井两边是厢房，全部住的是刘氏家族，按辈份次第成两纵列排开。所有的天井都大一条中轴线上，大门就是这条中轴线的起点，所有的厢房都沿着这条中轴线展开，又紧连在一起，下起雨来无论走到谁家都不会打湿脚的；就这样自成了一座封闭的院落群。 成年后我第一次去北京参观紫禁城，就蓦然想到了我的老屋：那一进一进的天井和厢房的布局，和紫禁城里一层一层的什么门什么殿的建筑又何其相似乃尔！封建王朝的宫殿与江现农村的村落布局竟然同出一辙。同是一条中轴线上对称，同是一 第二章 苦难的童年 一、 进城后，在叔父家落脚，这是我们唯一的亲眷。 叔叔刘寿华是父亲仅有的兄弟，他比父亲小了十多岁。生性活泼好动，自小就受到祖母和父亲的娇惯。不喜念书，倒爱演戏。十岁那年，因为逃学，父亲遇他下跪。可他非但不跑，反而嚎啕大哭，边哭边往大门外跑，口里还大声哭叫：“要我读书，我死了算了。”吓得祖母拐了一双小脚在后面追，眼看到了一口水塘边。叔叔回头一看父亲和祖母都追了上来，他干脆就往塘里一跳，祖母吓得大喊救人，父亲也吓白了脸。他们都不会水。叔叔却在水里一沉一浮地边浮水边扎猛子，口里哇哇大叫“我怎么沉不下去，我怎么淹不死！，，弄得祖母呼天抢地后他才从水里爬上来。只一次就把祖母和父亲都镇住了。从此以后他就摆脱了读书的烦恼，上学的事就任其放任自流了。 有一天他在街上逛，看见一群人围着在看布告，他也凑了上去。有一个乡下人挑了担空箩筐，手里捏了个生萝卜，一边吃一边也往人群中挤。那乡下人不认得字，央求叔叔念给他听。叔叔也就一本正经地大声念：“岳阳县政府，禁止吃萝卜。，乡下人一听，把正在嘴里吃的萝卜抽了出来，叔叔接上一句：”吃了打三百，“乡下人连忙把萝卜往地上一扔，叔叔又补上一句：”丢了要打二百五。“乡下人听到这里，转身就跑，连萝筐也不要了。叔叔回来后把这事讲给我们听，大家都哈哈大笑，谁也不信真此事。可那天倒真让他检了一担空萝筐回来，也不知是怎么来的。 叔叔就这样混到了二十多岁，靠父亲的面子在机关里当了个普通办事员。一辈子不求功名前程，反倒使他的晚年命运比父亲要好。岳阳解放后，他跟着父亲成了新政府里的留用人员。他没有在国民党里当官，谈不上什么历史问题，肃反运动也就没有触及到他。父亲判刑以后也没有因之立即打掉他的饭碗。但是他却无法逃脱反右的厄运。一九五七年夏天刚过，他这个历史反革命的亲弟弟理所当然地成了岳阳第一批右派份子，被从县政府里清洗了出来，分配在农场劳动。因为他一荤子玩世不恭，他的那些话实在和右派言论难挂上勾，所以好歹还保留了他的公职，也没有遣送回农村老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颠沛坎坷，时光流转到了八十年代，在他六十岁那年，鬼使神差地他一下子成了共产党的离休干部。（按工龄计算，他是一九四九年的公职人员）居然享受到了特别退休待遇。和父亲在狱中被囚致死，兄弟之间，真有天壤之别，此是后话了。 叔父共有三子二女，加上祖母和婶婶，也是一大家人了。 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去投奔他，原来的八口之家又加上了四个人，困境自是不必说了。且不说每餐要吃；连住都成问题。进城才两天，为了减轻负担，母亲就到一位盐业公司的干部家去当保姆，条件是母亲带二弟三毛同去；主人管母子二人的吃住，工钱当然也就没有了。 叔叔家住河巷子，这地方是城中天岳山的最高处，所以上河巷子要先登一段石级，然后再下一段麻石凿成的阶梯，叔叔的房子就建在这天岳山西面临河的山腰上。按说，也就是这传说中巴蛇骨骸的中部。顺着这麻石阶梯可以一直下到河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河。也不知是为什么，岳阳人把洞庭湖习惯上称之为河。每逢春汛秋潮，老人们总是爱说：河里又涨水了。或者说：河主水退了。这种叫法至今如是。于今看来，把湖叫成河，可能是取“和‘”的意思。利用“和”的谐音，求取和合美好，以求避去洞庭湖涨水时的灾难。这也是一种对上天的祈祷吧。 河里退水时，河滩上多的是河蚌、河蟹、河虾，顺河滩一路走去，随手可拾。河里有张着白色、黄色帆蓬的渔船，还有拖着长长黑烟的洋船。更多的是顺流而来停靠在河滩上的木排。这些木排编扎得很大，就象一个个排列整齐的足球场、顺着这一个个足球场可以一直走到河中心去；在河中心可以钓到鳜 鱼、鲇鱼和死黄皮鱼、扎排用的竹缆是用破开的竹蔑编成的。竹缆经常要更换；换下来的断缆就成了孩子们猎获的对象、捡回家去当柴烧。每天我都要到木排上去检竹缆。自我来叔叔家后他们家就没有再买柴烧了。捡竹缆的孩子很多，往往是发现一根竹缆后几个人去抢，争来夺去弄不好手就会被竹蔑划破，流血不止。有一回我和一个比我大的孩子争一根竹缆，那个大孩子一用力，我从两个木排之间的间隙掉下水去，当即就看不见人了。那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幸好当场有大人在，我掉进水里后手里还死死抓住竹缆不放，大人们一把抓住了即将沉没的竹缆，把我从木排底下的水里面拖了上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遇险，也是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的一个奇迹。凡是从竹排中间落水的，无论大人小孩必死无疑。即使会水的掉了下去，只要稍微偏移一下落水点，就再也无法冒出水面来。成片的木排象一个硕大无朋的盖子盖在湖面上，而木排之间的间隙又那么小，一般最多就一尺来宽，只是这个大木盖上的一条小缝，谁也别想从盖子底下逃出来，连尸体也无法打捞。我又冷又吓，脸色发青，浑身水淋淋地回到叔叔家里，却因为没有捡回第二天烧的柴，被婶婶罚不许吃晚饭。尽管叔叔家里生活不宽裕，但是他和婶婶的生活习性却不因此而改变。过去跟着父亲时家境一直较好，穿着打扮也就不同于一般人家，现在虽然家道中落，原来的习性却不是一下子能改过来的。口红、眉笔、旗袍之类还是须臾不能离的。若送有舞会是场场必到的、这样每月的生活靠叔婶二人的工资收入本来就很桔据，现在又凭空添了两张吃饭的嘴。没有多久，婶婶就开始抱怨了。叔叔倒是不忍心将两个走投无路的亲侄子赶出家门，但是婶婶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两个月后家中终于爆发了夫妻大战；到第三个月，我们兄妹俩只好含泪走出了叔叔的家门。 二、 妈妈帮人的那家盐业公司十部，男的不知为什么被开除了公职，保姆自然是当不成了。叔叔替我们在塔前街宝塔巷口一家姓宋的杂货店老板家的货房里租了一角，我们母子四人就在这房里住了下来。叔叔从家里拿来了衣被，没有床，好在这货里存放了几千双草鞋。把草鞋堆码好，辅上被子就成了床。只是被子下的草邦路人，睡在上面要不停地翻身，小清和三毛自小就胖得肉多，他们倒不择地方，倒头就睡；母亲知我就睡不着了，尤其是妈妈，总是起得早，睡得迟。 生活没有来源，妈妈经人介绍，去211工厂（今三五一七工厂）基建工地挑土。 我带着小清和三毛，每天出去要饭。城里要饭比乡下要容易些。宋家杂货店对面就是当时城内最大的一家医院〔今市二医院）。医院每天如要倒掉很多病人吃剩饭菜，一般人家嫌不干净只有挑去喂猪。我们兄妹三人当然顾不了这些，就在那成堆的剩饭剩菜中随自己的口味挑来挑去 不但果腹，而且可口。尤其把里面的鱼刺、骨头、肉片和笋子之类检回来，加些青菜，放在火上煮成一锅，那味道决不比富户人家酒宴上的大菜来得差。多年后读曾国藩家书，说到他自己生平最爱吃“和”菜。这“和”菜其实也就是把各种菜肴煮成一锅大杂烩，五味俱全，可口宜人。我想，这种吃法其实就是叫化子的专利；当年曾大帅率领湘勇进军天京时，军营里就是这种伙食，既便宜又还营养可口；所以至今湖南人还把吃和菜叫做吃“曾国藩”，这倒成了他的专利。只是不知这位夫子小时候是否也和要饭的打过堆。 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走了，天不落黑总也回不了家。中午我还要给妈妈送饭。那地方可真是远啊！从塔前街到211工厂总怕有八九里地吧；每次动身时我总是先吃饭，可等到我走得到时肚子又饿了。妈妈接到我送去的饭，总是看也不看几下就吃光；那里挑土的女人家就她一个，她不愿在男人的目光下表露吃相。这些挑土的男人中有不少都是在革命浪潮冲击下的国民官员旧属和过去的落魄文人。以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只好不约而同地从事这种最原始的劳作以解决肚皮问题。这种肩挑手挖的强体力劳动都是男子汉的事情，谁也不愿收留一个女人，可能是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份上，破例地让母亲成为他们队伍里的一员。若不是这些人的看顾，母亲可真要和我们一起上街要饭了。 211工厂是军需工厂。闲杂人员是不能随便进出的。送饭的人只能在大门口等里面的人出来吃饭、有一回讨回的饭不够 吃，我只好空肚子去给妈妈送饭。来回走了十几里路以后，只俄得嘴里吐清水。好容易回到家，正好小清和三毛从医院里要回了半钵吃剩下的炒虾，肚子特俄，我一口气就把这半钵虾吃了个精光。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到了晚上肚子一阵绞痛，引起了一阵狂呕，连胃里的苦水也跟着吃下去的虾一起呕了出来。从此以后，我闻到虾味就要作呕，一辈子再也不吃虾。 三、 有天傍晚，天已经黑了，妈妈还未回来。我们兄妹三人只好自己回到宋老板的草鞋房里去。刚走进门，就看见房中间站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房里没有灯，但那长长的银白色的胡子格外显眼。“谁？i，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声。”没见人回答，我吓得退了回来。退到门口碰到了宋老板，我把这事说给他听。他听了后，半天没做声，但后来还是去拿了一盏洋油灯和我一起再进房去，却没有看见任何人了。真是见了鬼了。我们兄妹三人同时看见的白胡子老头哪去了呢？妈妈回来后，我把这件事说给她听，妈妈的脸色当时就吓白了。妈对我说：“这房里是吊死过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谁也不敢住，只好用来堆杂货。不然宋老板也不会让我们住进去。这吊死人的事千万不能告诉小清和三毛。，，我听了后，浑身只起鸡皮疙瘩：”妈妈，我怕“。”怕？那我们能住到哪里去呢？“妈妈狠瞪了我一眼，”唉！“然后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老天总也不时关照一下穷人。这件事情过去没有几天，对面医院里进驻了一连解放军。三毛和小清马上就和解放军的炊事班混熟了。北方来的大兵们真好，他们两人一去，。大兵们就把正吃着的馒头分给这两个小叫花子。三毛小清自小就胖，那个山东口音的炊事班长特别喜欢胖娃娃。不久，我也和炊事班长搞熟了。见我们兄妹三人每天都去讨吃的，班长就开始问我们家的情况，我乌上就把不久前在黑房予里看到吊死鬼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 “你们难道不怕？，，班长听了后替我们着急。 “妈妈说的，要是怕，我们就只能住到马路上去了。我们没有其它地方去。，， “嗨！”班长狠狠地咳了一声：“人和鬼怎么能住到一起呢？这样，我来替你们设个法，替你们盖个草房吧。”i “那当然好。”我喜出望外。， “不过，你们不能再对人说你们的爸爸坐牢去了，知道吗？”当晚我就把这天大的好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后却摇摇 头：“我们哪来的地方盖房呢？” “有，”三毛和小清抢着说：“宝塔边上的厕所旁不是有块空地吗？就是我们挖蚯蚓的地方。 于是妈妈花钱买了些稻草，从解放军那里拿来了十几根竹子，再从宋老板那里讨来了一扇破门，钉好，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只一天时间，就伴着宝塔边的厕所后墙搭起了一间茅蓬，我们这几个小叫花子就在这唐朝开元年间修建的慈氏古塔下，开始有了自己的蜗居。 四、 转眼间我已经快八岁了，妈妈要我上学读书。 不少人听了妈妈的话后都只觉得好笑，饭都吃不上，还想去念书？ “让他到街上去卖糖果饼干，一天也可以赚一千多元（旧币），也省得你天天去挑土。”有好心人劝妈妈。 这上街叫卖糖果饼干的事情倒也不难。刚刚解放，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未来得及开展，那些卖冰糖、麻花、甜酒、烧饼、米豆腐、包面的个体摊贩和挑担到处都是；小贩们成天么喝不绝地在大街上招揽生意。看着他们赚钱，我心里也痒痒地只想一试。我们没有小贩们的本钱，只好在宋老板家里借了个菜篮子，又央及宋老板在小贩的摊上赊了一些糖果烧饼，这就提着篮子上街叫卖开了。 这上街卖东西必须么喝，不然就没有人来买。可我从来没有么喝过，况且谁也不象我一样提个菜篮子叫卖，到街上转了个整天，东西一样也没有卖出去，于是我就想了个主意。 正是抗美援朝的时候，街上的大喇叭一天到晚都在唱：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第二天我上街时把三毛也带上了，我提个篮子走在前面大声武气地么喝一声：“烧饼油条！”三毛就在后面稚声嫩气地喊一句：“抗美援桥（朝）！” 我再么喝一声：“糖果粒粒！”三毛接上一句：“打倒美帝！” “冰糖麻糖薄荷糖！” “打倒美帝野心狼！” 两个男孩子在大街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轮渡流叫喊，也许是这种叫法不同于小贩们的么喝，居然引起了不少路人的注目，只一个上午，篮子旦的东西就卖了个差不多。 这种随口叫来的么喝，朗朗上口，好听好记，想来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口头作文。上了中学后我才知道，这种作文居然无形中符合了毛伟人在某次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首要标准；而且也还迎合国内时兴的所谓文艺起源于劳动求生之类的正统理论。 尽管我已经能卖糖果赚钱了，但是妈妈的主意依然未变，我必须上学读书。于是我去报考贞信附小。 贞信女中原来是美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解放后政府没收了教会财产，改女子中学为师范学校。大姐原来是女中学生，改校后依然还在这里就读。师范学校培养教师，为方便学生实习，又增设了师范附小。师范学生吃住全都免费，我倘能考上师范附小，就能同大姐在一个学校了，我也就可以混在大姐的同学当中吃不要钱的饭了；所以我要读书就只能报考贞信师范附小（后来改名岳师附小）。 附小因为初办，招生学生不多，不容易考上。而且往往是几个年级学生编成一个班，叫作复式班；复式班只招收插班生，大姐到学校一打听，今年学校初小部只有二年二级招收插班生；我在乡下发蒙，因为父亲判刑连一年一级都未读完，这两年沿街要饭，原来认得的几个字也都差不多还给老师了，算术更是一窍不通，这个样子去考附小对我来说还真是个难题。 临考前半个月，大姐教我算术，我只好把自己的手指头脚指头都搬了出来，不够时又找小清三毛借了些；算来算去，少不了挨了些大姐的耳光，总算是弄清了一些最简单的加减法；但是对考试仍然还是全无把握。 也是我的运气来了，正在此时，就在我家茅蓬不远处的一户人家出了事。 这户人家刚从长沙搬来不久，过年时他家门口贴了付对联，写的是： 蒋匪毛匪谁是匪 亲美亲苏不亲民 这对联的意思我也多少明白一些，无非是说共产党国民党都不爱老百姓，都不是好东西，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件事居然为我考学校做了个大忙。 这贞信女中虽然已经改成了师范学校，但是原来的老师却大半都留了下来；他们还是按照传统的美国教学方式任教。学生考试不重笔试重面试；小学生更是如此。笔试主要考算术，我把每个题目都做了一遍，也不知做对了多少；接下来，就是面试了。主考的是一位足登高跟鞋、身着花旗袍、戴了一付金丝眼镜的中年女教师；这和我平日里看惯了的那些干部们所穿的中山装、列宁服、解放鞋全然不一样。她先用国语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后就劈头问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她问：“蒋介石好还是毛主席好？” 这个问题大姐可从来没有教过我，我一下子给问住了；但我马上想起了前不久那户人家里白胡子老头被抓的事，那老头子不就是因为说了蒋介石毛主席都不是好东西才让人给抓走的吗？ 想到这里我连忙答应：“都好，两个都好！” 微言大义，出自童稚之口，也不知我的回答切合了这位教会学校女教师的何种微妙之想，听了我的回答，她竟然满意地点了点头。 放榜时我居然取了个第二名。 入学后我才弄清楚，我之所以能考第二名，就是因为那个问题答得好。不少考生不是答不出来，就是胡乱说一个，但都不能符合要求。？； 妈妈拆了条旧裤给改了个书包，我又上学了。 五 公元一九五四年，洪水齐天。 洞庭湖泛滥了。原来的河滩、滩上的木排、排上的小屋，屋边的沙洲。才几天时间就都不见了。连天上的飞鸟都不知去向，一只都看不到了。空气里散发着浓重的鱼腥味。绛黄的湖水，吐着白色的池沫，低声呼啸着爬过河滩，爬上石砌的台阶，又从台阶上一步一步地爬到了街面上，滚滚黄水，从湖心里、地底下不停地冒了出来。于是，街上搭起了浮桥，商店都关了门，学校也开不成课了。三毛和小清把一只破了的脚盆放在水里，用棉花堵住了漏洞后当成了他们的小船，在大街上划来划去，高兴得都不喊肚子俄了。 大水冲来了各地的难民，难民们个个面黄肌瘦，拖儿带崽，肩挑手提着各种笼子、箱子、铁锅、棉被……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来，街上凡未被水淹没的地方到处都住的是人，连我们茅屋四周都挤来了人。 难民一多，我们兄妹讨饭就成了问题。医院里的剩饭剩莱早已不复存在，解放军也被调去救灾，我们乞讨无门。自我上学之后，就由小清带三毛去要饭。小清是女孩，胆小，又特好哭。好哭的孩子大人是不喜欢的。三毛倒是讨人喜欢，但好玩，经常玩得不晓得肚子饿而忘了去要饭。那些平日里向我们施舍的老主顾们也渐渐地不再理会我们了，加上讨饭的人一多，我们就经常地开始挨饿了。我还问题不大，可以隔三岔五地混在大姐同学中间到学校食堂里饱胀一餐，小清和三毛就惨了，讨不到吃的，眼看人一天天在瘦下去。实在俄慌了，我们就到李老师家去想法子。 李老师是大姐的班主任，他的太太姓沈，和母亲是老乡，也是四川人。因为是师生关系，又有同乡情谊，只有他们家才接纳我们这些小叫花子。李老师有四个儿女，年龄也和我们差不多，薪水菲薄，家徒四壁，自己也刚好只够糊口。我们一去，他就只好打发两个儿子大蒙子，小蒙子去学生食堂打饭。说是打饭，其实也就是偷饭，每次都是两弟兄提了个捅去，打一桶饭后，李老师的学生们就把两个孩子裹在中间，然后一拥而出食堂大门，以逃过守在食堂门口总务先生的眼睛。偷来的饭先让我们饱食一顿，然后把吃剩下的用一个书包装上，混过校门口守传达的老头一关，带回来下顿省着吃。这样偷了几回后，终究还是被发现了。虽说是孩子偷吃，但教师带头破坏校规，怎么也说不过去，于是这条路也断了。 李老师原来是国民党的校官，五七年时和叔叔一样被划为右派，带上右派帽子后又判了徒刑，后来死在劳改农场，沈太太在丈夫被判刑后，也被开除了公职，于是他们家也一下子和我们一样了，儿女去要饭，母亲去打零工。在当时才一万多人口的岳阳城里，这类情况的家庭总在百数以上。做工和讨饭的命运使这类家庭的子女相聚在一起，很多人自小就相互认识，长大成人后因为父辈们的相同出身促使他们彼此间同呼吸、共命运，受到了一交又一次毁灭性的政治打击，这是后话了。 妈妈还在挑土。女人挑土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这钱要交我的学费，还有一家五口的衣物一总不能让女娃娃打光屁股，剩下的钱就不够买米了。况且米价又因水灾涨上了天。 于是就有好心人来劝妈妈，为了能让孩子活下去，就送一个给别人带养吧，反正兄弟姊妹多，街上的难民不是每天都有人将自己孩子送人的么？ 妈妈当然不肯，再苦也得熬，然到哪天算哪天，况且眼看洪也在慢慢退，与我们争食的难民见天也在减少，日子有希望到原来，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洪水赶快退走。 但是秋水退尽后，紧接着是六十年一遇的特大冰冻又伴着一九五四年的冬天寒气渗人地提前来到了。 北风呼啸，寒流袭人。刀割似的冷风似乎不是从天上吹来，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吱吱叫的老北风直往人身上钻。我两条腿冻得只打抖，抖不了几下，走路就迈不开步了，两只腿变得又僵又硬。 洞庭湖结冰了。河滩上起伏的沙滩尖上都亮起了白晃晃的冰它子，就象从地底下伸出来的无数个拳头在向人们示威，又象无数个亮晶晶的大鹅卵石布满了沙滩。夏日里曾经不可一世的洪水，而今不但老老实实地消退了下去，而且还被默默地给压到河床深处去了。河里的冰层越来越厚，半个多月后，终于传出来一个消息，有人大着胆子从河滩上踏着冰层越过湖心走到了河对岸君山。所有的船都被固定下来了，整个湖差不多给冻成实心的了。 街道上的一切车辆都停了下来。人们外出都必须在脚上套一双防滑用的草鞋。宋老板那黑房子里存放的几千双草鞋，不几天就全都消光了。孩子们用两块竹片垫在脚下，在稍有斜面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地练习滑冰，。临风而立的宝塔上原来高筑的鸟 窝，还有塔顶的树枝，被冻得吱吱只叫，风一吹，冻裂了的树枝带着厚厚的冰棱，象铁棍一般朝着宝塔四周的房座，结结实实地砸了下来，屋顶上的瓦被砸得粉碎，过路的人一不小心就被打得血流满面。宝塔四周的房屋中，唯一幸免未被砸烂的还只有我家的茅草蓬。 六、 已经无法再出门去要饭了。 没有棉衣裤，兄妹三人只好成天缩在被子里，我也上不成学了。妈妈挑土来的钱买的一点米，规定我们每天只准吃两餐，我们就干脆省成每天一顿，捱到后来，连这一顿也维持不住了。一连几天，只能喝一点熬的米汤度命了。 实在撑不下去了，那些好心的邻居们在送我们送来一碗热面汤的同进，又来劝说妈妈送个孩子给别人家带，这上回去连领孩子的人都一起带来了。 眼看活不下去了，妈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来人把妹妹小清领走了。 领走小清的是一位姓何的木匠，夫妻二人多年没有生育。他们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件花棉袄，还有一匣五颜六色的饼干。看见小清长得白白胖胖，夫妻二人都很高兴，亲手替她换上了新棉袄，，把饼干给了三毛，还从口袋里掏了些糖给我，并对我说他们家里没有女孩子，想接小清到他们家去玩。已经好些天没出门了，听说到他们家去玩，小清高高兴兴地跟着他们去了。临出门时何木匠又塞给我三十万元（旧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就高高兴兴地交给妈妈：“我们明天就可以去买米了，还要给三毛买件棉衣，我们有钱了。三毛马上就从床上跳了下来：”那我可以出去玩了吗，，？ 妈妈一把从我手里把钱拿去，顺手“啪”地甩了我一个耳光，我莫名其妙地被打得眼前金星乱冒，可是看见妈妈脸色寡白，我就不敢再吱声了。近来妈妈总是无缘无故打人，我知道她心里烦，三毛马上就缩回了被窝，连头都蒙了起来。 第二天妈妈上工去后，隔壁严伯伯 第三章 在乡下(上)——月田生涯 一、 本地人到了外地，总爱向人自夸家乡如何好，开口就是岳阳地处洞庭湖区，是鱼米之乡。殊不知这里说的仅仅是岳阳地区出产丰饶的那一半，还有另一半呢？恐怕扰只能讳莫如深了。 京广铁路横贯整个岳阳地区，铁路以西尽是一望无涯的江南水乡。古人说的“湖广熟，天下足，‘就是指的是这方水土了。但你若回转身来向着铁路以东的方向走，那就是岳阳人说的’东边乡里”，这里山峦起伏，黑石黄土，愈往东去，山势愈见陡峭。到得离城一百多里地月田、渭洞乡下，扰成了被城里人称之为“洞里”的地方。这倒不是说这里山洞多，而是因为这里山高路险，人少树多，阴重阳轻，天远地偏，少有天日，整个地方也就和山洞里差不多。 人常说高山缺水，其实此言差矣。山高水高，只有高山才有好水。在两座山峰之间，清溪长流不断，顺看清溪形成的河坝，人们开筑了大大小小的梯田，梯田形成的村落，被当地人称之为段畈，段畈的中心地方，又被当地人称之为‘田“。随地方的不同，这里有月田、毛田、公田、甘田、蓝田、稻田等等，每一田都是当地的一处山区小镇，自然也是当地区乡政府所在地。（念小学时我只知道田是种水稻的土地，来到这里后我才对田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 我所扰读的学校位于月田镇上，叫月田附中。这“附中”之谓，按理说应该是高等院校办的附属中学，我在小学就读的岳师附小就是中等师范院校办的附属小学。而这月田附中却是月田完小附设的初中，以高附低，以大附小，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一件新生事物吧。附中因是初办，第一年也鱿是一个班的学生，全班四十多人，大多是附近的农家予弟，城里的学生也有十来个，除此外就是小学部的几百名小学生了。虽说这是凑合拢来的不成体统的附设中学，却是当地的最高学府。而我们这些城里去的娃娃，无形中又被那些深山老洞里的当地人看成了这最高学府里的洋学生了。我们这些城市学校的淘汰品，到了乡下，居然成了凤毛麟角，这例大大地乎自己的意料。‘城里人“的神圣光圈使我们在学校里感到颇为神气，但悲剧却也恰恰从这里开始。 新学年伊始，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月田人民会社党委宣传部苏部长应学校邀请，来校给学生们作形势教育报告，学生们全都被召集在操场上分班列队等候。（学校没有礼堂）这位部长块头大，嗓门大，架子也大。我们列队站立了足有一个来小时后，才见他在校长和我们和班主任王老师的陪同下向我们走来。人高马大的部长，走起路来脚风雄健，虎虎生风，讲起话来却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云。他来到我们面前声音洪亮地张口就说：“同学们，狗日的——”却不再有下文。全场老师学生不由得全都为之一楞，莫名其妙地不知他在骂谁，会场里讲小话的嗡嗡声一下子也全都停了。只见苏部长很响地呷了一口茶，清了清嗓子然后再接下去：“一美帝国主义，和，猪嬲的一”，又停下来再喝了一口茶后才接着 不停地说了下去：“一蒋介石卖国集团，他们勾结起来妄想反攻大陆，但是老子中国人民是好欺侮的吗？毛主席教导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东风压例西风，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强大。告诉大家一个特好的消息，今天的世界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名字叫巴古。” 听到这里，我就觉得很不顺耳，仔细一想，不对。马上在队伍里大声说：“错了，叫古巴！” 苏娜长先是一楞，但马上又重复了一句：“巴古！” ‘古巴！“站在我身后的李铎为我助威，和我一起不甘示弱地齐声大叫。全场为之鄂然，苏部长一下子气红了脸，他大步走到我们面前，恨恨地说：”我讲巴古扰是巴古，你们两个是那个大队来的？什么成份？“ 一问成份我不再作声，但李铎却来了劲，他先向苏部长作了一个长揖，然后用戏文里的腔调阴阳怪气地说：“在下李某，乃是中国湖南岳阳城里人，芳龄十四，尚未婚配，非巴古国人也！” 经李铎这么一搅，全场哄然，笑声迭起，会场里一下子象开了锅。 “简直是胡闹！”苏部长气得脸色发黑，他忿忿地走回讲台，对着讲桌砰地扰是一拳：“几个城里伢子要想翻天了！城里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非要好好地整它一下不可！”见苏部长怒气冲天，李铎这才老实下来，会场里也安静了。王老师走到我俩面前，眼光发绿地狠瞪了我们一眼：“你们俩个好好给我记着，散会后各人自带学生手册到我的办公室来。” 散了会我回到教室，想到要去办公室记过挨批，心里不由得火直往外冒，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宣传部长，狗屁不通！” 坐在我后面的一位乡下同学任福保听见了，马上就接上了茬：“你在骂苏部长？”“骂了，你去告吧，马屁股长！”我硬梆梆地顶了回去。 ‘你讲我是马屁股长？向组织汇报就是告状？就是马屁股长？怪不得苏部长说你们城里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好，我今天就不去告，“任福保回过头来向后面招了一下手：”梅子，你来一下。“座在最后面一排的一位女同学走了过来，她叫苏梅，和任福保是一个大队上的，‘他骂你哥哥。“任福保不怀好意地指了指我。 ‘苏部长是你哥哥？“我有些颇感意外，但马上又强硬地说：”是你的哥哥又如何？连个名字的倒顺都搞不清楚，当个屁的宜传部长。“ 苏梅个子高挑，皮肤白净。乡下女孩子一般读书发蒙都较迟，年龄也扰比我们大两岁，平日里也就很少和我们有交往。她低眉信眼地走到我面前，小声地说：“我也搞不清楚你们谁对谁错，要我讲，其实都差不多。” ‘名字就是个符号作用，本来就是差不多。“任福保接过了她的话：”莫总以为自己是城里人就了不得，天上晓得一半，地上全知，什么都懂，还要到会上去逞能。“ “哈哈！”王和尚在一边笑了起来，他叫王伟，也是个城市淘汰品，和尚是他的小名。‘你讲差不多，你把你的名字例过来念试试看？“ “外国名字鱿是可以例念，”任福保满不服气：“中国人的姓在前，外国人的姓在后，若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岂不就应该例过来念，你说对吧？”他讨好地向苏梅求援。 ‘我听老师讲，好象外国人的姓是在后面。“苏梅依然小心真冀地回答。’那不倒念顺念都一样了。”任福保振振有词了。 ‘那好呀，“李铎不知一下子从那里钻了出来：”照你讲古巴可以倒念作巴古，那你把巴基斯坦这个外国名字倒过来念试试看。“ ‘有什么不可以，倒念就倒念，“任福保毫不退让地一字一句：”坦、斯、基、巴。“ ‘你敢再念一遍？“李铎紧逼了一句。 一见到任福保又要再念，苏梅就红了脸：“你个流氓！”她一声大叫，眼泪不知怎么就流了下来，她把长辫子一甩，气冲冲地走了。 这当口李铎、我、和尚，还有和我邻桌的呆子，一齐都圈了上来，呆子指着任福保的鼻子说：“你快去洗脸，快去洗脸。” 任福保莫名其妙：“洗什么脸？我为什么要洗脸？” ‘你马屁拍到马脚上去了，碰了一鼻子灰还不快去洗干净，她骂你是流氓知道不？“李铎得意地大声喊叫。 “你们群起而攻之，你才是流氓，你们是一群街痞！”任福保气得破口大骂。 这句话捅了马蜂窝，我们四个一下子把他团团围住，李铎一把抓住他的胸口：“谁是街痞？” 一见李铎动了手，几个乡下同学马上也围了上来：“不许打人！”劳动委员周四印顺手扰操起了一条板凳，厉声大叫：“你们想欺侮乡下人？” 我一见他们人多，事情闹大了吵到王老师那里去对我们会不利，况且和苏部长的那笔帐还未了，我就做出和事佬的架势：“算了算了，同学之间何必要打架，有理说得清，是谁说了粗话，谁就是流氓痞子，这总行吧。” 李铎这才松开了手。 这件事过去后，我们就和乡下同学结下了莫名其妙的怨恨，班上的男生分成了城乡两派，城里同学以我、李铎、和尚、呆子为一派，乡下同学以任福保、周四印为头。 二 这件事过去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那天中午，学校里来了理发匠，我们四个一齐去理发。 它它（李铎给自己的简称）头发最长，让他先开始。这几天他的眼眶有些发红，剃头匠就对他说：“眼睛红是因为火气重了的缘故，最好剃个光头去去火气。”它它欣然同意，于是便剃了个溜青发亮的光头。在剃头的时候，那剃头匠又说：“你眼睛红是因为火眼太高，一个人若是火眼低的话，晚上就可以看到鬼。” ‘什么？火眼低的人可以看到鬼？“它它马上问：”我就是想看一看鬼是什么样子。“ ‘你真的想看鬼？“理发匠说：”那我倒是有个办法让你见到鬼。“’什么办法？”我们几个一齐围了上去。 ‘只要把眉毛刹掉，火眼就低了，就能见到鬼。“ “那好，我已经剃成了光头，索性把我的眉毛也剃掉，让我试试看能不能 见到鬼。“它它满心欢喜。 ‘那怕不行，“理发匠又摇摇头，’真的见了鬼你未必不怕？你一个人吓都会吓死。” ‘那不要紧，“我连忙凑了上去：”只要能见到鬼，我们大家都把眉毛剃掉，人多胆大，见了鬼也不会怕的。“ ‘那好，这是你们自己要找我剃的，吓着了可别找我。“理发匠这才答应下来。’只是剃了眉毛后，到那里才能见到鬼呢？”王和尚想得过细一点 ‘当然是到坟山上去看，“理发匠说：”你们学校后面不就有坟山吗？“’听人说那是刚理了不久的新坟。”呆子不知为何把这些事情也搞清趁了‘越是新坟越好呀，新死的人魂魄未散，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出来，包你们能见到鬼。“ 于是，在剃头匠的鼓动下，它它剃了个光头，我们四个齐刷刷地都把眉毛剃掉了。 刚剃完头，上课铃就响了，我们四个急匆匆地回到教室。王老师走了进来，班长任福保喊了声起立，大家一起站起身来，它它是个光头，王老师一眼就看见了他：“你，你是李铎吗？你怎么成了这么个怪样？”王老师没有象往常一样马上叫大家坐下，而是突然十分惊仔地问了一句。 它它嘿嘿地笑着，有些不好意思地用手拍着自己的光头。 “谁叫你弄成这么个怪模怪样？”王老师口气一下子严厉起来，‘还有你们三个，“王老师又发现了我们几个，’都给我站到讲台上来！”于是我们四个人走上讲台站成了一排。 ‘你们让大家看看这成了什么样子？“王老师大声说。 同学们轰地一声大笑起来。人若剃去了眉毛，脸部五官扰失去了平衡，上半截额头一下予子象拉长了一半，显得又宽又长。尤其是它它，剃了光头后，额头和脑门连成了一片，上半截显得更长，眼睛鼻子好象都和嘴巴挤到一块去了，整个脸都变了形。连我们自己三个望着他的怪样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许笑！“王老师一脸怒气：”你们为什么要出这种洋相？“ ‘报告王老师，“它它却依然不在乎：”我们想要搞清楚世界上究竞有没有鬼，听剃头师付说，人要是剃掉了眉毛就可以看到鬼。“ ‘让我来告诉你，世界上的确有鬼，你们四个就是鬼。大家看看，他们四个还象不象人？“王老师实在有些好气又好笑。 同学们又再度轰堂大笑，笑声中夹杂着声声叫喊，‘四个活鬼！"不是人！“’丑八怪！”那是任福保和周四印他们幸灾乐祸的声音。 尽管挨了王老师的一顿狠训，下了课后我们四个一商量，今天晚上还是去看鬼。好容易捱到天黑，等到熄灯铃响过后，又等到值日生查过了铺，我率先从床上爬了起来，穿好衣服就从寝室里溜到了走廊上。它它和呆子也马上跟着出来了。昏暗的星光下，我们几个人摸着黑往学校的后操场走去，穿过后操场不远，前面就是坟山了。我停下了脚步：“怎么和尚没有来呢？”‘我也是奇怪，他怎么会没有来呢？“呆子往后张望：”未必是睡着了？“ ‘肯定是胆子小，怕见到鬼，不敢来了。“它它说。 ‘还是等他一下，“呆子说：”四个人一起去不是更好些。“ 话刚说完，只听到一阵脚步，‘谁说我胆小，“是和尚的声音，只见他快步赶了上来：”我们上当了。“ “啊！”三个人同时叫了一声，‘我们上了什么当？上了谁的当？“我急忙问。’还会有谁？当然是周四印他们一伙，”和尚赶得有点气喘吁吁。 ‘今天吃晚饭时，我无意中听见周四印在对任福保说，这回让这儿个街痞子吃了点亏了。我当时就留心听，可他们又没有再说什么了。刚才我从寝室里出来时，又听见周四印在他们寝室里讲话，我觉得有些不对头，就留心愉听了一下，你猜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在说什么呢？”三个人急急地追问。 ‘周石印正在和任福保说，他表哥对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可能会去坟山上看鬼，他已经看见你们从寝室里出来了，他就要任福保和他一起跟在我们的后面，如果发现我们是真来看鬼的话，明天就要在班会上向我们发难，一是我们故意破坏寝室纪律，二是相信封建迷信，这两条再加上你和它它上次在大会上顶撞苏部长的事情，数罪并举，硬要闹我们一场处份才让他们高兴。 ‘那他表哥是谁？他如何晓得我们会来看鬼呢？“呆子有些弄不明白。’哎呀你真是个呆子，他表哥还能是谁，不就是那刹头佬。”和尚说：他们可能晓得我们想要看鬼，串通起来剃了我们的眉毛。“ ‘这就对了！“它它一下子恍然大悟，用手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怪不得前两天周四印和我死争，他硬说人死了会变鬼，还讲了一些他们大队上闹鬼的事情给我听。我说世界上决对没有鬼，除非让我亲眼看见。照和尚这么一说，他们是故意和我争，激起我上当。“ ‘等明天我们一齐去找他们算总帐！“和尚恨恨说：”你们看，那边有人，象是他们来了。“和尚用手一指，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昏暗中，一支手电光正一闪一闪，有两三个人正影影绰绰地向我们走来。”一定是他们盯我们的梢来了。“我肯定地说。 “来了就好，”它它一下予高兴起来：“王老师不是说我们四个都是鬼吗？今晚上就让他们知道我们这几个鬼的厉害，我们就来个跛子拜年一就地歪，扮成活鬼吓他们一下死的。” ‘要得！“大家满口赞成：”要让他们晓得我们这几个街痞子不好惹。“按照它它说的，我们几个都把上衣脱了下来，蒙在头上，然后用两只手把两只袖管撑起，顶在头顶上，蒙好后四个人又在路边上蹲成了一堆。 看看那几个人已经越走越近，已经听到了他们说话的声音。 “你们看，那是什么？黑黝黝的一堆？”是任福保的声音。 ‘象是坟，不对，坟怎么会跑到路上来了？坟山不是还未到么？“是周四印在讲话，接着手电筒的光照到了我们蹲着的身子上面，又听见任福保在问：”你不是说看见他们几个都出来了，怎么不见人呢？“ ‘咦，这堆黑东西好象不是坟，你们看，好象还在动。“ 听到周石印的声音已经在打战，它它低声说：“听我的口令，大家一起站起来学鬼叫，一、二、三！“， ‘哈哈哈哈！“ ‘哼哼哼哼！“ “嘿嘿嘿嘿！” 我们四个突然一下子站起身来，怪声大笑，衣服蒙在头上，两只空袖管撑在头顶上一张一张地朝他们扑了过去。 ‘哎呀！快跑，鬼来了！无头鬼来了！“周石印一声惨叫，转身就往回跑。他一跑，另外两个也就吓得死命地跟着他往回地。跑在前面的周石印一脚踏空，绊倒在地，后面紧跟的两个一下子栽在了他身上，三个人滚成了一堆，黑暗中再也顾不上是谁踩了谁，爬起身来死命地又跑，连头也不敢回。手电筒丢在地上也顾不得去捡了。 它它还在跟着他们后面赶，我从地上检起还在发亮的手电筒，喊了一声：“不要赶了，莫要真把人吓病了。”它它这才停下脚步，回转身来嘿嘿直笑：“真过瘾，我们还缴获了战利品。” 第二天，周石印没来上课，任福保的眼眶也黑了一圈，王老师问起，任福保说周石印病了，象是在打摆子，蒙着被子周身还只打战。我们听了后都忍不住只要笑。 可笑了没两天，周石印的病倒是好了，我们自己几个却只差要哭。 俗话说眉毛不长胡子长，好几天过去了，我们几个却依然面目如旧。虽然同学老师已经把我们的怪模样看惯了些，不再有人笑我们了。可自打剃了眉毛后，我们谁也不敢走出校门一步，这付尊容走到路上，即使是大白天也会吓人一跳的。 ‘这又如何得了呢？“呆子时不时从怀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左照右照，边照边用手使劲地在眼眶上擦：”要是眉毛老不长，日后放了假，我怎么回去见我妈妈呢？“呆子叫刘立德，仅有姐弟二人，是他妈妈的独生儿子。 这倒是让人犯了难。不管怎样在眼眶上又摸又擦，眼睛上面还是光溜溜的，连半点毛茬子也没有，四个人都萎了头。尤其是它它，这场祸原本是由他起的头，他也就比我们更心焦。看见大家愁眉苦脸的样于，我又设了个法，用毛笔互相在脸上画了两道眉毛。可这画的眉毛顶不得真，第一洗脸不方便，第二是只要一出了汗，马上就成了三花脸。 有天吃了晚饭后，我独自一人在操场上，天已快黑尽了，晚自习的预备铃也已响过了，我正打算往教室里去，忽然听见有人在喊：“你等我一下。”我抬头一看，竟是苏梅，不由得感到颇有些意外，自打那次和苏部长发生冲突后，我就没有再理过她。我假装没有听见自顾自地往前走，却听见她在后面又叫了一声：“刘飞虎同学，请你等一下，只一下子好啵。”我只好停下脚步，苏梅走到我面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晓得你们城里人看不起我们乡下人，可你们现在眉毛长不起来倒是上了乡下人的当了。” ‘这又不关你的事，你是想要幸灾乐祸？“我硬梆梆地顶了回去。 ‘随你如何想都行，“苏梅例是没有半点恼怒：”我找你讲，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多少和我有些关联。昨天我到周石印的老表那里去了，那剃头佬说用生姜汁擦了后眉毛扰可以长出来。“ ‘我才不上你的当。“听她一说，我不由得心里一动，可嘴上却没有让步。’信不信由你，一天至少要擦五次，尤其是睡觉前要擦。”“苏梅说完枕走了。 晚自习后，我把四个人召到了一起，又把苏梅的话重复了一遏。和尚马上就摇头：“只怕又是任福保串通她来搞报复来了。”呆子也说：“万一把眉毛根都擦烂了又怎么办呢？” “她要搞报复？看我不操翻她祖宗。”它它想了想又说：“这样吧，这回剃眉毛我起的头，就让我先用生姜试一试看，万一不行的话省得大家都上当。” 第二天吃午饭时，它它溜到学校伙房里偷了些生姜出来，拿回寝室捣成姜就往眼睛上涂，这一涂不要紧，姜汁流到了眼睛里，火烧火辣，疼得它它两只手在眼睛上使劲揉，边揉边跳起脚来骂：“狗日的乡巴佬，老子一定要找你们算总帐！” 我赶紧用清水帮着洗掉了它它眼上的姜汁，扶他到床上躺了下来。可眼睛已经充血，两只眼睛红肿起来了。 ‘找她算帐去！“我怒不可遏。于是三个人一齐去找苏梅，可教室、操场、女生宿舍还有老师办公室都找过了，只差女厕所没有去了，就是没有苏梅的影子。”准定是怕我们找她算帐，事先躲起来了。“和尚恨恨地说。 实在找不到我们只好又返回来，走到寝室门口，大家不由得一楞，停住了脚步。只见苏梅正坐在它它的床头，用一方花手绢沾着凉水，正一点一点地在它它的脸上擦。它它闭着眼睛，不知是眼睛还在疼，还是让苏梅的行为受了感动，两行亮晶晶的泪水正挂在脸上，苏梅擦着擦着，自己也忍不住叭答叭答地往下落泪。 原来等我们一走，苏梅扰听说了它它用生姜汁搽眼睛的事，她就马上赶到我们寝室里来了。 长了这么大，我们还是头一回看见男生女生这样地挨近在一起，我们三人面面相觑，一时倒不知如何是好了。还是苏梅心细，她马上就发现我们站在她身后，怪不好意思地红了脸：“真对不起你们，我实在不晓得姜汁会有这么厉害，要是把他的眼睛弄瞎了又如何得了呢？”它它听见我们来了，马上就接口说：“不碍事了，不碍事了，经你这么一擦，眼睛好多了，就连心里也舒服多了。”‘那就好，“苏梅这才松了口气，把手绢塞到它它手里：”你自己慢慢地再擦一下子，听人说，眼睛痛搽了人扔就好，我去想想办法看。“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它它的眼睛果然好了许多，虽然红肿未退，却能睁开眼睛上课了。苏梅不知又从那里弄来了人扔，要它它搽在眼睛里，眼睛当时就清亮了不少，大家这才完全松了口气。 第三天晚上睡觉时，它它忽然拉着我的手说：“你替我摸一下看。”我在他的眼睛上面一摸，好象觉得眉根上有什么东西撞手，‘是眉毛！“我不禁心里一喜，马上把它它的头扳到灯下一照：”真是眉毛，眉毛长出来了。“听我一叫，和尚、呆子连忙也圈上来，看了之后全都乐了。 ‘我们总算得救了。“呆子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想不到这姜汁还真管用。“和尚说。’还是难得人家的一片好心啊了”它它有些情不自禁地感叹了。 于是为了让眉毛长出来，我们也顾不上怕眼睛痛了，大家事先都把苏梅拿来的人扔滴在眼睛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把生姜汁涂在眉骨上。 隔了这段时间，也不知是眉毛自己该长出来了还是生姜汁的作用，自打涂了姜汁后，眉骨上就天天有些痒痒，几天后，各人的眼眶上就有了一线淡淡的影子，一个半月后，我们四个人总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这件事过后，我们几个和任福保、周四印一伙的怨恨更深了。 三 段考过后，班上选举班千部。 刚入学时，同学们互不了解，班上的干部都是由王老师临时指派的。这次重选，我被推举为学习委员，它它当选为文误委员。大概是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别吧，没想到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劣等生，到了乡下居然成了优等生，更没想到的是我这学习委员的提名人竟然是任福保。它它学习成绩不理想，但他自小活波好动，能演能唱，这文娱委员还非他莫属。班长依然是任福保，这大概和他主动提了我的名有关，同学们都为他的大度而有所感动，选举时不但乡下同学都举他的手，连城里同学也有人举了他的手。劳动委员是个苦差，大家一致同意把这顶桂冠原封不动地留给了周四印。这样，在班上干部中城乡两派基本上势均力敌了。 正是大跃进的年代里，人民公社成立不久，我们这些学生娃每天在课堂里大都是教唱的：人民公社好，红旗升上天，工农兵学商，样样都齐全！ 学校门口的大标 第三章 在乡下(下)——月田生涯 度完寒假回校，正是一九六 0 年的春天，那一年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苦日子的头一年。 尽管已是春天，田野里却难以看见半点春天的景象。自去年以来的持续干旱，不但使早稻连连无收，就连冬播作物也没有逃脱干旱的魔爪。冬旱使头年播下去的小麦、碗豆、油菜大都没有能出苗。春天到了，田里地里依然是干巴巴黄秃秃的一片黄土，勉强长出来的一些嫩苗，也象是重病的老人，皱巴巴的没一点生气。山区本来就缺水，连续干旱使好些地里连种子也无法收回来。 天空蓝得透明，蓝蓝的天幕下布谷鸟和燕子倒是不失农时地在边飞边叫，可是大地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干旱带来的饥饿使一切都沉寂下来，再也看不到去年前年大跃进的气浪了。 我们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来写在学校门口的大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改写成“天大旱，人大干，人定胜天”的口号，可是再也没有往日的红旗、锣鼓来为这些标语口号助威了。人们已经没有气力和心情来敲锣打鼓喊口号了。 那象征共产主义的公共食堂也都散了伙，由吃饭不要钱、按需分配一下子降到了每个社员每月标准为一十八斤谷，由大队统一配给。后来就连这一十八斤谷也难以为继了。去年的秋旱、冬旱又连上今年的春旱，走到地里赤脚随便一扬，就是一阵尘土，田野已经干裂了缝。五八年的粮食大丰收的景象已经成为了童话里的世界。随着“苦日子、瓜菜代”的口号，土地越来越干瘦，而人们的头、脸、腿、脚却和土地相反，变得越来越丰满和粗大了。饥饿引起的水肿病迅速地由一个公社蔓延到另一个公社，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让人的双腿变得又粗又亮，用手一按，腿上就凹下一个深坑，人的腿成了橡皮腿。浮肿由下至上，最后让人的脑袋肿亮得如同年三十晚上跳台的加官，大如芭斗时人也就咽了气。最先死去的是那些中年妇女，她们把自己的那一点度命的口粮留给了自己的儿女和丈夫，跟着去了的是老人和体弱的儿童，最后发展到一家一家甚至一个一个村庄地死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饿殍遍野。据后来的官方公布数字的人数大概在于2500~3000万人左右。（当时人口总量为六亿。） 没有粮食，生产队不再欢迎我们去学农，学校也停止了劳动课，师生们这才算正式回归到教室里来了。 学校里也是空前的饥荒。 每餐三两米的定量口粮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来说，本来就够紧的了，加上学校食堂自春节后就一直没有看见过肉。仅有当菜的一点干罗卜、腌菜也看不到一点油星。往日里食堂一月两顿的牙祭改成了吃“土肉”，即豆腐，后来就连这土肉也看不到了。仅靠那一顿三两米的热量维持着十几岁娃娃们的体力消耗和身体发育所必须的营养。于是全校师生，无论男女，差不多都是一餐等不到一餐了。 每天上午或是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总是还等不到下课铃响，同学们就把各人桌上的纸笔、书本收进了抽屉，作好了下课的准备，只等老师说声下课，大家就一窝蜂地冲出了教室门，然后冲过操场，象赛马似的狂奔到食堂发饭的大窗口，争取排在头几名，这样就可以在领饭时优先选大钵子饭。其实钵子饭每人一份，都是大米三两，只因为大钵子可以多放些水，蒸出来的饭份量就见得多一些，吃下去当时也就饱肚子一点，于是大钵子饭就成了同学们抢先排队争夺的对象。 为了能让三两米蒸出更多的饭来，学校又引来了外地的经验，蒸“双甑饭”。就是把已经蒸好了的饭再加些水，然后又蒸一遍，这样蒸了出来的饭可以比平常蒸的差不多能多出一倍的份量来。可是这样的饭味道却很不好，虽然当时饱肚却不经久，折腾来折腾去依然还是个肚子饿。 学校总务处每月向每个学生收取二十七斤的大米定量，城里学生装按季度由家长寄来粮票和钱上交学校，乡下同学就是每个月底放假两天回家去挑来自己的当月口粮。山区农家的孩子上个中学很不容易，家长们再难。也要从自己的牙缝里、锅底里抠一点粮食来，凑足自己孩子的上交口粮。可是随着饥荒的越来越严重。终于，不少学生回家挑来的只有红薯、南瓜、茴丝和干菜之类的东西当口粮了。学校食堂拿着这些东西不好办，于是总务处就作了个决定，学校食堂不再向学生收粮只管蒸饭，学生们把自带的口粮放在各自的饭钵里送到食堂的大饭甑里去，由食堂统一蒸熟后各吃各的。这样一来，也省去了原来争先排队抢大钵饭的混乱。 我们这些城里娃娃的口粮也由食堂按月返回到个人，每餐都由自己淘米送到食堂去。这样实行了两天后我就觉得厌烦，于是我就出了个主意，我们四人轮流值日，由一个人统一淘米蒸饭，同时还包括领饭和洗钵子，半个月轮一次，这个办法四个人都赞成。四个人中它它最长，和尚老二，我是第三，呆子最小，按照“三人行路小的吃亏”的原则，呆子值了个头班。于是四个人的口粮都交给了他统一保管使用。呆子倒干得尽心尽力，四个人都感到很满意，都说呆子在家里时一直是靠妈妈作饭吃，现在居然干得不错，进步大大的有。 不想在半个月之后我接手当班，在接收粮食时发现在呆子值班的日子里把四个人一个月的口粮竟然吃掉了四分之三，下半个月里只剩有四分之一的粮食了，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于是我作了个果断的决定：免去每天的早餐后每人每天一干一稀。而且又把个人身上的另星粮票都收集拢来，找乡下同学换了些茴丝当干粮。这样一来，四个人都饿得叫苦连天，一反过去的称赞，大骂呆子是十足的呆头呆脑，傻瓜一个。 就在我们发生粮食危机的时候，学校食堂里出了一件事。 每天晚饭后，同学们照例送去各人第二天的早餐米到食堂，食堂里的大师傅就在头天晚上把饭蒸熟后再去睡觉。那天早晨，大师傅打开饭甑时，发现少了四钵饭，仔细一找，又发现四只空钵丢在食堂外后窗口下面，饭钵下面还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个字：“不是强盗不是贼，肚子饿了怪不得。”那几个被偷了饭走的同学见到了字条后气冲斗牛，马上把字条和空饭钵送到了教导处，要求学校追查偷饭的贼。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饥饿，农村不断发生偷米偷油，甚至粮库被盗，运粮汔车遭哄抢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有的生产队还发生了分吃种谷、偷杀耕牛的事件。为了保卫大跃进的成果，保卫人民公社的财产不受侵犯，县委早就布置了打击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阶级敌人、打击歪风邪气的号召，学生这一闹，学校立即决定开展在全校整顿校风，打击歪风邪气的活动，追查这次偷饭的人。 各班立即召开班会，我们四人一下子成了重点嫌疑对象。理由充足得很：一是我们正是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偷吃的可能性最大，而且刚好又被盗了四钵饭。二是偷了饭居然还敢留下字条，以示明人不做暗事，这也只有城里娃娃才能做得出来。 我们几个倒是无所谓，既然留有字条，拿笔迹一对不就昭然若揭了吗？可是那天下午，呆子走来问我：“中午你们班干部开会讨论些什么？” 我莫名其妙：“开什么会？我怎么不知道？” “没有要你参加？”呆子惊奇了：“我亲眼看见任福保在通知开干部会呀，还通知了几个写了申请的候补团员参加，怎么会没有你这个学习委员份呢？” 我说：“那就去问下它它看，他也是班干部。”于是我们一齐去找它它，它它听说后，反问呆子：“你没吃错药吧？怎么开会不要我们参加？”又说：“他任福保有什么权力不让我们参加开会，我去找他扯皮！”说完就要走，我一把拉住了他：“先莫忙扯皮，我看这事情有点蹊跷，不要我们参加，莫非这个会就是冲着我们来的？”“嗯，”呆子点了点头：“怕是有点来者不善。” “居然真的怀疑是我们偷了饭吃？”它它愤愤不平：“搞冒了火老子真的去偷他一回，操他娘的？” “莫发火，”我说：“身正不怕影子斜，看他们拿什么凭据出来怪到我们头上，就让他们先发难，拿不出证据来我们再来个后发制人。” “对！”它它恨恨地摩拳擦掌：“老子要狠狠地杀他个回马枪！” 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上午头节课，校长走进了教室，宣布我们班今天召开班会，停课整风。会议由王老师主持。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个会根本没有提到要追查偷饭的事，会议一开始王老师就明白宣布，通过这次停课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狠刹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歪风，树立正气，搞好班上的团结。王老师说完，任福保站起身来，他先检查了自己身为班长，又是团支部书记，工作中存在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同学们多提批评意见。他在后来又说，班上存在的城乡同学之间不团结的现象，这事情上他也有一定的责任，郑重地欢迎城里同学多提意见。 任福保刚说完，李铎就开了头炮：“欢迎也好，不欢迎也好，我反正对你这个班长有意见。要我说，城乡同学不团结的根子就在你这个班长身上，我问你，你为什么要伙同周四印的表哥一起剃掉了我们的眉毛？”不料他一提到这件事，周四印就立刻站起身来质问：“你有什么凭据说是有人伙同一起捣你们几个人的鬼？”王和尚立即也站了起来，把他那天晚上听到周四印的讲话重复了一遍， 周四印倒是承认他说了那些话，但却说他根本不是和尚讲的那个意思，他完全是一片好心，怕我们上当出事。几个人就在会场里争了起来。王老师当机立断，马上宣布就从城乡同学闹不团结的事情开始，检查班上的小资产阶级的人人主义歪风。 任福保站起身来，拿出了一份事先写好了的讲稿，作了一个系统的批判发言，他一项一项地列举了班上的个人主义表现：为了想出个人风头，公然与公社党委对抗，在在会上和苏部长冲撞，破坏大会纪律，挖苦打击进步同学，说向组织汇报就是拍马屁，对进步同学群起而攻之。为了大出个人主义风头，不惜剃掉了自己的眉毛，在学校里装神弄鬼。另外还有，偷挖社员的菜园，让社员拿着证据找到学校里来，损坏学校的名誉。更为严重的是，自称是刘主席的侄孙，冒充革命家的后代，欺骗贫下中农…… 不用说，任福保说的每一条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全都有是针对我们四人而言，尤其是最后一条，矛头是直对我来的。 我是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自以为得计耍骗的毛队长，其实要比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要老辣得多，他压根就没有相信过我们的胡诌，凭着他从土改以来培养出来的阶级斗争觉悟，他把我们的玩笑话全部都向大队作了汇报。最终上当的还是我们这些不谙事的学生娃。 任福保发言刚结束，却不料苏梅站了起来，这个平日里言语不多、举止娴静的农家女孩，自从和我们在水库工地上搞了一段宣传后，性格变得活泼开朗得多了。她认为，任福保的发言中所说的种种表现，固然是事实，但那大多都是同学们之间平时的一些玩笑话，至多也不过是生活小节问题，不能用资产阶级个人方义来上纲上线分析。她又列举了我们几个人在水库工地上积极、热情地搞宣传，为水库建设出死力、流大汗的种种表现，说明我们也有积极向上的一面。苏梅的发言和任福保的发言意思截然不同，立即在同学们之间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倒不再落在我们四个人身上了，而是象我们这类事情，究竟应该算是歪风邪气还是生活小节问题。 这样一来，打破了王老师原来安排的班会计划，苦于偷饭人的字迹和我们四人中的谁也对不上号，他就打算从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入手，从生活细节上深挖思想根源，顺藤摸瓜，让我们自己交待偷了饭后又伪造笔迹的事实，从而狠刹一下我们这些城里学生傲悍不羁的霸气，在班上树立贫下中农子弟的绝对优势。没有料到会让苏梅的发言一搅，原来让王老师布置好了的几位同学对我们的批判发言也没有人听了。王老师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我虽然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心里却感到很轻松，但又有几分苦涩。我真没想到班上会有那么多的同学会不同意任福保的发言，为我们主持公道。这些同学中不少人都是我们平日里不屑一顾的“乡巴佬”。这样一想，倒是真正的感到了一种惭愧，在内心深处确实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思想严重。 李铎却不然，他在我们面前对苏梅大加赞赏，口口声声地说他为苏梅感到骄傲。 可谁又曾会想到，李铎的骄傲会让事情来了个急转直下，给我们几个带来了天大的麻烦，这个麻烦后来对我们几人的一生都有几乎有所影响。 苏梅的发言引起了学校的严重关注，王老师把苏梅叫去了个别谈话，要她端正认识态度，向组织靠拢，帮助学校搞好整风，尤其要站稳自己的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不要滚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泥坑。一席严厉的训斥搞得苏梅泪流满面，她从王老师那里出来后，径直去找它它，两人约好了在学校坟山后面的小树林里会面。 可是他们根本不曾想到，为了搞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怎样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后代的，王老师已经布置了几个外班的团员在调查苏梅和我们几个人的来往，就在它它和苏梅在小树木林里幽会时，被调查的同学发现了。 这样一来事情迅速恶化升级，中学生是绝对不容许谈恋爱的，尤其在这山区农村，这种事是头等伤风败俗的丑事。学校立即把这件事情向苏部长作了汇报。当苏部长得知他的妹妹居然和几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相当严重的危险份子混迹在一起，而且和其中一个建立了恋爱关系，他不禁拍桌大骂，尤其当他搞清楚这几个危险份子就是几次和他作对的城里学生时，更是怒不可遏。他当即指示向他汇报的王老师决不允许他妹妹再和我们有任何来往，一定要点狠狠打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歪风，他代表公社党委支持王老师和学校采取的一切革命行动。 王老师虽然在苏部长那里取得了尚方宝剑，却拿着这件事情很悚手。在中学谈恋爱照例是要受到严厉处份的，可是处分了苏梅却直接关联到苏部长的声誉，在乡下，家丑外扬可是大忌，日后叫苏部长如何开展工作呢？同时这对部长的妹妹日后的前途和名声影响也太大了，以后又如何嫁人呢？若是单只处分它它一人，那又太不服人心了，别人定会说有巴结某人之嫌，对于学校来讲也显得过于斯文扫地了。但此事又不能不了了之。 正在这个时候，关于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下达了，王老师一下子在这个文件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彭、黄（克诚）、章（文天）、周（小舟）四人反党集团，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了继续鼓干劲、争上游，保证三面红旗永不倒，全党全国人民立即开展了一场反右倾、反保守、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运动。于是在传达学习中央文件的同时，王老师向苏部长建议，既然中央出了四人反党集团，那么也可以在学生中间也抓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小集团来作为典型开路，加强学习，端正校风，狠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歪风，以民发正气。苏部长心领神会，马上亲临学校的教职员工会，并在会上作了布置和安排。 对我们的批判立即升级。在学校操场上举行了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小集团的批判大会，全体师生员工悉数参加。王老师在会上作了系统性的批判发言，各班级代表又根据王老师的讲话愤怒地揭发和批判了我们的错误言行。会议决定，要我们四人写出深刻的检查和反省，从思想深处挖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根源。不用说，班上同学中没有谁再敢来说我们这些问题是生活小节的话了。 尽管它它的行为深深地激怒了苏部长，苏部长却头脑清醒地没有让情绪支配自己的理智，他死死地抓住王老师给我们圈定的“个人主义小集团”的问题不放，不再提它它和苏梅恋爱的事情了。苏部长又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事物的本质，按照他的阶级分析，我们四个人当中，王伟出身工人，它它和呆子的家庭出身都是小业主，而数我的成份最糟，是在整个月田人民公社闻所未闻的“国民党伪官吏。”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四人小集团中的当然头目，矛头和焦点多半向我集中过来。相形之下，它它的恋爱问题也就不那么有人提起了。 七 自从我们四人被打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小集团以后，我们不但再没有往昔的那种城里人的神圣光圈，连那些平日里我们所鄙视的“乡巴佬”们忽然一下子都反过来瞧不起我们了，城里里人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名词，变得让人嗤之以鼻了。差不多所有的同学见了我们如同见了瘟神般地避之不及，就连我们四人之间，为了不让人说我们在搞攻守同盟，平日里也很少来往了，到后来，见了面话也不多说了。 虽然班上没有立即开会重选班干部，可是每周一次的班干部会让班上的团员支部会堂而皇之地代替了。任福保和周四印都是团干，班上的大小事情实际上全都是他俩说了算。我和它它连团员都不是，他们开会我们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我们的所谓“干部”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宣布撤职也只是早晚的事情了。 然而还等不到学校宣布撤职，我却自行宣布了自己的垮台。 段考时，我这个历来班上的第一名成绩一下子竟落到二十好几名的后面去了。随同我一样成绩下降的还有一个，那是周四印，他比我更惨，成了班上的倒数第一名。 这件事情使我深深地震惊了。即使我在小学讨饭读书的时候，成绩还未这样直线下降过，这让我产生了真正的绝望。那天宣布成绩后，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对着墙壁发呆，呆子见我难过，等同学们都走后，又悄悄地拐了回来，偷偷地劝我：“别太放在心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下回努力考好不就行了吗？周四印不是比你考得更糟糕吗？” 可是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我怎么能和周四印比呢？他是劳动委员，而我是学习委员，学习委员成绩如此下降，即便不撤我的职，我自己又还有何面目继续当下去呢？平时，我们之所以能以城里人自居而感到神气，不就是因为城里同学一般要比乡下同学功课要好一些吗？老实说，把我作为小集团来批判我倒也不怕，把我作为小集团的头目来对待我甚至还感到某种荣耀，可是现在成绩垮了，这大有如铁山水库的大坝坍塌了那么可怕，这唯一的精神支柱被子自己粉碎了。我丧气地想：若是没有这一段时期以来要我白天晚上没完没了的写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省检查，无论如何，我也决不会失败得这样惨重，可是这难道成为开脱自己的理由吗？我平日里到处向人宣讲的“逆境出人才”的说教到哪里去了？我平日里说的“疾风知劲草”的功夫到那里去了？我原来只是一个根本不堪一击的饭桶草包！ “怎么办？只有下决心，拚死命，别无选择！”我对自己说：“夺回过去的光荣和自信！” 我这才开始了真正的自我反省，认真地查找了自己生活学习上散漫、杂乱、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为自己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学习计划，并且自己给自己规定了奖罚：今后，无论考试或作业，得分如果在八十分以下，罚饿饭一顿，但如若考分在九十分以上，自奖自吃一份夹钵饭--六两米。 自从我们四人之间很少有来往后，我倒是可以安心致意地实行自己的计划了。我厚着脸皮从老师、同学那里霸蛮借来数理化的各种参考习题，又用口袋里仅有的零花钱买来了不少白纸，装订成几个大演算本，自己规定在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以外，限期要把这些习题全都做上一遍。早晨天刚亮就得起床，背诵那些政治题目答案和俄语单词，没有背完十道政治题目答案或是二十个俄语单词就不许自己吃早饭。这样我做到了每天要比其他同学多学习了三到四个小时。我这样拼命地赶，坚持半个月后就觉得自己有些不行了。经常感到头上阵阵地眩晕（这个毛病以后差不多伴随了我的大半生），有时眼前无缘无故地直冒金星，甚至走路都有些东倒西歪。 我知道，这是因为饿。 干旱连校园也不肯放过，学校菜地里已经找不到一棵青菜，食堂里早就弄出了盐辣汤来代菜。所谓盐辣汤，正如其字义，就是烧一大锅开水，放上足够的盐和辣子，水面上再加上少量的油花。汤倒是尽量随自己去舀，去得早的同学还能舀得到一星半点飘在水面上的油花。每顿三两盐水泡饭的日子对我这个十五岁的中学生来说的确是差了一大截，加之又没有其它的营养补助。乡下同学回去一转，好歹总要弄回一些红薯、葛粉（一些藤葛类的野生植物的根块磨成的粉）来充饥，我们这些城里学生就只有瞪眼羡慕的份了。不时也有邮差送来包裹单，那是城里家长们想方设法给自己儿女们寄来的一些吃食，可是我知道那包裹单里决不会有我的名字。我清楚家里的处境，为了不让妈妈为我耽心难过，我还咬着牙省出来了十来斤粮票寄了回去表示我在乡下生活得还好。 饥饿把我驱向了田野。 我开始努力回忆原来在支农时在地里劳动时的情况。我想到了有一回在生产队里帮忙收红茴的事情。收红茴是一项重体力活，深埋在土里的红薯必须要用钉钯一蔸一蔸地下死力去挖，这倒有些象是猪八戒在高老庄的干活，只是我们的气力远远不如老猪。那一回公社下了任务，限生产队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把所有的红薯地里都要点播上冬小麦，经迎接全县的农业大检查。一个星期要收回所有的红薯，即使加上我们学生的支援，生产队的人手也还是不够，何况收完红薯后还要重新翻地播种，无论如何在一个星期内是办不到的事情。于是生产队长就想了个办法。他用牛拖着犁铧直接在地里翻耕，这样既耕了地，同时也把地里的红薯给翻了出来，省时又省力。我们这些分配去挖茴的学生当然高兴了，不要我们出死力去一蔸蔸地挖，只跟在牛屁股后面去捡茴它，事情轻松多了。女同学更是高兴，身上背一个书包袋，里面装的麦种，跟在捡茴它的男生后面，将袋子里的麦种象天女散花一般抛洒在翻耕后的地里，连腰也不用弯一弯。事情倒是皆大欢喜，可是这样一来，一块地里的红薯却有一大半在被犁铧翻出的同时，又被翻了的土重新给埋了回去，收回来的红薯只有一少半了。我把这事告诉了生产队长，队长却不耐烦地对我说：“公社催逼得紧，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反正收多收少都是人民公社，不关你们学生伢的屁事，你们少讲！” “那块地里肯定还有不少埋在土里的红茴！”想到这里，我高兴地对自己大声说。于是我在头天晚上破例吃了餐夹钵饭，第二天起了个绝早，天还未亮就动了身，那地方离学校有十来里地，等我走到时天已经大亮，我在地里左刨右挖，手指甲都挖出了血，却没有找到想象中那些大量地埋在土里的红茴，连一根茴蒂巴都没有找到，看来这地已经让人给刨过了多次了。刨来刨去没刨出红薯，倒是刨出了一些麦种，由于天旱，原先我们播下去的麦种一直也没有发过芽，时间一久，麦种已经发黑。我起早跑了这么多路，头天晚上又为此多吃了一钵饭，不甘心就这样空手回去，于是就把那些发黑的麦粒和泥土一起装了半书包回校。 回来后我把这些麦种淘洗干净，和米拌在一起蒸熟了当饭。没料到这些麦种在土里太干透了些，放在饭里怎么蒸也蒸不烂，真真成了关汉卿笔下的敲不碎、压不烂、煮不熟、嚼不 第五章 坐牢为那般(文革经历 上) 第五章 文革经历(坐牢为那般) 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林彪大开杀戒。 那一天，全国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进入高潮，中国两千多个县级以上的城镇都举行了公捕公判大会，按照中央指示，对于阶级敌人实行“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每个会场都有一批反革命份子，在革命群众一致高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是暴动”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的口号声中，被就地枪决；为了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红色恐怖”，每个县城的所有会场在那一天被杀掉的反革命一般都在十人以上，全国估计总数最少也有两万多人；而同一天在会场上被抓捕的反革命份子，至少在被杀人数的十数倍之上，估计少说也该在三十到四十万人之间；我就是那一天在岳阳城第一个被抓捕入狱的现行反革命份子，那年我二十四岁。 在三月十八日这一天的之前和之后，这样的公捕公判会还召开过好多回；究竟杀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数字；新上台的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这样地大肆杀人呢？为什么要在鲜血淋漓中来庆祝他的登基盛典呢？其实这也不能怪他，林彪也真还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中华民族当时确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北京城里发出的最高指示说：目前，在国际上，“苏修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所以要“时刻准备打仗”；而国内又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所以“阶级斗争必须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加之党内又出了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致使中国的政权“不说全部，也不说绝大多数，但至少有一个相当大的多数，政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更危险的是后来在伟大领袖家里最亲近的人当中，又冒出来了个反对老人家革命路线的“四人帮”；这真正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普天之下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阶级敌人，果真是无所不在了。 这样严峻的形势，如果再听之任之发展下去，岂不一定会要亡党亡国了吗？于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为了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劳苦民众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老人家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在中国毅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彪付主席受命于危难之中，也就理所当然地实施他认为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在六九年党的“九大”会议上，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打倒，林付主席被正式确定为老人家的接班人；上台伊始，他就回过头来，对在四年多文化革命中趁天下大乱之机跳出来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小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来了个总清算、一锅煮；于是在一片叫杀声中，枪声猛起，牢门大开，城乡各地的大街小巷中层层迭迭地贴满了打着密密麻麻鲜红大x的杀人布告；红色政权在建国二十年后，又一次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红色恐怖，真真的再次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早在一九六八年，伟大领袖在对城市青年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之后，继而又对城里其它人说："我们也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青年学生，还有凡是没有被安置的待业人员(待业人员中90%以上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被单位接纳的失业人员)一古脑地全都打起行李背包上山下乡了，光我们家就去了三个。长期失业在家的苦闷引发了我一时冲动，使我下决心遵照伟大领袖指示，自己主动报名申请上山下乡，心甘情愿当农民去。 可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别的上山下乡对象无论是学生还是城市闲散人员，一般都是居委会干部三番五次地屡屡上门作工作，动员他们上山下乡，并强制性地消掉他们的城市户口后才不得不去；我的主动申请却被搁置下来，居然没有得到批准，居委会干部说：我不必去农村。而在当时能够得到这种不去农村优待的只有经政府特准的老弱病残人员，我这种年青力壮的板车司机就是出身好的也难幸免。 正当我为自己的一时性起感到后悔，又为自己没有被批准感到幸运时；我又听说我之所以没有被批准，是因为新来接管公检法的军管会有人说了，岳阳城里有两个人不许到农村去，其中一个就是我；后来又听说不许我去乡下的原因，是怕我到农村去组织农民造反，我听了后只是感到好笑，我是个什么人物啊，本人没有能力更没有兴趣去掺和什么造反的热闹，决不会去当陈胜吴广；所以也没有把这话太放在心上，却不知灾祸的种子在当时就已经深深地埋了下来。 两年后的三月十八日，我被作为岳阳地区最大的反革命组织首犯，在万人公捕大会上五花大绑地公开逮捕，并且还成了当时第一个要杀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大街小巷贴满了革命群众写的“强烈要求枪决现行反革命份子刘飞虎”的大标语，大标语上“刘飞虎”三个字还无一例外地被打上三个大红x，并且还享受到了和“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一样的待遇，刘飞虎的名字除了打上x外还被颠倒后再贴在墙上。当天和我同时被抓的还有以我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中的主犯王卫明和李向武，三个多月后又还抓了个从犯丁安青。至于在监狱外被各种形式专政班关押的与我有关联的反革命成员大概总不下三十人之多。 这样一个人数不算少的反革命组织，其反革命行为当然是劣迹昭然；军管会在抓捕了我们几人之后，岳阳地区还因之出了个简报，题目是“反革命成员打入了地革委”，并组织了一个内查外调的专门班子，对我们所有的人进行了严厉的审讯；我这个首犯自然是首当其冲了，花了大约二十个月的时间，我的反动行为和事迹按照军管会的调查后大约是这么些罪状，本人也供认不讳，述之如后。 一、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和你父亲一样，生来就仇视共产党，你的一举一行都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专政班里面好几天，你口口声声只承认自己只有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没有反革命行为，你知道为什么要把你单独关押在这里吗，就是为了让你好好地反省自己的过去；你说你什么都想不起来，现在我给你一个提醒，几天前你是不是到过这里？”审讯员赵玉成代表军管会第一次和我见面，就单刀直入地提了个让我不能不说的问题。 “五天前我确是到过这里，这里是南区妇产院，我爱人在这里生孩子。” “你知道这里现在为什么连一个医生和产妇都没有了吗，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才让那些人都离开的，你应该明白你的问题有多大了吧，我们也算是给足了你的面子吧。提醒你一下，不要妄想逃跑，我们这里楼上楼下日夜有八个人轮流看守，就算你是飞虎也莫想能飞出去，孙猴子还能翻得过如来佛的掌心？告诉你，你老婆现在也被革命群众看管起来了，你的问题你不说她还得说，你先就从你和你老婆是怎么样认识的说起，这总不会说想不起来吧。” 听到赵玉成提到张国琼，我不由心里一紧，看来他是有的放矢，他提审的这件事情不能不说了；不由就想起几天前的事情。 就在五天前的南区妇产院，也就是现在关押我的隔壁房间里，张国琼睡在病床上，脸色腊黄，头上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肚里的胎儿就要出世了，她死力地抠住我的手，尽力忍着阵痛不让自己叫出声来，看到她痛成这样，我吓得不知要怎样才能减轻她的痛苦，只好跪在病床边对她说：“我们以后再不要伢崽了，再不要伢崽了。”从早上八点阵痛发作，一直到晚上八点，直到听到哇地一声响亮的啼叫，我们的兰儿这才出生了；也许这娃儿生下来时就知道有大祸要临头，哭声越来越大，而且啼哭一直不止，直到接生的三婆婆赶来，抓着兰儿两只小腿把她头下脚上地倒提起来，然后在她的背上自下向上扯下来好些根黑毛，兰儿在一阵狂叫后才止住了啼哭。 兰儿出生后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民兵送来的军管会通知，要我马上自带行李去南区区公所办的学习班报到；（在当时凡出生不好的人上学习班虽说不是什么好事，也还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我看了一眼正在自家床上熟睡的兰儿，对张国琼说了声那我就去了，她对着我凄然一笑，我就回身走了。 现在她们母女俩也不知是什么样，尽管我耳边好象还响着兰儿出生时的阵阵哭声，心里却不得不按赵玉成的审问去努力回想两年前和张国琼相识的那件事。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六点多钟，我坐在窗口的书桌前正看一本书；正逢初春，天色到这时候差不多就要黑尽了，我刚拉开电灯，忽然觉得窗口前面有个人影一晃，一个姑娘站在我家门前。 “请问你找谁？”因为我自己的身影遮住了光亮，看不清来人模样，我有些疑惑地问，“我是和小清一个队上的。”来人说。 小清是我下放在农村的妹妹，我连忙将来人让进家中，灯光下，看见她身着一身暗呢格子的上装，领口上衬着一件紫色碎花衬衣的翻领，一条军绿色的布裤下是一双军绿色的解放鞋，齐耳的短发在脑后又扎成了两个短刷把；我看她一身标准的知青装着，不由一下子就想起来了，这不是一个月前和妹妹小清一起来过我家的她们队上的知青张国琼吗？那次来，因为素昧平生，我只是和她打了一个简单的招呼。临走时，妹妹小清代她要向我借“石头记”去看，我当时听了后心里有些很不高兴，正是文化革命白热化的阶段，所有原来出版的古典著作都属于封建主义糟粕的“四旧”之列，大部分都让造反派们搜去烧掉了，我好容易侥幸保存下来的一些书生怕被人知道，妹妹倒好，她不但到她们队上替我到处招摇生事，而且还带着人上门来借，借的又是文革前也不多有的布面精装“石头记”，怎不叫我心里冒火？我本想一口拒绝，但看见张国琼低眉信眼老老实实坐在一边的样子，我想也不好伤一位头一次上我家来的年青姑娘的脸面，于是就找出来了另外一种十几本一套而又残缺不全的简装本石头记给了她，好在她们两人谁都没有查看一套应该是多少本，从我手里红着脸恭恭敬敬地接过书，慌慌张张地就出门赶车去了。 “请坐，”我客气地招待她坐下，心里想她这次到我家来，是来还书的还是又来借书的呢？看来都不象；果然，她刚坐下就向我说：“你能马上帮我找到李向武吗？”“什么事？”我也连忙问：“我当然能替你帮忙找到他。”李向武是我前不久新结识的一位朋友，能否找得到他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不过能为一位初相识的姑娘帮点忙，我心里也还是满乐意的。 “那就请你告诉他，我已经跑出来了，要他今晚不要再去湖滨大堤上接应我了。” “跑出来了，你从那里跑出来了？”我觉得有些云山雾罩。 “唉！”姑娘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在农场专政班里挨整受批判的事情你一点都不知道？小清没有对你说过？” “好象听她提起过，如今到处都是专政班学习班什么的，我也就没在意，再说好象你前不久来我家借书时还根本没有说到这回事，对吗？” “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如今出了麻烦，事情升级了。” 原来她在文革开始前还是下放知青中的先进代表，是她所在的国营农场知青中的共青团干部，湖南日报还专门登载过她的先进事迹。文化革命开始后，她们农场的领导一下子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来培养过她的场长首当其冲，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走资派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黑苗子，受到了冲击。 本来在文革初期，这种事情差不多每个单位都有，原来的领导和先进人物一夜之间忽然就成了造反派的革命对象；但后来随着斗运动的不断深入，这些被革命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斗争的矛头主要只对准那些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后，认为有历史问题的阶级异已份子。而不幸的是她的父亲曾在解放前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而培养她的场长自身就是一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于是场长成了农场的头号阶级敌人，她也当然地跟着场长升了级，进了专政班不说，还派了民兵专门看守，受到了特殊待遇，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点对象。 知青之间总是互相同情和支持的，她被单独关押后，妹妹小清和其它一些知识青年总是要设法骗过那些看守民兵去看望她。就在昨天，一位知表在偷看她时悄悄对她说，要她今晚设法从专政班里逃出来，李向武晚上在去湖滨的大堤上接应她，安排她去另外的地方躲藏起来。刚好今天下午她母亲又专门到农场来看望女儿，在她母亲离开时，她就对看守她的民兵说，她要送她母亲出门；看守民兵一时大意就答应了她的请求，让她们母女俩出了门，刚好走出民兵的视线，母女俩就飞脚而逃；一口气跑到湖滨铁桥的过渡处，刚上渡船，就看见追赶她的民兵跑过来了，母女俩一迭连声地大叫船家开船，等到民兵赶到河边，船已离岸一百多米了，气得那些追赶的民兵在河沿上哇哇大叫；渡口河面并不宽，渡船来回一趟也就不不定期二十多分钟，她就抓住这二十多分钟的时间一口气跑进了城。 进城后自然不敢回家，也不敢到平日里熟识的同学和知青家中去，怕追赶她的民兵跟踪而至；想了想，只有和我是初识，除我妹妹小清外农场里的其它人谁也不知道，到我这里来可能会要安全一些，并且还可以通过我去找李向武，她已经从专政班里逃出来了，要他不要再去大堤上接她了。 弄清了她眼下的处境后，我知道事不宜迟，立刻要她到至后面母亲房里去，放下门帘，不让外面进来的人能够一眼就看见。我这里平时晚上来家闲聊神侃的朋友实在多多，今天晚上倒好，不知为何一个都没有来。我将她安顿了一下后就匆匆地出门去找李向武。 李向武家在岳阳楼河下，离我家大概有四五里地，等我气喘吁吁地找到他家，家中却只有他妹妹在，他妹妹告诉我，哥哥去帮别人搬家去了，不知今晚还回不回来。原来我的想法是找到李向武后让他给安排，既然是他约她逃跑出来，想必一切都安置好了；现在搞清楚李向武其实只是随口说说，根本没有打算去堤上接人，我知道，这个难题落到我身上来了。 面对一个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年青姑娘，我能拒之门外见难不救吗？ 回来后我把去找李向武的情况委婉地告诉她，要她今晚就在我家住下，明日里再想办法；眼见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她也无法再说什么了，只得在母亲房里睡了下来。母亲虽然同意她住下来，心里却是十分害怕，本来我家的成份就高，属于关、管、杀之列，是造反派可以随时抄家的对象，并且已经光顾过两回了；而今收留一个女逃犯在家，还不知会惹来什么祸。等她睡下后，虽然是初春天气，母亲却把蚊帐给放了下来，觉得还不放心，又找来一块破门板挡在床头，为的是万一抄家的来了不让他们一眼就看见家里有外来人，却没有想到这样做成了不打自招，反倒会更惹人怀疑，可怜的老人！ 第二天晨起，没等到吃早饭她就要走，她不忍心看到老人家为她担惊受怕。我问她打算去那里，她却一时自己也说不上来，我想了一下对她说：“我带你去个安全地方先躲一阵，然后我再设法把你送出城去。”她默然了一阵，点了点头；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我家仅有一把雨伞，我把伞给了她，然后在她前面带路向鱼巷子走去。有好几次她都从后面赶上了我，我就马上加快了脚步，我知道她赶上我是想把雨伞让给我打，我又怎么能自己打伞而让一个姑娘家去淋湿头发和衣裳呢？而两人共一把伞我和她又还都有有些不好意思。李劳之家住在鱼巷子下河的口子上，这里已是巷口尽头，来往的人不多，他又是和我一起拖板车的铁朋友，也是一个关管杀的子弟，平日里缄口慎言，但却是一个明大义又敢担铁担的血性汉子；我把她带进他的家门，简单地把情况向他一说，他马上就从他那只有五六个平方米的小屋里退了出来，让她进去后，再给她找了几本书放在桌上，然后就和我一起出来，再又从外面把门给反锁上了，以表示没人在家，防止造反派光临。 我和劳之把身上仅有的钱凑了凑，还不到三十元，想想还不够她逃出去后的生活用费，我又去找李荣生，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出身成份高的子弟，我向他借钱，他红着脸磨蹭了半天，只拿出了不到五元的零钱，我知道他生性有些小气，也没有再为难他，就起身向外走，倒是他妹妹小梅赶出来，掏给我她身上全部不到一元钱的毛票后又给了我二十多斤粮票，也算是解决了点问题。 我回到家里，李向武在听说张国琼的事情后倒是自己找到我家里来了，和他同时来的另外还有两位，一位是和张国琼一同下放在农场的男知青丁安青，也是因为出身不好挨整在农场里呆不下去了，另外一位是下放在梅溪农村的知青龙天龙；虽说都是和我第一次见面，却都好似一见如故，讲起话来也就一拍即合。几个人一商量，决定让张国琼和丁安青一起逃到长沙去，丁安青在长沙湖南大学有同学，那里是青年学生和红卫兵的老家，落脚比较安全。然后几个人又设法凑了些钱和粮票，商定今天晚上就护送张国琼逃出岳阳城。 到了晚上天黑尽了后，我和李向武、李劳之还有龙天龙四个人一起护送张国琼和丁安青出城，我们从劳之家出来后不敢走大街，而是下了河口顺着河沿朝北走，怕在街上碰到什么同学和熟人，更怕碰见农场的民兵，也不敢去火车站和轮船码头，怕农场的民兵守候在那里给逮个正着。我们从河沿下穿出了城，然后上了铁路，顺着铁路往北走，一直走到离城十几里地的城陵矶，这里有一个很小的火车站，从这里上火车就要安全多了。可是就因为车站太小，大多数火车也就不在这里停，直等到下半晚四点多钟，总算停了一趟慢车，看着张国琼和丁安青上了车，我们这才疲惫地拖着脚步往回走。 回到城里，天已大亮，几个人来到我家中，大家却都不曾在有睡意，虽然没有谁向我打听张国琼为什么要逃跑的具体情况，我却从大家的眼神中看出来了，他们都为自己成功地救助了一个人感到高兴，更为救的是一位年青姑娘而觉得兴奋不已。 赵玉成在听我讲述时，没有插一句言，直到我全部说完后，半天，他才似笑非笑地开口：“看来你们这班人倒还是蛮讲江湖义气的，为一个不相识的人尽心尽力；不过你倒好，事后白捡了个漂亮老婆。但是，”他的口气一下子严厉起来 ：“你应该明白，你们帮助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逃跑，就是在和无产阶级专政作对，就是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行为。” “不对，”我马上把他的话截住：“张国琼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农场对她的专政是错误的，因为她和丁安青逃到长沙后没几天，江青同志三月三十日的330指示就发表了，明确反对对知识青年的迫害和专政，张国琼也就只在长沙呆了几天后就回来了，农场民兵再也不敢对她怎样了。” 江青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但在对待知青问题上她却往往是网开一面而采取了一些保护政策的；不少的女知青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被公社、大队和县区的党员干部诱奸、强奸的事情不断地上报到中央，她自己的婚姻和在中央的地位让她深切了解到党内权力的淫威是何等的强大，她个人有着这方面切肤之痛，她对党内当权者的痛恨，使她自觉不自觉地站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知青这一方的立场上来了，往往就是她的一句话就保护和改变了不少下放知青的命运。 “拉大旗作虎皮，你倒是能言善辩，”赵玉成搞不明白江青的330指示究竟说了些什么，只好说：“好，你刚才交待的这件事就暂且不论；你精心组织策划的埋葬现行反革命份子谢广平的事情，难道还不算是在和无产阶级专政公开为敌吗？你必须老实交待；当然，”他口气又缓和了一些：“你今天的交待还算比较彻底，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交待中能和今天一样，竹筒里倒豆子，把谢广平的事情说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向武跑来对我说：“广广死了。”“你听谁说的？”我连忙问。“从黄沙街茶场回来几个下放知青都和我说了，广广是真的死了。”向武说：“是上吊自杀死的，死了已经有两天了。” 向武走后，我一个人站在窗前发呆，眼泪不知怎么就流了下来；广广就是谢广平，他哥哥谢黄冕和我相交至深，他是随他哥哥一起到我家来和我认识的；他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扫荡报”的编辑，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报人，尽管是文人，解放后还是被当成了国民党特务，判重刑于劳改农场，后在劳改农场死于非命；好久之前，就听说他在茶场被当作知青中的重点对象遭整，原因是参加文化革命中的知识青年的造反组织“反迫害”，而且他又是“反迫害”组织中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反迫害”被中央文革小组给宣布为反动组织后，他就成了重点打击对象；被关在农场专政班里好几个月，不许任何人和他见面，更不许他回家。 半个月前，他忽然来到了我这里，“你被解放出来了？”我十分惊喜地问。 他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对我说：“只给了我两天假，让我回家看了下妈妈，拿了些东西，现在我必须马上就回去；走之前来看看你，你还好吗？” “我好，你呢？听人说，你们黄沙街茶场当地的农民都喜欢习武操打，心又特别狠，整起人来都是把人捆吊起来朝死地里打，你在专政班里没有吃苦头吧？” 他对着我凄然一笑，没有作答，只是四处张望了一下说：“你的二胡呢？好久没有拉琴了，让我在你这里试一下，看看我的手还能不能拉琴。” 听他这样说，我就知道他的手一定被人捆吊过了，我把二胡拿来给他，他把内外弦都松开后重新定弦，边试音边对我说：“你帮我听一下，看我的音定得准不准？也不知我的耳朵还行不行。” 我明白他的头部肯定也被人重打过了；耳朵恐怕受了伤；我要他试着拉了一曲当时最流行的二胡曲“江河水”，这是他原来在文艺宣传队演出时最受人欢迎的独奏曲，一曲未了，他把右手使劲地甩了甩，对我笑了一下说：“我还是拉‘赛马’，气氛热烈些，也好看看我的手腕掌握弓法还行啵。” 可是刚拉开几下，他又忽然嘎地一声停住了：“不拉了，就算还能拉又怎么样，我该走了。” 我拉着他的手，在他的手腕上轻轻地摩搓了几下：“广广，既然他们这一次已经准你回来，那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就一定不会要等好久了，那时你的手也一定全好了，我再听你的赛马。” “下一次？”他苦笑了一下：“还不知下回什么时候才能准我回来，不过我相信我们会尽早见面的，春节不是也快了吗？” 他临行前对我说的话声犹在耳，可为什么现在说死就死了呢？不行，我得要搞清楚，于是我去找他哥哥谢黄冕；一进他家门，冕冕连忙捂着自己的脸要我出来说话：“广广的事情你总该是知道了，你千万不能在我家里谈这件事，不能让我妈晓得，我妈现在也正被整得要死，让她晓得了只怕她就不想活了。” 从冕冕那里我才清楚，广广回去后就被军管会实行了专案审查，要他交待反革命组织的问题；原来他在专政班里交待问题时，让那些贫下中农们又吊又打，被整得死去活来，实在受不住打了，他 第五章 坐牢为那般(文革经历 下) 第五章 文革经历（下） 四、 “今天你交待和王卫民的问题，你和王卫民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赵玉成声音冷竣，明显地表露出对我昨天的不满：“问一说一，不许东扯葫芦西扯叶的。” “我和他是从小长大穿开裆裤的朋友，小学、中学又都是同学，要说是何时认得的，我还真说不上来。你们问他干什么？他还能有什么问题不成？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在地革委工作，是地区革委会主任张月桂同志的秘书，他本人又是工人家庭出身，你们总不会搞错人吧？” “是我们问你还是你问我们？问一答一，不许乱说话。”一边作记录的民兵制止我。 “不关你的事你不许问，你就从中学毕业后说起，你们之间有那些交往？” “初中毕业时我们一起参加全县中考，我们所在的学校在月田乡下，那年中考却考了个统考全县第一，而我又是全校总分第一名；然而录取通知下来后，我和王卫民都没有考上，我是因为家庭成份太高不被录取，他是因为考得太差而落榜；这以后他因成份好又被再录取了一次，上了高中，我就进了搬运站，算是参加了工作。这当中没有什么问题可说呀。” 赵玉成就提示我：“你接到录取通知后，给王卫民写过一份东西，发泄你对现实的仇恨，后来在他们班同学中流传过一阵，告诉你，你写的东西已经被人揭发出来，我们给你一个机会，你现在自己交待，还可以作坦白从宽处理。” 我知道这事是不能不说了，那是在接到未被录取的通知后，当天晚上写的一首随口而来的即兴诗，题目是王卫民定的，叫做“吼！” 吼！我要大声地吼！ 这是怎样的迫害？这是怎样的侮辱？ 满腹的冤屈，满腔的愤怒， 我要喊，要吼，要控诉！ 十年寒窗，十年苦楚， 谁有我受得多，尝得足，忍得够？ 十年辛酸，十年沉默， 从今起不能忍，不能让，不能受！ 少年时忍饥挨饿， 青年期逆来顺受； 驯良老实如一只羊，一头牛， 而生活遭遇啊，不如猪，不如狗！ 为什么得不到上学的权利？ 为什么剥夺我做人的自由？ 凭谁问我们是天生的罪人？ 凭谁问我们是世代的囚徒？ 谁在说：强盗的儿子永远是强盗， 真正的强盗才说得出口； 等着吧，你们这伙农村来的地痦， 十年后再看看鹿死谁手。 走，我要激愤地走， 向前进，不气馁，不回头！ 九千里黄河，八百里洞庭， 谁敢抵？谁敢阻？谁敢拦路？！ “王卫民看了你写的东西后是如何与你说的？” “他自己当时也未被录取，心情也不好，记得当时只说了句‘愤怒出诗人’，就把我写的东西拿去了。” “你还写了些什么？” “什么都有，小说、剧本，日记、还有诗，去年抄家时不是都拿走了吗？” “拣重要的说来听听。” “都不重要，全都是无聊时的信笔乱涂，不值一提。” “你倒还有自知之明，那些东西的确是无聊，什么‘夜茫茫’，什么‘无月的中秋’还什么‘天才梦’‘梅竹篇’之类 ，都是些对现实不满的灰暗东西；今天是要你交待和王卫民的问题，你说说还给了他一些什么东西，告诉你，你不要想蒙混过关，我们可是有的放矢。” “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呀，我没有再写其它的东西了。” “哼哼，”赵玉成很不满：“别人都说了，你还想不认账？我问你，高司学生当中流传的一首青春颂，是不是你写的？” “那是歌颂红卫兵的，那也会有错？也要在这里作交待？” “是歌颂还是煽动，自己生的崽自己清楚，你先一字不漏地作老实交待。” “那是六六年年底的事情，王卫民和他的同学们代表长沙高校红卫兵司令部到岳阳来煽风点火，推动岳阳的文化大革命；住在县委招待所，我去看他，他就要我在那里住下来；我和他们的同学们都还谈得来，那里的吃住的条件又不错，招待所的人还把我也当成了高校红卫兵，我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那首青春颂就是那时写的。开始我还真不想写，是当时高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要宣传资料，鼓动我写，我不想写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一个初中生，不想在大学生面前出丑，后来是王卫民说，我在招待所里吃了这么多天闲饭，必须代他完成任务，我才写了这个东西。” 青春颂 （红卫兵颂） 青沉沉的大海啊，掀起你的波浪， 莽苍苍的群山啊，敝开你的胸膛， 黑暗，一齐从大地上消隐吧， 看一轮红日升起在东方！ 云霞扯起了火红的旗帜， 大海的浪涛在热烈的鼓掌， 欢迎啊，欢迎你庄严地诞生， 向着你，生命的春潮在突飞猛涨！ 敬礼！你青春的光辉， 向着黑暗，你迸发出万丈光芒！ 无边的林海激起了狂涛， 一川的碎石在风沙里奔撞， 看呀，那陈旧的楼阁已摇摇欲坠， 枯枝败叶正逃窜张惶。 大风，从青萍之末滚滚而起， 一往无前地荡涤着大地胸膛。 四方的猛士，一齐来吧， 摧垮这人间的地狱天堂！ 敬礼！你青春的强暴， 向旧世界进攻的无情刀枪！ 。。。。。。。。。。。。 哦，青春，快张开你那强健的翅膀， 在这罪恶的尘世上勇敢地遨翔； 看吧，世界的这一面阳光明媚温暖， 它的另一面却是黑暗和死亡。 年青的朋友们，联合起来！ 改造世界的责任该由我们来承当。 去吧，地球，你这古老的生命， 你怎么能配得上来和青春较量？ 我们的少女，骄傲而热情， 我们的小伙，机灵而莽撞！ 拉起手来，少男少女们，拉起手来， 我们才是天空，我们才是海洋！ 我们就是上帝，我们就是教皇！ 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 试问神州大地， 舍我红卫兵， 谁为其王？ “挂羊头卖狗肉，明明是一篇煽动反现实社会的东西，你冠以红卫兵的名字以为就无事了，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 “他们找我要的就是反现实，反潮流的东西，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老人家的号召，我又何错之有呢？” “看看，我们早就料到你一定会要狡辩，幸亏我们这里还有另外的材料足以让你认罪；你认识黄运典吧？他当时也和你住在招待所，他不也写了个东西吗？” “黄运典是王卫民的邻居，我是去他家才认识黄运典的；黄当时也是和我一样，住在招待所里白吃饭，他当时只是想写一个剧本，可当时并没有写呀。” “你就说说这个剧本的事情。” “那是黄运典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当时只是对他想写的剧本提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们要的就是你的那个看法，你老实招来。” “当时七嘴八舌的，谁还记得清呢？” “那为什么别人都能记得清楚，就你不能？告诉你，黄运典现在是造反派的坏头头，也被关进了他们单位的专政班，他早已作了详细交待，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些人，那些人说的也和黄运典交待的一样；你是抵赖不过去的。你是个聪明人，我们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你好好想想。”赵玉成点起了一支烟，悠然地吸着，倒是不急着催问。 我却被击中了要害。其实当时说的什么我一直记忆犹新，那些话是我一贯的认识，张口就来的。我对黄运典讲过的话，他居然能原原本本地重复出来，看来他在岳阳造纸厂声名大噪，说他能一字不差地全本背诵毛主席语录是实有其事了。 黄的出身也和少爹一样，三代贫农，可他比少爹头脑要复杂多了，年龄也要小得多，而且人小志气大，老想要出人头地；按说，早就应该混个人模狗样了；可天不如人愿，小时候出天花，他家中穷，母亲眼睛又不好，未及时发现和治疗，给落了个满脸麻子，所以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岳阳造纸厂不少人叫他作黄麻点；这满脸麻点其实正好是他出身贫苦的最好证明，却不料那些贫下中农的阶级姊妹们完全不讲阶级感情，丝毫不给他半点爱怜之心，让他活得如他自己所说的“小生二十五，衣破无人补”的地步；就连阶级弟兄们也是狗眼看人低，以貌取人，从来不把他看在眼里，好事全都让光脸的弟兄们占尽了；所以虽然他出身贫苦，而且生正逢时，却因一脸麻点终不得意；幸亏文革起来，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自己人可以打自己人了，他多年的怨恨这才总算有了报复的机会，凭他“十麻九怪”的本事，振臂一呼，居然就造反成功，不过就是在当上岳阳造纸厂的造反派头头后，人家还是要叫他麻司令。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当时在招待所时，他还正是衣破无人补的穷工人，用他的话说还是白丁一个。 他做梦都在想出人头地，但是这张麻脸却逼着他想法要另辟蹊径，于是他就要做一件光脸的工流子们干不来的事情，于是他就想到了要写一个歌颂伟大领袖的东西，但只可惜好的词句好的文章又早已被别的光脸们用尽，于是他在蹊径上又另辟蹊径，用比兴的手法，从侧面入手，写一篇歌颂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的文章，于是他就选中了他的同宗本家，唐未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打算写一个剧本，名字叫作“黄巢传”。 本来人各有志，他写他的“黄巢传”，又与我何涉？却是千不该万不该我们住进了王卫民安排的招待所里的同一所房间，这就给了我中伤他的时间和机会，他也不该在吃饭的时候里说起他的黄巢传，因为一想起唐未食人的黄巢，我就感到恶心，就吃不下饭，于是就和他发生了争论。 首先从吃饭说到食人，我说黄巢无论他是如何推动了历史前进，却因长期打的是运动战，没有革命根据地，也就没有后勤供应，也就只好以人肉充作军粮；这是丧尽天良绝灭人性的事情，怎么能作为歌颂的对象呢？ 黄反驳说，我是听信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宣传，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诬蔑陷害；当时饭桌上王卫民和他的一些同学支持我的说法，因为在中学上历史课时，他们都听历史老师说到过黄巢用盐渍的尸体充作军粮的事情，但也只是课堂上听说，教科书上没有明文记载，他们也无法说清楚，这就逼着我要拿出史料证据来，于是这就让我较上了真。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据旧唐书卷150下：贼(黄巢)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乃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由于战争，整个关东无人耕作，粮食连年颗粒无收；在围攻陈郡三百天的日子里，黄巢军队无有粮草，便将活生生的乡民抓来，无论男女老幼，全都投放在巨碓中，先用石舂捣碎，再用大磨连肉带骨磨成肉糜，充作军粮；围城部队数十万人，如是者是日需食人数千，一碓每日可舂磨十数人，故用巨碓数百，流水作业，杀人作坊，日夜开动，方能满足军队需要；三百天下来，食下的活人当是黄巢军队人数的几倍之多。故陈州附近的老百姓被吃光了，然后，又扩大原料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其食人数目之多，地域之广，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自有人类以来，最为荼毒者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的食人者，莫过于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这位农民军的革命领袖吃几十万人不吐骨头，以这样野蛮、残酷、恐怖、骇人听闻的斗争手段去改写历史，纵使以无产阶级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判断，也是不可饶恕的恶行，怎么还能成为歌颂美化的对象呢？ 我把查抄来的资料给与大家看过之后，黄便拿出最高指示反驳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图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我说：革命虽说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让人吃人；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类似黄巢杀人如麻的农民领袖，又岂止他一人？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顶峰当数唐朝，自唐未黄巢起义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农民起义发生过无数起，农民造反，的确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但无一例外都是起义成功后农民领袖便成为了新的封建帝王，而这些靠起义成功的帝王所建立的朝代，没有一个能超过大唐社会，甚至一代不如一代，至使中华民族从唐时代的世界文化经济顶峰一路颓败下来，积弱至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让我从根本上怀疑，自黄巢起始后的历代农民起义，究竟是在促进历史的发展，还是在促进历史的倒退？农民战争究竟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灾难？ 黄反问我说，依你的观点，那毛主席讲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岂不是错了？ 我讲，毛主席讲的是人民，而不是农民； 黄说，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是农民，毛主席发动武装革命，就是从秋收起义后的井冈山农民革命战争开始，所以他老人家教导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取消贫农，便是取消革命，若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农民就是主席讲的人民，你不要在这里偷天换日。 我说，那我就和你争不清楚，只有到北京去问毛主席了。 话说到这里，争论也就不了了之；以后，黄运典还是去写他的黄巢传，听人说，他的剧本还真的寄了出去，据说还曾引起过重视，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想以他的剧本为脚本改编成电影，后来因为上面指定要拍电影“火红的年代”，此事才作罢。 “你说完了？”赵玉成问。“是的。”“这件事情全部都说清了？”“当然。”我肯定地点点头。 “你倒是说了不少，不过你小子还是在避重就轻，还有最重要的没有交待。” “不可能，我能记得的我都说了。” “那我问你，‘黄巢杀人如麻，但远远不及大跃进饿死的人多。’这是不是你说的？” “没有说。”我断然否定。 但是我清楚记得，那是在和黄运典争论时，激愤之下我的确说过，农民运动的破坏作用在和平年代比在战争时期更为惨烈，黄巢杀人不过是以百万计，而我们的大跃进引发的三年苦日子，可是活活地一下子就饿死了三千万人；当得上百个黄巢了。但当时幸好是我和黄运典单独在一起说的话，没有别人听到，我也就可以干脆不承认；而且我更清楚，这种把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的话若了承认了，会有泼天大祸，所以也就决对不能承认。 “我们可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赵玉成笑笑，不知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话无法澄清对证，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这样重要的话，他竟没有再紧追下去。 “你和王卫民在一起还干了些什么？”赵玉成转了个话题。 “我是个黑五类子弟，又不是真正的红卫兵，我明确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不可能去干什么事情。” “不对，那次高司学生冲击公安局，有人看见你在里面，公安局门口后来的的那付对联你敢说不是你写的？” “是我作的，不是我写的；江青同志号召砸烂公检法以后，公安局的人都吓得跑了，红卫兵还未进去，公安局就成了空壳，这样我才说，专政机关不专政，人民警察怕人民；后来被人写成了对联贴出来，也不是我的主意，再说，我这也是说的实话。” “狡辩；不过还好，你倒是敢于承认。”赵玉成点评我的态度，接着又问：“进了公安局后除了作对联，你还干了些什么？” “帮他们烧了些整造反派的黑材料，但这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革命行动呀。” “但是你把一些档案也一齐烧掉了。” “不可能，大白天很多人在一起，我还能单独行动？”我矢口否认。 “那为什么那么多的敌伪档案都没有了？不是你是鬼？” “这只能问你们自己人，跑的时候为什么重要东西不带走呢？怎么能把责任算到我头上来呢？”我带着委屈的口吻说。 其实，赵对我怀疑真还没有错；我听说王卫民他们准备要去公安局烧黑材料时，就存了个心，想趁机去把自己父亲的档案找出来一起烧掉，但进去后才发现解放这么多年了，档案一大堆，一时间根本无法找到那里是父亲的材料；我就把那些档案全都拿下来，乱七八糟地堆了一地后，又去搬了一箱文革中的不知是什么样的文件材料往上面一倒，然后就去找王卫民说，我发现另外一个地方有黑材料，于是马上来了几个红卫兵，和我一道几下子就把地上所有的材料都搬了出去，淋上汔油后抛入地坪当中的火堆中一齐给烧掉了。这事情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当然可以大胆地否认。 “你可以不承认，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不怕调查不出来，等我们调查出来后你再要想交待也晚了，你还是自己自己争取主动，走坦白从宽的道路。”赵玉成规劝我，见我不作声，又说：“这些敌伪档案没有了，你知道让多少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漏了网，你真是罪大恶极。” 我心想，照他说的那我更不能坦白了，也幸亏让我给烧掉了，不然的话，还不知道又有好多人要被整死了。 “告诉你，这件事情无论你承不承认，账都要记在你和王卫民的身上，没有他，你无法混进红卫兵的队伍进入公安局，你不去，决不会发生敌伪档案被毁的事情；而事情的根子还在你身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王卫民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是共产党解放了他们，让他们过上了今天的幸福日子，从本质上说，他对共产党应该是有感情的，只是因为与你的长期接近，受你的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影响，才丧失阶级立场，蜕化变质到今天这一步的；还有你上次说的李绍雄，也是三代贫农出身，为什么遇事总要帮你说话呢？他无疑也是受了你的影响，你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队伍，我们和你进行的是一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按主席教导所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 赵玉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我和王卫民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的确让我无言以对；但是，我宁可承认他说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决对不能承认烧毁档案的事情，那样我和王卫民真会如赵玉成说的罪大恶极而死有余辜了。于是我就主动向赵坦白说：“我承认自己的确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拉拢了工人阶级的子弟，而且不但在思想上，也在经济上拉拢过王卫民；他家里兄弟姊妹五个，他又是老大，家庭十分困难；他上高中时的学费基本上是我替他出钱交的。” “你给过他多少钱？你又那来的钱呢？” “我拖板车搞运输，工作比一般人辛苦，但收入也比一般人要多一些。他读三年高中，大概在我这里拿了三百多元钱；直到后来上了大学，他有了全额助学金后，才基本上没有再要我支援。” “你倒是挺仗义的，”赵玉成表扬了我一句，又说：“你小子真滑头，晓得避重就轻，”他一针见血点破我的伎俩，但却没有再提档案的事了，而是说：“我也就姑妄听之吧，但你必须要和我们配合，好好坦白你其它的罪行，你再讲讲在王卫民家中吃饭的事情。” 我在王卫民家里吃过多次饭，他要我说的是那一回呢？而且吃饭难道也成了问题么？想了想后我说：“去年冬天下雪天，王卫民家里养的狗让人打死了，他就请我晚上到他家里去吃狗肉，狗肉刚好上席，黄运典碰来了，于是就三人共食；王卫民知道我喜欢辣，狗肉里就放了上好的大把辣椒，尽管都辣得满头大汗，我却因生性嗜辣，仍然吃得津津有味，黄运典却招架不住了，就自己去外面拿来了一瓶白酒；然后就开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有一两酒下肚，就满脸通红，乙醇中毒，完全不胜酒力了；王卫民也和比我强不了多少；黄运典酒量虽不大，但好酒，今天有了狗肉，尽管辣，他却就着又热又辣的狗肉把一瓶酒喝了个底朝天；喝完酒已经到了半夜一点钟了，王卫民对我说，今天太晚了，外面又在下雪，你就在这里住了，又对黄运典说，你喝多了，我这里住不下，我送你回去；黄说，我那里喝多，要是还有酒，我再喝给你们看；王就偷着笑，说，你看你不光脸上红了，连身上都红了；黄就把上衣掀起，露出背脊骨来说，谁说我身上红了？我一看，黄被天花伤得真厉害，背心里的麻点比脸上多得多，而且又黑又大，一个一个的麻坑全都让酒精烧得通红；我就说这恐怕要我们两个人送你回去才行；黄更不依了，你们也太小看黄某人了，我住得又不远，我自己回去，；说着就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偏偏倒倒地向门外走，王连忙上去扶他，他把王的手一甩，大声武气地说，自己走，何劳你送。王只好把他送到门口，说了声走好，就关上门安置我睡下了。第二天，我早起回家，打开门一看，就见一个人睡在门外，鼾声如雷，身上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 “呵呵，都烂醉如泥了；”赵玉成从鼻孔里发出一声轻笑：“狗肉朋友到了一起还蛮快活，只是你们当时除了喝酒，肯定还说了些什么话；你也清楚，我们不想要听你说喝酒的事，你把你们喝酒时说的话从实说来，也算作是你的主动坦白交待。”显然，我刚所说的事完全不在赵掌握的范围内，所以他还颇感兴趣。 “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当时正好黄运典接到他的大作‘黄巢传’遭到退稿的时候，他逢人就感叹他的时运不济，上好的大块文章居然让张春桥的‘火红年代’给替代了；他已经在我们面前多次说到此事，开始，我们也颇表同情，甚至也和他一样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地大骂张春桥，但到后来老听他提此事也就难免生了反感；这回喝酒他又老调重弹，王卫民就开始揄揶他，说你恐怕不光是时运不济，只怕更是才力不济，辞不达意，才不能入闱；黄就急，一急脸上的麻子就有些发光，王就更加好笑，就提到黄的陈年旧事，说到他小学作文里面的病句，什么老师张开血盆大口，问同学们有决心没有，同学们象野兽般的怒吼，有！又说到有一回语文老师要他到讲台上去，指着他的试卷问，一只老鼠在床底下5来5去，这话什么意思？他解释说这5不能读五，是唱歌里面多来米发梭的梭，意思是一只老鼠在床底下梭来梭去；弄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哭笑不得。” “我要你交待吃饭的事你就尽给我说这些不关痛痒的笑话，”赵玉成不想再听下去了，他有些光火：“告诉你，你刚才说的我都记录在案，以后都可以成为你抗拒交待的事实，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清楚个中厉害；好了，你卵弹尽管扯，我就舍命陪君子，不过，我的时间可是有限，时间一过，错过了在这里坦白从宽的机会，我看你就只好到看守所去交待了。”赵玉成话说得不紧不慢，却是句句带刀，让人有些后怕。 “我当然愿意在这里把问题说清楚，我当然 第六章 狱中纪实(上) 秦纪元二十八年，岁在壬午，始皇帝东行郡县，自彭城，渡淮水，之衡山，顺湘江下行至湘阴青草湖，到青草山；时逢水面大风，始皇帝辇船几乎翻没；到山后，山上有湘君祠，皇帝问随行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对曰：“是尧帝之二女，舜帝之妻，葬此，后人祭之称湘君。”于是皇帝始觉受妇人之大不敬，大怒，使刑徒罪人三千，尽砍湘山树，火焚其山。（见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第六） 皇帝自青草山返至巴陵郡，怒仍不止，当晚皇帝梦中见神人，神人赐之以赶山鞭，云可赶山填海。第二日果然有方士献上赶山鞭；皇帝执赶山鞭欲驱郡城南之山尽填青草湖水，以绝风患；然山未能赶动，却赶出了山脚下九只老龟，帝始作罢，但将老龟压于城南石磨之下，刑徒罪人亦同磨子下的老龟囚禁于斯。 两千多年过去了，始皇基业进入毛泽东时代，秦制依旧，江山却变；江南湿地原云梦大泽尽缩为洞庭一湖，青草湖沦为洞庭湖之一支，人称东洞庭湖；青草山已成湖中孤岛，更名君山；之所以称君，是取其敢为始皇帝发难并祭念湘君之意。湘君祠被焚，后人改作二妃墓，祠也从地面转入地下；始皇帝所赶之山就被定名为赶山，九只老龟犹在，是称九龟山，压龟之磨尚存，是为磨子山；巴陵古郡解放后改称岳阳市，原来始皇帝囚禁刑徒罪人之所在地，仍操旧业，建为岳阳市公安局磨子山看守所。 公元一九七0年，这当年始皇帝驱之不动的赶山脚下，闹出了一件风流韵事；原来这赶山之南，九龟山之西，尽是岳阳市湖滨园艺场的属地，这园艺场有一马家生产队，队里的民兵营长、大号马正乾的，忽然被军管会逮捕了；正是镇压反革命的高疯时期，三代贫农出身的民兵营长正好是抓捕反革命的中坚力量，怎么会一下子反倒成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了呢？此事说来也有几分新奇。 原来这马营长不光长了一张马脸，脸上还有一脸大麻；这麻脸虽让人面难看，却使人脑管用，故人称十麻九怪是也。这马正乾年齿不大，只有二十四五岁，却有三个孩子；生过三个孩子的老婆自然让营长不能正眼相看了，于是营长就要另觅新欢；但是苦于一脸麻子，虽然官拜营长，在女人堆里却占不了许多便宜，那些女人们平时间都只和他留停在口头上的打情骂俏，真要脱衣上床，看到那一脸麻子，却还没有那个女人甘心情愿的。眼见得和他同级的民兵营长们风流好事过了一轮又一轮，风水却转不到他面前；不但那些阶级姊妹们不给他以好眼色，就连被他管制的黑四类的媳妇姑婆们也不肯让他染指，他在落得长声孤叹之余还得要受到同伙们的耻笑。正没奈何之际，他灵光的脑袋，突发奇想，自己老婆自己不爱，却未见得别人就不喜欢，臭泥鳅还有饿老鸹，何况老婆也才二十多岁，又是光脸，何不用自己的老婆与人交换使用？虽然这也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没准能行。于是他就找上了自己部下中的一个民兵分队长，几经搓议，对方答应了他的要求；条件是老婆互换一次，双方不作任何补偿。两人并签订了文字协议，各人拿对方的签字协议去找对方的老婆便宜行事。 这小马心细，知道如何讨好女人；他先召来对方女人到营部谈话，许之以娘子军连长之望，然后又带女人去到岳州城里，下了一次饭馆，买了一方围巾和一块香皂送给女人，回来的路上两人就能勾肩搭背地同行了。这样作了一番铺垫后，到得晚上，女人知道自己男人今晚被营长指派要在营部值勤不能回家，就熄灯睡下；刚睡下不久又听到有人敲门，开门见是小马营长，不禁就眼热心跳，男人不在家，本不便让他半晚进门，但又却不了两人白天的情份，在明知是引狼入室的情形下，又看到了自己男人亲手签名的协议，也就不再推却，半依半就地顺理成章了。 那民兵分队长却是榆木脑瓜，只道是平等交易，根本不作半点表示，就凭马营长的亲笔签字去到马家兑现协议，当然就被营长夫人毫不留情的大耳括子给赶了出来。就在自己女人和自己的上级在自己床上要死要活之际，他却一人在营房独对孤灯，不能回家，越想也就觉得越不合算。第二天回去就和老婆算账，一腔怨气悉数都要发泄在不能守身如玉的老婆身上；却不料老婆昨晚在营长的操练下一夜消魂，正春性大发，非但不给认错反倒大骂他自己与人协议出卖老婆甘当王八，并声称有一必有二，最难的一次做了后，也就不在乎以后如何了。气得分队长七窍生烟，两公婆一顿死架打起；于是春情外泄，协议之事队上尽人皆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让贫下中农们将此事也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汇报到了上级领导那里。 本来这等男女偷欢之事在农村不足为奇，尤其在当时，人人穷得作鬼叫，干部们的所谓经济问题无非也就是多吃多占一点；加之全国又只有七个样板戏的年代里，再没有任何其它娱乐活动的乡下农村，这类干部多吃之后的多占也就是多搞几个女人的事情更是比比皆是；但象马营长一般先签协议后再换老婆的情况却未曾有人听说过；加上原来的农场领导旧场长已被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新上台的场长是部队转业干部，从军时自己老婆也曾在家和人红杏出墙，犯过同类错误，切身之痛让他逢见此事必作文章，共产党人与人交换老婆岂不正应了共产公妻之说？于是资产阶级流氓团伙的罪名成立，首犯马正乾被定为阶级异已份子，在一九七0年三月十八日大抓反革命的日子里，他这个三代贫农出身的民兵营长也和那些历史的、现行的反革命份子一起，被关押进磨子山看守所。好在他所在的生产队离磨子山近，当天上午十点钟就被送到了看守所，成了那天进所的第二名案犯；那天进所报到的第一名，是我。 头一天下午，赵玉成还在耐烦地听我讲李向武恶作剧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就有些诧异，这些生活琐事玩笑话也能作为反革命罪证？却不知他只是要借此拖延时间，让我能在南区妇产院平常地过完最后一晚，第二天就是三月十八日，我就要被升级转移到看守所去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被叫醒，通知将自己的衣物被子捆绑打包；我不解地问：“是让我再回专政班吗？”被问的民兵不置可否地对我笑了笑，摇摇头又点点头，答所非问地说：“你家里看来也很困难，一时用不着的东西也可以不拿走，我们通知你家里人来拿回去。”我看了看自己的东西后说：“就这几件，你说那样可以不要呢？”和这些看守我的民兵们相处快一个月的时间了，他们和我已经混熟了，若不是赵玉成经常教育他们时刻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他们中的人有的也许就要会成为我的朋友了。 “这么好的被面，带去就可惜了，一年的布票也不就够买这床被单么？”他仍然在唠叨。我却没有听出来其实他话中有话，只顾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打成了一个大包。 刚打好包，赵玉成就和几个人进来了：“去东风广场开大会，马上就走。”和他同来的人就从身上掏出来一根崭新的白麻绳，赵玉成看了看后说：“算了，我们有八个人，还怕他跑了不成，”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刘飞虎，今天开会你一定要老实一点，不然真会对你不客气了。”然后四个民兵执四根木棒，组成一个方框，让我站在当中，赵和同来的两人走在方框的前面，两个民兵抬着我的包走在后面，一行人就从南区妇产院走了出来。 尽管才早上七点钟，大街上却尽是行人，这些人大都排着队伍，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对于我们这种奇怪的队列，有人驻足观看，却并没有引起人们十分好奇。走过了几条街道后，人流密集起来，就看见一队队胸前戴有白条的专政班的人员被臂上缠着红袖箍的民兵们押送着，走在我们的前面或是后面，而我们这些人的两边又都是排好了队伍的革命群众与我们夹道而行。随着乱哄哄的人流，我们来到了东风广场，这是当年城里最大的公众集会广场。 现在四十多岁以下的人恐怕是不大可能知道群众大会是怎么回事了，上百万或是几十万最少也是上万人的大会，在三十多年前的文化革命的日子里，这样的大会差不多每个月都少不了要来上一回两回；还有每天少不了的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小会就更不用提了，开会就是突出政治，不开会反倒让人觉得找不到方向而不知所措了。我被单独关闭在妇产院里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所以，倒是希望能让我出来开次会，看看运动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 广场上已经是万头攒动，人声浪浪，红旗猎猎，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今天是岳阳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公判公捕大会，这里是主会场，果然阵势就不同凡响；十六个人抬的硕大无比的毛主席巨幅画象屹立在主席台的正面，主席台两边白纸黑字上大书，左面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右面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成队的解放军战士手执钢枪排成两行站立在主席台的前侧，而头顶钢盔臂带红袖章的民兵们更是把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围了个内外三层，会场最前面用石灰画地为牢地圈出了一块地方，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们一个个灰头土脸鱼贯而入，鳞次栉比地蹲在各人被指定的位置上不敢抬头。 军事管制果然神效，还不到八点钟，就宣布大会开始了；从城区各单位各居委会各学校，还有天未亮就动身从城郊赶来的各国营大企业的职工、郊区的农民们，在天刚亮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足足聚集了三万多人，不但让号称万人大会的会场里的弯头角脑都麻麻匝匝地站了个密不透风，那些后来的队伍又将会场外两面进口处的街道上也挤了个水泄不通。 在一阵高亢的“革命是暴动”的乐曲声过后，就听见高音喇叭里一声大喝：“将反革命罪犯押上台来！”全付武装的武警战士就从主席台后面两人一个地推出了被五花大绑的十几个今日要被宣判死刑的囚犯，一字般地排在台前跪好后又让人给往下死摁住头。只听见台上高音喇叭里一个一个地在宣布这些人的罪状，这当中每个人在罪行宣读完后，末了一句无一例外地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且立刻就被人在背上插上一块长剑形的木标，上面用朱笔批有枪决死刑犯xxx几个大字；插上木标的就马上被从台上连拖带提地拎到了后台口上，这里早已准备了十几辆汔车，每辆车上都有两块木牌，上写“刑车”两个大字，被拎上车的死刑犯就夹在两个大字当中.无产阶级专政给予这些人临终前最后的礼遇是每个死囚都有自己单独的刑车。然后，开道的警车从会场外面过道上的人群中强行冲出了一条行车道，十几辆刑车就在呜呜怪叫的警笛声中缓缓地驶出会场，离开人群后那些刑车就一辆接一辆射箭般地驶往城效的三眼桥，那里有青山绿水，但却是这些死囚们命归泉台的刑场。 就在台上跪着的死刑犯一个一个被拉下台去时，突然高音喇叭中响起了："将现行反革命份子刘飞虎押上台来！"的一声断喝，我卒不及防地只觉得双臂一紧，不知什么时候就已经站在了我身后的两个民兵一下子就把我提了起来，几乎脚不落地就让人给揪上了台，并且被人从背后重重一脚，我身不由已地卟通跪在了台上，马上就有人又从身后一把就剥去了我身上的棉袄，然后上来两个人将我双臂拉开，用麻绳往手臂上各缠上几道绳索后再向后反剪然后往上一提，象捆棕子样的把我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就在绑我的时候，喇叭声里又接连不断地在点着名字，在我之后又有一串串的人随着被点名后接二连三地被民兵们拎上台来了，这么些人以我为首地在台上足足地跪满了三排；然后就上来了一个队列的军管会的专干，他们每人手里拿了一张准备宣读的罪状，赵玉成站在队列的首位；于是就从我开始，依次宣讲，宣读完后也和那些死囚们的程序一样，宣毕一个就拉一个下台去，于是我就成了第一个现场逮捕的反革命份子，自然也就轮到我第一个到看守所报到。 看守所里早已作好了接纳大批犯人的准备，我进去后，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姓名年龄，就被收去了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解下了身上的鞋带裤带，衣服上全部的口袋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不许留下任何只纸片字；然后就被告知，入狱后，一是不许互通案情，二是要老实反省罪行；并且每个人进去后不再有名字，我的编号是173，这就是我今后的姓名。 随着牢门在我身后砰然一声爆响，我被关进了第十一号监房。 整个看守所共有二十间号子，排列成一马蹄形状，马蹄当中的空档处则是供囚犯们放风用的地坪，地坪的中部有一个高高的了望台；我所在的十一号监房数字居中，所以正好在马蹄的底部，也就正好对着看守员的了望台；了望台上除了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日夜值勤外还有一挺机关枪和两只探照灯，黑洞洞的机关枪口也就不偏不倚地正对着十一号的牢门；到得晚间，探照灯光不停地在号子上方扫来扫去，但只要一停下来，两支探照灯光就会齐齐地射向马蹄的底部，十一号监房也就几乎被照得内外通明。 这十一号监房座南向北，牢门在北面，粗大的方形结木柱钉成条状，当中的条形间隔夏天可供牢房通风用，牢门上方留有一个一尺见方的方形口，这是供送水送饭用的唯一入口，同时也兼作看守人员的监视牢房内部的观察口。南面则是铁窗，约有一个平方大小，铁窗外面是数米高的围墙，围墙上还有两米多高的通电铁丝网。 监房里铺有木质地板，故进牢房前都必须把鞋脱在外面；人犯们起坐吃睡一应起居都在这地板上。十一号监房在我进去前就已经有了八个犯人，八个人一字溜地自窗口起向门口边列为一排，正襟危坐在各人自己叠成方形的棉被上面；新来的人犯按规矩排在末尾，而这末尾处放有一只马桶，拉屎拉尿都在牢房里面，我就挨着门口处的马桶边放下了我的衣被，开始了我的囚徒生活。 刚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坐在我边上的那个年青人就轻搡了我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号173。”我规规矩矩地回答。几个人同时就笑了起来，“那是你对政府的名字，在这里说说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是不要紧的，只要不谈案情就可以了。”那年青人依然笑嘻嘻：“莫要怕，我也是个新贩子，比你也不过早来五天。” “我姓刘。”我小心翼翼地只说了自己的姓，又不相信地问：“这个号子的人互相都晓得姓名？”“岂止姓名，我来了才几天，就连各人是干什么进来的都知道了。不信你等几天就会明白的。” “莫信他的胡扯，”从第四个位置上过来一个中年人：“我们还是要好好听从政府教导，遵守监规才是，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又回过头对那年青人说：“到了这里还不老实，那就只有让你把牢底坐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