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炮传奇》 第1章 胡适的贵人 对民国的风云人物有一些了解的人会知道，傅大炮便是傅斯年。 傅斯年，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书香之家，初字梦簪，字孟真。 是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 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是“五四”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 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在他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中，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傅斯年的主持下，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殷墟甲骨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 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整理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他的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正》《古代中国与民族》。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由于天生聪慧，年幼时被称作神童。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的首任状元，因为傅斯年杰出的一生，也被誉为傅家的第二位状元。 傅斯年还有个名字叫傅老虎，一介书生，为什么会被称为“大炮”“老虎”呢？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以后的章节会作出交代。 1917年的北京大学可谓春风激荡，正张开双臂迎接自己的黄金时代。而这黄金时代的开创者，被北大人公认的我们永远校长的蔡元培，此时正大刀阔斧对北大进行改革，求贤若渴。 陈独秀被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他马上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读过胡适的多篇文章，特别是开先河的《文学改良刍议》，对胡适可谓是惺惺相惜，两人一拍即合。 而此时身在美国，基本完成学业的胡适，接到北大任教的邀请，正求之不得。他匆匆忙忙告别恩师杜威，离开纽约，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1917年9月21日，北大正式开学。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 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作“卯字号”。 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后者指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胡适当年还不满26岁。 10月1日，北大正式开课，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3门课，每周12个小时的课程。 刚到北大的胡适，虽然由于提倡文学革命而声誉鹊起，但要在国内的最高学府站住脚跟，却并非易事。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以浙江人为主的留学日本的章太炎弟子的天下。从旧学方面讲，太炎弟子们大多有所专攻，非胡适所能及。 胡适到北大首先面对的不仅仅是北大教授们学术上的压力，更重要如何在课堂上让北大的学生信服满意。 据当年北大学生回忆，胡适到北大后不久，曾在大礼堂讲墨学，“反应不甚良好”。而初到北大的胡适，偏偏要讲中国哲学史，这难免引起学生的怀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当时，很多的北大学生都有这样的想法。就连对胡适很有信心的校长蔡元培，也是担着一份心的。 在北大登台讲课的头一天晚上，蔡元培来到胡适家。起初胡适不晓得蔡元培的来意，一个劲地说东说西，蔡元培只是耐心地倾听着。 后来，胡适意识到有点诧异，于是想停下来问蔡元培找他有何事。还没等胡适开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辞。 走到门外时，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对胡适说：“我聘你到北大来，就是信任你。”说完这话蔡元培就走了。 胡适在原地站了一会，终于明白原来蔡校长是来给他打气鼓劲来了。想到这，胡适的眼睛湿润了。于是他回到室内，将第二天要讲的课又温习了一遍。 之前开这门课的是陈汉章，他学问渊博，但过于迷信古书材料，从伏羲开讲，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洪范》。 胡适则不同，他新编的讲义，第一章名为“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他认为可靠的《诗经》作为时代说明，抛开尧舜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 简言之，哲学的任务和目标说到底，就是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因而，研究哲学的前提是真相。也就是说研究古代哲学，必须是有相对可靠资料确立的，我们曾经真实经历了的历史。如果把假说，传说，甚至一些在逻辑上根本不能存在的神话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哲学肯定是靠不住的。 可见，胡适这种“截断众流”的做法，在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历史上，无疑是一次重大的革命和创新。但是，任何创新之举都很难一帆风顺，因为要面对强大的传统，因为人们对新的东西，要有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当胡适在教室的黑板前，信心满满的讲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时候，他很难意识到，他的课将面临怎样的危机。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教室里，暗地里正危机四伏。 在很多人看来，胡适这一次肯定是凶多吉少，一些对胡适这个“远道和尚”不甚服气的人，也正等着看胡适的笑话，而支持胡适的人，也在为他捏着一把汗。 但是，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半年、一年过去了，胡适的课进行的却格外顺利。 过了很长时间后，胡适才得之，他是得到了贵人相助，这个贵人，就是傅斯年。 原来，后来成为很有名气的历史学家的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在听了胡适这种“截断众流”的讲课后震动很大。他曾对同学们说：胡适虽然没有陈汉章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但是，顾颉刚收到的是一片反对之声。 他很为胡适担心，想帮助胡适，又感到势单力薄。于是便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自己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傅斯年当时是在学国学，不在哲学系。或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傅斯年对胡适这种“截断众流”的讲课马上产生了浓浓的兴趣。他去听了几次胡适的课后，对想闹事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就这一句“你们不能闹”，一下子化解胡适的危机，可见傅斯年当时在学生中有怎样的威望。要不怎么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一个人要想在群体中获得很高的威信，可以靠权势，也可以靠财力，所谓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但是，这时候的傅斯年可没有这些，像所有在人群中自然形成的领袖人物一样，他靠得是超人的学识和人格魅力。 第2章 山东聊城的仁义胡同 说起六尺巷的故事，人们会马上想安徽人张英。清康熙年间，张英已升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老家桐城的宅子与吴家为邻，吴家秀才出身，两家院落之间原本有一条巷子，供两家及村民出入使用。 后来吴家翻建新房，想占用这条小巷，张英老家的人不同意，争执不下告到县衙。 县官为难，没有给出结果。这时，老家的人写了加急信，给了在朝廷做大官的张英，希望他出面解决。邻居听到这个消息，满以为张英会袒护自己亲属。 张英接到老家寄来的信后，二话不说，当即就回了一封信。 他在回信中写了四句诗，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老家收到回信，主动让出了三尺，邻居很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六尺巷由此而来。 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一步皆大欢喜。张英大度做人，克己处世，他借用秦始皇与长城的故事，巧妙劝导家人让出三尺之地，换来了百世流芳。张英的谦逊礼让，不仅成为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典范，更为自己的家族、家庭、家人树立了包容博大、崇德重礼的表率。 而位于安徽省桐城市的西南一隅，确有六尺巷，全长100米、宽2米，建成于清朝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巷道两端立石牌坊，牌坊上刻着“礼让”二字。“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关于六尺巷的故事，至少还有十个版本。其中一个讲得是曾国藩，一个说得是郑板桥。故事里的人物和年代虽不同，但故事情节都差不多。有意思的是不管曾国藩还是郑板桥，和张英一样，给老家人的回信都是：“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不仅如此，安徽省桐城有‘六尺巷”.山东聊城有仁义胡同。 聊城仁义胡同的故事，讲得是清朝的开国状元傅以渐。 傅以渐，字于磐，号星岩，1608年10月13日生于历史文化名城——山东聊城。因七世祖傅回于明朝成化年间从江西永丰来东昌府（聊城）任冠县令，故定居聊城。傅以渐幼年聪明过人，3岁能诵书、五岁熟读经史、十岁工属文，博览群书。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大考，傅以渐赴京会试。 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会试，取得了殿试的资格。这天他登上金殿，面对皇帝，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文辞简练，内容精辟，才冠群士,语惊四座。顺治大喜，御笔亲点他为第一甲第一名，成为清代开国后的第一位状元，授宏文院修纂。自此，傅以渐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他的官职一再升迁顺治四年，充会试统考官；顺治五年，充《明史》纂修官。期间，他发现明末盛行江南的文字狱，奏请皇上，力挽狂澜，平息了这场灾难，解救了大批文人。 从时间推算，傅以渐比张英早出生28年，他们生活在同时代的时间也是28年。 聊城仁义胡同的故事也很感人。 话说清康熙年间，傅以渐在京城做官，其在聊城的家人因修祠堂与邻居产生了宅基纠纷，闹到了县衙。地方官非常为难，因为他知道傅以渐在京里做官，不好得罪啊！判傅家有理吧，还担心百姓认为他官官相护，仗势欺人。迟迟不能决断。 傅家人急了，便修书一封送到了京城，希望傅以渐凭借自己的威望给地方官施加压力，以便尽快解决此事。傅以渐收到来信，得知用意，马上回信一封“千里来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傅家人收到回信以后，感到非常惭愧，将祠堂的墙退后了三尺，并主动找邻居和解。邻居见傅家如此仁义，十分感动，便也退让了三尺。于是便成就了傅氏祠堂东邻的这条仁义胡同，又名“六尺胡同”。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古老的聊城也历经沧桑，但仁义胡同依然保留着，它的故事也代代相传，流芳至今。仁义，礼让，友善，和睦的风尚，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聊城人。 傅以渐是聊城人的骄傲，民间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 其一：玉皇皋夜读。 聊城，盛夏的夜晚，傅以渐跟往常一样点灯读书，要读的书还没读完，灯油却然尽了。母亲劝他早点休息吧，家里连买粮食的钱都没有了，更没有钱买灯油了，以后夜里就不要读书了。 傅以渐躺在床上难以入眠，忽然记起了古楼底下卖花生的耿大爷，晚上他会挑灯摆摊的。何不去那里借光读书？于是，傅以渐就拿着书去找耿大爷了，耿大爷打心里就喜欢这个热爱读书的少年，于是他每天都会等傅以渐来读书。 一天，有个人跑来跟他们说：“玉皇皋闹鬼了，昨晚，半夜三更，玉皇皋灯火通明，敲锣打鼓，有人扒墙往里看，被狂舞的妖怪砸破了头，以后可不敢再去玉皇皋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读傅以渐听到“灯火通明”四个字，心中大喜，耿大爷也快收摊了，因为他在这儿借光读书，才多摆一会儿摊儿的。于是他就拿定了主意要去玉皇皋读书，他告别了耿大爷来到了玉皇皋。 大殿内果然点着两盏灯，分外明亮，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傅以渐便在那儿专心的读起书来。原来庙里怕夜里有人打扰，故意装神弄鬼吓唬人。他们又来吓唬傅以渐，但是傅以渐早已读书入了迷，根本不理会他们，没有反应。主持和道士们见他读书专注，淡定自若，认定他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于是就专门为他燃灯，供他夜读。 在《聊城县志》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状元骑驴上朝。 在古代，一般举人赶考都骑高头大马，衣着华丽，那可不是一般的风光。但傅以渐跟别人不一样，他不骑马，只骑一头小毛驴。那些富家子弟就嘲笑他：“骏马方能配金鞍，毛驴岂能登金殿？”面对冷嘲热讽，傅以渐不去理会。等到发榜之日，那些富家子弟名落孙山，傅以渐却高中状元。 中了状元的傅以渐依然俭朴，文武百官骑马坐轿去上朝，傅以渐仍然骑着他那头小毛驴。后来傅以渐做了康熙的老师的老师，康熙也曾为他牵驴解鞍。 他骑驴上朝，不慎从驴上摔了下来，顺治皇帝连忙去把他扶起来，事后还为他画了幅骑驴小像，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前面说过了，傅以渐便是傅斯年的先祖。从辈份上论，傅斯年是傅以渐的七世孙。 仁义胡同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大街111号傅斯年陈列馆（傅氏祠堂）东临，长约60余米，宽2米。胡同为青石铺筑，胡同南首为一木质牌坊，坊上檐下正中为清康熙皇帝题写的“仁义胡同”。在胡同北首为一影壁，壁为硬山顶，正中书有“仁义胡同”四个金色大字。 傅斯年陈列馆原是傅家祠堂，由此可见，比起他的先祖傅以渐，论成就傅斯年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傅斯年同样是聊城人的骄傲。 我们常说，对一个的成长来讲，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这样的家庭氛围家族传承，对于傅斯年优良品质的形成，其作用无论如何是不能低估的。 第3章 又赚了几个烧饼 1896年3月26日，在聊城楼北大街路东北门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里面，一名男婴呱呱坠地，这个男孩就是傅斯年。 聊城古称东昌，位于山东西部，东南隔黄河与济南、泰安为邻，南部隔金堤河与河南省相接，西部隔漳卫河与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相望，北部和东北部与德州市接壤。 聊城已有5000余年的历史，是历史文化名城，代表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与代表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 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临水而居，就意味着交通便捷，商贸繁华，便很容易成为富庶之地；何况黄河和黄金水道的京杭大运河在这里相会。而在很长时间里，聊城也却是富甲一方，曾经被誉为“中国江北水城”、“中国北方威尼斯”。 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繁荣，带来方方面面的发展。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等书中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聊城。聊城是商朝名相伊尹躬耕处、战国军事家孙膑诞生地、东阿王曹植梵呗音乐发明地。 所谓地灵人杰，这里诞生了宋代医学家成无己、明代文学家谢榛、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国画大师李苦禅、抗日名将张自忠、国学泰斗季羡林…… 在聊城的这众多人杰中，傅斯年当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傅斯年的祖籍是在江西的永丰县。明朝年间，傅斯年的一位远祖傅回祖被派到山东东昌府下属的一县为官。任期满后，其夫人不愿与他一起回老家，他便遂了夫人的心愿，安排三个儿子陪伴夫人。这样就在聊城住了下来。 三个儿子中有一个叫傅祥的，善于经商，所谓无商不富，傅家就从傅祥这里发达了，成了有钱人。而傅以渐就是傅祥的后人。 只是，到了傅以渐这一代，家道已经败落了。在这个家族中，傅以渐算是官当的最大一个，所谓升官发财，傅以渐又为这个家族重铸了辉煌。 傅斯年的曾祖父叫傅继勋，曾担任过安徽布政使，虽然没有其祖父傅以渐官做得大，，但也毕竟官居二品；而且还曾是李鸿章、丁宝桢的老师，因此到他那里，家道还算是兴旺的。 傅继勋有七个儿子，第三子为傅淦，也就是傅斯年的祖父。 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很有才气，年少时就因为才华出众而远近闻名。很多人都说，这傅家看样子又要出个大人物。凭傅淦的才华，如能参加科考，说不定傅家又能出个状元。傅淦不光文才了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武功也很高，据说，和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齐名的大刀王五，还曾拜在他的名下为徒。 但是，这个傅淦，不知为什么，特别淡泊名利，对考取功名不感兴趣。同治十二年，他取得了贡生资格后，就再没参加过科考。这傅淦因为家庭条件优越，对金钱也看得很淡，而且生性豪爽，出手大方。喜欢到处游玩，不善理财，不会操持家事。分家的时候，他要得又最少，不多的积蓄，在他手理很快就花完了。也就是说，到了他这里，家道就败落了。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受其父亲傅淦的影响，虽然才华横溢也很淡泊名利。这是个性格仁厚之人，做为傅淦的长子，为了一家的生活，在傅斯年三岁的时候就外出教书。 傅旭安教书的东平县龙山书院，地处偏僻，出行不便。傅旭安一年难得回家几次，很少陪在妻子和孩子身旁。这样他也就把全部精力用在教书上，把全部的爱用在了他的学生身上。由于知识渊博，各方面表现出色，他很快被重用当了院长。可惜好景不长，天妒英才。到傅旭安去书院的第六个年头，也就是傅斯年九岁的时候，一场大病夺去了傅旭安的生命。年仅三十九岁，可谓英年早逝。 傅斯年在三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身边，九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傅斯年是很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有祖父傅淦。 人们常说隔辈亲，特别是大孙子，而傅斯年还是长门长孙。傅淦有三个儿子，他好像都没怎么放在心上，用他自己的话说，都不知道自己的几个儿子是怎么长大的。可是，这个孙子可不一样了。自打傅斯民来到这个世界，就把他喜欢得不知怎么好了，每天不看一眼这个胖嘟嘟的大孙子，就像丢了魂一样。 他常说，这个大孙子使他懂了很多，否则，他不会知道，照看孩子，是多么美好的事。 有一次，傅斯年过生日，他忘情地说：“胖孙子，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给爷爷带来这么多的快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傅斯年成了他的全部。 傅淦淡泊名利，但他对做学问可没有半点马虎，从傅斯年能听懂说话时，他就给傅斯年讲励志的故事。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之后，就从三字经开始教起。可以想象一代大侠傅淦和小小孩童傅斯年爷孙俩在一块的快乐景象。 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严深情地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 祖父傅淦不单单自己亲自教授傅斯年，还在傅斯年才五岁的时候，就把傅斯年送到了当时东昌府著名的教育家孙达宸的私塾接受四书五经的传统国学教育。孙达宸私塾当时在聊城非常有名气，这位老师培养出来很多的秀才。当时的傅斯年家经济已经捉襟见肘，可是祖父傅淦依然舍得为傅斯年在教育上投资。孙达宸私塾距离傅斯年家有四五百米的距离，作为一个小孩子走这么远还是不很方便。后来和傅斯年家有世交的朱家私塾馆请到了一位名师马殿仁，因为离家比较近，两家又是世交，傅斯年又到朱家私塾馆去读书。 傅斯年白天在私塾馆学习，回家之后祖父傅淦就在家督促，傅斯年无法有丝毫懈怠。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东昌府和聊城县教育行政改革，所有的书院私塾一律改为学堂。 傅斯年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私塾学习，进入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学校名称名义上成了学堂，其实学习内容换汤不换药，学习和讲授的依然是四五书经和八股文。无论在私塾还是在学堂，傅斯年的年龄始终是最小的，可是学习成绩一直是最好的。傅斯年不能说过目不忘，基本上看过去两次就能背诵，真正的是博闻强记，很快就获得了神童的美誉。 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学的多了，知识面自然就比一般人宽博。当时的教育，除了读书写字就是作文，傅斯年非常善于作文。 每一次老师布置完作文题目之后，其他同学往往只会趴在书桌上冥思苦想，半天写不出几句话来。 然而傅斯年看到先生出题之后，略加思索就会奋笔疾书，一篇文章常常一挥而就。 傅斯年的文章不单单写得快，而且写得还好，每次都能得到先生的赞许，甚至经常被作为范文点评。 有些富家子弟看到傅斯年的作文又好又快，求傅斯年替他们写作文。傅斯年家比较贫困，北口的烧饼是很难吃到的，傅斯年又是大胖子，有些贪吃。于是，这些人就投其所好，请傅斯年帮助写文章，买一个烧饼作为答谢。 写文章对傅斯年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能有个烧饼吃何乐而不为。 先生的一个作文题目下来，傅斯年往往需要写上三五篇内容不一样的文章。 虽然傅斯年自认为所写内容都不重复，可是这种顽童的把戏自然难逃老师的法眼。但老师也太喜欢这个学生了，狠不下心责怪他，就打趣地问傅斯年：“又赚了几个烧饼？” 傅斯年不知怎么回答，尴尬的笑着，摸着自己的脑袋。 第4章 同样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一位大作家说过，哪里有什么天才呀！我是把别人喝茶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客观的说，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先天的差异肯定是存在的，同样，先天的东西，对一个人的成就，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先天的东西，也肯定不是全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最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 傅斯年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在平常的读书学习中，只要是发现不懂得字词，他都会立即写下来，事后向老师或者是祖父请教。有时候身边找不到纸张，他就会把这些字词写在手上、胳膊上乃至大腿上或者肚皮上。 夏天炎热的时候，汗水打湿了衣衫，有的时候，傅斯年的衣服上就全是墨迹。看到孩子的身上衣服上黑乎乎脏乎乎的，很多的家长会很生气，会责怪孩子。但了解自己孩子的傅斯年的母亲，却从没因此而责怪儿子，只是想尽办法把衣服洗干净。非但如此，她好像还因此而为儿子自豪，因为多年以后，傅斯年的母亲还把傅斯年这些童年趣事，如数家珍般津津有味地讲给别人听。 傅斯年在学校里面的各门成绩虽然都特别的优异，但他的祖父傅淦还是不满足，因为他对自己的孙子寄予的期望值太高了。因此，每次放学回家之后，都再给傅斯年开小灶，单独辅导督导傅斯年学习儒家经典。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但这是真的。傅斯年在十三岁的时候，已经读完了多少人一生读不完的十三经。 人们都知道四书五经，什么是十三经呢？《十三经》是在南宋的死后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为历代儒客文人所推崇。分别是《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傅斯年十三岁就读完了这十三部经书，现在有多少人能说出书名呀！而傅斯年可不是走马观花读一遍，而是认真仔细精读细读，甚至很多的章节都能够背诵下来。 方才，我们提到了傅斯年的母亲。 应该是纯属巧合吧！蔡元培、胡适和傅斯年，这三位民国风云人物，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一代大师，人品和学识都是天花板级的人物，他们成长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父亲早逝，母亲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他们抚育成才。他们身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先说蔡元培。 “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因为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这是蔡元培《传略》里的一段话。 蔡元培11岁时，父亲蔡光普因病去世。 面对家庭的不幸，蔡元培的母亲周氏谢绝了亲戚朋友的资助，以一人之力撑起全家。 母亲周氏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很有气节，为人处世处处得体。她宁愿典押衣物，勤劳节俭，也不接受别人的施舍，自己尽全力抚养诸子，亦言传，亦身教，以身作则教会他们勤勉节俭和慎言慎行。 每当夜幕降临，周氏就点起油灯，让蔡元培和两个哥哥围桌而坐，开始夜课，她则坐在一旁，监督孩子们认真学习。 夜课时间一过，周氏便督促孩子们睡觉，清晨又叫他们起床：“快起来了，晚睡不如早起。”几十年后，蔡元培回忆少年生活，仍觉得母亲的教育让他受益匪浅，“晚睡不如早起”的生活习惯也陪伴了他一生。 为了节省开支，周氏自己给蔡元培理发，还用理发时间了解孩子的思想品行情况。周氏的教育方法很得当，表扬成绩，也指出不足，对待他们的错误从不打骂，凡事跟孩子讲道理。 蔡元培说，这样的教育方式影响了他一生。 再说胡适。 胡适说，他这一生能有所成，离不开母亲冯顺弟对他的栽培。 1889年，年仅17岁的冯顺弟嫁给了47岁的胡传。 婚后两年，冯顺弟生下一子，取名嗣穈，就是胡适。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满。 可好景不长，不久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带病在战乱中奔走的胡传客死他乡。23岁的冯顺弟从此守寡，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将那时年仅四岁的胡适抚养成人，其中的艰难困苦“非外人所能喻”。 “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渺小而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儿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23年。”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 胡适的父亲去世后，冯顺弟这个年轻的后母，经常受胡适哥哥嫂嫂们的气，但冯顺弟从不埋怨。 胡传与前妻育有三子，大儿子是个“瘾君子”，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胡传在世时曾拿剑砍他，冯顺弟跪着哀求：“饶了他吧，不然他人会说我这个后娘不容。” 胡适父亲去世后，他的大哥更为所欲为，年除夕家里坐满了追债的客人，他就躲债去了。母亲冯顺弟则镇定料理，给每人一点钱打发他们走，大哥这才敢回家，可母亲也不打骂，一点怒气也没有。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后来说。 傅斯年母亲姓李,闺名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贺家海人。她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识字不多,但却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贤孝识大体。 傅斯年父亲病逝时，傅斯年的弟弟只有七个月大。李叔音既要孝养高年公婆,又要抚育幼年双子。 前边说过了，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对金钱看得很淡，生性豪爽，出手大方，不善理财，不会操持家事。分家的时候，他要得又最少，不多的积蓄，在他手理很快就花完了。到了他这里，家道已经败落了。 百无一用是不是书生不知道，但居家过日子，傅淦这样的人是靠不上的。否则，傅斯年的父亲也不用很早就外出谋生了。要知道那时候可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傅斯年父亲外出教书，可谓是生活所迫。 家境日趋贫寒,可以说克勤克俭,备尝艰辛。但李叔音颇有器识,一身承荷家庭重担,百般筹划,维持全家生活。 幸好傅斯年的父亲，为人仁厚，乐善好施，无意识的通过另一种方式,给这个穷困的家留下些许积蓄（关于这一点，我们下一章会做出介绍），但单靠这些，实不敷家用。 尽管傅斯年的母亲李叔音精打细算,百般节省,生活仍日益窘迫,难以维持。有时万不得已,她便从颓垣断壁中拆一些砖瓦变卖,但这些都只能解决一时急需,不能作为长久的生活来源。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如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 到了后来,房屋破旧损坏,亦无力修补。记载,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着幼子,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其家庭状况可见一斑。 即便如此,李叔音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一切费用无论如何困难自己也一力承担，不使兄弟二人失学。 并母兼父职督责甚严，兄弟如有过错，立予责罚，形成了无上的权威。 看到李叔音照片的人，差不多都说，傅斯年这位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身后站着的是一位虎妈。 或许正是这位强悍的虎妈，才有能力为两个幼子遮风挡雨，千难万险一人承担。 第5章 父亲的积蓄 上一章，我们说到，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无意识的通过另一种方式,给这个穷困的家留下些许积蓄。 这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前边，我们也提到过，傅旭安教书的东平县龙山书院，地处偏僻，出行不便。傅旭安一年难得回家几次，很少陪在妻子和孩子身旁。这样他也就把全部精力用在教书上，把全部的爱用在了他的学生身上。 国人有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谓师徒如父子。老师对学生好，就如同父亲对儿子好一样，应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像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那样的对待他的学生的人，肯定是少之又少的。 首先，傅旭安本身知识特别渊博,，做为老师，这自然是天资。而他又特别善于旁征博引。听他讲课，不但真能学到东西，而且还很有趣。因此，学生们都愿意听他的课，也都特别的敬重他。 傅旭安对他的学生的爱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他去过每个学生的家，每个学生的家庭及其个人的情况，他都了然于胸。平时他很注意对他的学生进行察言观色，留意这些人的方方面面，谁的情绪有什么变化，谁遭遇了困难，遇到了什么难事，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他会想法设法了解情况，尽力帮助学生排忧解难。 但是，他对学生要求是很严格的，在他的学生中，有几个学生因为家住在书院附近，属于通校生，他对这些学生要求尤其严格，是严禁迟到早退的。 这一天，上课的时间到了，有一个座位空着，他当然知道迟到的是谁，他自然不能等。过了好长时间，这个学生到了，只见他气喘吁吁，浑身是汗。他了解这个学生，知道不是遇到特殊情况，这个学生是不会迟到的。 他什么都没说，用手指了指座位，示意学生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坐。 下课后，他先给这个学生补了课后，问起学生迟到的原因。学生告诉他，他从家里出来得不比平时晚，只是路上经过的一条小河，到河边时，发现小河的桥断了。他沿着河绕了很长的路。 傅旭安问学生：“知道什么时间能修好吗？” 学生说已经有人在张罗着修了，他还真打听了，说是最少三天能够修好。 傅旭安让这个学生这几天就住在书院，和他一起吃住。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最难得的是，如果发现哪个学生，遇到经济困难，不能继续学业的时候，他会马上伸出援手。 他自己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出来教书的。他的薪金并不多，家里也并不宽裕。但是，他却从他有限的薪金中，拿出很大一部分，资助困难学生。 对于这一点，夫人李叔音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人们常说，一个人平时应当注意积德行善，即使自己得不到回报，也能惠及子孙。傅旭安去世后，回报真的来了。 那个时候，在书院读书的人，一般年纪都不算小了，完成学业后就要出去赚钱养家。有的经商，有的从政，有的外出打工。这些学生中，也不乏一些成功者。 老师知道学生的家庭及其个人的情况，学生也知道老师家的情况。自己敬爱的老师突然病故了，学生不能坐视。大家合起来凑了一笔钱，存到了银号，委托一个叫周祖澜，另一个叫范玉波的两个学生负责，定期把利息取出送交师娘。每年春节前，还要另外凑些钱，让这一家人也能过个像样的年。 这便是我们说的，傅旭安无意识的通过另一种方式,给这个穷困的家留下的积蓄。 看来，一个人平时还真的多做好事，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好人有好报。 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在蔡元培身上也发生过。 蔡元培11岁时，父亲蔡光普不幸病逝。 蔡元培父亲蔡光普的一生，也是始终把仁厚、与人为善、阔达作为他立身处世的准则和风范。在经营钱庄时，对于确有困难又特别需要者，即使达不到借贷的条件，也在可能的条件下尽力给予照应。遇到有困难不能按期还贷者，则不忍索还。做生意不是做慈善，对于蔡元培父亲的做法，家里和店里的其他人常有非议，说他是“爱无差等”，但光普老先生依然痴心不改。与他有交往的人，都赞其是“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 有一次，一个小店主因家遭变故无钱进货，在蔡光普的钱庄借了笔钱。因想多赚些钱进的货就多了很多，但销路不好，资金不能回笼而到期无力还贷。钱庄的其他人都认为这人失去还贷能力，主张把这个小店主的货收了，挽回些损失。 蔡元培父亲坚决反对，说人家又不是故意，这样不是把一家人逼上绝路吗？ 像蔡元培父亲这样的经营钱庄，家里会有多少积蓄？父亲的病故，使得蔡元培的家境急转直下。 蔡家的亲戚朋友凑在一起商量，打算集一笔钱资助他家。但是，蔡元培的母亲非常要强，就是不肯要。她宁愿典押家产衣物、勤俭度日，也不依赖他人生活。母亲认为，这样做不只是给亲戚们减少了负担，而且还能培养孩子自强自立的精神与生活能力。 所谓坐吃山空，靠不多的积蓄和典押家产衣物能维持多久呢？ 是天无绝人之路还是好人终有好报呢！过去那些欠钱庄钱的人，看到钱家困难，都想尽办法还钱。一次还不了就分多次，筹到一点还一点。特别是前边提到的那个小店主，隔一段时间就送来一些钱。有时实在没钱就从店里拿来一些生活必需品。 这样一来，那些先前收不回来的贷款，现在反而转化成储蓄。这个世上，终究还是好人多些。 但是，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留个家人的积蓄，可不止以上那些。 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以前，有一次在聊城街上闲逛。他并不想买东西，只时随意步入一家商店。 进店后一个情景引起了他的注意。 此时店铺内顾客不多，有些冷清。铺面还是不小的，别的店员都在闲呆着，而角落里有一位青年学徒模样的人正在那里专心读书。 傅旭安上前一看，此人眉清目秀，谈吐文雅，便与之闲聊了一会。 从谈话中得知其姓侯，名延塽，字雪舫，是东平县大羊村人。自幼酷爱学习，本来在书院读书，因家道中落，被迫中途退学。离开书院后，他便坚持自学。后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后母不容其在家吃闲饭，命他来聊城这家商店当学徒，赚钱以补贴家用。 他酷爱读书，平日里，一有空闲，他便读书学习。晚上打烊后，他也会在昏暗的灯光下再读一阵子。 傅旭安似乎不经意问了些问题，其实是想知道这个学徒达到的程度，结果大为震惊，凭着教书人的敏感，他认定面前这个年轻人是可造之才。 傅旭安对侯延塽遭遇深表同情，对他矢志苦学的精神颇为感佩，从此二人开始来往。 傅旭安当然知道侯延塽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书，每次见面，傅旭安每次都给侯延塽带一些书去。有一次，还专门把侯延塽带到家中，需要什么书，让他随便选，还吩咐家里人，他不在家时，侯延塽需要书可以自己来取。 1899年，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院长时，因为当院长，收入要多些，他索性让侯延塽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自己代为解决。 侯延塽意外得到这样一个读书的机会，自然更加刻苦自励。在书院苦读了三年，参加光绪壬寅年乡试，得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于刑部主事。 他应该是傅旭安学生中成就最高之人。 侯延塽本是重情义之人，对恩师的提携诱掖之恩更是铭记在心。他第一次回乡省亲，专去龙山书院拜望恩师，才得知傅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他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并亲到恩师墓祭拜。 在傅旭安墓前，侯延塽眼前不断出现自已和恩师在一起的时光：和恩师的第一次见面，恩师把自己带到家中任意挑选书，恩师亲自把自己带到他龙山书院…… 这一幕幕，是那么的清晰。 此时此刻，他在心里暗暗发下誓言，一定全力报答恩师知遇之情，决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 第6章 外婆的乡下 傅斯年的母亲李叔音娘家在乡村，女儿是要回娘家的，而且要带上孩子。外孙与外婆是有特殊感情的，东北人有话，外甥是姥姥家的狗，吃完就走。差不多每年，傅斯年都随母亲到外婆家小住,。傅斯年是十三岁离开家的，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十三岁以前。 傅斯年是住在城里的，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到了乡下，会尽情的在田野里跑一跑，玩一玩，因为乡村总是和城里很不同的，很多地方、很多方面都会有新鲜感。一个小孩子，到外婆的乡下，还能干什么呢？如果外婆或邻居家有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可能会在一起玩些花样，城里的孩子没玩过的花样。比如，掏鸟蛋，抓麻雀等等。 可是，傅斯年不一样，他到了乡下，有没有尽情的在田野里跑一跑，玩一玩，有没有和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在一起玩城里的孩子没玩过的花样，我们不得而知，但傅斯年在乡下短短的时间里，却干了件很大的事。什么事？用现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搞社会调查，用文人的话就是观察和体验生活。 傅斯年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怎么做的？没有相关资料，但是，重要的是他做了，而且调查和观察得细致入微。因为十多年以后，他把他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了《新青年》第七卷第2号。标题是《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 他在文中写道:“我虽是山东人,过了儿童时代,即不常在山东住,而且东部各县的情况我是茫然,我只对于济南以西和北的地方曾亲身观察过,所以我现在专记山东一部分的社会的一部分——农民社会——所说是我直接得到的知识”。 他在文章中对鲁西一带农民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如他对农民一天的生活记述说： “一个农夫在农作时的日生活如下：晨五时起来，整备好用畜和用具，赶紧吃了早饭(或不吃，待人送)，赶到地上，工作到午；家里的人把午饭用罐子送去，就地吃了，再工作到四时，忙时乃至六七时；回家，吃晚饭，趁空磨面、碾米；八九时就寝；但夜间以须饲牲畜之故，起来三四次。在收获时，有时须借月光在田中或场上劳动，必在地头上睡觉，所以劳动的时间竟达二十余小时。若当恰恰成熟时，怕被人偷或天气改变，便彻夜不眠。一个农妇的一日生活如下：晨四五时起来，煮饭，饭后洗濯器具。午间又是如此一遍。晚餐时又是如此一遍。有小儿女的自然要伺应他。不过除吃好奶时，都是用布束着，放在一旁，有时放在沙土布袋里。到四五岁时，就全不管了；七八岁时，便要帮大人工作了。农妇管田地以外的一切农家事务，除造自己的衣食之外，还有晒菜、磨面、喂猪等等职务。’纺线、织粗布、缫丝、编帽辫，都是整日彻夜的工作。” 傅斯年写的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应该指出，这应该是农忙时的景象，或者是最忙时的景象。因为，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会知道的，在靠天吃饭，靠人力和畜力的条件下。有些时候，必须抢时间，比如麦收。麦子不熟不能收割，一旦熟了就必须要尽快收割，否则麦粒就会脱落。 山东人为什么习惯于吃煎饼，因为主要煎饼能很长时间不坏。农忙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收割的时候，要男女老少齐上阵）。煎饼可以提前做好。供农忙时吃。 如果每天都劳作二十多个小时，谁能受得了？ 不可能有大量的劳动力储备应对这样农忙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在小生产的情况下是无法避免的。可能，出路只能是实现农业机械化。 但是，在小生产的条件下，农民是很辛苦的，这肯定是事实。 傅斯年在《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一文中，字里行间表达了对辛苦劳作的农民的同情，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学子，能够对劳动群众有这样一份感情，是很难得可贵的。 在傅斯年的那个年代，很多的有知识的人，是看不起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而傅斯民做为一个世家子弟，能够对辛苦劳做的农民，给予如此的关注，这是更为可贵的。 他在文章中还写道：“农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制造场，如鞋、帽、染衣、弹棉、织、纺、编筐、制咸菜，甚至油酱酒醋都皆不取给于家外。所以农民的生活时常一身兼备农工商，行贾，是极不分工的生活。” 傅斯年在文章中认为：几千年来，农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养成了农民的愚昧、保守，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傅斯年还只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在那个年代，应该是很超前的。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农民只要是能够自己生产的东西，是决不会花钱去买的。在他看来，能省一分钱也是好的，无论自己费多少时，出多少力。 这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历史局限性 而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会用自己最擅长的最熟练的劳动，用比别人少的多劳动时间生产一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换成货币。然后去买别人可以用很短时间而自己却要用很长时间生产出来的东西。 所以，商品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是历史的伟大进步 第7章 走出去 傅斯年三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家了，人对三岁以前的事，是没有什么记忆的。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一年回几次家，每次在家待的时间也都很短，他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感情总是相处出来的，虽然父子关系，不同于一般人的关系。总之，对于父亲，在感情上和朝夕相处爷爷、母亲是无法相比的。 父亲去世后，父亲的学生们经常来家，每次总要说起他们敬爱的老师，从学生们的口中，傅斯年才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父亲在他心中的形象，逐渐高大起来，逐渐被偶像化了。因为和父亲在一起相处的时光很有限，这样一来，这有限的时光变得十分珍贵起来。 在没人的时候，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拼命的回忆自己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他反而特别思念起父亲。过去，和爷爷、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怎么愿意谈父亲的，但现在，他特别愿意和他们谈父亲，特别渴望的想知道有关父亲的事情。当然，他也同样特别想听父亲的学生们说父亲的事情。渐渐的，他特别希望父亲的学生来自己的家。在他看来，似乎，能看到父亲的这些得意门生，就如同看到了父亲一样。 傅斯年这一家人都知道，在傅旭安的学生中，他最中意的是侯延塽。家里人能感觉到，资助和帮助侯延塽，是傅旭安这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平日里谈起他的学生，侯延塽是常挂在嘴上的。 傅旭安去世后，给这个家最大帮助和安慰是傅旭安的这些学生，在这个家，最受欢迎的也是这些学生。 因此，不难想象，侯延塽的到来，会受到怎样的欢迎。特别是傅斯年，跟在侯延塽身边，几乎是寸步不离。 侯延塽，虽然是出身旧学，但他的思想是很开通的。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政法三年。中华民国初年，历任临时参议院议员、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哈尔滨中国银行行长兼海关总监督。1921年，辞职闲居济南，后入山东省“红字会”，兴办慈善事业。1937年严辞拒绝伪省长唐仰杜(其世侄)邀请他到伪政府任职。从这些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个怎样的人。 人是有缘分的，侯延塽和恩师在一起的时候，恩师到是经常谈起他的这个大儿子。话里话外，能听出恩师对这个儿子是很满意的。虽然过去接触不多，但侯延塽能感觉出，傅斯年肯定是个很优秀的人。 尽管如此，在和傅斯年深入接触后，侯延塽还是很出乎意料。他有些不敢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能读这么多书，怎么能有这样深厚的国学功底，怎么能有如此的学问和见识。而且他很快发现，傅斯年不仅天资甚高，而且记忆力远超常人。 无意中发现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他本来想是大略的浏览一下，没想到自己会很快被文章吸引。他惊呆了，如果不是人就在眼前，怎么敢相信，这些文章是出自一个不满十三岁的孩子呢！侯延塽打心眼里为自己的恩师欣慰，同时也更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 他愈发喜欢这个比自己小25岁的孩子。如果说，先前，他要帮这个家，帮傅斯年，是出于报师恩，是一种责任，是不得不办的事，现在则成了不能不办的事。成了他心甘情愿必须做的事情，也成了他特别开心的事情。 对于侯延塽说来，报师恩很重要，但为眼前这个自己喜欢的孩子做点什么更重要。 按侯延塽原来的想法，不过是想办法筹集资金，使傅斯年能够完成学业，但是现在，他的想法变了。 侯延塽进京赶考后，见识了外边的世界，接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也结识了不少与众不同的朋友，使得他视野大开。 一个人要想求发展，首先，他脚下站立的这块地很重要。比如，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和一个很开放的地方，给人提供的机会能有可比性吗？ 傅斯年所在的聊城，这个曾经的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相会的之地，交通和商贸发达曾使其富甲一方。而经济的繁荣也使其在方方面面成为引领潮流之地。但是，随着黄河改道，京杭大运河河道堵塞，更主要的是海上运输的兴起，发展机遇开始由内陆转向沿海。聊城由一个交通便捷之地，变成了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从商贸发达之地，退回到了以内销为主的地方。在农村，商贸的发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占据了统治地位，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 经济萧条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的思想还沾沾自喜的停留在经济发展时期。正如傅斯年后来对此情况的反省中所说： “山东西部在当年并不是不济的地方。有一条运河和南北大道，所以当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为当地富庶，一般工人和农民都不肯迁地求事业，远不如东部的人的精神（当时，山东东部的生计艰苦）。譬如就聊城县一地而论，聊城在当地是山东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济宁、聊城、临清，商务在济南之上），又是山东西部直隶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点’，于是地方上颇少刚气，而多怠性。….…现在经济上状况一落千丈了，只有当时造成的恶根性存在着，妨害生活的发展。八股文化也无用武之地了，但仍用着旧精神妨害新文化的进来”由于形成八股文化中心点，使这个地区的士人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和八股文的写作….…” 这时候的侯延塽，已经深刻意识到：当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学兴起，并且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方向，聊城地处偏僻，傅斯年如长期呆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便有可能耽误学业，影响前程。因此，只资助他一些钱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于是他萌生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 但是，一方面，这个决心不好下，一方面，光靠他一个人还是不行的，他需要帮助。所以，这一次，他没有把这些想法表露出来。 他返京的时候，征得了傅斯年同意，带上了傅斯年的几篇文章，他当然有用。回京的路上，他先到了天津。这里有他几个好朋友，其中之一《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还有傅淦的学生孔繁淦等人。和他们见面的时候，他谈起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几位朋友传阅。 这些人都是有识之士，大家都很赏识傅斯年的才华，这些人也都是爱才之人，有的人还和傅家有特殊的关系，比如傅淦的学生孔繁淦。大家都主张侯延塽把这孩子带到天津来，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并愿意提供方便。 侯延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结果，北京也不回了，直接从天津又返回聊城。 同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等人经过考虑和商议，虽然很有些不舍，也担心傅斯年太小，缺乏独立生活能力。但是，无论傅淦还是李叔音，都是识大体的人，他们知道，孩子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 傅斯年虽年龄尚小，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除了对祖父、母亲尚有依恋，自然愿意出外求学，于是，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一九零八年冬，少年傅斯年离别了养育自己十三年的故乡，在寒风料峭中踏上了求学的征途。 当时，东昌府境内尚无公路，也没有汽车。一辆榆木和枣木制成的独轮车上，一侧坐着傅斯年，一侧装着行李，由车夫推着，“吱吱呀呀”地走在去禹城的路上。侯延塽跟在车的后边，他们是去禹城乘火车赶往天津。 对于傅斯年来说，这一步走出去，可以说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试想，当年的黎元洪，如果不是他的父亲，把他从黄陂带到天津，他怎么会有后来的精彩人生。袁世凯如果没有离开家乡从军的一举，怎么可能会在以后的人生中叱诧风云。 同样，如果傅斯年没有这走出去的一步，谁知道他以后的人生会是怎样呀！ 第8章 住在英敛之家 傅斯年是第一次出远门，更是第一次坐火车。 在去禹城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这火车是什么样子？他倒是听爷爷说过，火车很大很长，车轮在铁轨上走。但到底是什么样，他真的很好奇。 在站台等车的时候，他终于见识到了，只见一个顶着大烟筒，冒着白烟的一个大怪物，呼啸着咆哮着朝他而来，他吓坏了，第一个念头便是调头就跑。但是，旁边伸过来的一只手快速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知道是谁的手，他为自己的失态而愧疚，只觉得脸颚发烫。偷眼瞄了一下身旁的侯延塽，只见他正漫不经心的看着什么，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好像他什么都没看到。 几年后，他读到了俄国作家契柯夫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讲的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小地主，和他的朋友到一个非常讲究的人家去吃晚饭。那家人真的是太讲究了，无论是饭桌还是客人坐的椅子，都罩着雪白面罩。无论是碗，餐具，还是每一道菜肴。 小地主可能很少出席这样的场面，有些紧张。当女主人给他上汤的时候，他不小心把汤撒在了雪白的桌布上。 小地主无地自容，他不知怎么办好。但，女主人好像什么也没看到，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很快安定下来。 回家的路上，他深有感触的对朋友说：“真正的有教养，并不是吃饭时不往桌子上洒汤，而是汤洒了装做看不见。” 傅斯年读完这个小说后，不知为什么，脑海里浮现出在禹城等火车的这一幕。他想，或许在那个时候之前，侯延塽有可能看过这个小说。 到了天津后，开始，他主要是住在了英敛之的家里。 英敛之：名英华（1866—1926），敛之是他的字。满族正红旗人。简署敛，号安蹇，安蹇主人、安蹇斋主，晚号万松老人、万松野人。香港《大公报》创始人。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的祖父、著名小品演员宋丹丹的前夫，导演、演员、制作人英达的太爷爷。 英华幼年习武，弱冠才发奋读书，涉猎甚广。信奉天主教，赞同康梁变法维新主张。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英敛之在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今张自忠路）创办了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之一——《大公报》。1906年，报馆迁至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四面钟对过。英华以敢言直言著称。在《大公报》创办初期多次批判慈禧太后、袁世凯等。 英华只活了58岁，却干了3件大事，一是创办《大公报》，二是创办北京辅仁大学，三是创办香山孤儿院。在生命的晚季，英华隐居西山，只参加过一次洪水赈灾。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因病逝世。 英敛之家住在五大道南京路与马场道交会口，这是天津小洋楼最集中的地方，有上百幢世界各种风格的建筑，属于英租界。许多军阀、政客、皇亲国戚都选择天津营建私宅。天津离北京很近，又得到外国租界的庇护。他们在这里策划阴谋，评论国是，一伺机会，便东山再起。 英家住着一座三层小楼。院墙是实墙，院内花木遮翳，掩映楼窗，有极强的私密性，隐蔽性。三楼是英敛之夫妇的卧室，二楼是他的书房和客厅，一楼是厨房和用人的房间。傅斯年就住在客厅旁的耳房，一间不足九平方米的小屋。 侯延塽毕竟年长傅斯年二十五岁，也是从小地方出来，见大世面没有几年。他对傅斯年这样的刚进入大城市的人，自身有切身体会。他心很细，想得也很周到。临分手前，他带着傅斯年到卫生间里，教会他怎样用抽水马桶，淋浴等。傅斯年可算是开了眼了，感觉自己像是到了另一个的世界，又感觉自己在童话故事中，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干净的厕所吗？ 他很感动，心想幸亏侯延塽想得周到，否则自己说不定会闹出什么笑话。 侯延塽离开英家时，傅斯年很是不舍，他把侯延塽送出很远。路上，侯延塽告诉傅斯年，尽管安心在这里住下，英敛之和他是特别好的朋友，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很好很好的人，一定会对傅斯年很好的。傅斯年说，虽然刚认识，但他看出来了，这家人对人特别好。 临分手的时候，侯延塽给傅斯年留了些零钱，让他遇到什么难事时，可以应应急。两个人分手后，傅斯年不舍的目送着侯延塽。 侯延塽是他父亲的学生，按辈份两个人应当是平辈论交，但是，傅斯年宁愿叫侯延塽叔叔。这不仅因为对方年长自己二十五岁，而是越来越觉从侯延塽身上，感受到父亲的温暖。 对于傅斯年这样的刚从小地方出来，一身土气的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住在这样一个陌生人的家里，刚开始时肯定很不自如，甚至很自卑。 但是，他很快就自如起来了。因为他在这个家里，不止是得到了很好的对待，而是受到了特别的尊重，是的，尊重。 因为，有意思的是，英敛之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和十几岁的傅斯年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纵谈时局、臧否人物、切磋学问。对于傅斯年，英敛之非常喜欢，总觉得他眼光独到、思想成熟。 英敛之的夫人爱新觉罗?淑仲也非常喜欢“聪明而老成”的傅斯年，经常给他讲授天主教义并带他到教堂做礼拜。 他在英敛之家中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傅斯年竟然与比他大30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他们谈论的话题很广，从做人做学问，到国内外大事，几乎无所不包。 后来，傅斯年虽然搬到学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总要看望英敛之。 几十年以后，据英敛之的儿子，英达的爷爷英千里在《回忆幼年时代的傅校长》一文中介绍，当时在英家借住时，14岁的傅斯年虽然深得英敛之夫妇的喜爱，却与当时只有9岁的英千里并不亲密。 英千里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是这样写的： “他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 和英敛之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对傅斯年后来的人生，包括做人，都有重大的影响。而在当时，至少帮助他很快融入天津，这个大城市，对他来说，这个全新的世界。 第9章 考入天津府中学堂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自学和准备，转年，也就是一九零九年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傅斯年考上了侯延塽、英敛之等人，为他精心选择的天津府中学堂。 学生的素质，无疑也是保障学校学习质量的极重要的资源，进这样的学校是需要严格考试的。 20世纪之初，在维新变法、兴办新学思想的影响下，当时天津的贤达之士高凌雯、王世芸等经过各方努力，于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九（1901年3月9日），将“稽古书院”旧址改设为“天津普通学堂”，高凌雯、王世芸担任董事。“天津普通学堂”开国人自办中学堂之先河。从开办之初，在授课方式、课程设置基本已达到近代中学教育要求。在各方的努力和支持下，天津普通学堂办学效果良好，成为天津乃至全国的中等教育事业的一面旗帜。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八国联军议和后，天津地方官府恢复。经过地方士绅与官府协商，认定天津普通学堂以官办为宜，遂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移交天津知府衙门，更名为天津市官立中学堂。 自此，这个天津市第一所官立中学堂诞生。学校致力于国民教育，招收的学生多为家境一般或清贫的劳动人民子弟。此后几十年，官立中学堂的校名经历多次改变，但民间仍常用“官立中”一名，可见其名声之大。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校改名天津府中学堂。 1928年，直隶省改名河北省，本校改名为河北省立第一中学校。 1945年9月学校复名河北省省立天津中学校。 1949年8月1日，学校更名为天津市第三中学。1960年9月，天津三中由芥园道铃铛阁旧址搬到现在（丁字沽一号路）的新校址。（所以称第三中学，是因为天津实行中学数字为序时，已经先有第一、第二中学了） 走过一个多世纪，名驰海内的原天津府中学堂，现在的天津三中洒下一路豪歌，培育了万千英才。 这所中学建校至今，除傅斯年外，还培养出众多在各个领域具有影响和贡献的人才，如冶金物理化学家魏寿昆、数学家王寿仁、水力发电工程专家李鹗鼎、地质专家刘宝珺、地质矿床专家翟裕生、核物理专家刘广均、小儿外科专家张金哲、中国临床内分泌学奠基人之一朱宪彝、中国临终关怀学创始人崔以泰、语言学家张志公、文学评论家侯金镜、书法家刘炳森、油画家郭绍纲和戏剧家邢野、石羽……此外，有近二十位大学校长曾于中学时代在此就读。 原广东省第一书记，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勋任仲夷也毕业于此校。任仲夷的父亲，一直当老师的任研佛，所以为儿子选则这所学校，当然是因为这是河北省最好的中学。 那是一九二八年秋，当时，这所誉满津门的中学名字是河北省立第一中学。 一九零五年，对天津府中学堂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王用熊成为学堂的堂长，后改为校长。 王用熊校长曾同严修等一道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更新教育观念，改进办学举措，其在任期间奠定了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格局。他规范管理体制和课程设置，重视体育运动和社团活动，积极推进师资力量建设，所聘教师注重资历、品行，均有专长。学校当时人才荟萃，治学严谨。 王用熊任校长期间，不断深化办学宗旨，提出“公勇、诚朴、勤慎、和厚”的校训，对学生实施较深的普通教育，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各项实业或升入高等学堂打下坚实的基础。 王用熊校长在任十五年，傅斯年在校学习四年，正是在王用熊的任职期间。这也是这个学堂发展比较好的历史时期。 天津府中学堂与傅斯年先前读书的私塾、东昌府立小学堂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高大的梧桐树、槐树，铺一地绿荫。院子里有水池，池里种着水莲花，初夏时节满池白花；甬道两旁种着木槿花、紫丁香、美人蕉，一片浓郁的香气……” 置身于这样的校园中，傅斯年真的是耳目一新。 傅斯年在天津府中学学习的四年半时间里，系统的接受了近代新式中等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这一门门的新学科、新知识，把他带进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世界。傅斯年知道自己所以来天津就是为了学习这些知识的。他知道，如果没有侯延塽等人的资助，他是不可能来这里读书的。他知道这机会是多么的难得，他深知，即使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母亲和爷爷，就是为了侯延塽等这些帮助自己的人，他也要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因此他特别努力的学习，用心学习每一门知识。 开始，由于这些新学科，他是第一次接触，而别的同学，在来这个学校前，有些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起跑线不同的条件下，除了国学这门课他让人望尘莫及外，别的学科，他还没显示出实力。但学了一段时间后，他便在所有的科目，都****了。 王用熊校长不但注重学校学习质量，还特别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所谓读书育人。 比如，天津府中学堂中设有各种学生组织，包括书报社、体育会、国学研究会、出版部、武术会等。这些组织为学生们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傅斯年在学习期间，积极参加这些社团活动 王用熊校长也特别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所谓读书育人。 比如，他要求学生们脱去长袍改穿制服，并亲自到校门口监督，想法是改变了学生们认为穿短衣“不体面”的旧思想。 穿长袍是读书人与劳动群众服装上的区别，这其中有优越感，也有高人一等的思想。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已经穷困潦倒到站着喝酒了，还死要面子穿着长衫。 中国的旧教育是为培养人上人的，所谓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读好书好当官。 一般来说，读书人是看不起劳动群众的，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而沾沾自喜。毫无疑问，这样的教育，培养的人是很容易有人格缺陷的。 王用熊校长坚持学生们脱去长袍改穿制服，是有深意的。 傅斯年第一天进校门就很尴尬，一进门他就被一个长者叫过去，很严肃的对他说，同学，你是不知道吧？我们学校不能穿长衫的。 傅斯年还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是王校长。上下看了一下自己的长衫后，小声地问：“那我穿什么衣服呀？” 王校长和霭的笑了笑：“看来你是真的不知，咱们学校正常的时候不能穿长衫，得穿制服。你既然不知道，今天就这样吧，明天可一定要换呀！” 傅斯年犹豫了一下，想说自己没有制服，但没敢说出口，终于点了点头。 这下子，傅斯年犯难了，自己身上的长衫，是母亲来的时候，专门为自己拿家里大人的一件旧长衫改的，自己现在哪有钱买制服呀？ 能为了这件事去找侯延塽候叔叔吗？再说，侯延塽现在在北京，自已现在等不得呀！ 这时候，学校的学生宿舍还没修好，他还暂住在英敛之家。 快进英敛之家门的时候，他还没打定主意，这件事是不是请他们帮忙。让他想不到的是，一进门，英夫人就拿出了一套八九成新的制服。 “斯年，来试一试，伯母给你改的，看合不合身？” 傅斯年大喜过望，连忙接过，嘴里说着；“合适。合适。” 英夫人笑了：“这孩子，没试怎么知道合适，快去你房间换上，哪不合适，我好改一改。” “好，好的。”傅斯年高兴的答应着。 第10章 如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傅斯年在天津府中学堂学习期间，最吸引他的地方应该是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 过去人们常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应该讲得是读书的重要，是指读书能使人获得很多知识。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秀才们，多半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史典籍，怎么可能知道外边的世界发生的事情呢？ 但是，所谓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傅斯年这个时候倒是真的做到了。 阅览室的大案子上摆着许多他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杂志、报纸，还有一架子一架子的书籍。每天一有时间，傅斯年便扎进阅览室翻阅报刊，本地的外地的，国内的国外的，正在发生的大事，是他特别关注的。他也时常于周末泡在图书馆中博览群书，这个时候的他，又会被世界各国的人文历史、西方列强的发展轨迹所吸引。 他在家乡的时候，从他记事开始，一天天，一年年，他眼中的家乡，开始是什么样子，后来还是什么样子。他过去倒是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当他看到外边的世界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发生着变化的时候，被深深地触动了。 他现在知道了，什么叫江山如故。 毫无疑问，学习经史典籍，会培养人的忧国忧民的意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傅斯年也不例外。 不过，这时候的傅斯年。内心深处，最多的还是忧患意识。因为，对比那些发达的国家，清楚的看到了自己脚下这块土地，这个生养自己的祖国的积贫积弱。 和这个时候的许多志士仁人一样，傅斯民也在努力寻找救国的道路。 在学校里，学习好的学生自然会得到同学们的另眼相待。而读书多，关心时事，自然见多识广。加之他人胖块头大，是个十足的小大人，很快他在同学中成为了受人尊重的人。虽然在同学中他的年纪并不大，但大家都尊敬地叫他傅大哥。 傅斯年在天津府中学堂学习期间，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一九一一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九月二十五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十月十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十月十一日夜、十月十二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 在辛亥革命中，天津在革命党人胡鄂公主持下，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虽然因力量薄弱和准备不足天津的起义遭遇失败，革命党人在天津的革命活动，为加速清王朝的灭亡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风起云涌的日子里，傅斯年特别的亢奋，他从心底深处支持这场革命。每天关注来自各方面的消息，为这场革命的每一个胜利欢欣鼓舞，也为这场革命的每一次挫折痛心疾首。 清廷垮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傅斯年在同学之中第一个剪掉了辫子，并带领同学上街游行，支持革命，支持临时政府。 在“傅大哥”的带动下，天津府中学的学生，很快都剪掉了辫子 在天津府中学学习期间，对傅斯民有重大影响的人首先是英敛之。 英敛之早年习武，后又弃武从文。31岁时受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的影响，他开始关心时政，经常给报纸投稿，同时他接受天主教思想，于1901年底，应天津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之邀开始集资筹办报馆。 1902年7月《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开宗明义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针对国破民奴的状况，用西方的学术文化思想，来进行反封信的思想启蒙工作；他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支持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写文章主张破旧立新，大声疾呼民众“剪辫易服”，剪去清朝遗留的长辫子、换去长袍子；他还特别关注妇女问题，反对女子缠足，支持妇女解放自己的心灵。 英敛之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位报业经理人。他的超前意识在于报纸的集资筹办，确保了报纸的经济独立性，与政府、买办都没有一毛钱关系，也就不会受其控制。《大公报》的早期立足于坚持无党无派、坚持大公至上、坚持朴实无华。英敛之和他的编辑、记者们坚守经济独立、传播维新思想，誓言为民族之先觉、为社会之南针、为大众之导师和为知识分子之表率，这在当时的报界独树一帜。 英敛之的新闻思想十分鲜明，他说：报纸为社会公器、报人是社会公认，应以“公正”立身、以公议“论政”,有公则兼容并蓄、无私则义无反顾。他认为报纸的社会责任是主要的，监督政府、教育国民、敢于直言，是报纸的基本职责；他主张报纸要主持正义、维持公理，记者必须具有清华高贵的品质。 英敛之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时期，他忧国忧民，寻求强国富民之路。他身体厉行创办报刊、设立教会大学，宣扬新思想，开创了报纸舆论监督定位之先河，代表了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救国努力。 前边我们说过了，英敛之很尊重傅斯年，觉得他眼光独到、思想成熟。但是，傅斯年更敬重英敛之，将其视为自己做人的楷模。 当然，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还是侯延塽。侯延塽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面一直关心着傅斯年。侯延塽虽然是清末进士和官僚，但其思想并不保守。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思想，不断追求进步，曾积极参加维新改良运动。他也积极投身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一月，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 他对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傅斯年在天津求学期间，侯延塽经常写信给傅斯年，有机会路过天津一定停留，开导和劝诱傅斯年，教诲傅斯年要多学新知识，关心国家和社会。 傅斯年对侯延塽在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关心，终生感念不已，他成年后曾对人感慨万端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 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三年，14岁到18岁，傅斯年在天津府中学堂，度过他难忘而美好的中学生活。津门求学的四年多时间中，傅斯年受到近代新式教育的洗礼，不但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干，也锻造了他的品行和人格。为他以后的学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一三年夏天，傅斯年从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以优异成绩如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傅斯年入学时，北京大学设预科、本科和大学院三个层次。预科学制三年，分甲乙两部，甲部侧重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乙部侧重于文史等社会科学。傅斯年家学渊源，文史功底深厚，又对文史有浓厚的兴趣，便欣然选择了乙部。与傅斯年同时入预科乙部的，还有后来成为名学者的袁同礼、毛子水、周炳琳、沈雁冰(茅盾)、顾颉刚等人。 第11章 有名的高材生 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就是考上了最高学府北大。虽然。北京大学预科相当于北京大学直属高中，但从预科进入本科是不需要高考的，是直升。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兴学图强的结果，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在悠久的文明历程中，古代中国曾创立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国家最高学府，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北京大学“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既是中华文脉和教育传统的传承者，也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其创办之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对建立中国现代学制作出重要历史贡献。 如今的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入选“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为九校联盟、松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京港大学联盟、亚洲大学联盟、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全球大学校长论坛、21世纪学术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国际公立大学论坛、中俄综合性大学联盟成员。 北大拥有31个国家级研究机构、93个省部级研究机构和19个校地校企共建机构。 北有清华北大，南有复旦交大，在当下中国，一个考生能考上北大，虽然比不上古时候中状元，但肯定不比中举差。 就算是那个年代，能考上北大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有的资料说，傅斯年是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预科。是不是这样，没有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成绩不会差，因为实力在那里摆着。傅斯年做人还是比较低调的，我们还是低调一些好。 傅斯年入北大之初，长得人高马大，一付典型的山东大汉模样，实则身体孱弱。但他天资甚高，又很勤奋，故成绩优异，是校内有名的高材生。 北京大学预科与本科当时在课程设置上并不衔接，有相对独立性，预科的前身是“同文馆”和“译学馆”，特别重视外语，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能看外文原著、能听外语讲课。傅斯年尽管在天津读书时已经开始学外语，但要在短期内精通，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仍有相当大的压力，再加上其他的功课，这使傅斯年必须努力学习，适应新环境，接受新知识。 傅斯年进入北大预科的时候，还是蔡元培当校长之前，这时候的北大，远非后来那个享誉学界乃至全中国的最高思想和学术的殿堂，而更像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尽管已经是民国了，但北大校园还远远不像一个现代大学，甚至不像一个学术机构，很多方面更像是一个衙门，仍保留着前清京师大学堂的规矩。校工见了学校里的“大学生”要称“老爷”，而校工的身份则是“听差”。学生有事找校长，要像下级对待上级官长那样写“呈文”，而校长则把自己的“手谕”写在布告牌上。 学生的来源，多是官僚或富家子弟，来这里就读，不是为了求学问，而是当做“镀金”，为将来在政府里谋取官位积累资本。上课之余，这些学生带着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以至于在民国初年，北京地面上流行着“两院一堂”之说。说的是，出入于当时北京著名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中的，多是参众两院的议员，再就是来自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老爷”。 应该说，北大预科的情况，比起本科和大学院来，总是好一些，因为学生的年纪小，因为刚进北大，还没怎么被污染。但是，实在话，也好不到哪儿去。 傅斯年家庭贫穷，靠别人的帮助才有了求学的机会，这些都转变成了傅斯年刻苦学习、努力上进的动力。不仅官僚子弟的纨绔习气与他无缘，就是一般学生的消极颓废、混文凭的思想，傅斯年也丝毫没有沾染。相反，北大丰富的图书资料、相对优良的学习条件刺激着傅斯年努力拼搏，他如鱼儿入大海，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的游弋。这个时期的他生活条件较差，学习繁重，身体素质弱，经常生病，但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又特别勤奋，因此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总名列前茅。 傅斯年在预科期间，并不是只读死书，而是积极参加班级的各种活动。1914年，他与同学沈沅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会”，创办了名曰《劝学》的杂志，刊名由严复用草书体题写而成。这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以研究辞章作文，提高文学素养为宗旨的业余团体。其宗旨主要是研究修辞属文，提高文学素养。 后来，又在文学会的基础上扩大为“雄辩会”，由提高修辞属文的文学素养，进而提高思辨力，规定“雄辩会”的宗旨为修缮辞令，发展思想，提高思辨力，锻炼演讲才能。雄辩会分国文、英文二部，每部又分演讲、著述二科，傅斯年被推举为国文部副部长兼编辑长。他积极参与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组织和演讲能力，经过这个时期的锻炼，他的办事能力、组织领导能力，都有很大提高。 在北大预科学习三年，傅斯年接受了严格的训练，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1916年夏，傅斯年以平均94.6分的高分成绩获得全班第一名，升入北大本科国文门。 这里，不妨把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傅斯年的毕业考试成绩兹录于此：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论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学通论80分，英文文学98分，德文文法读本97分，文章学98分，地理100分，历史99分，文字学85分，论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分，总计1482分，旷课扣分加3分，总平均92.6分，实得95.6、93.6分，94.6分。 第12章 黄门侍郎 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全国中文学科中规模最大、学科最全、总体实力最强的院系，也是北大历史最悠久的院系。 从1910年京师大学堂的“中国文学门”开始，北大中文系名师辈出，林纾、鲁迅、沈尹默、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半农、胡适、罗常培、游国恩、杨晦、王力、冯沅君、俞平伯、魏建功、沈从文、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杨伯峻、林庚、王瑶、阴法鲁、朱德熙、林焘等众多名家任教于此。 傅斯年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主要是出于他对传统国学的热爱，想以此为自己的托身之所，毕生努力探索研究。 傅斯年的同学毛子水记述说：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惟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 傅斯年升本科初期，努力攻读古文经学，尤其深入学习章太炎的著作，他的另一位同班同学伍淑的记述可见一斑： “我认识孟真，是在民国五年下半年，在北大上课的第一天。大约在一个上午，上什么历史，一位长胡子的教员来了，分到三张讲义，仿佛都是四个字一句。上课半小时，黑板上写满了讲义校勘记，感觉到乏味，于是开始注意班上的同学；发现第二排当中一位大胖子有点特别，因为教员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 “退了课，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马一样的同学在课堂的角落谈起天来了，围起一班同学来听，议论风生，夹杂些笑声。我就很欣赏他的风度，到他台子上一看，放了几本《检论》，上面有了红色的批点，却没有仔细去看他，下了课，回到宿舍，才打听到他就是山东傅斯年。” 伍淑所提到的《检论》，是章太炎当时刚出版的一部力作。一九一四年，章太炎在北京禁所因“感事既多”，遂取其早年的代表作《訄书》加以增删，更名为《检论》，全书共九卷，一九一五年出版。 傅斯年购得此书，随时带在身边阅读，上历史课他不感兴趣，便埋头读他的《检论》，因而引起历史任课教师的注意。由伍淑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傅斯年对《检论》一书读得特别认真，重点地方用红笔标出。自己有心得体会便用红笔批点，可见傅斯年对章太炎学说的重视。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朴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朴学等等，著述甚丰。 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 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宣统元年（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傅斯年因为学习成绩特别突出，深得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国学大师的器重。傅斯年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气度，也使同学们敬而畏之 黄侃个头不高，瘦瘦巴巴，却很精神，双目炯炯有神，目光敏锐、睿智。一眼看去，就觉得气度不凡。他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缎子。 黄侃长傅斯年10岁，他和鲁迅先生是同学，都是章太炎的弟子。 章太炎是有名的“章疯子”，黄侃也是有名的“黄疯子”。这二位“疯师疯徒”的相识相知出自一泡尿：那是在日本留学时，黄侃和章太炎同居一座二层小楼，章太炎住下层，黄侃住上层。一天晚上黄侃内急，又懒得下楼去厕所，就隔着窗子尿起来，章太炎在窗前夜读，一股尿液飞流而下，直溅书案，章太炎冲着楼上大骂起来，黄侃也对骂，一个章疯子，一个黄疯子，越骂越起劲。当互通姓名后黄侃才大吃一惊，原来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真是不尿不相识。黄侃连忙下楼道歉并拜章为师。 以后黄侃对章太炎毕恭毕敬。回到国内，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捕入狱，黄侃得知后冒着生命危险与老师同居，一面侍奉，一面与老师谈论学问。这真是千古之佳话。 黄侃不仅是语言学家，也擅长绘画。他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其父为清二品大员。黄侃自命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北大学人中流传着他许多奇闻轶事。 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过人，恃才傲物，放言无忌。他讲课天马行空，没有章法，也没有顺序，讲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学生却很喜欢听他的课。 有一次，他去上课，教室里已坐满学生，他还在教员休息室坐着不动。学生一再请求他去讲课，他说：我的薪水没有按时给我，我怎么按时上课？学生急忙报告教务处，教务处赶紧派人送来薪水，他才走进课堂。 傅斯年和黄侃走的更近些，被称“黄门侍郎”。黄侃非常喜欢这位高足，器重他、赞许他，着实想把章太炎学派的经钵传授给他，使古文经学派的香火不绝如缕。 傅斯年也不负这些大师们的热望，学习更加用功。他本来国学基础雄厚，再加上三位大师的苦心栽培，更加出类拔萃，同学们称他“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孔子第二”。 第13章 新文化运动 正当傅斯年潜心国学的时候，一场震荡中国思想界、教育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了。这场运动虽滥觞于上海，但由于北京大学的改革适逢其时，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重镇。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出版了《青年》杂志，打出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主张文学革命。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他在创刊号宣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1916年9月，陈独秀应读者之望，将《青年》更名为《新青年》，其影响日益扩大。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棋手。 1916年2月，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这封信。这也是两人通信的开始。 收到胡适的来信，陈独秀非常高兴，期盼胡适有大作投搞给《新青年》。 1916年夏，胡适把自己翻译的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这是胡适给《新青年》撰稿的开端。从那以后，他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通信》和《藏晖室札记》等文章。 至于胡适怎么会想到要写《文学改良刍议》呢？ 这当然也不是他的一时心血来潮，对于文言文的晦涩难懂，胡适早就心中有异，但还有直接的原因。 胡适做为公费留学生，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除了支票以外，信封里还有一张小传单，传单上写着“多种树，种树有益”，“废除汉字，改用字母”等宣传文字。这其实是当时在监督处工作的一位名叫钟文鳌的外国人，给这些留学生寄支票时夹带的“私货”。 对于这些传单，胡适平时都是一扔了之。但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胡适心情不好，他收到传单后立马回了一张小纸条给对方，说：“像你这样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的人，最好闭起你的鸟嘴。” 然而，纸条寄出去以后，胡适很懊悔，觉得自己不应该对这样一位热心于中国事务的人如此不友好，同时也自责，做为一个中国人，自己没有为中国的文字和文学改良尽力。 此后，他便和之前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语言学家赵元任开始研究和讨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等问题。 1915年，胡适写了一篇名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文章，提出中国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语言。比如他举例说，文言称“犬”，而人们口语早已称“狗”；文言“乘马”，而白话是“骑马”。 1915年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大以后，又经常和任鸿隽、梅光迪等人辩论白话诗的问题，提出“作诗如作文”的思想，决定不再写旧诗，而专用平白易懂的白话写诗，这也就是后来《尝试集》的由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更有陈独秀的影响。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份从美国写给他的信，在这封通信中，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 所谓八项主张，就是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到的文学革命要从八事入手：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讲欲字欲语，五曰须讲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陈独秀对胡适的这八项主张大为赞许，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这就有了后来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收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一口气读完，异常兴奋，仿佛找到了知音。他以前和人议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这不是找到了知音？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又写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 在1917年2月份的《新青年》上，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后，他唱和胡适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文章结尾，陈独秀疾呼：“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胡适和陈独秀未必能够想到，《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白话文学运动”。 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今呻.吟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咸”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禾农)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 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古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 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儿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链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马肃)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饣豆)(饣丁)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钅且)，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狼虎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木巳)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艹专)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艹专)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艹专)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人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 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交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 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 第14章 自比子路 傅斯年是幸运的，他从北大预科升入本科是一九一六年夏，而半年后，就迎来了引领北大脱胎换骨的新校长蔡元培。 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严冬的北京，北京大学的大门口，校工们列好了队站在道上静静等着。过来了一辆马车停在大门口，门帘掀开后，下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儒雅中年人，沉静地走到了大家面前。 这就是他们的新校长蔡元培。 校工们马上齐刷刷地鞠躬致敬。谁也没想到，这位校长大人马上也脱下头上的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深深地回鞠一躬。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简直让大家又是错愕，又是受宠若惊。 如前所说，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本身充满了官气，而且官本位的劣习一样不拉。也难怪校工们对校长这个大学衙门里“最大的官”给他们这些听差回礼要感到错愕了。 此后蔡元培每天出入校门，当校卫向他行礼时，他照样脱帽鞠躬。 这一“脱帽鞠躬”的寻常举动，很快在北大的校园传开。后来很多北大人回忆说，此举给北大带来的却是强劲的震撼，如阵阵春风，在北大的校园荡漾。 傅斯民早就听说蔡元培这位如雷贯耳的的人物来北大当校长，和很多的北大人一样，可以说是充满期待。听说了“脱帽鞠躬”这件事后，傅斯年久久没有作声，更加对这位新来的校长刮目相看。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是公认的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蔡元培同孔子、墨子、朱熹、老子、王诩、王守仁、陈献章、何子渊、厉麟似等十人，被称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十位教育大家”。 毫无疑问，蔡元培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而当北大校长的经历，则是他人生中精彩的篇章。 蔡元培对北大的全面的整顿和改革，有一系列的举措，最引人瞩目的是他提出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如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对同样一件事，看法也很难没有分歧。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这便是“兼容并包”。不仅仅是求同存异，而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互相包容，进而能够在一起和谐相处。 何为共和，或许共和真谛就是“兼容并包”。 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毫无疑问，一个社会能实现兼容并包，标志这个社会已发展到了民主社会的较高阶段。 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肯定是个伟大的社会，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社会。 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意义可不止是使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的人，能够相处在一起，不是的。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学术方面。 正是在这个“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北大的思想和学术呈现出缤纷万象、百家齐鸣的景象。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的办学方针，鼓励师生学术争鸣，培养学生的思辨力，开创学术自由的风气，促进新思潮的传播。 当年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学生，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这样说：“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 胡适、陶行知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学派创始人约翰?杜威也说过这样一段话：“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肯定地说，曾经潜心于国学的傅斯年，所以能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原因，是受蔡元培的影响。 为了打破北京大学旧有沉重的暮气，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之后，积极罗致具有新思想的人才。到校不到十天，他便聘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并把当时开一代新风的《新青年》杂志也迁到北京大学。又聘请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历史学教授。还聘请鲁迅兄弟、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等到北大任教，同时又罗致了一批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新型学者，如胡适、李四光等充实北大教师队伍。一时之间，北京大学成为新式人才的汇聚之地，也同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置身这样的洪流之中，像傅斯年这样的爱学习，肯思考，追求进步的青年，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一九一八年八月，傅斯年上书蔡元培，对当时大学分科提出了不同意见。题目是《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提出：“哲学不应隶属文科，而应隶属于理科，其根据是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系更为密切。” 他论述说：“中国人之研治哲学者，恒以历史为材料。西洋人则恒以自然科学为材料。考之哲学历史，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时，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以历史为哲学之根据，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学为哲学之根据，其用至博。美国研治科学，得博士位者，号‘哲学博士’。英国牛津诸大学，研治哲学得博士位者，号‘科学博士’。于是可知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长，而与文学之关系薄也。” 蔡元培接到傅斯年的上书，认真进行了考虑，专门加以按语，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在按语中说：“案傅君以哲学门隶属文科为不当，诚然。”但蔡元培自己认为哲学隶属理科也不合适，其结论是“似皆不如破除文理两科之界限，而合组为大学本科之为适当也。” 从此以后，傅斯年就与蔡元培建立了密切联系，经常受到蔡元培的关怀和帮助。在这期间，蔡元培曾亲自题写条幅给傅斯年，内容是：“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意境深远，希望殷切，勉励之情，尽在其中。 傅斯年自从在北京大学与蔡元培结成师生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久”。 他对蔡元培推崇备至，其献身学术、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都与蔡元培的影响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傅斯年曾把蔡元培比作孔子，把自己比作子路，足见师生之情。很多年后，他曾深情的写下《我所敬仰的蔡元培先生》一文。 第15章 傅斯年与胡适 在北京大学期间，影响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向新文化阵营转向的直接导师是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彊，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不仅在文学方面有杰出的成就，在其他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文学风格精练、叙述简练而又充满深度，代表作有《说演话》、《朝花夕拾》等。 笔者在《民国风云人物》中写胡适，才更加知道胡适有多伟大，至少是现在的中国，在做学问上应该说无人能与之比肩，在人品上更是高高在上。 他死后，他的一个朋友说:“没有人不说胡适好，不是我偏袒他，你能不爱春天吗？你能不被春风陶醉吗？” 对比胡适，有些人会显得那么的无知，那么的无耻，那么的龌龊。 傅斯年与胡适的交往，开始于本书第一章的故事。后来，傅斯年便总去听胡适的课。 有一天，胡适讲中国古代哲学时，讲到了一个典籍，胡适谈了自己对这个典籍的理解。傅斯年听了后，不住地摇头。，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写了个纸条，传给了正在讲课的胡适。 胡适看了纸条后，很客气地问，纸条是那位同学写的。 好汉做事好汉当，傅斯年马上站起身来。 “这位同学，能讲一下您对这个典籍的理解吗？”这时候，胡适还不认识傅斯年，他倒是注意了，近来这个大胖子同学常来听自己的课，能看出听课很认真。在心里，胡适对这个胖子同学是很有好感的。 于是傅斯年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末了，还不忘为这位自己很有好感的年轻老师，挽回些面子。说据他所知，有很多人也是和老师一样的理解，自己也是一家之言。 胡适是何等精明之一，他当然知道这位同学的善意，但是，胸怀若谷的他马上当着众同学同学认错，并真诚的对傅斯年表示了感谢。 这反而使傅斯年对胡适更加敬佩。 从此，胡适也对这位博学的学生引起了注意。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初进北大教学，加倍用功，因为发现学生中有的学问比他好，这就是指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不过这时候的胡适，肯定不知道傅斯年曾经暗中为自己保过驾，因为，后来，胡适在文章中写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素有求精求博的学风，他听胡适等新学者讲课，阅读《新青年》杂志后，思想受到震动，与胡适关系日趋密切。他和罗家伦等人起初旁听胡适的课，后来又经常于课后去胡适家请教问题。当时胡适仅二十六岁，家眷又不在北京，为人和气，没有架子，和青年学生共同语言甚多。起初，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时间一长，相互熟悉了，师生之间的隔阂消失，胡适的家便成为这批青年“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 1891年12月17日出生的胡适，和1896年3月26日出生的傅斯年，仅年长4岁余。作为老师的胡适，对傅斯年不仅非常赞赏，而且呵护又加；傅斯年对胡适也异常敬佩，而且与其肝胆相照，两人亦师亦友，情同手足，终生不弃。 顾颉刚曾回忆说：“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除受胡适影响以外，通过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关于思想解放，批判传统学风，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也给傅斯年以积极深刻的影响。同时，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下，开始从传统国学的樊笼中挣脱，还得益于阅读西方书籍。 北大预科重视外语，傅斯年经过三年的认真学习，外语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于是开始阅读外文原版书，从中汲取新知识。 罗家伦在记述他们如饥似渴阅读外文书时的情况说：我们在办《新潮》以前和办《新潮》的时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国书。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几本新书，而丸善又非常内行，知道我们的味口，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书，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邮局付款提书)的办法寄来，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只得唉声叹气。我们常是交换书看，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 从傅斯年当时写的文章来看，他读了许多西方的名著，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等。他开始用西方学说中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认识社会。 从国学大师的高足一跃而成为文学革命的斗士，正如他的同学所评论的： “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当然，这中间也曾闹过一个笑话。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黄门弟子被人称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中的健将之一。 陈独秀在《新青年》编辑部对胡适和其他同仁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么？我们不能接纳他，不能理他！” 胡适反对说：“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五四”以后，不怀好意的人在社会上散布“‘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还说每月领取多少薪金。这“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争权夺利的一个派别集团。 谣言传出后，对傅斯年十分不利，傅斯年、罗家伦也因此沮丧。胡适见此，写了《他也配》的文章发表。他用一生中罕见的语言辟谣：“‘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胡适还撰文提高傅斯年在知识界的影响，说“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 傅斯年投身文学革命阵营，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和组织才能，他开始撰写文学革命的文章，起初多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后来又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以《新潮》为阵地，撰写了大量关于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文章。《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 第16章《新潮》杂志 一九一八年秋天，傅斯年和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等人经过酝酿和讨论，决定组织一个团体，于是约集了二十多位同学，创立了新潮社。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墅村，生于江西进贤。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其中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三日，举行第一次预备会，研究办个什么样的杂志。最终确定了三个标准：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 杂志的名字，罗家伦提出叫“新潮”，徐彦之建议英文名为“therenaissance”，译为“文艺复兴”。最后，大家同意名称中英文含义有区别，杂志中文名为《新潮》，下书英文名therenaissance。从杂志的名字，不难看出，这些年轻人的抱负是要担负起启蒙的责任， 考虑到学生有寒暑假，杂志每年出版十期。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召开第二次预备会，编辑部推选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罗家伦为编辑、杨振声为书记；干事部推选徐彦之为主任干事、康白情为干事、俞平伯为书记；胡适为杂志顾问。 蔡元培校长批准每月从北京大学的经费中拨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热情地腾出北大红楼一层22号房间，作为杂志的办公场所。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答应，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印刷由该部设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的小型印刷局负责。账目则由学校会计课负责。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新潮》第1卷第1号出刊，《新潮》杂志在北大红楼诞生了。 一九一九年元旦，《新潮》创刊号在北大红楼正式出版发行。 发刊词中写道：“本志同人皆今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对于今日一般同学，当然怀极厚之同情，挟无量之希望。”希望海内同学“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一时间，北大拥有《新青年》、《新潮》两个备受关注的进步刊物。《新潮》的稿件除了学生自己撰写，《新青年》的大师主笔们也踊跃供稿。 李大钊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等文章，鲁迅的小说《明天》，王星拱的《科学的真实是客观的不是？》、《物和我》等力作，先后在《新潮》刊发。 《新潮》呼应《新青年》，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学，介绍国外先进思潮，成为当时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新秀。 胡适曾赞赏：“《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新潮》还刊发一些关于家庭、民主、社会改造等问题的文章。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大胆宣称：“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 叶绍钧的《女子人格问题》一文在《新潮》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文章指出：一般男子对于女子，只有两种主义。一是设种种美名，叫女子去上当，自己废弃他的人格叫做“诱惑主义“。一是看了女子较自己庸懦一些，就看不起他，不承认他是同等的“人“，因此就不承认他的人格，叫做“势力主义“。 若恢复女子人格。不可不先有一种自觉。女子自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她和男子不同在生理方面，这是天然光明的，并不牵涉善恶问题、优劣问题。她生育是替社会增新分子，是一种很神圣的事业。她做别人妻子，是顺自然之理，和男子做女子的夫一样。并不是去做男子的财产、奴隶，替他管家事，掌财产。 在已经习惯了男尊女卑的社会，这样的文章和主张在当时简直是“骇人听闻”，产生极大的冲击力。 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发表的《〈新潮〉发刊旨趣书》，是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献，文中系统论述了《新潮》杂志的宗旨、责任。（全文附后） 傅斯年在《新潮》上，先后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内容涉及文学语言、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哲学历史等领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从此他蜚声文坛，成为北京大学一位富有魅力的学生领袖人物。《 《新潮》在文学形式方面，使用新式标点，为白话文的发展推波助澜，备受社会各界读者的推崇。第一期出版不到一个月，竟加印三次，销量达到万余册。即便如此，仍然供不应求，每天收到很多来信要求重印。 很多学生看过杂志后，借给同学看，寄给朋友看，送给兄弟姐妹看。《新潮》的读者在不断增加，影响面在不断的扩大。 《新潮》显然刺痛了守旧的势力，杂志受到北大部分保守派教授和学生的攻击、谩骂，北大红楼二层的教员休息室成了激辩的场所。有人拿着几本《新潮》和《新青年》，送给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还在刊物上写了“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等评语，呼吁惩处北大校长、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而有几家旧势力办的报纸，竟把攻击和咒骂《新潮》作为了他们的主业。 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附：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 《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弃旧型入于轨道。向者吾校作用虽曰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中国，影响无量。同人等学业浅陋，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负荷，要当竭尽思力，勉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 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今试问当代思想之潮流如何?中国在此思想潮流中位置如何?国人正复茫然昧然，未辨天之高地之厚也。其敢于自用者竟谓本国学术可以离世界趋势而独立。夫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更不以方土易其质性。今外中国于世界思想潮流，直不啻自绝于人世。既不于现在有所不满，自不能于未来者努力获求。长此因循，何时达旦?寻其所由，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国学术之枯槁如此;于人于己两无所知，因而不自觉其形秽。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铭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孑然独存”之中国同沿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此本志之第一责任也。 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两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学浅不足任此弘业，要不忍弃而弗论也。此本志之第二责任也。 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异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寻其由来：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为可，何者为不可;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好”。此二者又皆本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此本志之第三责任也。 本志同人皆今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对于今日一般同学，当然怀极厚之同情，挟无量之希望。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途径，尽力研求，喻之于众。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其他更有专文论次。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同人浅陋，唯有本此希望奋勉而已。此本志第四责任也。 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近之途径，小节出入，所不能免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之，且将引为荣幸。又本志以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诮，则同人更所乐闻。 既以批评为精神，自不免有时与人立异，读者或易误会，兹声明其旨。立异之目的若仅在于立异而止，则此立异为无谓。如不以立异为心，而在感化他人，但能本“哀矜勿喜”之情，虽言词快意为之，要亦无伤德义。同人等所以不讳讥评者，诚缘有所感动，不能自已于言。见人迷离，理宜促其自觉之心，以启其向上之路：非敢立异以为高。故凡能以学问为心者莫不推诚相与。苟不至于不可救药，绝不为不能容受之诮让。然而世有学问流于左道，而伪言、伪旨足以惑人者，斯惟直发其覆，以免他人重堕迷障。同人等皆是不经阅历之学生，气盛性直，但知“称心为好”，既不愿顾此虑彼，尤恨世人多多顾虑者。读者想能体会兹意，鉴其狂简也。 本志虽曰发挥吾校真精神，然读者若竟以同人言论代表大学学生之思潮，又为过当。大学学生两千人，同人则不逾二十，略含私人集合之性质;所有言论由作者自负之，由社员共同负之。苟有急进之词，自是社中主张，断不可误以大学通身当之。 发刊伊始，诸待匡正，如承读者赐以指教，最所欢迎。将特辟通信一栏，专供社外人批评质询焉。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 第17章 五四运动中的傅斯年 正当傅斯年主编《新潮》杂志，积极撰写文章，鼓吹“民主”与“科学”，宣扬新文化，抨击旧传统旧道德，向传统社会意识猛烈攻击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激变，“五四”运动爆发了。 1919年的春天，正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聚焦热点。 北大的师生也和所有的国民一样，觉得一战胜利了，又有美国总统提出的代表公平正义的“十四点建议”，从此，中国就可以彻底告别受欺辱的历史。 但是，这幻想的肥皂泡沫很快破灭。 1919年5月3日，凌晨，一辆疾驰的马车停在了北平东堂子胡同。这里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家。车上下来一个人，他是蔡元培的挚友，北洋政府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巴黎和会外交后援会的委员长。 他给蔡元培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转变了，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这个消息，让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蔡元培惊呆了。 汪大燮告诉蔡元培，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而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巴黎，授意陆征祥在合约上签字。 汪大燮说，国民外交协会已致电在巴黎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在汪大燮看来，光靠国民外交协会，其力量是很有限，如今国家唯一的希望就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那里有一大群有正义感的教授，有几千名有爱国心的学生，只要北大点起火种，势必能燃烧全国，能惊醒民众。那就有可能力挽狂澜，制止政府的卖国外交。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北大本是消息灵通的所在，没多久，北大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 所谓“十四”是指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对国会所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他认为这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的计划。 按着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日本是必须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的。 傅斯年本来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又是山东籍的学生，想到自己饱受苦难的家乡父老，又要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更有其他同学所不具有的激愤。 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会在法科大礼堂举行了一千多人的集会，并邀请了北京各校代表参加，讨论了当前救国应采取的步骤，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 会议推举20名代表负责学生的组织工作，傅斯年由于在同学中间素有威望，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和游行总指挥。 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情况。紧接着上台发言的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令全场感动的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 大会鼓掌通过了四项决议： 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四、定于明天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由傅斯年带头，学生们排起长队，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掷到台上的捐赠箱里。 当各校代表匆匆赶回去准备后，大会还在继续，同学们开始了自由发言。一位山东学生提议，要求惩治当初出卖主权，帮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经手各项卖国性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会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爆响，表示出极端的赞成。又有人说，章宗祥这次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手举白旗送丧似地跟着他，白旗丢了一车厢，我们为何不对他们三位也来一下？大家又一致同意给卖国贼送白旗。 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长竹竿插上大旗，短竹竿插上小旗子。到天亮时，几乎每一位北大学生手里都有旗子。 如果说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潮社则是北大五四运动的中心。例如五四运动中四位名气最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除段锡朋外，其余三人都是新潮社。段锡朋虽然在另一个学生组织，但却和新潮社走的特别近，和傅斯年等人关系特别好。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 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十三校学生代表会议。该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一点在天安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决定。 下午，各校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 人群中的爱国情绪已到了沸点，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会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紧接着举行了游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四”大游行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和约”的口号声中，奔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 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 第18章 进退在一念之间 三千余名学生举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等标语，在游行示威总指挥的傅斯年带领下，浩浩荡荡向当时的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前进。 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漫天尘土。学生在风中用力举着旗帜，继续前行。 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被巡警阻止不得通过，只能向美、英、法、意等四国使馆递说帖。 四国公使无一出面,因为当天是星期日,他们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来接见,表示同情”。 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四个学生代表和东交民巷的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以后,被推选进入美国使馆,留下说帖。 给美国公使馆的说帖写道：“1915年5月7日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夺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具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任何国继承之。如不直接交还中国,则东亚和平与世界永久和平，均不能得确切之保证”。 傅斯年等学生代表与中国警察、四国使馆交涉过程中,大部队在使馆外苦等约两小时。本就是群情激愤的场面，这等待的时间里又积聚了更多的火气。 人群中有人说，这自家土地已不许我们通行,真是奇耻大辱,这一切都是卖国贼造成的。 这时候，队伍里有人高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于是愤怒的人群潮水般地向赵家楼涌去。 这出乎总指挥傅斯年的意外，他曾经想极力阻止，但人们的情绪已经失控。 此时此刻除了从众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傅斯年只能举起了大旗,率领队伍直奔曹汝霖的宅邸赵家楼。 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了赵家楼胡同，曹宅的大门早已紧闭，由于房屋围墙太高，无法翻入，盛怒之下的学生将旗子掷向院内，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学生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但无法冲进门去。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学生匡互生，发现大门右侧有一个窗户。只见这位少年时代练就了武功的匡互生，纵身跃上窗台，一拳将窗户玻璃击得粉碎，两手用力一掰，把窗户上的小钢筋拉弯，然后一跃而入。紧接着，又有四五个同学爬了进去。 匡互生等迅速将笨重的大门打开，如鲫如鳞的群众一拥而入。 入宅前已传说，被当时的人们称做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正在曹家开会。人们涌入内宅搜寻，只碰见了到曹家做客的章宗祥。人群把怒火都发到了章宗祥身上，将其痛打一顿。 这时，担任游行大会主.席的段锡朋所发现，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将屋内易燃的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准备点火。 他急忙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 匡互生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说着，已经把火点燃。 这便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 匡互生（1891年11月1日—1933年4月22日），字人俊，号务逊，又号日休，湖南邵阳东乡长沙村人。 这个来自清末民初革新风气最为硬朗的省份之一湖南省的学子，辛亥革命时，在长沙邵阳省中学读书的他，曾跟随长沙革命军攻打巡抚衙门。在参加游行的前一天晚上，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这个时候的他，应该是有备而来，是打定主意，干件惊世骇俗之事。 眼见赵家楼大火骤起,傅斯年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此时,他冷静地做了件聪明事,“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这个举动对学生代表起到了保护作用。 果然,这场火引来了滔天大祸。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的同时,北洋政府就采取了行动,在现场抓了三十二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包括段锡朋、傅斯岩、许德珩、杨振声、江绍源、易克嶷等活跃分子都被北洋政府投入了监狱。其中傅斯岩是傅斯民正读北大预科的弟弟。 避风头的傅斯年没有马上回北大,而是当晚才回。第二天,学生会召开临时会议。在商量下一步的对策时，形成了两种意见。 在任何运动中，总会有激进和温和的人群，傅斯年显然是属于温和派的。会上，他和一个叫做胡霹雳的争论得特别厉害。年轻人火气大，争着争着两个人还动起手来，一怒之下，傅斯年因此而当众宣布，退出学生会，说完后便拂袖而去。大家本来是要选他当学生会临时主.席的，这样一来只能另选他人了。 傅斯年固然是在气头上做出退出的决定的。所谓冲动是魔鬼，傅斯年仓促做出的这个决定，肯定有冲动的成分，但应该也不完全是冲动的产物。 他出于那样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家庭，读了那么多的书，可以肯定，他是希望他带领的这支游行队伍，能够进行和平示威，对于火烧赵家楼，他肯定是有保留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和他的预想，是有很大落差的。也就是说，在活动中，他是做了不少的不情愿和违心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会说，群众运动那能没有过火行动，这当然不无道理。其实，更深刻的原因是，在追求民主和共和的道路上，当局和人民群众，都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对于当局，不能因为有人上街游行便认为是出了大乱子。而对于民众，能够在游行示威中保持理性。坚持在合法的范围内活动，这便是在民主制度下当局和民众成熟的一种表现。 如果，傅斯民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就会对发生的事充分的理解了，但他不是，因此，这时候的他，心很乱，也很累。 再者，他做出这个决定，肯定与他的老师胡适有关。 很长的时间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的时候、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反动”的证据，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 鲁迅是反对的，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 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 特别是鼓吹“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陈独秀，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递交过辞呈。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陈独秀，也没有像著名报人邵飘萍那样走到前台去直接煽动学生。 有记载：“1919年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到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身边没有带一名青年学生，而是邀请安徽籍的成年人胡适、高一涵、程演生、邓初等人陪同前往。被捕之后他虽然表示认罪，却没有牵连到任何一个人。” 毫无疑问，在民主社会里，游行示威是民众表达自己诉求、意愿和主张等寻常的方式，是不同于起义和暴动的。 第19章 对五四运动的观察与思考 傅斯年虽然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就宣布退出，但处于那样的时代洪流中，像傅斯年这样忧国忧民之人，怎么可能置身事外。 事实上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可以说他一直处于对运动的观察、思考与总结的状态。 反思和总结五四运动经验教训，评价其功过是非，探索以后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这些问题，并系统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国狗和中国人》、《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欧旅途中随感录?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国公使芮恩施送别会上的谈话》及一些个人书信等。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傅斯年给他北京大学时同窗好友，当时在清华学校任教的袁同礼写信，在信中表述了对“五四”爱国运动的认识。 袁同礼(1895～1965)华裔美国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字守和。河北徐水人。生于北京。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四二年任北平图书馆馆长。一九四九年赴美，先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工作。袁同礼在北平图书馆任馆长时，聘请一些专家，为该馆藏书、编目、书目等项业务打下基础。他是中国文化交流的使者，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著有《永乐大典考》《宋代私家藏书概略》《明代私家藏书概略》《清代私家藏书概略》《中国音乐书举要》《西文汉学书目》（英文本）等。 傅斯年在给袁同礼的信中写道：“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 几天以后，傅斯年撰写了《〈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在文中再次叙述了五四运动的社会影响：“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 傅斯年虽看到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好兆头，但他并不盲目乐观。他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他颇知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好几次“新动机发露”的时候，但“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很盼望这一次能避免前辙，思想界要“厚蓄实力，不轻发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长期的积累，使新动机引发出来的社会新因素，从容生长，发达，最后结出成熟的果子来。 他所期待的成熟的果子，是社会的变革取得成功，中国随着世界进步的潮流，由一个老旧的中国变成一个新中国。这中间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他最担心重复以往的轨辙，运动很快地兴起，很快地进入高潮，又很快地衰息。他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老毛病，很有深刻的反省。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他就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凡事只得皮毛，便求速成。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四个月之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说道：“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认为，在封建专制政治长期统治下，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只有群众。 在他看来社会与群众的区别主要是，社会的民众有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而群众仅是散沙一盘，乌合之众。 他曾把当时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认为西方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 他把中西社会形象地比做矿物，西方社会是多边形复式的结晶体；中国社会是附着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结合。他认为中国的官署、官吏、工商会等都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 傅斯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喜欢群众的生活，不喜欢社会的生活。”这种社会状况生出的恶果，“第一，是社会上多失职和不称职的人；第二，是使社会不健全了”。 在傅斯年看来五四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指出，五四运动原是无领袖，不用手段和不计结果的，是自下而上生发出来的社会运动，因而可说是真的社会运动。这一点极具深刻意义。如果运动是由极少数领袖事前计划好的，“有领导”地搞起来的，这就有“运动群众”的意味。此种运动如果成功，其结果会造就一批“神圣”，他们拥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势力、影响，以致权力集中到这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手里。如此，所成就的仍然不会是有机的社会，仍只是有群众而无社会。 五四运动的起来，是基于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心的觉醒。用傅斯年的话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这种基于各个人的责任心而起的运动，才是真的社会运动。沿着这个方向扎实做去，才会成就一个有机的社会。相反，若是在大众还没有自觉的责任心的时候，少数人乘社会某种失控失序的情况，用一些响亮动听的口号把群众鼓动起来，那是不可能真正造成有机的新社会的。 这一时期，傅斯年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 他提出：改造社会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造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 在对五四运动的思考中，傅斯年认为社会的改造、社会的进化，不能“跳墙”，即不能超越必经的阶段。他说：“兼程并进的进取，何尝不是中国此刻所要求的。不过，分别看来，快走则可，隔着个墙跳过去则不能。我以前很觉得跳墙的进取最便当。现在才知道社会的进化不能不受自然律的管辖，……” 傅斯年在其改造社会的思考中，提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他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时，所写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显然，傅斯年认为，社会具有制约政府的功能。正因为中国无社会，因而无制约政府的力量，才使专制制度垂二千年而不亡。 他指出：“专制是和社会力量不能并存的。所以专制存在一天，必尽力破坏社会力。” 没有一个足以制约、监督政府的社会，打倒专制、追求民主的口号喊得再响，或者用暴力打倒再多的“专制者”，结果仍摆脱不了专制。这是相当深刻的思想。 第20章 出国留学 一九一九年六月，傅斯年在北大本科毕业。接下来的路当如何走呢？傅斯年所以从风头最盛的五四大游行总指挥毅然退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傅斯年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学问，而不是从政。 关于这一点，从傅斯年等与美国公使恩施的谈话中，清楚可见。 一九一九年九月，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任满回国。他在职期间，对中国人民持友好和同情态度，积极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行动，赢得了中国各界的尊重。离任回国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举行欢送会表示尊敬，芮恩施谢绝此举，为表谢意，他通知北京大学校长代表蒋梦麟，愿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举行座谈会，联络彼此间的感情。 蒋梦麟约学生会代表傅斯年、张国焘(北京大学)，戴骅文(北京高师)，瞿世英、王德甫(燕京大学)五人于九月五日与芮恩施举行了谈话会。会上傅斯年表明自己的志向,“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 走做学问的路，对于傅斯年来说，还需要深造。而要深造，摆在傅斯年面前的，无非有两条路。其一，出国留学，其二，升本校大学部，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读研究生或读博士。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傅斯年当然最想出国留学。他的老师胡适等也都极力主张傅斯年出国深造。 但出国留学，谈何容易。如果是自费的话，傅斯年读中学和大学都是侯延塽等人资助的。为什么是“等人”？因为靠侯延塽一个人力不能及。如果自费留学还是靠资助的话，对于自费留学的天价，别说是侯延塽等人，就算把胡适等人加上，也是杯水车薪。再说了，傅斯年怎么能再拖累这些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走不了自费就走公费呗？说得轻松，知道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怎么说公费留学吗？不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而是“牵着骆驼穿针眼”。 牵着骆驼能穿过针眼吗？就算有那个本事，也得有名额呀！那个时候可不是每年都有公费留学。也就是说，不管有多难，首先得有名额，总不能无中生有。 还真别说，很快传来消息，今年还真有公费留学的名额。只不过，这名额既不在学校，也不像胡适那年有国家统一控制，而是在各省。为什么，因为中央政府没钱。了解那个时候的民国的人，都知道，无论是黎元洪还是这时候的大总统徐世昌，总统干不下去了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钱。而既然是各省负责公费留学费用，人员当然是各省说了算。 关于傅斯年出国留学的故事，大多数的版本是，傅斯年参加了选拔考试，获第二名。成绩是通过了，用现在的话说，是政审出了问题。因为傅斯年这个五四运动的总指挥，《新潮》杂志的总编，这样的危险分子，怎么可以呢？如果出去了，什么时候一不高兴，在国外闹起事来，可怎么得了。说是在关键时刻，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站了出来，替傅斯年打抱不平，声言： “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 这才迫使当权者让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 这位早年毕业于北大的傅斯年的学长陈雪南(名豫)的科长，肯定在傅斯年出国留学这件事是出了力，帮了忙的。但是，话说回来，在中国的官场上，一个小小的科长，有这么大的力量吗。就算陈雪南科长，有左右山东教育厅的能量，也不行呀！ 因为，当年的官费留学考试，虽说是由山东教育厅组织，再上报北洋政府教育部复核(地方初试北京复试)，但经费乃由本省自出(所以亦称“省费留学”)，而条例的制定及名额的确定则是在省议会，均需省议会决议通过，并实行监督之。 换句话说，此事不是教育厅一家能左右得了的，省议会议员们持何态度至关重要。 而事实上，傅斯民是在省议会找过关系的，就是民国山东教育家王祝晨先生。 傅斯年怎么会找到王祝晨呢？原来此前两人就已认识。王祝晨曾当过傅斯年老家“山东省立聊城二中”的校长，还曾请傅斯年到学校做过演讲呢。 王祝晨在省立聊城二中任校长三年，使之享誉省内外，而获有“王大名士”的称号，不过傅斯年结识这位教育家则另有原因。 一九一八年初春王祝晨听说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会”，便即刻与济南省立一中校长赵同源同赴北京，访问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等人，接洽留学生事宜。 回到聊城后他便与北美长老会德牧师商定，由其于一九一九年回国休假之机，带两名聊城二中学生孙芳时和钟尔康试行自费勤工俭学，此为山东学生勤工俭学留美之肇始。 也就是在此次访问北大期间，胡适把大弟子傅斯年介绍给了他家乡的这位山东教育家。而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经闻知王祝晨的大名。原因是当时王祝晨还开创了山东民俗研究。他规定省立二中学生每年放假回家一定要做乡土调查，开学后将调查报告直接上交校长并汇报回乡心得。 王祝晨还亲自搜集了一些山东民谣，寄给北大校长蔡元培，陆续发表在《北京大学月刊》上。 一九零八年夏天傅斯年回聊城过暑假。王祝晨遂趁便请傅斯年到校给家乡的小学弟们上了“三课”(演讲)。第一课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第二课是“现时的北大”。第三课是“现实与未来”。 傅斯年这三次演讲对二中学生触动很大，在校园内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举办演讲会的热潮。 而当年的省立二中校园位于东昌府老城中心光岳楼东南侧的孙家胡同，原清末启文书院旧址，距今日的聊城傅斯年纪念馆仅一条马路之隔，这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巧合吧。 王祝晨最终因地方势力的排挤而辞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回到济南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当选议员后的王祝晨当即办成了一件大事，即一九一九年三月，他联合鞠思敏、聂湘溪、王乐平等人，在省议会上提出，增加派遣官费留学生名额的动议案并最终获得通过。 有记载，傅斯年至少给王祝晨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傅斯年报告了他在北大的历年考试成绩，第二封信详列他发表过的文章，两信都是应王祝晨的要求写的，第三封信则较短，即报告他打算何时到济南。 当年七月中旬傅斯年到达济南，同行的还有他的好友杨振声。 两人到济南找家小客栈落脚后，便立即前往南关广智院街登门拜访王祝晨。连续好几个晚上王祝晨在家中与两位后生才俊做彻夜长谈。 随后王祝晨又找来济南省立一中校长赵同源、济南省立一师校长于明信，邀请傅斯年杨振声到两校发表演讲，王陪同前往向与会者介绍二人。这显然是有意让两位“危险激烈分子”登台亮相，为之向学界友人做推介广告宣传。那么其他省议员们持何态度呢？ 殊不知，五四运动爆发，山东省议会是全国最为激烈而坚决的支持者。且不说当时罢课罢市等多次各界群众集会都是在省议会大厦举行的，且说五四的第二天省议会即致电北京政府，指斥其“愚弄国民，居心媚外”。 六月一日鉴于北洋政府有签字之趋势，议员们遂全体签名发出最后之呼吁，其致电北京政府谓：“本会用特电恳大总统，仍饬陆专使坚拒签字，保留余地，慰我国民。如竟仍不鉴纳，请即颁发明令，解散本会，以谢东人”。 而六月中旬更由秘书长王乐平等八名议员，率八十六人山东各界代表团赴京，到新华门总统府与国务院总理府请愿。经二十余天艰苦卓绝的奔走呼号，最终迫使内阁总理龚心湛做出明确答复：“政府已指示谈判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由此可见，当年山东省议会不仅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而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乃至领导作用。尽管平时派别各不相同而其言行之激烈程度，绝不亚于当时的北大学生领袖们。 其实，说不定傅斯年这个五四运动的总指挥，《新潮》杂志的总编，在山东省议会这里，不但不是劣迹，而是资本。要知道，青岛在山东，山东是这次事件直接受害者。 无论如何，傅斯年达成所愿，成为了公费留学生。 出国前，傅斯年曾回聊城老家省亲。 他登上光岳楼，并有感而发，写下了《阴历九月十五夜登东昌城》一文。其中有：“年来梦不断/醒后每追羡/梦境息息刻刻变/还记得他的景色……行止一般的年牵连/无意愿/孤伶伶的立着想/心绪结成些团团/赶紧回家……” 出门在外多时，经历纷杂，傅斯年对家乡故土是眷恋的。 第21章 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 经过了一番准备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傅斯年从北京动身去上海，准备从上海坐船去英国留学。 在求学的路上，傅斯年可谓荆棘遍布，他深知这次留学的机会有多难得，他当然特别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在行前致友人的信中表示：“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这里，一方面，他将这次留学，看做是一次浴火重生，另一方面，对这次留学寄以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留学，使自己脱胎换骨。 他在致俞平伯、顾颉刚等同学的信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这方面的愿望：“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 对西方文化的渴求，是傅斯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他要扩充自己各科知识，同时具有用西方文化陶冶自己人格与思想。 他也曾说过：“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太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这出北京的一天，虽然是出国门，但是长途的发轨自不免起了无数的感想，过去的，未来的，快意的，悲观的，对这霜雪飘零的景物，心上不免受些感动，人生的真价值于我，现在看来只是就其‘论而扩充之’，待后来充满了，作一个相当的牺牲。” 上海给傅斯年的印象不怎么样。在上海，他除了向诸位同学报告他离开北京到上海的一路观感外，着重谈了对上海的印象。他说：“在上海住的时候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也是当时中国对外的窗口，却是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状况如此，忧国忧民的傅斯年要痛哭一场了。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日，傅斯年与俞平伯辞别送行诸友，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浙江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乾元镇金火村）人，出生于江苏苏州。散文家、红学家，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父亲俞陛云为翰林院编修。俞平伯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曾参加中国革命民主同盟、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与朱自清等人创办《诗》月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俞平伯积极响应。俞平伯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提倡“诗的平民化“，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 俞平伯主要著述有《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冬夜》《古槐书屋问》《古槐梦遇》《读词偶得》《清词释》《西还》《忆》《雪朝》《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唐宋词选释》《俞平伯全集》等。 傅斯年与俞平伯既是同窗好友，又是新潮社同一战壕的战友。两人都曾经是旧派人物黄侃的得意门生，后来又都成为了新派人物胡适的高足。在众同学中，两个人关系是比较特殊的。这一次所以能结伴同行，主要还是傅斯年的缘故。 傅斯年深知出国留学的重要性，因而在赴欧之前，他多次苦劝俞平伯同自己一并前往欧洲继续学业。俞平伯在家里可谓是娇生惯养，好不容易做通了俞平伯本人的工作，家里又千方百计阻拦。最后还是傅斯年大包大揽，承诺说自己一定会照顾好这个比自己小四岁的小老弟，家里才好不容易松口。也就有了这一次的结伴同行。 俞平伯应该是自费留学，他的家境比较好。 坐着轮船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航行，开始的时候，傅斯年和俞平伯还带着巨大的好奇心，遥望苍茫的天际，观看着涛起涛落，憧憬着那个即将踏上的全新的世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可是，不久，船上生活变得单调与孤独起来，傅斯年还好，俞平伯却有些受不了了。此时的他特别思念自己的夫人。 他一路上做新旧体诗寄给夫人许宝驯，其中有两首题为《身影问答》的诗，正反映出他思念夫人之情：“身逐晓风去，影从明镜留。形影总相依，其可慰君愁。颜色信可怜，余愁未易止。昨夜人双笑，今朝独对此。 在船上，傅斯年倒并不感到太寂寞，他在给校长蔡元培的信中说：“船上的中国旅客，连平伯兄和我，共八人，也不算寂寞了。但在北大的环境住惯了的人，出来到别处，总觉得有点触目不快；所以每天总不过和平伯闲谈，看看不费力气的书就是了。在大学时还不满意，出来便又要想他，煞是可笑的事！平伯和斯年海行很好，丝毫晕船也不觉得。“ 俞平伯后来回忆说，时间一长，一种莫名的寂寞不由得弥漫周身。也许是这难耐的寂寞和相对完整的时间，他开始细读《红楼梦》，这是他13岁的时候不爱读，也没有读懂的一部书。 傅斯年在给校长蔡元培的信中，所说的不费力气的书应该就是《红楼梦》了。他二人不但都细读了，而且还细谈了。后来俞平伯在《〈红楼梦辨〉引论》中回忆道：“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但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 但无论怎么说，这次海上西行的空闲，正好给俞平伯打下了研究《红楼梦》的基础。由此还可看出，他搞上红学研究，开始就只是打发空闲，并不是当学问来研究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傅斯年与俞伯平于二月底到达了英国利物浦，次日乘车去伦敦。刚到英国两个星期，俞平伯突然不辞而别，乘船回国了。 俞平伯悄然离去，大出傅斯年意料，也大为着急，他甚至怀疑俞平伯得了精神病。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和高度责任心，他急忙从伦敦抄近道赶往法国马赛拦截。见了面一问，才知原因很简单：俞平伯过不惯羁旅异国的生活，十分想家。这次赴英，是俞平伯第一次离家远行，生活不习惯，加上性格内向，遇事不爱和人商量，更增长了思乡之情。同时俞平伯结婚没几年，夫妻二人是表兄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骤然分离，难免相思，何况在家生活一切由妻子照顾，一旦分离，自己难于料理，所以决心回国。 后来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是怎样劝阻的呢？俞平伯回国后，曾描写了当时的场景，“有两个人站在船头甲板上，絮絮地说着，带哭声地说着。‘平伯！你这样——不但对不起你的朋友，还对不起你自己！’” 直到暮年，俞氏在日记中仍满怀深情地写道：“老傅追舟马赛，垂涕而道之，执手临歧如在目前，而瞬将半个世纪，故人亦久为黄土矣。”可见傅斯年力谏的这感人一幕给俞平伯留下了极深的记忆。然而，俞平伯归国之心却终究无法扭转。 一代大师俞平伯，这段留学尚未及展开，便已匆匆收场，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有大少爷生活不能自理说，有资金困难说，有离不开媳妇之说。 所谓众说纷纭，笔者更愿意相信是后者。因为这一对夫妻的恩爱，真可谓千古佳话。 俞平伯外孙韦柰长大后，问外婆许宝驯是否真有此事，许宝驯淡然一笑：“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哪里会是为我呢？“ 许宝驯这是谦虚了，俞平伯家里很有钱，又怎会缺留学的钱。她的魅力太大，以至于俞平伯甘愿留在她的身边。 许宝驯是俞平伯的表姐，大俞平伯四岁。一九一七年，十七岁的俞平伯迎娶二十一岁的许宝驯。因为夫妻恩爱，俞平伯养成了婚后写日记的习惯，他要记录下和夫人的点点滴滴。 许宝驯喜欢唱昆曲，俞平伯爱屋及乌，也学起了唱昆曲，虽然时常跑调，仍然乐此不疲。 俞平伯从北大毕业后，在杭州师范执教，夫妻俩居住在西湖旁，听雨观云，赏月品花，诗词唱和，日子非常浪漫。 一九六九年，七十岁的俞平伯被下放农村，许宝驯是可以不用去的，她却毅然选择了和丈夫一起吃苦。 夫妻俩住在一间简陋的茅草屋，条件艰苦，有门无窗，四壁透风，门以芦席为之，且关不上。俞平伯很乐观，有许宝驯在的地方，就是家。 两人在劳动之余，一起品诗论文，清唱昆曲，还自制了简陋的棋子，没事就下下棋。 夫妻俩携手走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日子。或许这就是伴侣的意义，在你最无助的时候，有人和你并肩作战，你会更加坚强。 一九七一年，俞平伯和妻子重回北京。 一九七六年，许宝驯生病住院，俞平伯因为中风后，行动不便，不能随时去医院，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写下了二十多封信给妻子，每封信都在嘘寒问暖。 许宝驯出院后，俞平伯拖着行动不便的腿，为妻子端茶送水倒便盆，他完全不要儿女插手。 一九七七年，两人结婚六十周年。浪漫大爷俞平伯专门写下了七言长诗《重圆花烛歌》。 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许宝驯病逝，俞平伯备受打击，他在日记中写道：高龄久病，事在定中。一旦撒手，变出意外。余惊慌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次晨火葬，一切皆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 妻子去世后，俞平伯把妻子的骨灰放在卧室，就当作妻子仍然陪伴在他的身边。 第22章 就读伦敦大学学院 在英国，傅斯年先进入爱丁堡大学短暂学习了一段时间，很快转到伦敦大学学院。 爱丁堡大学简称爱大，创建于一五八三年，坐落于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爱丁堡大学是英语世界现存第六古老的大学。在学术排名上，爱丁堡大学长期位居英国乃至世界顶尖大学之列,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七所古典大学之一。 傅斯年所以进入爱大，应该是因其在欧洲启蒙时代具有相当重要的领导地位，成为了当时的启蒙中心之一，享有“北方雅典”之盛名。这一点，对于傅斯年有很强的吸引力。而傅斯年所以离开爱大打转入伦敦大学学院，则是为了师从查尔斯?爱德华?斯皮尔曼（charlesedwardspearman）教授，学习和研究实验心理学。 伦敦大学学院，一八二六年创立于英国伦敦，是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为伦敦大学联盟的创校学院、罗素大学集团和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创始成员，被誉为金三角名校和“g5超级精英大学”之一。 查尔斯?爱德华?斯皮尔曼（charlesedwardspearman）英国理论和实验心理学家，一八六三年九月十日生于伦敦，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卒于伦敦。他大器晚成，一九零六年在德国莱比锡获博士学位，时年四十三岁。回国后，一九一一年任伦敦大学心理学、逻辑学教授。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任英国心理学会主.席，一九二四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作为实验心理学的先驱，斯皮尔曼对心理统计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对相关系数概念进行了延伸，导出了等级相关的计算方法。他还创立因素分析的方法，这是他学术上最伟大的成就。 他还将之与智力研究相结合，从而于一九零四年提出智力结构的“二因素说”，即‘g’因素（一般因素）和‘s’因素（特殊因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皮尔曼的名字几乎成了‘g’因素或‘s因素’的代名词。按斯皮尔曼的解释，人的普通能力系得自先天遗传，主要表现在一般性生活活动上，从而显示个人能力的高低。s因素代表的特殊能力，只与少数生活活动有关，是个人在某方面表现的异于别人的能力。 他反对联想理论，著有《智力的性质和认知的原理》、《人的能力》、《创造的心》等。 实验心理学是以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规律的学科。傅斯年为什么会选择实验心理学呢？ 几千年来，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程朱理学，中国的传统教育对人的行为要求，都是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想当然的道德戒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的行为，人的心理，是从来没有过的。 傅斯年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的整体素质决定社会的质量，改造社会首先要从改造个人开始。而要改造人，就需要科学的研究人的心理，人的行为。 对于到国外留学的人，首要的任务就是拿学位，但傅斯年可不是。比如他想师从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斯皮尔曼读心理学博士，斯皮尔曼却要他从本科一年级读起，他没半点犹豫。因为在他看来，拿不拿学位并不重要，关键是学到真才实学。 傅斯年刚到英国，他就在北京《晨报》每天连载《英伦游记》、《留学英国最先要知道的事》之类的文章，俨然成为留学英国通。 傅斯年在伦敦时，住在泰晤士河南岸。住所墙上挂的是他心目中三位英国文化英雄的肖像：萧伯纳、达尔文、密勒。在伦敦时，他曾帮助作家威尔士写《世界史纲》的中国部分。平日里爱看歌剧，喜读小说。 关于在伦敦大学初期的学习情况，傅斯年1920年8月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有所叙述： 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college（大学学院）听讲一学期，现在已入暑假，以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倒也有趣..我的本意，想入理科第一学年，spearman（史培曼）不劝我这样，所以现在一面做post-graduatework（研究生功课），一面再于under-graduate（大学本科）之科目中选些听讲。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此后学心理学大约偏重于biological（生物学的）一派与讲freudianpsycho-an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一派。下学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斯年此中对于求学计划比前所定又稍有变更。总之，年限增长，范围缩小，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一来读书之性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二来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觉得自惭了；三来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四来近来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外向）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内向）之趋势大增，在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 傅斯年除努力学习实验心理学和选修自然科学的课程外，对英国的文学、史学、政治学等也有兴趣，因而进行了广泛的涉猎。 在努力学习学术文化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学习与社会政治有关的知识。英国是自由主义重要发源地，傅斯年在这里生活三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进一步受到了自由主义的熏陶。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形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十九世纪逐步成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在西方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一直在发展变化。一般认为，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是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是所谓的“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也称为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内容相当丰富，并且在发展中出现许多变体，然而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所总结，自由主义流派变体虽多，但具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础，他总结说：“自由主义传统中各种变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关于人与社会的确定观念具有独特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包括如下几个要素：它是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因为它主张个人对于任何社会集体之要求的道德优先性；它是平等主义的(egalitarian)，因为它赋予所有人以同样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它是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t)，因为它肯定人类种属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殊的历史联合体与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义；它是社会向善论(meliorist)，因为它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纠正和改善的。正是这一关于人与社会的观念赋予自由主义以一种确定的统一性。” 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的蓬勃发展，不仅逐步占据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也传播到了东方，大致在二十世纪初开始进入中国，以后在中国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的标志，一般追溯到严复翻译自由主义的名著，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的阐释。其主要作品《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都带有自由主义色彩。考察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只是先声和初试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进入高潮。原因有二：一是辛亥革命以后，中西文化交流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二是一大批留学欧美，经历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他们多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工作，利用各种方式宣传自由主义思潮。 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思想，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落实到教育实践之中，又聘请一批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任教，并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革命的《新青年》搬到北京。这期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留学归国，任教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为自由主义思潮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基地。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是自由主义在北大迅速传播的时期。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新文化运动，将其培养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知识分子的导师是胡适。胡适与傅斯年就自由主义思想而言，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可以说，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受胡适的影响，但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发展。傅斯年曾自述他与胡适思想的联系与区别，他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 胡适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压抑个性，摧折个性。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对专制社会摧折个性进行了分析和抨击，说： “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就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胡适把专制社会摧折归于道德的范畴，因此他对专制的摧折个性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而要青年人反对专制社会的道德束缚，发展个人的个性。 他强调，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很显然，胡适在批判专制社会摧折个性的同时，努力要求青年人接受自由主义，发展自己的独立人格。 他曾比喻说：“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国家社会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傅斯年的个性解放主张虽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与胡适相呼应，但思想与态度更为积极、激烈，尤其留学英国期间。在要求独立发展个性、养成自由独立人格的同时，他提出要“无中生有的造社会”，其用自由主义改造社会的思想进一步明晰化。 第23章 傅斯年与刘半农 傅斯年出国留学之前，应该是和刘半农有过约定，两个人要在伦敦见。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出生于江苏江阴城内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聪慧过人，6岁能作对联、咏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成绩优异。 清宣统三年（1911年）应聘回母校翰墨林小学任教，并与吴研因等编辑《江阴杂志》。辛亥革命中，赴清江参加革命军，任文牍。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因不满军队内部的混乱而返乡。同年三月，刘半农与其弟刘天华至上海谋生，在开明剧社任编辑。 民国二年（1913年）春，在中华书局任编译员。他勤奋写作，先后在《时事新报》《小说界》等刊物发表四十多篇他翻译和创作的小说，介绍安徒生、小仲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的作品。 民国六年（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章，对文学革命从形式到内容都提出深刻见解。同年夏，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破格聘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 刘半农虽然在文学革命中也是一员干将，在新诗、小说、杂文、翻译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但他并不满足。 在他的心底深处，总有些自卑。他没上过大学，没有留学经历，更没有博士头衔，总觉得因此而遭人轻视。 和胡适相比，他更加心理不平衡。他与胡适同岁，同时进北京大学，胡适被人前呼后拥，风光无限，这对他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刺激。 一般来说，这自卑的人，都很敏感。比如，他自认为自己很能写，写出的东西也不错，但有好几篇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没被采用。这时候的他，一般不会在自己的文章上找原因，也不会去考虑每期杂志对稿件内容的特殊需求，常常是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是人微而言轻，因为资历而被排斥。 确实有人说刘半农的文章有些“浅”，因为对此鲁迅曾为其鸣不平，并对他的“浅”给予了诗意般的肯定： “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只不过，鲁迅的这番话是后来说的，在当时，刘半农听到有人说他文章有些“浅”时，是很伤他的自尊的。 而实事求是地说，刘半农的文章中，时常确带有些“上海小报记者的某些轻薄气”。 胡适其实对刘半农并无恶意，也无恶感，这可以从他们后来的通信中看出来。而有留学经历，有外国文化背景的胡适，和高中都没毕业的刘半农相比，见识上肯定会有很大差异的。而胡适是个严肃且严谨的学者，对刘半农的文章中时常带有的，“上海小报记者的某些轻薄气”，肯定也是不能苟同的。由此，两个人在某些见解上有分歧，这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刘半农却常因此而产生不必要的联想，总是把原因归结到自己的出身上。 总之，有一段长时间了，刘半农一直憋着一口气，发誓出国留学，挣个博士学位，去堵堵别人的嘴。 一九二零年二月，在傅斯年从北京动身两个月以后，刘半农终于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随即携妻女到了英国，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学实验语音学。。 在北京，两个人说在“伦敦见”时，或许都觉得是随便说说而已，出国留学那么容易吗？现在，真没想到这一语成真。 他乡遇故友，昔日同一文化阵营的战友，现在成了同一学校的同学，两个人过去关系就不错，现在这关系可是要更进一步了。 后来，陆陆续续又有罗家伦、毛子水、徐志摩等人也来英国留学，这些意气相投的人，自然组成一个留学生群体。 开始，大家经费不十分紧张，常在一块吃饭、聊天，刘半农虽然带家，但也经常参加。倘国内有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友人到了英国，他们便要聚在一起，当起东道主，或请吃饭，或陪同游览。 一九二一年蔡元培到欧洲考察，来到英国后，这些人更是全程接待。傅斯年和刘半农还一起陪同蔡元培，参观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 此前，傅斯年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也特意写上:“半农先生在伦敦，常相见。均好。” 傅斯年和刘半农同在伦敦大学学院就读，两人所学专业不同，志趣也有很大的不同。 傅斯年涉猎甚广，对心理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都有很浓的兴趣，也都下过工夫。他刻苦学习，意在用西方科学知识和理论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境界。 刘半农留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拿到博士学位，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学业上的刻苦努力。他的兴趣也很广泛，且在很多方面都有天赋，但最感兴趣的是语言学。 他有学习语言的天赋——精细的耳朵，对声音的敏感，也有积累——他在北大曾讲授音韵学、文字学。到英国之后，他泡在伦敦大学语音室里，刻苦努力。一年后又到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事研究，借助先进的实验条件和研究方法，很快就进入佳境，开始撰写汉语四声方面的著作。 傅斯年对刘半农的研究表示了很大兴趣和有力支持，并且贡献了不少意见。 本来，傅斯年对于语言学就有很多思考，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成立学术机构，无论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还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把历史和语言绑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语言学的兴趣和见解。 对此，刘半农感受很深，他常和傅斯年讨论他的研究课题，有进展收获就说给傅斯年听，请傅斯年分享和评论，有困惑疑难找傅斯年讨论解决。 在好朋友面前，傅斯年不客气，不藏掖，十分坦率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有些意见给刘半农以启迪，启发了他的思考，助他进入一个新的境域。有些见解与刘半农的研究思路相左，于是他们便辩论、争吵。 傅斯年和刘半农都是直性子，都是性情中人，信口直言，毫无隐饰，情感丰富，易于冲动，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傅斯年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有时争得太激烈，两个人都想说服对方，又都说服不了对方，暴躁起来的傅斯年，常常挥拳动粗。 刘半农虽是江南才子，但性格上更有北方人的豪爽。鲁迅曾说他“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 当傅斯年的拳头打过来后，刘半农也挥拳相迎，于是从语音比高低演变成比谁的拳头硬。只是，打过之后，谁也不计较对方，很快就和好如初，更加珍惜相处的情谊。 刘半农去世后，傅斯年曾深情地回忆他们同学共读的经历，具体情形虽细述不多，但打架的事却特别提及。很明显，这打架给他留下的不是交恶，而是美好的回忆。 刘半农留学期间著有《四声实验录》，完成于一九二三年，此时他已经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研究。他特意跑到伦敦，请傅斯年给他作序。 按照傅斯年的说法，刘半农的著作是专门名家的书，请他这个外行人作序，有些不妥。而且他年龄比刘半农小，资历比刘半农浅，一再推辞。 刘半农却不以为然，一再坚持，常常催促。因为他们常在一起交流，刘知道傅斯年既不像他说的外行，也曾经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只有他清楚著作的成书情况及其意义。 傅斯年推辞不过，只得依从。他集中精力写了一篇较长的序文，洋洋洒洒，将刘著的特色、价值、贡献、研究方法、学术地位等给予全面评价。 他写道:刘先生是位以言语学专门的人，于左文右史的忙劳中，抓定语音学，于语音学中，急于见鼓上出图的符验；这样的择路何等扼要，这样的选术何等迫切；但刘先生仍不舍推测故训的大本营；这样对付的法子，恰合这件学问在现在所处的地位和性质。 他结合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评价刘半农研究的途径，所下的工夫，说“以我所见，此时在国外的人，囫囵去接一种科学的多，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这样情形，不特于自己的造诣上不便，就是以这法子去读书，也收效少的。” “半农先生去中国后第一种贡献不是个泛论，不是个汇编，而是一个问题的搜求，他作学问的路走得何等明白。” 谈到《四声实验录》的价值，傅斯年说，四声是汉语中的普遍现象，也是汉语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刘半农就这大问题进行实验、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刘却说“这是个局于一方的小问题”，这种“太自逊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他说刘半农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部著作算是“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有许多“引人惊异”的地方。他说他相信，“这问题是极提醒人的问题，这方法是极刺激人的方法”，他开了这个问题研究的“端源”，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从事这种实验和研究。 刘半农没找错人，傅斯年所做的是非常内行的评价。 民国十年（1921年）刘半农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并在法兰西学院听讲，攻实验语音学。 民国十四年（1925年）刘半农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的中国人。同年秋，刘半农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刘半农为完成《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和《中国方言地图》的编写，冒着酷暑沿平绥铁路深入绥远、内蒙一带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回归热”病，七月十四日在北平逝世，年仅四十四岁。 第24章 广泛涉猎 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了三年多后，傅斯年基本完成了了实验心理学的学业。一方面，傅斯年虽然对自己的今后还没有明确的打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想成为研究实验心理学的专家。另外，也不想花费精力，去搞什么实验心理学的学位。他学实验心理学只是想掌握一门技能，现在，在他看来，目标已经达成。 他的时间很宝贵，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也就是说，是到了和伦敦大学学院说再见的时候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傅斯年离开英国来到德国，进入柏林大学学习。 柏林大学，创办于一八一零年，前身是柏林大学，位于德国首都柏林，是一所公立综合类研究型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最高学府和世界学术中心。柏林大学是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也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德国精英大学成员。 柏林大学历史上曾产生五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奖者。爱因斯坦、普朗克、黑格尔、马克斯?冯?劳厄、玻恩、亥姆霍兹、赫兹、哈伯、薛定谔、韦伯、格林、叔本华、谢林、海涅、魏格纳等一大批学界大师都曾在该校学习任教。 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将科学研究和教学相融合的新式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 柏林大学在人文学科领域有着顶尖的声誉和强大的科研实力，其文学、神经科学、哲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均在世界享有盛誉，各学科均排名世界前列，洪堡大学的法学院是最优秀的法学院之一。 傅斯年进入柏林大学自然是慕名而来，但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其一是受柏林大学里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即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 物理学方面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 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 其二是受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其中许多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 傅斯年赴欧洲留学前，在文史领域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留学期间，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主修了实验心理学，选修了物理、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傅斯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专心选学了“相对论”“比较语言学”的课程，又利用余暇研究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等现代物理学理论著作，还深入研读了兰克学派的历史语言考据学著作。也选学了地质学、经济学等课程。 傅斯年为什么留学期间广泛涉猎，不专重一个方面呢？有人做了如下分析： 其一，时代的责任感。傅斯年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推翻中国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改革中国政治，完善社会制度，把中国建成独立、富强的国家。 为此他们必须吸收各国文化的精华，学习各种进步的知识，从整体上了解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 同时，他们到西方后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也促使他们深入了解各国的基本情况。他们到达的欧美各国，正好是一战后的恢复时期，不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组织和领导人们采取有力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 虽然各国政治制度不同，但在领导国家建设、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学术研究、发展新兴学科等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 这批出国留学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出国前了解的中国社会与此大不相同，他们所目睹的中国现实是：国家各级政权都已腐败到极点，统治者抱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僵尸不放，极力维持统治者特权，不思改革。各路军阀相互厮杀，争权夺利，为建立各人的独裁统治而不择手段。国家四分五裂，濒临危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两相比较，自然促使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以寻求医国救民的途径。 正如当时人的评论：这段期间在欧陆负笈求学的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欧洲在一次大战过后的满目疮痍，以及战后各国的整建与复原所做的努力，再想起远在万里以外的苦难祖国，正遭逢国内外变局的摧残！因此而激起了一股豪气干云的情操。要“究天人之际”，要“通古今之变”，要救民于水火。 当时，在欧洲的学子们，包括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赵元任等，这些人日后学成归来，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现代史里具有举足轻重力量的“秀异分子”。他们后来的成就，和他们这时候的勤奋攻读，兼收并蓄是分不开的。 其二，对知识的渴求。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往往有这样一种状况，人的知识如同画圆，个人是圆心，圆是知识面，圆画得越大，它的内涵和外延面积越大。人的知识面越宽，对知识的兴趣就越浓，对知识的追求越热烈。 人生有涯，知识无涯。因此，追求知识的人毕生在追求，傅斯年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在国内对许多学科领域已有所了解，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已有相当深厚的功底，他希望再用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自己。 在大学时期，他已开始阅读外文原版著作，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对西方各类学科的知识还只是初步的了解。到了西方以后，开了眼界，许多知识都急需充实，在国内所获得的知识也需要验证。更为重要的是，他需要在学习各种知识时，触类旁通，通博结合，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傅斯年的同学好友罗家伦对傅斯年知之甚深。他曾分析傅斯年对知识追求的心理，言道： “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东的官费，前往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孟真为了要治实验学，进而治物理化学和高深的数学。他对于数学的兴趣比较浓，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喜欢看逻辑的书，研究皮尔生的《科学规律》（karl.pearson.的.grammar.of.science）和或然律w.of.probability)。后来像金斯（cj.m.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on.probability”)一类的书，都是他很欣赏的。所以可以说，孟真深通科学方法.论。当然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兴趣决不会限于一方面。他对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的书籍不但能看，而且能体会。….…还有一种，这群人的学术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帮助了解当时那种旁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之言’。这种主张里，不无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无可嘉之处。” 傅斯年在留学过程中，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主要表现是不拘一格，博采并蓄。这或许是人们求学的一种规律，人的知识积累经常如此，在某种学科知识达到一定程度，需要联系相关学科，便立即进行学习和研究，对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都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以便收到触类旁通，互相引发的效果，在旁征博采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后来许多对傅斯年有所了解的人，无不佩服他知识的广博，这与他早年的刻苦求学有密切关系。如他的老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说他：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史都有彻底的认识。程沧波评论他：“孟真的智慧学识，是值得骄傲的，他真够得上说‘学者根底’，什么问题和他一谈，他可以从根源谈起。关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他够得上‘博大精深’。他的治学方法，集会了中国经史和西洋的科学方法”。 当然，这为一家之说。 第25章 傅斯年和陈寅恪 有人认为，傅斯年在留学期间，这样的如饥似渴的求博，是受到他的同学和朋友们的影响，特别是德国柏林大学期间。 陈寅恪、俞大维早在傅斯年之前，就已进入柏林大学读书了。傅斯年进入柏林大学不久，何思源、毛子水、罗家伦等人也相继来到了柏林大学。 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einacluster）。一八九零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 在二十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以上的这些人无疑都是其中响当当的存在。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柏林洪堡大学见证了这些学子们是怎样刻苦努力，互相砥砺。 在这些人中，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当属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原籍江西省修水县，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则为其兄弟们的辈份。他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和傅斯年一样，也出身于世代书香世家。其祖父陈宝箴，清末官至湖南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推行新政，被慈禧太后革职。父亲陈三立，晚年号散原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为晚清著名诗人。 陈寅恪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六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识字，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和诸子之学。 俞大维回忆说：“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由此可知陈寅恪幼年读书的勤奋和国学功底的深厚。 陈寅恪从十三岁开始随从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去日本留学，后来一度回国，进一步广泛涉猎中国传统书籍。 其侄陈封怀回忆说：“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陈寅恪）在他十几岁时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陈寅恪自己也说：“因髫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 傅斯年到柏林洪堡大学时，以前在北大的同学、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也在柏林就读。傅斯年应该是通过陈登恪结识陈寅恪的。 由此便开始了这两个人，传奇一般的友谊。 在柏林的岁月，二人的友谊，多体现在学术旨趣，以及陈寅恪对傅斯年治学方向的影响上。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回忆说：“我们一九二四年五月离美（到了柏林），会见了一大些旧识新知，最近的就是寅恪和孟真。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么。” 陈寅恪和傅斯年二人的柏林岁月，也许是可以天天见面，且把精力用在了读书上，两人留下的书信文字很少，但将近三年的时光，或主观或客观两个人产生了相同的学术兴趣，这也奠定二人未来二十年友谊的基础。 同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罗家伦回忆说：“当时中国留学生读书的普遍趋向、治学风气大都是先博后专，求知欲极其旺盛，又各怀学术创获的雄心壮志。朋友中陈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溯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从保留下来的六十四本之多的陈寅恪学习笔记看，当时除梵文和巴利文外，陈寅恪还学习过藏文、蒙文、满文、突厥文、回吃文、朝鲜文、印地文、俄文、波斯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至于陈寅恪一生究竟懂多少种文字，当时学术界中人和日后的研究者皆无定论，据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王永兴说，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 另据陈寅恪的再传弟子、台湾学者陈哲三云：“陈寅恪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字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 面对诸种说法，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后来较为谦虚、平和地对外宣称：“一般说来，他能读懂十四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三十六岁以前取得的。” 求学时代的陈寅恪曾自言：“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这是他的志向，也是实至名归的一种境界。 第一个说陈寅恪“三百年第一人”的人是傅斯年，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而在傅斯年之前，虽有人也承认陈寅恪，但更多的人是不服的，比如陈寅恪刚到清华教书，许多人对这样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非常不屑，但一个人说了一句话立马就让所有人闭嘴，这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到了抗战时，对谁都不服，甚至踹过蒋介石的狂人刘文典说：“说西南联大只有两个半教授，陈寅恪排第一。” 但就是这样一个让当时的大师们都推崇备至的陈寅恪，却连个文凭都没有。陈寅恪到过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许多国家留学，和傅斯年一样，都没有获得过一个博士甚至硕士学位，哪怕是名誉上的。 陈寅恪后来回国能到清华教书，纸面上条件是不达标的，是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开了后门才进去的。 陈寅恪为何对文凭不上心，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讲，他当时问了叔叔：“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 陈寅恪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自己从二十岁到德国，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已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至于有没有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 自转到德国求学后，傅斯年在史学观点上的表露开始显现，对科学、史学以及治史方法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思考。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受陈寅恪的影响。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相处，很明显对傅斯年的治学方向造成某种改变。傅斯年到英国时的兴趣是实验心理学及弗洛伊德的学说，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及量子力学。不过，在柏林的最后一两年，人们发现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比较语言学方面。从傅、陈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一些相仿之处。 在傅斯年的遗物中有一藏文笔记本，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授课教授相同，足见他们可能上过同一教师的课程。陈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师吕德斯（luders），而在傅斯年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中，也记载着上课但未正式获得学分的课程有吕德斯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笔记中有两件记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东方学的目录，而陈寅恪初到清华所授的课便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 当时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他受陈寅恪影响而注意比较语言学。毛子水认为，陈寅恪应该是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有过影响，使他转而重视比较语言学。从傅斯年藏书扉页所记的购书年代可以判断，他当时开始大量购买这一方面的书籍。 当时两人的相得之情，或许可以在一九二七年陈寅恪的一首赠傅斯年的诗中看出：“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今年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从这一首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对傅斯年想将“东方学的传统”从柏林、巴黎等地移回北京，并在中国建立新学术的宏愿是相当欣赏、支持的。在陈寅恪的诗中并不轻易用“天下英雄独使君”那样的形容词，这显示了他对傅斯年一番事业有怎样的期待。 第26章 傅斯年和俞大维 在同学和朋友中，对傅斯年影响较大的还有俞大维。 一九九九年，在表彰“两弹一星”的二十三位科学家时，钱学森有个引人瞩目发言： “今天受奖者大都是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科学家，有三位先贤前辈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最感恩与怀念者，由于他们三位的远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宽宏胸襟，才有今日的丰硕的成就呈显在国人面前。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 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九九，整整半个世纪，俞大维——这个在海峡这边，曾被刻意隐藏了五十年的名字，终于在官方场合被重新提及。 能够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或许这仅仅是开始，也毕竟是了不起的进步。我们常把实事求是挂在嘴上，当然，挂在嘴上是很容易的，但做起来，是很难的。我们常说，这个自信，那个自信，如果不能实事求是的正视历史，谈何自信呀! 俞大维(1897~1993)，绍兴人。也是出身于书香世家。其伯父俞明震，清代进士，翰林院学士。其父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总办。其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 俞大维五岁就开始读《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礼记》等，并同时学习英文。他在《公羊传》上下的功夫最深，在阅读不久后即能背诵。也正是这部经典，将他本就聪颖的脑袋磨砺得像剃刀一样锐利，为他以后的求学和从政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复旦大学附中毕业后，就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保送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后赴德国深造。 是知名的弹道学专家。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少将参事、参谋本部主任秘书、驻德大使馆商务专员、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等职。 一九四六年前后，在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翻译联络，是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参加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 去台湾后，先后任“驻美大使馆”顾问、防务部门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政策顾问、资政。他主张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认为“一.中.一.台”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去世前皈依佛门，法名净维。 一九二七年浙江省长陈仪派葛敬恩和蒋介石联系，参加国民革命军。事机不密为当时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所知，派朱梅村包围梅花碑浙江省长公署，将陈仪押送南京。后经人说项，总算无事。 孙传芳失败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陈仪于一九二八年派他到德国考察军事，实际上是向德国的兵工厂洽购军火。因为陈仪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以后，又就读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是正规的军事学校出身，对军械方面是比较在行的。 陈仪不谙德文，对德国兵工制造情况也不甚了解，所以在出国以前，向各方探询我国旅德人士中是否有熟悉德国兵工制造方面的人员，以便到德国后作为一个咨询的对象。 这时候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是谭延闿，谭是湖南人，他的父亲谭钟麟也当过清朝巡抚，和俞家是世交。 这时谭延闿的儿子谭伯羽也在德国柏林读书，陈仪临行的时候，谭延闿写了封信托陈仪带交谭伯羽。 陈仪到了德国柏林以后，找到了谭伯羽交给他父亲的信札，同时问他有无懂得兵工制造的人才，谭伯羽就把俞大维介绍给陈仪。 陈仪在俞大维的协助下，经过几度的参观和研究讨论，和德国的军火商人签订了几宗军火交易。依照国外军火商人的规矩，凡是购买军火的都有百分之五的“回扣”。中国从清末的李鸿章开始，也都收受回扣。 陈仪平生以廉洁自持，当时他拒绝收受回扣。可是俞大维却向陈仪建议：如果拒绝“回扣”，白白便宜了德国的军火商人，不如收了“回扣”，上交国家，这样于个人的清廉操守无损，而国家也有实利可得。 结果陈仪采纳了俞大维的建议。陈仪回国后就把这项回扣上交，很为蒋介石嘉许，任命陈仪为军政部常务次长。这时候军政部长是冯玉祥。 俞大维于一九三二年回国，初时任国民政府参谋部主任秘书。这时陈仪是以军政部常务次长兼任兵工署署长，他赏识俞大维的才干，又是弹道学专家，所以向蒋介石保荐。在一九三三年俞大维就出任兵工署署长。 俞大维担任兵工署署长十二年之久，在他任内对所属兵工厂竭力整顿，如购置新式机器，调整人事，改进沈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等，都是为当时所称道的。 谈及这十二年的兵工署署长生涯，俞大维自己开玩笑说他是在“打铁”。八年抗战，俞大维最为自豪的，是军火供应基本充足，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当然，这是指轻武器的弹药，那时的中国不能生产重武器。 抗战期间，他还亲自到重庆的兵工学校讲授弹道学，每三个月必定率有关人员至靶场验查武器性能。 一九四六年五月，俞大维接任“交通部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淮海战役中（台方称为徐蚌会战），一次，俞大维奉命向徐州、蚌埠一带的军队空投粮食。 下午时分，蒋介石来电询问，粮食是否投到？ 俞答：投到了。蒋追问：你怎么肯定投到了？又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俞大维补充：是我亲自坐运输机去空投的。 在俞大维看来，前方战士在天寒地冻又严重缺粮的困境中，决不能敷衍了事。因此，部长本人，亲自出马。 俞大维的回答，让蒋深感宽慰，也对俞大维越发信任。 一九五四年，蒋介石任命俞大维为国防部长。军队都讲究出身，黄埔系排头名，保定军校也尾随其后。而俞大维既非国民党员，又不是根正苗红的黄埔系，当上国防部长，实在罕见。 在其位，谋其政，俞大维上任的第一天，讲了五分钟的话，就搭乘军舰，到金门、马祖、大陈巡视。在职期间，俞部长去大陈、马祖、金门各岛一百三十余多次，平均每两周去一次，人称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在金门。 俞大维的信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能去的地方，怎么能派自己的部下去呢？一次为上高登岛，他被吊车吊上悬崖峭壁。 作为部长，他的目标就是：最精良的部队在前线，最新的装备在前线，最好的医生在前线。他目睹战壕积水，士兵受潮湿之苦。就把市场上合用木板买光，连夜运阵地，在壕底铺上木板。 俞大维深知，作为前方将士，生命随时终结，于是，他的信念是：一切享受归前线。因此，电唱机、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沙发等，源源运往前线。士兵希望有香烟，他就为他们争取到每人每个月五包免费香烟。 俞大维与陈寅恪是姻亲，俞大维的姑母俞明诗是陈寅恪的母亲，其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妹妹，两人的父祖都是好友，所以俞大维在谈陈寅恪时，说他们是三代世交、两代姻亲、七年同学。他们曾在美国共同留学三年，又在柏林大学同学四年。 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后来与傅斯年结为伉俪。他们在柏林大学期间关系很密切，在学业上互相砥砺又互相佩服。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期间，也是兼收并蓄，广泛涉猎、求博求通。 罗家伦回忆说：“俞大维则天才横溢，触手成春；他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的研究（即希腊、罗马学术思想的典籍所谓lissucal.studies）；从历史、法理、到音乐，再从音乐到开枪放炮的弹道学，和再进而研究战略战术。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国大哲学家莱白尼兹(leibnitz)是不见得十分冤他的。” 据说俞大维原先也侧重学习文史，自从与傅斯年交往，深感功底不如傅斯年，才改学了自然科学。他曾对别人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弃文学理，最后成为著名的弹道专家。 据后人记载，多少年来，在美国一个权威的数学刊物上只发表过两篇中国人写的论文，其中第一篇便是俞大维的，另一篇是多年以后华罗庚的。可见俞大维的学术研究也有独到之处。 傅斯年对俞大维也很佩服。傅斯年到德国柏林大学不久，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同学好友毛子水也到德国留学，见面后傅斯年向他介绍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情况时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说明他对俞大维是十分推重的。 、 第27章 相互砥砺 除了陈寅恪和俞大维外，在留德学生中，如果还有对傅斯年影响较大的人的话，这个人就是何思源。 何思源（1896年-1982年4月28日），山东菏泽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祖上曾出过多位进士，先祖何尔健是明万历己丑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何应瑞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何觐是康熙七年的进士。到了何思源父亲一代，家道中落，但仍书香不绝。 何思源与傅斯年同岁，与傅斯年同样出身于破落的书香家庭。靠自己努力和师友的经济资助，一九一五年考入北大预科，学习哲学，一九一八年升入文科哲学门。傅斯年等人组织新潮社，何思源亦是重要成员。 何思源与傅斯年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二人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志趣相同，关系十分密切。 一九一九年，两人同时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何思源赴美国，先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又选修了天文学等课程，获哲学硕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一九二一年冬华盛顿会议开幕，中国人民要求大会讨论山东问题。何思源作为中国留美学生代表成员，会见中国出席会议代表，要求据理力争。会议期间，何撰写《华盛顿会议中山东问题之经过》一文，寄回国内《东方杂志》发表。 一九二二年秋，何思源去欧洲。次年，入柏林大学研究经济。一九二四年到巴黎。 一九二六年何思源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经校长戴季陶介绍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六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 一九二八年五月，他随北伐军进入济南。同年六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成立后，他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一干就是十四年。在他长期主持山东教育工作期间，任用之人，多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留美出身的有才之士，使山东教育界汇聚了不少人才。奉系军阀张宗昌败逃，随之省立山东大学也即停办。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报请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拟在省立山东大学基础上，于济南重新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成立由何思源任主任的十一人筹备委员会。 当时因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日军拒不撤兵，筹备工作无法进行。 一九二九年春，中日就济南问题达成协议，日军撤走，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回济南。此间南京政府教育部对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进行调整，由何思源、王近信、赵畸、彭百川、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袁家普、蔡元培九人组成筹备委员会，仍由何思源为筹委会主任。 后来，考虑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四省通衢，兵家必争。而青岛地处海陲，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且“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很多人提议将山东大学校址设在青岛。 在何思源主持下，筹备委员会采纳了这个意见，遂报请教育部批准，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重新组建，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舍，校名称国立青岛大学。 抗日战争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因为擅自撤退被枪毙后，何思源担负起鲁北行署主任和游击指挥的重担。何思源在鲁北举办抗日骨干培训班，收编绿林好汉，建立自己的武装。由于何思源积极抗日顺乎民意，队伍迅速发展，很快组成五个旅，十个团，二十多个县大队，建立了强有力的敌后抗日武装。 何思源率领抗日武装，以“今天打不着敌人明天打；正面打不着敌人侧面打；白天打不着敌人夜里打”的灵活战法转战鲁北平原，令日寇疲于应付，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政治经济封锁，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在鲁北，人们对何思源充满爱戴和尊敬。“老厅长”三个字成为人们对何思源的专称，妇孺皆知。爱屋及乌，凡是何思源手下省教育厅的人，即使是在土匪、伪军占领的地区也可以通行无阻。日本人则恨透了何思源，曾动员山东、河北兵力几千人，几百辆汽车，分几路大举扫荡鲁北。所有日军都带着何思源的照片，恨不能很快抓住何思源，将他处死。但是处处有中国人，处处是中国心。日本人有时与何思源当面走过，也没能认出他，抓住他。几年里，何思源带领游击队东奔西跑，转战鲁北平原，经历了日寇的讨伐、扫荡、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在山东人民的保护下他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个影响很大的人质事件，就发生在何思源身上。 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是法国人，育有四个子女。抗战期间为支持何思源抗日，深明大义的何夫人独自带孩子住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 一九四二年，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抓不住何思源，竟通过意大利租界劫持何夫人和孩子做人质。这时，最小的女儿何鲁美才六岁，最大的儿子何理路也才只有十二岁。他们威胁何思源：如肯投降，南京的部长、山东的省长任他选，否则就处死他的全家。更为毒辣的是他们扬言要派军队包围何思源的驻地，把他的妻儿绑赴进攻的日军之前。 得知日本人掳走妻子儿女后，何思源心急如焚、悲愤莫名。但是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绝不向敌人示弱。他所掌握的知识使他异常准确地判断：此事虽是日本人所为，但意大利也参与其事。 而何宜文是法国人，法国政府决不会袖手旁观，这就牵涉到中、日、意、法四国，况且国际公法有禁止用妇女、儿童作人质的规定。知识就是智慧，他决定：此事得闹大，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形成国际纠纷，让日本人有所顾忌，才不敢轻易地下毒手。 何思源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留给夫人何宜文的，一封是给鲁北地方武装将领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决不屈服，抗日到底的决心。目的是表明态度稳住军心民心。 然后，他一面电告国民政府，要求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抗议意大利政府为虎作伥，把自己租界中的良民引渡给别国政府。一面派得力的人士分赴天津、北平、南京、重庆等地积极活动，向报馆、教会、团体、学校、慈善机构及各国领事揭露此事，广造舆论。指斥日军不顾国际公约，在战争中以妇女儿童作人质的暴行，严正声明意大利租界当局参与了这一暴行，负有严重责任。何思源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鲁北各地的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都逮捕，集中在一个秘密地点软禁起来。他提出如果自己的家属被害，所扣押的意大利人也将没有人身安全保障。 他的行动很快就见效了，在天津的意大利教会曾受过何思源的帮助，他们首先埋怨意租界当局不该为虎作伥帮助日本人抓何夫人和孩子。南京方面的意大利大使也着了慌，怕何思源真地蛮干，立即去找日军总司令。有些大汉奸也批评日本人：“这一手太不高明！”重庆方面指定外交部的王宠惠与法国政府、意大利政府商量，由意大利政府出面要回人质。 日本侵略者人质在手，一面用飞机散发劝降何思源的传单，妄图涣散瓦解鲁北军民的抗日决心。一面派人送劝降信给何思源，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一身戎装的日本宪兵队长小林爱男站在柔弱的何夫人和幼小的孩子们身后，犹如豺狼炫耀到手的羔羊。 何思源没有拆信看，在一次为抗日阵亡的张营长举行追悼的大会上，他当着全体军民面把日军的来信举给大家看，他说：“日本鬼子想让我去当他们的省长、部长，是瞎了眼！真无耻！这封信我没拆，更不屑看。”说着就当众把信给撕得粉碎。 他接着说：“大家放心，日本鬼子动不了我一根毫毛，我的家眷是日本鬼子从意大利租界抓走的，我向意大利要人！我们坚决抗战到底，如果有人胡说八道，就以汉奸治罪！”最后何思源坚定地说：“他们还送来一张照片，我留下作证，将来拿住日本宪兵，好对照治罪。”。 何思源在鲁北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但地方武装服从他，人民群众拥护他，就连伪军都暗中为他工作。日本鬼子把何夫人和孩子们押到山东交一个姓丁的伪军头目负责看守。姓丁的伪军一面想方设法为何夫人和孩子们改善条件，一面随时向何思源汇报。何思源通过这个伪军，让自己的老勤务兵张宪武装成伪军前去照顾何宜文母子的生活。一次日军以何夫人为饵，押着她到何思源经常活动的地方，妄图引何思源上钩。何思源将计就计，当天晚上，让姓丁的伪军请日军去喝酒，自己与何夫人见面并谈了情况和措施，然后秘密地离开。愚蠢的敌人带着何夫人转了三天，一无所获。 人质事件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对日军卑鄙行为的指责，给日军高层造成很大压力。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给山东省日军司令土桥下令，限期在一月二十六日前把何夫人和孩子们送回天津原地。何思源又一次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何思源就任了国民党北平最后一任市长，但他上任后同情“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并曾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从而触怒了蒋介石。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何思源北平市长之职被撤销，但不久北平市参议会推举他为“北平荣誉市民”。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为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走呼号，并向傅作义将军进言，劝他对蒋介石丢弃幻想，与共产党和谈。 北平市各界推他为和平谈判首席代表。国民党特务为了破坏和谈，给他写恐吓信，很多朋友都为他安全担心，可他毫不畏惧，毅然说：”既然为北平人民请命，就不怕死。当年日本鬼子捕了我妻儿五口作人质，我都没屈服苟安，难道为民请命，为这座八百年古城免于战火毁灭有罪吗？”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凌晨，就在何思源准备出城和解放军代表谈判时，特务们下了毒手，他们事先安装在锡拉胡同何公馆屋顶的两枚定时炸弹爆炸了，何思源幼女何鲁美不幸身亡，其法籍妻子何文宜女士也伤势严重，何思源忍着伤痛毅然走向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军前沿阵地，为北平历史性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思源积极参与国事。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他先后在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全国政.协.会刊部从事编译工作，发挥其精通英、德、法、俄4种外语的特长，笔耕不辍，译著甚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版的译著已达十六部，其中有《哥白尼与太阳中心宇宙系统》《凯绥?克勒惠支》《卡尔?马克思》《保思?郎之万》《近代中国外交史》等。同时还致力于《法华字典》《德语文法》的编纂工作，并撰写了八万多字的文史资料。他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积极奔走。 当然，在陈寅恪、俞大维和何思源等人在影响着傅斯年的时候，傅斯年也深刻影响着他们这些人。他们是同学，又都是好朋友，他们平日里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在学业上更是相互砥砺。 正如罗家伦所说：“在民国十二至十四年之间，不期而然的，这些人大都集中在德国柏林。如赵元任、徐志摩、金岳霖诸位，也时来时去，有时候大家晚上闲谈的时候，各拈妙谛，趣语横生。回想起来，真是人间一种至乐，可是此乐已不可再得了！”的确如此，几个同学好友，学业上各有专攻，各有所长，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切磋学问，互相启发，互相吸收，不仅能学到许多知识，而且能刺激学习知识的兴趣和热情。 如果去研究一个好的学校之所以好，除个师资和生源的优势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这样的学校，有一种焕发和鞭策人努力奋斗、积极向上的氛围。 第28章 艰难求职 傅斯年处于这样的一个相互砥砺的环境之中，他本人对于知识又极是贪婪，似乎是来者不拒。欧洲留学七年，使他学业迅速的长进，不仅在许多基本的学科里获得了有用的知识，就是比较专门、冷僻的学科也有所涉猎。 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学习的专业还是有重点的，也可以说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文史。而他对知识的选择，其实也是有他的考虑的。比如，为了探求学术研究的方法，而研究数理化。只是，有一段时间曾致力于地质学的研究，大家好像不是很理解。 有一次，他和罗家伦、毛子水等同学在柏林康德街四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进去时夹了一个重重的书包，几位同学拿了一翻检，竟是厚厚三本一部的地质学，平时不好开玩笑的毛子水，对此书有所了解，幽默地说：“这部书是博而寡要，傅孟真读他是‘劳而无功’。”傅斯年当时气得直跳。但是，联系到后来考古殷墟挖掘，用心的人会明白，傅斯年其实是有备而来的。 傅斯年等公费留学生，按说在留学期间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其实不然。当时国内正是南北分裂、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势力忙于争权夺利，哪有人想到在国外辛苦求学的学子呢？《中国留学教育史》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民国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四年，军阀祸国，财政收入皆充内战之费，一般正当支出，因而无着，国内之欠薪累累，国外留学生之所费，无法汇出。” 陈寅恪的女儿曾回忆说：“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傅斯年的情况比陈寅恪更差。因为傅斯年祖父母在其留学期间先后去世，只剩老母弱弟等人，他们自己生活尚无着落，自然无力接济远在国外的傅斯年，因此，傅斯年在国外几乎是忍饥挨饿。 他曾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叙述经济的困难，信中说：“中国自有留学生以来，从未遭此大劫。” 而刘半农的情况更糟，他当时已是五口之家，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在身边，除了学业上的费用，一家人还要生活。 他给傅斯年的回信说：“可怜我，竟是自有生以后从未罹此奇穷大苦也。” 傅斯年在写给罗家伦、何思源等人的信中，也多次谈到因生活费无着，东借西挪，几乎断炊的窘状。“幸与老陈（指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下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 不久，又在致罗家伦、何思源的信中告诉他们自己的官费已无望，从此生活更无着落，信中说：“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 在致罗、何二人的另一封信中写道：“五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现在“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 在德国留学期间，尽管傅斯年的生活极为艰苦，但他依旧买书，赵元任妻子杨步伟说，“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傅斯年从德国回国抵达上海。 首先的要务是求职。这位少年成名的饱学之士，求职之路并不顺畅。据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致罗家伦的两封信，至少考虑了八个去处，但四处碰壁，十分失落沮丧。 首选是母校北大。他自称“如‘茫茫之狗’者留在上海，岂不都是为了对于北大之忠诚？”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政治氛围肃杀，师生人人自危。北大也是元气大伤，代理校长蒋梦麟和教授鲁迅、朱家骅等被北洋军阀列入拟通缉的黑名单；蒋梦麟、胡适、鲁迅、马叙伦、刘半农、顾孟余、朱家骅、马寅初、王世杰等教授难以容身，纷纷“走为上”。此时傅斯年不可能获得北大教职，不可能献身虎口，而且他也明确与蔡元培共进退，“蔡先生不到北大，故我也不去北大”。 其次，考虑去清华。“托朋友于燕京或清华弄几点钟对付着为生”，但他心思缜密，盘算去清华有“三难”：其一，对自己缺乏信心。“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处我畏王静庵君（王国维），梁（梁启超）非我所畏（陈陈寅恪）我所敬，亦非所畏。” 当时，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人和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其二，时机不对。学期已过大半，清华“开学久，功课定”。 其三，说不出口。赵元任曾邀他去清华任教，他因想进北大，“故辞之”。现在北大进不去，他不愿吃“回头草”，再向赵开口想进清华，“我最无颜去说”；也不愿向陈寅恪开口求荐，因陈“本是不管闲事的，最不宜奉扰”。 其实他是多虑了。据吴宓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当天陈寅恪与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商谈，聘傅斯年任清华教授。可见他的朋友也在为他四处奔走。只是各处也有实际情况，没有明确结果，不便相告。 再次，考虑去厦大。邀请他去厦大的顾颉刚只是个人愿望，只是说说而已，并未实际操作，“未曾早与人接洽，今乃空着”。这件事顾颉刚看来做得不靠谱，不仅误导了傅斯年，而且耽误了时间。 第四，考虑去东大。但他有三个顾虑：其一，“张贼（指张学良）来，大家走路”。其二，“无预备，教国文，甚有所虑”。他解释，此时“对旧学问之见解，实如涌泉”，但适宜做研究，如上讲堂开课，则一时有困难。其三，不愿过多麻烦朋友。因为东北大学如聘请他为国文科教授，“既超出预算，且可致别科闲话”。 第五，考虑去杭州。蔡元培邀请他去杭州，“我以为蔡先生事必是蓬莱楼阁”，意思是还只停留在设想阶段，所以没去，相信蔡元培“可以谅解我不就”。 第六，考虑去中法大学。一九二零年十月，在勤工俭学的法文预备学校基础上，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创办北京中法大学。傅斯年对法大的分量并不满意，所以没有立即答应去，更没有作为职业首选。 第七，考虑无奈从军。“看来此事只有两路，一仍去北京、清华、或法大（他们找我），一则弃书佩剑。” 第八，考虑做野鸡教员。他向罗家伦感慨，“四方八面，都有不可去不能去之势”。“只有在上海做野鸡教员，此虽痛心，且对付一时！”甚至自嘲不如自杀，“日内方知此地野鸡教书匠之苦恼，实不如自尽之为愈也”。 最后傅斯年依靠北大的人脉，去了中山大学。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 八月，朱家骅任中山大学校务副主任委员、代理校务委员长。他大刀阔斧整顿中大，原来的四百多名教职员，五分之四被免职，只剩下七十多人，师资严重不足。 十月二十二日，中大校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延聘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 朱家骅在《悼亡友傅孟真先生》中回忆，为充实中大文学院，他与校务委员长戴季陶、副委员长顾孟余商量后，聘三十岁的傅斯年，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 得知消息后，傅斯年大喜过望。在赴任之前傅斯年又一次回到聊城，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他把聊城看了个遍——曾经的学校，曾经的家，老城墙，光岳楼，包子铺……他慢慢行着，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带走似的。他离开时还是懵懂少年，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已是青年才俊，故乡没有变，变的只有自己。 第29章 就职中山大学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于广州创办广东大学，由邹鲁任校长。当时广东大学与黄埔军校并称文、武两校，前者旨在培养文职官员，而后者旨在培养军职人员。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邹鲁因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被免职，广东大学一时陷入混乱状态。 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登台表演。受这种政治生态的影响，广东大学内部，教职员、学生中也出现许多派系，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斗争激烈，不相水火。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戴季陶出任校长。 戴季陶看到校内一片混乱，决定予以整顿。一方面延聘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先后聘得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朱家骅为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任文科教授兼教务主任。另一方面对学校领导机构进行组织上的改造，改校长制为委员长制，戴季陶任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朱家骅、丁惟汾、徐谦为委员。 十月十七日，委员会宣布就职，接着对学校各项事务进行整顿：裁减解聘不合格的教员，甄别淘汰程度太差的学生。 由于戴季陶、顾孟余都兼有别的职务，而且事务繁忙。学校的主要行政具体事务实际上是由朱家骅负责。 朱家骅（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字骝先，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今湖州市吴兴区）人。少时先后就读于正蒙学堂、南得公学，一九零八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同济大学前身）。 辛亥革命爆发后，朱家骅参加革命并担任中国敢死队驻汉口代表，组织反清革命人士上前线救护伤员。 一九一四年赴德国留学，入柏林矿科大学研究地质。一九一七年回国到北京大学教德文。一九一八年，公费赴瑞士研究地质学。一九二零年，转学德国柏林大学。一九二二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 朱家骅一九二四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组主任，加入国民党。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列强欺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朱家骅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感到莫名的悲哀，同时在他内心深处处，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在驱动着。 在声援五卅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中，他曾率领几千名学生在北京城游行示威，声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北洋政府面对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惊恐万分，急忙派军警前往，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实行了镇压，朱家骅也遭到了当局的通缉追捕。 迫于北京的严峻形势，朱家骅于是南下广州，进入中山大学任教。由于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受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赏识。 戴季陶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寻常，他是蒋介石政治上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在戴季陶的引荐下，朱家骅后来曾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从此开始走上了民国的政治舞台。 深厚的学识功底、过人的精力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朱家骅逐渐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在短短数年时间，他平步青云，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中统局局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而且有时候是同时身兼数职，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重要智襄成员。 纵观朱家骅的一生，他从一名留学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南京政府的显要高官。他固然离不开戴季陶贵人相助，但一路走来，朱家骅不仅能够学以致用，而且他还能摒弃作为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将自己的博学多才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朱家骅才能在民国官场的权力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像他这样的人物在民国史上也是罕见的，朱家骅堪称民国文人学者从政的典范。 当然，这为后话。 朱家骅首次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一次闲谈中，沈尹默对他说，“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朱家骅虽未曾与傅斯年谋面，但却把他的名字深深地记在了脑子里。 后来，朱家骅再度赴德国留学，对傅斯年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整顿后的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学力量薄弱，亟须聘请一位在文学、史学方面有新见、有造诣的学者主持教学工作，朱家骅马上想到了傅斯年。 朱家骅极力举荐，校务委员长戴季陶、校务委员顾孟余亦表示同意。于是傅斯年被聘任为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 如果说胡适是傅斯年学业上的导师，朱家骅则是他的职业导师。如毛子水所说：“没有朱先生的知人善任，虽有天才如孟真，即能成就，亦必困难得多。”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傅斯年携胞弟傅斯岩赴广州中山大学上任。 傅斯年来到中山大学时，学生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根据学校的安排，成绩及格的学生按程度区分等级，补习国文、数学、外语三科。 傅斯年精通国文、外语，虽未专攻数学，但也不是门外汉。所以进校伊始，便忙于课程的安排和指导。 次年三月一日新学期开始，他便登台讲课。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开设了《古代文学史》、《尚书》、《陶渊明诗》、《心理学》等四、五门课程。傅斯年博闻强记，许多古籍的原文和训释都谙熟于胸中。 据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说：“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而且不限中文系的。我记得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的讲，讲的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他开《古代文学史》课，没有现成的讲义，于是便动手编写。他自己刻钢板，在蜡纸上起草，稍加修改，即付油印。所以学生拿到的讲义，常有增删涂改的地方。 傅斯年在《诗经讲义稿》的序言中谈及当时编写讲义的情况说：“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斫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 从这番话里可见，其日常工作和教学活动的繁忙。 在教学方法上，傅斯年力斥中国传统的陈腐说教，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获取新知的方法和运用资料的能力方面，力求将学生引入学术研究的殿堂。 他在讲课的时候，特别强调学生做到两个方面：其一，阅读原始资料。他讲《中国文学史》课时告诉学生，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看重了后来人的述说，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看重原书”。只要能够细心地读一部古籍，就比读一切近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都要好。他告诫学生不可把读教师的讲义代替读专门的古籍资料，恰恰相反，教师讲义的作用只是用来刺激学生读原始资料。 其二，学会思考问题。他说：“我的‘卮言日出’，非供诸君以结论，乃赠诸君以问题，有时或觉说的话仿佛徘徊歧路，毫无定见样的，这正因为我们不便‘今日适越而昔至’。且把一切可能的设定存在心中，随时推端引绪，证实证虚。假如这些问题刺激得诸君心上不安宁，而愿工作，以求解决，便达到这讲义的目的了。” 第30章 良师益友 对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傅斯年也提出了他的价值取向。 他提出，现在凡是“一切在水平线上的国家”，无不“以大学为他的社会生命上一个重要机关”，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在近代社会中，一个有用的人才，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上学得到的，在没有走向社会之前就应进行系统的学习。 其二、在近代社会中，一个工作有成效的人，必须有良好的品性，这也不是在社会上能够自然养成的，须先在学校这样一个“健康的自由的环境”中获得。 其三在近代社会里，人们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故须有“专门的技能”，“大学正为训练这种技能而设。” 在傅斯年看来，高等学校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它要培养学生的品德和技能；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原始资料，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启发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素质和能力的目的。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上任不久，朱家骅即发现此人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不愧是学界难得一见的具有天才处事能力的领袖型“大鳄”。 所以，朱家骅对傅斯年特别信任，几乎是言听计。这样一来，傅斯年干起工作就更能放开手脚、更加全力以赴。 在傅斯年之前，中山大学已聘得鲁迅、施存统、许德珩、容肇祖等知名学者。 为了充实文学院师资队伍，在朱家骅的支持下，傅斯年又延聘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等人前来任教。 当时，这些人都是国内顶级人才，特别是吴梅。 吴梅（1884年—1939年），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今苏州）人。现代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诗词曲作家。度曲谱曲皆极为精通，对近代戏曲史有很深入的研究。他一生致力于戏曲及其他声律研究和教学。 主要著作有《顾曲麈谈》《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南北词谱》等。又作有传奇、杂剧十二种。 他对古典诗、文、词、曲研究精深，作有《霜崖诗录》《霜崖曲录》《霜崖词录》行世。又长于制曲、谱曲、度曲、演曲。作《风洞山》《霜崖三剧》等传奇、杂剧十余种。 他的弟子既有名教授大作家又有梨园界的大师，如朱自清、田汉、郑振铎、齐燕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俞振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东京大学校长也是吴梅的弟子，台湾的昆曲名家，都是吴梅的第二代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 鉴于这时候的北大被北洋政府搞得乌烟瘴气，傅斯年还与朱家骅筹划“一齐聘北大文理等科之良教授来此”，使他们既可免受军阀政府之压迫，又可开中山大学之风气。他们派人去请马叔平、李玄伯、丁山、魏建功、刘半农、周作人、李圣章、徐旭生、李润章等人，同时筹集了三万元资金，准备给北大贫寒学生提供“贷金”，“请一切被压迫之同学来。” 由于傅斯年的努力，北方学者南下任教者甚多，其中何思源、赵元任、罗常培、汪敬熙、杨振声等，都是留学归国的知名学者，他们既熟翻中国传统文化，又系统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傅斯年选聘教师，不重资历而重实学，且遵循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原则，既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新派学者”，也聘对于国学有造诣的“耆旧宿儒”。 一九二七年冬，吴梅告假返里，处理家务，旋因交通困难，不便回校，乃辞去教职。次年暑假，傅斯年亲自赶赴上海，欲聘请当代词宗朱祖谋来文学院任教。当时朱氏年事已高，不便登台讲课，感此盛情，乃转荐广东新会人陈询以自代。 陈洵，字述叔，别号海绡，是广东江门市潮连芝山人（前属新会县潮连乡），生于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少有才思,聪慧非凡，尤好填词。光绪间曾补南海县学生员。后客游江西十余年，风尘仆仆，蹇滞殊甚。返回广州之后为童子师，设馆于广州西关,以舌耕糊口，生活穷窘。辛亥（1911年）革命后，受到新潮流的影响，思想有所变化，是年在广州加入南国诗社。陈洵已然年近六旬，穷老乡里，不为世人所知。 傅斯年破格聘用，遂使陈氏入主堂堂大学之讲台，学界一时传为佳话。 在课堂上，傅斯年是学生的“良师”，在课下，他也是学生的“益友”。他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但仍喜欢抽时间与学生谈天，诱掖引导他们多读书、求真知。曾在中山大学就学的温梓川回忆对傅斯年的印象说： 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内，埋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当温梓川提出要买一本《民间文艺丛话》的时候，傅斯年便耐心地询问他是哪个班级的学生，是否喜欢研究民间文学，对于本校编印的这类书有何意见。温说这书封面装帧缺乏美感，傅斯年提醒他说，如果书的内容吸引了你，那就不必过分注重书的封面，其实做人也是一样，“要朴实无华才好”，即便家庭生活富裕，也不可有纨绔习气。同时告诉他，如果喜欢看历史资料的话，有空就可以来这里看。 傅斯年喜欢和青年学生接触，尤其关心爱护那些聪明好学、成绩优秀的学生。他在中山大学亲自教诲指导过的学生，后来成为名家的不少，陈槃就是其中的一个。傅斯年来到中山大学时，陈槃正就读于中文系本科二年级，他除了按课程表的安排听傅斯年的课之外，平日与之并无接触。 一九二八年上学期，傅斯年讲授《中国文学史》课，要求学生作一篇关于《离骚》的作业，他发现陈槃的文章写得有新意，便欣然写下一大段评语，并亲自把陈槃找来面谈，予以鼓励。就在当天下午，陈槃被一名居心不良的同乡诬陷而遭逮捕。傅斯年听说后，一面拿出一百块大洋打点“狱卒”，使陈槃免受皮肉之苦，一面设法营救。他亲自找有关当局交涉，很快将陈槃保释出狱。若非傅斯年全力救助，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每当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陈槃总是特别的感动，说傅斯年对他有再造之恩。 对于学习成绩好但家境贫寒的学生，傅斯年尽量想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完成学业。他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以后，得知陈槃经济困难，便让他承担史语所的一些研究任务，每月给他25元补助。后来受聘到史语所整理《明实录》的李晋华，当初也是因为得到了傅斯年提供的这种补助才最终完成学业的。 陈槃也不负傅斯年的期望，下功夫从事中国上古代史研究，尤在谶纬学方面和春秋史地考证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著作甚丰。据不完全统计，陈槃出版《左氏春秋义例辨》、《大学今释》、《中庸今释》等专著共有十二种，发表论文二百零二篇，其学术成就在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公认其著述博洽独到，功力深厚。日本京都大学内野熊一郎教授评其书云：“研究精辟，可为极佳之参考。”陈槃一生淡泊名利，极少授徒。但他尊师重道，不遗余力奖励提携杰出学人的**亮节，一直深受同仁乐道。 第31章 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傅斯年热爱教育，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培养选拔有才华的学生，视此为振兴中华学术的根本保证。 上一章谈到，傅斯年认定的高等教育的目标，或者现在人们常说的，大学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能够掌握一定的知识，所谓在小学和中学的基础上完成基础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品性，教会学生掌握专门的技能，成为专业人才。傅斯年的这一思想，显然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晶，可谓一语中的，揭示了高等教育的真谛。 但这只是大学功能的一部分，或者是主要的功能。从国外留学对国外大学的观察和学习，傅斯年认为，大学不能只是个教学机构，集中了那么多高端人才和稀有资源，大学还应该是个研究机构。 就他个人来说，他的理想不只是做一个好的大学教员，也不只是做一般的教学行政工作，他要将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方法付诸实践，组织起一批优秀的学者进行“集众”的研究，成就中华学术的大事业。 这是个有大目标，大智慧的人。 傅斯年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朱家骅后，得到了朱的赞同和大力支持。这或许是学者型领导者的得天独厚——从善如流。 说干就干，从一九二七年八月起，也就是傅斯年刚来到中山大学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便开始实施他的“集众”研究的计划，着手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出任研究所筹备主任。 十月十六日，语言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 傅斯年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议出版学术刊物事宜。会议决定由杨振声、顾颉刚、余永梁、罗常培、商承祚等人编辑《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顾颉刚、杨振声、杜定友等人编辑《图书馆周刊》，钟敬文、董作宾等人编辑《歌谣周刊》（出版时改名为《民间文艺》）。 傅斯年创建史语所之目的，不仅是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更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如果追溯起来，傅斯年的这一理想当缘于他对中国传统学问的极度不满。他在北大求学阶段，就曾著文列举中国学术的七大弊端，以及由此弊端而形成的“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阴阳学术、偈咒文学”。因此，年轻的傅斯年对“国故”、“国学”甚为不屑，迫切希望能有专门机构来建设科学的新学术。 他说过；“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可以说，傅斯年很早就萌生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学问的念头，他在北大上学时就说过：“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 傅斯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留学。他自述留学动机和计划是：“我将来要专那门科学，现在还不会定。但以心理学为心理的、社会的科学之根源，我至少以三年的工服去研究它。在研究它以先，去研究动物学、生理学、数学。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 研究傅斯年的思想，能够看出：他在英国求学的“主要目标是一方面摒弃代表着中国思维方式的模棱两可、过于笼统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同时运用一些实验的、观察的和数理分析的方法探求人类思想的深层”。 傅斯年这种无畏的、不功利的探求，不仅仅在于他对科学的信奉，更在于早早就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即“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 他后来曾经有过这样的自我评价：“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若为政府persecuted，也还如是，惜乎其不然也。……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 在寻找到“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过程中，傅斯年在如何看待中国古史问题上，是经历过一个过程的。 在北大求学期间，傅斯年曾著文认为：“周平王东迁以前，世所谓唐虞三代，此时期中，虽政治不无变化，而其详不可得闻，既无编年之史（《竹书纪年》不足信），又多传疑之说（夏殷无论，即如两周之文王受命，周公居东，厉王失国诸事，异说纷歧，所难折衷）。惟有比而同之，以为“传疑时代”。盖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也。“ 以周平王以降为中国信史的开端，这种观点不可谓不激进，但也恰好凸显五四时代的社会风尚。对于信史之前的神话传说，傅斯年的判断是：“就中国论，古来一切称帝之神王皆是宗神（tribalgods），每一部落有其特殊之宗神，因部落之混合，成为宗神之混合，后来复以大一统思想之发达，成为普遍的混合。《尧典》所载尧廷中诸人，……其来源皆是宗神，即部落之崇拜。后来或置之于一堂，或列之于多系，其混合方式要不出于战伐的，文化的，思想的。两民族或两部落攻战之后，一败一胜，征服人者之宗神固易为被征服者所采用，有时被征服者之宗神，亦可为征服人者所采用。文化高者之宗神固可为文化低者因文化接触而采用，有时亦可相反，本非一系一族之部落，各有其宗神，后来奉大一统思想者，亦可强为安置，使成亲属。此等实例累百累千，世界各地之古史皆有之，不以中国为限矣。” 在欧洲七年间，傅斯年的学习和生活状态给人以“杂乱、颓放”之印象，但这种散漫的治学方式却令他最终成长为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的设计师。在他的留学后期，傅斯年对于中国古史已有了新的认识。在他给顾颉刚的论古史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以下看法：“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这两之外，也更没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谬物事，如今文家经世之论等。” 他同时又对古史中的具体问题发表了看法：“禹、舜、尧、伏羲、黄帝等等名词的真正来源，我想还是出于民间。除黄帝是秦俗之神外，如尧，我拟是唐国（晋）民间的一个传说。舜，我拟是中国之虞或陈或荆蛮之吴民间的一个传说。尧、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在一时）。颛顼为秦之传说，喾为楚之传说，或即其图腾。帝是仿例以加之词（始只有上帝但言帝），尧、舜都是绰号。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称其神与传说；其后以互相流通而传说出于本境，迁土则变，变则各种之装饰出焉。” 在《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傅斯年第一次吐露了他对未来的心声：“现在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设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给予我们以研究工作，我们对于这个机关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要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第32章 史学即是史料学 关于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的目的，当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同样给予了明确回答： “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束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在这里，傅斯年揭示了重建中国语言历史之学的三个重要途径——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民间去采风，统而言之，就是“要实地搜罗材料”。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办起来之后，傅斯年在不同场合反复阐述这样的观点：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最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都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道：“研究所的宗旨，一、到处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可行付给之工具）整理材料。其事业：一、助有志此项研究之学者；二、继续已动手之工作之进行（有他处已动手，而力不足遂止者）；三、自己创始几件合众力方可成功的工作；四、训练若干有新观点、用新方法之少年工作者（我们都算在老年列里）；五，为全国同趣味之人创一个刊印研究结果，并奖励机关。此必我兄所赞同也。……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 傅斯年不仅以“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来要求史语所同仁，他本人在研究中也身体力行，注意践行这一宗旨。同在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就单列有“史料论略”一节，专门讨论史料的性质与整理，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史语所创办初期他的史学观点： 他在讲义中写道：“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与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至于专利用已有的间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陈出新找到许多很有关系的事实者，则为顾颉刚先生之《古史辨》诸文。” 语言历史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一面安排出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民俗》周刊（由《民间文艺》扩充而来）、《语言历史学丛书》，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考古调查、采集方音方言的准备工作。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是语言历史研究所最主要的刊物。 该刊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主编的语言历史学领域学术研究刊物，刊载内容以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学术论文为主，包括各地方言、风俗、古物的实地调查，兼有刊载近期学术界消息和学术通讯。主要撰稿人为时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的教授们，不乏顾颉刚、余永梁、胡适、薛澄清、傅斯年、罗家伦、叶国庆等名家。诚如发刊词所言，该刊为语言和历史研究者们提供了学术争鸣、相互切磋的平台。 创刊号中刊载有顾颉刚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和胡适的《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 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第二集第十四期中，刊载有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辨（续）》，第五期中刊载顾颉刚的《春秋时期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第七期中即登载傅斯年的《评春秋时期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由此可见，该刊记载了傅斯年与顾颉刚关于“古史辨”的争论。 “学术界消息”栏目刊载《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新石器时代之遗物》，报道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华，组织大规模科学考察团赴新疆和甘肃考察的拟定办法。 该刊还关注一九二六年诺贝尔奖金的赠予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该刊一九二八年发行的第十四期和第十五期刊物中均附载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招生简章，附白中登载有研究所研究方向的分组情况以及师资教授。 该刊登载的学术文章作者均为近代较有影响力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刊学术界消息和学术通讯栏目刊载的学术动态也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该刊将学术研究与学界动态相结合，对于研究近代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动向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有几位瑶民来广州，傅斯年听说后，乃与顾颉刚、何思敬、史禄国（苏联人，时任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同往造访，询问民俗及瑶族文字，并观看他们跳舞。后来还曾派史禄国、杨志成等赴滇调查少数民族风俗，派容肇祖赴北路考察古物。同时派顾颉刚前往上海、杭州等地购买图书，共购得书籍12万册，价值5万6千多元，计有丛书150种，地方志600种，科举书约600种，家谱约50种，考古学书约250种，近代史料书约800种，民间文艺约500种，民间信仰方面的书籍约400种，碑帖约3万张。其中善本稿本甚多。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等在语史所内成立民俗学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民俗学会规定：“以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为宗旨。一切关于民间之风俗习惯、信仰、思想、行为、艺术等，皆在调查、搜集、研究之列。” 民俗学会一度成为中大语史所最有成绩的方向，下设风俗物品陈列所，陈列有首饰、衣服鞋帽、乐器、小孩玩具、赌具、神像、冥器、科举用具、迷信用具等物品。初始研究计划有孟姜女故事、东岳庙、中国歌谣概论、河南谜语类编、陆安传说集等12种。成立当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及《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周刊》）创刊，一九二八年四月民俗学传习班开始上课。 十二月十四日，考古学会成立，下设古物成列室，成立之初决定发掘南汉残瓦，收集广东古物。一 九二八年四月十四日，番禺员村发现晋代古墓，在校长戴季陶的支持下，政府派出第二十五师保护语史所教授发掘晋墓，考古学会主.席商承祚依据实地发掘，撰写了《调查员村乡发现晋代古冢始末记》，这次早期发掘为史语所后来的田野考古提供了经验。 商承祚（1902年3月7日－1991年5月12日），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室名已庼古先斋，广东番禺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 出身书香世家，是中国最后一位探花商衍鎏之子。 一九二一年赴天津拜罗振玉为师，学习甲骨文、金文。 一九二三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未毕业就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讲师，专讲甲骨文。 一九二七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讲授甲骨文字及钟鼎文字研究、古器铭释等。 三十年代初回京，先后在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三三年赴南京任金陵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一年赴重庆，任重庆盐务总局、贵州盐务总局分局帮办秘书，同时兼任齐鲁大学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学院教授。 一九四八年秋天回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广东省民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广州市文管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语文学会会长。 今天中大校园内依然可见多处商衍鎏的笔迹。 这是个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之人，一九二九年时，他为充实古物成列室储藏，到北平等地鉴定、收集古物。共得甲骨、金石、瓷器、佛像、壁画等历代古物两百余种，其中不乏战国鼎、汉彩绘陶尊、北魏六道轮回造像（今定名为：卢舍那法界人中像）、隋开皇造像、唐三彩飞虎兽等历史价值很高的精品。这批古物在日军占领广州时遭到严重破坏，损毁殆尽。 二零零五年，残存古物被安置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图书馆。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最早且最典型的学术机构,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傅斯年居功至伟。 第33章 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九二六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北洋军阀。 从表面上看，北洋军阀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控制着受到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七十万人，而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只有十万人左右。 但是北洋军阀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其一，全国人民对军阀混战和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而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方面。 其二，自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一直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北伐开始的时候，主要分为三支势力： 第一、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大约有兵力二十万人。 第二、原属直系的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军队二十万人左右，此时已形成一支独立势力。 第三，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三十多万人。这三支势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难以一致行动，便于北伐军对他们各个击破。 国民革命军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在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的前提下，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全力攻打和解决吴佩孚部。北洋军阀中，吴佩孚部曾经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常胜军，吴佩孚也曾经是风光无限的人物。但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倒戈，吴佩孚部遭遇了惨败。这个时候的吴佩孚部，已经沦落为在三股势力中最弱的一股。而国民革命军就是要先选软柿子捏，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进，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或许，历史就是这样设计好的，因为对于从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这显然也是北伐的最佳路线。 根据这个方针，一九二六年五月，李宗仁统率的桂军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刚归顺国民革命军而正被吴佩孚部击败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 从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主力进入湖南同原在湖南的第八军会合后，于七月十一日胜利进入长沙，八月二十二日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境内。 当北伐军直逼武汉时，吴佩孚匆忙将他的主力部队从北方调到沿铁路线的汀泗桥、贺胜桥凭险要地势设防固守。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经过浴血苦战，在八月下旬连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部主力。 叶挺独立团在这场恶战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 接着，第八军主力渡过长江，在九月六日、七日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十月十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部主力。 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原来抱中立态度的孙传芳部改变态度，在八月底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 九月间，原来担负监视孙部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反扑，重新夺回南昌。 很快，第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十一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 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在十二月不战而下福州。 随即，北伐军制定夺取浙江、上海，会师南京的计划，并首先开辟浙江战场，于一九二七年二月进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三月，北伐军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并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一个社会总是要建设的，不能只破不立。进入一九二七年后，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国民党南方政权的逐步稳固，使得国民党能够有精力和资源考虑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立学术研究机构。 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 六月，通过了蔡元培、李煜瀛、褚民谊等人关于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的提议。 七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 大学院下设秘书处、教育行政处和中央研究院三个机构。 十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根据大学院的组织条例，蔡元培聘请了三十余人组成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傅斯年为筹备委员之一。 十一月二十日，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央研究院组织大纲》，确定设立理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即社会学）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待条件成熟后再陆续增设其他研究机构。 从中央研究院的下属研究机构设置来看，它最初的研究方向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 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与传统的学术有根本的区别，它使用的是科学方法，是与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相同的手段，它与自然科学的差别，仅在于学科的分工不同。就是说，历史学、语言学可以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成为一门科学。 傅斯年极力向蔡元培陈述这两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建议在中央研究院中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批准了傅斯年的提议，聘请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常务筹备委员。 四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其宗旨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 十一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民国大学院脱离隶属关系，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 此前，傅斯年已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专门从事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筹备处办公地点设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内。 一九二八年九月，傅斯年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十月十四日，傅斯年主持召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会议，宣布人员和组织机构。 二十一日召开第二次所务会，决定将该所迁至广州市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五号柏园。 次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新址。至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宣告正式成立。 十一月，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该职务由顾颉刚继任。 广州越秀区恤孤院路十二号，是一处名为“柏园”的建筑群落。两栋相对独立的三层小楼由北侧的一组连廊连接起来，构成一个近似“凹”字形的平面。 楼前的小院、院内的榕树，红砖的外墙、雕花的栏杆，与老东山新河浦一带众多的建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洋楼”类似，柏园有一种在城央之地闹中取静的独特韵味，给人一种“穿越”的感觉。 就是在这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中国近现代学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人文学科的学科体系、知识结构和学术框架，开始起步。 众多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在这座小楼里进进出出。于南国的榕荫间，将那些深藏于祖国大地之上的各类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基于当时生活之情形，注入新的视角、方法、材料，穿透时空的迷雾，构建起全新的图景。对于中国人文学科来说，其目光之宏远、意义之新颖、内容之丰沛，绝非“初创”二字可以概括。 东山一带，既是史语所学人工作之所，也是当中很多人的家居所在。今天的寻常巷陌，当年曾走过那些英姿卓越的翩翩身影；楼宇间，曾留下他们问学或闲谈的嘈切话语。今天，可否用这些人和事串联起周边的寻常草木，让这处文化地标保存的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之关键记忆，活化而成城市的文脉。 第34章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为了明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宗旨，一九二八年五月，傅斯年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以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刊登在十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 在史学界，有个公认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学，有两篇文章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一，是一九零二年梁启超所发表的《新史学》；另一，就是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篇系开风气之先，后篇则是近代史学的宣言；两者对于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是既深且远。 在”旨趣”中，傅斯年首先通过对于欧洲历史学、语言学研究状况的简要介绍，揭示了这两门学科的内容、范围、方法和研究宗旨。 他“写道”：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开宗明义便反对“著史”，因为在他看来，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傅斯年立意打破中国春秋笔法和文史合一的传统，于此表露无遗。他反对“疏通”，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依此，外加的“见解”或多余的“推论”，皆不可取，甚至是“危险的事”。在他的授课讲义《史学方法导论》里，傅斯年犹一再提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不同价值。以致民初学人之间，他格外推崇王国维和陈寅恪，其故皆因二位懂得运用中、外直接史料，创造出辉煌的成果。 对于近代的史学家，傅斯年最为推崇的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兰克。 利奥波德?冯?兰克(德语原名:leopoldvon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享年90岁),日耳曼族,著名历史学者。被称为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兰克的《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ofthtinandgermanations，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学界尤耳熟能详。 兰克说道：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期待，它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而已。兰克的呼吁历史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wieeseigentlichgewesen），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毋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对兰克而言，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与无趣，仍然是史学的至高法则。所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兰克自许己身的著作咸得自辛勤爬疏的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得以符合如此严苛的史料纪律，他感到万分的自豪。 而“史实自明”也同样是傅斯年反对“疏通”的理据。傅斯年坚信：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在这里，不难看出，傅斯年的这些思想和兰克这方面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傅斯年在”旨趣”中写道：“欧洲的语言学产生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经过几个大学问家的努力，很快发达了起来，不论是综合的系族语言学，还是各种专门的语言学，都已蔚为大观，尤其是实验语音学、方言的研究，成绩更为突出。……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 傅斯年说；“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达甚早，公元前二纪的司马迁，传信存疑，别择史料，写作《史记》八书、制作年表，“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北宋的欧阳修作《集古录》，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和刘颁、刘恕、范祖禹诸人，利用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材料，认真比勘考订。到北宋晚年这方面又有长足的进步。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到了明朝，就应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可是元朝以异族人入主中原，明朝崇尚浮夸，所以历史学、语言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 “明清之际浙东学派开了“一个好端涯”，清初顾炎武的历史考证、音韵学研究，阎若璩的历史地理学及辨伪方面的成就，均为世人所瞩目。“亭林（顾炎武字）、百诗（阎若璩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并没有沿着前人开辟的正确方向走下去，也没有因为和西洋人接触而借用其新工具，扩张新材料，而是煞费苦心地在那里修元史、修清史，做官样文章。更有甚者，不仅自己不使用新材料，就连别人正在使用的新材料也加以抹杀，如甲骨文字，外国人都在极力搜求研究，而我们语言学的“大权威”，却将其视为赝品。这在观念上、研究方法上都是一个大倒退。” 总之，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发达早，有光辉的历史，但近代以来却落伍了。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是近几百年才发达起来的，但发展的水平却远远超过了中国。 判定历史学和语言学进步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傅斯年说：“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前者是所谓“科学的研究”。后者则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比如仅以《说文解字》为本体去研究文字学，是学究的研究，只把《说文解字》作为一种材料，同时使用甲骨文、金文去研究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按照司马迁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是“化石的史学”，能利用各种直接材料，大到方志、小到私人日记，远如考古发掘、近到某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条理出来，则是科学的本事。 “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方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而是“动手动脚到处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便不断发展提高。中国古代的文字学研究，从《说文》的研究取代汉简，到阮元的金文研究识破《说文》，再到孙诒让、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材料不断扩充，学问一层层进步。在中国历史学的盛时，材料用的也很广泛，“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可是到了现在，中国的学者不仅不能扩充材料，去搞地下发掘，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材料，如敦煌文献、内阁档案等，也坐视其毁灭、外流，却又在那里大谈“整理国故”，这样怎能进步！ “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使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中国历来研究音韵学的人很多，但没有突出的成就，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工具。现代的历史学已经成了各种科学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 “就以上三个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之所以有“光荣的历史”，是因为古人“能开拓地用材料”，后来这两门学科之所以衰歇式微，“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扩充了，工具不添新了。” 依据上述三条标准，傅斯年提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三条宗旨：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就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第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 他对以上宗旨作了三点说明。第一，“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史语所并不是专门要研究中国的东西，只是因为搜集中国的材料容易些，研究的基础好一些，所以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史语所的目标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一直弄到“不国不故”。 第二，“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对待材料的态度是“存而不补”、处理材料的方法是“证而不疏”。 第三，史语所不做普及性的工作。史语所的工作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一些“书院的学究”把一生的精力用在这个上面就行了，用不着诱导别人爱好它。 第35章 迁至北平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发表后，傅斯年不久又发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 后者虽然在总体上与前者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从创建现代新史学的立场出发，有些思想和观点则更为深入，有些提法则更为明确，从而更加奠定了他所领导的“史料学派”的理论基础： 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为客观的史料学。 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为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样的事业。 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到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其中心思想即是“史学便是史料学”。 “中央史语所”考古学领军人物李济说：“他（傅斯年）告诉研究所的同仁一个原则，要大家找新材料。他说，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他这一原则我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到现在还一直遵守的。” 傅斯年的挚友罗家伦曾说：“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地位。这自然是经由许多学者协力造成的，可是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 杜维运在《傅孟真与中国新史学》中认为：“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 二十世纪初，北平出现了两个国学研究机构，一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二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内大批学术精英加盟其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但在“中央史语所”成立前夕，北大国学门因政局动荡，经费困难，研究工作陷于停顿。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也于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沉湖自尽后宣告结束。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中国文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正值学术生涯巅峰的王国维，突然在颐和园昆明湖沉湖自杀了。 消息一经传出，顿使海内外学界同声哀悼。但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的同时，更想知道的是，他究竟为何而自杀。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此案，也已然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悬案”。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的一户中产人家，四岁丧母，七岁入私塾，到了十几岁时，便已经能够学作诗文，以文会友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有了“海宁四才子”这一名头。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对于王国维投湖自尽的原因，民间主要有这样几种说法。 有人说王国维作为清朝遗老的代表，他投江自尽是为清朝的灭亡殉难。这是一种守节的表现。 王国维对清朝政府有着一定的感情，对于王国维清朝遗老的身份是有一定根据的。 其一，在一九二四年时，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皇帝驱逐出宫。王国维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感觉遭受了奇耻大辱，他和罗振玉等清朝遗老相约跳入金水河，为清朝殉葬。但被家人阻止而未能如愿。 其二，王国维投湖自尽后，梁启超特意写了文章，把王国维比作屈原，称赞他的守节行为。而大文豪鲁迅也在文章中称王国维是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 虽然有些讽刺的意味，但同时期的文人学者的评价成为王国维自杀殉难观点的有力支撑。 其三，王国维自杀后，溥仪为他举行了葬礼，并赐予他中阙的谥号，有清朝末代皇帝的做证，王国维以死殉大清的说法似乎坐实了。 一些人对上面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王国维一生潜心于学术研究，积极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他虽然忠于满清，但不至于于中道为满清殉葬的程度。如果他想要殉葬守节，清廷退位或冯玉祥将溥仪皇帝驱逐出宫时就可以自杀，不会等到三年后再执行。 还有人提出了一个观点，王国维投湖自尽是因为背负了巨额的债务。 根据当时报纸刊载的文章描述，王国维曾经与儿女亲家罗振玉合伙投资做生意，但运气不好，亏了本，欠了罗振玉的债务。 王国维的长子去世后，他和罗振玉的关系就不太好了，他债务在身，羞愤交加，就萌生了寻短见的想法。 郭沫若对这个观点持有肯定态度，他认为就是王国维自杀的主要原因。文章一经刊登，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在民间迅速传播开来。 实际上，从王国维留下的遗书中，以及他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上看，王国维生前应该是没有背负债务的，这个说法有编造的嫌疑。 对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从他的好朋友、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来看，王国维投湖自尽很可能是自杀以明志。 陈寅恪在王国维死后所写的纪念文章里说，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被这种文化影响的人会产生痛苦的心理，这种痛苦与文化的衰落程度成正比。 这种文化从兴盛跌落到谷底，那么一直以来推崇他的人必然会悲愤至极，甚至产生以死殉道的想法。 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数千年以来未发生的巨变，影响到了一直以来人们崇尚的文化精神。 王国维先生选择与之共同进退，不得不死，这件事令陈寅恪非常悲痛，同时期的文人学者们对王国维的离去也非常惋惜。 陈寅恪的观点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共鸣。这个死亡原因被很多的学者所认可，但这毕竟是一家之说。 王国维先生自杀前一天写好的遗嘱，遗书的背面则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张虽已湿透，但字迹完好无缺，上面写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遗嘱交待了后事和家事，偏偏没有自杀原因。 或许，王国维先生是患了严重的抑郁症，那时国人对这个病还知之不多。 当然，真相恐怕只有王国维自己才清楚。 北大国学门“态度极向新方向走，风气为胡适之等所表率”，而清华研究院在王国维的领导下，“颇成一种质实而不简陋，守旧而不固执的学风。” “中央史语所”如迁至北平，不仅可以接受这两个研究机构的学术成果，而且能够吸收更多的高水平研究人员。如北大国学门的刘复、朱希祖、徐仲舒、陈垣，清华国学研究所的陈寅恪、赵元任，都是很有成就的学者。将他们吸收到史语所中来，必定能够大大提高史语所的研究水平。 一九二九年初，北方局势已趋安定。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原来设有语言历史研究所，所以傅斯年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全部迁往北平，广州不再留置分支机构。三月，“中央史语所”北迁，六月，入居北海公园之静心斋。 第36章 三驾马车 “中央史语所”迁入柏园仅仅半年多，即由广州北迁故都，定址北海静心斋。傅斯年的想法，是借助北平的历史文化优势，比如可供参考的图书资料，以及环境闲适、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环境。在他眼里，逛厂甸及东安市场等处的旧书铺书摊淘书，去古董铺欣赏书画珠宝，显得尤为重要。 静心斋位于北海北岸，原名镜清斋，明代为普通官房，清乾隆二十四年（1757）扩建“西天梵境”时修建了镜清斋。静心斋实为一建筑群体，也称“乾隆小花园”，主要建筑除镜清斋外，尚有抱素书屋、韵琴斋、碧鲜亭、焙茶坞、罨画轩、沁泉廊、枕峦亭、石桥等。布置精巧，环境清幽，融南北造园艺术精华于一炉，被誉为园中之园。 民国以降，袁世凯当政时，曾将此地加以修缮，变成外交部宴请宾客的招待所，首都南迁后又改为外交部档案保管处。 “中央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准备在所中设立九个研究小组： 文籍考订组、史料征集组、考古组、人类及民物组、比较艺术组，以上五组属历史类。 汉语组、西南语组、中央亚细亚语组、语言学组，以上4组属语言学类。 “中央史语所”正式建立时，调整为八个组：史料学组、汉语组、文籍校订组、民间文艺组、汉字组、考古学组、人类学民物组、敦煌材料研究组。 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些组的工作无法正常展开。而另一方面，分组过细，重复交叉过多，协调的不好会出现重复劳动，也不利于合作。 “中央史语所”迁址北平北海静心斋后，傅斯年整合研究力量，成立了三个研究组，第一组历史学，聘陈寅恪任主任；第二组语言学，聘赵元任任主任；第三组考古学，聘李济任主任。 后来人们通常称其为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原定的研究内容，除人类与民物组因课题与蔡元培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重复而取消之外，其余都包括在这三个组里。 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中央史语所”的三驾马车。 陈寅恪我们前边已经介绍过了。一九二八年“中央史语所”成立伊始，傅斯年便聘请陈寅恪为史语所兼任研究员。一九二九年史语所迁北平，当时陈寅恪已被清华学校、北京大学联合聘为教授，且须主持清华研究院工作。尽管如此，傅斯年还是下定决心，务必聘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组主任。傅斯年慨然应允陈寅恪在清华兼课的要求，陈寅恪无法推托，于是应聘担任了历史组主任。 赵元任（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4日），字宣仲，又字宜重，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清朝著名诗人赵翼（瓯北）后人。生于天津。父亲衡年中过举人，善吹笛。母亲冯莱荪善诗词及昆曲。 赵元任先后任教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中国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美国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后长期（1947-1963年）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并在伯克利退休。 赵元任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46年）、加州大学（1962年）、俄亥俄州立大学（1970年）荣誉博士学位，加州大学“教授研究讲师”（facultyresearchlecturer，1967年），中国北京大学荣誉教授（1981年）。 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成绩卓著。 赵元任在语言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话的文法》《国语留声片课本》《季姬击鸡记》等。 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代表作有：《教我如何不想她》《海韵》《厦门大学校歌》等。 赵元任翻译的代表作有《爱丽丝梦游仙境》等。 傅斯年在柏林大学读书时就与赵氏交往。1928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后，赵曾前来参观。 如果把赵元任比作汉语言界的北斗，那李济则肯定是人类学、考古界的泰山。 李济（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原名顺井，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 李济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曾在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民国九年（1920年）入哈佛大学转入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济开始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民国十五年（1926年）李济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为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其对殷墟的发掘则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界的地位。一九四九年以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创办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李济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其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系统研究。著有《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在与他人合著的《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五本中，对殷墟发掘所获一百七十余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其他的中文论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论著有《中国民族的起源》《安阳》等。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李济主持了殷墟发掘，把殷商历史从抽象变为现实，他也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 一九二八年，李济赴欧洲考察，回到香港后，顺便到广州游览，在中山大学遇见了庄泽宣。 一见面庄泽宣就告诉他：傅斯年正到处找你！ 这使得李济大吃一惊，因为他一向景慕傅斯年办《新潮》的成就，可从来没与傅见过面，傅斯年会找他做什么呢？ 傅斯年见到李济，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给他安排住处，亲自陪同他去香港办理船票的延期手续，坚持留他住了一个星期，参观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图书馆，介绍了史语所的研究计划，提出让他主持考古工作。李济深深地为傅斯年高远的学识、宏大的气魄和坦诚的态度所打动，他即刻接受了傅斯年的聘请，决心致力于中国的考古事业。 在广州，当“中央史语所”还在筹备之中时，傅斯年已经启动了实质性研究工作。 在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调查方面，史语所开创了由官方学术机构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众多，史语所在广州初创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 此间成果最为丰富的是杨成志，他历时近两年在金沙江沿岸进行了调查研究，深入罗罗族群对其社会、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这是西南民族研究的开创之举。 生物学家辛树帜则率队深入广西瑶山考察，并受托对瑶民进行民族学考察，他们白天深入林中采集动植物标本，晚间则向瑶民学习歌谣，标注方音，并收集了大量民俗标本；在语言学研究方面，赵元任、罗常培两位中国现代语言学重要奠基人，是当时语言组最先聘任的研究员。赵元任在史语所的首项工作即是进行两广方言调查。 考古方面，晚清甲骨首现河南即引起学界瞩目，傅斯年受命组建史语所，随即通过中央研究院把“殷墟发掘”纳入了工作范围。一九二八年的八月，中国古文字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董作宾，就作为史语所筹备处的派遣通信员前往河南安阳殷墟进行调查，期间得知当地小屯村仍有大批甲骨出土。十月，傅斯年委任董作宾在安阳进行试发掘，发现少量甲骨及其他器物，还获得了埋藏地点等重要信息。 这个时候，北平故宫散出的内阁大库档案已由所里购得，陈寅恪已经在主持整理。赵元任制定了大规模调查全国方言计划。加上考古方面的“殷墟发掘”。 于是，傅斯年便将这三大课题确定为三个组的工作重点。 第37章 王懿荣与甲骨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北迁的“中央史语所”刚刚就绪，傅斯年即增派李济前往主持对殷墟遗址的科学发掘。 殷墟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发现于二十世纪初，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商以此为都（约公元前十四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 对殷墟遗址的科学发掘，这至今仍被看作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开出新天。 对殷墟遗址的科学发掘，从根上说，源于一个叫王懿荣的清廷官员在自己吃的中药上的发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的京城，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西头路北的一座大宅院里，年过半百的王懿荣，正躺在病床上。近日身染疟疾，病情时好时坏，四处求治未果，让他不免有些焦虑不安。 这时他手里正拿着一剂药方，是一位友人探得个深谙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的方子。王懿荣平素略通医道，发现药方中一味“龙骨”，从未听说。随后经四方打听，说只有宣武门外菜市口的鹤年堂药铺才有此药。 待家人将药抓回来，好奇地打开药包查看何为龙骨，原来是一些大小不一的骨片。本为金石学家，精研铜器铭文之学的王懿荣发现，有的骨片上有许多非常规律的符号，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字体又非籀非篆。他翻看再三，摩挲良久，一时难解。 为一探究竟，他派人赶到鹤年堂，选了文字较鲜明的全部买下。并许诺，再得了有字的龙骨，将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收购。 这一天，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清一干人等，携带发现的“龙骨”至京师，遂被药肆掌柜引荐到王懿荣府上。王懿荣视为珍宝，以每板银二两如数收购，并让范氏等人铺纸研墨，为每人写了一副对联或条幅以示感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范维清又带来了八百余片“龙骨”，王懿荣照例全数购下。后又有叫赵执斋的古董商携来数百片，片片有字，王懿荣亦全数购下。于是古董商知道此骨可以赚钱，纷纷携之登门，时不多久，王懿荣已收“龙骨”达一千五百余片。 庚子一九零零年春，范估又以八百片售于王懿荣，其中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五十二个字。 接下来，王懿荣对“龙骨”进行了反复推敲、排比、拼合，深厚的金石功底，使他不难了解了这些“龙骨”是龟甲和兽骨，上面的符号是用刀刻上的文字，裂纹则是高温灼烧所致。“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 最后，王懿荣确认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确属一种文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早期的、而且是早于篆籀的文字，即是早于先秦时代青铜器上的文字。这一发现使王懿荣惊喜不已。 于是，至今为止，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被发现啦！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儒，一字廉生，原籍云南，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村人。生性耿直，号称“东怪”。 祖父王兆琛，为经魁、二甲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山西巡抚。父亲王祖源，拔贡，历任兵部主事、员外郎、四川成都知府、四川按察使，为著名金石学家和收藏家。 光绪五年，王懿荣中举，次年连捷二甲第十七名进士。朝考一等第三名，入翰林院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历任翰林院侍讲、河南乡试主考、翰林院侍读并署南书房行走，旋又补汉日讲起居注官,，此时的官职为——国子监祭酒。 从此，这位令人尊敬的国子监祭酒府上，便常常高朋满座。一块块精心整理过的龟板、兽骨在京师学界名流们手上传来传去，人们屏住呼吸，摩挲着三千多年前的“神”物。 王懿荣不满足于此，决定追根溯源，最终发现甲骨产自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原来，小商屯的村民们经常在种地时掘得这些刻有明显“符号”的骨头，他们发现这种骨头有止血作用，治疗外伤疗效尤佳，因此便收集起来卖到药店，并猜想这是古代龙的骨头，因而称之为“龙骨”。千百年来，被吃掉的“龙骨”不知有多少。 甲骨文继而殷墟的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 王懿荣不仅第一个发现、鉴识、收藏了甲骨文，而且也是第一个将其时代断为商代，使蒙尘三千多年的甲骨文字免于湮没，更在很大程度上终止了“人吞商史”的悲惨。 经后来的研究证实，王懿荣对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他能有这样的伟大发现，也并非完全是偶然。 发现甲骨文时，王懿荣已经五十五岁。早在他未中进士前，受其父亲影响，酷爱研究金石文字学。“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的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收集珍藏。鉴赏之余，爬罗剔抉，钩稽年代，补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前贤所未解，多有创见”。 其“好古成魔”，有“书墨之癖“。正如他在一首自嘲诗中所言:“廿年冷臣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隆福寺归夸客夜，海王村暖典衣天。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在钱。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 近代金石学家吴士鉴在《王文敏公遗集序》中说:“鉴别宋元旧椠，考释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前，他已著有金石文字方面著作，如《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福山金石残稿》、《古泉精拓本》、《石渠瓦斋藏瓦》等共计三十余种。 与翁同龢、盛昱、张之洞、孙毓文、刘鹗等人讨论金石文字之学通信达五百余封。 此时，王懿荣已三任国子监祭酒，时称“太学师”。《清史稿?王懿荣传》中说:“既回翔三馆,绵历十年，中朝言学者，自吴县、常熟外，惟公风采隐然，负时重望。”又曰，“懿荣泛涉书,嗜金石,潘祖荫、翁同龢并称其学。” 光绪二十六年，即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不到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文武大臣人心惶惶，慈禧太后则收拾行装，决定西狩。名义上是打猎，实则逃跑。既然要跑，也得找个人抵挡一阵。慌乱中，一介书生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临危受命，他不得不放下正在研究的甲骨文，仰天长叹:“此天与我以死所也！” 八月十四日，北京已是一片混乱，王懿荣在团练局指挥部分团勇作最后的抵抗。 下午城破时，他又组织团勇“以巷为战，拒不投降”。 当得知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已逃出北京城时，他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写罢，将笔一掷，吞金二钱不绝，复仰药仍不绝”，遂率夫人谢云鹤、儿媳张允淑投井壮烈殉国。 在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国家政.协的一位官员评价：“发现甲骨文，肯定了商代的存在和年代，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突破。王懿荣是公认第一位发现人，本世纪初历史学家对商代研究，概基于此，成为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起点……” 历史不应该忘记王懿荣先生。 第38章 第一次殷墟发掘 自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引发了学者们对甲骨文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对甲骨文的认识也不断的深入。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证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朝晚期都城，属于商朝王室遗物。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初名宝钰（振钰），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淮安。中国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甲骨四堂”之一（其余三人是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一九一七年，王国维从甲骨文中考释出商代的“先公先王”，证明司马迁《殷本纪》的商王世次并非虚构。 然而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还是知之甚少。而要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个王朝，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资料。 民国初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主张大胆疑古，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同样的故事主题，文献记载越来越详细，其实都是后代史官虚构事实，为了增加王朝正统性而编造出来的。 傅斯年认为，要想解决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必须有新方法、新材料，寻找史前和中国历史时期的连接，发掘殷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殷墟由于甲骨文出土与研究已确知为商代晚期的都城，这在时间上就有了准确的节点，可以为“其他古墟知识作度量”。 为此，傅斯年在“中央史语所”正式成立之前的一九二八年八月，就派董作宾先期赴河南安阳考察。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殷商时代已经沉入地底三千年，安阳小屯村的向导把董作宾带到一片田垄边，手指的方向，是一片貌不惊人的土地。过去的三十年间，人们就是在这里不断地翻找出大片的“龙骨”，上刻着人们无法看懂的符号。只不过，安阳人关注的是甲骨本身。这些甲骨抵得过最高产的庄稼。清末两江总督端方为一块甲骨开出的价格，曾一度高达二两五钱银子。这片甲骨“庄稼”的根系，就扎在泥土深处的那座商朝的故城里。 只是现在，除了黄土，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它的名字——殷墟。在安阳城中，士绅和古玩店的老板也纷纷劝远道而来的董作宾放弃幻想。走下田垄勘测后，董作宾发现，有几个坑显然才刚刚被填埋好，而他在坑边甚至捡到一片没有字的甲骨。他认定，就在脚下的棉田深处，应该仍然埋藏着有字的甲骨。 “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董作宾的信很快从安阳寄往广州，历史语言研究所，收信人是傅斯年。 傅斯年汇来一千银元，希望“纸上考古”转为“田野考古”。 傅斯年的计划极富野心和想象力。他希望摆脱传统学者所遵循的“纸上的考古”，而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他的目标是沿着洛阳逐步西进，直到中亚各地。他以中华文明作为立足点，但是目光所及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地理版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北大国学门的陈垣等人试图把北京建成汉学研究的中心，反超巴黎和东京，而傅斯年也热切地期望能把“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从巴黎和柏林夺回中国。 而眼下的殷墟发掘，正是这个庞大计划的第一步，能成为中国现代考古的基准刻度。为此，他与中央研究院反复磋商，终于讨来一千银元，这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殷墟第一次发掘意义非凡，但当时却并非易事，种种障碍横亘在董作宾面前。 那时河南聚众挖古物的事情层出不穷，省内外反响强烈，河南省政府专门发布条例，严厉禁止挖掘古物。 当时科学发掘的意义不为人知，考古发掘甲骨也被人当做“挖宝”，不但当地人眼红，社会各界也疑窦丛生。此外，当时安阳匪患严重，没有河南地方政府配合，科学发掘根本无法进行。 董作宾（1895年3月20日—1963年11月23日），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出生于河南南阳。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在甲骨学、年代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他年轻时经过商，教过书，办过报纸，直到二十八岁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读研究生，才真正走上学术之路。加入史语所之前，他在中山大学做副教授。他对甲骨研究有着敏锐的直觉。由于年少时学过篆刻，他逐渐练出一门绝技，可以根据刀法判断甲骨的真伪。 在安阳调查期间，董作宾就感觉到，将来的考古发掘要面对种种障碍。当地人视地下甲骨为己有，前来发掘无异于“虎口夺食”；河南省专门发布条例，严禁发掘古物，这法令杜绝不了盗掘，但公开的考古发掘却可能“撞到枪口上”；安阳匪患丛生，考古工作和人员的安全，均需得到有效保证。 从董作宾的做法看，他是“上盘、中盘、下盘”齐动手，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力促考古发掘顺利进行。他先前往开封，请幼年私塾同学郭宝钧相助。郭此时是省教育厅秘书，人脉很熟，经他引荐，董作宾拜访了河南建设厅长张钫、教育厅长查良钊，向他们说明殷墟发掘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赢得了这两位河南重量级人物的赞许。 随后，董作宾前往上海、南京，为发掘采购所需仪器，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与傅斯年面谈，请他出面，让“中国民国大学院”、“国立中央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等给河南省政府发公函，请求给予保护和协助。并请蔡元培先生致函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给他予以帮助。 各种公函到达河南，在省政府的行政会议上，董作宾早已“埋伏”好的张钫、查良钊“一唱一和”，据理力争，使“殷墟发掘之案”顺利通过。 经董作宾争取，省政府的张锡晋、教育厅的郭宝钧又奉派随同协助。董作宾又邀约表弟王湘等两人，连同上海请来的测绘员李春昱，一行六人前往安阳。 这次他们落脚在洹上村彰德高级中学，有教育厅大员郭宝钧参与，学校热情款待，一切所需，都由学校借用。 安顿就绪，董作宾、张锡晋、郭宝钧前往安阳县政府请求帮助。县长极表支持，对董作宾的要求一一照办将科学发掘之事公告全县，特别是小屯村及其附近，村村都张贴布告，令尽人皆知；从县人民自卫团派一名军官率领十名士兵，随同考古队前往小屯，并驻扎村里，保护发掘人员、看守发掘现场；从县政府特派专门委员协助，并派两名警察跟随维护治安。 在县里安置妥帖，董作宾又来村里安置。一行人在警察、士兵的护卫下，到小屯村村长张学献家开会，董作宾先介绍科学发掘的意义，然后，省、县官员宣读两级政府公告。情绪有些骚动的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董作宾接着布置，他说好工钱，请村长代招工人，并通知村民，无论挖掘到谁家地里，对受损的庄稼都会给予赔偿。最后，租了村长家几间房子做临时办公场所，也作为自卫队的住房。 村长办事很上心，当天就招齐了所需的十五名工人。 傅斯年让董作宾主持第一次殷墟发掘，可真是找对了人。经过商，教过书，办过报纸，丰富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会办事的本事。 参与第一次发掘的六个人，包括董作宾在内，都没有考古发掘经验，甚至也都没有受过专业培训，董作宾最先摸索的，是“挖坑”的学问。 他最初设想挖正方形，四丈见方，这样面积大，深处光线充足，可以随时摄影。但请教村民，得知人家都挖长方形，长七八尺，宽两三尺。这样的尺度，铁锨、抓钩用起来方便；可以架辘轳，坑深时起土省力；挖出来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时方便省力。于是决定放弃最初设想。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洹水岸边挖了一天，却一无所获。董作宾不无丧气时，发现田间有农民在挖括蒌的根茎天花粉(一种中药材)，他们拿着一种铲子，长七八寸宽四五寸，铲面与“洛阳铲”不同，把儿长一丈多。找到药材苗，即顺着苗茎慢慢向下挖，挖出一个小洞，将地下约一丈深处的根儿取上来。 董作宾大感兴趣，上前观看，见不同深度挖出来的土色不同，于是大悟，谈好工钱，请农民第二天带着长铲来帮忙。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 六七天后，在小屯村一户人家院内有了大收获。这个编号为二十四的坑里，发现有字骨版十五块，骨质坚实黝黑，字极清晰，再往下挖，出土兽骨兽牙等。董作宾十分兴奋，绘制《二十四坑之土层及其出土器物图》，最早注意到了甲骨与土层的关系及相关信息。 与以往的书斋生涯相比，考古发掘十分艰苦。因小屯一带有匪患，他们不敢住村里，每天往返步行十余里，午饭是干馒头、凉开水，有时会让村民煮点儿稀饭，当时安阳风沙极大，往往一碗饭没喝完，已落上一层土。尽管如此，他们却越干越起劲。 但是，这中间也有曲折，董作宾的专业背景和学术兴趣，决定了他最看重的仍是甲骨。最令他失望的是，考古队在十三天里接连发掘了三十六个坑，却只在其中六七处发现了有字的甲骨，数量远低于预期。他有些犹豫，眼看着傅斯年辛苦讨来的一千银元不断消耗，他越来越不安，甚至建议停止发掘计划，以免劳民伤财。 不过，傅斯年却坚信，发现多少甲骨上的文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探究地下的真实情况和蕴含其中的知识。他并非考古学专业出身，他所依靠的，是敏锐的直觉、广博的见识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对学术的使命感。 第一次殷墟发掘持续了十八天，挖了四十个坑，共发掘出有字龟甲五百五十五片、有字骨版二百二十九件、无字甲骨近两千片，还有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获还是颇丰。而最重要的是为以后的殷墟发掘，开了个好头，也使“中央史语所”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这片遗址有了更多新的认识。 每年的十月十三日被史语所内部定为“考古节”。 第39章 实至名归的中国考古学之父 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李济与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对晋南汾河流域进行了调查，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大片布满史前陶片的遗址。 之后，他返京与佛利尔美术馆、清华大学商定合作发掘事宜，于当年十月再赴西阴村。 在测量了当地的地势后，李济决定对之进行“披葱式”的挖掘。挖掘时间由十月十五日起直到十二月初。具体分工是：李济主持发掘工作，袁复礼负责调查。前后两个月的发掘，李济等人获得了一大批石器、骨器、陶片和贝壳，整整装了九辆大车。 从夏县启程。走了九天，这个浩浩荡荡的车队才到达山西第一条出省铁路——正太铁路的榆次站。 一路上，这个车队引起了不少谣言。当时的省政府有点不放心，派人在榆次县关口检查。 检查员开箱一看，“第一箱是破碎陶片，第二箱是破碎陶片，第三箱，还是破碎陶片！”他们有点不耐烦地问： “你们化（花）了这些钱，运这一堆货物到北平，难道说都是这些破砖烂瓦吗？” 李济等人答道：“都是一样的。请你们每一箱都打开看就是了！” 这些检查员听了，虽说有点信不过，却心灰意懒地摇摇头，不再看了。在他们眼里，李济这些人做的事“有点荒唐、滑稽，近乎疯癫，不可以常识理论”。于是他们将信将疑地放行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是李济先生于一九五六年在文章中回忆的。 在百年前的那个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所做的事，被地方政府盯着，为普通百姓所不解。他们的确想不到，李济就是用这些“破砖烂瓦”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新篇章，启动了一场惊心动魄又曲折感人的中国古史重建之旅！ 这批出土文物运回北平后，曾在清华学校进行了一次公开展览，李济亲自担任讲解员。李济对这批出土文物作了一番科学考证，判断为公元前三千二百年至公元前二千九百年间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不久，他将此次考古研究成果，写成《西阴村史前遗存》，于一九二七年发表。 李济曾兴奋地告诉国人，这次发掘，“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极平直。李济认为，夏县丝织业的历史非常悠久，这个蚕茧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的遗留（survivalinculture）”看待。他认为，虽然通过半个蚕茧，不能十分肯定地推断中国新石器时代蚕业的存在，但却可以论定，“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 后来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 现在，这个茧壳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里，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只是一九九五年为纪念李济百年诞辰时，才展出过八天，以示纪念。这为后话。 西阴村的考古发掘，是在内忧外患年代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严谨的学术色彩；而李济的考古报告完全突破了传统的金石学，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用科学方法研究考古学的道路。西阴村发掘成为田野发掘研究工作的一座里程碑，并使李济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由李济创造的“三点记载法”、“层叠法”、“探沟探坑法”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一直被考古学界沿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说第一次殷墟发掘。 第一次殷墟发掘结束，撤出小屯时，有高度责任心的董作宾，很担心发掘成功的消息传出后，引发新的盗掘狂潮。即致函省政府和安阳县政府，说明暂停发掘，请注意保护，严禁私人挖掘。又通过村长告知村民，偶然得到甲骨，不可卖给文物贩子，可通知安阳中学、彰德高中校长代为收购。 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董作宾等人带着第一次发掘的收获，兴冲冲地返回开封，与拟上任的考古组主任李济会合。、 没想到，李济虽然也对大量出土甲骨文表示惊喜，同时却非常不客气地批评了第一次发掘殷墟的挖掘方式。 李济在后来的著作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第一次试挖“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捡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绪乱，一无记载。” 傅斯年对第一次试挖的过程和结果也不是完全满意，李济后来回忆，傅斯年说：“我等此次工作的目的，求文字（甲骨文）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 只是寒冬已至，第一次试挖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只能就此终止，静待冬去春来再进行第二次发掘。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只能把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当做学费。 但是，董作宾这次以甲骨为主要目标、带有探宝性质的挖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结束了古玩爱好者“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家时代，更为后面的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挖掘开启了道路。 李济和董作宾的第一次碰面，就产生了一个否定的结论，似乎并不愉快。而实际上，这两位学者都有足够宽阔的胸襟，业务、学术的探讨、争论开诚布公，毫不影响个人关系。 董作宾对李济的批评也虚心接受，两人还达成了一份“君子协定”：旧历新年后到安阳再联手搞一次试掘，董作宾研究其中的甲骨文，李济负责所有其他的出土文物。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李济正式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从此殷墟考古发掘迎来了“掌门人”。 与此同时，傅斯年做出调整，把发掘组更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 一九二九年春，李济主持的第二次殷墟发掘开始了。 正如发掘组新的名字一样，这次发掘明确把殷墟作为发掘对象，而不是单纯地挖掘甲骨，考古方式和工作原则发生了质的变化。 发掘之初，李济就提出考古不能有挖宝思想，“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经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就能显现真正的学术价值”。 这次挖掘中，李济提出了“科学”的考古概念：“科学的考古必须具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问题、必须有方法、记载必须精确、必须无成见、必须有耐心。” 在工作中，李济聘用了专业的测量员对遗址进行了测绘，以便更准确地描绘出以小屯为中心的详细地图。 他又在遗址内的若干地点以挖深沟的方法进行挖掘，主要的目的是要清楚地了解地层下地表的情况，以便找到甲骨堆积的特征。 此外，他还系统地记录和登记了每件遗物的确切出土地点、时间、周围的堆积情况和层次等等。 每个参加挖掘的工作人员也坚持写关于个人观察以及田野工作中发生情况的“工作日记”。 同时，李济给大家立下规矩，“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队同人自己决不购买、收藏古物”，这成为所有中国考古人心中最神圣的戒律、底线。“考古不收藏，收藏不考古”至今仍是衡量一名考古人的最基本的标尺。 第二次发掘，从一九二九年三月七日至五月十日日，分村北、村南、村中三个发掘点，共开三米长一点五米宽的探坑四十三个。发掘出甲骨文740片、还有大量陶器、兽器、陶范、铜器及石器。同时对村南、村中和村北的麦地、棉田进行了地下情况调查。 挖掘结束后，他们把大量的出土物装箱包好，运到北京。 自一八九九年甲骨发现以来，疯狂盗掘已让殷墟千疮百孔，但谁也不会留心、收集与甲骨一起出土的“残陶碎骨”，更不要说那些挖出去的不同颜色的土层。只有受过人类学、考古学专门训练的学者，才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边角料”上。 李济撰写的第一篇殷墟考古的论文《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关注的就是土。论文首次提到了“地层学”的观点。他根据考古过程中的发现和记录，认为殷墟的地下堆积分为三层：最深层是殷商时期的文化堆积；覆盖其上的是分散众多的隋唐墓葬；最上面的是现代堆积层。 殷墟第二次发掘中，李济与董作宾不同，不仅要寻找甲骨，更要搜集所有的其他文物；不仅要发掘文物，更希望考察地层的分布和特点，找到历史演变的潜在线索。 几年前在西阴村摸索出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记载法”，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自此，殷墟发掘逐渐形成了由点到线到面再到整体的方法，并为中国各地遗址考察树立了典范。 李济也非常强调测绘的重要性，于是，地质调查所派出王庆昌和裴文中来到安阳。两个年轻人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这次绘制的地图比第一次发掘时进步了许多。 王庆昌还首创性地用线条来表示深度，为日后殷墟的测绘提供了参照。 二十五岁的裴文中这一次只能给王庆昌做助手。不过，离开安阳几个月后，他将在周口店发掘出第一个“北京人”的头骨，从此扬名世界。 第一次发掘时，董作宾发现了人类的头骨，但他觉得考古队冒犯了死者，于是把它们重新掩埋起来。 在李济眼中，这些头骨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他的老师虎藤（e.a.hooton）就要求学生必须深入了解人类骨骼的特性，能够根据碎骨片做出判断。一九二一年夏天，李济曾帮助虎藤清理过五百个埃及人头骨，与它们朝夕相处，每天洗刷，整理。而殷墟中的遗骸，复活了他那段久违的记忆。 大师就是大师，李济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姿态，乐于和其他学科的专家合作研究。一九二九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李毅，就应邀对殷墟出土的白陶、硬陶和灰陶标本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实验分析。 两年后，英国皇家科学工业学院的哈罗德教授收到了李济寄出的四件铜器标本，并进行了检验。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和德日进则应李济之邀，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鉴定出二十四种动物，最令人惊讶的是，殷墟甚至有鲸、象、貘的遗骨，由此可见，虽然末代都城地处内陆，殷商王朝其实与南方沿海地区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往来。 毫无疑问，殷墟考古更加奠定了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地位。 董作宾亦是殷墟考古自始至终的核心人物，他直接参与、主持的发掘就有八次。而作为甲骨文研究的著名专家、“甲骨四堂”之一，他最大的成就当然体现在其甲骨学研究上。 董作宾最值得敬仰的研究成果当属《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及《殷历谱》。前者完成于殷墟发掘期间（1933年），提出甲骨断代研究的十项标准，把甲骨分为五期。从此甲骨学研究有了精准的年代学依据。 这样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就是科学考古的成果。 第40章 大龟四板 因为有了李济这样的顶级考古专家主持，肯定地说殷墟发掘从第二次开始，是走上了科学考古的正轨了。当傅斯年挖空心思、不遗余力的招聘李济到“中央史语所”主持考古的时候，有人还不是很理解，现在不能不心悦诚服傅斯年用人的眼光。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岗位，这便是领导者的知人善任。 有了李济的主持，背后又有傅斯年甚至蔡元培这样的卓越的领导人保驾护航，按说，接下来殷墟发掘便应该是高歌猛进了。 殷墟地处河南，因为冬季天寒地冻，不具备野外考古的条件，夏季雨水过多，对挖掘中的历史遗迹容易造成破坏，所以这两个季节是要被回避开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在殷墟的发掘，只能在春秋两季。 第二次殷墟发掘，也就是一九二九年春季发掘结束后，接下来的第三次开挖，按计划应该是在一九二九年秋季进行。 一九二九年十月，而正当李济信心满满的进行当年秋季的第三次发掘时，却遇到了大麻烦。 原来，殷墟发掘开始之时，中研院和河南地方政府曾在出土器物的归属和保管上有所约定，出土文物主要交给河南地方部门保存。 但在一九二九年春第二次考古发掘之时，李济等人就发现，河南当地很难保证文物的安全。殷墟的第二次发掘结束后，李济等人为了保护出土文物免遭破坏，把部分重要文物带回了北京进行整理和研究。 这一做法，惹怒了河南政府。率先反对的是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他以史语所违反协议为由，请求河南省政府叫停殷墟的发掘，转而委托河南博物馆进行挖掘。 当时的民国，虽然已经不像在北洋时期，很多地方都处于割据状态，但地方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很多的时候，中央的政令都不见得畅通，更别说中研院这样的文.化.部门，自然是惹不起地方政府。 所谓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本来，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是很难进行的，更别说是层层设立障碍了。因此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开始的第三次发掘，到十月二十一日便被迫停下了。 在此情况下，傅斯年亲赴河南政府所在地河南开封进行斡旋，对李、董二人的做法进行了解释，并且承诺史语所绝不会独占文物。也通过各方的努力，到十一月十五日，第三次发掘才得以继续。 当时殷墟发掘面临的情况特别不好。 一方面，考古人员在乎季节，盗掘古物的人可不在乎。考古人员不在的夏季和冬季，成了盗贼们大肆挖掘文物的时机。 最初，安阳的盗掘仅仅集中在甲骨上，主要参与的人是古董商，销售市场以北京和天津为主，开封也是一个重要的转运中心。到了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后，盗墓的规模迅速扩大，几乎所有类别的安阳遗物，都成为盗掘者的目标。 而另一方面，在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停止期间，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已经在安阳组织了新的挖掘。这次挖掘一直持续到一九三零年的春天，所挖的文物全部都运到了河南开封。 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既无力制止盗贼盗掘，对地方组织的挖掘更是没办法干涉，他们能做的只能力争跑到盗贼和地方的前面。 因此，第三次发掘从十一月十五再一次开始后，李济他们一直干到了十二月十二日，河南的天已经很冷了，他们不能不停下了。 第三次发掘，发掘地点在小屯村北和西北两处，采用开纵横探沟的方法以了解地层情况。在村北开三十米至四十米长一米宽的探沟二十一条，三米长一米宽的探坑一百一十八个，发掘面八百六十平方米。共发现墓葬二十四座、灰坑十一个，出土甲骨文三千零十二片。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石器、陶器、骨器等。陶器中还发现了一片彩陶及一些釉陶、白陶片。在村西发现墓葬六座基殷代文化堆积层。 通过这次发掘，李济认为：“殷墟的范围，实超出小屯村境界以外”。 所谓皇天不负苦心人，第三次发掘的成果是很丰盛的，著名的大龟四板、牛头刻辞和鹿头刻辞就是在这次发掘中发现的。 自带有文字的甲骨被发掘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人们认出了上边的字，因为都是碎片，并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或是按照什么规律来书写的。 所谓大龟四版，即四块保存十分完好的刻辞龟甲。其出土自一个灰坑之中。由于这四块龟甲的出土位置接近，因此它们上面记述的内容相对连贯，这对于破译甲骨文以及了解商代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殷墟发掘期间，这著名的“大龟四板”，是在村北大连坑南段的一个长方坑内发现的。 这是四块比较完整的刻有卜辞的龟腹甲，四板之上全是卜询的记录。从第一年的十月癸酉至第二年五月癸亥连续九个月（包括第一年末置闰的十三月），共存二十一条卜辞。 在这四板龟骨上，频频出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字。这个字出现频率之高，为所有甲骨文字之最，有人认为它是官名，有人说是地名。然而无论是哪种解释，代入句子中都不通顺。 董作宾经过仔细对比，第一次提出，这个字应该是今天汉字中的“贞”。董作宾还提出，甲骨文的语法与现在流行的汉语语法并没有太大不同，有“贞”字存在的句子只能是：某某卜某贞。前面的某是干支商王，后面的某就是为商王占卜的人，他们是王朝中最受尊重的人，这些人被称为“贞人”。 在其中的一块大板上，董作宾发现，其上共有六个贞人，分别叫做中、宫、品、允、争、宾。这六位贞人，共同使用过这一块龟骨占卜，从占卜文字上看，前后共经历了九个月的时间。 董作宾对其文例精心研究后，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上发表了《大龟四板考释》。 “贞人”是个极为重大的发现，用董作宾自己的话说是“后期甲骨文研究的一个新叶的起头”，郭沫若也誉其为“顿若凿破鸿蒙”。 这个极为重大的发现使甲骨学跨进了一个新阶段，进而确立了“因贞人以定时代”的甲骨分期断代标准。解决甲骨文断代难题的钥匙就这样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完整龟板找到了。 而牛头刻辞和鹿头刻辞所以贵重，也就是因为它们和大龟四板一样是完整的，如同一本有开头有结尾的书。 李济在《安阳》一书中说：“虽然这场政治性的干扰很快就解决了，但挖宝的传统观念顽固得很。为此我们中的很多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 在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的呼吁下，国民政府立法院在一九三零年六月出台了《古物保存法》，其中第一条规定：所有地下古物都是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和私家团体都无权发掘。 但是，在地方势力割据的政治环境下，安阳乃至全国的古物市场都没有严格贯彻这项法令。 一九三零年以后，以面向欧洲和日本买家为主的洋庄逐渐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山中商会甚至曾派员专门坐镇安阳。一块小小的甲骨，有越来越高的获利，这使得盗掘更加猖獗。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傅斯年和李济等人，一边处理地方矛盾，一边更加紧迫的与殷墟的盗掘者“赛跑”。 第41章 梁思永和吴金鼎 考古挖掘最起码需要一个和平的条件，傅斯年和李济等正准备在接下来的一九三零年大干一场的时候，很可惜，殷墟发掘因中原大战而被迫中断了。而机缘巧合的是，因为这个中断，中央史语所又开启了一个重要的考古项目。 何为机缘巧合？这需要引出又一个对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 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山东省安丘县万戈庄人。幼年家贫，由外祖母供应上学，先后就读于安丘德育中学、潍县广文中学（今潍坊二中）和齐鲁大学。一九二六年考进清华学校研究院，读人类学，后专业师从李济先生学习考古学。一年后返回母校齐鲁大学继续任教，并开始对济南周边的历史遗迹进行考察。 其中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两年时间对平陵城以及附近的城子崖进行了六次有目的的考察，并基本确定城子崖为重要历史遗址。 当时齐鲁大学尚不具备独立考古资质和发掘条件要求，吴金鼎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导师李济。 李济收到学生提供的消息，立即与傅斯年等人商量，并联合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决定对城子崖遗址进行有秩序的发掘。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为主任，日常工作由已经被聘为“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的吴金鼎负责。古迹会成立之后立即开展田野工作，当时临近冬天，因此选择在各方面条件比较便利的城子崖开始。 城子崖的第一次发掘，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七日到十二月七日，参加的人员是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等六人。采用的是考古层位学的方法，发现城子崖台地的断崖上清晰可见的“文化层”，这次发掘最有特点的出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此后，经过吴金鼎的整理，这些新发现文物展现出龙山文化的总体面目。 城子崖的发现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推进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六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山东大学工学院召开了城子崖遗址新闻发布会，李济发表讲演，对城子崖遗址的第一期发掘进行阶段性总结，对出土的黑陶遗存在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义给予充分肯定。 吴金鼎一九三三年赴英国留学，一九三七年以论著《中国陶器》，获得伦敦大学人类学(考古学)博士学位。毫不夸张地说，吴金鼎是“第一位获得人类学(考古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回国后，他先后在“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带领团队在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从事考古调查，被誉为“中国西南地区田野考古的奠基人”。抗战结束后，吴金鼎毅然受邀回到母校齐鲁大学，先后担任文、理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多个职务，主持齐大国学研究所工作，为齐大复员济南，重铸辉煌出力巨多。 曾与吴金鼎在中研院史语所共事多年的著名考古学家石璋如这样评价自己的同事：“吴先生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者，田野考古调查约二十次，所得遗址八十四处，发掘遗址二十六处，是带女性员工田野考古的开端者，也是田野考古的先锋。从山东的史前，到河南的殷周，又到四川彭山的汉、云南南诏大理的唐宋，以至成都琴台的五代。时间上下数千年，地区纵横数万里，涉猎经验之丰，文化贡献之多，直到现在为止，在田野工作上来说，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呢？称得上田野考古第一人。” 一九四八年吴金鼎因患胃癌在济南病逝，年仅47岁。这为后话。 殷墟第四次发掘被拖了一年，肯定是坏事，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坏事又可以变成好事。因为，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的殷墟第四次发掘，迎来了一位新成员，一个为殷墟以后的发掘，带来根本性变化的人——梁思永。 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广东新会人，是梁启超次子，梁思成的弟弟。 民国四年（1915年），梁思永考入清华留美班。民国十二年（1923年），梁思永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此间曾参加过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做过特别研究，如早期著作中的《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一文，除高瞻远瞩地深人分析有关资料外，还明确指出“……殊无理由原封不动地搬用西欧的型式学和年代学。假若将来的研究显示出该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顺序，也不会太出人意料之外吧”，这一科学预见，已为后来的考古发现所充分证实。 留学期间，梁思永为了解国内考古情况，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 在此期间，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整理李济一九二六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的部分史前陶片，对万余片陶片进行了深入分析，写出《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 虽然缺乏能够复原的完整器形，还是就陶片的质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类叙述，对于它们在地层中的分布、变化作了详细的统计，并用图表予以表示。在肯定西阴村和仰韶村属于同一时代的遗存外，梁思永还指出仰韶村的若干器形（如三足鬲和镂孔高圈足豆）不见于西阴村，后来的发现证实，上述陶器为较晚的龙山文化所有。这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报告。 尽管所分析的仅限于一个探方的陶片，但整理、分类、统计以及对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范的作用，对后来考古报告的编写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著作中应属最早的代表。 民国十七年（1928年）九月，梁思永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第二年的十二月，梁思永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此文于1932年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 梁思永在这篇文章中将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为南西伯利亚群、华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及有待解决的间题，认为没有必要照搬西欧的考古方式，如果东亚有新的文化顺序，也不足为奇。他的预言后来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他将其分为中国和蒙古的北方群、印度支那的南方群和日本与朝鲜的外围群，并指出它们的特征与有待解决的问题。梁思永在文中着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间题，一个是叠压地层的问题，第二是分区研究的必要性。前者在后来研究后冈遗址时用于揭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顺序，后者应用于分区研究龙山文化。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考古研究工作者对以上研究方法的最早的论述。也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大范围内进行对比研究的第一篇论著。 一九三零年，二十六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刚到“中央史语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中央史语所”的“东北考古计划”。因为一九二四年时法国学者德日进曾在赤峰林西发现过一处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的首选目的地便锁定在了那里。就在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突然暴发鼠疫，阻断了行程。恰巧此时，中东铁路的俄籍雇员路卡什金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又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马决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二百块陶片、一座墓葬及十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一百多件石器和一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七百多件，共出土标本一千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了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早在二十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八十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著，对该区域关注已久。 然而当梁思永终于到达林西，找到了被当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窝子地时，西北风也刮到了那里。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气温将遗址地表的土层冻得非常坚硬，无法开掘，只能转而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的采集。 梁思永在《昂昂溪史前遗址》这篇报告中详细报导了发掘经过，阐明了其文化的基本面貌，他在对细石器的概念的分类标准方面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另外，他在昂昂溪所得的材料是数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几乎唯一的墓葬材料。 殷墟第二、第三次发掘，虽然李济具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及对学科发展的引领，但田野技术却是他的弱项，梁思永恰恰在田野发掘技术上为殷墟考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是殷墟考古过程中第一个真正受过现代科学考古训练的人。 怎么说呢？如果说李济开启了殷墟的考古发掘的话，梁思永则是开启了殷墟科学考古发掘。 第42章 后冈三叠层的发现 一九二七年一月，梁启超给正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的儿子梁思永的信中说：今天李济之（李济）回到清华……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梁思永进入“中央史语所”后，会得到傅斯年和李济怎样的重用和重视。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停了一年的殷墟第四次发掘到底还是开始了，因为这一次有梁思永参加，被后来的学者称之为殷墟的第一次科学开挖。因为从这一次开始，采用了梁思永依据土质土色不同划分地层进行发掘，而不是之前殷墟发掘所采用的人为划分水平地层的方法。以后我们会知道，这样的改变，对中国的考古学，具有怎样的意义。 这一次的发掘虽然还是李济主持，但是，从开挖方式的改变可以看出，很多的主导意见是来自梁思永。从这里，更加可以看到，李济的胸怀若谷和高洁的人品。 第四次发掘，主要地快分为三个，即小屯村北、四盘磨、后冈。重点还是小屯村北，发掘，时分为a、b、c、d、e五区，分别由梁思永、郭宝钧、董作宾负责。开探沟一百七十五个，面积大约一千四百七十平方米，发现大片版筑基址、房子、灰坑及墓葬（18座），出土甲骨文七百八十二片，青铜武器、工具及铸铜陶范，陶器有白陶、釉陶、灰陶等，还出土有玉石、骨牙、蚌器等。坑e10中出土大量兽骨，邮鹿头刻辞、虎头骨、象牙床、鲸背胛、牛骨及鹿骨等。尤以象骨及鲸骨的发现，对于研究商代的动物群以及当时的气候、生态环境与交通更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次发掘可谓阵容强大，吴金鼎也参加了，并且也很被看重。他和李光宇负责四盘磨的发掘。开挖了探沟二十一个，发掘面积一百余平米，发现灰坑、墓葬等，出土陶器、铜器、石器、蚌器等。 第四次发掘的最大亮点是后冈发掘，是从四月初开始的，由梁思永负责，参加人吴金鼎、刘燿等。 发掘地点在冈顶附近，以顶点为原点向四方发展，开坑二十五个，面积约二百一十六平方米。发现白灰面房子、窖穴等，出土彩陶、黑陶、灰陶、以及骨器、石器、蚌器，并出土一块字骨。这是小屯以外第一次甲骨文字的发现。 这次发掘的最主要的收获是这里直接叠压的地层关系。 对后冈的发掘梁思永与吴金鼎是有备而来的。一九三零年秋，在济南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一次发掘，吴金鼎作为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者参加了发掘工作，梁思永虽然未参加此次发掘，但参与了报告的编写工作。可以说，两人对城子崖的材料了然于心。后冈发掘前，梁思永与吴金鼎到后冈勘察，地面采集到很多与城子崖相似的陶片。这是当时发掘后冈主要动因。 是的，他们已经接近考古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发现了，只是风云突变。 这一年的五月初，原本已经投降蒋介石的西北军石友三部突然叛变，与中央政府决裂，他们竟认为中研院在安阳的发掘小组是奸细。于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全体人员迅速撤离了安阳，第四次发掘宣告结束。 但是，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殷墟不行了，还有城子崖。 山东古迹研究会随即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开始了城子崖第二次发掘。 这次带队的是梁思永、吴金鼎两位年轻的考古学家以及王湘等人。 第一次发掘，因为李济和董作宾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及在相关考古发掘技术上的缺陷，发掘工作存在一定短板。但是，作为留美归来并掌握了现代考古知识与手段的梁思永，已经完全突破传统考古认知和方法，尤其在田野考古方面，填补了李济、董作宾等老一代考古学家留下的空隙。 李济对梁思永在这方面的贡献十分认可。他曾经这样说：“梁君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学家，并且对于东亚等考古问题做过特别的研究。两年来他对于考古组的组织上和方法上均有极重要的贡献。” 梁思永在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时，对考古操作改革多涉及田野考古之细节，如：每坑作业工人降至最低限度以提高效率；以布袋代替麻纸包装，既可多次使用节约又不易损坏而紊乱；改善出土物标签的记录方式，详细标明出土地点等等。但梁思永在城子崖很重要的贡献是在出土物整理与报告编写方面，主要由他构建的整理方法及报告编写体例，开创了中国考古报告的先河，此与他早年曾整理研究过李济所发掘的西阴村资料有着很大的关系。 到了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后期，暴雨突至，雨水迅将几个已经挖掘了一米多深的探坑全部灌满。根据以往经验和办法是等待坑水全部自然干涸后，才能继续发掘，这样至少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 经过商量，决定采用吴金鼎提出的建议，借用村民的水桶将探坑中的水排出，晾干，尽快重新发掘。 梁思永、吴金鼎亲自上阵，在齐腰的水中与民工一起排水，保证了发掘工期按时完成。 此次挖掘，除去星期日休息，实际工作二十天，单日最多用工四十八名，开挖探坑四十五个，总面积达到一千五百多平方米，发掘古物共装六十箱，由龙山运至济南山东古迹研究会保存。 从出土文物看，陶器多为手制，但轮制已经出现，这些陶器技艺精湛、造型独特，遗憾的是制作工艺已经失传。 由出土的卜骨、筑版与夯土分析，梁思永断定城子崖文化与殷商文化为直接的传承关系，同时又反衬对殷墟建筑遗址的重新认识。 城子崖遗址发掘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被称为“黑陶文化”，后经梁思永提出统称为“龙山文化”。 梁思永对于城子崖遗址发掘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的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从而进行比照研究。参照殷墟后冈遗址文化堆积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 考古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底，梁思永刚刚完成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又马不停蹄的参加了这一年十一月七日开始的殷墟第五次发掘。 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仍主持后冈的发掘，也是后冈的第二次发掘，参加者主要有刘燿等。 发掘点仍在冈顶附近，开坑二十个，面积约三百八十五平方米。遗迹发现龙山期白灰面和夯土围墙，以及小屯、龙山、仰韶三层文化的清晰堆积，即三叠层堆积。 出土遗物主要是陶片，仰韶期有红陶彩陶钵、圈口瓶和灰陶高脚鼎等，龙山期有绳纹灰陶或光面黑陶尖鬲足、甗及鬼脸式足鼎等，小屯期有绳纹灰陶肥鬲足、刻纹白陶及卜骨等。 这次发掘最大的贡献是梁思永在后冈发现了后冈三叠层。 后冈三叠层的意思是，在考古学地层上，最上面是殷墟、中间是龙山，最下面是仰韶。从地层上证明了中国的历史由史前到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 严格说来，后冈地层之准确认识是在第二次发掘过程中才得到的。梁思永此时刚从城子崖发掘归来，对龙山遗物的具体形象非常熟悉。梁氏在发掘小记中对地层与文化层有详细描述，其科学之操作技术于今毫不逊色：“后冈地面下的土层，发现各种深浅的灰、黄、绿、黑、褐等颜色纵横交错，似乎情形复杂，但在第二次发掘停工之前，我们已将这些各色的土层分别的归并为三大层。这三层在地面下的关系是：第一层在第二层之上，第二层在第三层之上。在全冈上还没有发现过第一二三3层重迭的情形，也没有发现第一层直接堆积在第三层上的情形。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黄土绿土混杂，没有清楚的界线；第二层与第三层之间，有硬褐色土一层（山东龙山镇土人呼为鸡矢拌土），界线分明，一目了然。” 根据上述描述可知，后冈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既非只有三层，亦非是整合的序列，而是各层单一或其中的两层或更多层互叠散布于四处。梁思永田野考古技术的重要意义，在于动态而全方位地观察整个冈地文化层（包括遗迹如白灰面）的纵横布局。地层归并后的三叠层，也不是1—2—3三层依次叠压，而是1—2、2—3的情形。 梁思永不仅搞清楚了其全部顺序，更重要的是，还搞清了每一层的平面分布范围，以及厚度变化，由此建构了整个冈地文化层堆积的三维立体图形，然后再纳入每一层的出土遗物特征，又全方位了解遗物的分布情景。 “后冈三叠层”发现之前，学者们对西部彩陶文化、东部黑陶文化以及中部灰陶文化三者的早晚关系众说纷纭，而早晚的年代学问题恰恰是深入研究的基础。梁思永采用正确的发掘方法，解决了这个学术难题，这成为了解中国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第43章 殷墟的六至十五次发掘 在考古界，梁思永有个绰号叫“拼命三郎”。对于中国的考古事业，他是拼了命的。一九三一年春刚结婚三个月，梁思永即参加在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之后便总是出现在考古现场。 他的女儿梁柏有曾撰文说：“他在野外工作中和工人们一起挖掘，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有时需要卷起裤腿在水中泡上几个小时，为了工作不受雨季影响，有时还要挑灯夜战，吃饭也无定时，工作紧张使他无法离开工地，只得啃点白馒头，喝几口凉水算作一顿饭，但他还是干劲实足。” 在艰苦条件下如此拼命工作，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一九三二年春，梁思永刚二十八岁就患上了烈性肋膜炎，因此卧病两年。医生从他的肺中抽出了四瓶如啤酒颜色的积水。 这使他他错过了第六次到第九次的发掘。毫无疑问，这是殷墟发掘中的重大损失，毕竟他是唯一一个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才。 一九三四年春，他的身体刚有所恢复，便着手完成热河调查报告。从同年秋季开始，梁思永主持了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 期间最重要的收获是对殷墟王陵区的大规模发掘，确认了殷墟王陵的存在，这对研究殷墟布局及早期王陵制度提供了珍贵材料。 陈星灿说：“梁思永为中国考古学注入新的方法，奠定了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基础，树立了考古发掘报告的写作典范。他是殷墟早期的发掘者之一，是商文明的重要发现者。他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 李济说：“梁思永先生，中国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全部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发掘，可以说一直是在战乱中努力坚持，然而终于还是因战争而中断。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央史语所”对殷墟发掘一共进行了十五次，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一至五次。 第六次发掘：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五月三十一日由李济主持，发掘地点有小屯、高井台子、王裕口北地。 小屯发掘共开探坑八十二个发掘面积约九百平方米。参加发掘的有董作宾、刘屿霞、石璋如、李光宇等。发现一处面积为30*10的版筑基址，上有三座门及排列整齐的柱础石，学者们断定为宫殿遗迹。 高井台子位于侯家庄西北，洹河之滨。发掘者吴金鼎、王湘，共开探坑三十三个，发掘面积约三百平方米，在这里又一次发现殷代、龙山、仰韶文化层叠压的现象。 李济、吴金鼎在王裕口北地发掘，开探坑九个，发掘面积约一百一十六平方米，发现殷代墓葬及窖穴等。 第七次发掘：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十二月十五日，主要在小屯村北的a、b、c、d四区工作，由李济主持，参加发掘的有董作宾、石璋如、李光宇。共开探坑一百七十三个，面积为一千六百余平方米。发掘多座版筑基址，形状有矩形、凹形、条形等，上排列有整齐的柱础，还有窖穴、房子、墓葬等（16座）。 说明小屯北地确为殷代宗庙宫殿所在。窖穴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如坑e161出土成层鹿角，坑e181出土五千八百零一件珍贵文物，还发现甲骨文二十九件，墨书白陶残片一件，上有毛笔书写的“祀”字。 第八次发掘：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十二月十五日，以董作宾挚友身份参加殷墟第一次发掘的郭宝钧，后来“半路出家”，从河南省教育厅转入中研院史语所。因为没有相关专业的知识背景，他边干边学，主持了主持了这一次发掘。地点在小屯、四盘磨、后冈。共开探坑一百三十六个，面积约三百平方米，发现两处版筑基址，基址上除石础外，还有铜础十个，龙山窖穴四个，殷代灰坑一个，隋墓九座，出土了甲骨文二百九十七片，以及殷代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 四盘磨发掘由李光宇负责，开探坑二个，计二十平方米，发现殷代小墓一座。 后冈发掘由刘耀、石璋如、李景聃、尹焕章负责。共开探坑五十七个，发掘面积约三百平米。除继续发掘夯土围墙外，还发现了一座两个墓道的殷代大墓、殷代小墓两座。大墓四隅发现殉葬人头二十八个，此乃首次发现殷代殉人遗迹。 第九次发掘：一九三四年三月九日—四月一日，由董作斌主持，参加发掘的有刘耀、石璋如、李景聃、祁延霈、尹焕章。地点在小屯村北、侯家庄南地、后冈、武官村南霸台。共开探坑二十八个，面积约三百多平方米。发现版筑基址、灰坑、灶各一座，隋墓四座、甲骨片四百四十一片及其它文物。 在小屯发掘之际，侯家庄村民在村南地盗掘出甲骨文，董作斌得知后当即停止小屯发掘，全体工作人员调往侯家庄南地发掘。共开探沟一百二十个，面积一千二百七十一平方米，发现夯土基址两处，窖穴十五个，墓葬十九座。出土甲骨文、铜、陶、玉石器等。其中以大龟7版为最重要发现。 自此出土甲骨文地点自小屯、后冈外，又增一处侯家庄南地。后冈发掘继续发掘龙山时期的夯土围墙和殷代大墓。结果找清了龙山围墙分布范围及其大小，特别是后冈大墓的发现，启示学者们去寻找殷王陵的信念。 第十次发掘：：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四月一日—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由梁思永主持，参加发掘的有石璋如、刘耀、祁延霈、尹焕章、胡厚宣。地点在侯家庄西北冈，面积约三千余平米。在西区发现四座带四条墓道的大墓，在东区发现小墓六十三座，发掘了三十二座，其中大多为祭祀坑。根据大墓的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精美，推断其为殷代帝王陵墓。 第十一次发掘：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由梁思永主持，参加发掘的有石璋如、刘耀、祁延霈、李光宇、王湘、尹焕章、胡厚宣、夏鼐。发掘面积八千平方米，在西区将四座大墓挖到底，在东区发掘了四百一十一座小墓（大都为祭祀坑）。其中埋砍头及全驱人葬坑外，还有车葬坑、马坑及动物葬坑。出土大量器物，其中有青铜器牛鼎、鹿鼎、大圆鼎，数以百计的铜盔、大量的戈、成捆的茅，精致的石雕、玉器、牙雕、仪仗漆器等。 第十二次发掘：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十二月十六日，仍由梁思永主持，地点在侯家庄西北冈，为殷墟发掘以来工程最大的一次，每天用五百民工。面积约九千六百平方米。在西区发掘了三座带四条墓道的殷代大墓(m1217、m1500、m1550)，一座未建成的大墓m1567以及少量的小墓（殉葬坑）。在东区发掘了一座带四条墓道的大墓m1400、两座带两个墓道的大墓m1443、m1129，七百八十五座小墓（大多为祭祀坑）。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玉石器、骨器、仪仗器和一件罕见的蟒皮或鳄鱼鼓。 第十三次发掘：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六月二十四日，由郭宝钧主持，参加的有石璋如、李景聃、祁延霈、王湘、高去寻、尹焕章、潘懿。地点在小屯村北b、c两区，面积约四千七百平方米，发现版筑基址四处，灰坑一百二十七个，墓葬一八十一座（其中一部分为祭祀坑）h127甲骨坑出土甲骨文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其中完整龟甲达三百多版之多，实为殷墟发掘以来最为惊人的发现。 第十四次发掘：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梁思永主持。发掘地点在小屯村北c、i两区，面积约三千九百五十平米，发现版筑基址二十六处，灰坑一百二十二个，墓葬一百三十二座（部分为祭祀坑）以及水沟等，发现了一批精致的铜礼器、玉石器及大量的陶器、青铜武器等，出土字甲二片。 第十五次发掘：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六月十九日，由石璋如主持，地点在小屯村北c区，面积约三千七百平方米，发现夯土基址二十处，窖穴二百二十个，祭祀坑和小墓一百零三座及水沟等。出土甲骨文五百九十九片以及一批铜器、白陶、玉石器等，还出土了一批陶范、陶模和内范。 第44章 祝“胖寿无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开山。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当傅斯年得知徐志摩遇难后，“长久的哽咽”，一整天，他几乎什么都没做，不时的对身边的人说，“再也没有人祝我‘胖寿无疆’了。”熟悉傅斯年的人说，从来没看到傅斯年为什么事，这样的伤心难过。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用过的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等。浙江海宁硖石人（今嘉兴市海宁市硖石街道人），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散文家、新月派诗人、新月诗社成员、景星学社社员。 一九一五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一九一八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同年，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一九二一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 一九二三年成立新月社。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六年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大学教授。一九三零年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再度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代表作品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清末民初的实业家，徐氏世代经商，早年继承祖业，独资经营徐裕丰酱园。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合股创办硖石第一家钱庄——裕通钱庄，后又开设人和绸布号。成为远近闻名的硖石首富。 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的生活。沈钧儒是徐志摩的表叔，金庸是徐志摩的姑表弟，琼瑶是徐志摩的表外甥女，徐志摩与厉麟似、钱学森也有亲戚关系。 《晨报》是一家大报，《晨报副刊》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全国著名的“三大副刊”之一。晨报原名《晨钟报》，创刊于一九一六年，创办者是声名卓著的汤化龙和梁启超。在其创刊伊始，李大钊曾做过编辑主任，并且为创刊号写下了著名的《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 《晨报副刊》创刊时，也由李大钊主持。再后来，孙伏园接手，他不像李那样热衷于主义宣传，而是致力于思想启蒙，同时不忘趣味，加之他与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情谊，聚集了包括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等一帮文坛高手，因而把《晨报副刊》办的有声有色。 孙伏园辞职之后，《晨报副刊》一直缺少主编。直到一九二五年徐志摩访欧归来，才由徐志摩接管。 徐志摩接管《晨报副刊》，曾有这样的说明：他早就想办一份报，最早是想办一份《理想月刊》，后来有了新月社，就想办《新月周刊》或《新月月刊》，却都因为自己“心不定”而没有办成。《晨报》很早就曾邀他去办副刊，但他没有答应。直到一九二五年三月，他要到欧洲游历，《晨报》老板陈博生等不肯放他走，他才承诺说只要放他去欧洲，回来就给他们办副刊。所以，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就只好上任了。 徐志摩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在《晨报副刊》亮相。在长长的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他透露说：他曾与陈博生相约，副刊既然让他来办，办成什么样子，要完全由他说了算。“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了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我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同时声明：“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 这段话或许更能清楚的让我们认识，徐志摩是个怎样的人。 傅斯年和徐志摩是两种性格的人。一个性情暴躁，刚正严明；一个性格随和，浪漫多情。但他们都率性纯真，重义多情，遂成为很亲近的朋友。他们都是人世间稀有的天才，也都在自己的人生事业上创造了辉煌成就。 傅斯年和徐志摩曾经是“两度同学”。 首度“同学”是在北京大学。傅斯年一九一三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修完预科课程升入本科国学门；徐志摩一九一六年到天津北洋大学预科读法学，次年随北洋大学法学科并入北京大学，与傅斯年成为北大同学。 他们学的专业不同，志趣也有明显差异。 傅斯年开始醉心国学，在刘师培、黄侃等先生指导下潜心攻读，志在承继“太炎学派”衣钵，心无旁骛。 徐志摩虽在中学读书时就发表过诗歌和文学评论文章，且诗性灵动，却没有选择感兴趣和擅长的文学。 他对学业并不特别用心，喜欢结交学界名流，尤其崇拜梁启超，还举行了很正式的拜师礼。当时北大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交往的圈子不同，“同学”之间应该能认识，但没有什么交往。 徐志摩在北大就读时间很短，与傅斯年同学大约一年时间。在傅斯年走出旧学营垒投身新文化运动、发表文章倡导文学革命时，他已经离开北大赴美留学。 但留学期间，徐志摩无法不对国内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给予关注。他应该从《新青年》《新潮》杂志上读到傅斯年的文章，而逐渐引起对其人的欣赏。 再度“同学”是在英国伦敦大学。 一九二零年一月，傅斯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师从史陪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两个月后徐志摩到该校的政治经济学院读博士学位。 这次“同学”约一年时间，因徐志摩转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而结束。但同为海外学子，同在一校读书，他们见面来往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傅斯年家境贫困，很小就背井离乡远到天津求学，较之一般青年显得成熟稳重，比家境优越、自由诗性的徐志摩更见成熟。傅斯年性格豪爽，热心助人，有时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谋虑操持，这样的人身边肯定朋友多。 当时英国聚集了很多中国的青年才俊，他们留学海外，没有家庭羁绊和人事牵挂，且才气飞扬，青春浪荡，读书之外少不了聚餐郊游，也少不了风花雪月。徐志摩诗性浪漫，较之一般更见突出。美丽的康河更加激发了他青春激情，这样的人在人群中肯定受欢迎。 无论如何，两个人很快成为了朋友。 两年后，徐志摩返回国内，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文，个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随后，他开始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同时罗列了颇为壮观的撰稿人名单，其中就有傅斯年。 徐志摩知道傅斯年写过诗，也知道他有诗的慧眼、懂诗，评论写起来有过人之处。从此，因为这层关系，两人交往变得密集起来。 徐志摩遇难后，傅斯年何以说“再也没有人祝我‘胖寿无疆’了。”是因为徐志摩写给他的一封信。 这封信如下： 傅大哥： 我叫新月寄一份我第三集诗的校样给你——供给你一个出气的机会，好不？诗刊二期印得有三百多处错，尤其大雨的长诗，一并送你换骂！我十二又得滚了。 祝你胖寿无疆 志摩 七月九日 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九日，新月《诗刊》第三集出版之后，徐志摩遇难之前，应该是他写给傅斯年的最后一封信。 因为知道傅斯年懂诗，所以在《诗刊》创办后，徐志摩便经常邮寄一些样刊给傅斯年。 傅斯年虽然不经常写诗，但他对诗歌却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在《诗刊》出版的第二期中，当他发现错误百出时，就毫不客气地写信大骂徐志摩： “你的眼光如此之差，看来该去医院看看眼科了。为何将如此粗俗的刊物寄于我，让我跟着生气？以后再制作出如此粗滥刊物，就不要再寄过来。” 当时在收到傅斯年的信后，徐志摩羞愧不已。在《诗刊》二期付梓后，他自我感觉良好，也没有几个人批评他。现在，只有好友傅斯年毫不留情地指出他的错误，这让徐志摩非常的感动。 于是，便有了他给傅斯年于七月九日写的那封回信，字里行间透露着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徐志摩出生于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五日，傅斯年出生于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按阴历他们是同一个属相，按阳历傅斯年长一岁，故徐志摩称其“傅大哥”。但并不是比他年纪大的，他都会称呼大哥，一句“傅大哥”，表达的是徐志摩对傅斯年的敬重。 第45章 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二零零六年，第三十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会议会票表决通过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三十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大会评价殷墟为：“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媲美，以其甲骨文、青铜文化、玉器、古代历法、丧葬制度及相关理念习俗、王陵、城址、早期建筑乃至中国考古学摇篮闻名于世，文化影响广播而久远，真实性、完整性强，具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有良好的管理与展示。” 大约公元前一零四六年前后，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起兵讨伐商王帝辛（纣），最终建周灭商。二百五十余年的商都城毁于战火，成为废墟，后人称之为“殷墟”。 文献关于商王朝的记载极少。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距商王朝灭亡已近五百年，他曾感叹文献不足，对商王朝了解不够，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司马迁作《史记》时，对于商代的记载也极为简略，《史记.殷本纪》仅一千余字，多数商王寥寥数字，只言片语。 但自甲骨文被发现、殷墟被发掘以来，经几代学者持续努力，现在我们对殷墟乃至整个商代历史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中央史语所”一九三七年的第十五次发掘结束后，受战争的影响，殷墟发掘工作中断十余载。在此期间殷墟遗址遭受严重的盗掘破坏，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在这一时期盗掘出土的。 一九五零年四月至六月，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启了对殷墟遗址的发掘，发掘工作由郭宝钧先生主持，地点在武官村北王陵东区，发掘中字形大墓一座。随葬品中的一件虎纹石磬最为精致。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大司空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了一批墓葬陶器，为殷墟墓葬的分期提供了资料。 一九五八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立了安阳工作队，随后在小屯村西建造了工作站。安阳队的建立为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发掘殷墟遗址提供了保障。 一九六一年，殷墟遗址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安阳队对小屯西地等十三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基本摸清了殷墟遗址的范围与布局，发现了铸铜、制骨作坊、居址以及墓葬遗存。主要收获有以下几项：在苗圃北地、孝民屯西地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在北辛庄南地、大司空村发现了制骨作坊；在小屯西地发现了一条长灰沟，推测在小屯宫殿区外围存在防御沟；在后冈发掘的一座圆形祭祀坑出土了戌嗣子铜鼎，内有铭文三十字，是殷墟出土铭文最多的一件铜器。 一九六二年，对大司空遗址进行再次发掘，依据大司空的发掘资料，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七年，在殷墟西区的孝民屯一带持续发掘了近千座晚商墓葬，为研究商代晚期的“族葬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九七三年，对于小屯南地的发掘，出土甲骨文五千余片，是继h127甲骨坑后殷墟甲骨的另一次重大发现。出土甲骨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常与陶器共出，是研究甲骨文分期断代以及殷墟文化分期的可靠资料。 一九七五年，在小屯村北发现一处玉石器制作作坊。 一九七六年，在小屯西北地发掘了著名的妇好墓，出土随葬品一千九百二十八件，是殷墟发掘的未被盗掘的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一九八四年，在东陵区东区发掘了编号为n260的单墓道大墓，并确定了司母戊大鼎即出自此墓。 一九八九年，发掘确认了小屯乙组宫殿南部的一处凹字形建筑基址，从而将殷墟宫殿宗庙区的范围向南扩展。 一九九零年，在郭家庄西部发掘一座未被盗掘的中型墓葬m160，随葬大量青铜器。根据铜器组合以及铭文可确定墓主为“亚址”，生前是一位地位显赫的高级武将。 一九九一年，在小屯东南的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座甲骨坑，出土刻辞甲骨五百七十九片，完整的刻辞卜甲三百余版，是殷墟甲骨的第三次重大发现。 一九九九年，在洹河北岸钻探发现了一座早于殷墟小屯的商城，即洹北商城。后来又发掘确认了宫城、一号及二号宫殿基址，从而证实了其商代都城的性质。学界倾向于将洹北商城划归到殷墟遗址范围内，因而洹北商城的发现极大扩展了殷墟遗址的范围与文化内涵。 二零零零年，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座贵族墓葬m54，规格较高，是继妇好墓及郭家庄m160之后第三座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的贵族墓葬。 二零零六年，在苗圃北地东侧的铁三路北段，发掘确认了一处大型制骨作坊，出土制骨各环节的骨制品三十余吨，为复原殷墟时期的制骨工艺及流程提供了实物资料。 二零零六至二零一二年，在殷墟南部的刘家庄北地进行持续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居址、墓葬、制陶作坊、大型道路、祭祀坑等重要遗迹，为研究殷墟都邑布局、手工业生产、族邑形态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 二零一五年，在刘家庄北地发现一座铅锭坑，出土铅锭三千四百零四千克。铅锭坑位置距离苗圃北地铸铜作坊较近，应是铸铜作用铅原料的贮藏地。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在洹北商城北部发现了铸铜、制骨作坊，填补了商代中期都城手工业生产的空白。 近年来，在传统认知的洹北商城、殷墟区域之外，不断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特别是与洹北商城同时期的陶家营环壕聚落、与殷墟大体同时期的辛店超大型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引起广泛关注。陶家营、辛店、邵家棚等遗址如同殷墟不同等级的“卫星城”，它们的发现大大突破了传统认知的殷墟范围，也呈现出三级甚至更多的聚落结构形式，“大邑商”的神秘面纱被进一步揭开。 二零二二年，为解决洹北商城城墙基槽或城壕的性质问题及洹北商城的都邑布局问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重启洹北商城郭城的考古工作，在大面积勘探的基础上，采用重新解剖及再次揭露两种方式，对西、东、东南城壕进行发掘。 据最新考古成果表明，以前认定的城墙实际上是壕沟，所谓的“外槽”应是城壕废弃后自然淤积形成的，部分城壕的坡岸还专门用夯土进行加固。 此次洹北商城的重要考古发现，初步解决了争议多年的洹北商城城墙基槽或城壕的性质问题，对推进洹北商城的都邑布局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殷墟发掘还在持续进行之中。 第46章 差一点就被烧掉的国宝 前边，我们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傅斯年主政的“中央史语所”第三组（考古学）的成就，毫无疑问，对殷墟和城子崖等遗迹的科学发掘，不但是傅斯年和“中央史语所”的卓越政绩，当然也是蔡元培和中央研究院卓越政绩。更是傅斯年和“中央史语所”，乃至蔡元培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贡献。 第三组（考古学），只是“中央史语所”的三个组中的一个，在第三组创造辉煌伟业的时候，第一组（历史学）和第二组（语言学）也同样在创造辉煌。 每说到傅斯年和“中央史语所”，人们不但会很容易联想到殷墟发掘，也会联想起“明清档案整理”。 “明清档案整理”也被称为抢救“大内档案”。 清内阁大库，在旧内阁衙门之东，临东华门内通路，素为典籍厅所掌。 清“大内档案”也就是内阁大库档案，是指清朝政府存放在内阁大库中的明末至清代的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册簿等。 内阁大库原编为六个号，礼、乐、射、御四个号所藏全是明末至清代的档案，书、数两个号除收藏赋役书、命书、朱批谕旨、乡试录、殿试卷外，还藏有明朝文渊阁旧籍及各省府县志。 总的来说，内阁大库所藏，书籍居十之三，档案居十之七。其书籍，多明文渊阁之遗。 宣统元年（1909年），库房损坏，这些档案书籍被临时搬放于文华阁两庑和大库外边的庭院里。露天堆放非长久之计，于是主管学部事务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将其中书籍捡出，成立“学部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保存。档案部分被视为无用之物，经内阁会议讨论后，拟予以焚毁。 这批档案或许也有天意保佑。就在一众太监计划如何把这么的“破纸”搬出去烧掉，还不能给宫里造成空气污染而苦思冥想之时，时任翰林院检讨的著名书法家章梫，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库中。 听到太监们的叙述，他觉得既然这些东西反正要销毁了，闲来无事，在里面翻翻，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章梫这一无意之举在这其中找到了由宋代人留下的玉牒残页（简单说就是宋版书），这使得章梫非常惊讶。他在向太监祝福暂时不要动这些东西后，急忙找到当时在学问与身份都极其显赫的张之洞，向他说明原委。 张之洞又去找到在当时盛名在外的学者罗振玉，罗振玉通过阅读残页上的文字，当即表示这与《宋史?艺文志》中提到的文献是一致的。罗振玉进一步认为，内阁大库就是明代文渊阁的故址，定然有许多藏书遗留在其中。而张之洞又继续询问一些同僚，确定罗振玉所言是事实。 在此基础之上，张之洞立即组织人员，到内阁大库按照保存下来的明代文渊阁藏书目录去寻找前人遗留下的古书，尤其是价值连城的宋版书。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张之洞也急忙上奏，请求驳回，然后急忙去故纸堆当中“寻宝去了”。但是他们认为的宝贝只是偶然所得的，更多的只是明清普通的官方档案，并没有什么价值。即便是张之洞这样的硕学大僚，并没有现代的史学价值观念，在找不到他所期待的宋版书之后，也是悻悻地转身离开了。而这批档案虽然命令不让烧毁，只是继续堆放在大库当中。 辛亥革命后将这批档案材料划归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于一九一七年全部移放于午门端门洞中，。 这些档案被废置在午门，不断有人在好奇心趋势之下，公或者私的原因，前来查看。但是不管是普通的官员还是有浓厚学术兴趣的学士大夫，他们在看待这些档案之时，都是注意能否从中找到一两本宋版书甚至是残页，即便没有宋版的，明版的也未尝不可。所以一旦发现在这些档案当中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时，便觉得没有任何的价值了。 这其中最为有名的例子便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与这批档案的故事，他在听说到这批档案的缘由后，多次勘探没有发现他想要的宋版文献，只能默默离去，说明当时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近代以德国为主，兴起的利用官方档案研究历史的学术观念，基本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 后来教育部曾两次派人进行“整理”，将一些比较整齐的材料翻捡出来，其余的则胡乱堆放，使之更加残破散乱，被盗窃之现象亦更为严重。 一九二二年，历史博物馆方面经费短缺，于是在这批档案上打起了主意。把它们装进了八千个麻袋里，总计重量十五万斤，以“烂字纸”之价格，计四千大洋，卖给了北京的同懋增纸店。 该纸店又改用芦席捆扎成包，准备运至定兴、唐山两地重新造纸，同时从中挑出一些较为整齐的案卷，拿到市场上出售。 罗振玉闻讯后，急以三倍之价赎回。将已运往定兴的部分重新运回北京，运至唐山的部分改运到天津存放。 他曾雇人对某些案卷进行了整理，编印成《史料丛刊初编》10册。以私人之力，全面进行整理绝无可能，长期存放，其财力实亦难及。罗氏计无所出，只好转售他人。据传外国人有欲出重金购买者。 一九二四年，李盛铎以一万六千元价格购得，于北平、天津分别赁屋存放。 李盛铎（1859年—1934年），字义樵，又字椒微。号木斋，别号师子庵旧主人，师庵居士等。晚号麂嘉居士。江西省德化县（今九江市）东乡谭家畈人。 李盛铎五岁开始读经作诗文，十一岁读《说文》《经典释文》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十二岁开始购书、抄书、校书，曾刻《范家集略》等行世，十七岁已在江西文坛小有名气。二十岁时与归安石子韩宗建合编刊成《俪青阁金石文字》。光绪五年（1879年）乡试中举。光绪十五年会试中甲进士，授翰林修编、国史馆协修。光绪十七年，南乡试副考官，次年三月，奉旨以御史用。 甲午战败，李盛铎恨“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想“维持振救之”，乘各省举人会试于京城之际，公开出面与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并组织保国会，即：“保国家政权土地、保国人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保国会数次遭到弹劾，形存实散，未得善终。 同年九月，李盛铎奉旨受赏三品御衔，以四品京堂候补。 戊戌变法后，盛铎被任命出使日本大臣。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事起，李盛铎回国，补授内阁侍读学士，十二月授顺天府府丞。光绪三十年八月，署理太常寺卿。 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派遣亲贵戴泽、戴鸿慈、李盛铎、徐世昌等五大臣分赴东洋西洋各国考察政治，以为立宪之预备。次年六月诸考察政治大臣先后回国，奏请朝廷宣布立宪。考察事毕，李盛铎出使比利时。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回京复命，仍回顺天府任府丞。 宣统三年，改任山西提法使，施改山西布政使，旋晋升山西巡抚（一说兼护府理山西巡抚）。 辛亥革命后，李盛铎被聘为大总统顾问，并先后担任了参政院参政、国政商榷会会长等职。在此期间，纂修了一部家乡县志——《德化县备考》，今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其稿本。 晚年，李盛铎寄居天津作寓公，不再过问政事，唯往来于京津书肆，一意收集古籍。成为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藏书家。 到了一九二七年，李盛铎经济情况不好，已经难以支付存放“大内档案”的房租，且所租房屋漏雨，损及书册，乃急欲转卖。 当时平津学人虽知这批材料价值甚大，但均以价格太高且难以保存整理而未敢购买，时日本人又开始打这批文物的主意，并有所行动。 傅斯年开始关注“大内档案”，缘于一九二八年他留学归来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此时傅傅斯年正在筹备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第47章 傅斯年如愿以偿 一九二八年春天，傅斯年接到考古学家马衡一封信，马在信中建议傅设法收购流散在外的大量清内阁大库档案。 马衡（1881年-1955年3月），浙江鄞县人，字叔平。 早年入读南洋公学，精于汉魏石经，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中国金石学家，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五二年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一个重量级人物。 这件事傅斯年虽然早有耳闻，但看过了马衡的信后，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当即去找国民党要员戴季陶、朱家骅，结果终因资金难筹而无果。傅斯年随后找胡适、陈寅恪商议，商量的结果是求助老校长蔡元培。于是就有了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傅斯年关于此事给蔡元培的一封信。 信的全文如下： “午间与适之先生及陈寅恪兄餐，谈及八千麻袋档案，本是马邻翼时代由历史博物馆卖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麻袋，李盛铎以万八千元（按：实为一万六千元)自罗振玉手中买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储之。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以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 “去年冬，满铁公司将此件订好买约，以马叔平(按：马衡字叔平)诸先生之大闹而未出境。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存，恐归损失。今春叔平先生致函斯年设法，斯年遂与季(按：指戴季陶)、骝(按：指朱骝先，即朱家骅)两公商之，云买，而付不出款，遂又有燕京买去之议。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 “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donation（此恐为donation之误，意为捐赠品），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致失散，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此实非浪费不急之事也。先生虽辞去大学院，然大学院结束事务，尚有杏佛先生负责，容可布置出此款项，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与杏佛先生切实商之。此举关系至深且巨也。至费用，因李盛铎索原价一万八千元，加以房租，共在两万以内，至多如此。叔平先生前云可减，容可办到耳。” 傅斯年、胡适和陈寅恪在商量此事时，想得很周全。首先，凭他们对蔡元培的了解，蔡元培肯定会为此事全力以赴。考虑到中央研究院也无买下的资金实力，只有大学院能有条件张罗到钱。而蔡元培此时虽然已不是大学院长，但影响力还在，加之还有杨杏佛从中全力斡旋。 杨杏佛（1893年4月5日—1933年6月18日），名铨，字宏甫，号杏佛，江西清江县（今江西省樟树市）人，祖籍江西玉山，近代经济管理学家，辛亥革命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权运动先驱，中国管理科学先驱。 一九三三年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主持该同盟的日常工作。先后组织并亲自参加了营救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共产党员和许德琦、丁玲、潘梓年等教授作家的活动，公开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罪行。因得罪了当局，而被特务暗杀。 蔡元培此前对保护明清档案史料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其中最大贡献，是他创立了专门学术机构，使档案史料能够永久保存。 蔡元培中西兼容的学术背景，使他成为二十世纪初较早具有公共意识的学者。国外的学习考察经历，使他对西方档案馆的公共性，对大学与档案馆的关系都有切身体会。对国外各国都有大规模的档案馆十分羡慕，认为只有专门设立档案收藏保存机构，史料与修成之史才“有并存共在之可能”。 此外，国内大量珍贵史料档案的流失，引起蔡元培的愤慨。他谴责造成档案流失之人“缺少公心，不知史料的价值”。强烈的公共意识促使蔡元培积极投身于专门学术机构的建设，并借以保存史料及明清档案。 一九二四年四月，蔡元培就在英国呼吁将各国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特别提到要建立一个科学博物院，这所科学博物院包括“陈列、实验、演讲、研究、编印新图书杂志等事”。他对档案保存机构的设想是紧密结合整理与研究，集保管、开放、利用为一体的西方档案馆性质的学术机构。类似的学术机构在民国时期先后出现过三个，分别是北大国学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这三个机构先后参与了明清档案史料的整理，且都与蔡元培有密切的关系。 他先后担任过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以他卓越的才能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机构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为明清档案史料建立了永久的保存机构，也是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最后得以归还公有的关键性人物。 前面提到过了，蔡元培这时已经辞去大学院院长的职务，但是为留住这批珍贵档案，即于九月十二日致函大学院总干事杨杏佛，“欲大学院以二万元购李盛铎所藏之档案。如能腾出此款，当然甚好。但几日内有法筹出否？” 收到老院长的信后，杨杏佛马上全力为之。 蔡元培、杨杏佛对于这部分内阁大库档案最终得以保存在史语所，并得到迅速整理、研究、刊发功不可没。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史语所派员至北平，由马衡介绍，找李盛铎洽谈，后又由陈寅恪、李宗侗出面办理。 一九二九年三月，陈寅恪致信傅斯年，说已向李盛铎预付定金，并说由罗振玉清理印出之史料乃其中之极少数，其余并未开包。最后，如傅斯年设计的路径，大学院买下了这批档案，交由中央部研究院，最后，傅斯年如愿以偿。 清亡以来，这批档案数易其主，辗转搬运，潮湿腐烂、鼠啮虫蛀，损失相当严重。一般官僚政客，乘检视之机，将珍贵案卷攫为己有，加上纸店主人挑选出售，罗、李收藏时各有留取。历史语言研究所运进时，计称得存于天津之档案六万余斤，存于北平的部分大约与之相当，总计约十二万斤，较原来应该是已经少了二万余斤。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国宝，还是基本保留下来。 那些为保护这批国宝，曾做出不懈努力的先贤们，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第48章 明清档案整理 1929年春，史语所迁至北平后，傅斯年立即着手筹划对这批明清档案的整理。 首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分散的档案，还是集中到一处整理的好。而十二多万斤的纸张，光存放保管就需要不小的地方，何况还要进行整理。为了找到合适的地方，傅斯年可是下了一番功夫。找来找去，他看好属于历史博物馆的午门楼。 经过一番操作，一直到这一年的7月，由教育部出面将此房舍拨给中央研究院，再由中央研究院决定，交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使用。 地方有了，傅斯年随即找人对午门东西廊房进行了简单的整修，拟作为为工作室之用。同时购进了整理用具。 与此同时，傅斯年派人将存放于天津的部分，运回北平。存放北平的部分，也陆续运到午门楼。待平津两地档案陆续运至，傅斯年已经组织起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他与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5人为编刊委员。 明清档案整理，无疑应当是第一组（历史学）的业务。陈寅恪博作为第一组的主任，理当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的。 这样特殊的档案整理，无疑对人的学识水平要求是很高的。这对于博学多识，精通满蒙文字，长于文史考证的陈寅恪来说，自然是得心而应手。但是，一方面，陈寅恪当时虽已出任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却仍在清华、北大兼课，时间上很难不与档案整理发生冲突，另一方面，陈寅恪这位学问大家，组织领导和许多事务的张罗，恐怕并非其所长。 对这样大的量的档案的整理，需要人手，也就需要对人的组织领导，加之后勤保障等繁杂的事务，光靠陈寅恪这个第一组的主任肯定是勉为其难的。包括档案整理之规划，人员的组织和安排，实际上很多都是由傅斯年包办的。 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傅斯年的老师，他曾用心采辑明季史事，参加过北大所接收的清内阁档案的整理，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陈垣当时是故宫博物院理事，掌文献部，曾领导、规划清宫档案的分类整理，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拟定的《整理档案八法》，即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仍为这次档案整理基本指南。他们二人名为编辑委员，实为傅斯年所聘之高级顾问。 而关于档案收藏、整理、刊布等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也都是傅斯年在居中谋划。而具体之业务活动，则多由本史语所第一组的研究员徐中舒具体负责。 徐中舒（1898年10月15日—1991年1月9日），初名道威，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 1928年起，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任教授、研究员。1937年，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的协聘，来到四川大学历史系，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此。 1949年以后，徐中舒又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 徐中舒博涉民族史、地方史、明清史、中国文学史等领域，将之融铸一炉，相互参证，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在文字学方面，徐中舒的《金文嘏辞释例》一书乃是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他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是目前收录文字最多、释义最全的汉语字典，成为中国辞书出版史上一座里程碑，而他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则被认为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 当然，这为后话。 9月底，这次为整理档案专门招聘来的20多名档案整理人员，分成6个小组，整理工作也随之而全面展开。 至1930年7月，这批档案已清理出十之七八，其余部分均已破烂不堪，不少是片纸只字，无法连贯，整理起来十分困难。他们把这些未经整理的档案重新装入麻袋，打算日后再作处理。 在清理这批档案的同时，傅斯年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他准备一边进行清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明清史料》，将整理所得公之于世。 他在《〈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中写道： “此所刊布，皆整理中随时捡出，以为值得流通于世间者。最完美之办法为俟整理完事，再将一切认为可以刊印之篇，详加别择，以类相从，附以考证而刊行之。如此可为一个整个之制作。然似此事业，完工不可期之于十年之内。国内学人近年已甚注意档案一类之直接史料，不予刊布，无以答同祈求者之望。且订定考证之业，参加者多，成功益美。若先将“生材料”按月刊布之，则据以工作者不限吾等，凭作参考者不分地域，于是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 按照这个原则，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1年将首批整理的档案公开刊布印行，取名《明清史料》。此次印行者称之为“甲编”，共有10册。 第1至6册乃整理档案时随意捡出的文件，包括明季边情，有关骚乱反叛事件的奏章、题本及沈阳旧档等。其中以顺治朝奏章为最多，涉及到郑成功、李定国、洪承畴等重要人物的史料皆有选录。 第7册为朝鲜史料。 第8至10册乃明季边情方面的文件。 1936年出版乙编、丙编各10册。 乙编第1至6册录明季边情文献。 第7、8、9册录东南沿海一带的海盗、山贼、红夷、倭患及黔、滇、川三省的土司文献。 第10册录农民起义方面的文献。 丙编第1册为沈阳旧档，第2册为洪承畴奏章，第3至10册为顺治朝奏章。 以上三编30册均为线装，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均告停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编10册的篇目内容已经选定，但因时局动荡，迟迟未能付印。后来还是在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整理后，交商务印书馆刊印面世。内容包括有关郑成功的史料、明季边情的文献，康熙朝奏章和三藩之乱的若干文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取档案中之精华部分（约占原有件数的三分之一）随所搬迁。 1948年底1949年初，史语所迁至台湾的杨梅镇，这批档案则随之运台。 自20世纪50年代中叶至70年代，史语所继续刊印《明清史料》之戊、己、庚、辛、壬、癸各编。自甲编至癸编共100册，收录史料10000页。另外还刊印了李光涛等人选编的《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 运往台湾的清内阁大库档案共有31万件，至80年代中期已经整理出7万多件。约有三分之一的档案因腐烂霉变、水渍虫蛀而成为残屑碎片，另有三分之一未开箱检视，存于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地下室中。 1986年之后，因得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等单位的资助与合作，刊布印行之速度加快，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出版近300册。这批珍贵档案资料的整理被列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三大工程之一，准备将这些档案建成影像档，为人们提供网络检索与阅读的便利。 虽然，这其中很多的成果，已经是傅斯年离开中央史语所，甚至是他离世之后的事情。但可以想象，如果傅斯年泉下有知，一定会十分快慰。 第49章 《明实录》的校勘整理 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同时，傅斯年还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了《明实录》的校勘整理。 193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工作人员发现案卷中有明朝内阁进呈的《熹宗实录》的散页。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是明史方面的专家，自然知道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正缺《熹宗实录》13卷。 有着极强责任感的傅斯年得知此事后，马上做出决定，从这些散页中找到红格本《明实录》的缺文，并据此改正《明实录》其他部分的脱漏与讹误。 明十三朝实录计三千零四十五卷，正文约二万八千余页，一千六百余万字。《明实录》主要是根据明朝档案写成，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系原始资料，可纠正官书的讳饰，使人对明清史有一新的了解。而实录系根据档册修成，明代档册多已散佚，则明实录也可说是原始资料。历代修正史，多取材于实录。明朝档案今存世甚少，《明实录》可以算是关于明朝历史的最足珍贵的直接史料了，它比《明史》具有更加重要的史料价值。 因此，傅斯年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 1930年下半年，傅斯年向北平图书馆洽借《明实录》红格本予以晒蓝，费时年余方才完成。而内阁大库中的千余张《熹宗实录》散页须逐页装裱，此工作至1932年1月始告结束。 1932年6月，在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承兵工署以广方言馆旧藏明实录钞本赠予“中央史语所”。兵工署存广言馆旧藏《明实录》，此本仅缺《熹宗实录》，是官方藏书中较完善的本子。 待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傅斯年聘请李晋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专门负责校勘《明实录》。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助理员李晋华先生到职。李晋华曾就读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是傅斯年的得意门生。中山大学毕业后即入燕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著有《明代勅撰书考》及《明史纂修考》二书，由燕京大学出版。李先生专攻明史，由他来主持《明实录》校勘，自然是合适人选。 明十三朝实录计3045卷，正文约28000余页，1600余万字，决非一个人所能校完。因此在二十三年七月，傅斯年又增聘那廉君、邓诗熙、潘悫三先生任初校，由李晋华任覆校，并兼总负责。 李晋华主持下，按照事先的商定，校勘时他们以红格晒蓝本《明实录》为底本，与广言馆旧藏本对校，遇有缺疑，则以北平图书馆藏礼王府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本及史语所原藏朱丝栏精抄本相参校。 如太祖实录，晒蓝本缺卷十四至二十四，此十一卷即据广本钞配，而以北平图书馆藏礼王府本校勘；宣宗实录晒蓝本缺卷一至十二，此十二卷即以广本配补，而以北京大学藏本校勘。 英宗实录广本缺景泰元年正月至五月计六卷，此六卷即以北京大学本校勘。世宗实录广本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各卷，审其纸墨行欵系钞配，而钞配者以嘉靖朝他年事写于嘉靖三十七年各月下，实为冒充，这十余卷则是北京大学本钞配全。 神宗实录广本缺万历四年至八年及十四年至十七年各卷，晒蓝本也同样缺失，这一部分也是据北大本校。 1933年春，史语所由北平迁至上海，第二年又由上海迁南京。 李晋华及其助手为了校勘明实录，仍留居北平。他们手中有两个版本，又从几个大学借到几个版本，但即便是这些版本，也有共同缺失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还是想搞得尽可能全些。 这时访得浙江吴兴县南浔刘承幹嘉业堂，所藏明实录比较完整。 嘉业堂藏书楼，系刘镛孙刘承幹于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 嘉业堂藏书楼，规模宏大，藏书丰富，原书楼与园林合为一体，以收藏古籍闻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 1936年11月，李晋华那廉君赶到嘉业堂，就所中所缺部份借钞借校。 嘉业堂所藏熹宗实录，其实是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这一书及嘉业堂所藏崇祯实录，均“中央史语所”所无，遂亦传钞一部，另外还钞了不少的书。 李晋华那廉君的这次补钞补校，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世宗实录的校勘。 世宗实录广本与晒蓝本的出入最大，常整段多出，有时同记一桩事，而造语遣辞也不同。他们利用嘉业堂所藏天一阁本及抱本，就这些出入最大处，雠校一过。密行细字，据广本阁本所补，有些地方多达几千字。审其字体，均系李晋华那廉君笔迹。其中出入既那么大，则嘉业堂所藏本是应该从头到尾校勘一过了。 虽然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对李晋华那廉君二人热情接待，也极力提供方便，但住在那里实非长久之计，李晋华认为还是买下为好。 于是，1937年春，傅斯年派那廉君、张政烺去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以重金购得刘氏嘉业堂藏本。 李晋华以连年工作辛劳，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七日病逝。其三位助手也先后离职。傅斯年又从北京大学选拔王崇武、吴相湘、姚家积三位高材生来史语所，继续从事家业堂本《明实录》校勘工作。不久吴、姚相继离职，王崇武于抗日战争期间随史语所辗转迁徙，继续从事校勘工作，直到1948年赴英为止。 1938年史语所迁至昆明，这时红格晒蓝本《明实录》与广言馆本已对校完毕，为尽快公布校勘成果，傅斯年决定将《明实录》校勘本送香港刊印。他亲自审阅校勘结果，杀青定稿，在底本上写批语，作标记。遇有异文，便用“△”标出，打算双行排在正文下边。凡须提行顶格排印者，则以“：”标出。他嫌校语冗长，不便阅读，遂用红笔直接改正红格晒蓝本误字，而将原来的校语略去。有的地方有必要保留校语，便用红笔批示：“此条存”。有些异文难以决断孰是孰非，便批一“查”字，由王崇武查阅各本，再作校注。傅斯年亲自校勘了《太祖实录》36卷，这虽然只占整个《明实录》的一小部分，但这毕竟是筚路蓝缕之举。 史语所迁到台湾后，《明实录》的校勘工作一度中断，至50年代中期恢复，60年代初最终完成并付梓印行。 此外，在傅斯年寻求新材料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史语所陆续购入上自先秦，下至民国的金石拓片25000多张，33800多卷。其中多属张钫、刘体智、柯昌泗及北平翰茂斋旧藏，而以柯昌泗所藏最为精要。这些拓片不少为史语所独家收藏，是史料价值很高的稀世珍品。其中仅唐代墓志铭就有3000余张，为探讨唐代人物与社会结构之重要史料。史语所藏有民国初年刘复为研究民间文艺而征集的俗曲本子及史语所建立后陆续在各地搜集的曲本，也是一种颇有特色的新史料。史语所的学者们对于敦煌卷子的搜求与整理，对汉魏竹简特别是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第50章 赵元任 前边，我们分别叙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三组（考古学）和第一组(历史学)的成就和业绩，现在，轮到第二组（语言学）登场了。 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对这个研究所来说，语言学和历史学是同等重要。 傅斯年之所以将二者置于同一个研究所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他认为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良好研究传统而当今又比较落后的学科，均可以用科学的治学方法加以改造、扶植和培养。 其二，他认为语言学和历史学关系至为密切。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强调说，语言文字之学是读一切书的门径。后来他在欧洲用力研读比较语言学，也有借此以治历史学的想法。他生平最自负的著作《性命古训辨证》，便使用了由语言学入手，进而讨论思想史诸问题的方法。 虽然语言组的工作不像殷墟考古发掘那样举世瞩目，但也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就。傅斯年毅然摆脱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方法的束缚，抛弃章太炎的权威，聘请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语音学专家，用科学的工具、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语言学。 当谈及第二组（语言学）时，就必定和一个人的名字不可分割，就是这个组的主任赵元任。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最早运用现代的科学的学术方法，对现代汉语，从多方面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开创性的成果，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 他极具语言天赋，对各地方言的差异非常敏感。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赵元任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故事说的是：有一个诗人姓施，住在一个石头屋子里，他喜欢吃狮子，发誓要吃掉十头狮子。这位先生经常去市场寻找狮子。这一天十点钟的时候正好有十头大狮子到了市场。这时候他正好也到了市场。于是，这位先生注视着这十头狮子，凭借着自己的弓箭，把这十头狮子杀死了。先生扛起狮子的尸体走回石头屋子。石头屋子很潮湿，先生让仆人擦拭石头屋子。擦好以后，先生开始尝试吃这十头狮子的尸体。当他吃的时候，才识破这十头狮尸，并非真的狮尸，而是十头用石头做的狮子。 这个故事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好玩在于，写出来看文字，无论如何是个完整的故事，虽然这故事不怎么精彩，但是听读音，则任何人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中国语言研究的萌芽早在先秦时代就发生了。到了汉代，语言学中的训诂学首先产生，《尔雅》就是其中主要的代表作品。六朝至明代，中国汉语语言的研究以音韵学为主。人们认识到文字只是语言的代用品，而有声语言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这成为清朝时期“小学”出现的基础。 清代是“小学”发达的时代。所谓“小学”也就是语文学。因识字是小学里的事，故识字的学问被称之为“小学”，后来这个词发展成为学术专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了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大致而言，训诂、字书和韵书分别以字义、字形和字音为研究对象，它们的界限并不分明，时常兼涉。不过，可以肯定：“‘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也正是从清代开始，中国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科学。 清代语言研究虽较前朝有了长足发展，但它也有很大的不足：清代的语言研究也就是“小学”是作为经学的附庸存在的，而并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清儒研究语言的角度停留在复古上，不重视现在语言的研究，非但不能象西方一样产生描写语言学，甚至不能产生真正的历史语言学。 总之，中国的语言研究基本上都属于语文学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是不等同的。语文学是对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重在考证文献资料和寻求训诂，系统性不强；语言学则是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它所得出的是科学、系统和细致全面的语言理论。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正的科学的研究中国的语言，是从赵元任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启的。 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是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赵元任第二组（语言学）主任后，制定了二个很宏伟的计划：即语言研究和语音实验室建设。 语言研究方面，动员语言组所有研究人员，把国内汉语方言和非汉语方言调查一遍，整理出调查资料，供以后研究参考。 语音实验方面，要建造一个大规模的语音实验室，把调查的语言材料用仪器灌成音档保存，以便使用。 第51章 “三巨头” 在中央研究院乃至学界，有语言组“三巨头”的说法。 所谓的中央史语所第二组（语言学）“三巨头”，首要者当然是赵元任了。关于赵元任这位语言学的一代宗师，我们已经介绍很多了。“三巨头”的另两位，则是罗常培和李方桂。 罗常培（1899年8月9日-1958年12月13日），萨克达氏，名仁禄，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斋名未济斋。 罗常培出生于北京西直门内曹公观后西井胡同一个没落的满族家庭，光绪三十年（1904年）罗常培开始识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罗常培就学于希怡泉、崇乐峰主持的怡乐书斋。 怡乐书斋后遵督学局令改为西城第四学区私立第二小学堂。除诵读启蒙读本外，兼习局定之小学课程：算术、修身、史地、格致、体操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希怡泉、崇乐峰改就公立小学教职。罗常培重就读于北魏胡同远戚伍世舜及后公用库荣静之的私塾，读四书，进度颇速。宣统元年（1909年）罗常培继续读私塾。 宣统二年（1910年）11岁时，考入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与舒庆春（老舍）同学。 民国元年（1912年），督学局改组为京师学务局，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改为女校。罗常培投考祖家街市立第二小学校。不久就原校址改立“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校”，小学学生并入报子胡同第四小学。是年，罗常培毕业于第四小学，毕业考试在两班44名学生中名列第一。 民国二年（1913年），罗常培考入北京市立第三中学。 民国四年（1915年），罗常培16岁中学毕业，不仅完成了学校规定的课程，还读完了《通鉴》《史论》《历代名臣言行录》等书，同时涉猎理学。读中学期间奉父命学习速记，一分钟能记140个字。不满17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中学毕业后家庭经济困难，任速记员维持生活、补贴家用。同年以第四名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大学期间每周至少三天到众议院作速记，其余时间在北京大学上课学习。 民国六年（1917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罗常培受到启发，一直拿蔡元培“博大而坚贞的精神”做自己追求的理想人格，赞成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态度，崇拜他的“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气节，服膺他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大能屈”的精神。 民国八年（1919年），罗常培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受五四运动影响，感觉自己学的是旧文学，而又有对新知识的要求，迫切要求学习新知识，为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学习两年。 民国十年（1921年）夏，山东教育厅约请杜威、黄炎培、梁漱溟等到济南讲学。受梁漱溟之约，罗常培为他的演讲做记录（速记）。后来由陈政整理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离开北京大学，罗常培应聘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次年应邀到京师第一中学任国文教师兼总务长，不久又代理校长。任期内实行财政公开，聘请好教员，聘请教育界名流演讲，把校长的全部薪水捐购新图书。 民国十二年（1923年），罗常培应聘到西安国立西北大学任教授兼国学专修科主任，讲授“中国文字学”和“中国音韵学”等课程。 民国十五年（1926年），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发生“三一八惨案”。北京形势险恶，许多学者心情忧忿，纷纷离京。此时厦门大学托林语堂邀请北京许多学者到厦大讲学，于是，罗常培同鲁迅、沈兼士等人南下到福建厦门大学任教，讲授“经学通论”“中国音韵学沿革”等课程，并开始调查研究厦门方言。 民国十六年（1927年），罗常培离开厦门大学后，应马叙伦之约到浙江省政府工作了不到3个月，又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开“声韵学”“等韵研究”“声韵学史”等课程，结合教学发表论文《怎样整理声韵学史》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集6期。 民国十七年（1928年），罗常培任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系主任。他为了研究《广韵》而开始学习广州话。 民国十八年（1929年），罗常培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致力于音韵学和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史语所7年间（1929-1935年）共完成了4部专著、14篇论文，又调查了6县46个点的方言，编完《汉魏六朝韵谱》和《经典释文》的反切长篇。 1950年，罗常培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他曾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讨论，创办了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 李方桂（1902～1987），祖籍昔阳县乐平镇李家沟村，出生于广州，系乐平“父子进士”李希莲之孙，李光宇之子。 1918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21年，考入清华大学读医预科，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美，同年秋进入密歇根大学医学系。 由于在医学系攻读德文及拉丁文，引发了他研究语言学的浓厚兴趣，于是改进语言学系，插班三年级，1926年毕业，获语言学士学位。随即进入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师从语言学大师爱德华?萨皮尔，学的都是美州印第安语言，并在其指导下完成硕士与博士论文，李方桂进芝大一年后取得硕士学位，第二年即1928年又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3年连获3个学位，在学术界引起轰动，被认为是前无古人的。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的指导教授萨皮尔安排了一份优厚的奖学金，送他到哈佛大学研究半年。 1929年，李方桂回国，立即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在之后的8年间，李方桂从事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苗瑶语、台语及古藏语的研究，。 1937年，李方桂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任访问教授2年，1939年回国。此后五六年间，他陆续调查研究非汉语（指中国境内汉语以外的语言）。 1944年～1946年，他同时任成都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访问教授，其间还代表中国参加在印度举行的第九届国际东方学会议。1946年秋，李方桂应哈佛大学之聘任中国语言学访问教授2年，1948年又在耶鲁大学访问任教1年。是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转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1950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1952年后一直是《美国语言学国际杂志》的副主编。1969年李方桂从华盛顿大学第一次退休。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美国的《美国语言学国际杂志》和欧洲的《华裔学志》均出专集为他祝寿。同年秋，夏威夷大学语言学系礼聘他任教，直至1972年第二次退休。其后普林斯顿大学及夏威夷大学又争聘他为名誉教授，密歇根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先后赠送他荣誉博士学位。1973年又被聘为《中国语言学报》副主编，而后他一直在夏威夷大学工作。 李方桂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印第安语言的研究、侗台（壮侗）语族语言的研究以及汉语和藏语的研究。他治学严谨，学问博大精深，著作等身，弟子成群。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语言学论著80多种，其中包括专书7种及论文70多篇，都是不可或缺的语言学文献，有的已成为经典著作。他还对其他语言包括英、德、法等现代欧洲语言以及古代拉丁文、希腊文、梵文、哥特文、保加利亚文、立陶宛文、冰岛文、挪威文都十分精通，被称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1932年，李方桂与昆曲名角、徐树铮将军的女儿徐樱结婚。 赵元任和李方桂是多年好朋友，二人早年留美读书，回国后均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意思的是两位各自娶的夫人均为名门大家闺秀；而且两位的婚礼上，均邀请的是北大校长胡适作证婚人；抗战期间均赴美任教，多次辗转于中美欧之间，最终在美国任教直到退休，并且两对夫妇都携手共度金婚。 最让胡适羡慕的是，两位著名语言学大家，背后的教授夫人，手中都有一支会写作的笔，在陪伴语言学教授先生、长年照顾家庭的俗常生活之余，用她们最真实的纪实手法，完成了自己陪伴在教授身边的幸福生活记录，一本是杨步伟的《杂记赵家》，一本是徐樱的《我和方桂五十五年》。 介绍完第二组（语言学）“三巨头”，联想中央史语所第一第三组的那些大师们，不能不让人心生感慨。 这第一个感慨是：为什么民国时期，天才人物会成群结队而来。 第二个感慨是：傅斯年能够把这些大师们招揽到他的中央史语所。 关于罗常培，1929年1月22日，傅斯年致函罗常培：“莘田先生教席：惠诺改任研究员事，无任感荷。又承示下个人工作计划及韵书研究工作计划两件，奉读之下，不胜钦佩。已交赵元任阅过，一切同意。从此韵书整理，粤语研究必借先生以光本所也。” 字里行间能看出他对罗常培的尊重。 关于李方桂，在李方桂夫人徐樱女士的《我与方桂五十年》一书中写道： “船到上海，才一靠岸，就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代表到船上来欢迎我们。……第二天就请我们到他府上吃饭。陪客中有很大大人物……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傅斯年。大家谈得非常愉快，当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聘请方桂为专任研究员。……” 第52章 方言调查和语音实验室 前边提到过了，赵元任担任第二组（语言学）主任后，制定了二个很宏伟的计划：即语言研究和语音实验室建设。语言研究方面，动员语言组所有研究人员，把国内汉语方言和非汉语方言调查一遍，整理出调查资料，供以后研究参考。语音实验方面，要建造一个大规模的语音实验室，把调查的语言材料用仪器灌成音档保存，以便使用。 赵元任为什么如此重视方言调查呢？因为他认为：“精通一个汉语方言，是了解全部汉语的准备”。 方言作为地域性的语言交际手段，同样具备语音、词汇、语法等基本要素，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各方言中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素材。研究方言具有“解剖麻雀”之功效。 早在中央史语所成立前的1927年秋，赵元任就带着助教杨时逢，到江苏、浙江的吴语区域各县的乡镇调查吴语方言。 杨时逢在《追思姑父——赵元任先生》中回忆当时的调查情形：“从南京沿着京沪杭铁路，每站下车，如镇江、丹阳、无锡，再乘小火轮船到宜兴、溧阳，又转回无锡……各处寻找学校学生做发音人，记录该处方言。有时一天跑二三处，常常夜间找不到旅馆，连小的客店也找不到，只好借宿在乡间农村人家。”“想起那时京沪铁路的交通，还算方便的，尚且如此，后来在那些乡下找发音人记音，实在也太辛苦了。” 杨时逢（1904—1989），安徽石埭人，20世纪知名语言学家，一生治学专注于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他的姑母杨步伟是赵元任的夫人，因此他的人生轨迹和治学历程与赵元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1926年，杨时逢自金陵大学毕业。同年7月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担任助教，一直到1938年赵元任赴美，在此期间他一直作为赵元任的助理，协助赵元任的教学、语言调查和研究工作。 杨时逢先是担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助教，后又转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最终被评为研究员，这样的经历，与其姑父赵元任有很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杨时逢的个人学术发展归功于赵元任的指导、培养。正因此，他的生活经历、治学方式，都无法脱离赵元任的影响。 杨步伟曾经记到：“时逢多年来不贪不争地屈在人下也不在乎……耐贫守拙地在中央研究院元任名下几十年了。” 而赵元任能够有这样一位勤恳、认真、负责的学术助手，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正因为有了像杨时逢这样耐心、细致的助手来承担繁杂的助理工作，他才能够集中精力专注于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他在语言学研究和汉语方言调查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离不开杨时逢的无私协助。 调查了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的赵元任继续整理调查的材料，写成了《现代吴语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用国际音标记音，通过田野实地调查完成的汉语方言学著作。该书记音准确，语音分析细致深入，审音严谨，是这一时期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进入中央史语所后，赵元任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两广粤语调查。粤语复杂难懂，其语音与共同语差距很大，赵元任选择粤语方言作为自己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除了他对两广方言在汉语方言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外，也是他对自己的学识和技艺提出的新的挑战。 他在《台山语料》序言中说，广东是“一个方言最丰富的区域，所以第一部调查就是两广方言，一方面想法子多得点语言的材料，一方面想法子利用向来没有很用过的语言记录跟语言分析的新工具无论在标音方法上啊，或是音位论的分析上啊，哪怕是录音的新机器啊什么的，我们都想好好地试他一试。” 这次调查对赵元任意义非凡，可以说对他一生的工作都有重要的影响。他后来在海外教授粤语，出版《粤语入门》，他的粤语工作被世界广泛地承认和运用，除了自身不懈的努力外，与这次全面而扎实的粤语调查密不可分。 在那个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艰苦，社会治安也很不好的年代，搞方言调查是一件既特别辛苦，也是件很危险的事。 方言调查对调查人的要求特别高，无论是专业水平还是人品。 而且方言调查还要特别讲求方法，比如李方桂。 导师萨皮尔是如何指导李方桂做调查的呢？对此，李方桂作了如下描述：“我们同发音人坐在一起，老师问他怎么说这个、怎么说那个……发音人就把问题译成他的语言。他说，我同老师各自都记下来。整个过程老师并没有看我的笔记，也没有问我……发音人说什么，你就记下来，千万不要学着他说。如果你必须学着他说的话，必要等着他把这一串话说完了以后，再仿着他说。记完后，你可以问他，是这样说吗……你要听得好，不要老仿着他说，你也许会说错，他也许改正你一回、两回，第三回再错他就也许说ok，你就那样说吧……有时候当然也可以请他再说一次，可是别叫他重复太多，一方面他累了，二方面他烦了。” 在经历了如此的田野调查、资料整理的专门训练后，萨皮尔说：“好了，你可以出师了。你完全熟悉如何发问、如何处理资料、如何对付发音人了。”显然，这一过程中“音”始终处在最重要地位。在没有录音机的时代，李方桂练就了耳听手记的“录音”本领。 1929年回国后，李方桂将这种本领应用到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整理与研究之中，凭借着自己的语言天分和扎实的听音、记音能力，缜密的思维和精确的分析，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侗语、傣语研究建立了不朽功勋。据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丁邦新统计，李方桂曾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调查侗傣方言20余种，足迹遍及中国西南部，堪称“国际侗傣语语言学界的第一人”。他的著作《比较台语手册》将傣语分为3支：以泰国标准语为代表的西南支、以广西龙州土语为代表的中支和以云南剥隘话为代表的北支，并拟测了古傣语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 抗日战争时期，李方桂为暂避战火而徙居西南，这为这位深谙田野调查之道的语言学家大展身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域优势和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其间，他进行了四五次田野工作，曾至贵州调查侗水语、苗瑶语，到四川调查嘉戎语。据其妻子徐樱回忆，李方桂调查时常要带上其得意弟子，有一次他带学生马学良至云南路南县彝族撒尼语区调查，无桌椅、床凳，只能睡地板、吃烟熏的食物。 方言调查工作大都按照赵元任所拟计划进行，从1934年到1937年，语言组全部研究人员参加了语言调查工作。汉语方面的调查由赵元任直接领导，非汉语方面的调查由李方桂负责。 在史语所迁台以前的20年里，语言组的学者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语言和方言的调查。其中比较重要的，在汉语方面，有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等省的全省性汉语方言调查。在少数民族和其他语言方面，有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僮侗语、苗瑶语、藏缅语的调查。主持这些调查的赵元任、李方桂，参加调查的丁声树、董同和、吴宗济、张琨、杨时逢等，都是很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们所调查的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汉语方言，和龙州土语、武鸣土语、莫话、水语、么些话、西藏口语等非汉语的材料，都已有专书出版。 语言组还在南京的北极阁建立了语言实验室，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各地语言进行分析。 据杨时逢回忆，“语音实验室的建造，共分为四大间，关于设计、绘图等一切，也都是赵先生亲自策划的。曾经在美国订购隔音纸板及其他隔音设备，如双层玻璃窗、四层隔音板门等。室内的四面墙壁及天花板地板，全部都用八层隔音纸板铺成，下面加上地毯。隔音的完备，真是无以复加了。又向国外订购语音实验的各种仪器，如最新式的录音机数架（那时录音用的仪器非常笨重，如一个很大的扩音器，一个大的十二寸的电动转盘，另外发音的电容微音器，还用上两个大水电池），都是灌制铝片音档的仪器。此外还有，音浪计（记声调用的）、音叉，留声机及其他实验仪器数十种，在当时差不多是应有尽有了。” 语音实验室成绩斐然，“调查的语言都灌制铝片音档，将近千张。此外并购置各国语言会话留声片二十余套（每套大约二十四大张），还有中国各地戏剧、相声唱片，都是为研究方言之用，也有六、七百片。……凡参观史语所的人，除了看古物及藏书外，语音实验室也是他们所赞赏的，在当时可以称谓东南亚首屈一指的了。” 语音实验室的建立是赵元任对中国语音学的一大贡献。大量音档的灌制为深入而精确的语音研究提供了材料，语言组利用实验室完成了不少研究语言材料的工作。遗憾的是，由于中日战争战事频仍，史语所被迫撤退到后方，研究工作中断。 赵元任和第二组的研究。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新时代。在此之前，清代朴学家通常进行的语音分析并未凭借近代科技，中国的语音学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赵元任将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设备技术运用于语音学研究，使中国的语音研究走向科学化和精确化。 第53章 关于体质人类学 中央史语所在成立之初，在设立八个组时，第七组是人类学及民物学组，由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mikhailovichshirokgoroff)主持第七组的工作。 史禄国（1887年6月19日－1939年10月19日），俄文全名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希罗科戈罗夫（cepгenmnxanлoвnчШnpokoгopoв），史禄国是他的中国名字。是俄罗斯人类学奠基者，现代人类学先驱之一，通古斯研究权威。 他生于帝俄世家，接受了西方传统的古典教育，通晓多种语言，包括许多通古斯语言。曾经就学于法国索邦大学、巴黎大学。这位俄国学者在十月革命后，被苏联官方视为反动学术权威，1922年移居中国，1939年逝世于北京，后半生有将近20年在中国度过，绝大部分著作也在中国出版，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94年，费孝通还在深情地怀念这位1933年收他为弟子、指导他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使他受益终身的恩师。 史禄国于1912—1918年对中国蒙古、东北的通古斯（鄂温克族）人、满族进行了人类学调查，调查除了民族学、语言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外，还包括大量的体质人类学的内容。1923—1924年，史禄国又在沪、港、粤测量了800多人。他利用在华北、华南和华东搜集到的大量体质人类学资料，先后于1923年和1925年出版了发表了三本有关华东、广东、华北的中国人体质研究的科学报告。 他在这些科学报告中，通过对不同体质人类学指数的统计和比较，对中国各民族的构成、中华民族的迁徙和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他还应用他在体质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代史上人口流动作出过富有启发性的推测。这三本有关中国人的体质研究，至今还是空谷足音，并无后继。 1928年夏，中央史语所第七组在史禄国的带领下，在昆明对学生、士兵和罪犯近2000人进行了体质测量，并拍摄人类学照片150余幅。该组还在史禄国带领下对广州在校的男女学生进行了测量，开展华南人种发育研究。1929年，史禄国用英文发表了《中国人体发育论》。 中央中央史语所搬北平前后，第七组的业务被中央研究院划出史语所，合并到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4年，安阳殷墟发掘进行中，当时主要是为了殷墟骨骼的整理与研究，中央史语所创设了的第四组，也就是人类学组（divisionofanthropology）。并聘请英国回来的吴定良博士为该组主任，主持殷墟骨骼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吴定良（1893年1月—1969年3月），字均一，曾用名吴士华。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体质人类学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 吴定良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开明地主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没有母爱的艰难童年和少年期更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心理学系。1924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 1926年，考取“乡村教育”名额，同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著名的统计学家和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pearson）教授。 192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后又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1929年，他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跟随皮尔逊教授学习人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留学生。 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o.u.耶尔（yule）教授介绍，在荷兰，由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同年，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年会。 1934年，由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j.l.马斯（myess）介绍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同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年会。 第四组也就是人类学组虽然成立较晚，但取得的成绩也很丰硕。 吴定良利用殷墟出土的人骨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完成了《殷代与近代颅骨容量之计算公式》、《汉族锁骨之研究》、《中国人额骨中缝及与颅骨测量之关系》、《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等体质人类学研究论文十余篇，分别发表在《人类学集刊》、《英国皇家学会人类学杂志》和《生物统计学杂志》（biometrika）等刊物。论文对殷墟出土人骨进行了研究，创建了中国人颅容量的计算公式，讨论了中国人额中缝和颏孔的变化及其规律等。 吴定良还对殷墟的161例人骨进行了7项测量，后来，李济根据这些测量数据，完成了《安阳侯家庄商代墓葬人头骨的一些测量特征》。 同时，中央史语所人类学组还开展了包括“中国人颅骨研究”、“殷墟颅骨研究”等课题研究。 吴定良在史语所任职期间，先后创立和主持了3种刊物：《人类学集刊》（年刊），专门用英文刊载短篇研究类论文；《人类学志》（不定期刊物），专门用英文刊载专题长篇研究；《人类学年报》（年刊），专门用中文刊载短篇研究文章，并介绍各国的人类学知识、技术和信息。这是我国第一次创立的专门的体质人类学刊物，刊载了当时很多学者的人类学、民族学等重要文献，对推动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吴定良除了殷墟出土人骨的研究工作外，还进行了系列专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工作，包括《汉族锁骨之研究》、《人类头骨眉间嵴宽度之研究》、《中国人额骨中缝与颅骨测量之关系》、《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等十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其中1940年，吴定良在《人类学志》第2册报道了华北平原中国人的体质测量，测量各种项目达190余项。他还对人体测量仪器等进行了实验性的改进，发表了《画手与足外围形之新仪器》等，这对当今的骨骼测量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同时，当时史语所和相关研究人员也开展了体质人类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如颜訚师从国际著名解剖学家莫尔斯（w.r.morse）教授学习人类学，并从事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调查，进行观察和测量以及统计分析，在《华西协和大学学报》发表过数篇体质人类学研究论文。曾和莫尔斯赴汶川一带对羌人进行活体测量，留下了珍贵的体质测量数据。他所著有《中国人鼻骨之初步研究》和《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 吴汝康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大批云南人墓葬的骨骼，以便未来与华北人、白种人、黑种人骨骼进行比较，探索产生其间差别的原因和意义。他在中央研究院人类学集刊先后发表了《发旋之研究》、《中国人之寰椎与枢椎骨》等。 其他还包括张查理的《四川干尸》研究、蓝思克的《论中国人体质生长程序》等。此外，史语所人类学组还整理了丁文江遗著———《中华民族体质之研究》。 第54章 文化人类学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人类在不同环境中创造出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宗教体系，而人类学者则通过比较研究，找出这些文化制度之间的异同，从而探求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类学通常分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四大分支。 前面说过，傅斯年在中央史语所创建第四组，当时亟待解决的是殷墟骨骼的整理与研究，也就是前一章所介绍的，是属于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工作。 但是，不管傅斯年的初衷如何，既然是人类学组，其业务就不能只限于体质人类学，而事实上，第四组在开展人类学其他领域的工作，同样是可圈可点的。 中央史语所人类学组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也就是所说第四组成立时，不但把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原班人马，也把他们的业务带到了中央史语所。而这方面业务应当是属于文化人类学。 民族学组此前曾先后在我国东北、西南边疆地区对各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史语所人类学组建立后，因东北沦陷，于是将调查的重点转向了西南地区。 在开展文化人类学业务方面，成就大者当属凌纯声、芮逸夫，这两个人的合作，也堪称楷模。在现代中国人类学史上，被戏称为哼哈二将。 凌纯声（1901—1978），字民复，号润生。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人。192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6年被公派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师从人类学家欧姆?莫斯等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回国。 凌纯声回国时，中国还未独立开展民族学研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发现凌纯声这位国内独有的人才，立即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聘凌纯声任主任和研究员。 1944年凌纯声任国立中央大学边政学系主任和教授，1945年7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抗战胜利后，改任边疆教育司司长和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等。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1959年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第三届院士。 芮逸夫(1898-1994)，江苏省溧阳人。人类学、民族学家。东南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耶鲁大学研修人类学。 在大陆时，任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及历史语言研究所，累升至研究员、主任兼中央大学教授。曾任立法委员。去台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后转考古人类学系专任教授，并曾兼任台湾师范大学家政系及淡江文理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1964年赴美任教，历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及印第安那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1966年返台，仍在台大任教授，兼中国文化学院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教授。 一九三〇年四月，凌纯声，协同编辑员商承祖、芮逸夫，在上海登上“奉天丸”轮船。抵达大连后，他们乘南满铁路北上，在吉林东北部的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展开为期三个月的通古斯族调查。这是一次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史上具开创意义的调查，其成果就是凌纯声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皇皇六百多页民族志巨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赫哲族是个跨国民族，俄罗斯境内的称“那乃人”。我国的赫哲族，主要居住在黑龙江省“三江”（同江、松花江、黑龙江汇合地）平原和完达山一带，是我国北方惟一以捕鱼为主要生产方式和使用狗拉雪橇的民族。历史上该民族曾因穿鱼皮和使犬，被称为“鱼皮部”和“使犬部”。 凌纯声首先选择中国较有特色的东北赫哲族作为研究起步，展开田野调查。按当时国际学术界规范，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拟定调查提纲，设计民族风俗调查、生活习惯、文化等表格展开研究。 这一调查，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的第一次科学民族田野调查，“开创了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先河”。凌纯声的调查，融合了欧洲“科学”人类学的方法，以及传统舆地学对史料的重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有大量关于赫哲族器物、语言、家庭、社会生活等的忠实描述，显示了他严格的学科训练背景。书里对非语言性的材料，如歌舞、美术等都有详尽的收集。 特别是，他以五线谱记录了赫哲人的萨满音乐和二十七首民歌，可谓开创民族音乐采风的先河。书中大量引用了自先秦古籍至清末的著述，其鲜明的框架，是将赫哲族置于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中，而把东北少数民族纳入整体国族叙述。在这一点上，凌纯声的著作与欧陆人类学“寻找他者”的冲动构成反差，而对传统舆地学有所呼应。 经过艰辛的努力，最后他完成了研究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于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此书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科学民族志”，凌纯声也被称为中国“科学民族志”的开创者。为了进一步推动民族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凌纯声又参考法国民族学派精细调查方法，结合自身野外实践经验，在《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了《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一文，它与《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学者开展西南、西北边疆民族调查的范本。这些论著和研究方法，不仅引领中国早期开展人类学的研究走向，同时也引领中国民族学研究发展的方向。 这个时候，芮逸夫还是凌纯声的助手，他其实就是因为帮助凌纯声整理赫哲族语言资料始得加入中研院。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 1933年，芮逸夫与凌纯声赴湘西南凤凰、乾城、永绥等地，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湘西苗族考察。1934年，他又与凌纯声到浙江白门、丽水、青田一带作畲民调查。1934—193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受云南省政府之邀，进行云南省内的民族调查，参与学者有凌纯声、芮逸夫、陶云逵等。此三年之间，他们的足迹遍及云南大理、保山、腾冲、耿马、班洪、孟连、蒙自等地。在此期间，芮逸夫、凌纯声又曾参与中英滇缅边界南段勘界之旅，他们与中英双方代表在军队护卫下至滇缅边境之班洪、班老、南大等地。 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迁徙至云南昆明北郊的龙头村，后又在1940年迁至四川李庄。此一时期芮逸夫等人的民族调查工作并未中断。1939—1940年间，芮逸夫曾到贵州大定、花溪、青岩、贵阳、贵定、安顺、镇宁等地进行贵州苗族调查。194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合作进行川康调查，芮逸夫、凌纯声与马长寿等一同至川西马尔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进行有关“西番”与羌族的考察。以上从1934年至1941年，芮逸夫所从事的民族考察多为普查性质，而未对任何一族群或聚落作较长期且深入的考察，因此也未有具体报告或研究成果出版。 1942—1943年，芮逸夫与胡庆钧到川南叙永进行苗族考察。这是在1933年湘西苗族调查之后，他所从事的又一停留时间较长的田野调查，留下田野日志与一本专著《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田野日志于2010年以《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43》之名出版。 所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史上，无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第55章 拔尖主义 中央史语所迁至北平后，胡适已经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正到处网罗名师和聘请名流学者到北大讲授中国文史类课程。 中央史语所是专家名流的集合，加之胡适与所长傅斯年的特殊关系。 语所迁至北平后，向外交部商得北海静心斋为所址。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考虑到那里是“环境闲适之所”，更主要的，是因为北平图书馆就在北海西岸的文津街上，这就便利了史语所对北平图书馆资料的利用。 而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就在沙滩红楼，距北海步行不过十几二十分钟路程。两家又离得很近，来往也很方便。 这样一来，傅斯年麾下的名流，自然成了胡适聘请兼课老师的首选之地。 能到北大这个最高学府讲学授课，中央史语所的学者们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时不时的讲几课，到也没什么，傅斯年也乐得因此而落个人情。何况胡适一直算是所里的顾问，傅斯年有求于胡适的地方也不是没有，礼尚往来，何乐而不为。 但是兼课多了，所中研究工作肯定会受到不同影响，这样一来，傅斯年便对不能不对对史语所研究人员外出兼课严加控制。 为了不搞一刀切，傅斯年开始提出的原则是：凡是史语所的专职研究人员都不准在外面兼课。 但这个原则首先就碰上了障碍。陈寅恪、赵元任这两个主任都在清华兼课，他们说，如果不让他们兼课，他们宁可辞去史语所的职务。史语所怎么能离了这二位，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傅斯年只得退一步，明确，陈寅恪、赵元任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 陈寅恪、赵元任就可以，别人怎么就不行，这本来就很难说得通，这样一来，实际是开了口子。另外，规定只是限制专职研究人员，史语所还有其他的人员，那些个人如果有人请，就可以名正言顺去兼课。 而史语所的人，大多毕业于京城的一些高校，很多人进入史语所前本来就是高校的老师。和同学和老师联系广泛，这样一来，史语所的人外出兼课，非但没得到控制，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 这样的情况，傅斯年也很无可奈何，只能不断放宽了对史语所研究人员外出兼课的限制。 不过，傅斯年是个善于总结的人，他很快发现，除了在时间上有冲突外，教学与研究工作很多的时候不但不矛盾，反而对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并且，傅斯年很快发现，史语所的人员到学校授课，可以宣传史语所的治学主张，可以通过讲台，把史语所的最新研究成果化为知识传授。在傅斯年看来，这是他创建史语所的宗旨所在。 因为，做为在语言和历史等领域的最高研究殿堂的史语所，所代表的是当时最高的治学水平。 于是他不但取消了禁令，而且他自己也加入其中。 1929年秋，傅斯年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此后他曾讲授过《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秦汉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 据邓广铭回忆说，他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头一年，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决定聘请史语所的学者讲商周史，第一堂课就把傅斯年请了来。但陈受颐没有把讲课的事说明白，傅斯年以为是随便作一次演讲。那一天北大二院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傅斯年走进礼堂，才知道是被请来讲课的，那堂课他讲得杂乱无章。当时有人以为傅斯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后来再去听他的课，才知道他是个通人，其学问之大，一般教授是赶不上的。同学们佩服他的学问，去听课的人很多。 杨向奎先生也回忆说，“本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教授阵营是整齐的，都是一时之选”，他在列举历史系教授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傅斯年，说他是“有才华的学者，才气纵横”，说他讲课“大气磅礴，上天下地，无所不及”，“是一位渊博而有开创性的学者。” 杨志玖先生谈到旁听傅斯年讲课的感受时说： 1934—1937年，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曾旁听过傅先生讲先秦史专题课，我虽不能完全领会他讲课的内容，但对他发表的独到见解，对史籍的熟悉，旁征博引，融汇中西的学识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却深感新奇和钦佩。他时而背一段《左传》，时而翻一篇英文文献，中西互证，左右逢源，宛如一位表演艺术家，听他的课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傅斯年坚持在北大史学系授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传授他的学业，宣讲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 从史学系当时的课程安排可以知道，傅斯年曾四次开设“史学方.法.论”或“史学方法导论”一类课程。他的《史学方法导论》，就是当时在史学系授课时的讲义。他在讲堂上再三再四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这个著名命题，并且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话放在嘴边。 不仅如此，傅斯年还在史学系开设了“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课，并与劳幹合开了“汉魏史择题研究”课，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讲授，来宣传贯彻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 在“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一课的课程纲要中，傅斯年写到：“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以办理下列各问题：（1）地理与历史；（2）古代部落与种姓；（3）封建；（4）东夷；（5）考古学上之殷夏；（6）周与西土；（7）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8）战国之大统一思想；（9）由部落至帝国；（10）秦汉大统一之因素。” 在“汉魏史择题研究”一课的课程纲要中，傅斯年和劳幹将授课内容分为八个大的方面，即史料解题、秦、地理、政治与思想、制度、兵事、社会、四裔等，每个大的方面又包括若干小的方面。 史料解题是傅斯年最为重视的，因此列为首要的方面，其中又包括六个具体的方面：“（1）史籍；（2）汉晋人著述；（3）金石；（4）后代人有关之著述；（5）新出史料；（6）西洋人著作。” 从上述两门课的课程纲要，可以看出傅斯年对扩大史料范围，利用新史料、新知识来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视。这是傅斯年治史主张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也是他力图要向史学系的后生学子们灌输的主要观念。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逐步建立起了紧密的学术关系。在此过程中，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起了关键作用。这种紧密关系的建立，不仅仅体现在人事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它在学术精神上与史语所达到了一致。北大史学系和史语所事实上成了傅斯年实现其“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史学理想不可或缺的两个学术阵地。 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建立密切学术关系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使得“史料学派”的治史主张和方法，得以在北大史学系生根、发芽，从而使北大史学系的学风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并且对此后数十年北大史学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不但自己，傅斯年还动员史语所的其他人员到北大历史系授课，他这样做还有个更深远的考虑。史语所迁平后，由于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傅斯年必须为史语所的长远发展打算，有意识的培养后备人员。 高等学校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生，从中可以选拔顶尖人才，充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队伍。这便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傅斯年的“拔尖主义”。 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后来都到北京大学作兼职教授。他们的确从北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拔了不少的杰出人才。 在傅斯年“拔尖主义”政策下，最先进入史语所的是劳幹，他是史学系1928级的学生，1931年毕业生后于1932年进所工作。此后进所的是1930级的胡厚宣，他于1934年毕业后进所。1931级学生中，进所的有全汉升和高去寻两位，他们都是在1935年毕业后进所。同年进所的还有1926级的余逊，他1930年毕业后一直在史学系担任助教。1932级学生中，进所的最多，有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三人，其中张、傅两人1936年毕业后进所，王崇武则在1937年进所。1933级学生中，进所的有一人，即吴相湘，他于1937年毕业后进所。 后来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成了史语所研究工作的骨干力量。 第56章 傅斯年的婚姻 对于傅斯年，我们写了这么多，从出生快写到四十岁了，还没有谈及他婚姻。 其实，傅斯年是早就结了婚的，也就是说早就有了家室。 傅斯年不到十六岁，在天津府立中学读书的时候，爷爷和母亲就为他包办了一桩婚姻。女方叫丁蘸萃，是聊城县乡绅丁理臣之女。这丁蘸萃据说长得很漂亮，是聊城县里有名的美女，而且还略通文墨。 在别人眼睛里，这两家是门当户对，这一对年轻人也是郎才女貌，当时，感情的事可没这么简单。 婚前，两个人是不是见过面，很难说，肯定是没什么机会接触和相处的，相互之间应该说没什么感情，更谈不上爱情了。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乡民，一辈子不当光棍，能娶上媳妇，肯定是件心满意足的事情。什么感情，什么爱情，那东西能当饭吃吗？有了媳妇好好过日子就是了。那时候的国人，一百个人中，至少有九十九人以上，不是世世代代这样的活着吗？ 但是，傅斯年不一样，他已经接受了新式教育。他无力正面反对这旧式的婚姻，但也有自己的反抗方式，就是对这个采取一种无视的态度。好像婚后，他总共只回过两次家。可怜这旧式婚姻的另一个受害者丁蘸萃女士，结婚后几乎是一直在守活寡。 谈到婚姻不能自主的时候，胡适说过：“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 傅斯年对老师的这句话感触很深，但一个人想成为自己，并不容易，但无论如何，到了一九三四年的夏天，傅斯年好不容易凑了一笔钱，做为生活费也好，做为青春补偿费也好，傅斯年和丁蘸萃协议离婚了。 或许，二十二年了，傅斯年终于下决心离婚应该是有新的彼岸了，女方是他的好朋友，一起留学的同学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 俞大綵出身名门，父亲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总办，湖南著名将领程潜、唐生智、龚浩（抗战时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等均系其学生。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毕业于沪江大学外语系。不仅精通外语，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做得一手好文章，是有名的才女。 和俞大綵在一起，傅斯年显然是陷入爱河了。 胡適曾在日记中记载傅斯年谈恋爱时的情景时说：孟真（傅斯年）在恋爱中已近两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作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从胡适日记中的“发疯”二字，和傅斯年所犯的堪称笑话级的笔误可看出，傅斯年在这场恋爱里，脑子已然不好使了。只是，他当时到底怎么疯的，胡适并没有多说。想来，能让胡适用到“疯”字，自是疯到了一定程度。 和傅斯年谈情说爱的时候，按俞大綵的年纪，就算是现在也是老姑娘了。应该是一直没碰上让她心仪之人，现在终于找到了。 他们之间的爱情之火，过于旺盛，满心满眼，烧的压根看不见旁人。没过多久，他们便将爱情延续到了婚姻中去。 1934年8月5日，获自由身的傅斯年，与俞大彩结成连理。这年，傅斯年38岁，俞大彩30岁。 婚后他们生活幸福，常常出双入对。 俞大彩也是接受新式教育长大的女孩，是职业女性，但谁也没有想到，结婚后，她就成了全职主妇。 不明所以的人，开始谴责傅斯年的大男子主义。 傅斯年从未辩解过，因为他知道，俞大彩在家相夫教子是她自己的选择。作为丈夫，无论妻子想当全职太太，还是想当职业女性，他都支持，至于外人的谩骂，他不在乎。 俞大綵谈到自己的婚姻时说:“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俞大綵辞职在家，并不是一时冲动。她清楚地知道，比学识，自己是比不上傅斯年的，于其花一生时间追赶，不如成为他的贤内助，释放他的工作效率。 因为俞大綵的选择，傅斯年研究学术心无旁骛。 傅斯年和俞大綵结婚后，成了令人羡慕的神仙眷属。傅斯年的多年好友毛子水在《傅孟真先生传略》写道：“俞大綵给傅斯年带来温暖和幸福，是他的佳偶。” 傅斯年那一辈子交情的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说：“……使他（傅斯年）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俞大綵贤淑聪慧，不以名门望族、名人妹妹自居，也不强势要求傅斯年迁就她。相反，据胡适、傅斯年在北大的学生徐芳回忆，俞大?“很顺着傅斯年，不得罪他”，认为“你怎么样我就照你的意思做”，所以“两个人处得来，很平安”。 比较胡适、傅斯年的家信，他们的内容风格彼此迥异。胡适几乎不和江冬秀讨论复杂的人事、政治、学术、国家等大事，絮絮叨叨以生活琐事为主，应该定位于“生活伴侣”。傅斯年不仅与俞大綵大量讨论敏感的所务、国务和微妙的人际关系，而且自然倾诉自己的烦恼，可见夫妇信任、默契、合拍，可以定位于“精神伴侣”。 婚后一年，俞大綵为傅斯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傅仁轨。一家三口和和美美，可谓幸福美满。 第57章 傅斯年的《东北史纲》 傅斯年的《东北史纲》，出版于1931年，主要讲述和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就有了撰写《东北史纲》这一想法。在1931年10月6日，他在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信中提到：“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该信中提到的“小册子”便是后来出版的《东北史纲》。 在《东北史纲》的“卷首引语”中，傅斯年进一步阐明其两大撰写动机。 其一是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 他写道，中国东北问题已经几十年了。欧洲战争爆发之前，日俄交战，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中俄双方在北京签订《中俄协定》，中俄关系发生变化。其后，日本又开始大肆侵略东北，先后提出所谓的“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对嫩江、锦州、上海等地发起侵略。而我们的国人对东北的历史所知甚少，所以有必要编写这样一部书，以普及相关历史知识。 其二是抨击日本史家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等错误观点。 他写道，日本人的此类“指鹿为马”的论说本来不值得一辩，但他们竟然将之作为向东北发动侵略的一个理由，这就不得不辩了。 1932年1月,国联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成立了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美、法、意、德等国组成的“李顿国联调查团”。傅斯年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这部著作，并同时请李济翻译成英文，是要完成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就是给李顿调查团提供历史根据。 正如1932年2月6日，傅斯年在给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的致电中所说：“前日本所决将拟编之《东北史略》赶于十日内成就，并应此地当局请翻成英文，须于国联调查团到前印出。此事关系重大，年去后恐难进行，拟请院先派许先生或他位赴洛，年于十日内将书编完后即赴京、沪，此或是年此时报国最有效者。” 也正如同年3月20日在给顾维钧的信中所写：“敝所编辑《东北史纲》一巨册，约于下月出版，其英文节略一小册，今已赶印成就，特寄上二十册，供先生及国联诸君参阅。 傅斯年等人原计划是写类似于东北史一书，共分五卷,于五卷前有《卷首?引语》和《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 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第二卷》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第三卷《明清之东北》(徐中舒)，第四卷《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第五卷《东北之外交》(蒋廷黻)。 这里所说的是傅斯年写的第一卷，命名为《东北史纲》。 傅斯年所著第一卷《古代之东北》,是从“自最初期至隋前”的历史,共五章。 第一章为《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共四节。 第一节：为“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在本节内容中,最为重要者当属傅斯年引用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安特生、步达生和日本学人滨田耕作、清野谦次的论点。1921年安特生在奉天(今辽宁)沙锅屯发掘一穴居留遗,“其结论云,彼在仰韶所发见之贝环,在此奉天穴居中‘惊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天穴居之下层中并发见带彩陶器残片,此种陶器‘正是在河南遗址所发见用具系统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安特生“作结论云,‘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遗,与彼一河南遗址,不特时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属于同一的民族与文化的部类,即吾所谓仰韶文化者也。’”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滨田耕作于1928年发掘旅顺之貔子窝。后经研究指出:“吾敢谓此地大体上仍多是中国式,文化上人种上皆然也。”京都帝国大学的清野谦次,对其人骨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曰:“总结说来,貔子窝人在许多点上与近代中国人及朝鲜人较远,而与石器时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锅屯人为近。如想到貔子窝人与近代人种的体躯的关系,吾人可说,在甚多骨骼的形质上,貔子窝人对近代人种中,独与中国人为最近。然则此石器时代之貔子窝人,谓为与近代中国人之祖先为一事,实最可通之说也。” 运用考古成果,指出了从远古时代开始东北与中国同宗同族。尤其是“在东北考古得如此结论者,不特为两君(安特生、步达生)然,日本学人之凭证据者,亦未能立异说者”。傅斯年以考古发掘为根据,并且引用日本学者的结论来加以说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力地回击了日本人的谬论。 第二节；为“肃慎(挹娄)女真”。满族是居住在我国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古老民族。先秦到隋唐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是其一脉相承的祖先。从辽、宋到明末,则称为女真。在是节中傅斯年引用了大量的先秦史料,如《左传》、《国语》、《周书》、《书序》、《尚书大传》、《史记》、《汉书》、《论语》、《说文》、《后汉书》、《魏志》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第三节:为“朱蒙天女玄鸟诸神话”。于此,傅斯年运用神话传说,认为“神话之比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问题者一大利器”。“中国东北历代各部落之‘人降论’,见于《朱蒙天女》等传说者,分析之虽成数种传说,比较之却是一个神话”。通过比较研究,傅斯年得出结论,说:“此一线索,真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业,与秦汉以来之东北部落导于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触与混合也。东北部落与中国历史之为一事,由此证据,可谓得一大路也。” 第四节:为“殷商与东北”。傅斯年以两事为证:一曰亳之地望,二曰朝鲜与箕子之故事。傅斯年认为:“以此二事,可知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就历史之系统论,东北与中国为一体,更不待烦言然后解也。” 在本章最后,傅斯年对以上内容进行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更能够使人清晰地了解到东北与中国之关系,具体为: “一、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 “二、以神话之比较为工具,已足说明历代之东北部族与开中国历史之朝代有密切之关系。 “三、以殷商朝鲜肃慎等地名之核比,知在中国史之初期中,渤海两岸是一体。四、更以诸史所记东北部族之习俗生活等,知其与所谓‘汉人’有一共同的基本成分,转与漠北之牧族,西域之胡人,截然不同。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此系近代科学寻求所供给吾等之知识,有物质之证明,非揣测之论断。” 第二章为《燕秦汉与东北》。 首先,傅斯年列举了关于燕秦汉与东北关系之重要史料,计有:《史记?秦始皇本纪》、《3史记4自序》、《魏略》(引见《三国志注》)、《史记?朝鲜列传》(《汉书》之异文附注于下)、《晋书?地理志?乐浪郡》等。其后,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后得出结论: “一、周汉时之朝鲜(当时之朝鲜境与今不同:当时朝鲜,北有今辽宁省之一部,南有今朝鲜境之大半,而所谓三韩者不与),初为箕子后人之国,继为卫满自王之地,较之南粤与中国之关系更近。 ”二、燕时辽东及朝鲜之一部皆属燕,其建置之可考者有辽东郡(见《史记?匈奴传》) “三、秦代之东北境有辽东郡,辽西郡,渔阳郡,右北平郡,皆燕时所置(见《匈奴传》),更以朝鲜属辽东外徼。燕秦时今朝鲜西境皆臣服于中国,最南所及,已至今朝鲜京城之南。, ”四、汉兴,稍向内撤守御,‘复兴辽东故塞,至浿水(今朝鲜平壤城之大同江)为界,属燕。’然辽东仍为重镇,有高庙(汉高帝庙)。五、汉武时,以朝鲜王右渠不恭顺为借口而东伐,定其全部,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其北境之部族皆率服,其南境之三韩(辰韩,马韩,弁韩)皆入贡。于是朝鲜半岛与今所谓南满及东海滨州者,皆统一于中国之治焉。” 第三章为《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论述了两汉魏晋之时东北诸郡沿革之状况。尤其是对于真番郡的论述,傅斯年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同时,对于前人成说进行考证,纠正其可疑之处,得出结论： “今以考真番所在之结果,连带证明一事,即燕秦东向已据朝鲜半岛沿黄海之一大部是也。彼时箕子之朝当已夷为附属,逮汉初,威不及远,箕氏或更延余绪。然中国人卫满终有之,并以和汉之政策,兼并四邻,而臻箕氏所不及之版图。汉武之划为四郡,特中国人最后之成功耳,事非创举,遂延绵也。” 其后,附有“汉至隋东北诸郡县沿革表”,计有辽东郡、辽西郡、辽东属国:昌黎郡、玄菟郡、乐浪郡、带方郡。如辽东郡,于表中先列举了辽东郡在前汉、后汉、魏、晋、前燕、后燕、北燕、后魏、齐、隋各朝所属各县;再附之“考释”,依据相关史料来证明其出处及其真实性。总之,该图表详述了各郡沿革之变化,更加明了地体现出东北各郡与中国之关系。 第四章为《西汉魏晋之东北属部》,分为“史料”、“分解”、“文化”、“诸部之推移”、“民族之认识”。“史料”部分则包括：一、夫余。二、挹娄(肃慎)。三、高句骊和句骊。四、东沃沮、北沃沮(勿吉别附挹娄下)。五、濊。六、三韩。 傅斯年认为：“汉魏晋东北属部,严格言之,夫余高句骊句骊沃沮濊貊也。更广其义,亦可将岁时朝谒之三韩列入,挹娄则并非中国属部,仅中国属部夫余之属部耳。然如不合挹娄以统论诸部,势感困难,故仍存之。” 因此,于本部分内容中共罗列了夫余、挹娄(肃慎)、高句骊和句骊、东沃沮、北沃沮(勿吉别附挹娄下)、濊和三韩几部。对于每一部的论述中，傅斯年都引用大量史料来证明。如夫余,所引用史料计有《后汉书》、《魏志》、《魏略》、《晋书》等。且每种史料都是大段完整地录入下来的。由此可以说明，汉魏晋东北各部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分解”则包括地望和族类两部分,于族类则附有地图。这部分内容则是对东北各属部从地理位置和各部族源渊及发展状况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文化”则包括生活状态和习俗两部分。 通过从这两方面对东北各部族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文化最高者为濊部，其中乐浪东部之纯濊民最驯良，俨然华风。其北之夫余句骊虽长于兵革，犹不失其濊民之基本素，夫余之若干习俗尤与相传之殷俗合,盖略变于胡,亦已近于中国之故,所受之中国化或更多也。 “三韩部落文化颇低,在组织(无大国)及生活(犹处土穴)上皆简略,然已至农业状态。其文化之稍进步处,皆秦汉人在乐浪者影响之也。文化最低者为挹娄,仍在石器时代,处土穴中。句骊以好洁著,挹娄以不洁闻,显非同类。至于挹娄人形似夫余者,盖以如此邻近之国,易有混合,其本非一系,可断言也。” 其后两部分“诸部之推迁”和“民族之认识”则是依此民族部落之别，以探其与后来的民族有何关系。 第五章为《汉晋间东北之大事》,共四节,主要是介绍了汉晋间东北地区发生的四件大事。即曹操征乌桓、公孙氏据辽东、田丘俭平高句骊、慕容廆创业辽西(为了增加说服力,文中还附有石刻一)。通过汉晋间发生的几件大事,更加明了清晰地使人看到东北地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东北地区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傅斯年《东北史纲》一书，利用大量的史料，从历史各个时期论述了在中国历史上，东北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有力地回击了日本人的谬论。 李顿调查团到中国后，傅斯年将李济译成英文《东北史纲》送交李顿调查团。从而使得《东北史纲》一书，成为“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政府提供的确凿历史证据之一。 后来,李顿调查团在给国联的调查报告书中写道：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日本在中国东北谋取“非常权利”和“特殊地位之观念”，限制中国主权的行施，是导致中日冲突的根源；而溥仪为首的“满洲国政府”不过是日本人的工具罢了。 报告书公布后,世界舆论纷纷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国联以报告书为基础,解决中日问题。国联作出有利于中国的评判,虽不能全归功于《东北史纲》，但它所起的史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58章 抗战前期的傅斯年与胡适 1915年初，在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中国留学生们几乎个个义愤填膺，极力主张立即对日开战。 胡适却写了一封致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直言大家是发了“爱国癫”：“在当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 胡适还言辞恳切地劝同学们：“请大家不要冲动，让我们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求学。” 自然，他的倡议受到中国同学们的激烈批评，说他”木石心肠”。 胡适在自传里提到，他的反战思想源于自幼受到老子“不争”和墨子“非攻”的思想影响。及至他到了美国，又接触到了基督教的不抵抗主义。后来，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又进一步受到老师杜威的哲学思想熏陶。 在抗战前期，胡适可以说仍然延续着这样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以个人名义给宋子文等政府高层写了一封信，同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他的对日主张。 他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危机，以尽量避免爆发全面战争，理由有三点： 第一，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太弱了，对日作战绝无取胜的希望，一旦开战，国家将会被毁灭； 第二，国内不统一，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难以担当这一场力量悬殊、以弱胜强的战争的主帅之职； 第三，日本还未同美、英、苏等大国闹僵，一旦开战，中国不易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 和16年前一样，胡适还是坚持以他的理性来分析中日局势：“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也没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这是一件悲剧。” 不得不说，胡适对抗战前途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当时中国确实是“弱得不能再弱了”，连一个螺丝钉都要进口，没有像样的工业，却要去面对日本的飞机、坦克、重炮等先进装备，再加上国内军阀林立，常年战乱不断，国民政府无力掌控全局，还有国际上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放纵，一旦爆发中日全面战争，确实前景堪忧。 出于以上考虑，胡适主张，对日作战时机未到，只有与日本谈判解决冲突，以便为抗战赢得时间，积蓄力量，“只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能解决远东问题” 当双方实力悬殊过大时，是玉石俱焚还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这从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喊口号，要求武装抗日。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的对日妥协主张，招致舆论的激烈批评，甚至有人说他“媚日”。 但胡适依旧不改初衷，他表示，以卵击石并不是真的英雄，仅凭一腔热血救不了中国，“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 和胡适不同，傅斯年是坚决主战。 九一八事变，北平学者集会，谴责日军侵华罪行，傅斯年即席讲演，首次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 傅斯年还在《独立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了《中日亲善??!!》和《中华民国是整个的》等分析评论时局的文章，极力主张抗战，反对妥协。 在他看来，“‘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他甚至认为，“九一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 他说：“今日为北方大局，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若是后边有退路，尚有可以商量之处，若是前不止一条路，也还有选择之余地，今则后面是大海，两边有高墙，前面纵是猛虎，也只有拼上去。人生百年，总是一死，凡人皆然，而穿军服的尤其不能忘此。” 他亦将自己作为战斗者的一部分，说：“我也是一个住在北平的人，打起仗来，扶老携幼，匍匐星奔，有何好处？然而我的理智，是使我不能不如此想的！” 傅斯年还提出了对日作战是持久战的主张。 他说：“对倭不是抵抗一下便了事的。中国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于]我们越有利。” “历史告我们，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 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15日傅斯年写下《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其直接目的是用激将法刺激握有华北兵权的张学良转而武力抵抗。 “现在来了这个可以雪国耻雪家耻雪自己之耻之机会了”。“中国人之不抵抗，为世界诟病，北方人之不抵抗，为全国诟病”，故在此之时，“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 1933年，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下《塘沽协定》时，胡适身为“低调俱乐部”成员，发表了附和政府妥协政策的软性言论《保卫华北的重要》。 傅斯年和胡适这亦师亦友的一对，一个坚决主战，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主和，终于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冲突。 傅斯年宜称要退出《独立评论》，与胡适断交。 他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更爱祖国！” 第59章 胡傅关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争议 九一八之后，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一天晚上，在清华同学会聚餐，出席者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张奚若、吴宪、蒋廷黻。席间蒋廷黻提议办一刋物，讨论中国面临的大问题，讲一些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的责任。 起初胡适等人因有过办刊经验深知不易，没有表示赞同。所谓办刊难，对这些人来说，是难在资金上。 几个月后，丁文江提出了一个“书生自掏腰包”的倡议，他说:“为了测一下我们的热诚，不妨先来筹募办刋物的经费。办刋物很容易!”很快他把话锋一转，“但能继续维持下去是困难的，除非我们能够共同负责。否则，整个担子就会落到编辑一个人的肩上。” 在丁文江的倡议下，一共筹集了4205元的办刋基金。胡适说，这个数字虽然少得可怜，但已足够使得这个刋物完全独立了。 刋物秉持着独立精神，筹资时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将“独立”二字作为刋名，目的乃希望在思想和言论上永远保持独立精神，标榜着“独立之精种，自由之思想”的刋物诞生了。 《独立评论》于1932年5月22日在北京创刋，周刋，北平独立评论社主办。胡适任主编，编委会初期共11人：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竹垚生、吴涛呜、周炳琳、顾湛然。后又有张奚若、陈之迈、陈岱孙、顾一樵、吴景超、周诒春等的加入，编委会扩充到20人。 社址设在北平地安门内北月牙胡同2号。 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刋号的《引言》中指出：“我们叫这刋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创刋号只印了2000册，没有花里胡哨的封面，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市场反响却比预想的要好。第二期加印至3000册，由于供不应求，当年月发行就上升到7000册，第2年竞飙升至13000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刊物的影响面由大学生、公务员、知识分子而直至政府的高层决策者。 《独立评论》一年后覆盖了全国40个城市，仅北平市的寄售代订处就有30多个，许多零售点还不包括在内。半年后的《独立评论》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自力更生，无须同人捐资支撑了。 1933年5月21日，胡适撰文《独立评论一周年》中说:“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胡适坚持的“独立精种”有三: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不拿别人一分钱，靠同人的捐款创刋打开局面。其次，是声明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没有任何报酬，不光编委会成员撰文不取分文，外来稿同样没有稿酬，全都是免费供稿。最后，是大家在此刋物上，宁呜而死，不默而生，只为思想找一个出口。社会上在杂志上陆续投稿的作者近300位之多，从来不愁稿荒。在这些作者中以大学教授为主，其次是大学生、专家学者、公务员、研究员。编委会中撰稿最多的是胡适，他在244期全部刋物中共发表了123篇文章。 为了《独立评论》，胡适每周一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间写文一般要到次日零晨。夫人江冬秀常常责怪他，巴望着杂志早点关门大吉，免得劳神熬夜，胡适于是语重心长地对夫人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 可见，这《独立评论》对胡适有多重要。 而傅斯年如果退出《独立评论》，这无疑是和胡适绝交。 前面说了，在对日态度上，傅斯年主战，胡适在一段时间里在某种意义上主和。从表面看，两个人分歧很大，所谓战和不能两立。 其实这二个人之间，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冲突。因为，他们都爱这个国家，都是为这个国家好。 而在华北问题上，胡适主要是现实出发，考虑以小损失换取时间。他认为，此时的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国，欧美都希望中国与日本之间有一个暂时缓和的时段。这也是《保全华北的重要》的重点所在。 而傅斯年则有些偏于激情和理想，他是想寸步不让、寸土必争，自然不接受胡适的妥协态度。 胡适1933年6月13日日记说：“孟真为我最近的文字（保全华北），大生气，写了一封信来，说他要脱离《独立评论》。但他希望主张的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交。其实他当时不曾见我的原文，只见了日本新联社发出的‘摘要’，其中有一段是原文没有的，又是最容易使人生气的！（说‘中日亲善不至于被冯玉祥破坏了的’！！——原注）”又说：“今天孟真说，他见了我的原文，他的气平多了。” 看来，胡适是太乐观了，对他和傅斯年的关系，也太有信心了。其实傅斯年所以没坚持退出《独立评论》，是丁文江苦口婆心在中间做了很多工作。 因为，从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上，傅斯年显然对胡适还很有气。 在1932年10月2日，国联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书正式公布后，胡适见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官方译文后，又用英文原文对勘了一遍，于10月4日写下《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一文，表示欢迎和接受。 而傅斯年则在胡文正式刊出的一周后，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一文。傅文表面上是对公众发言，实际却是针对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 傅文开头便说：“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称赞它的说它可以代表世界公论，不同情于它而不至于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者，也有甚至说他是件‘含糊之杰作’（amasterpieceofambiguity）者。我以为称它为‘含糊之杰作’未必是不公道的菲薄它，而其所以成为含糊之大作品者，也自有原故。” 胡适认可调查书，是因为报告书的内容在两个方面满足了他在对日外交中的期望。一是“九一八”事变“不能视为合法的自卫的办法”，乃是“一种精密预备的计划”；二是对建立“满洲国”“最有力的两个因子是日本军队的存在和日本文武官吏的活动”，即认为是这两个因子促成了伪“满洲国”的成立。 后来他解释这两点时，还是强调国联报告书不承认“满洲国”这个基本底线。而报告书的另一贡献乃是指出了日本蓄意使用武力。 。 在胡适看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之所以体现了“世界正谊的最大胜利”，是因为表决者中不乏袒护日本的人，却是全票通过。而这样一来，如果日本违背了国联的报告，就“是与世界正谊的作战”。 他说，这是由于西洋国家经过长期的法治训练，建立了“公断人”的信仰。只有负世界重望的“公断人”的报告可以统一世界的是非，矫正世界舆论的错误，报告书的最大功用在此。而没有报告书就没有了可依据的是非标准。报告书给了国联一个最可信任的事实的基础与解决的原则。 胡适注重和谋求的是道义以及道义上的支持，而在他看来，报告书已经从道义上向全世界证明了日军侵略东北的非正义。有此道义基础，才能考虑下一步收回领土的问题。 而傅斯年则不满意报告书中批评中国的内容，如“以为中国之不上轨道是世界的患害，而为此满洲事件之一个主因”。因为这个说法正是日军侵略东北和中国的理由之一。傅斯年也不满报告书中限制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之行使，以及给予日本人在东北的治外法权。“国联给日本一切利益，以求换得一个独立名义之取消，并完全超过日本民政党内阁所要求五条之上了。” 第60章 又走到了一起 在傅斯年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发表四个月后，胡适写下了《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一文，就傅斯年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质疑，做出了回答。 他写道：“报告书里自然有不少指斥中国的文句，……但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完全偏袒我们自己的见地，是一种不偏不袒的公断人报告。完全偏袒我们的意见，和完全偏袒日本的意见，在中立国家的眼里是同样可以怀疑的。” 胡适所以极力维护国联，其实所表现的是他的高瞻远瞩和常人很难达到的宽阔视野。试想，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国与国的关系，永远是丛林法则，永远是强大欺负弱小，那这个世界是无法安宁的。胡适是想寻求、认可和建立一种国际通行的“是非标准”，也即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这一点与他所秉持的世界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他说：“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不可因为眼前的迫害就完全牺牲了我们将来在这世界上抬头做人的资格。国家的生命是国际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们不可因为……就完全抛弃了全世界五六十个同情于我们的友邦。”。 他曾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提到“国际眼光”的重要，反对排外和自我孤立，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一部分。他所以希望国联来调解，是希望真正按照国际惯例来办事，以使中国真正融入到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当中。 尽管自始至终都在维护国际联盟的地位，胡适也清楚的看到国联的能力，他甚至预测到国联调解会失败，但是他说：“我们的将来必须倚靠一个比较近于人类理性的国际组织，使强者不轻易侵暴弱者，使弱者也可以抬头讲理，安稳过活。” 不久，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代表美国提出的“不承认主义”，胡适因此而欢欣鼓舞。他声言：“不承认主义”“确是开了一个‘国际公法从来未曾有的’新局面：就是不承认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他说：“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理想，它的成功与失败是关系全世界人类的前途的。” 今天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扮演重要角色，回想胡适这些思想，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胡适写《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在回答傅斯年质疑后，傅斯年并没有什么表示。据说那个时候，两个人常在一起，应该是早就交流过了，这与其是回应傅斯年，不如说是给读者做个交待。 有意思的是，因为不久，傅斯年就在他的《这次的国联大会》一文中赞扬国联了：“以前国联虽无多帮助于中国，然而他的道德的同情正在我们这边，没有人公然以日本为是的。”当1933年2月，他观察到国联“突然转于强硬的态度”，因而可能有利于中国时，便在《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一文中，驳斥国内流行的“国联路穷命尽，且作困兽之斗”之说。 而傅斯年在《睡觉与外交》中对国联的解说，几乎就是胡适说法的翻版。他指出：“国联遭日本之一击，德国之再击，而威权大失，诚是事实，然这局面也不是一往不变的。……国联本身无尺土之守，一人之柄，本是一件空东西，然而他的组成分子并不是些空东西，而是些强大的国家，环以多数的小国。……国联不是别的，只是世间受了欧战之教训以后，想出来的一种以会议代秘密外交，以多元代替一个重心之新的国际政治合作机用”。他还指出，国联转机在望，忽略和轻视它的做法，诚为不智 直到1935年10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对华北侵略的日渐加深，国内舆论对国联越来越表示怀疑之时，傅斯年仍在响应胡适《国联的抬头》中的立场，维持着国联的地位。他说：“今日国联虽遭空前之难端，却不能不同意于胡适之先生所称‘国联的抬头’。在国联的抬头中，我们不能不一喜一惧。” 如果说，傅斯年和胡适这个时候又走到一起了，那可就大错而错了。 因为，1936年5月3日，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发表《国联之沦落和复兴》，文中说道：“到今天，国联真算它有生以来最倒霉的日子了。一次一次的失败，现在竟弄到毫无荣誉可言”在另一文中，他干脆说：“现在真是国联最不能抬头的时候了！”这自然是针对胡适“国联的抬头”一说的。 这是怎么回事？傅斯年对国联的态度怎么这样的反复无常呢？ 其实，傅斯年在政治上，应该是属于那种不是很开明的民族主义者。人们经常谈到，傅斯年做为傅氏家族的一员，按说应当以他的先祖，清朝第一位状元傅以渐为荣。然而恰恰相反，他是很不愿意别人在他面前提这位先祖的。应该是在他心底，认为一个汉族人，成为满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对国联呢，他也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国联的行为对自家有利时，就赞扬。当国联的所作所为让他大失所望时，自然要不满了。 他当然没有胡适那样的胸怀和眼界。 前边说过，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的主战，并不存在根本的厉害冲突。因为，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这都是我们这边的事情，都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愿望。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他不能不发出感慨：“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 37年8月13日，驻上海日军与中国张治中部第九集团军因虹口机场的“大山勇夫”事件发生摩擦并交火，日军乘势向江湾、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呈胶着状态，全国军民士气有增无减。面对如此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和中国军队宁死不屈的精神，胡适在大受感动的同时，心境为之改观，认为中国守军不是想象的那样糟糕，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是可战的。而日本小鬼子并不是打不垮、压不毁、煮不烂的铜豌豆。受此形势和情绪影响，胡适思想随之转弯。 于是，傅斯年和胡适又走到了一起。 第61章 傅斯年的“哭谏” 民国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可以从多方面去理解，去演义，但至少表明，胡适的朋友很多，是的，胡适的朋友很多。 而在胡适众多的朋友中，可以肯定的说，胡适最看重的还是傅斯年。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急需争取欧美国际援助。但不管驻英、法大使多么优秀，做了多少工作，只要向英、法提出，英、法都会提出要中国首先争取美国这么做，要“平行一致行动”。从长远看，必须着重发展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才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援助。 基于这样的现实与考虑，必须加强对美的外交工作。派谁？蒋介石首先想到了胡适。 一方面，鉴于胡适在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另一方面，胡适在美国有那么多老师、同学、朋友，在美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胡适善于演讲，在他理性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讲中，自有一种逻辑的感染力深深地令人折服。凭他的能力，在美国各界是应该能够获得对中国抗战理解、同情和支持的。 而派胡适赴美，更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主张公开的外交，以期获得国人的理解，从而唤醒民众。胡适认为中日之战必不是孤零零的中日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侵略与欧美产生的“利益上的冲突”，将之引导成对日本的“国际大劫”。他后来将之凝聚成“苦撑待变”四个字，随之被国民政府接了过去，变成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可是，胡适却拒绝领命：“战事吃紧，我要留在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话是这么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无从政经验，对自己没有信心。毁了自己的名声还是小事，耽误了国家大事，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很多的朋友听说此事后都来劝说胡适，国难当头，国家需要不应有推辞，但是，胡适一直在犹豫不决中。 关键的时候，傅斯年向胡适进行了一番“哭谏”，最终使胡适下定决心，也就是说，是傅斯年的哭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胡适在1942年移交大使事务时，给王世杰等人的信中回忆这段往事说：“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记。”“但最后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夜在中英文化协会宿舍孟真的一哭。” 傅斯年为什么这样不遗余力的“哭谏”胡适使美？是因为他知道，没有谁比胡适更适合这个角色。因为在用人上，傅斯年有独到的眼光。 傅斯年的眼光不错，虽然，胡适没有从政经历，他只是个书生，但此时此刻，需要的正是胡适这样的书生。 他上任后，便在美国各界积极奔走，举行各种演讲和展览会，以大量详实的资料，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滔天罪行。 胡适英文功底深厚，加上才华横溢，因此在美国各地的巡回宣传活动大获成功，让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民众开始关注远东发生的这场战争。 有一个小故事，或许是对胡适演讲的最高奖赏。 1938年2月5日，这天，胡适又和往常一样，在一处演讲，当他演讲完正从楼梯走下准备离开时，一名穿着白衣的美国杂役拦住了他，他于是便微笑着，亲切地和对方打了招呼。 原本胡适以为，这名美国杂役就是久仰他的大名才拦住他而已，可没想到，打完招呼后，对方竟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三块银圆，递到胡适手上说：“这三块银圆，捐给中国，因为中国抗战太艰难了……” 胡适在使美期间，曾经和陈光甫一起，努力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这数目不算大，但在当时却是国际间相当大的一笔贷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 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的王正廷大使，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任大使短期内便告成功。能够想到他付出了他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是何等的尊重。 桐油借款之后，国民政府指示胡适和陈光甫继续在美国寻求更多的援助。陈光甫发现美国对锡的需求十分迫切，于是提出中国用锡矿为抵押申请贷款。 这次借款更加艰难，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胡适时，胡恳求总统“请美国再打一强心针，作二次之借款”。此后与陈光甫一起，为借款事几次去见罗斯福总统。 ”不久美方同意再次贷款中国两千万美元。此后，美国又主动向中国提供了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另两笔贷款。 “桐油”、“滇锡”，连续获得的几笔的美国贷款，对于中国危殆中的抗战局势，无疑是雪中炭、及时雨。后来，胡适还与宋子文合作，促成美国向中国贷款一亿美元。 毫无疑问，除了缓解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外，美国给予中国的贷款还有另外的意义，就是恶化美日关系。事实也正是这样，日本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的支持，日军向在华的美国人发泄不满，占其租界，轰炸其在华商埠企业。对此，美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议，可是，正在嚣张势头上的日本政府，却置若罔闻，恣行无忌。 1939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忍无可忍之下，宣布废止“美日商约”。 胡适得此消息后，特别兴奋，觉得打了个大胜仗。 日本政坛上也不全是狂妄之徒，有些理性的人还是有的。针对胡适在美国的宣传攻势和巨大成功，日本外务省特地派出了他们的“王牌大使”——野村吉三郎、来栖三郎，还有文学家鹤见佑辅、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雄辩家松冈洋石，来跟胡适进行全面对抗。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做软的和硬的两手准备，先软后硬。软的就是利用美国的中立法，通过谈判，签订类似于和平协议之类的东西。如果软的不行，就来硬的，逼迫美国就范。 日本的这两个“王牌大使”都是军人出身，野村吉三郎甚至还在上海被抗日志士炸瞎了一只眼睛，这两只“三郎”很狡猾，也很阴险，他们利用很多美国人害怕卷入战争的心态，到处欺骗美说，日本绝不会侵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但实际上，在他们来美之际，日本的庞大混合舰队已经秘密集结，准备一旦谈判失败，就对美国发起突然袭击！ 美国妥协势力在日本人的欺骗下，终于占了上风。1941年9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约见胡适，面带愧意地给胡适看了一份协议草案，这是美国和日本准备签订的妥协性协定。 胡适看后，顿时感到中国被无情地出卖了，一向温婉谦和的胡适竟然像一头雄狮那样勃然大怒！事后，赫尔在笔记中记录道：“这个小个子的中国人，愤怒得浑身颤抖，如果不是他那深厚的文学家的素养最后拦住他一把，我恐怕早已挨上他两记响亮的耳光了。” 胡适没有气馁，决定进行“最后十分钟的战斗”，直接约见罗斯福，痛陈日本人的阴险毒辣。罗斯福总统虽然从内心是希望站在反法西斯一方的，但是无奈美国国内的妥协势力太大，他也无能为力。 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即便是总统制，总统也不能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胡适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又积极联络英国大使，直接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沟通。 丘吉尔作为英国战时首相，比美国人更清醒地知道日本对英国在远东太平洋的威胁有多大。关键时刻，丘吉尔亲自与罗斯福沟通，提醒他说，一旦中国垮掉，日本完全可能立即投入上百个师团，迅速拿下英美在远东太平洋的所有殖民地。 有了丘吉尔的支持，罗斯福也有了更大的底气，最终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 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后，罗斯福很快约见胡适，说美国将更多地支援中国。同时，罗斯福在这次会见中，强烈地预感到：“日本极有可能就在这之后几天，在某个地方对美国发起进攻。” 不过，此时罗斯福没有想到会是珍珠港，觉得可能是菲律宾或者关岛。 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继续日美谈判遮人耳目，实则掩盖其对美作战的准备。这期间，胡适多次拜访罗斯福，坦诚地与之交流远东局势发展的信息。 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将要发生的当日，胡适正在纽约演说，罗斯福打来电话，约他在白宫相见。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指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 罗斯福的预感很灵验。目空一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见软的不行，就在这一天，日本出动6艘航母、14艘军舰、441架飞机，对美国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给美国海军沉重打击，造成了空前的损失。但是，他们的胜利只是暂时，因为他们此举，唤醒了大洋彼岸的雄狮，也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 离开白宫，胡适刚到使馆，便又接到罗斯福的电话：“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 次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著名的反战派人士查理毕尔说，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罗斯福为了维护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 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胡适之功，这肯定是谈不上的，但胡适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可以说胡适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傅斯年的“哭谏”也功不可没。 第62章 承担越来越多的行政工作 傅斯年是个公认为比较全面的人，不但书教得好，行政工作也是得心应手。在北大，他除主持史语所日常行政工作之外，也承担了北京大学很多的行政工作。 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期，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九一八”事变以后，1933年2月日军侵占热河，华北危急。4月，史语所南迁上海，暂时安置于曹家渡的小万柳堂。 次年12月，中央研究院在南京集中兴建的各研究所房舍相继竣工，史语所由上海迁到了南京钦天山北极阁的史语所大厦。 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进一步向华北地区进犯，威胁平津，中华民族进入了危难之际。 鉴于清末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导致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遭到焚毁和劫掠的悲惨命运，考虑到北平故宫等机构保藏的文物有在战火中被焚毁或遭日军抢劫的可能，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尽快把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的意见。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北平几家存有文物的部门于1932年底商定派员精选文物，紧急装箱南迁。除故宫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奉天、热河两行宫等处文物6066箱，由国民政府委托故宫博物院派员一起将其南迁——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国宝南迁大行动。 由北平南迁的文物先运到上海暂存，同时利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长期存放。因南京分院只能容纳原北平故宫运出的文物，一同运往上海的其他部门如太庙、颐和园等原有6066箱文物无处存放。 经蔡元培倡议，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时接管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隶属教育部，办公地点设在鸡鸣寺路1号。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后，蔡元培出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傅斯年受教育部长朱家骅之聘，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 中央博物院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立博物馆，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筹建国立中央博物院事关重大，傅斯年不敢怠慢，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筹建之中。他首先主持拟定《国立中央博物院计划书草案》，明确建院宗旨：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 经过和有关方面请示和协商，决定在中山门半山园征地12.9公顷，拟建“人文”、“工艺”、“自然”三大馆，延请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为自然馆、人文馆和工艺馆筹备主任，后因时局关系，仅建“人文馆”，即后来南京博物院大殿。该建筑为仿辽代宫殿式，由民国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经建筑大师梁思成修改。这为后话。 除政府明令拨发的南迁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自成立之始，傅斯年就有建成一个实至名归的国家乃至世界级博物院的构想，于是开始从私人收藏家手里征集文物。 1933年10月，在蔡元培、叶恭绰、李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3.4万元的价格，购进了闽侯何叙甫绘园古物两千余件。再后来，随着不断收购、拨交和派员主动到田野进行考古发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很快集中起全国第一流珍品约30万件，其中包括绘画中的《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铜器中闻名中外的毛公鼎等稀世珍宝。 1934年7月，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决定辞职，经征得朱家骅同意后，由他推荐的李济继任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的职务。 1936年春，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不幸在长沙病逝，院长蔡元培提议朱家骅接任总干事。按中央研究院章程和权力划分，院长之下以总干事掌握实权，总揽全局。这是个很重要也很显要的岗位，朱家骅也确是合适的人选，傅斯年对此是很支持的。朱家骅当时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还有其他职务，身上的担子很重。开始不太情愿，在大家的劝说下，还是勉强答应了。 这一年的冬天，朱家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省主.席。 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是要有具体业务的，一个政务繁多的省主.席兼任中研院总干事是不太合适的。但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本人几次递交辞呈，都无结果。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即有进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势，华北、华东陷入全面危急。面对危局，身兼多职的朱家骅显然已无法继续兼顾中研院事务了，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斯年是个顾全大局的人，情况都在哪明摆着，便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这时候的傅斯年，主要的职务应该已经不是中央史语所的主任，而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了。 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了。 1937年8月17日，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傅斯年力主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平津重点大学，内迁长沙与南昌一带城市暂避。这个请求得到了多数人会者的响应与支持，很快形成了政府决议。 1937年10月11日夜，在南京的傅斯年给远在美国的胡适书写密（confidential）信，对国内政治、军事情形做了如下披露： 1.国内抗战之意识有增无减，老百姓苦极而无怨言。上海前敌兵士，真是再好也不能了。这次最可佩的是革命军将士，最无聊的是南京官僚。太子（南按：指孙科）有排德、意以便取信于苏联之说，为general（南按：指蒋介石）大教训一下，以后他们也消声了。王陆一因在dugout（南按：防空洞）-玩-女-人，被免职。外部之吴司长亦以逃走免职，这是差强人意的。 2.两广对出兵助战之卖力气，可算一百分。广西军大批北上，全省总动员，广东军在上海战死、伤数万人，看来历年的“人事问题”算一扫而空了。阎、韩亦皆好，如理想，阎尤奋勇（南按：指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时兼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韩至最近亦奋起（南按：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时兼任第五战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只是那些杂牌军如东北军、二十九军，太不好生打了。 3.上海方面，今日之战线大致与先生走时差不多。上月十七八左右曾有一度危险，general亲自出马，转危为安，并且攻下一段。北四川路一段，北站、江湾仍在我们手中，浦东只是大炮比武，敌未能登岸。此一线中，我们是以血肉抵抗飞机、大炮，不消说死伤之多，数目听到吓死人。但千古未有之勇敢，完全表现。这是抗日训练之大成功。 4.津浦路糟透了。二十九军闻声即跑，不战失静海，闻汽船而失马厂，敌以数千人长驱直入，我们十七师不知何在，冯指挥不动。幸广西军大批已开上，韩亦上前了（以前谣言甚多，大前日方明白，昨日韩下手令教全省公务员至死抵抗，韩亦以精兵上前）。目下此一路将由李宗仁及韩指挥决守黄河北岸，李大致三、四日内可至前方。人云李、韩交情不错。此线现战于平原。 5.平汉路也弄到一塌糊涂。刘峙已革职查办，目下调冯指挥。此线现在石家庄打着。 6.晋绥局面皆坏于刘汝明二十九军也。刘乃一准汉--奸-，最初拒绝汤恩伯入察，后来汤守南口，彼在后方溃退，以致中央军大吃亏。刘退之前，傅作义来援，到张垣则满地红旗，皆汉--奸-之信号也。傅乃退，转为刘军缴械。刘军沿路缴傅、汤诸军之械，直溃到山西。李服膺又不行，于是大同不守。但后来老阎大拼命，打了几个大胜仗。倭寇乃括满蒙伪军共约十八万来犯，沿长城各口皆攻，遂失茹越口，而贼直入矣。但中央军八师日内已赶上，老阎卖气力，八路军（共）在后面作游击战。大约山西可以支持一下子。可惜刘、李二贼，否则燕山天险，岂易于此哉？ 有人说，傅斯年是文人秀才中少数几个懂军事的人才之一，此言大体不差，从他对全国繁乱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各军将士心态的了解分析可见一斑。 第63章 南迁 毫无疑问，在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展史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一个转折点。自1928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无疑是史语所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殷墟的15次考古发掘，内阁大库档案的收藏整理，大量的民族学、语言学资料的调查，语言学实验室的建设…… 这些可以彪炳史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就是只做这其中的一个，也是可以值得终身炫耀了，而这一桩桩，一件件，竟是这样的让人目不暇接！ 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是处于太平盛世，傅斯年领军下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会创造怎样的辉煌呀！ 然而，战争把这美好的一切都破坏了。 上一章说到了，在1937年8月17日的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上，为了躲避战乱，傅斯年坚决主张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平津重点大学南迁，他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响应与支持，这一点，会后很快形成了政府决议。 这也就正式宣布，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和平津重点大学开始南迁。 而在这特别艰难困苦的时期，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蔡元培又身患重病，正在沪治疗。而中央研究院名义的二号人物，总干事朱家骅，正做为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而坐镇东南，根本无暇顾及中央研究院的事务。也就是说，不但是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中央研究院的担子，也全部压在了傅斯年这个代理总干事的身上。这么大的一个机构，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是国宝级的机构，在战乱中搬家容易吗！这时候的傅斯年，可是忙得一塌糊涂。而他的管事能力，也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 在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之中，最难和最复杂的还是史语所，不说别的，光是15次从殷墟中发掘出来的那些东西，多大的量呀，而哪一件损坏，都无法弥补呀！还有内阁大库的档案，那么多的图书、资料。 对了，还有正在规划中的中央博物院里的国宝，哪一件不是价值连城！ 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研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大学一起迁至湖南长沙。 其实，正如胡适所说，傅斯年“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最有条理”，早在淞沪会战之前，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局演变，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打包装箱，准备内迁。 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南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往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 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 迁到长沙后，史语所寄驻在长沙城东边的圣经学校和韭菜园子，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筹组了“长沙临时大学”，也借用圣经学校上课。 1937年12月，日本开始向武汉进攻。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多公里，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必遭攻击。 面对危局，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同时，中研院总办事处电令史语所向昆明转移。 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一切安排完毕，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 1938年1月，赵元任等语言组的人员到达昆明，在拓东路663号建立办事处。很快，人类学组、考古组和历史组的人员亦先后抵达昆明。拓东路的房屋不够使用，又租下青云街靛花巷3号作为办公地点。 7月，史语所集中在靛花巷3号办公，附近的竹安巷4号则作为职工宿舍。由于日机轰炸昆明城，10月，史语所疏散到城郊的龙头村及其周围地带，四个组分别在棕皮营的响应寺及龙头书坞、瓦窑村的普慧庵、龙头村的弥陀寺、宝台山的观音殿。 刚刚安顿下来，傅斯年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和研究。 在昆明期间，傅斯年除了承担着繁重的行政事务之外，完成和出版了其代表作《性命古训辨证》、发表了《序》、《我所敬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及多篇时论文章。 同时，带领历史组有序的对《明实录》和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校勘整理，他本人亲自校勘《太祖实录》36卷。 陈寅恪到昆明后一直住在靛花巷3号，他为他的住处起了个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青园学舍”。他在这里曾大病一场，但他的重要学术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是在此期间完成。 语言组带着1936年春季调查湖北方言资料，到昆明后，在赵元任的主持下下，写成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在此期间，语言组对云南方言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参加调查的主要有丁声树、董同龢、杨时逢等人。先后调查了云南省98个县、123个方言点，几乎覆盖了全省。这些调查材料由杨时逢整理编撰成《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年在台湾出版。赵元任为之作序。这部书全面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云南各县汉语方面的状况，语言描述精确，且有方言与古音的对照，是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及语言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深受学界好评。 语言组中的昆明人、音韵学家董同龢根据调查材料写成《保山话记音》。 李方桂很早就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30年代初期曾调查过广西的壮族语言和瑶族语言，这期间又对贵州的侗族、水族语言和云南的壮族、傣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这些为其日后的重要著作《比较傣语手册》和多篇论文的写作，积累了宝贵的材料。 罗常培则在1938年发表《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昆明话的特点。以后又发表《云南之语言》，这是第一篇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研究云南语言的论文，对云南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特点、分区及系属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发，这篇文章在云南语言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组在李济的领下，开展殷墟陶器研究，为编制《殷墟陶器图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李济本人在龙头村主要进行殷墟各类陶片吸水比重实验，研究成果后来发表在《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中。在此期间，李济被推选为云南民族学会会长，兼任云南大学教授。他还兼任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这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设在竹园村，那里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董作宾在完成《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后即着手编撰《殷历谱》。这是一部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法，进而研究商代纪年的宏大工程，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和大量的计算，有相当的难度，在辗转迁徙过程中董先生一直坚持研究，前后十年，终成名著。 正如傅斯年在其序中所说，“发乎勇，成乎智”，“昔在昆明彦堂（董作宾）始为祀谱其好合之妙，不特见者惊之，即作者亦自惊也。” 梁思永研究西北冈的铜器，将铜器高低、顶部宽窄在旁画图注明。 胡厚宣曾以3个月时间写成《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达10余万字，引用卜辞二千余条，后编入《甲骨学商史论丛》续集第一册，受到学界高度评价，被誉为“长篇巨制，气象万千”。 吴金鼎与王介忱、曾昭燏等开展大理洱海一带的考古，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发现史前遗址21处，发掘了其中的5处，写成《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对于认识中国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奠定了西南史前考古学的基础。这份报告于1942年中央博物院出版。 人类学组主在吴宝良带领下，先后开展了“中国人颅骨研究”、“丁文江遗著整理”、“殷墟颅骨研究”、“各族下颚骨颏孔位置比较”、“罗罗体质分析”、“中国人蹠骨与跗骨之比较”、“中国人发旋之统计”、“云南头骨研究”、“贵州苗夷血液型研究”、“国族体质分类”、“摆夷体质研究”、“昆明人锁骨之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凌纯声和芮逸夫密切合作，在龙头村，他们整理撰写《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是介绍湘西苗族的第一部学术著作，50余万字，经过反复修改，直到1947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凌纯声先生作为“内政部”聘请的专家，编写出《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并参与筹划全国风俗简易调查，起草调查表等。他撰有《中国边疆之土司制度》、《云南民族之地理分布》、《孟定——滇边一个瘴区的地理研究》等著作。 第64章 事母至孝 前面说过，傅斯年虽出身名门，但因为其爷爷不善理财，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已家道中落，不得不外出教书，维持家庭生活。而屋漏更遭连夜雨，傅斯年九岁的时候，父亲又病亡，他的母亲艰难的撑起这个家，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把傅斯年兄弟两个抚养成人并培养成才。 所谓家贫出孝子，傅斯年从小就特别孝顺，他曾给自己起个名字为李永，从的母姓。而他的不少藏书中写的名字便是“李永”。 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亲接到北平与自已一起生活。 婆媳关系本来就难相处。傅斯年的母亲本来是不同意儿子离婚的，是因为这么多年没有孩子，才勉强接受的，但这件事毕竟在她心里是有阴影的。人，总是会有些偏心，特别是对自己的子女。譬如，傅斯年离婚这件事，或许与他的妻子俞大綵不无关系，但主因必然在于傅斯年本人，但傅母却把这笔帐记在了儿媳身上。加之，俞大綵受到的是新式教育，是所谓的“新人”，在傅母这个“旧人”眼里，很多事是看不惯的。但傅母毕竟也是个识大体的人，能让她抱上孙子，看到妻子给儿子带来那么多欢乐，即便是为了儿子和孙子，傅母也在努力维持着这婆媳关系。 傅母差不多受了一辈子苦，现在儿子出息了，家里的生活好了，她特别喜欢吃肉。因为牙口不好，吃瘦肉困难，她便特别喜欢吃肥肉。 傅斯年虽然家里的钱不多，但肉还是买得起的，婆婆喜欢吃肥肉，那就买呗。俞大綵虽然对老太太有些事看不惯，但为了傅斯年，还是特别想搞好婆媳关系的。 傅母人本来就肥胖，肥肉吃多了身体肯定会出现不适，一段时间里，经常头昏。傅斯年得知后，马上带母亲去医院看病。大夫一查发现老太太血压很高，就问了一下饮食习惯。听说老太太常吃肥肉，便背后对傅斯年和俞大綵说，为了老人的身体，肥肉是不能吃了。 俞大綵为照顾婆婆身体，从此就不敢买肥肉了。而傅母却偏喜好这一口，一连几天没吃到肥肉，就问怎么回事。俞大綵耐心的说出了缘由，傅母却不信这个邪，说吃肥肉怎么能对身体不好呢？就算对身体不好，这肥肉也不能不吃。但她不信这个邪，俞大綵信呀，于是矛盾不可避免。 一开始，傅母和儿媳吵架，还不想让在外边做大事的儿子操心，不当着儿子的面吵。但一连多日，吃不到肥肉，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就当着傅斯年的面和俞大綵大吵起来。傅斯年一见，赶忙给母亲跪下。问明原因后，也和母亲说了同样的缘由。儿媳的话可以不信，儿子的话不能不信呀！但吃不到肥肉实在是难受，老太太来不讲理的了，说她不管肥肉对身体好不好，但不吃肥肉反正是不行，除非让她死。 对此，晚年的俞大綵曾回忆说:“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舍辛，抚育我兄弟，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母亲受凉、吃坏了东西，发烧、腹泻，不是什么大病，次日晨已烧退、不泻。但他不敢大意，1934年10月30日写信向丁文江、史语所代理所长李济致歉，“如此情形，弟决不能上路也”，“若今日上路，亦非人情”，依然在家多呆两天陪伴母亲，同时表明没有闲着，也在赶活工作。 还有一次，傅斯年到南京、上海出差十天，原计划返回北平路过济南时停一停。结果还是没下车，原因有二：史语所有公务；老母亲不在济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空袭日频，傅斯年由于负责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更无力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 南京沦陷,傅氏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 随后，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 此时老太太年已70余岁的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 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1941年春傅斯年因身体过于肥胖又患有高血压症，整日奔波操劳，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进重庆中央医院救治。 几个月后,傅斯年终于出院，回到重庆郊外的家中体养。 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却病死在了医院。 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傅斯年犹像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 由此病案，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也知傅斯年的心情又是如何的悲愤交集与哀伤。 四个月后，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自责，假如“在南京时送他老人家在中央医院多住几日”，假如“不是我去年至今这一场大病”，母亲就有可能早确诊、早治疗。这个自责一直没有释怀。隔一个月后，他又致信告诉罗家伦，“至今念之，倍觉罪恶者也。” 母亲去世后，他顾不上自己的重病，丧事亲力亲为，看地、安葬，连续操劳奔波，血压都不量了。等忙完丧事，到李庄一量血压，打破一切纪录。为防止敌机轰炸和日后破坏，傅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欲移不可，未开吊，未发讣，事后登报耳。” 他手头拮据，又逢国难，只好卖书葬母，丧事从简。“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来的。朋友有劝我开吊者，我实在办不到。” 傅母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俞大维派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 为此,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短短几十字,透出傅斯年的宽慰之情。 第65章 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傅斯年向来重视图书文献建设，对书籍的采购、收集和保管有很严格的要求，因此，中央史语所保存了大量珍贵图书资料。 到达昆明后，用了三个半月时间将已转运到重庆的图书打包邮寄到所中，共计8811包，特别珍贵或大本不便邮寄的部分装为71箱，由长途汽车运到昆明，加上之前携带来的，总共有13万册中西文图书。 开始是在与靛花巷仅一条马路之隔的竹安巷，租下一处宽敞幽静的四合院，拟作研究室和图书馆。 邮包尚未收全，敌机轰炸昆明，这些图书也就随所再迁龙泉镇。先是将图书集中在响应寺，后来在弥陀殿设中文书库，在观音殿设善本书库，而响应寺则为西文书库。 这是当时大后方惟一的最完备的文史图书馆，不仅保存了国粹，而且还充分开发利用了这批文献资源。 深知书对于学人的重要，中央史语所的图书资料，在供本所使用的同时，昆明的大专院校、学术团体及学人多可借阅。 史语所与西南联大订立了《图书阅览及借用办法》。联大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在蒙自时，史语所还派人送书到蒙自。 在昆明城中，可通过靛花巷的办事处办理外借手续。 为方便阅书留宿者，傅斯年还函告梅贻琦：“贵校教员如有来此看书而留住者，如同时人数不过四人，可在本所办公室中临时安排铺板，差足舒适；其饭食一事，除有友人在此可以设法者外，亦可在敝所同人的公厨搭用伙食，并无不便，仅铺盖、盥器须自备。” 为读者提供方便，傅斯年想得够周到了。 史语所的学者们原以为可以在龙泉镇多住些时日，傅斯年、梁思永、李济、董作宾等都已经在这里建盖了新房。 1940年春，傅斯年为庆贺董作宾新居落成专门用篆书题写“平庐”横幅相赠。后来，董作宾甲骨文书法时常用“平庐老人”印章，在台湾的居所仍以“平庐”名之，以纪念这段难忘的日子。 朱家骅继蔡元培之后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然请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从来都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朱家骅对他有知遇之恩，两个人也是多年合作共事的老朋友。朱家骅提出此议后，傅斯年慨然应允。这样一来，他的代理总干事的代理两字便去掉了。 1940年夏天，日军占领越南，轰炸更加频繁，昆明也变得紧张起来。日军对重庆、昆明等西南各省主要城市进行持续轰炸。同济的一名學生，在日本人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 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立刻停止，打算往四川迁移。在昆明龙泉镇的史语所、社会所等学术单位也都酝酿再次迁徙。 傅斯年决定，要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选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作为新所址。于是他派芮逸夫到四川寻找这样的地方，最终选定了南溪县李庄镇。所以选中这个地方，一个因素是其地理位置远离城市，符合傅斯年的先决条件，另一个原因是这里有很多庙宇，适宜安置图书资料和人员的居所。 史语所保管的1132箱考古文物和文献价值连城，但庞杂而沉重，特别是那些“国宝”甲骨，怎样才能确保安全，这是史语所同仁所面临的头痛问题。来昆明的路上，文物文献在李济、董作宾、李方桂等的“押运”下，一路颠簸，专家们担惊受怕，生怕“国宝”有什么散失。来到昆明，史语所的大师们一方面在日机的轰炸声中，蜗居于简陋的办公场所坚持学术考证和研究，但如何安全地保存那些贵重沉重的殷墟文物，也颇让学术大师们费尽思量。 在龙头村，当地村民流传着一个老一辈口传下来故事：当年史语所为防止殷墟考古发掘的古物在南迁的过程中被人盯上，便将它们装在了几口大楠木棺椁中。就这样几口大的棺椁，在几队士兵和一群教授的“护送”下，被带到了昆明龙头村。 一些村民或路人远远的望去只见几口巨大的棺椁，误以为是送葬的队伍，怕惹上晦气，远远绕行。 到了龙头村后，史语所没有充足的人力轮番看守这几个大的棺椁，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傅斯年听后大加称妙。在一个大雾天气里，史语所的几个人将棺椁按照送葬的方式，下葬到龙头村稍微荒凉之处，并修好坟茔。村民皆以为是有人辞世而出殡。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这一次这几口大楠木棺椁又要起出来了。 像中央史语所这样的学术机关，迁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当时搬运的图书资料等有上千箱，仅文物一项就有150吨重。加上大西南交通很不便利，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史语所的图书、文物、资料都是无价之宝，如何妥善保管，避免损失，也是一件重要而又难办的事情。 10月份开始搬迁，12月中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离开龙头村。离开时，有职工52人，眷属82人，标本、仪器及图书文献等965件。至此，史语所的昆明时代也就画上了**。 史语所迁到了李庄镇后，安置于板栗坳的张家大屋。 傅斯年描述当年史语所搬迁工作之艰辛时说： “前年(按：指1940年)秋冬，奉命迁移。彼时交通无办法，竭尽平生之力而谋之。一面跑警报，一面办这些事，故每日有时走三十里，幸而把研究所搬了。” 同济大学先于中央史语所来到了李庄。李庄的祠堂和庙宇，一时间都被同济大学占满了。 这个原来只有三千人的小镇，现在挤进了一万多外来人员。好在离李庄几公里的板栗坳，有一座李庄望族张家建的大宅，名曰“栗峰山庄”。 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宅子，由7处自成一体、又彼此相通的四合院组成，整个山庄共计108道门，据说是暗合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之数。 史语所在这里落脚，倒是远离了轰炸也远离了红尘，因为从李庄到板栗坳，要穿过田埂和树林，爬500多级台阶。 史语所的学者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辗转迁徙半个中国，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看不到弥漫的硝烟，听不见敌机轰炸，可以安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地方。 第66章 李庄、栗峰山庄和罗南陔 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李庄坝，拥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之称的宜宾李庄古镇，沿江而建，错落有致，散发着浓郁的江南韵味。古镇内保留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古朴的建筑风格，整个小镇宛如一幅水墨画卷，给人一种进入了世外桃源的感觉。 在没有公路、铁路和飞机等现代化交通的古代，最兴盛的莫过于河运交通。李庄的由来，即与此息息相关。 据说，南朝萧梁时期的长江水运，每60华里设有一个里程桩，航船者或岸边拉纤者都用它来计算路程和工钱。自南溪上溯60华里的里程桩就在李庄下游北岸约15华里的一个叫凉亭子的地方。 此处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水流湍急而不便泊船，恰好有一巨型石笋屹立崖岸，为图省事，人们便在上面刻字，用它代替本应人工设置的里程桩。久而久之，人们便将这天然的里程桩唤作“里桩”。 里桩不知什么时候演变成为李庄。渐渐地，李庄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从宜宾经这里，去泸州、重庆，可直抵南京、上海。在李济旧居，就有这么一张老照片，上有一石笋，刻着“里桩”二字。 不知是因为它的存在才有了传闻，还是因这传说后人才刻上了文字。当年，学者们来李庄，还依托过水路运输；而如今，这条长线航运已经终止了。 李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这里即为古僰人聚居地，属古僰国。 梁代置戎州，兼置六同郡，辖僰道、南广两县，李庄属南广县。 北周时，南广县迁移到李庄镇所在地（后因避讳隋炀帝，南广更名为南溪）。至唐宋，战乱不已，由于李庄地处坪坝，常受侵扰，南溪县治便迁到长江北岸的奋戎城，即现在的南溪县城。 转眼又是数百年过去，李庄于明代设镇，清代设里。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从广元入蜀赴任，一路行来，只见满目疮痍、人丁寥落，一幅百废待兴的光景。于是，他上书朝廷，请求川省招流反籍，移民复垦。“湖广填四川”的浩然移民之行，就此拉开了序幕。 南方移民多是顺江而上，穿三峡，进重庆，而后分流至川西平原。作为岷江下游的重要码头，李庄一时成为重要的移民口岸。 明清时期的兴建，基本奠定了李庄今日的人文风俗和建筑格局。这里有九宫十八庙，人文胜迹星罗棋布：明朝的旋螺殿，清代的奎星阁，精妙的白鹤窗，清幽的席子巷……斑驳旧迹，承载着李庄贤达荟萃的过往。 傅斯年曾感叹：“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先后相踵。” 从李庄镇尾高高挑起的一座临江楼阁奎星阁看去，这座全木结构的三层建筑，曾被梁思成评价为长江上“从上海到宜宾二千公里中，建筑最好的亭阁”。 沿此一字排开，则建有东岳庙、王爷庙、张爷庙、天上宫、慧光寺、禹王宫、巧圣宫、川祖寺等数十座寺庙。每日晨钟暮鼓，香火兴盛；每年从旧历三月东皇会开始，便戏剧表演接连不断，庙会市集人声鼎沸。 得益于良好的地理经济条件，而李庄这一当时不过三千人口的小镇，其社区生活异常活跃，为此设立的公共设施和建筑也尤其丰富。当时的人们，可曾会想到自己祭祖拜神烧香请愿之所，有朝一日会挪作他用呢？ 中央史语所的驻地栗峰山庄，位于李庄镇西南处。因此处有一座状似犀牛望月的小山，且山上原有两棵数百年生长的板栗树，故名作“板栗坳”。栗峰山庄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是一座规模宏大而典型的川南民居大宅院，梁思成就将栗峰山庄收入了自己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并盛赞其为“川南民居的精品经典之作”！ 山庄是明末一张姓人家从湖北移民来川落户李庄后修建而成。山庄由山门牌坊、正堂大院、东边大院、西边大院（即戏院）、东西朝门、内外围墙、炮楼等建筑物组成。整个山庄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富丽堂皇，而张家人以耕读传家，待人诚朴，堪称李庄大户人家。其山门牌坊楹联上刻写的字迹虽风化严重，依旧可以辨别字迹：“古栗树芳名，仰先公孝友传家，百忍两宗凤两铭；曲江延世系，欣此日林泉托迹，青山绿水赋闲。”牌额上则是“清高门第”四个大字，距今已140年历史。 站在永胜村村头，只见一组组建筑规整的四合院落整齐地罗列在一片绿色之中，房屋由低向高延伸，七处自成一体、又彼此相通。 张家有七兄弟，每个兄弟都拥有一组自己的四合院，并且以各自院落的特点、建筑时间等各赋其名：‘牌坊头’、‘田边上’、‘坡高头’、‘桂花坳’、‘朝门口’、‘新房子’、‘老房子’，其间，还建了一个戏楼院，供张家人娱乐所用。” 为了接待中央史语所等，《张氏宗谱》记载：“当时学者专家名流荟萃于斯，他们得以优游治学于其间，与我张氏深明大义顾全抗战大局，腾出住房自身偏居一隅而又热情接待，大力支持，提供方便分不开的。因而，宾主间结下了广泛的深厚的友谊。” 中央史语所等能暂住这里，也是机缘巧合。根据当时的局势，傅斯年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当是三峡以西的四川境内。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及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可以保存和积蓄力量的大后方。 鉴于这样的考虑，打算再次搬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济大学等单位，纷纷派人入川考察。 虽然各个机构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寻找新的落脚地，可是一直没有实质的进展。被征询到的地方，有的婉拒，有的报以沉默。这让傅斯年他们很失望。 这时候，同济大学时任校长周均时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向四川的同济校友求助。他求助的校友是一个叫钱子宁的人。 钱子宁是个热心人，当时是四川宜宾一家造纸厂的厂长。在收到母校发来的电文后，他马上开始认真选址，并托人到处考察。 巧合的是，这一消息正好被南溪县李庄镇的两位乡绅得知。他们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李庄的乡绅代表罗南陔。 罗南陔是李庄当地人，也是读书人出身，对知识分子向来比较尊重。于是就立即召集大家开会商议。 在罗南陔召集的会议上，乡绅们议论纷纷，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虽然会有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就业机会。最重要的是，接纳同济大学等文教机构能够给李庄的孩子们创造前所未有的教育环境，这也是李庄千载难逢的良机。 经过反复权衡、讨论，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如果同济大学等学术单位有意迁居李庄，大家将竭尽全力为其安置。最终，意见趋于一致：李庄欢迎！ 随后，他们又起草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等方面，对李庄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分别发给同济大学与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等机关。 第67章 中央研究院“杀人”事件 搬进了栗峰山庄，看着这里幽静的环境，经历了千辛万苦，辗转迁徙半个中国，最后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安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地方。傅斯年和他的同事们，这些喜欢静，不喜欢热闹的人们，真的是满心欢喜。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事情的由来，应该是很多事都凑到了一起，便酿成了一个大的事件。 最先，史语所大批物资由昆明运往李庄板栗坳时，其中一批箱子专门装载殷墟出土人头骨。这批珍宝在宜宾转船抵达李庄码头，再往山顶的板栗坳搬运，其中一箱不慎摔裂，盛装的人头骨滚了出来。抬滑竿的当地农夫见状，大为惊骇，一胆大者迷惑不解地问：“这箱子里咋会有死人头？” 史语所押运人员在痛惜之余，一边埋头收拢头骨重新装箱捆扎，一边没好气地答道：“不只是死人头，连活人头都有，你们这个样子抬咋能行，摔坏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几名轿夫自知理亏，不敢继续追问下去，但在心中有一个疑团解不开。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买卖的？为什么箱子里藏着人头？如果不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哪儿会有这么多的人头骨。 于是，一个传言像风一样在李庄镇大街小巷弥漫开来：研究院开黑店吃人肉，箱子里还藏有将人杀死之后煮熟的残骨和人头。传言很快由镇内散播到镇外，附近几十个村落都有听说。 不过，这些话好像太玄乎了，好多人还是不敢相信。加之和这些有学问的“下江人”（当地人这样称呼所有的外来人）打交道，一个个彬彬有礼的，怎么也不像是杀人魔头。 中央史语所在栗峰山庄开始研究工作后，几个研究人员，在牌坊头厅堂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摊放在桌面上研究。而第四组的人，更是把殷墟出土的可怖的头骨，从封闭的木箱里取出，又是测量又是修补地反复摆弄。 有机会进入该室的当地人见状，吓坏了，逢人就说。有特别胆大的找理由进来一看，还真是的。正常人谁没事摆弄死人脑瓜骨呀，想到传言，不能不信了。 但是，这些人有大军保护，老百姓知道惹不起，便想办法躲着他们。 也真巧，这一天，有一群当地农民的娃娃，在板栗坳山庄内玩“藏猫猫”的游戏。一个小孩跑到僻静的角落，将一只特大号木桶的桶盖推开一条缝，跳了进去。 抓猫猫的孩子们迟迟找不到，眼看天色已晚，便停止了搜索，各自散去。木桶中的小孩见长时间无人发现，暗自得意之余，想探出头来看个究竟。他万万没想到，这木桶又大又深，站起身踮起脚也摸不到桶沿。小孩开始感到大事不妙，惊恐中手脚并用拼命击桶，并放声大哭。但是这跟前没人，没有用。 小孩的家长见别人家的孩子都回家了，见自家孩子没回，就在板栗坳内外的山林旷野中搜寻，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 有人突然说，那小孩肯定是被研究院的人吃了。于是，“研究院偷吃娃娃”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事有凑巧，就在“研究院吃人”的消息风传之时，住在李庄祖师殿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准备做人体解剖实验。因室内光线太暗，他们在室外花坛之上搭了几块木板作为解剖床，当几名教授和若干学生从室内抬着一具尸体，呼呼隆隆来到花坛前摆放妥当，开始操刀解剖时，当地一位泥瓦匠正好在祖师殿的屋顶上做修缮工作。 此人见状，大惊失色，一个恐怖念头忽地自心中冒出：看来不只是研究院吃人，同济大学也开始吃人了。想到这里，泥瓦匠感到头皮发麻，两腿发软。为了不被对方捉住吃掉，泥瓦匠迅速屈身弓背，顺着房后的梯子悄无声息地滑落到院外逃了。 听了了泥瓦匠这惊险的一幕，有别有用心者向丢了孩子的家长献计：小孩在板栗坳丢失，很可能被研究院的“下江人”藏起来或已吃掉了，让其直接找研究院的人索要小孩。如对方交出便罢，若拒不交出，就和他们拼命，把板栗坳史语所弄个底朝天，找出证据，把“下江人”全部逐出李庄。 丢小孩者一听，急火攻心，顾不得多想，便召集亲戚好友呼啦啦来到板栗坳，怒气冲冲向史语所要人。 这时候傅斯年正好去重庆办事，人不在。李方桂、董作宾、李济、吴定良等见对方来势凶凶，开始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待问明事情原委，觉得实在荒唐，但一时解释不清，同时又替对方着急。 看人急成如此模样，几个人相信，孩子找不到了，应该是真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孩子。从对方叙述中他们觉得，小孩被当地土匪绑票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不值得绑票。小孩要么掉入深井或山谷，要么困于哪个平时不为人注意的角落。 这么大的地方不好找，李济想起了网球与方格探方。一个网球在一大片草地中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它藏身何处。好几个找球的人在草地上来回搜寻，就是找不到网球的踪影。最后有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草地上按一定尺寸划出若干方格，然后逐个方格依次寻找。结果，网球找到了。 这也就是李济前些年在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中采用的“方格网式普探法”，后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普遍遵循的科学发掘方法。 想到这里李济有主意了。他真诚地向对方建议道：“你们以前的方法容易有漏洞，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先把板栗坳分成几大块，你们十几个人分成几个小组，从南往北，一块一块，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搜索，哪怕是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一根木头，也要细心地晃一晃，摇一摇，搬一搬，探一探，看有无异常。如此走下来，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对方听罢，觉得合乎情理，便按照李济的说法行动起来。大约过了三个小时，丢失的小孩找到了。 丢失的孩子找到了，可事情却还没完，这里又传出谣言：“研究院的人把小孩抓了放到桶里待煮吃，后被发现未吃得成”。 原来是当地一些受谣言蛊惑的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及部分工商失业者，联合不明真相的乡民，正在设法对付这些“下江人”，想把这些人从李庄赶出去。 此后乡民见到研究院、同济大学等机构的人员，马上躲开。倘有人路过史语所驻地板栗坳、社会所驻地门官田、中国营造学社驻地上坝月亮田，或李庄镇内同济大学所在的几个学院，宁可绕行，不予接近。 与此同时，在李庄镇经营柴米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贩，见“下江人”前来购买，无论对方出价高低，坚决不卖，弄得“下江人”尴尬疑惑又无可奈何。 就在大家不知怎么办好的时候，又一件奇特诡谲的事发生了。 这天晚上，板栗坳牌坊头戏楼院对面山上一座草屋突然着火，史语所人员见状，忙提了水桶脸盆，盛水前往扑救。就在这时，山顶突然传来了喊声：“不得了了！吃人了，下江人吃人了！吃人了……” 当时，川南一带为防匪患，正实行保甲制度搞乡村联防，每家每户都制有竹梆。倘一家发生不测事故，立即敲梆求援，相邻各户必须迅速取出竹梆跑到门外的高处或宽阔地带予以敲击，以示声援。 当板栗坳牌坊头对面山坡草房着火，凄厉的喊声响起时，四周乡民大惊，纷纷拿起竹梆奔出家门，连敲加喊地向板栗坳方向狂奔而来。当地民团、警察、保安部队闻讯，立即操枪持械将板栗坳张家大院围起来。在熊熊火光映照下，史语所出去救火的人，差点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扔入火中。 幸亏当时驻军周勋团的一个连赶来，与当地警察一起制止了这群人。 第二天，“下江人”吃人的谣言，由李庄很快传遍了祭天坝、宋家山、牟家坪等乡镇，接着又在长宁、庆符等县传开。研究院几个所的工作人员、家属及同济大学师生，被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李方桂、董作宾、李济、梁思永以及社会所的陶孟和、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人，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决定电告傅斯年和教育部，把近来李庄发生的所谓“吃人”谣言及颇感蹊跷的事情逐一汇报。 傅斯年接电，认为事关属下和家眷的人身安全，必须加以防范，遂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同时向教育部、内政部、国防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做了报告。自己则辞却繁忙的公务，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望”轮由重庆溯江而上，直向李庄驶来。 就在傅斯年奔赴李庄之时，国民政府内政部向四川省政府拍发电报，其中有“前方在抗战，后方捣乱”等语。下令省政府与宜宾专署配合当地政府和驻军整治李庄的社会秩序，让内地迁来的各学术机构、学校有个安静的工作、学习环境，同时稳定抗日后方的局势云云。 不久，专员冷寅东来到李庄，立即于南华宫大殿召集邻县县长，乡镇长，民团、联防头目，驻军首领，中央研究院方面的傅斯年，李方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陶孟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以及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各色人物开会。 会议中，乡绅罗南陔的建议，多做正面宣传，最好办个展览，把那些吓人的头骨等，公开展览，做出说明，尽快让乡亲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傅斯年完全赞同乡绅罗南陔的建议，提出办展览需要时间，当下要控制事态，对极个别唯恐天下不乱者，整治一下是必要的，但不要太过，打击面不要过大。“最主要的还是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要多做些公开的宣传工作，这方面的事由我和同济的周校长商量来办，其他的事冷专员与大家多帮忙。” 由于傅斯年特有的霸气，行署专员冷寅东及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会议决定将板栗坳着火的那天晚上，带头呼喊“下江人吃人”与“研究院吃人”等不怀好意者，和大张旗鼓煽风点火者抓捕关入监狱。要求中央史语所与同济大学方面尽快筹备展览会，以实际行动消除谣言。 第68章 展览会 1941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纪念日，展览会就定在了这一天。 展览会的筹备由董作宾总负其责，文物展品由各组自行准备。 以考古发掘为特长的三组，在板栗坳比较宽敞的戏楼院，准备展览殷墟发掘的甲骨。四组则在在“田边上”办公室，展览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史语所善本图书馆也准备部分开放，让来者参观。因牌坊头室内有木壁，上面可以挂上研究人员手绘的图画以示说明。 为了尽力将展览做大做好，让不同层次的人都有了解，开幕前几天，董作宾就着人与当地政府联系，派出专人四处张贴海报。从李庄到南溪再到宜宾，甚至南溪下游的江安、泸州等地，也都广为张贴。 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的川南地区，人们看到海报，对海报上那闻所未闻的消息倍感新鲜、刺激，奔走相告。纷纷扶老携幼，沿水路和条条山道向李庄而来。 展览尚未开始，在李庄镇内和板栗坳就聚集了几百名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男女老幼，他们翘首以待。 6月9日，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纪念会暨展览会于上午9点钟正式开始，主会场设在板栗坳最大的院落牌坊头。 活动由董作宾主持，资格最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首先发表演讲。 陶孟和（1888年11月5日—1960年4月17日），出生于天津，原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祖籍浙江绍兴，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陶孟和于1913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3年—192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任北京大学文科教务长。1924年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6年获聘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调查部专任秘书。1929年任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年10月—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0年于4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72岁。 陶孟和重视社会学在社会改良中的作用，认为“真正的科学不能只建设在推理上”，只有把注重事实和用归纳方法对于事实作系统的研究，现代社会学才能成立。他注重社会事实的调查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界最先采用帐簿调查法研究中国工人家庭生活的学者。他还最早把教育社会学引进中国，目的在于使社会化的个人更好地担负起社会改良的责任。 陶孟和热心于对中国社会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对中国城市劳动生活费和生活程度的调查研究。除了对工厂和农村调查外，把调查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如农业财政、金融、国际贸易、国民所得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陶孟和具有开明的治学理念，提倡革新，反对守旧，洁身自好，刚正不阿，具有淳厚、谦逊、诚朴、清廉、不尚虚夸、不私情、摒除门户之见等优良品质，对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以及为培养研究人才都作出了贡献。 在展览会上，陶孟和向众人介绍了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概况、工作性质及对科学的贡献等。 具体到社会科学研究所时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大都生长在一个地方，而关于生长地的情形知道得并不详细，更不必论全中国了。我觉得我们中国各地方人，互相隔阂，所有一知半解者，亦不过一个小的方面，却不是社会之全体。” 最后，陶孟和谈到社会所的学者，将尽可能地多做些调查研究，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并根据战时中国各地不同的特点，多做些乡村生活、农民生活的调查，以利于整个社会共同进步。 陶孟和演讲完毕，由吴定良接着演说。 吴定良着重就人头骨研究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了多角度解释。 吴定良在说到研究人头骨的意义时举例道：“对于尸骨的研究，还可以帮助警务人员侦破疑案。比如说，前几年，在我国北方一个山区，曾发生了这样一桩案件：在深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几具尸体，尸骨已经散架，混杂在一起。警察发现，其中有具尸体左手中指骨上套着一枚金戒指。侦察人员查出有三个头骨，说明死者是三人。他们对尸骨加以鉴别、分类，结果证明那金戒指是属于一具女尸的，根据骨骼的特点，他们测出了这具女尸的身高。另外，还根据女尸的牙齿估计了死者的年龄。在查明了死者的性别、年龄、身高、左手中指戴一金戒指这些特征之后，破案就有了线索。半年之后，这桩疑案终于被侦破。原来死者生前三人结伴同行，到城里走亲戚，在山中小道上被早有埋伏的盗贼劫杀，之后将尸体拖进山洞藏匿起来，直到一个砍柴的少年到洞中捉野兔时才发现。” 吴定良的演讲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得到众人的高声喝彩。待之后的李济等几位学术大佬演讲完毕，将近中午12点钟，应邀前来的嘉宾开席吃饭。由于是在战争岁月，物资供应困难，物价高昂，史语所准备的“菜肴很简单，类似流水席，大概一点（钟）就散席了”。 午餐过后，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分别来到展室，为观众担当解说员。除了安阳殷墟发掘的头骨、甲骨外，展品中还有远古人类骨骼化石和恐龙等动物化石，古代兵器、甲胄以及专门用来祭祀的大型青铜器，另外还有明清字画摹本、国外的出土文物模型等。 配合中央研究院板栗坳的展览，同济大学由医学院组织，在李庄镇内祖师殿厅堂举办了“人体解剖展览”。 许多年后，参观过这个展览的原南溪县团练局局长洪汉中之子洪恩德，对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曾回忆说：“同济大学医学院在祖师殿的展览开始后，许多老人拄着拐杖，领着孙子，同年轻人一道进去参观。展览在医学院解剖室摆设，这个解剖室其实就是大殿的厅堂，房子很大，很宽敞。 “一进门，就看见两边各放一个骨头架架，当地人称精骨人。旁边有各种人骨，那骨头有的白、有的黄、有的黑。再里边有心、肺、脾、肝、肠子等人体内部器官。五脏用药水泡起，肠子是花花的。再后面还泡着几具男、女、儿童等大小不一的尸体。里边有解说员，可以去询问，胆大的还可以伸手在人骨上摸一摸。里头的医学教授和同济的学生拿着手术刀，在一个木案上割尸体，有的教授指着一个部位说，这里容易得什么病，那里得什么病，要是得了这种病，就要到同济大学医学院门诊部去看，如果治不好，就到同济大学在宜宾开设的医院去治。 “教授们这一说，有些老人当场就说自己可能有这种病，求教授给他们看，教授们也就当场看起病来。看到这个场面，好多老人感慨不已，说活了大半辈子，白活了，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知是咋回事，这次大开眼界了，不白活了一场。有外地来的人，说看了之后明白了许多事，这大老远跑来，不虚此行。也有些胆小的，看后害怕，呕吐，吃不得饭，晚上做噩梦。这些事情被当作故事讲起，很快在四邻八乡传开了。” 由中研院与同济大学两家分别在板栗坳与祖师殿举办的展览，轰动四方，并作为川南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载入史册。当时的新闻媒体如《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都分别做了报道。 洪恩德根据自己在李庄的所见所闻回忆说：“展览过后，群众对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由误解变为理解，全部拥护了。做生意的说‘下江人’不吃人，他们买什么就给他们送去。有的说‘下江人’有钱，没有当地人抠门，不太跟生意人计较，农民们听了就很乐意卖给他们东西。镇上有人生了病，也找他们看，关系好得很。” 第69章 双赢 和同济大学、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先后进入李庄的，还有陶孟和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梁思成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李济兼管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傅斯年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还有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这是乡绅罗南陔代表李庄各界对同济大学发出的邀请，而这个决定却引来1.2万“下江人”长驻于此。 “古镇李庄热闹的如同一座蜂房”，这是在李庄当时常听到的一句话。突然增加了1.2万人，在长江上游这不足五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对于这座不过三千人口小镇，要承受怎样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李庄士绅们经过再三商讨，毅然决定将庙宇、祠堂和自家居所让出，供客人们使用。虽然很拥挤，但住的地方和活动场所无论如何总算是解决了。 但是，这些人是长期住下，长期生活，人突然间增加这么多，可生活物资并没有增加。需求增加带来的结果是物价上涨，特别是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而这1.2万“下江人”，不是普通人，是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学术大师，是最高学府的学子，当然也有他们的家属。也就是说，除了衣食住行之外，这些人可能还会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用当地微薄的出产和有限的财力支撑这些，承受压力的，不止是这1.2万“下江人”，还有三千当地的百姓。 上一章说到的所谓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的“杀人”事件引出的风波，除了个别人的别有用心和封闭落后外，不能不看到，也有不满情绪的发泄。 但是，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千难和万苦，无论是对于1.2万“下江人”，还是三千当地，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双赢。 从这1.2万“下江人”方面，李庄不仅在战乱中，为他们提供了容身之处，在颠沛流离中有了暂且安身立命的场所，而且也承载了相关学术的传承和发展。 仅以同济大学为例，在李庄的五年中，同济大学不仅没有没落，反而迅速发展起来。增设法学院，工学院增办了机械专修班，理学院的数理系扩大为数学和物理两系……这一时期，同济大学逐渐发展为综合大学，到1945年，全校总人数已达2423人。 躺在病榻上，林徽因协助自己的丈夫梁思成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 1946年1月，在史语所告别李庄之前，在石印馆印行了一套线装集刊外编，名为《六同别录》。 这本高品质的学术文集，共收入学术论文28篇，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成为史语所留给李庄的最珍贵的学术凝练，亦是这群学者关于这段光阴不可忘却的纪念。 而对于李庄，同样收获满满。 因为这1.2万“下江人”的到来，李庄一下子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大名鼎鼎。在哪时，信封上写上：“中国李庄”，信就能够寄到。 抗战胜利后同济学子为了回报李庄，把自己的电力实验室留在了李庄，让这里早早用上了电，比县城所在地南溪足足早了十年。 同济的到来同样也促进了这个千年古镇的现代化进程。川南一带曾流行一种痹病，患者皮肤发麻，腹痛、吐泻、四肢麻木，发展到胸部就会死亡，当地人恐怖地称之为“麻脚瘟”，患者深受其苦但又不明致病原因，也没有根治的办法。 1943年，同大医学院教授通过动物实验和反复研究，终于发现了李庄出现“麻脚瘟”病的致病根源是含钡食盐慢性中毒症，成千上万的病人因此得救，这既体现了大师学者一心为民的广阔胸襟，也是学者们与李庄儿女携手共进，守望相助的一个缩影。 这些是有形的，是立杆就可以见影的，或许，更多更大的意义在于“无形”。 其一，在李庄乃至西南地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李庄作为西南的一个边陲小镇，在抗战时期还是一个民风淳朴、明智不开的地方，人们孤陋寡闻、思想守旧。史语所和同济大学的来到，传播了新的技术、知识。 比如，上一章谈到的文物科普展览，展览一共办了7天，如此高水准的文物科普展览过去在北京、南京都没有举办过。后来，此类展览还举办过多次，开阔了西南地区人民的眼界，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 这以后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医学院学生拿着骷髅坐在江边，一边饮茶，一边研究，过往乡人则毫不动容;乡下人在山坡古墓旁拣到人头骨头，会主动送到同济大学。” 这说明，科普展览之后，李庄人接纳了科学文化知识，脱离了愚昧和误解。 1.2万“下江人”的到来，使得一大批中国一流的专家学者汇集到了西南大后方，，这些专家学者与当地人员的交流，提高了西南地区人民的文化素质。 其二、冲击了西南地区封建保守的风气 1.2万“下江人”的到来，带去了新的思想与观念、新的风俗与习惯，冲击了该地区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使风气逐渐开化。 比如罗南陔的儿子、女儿结婚都采取了移风易俗的新式婚礼，不坐花轿，不拜堂，不搞旧的礼仪。其妻去世只开追悼会，不搞道场等迷信活动。 当时生活在李庄的知识分子很多，其中不少人还没有对象。李庄人对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认识，刚开始没有几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们。后来罗南陔的女儿罗筱蕖和侄女张素萱分别嫁给了史语所的逯钦立和李光涛。 王志维、汪和宗的太太也是李庄本地人，史语所的不少研究人员就是这时在四川结婚的。一批研究人员和李庄女性通婚，自然给李庄带来不小的变化，不但会改变一些人一生的命运，也提高了当地的文明水准和文化素质，冲击了社会风气。 看到这些“下江人”人中的女人，敢下河游泳洗澡，当地有的女子也跟着学，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或许是更重要的，这1.2万“下江人”，给李庄带来的名声效应。几十年过去了，李庄人的后代，至今还享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旅游资源。 第70章 艰难和困苦 中央史语所迁在李庄的6年中，最令傅斯年感到头痛的是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由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均迁至重庆，前往四川避难的人极多，所以当地生活物质严重短缺。为了解决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他经常要和地方政府交涉，有时不惜打躬作揖，求告他人。他曾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写过不少求助的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说： “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敝院在此之三机关约[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两项共约一百三十石。拟供应之数如此..凤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为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 但是，战时的政府，其实也是很难的，即便是很努力，供应也很难保障。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 政府这边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而吃饭的事不能等，就得自己想办法采购。但粮价涨得很离谱。战时的工资都很低，这应该是没有办法的事。工资花完了，积蓄用光了，傅斯年只得忍痛割爱，靠卖书度日。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买书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肯卖书的。他卖书换来粮食，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是二战初期受纳粹迫害的波兰籍犹太人，在祖国被攻占后，他只身来到上海。魏特凭借一技之长，终于在同济找到托身之所；但在中国全面爆发战争后，便再次沦为难民，与同济一起飘零到李庄。 当时，他50岁左右，一套旧西装，总是笔挺笔挺的。头发梳得光光的，个子高，鼻子长，黄眼珠，在李庄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他用德语授课，治学严厉，倘若他这门课不及格，学生就不准升级。据说，他很喜欢中国菜，红烧蹄膀、焖菜花、炒猪肝、狮子头都是他的最爱。李庄饭店曾是他常去的地方，但后来，他去的越来越少了。 在波兰，他还有五六个子女，每月得往家里寄钱。 抗战结束那年，他在李庄过世。有说他是饿死的，有说他是死于病，虽然得的不是不治之症，但因为无药而得不到治疗。总之根本的原因在于物质匮乏。 人们常说缺医少药，其实这时候的李庄还真不缺医，同济大学医学院在这里，能缺医生吗？少的是药，而且几乎是没有。花钱买不到，更别说也没有钱。 在史语所刚刚抵达李庄不久，就在驻地建起了一个小型医务室，可这样一个建在山坳里的医务室很快便形同虚设。医疗室没有药，也没有设备，一有病，只能叫患者喝开水，所以他们那些医生就被人家称为是“开水医生”。 在医疗过度的年代，人们常说，很多病是不用吃药的。比如感冒，不吃药也很快能好。但有些病，不吃对症的药就会死人。 1940年，李济年仅14岁的小女儿突然患病，因得不到药物治疗在昆明病逝。两年后，他的大女儿又在李庄一病不起。由于没有对症的药品而离世，年仅17岁。 有一篇文章这样的写林徽因： 林徽因，民国集智慧和美丽于一身的奇女子，她是民国一道异样的风景，她是落入凡间的精灵。林徽因不但写出了好诗歌、好文章，还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首精彩绝伦的诗。 许多人爱上林徽因，爱的不仅是她的才情，不只是她的成就，还她优雅的气韵，骨子里的坚定，以及在任何境况下都可以让生命苍翠葱茏的美好。 她是个一直活在人间四月天的女子，生也灿烂，死也从容。 林徽因的美不仅是外在之美，关键有内在之美，漂亮而优雅，美丽而端庄。 单纯的外在之美，也许可以让人眼睛一亮，但无法打动人心。 打动人心的，是骨子里的美。 骨子里的美，它透露出来的就不是艳丽了，而是比艳丽更精致、更持久的美，这种美来源于内心，与外表的美丽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超越寻常的美丽，摄人心魂，动人心魄。 林徽因的完美在于恰到好处的外貌，在于纯净高雅的气质，在于她圣洁而有趣的灵魂。 漂亮的女子千篇一律，美丽的灵魂独放异彩。 “一个人的气质里，藏着她读过的书。” 高雅源于修养，高贵源于学识。 有人用笔墨写作，有人用生命写作，有人用灵魂写作。 林徽因就是一个用灵魂写作的才女，她的作品渗透着知性的深厚，她用灵魂的感触世界，用灵魂倾诉感知。 她的笔下如潺潺流水，纯净而优雅地传递着人间的暖和爱。她的文字有着淡淡的忧伤，但充满智慧的感悟，字里行间，透露出哲理的光芒和思想的趣味。 当最有才的男人遇到美丽的女人，总是会发生一些情缘缠绵的爱情故事，然后幻化成几多温润的记忆，融化为几多雅健的风情，散落于历史的长河中！ 1940年冬天，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的同仁，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图书资料，也同史语所一起离开昆明入川，来到离宜宾60里的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安营扎寨。 上坝村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林徽因一家住的地方叫月亮田，来到这里后，他们夫妻双双重病，全家经济拮据，需要变卖衣服来度日，他们陷入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 四川的冬天潮湿、阴冷，再加上一路上的舟车劳顿，到达李庄后，林徽因的肺病恶性发作而卧床不起。 林徽因一家所住的农舍，是一些低矮、阴暗和潮湿的住所，两间陋室顶上的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 李庄远离都市的文明，条件艰苦，吃水要到村外面的水塘去挑水，晚上只能点一盏菜油灯来照明。 在简陋的屋子里，家里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唯一能给林徽因养病用的“软床”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 因为环境恶劣，而又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林徽因病情一天天加重，她一天天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面色苍白，几个月的时间，便从往日明眸皓齿的女神变成了憔悴不堪的妇人。 为了维持生计，梁思成不得已把伴随他二十多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进当铺，拿钱买几条草鱼回来。 当梁思成凄然地说道：“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林徽因除了苦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些专家和学者，这些民国成群结队而来的天才们，即便是这样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也没能阻止他们追求学问的脚步。 第71章 董作宾的《殷历谱》 前边提到过，董作宾在完成《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后即着手编撰《殷历谱》。 《殷历谱》是董作宾根据甲骨卜辞记日、旬、月、年的资料编纂的一部著作，是借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的纪录来解决殷商年代的问题。 早在1930年，董作宾就对甲骨记录中的历法资料做了笔记。1934年，他又写了关于《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此时，董作宾已被明显具有年代意义的重要甲骨文字资料所吸引。 研究历法问题，需要天文学知识。于是董作宾向许多天文学家请教历法计算所依赖的星占和天文学的有关知识。他还和研究中国历法发展的著名学者高子平教授结为亲密朋友，他们合作解决甲骨资料中的天文问题。到1935年，关于殷历的整理和计算，董作宾已初步理出了头绪。 接连的大迁移让董作宾疲惫不堪，战时的生活，大家都很清苦，而董作宾则是更有甚者。他的家庭人口多，薪水少，时有断炊之虞，但他仍不放弃研究殷历。不管迁到哪里，只要能放下书桌，董作宾就投入到工作中去。 史语所搬到李庄前的这段时间，董作宾完成了《殷历谱》的写作准备，搬到李庄后进入计算和写作阶段。主要的工作量是在李庄完成的。 在李庄的日子里，董作宾采纳了天文学家的建议，使用以教皇历法为依据的斯卡利格计算日程表，并遵循它，通过连续的数字计算相互无限衔接的日子。 当时没有电脑，董作宾又不惯使用计算机（手摇机械式的），凭着笔算或算盘来计算一切。有关历法的计算量极大，每一算题数字多到20多位，为了减少错误，每道题往往计算三遍到五遍，常常把人弄晕。 董作宾不以为苦，每次算清楚一个日期，他都很兴奋，常兴高采烈地告诉别人，“我算出文丁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是一个夏至，与这一片卜辞所记密合”,“帝辛征东夷的时候，在他的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癸丑这一天，从‘亳’往‘鸿,当晚就到了”。 但计算量实在太大了，他常常抓住史语所的年轻同事帮他演算。 董作宾南阳口音很重，南阳很多人把“老天爷”三个字当口头禅，他就有这习惯，往往张口就是“老天爷呀--”久而久之，史语所的年轻人悄悄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天爷”。 对于董作宾《殷历谱》的写作进程，傅斯年是深怀期待，看样子比谁都着急。在李庄，晚上，大家都是用油灯。 董作宾每天晚上都开夜车，油灯当然不行，傅斯年破例专门为他买了一盏煤油灯。每次自重庆或成都回来，傅斯年总会给董作宾提一桶买来的煤油。 把油给董作宾送去时，总会说一句：“支持《殷历谱》，彦堂再加油！” 煤油灯比普遍使用的桐油灯明亮、无烟，不招惹蚊虫。夏夜，青年们聚拢于董作宾门外庭院，借着透窗而出的灯光，讨论学术或散漫聊天。 谁说话嗓音大，就会有人提醒：“小一点，老天爷用功呢！” 董作宾听见，笑了，掀开那绣着两朵小牡丹的门帘：“快！来两个人打算盘！” 算盘珠拨动声骤雨般响起，董作宾感叹：“咱这研究所，快成数学研究所了！” 董作宾6岁入私塾学习，他聪颖过人，又刻苦努力，先后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这时，甲骨文字刚刚被发现，董作宾毫不知晓。他与甲骨之间的缘分，还很遥远，不过，冥冥之中发生的事情，似乎有某种暗示。 当时与其家杂货店为临的是一个叫“吉祥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技艺高超，闻名宛城。少年董作宾常到周文金的刻字店去玩，细心观察各种雕刻技法，久而久之，迷上了篆刻。 10来岁时，董作宾开始手痒，没有石料，他就捡些厚而密实的瓦片，磨成小方印形状，拿母亲纳鞋底的铁锥子“剜之”，竟然能“粗成文理”，颇有点意趣。 周先生喜欢上了这个与自己有同好的孩子，尽力教他一些技法。周家有本《篆字汇》，董作宾时常借来观摩，沉浸其中。 12岁的时候，董作宾转了个私塾，与比他年长两岁的郭宝钧成为同学。两个孩子一见相悦，结交为最好的朋友。后来董作宾到安阳做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在河南省教育厅工作的郭宝钧出面帮他协调地方官员，并与他一起进行发掘，后来也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14岁的时候，董作宾刻章技艺逐渐娴熟，在附近已小有名气。因家境窘迫，他在课余常帮助父亲干活，每到腊月，就写春联卖了挣钱。在家门口支摊给人刻印章，每个字收四个铜板。 不久，董作宾父亲、小杂货店店主董士魁，置下这四间临街门面房的家业，撒手而去。 董作宾家贫辍学，他买了真正的雕刻刀，在独山玉石上操作生意，一枚章可赚四元钱，补贴家用。多病的母亲看着儿子，很心疼，流眼泪。 每天，少年董作宾伏在长春街边家门前的小桌上，刻印章。 身后，靠墙立着小书架，面向大街。摆满《新青年》《时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古文观止》《乙瑛碑》等等报刊书籍，吸引来往行人驻足、翻阅、购买，也能增加些微收入。 晚上，把书架搬进屋内，董作宾在煤油灯旁临帖、作诗。如果小学时期的玩伴、升学到南阳师范的郭宝均，气喘吁吁闯进门，那是董作宾最开心的事。两人彻夜说着开封、北京、上海和全世界。困了，挤睡在一张小床上。 天亮，郭宝均仍呼噜呼噜打鼾，董作宾已轻手轻脚起床、洗脸、刷牙，干干净净坐在街边，刻章或读书。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着。直到有一天，一个高大长者，悄然出现在少年身边， 长者俯身，看少年缓慢运刀刻章。直到刻毕，才轻声招呼：“孩子啊，好字好刀法！认识我吧？” 董作宾抬起头，梦中惊醒一般慌忙站起来，恭敬回应：“张先生，您……我……” 长者笑了：“我知道，你叫作宾，整个南阳城，都知道‘刻字北关董少年’！” 张先生即张中孚，诗人，官员，中州女学堂、南都学堂、国医学校、南阳师范、北仓女子中学、南阳图书馆等等机构的创办者，住在北关一处高墙深宅内。时常头戴礼帽、着长衫、手提黄色皮包，步行，或者坐一辆南阳城少见的汽车，越过长春街边的这一少年和小桌。 董作宾曾随着郭宝均去南阳师范，听高台上站着的张中孚演讲，记着他的一句话：“咱南阳，一方宝地，古有张衡诸葛亮，今有汝辈少年郎。不论世道如何变幻，终应以才学和肝胆成为堂堂君子，贡献家邦……” 张中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玉料，递给少年：“我想请你刻一方闲章，三个字，‘风起兮’，字体随意，就像今天的风一样，不拘谨就好。” 董作宾连连点头：“谢谢先生……” 张中孚又说：“你有才，不上学可惜了。能见见你母亲吗？我想和她商量商量，希望能同意你去上学。学费不必发愁，跟着我，做一些杂事就行了，好不好啊，孩子？” 董作宾眼睛一下子涌出泪水，用双手去擦，点头，说不出话。张中孚搂了搂少年肩膀。 于是，少年董作宾跟随张中孚，进入当时省会开封，在河南育才馆读书，知晓甲骨文的存在，随即沉迷其间，研读临摹之。 课余，帮张中孚誊抄文稿、整理事务。 “事务很少很轻，先生只不过以此让我心安而已，我懂……”晚年，董作宾向妻子熊海平回忆这段生活，仍会眼眶发红。 一九二二年冬，张中孚就任国会议员，移居京城，给当时已在开封女子中学教书的董作宾写信：“来吧，再读读书、开开眼界，终究有益无弊。师母已为你备好棉衣。” 董作宾进入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后考取国学门研究生，成为蔡元培、王国维、胡适等人的弟子。毕业，赴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与傅斯年成为挚友，小屯、南京、昆明、李庄等等地名，随之进入一个南阳人的履历。 《殷历谱》于1945年4月于李庄板栗坳完成并出版，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只印了200部，且每部都有编号。 彦堂（董作宾字彦堂）这部书（《殷历谱》）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境界。佩服佩服。──胡适 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即是彦堂之每进一步……彦堂之书出，集文献大小总汇，用新法则厥信史上赠益三百年，孔子叹为文献无证者，经彦堂而有证焉。──傅斯年 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之年历，爬疏有绪，脉络贯通，有俾学术文化诚非浅显，良深嘉勉。──蒋中正签发董作宾《殷历谱》的嘉奖令 抗战八年，学术著作当以《殷历谱》为第一部，决无疑义也……病中匆匆拜读一过，不朽之盛业，唯有合掌赞叹而已。──陈寅恪 许多杰出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但只有四个成绩卓著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作出贡献的著名专家，由他率领学者们在前进的征途上向前迈步。实际上这些专家的著作都是综合性的。这四部里程碑的著作是：（1）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2）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3）郭沫若的《卜辞通纂》；（4）董作宾的《殷历谱》。四部巨著中，董是其中两部的作者。──李济 从上述名家点评中，可见董作宾学术名著《殷历谱》的价值。 第72章 芮逸夫与胡庆钧的苗族调察 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迁徙至云南昆明北郊的龙头村，后又在1940年迁至四川李庄。此一时期芮逸夫等人的民族调查工作并未中断。1939—1940年间，芮逸夫曾到贵州大定、花溪、青岩、贵阳、贵定、安顺、镇宁等地进行贵州苗族调查。 1941年，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合作进行川康调查，芮逸夫、凌纯声与马长寿等一同至川西马尔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进行有关“西番”与羌族的考察。 1942—1943年，芮逸夫与胡庆钧到川南叙永进行苗族调察。 胡庆钧（1918年12月——2015年11月日）出生在湖南宁乡县仙凤乡邱家冲。幼年遭遇父母双亡厄运，求学历程备受艰辛。1940年转学西南联大社会学系，1942年，胡庆钧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专业，师从人类学家凌纯声。1944年获得硕士学位。1947年，胡庆钧调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工作。 1952年下半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胡庆钧调到民族所，“文.革”中受冲击、遭抄家，书稿被毁。 从1950年到1985年，胡庆钧八上凉山，调查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以扎扎实实调查研究的求实作风，获得了大量令人信服的第一手材料。于1983年终于写成40万字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一书。 这次调查，是在1933年湘西苗族调查之后，芮逸夫所从事的又一停留时间较长的田野调查。 调查结束后，芮逸夫写成了《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一书，稍后胡庆钧也写出了《汉村与苗乡》一书，这两部书是民国时期苗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此外，在对川南苗族进行调查中，芮逸夫坚持每天记日记，并不时拍摄照片，6个多月的调查结束时，芮逸夫的日记也成了厚厚的一本书。此后，芮逸夫的日记也编辑成了名为《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43》的书，翔实地记载了开展调查的各个细节，并附有56张珍贵的苗族照片，该书具有很强的学术资料价值。 田野日志于2010年以《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43》之名出版。日志由1942年12月1日芮在叙永的长江边上启程记起，至田野调查结束后的第三日1943年5月18日止。5月18日芮写下日志的最后一句：“与王（古宋县府科长）同至街上吃面，盖今日乃余之四十五生日也。” 芮逸夫在这约半年的调查采访中，在乡间勤于学习及记录苗语，采访及观察苗民婚丧礼仪，记录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与老.习俗。在城镇中则与当地军政首长、县府职员应酬，到处为人照相、冲洗照片以广结人缘。 他在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 “七时半起，八时许早餐，购皮鞋一双（价200元）而返。十一时与胡同至县府拜访何本初县长，谈西南两乡（一、三两区）苗情颇详。并为余等建议路线；由后山堡，枧槽沟，分水岭，双河场（在云南威信），再返分水岭，而至黄泥嘴、清水河，至大坝。后赴宴之主客陆续而到（叙永党政机关法团士绅请客）。第廿四师廖师长、唐团长、徐团长亦先后到，此外尚有岳县议长（年已六十七，曾任蔡松坡将军之秘书）、李参议员铁夫、卫生院何院长、县党部郑书记长等。一时许入席，共四桌，廖师长中席首座，余左席首座，同席有李参（议）员、何校长、何院长、李副县议长等。二时半席散，摄影两帧辞出。与何校长同至省高中讲中华民族之意义，胡讲种族平等之意义。五时毕，曹教员邀往晚餐后，即辞别返寓。何海德教育科长来谈苗教育颇久，袁亦来约明日偕人来谈苗情云。十时睡。” 而在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则记载了两人至县中对全校两百余学生演讲。 芮逸夫讲“谈求学”，胡庆钧讲“中华民族的出路”。 芮逸夫在调查中，很注重结交有心于地方文化教育与社会建设的本土知识分子。他在川南各苗乡结识韩介休（震东乡）、罗文才（枧槽）、罗承瑄、马俊良（海坝）、马俊森（海坝）、杨德明（海坝）、古元生（马家屯）等人，并得到他们很多协助。 芮逸夫的田野日志记载，韩介休于1941年筹组“叙蔺边民文化促.进.会”，1942年创办边民学校8所，至芮来访之时已建有12所学校。马俊良、马俊森、杨德明等，都是边民小学的老师，他们也都是边民小学之支持机构基督教福音教会的信徒。芮逸夫在与韩介休面谈之后，在日志中写道：“与介休谈苗族一切问题，颇有见地。以一耶稣教徒不为耶教所囿，尤为难能可贵。” 他也写下他们所谈的问题——“边校创办之经过及其现况”“苗人之政治地位”“苗人之社会地位”“汉人心理上鄙视苗人之例”“苗、夷、汉种族混杂之事例”“余、杨、苏、李、陆皆奢崇明之后”等。 在李庄时期，可以说是芮逸夫创作的**期。 1942年，他发表《中华国族解》一文。该文首先化解“中华民族是一个”或其中仍可分析出多个民族之争。他认为从政治观点来说中华民族不可分，“但由学术观点来说，是可以析出不少个体的”。接着，他称“中华国族”是中华国家、中华民族两者结合之复合词的简称。他认为有地域、人种、语言和文化等四种意义之中华国族，在此四种意义上中华国族都是多元的。最后他呼吁以“中庸之道”作为中华国族之国族性。在这篇文章中，他用力最深的便是提出“语言的”中华国族架构，包括两大语族——支那或汉藏语族与阿尔泰语族。前者包括汉语、泰掸、藏缅、苗傜四个语系，后者有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系。 他在1943年发表的《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在该文中他首先说明写作目的——语言学家主张要从事并完成足够的语言调查才能谈语系分类问题，但民族学者想依语系分类来分辨族类，他称若要等到各族语言调查清楚，岂非如“俟河之清”？所以他先就已发表之语言学家对中国南方及南亚语言分类之各家意见作比较，提出中国西南民族语言分类的大架构。他特别注意苗傜语的分类地位，主张它应和傣、藏缅、孟克语并列为中国西南民族的四种语系。在本文之末他也提出自己对于语言教育的看法，建议为西南各民族语言创造拼音文字，让他们用以记录及阅读，而且他建议要用“同一系统之文字或字母”来拼缀汉语及各西南民族的语言。他以自己在云南所见部分夷族以传教士所创拼音文字读经书的例子，说明此事不难做成。 川南苗乡之行或许是芮逸夫学术事业的一个转折点。由其1945年以后发表的文章来看，除了仍关怀边疆民族问题外，他对于亲属体系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亲属体系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婚丧习俗是亲属关系下产生的仪式化表征。芮在川南对“鸦雀苗”婚丧习俗及亲属称谓资料的搜集、研究，应是他个人学术志业转向的关键。在川南田野之行中，他随身携带一本美国人类学会新近出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翻阅，此或也显示他正在由着重民族识别、分类的民族研究，转向重社会文化分析的人类学研究之中。 第73章 浪漫的事 能够到中央史语所工作的人，一般都有很高学历，在某个领域有所专攻的人，没结婚的人，用现在人们的话，肯定是大龄青年，而且是清一色的男士。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是在李庄，特别是在中央史语所的驻地板栗坳。来来去去，就那么些人，女的除了家属，就是孩子，让这些清一色男士的大龄青年，上哪儿去找这人生的另一半。 不过，还真巧。为解决中央史语所的孩子的读书问题，中央史语所在板栗坳办了个小学。开始，没有固定的老师，是学者们轮流去讲课。这些学者固然都很有学问，但给小孩子当老师，也是一门专业，并不是有学问就能胜任。 所以，为了把子弟小学办好，就聘了一位专职老师。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名字叫罗筱蕖，是乡绅领袖罗南陔的九女。罗筱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很早就去成都读书，先读华中会计专科学校，后读西川无线电专科学校。因学校常遭日机轰炸，学校停课回到李庄。 一个人见过世面和没见过世面是不一样的，无论是谈吐，还是接人待物。这样一个清纯活泼的女子，出现在弹丸之地的板栗坳，立刻吸引了几个大龄男士的眼睛。于是，一个个，发动了一波波的追求攻势。 但爱是相互的，很快，除逯钦立之外，其余的人都很自觉的后撤了，因为大家发现，姑娘已经心有所属，就是这些人中的逯钦立。是不是这些人事先有约定，就不得而知了。 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专门研习汉魏六朝文学。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桂林）、东北师范大学任职。逯先生对于汉魏六朝文学造诣颇深，撰述很多。1940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然“搜括靡遗“，有功于世，但仍存在严重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工作时断时续，直至1964年，始编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百卷巨轶。其中《隋诗》10卷，为目前收录隋诗最为全备的总集。另有《陶渊明集》校注（中华书局）等。 逯钦立后来成为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学研究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时期。学术界受惠最大的是他以一人之力编纂一百三十卷巨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此书迄今仍然是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必要书籍。除此之外，他在汉诗研究、陶渊明研究、汉乐府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 他治学极为严谨，比如人们常说的文笔两字的发展的历程，就是他通过大量资料调查和辨析，论述得至为清晰。他提出文笔说起于东晋初；文指有韵的诗、赋、颂、诔等一类的制作，笔指无韵书、论、表、奏等一类的制作。 再比如，他对陆机《文赋》写作年代的考定，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成果。因为陆机作《文赋》的年代，古人基本相信杜甫的说法，认为是陆机二十岁时所作。在逯钦立之前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亦定为二十岁时。但逯钦立经过对陆云三十多封《与兄平原书》分析，一一考定其史事，最终提出《文赋》当是陆机作于永宁元年，陆机时年四十一岁，是为陆机晚年所作，其关于文的见解已经成熟。这个考定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对于我们正确了解《文赋》出现的背景，从而准确评价《文赋》的理论价值，提供了研究的基础。 当然，逯钦立成为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专家、中国古文献专家，还是后来的事。这时候的他，到李庄两年后才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也刚好两年。虽然在古代文学史和古文献研究上已经崭露头脚，但还名不见经传，成为学问大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是的，逯钦立和罗筱蕖这对青年男女相爱了，但那个年代，光两个青年人相爱还不行，还有很多的关要过，很多的事情要解决。。 逯钦立的指导老师是傅斯年，逯钦立和罗筱蕖的事已经在板栗坳传得沸沸扬扬，傅斯年不难知道。 刚到这里时，傅斯年曾经宣布，严谨单身男在本地找对像。当时，他或者是考虑初到此地，不知这里的民情，怕因此找麻烦。或者考虑是战时，国难当头，不是时候。或者是为这些年轻人着想，专心做学问，不能分心。反正不管什么原因，中央史语所确实有这个规定。 不过，傅斯年不是个固执的人，比如当年，他曾经禁止本所的学者在学校兼课，不是很快改变了吗？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对这件事，傅斯年也改变了，现在，大龄青年找不到对象，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心病。 自己的得意门生没和自己说，是不是想到所里开始的那个规定？问题是说不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得出手帮助。他认为自己这个指导老师，现在应尽家长之责。 他想找对方的家长，便是开明士绅罗南陔，但觉得不妥，如果不经中间沟通，直接上门，如果遭到拒绝，自己的面子受损到是小事，而坏了得意门生的事，那后果可就严重了。想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人，就是罗伯希。 这罗伯希傅斯年和他见过几次面，知道他是罗南陔的族侄，并且两个人关系特别好，罗南陔也特别信任罗伯希。罗伯希战前曾任“三军”成都办事处参谋，现在虽然解甲归田，但因为见多识广，在家族中是很有威望的。 本来他要亲自找罗伯希面谈，但因为接到通知，要马上起身到重庆开会，事情不能耽误呀！于是，傅斯年很客气的给罗伯希写了封信，请他帮忙玉成这门亲事。 做为一个当地的姑娘，罗筱蕖虽然有一个好父亲，有个很富裕的家庭。但是，如果不寻求改变，也必然同这里的所有女人一样，嫁人、生儿育女，当个家庭妇女。而如果嫁给中央史语所的这些学者，可能就是另外的人生了。 罗伯希问过罗筱蕖，罗筱蕖到是很大方，说她愿意。罗伯希也了解过了，逯钦立其人前途不可限量，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这个人特别好，为人忠厚老实，只是有些木纳，不善表达。这木纳和不善表达算毛病吗？ 罗伯希心里有数了，他便找到族叔罗南陔，说了自己的想法。罗南陔看来还被蒙在鼓里，这是个很开通的人，对这件事持开放态度。只是特别询问了男方的情况。罗伯希也丝毫没隐瞒，把自己了解的情况都说了。见罗南陔不住的点头，罗伯希很高兴。告辞的时候，罗伯希兴冲冲刚要出门，又被罗南陔喊回院子。 第74章 好事接二连三 “那个逯钦立今年有三十好几了吧？”罗南陔压低声音问。 罗伯希想了一下：“1910年生人，今年应该是三十有四。” “这个年龄了，成家没有呀？”罗南陔声音压得更低。 罗伯希摇了摇头，这情况我还真不知道。 “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不搞搞清楚？”罗南陔口气中略带责备。 “可不，光为九妹高兴了，我这就去把此事搞清楚。”罗伯希说完，告辞而去。 很快，傅斯年收到了罗伯希回信，唯一的担心是逯钦立在故乡山东巨野是否有妻室。 罗伯希不久便收到傅斯年的复信。信上介绍了逯钦立的阅历，十分明确写下：“已经查照逯君并未婚娶。” 为了郑重和表示诚意，在信的后面还附有史语所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有张政烺、傅乐焕、王明、劳榦等，多是逯钦立的山东同乡。证明逯钦立“年逾三十,尚无家室,以上所具,确系实情”。 这些学者，那一个不是一诺千金，何况是这些人联名作保，还会有差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的罗家，竟主动开始张罗婚事。 现在，在罗家和中央史语所之间，罗伯希成了联络人。 罗伯希找傅斯年商量大婚日子时，傅斯年想了一下说，他要征求一下逯钦立的意见，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当事人。 罗伯希说这样也好，他们就等信了，末了，还说了一句，我筱蕖妹二十多了，也老大不小了，既然婚事订了，家里的意思是快一点把事办了。 傅斯年说他明白。 逯钦立当然没忘所里开始的禁婚令，早些时候曾担心婚事在自己的所长老师这里通不过。近来，他已经知道傅斯年全力为自己的婚事奔走，十分感动。一直想找傅斯年，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但看傅斯年这段时间太忙，苦于没有机会。见傅斯年主动找他，憋在心里的感激，终于找到了机会表达。 傅斯年说自己其实没做什么，最多是起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转入正题后，傅斯年说找逯钦立来是商量一下婚期，本来他还想说，对方很急之类的话，但没有出口就被逯钦立急急地打断了。 “傅老师，我现在就一个心思，就是想快点结婚，越快越好。” 傅斯年一愣，想不到自己这个木纳的学生会说出这样的话。很快，他想起他自己，在坠入爱河时，老师胡适不是说自己发疯吗？看来为爱发疯不止自己一人。 傅斯年笑了，说他知道了。 这时候的逯钦立，大概也很吃惊自己怎么会在老师面前，说出这样唐突的话，不由得满脸涨红，不知说什么好。 既然双方都很急，这婚事就只能急办了。 新婚之夜，傅斯年写给罗伯希的信不知为何到了罗筱蕖手。罗筱蕖拿给逯钦立看，红烛之下，逯钦立把信虔诚地用小楷抄录下来，信末有“弟子钦立录副”一语。 婚后的逯钦立和罗筱蕖恩恩爱爱，成了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属。 有了爱的滋润,逯钦立在在学术上更加发奋，先后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说文笔》、《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等十几篇论文。傅斯年称其为“用功最勤者”。 在所里，逯钦立最好的朋友是李光涛。 李光涛1902年7月5日生于安徽怀宁。父亲早逝,母亲矢志守节,，家故寒素。光涛姐弟三人常随母亲到族中的清节堂寄食。清节堂为抚恤孤寡,办有塾教。李光涛在清节堂读到十三岁,不愿看族人冷眼,遂泣别母亲,独自到外面闯荡。 他一边打工补贴家用,一边刻苦读书,终于考入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后任职于安庆海关。 1928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后,接手了八千麻袋明清内库档案,移存于午门楼上,准备整理。由傅斯年和徐中舒主持，招雇临时书记十人，工友二十人。 李光涛与徐中舒是怀宁同乡，又是校友，1929年9月经徐中舒推荐，李光涛进史语所任临时书记，负责明清档案的清理。 档案整理之初,史语所制定了严格的十二条工作规则。傅斯年规定,必须逐日写工作日志，并指定李光涛负责。 大库档案的初步整理，罗振玉曾预言：十夫之力约十年完成。照此估算，二十五人至少需要四年。但自1929年9月开始,至1930年9月30日初步整理便大功告成。 李光涛回忆说:“工作这样之快,自然还是那十二条规则定得太好了。” 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版,这是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大规模刊行问世的开端,主要工作多出自李光涛之手。 1935年,在傅斯年的鼓励下,李光涛为《明清史料乙编》增写补例。此后,逃难长沙,暂居昆明，流寓李庄，最后蛰居台岛，李光涛依次完成了明清史料丙、丁、己、庚、辛、壬、癸等“补例”的编辑。 在清理档案、编辑出版的同时,李光涛也开始研究史料,撰写论文。他陆续发表《论建州与流寇相应亡明》、《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等文章，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由于李光涛智慧筛选，在废纸弃物中，竟捡起许多遗落在历史缝隙间的散珠碎玉。 而这些散珠碎玉，也成就了李光涛的辉煌人生。当然，这为后话。 李光涛原有妻室，夫人蔡氏因风寒染病身亡。随史语所颠沛流离，来到李庄时，李光涛年岁已经是四十出头。 李光涛常到逯钦立和罗筱蕖小家中做客，这一天，送李光涛走后，逯钦立随口对罗筱蕖说：“李大哥人可好，一个人挺孤的，有合适的能给介绍一个就好了。” “李大哥还单身吗？”罗筱蕖问。 “有过家室，夫人不幸染病去世。”逯钦立回答。 “李大哥那么大的学问，能看上我们这穷乡僻野的女子吗？”罗筱蕖又问。 “怎么会？你没看出他多羡慕我们吗？”逯钦立回答。 没过多久，通过罗筱蕖介绍，李光涛和罗筱蕖的表妹张素萱相识，并很快走进婚姻殿堂。四十三岁的李光涛，娶了十七岁的小妹妹张素萱，老夫少妻，好不羡煞人。 研究院的两个光棍，一前一后娶了一对表姊妹。 这还不算完，没过多久，中央史语所的杨志玖也做了李庄的女婿。他娶了中央史语所的房东的姑娘，名字叫做张锦云。 来到李庄后，傅斯年经常外出，他不在时，都是董作宾代理所长。 这一天，傅斯年对董作宾说：“听说过这天才能成群结队而来，这结婚也能成群结队吗，前不久，我们两个还在为这些光棍发愁呢！” 董作宾说：“可不是吗？你说天才能成群结队而来，哪里有那么多天才呀？” 傅斯年说：“怎么没有，远的不说，就咱们史语所，除了我之外，哪个不是天才？” 董作宾使劲地摇摇头：“在咱们所，你要不是天才，就没有天才了。” 傅斯年很快地摆了摆手：“我可不是，我只是个三等人才。” “什么三等人才？怎么回事？”董作宾不解地问。 傅斯年刚想说什么，但很快意识到不妥，马上闭紧嘴巴。 第75章 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和董作宾又说了些别的事，说完后董作宾又问起傅斯年说自己是三等人才的事，傅斯年连想都没想，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漏。” 傅斯年越不说董作宾越想知道，后来，一有机会就问傅斯年，可傅斯年嘴严的很，就是不透漏半个字。 过了一段时间后，董作宾终于搞清楚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自赵元任在昆明赴美讲学后，中央史语所语言组，也就是第二组的组长位置一直空缺。开始，傅斯年也许是想把这个位置给赵元任留着，后来感到赵元任回到史语所的希望渺茫，就打算任命一位新组长。 一般说来，各组组长都是学科的掌门人，他自然想到了语言组三巨头之一的李方桂。 无论是学术地位，资格。威望，李方桂应该是不二人选。 但这事总得征求一下本人意见，对李方桂傅斯年是特别尊重的，虽然李方桂比他小六岁。 他没打发人把李方桂请过来，而是亲自登门。 让傅斯年想不到的是，他刚说明来意，李方桂竟板着脸用教训人的口气拒绝说：“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没有思想准备，懵懵懂懂地遭李方桂一顿抢白。 面红耳赤的傅斯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来，额头上已是汗珠点点，他掏出手巾一边擦汗一边眨巴着眼睛看了看李方桂，知趣地躬身作了一个长揖，退出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这便是傅斯年的“我是三等人才”的由来。 这是怎么回事，让他当组长，不想干的话，会说话，就说自己能力或精力，宛然谢绝，不会说话就说一句自己不想干就是了，何必冒出这样的一番话。 对此，有人说，李方桂因当年父亲入仕为官和中年隐退的经历，幼小心灵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自他入清华学校之后，就对参政为官之人产生了厌恶之情，并立志以学术研究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更有人借题发挥，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是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个传统。古往今来，无数做学问者，很少是真正把学问当成终极目标和意义，而是将其当作一个跳板。学好了，瞅准个机会，参加科考也好，等人举荐也好，甚至拴个钓饵去钓鱼也好，等着当女婿、当门徒也好，为的就是一个字：出仕。 范进中举自不必说，连仙们圣们又要几个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明明知道“长安居大不易”，也要待在那里，流连在朱门外，等着一朝被赏识、被钦点，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的甚至以退为进，假装逍遥山林，以求“关注”、“点赞”，转而再出山。 就连“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世外桃源里的陶渊明，也是五次三番，徘徊于仕宦、流连于官场。只是到了末了，靠“隐”曝得大名，个人品牌完美建立之后，有官吏隔三差五送酒送钱，才“不为五斗米折腰”。 有人将中国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成功上位的御用文人；一类是在野文人。在野文人的人格并非比御用文人更高，因为在野文人的目标正是成为御用文人，只不过在竞争中败北而又不能坦然接受失败而已。“我们几乎可以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发现在野文人评价当时的社会‘道德沦丧’、历史的每个阶段在他们嘴里总是最黑暗的时期。”但一转身，他们登上了权力的高台，由“在野”而“御用”，便立刻翻脸。 于是，李方桂三等人才的说法，便成了他超凡脱俗，人品高洁的符号。 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个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社会，一个当官能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的社会，把升官当成人生的最大追求，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古代的人们，直言不讳，今天的人们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如果当官只能是做公仆，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李方桂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的问题。 其实，李方桂所以当着傅斯年的面，说出这番话，其实是发泄对傅斯年的不满。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以《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为题纪念傅斯年，他写道：“孟真好动气而不善于养气，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可是其中一部分是由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我想以‘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两句话来形容孟真，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气，第二句形容他的风格。” 有人说，傅斯年性格之中，最张扬的就是“霸”，最受诟病的也是“霸”。他铮铮铁骨，坦荡狷介，一改某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之陈习，因此获得“傅大炮”、“傅老虎”、“曹大丞相”等绰号。爱之欲其永生，恨之欲其速死。 傅斯年之“霸”，正视之是担当、是勇气，显示其领导力、组织力；睥睨之是独断、是自负，难免对人对事有偏见、有误会，固然经常占理，不可能每次都占理。何况咄咄逼人，即使有理，也让人难以接受。傅斯年去世后，蒋梦麟回忆：“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 怎么说呢，李方桂对于傅斯年的这个“霸”气劲，就特别的反感。 史语所的年轻人，都很怕傅斯年。在李庄时，史语所每天下午五时晚饭后，职员都出来溜达，年轻人远远瞄见傅所长过来便跑开。 这也使得李方桂很看不惯。 傅斯年有个习惯，常常扬起他那颗硕大的头，脸朝上深吸一口气。在有些人看来他这是目中无人。其实这却是他多年的习惯，或者是身体有这样的特殊需求，也未可知。对此李方桂不是看不惯，而是深恶痛绝。 这些个不满叠加起来，李方桂便来了这样一次总爆发。 我们应当记得，1929年，李方桂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乘坐的“不列颠皇后”号轮船刚一抵达上海，求贤若渴的蔡元培就派一位代表及时登船，把李方桂接到早已订好的旅馆中。 李方桂住进旅馆的第二天，蔡元培就邀请他到自己在上海的家中做客并共进午餐。 对此，在李方桂夫人徐樱女士的《我与方桂五十年》一书中写道： “船到上海，才一靠岸，就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代表到船上来欢迎我们。……第二天就请我们到他府上吃饭。陪客中有很大大人物……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傅斯年……。 有院长蔡元培在，说傅斯年是很大大人物，这里肯定有讽刺成分。须知，那是李方桂晚年的事情，可见，李方桂一直对傅斯年耿耿于怀。 第76章 傅斯年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个很难说清楚的事。应该说，傅斯年从没做过什么对不起李方桂的事，两个人又都是品学出众之一，但是，李方桂好像就是看傅斯年不怎么顺眼。 过去，关于李方桂对自己的不满，傅斯年或许有所察觉，或许没察觉到。但经历过这次事后，傅斯年应该能有所感觉。 但傅斯年此人最可贵之处在于，即便是经过这样的不愉快，并没妨碍他对李方桂一如既往的支持、重用和尊重；更没有妨碍他高度评价李方桂是‘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是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开创者。 而李方桂虽然没怎么看好傅斯年这个人，也不妨碍他在很多方面对傅斯年做出客观的评价。比如，他常说，傅斯年这个所长从不干预他的学术研究，在史语所他一直可以做他想做的事。须知，对于研究学问的学者，这一点至关重要。 南迁到昆明不久，傅斯年就兼任起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代理所长。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立于1918年，是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培养研究生为主的学术机构。 1920年公布的《研究所简章》，规定了研究所的性质是“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ar(研究班)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 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一切活动便被迫中止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不断进行文化侵略。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人灌输“中日亲善”“日满华一体”之类的奴化思想，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破坏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为应对日本的文化侵略，南京国民政府训令各教育和科研机构，尽力迁入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继续发展中国的科研和文化教育事业，同时，为弘扬爱国主义、提升民族自信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通过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1938年教育部专门颁布了《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再次重申了大学研究院“为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术”设立研究所的必要性。 此时，政府将出国留学也纳入为抗战服务的政治战略内，该年颁布的《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无论公费留学还是自费留学，“一律以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军事国防、为目前急切需要者为限”。 这一政策的施行，使大学毕业生在国内继续研究学习的人数显著增多，客观上增大了研究所的社会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因战乱一度停顿的各高校研究所纷纷恢复活动。 北京大学迁至昆明后，教学、科研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文科研究所却迟迟不能恢复。因为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规定，研究所的存续需要同时满足“经费充足”“图书仪器丰富”“师资优越”三方面的条件。 而北京大学除师资优越外，其余两条均难以达到要求。当时北京大学条件极差，教室连课桌都没有，图书毁于战火、设备就更谈不上了。至于经费，连维持本校的日常运转都很勉强。也就是说，单纯依靠北京大学自身的力量，恢复文科研究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无论从国家文化建设的大局出发，还是为北大自身学术发展考虑，恢复文科研究所又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是运气的，这时候，恰巧中央史语所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等高校成为邻居，从而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做为中央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抗战前在北京大学任教，无论身在何处，傅斯年可谓一直心系北京大学。 抗战爆发后，傅斯年力促西南联大的成立。据罗家伦回忆:“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孟真出的，他为西南联大，颇尽维护之能事”。 当西南联大迁至昆明时，图书在战火中损失殆尽。图书对于大学，有如生命，前面提到过，傅斯年和他的图书室曾为西南联大师生读书，提供了怎样便利。 大学毕竟培养的是通识之才，如果文科研究所不能恢复，一方面，高层次的人才将无法培养。另一方面，史语所长期以来施行的从北京大学选拔研究人员的拔尖政策也将断档。 1939年上半年，傅斯年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进一步加强中央史语所和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等领域的合作。 首先，成立管理机构。按照1934年北京大学颁布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规定》，各研究所所长由该院院长兼任，故文学院院长胡适任研究所所长。 抗战爆发后，胡适远在美国，经傅斯年与蒋梦麟商定，胡适出任名誉所长，傅斯年任代理所长，全权负责研究所事务。 事实上，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代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之外，还担任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务，事务繁忙。于是便请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任副所长，负责日常工作。 同时专门成立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委员会，延聘汤用彤、罗常培、姚从吾、叶公超、钱端升诸人为委员，担负研究所“学术上计划及管理之责任”。 为加强研究所学术研究力量和研究生培养，经与蒋梦麟、郑天挺等人协商，大力延聘导师，除文科研究所委员兼任导师外，又聘西南联大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如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李方桂、丁声树、姚从吾、杨振声等人为导师，并选聘向达为专职导师。 这些导师均为文史界一流学人，师资阵容强大，且多数导师和学生生活、学习均在一起，师生间探讨学问极为方便。 最难的是筹措经费。当时，全国战事吃紧，政府虽然重视教育，却拿不出足够的教育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傅斯年通过各种关系积极争取中英庚款补助款。 中英庚款是英国将庚子赔款中实应赔偿款项之外的超额部分退还给中国的款项，分成基金和息金两部分，基金用于建筑铁路及经营其他生产事业，息金用于文教事业。按照《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标准》的规定，“中英庚款息金以用于有永久纪念性之教育文化之建筑及有关全国之重要文化事业为原则，不得用以补助任何机关之经常费及临时费”。也就是说，按照规定，中英庚款息金用于支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经费是不很符合规定的，但这是唯一的来款途径。 为促成此事。傅斯年除了做出多方努力外，还专门写信给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的杭立武，请求安排专款补助此项事业，为避免阻力，傅斯年特别强调，“此举与贵会补助学术研究，实同其性质” 或许也有对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同情等诸情结，在杭立武等人的斡旋下，傅斯年请求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款项最终得到批准。 于是，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最后障碍得以克服。 第77章 几乎个个成才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后，傅斯年等人便积极筹划招生工作。 为了使招收研究生有章可循，傅斯年与副所长郑天挺等商议，专门制定了《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办法》，对研究生招生数量、专业、考生资格、考试办法、待遇、考试地点、考试时间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按规定报名者必须经过三个审考程序：考生首先提交一篇论文，审查通过后再参加笔试，笔试通过后再进行面试，其中笔试主要考外语和专业课。 从1939年至194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招考三届学生，傅斯年对考试相当重视，每次都亲自主持，也相当严格。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39年第一届研究生共录取10人，分别是杨志玖、马学良、王明、逯钦立、任继愈、阴法鲁、阎文儒、汪篯、周法高和刘念和。1940年第二届研究生共录取7人，分别是王玉哲、李埏、刘熊祥、董庶、殷焕先、王叔岷和李孝定。1941年第三届招生共录取5人，分别是王利器、魏明经、王达津、程溯洛和高华年。 傅斯年主持的招考录取，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录取方式并非单一刻板，有极大的灵活性。 这一点，在对王利器的招考录取过程中有充分体现。 王利器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论文是《风俗通义校注》，在国民党政府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会考中，该论文得了满分。 听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他急忙前去应考。由于王利器住在僻远的山区，等赶到重庆时已误了考期。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傅斯年。 傅斯年看了他的《风俗通义校注》后，决定对他单独进行考试，首场考试科目是英语。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敌机时常轰炸重庆。一场英语没考完，警报就响了7次，他们也往防空洞中跑了7次。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傅斯年告诉王利器，“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敌机滥炸重庆，很危险，不要考了。我告诉你，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由你选择。昆明有老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读。”王利器选择了李庄，直接跟随傅斯年作研究生。 王利器被破格录取，表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对研究生录取更多的是注重学术研究能力，而非拘泥于形式。 其二是一视同仁，绝不偏袒北京大学学生。在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过程中，傅斯年即一再强调:“此一组织虽在系统上为北大之一部分，但决不予北大毕业生以特殊之方，研究生之考试向全国公开，其考试委员会组织，亦系内外参合，以明一视同仁之义” 第一届10名研究生中，北京大学毕业生6人，其他高校4人。第二届7名研究生中，北京大学毕业生3人，其他高校4人。第三届5名研究生中，只有1人为北京大学毕业生，其余4人均来自不同高校。 傅斯年实践了他对各高校一视同仁的诺言。 傅斯年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被录取之后，在选择导师和学习地点方面都极为自由，充满民主气息。最初，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都在昆明，研究生因读书之便，一般与史语所住在一起。 1940年秋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仍驻昆明，因此，对于学生选择留在昆明或随史语所至李庄，傅斯年均予以尊重。 如王玉哲最初导师为傅斯年，史语所迁到李庄后，王玉哲仍留在昆明，导师便改为唐兰。李孝定被录取时，傅斯年对他说：“有两条，你自己决定：要看第一手资料，利用丰富的藏书，你就去李庄。想听听较多好老师的讲授，就去昆明。” 傅斯年等人对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原则是：高标准要求、自由式发展、导师专业指导、学生自主读书学习。 所谓“自由式发展”，就是研究生的学习方法和论文选题等有较大的自主权，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互相启发。傅斯年等人为了营造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和讨论的氛围，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师生轮流担任报告人，相互讨论、辩难。据何兹全回忆:“史语所有个好传统，就是不定期的学术报告……这是学术交流，对每个人的研究也是个督促。”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研究生学习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学习和研究的氛围相当浓厚，正是在这种自由和谐的氛围中，研究生受到了良好的培养，在各自选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 从1939年至194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招考三届学生，绝大多数，后来成为成为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 比如王利器，1944年毕业后，历任四川大学、成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他早年读书，即对文化遗产进行锲而不舍的研究。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讲授《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史籍，成为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国学专家。由于著述宏富，逾两千万言，号称两千万富翁，另有单篇论文约百万余字发表。，1979年离休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比如杨志玖。毕业后先后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国家《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等。曾任天津市第六、七、八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常务委员。出版有《杨志玖文集》等。 比如马学良,长期从事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对彝语的研究更具有开拓性。他的《撒尼彝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51年）是一部系统深入地研究彝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著作。这也是我国学者研究彝语的第一部较全面的学术著作。成为民族语言文学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奠基人。 比如王明，成为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道教研究专家任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比如任继愈，成为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曾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 关于逯钦立，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还有成为名家学者的阴法鲁、汪篯、阎文儒、周法高、王玉哲、李埏、刘熊祥、殷焕先、王叔岷、李孝定、魏明经、王达津、程溯洛、高华年。也就是说，从1939年至194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培养的三届二十二名学生，几乎个个成才。 光荣属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光荣属于傅斯年。 第78章 文化抗战 傅斯年虽然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代理所长，但毕竟是正所长。协助傅斯年的郑天挺，平日里主持日常工作，职务则是副所长。这正所长姓傅，副所长姓郑，还是有些麻烦的。 一次，有人有事找所长。工作人员把他带到傅斯年这里，对来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傅所长。来人以为傅斯年是副所长，就说自己是要找正所长的。傅斯年以为，人家要找郑天挺郑所长，就让工作人员带来人去找郑天挺。 不一会，人又被工作人员带了回来。办完事后，那个人嘟囔了一句：“怎么这么巧？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 此后，为了减少麻烦，有人来办事，接待人员总是先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 这样一来，又常把来办事的人搞得发懵，只好详加解释一番。 不过，傅斯年和郑天挺，一个正所长一个副所长之间的合作，倒是十分默契也十分的愉快。两个人，也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 毫无疑问，这时候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能够取得那么骄人的成绩。和这两个人的精诚合作密不可分。 郑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原名庆甡，字毅生，入大学后改名天挺，笔名攫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初四日（8月9日），郑天挺生于北京。其父郑叔忱，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翰林院侍读、奉天学政、京师大学堂提调等职。母陆嘉坤，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郑天挺8岁的时候入北京闽学堂读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入江苏学堂。 宣统元年（1909年），郑天挺入闽学堂高小部，宣统三年（1911年）入顺天高等学堂一年级，民国元年（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民国六年（1917年），郑天挺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期间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民国九年（1920年）郑天挺在北京大学毕业。不久被聘为厦门大学国文教授。民国十年（1921年）春，任厦门大学文史地科教师兼图书部主任。同年夏，辞职返京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专研古文字学。 民国十三年（1924年）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 抗战胜利后，郑天挺仍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负责主持北大所藏的明清档案整理工作。 1949年1月，郑天挺多次参加傅作义召开的会议，呼吁和平。同年5月，文管会接收北大，郑天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校长，兼史学系主任。 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系主任，中国史研究室主任、副校长。在南开期间，郑天挺创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点《明史》。 1979年，郑天挺受教育部委托主办“明清史进修班”，主编《明清史资料》。同时还汇编其文史论著43篇《探微集》，并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工作。 1980年起，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主.席.团执行主.席，天津市政.协.会议副.主.席 曾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是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这是个人品高洁之士，王永兴说郑天挺“品德高尚高士君子”，何炳棣说郑天挺是“当代完人”。 傅斯年等人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在大后方重新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目标明确，就是要恢复和坚持因战争而中断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延续文化和学统。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和发展的实践表明，傅斯年等人的目标是达成了的。 中央史语所在李庄，进行的则是艰苦卓绝的文化抗战。 前面，我们介绍了董作宾的甲骨学巨著《殷历谱》，如何在李庄横空出世。也介绍了到李庄后，芮逸夫与胡庆钧到川南叙永进行苗族考察及其成果。 同样，在板栗坳的农舍里，历史组劳干沉浸在故纸堆中，默默工作了三四年，最后独立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全部整理和考释。 居延汉简是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世纪初)。居延汉简反映出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真实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原始屯戍活动和兴衰历史，而且还保留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档案和文献资料，涉及到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和民族等多领域的实际情况，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1943年至1944年两年间，他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两部巨著相继在李庄石印出来。居延汉简研究是国际汉学界瞩目的重大科研课题。 李霖灿写出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 李光涛醉心于明清档案的整理，治史重细节考证。他和王崇武等整理的内阁大库档案及《明实录》，只是因缺少印刷条件未及刊印。后人有评价，明清档案整理是建立新史学的奠基石。 语言组一到李庄，就制定了“将中国语史、现代方言、西南土语等全部作科学的整理”的工作宗旨。他们的研究，对于重建中国现代语言学，对于在国际语言学界的话语权，对于语言学与人类学、人类社会文化史的沟通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板栗坳没有听音室和听音设备，但李方桂仍坚持“非汉语语言学”研究。他每月召集年轻的研究人员练习记音，告诫学生，“记音的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 他带着学生和助手，冒着生命危险到云南、贵州进行了汉语方言、傣语、壮语、藏语等调查。 董同龢、马学良、张琨等一批年轻语言学者，就是在李方桂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董同龢到李庄刚好三十来岁，在农舍里的一张神龛上，他继续汉语音韵史研究，1944年石印出版了《上古音韵表稿》，修正了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诸多看法，后不久又一研究成果《汉语音韵学》出版，这部书被称之为“天书”。 马学良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专业，他的《撒尼倮倮语语法》一书在李庄完成﹙现倮倮改称彝族﹚。这是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语音学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至今仍是学习彝语和彝族文化的重要资料。 1941年至1943年，考古组在吴金鼎的主持下，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进行清理发掘，为汉代和五代十国时间的考古研究，为中国考古史续写下了新的篇章。 李济在李庄写成《殷墟器物甲编:陶器》、《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国民族的起源》等中英文著作。梁思永、董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在李庄石印出版。 …… 第79章 李约瑟 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5日）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景星学社社员，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首任所长。 1942年至1946年在中国历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 1946年至1948年在法国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1966年至1977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院长。 1978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3年担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首任所长，1990年担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李约瑟把大半生的学术生涯都献给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与著述，最终以一部庞大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而名闻中外。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沉醉，对科学研究的执着，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的卓越成就，赢得了世人的钦佩和赞叹。 《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誉为世界上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完备、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部巨著的其他卷册陆续出版。著作以浩瀚的史料、令人信服的证据，第一次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以及“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李约瑟出生在伦敦，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音乐家。1914年进入英国著名的昂德尔学校读书，1918年考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思学院，后师从英国近代生物化学之父霍普金斯，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并得以留在剑桥霍普金斯主持的生化实验室工作，31岁就完成了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他的夫人兼同学多萝西?玛丽?莫伊尔（中文名“李大斐”）也是英国生物化学方面的权威。 此时的李约瑟与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唯一的关联，大概就是李约瑟从大学时代就热衷科学史，他曾发起组织过剑桥大学的第一个科学史讲座。只是，在“欧洲中心论”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他的兴趣当然也局限在欧美国家，直到认识了中国留学生——鲁桂珍。 鲁桂珍则出生在南京一个富裕的药商家庭，早年在南京明德学校求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在北平协和医院深造过，又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列斯特医学研究所从事生物化学工作。1937年6月，33岁的鲁桂珍登上了前往英国剑桥的轮船，她的指导老师是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博士。 去英国之前，鲁桂珍读过李约瑟这位前辈和同行的一些著作，暗暗猜想他应该是一位白胡须的老先生。没想到，眼前出现的却是一位“头发乌黑的年轻生物化学家，气吁吁地东奔西走，身上穿件被做试验的酸液烂穿了好多孔的普通白色工作服。” 李约瑟对这位中国留学生的印象也不错。用鲁桂珍后来的话说，“不久，在我们和李约瑟之间渐渐产生一种奇异的磁力……他不只一次对我说，天下自有对本国文明之外另一种文明整个儿地‘一见倾心’的事……” 对中国文明“一见倾心”，37岁的李约瑟决心开始学习汉语和汉字。李约瑟自己发明了各种学习汉语的方法，比如，他把各个韵母一页一页分开，各分四栏，区别四声，再把声母在左边依次排列，编制成单字表，并在各栏内填写上单字和意义，帮助自己记字。 如此刻苦钻研数年，原就掌握英语、德语、法语等语言的李约瑟，逐渐学会了说汉语、阅读中文书籍。他还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李约瑟”，字“丹耀”——“李”姓取自中国道家始祖李耳，“丹耀”的“丹”亦与老子李耳的字“聃”同音。 1942年，随着前一年英美对日本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阶段，英国政府决定派科学家和学者前往中国访问，以支援战时的中国。因通晓中文且对东方文明抱有强烈兴趣，李约瑟被选中了，和他一同接受任命的还有牛津大学希腊文e?r?多兹教授。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下，两人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华使团”，分别代表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学术院前往中国作报告，以鼓舞中国科学家在艰苦抗战中的战斗精神。 1943年2月下旬，李约瑟与多兹教授一同经印度加尔各答飞到中国，降落到了云南省昆明市的军用机场。 当时的昆明聚集了西南联大等大量学校、科研机构和工厂，再加上昆明是重要的战时交通线滇缅公路的起点。 李约瑟开始访问昆明的科研机构，他的第一站就是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战时的西南联大校舍几乎都是“临时营房”，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李约瑟发现了中国学者因陋就简的聪明才智：用黏土自制电炉的电炉丝用罄了，他们就用云南一家兵工厂制炮车床上的刨屑代替；显微镜的载片买不到，就将空袭炸坏的玻璃裁切后使用；没有玻璃盖板，就用当地的云母片权充。另外，联大校内没有防空洞，如果遇到严重空袭，人们就疏散到山上，而学校的贵重设备，则被搬进每个房间地下事先备好的大汽油桶里，这样，只要不是炸弹直接命中，设备就能保存下来。 第80章 傅斯年与李约瑟 在昆明期间，李约瑟还访问了清华无线电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平研究所物理和化学所、教育部药物研究所、国立中央防疫处等单位。这些研究机构分散于昆明郊外，李约瑟骑着自行车四处奔走，参观、演讲、座谈。 他看到了平日里连想都很难想到的事； 药学研究所实验室设在乡村古老的佛教庙宇里，巨大的观音像下面安放着印刷科学简报的机器。 中央机器厂藏在云南的一座山谷里，重要的机器和一些精密仪器安装在一个人工开凿的大山洞里。 费孝通的人类学研究所设在一座宝塔里，一楼是厨房和餐室，楼上是图书馆和工作室，顶楼供奉着文神。 吴大猷、华罗庚、闻一多等著名学者，会在一个个偏僻的村庄里出现…… 这些能干的中国科学家，能想出千奇百怪的办法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然而，有些困难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比如，科研机构几乎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条件下，化学实验室常常因缺乏化学试剂导致研究受阻。好不容易完成了独具创见的科学论文，国内战火纷飞无处发表，寄往国外又会遭遇层层检查。所有的科研机构都有一个大难题，大学和科研技术人员的工资实在是低得可怜。 在昆明的所见所闻，让李约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人道主义方面没有多少可做的事，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则大有可为——给在当时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勉力进行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务人员以切实的帮助。” 3月21日，李约瑟乘坐飞机从昆明飞抵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他随即向英国政府建议，在重庆设立一个为中国科学技术界服务的机构“中英科学合作馆”，拟定该馆的工作包括加强中外科学界的联系、向中国科学界供应科学物资、介绍或推荐中国科学家撰写的论文在国外发表、为中国科技机构提供科技咨询、协助中国科学家和学者赴英交流等。 在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支持下，1943年6月，英国方面批准了李约瑟的建议，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正式成立。 在随后三年里，合作馆的成员除了李约瑟外，逐渐增加了16名中外学者；其中包括他的夫人李大斐和中国学生鲁桂珍。 1943年6月4日，一只晃悠悠的小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载着李约瑟和他的助手黄兴宗一行来到了李庄。 李庄码头上，同济大学的几位教授在迎接李约瑟的到来。同济大学设在李庄的禹王庙内，得知大禹的故事后，李约瑟把大禹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水利工程师”。 在禹王庙，中德合办的同济大学师生人人都讲德语，李约瑟入乡随俗，用德语作了四次演讲，他讲了英美的大学与学生，讲了水利工程，当然也讲了他早在英国就萌发的疑问——近代科学为何没能在中国发展。 李约瑟见到了“第一流的试验胚胎学家”童第周。早在十多年前童第周留学比利时时，两人就相识，再次见面，两个旧友用流利的法语长谈了一番。 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的研究条件相当艰苦，菜油灯不够亮，做试验只能利用太阳光或下雪天反射的光线。没有仪器，童第周自掏腰包，花了夫妇俩人两年的工资，从旧货商店买来一架双筒显微镜。为了做胚胎试验，他还卷着裤腿到池塘里捕捉青蛙、收集蛙卵作为试验用品。 即便如此，童第周夫妇还是完成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被中英科学合作馆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 李约瑟参观了他简陋的试验室后感叹：“难道你就是在这片空地上完成那样难度的试验吗？真是奇迹！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那样高水平的科学论文，简直不可思议。” 几天后，李约瑟有了更不可思议的发现。 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沿着河边一条小路离城（镇），小路穿行于在热浪中闪亮的玉米地之间。过了不远以后，开始攀登一条壮观的石级小路进入山里”，到达了板栗坳中的史语所。在这里，他发现了一群“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学者。 在当时的战乱困境中，中国学者们凭借着强大的心灵，透露出了乐观、宁静与坚守，令约瑟夫感喟不已。 在傅斯年等的热情招待下，李约瑟亲眼目睹了珍稀的古代文物。与他同行的助手黄兴宗回忆：“他简直不敢相信，周代、汉代青铜器，商代甲骨，刻满经文的竹简等等。李约瑟只在书上读到过，如今却亲眼目睹了。” 最让李约瑟兴奋的是，他设想中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在史语所引起了“普遍的骚动”。李约瑟在给夫人李大斐的信中写道：“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有趣资料，例如：公元二世纪谈到鞭炮的段落；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1076年禁止向鞑靼人出售火药的通令。也就是说，比人们所扬言的伯尔安?施瓦茨（bertholdschwartz）的‘原始发现’还要早二百年。” 李约瑟还曾在傅斯年的小院住过一晚，他对傅斯年印象特别好：“所长是大学者傅斯年，……是个引人入胜的演说家，有点发福，脸型令人难忘，头型奇特，灰发直立。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 晚上，他和傅斯年谈起中国的火药史，傅斯年当即找来北宋官修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抄录出有关火药成分的一些段落，临别还送了李约瑟一本善本的《天工开物》。 看到史语所学者发掘的资料，经过同他们的谈论，李约瑟更坚定了自己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设想。他坚定地认为；在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之中，一定潜伏着无数条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历史的资料，需要鉴别、研讨，并且促使西方学者注意。 43年后的1986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是史诗》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献词：谨以此书献给傅斯年，接触的历史学和哲学学者，战时中国四川李庄，我们最友好的欢迎者，在那里他曾引领我们彻夜长谈火药的历史。 李约瑟当时还不知道，史语所带给他的帮助远不止这些，几年后回到英国他才发现，史语所的一个年轻人竟会成为与他共同进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合作者，这个年轻人就是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王铃。 王铃1917年出生在江苏南通，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史语所工作。 在傅斯年的介绍下，李约瑟与王铃第一次交谈。受到李约瑟的感染，王铃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发生了兴趣。 李约瑟离开李庄后，王铃便从史语所图书馆的大量典藏中悉心收集火炮资料，写成论文《中国黑色火药的发明及其使用的历史作用》，并经李约瑟介绍发表在西方刊物。 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与回到英国的李约瑟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合作，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前5卷内容的研究与编撰。 李约瑟这样评价王铃的工作：“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我们日常的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 第81章 将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 抗日战争中，傅斯年开始参与政治，先是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参议会”，后又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经常出席国民参政会。 他在参政员任上，敢作敢为，嫉恶如仇，一介书生，将两位渎职的行政院长赶下台，创下中国议政、谏政的奇迹。 孔祥熙是民国政坛上的著名不倒翁。他于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3年任行政院副院兼财政部长。1938年，升任行政院长。一直官运亨通，步步青云。 孔祥熙为官结党营私，口碑极差，但因特殊身份，人们大多敢怒不敢言。但傅斯年不听这个邪，孔祥熙升任行政院长不久，傅斯年致函蒋介石，猛烈抨击孔祥熙的为人与为政。 函件一开头就指出，抗战以来，全国将土、官民“正在为民族生存作空前之奋斗”，“国步艰难”，但是，外交、行政却未能发挥效能。傅斯年分析其原因，认为关键是“负责之人另是一格”，“作来一切若不相似”。 孔祥熙善逢迎，是“以领袖之意志为意志”，一切惟蒋之命是听，因此，深得蒋的喜欢。傅斯年上书之后，自然没有结果。 第一次上书无效，傅斯年不肯罢休。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大会在武汉召开，傅斯年被聘为参政员。会前，傅斯年即积极活动，制造倒孔舆论。孔祥熙听到风声，在参政会报告时特别卖力，企图讨好参政员。 但是，傅斯年等仍于7月12日致函蒋介石，从才能、信望、用人、友邦观感等方面，条分缕析地论证，孔祥熙不足以担任行政院长一职。 函中言道；“第一、就中国官场应付技巧言，孔祥熙可称超群的上等人才，然而，对建设近代国家、主持大政的良规大义，却毫无所知。第二，孔祥熙纵容夫人、儿子聚敛金钱，奢侈、豪华，“实为国人所痛恶”。第三，孔祥熙用人唯亲，凡山西同乡及旧时同僚，都优为安插。都优为安插。第四，孔祥熙国际舆论不佳，难以得到援助。第五，孔祥熙以孔子后裔自负，而“持身治家”，每多‘失检’。” 函件最后，傅斯年等要求蒋介石为抗战前途计，“审察事实，当机立断”，免去孔祥熙的职务，以慰四海之望。 蒋介石事前就知道傅斯年在酝酿上书，很不高兴，傅斯年二次上书仍没有结果。 傅斯年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938年10月3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的第四天，傅斯年会同张澜、钱端升、罗隆基、梁漱溟等52名参政员，联名上书蒋介石，弹劾孔祥熙，全盘否定其“一切措施不副内外之望”。 众怒难犯，老蒋不得不考虑。又以中日桂南战役为由，不愿政局变动过大。拖至1939年11月，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实权未减多少，但威信大损， 孔祥熙并未就此收敛，而是贪赃枉法，肆无忌惮，黑手伸入抗战救国款、救命款。 1942年，美国政府援华抗战，贷给中国五亿美元。194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提取其中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孔祥熙伙同国库局长等下属，私设公司，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予以贪污，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国库局负责出售这笔资金的两名青年工作人员，给傅斯年寄去几页账本。这时候傅斯年很有政治经验，也谙熟斗争策略。 第一，收集人证物证。第二，耐心等待时机。 1945年7月，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上，傅斯年领衔提案，21名参政员联署，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要求彻查、改组、追责。 傅斯年一阵炮轰，震惊朝野。 蒋介石坐不住了，邀请傅斯年吃饭，想替孔说情。于是便有了著名的蒋傅对答。 蒋问：“孟真先生，信任我吗？” 傅答：“绝对信任。” 这时候的傅斯年还很懂斗争策略，他的这个回答很得蒋介石欢心。 蒋说：“你既然信也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正色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老蒋虽然护短，还是欣赏傅斯年的公心和正直，也有雅量听他的逆耳诤言。于是派财政部次长俞鸿钧等人去核查，一查一个准。 1944年11月，孔祥熙免兼财政部长。1945年5月，孔祥熙再丢行政院副院长职务。1945年7月25日，孔祥熙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职务。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经济每况愈下。在1945年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推出了错误政策，而其小集团惊人腐败，被认为是造成经济衰退的罪人。 1947年，傅斯年对宋子文的行为忍无可忍，在“黄金危机”发生后，他立即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这三篇文章引起轰动。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 参政会是具有代议性质的民意机关，参政员有权对政府各级官员提出质询。 傅斯年除了针对孔祥熙展开不妥协的战斗外，对其他的违法乱纪的官员和家属，也不放过。在这其中，傅斯年抨击尤烈的是财政人员的风纪。 如，财政部次长徐堪夫人使用外交护照，携带行李数十件经过美国旧金山时，因发现若干过于贵重的物件，和海关发生争执。 傅斯年据此提出：”查高级官员之妻，似不当用外交或官员护照；又此时捆载赴美，未知与节约运动有无不合？” 又如，财政部所属盐务总署总办朱廷祺崇拜”老祖”，每日请坛扶乩，且在署中提倡。傅斯年据此提出，”未知孔部长是否注意及此？” 再如，当时财政部在香港等地有不少冗员，虚靡国帑，傅斯年提出：”未知是否皆有任务？” 傅斯年也由此获得了傅大炮、傅老虎的称号。 第82章 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0日傍晚，供职于美国新闻处的英文翻译沈苏儒，正在值班。 一个月前，这位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在其堂兄、民盟创始人沈钧儒的引荐下，来到设在重庆的美新处工作。他每天要定时收听外国电台的新闻广播，并把最新消息记录下来译成中文。 突然，他听到美国旧金山电台在广播日本政府宣布投降的消息。尽管此前已有相关消息，但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颤抖的双手已经写不下一个字，直到反复听了三次，才确信这一天大的喜讯。 在怀着激动的心情转译此消息后，沈苏儒立马打电话告知住在重庆南岸的家人。 他的妻子陶琴薰，是蒋介石侍从秘书陶希圣的女儿。这位名门淑女在接到电话后，还没等丈夫说完，就兴奋地跑出门外，挥舞着双手大喊：“日本投降了！日本宣布投降了！” 半个小时后，重庆电台正式发布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正身在重庆的傅斯年被收音机里日本投降的消息惊的目瞪口呆。 欣喜若狂的他，从墙角抓起一瓶不知什么时候存放的泸州大曲，打开瓶盖，喝了一大口，肥胖的身躯冲出门外。 “日本投降了！”“胜利了，中国胜利了！”惊雷一样的喊声，炸开了8月沉闷的天空。 “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一群衣衫褴褛的报童，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新华日报》号外。 这一天，距离日本正式投降还有5天，重庆市民率先获悉了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数十万山城市民不约而同地走上街头，马路上挤满了自发游行的市民，载歌载舞，阻断了交通，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爆竹声震耳欲聋。 此时正是太阳即将落山的黄昏时候，三大火炉之一重庆最热的天，外面的街道的人群更加热烈，《中央日报》的一篇报道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从中一路到新街口，张贴着本报号外的墙前，万头攒动，连不识字的赤腿汉也挤在里面，雨样的汗水把每个人的衣衫都和周围人的衣衫黏在一起，大家都咧开嘴笑！ “头上是一片欢乐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互相道贺，熟朋友见面了破例的张臂拥抱，起码也亲密地互相拍拍肩：‘要回家了！’ “各鞭炮店生意爆棚，数年的库存瞬间售罄。 “枇杷山、鹅岭、江北、南岸的防空探照灯齐放，将市区照耀得如同白昼。” 傅斯年左手拿着一瓶酒，右手执着手杖，用手杖挑着帽子，在重庆的大街上舞蹈了起来。后来，帽子掉了，跳不动了，手杖甩丢了，嗓子喊哑了，傅斯年坐在地上歇了一会儿，又加入到狂欢的人群中。 这一天，人们尽情发泄着憋在胸口的14年之久的苦闷、屈辱和抑郁。 这一天，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被多少人反复吟诵。 这是一场来得太艰苦的胜利，太多的人没有能够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正如几天后《新华日报》社论所说：“全中国人都欢喜得发疯了！这一点是不值得奇怪的，半世纪的愤怒，50年的屈辱，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清刷了；8年间的死亡流徙，苦难艰辛，在今天获得报酬了……” 傅斯年自己也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中。 第二天下午罗家伦去看他，他还累到起不来，躺在床上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手杖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哎！”。 多年以后，罗家伦回忆起当年情景，第一句话是：“孟真疯了！” 其实他自己又何尝没疯，是的，他没加入庆贺的人流。 而是望着窗外拥挤的人潮，满含热泪，提笔写下一首《凯歌》，并由《中央日报》在第一时间刊发，自豪之情跃然纸上：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 满街爆竹，烟火飞扬。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张，热泪如狂…… 11日，梁思成从重庆赶回宜宾的李庄，要把胜利的喜讯与妻子和同事们分享。 而李庄古镇也早在10日夜里就得到日本投降的信息，这是因为同济大学的一位德籍教授有一架旧收音机，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 李庄男女老少欢腾一片：镇内镇外，人声鼎沸，口号震天。住在李庄镇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济、曾昭燏等研究人员都连夜参加游行活动。 只有住在李庄镇郊区的板栗坳和门官田的中研院史语所和社会学所的学者们，第二天早晨才知道这一重大喜讯。他们和当地群众拿着各种临时用床单、衣服甚至废报纸做的旗帜，敲着小铜锣出来游行。 在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病卧在床的林徽因听到喜讯，也振奋起来。她坐在由几个年轻人抬着临时扎成的滑竿上，加入狂欢游行的队伍。 民族危难之际，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怀揣着中华文明的火种，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横跨几千公里，完成一次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南迁途中，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曾蓄须明志，自称不驱逐鞑虏，绝不剃须。 当胜利的钟声响彻大地，闻一多却身在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所在地司家营，未曾得知。 直到第二天，其子闻立鹤才跑到昆明城外的司家营，向父亲报喜。得知日寇投降，闻一多直奔镇上的理发店，要把自己蓄了八年的胡须全部剃光。 闻一多对理发师说：“剃！剃！全都剃掉！”理发师看着这一脸漂亮的络腮胡须觉得可惜。 闻一多笑着说：“实践诺言啊！” 重庆各界人士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据说其中有一个猜灯谜活动，出了一道题：日本投降原因，打一古人名。 这个小问题，引得一些有心之人吵得不可开交。 亲美人士猜测是“屈原”，原因是日本屈服于美国原.子.弹。 亲苏人士说不对，谜底应该是“苏武”，关键在于苏联对日本的武力威胁。 同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大军挥师南下，日本70万关东军全线溃败，最后一道精神防线趋于崩溃。 这个谜语传到了昆明，培养过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学生的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吴有训，对这些说法皆不以为然。他说，正确的答案应是“华佗”。 华者，中华民族也！佗者，负重而行也！ 中国军民14年来艰苦卓绝、不懈抗争，历经千万种磨难，付出了几千万人伤亡，才给了美、苏以逸待劳，给予日本最后一击的机会。 第83章 山高水长 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天，在板栗坳中央史语所子弟小学课堂。 每月为孩子们上一次课，董作宾已持续五年多。他的课从最简单的“日”“月”“天”“地”“人”开始，教孩子们认识汉字之美。 他常说：“中国的魂魄藏在这汉字里，汉字活着，中国就活着！咱中国人做人与做事，像这汉字，端端正正，自然而然。” 今天董作宾又来上课了，表情有些不同寻常，只见他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山”“高”“水”“长”。 然后，回过身对孩子们说：“你们看哪，‘山’是不是像三座连着的山？” 孩子们回答：“是——” “‘高’是不是很高呀？” “是——” “‘水’呢，是不是能看见波浪、听见哗哗啦啦响声啊？” “是——” “‘长’呢，是不是无边无际呀？” “是——” 董作宾沉静了一下，说：“这四个字，连在一起，‘山高水长’，就不仅仅是四个画面了，是表达一种心情，一种对人、对民族的爱与依恋。 “去年，抗战胜利了！今年，你们大部分同学要随父母回南京。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你们都要记着板栗坳、李庄、四川。不管干啥职业，都应全力以赴，以免国家重蹈水深火热之境地。大家这一刻的心情，就是‘山高水长’，懂不懂啊？” 孩子们回答：“懂——” 董作宾说：“那好，现在大家开始写吧。” 自从日寇投降消息传到李庄，中央史语所的同人们就知道，到了离开这里的日子。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在这块于己有救命之恩的土地上，留下一个永久性纪念物。 不久，几十名当地人和史语所几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将一块大石碑从山下运来，于牌坊头最醒目的位置立起——这便是董作宾用甲骨文书丹碑额“山高水长”、史语所才子陈槃撰文、劳榦书写的“留别李庄栗峰碑铭”。 碑铭写道： 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袓唤玉先生，以前清乾隆年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赀称钜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尔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乐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军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 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用是询谋，僉同醵金伐石，盖弇山有记，岘首留题，懿迹嘉言，昔闻好事。兹虽流寓胜缘，亦学府一时故实，不为镌传，以宣昭雅意，则后贤其何述。铭曰: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 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 朝堂振滞，灯火钩沈。安居求志，五年至今。 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 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傅斯年、李方桂、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永、岑仲勉、丁声树、郭宝钧、梁思成、陈槃、劳榦、芮逸夫、石璋如、全汉升、张政烺、董同龢、高去寻、夏鼐、傅乐煥、王崇武、杨时逢、李光涛、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李孝定、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黄彰健、石钟、张秉权、赵文涛、潘慤王文林、杨占魁、李连春、萧纶徽、那廉君、李光宇、汪和宗、王志维、王宝先、魏善臣、徐德言、王守京、刘渊临、李临轩、于锦绣、罗筱蕖、李绪先同建。 碑首是董作宾先生所提的四个甲骨文“山高水长” 山高水长，像山一样高耸，如水一般长流。原比喻人的风范或声誉像高山一样永远存在。后比喻恩德深厚。 此成语出自唐代刘禹锡得病散文《望赋》“俟环玦兮思帝乡。龙门不见兮，云雾苍苍。乔木何许兮，山高水长。” 范仲淹在其《严先生祠堂记》中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表达的是他对严子陵**亮节的敬仰。 而中央史语所的同仁这里的山高水长，则表达的是对李庄这块土地，这里的人们的感恩之情。 全所人员与家属，盛装出席立碑仪式，男士穿西装或长衫，女士着旗袍或长裙。板栗坳小学的孩子们齐声朗诵碑铭。 最动人心弦的两个句子，一是“灯火钩沉”，二是“则后贤其何述”。当俯首于灯火、钩沉远古，他们偶尔抬头猜想，后世贤良如何对那一代知识者进行叙述。 1946年10月下旬的一天，真正离别的日子到来了！满载人员与物品的轮船就要拔锚启程，此时，李庄镇长江沿岸已是人山人海，乡民们几乎全部出动为相处六年的学者们送行，恋恋不舍、黯然神伤，离愁别绪使气氛变得格外凝重，互道珍重声伴着哭泣声，此起彼伏。 李庄，记下了这些学者的足迹，李庄，也永驻在了“下江人”记忆中。 在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晚年的记忆中,四年的李庄岁月是美好的： “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他)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 102岁的石璋如在去世前三天，用颤抖的手在自己最新出版的《石璋如先生访问录》上签名，托人从台湾寄往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政府。他对那段岁月、那片山水，那些人们的怀念与感恩之情，成为这个的考古学者的绝笔。 第86章 代理北大校长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一方面，此前蒋梦麟因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按有关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兼任大学校长。另一方面，那时的北大，在国内是公认的最高学府。但在西南联大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后来又进一步决定，由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本学年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一直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政西南联大。 梅贻琦毕竟是清华大学校长，有些北大的师生便觉得是清华大学占了上风，便对校长蒋梦麟有些意见。 总之，蒋梦麟不能再做北京大学校长了。 谁来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呢？国民政府和蒋介右属意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并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转告。傅斯年获悉此讯，立即回信蒋介石，表示坚辞。 信曰：“日昨朱部长骝先先生，以尊命见示，谓蒋梦麟先生之北京大学校长出缺，即以斯年承乏。……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办事，必累钧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告诚，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 言词恳切。国民政府接受了他的请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为胡适在美未归，转推他暂时代理北大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 朱家骅后来叙及此事原委：“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竭力的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在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上任后，一方面面临北大的复员问题，一方面要处理伪北大的遗留问题。西南联大地处偏僻的边城——昆明。要将数以千计的北大师生和庞大的校产从昆明搬到北平，其组织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平津沦陷时期，敌伪在北京大学旧址继续办学，国人以“伪北大”视之。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留有数千名师生无从处置。 北大复员前，国民政府曾派陈雪屏去北平负责教育方面的接受事宜，陈在北平设立了补习班，收容“伪北大”学生，并征调一批伪教职人员维持其课业。 “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的出现是有缘由的。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北平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用以甄审沦陷区的大学生。其中，业已在日伪势力控制的各伪大学毕业者，需甄审合格方才能换发新的官方认可的毕业文凭。同年9月，当局更下令解散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和伪交通大学，颁布《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这便是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设立补习班，令原沦陷区在校生先补习再进行考试。 后来，此举被认为有歧视沦陷区学生之意，引起沦陷区民众极大反感与抵制。迫于社会压力，当局最终取消对沦陷区在校生的甄审考试，改补习班为临时大学，以收容尚未毕业的在校学生。这位后话。 前边，我们说过，胡适朋友很多，但在众多的朋友中，胡适最看中的莫过于傅斯年。而胡适对于傅斯年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而抗战胜利伊始，北京大学的接收与复员工作，是相当繁杂与艰巨。傅斯年的想法是：把“新北大”开学之前的一切障碍扫除掉，把“旧北大”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梳理清楚并彻底解决掉，为胡适就任北大校长铺平道路。 他给夫人俞大彩的信里就曾明确提到：“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傅斯年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究竟怎样为胡适“打平天下”呢？按照他自己的话说，首要任务乃是把北平沦陷期间的“伪北大”教职员驱逐出去，因为他始终认为“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他就是要“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 果然，傅说干就干，未等人到北平，就率先在重庆发表言论，称他所主持的北大，坚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 1945年12月2日，《世界日报》首次公开傅斯年的这一言论，虽只是一则简讯，却足以在北平文教界“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年12月6日，北平《世界日报》就曾报道： “傅斯年，在重庆谈话，谓伪大学教职员将一律解聘消息传出后，本市各临时大学补习班教职员，颇感冲动，并闻第六补习班(医学院)教职员，曾有拒绝接受临大聘书情形。记者昨访补习班当局，对此问题得到解释如下：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氏之谈话，只代表个人意见，并非国家规定。后方对沦陷区教职员，不免歧视及误解。然自教育部派员前来后，深知收复区之教职员，甘心附逆者，实占极少数。大部均为国家命脉而忍辱负重，度此难苦而神圣之教育生涯。因此一切误解，自易冰释。至于甘心附逆者，自然有其事实及证据，并经法院判决，方可决定。教育当局绝不会盲目株连，凡未甘心附逆者，自可继续聘请。至于教员甄审之施行，其理由为事变后大学教员，多有自中学升格或滥竽充数者，故必然施行监审，甄审时间及各国立大学教职员之聘定，尚须待明年补习班结束后，听候教育部之规定施行。 “北平临时大学补习各分班，原任教授以下教职员，四日晨十时，在北大开联席会讨论决定成“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教职员联合会”，以联络感情，努力文教建国工作为宗旨，请徐光达教授草拟组织大纲，并定今晨九时，由北大六院及艺专各派代表二人，师大三人，往谒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求对于教职员加以保障，并请将所加污名，予以取消。” 由上述可知，在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设立两个月之后，正当沦陷区大学师生为政府严苛的战后甄审制度已颇感不满之际，傅斯年的激烈言论却恰恰在此时发表了出来，这势必呈“火上浇油”之势，反对与抵制的声浪定会一浪高过一浪的。 可傅斯年的铁腕性情，是绝不会为之妥协的，恰恰相反，还会更加强硬起来。 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师生集体“冲动”的消息刊出后两天，12月8日，傅又在重庆隔空喊话，其绝不罢休之势，咄咄逼人而来。仍是北平《世界日报》，派出驻重庆的特约记者，以专访形式再探傅的意见，并第一时间刊发了傅的重庆二度声明《不用伪北大人员要替青年找第一流教授这位血压过高的代理校长他说打死他也要明辨忠奸》： 《世界日报》驻重庆的特约记者写道；“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忿怒。除在上月三十日，我已将他赌咒发誓不肯录用伪北大教职员的谈话，专电报告外，今天，我于前两日参加教育部朱部长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一早冒着迷濛的细雨，再去访问他。对这位患着血压过高而有爱国狂热的傅先生，我想更详尽地听听他的意见。 “在傅先生的寓所里，他开门见山地，向我提出四点重要声明：(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仪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孙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係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手不停挥地记到这里，我才松出一口气来，请教傅先生对于“伪”的解释。 “傅先生喷吐了两口土制雪茄，这才肯定地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听说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个人非常佩服，假如我们北大尚且不能做到这一步，那就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 “提到青年，傅先生慨然地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其实在校学生当以求学问第一，教授的好坏与学生有直接关系。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这一点朱部长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学生也不会轻易受人欺骗。 “接着，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傅先生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同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别一类是钱稻孙辈，那才是真正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曾多方企图阻挠，也是尽人皆知的事。那末，拿这些文化汉奸该怎么办呢？”傅先生哈哈一笑，用爽朗的山东口音向我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是傅先生一贯的主张，临出大门他还补说一句：‘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要说的！’” 第87章 北大的“功狗”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 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 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那些在日伪时期担任过教职员的人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 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之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 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日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 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基于上述原因，他坚决表示：“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与傅斯年颇有交情的容庚教授听说傅斯年的申明后非常着急，就去找傅斯年理论。傅斯年以前对容庚是相当看重的，这时却拍案而起，指着容庚破口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庚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的马路上。 后来，容庚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考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允许他在北大任教。 此后，容庚到岭南大学任教，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大的门槛。对自己曾经的老师周作人，因为周作人曾失足侍伪，傅斯年也毫不留情地清算，他坚持的就是“正是非，辨忠奸”。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清除这个障碍，决不为北大留下劣迹。” 傅斯年正式上任后，立刻辞退了所有附敌的伪北大人员，没有一丝留情。所有伪职人员在被傅斯年解聘之后，组织团体，在伪北大校长鲍鉴清的带领下，四处游说情愿，甚至说动了许多政府官员来为他们求情。 傅斯年对此不为所动，他坚决维护北大的尊严，拒绝容许伪校伪组织的人进入北大校园。 在解决教职员难题的同时，傅斯年这个暂代校长，也拼尽全力，为北大争取到新校地、校产，目的自然是为“断然不愿与别人抢东西”的胡适开路。 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 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 在致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公函中称：“查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房舍系敌伪产业，经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拨交敝校应用业已接收清楚，相应函达查照，即请赐予备案。”在致李宗仁、**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等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 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 在担任代理校长的过程中，傅斯年还不遗余力建学院充师资。将北大由原来的文理法三个学院，扩展为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建立文科研究所，在文学院成立东方语文学系。北大成为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成形于傅斯年之手。 又聘任陈寅恪、汤用彤、饶毓泰、俞大绂、朱光潜、季羡林等一批学术大师，北大迁往南方的图书资料和其它设施也抓紧运回。 清华、北大执中国教育之牛耳，亲如手足，竞如对手。外界常将两校并列，各有千秋，难分轩轾。但本校学生向来当仁不让，母校永远争第一，相互较劲、相互消遣的段子也层出不穷。如同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 对外护校心切，暗中与清华叫板。傅斯年“北大长子”的母校情结，在复校扩院时多处流露。 三校合并西南联大之时，清华实力最强，师多、生多、钱多、物（设备）多，清华校长梅贻琦实际主持联大校务，公正厚道，井井有条，威望极高。 前边提到过，对以“最高学府”自居的北大而言，却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心理折磨。北大一些教授对时任校长蒋梦麟不满，认为他没有在联大中争夺更多话语权，没有足够维护北大利益（这也是蒋干脆离校从政的重要原因）。 1945年10月17日，傅斯年写信胡适，提及此事也耿耿于怀，“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卑视。”信中围绕北大扩张的主题，详细讨论院系设置、延聘教员、募集书籍仪器及款项等问题，思路清晰缜密，建议“农第一，医第二，工第三，以好办否为标准。”密切关注强劲对手清华的一举一动，“农学院的问题，目前只在清华，如果清华也坚持三十五年度（1946年）办，教育部为难。” 傅斯年之见就是不让清华，因为农学“在华北之将来，其用无穷，我们不能坐而论道，我们总当与人民接近，总当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来。”但他对办工学院很慎重，心里没底，因为“今日工学院绝难请得好教员，花钱太多，人家（指清华）比我们早二十年。此时来上一下，恐怕要出丑。”傅斯年的最后方案是，“工学院与清华合并，由清华主持。” 傅斯年代理校长仅仅一年，就使北大各方面走上了正轨。从其效率之高，进展之迅速，可见其办事能力非常人所能比。 1947年7月胡适回国。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傅斯年与他进行了交接。 9月20日，北大为傅斯年卸任举行了茶话会。席间，胡适对先生一年来为北大尽瘁工作，备致称扬。教授亦相继致词，对傅斯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时代力谋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复员后又为北大广延教授，增加数培之校舍，至足感谢。傅斯年则谦称：过去为北大办理成功之事，百分之七十为机会，百分之三十为努力；所谓百分之三十之努力，亦为教授不辞万里归来之结果。 29日，傅斯年离开北平前往南京，继续主持史语所的工作。 蒋梦麟《忆孟真》中写道：“12月2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即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盂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在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 第88章 傅斯年与邓广铭（一） 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国历史学家、著名宋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学术泰斗，被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东德州临邑。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邓广铭教授占有重要的一席。作为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影响着几代宋史研究者。 傅斯年曾赞他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典范。 1923年夏，16岁的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教育家，在此求学的四年间，邓广铭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在他当时读到的史学著作中，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师的同窗如李广田、臧克家等人，后来都相继走上了文学道路，而他却最终选择了史学，这与风靡那个时代的疑古思潮对他的吸引是分不开的。 1927年，邓广铭因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三年后，他来到北平，准备报考大学。1931年，他第一次报考北大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入英语系就读。次年再次投考北大，终于考入北大史学系，从此步入史学之门。这一年他25岁。 1927至1937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代，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则是北大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系的专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陈垣、顾颉刚、钱穆、胡适、傅斯年、姚从吾、蒋廷黻、雷海宗、陈受颐、张星烺、周作人、陶希圣、李济、梁思永、汤用彤、劳干、唐兰、董作宾、毛子水、郑天挺、向达、赵万里、蒙文通等人，阵容非常强大，可谓极一时之盛。学生当中也人才济济，桃李芬芳。仅1935和1936两届毕业生中，就涌现了王树民、全汉昇、何兹全、杨向奎、李树桐、高去寻、邓广铭、王崇武、王毓铨、杜呈祥、张政烺、傅乐焕等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此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便是傅斯年。 胡适自1932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至“七?七事变”后才去职。在此期间，他为史学系讲授过中国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课程。邓广铭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习作”课。这门课要求每位学生做一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其中宋代人物有欧阳修和陈亮。邓广铭在此之前曾写过一篇有关浙东学派的文章，于是便决定写一篇《陈龙川传（陈亮号龙川）》，作为他的毕业论文。 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这篇12万字的毕业论文，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胡适给了他95分，并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陈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 胡适还到处对人称赞这篇论文，“逢人满口说邓生”，这对初出茅庐的邓广铭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件事情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之所以选择宋史研究作为其毕生的学术事业，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来撰写历史人物谱传，先后写出《陈龙川传》、《岳飞传》、《辛弃疾》、《王安石》这四部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宋人传记，与胡适都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一部《陈龙川传》，基本上决定了邓广铭一生的学术方向。 邓广铭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经说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是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 ”邓广铭与傅斯年的师生渊源始于大学时代，那时，中央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北大兼课。 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等五六门课。其中“史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给邓广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 在邓广铭晚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傅斯年的史学观念对他的影响时说：“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两人一南一北，推动史学朝这个方向发展，史学界由此也形成一种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我置身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如果说邓广铭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是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 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 1936年，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适将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长就是由胡适兼任的。 傅斯年当时从这一届的文、史两系毕业生中物色了几位有培养前途的人，要他们去史语所工作，其中也有邓广铭，但由于此时史语所已经迁往南京，邓广铭表示自己还是愿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强他。 留校以后，邓广铭在文科研究所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二是协助钱穆校点整理他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一些资料。 在胡适给他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所写的评语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陈同甫与辛稼轩交情甚笃，过从亦多，文中很少说及，应予补述。”这就是邓广铭研究辛弃疾的最初契机。另外，他选择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一书的《自序》中，他如是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他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到当初选择陈亮做传记，其中隐含的一个动机，就是“当时日寇步步进逼，国难日亟，而陈亮正是一位爱国之士；后来我写辛弃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是那一代学者身上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 为了准备新编一部《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笺注》，大约在1936年底，邓广铭写出了那篇题为《〈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的成名作，指出梁启超《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稼轩词疏证》的种种不足之处。 第二年的春天，邓广铭打算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辛弃疾研究的课题经费。 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勉励他说：“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但要求他必须先写一篇批评梁氏兄弟的有份量的书评，于是他就将已经写成的那篇文章寄给他在辅仁大学时的同学、当时主编《国闻周报》文艺栏的萧乾，很快就在《国闻周报》14卷第7期上刊出。 这篇文章博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人的一致称许。 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的陈寅恪还不认识邓广铭，读了这篇文章后到处向人打听作者的情况，后来他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也说到此事：“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 由于这篇文章的影响，研究课题的申请得到顺利批准。 第89章 傅斯年与邓广铭（二）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决定南迁时，开始因最后目的地不能确定，因此规定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随校行动。 而不具备资格的邓广铭，在此后两年时间里，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进行他的辛弃疾课题的研究。先后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对于邓广铭，这时候对他指导和帮助最多的，一个是赵万里，另一个便是傅斯年。原本，该项研究课题“研究指导人”一栏填的是胡适和姚从吾（当时胡适为文科研究所所长、姚从吾为史学系主任）。因“七七事变”后胡适赴美，姚从吾南迁昆明，因此邓广铭在申请延长一年研究期限之时，将“研究指导人”改为赵万里。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别号芸盦、舜盦，浙江海宁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为中国古籍保护事业先驱者。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原主任 赵万里有专著：《校辑宋金元人词》、《中国版刻图录》、《中国古代版本史讲义》、《薛仁贵征辽事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其中《校辑宋金元人词》，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出版。该书共七十三卷，校辑宋词别集五十六家，金词别集二家，元词别集七家，宋元词总集二种，宋人词话三种，宋金元名家词补遗一卷，共计词人七十家，辑得词一千五百多首。 邓广铭在北大史学系念书时就听过赵万里讲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及至到北平图书馆做这项研究时，更得到赵万里的直接指点。后来他在《辛稼轩诗文钞存》的“弁言”中提到这一点：“凡此校辑工作，所得赵斐云万里先生之指教及协助极多。” 而傅斯年虽然自史语所南迁后即已离开北平，但在邓广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期间，两人之间多有书信往来，有关《辛谱》和《辛词笺注》的体例、辛词的版本选择以及如何系年等等问题，傅斯年都提供过很具体周详的意见。 待这三部书稿完成以后，傅斯年曾写信向香港商务印书馆推荐，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恰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以致未能印行。 抗战胜利后，通过胡适的帮助，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辛谱》和《诗文钞存》刊行出来，这为后话。 前边说过，北大南迁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 1939年8月，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北大文研所垫付书款。 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1940年秋，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时，傅斯年要求邓广铭也一同前往，以便利用史语所丰富的图书资料。 到李庄以后，邓广铭的编制仍属北大文研所。从40年底至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对《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钦若、刘恕诸传的考证文字，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1941年7月8日，邓广铭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有言：“已认整理《宋史》为毕生所应从事之大业”，“单论《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绝非三二年内之所可理董毕事者，并本纪、列传、世家等计之，势须视为毕生之业矣”“现札记之已经写出者，为《职官志考校》约十万字，《食货志考校》方成四万馀字，全部写完后亦可得十万字左右，预期八月末或可成。其列传部分亦曾写就四五万字。” 可见这时候的邓广铭，对《宋史》全书，已经有了通盘考订的庞大计划。 1942年春，邓广铭为把仍滞留于北平的妻女接到重庆，在征得傅斯年的同意后，到重庆找了一份工作。在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名为《读书通讯》的刊物。 次年7月，经傅斯年鼎力举荐，他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复旦讲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很受学生欢迎，两年后就晋升为教授。 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著作也相继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社刊行。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在代理北大校长时，为加强北大的师资力量，傅斯年请邓广铭回北大史学系执教。 因北大的门槛高，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若是在别的大学做了教授，到北大往往要降格做副教授。邓广铭虽与傅斯年关系特殊，但也不能破例。当傅斯年和邓广铭提出，已经在在复旦大学是教授邓广铭，到北大只能从副教授干起时，邓广铭表示了完全的理解。他当然不会让自己的恩师为难，何况，他和许多出身北大的学子一样，有一种无法割舍的北大情结。 1946年5月，邓广铭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复员和重建的傅斯年马上把他借调到校长办公室，做了一个未经正式任命的“校长室秘书”。在胡适到任以后，邓广铭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馀，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校长室秘书。 从此以后，邓广铭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母校北京大学。 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实该校的师资力量。他曾几次以北大校长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名义致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指明要邀请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邓广铭。 但是，这一次邓广铭没有听从恩师的召唤而最终留在了大陆，而这似乎并未中断傅斯年和邓广铭的关系。 后来，离开大陆的傅斯年，曾委托从美回国的北大数学教授江泽涵（胡适太太江冬秀的堂弟），传话给邓广铭：遗留在北平的书籍全部赠送与邓广铭。虽然，那个时候，傅斯年不知道，他已经没有能力，支配这些曾属于他的书籍。但他的心意，邓广铭是收到了。 第89章 傅斯年的爱子傅仁轨 傅仁轨是傅斯年和夫人俞大綵唯一的儿子，935年9月生于北京。 傅斯年所以为儿子取名仁轨，所表达的是强烈的爱国情怀。 傅家是个大家族。在家谱中，傅仁轨本来是傅氏家族“乐”字辈。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傅斯年的儿子应该叫傅乐什么，为什么没有呢？ 在孩子快出生时，傅斯年曾对他的好朋友罗家伦说，他不会按祖制给孩子起名字，如果是男孩，他要给孩子起名为“仁轨”。 罗家伦很不解，问为什么？ 傅斯年笑话他说：“枉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刘仁轨（601年－685年3月2日），字正则，汴州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张市镇）人。唐朝宰相、名将，汉章帝刘炟之后。 他自少孤贫，却恭谨好学，成年后博涉文史。在唐太宗时以直言敢谏闻名，累官至给事中。唐高宗即位后，历任青州刺史、带方州刺史、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职。镇守百济期间，因救援新罗，并在白江口之战大败倭国、百济联军而名震天下。 傅斯年为儿子取名“仁轨”，就是表达誓将日寇赶出中国的决心。 1936年，傅仁轨随全家迁至南京。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为避战乱，随母亲到江西庐山牯岭外公外婆家暂避。 傅斯年在婴儿日记中为儿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并记着：“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 由此可想像那时在日本侵略军暴行之下，国人颠沛流离的惨况，也表达了傅斯年对儿子深深的爱。 不久，母子俩与傅斯年汇合，跟随中央史语所一路南行，在昆明住了几年。 1941年因傅斯年高血压病重，由昆明辗转至重庆。住医院几个月后，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籍以养病。 1942年初，傅斯年身体初愈，携妻儿迁往李庄。在李庄，傅仁轨度过了一段愉快的童年。母亲亲自教他和其他孩子学习功课包括英语，后来中央史语所创办的小学中，傅仁轨与其他孩子一起在此校就读，直至抗战胜利。 1947年，傅仁轨与母亲陪伴父亲到美国治病，期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新港一家私立小学免费就读。 1948年8月，傅斯年病愈出院后，因放不下国内工作，他辞去美国几所大学的聘请，决定与母亲返回中国，此时傅仁轨还差一年小学卒业，在母亲俞大綵的力争下，留在了美国读书。由时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代为照看。 傅仁轨经常与父母通信交流，学习十分努力，甚至还把勤工俭学赚来的钱寄回家里，可见，年少的傅仁轨，极为懂事孝顺。 傅斯年逝世时，十五岁的儿子傅仁轨正在美国读中学，没有钱回台奔丧，给悲痛中的母亲写来一封安慰的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母亲：希望您看到这封信后，能使您鼓起勇气来，为了死去的父亲，继续勇敢的工作下去，我虽然想到，我已经是没有父亲的孩子了，但我并不介意，只有想到您已是单身一人，失去了丈夫的依靠，才使我深深的感到难过。父亲是祖国所需要的重要人物，但我时常对自己说：人死是不可避免的，终有到来的时侯，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为死而悲伤呢？那些已经故去了的生前有丰功伟业的人，都受到后人的赞颂，我确信父亲也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一定也能受到后人的赞扬，我并不迷信，但是永远没有人能够使我相信人死就是“过去”，人死身体虽然毁灭，骨头虽要变成灰烬，但是他们的灵魂，那里去呢？我确切的感觉父亲正在守护着我们。 “这些日子功课太忙，没有时间早给你回信，当我在打字时，有一位摄影记者来到打字间，他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等冲洗好后，给您寄去。 “请告诉我您的生活近况，现在您在教书吗？您的薪水能够维持吗？这都是我想知道的。 “您的爱子仁轨上，十二月廿六日” 此后，孤身海外的傅仁轨将全部精力倾注在学业上，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7年后的1957年，年仅22岁的傅仁轨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理科专业，之后，进入美国科技领域。 傅仁轨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做科学研究编辑、工程师。当大多中国人对“微软”（microsoft）的名字还不熟悉的时候，傅仁轨已经是该公司科技精英中的一员了。他在美国西雅图微软（microsoft）公司总部担任高级计算机工程师，是计算机方面的前辈，高科技精英。为此，他的母亲俞大綵很为自己的儿子自豪。 傅仁轨除了优秀的专业之外，他爱好广泛，喜爱音乐，喜爱户外运动，传承了父母酷爱学习的精神，读书更是傅仁轨的生平最爱。 他阅读大量中英文书籍，关心时事，包括互联网上的文章，还经常就他读过的各类文章撰写、发表自己的书评，甚至包括对现任美国总统治国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与读者和网友在论坛上探讨。这方面很像他的父亲傅斯年。 作为留学海外多年的学者，傅仁轨对自己的祖国怀有炽热的情怀。中国抗战时期留给他的印象更是永生难忘，每一年抗战胜利的这一天，傅仁轨总要与朋友一起举杯庆祝，一起纪念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有时也写一些诸如纪念中国抗战之类的英文文章发表。 傅仁轨与母亲母子情深。退休后，俞大綵曾到美国与爱子傅仁轨共同生活多年。 1990年，母亲俞大綵在台湾病世，傅仁轨回台湾为母亲送别，期间，与叔父傅斯岩之子叔伯兄弟傅乐治在一起有过较多的交流，人们看到的是一位正派、仁慈、孝顺、极有教养、儒雅的学者。 傅仁轨虽然只身海外远离亲人，却能牢记父母的谆谆教导，自强不息、奋发读书，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许多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世界名牌学府。他虽然没有继承父业继续研究中国文史，却同样在科技领域为人类做着贡献。 第89章 掌印台湾大学 1949年1月5日，陈诚接掌台湾省政府，当日即致电傅斯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需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 1月19日，傅斯年迈出了史语所的大院，搭机前往台北。前来送行的，除了白发苍苍的老工仆外，就只有已经决定去往美国的胡适。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从代理校长杜聪明手中接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题字留念，他挥毫写道：“归骨于田横之岛”。 田横，原为齐国贵族，在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田横与兄田儋、田荣也反秦自立，兄弟三人先后占据齐地为王。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田横不肯称臣于汉，率五百门客逃往海岛，刘邦派人招抚，田横被迫乘船赴洛，在途中距洛阳三十里地的偃师首阳山自杀。海岛五百部属闻田横死，亦全部自杀。 傅斯年在这里自比田横，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之势。怎么回事，不就是去台大当个校长吗！怎么搞得这么悲壮呢？ 1948年下半年，由于政治军事局势的恶化，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迁往台湾，于是台湾大学就成了未来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台北帝国大学。该校创建于1928年，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产物。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我国，才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该校第一任校长是罗宗洛。但是在以后三年中，该校连续换了三任校长，都没有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朱家骅认为只有傅斯年能够当担重任，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陈诚给傅斯年的电报。 也就说，傅斯年接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所以，傅斯年后来对陶希圣说：“希圣！你以为我是来做校长，我死在这里。” 傅斯年在代理北大校长的时候，对于大学的建设和高等教育，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理念的。只是，他当时只是个代理，只能为正牌校长胡适当清道夫和开路先锋了。 现在，傅斯年可以大显身手了。 傅斯年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为台大的发展定下基调和方向：教育、学术和建设。这三个关键词也成为台大的使命。台湾大学既要成为一个“学术机关”，也要担负起台湾高等教育的责任，同时对于台湾建设的协助也不应该放弃。基于这种认识，傅斯年着手开展了一系列改革，目标是将台湾大学建设成“第一流的大学”。 很显然，第一流的大学首先要有第一流的教授，正如傅斯年的恩师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所说：“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傅斯年在心底，已经是把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当成了台大的模板 但是，傅斯年的“人才集中”战略难度很大。战火不断，政局动荡，众多大陆学者才安居未久，不想再迁徙。因此，傅斯年不仅未能邀请到一些著名学者赴台任教，连一些原在台大任教的著名学者也未能留住。如动物系主任朱洗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于1949年初回到上海，未再返校；数学系姜立夫教授与土木系陶葆楷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于1949年暑假离台赴穗，任教岭南大学；政治系萧公权教授（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则于该年底前往美国；植物系主任李惠林（中研院院士）也于第二年暑假后前往美国…… 傅斯年曾给他至为佩服的老友——陈寅恪发了聘书，并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但陈寅恪最终却选择长留岭南。 不过，这难不倒傅斯年，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张王牌，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中研院14个院所中，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唯一一个整体迁台的，或许这全赖于所长傅斯年强大人格魅力。 再加上陆续渡海迁台的部分学人，1949年2月底，台湾大学的教授终于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班子，史学系有张贵永、方豪、李济、姚从吾、刘崇鋐、劳干，中文系有董作宾、伍俶、毛子水、孙云遐，外文系有英千里、沈亦珍、张肖松，物理系有周长宁、陈尚义，法律系有梅仲协、曾伯猷、林彬……可谓人才济济。 傅斯年还有一招：借。他跑到台湾师范学院，找院长刘真商量“借将”，于是延揽到岳长奎、范传坡等几位教授。而台大教授如沈刚伯、台静农、劳干、屈万里等人，也开始到师院兼课。 作为校长，傅斯年当然明白，纳新也要去旧。对于不能胜任教学的教授，傅斯年就将其转聘为图书馆编纂，聘期满一年后不再续聘。据统计，两年时间先后有70余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告别了台湾大学。 一流大学还需要有一流学生。一流学生的入口自然是考试。在民国，拒绝请托的教育家大有人在，但没有人可以和傅斯年的压力相比。当时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党军政官员及工商学界携眷赴台者甚多，其子女急欲入学就读，流亡台湾的其他学生亦众多，而台湾大学是官商子弟也是有志青年求学的首要目标，这大大增加了台大招生、管理方面的压力。 雷厉风行的傅斯年深知，如果不在最初刹住歪风邪气，后面就难以收拾。于是，他先在办公室门口贴上“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的条幅，再严格把关入学考试。印刷试题时，把印工和职员全部关在楼里，断绝交通，四周以警察看守，仅校长与教务长可以自由出入，考题仅在考试前数点钟付印，考试未完，监守不撤，录取标准决定之前，不拆密封。所以没有人能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分数及其录取与否。 同时，傅斯年公开声明，一定秉公办事，绝不会徇私舞弊，并要求大家进行监督。他说：“假如我们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进来……这对于大学校长一职，实在有亏职守了……如果有人查到我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制裁。”傅斯年说到做到。 有了过硬的教师和学生，台大自然焕然一新，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第90章 傅斯年关于高等教育的理念 傅斯年在担任台大校长后，提出的高等教育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他的“国立”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词，和他在1950年初写了一篇题为“几个教育的理想”的文章之中。 这里，我们不妨把傅斯年的“国立”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词全文复述如下： 今天是国立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我因为到校还不满十个月，最初也不知道这个校庆的日子是如何定的，后来才打听到这是民国三十四年接收前日本台北帝国大学的那一天。我当时就想：拿这个日子作校庆，对吗？经过一番考虑，我的结论是：这个日子应该做我们的校庆。 诚然，我们现在这个大学的建设，绝大部分是在日本时代成就的，而且在日本时代这个大学也有些学术的成就，偏偏不幸得很，这四年来我们这个大学的进步不能算快，所以我们今天拿接收的日子作校庆，心中不无惭愧！但仔细想起来，日本时代这个大学的办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进政策的工具。我们接收以来，是纯粹的办大学，是纯粹的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没有他的那个政策，也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寻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由日本的台北帝国大学为中国的国立台湾大学，虽然物质上进步很少，但精神的改变，意义重大。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填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所以这个大学在物质上虽然是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却只有四年，自然应该拿今天做我们的校庆。 国家在这一年中，非常辛苦，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悲惨，我们也就在这个悲惨中度过一年，但将来是大有希望的，真理必定战败魔术，爱国必定战败卖国者，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必定不会泯灭，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在这个中间尽他应尽的责任。 诸位教职员先生，你们又在生活困苦中过了一年，但随时教导着这些勤学上进的青年，诸位必然感受着安慰的，我们借这个机会向诸位敬致最高的敬意！ 诸位同学，我们全校没有一个共同集合的场所，我同诸位同学共同谈话的机会很少，以今天借机会贡献几个意见，也可以说这是我对于诸位的一种希望或要求。 诸位应该做大的第一件事，是敦品。敦品又可以说为“敦厚品行”。一个社会里品行好的人多，自然这个社会健全，好的人少，自然这个社会危险。青年是领导下一时代的，他们的品行在下一个时代的影响必然很大。大凡人与人相处，许多事情，与其责备人家，毋宁责备自己，责备自己的第一件事是自己是不是守信。在政治上，立信是第一要义，在个人也是如此，说话不算话，必然得不到好结果。在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 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如果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在我们这个大学里这个观念尤其重要，因为不能立信，决不能求真理，外国有一句习语，叫做“intellectualhonesty”可以翻译作“知识的诚实”，就是说，我们一旦觉得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我们做个试验有毛病，自己不能转过来说它很好，要没有这个精神，学问是不能进步的，发明是没有的。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我今年虽是五十多岁的人，但是岂能无过，大过且有，何况小过，所以很希望跟诸位共同努力，假如我有说话靠不住的地方，开空头支票的地方，务盼诸位向我说明，如果中间出于误会，我会解释明白，如果我有失信的地方，我必立即改正。 第二件希望诸位的是力学，诸位要想一想，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使万万不可辜负的。在我这样年龄，一年就是一年，在诸位这样年龄，一年有十年之用，将来一辈子靠着在大学的这几年，这是万万不可把它放松过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当做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最重要的事，得到证实乃是很次要的事。假如一般三十个人毕业，三十年后，各人情形不同，这是靠他的证书吗，虽然说，社会的情形复杂，然而成功或失败，终究有不少地方靠他的学业。诸位现在或者不感觉到现在在大学的时光如何宝贵，离了大学，在社会上做了几年事，便会觉得，也许那时候觉得晚了，现在在我们学校的同学有三千一百多人，国家为你们花的钱实在不能算少，这是不可以辜负的，诸位先生教书指导的辛苦，又是不可以辜负的。诸位将来的前途，更是不可以忽略的。诸位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尤其是不可以忽略的。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次，乃是一个累积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 第三件我希望诸位的是爱国。这一点本来不必说，大家的本能如此。但是到了重要关头，更应该看清楚，我们这民族在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现象，现在世界上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文化像我们这样久远而中间不断的，埃及比我们文明古，但现在的埃及和古代的埃及并不是一个民族。印度的文明同时发达，但印度经过很多民族和文化的变化，现在世界上一脉相承的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了。我们不可以辜负我们这个文明先觉者的地位。还有一件，现在世界上的文明和政权，是在可以说操在白种人手里，在亚洲，印度人虽然黑面孔，但他在语言上，种族上，仍然是白种人，所以中国现在实在是非白种人的文化担负者。我们这一百年来，受尽各种帝国主义的折磨，小的不必说，大的如英国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帝俄和苏联的帝国主义，折磨到现在，越来越凶，更是危险，前两个已无力量，后一个却正在厉害动作中。我们现在要看清我们的面孔，想到我们的祖先，怀念我们的文化，在今天是决不能屈服的。 第四件希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在青年人培养爱人的观念是很容易的，在大街上看到受苦的人我们要助他，在学校里看到有困难的人，我们要帮他，从这一种行为做起，便可以把爱人的观念扩大到极度。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爱人的观念本是从这个心理基础上起的。每天都有实行我们爱人的例子，每一件事都有实行我们爱的原则的机会。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这个人道的大路，无论一个人的资质怎么样，每人都有做到释迦牟尼或耶稣或林肯霍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机会，至少分到他们的精神。 以上所说的四件事，敦品、力学、爱国、爱人，或者有人觉得不过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有何不好？只看你能做到几分。 附带向诸位说一件事：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得好，绝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者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诸位同学们勤学好善，先生们自然感受到鼓励，先生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诸位也自然得到启发，大家一齐向学术进步上走，这个大学自然成为第一流大学，大家若是马马虎虎地过日子，这个学校绝对没有希望。我希望我们全校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就是：使学校进步。在这个意志上我希望全校合作，我尤其希望诸位同学对于学校一切事情随时告诉我，学校当局可以做到的一定去做，做不到的或不应做的也应当向诸位说明白。诸位对学校有意见，都可以随时找我，诸位有什么难处可以随时找我，我们彼此的心理上应该是一家人，没有话不可谈的，目的是使得我们的学校一天一天进步，诸位在学校里一天比一天有意义。这样才可以使得我们的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 最后借用斯宾诺莎的一句格言：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而他在1950年初写的，题为“平淡无奇的教育”的文章，则更加具体的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 该文的内容分“平淡无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和“公平”三大部分，发表在《台湾大学校刊》上。 在“平淡无奇的教育”中，傅斯年首先引用老子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的话，向全校师生明确表示：“我只知道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办学，不会用盖礼堂、纪念馆等办法把学校办得很热闹。接下来他分别阐述了自己办学的三个原则：第一，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第二，加强课业，不能让同学们游手好闲；第三，提倡各种课外娱乐活动。他说：这些意思可以用一句笑话来概括，那就是“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这玩笑话中，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傅斯年说：所谓性品，就是“一个人对人对物的态度。上等的性品，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而所谓立诚，就是教育学生在考察事物、辨别是非时不要自欺欺人。不过，这种教育不是“谆谆然命之”的说教，而是“必须用环境，用知识，用兴趣，陶冶他的”过程。教育不是说教，而是熏陶，这才是它的真谛。 傅斯年还说：“我在台湾大学对学生的性品教育，只说了一句‘讲道’的话，就是‘不扯谎’。……这一项做不到，以后都做不到。这一项我确实说了又说，我以为扯谎是最不可恕的。科学家扯谎，不会有真的发现；政治家扯谎，必然有极大的害处；教育家扯谎，最无法教育人。……我所以重视这一个道理，因为作学问是为求真理的，一旦扯谎，还向哪里，用什么方法求真理去？没有智慧的诚实（intellectualhonesty）学问无从进步，至于做人，是必须有互信的，一旦互相诈欺起来，还有什么办法？”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对个人而言，说谎会毁了他的一生；对社会而言，说谎会毒化整个风气。而说谎一旦形成风气，社会岂有不大乱之理？基于这一认识，他号召同学们毕业以后，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包括政治在内，必须从立信做起”。 至于公平，在傅斯年看来，如同北大和台大这样的领军高校，培养的必然是社会精英和国家栋梁，把这些人培养成办事公平的人，不仅对他们个人，更对社会功德无量。 对于傅斯年的办学理念，胡适予以很高评价，他特别提到这篇文章。胡适说：“他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他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来’。就是生活改善，加强功课，同时给以正当的娱乐。第二句是‘性品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就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不扯谎’。”胡适指出：基于对实现现代化的殷切希望，这篇文章表达了“他从青年到晚年根本的认识”，因此“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 第91章 坚定捍卫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 台大官网在“台大校史?历任校长姓名与任期”专栏中评价傅斯年：“性格勇决果断，于动荡的年代，能极力稳定困难的校务，开创台大自由、自主与学术独立的校风，为台大树立不同的典范与奉献的精神。” 台大又在其《2014学年度台湾大学概况》进一步介绍，傅斯年所奠立的台大精神有三条，其中第二条是“坚定捍卫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的原则，校务以专业精神为准，绝不受大学以外任何势力干涉，杜绝关说与舞弊。”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与台大可谓是一脉相承，而连结这两校精神纽带的核心人物便是傅斯年。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界呈现出更加自由、活跃的局面，各种思想广为传播，各类团体争先涌现。蔡元培照样是“兼容并包”，于是北大张开大海一样的胸怀。 胡适、陶行之等，簇拥着他们的美国老师杜威博士，四处讲学。 信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李大钊从1920年起任教授，公开的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 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的一代文豪鲁迅，正式受聘于北大，在北大讲台宣讲他的独步文坛的中国小说史。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走出四川盆地来到最高学府，继续点评他的先秦诸子。 就连从官场上被迫退下来而转向学术研究并成果不斐的梁启超，也时常来北大校园登台演说。 …… 那时候的北大，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这样的大学怎么能不充满活力，怎么会不出人才。民国的天才成群结队，和这样的北大不无关系。一个学校，乃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搞思想一统，注定会死气沉沉。 傅斯年是北大蔡元培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也说得上是参加者和受益者。风云际会，他带头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同其师长陈独秀、胡适他们一同造成时势，开创了新时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以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 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校务，就是以北京大学为蓝本，以学术自由为立校之本，以教育自主为活水之源，校长的任务就是坚守这个“本”、“源”。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1949年11月15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上演说，公开声明“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强调“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 在傅斯年做校长的时间里，入学的台大学生可以不读三民主义，也不要升旗，在此之前和此之后，这是不可想象的，可谓是空前绝后。 也是他的台大校长任上，台大政治系教授萨孟武一直放言无忌，批评国民党的法统，播洒民主法治的种子，很多外系的学生都去他的课堂旁听，影响越出了校园外，连他的口头禅“因此他之故”也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萨孟武的言论自然让国民党当局头疼不已，但因为有傅斯年在，他便可以在台大继续教下去。 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上到处是不满的情绪。当时国民党残余政权尚未迁台，对学生的思想钳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密。那时的校园里，一方面是学生的左倾倾向，岛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经常发生。有一段时间，校园里跳起了秧歌舞，有学生还专门写下《为什么扭秧歌》的文章，还有人甚至撒发反政府的传单。另一方面还要抵挡来自当局的的政治压力和社会上的各种攻击。傅斯年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1949年4月6日，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等，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名单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警备司令部要将他们拘捕，并进校抓人。这一天台北宣布戒严，“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为了保护学生，傅斯年站了出出。在无力阻止警备司令部进校抓人情况下，4月7日，以台大行政会议上作出由校长本人向国民党当局接洽的决定。 傅斯年随即向以陈诚为省主.席的行政当局提出四点要求：一、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迅即移送法院审讯；二、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即予释放；三、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绝不再行拘捕学生；四、准许学校派人探视被捕学生。 当局以特殊时期为借口，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连坐。面对这样的无理做法，傅斯年挺身而出，愤慨地对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把台大的师生，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这一年的7月11日，一个叫叶青的国民党高官，在《民族报》发表公开信，攻击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优待共产党”。罪名一是台大教授李齐突然离开，未经系主任、院长同意，只是留信一封，说是请假，传闻先到香港，后到大陆。另一副教授张则是办好了请假手续，送家眷去广州，校方仍发薪水。二是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台湾大学中有些院长和系主任还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拒异己，正是把他们底院系变成共产党细菌的温床”。 7月14日，傅斯年在同一报纸发表《傅斯年校长的声明》，一一予以驳斥，并断然表示“学校不兼警察任务”、“但是我不兼办警察，更不兼办特工”。声明义正词严，将这无耻的公开信驳得体无完肤。 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是很难想象的。 第92章 台大是幸运的 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后的底线》 文章写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大学不仅是知识、学术的中心，还是思想的中心、追求真理的中心，是要给全社会提供示范的。 大学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不应该是一个行政机构，大学校长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职务，一般要选择有学术成就和道德威望的人出任。这个角色要有所承担，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能在是非面前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做社会的中流砥柱，而不是随波逐流，唯唯诺诺。 简单地说，大学校长的首要职责就是守护基本的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的核心价值——不断地说出真话。 这不是什么高调的要求，而只是一条底线。如果连大学校长都不能讲真话，不敢讲真话，一个大学又如何能得到社会的信赖？ 然而今天的大学，底线早已模糊。 在利益至上的推土机下，大学在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精神道德水准正日渐下滑；大学在物质化方面的数字越来越大，大学的精神气度、追求反而越来越小。在公众的眼里，昔日笼罩在大学头上的光环已渐渐黯淡，来自大学校园的腐败丑闻，一次次把它丑陋的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下，我们才能认识到即便是底线，在这个时代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守住的。因此，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底线行为，看上去也成了高标的要求，乃至成了英雄般的行为。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大学史上，大学校长保持知识的自信和道德的自信，忠实于大学的核心价值，对不合理的政策、命令说“不”，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的先例。 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屡次以辞职等方式向北洋军阀政府说“不”。1923年1月那次辞职，他曾在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宣言中引用《易传》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在他看来，退并不是单纯的消极的举动，“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 气象学家竺可桢做浙江大学校长时，国民党当局多次要求他开除左派学生，他总是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此种政策与浙大作风大不相似，不能施行。” 植物学家胡先骕抗战期间在江西做中正大学校长，可以不执行蒋介石的“手谕”，敢于拒绝蒋经国迁校的要求。 在已经消失的那个时代，在进、退之间，他们只秉承良心的准则，无须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只讲是非，不问利害，这是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底线。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校长给整个社会提供了道德的表率——社会敬重大学，不光是因为大学传承高深知识，造就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学有道德上的承担。 竺可桢曾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或者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要现在的大学、大学校长成为社会道德重心，太书生气了。诚然，以蔡元培他们的高标准来要求，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今日的大学校长只要主观上有这个意愿，而不是什么时候都顺从上司的意志，对任何行政性的安排一概采取迎合的姿态，想守住最后的底线，保有一点说“不”的能力，并非是不可能的。 大学的现状不容乐观，乃是因为众人缄口；如果众口喧腾，尤其大学校长都能向先贤看齐，至少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多说真话，敢说真话，那么整个大学的生态就会逐渐改变，大学也就可以重新为自己赢得尊严。 蔡元培曾说：“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如今，我们或许可以加一句：要有良好的教育，必先有良好的大学；要有良好的大学，就要先有良好的大学校长。 说真话，是大学校长的底线。当下，能守住这条底线的校长已非常罕见。然而，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们，不仅守住了这条底线，更以他们的灵魂和骨气捍卫了大学的尊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中四人尤其值得称道，他们四人不仅是一所大学之校长，更是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他们是—— ◎蔡元培：他践行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的的教育，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赋予北大新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青年。美国哲学家杜威说：牛津、剑桥、哈佛等校长中，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司徒雷登：没有他就没有燕京大学。从零到一，从无到有，司徒雷登自己筹钱，建成一座世界一流学府。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生于中国也葬于中国，一生做“中国人多于美国人”。 ◎胡适：胡适1946年7月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胡适温和而坚毅，为了反对蒋介石干涉学术自由，他曾对蒋直言：“总统，你错了！”这样的胆色与风骨，即使在民国也绝无仅有。史学大家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傅斯年：傅斯年曾任北大代理校长，抗日战争后的北大早已面目全非，他“尽一切的办法，正是非，辨忠奸”，重振了北大风气。后任台湾大学校长，爆发学.潮军警包围台大时，傅斯年强硬警告：“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会跟你拼命！”胡适评价傅斯年：他坚持原则决不妥协，他方正刚直，他能把正义感直接化为责任感，使伸张正义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不是没有过好的大学校长，而是人们太善于遗忘。这些民国时期的校长们，或温和，或血气，只讲是非，不问利害；他们秉持学术自由，守住了大学的尊严。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与风骨——而这，正是当代社会最缺乏的。 …… 做为大学的校长，固然需要较高的学识和品德，人们有理由对人中龙凤的大学校长，提出高的要求。但是，是不是应该看到，当一个社会人人都不能说真话，或不敢说真话时，独对大学校长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强人所难了。 毕竟，大学校长也是人，也要生活，也要养家糊口，也有自己的个人利益。 文中提到的蔡元培、司徒雷登、胡适、傅斯年这四位伟大的大学校长，差不多是举世公认的。他们的成功，除了他们本人的个人品质和素质外，他们所在的社会，也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了可能的条件，这同样是很重要的。 无论如何，台大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拥有过一个伟大的校长——傅斯年。 第93章 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 傅斯年是个心中充满爱的人，这同样是公认的。 他的同事们都能时刻体会到，傅斯年对他们的关心。 比如，史语所在昆明躲避战乱的时候，傅斯年、陈寅恪同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幢楼房，陈居三楼，傅居一楼。每当空袭警报大作时，大家皆往楼下奔，而肥胖的傅斯年却往三楼冲，以护持视力模糊、行动不便的陈寅恪下楼。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一次。 比如，抗战时史语所到李庄不久，梁思永便胃病复发，又因感冒患支气管炎，继而转为肺结核。随着冬季来临，病情愈发严重！在生命攸关当头，傅斯年由重庆（辞去中研院总干事）赶到了李庄。 傅斯年一看梁思永、林徽因的病情和困境，顿觉情势不妙，于是他便在1942年4月给朱家骅写信求援：“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傅斯年列举了三条理由，并请朱家骅与陈布雷（蒋待从室主任）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学人，而病困至此，可否赠以二三万元救助金？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 过了11天，傅斯年再次写信给中研院总办事处及朱家骅，告之史语所救治梁思永医药费报销方案等事宜，并透露了拟培养梁思永为史语所接班人的打算：“思永之生病，弊所之最大打击也。本所考古组及中博院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职务，自胃病后，不肯也。彼如出事，实为中国考古界最大损失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救治，使其病势可以挽回。” 当时傅斯年致信朱家骅时，还同时寄给国民政府经济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咏霓），两人合议后通过陈布雷向蒋呈报。当年九月，蒋从他掌控的特别经费中拨赠梁氏兄弟二万元“医疗及学术补助金”，由翁文灏转给傅斯年再转“二梁”。 傅斯年求得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是梁思永、林徽因的救命钱。 由于梁思永住的羊街8号住所光照不足有些阴湿，傅斯年特地安排在史语所租住大院打造了一处“阳光房”（玻璃阳台木地板），将梁思永抬到板栗坳居住休养。 至于傅斯年对他的弟子和下属的关心和爱护，则是时时处处。 而更传为美谈的是，傅斯年在任台大校长时，对学生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他接手台大时，台大校舍不够，很多学生不得不住在校医院的病房。傅斯年想方设法在短期内筹集一笔资金，在不到一年时间解决了八千多名学生的住宿问题。 他曾对部下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求学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1949年12月1日，傅斯年致信台大训导长郑通和、总务长余又荪、赵国华，“爽性下一个决心”，把“学生住处及其生活上相关之房子”这个问题，“在目前阶段上完全解决”。还要求即日着手觅地、设计、画图，将此信登入校刊，征求全校意见。 他考虑得非常细致，在信中具体列出设施清单，包括：学生自行车存放棚，男女厕所，须足用、清洁，重病学生的疗养室、休养室，配套厨房、浴室、护理人室，学生生活公用房，工友公用浴室等。 他让全体台大学生进行x光检查，预防感染肺结核，检查后轻微患者另拨宿舍暂住，单独提供伙食，安排工友照顾；重病者准许休学，生活补助费照发，还加发菜金三十元。 傅斯年尤其对优秀学生、贫困学生体贴入微。当时在台大就学的朱葆瑨，在《永远活在学生心中的傅斯年校长》中回忆，“很幸运地住进了傅校长新盖的学生宿舍，并且申请到工读奖学金，解决了基本食宿问题，才能安心念书。傅校长不只是我们的师长，还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他设立多项奖学金，不让学生因贫失学。李亦园1948年考进台大历史系，两年后因兴趣而非成绩差，想主动降级转读新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家境困难又想保留全额奖学金作为生活保障。 台大规定，学生降级不能享受奖学金。钱思亮教务长依校规不予同意，同时好心为他指路：涉及校规破例之事，可找傅校长。 傅斯年放下繁忙公务，认真聆听李亦园陈述的兴趣和想法，问了三个问题之后，点头表示满意，爽快地在他的报告上批了“准予保留奖学金。”李未辜负傅校长的厚爱，后来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夫人俞大綵回忆，傅斯年“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极为激赏他的文才；但该学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问他何以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孟真去世后不久，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交来眼镜一副，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 他常到学生宿舍探视，查看学生的伙食。当时台湾各方面都很困难，台大的伙食自然也不会很好。 时在台大念书的许倬云回忆说：“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 随后，傅斯年便想尽办法改善学生的伙食。 在严师如严父的年代，傅斯年与学生亲密无间，如同家人，甚至会被调皮的学生取笑。他有次路过台大生物实验室，看到学生正在观察草履虫，便说他在伦敦时也看过，有位学生开玩笑说他“吹牛”。他毫不介意，大笑而去。 傅斯年因患严重高血压病，夫人为防他嘴馋乱吃，每日只给不多的零花钱。“放肆”的学生会从傅校长的口袋中，掏出这些零花钱，去买厨工兼售的糖果，跟他分食。他跑到学校的合作社买面包吃，碰到学生，有时也被“敲竹杠”，以面包请客。 可以想象，这样随性的校长，随性的学生，相互之间有怎样真挚的情感。 傅斯年每天都在校园里转悠，随时进入课堂听课，他的听课并不是走过场，如果发现教师不合格就会予以辞退。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确保了台湾大学的教学质量。 傅斯年执掌台大不过两年时间，却让一所三流大学成为台湾最好的大学。 第94章 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看上去身宽肥胖，气壮如牛，但单纯从身体上来说，人是很虚弱的，所谓外外强中干。他应该患有家族性高血压，他的母亲就一直受高血压病困扰，也死于高血压。 傅斯年高血压严重发病至少两次，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住了多日的医院。他去李庄，按医嘱是去养病的，但他却忙得不可开交。还有一次，便是在到台大当校长之前，他是在美国治疗了很长时间。被任命为台大校长时，他其实刚刚从美国治病归来。 回来的时候，美国医生一再嘱咐傅斯年，第一，不能过于操劳，第二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过于激动，特别是要杜绝激烈的情绪波动。当然还有饮食上的诸多忌讳。 是的，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病，有高血压病的人，有人也能活很高的寿，前提是，能严格的遵从美国医生对傅斯年的要求。 或许，对一般人来说，少操劳，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不难做到，但对于傅斯年来说，就很困难了。 其一，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担任被寄予厚望的台大校长，像傅斯年这种责任心极强的人，能够少操劳吗？ 其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人说，傅斯年在安静时，宛如一只温顺的猫，但一旦激动起来，就会变成一只暴虎。也就是说，特别容易激动。而这个性格，对于高血压病人，很多时候是致命的。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在这个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 人都说，话多伤神，也容易激动。 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的陈雪屏作答。 起初，会议进行的十分顺利，直到郭国基的提问。 “政府从大陆抢运来放在台大的器材是怎样处理的？目前仍有很多学生难以入学，台大是否可以放宽尺度，进一步扩大招生数量？” 这个问题，自然需要台大校长回答。 郭国基的提问看似正常，其实不然，特别是扩大招生的事，一直使傅斯年承受很大压力。他虽然很反感，但他清楚，接受议员质询，是自己必须履行的义务。 “存放台大的器材当然要遵照政府的意见处理。至于台大的招生人数，已是一增再增，远远超过了台大的最大容纳数量，师资、设备、学校宿舍等的使用都已达到最大限度。”傅斯年回答。 郭国基接着又质询道：“台湾大学开办用的是台湾人民的钱，就应该多聘请台湾的教授，多招收台湾的学生。” 傅斯年解释，学校要培养人才，教授的选择至关重要，末流的水准能让学生有什么收获，台湾学问做的好的几乎都被他招揽了，其余的空缺都是他费心从大陆请人才得以填补。 至于招生，他解释道：“对于台湾学生，我们自然尽可能拉拔，所以在国文科一门，招生分数线比大陆低10分。” 趁着这个机会，傅斯年也利用省议会这个平台，宣传自己的办学理念。强调要尽可能的给学生更好的学习环境，学校的各类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不容破坏，说着说着，他的情绪愈发高涨。 陈雪屏回忆当时的情况：“他答复完毕为六时十分，走下发言台时我看到他步履不稳，上前扶持，他只说‘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当时刘参议员传来帮同把他扶卧在列席人员所坐的一排椅子上，我的公文包便做为枕头。” 此时是下午六时十分，省议会现场一片混乱。现场的记者，镁光灯一闪一闪地，围着昏迷不醒的傅斯年拍个不停，这时惹怒了一个人，就是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他大声喊道：“你们这群残忍的家伙，人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你们还在抢镜头，拍照、拍照……你们赶紧走开，让医生来接近他……”连震东即连战的父亲。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经他初步诊断，傅是高血压病发作，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其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 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他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 下午两点多钟，傅斯年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那廉君，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准时送到家中，以便开会时用。 5点多钟，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綵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 不久，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綵、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傅斯年被确诊为脑溢血，只能在议场内进行抢救。相继赶来探视的党政、学界人士三十余人，其中包括刘世杰、陈诚夫妇、何应钦、程天放、罗家伦、吴国桢、朱家骅、雷震、杭立武、浦薛凤、董作宾、李济、萨孟武、毛子水、方东美、英千里等人。 晚上九时三十分，一度有所好转，血压降低，体温三十八度，接近正常。 罗家伦见状，劝慰王世杰、陈诚夫妇先行回寓。 夫人俞大綵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用手帕在不停揩泪。不料，又出现反复，血压陡增，体温升至四十度，延至十一时二十分终告不治。 十二月二十日午夜一时十分，台北市大雨滂沱，陈诚、王世杰、朱家骅、程天放、陈雪屏、郑通和等十余人，跟随在灵车的后面，把傅先生的遗体，送到极乐殡仪馆。 第二天，台大宣布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第三天，移体大殓，送往火葬场火化。十二月三十一日，傅斯年治丧委员会、台湾大学假台大法学院大礼堂举行追悼会，蒋介石亲临主祭。各界前往致祭者达五千人。 第95章 节外生枝 傅斯年去世的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 李万居为台湾本地人，说的是当地的土话，有记者误把“弃世”听成“气死”。于是马上传出消息，说傅斯年参加省议会，被参议员郭国基活活气死于讲台上。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 傅斯年爱他的学生，台大的学生们也深爱他们的校长。 本来，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傅校长，并下半旗致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但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成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涌去。 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质询之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看到学生们包围了参议会大厅，并听到学生们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参议会阻拦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与痛击，急忙溜出后门逃了出去。 此时的副议长李万居，显然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出面向学生解释，说郭国基昨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处，言辞也不过分等。 言辞不过分怎么会把人气死？学生们当然听不进去。 陈雪屏又出面加以解释说：“昨天的质询，总共有六项，我本人回答了四项，傅校长回答了两项，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 学生还是不信，坚持要郭国基出来答话。人越聚越多，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以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开始冲撞议会大厅，局面一度异常紧张，台北市警察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大批警察维持秩序。 此时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直至下午1时20分，台湾大学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来，向群情激奋的学生说：“我跟傅校长一块在北大时，即是好朋友，我到台大也是由于傅校长让我来的，这次出事我十分愤慨，只是现在，我们人来得太少，应该回去聚集全校师生开会讨伐他。而且现在是戒严时期……”傅启学转头看了一下眼前全副武装的宪警，又说：“郭国基在议会里讲话，可以不负责任，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些没有常识的问题。傅校长是学术界第一流的人物，拿他和一个毫无常识的参议员是不能相比的。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是出于对傅校长的敬爱，假如他在世的话，一定不愿大家这样做。如果今天同学们出了事，叫我如何对得起地下的傅校长。”言毕，傅启学已是泪流满面。 学生们见状，悲从中来，同声哭泣，泪水和着雨水在脸上流淌。这时已是黄昏时分，傅启学含泪表示会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交省参议会，由参议员作书面答复。 尚未吃中午饭的学生们已是饥肠辘辘，听说郭国基已从后门逃跑，只好返校。 郭国基(1900-1970)，台湾屏东人。生于1900年5月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十)。1908年入东港公学,毕业后入台南长老教会学校。1917年入日本东京青山学校中学部,明治大学预科毕业,后入明治大学。留学期间，于1920年参加留学生组织新民会,连任干事六年，同年7月任《台湾青年》编辑委员。1921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192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明治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回台湾。同年夏加入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1927年加入台湾民众党。1929年任教于高雄长荣高等女子学校。后任高雄民事调停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台湾从事反日活动。1943年因东港事件被日本当局逮捕，并处以徒刑。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国民党台湾省高雄市党部党务指导员(相当主任委员)。1946年当选为高雄市参议员和台湾省参议员。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捕，便脱离中国国民党。曾被判死刑,后获平反。1951年参加竞选临时省议会议员失败。1957年4月当选为台湾省第一、二届省议会议员，1963年4月落选。1968的4月当选为第四届省议员。1969年增补为“国民大会”代表。1969年当选为“立法院”增额立法委员。1970年5月28日病逝。 他做省议员的时候，曾跟陈诚说过，你们这些外省人，太小看我们台湾人了，你们以为我们要搞台.湾.独.立，我们那么笨吗？台湾这么小，大陆这么大，大陆这些土地资源财产，是你们的祖先跟我们的祖先共同经营来创造的，为什么我只要台湾，我不要大陆？这是我祖先留给我的财产，大陆也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台湾人的，为什么你们老以为我们台湾人想独立，你太小看我们了…… 可见他是很反对搞台.独的。 在台湾的政坛上，郭国基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议员，他因为在议会上敢说话，敢提不同意见，人送外号郭大炮。 傅斯年也是出了名的大炮，“弃世”听成“气死”后，于是就有了“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交火的说法。 郭国基基本上是活跃在台湾政坛，对傅斯年及其为人，应该了解的不是很多。做为台湾的本地人，郭国基应该是有维护台湾本地人利益的情结。至于他在质询傅斯年时提到的教学器材问题，是因为他听说那些教学器材是国际一个组织，赞助台大的，被傅斯年送给了教育部，便认定这里有什么交易。而其实那些教学器材本来就是教育部的，是寄放在台大的。 尽管郭国基在议会上对傅斯年的质询基本都是一些不实之词，但归根结底他是在履行议员的责任。傅斯年的病故，说到家是他自己的高血压病所致，但倒在被郭国基质询之后，也不能说与郭国基全无关系。 傅斯年去世后，从人们对傅斯年的悼念中，郭国基对傅斯年和傅斯年的为人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事后，他其实是很后悔的。 郭国基说：“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我念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 一语成谶，郭国基后来在竞选中，还真是死在议坛之上。 第96章 永远活着 1950年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 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者陆续涌至，尔后人越来越多，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在上千吊唁者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高级官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 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道路，慢慢行走。 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 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1973年撰写的回忆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罗家伦说过，“一个人死后，弄到这许多朋友们流泪，许多青年学生们，千百成群来痛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12月31日，亦即1950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大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的挽章，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章、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竟日致祭者达5000余人。 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幅，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其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的挽联是：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挽联：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 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蒋梦麟挽联： 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天才。 陈寅恪有诗悼念傅斯年： 不生不死最堪伤， 犹说扶馀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 霜红一枕已沧桑。 胡适为傅斯年写的悼念词，便是本书内容提要的那段话： “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为纪念傅斯年，台大实验植物园内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同时按中国传统，墓前立无字碑一座，设纪念亭，另有喷水池搭配，形成独特的景观。此处被称为“傅园”，墓亭定名“斯年堂”。 7000平方米的这片天地里，榕树遮天，龙柏苍劲，柳杉挺立。绿树掩映中。“傅园”，和“斯年堂”，与周围景致浑然一体，蔚为壮观。 兵工署特别捐赠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 后来，这座钟架设在行政大楼前的水池和椰林大道之间，起名为“傅钟”，因其于虚岁55岁去世，原本为敲五十五下，敲钟电子化后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是在提醒人们，人生，一定要给自己留下思考的时间。或许，这对于忙碌充斥的人们尤为重要，孔子不是提出过“吾日三省”吗？ “傅钟”已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个台大的同学都能说出八字校训及二十一响钟声的寓意。 谈到“傅钟”，有位台大学生说：“对台大师生而言，傅钟不只是报时的工具，更传承了傅校长对学子的叮咛。” 或许，对于台大和台大师生们，傅斯年从来就没有离开，他一直活在台大和台大师生们的心里。 因为，每逢上下课时间，“傅钟”悠扬那声音，便穿过静静的傅斯年墓园和长长的椰林大道，向外散发好远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