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的辉煌与变迁》 第1章 龙城风云:高祖起兵建唐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统治华夏长达289年（618年至907年），历经21位皇帝。这个伟大的帝国起源于隋朝末年的动荡局势之中。公元618年，高祖李渊在晋阳（今太原）起兵，同年称帝，定都长安（今西安），正式创建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改革措施，开创了“贞观之治”的黄金时代，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历代君主继续推行这些成功的政策，使得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唐高宗时期，因治理得当而被誉为“永徽之治”。 然而，在690年，历史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统治期间虽然争议颇多，但直到705年的神龙政变后，唐朝国号才得以恢复。 到了唐玄宗的时代，国家达到了鼎盛，迎来了着名的“开元盛世”。此时，全国人口增长至约八千万，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均达到空前的高度。不过，安史之乱（755-763年）打破了这份繁荣，中央政权逐渐式微，地方势力崛起，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宦官势力也开始膨胀，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 尽管如此，唐朝并未就此衰落，其间还出现了几次重要的复兴时期。例如，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政策重新巩固了皇权；唐武宗时期的“会昌中兴”则加强了对佛教等宗教的管理；而唐宣宗时期的“大中之治”更是展现了一位明君如何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再现辉煌。 唐朝的辉煌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地方军阀势力的崛起逐渐走向尽头。最终，在907年，朱温篡夺了皇位，标志着这个伟大王朝的终结。然而，唐朝的历史遗产却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成为了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与骄傲。 唐朝时期的疆域极为辽阔，与周边众多民族建立了友好关系。通过册封、联姻等形式，唐朝加强了与这些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地区间的和平与发展。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使得唐朝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帝国，吸引了来自四面八边的人们前来交流、贸易和学习。唐朝的文化异常繁荣，其开放性为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多样性。它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和制度传播至东亚诸国，如日本、南诏、新罗和渤海等国纷纷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到长安学习。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唐朝自身的文化内涵，也为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艺术领域，唐朝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唐诗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以其卓越的作品名垂青史；书法、绘画和音乐同样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形式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风貌，也成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窗口。 经济上，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得到了长足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长安作为当时的首都更是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影响力远播海外，以至于后来海外华人常被称为“唐人”，这不仅是对唐朝辉煌历史的纪念，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 总之，唐朝不仅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时代，而且其开放性和包容精神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影响跨越时空，至今仍然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中，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唐朝皇族陇西李氏声称自己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而官方史书《旧唐书》和《新唐书》更将他们的血统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哲学家老子（李耳）。不过，李氏家族真正崛起的关键人物是南北朝末年的李虎。 李虎在北方的动荡局势中成为北魏权臣宇文泰的重要盟友，位列“八柱国”之一，奠定了李氏家族的政治基础。李虎去世后，他的儿子李昞继续在西魏和北周担任要职，并曾被赐予胡姓大野氏。直到北周末年，随着杨坚建立隋朝，李氏才恢复了原来的姓氏。李昞的儿子李渊最终在618年建立了唐朝，标志着李氏家族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李渊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了唐国公，并与宇文泰的外孙女窦氏结婚，后来被称为太穆皇后。李渊深得隋文帝杨坚及其妻子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的赏识和支持。隋炀帝杨广即位后，隋朝的情况逐渐恶化。他的统治期间，国家资源被大量消耗，尤其是三次对高句丽的远征失败，成为了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军事行动加上其他一些失误的政策，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动荡和广泛的民众反抗。面对混乱局面，隋朝的统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也为新的历史篇章拉开了序幕。 公元616年，李渊受命出任太原留守，肩负起守护这一战略要地的重任。但隋炀帝对这位才干出众的将领并未完全放心，他暗中派遣了王威与高君雅两位官员，名义上是去辅佐，实际上则是监视李渊的一举一动。面对日益衰败的隋朝和摇摇欲坠的江山，李渊深知这个王朝的覆灭已经成定局，而自己肩负着家族未来的重担。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在他的心中悄然萌生。 617年夏季，李渊果决地处理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王威和高君雅，消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障碍。这一行动为他后续的起义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他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行动力。随后，李渊正式宣布起兵，从此揭开了反对隋朝统治的序幕，这一举动，也是向天下表明他意图建立新王朝秩序的决心。 消息传开后，不少英雄豪杰纷纷响应，表示支持和追随李渊。之后，他带领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和众多将领挥师南下，一路进展顺利，直奔关中而去。面对这股汹涌的潮流，即使是屈突通的精锐守备部队也无力抵挡，隋都大兴城很快便被攻破。占领了大兴城之后，李渊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选择拥立隋宗室杨侑为帝，他自任大丞相，并加封本人为唐王。 这一明智之举不仅稳定了当时动荡的局势，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与尊重。通过尊奉隋室正统，李渊不仅巧妙地缓解了可能引发的反抗情绪，顺势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展现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他的这一决策很快平息了内部的不安定因素，更是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加入。 而远在扬州的隋炀帝，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家局势，选择了逃避现实。他不愿意回到那个充满敌意的关中地区。最终在江都发生的一场政变中，不幸被叛军所害。 这一事件，也成为了李渊登基的契机。 公元618年5月，李渊迫使隋恭帝杨侑让位，正式宣告了唐朝的建立。他自己则登基成为了大唐朝的第一位皇帝，即唐高祖。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朝代的开启，更象征着中国历史步入了一个充满辉煌与变革的新纪元。新王朝成立之后，高祖李渊将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并定为唐朝的首都。同时，李渊封他的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以此建立起了稳固的皇权结构。 不过，这仅仅是高祖宏大蓝图的开端，李渊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为了确保东方边境的安全，李渊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策略。面对当时活跃于中原地区的各路割据势力，李渊一方面积极招揽人才，另一方面也通过联姻、招降等方式逐步稳固周边局势。比如，对于愿意归附的力量，李渊给予了适当的封赏和职位，以此来增强自身的统治基础和边疆的安全。 尽管李密最初并未直接成为唐朝的盟友，但他在对抗其他敌对势力时的失败，间接削弱了对唐朝东部边疆构成威胁的力量。李密在与王世充交战失利后，曾短暂投靠李渊，但最终未能长期合作。即便如此，李渊还是通过一系列策略逐渐巩固了东部边疆的安全。这些举措不仅有效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困境，还使李密成为了牵制其他反隋势力的关键角色，为新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李渊的行动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长远规划和作为新朝代创始人的强大领导能力。此外，李密的存在客观上分散了其他割据势力的注意力，使得李渊能够集中力量应对更为紧迫的挑战。 占领了关中之后，高祖李渊很快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西北地区。在他看来，金城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对唐王朝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威胁。于是便委任最信任和有能力的儿子李世民来负责这个重要的任务。而他自己则专注于稳固后方的统治基础。 从跟随父亲李渊起兵反隋开始，李世民就展现出了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他在维护国内稳定和解决地方问题上的出色表现，为新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这一挑战，李世民不负众望，迅速平定了西北地区，并成功将金城纳入唐朝版图。此举不仅彰显了新王朝的强大实力与坚定决心，也体现了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 为了进一步巩固西部边境的安全与稳定，高祖李渊派遣了经验丰富的安兴贵和安修仁两位使者前往武威。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和巧妙运用智谋，二人最终成功捕获了割据一方的李轨。此举不仅清除了西部边疆的一个重大威胁，也显着增强了唐朝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力，为新王朝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 公元620年，刘武周偕同宋金刚领军进犯河东地区（现今的山西省），企图切断唐朝与其东部疆域之间的联络线。面对此等严重威胁，秦王李世民再度披坚执锐，亲临前线。在这场战役中，他展现了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迅速组织有效的防御和反击，最终成功击溃了入侵之敌，确保了唐朝核心区域的安全与稳定。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洛阳的郑帝王世充与河北的夏帝窦建德宣布结成联盟，意图联起手对抗迅速崛起的唐朝势力。两大强权的联合不仅使当时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也给唐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唐高祖李渊深知此次结盟的重大意义——这不仅是对大唐实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更直接关系到新王朝未来的命运。 到了622年，李世民率领着一支精锐部队迎战郑帝与夏帝的联军。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李世民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无畏的领袖风范，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战术用运灵活多变，带领着军队屡建奇功。经过一系列激烈而艰苦的战斗后，李世民最终彻底击溃了联军。夏帝窦建德被俘虏，郑帝王世充也迫于压力最终选择投降。这场大战不仅平定了河北地区，还大大削弱了反对势力的力量，也为大唐帝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斗争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夏帝窦建德的残余势力在其领袖刘黑闼的带领下试图卷土重来，再次点燃了战火。面对这一新的挑战，太子李建成亲自率军出击，并成功击败了刘黑闼，彻底平定了河北地区。这次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河北的统治，也进一步稳定了王朝的北方边界。通过这场战役，李建成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并为大唐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河北的最终平定，也标志着唐朝在实现全国统一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南方的局势同样充满了变数。公元623年，辅公祏在丹阳举起反抗的大旗，带领杜伏威旧部发动起义，意图挑战新建立的唐朝统治。这些心怀不满的叛军带着对往昔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重新点燃了反唐的火焰。但面对唐朝迅速而有力的反击，辅公祏的起义军很快便显得力不从心。尽管他们满怀壮志，但唐军的高效组织和强大战斗力使得这场起义难以持久。不久之后，辅公祏的军队被彻底击溃，他本人也被捕并处决。随着辅公祏的失败，江南地区重归宁静，唐朝在此区域的统治得以稳固。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唐朝应对内部叛乱的能力，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 与此同时，在两湖一带，梁帝萧铣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折点。公元621年，唐大将李靖在江陵之战中大显神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萧铣虽奋力抵抗，但最终难逃败局，只得被迫向唐军投降，这也标志着梁朝的终结。 随着南方局势的变化，岭南地区的冯盎审时度势，明智地选择了归顺唐朝，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而在虔州，林士弘因病去世，他的离开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仅标志着中国本土彻底归入了唐朝的版图，也为王朝统一全国、实现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祖深刻认识到，武力虽能带来一时的胜利，但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建立稳固而高效的制度。为此，他汲取了隋文帝时期的成功经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改进与创新，设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制。在法律方面，李渊对律令格式进行了全面修订，确保其更加严谨合理，从而增强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可操作性。这些改革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行政效率，也为社会提供了更为稳定和公平的法治环境。高祖的这一系列制度建设，也确保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另外，李渊还推出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这些政策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让民众可以安居乐业。与此同时，他还重建了府兵制，这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也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安全保障。这些改革措施，也为唐朝的官职系统、法律制度、军队编制、土地分配，以及税收劳役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高祖的这一系列战略布局和深入彻底的制度改革，不仅实现了天下的统一，还大大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率和秩序，王朝到处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段时期内，唐朝军事实力强大，国家治理上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效能与和谐。文化繁荣、经济兴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辉煌时代——“大唐盛世”的到来。 第2章 贞观之治:唐太宗的辉煌时代 唐朝的建立，离不开李渊长子李建成的贡献，但次子李世民的功绩尤为卓着。众多历史学者一致认为，李渊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略和杰出的领导能力。 在隋末乱世中，李世民以其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屡立奇功，逐渐成为唐军中最耀眼的将领。他的胜利不仅巩固了新兴的唐朝政权，也极大地提升了其个人声望。随着战功赫赫，李世民的名字传遍四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 然而，正是这种不断攀升的声望和影响力，使得他与长兄李建成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两人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继承权的竞争，而李世民的崛起更是加剧了这种潜在的对立。随着时间推移，兄弟间的矛盾逐渐升级，为后来的历史事件埋下了伏笔。 李世民在建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可忽视，他的才能和成就不仅帮助父亲李渊建立了大唐王朝，也为后续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也因此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这段历史成为了唐朝初期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 而在这个过程中，高祖李渊的态度颇显踯躅，并且对李世民有了一定的疑忌，他的这种态度愈使两皇子间的权力争斗趋烈。最终兄弟之间的争斗在武德九年（626 年）六月四日达到了巅峰，当日，李世民于长安城的玄武门设下埋伏，发动了一场针对李建成及其盟友齐王李元吉的政变。这次事件后，李世民迅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高祖李渊被迫立其为太子。两个月后的八月九日，李渊正式禅让帝位，退居幕后当了太上皇，而李世民则顺利的登上了帝位，即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以其开明的思想和深远的政治智慧着称。即位之后，李世民积极与大臣们探讨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鉴于隋朝灭亡的教训，唐太宗深刻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重要性，所以很重视改善民生，并致力于吏治改革，选拔贤能之人担任要职，做到知人善用、虚怀纳谏。 太宗皇帝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并虚心接受批评与建议。在他的统治下，朝廷营造了一个较为开放和包容的政治环境，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促进思想的自由交流。他麾下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其中包括了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着名文臣，以及尉迟敬德、李靖等卓越的武将。这些贤才不仅以其非凡的智慧和能力为唐朝初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是在各自的领域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魏徵以敢于直言着称，成为了唐太宗的一面“镜子”，帮他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错误；房玄龄则以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闻名，是唐太宗最为信赖的助手之一；而李靖和尉迟敬德等人，则在军事上屡建奇功，为唐朝的稳定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些贤才们的贡献，不仅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使得贞观年间出现了着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这一时期的优秀人才汇聚一堂，共同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正是由于太宗李世民能够识人善任，广纳贤才，才使得这些精英们得以各展所长，共同推动了唐朝的繁荣与发展。 在他的治理下，贞观年间，唐朝迎来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稳定、军事强盛的时代，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贞观时期，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据《资治通鉴》中记载，在贞观四年，一斗米仅需要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有二十九人。太宗的政绩总结《贞观政要》，更是成为了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宝典，后世君主皆以其为楷模。 在这个时期，太宗推行了一系列明智的改革，帮助经济复苏和社会更加和谐。他非常重视教育，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愿意听取各种建议，并确保法律公平执行。为了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太宗皇帝设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机制，并详细记录每一位官员的表现，以此作为升迁或惩罚的重要依据。这一制度，不仅激励了官员们积极的履行职责，也确保了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和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通过这种方式，太宗皇帝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还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在政策上，唐太宗推行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策略，提倡节俭，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同时推动文化教育的复兴和完善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在内政上，太宗实施了几项重要的改革，这些措施不仅让国家变得更加繁荣稳定，也为后人树立了好榜样。他推行的均田制，旨在恢复和发展农业。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把无人认领或荒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并以家庭为单位，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土地。这一做法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夯实了社会经济的基础。 其次，太宗帝还引入了租庸调制。这是一种赋税制度，规定农民需要向国家缴纳粮食（租）、提供劳役（庸）或服务（调）。这个制度通过合理的安排资源，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从而实现了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双赢。 第三项重大改革是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中央政府进行了重组，并且形成了三个主要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还有六个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种设置大大的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分散了朝廷官员的权力，防止个别官员专权，增强了朝政运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最后是进一步完善了从隋朝就开始的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员，打破了贵族世袭官职的传统，让有能力的人不管出身如何，都有机会进入政府任职。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官员的整体素质，还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激发了人们的上进心和创造力。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英明的君主，更是一位深切关心百姓疾苦的仁君。他经常派遣官员到地方视察民情，深入了解民众的实际需求与困难，并依据反馈迅速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确保政策能够切实惠及百姓。在这一时期，唐朝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一切得益于唐太宗非凡的领导力和出色的治国才能。作为一位杰出的君主，太宗李世民不仅营造了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还通过一系列开明政策和改革措施，激发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对外关系方面，唐太宗成功地平定了东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等周边势力，并对高丽（即高句丽）和吐蕃采取了有效的军事行动。他对少数民族持平等尊重的态度，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就此实现了“胡越一家”的和谐局面，赢得了四方诸国的尊敬，并被尊称为“天可汗”。 在对外政策方面，太宗皇帝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他采取了积极防御与以战止战相结合的策略，通过灵活巧妙的运用羁縻政策和适时的军事行动，有效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与和平。和高祖一样，他也深知仅仅依靠武力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因此积极的推动羁縻政策，通过设立羁縻州府，赋予周边民族一定的自治权，既尊重了地方特色和传统，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同时，对于那些威胁边境安全的力量，太宗果断的采取了军事行动，从而展现了中央朝廷强大的威慑力，更是确保了国家的安全与尊严。 隋末唐初之际，北方的东突厥汗国势力很强大，屡次南下侵扰，并干涉中原诸势力之间的纷争。唐朝初建，百废待兴，国家亟需稳定与和平。626年，东突厥突然发兵偷袭，率军直抵距长安不远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这一举动直接威胁到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政权。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太宗毫不畏惧，他深知这场对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于是，唐太宗亲自率领高士廉、房玄龄等一众文臣武将，站在渭水河畔。身穿金甲的他显得格外坚定，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决心。 那一刻，阳光洒落在身披金甲，周身散发着威严气息的帝王身上，仿佛一位从天而降的战神。面对突厥军队，太宗的眼神坚定沉着。他的身后是排列整齐、士气高昂的王朝精锐之师，他们手中的武器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准备随时为国家和皇帝而战。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太宗李世民的声音如雷鸣般响彻渭水河畔：“突厥蛮夷，尔等竟敢侵犯我大唐疆土！今日我李世民在此，定要让你们知道我大唐的厉害！” 接着，他又以平和但充满力量的语气补充说道：“突厥可汗，你我今日在此对峙，并非为了厮杀，而是为了和平。我大唐愿与你等和睦相处，但也绝不惧怕战争！” 突厥可汗听后，心中暗自思忖：这唐太宗李世民果然名不虚传，如此的气势，的确令人敬畏。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太宗下令己方军队擂起震天动地的战鼓，突厥军队顿时有些慌乱。太宗皇帝趁机提出了条件： “突厥可汗，你若此刻退兵，我大唐可以既往不咎。否则，我大唐的铁骑定会踏平你的营帐！” 突厥可汗被唐朝皇帝的这股气势震慑，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最终决定了休战，并与唐太宗订立了着名的渭水之盟。这以后，太宗皇帝又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外交策略，包括挑拨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之间的关系，以及突厥与周边各部的关系。这些举措最终导致了东突厥内部的彻底分裂。 627年，东突厥的藩属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各部因为不满颉利可汗的政令及改革，纷纷离去，并改立了薛延陀部为可汗，而突利可汗则选择投降了唐王朝。628年，朔方梁洛仁斩了盘踞在夏州的梁师都，也归降了唐王朝。就此，东突厥遭遇内部分裂和自然灾害，实力大减。 629年，李靖率领骑兵奇袭东突厥，一举攻灭其主力，次年北方各族皆至长安进贡，尊称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635年，李靖又攻占了吐谷浑；657年，苏定方西征攻下了西突厥汗国；641年，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通婚，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唐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通过这些行动，太宗李世民不仅成功解决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还大大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也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朝的繁荣与昌盛，吸引着众多国家前来朝贡，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使得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这种智慧与力量并重的外交策略，不仅成功安抚了四方，也大大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 然而，在唐太宗统治后期，他也逐渐表现出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劳役征发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储君问题上，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长子李承乾虽然被立为太子，但四子李泰深受宠爱，两者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最终，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承乾因涉嫌谋反而被废黜，李泰也一同被废，唐太宗选择了性格更为温和的晋王李治作为继承人，以期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贞观二十三年，随着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的离世，仿佛整个唐朝都被一层淡淡的哀愁所笼罩。这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伟大帝王，不仅为唐朝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以其开明的统治、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政治智慧，赢得了后世无数的赞誉与敬仰。 第3章 高宗时期:盛世下的暗流与变革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下，唐王朝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他的治国方略和实践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显着成效，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树立了一个理想的治国典范。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太宗晚年对四子魏王李泰的偏爱逐渐显现，这引发了太子李承乾与李泰之间激烈的储位争夺战，使得朝政局势变得动荡不安。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密谋起兵逼宫，企图通过武力解决这场争端，但不幸的是，这一计划最终败露，导致他被废黜。 面对储君之位的真空，太宗最初倾向于立魏王李泰为太子。然而，李泰曾直言不讳地表示，若自己登基，将会除掉自己的儿子而传位给晋王李治，以此威胁其弟。这一言论传到了李治耳中，后者遂将此事禀报给父皇。与此同时，废太子李承乾也承认，自己之所以谋反，实因担忧李泰觊觎太子之位。 面对诸子之间的激烈争斗，唐太宗深感痛心与无奈，决定重新审视储君人选。他带着晋王李治来到两仪殿，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重臣面前，太宗情绪激愤，甚至一度欲拔剑自刎以表达内心的痛苦。长孙无忌等人急忙上前劝阻，并谏言立晋王李治为储君，认为这是稳定朝局的最佳选择。 经过深思熟虑，唐太宗最终采纳了众臣的意见，正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此举不仅平息了宫廷内部的纷争，也为唐朝未来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唐太宗作为一位父亲的复杂情感，更展示了他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确保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正式下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经常带李治上朝，让他观看自己处理政务，有时还让他参与议事，并多次称赞他的才能。这样，唐太宗确保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同时也培养了儿子的治国能力。李治深感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重大，他虽然不像兄长那样锋芒毕露，但内心也充满了激情壮志，想要成为像父皇一样的贤明君主。每日，李治都非常虔诚地跟随父皇学习治国之道，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李治以谦逊和勤奋的态度，认真学习父皇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力求在未来能够继承并发扬贞观之治的辉煌。于是，在他不懈的努力下，逐渐赢得了朝臣和百姓们的信任与支持。他的稳重和责任感，也成为了朝野上下对他寄予厚望的基础。然而，朝堂之上暗流涌动。一些老臣见新太子李治性格温和，便企图借此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尽管年轻，李治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和智慧。他表面上像似对这一切懵懂无知，但实则却是在暗中精心布局谋划，悄然培养自己的心腹力量。 有一天早朝，一位大臣提议削减对边疆的物资支持，以此充实国库。面对这一建议，李治挺身而出，言辞恳切地阐述了边疆稳定对于国家安全和繁荣的重要性。他的讲解条理清晰、并情真意切地指出，边疆的安全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任何削弱边防的行为都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 太宗皇帝满意地看着儿子的表现，对他的成熟与睿智赞赏有加。这次应对不仅展现了太子李治的政治智慧，也赢得了朝臣们的尊重与信任。他的坚定立场和深思熟虑的见解，使他这个新太子在朝堂上初步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更为将来顺利地掌握大权奠定了基础。时光匆匆，太子李治在太宗皇帝的悉心教导下逐渐成长为了一位成熟且稳重的储君。他以谦逊和勤奋的态度，不断学习治国之道，力求在未来能够继承并发扬贞观之治的辉煌。 而这时的武媚娘还只是后宫中一位微不足道的才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亲眼目睹了太子李治在朝堂上的英姿，不禁暗自倾慕。那一刻，武媚娘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太子不仅肩负着国家的命运，也将影响无数人的未来，包括她自己。不过当时的她绝没有料到，自己日后竟会成为改写大唐命运的关键人物。此时此刻，一切都在平静的表象下悄然酝酿。武媚娘凭借自己的智慧、魅力和对政治的敏感，在后宫中逐渐崭露头角。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皇帝计划讨伐高句丽，命令李治留守定州。当发兵日期基本确定后，李治显得非常忧虑，整天哭泣，并请求通过快马传递他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以及边境的报告，唐太宗都同意了。这便是用快马奏事的开始。 后来，当太宗皇帝的大军胜利归来时，李治非常关心父亲的健康。据传，当时唐太宗身上长了一个严重的毒疮，李治亲自为他处理伤口，甚至用嘴吸出脓液。他还扶着父亲的车辇，连续多日步行跟随，展现了对父亲深深的孝心和关怀。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去世。临终前，他特别向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托付后事，强调太子李治仁孝，并嘱咐二人要好好的辅佐新君。还安慰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在，你即位后就不用担忧了。” 随着太宗皇帝的驾崩，五天后，太子李治回到京城。六月一日，22岁的李治正式登基为帝，成为高宗。六月十日，刚即位的高宗任命舅父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与褚遂良共同辅政。李治对两人非常尊敬，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因此在他统治初期，国家安定繁荣，呈现出类似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 七月三日，有关部门提议更改一些官职名称以避讳新皇帝的名字，但高宗认为先帝“世民”二字未被避讳，起初不同意。相关部门解释说，按照礼制，先帝两个名字不必全部避讳，而高宗单名则应严格避讳。最终，唐高宗接受了这个意见。 新皇登基带来了朝堂上下一片新气象。高宗李治虽然年轻，却是一位充满雄心壮志的皇帝。即位之初，便广纳贤才，将李积、苏定方、薛仁贵等英勇无畏的将领招致麾下，让他们在边疆战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这些将领不仅为大唐王朝赢得了无数荣耀，还为国家的安全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同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贤臣如智囊团般辅佐新皇，为国家治理出谋划策。他们推行均田制，确保土地分配公平，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通过这些政策，李治不仅巩固了内政，也为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八月，河东发生地震，高宗派遣使者前往慰问灾民，并免除当地三年赋税。 同月，他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积为尚书左仆射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十八日，太宗被安葬在昭陵。九月十二日，高宗加封鄜州刺史、荆王李元景为司徒，前任安州都督、吴王李恪为司空兼梁州刺史。二十四日，追赠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尉，申国公高士廉为司徒，蒋国公屈突通为左仆射，并允许他们在太宗庙庭陪祭。 这段时期，唐朝在新皇的领导下继续保持着稳定和发展。但高宗在位初期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内政上的挑战，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北方的突厥部落依旧虎视眈眈，西方的领土扩张亟待巩固。高宗并未被这些困难所吓倒，相反，他充分利用父亲李世民留下的强大军队和稳固的政治基础，去积极应对朝堂内外的挑战。 面对北方的威胁，高宗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最终使唐朝的边境逐渐稳定了下来。特别是对西突厥的胜利，不仅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至中亚地区，也彰显了其不凡的军事实力和战略眼光。在东方，他与新罗结盟，共同对抗东北的强敌——高句丽和百济。白江口之战成为了东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唐军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这场战役不仅彰显了唐朝的军事实力，也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铺平了道路，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东亚的霸权地位。通过这些辉煌的军事成就，高宗不仅证明了自己的领导能力，也为大唐的繁荣昌盛开辟了新的篇章。就此，李治以其智慧和勇气，成功地应对了内外挑战，巩固了唐朝的国基。 高宗深谙父皇的治国理念，继承并发扬了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励精图治，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唐朝的辉煌。在他的治理下，这时期充满改革与创新的风气。高宗继续推行太宗时期的各项政策，并积极应对新的挑战，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这些努力稳定了政权，也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繁荣与稳定。与此同时，高宗在外交、内政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确保了国家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安宁。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唐高宗依然带领着唐朝走向一个新的盛世，从而也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位合格继承者的实力。这段过渡时期不仅是对唐高宗个人能力的考验，也是唐朝从一个辉煌时代迈向另一个辉煌时代的转折点。 然而，在其父李世民离世不久，高宗李治就把父亲的才人迎回了宫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成为了高宗身边不可或缺的存在。她的地位也愈发稳固，到后来与高宗李治并称“二圣”，共同执掌国政。 登基之初，武则天便已深得高宗的宠信。有一天，高宗因头疼病发作，无法处理诸多朝政事务，便唤来武则天商量。她莲步轻移，眼神中透着聪慧狡黠，轻声细语几句却句句切中要害，提出的几条建议令李治大为赞赏。从此，高宗愈发的倚重武则天了。虽然朝中大臣颇有微词，但高宗仿若不闻。武则天便趁机在朝堂上培养自己的心腹势力。武则天深知李治的性情，常伴君侧之时，既能温柔似水，解其烦忧；又表现的果敢睿智，与之共商国事。于是，唐高宗渐渐习惯了大事小事都要与她商议的习惯。 遗憾的是，高宗李治的身体每况愈下。武则天一面细心照顾着丈夫，一面不动声色地握紧权柄。高宗有时清醒过来，望着身边的武则天，心中充满了矛盾。他怎能不知道她的野心?但又割舍不下对她的那份感情，以及这么多年来与她共同理政的依赖。 最终，高宗在纠结与无奈中英年早逝，而武则天离那至高无上的皇位又近了一步。 唐高宗李治离去后，唐朝的历史仿若陷入了一场风暴。太子李显登基，号唐中宗。但随着唐中宗与武则天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宫廷的宁静瞬间被击碎。在两股势力持续较劲之际，武则天当机立断，率先发难，废黜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改立其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此举不仅昭示着唐朝历史的新转折，也暗示着武则天即将迈向权力的巅峰。 唐高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改革和决策，这些举措对唐朝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贞观二十三年，高宗李治即位之初，皇权实则为其舅父长孙无忌所掌握。面对关陇贵族对朝政的把控，李治内心渐生不满，遂暗中筹谋夺回权力。不久，他便觅得关键盟友，即日后的武则天。那时，身为太宗才人的武媚娘，于太宗驾崩后被迫入感业寺为尼。李治借由某些手段将其重新迎回宫廷，成为他的重要助力。 为削弱关陇世家的权势，李治与武媚娘决意先从宫廷内部入手，提议废黜当时的皇后王氏，而立武媚娘为后。此议引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堂保守派大臣们的强烈抵制。这使高宗深知，必须采取更为果敢的行动。故而在随后的数年里，二人齐心协力，在朝廷中构建起全新的政治联盟，逐步消解了旧势力的影响。 至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高宗已然能够掌控朝堂局势，终成功废黜王皇后，且将包括长孙无忌在内的诸多老臣或罢黜或流放。此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昭示着高宗已然完全掌控了皇权，更为其推行新政扫除了障碍。通过这般努力，高宗得以实行自己的治国理念，巩固了中央集权，也为唐朝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虽然高宗即位之初，处于其父李世民的耀眼光芒笼罩之下，略显黯淡，但凭借自身的智慧与谋略，逐步收回皇权，更借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他的贡献也不可忽视。 第4章 永徽之治:盛世的延续与挑战 年轻的高宗继承了父亲唐太宗留下的庞大帝国，深知责任重大。为了昭示新时期的开始，李治宣布改元为“永徽”，寓意着永恒的光辉，表达了他希望带领大唐走向持续繁荣的决心。“永徽”这个年号不仅承载着他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也体现了新帝对未来的期望与承诺。尽管告别了太宗李世民的时代，但在高宗的领导下，大唐帝国依然稳步向前。这一时期既是对过去成就的延续，也是对未来繁荣的期许，展现了大唐不断前进的生命力。高宗即位之初，由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同辅政，李治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使得“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永徽年间（650-655年）也是高宗统治的早期，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不仅因为社会的安定、政治清明，更因为经济繁荣和文化的蓬勃发展。在施政方面，高宗展现出了对民生的关注。即位之初，他积极听取地方官员的意见，关注民间疾苦，并采取措施禁止京官及外地官员进献猎鹰和马匹等奢侈品，提倡简朴。他遵循太宗时期的法令制度，使得国家在永徽年间呈现出边疆安定、百姓富足的局面，这段时期被赞誉为“永徽之治”，其治理风格继承了贞观之治的优良传统。 在唐太宗和高宗的治理下，唐朝的人口从隋末唐初的动荡中逐渐恢复并增长。据记载，到了652年（永徽三年），全国户数已增至380万户，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段描述经过修改润色，旨在提供一个更加流畅和完整的叙述。 高宗登基之初，展现了一位贤明君主的风范，他积极推行仁政。为了更好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各地官员的治理情况，高宗特意召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朝集使，并诚恳地对他们说：“朕初临大宝，深知治国理政之重。若国家政策有对百姓造成不便之处，你们务必直言不讳，若有未能详尽表达的问题，也应再次上书启奏。”随后他每日邀请十位刺史进入宫中，亲自倾听他们关于民间实际情况的汇报以及地方治理的经验与挑战。 此外，高宗还颁布诏令，禁止京官及地方州府向宫廷进献鹰隼、犬马等奢侈品，以示节俭和关注民生的决心。高宗及其臣子们遵循贞观年间的法令制度进行治理，使得永徽年间呈现出一片繁荣安定的景象：边境安宁，人民富足安康，社会风貌承袭了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期，百姓生活稳定，农业丰收连连，商业活动异常活跃，城市里市场热闹非凡，商铺林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和平稳定的环境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文人们留下了大量动人的作品；绘画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画家们细腻地描绘了自然美景和生活百态；音乐成为了宫廷与民间共赏的艺术形式，出现了不少杰出的音乐家和作品。这些文化成就不仅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650年，即永徽元年的正月六日，唐高宗将他的正妻王氏册立为皇后。紧接着在第七日，他封自己的长子李忠为陈王，并任命他为雍州牧。到了九月，唐将高侃成功捕获了突厥的车鼻可汗，随后唐高宗设立了单于和瀚海两个都护府来管理新征服的地区。 651年，也就是永徽二年的正月，西突厥的贺鲁自封为沙钵略可汗。同年七月，沙钵略可汗率领军队入侵了庭州，对此，唐高宗派梁建方领军进行反击。 653年，永徽四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谋反事件。房遗爱、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薛万彻和柴令武等人密谋拥立荆州王李元景为帝，但计划败露了。结果，在二月三日，房遗爱、薛万彻和柴令武被处决；李元景及两位公主被迫自尽。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被流放到辒州服役，侍中宇文节则被发配到桂州充军。此外，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和蜀王李愔等皇室成员因得罪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有的被处决，有的被贬谪。这次事件后，对唐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主要势力基本都被清除。高宗通过处理房遗爱等人谋反案件，有效地削弱了宗室和勋贵中的反对力量，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皇位。 到了655年（永徽六年），高宗在大臣李积与许敬宗的支持下，废黜了出身士族的皇后王氏，改立武则天为后。这一举措不仅是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也象征着对传统士族政治优势的挑战，进而削弱了这些家族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在维持国内繁荣的同时，唐高宗也十分关注边疆的安全。特别是西北方向的西突厥，其势力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威胁着西域各国和丝绸之路的安全。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路线，不仅是物资交流的大动脉，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但现在却因为西突厥的存在而变得危险重重。 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高宗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因此，在显庆二年（657年），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在边疆展开。这次军事行动旨在对抗西突厥的威胁，保护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这场战役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为了保障东西方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高宗亲自点将，并任命大将苏定方为统帅，率领着精锐部队，兵分两路向西突厥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阴山之战，苏定方犹如战神附体，唐军势如破竹，首战告捷，让西突厥的军队闻风丧胆。紧接着，金牙山再传来捷报，苏定方的军队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流，席卷而来，将西突厥的防线冲得七零八落。 最后，伊丽水（今伊犁河）这场决战，成为了整个战役的高潮。在伊丽水畔，双方的军队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刀光剑影交错，喊杀声震耳欲聋。高宗李治亲自坐镇后方，仿佛是在告诉前方的将士们： “为了大唐的荣耀，为了丝绸之路的安宁，这一战必须打赢！” 最终，苏定方的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彻底的粉碎了西突厥的抵抗。战场上，西突厥军队节节败退，失去了最后的斗志。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在惨败后，如同丧家之犬，企图逃往石国寻求庇护。然而，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副将萧嗣业如影随形，紧紧追踪着阿史那贺鲁的脚步，在这场追逐战中展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无论是崇山峻岭还是广袤无垠的沙漠，都无法阻挡萧嗣业的决心。经过一系列紧张激烈的追捕，他在一处偏远角落终将阿史那贺鲁擒获。这一胜利不仅标志着西突厥势力的彻底覆灭，也为唐朝边境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稳定，彰显了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边疆政策。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境，更为中西文化的交流铺平了道路。 随着西突厥势力的减弱，唐高宗下令设立了蒙池和昆陵两个都护府。这两个都护府成为了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节点。它们不仅维护了当地的秩序，还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贸易，从此，丝绸之路再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中西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仿佛无数奔腾不息的河流，汇聚成一片繁荣昌盛的图景。商队驮着精美的丝绸、精致的瓷器和芬芳的茶叶，穿越浩瀚沙漠，不仅带来了远方的新奇商品，也传递了最新的消息与文化。 与此同时，学者与僧侣们沿着这条古老的商路前行，传播知识与信仰，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深刻对话与交流。这段时期，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的动脉，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它连接起了东西方世界，让遥远的国度得以相互了解、共同进步。通过这条道路，不仅物资得到了流通，更宝贵的是，思想与技术也在不断的交融，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物质交换上，更在于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音乐、艺术、科学乃至哲学思想，都在这条跨越千里的道路上得以交融与发展。蒙池和昆陵都护府的存在，不仅象征着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也标志着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新时代的到来。通过这些努力，高宗皇帝不仅确保了边疆的安全，还为大唐帝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誉，使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到了显庆二年（657年），高宗宣布了洛阳为东都，并采取了移都就食的策略以应对粮食供应的问题。随着辅政大臣们的相继离世，高宗愈发倾向于独断专行，对谏议持排斥态度，这使得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言辞谨慎、不敢逆其意直言进谏的氛围，导致忠诚贤能的大臣们被迫沉默或被边缘化，而那些善于逢迎之人却得以晋升。 这种情形被历史评论为“前贤而后愚”。此外，高宗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工程，增加了百姓的劳役负担，造成了民众普遍的不满与怨声载道，史书描述当时的情景为“万姓厌役，呼嗟满道”，反映出人民对于繁重徭役的深切不满和失望情绪。 自显庆五年（660年）起，唐高宗频繁遭受头晕目眩之苦，健康状况影响了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因此，他逐渐让武皇后参与到国家政事的管理中来。在高宗驾崩之后，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继续执掌朝政，她在唐中宗与唐睿宗时期临朝称制，实际上掌控着朝廷的大权。 至665年（麟德二年）十月，高宗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此活动不仅是一场盛大的宗教仪式，更是一次国际性的展示，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多个周边国家的使节和酋长参与其中，彰显了唐朝当时的强盛与繁荣。 在唐朝历史中，唐高宗李治的统治时期标志着皇权对士族势力的一次重要打击，并且也是唐代文治武功的一个繁荣阶段。高宗在位期间，先后灭了西突厥(657年)、百济(660年)和高句丽(668年)，使唐朝版图达到了最大化。但自咸亨元年(670年)以来，安西四镇、吐谷浑等地区相继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图逐渐衰退；同时兵败新罗，丢失了朝鲜半岛；再加上他听信谗言处决了归降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最终导致了东突厥叛唐独立，建立了后突厥汗国，并且每年都来侵犯唐朝边境。 “永徽之治”体现了唐高宗李治治理国家的能力，同时也展示了唐朝所拥有的潜力和创造力。这一时期的辉煌，证明了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所能达到的高度。 第5章 武周代唐:武则天的时代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武则天的故事尤其引人瞩目。公元690年，当她成功平息了徐敬业的叛乱后，武则天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废黜自己的儿子唐睿宗，亲自登上了皇位，并改国号为“周”，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武周”。这个时刻不仅标志着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称帝的女性，也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成为皇帝之后，武则天将洛阳选定为新的首都，赋予它“神都”的尊贵称号。她封睿宗为皇嗣，以确保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在她的治理下，洛阳迅速崛起，成为政治、文化与艺术的璀璨中心，闪耀于东方大地。 作为一位英明的统治者，武则天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施政方针，共十二条。这些政策旨在鼓励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开支，停止无谓的战争，提拔那些有才能却出身低微的官员，并且开放言路，接纳各方意见。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国家经济得到了显着的发展，人口登记册上的家庭数量从约380万户激增至650万户，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武则天在称“天后”时，即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劝农桑，薄赋役”的政策建议。为确保这一方针的落实，朝廷将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州县官员若能有效开垦田地、使百姓家中有余粮，则会受到奖赏；反之，如因苛政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则会受到惩罚。 掌权后，武则天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延揽农学家编撰《兆人本业记》，并将此书颁发至各州县，作为地方官员指导农业生产的参考。面对均田制开始瓦解和民户逃亡现象增多的情况，她采取了较为宽容的土地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社会稳定。 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取得了显着进步。根据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户口数从380万户增加到了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0.721%，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反映了当时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通过轻徭薄赋与鼓励生产的措施，武则天不仅稳固了政权基础，还为唐朝后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农业政策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 武则天以其驾驭臣子的能力着称，她鼓励人才自荐，并通过殿试和武举等方式选拔和快速晋升官吏，尽管有时会出现人员过多或晋升过快的问题，但对不称职的官员也会立即进行降职处理。她慧眼识才，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官员，如唐休璟、狄仁杰等人，这些官员多为非士族出身，这有助于扩大统治阶层的基础并削弱士族的影响力，从而加强了政权的稳固性。 在武则天的大力支持下，这些杰出人才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共同打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智慧的朝廷。他们不仅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还为帝国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改革措施。通过任用这些贤才，武则天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提高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和广泛性，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治理人才。她的统治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还开创了一个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时代。 此外，在与高宗共同执政期间，武则天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这一措施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导致中唐以后出现了“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局面。特别是安史之乱后，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而获得五品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使得从前士庶之间的严格界限逐渐消失，无论郑姓还是李姓，都难以辨别是旧士族还是新士族。通过这些改革，武则天成功地改变了唐代的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和公平性。 武则天继承了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高度重视州县官员的清正与称职。她经常与宰相讨论刺史、县令的人选，并派遣使者依据“六条”标准巡察州县，严格考核官吏的表现。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员，不论其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而对于清正廉明、正直不阿的臣僚，则给予高度器重和破格提拔。通过严格的吏治整顿和明确的赏罚制度，武则天确保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她不仅严厉打击腐败行为，还积极提拔贤才，这使得她的统治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她的知人善任和果断决策，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种用人机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武则天深刻理解纳谏的重要性，在其提出的谏言十二事中，“广开言路”和“杜绝谗言”占据了重要位置。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她设立了铜匦于朝堂，鼓励百姓上书言事，这一举措极大地拓宽了意见表达的渠道。尽管武则天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在决策时果敢决断，但她对直言敢谏的臣民表现出极大的敬重。她不仅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这些言论有时显得尖锐或冒犯，她也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免予追究责任。因此，在她的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而获罪，直言不讳在朝廷中蔚然成风。这种开放的言论环境使得下情得以顺畅地上达，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则天自参与朝政至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女性地位的措施，这些举措不仅改变了当时的社会习俗，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封禅典礼中的女性角色：麟德三年（666年），在武则天的推动下，女性首次在封禅典礼中担任重要职位。她提出《请亲祭地祗表》，指出祭祀太后时由清一色男性大臣参加的旧制“恐未周备”，主张在祭祀女性先祖时应由皇后主持。这一建议得到了高宗的认可。因此，在封禅泰山时，除了宦官外，禅礼成为纯女性的场面，武则天担任亚献，太宗妃燕氏担任终献，祭祀过世的高祖夫人和太宗夫人。此举大大提升了女性在国家礼仪中的地位。 2. 延长父在为母服丧期：上元元年，武则天提出的十二条建言中包括提议将父在为母服丧期从一年延长至三年。在此之前，根据礼制规定，母死父在时子女服丧期仅一年，而母死父已逝或父死母在时服丧期则为三年。学者认为，延长父在为母服丧期是武则天提高女性地位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尊崇女性的价值。 3. 组建参政女官群体：武则天称帝后，公开征召和选拔“女史”，将其纳入宫廷行政体系中。《司马慎微墓志》记载，载初年间，颍川郡王武载德被敕令征召侍奉皇太后，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参政群体。如司马慎微之妻李氏、殷履直之妻颜氏、韦余庆之妻裴氏、张守让之妻及邓国夫人窦氏等人均成为“女史”，负责草诏制敕。其中，上官婉儿更是深受武则天重用，百官奏折多由其参与决断。尽管大多数参政女官在武则天退位后返回原职，但她们的存在和贡献显着提升了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4. 制定新婚俗——新妇不跪：为了进一步提高女性的地位，武则天改革了中国古代婚礼习俗。传统上，男女新人会在婚礼中同时跪拜。武则天规定举行婚礼时，男方需跪拜而女方无需下跪。宋人高承所撰《事物纪原》记载：“唐武后欲尊妇人，始易今拜。”敦煌壁画中的《婚礼图》也描绘了这一时期新妇不跪的新风俗，体现了武则天对女性尊严的关注与提升。 通过这些政策和行动，武则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性别限制，还为女性争取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权利。她的努力不仅促进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进步，也为后世女性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武则天的改革反映了她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以及她对于性别平等和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 在武则天的推动下，科举制度得到了新发展。首次引入殿试和武举，为有才华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晋升机会。这些考试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士人，特别是关东和江南的学者，他们被称作“北门学士”。这些人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为朝廷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军事方面，武则天重设安西四镇以抵御后突厥的侵扰，并成功平定了东北契丹的“营州之乱”。这些行动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在武则天的统治下，社会文化也有所发展，佛教盛行，佛寺建设频繁，龙门石窟的扩建便是这一时期的象征。因此，后人评价她的统治“承前启后”，既继承了贞观之治的优点，又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艺术领域方面，武周时期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佛教在此时达到了鼎盛，佛寺如繁星般点缀着大地，每一座寺庙不仅是信仰的殿堂，也是艺术与文化的宝库。壁画、雕塑、建筑艺术在这里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后世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上下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诗歌、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也都蓬勃发展了起来，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表现在物质和文化上的成就，还体现在它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一个开放、包容，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时代。武则天对人才的重视，促进了文化的蓬勃发展。 武则天深知她手中的权力来之不易，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控制措施。面对那些胆敢挑战她权威的人，武则天展现了铁腕的一面。如徐敬业等反对派，在她的果断镇压下迅速瓦解，成为了警示他人的前车之鉴。 即便是唐宗室亲王和支持唐朝的大臣和将领们，也未能在这场席卷而来的风暴中幸免。大规模的清洗如同暴风雨般降临，无情地扫除了任何潜在的威胁。武则天还巧妙地利用了告密制度，这一做法，就像是在宫廷中撒下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严密监控着每一个官员的一举一动。 告密成为了一种令人畏惧的力量，使得朝堂上下人人自危，谨慎行事。这一举措不仅强化了她的统治，也有效地遏制了内部的反叛和阴谋。尽管这些手段显得冷酷无情，但它们确实在短期内巩固了武则天的权力基础，确保了她的统治不受挑战。她在维护自身权威的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政治家为实现国家稳定所必需的决心与手腕。 武则天甚至推广了酷吏制度，扶持了如武三思和上官婉儿这样的亲信，使他们成为了她手中最锋利的剑。这些亲信在她的授意下，执行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巩固了她的统治基础。然而，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她的权力，却也在朝堂上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并且成为了后世批评她的焦点。 晚年，在狄仁杰的建议下，她重新确立了李显为太子，睿宗李旦则被封为了相王。这个决策也为后来唐朝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705年，当武则天因病体弱时，一场政变悄然在酝酿着。宰相张柬之与将军李多祚等人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果断诛杀了女皇的男宠张易之兄弟，并迫使武则天退位。随后，中宗李显再次登基，唐朝得以复辟还朝，历史上称为“神龙革命”。 然而，由于中宗李显缺乏政治经验，他的统治充满了不确定性。加上受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以及武氏家族成员的影响，许多有功之臣如张柬之等遭到流放或迫害。 朝廷内部权力斗争不断，局势动荡不安。韦氏和安乐公主野心勃勃，意图复制武则天的道路，掌握最高权力。她们联手企图迫使太子李重俊发动兵变，但最终均告失败，太子不幸被害。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更揭示了宫廷斗争的残酷与险恶。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害了中宗李显，并拥立温王李重茂（即殇帝）为帝，企图进一步加害相王唐睿宗。 但这个时候，局势却发生了逆转。 相王的儿子李隆基在其姑母太平公主的帮助下，发起了“唐隆之变”。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政变中，李隆基成功消灭了韦氏和武氏的势力，并拥立唐睿宗复辟为帝，就此恢复了唐朝的正统统治。 唐睿宗复位之后，立即让儿子李隆基当了太子，并同意让妹妹太平公主参与政事。这一决定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但也就此埋下了权力斗争的种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两人的权力之争也愈发激烈。随后，唐睿宗决定退位，李隆基顺利继位，成为唐玄宗。新皇帝登基后，凭借果断的政治手腕和出色的领导能力，迅速赢得了朝廷和民间的尊敬。 不久，唐玄宗察觉到太平公主及其支持者可能构成的威胁，并指控他们计划发动羽林军兵变。面对这一潜在危机，玄宗迅速采取行动，及时发兵控制了局面，逮捕了太平公主及其追随者，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唐玄宗李隆基的这些果断举措，不仅结束了自武则天以来长期存在的女性主政局面，也巩固了他的皇权。这些行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通过清除内乱和潜在威胁，唐玄宗为大唐带来了新的稳定与繁荣，开启了开元盛世的局面。 第6章 开元之治:唐玄宗的治国之道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时，正值朝廷内外政治腐败、皇后与公主频繁干预政事的动荡时期。712年，随着睿宗禅位，李隆基正式成为大唐的新君主。面对复杂的局面，年轻的皇帝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和坚定的决心。即位后的第二年，玄宗果断地发动了先天政变，这一行动成功地削弱了太平公主的影响力。此举不仅终结了自武则天以来女性干政的历史，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央权威得以重新确立，朝局逐渐恢复稳定。 为了整顿国家事务，唐玄宗启动了一系列深远影响的改革措施。他广纳贤才，任命了姚崇、宋璟等一批既熟悉官场又才华横溢的人士为宰相。在他们的辅佐之下，玄宗致力于精简臃肿的官僚体系，裁撤不必要的官员职位，简化租税制度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并通过括户政策有效解决了土地兼并造成的逃户问题。 这些举措显着提高了朝廷的运作效率，增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玄宗的统治因此被誉为“开元盛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繁荣昌盛、文化灿烂的美好时光。他的改革和领导能力，使得唐朝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此外，他还进行了军事制度改革，由府兵制转为募兵制，并振兴马政；对地方行政区域进行权力下放；提高贡举官员的地位以确保选拔过程的公正性；修订法律，颁布《大唐开元礼》；设立常平仓调节贫富差距；创建劝农社促进农业生产；大力开展水利建设，在边境地区广泛实施屯田；并在长安和洛阳设立了集贤院，集中学者整理和抄写经史子集达九万余卷。这些举措使得唐朝社会秩序井然、经济繁荣，成为一个国力强盛、文化灿烂的帝国，吸引了周边国家前来学习交流。 唐玄宗的统治时期通常被分为了两个主要阶段：开元和天宝。开元年间，朝廷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清明，朝政运作也很高效，为唐王朝带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面对前朝武则天和韦后政治混乱与权力斗争所带来的深刻教训，玄宗皇帝决心吸取这些负面例子作为警示，并深刻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前朝的覆辙，强调以史为鉴。 即位之后，玄宗以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为榜样，致力于恢复和发扬那一时期的政治理想：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他认真学习贞观时期的成功经验，希望在自己的统治下重现这些优点，打造一个公正、稳定且繁荣的社会环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唐玄宗着力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支持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希望能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他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确保政策能真正帮助到每个人，以此推动国家的发展。在他的领导下，大唐再次迎来了繁荣昌盛的局面。玄宗深知选拔和任用贤能之士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为了打造一个公正、透明且高效的朝廷行政体系，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精简朝廷机构，裁撤冗余职位，确保政策能够迅速有效地传达和执行；同时，简化行政程序，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以提高行政效率并减轻民众负担。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运作效能，也让百姓的生活更加轻松，促进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另外，唐玄宗还推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确保有能力的人不论出身背景怎样，都能获得提拔。他也很重视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并通过科举制度挑选真正有才能的人进入朝廷，以保证国家机器的高效运作。玄宗的统治初期，他先后任用了姚崇、宋璟、卢怀慎、张九龄和韩休等贤能之士，并积极听取谏言，虚心接纳好的建议。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不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营造出了一个更加公平和开放的政治环境，使有才华的人都能有机会为国家效力。例如，他采纳了张九龄的建议，实施了一项重要的人事改革：将京官中有能力的人员外调为都督刺史，以锻炼他们的行政管理能力；同时又将有作为的地方官员升迁至朝廷任职。这一举措不仅增进了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了解和信任，还裁减了武周和唐中宗时期设置的冗余员外官职，既精简了机构，节省了开支，又大大的提升了行政办事效率。 唐玄宗在位期间，要求朝廷官员严格公正的执行法律法规，即便皇亲国戚犯法，也要依法处理。这种不畏权贵、公正执法的态度，帮助他稳定了社会秩序，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通过这些措施，玄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还为国家的长期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唐玄宗还颁布了一系列政治政策制度鼓励农业生产，希望通过稳定的农业产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农业政策方面，加强执行均田制，严厉打击土豪劣绅，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同时，他很重视水利建设，通过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以此来提升农业生产力。这些政策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也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唐朝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特别是他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让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专注于农业生产，从而不给他们带来过重的压力。这项政策既促进了农业发展，也减轻了普通民众的负担，极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劳役和过度使用民力。另外，简化税制使得税收更加公平合理，通过这些措施，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因此变得更加繁荣。 而检田括户运动政策，则纠正了豪强隐瞒土地和人口逃避税收的现象，使税负分配更加的公正。通过鼓励农业生产，扩大屯田范围，提高粮食产量策略，既解决了军粮问题，降低了粮食价格，也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严厉打击豪强兼并土地，增加国家直接控制的可耕地面积，并分给农民耕种，这样做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压力。这些措施促进了唐朝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打下基础。 通过一系列明智的政策和果断的行动，唐玄宗成功构建了一个高效廉洁的朝廷行政体系，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合作。通过严格执行法律，维护社会正义，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升国家经济实力这些举措，不仅为开元盛世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也成为了后世治理国家的重要参考。 唐朝初期，佛教虽未被禁止，但其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制约，尤其是对道教的支持，限制了佛教成为主导宗教。然而，在武则天统治期间，为了削弱李姓皇室的影响，她对佛教采取了宽容政策，促进了佛教的迅速扩张。这一时期，几乎每个州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兼并土地，还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量的增加导致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口大大减少，影响了国家的财政。 针对这种情况，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僧人和尼姑的数量，约有12,000名僧尼被迫还俗。他还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佛教的发展，比如，禁止建造新的寺庙、铸造佛像和抄写佛经，并限制官员与僧尼之间的交往。这些政策有效地打击了佛教的过度膨胀，减轻了其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影响。通过这些举措，玄宗试图恢复和保持国家对宗教活动的控制，确保宗教不会过度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唐玄宗非常重视文化和艺术，认为它们是国家繁荣的重要标志。他积极鼓励诗歌、音乐、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并支持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在他的支持下，许多学者和艺术家聚集到朝廷，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繁荣，也让这一时期成为了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些措施不仅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使得文化艺术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位期间，他不仅注重内政上的治理，同时也对边疆防御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当时，由于均田制的瓦解，导致农民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府兵制下的兵源，使得军队战斗力下降，难以抵御外敌如突厥的侵扰。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采纳了宰相张说的建议，推行了兵制改革，建立了雇佣兵制度。这次改革首先从关内招募了十二万军士作为卫士，称为“长从宿卫”或“长征健儿”。这些雇佣兵不再需像府兵那样轮番到边境守卫，从而减轻了士兵的负担，同时也提高了训练的集中性和效率，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步将这一雇佣兵制度推广至全国。新的兵制取消了各地士兵轮流到边境服役的传统做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兵源问题，并为建立一支更为专业和高效的军队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些措施，唐玄宗不仅巩固了边疆的安全，也为唐朝的繁荣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障。 玄宗早期的统治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不仅带动了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也为唐王朝的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的努力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和令人难忘的阶段。这些改革措施也让唐朝进入了第二个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之为的“开元之治”。这个时期，人口显着增长，物产丰富。不仅中原、江淮地区和成都平原经济繁荣，就连人口较少的陇右和河西地区也逐渐兴旺起来。 在“开元之治”期间，大唐王朝迎来了繁荣的顶峰。长安城作为这个时代的象征，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展现出一幅繁忙而热闹的生活图景。社会稳定和谐，人民生活富足安康，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兴盛的景象。在这一时期，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农民们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贸易往来频繁，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昌盛。玄宗皇帝的改革不只是恢复了国家的经济基础，还为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定与繁荣。而“开元盛世”，不仅是经济上的丰收，更是文化和社会的全面繁荣，成为后世传颂的美好时代。 在开元盛世，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文人墨客以笔为剑，挥洒才情，留下无数动人心弦的篇章；音乐蓬勃发展，宫廷与民间皆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之中，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广泛传播；绘画艺术也迎来了春天，画家们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山川美景与人间百态，留下了众多传世佳作。通过支持和推广这些文化艺术形式，唐玄宗不仅提升了国民的文化素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是物质的丰收，更是文化的璀璨绽放，使得开元盛世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 在外交方面，玄宗收复了辽西营州及河西九曲等地，重新确立了对契丹、奚、室韦、靺鞨等北方民族政权的优势，并在西域击败或降服了多个政权，包括突骑施和后突厥，同时也扶持回鹘对抗后者。这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国际地位。在唐玄宗的统治之下，唐朝通过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构建了一个促进国家繁荣和国际地位提升的新治理模式。这一时期，唐朝不仅在东亚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还因其强大的军事、丰富的文化，以及开放包容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 第7章 天宝危机:由盛转衰的开始 尽管“开元盛世”初期为唐朝带来了显着的繁荣与稳定，但到了天宝年间（742-756年），长期的和平使得唐玄宗李隆基逐渐失去了早期治理国家的热情，转而追求奢华和享受个人生活。特别是自745年杨玉环被纳为贵妃之后，玄宗愈发沉醉于宫廷享乐之中，对国事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此时，朝廷内部权力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出现了像李林甫这样的强势宰相。李林甫不仅善于处理政务，维持了朝政的高效运作，还通过一系列手段排除异己，打压任何可能威胁其地位的竞争者，进一步集中了自己的权力。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为后来的政治风波埋下了隐患。 尽管天宝年间（742-756年）的政治风气逐渐趋向奢靡，这一时期的经济却依然维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根据历史记录，直至天宝十二载（753年），从长安向西绵延超过万里的广袤土地上，依旧呈现出一片人烟稠密、农业繁荣的景象。到了天宝十四载（755年），全国统计的户数达到了900多万户，人口约5200万，这是唐朝历史上官方记录的人口峰值，不仅彰显了社会经济的蓬勃活力，也见证了帝国在这一时期所达到的空前规模。 然而，在这表面的繁荣之下，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唐玄宗李隆基此时已深陷于音乐、美酒与歌舞升平的宫廷生活，对国家大事的关注日益减少。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政策执行力度减弱，这些都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虽然天宝时期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但其政治治理的松懈和潜在的社会问题，预示着大唐盛世的黄金时代正悄然走向转折点。 唐玄宗李隆基还做了一件挑战当时传统伦理观念的事件：他将原本是自己儿媳的杨玉环迎入宫中，并对她宠爱有加。杨玉环的存在及其与唐玄宗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后世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灵感来源，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多个方面。 随着唐玄宗对享乐生活的沉迷加深，朝廷的运作也逐渐变得无序。他还轻信身边人的谗言，解除了贤能宰相张九龄的职务，转而重用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但这两位新任宰相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力与利益，而非国家的长远发展，由此进一步加剧了政治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下降。 这样的转变，不仅动摇了唐朝的政治基础，也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内部问题逐渐的显现出来，最终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李林甫表面上给人以和蔼可亲的印象，仿佛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实际上却是一个心机深沉、手段老辣的家伙。他犹如一条隐匿于暗处的毒蛇，时刻准备对手发起致命一击。他还善于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朝廷内外压制不同的声音，尤其针对那些可能威胁到其地位的贤能之士，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压措施。为了巩固自身权势，李林甫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精心谋划的政治策略犹如天罗地网，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仅擅长排除异己，更精通于在表面营造出一种和谐稳定的幻象，使潜在的反对力量如一盘散沙，难以汇聚成可与之抗衡的有效势力。如此一来，李林甫得以成功压制不同声音，稳坐执政宝座。尽管李林甫的执政手段在历史上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治理下，唐朝一度保持了表面的稳定。然而，这种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实则暗流涌动，李林甫的政策选择虽在短期内巩固了政权，却也为唐朝后期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影响深远。李林甫的统治风格和他对权力的强烈追求，为后世敲响了警钟：那些短期内看似有效的权力维护策略，实际上可能在长远的历史进程中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这些也成为了后世政治家们思考权力平衡与治理艺术的重要借鉴，警示着人们在追求权力时必须谨慎权衡，不要被短期利益所蒙蔽，而忽视了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李林甫推行了一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即大量任命缺乏汉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边疆的重要职务。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出将入相”晋升路径，赋予了这些外族将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且深刻改变了唐朝的军事结构与边防格局。在这种政策下，唐朝开始重用如高仙芝、哥舒翰和安禄山等外族将领来镇守边关。起初，这些将领确实在边境防御中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但随着他们逐渐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和自主性之后，最终成为了动摇大唐政权稳定的关键因素。李林甫的这项决策，虽然在短期内看似巩固了边疆的安全，但从长远来看，却为唐朝埋下了不安定的种子，从而也揭示了当时这一决策的短视与风险。 与此同时，宫廷中的宦官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其中高力士尤为突出，他几乎成为了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高力士凭借着皇帝对他的宠信，权势一天天增大，几乎无人能及。这些宦官们利用皇帝的信任，肆意干预朝政，结党营私，导致了朝廷内部混乱不堪，政治环境也日益恶化。 在军事方面，唐朝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传统的府兵制度已经难以维持，最终逐渐瓦解。为了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招募志愿士兵来补充军队。尽管禁军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战斗力却没有显着的提升，新招募的士兵训练和纪律都不如从前的府兵，使得军队的整体实力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繁荣的帝国不仅在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内耗，在军事上也即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是唐玄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享乐世界中，并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一点准备。 为了有效管理广阔的边疆地区，唐玄宗在公元722年决定设立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最初，这些节度使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的军事防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手中的权力逐渐扩大，不仅掌握了军队指挥权，还开始管理起了地方的民政和财政事务。于是，节度使们的权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拥兵自重，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变得难以控制，如同脱缰的野马。这些节度使的崛起，就此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成为了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隐患。他们各自为政，有时甚至不听从朝廷的命令，这不仅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也为后来的动荡埋下了种子。唐玄宗当初设立节度使的初衷是为了加强边防，但他也未曾料到，这一举措最终竟然会演变成了威胁帝国稳定的因素之一。 在对外事务上，他非常重视面子和国家的威望。这种心态也影响到了镇守边疆的将领们，他们常常为了追求个人荣誉和功绩，主动发起对外战争。这些将领希望通过立下显赫战功来获得朝廷的认可、封赏和晋升。当时，唐朝正与吐蕃以及黑衣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激烈争夺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控制权。这些地区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关键通道。因此，边疆将领们积极参与这些对抗，希望通过每一次的胜利为自己的仕途增添光彩。 然而，这种为了个人荣耀而发动战争的做法，虽然有时确实带来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也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冲突和资源浪费。长期来看，这对唐朝的整体稳定和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是这一系列冲突中最关键也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决定胜负。这场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对抗，更是一次对唐朝未来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在激烈的战斗中，唐朝的大将高仙芝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奋勇作战。他手持长枪，勇敢地冲在前线，仿佛一位无畏的战神。 战场上喊杀声震耳欲聋，箭矢如雨般落下，但高仙芝依然坚定果敢的向前冲，毫不退缩。尽管高仙芝和他的军队拼尽了全力，但他们最终还是难以抵挡阿拔斯王朝与石国联军的强大攻势。敌军突破了唐军的防线，许多士兵都倒在了战场上，高仙芝也受了重伤。在一片混乱之中，他的部下设法将他救了出来，并逃离了战场。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对高仙芝个人是一次沉重打击，也标志着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它预示着唐朝对外扩张的势头将逐渐放缓，并为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经过怛罗斯战役的惨败，高仙芝不仅失去了在中亚原本拥有的重要地位，也让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大打折扣。因此，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深知由于自己的失败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 就在唐朝在中亚的局势陷入困境之时，国内突然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安史之乱。这场内乱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席卷全国，使得大唐王朝陷入了混乱与动荡之中。众多的城市被洗劫，百姓流离失所，战火和废墟遍布各地。高仙芝在病床上听到这一消息，心情更加沉重。他知道，此时的唐朝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己必须为国家尽一份力。于是，他不顾尚未痊愈的伤势，决定带领剩余的军队回国平叛。在回国的路上，高仙芝和他的士兵们遇到了重重困难。他们不仅要应对叛军的袭击，还要克服恶劣天气和艰难地形。但高仙芝并没有退缩，依然坚持带领着队伍前行，最终成功回到了唐朝。回到国内后，高仙芝立即投身于平叛的战斗中。他利用自己的军事经验，制定了有效的战略，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在他的领导下，唐朝军队逐渐占据了上风，叛乱也逐步得到了控制。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高仙芝终于帮助平定了安史之乱，恢复了国家的和平。他的英勇行为被人们传颂，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位英雄。 开元盛世中的一些事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国家繁荣昌盛，长安城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成为了梦想与机遇的象征。这座古老的城市，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纷纷涌向这里，渴望在这座汇聚财富与智慧的都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有人带着对长安的美好幻想，踏上了充满挑战的寻梦之旅。尽管路途遥远且布满艰辛，但心中那盏名为“梦想”的灯塔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到达长安后，他们从最底层的帮工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本，最终开设了自己的店铺，生意兴隆，生活也逐渐变得充实而富足。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西域商人，他们携带着珍贵的香料和精美的丝绸，这些商品深受大唐民众的喜爱，使他们的商业帝国不断扩展，并最终选择在此定居，成为受人尊敬的成功商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无数追梦人汇聚到长安，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唐玄宗执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深刻影响朝政和社会发展的改革。他敏锐地意识到，武则天及唐中宗时期的官僚体系臃肿，官员数量过多，许多职位形同虚设，不仅没有实际贡献，反而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于是，唐玄宗着手精简机构，确保留任者皆为有能之士，从而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这就好比将一辆由过多马匹拖拉的大车简化为仅由几匹强壮的骏马拉动，使得车辆行驶更加顺畅高效，宛如一阵清风般快速前进。通过这样的改革，唐玄宗不仅提升了行政效能，还节省了大量财政开支，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均田制的推行，更是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积极性。当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时，那种踏实的感觉无法言表。农民们早出晚归，不辞辛劳地耕作，心中燃烧着对丰收的渴望。随着时光流逝，粮食产量逐年攀升，年年都有丰收的好景象。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均田制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更为国家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外，朝廷大力投资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将原本荒芜干旱的土地转化为肥沃的良田，新增耕地源源不断地产出丰富的粮食作物，进一步充实了国家粮仓。而在边疆地区，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得到了显着缓和，贸易往来频繁，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吐蕃的健壮牦牛驮载着货物穿越崇山峻岭抵达长安；东突厥的骏马如疾风般驰骋在中原大地，连接起了东西方的文化纽带。 身处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百姓们既能享受自家种植的丰富物产，又能体验到来自远方的新奇商品和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幸福美满。开元盛世无疑是大唐最为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它不仅代表了唐朝的巅峰，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遐想和宝贵的遗产。苏瑾是一名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有一天，他听闻宫里就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而且各国使节到时候也会出席。苏瑾心想，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详细记录一些开元时期的辉煌景象。 当夜幕降临时，宴会开始了。宫殿内灯火通明，舞女们身着华丽的服饰翩翩起舞。苏瑾穿梭于人群之中，用他的眼睛和心灵捕捉着每一个值得纪念的瞬间。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来自遥远西域的使者献上了一件稀奇古怪的宝物，据说这件宝物能够预测国家的命运。玄宗皇帝对此感到非常好奇，便命令人当场测试宝物的功能。宝物开始发出闪烁不定的光芒，现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景象震惊了。但苏瑾心中却涌起了疑虑。他决定私下调查一下这个神秘的宝物。 经过一番仔细的探查，苏瑾发现，原来这是有人心怀不轨，在背后操纵着宝物，意图制造混乱，动摇人心。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苏瑾急忙去求见唐玄宗，并向他汇报了真相。得知实情之后，唐玄宗非常愤怒，并立即采取了行动，严惩了那些图谋不轨的人。这次事件也让苏瑾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盛世之下也需要时刻保持警觉，防范那些企图破坏和谐的小人们。 从那以后，苏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手中的笔应该忠实记录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包括它的光辉与暗影，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确保后世能了解真正的开元之治。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后来进入天宝年间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开元时期的成就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值得纪念的辉煌篇章。 第8章 安史之乱:唐朝命运的转折点 唐朝在其鼎盛时期，经历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高宗的“永徽之治”，以及武则天统治下的繁荣。至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将唐朝推向了经济与文化的黄金时代。尤其在唐玄宗统治的天宝年间（742-756年），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文化蓬勃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段辉煌篇章。然而，一场对唐朝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内乱——安史之乱，却改变了这一切。 从公元755年末持续至763年初的这场叛乱，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这场叛乱由唐玄宗极为信任的边疆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起，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职位，负责防御唐朝北部边境的重要区域。他的崛起不仅依赖于个人的才能，也得益于唐玄宗赋予的高度自治权，使得他在地方上积累了巨大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力，几乎成为一方诸侯。 随着安禄山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与中央朝廷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尤其是与丞相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杨国忠作为朝中重臣，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并限制安禄山的权力，与后者形成了复杂的对立关系。两人表面上维持着礼节性的往来，实际上却是暗潮涌动，彼此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这种紧张局势最终在755年11月达到了顶点。 这一天，寒冷的北风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大动荡。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举起了反旗，标志着安史之乱的正式爆发。这场叛乱不仅是军事冲突的结果，更是当时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分配以及个人野心交织作用下的产物。它揭示了中央集权制度下潜在的危机，并为后来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 而此时的朝廷上下，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虽然朝廷迅速调动了郭子仪从朔方带兵前往河北，并命令高仙芝率领大军出潼关迎战叛军。然而，这场战争的残酷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朝廷的预期。仅仅一个月后，封常清和高仙芝两位将领就在战场上遭遇了重大挫折，相继战败。不久后，繁华的东都洛阳也落入了叛军的手中，唐军只好退守潼关。 更加糟糕的是，封常清和高仙芝两位重要将领，由于战事不利及朝中政敌的谗言陷害，最终被唐玄宗下令处死。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更让王朝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安史之乱初期，唐玄宗对叛军的威胁严重低估，导致朝廷应对策略出现重大失误。封常清最初试图用少量兵力阻止叛军前进，但很快便遭遇失败。意识到敌人实力强大后，他建议采取防御姿态并撤退以保护潼关这一战略要地。然而，由于战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加上杨国忠的煽动，唐玄宗误以为封常清怯战，于是在公元756年初将其召回长安并下令处死。 与此同时，高仙芝奉命率军出潼关迎击叛军，但由于情报错误和战术失策，他的军队也遭遇了失败。在退守潼关的过程中，高仙芝同样因战败的责任问题被指责，并与封常清一同被唐玄宗下令处决。这两位将领的相继失利不仅削弱了唐朝对抗叛军的力量，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政治动荡，影响了后续的战略部署。 在这危急时刻，老将哥舒翰临危受命，承担起了坚守潼关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河北地区的常山太守颜杲卿也举起义旗对抗叛军，尽管他在次年正月被叛将史思明击败，但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忠诚之士继续抵抗的步伐。很快，关东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也被叛军占领，局势看起来越来越严峻。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希望依然存在。 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位将领并没有被眼前的不利困境吓倒。他们在河北地区集结了部队，在恒州会师，准备与叛军进行一场关键的对决。这场战斗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战斗开始后，战场上硝烟四起，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每一场搏斗都非常艰苦，但郭子仪和李光弼带领着士兵们坚定地迎战。他们以勇气和决心，努力扭转局势，为平定叛乱带来了希望。郭子仪和李光弼最终带领着唐军成功击败了史思明，使得叛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 这次胜利暂时稳住了局势，也让朝廷更有信心和勇气去反击叛乱。但未来的挑战依然很大。安史之乱才刚刚开始，随着战争的发展，它不仅考验的是军队的力量，更考验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随着安禄山的叛乱迅速蔓延，唐玄宗和杨国忠心中充满了焦虑，他们都迫切希望尽快平息这场动摇国家根基的叛乱。于是，在六月的一个清晨，哥舒翰收到了来自京城的紧急命令，要求他立即出兵迎战叛军。 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虽然对此心存疑虑，但也不得不遵从君命。最终，他带领着八万精锐部队，向灵宝西原进发。灵宝西原，这片曾经宁静的土地，如今却成为了决定大唐帝国命运的战场。 哥舒翰的军队与叛军将领崔乾佑的部队在此狭路相逢。战斗一开始便打的异常激烈，双方士兵你来我往，血流成河。然而，官军们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了不祥的阴影之下。 经过了一天的拼杀战斗，哥舒翰的军队遭遇了惨不忍睹的大败，死者多达十六七万人，鲜血染红了大地。老将哥舒翰无奈之下，只得退守潼关，试图重新组织防线。但命运似乎对这位老将格外的残酷，他的部下火拔归仁带着数十骑突然反叛，将哥舒翰擒获献给了叛军。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潼关迅速失守，消息传到京都长安，立刻引发了全城的恐慌。李隆基，这位曾经辉煌一时的帝王，此刻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为了保住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他不得不带着家眷和少数亲信，匆忙离开京城，向蜀地成都逃亡。这一幕令沿途的百姓感到震惊与不安，而宫廷中的奢华与安宁也成为了遥远的记忆。 在逃亡的路上，马嵬驿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士兵们因为战争失利和生活的困苦，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他们认为杨国忠和杨贵妃是导致这场祸乱的主要责任人，强烈要求处死两人以平民愤。面对士兵们的坚决态度，唐玄宗在帐篷内感到极度痛苦和无奈。他知道此时已别无选择。最终，在泪水中，唐玄宗下令处死了杨国忠，并赐死了深爱的杨贵妃。杨玉环传奇而悲剧的一生就此结束。 与此同时，太子李亨肩负起了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使命。根据父皇李隆基的指示，他前往西北的灵武，着手招募士兵，筹备力量以期收复失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年轻的太子李亨能否成功完成这一重任，不仅考验着他的领导能力和决心，也将对未来局势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安禄山占领长安后，自立为帝，建立了自己的燕国，这一举动标志着唐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安禄山的称帝不仅是对唐朝权威的公然挑战，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混乱时期的开始。他的这一行为迅速改变了政治格局，使得原本已经不稳定的局势更加复杂。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公元756年7月，太子李亨抵达灵武，并在宦官李辅国等人的支持下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这一关键时刻的决策不仅稳定了朝廷内部的人心，也为未来的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远在成都的唐玄宗则被尊为太上皇，悄然退居幕后。此时，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乱正式拉开序幕，无数人的命运因此改变，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段令人深刻的记忆。 第9章 藩镇割据:中央权威的衰退 唐肃宗即位后迅速做出决定，任命自己的儿子李俶（后来的唐代宗）统领各路将领，并让足智多谋的李泌担任军师进行辅佐。为了增强实力，唐肃宗还派遣了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求援兵。这一系列决策显示了新帝的决心和智慧，也预示着一场激烈的反攻即将展开。 正当唐将房琯试图反攻长安却不幸失败，局势变得异常危急之时，叛军内部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公元757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在权力斗争中弑父夺位，就此引发了叛军内部一场惊天动地的内讧。史思明见状不妙，迅速撤回范阳，牢牢地掌握住了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 这一变故不仅削弱了叛军的力量，为唐军提供了喘息之机。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军队火速赶回灵武，并与回纥军队联手，终于在年底成功收复了长安。可惜的是，叛军早一步攻克了江淮地区的重镇睢阳，英勇的张巡和许远两位将领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不过郭子仪竟然攻下了洛阳，此举成功牵制住了叛军，也为后续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公元758年，九位节度使联手合围邺城，希望能一举消灭史思明。然而，朝廷的计划不幸被内部人员泄露，也让史思明提前有所准备。次年三月，他率军南下，攻势猛烈，最终击溃了唐军。这场战役被称为邺城之战。这次的失败不仅让朝廷的计划功亏一篑，也暴露出内部泄密对战局的严重影响。 史思明的反击如猛虎下山，给唐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恰在这个时候，郭子仪因遭到鱼朝恩的谗言陷害，被迫返回了长安。史思明则趁机杀掉了安庆绪，并收编了他的部队，自立为帝，定都范阳。随着李光弼反攻洛阳再次失败，局势变得非常严峻。761年，史思明在胜利之后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命运——竟然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除掉了，叛军内部顿时分崩离析。 762年，随着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的先后离世，太子李豫（原名李俶）登上了皇位，成为唐代宗。即位以后，唐代宗快速采取行动，派遣儿子李适统领各路将领，仆固怀恩担任副将，带领唐军与回纥军队共同讨伐叛军，大军顺利攻克了洛阳。史朝义见大势已去，落荒向北逃往范阳。仆固怀恩穷追不舍，河北的叛将李怀仙这时审时度势，立刻投降了唐军，并一同追击史朝义。隔年正月，走投无路下的史朝义，在石头（今河北唐山东北）选择了自缢，最终，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动乱才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朝社会内部多种矛盾激化的结果，这些矛盾在唐玄宗统治后期逐渐积累并最终爆发。尽管开元年间经济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一时期的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均田制逐步瓦解，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与此同时，政治腐败和权力斗争也日益尖锐，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奸臣掌控朝廷，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加剧了政治环境的恶化。 开元盛世后期，国家长期太平无事，唐玄宗逐渐失去了进取心。改元天宝后，政治日益腐败。唐玄宗沉迷于享乐，特别宠爱杨贵妃，甚至允许安禄山拜杨贵妃为母以求自保和升迁。原本提倡节俭的他变得挥霍无度，曾将一年各地的贡品全部赏赐给李林甫。唐玄宗还将国政先后交给李林甫和杨国忠管理。李林甫任宰相期间，凭借玄宗的信任专权达十九年，堵塞言路，排斥贤能。杨国忠继任后，因杨贵妃的宠幸而掌权，专注于搜刮民财，导致朝政混乱，国力衰弱，最终让安禄山找到了叛乱的机会。 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边疆节度使权力膨胀的问题，构成了安史之乱的重要背景。随着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边疆节度使获得了更大的军事自主权，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安禄山作为胡人将领，掌握了东北三镇的强大兵力，并在唐玄宗的高度信任下积累了叛乱的实力与野心。李林甫建议任用胡人为节度使并允许他们扩军自重，而唐玄宗对忠臣如王忠嗣的疏远，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安史之乱本质上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间的激烈冲突。这场长达八年的内战不仅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它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助长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势，还导致中央资源枯竭，国家实力锐减。动乱之后，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传统的租庸调制难以维系，这一切都为后续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随着大唐王朝步入中后期，中央权威逐渐黯淡，地方节度使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藩镇不仅掌控了各地的军事大权，还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央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深刻影响了大唐王朝的命运。于是，曾经辉煌的唐朝中央政府，在内部权力斗争、政策失误以及连年战争的消耗之下，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此刻的唐王朝如同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巨轮，尽管外表看上去依旧宏伟，但内部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唐王室为了能够尽快的平息战火，稳定局势，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将那些已经投降的安史叛军将领们就地封为节度使，并加以安抚。然而，为了防止这些降将再度反叛，朝廷又不得不在各地广泛设置节度使，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制衡他们的力量。但事与愿违，节度使们不仅掌握着当地的军事大权，还兼管着政治和经济事务，权力极度膨胀。地方节度使们抓住了机会，迅速崛起。他们原本是边疆抵御外敌的将领们，但在长期驻扎过程中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通过掌控当地资源和税收，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755年发动的安史之乱，就是由他揭开了藩镇割据的序幕。 藩镇不仅拥有强大的军队，还通过控制商贸路线和农业产区积累了巨额财富，实现了财政上的独立。同时，他们在地方的政权体系中提拔亲信，削弱了中央官员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藩镇割据动摇了唐朝的政治基础，导致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决策，并削弱了对外防御能力，阻碍了内部稳定与发展。 渐渐地，全国各地都陷入了一种近乎半独立的状态，唐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最终，这一现象成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尽管唐朝在此之后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但其昔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国力逐渐衰弱。同时，战争带来的破坏促使人们反思现有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平性，这种反思为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发展动力，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会。总之，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时期，其深远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后世。 在这期间，外族侵略者乘虚而入，对边境地区虎视眈眈，时刻准备伺机而动。而在皇宫之内，宦官们趁机揽权，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干预政务。朝堂之上，牛李两党的争斗愈演愈烈，党派间的对立和纷争使得朝廷内部气氛愈加紧张，政治环境日益恶化。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的中央权威，加剧了国家的动荡与不安。 第10章 藩镇林立:唐朝后期面临的挑战 经过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关东地区人口锐减，大片肥沃的土地被荒废，无人耕种。曾经繁华热闹的城镇如今变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特别是河北地区，由于长期受到战乱的影响，社会风气也发生了转变，人们更加重视武力而非文化教育，昔日的繁荣景象不再。这段时期，许多村庄和城市失去了往日的生机，田野里长满了杂草，曾经繁忙的集市现在少有人迹。 在河北等地，因为战争的持久影响，百姓们的生活重心转向了自保和生存，对于读书学习的兴趣逐渐淡薄，更多人选择学习武艺以应对不安定的时局。整个区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反映出这场战乱对当地人民生活和文化的深远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中地区依然保持着通过诗赋选拔人才的传统，十分重视文化修养和学术研究。 尽管同属大唐王朝的领土，关中和受战争影响严重的其他区域，在文化风貌上逐渐拉开了差距。一边是战火纷飞，人们更多地关注生存和自保；另一边则是书香四溢，继续强调教育和文化的传承。这种差异也显示了战争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以及文化在稳定环境中的持续生命力。两个地区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却因为战争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景象。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大量的边防军队被回调参与平定内乱，边疆防线顿时空虚。外族势力见状，纷纷趁机入侵中原大地。其中，吐蕃军队尤为凶猛，他们迅速攻占了陇西地区，并长驱直入关中地带，甚至连长安城也曾一度落入敌手，惨遭沦陷。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趁着唐朝内乱之际攻占了长安，迫使代宗出逃至陕州。面对此危机，代宗迅速起用了名将郭子仪，成功地阻止了对吐蕃的反击，并最终击退了入侵者。 永泰元年（765年），当仆固怀恩发动叛乱时，唐代宗再次倚重郭子仪等人，平定了这次动乱，稳固了朝政。与此同时，回纥也不甘示弱，他们虽然表面上协助唐朝平叛，但实际上却不断向朝廷索取巨额财物，这种无休止的勒索无疑给本就已经疲惫不堪的唐朝国力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无力全面收回叛军余部的兵权，不得不继续任命这些将领为地方节度使。其中，李宝臣的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李怀仙的幽州镇（治今北京市城区西南）、田承嗣的魏博镇（治今河北大名）并称为“河北三镇”，成为最为跋扈的藩镇。这三镇名义上尊奉唐王朝，但实际上拥有自己的土地、人民、军队和财赋，父去子代，长期割据一方，直至唐朝灭亡。 除河北三镇外，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立了藩镇。在中原地区，如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义（治今山西长治）等藩镇，其割据性较强；而在南方，藩镇军队较少，节度使则基本忠于朝廷。 尽管河朔等地存在极个别割据的藩镇，但这些藩镇在一定程度上仍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依赖朝廷授予的官爵以维持军心稳定。朝廷在藩镇表面恭顺的前提下，开始默认某些藩镇自主选择节度使的权利。各藩镇间功能各异，也存在矛盾：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藩镇保证了内外势力的均衡，而东南藩镇则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 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使得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的巨大冲击后，仍然能够延续百余年。正是由于藩镇间的制衡机制，以及它们对中央政权的有限忠诚，才使得唐朝得以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这一时期，唐朝虽然失去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但通过与地方势力的妥协与合作，成功地延缓了帝国的最终崩溃。 而在内廷之中，宦官专权的现象日益严重。李辅国、程元振等人凭借着拥立唐代宗登上皇位之功，开始肆意干涉朝政，左右皇帝的决策。宦官鱼朝恩更是得到了统领禁军的要职，一时权势滔天。 唐代宗在位期间展现出了改革朝政的决心与能力。他严厉打击权宦和强臣，使不少奸佞之人或亡或贬，同时重用贤能之士如杨绾，并任命刘晏进行盐法改革，显着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大历十四年（779年），唐代宗在大明宫紫宸内殿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 唐德宗继位后，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税法改革。该税制规定每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收赋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转向“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标志着古代赋税制度从“舍地税人”向“舍人税地”的重大转变。这项改革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唐朝后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唐德宗坚决推行削灭藩镇的政策，使得各地方势力对他敬畏有加。在处理地方藩镇问题上，德宗试图强化中央集权，禁止藩镇将土地传给子孙，此举却引发了成德、魏博、淄青三镇的叛乱，史称奉天之难。这场叛乱持续五年，并引发卢龙、淮西等地的连锁反应，甚至导致泾原军队占领长安，拥立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德宗被迫逃离长安，辗转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今陕西汉中）。尽管最终在李晟等人的努力下平息了兵变，但这次经历使得德宗对藩镇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承认河北三镇的世袭特权以换取和平，实际上确立了此后中央与藩镇间新的权力平衡。 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在建中元年（780年）启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税法改革。这项新政策标志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战国以来以人丁为基础的征税方式，转变为“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即根据土地和财产状况征税，而非单纯依赖人口数量。这一改革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 在外交方面，德宗采纳了宰相李泌的策略，通过联合回纥、南诏等周边势力打击吐蕃，成功地改善了外部环境，为唐朝后期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唐德宗统治期间的政治决策和军事行动，深刻影响了唐朝中期的历史走向，也为后续的政局变化设定了框架。但是，正如历史上许多雄才大略的君主们一样，唐德宗李适的性格中也有其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为人刚愎自用，难以任人唯贤。特别是在781年，当奸相卢杞进入了朝廷之后，政治局势急转直下。 卢杞这个人善于阿谀奉承，却心胸狭窄，很快他便得到了唐德宗的信任。由于听信了卢杞的谗言，唐德宗错误地诛杀了杨炎和刘晏两位能臣，这不仅削弱了朝廷的实力，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的到来。 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原本对中央政府保持一定忠诚度的藩镇逐渐失去了敬畏之心。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后，其子李惟岳未经朝廷批准擅自继位，并联合魏博田悦和淄青李纳举兵叛乱。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唐德宗派出了马燧和李晟两位名将，他们成功击败了叛军，田悦被围困于魏州，而李惟岳则被部下王武俊所杀。 此时，北方的局势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卢龙节度使朱泚入朝述职后，他的弟弟朱滔接替了他的职位。朱滔一直对朝廷心存不满，在公开场合时常表达对中央政府的轻视，并借机发泄心中的怨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满情绪逐渐积累，最终在781年达到了顶点。 朱滔抓住时机，联合了成德的王武俊、淄青的李纳以及淮西的李希烈——四位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藩镇领袖，共同发起了大规模叛乱。他们推举了朱滔为盟主，意图颠覆唐朝的统治，建立起新的秩序。由于这四位角色各自掌控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的联手使得叛军声势浩大，这也给朝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比预想中更为糟糕。为了应对淮西李希烈的威胁，朝廷调动了泾原军前往前线。但当这些士兵们到达了长安的时候，却发现朝廷给的赏赐微薄，远不及预期。于是，愤怒和失望迅速在军中蔓延，最终爆发了泾原兵变。这场突如其来的兵变，令唐德宗措手不及，他不得不仓皇逃离长安，前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去避难。 泾原军进入长安后，迅速拥立朱泚为帝，并宣布成立了新的政权。这一举动让本已紧张的局势雪上加霜。不久，奉天就被叛军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居民们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未知的命运。唐德宗被困在奉天，面临着内外交困的艰难局面，而叛乱的火焰也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朝廷和民众都陷入了深深的不确定性和恐慌之中。 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李晟站了出来！ 他紧急率领中央军赶回了关中，与朔方军李怀光联手，终于解除了奉天之围。可谁能想到，这时候卢杞却出来捣乱了，他在唐德宗耳边说了几句坏话，结果唐德宗就拒绝召见李怀光了。虽然后来卢杞被贬了官，但这件事已经在李怀光的心里埋下了怨恨朝廷的种子。 到了784年，唐德宗采纳了陆贽的建议，同意了各藩镇的要求，只有朱泚不在赦免之列。同时，他还废除了苛刻的税收政策。这一策略确实奏效，大部分藩镇重新归顺了朝廷。然而，朱滔和李希烈并不买账，他们拒绝投降，并且还拉拢了李怀光一同倒戈。这样一来，局势再次紧张了，迫使唐德宗不得不又一次流亡到梁州（今陕西南郑）。 通过这些措施，虽然大多数地方势力选择了重新支持中央，但仍有少数人选择反抗，导致唐德宗再次面临流亡的局面。这反映了当时唐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同年，李晟率领军队成功收复了长安，朱泚在向东逃跑的路上被自己的部下解决。次年，李怀光也在马燧和浑瑊的联合进攻下被彻底击败；同样，淮西的李希烈也没能逃脱，最终也难逃一死。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叛乱势力逐一被平定，局势逐渐恢复了稳定。这也标志着唐德宗开始重新掌控局面，也为唐朝的暂时和平奠定了基础。 至此，这场持续多年的动乱终于平息了。但为了换取和平，唐德宗也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承认各藩镇的实际统治权，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割据的局面。且由于他对将领缺乏足够的信任，禁军也落入了宦官的手中，宦官的权力从此膨胀了起来。这段时期不仅是唐德宗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揭示了中央权威的削弱以及地方势力崛起所带来的复杂局面，成为了后来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导火索。 中唐时期，唐德宗李适的统治见证了唐朝从安史之乱后的复苏到逐渐显现衰落迹象的过程。初期他推行改革，如实施两税法，简化税收系统并充实国库，为国家带来了短暂的稳定与繁荣。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宦官势力膨胀，边疆冲突不断，特别是泾原兵变挑战了他的权威，显示了中央权力的削弱和财政危机的加深。因此，唐德宗时期既体现了恢复国家实力的努力与成就，也预示了唐朝后期面临的挑战与衰落。 第11章 永贞革新:理想主义的尝试 到了晚年，唐德宗李适的政治决策逐渐偏离了正轨。他又任用了另一个奸佞之臣裴延龄，此人善于阿谀奉承，却缺乏治国才能，其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混乱。与此同时，唐德宗与宦官和贪官污吏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不仅削弱了朝廷的权威，也让真正有才干的官员难以施展抱负。 国家政事每况愈下，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加之唐德宗对将领的不信任，使得禁军权力逐渐落入到了宦官手中，宦官势力自此开始膨胀了，最终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军事指挥系统的效率，也为后来的宦官专权埋下了伏笔。唐德宗的所有这些举措，无疑加速了唐朝中央集权的衰退，地方藩镇的割据势力因此得以进一步巩固。 805年，这位曾经励精图治、试图恢复大唐荣光的皇帝，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离世。太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然而，新帝的即位也未能立即改变积重难返的局面。唐顺宗在位时间很短暂，且多病缠身，实际执政仅半年便禅位于其子李纯，未能有效的实施改革措施。 唐顺宗即位时，带着强烈的改革愿望，立志要解决这些累积已久的问题。他的继承人唐宪宗同样怀有远大的理想，二人均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扭转局势，解决国家面临的重重困难。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唐顺宗即位之初便意识到，要真正推动改革，必须依靠一群志同道合、有能力的助手。因此，他大胆启用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一批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并任命韦执谊为宰相，成为这场政治革新运动的核心人物。 改革派迅速采取行动，首先瞄准长期困扰百姓的两大问题：宫市和五坊小儿。宫市本是宫廷直接从民间采购物品的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充斥着不公与腐败。宫廷采买人员常常以极低的价格抢购民生物资，甚至有时根本不支付，导致普通民众苦不堪言。 而五坊小儿原是负责皇家鹰犬饲养的官员及其手下——后也成为了地方上的祸患。他们仗着皇家的名义，肆意妄为，不仅骚扰百姓，还经常巧取豪夺，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改革派认识到，要恢复民心、整顿吏治，必须首先解决这些直接侵害百姓利益的问题。因此，针对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改革成为新政的首要任务，旨在重建公正、廉洁的行政体系，缓解民众的负担。 为了进一步获得民众的支持，改革派还积极推行减税政策。这也是减轻普通百姓的税收负担是改善民生的关键。于是，一系列减税措施相继出台，大大缓解了人民的生活压力，使得社会逐渐恢复了生机与活力。田野间再次响起了欢声笑语，市场上的交易也变得更加繁荣。这些努力让人民看到了希望，也让朝廷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但唐顺宗和他的改革派并未满足于此。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宦官势力对军队的控制，唐顺宗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派遣韩泰去掌管至关重要的神策军。 神策军作为唐朝最精锐的禁军，其控制权一直掌握在宦官们的手中。这次人事调动意在从宦官手中夺回军权，从而巩固皇权，确保朝廷能够有效掌控国家机器。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因其发生于永贞年间（805-806年），故而被后世称为“永贞革新”。尽管这场变革非常短暂，但它所带来的变化却是深远的。改革派的努力不仅暂时遏制住了社会的不公与腐败，也为唐朝晚期的政治格局注入了一股清流。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唐顺宗在位的时间比较短，且本人多病缠身，永贞革新未能持续太久便告一段落。因为就在改革事业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之际，命运却给唐顺宗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同一年，唐顺宗突然不幸中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这一变故无疑给刚刚起步的改革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在永贞革新的浪潮中，改革派的锐意进取虽然赢得了一时的民心，但也激起了宫廷内部和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 此时，宦官俱文珍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他察觉到太子李纯内心深处对皇位的渴望，便巧妙利用了这一点，通过挑拨煽动，将太子心中的欲望逐渐放大。与此同时，俱文珍并未局限于宫廷内的权力斗争。他知道要彻底扳倒改革派，必须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因此，他不仅在宫中施展手段，还积极寻求外部势力的援助。他精心策划，确保自己的行动既能满足太子的野心，又能巩固自己的权势。通过这种方式，俱文珍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反对改革派的强大联盟，为即将到来的政治变动铺平了道路。 他还暗中勾结了韦皋等地方藩镇势力。这些藩镇节度使们对中央政府的改革举措早已心存不满，他们担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会受到威胁。在俱文珍的斡旋下，各方势力迅速达成了共识，一起来向唐顺宗施压，迫使其退位让贤。 在这股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唐顺宗显得如此的孤立无援。尽管他曾试图通过改革来振兴国家，但此时却无力抵挡来自内外的双重夹击。唐顺宗只得禅位于太子李纯，这场宫廷政变被称作“永贞内禅”。 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 这一历史事件也常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之事，宗旨是打击宦官势力和清除政治腐败现象。改革者们提倡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抵制地方军事首领（藩镇）的割据行为，并反对宦官对政权的过度干预。尽管他们的目标远大，希望借此净化朝政，恢复国家的活力与秩序，但这次改革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百多天便告终结。 永贞革新之所以失败，一是因顺宗健康状况不佳，在位时间短暂且大部分时间病重无法言辞，使得改革失去了最高层的支持，如同失去了引擎的列车，难以继续前行。 二是改革者的权力基础相当薄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被宦官和地方藩镇牢牢掌控，而改革者仅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进士大夫，他们虽然有理想但缺乏实权。面对强大的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改革者显得力不从心，他们的行动更像是纸上谈兵，缺乏实际影响力。 三是改革措施实施过于急促，类似于“休克疗法”，企图在短时间内解决德宗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这种激进的做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改革派担心唐顺宗寿命有限，急于推行多项重大政策，结果反而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四是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腐败的现象，成员们忙于提拔亲信，甚至涉及受贿行为，这不仅损害了改革的纯洁性，也为反对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 五是改革派内部存在分歧和内讧，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削弱了团队的凝聚力。而且双方在斗争中都表现出了极端的态度，缺乏妥协的精神，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彻底失败。 六是两边的人都不愿意妥协，结果事情变得很僵，好像不把对方逼到底就不罢休。王叔文虽然很有胆量，但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够灵活；韦执谊到最后也没能跟新上任的宪宗皇帝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真是可惜了。 永贞革新的深刻教训 据史学家考究，“二王八司马”的执政期实际上只有146天，这段时间虽然短，却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改革需要稳健的步伐、坚实的基础以及灵活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团队内部的团结一致。这段历史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提醒着人们变革之路的艰难与复杂。尽管唐顺宗领导的“永贞革新”时间短暂，但它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第12章 元和中兴:统一与复兴之路(上) “永贞革新”是一场未能成功的重要政治改革尝试。改革的失败导致了唐朝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宦官们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而朝廷官员则逐渐分化为了不同的派系，形成了所谓的朋党之争。这种现象在唐宪宗之后变得更加明显和表面化。从那时起，唐朝开创了一种不良的传统：每位新登基的皇帝往往将自己信任的人视为私人亲信，而当新皇帝继位时，不论前任皇帝任命的官员有何功过，都会被全面清除。 不过，在唐宪宗统治期间，一些外部的改革措施仍然得以实施，并且这些政策帮助实现了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成功镇压。唐宪宗是一位勤勉治国的君主，他常常研读历代典籍与实录，以祖先中的圣明之君为榜样，从中汲取历史经验，致力于国家治理。宪宗深知贤能的重要性，因此在用人方面非常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大胆任用有才能和德行的官员担任宰相等要职。他重视朝廷议事的质量，经常在延英殿与宰相们商讨国事，直至深夜方休，体现了他对政事的高度重视。 在唐宪宗十五年的统治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这些努力不仅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的政治生态。他的政绩显着，不仅体现在对内平定藩镇割据、整顿吏治等方面，还包括对外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唐宪宗的努力为唐朝中期带来了一段相对稳定和有序的时期，尽管这种“中兴”的局面未能长久维持，但他在位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依然值得肯定。特别是他对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和玄宗李隆基时代的开元盛世充满了敬仰，并试图模仿他们的成功来治理国家。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唐宪宗采取了提高宰相地位、整顿军队以及平定地方割据势力等措施。 在宪宗的统治下，政府财政状况改善，吐蕃的力量减弱，各地方藩镇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而实力受损。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唐宪宗加强对藩镇的控制，使之前被强藩控制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重新又回到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实现了国家的再次统一，从而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代，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元和中兴”。从而标志着唐朝从过去的动荡与纷争中成功复苏。唐宪宗的领导使得国家力量重新崛起，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同时也在政治革新、经济振兴和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安史之乱之后，北方地区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中央政府的权威日渐式微；同时，曾经强大的吐蕃也因为内乱而实力大减。面对这样的局势，唐宪宗通过一系列明智且有效的政策，逐步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成为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宪宗的努力下，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国家也开始展现出新的活力。他接手的是一个被藩镇势力分割得四分五裂的帝国，只有浙江地区还维持着对朝廷的忠诚，按时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宪宗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决心，启动了艰难但必要的统一与复兴之路。 唐宪宗不仅成功地平定了部分藩镇的叛乱，还通过任用贤能、改革吏治等措施巩固了中央权力。这些成就体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和远见卓识，使得他在位期间成为了唐朝中期的一段重要恢复期。尽管这种“中兴”的局面未能持久，但宪宗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唐宪宗清楚，要想使这些藩镇重新归顺朝廷，必须采取明智且坚决的策略。因此，在806年，他决定从相对弱小的藩镇入手，以期通过精准打击，逐步恢复中央的权威。面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夏州和绥州的留后杨惠琳，以及后来镇海节度使李锜接连起兵叛变的严峻局面，唐宪宗显示出了坚定的决心和迅速行动的能力。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派遣精锐部队前往平乱。通过果断而高效的军事行动，终于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叛乱。同时也向全国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任何敢挑战中央权威的行为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对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讨伐战。吴元济凭借自己的势力，在其领地内横行霸道，甚至擅自传位给儿子，俨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无视朝廷权威。面对这样的挑战，宪宗调集了十六镇的兵力进行围剿。然而，吴元济的抵抗异常顽强，如同打不死的蟑螂，给朝廷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更糟糕的是，在关键时刻，淄青的李师道和成德的王承宗竟然派出刺客暗杀了支持讨伐的宰相武元衡，企图以此破坏讨伐计划。这一事件激怒了唐宪宗，但他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任命裴度为新任宰相继续指挥作战，并指派李愬为主帅。 最终，在817年的一个寒冷冬夜，李愬率领军队出奇制胜，成功突袭蔡州，活捉了吴元济，一举平定了淮西。随着淮西局势的稳定，其他藩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两年后，淄青的李师道被自己的部下所杀，淄青地区也得到了平定。在河北方面，魏博的田弘正一直坚定地支持朝廷，而成德的王承宗也在淮西平定之后归顺了唐王室。到了819年，全国的藩镇名义上都重新服从中央朝廷，并纷纷派遣使者向朝廷纳贡。这便是“元和中兴”的辉煌成就。 元和中兴指的是唐宪宗在位期间（805年-820年），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与政策调整，国家政治得以整顿，中央权威有所恢复，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由于这一时期的年号为“元和”，故此段相对振兴的时期被后世称为“元和中兴”。尽管唐宪宗的努力使得朝廷暂时摆脱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央集权，但这种繁荣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层面，而非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复兴。 因此，相较于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和盛唐时期的开元盛世，元和年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并未达到同样的高度。这种振作并未能深入到制度层面以解决造成藩镇割据的根本问题。宪宗去世之后，藩镇再度陷入了混乱，不听从朝廷命令的现象日益重现，同时期还出现了宦官专权的问题，这标志着宪宗所建立的政治秩序未能持续，“中兴”的局面也因此昙花一现。 第13章 元和中兴:统一与复兴之路(下) 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藩镇，尤其是河朔三镇，变得异常嚣张，几乎不再将中央权威置于眼中。这些藩镇不仅自行其是，就连财税收入也大多截留自用，不再上缴中央。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因此，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逐渐主要依赖于江淮八道这一富庶地区。负责理财的大臣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必须确保从江淮地区获取足够的财源，以维持朝廷的基本运作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元和元年（806年），着名财政专家杜佑卸任财赋要职，他推荐了精通经济管理的李巽接替度支盐铁转运使之职。李巽不负众望，在他的精心管理和改革之下，唐王朝中央的财政状况迅速得到了显着的改善。继李巽之后，程异接过了这一重任，继续出色地履行职责。在这些杰出财政大臣的努力下，中央政府不仅积累了充足的财富，还为后续对藩镇采取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的贡献不仅是财政管理上的成功，更为国家的稳定与复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同时也彰显了这个时代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和成效。 唐宪宗乃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有所作为的皇帝。在历经唐朝多年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局势后，他凭借自身不懈的努力以及过人的智慧，使得这个庞大的帝国犹如枯木逢春一般，再度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因为他深知一个道理：接受忠臣的逆耳忠言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宪宗常常以开创贞观之治的太宗李世民为楷模，并效仿其虚怀若谷、广纳谏言的美德，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之心，积极倾听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不论言论是否中听。通过这种方式，宪宗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治国智慧，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与支持。 唐宪宗尤其注重倾听谏臣官员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他大力倡导广开言路，鼓励那些心怀正义、敢于仗义执言的大臣们毫无顾忌地抒发己见。无论是关乎民生大计还是军国要事，只要谏臣们所言有理有据，唐宪宗都会虚心接纳并加以深思熟虑。正因如此，朝堂上下呈现出一片群策群力、共商国是的良好氛围，而唐朝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逐渐走上复兴之路。 即位之初，唐宪宗便颁布诏书，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这一举措让那些勇于发声的大臣们倍感振奋。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像李绛、李渤、吕元膺、穆质等谏官纷纷挺身而出，不仅敢于直言不讳，甚至不惜冒风险提出建设性意见。唐宪宗对他们给予了高度信任，广开言路，营造了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 在宪宗的支持下，这些谏臣积极献策，对朝廷政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直言敢谏不仅改善了当时的政风，也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宪宗与谏臣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了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彰显了君臣一心、共治天下的理想局面。这种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使得元和年间政治相对清明，为唐朝的短暂复兴奠定了基础。 “元和之治”还强调节俭和清廉行政。宰相李藩曾建议厉行节俭，减少奢靡之风，宪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如放免宫女、拆除奢华的功德碑等，树立了节俭的典范。为了进一步节省开支，唐宪宗还接受了李吉甫的建议，整顿吏治，精简官员编制，降低薪俸。 与此同时，唐宪宗大力倡导清廉行政，一批以裴垍、辛秘、韦贯之、郑余庆等人为代表的清正廉洁大臣应运而生。他们在关键岗位上坚守廉洁自律的原则，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清俭率素”、“家无羡财”的高尚作风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尊敬，也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宪宗对这些清廉官员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使得他们能够在重要职位上充分发挥作用，为国家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批大臣不仅以其卓越的能力处理政务，更以自身的道德操守树立了榜样，彰显了元和年间政治清明的一面。他们的存在和努力，成为了宪宗时期吏治改革的重要支撑，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廉洁从政的典范。 宪宗皇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和减轻民众负担： 1. 任用贤能：任命裴垍为宰相，后者推行了减轻江淮地区人民赋税负担的政策，并规范了地方上的税收制度，使得当地百姓的生活压力有所缓解。 2. 边疆建设：李绛被任命为宰相后，在北方推动农业发展，通过开垦荒地养兵，既减少了政府开支，又增强了边防力量。他提出的营田计划成功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并提高了粮食产量。 3. 理财专家：李巽等擅长财政管理的人才也被委以重任。李巽作为度支盐铁转运使，不仅达到了以往难以实现的运输目标，还在短短几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税收。他还推荐了程异负责扬州地区的行政工作，后者对当地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整改。 4. 盐业收入：王播担任盐铁转运使期间，报告指出在元和五年的盐业销售收入达到了六百九十八万余贯，显示了这一时期的盐业繁荣。 5. 农业丰收:到了元和六年，全国迎来了大丰收，粮食价格降至历史低位，每斗米的价格甚至低至二钱，这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条件的良好以及政策的有效性。这些举措体现了李纯时期对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注与努力，也见证了唐朝中期的一些重要改革尝试。 宪宗离开后，唐穆宗继位，然而新朝宰相们的短视政策，导致长庆元年（821年）魏博、成德和卢龙三镇再度叛乱。与此同时，元和年间长期割据的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其他藩镇，虽然表面上仍处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服从中央权威。 第14章 甘露之变:忠诚与背叛的较量 唐宪宗不仅成功应对了军事上的挑战，同时还积极关注百姓的生活和文化的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元和年间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仅逐步恢复了中央的权威，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在宪宗的统治时期，充分展现了他作为帝王的智慧与决心，元和年间，唐朝经历了从动荡到复兴的华丽转身。 然而，在公元 820 年的一天，王朝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宪宗皇帝竟然在大明宫被宦官毒害身亡！ 这个消息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更为糟糕的是，原本已经归附朝廷的河北三镇，这时候就像被惊扰的蜂群，瞬间变得躁动不安了，纷纷再次竖起了反叛的大旗，大唐好不容易迎来的中兴局面就这样被无情地打断。 次年，也就是 821 年，卢龙节度使刘总出人意料地主动辞去了官职，唐王室匆忙派遣张弘靖前去接管。然而，这位张弘靖却是个能力平庸之辈，管理上混乱不堪，惹得卢龙士兵们怨声载道。 最终，他们一拥而上，将朱克融拥戴为首领，公然发动了叛变。与此同时，移镇成德的田弘正也遭遇了一场惨祸，不仅被自己手下的将领王庭凑夺去兵权，还惨遭不幸。而魏博地区的田布，作为田正弘的儿子也未能逃脱厄运。竟然被自家军队逼迫得走投无路，最终含恨而亡，魏博军随即倒戈，拥护史宪诚叛变。一时之间，河北三镇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再次成为了大唐的心腹大患。 想当初，河北还没有叛乱的时候，朝中的大臣萧俛和段文昌曾经向皇帝进谏，建议裁减国家的兵员数量。谁能料到，这些被裁撤下来的士兵竟然无处可去，纷纷投奔了河北三镇。这无疑就是给叛军队伍送去了一支庞大的生力军，也让如今的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不过，在随后的日子里，河北三镇并没有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势力。 在唐敬宗和唐武宗统治时期，河北三镇大多数时候都受到自身强兵的牵制，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部下篡位夺权的闹剧，他们的嚣张气焰比起最初反叛时已经大打折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各地其他藩镇依旧对中央政府忠心耿耿，唯命是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黄巢之乱爆发之前。 由此看来，晚唐时期充满了转折和权谋，而宫廷内部的斗争更是复杂多变。虽然表面上看似平静，但宦官和大臣之间的争斗实际上非常激烈，就像潜流一样汹涌。 宦官们因为接近皇帝而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大臣们则通过智慧和合作来努力维护传统的统治秩序。两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次决定和行动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用心和策略。 这场权力争斗的根源可追溯到天宝年间之后。从那时起，皇帝对朝廷管理的方式开始悄然变化，他们越来越依赖内廷的宦官。而曾经在朝中拥有重要地位的宰相大臣们，则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变成了政治舞台上的配角。 这一转变像一场无声的风暴，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大唐王朝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在泾原兵变之后，局势急剧变化。原本备受信任的武将们因为这次事件，完全失去了皇室的信任。使得皇帝更加倾向于依靠身边的宦官来处理政务，由此削弱了外朝官员的权力。 与此同时，宦官们抓住机会逐渐崛起，他们一步步掌控了禁军——神策军，从而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到公元835年，宦官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通过掌握军队，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变得一天比一天强大了起来，有段时间甚至达到了顶峰。 更令人震惊的是，宪宗竟然是被宦官陈弘志所害，而幕后的主谋则是心机深重的宦官王守澄。王守澄精心策划了这起谋害皇帝的行动，并获得了成功。之后，他又不择手段地帮助太子李恒登上皇位，而新皇就是后来的唐穆宗。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显示了王守澄的狠辣手段，也标志着宦官势力在朝廷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皇即位之初，本应该是努力治理国家、重振朝纲的时候，但唐穆宗这位新皇似乎对国事毫无兴趣。相反，他被宫廷内的奢华生活和各种娱乐活动所吸引，整天沉迷于享乐之中，忘记了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责任。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他无心处理国家大事，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游玩和寻欢作乐上。 河北地区的三个藩镇——成德、卢龙和魏博，本来就对中央政府不太满意。看到新皇帝整天沉迷于享乐，不理朝政，他们觉得这是个重新崛起的好机会。于是，这三个藩镇几乎同时起兵反叛，战火很快蔓延开来，使得王朝局势变得动荡不安。叛军所到之处，百姓们被迫逃离家园，田野无人耕种，一片荒凉。这样的混乱局面，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 此时，手握大权的宦官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反而像是看到了巩固自身权力的大好时机。宦官王守澄等人还不时暗中煽动牛李两党的争斗，这就更加剧了大臣之间的矛盾，让朝廷内部更加分裂。 而朝堂上，牛僧孺和李德裕两位宰相的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双方都互不让步，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宦官们巧妙的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一方面在皇帝耳边说坏话，破坏大臣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则通过操控军事调动和人事任命，加强了自己对军队和朝廷的控制。他们明白，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期，只有制造更多的纷争和不确定性，才能帮助他们保持并增强自己的权力，并确保其地位更加稳固不受威胁。 随着局势的恶化，作为皇帝的唐穆宗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此时已经太晚，宦官的势力已经在朝廷内外深深扎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唐敬宗继位成为新帝，但他的命运同样多舛。和前任皇帝一样，唐敬宗未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在一次夜间狩猎和宴会之后，他不幸被宦官刘克明暗害。然而，刘克明企图借机夺权的计划并没有得逞，很快就被王守澄挫败。王守澄迅速行动，拥立了江王李涵为新帝，即唐文宗。 唐文宗这位新皇帝和前任们大大不同，他勤勉于政事，生活上很节俭，并对宦官专权深深感不到满。文宗李涵心中怀着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联合外廷的大臣们共同对抗那些专横的宦官。然而，他与宰相宋申锡的合作最终未能成功，而宋申锡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遭遇了不幸的命运。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文宗并未放弃，他就像一位坚韧不拔的战士，不断寻找着反击的机会。最终，他又与李训、郑注合作，这两人都是由王守澄推荐来的，因此宦官们对他们毫无戒心。他们巧妙地建议文宗皇帝提拔仇士良，这位宦官与王守澄不合，借此来分化宦官势力。随后，他们开始了逐步实施削弱宦官权力的计划。 于是，随着李训影响力的逐渐增强，他与宦官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了。835年的一个清晨，李训发起了着名的“甘露之变”，意图一举清除宦官势力。这场政变震惊了整个朝廷，成为了晚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但宦官中仇士良展现了惊人的反应速度。他抢先一步保护了皇帝，并立即指挥神策军进行反击。李训的计划因此瞬间失败，这次事件，不仅让众多的朝廷重臣惨遭诛杀，还使得宦官们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之后，宦官的影响力在朝廷中更加稳固，给晚唐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在唐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牢牢掌控了军事和政治大权，甚至君主的更替与生死也受其左右，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宦官时代的开始。当时有句话说：“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意思是所有重要的决策都由宦官集团做出，而宰相和其他官员只能执行命令。 宦官们对皇帝施加压力，轻视宰相，对待朝廷官员如同草芥。因此，在那个时期，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每次上朝都要和家人告别，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宦官陷害而亡。唐文宗尤其受到宦官的压迫，有一次他问当值的学士周墀自己可以比作哪个前代君主。 周墀回答说陛下是像尧舜那样的明君。然而，唐文宗感叹道，他不敢自比为尧舜，反而觉得自己像是周赧王和汉献帝，因为他也受到了控制——只不过控制他的是家奴（宦官）。说到这里，唐文宗忍不住流泪，周墀也伏地哭泣，从此文宗不再上朝理政。 直到朱温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大规模的屠杀宦官，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不过，唐王朝也因此元气大伤，不久之后就被朱温建立的后梁所取代，走向了灭亡。 王守澄后来转而支持李训与郑注，企图通过他们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然而，一场惊心动魄的甘露之变，彻底改变了局势。这场政变如一阵狂风，瞬间吹散了李训和郑注的势力，使其土崩瓦解。随着他们的倒台，宦官权力再度易主，落入了另一位强势人物——仇士良的手中。 甘露之变，不仅是李训和郑注个人的悲剧，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为唐朝晚期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甘露之变的结果更是一场灾难。经历了这场事件之后，宦官们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朝廷的控制，就仿佛抓住了权力这块“肥肉”，再也不肯放手。并且他们变得更加团结了，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撼动的集团。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宦官们的地位似乎坚如磐石。相比之下，皇帝和大臣们的权力则被大幅的削弱了，几乎成了宦官手中的棋子，任由他们来摆布。 在这个时期，宦官与大臣之间的争斗不断，朝堂上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勾心斗角的故事。皇帝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的小船，努力寻找方向，却常常感到无助。无数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被卷入这场争斗中，他们的命运变得更加不确定，随时有可能被这场斗争所影响。 甘露之变不仅改变了晚唐的政治局面，也让朝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宦官们的势力因此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是后来出现了像唐武宗和唐宣宗这样的能干的君主，面对强大的宦官势力，也显得力不从心。而大臣们为了对抗宦官，不得不寻求藩镇的支持，这无疑为晚唐后期的混乱局面埋下了隐患，藩镇势力的增强最终导致了更大的危机。 第15章 会昌中兴:短暂的辉煌 840年，随着唐文宗李涵的离开，朝廷内部的宦官和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迅速加剧，局势变得非常紧张。当时最具权势的宦官仇士良，在这场权力争斗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表面上选择支持李炎继位，但实际上心机深沉，暗中盘算着如何操控新皇帝，使其成为自己手中的棋子。 唐武宗李炎继位后，迅速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和决断力。他立志不让自己的统治沦为宦官手中的棋局，因此一上任便推行了一系列大胆且果断的改革，意图重振大唐昔日的辉煌。为了削弱宦官对政权的过度干预，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展开了紧密合作。 贤相李德裕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远见，成为了唐武宗最得力的助手。两人联手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巩固皇权、限制宦官势力的政策措施。他们首先调整了朝廷内部结构，以此削减宦官在关键岗位上的影响力，同时大力提拔忠诚于朝廷的官员，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宦官权力的膨胀。 此外，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还共同推动了多项振兴国家的措施，包括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优化财政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增强了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也为唐朝后期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合作堪称君臣携手治理国家的经典范例，展示了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政治智慧和执行力。 在成功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之后，接着又严厉打击朝政上的贪污腐败，进一步约束官员和宦官们的行为，着手解决地方藩镇的问题，合理调整宗教机构人员规模。与此同时，唐武宗还推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以确保社会稳定，提升国家的实力。这些措施不仅有效地限制了宦官们的权力，为国家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秩序，也更加提升了朝廷的办事效率和权威。 贤相李德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两人如同默契十足的伙伴，共同努力，对朝政进行了深远的改革。这一系列措施解决了许多困扰唐朝多年的难题，暂时缓解了唐朝晚期面临的多重危机，并且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治理经验。 在众多事件当中，最能吸引人们目光、引起广泛关注的，毫无疑问就是那场惊天动地、声势浩大的会昌灭佛运动。这次运动堪称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反佛教之举，其背后所蕴含的深意绝非仅仅只是单纯地想要夺回那些被寺庙长期霸占的宝贵土地资源那么简单。 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由于大量铸造佛像等宗教用品，致使原本就有限的铸币材料变得极度匮乏，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铸币短缺难题。这场灭佛运动恰似一阵狂暴无比的飓风骤雨，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横扫了整个王朝大地，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震撼力令无数人为之瞠目结舌。 然而，唐武宗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宦官问题。在大唐的边疆地区，回鹘部落如同饥饿的狼群，对唐朝的土地虎视眈眈，时刻寻找机会发动攻击以获取资源。这种威胁就像乌云一样，沉重地笼罩着唐朝的边境，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一种持续的不安。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唐武宗并没有退缩。他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坚定的决心，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防御策略，并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成功抵御了来自外部的一次又一次侵袭。 在这个过程中，唐武宗不仅妥善地安置了南迁归附的回鹘部众，促进了民族融合，还与其他少数民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同织就了一张紧密的大网，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相对稳定。当政期间，武宗推行并落实了诸多求真务实、以及行之有效的方针策略。他以果敢的决断和雷厉风行的手段，处理着各种繁杂事务，展现出其了卓越的治国才能。 唐武宗本人非常推崇道教，并采取措施限制其他宗教的发展，包括佛教和景教等。特别是在会昌五年（845年），他下令拆除佛寺，没收了大量属于寺院的土地。这次对佛教的打压，历史上被称为“会昌灭佛”，是所谓的“三武灭佛”之一，其中“武”字指的是三位压制佛教的皇帝之一。 通过这些措施，唐武宗不仅打击了佛教势力，还增加了政府可征税的土地，从而增强了中央政权的财政实力和权威。这段时期，尽管存在对宗教的严厉政策，但国家整体上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和发展，历史上称这一阶段为“会昌中兴”。 晚年痴迷道教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唐武宗李炎竟然对道教的修炼法门痴迷不已，一心想着追求那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之术。据说他深受道教的浸染，对炼丹术士炼制的“金丹”寄予了厚望，而这些所谓的仙丹通常含有高浓度的重金属成分。 唐武宗对通过吞服金丹能解开永生奥秘这事十分笃信，故而频频服用。且终日沉溺于道教的修炼之中，期盼有朝一日能跨越生死的界限，达到不朽的境界。可命运却对他展露了冷酷无情的一面。 在又一次吞服金丹之后不久，唐武宗的身体状况骤然恶化。他开始遭受难以承受的剧痛折磨，面色变得惨白如纸。尽管宫中的御医们竭尽了全力施救，可是面对这种由重金属中毒所引发的病症，他们几乎都束手无策。最终，御医们只能无奈地看着皇帝的生命力逐渐消逝。 唐武宗在治理国家方面展现了显着的能力，然而他个人对道教的深厚兴趣却为他的统治增添了一抹复杂的色彩。这种特质在他身上形成的对比，导致了后世评价的分歧。 一方面，许多人赞赏他在政治上的成就，认为这些成就可以弥补他对道教过度投入所带来的不足。他们将唐武宗视为一位英明且有远见的领导者，其政策和改革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唐朝的权威，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在这些人眼中，他对道教的热情不过是个人喜好，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位伟大君主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指出，唐武宗对宗教的痴迷可能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削弱了处理国政的效率。批评者担心，这种对道教的执着可能会引导国家资源的错误分配，或者使得皇帝忽视更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因此，这部分人对唐武宗持有保留态度，甚至有所不满。 如此，一个既能于国事上果断决绝、高效处理各类繁杂事务，又会在面临老去与永生时展露人性弱点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不过，正是因为有像武宗皇帝这样独特的人物存在，才让那段被时间尘封的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尽管唐武宗的统治时期不长，但他留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第16章 牛李党争:晚唐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 从唐宪宗到唐宣宗年间，唐朝的政治舞台被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朋党之争所笼罩。这场长期的争斗严重影响了朝廷的各项决策，深刻影响了国家的命运。这段充满权谋与竞争的历史，就是后世所称的“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不仅扰乱了朝政，还加剧了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两派官员为了争夺权力和影响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使得许多重要决策难以顺利实施。这场争斗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成为唐朝中晚期一个显着的政治特征，反映了当时官场内部的激烈对抗和不稳定局面。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君权逐渐式微，而宰相权力也未能集中，导致朝廷官员内部纷争不断，各结朋党以争夺权力，排斥异己。唐宪宗在位期间已经注意到这种朝官结党的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如何解决朋党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他去世后变得更加严重，最终演变成影响朝政长达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 “牛党”由牛僧孺和李宗闵领导，“李党”则由李德裕和郑覃等人领军。两党成员大致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兴趣聚合而成。尽管他们在科举制度的存废以及对藩镇政策的具体措施上存在分歧，但总体来看，党争的主要特征还是在于个人之间的对立，一方得势则另一方失势，双方互不相让，互相倾轧。 到了穆宗时期，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原本有望入阁为相，但由于牛党的排挤，他被搁置了八年之久，而牛僧孺则被推举为相，这加深了两党间的积怨。至文宗李昂在位时，牛李两党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阶段，朝堂之上议事时争吵不断；官员的升迁任免往往依据党派立场，而非能力或政绩。 直至宣宗时期，随着两党领袖或遭贬谪或去世，“牛李党争”才逐渐平息。这场长期的党争不仅严重影响了朝廷的决策效率，还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成为唐朝晚期政治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党”团体里的多数成员来自关东地区的世家大族，并且他们自认为是正统经学的维护者。这一派别的杰出人物包括李吉甫、李德裕和郑覃等人。他们凭借着深厚的家世背景与对传统经学的深刻理解，在朝堂上崭露头角，并逐渐凝聚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李党成员不仅继承了家族的荣耀与资源，还通过自身的学识和能力赢得了朝中同僚的尊重。他们在政策主张上更倾向于保守，强调儒家经典的指导作用，追求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坚定的立场，使他们在朝廷内外都赢得了一定的支持者，同时也为与另一派别的激烈斗争埋下伏笔。 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以文风绮丽、辞藻华美着称的“牛党”。这一派系自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起，便通过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目踏入了仕途。其核心成员包括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凭借着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些人在官场中迅速崛起，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牛党成员不仅以他们的文采斐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更以其灵活多变的政治手腕在朝廷中站稳了脚跟。他们主张改革，提倡开放包容的思想，并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支持。牛党的崛起象征着一个新的政治潮流，它挑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并为唐朝晚期的政治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鲜明的个性，和创新的精神，使得牛党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李党”还是“牛党”，其背后均有强大的宦官势力在暗中支撑。这些权倾朝野的宦官们，不仅操纵着朝政大权，还左右着两派之间的纷争走向。 随着双方明里暗里的激烈较量不断的升级，整个国家的实力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严重削弱。原本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就在这一场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中，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与活力。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808年的科举考场，当时的宰相李吉甫主张，对藩镇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而在这场考试中，年轻的举人李宗闵、牛僧孺与皇甫湜却在考卷上毫不掩饰地批评了朝政上的失误。这些直言不讳的话语犹如锋利的箭矢，直指了朝廷政策上的要害。 当李吉甫得知这些年轻学子的言论后，心中顿时燃起了熊熊怒火。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公然在考场上挑战他的权威和朝廷的决策。他决心打压一下这些直言进谏者，于是迅速采取了行动。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立刻在朝野间激起了轩然大波，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李吉甫的反应不仅引起了士林的哗然，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朝廷内部的政治生态。这场风波成为了朋党之争的一个重要导火索，也预示着未来几十年里，大唐王朝将陷入一场复杂而激烈的政治旋涡之中。最终，李吉甫因为失去民心而黯然失势，大臣们也逐渐分裂成两派，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就此拉开帷幕。 李党在主战派宦官吐突承璀的支持下，一度风头无两，稳稳占据了上风。 到了唐穆宗时期，两党间的较量加重。 牛党人物钱徽主持的一次进士考试中，被指控徇私舞弊，这一事件迅速成为了朝野关注的焦点。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对此展开了深入的调查，最终钱徽被贬了职，而李宗闵也因此受到牵连，也被远谪他乡。 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更大的波澜，牛李两党之间的仇怨，自此结下，斗争也愈发激烈起来。从这一刻起，牛党和李党之间的争斗不再仅仅是政见上的分歧，而是迅速演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较量。双方各不相让，互不信任，朝堂上的每一次决策、每一个任命都充满了火药味。 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党争，不仅深刻影响了唐朝晚期的政治生态，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然而，世事无常。随着主和派宦官王守澄的崛起，李党的优势逐渐在消退。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紧密联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牛党联盟。 他们步步为营，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迫使李德裕被朝廷罢免，并将其外放。牛党的辉煌似乎触手可及。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朝堂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为牛党带来了短暂的春风得意。牛党成员们在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跃，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改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不过这场胜利的背后也隐藏着未来的不确定性，朋党之争的阴影依旧笼罩着唐王朝的政治天空。 但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823年，唐文宗对牛僧孺渐渐生出了不满，并最终决定罢免他的宰相之职。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为李德裕的再度崛起铺平了道路。这背后显然与宦官王守澄态度的转变密切相关。曾经支持牛党的王守澄，此时似乎放弃了对牛党的庇护，转而为李德裕的复出创造了条件。随着李德裕重新回归，大唐王朝的政治格局迎来了新的剧变，一个新的篇章即将展开。 牛李党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将近40年。在武宗时期，李党的势力达到了顶峰，许多牛党成员被罢免。而到了唐宣宗时期，形势逆转，李党的人则多被贬谪到地方任职。最终，随着李党离开中央权力核心，牛党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两党之争以这种方式告终。这期间，文宗曾感叹说： “要平定河北的叛乱容易，但要消除朝廷中的派系斗争却很难。” 牛李党争对唐代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这场统治阶层内部的派系斗争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各种矛盾，还加深了唐朝后期的治理危机，使本已衰败的王朝更加接近灭亡。这种内部斗争也影响到了当时的诗歌风格。党争期间，一些具有批评和攻击性质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下的紧张气氛和文人之间的对立情绪。 牛李党争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更是不同政治理念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激烈碰撞，它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复杂的权力结构和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态。这场党争不仅体现了深层的社会矛盾，还因为宦官势力的介入而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从而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17章 大中之治:从宫廷风云的复杂篇章 846年，唐武宗的突然离开使得宫廷内风云突变。宦官们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权力较量中，唐武宗的叔叔李忱，在宦官马元贽的支持下，最终登上了皇位，成为唐宣宗。随着李党的失势，曾经权倾一时的李德裕，被贬到了遥远的崖州，这也标志着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正式画上了句号。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朝廷的政治格局，也为晚唐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迅速展现了其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深知国家已陷入衰落的新皇，立志要挽救唐朝于危难之中。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渐衰，边防虚弱，吐蕃趁机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年）至大历十一年（776年），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沙州军民与吐蕃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到了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初，唐朝抓住机会收复了原州、乐州、秦州三州和七关（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萧关），极大地鼓舞了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吐蕃统治的斗志。不久之后，吐蕃将领尚恐热率军在瓜州进行劫掠，激起了当地人民和士兵的强烈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吐蕃占领的沙州首领张议潮秘密组织豪杰，密谋归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见时机成熟，发动起义，成功驱逐了吐蕃守将，光复沙州，并派遣使者绕道天德城向朝廷告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张议潮又陆续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 大中五年（849年）八月，张议潮派遣其兄张议潭及地方人士入朝献上瓜、沙等十一州的地图和户籍，标志着除了凉州之外，河西地区几乎全部回归到唐朝的控制之下。 对于张议潮等人的英勇行为，唐宣宗李忱深感欣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下诏褒奖，并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后又设立了归义军，统领上述十一州，同时授予张议潮节度使、观察处置使之职，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特进等荣誉职位，并给予丰厚的食邑。同时，对参与归唐行动的其他有功人员也进行了封赏。 宣宗李忱自豪地表示，宪宗曾有意收复河、湟地区，但因中原战事繁忙未能实现。而今，自己完成了先皇未竟的心愿，足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显示了唐朝在面对外部侵略时的坚韧不拔，也体现了朝廷内部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唐宣宗日夜操劳，勤勉治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让人们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通过这些积极的举措，唐宣宗为动荡不安的晚唐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和支持。在政治方面，唐宣宗高度重视官吏的选拔，他审慎挑选人才，并特别注重科举制度，从而为国家选拔出了一批杰出的官员。 宣宗不仅加强了法律的执行力度，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了皇权。大中朝的吏治建设因此备受史学家赞誉，范祖禹曾称赞道： “百吏奉法，政治清明，海内安靖近十五年。” 这种良好的吏治不仅确保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还为经济建设与边疆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宣宗的治理成果不仅体现在短期内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复苏，更为长远的国家发展打下了基础，并成为后世评价其统治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经济领域，宣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商业繁荣的政策措施。他积极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减轻了赋税负担，这些举措使得百姓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通过这些政策，国家的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同时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唐宣宗的经济改革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还促进了商业活动的活跃，为整个社会带来了繁荣的气息。他的努力不仅缓解了民众的生活压力，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些措施赢得了民心，进一步巩固了政权的稳定。 大中五年（851年）二月，唐宣宗李忱任命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针对自太和年间（827年－835年）以来江淮米漕运效率低下的问题——每年仅能成功运送约二十万斛至渭仓，裴休上任后推行了漕法十条改革措施，显着提高了运输效率，使每年运达渭仓的米量增至一百二十万斛。 同年七月，《续唐历》二十二卷修成，该书由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等人编撰，补充了柳芳《唐历》中未涵盖的宪宗朝历史。此外，李忱还命令宰相崔铉与学士崔瑑、薛逢编撰《续会要》四十卷，记录了从德宗到宣宗时期的史事，并于大中七年（853年）十月完成。 大中七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戣整理了一千二百五十条相似的法令条文，分为一百二十一门类，编纂成《刑法统类》（亦称《大中刑法统类》），献给朝廷。这部法律汇编开创了《刑统》这种刑事法律编纂体例，将相关的敕、令、格、式等附在律文之后，极大地增强了法律条文的实用性和查找的便捷性，对五代及宋朝的立法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改革和编纂工作不仅提升了行政效率，也丰富和完善了唐朝的法律体系，展示了唐宣宗时期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积极作为。 在民族关系方面，唐宣宗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宁。他的外交策略展现了唐朝后期少见的灵活性与务实态度，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成功地处理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宣宗不仅注重与邻国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和平共处，还积极寻求合作与交流，确保了边境地区的长期稳定。这种灵活且富有远见的外交方针，不仅减少了边患，也为国内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唐宣宗以鸿胪卿李业为册黠戛斯可汗使，持节赴黠戛斯册封其王子为英武诚明可汗。宣宗的外交成就，成为了他统治时期的一大亮点，彰显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 然而，宣宗皇帝的表面形象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尽管他看似容易被宦官左右，但实际上，即位后的宣宗励精图治，致力于加强皇权并抑制宦官势力。唐宣宗不仅在表面上维持了与宦官的关系，更在暗中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皇权的改革措施。他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力量，逐步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同时加强了中央集权。 唐宣宗执政期间，以勤俭节约的态度管理国家，关心民众生活，减轻了百姓的税务负担，并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特别是他在位期间成功恢复了河湟地区，扩展疆域达三千里之外，不仅加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还洗刷了长达两百年的耻辱。这些成就使得大唐的国力得到了显着的恢复和发展。 因为唐宣宗的年号是“大中”，所以这段繁荣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中之治”。它经常被拿来与汉朝的文景之治以及唐朝早期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而宣宗也被视为像汉文帝、汉景帝和唐太宗那样的贤明君主。即帝位后，致力于改善中唐以来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 但在大中十一年之后，唐宣宗逐渐对国家事务失去了兴趣，转而沉迷于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和神仙之术。这期间，宦官的权力又开始抬头，并且在东南地区获得了大量的经济特权。另外，唐宣宗为人多疑且苛察，这种性格使得朝廷上下不得不粉饰太平，以迎合皇帝的期望。他和武宗一样对道教的崇奉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一心梦想通过服用丹药来获得长生不老。 这种对个人信仰的过度追求，不仅影响了他的健康，也逐渐削弱了他的决策能力。唐宣宗对道教的执着虽然反映了他内心的某种精神寄托，但也导致他在晚年更加依赖丹药，忽视了实际的政治和民生问题。然而，长期服用丹药最终损害了宣宗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和领导力。这一时期，王朝表面的安定与繁荣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日益加深的危机。 859，唐宣宗由于服用丹药过量去世，他的离开不仅标志着一个短暂复兴时代的结束，也为晚唐的历史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变故揭示了“大中之治”表面下的脆弱性，预示着国家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动荡。 从大中十二年开始，南方多个地区如容广、岭南、湖南、江西、宣歙以及武宁等地的军队接连发生士兵驱逐将领的事件。特别是在大中十三年，由于徐州（武宁）的节度使康季荣对待士兵非常苛刻，最终被自己的士兵赶下了台。 第18章 黄巢之乱:唐王朝的末日 事实上，“大中之治”的繁荣并不稳固。在唐宣宗晚年，国内已经出现了种种乱象，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增多。他的突然离世更是雪上加霜，直接引发了一场寇乱，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 随着唐懿宗与唐僖宗这两位昏庸之君的相继登基，大唐帝国的运势如溃堤之水般的急转直下，难以阻挡。 唐懿宗即位后，宫廷生活愈发沉溺于奢华与放纵之中，他对宦官的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对于佛教的信仰近乎痴迷，不惜一切代价修建寺庙、供养僧侣，甚至削减了本该应用于巩固国防的军费开支。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使得边疆防线日益脆弱。这样的统治政策，无疑加速了帝国的衰落。 公元860年，裘甫之乱的爆发犹如一声惊雷，瞬时打破了唐朝本已就脆弱的宁静。紧随其后的庞勋之变和王郢之变，亦如狂风骤雨般接踵而至，这些叛乱迅速蔓延开来，如同燎原大火，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更加岌岌可危。特别是庞勋之变，对关东地区的冲击尤为严重，不仅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经济活动也几乎完全停滞，整个关东地区仿佛陷入了绝境。 然而，在这最黑暗的时刻，沙陀军首领朱邪赤心挺身而出，率领他的军队前来救援。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朱邪赤心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动荡，为大唐带来了一丝转机。 由于他在平乱中的杰出贡献，朱邪赤心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赞扬，并被赐予汉名李国昌，以此表彰他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沙陀族在唐朝末年动荡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认可。 873年，唐僖宗登基为帝。这位年轻君主对宫廷娱乐活动，如斗鸡和打球情有独钟，却对国家政务疏于关注，朝政逐渐被忽视。在他的统治期间，北方的叛乱如同野草般的蔓延开来，关东地区则因连年遭受水灾的侵袭，农业生产严重受损。 与此同时，王朝内部的政治腐败逐渐恶化，官场的黑暗与不公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盐价的急剧攀升更是雪上加霜，这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直接打击了普通百姓的生计，导致民众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苦之中。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许多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治安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盗贼活动猖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民不聊生的景象。 这样的状况不仅反映了当时经济政策的失败，也揭示了政府在应对民生问题上的无力，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对现状的不满和绝望感。唐僖宗的这种治国方式，使得本已经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更加的岌岌可危。国家的根基，也在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的不满情绪也逐渐累积。这一时期，不仅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也为后来的五代十国乱局埋下了伏笔。 874年，王仙芝在长桓（今山东境内）揭竿而起，并迅速聚集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他的势力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次年便攻陷了山东西部，并在河南、淮南等地流窜作战，声势浩大，令朝廷为之震动。 到了878年，王仙芝在黄梅一役中不幸战亡，其麾下的余部四散溃逃。但这些残军并未就此消亡，而是转投了另一位起义领袖——黄巢。 黄巢接手了这支军队后，如饿虎扑食般率领着他们南下，横扫了江南和岭南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恐慌。 特别是商业重镇广州，也未能逃脱这场浩劫，华南地区的经济体系几乎被摧毁殆尽。黄巢的起义军不仅给当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更对唐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沉重打击，预示着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伟大帝国正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落。 879年，黄巢的军队在南方遭遇了致命的瘟疫，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战略，经由桂州沿湘江北上，重新流窜到了江南地区。次年，黄巢正式展开西进攻势，其军事行动势如破竹，迅速攻陷了洛阳和潼关等重要的据点。 黄巢起义发生在875年至884年之间，是由黄巢领导的一场农民起义，它紧接在王仙芝领导的起义之后。这场起义是唐朝末期众多民众反抗活动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黄巢和他的部队采取了一种灵活机动的战略，避免与敌军正面冲突，而是选择攻击敌人防御较弱的地方。他们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陕西等省份，这对唐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然而，由于起义军不断地移动作战，缺乏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这使得他们在经济支持和民众基础方面都显得不足，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黄巢起义爆发的背景复杂，其主要原因归纳如下： 1. 政治腐败：唐朝末年，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逐渐衰退，官僚体系内部贪腐成风，官员们往往对民众疾苦视而不见，甚至草菅人命。这种普遍的政治腐败不仅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也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民间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2. 农民负担过重：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朝廷不断加重赋税，这直接增加了农民的经济压力，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外，频繁且无序的兵役征调进一步消耗了农村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3. 官府压迫加剧：地方政权为了满足中央的苛捐杂税要求，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手段向百姓榨取资源，包括过度征收、强制劳役等，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益，导致了广泛的民怨沸腾和反抗心理。 4. 外部威胁与军费负担：当时唐朝边境不宁，外敌入侵频仍，为应对这一局面，政府不得不大幅增加军事支出。然而，这部分额外成本最终还是转嫁到了普通民众身上，通过提高税收等方式来弥补国库亏空，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 第19章 藩镇争霸:地方纷争与皇权式微 面对黄巢军队的快速进攻，当时掌权的宦官田令孜非常恐慌，急忙带着唐僖宗逃离了长安，前往四川避难。随着黄巢的军队进入长安并宣布成立新的国家——齐国，唐朝的中心长安就此落入敌手。 各地赶来救援的军队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未能有效组织反击，导致好不容易收复的长安很快又被黄巢夺回。唐朝皇室陷入了绝境，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被迫赦免了逃亡到漠北的李国昌和他的儿子李克用，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挽救局势。 李克用不负众望，带领沙陀骑兵如同及时雨般赶到战场，与唐军联手，成功地夺回了长安。这场激烈的战争终于结束，为唐朝这段动荡的历史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篇章。李克用的介入不仅暂时稳定了局势，也为他日后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黄巢起义军中的一位猛将朱温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选择了投降朝廷。为了表彰他对唐朝的归顺，并奖励其弃暗投明的行为，唐廷不仅赐予他一个全新的名字——朱全忠，还册封他为宣武节度使，赋予他治理汴州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权力。 但获得新身份和权威的朱全忠并未因此而满足，反而更加积极地巩固自己的势力。然而，此时的黄巢见局势对自己不利，便率领残部向东逃窜，试图重新集结力量反攻。 在这一过程中，黄巢意识到朱全忠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重要支柱，于是决定将其围困在陈州，意图削弱朝廷的力量。一时间，陈州城被重重包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这场围城之战不仅考验着朱全忠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也成为改变他命运的关键时刻。面对黄巢的猛烈攻势，朱全忠坚守陈州，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最终不仅解除了围城之危，还进一步增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朱全忠从一名叛军将领转变为唐朝重要的将领，并为其日后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就在陈州城局势万分危急之际，李克用率领着他那英勇善战的沙陀铁骑如神兵天降般赶来解围。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了黄巢的围城部队，成功解救出被困多日的朱全忠。李克用的军队不仅打破了重围，还展示了非凡的战斗力和无畏的精神，给陷入绝境的朱全忠带来了转机。李克用毫不松懈，接着继续挥师追击溃败的黄巢军，展开了一场紧锣密鼓的追剿行动。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中，李克用的军队与黄巢残部展开了多次激烈交锋，逐渐将起义军逼入绝境。 到了885年，黄巢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败于自己的外甥林言之手。为了求得自保，林言亲手斩下了黄巢的首级，并主动向唐军投降。这一幕标志着这场轰轰烈烈、震撼天下的黄巢之乱最终得以平息。 随着黄巢之乱的结束，唐朝暂时恢复了表面的和平，但这次的大动乱已经深刻地动摇了帝国的根基。李克用在这场平乱中的杰出表现，不仅巩固了他的军事声誉，也为他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赢得了重要地位。而朱全忠，在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也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为日后五代十国时期的风云变幻埋下了伏笔。 本以为战乱就此终结，但谁也没有料到，刚刚投降不久的黄巢旧部秦宗权竟然再度叛变。他迅速纠集起残余势力，重新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肆意横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所过之处，皆化为一片废墟，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甚至有一段时间，这支叛军还攻陷了东都洛阳，昔日繁华的城市瞬间变得冷冷清清，千里之内不见丝毫烟火之气。面对秦宗权叛军的猖獗，各地藩镇虽多次出兵围剿，却未能彻底将其消灭。叛军如影随形，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 直到唐昭宗时期，朱全忠挺身而出，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强大的兵力，历经无数次浴血奋战，这才逐渐地扭转了战局。最终，在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役后，朱全忠成功地平定了这场肆虐已久的叛乱。 经过长时间的战火，百姓们终于又看到了和平的希望。朱全忠打败了秦宗权的叛乱，这不仅是对叛军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标志着他开始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人物。 不过，平定叛乱后的唐朝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强大了，国力大不如从前。各地的藩镇看到中央政府的力量变弱，就像看到机会的饿狼一样，纷纷采取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这样一来，唐朝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 宦官与外廷官员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双方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拉拢地方藩镇以增强自身的势力，从而导致局势愈发的混乱。各藩镇之间也互相争夺，意图通过控制朝廷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 这场内乱不仅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也动摇了国家的根本，使得唐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各派势力的纷争让本已脆弱不堪的王朝更加无力再应对内外交困的局面。 在众多藩镇中，河东的李克用（继承其父李国昌之位）、宣武的朱全忠以及凤翔的李茂贞最为强大。 885年，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唐僖宗终于返回了长安。然而，他对宦官田令孜的信任并未因此减少。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加深，双方各自拉拢势力，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局面。 面对田令孜的强势态度，王重荣决定不再忍耐。他联合了实力雄厚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共同组成了联军。这支联军气势磅礴地攻入长安，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也为王朝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次军事行动揭示了中央政权在地方藩镇力量面前的脆弱，也直接挑战了田令孜的权威。王重荣与李克用的联手不仅是对宦官势力的打击，也是地方势力崛起的新阶段。 第20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上) 面对急剧恶化的局势，田令孜意识到情况对自己极为不利，遂再度护送唐僖宗逃离京城，以求避险。而原本与他结盟的朱玫和李昌符则审时度势，转而改变立场，不仅背叛了田令孜，还率军对其展开追击。与此同时，他们拥戴襄王李煴为监国，并推举朱玫担任宰相之职。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标志着政治风云的急剧转变。 然而，李昌符却对这一安排心存不满，视之为对自己利益的威胁。流亡中的唐僖宗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在兴元期间，巧妙地利用朝廷的影响力，成功说服了王重荣、李克用与李昌符三人联手。他们决定共同行动，目标直指收复长安，以此恢复唐僖宗的统治权威。这一联盟的形成，不仅展现了唐僖宗在逆境中的领导智慧，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各方势力迅速权衡利弊，调整立场，最终达成了脆弱的合作关系。此次联合行动不仅凸显了当时政局的瞬息万变和不确定性，也为唐朝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它不仅是各方力量对比的一次重新洗牌，更是在动荡时局中寻求稳定与秩序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次合作虽然暂时，却为唐朝的未来走向注入了一丝新的希望。 然而，在返回长安的途中，唐僖宗再次遭遇了险境，与凤翔的李昌符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一突发事件不仅打乱了复归京城的步伐，也暴露了联盟内部的脆弱与不稳。 雪上加霜的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竟遭部下背叛，不幸遇害。这一连串的变故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也为唐朝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更深的不确定性。双重的打击，不仅考验着唐僖宗的领导能力，也让各方势力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与策略，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求生存与发展。 危急时刻，唐僖宗只得依靠李茂贞的力量才得以平安返回了长安。为了感激李茂贞在危难关头的鼎力相助，僖宗特别任命他为新的凤翔节度使。这一举措不仅是对李茂贞忠诚与支持的肯定，也为动荡不安的局势注入了一股稳定的力量。同时也确保了唐僖宗自身的安全。而李茂贞在关键时刻的支持，不仅赢得了唐僖宗的高度信任，获得了重要职位，也让他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还增强了他在朝中及地方上的威望，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888年，唐僖宗离开后，其弟李晔在宦官杨复恭的拥立下登基，即唐昭宗。这一时期，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因为各种缘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双方的斗争不仅限于朝廷内部，更蔓延至各自的藩镇领地，加剧了国家的分裂与动荡。 朱全忠与李克用之间的对抗，成为了晚唐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权力博弈之一，并且深刻影响了唐朝的命运走向。 唐僖宗及其继任者唐昭宗在这场权力风暴中艰难求存，始终不懈地尝试重新掌控朝政局势，力图恢复皇权的尊严与稳定。然而，地方藩镇的纷争不断，中央政权的力量愈发显得脆弱。在此背景下，张全义与李罕之为了争夺河阳节度使的职位，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两人各自拉拢强大的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张全义得到了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的支持，而李罕之则投靠了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这场争斗不仅加剧了地方的动荡，也使得朱全忠与李克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深刻影响了晚唐的政治格局。通过这种复杂的权力博弈，各派势力为了自身利益不断调整立场，使得国家陷入持续的混乱之中，皇朝政权的权威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挑战。 面对强大且独立的地方藩镇势力，唐僖宗和唐昭宗两位帝王尽管竭尽全力试图重振皇权，但他们的努力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下显得格外艰难。王朝政权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地方藩镇的纷争使得朝廷难以有效施政。两位皇帝不仅要应对内部的政治斗争，还需应对外部藩镇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使得他们恢复皇权尊严与稳定的愿景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最终，朱全忠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成功兼并了河阳和洛阳，并击败了秦宗权，几乎完全掌控了河南省。这一连串的成功，极大的增强了他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达到了高潮：宦官杨复恭与宰相张濬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双方各自拉拢李克用和朱全忠作为支持后盾，使得局势愈加错综复杂。 890年，朱全忠与张濬联手攻打河东军，但这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张濬也因此被贬官。李克用则抓住机会，继而吞并了昭义的潞州和泽州，扩大了对今天山西省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不久之后，宦官杨复恭失势，被迫南下投靠其兄子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公然叛变唐室。李茂贞等人奉命平定叛乱，在此过程中，李克用在朝廷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凤翔的李茂贞因无法扩展自己的领地，与皇帝产生矛盾，最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这场战争中，李茂贞和王行瑜取得了胜利，掌控了关中地区，并将宦官和外廷置于他们的严格控制之下。此时，唐王室的统治范围仅剩下了首都这一小片土地，中央政权的权威几乎不复存在。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晚唐时期王朝政权的脆弱，也展示了地方藩镇的强大影响力。各派势力为了争夺自身的利益不断调整联盟，最终导致了国家陷入到持续的动荡之中。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唐朝皇帝的命运如同风中残烛，在各藩镇的权力争夺中摇摇欲坠。这些藩镇势力犹如贪婪的饿狼，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中央政权这块诱人的肥肉。最终，皇帝被强大的藩镇势力所挟持，失去了行动自由，仿佛一只被困在金丝笼中的鸟儿，失去了往昔的荣耀与尊严。 这一时期，中央权威日渐式微，地方藩镇的崛起不仅削弱了皇权，也标志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时代的来临。皇帝虽然名义上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已经沦为藩镇争斗的棋子，其地位和权力大打折扣，曾经辉煌的王朝逐渐走向衰落。 第21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中) 895年，随着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的去世，局面变得不再那么平静。他的离开，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湖心，激起了层层波澜，更是触发了一系列权力更迭的连锁反应。 面对空出的权力真空，王行瑜、李茂贞和韩建等实力派人物迅速作出反应，他们如同嗅到猎物气息的猛虎，围绕着河中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一过程充满了紧张与不确定性。 其中，王行瑜更是抓住了这一契机，率军入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血腥清洗，使得宰相韦昭度等大臣均遭遇了不幸，其凶狠手段令人胆寒。王行瑜的狰狞面目与残暴行为，不仅令朝野上下为之震惊，更揭示了他不加掩饰的野心——企图废黜唐昭宗，自己登基称帝。 他的这些举动，不仅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动荡，也让唐王室的权威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京城一度笼罩在了恐惧之中，仿佛被黑暗势力所吞噬，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即将到来。 当李克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行动起来，率领着其精锐部队迅速赶往京城支援。在这次关键的争夺中，李克用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其快速而有效的行动令所有人印象深刻。 王行瑜的部下原本士气就不高，面对李克用的强大攻势时，逐渐失去了斗志。最终，他们决定背叛王行瑜，转而支持李克用。在绝望之中，王行瑜又被自己的部下所害。这一变故也帮助唐室暂时恢复了稳定。 尽管局势依旧动荡不稳定，但李克用的介入也为朝廷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使唐室能够在混乱中暂时稳住阵脚。为了防止类似危机的重演，唐王室决定组建殿后四军这支精锐部队。此举既是为了增强皇权，也意在维护朝廷的尊严与稳定。 通过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唐室希望能在未来的复杂局势中更好地保护自身，并对潜在的威胁形成有效的威慑。这支新组建的军队象征着王室巩固权力的决心，以及对国家安定的深切期望。然而，在那个藩镇林立、中央权威式微的时代，这样的努力能否持久地保障朝廷的安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这时，李茂贞和韩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行动。两人就像警惕的狐狸一样，一直在寻找王室政权的弱点。896年，他们迅速行动了起来，带领着军队逼近了长安，导致唐昭宗在恐惧中逃离京城，前往华州寻求安全。 幸好李克用和朱全忠及时率军前来支援，如同拯救危局的英雄，为唐昭宗带来了一线生机。898年，唐昭宗得以重返长安，重新坐上皇位。然而，尽管局势暂时得到了缓解，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却并未因此平息，反而变得更加激烈了。 随着唐昭宗重返皇宫，各派势力为了争夺权力依旧不择手段，从而导致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皇帝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唐昭宗不仅要应对地方藩镇的威胁，还要调解宦官与朝臣之间的激烈斗争。 他任何一个决策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可能会引发新的危机。因此，恢复中央政权的权威和稳定，成为了唐昭宗最为紧迫的任务。他的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以确保不再触发更大的风波。 朝堂之上，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之间的争斗犹如一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双方各不相让，剑拔弩张。随着局势日益紧张，权力的天平逐渐倾斜。 最终，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幽禁起来，如同一只被囚笼束缚的蝴蝶，失去了自由翱翔的天空。面对这一危机，崔胤心急如焚，仿佛热锅上的蚂蚁。他深知时间紧迫，急忙派遣使者疾驰出京，召唤朱全忠前来救援。 在崔胤眼中，朱全忠不仅是强援，更是打破这黑暗局面、恢复朝廷秩序与稳定的最后一丝希望。崔胤清楚地认识到，若不能迅速扭转局势，唐朝的命运将岌岌可危。 因此，他对朱全忠的到来寄予了厚望，期望这位强援能够成为那道划破黑暗的曙光，为王朝这片混乱带来一线生机。但这一决定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仿佛每一步都在接受命运的考验。 在唐朝命运悬于一线的关键时刻，朱全忠的到来是否会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因素，依然是个未知数。对于大唐王朝而言，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所有人屏息以待，希望朱全忠能够为这片混乱带来一丝转机。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宦官韩全诲为了自保，竟然采取了极端措施，强迫唐昭宗投靠了李茂贞。这一举动如同在已经错综复杂的棋局中再添一枚变数，使得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得知此事后，正在赶往长安的朱全忠怒不可遏。他立即下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并迅速率领大军如狂风般包围了凤翔城。朱全忠的快速反应和果断行动，显示了他对当前局势的紧迫感，也为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埋下了伏笔。 随着来年的到来，凤翔城内的粮草逐渐耗尽，士兵们的士气也日益低落，城中的气氛愈发紧张。李茂贞清楚地意识到形势对他极为不利，在无奈之下，他决定采取行动以求自保。最终，他下令处决了韩全诲等人，并主动向朱全忠示好，寻求和解。 朱全忠抓住这一机会，顺利掌控了朝中大权。他的野心如同无法遏制的烈火，迅速蔓延开来。通过这次事件，朱全忠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日后进一步扩张势力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发展标志着唐朝中央权力的进一步转移，预示着一个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 面对手中的权力，朱全忠毫不手软，对宦官展开了严厉的清算。在这场血腥的清洗之中，数百名宦官失去了生命。长安城因此被一片恐怖的氛围所笼罩，街头巷尾弥漫着紧张的气息，仿佛末日来临一般。 市民们胆战心惊，对未来充满了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这场大清洗不仅清除了朱全忠眼中的威胁，也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冷酷的决心和不容挑战的权威。长安城内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能感受到空气中紧绷的弦，大家都在猜测，还有谁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整个城市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第22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下) 这场血腥的清洗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伏笔。朱全忠的行动虽然暂时稳定了局面，但也为日后更多的冲突和变革铺平了道路。 宰相崔胤懊悔不已，捶胸顿足，深刻意识到自己引狼入室，让朱全忠这头难以驾驭的恶狼成为了巨大的威胁。面对朱全忠日益增长的权力，崔胤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感。为了摆脱朱全忠的控制，他决定暗中采取行动，秘密招募六军十二卫，意图重建自己的势力，以对抗这位新的强权人物。 然而，崔胤的这一举动也充满了风险。在如此敏感的时期，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他的计划能否成功，也将直接关系到未来政治格局的走向。崔胤深知，这次尝试将是对他智慧与胆识的巨大考验，稍有不慎，便可能将自己推入更深的险境。 果然，朱全忠在长安的眼线如同蜘蛛网般密布，几乎无所不在。崔胤的秘密行动很快就被朱全忠察觉。904年，朱全忠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最终将崔胤斩首，彻底消除了这一潜在的威胁。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彰显了朱全忠的冷酷与决断，也让朝野上下对他的畏惧更深一层。崔胤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也预示着唐朝中央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 可怜的宰相崔胤，还没来得及完全实施他的计划，便命丧黄泉了。唐昭宗也被迫在朱全忠的逼迫下迁都洛阳，长安城在这场浩劫中遭受重创，昔日的繁华与辉煌仿佛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曾经作为帝国心脏的长安，如今变得面目全非，街道冷清，宫殿荒废，往日的繁荣景象已成追忆。这场变故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深刻地影响了唐王朝的命运，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秩序的开始。 同年8月，朱全忠犯下了弑君的滔天大罪，残忍地杀害了唐昭宗，并扶持唐昭宗年幼的儿子李柷登基，即唐哀帝。面对朱全忠的强权，年幼的唐哀帝更是无力反抗，只能在恐惧和无奈中接受了皇位。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标志着唐朝皇权的进一步衰落，也让年轻的唐哀帝成为了朱全忠手中的傀儡。在一个本应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纪，他却不得不承受着国家命运的重压，目睹着帝国逐渐走向终结的局面。 第二年，朱全忠开始了大规模的朝官贬黜，并将那些曾与他作对的官员们召集到白马驿。并在那里毫不留情地对他们展开了血腥的清洗。这些官员最终被他惨无人道的屠戮，他们的尸体都被抛进了黄河，河水瞬间被染成红色，这一事件史称“白马之祸”。 “白马之祸”不仅是对朝廷精英的一场大清洗，也标志着朱全忠对权力的绝对掌控。滔滔不绝的的黄河之水见证了这一场惊天悲剧，而朝廷内外则笼罩在了一片恐惧之中。通过这次血腥的手段，朱全忠彻底铲除了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这一事件成为了唐朝末年黑暗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预示着更多动荡与变革的到来。原本，朱全忠计划在统一全国后再行夺取帝位。但由于在征讨淮南的战役中遭遇到了重大失利，迫使他不得不提前采取了行动。 907年，朱全忠迫不及待地逼迫唐哀帝禅让，自行称帝，建立了后梁。随着他这一举动，大唐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五代十国的序幕就此拉开。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朱全忠成为了历史的罪人。他的残暴和野心不仅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也给无数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那些被他杀害的官员们则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他们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而朱全忠的名字将会永远地与这段黑暗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的行为虽然一时得逞，但却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这个时期充满了动荡与变革，朱全忠的崛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尽管他的统治时间不长，但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复杂且引人深思的时期。晚唐时期的动荡，不仅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朱全忠的崛起和唐朝的衰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混乱时代的开始。他虽然通过暴行暂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这为他建立的后梁政权种下了不安定的因素。在权力斗争中失去生命的官员们，成为了这段黑暗历史无声的见证者。 他们的牺牲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动荡的一个缩影。这提醒我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成就也能导致毁灭；同时反映了人性的多面性——既有对权势的追求，也有对正义与和平的向往。 朱温（852年12月5日—912年7月18日），又名朱全忠、朱晃，是后梁的开国皇帝，在位期间为907年至912年。他出生于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从一名追随黄巢起义军的战士成长为后梁的建立者。 在早年，朱温加入黄巢的叛军，参与了对唐朝的战斗，并担任多个重要军事职务。随着黄巢势力的增长，他在大齐政权中占据了关键位置。然而，到了882年，朱温选择背叛黄巢，向唐朝投降，并因此获得了唐僖宗的信任和重用，逐步晋升为汴州刺史及宣武军节度使。之后，朱温不仅协助唐朝平定了黄巢之乱，还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击败了包括秦宗权在内的数个地方割据势力，成为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朱温开始干涉朝廷事务。904年，他策划了一次政变，谋害了唐昭宗并控制了新立的唐哀帝。三年后，即907年，朱温正式废黜了唐哀帝，结束了唐朝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后梁，定都于汴州（今河南开封）。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始。 朱温的统治虽然短暂，但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远。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清除异己。不过，他的暴行也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最终，在912年，朱温被自己的儿子朱友珪所害。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权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责任，而其行使的方式可以决定一个时代的命运。朱温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崛起与陨落，也是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和人性的多面性。 第一卷结语:王朝的辉煌与变迁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唐朝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巅峰时期。从李渊起兵建立唐朝，到他的儿子李世民登基为帝，这段历史充满了波澜壮阔的故事，记载了众多英雄豪杰的事迹。 这段时期就像是一页页生动的历史画卷，展现了无数英勇人物和他们不平凡的经历。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战斗，还是宫廷中的智谋较量，都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而迷人的风景。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下，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迅速复苏并蓬勃发展，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地区，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上，贞观年间百花齐放，诗词歌赋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众多文人墨客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文化的昌盛。这一时期的辉煌成就，不仅树立了唐朝作为黄金时代的标志，也为后世在治理和文化方面提供了典范。贞观之治的影响深远，至今仍然被广泛赞誉和学习。 永徽年间，高宗李治继承并发扬了太宗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致力于国家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尽管这一时期不如贞观之治那样广为人知，但它同样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并在多个领域稳步前进。高宗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不仅维持了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也为大唐的繁荣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并带领大唐步入了另一个辉煌的巅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经济高度繁荣，城市繁华昌盛，商业贸易异常的活跃；文化艺术领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大唐的国际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交流学习，长安也成为了世界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贞观、永徽、开元三朝的辉煌成就，至今仍被人们铭记与称颂，影响深远，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持续激励着后人。这些时期的治理，也展示了唐朝统治者们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精心的规划与实践，从而创造了持久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大唐的光辉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这个风起云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众多人物的命运相互交织着。 李世民凭借着超凡的军事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登上了“天可汗”的宝座，成为了万民敬仰的英主；魏征则以其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勇气，成为了流芳百世的名臣。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工匠、农民和商人，也如同基石一般，支撑起了这个伟大国家的脊梁。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一些曾经名噪一时的人物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销声匿迹，或是因时势的变迁而遭遇不幸。 大唐不仅在军事上战功赫赫，更在文化和艺术领域迎来了黄金时代。诗歌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犹如繁星般璀璨；绘画作品如梦似幻，充满了想象力和美感；音乐创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条通过才华晋升的道路，使得社会更加开放、多元且充满活力。不同背景的人才得以涌现，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佛教的广泛传播和道教的复兴，加上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激发了社会的创新意识。宗教活动变得更加多样，新思想不断萌发，进一步增强了社会的活跃度和创造力。 这些文化和社会现象共同作用，使得这个时代显得格外生动有趣，充满了创新精神和新颖的思想。大唐盛世不仅是武力的象征，更是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唐朝曾极其强盛与繁荣，尤其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早期的“开元盛世”，国家的兴盛达到了顶峰。这两个时期代表了唐朝的黄金时代，其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展现了大唐无与伦比的辉煌。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大动乱——安史之乱改变了这一切。从755年到763年，边疆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战火迅速蔓延，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和动荡。这场持续八年的冲突让曾经繁荣的唐朝遭受了重大打击。这场战争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和生命，繁华的城市变成废墟，肥沃的农田荒废。除了人民的痛苦，安史之乱还对大唐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更重要的是，这次叛乱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曾经强大的中央政权开始动摇，地方势力趁机崛起，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地方官员拥兵自重，不再完全听从朝廷的指挥，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被迫成为佃农或流民。他们面临着沉重的赋税和繁重的徭役，生活极为困苦。经济上的问题不断浮现，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在政治领域，宦官专权与官员党派争斗此起彼伏，犹如汹涌的潮水一般。朝廷的气氛异常紧张，政治腐败如瘟疫般蔓延开来，侵蚀着大唐王朝的根基，使得国家治理变得愈发艰难。官员们将国家利益和百姓福祉抛诸脑后，对权力的贪婪永无止境。他们为了争夺权力，不择手段，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完全不顾及道德良知的约束。 在这样的环境下，权谋成为朝堂上的常用手段，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却常常被忽视。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宦官与不同派系的官员们为了争权夺利，使得朝廷的政治腐败不断加剧。这种只关注自身权力斗争而漠视民众需求的现象，也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滑，政局动荡不安，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晚唐时期，帝国在外部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吐蕃、回纥等周边民族宛如饿狼猛虎，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大唐广袤的疆土。这些强悍的民族时常如暴风骤雨般侵袭边境地区，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仅大肆掠夺财物，更残忍地掳走无辜百姓作为奴隶，使得边境地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子过的苦不堪言。 时光飞逝，转眼来到了九世纪中叶。就在王朝这艘巨轮动荡不安之际，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如同一股狂暴的飓风，挟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这支起义军势如破竹，所到之处，摧枯拉朽，给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大唐王朝带来了最致命的一击。让原本有序的社会秩序，瞬间崩溃，战火与硝烟弥漫，无数家庭破碎，民众流离失所，陷入深深的苦难之中。 公元907年，朱温凭借其力量和野心，正式夺取了皇位并自立为帝，创立了后梁政权。这一举动标志着大唐王朝两百多年统治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随着朱温的上台，曾经辉煌的大唐帝国画上了句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随着唐朝这座巍峨大厦的轰然倒塌，整个中华大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与迷茫之中。原本统一的国家分崩离析，各路诸侯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由此拉开了长达五十余年之久的分裂时期——五代十国的序幕。 在这段漫长而黑暗的岁月里，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每一寸土地之上。各方势力为了争夺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争斗。百而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饱受战火的摧残。社会秩序崩溃，道德沦丧，人性的丑恶在这片乱世中尽显无遗。 就在人们几乎对和平失去希望之时，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赵匡胤凭借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成功统一了这片纷争不断的土地，并创立了大宋王朝。 赵匡胤的崛起不仅为混乱的时代带来了转机，也为后世开启了一个新的繁荣篇章。随着他的统治稳固，中华大地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和谐与繁荣，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赵匡胤不仅为国家带来了稳定，还开启了文化与经济复兴的新篇章，使得这片古老的土地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大唐盛世，一个令无数后人追忆与敬仰的伟大时代，它的光辉至今仍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历史上闪耀不息。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不仅能够探寻那些逝去岁月中的辉煌成就，还能从中汲取无尽的智慧与力量。这个黄金时代的光芒照亮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深远影响跨越了时空，持续启迪着当代和未来的时代。 大唐留下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遗产，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财富，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卓越，勇往直前。通过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把握现在，并为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灵感与动力。透过这些岁月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荣耀的王朝，是如何从诞生、成长、直至走向灭亡的全过程。 书友们，随着第一卷《王朝的兴衰》帷幕缓缓落下，我们即将踏入第二卷《大唐人物年鉴》的精彩世界。 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寻那些塑造了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们，共同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荣耀与挫折，聆听他们背后鲜为人知的趣事与笑谈。让我们穿越时空，走进大唐盛世，去领略那些传奇人物的魅力与风采。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将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个伟大时代的温度与活力，以及它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会发现历史不再是冰冷的记录，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构成。 书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这段令人着迷的历史之旅吧！ 第1章 从贵族到帝王:高祖李渊的传奇人生(上) 早期效力朝廷 李渊，字叔德，出身于北周的关陇贵族家庭，是唐朝的开国皇帝（618年－626年在位）。作为唐太祖李虎之孙、唐世祖李昞之子，李渊深得隋文帝和文献皇后的宠爱，曾历任多个重要官职。 李渊七岁时继承了父亲李昞的爵位，成为唐国公。成年后，他以开朗和宽容的性格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杨坚建立隋朝后，李渊恢复了本姓，并在隋朝担任了千牛备身，即皇帝的禁卫武官。由于受到独孤皇后和隋文帝的信任，李渊被任命为多个地方的刺史。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李渊先后担任了荥阳和楼烦两地的太守，之后回到朝廷担任殿内少监。大业九年（613年），李渊转任为负责宫廷安全的卫尉少卿，从一个文职官员变为武职官员。同年，李渊被派去监督对高句丽战争的粮草运输。当杨玄感起义反抗隋朝时，李渊受命镇守弘化郡并管理关右地区的军事事务。这段期间，李渊结交了许多英雄豪杰，引起了隋炀帝的猜忌。为了自保，李渊开始放纵自己，饮酒作乐，接受贿赂。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命令李渊前往山西和河东地区处理叛乱。在龙门，李渊成功地平定了毋端儿领导的起义军，并击败了绛州的叛军柴保昌。次年，因为不断向隋炀帝进献猎鹰和猎犬，李渊升任为右骁卫将军。面对突厥的入侵，李渊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合作，以巧妙战术击败了突厥军队。 太原起兵反隋 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委任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及晋阳宫监，成为了这一区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此时，隋朝正面临着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浪潮，这些起义严重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统治根基。与此同时，隋炀帝对朝廷官员的信任度急剧下降，频繁无端的除掉文臣或武将，使得朝中人人自危。 李渊抵达太原之后，敏锐地察觉到当前局势提供的难得机遇。其副使夏侯端早已提醒他应提前布局，以防不测。李渊深以为然，并与儿子李世民商议，认为唐是他的封地，而太原正是这块封土的核心。既然天赐良机，不应坐失，否则不仅辜负了这片土地，更可能招致不必要的祸患。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起兵之前必须先稳定内部，解决历山飞等地方势力问题，同时妥善处理与北方突厥的关系，以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为了稳定局势，李渊首先率军击败了在雀鼠谷活动的历山飞将领甄翟儿，巩固了他在山西的地位。然而，在防御突厥入侵时，他的副手高君雅和王仁恭遭遇失败，导致隋炀帝下令逮捕李渊并处决王仁恭。尽管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了他们，但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李渊加快了起兵反隋的步伐。最终，李渊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开始策划并准备在太原起兵反抗隋朝。 李渊是一个胸怀大志、抱负远大的人物，怀有济世安民的理想和治理天下的雄心。并且以真诚待人着称，不论对方身份高低贵贱，一经会面便能多年不忘；对于重要的地理要冲，只要看过一眼，便能长久铭记于心。作为一位经验丰富且老练的政治家，李渊在应对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策略与智慧。 面对频繁的农民起义，他采取了巧妙的招降纳叛政策，不仅有效镇压了动乱，还借此机会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同时，他还指示长子李建成在河东地区秘密结交英才，广纳贤才，为未来的事业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通过这些举措，李渊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日后建立大唐帝国积累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隋朝末年的动荡局势中，全国各地纷纷起兵反抗隋王朝的统治，隋炀帝所在的江都（今江苏扬州）逐渐被孤立。晋阳县令刘文静敏锐地察觉到李渊心中隐含的反隋意图，遂积极与他接近，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与此同时，刘文静因其他原因被捕入狱，在狱中结识了李世民。二人志同道合，迅速达成了共识，开始秘密策划起兵之事。然而，这些初期的密谋并未让李渊知晓。为了促使父亲下定决心，李世民巧妙地找到了晋阳宫副监裴寂寻求帮助。 裴寂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于是设计了一场迫使李渊同意起兵的关键行动。在一个夜晚，裴寂安排了一场盛宴，让李渊饮酒至醉，随后安排宫女侍寝。这一举动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威胁手段——一旦起事失败，这将成为李渊叛逆的证据。当裴寂向李渊透露整个计划时，李渊最初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最终还是被迫同意了起兵的决定。尽管李渊表面上假装反对，实际上他深知局势已经非常紧迫，不得不赶快采取行动。 大业十三年（617年），鹰扬校尉刘武周在马邑发动叛乱，自立为帝，并与突厥联手南下图谋天下。隋炀帝闻讯欲治李渊之罪，这使李渊感到恐慌。在紧急情况下，李世民建议立即行动。尽管隋炀帝随后赦免了李渊，但他身边的心腹们仍然鼓励他起兵。于是，李渊以讨伐刘武周和防御突厥为借口开始招募士兵，并暗中召回在外的儿子们准备起事。 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对李渊早已产生了怀疑，二人密谋借祈雨之名，试图除掉李渊父子。然而，他们的阴谋却未能得逞，反而计划被李渊提前察觉。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李渊迅速采取行动，抢先一步发难。 李渊指控王威和高君雅勾结突厥，意图不轨，并以此为由将二人囚禁。不久之后，当突厥果然发动进攻时，李渊趁机以叛国罪名处决了王威和高君雅，从而化解了眼前的威胁。 为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并获得外部支持，李渊派遣刘文静前往突厥进行外交斡旋。刘文静凭借其卓越的谈判技巧，通过谦卑的态度和丰厚的礼物，成功赢得了始毕可汗的支持。始毕可汗同意提供军事援助，并与李渊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为李渊未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 六月，随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到来，李渊终于解除了后顾之忧。在两位儿子的辅佐下，他接受了谋士们的建议，正式自称大将军，设立了一系列官职，并任命自己的儿子们担任重要将领。为了赢得民心，李渊还下令开放仓库救济穷人，此举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在他的领导下，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短时间内人数便扩展至数万人。 李渊的仁政与领导魅力吸引了大量志士前来投奔，军队士气高涨，战斗力显着增强。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李渊制定了入关夺取长安的战略计划。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他对时局的精准把握，也展现了他作为领导者的眼光与决心。 南下建唐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五日，李渊率领三万士兵在晋阳正式宣布起兵。他们沿汾河谷道南下，表面上宣称是为了尊崇隋朝，拥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帝。突厥始毕可汗送来了千匹马，并且原西突厥特勤阿史那大奈也率兵支持李渊。 当李渊的军队到达贾胡堡时，遇到了隋朝代王派来的两路阻击：宋老生带领两万精兵驻扎在霍邑，而屈突通则带着数万人守卫河东。此时正值秋季多雨季节，道路泥泞难行，加上军粮短缺，李渊的军队前进受阻。外界还有传言说突厥和刘武周将要袭击晋阳，因为刘文静还在突厥未归，大家对这些消息真假难辨。 面对困境，李渊召集将领们商讨对策。裴寂等人建议退回晋阳，保护基地，再图后举；但李建成和李世民坚决主张继续前进。经过深思熟虑，李渊决定听从儿子们的建议，继续进军。 八月，天气转晴，粮食也从太原运到了前线。李渊随即指挥部队进攻霍邑。战斗中，李渊用计分散了宋老生的注意力，让他的军队离开了城门约一里多地布阵。然后，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绕到敌军背后，堵住了东门和南门，切断了宋老生的退路。 与此同时，有士兵高喊“宋老生已被斩首”，导致宋老生的部队阵脚大乱，纷纷溃逃。李渊的军队乘胜追击，最终成功击败宋老生，占领了霍邑。接着，李渊的军队势如破竹，迅速拿下了临汾和绛郡，一直推进到了龙门县。 这次胜利为李渊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建立唐朝铺平了道路。 援军到来 大业十三年（617年），刘文静带着突厥大将康鞘利及其五百士兵和两千匹马赶到李渊的军队。随着突厥援军的到来，沿河的隋朝守臣纷纷投降。李渊还成功招降了冯翊地区的农民军首领孙华，并派遣王长谐、刘弘基和陈演寿率领六千步骑兵渡过黄河，在梁山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 李渊亲自率军包围河东，但面对坚固的防御，他考虑直接西进长安。裴寂建议先攻克河东以避免腹背受敌，而李世民则主张快速行动直取长安。综合两者的建议后，李渊决定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河东，自己则带领主力军向西进发，从壶口渡河并在朝邑长春宫驻扎。关中的士民闻讯纷纷前来归附，场面十分热烈。 娘子军前来助战 在进军过程中，李渊的亲属也积极响应。他的女儿平阳公主（嫁给了柴绍）在鄠县散尽家财，招募义士，组建了一支七万人的“娘子军”。李神通和女婿段纶也在当地起兵响应。李世民一路西进，广纳人才，待到泾阳时已有九万大军，与平阳公主的部队会合，声势浩大。李建成被派往永丰仓扼守潼关以防东方来援，而李世民则带兵掠夺渭水北岸，对长安形成钳形攻势。李渊沿途废除隋朝的离宫园苑，释放宫女，赢得了民心。 攻入长安 由于隋炀帝远在江都，关内隋军力量薄弱，李渊的军队进展迅速。同年十月，李渊抵达长安城外，集结了二十多万大军准备攻城。十一月九日，唐军攻入长安，李渊进城迎接代王杨侑至东宫，并迁居大兴殿。他自己则暂住长乐宫，宣布实行十二条新法，废除了隋朝的苛刻禁令，除了处决少数反对者外，其余一概不问罪。 四天后，李渊迎立杨侑为隋恭帝，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被授予大权，成为大丞相并封为唐王，开始设立丞相府及官属，任命裴寂等人为要职。同时，他的儿子们也被赋予重要职位：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兼秦国公，李元吉为齐国公。至此，李氏父子完全掌握了关中地区的控制权，为建立唐朝奠定了基础。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之变中遇害害。这一事件加速了李渊篡位的步伐。同月，隋恭帝杨侑加封李渊为相国，让他总揽朝政，并给予象征最高权力的九锡之礼。 登基建国 到了五月，隋恭帝进一步允许李渊使用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十二旒冕冠和天子旌旗，出行享有特别警戒和清道的待遇。不久之后，戊午日（5月20日），隋恭帝被迫下诏将皇位禅让给李渊。又过了几天，在甲子日（6月18日），李渊正式在长安太极殿登基称帝，建立了唐朝，改元为武德，定都长安，成为唐高祖。新朝成立后，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并很快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李渊在取得皇位后，对待前朝的后裔表现得相当宽容。他下诏封隋恭帝杨侑为酅公，并且还册封北周的后代为王，以此来强调李唐政权的合法性和延续性。这种做法不仅显示了李渊的大度，也为新王朝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扫除群雄 李渊称帝之时，全国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唐朝的控制范围主要局限于关中和河东地区。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李唐王朝制定了明确的战略：首先巩固关中作为稳固的后方基地，然后逐步向东扩展，最终完成全国的统一。为此，李渊频繁派遣儿子们——李世民、李建成及李元吉出征，以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 夺取北方 在北方，隋末动乱之际，河东人薛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起兵反隋，自封为西秦霸王，后来更称帝，占据了陇西地区，并宣称拥有三十万大军。当唐军进入长安后不久，薛举便向扶风（今陕西凤翔）发起进攻，但被李世民击败。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再次率军讨伐薛举，但在他因病撤退后，接替指挥的刘文静和殷开山因为轻敌而遭遇了薛举在高城（今陕西长武西北）的大规模袭击，导致惨败。 同年八月，薛举的儿子薛仁杲企图进一步扩张，围攻宁州，但被当地的刺史胡演成功击退。不久之后，薛举病逝，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位置。面对这一局势，李渊一方面与占据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再次任命李世民为元帅对抗薛仁杲。 到了十一月，李世民终于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败薛仁杲并俘虏了他，从而平定了西北地区的大部分领土。李轨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割据一方，但因内部矛盾激化、人心不附而陷入困境。武德二年（619年），李渊试图通过李轨的部将安兴贵劝降李轨，但未成功。不久，安兴贵兄弟发动兵变，俘获李轨并将其送往长安处决，从而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汉水、淮河之间的割据者朱粲请降，被封为楚王，但很快又杀害了唐朝使者段确，转而投奔王世充，显示出地方势力的反复无常。 与此同时，代北的刘武周对太原发起了猛烈进攻，迫使留守李元吉弃城逃走。刘武周的部将宋金刚继续南下，威胁到关中的安全。面对这一危机，李渊派遣李世民率军抵御。经过五个月的僵持，李世民抓住宋金刚粮草匮乏的机会，迅速反击，在吕州和介休一带大败敌军。刘武周和宋金刚最终逃往突厥，后来被突厥所杀。这次胜利使唐朝完全控制了山西地区，巩固了关中的安全，并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随着瓦岗军领袖李密在洛阳王世充的打击下失败降唐，黄河流域形成了窦建德、王世充与唐朝三足鼎立的局面。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奉命进攻王世充，对洛阳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困。次年三月，面对王世充的求援，窦建德决定出兵相助。李世民采用“围郑击夏”的策略，在武牢阻止了窦建德的前进。窦建德军队久战不利，最终被击败并俘虏。王世充见势不妙，也选择了投降。这次胜利极大地加速了唐朝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 然而，李渊决定除掉深得民心的窦建德，并强征其旧将到长安，导致河北地区人心不稳。同年七月，窦建德旧部刘黑闼聚众起兵，得到突厥的支持，短时间内恢复了窦建德原先的地盘。尽管李世民在洺水之战中击败了刘黑闼，但河北的人心仍未完全归附唐朝。 次年六月，刘黑闼再次借突厥之力侵犯山东，引发河北诸州重新叛乱。直到武德五年（622年）二月，李建成督军作战，才彻底击败刘黑闼，重新平定了河北。 最后，在武德七年，河北起义军首领高开道被其部将张金树所害，张金树随后向唐朝投降，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动荡基本结束。 攻克南方 在攻克长安的过程中，李渊就派遣光禄大夫李孝恭前往山南地区（今陕西安康一带）招抚巴、蜀等地。李孝恭的檄文所到之处，超过三十个州纷纷归降。为了进一步巩固南方，李孝恭大力发展水军，积极备战。武德四年（621年）九月，高祖李渊任命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率领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并自立为梁帝的萧铣。经过一番战斗，萧铣的部将文士弘战败，萧铣最终选择投降，唐军顺利平定了荆湖地区。 随后，李渊命令李靖继续向岭南推进。同年十一月，李靖成功招降了岭南地区的豪族首领冯盎、李光度和宁长真等人，控制了九十六个州，获得了六十多万户民众，彻底平定了岭南。 早在武德二年（619年），割据淮南的军阀杜伏威就已经归附唐朝，并奉诏入朝辅政，留下辅公祏守卫。然而，在武德六年（623年），辅公祏在丹阳举兵反叛，自称皇帝。对此，李渊迅速反应，命令李孝恭率领诸将水陆并进进行征讨。 到了武德七年三月，辅公祏被击败身亡，江南地区全部平定。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唐朝基本上消除了隋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这些胜利不仅稳固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也为后续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2章 从贵族到帝王:高祖李渊的传奇人生(下) 颁布诏令安抚民心 作为唐王朝的开国之君，唐高祖李渊登基后就展现出了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李渊深知，要想让刚刚建立的新朝站稳脚跟、长治久安，就必须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来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安抚民心，为此，他首先发布了一系列保护平民利益的法令，例如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从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这些政策对于唐朝初期的发展至关重要。 拉拢功臣巩固政权 唐高祖李渊深知“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深刻道理，明白要确保新政权的稳固，就必须妥善处理好与他一起打江山功臣们的关系。为了避免功臣之间产生矛盾或不满情绪，李渊采取了一系列精明而周全的措施。 他首先通过分封土地、授予官职等方式，给予功臣们丰厚的回报。这些奖励不仅满足了功臣们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肯定了他们对建立大唐帝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此举有效地增强了功臣们的忠诚度和归属感，避免了内部纷争，维护了政权的稳定。 同时，李渊注重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每位功臣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认可。这种公平公正的态度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基础，促进了朝廷内部的和谐与团结。 轻徭薄赋鼓励生产 其次，农业乃立国之本，高祖自然也不会忽视这一点。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他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积极鼓励百姓恢复农耕生产。为了解决战后的经济问题，减轻百姓负担，李渊实行了轻徭薄赋政策，鼓励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通过减免赋税、提供农具和种子等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得大片荒芜的农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李渊还注重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改善灌溉条件，进一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此外，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他下令废除前朝一些苛捐杂税，严禁地方官员肆意盘剥百姓。这种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不仅赢得了民心民望，更使得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建基础设施促进繁荣发展 面对战争中受损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唐高祖李渊迅速下令相关部门立即着手修复与重建工作。他深知，完善的交通不仅对于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巩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他强调必须尽快恢复这些基础设施，以改善全国的交通条件，确保物资能够顺畅运输，市场得以繁荣发展。 政治改革 李渊推行了一些列政治制度上的调整，恢复并强化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权力的平衡，避免个人或集团权力过大而威胁到皇权。 李渊所实施的这些改革措施，充分彰显了他对于内政事务的深刻洞见和对民众福祉的殷切关怀。正是由于他的英明决策和不懈努力，新生的唐朝才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战乱的阴影，步入一个相对和平与有序的发展轨道。 任用宰相与治理国家 在位期间，高祖共任命了十二位宰相。这些宰相中，多数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如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和刘文静等人。除了刘文静外，其余都来自显赫家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窦威、窦抗、萧瑀和宇文士及还是隋唐皇室的亲戚。封伦属于山东士族，陈叔达是江南贵族，而裴矩则是齐隋旧臣。 尽管关陇贵族在初期政权中占据核心地位，但真正长期担任宰相并执掌政务的主要有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这反映出，在实际治理国家时，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关陇贵族成员有限且多倾向于武职，能够治国理政的人才较少，因此李渊不得不吸收其他背景的人才参与统治。为了稳定新建立的王朝，并迅速安定山东和江南地区，他选择了那些在隋朝中央政府有过工作经验的官员，如山东士族封伦、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具有双重身份的萧瑀。 虚心纳谏，择贤选士 高祖李渊称帝之后，积极鼓励直言进谏，力求改变周、隋时期忠臣不敢言的状态。例如，他将最早直言进谏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连升九级，提拔他为治书侍御史，以此表明自己接受批评的决心。他也对隋代名臣李纲表现出了高度的敬重，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议。然而，李渊也曾听信裴寂的谗言，导致开国功臣刘文静身亡，这一行为也受到了后世的批评。 科举制度与人才选拔 认识到“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局限性，高祖李渊沿用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并缓和社会矛盾。武德四年（621年），根据他的敕令，唐朝正式设立了明经、秀才、俊士、进士等科目进行选士，标志着唐朝开始通过科举选拔人才。此外，李渊还在武德年间引入了制举，更加重视儒学人才的选拔。为了补充科举制度，还保留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荐举制，确保更多类型的人才能够得到任用。 宽简刑罚，制定《武德律》 李渊还致力于改革法律，推行宽简的刑罚政策，并制定了《武德律》，为唐朝初期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些措施不仅帮助巩固了新建立的政权，也为后来唐朝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还在太原起兵时，李渊就发布了宽容的命令，吸引了许多受隋朝苛刻政策压迫的百姓前来支持。成为皇帝以后，他在武德元年（618年）宣布大赦天下，减轻了刑罚，并且在他统治期间经常实行大赦，尽量对人民从宽处理。李渊认为隋朝的法律越来越严格，因此登基后，他命令裴寂和刘文静等人基于隋朝开皇时期的法律进行改革，删减了隋炀帝时期增加的繁重法令，旨在制定更为宽松简明的法律。后来，他又指派裴寂和萧瑀等人编写新的法律条文，主要参考了开皇时期的法律。 到武德七年（624年）五月，李渊颁布了《颁定科律诏》，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武德律。这些法律虽然在结构上与隋朝开皇律相似，但更注重简化和适应当时的需要，修正了不合理的部分，力求精简扼要。武德律不仅为唐代后续的法律编纂如贞观律、永徽律等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后世及周边国家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统一战争 唐朝建立之初，李渊为了尽快平定各地的叛乱，实现全国统一，大力集结军队并强化军事准备。他沿用了北朝以来的“兵农合一”制度，即府兵制，让农民在和平时期耕种，在战时成为士兵。 当时，许多地区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势力在各地割据。在长安稳定下来后，李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统一战争。他和儿子李世民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对于农民起义军领袖和其他割据势力，要么招降，要么通过武力征服。他们先后击败了薛举和薛仁杲父子、河西的李轨、北方的刘武周，并在中原地区战胜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以及南方的萧铣。 此外，他们还成功招降了杜伏威。最终，在贞观二年（628年），唐朝消灭了梁师都，实现了中国的重新统一。 劝课农桑，厉行节俭 隋末的频繁战乱导致农田荒废，百姓生活困苦。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高祖李渊在统一全国后发布了《劝农诏》，鼓励地方官员积极引导民众努力耕作，不要错过农时。唐政府随后推出多项政策来支持农业，比如减少劳役和赋税，禁止不必要的屠宰和酿酒，以提倡节俭，避免浪费宝贵的资源，如耕牛。李渊还以身作则，推行节俭政策。减少了朝廷的开支，整顿了寺庙和道观，避免这些机构因规模过大、人员过多而造成资源浪费。鉴于隋炀帝过度建设离宫别馆，并大量征召民女入宫，李渊下令关闭多余的宫殿，释放宫女回到家人身边。这些措施让唐朝初期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和发展。 服役制度与币制改革 在李渊统治期间，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他在赋役制度方面做了重要改革。他主要继承并发展了北魏的均田制，并引入了租庸调制。武德七年（624年），正式在全国推行这套新制度。租庸调制是一种根据人口和土地来征税的系统，它规定农民需向国家缴纳一定量的粮食（租）、布匹（调），以及提供劳役或以钱代役（庸）。这种制度不仅为政府提供了稳定的税收来源，还帮助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为它确保了每个人都有份地可以耕种，从而维持生计。 此外，在货币改革方面，唐初仍然使用汉代的五铢钱。然而，为了整顿混乱的币制，李渊在武德四年（621年）废除了隋朝的钱币，开始铸造新的“开元通宝”。这款新钱币设计合理，重量适中，广受民众欢迎，使得交易更加便利。开元通宝不仅在贞观年间继续被使用，即便到了高宗时期短暂改铸后也再次回归。这枚钱币的出现，确保了唐代货币的统一与稳定，并成为了后来各朝铜钱铸造的标准。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高祖为唐朝初期的社会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与宗教方面 唐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李渊深刻意识到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的重要性，认为这些价值观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因此，他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强调教育和道德的重要性，并通过创建中央官学及尊崇孔子等措施来推广儒学。 李渊重视历史的编纂工作，认识到历史记录对于统治者借鉴过去经验和文化传承的意义。他命令当时着名的学者们修撰前朝的历史，包括魏、周、隋、梁、齐、陈六朝的历史，确保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这不仅为当时的统治提供了参考，也为后代研究中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此外，他还下令编纂了《艺文类聚》，这部书籍引用了一千多种古籍，成为研究古代文学和历史的重要资源。 面对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李渊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虽然有官员如太史令傅奕建议全面抑制佛教，认为其教义与儒家提倡的忠孝观念相悖，但李渊并未完全采纳此建议，可能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未能实施更为严格的政策。 民族与对外关系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高祖李渊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选择了较为宽容和灵活的方式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李渊了解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便试图通过和平共处的方式来减少冲突，从而为新成立的唐朝赢得了稳定发展的机会。这种开放的民族政策有助于巩固国家统一，促进了唐朝初期的繁荣与发展。 在唐朝初期，突厥汗国是北方的一个强大势力，拥有百万骑兵。为了对抗中原的统一政权，突厥支持了窦建德、刘武周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这给刚刚建立的唐朝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李渊选择了务实的外交策略，暂时向突厥称臣，以此换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 对于东北方向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唐高祖李渊采取了一种温和而智慧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稳固的关系远比武力征服更为明智。当高句丽国王高建武登基后，积极寻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频繁派遣使节访问长安，并请求学习唐朝先进的历法和佛教礼法。 李渊对此表示欢迎，不仅同意了高建武的请求，还进一步通过册封高建武以及新罗和百济的君主，确立了宗藩关系。这种做法不仅彰显了大唐帝国的宽广胸怀，也促进了文化与制度上的深度交流。李渊的这一策略可以视为一种“以夷制夷”的精妙外交手段，通过间接影响和软实力来维持边境地区的稳定，减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在东北亚地区构建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唐朝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外部保障。 此外，这种外交政策还增强了周边国家对唐朝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提升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声望。李渊的智慧外交不仅确保了边境的安全，也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然而，随着高丽开始对新罗和百济表现出侵略性行为，阻碍了他们与唐朝的往来，李渊派遣使者朱子奢前往调解。由于当时唐朝自身的地位尚未稳固，因此在处理朝鲜半岛事务上保持了一定的中立态度，避免了直接军事介入。 总体来说，李渊时期的唐朝与高丽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官方往来，高丽不断接受唐朝的文化和技术，双方关系融洽。李渊的外交政策既保证了边疆的安全，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多子多福 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之后，高祖李渊宛如步入了人生中的另一段辉煌旅程。此时的他虽已不再年轻，但生命之树却意外地绽放出繁茂的花朵——他陆陆陆续续拥有了三十多个子女。而这些皇子和皇女们犹如繁星一般点缀着大唐的宫廷，他们的到来不仅让这个原本就规模宏大的家族愈发庞大了起来，更是引发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故事。 在偌大的宫廷之中，亲情与权力相互交织，就如同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将每个人都紧紧束缚在了其中。这些皇子皇女们也都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和命运轨迹。有的聪明伶俐、机智过人；有的则温柔婉约、善解人意；还有些性情刚烈、敢于直言不讳。然而，无论他们的个性如何迥异，才智怎样过人，都无法摆脱王朝宫廷内那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权力旋涡。 由于高祖的皇子皇女们众多，宫廷内部的关系变也得错综复杂且充满微妙的变数。兄弟姐妹们之间既有真挚深厚的情感纽带，也不乏明争暗斗和权力博弈。在这种环境下，亲情与权谋交织，使得宫中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不可预测性。 而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恰恰反映出了宫廷生活的多面性以及其内在的残酷本质。每个皇子或皇女的身后都牵扯着他们不同的母族势力，这些外戚，或凭借自身高贵的出身，或借助巧妙的心机手段，在宫廷中竭尽全力的想谋求更多的权益和地位。于是在皇宫，各种利益集团应运而生，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抗衡、相互牵制，令整个宫廷局势变幻莫测。就连高祖李渊这位大家长，面对着如此庞杂的家庭成员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李渊清楚地知道，他的大家庭在唐王朝初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任何小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国家的稳定。因此，他必须时刻保持着警觉，小心翼翼地平衡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确保宫廷的和谐与国家的长久安宁。 仁智宫事件 624年的夏天，高祖李渊决定前往风景优美的仁智宫避暑。仁智宫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境内，也是一个远离长安喧嚣的理想休憩之地。 然而，这个看似平静的避暑之旅，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太子谋反事件”而变得惊心动魄。某一天，宫中突然传来紧急消息： 有人指控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一起密谋发动政变，意图推翻李渊的统治。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打破了仁智宫的宁静。宫廷内外一片哗然，众臣们纷纷议论，局势变得异常紧张。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高祖李渊展现出了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冷静作风。他迅速召集了亲信大臣，并开始秘密调查此事。 经过一番缜密的调查之后，虽然证据并不完全确凿，但考虑到家族内部的和谐与稳定，李渊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选择了原谅自己的儿子们，从而也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发生的血腥内斗。 李渊深知，如果这件事情他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作为父亲，他对儿子们有着深厚的情感；但作为君主，他又必须维护朝政的稳定。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以家族和睦为重，采取了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事。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避免了家族悲剧的发生，也为后来的权力交接埋下了伏笔。尽管高祖李渊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但仁智宫事件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揭示了皇室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也展示了李渊在面对重大决策时的谨慎与智慧。通过仁智宫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即使你是最高权力者，也将会面临着家庭与国家、情感与责任之间的艰难平衡。而这段历史不仅是对个人智慧的考验，也是对王朝稳定的一次重要挑战。 权力的转移 然而，李渊晚年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对皇位的继承问题处理不当，导致了儿子们之间的激烈争斗，最终引发了着名的玄武门之变。 626年发生的这场着名的玄武门之变，也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秦王李世民在这场斗争中击败了自己的两个兄弟，最终掌握了大权。事后，高祖李渊不得不册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很快传位给他，自己退居幕后成为了太上皇。虽然他名义上仍然是这个王朝的最高长辈，但实际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了他的二儿子李世民手中。这次事件不仅是秦王李世民个人的巨大胜利，也标志着唐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祖李渊虽然失去了实权，但他依然是备受尊敬的太上皇，而李世民则开始主导大唐王朝的命运。 晚年太上皇生活与陵寝之谜 李渊的退休生活挺神秘的。传说晚年有个叫武则天的才人在身边，不过这没证据，就是个谜团。虽说李渊退位了，可宫廷里的事儿还挺复杂。他晚年生活的具体细节，历史上也没详细记载，更显神秘。特别是关于武则天的说法，让人忍不住想象，但真相还得等后人考证。这时他名义上是国家最高长辈，可权力早就给了他儿子李世民。不管武则天在不在身边，其暮年都充满未知和猜测，给后人留下很多想象空间。 据说高祖的陵寝比他儿媳长孙皇后的昭陵还小。这是为啥？也许是政治权力转移了，也许是特别认可长孙皇后的贡献。反正这些谜团就像给李渊的晚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好奇。从这些细节能看出来，李渊的晚年生活挺复杂的，也不确定。 逸事典故 非同一般 年轻的时候，李渊遇到了一位擅长看相的名叫史世良人。看到李渊后对他说：“你的面相骨骼非同一般，将来必定会成为一国之主。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不要忘了我今天说的话。” 雀屏中选 年轻时的高祖李渊，凭借他精湛的箭术在岳父窦毅举办的比武招亲中大放异彩。传说中，他在比赛中一箭射中了屏风上画着的孔雀眼睛，这一精准的表现不仅展示了他出色的技能，也让他赢得了美人的芳心。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他箭术的一次严格考验，更开启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据说，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参加比赛，但李渊的表现最为突出。当他的箭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时，全场为之惊叹。 这一箭不仅证明了他的实力，也让岳父窦毅对他刮目相看。最终，李渊不仅赢得了比赛，还迎娶了心爱的人，开始了他们幸福的生活。 这段佳话流传至今，被称为“雀屏中选”，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美丽传说。它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李渊的才华和勇气，也见证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好兆头 据说有一次攻城之前，李渊在营帐中与将领们商讨战术时，一只小鸟飞进来停在他的肩上。众人感到惊讶，以为是不祥之兆。 但李渊笑着说：“这是好兆头，小鸟来报喜，我们此战必胜。”果然，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们取得了胜利。 历史评价 高祖李渊作为唐朝的开国君主，他的贡献不可忽视。尽管有观点批评他优柔寡断、赏罚不明，但也有学者认为他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他在初唐时期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为后来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辙认为，“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关键策略多出自儿子李世民之手，而平定长安、统一全国的功绩也主要归于他。因此，无论是天意还是民心，都倾向于李世民。然而，在立太子时，李渊选择了长子李建成，导致兄弟间产生猜忌，最终引发重大混乱。苏辙指出，这一局面的根本责任在于李渊，因为他未能充分认识到李世民对国家稳定的贡献及其在民心中的地位，从而造成了兄弟间的对立和后续问题。”虽然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处理皇位继承问题上缺乏远见，导致了家族内部的冲突，这是他对后世留下的一大遗憾。 结语 高祖李渊的一生，从起兵反隋、创立唐朝，到最终禅位退隐，他的每一步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618年，他顺应时势，揭竿而起，结束了隋朝的统治，开启了唐朝辉煌的篇章；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为新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他在63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所创建的唐朝，却将中国引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新纪元，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均达到了新的高度。李渊的名字，也因此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 第3章 从沙场到宫廷:太宗李世民的帝王之路(上)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在公元626年至649年间执掌朝政。他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战略家和改革家，对于唐朝的建立与稳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世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还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有着显着的成就。他对唐朝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建立和巩固政权，更在于创造了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环境，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 李世民统治时期的“贞观之治”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之一，这一时期被广泛认为是唐朝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巅峰。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政治清明，经济复苏并迅速发展，文化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唐太宗李世民推行了一系列惠及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政策，他广纳贤才，任用能臣，减轻赋税负担，促进教育和文化交流，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这些政策不仅巩固了国家的基础，还极大地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在文化方面，李世民鼓励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发展。这一时期，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佛教和其他宗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 “贞观之治”不仅是唐朝初期辉煌成就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备受赞誉的和平与繁荣时期。李世民通过其明智的领导和对国家发展的卓越贡献，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和宝贵的遗产。他的治国理念和实践成为了历代统治者学习的典范，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早年经历 李世民于599年1月23日（隋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出生在陕西省武功县的李家别馆。他自幼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果敢，面对大事时表现得沉着冷静、决策果断，而不拘泥于琐碎小事。当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这个孩子未来的伟大成就。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在雁门遭遇突厥军队的包围，情势危急。李世民响应朝廷的招募参与救援行动，加入了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部队。出发前，李世民向云定兴建议，应该利用旗鼓制造疑兵效果，因为突厥始毕可汗敢以全军之力围困隋炀帝，是认为隋朝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救援。李世民提议，应扩大军队的外观，让旗帜绵延数十里，晚上则用钲和鼓声传递信息，造成救兵众多的假象。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吓退突厥人，因为他们会以为有大量的援军正在赶来。如果按常规行军，考虑到敌众我寡，一旦突厥全力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的策略，将部队驻扎在崞县，并按照计划布置。突厥的侦察骑兵回报始毕可汗说隋朝的大军已经抵达，结果突厥军队解除了对隋炀帝的包围并撤退了。李世民的这一计策成功地帮助隋炀帝脱险。 616年，父亲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的留守官，李世民随行前往。当时，有一位名叫魏刀儿的高阳地区贼首，自称为“历山飞”，正率部攻击太原。在一次战斗中，李渊深入敌阵进攻魏刀儿。李世民则率领一支精锐骑兵队突破重围，用弓箭击退敌人，成功在重重敌军中救出了父亲。不久后，步兵赶到，父子二人合力反击，最终大败敌军。 随父起兵反隋 在617年，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李世民暗中策划起义。他积极结交士人和英雄豪杰，准备推翻隋朝。同年，李世民成功说服父亲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李世民带领军队攻占了西河，并宣布新政，因此被封为敦煌郡公及右领军大都督，指挥右三军。起义军向西进攻贾胡堡时，遇到了隋将宋老生率领的两万精兵驻守在霍邑。由于连日大雨导致粮草短缺，李渊考虑暂时撤回太原。但李世民认为这样做会失去士气和支持，坚持应继续前进，最终说服了李渊停止撤退。 雨停后，李渊率军前往霍邑。为了引出宋老生，李世民带了几名骑兵到城下挑衅，成功激怒对方出战。战斗中，宋老生的军队一度迫使李渊和李建成退却。但李世民从南面率骑兵冲下山坡，切断了宋老生的部队，并奋力反击，最终大败敌军。宋老生试图逃回城里，却被李世民抓住机会斩杀，起义军因此平定了霍邑。 当起义军抵达河东后，关中的豪杰纷纷前来投奔。李世民建议进军关中，先攻取永丰仓来救济穷人，并招降各地的盗匪以图谋占领大兴城（今西安）。父亲李渊同意了这个计划。李世民率领先锋部队渡过黄河，平定了渭北地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官员、百姓和豪杰前来投效，场面十分壮观。李世民接纳英才作为备用官员，消息传开后，更多人前来加入。在泾阳驻扎时，李世民的军队击败了胡贼刘鹞子，并合并了他的部队。随后，李世民前往司竹，与多位盗匪首领会合，兵力增至十三万。面对大兴城居民送来的牛酒犒劳，李世民婉拒不受，保持军纪严明，不扰民。不久后，他与大军一起顺利平定了大兴城。 因功绩卓着，李世民被任命为唐国内史，并改封为秦国公，享有万户食邑。不久，李世民又带领军队击退了薛举的十万大军，斩杀万余敌军，扩展领土至陇坻。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再次担任右元帅，率领十万大军进攻东都洛阳，但未能成功。撤退时，他预见到敌人可能会追击，因此设下伏兵。果然，隋将段达追来，遭到埋伏大败。之后，李世民设立了熊州和谷州，留下士兵驻守，然后返回。随后，他率领军队攻陷长安，因其功绩而被授予尚书令和光禄大夫的职位，并先后受封为秦国公和赵国公。 618年五月，隋恭帝杨侑禅位给李渊。李渊登基后，宣布国号为“唐”，并定年号为“武德”。高祖李渊封儿子李世民为尚书令及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并授予雍州牧之职。这一系列任命不仅彰显了李世民在建立唐朝过程中的卓越贡献，也标志着他成为新朝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四处征战的秦王 618年七月，薛举入侵泾州，李世民率军讨伐但未能取胜。不久后，薛举去世，其子薛仁杲继位。九月，李世民再次被任命为元帅，领兵讨伐薛仁杲。两军在折墌城对峙超过六十天，双方都构筑了深沟高垒，互不相让。尽管薛军气势旺盛且多次挑战，李世民坚守不出，以消耗对方锐气。随着薛军粮草耗尽，部分将领如牟君才和梁胡郎相继投降。李世民判断敌军士气已衰，决定发起攻击。他先派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南设阵引诱敌人，待敌将宗罗睺集中兵力进攻时，李世民则率领主力从浅水原北突然出击。宗罗睺见状回军抵抗，但李世民亲自带领数十名精锐骑兵冲入敌阵，内外夹攻之下，宗罗睺的军队大败，大量敌军坠落山谷。 李世民随后带领二十多名骑兵追击逃敌直至折墌城下，使得薛仁杲因恐惧而环城防御。随着夜幕降临，唐军主力陆续抵达并完成包围。次日清晨，薛仁杲选择投降。此次战役，李世民俘获了一万余名精兵及五万多平民，成功平定了薛仁杲的势力。 在胜利后不久，将领们前来祝贺，有人问李世民：“刚开始您在野战中击败敌人，但他们还守着坚固的城池。而您没有攻城的器械，仅带轻骑兵追击，不等步兵到来就迫近敌城，我们都担心这样不能取胜，但最终成功了，这是为什么？” 李世民解释说： “这是因为我采取了出其不意的策略，不让敌人有时间制定对策。宗罗睺仗着以前的胜绩和锐气，见我们不出战，便对我们轻视起来。当我军出击时，他们很高兴，全军出动迎战。虽然我军已经打败了他们，但杀伤和俘虏并不多。如果不迅速追击，敌军退回折墌城，薛仁杲重新组织防御，我们就难以取胜了。此外，敌军大多是陇西人，战败后四散奔逃，来不及回城。这样一来，折墌城自然空虚，我军随后压上，敌人因恐惧而投降。这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 将领们纷纷表示：“这非一般人所能及。”此役中，李世民俘获了大量精锐骑兵，并让薛仁杲兄弟及其将领如宗罗睺、翟长孙继续率领这些部队。他还与他们一起骑射游乐，消除了隔阂。投降的将领们既感激又敬畏，纷纷表示愿意以死报效。 当时，李密刚归附唐朝，李渊派他骑快马到豳州迎接李世民。李密见到李世民英明威武，军队纪律严明，不禁悚惧叹服，私下对殷开山说： “这才是真正的英主啊。若非如此，怎能平定天下之乱？” 李世民凯旋后，在太庙献上捷报。高祖李渊封他为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守长春宫，并节制关东所有兵马。不久，李世民又被授予左武侯大将军一职。 619年十月，刘武周的部将宋金刚攻陷了浍州，军队气势汹汹。高祖因王行本占据蒲州、吕崇茂在夏县反叛，加上晋州和浍州相继失守，导致关中地区震动惊骇，甚至下达手令表示：“敌军如此强大，难以抗衡，应放弃河东，只守住关西。” 然而，李世民上表反对，认为太原是唐朝兴起的基础，不应轻易放弃，并请求给予三万精兵以平定刘武周，恢复汾、晋二州。李渊被说服，调动了所有关中的兵力支援李世民，并亲自到长春宫为他送行。 同年十一月，李世民率领军队前往龙门关，在冰面上渡过黄河，驻扎在柏壁与宋金刚对峙。不久，永安王李孝基在夏县战败，许多将领被俘虏。李世民派殷开山和秦叔宝在美良川成功拦截并大破敌军，俘虏了大部分敌军士兵，随后返回柏壁。面对众将请战，李世民冷静分析，决定采取持久战策略，等待敌军粮尽自退。 到了620年二月，宋金刚因为军队饥饿而撤退，李世民紧追不舍至介州。宋金刚布阵七里长以对抗唐军。李世民指挥各路将领分别迎击敌军两翼，尽管初期战斗中稍有退却，但李世民亲率精锐骑兵突袭敌后，最终大败敌军，追击数十里。 尉迟敬德和寻相带领残部八千人投降，李世民依然任命尉迟敬德统率部队，并与自己的营帐混编在一起。面对屈突通对尉迟敬德可能叛变的担忧，李世民表示信任，称应像光武帝刘秀一样推心置腹，用人不疑。 随着刘武周逃往突厥，太原和汾州等地重新回到唐朝控制之下。李渊下诏，在军中加封李世民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表彰其功绩。620年七月，李世民率军攻打王世充，驻扎在谷州。王世充率领三万精兵在慈涧布阵，李世民用轻骑兵挑衅。尽管敌众我寡，李世民陷入重围，但他冷静应对，独自断后，射杀多名敌人，并俘虏了王世充的大将燕颀。最终，王世充撤回东都洛阳。随后，李世民派遣将领们分别从不同方向包围和切断王世充的补给线。黄君汉夜间偷袭并攻克了回洛城，黄河以南地区纷纷响应，多个城堡投降，唐军顺利进驻邙山。九月，李世民仅带五百骑兵侦察战场时，意外遭遇王世充的一万多人，但再次成功击败对方，斩首三千，俘虏了大将陈智略。王世充仅以身免，其部下杨庆也请求归降。 随着荥、汴、洧、豫等九州相继投降，王世充不得不向窦建德求援。621年二月，李世民驻扎青城宫，面对王世充两万军队的挑战，他指挥精锐骑兵与步兵配合，经过一天激战，迫使王世充退守城内。李世民随即下令挖掘壕沟长期围困。不久，吴王杜伏威派兵前来增援，沈悦献出虎牢关，王君廓活捉了伪荆王王行本。 正当此时，窦建德率十余万大军来救王世充，到达酸枣。面对腹背受敌的情况，李世民坚持认为应趁王世充粮尽、士气低落之际，主动出击窦建德。他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王世充，亲自带领三千五百骑兵前往武牢对抗窦建德。两军对峙二十多天后，李世民利用敌军疲惫的机会，一举击溃窦建德，俘虏五万余人，并在战场上生擒窦建德本人。李世民责备窦建德越境干涉，窦建德承认错误。 接着，李世民带着窦建德到东都城下，王世充见状恐惧，率两千多人请降。这次胜利平定了山东地区。进城后，李世民命令萧瑀等人保护府库，只让房玄龄收集地图和户籍资料，释放无辜囚犯，并祭祀被冤枉杀害者。他还设宴款待将士，按等级颁赐物品。 李渊闻讯大喜，派裴寂前往慰劳军队，并手书诏书赞扬李世民的功绩，表示作为君主不再担忧，这一切都是李世民的功劳。 班师回朝获封 621年六月，李世民胜利班师回朝。他身披黄金铠甲，率领一万骑兵和三万名穿铠甲的士兵，前后队伍鼓乐齐鸣，前往太庙献上俘虏的两位敌方首领窦建德和王世充，以及从隋朝缴获的器物和车辆。鉴于李世民的卓越功勋，李渊认为传统的官阶不足以表彰他的贡献，因此特别颁发了新的荣誉徽号。 同年十月，李渊加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任命他为陕东道大行台，其地位超越所有王公。李世民的食邑增加了两万户，总计达到三万户。此外，他还被赐予一辆金车、一套王公级别的衮衣和冠冕、一对玉璧、六十斤黄金，以及全套的鼓吹乐队和九部乐舞，还有四十人的仪仗队。 继续征战维护国家安全 这些奖励不仅体现了李世民在平定叛乱中的关键作用，也彰显了他在唐朝初期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威望。在唐朝建立之后，李世民继续领兵征战，成功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和刘黑闼等地方割据势力，为唐朝的统一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国内局势逐渐稳定，李世民开始专注于文化和学术。他设立文学馆，吸引各地的才学之士，任命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轮流在馆内值班。李世民以谦逊的态度与学士们讨论经史，有时甚至谈到深夜。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621年底，窦建德的旧将刘黑闼起兵反叛，占据了洺州。李世民随即率军东进讨伐。 次年（622年）正月，双方在肥乡对峙两个月后，刘黑闼被迫求战。李世民用计策使洺水变浅，让刘黑闼顺利渡河，然后在战斗中突然决堤，大水淹没敌军，导致其溃败。刘黑闼仅带二百多骑兵逃往突厥，李世民俘虏了大部分敌军，平定了河北地区。随后，李世民又回师击败了在徐、兖二州阻碍他的徐圆朗，至此，河、济、江、淮地区的州郡城镇全部平定。为此，李渊加封李世民为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624年，面对突厥的边境侵犯，李世民亲自带领一百名骑士与突厥首领会面，通过谈判结盟，成功促使突厥撤军。625年，李世民晋升为中书令，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这些事件展示了李世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也是一位重视文化和学术的统治者，他在巩固唐朝初期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玄武门政变夺权 626年六月，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关键支持者一起，铲除了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六月八日，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将所有军政大事的决策权交给他。 成为皇太子后，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释放了宫廷花园中的鹰犬，停止接受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推行简朴严肃的政策，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他还鼓励百官提出治国良策，以安定人心和改善治理。此外，李世民还发布命令，规定皇帝的名字不必每个字都避讳，除非两个字连在一起，从而简化了许多不必要的避讳规则。 随后，李世民进行了多项行政调整：撤销了幽州大都督府，废除了陕东道大行台并设立了洺州都督府，同时废除了益州道行台并设立了益州大都督府。月底，天策府也被撤销。这些改革不仅展现了李世民作为统治者的务实和开明，也为唐朝的进一步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式即位 626年9月4日（武德九年八月初九），李渊下诏传位给皇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正式即位，并尊李渊为太上皇。他派遣司空、魏国公裴寂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宣布大赦天下。这次大赦包括了自618年武德元年以来因直言被流放的所有人。此外，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若无爵位者被赐予一级爵位，六品以下的官员则晋升一等勋级。全国赋税徭役免除一年。9月7日，李世民释放了三千名宫女，让她们回归家庭。 然而，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随即入侵泾州和武功，京师进入戒严状态。9月26日，突厥进攻高陵，但在泾阳遭到尉迟敬德率领的唐军重创，损失一千多士兵。 挂帅亲征 公元626年9月30日，颉利可汗率军抵达渭水之畔，形势骤然紧张。面对突厥大军的威胁，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前往对峙，他义正辞严地指责颉利背信弃义，违背了先前的盟约。随着更多唐军陆续赶到，李世民展示出强大的军事阵容和坚定的决心。 颉利可汗看到唐军纪律严明、气势恢宏，得知己方使者执失思力已被捕，意识到局势对自己不利，心中顿生恐惧。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颉利感到孤立无援，遂请求与唐太宗议和。李世民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于10月1日在便桥与颉利达成协议，史称“渭水之盟”。根据协议，突厥军队随后撤退，唐朝成功化解了一次严重的边境危机。 这次事件不仅展示了李世民非凡的领导能力和果敢决策，也彰显了唐朝初期的强大国力和军事实力。渭水之盟成为历史上一段佳话，不仅体现了外交智慧与军事力量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巩固了唐朝在北方边疆的安全。 10月5日，颉利献上马匹和羊只，但李世民拒绝接受，要求突厥归还掳掠的中原人口。同月22日起，李世民开始在显德殿庭院训练禁军步骑将领射箭，并亲自考核，中靶者获赏赐。尽管有大臣劝阻，李世民坚持此举，使军队逐渐成为精锐之师。10月27日，李世民颁布诏令，禁止私人设立不合法的祭祀和占卜活动，除了传统的龟甲兽骨五种占卜方式外，其他杂卜一律禁止。 11月8日，李承乾被立为皇太子。11月5日，未建立功勋的皇族郡王被降级为县公。 贞观记事 627年（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九月十二日，朝廷派遣使臣巡视各州，检查受灾农田，并救济慰问贫困百姓。628年（贞观二年），朝廷派遣使臣巡视关内地区，用钱财珍宝帮助饥民赎回被卖的孩子。因旱灾和蝗灾的影响，李世民于三月二十三日自责并宣布大赦天下。十一月十九日，在京城南郊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 629年（贞观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李世民开始在太极殿处理朝政。六月八日，面对干旱，他亲自审查囚犯的罪状，并派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到名山大川求雨，同时派杜正伦等人安抚关内各州。他还命令文武官员上密封奏章，指出朝政中的问题。十一月二十二日，任命李积为通汉道行军总管，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准备打击突厥。闰十二月十七日，下令为义军成立以来阵亡的士兵建立寺庙，并命虞世南、李百药等人为他们立碑刻铭，纪念他们的功绩。 630年（贞观四年）三月十五日，副总管张宝相活捉了颉利可汗，并将其献至京师。李世民向太庙报告这一胜利。四月二日，李世民在顺天门接受献俘。自此，西北各少数民族首领请求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李世民也正式册封这些首领。十月一日，李世民驾临陇州，特赦陇、岐二州，并免除一年赋税徭役。 643年（贞观十七年）是唐太宗统治期间的一个重要年份，发生了多件重大事件。二月十九日，唐太宗审查并记录囚犯的罪状。二十八日，他下令将功臣的画像绘制在凌烟阁上，以表彰他们的贡献。三月初二，颁布命令禁止丧葬仪式中的违规行为。初六，齐王李佑发动叛乱，李积奉命前去讨伐。由于旱灾的影响，十四日唐太宗派遣使臣复审囚犯的判罚情况。 四月初六，唐太宗废黜了皇太子李承乾，并将其贬为平民。同日，晋王李治被立为新的皇太子，全国施行大赦，文武官员及五品以上官员若其父爵位较低者可晋升一级爵位，八十岁以上的百姓获赐粮食和布帛，全国庆祝三天。十一日，唐太宗前往祖庙承认自己错立李承乾的过失。 面对持续的旱灾，六月十六日，唐太宗离开正殿，减少膳食，并诏令京官五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政事，寻求解决办法。十月初一，设立了各州在京的官署。十一月初三，在京城南郊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初六，再次宣布全国庆祝三天；由于凉州发现了象征祥瑞的玉石，特赦凉州地区。 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唐太宗前往洛阳宫，准备征讨高丽。皇太子李治留守定州，代为处理国政。四月初六，唐太宗在幽州誓师，并犒劳将士。随后的几个月中，唐军接连取得胜利：李积攻克盖牟城，程名振攻下沙卑城。 九月十八日，唐太宗率军凯旋。回军途中，他在营州用牛羊猪三牲祭奠牺牲的将士，十月二十一日在汉武台刻石纪功。十一月初九，在幽州再次犒劳将士。十二月二十五日，薛延陀部落侵犯夏州，被执失思力击败。646年（贞观二十年）正月初八，夏州都督乔师望再次打败薛延陀军。太宗派遣二十二名使臣按六条标准考核各地官吏。对并州实行赦免政策，起义时的居民免除三年徭役，后来归附的免除一年劳役。 二月初一，随征高丽未立功的官员也获赐勋官一级晋升。三月初七，唐太宗从高丽返回京城，次日因身体不适，由皇太子李治代为处理政事。六月十五日，江夏郡王李道宗和李积讨伐薛延陀，七月二十一日，唐太宗病愈，李积再次击败薛延陀军。九月初二，太宗派使臣巡察岭南。铁勒各部族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可汗”。 十一月初一，太宗颁布诏书，规定除了重大事务如祭祀、调动兵马、授予五品以上官职及死刑判决等需奏明他本人外，其他政务交由皇太子处理。这些行动展示了唐太宗在军事上的成就及其对内政的管理，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士兵和历史的尊重，以及对国家治理的细致安排。 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左武卫大将军薛万彻被任命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前往讨伐高丽。二月初四，太宗接见长安的父老乡亲，慰劳他们，并宣布减免京城当年一半的田租，附近地区则减免三分之一。二月十六日，唐太宗下诏，规定随征高丽渡过辽水但未获封赏的有功人员，其犯罪处理与已封官职者相同。三月初七，宜君县获得赦免，从玉华宫林苑迁入宜君县的居民免除三年劳役。四月二十七日，薛万彻在泊灼城击败高丽军。 帝范教子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将自己撰写的《帝范》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并告诫他说：“你应该向古代的圣哲贤王学习，而不要效仿我。因为如果以高标准为榜样，只能达到中等水平；如果以中等标准为榜样，结果可能更低。自登基以来，我犯了不少错误：奢华物品不断，宫殿频繁修建，犬马鹰隼追求无度，四处巡游劳民伤财。这些都是我的过失，千万不要效仿。” 文治武功开创贞观盛世 1.任用人才 李世民登基后不久，按照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设立了弘文馆，以吸引和培养更多的文才。他知人善任，注重人才的实际能力和品德，而不拘泥于出身背景。初期，他延揽了房玄龄和杜如晦等贤才；后期，则重用了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人，这些人都是忠诚正直且廉洁奉公的官员。此外，像李积和李靖这样的名将也受到重用。 太宗不计前嫌，任命了原属建成系的魏徵和王圭，以及降将尉迟恭和秦琼等人，广纳贤才。他还命令高士廉和令狐德棻等人重新编修《氏族志》，强调个人的品德、言论和功绩，而不再单纯看重家族背景。通过改革科举制度，更多有才华的庶族士人得以进入仕途，大大增加了寒门子弟的入仕机会，为政坛注入了新鲜血液。 此外，太宗采纳了封德彝的建议，让宗室成员出任官职，以此革除他们坐享富贵的习惯，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治理。 2.完善制度 在位期间，太宗对隋朝的制度进行了完善和优化。中央朝廷方面，他延续了三省六部制，并设立了政事堂，便于大臣合议政务，同时也确保三省之间能够互相牵制。地方上，沿用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将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区（道）。他还推行府兵制，结合农业与军事训练；同时发展和完善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和科举制等政策。 3.从谏如流 太宗皇帝非常重视谏言，以隋炀帝因拒谏而导致亡国为鉴，即位后积极寻求谏言，扩大谏官的权力，并鼓励臣子直言进谏。魏徵是其中最着名的谏臣，敢于当面直谏，他多能虚心接受。此外，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等人也以直言进谏而闻名。据统计，太宗皇帝在位23年间，大概有超过35名官员提出过谏言，其中魏徵一人就提出了200多次谏议，内容涉及数十万字，这些谏议对改进朝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4.重视法治 在法治方面，贞观时期的治理成效显着，社会治安良好，达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理想状态。例如，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仅有二十九人。到了贞观六年（632年），虽然死刑犯人数增至二百九十人，但李世民允许他们回家处理后事，并要求他们在次年秋天自行返回受刑。令人惊讶的是，贞观七年（633年）秋天，所有被释放的囚犯都如期返回，无一人逃亡，显示了当时法律执行的公正性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5.开启贞观之治 隋炀帝杨广的统治时期，其政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人口显着减少。至唐初武德与贞观年间，全国仅存约200万户家庭。面对如此残破的局面，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深刻反思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以此为鉴，不断警示自己要节制个人欲望，并积极营造一个开放的政治环境，鼓励臣僚们勇敢地提出谏议，不必担忧触怒龙颜。 李世民治国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与领导才能。他秉持着宽厚包容的原则，善于识人用人，对于贤能之士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听取不同的声音，对谏言持开放态度，致力于吏治的整顿和优化。在经济方面，李世民推行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如降低赋税、倡导勤俭节约等措施，旨在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此外，他还大力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恢复并弘扬中华文明的传统精华。通过这些举措，太宗成功地稳定了隋末以来持续多年的混乱局面，为唐朝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统治时期被誉为“贞观之治”，成为历史上一段着名的盛世。 第4章 从沙场到宫廷:太宗李世民的帝王之路(下) 6.减少开支提高效率 唐太宗非常重视政府的廉洁高效，曾命宰相房玄龄对官僚体系进行了整顿，裁撤了大量冗余官员，解决“民少吏多”的问题。此举不仅减少了民众的经济压力，减少了财政开支，同时也精简了机构，优化了人员配置，使朝政运作更加高效。这项改革被称为“省官”。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派遣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地方官的政绩。太宗还亲自选拔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员，并将他们的功过记录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 此外，为了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太宗特别制定了一个制度：要求五品及以上的京官必须轮流在中书省值宿。这样一来，皇帝可以随时召见官员，直接听取他们关于民间疾苦和施政效果的反馈。这项措施不仅大大提升了政府决策的效率，也促使官员们更加自律，注重廉洁和能力的提升。官员们深知自己的言行直接影响到朝廷的声誉和治理成效，因此纷纷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力求做到公正廉明。 7.四方征服扩大影响力 在军事方面，唐太宗多次率军对外征战，成功平定了突厥、薛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地，大大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使四方征服。经过李世民及其臣子们23年的努力，社会变得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并稳步发展。到了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全国人口增长至380多万户，为后来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段时期被称为“贞观之治”，也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8.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太宗在经济政策上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为农民的稳定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进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在位初期，他继承并优化了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确保每一位农民都能获得足够的土地进行耕作，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保证他们可以按时开展农事活动，这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同时，太宗本人以身作则，倡导节俭之风，严格控制个人享受，展现出一位明君的典范。 贞观时期对商业发展持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这在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政府不仅不歧视商业，还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鼓励商业活动。这使得贞观时期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新兴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世界着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位于中国，包括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以及内陆的洪州（今南昌）、扬州、益州（今成都），还有西北的沙州和凉州。 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世界级的大都会。自汉朝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为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因此，丝绸之路上商旅不断，大量货物在东西方之间往来传递，使这条古老的商路成为全球经济交流的黄金走廊。 9.重视文化传承和发展 贞观初年，唐太宗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书，在弘文殿聚集了超过20万卷的四部群书，并在殿旁建立了“弘文馆”来储存这些珍贵的书籍。为了管理这些藏书，太宗皇帝任命了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人为学士，同时让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着名学者担任秘书监，主管国家图书馆和藏书事务。他还选拔了五品以上擅长书法的人作为抄书员，并在弘文馆内设立了专门负责检查和管理馆藏的官员。 这些官员负责缮写、整理和校勘图书，完成后将书籍收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除了弘文馆，唐朝还有其他重要的藏书机构，如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这些机构的藏书质量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达到了“群书大备”的盛况。 10.完成统一巩固霸权地位 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朔方人梁洛仁斩了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首级，归降唐朝，标志着唐朝完成了全国统一。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命令李靖出兵塞北，挑战东突厥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指挥下，成功灭亡了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称为“天可汗”。 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入侵边境，李世民派遣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将领出击。次年，吐谷浑首领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被国人所灭，唐朝另立新王，稳定了该地区的局势。639年（贞观十三年），由于高昌王麴文泰拒绝向唐朝朝贡，李世民命令侯君集、薛万彻等人讨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逝，其子麴智盛继位并投降唐朝。唐朝随后在高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纷纷到长安朝贡。 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李世民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唐军从洛阳北进攻打高句丽。尽管最终因气候寒冷和粮食短缺班师回朝，但唐军在这次远征中取得了多次胜利，攻占了多座城池，并俘虏了大量的高句丽人口和物资。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派兵攻击高句丽。牛进达、李积、李海岸率领唐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经历百余战，皆取得了胜利，随后攻克了石城，并在积利城下大败高句丽军队，共斩首级两千。同年底，高句丽王派遣其子莫离支任武入朝谢罪。648年，古神感率领唐军渡海攻打高句丽。在易山，唐军遭遇了约5000名高句丽的步骑兵，并成功将其击败。当晚，超过一万名高句丽军试图袭击古神感的船只，但再次被唐军击退。 与此同时，大将薛万彻率军渡过鸭渌江，抵达泊灼城。面对唐军的攻势，高句丽人纷纷弃城而逃。大酋长所夫孙试图抵抗，却被薛万彻斩首。随后，薛万彻又击败了三万名前来增援的高句丽军队。645年（贞观十九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率军前来与唐朝大军交战。第二年，唐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最终打败了拔灼，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其消灭。随后，拔灼的堂兄咄摩支向唐军投降，标志着薛延陀的灭亡。 646年（贞观二十年），唐朝在漠北设立了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了单于都护府，极大地扩展了唐朝的疆域。此时，唐朝的版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至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西达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到哥勿州（今吉林通化）。 历史评价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备受赞誉的帝王之一，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领导力着称。他在推翻隋朝、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特别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巩固了政权，对初唐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世民对待少数民族政策开明，多采用怀柔手段，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魏征曾说：“陛下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治理国家，到中年时已经统治了亿兆人民。您起初以武力统一了海内，最终用文德赢得了远方民族的归附。” 房玄龄表示：“陛下集众多美德于一身，无所不备。作为臣子，我们非常珍惜和重视这些美德，爱戴并珍视陛下。” 李治回忆道：“先帝亲身披甲上阵，亲历战阵，戎装常被马汗浸湿，头盔里甚至生出虱子。他平定了天下，安定了百姓。短短数年间，四海之内一片安宁。之后，他感恩上帝，开始治理人民，使国家繁荣昌盛。” 司马光高度评价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他的文治武功远超前代。唐太宗善于驱策英雄、广纳贤才，乐于接纳良谋与直谏。他解救民众于水火，使百姓安居乐业，化盗贼为君子，令社会和谐稳定，衣食无忧。其统治下，法律几乎无须动用。突厥领袖在长安臣服，北海沿岸纳入大唐版图。自三代以来，中国的繁荣昌盛在太宗时期达到了新高峰。 经济方面，太宗皇帝将目光聚焦于农业生产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他深知民以食为天，只有让老百姓衣食无忧，社会才能稳定和谐。为此，他推行了多项优惠政策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随着农业的蓬勃发展，商业贸易也逐渐的繁荣起来，城市里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 另外太宗皇帝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同样令人瞩目。他下令设立了国子监等诸多高等学府，聘请博学鸿儒担任教师，悉心教导学生。这些学府不仅传授儒家经典、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思维。此外，他以身作则，常常亲自参与学术研讨活动，与大臣们共同研读古代典籍，深入探讨治国理政的方略。 正是由他所实施的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使得唐王朝在短短数年之间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一个崭新而强大的帝国已然崛起于东方大地之上。 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为唐朝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通过下面趣事逸闻，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位伟大帝王的不同侧面，看到他不仅是一位睿智且胸襟开阔的领导者。 与魏征的君臣佳话: 魏征，这位以直言不讳而着称的谏臣，与李世民之间有着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其中一个特别令人难忘。有次李世民兴高采烈地外出打猎，追逐一只灵巧的小鹿。他沉浸于狩猎的乐趣中，不知不觉间跑得极远，结果错过了预定的回程时间。当李世民终于气喘吁吁地返回时，却发现魏征正一脸严肃地等在那里。魏征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对李世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出他作为一国之君，不应该因个人娱乐而忽视国家大事。 尽管李世民当时心中有些不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魏征的忠言逆耳，是为了国家和他自己的长远利益。因此，他不仅没有责怪魏征，反而更加重用他，并将其视为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忠诚的朋友。这段君臣之间的佳话，成为了历史上着名的“良药苦口利于病”的典范，流传至今，也成为了后人传颂的经典。这段故事不仅展示了李世民作为帝王的胸怀和智慧，也体现了魏征作为谏臣的忠诚与直率，两人的合作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房谋杜断”的故事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朝堂上，有两位极为出色且备受信赖的大臣——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合作无间，一个以深思熟虑的策略规划见长（房谋），另一个则以果断决策着称（杜断），因此被时人誉为“房谋杜断”。 有一次，李世民发现房玄龄和杜如晦处理政务的效率极高，有时甚至让他这位皇帝都来不及仔细审查所有的决策。面对如此高效的工作节奏，李世民幽默地打趣道：“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你们俩要是继续这么快地做决定，我这个皇帝可就要闲下来了。” 这句玩笑话不仅体现了李世民对两位大臣的信任与赞赏，也反映了贞观年间朝廷内部和谐且高效的运作氛围。实际上，李世民非常珍视他们俩的意见和努力，他还常常鼓励大臣们积极发表见解。房玄龄与杜如晦深知自身责任重大，始终全心全意地辅佐李世民，致力于国家的治理，为唐朝初期的繁荣稳定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这段佳话不仅展示了李世民作为明君识才善用的一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相对和谐的工作关系和高效的行政效率。 李世民与房玄龄的默契 房玄龄，这位李世民的重要谋士，两人之间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默契。有一次李世民外出狩猎，途中偶遇一位老农夫。这位老农夫虽然衣着很朴素，但却目光炯炯，言辞犀利。他向李世民讲述了一些关于治国之道的独特见解。 太宗皇帝回宫后，立刻召见了房玄龄，并将老农夫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述给了他。房玄龄听后，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睿智的光芒。他立刻明白了太宗皇帝的意图，并迅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李世民对房玄龄的智慧和理解能力赞不绝口，两人相视一笑，仿佛心有灵犀。 一代楷模 李靖见天下已基本平定，料想未来大规模的征战将不再频繁，加之自己年事渐高，遂萌生退意，决定辞去职务，归隐田园。当唐太宗委派他前往各地察访民情时，李靖谦逊地推辞道： “臣年事已高，恐难不负陛下重托，派遣他人或许更为妥当。”回到家中后，他将此意详细记录于奏章之中。 唐太宗读罢李靖的奏章，对其措辞之得体、态度之诚恳深为感动，当即批准了他的请求。次日，太宗派遣中书侍郎前往李靖府邸传达圣意： “朕观自古至今，身居高位而能知足者鲜矣；无论智者或庸人，皆难以做到自我认知。有些人无甚才能却恋栈权势，不肯卸任；更有人疾病缠身，无力履职，仍占据要职。朕同意你的请辞，不仅是为了成全你的心愿，更是为了树立你为世人的典范，以彰显适时退让、不恋权位的高尚品质。” 通过这一举动，唐太宗不仅表彰了李靖的智慧与美德，还向世人展示了何为真正的领导风范和人格魅力，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教训和精神财富。 李世民的幽默感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李世民心情愉悦的决定与几位大臣们一同饮酒畅聊。等酒过三巡，大家皆有些微醺时，气氛也变得愈发的轻松愉快了。 李世民突然灵机一动，笑着对大臣们说道：“今日大家如此尽兴，不如都来说说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吧！” 一位大臣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率先开口说：“陛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老实了，常常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人。” 另一位大臣则自信满满地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聪明了，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等轮到魏征时，他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狡黠的笑容说道： “陛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懂得阿谀奉承，总是实话实说。” 太宗皇帝听后，先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用力拍了拍魏征的肩膀，赞赏的说道： “魏征啊魏征，你这缺点可真是难得啊！朕就喜欢你的坦诚！” 大臣们也纷纷跟着笑了起来，原本有些紧张的气氛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这些趣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太宗李世民作为帝王的威严和智慧，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幽默风趣。 李世民的惜才之心 太宗李世民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对于那些有才能的人，无论曾经是敌是友，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重用。 隋朝的大臣萧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起初，萧瑀对唐王朝还心存一些疑虑，内心深处并不愿意为其效力。然而，太宗皇帝对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多次亲自前往萧瑀的府邸，与他促膝长谈，表达了自己的诚意和对他才能的认可。在李世民的努力下，萧瑀逐渐被他的真诚所打动，最终决定为唐朝效力。萧瑀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很快成为了唐朝的一位重要大臣。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小插曲 一次，李世民突发奇想，想要测试一下大臣们的忠诚度。于是，他故意对长孙皇后说：“我打算废掉魏征，你看如何？”长孙皇后听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换上庄重的朝服，恭恭敬敬地向李世民行礼道贺。 李世民被长孙皇后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他连忙问道：“皇后，你为何如此？” 长孙皇后微微一笑，回答道： “主上有贤明之臣，而能纳谏，这是国家之福，妾身理应祝贺。” 李世民听后，恍然大悟，不禁为自己的小把戏感到有些羞愧。同时，他也对长孙皇后的聪慧和见识深感钦佩，对魏征的敬重更是又增添了几分。 李世民的领导才能体现在他会用人、听得进意见。他懂得挖掘人才的优点，给予信任和机会，同时也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这让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既高效又明智。 而在日常生活中，太宗皇帝展现出的幽默感和人情味，也使人们看到了他更真实、亲切的一面。无论是面对直言不讳的大臣，还是在解决重要问题时，他的这些特质都增加了个人魅力，让人们更加敬佩和亲近他。 李世民的英勇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勇敢和智慧也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英雄。 据说在一场激烈的攻城战中，面对敌方坚固的防御，李世民的决心不减反增。他单骑持枪，如闪电般冲破敌阵，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领导力。 随着他的推进，敌人逐渐后退，似乎难以抵挡他的攻势。他的动作敏捷，枪法精准，那股无所畏惧的精神让敌军感到震慑，士气低落，许多人开始逃离战场。 李世民的英勇行为很快传遍了整个军队，士兵们受到了极大鼓舞，士气大增。每次战斗结束，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高呼：“秦王神勇！” 那时的李世民还只是秦王，但他的英勇无畏早已深深的印在了每个士兵的心中，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战神。 通过这次传奇般的行动，李世民不仅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爱戴，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威望。他的勇敢和智慧激励着每一个追随他的人，使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更加坚定和自信。 济世安民 据《新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记载，李世民四岁的时候，有个书生自称善于看相，觐见李渊道：“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 等见到李世民道：“龙凤的姿质，日月的仪表，到二十岁，必定能济世安民。”李渊害怕书生的言语泄露，便要杀他，结果书生忽然不见了，因而以为他是神仙，就采纳“济世安民”之义来作为李世民的名字。 功高震主 在太原起兵的过程中，李世民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立下了首功，对唐朝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建国之初，李渊及其众将领鉴于李世民的贡献，曾有意立他为太子。然而，李世民以谦逊的态度坚决推辞，最终李建成被确立为太子。 随着天下的逐渐平定，李世民的声望与日俱增，其功绩和影响力不断攀升。这使得李渊萌生了改立太子的想法。察觉到父亲心意的变化后，太子李建成感到极大的威胁，随即联合四弟李元吉以及后宫中的势力，共同对李世民展开了一系列排挤和陷害的行动。这些行为导致李渊逐渐疏远了李世民，并打消了废黜李建成太子地位的念头。 宫廷中的智慧较量 除了在战场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李世民在宫廷斗争中也展示了他非凡的智慧。626年的玄武门之变是他在宫廷政权博弈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这次充满紧张和风险的政变中，李世民成功地对抗了他的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确保了自己作为大唐黄太子的地位，并最终成为了皇帝。这场政变之后，李世民没有选择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他知道过多的血腥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多不稳定。因此，他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迅速稳定了局势，平复了人心。 与长孙皇后伉俪情深 李世民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领导者，他还与长孙皇后拥有一段非常感人的婚姻。长孙皇后美丽而聪慧，总是给予李世民有力的支持和宝贵的建议，成为他最信任的伴侣。两人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相互支持，彼此珍惜。他们的爱情故事温馨动人，至今仍被人们传颂，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据说有一次李世民在外征战时，长安突然面临敌军袭击的威胁。 长孙皇后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组织宫中人员加强防御，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当李世民凯旋归来，听闻此事后非常感动，称赞她是真正的“内助”。 这次事件不仅展示了长孙皇后的智慧与勇气，也证明了她在国家危难时刻的重要性。这段佳话流传至今，成为了夫妻间相互扶持、共克时艰的典范。长孙皇后不仅是唐太宗李世民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事业上的坚强后盾。她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为唐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后人的敬仰与赞美。 在这些历史故事中，我们感受到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与尊重，夫妻之间的默契与支持，以及智者之间的交流与共鸣。太宗皇帝对待大臣、皇后以及普通百姓的方式，都展现出了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和人性化的一面。在他的治理下，大唐王朝繁荣昌盛，成为了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第5章 高宗李治:被低估的君王(上) 唐高宗李治，字为善，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第三子，出生于贞观二年（628年）。在一系列宫廷变故之后，包括原太子李承乾被废黜和魏王李泰失去继位资格后，李治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随后，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随着太宗李世民的离世，李治顺利继承了帝位，成为了唐朝的第三位皇帝。 高宗李治登基之初，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掌朝政，李治对二人尊崇有加，恭敬自谦，从而实现“百姓安居乐业，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永徽六年（655 年），王皇后被废，武则天被立为后。显庆二年（657 年），定都洛阳，名曰“东都”，通过迁都就粮之策解决粮食问题。 辅政大臣相继离世后，李治刚愎自用，拒纳谏言，“朝野上下皆对进言讳莫如深，无人敢忤逆上意直抒己见”，以致忠臣良将忧心忡忡，奸佞之徒得势，史称“先贤而后愚废”；同时，大肆兴建土木，徭役繁重，致使“万民厌恶劳役，怨声载道”，“天下人无不失望”。显庆五年（660 年）起，李治时常头晕目眩，难以处理政务，遂让武后参与政事。 李治在位期间，先后剿灭西突厥（657 年）、百济（660 年）、高句丽（668 年），使唐朝疆域扩至最大。然而，自咸亨元年（670 年）起，安西四镇、吐谷浑等地相继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图逐渐缩小；同时在与新罗的战争中失利，失去朝鲜半岛；又因听信谗言杀害归降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致使东突厥叛离唐朝，建立后突厥汗国，连年侵扰唐朝边境。 仁孝立储 贞观二年六月庚寅日（628年7月21日）李治出生于长安东宫的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年），被封为晋王。贞观七年（633年），不到任所而接受并州都督之职。 高宗李治从小聪明伶俐，性格温和仁慈，与兄弟们相处和睦。他最早由着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有一次，唐太宗问他，《孝经》中什么最重要。李治回答说：“孝道最为重要，从小侍奉父母，长大后忠于君王，最终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在朝堂上为国尽忠，回到家中则思考如何纠正君主的错误，帮助其改正。”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称赞道：“如果你能照此行事，一定能很好地侍奉父兄，做一个好臣子。”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时，晋王李治才九岁。他对母亲的哀思感动了身边的人，唐太宗多次安慰他，从此对他特别宠爱。不久后，李治被任命为了右武侯大将军。 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廷陷入了储位争夺的风波。太子李承乾为了对抗受到宠爱的四弟魏王李泰，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驸马杜荷及侯君集等人密谋发动政变，但计划泄露，导致李承乾被废除太子身份。原本唐太宗有意立李泰为新的继承人，李泰甚至承诺将来会将皇位传给他的弟弟晋王李治，并用此来威胁与汉王李元昌关系密切的李治。 随着事态的演变，李治向唐太宗李世民禀报了来自李泰方面的压力与威胁，而被废黜的原太子李承乾也坦白，他的叛乱之举源于对李泰觊觎储君之位的深切忧虑。这些接连不断的事件让唐太宗深刻认识到皇子们争夺皇位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这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痛心。 在一次于两仪殿召开的朝会上，面对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朝廷重臣，唐太宗表达了他的沉重心情，说道动情处，甚至想拔剑自刎。长孙无忌等大臣连忙上前劝阻。并一致认为，应选择性格温和且忠诚可靠的晋王李治为新的储君，以此来稳定朝局，避免进一步的纷争。这一建议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正式宣布李治为皇太子，并经常让李治陪同自己上朝，参与决策过程，以此锻炼他的领导能力。唐太宗多次公开表扬李治的能力，显示出对这位新任太子的信心和支持。 即位之初的举措 在唐太宗统治末期，辽东战役的开展为“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的繁荣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高宗李治于650年正式登基，国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尤其是在永徽四年（653年），江浙地区爆发了由陈硕真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标志着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再度激化。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并巩固政权，刚刚登基的唐高宗李治实施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和提升朝廷形象的改革措施。他首先下令终止了在辽东的军事行动，及时停止了多项大型土木工程建设项目。这些决策不仅有效缓解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也大大减少了对民间劳动力的过度征用，从而赢得了民心，并为新朝代奠定了稳定的基础。通过这些举措，李治展示了他对内政的关注和对人民福祉的重视，彰显了一位明君的智慧与决心。 勤勉政务应对挑战 此外，李治一改其父唐太宗时期每三日上朝一次的习惯，改为每日举行早朝。这一改变不仅象征着他决心以更加勤勉的态度处理政务，也体现了他积极应对国家挑战、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坚定意志。通过每日与大臣们会面，李治能够更及时地了解民情、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安抚民心，逐步化解社会矛盾。此举向朝廷内外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新皇将以实际行动践行勤政爱民的理念，为国家的繁荣稳定不懈努力。 重用老臣维护稳定 在人事任用上，唐高宗李治承袭了太宗时期的政策，继续重用如李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资深重臣。这些老臣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忠心耿耿，是支撑朝廷稳定的重要力量。李治基本上延续了太宗时期的治理模式，力求再现贞观之治的政治清明与高效。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唐高宗在恢复并维持一个公正、透明且高效的行政体系，以此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重现昔日盛世的辉煌。 归还土地和房产赢得民心 在永徽二年（651年）九月，唐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项重要诏令，决定将之前被占用的民田和住宅归还给原主。这一举措体现了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致力于纠正过往不当行为、恢复社会公正的决心。通过归还土地和房产，李治不仅希望能够补偿受影响的民众，也意在重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任，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此举赢得了民心，展现了新君主对公平正义的承诺。 善于识人用人 唐高宗李治以其出色的识人用人之道，提拔了一大批贤能之士至重要岗位。诸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和魏元忠等人都在他的任期内获得了重用。值得一提的是，像韦思谦这样曾遭受褚遂良打压的人才，以及杜正伦这样在太宗时期未获充分重视的贤士，也都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通过这些任命，李治不仅展示了他广纳贤才、不拘一格的用人理念，也彰显了他对公正与能力的高度尊重。此举不仅充实了朝廷的人才库，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对《贞观律》的修订 永徽二年，高宗李治令长孙无忌等大臣对太宗时期的《贞观律》进行了修订，编撰并发布了新的法律文本《永徽疏议》。新文本里不仅更新了一些原有的法律条文，还引入了新的规定，从而使法律体系更加公平合理，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这次修改也反映了高宗对法治建设的重视，以及对民众福祉的关注。这部法律不仅成为高宗时期官方遵行的法律依据，也展示了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顶尖成就，体现了法律制度的高度成熟与完善，堪称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代表了当时法律思想和实践的最佳水平。这次对法律的更新，也是唐朝法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步，使得法律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跟上时代的变化。 同时，唐高宗还加大了在社会上对法律教育的宣传力度，希望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和遵守法律，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公平的社会。经过细致的调整，新出台的法律文本不仅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需求。让每条法律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能更好地服务于百姓。新法律文本就像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助力，将国家治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还为民众营造了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生活环境。 改革振兴科举制度 唐高宗李治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是重新振兴了科举制度，并在其统治期间显着扩大了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规模。这一时期，中举和应试的人数显着增加，科举制度的影响逐渐渗透到最高级别的官僚机构中。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宰相皆有功名背景，表明科举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入仕途径。 尽管如此，也不应过分夸大这一趋势。实际上，在整个官僚体系中，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仍然是少数。大多数官员依旧依赖于世袭特权或从低级胥吏晋升上来。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有资格升迁为正式官员的胥吏数量达到了1400人，而同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人数仅有22人。这反映出虽然科举制度正在逐步改变官员选拔的方式，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传统路径依然是多数人入仕的主要渠道。李治对科举制度的重视与推广，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流动性，也促进了人才的选拔和官僚体系的多元化，然而，真正的变革仍需时日才能全面实现。 永徽之治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的早期，大唐王朝达到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高峰。那时候，朝廷政治清明，官员们大多清廉正直、遵守法规，大家共同努力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社会经济也非常活跃，商业频繁，市场热闹非凡，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这段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给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繁荣的景象。这些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如同春风般温暖了广大农民的心，让他们切实的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关怀和支持。受到鼓舞的农民们充满了干劲，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通过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增强了农民的生活信心，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迎武则天回宫 在高宗李治还是太子时，他便与比自己年长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有了私情。唐太宗去世后，依照宫廷惯例，武氏入感业寺为尼。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在纪念太宗的周年忌日前往感业寺进香时，再次遇到了武氏，两人重逢并表达了彼此的思念。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武氏重新回到了皇宫。同年，针对百济对新罗的侵略行为，唐高宗发出诏令要求百济归还所侵占的新罗领土，并警告若不遵从将支持新罗反击，甚至威胁到高丽，显示了其作为皇帝处理国际事务的决心。 废后立武 到了永徽三年（652年），武则天被封为二品昭仪。她深知王皇后的心理，对其卑躬屈膝，赢得了王皇后的好感和推荐，从而加深了唐高宗对她的宠爱。与此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逐渐失去了皇帝的青睐。 面对废立皇后这一重大决策，唐高宗意识到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然而，当征求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意见时，他们坚决反对废后立武。另一位大臣李积则选择回避，而于志宁未明确表态。尽管面临强烈反对，唐高宗最终在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决定废黜王皇后，并在十一月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标志着皇后位置的更替。随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因反对立后而遭到贬谪，为武则天的权力上升铺平了道路。 移驾东都 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洛阳紫微宫内的乾元殿与应天门，这些工程在次年完成。657年正月庚寅日，李治移驾至新修缮的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颂扬洛阳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有效地连接四方赋贡、促进风雨同舟的国际交流，强调其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贬重臣获得更大自主权 因此，他正式将洛阳宫改称为东都，洛州的官吏编制等同于京师雍州，从而确立了唐朝两京制的格局。随着东都的建立，显庆三年（658年），前朝重臣褚遂良在流放地爱州去世；而到了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尽。长孙无忌的倒台牵连了许多关陇集团的老臣，削弱了保守势力对皇权的制约。自此以后，唐高宗在政治决策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避免进谏的氛围，长达二十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批评。 对异族宽宏大量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戊戌朔日，邢国公苏定方成功平定了百济叛乱后，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至东都洛阳的紫微城南门——则天门。 面对这些战俘，唐高宗进行了责问，之后下诏将其释放，展现了他对边疆事务的掌控力和对异族的宽宏大量。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唐高宗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体现了他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的强硬与灵活并用的策略。 废后深层原因 唐高宗李治决定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这一决策的影响远超出了宫廷内部的家务事范畴。褚遂良等士族官僚坚决反对的主要理由在于，王皇后出身于显赫的世家大族，且是先帝李世民亲自选定的，轻易废后被视为违背了先帝的遗愿。他们认为，如果要更换皇后，也应该从名门望族中挑选，而不是出身相对低微的武氏。 这种对皇后出身的关注，反映了当时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之间的深刻矛盾。自南北朝后期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退，而新兴的庶族地主势力正在崛起。这种社会变迁影响到了朝廷的政治格局。唐高宗敢于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束缚，直接掌控政权，体现了他不愿被既有势力摆布的决心和勇气。这不仅是个人胆识的表现，也反映出他作为统治者独立决策的能力。一个昏庸懦弱的皇帝很难具备这样的魄力和行动力。通过这次改换皇后，唐高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为后来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他在面对传统势力时的果敢和决断。 权力的移交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首次感到风眩头重，视力受到影响，难以有效处理日常政务。面对百官的奏报，李治开始将部分决策权交由皇后武则天负责。武则天不仅聪明机敏，而且对文史有着广泛的了解，她处理政务的能力得到了李治的高度认可。因此，从这个时候起，李治逐渐将更多的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处理。 随着权力的逐步转移，武则天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她的决断力和治理能力不仅赢得了唐高宗李治的信任，也为她在朝堂内外树立了威信。这一时期标志着武则天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为她日后进一步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圣临朝 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她积极排除异己，清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她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的掌权做准备。随着她在政局中影响力的逐渐增强，李治对她的主导地位感到担忧，一度考虑废黜她的皇后之位。 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秘密指示上官仪草拟诏书以废黜武后。然而，这一计划很快被武则天得知。她迅速行动，直接向李治申诉辩解，成功地使李治放弃了废后的念头。在这次事件中，协助李治拟诏的上官仪及其家族因涉嫌参与废后阴谋而遭到严厉惩罚，上官仪被处死，其家族也受到牵连。 此事件之后，李治在压制武则天方面失去了主动权。从那时起，每当唐高宗上朝处理政务时，武则天便垂帘于御座之后，参与政事决策，史称“二圣临朝”。这种安排不仅象征着武则天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标志着她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相当部分的政权。 泰山封禅大典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率领文武百官及庞大的扈从队伍，与皇后武则天带领的内外命妇一同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此次封禅仪式规模宏大，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人员还包括来自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等多国的使节和酋长，彰显了唐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支持宗教 次年，即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在泰山成功完成封禅仪式后，颁布诏书命令全国各州分别建立一所道观和一所佛寺，总计358个州因此新建了716所宗教场所。这一举措标志着唐代道教宫观营建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唐朝政府对宗教支持的具体体现。学者们指出，尽管唐高祖和太宗时期尊崇道教，但并未大规模增置道观，真正开始大规模建设道观的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 设立安东都护府 总章元年（668年）九月癸巳日，名将李积攻破高丽，占领平壤城，并俘虏了高丽王高藏及其重要大臣男建等人。随着高丽全境的投降，唐高宗在此地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并分置四十二州进行管理，进一步扩大了唐朝的领土和行政控制范围。这次军事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也体现了唐高宗时期的强大国力和对外扩张的决心。 加号天皇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颁布诏书，尊崇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在此背景下，武则天向高宗李治提出了十二项建议：鼓励农业与丝绸生产，减轻赋税和劳役；恢复三辅地区的土地给农民；停止战争，以德治国；限制奢侈品的制作；减少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以节省人力物力；扩大言论自由；防止谣言传播；要求王公贵族学习《老子》；在父亲健在的情况下，子女应为去世的母亲守孝三年；对于在上元年前被授予勋官称号的人不再追查核实；增加八品以上京官的俸禄；以及为长期任职但职位未达其才能水平的官员提供晋升机会。高宗对这些建议表示赞同并予以实施。 然而，由于历史记录的局限性，关于这些建议实施后的具体效果难以做出准确评估。同时，随着高宗健康状况的恶化，武则天凭借其政治才能，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政权逐渐向她手中转移。 建造奢华上阳宫 到了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偕同宫廷成员前往洛水北岸游玩，此地地势较高，提供了极佳的远眺视野。受到这次出行的启发，李治命令韦弘机在此建造了一座名为上阳宫的宫殿。该宫殿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据记载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广的皇宫之一，享有“万方朝觐”的盛誉。不过，对于上阳宫过于奢华的问题，狄仁杰曾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其规模过于宏大。 尊子为帝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太子李弘陪同高宗李治游览洛阳西苑的合璧宫。不幸的是，在这次出游期间，李弘在绮云殿遭遇不测，据传因误饮毒酒而亡，享年仅二十四岁。这一事件震惊了朝廷和民间，李治对爱子的突然离世感到极度悲痛。为了表达对李弘的深切哀悼与敬意，李治破例追尊已故的太子为皇帝，赐谥号“孝敬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父亲追尊儿子为帝的例子。李治以天子之礼隆重安葬李弘于洛阳郊外的唐恭陵，并且按照皇帝的标准修建陵墓。他还下令百官为李弘服丧三十六日，并亲自撰写了《睿德纪》碑文，立于恭陵旁侧，以纪念这位早逝的太子。 唐恭陵的建造规模宏大，耗资巨大，远超之前的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陵寝，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最壮观的唐代皇陵之一。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劳役繁重，导致民间怨声载道，甚至有百姓因不堪忍受而采取极端行动，如向督造官员投掷石块以示抗议。 第6章 高宗李治:被低估的君王(下) 军事方面的成果 1.平定东突厥 在唐朝初期，对于东突厥的处理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成功擒获了车鼻可汗，稳定了漠北地区，这标志着唐朝对东突厥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开耀元年（681年）的情况却大为不同，当时归降的东突厥领袖阿史那伏念再次自立为可汗，并与另一位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联合进攻唐朝边境。 面对这一挑战，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主帅进行反击。尽管初期遭遇挫折，但通过智谋，裴行俭成功地让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相互猜疑，并最终迫使他们投降。然而，在回京后，由于朝中大臣裴炎的嫉妒，李治决定违背承诺，处决了包括阿史那伏念在内的多名突厥降将，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唐朝的信誉。 这次事件不仅标志着唐朝首次大规模屠杀归降的少数民族首领，也激发了突厥贵族进一步的分裂活动。次年（682年），突厥余部在骨咄禄的带领下重新崛起，建立了后突厥政权，并频繁侵扰唐朝边境，给唐朝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威胁。李治不得不派遣程务挺加强边防，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局面。 2.平定西突厥 在高宗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略可汗。永徽六年（655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略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显庆二年（657年），大将苏定方等人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灭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3.对百济与高句丽的征服 永徽六年（655年），面对高句丽与百济联军对新罗的进攻，新罗派遣使者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李治响应新罗的请求，先后派遣军队出击高句丽和百济。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邢国公苏定方率军成功平定了百济，并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于东都洛阳紫微城的则天门。李治亲自责问后，颁布诏书释放了他们，标志着百济正式灭亡，这一事件被史书称为“唐灭百济之战”。然而，百济内部并未完全平息，随后爆发了复国运动。直至龙朔三年（663年），在白江口战役中，唐将刘仁轨大败前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队，彻底打破了复国的希望，百济国王逃亡至高句丽。 总章元年（668年），唐朝军队继续推进，最终攻占了高句丽的首都平壤，宣告高句丽的灭亡。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唐朝不仅巩固了其在东亚的地位，也展现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决心。 支持佛教的发展 宗教建设方面，乾封元年（666年），高宗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后，命令全国各州建立一所道观和一所佛寺，共设358个州，则这一年营建的道观和佛寺总计716所，标志着唐代道教宫观建设的一个高峰。在此之前，尽管高祖和太宗尊崇道教，但并未大规模增置道观。而在高宗时期，道教的发展得到了显着推动。唐高宗对佛教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 他特别重视玄奘法师的佛经翻译工作，这不仅帮助了更多人了解和学习佛教教义，也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在他的推动下，佛教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和多样化，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也为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佛教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国各地纷纷兴建或扩建了众多闻名遐迩的佛寺，成为信仰与艺术的圣地。 其中，洛阳的龙门石窟最为突出。这一时期，龙门石窟的开凿工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起来。无数技艺精湛的工匠们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将他们对佛法的虔诚与敬意融入每一刀、每一凿之中。这些工匠不仅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杰作，也留下了对信仰深深的敬畏之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龙门石窟逐渐展现出了其宏伟壮丽的姿态，成为了一座不可多得的佛教艺术宝库。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信徒和游客前来瞻仰朝拜，见证了佛教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龙门石窟不仅是艺术的瑰宝，更是那个时代精神追求的象征，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它依旧散发着无尽的魅力。 七次移都就食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期间，关中地区的经济状况因土地承载力的过度饱和和频繁的自然灾害而显着恶化，导致该地区粮食产量锐减，难以满足京师长安人口的需求。与此同时，唐朝初期的漕运体系尚未完善，将江南富饶之地的粮食转运至长安相比起转运到洛阳显得尤为困难。 面对这样的困境，为了确保朝廷和皇室的稳定供给，李治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率领后妃、官员及随从前往东都洛阳就食。自显庆二年（657年）首次迁往洛阳开始，直至弘道元年（683年）他在洛阳逝世，在这长达二十六年半的时间里，李治共有七次带领朝廷前往洛阳就食，且驻留洛阳的时间几乎占据了其整个统治时期的一半。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反映了当时关中地区经济地位的下降，也展示了洛阳作为备用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并间接促进了洛阳的发展。 调控物价应对经济危机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期间，从7世纪70年代开始，唐朝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挑战。咸亨元年（670年），谷物短缺情况尤为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资源。随后的几年里，歉收、洪水、干旱、虫灾以及饥馑接连不断，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永隆元年（680年），粮价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这一危机，朝廷认为高物价是由于市场流通货币过多所致，因此决定大幅削减新币铸造，并加强对私铸货币的打击力度。同时，大量农民因不堪重负而逃离原籍，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流民，这对国家财政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尽管面临这些严峻的经济和财政挑战，高宗仍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为控制物价，朝廷实施了多项有效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在当时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其影响深远，贯穿了整个唐朝。例如，在调露元年（679年），政府甚至用谷物交换私铸的钱币，以减少市场上非法货币的数量。 早在永徽六年（655年），京师便成立了常平署，作为调节市场价格的机构。当物资供应充足时，常平署会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商品；而在物资短缺时期，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以此来稳定物价波动。这种机制后来被推广到全国各州，设立了类似的粮仓，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物价浮动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即使有这些努力，高宗去世时，经济和财政危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留下了需要后继者继续应对的难题。 大搞水木工程建设 与此同时，唐高宗在位时也进行了大量土木工程建设，增加了民众的劳役负担。例如，在显庆元年（656年），他下令重建隋炀帝时期的紫微宫正南门应天门；显庆五年（660年），又在神都苑建造了宏伟的合璧宫。此外，龙朔三年（663年）对蓬莱宫（即大明宫）进行了大规模修缮，麟德二年（665年）在乾阳殿旧址上建成了新的乾元殿，并在洛阳建立了宿羽宫、高山宫和上阳宫等建筑，这些宫殿无不以壮丽着称。狄仁杰曾批评这些工程过于奢侈，耗费巨大。 这些举措不仅反映了李治对于文化和宗教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当时唐朝国力的雄厚。不过，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和频繁的宗教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武则天的影响 高宗同武则天是否为真爱，这事既复杂又充满了争议。历史记录往往侧重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而非个人情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他们的关系显然是非常紧密的：李治对武则天有着高度的信任，并在她成为皇后之后逐渐赋予她更多的权力，最终让她参与到了国家大事的决策中。这种信任与合作不仅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纽带，也使得武则天能够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影响力。 “凤鸣朝阳” 永淳元年（682年），尽管国家面临粮食短缺和外敌入侵的困境，高宗李治仍然决定在嵩山之南建造奉天宫，意图遍封五岳以彰显皇权。面对李善感的“当前国事艰难、民不聊生”的直言进谏，高宗并未改变其建设计划。而李善感的这次勇敢劝谏打破了长达二十年无人敢直谏的局面，被时人誉为“凤鸣朝阳”。 曾计划逊位 上元三年（676年），高宗李治的健康状况因风疾恶化而愈发不佳，他考虑退位，将朝政大权交予天后武则天摄政。这一决定引起了宰相郝处俊的担忧，他向李治进谏说：“陛下为何打算亲自将皇位传给天后？这天下乃是高祖与太宗所奠定的基础，并非陛下个人之私产。陛下应当谨守宗庙，确保皇位传承于李氏子孙之中，绝不可轻易让国于他人，尤其是皇后。”郝处俊的话语强调了维护李唐皇室血脉正统性的重要性。李治听从了他的建议，放弃了逊位的想法。 得知此事后，武后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影响力。她召集了一批博学多才的文人学者，编纂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和《乐书》等着作，总计约一千余卷。这些书籍不仅展示了她的文化修养，还通过传播特定的思想观念来影响朝廷和社会舆论。此外，武后秘密下令参与审查官员们的奏折，以此方式逐步分担并削弱宰相的权力，从而加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此番举措显示了武则天对权力运作的敏锐洞察力及她在政治舞台上的雄心壮志。 患病离世 次年，即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前往奉天宫欲行封禅中岳嵩山之礼，但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随着病情的恶化，唐高宗不得不将部分权力交给皇太子李显，并任命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为辅政大臣。 同年十二月，李治颁布诏书改元弘道，并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道教观宇，根据各州等级设立不同数量的道士观。这项政策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道教建筑兴建活动。然而，由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高宗最终未能亲自登门宣读赦免书，而是让百姓在殿前聆听。 十二月丁巳日(12月27日）夜晚，高宗李治在东都洛阳的贞观殿去世，享年五十六岁。他的遗诏指示简朴办理丧事，并允许皇太子在灵柩前行即位礼。同时，遗诏还规定军国大事若有难以决断之处，应由天后武则天处理。群臣追谥李治为天皇大帝，庙号高宗。后来，在天宝八年和天宝十三年，李治的谥号分别被追加为“天皇大圣皇帝”和“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彰显了后代对其统治时期及个人品德的高度评价。 结语 尽管唐高宗李治在历史上的形象有时被描绘得较为柔和，甚至在其统治期间受到皇后武则天影响力的笼罩，但他的领导确实为大唐王朝的持续繁荣和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的治理下，唐朝不仅保持了强大的国力，还在文化、艺术等领域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绘画、音乐及建筑等方面均取得了显着成就，反映出一个开放包容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因此，尽管历史上对李治个人能力存在不同评价，但他对大唐盛世的贡献不容忽视，其统治时期见证了帝国在多个方面的重要进步和发展。 关于高宗的一些趣闻逸事 幼年时期的李治展现出了一种早熟的迹象。在他刚刚学会扶着床沿蹒跚学步之时，便对书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身边的侍从们注意到他喜欢随手涂鸦，于是便给了他纸张以引导他的兴趣。令人惊讶的是，李治在纸的一角竟然写出了一个“敕”字——这一符号在唐朝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是皇帝对政事堂所议事项进行批准并颁布诏令的标志。 据说，当唐太宗得知此事后，认为这可能预示着某种不寻常的意义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迷信与猜测，下令将那张纸焚毁，并严格指示周围的人不得对外泄露此事。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当时皇室对于谶纬之说的谨慎态度，以及维护皇权神秘性的需求。 微服私访倾听百姓故事 在高宗李治执政期间，唐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长安城内，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学者汇聚于此。高宗皇帝还常常出宫微服私访，到底层了解百姓们的生活，并与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高宗皇帝在街头上遇到了一个卖艺的老人。老人表演的是一种独特的技艺，能用一根竹子吹出美妙的音乐。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于是亲自走上前去，与老人交谈了起来。 老人告诉李治，他的技艺是祖传下来的，但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靠此为生。高宗皇帝听了后，心生怜悯，当即便赏赐了老人一笔钱财，并下令让宫廷乐师们向老人学习这种独特的技艺。 宫廷御用画师 “永徽之治”标志着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时代，为唐朝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永徽年间的辉煌岁月里，有一段佳话流传到了今天。据说，有一日，唐高宗决定出宫微服私访，深入长安的市井去体验下民情。当高宗皇帝漫步至热闹非凡的集市上时，被一群围聚的人群所吸引。于是他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位年轻的书生正在给围观的人们展示他手中的山水画卷，那幅画作十分生动逼真，仿佛能将人带入一片宁静的山水之间。这位书生名叫李逸，自幼便对绘画怀有浓厚的热情，历经多年的磨砺，他终于练就了一手绝技。 当高宗询问其姓名时，李逸很恭敬地回答了他，并且同他分享了自己追求艺术道路的感悟。这让高宗对李逸的才华大为欣赏，当即便表示愿意支持这位青年才俊的艺术追求，购买了他的作品，同时还邀请他进入皇宫，成为了宫廷御用画师。李逸怀着满心的感激接受了皇帝这份荣誉，并决心以自己的笔触记录下大唐盛世的美好。就这样，他的作品很快就在宫廷中赢得了赞誉，每一幅画都成为了装饰宫殿墙壁的艺术瑰宝，也为沉闷的宫廷生活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气息。 从此，李逸的名字也就传遍了王朝上下，受到了众人的敬重与喜爱。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逸在宫中为皇帝画画时不幸打翻了墨汁，毁坏了一幅珍贵的画作。面对可能到来的责罚，他心中满是忐忑和恐惧。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高宗皇帝不仅没有惩罚他，反而幽默地安慰道：“看来这墨汁也想为这幅画增添一些独特的韵味。” 见皇帝并没有责罚他，李逸大为感动，他暗下决心要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创作之中，于是，在高宗李治的鼓励和支持下，画画的技艺日益精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逸的绘画作品不仅在宫廷内广受好评，还逐渐流传到了民间，并成为了那个时代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艺术珍品。最终，李逸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唐代历史上一位备受尊敬的大画家，其故事也在后世被大家津津乐道，广为流传。 君臣之间 围绕着这位皇帝，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他与大臣们之间复杂的关系。有一次，高宗在朝堂上与一位大臣发生了争执。 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让步。李治却笑着说：“爱卿，你如此执着，倒是让朕想起了一个故事。”接着，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固执己见的故事，大臣听后，恍然大悟，主动向李治道歉。 还有一次，宫廷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高宗帝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这场危机。在一次宴会上，高宗皇帝故意让两位争斗的大臣坐在相邻的位置，然后在席间给他们讲了一个关于团结的故事。两位大臣听后，深感惭愧，从此放下了成见，共同为国家效力。透过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生动的唐高宗李治。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皇帝，更是一个充满情感与智慧的人。 结语 可以说，唐高宗李治是被低估的君王。尽管他在位期间没有像其父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开疆拓土闻名，但他在内政治理、法律改革、外交关系以及文化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以下几点进一步阐述为什么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历史认可： 内政稳定与制度建设 李治致力于巩固中央集权，通过一系列政策强化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他继续推行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机会。此外，他还修订和完善了《贞观律》，即唐朝的基本法典，为后来的《永徽律》奠定了基础，这对后世法律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外交策略与国际地位 在对外事务上，李治维持并扩展了与周边民族的良好关系，包括吐蕃、突厥等重要势力。这种和平稳定的外交环境不仅促进了贸易往来，也加强了文化交流，使唐朝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得以持续扩大。 文化繁荣与发展 高宗时期是唐代文化的一个高峰。在他的支持下，佛教获得了极大发展，许多着名寺庙和佛塔建成；文学艺术同样迎来了黄金时代，如诗人王勃、杨炯等人都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此外，高宗本人也是一个文化爱好者，他鼓励学术研究，推动了书籍编纂工作。 个人品德与仁孝之道 据史书记载，李治为人温和谦逊，重视仁孝之道。对待臣子较为宽容的态度有助于营造一个相对和谐的政治氛围，同时也体现了儒家理想的君主形象。这些品质在他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赢得了当时及后世一些学者的好评。 继承和发展 尽管李治并非以武力见长，但他继承了太宗朝以来的盛世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更重要的是，他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为后来武则天执政时的某些方面提供了先例和支持，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综上所述，唐高宗李治作为一个被低估的君王，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法律进步等多个领域都做出了显着贡献，对于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历史评价 唐太宗：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资治通鉴》：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吕思勉：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其衰机亦肇于是时。高宗的性质是失之于柔懦的。他即位之初，还能遵守太宗的成规，所以永徽之政，史称其媲美贞观。 孟宪实：唐高宗外圆内方、胆大心细，凡他要做的事情，无不达成。没有高宗 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 无源之水。无论用“君主无为”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是实际达成的事功来衡量，他都是一个成功的皇帝。 第7章 二度登基:唐中宗李显的起伏人生(上) 唐中宗李显，原名李哲，是唐朝的第四位皇帝，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他生于长安，在不同的阶段被封为周王、英王，并在章怀太子李贤被废后成为皇太子。683年，李显首次即位为帝，但不久后在684年就被母亲武则天废黜并流放到均州和房州。直到698年，他才被召回洛阳再次立为皇太子。最终，在705年的“神龙政变”中，李显复位成为皇帝。 李显在位期间，致力于恢复唐朝的传统制度，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并设立了十道巡察使来监督地方治理。他还建立了修文馆学士职位以促进学术研究，推动了与吐蕃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并通过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持带珠丹实行和亲政策，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然而，李显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他对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的放纵，以及对武三思等人的宠信，导致朝政混乱，一些功臣遭到陷害，国家权力被滥用，这给他的统治带来了负面影响。 刚登基便失去皇位 唐中宗李显，656年生于长安，初封周王，后改封英王，在其两位皇兄——李弘与李贤分别遭遇早亡和废黜之后被立为皇太子。682年正月，随着长孙李重润的出生，唐高宗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在李重润满月时不仅更改年号为永淳，还破例将襁褓中的李重润立为皇太孙。 然而，好景不长，683年12月，随着唐高宗李治病逝，李显继承了皇位，但即位后的唐中宗因政治上的庸弱，只得依赖于被尊为皇太后的母亲武则天。李显试图通过提拔韦后的亲属来构建自己的势力，特别是欲擢升韦玄贞为侍中一事，引起了辅政大臣裴炎的反对，并最终导致了武则天对他的不满。结果，在684年二月，即位仅55天的李显就被武则天废黜为庐陵王，失去了皇位，而他的弟弟李旦则成为了新的皇帝，即唐睿宗。 流放的日子 李显被废黜后，曾被软禁在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和房州（今湖北房县）长达十四年，期间只有妃子韦氏陪伴。这段时期对李显来说非常艰难，他与韦氏相依为命，共同经历了许多困苦。武则天成为女皇后，李唐宗室成员遭受了大量屠戮，这让李显感到极度恐惧。尽管有一些宗室成员如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人试图起兵反对武则天并恢复庐陵王的皇位，但这些行动反而加剧了李显的担忧。 在这段充满不安的日子里，李显常常夜不能寐，甚至一度考虑过自尽，但都被韦氏劝阻。韦氏安慰他说，祸福难料，不必急于求死。两人在这段时间里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李显向韦氏承诺，如果有一天能够重获自由，绝不会忘记她的付出和支持。 再次被立为储君 与此同时，武则天面临着选择继承人的问题，在立子还是立侄之间犹豫不决。这时，大臣狄仁杰提出了建议，强调立子更能保证李唐王朝的延续，并用比喻的方式指出，启用两个儿子（指李显和李旦），就像修复了鹦鹉的两只翅膀，可以再次飞翔。 武则天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重新考虑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最终决定了李显的命运转折点。在698年（圣历元年）三月，武则天以李显需要到洛阳治疗疾病为由，秘密派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将李显及其家人召回。这标志着李显结束了多年的流放生活，返回了洛阳。同年九月，武则天再次立李显为皇太子。 谨慎维护与武氏的关系 重获太子身份后，李显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努力与母亲武则天的家族建立和谐关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决定通过联姻加强与武氏家族的联系。因此，他的长女永泰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侄孙武延基，成为魏王武承嗣的儿媳；而幼女安乐公主则嫁给了武则天另一位侄孙武崇训，成为了梁王武三思的儿媳。 痛失爱子 然而，这种政治联姻并未能完全避免家庭内部的冲突。到了701年（长安元年）九月，李显的儿子李重润和他的妻子永泰公主年轻气盛，对祖母武则天宠信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感到不满。张易之向武则天诬告他们诋毁朝廷，导致武则天下令迫使李重润、永泰公主以及她的丈夫武延基自尽。由于这次事件牵涉到皇室成员，但武则天没有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事情也就此平息。 二度称帝 704年，武则天因病住在迎仙宫，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在她身边侍奉，外人无法接近。朝中的大臣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等人，看到机会，开始秘密策划除掉张氏兄弟，并计划拥立李显为帝。 到了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情加重。正月，宰相张柬之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发动了“神龙政变”。他们率领五百多名羽林军士兵，突然冲入玄武门，在迎仙宫内杀死了张易之和张昌宗。同一天，相王李旦也指挥南衙禁兵加强警备，配合这次行动。面对这一局势，武则天无力抵抗，先是命令太子李显监国，第二天就正式传位给李显。隔了一天后，李显再次登基成为皇帝，并宣布大赦天下。 回复唐朝国号 李显即位后，首先表彰了弟弟相王李旦和妹妹太平公主的拥立之功。他封李旦为安国相王，授予太尉职位，并让他参与最高决策；还给太平公主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此外，参与政变的主要官员如张柬之、崔玄暐等人也都得到了升迁和奖励。二月份，李显恢复了唐朝的国号，所有的制度和礼仪都恢复到唐永淳年之前的模样，标志着唐朝的正式复辟。 重用韦氏 李显复位后，迅速立韦氏为皇后，并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破格追封岳父为王，还让韦后参与到朝政中。他还将安乐公主，即韦后的女儿，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此外，上官婉儿被封为昭容，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这使她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韦后与武三思之间的关系颇为暧昧，而韦后也十分信任这位儿女亲家武三思。两人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朝廷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李显似乎对这种情况感到无力干预，导致韦后和武三思在朝政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这些举措不仅显示出李显对韦后的深厚感情和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朝政的掌控力有限。尽管张柬之等功臣在复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李显似乎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这进一步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使得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复杂化，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早在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初，就对妻子韦氏极为信任和重用。甚至不顾众大臣的反对，破格提拔了韦氏的兄弟韦玄贞为侍中，并表示，即便把天下交给韦玄贞也无妨。这一决定引起了朝中不少人的不满。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以李显意图将天下交予韦玄贞为由，废黜了他，并将其流放到了均州，降封为庐陵王。 而李显再次登上皇位后，立即确认了韦氏的皇后身份，并允许她参与朝政。似乎没有吸取武则天把持朝政所带来的教训，这样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不稳定。 复位后与韦后的纠葛 705年，在张柬之等忠臣的支持下，中宗李显得以复位，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这次重返权力巅峰后，李显对皇后韦氏及其家族颇为依赖。韦皇后野心勃勃，试图效仿武则天，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随着时间推移，她的权力欲望愈发膨胀，甚至在后期萌生了篡位的念头。 这一时期，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各方势力明争暗斗，局势紧张而复杂。韦后的强势介入不仅加剧了宫廷内的不稳定，也给中宗李显的统治带来了重重挑战。 外交成就 对突厥: 景龙二年（708年），唐朝将领张仁愿在漠南突厥地区建立了三受降城体系，这一进攻型军事重镇系统成为唐朝控制北疆的重要据点，严重削弱了后突厥国的势力。后突厥默啜可汗被迫撤至漠北，最终导致后突厥国力大减，并在唐朝与回纥的联合攻击下走向灭亡。 对吐蕃: 在金城公主和亲之前，唐朝军队多次击败吐蕃军，特别是在唐休璟、陈大慈和郭元振的指挥下，取得了显着胜利。郭元振甚至率军深入青海，逼近吐蕃赞普的牙帐，迫使吐蕃求和并进贡马匹、金银及大量牛羊。 和亲政策: 景龙三年（709年），中宗将养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为妻，通过和亲政策进一步稳定了两国关系，确保了边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些外交和军事行动不仅展示了唐朝的强大实力，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短暂的帝王生涯 唐中宗李显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他统治时期的宫廷内权力斗争尤为激烈，妻子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频繁干涉朝政，导致宫廷局势混乱不堪。最终，在710年，李显竟被韦皇后谋害，结束了他短暂的第二次皇帝生涯，这一结局令人不禁惋惜。 虽然李显力求掌控局面，但在复杂的宫廷政治和权臣如武三思的强势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即便如此，他在第二次登基期间仍然做出了积极贡献，致力于恢复唐朝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文化的复苏与发展。 第8章 二度登基:唐中宗李显的起伏人生(下) 立储风波 在唐中宗李显当政期间，在立储一事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犹豫与踌躇。起初，李重润作为长子，在他满月后便被高宗李治册立为皇太孙并授予开府之职，此举意在稳固其父李显作为太子的地位，防止李显像前两位太子一样遭到武则天的清除。 然而，随着武则天逐渐掌握朝政大权，李重润的皇太孙身份被轻易剥夺，并以庶人身份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囚居生活。直至其父李显再次恢复了太子身份后，李重润才得以重新获得些许自由。但好景不长，因不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专权而私下议论，李重润很快又陷入困境不幸遇害。 随后，李显又改立次子李重茂为太子。然而，当李显于710年突然离世后，李重茂并未能顺利登上皇位，反而是由李显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登基为帝。 太平公主的影响力 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女儿，她在唐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凭借卓越的智慧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迅速成为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她不仅聪明机智，还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手腕，在朝廷内外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太平公主与两位哥哥的关系密切，尤其在唐中宗和唐睿宗时期，她成为皇帝非常信任的顾问，常常参与重大决策，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她的存在和活动巩固了她在朝中的地位，使她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好饮酒作乐 据历史记载，李显有饮酒的习惯，偶尔会因过度饮酒而影响到了政务的处理。他不仅喜欢小酌，还热衷于宴请群臣，举办盛大的宴会。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唐代宫廷生活的画卷，也展示了当时皇室社交的一面。 通过这些宴会，李显与大臣们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和联系，同时也为宫廷生活增添了几分轻松愉快的氛围。然而，这种生活方式有时也会分散他对国事的关注，反映出他在治理国家和个人享乐之间的平衡上面临的挑战。 与佛道两教的关系 唐中宗在位期间积极支持佛教和道教，推动宗教文化的繁荣。他下令修建众多寺庙和道观，鼓励宗教活动，为僧侣和道士创造有利环境。 这些举措促进了宗教建筑艺术的发展，增强了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旨在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体现了他对精神文化和民众信仰的重视。这一时期，宗教成为连接朝廷与百姓的重要纽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拒绝逐粮 景隆三年（709年），关中发生饥荒，米价飞涨，牛只大量死亡。群臣建议唐中宗迁往东都洛阳以缓解粮食短缺，但韦皇后不愿离开位于杜陵的家，便通过巫觋彭君卿等人对唐中宗进言： “今年不宜东行。”当再次有臣子提议迁都时，唐中宗愤怒地回应：“岂有逐粮天子！”最终，群臣只得放弃此议。 天子抛石 在房陵地区，流传着关于唐中宗李显的一个传奇故事。据说，李显曾抛出一枚石子，说道：“若我还能重登皇位，愿这石子不落。”奇迹般地，石子恰好停在树杈上，没有掉落。 房陵黄酒 房陵黄酒是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与当地气温、水质的紧密联系而闻名。据传，唐中宗李显被贬为庐陵王后，带来了宫廷酿酒秘方，并加入本地特有植物，用房陵糯米和地下井水，酿制出甘甜醇香的米酒。此酒性温和，口感佳，具有活血养颜的功效，备受青睐。千百年来，房县有“交了九月九，家家户户做黄酒”的民俗，黄酒也成为招待贵宾的上选。 喜打马球 李显不仅关爱家人，也十分注重自己的享受。早年颠沛流离的经历使他在成为皇帝后更加珍惜自我善待的机会。他特别喜爱娱乐活动，尤其热衷于打马球——一种结合了骑马和用球杆击球的运动。这种游戏在当时上流社会中风靡一时，成为了最高时尚。为了讨好李显，他的两个女婿——长宁公主的夫婿杨慎交和安乐公主的丈夫武延秀——都苦练马球技艺。 景龙三年（709年），唐朝与吐蕃恢复友好关系后，吐蕃使者提议进行一场友谊赛。比赛中，唐朝队大获全胜，展示了国威。参赛的四位王牌运动员中包括李显的两位女婿，以及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这场胜利不仅增进了两国间的友谊，也让马球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 放任妻女弄权 武三思与韦后的亲密关系在当时宫廷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据传，有一天早上，唐中宗李显上完早朝后，发现武三思和韦后衣衫不整地在床上赌博，而他自己竟然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帮助数筹码。安乐公主的到来更是让这一场景显得更加荒诞不经，几人玩得非常尽兴。张柬之等大臣担心历史重演——即女性统治者和亲信的过度影响力导致的政治动荡——力劝中宗除去武三思。然而，武三思和韦后反过来诬告张柬之等人阴谋反叛，促使中宗表面上提升他们的官职，实际上却将他们调离京城，路上遭遇不幸。 安乐公主野心勃勃，渴望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她试图说服中宗废黜太子李重俊，取而代之的是自己成为皇太女。在韦后和武三思的支持下，唐中宗确实考虑了废黜太子的可能性。这激怒了李重俊，他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于景龙元年（707年）发动政变，成功除去了武三思和他的儿子武崇训，并试图攻入宫中对付韦后和安乐公主。 但因为力量悬殊，这场政变最终失败，李重俊和李多祚遇害。韦后抓住机会，诬陷宰相魏元忠与太子有勾结，将其贬谪出京，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韦后开始公然售卖官爵，而中宗对此并未加以制止，一切似乎都按照她的意愿进行。有一次，安乐公主准备了一份诏书，只露出空白处让中宗盖章，而中宗竟未加细看便加盖了玉玺。这种行为反映了中宗对朝廷事务的疏忽以及他对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的纵容。 此外，中宗的行为也逐渐变得轻浮。有一年的元宵节，在韦后的怂恿下，他带着数千名打扮成平民的公主和宫女外出赏灯，结果大量宫女借此机会逃离皇宫。为了避免丑闻暴露，此事被悄悄掩盖过去。另一次，中宗在宫内召集百官举行抛球和拔河比赛，供自己和韦后娱乐。许多老臣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胜任此类活动，场面显得颇为滑稽，而中宗和韦后对此只是感到好笑。这些事件显示了唐中宗晚期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以及皇帝本人对政务的懈怠态度，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隐患。 史书评价 《旧唐书》：廉洁之士可约束贪婪之人，但贤明的大臣难以辅佐软弱的君主。李显志向短浅，沉迷于近侍，心中缺乏远大的规划，不懂得创业的艰难，只图眼前的享乐。他曾被贬至房陵，历经瘴疠之地的艰辛与幽囚之苦。最终得以生还，并非凭借自身之力，而是得益于张柬之等人的努力和狄仁杰的恳切奏请。 复位以后，高宗李显未能深刻的反省，而继续漫游游乐，忽视政务。他纵容皇后韦氏及其党羽干预朝政，导致朝廷失序；信任安乐公主等女子扰乱政权，使得朝纲紊乱。桓彦范、敬晖因此遭祸，节愍太子也因此起兵。最终，李显虽贵为皇帝，却难逃被毒害的命运。 总体而言，唐高宗李显的表现比汉晋时期的惠帝、少帝略胜一筹，但如果不是后续有杰出人才继位，大唐王朝的统治可能会因此动摇。 历代评价 虽然李显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恢复唐朝旧制，免除租赋，设立十道巡察使和修文馆学士，推动与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通过和亲政策，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确保了边疆的稳定。 然而，他也放纵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干预朝政，宠信武三思等人，导致这些权臣弄权专国，陷害功臣，为非作歹，致使朝政混乱。这种矛盾的治理方式既展现了他在某些方面的努力，也暴露了他的统治弱点。 张柬之：“当年英王时期，陛下勇猛刚烈，备受赞誉。我之所以未立即铲除武氏势力，是希望陛下能亲自处理，以彰显天子威严。然而，如今局势已非我们所能掌控，实在令人无奈！” 历史学家吕思:唐高宗李显是一位昏庸的君主。尽管他在房州期间饱经磨难，但复位后却未能从中汲取教训，未能清除武则天时期遗留的恶势力，依旧沉溺于享乐，对国家大事缺乏应有的觉悟和行动。 第9章 唐睿宗:权力旋涡中的担当与谦让(上) 唐睿宗李旦（662年－716年），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第四子，初名李旭轮。于龙朔二年（662年）六月己未日诞生在长安。作为最小的儿子，他自幼便受到父亲唐高宗的特别宠爱。出生不久之后便被封为殷王，并授予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及右金吾卫大将军之职。 唐睿宗是唐朝的第五位皇帝，但他的实际统治时间并不长。第一次在位是在684年至690年期间，称为唐睿宗或唐孝敬皇帝。 第二次在位则是从710年至712年，在此期间他正式被称为唐睿宗。尽管睿宗的直接统治时期较短，但他在位期间及作为太上皇时对国家仍有若干影响和贡献。 成年后的李旦展现出了谦恭好学的性格特点，尤其擅长书法，并对文字训诂之学有深入的研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爵位和官职也经历了多次变迁。总章二年（669年），他徙封为冀王，并改名为“李轮”。至仪凤三年（679年），李轮担任了洛州牧的重要职务。 上元二年（675年），李轮被徙封为相王，并授予右卫大将军一职。而在永淳二年（683年），他又一次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一次改为“李旦”，并且再次受封为豫王。这一系列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波动，也体现了皇子身份地位的复杂性及其与皇权之间的紧密联系。 傀儡皇帝 684年，武则天废黜了中宗李显，改立睿宗李旦为皇帝，并自己临朝执政，掌控一切政事。她还以睿宗的名义更改年号为“文明”，并册封他的妻子刘氏为皇后，长子李成器为皇太子。实际上，唐睿宗是被软禁在了宫中，不能参与任何政务，过起了傀儡皇帝的生活。他不仅不能自由进出宫廷，就连在皇宫内的行动也受到限制。 当时，英国公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宰相裴炎试图劝说武则天将政权归还给睿宗，但此举反而让他被指控谋反并处决。武则天随后派出大军平定了扬州的叛乱，徐敬业也被击败身亡。 686年正月，武则天宣布打算将政权归还给睿宗。然而，睿宗深知这是母亲在试探他，于是多次上表推辞，请求武则天继续执政。武则天顺势“接受”了他的请求，继续临朝掌控政事。 到了688年，武承嗣献给武则天一块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白石，声称是在洛水中发现的。武则天非常高兴，称这块石头为“宝图”，后来又改名为“天授圣图”，并自封为“圣母神皇”。作为皇帝的睿宗不仅无力阻止这一切，还得陪同武则天前往洛水参加盛大的“拜洛受图”典礼。 期间，琅琊王李冲和越王李贞等人起兵反对武则天，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本人也遭遇了不幸。此外，多位唐朝宗室成员，包括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等，不是被迫自杀，就是在公开斩首或流放途中去世。这一系列事件几乎让李唐宗室遭受了灭顶之灾。 改姓为武 690年，侍御史傅游艺带领关中九百名百姓上表请求武则天称帝。在各方势力的强烈要求下，包括百官、宗室成员、外戚、少数民族首领，甚至僧尼和道士的支持下，唐睿宗也迫于形势，不得不上表请求母亲称帝，并请求赐予他武姓。 同年10月16日，武则天正式登基成为了皇帝，并建立了武周政权。而睿宗被降为了皇嗣，名字恢复为“轮”，并赐姓武氏，称为“武轮”。他搬到了东宫居住，享有与皇太子相同的礼仪待遇。他的儿子李成器则降为皇孙。从此，唐睿宗成为了武氏家族及其支持者的攻击目标，开始了他的艰难皇嗣生涯。 691年，魏王武承嗣的支持者张嘉福煽动民众请愿，要求废黜唐睿宗的皇嗣身份，并改立武承嗣为太子。尽管有反对声音，但最终武承嗣未能如愿。武则天在一次重要祭祀典礼上选择了武承嗣而非李旦作为亚献，这也显示了她对睿宗态度的冷淡。 693年，因为拒绝了武则天宠婢韦团儿的引诱，唐睿宗遭到了诬告，说他的妃子们使用巫术诅咒武则天。结果两位妃子被秘密处决。睿宗非但不敢提及此事，还在武则天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虽然韦团儿后来因企图加害睿宗而被处理掉了，但睿宗还是失去了接见官员的权利。之后，他再次被诬告谋反，武则天指派酷吏来俊臣调查此案。一位名叫安金藏的乐工剖腹自证清白，武则天因此不再怀疑唐睿宗，并停止了这次调查，使睿宗免遭不测。 安国相王 698年，在大臣狄仁杰和王方庆的劝说下，武则天决定将政权逐渐归还给李氏家族。于是派人接回了被流放的庐陵王李显，并准备重新立他为皇太子。唐睿宗为了避免与兄长争位，多次以生病为理由不去上朝，并请求让储君之位给李显。同年10月，武则天正式恢复了李显的皇太子地位。 次年，即699年，睿宗被重新封为了相王，名字也从“武轮”改回“李旦”。他还担任了太子右卫帅，又遥领安北大都护。为了缓和李氏与武氏之间的紧张关系，武则天组织了一次两族子弟的盟誓仪式，唐睿宗作为李氏代表之一参与其中。 701年，面对突厥的入侵，唐睿宗被任命为名义上的天兵道元帅，但实际上并未亲自出征。突厥退兵后，他担任了左右羽林卫大将军。702年，当突厥再次进犯并州时，唐睿宗被任命为并州牧及安北道行军元帅，后来又转任雍州牧。 到了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禅位给唐中宗李显。在这个过程中，唐睿宗负责指挥南衙禁军，帮助抓捕了张易之、张昌宗等武则天的亲信。因此，他被授予太尉职位，并成为宰相级别的官员，得到了“安国相王”的称号。但不久后睿宗就辞去了这些高级职务。唐中宗李显曾有意立弟弟为皇太子，但唐睿宗婉拒了他这一提议。 政变登基 710年7月3日，唐中宗去世后，韦皇后立李重茂为新皇帝，并以皇太后身份摄政，意图效仿武则天篡夺政权。她迅速控制了禁军和朝廷的各部门，准备清除异己。 作为前皇帝的叔父，唐睿宗被任命为太尉，与太平公主一起成为韦皇后夺权的主要障碍。韦皇后及其党羽计划除掉他们，但睿宗之子李隆基在京师秘密招揽人才，与太平公主密谋推翻韦皇后。 兵部侍郎崔日用原本是韦皇后一党，但担心受到牵连，将韦皇后的阴谋告知了李隆基。7月21日，李隆基在禁军将领葛福顺、李仙凫等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成功除掉了韦皇后、安乐公主及其主要党羽，并迎父亲唐睿宗入宫辅佐少帝李重茂。 唐睿宗携李重茂登上安福门安抚民众。随着局势的稳定，李隆基掌握了禁军的控制权，李重茂被迫让位给了叔父。尽管唐睿宗起初拒绝，但在李隆基和其他亲信的劝说下，唐睿宗最终接受了皇位，于7月25日这一天，在太极殿第二次登基为帝，并且改元景云，恢复李重茂为温王。 对于太子之位的选择 在睿宗看来，嫡长子李成器和有功之臣李隆基都有资格继承储君之位。李成器主动辞让，认为国家危急时应优先考虑有功之人，加上政变功臣们的支持，睿宗皇帝最终立李隆基为皇太子。 内禅退位 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后，其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强，当下成为了太平公主干预朝政的主要障碍。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势，太平公主试图更换太子，她在朝野中散布流言，质疑李隆基作为非嫡长子的太子资格。 但这些流言因为唐睿宗的公开宣谕而未能得逞。太平公主还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耳目，密切监视他的行动，并与大臣如窦怀贞结成同盟，密谋对付李隆基。随着时间推移，她与李隆基之间的矛盾愈发公开化。有一次，太平公主在宣政殿光范门内召集宰相，暗示他们应劝皇帝改立太子，但遭到了宋璟的坚决反对。 711年2月23日，睿宗皇帝采纳了姚崇、宋璟、张说的建议，任命太子李隆基监国，并削去可能威胁太子地位的几位亲王的兵权，同时计划让太平公主迁居蒲州。然而，太平公主通过哭诉成功留在了京城，并迫使姚崇和宋璟被贬出朝廷。 尽管睿宗有意禅位给儿子李隆基，但在群臣的劝阻下未能实现。只能选择将大部分政务交给李隆基处理，自己则保留了军务裁决及五品以上官员任免的权力。712年9月8日，因彗星的出现被视为不祥之兆，唐睿宗正式禅位给李隆基，成为太上皇。不过仍然保留了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和重大刑案的裁决权，并继续在太极殿接受朝贺，自称为“朕”，而新皇帝李隆基则自称“予”。 与此同时，太平公主凭借着太上皇的信任，在朝中势力庞大，七位宰相中就有五人是她的门生。她还曾试图废黜李隆基，但因宰相陆象先反对未果。睿宗一度考虑让李隆基外出巡边，但最终推迟到了次年八月。 713年7月29日，为了夺回完全的权力，李隆基发动了先天政变，率羽林军铲除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包括窦怀贞等人，并诛除了太平公主。唐睿宗得知政变消息后，与宰相郭元振登承天门避乱。确认李隆基已平定局势后，睿宗这才宣布窦怀贞等人的罪状，正式归政于李隆基，退居百福殿，安享晚年。 至此，李隆基全面掌握了朝政大权。 第10章 唐睿宗:权力漩涡中的担当与谦让(中) 两次登基与治国成效 唐睿宗曾两度登基为帝。首次称帝时，他不过是母亲武则天手中的傀儡，真正的权力并未掌握在他手中。而第二次登基，则标志着他真正掌握了实权，即位后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治国才能。在这一时期，唐睿宗任命姚崇和宋璟为宰相，在二人的辅佐下，朝廷革除弊政，整修纲纪，使得朝政焕然一新。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睿宗成功恢复并重现了贞观、永徽时期的治理风貌，赢得了“复有贞观、永徽之风”的美誉，彰显了其治国理政的显着成效。 昭雪冤案 第二次即位后，唐睿宗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整顿朝纲、昭雪冤案和消除前朝的影响。首先纠正了中宗统治期间的重大错案和冤案，下令为庶人李重俊平反，并追谥其为节愍太子，以正其名。同时，睿宗恢复了张柬之、崔玄暐等多位忠臣的官爵，表彰他们过去的贡献，恢复其名誉。 通过昭雪这些历史冤案，唐睿宗不仅抚慰了受害者的家属，也向天下昭示了新政权对正义和公平的承诺。此举增强了朝廷的合法性，提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时也为唐朝的政治清明树立了典范。 裁减冗官整顿吏治 针对唐中宗时期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滥授官职的现象，睿宗皇帝颁布诏书，坚决罢免了所有未经正常程序任命的“斜封官”，并大幅裁撤了各公主府中的冗余职位。此举旨在清理官僚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恢复吏治清明。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有效的减少了国家财政负担，还提高了政府机构的运作效率，确保了官员选拔和任用的公正性和规范性。此举显着改善了朝廷的政治生态。 恢复三铨制度 为了恢复唐初的官僚选拔传统，睿宗重新实施了三铨制度，确保所有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工作统一由尚书省管理。从而提升了官员队伍的质量和行政效率，保证人才选拔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为此，睿宗特别任命了两位德才兼备的大臣——姚崇负责文官的考选，宋璟则主管武官的选拔工作。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人事任免的控制。 整顿北衙禁军 为了整肃军纪，提升禁军的战斗力与忠诚度，睿宗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改革。首先将万骑将士调离京城，安排至外地任职，并停止从户奴中招募新兵，以净化军队成分。与此同时，睿宗组建了新的飞骑部队，赋予其取代万骑核心地位的重要使命。 随后，睿宗进一步对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军进行整编，将其重组为北门四军，从而优化了禁军结构，提高了指挥效率。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增强了禁军的纪律性和战斗力，也为朝廷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确保了中央政权的稳固。 削除诸王兵权以稳固太子地位 为确保太子李隆基的地位稳固，唐睿宗采取措施解除几位亲王及驸马的军事职务，明确禁止他们统领禁军。此举旨在削减潜在的政治威胁，巩固太子的继承权，并强化中央集权。通过这一系列精心安排的举措，睿宗不仅维护了皇室内部的稳定，也为未来的政局和平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算韦氏势力 睿宗颁布诏书，宣布废黜韦后及安乐公主为庶人，并对多名附庸韦氏的宰相进行罢免与贬谪。同时，部分支持韦氏的官员被流放，以此彻底清算韦氏在朝中的势力。 消除武氏影响 睿宗取消了武则天的“则天大圣皇后”称号，恢复其“天后”的原称，同时废除了对武氏家族的特殊待遇，包括拆毁崇恩庙和武氏陵墓，并追削了武三思等人的官爵，铲平他们的坟墓，削弱了武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大力支持改革 唐睿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官制改革，旨在整顿官僚体系，削弱宦官权力，并加强皇帝的控制力，从而抑制政治腐败。并且制定了新的职官制度，优化了政府结构。 此外，唐睿宗还增设了若干重要官职，如中书令、门下侍郎、中书侍郎等，使得朝廷官员的职责更加明确，分工也更为精细，提高了政治运转的效率和工作的有序性。 另外，唐睿宗还改革了科举制度，设立了举人、进士、贡士、明经四个等级的考试体系，并且优化了考试内容和标准。这些改革使得科举更加公正、透明，选拔出的人才更为优秀。 重视德智 另外，睿宗高度重视德治，推崇儒家思想，强调“千古一帝之治，惟有儒者之道”。他在位期间，大力发展教育，鼓励各地修建学校，并创办明经馆收藏儒家经典，供人学习。他还命令各州县设置学校，让更多的儿童接受教育。 为了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睿宗重用以德治国的官员，削弱宦官权力，力求打造忠诚而高素质的官僚队伍。睿宗尊师重道，亲自出席张说等人为太子讲学的课程，体现了对教育和儒家经典的重视。 鼓励农业生产 唐睿宗在位期间，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农业生产和发展，同时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社会稳定。他颁布了《均输法》和《免役法》，以改善土地分配和减少农民的劳役负担。《均输法》规定按人口数平均分配田地，确保土地公平分配，缓解了农民的不满的情绪。《免役法》则允许农民通过缴纳粮食和货物来免除劳役，减轻了他们的负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此外，睿宗还颁布了《赈贫法》，要求政府在灾害期间向灾民提供食品和草药等救济物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些法令不仅限制了地主对土地的过度控制，还保护了农民权益，赢得了广泛赞誉。通过这些政策，有效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增强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修建水利设施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他还推行了一系列水利政策，大力鼓励发展灌溉工程，修建水利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他统治时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例如，睿宗下令修建东都大运河，使得黄河和长江之间的运输得以方便，同时也改善了水灾防治和农业生产的条件。他还下令修筑了黄河大堤，防止黄河泛滥，保护农民并提高农业生产；减免农民税负，直接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组织修缮道路和桥梁，改善交通条件，促进农产品流通；同时鼓励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 扶持商业和手工业 睿宗在位期间，积极扶持商业和手工业，推动经济发展。他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在长安城内建立了坊市、葡萄坊等市场，鼓励商贾交易。为保障市场秩序，睿宗推行了物价管理制度，确保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 同时，他大力支持手工业，提供了各种便利措施，促进了这一行业的发展。此外，睿宗设立了榷场，规定特定商品在此交易，便于税收和监管。这些政策不仅活跃了商业活动，也提升了手工业水平，为唐朝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减少酷刑 在唐睿宗第一次即位期间，尽管权力受到武则天的极大限制，但据记载，他减少了使用酷刑，并尝试减轻百姓负担，表现出一定的仁政思想。再次即位后，致力于整修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裁撤多余的官员，使得朝政焕然一新，展现出一片振兴的景象。当时的人们称赞他的统治时期，认为在他的治理下，正直的大臣如姚崇、宋璟等人掌握了国家大权，不正之风得到了抑制，朝廷的政治风气恢复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和唐高宗永徽年间的良好状态。 杜绝军队谋取私利 睿宗皇帝下令禁止官员拥有私人军队，并要求上缴已有的私人武装，这一举措显着减弱了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增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极大提高了唐朝政治的稳定性。同时，此举有效防止了官员利用私人军队谋取私利，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他的这一政策不仅强化了中央权威，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为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积极促进文学艺术发展 睿宗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据说他自己也擅长文学艺术，这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环境。在位期间，睿宗积极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不仅鼓励文学创作，自己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作品还被被收录于《全唐诗》中。 睿宗的诗歌风格多样，涵盖山水、爱情、咏史和讽刺等主题，语言简练明快，意境深远，感染力强。他经常主持宫廷诗会，邀请文人雅士参与，并亲自评选诗歌作品，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另外，他还下令编撰《唐才子传》，记录唐代诗人的生平与作品，为文学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绘画方面，睿宗本人是绘画爱好者，善于观察自然，命令画家描绘东宫园林及花鸟等景物，促进了绘画艺术的进步。他鼓励宫廷画家追求更为逼真的人物形象，进一步提升了绘画水平。 重视文化交流 除了处理宫廷内部事务，唐睿宗还非常重视文化交流。他积极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和艺术家来到大唐，进行学习和交流。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让外国的朋友了解了大唐的文化，也使得大唐人民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与融合。 在睿宗的支持下，长安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汇点。各国学者带来了他们家乡的知识和技术，艺术家们则展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技巧。这种开放的态度和对多元文化的接纳，使得唐代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些努力不仅体现了唐睿宗个人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和支持，也反映了他希望通过文化的力量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通过促进教育、艺术和其他领域的交流，睿宗皇帝为唐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大唐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这样的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文化交流和发展，唐睿宗的远见卓识和开放政策，也为大唐帝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赞誉。 第11章 唐睿宗:权力旋涡中的担当与谦让(下) 扩大唐朝疆域与影响力 在对内治理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唐睿宗亦积极推行对外军事行动，致力于扩展唐朝的疆域与影响力。其军事战略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 西北地区的扩张:睿宗继承了太宗时期对西域的控制，710年派遣安禄山和张巡领兵出击，攻克了突厥的贺兰山城和龟兹城，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随着突厥和吐蕃内部的分裂与衰落，唐朝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成为当时亚洲的重要强国之一。 西南边疆的稳定:在西南方向，睿宗加强了对南诏的控制，并发起了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征服行动，以确保边疆局势的稳定。他还成功平定了吐蕃在该地区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此地的统治基础。通过这些举措，睿宗不仅增强了西南边疆的安全，也促进了当地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发展。 外交策略与周边关系 在位期间，唐睿宗不仅通过有效的内部治理稳固了政权，还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和外交策略，扩大了唐朝的疆土和影响力，为后来唐朝的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外交政策涵盖了吐蕃、突厥、新罗等多个重要邻国，展现了复杂而多面的外交智慧。 与突厥的关系:711年1月30日，后突厥默啜可汗遣使请求和亲。睿宗同意将宋王李成器的女儿封为金山公主，许配给默啜，并派遣鸿胪卿和逢尧出使突厥。默啜表示臣服，改穿唐人服饰，并派其子杨我支及国相入朝迎亲。然而，随着李隆基即位，这桩婚事最终取消。同年12月15日，睿宗册封西突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慰十姓使，命其安抚西突厥治下的十姓部落，进一步稳定了西北边境。 与吐蕃的关系:710年，安西都护张玄表侵袭吐蕃北部边境。面对吐蕃的压力，吐蕃通过贿赂鄯州都督杨矩，要求唐朝割让河西九曲之地（位于今青海东南部）。睿宗采纳了杨矩的建议，将此地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赠予吐蕃，以维持和平关系。此举虽然暂时缓解了与吐蕃的紧张局势，但也反映了唐朝在处理边疆问题时的妥协与权衡。 与南蛮的关系:姚州蛮是南蛮的一支，主要聚居于剑南道西南的姚州（今云南姚安）。他们曾依附吐蕃，后又归附唐朝。710年，睿宗听从监察御史李知古的建议，在姚州修筑城池，设置州县官署，重征租税。李知古还计划铲除当地豪杰，掠夺其子女为奴婢，这一激进政策引发了蛮民的强烈不满。最终，蛮族酋长傍名引导吐蕃攻入姚州，残忍杀害了李知古，并将其祭天。此后，姚州通往内地的道路被切断，多年未能恢复通行。 这些外交举措展示了唐睿宗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时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尽管他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如与突厥的和亲尝试，但在其他方面，如对姚州蛮的不当政策，则引发了冲突和失败。整体而言，睿宗的外交策略既体现了他试图通过和解与安抚来维护边疆稳定的意图，也揭示了当时唐朝在处理多元文化共存时的局限性。 进取心消退 然而，唐睿宗即位后的第二年，他的进取精神便逐渐消退。任用了窦怀贞、崔湜等人为宰相，并恢复了之前被罢免的斜封官，从而导致朝政再度出现腐败和混乱，重现了唐中宗时期的景龙年间乱象。 此外，他还不顾大臣劝谏，征发数万民工，耗费巨资拆毁民居，为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修建道观。并且应太平公主的要求，恢复了昊陵和顺陵的陵号，还设置了陵官。这些举措显示了唐睿宗后期统治中的决策失误，以及太平公主对朝政的深刻影响。 太平公主的权力与影响 唐睿宗即位后，对妹妹太平公主极为信任，常与其商议朝廷大事。太平公主不仅频繁出入宫廷奏事，有时甚至长达数小时的讨论；若她未能出席朝会，宰相们也会前往她的府邸咨询意见。每次宰相上奏时，睿宗都会先询问是否已与太平公主商议，并随后询问是否与太子李隆基讨论过，听取二人的意见后再做决定。 这种高度的信任使得太平公主在朝中的影响力急剧上升，达到了权倾朝野的程度。她在政治决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地位和权力一度超越了皇帝本人，成为当时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这一时期，太平公主的意见和建议对朝廷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反映了睿宗对她无与伦比的信任和支持。尽管如此，太平公主的强势存在也为后来的政治格局埋下了复杂因素，尤其是随着她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权力圈子，这对唐朝后期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退位保全 712年，睿宗主动退位，禅让帝位给儿子李隆基，自己则成为太上皇。这一明智之举不仅有效避免了潜在的宫廷斗争，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也为唐玄宗实施其雄心勃勃的政策方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唐睿宗的退位彰显了他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体现了他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深切关怀。 一些关于睿宗皇帝的趣闻轶事 彗星预兆 据史书记载，太平公主试图利用彗星的出现来煽动唐睿宗对太子李隆基猜忌的记载。作为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在宫廷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增强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当时出现了彗星，这种天文现象在中国古代常被视为不祥之兆或政局变化的预示。 据说，太平公主可能利用这一时机，通过术士暗示天象变化预示着皇位更迭的可能性，意图让唐睿宗相信李隆基有篡位之心。然而，睿宗并未因此对太子产生猜忌，反而将彗星视为上天对他的一种警示，认为这是让他禅位给太子李隆基的征兆，以此来避免潜在的政治动荡和灾难。最终，睿宗决定禅位给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这标志着唐朝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睿宗的政治智慧及其对稳定过渡权力的决心，也反映了太平公主在宫廷斗争中的复杂活动。尽管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努力劝阻睿宗皇帝不要禅位，睿宗却回忆起过去曾建议中宗选择贤能的儿子继位以避祸的事例，并且表示自己不能在同样的情况下退缩。他坚持认为传位给李隆基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并希望借此转危为安。 当李隆基得知此事后，起初坚决拒绝接受禅位，但唐睿宗强调这是为了国家和家族的利益，并且认为李隆基接受禅位是尽孝道的表现。最终，在父亲的坚持下，李隆基接受了禅位，流着眼泪离开了宫殿。这段历史展现了一位皇帝如何通过禅位的方式来保护他的儿子和国家，同时也反映了宫廷斗争的复杂性。 抱子而哭 在唐隆政变之前，李隆基并未将兵变计划告知父亲。他对刘幽求、葛福顺等人说：“此次行动是为了挽救大唐社稷，若成功，功劳归于相王；若失败，我们便以身殉国，不必连累相王。现在告诉他，无论他赞成与否，都会增加风险。” 政变成功后，李隆基迎李旦入宫稳定局势，并叩头请罪。睿宗抱住儿子，流着泪说：“大唐社稷得以保全，全靠你的努力。” 这段故事也展现了李隆基的谨慎和责任感，以及政变成功之后父子间的深厚情感与感激之情。 屡受猜忌 武则天当政期间，李旦一直是李唐的政治象征，因此在中宗年间备受中宗和韦氏一党的猜忌。 景龙政变时，安乐公主与宰相宗楚客趁机诬陷唐睿宗与太平公主，称他们与李重俊同谋。御史中丞萧至忠负责调查此案，他哭谏唐中宗： “陛下富有四海，却容不下自己的弟弟和妹妹，难道要让人罗织罪名加以残害吗？相王昔日为皇嗣时，在武则天面前数日不食，请求将天下让于陛下，其高尚德行天下皆知，陛下怎能怀疑他？” 最终，唐中宗还是接受了萧至忠的意见，停止了对弟弟妹妹的迫害。 中宗离世后辅政之争 唐中宗去世之后，上官婉儿起草遗诏，原计划让韦皇后听政，并由睿宗辅政。然而，宗楚客对韦温表示：“相王辅政不合礼制，况且他与皇后是叔嫂关系，临朝时礼仪难处。”于是，二人率诸宰相上表，请韦皇后临朝摄政。尽管苏瑰反对，唐睿宗还是被剥夺了辅政的权利。 这些事件也反映了唐睿宗在政治斗争中的脆弱地位，以及他在面对猜忌和权力争夺时的无奈与被动。 天子问道 睿宗崇信道教，曾召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向他请教阴阳术数。司马承祯答道： “所谓‘道’，在于不断减少欲望，最终达到无为的境界。” 睿宗进一步询问： “对于个人修行而言，无为是最高境界，那么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司马承祯回答： “治国与修身的道理相通，关键在于顺应自然，去除私心杂念，如此国家便能大治。”唐睿宗对此深表赞同，称赞司马承祯如同古代教导黄帝的广成子一般智慧。 结语 唐睿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不仅两次登基成为皇帝，还三次主动让出皇位，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谦逊态度。尽管直接执政的时间有限，但他在位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为唐朝后续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睿宗继承了唐初的优良传统，在治理国家时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特别是在权力交接方面，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远见卓识，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避免了潜在的宫廷斗争和社会动荡。他的决策不仅巩固了唐朝的统治，也为后来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多个关键时刻，唐睿宗的选择对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他第一次让位给武则天，确保了政治局势的平稳；第二次登基后，他又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唐玄宗，开启了唐朝最辉煌的时代之一——开元盛世。 这些选择不仅赢得了当时臣民的尊敬，也彰显了一位真正帝王的胸怀与担当。睿宗的智慧和谦逊，不仅为唐朝的长治久安做出了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历史评价 乾隆皇帝:睿宗因为有明皇这样的儿子，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复辟之功，但父以子贵，明皇讨逆成功后，睿宗得以重返帝位。鉴于建成之乱的历史教训，睿宗以功立嫡，并最终传位给明皇，显示了他懂得权衡利弊，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些评价总结了睿宗作为一位皇帝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欧阳修:1. 睿宗因儿子的功绩而在位时间不长，因此并没有太多值得称道之处。 2. 从高祖以来，三位皇帝退位传子，唯有睿宗出于真诚敬畏天意而让位。 司马光:1. 相王李旦宽厚恭谨，安详谦让，因此在武则天和韦皇后执政期间得以幸免于难。2. 睿宗借鉴前朝祸乱，以功立嗣，展示了灵活应对局势的能力。 范祖禹:唐朝自高祖起兵灭隋后，短短几年内平定四方，太宗建立贞观之治，几乎媲美三代。然而，传至第三代便遭遇武氏篡位，国运中断二十余年。中宗、睿宗在位时间短暂，朝政混乱。直到明皇通过军事手段夺回政权，才重新恢复并开创了开元盛世，几乎再现贞观之治的辉煌。 第12章 唐玄宗李隆基:多才多艺的帝王(上)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712年至756年），也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之孙，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故有“李三郎”之称，其母为窦德妃。李隆基出生于东都洛阳，生性英明果决，且多才多艺，擅长骑射，并精通音律和历法等学问。 李隆基的政治生涯始于初封楚王，后改封临淄王。710年7月21日，他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了“唐隆政变”，成功铲除了韦后集团，为自己的政治崛起铺平了道路。两年后的712年9月8日，父亲唐睿宗李旦禅位于他，李隆基正式登基称帝，在长安太极宫即位。为了巩固权力，铲除了太平公主，彻底掌握了国家最高统治权。 在位前期，李隆基积极推行改革措施，任用贤能如姚崇、宋璟等人，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还包括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例如，他封粟末靺鞨的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设立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封南诏皮罗阁为云南王；封回纥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这些举措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的控制，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到了执政后期，李隆基逐渐怠慢朝政，重用宦官，宠信奸臣，特别是对杨贵妃的宠爱以及对安禄山等人的信任失误，最终引发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 756年，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太子李亨即位，尊李隆基为太上皇。直至762年5月3日于长安神龙殿病逝，享年78岁。被追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清朝时为了避免与清圣祖康熙帝名讳冲突，有时会将他的庙号写作“元宗”。 唐玄宗李隆基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既是开创开元盛世的伟大君主，也是导致唐朝走向衰落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更是一位复杂而矛盾的政治领袖。后世对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在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年经历 李隆基在685年9月8日出生于东都洛阳，当时他的父亲李旦唐睿宗名义上是皇帝，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他祖母武则天的手中。武则天在前一年废黜了李隆基的伯父唐中宗李显，并立他父亲为帝。尽管唐睿宗正值壮年，但武则天仍然把持朝政，睿宗只能居住在别殿，不能参与治理国家。 在李隆基出生前后，朝廷内部斗争激烈，武则天通过严厉的手段镇压反对派，导致许多皇室成员和官员受到迫害。到了687年2月19日，刚刚两岁的李隆基被封为楚王。两年后，武则天命令睿宗把李隆基过继给已故太子李弘，作为其子嗣。 随着武则天在690年正式称帝，建立了自己的周朝，李隆基的父亲睿宗被迫退位，搬到了东宫居住。到了691年，七岁的李隆基开始了他的宫廷教育和官职安排。然而，同年八月，由于有人私自拜见皇嗣，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相关人员遭到严惩，李隆基和他的兄弟们随后被限制在宫中，几乎与外界隔绝，度过了长达十余年的幽闭生活。这段时期虽然对年轻的李隆基来说充满了挑战，但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和能力，为他后来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帝王打下了基础。 由皇孙降为临淄王 在武则天称帝后的693年1月18日，李隆基从皇孙的位置被降封为了临淄王。这一年对李隆基来说尤为艰难：他的母亲窦妃遭到诬告，被指控使用巫术诅咒他人，在正月初二后不久便与另一位妃子刘妃一起秘密地被他的祖母武则天秘密处决于宫中，连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同年八月，李隆基的父亲也被诬陷有谋反的意图，幸好太常公人安金藏以极端的方式自证清白，证明了皇嗣的无辜，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在失去母亲之后，李隆基由父亲的妾室豆卢氏和他的姨妈窦氏抚养长大。 父亲获封相王 到了699年，随着武则天的年纪渐长，她接受了大臣狄仁杰等人的建议，放弃了立侄子武承嗣为太子的想法，于是，中宗李显被接回洛阳并重新立为了太子，而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则被封为相王。这一时期，李隆基开始在朝廷中担任一些职务，包括在亲卫府任职和负责管理皇帝的马匹。 705年，当时20岁的李隆基目睹了一场重大政变，这场由张柬之领导的朝臣发动的神龙政变，成功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了她的时代，使唐中宗得以复位。这次事件不仅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也对年轻的李隆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默默发展支持者 在705年，即神龙元年，李隆基的职位变更为了卫尉少卿。到了708年4月，他又被任命为潞州别驾。在这段时间里，他在皇帝的亲军——万骑中悄悄地聚集了一批有才华和勇气的支持者。这个亲军组织最早由唐太宗创建，成员是从勇敢的武士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穿着虎纹衣服，在狩猎时随侍在皇帝左右。武则天时期，这支队伍扩大到了千人规模，而到了唐中宗李显统治时期，则进一步扩展为万人规模。李隆基十分重视这支力量，并在其间发展了自己的影响力。 政变夺权 然而，随着武则天去世，朝政逐渐落入了懦弱的唐中宗李显手中，而实际权力却渐渐转移到了他的妻子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手里。她们俩模仿武则天的方式行事，让韦皇后的兄长掌握大权，并且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导致朝廷腐败。最终，在710年，中宗李显被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害。韦皇后企图还想效仿婆婆成为女皇。 面对这样的局势，李隆基与他的姑姑太平公主以及她的儿子薛崇简等人密谋策划，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没有事先通知李隆基的父亲相王李旦，以免连累他，而是迅速行动起来。710年7月21日傍晚，李隆基带领一群支持者进入了禁苑，并得到了几位军官的支持。当夜他们突袭了羽林营，并成功策反了羽林军，攻入皇宫。而守卫内宫的士兵也都纷纷倒戈响应，最终韦皇后及其党羽被消灭，这段历史被称为“唐隆政变”。 未来继承人 等政变成功后，李隆基才向父亲报告了整个过程。相王对李隆基表达了感激之情，称赞他平定了国家的危机。当天，李隆基便被改封为平王，并被授予了多个重要职务。不久之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迫使当时的傀儡皇帝李重茂退位，唐睿宗李旦再次登基。关于太子的选择，尽管按照传统应立嫡长子宋王李成器，但鉴于李隆基在政变中的功绩，最终唐睿宗还是选择立李隆基为太子，认可了他的能力和贡献。这一决定，也标志着李隆基正式成为了未来的继承人。 日益尖锐的姑侄矛盾 太平公主因为在拥立她哥睿宗这事上有功，逐渐便养成了干预朝政的习惯。她觉得太子李隆基过于精明能干，担心他会妨碍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因此一直想更换太子。而李隆基显然不愿意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也有意要削弱太平公主的势力。起初，睿宗处理事务时会先听取太平公主的意见，然后再咨询太子李隆基的看法，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太子。这使得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 监国理政 到了711年正月，太平公主甚至大胆地将宰相们召集到宣政殿光范门内，试图说服他们更换太子，不过遭到了宰相宋璟的坚决反对，她的计划未能成功。面对两人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唐睿宗感到非常担忧。同年二月，当有术士预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时，睿宗决定采取行动缓和局势，遂颁布诏书让太子监国，即监督国家大事。 睿宗退位 随着局势的发展，睿宗在712年（景云三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为了避免李唐江山再次陷入混乱中，他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毅然退位，将帝位传给了李隆基，并改元为先天。尽管如此，睿宗仍然保留了一些关键权力，如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和重要军政决策权。这一举动进一步激化了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据传，太平公主联合了一些朝中重臣和将领，密谋推翻李隆基，并策划利用御林军从北面、南衙兵从南面发动政变夺权，甚至考虑在李隆基的食物中下毒。然而，这些阴谋被魏知古透露给了李隆基。 得知消息后，李隆基与心腹大臣王琚、张说、崔日用等人商议，决定抢先一步采取行动。于是，他召集自己的兄弟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以及几位忠诚的支持者，包括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问、王守一、高力士和李守德，共同策划了一次反击，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安全。 先天政变 713年7月29日，即先天二年七月甲子日，李隆基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以清除威胁。他命令亲信王毛仲带领三百多名武装家兵骑马待命。李隆基则亲自率领一群最信任的助手，包括太仆少卿李令问、内侍高力士等，首先对太平公主的关键支持者展开了突袭。他们迅速行动，先是除掉了左、右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和李慈，紧接着逮捕了太平公主的重要盟友贾膺福和李猷，随后又铲除了宰相岑羲和萧至忠。尚书右仆射窦怀贞在混乱中自尽。面对党羽几乎被全部清除的局面，太平公主被迫逃进了一座佛寺避难。三天后，她返回皇宫，希望得到宽恕。尽管睿宗出面请求儿子赦免太平公主，但李隆基拒绝了这一请求，最终下令将太平公主诛除。 这次事件被称为“先天政变”，标志着李隆基彻底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政变成功后，李隆基改元为“开元”，这不仅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也表达了他励精图治、重振唐朝辉煌的决心。 选拔人才整顿朝政 在清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之后，李隆基虽然成功的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局势依然充满了挑战。兵变对朝廷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吏治混乱和腐败问题急需得到解决。意识到这一点后，李隆基决心通过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之士来整顿朝政，特别是任命合适的宰相。李隆基在这方面展现出了敏锐的眼光，能够根据时代的需求选拔人才。 比如，在开元初年，国家需要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拨乱反正，将国家引回正轨。李隆基选择了多谋善断的姚崇担任宰相。两人在渭川会面时，姚崇提出了“十事要说”，这是一系列关于治理国家的重要建议，包括不贪求边疆战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的大臣、防止皇族和宦官专权等。李隆基对他的这些提议表示了赞同，姚崇这才同意出任宰相一职。 整治外戚灭蝗灾 姚崇上任后，立即着手帮助李隆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贬逐了部分功臣，杜绝了非正式渠道任命官员（斜封官）的现象，并整治了外戚势力。此外，面对黄河两岸地区爆发的严重蝗灾，姚崇在李隆基的支持下，积极指挥灭蝗工作。玄宗皇帝下令各郡县全力投入消灭蝗虫的工作，并对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得益于玄宗皇帝的坚定支持和宰相姚崇的有效组织，蝗灾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避免了进一步蔓延。 打击贪腐依法治国 随着国家逐渐步入正轨，唐玄宗开始推行以法治国的策略。姚崇虽然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局势稳定，他的一些行为，如打击政敌、招权纳贿和形成小团体，逐渐不合时宜。因此，姚崇被撤换。接下来，玄宗选择了为人耿直、讲原则的宋璟担任宰相。宋璟为政期间，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不计私恩，严格要求自己，并继续执行姚崇时期行之有效的政策。他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坚持公正无私，甚至对亲属也更加严格。然而，由于工作上的失误以及一些过于保守的做法，宋璟最终也被免职。 宋璟罢相后，张嘉贞短暂接任宰相之职。然而不久之后，文武双全、才德兼备的张说取代了张嘉贞的位置，成为唐玄宗的重要辅臣。张说上任后，在多个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军事改革:在军事方面，张说裁减了20万边防军，精简军队规模，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效率。同时，他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解决了长期以来府兵制下的种种弊端，如士兵服役负担过重、军队战斗力下降等问题。这一改革即增强了国防力量，也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治改革:在政治上，张说对宰相机构进行了重要改革，将“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增强了中书省的权力。这一改革使得中央政府的运作更加高效有序，减少了行政冗余，提高了决策效率。 文化教育发展:张说领导了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大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丽正书院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吸引了众多学者前来讲学和研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显着成就，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张说的辅佐下，开元盛世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不仅军事和政治制度得到了优化，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唐朝迎来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黄金时代。 泰山封禅彰显权威 在725年11月20日，即唐朝开元十三年十月辛酉这一天，唐玄宗李隆基在大臣张说的组织下，带领朝廷官员、皇室成员和各地领袖前往泰山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封禅仪式。这次活动不仅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庆祝，也象征着皇帝权威达到了新的高度。 打破门第提拔能臣 唐玄宗特别重视选拔真正有能力和品德的人才担任公职。他打破了以往重门第、轻能力的选官传统，实行唯才是举的新政策。有一次，玄宗听说了一位名叫张九龄的年轻人。他出身普通家庭，但才华横溢，品德高尚。尽管没有显赫的背景，他的名声却因学识和正直而远播。于是，玄宗决定亲自见见这个年轻人。面试中，张九龄的表现非常出色，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改善民生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宝贵建议。玄宗大为赞赏，当即任命张九龄为重要官员。 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朝廷，也给无数有志之士带来了希望——不论出身，只要有真才实学，就能得到重用。然而，在张说之后担任宰相的人因为内部不和陆续被免职。直到张九龄的上任，这位来自广东地区的人才以其卓越的能力获得了玄宗的信任。 作为宰相，张九龄继承并发扬了唐玄宗李隆基重视人才的传统政策。他坚信选拔官员应注重个人的品德和能力，而非家庭背景或出身。在吏部负责官员选拔时，张九龄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力求为国家选出最优秀的人才。 尤为难得的是，张九龄不仅在用人上坚持原则，在面对皇帝的决策失误时，他也敢于诚恳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即使对于给予自己机会的唐玄宗，张九龄也毫不畏惧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展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第13章 唐玄宗李隆基:多才多艺的帝王(中) 开元新制 唐玄宗即位之初，为了迅速稳定政局，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通过“开元新制”，他整顿吏治，打击贪腐行为，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并积极调整土地政策，确保农民拥有足够的耕地。通过公平的土地分配，辛勤劳作的农民能够获得维持生计所需的土地。 他所实施的土地政策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确保他们拥有足够的耕地来维持生计。这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安稳，还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 随着农业的蓬勃发展，国家的财政状况也随之显着改善，整体财政实力得到了加强。总之，唐玄宗的土地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生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稳固双赢局面。这些改革措施为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依法办事不留私情 刚当上皇帝的时候，玄宗就立下宏愿要改变朝廷的政治风气。他知道，如果官员们不清廉，国家就很难真正强大和稳定。因此采取强硬措施来打击贪污腐败，确保政府清廉。并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不管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尤其是那些贪污受贿或者滥用权力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据说有一次，一位深受皇帝信任的老臣因为收受贿赂被发现了。尽管这个老臣曾经对唐玄宗有过大恩，但为了显示公正无私，唐玄宗还是依法处理了这件事，这让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 设立监察提高效率 此外，玄宗还建立了一个新的监察系统，用来监督所有官员的行为。这个部门的官员通常被称为“御史”，他们的任务就是检查其他官员是否遵守规矩，并且可以随时向皇帝报告任何不法行为。为了保证这些御史们能独立的展开工作，唐玄宗还赋予了他们相当大的权力，遇到重大问题时，甚至可以越过地方长官直接向皇帝汇报。 这样一来，官员们都变得非常谨慎，生怕一不小心就犯错。他们开始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努力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工作变得更加顺畅，政策实施得更快更有效，老百姓也逐渐对政府产生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为了进一步整治吏治，提高政府效率，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 精简机构：裁撤武则天时期遗留下来的多余官员，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还减少了政府开支。 2. 严格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每年十月派遣按察使巡查各地，监督民情，严惩违法乱纪的官员。 3. 恢复谏官和史官参与宰相会议：确保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透明度和监督机制。 4. 重视县令任免：玄宗认为，郡县官员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活质量。因此，他亲自考核县官，优秀者立即提拔，不合格者则迅速罢黜，以确保每个职位上的人都是称职的。 人事改革促进朝廷活力 在人事制度方面，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朝廷的活力，也显着增强了政府的效率。他首先起用了姚崇和宋璟为宰相，随后又任用了一连串有能力的大臣，如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和张九龄等人。这些官员各具专长，忠于职守，他们的加入使得朝政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促进政治清明与稳定 在玄宗的领导下，朝廷能够虚心接受谏议，形成了一个政治环境清明且稳定的局面。官员们敢于直言不讳，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这不仅提高了决策的质量，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思想和动力。 改革地方官吏制度 在玄宗统治之前，京官备受重视，而地方官员的职位则相对被轻视，导致地方官职往往由年长且能力有限的人担任，影响了地方治理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玄宗采纳了张九龄的建议，实施了一套官吏调动制度，旨在通过内外交流来提升官员的能力和行政经验。 具体做法 - 京官外放：将一些在京师表现出色的官员调至地方担任都督或刺史，以锻炼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 地方官升迁：从地方选拔有作为的都督、刺史升迁到中央任职，以此增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理解和信任。 这套制度确保了官员的流动有序，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机制，有效提升了地方治理水平，同时也为中央带来了更多具有实战经验的管理人才。这些政策不仅体现了他对人才的重视，也展示了他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领导才能。 改革科举网罗优秀人才 此外，为了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减少冗员，唐玄宗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控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这样的改革有助于确保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进入政府服务，从而提高了整个官僚系统的效能。这一系列的人事制度改革对于唐朝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整顿吏治提高效率 在开元三年（715年），唐玄宗强调：“官职不可随意晋升，才能不应虚设，名声与权力不能轻易授予他人。”他决心通过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来整顿吏治，确保职位根据个人能力授予。面对自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的混乱局面——当时王妃、公主和权贵们不仅售卖官职，还绕过吏部任命所谓的“斜封官”，造成官场请托之风盛行，冗官滥吏充斥——唐玄宗采取了严厉措施。 从开元二年（714年）开始，唐玄宗下令取消所有非正式的员外、试任和检校官职，严格控制官员的选拔过程。规定今后若无战功或其他特别命令，吏部和兵部不得随意授官。 此举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官职，去除了九成以上的滥竽充数者，既解决了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削减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通过这些改革，玄宗有效地整饬了吏治，改善了行政运作，体现了他对公正用人机制的重视。 玄宗皇帝尤其注重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716年），新任命的县令被召至大明宫宣政殿，接受皇帝亲自出题的考试，考察他们是否具备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的能力。在这次考试中，有二十多名县令未能通过测试但仍被允许赴任，另有四十五人则被淘汰，建议他们回去继续学习。 此外，还发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派遣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和县令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估，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以此作为官员晋升或降职的依据。这样的措施不仅提高了地方官员的整体素质，也促进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通过这些改革，唐玄宗大大改善了吏治，为唐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些改革措施，玄宗不仅提升了官僚体系的工作效率，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真正有能力的官员。他的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以及果断处理事务的能力，成为了开元盛世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的唐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历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黄金时代。 扩大屯田确保军粮供应 玄宗在位期间，除了推行兵制改革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军队的措施以增强唐朝军事实力。并且颁布了《练兵诏》，要求西北军镇扩充军队并加强训练；任命太仆卿王毛仲负责军马供应，解决了马匹短缺的问题；同时，通过扩大屯田范围，特别是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农业，确保了军粮的充足供应。 收复失地扩展巩固疆域 这些准备使唐朝能够逐步收复失地，如营州等地，并促使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民族自动取消独立状态，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得以恢复，唐朝再次行使对北方领土的管辖权。此外，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也分两步得到恢复：首先收复碎叶镇，随后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重建了唐朝在该地区的威望。这些举措不仅强化了唐朝的国防力量，还成功扩展和巩固了疆域，增强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设立节度使 至开元、天宝间，唐玄宗设立十大节度使，北方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始成为固定军区。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 检田括户运动 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并打击豪强非法占有土地和隐瞒人口的行为，唐玄宗李隆基发起了检田括户运动。当时，一些豪强霸占农民的土地，称为“籍外之田”，还将逃亡农户变为私属，以此逃避国家税收。从先天元年（712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他的检田括户运动取得了显着成效。玄宗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并设立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派遣他们到各地检查未登记的土地和隐藏的农户。对于查处的土地进行没收，并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同时对这些农户进行了登记。通过这种方式，国家一年内增加了数百万的客户税收入。 这些措施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并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全国共有321个郡、1,538个县、16,829个乡，户籍记录显示有9,069,154户，总人口达到52,884,488人。这是唐代户口数量的顶峰，标志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促进文化繁荣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特别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图书的整理和保存。为了改善宫中藏书的质量与管理，开元三年（715年），玄宗邀请了褚无量、马怀素等学者商讨史馆书籍的问题，并决定对内府中太宗、高宗时期遗留下来的旧书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修复。这些书籍由于长期由宫人管理，出现了一些损坏和错乱的情况，查阅起来也不方便。 随后，在开元七年（719年），玄宗颁布命令，鼓励公卿士庶之家将所藏稀有书籍借给官方抄写保存。为此，他组织了一支由马怀素、元行冲、吴兢、韦述等二十多名学者组成的团队，在秘阁进行了多年的编校工作，最终完成了《群书四部录》200卷这一重要文献的汇编。 到了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于东宫设立了“丽正书院”，次年又创建了“集贤书院”。这两个书院不仅作为藏书之所，还承担了校勘书籍的任务，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此时，唐朝的藏书达到了顶峰，总数超过3,060部，51,852卷，包括2,500多部道教和佛教经典。长安和洛阳两地分别设有四个图书馆，按照甲、乙、丙、丁分类排列经、史、子、集四大类书籍。据记载，当时的文集完备程度堪称空前，总计达7万卷，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被任命负责典籍管理工作。 书院作为一种古代教育机构，正是在唐玄宗时代开始兴起。袁枚在其着作《随园随笔》中提到，书院之名起源于唐玄宗时期，如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都是为修书而建。根据《唐两京城坊考》，开元五年（717年），明堂改名为乾元殿，其东廊用于存放四部书，并因此得名乾元院；次年，该机构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来改为了集贤殿书院），“书院”这一名称及机构形式由此确立，从而成为了后世书院制度的开端。 音乐皇帝 唐玄宗在音乐领域有着非凡造诣。他对唐朝音乐发展的贡献深远且持久，堪称一位音乐皇帝。玄宗本人擅长多种乐器，包括琵琶、二胡、笛子和羯鼓，尤其对羯鼓情有独钟，不仅能够敏锐地察觉演奏中的细微瑕疵，并及时纠正，还亲自创作了诸如《霓裳羽衣曲》和《小破阵乐》等超过百首的乐曲。玄宗登基之后，设立了教坊——专门训练音乐与舞蹈表演者的机构，其中最着名的便是“梨园”。因此，后世戏班也常被称为“梨园”，以此纪念这位热爱艺术的皇帝。 唐玄宗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促进了音乐人才的培养，为唐朝的文化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玄宗制定了九十二首羯鼓曲目，并创作了一些羯鼓独奏曲，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音乐库。他所改编的《霓裳羽衣舞》，据说是基于印度传入的《婆罗门曲》，也有传说称其灵感来源于梦中月宫仙子的启示。 无论其起源如何，《霓裳羽衣舞》都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体现了唐玄宗李隆基融合东西方艺术的独特才华。唐玄宗通过自己的音乐天赋和对艺术的热爱，不仅提升了宫廷音乐的质量，也为民间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唐代音乐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书法大家 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帝王，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书法方面尤其擅长八分书和章草。他的书法风格工整清晰、秀美多姿，在唐代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旧唐书》称赞他为“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而窦臮在《述书赋》中描述玄宗的作品风骨巨丽，碑版峥嵘。 李隆基的书法代表作包括《鹡鸰颂》、《纪泰山铭》和《石台孝经》等。其中，《鹡鸰颂》尤为着名，其特点是起笔与收笔少藏锋，显得挺拔别致；整体书风雄秀，结构丰丽，用笔遒厚。从全篇来看，书法遒劲健劲，丰润浑茂，融合了“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的风格，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书法艺术。《鹡鸰颂》是唐玄宗唯一传世的书法墨迹孤本，被誉为是唐代的稀世之珍，受到了历代文人学者的高度评价。黄山谷曾评论说：“玄宗书斑斑犹有祖父之风”，这表明了他的书法风格与唐太宗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同时也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太宗清劲，玄宗遒婉。 清代评论家如王文治也对《鹡鸰颂》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帝王之书行墨间蕴含龙章凤姿，非一般文臣所能比拟，观此颂可以让人联想到开元时期的英明卓越。总之，唐玄宗的书法成就不仅体现了他个人在这方面的艺术造诣，也是唐朝文化繁荣的一个缩影。唐玄宗李隆基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大大促进了唐代的文化繁荣，更是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14章 唐玄宗李隆基:多才多艺的帝王(下) 推动科技进步 唐玄宗在位期间，对科技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开元五年（717年），他听闻和尚一行学识渊博，尤其是擅长天文历法，便邀请他到京师，还安排他住在皇宫的光太殿，这样方便他随时过来向一行和尚咨询治国理政之道。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又下令让一行和尚改革旧历，以纠正其中的误差。为此，一行首先设计并制造了一种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用来精确测定黄道的变化。利用这一工具，一行和尚进行了详细的天文观测，测量出了二十八宿与北极星之间的角度。他的观测结果显示，实际的恒星位置与古籍记载存在差异，这表明恒星并非固定不动，而是会逐渐移动。 这一发现比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在1718年提出的恒星自行理论早了近一千年。在此基础上，一行和尚又设计了一种名为“覆矩图”的仪器，并运用勾股定理进行了计算。他发现，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等于今天的129.22公里），与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一成果代表了世界上首次对于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尝试，虽然精度有限，但方法科学合理，与现代测量值（111.3公里\/度）很接近。 此外，一行还主导编纂了《大衍历》，这是唐代天文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基于黄道游仪的研究，一行和尚参考了历代历法的优点，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完成了初稿。在他去世以后，由张说和陈玄景继续完成，最终在开元十七年（729年）颁布实施。《大衍历》引入了更准确的“定气”概念，能够更好地推算出符合农时的二十四节气。相比之前的历法，《大衍历》更加精确，成为后世历法改革的重要参考。通过这些工作，一行和尚不仅为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玄而宗皇帝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也促进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彰显了唐朝的文化繁荣和技术进步。 玄宗时期的外交政策 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中外交往非常活跃。这一时期的外交关系覆盖了广泛的地理范围，从东亚的高丽、新罗、百济（均位于朝鲜半岛），到日本、越南（古代称为林邑）、尼泊尔（古代称为泥婆罗）、缅甸（骠国）、泰国（赤土）、柬埔寨（真腊）、印度尼西亚（如室利佛逝和诃陵）、印度次大陆（天竺）以及远至斯里兰卡（狮子国）、阿拉伯地区（大食）和伊朗（波斯）。这些国家与唐朝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各国的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及游客纷纷来到中国，而唐朝的使者、僧侣和商人也不断前往国外。据统计，当时与唐朝保持友好往来并互通使节的亚非国家超过70个。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国际交流，唐朝设立了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宾客，并在各地建立商馆为外商提供住宿，同时设立互市监和市舶司来监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和敦煌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枢纽，其中长安尤为突出。 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许多外国商人选择在长安的“西市”开设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收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而在长安定居的外国人家庭数量达到了4000至5000家之多。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唐朝的文化影响力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区域。总之，唐玄宗时代的外交政策不仅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技术的传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繁荣与开放。 统治后期满足现状沉迷享乐 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创了开元盛世后，逐渐满足于现状，沉溺于享乐之中，失去了早期励精图治的精神和节俭之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因宠妃武惠妃的谗言，他将太子李瑛及两位弟弟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并诛除。武惠妃离开后，李隆基日夜寝食不安，直至听闻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遂不顾礼节将其纳入宫中。杨玉环不仅容貌出众，还擅长音律歌舞，深得玄宗欢心，并在天宝四载（745年）八月被册封为贵妃。 宠妃子信奸臣 随着对杨贵妃宠爱日增，玄宗变得越发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朝廷内外为了迎合他的喜好，竞相进贡珍稀物品，户部郎中王鉷每年额外贡献巨额钱财供宫中宴赐，玄宗对此不加追问，反而对其愈发优待。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相继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善于阿谀奉承的李林甫。李林甫以“口蜜腹剑”着称，通过收买玄宗身边的人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以此来迎合玄宗需求，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玄宗不理朝政，李林甫得以恣意妄为，最终导致天下贡物尽入其手。 为了讨好杨贵妃，玄宗下令设立专门团队为其制作华服，并开辟千里贡道只为让她能吃到新鲜荔枝。杨贵妃家族因此权势显赫，兄长杨国忠成为宰相，三位姐姐也被封为夫人，享受荣华富贵。然而，这种奢华生活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杨国忠专权弄法，贵族官僚们竞相攀比奢华，激起民间不满，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了日益激化的各种危机。 安禄山为了博得玄宗与杨贵妃的欢心，在得知玄宗计划扩建华清宫浴池时，特意用白玉石打造鱼龙凫雁和石莲花置于其中，赢得了玄宗的赞赏。每当前往华清宫，杨贵妃及其姐妹都会随行，她们的豪华车马队伍引发了市民的反感。尽管如此，玄宗依旧每年到华清宫避寒，沉迷于酒色之中，忽视了国家治理。这些行为加剧了社会矛盾，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盛世之后，逐渐失去了对国家危机的警觉，反而转向了一系列对外战争。 随着政治腐败和黑暗的加剧，边疆将领为了贪功求官，肆意挑衅边境冲突，使得战乱频仍。李隆基的好战态度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局势，打破了初期相对稳定的边境局面，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唐朝元气大伤。 对外关系恶化 - 与吐蕃的关系：西边与吐蕃的关系迅速恶化，双方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 - 南诏国冲突：西南方向，由于边疆将领的骄横跋扈，原本可以平息的冲突不断升级，迫使唐朝不得不征兵对抗南诏，结果先后有二十万唐兵因战或病而丧生。 安史之乱爆发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唐朝内部政治腐败和兵力空虚的机会，联合同罗、奚、契丹等民族组成约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唐朝已经多年未经历大规模战争，民众缺乏战斗经验，河北州县面对叛军攻势迅速瓦解，地方官员或逃或降。 潼关之战与哥舒翰的失败 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叛军攻占了东都洛阳后，继续向西进发，潼关成为了防守首都长安的最后一道重要防线。唐玄宗任命哥舒翰为元帅，率领近二十万军队驻守潼关。然而，这支军队多为临时凑集，战斗力参差不齐，并非精锐之师。 此时，唐玄宗和宰相杨国忠对哥舒翰的信任不足，担心他会拥兵自重，因此频繁派遣宦官前往潼关施压，要求哥舒翰主动出击。哥舒翰本人则认为潼关地势险要，宜守不宜攻，主张坚守待机。然而，在皇帝和杨国忠的持续压力下，哥舒翰最终被迫出战。 哥舒翰决定在灵宝（今河南三门峡市）与叛军交战。由于准备不足、士气低落以及地形不利，唐军在战斗中遭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也在混战中被俘，随后被送往洛阳，不久后被叛军谋害。这一失败直接导致了长安的门户洞开，迫使唐玄宗仓皇逃离京城，前往蜀地避难。 长安陷落仓皇逃亡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随着安禄山叛军的长驱直入，长安最终失守。唐玄宗李隆基被迫仓皇出逃，带领皇室成员和部分官员向西撤退。在逃亡途中，一行人到达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这里发生了改变历史进程的一幕。 随行的将士们因局势动荡、前途未卜而心生不满，担心杨国忠及其家族会成为叛军的目标，进而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士兵们哗变，斩杀了杨国忠，并要求处理杨贵妃以平民愤。面对这一危机，李隆基无奈之下，被迫下令赐死杨贵妃，以安抚军心。这段插曲不仅反映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和复杂，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 李隆基继续向西南方向逃亡，最终抵达成都避难，设立临时朝廷，史称“蜀中行宫”。与此同时，太子李亨并未随同南下，而是选择北上朔方（今宁夏灵武一带）。在那里，李亨得到了当地将领和士卒的支持，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这一举动标志着唐朝进入了安史之乱最严重的时期，同时也开启了新的政治格局。 唐肃宗的即位迅速稳定了北方局势，为抵抗叛军提供了新的领导核心。然而，这也意味着唐朝从此开始了双帝并存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尽管如此，李亨的努力最终为平定安史之乱奠定了基础，逐步恢复了唐朝的统治秩序 太子即位应对叛乱 唐肃宗李亨即位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军事措施来应对安史之乱。他从河西、安西征调了万余名精兵，并召回了河北前线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北节度使李光弼所部五万大军，使得灵武地区军威大振。同时，肃宗任命新的朝官与将帅，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军事指挥系统，并对抗击叛军进行了全面部署。应肃宗之请，回纥也派遣精锐骑兵前来助战。此时，恰逢叛军内部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害，导致叛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削弱，形势急转直下。 太上皇岁月 至德二载（757年），随着安禄山被除，局势逐渐稳定，李隆基得以从成都返回长安，居住在兴庆宫（南内），并被尊为太上皇。在此期间，玄宗不再过问政事，他的生活主要由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和内侍监高力士照料，妹妹玉真公主以及旧时的宫女和梨园弟子则时常陪伴左右，为他提供娱乐。 凄凉的晚年生活 上元元年（760年），宦官李辅国为了巩固自己的恩宠，向肃宗进谗言，声称：“太上皇居住在兴庆宫，经常与外界人士往来，陈玄礼和高力士图谋不利于陛下。如今六军将士皆为灵武勋臣，对此感到不安，我虽尽力劝解但未能奏效，不得不将此情况上报。”利用肃宗患病的机会，李辅国矫诏强行安排玄宗迁居西内。当玄宗一行经过夹城时，李辅国率领五百名射生将领剑拔弩张地拦住去路，场面极为紧张。玄宗惊恐万分，几乎坠马，幸亏高力士挺身而出，才得以安全迁居甘露殿。 事后，肃宗并未责怪李辅国，反而予以安慰。不久之后，玄宗的几位亲信遭到清洗：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至巫州；陈玄礼被迫退休；玉真公主也被迫搬出宫廷，前往玉真观居住。从此，玄宗只身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生活变得异常凄凉。为了填补空缺，肃宗另外选派了一百多名后宫女子到西内负责洒扫工作。 抑郁中离世 晚年的李隆基忧郁寡欢，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宝应元年四月甲寅日（762年5月3日），这位曾经开创开元盛世的伟大君主，在孤独中驾崩，享年78岁。他被追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清朝为了避康熙帝玄烨之讳，有时将其庙号写作“元宗”。 结语：李隆基的一生充满了辉煌与遗憾。在他的治理下，唐朝迎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开元盛世。这一时期，国家经济蓬勃发展，文化繁荣昌盛，成为了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高峰。唐玄宗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还通过一系列积极的人事和制度改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唐朝的强大国力。他重视人才、重用贤能，使得朝廷上下充满活力，政府效率显着提升。同时，他也大力推动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促进了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空前繁荣。 然而，晚年的某些决策失误和个人情感影响了他的判断。对杨贵妃的过度宠爱以及对安禄山等边将的过度信任，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这场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无数家庭流离失所，经济遭受重创，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李隆基也因此失去了政治权力，在晚年过上了困苦的生活，被迫远离京城，避难于成都。 唐玄宗李隆基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更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他的成功与失败都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帝王在权力、情感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晚年他遭遇了挫折，但他在开元盛世时期的卓越贡献，仍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人缅怀和反思的对象。 历史评价 唐玄宗李隆基的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开元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在他的领导下，唐朝不仅达到了自身的巅峰，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商业贸易活跃，丝绸之路重现繁荣，中外交流频繁，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帝国之一。 然而，历史总是双面的。尽管唐玄宗初期带来了诸多成就，以他英明的领导和睿智的政策推动了唐朝进入“开元盛世”，使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军事强盛，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时代之一，至今仍被人们缅怀与赞颂。但他在位后期的一些决策失误和个人偏好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杨贵妃的宠爱和对边将安禄山的信任失察，直接引发了安史之乱。这场长达八年的叛乱不仅动摇了唐朝的根基，还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与动荡。它也提醒我们，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个人情感的过度影响可能会对国家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商隐：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元稹：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苏辙：唐玄宗、宪宗，皆中兴之主也。玄宗继中、睿之乱，政紊于内，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约己任贤，而贞观之治可复也。宪宗承代、德之弊，政偾于朝，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将以求治，则其势尤难。虽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 柳芳：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着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 崔群：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廷、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分也。 关于李隆基的一些轶事典故 呵斥武氏 李隆基英俊多艺，仪表堂堂，从小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在他七岁那年，一次在朝堂举行祭祀仪式，当时的金吾大将军（掌管京城守卫的将军）武懿宗大声训斥侍从护卫，李隆基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里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何事？！竟敢如此训斥我家骑士护卫！ ”随之扬长而去，武则天知道后，非常惊讶，不仅没有责怪，反而更加宠爱他。 封禅泰山 李隆基即帝位之初，出现了“开元盛世”，朝中大臣上书力请玄宗东封泰山。玄宗经过一番谦让之后，欣然首肯，于开元十三年十月辛酉日（725年11月20日）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当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到泰山西侧的时候，突然东北风大作，从中午一直刮到晚上，随从人员住的帐篷被风撕破，官员们乱作一团。封禅使张说本来就为封禅之事忙得焦头烂额，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更使他手足无措。 为了稳定人心，他不得不出来打圆场说：“大家不要慌张，陛下是天子，如今御驾出宫，定会惊天动地，这是东海之神来接皇上封禅的。”张说的搪塞，才使大家的心稍稍平静下来，及至来到泰山脚下，天果然变得丽日晴和。但是，到了李隆基斋戒沐浴的晚上，天空突然又狂风大作，寒气彻骨。天气的再度变故，不禁使李隆基心神不宁。他停止饮食，肃立夜露之下，直至夜半。他虔诚地向苍天祷告：“我自即帝位以来，得到苍天的佐助，国家昌盛，万民安泰。我来登封泰山，本欲为万民祈福，但是，如果是我本人有什么过失，不配来泰山封禅，请上天来惩罚我本人；如果是随从的人员没有福分参加封禅，亦请上天降罪于我，随从的兵士和骑乘的马匹确实受不了彻骨的寒风，请苍天暂停风寒吧。”李隆基祈祷之后，果然风静树止，山间的气温随之转暖。为了纪念这次成功的封禅，李隆基还亲自撰写了《纪泰山铭》一文，刻在山顶大观峰。 大兴灯展 据《明皇杂录》记载，李隆基在东都洛阳的时候，遇上正月十五日夜，于是移仗上阳宫，大陈灯影，同时设庭燎，自宫禁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当时有一个名叫毛顺的工匠，巧思结创，用彩色缯帛制出灯楼30间，高150尺，悬挂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又用灯做成龙凤、虎豹腾跃的样子，似乎不像人力所为。 李杨之爱 中国许多文学作品中的李隆基是感情专一的皇帝，民间习称他为“唐明皇”，《异闻录》载《唐明皇游月宫》一事。他和杨贵妃的故事，透过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千古传诵。 不夜之宴 开元十三年（725），李隆基泰山封禅后，在洛京广达楼举行夜宴，宰相苏颋作此诗记录了这件事情，诗云：“东岳封回宴洛京，西墉通晚会公卿。楼台绝胜宜春苑，灯火还同不夜城。正睹人间朝市乐，忽闻天上管弦声。酺来万舞群臣醉，喜戴千年圣主明。”前几句都在描写宴会，“通晚”、“不夜城”、“万舞”等词语可以看出宴会盛大且通宵达旦的特点，最后一句“喜戴千年圣主明”是对君主的赞美，描绘了一幅群臣同乐的宴会场景，充分体现了唐代酺宴热烈的欢庆场景以及当时民众参与感与共享安乐的满足感。 第15章 临危登基:唐肃宗李亨面临的挑战(上) 唐肃宗李亨是唐朝的第八位皇帝，于756年至762年间在位。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子，母亲为元献皇后杨氏。李亨早年被封为陕王，并担任安西大都护，负责管理西部边疆事务。后来，又被改封为忠王，并兼任朔方大使和单于大都护等重要职务，显示了他在军事和行政上的才能。738年，李亨正式成为皇太子，肩负起未来继承皇位的重任。 755年，安禄山叛乱爆发，迅速席卷中原地区，威胁到了唐朝的核心统治区。随着长安陷落，唐玄宗李隆基被迫逃离了京城，前往蜀地避难。此时，太子李亨并未随同南下，而是选择北上朔方（今宁夏灵武一带），带领两千禁军避难。在朔方，李亨得到了当地将领和士卒的支持，在756年七月于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这一举动不仅稳定了北方局势，也为抵抗叛军提供了新的领导核心。 登基后，肃宗迅速组织力量，亲自率领军队对抗叛军，逐步收复失地。经过艰苦的努力，唐肃宗在757年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两座重要的城市。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标志着唐朝开始从安史之乱的阴影中逐渐恢复过来。随后，唐肃宗派人迎接从蜀地返回的唐玄宗，父子二人在长安重逢，象征着国家秩序的重建。 唐肃宗李亨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责任，不仅在动荡时期成功登基，还带领唐朝度过了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危机。在安史之乱期间，他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决心，他的努力不仅稳定了局势，也为唐朝后续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尽管面临诸多困难，李亨依然能够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展现了作为帝王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在位期间，肃宗平息叛乱当中，尝试解决天宝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同时在文化、外交等方面也有所贡献。他还留下了一些诗歌作品，如《延英殿玉灵芝诗》和《赐梨李泌与诸王联句》等，显示了他的文学修养。宰相张说曾称赞李亨有着非凡的气质和才能，认为他是国家的一大福祉。 长期的战乱使得国家的经济受损严重，人民生活困苦，而唐肃宗本人也因连年征战和个人健康问题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最终，在平定安史之乱同年，即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去世，终年五十一岁，庙号肃宗，谥号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唐肃宗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变革，他不仅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还承担着中兴大唐的历史使命，其在位期间的努力对结束安史之乱及后续的政治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年经历 李亨出生在长安东宫的一个别殿里，初名李嗣升。他的母亲杨氏出身于显赫的弘农杨氏家族，该家族在隋唐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李亨的父亲李隆基在与杨氏成婚前不久被立为太子。由于当时宫廷内部政治紧张，特别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关系不佳，他一度考虑过让杨氏服用堕胎药以避免可能的政治麻烦，但最终没有这么做。 李亨出生后，并未与生母杨氏共同生活，因为按照宫廷规矩，太子妃王氏（后来成为唐玄宗的皇后）的地位高于其他姬妾，而王氏又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李亨被王氏收养，得到了她的悉心照料和疼爱。李亨两岁时被封为陕王。到了715年正月，他的哥哥李瑛被立为皇太子。 李亨在五岁时（716年）被任命为安西大都护，以及多个地区的安抚大使，但这些职位都是象征性的，他并未实际就任。从这时起，唐朝开始有诸王遥领节度使的先例。为了培养王子们的学业，玄宗特意挑选了贺知章、潘肃等知名学者作为他们的老师，这大大提升了李亨的文化素养。 725年，唐玄宗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后，修建了“十王宅”，将成年的皇子们安置在这里居住和学习，由宦官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当时十五岁的李亨以忠王的身份住在十王宅中，并在此度过了十三年的时光，直到737年太子李瑛被废黜。 727年，李亨被封为忠王并改名为浚，同时担任朔方大使和单于大都护。三年后（730年），面对奚族和契丹的入侵，唐玄宗任命李亨为河北道元帅，率军抵御。到了732年，李亨率领的军队成功击败了奚族和契丹的联军，因此获得了司徒的加封。最后，在735年，他的名字再次更改，这次改为李玙。 艰难储君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太子李瑛被废后，玄宗开始考虑新的继承人。当时，最受宠爱的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琩是宰相李林甫推荐的人选，但唐玄宗更倾向于“年纪较长且仁孝恭谨、爱好学习”的忠王李玙（即李亨）。玄宗为此犹豫了一年多，情绪低落，饮食减少。最终，在高力士的建议下，唐玄宗决定立长子为储，于738年六月初三正式册立李玙为皇太子。 此后，李亨经历了多次改名：740年改为李绍，744年又改为李亨。成为皇太子后，李亨面临着来自宰相李林甫等人的政治威胁。李林甫及其继任者杨国忠作为朝廷的重要势力，对李亨构成了显着的挑战。而唐玄宗似乎不愿看到太子的权力过大，因此并未积极干预李林甫对李亨的打压。尽管如此，这段时期相对而言是李亨政治生涯中较为稳定的一段时光，因为他尚未遭遇足以动摇其地位的重大打击。 到了746年，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正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在京师长安向唐玄宗献上战利品，并表达了对李林甫的不满以及对韦坚的支持。这一举动将原本暗中的权力斗争公开化。李林甫得知此事后，迅速做出反击，并利用自己的职位优势加快了对反对派的打击力度。而杨慎矜成为了李林甫对抗太子集团的关键人物之一。 746年元宵之夜，太子李亨出游时在市井中遇到了韦坚。之后，韦坚又与边镇节帅皇甫惟明夜游长安城内的景龙道观。由于韦坚是太子妃的兄长，而皇甫惟明是重要的军事将领，他们夜间私下的会面给了宰相李林甫攻击的机会。 李林甫迅速行动，指示御史中丞杨慎矜上书弹劾韦坚，称其不应与边将“狎昵”。李林甫进一步向皇帝报告，指控韦坚和皇甫惟明图谋拥立太子。唐玄宗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调查。尽管他怀疑二人确有密谋，但他并不愿意轻易牵连到太子李亨，因此最终只以“过度追求晋升”为由惩治了韦坚，而没有涉及太子。 皇甫惟明的兵权则被转交给朔方、河东两道节度使王忠嗣，后者与太子关系密切。这次事件中，虽然李亨一度面临危险，但最终未受牵连，而李林甫也未能达成打击太子的目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示了玄宗对太子的保护态度，同时也暂时平息了针对太子的政治风波。 风波迭起 韦坚被贬后，他的弟弟韦兰和韦芝上疏为他鸣冤，并试图拉太子李亨作证。此举却引发了唐玄宗的不满。为了自保，李亨急忙上表辩解，并请求与韦妃离婚以示清白。玄宗虽然对李亨加以慰抚并同意了离婚请求，但韦妃最终削发为尼。这次事件也显示了李亨在政治危机中的谨慎态度，从而成功避免了进一步的牵连。 杜有邻案给李亨带来的心理压力 不久之后，746年底，唐肃宗李亨的妾室杜良娣的父亲杜有邻卷入了一起由柳积告发的政治案件中。柳积指控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即散布不实预言并试图在东宫（太子府）内部制造分裂。这一罪名非常严重，直接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和安全。 时任宰相的李林甫借此机会扩大案情，将多名官员牵扯进来，意图打击政敌并巩固自己的权力。一时间，整个朝廷陷入紧张气氛，甚至一度威胁到太子李亨的地位。然而，随着调查深入，最终发现这是一起由柳积恶意诬告引发的案件。 尽管真相大白，但此案带来的后果依然严重。杜有邻和柳积都在审讯过程中丧命，他们的家人也被流放。这一系列事件给李亨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不仅担心自身的安危，也对朝廷中的复杂局势感到忧虑。 为了安抚李亨的情绪，唐玄宗决定安排他再婚，续娶了背景深厚的张良娣，后来她成为了皇后。751年，张良娣为李亨生下了儿子李佋（后封兴王）。尽管有了新的家庭，李亨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深知宫廷斗争的险恶和不可预测性。 这次事件不仅揭示了唐朝宫廷政治的复杂性和危险性，也深刻影响了李亨的性格和执政风格。他在位期间，始终对权力斗争保持高度敏感，努力维护皇权稳定，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也更加重视选拔忠诚可靠的大臣，以确保朝廷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直到752年，随着李林甫的去世，唐肃宗李亨失去了一位强大的政敌，但新的宰相杨国忠迅速崛起，继续对李亨构成了威胁。在这段时期，李亨与杨国忠之间的政治角力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险。作为太子，李亨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必须小心翼翼地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 这种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的爆发，这场大规模叛乱成为了改变权力格局的关键转折点。在国家面临危机之际，李亨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展现出了非凡的决断力和领导才能。不仅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还为平定叛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嵬兵变 马嵬兵变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当时，安禄山的叛军已经攻破潼关，逼近长安，唐玄宗被迫带着少数妃嫔和随臣逃离京城。逃亡队伍在途经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市西北）时，发生了这场改变历史进程的兵变。 随着局势的恶化，太子李亨和他的亲信密谋策划了一次针对杨国忠的行动。他们通过宦官李辅国拉拢了禁军将领陈玄礼，为兵变做了充分准备。唐玄宗出逃时，整个队伍约有3000余人，而殿后的太子李亨率领的后队就有2000人，包括精锐的飞龙禁军。以及他的儿子广平王李俶（后来的代宗李豫）和建宁王李倓也在队伍中负责护卫，这为李亨提供了发动政变的绝佳机会。 到达马嵬驿时，士兵们因饥饿和疲劳而情绪不稳，开始对杨国忠不满。利用这一时机，李亨策划的兵变迅速展开。禁军追击并斩杀了杨国忠父子，以及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然而，诛杨氏家族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消除不稳定因素，士兵们要求处理杨贵妃。尽管这不是李亨最初的计划，但为了稳定军心，杨贵妃最终也被迫自缢身亡。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陈玄礼参与了行动，但他仍然忠于皇帝，并在事后向唐玄宗表示效忠。这也确保了唐玄宗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意味着李亨的进一步行动将受到限制。 马嵬兵变之后，唐玄宗决定继续前往蜀地避难，而太子李亨则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跟随父亲西行，必须另寻出路。因此，父子二人就此分道扬镳，李亨带领部分军队北上。分兵之后，太子的情况非常艰难，一路上风餐露宿，随时担心追兵和危险，队伍人心惶惶，难以安宁。直到顺利抵达朔方军的治所灵武，李亨和他的随行人员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得以暂时休息和整顿，并准备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灵武登基 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九日，太子李亨在杜鸿渐等人的陪同下抵达灵武。756年，经过几天的筹备，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当地官员和军队的拥立下，在城南门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登基仪式，正式称帝，是为唐肃宗，改年号为至德，并尊父皇李隆基为太上皇。太子李亨在灵武被拥立为帝的举动，实际上宣告了与远在成都的父皇唐玄宗政权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庭抗礼。然而，在当时极端紧急的情况下，这一决定被视为稳定局势的必要措施，所以当天他就派使者前往四川向太上皇报告这一消息。 讨伐叛军收复长安 作为新帝，唐肃宗即位之后立即着手重组军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危机，从而开启了他致力于恢复国家秩序的统治时期。九月十七日，唐肃宗组织了一支由广平王李豫和名将郭子仪率领的大军，包括朔方军、回纥和西域的援军，共计约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向东讨伐叛军。 为了确保合作顺利，李亨安排儿子广平王李豫与回纥太子叶护结为兄弟，增强了双方的信任。官军进展顺利，在长安西边的香积寺北面大败叛军，斩敌六万余人，迫使叛将张通儒弃城逃走，成功收复了长安。 按照之前的约定，回纥军有权在攻克长安后进行抢掠。然而，广平王李豫劝说回纥叶护太子暂时不要抢掠，以免影响后续对洛阳的进攻。叶护太子被广平王的智慧和远见所打动，同意推迟抢掠行动，转而全力支持东进。 子强于父 百姓和士兵们看到广平王李豫时都激动不已，纷纷向他致敬，称赞他是汉人和胡人的共同主人。肃宗得知此事后也十分欣慰，称赞广平王的表现超过了自己。随后，广平王李豫整军进入长安，安抚百姓三天后，继续率军东进，准备收复洛阳。 同时，他任命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负责镇守长安。唐军与回纥盟军联手击败了叛乱的部队。叛军将领严庄和张通儒等人放弃了陕郡并逃走，而广平王李豫与将军郭子仪则顺利进入了陕城。仆固怀恩带领士兵分头追捕逃跑的叛军。 严庄首先抵达洛阳，向安庆绪报告战败的消息。得知消息后，安庆绪带着他的部下逃离洛阳。回纥军队进入洛阳，控制了财库，并在城中进行了三天的掠夺。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城中民众提供了大量的丝绸给回纥人，这才停止了他们的劫掠行为。 决策失误错失良机 至德二年（757年），安庆绪谋害了其父安禄山，篡夺了叛军的领导权。此时，唐肃宗面临着一个绝佳的反击机会。谋士李泌建议趁机攻击叛军的老巢，一举消灭敌人。然而，唐肃宗并未采纳这一建议，从而错失了一次重要的战略机会。如果当时能够果断行动，或许可以加速平定安史之乱，减少国家和人民的苦难。 相州之战后郭子仪被解职 到了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安史之乱中的叛军与唐朝军队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场战役本应是唐军收复失地、打击叛军的重要契机，但由于唐肃宗的不当决策，最终以惨败告终。 唐肃宗担心武将权力过大，不愿意设立一位统一指挥的元帅来统领军队。相反，他派遣了不懂军事的宦官鱼朝恩前去监督军队。这种安排不仅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还导致了指挥上的混乱。果然，唐军在这场战役中遭遇惨败，损失惨重。 战后，鱼朝恩为了推卸责任，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有能力的将领郭子仪。尽管郭子仪在平定叛乱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唐肃宗却听信了鱼朝恩的谗言，最终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这一决定不仅削弱了唐军的实力，也打击了其他将领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信任危机。 对唐肃宗决策的反思 唐肃宗在至德二年和乾元二年的这些决策失误，深刻反映了他在应对复杂局势时的犹豫不决和对权力分配的过度谨慎。虽然他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武将势力坐大，但这些决定实际上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延误了平定叛乱的进程。同时，他对宦官鱼朝恩的过度信任，以及轻信谗言解除郭子仪兵权的做法，显示了他在用人上的失误，也暴露了宫廷政治的复杂性和险恶性。 第16章 临危登基:唐肃宗李亨面临的挑战(中) 危难中肩负重任 安禄山叛乱爆发之后，唐玄宗李隆基被迫离开长安，并向西逃往四川避难。在此危急时刻，太子李亨并未随行，而是选择留在北方，意图组织力量进行抵抗。在成为皇帝之前，唐肃宗便已随同父亲唐玄宗经历了逃亡的艰辛与困苦。当局势急转直下，长安落入叛军之手时，他在灵武匆忙被拥立成为新帝，并肩负起了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重任。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唐肃宗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和领导力，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果断而有效的军事措施来应对危机。 重组军队平定叛乱 唐肃宗深知军事力量对于稳定政权和恢复国家秩序的重要性，因此即位后迅速着手重组军队，并任命了郭子仪等有能力的将领来领导部队。郭子仪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很快组织起了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用以对抗叛乱分子。不久之后，郭子仪推荐了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二人携手合作，共同进军河北地区。在常山（今河北正定）会师后，他们成功击败了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收复了大片失地，稳定了河北局势。 到了758年，唐肃宗集结了一支由郭子仪统领的超过二十万大军，向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发起进攻。面对唐军的强大攻势，安庆绪被迫退守邺城并加强了防御工事。郭子仪等人随即对邺城实施了包围。为了救援被困的安庆绪，史思明从范阳出动了十三万兵力前往解邺城之围。 759年，唐肃宗因未及时任命元帅统率军队，导致唐军各部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缺乏统一指挥，行动协调困难。此时，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大举逼近城下，唐朝官军被迫与之展开激战。同年十月，鉴于战局的紧迫性，唐肃宗决定亲自领军出征，以图扭转战局。然而，这一决定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深切忧虑。群臣纷纷上表谏言，指出亲征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不利影响。考虑到各方的意见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唐肃宗最终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放弃了亲自出征的计划，转而寻求其他战略来应对危机。 史思明率叛军进攻河阳，派骁将刘龙仙到城外挑战，李光弼派白孝德斩了刘龙仙，叛军大惊。史思明列战船数百艘，并在前面设置火船，想要烧掉浮桥。李光弼先准备了长竿数百，用巨木承担其根部，在其头部毡裹铁叉，以阻止火船，使得火船没法前进，最终自己燃烧殆尽。铁叉又阻止了战船，唐军在桥上发射炮石攻击叛军的战船，被击中的叛军战船都被打沉，叛军无法取胜，这才不得不撤退离开。随后，史思明手下的将领李日越、高庭晖都投降了李光弼。 当史思明再度挥师河阳，意图重夺此战略要地时，李光弼巧妙部署，派遣凤翔节度使李抱玉率军增援河阳。面对叛军的猛烈攻势，李抱玉采取了出其不意的战略，内外夹攻，给予敌军沉重打击，造成了大量伤亡。在这场激战中，唐军不仅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还擒获了叛军的重要将领徐璜玉和李秦授。史思明起初并不知晓己方将领已被俘虏的消息。为了瓦解敌军士气，李光弼下令将俘虏驱至河边示众。这一举动让史思明目睹了战败的事实，意识到局势不利，不得不撤军以图他谋。 不久之后，史思明再次发动攻势，派遣大将李归仁率领五千精锐铁骑直扑陕州。然而，这一次迎接他们的是神策兵马使卫伯玉的奇袭。尽管卫伯玉手下的骑兵数量远不及敌军，但他凭借出色的战术指挥，仅用数百骑兵便击溃了李归仁的部队，迫使李归仁狼狈逃窜。这一系列胜利彰显了唐军将领们的卓越军事才能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颁布诏令安抚民众 安史之乱，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和社会结构。为了安抚百姓，唐肃宗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宣布赦免了部分罪犯，减轻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税负，以此来缓解社会紧张情绪，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和谐。同时，唐肃宗推行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恢复社会秩序和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 唐肃宗知道，唯有让人民生活得到实际的改善，才能真正巩固国家的稳定与复兴。因此，他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免赋税，提供救济，帮助农民重建家园，恢复耕种。同时，他还致力于修复因战争而破坏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以促进交通和贸易的复苏。此外，唐肃积极整顿吏治，确保政令畅通，为社会秩序的迅速恢复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这些努力，他不仅缓解了民众的生活困境，还逐步恢复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为唐朝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肃宗的这些举措体现了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和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深刻理解，赢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 提拔贤能治理朝政朝廷 在政治上，唐肃宗尝试进行改革，努力优化中央朝政的结构，减少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现象，力求提高朝廷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肃宗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廉洁、高效的运作机制，从而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肃宗知道，这个关键时刻，王朝很需要贤才的帮助来共同治理国家。因此，他提拔了一批忠诚且有才干的人士。比如，他重用了颜真卿——这位不仅是一位着名的书法家，更是一位忠臣，因为坚决反对安禄山而广受尊敬。此外，唐肃宗还任命了张镐为宰相，以提高朝廷的工作效率。他希望能在贤能之士的帮助下，更好地处理国家事务，恢复社会秩序，并带领百姓走出战争的阴影。 确立“五都”体系 唐肃宗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对国家的行政中心进行了多次调整。天宝元年，唐玄宗曾重新命名京师、东都和北都为西京、东京和北京，即形成了以京兆、河南、太原为主的“三京”体系。安史之乱后，“三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上元元年（760年），唐肃宗将荆州设为南都，并命名为江陵府，其官吏设置等同于京兆。同年，成都从南京恢复为蜀郡，不再是五京之一。 至此，“五京”体系转变为由中都、东都、西都、北都和南都组成的新格局。成都被降级的同时，凤翔的地位保持不变，而江陵作为新的南都崛起。上元二年（761年），唐肃宗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更改年号为至德，采用建子月为岁首，并大赦天下。同时，肃宗取消了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的称号，试图去除浮华，展现收复失地的决心。 不过，这些改变并未持续太久。宝应元年（762年）二月，唐肃宗再次大赦天下，并重新确立了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的“五都”体系。这次调整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也体现了肃宗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刻思考。 限制唐玄宗 唐玄宗避难的地方在西蜀，而唐肃宗即位灵武，形成皇帝与太上皇并存的特殊状态。玄宗通过颁行诰旨、委派宰相等方式对肃宗政治进行渗透和干预，肃宗则力图减弱玄宗的影响。玄宗回京后，肃宗通过罢免玄宗委任宰相、逼迫玄宗迁宫西内、离散玄宗身边亲信等手段，使其逐渐丧失政治权力，直至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父子俩人相继驾崩，代宗即位，“二元格局”方告解体。 关注民生 唐肃宗以其宽厚仁慈的统治风格而被后世铭记。在他执政期间，曾多次颁布特赦令，不仅为那些因战争或政治原因而入狱的人带来了希望，也展现了他对治理国家的包容态度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通过这些举措，唐肃宗试图在动荡之后重建社会秩序，抚慰民心，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注重文化教育 同时，唐肃宗非常重视文化与教育的发展，他鼓励文人学士参与到国家政事中来，认为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对于国家的治理至关重要。在肃宗皇帝的支持下，文学艺术在当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许多学者也得以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自由表达思想，贡献自己的才智，这对唐朝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施榷盐法 安史之乱后，两京沦陷，中原地区遭受了巨大的破坏。由于战乱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唐朝政府的赋税收入主要依赖于相对稳定的江南和四川地区。这两个地方以产盐闻名，因此，唐朝廷特别重视盐税和盐业带来的收益。乾元元年（758年），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唐肃宗任命第五琦为盐铁铸钱使，开始实施榷盐法。这项政策规定，在所有产盐的地方设立“监院”作为管理机构。制盐的家庭会被登记在特殊的户籍上，称为亭户，国家免除他们的其他劳役，让他们专注于制盐工作。 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官府收购，禁止私人买卖。官府则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食盐：每斗盐原本只卖十钱，现在加价到一百一十钱出售。通过这样的措施，榷盐法推行后，朝廷每年从盐税中获得的收入达到了四十万缗，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这一政策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帮助稳定了动荡时期的经济状况。 祸起萧墙 在朝廷里，自从鱼朝恩之后，唐肃宗李亨开始信任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等人，让他们掌握了重要的军政权力，宦官的势力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大。同时，唐肃宗还非常宠爱张皇后，并放任她干涉朝堂上的事。因为张皇后的阻挠，唐肃宗甚至都不能去探望他的父亲——前皇帝唐玄宗。 至德二年（757年）初，性格阴险狡猾，善于察言观色的宦官李辅国，为了迎合受唐肃宗宠爱的张良娣，两人逐渐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建宁王李倓察觉到两人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可能对朝政造成不利的影响，便多次向唐肃宗进谏表达担忧。然而却引起了李辅国和张良娣的不满，他们转而诬告建宁王图谋不轨，声称他心怀嫉妒，意图谋害广平王李豫，并且觊觎元帅之位。 而唐肃宗听信了这些指控，一时怒起，下令赐死了建宁王李倓。这一事件让广平王李豫感到深深的不安，他意识到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甚至一度考虑要采取极端手段，以消除潜在的威胁。不过，在智囊李泌的冷静分析与劝阻之下，李豫最终放弃了这样的念头，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野心开始膨胀起来的张皇后(张良娣）与李辅国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张皇后想要废黜唐肃宗指定的太子李豫，改立自己的儿子越王为新的储君，并且计划着欲除掉李辅国和程元振。谁知后来非但没能成功，她自己也没落得好下场。 晚年健康问题 由于长期的战争与繁忙的政务，唐肃宗李亨的身体遭受了重创。据史料记载，唐肃宗在位时疾病缠身，处理朝政时常需要借助旁人之力。尽管唐肃宗身体欠佳，且当政时困难重重，他仍然竭力维系朝廷的正常运作，为唐朝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时任太子的肃宗重用宦官鱼朝恩和李辅国，致使宦官势力日益膨胀。 太子监国理政 上元二年（761年）末，唐肃宗因重病缠身，无法继续处理朝政，遂命太子李豫监国，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然而，随着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的到来，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先是唐玄宗驾崩，紧接着是唐肃宗的病情急剧恶化，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因此达到了白热化。 惊吓中离世 张皇后担心太子李豫因其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显着功绩而难以驾驭，萌生了废黜太子的想法。她秘密召见了自己的儿子越王李系入宫，图谋改立他为新的继承人。为了达成目的，张皇后请求太子协助除掉权势极大的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但遭到了太子的拒绝。意识到自己的计划受阻，张皇后与内官朱辉光等人进一步密谋，在唐肃宗即将离世的关键时刻发动政变。然而，程元振事先得知了他们的阴谋，并迅速将情况告知了李辅国。两人立刻采取行动，调动禁军保护太子李豫的安全，同时逮捕了张皇后及其同党，并将她囚禁起来。就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当夜，受到惊吓的唐肃宗不幸去世。 第17章 临危登基:唐肃宗面临的挑战(下) 复杂的父子关系 唐肃宗李亨对唐玄宗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恨，而是复杂的情感交织。根据历史记载，有几方面原因： 1. 政治决策：在唐玄宗统治的后期，他逐渐将政权交给了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宠臣，导致了朝政腐败，这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玄宗对于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存在猜忌，这可能与历史上皇帝普遍对继承人存在的防备心理有关，但不能简单归结为打压。 2. 安史之乱：当安禄山叛乱爆发后，唐玄宗被迫逃亡四川，并在马嵬坡事件中失去了杨贵妃。随后，为了稳定军心和国家局势，唐玄宗禅位给太子李亨。唐肃宗即位后，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平定叛乱和重建国家秩序，但他最终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是他的重要成就。 3. 父子关系：关于唐肃宗是否“恨”唐玄宗，史料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一点。相反，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肃宗迎回了父亲唐玄宗，并给予了尊敬。然而，宦官李辅国等人确实在其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可能利用了唐肃宗对父亲的一些不满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肃宗与唐玄宗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作为儿子对父亲的敬重，也有因为时代和个人境遇带来的矛盾。历史人物的情感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微妙和多面，因此不宜简单地用“恨”来形容他们的关系。 与唐肃宗有关的几件逸事 政治沧桑 一个冬日的午后，李亨前往宫中拜见父亲玄宗。尽管尚未步入中年，但岁月已经在李亨的头上留下了痕迹：头发有些稀疏，鬓角夹杂着些许白发，这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一些。看到儿子这般模样，久经政坛风云变幻的玄宗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怜惜之情。玄宗对朝中的事务洞若观火，而身边的心腹高力士也时常向他汇报外界的情况。高力士不止一次地称赞太子李亨，说他为人仁慈孝顺，行事谨慎，总是能够顾全大局。 唐玄宗明白，在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时，太子李亨一直默默地承受着压力，从未在奏折中表达过请求他这个父皇庇护的愿望，而是选择了以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这种态度既让玄宗感到一丝宽慰——他认为这样的儿子是可以承担起国家重任的；同时也让他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既有苦涩也有踌躇。 谨慎事父 李亨身为太子，行事极为谨慎，连生活中的小细节也不放过。有一次，宫中尚食局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其中包括一只烤羊腿。玄宗让太子李亨来割羊腿享用。李亨接过任务后，手上沾满了油渍。他顺手拿起旁边的一块饼擦手，这一举动让玄宗略感不满，但并未当场发作。然而，李亨随后的表现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擦完手后，并没有丢掉那块油腻的饼，而是若无其事地将饼拿起来，慢慢吃了起来。看到这一幕，玄宗不禁转怒为喜，对李亨说：“福气就应该这样珍惜。”通过这个小小的举动，李亨不仅展现了对食物的珍惜，也进一步赢得了父皇的好感。 因子得宠 李亨长子李豫出生第三天，玄宗亲自来到东宫，赐给吴皇后一个金盆，并让她用这个金盆为李豫洗澡。当时吴皇后身体还很虚弱，而新生的李豫也显得有些瘦小。负责侍奉的老妇人担心玄宗不满意，一时惊慌失措，便抱来一个与李豫同日出生且丰满健康婴儿给玄宗。玄宗一眼就看出不对劲，立刻生气地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孙子。”老妇人连忙叩头谢罪。玄宗严肃地对她说道：“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快把我的孙子抱来。” 老妇这才将李豫抱来给玄宗皇帝看。 看到真正的孙子，唐玄宗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他轻轻托起李豫，笑着说：“这个孩子的福气和好运将会远超他的父亲。”回到宫中之后，唐玄宗高兴地对高力士说：“今天在东宫见到了三位未来的天子，真是令人欢喜！可以跟太子一起庆祝一番了。” 迎接佛舍利入宫 随着官军成功收复两京，肃宗李亨返回长安。他深信佛法的力量，在谈论到战胜敌人的原因时，表达了对佛祖庇护的深深感激。到了上元二年（761年）春天，肃宗不幸患病卧床，皇后为了祈求佛祖保佑，甚至刺血书写经文以表诚心。由于皇帝的病情未见好转，朝廷中的官员们在佛寺中斋戒供僧，希望能够得到神明的帮助。 在此背景下，迎请法门寺地宫内的佛骨舍利成为了国家大事。肃宗下令派遣僧人法澄、宦官宗合礼和地方官员崔光远前往法门寺开启地宫，将佛舍利迎接到皇宫内进行供养，李亨本人也亲自参与了虔诚的礼拜仪式。佛舍利在皇宫内被供奉了超过两个月后，又被送回法门寺安放。为了表达对佛祖的敬意，肃宗赐下了精美的瑟瑟像一套、各种金银器具，并且将自己的头发与玉简及珍贵的瑟瑟珠串成一串，以及一件金襴袈裟和沉香、檀香等共计300两的香料一同供入地宫，以此来彰显他对佛法的崇敬之心和对健康的祈愿。 历史评价 唐肃宗李亨的一生充满了起伏波折。出生时就险些遭遇不测，幼年和少年时期又目睹了宫廷内的纷争与权力斗争。成年后，唐肃宗见证了大唐帝国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安史之乱的动荡局势，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现领导才能的机会。在他7年的帝王生涯中，肃宗主要专注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军事行动平定叛乱，收复两京并消灭叛军；二是处理与退位后的太上皇唐玄宗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南北两地的政治稳定。尽管他努力奋斗，但最终未能彻底平定叛乱，壮志未酬。 总的来说，唐肃宗是一位在乱世中即位的皇帝。他继承了天宝盛世的遗产，在致力于平息叛乱的同时，也试图解决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问题，为王朝的未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唐肃宗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平叛中，因此对后宫和宦官势力的扩张未能及时有效的控制，从而给安史之乱后的国家重建带来了隐患。 胡寅对唐肃宗的评价： 1 日食是一种重大的天象变化，而日全食则更为罕见和重要。唐肃宗起初心志清明，立志平定祸乱，并没有沉迷于酒色的记录。然而，天象却显示了如此严重的警示，这是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君主，最重要的品德莫过于孝顺父母、无欲无求以及能够明辨君子与小人。可惜的是，唐肃宗在危机中夺取皇位，未能尽孝道；宠爱张良娣，导致家庭内部的混乱；任用李辅国，最终害死了自己的贤能儿子，让李泌感到不安而离去，导致正直的人远离，奸佞之人得势。因此，他的功业未能完成，父子关系破裂，自身也未能善终。这三点正是上天给人的警示，丝毫没有夸大。 2 肃宗在位八年，自从李泌离开后，朝廷的命令几乎都出自李辅国之手，皇帝自己做出决定的事情只占十分之一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唐肃宗虽然对李辅国的行为不满，但无法将其除去。他知道皇后张氏专权，但也无可奈何。他像被宦官和强势的女人控制一样，处于困境之中，最终因惊吓于乱兵而亡。由于受制于两位大宦官且从一开始就未能纠正这种情况，说他是唐朝复兴的关键人物，真的能与夏朝的少康、周朝的宣王或是汉朝的光武帝相提并论吗？ 爱新觉罗·弘历的评价: 他引用孟子的话：“德慧术智存乎疢疾”，意指美德与智慧常在困境中孕育。唐肃宗为太子时，身处杨国忠和李林甫的权谋之中，本当借此磨练心志。然而，即位后，他未能摆脱宦官和妃嫔的纷争，重蹈覆辙，既未能保护自己的儿子，也未能妥善处理与父亲玄宗的关系。这让人不禁质疑，是否如古人所说，“下愚不移”，即便历经困苦，也无法改变其本质上的不足。 《新唐书》: 在天宝之乱时，大叛乱突然爆发，皇帝被迫逃离京城。这时，肃宗作为皇太子负责指挥军队讨伐叛军，确实履行了他的职责。但相比之下，僖宗时期，唐朝的威望和德政仍然深入人心，国家制度尚未崩溃。僖宗在四川避难时，各地的将领联合起来，成功击败了黄巢，恢复了京城。由此可见，即使肃宗不即位为帝，也有可能平定叛乱。 《旧唐书》: 王莽篡位时，百姓仍怀念汉朝的恩德。同样地，唐宣宗继承了前六位圣君留下的基业，并因人民愿意支持而得以号令北方，短时间内集结了大量的兵力；随后进军西部辅助地区，一个月内就平定了关中和陇右地区。因此，两京再次被收复，祖庙也重新供奉上了祭品。看到唐肃宗前往四川迎接太上皇李隆基，在望贤宫表达敬意和庆祝，父子二人都非常感动，路过的行人都为之流泪。这让人想起了古代的孝道故事，如周文王对待父亲的恭敬和曾参、孝己的孝行。 然而，面对未完全消除的威胁，应该优先考虑恢复国家的策略，而不是急于举行升平之礼。尽管如此，最终还是依靠大臣们的努力和将军们的忠诚，使得叛军首领安禄山最终在三川地区被击败，国家重见光明。与东周平王迁都洛阳相比，唐朝的英雄们表现得更加英勇；而与东晋元帝渡江相比，唐朝的行为则显得更加伟大。肃宗不仅迎回了亲人，还恢复了国家，真是令人赞叹！ 唐代重臣张说曾经提到，他见过太宗皇帝的画像，画中的忠王李亨（后来的肃宗）英姿焕发，仪表非凡，看上非常像他的祖先，这是国家的福气。 第18章 唐代宗:继往开来的一代君主(上) 唐代宗李豫，初名李俶，是唐朝的第九位皇帝，自762年至779年在位。李豫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子，母亲为章敬皇后吴氏，出生于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李豫以仁孝温和的性格着称，并深得祖父唐玄宗的喜爱。在安史之乱期间，李豫随父避难灵武，被肃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郭子仪等将领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因功绩卓着而先后被封为楚王、成王。 乾元元年（758年），李豫正式被立为皇太子。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去世后，李豫在宦官李辅国的支持下登基成为皇帝。即位后不久，李豫便委任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继续对抗安史之乱余孽，并最终平定了叛乱。然而，吐蕃趁着唐朝内乱之际攻占了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并于广德元年（763年）短暂占领了长安。 面对这一危机，李豫迅速起用了唐将郭子仪，成功击退了吐蕃军队。永泰元年（765年），李豫再次依靠郭子仪和其他将领平定了仆固怀恩的叛乱。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李豫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行动，包括策划诛杀权宦李辅国、鱼朝恩及宰相元载，流放了宦官程元振。此外，他还重用了杨绾、刘晏、韩滉等人，致力于整顿吏治，改善漕运和盐政，促进了社会安定和经济复苏。唐代宗李豫的统治时期虽然经历了多次挑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受封广平郡王 李豫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十月（公元726年11月）降生在东都洛阳的上阳宫。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子，其母为宫人吴氏，在李俶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后来被追尊为章敬皇后。李豫自幼便展现出了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尤其专注于《周礼》与《易经》等儒家经典的研究。言行举止皆遵循礼仪规范，拥有弘大的气度和深沉的性格，为人宽厚且决策果断，情绪管理得当，喜怒不形于色。 即使祖父唐玄宗膝下有众多孙辈，但他特别宠爱嫡皇孙李豫，不仅因为李豫是唯一的嫡长孙，而且他的相貌也与众不同，因此受到了祖父格外的喜爱。到了十五岁的时候，李豫因其卓越的品德和学识而被封为广平郡王。这标志着他在年轻时就已经开始步入政治舞台，为日后成为唐朝的重要领袖之一奠定了基础。 天下兵马元帅 天宝十四年（755年），范阳、平卢、河东三地的节度使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反叛，标志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至德元年（756年）六月，随着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李豫随同祖父唐玄宗一行仓皇逃往成都。在马嵬驿发生了兵变之后，李豫与弟弟建宁王李倓积极劝说父亲李亨北上灵武建立新的根据地。 同年七月，父亲李亨在灵武即位，成为唐肃宗。新朝廷迅速组建，李豫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负责指挥和调度诸将，并在宫中设立了元帅府。李泌因与唐肃宗有旧交而被委任为元帅行军长史，与李豫共同处理军事要务。在这个时期，由于朝廷刚刚成立，临时招募的士兵数量有限且缺乏战斗力，李豫采取了“推心置腹，示以诚信”的策略，成功招揽并安抚了许多流散的士兵。当他们抵达彭原时，李豫麾下的兵力已经扩充到了数万人，初步奠定了对抗叛军的基础。 李豫与李泌密切合作，日夜筹划军事策略，不仅稳定了初建的政权，还逐步增强了军队的实力，为后续收复长安和洛阳等重要城市创造了条件。这一系列行动显示了李豫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智慧，也为他日后的统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痛失亲弟不敢言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权宦李辅国勾结肃宗宠爱的张良娣，密谋动摇广平王李豫作为储君的地位。建宁王李倓多次向父皇肃宗进言揭露此事，但却被李辅国和张良娣反诬为“因未能成为元帅而心怀不满，图谋加害广平王”。唐肃宗则听信了谗言，一怒之下赐死了李倓。虽然李豫对弟弟李倓的不幸遭遇深感悲痛，但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并未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 展示卓越军事才能 当时，宰相房琯进攻叛军失利，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回师凤翔的途中也遭遇了叛军的重大打击。面对叛军日益嚣张的气焰和对凤翔频繁袭扰所带来的威胁，李豫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他积极“遴选英勇果敢之士，屡次挫败敌人的锋芒”。这种果断有效的行动不仅稳定了朝廷内部的局势，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军队的信心与战斗力。 挥师讨叛军 随着盛夏过去，唐肃宗加快了对安史叛军总攻的准备与部署。这年的闰八月，唐肃宗犒劳三军，誓师收复京师。九月，李豫与副元帅郭子仪统领中军，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李嗣业担任前军指挥，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负责后军，回纥兵马则由叶护太子率领作为机动部队。这支联军总计约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从凤翔挥师东进，讨伐叛军。 一举收复长安 为了确保联盟稳固，李豫与回纥叶护太子结为兄弟，此举赢得了回纥方面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唐与回纥联军推进至长安以西，在沣水东岸香积寺北面摆开三十里长的战线，与十万叛军展开了激烈的决战。从午时到酉时，双方激战数小时，最终唐军大获全胜，斩杀敌军六万余人，叛将张通儒弃城夜遁。得知捷报后，李豫迅速下令入城，唐军一举收复长安，这一胜利标志着唐朝开始逆转安史之乱的局面，并为后续彻底平定叛乱奠定了基础。 智慧与远见 至德二年（757年），在急于收复京师的紧迫形势下，唐肃宗与回纥达成了一项协议：一旦攻克长安，土地和百姓归唐朝所有，而金银财帛及妇女儿童则归回纥。当胜利逐渐明朗时，回纥叶护太子意图按照约定行事。但广平王李豫深知，若此时允许大规模抢掠，将会导致洛阳民众因恐惧而更加坚定地为叛军死守，从而增加后续攻取洛阳的难度。于是，在马前拜见叶护太子时，李豫诚恳地说道： “如今我们刚刚收复了京师，如果立即进行抢掠，恐怕会让东都的百姓对叛军更加死心塌地，这将使我们难以再次取得胜利。希望我们能等到夺取东都之后再履行之前的约定。” 叶护被李豫的智慧与远见所打动，不仅震惊地跳下马来回礼，更跪下捧住李豫的脚表达其敬意，承诺即刻率军前往东京助战。这一举动展示了李豫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他不仅成功说服了回纥军队暂时放弃抢掠，还赢得了对方的高度尊重和支持，确保了联军的团结和行动的一致性。通过这次外交上的巧妙处理，李豫不仅稳定了局势，也增强了唐军的士气，为接下来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深受百姓拥戴 随后，李豫与朔方的大将仆固怀恩带领回纥和西域军队从长安城南行进，扎营于浐水东岸。沿途百姓、士兵以及胡人纷纷向李豫下拜，哭诉道：“广平王真是华夷共尊的明主！”这一举动也赢得了肃宗的高度赞扬，他说：“朕不及广平王！” 李豫整军入京，受到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的夹道欢迎，他们欢呼悲泣，表达对这位年轻领袖的崇敬。李豫留在长安镇抚三日后，便率大军向东追击叛军。到达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后，遭遇了由叛军首领安庆绪集结的十五万洛阳守军。在新店之战中，唐军与回纥军联手夹击，再次取得重大胜利，叛军尸横遍野。严庄、张通儒等叛将放弃陕州逃跑，李豫与郭子仪顺利进入陕州，而仆固怀恩继续分兵追击逃敌。 严庄先一步回到洛阳向安庆绪报告败绩，于是，安庆绪被迫弃城而逃。回纥军进入洛阳府库收取财帛，并在市井村坊劫掠了三天，直到洛阳父老献出一万匹罗锦后才停止。李豫赠送“锦罽宝贝”给叶护太子，确保其满意。对于投降安禄山父子的陈希烈等三百余人，李豫遵照肃宗旨意，将其释放并送往西京听候处理。 监国理政 随着两京（长安、洛阳）相继收复，李豫的威望达到了新的高度。至德二年十二月，肃宗封李豫为楚王；乾元元年（758年）三月，改封成王；同年五月十九日，正式立为皇太子。考虑到李豫出生时“豫州献嘉禾”的祥瑞，唐肃宗之后又决定将其名改为李豫，以昭示吉祥。 上元二年（761年底），肃宗病重，无法理政，遂命李豫监国。当时，太上皇玄宗和肃宗均患病，李豫日夜侍疾，亲自品尝药膳，衣不解带，尽显孝道。他的这些行为不仅彰显了他的仁孝之心，也为他赢得了朝野内外广泛的尊敬和支持。 惊变中即位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随着太上皇李隆基的离世，唐肃宗李亨病情危急。此时，张皇后因担忧太子李豫权势过重难以控制，密谋召越王李系入宫，意图废黜李豫。然而，在十六日这天，当张皇后假传圣旨召见太子李豫时，宦官李辅国与程元振二人事先得知了她的计划，于是便提前采取了行动。他们在凌霄门部署了兵力。待到李豫到了后，二人忙将他安全护送到了禁军之中。当晚，李辅国和程元振率兵软禁了越王李系和张皇后一干人等，这一变故最终导致病中的肃宗受到惊吓而离世。 登基后锄奸 随后，程元振等人迎请太子李豫到了九仙门，正式向群臣宣告了这一重大变故，并且按照礼仪举行了监国仪式。随后在二十日这天，即五月十八日，太子李豫在众人的拥护下正式登基，成为了新一任皇帝，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统治时代开始。唐代宗李豫继位之后，宦官李辅国自恃拥立有功，对新帝李豫的态度日益傲慢起来，有次甚至对他说：“陛下只需安居宫中，外面的政事就交由老奴来处理。” 尽管李豫内心很不满，但鉴于李辅国掌握兵权，他不得不暂时隐忍，还尊称他为尚父，朝中凡事都要先咨询一下他的意见。不久之后，李豫抓住李辅国疏忽的机会，精心地安排了一场针对他的刺杀行动，最终以盗贼行刺的形式除掉了李辅国，然后又下令追捕所谓的“刺客”。事后李豫还派人去慰问了李辅国的家属，以此来掩盖这件事的真相。唐代宗李豫这一系列行动既保证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又巧妙地消除了潜在的威胁。 平冤昭雪 代宗李豫登基之时，正值国家动荡不安，叛军再度攻陷了洛阳。为了彰显他平定叛乱的坚定决心，李豫即位后的首项重大决策便是任命长子、奉节郡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赋予了他平定叛乱的重任。在积极应对军事危机的同时，李豫也对朝政及宫廷的人事布局进行了深刻的调整。 同年五月，在丹凤楼颁布的大赦制书中，李豫宣布宽恕众多罪犯，并表彰了包括郭子仪、李光弼及李光进在内的平叛功臣，以及各地的节度使和其他内外官员。此外，他还致力于恢复玄宗时期被废黜或受迫害皇室成员的名誉与封号，如王皇后、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等人，并昭雪了因冤屈而逝的棣王李琰和永王李璘等人的不白之冤。通过这些举措，唐代宗不仅梳理并解决了玄宗、肃宗两朝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还为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寻求着一条稳定和发展之路。此举体现了新帝对过去错误的反思和对未来治理的积极态度，也为帝国的和平与发展开启了新的一页。 改革财政，振兴国力 唐代宗李豫即位之时，唐朝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经济凋敝、人口流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财赋收入大幅减少。同时，国家还需要抵御吐蕃频繁的军事威胁，导致军费开支不断攀升，财政状况愈加紧张。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李豫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图振兴国力。 首先，他重用了理财专家刘晏，委任其掌管全国财赋长达十余年。刘晏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在漕运和盐政方面，他兴利除弊，优化了运输系统并改善了税收机制。这些改革不仅确保了江南地区的财赋能够稳定而高效地运往关中地区，还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富饶”的理想状态，为平定叛乱及加强国防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并为后世唐德宗时期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此外，李豫还任命了韩滉负责部分财赋管理事务。韩滉以其清廉公正和勤奋努力着称，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逐渐充实了国库。尽管他的严格管理有时会引起一些不满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韩滉的努力对于恢复和巩固唐朝的财政状况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上述举措，李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稳定了国家的财政基础，为唐朝后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改革体现了李豫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及他对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责任感。 第19章 唐代宗:继往开来的一代君主(中) 荡平安史 同年十月，李豫委任长子李适为主帅，仆固怀恩为副帅，统率河东、朔方及各道行营军队，联合回纥骑兵，组成十余万大军，向自称燕帝的史朝义部发起猛烈攻势。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亦率军参战。唐军于壬申日抵达洛阳北郊，并于甲戌日在横水与安史叛军展开决战，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俘杀叛军六万余人，迫使史朝义向北溃逃。 随后，唐军迅速收复了东京、河阳及汴、郑、滑、魏等州。同时，燕相州守将薛嵩与恒州节度使张忠志（即李宝臣）也相继归顺，献上了赵、定、深、恒、易五州。至宝应二年（763年）初，走投无路的史朝义在北逃途中被意图归唐的燕范阳尹李怀仙追上，被迫自杀。李怀仙割取其首级来降，标志着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七月，群臣为表彰李豫的功绩，上尊号为“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 任用安史旧将埋下隐患 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决定允许原安史旧将镇守河朔地区。这一决策在短期内确实稳定了动荡的局面，缓和了紧张局势，并有助于恢复地区的秩序。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举措也被认为是为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这些前叛军将领被赋予了极大的地方权力，逐渐形成了各自为政、势力坐大的局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虽然此举最初旨在巩固政权和平息动乱，但最终却促成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挑战了中央权威，从而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历史阶段。尽管唐代宗李豫的决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过度依赖军事将领的地方治理可能会导致中央权力的分散，进而影响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即位之初内忧外患 宝应元年（762年），唐廷为了追讨江淮地区八年间累积的租税，派遣了一批强硬的官吏担任地方县令，强行向民间征收粮食和布帛。此举引发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与广泛反抗。特别是在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当地人袁晁在翁山（今舟山群岛）集结力量，领导起义军攻占了台州，并自立年号“宝胜”（或称“升国”）。随后，袁晁的军队连续攻克信州、温州、明州等地，迅速集结了近二十万的兵力。同年，在江南地区，方清也在歙州（今安徽歙县）带领饥民揭竿而起，响应袁晁的起义。 面对浙东地区此起彼伏的起义浪潮，李豫命令驻守临淮（今江苏盱眙）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分兵进行镇压。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至广德元年（763年）夏季，李光弼的部队逐渐平定了浙东地区的起义军。袁晁最终被捕并遭处决，标志着浙东动荡局面的平息。此次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政府政策的严厉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民众在苛政下的抗争精神。 在唐朝内乱之际，吐蕃趁虚而入，逐步侵吞了北方的领土，并深入内地，占领了从陕西凤翔以西至邠州以北的十余个州。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大军大举入侵，边疆将领多次告急，然而这些警报却被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十月，叛变的泾州刺史高晖引导吐蕃军队穿越邻近州县，寇掠奉天、武功等地，直逼京师长安。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李豫紧急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并启用郭子仪担任副元帅抵御敌人。由于反应迟缓，李豫被迫匆忙撤离京城，前往陕州避难，导致大量官员和平民逃亡或藏匿。吐蕃占领长安后，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肆意劫掠府库与市井，烧毁民居，使长安陷入一片混乱。 幸亏郭子仪巧妙周旋，最终迫使吐蕃撤出长安。李豫于同年十二月返回长安，并重赏了郭子仪。因宦官程元振“专权自恣”，贻误军机，李豫罢免了他的官职并将其流放至江陵。朔方节度使、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战功赫赫，家族中共有四十六人为国捐躯。但之后却遭到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先的排挤，在无法向朝廷申诉冤屈的情况下。 广德元年，仆固怀恩派其子仆固玚攻打辛云京，企图澄清自己的名声。尽管李豫多次尝试招抚，但都未能成功。最后，李豫只得采纳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建议，派遣长期在朔方任职的郭子仪前去进行招抚。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在进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时遭遇顽强抵抗，受阻于榆次。最终，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仆固玚被自己的部下所杀。 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仆固怀恩再度发动叛乱，并大肆宣传唐帝李豫已死的消息，以此鼓动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和奴剌等部族组成三十万联军，意图直取长安。这一举动使京师震动，朝廷上下与百姓人心惶惶。面对紧急局势，李豫迅速召集郭子仪屯兵泾阳，准备抵御来犯之敌。然而，在联军进军的关键时刻，仆固怀恩突然病逝于军中，这为局势带来了转机。郭子仪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其在边疆的威望和外交手腕，成功说服了回纥军队与唐军联合，共同对抗吐蕃。 这一策略性的联盟在随后的灵武台西原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唐军和回纥联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斩首五万，俘虏上万人，解救了被掳走的四千名百姓，并缴获了大量的牲畜，这些战利品绵延三百里不绝。这场胜利不仅有效地稳定了局势，还彰显了郭子仪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外交技巧，对于维护唐朝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财政，振兴国力 唐代宗李豫即位之时，唐朝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经济凋敝、人口流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财赋收入大幅减少。同时，国家还需要抵御吐蕃频繁的军事威胁，导致军费开支不断攀升，财政状况愈加紧张。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李豫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图振兴国力。 首先，他重用了理财专家刘晏，委任其掌管全国财赋长达十余年。刘晏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在漕运和盐政方面，他兴利除弊，优化了运输系统并改善了税收机制。这些改革不仅确保了江南地区的财赋能够稳定而高效地运往关中地区，还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富饶”的理想状态，为平定叛乱及加强国防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并为后世唐德宗时期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此外，李豫还任命了韩滉负责部分财赋管理事务。韩滉以其清廉公正和勤奋努力着称，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逐渐充实了国库。 尽管他的严格管理有时会引起一些不满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韩滉的努力对于恢复和巩固唐朝的财政状况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上述举措，李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稳定了国家的财政基础，为唐朝后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改革体现了李豫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及他对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责任感。 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以应对外部威胁 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762-779年），唐朝正处于安史之乱后的恢复期，国家面临着经济残破、户口流散、农桑失业以及财赋收入锐减的严峻局面。同时，来自吐蕃的军事威胁持续不断，迫使李豫必须在稳定内部的同时，积极应对边疆的安全挑战。广德元年（763年），由于仆固怀恩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激化，而选择了放任吐蕃军队东进，导致吐蕃一度占领长安长达十五日。面对这一危机，郭子仪迅速组织起勤王部队，成功将吐蕃军队驱逐出长安，恢复了朝廷对首都的控制。这一战役之后，唐朝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策略，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 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发起攻势，在奉天（今陕西乾县）和灵台（今甘肃灵台）一带，唐军联合回纥力量，由郭子仪率领的大军大败吐蕃军队，斩首五万余人，并俘虏万人，极大地削弱了吐蕃的进攻能力。这场胜利不仅提升了唐朝军队的士气，也为后续的边境稳定奠定了基础。 大历八年（773年），浑瑊、马璘和郭子仪指挥的唐军在潘源之战中大破吐蕃军，俘获和斩杀数以万计的敌人；而在剑南道（今四川境内），崔宁领导的唐军先后于大历十一年（776年）和十二年（777年）两次击败吐蕃及其盟友联军，分别斩首万余级和八千余级，巩固了唐朝在西南地区的防御态势。通过这些内外的措施，唐代宗不仅成功地稳定了动荡的局面，而且为后来唐德宗时期的税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战役和改革不仅体现了唐代宗李豫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同时也展示了这位君主在复杂局势下的领导智慧和决心。 民族、对外关系 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了平定叛乱，不得不从西北边疆抽调大量军队，导致西部防务出现严重空虚。吐蕃趁此良机，迅速占领了陇右、河西的广大地区，极大地削弱了唐朝在西部的战略纵深。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军队甚至攻入了长安，虽然仅占据十五日便被郭子仪率军驱逐，但这次入侵也暴露了唐朝防御体系的脆弱。 与此同时，在西南方向，吐蕃继续扩张其领土，吞并了姚州都督府及其所辖三十二夷州，并于同年十二月进一步占领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无力救援，使得剑南西山诸州也落入吐蕃之手。唐朝因此失去了对西川西部高地的控制权，重要的财赋来源地蜀地和军事重镇成都从此皆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战略地位岌岌可危。在李豫统治时期，吐蕃每年秋季都会对唐朝边境发起骚扰攻击，迫使京城频繁戒严，这种现象被称为“防秋”。 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郭子仪、马璘等将领通过不懈努力逐步稳定了京西北地区的局势，初步遏制了吐蕃的大规模入侵。特别是在大历八年（773年），灵州、宜禄、盐仓、百城之战中，唐军成功击败吐蕃军队，展示了大唐强有力的反击能力。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边境防线，也为唐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针对西南战线的困境，李豫采取了果断措施。广德二年（764年），他撤免了作战不力的西川节度使高适，并将剑南东、西川合为一道，任命黄门侍郎严武为新的节度使。 严武上任后立即展开行动，指挥有方，“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并在同年十月夺取盐川城，显着改善了西南战局，带来了转机。此后，西川节度使崔旰在大历十年（775年）至十二年（777年）间多次击败吐蕃军队，进一步挫伤了吐蕃的锐气，巩固了唐朝在西南方向的防御。 这一系列军事胜利不仅增强了边境的安全，也提升了唐朝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通过这些战略调整和军事行动，唐代宗李豫有效地应对了来自吐蕃的持续威胁，逐步扭转了不利局面，为唐朝边境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大历末年，随着吐蕃内部矛盾激化和政局局面的动荡，其对外侵略活动有所减少，并开始尝试与唐朝议和。然而，吐蕃使者带来的和平提议往往伴随着新的军事挑衅，显示出双方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唐代宗李豫对于吐蕃请和使者时常采取扣留政策，并将战俘发配到江、岭地区作为刑徒奴隶，以此表达对吐蕃时常侵扰大唐边境行为的不满。 宝应元年（763年），李豫即位之初，回纥汗国的登里可汗便率众前来助战。李豫命令御史大夫尚衡前往宣慰，并在同年十月的击灭史朝义之战中，回纥骑兵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吐蕃入侵唐朝时，回纥拒绝与吐蕃结盟，使得唐朝北方边境得以相对安宁。然而，回纥军队的行为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诸军会集陕州平叛时，雍王李适携幕僚前往陕州北拜见回纥可汗，因李适不肯下拜于可汗，导致其幕僚药子昂、李进、韦少华和魏琚遭到鞭打，其中韦少华和魏琚伤重不治。回纥人进入洛阳后，纵兵掠夺，焚烧圣善寺和白马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们还肆意侮辱官吏，甚至在夜间带兵闯入鸿胪寺，破坏了城门安全。 大历三年（768年），为加强与回纥的关系，李豫派遣右散骑常侍萧昕持节前往祭吊去世的光亲可敦，并次年将仆固怀恩的幼女封为崇徽公主，嫁与回纥可汗为继室。兵部侍郎李涵持节册封可敦，并赠予大量彩绸。尽管当时国库空虚，仍征用公卿的骡马骆驼运送礼物。宰相们在中渭桥为李涵等人饯行。回纥留在京师的士兵继续在坊市掠夺人口，引骑兵冲击含光门，迫使皇城关闭。 面对这些行为，李豫仅令刘清潭前去劝止；而当回纥人抢走长安县令邵说的马时，有司也不敢严加责罚。自肃宗时期起，回纥自恃对唐朝有功，每进献一匹马便索要四十匹缣。每年携带数万匹劣马前来售卖，使者频繁往来，寄宿于鸿胪寺。李豫试图通过厚赐来感化回纥，但对方并未收敛。后来，回纥又带来一万匹马，最终李豫决定购买六千匹以维持关系。 大历十年（775年），一名回纥人在长安道上行凶，被京兆尹黎干擒获，但李豫却下诏赦免了凶犯。随后，这名回纥凶手又在东市继续为非作歹，市人将其绑送至万年狱，回纥首领来劫狱并砍伤狱吏，长安官民对此不堪忍受。到了大历十三年（778年），回纥袭击振武军，攻陷东陉，入侵太原，并在阳曲击败河东节度使鲍防部。直到代州都督张光晟在羊虎谷击败回纥，才迫使其撤退。 总之，回纥在唐代宗李豫统治时期表现的极为骄横，双方关系逐渐恶化。直到唐德宗时期，这种紧张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李豫在处理回纥事务上的宽容态度，虽然暂时缓和了局势，但也暴露了朝廷对外族势力的无奈与妥协。 在唐代宗李豫在位时期，立国不久后的南诏便侵占了唐朝的部分疆土。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经营其西南地区，不再对唐朝构成直接威胁。这种战略调整使得唐朝西南边境的压力有所减轻，为李豫集中精力处理其他内外事务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唐王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往来。根据《唐会要》记载，在李豫担任元帅平定安史之乱时，曾利用过大食的兵力援助。在李豫位期间，大食也有遣使来唐朝的记录，表明两国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交流和贸易联系。 这些外交互动反映了当时国际局势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唐朝作为东亚强国所维持的广泛对外联系。通过与南诏和大食的交往，可以看出李豫时期唐朝不仅面临内部稳定和边疆安全的挑战，还需要巧妙地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尽管南诏转而向内发展，减轻了对唐朝的压力，但与大食的持续接触则展示了唐朝在全球化早期阶段的开放态度和外交智慧。 安史之乱后的藩镇政策及其影响 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李豫采纳了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的建议，分别任命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和薛嵩为魏博、成德、幽州（卢龙）以及相卫四镇的节度使。这一决策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动荡的局面，但也无意中种下了河朔三镇割据自治的隐患。 传统观点认为，仆固怀恩提出分封河北诸镇的建议时，可能是出于“恐贼平宠衰”的考虑——即担心安史之乱平定后，随着战事结束和局势稳定，他的功绩和重要性会被逐渐淡忘，从而导致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希望通过分封来建立自己的党羽和支持。 李豫历经多年的战乱之苦，极度渴望和平与稳定。因此同意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希望借此避免更多的冲突和动荡，使百姓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然而，这一决定虽然短期内带来了稳定，但却开启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先河，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隐患。李豫在追求即时和平的过程中，未能充分预见这一决策对中央权威的长远影响，最终导致地方势力逐渐坐大，削弱了中央集权。 应对田承嗣的挑战 安史之乱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行为逐渐显露出其野心和对抗朝廷的意图。他在魏博立祠堂，尊奉安禄山、史思明为“四圣”，并向朝廷要求担任宰相，这一举动明显是对中央权威的挑衅。面对田承嗣的挑战，李豫选择了妥协：他派内侍孙知古暗示田承嗣拆毁祠堂，并加授田承嗣为平章事以安抚他。大历十年（775年），田承嗣唆使昭义镇作乱，攻占相州，并暗杀卫州刺史薛雄。李豫曾试图通过调发其他藩镇的力量来征讨田承嗣，但当军事形势对朝廷不利时，田承嗣上表谢罪，李豫最终选择赦免他的罪行，以此换取暂时的和平。 这种姑息态度不仅未能有效遏制田承嗣的势力，反而助长了他的气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李豫统治末期，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和幽州（卢龙）——的割据局面基本形成，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权威则相应削弱。李豫在处理这些藩镇问题上的妥协与软弱，成为唐朝后期中央政权逐渐失去对地方控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笔。 后世学者的不同看法 樊文礼指出，李豫并非一味姑息。初期受制于吐蕃压力，被迫迁就；中期以后，随着外部形势改善，他对哥舒晃、田承嗣、李灵曜等采取军事行动，并通过制度手段打压藩镇。大历后期，唐廷与幽州维持密切关系，一度取得昭义军归顺，但由于地缘政治结构复杂，未能彻底解决藩镇问题。 郭子仪总结道：“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这些藩镇互相联结，一切事务自决，虽奉事朝廷却不用其法令。河北三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综上，唐代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策略既有妥协也有对抗，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内外环境，揭示了唐朝中央权威逐渐式微的趋势，对中晚唐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过关于唐代宗李豫对待藩镇的态度，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指出，代宗并非对藩镇采取简单的姑息政策。樊文礼在其研究中提出，李豫在位初期由于面临吐蕃的边境压力，确实不得不暂时迁就藩镇以稳定内部；但随着外部形势逐渐好转，他开始积极应对藩镇问题。 例如，针对哥舒晃、田承嗣和李灵曜等地方势力，李豫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通过限制藩镇兵力、废除诸州团练守捉使、以及颁布敕令禁止藩帅擅自任命属州刺史等措施来打压藩镇权力。 此外，有关河朔地区的藩镇，有学者认为，在大历后期，中央政府与幽州之间的关系相对紧密，甚至一度获得了昭义军的归顺。但是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影响，这一努力未能完全成功实现对所有藩镇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过田承嗣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趋于稳定，并且形成了一个自治程度较高的地方政权体系。这些观点强调了唐代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表明他在不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政策方向，展现了其较为灵活的政治策略。 第20章 唐代宗:继往开来的一代君主(下) 诛除权臣革除旧弊 代宗李豫即位后，迅速采取行动削夺了权宦李辅国的权力。借助宦官程元振的支持，李豫巧妙地将当权宦李辅国尊封为“尚父”，并进封其为博陆王，表面上给予了极高的荣誉。然而，此举实际上是李豫精心设计的一步棋，主要目的是逐步削夺李辅国的实权，并最终迫使其退休。这一策略既保全了李辅国的面子，又有效地削弱了他在朝中的影响力，更是为巩固皇权扫清了障碍。 不久后，李辅国被“盗”刺杀。随着李辅国的倒台，宦官程元振接掌了禁军统领之职，但其谗害朝臣的行为最终大失人心。基于太常博士柳伉的建议，李豫决定将程元振削官放归田间，随后流放至溱州。 优宠宦官 唐代宗李豫对宦官极为优宠，凡宦官们奉命出使四方，他从不限制其求取财物。即使是恩赐嫔妃家族的任务，宦官归来后，李豫还会询问他们所得多少，如果派去的宦官获得的财物不多，李豫便认为是轻慢了天子的使者，因此宦官们开始公开索求贿赂，毫无忌惮。宰相们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常常在阁中贮备些钱财，每逢宦官来传达圣旨或赏赐物品时，从未让他们空手而归。 宦官们出使州县时，也常常以传送文书为名索取货物，其行为与征收赋税无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李豫对宦官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朝廷的政治格局，使得宦官势力逐渐坐大，成为唐朝政治中一个显着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为后续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李豫无力应对宦官势力的膨胀。 去三大奸如杀犬羊 实际上，在面对一些滥用权力、行为跋扈的宦官时，李豫展现出了决断力。例如，针对权倾一时的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李豫采取了严厉措施，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惩处与贬谪，甚至诛杀，以此来遏制宦官势力的过度扩张，并试图恢复皇权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宦官专权的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彻底解决，仍持续影响着唐朝后期的政治生态。 特别是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宦官鱼朝恩因得皇上宠信而权倾朝野，甚至还当庭凌辱宰相。气焰嚣到凡是朝廷政事不经过他的参与，他便会愤怒地质问：“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意识到群臣对鱼朝恩的普遍怨恨，李豫决定将其除掉，便与宰相元载密谋，在一次禁中宴会后，将鱼朝恩留下，命令侍卫将其缢亡，对外则宣称“朝恩受诏乃自缢”。这一行动展示了李豫处理棘手政治问题的决心与手腕。 然而，随着宰相元载的得势，他逐渐变得专权跋扈，沉迷于私利，引起了代宗对其的不满。大历十二年（777年），唐代宗命令左金吾大将军吴凑逮捕并诛杀了元载。 此举不仅清除了朝廷中的又一威胁，也为李豫赢得了“去三大奸如杀犬羊”的美誉，宋人苏辙称赞其行动使得“中外不惊，上下厌服”。这句话原是是苏辙用来称赞某位北宋政治人物的行动或政策既未引起国内外的震惊，又获得了从上到下的广泛认可和佩服。这话话通常与王安石的新法改革相关联，表明其措施在当时社会中得到了相对平稳的接受。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对李豫的政治手腕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唐代宗深受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思想的影响，擅长运用帝王权术。 痛失清明宰相 通过逐步削弱宦官权臣的势力，李豫巧妙地铲除了这些潜在的威胁，确保了皇权的稳固。在元载之后，李豫任命了素有清名的杨绾为宰相，意图借其手革除朝廷中的积弊。杨绾上任后，以其正直和廉洁着称，移风易俗，使得朝中权贵铺张浪费的行为有所收敛，为朝廷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虽然杨绾在相位数月便因病逝世，但他的影响深入人心，赢得了广泛尊敬。李豫对杨绾的早逝深感痛惜，感叹道：“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通过这些策略性的行动，李豫不仅成功地清除了一批威胁皇权统治的权臣，还为唐朝的政治生态带来了显着的改善。也展现了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稳定，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排非议重用老将 李豫在用人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眼光和决断力。尽管宦官中伤郭子仪，李豫却坚信其忠诚与才能，毅然决定重新起用这位老将。郭子仪不负所望，在抵御吐蕃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保卫了国家的安全。这一决策不仅巩固了边防，也彰显了李豫识人用人的智慧。 处政严明维护公正 尽管存在用人上的失误，李豫在处理具体政务时仍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大历十二年（777年）十月，面对京兆尹黎干和户部侍郎韩滉关于水灾损害面积的不同报告，李豫并未轻信任何一方，而是派出御史进行复查。最终确认渭南县受灾面积为三千顷后，他严厉批评了隐瞒实情的官员，并将其贬职。此举体现了他对地方治理的关注及对公正行政的坚持。 对皇亲国戚的严格要求 唐代宗对皇亲国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容许他们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69年）七月，皇姨弟薛华因私人恩怨杀害了三人并试图掩盖其罪行。事发后，被代宗拘捕入狱并赐死。此外，升平公主请求保留自家水磨以利农田灌溉时，李豫坚决拒绝，并强调诏令是为了百姓利益。公主随即拆除自家水磨，成为成为一时佳话。这些举措显示了唐代宗作为君主的公平与正义。 改革选制，促进吏治清明 唐代宗在位期间还积极推动选制改革，力求吏治清明。宝应二年（763年），他命令尚书左丞杨绾负责东京选拔，礼部侍郎贾至负责东都举荐，开创了两都分举选的先河。这一改革也是为了提高选官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从而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为唐朝的政治生态注入新的活力。通过这些措施，代宗不仅展现了其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唐王朝的政治环境，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人失误，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代宗在用人方面展现了一定的洞察力，但他的任命决策并非全无瑕疵。早期，代宗任用元载为宰相，然而元载专权自恣，贪污腐败，贿赂成风；到了晚年，改任常衮为相，虽然常衮上任后确实遏制了贿赂现象，但在识人用人上却显得鉴别能力不足，未能明辨贤愚，导致人才得不到合理的任用，朝政效率大打折扣。 当时京师还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常分别，元好钱，贤者隐，愚者前”。生动地揭示了这些用人失误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也表明，代宗李豫在某些方面的用人策略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留下了遗憾。 崇信佛教，造成财务负担 在身边朝臣元载、王缙、杜鸿渐等人的影响下，李豫渐渐开始崇信佛教，为此供养了大批僧人，兴修佛寺。这些举措虽然体现了他对宗教的虔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给财政造成了负担。 每逢边疆危机时，他常依赖宗教仪式寻求庇护，如永泰元年（765年）九月，吐蕃军队逼近奉天，京师戒严之际，李豫命令人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分别送至资圣寺和西明寺，并且在两寺设立百尺高座，由僧侣高声诵读，以期禳灾祈福。随着吐蕃军进一步逼近京师，这一活动才被迫停止。同年十月，当吐蕃军进至邠州时，代宗再次命令僧人在资圣寺讲诵《仁王经》。 大历二年（767年）六月，宦官鱼朝恩请求将自己所获赐的宅第改建为章敬寺，以此为已故章敬太后吴氏祈求冥福。该寺建造得极其宏伟壮丽，甚至不惜拆毁曲江及华清馆以获取材料。尽管进士高郢上书劝谏这一劳民伤财的行为，但李豫并未采纳其建议，继续推进工程。李豫不仅个人虔诚信仰佛教，还在宫中供养了一百多名僧人，其中包括来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不空法师，后者因其深厚的佛学造诣而被封为国公，出入宫廷如同权贵，享有极高的地位。“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这话也反映出了当时佛教势力在经济上的膨胀。 此外，李豫下令禁止鞭打僧尼，并在五台山修建金阁寺，使用铜制并涂金的瓦片，耗费巨大，达到了“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的程度。在他的影响下，朝廷内外的官员们纷纷效仿，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转向崇尚佛教，出现了“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的现象，政事与刑法也因此日益混乱。这些举动虽然体现了李豫对佛教的崇敬之心，但也暴露出他对宗教事务过度投入的问题，进而影响了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 此时期的政策选择，反映了唐代宗试图通过宗教来安抚人心、巩固统治的愿望，然而过度的宗教信仰支持最终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使得国家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消耗于非生产性建设方面，从而影响了实际的行政效率和社会发展。 突然患病离世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初二，唐代宗李豫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他已经无法上朝理政。面对这一紧急情况，为了确保朝政的连续性和稳定，五月二十一日（即6月10日），李豫正式任命太子李适为监国，赋予他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当天夜间，李豫在长安的大明宫紫宸内殿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同年八月，群臣为李豫上谥号“睿文孝武皇帝”，庙号定为“代宗”。原本应使用“世宗”作为庙号，但为了避免与唐太宗李世民名讳中的“世”字冲突，故改为“代宗”。十月，唐代宗李豫被葬于元陵。十二月，其神主牌位被迎入太庙，完成了祔庙之礼，这不仅是对逝去君主的崇高敬意，也象征着新帝李适正式接过了治理国家的重任。 有关李豫的一些逸事 天赋异禀 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故事是关于他对音乐的喜爱。据说唐代宗非常喜欢音乐，尤其是羯鼓。有一次，他听到一位名叫李龟年的乐师演奏羯鼓，被深深打动，便邀请李龟年入宫教授自己羯鼓技艺。由于唐代宗勤奋练习，技艺大进，以至于后来有人称赞他说：“不是李龟年教得好，而是陛下天赋异禀。” 收揽人心 在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两次勾引外敌入侵，成为唐廷重大隐患的情况下，李豫展现出宽容胸怀。尽管仆固怀恩的行为严重威胁到了唐朝的安全，但在其叛乱期间，李豫始终未以“反叛”之名加诸于他。相反，展示出对旧臣的宽厚与体恤。当仆固怀恩的母亲被迎回后，李豫不仅亲自下令厚加抚恤，还确保她能够在安逸中颐养天年。听到仆固怀恩暴毙的消息时，李豫表现出深深的哀怜之情，对侍从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这句话不仅是对仆固怀恩个人命运的惋惜，更是对其因身边人误导而走上歧途的理解与同情。李豫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对仆固怀恩本心忠诚的认可，同时也减轻了其叛乱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回纥的关系，并表达对仆固怀恩家族的重视，李豫后来册封仆固怀恩的幼女为崇徽公主，并嫁予回纥牟羽可汗。李豫对仆固怀恩的处理方式，展现了他作为君主的宽广胸襟和政治远见。他深知，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收揽人心、化解矛盾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通过这些具体行动，李豫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也为唐朝后续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 与郭子仪君臣间的微妙关系 为了笼络重臣郭子仪，唐代宗李豫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暧，使君臣之间结为儿女亲家。这一联姻不仅加深了双方的信任，也为朝廷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然而，这段婚姻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小两口闹别扭，升平公主自恃金枝玉叶，言语中带着几分傲慢羞辱了郭暧。郭暧一时气愤，脱口而出：“你倚仗你的父亲是天子吗？我父还不愿为天子！”这句话触动了升平公主的敏感神经，她立刻入宫向父亲李豫告状。 面对女儿的抱怨，李豫却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回答：“这是你不知道了。确实如此，假使他要做皇帝，天下难道还是你家所有吗？” 这番话既表达了对郭子仪的高度信任，也展现了他对权力更迭的深刻理解。李豫深知，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郭子仪不仅是国家的柱石，更是维系政权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郭子仪闻讯后，深感事态严重，急忙将儿子郭暧关了起来，并亲自入宫请罪。但李豫反而安慰他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闺房之间的事情，哪里值得听呢！”李豫的这番话，既体现了他对郭子仪的宽容与理解，也显示了他处理家庭琐事时的智慧与大度。尽管得到了皇帝的宽慰，郭子仪回到府邸后，仍然严厉责罚了郭暧，以示对皇室的尊重和对自己家族行为的约束。这段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一出着名的戏剧《醉打金枝》，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剧目。它不仅反映了唐代宗李豫与郭子仪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也展示了那个时代君臣之间的人情世故和政治智慧。 此外，还有传说唐代宗李豫喜欢微服私访，到下层了解民间疾苦。不过这类故事的真实性难以考证，更多地可能是后世对于理想君主的一种想象或美化吧。 历史评价 唐玄宗李隆基曾对幼年的李豫寄予厚望，称他“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 苏鹗评价说，李豫自幼便展现出宽厚仁德，深得玄宗喜爱。这种天生的宽厚性格，在其即位后得到了充分展现。即位之初，将大量政务委托给宰相处理。然而，元载的专权使得国家制度逐渐败坏，官场风气日益腐败。若非通过贿赂或走左道旁门，几乎无法在朝廷中立足。常衮继任宰相后，虽然杜绝了贿赂之风，但他性格孤僻、独断专行，用人唯亲，导致官员升降失当，京师民间流传：“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而愚者贤。” 孙之翰评价说，代宗虽非英睿之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他的宽厚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在容忍宰相擅权方面，显示出宽厚可能带来的弊端。此外，肃宗和代宗过度宠信宦官，对待将帅不够周全，导致像怀恩这样的将领心生二志，河北地区也因此不再完全受中央控制。 陈光崇主编《中国通史》中对唐代宗的评价:唐代宗李豫早年曾积极参与平叛战争，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都。即位后，他继续致力于平定安史之乱，最终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然而，在处理战后事务时，由于决策失误，任用了安、史旧将分帅河北，加之国力不足以彻底平定跋扈的藩镇势力，导致对这些地方割据势力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姑息政策。这种做法无意中促成了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卢龙）独立割据的局面，为日后唐朝中央权威的削弱埋下了隐患。 尽管如此，唐代宗在对待宦官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平衡能力。虽然他对部分宦官优宠有加，但也能果断惩治作恶多端的大宦官，避免了严重的宦官之祸爆发。这表明他在处理复杂的政治局势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决断力。唐代宗在位十八年间，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国家面临诸多挑战。然而，正是因为他能够信任并重用如刘晏与郭子仪这样的贤能之臣，才得以艰难地维持其统治地位。刘晏通过改革财赋制度，确保了国家财政的基本稳定；而郭子仪则凭借其军事才能，多次抵御外敌入侵，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两位大臣的努力对于支撑动荡时期的唐朝至关重要。 第21章 遂宁内外:唐德宗的统治策略(上) 唐德宗李适，唐朝的第十位皇帝，唐代宗李豫的长子，出生于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早年，他被封为奉节郡王，并在宝应元年（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随后改封鲁王、雍王，名义上统领军队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广德二年（764年），李适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779年），李适登基为帝。 即位之初，唐德宗李适展现出强硬而明智的领导风格，坚持任用贤能的文武官员，严格限制宦官干预朝政，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振兴国家的重要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废除传统的租庸调制，转而实行“两税法”，这项改革标志着中国赋税制度的重大转变，显示了李适意图重振唐朝国力的决心和魄力。通过这些举措，唐德宗不仅试图解决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还力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有效的税收体系，以增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持中央集权。他的初期统治充满了积极的改革尝试，为唐朝中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宗逐渐依赖如卢杞等宠臣，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杂税，这些举措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建中二年（781年），他发起了旨在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的战争，但因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尚未成熟，这一行动反而触发了四镇之乱及泾原兵变。面对突如其来的叛乱，李适被迫逃离长安，辗转奉天（今陕西乾县）、梁州（今陕西汉中）等地避难。在宰相李泌及将领李晟、浑瑊等人的鼎力相助下，唐德宗最终成功平定了叛乱。 这次经历不仅考验了唐德宗的统治能力，也深刻影响了他以后对藩镇政策的态度。此后，唐德宗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来处理与地方势力的关系，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动荡局面。这段时期的挑战和变化，反映了唐德宗统治中期所面临的复杂局势，以及他在应对这些危机时展现出的适应性和领导力。尽管最后削藩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也为后来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之间的权力平衡设定了新的框架。 唐德宗执政后期，开始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对地方上的藩镇势力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另外，在唐德宗统治时期，文化方面也有所发展，内部兴起了古文运动；对外关系上，他联合回纥、南诏、大食对抗吐蕃，成功地重新开放了因安史之乱而中断的东西陆路交通。此外，唐德宗个人也擅长文学创作，尤其以诗歌着称，《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作品。 早年经历 天宝元年四月，李适在长安的大内东宫降生，其母为睿真沈皇后。同年十二月，年仅数月的李适就被授予了特进之衔，并封为奉节郡王。当李适十四岁那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动荡。次年（756年），随着长安的失守，他的曾祖父唐玄宗被迫逃往四川，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之中。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中，李适与其他皇室成员一同经历了战乱带来的苦难与家国忧患。 储君元帅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唐代宗即位后不久，五月便委任年仅二十岁的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并改封他为鲁王，赋予其与安史叛军进行最后决战的重任。同年八月，李适再次被改封为雍王。十月，李适奉命出镇陕州，肩负起了稳定地方、抵御叛军的重任。 次年，即宝应二年（763年），随着安史之乱的平定，李适因战功卓着被拜为尚书令，获赐实封食邑二千户，并与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同被授予铁券，画像悬挂于凌烟阁，以彰其勋绩。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正式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了隆重的册礼，就此确立了其作为未来皇帝的地位。 苛政的后果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于长安宫中病逝，三十八岁的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在居丧期间，李适严格遵守礼法，体现了他对传统礼仪的尊重。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群臣为他上尊号“圣神文武皇帝”。即位之初，德宗任用崔佑甫为宰相，推行清简政策，展现出了一番中兴气象。崔佑甫推荐杨炎为相，但不幸患病去世，使得杨炎得以独揽大权。面对唐玄宗以来租庸调制的破坏，杨炎提出并实施了两税法改革，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赋税制度，并且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变化，对国家财政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杨炎生性狭隘，利用职权打击异己，导致政治环境恶化。 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任命卢杞为相，但卢杞为人奸佞，善于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陷害了许多忠良之士。为了筹集军费，他实行了一系列苛刻的税收政策，如增收房屋间架税和除陌税，这些措施引起了广泛的民怨。 同年，唐德宗决心革除藩镇割据的问题，发起了削藩战争。虽然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随后却引发了更大的混乱。到了建中三年（782年），卢龙节度使朱滔、成德王武俊、淄青李纳、魏博田悦分别自立为王，联合对抗朝廷；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叛乱，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兵变”爆发，叛军占据长安，并拥立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称帝。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辗转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避难。最终，在宰相李泌及将领李晟、浑瑊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平定了叛乱。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发布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失，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同年七月，德宗重返长安。同年，河中节度使李怀光因与部分宦官、藩镇将领矛盾激化而举兵反叛，德宗派浑瑊与河东节度使马燧、镇国节度使骆元光等率军讨伐，至次年八月平定叛乱。 绥宁内外 经历多次变乱之后，唐德宗李适开始采取更为保守和谨慎的策略。他逐渐委任亲信宦官为禁军统帅，对地方藩镇则采取姑息的态度，以避免激起更大的叛乱。晚年时，淮西镇用兵失利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使得藩镇势力愈发强大。 贞元年间（785年—805年），唐与吐蕃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军事负担。面对日益窘迫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不得不采取多种手段筹集资金。“进奉”、“宣索”、“宫市”等敛财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也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此同时，唐朝频发天灾，唐德宗在积极敛财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次赈灾免税，以安抚民心，维持社会稳定。 尽管面临诸多内部挑战，唐德宗仍然致力于恢复边疆领土。在位期间成功出兵收复了琼州、姚州、巂州、会州、原州、翼州等地，这些行动不仅增强了朝廷的威望，也为后续的边防稳定奠定了基础。 文化复兴时代 大历、贞元年间，复古主义思潮兴起，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这场运动旨在从意识领域挽救帝国的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贾至、梁肃、权德舆、韩愈、白居易等人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倡导文体革新，反对空洞华美的骈文，提倡自然自由的古文表达方式，这不仅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推动了“唐传奇”小说进入兴盛期。唐德宗本人擅长文章与诗歌创作，因此大力支持古文运动，重视科举制度，广纳贤才，从而迎来了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 外交成就 此外，唐德宗根据宰相李泌的建议，采取了灵活的外交策略：北和回纥、南和南诏、西结大食，共同对抗吐蕃。这一系列举措成功扭转了对吐蕃的战略劣势，并利用“回鹘道”重新开通了安史之乱后被切断的东西陆路交通线。这些外交成就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境安全，还为后来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位前期的改革与整顿措施 唐德宗即位初期，英明果决，他坚持信任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预朝政，一心致力于恢复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使朝野内外呈现出一派中兴的景象。 收兵权，整肃军务 即位之后，唐德宗尊崇名将郭子仪为尚父，并加封其为太尉兼中书令，但同时罢免了郭子仪所担任的副元帅等实际军事职务，将其权力分散给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人，分别任命他们为节度使。此举不仅巩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也避免了个人权力过于集中。此外，德宗召见“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并留居京师，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 清明节俭，革新风气 唐德宗即位之初便大力推行清明节俭的政策。他在任命崔佑甫为宰相后的短时间内，迅速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停止了诸州府及新罗、渤海等地每年进贡鹰鹞的传统；限制山南枇杷、江南柑橘的进贡次数；废止南方一些地区向宫中进贡奴婢、春酒、铜镜、麝香等物品；禁止全国进贡珍禽异兽，并规定银器不得镶嵌金饰。为了展示决心，他还下令释放文单（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至荆山之阳，放生专门用于皇室狩猎的五坊鹰犬。此外，裁撤梨园使及冗余伶官三百人，并将所需人员归并至太常寺管理。 为了显示皇恩浩荡，唐德宗还释放了一百多名宫女。在他生日时，拒绝接受各地的贺礼，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部划归度支，用以替代租赋。这些举措彰显了新君登基后的清廉和务实作风。 严惩宦官，整治吏治 唐德宗深知宦官干政的危害，因此在即位之初便坚决疏远和排斥宦官势力，亲近朝廷官员。他的父皇唐代宗就是由宦官拥立，对宦官颇为优宠，尤其是派遣到各地出使的宦官，往往公开索贿、大肆搜刮。还是皇太子期间，唐德宗对此类弊端已有深刻认识，故而在即位伊始便下定决心进行整治。 在即位的当年闰五月，唐德宗派遣宦官前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该宦官返回京城后，被查实收受了大量贿赂，包括七百匹缣、二百斤黄茗、骏马和奴婢。李适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对这名宦官杖责六十并流放。此事传出之后，其他尚未返京的奉使宦官纷纷自行处理掉了收受的礼品，不敢再行贪污之事。不仅如此，李适在即位当月，还果断的处理了暗怀异志的宦官刘忠翼，以此震慑朝野，表明其整治宦官的决心。 削藩之战及其后果 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一直致力于削弱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以解决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逝，其子李惟岳请求继承父职。唐德宗拒绝了他这一请求，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 面对唐德宗的决心，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与李惟岳密谋，准备武力抗拒朝廷。德宗迅速做出反应，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正式打响了削藩战役。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后，其子李纳被击败；李惟岳则被部将王武俊除去；成德镇大将张忠和投降并被任命为新的成德节度使。只有田悦继续顽抗。然而，唐德宗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的做法引发了参与削藩的其他节度使的不满。 建中三年（782年）底，局势急剧恶化。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淮西（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反叛行列，自封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并与四镇勾结。战火从河北蔓延至河南，东都洛阳告急。面对四镇联合反叛及李希烈的加入，李适的削藩政策遭遇重大挫折。 原本希望通过削藩来巩固中央权威的努力，反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这场战争不仅考验了唐德宗的军事指挥能力，也暴露了他处理复杂政治关系时的局限性。德宗试图通过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来削弱他们的实力，但最终却导致了更多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叛，使得削藩之战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 李适的削藩之战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终因策略上的失误和复杂的政治局势而陷入困境。他试图通过打击个别藩镇来树立中央权威，但在实际操作中未能充分考虑各藩镇之间的利益平衡和潜在的联合可能性。此外，李适过于依赖武力解决问题，忽视了政治协商和安抚手段的重要性，这也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这场战争不仅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还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埋下了隐患。尽管唐德宗李适的努力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映了他在处理藩镇问题时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复杂性。 第22章 遂宁内外:唐德宗的统治策略(中) 泾师之变与奉天避难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未获得期望中的丰厚赏赐，且供应的饭菜简陋，士兵们感到极度不满，最终哗变。这一事件史称“泾师之变”。叛军迅速拥立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为秦帝（后改为汉帝），并进围奉天（今陕西乾县）。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唐德宗李适仓皇出逃，被迫终止了削藩之战。 泾师之变不仅打乱了唐德宗的军事部署，也使朝廷陷入了混乱。为了应对危机，前线将领李晟和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人从河北撤军勤王，试图解救被困的皇帝。然而，局势又进一步恶化，李怀光在途中联络了朱泚反叛，迫使唐德宗再次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在这场动荡中，李晟展现出了非凡的忠诚和勇气。他率部奋力抵抗叛军，并积极筹备反击。经过艰苦的努力，李晟最终成功收复了长安，击败了朱泚的叛军。唐德宗得以重返京城，但这场变乱给唐朝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泾师之变不仅是唐德宗削藩政策的重大挫折，也暴露了中央政府在处理地方势力时的局限性和复杂性。唐德宗原本希望通过削藩来巩固中央权威，但反而激起了更多地方势力的反抗。这次变乱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还使得国家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和动荡之中。从而可以看出唐德宗在削藩过程中的艰难处境及其决策带来的后果。泾师之变不仅中断了他的削藩之战，也使他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尽管有像李晟这样的忠臣奋力挽救局势，但这次事件无疑对唐朝的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痛下罪己诏与政策调整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面对国家局势的持续动荡和叛乱的蔓延，唐德宗李适痛下“罪己诏”，公开承认自己作为君主的失误，表示愿意承担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这一举措不仅是对自身治理不当的深刻反省，也是为了平息各方矛盾、稳定局势。 罪己诏的具体内容 在诏书中，唐德宗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的原因在于自己的治理不当，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因此，他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并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被宽大处理，许其投诚效顺。此举意在通过宽容政策来化解敌意，恢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关系。 政策调整的效果 罪己诏发布后，立即产生了显着效果： 叛乱藩镇的响应：王武俊、李纳、田悦等人迅速取消了自封的王号，并上表谢罪，表达了重新归顺朝廷的意愿。此举不仅缓解了紧张局势，也为进一步和解奠定了基础。 政治氛围的缓和：唐德宗的坦诚认错和宽容政策，赢得了部分大臣和民众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氛围。这种姿态也向全国传递了一个信号：皇帝愿意承担责任，改正错误，重建和谐。 巩固中央权威：尽管削藩之战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通过这次政策调整，唐德宗成功地将部分反叛势力重新纳入中央管理之下，暂时稳定了局面。这也为后续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提供了机会。 唐德宗的“罪己诏”不仅是个人领导风格的一次重要转变，也是唐朝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策调整。它反映了德宗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的灵活性和务实态度，同时也暴露了他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局限性和挑战。通过这次事件，唐德宗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结合政治手段和人文关怀，以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总之，兴元元年的“罪己诏”标志着唐德宗李适从强硬削藩转向灵活应对的新阶段，同时也展示了他在危机时刻的政治智慧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重返长安与后续平叛 随着李晟于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唐德宗终于在同年七月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元年（785年）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尽。次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斩李希烈投降，唐德宗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同年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斩陈仙奇，德宗任命吴少诚为节度使留后，继续维持对地方势力的控制。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唐德宗不仅经历了削藩战争的起落，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统治策略。他从最初的强硬立场逐渐转向妥协与调整，最终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 边疆防御，安定西陲 1.蜀地保卫战 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与南诏组成了一支号称二十万的联军进犯蜀地。面对这一威胁，唐德宗李适迅速派遣右神策都将李晟率四千神策军、金吾大将军曲环率领由邠宁、陇右、范阳各镇组成的五千士兵前往蜀地，与山南东、西道的唐军联合抵抗。唐军在七盘和大度河外两次大破蕃诏联军，范阳军攻克新城、维州、茂州等地，联军因饥寒交迫，在崖谷中陨者达八九万人。南诏国王异牟寻深感恐惧，迁都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以避唐军锋芒。 2.汧城之战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相尚结赞率军入侵。李晟派部将王佖在汧城设伏，大败吐蕃军，几乎生擒尚结赞。同年十月，李晟再次派遣猛将野诗良辅和王佖率领步骑五千出击，击败吐蕃军两万，攻克摧砂堡，并斩杀其将领扈屈律悉蒙。同时，河东节度使马燧成功降服了河曲六胡州，进一步巩固了边境安全。 3.持续的反击战 贞元四年（788年）：吐蕃军二万入侵清溪关，一万攻东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命令韦晋镇守要冲城，督诸军防御，巂州经略使刘朝彩等出关连战，大破吐蕃军。 贞元五年（789年）：吐蕃军三万侵犯宁州（今甘肃宁县），金吾将军高崇文率三千甲士解救，于佛堂原大破吐蕃，敌军阵亡过半。同年底，韦皋派部将王有道率军大破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使，吐蕃军损失惨重。数年后，韦皋收复巂州，进一步稳定了西南边疆。 贞元八年（792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芳州击败吐蕃，攻取黑水堡，增强了对西陲的控制。贞元九年（793年）：李适下令邠宁庆副元帅浑瑊与灵盐节度使杜希全等重修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城，经过两年时间完工。此举使得灵武、银夏、河西地区稍安，吐蕃不敢深入。 设立云南安抚使，强化边防建设 为了安定西南边陲，贞元十一年（795年）九月，唐朝设立了云南安抚使一职，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兼任，并在南诏境内屯戍军队，这一举动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管理和防御。此外，贞元十三年（797年），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在边境要地修筑方渠、合道、木波三城，并在马岭（今甘肃环县）筑城，开辟了三百里的新领土，显着增强了边境防御能力。 后期的重大胜利 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进攻灵州时遭遇失败，兵败乌兰桥。韦皋则趁势攻占了吐蕃末恭、颙二城，进一步扩大了唐朝的控制范围。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年—802年）：在维州之战和渡泸之役中，唐军大破吐蕃军十万，生擒吐蕃大相论莽热，并成功招降了部分黑衣大食及康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通过这些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唐德宗李适不仅有效抵御了吐蕃和南诏的侵扰，同时也逐步恢复并扩展了唐朝在西南和西北边陲的影响力。他的边疆政策和军事指挥能力展现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实力，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疆，也彰显了李适时期朝廷对外来威胁的有效应对能力。 推行“两税法” 在唐代中期，为了整治税收体系的混乱状况，增强国家财政实力，并应对地方藩镇的军事支出问题，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年）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实施了“两税法”。这项改革措施将原本繁杂无序的税制简化为夏、秋两次征税，明确了税收规定，使得唐王朝的财政制度更为规范和透明。两税法的推行带来了显着的进步与成效。《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此政策“使天下便利，人民不再因户籍束缚而受限，土地得以稳定；赋税未增却增加了国库收入；无需更新户籍即可掌握实际情况；贪官污吏难以从中牟利”，从而确立了朝廷对经济资源分配的主导权。 相较于之前的租庸调制，两税法强调以资产价值作为征税依据，而非单纯依赖人口数量，即“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一转变意味着拥有较少资产的人群承担较少税负，而资产较多者则需缴纳更多税款，从而改善了贫富之间赋税负担的不公平现象。同时，贵族、官员以及商人群体也被纳入纳税范围，进一步扩大了税基，有效提升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税制改革，两税法不仅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其理念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历代税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后期挑战与政策调整 “奉天之难”后，唐德宗李适的统治策略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他开始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税、茶叶税等杂税，这些措施导致了民怨日深。 榷酒制度 建中元年（780年），即两税法实施不久后，朝廷开始实行榷酒制度，确立了对酒类销售的官方垄断。除京都长安外，全国范围内禁止私人酿酒，改为官酿专卖，各地根据粮食价格不同，每斛酒征收二千至三千文钱。贞元二年（786年）又进一步规定，在京城及其周边地区严格禁止私酿，而其他地方允许售酒但需缴纳相当于售价一半的税款。同时，朝廷还在淮南、忠武、宣武和河东等地实行了对酒曲的专利控制。 茶税的引入 唐朝早期，茶如同盐和酒一样并未征税。然而到了唐德宗时期，随着两税法的实施，朝廷开始对茶进行征税。建中四年（783年），根据户部侍郎赵赞提议，对茶、漆、竹、木等商品开征10%的税。 贞元九年（793年），盐铁使张滂建议在茶叶产地及运输要道设关抽税，当年即获得四十万缗的税收，几乎等同于初期的盐税收入。自此以后，茶税成为唐代一项持续性的财政来源。 矿税的设立 虽然隋至唐初对矿冶业不加干涉，开元十五年（722年），朝廷首次对伊阳五重山的银锡资源征税。到了唐德宗时代，户部侍郎韩洄提出将铜铁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并由专门官员管理，这项提议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标志着矿税制度的正式建立。 间架税与除陌钱 面对军事开支的压力，建中四年（783年），朝廷采纳了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引入了间架税——一种针对房屋结构的房产税，以及除陌钱——交易过程中的货币或实物流转税。间架税按房屋质量分三等级征税，最高可达两千钱一间；而除陌钱则对所有货币交易征收高达5%的税率，即便物物交换也须折算成货币价值交税。 这些政策因过于严苛，引发了广泛的民怨，最终在兴元二年被迫废止。以上税制改革反映了唐代中期为了增强财政实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尽管某些政策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家收入，但长期来看却加重了民众负担，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上升。 荒唐的敛财政策 自朱泚之乱后，唐德宗李适深刻意识到财政的重要性，其态度由此发生转变，开始积极追求财富，并要求地方官员频繁进贡。他不仅喜爱金银财宝，还通过派遣宦官直接向政府各部门及地方索要财物，这种行为被称为“宣索”。为了迎合皇帝的欲望，各地节度使巧立名目，以“月进”、“日进”等形式对百姓进行额外剥削，每年进奉的钱财高达五十万缗，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 此外，宫廷所需日用品的传统采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旧制，这些物品由官府负责从民间采购。然而到了贞元末年（805年左右），这项任务被转交给宦官处理。朝廷经常派出数百名宦官在城市繁华地段活动，他们被称为“白望”。这些宦官不仅携带正式文件或凭证，见到所需物品便以“宫市”的名义低价强购，甚至要求货主免费送货上门，并勒索所谓的“门户钱”和“脚价钱”。 一个着名的例子是，一名农夫进城售卖柴火时遇到宦官以“宫市”名义取走货物，仅支付了少量绢布作为报酬，还要求农夫无偿提供运输服务。当农夫表示家中老小依赖这笔收入生活，拒绝接受如此不公平交易时，竟遭到宦官殴打。尽管事件上报后，唐德宗罢黜了涉事宦官，并赐予农夫十匹绢作为补偿，但“宫市”制度依旧如故，继续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一系列聚敛政策反映了唐代中期财政危机下统治者与宦官阶层对资源的过度榨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虽然有零星的改正措施，但整体制度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猜忌大臣与朝廷人事的频繁变动 这一时期，唐德宗李适朝廷上的人事变动频繁，尤其是宰相的更替，反映出他对高级官员的不完全信任。尽管偶尔能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但这些改革举措往往昙花一现，无法持续。这种猜忌和不稳定的人事安排，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效果。 人事纷争与政策波动 虽然唐德宗怀有宏图壮志，意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挽救国家，但频繁的人事变动和猜忌使得这些努力难以持久。 1. 宰相更替频繁：对宰相的选择和任免极为谨慎，常常因怀疑或不满而迅速更换。例如，刘从一、卢杞等人先后担任宰相，但任职时间都不长，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 2. 政治氛围紧张：由于李适对大臣的猜忌，朝廷内部的政治氛围变得异常紧张。大臣们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触怒皇帝，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发挥空间，也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率。 3. 改革举措短暂：尽管李适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削藩、整顿财政等，但由于人事变动频繁，这些改革往往未能得到充分实施，最终半途而废。这种不稳定性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也使国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4. 士气低落：频繁的人事变动和猜忌导致官员士气低落，许多人不敢大胆提出建议或进行创新，生怕得罪皇帝而遭贬谪。这种保守的态度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唐德宗的猜忌和不稳定的人事安排，不仅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连续性，还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效果。尽管德宗怀有救国兴邦的理想，但这种不信任和频繁变动使得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持续，政策缺乏连贯性，导致国家在动荡中难以恢复元气。这种局面反映了德宗在用人上的局限性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他试图通过严格控制人事来确保权力集中，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忽视了稳定和信任的重要性。频繁的人事变动不仅削弱了政府的执行力，也损害了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终影响了国家的整体治理效果。 第23章 遂宁内外:唐德宗的统治策略(下) 姑息藩镇 削藩战争的挫折，特别是“奉天之难”的爆发，使唐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最初的强硬转为了后来的姑息。从而使得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增强。据说，在朱泚反叛后，德宗曾考虑逃亡成都，这也暴露了他对局势的绝望。但最终在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之下，德宗才选择留在了长安。唐德宗对藩镇态度的转变，也让原本解决藩镇问题的良好机遇被错过，此号藩镇割据的局面愈发难以收拾，最终成为积重难返的问题。 依重宦官 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唐德宗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在于他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对他的忠诚和支持，远超过那些本应效忠于他的禁军将领。这也给德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最终将统领禁军的重任交给了宦官。 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师三个月后，便决定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并任命窦文场和霍仙鸣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随着神策军地位的提升，逐渐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为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部队。 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李适进一步扩建神策军为左、右神策军，并继续由宦官担任监军。至贞元十二年（796年），李适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直接授予他们高于神策军大将军的地位，成为实际的统帅。 从此，神策军的指挥权落入宦官手中。此外，德宗还通过设立监军使印信的方式，固定了宦官担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做法，提高了监军的地位并使之制度化。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宦官已从昔日的卑微角色上升为政治中枢的重要力量，对后续唐朝皇帝的影响深远，甚至出现了两位皇帝亡于宦官之手的情况。史学家普遍认为，宦官专权是唐代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密切相关。 宠信奸臣 在建中年间（780年－783年），唐德宗对奸相卢杞的崇信达到了顶峰。卢杞为人阴险狡诈，善于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陷害了许多忠良之士，如颜真卿等，使得朝政更加混乱，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荡局势。卢杞的专权不仅破坏了朝廷内部的和谐，也削弱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隐患。 进入贞元年间，德宗又宠信了另一位奸臣——裴延龄，任命他掌管国家财政。裴延龄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的贫困和疾苦，大肆聚敛财物。他的政策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引发了社会不满，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宰相陆贽曾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龄的奸诈欺妄，指出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警告这样终将会招致祸乱。陆贽的谏言极为深切，直指问题的核心，但他忠直的声音未能打动唐德宗李适。相反，唐德宗不仅不听忠告，反而贬斥了陆贽等人，使得正直的大臣们受到打压，进一步恶化了政治环境。 唐德宗李适对卢杞和裴延龄等人的信任，反映了他在用人上的重大失误。这些奸臣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朝廷的政治生态，也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尤其是裴延龄的财政政策，直接导致了民生困苦和社会动荡，动摇了唐朝的根基。李适未能采纳贤臣的建议，反而将他们排挤出权力中心，这不仅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也为后续的历史进程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文体革新运动与古文运动 大历至贞元年间（766年－805年），唐朝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文体革新运动逐渐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这一运动旨在打破骈文的空洞华美，追求更加自然自由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古文不仅语言简洁、抒写自由，更便于表达复杂的思想，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支持。 唐德宗李适本人擅长文章与诗歌创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支持之下，古文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和发展。德宗重视科举制度，广纳贤才，鼓励文学创作，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了文化繁荣的重要阶段。在此影响下，“唐传奇”小说创作也进入了兴盛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 “开元礼”科的设立 贞元二年（786年），为了选拔更多具备实际才能的人才，唐德宗在科举考试中增设了“开元礼”科，其考试形式包括问义与试策两部分。这项改革不仅拓宽了人才选拔的渠道，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这种方式，唐德宗希望培养出一批既懂经典又具有实务能力的官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促进儒释道调和 贞元年间，唐德宗每逢寿诞之时，便会组织儒释道三教代表人物进行“三教论衡”。这些讨论会不仅是一个展示学术风采的平台，更是德宗倡导辩难切磋、求同存异理念的具体体现。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促进三教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进而达到社会思想的融合与统一。 唐德宗提倡的“三教论衡”不仅是宗教与哲学领域的交流，也是政治统治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对不同思想流派的支持和引导，唐德宗试图构建一个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以此巩固其统治合法性，并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总之，大历、贞元年间是唐朝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唐德宗通过支持古文运动、改革科举制度以及组织三教论衡，展现了他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远见卓识。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也为唐朝的政治和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唐德宗时期的外交活动 唐德宗统治期间，为了维持和平、促进贸易以及展示帝国的威严，唐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了广泛的外交互动。 与吐蕃的关系 - 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允许外国商旅按本国传统着装入京，显示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 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派遣韦伦出使吐蕃，并成功带回了吐蕃使者及礼物，象征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 - 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采取平等姿态，调整诏书中用词以体现与吐蕃的对等地位。 - 建中四年（783年）：凤翔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大相尚结赞会盟，确定边界。同年，发生平凉川会盟事件，吐蕃设伏企图劫持唐使浑瑊，未遂。 - 贞元三年至二十年（787-804年）：双方经历了从频繁交流到因平凉川事件而冷淡，再到逐步恢复接触的过程。 与回纥\/回鹘的关系 - 建中三年（782年）：李涵被任命为吊祭使前往回纥。 - 贞元三年（787年）：回纥再次表示臣服于唐朝。 - 贞元四年（788年）：咸安公主下嫁回纥可汗，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联系。次年，新任可汗获得唐廷正式册封。 - 贞元十二年（796年）：回鹘可汗亲自朝贺，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密切。 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往来 - 南诏：自贞元四年开始，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积极修复与南诏的关系，最终于贞元十年在点苍山神祠会盟，结束双方长期敌对的状态。 - 日本：建中元年和贞元二十年，日本两次派遣使者前来朝贡。 - 黑衣大食：贞元年间，双方互派使者，加深了了解与合作。 - 其他少数民族：包括东僰、乌蛮、牂柯、室韦、靺鞨等也纷纷遣使朝贡，表明唐朝对外交的吸引力。 特别事件 - 贞元十六年（800年）：南诏进献《奉圣乐舞曲》，展示了文化交流的一面；同年内，李适任命金俊邕为新罗国王。 - 骠国：贞元十八年，骠国国王派遣使者携乐曲与乐工来华，促进了音乐艺术的交流。 这些外交行动反映了德宗时期唐朝试图通过和平手段巩固其国际地位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尽管存在挑战，如平凉川事件导致的短暂紧张，但总体上，这一时期见证了唐朝与邻国之间较为活跃且富有成果的互动。 患病离世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按照传统，各宗室与外戚齐聚宫中向唐德宗李适祝贺新年。然而，太子李诵因病未能前来，他的缺席令唐德宗深感悲痛，不禁流泪哀叹。自此之后，唐德宗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内宫与外廷之间的讯息完全中断。 正月二十三日（2月25日），唐德宗李适在长安会宁殿离世，享年六十四岁。同年九月一日，群臣为德宗上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以表彰其一生的功绩和对国家的贡献。十月十四日，唐德宗被安葬于崇陵，结束了这位曾力图振兴唐朝的君主的最后一程。 关于李适的一些逸事 玄宗预言 根据《隋唐嘉话》的记载，当李适出生仅三天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前来探视。当时，太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和他的儿子李豫（即唐代宗）依次站在一旁陪同。保姆用婴儿的衣服包裹着李适，将他展示给在场的人看。李适的肤色并不白皙，而且身体微微前倾，这样的外貌并未得到李亨和李豫的喜爱。然而，当他们轮流将李适呈现在玄宗面前时，玄宗一眼便称赞道：“这才是真正的皇家子弟啊！”并对李亨说：“你比不上他。”接着又对李豫说：“你也比不上他，他真是与我相似。” 这段描述不仅体现了玄宗对幼年李适的特殊青睐，还似乎预示了李适未来的命运。确实，历史证明李适——也就是后来的唐德宗，在位时间较长，统治时期也比他的父亲李亨和哥哥李豫更为长久。此外，据说在安史之乱期间，当玄宗被迫避难至四川的路上，他曾预言道： “我的小孙子迢郎（李适的小名）将来也要走过这里。”而历史的发展正如玄宗所言，李适日后的确到访过陕西韩城，这个地方正是玄宗当年避乱途中经过之处。 追寻生母 李适的生母沈氏，即后来被追尊为睿真皇后的她，在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之际不幸失踪。代宗李豫登基后，尽管派出使者四处寻访，历经十余年仍未能找到她的踪迹。到了李适即位成为唐德宗之后，他于建中元年（780年）遥尊沈氏为“睿贞皇太后”，并在含元殿举行了庄重的册立仪式，李适亲自奉上册书，朝服加身，伏拜痛哭，场面感人至深，左右群臣亦为之动容落泪。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生母，李适采纳了中书舍人高参的建议，任命睦王李述为奉迎使，并指派四位沈氏族人为判官，派遣多路使者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寻访。同时，对沈氏家族成员进行了大范围的封赠，以期能够借此线索实现母子团聚的愿望。 建中二年（781年），终于传来了在洛阳发现沈氏的消息，整个长安城都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然而，很快便查明这位所谓的“沈太后”实际上是高力士的一位养女，由于其年龄和外貌与沈氏极为相似且曾在宫中有过接触，受名利驱使而冒充了沈氏。面对这一情况，李适身边的官员们无不感到愤怒，纷纷要求追究责任，但思念母亲心切的李适不仅没有治罪于她，反而表示：“只要能找到真正的生母，即便我受到一百次欺骗也无妨。”此后，冒名者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直至德宗去世，真正的沈氏依然下落不明，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只复一家 在一次前往辛店打猎的过程中，唐德宗李适来到了农民赵光奇的家中。他询问赵光奇：“百姓们的生活是否安乐？”赵光奇直言不讳地回答：“并不快乐。”面对李适提到当年庄稼丰收，赵光奇解释道： “国家政策朝令夕改，失去了公信力。起初承诺除了两税之外不再征收其他徭役，但事实上额外的强制性收费远超过两税本身。所谓的‘和籴’（政府向百姓购买粮食）也变成了对百姓的巧取豪夺，并且没有给予相应的补偿。原本说官府会上门收取粮食，现在却要求百姓将粮食运送到几百里外的京西行营，路途遥远，不仅使家中的牲畜累死、车辆损坏，还导致家庭破产，生活困苦不堪。因此，国家发布的优恤政策对于百姓来说不过是空文罢了！圣上居住在深宫之中，难以了解民间疾苦。” 听了赵光奇的一席话后，李适当即决定免除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 司马光对此事有深刻的评点，他认为李适此举未能体现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并指出，李适应当彻查并惩处相关部门的贪官污吏以及身边的小人，深入了解民情，改革现存的问题，推行新的政令，摒弃浮华的形式主义。然而，李适仅免除了一户人家的徭役，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司马光最后评论道：“天下如此之广，百姓如此之多，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直接向天子陈情，每户都免除徭役赋税呢？” 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所面临的困境，也揭示了统治者与普通百姓之间的隔阂，以及治理国家时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考虑。 历史评价 崔宁曾评价德宗：“圣上聪明英迈，接纳良言如同转动圆规般迅速，然而不幸被卢杞所迷惑，以至于此。” 杜黄裳则指出：“德宗经历忧患之后，行事趋于姑息，不愿直接任命节度使。每当有节度使去世，他总是先派遣宦官中使去考察军心所向，然后将职位授予得军心者。有时，这些中使私下接受了大将的贿赂，在回朝后便极力推荐这些人，结果朝廷往往不加甄别地授予他们权力，从未真正出于朝廷的战略考虑。” 李吉甫这样评价唐德宗道：“德宗自恃其圣明智慧，却不信任宰相而更倾向于听信他人，这使得奸佞之人得以乘虚而入，玩弄权术。” 三位大臣从不同角度对唐德宗的统治风格提出了批评，既认可了他的某些优点，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他在用人和决策上的不足。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中的复杂性和挑战，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 苏辙的评价:唐德宗即位之初，心怀好名之志，急于建立功业。面对河朔三镇长期的叛乱——这些势力父子相传，盘踞已达三十年之久——德宗决意以全国之力平定此乱。田悦因惊疑而起兵，朱滔与王武俊随之响应。德宗派遣马燧、李抱真、李芃三位将领迎战，但胜负未分之际，他急切求胜，又调遣李晟率领禁卫军，李怀光带领朔方军队加入战斗，使得五路大军齐聚魏博附近。 然而，淮西的李希烈趁机崛起，战争连绵不断，常规赋税已无法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为了筹集资金，德宗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如抽取贯算、向商人借贷，甚至掏空国库以支持外部军事行动。关中的局势逐渐失控，而德宗对此却浑然不觉。泾原兵变突然爆发，德宗被迫仓皇逃离长安，历经半年才得以重返。 这次经历让他心力交瘁，对战争产生了深深的厌倦。从此以后，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安抚政策，特别是对于藩镇的处理上转向了极端的姑息态度。每当有节度使去世，德宗总是任命那些得人心的地方将领为留后，即使这些人是通过篡夺手段获得权力的也不例外。 苏辙认为，正是因为德宗常常持有无常之心，所以前期勇猛，后期却变得怯懦；而陆贽则始终持有一颗恒常之心，因此在勇敢和谨慎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由此观之，德宗的态度前后反差巨大，从最初的急功近利到后来的过度姑息，最终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而真正明智的领导者应当保持一贯且稳定的治理原则，避免因个人情绪或一时冲动而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 爱新觉罗·弘历在评价唐德宗时，深刻分析了其统治期间的得失，并指出了导致国家动荡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世人普遍认为德宗有三大失误：一是过于姑息，二是任用宦官，三是喜好聚敛财富。然而，弘历指出这些表象背后的真正问题是“用小人而忌君子” - 即位之初的清明：德宗初登基时，重用贤相崔佑甫，天下因此得以安宁，政绩斐然。他拒绝李正己的贿赂，将其赏赐给军队，显示出不务姑息的态度；杖责中使邵光超，表明他对宦官的控制；下诏停止各地贡品，体现了他并不贪婪。这一时期的治理成就几乎可以媲美贞观之治。 - 卢杞的影响：然而，随着卢杞的上台，上述优点被一一逆转，最终导致了泾原之乱的发生。这成为治乱兴衰的一个显着例证。 - 朱泚围城与陆贽的作用：在奉天被朱泚围困时，德宗开始信任陆贽，言听计从，并发布罪己诏书，使得士兵感动落泪。当怀光再次叛乱，德宗逃往梁州途中失去陆贽时，甚至痛哭流涕。正是依靠陆贽的谋略，社稷才得以复安。 - 复国后的转变：复国之后，德宗却逐渐疏远了陆贽，转而采取更加保守和姑息的政策，同时增加了对财富的追求。宦官势力日益强大，国家逐渐走向衰落。弘历形容这种变化如同病人刚刚康复却立即暴饮暴食一样危险。 弘历最后总结说，唐德宗之所以导致混乱，是因为他在危机时刻能够警醒并采取正确措施，但在太平时期却不能保持谨慎。德宗的治乱交替，根本在于是否重用了如崔佑甫、陆贽这样的贤臣，而非小人如卢杞等人。 结语 历史人物的评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君主的英明与否不仅取决于他们能否识别人才，更在于是否真心诚意地任用贤能，并始终保持警惕，避免陷入偏听偏信的小人圈套。唐德宗的经历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警示——用人之道决定国家兴衰。 第24章 才女到女皇:武则天是如何改写历史的(上) 武则天，即武曌，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她出生于唐代初期的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为开国功臣武士彟的次女。武则天不仅因其性别而在历史上占据特殊地位，更因她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改革措施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她在690年至705年间作为大周皇帝统治中国，期间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与改革。 武则天的政治生涯始于十四岁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她被召回宫中，封为昭仪，并在655年成为皇后。作为皇后，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与高宗共同治理国家，被称为“二圣”。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继续影响政局，在690年自立为“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建立了武周政权。 武则天统治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开创殿试、武举等制度，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她的这些军事策略也帮助稳定了边疆。然而，武则天的统治并非没有争议，在任期间任用酷吏，导致了许多无辜之人受到迫害而亡。 705年，由于健康原因，武则天被迫退位，之后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后”。武则天的统治时期被视为连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阶段，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显赫的家族背景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来自隋朝皇室，父亲武士彟早期在木材贸易中积累了财富，家境富裕。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对抗隋朝时，武家曾给予他特别的支持与资助。因此，在唐朝建立后，武士彟因为早期的支持而被授予高官，最终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并被封为应国公。 尽管武家原本属于庶族地主官僚家庭，但随着武士彟的地位提升，其家族也进入了高级士族的行列。所以，武则天并非出身于普通的庶族家庭，而是出身于一个新晋升的士族官僚家庭。 武则天的家庭构成较为复杂，她有异母兄武元庆和另一位异母兄弟武元爽，还有两位同母姐姐，分别是韩国夫人武顺和郭夫人。635年，父亲武士彟去世后，母亲杨氏在家族中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来自堂兄武惟良、武怀运以及异母兄弟武元爽的不尊重。 为了远离这些家庭纷争与冷遇，武则天选择陪伴母亲杨氏移居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这次搬迁对武则天而言意义重大，不仅让她逃离了家族内部的矛盾，也使她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为日后步入政坛铺垫了道路。 容貌出众被召入宫 贞观十一年（637年）十一月，唐太宗李世民到洛阳行宫时，听闻14岁的武瞾容貌出众，于是便召她入宫，封为了五品才人，赐号“武媚”。在入宫之前，武则天与母亲杨氏告别时表现得很坚强，并且安慰哭哭啼啼的母亲说侍奉皇帝是一份荣耀，不应该以泪洗面。 关于武则天在唐太宗时期的宫廷生活，历史记录的并不多。最着名的故事是她曾表示自己可以驯服那匹叫狮子骢的难以驾驭的烈马，她声称需要铁鞭、铁棍和匕首三种工具来制服这匹马。这一果敢行为当时赢得了太宗皇帝的赞赏。然而，尽管武则天有如此英勇之举，却在唐太宗在位期间没有得到特别的宠爱，在宫中当了长达十二年的才人，地位也没有显着提升。不过，在李世民病重期间，武则天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的太子李治，并逐渐与他建立了感情。这段关系也为她后来在宫廷中的崛起做了铺垫。 二度入宫获高宗宠爱 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在李世民周年忌日的祭奠活动中，唐高宗李治前往感业寺进香时与武则天重逢。两人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王皇后当时因为无子而失宠，察觉到武则天对李治的影响，决定主动提议将她重新纳入宫中，意图借此打击自己的情敌萧淑妃。李治早有此意，因此立即同意了王皇后的建议。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五月，孝服期满后，武则天再度入宫，并很快生下了皇子李弘。回宫后的武则天迅速获得了李治的宠爱，成功地在宫廷斗争中击败了萧淑妃，并且在永徽三年（652年）五月被封为了二品昭仪。尽管王皇后和萧淑妃不断试图通过谗言来损害武则天的形象，但高宗李治并没有因此疏远她。 残酷的宫斗 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在永徽五年（654年），武则天产下了长女安定思公主。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具有争议性的事件:当王皇后看望并逗弄过公主离开后，武则天趁身边无人在，便狠心的掐死了尚在襁褓中的公主，并立刻盖上被子掩盖了这一事实。当李治前来探视时，发现女儿已死，武则天便借机哭哭啼啼指责是王皇后所为，这也导致了李治对王皇后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并萌生了“废王立武”的念头。 不过《旧唐书》和《唐会要》仅记录了公主突然死亡的事实，并未提及具体的死因，因此关于公主之死以及武则天是否直接参与其中，至今仍有争议。随着时间推移，李治打算提升武则天的地位至一品宸妃，但遭到了宰相韩瑗和来济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实现。 与高宗李治的关系 关于武则天与李治之间具体的情感性质——即是否有“真爱”存在——这更多的是后世文学、戏剧和影视作品中的讨论话题。这些创作通常基于有限的历史资料和个人解读，通过艺术手法来填补历史空白，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和李治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君臣或夫妻关系，它既包含了深厚的情感成分，也有着复杂的政治考量。 最佳拍档 在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的皇权受到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大臣的严重限制。这些大臣强烈反对李治“废王立武”的意图，使得武则天的政治晋升道路充满挑战。然而，李治希望通过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来重振皇权，并削弱元老大臣的势力。因此，武则天逐渐成为了李治政治上的重要盟友。 稳坐皇后宝座 永徽六年（655年），一系列关键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武则天编写《内训》一书，同年中书舍人李义府率先支持“废王立武”，获得了李治和武则天的重赏。随后，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大臣也转而支持武则天。尤其是元老李积表态称“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的这番话很快扭转了局面。最终，在十月十三日，李治颁布诏书，以“阴谋下毒”这项罪名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并流放她们的家族成员。七天后，李治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 次年，即永徽七年（656年），武则天被允许进见宗庙，其父武士彟被追封为司徒，母亲杨氏加封为代国夫人，武则天撰写了《外戚诫》以回应外界的批评。 打击门阀巩固皇权 显庆二年（657年），李治与武则天移居洛阳，并将之设为东都。至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武则天与李治联手，对长孙无忌、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进行了削职免官和贬黜，从而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事件不仅沉重打击了关陇集团，对反对者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时也改变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振的局面，标志着关陇集团自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通过这些行动，李治和武则天成功地巩固了皇权，为后续政策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参与朝政管理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因风疾发作，无法处理国家大事，遂让武则天参与朝政管理。尽管初期二人合作顺利，但随着时间推移，分歧逐渐显现。龙朔元年（661年），武则天提出禁止妇女从事俳优之戏的建议被采纳；同年四月，李治欲亲征高句丽，在武则天和群臣劝阻下放弃。随着权力的增长，武则天从最初的“屈身忍辱，奉顺上意”转为“专作威福”，开始限制唐高宗的决策自由，引发了他的不满。 麟德元年（664年），宰相上官仪提议废后，唐高宗同意并命其起草诏书。然而，这一消息不慎泄露给了武则天，她迅速向李治申诉，使其改变了主意，并将责任推给上官仪。自此以后，武则天在政治上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垂帘听政”，大小事务皆与闻决断，国政大权逐渐归于中宫。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武则天积极推动封禅泰山，强调女性在祭祀仪式中的作用，最终自己担任亚献。此外，她在农业政策上也有建树，编撰农书《兆人本业》颁行天下，重视田地开垦和粮食储备，同时也对佛教表现出尊崇和支持。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病情加重时曾考虑禅位给武则天，但因宰相郝处俊的反对而未果。武则天随后召集文人学士修撰多部书籍，并让他们参与朝廷奏议，以分割宰相权力。 永淳二年（683年），李治驾崩于洛阳贞观殿，临终遗诏令太子李显即位，并在必要时由武则天决定重大军国事务。四日后，李显即位为唐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标志着武则天正式走上前台，开始了她对唐朝政治的深刻影响。 废中宗临朝称制 嗣圣元年（684年）二月，唐中宗李显意图任命韦皇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遭到宰相裴炎的反对。面对李显的不满与冲动言论，武则天果断采取行动，废黜李显为庐陵王并流放房州，转而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即唐睿宗。然而，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手中，她继续临朝称制，掌控国家大事。 同年九月，武则天改元光宅，将东都洛阳更名为神都，并对官服颜色、职省名称等进行改革，赐宫城名为太初宫。同月，前扬州司马徐敬业以扶持庐陵王为名，在扬州起兵反武。武则天迅速派遣李孝逸率大军镇压，十一月，徐敬业兵败，叛乱平息。 垂拱元年（685年）五月，武则天颁布诏书，允许官员和百姓自荐求仕，广开言路。次年正月，尽管名义上还政于李旦，但因李旦“奉表固让”，武则天实际上并未放弃权力，继续临朝称制。三月，她设立了四个铜匦，分别为延恩、招谏、申冤、通玄，鼓励民众上书言事，此举对稳定朝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宽泛的选官机制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并推动政治革新，武则天大力扶植庶族地主官僚，积极搜罗人才，坚固其统治基础： 1. 制举与策问：武则天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寻访贤才，并将他们送往京城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大唐新语》记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成绩优异者不论出身背景，均破格录用，担任重要职务。 2. 自荐制度：下令允许从九品以上官员至普通百姓均可自荐，以免荐举有所遗漏。进一步拓宽了选才渠道，使更多有才能的人有机会进入仕途。 3. 科举改革与发展：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增加了考试科目，还大幅提高了录取人数。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贞观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 此外，武则天首创殿试制度，如载初二年（690年）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长安二年（702年），又“初设武举”，从而扩大了选官范围。 搜罗人才广纳谏言 尽管武则天的选官政策有时显得宽泛，甚至存在滥竽充数的现象，但她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唐玄宗实现“开元盛世”的名臣贤相，如姚崇、宋璟等。 正如《新唐书》所言：“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因此，武则天一朝被誉为“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着名贤臣均在其列。陆贽评价道：“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 武则天对有才能和学识的人士尤为赏识，能够从广泛搜罗的人才中识别并重用贤能之士。她不仅善于发现人才，更懂得如何合理任用，使得众多英贤甘心为她效力。 通过设立多种渠道广纳谏言，并且真正尊重和采纳合理的建议，武则天不仅展示了作为君主的智慧与胸怀，也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这种做法，使得更多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促进了政策的优化和社会的进步。同时，这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一个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重视倾听不同的声音，勇于接受批评与建议。 剪除唐宗室势力 随着武则天权力的巩固，她开始翦除唐朝宗室势力。垂拱四年（688年），琅邪王李冲和越王李贞分别在博州和豫州起兵反抗，均迅速失败。武则天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迫使多名亲王及其亲信遇害而亡，进一步削弱了李唐宗室的力量。 同年五月，武则天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十二月，她在洛水边举行盛大的受图仪式，象征着她的统治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同时，她命人在洛阳建造了宏伟的明堂——万象神宫，成为当时政治与宗教的重要象征，吸引了各国使节前来祝贺。 载初元年（690年）七月，《大云经》的出现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应作为天下主人。武则天借此机会下令颁行《大云经》，在全国各地设立大云寺讲解此经，并提高佛教的地位超越道教，为她最终登基称帝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武则天不仅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为日后正式建立武周政权铺平了道路。 第25章 才女到女皇:武则天是如何改写历史的(中) 开启女帝岁月 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一系列来自官员、宗室成员、四夷首领及宗教人士的请愿活动达到了高潮，他们请求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并赐予皇帝李旦姓氏“武”。在所谓“凤集上阳宫，赤雀见朝堂”的祥瑞之兆下，武则天于九月九日（10月16日）这天登基称帝，大赦天下，正式改唐为周，开启天授纪元。这标志着历史上着名的“武周革命”开始。十一日，群臣为她上尊号“圣神皇帝”，并设立武氏七庙，同时将洛阳定为神都，长安作为西京副都。 如意元年（692年）正月，武则天引见存抚使所举之人，不论贤愚，全部提拔，并授予各种官职进行试用，试官制度由此开始；同年，武则天采纳建议收复安西四镇，此举增强了边疆的稳定。长寿二年（693年），她在万象神宫主持祭典，并加号“金轮圣神皇帝”，继续巩固其统治合法性。面对西突厥和后突厥的侵扰，武则天派遣将领成功的抵御外敌。 证圣元年（695年），武则天进一步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但不久后又去除了“慈氏越古”之号。这一年，天枢建成，铭刻着对她的歌颂与对唐朝的贬黜。而薛怀义因失宠纵火焚毁天堂和明堂，促使她下令重建明堂，并于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三月落成，名为“通天宫”。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武则天铸成象征九州的大鼎，并亲自作《曳鼎歌》以示庆祝。同年，武则天派兵平定了契丹叛乱，彰显了中央政府的实力。此外，她果断处理了来俊臣等酷吏的罪行，回应了民间对于公正的呼声。 实行新政减轻农民负担 武则天统治时期，她采取了“劝农桑，薄赋役”的政策，以此促进农业发展减轻农民的负担。她将农业生产的成效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鼓励官员积极开垦荒地、增加粮食储备，并对表现优异者予以奖励；而那些因苛政导致民众流离失所的官员，则面临惩罚。均田制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的效果，通过合理分配土地给农民，确保了每个农户都能获得足够的耕地资源。这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带来了丰收，也使得农业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坚实支柱。 随着农业繁荣，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蓬勃发展，百姓生活更加安定富足。武则天通过这些政策，成功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升了民众生活水平，同时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这些措施也体现了她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尊崇女性价值 麟德三年（666年），武则天推动女性首次在封禅典礼中担任重要职位。并提出《请亲祭地祗表》，主张由皇后主持女性先祖的祭祀仪式，从而打破了男性主导的传统。在封禅泰山时，武则天担任亚献，使禅礼成为纯女性参与的重要场合，显着提升了女性在国家礼仪中的地位。 上元元年，武则天提议将父在为母服丧期从一年延长至三年，不仅体现了对女性的尊崇。也改变了传统礼制，强调了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性。武则天称帝后，公开征召“女史”，组建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参政群体。这些女官负责草诏制敕，如上官婉儿，她就可以参与决断百官奏折。 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为后世女性参政树立了典范。武则天还规定婚礼中新妇无需下跪，仅男方需跪拜，体现了对女性尊严的关注。通过这些举措，武则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性别限制，还为女性争取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权利，促进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进步。 推行告密制度 在位期间，武则天推行了告密制度，规定任何人皆可告密且不受私审限制，告密者享受优待，若所告符合旨意还能破格升迁。这导致酷吏如索元礼、周兴等人掌管制狱，使用酷刑逼供，引发了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任用酷吏维护政权 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和打击反对势力，武则天启用了一批酷吏，这些人通过严厉的审讯和惩罚措施来维护她的权威。并继承了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传统，经常与宰相讨论刺史、县令的任命，并派遣使者依据“六条”考察州县官员的表现，确保他们清正称职。 这些举措反映了武则天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能够在必要时采取强硬手段，同时也懂得适时调整政策，以维持政权的长期稳定。尽管使用酷吏的方式备受争议，但武则天最终还是成功地控制了局面，并逐步转向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 终结酷吏时代 称帝后的第二年，即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开始对酷吏进行了内部清理。她首先利用酷吏来俊臣铲除了另一位酷吏周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随着政治局势逐渐稳定，武则天意识到酷吏政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决定结束这一局面。于是，她下令处决了来俊臣，标志着酷吏时代的终结。 打击贪官重用贤才 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不论其官位高低，武则天都坚持严惩不贷；而对于贤才，则予以破格提拔。她特别器重那些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并对有才能和学识的人士给予高度赏识，一一加以重用。这种用人之道不仅彰显了她的领导智慧，也促进了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资治通鉴》对此评价道：“太后虽以禄位笼络人心，但对不称职者，不久即予以罢黜，甚至加以刑罚。她掌握着刑赏大权，驾驭天下，政令由己出，明察善断，因此当时的英才豪杰也竞相为她所用。” 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武则天在位期间，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召集了文学侍臣周茂思、范履冰等人编纂了一系列重要着作，如《要览》《字海》及《乐书要录》等。其中，《字海》收录了她所创制的所有新文字，尽管该书现已散佚，但其对语言文字的贡献不可忽视。 《乐书要录》是一部唐代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的乐律文献，除少量内容沿袭前说外，大部分记载富有实践意义，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书共十卷，虽然现今仅存第五、六、七卷，但它为研究唐代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书不仅记录了当时的音乐理论，还反映了当时宫廷和社会音乐生活的实际情况。 此外，武则天改制音乐机构，将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专门负责雅乐的学习与表演，极大地促进了宫廷音乐的发展。她的这些改革措施标志着唐代音乐从早期的雅乐向中期燕乐、俗乐的过渡，为后世音乐风格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应对威胁维护边境安全 武则天执政时期至武周建立以后，唐朝与周边各国的军事活动频繁，特别是在西域和西南方向，以及应对北方突厥的威胁。 西域战事 - 安西四镇争夺：载初元年（689年），吐蕃一度占领安西四镇。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率军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结束了唐蕃在该地区的长期争夺。 - 对抗西突厥：长寿二年（693年）至延载元年（694年），王孝杰连续击败西突厥和吐蕃联军，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地位。久视元年（700年），郭虔瓘攻破中亚拔汗那十六座城池，并平定其反叛势力。 - 北庭都护府设立：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在庭州设立北庭都护府，管理西突厥故地，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西南威慑吐蕃 - 边境冲突：长寿三年（694年），王孝杰再次击破吐蕃军队，攻占泥熟没斯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唐军在素罗汗山之战中失利，但通过离间计削弱了吐蕃的实力。圣历二年（699年），吐蕃将领论钦陵被杀，赞婆投降。 - 洪源谷之战：久视元年（700年），唐休璟在洪源谷大败吐蕃，斩首两千五百余级。 - 郭元振的外交胜利：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成功威慑吐蕃，使其献马三千匹、黄金三万斤及大量牛羊，同时修筑和戎城和白亭军，扩展凉州疆界一千五百里。 北方战况（突厥） - 后突厥崛起与交战：永淳元年（682年），东突厥复国为后突厥政权，连年侵犯唐朝边境。长寿三年（694年），王孝杰大破突厥军；默啜可汗随后多次入侵，但在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和王孝杰的打击下被迫撤退。 - 契丹叛乱：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起兵反周，攻陷营州，历时十三个月后被平定。圣历二年（699年），契丹余党再度作乱，最终由李楷固、骆务整彻底平定。 通过这些军事行动，武则天不仅稳固了唐朝对西域和西南边疆的控制，还有效抵御了北方突厥的威胁，维护了唐朝边疆的安全与发展。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 武则天在位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赠送珍贵礼物和接受外国使节来访等方式，展现了唐朝的强大国力和开放姿态。 - 与日本的交流：早在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赠予日本（当时称为倭国）两只大熊猫和七十张毛皮，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这些在日本历史上都有过记载。 - 铸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延载元年（694年），在波斯大酋长阿罗憾等人的倡议下，各国胡商集资百万亿钱购买铜铁，在洛阳铸造了一座名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的纪念碑。这座天枢不仅是对武则天统治的歌颂，也成为当时国际间文化交流和技术合作的一个象征。 - 与阿拉伯帝国的互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阿拉伯帝国（大食）派遣使者向武则天进献了一只狮子作为礼物，象征着权威与力量。然而，考虑到狮子饲养成本高昂且需大量肉类，最终决定将狮子退回。此举展示了武则天务实的态度以及对国家资源的有效管理。 - 接待东罗马帝国使节：大足元年（701年），东罗马帝国（拂菻国）派遣使节访问长安，朝见武则天。这次访问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并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这些外交活动，武则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国际地位，还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铭记的历史篇章。 解决继承人问题 圣历元年（698年），在多方压力下，尤其是宰相狄仁杰等人关于母子亲情及李唐正统性的劝说下，武则天认识到人心所向的是李唐宗室。经过深思熟虑，她最终决定立原太子李显为皇储，以此回应社会期望并确保政权稳定。 懈怠政务转向个人享乐 武则天解决继承人问题后，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个人享乐，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与佛寺。她晚年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因年轻美貌而备受宠爱，常打扮得花枝招展。武承嗣和武三思等人为讨好二张，甚至甘愿为他们牵马执鞭。随着武则天年迈体弱，她对朝政的直接控制力减弱，转而依赖二张作为耳目。这导致二张兄弟逐渐介入政务，并卷入了对宰相魏元忠的陷害事件中，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 被迫退位还朝政于唐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卧床不起，身边仅剩张易之、张昌宗侍奉。此时，宰相张柬之、崔玄暐联合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联合禁军统领李多祚，以二张谋反为由发动政变，成功杀死了二张兄弟，并包围了武则天所在的集仙殿，要求她退位。面对压力，武则天被迫于二十三日传位于李显，次日李显在通天宫即位，恢复国号为唐，一切制度复旧。退位后的武则天迁居上阳宫，李显定期探视，并给予尊号“则天大圣皇帝”。 宫廷最后的岁月 晚年的武则天尽管善于掩饰衰老，但在退位后却不再修饰，面容显得憔悴。一次，李显探望时见到如此状态，感到震惊不已。武则天哭诉道：“我把你从房陵接回神都，本是为了托付天下，但五贼（指参与政变的五位大臣）贪功，使我惊动至此。”李显听后悲泣下跪谢罪，这一事件可能使得武三思等武氏族人得以继续参与朝政。 神龙元年十一月（705年），武则天在上阳宫仙居殿去世，享年八十二岁（按《新唐书》）。她的遗诏去除了帝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后”，并赦免了王皇后、萧淑妃两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的罪责。第二年五月，武则天与高宗合葬于乾陵，结束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 第26章 才女到女皇:武则天是如何改写历史的(下) 文学艺术爱好者 武则天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爱好者与推动者。她广涉文史，拥有非凡的诗才。在昭仪时期，她撰写了《内训》，成为皇后后又编纂了《外戚诫》。作为女皇，她召集了多位文学侍臣，如周茂思、范履冰等人，共同编纂了《要览》、《字海》以及《乐书要录》等多部重要着作。 武则天个人作品包括《垂拱集》100卷和《金轮集》10卷，可惜这些都已经散佚。现存有她撰写的《臣轨》2卷，经由《粤雅堂丛书》根据日本《佚存丛书》本刊行。她的诗歌创作也被广泛收录，《全唐诗》中记载有其46首诗作，而《全唐诗外编》和《全唐诗续拾》还补充了3首诗及1首诗序。此外，《全唐文》中也记录了她的4卷文章。 在书法方面，武则天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她擅长飞白书、行书和草书，特别是“飞白”这种难度极高的书法形式，在笔画中展现出丝丝露白的特点，显得格外高雅。据说，她曾以飞白书为大臣们题写名字，并得到高度评价。 其中最着名的当属她在圣历二年（699年）赴嵩山封禅时所作的《升仙太子碑》，该碑不仅文字优美，而且书法造诣深厚，碑额上的“升仙太子之碑”六字即是以飞白体书写，成为了历代书法爱好者的珍品。此外，还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等传世之作，尽管许多原迹已经散失。 音乐舞蹈上，武则天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她御制了大量雅乐作品，例如《明堂乐章》和《大飨拜洛乐章》，极大地促进了当时音乐文化的繁荣。她组建了一支名为“十万宫廷乐”的乐队，规模宏大，堪称历史之最。长寿二年（693年），她亲自制作的《神宫大乐》更是动用了九百名舞者进行表演。据典籍记载，唐朝历代帝王御制的坐、立部伎作品共有十四部，其中四部出自武则天之手，分别是《天授乐》、《长寿乐》、《鸟歌万岁乐》和《圣寿乐》，这不仅是数量上的领先，更反映了她在音乐创作方面的独特贡献。这些作品后来流传至日本，被尊奉为雅乐，证明了武则天在音乐文化上的深远影响。 关于武则天的一些逸事 女主武王 在武则天幼年时期，便有传奇故事围绕着她的命运展开。据传，着名的相士袁天罡一见到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时，便惊异于她的骨相，预言：“夫人的骨相非凡，定能生下贵子！”杨氏遂将两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领出，请袁天罡为他们相面。然而，袁天罡认为二人虽可官至三品，但仅能保家，并非大贵之命。接着，杨氏又让长女武顺接受相面，袁天罡评断她“贵而不利夫”。 最后，当保姆抱着襁褓中的武则天出现时，为了迷惑袁天罡，特意让她穿上男装。然而，袁天罡一见便大为震惊，称其“龙瞳凤颈”，预示着极贵的命运。并进一步预言：“若是女子，则前程不可限量，将来必为天下之主。” 贞观年间，天空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太白金星多次在白天显现。太史令李淳风据此占卜，得出“女主昌”的结论。此时民间广为流传《秘记》中关于“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预言，引起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不满。一次酒宴上，左武卫将军李君羡因其小名“五娘子”及籍贯与“武”字相关而引起了唐太宗的猜忌，最终被处决。 面对《秘记》的预言，太宗私下询问李淳风是否可信。李淳风解释说，根据天象和历数的观察，这位未来的女主已经在宫中，是陛下的妻妾之一，并将在三十年内成为天下之主，甚至可能对李唐皇室构成威胁。太宗考虑过将所有可疑之人处死，但李淳风警告说，这是天命所归，无法改变。即使现在除了她，未来也可能出现更强大的人来取代她，而且如果她老了登基，或许会心存善念，减少祸害。太宗听从了李淳风的建议，未再追究此事。到了天授二年（691年），即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二年，李君羡的家属入朝申冤。 武则天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女主武王”的预言主角，于是追复了李君羡的官爵，并以礼改葬，彰显了一种历史的轮回与正义的回归。这段传说不仅为武则天的统治增添了神秘色彩，也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于天象、相术以及预言的重视，同时也展示了武则天如何巧妙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情诗诉衷情 唐太宗李世民离开之后，当时还是才人的武则天被送往了感业寺削发为尼，远离了宫廷的繁华与纷争。然而，在寂静的寺庙里，她的思绪常常飘回到过去，特别是与太子李治之间的那份特殊情感。在那段孤寂的日子里，武则天写下了动人心弦的情诗《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此诗不仅表达了她对往昔爱情的深切怀念，也成为了她内心世界的一个真实写照。 夫妻永恒的结合 武则天与李治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的夫妻之情，他们更是政治上的紧密伙伴。即使岁月流转，武则天对李治的感情依旧深厚。当高宗离世后，武则天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撰写了祭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逝去伴侣的无尽哀思和敬意。她坚持自己走后要与李治合葬，这不仅是出于对丈夫的深情厚谊，也是为了见证两人共同走过的风雨历程。 因此，二人的陵墓是按照合葬墓的标准精心设计建造而成，也象征着这对历史情侣永恒的结合。这首情诗与那篇祭文，一前一后，见证了武则天对李治从初遇到相伴一生的情感变迁，体现了她作为女性内心深处的柔情与坚韧。 武则天真容考究 关于武则天的容貌，历史文献中留有一些描述。据《旧唐书》记载，她的女儿太平公主继承了母亲的外貌特征，表现为体态丰满、额头方正、面颊宽阔，这符合唐代的审美标准，由此推测武则天应该也有类似的容貌特点。此外，武则天在年长称帝之时，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外表状态，大概是因为驻颜有术，会涂脂抹粉，即便与年轻的子孙们站在一起，也难以看出她的年纪。 不过对于武则天的真实面容，后世缺乏直接且可信的图像资料作为参考。现存的一些图像和雕塑作品，如《历代古人像赞》中的画像，可能因成书较晚及作者的态度而带有偏见；《唐后行从图》的真实性也存在争议；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虽然有传说是依据武则天的形象雕刻，但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至于四川广元皇泽寺内的武则天塑像，尽管可能是基于某种原型创作，但由于原件已损毁，修复后的版本难以准确反映武则天的真实面貌。因此，后世只能通过文字记录去想象这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的容貌，而对于其真实样子的具体了解，则受限于史料的局限性。 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任与提拔 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的合作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典范，展现了明君与贤臣相互成就的可能性。武则天对狄仁杰的才能极为赏识，从他担任小官时便逐步予以提拔，直至擢升为宰相。狄仁杰以其公正无私、廉洁奉公和卓越的断案能力赢得了“神探”的美誉，成为朝野上下敬重的贤臣。武则天深知狄仁杰的价值，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得以施展非凡的政治智慧。 在武则天的支持下，狄仁杰不仅促进了政治清明，还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保持着正直的人格，即便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也能坚持原则，不畏权贵，维护正义。例如，在讨论修建巨大佛像的计划时，狄仁杰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反对意见，指出这样的项目将耗费过多资源，不利于国家和百姓的生活。武则天虚心听取了他的建议，显示了她对狄仁杰的高度信任。 当武则天步入晚年，狄仁杰以其过人的智慧和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巧妙而坚定地劝说这位女皇将政权平稳过渡给李唐皇室。他的努力最终也促成了唐中宗李显的复位，为唐朝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狄仁杰颇具勇气和正义感，在朝廷中多次冒着风险保护那些被诬陷的大臣。比如，在魏元忠遭受不实指控、性命垂危之际，狄仁杰挺身而出，凭借他的机智和公正的立场，成功保全了魏元忠的生命，体现了他的个人魅力与高尚品德，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尊敬。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狄仁杰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大事和未来的稳定。武则天得知他病情严重特意前来探视。在狄仁杰的床边，女皇关心地询问他对朝中接班人有什么建议，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未来的稳定与发展。尽管身体无法行动，狄仁杰还是努力思考，推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张柬之。狄仁杰认为，张柬之不仅聪明能干，而且为人正直，是个值得信赖的人选，定能承担重任。 这次会面不仅体现了武则天对狄仁杰的高度信任，也反映了狄仁杰对人才的深刻洞察。张柬之后来果然不负众望，在恢复唐朝正统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事情不仅突显了狄仁杰的智慧和正直，也展现了武则天作为一位女皇知人善任的优秀领导力。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 武则天对骆宾王的赏识 在徐敬业起兵反叛期间，他邀请了才华横溢的骆宾王加入其幕府，并请骆宾王撰写了着名的《讨武曌檄》。这篇檄文以犀利的言辞批评了武则天，指责她“伪临朝”，并非出身高贵，晚年行为不端，甚至有损宫廷尊严，表达了人神共愤的情绪。文章条理清晰，论据充分，极具说服力。 当武则天读到这份檄文时，她立刻被文中展现的才情所打动。据说她询问身边的大臣：“这檄文是谁写的？”得知是骆宾王的手笔后，武则天并未因此而震怒或追究责任，反而惋惜地评论道： “这是宰相的过失。像这样的人才，竟然得不到重用，实在是可惜了！”武则天的反应显示了她对骆宾王文学才能的高度赏识，同时也反映了她作为一个统治者对于人才价值的重视。尽管骆宾王站在了她的对立面，但武则天仍然能够超越个人立场，认可并赞美敌方阵营中的杰出人物。这种胸襟和气度，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之问与《早秋上阳宫侍宴序》 “我金轮圣神皇帝垂妙觉，抚鸿勋，出轩宫而镇紫微，卷翚衣而袭元衮，释罘祝网，万族咸宁。革故维新，五刑不用，润玉律而含元气，转金浑而调顺晷。” 有一次，武则天在宫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诗歌比赛，这场文学盛宴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一展才华。在这群杰出的参赛者中，有一位名叫宋之问的年轻人。他的诗作犹如天籁之音，令人心醉神迷。然而，由于出身低微，宋之问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自卑感，担心自己的作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武则天独具慧眼，她注意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于是，她亲自走到了宋之问面前，并微笑着赞扬了他的诗作，还称其为当世奇才。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当场授予他官职，让他成为了一名备受尊敬的朝廷官员。 历史评价 吴晗在其着作中提到，武则天在中国唐代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不仅打破了地域与门阀的限制，还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从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官员。这一政策在她的统治时期内持续实施，为后来唐玄宗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开元盛世初期的许多政策都是直接继承自武则天时期的。 回顾唐朝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唐太宗李世民奠定了基础，而武则天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终迎来了开元盛世的辉煌。在武则天当政前后大约五十年的时间里，唐朝经历了显着的进步。农业生产得到了提升，土地被更有效地开发利用，人口增长，疆域扩展，文化交流频繁，与多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尤为重要的是，开元盛世的主要政治领袖们大多是在武则天时代受到培养和提拔的。因此可以说，没有武则天时期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将难以实现。 尚钺在《中国历史纲要》一书中评价:武则天执政时期，唐帝国依然展现出了上升的发展趋势。对内，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更加公平的平台；对外，则积极抵御来自突厥、吐蕃和契丹等周边民族的侵扰，并持续维护西域交通线的畅通，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多个层面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白寿彝在同一着作中也对武则天进行了描述，他认为，武则天是一个兼具才能与政治野心的人物。在位时重视贤才的选拔，先后任用了如李昭德、狄仁杰、姚崇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担任宰相协助治理国家。武则天虽然亲近一些奸佞之人，启用了严酷的官员，但她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人，防止他们获得过大权力。在她掌权的五十年间，尽管李唐皇室的权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但太宗李世民所建立的政治格局得以延续，而社会经济也在这段时间里保持了发展的势头。 乌廷玉：“武则天执政以来，继续推行唐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压抑部分士族，扶助新兴庶族；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防安全。她虽然没有重大建树，但并没有把唐朝引向衰败。”（《隋唐史话》） 吴枫：“武则天当政，严重打击了长期把持政权的大官僚贵族集团，通过各种办法——尤其是科举制，给中小地主阶级开辟了广阔的政治前途，一方面促进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给唐玄宗统治时代选拔了较有作为的官僚，其主要政策就当时社会来讲，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隋唐五代史》） 吴泽：“武则天当政的五十年中，坚持太宗、高宗的反士族斗争的政治道路，稳固发展了‘贞观之治’，把历史推进了一大步，其政策对维护国家长期的和平统一，对唐代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为其后的‘开元之治’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因此武则天在唐代前期和太宗、玄宗同是中心人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他对武周后期的弊政，也给予揭露。”（《关于武则天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 崔瑞德：“对于这位敢于推翻李唐皇室并像男人一样泼辣地实行统治的女人，尽管儒家历史学家们都对其进行恶毒攻击和抱敌对态度，但是武曌显然具有特殊的才能，对政治具有天赋，并且非常善于操纵宫廷的权力结构。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权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坚毅的决心和识别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无忌惮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她对敌人和对手表现出的残忍和报复心，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27章 永贞革新:唐顺宗李诵的未竟之梦(上) 宽厚仁慈的太子 唐顺宗李诵（761年—806年），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是唐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唐德宗李适的长子，其母为昭德皇后王氏。李诵自幼展现出了慈孝宽厚的性格与仁而善断的领导才能，擅长多种艺术形式，尤以隶书见长。在大历十四年（779年），李诵被封为宣王，并于建中元年（780年）正式立为太子。在贞元元年（785年），李诵参与组织了着名的“奉天保卫战”，并取得了胜利，充分展示了其不俗的军事指挥才能。 登基半年禅位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诵正式即位。即位之后，唐顺宗立即重用王叔文等改革派人士，试图抑制宦官势力的膨胀，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的深刻变革。尽管面临健康问题以及来自保守势力的强大阻力，唐顺宗李诵仍决心推进这些具有前瞻性和积极意义的改革措施，意图振兴国家。但随着身体状况恶化及宦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唐顺宗的改革计划未能全面实施。即位仅数月后的同年八月，在宦官的迫使之下，唐顺宗不得不退位 ，禅位于太子李纯。次年，唐顺宗李诵病逝，终年46岁。 变革的时代背景 唐顺宗即位时，正值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退、社会矛盾加剧的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权威，宦官势力膨胀威胁着皇权稳定，而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得民众生活困苦不堪。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唐顺宗决心推行全面改革，以期恢复国家的繁荣与秩序。 政治方面的改革 尽管唐顺宗统治时间短暂且面临健康挑战，但仍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减少地方藩镇的割据和宦官势力的影响。这些施政举措不仅反映了顺宗对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其试图通过政策革新来改善民生的决心。尽管永贞革新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并且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割据 唐顺宗李诵即位后，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并赋予其重大的决策权，顺宗意图通过王叔文来推行改革，以此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同时，顺宗是想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限制地方军阀对中央政府的挑战，恢复并强化唐朝中央政权的权威。同时，他尝试通过任命非宦官将领控制军队，减少宦官对皇权的干预，从而实现权力结构的调整。 2.减轻财政负担，取消苛捐杂税 面对唐德宗时期由于庞大军事开支及朝廷开销导致的沉重税负，唐顺宗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在保留正敕常贡的基础上，取消了额外进奉制度，停止征收茶、竹、漆、木等诸色榷税，并免除了百姓所欠的各种课税、租赋和钱帛。这一举措大大减少了民众的经济压力，赢得了民众的广泛称赞和支持。 3.改善宫中管理，保障人身权益 针对宫中大量存在的人身自由等弊端，如众多宫女被束缚于宫廷之中，唐顺宗采取了一系列人性化措施。释放了安国寺宫女三百人以及掖庭教坊乐伎六百人，让她们能够回归家庭生活；同时禁止征召婢女作为宫中乳母，确保了更多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虽然这些改变涉及面相对较窄，但它们体现了对人性关怀的进步思想。 4.削弱宦官的影响力 还是皇太子时，唐顺宗李诵便目睹了宦官势力膨胀所带来的威胁，因此自即位之初便着手削弱这一群体的影响力。顺宗下令取消了宫市制度与“五坊小儿”，这两个机构曾是宦官借以欺压勒索百姓的工具。为了进一步收束兵权并对藩镇进行有效节制，顺宗还计划接管宦官兵权。然而却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当他派范希朝、韩泰前往奉天接任时，因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干预，未能成功接管神策军，最终导致唐顺宗谋夺宦官兵权的计划失败。 经济方面的改革 经济政策方面，顺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减轻民众负担、促进经济复苏的改革措施。 1.废除宫市缓解民众负担 首先废除了宦官以低价强夺商民货物的“宫市”制度，这一举措直接减少了商人们的经济损失，并促进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取消了额外的进奉和各种摊派税项，显着的降低了百姓的赋税压力，为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此外，通过提升刘禹锡等人负责财政管理，尝试优化国家财政状况，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商品流通，还有效缓解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推动了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 2.废除暴力机关维护人身权益 从社会层面上看，唐顺宗的改革措施顺应了民众的需求，体现了对人民福祉的关注。通过废除“五坊小儿”等暴政机构，改善长安市民的生活质量，减少了社会不公与压迫现象。更重要的是，释放宫中的宫女和教坊女乐，使她们得以回归家庭和社会，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 通过这些人性化的改革，提高了民众对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度，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谐，展现了统治者对维护民众人身权益和改善民生的重视。 军事方面的改革 军事领域，唐顺宗尝试削弱宦官势力对军队的控制，来增强中央政府对军事力量的掌控。为此，他任命范希朝等人为将领，意图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特别是神策军这样的核心武装力量。尽管最终未能完全实现夺取兵权的目标，但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了顺宗希望重构军事体系的决心，从而减少宦官对军事决策的影响，并确保皇权的高度集中，便于朝廷能够更直接地指挥军队。 永贞革新的意义 虽然永贞革新未能成功，但唐顺宗及其改革派成员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的努力仍然具有深远意义。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以及对抗保守势力的决心，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积极变革的力量始终存在，并持续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结语 唐顺宗李诵的一生是充满挑战与变革的一生。在位期间的努力虽未能完全实现其变革的理想，却为唐朝的历史增添了抹亮色。他的改革尝试不仅反映了对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也为后世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治遗产。即使梦想未能成真，唐顺宗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君主。 第28章 永贞革新:唐顺宗李诵的未竟之梦(下) 众说纷纭的父子关系 关于唐顺宗李诵与唐宪宗李纯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政策的态度，确实存在一些历史争议。 1. 政策的继承与调整 唐顺宗李诵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革新，但因为健康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其目标。唐宪宗李纯继位后，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调整或逆转其父皇的一些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情感上的否定或打压，而是新任皇帝即位后根据自身的治国理念做出的政治选择而已。例如，宪宗可能认为某些政策不太适合当时的国情，因此便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2. 继位过程 唐顺宗因为中风病重，实际权力逐渐转移到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手中，但由于宦官集团的强大阻力，最终导致改革失败。唐顺宗李诵被迫禅位于太子李纯，即后来的唐宪宗。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唐宪宗故意利用父亲的病情夺取政权，更多的是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所迫。 3. 个人情感 关于唐宪宗是否因为其父“不爱自己”，即位后推翻其政策的说法，缺乏直接的历史依据。历史上记载更多的是两位君王之间不同的治国策略和政治立场罢了。唐宪宗即位后确实贬谪了一些支持唐顺宗改革的人物，但这些变动更可能是出于他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基础的政治考量，而非出于私人恩怨。 史书对唐顺宗的评价 唐顺宗李诵作为唐朝历代皇帝中以品行和才干着称的一位，史书对其有很高的评价，描述他为“慈孝宽大，仁而善断”，聪明好学，文才出众，尤其擅长隶书。尽管他在盛年时不幸罹患中风，导致其统治时间非常短暂（仅半年），但他仍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改善国家状况。至于离去的原因，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通常认为与其长期患病有关，而非所谓的“历史疑案”。 综上所述，唐顺宗李诵与唐宪宗李纯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政策方向的不同，而非简单的个人情感对立。唐宪宗对前朝政策的调整反映了新任统治者对于国家治理的独特见解，而不是单纯地否定或打压前任皇帝的努力。同时，唐顺宗李诵作为一个贤明且富有才华的君主形象，在历史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永贞革新的终结 关于唐顺宗李诵与“永贞革新”的这段历史，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1. 健康问题与参与度： - 唐顺宗李诵因中风病重，无法亲自处理政务，使得他不得不依赖于王叔文等改革派成员来执行政策。这种情况下，改革的实际操作受到很大的限制。 2. 内部矛盾： - 改革派内部确实存在分歧，尤其是在权力分配和具体政策措施上。这些内部分裂削弱了改革派的整体力量，导致他们难以有效推进既定目标。此外，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也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3. 政策实施困难: - 改革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障碍，如地方藩镇的抵制、宦官集团的反对以及传统势力的反弹，导致许多措施难以落地。 唐顺宗与王叔文的关系 - 关于立太子的问题，确实有记载表明唐顺宗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意册立李纯为太子。而王叔文担心这样做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基础，因此表示反对。这种分歧最终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让唐顺宗对王叔文失去了信任。这一系列的事件显示，唐顺宗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动选择了结束永贞革新，并非完全是外部压力所致。 禅位给唐宪宗 - 根据现有史料，没有证据表明俱文珍或其他宦官强迫唐顺宗禅位。相反，唐顺宗是在意识到自身健康状况不允许继续执政的情况下，做出了将皇位传给儿子李纯（即唐宪宗）的决定。这个选择既是对国家稳定的考虑，也是对他自己病情的实际评估结果。因此，唐宪宗成为接班人并非意外，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结论 总之，唐顺宗提前禅位给唐宪宗并不是因为被逼迫或夺位，而是基于个人健康和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同时，永贞革新之所以终止，主要归因于改革派内部的矛盾、实施过程中的重重困难，以及唐顺宗本人对形势的判断。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使唐顺宗做出了停止改革并禅位的决定。 学术界的共识与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结论基于现有史料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但历史研究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新发现的文献或考古资料可能会带来新的见解。因此，对于唐顺宗与永贞革新的评价，学术界仍在持续讨论和修正之中。 历史评价 韩愈的评价 唐顺宗李诵作为太子时，就展现出对艺术的浓厚兴趣和书法上的造诣，尤其擅长隶书。德宗精通诗歌创作，每当赐予大臣或地方官员诗作时，常命李诵亲手书写，以此展示其才华。李诵性格宽厚仁慈且果断，对待师长礼敬有加，必定先行致拜。在随德宗逃难至奉天期间，面对叛军朱泚的逼近，他身先士卒，亲自督战，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斗志。 德宗在位多年后，逐渐不再信任宰相，宠信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近臣，这些人借机行事，苛刻待下以求功名，排挤陆贽、张滂等人，导致朝政混乱。而李诵则勇于直言，从容论争，最终阻止了延龄、渠牟成为宰相的可能性。在一次鱼藻宫宴会上，当德宗因宫女表演水戏而高兴时，李诵引用古语“好乐无荒”来提醒父皇不要沉迷于享乐。他对宦官从不假以辞色，坚持原则。他在储君位置上度过了二十年，天下因此受益匪浅。可惜的是，由于即位时已患病，未能完全施展抱负，但能够顺利传位于贤能之子，延续国祚，确实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欧阳修的评价 欧阳修认为，唐顺宗李诵在东宫担任太子长达二十年，其间天下人暗中受惠于他的存在。然而，他登基时间短暂，不幸因病无法大展宏图，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尽管如此，他仍成功地将政权平稳交接给继任者，确保了国家的持续稳定和发展，这样的贡献值得尊敬与怀念。 王夫之的评价 王夫之则提出了更为尖锐的观点，他认为唐顺宗因疾病而失去行动能力，几乎与宋光宗被悍妻控制而忽视父亲的情况相似，两者都接近于昏庸无能的状态。然而，与汉惠帝相比，他们的情况稍好一些；但正是由于当时唐朝和宋朝还有其他有能力的人才支撑着，才使得这两个朝代没有因此灭亡。这种评论虽然严厉，但也指出了历史背景下个人健康状况对统治能力的影响以及国家存续背后的复杂因素。 综上所述，三位历史学家对于唐顺宗李诵的评价各有侧重：韩愈赞赏其品德与才能，肯定其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影响；欧阳修感叹其短促的统治期限制了他的作为；王夫之则更关注健康问题对其治理效果的实际影响，同时强调了时代背景和个人局限性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视角共同构成了对这位唐代皇帝全面而深刻的评价。 第29章 唐宪宗李纯:奋发有为的皇帝(上) 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年），原名李淳，后改名为李纯，是唐顺宗李诵的长子，唐德宗李适的长孙。作为唐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李纯从小就表现出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和浓厚兴趣，深入研读历代史书，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知识。贞元四年（788年），李纯获封为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被正式立为皇太子。同年八月，在其父唐顺宗退位之后，李纯顺利登基成为皇帝。 即位后的唐宪宗致力于改善朝政，鼓励臣下直言进谏，营造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他重用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和裴度等一批贤能的大臣，这些人积极推行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藩镇势力的政策。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宪宗有效地削弱了部分割据的地方势力，使得唐朝在表面上恢复了统一的局面。这一时期，因为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被称为“元和中兴”，显示了唐朝在这段时期的复兴与繁荣。 唐宪宗李纯不仅关注政治和军事的改革，同时也重视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在他的支持下，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文学艺术迎来了一个繁荣时期。然而，到了晚年，宪宗对长生不老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频繁服用所谓可以延年益寿的金丹。遗憾的是，这些药物并未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他的性格变得愈发急躁，也逐渐与一些宦官关系疏远。最终，在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不幸被宦官陈弘志等人谋害，终年43岁。去世后，唐宪宗被追谥为圣神章武孝皇帝。 幼年聪慧深得祖父宠爱 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李纯出生于长安大明宫，当时正值其曾祖父唐代宗李豫的统治末期。次年，即779年，随着祖父唐德宗李适的登基，父亲唐顺宗李诵被立为皇太子，而作为长子的李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未来的储君人选。 李纯自幼聪慧过人，深得家人尤其是祖父唐德宗的喜爱。据记载，在六七岁时的一次家庭聚会中，李纯坐在祖父膝上，当被问及是哪家的孩子时，他机智地回答：“我是第三天子。” 这一回答既体现了李纯对自身身份的理解——继祖父和父亲之后的第三代皇帝，又展现了他超乎年龄的智慧，令在场之人无不惊叹。因此，李纯从小便深受祖父唐德宗的宠爱，这种早期的智慧展示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封王娶妻生子 唐宪宗李纯的童年并非一帆风顺，他亲身经历了诸如泾师之变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经历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地面对和理解了国家大事的复杂性，也促使他早早地成熟起来。在目睹了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后，李纯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性，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贞元四年（788年）六月，十一岁的李纯被正式册封为广陵郡王，这一荣誉标志着他在皇族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了贞元九年（793年），刚刚十五岁的李纯迎娶了郭氏为妻。郭氏出身显赫，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其父为驸马都尉郭暧，母亲则是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凭借这样高贵的家庭背景，郭氏不仅受到了公公唐顺宗李诵的特别宠爱，也赢得了丈夫李纯的高度尊重与重视。这段婚姻不仅是两个家族之间的联姻，也是政治上的重要结合，有助于巩固皇室与其他贵族势力之间的关系。婚后两年，即贞元十一年（795年），郭氏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李宥（后改名为李恒）。 继承大统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六日，李纯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李纯开始代理监国，负责处理军国政事。八月四日，唐顺宗李诵禅位于长子李纯。八月九日，唐宪宗李纯在宣政殿正式即位，成为了唐朝的第十二位皇帝。这段期间的迅速转变，标志着李纯从一位年轻的皇太子正式成为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承担起了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就此开启了他十五年的统治时期。 以贞观和开元为榜样 唐宪宗李纯是一位胸怀远大理想的君主。自年少起，他就深受历史上伟大帝王事迹的鼓舞，这些事迹点燃了他内心深处对治国理政的热情。登基后，他时常研读《列圣实录》，这是一部详尽记载历代帝王治国之道的经典文献。书中关于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描述，令他对那个时代的辉煌成就心怀崇敬，并立志效仿唐太宗李世民的开创精神和唐玄宗李隆基的治理智慧。 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唐宪宗不仅勤于学习，更注重实践，不断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灵感，力求将历史教训转化为有效的治国方略。他梦想着凭借自身的努力，重现大唐昔日的荣光，为百姓缔造一个繁荣安定、文化昌盛的美好社会。正是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与对未来愿景的执着追求，构成了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的动力源泉，也使他的统治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 重用忠诚良将 为了纠正中央朝廷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唐宪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提高宰相的权威，将“军国枢机”归于宰相，确保政策制定的高效与稳定。唐宪宗李纯善于任用忠臣良将，不为群议所惑，选拔了一批才能卓着的宰臣。例如： - 李吉甫：反对宦官操纵朝政，力谏攻打淮西。 - 杜黄裳：坚决主张讨伐刘辟，以法律整肃诸侯，削弱藩镇势力。 - 裴垍：提议贬黜李纯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并罢免其军权。裴垍总揽机务，处理吴蜀地方叛乱时表现出色，深得皇帝信任。 - 李绛：提出分化河北策略，不战而收魏博；建议京西北神策军割隶当道节度使以防卫吐蕃，并多次上疏营救朝臣如柳公绰、白居易等人。 - 武元衡和裴度：坚决支持讨伐淮西，裴度更是亲自挂帅到前线督战，最终平定了淮西。 - 崔群：以直言闻名一时，为朝廷提供了诸多宝贵的谏言。 此外，李纯还提拔了多位理财能臣，如李巽、程异、李鄘、王播等，有效的缓解了沉重的财政危机，使得朝廷能够专心的应对藩镇割据的问题。通过这些改革举措，唐宪宗不仅巩固了皇权，还开创了“元和中兴”的辉煌局面，使唐朝在形式上重回统一，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削平藩镇大展宏图 1.讨伐刘辟 永贞元年（805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后，支度副使刘辟自称为留后，率兵固守，并向朝廷提出兼领三川（即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的要求。唐宪宗拒绝了这一要求。随后，刘辟发兵围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公然对抗朝廷。 面对刘辟的叛乱，宪宗迅速作出反应，命令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领五千步骑兵作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领两千步骑兵作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讨伐刘辟。同年，高崇文成功攻克成都，擒获刘辟，并将其押解至长安。最终，刘辟连同其族党一起被消灭。 2.除李锜 元和二年（807年）夏季，在夏州杨惠琳和蜀中刘辟被平定之后，各藩镇因为害怕而多数请求入京朝见。镇海节度使李锜，作为淮安王李神通的后代，也深感到不安，提出了入京朝见的请求。唐宪宗同意了他的请求。然而，当入朝时间临近时，李锜上表声称自己身患疾病，请求将其入京时间再延缓至年底。宰相武元衡主张削藩，认为不应对这事放任不管，宪宗也认同应施加威令。 十月五日，宪宗颁诏征召李锜为左仆射，并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但李锜拒绝接受这一安排。于是，唐宪宗决定削除李锜的官爵及属籍，并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锷统率诸道兵马为招讨处置使，集结宣武、义宁、武昌等军力，加上淮南、宣歙的军队从宣州出发，江西军从信州出发，浙东军从杭州出发，多路兵马共讨李锜。 随着官军逐渐的逼近，镇海军内部出现了分化。兵马使张子良等人这时候倒戈，率部攻入镇海军治所京口（今江苏镇江），活捉了李锜。随后，李锜被押往长安，并在街市上被腰斩。朝廷还将已没收的李锜家产全部赐给了浙西的百姓，用以抵充当年的租赋。 3.讨成德 元和四年（809年），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逝世后，其子王承宗继位。唐宪宗闻讯后，便计划派人接替王承宗，若王氏不从则准备派兵去征讨。他这样做也是革除河朔诸镇世袭的弊端。然而，宰相们认为河北诸镇的问题由来已久，各镇势力盘根错节，劝皇帝不要轻举妄动。但宦官吐突承璀为了争取权力，利用王承宗进攻德州（今山东陵县）一事，说服了宪宗下令进行征讨。 谁知战事进展的不顺利，朝廷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久攻不下。此时的王承宗也感到了资源紧张，于是提出愿意向朝廷缴纳贡赋、以接受朝廷派遣官吏作为妥协条件。面对这种情况，唐宪宗见继续征讨无力取胜，便以此为台阶，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并撤回了征讨部队。 在淮西之乱平定前后，唐宪宗准备再次对成德镇采取行动。这次王承宗主动表示了悔过自新，并遣送质子到长安，交割两州版图作为谢罪条件。宪宗接受了这些条件，避免了新的军事冲突。 王承宗去世以后，军中推戴其弟王承元为留后。王承元不愿继承兄长的职位，主动请求朝廷更换节度使，并因此被授予义成军节度使之职。这一系列事件展示了宪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策略调整，以及部分藩镇将领对中央权威的重新认可。 4.定义武 元和二年（807年）十月，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入朝，请求担任朝中的闲散官职，并希望由朝廷另派他人接任节度使一职。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朔地区的藩镇割据严重，不仅断绝了对朝廷的贡赋，还形成了父去子继的局面。然而，张茂昭却与众不同，请求举家迁往京城，归附中央。 面对河北各藩镇交相派来的使者劝阻，张茂昭坚持己见，不予理会。起初，唐宪宗并没有同意张茂昭的要求。但在张茂昭连续上表了几次之后，宪宗最终在元和五年（810年）十月任命左庶子任迪简为行军司马，前往替代张茂昭的职位。 张茂昭入朝后，受到了宪宗皇帝的厚待，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并授予河中节度使之职。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李纯对张茂昭忠诚的认可，也体现了他对主动归顺中央的地方势力的支持。 5.收魏博 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其子田怀谏被任命为副大使，负责军务。然而，田怀谏年仅十一岁，无法有效掌控军队，军政事务实际上由家僮蒋士则等人决定。 唐宪宗与宰相商议如何处理魏博事务，他计划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以加强对魏博的控制。李吉甫建议出兵讨伐田怀谏，这一提议得到了宪宗皇帝的支持；但另一位宰相李绛则持不同意见。李绛认为，田怀谏年纪尚幼，肯定无法稳定局势，因此朝廷无需采再取军事行动，而应当厉兵秣马，“坐待魏博之自归”。他主张一旦魏博内部发生动乱，对胜利者给予爵禄奖励，以促使各镇主动归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唐宪宗听取了李绛的意见，没有出兵。 不久后，魏博军内果然发生了哗变，士兵们拥戴田兴（即田弘正）取代了田怀谏。田兴主动率领魏博六州之地归顺朝廷。十月，宪宗接到魏博监军的报告后，立即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十一月，他又派遣知制诰裴度携带一百五十万缗钱前往犒赏魏博士兵，并免除六州百姓一年的赋税徭役。据说，当魏博军士受赐之后，“欢声如雷”。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解决了魏博的问题，也展示了宪宗在处理地方藩镇问题上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第30章 唐宪宗李纯:奋发有为的皇帝(中) 6.平淮西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吴元济隐瞒了其父离去的消息，并擅自接管了兵权。淮西节度使驻于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李希烈以来，淮西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平定蜀中之后，唐宪宗便有意向攻取淮西。宰相李吉甫也力主讨伐淮西。面对这种情况，张弘靖建议皇帝先以礼相待：为吴少阳停止上朝表示哀悼，追赠官爵，派遣使者吊丧，并赠送助丧财物；等淮西出现对朝廷不恭的行为后再动用武力。唐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前往吊祭。 然而，吴元济拒绝迎接敕使，并发兵四处侵扰，屠戮舜阳、焚烧叶县、掠夺鲁山和襄城等地，导致关东地区震动，李君何也因无法进入淮西只好返回。见此情形，唐宪宗决心讨伐淮西。十月，他任命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统领各路兵马讨伐吴元济。 淮西之战牵涉到山东、河北割据势力的存亡。吴元济纵兵抵抗，而王承宗、李师道则暗中配合，给予其政治声援和军事援助。吴元济向恒、郓两地求救，王承宗与李师道多次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但唐宪宗李纯不予答应。于是李师道派出两千兵力声称支援官军，实际上却在军事上制肘官军的行动。此外，他还派刺客攻击河阳转运院，造成重大损失，一时间“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然而，唐宪宗坚决削藩，不同意罢兵。 随着战事的拖延，诸军讨伐淮西久未有功。元和十年（815年）五月，唐宪宗派遣御史中丞裴度前往行营宣慰，观察用兵形势。裴度回朝后，分析了淮西必胜的形势，推荐李光颜为将。不久后，李光颜在时曲（陈州殷水县西南）大败淮西兵，淮西军队就此溃散。同时，裴度多次上奏指出山南东道节度使、淮西招抚使严绶并非将帅之才，不堪平叛重任。唐宪宗最终在年底罢去了严绶的节度使和招抚使职务。 同年，李师道派出刺客谋害宰相武元衡和裴度，导致武元衡身亡，裴度重伤。长安城因此大骇，大臣都不敢出门。早朝时，唐宪宗在御殿久等，官员仍未齐集。唐宪宗下令搜捕刺客，京城展开大规模搜索。一些朝臣还请求罢免裴度的官职，试图安抚王承宗、李师道，但宪宗愤怒地拒绝： “如果罢免裴度，就等于让奸计得逞，朝廷纲纪如何维持？朕任用裴度一人，足以击败这两个乱臣贼子。” 裴度因伤请假二十余日后，宪宗下诏派卫兵夜守裴度私宅，内宫使臣接连前往慰问。裴度伤愈后，李纯召他入宫对话，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向李纯进言：“淮西是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已经讨伐，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途而废。”宪宗与裴度在削藩见解上完全一致，继续坚定推进削藩政策。 唐宪宗曾询问群臣讨伐吴元济是否妥当。多数朝臣认为还是罢兵赦罪为上策；翰林学士钱徽、萧俛等人在延英殿对策，试图借此使朝廷停止军事行动。唯有裴度坚称吴元济不可赦免。 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蔡州行营的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之战中惨败于淮西军，几乎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仅保住了性命，狼狈撤回。宰相们以为宪宗皇帝必定会对长期用兵感到厌倦，准备提议停止征讨。然而，在众宰辅刚要启奏时，宪宗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若王师每次出战都不该失败，那么自古以来朝廷用兵岂非易如反掌？屡战屡胜，就不应留下这号凶贼。今日只论此次用兵该与不该，以及朝廷决断处置是否妥当，各位只需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处理。将帅不合适的，立即撤换，毋须迟疑；兵力不足的，迅速给予接应。怎能因一个将领的失利，就放弃既定的大计？”于是，大臣们不敢再提罢兵之事，平定淮西的计划这才得以继续推行。 到了元和十二年（817年），官军讨伐淮西已经四年，仍未取得胜利，“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玩寇相视，未有成功”，这让唐宪宗李纯深感忧虑。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人以劳损军力、耗费财赋为由，意图劝皇帝罢兵。这时候裴度回应说：“臣请求亲自前往督战。” 次日，在延英殿再次讨论此事。待李逢吉等离开后，宪宗对裴度说：“卿真能替朕出巡吗？”裴度匍匐流泪道：“臣与此贼誓不两立！”宪宗深受感动，随后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并担任彰义军节度使及申、光、蔡州观察使，兼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 八月初，裴度出发前往淮西，唐宪宗李纯亲自为他送行。裴度抵达前线后，便成为了督军统帅，并选择郾城作为指挥所。当时，各道军队中都有宦官监军，影响了主将的指挥权，“胜则（宦官）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裴度当即奏请免除监军，使得诸将能够不受拘束地专掌军事，这样作战更为有效。裴度治军严谨，“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使得官军接连取得胜利。 十月十四日，唐州和邓州节度使李愬亲自率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佑、李宪领牙队三千人作为前锋，李进诚率三千人作为后军，趁着风雪向东行军，直奔吴元济的营垒蔡州。尽管路上风雪极大，甚至刮裂了旌旗，但李愬仍冒雪日夜兼程，于十五日四鼓时分突袭到了蔡州城下，城头守军竟无人察觉。于是官军迅速攻下了蔡州。吴元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跪地请降，之后被押往了长安，并于十一月斩首。至此，淮西长达三十多年的割据状态被彻底解除。 7.进讨李师道 朝廷对淮西的用兵，使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了威胁。于是采取了表面上声援助官军讨伐吴元济，实际上暗中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平定淮西之后，唐宪宗指挥的削藩，形势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朝廷逐渐占据了优势。面对这一局势，李师道深感恐惧，最初他还表示愿意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京师为质子，但最终李师道还是选择了举兵叛唐。 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唐宪宗调遣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李师道。在大兵压境的压力下，淄青军内部的矛盾激化，都知兵马使刘悟最终除掉了李师道，于是，淄、青、江三州之地迅速被朝廷平定。 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和马匹，请求留在京师。宪宗任命韩弘为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任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因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封他为侍中。为了向皇帝表示忠心，田弘正让他的兄弟子侄都到朝廷任职。以上充分说明了唐宪宗李纯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 唐宪宗的为政举措 政治清明 1.任用贤能，削弱藩镇 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先后任用了一批年轻有为、忠谠有才干且力主削藩、反对宦官干预军政的宰相。这些贤臣包括裴垍、李绛等，他们坚决主张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维护中央权威。通过这一系列人事安排，宪宗成功平息了多次藩镇叛乱，使得“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繁荣景象。 2.鼓励直言进谏 唐宪宗周围还聚集了一批极言直谏、维护政治清明的大臣。例如，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反对宦官吐突承璀挂帅出征，主张国家征战应责成将帅；东台御史元稹纠劾不法行为，与中使抗争；刑部侍郎韩愈则谏止宪宗迎佛骨佞佛。这些大臣的存在，不仅增强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也为朝廷带来了更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经济成果 1.减轻赋税负担 在经济上，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来减轻人民负担并增加国库收入。首先，他任命裴垍为宰相，推行减轻江淮地区赋税的政策。裴垍下令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律按省估计算，观察使先税所治理州以自给，不足部分再征收所属州的税。此举显着缓解了江淮人民的经济压力，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2.营田养兵计划 宪宗任用李绛为宰相，李绛提出并在北方实施了营田养兵计划。元和七年（812年），李绛奏请在振武、天德两地开垦良田约一万顷，以节省财政开支并增强边防力量。宪宗批准了他的提议，并命度支使卢坦负责具体经略。经过四年时间的努力，共开垦农田四千八百顷，收获谷物四千余万斛，每年节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依赖此计划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3.提高税收效率 同时，宪宗还委任了一批擅长理财的官员担任重要职务。元和元年（806年），李巽被任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在其任期内，李巽大幅提高了税收效率，第一年征课所入即达到了刘晏最高年份的水平，第二年更是超过了这个数字，第三年增加了180万缗。旧制规定每年从江淮运送五十万斛米到河阴，但长期以来未能达到这个数目，只有在李巽任职的三年间实现了目标。 4.改革江淮财政管理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河东节度使李鄘接替李巽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同年，李巽推荐彬州司马程异（王叔文党，八司马之一）为扬子留后，程异复任淮南等五道两税使，对江淮地区的财政管理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进一步铲除了存在的弊端。至元和六年（811年）四月，盐铁转运使王播报告称，江淮河岭以南、兖郓等盐院在元和五年收入卖盐价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而到了元和六年，因天下丰收，米价跌至每斗仅值二钱。 唐宪宗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明智的决策和有效的治理手段，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宪宗的统治时期被视为唐朝晚期的一个小高潮，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成就 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的元和年间（806-820年），唐朝针对叛乱的藩镇及少数民族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成功巩固了中央集权，并恢复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以下是这些关键战事的详细描述： 1. 平定夏绥杨惠琳之乱:元和元年（806年） 指挥官：张承金 结果：河东、天德军联合作战，成功击斩杨惠琳，迅速平定了此次叛乱。 2. 平定西川刘辟之乱:元和元年（806年） 指挥官：高崇文 结果：高崇文率军击败刘辟，后者被俘送往长安处决，西川地区重归唐朝统治之下。 3. 平定镇海李锜之乱:元和二年（807年） 指挥官：王锷等 结果：李锜被其部下擒获并送往长安处决，镇海地区的叛乱得以平息。 4. 攻伐成德王承宗:元和五年（810年）至元和十三年（818年） 指挥官：吐突承璀、卢从史、田弘正等 结果：面对长期僵持的局面，朝廷未能迅速取胜。最终，在淮西之乱平息后，王承宗主动献地谢罪，双方达成和平协议。 5. 平定溪峒张伯靖之乱:元和六年（811年）至元和八年（813年） 指挥官：崔能、严绶、柳公绰等 结果：通过严绶的招降策略，张伯靖选择上表请求隶属于荆南节度使，避免了进一步冲突。 6. 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元和九年（814年）至元和十二年（817年） 指挥官：裴度、李光颜、李愬、乌重胤等 结果：经过三年艰苦作战，宪宗派遣宰相裴度亲自督战，李愬雪夜奇袭蔡州，成功擒获吴元济，标志着淮西叛乱的彻底平定。 7. 平定淄青李师道之乱:元和十三年（818年）至元和十四年（819年） 指挥官：李光颜、李愬、田弘正、韩弘等 结果:唐军四面围攻，取得多次胜利。最终，由于内部兵变，李师道被自己的部下斩首，淄青地区重新归附唐朝。 元和年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展示了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反映了宪宗时期政治清明、用人得当的良好局面。特别是像高崇文、裴度、李愬等将领的出色表现，为唐朝的中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胜利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唐朝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些成功的军事行动，李纯不仅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藩镇问题，还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文化教育振兴措施 在整顿政治的同时，唐宪宗李纯也对教育进行了重要改革，使官学得以振兴。其主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 慎择学官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发布的《改元元和敕》中，宪宗将国子监的整顿列为刷新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更新国子监的领导层和师资队伍，优先从朝官中选调德才兼备者担任祭酒、司业及学官，确保教育质量。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教师的专业水平，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 2. 严肃学规 新任国子祭酒冯伉上任后发现，部分老学生不勤学业，视国子监为免费食宿之地，不服管教且制造争端。为此，冯伉提出《奏请整顿学事》，建议通过严格的学规和考试制度进行管理，并对严重违反学规或学业成绩未达标的生员予以清除或解退。这些措施得到了宪宗的支持并立即实施，显着改善了学风。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自律性，也增强了学术氛围。 3. 控制规模 由于战争年代财政紧张，国子监的学生人数逐渐减少，各馆学生名额不成比例。元和二年（807年）十二月，国子监请求确定两京诸馆学生员额共六百五十人。当时在监学生人数不足这一规模，因此唐宪宗要求礼部准额补置，以补足员额为限。此举明确了唐后期两京国子监的法定学生名额，稳定了基本规模。通过合理控制学生人数，保证了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提升了整体教育质量。 4. 抽俸修监 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月和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二月，国子祭酒郑余庆鉴于长期战乱导致国家财政困难，难以修葺国子监，两次奏请从在京文官的俸禄中抽取一部分用于修缮和扩建两京国子监。此方案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解决了国学修复的问题。李纯批准了这项提议，开创了官员捐献支持教育恢复的先例。通过这种方式，国子监的设施得到了有效维护和改善，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通过这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唐宪宗李纯不仅提升了国子监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还为后来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举措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促进了唐代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李纯的文教改革不仅为当时的学子创造了更好的学习条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他的努力使得唐朝的教育制度更加完善，培养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31章 唐宪宗李纯:奋发有为的皇帝(下) 前明后暗的君王 在与各藩镇的战争中，唐宪宗李纯重用了宦官，并任命心腹宦官吐突承璀担任左右神策将军、兼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和招讨处置使等要职，作为统帅带兵出征。然而，在一次弓箭库使刘希光因贪赃被查办的事件中，吐突承璀受到了牵连。因此，唐宪宗将吐突承璀外放为淮南监军。事后，宪宗询问宰相李绛： “朕将吐突承璀任为外官怎么样呢？”李绛回答说：“外界想不到陛下忽然能够这么做。” 宪宗回应道：“此人只是一个家奴而已。以往，朕觉得使唤他的时间很长了，所以因私情恩宠而宽宥了他。倘若他有违纪犯法的行为，朕抛弃他，就如丢掉一根毫毛一般轻易！” 长期的心力交瘁使得唐宪宗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逐渐崇信起了佛教。晚年时，宪宗下令将凤翔（今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骨迎至长安，这一举动引发了王公贵族及黎民百姓竞相施舍奉养的热潮。刑部侍郎韩愈为此上疏，恳切谏阻。唐宪宗勃然大怒，准备对韩愈处以极刑。但后来在裴度等人的劝谏下，最终决定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此外，为了求取长生不老之药，唐宪宗又转向道教。元和十三年（818年），他下诏征求方士。宠臣皇甫镈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柳泌的人，此人声称可以配制长生药。次年，唐宪宗开始服用长生药，但药物的影响使他的性情变得暴躁易怒，经常斥责或诛贬身边的宦官。这些情况不仅反映了唐宪宗在削藩过程中用人上的复杂心态，也揭示了他在政治压力下的个人信仰和行为变化。 尽管唐宪宗李纯在削弱藩镇势力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但李纯对宗教的过度依赖和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也为他的统治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他的性格转变和决策方式上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也表明，即使是英明的君主，在面对个人欲望和信仰时，也可能做出不利于国家和个人的选择。 皇位继承的波折 宪宗李纯原配是唐代宗长女升平公主与郭子仪第六子郭暧的女儿——郭贵妃。作为代宗的重孙，按辈分计算，郭贵妃实际上是李纯的表姑，二人的联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郭贵妃为李纯诞下了第三皇子遂王李宥，而另一位后妃纪美人则生下了皇长子邓王李宁。 尽管李宥身份尊贵，仅比李宁年轻两岁，但宪宗却选择了立长不立贵的原则，在元和四年（809年）正式册立李宁为太子。不幸的是，元和六年（811年）底，李宁早逝，这使得关于新太子的人选再次成为了朝廷内外热议的话题。当时形成了两派势力：一派由深受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领导，主张立澧王李恽（本名李宽）为继承人；另一派以宦官梁守谦、王守澄及大多数朝臣为代表，鉴于郭氏家族的显赫地位，他们力荐郭贵妃所生的遂王李宥（即后来的唐穆宗李恒）。最终，唐宪宗李纯同意了册立三皇子遂王李宥为太子，但却迟迟未立郭贵妃为皇后，导致太子李宥的地位一度不够稳固。 身罹不测 至元和十四年（819年）末，因长期服用金丹，李纯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到了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他甚至取消了元旦朝会，令群臣深感忧虑。然而，在义成军节度使刘悟入宫觐见并传出“陛下身体平安”的消息后，朝廷内外才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同一天夜里，唐宪宗李纯在长安大明宫的中和殿遭遇了宦官陈弘志等人的谋害，享年四十三岁。 陈弘志、王守澄等人对外宣称皇帝是因为服用长生药而亡，并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人合谋拥立三皇子李宥继位，即唐穆宗。吐突承璀及其支持的澧王李恽也在此次政变中身遭不幸。同年五月，群臣为宪宗上谥号为“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并将其安葬于景陵。到了大中三年（849年），宪宗之子唐宣宗李忱追封其父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以此缅怀这位曾试图重现大唐辉煌的帝王。 结语: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唐朝迎来了被称为“元和中兴”的复兴时期。面对地方藩镇势力坐大、中央权威式微的局面，宪宗通过一系列果敢的军事征讨和平息叛乱措施，成功削弱了地方藩镇的自主性，解决了长期困扰唐朝的藩镇割据问题，暂时恢复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同时，他重视吏治整顿，任用贤能如裴度、李绛等名臣推行改革，使得朝政清明高效，经济得以复苏，文化繁荣昌盛。宪宗个人也很重视法律建设，组织修订法令以求司法公正，并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繁荣。然而，晚年受长生不老思想影响，沉迷于道教丹药，最终早早离世，结束了其15年的统治。尽管如此，唐宪宗的努力和贡献，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印记，成为后人缅怀的一段光辉岁月。 关于宪宗皇帝的轶事典故 不立皇后 根据《旧唐书·后妃传》的记载，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后宫中受宠的女性众多。他特别注意到贵妃郭氏出身于显赫家族，担心如果立她为皇后，郭氏可能会限制他对其他妃嫔的宠爱。因此，李纯迟迟没有立皇后。现代研究者认为，唐宪宗的顾虑并不是害怕皇后专权，而是担忧外戚势力过大，影响皇权。从宪宗开始，唐朝后续的几位皇帝——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也都效仿此做法，未立皇后。实际上，史书中提到的皇后多是在她们的儿子登基后追封的。 有志河湟 一次，当宪宗查看天下地图时，注意到了因安史之乱而失去的河湟地区（现今的青海东部和甘肃西部一带），不禁萌生了恢复这片旧土的愿望。翰林学士李绛曾劝说皇帝不要过度聚敛财富，但宪宗解释道，国家的政令无法覆盖河南、河北的多个州郡，而河湟地区的广袤土地仍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这让他感到祖宗蒙羞，日夜想着如何洗雪耻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有必要积累足够的财力。否则，即使宫廷内开支节俭，多余的财富也无实际用途。 最终，在大中年间（847-860年），即宪宗去世多年后，唐军利用吐蕃内部纷争的机会，成功收复了河陇三州七关之地。宪宗的第十三子唐宣宗李忱感叹道： “先帝宪宗常常挂念河湟，遗憾的是未能完成这项伟大事业就离开了人世。如今我们应当继承先人的遗志，商议为顺宗和宪宗两庙献上谥号，以此彰显祖先的光辉，并向后世展示。” 通过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唐宪宗不仅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君主，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表现出的决心和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于皇权稳固和个人欲望之间的微妙平衡。同时，宪宗对河湟地区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恢复失地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他之后的几代帝王中得到了延续，直到他的儿子宣宗实现了这一夙愿。 历史评价 下面这段文字是唐代诗人韩愈对宪宗平定淮西叛乱这一历史事件的颂扬: 当宪宗皇帝继位之时，他环顾四周，感慨万千。他心中怀揣着对文臣武将的信任与期待，同时也忧虑着国家的命运和皇室的安宁。在平定了吴蜀两地之后，朝廷的目光转向了山东，并迅速将其纳入版图。魏博的将领率先响应朝廷号召，六州相继归顺。然而，淮蔡地区的割据势力却自恃强大，公然反抗中央权威。 面对淮蔡的挑衅，宪宗果断下令讨伐，却遭遇了周边势力的勾结作梗。更甚者，他们暗中派遣刺客，意图加害于朝廷重臣。正当战事不利、京师内部人心惶惶之际，众大臣纷纷劝说宪宗采取安抚政策。但宪宗皇帝不为所动，坚信天命所归，决定继续坚定地执行讨逆之策。 最终，在宰相裴度等人的支持下，宪宗坚持了自己的判断，成功地完成了对淮蔡的征服。这场持续四年的征战，起初并未得到所有官员的支持，但在宪宗坚定不移的决心面前，逐渐消除了疑虑。正是由于宪宗的英明决断，才使得淮蔡之战得以胜利，进而稳定了国内局势，吸引了四方边夷前来朝贡。随后，宪宗开设明堂，以彰显其治国理政的能力。 五代刘昫对宪宗的评价充满了赞美与敬仰，他通过几句精炼的话语概括了宪宗在位期间的关键政绩和领导特质: 1. 在贞元年间，由于皇帝控制力的减弱，各地出现了许多叛乱势力，犹如盗贼盘踞。然而到了章武（宪宗谥号）时期，宪宗展现了其非凡的魄力，成功地平息了这些叛乱。当时有贤能的宰相辅佐，他们不仅展示了德行的力量，也展现了军事上的实力。宪宗时期的元和之治，成为了后世传颂的美好时代。 2. 章武皇帝心中怀揣着对过往耻辱的愤怒，积极寻求良策来巩固国家。早期，他得到了杜邠公的帮助，任命高崇文讨伐了叛将刘辟；中期，又得力于武丞相的战略规划和军队训练，支持了宪宗明智的决策；最后，在裴晋公（裴度）的领导下，宪宗得以展示军威，彻底清除了两河地区的长期叛乱。宪宗的果断决策真是令人钦佩！ 3. 宪宗展现出了非凡的英勇气概，他的威严和恩德深入人心，赢得了臣民的尊敬和支持。 宋欧阳修和司马光对唐宪宗李纯的评价既肯定了他的成就，也指出了他晚期统治中的失误。 欧阳修评述: 宪宗皇帝以其刚强、明智和果断着称，自登基之初便立下了平定叛乱的决心。面对割据势力，他能够采纳忠臣的谋略，不被众人的议论所左右，最终达成了削平叛乱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当吴元济被铲除后，那些强大的藩镇和勇猛的将领纷纷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归顺朝廷。这一时期，唐朝的威望几乎恢复到了鼎盛时期的水平。从这一点来看，宪宗治下的优劣对比一目了然。 然而，在统治后期，宪宗开始任用了不合适的人选，导致未能完成其宏伟的事业，甚至遭遇了个人的不幸。这表明，即使是聪明睿智的君主，一旦受到小人的蒙蔽，国家也可能陷入困境。小人误国，不仅限于昏庸之君，即便是贤明的君主，若有所惑，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司马光评述： 宪宗成功地平定了各地的叛乱，几乎实现了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但他的伟大事业之所以没有得到善终，原因在于他过于追求短期的成功，而忽视了建立长远的信任。这种短视的行为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使得他在晚年无法巩固自己的成就。 宪宗皇帝突然离世的原因 关于唐宪宗李纯遇害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为宦官陈弘志所弑杀以及穆宗李恒以及其母郭贵妃（后来的懿安郭皇后）是否参与了这一阴谋。尽管新旧《唐书》都记载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谋害而亡，但历史上存在不同的观点： 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宪宗李纯是在820年正月被宦官陈弘志等人谋害的。这种说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学界的定论。 穆宗与郭贵妃的嫌疑: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明末清初的史家王夫之认为，虽然陈弘志是直接行凶者，但真正的幕后主使可能是郭贵妃和她的儿子唐穆宗李恒。近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穆宗可能涉及谋害其父的阴谋。1992年，黄永年的文章进一步将此事与元和后期党争联系起来，提出穆宗是“元和逆党”的主凶。 经过证据分析，支持穆宗和郭贵妃参与弑君的说法基于以下几点： 1.陈弘志未受惩罚：宪宗走后，穆宗并未处罚弑君的凶手陈弘志，反而将其外放为淮南监军。 2.对特定官员的优待：穆宗即位之初，特别荣宠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着和翰林学士杜元颖，这些人被认为可能与弑君有关。 3.处理宫内方士：穆宗即位后不久，下令杖毙柳泌及僧人大通，并流放宫中方士，远贬皇甫镈、李道古，这些行动似乎是为了掩盖宪宗服食丹药而亡的事实。 4.尊崇郭贵妃：穆宗迅速册封其母郭贵妃为皇太后，并给予郭家极高的荣誉，这可能是在掩饰弑君后的不安。 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 唐宣宗李忱，作为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在他即位后改变了对郭太后的态度，奉养礼节变得较为冷淡，这也被解读为他对穆宗弑逆行为有所了解的表现。 学术界仍有争论 尽管有上述种种迹象指向穆宗和郭贵妃，但学术界对此仍有分歧。部分学者质疑“元和逆党”说的真实性，认为没有足够的直接证据证明唐穆宗直接参与了弑君事件。 第32章 勤政为民:怀揣梦想的唐文宗(上) 唐文宗李昂，原名李涵，是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唐穆宗李恒之次子，生母为贞献皇后萧氏。李昂以恭俭儒雅、悲悯仁慈的性格闻名于世。 长庆元年（821年）李昂被封为江王，并于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在宦官的支持下登基为帝。即位后，唐文宗展现出勤政爱民的态度和厉行节俭的决心，对当时严重的宦官专权现象深感不满，立志要铲除这股势力，恢复皇权的尊严。太和九年（835年），他与大臣李训、郑注等人策划了着名的“甘露之变”，意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但事败之后他自己也被软禁了起来，直至开成五年（840年）因长期抑郁而逝，享年仅三十二岁。谥号为“元圣昭献孝皇帝”，庙号“文宗”。 尽管继承的是父兄两朝奢侈腐败后的残局，李昂始终怀揣着恢复初唐盛世中央权威的梦想，力图重振大唐帝国的辉煌。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厉行节约、革除奢靡风气、停止劳民伤财的工程，并重视官员考核，确保政府运作的廉洁高效。文宗还特别关注民生问题，例如命令京兆府制造水车来帮助郑白渠附近的农民灌溉农田，体现了他对百姓福祉的深切关怀。 此外，文宗也是一位热爱文学艺术的君主，闲暇时喜欢作诗书自娱，擅长五言诗创作，有《宫中题》和《暮春喜雨诗》等作品流传至今。他的努力虽然未能完全实现其复兴王朝的理想，但他的品德和作为却赢得了后人的尊敬与铭记，成为历史上一位令人怀念的明君。 正式登基称帝 唐文宗李昂出生于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十月十日，并在长庆元年（821年）被封为江王。宝历二年十二月八日（公元827年1月9日），唐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与苏佐明等人谋害，事后矫诏立宪宗之子绛王李悟负责处理国家事务。事件发生仅两天后，即十二月十日，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连同神策护军中尉魏从简和梁守谦带领神策军与飞龙军攻入皇宫，除掉了绛王李悟及参与政变的刘克明等人。紧接着，他们前往江王府迎接李昂进入宫廷。 次日，李昂在宫内接见了宰相们，咨询关于军事和国家政务的处理。十二月十二日，宰相及百官三次上表请求李昂登基为帝。最终，在十二月十三日，李昂于大明宫宣政殿正式即位。到了十六日，李昂开始正式登基称帝，并尊称其母贞献皇后萧氏为皇太后。在拥立李昂的过程中，枢密使王守澄扮演了关键角色。随后，王守澄担任右军中尉，掌控着神策军，由此掌握了军政大权，确立了他在朝廷中的稳固地位。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标志着唐文宗统治的开始，也揭示了当时宦官势力的强大及其对皇权的影响。文宗即位初期便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势，但他展现出勤政爱民的态度和厉行节俭的决心，致力于改善国家状况，力图恢复初唐盛世的中央权威。 初登大宝的朝政改革 宝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827年1月28日），刚刚即位不久的唐文宗李昂展现出其厉行节约、关注民生的决心。他下令释放了三千名宫女，裁减了宫廷教坊乐工、翰林伎师及术士中的一千二百七十名冗员，并放生了五坊豢养的鹰犬，同时禁止进贡赤色绶带、雕镂器物以及镶嵌金银珠宝的奢华床榻。此举不仅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也体现了他对奢靡之风的坚决反对。 太和元年二月十三日（827年8月9日），文宗颁布诏书，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和”。此次大赦不仅免征了京兆府当年夏税的一半，还特别赐爵给九庙陪祀者的子孙、立功将士，并给予始封诸王之后裔中的一子出身资格。这些举措旨在安抚人心，巩固统治基础，同时也彰显了新帝对祖宗功德的尊重与对有功之臣的嘉奖。 同年五月初七，文宗进一步推行政治改革，取消了宰辅大臣上奏时需经御史搜查后方许进殿的规定。这一改变简化了议事流程，极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为朝廷内部营造了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政治环境。通过这些早期改革措施，文宗向世人展示了他勤政爱民的态度和恢复大唐盛世的决心。 沧景之乱始末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三月初一，横海节度使李全略逝世后，其子李同捷未等朝廷指派新的节度使，便自任为留后，并派遣掌书记崔从长及其弟李同志、李同巽前往京城朝见文宗皇帝，表达归附之意。起初，唐文宗接受了李同捷的效忠，并授予他相应的官职，以示安抚。然而，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唐文宗同时任命天平节度使乌重胤接管横海节度使之位。 面对朝廷做出的的决定，李同捷拒绝交出权力，就此引发了与朝廷之间的对抗。文宗皇帝对此给与了坚决的回应，他下令兖海与沧景两地的节度使乌重胤、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平卢节度使康志睦、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卢龙节度使李载义、义成节度使李听，以及义武节度使张璠，各自率领本镇军队对李同捷展开讨伐。文宗之所以展开这场军事行动也是恢复中央权威，确保国家统一。 经过一年的激烈征战，次年四月，李同捷最终战败，失去了对领地的控制。朝廷派遣的使者柏耆执行了对李同捷的处决，并将其首级传送至京师长安以示警示，就此也宣告了沧景之乱的彻底平息。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唐文宗李昂维护中央集权的决心，也为后续的政局稳定铺平了路。 通过果断处理李同捷的叛乱，文宗皇帝向全国展示了中央朝政不容挑战的权威，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地方藩镇势力的严格管控态度。沧景之乱的成功平定，进一步巩固了“太和中兴”的成果，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第33章 勤政为民:怀揣梦想的唐文宗(中) 在位期间的为政举措 勤于理政 唐文宗即位后，立即展现出了高度的勤政精神。他深知国家正面临的挑战，坚持每逢单日上朝听政，每次朝会的时间都很长，且讨论范围广泛，涵盖国家安全、地方治理、财政状况，及水利建设等重要议题。并积极参与决策过程，详细探讨每一项重大政策及其具体实施方案。文宗生活上非常简朴，摒弃宫廷中的奢华生活，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治国理政之中。常常与大臣们讨论政事至深夜，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政治方面 1.厉行节俭 登上皇位后，文宗深刻认识到穆宗、敬宗两朝因过度奢侈和荒淫游乐所导致的朝政混乱，决心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并提升治理效率。他首先从宫廷内部着手，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即位不久后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简化宫廷开支，包括释放宫女、减少不必要的供奉、停止五坊的游猎活动等。 文宗自己也以身作则，在服装饮食上不追求奢华，尤其是在遇到灾荒时更加注重节制。连过生日也要求宫人只使用素食庆祝。此外，文宗还对臣下的着装提出严格要求，批评并惩戒那些穿着过于华丽的人，以此树立简朴的社会风尚。对于穿着朴素且材质粗糙的官员，文宗视之为忠诚廉洁的表现，这反映了他对官员品德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文宗下令遣散了宫中无职位的三千名宫女，裁撤了宫廷教坊乐工、翰林伎师术士等一千二百七十名冗员。并释放了五坊豢养的鹰犬，停止接受赤色绶带、雕镂器物及镶嵌金银珠宝的奢华床榻等贡品。这些举措不仅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也向全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新的统治者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务实和节约的政府。 2.反对奢靡 为了进一步革除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文宗于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十八日颁布了一道名为《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的诏书，强调“以俭为德”，并重申法令的重要性，确保命令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该诏令试图通过立法形式限制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在服饰、车马、导从、住房以及日常用品等方面的过度消费。 根据这道诏书的精神，尚书左仆射王涯负责具体实施这项任务。经过广泛征求各部门的意见，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王涯制定出了一份十分详尽的《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各级官员应享受的不同待遇标准，涵盖了从衣食住行到礼仪规范等多个方面。它不仅明确了不同官职等级间的差异，还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性条款，以防止滥用权力或资源。 到了大和六年（832年）十月七日，《制度条件》正式经由文宗批准生效，并成为约束官员行为的重要法律依据。随后在大和七年（833年）八月，文宗再次发布诏令，要求所有百官士族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定，“如有固违，重加黜责”。这一系列措施体现了唐文宗对于改善社会风气、维护国家财政健康的坚定决心。 文宗的这些举措，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朝野上下形成的奢靡风气。他通过实际行动展示了对节俭原则的坚持和对国家长远利益的关注。尽管文宗在位期间面临诸多挑战，但他的努力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其改革精神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3.打击腐败 在文宗看来，官员腐败是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在他的支持下，朝野上下开展了大力打击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行为，严查各级官员的财产来源，对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者予以严惩。同时，提拔清正廉洁、有才能的官员，为朝廷注入清流。文宗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和监督机制，激励官员尽职尽责，为国家效力。 高度重视谏官职能 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文宗下令铸造专门用于谏院的印章，以确保谏官能够直接且安全地向他提交意见和建议，不必担心信息泄露。此举不仅提高了谏官的独立性和沟通效率，还体现了文宗对谏官职能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通过这一措施，文宗旨在促进更为开放的政治环境，鼓励谏官直言进谏，不受外界干扰。谏官们可以更加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和建议，从而帮助皇帝更好地了解朝政中的问题并及时作出调整。这不仅增强了谏官的作用，也提升了朝廷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此外，铸造谏院印章还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改善朝廷监督机制。谏官作为皇帝的眼睛和耳朵，能够更有效地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一措施反映了文宗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决心，提倡直言进谏的精神，以及他对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廉洁和高效的政府的追求。 法律方面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封建法制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刑法或废弛或酷滥，几乎动摇了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文宗在其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来恢复和强化司法秩序，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1.以法治吏 为了有效地杜绝司法过程中的懒散和腐败现象，提高朝政运作的透明度和效率，并恢复有序的司法制度，关键在于严格管理官吏的行为。针对当时“诸司刑狱例多停滞”及“京城百司及府县禁囚，动经岁月，推鞫未毕”这样的现状，文宗实施了两项重要改革： -监督机制：委托尚书左右丞及监察御史负责监督并举报任何失职行为，确保司法官员尽责履职，从而提高案件处理效率。 -责任追究：文宗任命裴元裕挑选几位能力强、明察秋毫的御史，分别前往各司查阅文件，依据事实进行裁决，并向朝廷报告。对于拖延案件审理的官员，将追究其法律责任，确保公正及时地处理案件。 2.禁止鞭背酷刑 在览阅国史的过程中，文宗对太宗时期颁布的“不得鞭背”的诏书深表赞同。尽管这项规定曾在太宗之后被一度废除，但文宗认为这种野蛮的刑罚方式不应该存在于文明社会中。因此，在太和八年（834年）四月，文宗颁布敕令指出： “朕恭承先业，思奉遗训，每当念及于此，内心充满恻隐之情。今后，天下州府对于犯有轻微罪行的人，除非罪大恶极、难以饶恕者外，其他因过失或一般性违反公事而受罚之人，均应依照贞观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定的标准执行，不得施以鞭背之刑。” 通过这项法令，文宗禁止了对轻罪犯人使用鞭背的酷刑，避免了过度惩罚的现象，有助于保护受刑者的身体健康及其生产能力。这一政策不仅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刑罚的野蛮性，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3.提升司法公正与效率 为了进一步提升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效率，文宗还推行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完善司法程序：修订和完善司法程序，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按照规范流程处理，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加强法官培训：定期组织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参加法律知识更新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 -设立申诉渠道：建立有效的申诉机制，允许当事人对不公正判决提出上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文宗的法律改革措施反映了他对司法公正和个人权利保护的重视，以及对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努力。他的这些改革尝试在唐后期刑罚酷滥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为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安定做出了贡献。文宗的法律改革不仅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回应，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经济方面 为了支持农业发展，文宗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推动商业繁荣和发展手工业。同时鼓励农耕生产，并积极兴修水利设施。他还派遣经验丰富的官员深入各地指导农业生产，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和优良作物品种，从而显着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文宗也很重视商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城市经济的复苏。如，放宽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为商人提供更为宽松和有利的经营环境。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度，也带动了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建立起更加公平透明的财政体系。以加强对税收征管的力度，杜绝了偷税漏税的现象，从而确保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他还积极鼓励手工业的发展，支持工匠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贸易的繁荣。 开成年间（836-840年），全国多地遭受水灾、旱灾以及蝗虫灾害的侵袭，天象异常，如彗星频繁出现，这些都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房屋损毁，庄稼绝收。面对这样的危机，文宗颁布了多项政策以安抚民众，并实施赈济措施。然而，由于种种限制，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难以全面缓解灾情带来的影响。 削弱藩镇势力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文宗着手削弱藩镇势力，他采取了安抚与打击并举的策略：对温顺的藩镇给予优惠政策和权力，稳定局势；对桀骜不驯的藩镇则坚决打击。并通过调兵遣将，加强军事部署，试图逐步收回藩镇的权力，从而恢复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尽管藩镇势力根深蒂固，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但文宗并未退缩，不断调整策略，与藩镇进行艰难博弈。 尽管面临巨大阻力，不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藩镇的阳奉阴违以及宦官势力的暗中掣肘，文宗并未轻言放弃。他在困境中以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摸索前行。虽然他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唐朝衰落的命运，但其勤政和改革精神值得后世铭记。他在艰难环境中努力拼搏，为国家复兴付出巨大努力，为后来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展现了在困境中追求希望的勇气和决心。 热衷文化事业 在文化教育领域，文宗同样积极作为。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亲自选拔优秀学者担任学官，提高教育质量。热衷于文化事业，支持文人创作，举办文学聚会，激发文化创作热情，使唐朝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传承和发展。 唐文宗以恭俭儒雅着称，在政治之余，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诗歌创作上也颇有成就。文宗非常重视学习，即使作为一国之君，他也坚持夜间处理政务后继续读书，体现了他对知识的渴望与尊重。 文宗常说：“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这表明了他认为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应该不断充实自己。这种勤学的态度不仅提升了他个人的文化素养，也为朝廷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在科举考试中，文宗不仅亲自拟定试题，还仔细阅读考生的文章，表现出对教育和人才选拔的高度关注。他对待文章的态度极其认真，常常沉浸其中，甚至忘记疲劳。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不仅提高了科举考试的质量，也激励了更多的学子努力学习，追求卓越。 文宗经常邀请学者们来讨论经典的意义，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他还喜欢与宰相探讨诗歌的艺术特点，如诗作的润色、扩展等，显示出他对文学艺术有深入的理解和热爱。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文宗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文宗不仅是一位明君，也是一位杰出的文人。他在文学领域的贡献不仅丰富了唐代的文化宝库，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勤学精神、对教育的关注、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以及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共同塑造了一个既贤明又儒雅的帝王形象，令人敬仰。 文宗擅长写五言诗，这种诗体以其简洁凝练而闻名。他的作品风格被认为清新峻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六首诗以及两句联句，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个人的文学才华。例如，《夏日纳凉》展现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细腻感受，《秋日感怀》则表达了他对时光流逝的深沉思考。王谠在《唐语林》中对文宗的评价说明了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 与前代几位皇帝相比，文宗的诗歌品格被看作是继承和发展了唐代诗歌的传统，尤其是在古调方面更加突出。文宗的文学成就不仅在他生前得到了认可，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作品和治学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成为他们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宦官难除 唐文宗李昂即位前为江王时，对唐太宗李世民所着的《贞观政要》情有独钟。书中体现的治国理念深深影响了他，激发了他对政治改革的热情。面对穆宗、敬宗两朝宦官专权的局面，唐文宗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复仇的决心，立志清除这些朝廷的蛀虫，恢复皇权的尊严。 鉴于祖父唐宪宗李纯和兄长唐敬宗李湛皆亡于宦官之手，而自己与父亲穆宗李恒的登基也都是由宦官扶持，唐文宗即位后便决心铲除宦官势力，以报家仇并重振皇权。但宦官不仅掌控了宫廷内部，还握有禁军大权，这使李昂在行动上倍感掣肘，更是难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 太和四年（830年）六月，唐文宗秘密策划了一场针对宦官的行动。文宗选中了正直且不参与党争的翰林学士宋申锡作为自己的盟友，并逐步将其提升到了宰相的职位，试图通过宋申锡来实施诛除宦官计划。然而，由于参与者之一的京兆尹王璠不慎泄露了机密，导致消息很快传到了宦官首领王守澄耳中。王守澄迅速采取行动，利用诬告的方式扳倒了宋申锡，并牵连到了漳王李凑，最终两人均未能幸免于难。 这一失败不仅让文宗失去了两位重要的支持者，还使宦官集团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文宗后来意识到被宦官欺骗，但出于政治上考量，他无法立即为宋申锡和漳王李凑昭雪。直到开成元年（836年），才借由宰相李石的提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达了内心的悔恨。 这次事件之后，文宗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对宦官表现出宽容妥协，但他内心深处仍然怀有强烈的报复欲望，希望能够彻底清除宦官。但遗憾的是，在他周围的大臣们更倾向于自保，不愿意冒险参与到这样危险的政治斗争中。因此，文宗只能继续暗中寻找可以信赖的人才，期待有一天能够完成他铲除宦官势力的宏愿。 谋诛宦官 唐文宗深感宦官势力对皇权的严重侵蚀，日夜谋划如何铲除这股势力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下面选拔了郑注和李训作为自己的心腹，分别任命他们二人为御史大夫和宰相。郑注和李训不仅成为了文宗的重要谋士，也是他在实际行动中的得力助手。文宗希望借助两人的能力及对自己的忠诚，逐步削弱宦官的影响力，重新确立皇权的权威。 在郑注等人的建议下，文宗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步骤来削弱宦官的力量。首先，他果断地惩处了曾参与谋害祖父唐宪宗李纯的宦官陈弘志，以此向其他宦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过去的行为将不再被忽视。接着，文宗又巧妙地利用了宦官之间的矛盾，任命王守澄的心腹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掌管部分禁卫军，从而分化了王守澄的实力。最终，文宗剥夺了王守澄的兵权，并命令其饮毒酒自尽，成功消除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随着计划的推进，文宗准备实施最后的打击——彻底清除宦官势力。原计划是由郑注来负责挑选亲兵，然后在王守澄的葬礼上一举消灭所有出席的宦官。然而，李训急于求成，希望在郑注调动兵力之前就动手。于是，在与文宗商议后，他们决定改变原有计划，提前行动。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执行这次行动，文宗指派户部尚书王璠出任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担任邠宁节度使，期望他们在赴任前能够招募一些士兵辅助行动。同时，京兆少尹罗立言被临时委派管理府事，太府卿韩约被任命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也临时负责御史中丞的工作，这些官员的任务是募集吏卒，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做准备。 第34章 勤政为民:怀揣梦想的唐文宗(下) 文宗之所以要与李训和郑注二人合作，是因为他刚即位就面临两大棘手的问题： 这就是牛李党争和宦官专权。牛李党争源于宪宗时期，两党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政治理念不合，李党主张改革政局，以振兴朝政，而牛党则更倾向于维持现状，避免发生剧大变动。两派成员在宪宗朝之后就分化为了对立的阵营，彼此一直争斗不断，削弱了朝廷的力量。 另一方面，自德宗统治时期，宦官集团就掌握了中央禁军神策军的大权，不仅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还干预起了朝政，更严重的是连皇帝都被其左右，使得中央朝政陷入了一片混乱，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地方割据以及边境叛乱。 唐文宗深感宦官势力对皇权的严重威胁，日夜谋划着铲除这股势力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而宦官王守澄推荐的李训和郑注，正好成为了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人物。李训所以得宠，是因为他对《周易》的理解很深，受到文宗的赏识；郑注的医术不错，治好了文宗多年不愈的风疾，所以二人迅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尽管大臣们曾反对皇帝任用他们，但文宗却没有听从，依然提拔并重用了他们，因此也巩固了其在朝堂上的地位。 另外，他们两人之所以被文宗赋予了如此重任，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二人身份比较特殊。他们都是由宦官王守澄扶持和提拔上来的人，在宦官眼中自然被视为了“自己人”。唐文宗希望通过他们两个来借力打力——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打击宦官的整体实力。 二是作为皇帝身边的宠臣，李训和郑注不外乎棋子而已。一旦文宗铲除宦官的计划泄露或失败，他完全可以轻易的抛弃掉他们以保全自身。 惨烈的“甘露之变”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835年），一个看似平常的早晨，却成为了唐朝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刻。这一天，文宗正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报告称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上夜间降下了甘露——传统上被视为吉祥之兆的现象。李训等人建议文宗皇帝亲自去查看这一罕见的天赐祥瑞，认为其出现在宫禁之内尤为特殊。 于是，文宗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提议前往含元殿，同时他还命令宰相与中书、门下省官员们先去视察。然而，当官员们返回后表示怀疑这并非真正的甘露时，文宗再次派遣宦官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带领其他宦官前去确认。这次视察成为了一场精心策划阴谋的导火索。 当宦官仇士良等人到达左金吾仗院时，他们注意到韩约表现异常紧张，同时发现了藏匿的武装士兵。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宦官们迅速撤退至含元殿，并迫使文宗乘软舆进入内宫。此时，李训试图召集金吾卫士保护皇帝，同时大声疾呼阻止皇帝入宫，但未能成功。宦官们成功将文宗带入宣政门并关闭了大门，导致朝廷官员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 随着事态急转直下，宦官们立即调遣了五百名神策军士兵持刀冲出东上阁门，对现场人员展开大规模的屠戮，当场造成数百人身亡。随后，宦官们封锁了宫城的各门进行搜捕，又诛了上千人。在这场被称为“甘露之变”的血腥镇压中，包括李训在内的多位朝廷重臣被诛，而他们的家族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到了残酷的灭门。 这件事件过后，唐文宗被宦官软禁了起来，国家大权则全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而宰相等官员们仅能处理文书工作。宦官们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不仅威胁到皇帝的安全，还轻视宰相，对待朝臣如同草芥。面对这样的局面，文宗皇帝感到无计可施，只能通过饮酒和作诗来排解内心的痛苦。有一次，他对当值学士周墀倾诉，感叹自己的处境甚至不如历史上受制于人的周赧王和汉献帝，言语间充满无奈和悲伤，令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尽管如此，在郑覃、李石指出李训和郑注实际上是宦官所引荐的事实，以及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为王涯、贾餗等人鸣冤之后，仇士良开始有所收敛。这些举动使得文宗和他的大臣们能够重新行使部分权力，暂时缓解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甘露之变”不仅是文宗铲除宦官势力计划的重大失败，也标志着唐朝皇权进一步削弱，宦官专权的局面更加巩固。这场悲剧深刻影响了唐朝后期的政治格局，留下了深远的历史教训，展现了文宗在政治风暴中的无力感和个人悲剧。 患病离世 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间，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和个人的悲剧。他曾有意立其兄敬宗的长子晋王李普为太子，但不幸的是，李普早逝，被追封为悼怀太子。随后，唐文宗立自己的长子李永为太子。然而，命运多舛，庄恪太子李永英年早逝。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文宗曾考虑立敬宗幼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最后因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而未能正式册立。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一，长期积压的政治压力和个人悲痛最终导致唐文宗李昂身心俱疲，病重卧床不起。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文宗委托枢密使刘弘逸与薛季棱召集宰相杨嗣复和李珏，嘱托他们辅佐太子监国，并确保政权平稳过渡。这一安排，也反映了文宗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以及他对几位忠臣的信任。 然而，宦官势力此时已经牢牢掌控了朝廷实权。仇士良与鱼弘志得知此消息后，当晚便伪造了遗诏，不仅废黜了原本应继位的陈王李成美，还擅自拥立颍王李炎为皇太弟，并赋予其处理军国大事的权力。随即，李炎被带到朝堂接见百官，完成了权力交接。对于这一突然变故，文宗虽心有不甘，却无力回天；而群臣出于对宦官势力的畏惧，也无人敢站出来反对。 正月初四（2月10日），饱受磨难的文宗皇帝在长安大明宫太和殿离世，享年仅三十三岁。走后被追谥为元圣昭献孝皇帝，庙号文宗。唐文宗李昂的一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试图恢复唐朝的辉煌，却无奈地被卷入了宦官专权的政治旋涡之中，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结语:唐文宗李昂是一位勤政爱民、充满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君主，他在位期间致力于整顿吏治、提倡节俭、推动文化教育发展，并努力削弱宦官势力以恢复朝廷秩序。尽管他展现了非凡的改革精神和坚定的决心，尤其是在“甘露之变”中试图铲除宦官专权，但最终未能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复杂的政治局势，导致改革受挫，自己也被软禁。尽管如此，文宗的勤勉与理想主义情怀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关于文宗的两件轶事 为人宽厚 在准备举行祭祀仪式期间，面对官员进献相扑艺人以供娱乐的情况，文宗坚持自己清修齐戒的原则，认为此时不适合观赏这样的表演。然而，考虑到艺人们的期待和传统惯例，文宗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允许这些艺人在宫门外表演，并给予相应的赏赐后让他们离开。这一决定既维护了自身的庄重形象，也体现了他对传统的尊重和对艺人的关怀。此外，在一次观赏斗鸡时，当一位优伶夸奖斗鸡的好，文宗幽默而大方地将这只鸡赏赐给了那位优伶，显示出他不拘小节、待人宽厚的一面。 善纳谏言 唐文宗李昂不仅在个人品行上展现出宽厚仁慈，更在政治决策中表现出善于接纳谏言的智慧。有一次，学士们颂扬他的美德，但李昂能够保持清醒的认识，认为真正的君主美德不仅在于个人生活上的节俭，更在于政治决策是否公正明智。当时，柳公权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政治见解，尽管其他大臣如周墀感到震惊和不安，但李昂却高度评价了柳公权的观点，认为其展现了优秀的谏臣风度。随后，他还提拔柳公权为谏议大夫兼知制诰，继续担任翰林学士。这表明李昂重视并鼓励直言进谏的行为，愿意接受批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统治方式，体现了他作为明君的胸怀与智慧。 历史评价 刘禹锡： “继体三才理，承颜九族亲。禹功留海内，殷历付天伦。调露曲常在，秋风词尚新。本支方百代，先让棣华春。月落宫车动，风凄仪仗闲。路唯瞻凤翣，人尚想龙颜。御宇方无事，乘云遂不还。圣情悲望处，沉日下西山。享国十五载，升天千万年。龙镳仙路远，骑吹礼容全。日下初陵外，人悲旧剑前。周南有遗老，掩泪望秦川。” 刘禹锡通过这首悼诗深情缅怀了文宗，赞美他继承了天地人三才之理，以仁爱之心对待家族成员，其政绩惠及百姓，如大禹治水般功绩卓着。并歌颂了文宗时期的文艺繁荣，音乐和诗歌至今仍被传颂，并表达了对文宗离开的深切悲痛。 刘昫《旧唐书》：“昭献皇帝恭俭儒雅，出于自然，承父兄奢弊之余，当阍寺挠权之际，而能以治易乱，代危为安。大和之初，可谓明矣。初，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 刘昫在《旧唐书》中高度评价了文宗的个人品德与治国理念，称其恭俭儒雅、出于自然，能够在穆宗、敬宗两朝奢靡弊政之后整顿局面，使国家由乱转治。刘昫指出，文宗深受唐太宗治国理念的影响，立志效仿，但因缺乏实际政治手腕，特别是在应对宦官专权问题上未能找到有效解决办法，最终导致“甘露之变”的失败，几乎使国家陷入危机。刘昫认为文宗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虽有治国理想但缺乏实际能力。 欧阳修《新唐书》：“文宗恭俭儒雅，出于天惟，尝读太宗《政要》，慨然恭之。及即位，锐意于治，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只日视朝，乃命辍朝、放朝皆用双日。凡除吏必召见访问，亲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饬，号为清明。。。”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进一步强调了文宗的高尚品德和天生的儒雅气质，以及他对唐太宗治国理念的崇敬和锐意改革的决心。欧阳修描述了文宗勤勉治国的形象，经常长时间与大臣讨论国事，并试图通过实际行动如惩处参与弑君的宦官陈弘志来伸张正义。然而，欧阳修也指出文宗性格仁慈但决策不够果断，在应对宦官专权问题上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导致“甘露之变”中忠臣被害，成为文宗的一大遗憾。 吕思勉：1“文宗性恭俭儒雅，出于自然，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其勤政如此。而其俭德尤为难及。且欲创建制度，率百官以俭朴，以挽奢侈之风，亦可谓难能矣。然不能除去宦官，以振纪纲，则终亦徒善、徒法而已。”2“文宗无过，所擢用诸臣，亦莫非公忠体国，起孤寒，有大志，感激主知，思以身任天下之重者。。。” 吕思勉指出，文宗天性恭谨、简朴且儒雅，这些美德皆出自本心。他在延英殿接见宰相时，常常讨论至深夜，展现了对政务的勤奋态度。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的节俭之德，不仅自身实践，还通过创建制度来引领百官提倡俭朴之风，以遏制当时社会上的奢侈风气。 但文宗未能清除宦官势力使得朝廷纪律难以彻底整顿，成为其执政的一大遗憾。关于除宦官之志与选才策略，吕思勉认为顺宗和文宗都意图铲除宦官势力，并愿意提拔出身低微的新进人才。顺宗倚重东宫时期的旧部，彼此了解深厚；而文宗则临时提拔新人，这种做法在当时更为困难，但也显示了他独具慧眼和大胆革新的一面。 第35章 武宗李炎:会识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上) 唐武宗李炎，初名李瀍，是唐朝第十六位皇帝，为唐穆宗与宣懿皇后韦氏之子，唐穆宗李恒的第五子。也是文宗的弟弟。出生于长庆元年（821年），被封为颖王。开成五年（840年）正月，由于文宗病情严重，李炎被立为了皇太弟，之后取代了太子的地位。随着唐文宗的离世，李炎顺利即位，并于次年改元为会昌，标志着一个新政治时期的开启。 武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强硬政策以巩固中央权力和打击敌对势力。首先，他贬谪了牛党成员，而提拔了李德裕等李党人物担任重要官职，导致李党一时独大。同时，他还遏制了宦官势力的增长，包括迫使拥立他的大宦官仇士良退休，从而削弱了宦官集团的影响力。 在会昌三年（843年），武宗成功平定了昭义节度使刘稹的叛乱，这是唐朝中央政府对抗地方割据势力的最后一场胜利，增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使得各地藩镇重新服从朝廷命令，恢复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 到了会昌五年（845年），武宗发起了大规模的反佛教运动，史称“会昌法难”。在这次行动中，大量的佛寺被拆毁，寺院财产被没收，这一政策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行为一起被称为“三武一宗之祸”，对中国佛教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武宗有效应对了边疆的挑战，击败了回鹘，稳定了漠北和西域地区，确保了边疆的安全。然而，长期服用方士所炼制的金丹，导致他的性格变得急躁不安，最终在会昌六年（846年）去世。 唐武宗李炎统治时期通过削弱宦官势力、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以及稳定边疆等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显着成效，这些措施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他的某些政策如反佛教运动引发了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武宗的统治对于唐朝后期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幸登帝位 开成四年（839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宠妃杨氏立弟弟、安王李溶的提议，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文宗就患病了，太子之争也由此开始。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在病榻上秘密指示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人准备奉太子监国。然而，掌控神策军的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觊觎拥立新君的功勋，便以太子年幼多病难以承担重任为借口，提议重新确立皇太子人选。尽管李珏据理力争，试图维护太子的合法地位，但最终不敌手握重兵的仇士良和鱼弘志。 于是，他们二人矫诏行动，当晚便从十六宅迎请了时为颖王的李炎前往大明宫少阳院，并于次日在东宫思贤殿接受百官的谒见。同月四日，随着文宗离开，李炎随即在先帝灵柩前继承了皇位，即位为唐武宗，当时他年仅二十七岁。十四日后，唐武宗李炎在正殿接受了正式的册封仪式。 登基后不久，武宗追尊其已故生母韦氏为宣懿皇太后，并将自己生日定名为庆阳节，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之一。此举不仅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敬意，也通过设立节日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会昌二年四月，群臣为了表彰武宗的统治成就，献上了“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的尊号。这一尊号不仅是对唐武宗个人德行与能力的认可，也象征着对他治理国家所取得成绩的高度评价。此称号反映了武宗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政治举措加强中央集权、稳定边疆以及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等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认可。 即位之初 唐武宗李炎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影响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开成五年（840年）正月，为了消除潜在的政治上的威胁，武宗遵从了仇士良的建议，将文宗的宠妃杨氏、陈王李成美和安王李溶等几位可能构成政治对手的人物全部处决。同年在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下令除去了枢密使刘弘逸和薛季棱，进一步解除了对新帝的潜在威胁。 尽管唐武宗在学术修养上不及其兄文宗，但他展现出卓越的识人用人能力。即位当年九月，他召回了素有才干的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任命其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兼任门下侍郎。武宗志在革除弊政，对李德裕极其倚重，君臣二人在会昌年间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沉着应对，成功度过了诸多难关。 会昌元年（841年），宰相李珏与杨嗣复被罢免并贬往外地。最初，武宗曾下达诏书准备处决二人，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最终决定赦免了他们。面对仇士良企图煽动禁军驱逐李德裕的阴谋，武宗以极其果决的手腕震慑住了宦官集团。会昌三年（843年），仇士良因感到惶恐不安，以老病为由提出离职，李武宗顺势解除了他的军权。不久后，仇士良去世，这也标志着李炎成功的削弱了宫中宦官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武宗平常喜好打猎和参加宴会，还时常与武士角力，并允许五坊小儿自由出入宫禁。一日，他前往问候祖母郭太皇太后（即懿安皇后），并向她请教如何才能成为一位盛德天子。郭太皇太后回答说：“对于谏臣的奏章应当仔细的阅读，认为可行的就采纳；若有不妥之处，可以咨询下宰相的意见。不应拒绝直言，也不要听信谗言，要以忠良之士为心腹。如此，方能成为盛德天子。”武宗听后恭敬地再拜致谢。回到宫中后，他开始认真审阅大臣们的谏章，发现许多谏章都在劝他不要过度游猎。从那以后，武宗便减少了出去打猎的次数，五坊小儿与角力武士等人也不再频繁获得丰厚赏赐。 另有一次，李炎前往泾阳县围猎。不久后，谏议大夫高少逸和郑朗在紫宸殿进谏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且远离京城，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李武宗闻言脸色一变，立即承认错误。等到高少逸等人退出后，他对宰相们表示：“朝廷设置谏官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意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数日后，武宗擢拔了高少逸为给事中，郑朗为左谏议大夫，以此表彰他们的直谏精神。 早在藩王时期，李炎便对道教产生了浓厚兴趣，致力于“道术修摄之事”。即位后，他迅速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建金箓道场，并亲自前往三殿，在九天坛接受法箓。尽管有臣下上疏劝谏，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活动，将谏言置之一旁。这种对道教的虔诚信仰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精神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宫廷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这也显示出他在某些政策上的固执，即便面对合理的建议，也未能完全采纳。 会昌中兴时期 1.收服藩镇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军发生兵变，牙将陈行泰谋害了节度使史元忠，并自立为留后。不久之后，卢龙军中的士卒又转而剿灭陈行泰，拥立另一位牙将张绛为主。面对这一混乱局面，武宗听取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议，采取了沉稳的态度，不轻易授予节钺以示承认。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择了恭顺朝命的雄武军使张仲武，成功平定了卢龙军的叛乱。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离世，其侄子刘稹意图割据一方，拒绝遵从朝廷指令。面对这一挑战，武宗与李德裕力排众议，果断决定派兵征讨。这次军事行动不仅展现了君臣之间的默契合作，也彰显了唐武宗在处理复杂政治局势时的决断力和智慧，最终成功平定了昭义的叛乱。 由于泽潞地区的平定，李炎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会昌五年（845年）正月，群臣为了表彰武宗皇帝在平定内乱方面的卓越成就，上尊号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这一尊号不仅是对唐武宗李炎个人德行与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他治理国家所取得成绩的象征性肯定。 2.大破回鹘 会昌二年，面对回鹘的南侵威胁，朝廷迅速作出了反应。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奉诏出征讨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大破回鹘军，剿灭和俘虏了近九万人敌兵。张仲武又派遣部队乘胜追击，深入契丹和奚两部，成功击败回鹘监使，从而恢复了唐朝对这两个部落的管辖权。 同年八月，朝廷组织三路大军，展开北伐回鹘的军事行动（即对回鹘乌介可汗之战）。经过数月激战，至会昌三年（843年）二月，将军石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败了回鹘军队。乌介可汗负伤后远遁西域，这一战使得唐朝北部边境获得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安宁。此外，会昌年间，黠戛斯也向唐朝称臣，进一步巩固了唐王朝在北方的影响力。 3.开源、节流 会昌五年（845年），鉴于佛教势力的不断膨胀，以及唐武宗宠信的道士赵归真、刘元靖等人的劝说，唐武宗决定推行大规模的反佛教政策。他颁布诏书，下令拆毁佛寺，并命令26万余名僧尼还俗，同时没收了约15万名寺院奴婢及大量寺院土地。这次“会昌法难”不仅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也对佛教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这一举措在短期内为国家财政带来了显着的好处，但在拆毁寺院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不小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当唐懿宗继位后恢复佛教政策，使得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给政府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额外损失。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李德裕采取了一系列节流措施。会昌四年（844年）他大刀阔斧地裁撤冗官，一次性减少了两千多名官员职位，大幅度缩减了朝政开支。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有效的控制了行政成本，也为唐朝中后期的相对稳定奠定了基础。这段时期，唐朝经历了较为平稳的发展，史学家称之为“会昌中兴”。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唐武宗及其朝臣们成功应对了内忧外患，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丹药的副作用 唐武宗长期服用道士所炼制的长生丹药，导致他的性格变得愈加急躁，情绪波动剧烈。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武宗召见宰相李德裕，询问他朝外之事。李德裕谨慎地回应道：“陛下的严厉决断使人们难以揣测，朝外之人因此感到惊恐。过去贼寇叛逆之时，确实需要严刑峻法治之；但如今天下已平定，希望陛下能以宽容理政，若能使犯罪者服罪无怨，为善者不感惊惧，则可谓真正的宽厚。” 自那年秋冬以来，武宗开始患病，但道士们声称这是成仙前的“换骨”现象。为了维持其健康状况的神秘性，武宗隐瞒了病情，外臣只觉得他减少了游猎活动，而宰相入朝奏事时也不敢停留太久。同时，武宗还下诏停办次年元旦的大朝会。 进入会昌六年（846年），党项部落屡次扰边，二月，武宗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派兵征讨。三月一日（公元3月31日），久病未愈的武宗决定改名，他认为汉朝属火德，光武帝刘秀因此将洛阳的“洛”改为“雒”；唐朝属土德，不应让王气胜过君主之名。于是正式下诏改名为了李炎（瀍字从水，与唐的土德相克；所以改名从火的炎，“火能生土”，以此“以君名生王气”）。自正月十三日起，他就不再上朝视事，连宰相求见也不获允许，朝廷内外皆深感忧虑。 不久后，唐武宗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至于十多天说不出话来。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在长安大明宫离世，年仅三十三岁。同日，由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等人拥立的光王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武宗成为继太宗、宪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服食仙丹妙药而英年早逝的唐朝皇帝。八月，李炎被追谥为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 第36章 武宗李炎:会识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中) 为政举措 唐武宗李炎执政的会昌年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宦官势力、强化相权的重要政策。当时，宦官的权力已经膨胀到威胁朝廷正常运作的程度，特别是在“甘露之变”之后，宦官几乎掌握了国家的主要权力，而宰相的角色则被边缘化为仅仅是执行命令的工具人。为了扭转这一不利的局面，武宗任命了贤能的宰相李德裕，并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改革措施来改变现状： 一、削弱宦官势力 首先，针对宦官首领仇士良的专横跋扈，唐武宗运用智慧的政治策略，表面上晋升仇士良为观军容使，实际上却逐步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最终，武宗迫使仇士良自动提出退隐，并在他去世之后以贪污受贿等罪名没收了其全部家产，从而对宦官集团形成了有效的打击。 二、加强宰相的权利 其次，在武宗与李德裕的共同努力下，恢复了宰相在政治决策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务应归中书省管理，确保宰相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进行治国理政。为了避免历史上由于宰相长期独揽大权而导致的问题——例如李林甫长时间把持朝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德裕还建议定期更换宰相，限制任期长度，以此维护了政治环境的清廉和公正。同时重新赋予了中书舍人参与日常政务的权利，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运作效率，也提升了决策的质量。从而更加有效地控制了宦官势力的增长，强化了宰相及中央官员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作用，对于维持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清理入仕门径 在唐末时期，翰林学士刘允章与范祖禹曾上言，陈述官僚体系腐败和入仕途径过于宽松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对国家的危害程度几乎可以与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相提并论。针对这些弊病，在会昌年间（840-846年），武宗宰相李德裕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严格控制官员选拔程序，并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为了提升铨选的质量，他们强化了进士科的考试制度，确保只有真正有学识的人才可以通过考试。具体来说采取了以下措施： 1.限制录取人数：规定每年通过进士科考试的人数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此提高人才选拔的竞争性。 2.引入覆试制度：在原有考试的基础上增加了覆试环节，以进一步筛选出最优秀的候选人。例如，在会昌四年（844年）和五年（845年）的覆试中，许多初选合格的考生未能通过更为严格的覆试，这体现了朝廷对于选拔标准的严格把控以及对浮华风气的抑制。 其次，对于新科进士的职位分配也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定。根据会昌二年（842年）的一道敕令，所有新科进士必须先从基层职务做起，如州府参军或紧县尉等，并且需要经过两次考核后，才能被正式任命为更高层级的官员。这一政策旨在让年轻官员积累实际工作经验，避免因缺乏实践经验而导致的工作失误。 此外，朝廷还规范了地方道府推荐官员的行为，限制了各道奏请官员的数量，从而防止“幸门”的开启——即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官职的现象。此举不仅有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减少了地方势力坐大的可能性，进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控制力。 最后，针对门荫特权的滥用问题，朝廷发布了新的敕令，要求严格执行用荫的标准，打击假冒特权的行为，确保只有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够享受门荫带来的利益。这不仅提高了官僚队伍的专业性和廉洁度，同时也促进了吏治的清廉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四、严刑峻法 唐武宗继位后，致力于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整顿吏治，特别是以严刑峻法为核心，对贪腐行为进行严厉惩处。这些改革措施显着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为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和廉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精简政府机构 会昌四年（844年），武宗采纳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议，裁汰了两千多名冗官，精简了政府机构。这一举措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还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政府运作更加灵活高效。 2. 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武宗在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发布的即位赦文中，明确表示除了犯有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及官员贪赃枉法等罪行的人不予赦免外，其余所有罪犯不论罪行轻重均予以释放。现了他对严重犯罪尤其是腐败现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3. 加强廉政建设 为了进一步强化廉政建设，唐武宗在会昌元年（841年）正月下诏强调，对于任何官吏的贪污行为，无论职位高低，都应受到同等严厉的惩罚。特别指出，当贪污金额达到丝绢三十匹或金钱满千钱时，将会被判处决。此规定显示了朝廷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空前加大。 4. 持续不断的肃贪行动 此后几年里，尽管有过几次大赦，但“官典犯赃”始终被列入不可赦免的重罪之中。例如，在会昌二年四月的大赦令中，再次确认了这一点；而在会昌五年（845年）正月的大赦中，武宗自豪地宣称，通过清除恶人、提拔贤才，以及坚决惩治贪污行为，廉政建设已经取得了显着成效。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武宗时期对官吏贪污的打击从未松懈，而且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公正透明的政治环境。一系列做法不仅有效遏制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持续的反腐行动，武宗成功地提升了官僚队伍的廉洁度，增强了中央朝政的权威性。 五、吏治建设 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还推行了一系列净化官场、改善吏治的重要改革，这些措施不仅展现了君臣二人的远见卓识，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廉政建设中一些值得称道举措： 1.整肃政风 针对当时官员借大办丧事收受礼金或贿赂的现象，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朝廷采纳御史台建议，出台了关于京城文武百官和平民丧葬事宜的新规。此举意在遏制因丧葬活动引发的腐败行为，维护中央朝廷的清廉形象，并为社会树立了节俭的风尚。 2.确保薪俸按时发放 鉴于唐代官俸较低且发放不及时的问题，开成五年（840年）三月，唐武宗即位之初便颁布诏书调整官员俸禄。次年，即会昌元年（841年），朝廷进一步采纳中书门下的提议，确保官员薪水按时足额发放。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官僚队伍，也减少了官员因经济压力而产生的贪腐动机，对加强官僚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3.解决京债问题 认识到赴京赶考士人及新任官员常背负沉重债务，这成为他们上任后可能贪污受贿的一个诱因，武宗君臣采取了增加薪俸和提供国家借款的方式帮助官员偿还债务。例如，“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这种做法虽然不能根治贪污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的实际困难，减少了其贪污的可能性。 4.禁止无节制游宴 为了整肃政风，提升工作效率，会昌时期严格禁止官员参与无节制的游宴活动，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等奢侈娱乐活动。会昌元年（841年）三月下诏规定：“州县官员不得沉溺于饮酒作乐，在处理公务时应保持专业态度；从今以后，县令每月休息日不得随意邀请宾客进行游宴；刺史除休息日外若有需要举办宴会，必须简化流程并提前申报费用。”各道观察使作为地方表率，被要求自我约束，树立廉洁奉公的良好形象。 总之，会昌时期的吏治改革体现了唐武宗和李德裕对于治理国家的深刻理解和实践智慧。他们的举措不仅改善了当时的吏治状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这些改革不仅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于吏治清明的追求，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会昌年间有效地遏制了官场上的不良风气，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增强了中央朝政的权威性。尽管这些努力未能完全阻止唐朝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唐朝中后期仍相对景气，其间取得的军事胜利如对回鹘战争和平定泽潞镇乱等成就，亦与此期间吏治的改善密切相关。 军事成果 1.卢龙军乱的平定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镇爆发了军事叛乱。牙将陈行泰谋害了节度使史元忠，并自立为留后，随后以军中大将的身份派遣监军向朝廷上表，请求授予象征正式权力的旌节斧钺。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宰相李德裕展现出了他对河朔地区事务的深刻理解。 李德裕向唐武宗皇帝进言道：“对于河朔地区的局势，臣非常熟悉。近年来，朝廷派遣使者赐诏的速度过快，这反而使得军队内部的情绪更加稳固。如果能够暂时搁置此事数月不予回应，那么军心必会发生变化。因此，我建议扣留监军随员，暂不派遣使者前往观察情况。” 李德裕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不出所料，卢龙军内部果然发生了新的变故——士兵们转而除掉了陈行泰，并推举张绛为首领，再次请求朝廷授予其节钺。然而，朝廷依然采取拖延策略，未立即做出回应。 在此期间，雄武军使张仲武主动请缨，请求朝廷授权他发兵讨伐张绛。唐武宗采纳了这个提议，任命张仲武为卢龙留后，负责处理当地的局势。最终，在李德裕正确战略指导下，通过巧妙利用时间差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卢龙军乱得以迅速平息。这次事件不仅展现了宰相李德裕在应对复杂军事政治问题上的卓越才能，也证明了他对地方军事动态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运用智慧和耐心解决危机的能力，从而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2. 昭义镇之乱的平定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后，其侄刘稹企图效仿河朔三镇惯例，要求继承节度使之职。此时正值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朝廷内部对于是否讨伐泽、潞两地存在分歧。大多数宰相和谏官担心国家实力难以支撑新的军事行动，主张妥协接受刘稹的要求。然而，宰相李德裕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并提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理由。 李德裕指出，泽潞地区不同于河朔三镇，它位于帝国的心脏地带，历史上一直以忠义着称，曾参与平定朱滔叛乱并擒获卢从史。若允许刘稹擅自继任，将为其他藩镇树立不良先例，削弱中央权威。他进一步分析说，刘稹依赖的是河朔三镇的支持，但只要确保成德（镇州）和魏博两镇不与其同流合污，则刘稹将孤立无援。唐武宗认同了李德裕的观点，决定对昭义镇采取军事行动。 为了确保战役成功，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讨伐叛乱的经验教训，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他首先派遣使者向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传达命令，二人均表示愿意配合朝廷行动。随后，朝廷任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并联合河阳、河东及河中等节度使共同出兵。 李德裕特别强调了军队指挥的重要性，规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决策，只保留少量自卫兵力，赏罚与前线将领相同。此举简化了指挥体系，增强了将领的自主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针对某些将领行动迟缓的问题，如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李德裕果断将其替换为了骁勇善战的石雄，后者迅速取得显着战绩，鼓舞了士气。 在战争期间，李德裕密切关注前线动态，及时调整策略。当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时，尽管有人怀疑其诚意，李德裕仍建议厚赏以示鼓励，这有助于分化敌方力量。面对叛军初期取得的一些胜利，李德裕稳定了皇帝的情绪，坚定了讨伐决心，并迅速补充了河阳军的装备，巩固了防线。 最终，在会昌三年（843年）八月，邢、洺、磁三州相继投降，刘稹部下的郭谊、王协见局势不利，除掉了刘稹并向唐军投降。李德裕认为郭谊等人是此次叛乱的主要责任人，建议将其押送京城严惩，得到了武宗皇帝的认可。 战略意义与影响 昭义镇之乱的平定标志着唐王朝最后一次成功的干涉地方藩镇割据，极大地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增强了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这次胜利不仅恢复了唐朝形式上的统一，也为后续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李德裕在这场战役中的卓越领导和精准判断，展现了他在处理复杂政治军事问题上的非凡才能。通过这次事件，李德裕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还展示了他对地方势力微妙平衡的深刻理解。他的成功经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尤其是在如何有效利用盟友、优化指挥体系以及灵活应对战场变化方面。昭义镇之乱的成功平定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次重要巩固，对唐朝后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平定河东乱 在官军全力讨伐昭义镇之际，会昌三年（843年）十二月，太原横水戍卒因不满朝廷赏赐不足而哗变，推举都将杨弁为首领，攻占了太原。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在朝廷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部分官员建议暂停对昭义镇和太原两地的同时军事行动，以避免战线过长、资源分散。 面对这一危机，唐武宗李炎派遣中使马元实前往太原探查实情。然而，因马元实收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后夸大其词，描述杨弁兵力如何强大、装备如何精良、物资充足，并极力劝阻朝廷不要轻易讨伐。他的这些言辞引起了朝野一片恐慌，似乎形势对朝廷极为不利。 关键时刻，宰相李德裕展现了其明察秋毫的能力。他对马元实的报告当场提出了质疑，并严厉诘问，使得后者哑口无言，无法自圆其说。李德裕随后向武宗皇帝上奏，明确指出：“杨弁出身微贱，其叛乱绝不可饶恕。即便国力不足以同时应对两处战事，也宁愿放弃对刘稹的讨伐。” 李德裕认为，平定河东之乱更为紧迫，因为一旦杨弁坐大，将严重威胁到整个北方的安全与稳定。 基于李德裕的判断，武宗迅速下达诏书，调兵进击杨弁。最终，在河东监军吕义忠的指挥之下，成功擒获了杨弁，并将其槛送京师处斩，就此迅速平息了这场兵变。杨弁的失败不仅消除了河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还坚定了朝廷继续讨伐昭义镇的信心，确保了整体战略部署不受影响。 此次事件再次证明了李德裕在处理紧急事务时的果敢与智慧。他准确地评估了局势的轻重缓急，果断采取行动，既解决了内部危机，又为外部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确保了唐朝中央朝政权威的稳固。李德裕的决策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也为后续的政治改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4.安定北疆 应对回鹘内乱 开成四年（839年），回鹘经历了严重的内部动荡。宰相安允合和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及时发现并处决。另一位宰相掘罗勿在外征战时担心受到牵连，遂以三百匹马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兵攻打彰信可汗。彰信败亡后国人拥立馺特勒为新任可汗。然而，草原上爆发的疾疫和大雪灾导致羊马大量消亡，使得回鹘国力迅速衰落。 第二年秋天，即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别将句录莫贺为了给彰信可汗复仇，引黠戛斯骑兵十万进攻掘罗勿，最终击败掘罗勿和新任可汗馺，并焚毁了可汗的牙帐，迫使回鹘诸部四散逃亡。此次事件标志着回鹘帝国的进一步分裂和衰弱。 在这一系列变故之后，回鹘分为两支南迁： 一支由十三个部落拥立王子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退守错子山；另一支则由可汗之弟嗢没斯及多位重要官员率领。两支共二十七个部落、约三十万人南下寻求庇护。与此同时，西迁的一支仅包含少数人。南迁过程中，回鹘势力不断削弱。乌介可汗甚至劫持了送唐太和公主南归的达干等人，并将公主作为人质，企图以此获取唐朝的支持。他请求暂时借用振武军的一座城池居住，但遭到了唐武宗的婉拒。尽管如此，唐朝还是提供了粮食援助，帮助他们度过荒年。 面对回鹘可能带来的威胁，朝廷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武宗命令河东、振武军队加强防范，并派遣刘沔屯兵云迦关。会昌二年三月，咀没斯诱消灭了内部劲敌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留赤心的残部向东逃窜，侵扰唐境。随后，张仲武奉命讨击回鹘，在幽州击败那颉啜，俘虏近九万回鹘人，并恢复了对契丹和奚两个部落的控制。 同年八月，乌介可汗率兵进入大同川，掠夺当地戎狄各族的牛马数万头，转战至云州城下。唐武宗征发各地兵力集结于太原、振武军和天德军等地，准备来春驱逐回鹘。次年，刘沔和张仲武分别被任命为招抚回鹘使和东面招抚回鹘使，负责指挥各路兵马。 第37章 武宗李炎:会识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下) 会昌三年（843年）八月，乌介可汗再次南下，逼近振武。刘沔派遣麟州刺史石雄率前锋袭击回鹘牙帐，乌介惊慌失措，弃辎重而逃。石雄乘胜追击，大破回鹘军，斩首万人，收降二万余人。乌介向东北方向逃走，最终归附黑车子族，其溃散部队三万多人向卢龙镇投降。三年后，乌介可汗在被黠戛斯追击时，遭到部下的谋害。自此，回鹘汗国彻底瓦解，分散成为多个小部落，再也无法构成对唐朝的重大威胁。此后，唐朝北部边境享受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安宁。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唐朝在处理边疆危机时的果断与智慧，不仅有效遏制了回鹘的威胁，还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唐武宗通过灵活的战略部署，成功的化解了这场潜在的危机，巩固了唐朝在北方的统治地位。 5.谋划西域 随着回鹘的衰微和吐蕃内部的混乱，唐朝看到了收复河西走廊地区（即河、湟四镇十八州）的机会。唐武宗决定采取行动，以恢复唐朝在这一重要战略区域的控制权。为此，他任命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负责储备兵器和军粮，并侦察吐蕃边境的防御情况，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刘蒙的任务不仅限于物资筹备，还包括详细调查吐蕃边防的兵力部署，以便制定出更为精确的作战计划。这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唐武宗对于重新掌控河西走廊的决心，也为后续的实际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唐朝也在考虑是否应该趁机光复曾经失去的西域领土。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而回鹘汗国覆亡后，黠戛斯占据了安西和北庭都护府。黠戛斯有意将这些地区交还给唐朝，这给了武宗一个难得的机会来重振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 然而，当武宗派遣赵蕃出使黠戛斯商议此事时，宰相李德裕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指出，安西距离长安七千多里，北庭也有五千多里远，即便黠戛斯愿意归还，朝廷也需要重新设立都护府，并征发大约一万名士兵进行驻守。考虑到后勤补给线过长，以及大量军需物资运输的困难，李德裕认为这样做会耗费过多的人力物力，仅仅是为了一个光复失地的好名声，可能并不值得。 鉴于这些实际困难，唐武宗最终搁置了光复西域的计划。尽管如此，武宗对河、湟地区的重视并未减弱，继续推进针对吐蕃的准备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唐武宗时期的西域光复计划未能实现，但到了唐宣宗时期，张议潮成功收复了河西地区，完成了武宗未竟的心愿。张议潮的胜利不仅恢复了唐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也标志着唐朝在西北边疆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通过上述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唐武宗及其智囊团在面对外部机遇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既抓住了可以立即实施的机会（如复河、湟），又审慎评估了长远目标的风险与收益（如光复西域）。这种务实的战略思考，反映了当时唐朝高层对于国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对外政策的理性选择。 经济改革与成效 1.禁止官吏经营质库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致力于整顿吏治和改善民生，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禁止官吏从事质库（即古代的当铺）业务。根据会昌五年（845年）的赦文，唐武宗强调：“古时享受俸禄的家庭，仅依靠俸禄生活，不应与其他民众争夺生计机会，如此才能使大家各得其所，家家自足。”因此，对于那些既做官又经商、放高利贷的官员，朝廷明确表示将予以禁止，并委托御史台负责监督和上报违规行为。 这项政策不仅体现了武宗对官僚队伍廉洁性的高度重视，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官吏通过私营高利贷获取不当利益的情况，从而保护了普通百姓的利益。虽然此举可能部分影响了政府从高利贷中获得的收入，但它有效地防止了官民争利的现象，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 2.设置备边库 为了储备物资，强化边防能力，会昌五年（845年）九月，在宰相李德裕的建议下，武宗设立了“备边库”。按照规定，户部每年需从赋税中储存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则从盐铁税收中同样储存十二万缗匹；次年起，这一数额减少三分之一。此外，各地进献给朝廷的助军财货也将全部存入备边库。度支郎中被指定为该库的主要管理者。 设立备边库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应对边境安全挑战，同时也反映了唐武宗对军事防御的重视。通过集中管理和合理调配财政资源，唐朝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动员必要的物资支持，增强了国防实力。 3.经济复苏与人口增长 得益于这些政策和其他相关措施，会昌年间，唐代的户口数量显着增加，相比安史之乱期间翻了一番以上，人口也逐渐恢复并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这也表明，唐武宗李炎时期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综上所述，武宗在会昌年间推行的经济政策，不仅有效提升了官僚队伍的廉洁性，还加强了边防储备，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这些措施也促进了经济复苏和人口增长，使得唐朝在经历了长期动荡后开始重现生机。 文化方面 自会昌元年（841年）起，唐武宗李炎在李德裕等人的建议下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改革措施。首先，朝廷淘汰了部分僧尼，并拆毁了大量小寺、山房和兰若等非正式宗教场所，对僧尼的某些活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 1.加强对僧尼的管理 会昌二年，唐武宗进一步加强了对僧尼的管理。他下令遣返“保外无名僧”，禁止设立“童子沙弥”，并且要求原从事杂工或不守戒律的僧尼还俗。此外，武宗还规定僧尼不得无限占有奴婢，每位僧人限留一名奴隶，每位尼姑限留两名婢女。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规范宗教人员的行为，减少寺院经济对社会资源的占用。 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废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处决了摩尼教僧侣，并没收其财产。翌年，他下令禁止供奉佛牙，并拆毁各地的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勒令相关僧尼还俗并送归原籍。 2.大规模灭佛运动 从会昌四年（844年）二月开始，唐武宗李炎颁布了一系列更为严厉的规定，包括禁止供养佛牙，严禁在特定寺庙如五台山、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地供奉佛指骨，违者将受到杖责处罚。至会昌五年（845年），更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展开： - 还俗命令：起初规定40岁以下僧侣全部还俗，随后扩大到50岁以下，最终连50岁以上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也被迫还俗。甚至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不得幸免。 - 寺院裁撤：全国上州仅保留一所寺院，下州则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最初允许保留十所寺院，每寺僧侣10人；后来改为各留两寺，每寺限留僧30人。京师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 财产处理：拆毁寺院所得金、银、铜交由盐铁使铸钱，铁则用于铸造农具。还俗僧侣被编入国家的纳税户，外国人则遣返回国。 影响与后果 这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26万余僧尼被迫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拥有的良田数千万顷及奴婢15万人。同时，武宗还取缔了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和回教（伊斯兰教），撤毁所有相关寺庙，驱逐或强制还俗相关人员。 动机分析 唐武宗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 经济考量：佛教寺院规模庞大，不参与国家赋税体系，这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损失。过多的僧侣减少了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 个人信仰：武宗本人更倾向于道教，即位之初便召道士赵归真等人入宫修道场，并亲自受箓。一些道士利用这一机会鼓动灭佛，提出了关于“黑衣天子”的谶言，暗示佛教会对李唐皇权构成威胁。 - 政治合法性：有观点认为，唐武宗通过崇道抑佛来巩固自己的皇位合法性，因为道教具有皇家宗教的特质，能够强化敬宗法祖的形象。 后续发展 尽管会昌法难对佛教造成了沉重打击，但并未彻底消灭佛教势力。唐武宗李炎离开后，他的后继者唐宣宗李忱，不仅恢复了佛教的地位，还杖毙了之前参与灭佛的道士赵归真等人。因此，会昌法难更多地是一次行政手段下的宗教改革，而非完全的宗教灭绝。佛教在一些半割据的藩镇地区仍然得以保存，从而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总之，会昌法难是唐代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宗教格局，也反映了统治者对于国家治理和宗教关系的复杂思考。 会昌时期的民族与对外关系 会昌年间，唐朝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展现了其作为东亚强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会昌二年二月，牂柯（位于今贵州一带）和南诏（位于今云南地区）派遣使者前往长安朝贡，表明了这两个南方政权对唐朝的臣服和友好姿态。 同年九月，契丹首领屈戍表示归顺唐朝，被授予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的官职。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收回了回鹘曾经赐予契丹的旧印，并改赐唐朝铸造的新印——“奉国契丹之印”。这标志着契丹正式成为唐朝的附属势力，也体现了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有效管理和整合能力。 同年的十月，吐蕃赞普朗达玛逝世后，吐蕃使者论赞等人前来唐朝通报哀讯。李炎派遣将作少监李璟前往吐蕃进行吊祭，此举不仅表达了对盟友的尊重，也有助于维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黠戛斯可汗派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人入朝进贡。黠戛斯可汗计划迁居原回鹘可汗居住的牙帐，并请求出兵平定回鹘乌介可汗的具体日期及与唐军会合地点。对此，唐武宗回应以诏书，表示将在当年秋季下令幽州、河东、振武、天德四镇出兵屯守要道，拦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逃亡人员，并按照过去册封回鹘的惯例册封黠戛斯可汗。这次交流反映了唐朝与黠戛斯在对抗共同敌人时的合作意愿。 到了会昌六年（846年）正月，南诏、契丹、室韦、渤海、牂牁、昆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再次派遣使者入朝。十七日，武宗在麟德殿隆重接见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使者，展示了唐朝的威仪与包容。特别是二十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亲自入朝觐见，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上述外交活动可以看出，会昌年间唐朝积极维护和发展与周边各民族及国家的关系，既体现了大唐帝国的强大吸引力，也为边疆稳定和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武宗及大臣们巧妙运用外交手段，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取得了显着成效，确保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历史评价 李德裕对武宗的评价 宰相李德裕在不同场合对唐武宗李炎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军事和政治决策方面。他曾在《资治通鉴》中提到：“今春泽潞未平，太原复扰，自非圣断坚定，二寇何由可平！”这句话强调了唐武宗李炎在面对内外双重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果断决策能力。李德裕认为，正是由于武宗的坚定决心，才使得两次叛乱得以成功平定。 此外，李德裕还为武宗撰写了《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赞》，诗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他描述了武宗统治时期的辉煌成就，包括北伐猃狁、西服坚昆等军事胜利，以及通过智慧和勇气解决国内纷争的能力。李德裕将武宗比作天上的星辰，光照四方，涵育万物，尊严如神，赞美他在治理国家时秉持中和之道，以德化民，以仁持盈，展现了他对儒家理想的实践。 官方《遗诏》中的功绩总结 在总结唐武宗执政生涯的《遗诏》中，朝廷对其功绩做出了正式而全面的评价。《遗诏》指出，武宗即位以来，恭守先人留下的伟大基业，临御天下整整七年。这期间，他日夜忧心国事，致力于推行重大政策。他成功翦除了狡猾的外敌，与远方的坚昆建立了友好关系；讨伐了壶关的刘稹，擒获了并州的杨弁，确保了边疆的安全稳定。同时，他还废除了摩尼教的非法活动，革除了佛教中的不良风气，避免了这些宗教势力对民生的侵蚀，促进了正统教义的发展，逐步改变了社会风俗，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前进。唐武宗李炎始终关心百姓的生活，努力营造一个合理有序的社会环境，随着施政理念的深化，亲自处理政务的态度更加勤奋。 无论是李德裕个人的赞誉还是官方《遗诏》中的评价，都一致肯定了武宗在其短暂但充满活力的七年统治期内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他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显着成果，在内政管理尤其是宗教改革方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和远见，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努力不仅巩固了中央政权，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北宋学者石介的高度赞誉 石介在其着作中对唐武宗李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赞赏他在处理佛教问题上的英明决断。他这样评价道：“在有唐之时，宪宗迎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切谏。到了武宗皇帝，则彻底拆毁全国寺庙，遣散所有僧尼，销毁一切佛像。武皇帝的英威如此显着，谥之曰‘武’，实至名归。”石介进一步指出，古代帝王以武力定天下而使人心服者，有周武王；以征伐威慑四夷而来朝者，有汉武帝；而以睿智英断、聪明正直去除佛教弊端者，则首推唐武宗。 他认为，佛教在唐朝根基深厚，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历经数百年，即使如唐太宗之圣神、唐明皇之仁勇、唐宪宗之英睿，皆未能根除其影响。然而，武宗皇帝在众多先王之后，凭借个人智慧和果断决策，毅然决然地清除了这一长期困扰国家的问题，其功绩远超周武王与汉武帝。 欧阳修对李德裕及武宗的肯定 欧阳修在其《论乞谕陕西将官札子》中也高度评价了唐武宗及其宰相李德裕。他提到：“臣见唐武宗乃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为贤能，当时用兵征伐，指挥将领，处置军国大事，总是通过诏书来约束和激励，因此最终成就了辉煌的功业。”欧阳修强调了李德裕在军事指挥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卓越才能，以及他如何辅佐武宗实现了国家的强大与稳定。 范祖禹对李德裕治理三镇的赞扬 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同样对李德裕赞不绝口，特别是他对河北三镇（成德、魏博、卢龙）的有效治理。范祖禹认为，“李德裕以一相之身，却能够制御三镇，如同运转于掌心之间，使得唐武宗得以长久享国，若此局面得以持续，天下岂有不平之事？”范祖禹赞扬了李德裕的治国能力和政治智慧，指出他不仅成功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还为国家带来了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 无论是石介对武宗教改革的激赏，还是欧阳修、范祖禹对李德裕辅政能力的认可，都反映了武宗时期在政治、军事和宗教政策上的显着成就。这些评论不仅突显了李炎作为一位英明君主的形象，也彰显了李德裕作为贤相的关键作用，他们的合作为唐朝后期的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章。 关于武宗李炎的轶事典故 《十玩图》与动物别号 武宗还是颖王时，对各种动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其邸中豢养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他挑选了其中“可人”的十种动物，绘成了一幅名为《十玩图》的作品，流传后世。这些动物被赋予了富有诗意的外号：鹤被称为“九皋处士”，白鹇为“玄素先生”，鸡为“长鸣都尉”，龟为“灵寿子”，猴为“惺惺奴”，犬为“守门使”，驴为“长耳公”，猫为“鼠将”，鹿为“茸客”，鹦鹉则被称为“辨哥”。这不仅展现了李炎对自然界的热爱，也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细腻品味。 心热病的治愈 据《普济方》等古籍记载，李炎曾患过心热病，病情严重到让群医束手无策。关键时刻，青城山的一位姓邢的道人献上紫花梨，绞汁服用之后，李炎的病情得以痊愈。这事不仅反映了古代医药知识的局限性，也展示了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特殊地位。 震慑神策军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宦官首领仇士良因见武宗皇帝日益亲近宰相李德裕而感到恐惧，便散布流言，称“宰相作赦书，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企图煽动禁军闹事。李德裕得知后立即向武宗报告了此事。李炎迅速采取行动，派遣使者前往神策军宣布御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安排都是朕的决定，与宰相无关。”这一果断举措震慑住了将士们，就此平息了潜在的动乱，也彰显了李炎作为君主的权威和决策力。仇士良因此惶恐不安。 与王才人的故事 邯郸人王氏十三岁时因擅长歌舞入宫，后被唐穆宗赐予当时还是藩王的李炎。王氏机智聪慧，在文宗病重期间协助李炎取得了帝位。武宗即位后，王氏晋升为才人，深得恩宠。她身材修长，面容与李炎相似，每当李炎在苑中游猎时，王才人总是身着类似的服饰跟随，甚至让人难以分辨谁是皇帝。这种独特的互动方式成为宫廷中的一段佳话。 武宗曾有意立王才人为皇后，但遭到宰相李德裕的反对，理由是王才人无子且家族背景不显赫，可能引发非议。尽管如此，王才人始终忠心耿耿地陪伴在武宗身边。武宗长期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老，身体逐渐衰弱。王才人时常对亲近的人表达她的忧虑。当武宗病重时，王才人日夜侍奉，武宗感叹自己气息奄奄，情虑耗尽，表达了诀别的意思。武宗去世后，王才人在幄下自尽，其义节感动了所有人。唐宣宗即位后，表彰王才人的节义，追赠她为贤妃。 第38章 宣宗李忱:仁慈宽厚的君主(上) 唐宣宗李忱，初名李怡，是唐朝的第十七位皇帝，在位时间为846年至859年。他是唐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也是唐穆宗李恒的异母弟。李忱于821年的长庆元年被封为光王。在846年的会昌六年，随着唐武宗的去世，宦官马元贽等人拥立李忱登基称帝。 唐宣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与前任唐武宗不同的政策：复兴了佛教寺院，惩处了道士赵归真等人，而且将李德裕贬谪，起用了牛党成员如令狐绹等。同时积极处理国家事务，整顿政府管理，限制皇室和宦官的权力，并为甘露之变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官员们平反昭雪。对外方面，击败了吐蕃军队，稳定了北方边疆，平定了安南地区的叛乱，并接受了张议潮的归降，设立了归义军。李忱以明智、果断着称，能够接纳谏言，并且个人生活简朴，这些举措使得当时的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到了大中八年（854年），宣宗试图联合令狐绹清除宦官势力，但计划泄露，导致了南衙北司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自大中十二年（858年）以后，由于所用将领管理方面的问题，各藩镇陆续出现了叛乱事件。大中十三年（859年），唐宣宗因服用长生不老药而中毒，在长安的大明宫去世，享年五十岁，在位十三载。走后获得“圣武献文孝皇帝”的谥号，庙号为宣宗，之后又被追加了更长的尊号：“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唐宣宗在位期间，被后世誉为“大中之治”。这一时期，国家相对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因此即便是在唐朝覆灭之后，百姓们依然怀念他，并尊称他为“小太宗”，以此赞扬其对国家治理的贡献。然而，对于唐宣宗的评价并非完全一致。一些历史评论家指出，尽管宣宗在处理日常政务时展现出了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但在面对更为复杂的政治挑战时，他的表现则显得有些不足。例如，在重大政策的制定上，唐宣宗可能过于依赖个人的精明判断，而未能充分体现出仁慈和宽厚的领导风格。 这种倾向在他晚年试图清除宦官势力时尤为明显，那次行动因计划泄露而失败，导致了宦官与朝廷官员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几乎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动荡。此外，李忱在文化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尤其擅长诗歌创作和书法艺术。《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六首作品，这反映了他不仅是一位政治领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化人。 早年经历 李忱生于元和五年（810年六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于长安大明宫内，其生母郑氏，原本是叛将李锜的侍妾，在李锜谋反被平定后，入宫成为郭贵妃的侍女，并受到宪宗的宠幸诞下了李怡。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李忱被授予光王的封号。尽管辈分上他是敬宗、文宗、武宗这些侄子们的皇叔，但实际上，却比敬宗和文宗还要年轻一岁。宫廷中的人都认为李忱性格沉稳，言语不多，甚至有人觉得他似乎有些不太聪明。然而，在他十多岁时的一场重病中，据说有一道光芒照在他身上，令他突然间恢复了活力，翻身下床以一种庄重的姿态迎接这奇异的现象，仿佛是在接受臣下的朝拜。这一幕让当时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但李忱的乳母担心这是心病的表现。 不过，唐穆宗却对李忱另眼相看，他抚摸着李忱的背说：“这个孩子是我家的英杰，绝非心病。”并赠予李忱玉如意、御马和金带等珍贵礼物，还指派郭太后的亲戚郭鏶担任其导师。李忱曾梦见自己乘龙升天，当他与母亲分享这个梦境时，郑氏警告他不要向外人透露此事，因为这样的梦可能蕴含着非凡的意义。 在太和、会昌年间，李忱变得更加深藏不露，即便身处人群之中也鲜少发言。文宗和武宗有时会在宴会上强迫他说笑，以此取乐，称他为“光叔”。尤其是武宗，因其豪放的性格而对沉默寡言的李忱显得格外轻视，对待他并不十分尊重。 登基称帝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一日，随着唐武宗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宦官马元贽等人权衡再三后决定，拥立平日里低调内敛、不显锋芒的皇叔李怡为新的君主。他们认为这位皇十三子将是一个较为容易掌控的人物，因此授予他“勾当军国政事”的重任，并为其更名李忱，正式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当唐宣宗李忱开始监国时，他以庄重而哀伤的态度接见臣僚，处理国家大事时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果断与智慧。朝野上下第一次见识到了这位深藏不露的帝王之才，意识到这位新皇并非如过去所见那般简单。同年三月二十一日，随着武宗的离开，李忱正式登基为帝，成为唐朝的第十七位皇帝——唐宣宗，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宣宗的即位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政治时代的开启，也预示着他将以不同于以往的形象领导国家，展现其作为明君的潜力和能力。唐宣宗统治初期便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为他后续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中始末 宣宗是一位深受《贞观政要》影响的君主，其在位期间勤勉治国、孜孜求治，致力于解决中唐以来遗留的社会问题。即位以后，先是贬谪了权臣李德裕，从而结束了长期困扰朝廷的牛李党争；接着采取积极的措施抑制宦官势力的过度膨胀；并对不法权贵和外戚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对于那些在甘露之变中受害的官员（除郑注、李训之外），全部予以昭雪，恢复名誉。 李忱厉行节俭，减轻百姓负担，降低赋税，并注重选拔贤才，为国家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他的政策使得国家逐渐从安史之乱后的衰败中复苏，收复了大量被吐蕃占领的土地，击败了多个边疆民族如回鹘、党项和奚人，增强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这些举措不仅让唐朝的国势有所回升，也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大中之治”，更是被誉为类似汉文帝时期的“文景之治”和唐太宗时代的“贞观之治”。 然而，也有评论指出李忱虽精于听断，却过于苛察而缺乏仁恩，这可能影响了他对更大格局的把握。尽管他在位期间忧心国事，不曾懈怠，但天下仍频遭水旱灾害。而且自大中十二年（858年）起，由于地方将帅管理失当，各藩镇相继发生叛乱事件，例如宣州、湖南、广州和江西等地的都将驱逐了当地的观察使或节度使。面对这些挑战，李忱迅速任命崔铉、温璋、蔡袭、李承勋和韦宙等能干的大臣分别前往各地平息动乱，最终成功地控制住了局面。 为政举措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以其对《贞观政要》的深刻理解和崇敬为指导，努力效仿唐太宗治国理政。他将“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把《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之上，时常以庄重的态度拜读，以此激励自己明察秋毫、公正无私地处理国家大事。 加强皇权与整肃吏治 即位之初，宣宗迅速清了武宗朝的重臣李德裕，并大举起用了牛党成员，从而结束了长期的牛李党争。宣宗还对前朝晋升高官过滥的现象进行了改革，严格控制高官人数，珍惜紫、绯官服的授予，确保官员晋升基于实际政绩而非私人关系或时间长短。特别是对于地方最高长官刺史的选择，坚持亲自面试，以确保这些“父母官”的能力与品德符合他的期望，进而维护民心稳定。 严明法度 尽管唐宣宗李忱为人宽厚仁爱，但他执法如山，坚决禁止身边的人干预朝政。他曾明确表示：“无论是谁，只要违犯了朕的法律，即便是我的子弟，也不会得到宽赦。” 这种严格执法的态度在他处理优人祝汉贞和乐工罗程的事情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祝汉贞以滑稽幽默着称，深得皇帝宠信，但当他在言谈中触及政事时，李忱立刻严肃起来，警告说：“我养你是为了娱乐，怎能让你干预朝政？”随后便疏远了他，并在其子因贪污被查后，将祝汉贞流放。 同样地，乐工罗程以其精湛的琵琶技艺深受皇帝喜爱。然而，罗程倚仗皇恩，竟因小事谋害人，被捕入狱。尽管其他乐工求情，强调罗程的才艺可为宫廷增添光彩，但李忱坚持道：“你们怜惜的是他的才华，而我怜惜的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最终下令依法处置了罗程。 通过这些举措，宣宗皇帝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对法律尊严的高度重视，以及在执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决心，即使是最受宠爱的近臣也不例外。这种公正无私的态度不仅巩固了他的权威，也为朝廷树立了一个严明法治的典范。 从善如流 唐宣宗李忱以其善于接纳谏议而着称，在唐朝晚期的君主中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谏官激烈的劝阻，还是门下省谨慎的封驳意见，他大多能虚心接受。对于大臣们的奏议，李忱视若珍宝，每次收到他都会先洗手焚香，以示庄重，然后仔细阅读，认真对待每一条建议。 魏谟，作为名臣魏徵的五世孙，在李忱的支持下继承了祖父直言极谏的传统，成为朝廷中不可或缺的谏臣。魏谟敢于直言不讳，无所畏惧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再现了其祖辈的风范。李忱常赞叹道：“魏谟有他祖辈（魏徵）的风范，朕对他极为重视。” 此外，兵部侍郎蒋伸提出的关于官场腐败问题的意见也深得李忱赞赏。蒋伸指出，官位易得，其中不乏心存侥幸之人，可能导致混乱。李忱对这一见解倍加称许，并再三挽留蒋伸，希望能在单独的时间内进一步讨论政事。不久之后，蒋伸便被任命为宰相，肩负起更大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李忱不仅展现了他对谏议的开放态度，还树立了一个尊重贤才、重视谏言的典范。他的这种治国理念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尊敬和支持。 智术治国 唐宣宗李忱以其独特的治国之道和对臣下的恩威并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在朝堂上的表现既庄重又亲民，对待群臣犹如待宾客，从未流露出倦意。当宰相奏事时，他展现出令人敬畏的威严；然而，奏事完毕后，他会面带微笑，与群臣闲谈，话题从里坊琐事到宫中游宴无所不包。经过一刻钟左右的轻松交流，他又会变得严肃起来，告诫群臣要善自为之，并表达出对他们可能辜负自己期望的担忧，然后起身回宫。这种互动方式使他既能保持皇权的威严，又能与大臣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 大中年间最受宠信的宰相令狐綯曾描述过这样的场景：尽管他得到了皇帝的高度信任，但在延英殿向皇帝汇报工作时，每次都汗流浃背，因为感受到皇帝那不容有失的严格要求。唐宣宗李忱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以智术治国的理想状态——既能够有效地驾驭大臣，又能在需要的时候展现温情的一面。 平易近人与细节关注 宣宗不仅在朝廷上表现出色，他对宫廷中的低级杂役也极其关心。据说，只要见过一面，他就能记住这些人的长相、名字以及他们的职责，并且如果这些人患病，他会派遣御医治疗，甚至亲自探视病情，赏赐物品。这在历代君王中是极为罕见的行为，体现了他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和关怀。 此外，宣宗的心思细密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度支部门上报的一份报告中将“渍”误写为“清”，主管官员以为皇帝不会注意到这个小错误，但李忱一眼就看破了问题所在，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处罚，从而也显示出他对细节的关注和不容下属疏忽办事的态度。 深入民间与了解实情 表面上，宣宗经常外出游猎，但实际上，他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表现，了解真实的民情。考虑到个人力量有限，无法走遍天下，宣宗还秘令翰林学士韦澳编纂了一本名为《处分语》的手册，详细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民生利弊，以便随时查阅。邓州刺史薛弘宗曾惊讶于皇帝对自己州府事务的熟悉程度，而这正得益于《处分语》的存在。 抑制宦官势力 面对宦官势力的问题，唐宣宗李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抑制。例如，当内园使李敬实因为傲慢无礼而未给宰相郑朗下马行礼时，宣宗立即剥夺了他的官职，将其贬为了贱役。同时，宣宗还规定节度使若有罪行，监军（通常由宦官担任）需承担连带责任。为了防止权力集中在某一方，宣宗打破了旧例，即罢免左护军或右护军时不再交叉挑选继任者，而是从本军中选拔，使得任何人都难以预测他的决策意图。 不过，尽管宣宗努力控制宦官的权力，但他与宰相令狐綯在大中八年的一次密谋除掉众宦官的计划最终因为泄露，导致南衙北司之间的矛盾加剧，也并未彻底解决宦官专权的问题。总之，唐宣宗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政治策略和人性化的管理手段，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也为唐朝晚期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宣宗的治理方式展现了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对国家、人民深切的责任感。 第39章 宣宗李忱:仁慈宽厚的君主(中) 宣宗时期军事方面的成就 在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唐朝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行动，巩固了其对北方和西陲边疆的控制。这些胜利不仅彰显了唐朝军队的实力，也标志着唐朝在面对周边民族时采取了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 一、北狄之战 大中元年五月，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指挥了一场针对北部游牧民族——诸山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场战役的结果是辉煌的：唐朝军队成功捕获了敌酋，焚烧了二十万个帐篷，并夺取了大量的牲畜与物资。这一胜利被视作继会昌时期击败回鹘汗国之后的又一重要成就，使得北方边境自此之后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李俭在其着作《清河张公神道碑铭》中赞誉这次战争为“破獯鬻之众，帐盈七千；拓鲜卑之疆，地开千里”，形象地描绘了唐朝军队的战果及领土扩张。 二、河西走廊的收复 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乘虚而入，占据了河西走廊多个重要城市。然而，在大中初年，唐朝抓住机会发动反击，成功收复了三州（原州、乐州、秦州）以及七关等战略要地。特别是沙州首领张议潮领导下的起义军，不仅光复了沙州，还逐步解放了其他十个州，最终将河西地区重新纳入唐朝版图。宣宗皇帝为此特别嘉奖了张议潮等人，并设立了归义军以表彰他们的贡献。 三、安南的平定 面对安南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宣宗派遣康王傅王式出任安南都护，负责整顿当地秩序。王式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地方治理，包括训练士兵、修建防御工事、打击非法行为等，有效遏制了南诏的入侵企图。他还巧妙地利用外交手段解决了洞蛮杜氏家族的问题，促进了区域内的和平与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安南逐渐恢复了稳定，周边国家如占城和真腊也开始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 四、党项问题的解决 对于长久以来困扰朝廷的党项问题，唐宣宗李忱采取了更加务实和温和的方法。他认识到之前的强硬政策并没有能彻底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因此，在大中五年春天，他任命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致力于改善与党项的关系。同时，宰相崔铉建议由白敏中担任招讨党项行营都统，负责处理南山和平夏党项事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白敏中报告称两支党项均已平定或投降。考虑到长期用兵带来的财政压力，唐宣宗最终选择赦免南山党项，并鼓励他们安居乐业，从而结束了多年的纷争。 经济改革:漕运系统的革新 在大中五年（851年），唐朝的经济、文化和法律领域都迎来了重要的改革和发展，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唐朝社会在这些方面的进步。 面对长期以来江淮地区粮食运输效率低下的问题，宣宗皇帝任命了户部侍郎裴休担任盐铁转运使。自太和年间（827-835年）以来，每年从江淮地区运送至渭仓（位于今陕西潼关北）的大米数量一直未能超过四十万斛，且由于沿途官员和士兵的侵吞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损失，最终抵达目的地的数量往往不足二十万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裴休上任后立即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制定了漕运法十条，并派遣官员负责监督整个运输流程。通过这些努力，到了大中五年的年底，成功地将每年的粮食运输量提升到了一百二十万斛，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并减少了浪费。这一改革不仅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物资流通，也为国家的财政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成就:史书编纂的新篇章 为了丰富和补充官方历史记录，宣宗大力支持学术研究，下令编撰多部重要着作。其中，《续唐历》由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等人共同完成，全书共二十二卷，详细记载了从唐宪宗朝开始的历史事件，填补了柳芳《唐历》所遗漏的部分。此外，宣宗皇帝还指示宰相崔铉及学士崔瑑、薛逢着手编写《续会要》，该书总计四十卷，系统整理了从德宗到宣宗时期的各项政令和大事记，于大中七年（853年）十月正式完成。这两部书籍不仅是对唐代历史的重要补充，也为后代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法律建设：刑法统类的诞生 在法律方面，大中七年（853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戣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法统类》（亦称《大中刑法统类》或《大中刑律统类》）。这部法律汇编汇集了一千二百五十条相似的法令条文，按照内容分为一百二十一门类，旨在简化法律查询的过程，并提高司法实践的效率。它创造性地将所有与刑法相关的敕令、条例、格式等附录在律文之后，使得法官和官员能够更便捷地查阅相关法规，从而确保判决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刑法统类》开创了一种新的立法编纂模式，对后来五代和宋朝时期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法律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大中年间的这些改革和创新，无论是经济上的漕运优化、文化领域的史书编纂，还是法律制度的进步，都是唐朝繁荣与发展的一个缩影，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的不懈追求。 轶事典故 唐宣宗李忱是一位既深具文人气质又不失帝王威严的君主，其轶事典故丰富多样，展现了他多面的性格和对国家、家庭的独特态度。 老儒生 李忱酷爱读书，宫中称他为“老儒生”。每当退朝后，他会独坐在特建的宫殿中阅读，有时甚至读到深夜烛尽。 酷爱科举 李忱对科举考试有着特别的情感，以未能亲自参加科举为憾事，并在皇宫柱子上题写“乡贡进士李道龙”或“乡贡进士李某”，表达了对科举制度的敬仰与向往。对于那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人，李忱总是充满羡慕之情。当询问官员是否考中进士时，若得到肯定回答，他会为之高兴；而若是听到有才华却未中第的消息，则会叹息不已。据记载，李忱还常微服私访长安，与考生交流，并将发现的才子推荐给考官，确保他们能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这种对人才的重视，体现了他对教育和选拔机制的关注。 李忱不仅关注朝廷大事，也关心民间舆论。他有时会乔装打扮深入民间，倾听百姓的声音，了解人们对科举结果的看法。这反映了他对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执着追求。临终前，他下令释放大批宫女，允许她们嫁给文武百官，但明确规定不许嫁给未中进士的举子，显示出他对科举制度的高度认可。 友爱至孝 作为一位兄长，李忱天性友爱，和睦兄弟。他在十六宅内建造了雍和殿，频繁邀请诸王聚会，不论年纪大小皆可入座共乐。每逢有人生病，他都会亲自探视，关怀备至。而在孝道方面，李忱同样令人敬佩。即位后，他选择在大明宫奉养母亲郑太后，避免了另筑别宫的奢华。每次拜谒太庙，尤其是进入父亲宪宗李纯的房间时，他总会流露出深切的哀思，感动了周围的侍从。为了纪念父亲，他还特意修建了一条通往青龙寺的复道，以便登高远眺，缅怀往事。 严教子女 在子女教育上，李忱坚持严格的家教原则。他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即便是公主出嫁也不例外。万寿公主出嫁时，车辆装饰由银箔改为铜饰，以此树立节俭榜样。他还教导女儿要遵守妇道，不可因出身高贵而轻视夫家。有一次，驸马弟病重，李忱得知公主竟在外看戏而非陪伴家人时，愤怒地责备她，强调了家庭责任的重要性。而对于永福公主，因为一次用餐时的小脾气折断筷子，李忱便改变了她的婚约，将其原本的未婚夫于琮转给了妹妹广德公主，以此警示公主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品行才能匹配士大夫之家。 毛发洒淅 李忱对待权臣的态度也颇具特色。他厌恶宰相李德裕的专权，在即位之初的册封典礼上，李德裕主持仪式，李忱事后表示李德裕的目光让他感到紧张不安，反映出他对权力制衡的警惕。 处决歌姬 此外，《唐语林》中还记载了一段关于歌姬的故事。据说，地方献给李忱的一支歌舞乐队中有一位绝色女子，被他收入后宫宠爱。然而，考虑到可能引发类似玄宗朝杨贵妃那样的问题，李忱最终决定了处决这位女子，尽管这一行为显得极端且残酷，但也展示了他对历史教训的警觉和防止宫廷腐败的决心。 为僧之说 根据韦昭度的《读皇室运寻》和令孤澄的《贞陵遗事》的记载，唐武宗为了确保自己的皇位稳固，曾试图除掉潜在的竞争者——他的皇叔李忱。据说，武宗命令四位宦官将李忱逮捕，并企图将其溺死在宫中的厕所里。然而，一位名叫仇公武的宦官心生怜悯，巧妙地欺骗了其他宦官，说已经完成了任务，实际上却悄悄地把李忱救了出来，并送他离开了皇宫。从此，李忱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隐居生活，这段时期被描绘成了一段远离尘嚣、潜心修行的僧侣生涯。 在这段时间里，李忱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有的版本说他曾到过杭州，在那里得到了齐安禅师的帮助；有的则提到他在江西庐山遇到了智闲和尚，两人一起观赏瀑布，并留下了一段关于佛法的对话，展现了他对佛法深刻的领悟。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忱在福建福清黄檗山遇到了着名的黄檗希运禅师，两人就礼佛一事进行了深刻的交流，这段对话后来成为了着名的禅宗“公案”。甚至有更神奇的说法，称李忱南行至惠安观看洛阳江时，竟然出现了神象夜间迎接他的奇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圆悟禅师在其着作《碧岩集》中的记载，赋予了李忱的僧侣经历更加生动的情节。据说，李忱小时候有一次爬上了哥哥穆宗的龙床，模仿皇帝接见大臣的姿态，这一幕被当时的武宗记在心里，成为日后想要除掉他的理由之一。当李忱被迫逃亡时，他选择了香严智闲和尚作为剃度师父，随后一同前往江西庐山。在那里，智闲和尚通过吟诗来考验李忱的身份和才华，而李忱的回答——“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不仅展现了其非凡的气度，也预示着他未来必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此外，《碧岩集》还讲述了李忱与黄檗希运禅师之间的“公案”，这次是在盐官会上发生的，地点从原来的黄檗山变成了庐山，人物关系也有所调整，但核心内容依旧是对佛法的理解与探讨。 关于这件事的后世评价与历史真相 尽管这些传说增加了李忱的形象魅力，但大多数现代史学家认为这些故事缺乏确凿的历史依据。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等人质疑李忱曾被迫害及出家为僧的真实性，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李忱作为众多庶出皇叔之一，并不对武宗的帝位构成实际威胁。因此，这些传说更多地被视为后世佛教徒为了提升李忱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美丽谎言，用以丑化曾经推行会昌灭佛政策的武宗，并赞美李忱登基后对佛教的支持。 这段传说的影响 经过佛教徒的渲染，五代时的《中朝故事》、《北梦琐言》，以及南宋陆游的《避暑漫钞》中都有关于李忱潜逃到江南遁入空门的简略记载。宋初赞宁的《宋高僧传》提到，李忱为僧期间曾游方到杭州，受到齐安禅师的照顾。李忱即位后，为了报恩，敕赐寺名，谥齐安为悟空大师，并御制哀诗悼念。此外，在禅宗名僧希运的《黄檗宛陵录》中也有记载，说李忱为沙弥时曾与黄檗大师讨论礼佛的意义，两人的对话后来成为着名的“公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忱为僧的传说流传越来越广，也变得越来越神奇。到了明代，圆悟禅师的《碧岩集》中记录了一个版本，说李忱年轻时因一次模仿皇帝的行为引起了武宗的忌惮，不得不逃走并在香严智闲和尚门下剃度为僧。之后，李忱随智闲和尚来到江西庐山，两人同观瀑布并吟诗作赋。李忱的回答不仅展现了其非凡的气度，也预示着他未来必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 这些故事虽然难以考证其真实性，但却深刻影响了后人对李忱的印象，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宣宗李忱不仅是一位勤政爱民、崇尚文化的明君，更是一个注重亲情、严格要求子女、警惕权臣专权的复杂人物。他的种种举措和轶事，都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篇章。 第40章 宣宗李忱:仁慈宽厚的君主(下) 在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唐朝的对外关系展现了其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外交活力与多元性，通过册封、交流和接待外国使节等手段，唐朝不仅巩固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 一、与黠戛斯的友好互动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为了加强与北方游牧民族黠戛斯的关系，唐宣宗派遣鸿胪卿李业作为特使，携带官方符节前往黠戛斯，正式册封其王子为“英武诚明可汗”。这次册封不仅是对黠戛斯王室权威的认可，也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象征。它反映了唐朝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维持边疆稳定的战略考量。 二、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次年，即大中二年（848年）三月，来自东瀛的日本国王子率领使团来到长安朝贡，带来了珍贵的地方特产。为了表达对远方来宾的欢迎之情，宣宗特意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百戏表演，并设宴款待这些异国使者。此外，他还慷慨地回赠了精美的宝器和音乐器具，这不仅是物质上的馈赠，更是文化与艺术的交流。这种高规格的接待方式体现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态度，同时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三、接纳求法僧人 到了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僧人圆珍等人搭乘中国商船良晖号抵达温台地区后继续前往福州，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学习之旅。这一时期，许多外国僧侣纷纷前来唐朝求法，他们不仅学习佛教教义，还带回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四、与安西回纥的往来 大中十年（856年）十月，远在西域的安西回纥庞勒可汗派遣使者来到了长安进献贡品，以示臣服。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宣宗任命卫尉少卿王端章为册封使，准备授予庞勒“怀建可汗”的称号。然而，由于途中遭遇黑车子部落的拦截，这次的册封没有能顺利完成。尽管如此，这次尝试仍然表明了唐朝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保持与西域诸国的良好关系。 五、对渤海国的支持 最后，在大中十二年（858年）二月，当得知渤海国王大彝震去世的消息后，唐宣宗迅速采取行动，任命其弟大虔晃继承王位，并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以及忽汗州都督等高级官职，正式册立为新的渤海国王。此举不仅稳定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局势，也为两国间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总之，大中年间唐朝的对外交往充分展示了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之一的魅力与影响力。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唐朝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盟友圈，还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联系，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主要作品 唐宣宗李忱不仅是一位治国有方的君王，同时也在文学和书法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他的诗歌作品流传至今，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情感世界。在文学创作上，宣宗留下了不少佳作，其中包括《百丈山》、《吊白居易》、《幸华严寺》、《重阳锡宴群臣》、《题泾县水西寺》以及《瀑布联句》等诗篇。这些作品或是表达了他对自然美景的赞美，或是寄托了对友人的思念与敬意，亦或是记录了他作为帝王与臣子共度节日的美好时光。此外，《句》（残句）虽为片段，但也透露出宣宗在诗歌艺术上的独特见解和高超技艺。 而在书法领域方面，唐宣宗李忱同样有所建树。据《宣和书谱》记载，在那个书法兴盛的时代，即便是大臣如裴休等人也能够追随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步伐，而作为皇族成员，他们继承了太宗以来的书法传统，并使之流传下来。宣宗则以其行书闻名，延续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北宋时期的御府中还收藏着他的多幅行书作品，包括《赐李丛勑》、《赐李丛手勑》及《赐李丛手诏》，证明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与珍视。通过这些文学和书法作品，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唐宣宗李忱个人的艺术才能，也能感受到唐朝文化繁荣时期文人墨客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不幸离世 唐宣宗李忱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君主。然而，在他统治的晚年，即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五月，一场不幸降临。当时，太医李元伯向皇帝进献了一种被称作仙丹的长生不老药。这仙丹却成了致命毒药，让唐宣宗遭受了严重的中毒反应，导致他口渴难耐且体内燥热，健康急剧恶化。这一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以至于他无法履行其作为皇帝的职责，长时间未能上朝处理政务。 到了那一年的八月七日，根据《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在长安的大明宫内离世，享年五十岁。他的离去给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悲痛，群臣为他追赠谥号“圣武献文孝皇帝”，并尊称为宣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他的孙子唐懿宗李漼为了表达对先祖的崇敬之情，进一步为李忱加谥，尊其为“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以彰显其伟大与智慧。 结语 唐宣宗在位期间，唐朝经历了一段被称为“小贞观”的短暂复兴。即位后，致力于改革和整顿政府，打击腐败，提升经济。宣宗勤于政务，乐于接受谏言，并提拔贤能之人，惩处无能或贪腐的官员，使得朝政运作更加高效，财政状况改善。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宣宗减少了赋税，鼓励农业发展，从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通过军事行动稳定了边疆，并与吐蕃达成和平协议，缓解了边境紧张局势。此外，他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增强了唐朝的国际影响力。尽管唐宣宗李忱的统治只有十二年，但他的政策帮助唐朝度过了一个艰难时期，并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历史评价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唐宣宗李忱被评价为一位英明且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君主。以下是几位历史人物对他的评论整理： - 李恒（唐穆宗）曾言：“这是我家中的英才，并非因为精神疲惫。”这句话表明了穆宗对李忱的高度评价。 五代时期政治家刘昫在其着作中提到： - 大中年间的政治有着贞观之治时期的风范。 - 李忱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深知民间疾苦，在位期间有效地遏制了权贵势力，整顿了政府秩序，使得法律公正，贤能者得以发挥作用，国家治理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颂扬之声不绝于耳。 - 他提倡节俭，关心臣民，与群臣交谈时态度温和，如待宾客，对于谏议虚心听取。即使宫人有病也会亲自关怀，展现出其仁德的一面。 - 刘昫认为李忱作为皇帝，其政策和行为堪称典范，即便汉代的文帝、景帝也不过如此。可惜的是，由于史料的缺失，他的很多事迹已经难以详尽了解。 -北宋史学家孙之翰认为： 宣宗在位期间崇尚节俭，严格法令，厚待皇族，尊重宰相，甚至微服私访以考察官员选拔情况，焚香阅读大臣奏章，是一位重视道德修养的好君主。然而他也指出宣宗在处理重大问题上存在的不足，例如对待嫡母懿安太后不够尊敬，未能妥善处理储君之事，导致后来出现了继承危机。同时他也承认宣宗在河湟地区归顺及安抚周边民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这些成果部分得益于前朝武宗时期打下的基础。 -欧阳修则批评宣宗虽然精明于决断，但过于注重细节上的明察秋毫，缺乏宽广的仁慈之心，这标志着唐朝自此开始走向了衰落。 -司马光赞扬宣宗： 宣宗年轻时经历丰富，即位后对人性和社会现象有了深刻的了解，致力于民事，勤勉治理国家，赏罚分明，使得国内人民安居乐业，边疆安宁。他的统治被认为堪比汉朝孝宣帝，并被称为“小太宗”，即使到了唐朝灭亡之后，人们仍然怀念并歌颂大中之政的美好时光。 -范祖禹对唐宣宗李忱的评价包含了褒贬两方面，他既肯定了宣宗在治理国家时的一些优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统治中的不足之处： 1. 治理方式与成效： - 宣宗治国以明察秋毫着称，虽然他能够听取和接受规劝与谏议，但本质上性格猜疑且刻薄。尽管他对爵位和赏赐吝啬，却有不少人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 - 在外部，地方官员频繁更替，中央政府无力有效管理；而在内部，宦官依旧掌握兵权，控制着国家的命运。即便如此，在他的统治下，各级官员大多遵纪守法，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全国上下安宁平静长达十五年之久。 - 然而，随着懿宗、僖宗相继即位后表现出的无能，唐朝逐渐陷入混乱，因此人们愈发怀念大中年间的政绩，认为那是难以企及的美好时光。 2. 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 - 宣宗善于抓住细节问题，并以此来震慑群臣，即便是微小的错误也会受到惩罚，但他往往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务。他企图凭借一己之力处理天下所有事务，而不愿意与贤才共同承担职责。 - 这种做法类似于那些只关注账簿记录和日常琐事的地方官吏，缺乏真正的治国之才。实际上，这仅仅显示了他作为县级官员的能力，而非一个帝王应有的德行。 3. 对待大臣的态度： - 对于辅佐自己的宰相们，宣宗表面上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但实际上却像防范小吏一样提防他们，生怕被欺骗。他用利益和威严来约束这些大臣，结果导致任用的人多为平庸之辈，真正有才能的人无法施展抱负。 - 白敏中、令狐绹等人身居高位多年，为了保住地位而迎合君主，这样的朝廷自然难以取得显着成就。 所以，范祖禹认为尽管唐宣宗是一位有能力的君主，但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他在用人上的保守态度以及过度依赖个人判断的做法，限制了国家的发展潜力。不过，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实际贡献，宣宗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位贤明的君主。 明清思想家、诗人王夫之对唐宣宗李忱的评价，揭示了这位皇帝治理方式中潜在的问题，并对比了他与唐德宗在治国理念上的不同： 1. 怀疑心态下的统治差异： - 王夫之指出，唐德宗和唐宣宗都以猜疑的态度来驾驭下属，但两人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导致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 宣宗依赖于自己的机警和敏锐，一旦听到一句话或看到一个动作，就会立刻形成固定的看法或改变主意。无论是贤臣还是奸佞，在这种环境下都无法自保，只能通过隐瞒事实来避免引起君主的不满。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损害国家、伤害百姓的行为反而得以逃避批评和惩罚，因为没有人敢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身边有像陆贽那样忠诚的大臣，只要稍有不慎，也会引发众人的猜忌，最终无人敢于直言进谏。这样的局面虽然不会立即引发混乱，但一旦爆发，后果将难以挽回。 2. 表面繁荣背后的隐忧： - 一些小说描述宣宗时期的政绩时，言辞优美，似乎呈现出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司马光（温公）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其记录下来。然而，对于真正了解治理之道的人来说，这些表面上的美好实际上预示着国家衰败的迹象。 - 宣宗过于依赖个人的耳目去监视官员的行为，这种做法容易让狡猾的官吏有机可乘，同时也在无意间加剧了人民的贫困。长此以往，社会矛盾逐渐加深，隐患重重。 3. 勤勉治国与自我设限： - 尽管宣宗在吏治方面确实投入了很多心思，但他过度猜疑臣子，甚至自己也陷入了贪婪之中。他努力工作，试图改善朝政管理，但却因不信任大臣而限制了自己的决策范围，同时也为贪污腐败埋下了种子。 王夫之认为唐宣宗虽然展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才能，但在其治国策略中存在的猜疑心态和个人主义倾向，实际上削弱了朝廷的凝聚力和效率，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第41章 筹谋帷幄的房玄龄(上) 房玄龄，这位在唐朝初年闪耀于政治舞台的杰出人物，自幼便展露了非凡的才华与智慧。他出身于齐州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或济南市章丘区）的清河房氏家族，是隋朝泾阳令房彦谦的儿子。年轻时，他就以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文才而闻名，十八岁那年便考中进士，开始步入官场。 随着隋末社会动荡加剧，房玄龄选择了追随李世民，成为秦王府的重要谋士之一。他在军事行动中出谋划策，不仅参与了众多关键战役，还负责记录军中的重要事务，并积极为秦王府网罗贤才，使得这些人才能够全力辅佐李世民。在武德九年（626年），他更是策划了改变历史进程的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共同立下了汗马功劳。 唐太宗即位后，房玄龄被任命为中书令，并封为梁国公，最终晋升至司空一职。他不仅在行政管理方面表现出色，还在法律改革、史学编纂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他参与制定了《贞观律》，这部法律相比前朝更加人性化且条理清晰，为后来的《永徽律》及《唐律疏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监修了《晋书》，这是二十四史之一。此外，他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合理调整，简化了中央官员体系，这一举措被认为是贞观年间诸多善政之首。 房玄龄为人谦逊，善于任用他人，不论出身贵贱，皆能根据才能授予适当的职位。即使身处高位多年，他也始终保持低调，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因此，后人常将他与杜如晦并称为“房谋杜断”，赞美二人一个擅长规划，另一个则精于决策。唐太宗李世民也对房玄龄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拥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当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重之时，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不忘上谏，就征伐高句丽一事提出宝贵的意见。不久之后，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名字以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永远留在了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 年少有为 房玄龄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世家——清河房氏。他的家族背景为他后来的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祖父房翼在北魏担任过镇远将军，并曾任宋安郡守，继承了壮武伯的爵位；祖父房熊虽然官职不高，但也是州主簿，从基层开始了家族的仕宦传统；而他的父亲房彦谦则是一位学识渊博、口才出众的学者，在魏和齐两国间享有盛誉。 从小，房玄龄就受到了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影响，承袭了父亲对知识的热爱与追求。他自幼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不仅擅长诗歌创作，而且能够撰写文章，广泛阅读经史典籍，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理解。此外，他还跟随父亲学习书法，擅长草书和隶书，这使他在文采飞扬的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艺术修养。 十八岁那年，房玄龄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齐州的进士考试，正式踏入仕途。起初，他被授予羽骑尉一职，不久后又调任隰城县尉，开始了他的行政生涯。年轻有为的房玄龄很快就在官场崭露头角，成为了一名备受瞩目的青年官员。他的才华横溢以及对政务的敏锐洞察力，为他日后成为唐朝开国功臣之一铺平了道路。 得遇明主 在隋朝末年的动荡岁月里，天下四分五裂，烽烟四起。此时，唐国公李渊于晋阳（今太原）举兵入关，拉开了唐朝建立的序幕。而年轻的房玄龄则在渭北地区投奔了李渊之子、后来的秦王李世民。从此，他成为了秦王李世民身边不可或缺的重要谋士。 房玄龄不仅参与军事策划，还负责管理文书记录，担任秦王府记室参军一职。他对秦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铭记于心，竭尽全力为秦王出谋划策，处理军政要务。每当攻灭一处割据势力时，别人都忙于搜寻珍宝异物，但房玄龄却独具慧眼，优先考虑招揽人才。他积极寻找那些既有智慧又勇猛善战的人才，并将他们引入自己的幕府中，与他们结成深厚的友谊，共同致力于辅佐秦王李世民成就大业。 在平定王世充的过程中，房玄龄发现了张亮这位“倜傥有智谋”的英才，于是向李世民大力推荐，最终张亮被任命为车骑将军，成为李世民的心腹之一。此外，还有薛收这样才思敏捷的文人，以及被评价为具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忠诚武将李大亮，更有被誉为“聪明识达，王佐之才”的杜如晦等人。 这些经由房玄龄精心挑选并举荐的人才，都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高度信任和重用，日后纷纷晋升至朝廷要职，为初唐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房玄龄以其卓越的眼光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乱世中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团队，为李世民夺取天下了打下了基础。他的这种识人用人之道，也成为后世为人称道的一段佳话。 运筹帷幄 在李世民的秦王府中，房玄龄度过了十多年的关键岁月，始终肩负着掌管军事谋略和文书管理的重要职责。他以非凡的效率和精准的文字处理能力闻名，每当有军书或奏章需要起草时，房玄龄总能迅速完成任务，其文稿不仅简洁明了，而且义理深远，充分展现了他对事务深刻的理解。 唐高祖李渊对房玄龄的能力深感赞叹，曾对身边的侍臣们说：“此人深知事态轻重，堪当大任。每当我儿世民向我陈述事务，经由房玄龄之手所呈报的内容，总是能够准确把握人心，洞察人性。即便相隔千里，也仿佛面对面交谈般清晰无误。”由此可见，房玄龄的工作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认可。 然而，随着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为了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太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驱逐秦王府的核心成员。在此背景下，房玄龄和他的挚友杜如晦一同被排挤出朝廷，被迫离开他们为之效力多年的秦王府，前往外地任职。这一变动无疑是对房玄龄个人事业的重大打击，也是秦王府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过，这并未动摇房玄龄对李世民的忠诚和支持，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安定社稷 武德九年（626年），房玄龄在那次决定唐朝命运的关键时刻——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远的谋略，协助秦王李世民成功夺取了帝位。李世民对房玄龄的高度评价溢于言表，赞誉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认为正是房玄龄的深思熟虑和精准策划，才使得这场政变得以顺利实施。 在论功行赏之时，李世民将房玄龄与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并列为头等功臣，彰显了他们对建立新王朝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为了表彰房玄龄的杰出成就，李世民特赐封他为邢国公，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忠诚和无私奉献的高度肯定。 精诚奉国 房玄龄追随李世民平定天下，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深知创国立业的艰辛。他时刻铭记着这份艰难，始终保持着警醒，力戒骄奢淫逸，致力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房玄龄特别重视吏治问题，认为这是求治的根本所在。他认为官吏的公平正直是治国之要道，因此在选拔官吏时严格遵循“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原则，确保每个职位都能由最合适的人担任。这一理念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于是房玄龄大力推行简政并省官吏政策，最终将文武官员总数精简至六百四十员。这样的改革不仅裁去了冗官滥职，提高了政府效率，还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于刚刚经历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尤为重要。 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在贞观初年这个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同执掌朝政，负责制定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无论是亭台楼阁等建筑的规模，还是法令、礼乐、制度等方面，他们二人都精心设计，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并赢得了当时人们的赞誉。 在法律方面，房玄龄秉持宽厚平和的原则，简化律令，废除了隋朝苛酷的刑法，使得唐朝的法律体系更加人性化。他所修订的律、令、格、式，奠定了唐代法制的基础，历经数百年而未发生重大变动，显示了其深远的影响。 贞观三年（629年），房玄龄因功被改封魏国公，出任尚书左仆射，并监修国史。他日夜操劳，勤勉工作，以明达的吏事处理能力和宽平的法令政策闻名。他任人唯贤，不分贵贱，因此被誉为一代良相。 到了贞观九年（635年），房玄龄因为主持高祖山陵的建设有功，被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贞观十一年（637年）又被封为梁国公；贞观十三年（639年），他更是被任命为太子少师，留守京师，辅佐太子。尽管女儿成为了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娶了高阳公主，地位显赫无比，但房玄龄始终保持谦逊，从不炫耀自己的权势和财富。 贞观十八年（644年），当唐太宗李世民决定亲自征讨辽东高句丽时，他再次委以重任，命房玄龄留守京城长安，确保国内稳定。房玄龄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了大唐盛世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臣。 病榻心系国事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得知这一消息后，唐太宗李世民极为关切，不仅派遣御医为他精心治疗，还每日提供御膳，并亲自前往探望这位老臣。病榻上的房玄龄心系国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诸子说： “如今国家太平，唯独陛下对高句丽的东征不止，实为国之隐患。皇上盛怒之下决心已定，而臣下无人敢直言劝谏。我若知而不言，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即便在生命垂危之际，房玄龄仍不忘国家利益，他强撑病体上表进谏，恳请李世民以天下苍生为重，停止对高句丽的征战。李世民看到奏表后深受感动，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感叹道： “房公病入膏肓，却还能忧虑国家大事，真是难得啊。” 为了满足房玄龄的心愿，李世民亲临其病床前握手诀别，并立即授予其子房遗爱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中散大夫的官职，使他在有生之年见证了儿子们的荣耀。 然而，世事终难料。永徽三年（652年），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及其妻高阳公主因涉嫌谋反被捕。房遗爱被处决，高阳公主被迫自尽，他们的子女也被流放到了岭南地区。房玄龄的嗣子房遗直同样未能遭幸免，被贬为铜陵尉。由于这场变故，房玄龄原本享有的配享太庙的殊荣也不得不停止。尽管如此，房玄龄一生的光辉事迹和对国家的贡献依然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令人铭记。 主要影响 房玄龄，作为初唐杰出的政治家和谋略家，在辅佐秦王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征战四方的过程中，以其卓越的文采和高效的办事能力着称。据说，只要是在王府中需要撰写的文书檄文，房玄龄往往能够驻马立成，言简意赅，精准传达意图，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效率。因此被选为“十八学士”之一，成为当时备受尊敬的知识精英。 当李世民登基成为皇帝后，房玄龄更是得到了重用，先后担任了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要职，成为了国家的核心决策者之一。他的政治生涯长达二十年之久，期间不仅总揽百官事务，还积极参与到国家制度的制定与改革之中。例如，他主持修订了律令、格敕，并监督编修国史，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此外，他还与魏徵合作修订了唐代礼仪，以适应新的统治需求。 在用人方面，房玄龄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不论出身贵贱，只根据个人才能授予相应的职位，这种做法极大地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和社会进步。他对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默默奉献于国家的发展建设中。 值得一提的是，房玄龄负责管理国史馆，主导完成了《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以及《晋书》等一系列重要史籍的编纂工作，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宝库，也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正因为如此，后世将房玄龄与杜如晦并称为“房杜”，视为理想的宰相典范，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长河之中。 第42章 筹谋帷幄的房玄龄(下) 人物评价 后世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先推崇房玄龄，称颂道：“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新唐书》中记载，房玄龄执掌国政期间，日夜勤勉不懈，尽忠职守。他以公心竭诚为国家效力，希望每一件事都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好。房玄龄没有嫉妒之心，听到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拥有那样高兴；对于吏治，他既有明达的理解，又能以优雅的文化修养来修饰；在讨论法律和政策时，力求宽厚和平等。 房玄龄不以自己的长处苛求他人，选人用人时从不追求完美，不论出身高低，只要才能适合就能得到任用。即使有时因为某些事情被责备，他也总是诚恳地请罪，表现出敬畏和谦逊的态度。 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称赞房玄龄，认为他是幕后的智囊，对稳定国家和社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唐太宗形容房玄龄器宇深邃，风度宏远，名誉远播，品德高尚，才德兼备，是时代中的杰出人物。从辅佐霸业开始，到新王朝建立之后，房玄龄一直致力于协助太宗治理国家，使国家走向繁荣和平。尽管身居要职，但他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的态度，多次因健康原因请求退隐，展现了一位真正贤臣的品格。 唐初四大名相王珪评价说：“房玄龄一心为国，知无不为，这一点我自愧不如。”担任过宰相的唐代文学家常衮也表示，在武德和贞观年间，像魏徵、王珪、李靖、李积、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大臣们，他们扶助国家命运，辛勤工作，保护人民，不惜牺牲自己，他们的美德与忠诚足以感动上天，即使岁月流逝，他们的光辉事迹依然为人所铭记。 曾任宰相的政治家李绛则回忆说，当年太宗治理天下之时，房玄龄和杜如晦辅助皇帝，魏徵和王珪规谏缺失，温彦博和戴胄弥补政务上的不足，李靖和李积训练军队，因此外族畏惧，全国安宁。唐史学家柳芳更进一步指出，房玄龄帮助太宗平定天下，并最终担任宰相长达三十二年，被称为贤相。他的美德几乎不留痕迹，却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太宗平定祸乱，而房玄龄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面对善谏的大臣，房玄龄赞美他们的贤能；对于善于带兵的大将，房玄龄推行他们的军事策略。他使得所有有能力的人都能共同辅佐太宗，实现太平盛世，并且将所有的善行归功于君主，这正是一个真正的贤相应有的行为！ 晚唐诗人、文学家皮日休以诗表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崇敬之情，描述了他们如何在贫贱中结伴同行，脱离乱世，追随真主，以卓越的才能治理国家，影响深远，成为千古传颂的名臣。杜牧赞扬了房玄龄和王猛（王景略）两位贤臣，他们至死不忘辅佐君主、拯救百姓的使命，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和利益。 五代时期政治家刘昫在评论中提到，房、杜二人的智慧虽然不能超越孔丘、孟轲，但他们在遇到明君的情况下，能够制定合适的策略，达成国家的升平。他还比较了房玄龄和管仲、子产，以及杜如晦和鲍叔、罕虎，说明他们之间相似的关系和作用。 北宋文学家和史学家宋祁也在着作中高度评价了房玄龄，认为他和太宗一起建立了辉煌的功绩，这些功绩历经数百年仍然被人铭记，甚至超过了汉代萧何、曹参的成就。他强调了房玄龄作为宰相的重要性，以及他在幕后默默工作的精神。 《房玄龄碑》中写道，圣贤同德，君臣协力，天地得以迅速平定，边疆得以安宁。《历代古人像赞》中也称赞房玄龄辅佐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体现了精忠报国的精神。 北宋大臣赵元僖认为，唐太宗拥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良臣，而唐玄宗则有姚崇、魏知古，都是被委以重任、托付心腹的人物，他们巩固了帝业，安定了国家，使宗庙祭祀得以延续，历史记录更加辉煌，这正是因为任用了合适的人才。 宋代诗人和散文家欧阳澈也列举了历史上诸多优秀的政治家，如范蠡、周瑜、赵充国、周亚夫、樊哙、房玄龄和李靖，认为他们的存在确保了国家的富强和安定。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唐太宗举兵晋阳，平隋之乱，则有刘弘基、李积、李靖、房玄龄、杜如晦之流致其勋。”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唐代文学家和诗人杜牧曾言：“苻秦之相王猛，在将终之际犹不忘国事，警戒后人以备祸患；大唐太尉房玄龄，临终上表劝阻伐辽，以免生灵涂炭。这两位贤臣，在世时德行与功业皆卓尔不群，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心系辅佐君主、救济苍生的大业，而非汲汲于个人的荣耀或私利。” 在这段话中，杜牧通过赞扬王猛和房玄龄两位贤臣的高尚情操，表达了对他们一生致力于国家治理和人民福祉的高度敬意，并强调真正的贤臣应当将辅佐君主、服务百姓视为己任，而不应追求个人的名声和利益。 长孙皇后也曾向夫君李世民进言，称赞房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长，做事小心谨慎，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从未泄露过任何秘密，除非发生重大变故，否则不应轻易放弃这样一位得力助手。 轶事典故 醋坛子 根据传说，唐代宰相房玄龄的夫人以其强烈的嫉妒心闻名，这段趣闻成为了“吃醋”一词的由来。故事发生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当时房玄龄在朝中担任要职，但他的妻子却以严厉和专制的态度管理着家庭事务，事无巨细都亲自操持，不容许他人插手。 一日，唐太宗设宴款待开国功臣，在酒席间，同僚们玩笑般地怂恿房玄龄夸耀自己不怕老婆。带着几分醉意，房玄龄顺口附和了几句。不料，唐太宗当真了，一时兴起便赐予房玄龄两位美女作为妾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宠，房玄龄陷入了两难境地——一边是皇帝的旨意，另一边是他那位强势且细心的妻子。 在朋友尉迟敬德的鼓励下，房玄龄硬着头皮将两位美人带回了家。然而，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妻子对这两个新面孔极为不满，大发雷霆，不仅痛骂了房玄龄，还动手驱赶了那两位美人。很快，这件事传到了唐太宗耳中，他认为这是个教训宰相夫人的好机会，于是召见了房玄龄和他的妻子。 见到二人后，唐太宗提出了一个看似残酷的选择：要么接受美人，要么喝下所谓的“毒酒”。房玄龄深知夫人性情刚烈，担心她会选择后者，急忙跪地求饶。而房夫人，在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喝下“毒酒”，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众目睽睽之下，她一口气喝光了整坛液体，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原来所谓的“毒酒”不过是普通的食醋，根本无害。 目睹这一切，唐太宗感叹道：“房夫人，朕本想借此让你明白过分嫉妒的危害，但你对丈夫如此深情，朕也不忍苛责。”尽管口中酸涩难耐，但房夫人内心却是欢喜不已，因为她的勇敢举动换来了丈夫的安全与和谐的家庭。房玄龄也从忧虑转为欣慰。 从此以后，“吃醋”这个词便成了形容女性之间因爱情或婚姻关系产生的嫉妒情绪的代名词，流传至今。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古代宫廷生活中的一些趣味片段，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忠诚、智慧以及幽默的独特理解。 房玄龄和李世民之间有着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合作，也展现了唐朝初期政治舞台上的智慧与谋略。 1. 知人善任： 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非常重视选拔贤能之士。他深知房玄龄的才能，任命其为宰相，负责朝廷的重要事务。据传，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里的“人”就包括了像房玄龄这样的贤臣。房玄龄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诚辅佐李世民，成为唐太宗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 2. 房谋杜断： 房玄龄与另一位大臣杜如晦并称“房谋杜断”，指的是两人在决策时的不同作用。房玄龄善于出谋划策，而杜如晦则擅长决断执行。两者配合默契，共同辅佐李世民处理国家大事，使得唐朝初期政通人和、国力强盛。这一组合体现了李世民用人之智，能够将不同特长的人才结合在一起，发挥最大的效能。 3. 谏止伐辽： 晚年的房玄龄对李世民欲发动对高句丽（今朝鲜半岛）的战争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劳民伤财，不利于国家稳定。于是他在临终前上表劝阻，希望李世民能以百姓福祉为重，避免不必要的军事行动。虽然最终未能改变李世民的决心，但房玄龄的忠言直谏显示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也为后世所称道。 4. 三顾茅庐式的求贤若渴： 在秦王李世民即位之前，为了网罗天下英才，他曾多次亲自拜访隐居的房玄龄，请其出山相助。这种礼贤下士的行为类似于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彰显了李世民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和求贤若渴的态度。房玄龄最终被李世民的诚意打动，决定入朝为官，开始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历程。 5. 房玄龄病逝后的追思： 房玄龄去世后，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悲痛，并给予极高的评价。据说，李世民曾下令停止一日的朝会，以表达对这位老臣的哀悼之情。他还亲自撰写碑文，表彰房玄龄一生的功绩，将其视为自己最亲密且值得信赖的助手之一。 这些典故不仅是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更成为了中华文化中关于君臣关系和领导艺术的经典范例，流传至今。它们展示了唐太宗李世民与房玄龄之间超越普通君臣关系的深厚情谊，以及两人共同缔造出盛世大唐的历史贡献。 祖籍争议 关于房玄龄的祖籍问题，确实存在不同的说法。根据史书记载，房玄龄的祖籍被记录为齐州临淄，但具体位置在现代地理上的对应则有不同的解读。以下是两种主要的观点： 1. 章丘说：一些学者认为房玄龄的祖籍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庄镇房庄村。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基于地方志和其他历史文献，指出该地区与房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并且当地也有许多关于房玄龄及其家族的文化遗迹和传说。 2. 临淄说：另一些史学家则倾向于认为房玄龄的祖籍应为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部。这一派的观点主要依据于古代行政区划的变化以及对“齐州临淄”地理位置的不同理解。临淄作为古代齐国的都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可能是房玄龄祖先居住的地方。 这两种说法各有其证据的支持，而之所以产生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代地名与现今的地名之间的变迁，加上史料记载有时不够详尽或明确，导致了后世对于具体地点的不同解释。此外，由于家族迁徙等因素，也可能使得确切的祖籍难以完全确定。 学术界对于此类争议通常会继续进行研究，通过更多的考古发现、文献考证等手段来逐步接近真相。然而，在没有新的确凿证据出现之前，房玄龄的具体祖籍所在仍然可能保持一定的争议性。 第43章 谦逊的谋略家杜如晦(上) 杜如晦，字克明，出生于585年，是唐代初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出生地在京兆郡杜陵县，即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作为隋朝昌州长史杜吒的儿子，杜如晦出身于显赫的京兆杜氏家族。 在隋朝末年动荡的时期里，杜如晦初入仕途，担任了滏阳县尉。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武德元年（618年），杜如晦遇到了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被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并很快晋升为陕州总管府长史。之后通过房玄龄的推荐，杜如晦进一步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成为了秦王府的重要成员，接着又升任了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并且成为了“十八学士”之首，这些学士们都是当时的文化精英。 李世民创建天策府时，杜如晦担任了从事郎中这一要职。而在决定性的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爆发，杜如晦秘密参与了策划，并成功辅助李世民登上了皇位。为了表彰他的贡献，新即位的唐太宗任命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并赐予其蔡国公的封号。在贞观年间（627-649年），杜如晦与房玄龄一同执掌朝政，二人合作无间，一个擅长谋划，另一个则善于决断，他们两的协作被誉为“房谋杜断”，成为了后世评价唐代良相的标准之一。两人共同制定了许多重要的典章制度，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早年经历 杜如晦自幼展现出了非凡的聪慧与悟性，对历史和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乐于与人分享交流这些知识。在隋朝大业年间（605年—618年），他被征召为预备官员，很快便得到了吏部侍郎高孝基的高度赏识。高孝基对杜如晦的能力十分看重，认为他是能够应对复杂局势的人才，具备成为国家栋梁的潜力。出于这样的欣赏，高孝基曾对杜如晦说道：“你拥有处理事务的卓越才能，应当成为国家的支柱，希望你能坚守这份美德。我打算先安排你担任一个小职位，虽然俸禄不高，但这是一个开始。” 然而，尽管有着高孝基的认可和支持，杜如晦在滏阳县尉的位置上并未停留太久。不久之后，他选择了离开官职，返回故里，似乎是在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道路或等待更合适的时机来施展抱负。 秦府高参 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年），随着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挥师直指长安，并成功平定该地之后，杜如晦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他被秦王李世民召入王府，担任法曹参军一职。不久之后，他又升任陕州总管府长史，迅速成为李世民身边的亲信谋士之一。 然而，太子李建成对秦王府中人才济济的局面感到担忧，担心这些英才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李建成向父亲唐高祖李渊建议，将秦王府的官员调派至各地任职。这一命令下达后，大量官员被外放，这使得秦王李世民深感忧虑。此时，记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 “虽然许多优秀的幕僚都将离开，但这并不值得惋惜。唯有杜如晦，此人不仅聪慧过人，更能洞察事理，具备辅佐君王的能力。如果大王志在一方，则无需此等人才；但若欲图天下，那么杜如晦将是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听了房玄龄的话，李世民恍然大悟，意识到险些错失一位重要的谋臣。于是，他立即向李渊上书请求，这才得以保留杜如晦在秦王府中的职位。 武德元年（618年），随着唐朝的建立，同年七月，面对陇西薛举的进犯，李世民率军前往泾州进行讨伐，虽初次交锋失利，但薛举不久病逝。李世民再次集结军队对抗薛仁杲，并任命杜如晦为随军顾问参与军事决策。最终，薛仁杲兵败投降，而后遭到处决。 武德二年（619年），当刘武周与宋金刚攻占太原时，杜如晦继续追随李世民出征，成功击退了叛军。到了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率军进攻洛阳的王世充，而后者又联合了窦建德。在此期间，杜如晦凭借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判断力，辅助李世民先后击败窦建德和王世充。在一系列针对割据势力的征战中，杜如晦以其智慧和远见卓识，成为了李世民身边不可或缺的智囊，为唐朝初期的统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玄武政变 随着李世民在讨伐各地叛乱中屡建奇功，他的声望日隆，这引发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嫉妒。二人与唐高祖李渊的宠妃张婕妤、尹德妃暗中勾结，图谋陷害李世民。一次，淮安王李神通因战功获封大片土地，而张婕妤的父亲私底下向李渊索要这片地。当得知土地已赐予李神通后，他不甘心地通过张婕妤诬告李世民仗势欺人，指使李神通夺走土地。另有一次，杜如晦骑马路过尹德妃之父尹阿鼠的府邸时，被尹家仆人无理拽下马来殴打，并辱骂不已。事后，尹阿鼠又借尹德妃之口向李渊进谗言，说是李世民让杜如晦故意羞辱他。尽管李世民多次辩解，但李渊宠爱二妃，始终未能完全信任李世民。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并建立了文学馆，任命杜如晦为从事中郎，位列十八学士之首。李世民常常亲临文学馆，与杜如晦等贤才讨论经史，直至深夜。然而，太子李建成对此深感忌惮，认为秦王府中最令人忧心的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因此，他向李渊进言，最终成功将房、杜二人逐出京师。 到了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试图拉拢尉迟恭却遭拒绝，转而派人行刺未遂，便诬告李渊将尉迟恭关入大牢。李世民救出尉迟恭后，后者探知李建成和李元吉欲于昆明池设伏加害李世民。长孙无忌迅速通报给李世民，劝说其先发制人。 面对兄弟之情与国家大义的抉择，李世民犹豫不决。尉迟恭与其他忠臣日夜劝谏，强调不能因小仁而废社稷大义。李世民终于决定召回被逐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即使此举意味着丢掉性命。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扮作道士秘密潜回秦王府。 经过一番密谋，李世民最终下定决心，发动了着名的玄武门事变，一举除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事变成功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杜如晦则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同年十月，论功行赏之时，杜如晦因其卓越贡献被授予兵部尚书一职，晋封蔡国公，并赐实封食邑一千三百户，成为李世民最信赖的股肱之臣之一。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彰显了李世民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也见证了杜如晦作为谋略家的关键作用。 贞观之始 贞观二年（628年），太宗皇帝对杜如晦的才能给予了高度的信任与肯定，任命他为检校侍中，并兼任吏部尚书，继续总管东宫兵马。在这一职位上，杜如晦展现了非凡的能力和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到了贞观三年（629年），一场严重的旱灾席卷了这片土地，面对天灾，太宗下令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长孙无忌等重臣前往名山大川举行祈雨仪式，以求缓解旱情。同年，杜如晦接替了长孙无忌出任尚书右仆射，继续负责官员选拔的重要工作，并与房玄龄并肩辅佐朝政。他们共同制定了朝廷的组织架构，确立了表彰贤能的标准，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尽心尽力。 杜如晦与房玄龄二人合作默契，相得益彰，他们的治理智慧和领导能力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被誉为当时的良相典范。这段时期，不仅是唐朝初期政治清明、国力增强的关键阶段，也是杜如晦个人职业生涯中的辉煌篇章。他与房玄龄联手，不仅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貌，更留下了后人难以忘怀的治国佳话。 英年早逝 在贞观二年（628年），太宗皇帝对杜如晦的非凡才能寄予了深厚的信赖，任命他为检校侍中，并兼任吏部尚书，继续掌管东宫兵马。杜如晦在这个重要职位上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和高度的责任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 到了贞观三年（629年），一场严重的旱灾席卷全国，唐太宗命令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长孙无忌等重臣前往名山大川举行祈雨仪式，以期缓解旱情。同年，杜如晦接替了长孙无忌担任尚书右仆射，继续负责官员选拔这一关键工作，并与房玄龄并肩辅佐朝政。二人共同制定了朝廷的组织架构，他们的合作堪称完美，治理智慧和领导能力得到了一致的认可，被誉为当时最优秀的宰相。 然而，好景不长，杜如晦英年早逝，这对太宗皇帝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表达对这位昔日挚友的深切怀念，李世民亲自作诏书给着作郎虞世南，请求他为杜如晦撰写碑文：“我和杜如晦之间的情谊深厚，今他不幸离世，追念往昔功绩，我悲痛不已。希望你能领会我的心意，为杜如晦留下一篇动人的碑文。” 随着时间流逝，唐太宗对杜如晦的思念依然未曾减退。赏赐房玄龄黄银带时，太宗因无法再将同样的荣耀给予已故的杜如晦而潸然泪下，于是又准备了一条黄金带，嘱咐房玄龄将其带到杜如晦的灵堂，希望能以此安慰好友的灵魂。贞观五年（631年），每逢杜如晦的忌日，太宗皇帝都会派遣使者慰问其家人，赏赐之丰厚如同生前。他还特别封杜如晦的儿子杜荷为郡公，以示对其家族的尊重。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在杜如晦等人的墓前举行祭少牢仪式，表达了唐太宗对这些功臣的敬意和怀念。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又下令由阎立本绘制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在内的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并将它们置于凌烟阁之中，以纪念这些为唐朝建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杜如晦位列第三，他的形象永远留在了历史的画卷中，成为了后人缅怀的对象，也见证了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那份超然的情谊。 第44章 谦逊的谋略家杜如晦(下) 人物评价 从古代文献和历史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如晦作为唐朝初期的重要宰相之一，不仅因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而受到高度赞扬，还因为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深厚的情谊而被后人铭记。下面是一些重要人物对他的评价: 唐太宗李世民赞誉杜如晦为一位具有高远见识、品德高尚的人，称赞他不仅在朝廷内外德行昭彰，而且其声誉甚至超越了庙堂。他还具备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谋略，能够在帷幄之中运筹帷幄，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同时，他也是一位学识渊博、道德模范的人物，敢于直言进谏，忠诚正直。房玄龄认为，杜如晦聪明且有深刻的洞察力，是能够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这种评价体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合作以及相互尊重。 隋唐文学家褚亮形容杜如晦为文雅且充满光辉之人，一生秉持忠诚与正义的原则，因此得以名扬四海。曾任宰相的唐代文学家常衮回顾武德至贞观年间的历史时提到，像魏徵、王珪、李靖、李积、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贤臣们共同扶持大唐盛世，使得国家繁荣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他们的贡献不可磨灭，精神风貌至今仍影响深远。 唐代政治家、宰相李绛将杜如晦视为贞观之治成功的关键人物之一，与其他着名大臣一起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政府架构，使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发展。 五代时期政治家刘昫在其着作中详细比较了杜如晦与历史上其他杰出政治家，并指出杜如晦与房玄龄之间的互补关系——一个善于提出建议（建嘉谋），另一个则擅长决断大事（断大事）。两人相辅相成，犹如管仲与鲍叔牙般配合无间，共同推动了国家的进步。 北宋大臣赵元僖则强调了优秀人才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并指出唐太宗时期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任用了像魏徵、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一流人才。 北宋文学家和史学家宋祁进一步论述了房玄龄和杜如晦作为“名宰相”的特质，认为他们不仅帮助建立了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还通过谦逊的态度避免了个人功名的张扬，从而树立了良好的名声。他对杜如晦的高度评价，表明即使任职时间较短，但其贡献却是显着而持久的。 司马光总结说，唐代最着名的两位贤相就是早期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以及后来的姚崇和宋璟，这四位宰相应当被视为唐代政治史上的巅峰人物。北宋和南宋文学家和史学家曾巩、洪迈等人也纷纷表达了对杜如晦及其他贤臣的高度认可，认为他们是各自时代中最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巨大贡献。曾国藩等人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了良相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将杜如晦列为立功者中的典范，其事迹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榜样。 轶事典故 房谋杜断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时期中，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作为宰相，虽然同为肱骨之臣，但各自发挥着独特而互补的作用。房玄龄以其广博的智慧和深邃的见解闻名，擅长为太宗皇帝提供多样的策略选择。每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他总能提出一系列详尽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也给太宗带来了抉择上的困扰——面对众多良策，究竟哪一条才是最合适的呢？ 这时，杜如晦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他以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着称，能够对房玄龄提出的诸多建议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中挑选出最适合当下情境的那个方案。杜如晦的这一特质帮助太宗迅速确定行动方向，避免了因犹豫不决而导致的机会流失。 因此，历史上留下了“房谋杜断”的美谈，形容两人一个善于谋划，一个长于决断，彼此协作无间，共同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处理国家大事。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不仅提高了朝廷决策的效率和质量，也成为了后世评价贤相的标准之一。每当人们谈起唐朝的杰出宰相时，总是首先想到这对被誉为黄金搭档的房玄龄与杜如晦。 刀笔之吏 在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为了表彰那些对大唐立下汗马功劳的官员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赏。其中，文官之中，杜如晦与房玄龄因他们在军事策略和国家治理上的杰出贡献，被授予了最高的荣誉。然而，在封赏典礼之后，李世民意识到，基于功绩分配奖励可能未能尽善尽美，因此他询问了诸将是否有任何不满或建议。这时，淮安王李神通——作为皇室的一员，同时也是李世民的叔父——提出了异议。李神通认为自己在起义初期便率领军队响应号召，而房玄龄和杜如晦仅是文书官吏，不应将他们的功劳置于首位，因此表示不服。 对此，李世民给出了深思熟虑的回答。他承认李神通确实在起义初期以及对抗窦建德和刘黑闼时有所贡献，但强调房玄龄与杜如晦的作用如同汉朝的萧何一般，他们通过精心策划和战略指导，为帝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但他们的智慧和领导力确保了整个军队的胜利，因此他们的功绩应当排在前列。李世民进一步解释说，即便对于自己的亲族，他也必须保持公正无私，不能因为亲属关系而给予过多的优待。这一立场得到了其他将领的认可，尤其是那些原本心存疑虑的人，看到连李神通这样的宗室成员都未得到特别对待，他们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最终，这次论功行赏不仅巩固了李世民的统治基础，也展现了他对公平正义的承诺。 援救杜淹 在李世民攻陷洛阳之后，面对王世充的败军，他决定对叛逆者进行严厉的惩罚。其中，杜淹作为王世充的重要部下，也在即将被处决之列。值得注意的是，杜淹与宰相杜如晦有着特殊的家族关系——他是杜如晦的叔父。然而，这段亲属关系并未能给杜淹带来好运，因为他不仅与杜如晦兄弟之间素有嫌隙，更曾在王世充麾下提议斩了杜如晦的兄长，并囚禁了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 尽管过往恩怨重重，当杜淹面临存亡之际，杜楚客却展现了非凡的宽容和人性的光辉。他挺身而出，向李世民求情，恳请宽恕叔父的生命，理由是同族人之间的相互加害实在过于残忍。这份请求触动了杜如晦的心弦，尽管过去杜淹的行为给他们家族带来了不少痛苦，但出于亲情和对弟弟请求的尊重，杜如晦也加入了求情的行列。最终，李世民被二人的诚意所打动，同意饶过杜淹一命。 第45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1) 魏徵，字玄成，是唐朝初期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生于580年。魏徵的出生地在今河北省晋州市附近的鼓城村，属于古代的巨鹿郡下曲阳县。魏徵早年间投身于瓦岗军的起义活动，追随魏公李密对抗隋朝统治，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历史的变迁，武德元年（618年），魏徵选择归顺新建立的唐朝，并成功地说服了前上司李积向唐献出土地。 魏徵因此被任命为太子洗马，负责辅佐太子李建成，并在平定刘黑闼的叛乱中提出过关键策略。然而，玄武门之变之后，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魏徵转而效忠于胜利者唐太宗李世民一方。在新的朝廷中，巍徵担任谏议大夫，随后逐渐晋升，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包括校订古籍等重要任务。 魏徵以其直言不讳的进谏风格着称，他常常毫不畏惧地向唐太宗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提倡“兼听则明”的理念，认为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他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提醒唐太宗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因为一时的繁荣而放松对国家的治理。 魏徵还倡导薄赋敛、轻租税的政策，认为这样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促进经济的发展。他强调宽仁治国的思想，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使国家更加和谐稳定。这些理念和政策都对李世民的施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共同促成了着名的“贞观之治”，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 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自贞观三年（629年）起，魏徵开始领导编纂《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和《隋书》这五部重要的历史着作，他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评价，被誉为“时称良史”。此外，他还参与了《群书治要》的修撰，此书汇集了大量古代文献精华，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魏徵的言论多收录于《贞观政要》，其文风朴实无华，反对浮夸，这对矫正当时流行的骈俪文体也有一定的作用。 魏徵去世后，被追赠为司空和相州都督，谥号“文贞”，并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第四位，彰显了他对唐朝初期的重要贡献。后人整理了他的着作，辑存有《魏郑公集》，让后世得以窥见这位伟大人物的思想与智慧。 早年经历 魏徵的早年生活充满了挑战，但他始终怀抱着远大的志向。尽管身处贫困之中，他却从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广泛涉猎书籍，尤其在乱世中对纵横捭阖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业十三年（617年），当天下动荡不安之际，魏徵加入了武阳郡丞元宝藏的幕僚团队。随着元宝藏举兵响应瓦岗军领袖李密，魏徵的才华逐渐显露出来——他负责起草给李密的奏疏，文采斐然，引起了李密的注意。 李密很快意识到魏徵的非凡才能，并任命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管文书事务。在这个职位上，魏徵提出了十项策略来增强瓦岗军的力量，但遗憾的是，这些深思熟虑的建议并未得到李密的认可和实施。 到了大业十四年（618年），面对洛阳军阀王世充的攻势，李密虽然连续取得几次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军队伤亡惨重。此时，魏徵向李密的长史郑颋提出了一套战略：他认为，与其与敌军正面交锋，不如采取防御姿态，利用地形优势固守，等到敌人因粮食短缺而被迫撤退时再行追击；或者等待王世充因粮草问题不得不主动求战时，我方则保持按兵不动。这样既能保存实力，又能迫使对方犯错。 然而，郑颋并不认同这一计策，觉得不过是些老生常谈。对此，魏徵感到非常失望，他坚信自己提出的乃是出奇制胜的良策，而非简单的常规思路。于是，带着一丝无奈与坚持，魏徵选择了离开，继续寻找能够真正欣赏并采纳其智慧的人主。魏徵的战略眼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最终使他在唐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绽放光彩，成为一代名臣。 归唐献策 武德元年（618年），随着李密在与王世充的对抗中失利，魏徵随之归降了新兴的李唐政权。此时，李密麾下的大将李积仍占据着广袤的领土——东至大海、南达长江、西抵汝州、北临魏郡。面对如此局势，李积对于未来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在此关键时刻，魏徵自告奋勇地请求前往山东地区（太行山以东）进行安抚工作。于是，他被授予秘书丞之职，迅速赶往黎阳（今河南省浚县）。通过一系列信件中的劝导，魏徵成功说服李积向唐朝归顺，并促使其开仓放粮，支援了淮安王李神通的军队。 然而，同年九月，夏王窦建德率领大军进攻相州，李神通难以抵挡，被迫撤退到了黎阳，不过最终还是被窦建德击败。在这场战役中，魏徵、李神通以及李积一同成为了窦建德的俘虏。尽管如此，窦建德对魏徵的能力颇为赏识，任命他为起居舍人，负责记录朝廷大事。 转眼到了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命令秦王李世民率军讨伐王世充，而窦建德则出兵援助王世充。五月间，李世民大胜窦建德，并生擒了他。随着窦建德的失败，魏徵再次回到了唐朝的怀抱。太子李建成听闻魏徵的大名之后，邀请他担任太子洗马一职，给予了他高度的礼遇。 武德五年（622年），前窦建德部下刘黑闼勾结突厥，再度侵扰山东地区。面对这一情况，魏徵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让太子李建成建立功勋的机会。虽然李建成本是嫡长子，但在战功方面却不及李世民。因此，魏徵建议李建成主动请缨，出击平乱。李建成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亲自领兵征讨刘黑闼，最终将其擒获斩首，成功平定了山东地区的叛乱。此举不仅彰显了李建成的军事才能，也巩固了他在朝堂上的地位，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魏徵卓越的政治洞察力和战略眼光。 第46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2) 转仕太宗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李唐皇室的兄弟情谊。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一举铲除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在这场宫廷剧变之后，李世民听闻魏徵曾多次劝说李建成将自己调离权力中心，便下令召见这位直言不讳的谋士。当被问及为何要挑拨他们兄弟关系时，周围的人无不为魏徵捏一把汗。 然而，魏徵毫不畏惧，坦然答道：“如果先太子采纳了我的建议，今日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李世民素来敬重魏徵的才能与正直，此刻更因他的一片赤诚而动容，决定赦免其罪，并授予詹事府主簿一职，将这位曾经的敌方幕僚纳入自己的麾下。 不久后，李世民晋升魏徵为谏议大夫，并在同年七月十一日赋予他一项重任——前往河北安抚李建成、李元吉旧部，授权他在必要时可以自主决策。魏徵抵达磁州时，恰逢押解前东宫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长安的囚车经过。面对这一情况，魏徵对副使李桐客表达了深切的忧虑：既然朝廷已经宣布赦免所有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员，那么继续押送二人回京势必会引起其他人的恐慌与不信。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认为应当立即释放李思行等人，以示朝廷信守承诺的决心。古有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更何况现在手中握有便宜行事的权力，更应果断行动，不负君主的信任。李桐客赞同魏徵的观点，两人当即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向李世民上书报告此事。李世民阅后大为赞赏，对其处理方式表示满意。同年八月，随着李渊禅位，李世民正式登基为帝，开启了贞观之治的新篇章。作为对魏徵忠诚与智慧的认可，李世民封其为钜鹿县男，以此表彰他对新朝的贡献。魏徵的正直与远见，赢得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信赖。 犯颜直谏 李世民心怀建立盛世的理想，常在自己的寝宫召见魏徵，探讨国家治理的得失。魏徵不仅具备治国理政的才能，而且性格耿直，从不因权势而退缩或屈服。每当与李世民讨论国事时，他总是直言不讳，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李世民对魏徵的忠诚与智慧深感钦佩，曾感慨地说：“你前后进谏的事宜多达两百余项，若非出于至诚为国之心，又怎能如此坚持？” 贞观元年（627年），魏徵被擢升为尚书左丞。有一次，李世民欲征兵，中书令封德彝提议将一些虽未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中男”也一并征召入伍。李世民同意了这一提议，并下达敕令。然而，魏徵却坚决反对签署此令，认为此举违背了朝廷一贯强调的诚信原则，且不符合军队管理的实际需求。尽管李世民因此大怒，责问魏徵为何如此固执，但魏徵冷静地指出，陛下即位之初承诺免除百姓所欠官府债务，以及减免关中地区的租税等政策未能彻底落实，已多次失信于民。此外，对于地方官员的信任问题，魏徵认为应当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以诚信治国。李世民听后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确实存在过失，遂采纳魏徵的建议，不再征点中男为兵，并赏赐给魏徵一只金瓮，表彰他的忠言直谏。 贞观二年（628年），岭南地区部落首领冯盎与谈殿之间的纷争引起了朝廷的关注。面对连续不断的谋反指控，李世民原本打算派遣大军进行讨伐。然而，魏徵再次站出来劝阻，指出冯盎并无实际叛乱行为，且考虑到岭南路途遥远、环境恶劣，不宜兴师动众。他建议通过派遣使臣表达诚意的方式解决问题。李世民采纳了魏徵的建议，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冯盎派其子冯智戴随使臣回朝，表明归顺之意。事后，李世民感叹道：“魏徵仅凭一纸诏书便平定了岭南，胜过十万大军。”为此，他又一次重赏了魏徵。 尽管魏徵备受信任，但也难免遭受无端指责。有人诽谤魏徵庇护亲友，虽然经过调查并无实据，但温彦博还是提醒魏徵应注意避嫌。对此，魏徵提出了更为深远的观点，他认为君臣之间应如同一体，共同致力于国家大事，而非仅仅追求表面的行为痕迹。他进一步阐述了良臣与忠臣的区别：良臣不仅能为自己赢得美名，还能让君主获得荣耀，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而忠臣往往因为过于刚直而导致自身遭祸，甚至使君主陷入困境，最终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名声。李世民被魏徵的话深深打动，再次赏赐给他五百匹绢，表达了对这位贤臣的高度认可和支持。 李世民曾对身边的大臣说：“我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商人，为了珍藏一颗宝珠，竟割开自己的肉将宝珠藏入体内。这样的事情真的存在吗？”大臣们回答：“确实有这样的事。”李世民接着感慨道：“人们都知道此人爱财如命，不惜以身试险。然而，官员因受贿而触法，帝王追求奢华导致国破家亡，这些行为与胡族商人的愚蠢又有何异？”魏徵随即引用孔子的故事回应道：“鲁哀公曾对孔子说，有人健忘到搬家时会忘记带妻子。孔子答道，还有更严重的，夏桀、商纣二王便是贪恋外物而忘记了自身的安危。”李世民深感赞同，强调他与大臣们应同心协力，相互辅助，避免成为后人耻笑的对象。 同年十月，发生了一件令李世民懊悔不已的事。瀛州刺史卢祖尚不愿前往交州任职，并多次推辞。这下激怒了李世民，他在盛怒之下下令处决了卢祖尚。事后，太宗皇帝意识到自己的决定过于草率。在一次讨论中，当被问及齐文宣帝为人如何时，魏徵讲述了齐文宣帝虽狷狂暴躁，但在面对青州长史魏恺拒绝赴任光州长史一事上，能够听从合理的意见，最终宽恕了魏恺。李世民听后反思道：“朕之前处理卢祖尚之事确实过于粗暴，不如齐文宣帝的宽容大度。”因此，李世民下令恢复了卢祖尚子孙的门荫，以此表达自己的悔意和改正的决心。 第47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3) 贞观三年（629年）二月，魏徵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兼秘书监，开始参与朝政决策。当时房玄龄和王珪负责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工作，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称考核过程存在不公之处。李世民命令潞国公侯君集重新审查此事。魏徵劝谏道：“房玄龄和王珪都是陛下信任的老臣，他们长期忠诚正直地为国效力。即使考核中出现个别失误，也绝非出于私心。如果现在因为质疑而重新审查，不仅损害了他们的信誉，也影响了陛下对大臣的信任。此外，权万纪在考核过程中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直到自己未获理想评价才发声，这显然是为了博取陛下的注意，而非真心为国考虑。”李世民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停止了进一步的调查。 另一次，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职，但他以曾在秦王府供职为由请求复职。李世民念旧情，打算重新启用庞相寿。魏徵劝阻道：“秦王府有许多旧僚现居要职，若因个人情感偏袒一人，恐让其他正直之士寒心。”李世民接受了魏徵的建议，仅赐帛给庞相寿作为抚慰。 到了贞观四年（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准备来京朝见，西域各国也想借此机会派遣使节进贡。李世民最初同意派厌怛纥干迎接这些使节。但魏徵警告说，国家刚刚经历战乱，百姓尚未完全恢复元气，若此时大规模接待外国使节，不仅劳民伤财，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混乱。他引用东汉光武帝的例子，指出当年光武帝拒绝西域设置都护的要求，正是为了避免消耗过多资源。李世民认为魏徵的观点非常有道理，立即派人追回已经出发的厌怛纥干，取消了这次接待计划。 长乐公主李丽质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女儿，深得父母宠爱。在准备她与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的婚事时，即贞观六年（632年，《旧唐书·魏徵传》记载为贞观五年），李世民表达了对长乐公主的特别钟爱，并有意给予比其姑姑永嘉长公主更为丰厚的嫁妆。众大臣附和皇帝的心意，请求加倍礼数，李世民欣然同意。然而，魏徵却提出反对意见，指出这样做会逾越礼制，破坏家族内部应有的秩序。李世民将此事告知了长孙皇后，皇后对魏徵能够“引礼义抑人主之情”表示赞赏，并派人赏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同时传达口讯： “听闻你正直，现在见识到了，希望你一直保持，不要改变。” 不久之后，魏徵被晋爵为郡公。 到了贞观七年（633年），魏徵接替王珪担任侍中，面对尚书省长期积压未决的诉讼案，尽管他不大熟悉法律，但凭借抓住根本原则和实际情况处理案件的能力，赢得了众人的信服。 贞观八年（634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批评朝政，触怒了李世民。魏徵则提醒皇帝古来谏言往往言辞激切，以打动君心，因此不应简单地将此视为诽谤。李世民接受了魏徵的观点，下令赏赐皇甫德参帛二十段，显示了他对直言进谏的接受和包容。 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636年）去世，李世民对她思念不已，在宫中建起层观眺望昭陵，甚至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李世民问魏徵是否看清了昭陵，魏徵巧妙回应，提醒皇帝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忽略了父亲高祖的陵寝献陵。李世民听后明白魏徵的用意，下令拆除了层观。 李世民还命令魏徵主编《周书》等五部史书，完成后魏徵获加授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并获得丰厚赏赐。贞观十一年（637年），当李世民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周而谴责他们时，魏徵借隋炀帝杨广之事提醒皇帝避免浪费。 到了贞观十二年（638年），针对三品以上官员遇亲王下车的问题，魏徵引用古代礼仪规范劝说皇帝维持正确礼节，最终李世民采纳了他的建议。同年，太子李承乾嫡子出生，李世民大肆庆祝并表彰房玄龄和魏徵的功绩，亲自解下佩刀赐予二人。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呈递《十渐不克终疏》，全面总结当时政事不如初期的情况。李世民接纳了他的建议，并承诺改正，同时赐予魏徵黄金十斤、马二匹，还将奏疏列为屏障，以便经常提醒自己。 随着太子李承乾的行为逐渐引起朝廷内外的关注，李世民决定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即便魏徵自称有病也坚持让他就任，以此稳定储位局势，体现了皇帝对他能力和品德的信任。 通过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魏徵不仅是直言进谏的大臣，更是一位深受信任、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他的忠诚和智慧不仅帮助李世民成为了一位明君，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这些事也展现了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朝廷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特别是魏徵作为谏臣的角色。魏徵不仅敢于直言劝谏，而且他的建议经常被李世民采纳，这体现了贞观之治时期较为开放的政治环境和皇帝对贤才的重视。此外，魏徵还参与编纂了多部史书，并在处理国家事务上展现了他卓越的能力。 通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出，魏徵不仅是李世民的重要顾问，更是他治理国家时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魏徵的忠言直谏帮助李世民避免了许多潜在的错误决策，确保了唐朝初期的稳定与发展。这段历史不仅彰显了君臣之间的默契合作，也体现了贞观年间开放包容的政治风气。 关于长乐公主的故事，也反映了当时唐朝宫廷内部对于礼仪制度的重视，以及君主个人情感与国家规范之间的平衡。同时，从长孙皇后对待魏徵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阶层对于忠言逆耳有着相当的理解和尊重。 最值得一提的是，魏徵被委以重任——出任太子太师一职，这一任命无疑更进一步彰显了他在朝廷中的崇高地位与巨大影响力。要知道，太子太师可是个极其重要且责任重大的职位。 然而，面对如此殊荣，魏徵却因自身疾病缠身而坚决推辞。不过更令人钦佩的是，英明的太宗皇帝并未因此改变主意。相反，他执意要让魏徵担当起这个职务，充分展现出了太宗皇帝对魏徵卓越才能的高度信任。同时也表明了李世民殷切期望能够借助魏徵无与伦比的威望，从而有效地稳定当前复杂多变的储位局势，并确保大唐江山得以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第48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4) 极尽哀荣 贞观十六年，魏徵的健康状况显着恶化，皇帝李世民对此深感忧虑，并亲自下诏慰问。诏书中说：“数日不见，朕已觉缺失良多。欲亲往探视，恐加重劳顿。若有任何需要，随时上书。” 尽管病痛缠身，魏徵仍然心系国事，再次进言，指出太宗皇帝在朝会上常常强调公正无私，然而实际行动中却未能完全做到言行一致。 在此期间，太宗李世民频繁派遣使者前往问候，还让一名中郎将驻守魏家，以便随时奏报魏徵的病情。为了表彰魏徵一生的清廉简朴，李世民决定将原本用于建造自己宫殿的材料转赠给了魏徵，用以修建正堂，并赠送了符合其简朴生活的白色褥子和布被，以此满足他崇尚简朴的心愿。 随着魏徵的病情日益严重，李世民不仅亲自前去探望，还携太子李承乾与嫡女衡山公主（即新城公主）一同前往，彰显了他对这位忠臣的敬重。面对即将离世的魏徵，李世民悲痛不已，一边抚摸着魏徵一边流泪，承诺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之子魏叔玉，并指着衡山公主对他说：“魏公，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媳！”但此刻的魏徵已经身体衰弱到无法起身谢皇帝的大恩了。 魏徵去世之后，李世民悲恸万分，宣布废朝五日以示哀悼，并下令内外百官及长安的朝集使共同参与丧礼。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并给予丰厚的陪葬品，允许其墓地位于昭陵旁。 然而，魏徵的妻子裴氏遵循他生前节俭的意愿，婉拒了大部分官方提供的奢华丧葬安排，选择了一辆简单的素车来运送灵柩，仅用白布、帷幕装饰，也没有使用过多的花纹、色彩和刍灵。李世民登上御苑西楼遥望送行，命令百官护送灵柩出城，并亲自撰写碑文，创作挽词十首纪念这位杰出的大臣。为了进一步表达他的怀念之情，李世民又赐予魏家九百户封地，以表彰魏徵的贡献。 身后余波 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李世民下令将左少监阎立本绘制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等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并将这些画像安置于凌烟阁，此即着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魏徵位列其中第四。面对魏徵的画像，李世民思绪万千，当场吟诵道：“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表达了他对魏徵深深的怀念与惋惜。 不久之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爆发，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被处决；中书侍郎杜正伦受牵连而被远贬。魏徵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这二人，称他们有宰相之才，但此时，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徵是否结党营私。加之魏徵曾写下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查看，李世民知晓此事后更加不满，因此手诏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并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 然而，在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自率军征讨高丽（即高句丽）。尽管取得了胜利，但他未能彻底征服高丽，心中满是遗憾和后悔。回师之后，他感慨地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不会让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于是，李世民召见魏徵的家人到行营，赏赐并慰劳裴氏，命令立刻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并重新树立起他的墓碑，以此表达对这位昔日贤臣的追思和敬意。 主要影响 魏徵经历了多次丧乱，仕途充满波折，丰富的阅历铸就了他卓越的治国才能。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以耿直不阿、坚韧不拔的态度面对一切事务，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徵向李世民当面提出的谏议多达五十次，呈交的奏疏有十一件，一生中谏诤的言辞总计超过了数十万字。无论是在谏议次数、言辞的激切程度还是态度的坚决性上，都远超其他大臣。总结魏徵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极言直谏，剖析得失：魏徵的谏诤范围广泛，朝廷军国大事中的失误是其上谏的重点内容。为了恢复隋末战乱后的社会秩序，他建议李世民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改变隋炀帝时期的奢靡风气，反对过度建设和频繁对外用兵；为确保社会稳定，他提倡废除隋朝的严刑峻法，代之以更加温和公正的法律体系；为了政治清明，他强调用人标准应兼顾德行和才能，对于贪污腐败的官员必须严厉惩处。 2. 在刑赏问题上的见解：在魏徵看来，刑罚和奖赏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善行和惩罚恶行，在法律面前，“贵贱亲疏”应当一视同仁，确保公平正义得以实现。 3. 对君主思想作风的规劝：魏徵提醒李世民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即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避免被少数权臣蒙蔽，从而阻碍下情上达。他还告诫李世民以隋朝灭亡为鉴，吸取历史教训，保持警醒，防止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侵蚀国家根基。 魏徵的这些谏言不仅体现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同时也展现了他对政治治理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他的智慧和勇气，使得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偃革兴文，与民休息 魏徵鉴于隋末社会动荡、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严峻现实，力劝唐太宗李世民偃武修文，推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这体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即通过温和的方式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曾与群臣讨论如何教化百姓。他认为经历大乱之后，恐怕难以对百姓进行有效的教化。然而，魏徵持有不同的观点： “久安之民容易骄纵，骄纵则难以教化；但经历过混乱的百姓因愁苦反而更易接受教化。” 他以“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来比喻这一点，并反驳了大臣封德彝关于人性逐渐变坏，因此秦朝依赖法律、汉朝杂用霸道的观点，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后都能实现太平盛世，正是在大乱之后承平天下的例子。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认为古人淳朴而今人浇薄，那么到了今天人们岂不是都变成了鬼魅？君主又怎能治理这样的国家？李世民采纳了魏徵等贤臣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这对后来的贞观之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49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5) 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强调在经历了大乱之后，应该以安静为根本，给百姓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便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力强盛，但由于频繁发动战争和不断征发徭役，最终导致了虽富强却走向衰败的命运。原因在于其政策过于“动”，即过度干预。相反，在大乱之后，民心渴望安定，此时若能保持静态，则社会会趋于稳定；反之，若继续扰动，则可能导致新的混乱。这道理并不深奥难懂，而是显而易见。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多次劝谏太宗停止不必要的军事行动，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例如，贞观二年（628年），当高昌王麴文泰准备入朝，西域诸国也计划派遣使者贡献时，魏徵上谏指出此举将使沿途州县不堪重负。李世民听取了他的意见，立即下令召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同样，在贞观六年（632年），面对文武百官请求东封泰山的提议，魏徵考虑到隋末战乱刚过，户口尚未恢复，仓库空虚，车驾东巡将耗费巨大，最终说服李世民放弃了这一计划。 魏徵深知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提醒李世民以隋炀帝为例，“亡隋为鉴”，警惕这种行为可能引发的危机。随着李世民在位时间的增长，有时他会忘记早期的节俭作风。如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东巡洛阳期间，因为不满地方官吏的供奉，严厉责备了他们。 魏徵察觉到这是奢侈风气渐起的危险信号，立刻引用隋朝因苛求贡品而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劝说李世民应当在这个时候更加谨慎自律，而不是后悔自己不够奢华。随后，魏徵再次上疏强调，“愿当今之动静，皆以隋为鉴”，以此警醒李世民，帮助他认识到存亡治乱的道理。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理念不仅符合当时唐初的国情民意，而且对于医治隋末战乱留下的创伤、促进社会经济复苏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李世民对此深有感触，曾对宰相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收到不少奏章，有的主张皇帝必须独掌威权，不能委任臣下；有的希望耀兵振武，威慑四夷。唯有魏徵建议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认为只要中国安宁，远方的人自然会归顺。朕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天下安宁，远方的君长纷纷前来朝贡，九夷之地的使节络绎不绝。这一切成就，都是魏徵智慧的体现。” 兼听广纳，君臣共理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向谏议大夫魏徵询问明君与暗君的区别。魏徵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明君之所以明智，在于能够广泛听取不同的声音；而暗君之所以昏庸，则是因为偏听偏信。他引用了历史上的贤君如唐尧、虞舜的例子，他们广开言路，使得四方的信息得以畅通，因此不会被蒙蔽和误导。相反，秦二世、梁武帝和隋炀帝等因偏听而失去天下，却浑然不觉。 魏徵认为，帝王若能兼听纳下，则有权势的大臣无法阻断信息的流通，民意也能够直达天听。这样不仅有助于克服帝王可能存在的主观片面性，而且对于防止其独断专行，减少一些决策上的失误至关重要。由于帝王大都深居宫中，难以全面的了解社会现实，只有通过广泛听取意见，才能确保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在魏徵看来，兼听纳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改进君主的思想作风，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臣下智慧和能力的尊重，以及君臣共同治理国家的精神。魏徵还强调，君臣如同一体，彼此信任，协同合作，这样才能达到治国的理想状态。如果君主忽视臣下的建议，只凭着个人的意志行事，那么很难实现良好的治理。 魏徵还指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君主应当以诚信待人，信任臣下，否则上下之间将会产生猜忌，这样对理想的治国境界是极为不利的。基于此，李世民在实践中积极采纳了魏徵的观点，从而促进了君臣间的和谐合作，鼓励臣下大胆进谏，纠正施政中的错误，最终形成了贞观年间谏诤之风盛行的开明政治局面。这种做法大大改善了君臣关系，使朝廷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知人善任，惩恶劝善 魏徵在其谏言中引用了管仲对齐桓公的回答，指出了妨碍霸业的五大用人问题：无法识别人才、识别后不能任用、任用后不能赋予重任、信任不足、以及任用后又让小人干预。这五点——识人、任用、赋权、信任和不使小人参之——构成了魏徵吏治思想的核心。 魏徵强调，君主能够识别人才是合理任用忠良与贤能之士的前提条件，这对于实现“无为而治”和天下大治至关重要。在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向李世民解释说，知人善任自古以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通过考核官员的表现来确定其优劣。他主张，在选拔官员时，必须仔细考察候选人的行为，一旦确认其德才兼备，便应大胆任用。魏徵还提出了一种灵活的用人策略，即根据不同情况调整用人标准。在国家未安定之时，可能更注重才能而非品德；而在太平盛世，则要求官员既要有能力又要品行端正。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实际情况变化的深刻理解。魏徵认为，扬长避短是用人之道的关键。他建议根据个人的能力和特长进行任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而不是苛求完美。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应该被给予发挥其优势的机会，而不应因某些不足之处就被否定。 此外，魏徵坚持赏罚分明的原则，反对徇私枉法。他认为公正无私地处理奖惩事务，可以确保正直与邪恶的行为都得到正确的评价。例如，在庞相寿贪污案中，魏徵成功劝阻了李世民基于私人感情而赦免罪行的做法，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最后，魏徵对于宦官的使用持谨慎态度，警告李世民要注意这些近侍的潜在危害。他在贞观十四年（640年）提醒太宗，虽然现在朝廷清明，但为了长远考虑，应当杜绝重用宦官，以防后患。魏徵的远见卓识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并成为了唐朝初期用人制度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第50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6)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 魏徵在与李世民探讨创业和守业的难度时，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帝王的兴起往往伴随着时代的衰败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当权者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从而顺利地建立新的政权，这似乎使创业的过程显得不是那么艰难。然而，他更深入地分析了守业的挑战： “但是一旦取得成功后，君主容易变得志得意满，奢侈无度，导致百姓渴望安宁却徭役不断，社会凋敝而奢华之风不止，国家的衰退往往由此开始。” 因此，魏徵总结道，维持和发展一个已有的帝国反而更加困难。为了确保帝业可以长久稳定，魏徵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在贞观五年（631年），面对国内平静、四夷臣服的局面，李世民表达了自己依然每日谨慎行事，唯恐不能善终的态度。对此，魏徵回应说： “对于内外皆安的现状，臣并不感到特别高兴；真正令人欣慰的是陛下能够在安定之时思考可能存在的危险。” 魏徵深知历史教训，也目睹了许多帝王因居安忘危、骄奢淫逸而导致天下大乱的事例。因此，在贞观六年（632年）的一次对话中，他建议李世民应该借鉴古代帝王兴衰的经验，认为当今陛下拥有四海，境内和平，若能持续关注治理之道，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国家的命运将会长久稳固。魏徵常常以隋朝灭亡作为警示，来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 到了贞观十一年（637年），他连续上书，重申“以隋为鉴”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隋朝曾经统一全国，兵力强盛，威震四方，却突然土崩瓦解，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在安全时不考虑危险，在治平时不想到动乱，在存在时不忧虑灭亡。因此，魏徵告诫李世民应当以亡国的历史作为镜子，从中学习如何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要做到警钟长鸣，时刻警惕。他希望太宗皇帝能在行动决策中思考隋朝的教训，如此一来，就能更好地理解存亡治乱的道理：思考为何会有危险，则可获得安全；思考为何会有混乱，则可达到治理；思考为何会灭亡，则能找到生存之道。通过这种方式，魏徵希望李世民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确保唐朝的繁荣稳定。 《诗经》中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历史的铁律。魏徵深谙此理，他在奏疏中指出古代帝王无不因深切忧虑而使治道显着，但一旦功成名就后，德行便逐渐衰退。他解释说，在面对深切的忧虑时，君主必定会竭诚对待臣民；然而一旦志得意满，便会放纵情欲，傲视万物。因此，他特别提醒李世民， “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民众如同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种对最终结果持谨慎态度的思想，是确保帝业长盛不衰的关键。从善始慎终的政治理念出发，魏徵密切关注着李世民在政治上的变化，并及时给予警示。贞观六年（632年），当讨论到国家安危的根本和最近政事状况时，魏徵认为与贞观之初相比，政事有所下滑。他指出，“陛下当初立志节俭，求谏若渴，但近年来营建之事增多，谏议之人常触怒圣颜，这正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李世民听后表示认同，欣然接受了批评。 随着时间推移，魏徵不断劝诫李世民保持即位初期那般孜孜以求治理的心态。到了贞观十一年（637年）五月，魏徵再次上疏，表达了对太宗意志力不如往昔、改正错误的能力也有所减弱的担忧。他还提到太宗在责罚方面更加频繁，威严和愤怒也显得更为严厉。魏徵强调，过去太宗因担心国家未完全治理好，所以每天都在提升道德和正义；现在因为觉得国家已经安定，反而在这方面有所松懈。他列举了多个太宗勉强接受谏议的例子，表明这种做法与早期那种开放接纳意见的态度大相径庭。李世民对此反应积极，认可了魏徵的观点。 至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利用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员提交封事的机会，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呈上了着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在这篇疏文中，魏徵列举了包括搜求珍稀玩物、过度满足私欲增加百姓负担、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崇尚奢华、频繁游猎、无故兴兵、使人民不堪重负等在内的“十渐”现象，深刻批判了太宗的自满情绪，并再次强调了慎终如始的重要性。太宗看完魏徵的奏疏后，不仅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还将奏疏制成屏障，以便早晚都能看到，同时命令记录下来交给史官，希望万世之后的人们也能了解君臣之间应有的道义。 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再度向李世民进言，他指出：“臣观察历代帝王，在拨乱反正、创立基业之时，无不保持警惕和谨慎，采纳普通百姓的意见，听从忠正直言的谏议。然而，一旦天下安定下来，他们往往就放纵自己的欲望，沉溺于阿谀奉承之中，不喜欢听到正确的劝谏。”以此来告诫李世民，即便是国家已经稳定，也要始终保持警醒，不忘初心，善始善终。 魏徵庆幸遇到了能够理解并接纳自己意见的明君——李世民，因此他尽心竭力地辅佐太宗治理国家，成为了李世民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无论是在提出建议还是处理政务上，魏徵都致力于纠正朝廷中的错误，匡扶正义，最终帮助李世民成就了历史上着名的“贞观之治”。这段时期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一个典范时代，而魏徵的直言敢谏和李世民的纳谏如流，则是这一辉煌成就的重要保障之一。 第51章 第犯颜直谏的巍徵(7) 学术成就 魏徵在贞观年间为唐朝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在史书编纂方面。自贞观三年（629年）起，他奉命总撰唐初八史中的五部——《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和《隋书》，其中《隋书》由他主修，并亲自撰写了序论和《经籍志》。魏徵的修史工作不仅力求“直笔”，即保持历史记录的真实性，而且对各史进行了大量的编辑和改进，以确保其内容简明而准确。最终，在贞观十年（636年），这几部史书得以完成，并获得了“时称良史”的美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隋书》中的《经籍志》是魏徵亲撰，它正式采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并首次将史部作为一个大类独立出来，这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提升了史书的地位。除了修史，魏徵还致力于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鉴于隋末图籍散失严重，魏徵奏请校订四部书，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通过设置专门的人员进行校对和抄写，几年后秘阁的图书收藏变得完备，这对于书籍和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另外，魏徵根据李世民的要求，整理历代君王治国方略资料，从五帝到晋代的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书中提炼精华，于贞观五年（631年）完成了《群书治要》五十卷。这部书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评价，并被赐予诸王，以便他们从中学习治国之道。由于魏徵编撰此书时参考了许多现已失传的古籍，《群书治要》成为了解这些散佚文献的重要窗口。 在礼仪制度方面，魏徵与长孙无忌等人一起撰成了《大唐仪礼》一百三十篇，进一步规范了唐朝的礼仪，促成了“贞观礼”的形成。他还编成了《类礼》二十卷，重新整理了《礼记》的内容，使之更加条理清晰，受到李世民的高度赞扬。 此外，魏徵还有其他着作如《谏事》五卷、《祥瑞录》十卷、《烈女传略》七卷、《时务策》五卷等，以及与高士廉等共同撰成的《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尽管部分作品已经失传，但魏徵留下的丰富着作为研究唐代历史和政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的学术成就和他的直言敢谏一样，都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文学创作 魏徵作为唐朝初期的一位重要谏臣，其文学创作紧密围绕政治主题展开。尽管他的文学作品传世数量有限，《全唐诗》和《全唐文》中收录的他的作品却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素养，并且多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全唐诗》中，魏徵有34首诗歌被收录，其中大部分是祭祀乐歌，共30首。根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在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奉诏与褚亮、虞世南等人共同为宫廷仪式创作了这些乐章。这些乐歌主要用于朝廷的重要祭祀活动，它们以素雅庄重的语言表达对神灵的敬意，营造出庄严的氛围。例如，《舒和》为七言四句，《大明之舞》则为四言二十四句，其余大多为四言八句，这些乐歌不仅体现了魏徵的文学才华，也成为了研究唐代祭祀礼仪的重要资料。 魏徵的文风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浮华风格，而更强调实质内容。例如，《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一诗描绘了贞观时期朝廷和社会的繁荣景象，反映了新王朝的活力与生机，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和愿意为国效力的决心。又如《述怀》这首诗，回顾了自己从侍奉李密到加入李唐的经历，表达了对李渊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魏徵的作品通常都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志向或叙述个人经历，而不是无病呻吟。 总的来说，魏徵提倡“文质并举”，即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反对过于追求辞藻华丽但缺乏深度的文风。这种态度对于矫正初唐时期专尚骈俪（即对偶工整、辞藻华丽的文章）的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了一种良好的示范。魏徵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倡导朴实文风、回归文章本质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为后来的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评价 魏徵作为唐朝初期的关键人物，其忠诚、直言不讳的谏诤精神以及卓越的政治智慧赢得了当时及后世的高度评价。李世民多次公开赞赏魏徵，认为他不仅在贞观之前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贞观之后更是尽心竭力，以忠正之言匡扶自己的过失，使国家安定繁荣，边境安宁，年丰时和。李世民将魏徵视为自己的一面明镜，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自身的优点与不足，并因魏徵的逝世而痛失了一位能够指出自己错误的重要辅佐。 除了唐太宗李世民之外，其他历史人物也对魏徵给予了高度评价： - 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的王珪称赞魏徵总是怀着谏诤之心，耻于君主不及尧舜，臣子不如魏徵，表达了对魏徵高远志向和不懈努力的认可。 - 长孙皇后赞扬魏徵能用正义约束帝王的情感，称他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同时鼓励魏徵保持这份赤诚之心。 - 隋唐时期文学家褚亮评价魏徵是圣主贤臣，能在众多官员中脱颖而出，得到重用，展现出非凡的忠诚和服务能力。 - 陈子昂提到唐太宗之所以德行高于三王五帝，正是因为能容纳魏徵这样的直谏之士，开启了直言之路，广开纳谏之门。 - 元稹强调了魏徵谏诤的重要性，指出即使是最明智的君主也需要像魏徵这样智勇双全的大臣来辅助决策。 - 五代史学家刘昫、赵莹等认为魏徵的智慧并不亚于古代圣贤，他的贡献在于遇到了合适的时机和明君，得以施展才华，保护百姓。他们还特别提到了魏徵谏议的深度和广度，认为其言论可以作为万代王者的法则。 - 宋祁、欧阳修感叹君臣之间的默契不易得，即便如魏徵这般忠诚且睿智的大臣，也难以避免受到猜忌和诽谤，但魏徵的正直和勇气仍然被广泛赞誉。 - 韩琦高度赞扬了魏徵的谏诤精神及其对于仁义之道的坚持，视魏徵为理想的臣子典范。 -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玄烨（康熙）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魏徵作为大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调了明法度、训国人的重要性，同时也认可了魏徵在历史上留下的良好声誉。 综上所述，魏徵以其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对国家的深刻理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其事迹和思想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 第52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8) 魏徵在中国历史上以直言不讳的谏臣形象着称，他的许多轶事典故不仅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也揭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和个性特点。以下是几个流传广泛的关于魏徵的轶事： 不避故主 魏徵最初是为太子李建成效力，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权力斗争中，魏徵站在了李建成一边，为其出谋划策。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即位后，追赠李建成、李元吉王爵及谥号，并重新安葬了二人。在下葬之日，魏徵和王珪作为李建成东宫旧僚，没有选择躲避，而是主动请求陪同送灵车至下葬地。这一举动显示了魏徵对旧主的忠诚，同时也赢得了李世民的理解和尊重，命令所有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属一同参加送葬仪式。 态度妩媚 尽管有人认为魏徵为人疏慢，但李世民却有不同的看法。据记载，李世民曾评价魏徵的态度“只觉得是妩媚”，这表明即使魏徵在朝堂上表现得严肃认真，但在李世民眼中，他的举止却是温和而有吸引力的。这种评价反映了李世民对魏徵个人品质的认可，以及两人之间超越常规君臣关系的信任和默契。 亡失一镜 魏徵去世后，李世民感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这段话深刻表达了李世民对于失去魏徵这样一位能够直言进谏的大臣的惋惜之情。魏徵离开后，李世民还派人前往其家中取回了一封未完成的遗表，上面简短地提到了任用善人的重要性，并提醒李世民要警惕个人情感影响判断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嗜吃醋芹 魏徵虽然在朝堂上以严肃的形象示人，但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喜好。根据《龙城录》的记载，魏徵特别喜欢吃一种名为“醋芹”的食物。有一次，李世民故意在宴会上准备了三杯醋芹来试探魏徵，结果发现魏徵对此美食情有独钟，很快就将它们吃完。面对皇帝的玩笑，魏徵巧妙回应说：“臣执作从事，就好这一口罢了。”这句话既体现了魏徵幽默风趣的一面，也让李世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事后，李世民对魏徵的真诚感到敬佩，长时间的思考着这次交流的意义。 这些故事生动地描绘了魏徵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不仅展示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卓越贡献，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魏徵。通过这些轶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魏徵的性格特征及其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的特殊关系。 主要作品 魏徵作为唐朝初期的重要政治家和文学家，其作品对于后世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虽然他个人的文集《魏徵集》二十卷在历史流传中已经散佚，但通过后人的整理与辑录，我们仍然能够窥见魏徵的部分文学创作和思想精华。 1. 《魏郑公集》 - 清光绪年间，王浩辑录了《魏郑公集》四卷，其中收录了魏徵的文章二十四篇、诗歌三十五首，并被编入《畿辅丛书》。这部辑录为研究魏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群书治要》 - 魏徵奉命主持编撰的《群书治要》五十卷是一部重要的文献汇编，它撷取了从五帝到晋代的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书中关于治国理政的精华，旨在为李世民提供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参考。此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保存古代文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隋书》序论及其他史书总论 - 在编纂唐初八史的过程中，魏徵负责主修《隋书》，并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论以及《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这些序论和总论体现了魏徵对历史事件深刻的见解和严谨的态度，特别是他对《隋书》的贡献，包括着名的《经籍志》，极大地提升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4. 自撰作品 - 魏徵还撰写了一些其他着作，如《诸王善恶录》，记录了诸王的行为事迹，用以警示后人；此外，有关魏徵言论的记载也散见于《魏郑公谏录》《贞观政要》等书籍之中，这些都是了解魏徵思想及其谏诤活动的重要来源。 5. 诗文收录 - 除了上述专门着述外，《全唐文》和《全唐诗》也分别收录了魏徵的文章和诗歌，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他的诗歌多为祭祀乐歌，语言庄重典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礼仪制度。 尽管魏徵的原作大多已失传，但他留下的作品以及后人对其言行的记录，都为我们理解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魏徵的作品不仅是唐代文化的宝贵遗产，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启示。 籍贯争议 关于魏徵的籍贯问题，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但综合各种文献和碑记资料来看，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魏徵原籍为“巨鹿郡下曲阳县”。以下是几种主要的说法及其来源。 1. 巨鹿曲阳（或下曲阳）说： - 据唐玄宗时期的《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记载，魏氏家族为“巨鹿曲阳人”。 - 《邙洛碑志三百种》中《魏华墓志》提到魏徵之孙魏华为“巨鹿下曲阳人”。 - 唐初杜淹在《文中子世家》中提及王通的门人中有“巨鹿魏徵”。 - 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编撰的《北史》记载魏徵的从兄魏收为“钜鹿下曲阳人也”。 - 唐宪宗时的《元和郡县图志》、唐末的《魏公先庙碑》以及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五·河北道四·相州安阳县》均记载魏氏为“巨鹿曲阳”。 2. 内黄说： - 《贞观政要》提到：“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这表明魏徵家族后来迁移到了相州的内黄。 3. 魏州曲城说： - 五代时期修成的《旧唐书·卷七十一》载：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也。 - 北宋中期的《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则称魏徵为“魏州曲城人”。 4. 其他说法： - 《浙江魏氏分徙录》中提到魏徵由曲阳迁至彰德府之安阳县。 - 《晋州重修儒学明伦堂碑记》提到魏徵为“赵魏人”。 尽管有不同记载，但大多数史料都倾向于认为魏徵祖籍为“巨鹿郡下曲阳县”。《辞海》修订本也综合诸说，指出魏徵为“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祖籍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一说馆陶（今属河北）人”。现代学者赵才萱在其着作《大唐名相魏徵传》中同样支持这一观点。因此，根据现有资料，可以得出结论：魏徵的祖籍应为巨鹿郡下曲阳县，而他本人可能在晚年或其家族曾在相州之内黄居住过一段时间。这种解释既符合多数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解决了部分记载之间的差异。 艺术形象 魏徵在历史上的形象是一位直言不讳、忠诚正直的谏臣，而在后世的文化传承中，他的形象逐渐被神化和艺术化，成为了美好官德与崇高人品的象征。尤其是在民间传说、话本、戏曲以及小说等文学作品中，魏徵的形象更加丰富多彩，甚至带有了超自然的色彩。 1. 神化形象 - 在一些传说中，魏徵不仅在人间担任名相，在地府和天堂也被视为良佐。有的故事将他描绘成半人半神的存在，赋予了他跨越阴阳两界的特殊能力。 2. 《西游记》中的魏徵 - 在明代吴承恩所着的小说《西游记》里，魏徵的故事得到了完整的叙述，特别是“梦斩泾河龙”的情节。根据小说里描述，魏徵作为唐朝丞相，同时兼任地府曹官，负责监斩触犯天条的泾河老龙王。老龙请求唐太宗李世民求情，但最终因魏徵午时三刻梦中灵魂出窍而被斩。这一事件导致老龙阴魂不散，不断惊扰唐王，迫使魏徵采取措施保护李世民，包括派遣秦琼、尉迟恭守卫宫门，并最终亲自持剑守护后门。为了减轻两位将军的辛苦，唐王命画师绘制他们的画像贴于门前，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门神文化。此外，《西游记》中还描写了魏徵大胆营救被押至地府受审的唐王，展现了其智勇双全、忠心耿耿的一面。 3. 门神文化 - 由于《西游记》中关于魏徵保护唐王的情节广为流传，秦琼、尉迟恭与魏徵便成为了民间信仰中的门神。人们会在春节期间或需要避邪镇宅时，在家门口张贴这三位英雄的画像，以祈求平安吉祥。这种习俗不仅体现了人们对魏徵及其同僚英勇事迹的认可，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正义力量的崇敬和向往。 4. 其他传说 - 除了《西游记》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传说围绕着魏徵展开。例如，“香石伴随下界”讲述了魏徵如何通过特殊的石头与神仙沟通；“雷劈赃官”则表现了他对腐败官员毫不留情的态度。这些故事虽然未必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却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理想化的魏徵——一个既能在现实中为民请命，又能在神话世界里伸张正义的人物。 总的看来，魏徵的艺术形象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人物范畴，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忠诚、智慧和勇气。无论是作为历史上真实的谏臣，还是文学作品中被神化的英雄，魏徵都以他的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发展。 第53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1) 姚崇（650年－721年9月28日），本名元崇，字元之，是唐朝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作为嶲州都督姚懿之子，他成长为一位着名的政治家和名相，在武则天、唐睿宗和唐玄宗三朝担任过宰相。姚崇初以挽郎入仕，因他在契丹侵扰河北时处理军务条理分明而获武则天赏识，逐步升迁至兵部尚书，并名列宰相。神龙元年（705年），他协助张柬之发动神龙革命，迫使武则天还位于唐中宗，因此受封梁县侯。在唐睿宗与唐玄宗时期，姚崇继续推行社会改革，提出了《十事要说》，致力于革除弊政、整顿吏治、抑制权贵和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姚崇还撰写了大量表奏文章及《遗令戒子孙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警告时人注意言辞并诫勉子孙简办丧事，避免家族因为争产而分裂。姚崇于开元九年离开，享年七十二岁，走后被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其一生对唐朝的繁荣发展贡献卓着。 早期经历 姚崇祖籍在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出身于江南的世家大族吴兴姚氏。由于家族先辈因官职原因向北迁移，姚崇一家最终定居于陕州硖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年轻时的姚崇性格洒脱，重视气节，不仅勤练武艺，还喜好打猎，但二十岁之后他转变了态度，发奋读书，并以孝敬皇帝（李弘）挽郎的身份进入仕途。姚崇通过考中下笔成章举，展示了其卓越的文字才能，随后被授予濮州司仓参军一职，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随着经验的积累，以及出色的能力，姚崇逐步晋升，直至担任夏官郎中，这个职位属于兵部，负责军事相关事务。姚崇在这一职位上展现出了优秀的组织与管理才能，尤其是在处理契丹侵扰河北期间的复杂军务时，因其高效有序的工作方式而获得赏识，为他日后成为唐朝的重要政治家打下了基础。 武周宰相 姚崇在武则天时期的仕途展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原则性。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与孙万荣发动了营州之乱，攻陷河北数州，造成严重的军事危机。在这个动荡时期，姚崇发挥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冷静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使得军机事务虽然繁忙却依然井然有序，因此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并被擢升为夏官侍郎（兵部侍郎）。随着他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圣历元年（698年），姚崇升任了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之一，后来又改任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并兼任相王府长史。 长安四年（704年），考虑到自己母亲年迈需要照顾，姚崇请求辞去官职。武则天虽然免去了他的宰相职务，但仍保留了相王府长史一职，以便他能有更多时间奉养老母。不久之后，武则天再次任命姚崇兼任夏官尚书（兵部尚书）和平章事（宰相），但姚崇出于对相王（即后来的唐睿宗）利益的考虑，拒绝了这一任命，认为自己作为相王府属官不应执掌兵权。武则天接受了他的理由，改任他为春官尚书（礼部尚书）。 到了武则天晚年，男宠张易之试图将长安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往定州充实自己的私置寺院，这引起了僧人的不满并上诉。面对张易之的干涉，姚崇坚持公正处理此事，拒绝了张易之的要求，最终停止了僧人的调动。此举虽然得罪了张易之，导致被贬为司仆寺卿（负责车马等事物的官员），但姚崇仍然保留了宰相头衔。九月，姚崇被派遣到了灵武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并在这个期间举荐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宰相，显示了他对人才的识别和推荐能力。姚崇的行为体现了他不仅是一位有能力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在权力面前能够坚持正义，不畏强权。这些行动也为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朝野互任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发动了着名的神龙政变，成功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拥立唐中宗李显复辟唐朝。姚崇恰逢此时回到京城，得以参与了这次政变的密谋，并因功被赐爵梁县侯，实封二百户。然而，不久之后，姚崇即被外放为亳州刺史，随后在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担任刺史。 到了景云元年（710年），随着唐睿宗李旦的继位，姚崇被召回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后升任中书令。姚崇与宋璟协力合作，致力于革除唐中宗时期遗留下来的弊政，他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任用忠良、贬黜奸佞、赏罚分明以及杜绝请托等，这些举措使得国家法度重新得到整饬，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国家再现了贞观、永徽时期的治世风貌。 然而，在唐睿宗复位后，太平公主开始干预起了朝政，诸王手中都握有兵权，这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为了稳定局势，景云二年（711年），姚崇与宋璟秘密上奏唐睿宗，建议将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外放为地方刺史，同时调整岐王李隆范和薛王李业的职位，由羽林将军改为东宫属官，并提议让太平公主迁居东都洛阳。这个建议激怒了太平公主，她指责李隆基，导致李隆基被迫向皇帝上奏称姚崇离间宗室关系。结果，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后来又先后担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等职。 尽管屡次遭遇政治上的挫折，但姚崇在其任职的地方依然保持简肃的政法作风，吏治清明，因此得到了当地百姓的高度赞扬，并为其立碑颂扬。姚崇的一生体现了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对正义的坚持，即便是在逆境中也未改变其治理国家和服务人民的决心。 第54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2) 辅政开元 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成功除掉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巩固了皇权。随后，他前往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检阅军队。当时，姚崇正在担任同州刺史，由于同州距离新丰不到三百里，按朝廷规定应到行在见驾，而唐玄宗也秘密召见姚崇前来。 姚崇到达后，与唐玄宗深入讨论国家大事，两人侃侃而谈，话题广泛且深入，不知疲倦。唐玄宗对姚崇的见解非常满意，有意任命他为宰相。面对这一机会，姚崇提出了十条政治主张，涵盖了广泛的改革措施，旨在革除积弊、振兴国家。这十条主张包括但不限于整饬制度、罢免冗余职位、合理选用官吏、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唐玄宗欣然接受了姚崇的所有建议。 次日，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封为梁国公，不久又升任紫微令（即中书令）。作为宰相，姚崇积极推行新政，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致力于清除旧有的弊端，建立新的秩序。他注重整顿吏治，精简机构，淘汰不称职的官员，同时提拔有才德之人。他还特别强调发展生产，采取措施鼓励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些努力为“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姚崇的改革措施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行政效率，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唐朝在开元年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这些贡献对于唐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灭蝗救灾 开元四年（713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蝗灾应对事件，显示了姚崇作为宰相的果断与远见。当时山东地区遭受严重蝗灾，百姓因迷信而只知设祭膜拜，不敢消灭蝗虫，导致庄稼被大量啃食。面对这一危机，姚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 1.排除异议亲自督导灭蝗 姚崇上奏唐玄宗，引用《诗经》和汉光武帝的诏书，强调灭除蝗虫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灭蝗方法。他指出，蝗虫怕人且容易驱赶，建议农民们积极保护自己的田地，通过夜间焚火、旁挖坑的方式边烧边埋，以彻底消灭蝗虫。为了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姚崇还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前往各地监督灭蝗工作。 然而，姚崇的提议在朝廷内外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官员认为不应消灭蝗虫，担心这会触怒天意或违背自然规律。唐玄宗对此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面对质疑声浪，姚崇坚定地回应道：“事物的发展常有违反经典而切合潮流的，也有违反潮流而合乎权宜的。”他提醒大家古时因未能及时消灭蝗虫而导致饥荒甚至人相食的历史教训，强调即使不能完全消灭蝗虫，也比留下它们造成更大灾难要好得多。 2.敢于承担后果 黄门监卢怀慎表达了对大规模消灭昆虫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的担忧，认为这是天谴的表现，而非人力所能控制。对此，姚崇则用历史故事论证，如楚惠王吞蛭治病、孙叔敖斩蛇得福，以此说明正确的行动可以带来正面的结果。他更进一步承诺，如果因为灭蝗而招致天谴，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绝不推诿责任给他人。 3.科学组织灭蝗 一些地方官员，如汴州刺史倪若水，起初拒绝配合捕蝗行动，认为只有通过修养德行才能消除天灾，并引用前赵刘聪除蝗失败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针对这些反对意见，姚崇写信反驳说，刘聪是一个篡位者，其德行不足以战胜灾害；而当今的皇帝圣明，应当相信正义能够克服困难。他还提到古代良守的故事，指出良好的治理可以防止蝗虫入境。最终，倪若水被说服，开始配合消灭蝗虫的工作。 在姚崇的坚持和努力下，虽然连年都有蝗灾发生，但并没有造成大面积的饥荒。这次成功的蝗灾应对不仅减少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而且树立了一个依靠科学手段解决问题的典范。姚崇的做法体现了他在紧急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以及他对国家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姚崇的行动为“开元盛世”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成为了后世处理类似问题的重要参考案例。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开元四年”应是公元716年，而不是713年，后者是先天政变发生的年份。 晚年荣宠 姚崇在晚年依然深受唐玄宗的倚重，即便在他因疟疾卧床不起期间，皇帝也对他关怀备至。由于姚崇在京师没有自己的住宅，寓居于罔极寺中，患病后唐玄宗每日派遣使者数十次前去探望，并且每遇军国大事都征求他的意见。为了方便姚崇参与政务，唐玄宗采纳了黄门监源乾曜的建议，命令姚崇搬入四方馆居住，并允许家属侍奉其病榻之前。面对这一安排，姚崇认为四方馆是存放官署文书的地方，不适合病人居住，因而极力推辞。但唐玄宗回应道： “设置四方馆就是为了服务官员，朕安排您住进来，是为了国家考虑。如果可以，朕恨不得让您住进宫里，您不要推辞！” 尽管姚崇是一代贤相，但在家庭教育方面却有不足之处。他的儿子姚彝、姚异广交宾客，招权纳贿的行为受到了舆论的批评。此外，中书主书赵诲因接受胡人贿赂而被揭露，虽经姚崇极力营救，但唐玄宗对此非常不满，在赦免京城罪囚时特地注明将赵诲流放岭南。这使得姚崇感到忧惧不安，数次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继任。最终，在开元四年（716年）十月，姚崇被罢免了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即使如此，唐玄宗对姚崇仍然极为尊重，让他五日上朝一次，遇到重大政事也专门征询他的意见。 到了开元八年（720年），唐玄宗封姚崇为太子少保，但姚崇因病未能接受这一职位。开元九年九月初三日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他去世后，被追赠为扬州大都督，谥号“文贞”或“文献”，显示了朝廷对其一生贡献的高度评价。 即便在姚崇去世多年之后的开元十七年，唐玄宗再次追赠姚崇为太子太保，以表彰他对唐朝的卓越贡献。姚崇的一生不仅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改革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在个人生活中的某些遗憾，如子女教育问题，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代名相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光辉形象。 第55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3) 政治方面的主要成就 1.上书言事 姚崇提出的十条意见，实际上是为唐玄宗提供了一份治国的蓝图，旨在纠正武则天以来的一些政治问题，并预防历史上类似王莽篡汉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些建议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以及姚崇对于有效治理的看法。唐玄宗接受并实施了这些改革措施，从而开启了唐朝历史上的“开元盛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 （1）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 （2）青海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否不再贪图边功； （3）能否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 （4）能否不让宦官参政； （5）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 （6）能否不任命亲属出任公职； （7）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 （8）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 （9）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 （10）能否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而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姚崇的十条意见，区区二百余言，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 通过采纳姚崇的意见，唐玄宗展现了他的开明态度和改革决心，这也标志着唐朝开始走向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这些改革不仅促进了唐朝初期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整顿吏治 姚崇在唐玄宗朝担任宰相期间，以其强硬的政治手腕和对权力的精明操作而着称。在处理与功臣和其他政治人物的关系时展现了一些政治策略。 张说事件：张说曾经因为旧怨唆使赵彦昭弹劾姚崇，这使得两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当姚崇拜相后，张说感到不安，并试图通过岐王来寻求庇护。姚崇利用这一点，在退朝时故意落在后面，并向唐玄宗表达了对于岐王和张说之间关系的担忧。唐玄宗因此将张说贬到相州。这一举动既清除了政敌，又显示了姚崇对于皇室忠诚的态度，巩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 魏知古事件：魏知古早年受到姚崇的帮助，但在并列相位后表现出了对姚崇的轻慢。姚崇安排魏知古前往洛阳主持选官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排挤行为。之后，由于姚崇之子请托魏知古的事情被揭露，唐玄宗考虑罢免魏知古。然而，姚崇建议不要因私情而影响公正，最终魏知古被调任为工部尚书。这个案例中，姚崇展示了他能够超越个人利益，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 刘幽求、钟绍京的贬黜：这些也是姚崇在政治斗争中采取的行动之一，反映了他对潜在对手或不合作官员的严厉态度。 姚崇的行为体现了当时唐朝高层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同时也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如何巧妙地运用权力和个人影响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及实现政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姚崇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但他也注意到了公众形象的重要性，试图表现出公正无私的形象，这对于维持他的权威和支持度至关重要。此外，姚崇的这些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唐玄宗清理了早期政变中的功臣势力。 治理蝗灾 在开元四年(716），山东地区爆发了大面积的蝗灾，地方官员和百姓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敢去捕蝗虫，反而祭天祈福，甚至唐玄宗也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面对这一情况，姚崇坚决主张采取实际行动来对抗灾害，他引用魏朝时期因不灭蝗而导致严重饥荒的历史教训，强调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积极主动地救灾。姚崇指出，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当黄门监卢怀慎质疑人力能否制服天灾时，姚崇勇敢地表示愿意承担所有可能的后果，宣称消灭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并且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最终打动了唐玄宗，玄宗下令灭蝗，百姓因此免于灾难，社会秩序得以维持。 文学成就 姚崇不仅以其政治才能闻名，而且在文学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被誉为“以文华着名”。他年轻时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弱冠之年便被任命为孝敬挽郎，并通过制举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张说称赞姚崇的文章“献藻弥焕”，意味着他的作品充满了华丽而精美的辞藻，体现了极高的文才。 尽管《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中记载有《姚崇集》十卷，但这部文集已经佚失，未能流传至今。不过，《全唐诗》收录了他的六首诗作，而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续拾》又补充了两首，总计八首。这些诗歌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不乏佳作。 例如，姚崇的《秋夜望月》描绘了一个远离长安、事业受挫的人，在秋夜仰望明月时所感受到的孤独与思念之情。诗中的意象如桂树、寒影、草露等，都用来表达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文字简洁却意境深远，寄托了高远的情怀。 另外一首《夜渡江》，则细腻地描述了一次夜间渡江的经历。诗中通过对烟雾、天空、船行以及寻找岸边过程的描写，展现了夜晚江上的朦胧之美，同时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不安。尤其是中间两联对仗工整，生动地写出了从不自觉到逐渐认知的过程，动静结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可能影响到了后来王维的诗句“竹喧归烷女，莲动下渔舟”，显示了姚崇在诗歌创作上的独特贡献。总的来说，姚崇的诗歌创作既反映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也展示了唐代士人的文学素养和艺术追求。即使是在繁忙的政治生涯中，姚崇也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和探索，这使得他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诗人。 第56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4) 历史评价 姚崇作为唐朝开元年间的宰相，因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对国家的贡献，在历史上受到了高度评价。从李隆基到现代学者毛泽东，历代人物对姚崇的评价反映了他在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 - 李隆基：唐玄宗认为如果姚崇还在世，平定叛乱将不是问题，这体现了姚崇在处理国家危机方面的才能。 - 张说：称赞姚崇为“梁文贞公”，认为他是辅佐皇帝的四辅之一，才华横溢，言行举止皆为世人的楷模，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杰出人才。 - 柳芳：肯定了姚崇等贤臣在维护唐朝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以清明的政治策略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 李巽：指出姚崇等人或辅政立功，或舍身救国，成就了中兴大业。 - 崔群：对比了玄宗朝用人得失，认为初期任用姚崇、宋璟等人时国家治理良好，而后期任用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则导致混乱。 - 元稹：赞扬姚崇与宋璟铺陈大法，维持纪律，为唐朝中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 崔植：强调姚崇和宋璟二人日夜操劳，致力于使君主遵循正道，是天生的俊杰人物。 - 杜牧：称颂姚崇辅助玄宗振兴中兴事业长达三十年，期间几乎无人因犯罪入狱，体现了其治下社会的和谐安定。 - 李蔚：将姚崇视为先天、开元时期的贤哲，与天后、高宗朝的狄仁杰并列。 - 刘昫：虽然认为在艰难时期更容易发现良臣，但在太平盛世下姚崇和宋璟的表现同样出色，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保持名声清白。 - 宋祁：详细分析了姚崇和宋璟的不同特点，前者善于应对变化，后者则坚守原则，两者共同助力唐朝从中兴走向强盛。 - 司马光：多次提及姚崇，不仅赞赏其行政效率，还特别提到了他在军事事务上的记忆力以及与宋璟合作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评论了姚崇的性格特征及其对其他宰相的影响。 - 苏辙：将姚崇与其他名臣比较，认为尽管他们未能完全媲美房玄龄和杜如晦，但都是各自时代的佼佼者，促进了开元、元和时期的繁荣。 - 归有光：认可姚崇在整顿吏治、修复制度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指出他擅长根据个人能力选择合适的官员，因此被誉为通达之人。 - 蔡东藩：一方面肯定了姚崇的才识，另一方面也批评了他的度量不足，特别是在排挤政敌方面表现出的手段。 - 毛泽东：高度评价姚崇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认为他提出的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姚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形象复杂多面，既有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实际贡献，也不乏存着一些争议之处。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他在推动唐朝走向鼎盛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被后人广泛铭记和讨论。 轶事典故 俭朴持家 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时人几乎无人能比。然而，这位资历深厚的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个人官位达到至极的开元时期，他依然“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由于他的清廉，所以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全家人只得住在离朝廷较偏远的郊区。 佛在心中 姚崇先后两次参与造像活动，并留下了《姚元之造像记》和《极南洞造窟碑》两通造像记，在《姚元之造像记》中，他除了感激母亲的养育之恩外，还祈愿母亲早登佛地，并希望天下人都能领会到佛之真谛。在《极南洞造窟碑》中，他祝愿所有姚氏亲属都能健康长大、加官晋爵、享受荣华富贵，子子孙孙常保安乐。他认为佛就在在心中，不须外求。人之生老乃平常之事。只要发自内心，以平等慈悲为怀，行善弃恶，即可获得福报。 力保百官 武则天曾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姚崇进言道：“垂拱以来因谋反罪被处决的人，大多都是由于周兴等罗织罪名，以便自己求取功劳造成的。陛下派亲近大臣去查问，这些大臣也不能保全自己，哪里还敢动摇他们的结论。被问之人如果翻供，又惧怕惨遭毒刑，与其那样不如早托生。如今酷吏诛除，我以一家百口人的性命向陛下担保，今后朝廷内外大臣不会再有谋反的人。若是稍有谋反之实，我愿承受知而不告的罪责。”武则天听后大悦道：“以前的宰相都顺从周兴等人，使酷吏得逞，让朕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到你说的话，很合朕心意。”于是赏赐了姚崇白银千两。 泣辞武皇 神龙政变后，武则天移居上阳宫，百官都为唐朝复辟而相互称庆，只有姚崇哭泣不止。张柬之对他道：“今天难道是哭泣的时候吗？恐怕您从此要大祸临头了。”姚崇道：“我长期侍奉则天皇帝，现在突然辞别，感到悲痛难忍。我随你们诛除凶逆，是尽臣子本分，今日泣辞旧主，也是人臣应有的节操，就算因此获罪，也心甘情愿。” 疏汏僧尼 唐中宗时期，贵戚竞相营建佛寺，滥度僧尼。很多富户强丁也趁机削发为僧，以逃避徭役。姚崇执政后，进言道：“佛图澄、鸠摩罗什号称高僧，也不能挽救后赵、后秦的灭亡。齐世宗、梁武帝崇信佛教，却未能免除灾殃。陛下只要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佛身，无需剃度奸诈之徒，让他们败坏佛法！”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官员筛选淘汰全国僧尼，因弄虚作假被勒令还俗的多达一万二千余人。 救时宰相 姚崇曾问紫微舍人齐浣：“我为宰相，可以和什么人相比？能比得上管仲、晏婴吗？”齐浣道：“管仲晏婴所行政策虽不能传诸后世，但在他们执政时期却能一直保持。您所制定的法度则随时更改，从这一点来看，您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那我是个怎么样的宰相？”齐浣道：“您是个救时之相。”意思是说姚崇只是拯救时弊的宰相。姚崇大喜，拍腿而言道：“救时之相，也是不容易得到的。 太庙自坏 唐玄宗将要巡幸洛阳时，太庙突然崩坏。宋璟进谏道：“陛下三年服丧未满，不可离京巡幸。发生灾变，是上天用以警诫的，陛下应停止东行。”唐玄宗又询问已经罢相的姚崇，姚崇道：“太庙原是前秦时期修建的宫殿，后被隋文帝改为太庙，又被大唐所袭用，已存在近三百年。高山若有朽坏也会崩塌，何况木料。这次太庙崩坏只是凑巧与陛下东行碰到一起，不是因为你要东行才崩塌的。陛下因关中歉收，粮运劳民，才东幸洛阳，这是为了百姓。东都百司都已做好迎驾准备，陛下停止东行，岂不失信于天下。依臣之见，陛下继续东行，至于太庙，让人修理就是。”唐玄宗大悦。 算计张说 张说曾与姚崇一同担任宰相，但常发生矛盾，对他怨恨很深。姚崇临离开时，嘱咐他儿子道：“我走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那你们就会有危险了；如果他看了，你们就将他喜欢的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你们得到碑文后，马上誊写，呈报皇帝后立即雕刻。张说一定会后悔，必会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姚崇走后，张说果然跟他料想的一样，为他写了碑文，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但随即后悔，派人索回，说是需要修改。姚崇之子告诉来人，碑文已通过皇帝审阅。张说知道后，懊悔的道：“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他！” 主要着作 姚崇不仅是唐代着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其作品涵盖了文集、诗作以及各类奏疏和赋文等。 - 《姚崇集》：姚崇着有文集十卷，虽然这部文集已佚失，但根据历史记载，它应该包含了姚崇大量的政论文章和个人创作。 - 参与修定《开元前格》：这是唐朝的一部重要法典，姚崇在其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他在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 诗文 《全唐诗》收录了姚崇的六首诗作，这些诗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情感世界，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背景，主要有：《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故洛阳城侍宴应制》、《春日洛阳城侍宴》、《奉和圣制龙池篇》、《秋夜望月》和《夜渡江》。 文章与奏疏 《全唐文》中收录了姚崇的20多篇文，这些文献记录了他的政见、治理理念以及个人修养等方面的思想，这些文章包括：《扑满赋》、《请褒赏刘子元吴兢奏》《请东都别立义宗庙奏》、《请宣示豫州鼎铭符瑞奏》、《谏造寺度僧奏》、《答捕蝗奏》、《十事要说》、《东幸疏》、《答张九龄书》、《报倪若水捕蝗牒》、《造像记》和《先师冉伯牛赞》等，期中《十事要说》这篇文特别重要，因为它概述了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十条政治建议，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基础。 姚崇的作品不仅展示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更体现了他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见解。他的诗歌表达了个人情感，而奏疏和其他文章则反映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姚崇作为一个多面手的历史形象。 第57章 有脚阳春宋璟(1) 宋璟是唐朝时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一生跨越了六个朝代，在政治上以刚正不阿、执法严明着称。宋璟年轻时考中进士，逐渐升迁至凤阁舍人，并转任左御史台中丞。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因其执法公正而受到器重。唐中宗复辟后，宋璟担任吏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职，但因得罪权贵如武三思，被排挤到地方任职。后来唐睿宗即位，宋璟回到中央，致力于革除弊政，选拔人才。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宋璟再度拜相，与姚崇一起成为开元盛世的关键人物。 宋璟坚持择才用人，确保官员们能够各司其职，为国家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敢于对皇帝直言进谏，不论是对人事任命还是政策制定，都保持了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赢得了“有脚阳春”的美誉。 除了政治上的成就之外，宋璟也是一位文人，擅长诗歌创作，虽然他的个人文集已经散佚，但《全唐诗》和《全唐文》中仍收录了他的部分作品。 宋璟被认为是唐代最杰出的宰相之一，与房玄龄、杜如晦齐名，并且与姚崇并称为“姚宋”，代表了唐代政治的最高水平。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被视为忠诚、正义和智慧的象征。宋璟去世以后，朝廷追赠他为太尉，并赐予“文贞”的谥号，这体现了对他一生功绩的高度肯定。 真王佐才 宋璟的早期生涯展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和正直的性格，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唐朝的重要政治家奠定了基础。宋璟出生于663年，即唐高宗龙朔三年，其家族原籍在广平（今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东南），是北魏吏部尚书宋弁的七世孙。 宋璟自幼展现出了过人的学习能力和文学天赋。据说他在七岁时就能写诗，并且能够背诵《服鸟赋》。到了十七岁那年，也就是调露年间（679-680年），他考中了进士，开始了自己的仕途。很快年轻的宋璟被任命为上党县尉，期间撰写了《梅花赋》，此赋得到了当时担任绣衣直指使者的苏味道的高度评价，称其为“真王佐才”，从而使得宋璟名声大噪。在苏味道的举荐下，宋璟改任合宫尉，开始了他在朝廷中的职业生涯。 长寿三年（692年）这一年，对于宋璟来说非常重要。当他在一次官员考核中被评为“判入高等”时，引起了武则天的关注。武则天亲自询问他的意愿后，授予他录事参军一职。不久之后，又被召回朝中，担任监察御史里行。 按照当时的礼制，宋璟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回家守孝。服丧期满后，正式授以监察御史职位，并逐步升迁至殿中侍御史、凤阁舍人等重要职务。这些经历不仅证明了宋璟个人的能力和潜力，也显示了武则天对他的重视。宋璟在青年时期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为日后在唐朝政坛上的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梅花赋》流传至今，但现代学者对其是否确为宋璟所作存在争议。不过，这并不影响宋璟作为一个杰出政治人物的历史地位。 克全声迹 长安三年（703年），当御史大夫魏元忠被张易之、张昌宗诬告时，凤阁舍人张说被迫作伪证。然而，在同僚宋璟以及殿中侍御史张廷圭、左史刘知几等人的鼓励和支持下，张说最终在朝廷上如实陈述事实，保护了魏元忠免遭不实指控。 -宋璟对张说的劝诫强调了个人名誉和气节的重要性，即使面临风险也要坚持真理。这种态度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义”，即为了更大的善而牺牲个人利益。尽管宋璟认为王晙为魏元忠申辩可能引起武则天不满，但他自己也承认未能成功澄清魏元忠的冤屈，并感到惭愧。这反映了宋璟虽然重视策略，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同样坚守正义。王晙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愿意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来维护魏元忠的公正待遇。他的行为赢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证明了他在面对权力时不畏强权、勇于发声的精神。 由于张昌宗违反宫规咨询相士，宋璟请求对其进行调查，但遭到武则天赦免。之后，张氏兄弟试图向宋璟道歉以化解矛盾，但宋璟拒绝接见这二人，表明他对私人关系并不看重，更在意的是国家法律和道德标准。宋璟的态度使得二张无法通过拉拢或贿赂的方式影响他，因此二人多次尝试陷害宋璟却未得逞。这一系列行动彰显了宋璟作为一个官员的廉洁自律和他的政治智慧。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宋璟作为一位忠诚、正直且有原则的政治家形象，还反映出当时唐朝宫廷内复杂的权力博弈。宋璟的行为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典范，即无论环境多么艰难，都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 仕途跌宕 宋璟在神龙政变后的经历，尤其是他在面对权贵时的刚正不阿和坚持正义，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尚品质。神龙元年（705年），宋璟参与了神龙政变，帮助恢复了唐中宗的统治，而武则天也就此退位。之后，宋璟被提升为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谏议大夫，并改任黄门侍郎。 面对武三思的权力膨胀，宋璟坚决拒绝了他的请托，并斥责其作为外戚不应干预朝政。这一举动显示了宋璟对朝廷独立性的维护。当唐中宗因听信谗言要处决上书揭露武三思丑行的京兆人韦月将时，宋璟挺身而出，请求查实案件真相。尽管中宗愤怒不已，但宋璟毫不畏惧，最终成功说服皇帝减轻韦月将的刑罚，将其流放到岭南。此事件凸显了宋璟作为大臣的责任感和勇气。 在担任检校贝州刺史期间，宋璟面对河北地区频发的涝灾，不仅没有为武三思征收租赋，反而采取措施保障民众生活，赢得了当地官民的一致好评。宋璟在杭州、相州等地任职期间，以清廉严正着称，树立了良好的官员形象。景龙四年，宋璟被任命为洛州长史，并很快升迁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之一。他还兼任右庶子，负责辅导太子李隆基。在此期间，他致力于整顿选官制度，确保用人唯贤。 为了防止太平公主威胁到太子的安全，宋璟与姚崇共同提议让太平公主移居东都洛阳。这一举动引起了李隆基处境的不妙，最终导致宋璟被贬至楚州刺史，随后辗转多地任职。在广州担任都督期间，宋璟推行了一系列民生改善措施，如教导百姓使用砖瓦建造房屋以减少火灾风险，展现了他对地方发展的关注和贡献。 宋璟在其整个仕途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原则性和责任感，无论是面对权贵还是处理日常政务，他都坚持公正无私的态度。他的行为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第58章 有脚阳春宋璟(2) 开元辅政 开元初年，宋璟被玄宗李隆基召入朝堂，担任刑部尚书。开元四年（716年），迁官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第二年因官名改动，其所任“黄门监”改为“侍中”），接替姚崇升为宰相。宋璟居相位之后，以择人为务，随才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为玄宗所敬惮，虽不合意，也勉强采纳。 宋璟与姚崇并称贤相，号“姚、宋”。史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 开元五年（717年），宋璟随同玄宗巡幸东都，路过崤谷（今河南陕县），山高路窄，难以行走。玄宗十分恼怒，要罢免河南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怡。宋璟进谏说：“陛下方事巡幸福，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玄宗认为很有道理，就免去二人的罪。 开元八年（720年），以压制犯法官僚的申诉，又严禁恶钱流通，颇招人怨，遂被罢相，改授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策封勋官为上柱国。 开元十年（722年），京兆人权梁山聚众暴动，被镇压后，其众多遭逮捕，玄宗以宋璟兼京兆留守复审，他只治罪为首数人，余皆释放。开元十二年，玄宗东巡泰山，宋璟留守京师。玄宗将出发，对宋璟说： “卿是国家元老，为朕股肱耳目。今将巡洛阳，分别有一段时日，请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朕。”宋璟一一直言相告。玄宗将宋璟“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不久后，宋璟又兼任吏部尚书。 开元十七年（729年），宋璟升任尚书右丞相。宋璟以其智慧、公正和勇气，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姚崇一起被誉为“姚宋”，他们二人不同的治理风格共同促成了开元盛世的繁荣。 高龄而终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巡幸洛阳时，宋璟在路上拜谒，玄宗派遣荣王李琬代替自己慰问这位老臣。此后，玄宗经常派遣使者送药饵给宋璟，体现了皇帝对他的尊敬与关怀。 开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公元737年12月15日），宋璟于洛阳明教里的私宅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走后被追赠为太尉，并获得了“文贞”的谥号，这表明朝廷对他的高度评价。同时，玄宗还指派河南少尹崔释之负责宋璟的丧事安排，显示了皇家对宋璟的重视。 大历五年（770年），即宋璟去世三十三年后，着名的书法家和政治家颜真卿应宋璟后裔之邀，为宋璟撰写了碑文，并亲自书写。这份碑文不仅记录了宋璟的事迹，也是书法艺术上的瑰宝。到了大历七年（772年），宋璟的墓碑终于镌刻完成并竖立在他的墓地，成为了纪念这位伟大政治家的重要标志。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将宋璟与房玄龄、杜如晦等共三十七人定为宰臣上等，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到了清朝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宋璟的名字被列入历代功臣之中，得以从祀历代帝王庙，这是对他一生贡献的认可，也象征着他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跨越了朝代的更迭。 宋璟的一生，不仅是开元盛世的一个缩影，而且他的品德与政绩也成为了后世学习和纪念的对象。通过这些后续事件可以看出，即使在去世多年之后，这位贤相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主要影响 宋璟与姚崇并列为唐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唐朝三百年间，素有“前称房、杜，后称姚、宋”的美誉，史书上常将他们二人并提，并赞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这种评价不仅反映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才能，也体现了他们在治理国家时所秉持的不同理念：姚崇擅长灵活应对各种复杂局面，而宋璟则坚持原则，维护正道。 唐玄宗统治时期，与宋璟等重臣维持了稳定的关系，这不仅提升了寒门士子的社会地位，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积极向上、刚健进取的文化氛围。开元四年（716年），宋璟被召回京师，随后接替因事退隐的姚崇再次担任宰相。此时，他重申了“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用人标准，意即选拔官员不应仅看重资历深厚与否，更重要的是个人能力和品德。 为了防止奸佞之人私下向皇帝进谗言，宋璟还提出了一项重要规定：百官奏事时必须有谏官和史官在场，确保政务透明度和公正性。玄宗对宋璟极为器重，待之如师，进出皆迎送有礼，因此宋璟提出的建设性建议大多得以采纳。由此，朝廷逐渐摒弃了任人唯亲的旧习，减少了诬谄好人的情况，政局变得清明。 宋璟为相期间，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勇气和个人操守。他不畏权贵，致力于革除旧弊，奉公守法，从不徇私情。例如，当得知叔父宋元超请求吏部优先录用自己作为候选官时，宋璟坚决拒绝，并指示吏部不得因私废公。此外，针对地方使者进京携带珍贵宝货四处送礼的现象，宋璟上奏玄宗同意后，下令所有礼品一律退回，以此杜绝侥幸求升迁之路，打击收礼受贿之风。 然而，由于压制犯法官僚申诉及严禁黑钱流通等措施触犯了一些权贵的利益，最终导致宋璟被罢免相位。尽管如此，他的正直与公正赢得了朝野上下广泛的尊敬，被誉为“有脚阳春”，象征着他像春天般的温暖人心，无论走到哪里都带来希望和光明。宋璟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高尚品德，以及他对百姓的关怀，都彰显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风范。 到了唐玄宗统治后期，随着皇帝对政治现状的满足感增加，吏治方面逐渐受到宫廷内部和宗族姻戚的影响，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徒相继掌权，迅速破坏了由姚崇和宋璟苦心经营起来的政治秩序。传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至咸阳县时，遇到一位长者对他说道： “我还记得宋璟为相时，常常直言不讳，天下因此得以平安。近年来，廷臣们忌讳发言，只知阿谀奉承，以至于陛下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草野之臣早已预见今日的局面。”这段话不仅是对玄宗后期统治的批评，也是对宋璟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高度赞扬与深切怀念。 第59章 有脚阳春宋璟(3) 历史评价 宋朝“三苏”的先祖，唐代诗人苏味道称宋璟：“真王佐才也！” 唐玄宗李隆基评价宋璟： 1古人以清白遗子孙，乃卿一人而已。 2彼卖直以取名耳。(意思是故意表示公正忠直以获取名声。） 唐宰相卢怀慎：“宋璟立性公直，执心贞固，文学足以经务，识略期於佐时，动惟直道，行不苟合，闻诸朝野之说，实为社稷之臣。” 唐朝中期着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宰相张说:“降王宰兮远国灵，歌北户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经，政画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鱼鳖宁。变蓬屋兮改篱墙，鱼鳞瓦兮鸟翼堂。洞日华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风莫飏，事有近兮惠无疆。昆仑宝兮西海财，几万里兮岁一来。舟如鸟兮货为台，市无欺兮路无盗，旅忘家兮扃夜开。越井冈兮石门道，金鼓愁兮旌旆好。来何暮兮去何早？犦牛牲兮菌难卜，神降福兮公寿考。” 张悦赞誉宋璟的原文充满了古代文言的韵味，用现代话语来说大致意思就是:\"尊敬的王宰辅啊，您的智慧如同远方神秘国度的灵光闪耀。您在北方的门户歌唱，在南方的海洋起舞。以七德之酒斟酌，用六经检验，政令统一而言语无二，使得草木茁壮生长，鱼鳖安宁。 您将简陋的房屋改变，篱笆墙也焕然一新，变成了覆盖着鱼鳞般瓦片、如鸟翼般优雅的大堂。洞穿日月的光辉，明亮得即使在夜晚也能照亮一切。温暖不因火炉而闷热，凉爽不因微风而寒冷，您的恩惠广及四方。 昆仑山的宝藏与西海的财富，虽相隔万里却每年如期而来。船只如飞鸟般轻盈，货物堆积成台，市场上没有欺诈，道路上不见盗贼，旅行者忘记了家门，夜晚也不需要锁门。越过了井冈山，穿过了石门道，金鼓声中带着愁思，旌旗飘扬美好。为何来得如此晚，却又离去得太早？犦牛作为祭品，神灵降福于您，愿您长寿安康。\" 唐史学家柳芳：“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着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 唐朝名臣、书法家颜真卿： 1于戏！逆鳞劘上，匡救之义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极。况乎文包风雅，道济生灵，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无友而独立者，其惟广平公乎？ 2惟公间气降神，应期杰出，生知礼度，天纵才明。玉立殿天子之拜，介然秉大臣之节。震电凭怒，谠言而不有厥躬；鼎镬沸前，临事而义形于色。蠢迪检押，难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谅，易古人之所难。外其身而富贵不离，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则何以异是乎？允所谓振古之元龟、皇王之威宝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寓；公之谋猷，着明日月。 唐朝时期大臣，经济学家、宰相李德裕族兄李巽：“姚元崇、宋璟、刘幽求，或辅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难，成中兴之业。” 唐朝中期政治家、宰相李绛评价：“北齐任杨遵彦（杨愔）则理，用高阿那肱则乱；隋代任高颎则理，用杨素则乱；国家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则理，用李义府、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则乱。 唐中后期宰相崔群：“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唐中期大臣、文学家、小说家元稹：“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唐朝宰相崔植：“明皇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 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唐穆宗李恒次子李昂：“俾畴贤相，以访遗裔。或血食不继，宗祊已芜。如（褚）遂良之委笏面诤、名垂史书，（狄）仁杰之恢复庙社、事形先觉，宋璟之文吏骨鲠、功参治平，（李）元纮之守规画一、时成有裕。” 唐文学家和诗人杜牧：“宋开府璟，亦进士也，与姚唱和，致开元太平者。凡此十九公，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 晚唐诗人、文学家皮日休：“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后苏相公味道得而称之，广平之名遂振。” 唐末五代时期大臣、文学家王仁裕： 1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 2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 五代时期政治家、史学家刘昫、赵莹等：1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故房、杜预创业之功，不可俦匹。而姚、宋经武、韦二后，政乱刑淫，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抑无愧焉。2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刑益难。谏诤以猛，施张用宽。不有其道，将何以安？ 北宋政治家、诗人寇准称：“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 北宋官员、文学家、史学家、词人、古文家宋祁：“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 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1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2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北宋文学家、思想家苏辙：“玄宗初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绛，后用韦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励精政事，姚崇、宋璟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观之治矣。” 宋代词人叶梦得：“唐人房乔、裴度优于德量，宋璟、张九龄优于气节，魏郑公（魏徵）、陆贽优于学术，姚崇、李德裕优于材能，姚崇蔽于权数，德裕溺于爱憎，则所胜者为之累也。” 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姚崇、李泌才相似也，崇体近实，泌用近玄；狄仁杰、宋璟器相似也，仁杰近圆，璟则方；陆贽、李绛识相似也，贽达绛遂；杜黄裳、裴度略相似也，黄裳近疏度近密。” 明清思想家学者、诗人、词人王夫之：“使得丙吉之量，宋璟、张九龄之节，韩琦之忠，姚崇、杜黄裳之才，清本源，振纲纪，以纳之于高明弘远之途，汉其复振矣乎！” 近代小说家蔡东藩： 1唐室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窃谓姚宋之才识有余，而度量不足，观其排挤张说，牵及岐王，假令因此穷治，辗转株连，岂非一场大狱？ 2姚有为，宋有守，固皆良相也。故论相体者终当以宋璟为正，次为苏颋，次为源乾曜张说。 轶事典故 镜影成相字 宋璟尚未及第时，有一天中午，他看着镜子，这时，镜中突然显现出了一个“相”字。他因此自信不已，“遂修相业”，后来果然达成了志向。 金筷表直 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玄宗曾在一次春季御宴中，让内臣把自己使用的一双金筷赐给宋璟。在唐朝，金餐具作为一种社会等级的象征，三品以下官员是不能以金银为食器的。虽然宋璟贵为宰相，但当他听说玄宗赐他金筷时，还是十分惶恐。唐玄宗见状说：“所赐的物品，不是赐给你金。而是以赐筷，来表扬你的刚正不阿。”宋璟这才接过金筷，下殿拜谢。 为官清白 开元末年，安西都护赵含章贪赃枉法，拿出大量金帛贿赂朝臣，许多九品以上的官员都接受了他的“馈赠”。后来赵含章升任范阳节度使，他的劣行才得以暴露。有关部门将此事奏陈朝廷，唐玄宗严责重臣，将对他们加以惩处。这时，没有接受赵含章贿赂的宋璟出言劝谏，玄宗这才消气，在花萼楼将这些朝臣释放。此令一出，举朝官员都拜谢，只有宋璟“衣冠俨然，独立不拜”。第二天，宋璟入朝奏事，玄宗称赞他是古人所说的“以清白遗子孙”的独一无二之人。宋璟说：“赵含章的贿赂，从不找上臣家大门，并非臣不接受呀。”玄宗听后，“深嘉叹之”。但到安史之乱时，玄宗在成都曾与给事中裴士淹谈论宰相。当提到宋璟时，玄宗却说：“他是沽名卖直之人。 阳春有脚 唐中宗时，宋璟因直言触怒中宗，被贬为刺史。到地方后，他廉洁奉公，尽力为百姓做好事，使当地民风变得淳朴起来，家家户户都安居乐业。后来，宋璟在广州任都督。当时广东人都用茅竹建房子，经常发生大火。宋璟教他们用砖瓦盖房，减少了火灾，造福了百姓。后来他当了宰相。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宋元超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照顾。宋璟得知这事后，特地关照吏部不能给他官做。 当时唐玄宗很宠幸曾为家奴的王毛仲，朝廷上下，巴结他的人很多。王毛仲的干女儿要出嫁，唐玄宗问他还缺什么。王毛仲说有一位客人请不来。唐玄宗说：那一定是宋璟了。当时人们称赞宋璟像长了脚的春天（有脚阳春），走到哪里，就把光明和温暖带到哪里。 铁心石肠 宋璟性格刚毅，尝作《梅花赋》。皮日休《桃花赋序》称宋璟“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媚婉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此后，人们多以宋璟之“刚态毅状”来比拟梅花，用“铁心石肠”之语来描况和赞誉梅花。 端午更名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与初同义，晋代成书的《风土记》里说：“仲夏端午。端者，初也。”因五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为午月，故初五作端午。据说在唐玄宗时，因为他的生日是八月初五日，宋璟建议要避讳，于是就把“端五节”改为“端午节”了。 交好王晙 宋璟素来喜欢用诙谐的话开玩笑，平常也不那么严肃。他和名将王晙是莫逆之交，到了晚年友情愈加深厚。他们之间的谈笑，他人也不计较。 遗德流播 天宝年间，御史吉温因为私怨陷害御史中丞宋浑（宋璟之子），使其降职至贺州任职。殿中侍御史颜真卿说：“怎能因一时气愤就想害宋璟的后代呢？ 主要作品 宋璟工诗善赋，少时以《长松篇》《梅花赋》献于苏味道，知名于时。但后世学者多认为传世的宋璟《梅花赋》为伪作。《新唐书·艺文志四》着录文集10卷，今已佚。《全唐诗》存诗6首。《全唐文》存其文18篇。其主要作品如下: 诗歌 《奉和御制璟与张说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蒲津迎驾》《送苏尚书赴益州》 赋 《梅花赋》（被认为是伪作） 文章 《三月三日为百官谢赐宴表》《谢观内宴表》《请停东宫上礼表》《贺雨表》《乞休表》《定诸王公主封邑名号奏》《请恤卢怀慎家口奏》《请停仗内音乐奏》《请罢悲田奏》《论颁示兴庆符命奏》《请停广州立遗爱碑奏》《请缓令王惠充使往车鼻施奏》《论修德刑疏》《谏筑坟逾制疏》《对集百姓不便判》《对勋品判》《先师冉有赞》 第60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1) 张九龄（673年—740年，或678年—740年），字子寿，别号博物，是唐朝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士。作为唐玄宗开元盛世期间的重要宰相和杰出诗人，张九龄以其非凡的智慧和文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幼聪颖过人的张九龄，早年便展现出了卓越的文学才能，二十岁左右即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其后，在一系列的科举考试中，他表现出色，逐步晋升至朝廷要职。在开元年间，张九龄经历了多次职位调动，从最初的校书郎到左拾遗，再到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最终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成为宰相之一，肩负起了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 但张九龄的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刚正不阿坚持正义，更不愿随波逐流，因此得罪了皇帝身边的佞臣，最终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被贬为了荆州长史，离开了权力中心。四年后，这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与世长辞。 张九龄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政治领袖，也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诗人。他的诗歌以高雅深邃着称，尤其是在五言古诗方面，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感遇》十二首、《杂诗》五首等作品，以及像《望月怀远》和《旅宿淮阳亭口号》这样的名篇，都体现了他对自然美景和社会现实的独特感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此外，《曲江集》二十卷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张九龄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才华的展现，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光辉。他那种敢于直言不讳、坚持真理的精神，以及对国家繁荣昌盛所作出的努力，使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 宦官世家，少有才名 关于张九龄的出生年份，有记载为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也有说是仪凤三年（678年）。张九龄出身于一个有着深厚官宦背景的家庭，其曾祖父张君政曾任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胄则在窦州（现今的广东信宜县）担任录事参军，而父亲张弘愈亦非等闲之辈，曾在新州索卢县（位于今日广东新兴县南部）出任县丞。 自幼便展现出了非凡智慧与文学天赋的张九龄，在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下迅速成长。他不仅聪明伶俐、反应敏捷，而且对文字有着特殊的敏感度。早在九岁时，张九龄就已经掌握了写作的技巧；到了十三岁，他已经能够撰写出成熟且优秀的作品。当时，他通过书信向广州刺史王方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王方庆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并预言这位少年将来必定有所建树。王方庆的肯定与鼓励，无疑为张九龄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也为他日后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崭露头角，任官唯贤 张九龄的青年时代，是才智与勤奋交织的黄金岁月。他不仅天赋异禀，更以不懈的努力不断充实自己，并逐渐成长为一位能诗善文的年轻才俊。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凭借其卓越的才能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了仕途。 在长安三年期间，宰相张说因为直言不讳而触怒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遭到流放岭南的遭遇。途经韶州时，张说偶然读到了张九龄的文章，立刻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张说盛赞张九龄的文章“有如轻缣素练”，既能济时适用又不失高雅，遂对其厚遇有加。作为当时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张说的认可无疑为张九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激励着他在未来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神龙三年（707年），张九龄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凭借出众的表现通过了才堪经邦科的考核，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后，他奉命前往岭南执行公务，并借着这个机会探望家人。在担任校书郎数年后，尽管官职未得升迁，但恰逢太子李隆基登基成为唐玄宗，广纳贤才。张九龄应召参加了一场由皇帝亲自策问的考试，在道侔伊吕科中脱颖而出，因其出色的对策获得擢升为右拾遗。随着唐玄宗即位，张九龄又被改任左拾遗，开始了他在新朝代的政治生涯。 然而，张九龄与宰相姚崇之间的关系却日渐紧张。姚崇是唐玄宗极为倚重的大臣，掌控着国家的军政大权。即便如此，张九龄依然勇敢地向姚崇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他远离阿谀奉承之人，推荐品德高尚的人才。姚崇对张九龄的意见表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开始了对选官用人制度改革进行改革，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从而改善了吏治环境。 先天元年（712年）十二月，唐玄宗在东宫举行文学士选拔，张九龄以其卓越的才华名列前茅，再次被授予左拾遗一职。他积极向唐玄宗谏言，主张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纠正重内轻外的风气，强调选官应当优先考虑贤能而非资历。这些政策建议反映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和远见卓识，也为后来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开大庾岭 尽管张九龄与姚崇之间的关系在初期显得和谐，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出来。开元四年（716年）秋，因张九龄屡次上书直言，其观点与当时宰相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最终引起了姚崇的不满。面对这种局面，张九龄以任期届满为由，选择了辞官回乡，归养岭南。 回到故乡后，张九龄并未选择闲居度日，而是心系家乡的发展。他敏锐地意识到，大庾岭梅关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其险峻难行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物资运输。鉴于唐王朝自贞观以来近百年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岭南地区海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广州已经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开凿一条便捷的大庾岭古道显得尤为迫切。张九龄向朝廷提出了开凿大庾岭路的建议，并得到了批准。于是，他亲自担任工程主管，利用农闲时间召集民夫开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张九龄不辞辛劳，亲临现场指挥，踏勘路线，披荆斩棘。经过不懈努力，这条全长十几公里、宽近17米的道路终于修通，两旁还遍植松树，既美化了环境，又稳固了道路。新开凿的大庾岭古道极大地改善了南北交通状况，不仅使得公私贩运更加便捷高效，而且促进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与融合。张九龄为此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详细记载了这一伟大工程的意义：“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这条古道被誉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在唐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宋代时，随着大量人口南迁，大庾岭路成为了他们前往南方最便捷的路径之一。 在此期间，张九龄与曲江县尉王履震和韶州司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诗酒唱酬，互相砥砺。特别是在开元五年（717年）夏秋之际，张九龄与王履震一同前往广州，在那里写下了《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这首诗作，表达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以及对友情的珍视。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也让他的人生更加充实多彩。 第61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2) 重出官场 仕途波折 张九龄在开元六年（718年）春被召回了京城，启程之际，好友王司马亲自将他护送到大庾岭。抵达长安后，鉴于张九龄在开凿大庾岭古道上的杰出贡献，他被授予左补阙之职，并负责主持吏部选拔人才的工作。张九龄的才华与公正逐渐赢得了同僚们的广泛认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参与了多次吏部考试的人才评定工作，均以公平着称，深得人心。 开元七年（719年），张九龄改任礼部员外郎；一直到开元八年（720年），他又升迁为司勋员外郎，继续在官场稳步前进。而随着张说于开元九年（721年）再度拜相，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得以进一步加深。张说对张九龄寄予厚望，不仅因为两人同姓，更在于他对张九龄出众文才的认可。张说称赞张九龄为“后出词人之冠”，并提拔他担任了中书舍人内供奉。尽管如此，张九龄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并对张说的一些决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从而展现出了他办事公允和远见卓识的一面。 当唐玄宗决定东巡泰山进行封禅典礼时，张九龄提醒张说应谨慎选择随行官员，确保人选清正廉洁、德高望重，以免引起非议。然而，张说最终还是选择了许多亲信和低阶官员随行，这一决策果然引发了诸多不满。同时，张九龄还曾警告张说要警惕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权力扩张，但张说并未重视他的建议，最终导致自己被宇文融弹劾，被迫罢免宰相职位的后果。 在这段动荡时期，张九龄虽也受到了牵连，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开元十一年（723年），他被任命为中书舍人，继续在朝廷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便后来因与张说的关系而遭遇调职，先是从太常少卿转任冀州刺史，再到洪州都督，最后到桂州刺史及岭南按察使等职位，但张九龄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致力于地方治理，并留下了《在郡怀秋》这样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元十九年（731年）春天，张九龄从桂林出发顺流而下巡视按察广州，沿途所思所为无不反映出他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爱意与责任感。尽管仕途多舛，张九龄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与信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三度入京，谏官本色 张九龄在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被召回京师，擢升为秘书少监，并兼任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他的文才和敏捷思维使他深得玄宗的倚重，尤其是奉旨代撰敕文时，往往对御而作，无需草稿，援笔立成，展现了非凡的才华。在他的文集中，为皇帝起草的敕文多达114篇，见证了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随后，张九龄两次升任中书侍郎，于开元二十年（732年）二月转为工部侍郎，并兼集贤院学士，八月又兼任知制诰。 尽管张九龄自称已届55岁高龄，多次请求归乡奉养老母，但唐玄宗对其极为重视，不仅未批准其请辞，还特别安排了他的弟弟张九皋和张九章就近封官，以便照顾母亲。张九皋后来官至广州都督兼五府节度经略使，张九章则成为岭南节度使，均为统治岭南的重要官员。 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张九龄升任检校中书侍郎，同年十二月被授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正式主理朝政。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如在河南推行屯田、引水种稻等措施，以促进农业发展。他还坚决主张依法治国，面对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副将安禄山讨伐失败而将其押送京城请求处置的情况，张九龄敏锐地察觉到安禄山的野心，力主按军法处决安禄山以防后患。然而，唐玄宗并未采纳此建议，最终释放了安禄山，这一决策日后证明是极具争议性的。 作为宰相，张九龄坚持“王道”治国理念，提倡保民育人、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以及革新吏治、选贤择能，这些施政方针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他敢于直言进谏，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并成功阻止了武惠妃废太子李瑛的阴谋，稳定了宫廷内部秩序。对于安禄山和李林甫等人的不轨行为，张九龄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反对。 然而，随着李林甫等人势力的增长，张九龄的政治生涯遭遇了挑战。李林甫嫉妒张九龄受到皇帝赏识，不断进谗言离间君臣关系，最终导致张九龄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被调任为尚书右丞相，免去了知政事之职。即便如此，每当新宰相推荐公卿人选时，玄宗仍会问及是否有像张九龄那样的德行与才能。此外，张九龄还因为举荐的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一事触怒玄宗，再次遭受贬谪，降职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尽管仕途坎坷，张九龄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社会责任，直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他被封为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张九龄的一生，不仅是个人才华的展现，更是忠诚与智慧的象征，他对唐代政治文化的贡献，至今仍为人所称颂。 病逝曲江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张九龄请求回乡拜祭祖先。然而，在返回故乡的同年农历二月（另说五月），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与诗人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另有记载为六十三岁）。唐玄宗闻讯后深感悲痛，追赠张九龄为荆州大都督，并赐予“文献”的谥号，表彰他的一生功绩。 张九龄离世不久，安禄山果然如他所预言般发动了叛乱，引发了震撼朝野的“安史之乱”，这场动乱使唐朝从全盛时期迅速滑向衰落。当唐玄宗被迫逃亡蜀地时，回忆起张九龄当年对安禄山的警告，不禁痛悔不已。为了表达对这位先知般的宰相的敬意和怀念，玄宗派遣使者前往曲江，亲自祭祀张九龄的灵位，并追封他为司徒。张九龄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忠诚不渝的态度以及卓越的治理才能，不仅在生前赢得了广泛的尊敬，更在他身后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62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3) 文学方面的成就 张九龄，作为唐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在文学创作上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发展。他与张说同为开元时期的重要文人，但两者的诗风有所区别：张说的作品多是歌颂功业抱负，而张九龄的作品则更注重表达个人在仕途进退之间坚守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 张九龄的诗歌具有“雅正冲淡”的特点，善于通过兴寄手法来传达情感，情辞委婉而不直白，常以芳草美人等意象寄托自己的志向和情怀。尤其是他的《感遇》十二首，不仅展现了其高尚品格，也体现了楚辞的影响，以及“风”、“骚”的情韵。此外，张九龄对自然景色有着深刻的感受力，特别是月夜之景，能够将情景交融，达到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例如，他的诗作《望月怀远》中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既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观，又表达了深切的情感思念，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之作。 张九龄还擅长写景抒情，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山水之美与个人心境相融合的画面，这在他的一些代表作如《西江夜行》、《湖口望庐山瀑布泉》等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胡应麟评价张九龄“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并且认为他是“清澹之派”的开创者，对后来孟浩然、王维等诗人的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九龄不仅是唐代政治舞台上的关键人物，也是文学领域的一位重要诗人，他对唐诗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政治方面的主张 张九龄，这位开元盛世的贤相，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来自岭南的宰相，更以其耿直温雅、风度翩翩的形象深得时人敬重，被誉为“曲江风度”。他的正直与高尚品格，即使在他罢相之后仍为人们所怀念。据传，每当有大臣向唐玄宗推荐人才时，玄宗皇帝总会问道：“此人是否具备如张九龄般的风度？”这不仅是对张九龄个人魅力的认可，也是对他治国理政能力方面的高度评价。 在开元末年，随着唐玄宗李隆基逐渐失去对政务的兴趣，转而沉迷于享乐之中，朝廷的政治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和险恶。面对这样的局势，张九龄坚守正义，敢于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为安史之乱爆发前最后一位公忠体国、举足轻重的大臣。他对权谋斗争毫不妥协，坚决抵制武惠妃贿赂以图废黜太子的阴谋，并且勇于反对任用像李林甫和牛仙客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尽管这些行为使他屡次触怒玄宗，最终导致了他的罢相。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九龄具有远见卓识。他曾警告唐玄宗，指出安禄山“貌有反相”，预言如果不加以防范，此人必将成为未来的大祸患。遗憾的是，这一明智的谏言并未被玄宗采纳。当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逃亡蜀地之际，回忆起了张九龄生前的忠告，玄宗不禁痛哭流涕，并派遣使者前往祭奠这位已故的贤相。张九龄的一生，不仅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也彰显了其作为文人的高洁情操与深远影响。 人物总评 张九龄，这位诗文并茂、才华横溢的文学巨擘，在唐代诗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继陈子昂之后，他以雄浑之笔力排齐梁时期的颓靡之风，追溯汉魏时期诗歌的骨力与精神，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开辟了新的局面。张九龄以其非凡的诗歌创作和显赫的政治地位，不仅影响了一代诗歌的发展，更是成为了连接初唐与盛唐诗歌变革的关键人物。他的诗歌风格独具特色，既体现了岭南地区豪迈亢直的民风，又反映了他本人耿直不阿的性格。因此，张九龄的作品往往展现出了一种“雄厉振拔”、“骨峻神竦，思深力遒”的劲健之美，同时蕴含着“雅正冲淡”的盛唐气度。例如《望月怀远》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通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壮丽景象，表达了深远的情感思念，成为了千古传颂的经典之作。 张九龄的诗歌成就对岭南诗派的开创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在唐代，岭南地区仍处于文化开化的初期阶段，但张九龄的诗歌创作却为此地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从宋代的余靖到元末的南园五子，再到明代的南园后五子以及明末清初的岭南三大家，直至清代的黎简、宋湘，这些后起之秀的诗人无不受到张九龄的影响。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张九龄诗歌中的精髓，逐步形成了岭南诗派的独特风貌。 正如清代学者屈大均所言：“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这番评价恰如其分地点出了张九龄在岭南诗歌史上的开创性贡献。张九龄留下的《曲江集》至今仍流传于世，成为研究唐代文学及岭南诗歌的重要文献资料。他的作品不仅是个人艺术才华的体现，更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第1章 龙城风云:高祖起兵建唐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统治华夏长达289年（618年至907年），历经21位皇帝。这个伟大的帝国起源于隋朝末年的动荡局势之中。公元618年，高祖李渊在晋阳（今太原）起兵，同年称帝，定都长安（今西安），正式创建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改革措施，开创了“贞观之治”的黄金时代，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历代君主继续推行这些成功的政策，使得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唐高宗时期，因治理得当而被誉为“永徽之治”。 然而，在690年，历史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统治期间虽然争议颇多，但直到705年的神龙政变后，唐朝国号才得以恢复。 到了唐玄宗的时代，国家达到了鼎盛，迎来了着名的“开元盛世”。此时，全国人口增长至约八千万，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均达到空前的高度。不过，安史之乱（755-763年）打破了这份繁荣，中央政权逐渐式微，地方势力崛起，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宦官势力也开始膨胀，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 尽管如此，唐朝并未就此衰落，其间还出现了几次重要的复兴时期。例如，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政策重新巩固了皇权；唐武宗时期的“会昌中兴”则加强了对佛教等宗教的管理；而唐宣宗时期的“大中之治”更是展现了一位明君如何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再现辉煌。 唐朝的辉煌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地方军阀势力的崛起逐渐走向尽头。最终，在907年，朱温篡夺了皇位，标志着这个伟大王朝的终结。然而，唐朝的历史遗产却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成为了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与骄傲。 唐朝时期的疆域极为辽阔，与周边众多民族建立了友好关系。通过册封、联姻等形式，唐朝加强了与这些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地区间的和平与发展。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使得唐朝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帝国，吸引了来自四面八边的人们前来交流、贸易和学习。唐朝的文化异常繁荣，其开放性为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多样性。它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和制度传播至东亚诸国，如日本、南诏、新罗和渤海等国纷纷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到长安学习。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唐朝自身的文化内涵，也为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艺术领域，唐朝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唐诗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以其卓越的作品名垂青史；书法、绘画和音乐同样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形式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风貌，也成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窗口。 经济上，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得到了长足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长安作为当时的首都更是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影响力远播海外，以至于后来海外华人常被称为“唐人”，这不仅是对唐朝辉煌历史的纪念，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 总之，唐朝不仅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时代，而且其开放性和包容精神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影响跨越时空，至今仍然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中，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唐朝皇族陇西李氏声称自己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而官方史书《旧唐书》和《新唐书》更将他们的血统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哲学家老子（李耳）。不过，李氏家族真正崛起的关键人物是南北朝末年的李虎。 李虎在北方的动荡局势中成为北魏权臣宇文泰的重要盟友，位列“八柱国”之一，奠定了李氏家族的政治基础。李虎去世后，他的儿子李昞继续在西魏和北周担任要职，并曾被赐予胡姓大野氏。直到北周末年，随着杨坚建立隋朝，李氏才恢复了原来的姓氏。李昞的儿子李渊最终在618年建立了唐朝，标志着李氏家族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李渊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了唐国公，并与宇文泰的外孙女窦氏结婚，后来被称为太穆皇后。李渊深得隋文帝杨坚及其妻子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的赏识和支持。隋炀帝杨广即位后，隋朝的情况逐渐恶化。他的统治期间，国家资源被大量消耗，尤其是三次对高句丽的远征失败，成为了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军事行动加上其他一些失误的政策，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动荡和广泛的民众反抗。面对混乱局面，隋朝的统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也为新的历史篇章拉开了序幕。 公元616年，李渊受命出任太原留守，肩负起守护这一战略要地的重任。但隋炀帝对这位才干出众的将领并未完全放心，他暗中派遣了王威与高君雅两位官员，名义上是去辅佐，实际上则是监视李渊的一举一动。面对日益衰败的隋朝和摇摇欲坠的江山，李渊深知这个王朝的覆灭已经成定局，而自己肩负着家族未来的重担。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在他的心中悄然萌生。 617年夏季，李渊果决地处理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王威和高君雅，消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障碍。这一行动为他后续的起义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他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行动力。随后，李渊正式宣布起兵，从此揭开了反对隋朝统治的序幕，这一举动，也是向天下表明他意图建立新王朝秩序的决心。 消息传开后，不少英雄豪杰纷纷响应，表示支持和追随李渊。之后，他带领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和众多将领挥师南下，一路进展顺利，直奔关中而去。面对这股汹涌的潮流，即使是屈突通的精锐守备部队也无力抵挡，隋都大兴城很快便被攻破。占领了大兴城之后，李渊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选择拥立隋宗室杨侑为帝，他自任大丞相，并加封本人为唐王。 这一明智之举不仅稳定了当时动荡的局势，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与尊重。通过尊奉隋室正统，李渊不仅巧妙地缓解了可能引发的反抗情绪，顺势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展现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他的这一决策很快平息了内部的不安定因素，更是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加入。 而远在扬州的隋炀帝，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家局势，选择了逃避现实。他不愿意回到那个充满敌意的关中地区。最终在江都发生的一场政变中，不幸被叛军所害。 这一事件，也成为了李渊登基的契机。 公元618年5月，李渊迫使隋恭帝杨侑让位，正式宣告了唐朝的建立。他自己则登基成为了大唐朝的第一位皇帝，即唐高祖。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朝代的开启，更象征着中国历史步入了一个充满辉煌与变革的新纪元。新王朝成立之后，高祖李渊将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并定为唐朝的首都。同时，李渊封他的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以此建立起了稳固的皇权结构。 不过，这仅仅是高祖宏大蓝图的开端，李渊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为了确保东方边境的安全，李渊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策略。面对当时活跃于中原地区的各路割据势力，李渊一方面积极招揽人才，另一方面也通过联姻、招降等方式逐步稳固周边局势。比如，对于愿意归附的力量，李渊给予了适当的封赏和职位，以此来增强自身的统治基础和边疆的安全。 尽管李密最初并未直接成为唐朝的盟友，但他在对抗其他敌对势力时的失败，间接削弱了对唐朝东部边疆构成威胁的力量。李密在与王世充交战失利后，曾短暂投靠李渊，但最终未能长期合作。即便如此，李渊还是通过一系列策略逐渐巩固了东部边疆的安全。这些举措不仅有效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困境，还使李密成为了牵制其他反隋势力的关键角色，为新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李渊的行动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长远规划和作为新朝代创始人的强大领导能力。此外，李密的存在客观上分散了其他割据势力的注意力，使得李渊能够集中力量应对更为紧迫的挑战。 占领了关中之后，高祖李渊很快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西北地区。在他看来，金城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对唐王朝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威胁。于是便委任最信任和有能力的儿子李世民来负责这个重要的任务。而他自己则专注于稳固后方的统治基础。 从跟随父亲李渊起兵反隋开始，李世民就展现出了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他在维护国内稳定和解决地方问题上的出色表现，为新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这一挑战，李世民不负众望，迅速平定了西北地区，并成功将金城纳入唐朝版图。此举不仅彰显了新王朝的强大实力与坚定决心，也体现了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 为了进一步巩固西部边境的安全与稳定，高祖李渊派遣了经验丰富的安兴贵和安修仁两位使者前往武威。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和巧妙运用智谋，二人最终成功捕获了割据一方的李轨。此举不仅清除了西部边疆的一个重大威胁，也显着增强了唐朝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力，为新王朝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 公元620年，刘武周偕同宋金刚领军进犯河东地区（现今的山西省），企图切断唐朝与其东部疆域之间的联络线。面对此等严重威胁，秦王李世民再度披坚执锐，亲临前线。在这场战役中，他展现了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迅速组织有效的防御和反击，最终成功击溃了入侵之敌，确保了唐朝核心区域的安全与稳定。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洛阳的郑帝王世充与河北的夏帝窦建德宣布结成联盟，意图联起手对抗迅速崛起的唐朝势力。两大强权的联合不仅使当时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也给唐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唐高祖李渊深知此次结盟的重大意义——这不仅是对大唐实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更直接关系到新王朝未来的命运。 到了622年，李世民率领着一支精锐部队迎战郑帝与夏帝的联军。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李世民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无畏的领袖风范，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战术用运灵活多变，带领着军队屡建奇功。经过一系列激烈而艰苦的战斗后，李世民最终彻底击溃了联军。夏帝窦建德被俘虏，郑帝王世充也迫于压力最终选择投降。这场大战不仅平定了河北地区，还大大削弱了反对势力的力量，也为大唐帝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斗争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夏帝窦建德的残余势力在其领袖刘黑闼的带领下试图卷土重来，再次点燃了战火。面对这一新的挑战，太子李建成亲自率军出击，并成功击败了刘黑闼，彻底平定了河北地区。这次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河北的统治，也进一步稳定了王朝的北方边界。通过这场战役，李建成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并为大唐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河北的最终平定，也标志着唐朝在实现全国统一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南方的局势同样充满了变数。公元623年，辅公祏在丹阳举起反抗的大旗，带领杜伏威旧部发动起义，意图挑战新建立的唐朝统治。这些心怀不满的叛军带着对往昔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重新点燃了反唐的火焰。但面对唐朝迅速而有力的反击，辅公祏的起义军很快便显得力不从心。尽管他们满怀壮志，但唐军的高效组织和强大战斗力使得这场起义难以持久。不久之后，辅公祏的军队被彻底击溃，他本人也被捕并处决。随着辅公祏的失败，江南地区重归宁静，唐朝在此区域的统治得以稳固。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唐朝应对内部叛乱的能力，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 与此同时，在两湖一带，梁帝萧铣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折点。公元621年，唐大将李靖在江陵之战中大显神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萧铣虽奋力抵抗，但最终难逃败局，只得被迫向唐军投降，这也标志着梁朝的终结。 随着南方局势的变化，岭南地区的冯盎审时度势，明智地选择了归顺唐朝，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而在虔州，林士弘因病去世，他的离开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仅标志着中国本土彻底归入了唐朝的版图，也为王朝统一全国、实现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祖深刻认识到，武力虽能带来一时的胜利，但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建立稳固而高效的制度。为此，他汲取了隋文帝时期的成功经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改进与创新，设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制。在法律方面，李渊对律令格式进行了全面修订，确保其更加严谨合理，从而增强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可操作性。这些改革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行政效率，也为社会提供了更为稳定和公平的法治环境。高祖的这一系列制度建设，也确保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另外，李渊还推出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这些政策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让民众可以安居乐业。与此同时，他还重建了府兵制，这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也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安全保障。这些改革措施，也为唐朝的官职系统、法律制度、军队编制、土地分配，以及税收劳役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高祖的这一系列战略布局和深入彻底的制度改革，不仅实现了天下的统一，还大大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率和秩序，王朝到处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段时期内，唐朝军事实力强大，国家治理上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效能与和谐。文化繁荣、经济兴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辉煌时代——“大唐盛世”的到来。 第2章 贞观之治:唐太宗的辉煌时代 唐朝的建立，离不开李渊长子李建成的贡献，但次子李世民的功绩尤为卓着。众多历史学者一致认为，李渊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略和杰出的领导能力。 在隋末乱世中，李世民以其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屡立奇功，逐渐成为唐军中最耀眼的将领。他的胜利不仅巩固了新兴的唐朝政权，也极大地提升了其个人声望。随着战功赫赫，李世民的名字传遍四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 然而，正是这种不断攀升的声望和影响力，使得他与长兄李建成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两人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继承权的竞争，而李世民的崛起更是加剧了这种潜在的对立。随着时间推移，兄弟间的矛盾逐渐升级，为后来的历史事件埋下了伏笔。 李世民在建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可忽视，他的才能和成就不仅帮助父亲李渊建立了大唐王朝，也为后续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也因此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这段历史成为了唐朝初期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 而在这个过程中，高祖李渊的态度颇显踯躅，并且对李世民有了一定的疑忌，他的这种态度愈使两皇子间的权力争斗趋烈。最终兄弟之间的争斗在武德九年（626 年）六月四日达到了巅峰，当日，李世民于长安城的玄武门设下埋伏，发动了一场针对李建成及其盟友齐王李元吉的政变。这次事件后，李世民迅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高祖李渊被迫立其为太子。两个月后的八月九日，李渊正式禅让帝位，退居幕后当了太上皇，而李世民则顺利的登上了帝位，即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以其开明的思想和深远的政治智慧着称。即位之后，李世民积极与大臣们探讨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鉴于隋朝灭亡的教训，唐太宗深刻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重要性，所以很重视改善民生，并致力于吏治改革，选拔贤能之人担任要职，做到知人善用、虚怀纳谏。 太宗皇帝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并虚心接受批评与建议。在他的统治下，朝廷营造了一个较为开放和包容的政治环境，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促进思想的自由交流。他麾下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其中包括了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着名文臣，以及尉迟敬德、李靖等卓越的武将。这些贤才不仅以其非凡的智慧和能力为唐朝初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是在各自的领域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魏徵以敢于直言着称，成为了唐太宗的一面“镜子”，帮他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错误；房玄龄则以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闻名，是唐太宗最为信赖的助手之一；而李靖和尉迟敬德等人，则在军事上屡建奇功，为唐朝的稳定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些贤才们的贡献，不仅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使得贞观年间出现了着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这一时期的优秀人才汇聚一堂，共同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正是由于太宗李世民能够识人善任，广纳贤才，才使得这些精英们得以各展所长，共同推动了唐朝的繁荣与发展。 在他的治理下，贞观年间，唐朝迎来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稳定、军事强盛的时代，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贞观时期，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据《资治通鉴》中记载，在贞观四年，一斗米仅需要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有二十九人。太宗的政绩总结《贞观政要》，更是成为了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宝典，后世君主皆以其为楷模。 在这个时期，太宗推行了一系列明智的改革，帮助经济复苏和社会更加和谐。他非常重视教育，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愿意听取各种建议，并确保法律公平执行。为了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太宗皇帝设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机制，并详细记录每一位官员的表现，以此作为升迁或惩罚的重要依据。这一制度，不仅激励了官员们积极的履行职责，也确保了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和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通过这种方式，太宗皇帝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还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在政策上，唐太宗推行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策略，提倡节俭，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同时推动文化教育的复兴和完善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在内政上，太宗实施了几项重要的改革，这些措施不仅让国家变得更加繁荣稳定，也为后人树立了好榜样。他推行的均田制，旨在恢复和发展农业。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把无人认领或荒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并以家庭为单位，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土地。这一做法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夯实了社会经济的基础。 其次，太宗帝还引入了租庸调制。这是一种赋税制度，规定农民需要向国家缴纳粮食（租）、提供劳役（庸）或服务（调）。这个制度通过合理的安排资源，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从而实现了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双赢。 第三项重大改革是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中央政府进行了重组，并且形成了三个主要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还有六个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种设置大大的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分散了朝廷官员的权力，防止个别官员专权，增强了朝政运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最后是进一步完善了从隋朝就开始的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员，打破了贵族世袭官职的传统，让有能力的人不管出身如何，都有机会进入政府任职。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官员的整体素质，还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激发了人们的上进心和创造力。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英明的君主，更是一位深切关心百姓疾苦的仁君。他经常派遣官员到地方视察民情，深入了解民众的实际需求与困难，并依据反馈迅速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确保政策能够切实惠及百姓。在这一时期，唐朝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一切得益于唐太宗非凡的领导力和出色的治国才能。作为一位杰出的君主，太宗李世民不仅营造了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还通过一系列开明政策和改革措施，激发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对外关系方面，唐太宗成功地平定了东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等周边势力，并对高丽（即高句丽）和吐蕃采取了有效的军事行动。他对少数民族持平等尊重的态度，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就此实现了“胡越一家”的和谐局面，赢得了四方诸国的尊敬，并被尊称为“天可汗”。 在对外政策方面，太宗皇帝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他采取了积极防御与以战止战相结合的策略，通过灵活巧妙的运用羁縻政策和适时的军事行动，有效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与和平。和高祖一样，他也深知仅仅依靠武力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因此积极的推动羁縻政策，通过设立羁縻州府，赋予周边民族一定的自治权，既尊重了地方特色和传统，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同时，对于那些威胁边境安全的力量，太宗果断的采取了军事行动，从而展现了中央朝廷强大的威慑力，更是确保了国家的安全与尊严。 隋末唐初之际，北方的东突厥汗国势力很强大，屡次南下侵扰，并干涉中原诸势力之间的纷争。唐朝初建，百废待兴，国家亟需稳定与和平。626年，东突厥突然发兵偷袭，率军直抵距长安不远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这一举动直接威胁到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政权。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太宗毫不畏惧，他深知这场对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于是，唐太宗亲自率领高士廉、房玄龄等一众文臣武将，站在渭水河畔。身穿金甲的他显得格外坚定，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决心。 那一刻，阳光洒落在身披金甲，周身散发着威严气息的帝王身上，仿佛一位从天而降的战神。面对突厥军队，太宗的眼神坚定沉着。他的身后是排列整齐、士气高昂的王朝精锐之师，他们手中的武器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准备随时为国家和皇帝而战。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太宗李世民的声音如雷鸣般响彻渭水河畔：“突厥蛮夷，尔等竟敢侵犯我大唐疆土！今日我李世民在此，定要让你们知道我大唐的厉害！” 接着，他又以平和但充满力量的语气补充说道：“突厥可汗，你我今日在此对峙，并非为了厮杀，而是为了和平。我大唐愿与你等和睦相处，但也绝不惧怕战争！” 突厥可汗听后，心中暗自思忖：这唐太宗李世民果然名不虚传，如此的气势，的确令人敬畏。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太宗下令己方军队擂起震天动地的战鼓，突厥军队顿时有些慌乱。太宗皇帝趁机提出了条件： “突厥可汗，你若此刻退兵，我大唐可以既往不咎。否则，我大唐的铁骑定会踏平你的营帐！” 突厥可汗被唐朝皇帝的这股气势震慑，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最终决定了休战，并与唐太宗订立了着名的渭水之盟。这以后，太宗皇帝又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外交策略，包括挑拨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之间的关系，以及突厥与周边各部的关系。这些举措最终导致了东突厥内部的彻底分裂。 627年，东突厥的藩属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各部因为不满颉利可汗的政令及改革，纷纷离去，并改立了薛延陀部为可汗，而突利可汗则选择投降了唐王朝。628年，朔方梁洛仁斩了盘踞在夏州的梁师都，也归降了唐王朝。就此，东突厥遭遇内部分裂和自然灾害，实力大减。 629年，李靖率领骑兵奇袭东突厥，一举攻灭其主力，次年北方各族皆至长安进贡，尊称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635年，李靖又攻占了吐谷浑；657年，苏定方西征攻下了西突厥汗国；641年，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通婚，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唐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通过这些行动，太宗李世民不仅成功解决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还大大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也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朝的繁荣与昌盛，吸引着众多国家前来朝贡，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使得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这种智慧与力量并重的外交策略，不仅成功安抚了四方，也大大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 然而，在唐太宗统治后期，他也逐渐表现出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劳役征发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储君问题上，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长子李承乾虽然被立为太子，但四子李泰深受宠爱，两者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最终，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承乾因涉嫌谋反而被废黜，李泰也一同被废，唐太宗选择了性格更为温和的晋王李治作为继承人，以期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贞观二十三年，随着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的离世，仿佛整个唐朝都被一层淡淡的哀愁所笼罩。这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伟大帝王，不仅为唐朝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以其开明的统治、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政治智慧，赢得了后世无数的赞誉与敬仰。 第3章 高宗时期:盛世下的暗流与变革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下，唐王朝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他的治国方略和实践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显着成效，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树立了一个理想的治国典范。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太宗晚年对四子魏王李泰的偏爱逐渐显现，这引发了太子李承乾与李泰之间激烈的储位争夺战，使得朝政局势变得动荡不安。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密谋起兵逼宫，企图通过武力解决这场争端，但不幸的是，这一计划最终败露，导致他被废黜。 面对储君之位的真空，太宗最初倾向于立魏王李泰为太子。然而，李泰曾直言不讳地表示，若自己登基，将会除掉自己的儿子而传位给晋王李治，以此威胁其弟。这一言论传到了李治耳中，后者遂将此事禀报给父皇。与此同时，废太子李承乾也承认，自己之所以谋反，实因担忧李泰觊觎太子之位。 面对诸子之间的激烈争斗，唐太宗深感痛心与无奈，决定重新审视储君人选。他带着晋王李治来到两仪殿，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重臣面前，太宗情绪激愤，甚至一度欲拔剑自刎以表达内心的痛苦。长孙无忌等人急忙上前劝阻，并谏言立晋王李治为储君，认为这是稳定朝局的最佳选择。 经过深思熟虑，唐太宗最终采纳了众臣的意见，正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此举不仅平息了宫廷内部的纷争，也为唐朝未来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唐太宗作为一位父亲的复杂情感，更展示了他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确保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正式下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经常带李治上朝，让他观看自己处理政务，有时还让他参与议事，并多次称赞他的才能。这样，唐太宗确保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同时也培养了儿子的治国能力。李治深感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重大，他虽然不像兄长那样锋芒毕露，但内心也充满了激情壮志，想要成为像父皇一样的贤明君主。每日，李治都非常虔诚地跟随父皇学习治国之道，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李治以谦逊和勤奋的态度，认真学习父皇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力求在未来能够继承并发扬贞观之治的辉煌。于是，在他不懈的努力下，逐渐赢得了朝臣和百姓们的信任与支持。他的稳重和责任感，也成为了朝野上下对他寄予厚望的基础。然而，朝堂之上暗流涌动。一些老臣见新太子李治性格温和，便企图借此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尽管年轻，李治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和智慧。他表面上像似对这一切懵懂无知，但实则却是在暗中精心布局谋划，悄然培养自己的心腹力量。 有一天早朝，一位大臣提议削减对边疆的物资支持，以此充实国库。面对这一建议，李治挺身而出，言辞恳切地阐述了边疆稳定对于国家安全和繁荣的重要性。他的讲解条理清晰、并情真意切地指出，边疆的安全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任何削弱边防的行为都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 太宗皇帝满意地看着儿子的表现，对他的成熟与睿智赞赏有加。这次应对不仅展现了太子李治的政治智慧，也赢得了朝臣们的尊重与信任。他的坚定立场和深思熟虑的见解，使他这个新太子在朝堂上初步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更为将来顺利地掌握大权奠定了基础。时光匆匆，太子李治在太宗皇帝的悉心教导下逐渐成长为了一位成熟且稳重的储君。他以谦逊和勤奋的态度，不断学习治国之道，力求在未来能够继承并发扬贞观之治的辉煌。 而这时的武媚娘还只是后宫中一位微不足道的才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亲眼目睹了太子李治在朝堂上的英姿，不禁暗自倾慕。那一刻，武媚娘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太子不仅肩负着国家的命运，也将影响无数人的未来，包括她自己。不过当时的她绝没有料到，自己日后竟会成为改写大唐命运的关键人物。此时此刻，一切都在平静的表象下悄然酝酿。武媚娘凭借自己的智慧、魅力和对政治的敏感，在后宫中逐渐崭露头角。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皇帝计划讨伐高句丽，命令李治留守定州。当发兵日期基本确定后，李治显得非常忧虑，整天哭泣，并请求通过快马传递他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以及边境的报告，唐太宗都同意了。这便是用快马奏事的开始。 后来，当太宗皇帝的大军胜利归来时，李治非常关心父亲的健康。据传，当时唐太宗身上长了一个严重的毒疮，李治亲自为他处理伤口，甚至用嘴吸出脓液。他还扶着父亲的车辇，连续多日步行跟随，展现了对父亲深深的孝心和关怀。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去世。临终前，他特别向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托付后事，强调太子李治仁孝，并嘱咐二人要好好的辅佐新君。还安慰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在，你即位后就不用担忧了。” 随着太宗皇帝的驾崩，五天后，太子李治回到京城。六月一日，22岁的李治正式登基为帝，成为高宗。六月十日，刚即位的高宗任命舅父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与褚遂良共同辅政。李治对两人非常尊敬，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因此在他统治初期，国家安定繁荣，呈现出类似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 七月三日，有关部门提议更改一些官职名称以避讳新皇帝的名字，但高宗认为先帝“世民”二字未被避讳，起初不同意。相关部门解释说，按照礼制，先帝两个名字不必全部避讳，而高宗单名则应严格避讳。最终，唐高宗接受了这个意见。 新皇登基带来了朝堂上下一片新气象。高宗李治虽然年轻，却是一位充满雄心壮志的皇帝。即位之初，便广纳贤才，将李积、苏定方、薛仁贵等英勇无畏的将领招致麾下，让他们在边疆战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这些将领不仅为大唐王朝赢得了无数荣耀，还为国家的安全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同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贤臣如智囊团般辅佐新皇，为国家治理出谋划策。他们推行均田制，确保土地分配公平，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通过这些政策，李治不仅巩固了内政，也为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八月，河东发生地震，高宗派遣使者前往慰问灾民，并免除当地三年赋税。 同月，他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积为尚书左仆射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十八日，太宗被安葬在昭陵。九月十二日，高宗加封鄜州刺史、荆王李元景为司徒，前任安州都督、吴王李恪为司空兼梁州刺史。二十四日，追赠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尉，申国公高士廉为司徒，蒋国公屈突通为左仆射，并允许他们在太宗庙庭陪祭。 这段时期，唐朝在新皇的领导下继续保持着稳定和发展。但高宗在位初期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内政上的挑战，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北方的突厥部落依旧虎视眈眈，西方的领土扩张亟待巩固。高宗并未被这些困难所吓倒，相反，他充分利用父亲李世民留下的强大军队和稳固的政治基础，去积极应对朝堂内外的挑战。 面对北方的威胁，高宗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最终使唐朝的边境逐渐稳定了下来。特别是对西突厥的胜利，不仅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至中亚地区，也彰显了其不凡的军事实力和战略眼光。在东方，他与新罗结盟，共同对抗东北的强敌——高句丽和百济。白江口之战成为了东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唐军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这场战役不仅彰显了唐朝的军事实力，也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铺平了道路，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东亚的霸权地位。通过这些辉煌的军事成就，高宗不仅证明了自己的领导能力，也为大唐的繁荣昌盛开辟了新的篇章。就此，李治以其智慧和勇气，成功地应对了内外挑战，巩固了唐朝的国基。 高宗深谙父皇的治国理念，继承并发扬了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励精图治，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唐朝的辉煌。在他的治理下，这时期充满改革与创新的风气。高宗继续推行太宗时期的各项政策，并积极应对新的挑战，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这些努力稳定了政权，也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繁荣与稳定。与此同时，高宗在外交、内政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确保了国家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安宁。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唐高宗依然带领着唐朝走向一个新的盛世，从而也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位合格继承者的实力。这段过渡时期不仅是对唐高宗个人能力的考验，也是唐朝从一个辉煌时代迈向另一个辉煌时代的转折点。 然而，在其父李世民离世不久，高宗李治就把父亲的才人迎回了宫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成为了高宗身边不可或缺的存在。她的地位也愈发稳固，到后来与高宗李治并称“二圣”，共同执掌国政。 登基之初，武则天便已深得高宗的宠信。有一天，高宗因头疼病发作，无法处理诸多朝政事务，便唤来武则天商量。她莲步轻移，眼神中透着聪慧狡黠，轻声细语几句却句句切中要害，提出的几条建议令李治大为赞赏。从此，高宗愈发的倚重武则天了。虽然朝中大臣颇有微词，但高宗仿若不闻。武则天便趁机在朝堂上培养自己的心腹势力。武则天深知李治的性情，常伴君侧之时，既能温柔似水，解其烦忧；又表现的果敢睿智，与之共商国事。于是，唐高宗渐渐习惯了大事小事都要与她商议的习惯。 遗憾的是，高宗李治的身体每况愈下。武则天一面细心照顾着丈夫，一面不动声色地握紧权柄。高宗有时清醒过来，望着身边的武则天，心中充满了矛盾。他怎能不知道她的野心?但又割舍不下对她的那份感情，以及这么多年来与她共同理政的依赖。 最终，高宗在纠结与无奈中英年早逝，而武则天离那至高无上的皇位又近了一步。 唐高宗李治离去后，唐朝的历史仿若陷入了一场风暴。太子李显登基，号唐中宗。但随着唐中宗与武则天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宫廷的宁静瞬间被击碎。在两股势力持续较劲之际，武则天当机立断，率先发难，废黜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改立其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此举不仅昭示着唐朝历史的新转折，也暗示着武则天即将迈向权力的巅峰。 唐高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改革和决策，这些举措对唐朝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贞观二十三年，高宗李治即位之初，皇权实则为其舅父长孙无忌所掌握。面对关陇贵族对朝政的把控，李治内心渐生不满，遂暗中筹谋夺回权力。不久，他便觅得关键盟友，即日后的武则天。那时，身为太宗才人的武媚娘，于太宗驾崩后被迫入感业寺为尼。李治借由某些手段将其重新迎回宫廷，成为他的重要助力。 为削弱关陇世家的权势，李治与武媚娘决意先从宫廷内部入手，提议废黜当时的皇后王氏，而立武媚娘为后。此议引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堂保守派大臣们的强烈抵制。这使高宗深知，必须采取更为果敢的行动。故而在随后的数年里，二人齐心协力，在朝廷中构建起全新的政治联盟，逐步消解了旧势力的影响。 至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高宗已然能够掌控朝堂局势，终成功废黜王皇后，且将包括长孙无忌在内的诸多老臣或罢黜或流放。此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昭示着高宗已然完全掌控了皇权，更为其推行新政扫除了障碍。通过这般努力，高宗得以实行自己的治国理念，巩固了中央集权，也为唐朝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虽然高宗即位之初，处于其父李世民的耀眼光芒笼罩之下，略显黯淡，但凭借自身的智慧与谋略，逐步收回皇权，更借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他的贡献也不可忽视。 第4章 永徽之治:盛世的延续与挑战 年轻的高宗继承了父亲唐太宗留下的庞大帝国，深知责任重大。为了昭示新时期的开始，李治宣布改元为“永徽”，寓意着永恒的光辉，表达了他希望带领大唐走向持续繁荣的决心。“永徽”这个年号不仅承载着他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也体现了新帝对未来的期望与承诺。尽管告别了太宗李世民的时代，但在高宗的领导下，大唐帝国依然稳步向前。这一时期既是对过去成就的延续，也是对未来繁荣的期许，展现了大唐不断前进的生命力。高宗即位之初，由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同辅政，李治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使得“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永徽年间（650-655年）也是高宗统治的早期，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不仅因为社会的安定、政治清明，更因为经济繁荣和文化的蓬勃发展。在施政方面，高宗展现出了对民生的关注。即位之初，他积极听取地方官员的意见，关注民间疾苦，并采取措施禁止京官及外地官员进献猎鹰和马匹等奢侈品，提倡简朴。他遵循太宗时期的法令制度，使得国家在永徽年间呈现出边疆安定、百姓富足的局面，这段时期被赞誉为“永徽之治”，其治理风格继承了贞观之治的优良传统。 在唐太宗和高宗的治理下，唐朝的人口从隋末唐初的动荡中逐渐恢复并增长。据记载，到了652年（永徽三年），全国户数已增至380万户，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段描述经过修改润色，旨在提供一个更加流畅和完整的叙述。 高宗登基之初，展现了一位贤明君主的风范，他积极推行仁政。为了更好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各地官员的治理情况，高宗特意召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朝集使，并诚恳地对他们说：“朕初临大宝，深知治国理政之重。若国家政策有对百姓造成不便之处，你们务必直言不讳，若有未能详尽表达的问题，也应再次上书启奏。”随后他每日邀请十位刺史进入宫中，亲自倾听他们关于民间实际情况的汇报以及地方治理的经验与挑战。 此外，高宗还颁布诏令，禁止京官及地方州府向宫廷进献鹰隼、犬马等奢侈品，以示节俭和关注民生的决心。高宗及其臣子们遵循贞观年间的法令制度进行治理，使得永徽年间呈现出一片繁荣安定的景象：边境安宁，人民富足安康，社会风貌承袭了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期，百姓生活稳定，农业丰收连连，商业活动异常活跃，城市里市场热闹非凡，商铺林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和平稳定的环境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文人们留下了大量动人的作品；绘画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画家们细腻地描绘了自然美景和生活百态；音乐成为了宫廷与民间共赏的艺术形式，出现了不少杰出的音乐家和作品。这些文化成就不仅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650年，即永徽元年的正月六日，唐高宗将他的正妻王氏册立为皇后。紧接着在第七日，他封自己的长子李忠为陈王，并任命他为雍州牧。到了九月，唐将高侃成功捕获了突厥的车鼻可汗，随后唐高宗设立了单于和瀚海两个都护府来管理新征服的地区。 651年，也就是永徽二年的正月，西突厥的贺鲁自封为沙钵略可汗。同年七月，沙钵略可汗率领军队入侵了庭州，对此，唐高宗派梁建方领军进行反击。 653年，永徽四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谋反事件。房遗爱、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薛万彻和柴令武等人密谋拥立荆州王李元景为帝，但计划败露了。结果，在二月三日，房遗爱、薛万彻和柴令武被处决；李元景及两位公主被迫自尽。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被流放到辒州服役，侍中宇文节则被发配到桂州充军。此外，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和蜀王李愔等皇室成员因得罪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有的被处决，有的被贬谪。这次事件后，对唐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主要势力基本都被清除。高宗通过处理房遗爱等人谋反案件，有效地削弱了宗室和勋贵中的反对力量，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皇位。 到了655年（永徽六年），高宗在大臣李积与许敬宗的支持下，废黜了出身士族的皇后王氏，改立武则天为后。这一举措不仅是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也象征着对传统士族政治优势的挑战，进而削弱了这些家族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在维持国内繁荣的同时，唐高宗也十分关注边疆的安全。特别是西北方向的西突厥，其势力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威胁着西域各国和丝绸之路的安全。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路线，不仅是物资交流的大动脉，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但现在却因为西突厥的存在而变得危险重重。 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高宗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因此，在显庆二年（657年），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在边疆展开。这次军事行动旨在对抗西突厥的威胁，保护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这场战役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为了保障东西方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高宗亲自点将，并任命大将苏定方为统帅，率领着精锐部队，兵分两路向西突厥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阴山之战，苏定方犹如战神附体，唐军势如破竹，首战告捷，让西突厥的军队闻风丧胆。紧接着，金牙山再传来捷报，苏定方的军队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流，席卷而来，将西突厥的防线冲得七零八落。 最后，伊丽水（今伊犁河）这场决战，成为了整个战役的高潮。在伊丽水畔，双方的军队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刀光剑影交错，喊杀声震耳欲聋。高宗李治亲自坐镇后方，仿佛是在告诉前方的将士们： “为了大唐的荣耀，为了丝绸之路的安宁，这一战必须打赢！” 最终，苏定方的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彻底的粉碎了西突厥的抵抗。战场上，西突厥军队节节败退，失去了最后的斗志。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在惨败后，如同丧家之犬，企图逃往石国寻求庇护。然而，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副将萧嗣业如影随形，紧紧追踪着阿史那贺鲁的脚步，在这场追逐战中展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无论是崇山峻岭还是广袤无垠的沙漠，都无法阻挡萧嗣业的决心。经过一系列紧张激烈的追捕，他在一处偏远角落终将阿史那贺鲁擒获。这一胜利不仅标志着西突厥势力的彻底覆灭，也为唐朝边境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稳定，彰显了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边疆政策。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境，更为中西文化的交流铺平了道路。 随着西突厥势力的减弱，唐高宗下令设立了蒙池和昆陵两个都护府。这两个都护府成为了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节点。它们不仅维护了当地的秩序，还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贸易，从此，丝绸之路再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中西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仿佛无数奔腾不息的河流，汇聚成一片繁荣昌盛的图景。商队驮着精美的丝绸、精致的瓷器和芬芳的茶叶，穿越浩瀚沙漠，不仅带来了远方的新奇商品，也传递了最新的消息与文化。 与此同时，学者与僧侣们沿着这条古老的商路前行，传播知识与信仰，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深刻对话与交流。这段时期，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的动脉，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它连接起了东西方世界，让遥远的国度得以相互了解、共同进步。通过这条道路，不仅物资得到了流通，更宝贵的是，思想与技术也在不断的交融，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物质交换上，更在于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音乐、艺术、科学乃至哲学思想，都在这条跨越千里的道路上得以交融与发展。蒙池和昆陵都护府的存在，不仅象征着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也标志着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新时代的到来。通过这些努力，高宗皇帝不仅确保了边疆的安全，还为大唐帝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誉，使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到了显庆二年（657年），高宗宣布了洛阳为东都，并采取了移都就食的策略以应对粮食供应的问题。随着辅政大臣们的相继离世，高宗愈发倾向于独断专行，对谏议持排斥态度，这使得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言辞谨慎、不敢逆其意直言进谏的氛围，导致忠诚贤能的大臣们被迫沉默或被边缘化，而那些善于逢迎之人却得以晋升。 这种情形被历史评论为“前贤而后愚”。此外，高宗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工程，增加了百姓的劳役负担，造成了民众普遍的不满与怨声载道，史书描述当时的情景为“万姓厌役，呼嗟满道”，反映出人民对于繁重徭役的深切不满和失望情绪。 自显庆五年（660年）起，唐高宗频繁遭受头晕目眩之苦，健康状况影响了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因此，他逐渐让武皇后参与到国家政事的管理中来。在高宗驾崩之后，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继续执掌朝政，她在唐中宗与唐睿宗时期临朝称制，实际上掌控着朝廷的大权。 至665年（麟德二年）十月，高宗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此活动不仅是一场盛大的宗教仪式，更是一次国际性的展示，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多个周边国家的使节和酋长参与其中，彰显了唐朝当时的强盛与繁荣。 在唐朝历史中，唐高宗李治的统治时期标志着皇权对士族势力的一次重要打击，并且也是唐代文治武功的一个繁荣阶段。高宗在位期间，先后灭了西突厥(657年)、百济(660年)和高句丽(668年)，使唐朝版图达到了最大化。但自咸亨元年(670年)以来，安西四镇、吐谷浑等地区相继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图逐渐衰退；同时兵败新罗，丢失了朝鲜半岛；再加上他听信谗言处决了归降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最终导致了东突厥叛唐独立，建立了后突厥汗国，并且每年都来侵犯唐朝边境。 “永徽之治”体现了唐高宗李治治理国家的能力，同时也展示了唐朝所拥有的潜力和创造力。这一时期的辉煌，证明了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所能达到的高度。 第5章 武周代唐:武则天的时代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武则天的故事尤其引人瞩目。公元690年，当她成功平息了徐敬业的叛乱后，武则天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废黜自己的儿子唐睿宗，亲自登上了皇位，并改国号为“周”，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武周”。这个时刻不仅标志着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称帝的女性，也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成为皇帝之后，武则天将洛阳选定为新的首都，赋予它“神都”的尊贵称号。她封睿宗为皇嗣，以确保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在她的治理下，洛阳迅速崛起，成为政治、文化与艺术的璀璨中心，闪耀于东方大地。 作为一位英明的统治者，武则天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施政方针，共十二条。这些政策旨在鼓励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开支，停止无谓的战争，提拔那些有才能却出身低微的官员，并且开放言路，接纳各方意见。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国家经济得到了显着的发展，人口登记册上的家庭数量从约380万户激增至650万户，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武则天在称“天后”时，即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劝农桑，薄赋役”的政策建议。为确保这一方针的落实，朝廷将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州县官员若能有效开垦田地、使百姓家中有余粮，则会受到奖赏；反之，如因苛政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则会受到惩罚。 掌权后，武则天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延揽农学家编撰《兆人本业记》，并将此书颁发至各州县，作为地方官员指导农业生产的参考。面对均田制开始瓦解和民户逃亡现象增多的情况，她采取了较为宽容的土地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社会稳定。 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取得了显着进步。根据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户口数从380万户增加到了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0.721%，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反映了当时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通过轻徭薄赋与鼓励生产的措施，武则天不仅稳固了政权基础，还为唐朝后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农业政策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 武则天以其驾驭臣子的能力着称，她鼓励人才自荐，并通过殿试和武举等方式选拔和快速晋升官吏，尽管有时会出现人员过多或晋升过快的问题，但对不称职的官员也会立即进行降职处理。她慧眼识才，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官员，如唐休璟、狄仁杰等人，这些官员多为非士族出身，这有助于扩大统治阶层的基础并削弱士族的影响力，从而加强了政权的稳固性。 在武则天的大力支持下，这些杰出人才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共同打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智慧的朝廷。他们不仅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还为帝国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改革措施。通过任用这些贤才，武则天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提高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和广泛性，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治理人才。她的统治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还开创了一个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时代。 此外，在与高宗共同执政期间，武则天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这一措施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导致中唐以后出现了“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局面。特别是安史之乱后，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而获得五品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使得从前士庶之间的严格界限逐渐消失，无论郑姓还是李姓，都难以辨别是旧士族还是新士族。通过这些改革，武则天成功地改变了唐代的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和公平性。 武则天继承了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高度重视州县官员的清正与称职。她经常与宰相讨论刺史、县令的人选，并派遣使者依据“六条”标准巡察州县，严格考核官吏的表现。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员，不论其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而对于清正廉明、正直不阿的臣僚，则给予高度器重和破格提拔。通过严格的吏治整顿和明确的赏罚制度，武则天确保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她不仅严厉打击腐败行为，还积极提拔贤才，这使得她的统治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她的知人善任和果断决策，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种用人机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武则天深刻理解纳谏的重要性，在其提出的谏言十二事中，“广开言路”和“杜绝谗言”占据了重要位置。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她设立了铜匦于朝堂，鼓励百姓上书言事，这一举措极大地拓宽了意见表达的渠道。尽管武则天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在决策时果敢决断，但她对直言敢谏的臣民表现出极大的敬重。她不仅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这些言论有时显得尖锐或冒犯，她也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免予追究责任。因此，在她的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而获罪，直言不讳在朝廷中蔚然成风。这种开放的言论环境使得下情得以顺畅地上达，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则天自参与朝政至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女性地位的措施，这些举措不仅改变了当时的社会习俗，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封禅典礼中的女性角色：麟德三年（666年），在武则天的推动下，女性首次在封禅典礼中担任重要职位。她提出《请亲祭地祗表》，指出祭祀太后时由清一色男性大臣参加的旧制“恐未周备”，主张在祭祀女性先祖时应由皇后主持。这一建议得到了高宗的认可。因此，在封禅泰山时，除了宦官外，禅礼成为纯女性的场面，武则天担任亚献，太宗妃燕氏担任终献，祭祀过世的高祖夫人和太宗夫人。此举大大提升了女性在国家礼仪中的地位。 2. 延长父在为母服丧期：上元元年，武则天提出的十二条建言中包括提议将父在为母服丧期从一年延长至三年。在此之前，根据礼制规定，母死父在时子女服丧期仅一年，而母死父已逝或父死母在时服丧期则为三年。学者认为，延长父在为母服丧期是武则天提高女性地位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尊崇女性的价值。 3. 组建参政女官群体：武则天称帝后，公开征召和选拔“女史”，将其纳入宫廷行政体系中。《司马慎微墓志》记载，载初年间，颍川郡王武载德被敕令征召侍奉皇太后，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参政群体。如司马慎微之妻李氏、殷履直之妻颜氏、韦余庆之妻裴氏、张守让之妻及邓国夫人窦氏等人均成为“女史”，负责草诏制敕。其中，上官婉儿更是深受武则天重用，百官奏折多由其参与决断。尽管大多数参政女官在武则天退位后返回原职，但她们的存在和贡献显着提升了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4. 制定新婚俗——新妇不跪：为了进一步提高女性的地位，武则天改革了中国古代婚礼习俗。传统上，男女新人会在婚礼中同时跪拜。武则天规定举行婚礼时，男方需跪拜而女方无需下跪。宋人高承所撰《事物纪原》记载：“唐武后欲尊妇人，始易今拜。”敦煌壁画中的《婚礼图》也描绘了这一时期新妇不跪的新风俗，体现了武则天对女性尊严的关注与提升。 通过这些政策和行动，武则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性别限制，还为女性争取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权利。她的努力不仅促进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进步，也为后世女性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武则天的改革反映了她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以及她对于性别平等和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 在武则天的推动下，科举制度得到了新发展。首次引入殿试和武举，为有才华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晋升机会。这些考试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士人，特别是关东和江南的学者，他们被称作“北门学士”。这些人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为朝廷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军事方面，武则天重设安西四镇以抵御后突厥的侵扰，并成功平定了东北契丹的“营州之乱”。这些行动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在武则天的统治下，社会文化也有所发展，佛教盛行，佛寺建设频繁，龙门石窟的扩建便是这一时期的象征。因此，后人评价她的统治“承前启后”，既继承了贞观之治的优点，又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艺术领域方面，武周时期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佛教在此时达到了鼎盛，佛寺如繁星般点缀着大地，每一座寺庙不仅是信仰的殿堂，也是艺术与文化的宝库。壁画、雕塑、建筑艺术在这里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后世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上下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诗歌、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也都蓬勃发展了起来，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表现在物质和文化上的成就，还体现在它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一个开放、包容，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时代。武则天对人才的重视，促进了文化的蓬勃发展。 武则天深知她手中的权力来之不易，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控制措施。面对那些胆敢挑战她权威的人，武则天展现了铁腕的一面。如徐敬业等反对派，在她的果断镇压下迅速瓦解，成为了警示他人的前车之鉴。 即便是唐宗室亲王和支持唐朝的大臣和将领们，也未能在这场席卷而来的风暴中幸免。大规模的清洗如同暴风雨般降临，无情地扫除了任何潜在的威胁。武则天还巧妙地利用了告密制度，这一做法，就像是在宫廷中撒下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严密监控着每一个官员的一举一动。 告密成为了一种令人畏惧的力量，使得朝堂上下人人自危，谨慎行事。这一举措不仅强化了她的统治，也有效地遏制了内部的反叛和阴谋。尽管这些手段显得冷酷无情，但它们确实在短期内巩固了武则天的权力基础，确保了她的统治不受挑战。她在维护自身权威的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政治家为实现国家稳定所必需的决心与手腕。 武则天甚至推广了酷吏制度，扶持了如武三思和上官婉儿这样的亲信，使他们成为了她手中最锋利的剑。这些亲信在她的授意下，执行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巩固了她的统治基础。然而，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她的权力，却也在朝堂上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并且成为了后世批评她的焦点。 晚年，在狄仁杰的建议下，她重新确立了李显为太子，睿宗李旦则被封为了相王。这个决策也为后来唐朝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705年，当武则天因病体弱时，一场政变悄然在酝酿着。宰相张柬之与将军李多祚等人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果断诛杀了女皇的男宠张易之兄弟，并迫使武则天退位。随后，中宗李显再次登基，唐朝得以复辟还朝，历史上称为“神龙革命”。 然而，由于中宗李显缺乏政治经验，他的统治充满了不确定性。加上受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以及武氏家族成员的影响，许多有功之臣如张柬之等遭到流放或迫害。 朝廷内部权力斗争不断，局势动荡不安。韦氏和安乐公主野心勃勃，意图复制武则天的道路，掌握最高权力。她们联手企图迫使太子李重俊发动兵变，但最终均告失败，太子不幸被害。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更揭示了宫廷斗争的残酷与险恶。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害了中宗李显，并拥立温王李重茂（即殇帝）为帝，企图进一步加害相王唐睿宗。 但这个时候，局势却发生了逆转。 相王的儿子李隆基在其姑母太平公主的帮助下，发起了“唐隆之变”。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政变中，李隆基成功消灭了韦氏和武氏的势力，并拥立唐睿宗复辟为帝，就此恢复了唐朝的正统统治。 唐睿宗复位之后，立即让儿子李隆基当了太子，并同意让妹妹太平公主参与政事。这一决定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但也就此埋下了权力斗争的种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两人的权力之争也愈发激烈。随后，唐睿宗决定退位，李隆基顺利继位，成为唐玄宗。新皇帝登基后，凭借果断的政治手腕和出色的领导能力，迅速赢得了朝廷和民间的尊敬。 不久，唐玄宗察觉到太平公主及其支持者可能构成的威胁，并指控他们计划发动羽林军兵变。面对这一潜在危机，玄宗迅速采取行动，及时发兵控制了局面，逮捕了太平公主及其追随者，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唐玄宗李隆基的这些果断举措，不仅结束了自武则天以来长期存在的女性主政局面，也巩固了他的皇权。这些行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通过清除内乱和潜在威胁，唐玄宗为大唐带来了新的稳定与繁荣，开启了开元盛世的局面。 第6章 开元之治:唐玄宗的治国之道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时，正值朝廷内外政治腐败、皇后与公主频繁干预政事的动荡时期。712年，随着睿宗禅位，李隆基正式成为大唐的新君主。面对复杂的局面，年轻的皇帝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和坚定的决心。即位后的第二年，玄宗果断地发动了先天政变，这一行动成功地削弱了太平公主的影响力。此举不仅终结了自武则天以来女性干政的历史，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央权威得以重新确立，朝局逐渐恢复稳定。 为了整顿国家事务，唐玄宗启动了一系列深远影响的改革措施。他广纳贤才，任命了姚崇、宋璟等一批既熟悉官场又才华横溢的人士为宰相。在他们的辅佐之下，玄宗致力于精简臃肿的官僚体系，裁撤不必要的官员职位，简化租税制度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并通过括户政策有效解决了土地兼并造成的逃户问题。 这些举措显着提高了朝廷的运作效率，增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玄宗的统治因此被誉为“开元盛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繁荣昌盛、文化灿烂的美好时光。他的改革和领导能力，使得唐朝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此外，他还进行了军事制度改革，由府兵制转为募兵制，并振兴马政；对地方行政区域进行权力下放；提高贡举官员的地位以确保选拔过程的公正性；修订法律，颁布《大唐开元礼》；设立常平仓调节贫富差距；创建劝农社促进农业生产；大力开展水利建设，在边境地区广泛实施屯田；并在长安和洛阳设立了集贤院，集中学者整理和抄写经史子集达九万余卷。这些举措使得唐朝社会秩序井然、经济繁荣，成为一个国力强盛、文化灿烂的帝国，吸引了周边国家前来学习交流。 唐玄宗的统治时期通常被分为了两个主要阶段：开元和天宝。开元年间，朝廷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清明，朝政运作也很高效，为唐王朝带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面对前朝武则天和韦后政治混乱与权力斗争所带来的深刻教训，玄宗皇帝决心吸取这些负面例子作为警示，并深刻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前朝的覆辙，强调以史为鉴。 即位之后，玄宗以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为榜样，致力于恢复和发扬那一时期的政治理想：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他认真学习贞观时期的成功经验，希望在自己的统治下重现这些优点，打造一个公正、稳定且繁荣的社会环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唐玄宗着力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支持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希望能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他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确保政策能真正帮助到每个人，以此推动国家的发展。在他的领导下，大唐再次迎来了繁荣昌盛的局面。玄宗深知选拔和任用贤能之士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为了打造一个公正、透明且高效的朝廷行政体系，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精简朝廷机构，裁撤冗余职位，确保政策能够迅速有效地传达和执行；同时，简化行政程序，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以提高行政效率并减轻民众负担。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运作效能，也让百姓的生活更加轻松，促进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另外，唐玄宗还推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确保有能力的人不论出身背景怎样，都能获得提拔。他也很重视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并通过科举制度挑选真正有才能的人进入朝廷，以保证国家机器的高效运作。玄宗的统治初期，他先后任用了姚崇、宋璟、卢怀慎、张九龄和韩休等贤能之士，并积极听取谏言，虚心接纳好的建议。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不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营造出了一个更加公平和开放的政治环境，使有才华的人都能有机会为国家效力。例如，他采纳了张九龄的建议，实施了一项重要的人事改革：将京官中有能力的人员外调为都督刺史，以锻炼他们的行政管理能力；同时又将有作为的地方官员升迁至朝廷任职。这一举措不仅增进了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了解和信任，还裁减了武周和唐中宗时期设置的冗余员外官职，既精简了机构，节省了开支，又大大的提升了行政办事效率。 唐玄宗在位期间，要求朝廷官员严格公正的执行法律法规，即便皇亲国戚犯法，也要依法处理。这种不畏权贵、公正执法的态度，帮助他稳定了社会秩序，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通过这些措施，玄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还为国家的长期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唐玄宗还颁布了一系列政治政策制度鼓励农业生产，希望通过稳定的农业产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农业政策方面，加强执行均田制，严厉打击土豪劣绅，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同时，他很重视水利建设，通过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以此来提升农业生产力。这些政策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也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唐朝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特别是他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让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专注于农业生产，从而不给他们带来过重的压力。这项政策既促进了农业发展，也减轻了普通民众的负担，极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劳役和过度使用民力。另外，简化税制使得税收更加公平合理，通过这些措施，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因此变得更加繁荣。 而检田括户运动政策，则纠正了豪强隐瞒土地和人口逃避税收的现象，使税负分配更加的公正。通过鼓励农业生产，扩大屯田范围，提高粮食产量策略，既解决了军粮问题，降低了粮食价格，也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严厉打击豪强兼并土地，增加国家直接控制的可耕地面积，并分给农民耕种，这样做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压力。这些措施促进了唐朝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打下基础。 通过一系列明智的政策和果断的行动，唐玄宗成功构建了一个高效廉洁的朝廷行政体系，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合作。通过严格执行法律，维护社会正义，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升国家经济实力这些举措，不仅为开元盛世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也成为了后世治理国家的重要参考。 唐朝初期，佛教虽未被禁止，但其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制约，尤其是对道教的支持，限制了佛教成为主导宗教。然而，在武则天统治期间，为了削弱李姓皇室的影响，她对佛教采取了宽容政策，促进了佛教的迅速扩张。这一时期，几乎每个州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兼并土地，还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量的增加导致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口大大减少，影响了国家的财政。 针对这种情况，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僧人和尼姑的数量，约有12,000名僧尼被迫还俗。他还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佛教的发展，比如，禁止建造新的寺庙、铸造佛像和抄写佛经，并限制官员与僧尼之间的交往。这些政策有效地打击了佛教的过度膨胀，减轻了其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影响。通过这些举措，玄宗试图恢复和保持国家对宗教活动的控制，确保宗教不会过度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唐玄宗非常重视文化和艺术，认为它们是国家繁荣的重要标志。他积极鼓励诗歌、音乐、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并支持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在他的支持下，许多学者和艺术家聚集到朝廷，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繁荣，也让这一时期成为了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些措施不仅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使得文化艺术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位期间，他不仅注重内政上的治理，同时也对边疆防御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当时，由于均田制的瓦解，导致农民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府兵制下的兵源，使得军队战斗力下降，难以抵御外敌如突厥的侵扰。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采纳了宰相张说的建议，推行了兵制改革，建立了雇佣兵制度。这次改革首先从关内招募了十二万军士作为卫士，称为“长从宿卫”或“长征健儿”。这些雇佣兵不再需像府兵那样轮番到边境守卫，从而减轻了士兵的负担，同时也提高了训练的集中性和效率，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步将这一雇佣兵制度推广至全国。新的兵制取消了各地士兵轮流到边境服役的传统做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兵源问题，并为建立一支更为专业和高效的军队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些措施，唐玄宗不仅巩固了边疆的安全，也为唐朝的繁荣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障。 玄宗早期的统治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不仅带动了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也为唐王朝的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的努力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和令人难忘的阶段。这些改革措施也让唐朝进入了第二个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之为的“开元之治”。这个时期，人口显着增长，物产丰富。不仅中原、江淮地区和成都平原经济繁荣，就连人口较少的陇右和河西地区也逐渐兴旺起来。 在“开元之治”期间，大唐王朝迎来了繁荣的顶峰。长安城作为这个时代的象征，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展现出一幅繁忙而热闹的生活图景。社会稳定和谐，人民生活富足安康，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兴盛的景象。在这一时期，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农民们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贸易往来频繁，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昌盛。玄宗皇帝的改革不只是恢复了国家的经济基础，还为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定与繁荣。而“开元盛世”，不仅是经济上的丰收，更是文化和社会的全面繁荣，成为后世传颂的美好时代。 在开元盛世，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文人墨客以笔为剑，挥洒才情，留下无数动人心弦的篇章；音乐蓬勃发展，宫廷与民间皆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之中，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广泛传播；绘画艺术也迎来了春天，画家们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山川美景与人间百态，留下了众多传世佳作。通过支持和推广这些文化艺术形式，唐玄宗不仅提升了国民的文化素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是物质的丰收，更是文化的璀璨绽放，使得开元盛世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 在外交方面，玄宗收复了辽西营州及河西九曲等地，重新确立了对契丹、奚、室韦、靺鞨等北方民族政权的优势，并在西域击败或降服了多个政权，包括突骑施和后突厥，同时也扶持回鹘对抗后者。这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国际地位。在唐玄宗的统治之下，唐朝通过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构建了一个促进国家繁荣和国际地位提升的新治理模式。这一时期，唐朝不仅在东亚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还因其强大的军事、丰富的文化，以及开放包容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 第7章 天宝危机:由盛转衰的开始 尽管“开元盛世”初期为唐朝带来了显着的繁荣与稳定，但到了天宝年间（742-756年），长期的和平使得唐玄宗李隆基逐渐失去了早期治理国家的热情，转而追求奢华和享受个人生活。特别是自745年杨玉环被纳为贵妃之后，玄宗愈发沉醉于宫廷享乐之中，对国事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此时，朝廷内部权力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出现了像李林甫这样的强势宰相。李林甫不仅善于处理政务，维持了朝政的高效运作，还通过一系列手段排除异己，打压任何可能威胁其地位的竞争者，进一步集中了自己的权力。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为后来的政治风波埋下了隐患。 尽管天宝年间（742-756年）的政治风气逐渐趋向奢靡，这一时期的经济却依然维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根据历史记录，直至天宝十二载（753年），从长安向西绵延超过万里的广袤土地上，依旧呈现出一片人烟稠密、农业繁荣的景象。到了天宝十四载（755年），全国统计的户数达到了900多万户，人口约5200万，这是唐朝历史上官方记录的人口峰值，不仅彰显了社会经济的蓬勃活力，也见证了帝国在这一时期所达到的空前规模。 然而，在这表面的繁荣之下，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唐玄宗李隆基此时已深陷于音乐、美酒与歌舞升平的宫廷生活，对国家大事的关注日益减少。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政策执行力度减弱，这些都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虽然天宝时期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但其政治治理的松懈和潜在的社会问题，预示着大唐盛世的黄金时代正悄然走向转折点。 唐玄宗李隆基还做了一件挑战当时传统伦理观念的事件：他将原本是自己儿媳的杨玉环迎入宫中，并对她宠爱有加。杨玉环的存在及其与唐玄宗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后世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灵感来源，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多个方面。 随着唐玄宗对享乐生活的沉迷加深，朝廷的运作也逐渐变得无序。他还轻信身边人的谗言，解除了贤能宰相张九龄的职务，转而重用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但这两位新任宰相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力与利益，而非国家的长远发展，由此进一步加剧了政治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下降。 这样的转变，不仅动摇了唐朝的政治基础，也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内部问题逐渐的显现出来，最终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李林甫表面上给人以和蔼可亲的印象，仿佛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实际上却是一个心机深沉、手段老辣的家伙。他犹如一条隐匿于暗处的毒蛇，时刻准备对手发起致命一击。他还善于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朝廷内外压制不同的声音，尤其针对那些可能威胁到其地位的贤能之士，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压措施。为了巩固自身权势，李林甫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精心谋划的政治策略犹如天罗地网，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仅擅长排除异己，更精通于在表面营造出一种和谐稳定的幻象，使潜在的反对力量如一盘散沙，难以汇聚成可与之抗衡的有效势力。如此一来，李林甫得以成功压制不同声音，稳坐执政宝座。尽管李林甫的执政手段在历史上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治理下，唐朝一度保持了表面的稳定。然而，这种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实则暗流涌动，李林甫的政策选择虽在短期内巩固了政权，却也为唐朝后期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影响深远。李林甫的统治风格和他对权力的强烈追求，为后世敲响了警钟：那些短期内看似有效的权力维护策略，实际上可能在长远的历史进程中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这些也成为了后世政治家们思考权力平衡与治理艺术的重要借鉴，警示着人们在追求权力时必须谨慎权衡，不要被短期利益所蒙蔽，而忽视了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李林甫推行了一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即大量任命缺乏汉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边疆的重要职务。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出将入相”晋升路径，赋予了这些外族将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且深刻改变了唐朝的军事结构与边防格局。在这种政策下，唐朝开始重用如高仙芝、哥舒翰和安禄山等外族将领来镇守边关。起初，这些将领确实在边境防御中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但随着他们逐渐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和自主性之后，最终成为了动摇大唐政权稳定的关键因素。李林甫的这项决策，虽然在短期内看似巩固了边疆的安全，但从长远来看，却为唐朝埋下了不安定的种子，从而也揭示了当时这一决策的短视与风险。 与此同时，宫廷中的宦官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其中高力士尤为突出，他几乎成为了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高力士凭借着皇帝对他的宠信，权势一天天增大，几乎无人能及。这些宦官们利用皇帝的信任，肆意干预朝政，结党营私，导致了朝廷内部混乱不堪，政治环境也日益恶化。 在军事方面，唐朝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传统的府兵制度已经难以维持，最终逐渐瓦解。为了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招募志愿士兵来补充军队。尽管禁军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战斗力却没有显着的提升，新招募的士兵训练和纪律都不如从前的府兵，使得军队的整体实力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繁荣的帝国不仅在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内耗，在军事上也即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是唐玄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享乐世界中，并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一点准备。 为了有效管理广阔的边疆地区，唐玄宗在公元722年决定设立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最初，这些节度使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的军事防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手中的权力逐渐扩大，不仅掌握了军队指挥权，还开始管理起了地方的民政和财政事务。于是，节度使们的权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拥兵自重，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变得难以控制，如同脱缰的野马。这些节度使的崛起，就此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成为了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隐患。他们各自为政，有时甚至不听从朝廷的命令，这不仅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也为后来的动荡埋下了种子。唐玄宗当初设立节度使的初衷是为了加强边防，但他也未曾料到，这一举措最终竟然会演变成了威胁帝国稳定的因素之一。 在对外事务上，他非常重视面子和国家的威望。这种心态也影响到了镇守边疆的将领们，他们常常为了追求个人荣誉和功绩，主动发起对外战争。这些将领希望通过立下显赫战功来获得朝廷的认可、封赏和晋升。当时，唐朝正与吐蕃以及黑衣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激烈争夺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控制权。这些地区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关键通道。因此，边疆将领们积极参与这些对抗，希望通过每一次的胜利为自己的仕途增添光彩。 然而，这种为了个人荣耀而发动战争的做法，虽然有时确实带来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也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冲突和资源浪费。长期来看，这对唐朝的整体稳定和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是这一系列冲突中最关键也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决定胜负。这场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对抗，更是一次对唐朝未来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在激烈的战斗中，唐朝的大将高仙芝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奋勇作战。他手持长枪，勇敢地冲在前线，仿佛一位无畏的战神。 战场上喊杀声震耳欲聋，箭矢如雨般落下，但高仙芝依然坚定果敢的向前冲，毫不退缩。尽管高仙芝和他的军队拼尽了全力，但他们最终还是难以抵挡阿拔斯王朝与石国联军的强大攻势。敌军突破了唐军的防线，许多士兵都倒在了战场上，高仙芝也受了重伤。在一片混乱之中，他的部下设法将他救了出来，并逃离了战场。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对高仙芝个人是一次沉重打击，也标志着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它预示着唐朝对外扩张的势头将逐渐放缓，并为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经过怛罗斯战役的惨败，高仙芝不仅失去了在中亚原本拥有的重要地位，也让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大打折扣。因此，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深知由于自己的失败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 就在唐朝在中亚的局势陷入困境之时，国内突然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安史之乱。这场内乱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席卷全国，使得大唐王朝陷入了混乱与动荡之中。众多的城市被洗劫，百姓流离失所，战火和废墟遍布各地。高仙芝在病床上听到这一消息，心情更加沉重。他知道，此时的唐朝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己必须为国家尽一份力。于是，他不顾尚未痊愈的伤势，决定带领剩余的军队回国平叛。在回国的路上，高仙芝和他的士兵们遇到了重重困难。他们不仅要应对叛军的袭击，还要克服恶劣天气和艰难地形。但高仙芝并没有退缩，依然坚持带领着队伍前行，最终成功回到了唐朝。回到国内后，高仙芝立即投身于平叛的战斗中。他利用自己的军事经验，制定了有效的战略，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在他的领导下，唐朝军队逐渐占据了上风，叛乱也逐步得到了控制。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高仙芝终于帮助平定了安史之乱，恢复了国家的和平。他的英勇行为被人们传颂，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位英雄。 开元盛世中的一些事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国家繁荣昌盛，长安城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成为了梦想与机遇的象征。这座古老的城市，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纷纷涌向这里，渴望在这座汇聚财富与智慧的都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有人带着对长安的美好幻想，踏上了充满挑战的寻梦之旅。尽管路途遥远且布满艰辛，但心中那盏名为“梦想”的灯塔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到达长安后，他们从最底层的帮工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本，最终开设了自己的店铺，生意兴隆，生活也逐渐变得充实而富足。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西域商人，他们携带着珍贵的香料和精美的丝绸，这些商品深受大唐民众的喜爱，使他们的商业帝国不断扩展，并最终选择在此定居，成为受人尊敬的成功商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无数追梦人汇聚到长安，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唐玄宗执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深刻影响朝政和社会发展的改革。他敏锐地意识到，武则天及唐中宗时期的官僚体系臃肿，官员数量过多，许多职位形同虚设，不仅没有实际贡献，反而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于是，唐玄宗着手精简机构，确保留任者皆为有能之士，从而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这就好比将一辆由过多马匹拖拉的大车简化为仅由几匹强壮的骏马拉动，使得车辆行驶更加顺畅高效，宛如一阵清风般快速前进。通过这样的改革，唐玄宗不仅提升了行政效能，还节省了大量财政开支，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均田制的推行，更是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积极性。当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时，那种踏实的感觉无法言表。农民们早出晚归，不辞辛劳地耕作，心中燃烧着对丰收的渴望。随着时光流逝，粮食产量逐年攀升，年年都有丰收的好景象。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均田制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更为国家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外，朝廷大力投资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将原本荒芜干旱的土地转化为肥沃的良田，新增耕地源源不断地产出丰富的粮食作物，进一步充实了国家粮仓。而在边疆地区，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得到了显着缓和，贸易往来频繁，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吐蕃的健壮牦牛驮载着货物穿越崇山峻岭抵达长安；东突厥的骏马如疾风般驰骋在中原大地，连接起了东西方的文化纽带。 身处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百姓们既能享受自家种植的丰富物产，又能体验到来自远方的新奇商品和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幸福美满。开元盛世无疑是大唐最为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它不仅代表了唐朝的巅峰，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遐想和宝贵的遗产。苏瑾是一名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有一天，他听闻宫里就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而且各国使节到时候也会出席。苏瑾心想，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详细记录一些开元时期的辉煌景象。 当夜幕降临时，宴会开始了。宫殿内灯火通明，舞女们身着华丽的服饰翩翩起舞。苏瑾穿梭于人群之中，用他的眼睛和心灵捕捉着每一个值得纪念的瞬间。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来自遥远西域的使者献上了一件稀奇古怪的宝物，据说这件宝物能够预测国家的命运。玄宗皇帝对此感到非常好奇，便命令人当场测试宝物的功能。宝物开始发出闪烁不定的光芒，现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景象震惊了。但苏瑾心中却涌起了疑虑。他决定私下调查一下这个神秘的宝物。 经过一番仔细的探查，苏瑾发现，原来这是有人心怀不轨，在背后操纵着宝物，意图制造混乱，动摇人心。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苏瑾急忙去求见唐玄宗，并向他汇报了真相。得知实情之后，唐玄宗非常愤怒，并立即采取了行动，严惩了那些图谋不轨的人。这次事件也让苏瑾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盛世之下也需要时刻保持警觉，防范那些企图破坏和谐的小人们。 从那以后，苏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手中的笔应该忠实记录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包括它的光辉与暗影，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确保后世能了解真正的开元之治。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后来进入天宝年间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开元时期的成就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值得纪念的辉煌篇章。 第8章 安史之乱:唐朝命运的转折点 唐朝在其鼎盛时期，经历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高宗的“永徽之治”，以及武则天统治下的繁荣。至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将唐朝推向了经济与文化的黄金时代。尤其在唐玄宗统治的天宝年间（742-756年），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文化蓬勃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段辉煌篇章。然而，一场对唐朝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内乱——安史之乱，却改变了这一切。 从公元755年末持续至763年初的这场叛乱，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这场叛乱由唐玄宗极为信任的边疆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起，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职位，负责防御唐朝北部边境的重要区域。他的崛起不仅依赖于个人的才能，也得益于唐玄宗赋予的高度自治权，使得他在地方上积累了巨大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力，几乎成为一方诸侯。 随着安禄山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与中央朝廷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尤其是与丞相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杨国忠作为朝中重臣，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并限制安禄山的权力，与后者形成了复杂的对立关系。两人表面上维持着礼节性的往来，实际上却是暗潮涌动，彼此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这种紧张局势最终在755年11月达到了顶点。 这一天，寒冷的北风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大动荡。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举起了反旗，标志着安史之乱的正式爆发。这场叛乱不仅是军事冲突的结果，更是当时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分配以及个人野心交织作用下的产物。它揭示了中央集权制度下潜在的危机，并为后来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 而此时的朝廷上下，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虽然朝廷迅速调动了郭子仪从朔方带兵前往河北，并命令高仙芝率领大军出潼关迎战叛军。然而，这场战争的残酷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朝廷的预期。仅仅一个月后，封常清和高仙芝两位将领就在战场上遭遇了重大挫折，相继战败。不久后，繁华的东都洛阳也落入了叛军的手中，唐军只好退守潼关。 更加糟糕的是，封常清和高仙芝两位重要将领，由于战事不利及朝中政敌的谗言陷害，最终被唐玄宗下令处死。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更让王朝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安史之乱初期，唐玄宗对叛军的威胁严重低估，导致朝廷应对策略出现重大失误。封常清最初试图用少量兵力阻止叛军前进，但很快便遭遇失败。意识到敌人实力强大后，他建议采取防御姿态并撤退以保护潼关这一战略要地。然而，由于战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加上杨国忠的煽动，唐玄宗误以为封常清怯战，于是在公元756年初将其召回长安并下令处死。 与此同时，高仙芝奉命率军出潼关迎击叛军，但由于情报错误和战术失策，他的军队也遭遇了失败。在退守潼关的过程中，高仙芝同样因战败的责任问题被指责，并与封常清一同被唐玄宗下令处决。这两位将领的相继失利不仅削弱了唐朝对抗叛军的力量，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政治动荡，影响了后续的战略部署。 在这危急时刻，老将哥舒翰临危受命，承担起了坚守潼关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河北地区的常山太守颜杲卿也举起义旗对抗叛军，尽管他在次年正月被叛将史思明击败，但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忠诚之士继续抵抗的步伐。很快，关东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也被叛军占领，局势看起来越来越严峻。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希望依然存在。 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位将领并没有被眼前的不利困境吓倒。他们在河北地区集结了部队，在恒州会师，准备与叛军进行一场关键的对决。这场战斗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战斗开始后，战场上硝烟四起，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每一场搏斗都非常艰苦，但郭子仪和李光弼带领着士兵们坚定地迎战。他们以勇气和决心，努力扭转局势，为平定叛乱带来了希望。郭子仪和李光弼最终带领着唐军成功击败了史思明，使得叛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 这次胜利暂时稳住了局势，也让朝廷更有信心和勇气去反击叛乱。但未来的挑战依然很大。安史之乱才刚刚开始，随着战争的发展，它不仅考验的是军队的力量，更考验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随着安禄山的叛乱迅速蔓延，唐玄宗和杨国忠心中充满了焦虑，他们都迫切希望尽快平息这场动摇国家根基的叛乱。于是，在六月的一个清晨，哥舒翰收到了来自京城的紧急命令，要求他立即出兵迎战叛军。 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虽然对此心存疑虑，但也不得不遵从君命。最终，他带领着八万精锐部队，向灵宝西原进发。灵宝西原，这片曾经宁静的土地，如今却成为了决定大唐帝国命运的战场。 哥舒翰的军队与叛军将领崔乾佑的部队在此狭路相逢。战斗一开始便打的异常激烈，双方士兵你来我往，血流成河。然而，官军们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了不祥的阴影之下。 经过了一天的拼杀战斗，哥舒翰的军队遭遇了惨不忍睹的大败，死者多达十六七万人，鲜血染红了大地。老将哥舒翰无奈之下，只得退守潼关，试图重新组织防线。但命运似乎对这位老将格外的残酷，他的部下火拔归仁带着数十骑突然反叛，将哥舒翰擒获献给了叛军。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潼关迅速失守，消息传到京都长安，立刻引发了全城的恐慌。李隆基，这位曾经辉煌一时的帝王，此刻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为了保住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他不得不带着家眷和少数亲信，匆忙离开京城，向蜀地成都逃亡。这一幕令沿途的百姓感到震惊与不安，而宫廷中的奢华与安宁也成为了遥远的记忆。 在逃亡的路上，马嵬驿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士兵们因为战争失利和生活的困苦，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他们认为杨国忠和杨贵妃是导致这场祸乱的主要责任人，强烈要求处死两人以平民愤。面对士兵们的坚决态度，唐玄宗在帐篷内感到极度痛苦和无奈。他知道此时已别无选择。最终，在泪水中，唐玄宗下令处死了杨国忠，并赐死了深爱的杨贵妃。杨玉环传奇而悲剧的一生就此结束。 与此同时，太子李亨肩负起了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使命。根据父皇李隆基的指示，他前往西北的灵武，着手招募士兵，筹备力量以期收复失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年轻的太子李亨能否成功完成这一重任，不仅考验着他的领导能力和决心，也将对未来局势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安禄山占领长安后，自立为帝，建立了自己的燕国，这一举动标志着唐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安禄山的称帝不仅是对唐朝权威的公然挑战，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混乱时期的开始。他的这一行为迅速改变了政治格局，使得原本已经不稳定的局势更加复杂。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公元756年7月，太子李亨抵达灵武，并在宦官李辅国等人的支持下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这一关键时刻的决策不仅稳定了朝廷内部的人心，也为未来的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远在成都的唐玄宗则被尊为太上皇，悄然退居幕后。此时，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乱正式拉开序幕，无数人的命运因此改变，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段令人深刻的记忆。 第9章 藩镇割据:中央权威的衰退 唐肃宗即位后迅速做出决定，任命自己的儿子李俶（后来的唐代宗）统领各路将领，并让足智多谋的李泌担任军师进行辅佐。为了增强实力，唐肃宗还派遣了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求援兵。这一系列决策显示了新帝的决心和智慧，也预示着一场激烈的反攻即将展开。 正当唐将房琯试图反攻长安却不幸失败，局势变得异常危急之时，叛军内部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公元757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在权力斗争中弑父夺位，就此引发了叛军内部一场惊天动地的内讧。史思明见状不妙，迅速撤回范阳，牢牢地掌握住了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 这一变故不仅削弱了叛军的力量，为唐军提供了喘息之机。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军队火速赶回灵武，并与回纥军队联手，终于在年底成功收复了长安。可惜的是，叛军早一步攻克了江淮地区的重镇睢阳，英勇的张巡和许远两位将领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不过郭子仪竟然攻下了洛阳，此举成功牵制住了叛军，也为后续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公元758年，九位节度使联手合围邺城，希望能一举消灭史思明。然而，朝廷的计划不幸被内部人员泄露，也让史思明提前有所准备。次年三月，他率军南下，攻势猛烈，最终击溃了唐军。这场战役被称为邺城之战。这次的失败不仅让朝廷的计划功亏一篑，也暴露出内部泄密对战局的严重影响。 史思明的反击如猛虎下山，给唐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恰在这个时候，郭子仪因遭到鱼朝恩的谗言陷害，被迫返回了长安。史思明则趁机杀掉了安庆绪，并收编了他的部队，自立为帝，定都范阳。随着李光弼反攻洛阳再次失败，局势变得非常严峻。761年，史思明在胜利之后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命运——竟然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除掉了，叛军内部顿时分崩离析。 762年，随着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的先后离世，太子李豫（原名李俶）登上了皇位，成为唐代宗。即位以后，唐代宗快速采取行动，派遣儿子李适统领各路将领，仆固怀恩担任副将，带领唐军与回纥军队共同讨伐叛军，大军顺利攻克了洛阳。史朝义见大势已去，落荒向北逃往范阳。仆固怀恩穷追不舍，河北的叛将李怀仙这时审时度势，立刻投降了唐军，并一同追击史朝义。隔年正月，走投无路下的史朝义，在石头（今河北唐山东北）选择了自缢，最终，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动乱才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朝社会内部多种矛盾激化的结果，这些矛盾在唐玄宗统治后期逐渐积累并最终爆发。尽管开元年间经济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一时期的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均田制逐步瓦解，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与此同时，政治腐败和权力斗争也日益尖锐，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奸臣掌控朝廷，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加剧了政治环境的恶化。 开元盛世后期，国家长期太平无事，唐玄宗逐渐失去了进取心。改元天宝后，政治日益腐败。唐玄宗沉迷于享乐，特别宠爱杨贵妃，甚至允许安禄山拜杨贵妃为母以求自保和升迁。原本提倡节俭的他变得挥霍无度，曾将一年各地的贡品全部赏赐给李林甫。唐玄宗还将国政先后交给李林甫和杨国忠管理。李林甫任宰相期间，凭借玄宗的信任专权达十九年，堵塞言路，排斥贤能。杨国忠继任后，因杨贵妃的宠幸而掌权，专注于搜刮民财，导致朝政混乱，国力衰弱，最终让安禄山找到了叛乱的机会。 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边疆节度使权力膨胀的问题，构成了安史之乱的重要背景。随着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边疆节度使获得了更大的军事自主权，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安禄山作为胡人将领，掌握了东北三镇的强大兵力，并在唐玄宗的高度信任下积累了叛乱的实力与野心。李林甫建议任用胡人为节度使并允许他们扩军自重，而唐玄宗对忠臣如王忠嗣的疏远，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安史之乱本质上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间的激烈冲突。这场长达八年的内战不仅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它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助长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势，还导致中央资源枯竭，国家实力锐减。动乱之后，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传统的租庸调制难以维系，这一切都为后续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随着大唐王朝步入中后期，中央权威逐渐黯淡，地方节度使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藩镇不仅掌控了各地的军事大权，还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央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深刻影响了大唐王朝的命运。于是，曾经辉煌的唐朝中央政府，在内部权力斗争、政策失误以及连年战争的消耗之下，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此刻的唐王朝如同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巨轮，尽管外表看上去依旧宏伟，但内部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唐王室为了能够尽快的平息战火，稳定局势，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将那些已经投降的安史叛军将领们就地封为节度使，并加以安抚。然而，为了防止这些降将再度反叛，朝廷又不得不在各地广泛设置节度使，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制衡他们的力量。但事与愿违，节度使们不仅掌握着当地的军事大权，还兼管着政治和经济事务，权力极度膨胀。地方节度使们抓住了机会，迅速崛起。他们原本是边疆抵御外敌的将领们，但在长期驻扎过程中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通过掌控当地资源和税收，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755年发动的安史之乱，就是由他揭开了藩镇割据的序幕。 藩镇不仅拥有强大的军队，还通过控制商贸路线和农业产区积累了巨额财富，实现了财政上的独立。同时，他们在地方的政权体系中提拔亲信，削弱了中央官员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藩镇割据动摇了唐朝的政治基础，导致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决策，并削弱了对外防御能力，阻碍了内部稳定与发展。 渐渐地，全国各地都陷入了一种近乎半独立的状态，唐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最终，这一现象成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尽管唐朝在此之后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但其昔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国力逐渐衰弱。同时，战争带来的破坏促使人们反思现有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平性，这种反思为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发展动力，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会。总之，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时期，其深远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后世。 在这期间，外族侵略者乘虚而入，对边境地区虎视眈眈，时刻准备伺机而动。而在皇宫之内，宦官们趁机揽权，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干预政务。朝堂之上，牛李两党的争斗愈演愈烈，党派间的对立和纷争使得朝廷内部气氛愈加紧张，政治环境日益恶化。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的中央权威，加剧了国家的动荡与不安。 第10章 藩镇林立:唐朝后期面临的挑战 经过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关东地区人口锐减，大片肥沃的土地被荒废，无人耕种。曾经繁华热闹的城镇如今变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特别是河北地区，由于长期受到战乱的影响，社会风气也发生了转变，人们更加重视武力而非文化教育，昔日的繁荣景象不再。这段时期，许多村庄和城市失去了往日的生机，田野里长满了杂草，曾经繁忙的集市现在少有人迹。 在河北等地，因为战争的持久影响，百姓们的生活重心转向了自保和生存，对于读书学习的兴趣逐渐淡薄，更多人选择学习武艺以应对不安定的时局。整个区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反映出这场战乱对当地人民生活和文化的深远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中地区依然保持着通过诗赋选拔人才的传统，十分重视文化修养和学术研究。 尽管同属大唐王朝的领土，关中和受战争影响严重的其他区域，在文化风貌上逐渐拉开了差距。一边是战火纷飞，人们更多地关注生存和自保；另一边则是书香四溢，继续强调教育和文化的传承。这种差异也显示了战争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以及文化在稳定环境中的持续生命力。两个地区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却因为战争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景象。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大量的边防军队被回调参与平定内乱，边疆防线顿时空虚。外族势力见状，纷纷趁机入侵中原大地。其中，吐蕃军队尤为凶猛，他们迅速攻占了陇西地区，并长驱直入关中地带，甚至连长安城也曾一度落入敌手，惨遭沦陷。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趁着唐朝内乱之际攻占了长安，迫使代宗出逃至陕州。面对此危机，代宗迅速起用了名将郭子仪，成功地阻止了对吐蕃的反击，并最终击退了入侵者。 永泰元年（765年），当仆固怀恩发动叛乱时，唐代宗再次倚重郭子仪等人，平定了这次动乱，稳固了朝政。与此同时，回纥也不甘示弱，他们虽然表面上协助唐朝平叛，但实际上却不断向朝廷索取巨额财物，这种无休止的勒索无疑给本就已经疲惫不堪的唐朝国力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无力全面收回叛军余部的兵权，不得不继续任命这些将领为地方节度使。其中，李宝臣的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李怀仙的幽州镇（治今北京市城区西南）、田承嗣的魏博镇（治今河北大名）并称为“河北三镇”，成为最为跋扈的藩镇。这三镇名义上尊奉唐王朝，但实际上拥有自己的土地、人民、军队和财赋，父去子代，长期割据一方，直至唐朝灭亡。 除河北三镇外，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立了藩镇。在中原地区，如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义（治今山西长治）等藩镇，其割据性较强；而在南方，藩镇军队较少，节度使则基本忠于朝廷。 尽管河朔等地存在极个别割据的藩镇，但这些藩镇在一定程度上仍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依赖朝廷授予的官爵以维持军心稳定。朝廷在藩镇表面恭顺的前提下，开始默认某些藩镇自主选择节度使的权利。各藩镇间功能各异，也存在矛盾：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藩镇保证了内外势力的均衡，而东南藩镇则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 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使得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的巨大冲击后，仍然能够延续百余年。正是由于藩镇间的制衡机制，以及它们对中央政权的有限忠诚，才使得唐朝得以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这一时期，唐朝虽然失去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但通过与地方势力的妥协与合作，成功地延缓了帝国的最终崩溃。 而在内廷之中，宦官专权的现象日益严重。李辅国、程元振等人凭借着拥立唐代宗登上皇位之功，开始肆意干涉朝政，左右皇帝的决策。宦官鱼朝恩更是得到了统领禁军的要职，一时权势滔天。 唐代宗在位期间展现出了改革朝政的决心与能力。他严厉打击权宦和强臣，使不少奸佞之人或亡或贬，同时重用贤能之士如杨绾，并任命刘晏进行盐法改革，显着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大历十四年（779年），唐代宗在大明宫紫宸内殿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 唐德宗继位后，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税法改革。该税制规定每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收赋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转向“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标志着古代赋税制度从“舍地税人”向“舍人税地”的重大转变。这项改革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唐朝后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唐德宗坚决推行削灭藩镇的政策，使得各地方势力对他敬畏有加。在处理地方藩镇问题上，德宗试图强化中央集权，禁止藩镇将土地传给子孙，此举却引发了成德、魏博、淄青三镇的叛乱，史称奉天之难。这场叛乱持续五年，并引发卢龙、淮西等地的连锁反应，甚至导致泾原军队占领长安，拥立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德宗被迫逃离长安，辗转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今陕西汉中）。尽管最终在李晟等人的努力下平息了兵变，但这次经历使得德宗对藩镇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承认河北三镇的世袭特权以换取和平，实际上确立了此后中央与藩镇间新的权力平衡。 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在建中元年（780年）启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税法改革。这项新政策标志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战国以来以人丁为基础的征税方式，转变为“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即根据土地和财产状况征税，而非单纯依赖人口数量。这一改革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 在外交方面，德宗采纳了宰相李泌的策略，通过联合回纥、南诏等周边势力打击吐蕃，成功地改善了外部环境，为唐朝后期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唐德宗统治期间的政治决策和军事行动，深刻影响了唐朝中期的历史走向，也为后续的政局变化设定了框架。但是，正如历史上许多雄才大略的君主们一样，唐德宗李适的性格中也有其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为人刚愎自用，难以任人唯贤。特别是在781年，当奸相卢杞进入了朝廷之后，政治局势急转直下。 卢杞这个人善于阿谀奉承，却心胸狭窄，很快他便得到了唐德宗的信任。由于听信了卢杞的谗言，唐德宗错误地诛杀了杨炎和刘晏两位能臣，这不仅削弱了朝廷的实力，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的到来。 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原本对中央政府保持一定忠诚度的藩镇逐渐失去了敬畏之心。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后，其子李惟岳未经朝廷批准擅自继位，并联合魏博田悦和淄青李纳举兵叛乱。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唐德宗派出了马燧和李晟两位名将，他们成功击败了叛军，田悦被围困于魏州，而李惟岳则被部下王武俊所杀。 此时，北方的局势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卢龙节度使朱泚入朝述职后，他的弟弟朱滔接替了他的职位。朱滔一直对朝廷心存不满，在公开场合时常表达对中央政府的轻视，并借机发泄心中的怨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满情绪逐渐积累，最终在781年达到了顶点。 朱滔抓住时机，联合了成德的王武俊、淄青的李纳以及淮西的李希烈——四位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藩镇领袖，共同发起了大规模叛乱。他们推举了朱滔为盟主，意图颠覆唐朝的统治，建立起新的秩序。由于这四位角色各自掌控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的联手使得叛军声势浩大，这也给朝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比预想中更为糟糕。为了应对淮西李希烈的威胁，朝廷调动了泾原军前往前线。但当这些士兵们到达了长安的时候，却发现朝廷给的赏赐微薄，远不及预期。于是，愤怒和失望迅速在军中蔓延，最终爆发了泾原兵变。这场突如其来的兵变，令唐德宗措手不及，他不得不仓皇逃离长安，前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去避难。 泾原军进入长安后，迅速拥立朱泚为帝，并宣布成立了新的政权。这一举动让本已紧张的局势雪上加霜。不久，奉天就被叛军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居民们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未知的命运。唐德宗被困在奉天，面临着内外交困的艰难局面，而叛乱的火焰也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朝廷和民众都陷入了深深的不确定性和恐慌之中。 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李晟站了出来！ 他紧急率领中央军赶回了关中，与朔方军李怀光联手，终于解除了奉天之围。可谁能想到，这时候卢杞却出来捣乱了，他在唐德宗耳边说了几句坏话，结果唐德宗就拒绝召见李怀光了。虽然后来卢杞被贬了官，但这件事已经在李怀光的心里埋下了怨恨朝廷的种子。 到了784年，唐德宗采纳了陆贽的建议，同意了各藩镇的要求，只有朱泚不在赦免之列。同时，他还废除了苛刻的税收政策。这一策略确实奏效，大部分藩镇重新归顺了朝廷。然而，朱滔和李希烈并不买账，他们拒绝投降，并且还拉拢了李怀光一同倒戈。这样一来，局势再次紧张了，迫使唐德宗不得不又一次流亡到梁州（今陕西南郑）。 通过这些措施，虽然大多数地方势力选择了重新支持中央，但仍有少数人选择反抗，导致唐德宗再次面临流亡的局面。这反映了当时唐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同年，李晟率领军队成功收复了长安，朱泚在向东逃跑的路上被自己的部下解决。次年，李怀光也在马燧和浑瑊的联合进攻下被彻底击败；同样，淮西的李希烈也没能逃脱，最终也难逃一死。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叛乱势力逐一被平定，局势逐渐恢复了稳定。这也标志着唐德宗开始重新掌控局面，也为唐朝的暂时和平奠定了基础。 至此，这场持续多年的动乱终于平息了。但为了换取和平，唐德宗也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承认各藩镇的实际统治权，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割据的局面。且由于他对将领缺乏足够的信任，禁军也落入了宦官的手中，宦官的权力从此膨胀了起来。这段时期不仅是唐德宗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揭示了中央权威的削弱以及地方势力崛起所带来的复杂局面，成为了后来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导火索。 中唐时期，唐德宗李适的统治见证了唐朝从安史之乱后的复苏到逐渐显现衰落迹象的过程。初期他推行改革，如实施两税法，简化税收系统并充实国库，为国家带来了短暂的稳定与繁荣。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宦官势力膨胀，边疆冲突不断，特别是泾原兵变挑战了他的权威，显示了中央权力的削弱和财政危机的加深。因此，唐德宗时期既体现了恢复国家实力的努力与成就，也预示了唐朝后期面临的挑战与衰落。 第11章 永贞革新:理想主义的尝试 到了晚年，唐德宗李适的政治决策逐渐偏离了正轨。他又任用了另一个奸佞之臣裴延龄，此人善于阿谀奉承，却缺乏治国才能，其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混乱。与此同时，唐德宗与宦官和贪官污吏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不仅削弱了朝廷的权威，也让真正有才干的官员难以施展抱负。 国家政事每况愈下，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加之唐德宗对将领的不信任，使得禁军权力逐渐落入到了宦官手中，宦官势力自此开始膨胀了，最终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军事指挥系统的效率，也为后来的宦官专权埋下了伏笔。唐德宗的所有这些举措，无疑加速了唐朝中央集权的衰退，地方藩镇的割据势力因此得以进一步巩固。 805年，这位曾经励精图治、试图恢复大唐荣光的皇帝，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离世。太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然而，新帝的即位也未能立即改变积重难返的局面。唐顺宗在位时间很短暂，且多病缠身，实际执政仅半年便禅位于其子李纯，未能有效的实施改革措施。 唐顺宗即位时，带着强烈的改革愿望，立志要解决这些累积已久的问题。他的继承人唐宪宗同样怀有远大的理想，二人均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扭转局势，解决国家面临的重重困难。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唐顺宗即位之初便意识到，要真正推动改革，必须依靠一群志同道合、有能力的助手。因此，他大胆启用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一批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并任命韦执谊为宰相，成为这场政治革新运动的核心人物。 改革派迅速采取行动，首先瞄准长期困扰百姓的两大问题：宫市和五坊小儿。宫市本是宫廷直接从民间采购物品的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充斥着不公与腐败。宫廷采买人员常常以极低的价格抢购民生物资，甚至有时根本不支付，导致普通民众苦不堪言。 而五坊小儿原是负责皇家鹰犬饲养的官员及其手下——后也成为了地方上的祸患。他们仗着皇家的名义，肆意妄为，不仅骚扰百姓，还经常巧取豪夺，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改革派认识到，要恢复民心、整顿吏治，必须首先解决这些直接侵害百姓利益的问题。因此，针对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改革成为新政的首要任务，旨在重建公正、廉洁的行政体系，缓解民众的负担。 为了进一步获得民众的支持，改革派还积极推行减税政策。这也是减轻普通百姓的税收负担是改善民生的关键。于是，一系列减税措施相继出台，大大缓解了人民的生活压力，使得社会逐渐恢复了生机与活力。田野间再次响起了欢声笑语，市场上的交易也变得更加繁荣。这些努力让人民看到了希望，也让朝廷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但唐顺宗和他的改革派并未满足于此。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宦官势力对军队的控制，唐顺宗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派遣韩泰去掌管至关重要的神策军。 神策军作为唐朝最精锐的禁军，其控制权一直掌握在宦官们的手中。这次人事调动意在从宦官手中夺回军权，从而巩固皇权，确保朝廷能够有效掌控国家机器。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因其发生于永贞年间（805-806年），故而被后世称为“永贞革新”。尽管这场变革非常短暂，但它所带来的变化却是深远的。改革派的努力不仅暂时遏制住了社会的不公与腐败，也为唐朝晚期的政治格局注入了一股清流。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唐顺宗在位的时间比较短，且本人多病缠身，永贞革新未能持续太久便告一段落。因为就在改革事业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之际，命运却给唐顺宗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同一年，唐顺宗突然不幸中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这一变故无疑给刚刚起步的改革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在永贞革新的浪潮中，改革派的锐意进取虽然赢得了一时的民心，但也激起了宫廷内部和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 此时，宦官俱文珍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他察觉到太子李纯内心深处对皇位的渴望，便巧妙利用了这一点，通过挑拨煽动，将太子心中的欲望逐渐放大。与此同时，俱文珍并未局限于宫廷内的权力斗争。他知道要彻底扳倒改革派，必须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因此，他不仅在宫中施展手段，还积极寻求外部势力的援助。他精心策划，确保自己的行动既能满足太子的野心，又能巩固自己的权势。通过这种方式，俱文珍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反对改革派的强大联盟，为即将到来的政治变动铺平了道路。 他还暗中勾结了韦皋等地方藩镇势力。这些藩镇节度使们对中央政府的改革举措早已心存不满，他们担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会受到威胁。在俱文珍的斡旋下，各方势力迅速达成了共识，一起来向唐顺宗施压，迫使其退位让贤。 在这股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唐顺宗显得如此的孤立无援。尽管他曾试图通过改革来振兴国家，但此时却无力抵挡来自内外的双重夹击。唐顺宗只得禅位于太子李纯，这场宫廷政变被称作“永贞内禅”。 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 这一历史事件也常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之事，宗旨是打击宦官势力和清除政治腐败现象。改革者们提倡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抵制地方军事首领（藩镇）的割据行为，并反对宦官对政权的过度干预。尽管他们的目标远大，希望借此净化朝政，恢复国家的活力与秩序，但这次改革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百多天便告终结。 永贞革新之所以失败，一是因顺宗健康状况不佳，在位时间短暂且大部分时间病重无法言辞，使得改革失去了最高层的支持，如同失去了引擎的列车，难以继续前行。 二是改革者的权力基础相当薄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被宦官和地方藩镇牢牢掌控，而改革者仅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进士大夫，他们虽然有理想但缺乏实权。面对强大的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改革者显得力不从心，他们的行动更像是纸上谈兵，缺乏实际影响力。 三是改革措施实施过于急促，类似于“休克疗法”，企图在短时间内解决德宗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这种激进的做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改革派担心唐顺宗寿命有限，急于推行多项重大政策，结果反而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四是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腐败的现象，成员们忙于提拔亲信，甚至涉及受贿行为，这不仅损害了改革的纯洁性，也为反对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 五是改革派内部存在分歧和内讧，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削弱了团队的凝聚力。而且双方在斗争中都表现出了极端的态度，缺乏妥协的精神，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彻底失败。 六是两边的人都不愿意妥协，结果事情变得很僵，好像不把对方逼到底就不罢休。王叔文虽然很有胆量，但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够灵活；韦执谊到最后也没能跟新上任的宪宗皇帝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真是可惜了。 永贞革新的深刻教训 据史学家考究，“二王八司马”的执政期实际上只有146天，这段时间虽然短，却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改革需要稳健的步伐、坚实的基础以及灵活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团队内部的团结一致。这段历史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提醒着人们变革之路的艰难与复杂。尽管唐顺宗领导的“永贞革新”时间短暂，但它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第12章 元和中兴:统一与复兴之路(上) “永贞革新”是一场未能成功的重要政治改革尝试。改革的失败导致了唐朝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宦官们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而朝廷官员则逐渐分化为了不同的派系，形成了所谓的朋党之争。这种现象在唐宪宗之后变得更加明显和表面化。从那时起，唐朝开创了一种不良的传统：每位新登基的皇帝往往将自己信任的人视为私人亲信，而当新皇帝继位时，不论前任皇帝任命的官员有何功过，都会被全面清除。 不过，在唐宪宗统治期间，一些外部的改革措施仍然得以实施，并且这些政策帮助实现了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成功镇压。唐宪宗是一位勤勉治国的君主，他常常研读历代典籍与实录，以祖先中的圣明之君为榜样，从中汲取历史经验，致力于国家治理。宪宗深知贤能的重要性，因此在用人方面非常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大胆任用有才能和德行的官员担任宰相等要职。他重视朝廷议事的质量，经常在延英殿与宰相们商讨国事，直至深夜方休，体现了他对政事的高度重视。 在唐宪宗十五年的统治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这些努力不仅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的政治生态。他的政绩显着，不仅体现在对内平定藩镇割据、整顿吏治等方面，还包括对外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唐宪宗的努力为唐朝中期带来了一段相对稳定和有序的时期，尽管这种“中兴”的局面未能长久维持，但他在位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依然值得肯定。特别是他对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和玄宗李隆基时代的开元盛世充满了敬仰，并试图模仿他们的成功来治理国家。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唐宪宗采取了提高宰相地位、整顿军队以及平定地方割据势力等措施。 在宪宗的统治下，政府财政状况改善，吐蕃的力量减弱，各地方藩镇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而实力受损。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唐宪宗加强对藩镇的控制，使之前被强藩控制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重新又回到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实现了国家的再次统一，从而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代，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元和中兴”。从而标志着唐朝从过去的动荡与纷争中成功复苏。唐宪宗的领导使得国家力量重新崛起，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同时也在政治革新、经济振兴和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安史之乱之后，北方地区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中央政府的权威日渐式微；同时，曾经强大的吐蕃也因为内乱而实力大减。面对这样的局势，唐宪宗通过一系列明智且有效的政策，逐步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成为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宪宗的努力下，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国家也开始展现出新的活力。他接手的是一个被藩镇势力分割得四分五裂的帝国，只有浙江地区还维持着对朝廷的忠诚，按时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宪宗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决心，启动了艰难但必要的统一与复兴之路。 唐宪宗不仅成功地平定了部分藩镇的叛乱，还通过任用贤能、改革吏治等措施巩固了中央权力。这些成就体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和远见卓识，使得他在位期间成为了唐朝中期的一段重要恢复期。尽管这种“中兴”的局面未能持久，但宪宗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唐宪宗清楚，要想使这些藩镇重新归顺朝廷，必须采取明智且坚决的策略。因此，在806年，他决定从相对弱小的藩镇入手，以期通过精准打击，逐步恢复中央的权威。面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夏州和绥州的留后杨惠琳，以及后来镇海节度使李锜接连起兵叛变的严峻局面，唐宪宗显示出了坚定的决心和迅速行动的能力。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派遣精锐部队前往平乱。通过果断而高效的军事行动，终于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叛乱。同时也向全国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任何敢挑战中央权威的行为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对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讨伐战。吴元济凭借自己的势力，在其领地内横行霸道，甚至擅自传位给儿子，俨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无视朝廷权威。面对这样的挑战，宪宗调集了十六镇的兵力进行围剿。然而，吴元济的抵抗异常顽强，如同打不死的蟑螂，给朝廷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更糟糕的是，在关键时刻，淄青的李师道和成德的王承宗竟然派出刺客暗杀了支持讨伐的宰相武元衡，企图以此破坏讨伐计划。这一事件激怒了唐宪宗，但他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任命裴度为新任宰相继续指挥作战，并指派李愬为主帅。 最终，在817年的一个寒冷冬夜，李愬率领军队出奇制胜，成功突袭蔡州，活捉了吴元济，一举平定了淮西。随着淮西局势的稳定，其他藩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两年后，淄青的李师道被自己的部下所杀，淄青地区也得到了平定。在河北方面，魏博的田弘正一直坚定地支持朝廷，而成德的王承宗也在淮西平定之后归顺了唐王室。到了819年，全国的藩镇名义上都重新服从中央朝廷，并纷纷派遣使者向朝廷纳贡。这便是“元和中兴”的辉煌成就。 元和中兴指的是唐宪宗在位期间（805年-820年），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与政策调整，国家政治得以整顿，中央权威有所恢复，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由于这一时期的年号为“元和”，故此段相对振兴的时期被后世称为“元和中兴”。尽管唐宪宗的努力使得朝廷暂时摆脱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央集权，但这种繁荣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层面，而非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复兴。 因此，相较于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和盛唐时期的开元盛世，元和年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并未达到同样的高度。这种振作并未能深入到制度层面以解决造成藩镇割据的根本问题。宪宗去世之后，藩镇再度陷入了混乱，不听从朝廷命令的现象日益重现，同时期还出现了宦官专权的问题，这标志着宪宗所建立的政治秩序未能持续，“中兴”的局面也因此昙花一现。 第13章 元和中兴:统一与复兴之路(下) 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藩镇，尤其是河朔三镇，变得异常嚣张，几乎不再将中央权威置于眼中。这些藩镇不仅自行其是，就连财税收入也大多截留自用，不再上缴中央。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因此，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逐渐主要依赖于江淮八道这一富庶地区。负责理财的大臣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必须确保从江淮地区获取足够的财源，以维持朝廷的基本运作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元和元年（806年），着名财政专家杜佑卸任财赋要职，他推荐了精通经济管理的李巽接替度支盐铁转运使之职。李巽不负众望，在他的精心管理和改革之下，唐王朝中央的财政状况迅速得到了显着的改善。继李巽之后，程异接过了这一重任，继续出色地履行职责。在这些杰出财政大臣的努力下，中央政府不仅积累了充足的财富，还为后续对藩镇采取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的贡献不仅是财政管理上的成功，更为国家的稳定与复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同时也彰显了这个时代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和成效。 唐宪宗乃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有所作为的皇帝。在历经唐朝多年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局势后，他凭借自身不懈的努力以及过人的智慧，使得这个庞大的帝国犹如枯木逢春一般，再度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因为他深知一个道理：接受忠臣的逆耳忠言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宪宗常常以开创贞观之治的太宗李世民为楷模，并效仿其虚怀若谷、广纳谏言的美德，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之心，积极倾听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不论言论是否中听。通过这种方式，宪宗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治国智慧，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与支持。 唐宪宗尤其注重倾听谏臣官员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他大力倡导广开言路，鼓励那些心怀正义、敢于仗义执言的大臣们毫无顾忌地抒发己见。无论是关乎民生大计还是军国要事，只要谏臣们所言有理有据，唐宪宗都会虚心接纳并加以深思熟虑。正因如此，朝堂上下呈现出一片群策群力、共商国是的良好氛围，而唐朝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逐渐走上复兴之路。 即位之初，唐宪宗便颁布诏书，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这一举措让那些勇于发声的大臣们倍感振奋。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像李绛、李渤、吕元膺、穆质等谏官纷纷挺身而出，不仅敢于直言不讳，甚至不惜冒风险提出建设性意见。唐宪宗对他们给予了高度信任，广开言路，营造了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 在宪宗的支持下，这些谏臣积极献策，对朝廷政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直言敢谏不仅改善了当时的政风，也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宪宗与谏臣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了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彰显了君臣一心、共治天下的理想局面。这种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使得元和年间政治相对清明，为唐朝的短暂复兴奠定了基础。 “元和之治”还强调节俭和清廉行政。宰相李藩曾建议厉行节俭，减少奢靡之风，宪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如放免宫女、拆除奢华的功德碑等，树立了节俭的典范。为了进一步节省开支，唐宪宗还接受了李吉甫的建议，整顿吏治，精简官员编制，降低薪俸。 与此同时，唐宪宗大力倡导清廉行政，一批以裴垍、辛秘、韦贯之、郑余庆等人为代表的清正廉洁大臣应运而生。他们在关键岗位上坚守廉洁自律的原则，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清俭率素”、“家无羡财”的高尚作风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尊敬，也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宪宗对这些清廉官员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使得他们能够在重要职位上充分发挥作用，为国家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批大臣不仅以其卓越的能力处理政务，更以自身的道德操守树立了榜样，彰显了元和年间政治清明的一面。他们的存在和努力，成为了宪宗时期吏治改革的重要支撑，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廉洁从政的典范。 宪宗皇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和减轻民众负担： 1. 任用贤能：任命裴垍为宰相，后者推行了减轻江淮地区人民赋税负担的政策，并规范了地方上的税收制度，使得当地百姓的生活压力有所缓解。 2. 边疆建设：李绛被任命为宰相后，在北方推动农业发展，通过开垦荒地养兵，既减少了政府开支，又增强了边防力量。他提出的营田计划成功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并提高了粮食产量。 3. 理财专家：李巽等擅长财政管理的人才也被委以重任。李巽作为度支盐铁转运使，不仅达到了以往难以实现的运输目标，还在短短几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税收。他还推荐了程异负责扬州地区的行政工作，后者对当地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整改。 4. 盐业收入：王播担任盐铁转运使期间，报告指出在元和五年的盐业销售收入达到了六百九十八万余贯，显示了这一时期的盐业繁荣。 5. 农业丰收:到了元和六年，全国迎来了大丰收，粮食价格降至历史低位，每斗米的价格甚至低至二钱，这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条件的良好以及政策的有效性。这些举措体现了李纯时期对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注与努力，也见证了唐朝中期的一些重要改革尝试。 宪宗离开后，唐穆宗继位，然而新朝宰相们的短视政策，导致长庆元年（821年）魏博、成德和卢龙三镇再度叛乱。与此同时，元和年间长期割据的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其他藩镇，虽然表面上仍处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服从中央权威。 第14章 甘露之变:忠诚与背叛的较量 唐宪宗不仅成功应对了军事上的挑战，同时还积极关注百姓的生活和文化的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元和年间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仅逐步恢复了中央的权威，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在宪宗的统治时期，充分展现了他作为帝王的智慧与决心，元和年间，唐朝经历了从动荡到复兴的华丽转身。 然而，在公元 820 年的一天，王朝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宪宗皇帝竟然在大明宫被宦官毒害身亡！ 这个消息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更为糟糕的是，原本已经归附朝廷的河北三镇，这时候就像被惊扰的蜂群，瞬间变得躁动不安了，纷纷再次竖起了反叛的大旗，大唐好不容易迎来的中兴局面就这样被无情地打断。 次年，也就是 821 年，卢龙节度使刘总出人意料地主动辞去了官职，唐王室匆忙派遣张弘靖前去接管。然而，这位张弘靖却是个能力平庸之辈，管理上混乱不堪，惹得卢龙士兵们怨声载道。 最终，他们一拥而上，将朱克融拥戴为首领，公然发动了叛变。与此同时，移镇成德的田弘正也遭遇了一场惨祸，不仅被自己手下的将领王庭凑夺去兵权，还惨遭不幸。而魏博地区的田布，作为田正弘的儿子也未能逃脱厄运。竟然被自家军队逼迫得走投无路，最终含恨而亡，魏博军随即倒戈，拥护史宪诚叛变。一时之间，河北三镇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再次成为了大唐的心腹大患。 想当初，河北还没有叛乱的时候，朝中的大臣萧俛和段文昌曾经向皇帝进谏，建议裁减国家的兵员数量。谁能料到，这些被裁撤下来的士兵竟然无处可去，纷纷投奔了河北三镇。这无疑就是给叛军队伍送去了一支庞大的生力军，也让如今的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不过，在随后的日子里，河北三镇并没有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势力。 在唐敬宗和唐武宗统治时期，河北三镇大多数时候都受到自身强兵的牵制，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部下篡位夺权的闹剧，他们的嚣张气焰比起最初反叛时已经大打折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各地其他藩镇依旧对中央政府忠心耿耿，唯命是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黄巢之乱爆发之前。 由此看来，晚唐时期充满了转折和权谋，而宫廷内部的斗争更是复杂多变。虽然表面上看似平静，但宦官和大臣之间的争斗实际上非常激烈，就像潜流一样汹涌。 宦官们因为接近皇帝而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大臣们则通过智慧和合作来努力维护传统的统治秩序。两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次决定和行动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用心和策略。 这场权力争斗的根源可追溯到天宝年间之后。从那时起，皇帝对朝廷管理的方式开始悄然变化，他们越来越依赖内廷的宦官。而曾经在朝中拥有重要地位的宰相大臣们，则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变成了政治舞台上的配角。 这一转变像一场无声的风暴，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大唐王朝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在泾原兵变之后，局势急剧变化。原本备受信任的武将们因为这次事件，完全失去了皇室的信任。使得皇帝更加倾向于依靠身边的宦官来处理政务，由此削弱了外朝官员的权力。 与此同时，宦官们抓住机会逐渐崛起，他们一步步掌控了禁军——神策军，从而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到公元835年，宦官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通过掌握军队，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变得一天比一天强大了起来，有段时间甚至达到了顶峰。 更令人震惊的是，宪宗竟然是被宦官陈弘志所害，而幕后的主谋则是心机深重的宦官王守澄。王守澄精心策划了这起谋害皇帝的行动，并获得了成功。之后，他又不择手段地帮助太子李恒登上皇位，而新皇就是后来的唐穆宗。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显示了王守澄的狠辣手段，也标志着宦官势力在朝廷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皇即位之初，本应该是努力治理国家、重振朝纲的时候，但唐穆宗这位新皇似乎对国事毫无兴趣。相反，他被宫廷内的奢华生活和各种娱乐活动所吸引，整天沉迷于享乐之中，忘记了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责任。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他无心处理国家大事，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游玩和寻欢作乐上。 河北地区的三个藩镇——成德、卢龙和魏博，本来就对中央政府不太满意。看到新皇帝整天沉迷于享乐，不理朝政，他们觉得这是个重新崛起的好机会。于是，这三个藩镇几乎同时起兵反叛，战火很快蔓延开来，使得王朝局势变得动荡不安。叛军所到之处，百姓们被迫逃离家园，田野无人耕种，一片荒凉。这样的混乱局面，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 此时，手握大权的宦官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反而像是看到了巩固自身权力的大好时机。宦官王守澄等人还不时暗中煽动牛李两党的争斗，这就更加剧了大臣之间的矛盾，让朝廷内部更加分裂。 而朝堂上，牛僧孺和李德裕两位宰相的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双方都互不让步，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宦官们巧妙的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一方面在皇帝耳边说坏话，破坏大臣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则通过操控军事调动和人事任命，加强了自己对军队和朝廷的控制。他们明白，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期，只有制造更多的纷争和不确定性，才能帮助他们保持并增强自己的权力，并确保其地位更加稳固不受威胁。 随着局势的恶化，作为皇帝的唐穆宗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此时已经太晚，宦官的势力已经在朝廷内外深深扎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唐敬宗继位成为新帝，但他的命运同样多舛。和前任皇帝一样，唐敬宗未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在一次夜间狩猎和宴会之后，他不幸被宦官刘克明暗害。然而，刘克明企图借机夺权的计划并没有得逞，很快就被王守澄挫败。王守澄迅速行动，拥立了江王李涵为新帝，即唐文宗。 唐文宗这位新皇帝和前任们大大不同，他勤勉于政事，生活上很节俭，并对宦官专权深深感不到满。文宗李涵心中怀着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联合外廷的大臣们共同对抗那些专横的宦官。然而，他与宰相宋申锡的合作最终未能成功，而宋申锡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遭遇了不幸的命运。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文宗并未放弃，他就像一位坚韧不拔的战士，不断寻找着反击的机会。最终，他又与李训、郑注合作，这两人都是由王守澄推荐来的，因此宦官们对他们毫无戒心。他们巧妙地建议文宗皇帝提拔仇士良，这位宦官与王守澄不合，借此来分化宦官势力。随后，他们开始了逐步实施削弱宦官权力的计划。 于是，随着李训影响力的逐渐增强，他与宦官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了。835年的一个清晨，李训发起了着名的“甘露之变”，意图一举清除宦官势力。这场政变震惊了整个朝廷，成为了晚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但宦官中仇士良展现了惊人的反应速度。他抢先一步保护了皇帝，并立即指挥神策军进行反击。李训的计划因此瞬间失败，这次事件，不仅让众多的朝廷重臣惨遭诛杀，还使得宦官们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之后，宦官的影响力在朝廷中更加稳固，给晚唐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在唐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牢牢掌控了军事和政治大权，甚至君主的更替与生死也受其左右，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宦官时代的开始。当时有句话说：“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意思是所有重要的决策都由宦官集团做出，而宰相和其他官员只能执行命令。 宦官们对皇帝施加压力，轻视宰相，对待朝廷官员如同草芥。因此，在那个时期，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每次上朝都要和家人告别，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宦官陷害而亡。唐文宗尤其受到宦官的压迫，有一次他问当值的学士周墀自己可以比作哪个前代君主。 周墀回答说陛下是像尧舜那样的明君。然而，唐文宗感叹道，他不敢自比为尧舜，反而觉得自己像是周赧王和汉献帝，因为他也受到了控制——只不过控制他的是家奴（宦官）。说到这里，唐文宗忍不住流泪，周墀也伏地哭泣，从此文宗不再上朝理政。 直到朱温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大规模的屠杀宦官，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不过，唐王朝也因此元气大伤，不久之后就被朱温建立的后梁所取代，走向了灭亡。 王守澄后来转而支持李训与郑注，企图通过他们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然而，一场惊心动魄的甘露之变，彻底改变了局势。这场政变如一阵狂风，瞬间吹散了李训和郑注的势力，使其土崩瓦解。随着他们的倒台，宦官权力再度易主，落入了另一位强势人物——仇士良的手中。 甘露之变，不仅是李训和郑注个人的悲剧，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为唐朝晚期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甘露之变的结果更是一场灾难。经历了这场事件之后，宦官们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朝廷的控制，就仿佛抓住了权力这块“肥肉”，再也不肯放手。并且他们变得更加团结了，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撼动的集团。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宦官们的地位似乎坚如磐石。相比之下，皇帝和大臣们的权力则被大幅的削弱了，几乎成了宦官手中的棋子，任由他们来摆布。 在这个时期，宦官与大臣之间的争斗不断，朝堂上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勾心斗角的故事。皇帝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的小船，努力寻找方向，却常常感到无助。无数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被卷入这场争斗中，他们的命运变得更加不确定，随时有可能被这场斗争所影响。 甘露之变不仅改变了晚唐的政治局面，也让朝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宦官们的势力因此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是后来出现了像唐武宗和唐宣宗这样的能干的君主，面对强大的宦官势力，也显得力不从心。而大臣们为了对抗宦官，不得不寻求藩镇的支持，这无疑为晚唐后期的混乱局面埋下了隐患，藩镇势力的增强最终导致了更大的危机。 第15章 会昌中兴:短暂的辉煌 840年，随着唐文宗李涵的离开，朝廷内部的宦官和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迅速加剧，局势变得非常紧张。当时最具权势的宦官仇士良，在这场权力争斗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表面上选择支持李炎继位，但实际上心机深沉，暗中盘算着如何操控新皇帝，使其成为自己手中的棋子。 唐武宗李炎继位后，迅速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和决断力。他立志不让自己的统治沦为宦官手中的棋局，因此一上任便推行了一系列大胆且果断的改革，意图重振大唐昔日的辉煌。为了削弱宦官对政权的过度干预，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展开了紧密合作。 贤相李德裕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远见，成为了唐武宗最得力的助手。两人联手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巩固皇权、限制宦官势力的政策措施。他们首先调整了朝廷内部结构，以此削减宦官在关键岗位上的影响力，同时大力提拔忠诚于朝廷的官员，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宦官权力的膨胀。 此外，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还共同推动了多项振兴国家的措施，包括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优化财政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增强了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也为唐朝后期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合作堪称君臣携手治理国家的经典范例，展示了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政治智慧和执行力。 在成功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之后，接着又严厉打击朝政上的贪污腐败，进一步约束官员和宦官们的行为，着手解决地方藩镇的问题，合理调整宗教机构人员规模。与此同时，唐武宗还推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以确保社会稳定，提升国家的实力。这些措施不仅有效地限制了宦官们的权力，为国家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秩序，也更加提升了朝廷的办事效率和权威。 贤相李德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两人如同默契十足的伙伴，共同努力，对朝政进行了深远的改革。这一系列措施解决了许多困扰唐朝多年的难题，暂时缓解了唐朝晚期面临的多重危机，并且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治理经验。 在众多事件当中，最能吸引人们目光、引起广泛关注的，毫无疑问就是那场惊天动地、声势浩大的会昌灭佛运动。这次运动堪称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反佛教之举，其背后所蕴含的深意绝非仅仅只是单纯地想要夺回那些被寺庙长期霸占的宝贵土地资源那么简单。 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由于大量铸造佛像等宗教用品，致使原本就有限的铸币材料变得极度匮乏，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铸币短缺难题。这场灭佛运动恰似一阵狂暴无比的飓风骤雨，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横扫了整个王朝大地，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震撼力令无数人为之瞠目结舌。 然而，唐武宗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宦官问题。在大唐的边疆地区，回鹘部落如同饥饿的狼群，对唐朝的土地虎视眈眈，时刻寻找机会发动攻击以获取资源。这种威胁就像乌云一样，沉重地笼罩着唐朝的边境，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一种持续的不安。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唐武宗并没有退缩。他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坚定的决心，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防御策略，并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成功抵御了来自外部的一次又一次侵袭。 在这个过程中，唐武宗不仅妥善地安置了南迁归附的回鹘部众，促进了民族融合，还与其他少数民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同织就了一张紧密的大网，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相对稳定。当政期间，武宗推行并落实了诸多求真务实、以及行之有效的方针策略。他以果敢的决断和雷厉风行的手段，处理着各种繁杂事务，展现出其了卓越的治国才能。 唐武宗本人非常推崇道教，并采取措施限制其他宗教的发展，包括佛教和景教等。特别是在会昌五年（845年），他下令拆除佛寺，没收了大量属于寺院的土地。这次对佛教的打压，历史上被称为“会昌灭佛”，是所谓的“三武灭佛”之一，其中“武”字指的是三位压制佛教的皇帝之一。 通过这些措施，唐武宗不仅打击了佛教势力，还增加了政府可征税的土地，从而增强了中央政权的财政实力和权威。这段时期，尽管存在对宗教的严厉政策，但国家整体上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和发展，历史上称这一阶段为“会昌中兴”。 晚年痴迷道教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唐武宗李炎竟然对道教的修炼法门痴迷不已，一心想着追求那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之术。据说他深受道教的浸染，对炼丹术士炼制的“金丹”寄予了厚望，而这些所谓的仙丹通常含有高浓度的重金属成分。 唐武宗对通过吞服金丹能解开永生奥秘这事十分笃信，故而频频服用。且终日沉溺于道教的修炼之中，期盼有朝一日能跨越生死的界限，达到不朽的境界。可命运却对他展露了冷酷无情的一面。 在又一次吞服金丹之后不久，唐武宗的身体状况骤然恶化。他开始遭受难以承受的剧痛折磨，面色变得惨白如纸。尽管宫中的御医们竭尽了全力施救，可是面对这种由重金属中毒所引发的病症，他们几乎都束手无策。最终，御医们只能无奈地看着皇帝的生命力逐渐消逝。 唐武宗在治理国家方面展现了显着的能力，然而他个人对道教的深厚兴趣却为他的统治增添了一抹复杂的色彩。这种特质在他身上形成的对比，导致了后世评价的分歧。 一方面，许多人赞赏他在政治上的成就，认为这些成就可以弥补他对道教过度投入所带来的不足。他们将唐武宗视为一位英明且有远见的领导者，其政策和改革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唐朝的权威，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在这些人眼中，他对道教的热情不过是个人喜好，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位伟大君主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指出，唐武宗对宗教的痴迷可能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削弱了处理国政的效率。批评者担心，这种对道教的执着可能会引导国家资源的错误分配，或者使得皇帝忽视更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因此，这部分人对唐武宗持有保留态度，甚至有所不满。 如此，一个既能于国事上果断决绝、高效处理各类繁杂事务，又会在面临老去与永生时展露人性弱点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不过，正是因为有像武宗皇帝这样独特的人物存在，才让那段被时间尘封的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尽管唐武宗的统治时期不长，但他留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第16章 牛李党争:晚唐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 从唐宪宗到唐宣宗年间，唐朝的政治舞台被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朋党之争所笼罩。这场长期的争斗严重影响了朝廷的各项决策，深刻影响了国家的命运。这段充满权谋与竞争的历史，就是后世所称的“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不仅扰乱了朝政，还加剧了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两派官员为了争夺权力和影响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使得许多重要决策难以顺利实施。这场争斗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成为唐朝中晚期一个显着的政治特征，反映了当时官场内部的激烈对抗和不稳定局面。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君权逐渐式微，而宰相权力也未能集中，导致朝廷官员内部纷争不断，各结朋党以争夺权力，排斥异己。唐宪宗在位期间已经注意到这种朝官结党的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如何解决朋党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他去世后变得更加严重，最终演变成影响朝政长达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 “牛党”由牛僧孺和李宗闵领导，“李党”则由李德裕和郑覃等人领军。两党成员大致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兴趣聚合而成。尽管他们在科举制度的存废以及对藩镇政策的具体措施上存在分歧，但总体来看，党争的主要特征还是在于个人之间的对立，一方得势则另一方失势，双方互不相让，互相倾轧。 到了穆宗时期，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原本有望入阁为相，但由于牛党的排挤，他被搁置了八年之久，而牛僧孺则被推举为相，这加深了两党间的积怨。至文宗李昂在位时，牛李两党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阶段，朝堂之上议事时争吵不断；官员的升迁任免往往依据党派立场，而非能力或政绩。 直至宣宗时期，随着两党领袖或遭贬谪或去世，“牛李党争”才逐渐平息。这场长期的党争不仅严重影响了朝廷的决策效率，还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成为唐朝晚期政治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党”团体里的多数成员来自关东地区的世家大族，并且他们自认为是正统经学的维护者。这一派别的杰出人物包括李吉甫、李德裕和郑覃等人。他们凭借着深厚的家世背景与对传统经学的深刻理解，在朝堂上崭露头角，并逐渐凝聚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李党成员不仅继承了家族的荣耀与资源，还通过自身的学识和能力赢得了朝中同僚的尊重。他们在政策主张上更倾向于保守，强调儒家经典的指导作用，追求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坚定的立场，使他们在朝廷内外都赢得了一定的支持者，同时也为与另一派别的激烈斗争埋下伏笔。 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以文风绮丽、辞藻华美着称的“牛党”。这一派系自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起，便通过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目踏入了仕途。其核心成员包括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凭借着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些人在官场中迅速崛起，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牛党成员不仅以他们的文采斐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更以其灵活多变的政治手腕在朝廷中站稳了脚跟。他们主张改革，提倡开放包容的思想，并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支持。牛党的崛起象征着一个新的政治潮流，它挑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并为唐朝晚期的政治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鲜明的个性，和创新的精神，使得牛党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李党”还是“牛党”，其背后均有强大的宦官势力在暗中支撑。这些权倾朝野的宦官们，不仅操纵着朝政大权，还左右着两派之间的纷争走向。 随着双方明里暗里的激烈较量不断的升级，整个国家的实力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严重削弱。原本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就在这一场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中，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与活力。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808年的科举考场，当时的宰相李吉甫主张，对藩镇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而在这场考试中，年轻的举人李宗闵、牛僧孺与皇甫湜却在考卷上毫不掩饰地批评了朝政上的失误。这些直言不讳的话语犹如锋利的箭矢，直指了朝廷政策上的要害。 当李吉甫得知这些年轻学子的言论后，心中顿时燃起了熊熊怒火。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公然在考场上挑战他的权威和朝廷的决策。他决心打压一下这些直言进谏者，于是迅速采取了行动。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立刻在朝野间激起了轩然大波，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李吉甫的反应不仅引起了士林的哗然，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朝廷内部的政治生态。这场风波成为了朋党之争的一个重要导火索，也预示着未来几十年里，大唐王朝将陷入一场复杂而激烈的政治旋涡之中。最终，李吉甫因为失去民心而黯然失势，大臣们也逐渐分裂成两派，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就此拉开帷幕。 李党在主战派宦官吐突承璀的支持下，一度风头无两，稳稳占据了上风。 到了唐穆宗时期，两党间的较量加重。 牛党人物钱徽主持的一次进士考试中，被指控徇私舞弊，这一事件迅速成为了朝野关注的焦点。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对此展开了深入的调查，最终钱徽被贬了职，而李宗闵也因此受到牵连，也被远谪他乡。 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更大的波澜，牛李两党之间的仇怨，自此结下，斗争也愈发激烈起来。从这一刻起，牛党和李党之间的争斗不再仅仅是政见上的分歧，而是迅速演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较量。双方各不相让，互不信任，朝堂上的每一次决策、每一个任命都充满了火药味。 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党争，不仅深刻影响了唐朝晚期的政治生态，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然而，世事无常。随着主和派宦官王守澄的崛起，李党的优势逐渐在消退。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紧密联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牛党联盟。 他们步步为营，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迫使李德裕被朝廷罢免，并将其外放。牛党的辉煌似乎触手可及。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朝堂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为牛党带来了短暂的春风得意。牛党成员们在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跃，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改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不过这场胜利的背后也隐藏着未来的不确定性，朋党之争的阴影依旧笼罩着唐王朝的政治天空。 但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823年，唐文宗对牛僧孺渐渐生出了不满，并最终决定罢免他的宰相之职。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为李德裕的再度崛起铺平了道路。这背后显然与宦官王守澄态度的转变密切相关。曾经支持牛党的王守澄，此时似乎放弃了对牛党的庇护，转而为李德裕的复出创造了条件。随着李德裕重新回归，大唐王朝的政治格局迎来了新的剧变，一个新的篇章即将展开。 牛李党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将近40年。在武宗时期，李党的势力达到了顶峰，许多牛党成员被罢免。而到了唐宣宗时期，形势逆转，李党的人则多被贬谪到地方任职。最终，随着李党离开中央权力核心，牛党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两党之争以这种方式告终。这期间，文宗曾感叹说： “要平定河北的叛乱容易，但要消除朝廷中的派系斗争却很难。” 牛李党争对唐代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这场统治阶层内部的派系斗争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各种矛盾，还加深了唐朝后期的治理危机，使本已衰败的王朝更加接近灭亡。这种内部斗争也影响到了当时的诗歌风格。党争期间，一些具有批评和攻击性质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下的紧张气氛和文人之间的对立情绪。 牛李党争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更是不同政治理念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激烈碰撞，它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复杂的权力结构和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态。这场党争不仅体现了深层的社会矛盾，还因为宦官势力的介入而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从而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17章 大中之治:从宫廷风云的复杂篇章 846年，唐武宗的突然离开使得宫廷内风云突变。宦官们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权力较量中，唐武宗的叔叔李忱，在宦官马元贽的支持下，最终登上了皇位，成为唐宣宗。随着李党的失势，曾经权倾一时的李德裕，被贬到了遥远的崖州，这也标志着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正式画上了句号。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朝廷的政治格局，也为晚唐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迅速展现了其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深知国家已陷入衰落的新皇，立志要挽救唐朝于危难之中。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渐衰，边防虚弱，吐蕃趁机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年）至大历十一年（776年），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沙州军民与吐蕃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到了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初，唐朝抓住机会收复了原州、乐州、秦州三州和七关（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萧关），极大地鼓舞了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吐蕃统治的斗志。不久之后，吐蕃将领尚恐热率军在瓜州进行劫掠，激起了当地人民和士兵的强烈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吐蕃占领的沙州首领张议潮秘密组织豪杰，密谋归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见时机成熟，发动起义，成功驱逐了吐蕃守将，光复沙州，并派遣使者绕道天德城向朝廷告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张议潮又陆续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 大中五年（849年）八月，张议潮派遣其兄张议潭及地方人士入朝献上瓜、沙等十一州的地图和户籍，标志着除了凉州之外，河西地区几乎全部回归到唐朝的控制之下。 对于张议潮等人的英勇行为，唐宣宗李忱深感欣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下诏褒奖，并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后又设立了归义军，统领上述十一州，同时授予张议潮节度使、观察处置使之职，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特进等荣誉职位，并给予丰厚的食邑。同时，对参与归唐行动的其他有功人员也进行了封赏。 宣宗李忱自豪地表示，宪宗曾有意收复河、湟地区，但因中原战事繁忙未能实现。而今，自己完成了先皇未竟的心愿，足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显示了唐朝在面对外部侵略时的坚韧不拔，也体现了朝廷内部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唐宣宗日夜操劳，勤勉治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让人们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通过这些积极的举措，唐宣宗为动荡不安的晚唐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和支持。在政治方面，唐宣宗高度重视官吏的选拔，他审慎挑选人才，并特别注重科举制度，从而为国家选拔出了一批杰出的官员。 宣宗不仅加强了法律的执行力度，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了皇权。大中朝的吏治建设因此备受史学家赞誉，范祖禹曾称赞道： “百吏奉法，政治清明，海内安靖近十五年。” 这种良好的吏治不仅确保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还为经济建设与边疆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宣宗的治理成果不仅体现在短期内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复苏，更为长远的国家发展打下了基础，并成为后世评价其统治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经济领域，宣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商业繁荣的政策措施。他积极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减轻了赋税负担，这些举措使得百姓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通过这些政策，国家的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同时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唐宣宗的经济改革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还促进了商业活动的活跃，为整个社会带来了繁荣的气息。他的努力不仅缓解了民众的生活压力，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些措施赢得了民心，进一步巩固了政权的稳定。 大中五年（851年）二月，唐宣宗李忱任命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针对自太和年间（827年－835年）以来江淮米漕运效率低下的问题——每年仅能成功运送约二十万斛至渭仓，裴休上任后推行了漕法十条改革措施，显着提高了运输效率，使每年运达渭仓的米量增至一百二十万斛。 同年七月，《续唐历》二十二卷修成，该书由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等人编撰，补充了柳芳《唐历》中未涵盖的宪宗朝历史。此外，李忱还命令宰相崔铉与学士崔瑑、薛逢编撰《续会要》四十卷，记录了从德宗到宣宗时期的史事，并于大中七年（853年）十月完成。 大中七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戣整理了一千二百五十条相似的法令条文，分为一百二十一门类，编纂成《刑法统类》（亦称《大中刑法统类》），献给朝廷。这部法律汇编开创了《刑统》这种刑事法律编纂体例，将相关的敕、令、格、式等附在律文之后，极大地增强了法律条文的实用性和查找的便捷性，对五代及宋朝的立法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改革和编纂工作不仅提升了行政效率，也丰富和完善了唐朝的法律体系，展示了唐宣宗时期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积极作为。 在民族关系方面，唐宣宗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宁。他的外交策略展现了唐朝后期少见的灵活性与务实态度，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成功地处理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宣宗不仅注重与邻国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和平共处，还积极寻求合作与交流，确保了边境地区的长期稳定。这种灵活且富有远见的外交方针，不仅减少了边患，也为国内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唐宣宗以鸿胪卿李业为册黠戛斯可汗使，持节赴黠戛斯册封其王子为英武诚明可汗。宣宗的外交成就，成为了他统治时期的一大亮点，彰显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 然而，宣宗皇帝的表面形象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尽管他看似容易被宦官左右，但实际上，即位后的宣宗励精图治，致力于加强皇权并抑制宦官势力。唐宣宗不仅在表面上维持了与宦官的关系，更在暗中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皇权的改革措施。他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力量，逐步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同时加强了中央集权。 唐宣宗执政期间，以勤俭节约的态度管理国家，关心民众生活，减轻了百姓的税务负担，并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特别是他在位期间成功恢复了河湟地区，扩展疆域达三千里之外，不仅加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还洗刷了长达两百年的耻辱。这些成就使得大唐的国力得到了显着的恢复和发展。 因为唐宣宗的年号是“大中”，所以这段繁荣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中之治”。它经常被拿来与汉朝的文景之治以及唐朝早期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而宣宗也被视为像汉文帝、汉景帝和唐太宗那样的贤明君主。即帝位后，致力于改善中唐以来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 但在大中十一年之后，唐宣宗逐渐对国家事务失去了兴趣，转而沉迷于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和神仙之术。这期间，宦官的权力又开始抬头，并且在东南地区获得了大量的经济特权。另外，唐宣宗为人多疑且苛察，这种性格使得朝廷上下不得不粉饰太平，以迎合皇帝的期望。他和武宗一样对道教的崇奉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一心梦想通过服用丹药来获得长生不老。 这种对个人信仰的过度追求，不仅影响了他的健康，也逐渐削弱了他的决策能力。唐宣宗对道教的执着虽然反映了他内心的某种精神寄托，但也导致他在晚年更加依赖丹药，忽视了实际的政治和民生问题。然而，长期服用丹药最终损害了宣宗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和领导力。这一时期，王朝表面的安定与繁荣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日益加深的危机。 859，唐宣宗由于服用丹药过量去世，他的离开不仅标志着一个短暂复兴时代的结束，也为晚唐的历史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变故揭示了“大中之治”表面下的脆弱性，预示着国家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动荡。 从大中十二年开始，南方多个地区如容广、岭南、湖南、江西、宣歙以及武宁等地的军队接连发生士兵驱逐将领的事件。特别是在大中十三年，由于徐州（武宁）的节度使康季荣对待士兵非常苛刻，最终被自己的士兵赶下了台。 第18章 黄巢之乱:唐王朝的末日 事实上，“大中之治”的繁荣并不稳固。在唐宣宗晚年，国内已经出现了种种乱象，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增多。他的突然离世更是雪上加霜，直接引发了一场寇乱，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 随着唐懿宗与唐僖宗这两位昏庸之君的相继登基，大唐帝国的运势如溃堤之水般的急转直下，难以阻挡。 唐懿宗即位后，宫廷生活愈发沉溺于奢华与放纵之中，他对宦官的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对于佛教的信仰近乎痴迷，不惜一切代价修建寺庙、供养僧侣，甚至削减了本该应用于巩固国防的军费开支。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使得边疆防线日益脆弱。这样的统治政策，无疑加速了帝国的衰落。 公元860年，裘甫之乱的爆发犹如一声惊雷，瞬时打破了唐朝本已就脆弱的宁静。紧随其后的庞勋之变和王郢之变，亦如狂风骤雨般接踵而至，这些叛乱迅速蔓延开来，如同燎原大火，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更加岌岌可危。特别是庞勋之变，对关东地区的冲击尤为严重，不仅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经济活动也几乎完全停滞，整个关东地区仿佛陷入了绝境。 然而，在这最黑暗的时刻，沙陀军首领朱邪赤心挺身而出，率领他的军队前来救援。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朱邪赤心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动荡，为大唐带来了一丝转机。 由于他在平乱中的杰出贡献，朱邪赤心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赞扬，并被赐予汉名李国昌，以此表彰他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沙陀族在唐朝末年动荡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认可。 873年，唐僖宗登基为帝。这位年轻君主对宫廷娱乐活动，如斗鸡和打球情有独钟，却对国家政务疏于关注，朝政逐渐被忽视。在他的统治期间，北方的叛乱如同野草般的蔓延开来，关东地区则因连年遭受水灾的侵袭，农业生产严重受损。 与此同时，王朝内部的政治腐败逐渐恶化，官场的黑暗与不公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盐价的急剧攀升更是雪上加霜，这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直接打击了普通百姓的生计，导致民众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苦之中。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许多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治安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盗贼活动猖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民不聊生的景象。 这样的状况不仅反映了当时经济政策的失败，也揭示了政府在应对民生问题上的无力，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对现状的不满和绝望感。唐僖宗的这种治国方式，使得本已经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更加的岌岌可危。国家的根基，也在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的不满情绪也逐渐累积。这一时期，不仅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也为后来的五代十国乱局埋下了伏笔。 874年，王仙芝在长桓（今山东境内）揭竿而起，并迅速聚集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他的势力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次年便攻陷了山东西部，并在河南、淮南等地流窜作战，声势浩大，令朝廷为之震动。 到了878年，王仙芝在黄梅一役中不幸战亡，其麾下的余部四散溃逃。但这些残军并未就此消亡，而是转投了另一位起义领袖——黄巢。 黄巢接手了这支军队后，如饿虎扑食般率领着他们南下，横扫了江南和岭南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恐慌。 特别是商业重镇广州，也未能逃脱这场浩劫，华南地区的经济体系几乎被摧毁殆尽。黄巢的起义军不仅给当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更对唐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沉重打击，预示着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伟大帝国正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落。 879年，黄巢的军队在南方遭遇了致命的瘟疫，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战略，经由桂州沿湘江北上，重新流窜到了江南地区。次年，黄巢正式展开西进攻势，其军事行动势如破竹，迅速攻陷了洛阳和潼关等重要的据点。 黄巢起义发生在875年至884年之间，是由黄巢领导的一场农民起义，它紧接在王仙芝领导的起义之后。这场起义是唐朝末期众多民众反抗活动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黄巢和他的部队采取了一种灵活机动的战略，避免与敌军正面冲突，而是选择攻击敌人防御较弱的地方。他们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陕西等省份，这对唐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然而，由于起义军不断地移动作战，缺乏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这使得他们在经济支持和民众基础方面都显得不足，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黄巢起义爆发的背景复杂，其主要原因归纳如下： 1. 政治腐败：唐朝末年，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逐渐衰退，官僚体系内部贪腐成风，官员们往往对民众疾苦视而不见，甚至草菅人命。这种普遍的政治腐败不仅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也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民间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2. 农民负担过重：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朝廷不断加重赋税，这直接增加了农民的经济压力，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外，频繁且无序的兵役征调进一步消耗了农村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3. 官府压迫加剧：地方政权为了满足中央的苛捐杂税要求，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手段向百姓榨取资源，包括过度征收、强制劳役等，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益，导致了广泛的民怨沸腾和反抗心理。 4. 外部威胁与军费负担：当时唐朝边境不宁，外敌入侵频仍，为应对这一局面，政府不得不大幅增加军事支出。然而，这部分额外成本最终还是转嫁到了普通民众身上，通过提高税收等方式来弥补国库亏空，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 第19章 藩镇争霸:地方纷争与皇权式微 面对黄巢军队的快速进攻，当时掌权的宦官田令孜非常恐慌，急忙带着唐僖宗逃离了长安，前往四川避难。随着黄巢的军队进入长安并宣布成立新的国家——齐国，唐朝的中心长安就此落入敌手。 各地赶来救援的军队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未能有效组织反击，导致好不容易收复的长安很快又被黄巢夺回。唐朝皇室陷入了绝境，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被迫赦免了逃亡到漠北的李国昌和他的儿子李克用，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挽救局势。 李克用不负众望，带领沙陀骑兵如同及时雨般赶到战场，与唐军联手，成功地夺回了长安。这场激烈的战争终于结束，为唐朝这段动荡的历史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篇章。李克用的介入不仅暂时稳定了局势，也为他日后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黄巢起义军中的一位猛将朱温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选择了投降朝廷。为了表彰他对唐朝的归顺，并奖励其弃暗投明的行为，唐廷不仅赐予他一个全新的名字——朱全忠，还册封他为宣武节度使，赋予他治理汴州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权力。 但获得新身份和权威的朱全忠并未因此而满足，反而更加积极地巩固自己的势力。然而，此时的黄巢见局势对自己不利，便率领残部向东逃窜，试图重新集结力量反攻。 在这一过程中，黄巢意识到朱全忠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重要支柱，于是决定将其围困在陈州，意图削弱朝廷的力量。一时间，陈州城被重重包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这场围城之战不仅考验着朱全忠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也成为改变他命运的关键时刻。面对黄巢的猛烈攻势，朱全忠坚守陈州，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最终不仅解除了围城之危，还进一步增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朱全忠从一名叛军将领转变为唐朝重要的将领，并为其日后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就在陈州城局势万分危急之际，李克用率领着他那英勇善战的沙陀铁骑如神兵天降般赶来解围。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了黄巢的围城部队，成功解救出被困多日的朱全忠。李克用的军队不仅打破了重围，还展示了非凡的战斗力和无畏的精神，给陷入绝境的朱全忠带来了转机。李克用毫不松懈，接着继续挥师追击溃败的黄巢军，展开了一场紧锣密鼓的追剿行动。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中，李克用的军队与黄巢残部展开了多次激烈交锋，逐渐将起义军逼入绝境。 到了885年，黄巢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败于自己的外甥林言之手。为了求得自保，林言亲手斩下了黄巢的首级，并主动向唐军投降。这一幕标志着这场轰轰烈烈、震撼天下的黄巢之乱最终得以平息。 随着黄巢之乱的结束，唐朝暂时恢复了表面的和平，但这次的大动乱已经深刻地动摇了帝国的根基。李克用在这场平乱中的杰出表现，不仅巩固了他的军事声誉，也为他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赢得了重要地位。而朱全忠，在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也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为日后五代十国时期的风云变幻埋下了伏笔。 本以为战乱就此终结，但谁也没有料到，刚刚投降不久的黄巢旧部秦宗权竟然再度叛变。他迅速纠集起残余势力，重新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肆意横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所过之处，皆化为一片废墟，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甚至有一段时间，这支叛军还攻陷了东都洛阳，昔日繁华的城市瞬间变得冷冷清清，千里之内不见丝毫烟火之气。面对秦宗权叛军的猖獗，各地藩镇虽多次出兵围剿，却未能彻底将其消灭。叛军如影随形，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 直到唐昭宗时期，朱全忠挺身而出，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强大的兵力，历经无数次浴血奋战，这才逐渐地扭转了战局。最终，在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役后，朱全忠成功地平定了这场肆虐已久的叛乱。 经过长时间的战火，百姓们终于又看到了和平的希望。朱全忠打败了秦宗权的叛乱，这不仅是对叛军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标志着他开始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人物。 不过，平定叛乱后的唐朝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强大了，国力大不如从前。各地的藩镇看到中央政府的力量变弱，就像看到机会的饿狼一样，纷纷采取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这样一来，唐朝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 宦官与外廷官员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双方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拉拢地方藩镇以增强自身的势力，从而导致局势愈发的混乱。各藩镇之间也互相争夺，意图通过控制朝廷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 这场内乱不仅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也动摇了国家的根本，使得唐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各派势力的纷争让本已脆弱不堪的王朝更加无力再应对内外交困的局面。 在众多藩镇中，河东的李克用（继承其父李国昌之位）、宣武的朱全忠以及凤翔的李茂贞最为强大。 885年，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唐僖宗终于返回了长安。然而，他对宦官田令孜的信任并未因此减少。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加深，双方各自拉拢势力，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局面。 面对田令孜的强势态度，王重荣决定不再忍耐。他联合了实力雄厚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共同组成了联军。这支联军气势磅礴地攻入长安，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也为王朝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次军事行动揭示了中央政权在地方藩镇力量面前的脆弱，也直接挑战了田令孜的权威。王重荣与李克用的联手不仅是对宦官势力的打击，也是地方势力崛起的新阶段。 第20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上) 面对急剧恶化的局势，田令孜意识到情况对自己极为不利，遂再度护送唐僖宗逃离京城，以求避险。而原本与他结盟的朱玫和李昌符则审时度势，转而改变立场，不仅背叛了田令孜，还率军对其展开追击。与此同时，他们拥戴襄王李煴为监国，并推举朱玫担任宰相之职。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标志着政治风云的急剧转变。 然而，李昌符却对这一安排心存不满，视之为对自己利益的威胁。流亡中的唐僖宗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在兴元期间，巧妙地利用朝廷的影响力，成功说服了王重荣、李克用与李昌符三人联手。他们决定共同行动，目标直指收复长安，以此恢复唐僖宗的统治权威。这一联盟的形成，不仅展现了唐僖宗在逆境中的领导智慧，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各方势力迅速权衡利弊，调整立场，最终达成了脆弱的合作关系。此次联合行动不仅凸显了当时政局的瞬息万变和不确定性，也为唐朝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它不仅是各方力量对比的一次重新洗牌，更是在动荡时局中寻求稳定与秩序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次合作虽然暂时，却为唐朝的未来走向注入了一丝新的希望。 然而，在返回长安的途中，唐僖宗再次遭遇了险境，与凤翔的李昌符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一突发事件不仅打乱了复归京城的步伐，也暴露了联盟内部的脆弱与不稳。 雪上加霜的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竟遭部下背叛，不幸遇害。这一连串的变故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也为唐朝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更深的不确定性。双重的打击，不仅考验着唐僖宗的领导能力，也让各方势力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与策略，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求生存与发展。 危急时刻，唐僖宗只得依靠李茂贞的力量才得以平安返回了长安。为了感激李茂贞在危难关头的鼎力相助，僖宗特别任命他为新的凤翔节度使。这一举措不仅是对李茂贞忠诚与支持的肯定，也为动荡不安的局势注入了一股稳定的力量。同时也确保了唐僖宗自身的安全。而李茂贞在关键时刻的支持，不仅赢得了唐僖宗的高度信任，获得了重要职位，也让他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还增强了他在朝中及地方上的威望，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888年，唐僖宗离开后，其弟李晔在宦官杨复恭的拥立下登基，即唐昭宗。这一时期，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因为各种缘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双方的斗争不仅限于朝廷内部，更蔓延至各自的藩镇领地，加剧了国家的分裂与动荡。 朱全忠与李克用之间的对抗，成为了晚唐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权力博弈之一，并且深刻影响了唐朝的命运走向。 唐僖宗及其继任者唐昭宗在这场权力风暴中艰难求存，始终不懈地尝试重新掌控朝政局势，力图恢复皇权的尊严与稳定。然而，地方藩镇的纷争不断，中央政权的力量愈发显得脆弱。在此背景下，张全义与李罕之为了争夺河阳节度使的职位，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两人各自拉拢强大的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张全义得到了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的支持，而李罕之则投靠了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这场争斗不仅加剧了地方的动荡，也使得朱全忠与李克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深刻影响了晚唐的政治格局。通过这种复杂的权力博弈，各派势力为了自身利益不断调整立场，使得国家陷入持续的混乱之中，皇朝政权的权威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挑战。 面对强大且独立的地方藩镇势力，唐僖宗和唐昭宗两位帝王尽管竭尽全力试图重振皇权，但他们的努力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下显得格外艰难。王朝政权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地方藩镇的纷争使得朝廷难以有效施政。两位皇帝不仅要应对内部的政治斗争，还需应对外部藩镇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使得他们恢复皇权尊严与稳定的愿景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最终，朱全忠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成功兼并了河阳和洛阳，并击败了秦宗权，几乎完全掌控了河南省。这一连串的成功，极大的增强了他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达到了高潮：宦官杨复恭与宰相张濬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双方各自拉拢李克用和朱全忠作为支持后盾，使得局势愈加错综复杂。 890年，朱全忠与张濬联手攻打河东军，但这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张濬也因此被贬官。李克用则抓住机会，继而吞并了昭义的潞州和泽州，扩大了对今天山西省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不久之后，宦官杨复恭失势，被迫南下投靠其兄子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公然叛变唐室。李茂贞等人奉命平定叛乱，在此过程中，李克用在朝廷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凤翔的李茂贞因无法扩展自己的领地，与皇帝产生矛盾，最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这场战争中，李茂贞和王行瑜取得了胜利，掌控了关中地区，并将宦官和外廷置于他们的严格控制之下。此时，唐王室的统治范围仅剩下了首都这一小片土地，中央政权的权威几乎不复存在。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晚唐时期王朝政权的脆弱，也展示了地方藩镇的强大影响力。各派势力为了争夺自身的利益不断调整联盟，最终导致了国家陷入到持续的动荡之中。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唐朝皇帝的命运如同风中残烛，在各藩镇的权力争夺中摇摇欲坠。这些藩镇势力犹如贪婪的饿狼，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中央政权这块诱人的肥肉。最终，皇帝被强大的藩镇势力所挟持，失去了行动自由，仿佛一只被困在金丝笼中的鸟儿，失去了往昔的荣耀与尊严。 这一时期，中央权威日渐式微，地方藩镇的崛起不仅削弱了皇权，也标志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时代的来临。皇帝虽然名义上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已经沦为藩镇争斗的棋子，其地位和权力大打折扣，曾经辉煌的王朝逐渐走向衰落。 第21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中) 895年，随着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的去世，局面变得不再那么平静。他的离开，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湖心，激起了层层波澜，更是触发了一系列权力更迭的连锁反应。 面对空出的权力真空，王行瑜、李茂贞和韩建等实力派人物迅速作出反应，他们如同嗅到猎物气息的猛虎，围绕着河中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一过程充满了紧张与不确定性。 其中，王行瑜更是抓住了这一契机，率军入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血腥清洗，使得宰相韦昭度等大臣均遭遇了不幸，其凶狠手段令人胆寒。王行瑜的狰狞面目与残暴行为，不仅令朝野上下为之震惊，更揭示了他不加掩饰的野心——企图废黜唐昭宗，自己登基称帝。 他的这些举动，不仅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动荡，也让唐王室的权威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京城一度笼罩在了恐惧之中，仿佛被黑暗势力所吞噬，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即将到来。 当李克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行动起来，率领着其精锐部队迅速赶往京城支援。在这次关键的争夺中，李克用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其快速而有效的行动令所有人印象深刻。 王行瑜的部下原本士气就不高，面对李克用的强大攻势时，逐渐失去了斗志。最终，他们决定背叛王行瑜，转而支持李克用。在绝望之中，王行瑜又被自己的部下所害。这一变故也帮助唐室暂时恢复了稳定。 尽管局势依旧动荡不稳定，但李克用的介入也为朝廷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使唐室能够在混乱中暂时稳住阵脚。为了防止类似危机的重演，唐王室决定组建殿后四军这支精锐部队。此举既是为了增强皇权，也意在维护朝廷的尊严与稳定。 通过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唐室希望能在未来的复杂局势中更好地保护自身，并对潜在的威胁形成有效的威慑。这支新组建的军队象征着王室巩固权力的决心，以及对国家安定的深切期望。然而，在那个藩镇林立、中央权威式微的时代，这样的努力能否持久地保障朝廷的安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这时，李茂贞和韩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行动。两人就像警惕的狐狸一样，一直在寻找王室政权的弱点。896年，他们迅速行动了起来，带领着军队逼近了长安，导致唐昭宗在恐惧中逃离京城，前往华州寻求安全。 幸好李克用和朱全忠及时率军前来支援，如同拯救危局的英雄，为唐昭宗带来了一线生机。898年，唐昭宗得以重返长安，重新坐上皇位。然而，尽管局势暂时得到了缓解，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却并未因此平息，反而变得更加激烈了。 随着唐昭宗重返皇宫，各派势力为了争夺权力依旧不择手段，从而导致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皇帝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唐昭宗不仅要应对地方藩镇的威胁，还要调解宦官与朝臣之间的激烈斗争。 他任何一个决策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可能会引发新的危机。因此，恢复中央政权的权威和稳定，成为了唐昭宗最为紧迫的任务。他的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以确保不再触发更大的风波。 朝堂之上，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之间的争斗犹如一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双方各不相让，剑拔弩张。随着局势日益紧张，权力的天平逐渐倾斜。 最终，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幽禁起来，如同一只被囚笼束缚的蝴蝶，失去了自由翱翔的天空。面对这一危机，崔胤心急如焚，仿佛热锅上的蚂蚁。他深知时间紧迫，急忙派遣使者疾驰出京，召唤朱全忠前来救援。 在崔胤眼中，朱全忠不仅是强援，更是打破这黑暗局面、恢复朝廷秩序与稳定的最后一丝希望。崔胤清楚地认识到，若不能迅速扭转局势，唐朝的命运将岌岌可危。 因此，他对朱全忠的到来寄予了厚望，期望这位强援能够成为那道划破黑暗的曙光，为王朝这片混乱带来一线生机。但这一决定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仿佛每一步都在接受命运的考验。 在唐朝命运悬于一线的关键时刻，朱全忠的到来是否会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因素，依然是个未知数。对于大唐王朝而言，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所有人屏息以待，希望朱全忠能够为这片混乱带来一丝转机。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宦官韩全诲为了自保，竟然采取了极端措施，强迫唐昭宗投靠了李茂贞。这一举动如同在已经错综复杂的棋局中再添一枚变数，使得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得知此事后，正在赶往长安的朱全忠怒不可遏。他立即下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并迅速率领大军如狂风般包围了凤翔城。朱全忠的快速反应和果断行动，显示了他对当前局势的紧迫感，也为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埋下了伏笔。 随着来年的到来，凤翔城内的粮草逐渐耗尽，士兵们的士气也日益低落，城中的气氛愈发紧张。李茂贞清楚地意识到形势对他极为不利，在无奈之下，他决定采取行动以求自保。最终，他下令处决了韩全诲等人，并主动向朱全忠示好，寻求和解。 朱全忠抓住这一机会，顺利掌控了朝中大权。他的野心如同无法遏制的烈火，迅速蔓延开来。通过这次事件，朱全忠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日后进一步扩张势力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发展标志着唐朝中央权力的进一步转移，预示着一个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 面对手中的权力，朱全忠毫不手软，对宦官展开了严厉的清算。在这场血腥的清洗之中，数百名宦官失去了生命。长安城因此被一片恐怖的氛围所笼罩，街头巷尾弥漫着紧张的气息，仿佛末日来临一般。 市民们胆战心惊，对未来充满了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这场大清洗不仅清除了朱全忠眼中的威胁，也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冷酷的决心和不容挑战的权威。长安城内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能感受到空气中紧绷的弦，大家都在猜测，还有谁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整个城市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第22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下) 这场血腥的清洗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伏笔。朱全忠的行动虽然暂时稳定了局面，但也为日后更多的冲突和变革铺平了道路。 宰相崔胤懊悔不已，捶胸顿足，深刻意识到自己引狼入室，让朱全忠这头难以驾驭的恶狼成为了巨大的威胁。面对朱全忠日益增长的权力，崔胤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感。为了摆脱朱全忠的控制，他决定暗中采取行动，秘密招募六军十二卫，意图重建自己的势力，以对抗这位新的强权人物。 然而，崔胤的这一举动也充满了风险。在如此敏感的时期，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他的计划能否成功，也将直接关系到未来政治格局的走向。崔胤深知，这次尝试将是对他智慧与胆识的巨大考验，稍有不慎，便可能将自己推入更深的险境。 果然，朱全忠在长安的眼线如同蜘蛛网般密布，几乎无所不在。崔胤的秘密行动很快就被朱全忠察觉。904年，朱全忠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最终将崔胤斩首，彻底消除了这一潜在的威胁。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彰显了朱全忠的冷酷与决断，也让朝野上下对他的畏惧更深一层。崔胤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也预示着唐朝中央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 可怜的宰相崔胤，还没来得及完全实施他的计划，便命丧黄泉了。唐昭宗也被迫在朱全忠的逼迫下迁都洛阳，长安城在这场浩劫中遭受重创，昔日的繁华与辉煌仿佛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曾经作为帝国心脏的长安，如今变得面目全非，街道冷清，宫殿荒废，往日的繁荣景象已成追忆。这场变故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深刻地影响了唐王朝的命运，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秩序的开始。 同年8月，朱全忠犯下了弑君的滔天大罪，残忍地杀害了唐昭宗，并扶持唐昭宗年幼的儿子李柷登基，即唐哀帝。面对朱全忠的强权，年幼的唐哀帝更是无力反抗，只能在恐惧和无奈中接受了皇位。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标志着唐朝皇权的进一步衰落，也让年轻的唐哀帝成为了朱全忠手中的傀儡。在一个本应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纪，他却不得不承受着国家命运的重压，目睹着帝国逐渐走向终结的局面。 第二年，朱全忠开始了大规模的朝官贬黜，并将那些曾与他作对的官员们召集到白马驿。并在那里毫不留情地对他们展开了血腥的清洗。这些官员最终被他惨无人道的屠戮，他们的尸体都被抛进了黄河，河水瞬间被染成红色，这一事件史称“白马之祸”。 “白马之祸”不仅是对朝廷精英的一场大清洗，也标志着朱全忠对权力的绝对掌控。滔滔不绝的的黄河之水见证了这一场惊天悲剧，而朝廷内外则笼罩在了一片恐惧之中。通过这次血腥的手段，朱全忠彻底铲除了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这一事件成为了唐朝末年黑暗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预示着更多动荡与变革的到来。原本，朱全忠计划在统一全国后再行夺取帝位。但由于在征讨淮南的战役中遭遇到了重大失利，迫使他不得不提前采取了行动。 907年，朱全忠迫不及待地逼迫唐哀帝禅让，自行称帝，建立了后梁。随着他这一举动，大唐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五代十国的序幕就此拉开。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朱全忠成为了历史的罪人。他的残暴和野心不仅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也给无数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那些被他杀害的官员们则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他们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而朱全忠的名字将会永远地与这段黑暗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的行为虽然一时得逞，但却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这个时期充满了动荡与变革，朱全忠的崛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尽管他的统治时间不长，但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复杂且引人深思的时期。晚唐时期的动荡，不仅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朱全忠的崛起和唐朝的衰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混乱时代的开始。他虽然通过暴行暂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这为他建立的后梁政权种下了不安定的因素。在权力斗争中失去生命的官员们，成为了这段黑暗历史无声的见证者。 他们的牺牲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动荡的一个缩影。这提醒我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成就也能导致毁灭；同时反映了人性的多面性——既有对权势的追求，也有对正义与和平的向往。 朱温（852年12月5日—912年7月18日），又名朱全忠、朱晃，是后梁的开国皇帝，在位期间为907年至912年。他出生于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从一名追随黄巢起义军的战士成长为后梁的建立者。 在早年，朱温加入黄巢的叛军，参与了对唐朝的战斗，并担任多个重要军事职务。随着黄巢势力的增长，他在大齐政权中占据了关键位置。然而，到了882年，朱温选择背叛黄巢，向唐朝投降，并因此获得了唐僖宗的信任和重用，逐步晋升为汴州刺史及宣武军节度使。之后，朱温不仅协助唐朝平定了黄巢之乱，还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击败了包括秦宗权在内的数个地方割据势力，成为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朱温开始干涉朝廷事务。904年，他策划了一次政变，谋害了唐昭宗并控制了新立的唐哀帝。三年后，即907年，朱温正式废黜了唐哀帝，结束了唐朝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后梁，定都于汴州（今河南开封）。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始。 朱温的统治虽然短暂，但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远。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清除异己。不过，他的暴行也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最终，在912年，朱温被自己的儿子朱友珪所害。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权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责任，而其行使的方式可以决定一个时代的命运。朱温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崛起与陨落，也是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和人性的多面性。 第一卷结语:王朝的辉煌与变迁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唐朝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巅峰时期。从李渊起兵建立唐朝，到他的儿子李世民登基为帝，这段历史充满了波澜壮阔的故事，记载了众多英雄豪杰的事迹。 这段时期就像是一页页生动的历史画卷，展现了无数英勇人物和他们不平凡的经历。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战斗，还是宫廷中的智谋较量，都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而迷人的风景。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下，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迅速复苏并蓬勃发展，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地区，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上，贞观年间百花齐放，诗词歌赋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众多文人墨客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文化的昌盛。这一时期的辉煌成就，不仅树立了唐朝作为黄金时代的标志，也为后世在治理和文化方面提供了典范。贞观之治的影响深远，至今仍然被广泛赞誉和学习。 永徽年间，高宗李治继承并发扬了太宗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致力于国家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尽管这一时期不如贞观之治那样广为人知，但它同样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并在多个领域稳步前进。高宗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不仅维持了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也为大唐的繁荣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并带领大唐步入了另一个辉煌的巅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经济高度繁荣，城市繁华昌盛，商业贸易异常的活跃；文化艺术领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大唐的国际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交流学习，长安也成为了世界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贞观、永徽、开元三朝的辉煌成就，至今仍被人们铭记与称颂，影响深远，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持续激励着后人。这些时期的治理，也展示了唐朝统治者们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精心的规划与实践，从而创造了持久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大唐的光辉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这个风起云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众多人物的命运相互交织着。 李世民凭借着超凡的军事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登上了“天可汗”的宝座，成为了万民敬仰的英主；魏征则以其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勇气，成为了流芳百世的名臣。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工匠、农民和商人，也如同基石一般，支撑起了这个伟大国家的脊梁。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一些曾经名噪一时的人物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销声匿迹，或是因时势的变迁而遭遇不幸。 大唐不仅在军事上战功赫赫，更在文化和艺术领域迎来了黄金时代。诗歌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犹如繁星般璀璨；绘画作品如梦似幻，充满了想象力和美感；音乐创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条通过才华晋升的道路，使得社会更加开放、多元且充满活力。不同背景的人才得以涌现，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佛教的广泛传播和道教的复兴，加上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激发了社会的创新意识。宗教活动变得更加多样，新思想不断萌发，进一步增强了社会的活跃度和创造力。 这些文化和社会现象共同作用，使得这个时代显得格外生动有趣，充满了创新精神和新颖的思想。大唐盛世不仅是武力的象征，更是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唐朝曾极其强盛与繁荣，尤其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早期的“开元盛世”，国家的兴盛达到了顶峰。这两个时期代表了唐朝的黄金时代，其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展现了大唐无与伦比的辉煌。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大动乱——安史之乱改变了这一切。从755年到763年，边疆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战火迅速蔓延，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和动荡。这场持续八年的冲突让曾经繁荣的唐朝遭受了重大打击。这场战争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和生命，繁华的城市变成废墟，肥沃的农田荒废。除了人民的痛苦，安史之乱还对大唐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更重要的是，这次叛乱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曾经强大的中央政权开始动摇，地方势力趁机崛起，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地方官员拥兵自重，不再完全听从朝廷的指挥，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被迫成为佃农或流民。他们面临着沉重的赋税和繁重的徭役，生活极为困苦。经济上的问题不断浮现，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在政治领域，宦官专权与官员党派争斗此起彼伏，犹如汹涌的潮水一般。朝廷的气氛异常紧张，政治腐败如瘟疫般蔓延开来，侵蚀着大唐王朝的根基，使得国家治理变得愈发艰难。官员们将国家利益和百姓福祉抛诸脑后，对权力的贪婪永无止境。他们为了争夺权力，不择手段，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完全不顾及道德良知的约束。 在这样的环境下，权谋成为朝堂上的常用手段，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却常常被忽视。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宦官与不同派系的官员们为了争权夺利，使得朝廷的政治腐败不断加剧。这种只关注自身权力斗争而漠视民众需求的现象，也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滑，政局动荡不安，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晚唐时期，帝国在外部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吐蕃、回纥等周边民族宛如饿狼猛虎，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大唐广袤的疆土。这些强悍的民族时常如暴风骤雨般侵袭边境地区，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仅大肆掠夺财物，更残忍地掳走无辜百姓作为奴隶，使得边境地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子过的苦不堪言。 时光飞逝，转眼来到了九世纪中叶。就在王朝这艘巨轮动荡不安之际，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如同一股狂暴的飓风，挟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这支起义军势如破竹，所到之处，摧枯拉朽，给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大唐王朝带来了最致命的一击。让原本有序的社会秩序，瞬间崩溃，战火与硝烟弥漫，无数家庭破碎，民众流离失所，陷入深深的苦难之中。 公元907年，朱温凭借其力量和野心，正式夺取了皇位并自立为帝，创立了后梁政权。这一举动标志着大唐王朝两百多年统治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随着朱温的上台，曾经辉煌的大唐帝国画上了句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随着唐朝这座巍峨大厦的轰然倒塌，整个中华大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与迷茫之中。原本统一的国家分崩离析，各路诸侯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由此拉开了长达五十余年之久的分裂时期——五代十国的序幕。 在这段漫长而黑暗的岁月里，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每一寸土地之上。各方势力为了争夺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争斗。百而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饱受战火的摧残。社会秩序崩溃，道德沦丧，人性的丑恶在这片乱世中尽显无遗。 就在人们几乎对和平失去希望之时，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赵匡胤凭借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成功统一了这片纷争不断的土地，并创立了大宋王朝。 赵匡胤的崛起不仅为混乱的时代带来了转机，也为后世开启了一个新的繁荣篇章。随着他的统治稳固，中华大地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和谐与繁荣，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赵匡胤不仅为国家带来了稳定，还开启了文化与经济复兴的新篇章，使得这片古老的土地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大唐盛世，一个令无数后人追忆与敬仰的伟大时代，它的光辉至今仍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历史上闪耀不息。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不仅能够探寻那些逝去岁月中的辉煌成就，还能从中汲取无尽的智慧与力量。这个黄金时代的光芒照亮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深远影响跨越了时空，持续启迪着当代和未来的时代。 大唐留下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遗产，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财富，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卓越，勇往直前。通过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把握现在，并为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灵感与动力。透过这些岁月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荣耀的王朝，是如何从诞生、成长、直至走向灭亡的全过程。 书友们，随着第一卷《王朝的兴衰》帷幕缓缓落下，我们即将踏入第二卷《大唐人物年鉴》的精彩世界。 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寻那些塑造了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们，共同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荣耀与挫折，聆听他们背后鲜为人知的趣事与笑谈。让我们穿越时空，走进大唐盛世，去领略那些传奇人物的魅力与风采。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将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个伟大时代的温度与活力，以及它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会发现历史不再是冰冷的记录，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构成。 书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这段令人着迷的历史之旅吧！ 第1章 从贵族到帝王:高祖李渊的传奇人生(上) 早期效力朝廷 李渊，字叔德，出身于北周的关陇贵族家庭，是唐朝的开国皇帝（618年－626年在位）。作为唐太祖李虎之孙、唐世祖李昞之子，李渊深得隋文帝和文献皇后的宠爱，曾历任多个重要官职。 李渊七岁时继承了父亲李昞的爵位，成为唐国公。成年后，他以开朗和宽容的性格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杨坚建立隋朝后，李渊恢复了本姓，并在隋朝担任了千牛备身，即皇帝的禁卫武官。由于受到独孤皇后和隋文帝的信任，李渊被任命为多个地方的刺史。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李渊先后担任了荥阳和楼烦两地的太守，之后回到朝廷担任殿内少监。大业九年（613年），李渊转任为负责宫廷安全的卫尉少卿，从一个文职官员变为武职官员。同年，李渊被派去监督对高句丽战争的粮草运输。当杨玄感起义反抗隋朝时，李渊受命镇守弘化郡并管理关右地区的军事事务。这段期间，李渊结交了许多英雄豪杰，引起了隋炀帝的猜忌。为了自保，李渊开始放纵自己，饮酒作乐，接受贿赂。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命令李渊前往山西和河东地区处理叛乱。在龙门，李渊成功地平定了毋端儿领导的起义军，并击败了绛州的叛军柴保昌。次年，因为不断向隋炀帝进献猎鹰和猎犬，李渊升任为右骁卫将军。面对突厥的入侵，李渊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合作，以巧妙战术击败了突厥军队。 太原起兵反隋 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委任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及晋阳宫监，成为了这一区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此时，隋朝正面临着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浪潮，这些起义严重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统治根基。与此同时，隋炀帝对朝廷官员的信任度急剧下降，频繁无端的除掉文臣或武将，使得朝中人人自危。 李渊抵达太原之后，敏锐地察觉到当前局势提供的难得机遇。其副使夏侯端早已提醒他应提前布局，以防不测。李渊深以为然，并与儿子李世民商议，认为唐是他的封地，而太原正是这块封土的核心。既然天赐良机，不应坐失，否则不仅辜负了这片土地，更可能招致不必要的祸患。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起兵之前必须先稳定内部，解决历山飞等地方势力问题，同时妥善处理与北方突厥的关系，以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为了稳定局势，李渊首先率军击败了在雀鼠谷活动的历山飞将领甄翟儿，巩固了他在山西的地位。然而，在防御突厥入侵时，他的副手高君雅和王仁恭遭遇失败，导致隋炀帝下令逮捕李渊并处决王仁恭。尽管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了他们，但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李渊加快了起兵反隋的步伐。最终，李渊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开始策划并准备在太原起兵反抗隋朝。 李渊是一个胸怀大志、抱负远大的人物，怀有济世安民的理想和治理天下的雄心。并且以真诚待人着称，不论对方身份高低贵贱，一经会面便能多年不忘；对于重要的地理要冲，只要看过一眼，便能长久铭记于心。作为一位经验丰富且老练的政治家，李渊在应对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策略与智慧。 面对频繁的农民起义，他采取了巧妙的招降纳叛政策，不仅有效镇压了动乱，还借此机会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同时，他还指示长子李建成在河东地区秘密结交英才，广纳贤才，为未来的事业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通过这些举措，李渊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日后建立大唐帝国积累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隋朝末年的动荡局势中，全国各地纷纷起兵反抗隋王朝的统治，隋炀帝所在的江都（今江苏扬州）逐渐被孤立。晋阳县令刘文静敏锐地察觉到李渊心中隐含的反隋意图，遂积极与他接近，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与此同时，刘文静因其他原因被捕入狱，在狱中结识了李世民。二人志同道合，迅速达成了共识，开始秘密策划起兵之事。然而，这些初期的密谋并未让李渊知晓。为了促使父亲下定决心，李世民巧妙地找到了晋阳宫副监裴寂寻求帮助。 裴寂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于是设计了一场迫使李渊同意起兵的关键行动。在一个夜晚，裴寂安排了一场盛宴，让李渊饮酒至醉，随后安排宫女侍寝。这一举动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威胁手段——一旦起事失败，这将成为李渊叛逆的证据。当裴寂向李渊透露整个计划时，李渊最初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最终还是被迫同意了起兵的决定。尽管李渊表面上假装反对，实际上他深知局势已经非常紧迫，不得不赶快采取行动。 大业十三年（617年），鹰扬校尉刘武周在马邑发动叛乱，自立为帝，并与突厥联手南下图谋天下。隋炀帝闻讯欲治李渊之罪，这使李渊感到恐慌。在紧急情况下，李世民建议立即行动。尽管隋炀帝随后赦免了李渊，但他身边的心腹们仍然鼓励他起兵。于是，李渊以讨伐刘武周和防御突厥为借口开始招募士兵，并暗中召回在外的儿子们准备起事。 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对李渊早已产生了怀疑，二人密谋借祈雨之名，试图除掉李渊父子。然而，他们的阴谋却未能得逞，反而计划被李渊提前察觉。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李渊迅速采取行动，抢先一步发难。 李渊指控王威和高君雅勾结突厥，意图不轨，并以此为由将二人囚禁。不久之后，当突厥果然发动进攻时，李渊趁机以叛国罪名处决了王威和高君雅，从而化解了眼前的威胁。 为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并获得外部支持，李渊派遣刘文静前往突厥进行外交斡旋。刘文静凭借其卓越的谈判技巧，通过谦卑的态度和丰厚的礼物，成功赢得了始毕可汗的支持。始毕可汗同意提供军事援助，并与李渊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为李渊未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 六月，随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到来，李渊终于解除了后顾之忧。在两位儿子的辅佐下，他接受了谋士们的建议，正式自称大将军，设立了一系列官职，并任命自己的儿子们担任重要将领。为了赢得民心，李渊还下令开放仓库救济穷人，此举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在他的领导下，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短时间内人数便扩展至数万人。 李渊的仁政与领导魅力吸引了大量志士前来投奔，军队士气高涨，战斗力显着增强。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李渊制定了入关夺取长安的战略计划。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他对时局的精准把握，也展现了他作为领导者的眼光与决心。 南下建唐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五日，李渊率领三万士兵在晋阳正式宣布起兵。他们沿汾河谷道南下，表面上宣称是为了尊崇隋朝，拥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帝。突厥始毕可汗送来了千匹马，并且原西突厥特勤阿史那大奈也率兵支持李渊。 当李渊的军队到达贾胡堡时，遇到了隋朝代王派来的两路阻击：宋老生带领两万精兵驻扎在霍邑，而屈突通则带着数万人守卫河东。此时正值秋季多雨季节，道路泥泞难行，加上军粮短缺，李渊的军队前进受阻。外界还有传言说突厥和刘武周将要袭击晋阳，因为刘文静还在突厥未归，大家对这些消息真假难辨。 面对困境，李渊召集将领们商讨对策。裴寂等人建议退回晋阳，保护基地，再图后举；但李建成和李世民坚决主张继续前进。经过深思熟虑，李渊决定听从儿子们的建议，继续进军。 八月，天气转晴，粮食也从太原运到了前线。李渊随即指挥部队进攻霍邑。战斗中，李渊用计分散了宋老生的注意力，让他的军队离开了城门约一里多地布阵。然后，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绕到敌军背后，堵住了东门和南门，切断了宋老生的退路。 与此同时，有士兵高喊“宋老生已被斩首”，导致宋老生的部队阵脚大乱，纷纷溃逃。李渊的军队乘胜追击，最终成功击败宋老生，占领了霍邑。接着，李渊的军队势如破竹，迅速拿下了临汾和绛郡，一直推进到了龙门县。 这次胜利为李渊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建立唐朝铺平了道路。 援军到来 大业十三年（617年），刘文静带着突厥大将康鞘利及其五百士兵和两千匹马赶到李渊的军队。随着突厥援军的到来，沿河的隋朝守臣纷纷投降。李渊还成功招降了冯翊地区的农民军首领孙华，并派遣王长谐、刘弘基和陈演寿率领六千步骑兵渡过黄河，在梁山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 李渊亲自率军包围河东，但面对坚固的防御，他考虑直接西进长安。裴寂建议先攻克河东以避免腹背受敌，而李世民则主张快速行动直取长安。综合两者的建议后，李渊决定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河东，自己则带领主力军向西进发，从壶口渡河并在朝邑长春宫驻扎。关中的士民闻讯纷纷前来归附，场面十分热烈。 娘子军前来助战 在进军过程中，李渊的亲属也积极响应。他的女儿平阳公主（嫁给了柴绍）在鄠县散尽家财，招募义士，组建了一支七万人的“娘子军”。李神通和女婿段纶也在当地起兵响应。李世民一路西进，广纳人才，待到泾阳时已有九万大军，与平阳公主的部队会合，声势浩大。李建成被派往永丰仓扼守潼关以防东方来援，而李世民则带兵掠夺渭水北岸，对长安形成钳形攻势。李渊沿途废除隋朝的离宫园苑，释放宫女，赢得了民心。 攻入长安 由于隋炀帝远在江都，关内隋军力量薄弱，李渊的军队进展迅速。同年十月，李渊抵达长安城外，集结了二十多万大军准备攻城。十一月九日，唐军攻入长安，李渊进城迎接代王杨侑至东宫，并迁居大兴殿。他自己则暂住长乐宫，宣布实行十二条新法，废除了隋朝的苛刻禁令，除了处决少数反对者外，其余一概不问罪。 四天后，李渊迎立杨侑为隋恭帝，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被授予大权，成为大丞相并封为唐王，开始设立丞相府及官属，任命裴寂等人为要职。同时，他的儿子们也被赋予重要职位：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兼秦国公，李元吉为齐国公。至此，李氏父子完全掌握了关中地区的控制权，为建立唐朝奠定了基础。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之变中遇害害。这一事件加速了李渊篡位的步伐。同月，隋恭帝杨侑加封李渊为相国，让他总揽朝政，并给予象征最高权力的九锡之礼。 登基建国 到了五月，隋恭帝进一步允许李渊使用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十二旒冕冠和天子旌旗，出行享有特别警戒和清道的待遇。不久之后，戊午日（5月20日），隋恭帝被迫下诏将皇位禅让给李渊。又过了几天，在甲子日（6月18日），李渊正式在长安太极殿登基称帝，建立了唐朝，改元为武德，定都长安，成为唐高祖。新朝成立后，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并很快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李渊在取得皇位后，对待前朝的后裔表现得相当宽容。他下诏封隋恭帝杨侑为酅公，并且还册封北周的后代为王，以此来强调李唐政权的合法性和延续性。这种做法不仅显示了李渊的大度，也为新王朝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扫除群雄 李渊称帝之时，全国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唐朝的控制范围主要局限于关中和河东地区。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李唐王朝制定了明确的战略：首先巩固关中作为稳固的后方基地，然后逐步向东扩展，最终完成全国的统一。为此，李渊频繁派遣儿子们——李世民、李建成及李元吉出征，以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 夺取北方 在北方，隋末动乱之际，河东人薛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起兵反隋，自封为西秦霸王，后来更称帝，占据了陇西地区，并宣称拥有三十万大军。当唐军进入长安后不久，薛举便向扶风（今陕西凤翔）发起进攻，但被李世民击败。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再次率军讨伐薛举，但在他因病撤退后，接替指挥的刘文静和殷开山因为轻敌而遭遇了薛举在高城（今陕西长武西北）的大规模袭击，导致惨败。 同年八月，薛举的儿子薛仁杲企图进一步扩张，围攻宁州，但被当地的刺史胡演成功击退。不久之后，薛举病逝，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位置。面对这一局势，李渊一方面与占据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再次任命李世民为元帅对抗薛仁杲。 到了十一月，李世民终于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败薛仁杲并俘虏了他，从而平定了西北地区的大部分领土。李轨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割据一方，但因内部矛盾激化、人心不附而陷入困境。武德二年（619年），李渊试图通过李轨的部将安兴贵劝降李轨，但未成功。不久，安兴贵兄弟发动兵变，俘获李轨并将其送往长安处决，从而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汉水、淮河之间的割据者朱粲请降，被封为楚王，但很快又杀害了唐朝使者段确，转而投奔王世充，显示出地方势力的反复无常。 与此同时，代北的刘武周对太原发起了猛烈进攻，迫使留守李元吉弃城逃走。刘武周的部将宋金刚继续南下，威胁到关中的安全。面对这一危机，李渊派遣李世民率军抵御。经过五个月的僵持，李世民抓住宋金刚粮草匮乏的机会，迅速反击，在吕州和介休一带大败敌军。刘武周和宋金刚最终逃往突厥，后来被突厥所杀。这次胜利使唐朝完全控制了山西地区，巩固了关中的安全，并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随着瓦岗军领袖李密在洛阳王世充的打击下失败降唐，黄河流域形成了窦建德、王世充与唐朝三足鼎立的局面。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奉命进攻王世充，对洛阳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困。次年三月，面对王世充的求援，窦建德决定出兵相助。李世民采用“围郑击夏”的策略，在武牢阻止了窦建德的前进。窦建德军队久战不利，最终被击败并俘虏。王世充见势不妙，也选择了投降。这次胜利极大地加速了唐朝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 然而，李渊决定除掉深得民心的窦建德，并强征其旧将到长安，导致河北地区人心不稳。同年七月，窦建德旧部刘黑闼聚众起兵，得到突厥的支持，短时间内恢复了窦建德原先的地盘。尽管李世民在洺水之战中击败了刘黑闼，但河北的人心仍未完全归附唐朝。 次年六月，刘黑闼再次借突厥之力侵犯山东，引发河北诸州重新叛乱。直到武德五年（622年）二月，李建成督军作战，才彻底击败刘黑闼，重新平定了河北。 最后，在武德七年，河北起义军首领高开道被其部将张金树所害，张金树随后向唐朝投降，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动荡基本结束。 攻克南方 在攻克长安的过程中，李渊就派遣光禄大夫李孝恭前往山南地区（今陕西安康一带）招抚巴、蜀等地。李孝恭的檄文所到之处，超过三十个州纷纷归降。为了进一步巩固南方，李孝恭大力发展水军，积极备战。武德四年（621年）九月，高祖李渊任命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率领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并自立为梁帝的萧铣。经过一番战斗，萧铣的部将文士弘战败，萧铣最终选择投降，唐军顺利平定了荆湖地区。 随后，李渊命令李靖继续向岭南推进。同年十一月，李靖成功招降了岭南地区的豪族首领冯盎、李光度和宁长真等人，控制了九十六个州，获得了六十多万户民众，彻底平定了岭南。 早在武德二年（619年），割据淮南的军阀杜伏威就已经归附唐朝，并奉诏入朝辅政，留下辅公祏守卫。然而，在武德六年（623年），辅公祏在丹阳举兵反叛，自称皇帝。对此，李渊迅速反应，命令李孝恭率领诸将水陆并进进行征讨。 到了武德七年三月，辅公祏被击败身亡，江南地区全部平定。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唐朝基本上消除了隋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这些胜利不仅稳固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也为后续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2章 从贵族到帝王:高祖李渊的传奇人生(下) 颁布诏令安抚民心 作为唐王朝的开国之君，唐高祖李渊登基后就展现出了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李渊深知，要想让刚刚建立的新朝站稳脚跟、长治久安，就必须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来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安抚民心，为此，他首先发布了一系列保护平民利益的法令，例如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从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这些政策对于唐朝初期的发展至关重要。 拉拢功臣巩固政权 唐高祖李渊深知“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深刻道理，明白要确保新政权的稳固，就必须妥善处理好与他一起打江山功臣们的关系。为了避免功臣之间产生矛盾或不满情绪，李渊采取了一系列精明而周全的措施。 他首先通过分封土地、授予官职等方式，给予功臣们丰厚的回报。这些奖励不仅满足了功臣们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肯定了他们对建立大唐帝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此举有效地增强了功臣们的忠诚度和归属感，避免了内部纷争，维护了政权的稳定。 同时，李渊注重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每位功臣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认可。这种公平公正的态度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基础，促进了朝廷内部的和谐与团结。 轻徭薄赋鼓励生产 其次，农业乃立国之本，高祖自然也不会忽视这一点。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他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积极鼓励百姓恢复农耕生产。为了解决战后的经济问题，减轻百姓负担，李渊实行了轻徭薄赋政策，鼓励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通过减免赋税、提供农具和种子等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得大片荒芜的农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李渊还注重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改善灌溉条件，进一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此外，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他下令废除前朝一些苛捐杂税，严禁地方官员肆意盘剥百姓。这种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不仅赢得了民心民望，更使得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建基础设施促进繁荣发展 面对战争中受损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唐高祖李渊迅速下令相关部门立即着手修复与重建工作。他深知，完善的交通不仅对于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巩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他强调必须尽快恢复这些基础设施，以改善全国的交通条件，确保物资能够顺畅运输，市场得以繁荣发展。 政治改革 李渊推行了一些列政治制度上的调整，恢复并强化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权力的平衡，避免个人或集团权力过大而威胁到皇权。 李渊所实施的这些改革措施，充分彰显了他对于内政事务的深刻洞见和对民众福祉的殷切关怀。正是由于他的英明决策和不懈努力，新生的唐朝才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战乱的阴影，步入一个相对和平与有序的发展轨道。 任用宰相与治理国家 在位期间，高祖共任命了十二位宰相。这些宰相中，多数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如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和刘文静等人。除了刘文静外，其余都来自显赫家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窦威、窦抗、萧瑀和宇文士及还是隋唐皇室的亲戚。封伦属于山东士族，陈叔达是江南贵族，而裴矩则是齐隋旧臣。 尽管关陇贵族在初期政权中占据核心地位，但真正长期担任宰相并执掌政务的主要有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这反映出，在实际治理国家时，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关陇贵族成员有限且多倾向于武职，能够治国理政的人才较少，因此李渊不得不吸收其他背景的人才参与统治。为了稳定新建立的王朝，并迅速安定山东和江南地区，他选择了那些在隋朝中央政府有过工作经验的官员，如山东士族封伦、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具有双重身份的萧瑀。 虚心纳谏，择贤选士 高祖李渊称帝之后，积极鼓励直言进谏，力求改变周、隋时期忠臣不敢言的状态。例如，他将最早直言进谏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连升九级，提拔他为治书侍御史，以此表明自己接受批评的决心。他也对隋代名臣李纲表现出了高度的敬重，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议。然而，李渊也曾听信裴寂的谗言，导致开国功臣刘文静身亡，这一行为也受到了后世的批评。 科举制度与人才选拔 认识到“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局限性，高祖李渊沿用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并缓和社会矛盾。武德四年（621年），根据他的敕令，唐朝正式设立了明经、秀才、俊士、进士等科目进行选士，标志着唐朝开始通过科举选拔人才。此外，李渊还在武德年间引入了制举，更加重视儒学人才的选拔。为了补充科举制度，还保留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荐举制，确保更多类型的人才能够得到任用。 宽简刑罚，制定《武德律》 李渊还致力于改革法律，推行宽简的刑罚政策，并制定了《武德律》，为唐朝初期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些措施不仅帮助巩固了新建立的政权，也为后来唐朝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还在太原起兵时，李渊就发布了宽容的命令，吸引了许多受隋朝苛刻政策压迫的百姓前来支持。成为皇帝以后，他在武德元年（618年）宣布大赦天下，减轻了刑罚，并且在他统治期间经常实行大赦，尽量对人民从宽处理。李渊认为隋朝的法律越来越严格，因此登基后，他命令裴寂和刘文静等人基于隋朝开皇时期的法律进行改革，删减了隋炀帝时期增加的繁重法令，旨在制定更为宽松简明的法律。后来，他又指派裴寂和萧瑀等人编写新的法律条文，主要参考了开皇时期的法律。 到武德七年（624年）五月，李渊颁布了《颁定科律诏》，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武德律。这些法律虽然在结构上与隋朝开皇律相似，但更注重简化和适应当时的需要，修正了不合理的部分，力求精简扼要。武德律不仅为唐代后续的法律编纂如贞观律、永徽律等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后世及周边国家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统一战争 唐朝建立之初，李渊为了尽快平定各地的叛乱，实现全国统一，大力集结军队并强化军事准备。他沿用了北朝以来的“兵农合一”制度，即府兵制，让农民在和平时期耕种，在战时成为士兵。 当时，许多地区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势力在各地割据。在长安稳定下来后，李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统一战争。他和儿子李世民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对于农民起义军领袖和其他割据势力，要么招降，要么通过武力征服。他们先后击败了薛举和薛仁杲父子、河西的李轨、北方的刘武周，并在中原地区战胜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以及南方的萧铣。 此外，他们还成功招降了杜伏威。最终，在贞观二年（628年），唐朝消灭了梁师都，实现了中国的重新统一。 劝课农桑，厉行节俭 隋末的频繁战乱导致农田荒废，百姓生活困苦。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高祖李渊在统一全国后发布了《劝农诏》，鼓励地方官员积极引导民众努力耕作，不要错过农时。唐政府随后推出多项政策来支持农业，比如减少劳役和赋税，禁止不必要的屠宰和酿酒，以提倡节俭，避免浪费宝贵的资源，如耕牛。李渊还以身作则，推行节俭政策。减少了朝廷的开支，整顿了寺庙和道观，避免这些机构因规模过大、人员过多而造成资源浪费。鉴于隋炀帝过度建设离宫别馆，并大量征召民女入宫，李渊下令关闭多余的宫殿，释放宫女回到家人身边。这些措施让唐朝初期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和发展。 服役制度与币制改革 在李渊统治期间，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他在赋役制度方面做了重要改革。他主要继承并发展了北魏的均田制，并引入了租庸调制。武德七年（624年），正式在全国推行这套新制度。租庸调制是一种根据人口和土地来征税的系统，它规定农民需向国家缴纳一定量的粮食（租）、布匹（调），以及提供劳役或以钱代役（庸）。这种制度不仅为政府提供了稳定的税收来源，还帮助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为它确保了每个人都有份地可以耕种，从而维持生计。 此外，在货币改革方面，唐初仍然使用汉代的五铢钱。然而，为了整顿混乱的币制，李渊在武德四年（621年）废除了隋朝的钱币，开始铸造新的“开元通宝”。这款新钱币设计合理，重量适中，广受民众欢迎，使得交易更加便利。开元通宝不仅在贞观年间继续被使用，即便到了高宗时期短暂改铸后也再次回归。这枚钱币的出现，确保了唐代货币的统一与稳定，并成为了后来各朝铜钱铸造的标准。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高祖为唐朝初期的社会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与宗教方面 唐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李渊深刻意识到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的重要性，认为这些价值观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因此，他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强调教育和道德的重要性，并通过创建中央官学及尊崇孔子等措施来推广儒学。 李渊重视历史的编纂工作，认识到历史记录对于统治者借鉴过去经验和文化传承的意义。他命令当时着名的学者们修撰前朝的历史，包括魏、周、隋、梁、齐、陈六朝的历史，确保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这不仅为当时的统治提供了参考，也为后代研究中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此外，他还下令编纂了《艺文类聚》，这部书籍引用了一千多种古籍，成为研究古代文学和历史的重要资源。 面对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李渊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虽然有官员如太史令傅奕建议全面抑制佛教，认为其教义与儒家提倡的忠孝观念相悖，但李渊并未完全采纳此建议，可能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未能实施更为严格的政策。 民族与对外关系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高祖李渊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选择了较为宽容和灵活的方式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李渊了解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便试图通过和平共处的方式来减少冲突，从而为新成立的唐朝赢得了稳定发展的机会。这种开放的民族政策有助于巩固国家统一，促进了唐朝初期的繁荣与发展。 在唐朝初期，突厥汗国是北方的一个强大势力，拥有百万骑兵。为了对抗中原的统一政权，突厥支持了窦建德、刘武周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这给刚刚建立的唐朝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李渊选择了务实的外交策略，暂时向突厥称臣，以此换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 对于东北方向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唐高祖李渊采取了一种温和而智慧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稳固的关系远比武力征服更为明智。当高句丽国王高建武登基后，积极寻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频繁派遣使节访问长安，并请求学习唐朝先进的历法和佛教礼法。 李渊对此表示欢迎，不仅同意了高建武的请求，还进一步通过册封高建武以及新罗和百济的君主，确立了宗藩关系。这种做法不仅彰显了大唐帝国的宽广胸怀，也促进了文化与制度上的深度交流。李渊的这一策略可以视为一种“以夷制夷”的精妙外交手段，通过间接影响和软实力来维持边境地区的稳定，减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在东北亚地区构建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唐朝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外部保障。 此外，这种外交政策还增强了周边国家对唐朝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提升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声望。李渊的智慧外交不仅确保了边境的安全，也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然而，随着高丽开始对新罗和百济表现出侵略性行为，阻碍了他们与唐朝的往来，李渊派遣使者朱子奢前往调解。由于当时唐朝自身的地位尚未稳固，因此在处理朝鲜半岛事务上保持了一定的中立态度，避免了直接军事介入。 总体来说，李渊时期的唐朝与高丽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官方往来，高丽不断接受唐朝的文化和技术，双方关系融洽。李渊的外交政策既保证了边疆的安全，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多子多福 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之后，高祖李渊宛如步入了人生中的另一段辉煌旅程。此时的他虽已不再年轻，但生命之树却意外地绽放出繁茂的花朵——他陆陆陆续续拥有了三十多个子女。而这些皇子和皇女们犹如繁星一般点缀着大唐的宫廷，他们的到来不仅让这个原本就规模宏大的家族愈发庞大了起来，更是引发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故事。 在偌大的宫廷之中，亲情与权力相互交织，就如同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将每个人都紧紧束缚在了其中。这些皇子皇女们也都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和命运轨迹。有的聪明伶俐、机智过人；有的则温柔婉约、善解人意；还有些性情刚烈、敢于直言不讳。然而，无论他们的个性如何迥异，才智怎样过人，都无法摆脱王朝宫廷内那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权力旋涡。 由于高祖的皇子皇女们众多，宫廷内部的关系变也得错综复杂且充满微妙的变数。兄弟姐妹们之间既有真挚深厚的情感纽带，也不乏明争暗斗和权力博弈。在这种环境下，亲情与权谋交织，使得宫中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不可预测性。 而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恰恰反映出了宫廷生活的多面性以及其内在的残酷本质。每个皇子或皇女的身后都牵扯着他们不同的母族势力，这些外戚，或凭借自身高贵的出身，或借助巧妙的心机手段，在宫廷中竭尽全力的想谋求更多的权益和地位。于是在皇宫，各种利益集团应运而生，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抗衡、相互牵制，令整个宫廷局势变幻莫测。就连高祖李渊这位大家长，面对着如此庞杂的家庭成员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李渊清楚地知道，他的大家庭在唐王朝初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任何小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国家的稳定。因此，他必须时刻保持着警觉，小心翼翼地平衡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确保宫廷的和谐与国家的长久安宁。 仁智宫事件 624年的夏天，高祖李渊决定前往风景优美的仁智宫避暑。仁智宫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境内，也是一个远离长安喧嚣的理想休憩之地。 然而，这个看似平静的避暑之旅，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太子谋反事件”而变得惊心动魄。某一天，宫中突然传来紧急消息： 有人指控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一起密谋发动政变，意图推翻李渊的统治。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打破了仁智宫的宁静。宫廷内外一片哗然，众臣们纷纷议论，局势变得异常紧张。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高祖李渊展现出了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冷静作风。他迅速召集了亲信大臣，并开始秘密调查此事。 经过一番缜密的调查之后，虽然证据并不完全确凿，但考虑到家族内部的和谐与稳定，李渊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选择了原谅自己的儿子们，从而也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发生的血腥内斗。 李渊深知，如果这件事情他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作为父亲，他对儿子们有着深厚的情感；但作为君主，他又必须维护朝政的稳定。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以家族和睦为重，采取了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事。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避免了家族悲剧的发生，也为后来的权力交接埋下了伏笔。尽管高祖李渊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但仁智宫事件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揭示了皇室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也展示了李渊在面对重大决策时的谨慎与智慧。通过仁智宫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即使你是最高权力者，也将会面临着家庭与国家、情感与责任之间的艰难平衡。而这段历史不仅是对个人智慧的考验，也是对王朝稳定的一次重要挑战。 权力的转移 然而，李渊晚年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对皇位的继承问题处理不当，导致了儿子们之间的激烈争斗，最终引发了着名的玄武门之变。 626年发生的这场着名的玄武门之变，也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秦王李世民在这场斗争中击败了自己的两个兄弟，最终掌握了大权。事后，高祖李渊不得不册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很快传位给他，自己退居幕后成为了太上皇。虽然他名义上仍然是这个王朝的最高长辈，但实际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了他的二儿子李世民手中。这次事件不仅是秦王李世民个人的巨大胜利，也标志着唐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祖李渊虽然失去了实权，但他依然是备受尊敬的太上皇，而李世民则开始主导大唐王朝的命运。 晚年太上皇生活与陵寝之谜 李渊的退休生活挺神秘的。传说晚年有个叫武则天的才人在身边，不过这没证据，就是个谜团。虽说李渊退位了，可宫廷里的事儿还挺复杂。他晚年生活的具体细节，历史上也没详细记载，更显神秘。特别是关于武则天的说法，让人忍不住想象，但真相还得等后人考证。这时他名义上是国家最高长辈，可权力早就给了他儿子李世民。不管武则天在不在身边，其暮年都充满未知和猜测，给后人留下很多想象空间。 据说高祖的陵寝比他儿媳长孙皇后的昭陵还小。这是为啥？也许是政治权力转移了，也许是特别认可长孙皇后的贡献。反正这些谜团就像给李渊的晚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好奇。从这些细节能看出来，李渊的晚年生活挺复杂的，也不确定。 逸事典故 非同一般 年轻的时候，李渊遇到了一位擅长看相的名叫史世良人。看到李渊后对他说：“你的面相骨骼非同一般，将来必定会成为一国之主。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不要忘了我今天说的话。” 雀屏中选 年轻时的高祖李渊，凭借他精湛的箭术在岳父窦毅举办的比武招亲中大放异彩。传说中，他在比赛中一箭射中了屏风上画着的孔雀眼睛，这一精准的表现不仅展示了他出色的技能，也让他赢得了美人的芳心。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他箭术的一次严格考验，更开启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据说，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参加比赛，但李渊的表现最为突出。当他的箭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时，全场为之惊叹。 这一箭不仅证明了他的实力，也让岳父窦毅对他刮目相看。最终，李渊不仅赢得了比赛，还迎娶了心爱的人，开始了他们幸福的生活。 这段佳话流传至今，被称为“雀屏中选”，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美丽传说。它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李渊的才华和勇气，也见证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好兆头 据说有一次攻城之前，李渊在营帐中与将领们商讨战术时，一只小鸟飞进来停在他的肩上。众人感到惊讶，以为是不祥之兆。 但李渊笑着说：“这是好兆头，小鸟来报喜，我们此战必胜。”果然，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们取得了胜利。 历史评价 高祖李渊作为唐朝的开国君主，他的贡献不可忽视。尽管有观点批评他优柔寡断、赏罚不明，但也有学者认为他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他在初唐时期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为后来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辙认为，“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关键策略多出自儿子李世民之手，而平定长安、统一全国的功绩也主要归于他。因此，无论是天意还是民心，都倾向于李世民。然而，在立太子时，李渊选择了长子李建成，导致兄弟间产生猜忌，最终引发重大混乱。苏辙指出，这一局面的根本责任在于李渊，因为他未能充分认识到李世民对国家稳定的贡献及其在民心中的地位，从而造成了兄弟间的对立和后续问题。”虽然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处理皇位继承问题上缺乏远见，导致了家族内部的冲突，这是他对后世留下的一大遗憾。 结语 高祖李渊的一生，从起兵反隋、创立唐朝，到最终禅位退隐，他的每一步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618年，他顺应时势，揭竿而起，结束了隋朝的统治，开启了唐朝辉煌的篇章；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为新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他在63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所创建的唐朝，却将中国引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新纪元，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均达到了新的高度。李渊的名字，也因此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 第1章 龙城风云:高祖起兵建唐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统治华夏长达289年（618年至907年），历经21位皇帝。这个伟大的帝国起源于隋朝末年的动荡局势之中。公元618年，高祖李渊在晋阳（今太原）起兵，同年称帝，定都长安（今西安），正式创建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改革措施，开创了“贞观之治”的黄金时代，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历代君主继续推行这些成功的政策，使得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唐高宗时期，因治理得当而被誉为“永徽之治”。 然而，在690年，历史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统治期间虽然争议颇多，但直到705年的神龙政变后，唐朝国号才得以恢复。 到了唐玄宗的时代，国家达到了鼎盛，迎来了着名的“开元盛世”。此时，全国人口增长至约八千万，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均达到空前的高度。不过，安史之乱（755-763年）打破了这份繁荣，中央政权逐渐式微，地方势力崛起，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宦官势力也开始膨胀，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 尽管如此，唐朝并未就此衰落，其间还出现了几次重要的复兴时期。例如，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政策重新巩固了皇权；唐武宗时期的“会昌中兴”则加强了对佛教等宗教的管理；而唐宣宗时期的“大中之治”更是展现了一位明君如何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再现辉煌。 唐朝的辉煌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地方军阀势力的崛起逐渐走向尽头。最终，在907年，朱温篡夺了皇位，标志着这个伟大王朝的终结。然而，唐朝的历史遗产却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成为了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与骄傲。 唐朝时期的疆域极为辽阔，与周边众多民族建立了友好关系。通过册封、联姻等形式，唐朝加强了与这些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地区间的和平与发展。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使得唐朝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帝国，吸引了来自四面八边的人们前来交流、贸易和学习。唐朝的文化异常繁荣，其开放性为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多样性。它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和制度传播至东亚诸国，如日本、南诏、新罗和渤海等国纷纷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到长安学习。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唐朝自身的文化内涵，也为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艺术领域，唐朝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唐诗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以其卓越的作品名垂青史；书法、绘画和音乐同样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形式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风貌，也成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窗口。 经济上，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得到了长足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长安作为当时的首都更是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影响力远播海外，以至于后来海外华人常被称为“唐人”，这不仅是对唐朝辉煌历史的纪念，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 总之，唐朝不仅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时代，而且其开放性和包容精神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影响跨越时空，至今仍然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中，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唐朝皇族陇西李氏声称自己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而官方史书《旧唐书》和《新唐书》更将他们的血统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哲学家老子（李耳）。不过，李氏家族真正崛起的关键人物是南北朝末年的李虎。 李虎在北方的动荡局势中成为北魏权臣宇文泰的重要盟友，位列“八柱国”之一，奠定了李氏家族的政治基础。李虎去世后，他的儿子李昞继续在西魏和北周担任要职，并曾被赐予胡姓大野氏。直到北周末年，随着杨坚建立隋朝，李氏才恢复了原来的姓氏。李昞的儿子李渊最终在618年建立了唐朝，标志着李氏家族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李渊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了唐国公，并与宇文泰的外孙女窦氏结婚，后来被称为太穆皇后。李渊深得隋文帝杨坚及其妻子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的赏识和支持。隋炀帝杨广即位后，隋朝的情况逐渐恶化。他的统治期间，国家资源被大量消耗，尤其是三次对高句丽的远征失败，成为了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军事行动加上其他一些失误的政策，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动荡和广泛的民众反抗。面对混乱局面，隋朝的统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也为新的历史篇章拉开了序幕。 公元616年，李渊受命出任太原留守，肩负起守护这一战略要地的重任。但隋炀帝对这位才干出众的将领并未完全放心，他暗中派遣了王威与高君雅两位官员，名义上是去辅佐，实际上则是监视李渊的一举一动。面对日益衰败的隋朝和摇摇欲坠的江山，李渊深知这个王朝的覆灭已经成定局，而自己肩负着家族未来的重担。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在他的心中悄然萌生。 617年夏季，李渊果决地处理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王威和高君雅，消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障碍。这一行动为他后续的起义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他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行动力。随后，李渊正式宣布起兵，从此揭开了反对隋朝统治的序幕，这一举动，也是向天下表明他意图建立新王朝秩序的决心。 消息传开后，不少英雄豪杰纷纷响应，表示支持和追随李渊。之后，他带领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和众多将领挥师南下，一路进展顺利，直奔关中而去。面对这股汹涌的潮流，即使是屈突通的精锐守备部队也无力抵挡，隋都大兴城很快便被攻破。占领了大兴城之后，李渊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选择拥立隋宗室杨侑为帝，他自任大丞相，并加封本人为唐王。 这一明智之举不仅稳定了当时动荡的局势，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与尊重。通过尊奉隋室正统，李渊不仅巧妙地缓解了可能引发的反抗情绪，顺势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展现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他的这一决策很快平息了内部的不安定因素，更是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加入。 而远在扬州的隋炀帝，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家局势，选择了逃避现实。他不愿意回到那个充满敌意的关中地区。最终在江都发生的一场政变中，不幸被叛军所害。 这一事件，也成为了李渊登基的契机。 公元618年5月，李渊迫使隋恭帝杨侑让位，正式宣告了唐朝的建立。他自己则登基成为了大唐朝的第一位皇帝，即唐高祖。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朝代的开启，更象征着中国历史步入了一个充满辉煌与变革的新纪元。新王朝成立之后，高祖李渊将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并定为唐朝的首都。同时，李渊封他的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以此建立起了稳固的皇权结构。 不过，这仅仅是高祖宏大蓝图的开端，李渊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为了确保东方边境的安全，李渊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策略。面对当时活跃于中原地区的各路割据势力，李渊一方面积极招揽人才，另一方面也通过联姻、招降等方式逐步稳固周边局势。比如，对于愿意归附的力量，李渊给予了适当的封赏和职位，以此来增强自身的统治基础和边疆的安全。 尽管李密最初并未直接成为唐朝的盟友，但他在对抗其他敌对势力时的失败，间接削弱了对唐朝东部边疆构成威胁的力量。李密在与王世充交战失利后，曾短暂投靠李渊，但最终未能长期合作。即便如此，李渊还是通过一系列策略逐渐巩固了东部边疆的安全。这些举措不仅有效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困境，还使李密成为了牵制其他反隋势力的关键角色，为新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李渊的行动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长远规划和作为新朝代创始人的强大领导能力。此外，李密的存在客观上分散了其他割据势力的注意力，使得李渊能够集中力量应对更为紧迫的挑战。 占领了关中之后，高祖李渊很快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西北地区。在他看来，金城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对唐王朝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威胁。于是便委任最信任和有能力的儿子李世民来负责这个重要的任务。而他自己则专注于稳固后方的统治基础。 从跟随父亲李渊起兵反隋开始，李世民就展现出了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他在维护国内稳定和解决地方问题上的出色表现，为新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这一挑战，李世民不负众望，迅速平定了西北地区，并成功将金城纳入唐朝版图。此举不仅彰显了新王朝的强大实力与坚定决心，也体现了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 为了进一步巩固西部边境的安全与稳定，高祖李渊派遣了经验丰富的安兴贵和安修仁两位使者前往武威。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和巧妙运用智谋，二人最终成功捕获了割据一方的李轨。此举不仅清除了西部边疆的一个重大威胁，也显着增强了唐朝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力，为新王朝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 公元620年，刘武周偕同宋金刚领军进犯河东地区（现今的山西省），企图切断唐朝与其东部疆域之间的联络线。面对此等严重威胁，秦王李世民再度披坚执锐，亲临前线。在这场战役中，他展现了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迅速组织有效的防御和反击，最终成功击溃了入侵之敌，确保了唐朝核心区域的安全与稳定。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洛阳的郑帝王世充与河北的夏帝窦建德宣布结成联盟，意图联起手对抗迅速崛起的唐朝势力。两大强权的联合不仅使当时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也给唐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唐高祖李渊深知此次结盟的重大意义——这不仅是对大唐实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更直接关系到新王朝未来的命运。 到了622年，李世民率领着一支精锐部队迎战郑帝与夏帝的联军。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李世民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无畏的领袖风范，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战术用运灵活多变，带领着军队屡建奇功。经过一系列激烈而艰苦的战斗后，李世民最终彻底击溃了联军。夏帝窦建德被俘虏，郑帝王世充也迫于压力最终选择投降。这场大战不仅平定了河北地区，还大大削弱了反对势力的力量，也为大唐帝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斗争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夏帝窦建德的残余势力在其领袖刘黑闼的带领下试图卷土重来，再次点燃了战火。面对这一新的挑战，太子李建成亲自率军出击，并成功击败了刘黑闼，彻底平定了河北地区。这次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河北的统治，也进一步稳定了王朝的北方边界。通过这场战役，李建成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并为大唐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河北的最终平定，也标志着唐朝在实现全国统一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南方的局势同样充满了变数。公元623年，辅公祏在丹阳举起反抗的大旗，带领杜伏威旧部发动起义，意图挑战新建立的唐朝统治。这些心怀不满的叛军带着对往昔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重新点燃了反唐的火焰。但面对唐朝迅速而有力的反击，辅公祏的起义军很快便显得力不从心。尽管他们满怀壮志，但唐军的高效组织和强大战斗力使得这场起义难以持久。不久之后，辅公祏的军队被彻底击溃，他本人也被捕并处决。随着辅公祏的失败，江南地区重归宁静，唐朝在此区域的统治得以稳固。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唐朝应对内部叛乱的能力，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 与此同时，在两湖一带，梁帝萧铣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折点。公元621年，唐大将李靖在江陵之战中大显神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萧铣虽奋力抵抗，但最终难逃败局，只得被迫向唐军投降，这也标志着梁朝的终结。 随着南方局势的变化，岭南地区的冯盎审时度势，明智地选择了归顺唐朝，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而在虔州，林士弘因病去世，他的离开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仅标志着中国本土彻底归入了唐朝的版图，也为王朝统一全国、实现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祖深刻认识到，武力虽能带来一时的胜利，但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建立稳固而高效的制度。为此，他汲取了隋文帝时期的成功经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改进与创新，设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制。在法律方面，李渊对律令格式进行了全面修订，确保其更加严谨合理，从而增强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可操作性。这些改革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行政效率，也为社会提供了更为稳定和公平的法治环境。高祖的这一系列制度建设，也确保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另外，李渊还推出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这些政策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让民众可以安居乐业。与此同时，他还重建了府兵制，这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也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安全保障。这些改革措施，也为唐朝的官职系统、法律制度、军队编制、土地分配，以及税收劳役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高祖的这一系列战略布局和深入彻底的制度改革，不仅实现了天下的统一，还大大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率和秩序，王朝到处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段时期内，唐朝军事实力强大，国家治理上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效能与和谐。文化繁荣、经济兴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辉煌时代——“大唐盛世”的到来。 第2章 贞观之治:唐太宗的辉煌时代 唐朝的建立，离不开李渊长子李建成的贡献，但次子李世民的功绩尤为卓着。众多历史学者一致认为，李渊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略和杰出的领导能力。 在隋末乱世中，李世民以其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屡立奇功，逐渐成为唐军中最耀眼的将领。他的胜利不仅巩固了新兴的唐朝政权，也极大地提升了其个人声望。随着战功赫赫，李世民的名字传遍四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 然而，正是这种不断攀升的声望和影响力，使得他与长兄李建成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两人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继承权的竞争，而李世民的崛起更是加剧了这种潜在的对立。随着时间推移，兄弟间的矛盾逐渐升级，为后来的历史事件埋下了伏笔。 李世民在建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可忽视，他的才能和成就不仅帮助父亲李渊建立了大唐王朝，也为后续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也因此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这段历史成为了唐朝初期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 而在这个过程中，高祖李渊的态度颇显踯躅，并且对李世民有了一定的疑忌，他的这种态度愈使两皇子间的权力争斗趋烈。最终兄弟之间的争斗在武德九年（626 年）六月四日达到了巅峰，当日，李世民于长安城的玄武门设下埋伏，发动了一场针对李建成及其盟友齐王李元吉的政变。这次事件后，李世民迅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高祖李渊被迫立其为太子。两个月后的八月九日，李渊正式禅让帝位，退居幕后当了太上皇，而李世民则顺利的登上了帝位，即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以其开明的思想和深远的政治智慧着称。即位之后，李世民积极与大臣们探讨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鉴于隋朝灭亡的教训，唐太宗深刻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重要性，所以很重视改善民生，并致力于吏治改革，选拔贤能之人担任要职，做到知人善用、虚怀纳谏。 太宗皇帝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并虚心接受批评与建议。在他的统治下，朝廷营造了一个较为开放和包容的政治环境，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促进思想的自由交流。他麾下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其中包括了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着名文臣，以及尉迟敬德、李靖等卓越的武将。这些贤才不仅以其非凡的智慧和能力为唐朝初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是在各自的领域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魏徵以敢于直言着称，成为了唐太宗的一面“镜子”，帮他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错误；房玄龄则以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闻名，是唐太宗最为信赖的助手之一；而李靖和尉迟敬德等人，则在军事上屡建奇功，为唐朝的稳定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些贤才们的贡献，不仅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使得贞观年间出现了着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这一时期的优秀人才汇聚一堂，共同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正是由于太宗李世民能够识人善任，广纳贤才，才使得这些精英们得以各展所长，共同推动了唐朝的繁荣与发展。 在他的治理下，贞观年间，唐朝迎来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稳定、军事强盛的时代，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贞观时期，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据《资治通鉴》中记载，在贞观四年，一斗米仅需要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有二十九人。太宗的政绩总结《贞观政要》，更是成为了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宝典，后世君主皆以其为楷模。 在这个时期，太宗推行了一系列明智的改革，帮助经济复苏和社会更加和谐。他非常重视教育，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愿意听取各种建议，并确保法律公平执行。为了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太宗皇帝设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机制，并详细记录每一位官员的表现，以此作为升迁或惩罚的重要依据。这一制度，不仅激励了官员们积极的履行职责，也确保了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和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通过这种方式，太宗皇帝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还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在政策上，唐太宗推行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策略，提倡节俭，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同时推动文化教育的复兴和完善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在内政上，太宗实施了几项重要的改革，这些措施不仅让国家变得更加繁荣稳定，也为后人树立了好榜样。他推行的均田制，旨在恢复和发展农业。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把无人认领或荒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并以家庭为单位，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土地。这一做法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夯实了社会经济的基础。 其次，太宗帝还引入了租庸调制。这是一种赋税制度，规定农民需要向国家缴纳粮食（租）、提供劳役（庸）或服务（调）。这个制度通过合理的安排资源，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从而实现了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双赢。 第三项重大改革是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中央政府进行了重组，并且形成了三个主要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还有六个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种设置大大的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分散了朝廷官员的权力，防止个别官员专权，增强了朝政运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最后是进一步完善了从隋朝就开始的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员，打破了贵族世袭官职的传统，让有能力的人不管出身如何，都有机会进入政府任职。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官员的整体素质，还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激发了人们的上进心和创造力。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英明的君主，更是一位深切关心百姓疾苦的仁君。他经常派遣官员到地方视察民情，深入了解民众的实际需求与困难，并依据反馈迅速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确保政策能够切实惠及百姓。在这一时期，唐朝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一切得益于唐太宗非凡的领导力和出色的治国才能。作为一位杰出的君主，太宗李世民不仅营造了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还通过一系列开明政策和改革措施，激发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对外关系方面，唐太宗成功地平定了东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等周边势力，并对高丽（即高句丽）和吐蕃采取了有效的军事行动。他对少数民族持平等尊重的态度，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就此实现了“胡越一家”的和谐局面，赢得了四方诸国的尊敬，并被尊称为“天可汗”。 在对外政策方面，太宗皇帝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他采取了积极防御与以战止战相结合的策略，通过灵活巧妙的运用羁縻政策和适时的军事行动，有效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与和平。和高祖一样，他也深知仅仅依靠武力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因此积极的推动羁縻政策，通过设立羁縻州府，赋予周边民族一定的自治权，既尊重了地方特色和传统，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同时，对于那些威胁边境安全的力量，太宗果断的采取了军事行动，从而展现了中央朝廷强大的威慑力，更是确保了国家的安全与尊严。 隋末唐初之际，北方的东突厥汗国势力很强大，屡次南下侵扰，并干涉中原诸势力之间的纷争。唐朝初建，百废待兴，国家亟需稳定与和平。626年，东突厥突然发兵偷袭，率军直抵距长安不远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这一举动直接威胁到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政权。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太宗毫不畏惧，他深知这场对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于是，唐太宗亲自率领高士廉、房玄龄等一众文臣武将，站在渭水河畔。身穿金甲的他显得格外坚定，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决心。 那一刻，阳光洒落在身披金甲，周身散发着威严气息的帝王身上，仿佛一位从天而降的战神。面对突厥军队，太宗的眼神坚定沉着。他的身后是排列整齐、士气高昂的王朝精锐之师，他们手中的武器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准备随时为国家和皇帝而战。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太宗李世民的声音如雷鸣般响彻渭水河畔：“突厥蛮夷，尔等竟敢侵犯我大唐疆土！今日我李世民在此，定要让你们知道我大唐的厉害！” 接着，他又以平和但充满力量的语气补充说道：“突厥可汗，你我今日在此对峙，并非为了厮杀，而是为了和平。我大唐愿与你等和睦相处，但也绝不惧怕战争！” 突厥可汗听后，心中暗自思忖：这唐太宗李世民果然名不虚传，如此的气势，的确令人敬畏。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太宗下令己方军队擂起震天动地的战鼓，突厥军队顿时有些慌乱。太宗皇帝趁机提出了条件： “突厥可汗，你若此刻退兵，我大唐可以既往不咎。否则，我大唐的铁骑定会踏平你的营帐！” 突厥可汗被唐朝皇帝的这股气势震慑，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最终决定了休战，并与唐太宗订立了着名的渭水之盟。这以后，太宗皇帝又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外交策略，包括挑拨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之间的关系，以及突厥与周边各部的关系。这些举措最终导致了东突厥内部的彻底分裂。 627年，东突厥的藩属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各部因为不满颉利可汗的政令及改革，纷纷离去，并改立了薛延陀部为可汗，而突利可汗则选择投降了唐王朝。628年，朔方梁洛仁斩了盘踞在夏州的梁师都，也归降了唐王朝。就此，东突厥遭遇内部分裂和自然灾害，实力大减。 629年，李靖率领骑兵奇袭东突厥，一举攻灭其主力，次年北方各族皆至长安进贡，尊称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635年，李靖又攻占了吐谷浑；657年，苏定方西征攻下了西突厥汗国；641年，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通婚，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唐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通过这些行动，太宗李世民不仅成功解决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还大大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也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朝的繁荣与昌盛，吸引着众多国家前来朝贡，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使得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这种智慧与力量并重的外交策略，不仅成功安抚了四方，也大大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 然而，在唐太宗统治后期，他也逐渐表现出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劳役征发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储君问题上，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长子李承乾虽然被立为太子，但四子李泰深受宠爱，两者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最终，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承乾因涉嫌谋反而被废黜，李泰也一同被废，唐太宗选择了性格更为温和的晋王李治作为继承人，以期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贞观二十三年，随着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的离世，仿佛整个唐朝都被一层淡淡的哀愁所笼罩。这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伟大帝王，不仅为唐朝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以其开明的统治、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政治智慧，赢得了后世无数的赞誉与敬仰。 第3章 高宗时期:盛世下的暗流与变革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下，唐王朝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他的治国方略和实践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显着成效，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树立了一个理想的治国典范。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太宗晚年对四子魏王李泰的偏爱逐渐显现，这引发了太子李承乾与李泰之间激烈的储位争夺战，使得朝政局势变得动荡不安。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密谋起兵逼宫，企图通过武力解决这场争端，但不幸的是，这一计划最终败露，导致他被废黜。 面对储君之位的真空，太宗最初倾向于立魏王李泰为太子。然而，李泰曾直言不讳地表示，若自己登基，将会除掉自己的儿子而传位给晋王李治，以此威胁其弟。这一言论传到了李治耳中，后者遂将此事禀报给父皇。与此同时，废太子李承乾也承认，自己之所以谋反，实因担忧李泰觊觎太子之位。 面对诸子之间的激烈争斗，唐太宗深感痛心与无奈，决定重新审视储君人选。他带着晋王李治来到两仪殿，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重臣面前，太宗情绪激愤，甚至一度欲拔剑自刎以表达内心的痛苦。长孙无忌等人急忙上前劝阻，并谏言立晋王李治为储君，认为这是稳定朝局的最佳选择。 经过深思熟虑，唐太宗最终采纳了众臣的意见，正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此举不仅平息了宫廷内部的纷争，也为唐朝未来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唐太宗作为一位父亲的复杂情感，更展示了他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确保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正式下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经常带李治上朝，让他观看自己处理政务，有时还让他参与议事，并多次称赞他的才能。这样，唐太宗确保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同时也培养了儿子的治国能力。李治深感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重大，他虽然不像兄长那样锋芒毕露，但内心也充满了激情壮志，想要成为像父皇一样的贤明君主。每日，李治都非常虔诚地跟随父皇学习治国之道，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李治以谦逊和勤奋的态度，认真学习父皇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力求在未来能够继承并发扬贞观之治的辉煌。于是，在他不懈的努力下，逐渐赢得了朝臣和百姓们的信任与支持。他的稳重和责任感，也成为了朝野上下对他寄予厚望的基础。然而，朝堂之上暗流涌动。一些老臣见新太子李治性格温和，便企图借此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尽管年轻，李治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和智慧。他表面上像似对这一切懵懂无知，但实则却是在暗中精心布局谋划，悄然培养自己的心腹力量。 有一天早朝，一位大臣提议削减对边疆的物资支持，以此充实国库。面对这一建议，李治挺身而出，言辞恳切地阐述了边疆稳定对于国家安全和繁荣的重要性。他的讲解条理清晰、并情真意切地指出，边疆的安全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任何削弱边防的行为都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 太宗皇帝满意地看着儿子的表现，对他的成熟与睿智赞赏有加。这次应对不仅展现了太子李治的政治智慧，也赢得了朝臣们的尊重与信任。他的坚定立场和深思熟虑的见解，使他这个新太子在朝堂上初步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更为将来顺利地掌握大权奠定了基础。时光匆匆，太子李治在太宗皇帝的悉心教导下逐渐成长为了一位成熟且稳重的储君。他以谦逊和勤奋的态度，不断学习治国之道，力求在未来能够继承并发扬贞观之治的辉煌。 而这时的武媚娘还只是后宫中一位微不足道的才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亲眼目睹了太子李治在朝堂上的英姿，不禁暗自倾慕。那一刻，武媚娘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太子不仅肩负着国家的命运，也将影响无数人的未来，包括她自己。不过当时的她绝没有料到，自己日后竟会成为改写大唐命运的关键人物。此时此刻，一切都在平静的表象下悄然酝酿。武媚娘凭借自己的智慧、魅力和对政治的敏感，在后宫中逐渐崭露头角。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皇帝计划讨伐高句丽，命令李治留守定州。当发兵日期基本确定后，李治显得非常忧虑，整天哭泣，并请求通过快马传递他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以及边境的报告，唐太宗都同意了。这便是用快马奏事的开始。 后来，当太宗皇帝的大军胜利归来时，李治非常关心父亲的健康。据传，当时唐太宗身上长了一个严重的毒疮，李治亲自为他处理伤口，甚至用嘴吸出脓液。他还扶着父亲的车辇，连续多日步行跟随，展现了对父亲深深的孝心和关怀。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去世。临终前，他特别向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托付后事，强调太子李治仁孝，并嘱咐二人要好好的辅佐新君。还安慰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在，你即位后就不用担忧了。” 随着太宗皇帝的驾崩，五天后，太子李治回到京城。六月一日，22岁的李治正式登基为帝，成为高宗。六月十日，刚即位的高宗任命舅父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与褚遂良共同辅政。李治对两人非常尊敬，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因此在他统治初期，国家安定繁荣，呈现出类似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 七月三日，有关部门提议更改一些官职名称以避讳新皇帝的名字，但高宗认为先帝“世民”二字未被避讳，起初不同意。相关部门解释说，按照礼制，先帝两个名字不必全部避讳，而高宗单名则应严格避讳。最终，唐高宗接受了这个意见。 新皇登基带来了朝堂上下一片新气象。高宗李治虽然年轻，却是一位充满雄心壮志的皇帝。即位之初，便广纳贤才，将李积、苏定方、薛仁贵等英勇无畏的将领招致麾下，让他们在边疆战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这些将领不仅为大唐王朝赢得了无数荣耀，还为国家的安全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同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贤臣如智囊团般辅佐新皇，为国家治理出谋划策。他们推行均田制，确保土地分配公平，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通过这些政策，李治不仅巩固了内政，也为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八月，河东发生地震，高宗派遣使者前往慰问灾民，并免除当地三年赋税。 同月，他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积为尚书左仆射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十八日，太宗被安葬在昭陵。九月十二日，高宗加封鄜州刺史、荆王李元景为司徒，前任安州都督、吴王李恪为司空兼梁州刺史。二十四日，追赠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尉，申国公高士廉为司徒，蒋国公屈突通为左仆射，并允许他们在太宗庙庭陪祭。 这段时期，唐朝在新皇的领导下继续保持着稳定和发展。但高宗在位初期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内政上的挑战，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北方的突厥部落依旧虎视眈眈，西方的领土扩张亟待巩固。高宗并未被这些困难所吓倒，相反，他充分利用父亲李世民留下的强大军队和稳固的政治基础，去积极应对朝堂内外的挑战。 面对北方的威胁，高宗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最终使唐朝的边境逐渐稳定了下来。特别是对西突厥的胜利，不仅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至中亚地区，也彰显了其不凡的军事实力和战略眼光。在东方，他与新罗结盟，共同对抗东北的强敌——高句丽和百济。白江口之战成为了东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唐军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这场战役不仅彰显了唐朝的军事实力，也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铺平了道路，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东亚的霸权地位。通过这些辉煌的军事成就，高宗不仅证明了自己的领导能力，也为大唐的繁荣昌盛开辟了新的篇章。就此，李治以其智慧和勇气，成功地应对了内外挑战，巩固了唐朝的国基。 高宗深谙父皇的治国理念，继承并发扬了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励精图治，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唐朝的辉煌。在他的治理下，这时期充满改革与创新的风气。高宗继续推行太宗时期的各项政策，并积极应对新的挑战，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这些努力稳定了政权，也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繁荣与稳定。与此同时，高宗在外交、内政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确保了国家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安宁。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唐高宗依然带领着唐朝走向一个新的盛世，从而也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位合格继承者的实力。这段过渡时期不仅是对唐高宗个人能力的考验，也是唐朝从一个辉煌时代迈向另一个辉煌时代的转折点。 然而，在其父李世民离世不久，高宗李治就把父亲的才人迎回了宫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成为了高宗身边不可或缺的存在。她的地位也愈发稳固，到后来与高宗李治并称“二圣”，共同执掌国政。 登基之初，武则天便已深得高宗的宠信。有一天，高宗因头疼病发作，无法处理诸多朝政事务，便唤来武则天商量。她莲步轻移，眼神中透着聪慧狡黠，轻声细语几句却句句切中要害，提出的几条建议令李治大为赞赏。从此，高宗愈发的倚重武则天了。虽然朝中大臣颇有微词，但高宗仿若不闻。武则天便趁机在朝堂上培养自己的心腹势力。武则天深知李治的性情，常伴君侧之时，既能温柔似水，解其烦忧；又表现的果敢睿智，与之共商国事。于是，唐高宗渐渐习惯了大事小事都要与她商议的习惯。 遗憾的是，高宗李治的身体每况愈下。武则天一面细心照顾着丈夫，一面不动声色地握紧权柄。高宗有时清醒过来，望着身边的武则天，心中充满了矛盾。他怎能不知道她的野心?但又割舍不下对她的那份感情，以及这么多年来与她共同理政的依赖。 最终，高宗在纠结与无奈中英年早逝，而武则天离那至高无上的皇位又近了一步。 唐高宗李治离去后，唐朝的历史仿若陷入了一场风暴。太子李显登基，号唐中宗。但随着唐中宗与武则天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宫廷的宁静瞬间被击碎。在两股势力持续较劲之际，武则天当机立断，率先发难，废黜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改立其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此举不仅昭示着唐朝历史的新转折，也暗示着武则天即将迈向权力的巅峰。 唐高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改革和决策，这些举措对唐朝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贞观二十三年，高宗李治即位之初，皇权实则为其舅父长孙无忌所掌握。面对关陇贵族对朝政的把控，李治内心渐生不满，遂暗中筹谋夺回权力。不久，他便觅得关键盟友，即日后的武则天。那时，身为太宗才人的武媚娘，于太宗驾崩后被迫入感业寺为尼。李治借由某些手段将其重新迎回宫廷，成为他的重要助力。 为削弱关陇世家的权势，李治与武媚娘决意先从宫廷内部入手，提议废黜当时的皇后王氏，而立武媚娘为后。此议引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堂保守派大臣们的强烈抵制。这使高宗深知，必须采取更为果敢的行动。故而在随后的数年里，二人齐心协力，在朝廷中构建起全新的政治联盟，逐步消解了旧势力的影响。 至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高宗已然能够掌控朝堂局势，终成功废黜王皇后，且将包括长孙无忌在内的诸多老臣或罢黜或流放。此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昭示着高宗已然完全掌控了皇权，更为其推行新政扫除了障碍。通过这般努力，高宗得以实行自己的治国理念，巩固了中央集权，也为唐朝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虽然高宗即位之初，处于其父李世民的耀眼光芒笼罩之下，略显黯淡，但凭借自身的智慧与谋略，逐步收回皇权，更借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他的贡献也不可忽视。 第4章 永徽之治:盛世的延续与挑战 年轻的高宗继承了父亲唐太宗留下的庞大帝国，深知责任重大。为了昭示新时期的开始，李治宣布改元为“永徽”，寓意着永恒的光辉，表达了他希望带领大唐走向持续繁荣的决心。“永徽”这个年号不仅承载着他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也体现了新帝对未来的期望与承诺。尽管告别了太宗李世民的时代，但在高宗的领导下，大唐帝国依然稳步向前。这一时期既是对过去成就的延续，也是对未来繁荣的期许，展现了大唐不断前进的生命力。高宗即位之初，由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同辅政，李治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使得“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永徽年间（650-655年）也是高宗统治的早期，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不仅因为社会的安定、政治清明，更因为经济繁荣和文化的蓬勃发展。在施政方面，高宗展现出了对民生的关注。即位之初，他积极听取地方官员的意见，关注民间疾苦，并采取措施禁止京官及外地官员进献猎鹰和马匹等奢侈品，提倡简朴。他遵循太宗时期的法令制度，使得国家在永徽年间呈现出边疆安定、百姓富足的局面，这段时期被赞誉为“永徽之治”，其治理风格继承了贞观之治的优良传统。 在唐太宗和高宗的治理下，唐朝的人口从隋末唐初的动荡中逐渐恢复并增长。据记载，到了652年（永徽三年），全国户数已增至380万户，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段描述经过修改润色，旨在提供一个更加流畅和完整的叙述。 高宗登基之初，展现了一位贤明君主的风范，他积极推行仁政。为了更好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各地官员的治理情况，高宗特意召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朝集使，并诚恳地对他们说：“朕初临大宝，深知治国理政之重。若国家政策有对百姓造成不便之处，你们务必直言不讳，若有未能详尽表达的问题，也应再次上书启奏。”随后他每日邀请十位刺史进入宫中，亲自倾听他们关于民间实际情况的汇报以及地方治理的经验与挑战。 此外，高宗还颁布诏令，禁止京官及地方州府向宫廷进献鹰隼、犬马等奢侈品，以示节俭和关注民生的决心。高宗及其臣子们遵循贞观年间的法令制度进行治理，使得永徽年间呈现出一片繁荣安定的景象：边境安宁，人民富足安康，社会风貌承袭了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期，百姓生活稳定，农业丰收连连，商业活动异常活跃，城市里市场热闹非凡，商铺林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和平稳定的环境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文人们留下了大量动人的作品；绘画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画家们细腻地描绘了自然美景和生活百态；音乐成为了宫廷与民间共赏的艺术形式，出现了不少杰出的音乐家和作品。这些文化成就不仅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650年，即永徽元年的正月六日，唐高宗将他的正妻王氏册立为皇后。紧接着在第七日，他封自己的长子李忠为陈王，并任命他为雍州牧。到了九月，唐将高侃成功捕获了突厥的车鼻可汗，随后唐高宗设立了单于和瀚海两个都护府来管理新征服的地区。 651年，也就是永徽二年的正月，西突厥的贺鲁自封为沙钵略可汗。同年七月，沙钵略可汗率领军队入侵了庭州，对此，唐高宗派梁建方领军进行反击。 653年，永徽四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谋反事件。房遗爱、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薛万彻和柴令武等人密谋拥立荆州王李元景为帝，但计划败露了。结果，在二月三日，房遗爱、薛万彻和柴令武被处决；李元景及两位公主被迫自尽。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被流放到辒州服役，侍中宇文节则被发配到桂州充军。此外，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和蜀王李愔等皇室成员因得罪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有的被处决，有的被贬谪。这次事件后，对唐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主要势力基本都被清除。高宗通过处理房遗爱等人谋反案件，有效地削弱了宗室和勋贵中的反对力量，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皇位。 到了655年（永徽六年），高宗在大臣李积与许敬宗的支持下，废黜了出身士族的皇后王氏，改立武则天为后。这一举措不仅是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也象征着对传统士族政治优势的挑战，进而削弱了这些家族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在维持国内繁荣的同时，唐高宗也十分关注边疆的安全。特别是西北方向的西突厥，其势力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威胁着西域各国和丝绸之路的安全。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路线，不仅是物资交流的大动脉，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但现在却因为西突厥的存在而变得危险重重。 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高宗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因此，在显庆二年（657年），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在边疆展开。这次军事行动旨在对抗西突厥的威胁，保护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这场战役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为了保障东西方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高宗亲自点将，并任命大将苏定方为统帅，率领着精锐部队，兵分两路向西突厥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阴山之战，苏定方犹如战神附体，唐军势如破竹，首战告捷，让西突厥的军队闻风丧胆。紧接着，金牙山再传来捷报，苏定方的军队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流，席卷而来，将西突厥的防线冲得七零八落。 最后，伊丽水（今伊犁河）这场决战，成为了整个战役的高潮。在伊丽水畔，双方的军队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刀光剑影交错，喊杀声震耳欲聋。高宗李治亲自坐镇后方，仿佛是在告诉前方的将士们： “为了大唐的荣耀，为了丝绸之路的安宁，这一战必须打赢！” 最终，苏定方的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彻底的粉碎了西突厥的抵抗。战场上，西突厥军队节节败退，失去了最后的斗志。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在惨败后，如同丧家之犬，企图逃往石国寻求庇护。然而，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副将萧嗣业如影随形，紧紧追踪着阿史那贺鲁的脚步，在这场追逐战中展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无论是崇山峻岭还是广袤无垠的沙漠，都无法阻挡萧嗣业的决心。经过一系列紧张激烈的追捕，他在一处偏远角落终将阿史那贺鲁擒获。这一胜利不仅标志着西突厥势力的彻底覆灭，也为唐朝边境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稳定，彰显了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边疆政策。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境，更为中西文化的交流铺平了道路。 随着西突厥势力的减弱，唐高宗下令设立了蒙池和昆陵两个都护府。这两个都护府成为了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节点。它们不仅维护了当地的秩序，还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贸易，从此，丝绸之路再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中西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仿佛无数奔腾不息的河流，汇聚成一片繁荣昌盛的图景。商队驮着精美的丝绸、精致的瓷器和芬芳的茶叶，穿越浩瀚沙漠，不仅带来了远方的新奇商品，也传递了最新的消息与文化。 与此同时，学者与僧侣们沿着这条古老的商路前行，传播知识与信仰，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深刻对话与交流。这段时期，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的动脉，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它连接起了东西方世界，让遥远的国度得以相互了解、共同进步。通过这条道路，不仅物资得到了流通，更宝贵的是，思想与技术也在不断的交融，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物质交换上，更在于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音乐、艺术、科学乃至哲学思想，都在这条跨越千里的道路上得以交融与发展。蒙池和昆陵都护府的存在，不仅象征着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也标志着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新时代的到来。通过这些努力，高宗皇帝不仅确保了边疆的安全，还为大唐帝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誉，使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到了显庆二年（657年），高宗宣布了洛阳为东都，并采取了移都就食的策略以应对粮食供应的问题。随着辅政大臣们的相继离世，高宗愈发倾向于独断专行，对谏议持排斥态度，这使得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言辞谨慎、不敢逆其意直言进谏的氛围，导致忠诚贤能的大臣们被迫沉默或被边缘化，而那些善于逢迎之人却得以晋升。 这种情形被历史评论为“前贤而后愚”。此外，高宗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工程，增加了百姓的劳役负担，造成了民众普遍的不满与怨声载道，史书描述当时的情景为“万姓厌役，呼嗟满道”，反映出人民对于繁重徭役的深切不满和失望情绪。 自显庆五年（660年）起，唐高宗频繁遭受头晕目眩之苦，健康状况影响了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因此，他逐渐让武皇后参与到国家政事的管理中来。在高宗驾崩之后，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继续执掌朝政，她在唐中宗与唐睿宗时期临朝称制，实际上掌控着朝廷的大权。 至665年（麟德二年）十月，高宗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此活动不仅是一场盛大的宗教仪式，更是一次国际性的展示，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多个周边国家的使节和酋长参与其中，彰显了唐朝当时的强盛与繁荣。 在唐朝历史中，唐高宗李治的统治时期标志着皇权对士族势力的一次重要打击，并且也是唐代文治武功的一个繁荣阶段。高宗在位期间，先后灭了西突厥(657年)、百济(660年)和高句丽(668年)，使唐朝版图达到了最大化。但自咸亨元年(670年)以来，安西四镇、吐谷浑等地区相继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图逐渐衰退；同时兵败新罗，丢失了朝鲜半岛；再加上他听信谗言处决了归降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最终导致了东突厥叛唐独立，建立了后突厥汗国，并且每年都来侵犯唐朝边境。 “永徽之治”体现了唐高宗李治治理国家的能力，同时也展示了唐朝所拥有的潜力和创造力。这一时期的辉煌，证明了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所能达到的高度。 第5章 武周代唐:武则天的时代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武则天的故事尤其引人瞩目。公元690年，当她成功平息了徐敬业的叛乱后，武则天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废黜自己的儿子唐睿宗，亲自登上了皇位，并改国号为“周”，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武周”。这个时刻不仅标志着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称帝的女性，也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成为皇帝之后，武则天将洛阳选定为新的首都，赋予它“神都”的尊贵称号。她封睿宗为皇嗣，以确保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在她的治理下，洛阳迅速崛起，成为政治、文化与艺术的璀璨中心，闪耀于东方大地。 作为一位英明的统治者，武则天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施政方针，共十二条。这些政策旨在鼓励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开支，停止无谓的战争，提拔那些有才能却出身低微的官员，并且开放言路，接纳各方意见。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国家经济得到了显着的发展，人口登记册上的家庭数量从约380万户激增至650万户，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武则天在称“天后”时，即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劝农桑，薄赋役”的政策建议。为确保这一方针的落实，朝廷将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州县官员若能有效开垦田地、使百姓家中有余粮，则会受到奖赏；反之，如因苛政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则会受到惩罚。 掌权后，武则天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延揽农学家编撰《兆人本业记》，并将此书颁发至各州县，作为地方官员指导农业生产的参考。面对均田制开始瓦解和民户逃亡现象增多的情况，她采取了较为宽容的土地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社会稳定。 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取得了显着进步。根据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户口数从380万户增加到了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0.721%，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反映了当时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通过轻徭薄赋与鼓励生产的措施，武则天不仅稳固了政权基础，还为唐朝后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农业政策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 武则天以其驾驭臣子的能力着称，她鼓励人才自荐，并通过殿试和武举等方式选拔和快速晋升官吏，尽管有时会出现人员过多或晋升过快的问题，但对不称职的官员也会立即进行降职处理。她慧眼识才，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官员，如唐休璟、狄仁杰等人，这些官员多为非士族出身，这有助于扩大统治阶层的基础并削弱士族的影响力，从而加强了政权的稳固性。 在武则天的大力支持下，这些杰出人才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共同打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智慧的朝廷。他们不仅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还为帝国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改革措施。通过任用这些贤才，武则天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提高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和广泛性，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治理人才。她的统治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还开创了一个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时代。 此外，在与高宗共同执政期间，武则天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这一措施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导致中唐以后出现了“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局面。特别是安史之乱后，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而获得五品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使得从前士庶之间的严格界限逐渐消失，无论郑姓还是李姓，都难以辨别是旧士族还是新士族。通过这些改革，武则天成功地改变了唐代的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和公平性。 武则天继承了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高度重视州县官员的清正与称职。她经常与宰相讨论刺史、县令的人选，并派遣使者依据“六条”标准巡察州县，严格考核官吏的表现。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员，不论其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而对于清正廉明、正直不阿的臣僚，则给予高度器重和破格提拔。通过严格的吏治整顿和明确的赏罚制度，武则天确保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她不仅严厉打击腐败行为，还积极提拔贤才，这使得她的统治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她的知人善任和果断决策，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种用人机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武则天深刻理解纳谏的重要性，在其提出的谏言十二事中，“广开言路”和“杜绝谗言”占据了重要位置。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她设立了铜匦于朝堂，鼓励百姓上书言事，这一举措极大地拓宽了意见表达的渠道。尽管武则天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在决策时果敢决断，但她对直言敢谏的臣民表现出极大的敬重。她不仅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这些言论有时显得尖锐或冒犯，她也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免予追究责任。因此，在她的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而获罪，直言不讳在朝廷中蔚然成风。这种开放的言论环境使得下情得以顺畅地上达，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则天自参与朝政至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女性地位的措施，这些举措不仅改变了当时的社会习俗，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封禅典礼中的女性角色：麟德三年（666年），在武则天的推动下，女性首次在封禅典礼中担任重要职位。她提出《请亲祭地祗表》，指出祭祀太后时由清一色男性大臣参加的旧制“恐未周备”，主张在祭祀女性先祖时应由皇后主持。这一建议得到了高宗的认可。因此，在封禅泰山时，除了宦官外，禅礼成为纯女性的场面，武则天担任亚献，太宗妃燕氏担任终献，祭祀过世的高祖夫人和太宗夫人。此举大大提升了女性在国家礼仪中的地位。 2. 延长父在为母服丧期：上元元年，武则天提出的十二条建言中包括提议将父在为母服丧期从一年延长至三年。在此之前，根据礼制规定，母死父在时子女服丧期仅一年，而母死父已逝或父死母在时服丧期则为三年。学者认为，延长父在为母服丧期是武则天提高女性地位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尊崇女性的价值。 3. 组建参政女官群体：武则天称帝后，公开征召和选拔“女史”，将其纳入宫廷行政体系中。《司马慎微墓志》记载，载初年间，颍川郡王武载德被敕令征召侍奉皇太后，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参政群体。如司马慎微之妻李氏、殷履直之妻颜氏、韦余庆之妻裴氏、张守让之妻及邓国夫人窦氏等人均成为“女史”，负责草诏制敕。其中，上官婉儿更是深受武则天重用，百官奏折多由其参与决断。尽管大多数参政女官在武则天退位后返回原职，但她们的存在和贡献显着提升了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4. 制定新婚俗——新妇不跪：为了进一步提高女性的地位，武则天改革了中国古代婚礼习俗。传统上，男女新人会在婚礼中同时跪拜。武则天规定举行婚礼时，男方需跪拜而女方无需下跪。宋人高承所撰《事物纪原》记载：“唐武后欲尊妇人，始易今拜。”敦煌壁画中的《婚礼图》也描绘了这一时期新妇不跪的新风俗，体现了武则天对女性尊严的关注与提升。 通过这些政策和行动，武则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性别限制，还为女性争取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权利。她的努力不仅促进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进步，也为后世女性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武则天的改革反映了她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以及她对于性别平等和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 在武则天的推动下，科举制度得到了新发展。首次引入殿试和武举，为有才华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晋升机会。这些考试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士人，特别是关东和江南的学者，他们被称作“北门学士”。这些人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为朝廷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军事方面，武则天重设安西四镇以抵御后突厥的侵扰，并成功平定了东北契丹的“营州之乱”。这些行动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在武则天的统治下，社会文化也有所发展，佛教盛行，佛寺建设频繁，龙门石窟的扩建便是这一时期的象征。因此，后人评价她的统治“承前启后”，既继承了贞观之治的优点，又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艺术领域方面，武周时期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佛教在此时达到了鼎盛，佛寺如繁星般点缀着大地，每一座寺庙不仅是信仰的殿堂，也是艺术与文化的宝库。壁画、雕塑、建筑艺术在这里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后世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上下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诗歌、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也都蓬勃发展了起来，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表现在物质和文化上的成就，还体现在它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一个开放、包容，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时代。武则天对人才的重视，促进了文化的蓬勃发展。 武则天深知她手中的权力来之不易，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控制措施。面对那些胆敢挑战她权威的人，武则天展现了铁腕的一面。如徐敬业等反对派，在她的果断镇压下迅速瓦解，成为了警示他人的前车之鉴。 即便是唐宗室亲王和支持唐朝的大臣和将领们，也未能在这场席卷而来的风暴中幸免。大规模的清洗如同暴风雨般降临，无情地扫除了任何潜在的威胁。武则天还巧妙地利用了告密制度，这一做法，就像是在宫廷中撒下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严密监控着每一个官员的一举一动。 告密成为了一种令人畏惧的力量，使得朝堂上下人人自危，谨慎行事。这一举措不仅强化了她的统治，也有效地遏制了内部的反叛和阴谋。尽管这些手段显得冷酷无情，但它们确实在短期内巩固了武则天的权力基础，确保了她的统治不受挑战。她在维护自身权威的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政治家为实现国家稳定所必需的决心与手腕。 武则天甚至推广了酷吏制度，扶持了如武三思和上官婉儿这样的亲信，使他们成为了她手中最锋利的剑。这些亲信在她的授意下，执行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巩固了她的统治基础。然而，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她的权力，却也在朝堂上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并且成为了后世批评她的焦点。 晚年，在狄仁杰的建议下，她重新确立了李显为太子，睿宗李旦则被封为了相王。这个决策也为后来唐朝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705年，当武则天因病体弱时，一场政变悄然在酝酿着。宰相张柬之与将军李多祚等人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果断诛杀了女皇的男宠张易之兄弟，并迫使武则天退位。随后，中宗李显再次登基，唐朝得以复辟还朝，历史上称为“神龙革命”。 然而，由于中宗李显缺乏政治经验，他的统治充满了不确定性。加上受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以及武氏家族成员的影响，许多有功之臣如张柬之等遭到流放或迫害。 朝廷内部权力斗争不断，局势动荡不安。韦氏和安乐公主野心勃勃，意图复制武则天的道路，掌握最高权力。她们联手企图迫使太子李重俊发动兵变，但最终均告失败，太子不幸被害。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更揭示了宫廷斗争的残酷与险恶。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害了中宗李显，并拥立温王李重茂（即殇帝）为帝，企图进一步加害相王唐睿宗。 但这个时候，局势却发生了逆转。 相王的儿子李隆基在其姑母太平公主的帮助下，发起了“唐隆之变”。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政变中，李隆基成功消灭了韦氏和武氏的势力，并拥立唐睿宗复辟为帝，就此恢复了唐朝的正统统治。 唐睿宗复位之后，立即让儿子李隆基当了太子，并同意让妹妹太平公主参与政事。这一决定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但也就此埋下了权力斗争的种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两人的权力之争也愈发激烈。随后，唐睿宗决定退位，李隆基顺利继位，成为唐玄宗。新皇帝登基后，凭借果断的政治手腕和出色的领导能力，迅速赢得了朝廷和民间的尊敬。 不久，唐玄宗察觉到太平公主及其支持者可能构成的威胁，并指控他们计划发动羽林军兵变。面对这一潜在危机，玄宗迅速采取行动，及时发兵控制了局面，逮捕了太平公主及其追随者，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唐玄宗李隆基的这些果断举措，不仅结束了自武则天以来长期存在的女性主政局面，也巩固了他的皇权。这些行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通过清除内乱和潜在威胁，唐玄宗为大唐带来了新的稳定与繁荣，开启了开元盛世的局面。 第6章 开元之治:唐玄宗的治国之道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时，正值朝廷内外政治腐败、皇后与公主频繁干预政事的动荡时期。712年，随着睿宗禅位，李隆基正式成为大唐的新君主。面对复杂的局面，年轻的皇帝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和坚定的决心。即位后的第二年，玄宗果断地发动了先天政变，这一行动成功地削弱了太平公主的影响力。此举不仅终结了自武则天以来女性干政的历史，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央权威得以重新确立，朝局逐渐恢复稳定。 为了整顿国家事务，唐玄宗启动了一系列深远影响的改革措施。他广纳贤才，任命了姚崇、宋璟等一批既熟悉官场又才华横溢的人士为宰相。在他们的辅佐之下，玄宗致力于精简臃肿的官僚体系，裁撤不必要的官员职位，简化租税制度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并通过括户政策有效解决了土地兼并造成的逃户问题。 这些举措显着提高了朝廷的运作效率，增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玄宗的统治因此被誉为“开元盛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繁荣昌盛、文化灿烂的美好时光。他的改革和领导能力，使得唐朝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此外，他还进行了军事制度改革，由府兵制转为募兵制，并振兴马政；对地方行政区域进行权力下放；提高贡举官员的地位以确保选拔过程的公正性；修订法律，颁布《大唐开元礼》；设立常平仓调节贫富差距；创建劝农社促进农业生产；大力开展水利建设，在边境地区广泛实施屯田；并在长安和洛阳设立了集贤院，集中学者整理和抄写经史子集达九万余卷。这些举措使得唐朝社会秩序井然、经济繁荣，成为一个国力强盛、文化灿烂的帝国，吸引了周边国家前来学习交流。 唐玄宗的统治时期通常被分为了两个主要阶段：开元和天宝。开元年间，朝廷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清明，朝政运作也很高效，为唐王朝带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面对前朝武则天和韦后政治混乱与权力斗争所带来的深刻教训，玄宗皇帝决心吸取这些负面例子作为警示，并深刻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前朝的覆辙，强调以史为鉴。 即位之后，玄宗以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为榜样，致力于恢复和发扬那一时期的政治理想：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他认真学习贞观时期的成功经验，希望在自己的统治下重现这些优点，打造一个公正、稳定且繁荣的社会环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唐玄宗着力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支持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希望能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他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确保政策能真正帮助到每个人，以此推动国家的发展。在他的领导下，大唐再次迎来了繁荣昌盛的局面。玄宗深知选拔和任用贤能之士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为了打造一个公正、透明且高效的朝廷行政体系，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精简朝廷机构，裁撤冗余职位，确保政策能够迅速有效地传达和执行；同时，简化行政程序，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以提高行政效率并减轻民众负担。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运作效能，也让百姓的生活更加轻松，促进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另外，唐玄宗还推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确保有能力的人不论出身背景怎样，都能获得提拔。他也很重视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并通过科举制度挑选真正有才能的人进入朝廷，以保证国家机器的高效运作。玄宗的统治初期，他先后任用了姚崇、宋璟、卢怀慎、张九龄和韩休等贤能之士，并积极听取谏言，虚心接纳好的建议。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不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营造出了一个更加公平和开放的政治环境，使有才华的人都能有机会为国家效力。例如，他采纳了张九龄的建议，实施了一项重要的人事改革：将京官中有能力的人员外调为都督刺史，以锻炼他们的行政管理能力；同时又将有作为的地方官员升迁至朝廷任职。这一举措不仅增进了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了解和信任，还裁减了武周和唐中宗时期设置的冗余员外官职，既精简了机构，节省了开支，又大大的提升了行政办事效率。 唐玄宗在位期间，要求朝廷官员严格公正的执行法律法规，即便皇亲国戚犯法，也要依法处理。这种不畏权贵、公正执法的态度，帮助他稳定了社会秩序，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通过这些措施，玄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还为国家的长期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唐玄宗还颁布了一系列政治政策制度鼓励农业生产，希望通过稳定的农业产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农业政策方面，加强执行均田制，严厉打击土豪劣绅，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同时，他很重视水利建设，通过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以此来提升农业生产力。这些政策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也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唐朝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特别是他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让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专注于农业生产，从而不给他们带来过重的压力。这项政策既促进了农业发展，也减轻了普通民众的负担，极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劳役和过度使用民力。另外，简化税制使得税收更加公平合理，通过这些措施，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因此变得更加繁荣。 而检田括户运动政策，则纠正了豪强隐瞒土地和人口逃避税收的现象，使税负分配更加的公正。通过鼓励农业生产，扩大屯田范围，提高粮食产量策略，既解决了军粮问题，降低了粮食价格，也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严厉打击豪强兼并土地，增加国家直接控制的可耕地面积，并分给农民耕种，这样做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压力。这些措施促进了唐朝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打下基础。 通过一系列明智的政策和果断的行动，唐玄宗成功构建了一个高效廉洁的朝廷行政体系，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合作。通过严格执行法律，维护社会正义，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升国家经济实力这些举措，不仅为开元盛世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也成为了后世治理国家的重要参考。 唐朝初期，佛教虽未被禁止，但其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制约，尤其是对道教的支持，限制了佛教成为主导宗教。然而，在武则天统治期间，为了削弱李姓皇室的影响，她对佛教采取了宽容政策，促进了佛教的迅速扩张。这一时期，几乎每个州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兼并土地，还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量的增加导致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口大大减少，影响了国家的财政。 针对这种情况，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僧人和尼姑的数量，约有12,000名僧尼被迫还俗。他还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佛教的发展，比如，禁止建造新的寺庙、铸造佛像和抄写佛经，并限制官员与僧尼之间的交往。这些政策有效地打击了佛教的过度膨胀，减轻了其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影响。通过这些举措，玄宗试图恢复和保持国家对宗教活动的控制，确保宗教不会过度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唐玄宗非常重视文化和艺术，认为它们是国家繁荣的重要标志。他积极鼓励诗歌、音乐、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并支持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在他的支持下，许多学者和艺术家聚集到朝廷，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繁荣，也让这一时期成为了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些措施不仅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使得文化艺术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位期间，他不仅注重内政上的治理，同时也对边疆防御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当时，由于均田制的瓦解，导致农民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府兵制下的兵源，使得军队战斗力下降，难以抵御外敌如突厥的侵扰。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采纳了宰相张说的建议，推行了兵制改革，建立了雇佣兵制度。这次改革首先从关内招募了十二万军士作为卫士，称为“长从宿卫”或“长征健儿”。这些雇佣兵不再需像府兵那样轮番到边境守卫，从而减轻了士兵的负担，同时也提高了训练的集中性和效率，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步将这一雇佣兵制度推广至全国。新的兵制取消了各地士兵轮流到边境服役的传统做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兵源问题，并为建立一支更为专业和高效的军队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些措施，唐玄宗不仅巩固了边疆的安全，也为唐朝的繁荣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障。 玄宗早期的统治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不仅带动了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也为唐王朝的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的努力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和令人难忘的阶段。这些改革措施也让唐朝进入了第二个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之为的“开元之治”。这个时期，人口显着增长，物产丰富。不仅中原、江淮地区和成都平原经济繁荣，就连人口较少的陇右和河西地区也逐渐兴旺起来。 在“开元之治”期间，大唐王朝迎来了繁荣的顶峰。长安城作为这个时代的象征，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展现出一幅繁忙而热闹的生活图景。社会稳定和谐，人民生活富足安康，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兴盛的景象。在这一时期，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农民们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贸易往来频繁，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昌盛。玄宗皇帝的改革不只是恢复了国家的经济基础，还为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定与繁荣。而“开元盛世”，不仅是经济上的丰收，更是文化和社会的全面繁荣，成为后世传颂的美好时代。 在开元盛世，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文人墨客以笔为剑，挥洒才情，留下无数动人心弦的篇章；音乐蓬勃发展，宫廷与民间皆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之中，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广泛传播；绘画艺术也迎来了春天，画家们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山川美景与人间百态，留下了众多传世佳作。通过支持和推广这些文化艺术形式，唐玄宗不仅提升了国民的文化素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是物质的丰收，更是文化的璀璨绽放，使得开元盛世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 在外交方面，玄宗收复了辽西营州及河西九曲等地，重新确立了对契丹、奚、室韦、靺鞨等北方民族政权的优势，并在西域击败或降服了多个政权，包括突骑施和后突厥，同时也扶持回鹘对抗后者。这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国际地位。在唐玄宗的统治之下，唐朝通过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构建了一个促进国家繁荣和国际地位提升的新治理模式。这一时期，唐朝不仅在东亚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还因其强大的军事、丰富的文化，以及开放包容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 第7章 天宝危机:由盛转衰的开始 尽管“开元盛世”初期为唐朝带来了显着的繁荣与稳定，但到了天宝年间（742-756年），长期的和平使得唐玄宗李隆基逐渐失去了早期治理国家的热情，转而追求奢华和享受个人生活。特别是自745年杨玉环被纳为贵妃之后，玄宗愈发沉醉于宫廷享乐之中，对国事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此时，朝廷内部权力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出现了像李林甫这样的强势宰相。李林甫不仅善于处理政务，维持了朝政的高效运作，还通过一系列手段排除异己，打压任何可能威胁其地位的竞争者，进一步集中了自己的权力。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为后来的政治风波埋下了隐患。 尽管天宝年间（742-756年）的政治风气逐渐趋向奢靡，这一时期的经济却依然维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根据历史记录，直至天宝十二载（753年），从长安向西绵延超过万里的广袤土地上，依旧呈现出一片人烟稠密、农业繁荣的景象。到了天宝十四载（755年），全国统计的户数达到了900多万户，人口约5200万，这是唐朝历史上官方记录的人口峰值，不仅彰显了社会经济的蓬勃活力，也见证了帝国在这一时期所达到的空前规模。 然而，在这表面的繁荣之下，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唐玄宗李隆基此时已深陷于音乐、美酒与歌舞升平的宫廷生活，对国家大事的关注日益减少。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政策执行力度减弱，这些都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虽然天宝时期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但其政治治理的松懈和潜在的社会问题，预示着大唐盛世的黄金时代正悄然走向转折点。 唐玄宗李隆基还做了一件挑战当时传统伦理观念的事件：他将原本是自己儿媳的杨玉环迎入宫中，并对她宠爱有加。杨玉环的存在及其与唐玄宗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后世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灵感来源，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多个方面。 随着唐玄宗对享乐生活的沉迷加深，朝廷的运作也逐渐变得无序。他还轻信身边人的谗言，解除了贤能宰相张九龄的职务，转而重用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但这两位新任宰相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力与利益，而非国家的长远发展，由此进一步加剧了政治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下降。 这样的转变，不仅动摇了唐朝的政治基础，也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内部问题逐渐的显现出来，最终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李林甫表面上给人以和蔼可亲的印象，仿佛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实际上却是一个心机深沉、手段老辣的家伙。他犹如一条隐匿于暗处的毒蛇，时刻准备对手发起致命一击。他还善于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朝廷内外压制不同的声音，尤其针对那些可能威胁到其地位的贤能之士，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压措施。为了巩固自身权势，李林甫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精心谋划的政治策略犹如天罗地网，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仅擅长排除异己，更精通于在表面营造出一种和谐稳定的幻象，使潜在的反对力量如一盘散沙，难以汇聚成可与之抗衡的有效势力。如此一来，李林甫得以成功压制不同声音，稳坐执政宝座。尽管李林甫的执政手段在历史上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治理下，唐朝一度保持了表面的稳定。然而，这种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实则暗流涌动，李林甫的政策选择虽在短期内巩固了政权，却也为唐朝后期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影响深远。李林甫的统治风格和他对权力的强烈追求，为后世敲响了警钟：那些短期内看似有效的权力维护策略，实际上可能在长远的历史进程中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这些也成为了后世政治家们思考权力平衡与治理艺术的重要借鉴，警示着人们在追求权力时必须谨慎权衡，不要被短期利益所蒙蔽，而忽视了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李林甫推行了一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即大量任命缺乏汉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边疆的重要职务。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出将入相”晋升路径，赋予了这些外族将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且深刻改变了唐朝的军事结构与边防格局。在这种政策下，唐朝开始重用如高仙芝、哥舒翰和安禄山等外族将领来镇守边关。起初，这些将领确实在边境防御中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但随着他们逐渐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和自主性之后，最终成为了动摇大唐政权稳定的关键因素。李林甫的这项决策，虽然在短期内看似巩固了边疆的安全，但从长远来看，却为唐朝埋下了不安定的种子，从而也揭示了当时这一决策的短视与风险。 与此同时，宫廷中的宦官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其中高力士尤为突出，他几乎成为了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高力士凭借着皇帝对他的宠信，权势一天天增大，几乎无人能及。这些宦官们利用皇帝的信任，肆意干预朝政，结党营私，导致了朝廷内部混乱不堪，政治环境也日益恶化。 在军事方面，唐朝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传统的府兵制度已经难以维持，最终逐渐瓦解。为了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招募志愿士兵来补充军队。尽管禁军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战斗力却没有显着的提升，新招募的士兵训练和纪律都不如从前的府兵，使得军队的整体实力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繁荣的帝国不仅在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内耗，在军事上也即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是唐玄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享乐世界中，并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一点准备。 为了有效管理广阔的边疆地区，唐玄宗在公元722年决定设立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最初，这些节度使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的军事防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手中的权力逐渐扩大，不仅掌握了军队指挥权，还开始管理起了地方的民政和财政事务。于是，节度使们的权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拥兵自重，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变得难以控制，如同脱缰的野马。这些节度使的崛起，就此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成为了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隐患。他们各自为政，有时甚至不听从朝廷的命令，这不仅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也为后来的动荡埋下了种子。唐玄宗当初设立节度使的初衷是为了加强边防，但他也未曾料到，这一举措最终竟然会演变成了威胁帝国稳定的因素之一。 在对外事务上，他非常重视面子和国家的威望。这种心态也影响到了镇守边疆的将领们，他们常常为了追求个人荣誉和功绩，主动发起对外战争。这些将领希望通过立下显赫战功来获得朝廷的认可、封赏和晋升。当时，唐朝正与吐蕃以及黑衣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激烈争夺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控制权。这些地区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关键通道。因此，边疆将领们积极参与这些对抗，希望通过每一次的胜利为自己的仕途增添光彩。 然而，这种为了个人荣耀而发动战争的做法，虽然有时确实带来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也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冲突和资源浪费。长期来看，这对唐朝的整体稳定和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是这一系列冲突中最关键也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决定胜负。这场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对抗，更是一次对唐朝未来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在激烈的战斗中，唐朝的大将高仙芝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奋勇作战。他手持长枪，勇敢地冲在前线，仿佛一位无畏的战神。 战场上喊杀声震耳欲聋，箭矢如雨般落下，但高仙芝依然坚定果敢的向前冲，毫不退缩。尽管高仙芝和他的军队拼尽了全力，但他们最终还是难以抵挡阿拔斯王朝与石国联军的强大攻势。敌军突破了唐军的防线，许多士兵都倒在了战场上，高仙芝也受了重伤。在一片混乱之中，他的部下设法将他救了出来，并逃离了战场。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对高仙芝个人是一次沉重打击，也标志着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它预示着唐朝对外扩张的势头将逐渐放缓，并为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经过怛罗斯战役的惨败，高仙芝不仅失去了在中亚原本拥有的重要地位，也让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大打折扣。因此，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深知由于自己的失败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 就在唐朝在中亚的局势陷入困境之时，国内突然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安史之乱。这场内乱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席卷全国，使得大唐王朝陷入了混乱与动荡之中。众多的城市被洗劫，百姓流离失所，战火和废墟遍布各地。高仙芝在病床上听到这一消息，心情更加沉重。他知道，此时的唐朝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己必须为国家尽一份力。于是，他不顾尚未痊愈的伤势，决定带领剩余的军队回国平叛。在回国的路上，高仙芝和他的士兵们遇到了重重困难。他们不仅要应对叛军的袭击，还要克服恶劣天气和艰难地形。但高仙芝并没有退缩，依然坚持带领着队伍前行，最终成功回到了唐朝。回到国内后，高仙芝立即投身于平叛的战斗中。他利用自己的军事经验，制定了有效的战略，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在他的领导下，唐朝军队逐渐占据了上风，叛乱也逐步得到了控制。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高仙芝终于帮助平定了安史之乱，恢复了国家的和平。他的英勇行为被人们传颂，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位英雄。 开元盛世中的一些事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国家繁荣昌盛，长安城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成为了梦想与机遇的象征。这座古老的城市，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纷纷涌向这里，渴望在这座汇聚财富与智慧的都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有人带着对长安的美好幻想，踏上了充满挑战的寻梦之旅。尽管路途遥远且布满艰辛，但心中那盏名为“梦想”的灯塔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到达长安后，他们从最底层的帮工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本，最终开设了自己的店铺，生意兴隆，生活也逐渐变得充实而富足。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西域商人，他们携带着珍贵的香料和精美的丝绸，这些商品深受大唐民众的喜爱，使他们的商业帝国不断扩展，并最终选择在此定居，成为受人尊敬的成功商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无数追梦人汇聚到长安，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唐玄宗执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深刻影响朝政和社会发展的改革。他敏锐地意识到，武则天及唐中宗时期的官僚体系臃肿，官员数量过多，许多职位形同虚设，不仅没有实际贡献，反而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于是，唐玄宗着手精简机构，确保留任者皆为有能之士，从而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这就好比将一辆由过多马匹拖拉的大车简化为仅由几匹强壮的骏马拉动，使得车辆行驶更加顺畅高效，宛如一阵清风般快速前进。通过这样的改革，唐玄宗不仅提升了行政效能，还节省了大量财政开支，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均田制的推行，更是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积极性。当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时，那种踏实的感觉无法言表。农民们早出晚归，不辞辛劳地耕作，心中燃烧着对丰收的渴望。随着时光流逝，粮食产量逐年攀升，年年都有丰收的好景象。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均田制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更为国家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外，朝廷大力投资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将原本荒芜干旱的土地转化为肥沃的良田，新增耕地源源不断地产出丰富的粮食作物，进一步充实了国家粮仓。而在边疆地区，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得到了显着缓和，贸易往来频繁，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吐蕃的健壮牦牛驮载着货物穿越崇山峻岭抵达长安；东突厥的骏马如疾风般驰骋在中原大地，连接起了东西方的文化纽带。 身处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百姓们既能享受自家种植的丰富物产，又能体验到来自远方的新奇商品和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幸福美满。开元盛世无疑是大唐最为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它不仅代表了唐朝的巅峰，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遐想和宝贵的遗产。苏瑾是一名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有一天，他听闻宫里就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而且各国使节到时候也会出席。苏瑾心想，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详细记录一些开元时期的辉煌景象。 当夜幕降临时，宴会开始了。宫殿内灯火通明，舞女们身着华丽的服饰翩翩起舞。苏瑾穿梭于人群之中，用他的眼睛和心灵捕捉着每一个值得纪念的瞬间。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来自遥远西域的使者献上了一件稀奇古怪的宝物，据说这件宝物能够预测国家的命运。玄宗皇帝对此感到非常好奇，便命令人当场测试宝物的功能。宝物开始发出闪烁不定的光芒，现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景象震惊了。但苏瑾心中却涌起了疑虑。他决定私下调查一下这个神秘的宝物。 经过一番仔细的探查，苏瑾发现，原来这是有人心怀不轨，在背后操纵着宝物，意图制造混乱，动摇人心。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苏瑾急忙去求见唐玄宗，并向他汇报了真相。得知实情之后，唐玄宗非常愤怒，并立即采取了行动，严惩了那些图谋不轨的人。这次事件也让苏瑾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盛世之下也需要时刻保持警觉，防范那些企图破坏和谐的小人们。 从那以后，苏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手中的笔应该忠实记录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包括它的光辉与暗影，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确保后世能了解真正的开元之治。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后来进入天宝年间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开元时期的成就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值得纪念的辉煌篇章。 第8章 安史之乱:唐朝命运的转折点 唐朝在其鼎盛时期，经历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高宗的“永徽之治”，以及武则天统治下的繁荣。至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将唐朝推向了经济与文化的黄金时代。尤其在唐玄宗统治的天宝年间（742-756年），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文化蓬勃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段辉煌篇章。然而，一场对唐朝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内乱——安史之乱，却改变了这一切。 从公元755年末持续至763年初的这场叛乱，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这场叛乱由唐玄宗极为信任的边疆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起，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职位，负责防御唐朝北部边境的重要区域。他的崛起不仅依赖于个人的才能，也得益于唐玄宗赋予的高度自治权，使得他在地方上积累了巨大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力，几乎成为一方诸侯。 随着安禄山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与中央朝廷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尤其是与丞相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杨国忠作为朝中重臣，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并限制安禄山的权力，与后者形成了复杂的对立关系。两人表面上维持着礼节性的往来，实际上却是暗潮涌动，彼此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这种紧张局势最终在755年11月达到了顶点。 这一天，寒冷的北风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大动荡。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举起了反旗，标志着安史之乱的正式爆发。这场叛乱不仅是军事冲突的结果，更是当时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分配以及个人野心交织作用下的产物。它揭示了中央集权制度下潜在的危机，并为后来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 而此时的朝廷上下，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虽然朝廷迅速调动了郭子仪从朔方带兵前往河北，并命令高仙芝率领大军出潼关迎战叛军。然而，这场战争的残酷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朝廷的预期。仅仅一个月后，封常清和高仙芝两位将领就在战场上遭遇了重大挫折，相继战败。不久后，繁华的东都洛阳也落入了叛军的手中，唐军只好退守潼关。 更加糟糕的是，封常清和高仙芝两位重要将领，由于战事不利及朝中政敌的谗言陷害，最终被唐玄宗下令处死。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更让王朝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安史之乱初期，唐玄宗对叛军的威胁严重低估，导致朝廷应对策略出现重大失误。封常清最初试图用少量兵力阻止叛军前进，但很快便遭遇失败。意识到敌人实力强大后，他建议采取防御姿态并撤退以保护潼关这一战略要地。然而，由于战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加上杨国忠的煽动，唐玄宗误以为封常清怯战，于是在公元756年初将其召回长安并下令处死。 与此同时，高仙芝奉命率军出潼关迎击叛军，但由于情报错误和战术失策，他的军队也遭遇了失败。在退守潼关的过程中，高仙芝同样因战败的责任问题被指责，并与封常清一同被唐玄宗下令处决。这两位将领的相继失利不仅削弱了唐朝对抗叛军的力量，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政治动荡，影响了后续的战略部署。 在这危急时刻，老将哥舒翰临危受命，承担起了坚守潼关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河北地区的常山太守颜杲卿也举起义旗对抗叛军，尽管他在次年正月被叛将史思明击败，但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忠诚之士继续抵抗的步伐。很快，关东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也被叛军占领，局势看起来越来越严峻。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希望依然存在。 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位将领并没有被眼前的不利困境吓倒。他们在河北地区集结了部队，在恒州会师，准备与叛军进行一场关键的对决。这场战斗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战斗开始后，战场上硝烟四起，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每一场搏斗都非常艰苦，但郭子仪和李光弼带领着士兵们坚定地迎战。他们以勇气和决心，努力扭转局势，为平定叛乱带来了希望。郭子仪和李光弼最终带领着唐军成功击败了史思明，使得叛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 这次胜利暂时稳住了局势，也让朝廷更有信心和勇气去反击叛乱。但未来的挑战依然很大。安史之乱才刚刚开始，随着战争的发展，它不仅考验的是军队的力量，更考验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随着安禄山的叛乱迅速蔓延，唐玄宗和杨国忠心中充满了焦虑，他们都迫切希望尽快平息这场动摇国家根基的叛乱。于是，在六月的一个清晨，哥舒翰收到了来自京城的紧急命令，要求他立即出兵迎战叛军。 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虽然对此心存疑虑，但也不得不遵从君命。最终，他带领着八万精锐部队，向灵宝西原进发。灵宝西原，这片曾经宁静的土地，如今却成为了决定大唐帝国命运的战场。 哥舒翰的军队与叛军将领崔乾佑的部队在此狭路相逢。战斗一开始便打的异常激烈，双方士兵你来我往，血流成河。然而，官军们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了不祥的阴影之下。 经过了一天的拼杀战斗，哥舒翰的军队遭遇了惨不忍睹的大败，死者多达十六七万人，鲜血染红了大地。老将哥舒翰无奈之下，只得退守潼关，试图重新组织防线。但命运似乎对这位老将格外的残酷，他的部下火拔归仁带着数十骑突然反叛，将哥舒翰擒获献给了叛军。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潼关迅速失守，消息传到京都长安，立刻引发了全城的恐慌。李隆基，这位曾经辉煌一时的帝王，此刻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为了保住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他不得不带着家眷和少数亲信，匆忙离开京城，向蜀地成都逃亡。这一幕令沿途的百姓感到震惊与不安，而宫廷中的奢华与安宁也成为了遥远的记忆。 在逃亡的路上，马嵬驿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士兵们因为战争失利和生活的困苦，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他们认为杨国忠和杨贵妃是导致这场祸乱的主要责任人，强烈要求处死两人以平民愤。面对士兵们的坚决态度，唐玄宗在帐篷内感到极度痛苦和无奈。他知道此时已别无选择。最终，在泪水中，唐玄宗下令处死了杨国忠，并赐死了深爱的杨贵妃。杨玉环传奇而悲剧的一生就此结束。 与此同时，太子李亨肩负起了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使命。根据父皇李隆基的指示，他前往西北的灵武，着手招募士兵，筹备力量以期收复失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年轻的太子李亨能否成功完成这一重任，不仅考验着他的领导能力和决心，也将对未来局势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安禄山占领长安后，自立为帝，建立了自己的燕国，这一举动标志着唐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安禄山的称帝不仅是对唐朝权威的公然挑战，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混乱时期的开始。他的这一行为迅速改变了政治格局，使得原本已经不稳定的局势更加复杂。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公元756年7月，太子李亨抵达灵武，并在宦官李辅国等人的支持下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这一关键时刻的决策不仅稳定了朝廷内部的人心，也为未来的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远在成都的唐玄宗则被尊为太上皇，悄然退居幕后。此时，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乱正式拉开序幕，无数人的命运因此改变，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段令人深刻的记忆。 第9章 藩镇割据:中央权威的衰退 唐肃宗即位后迅速做出决定，任命自己的儿子李俶（后来的唐代宗）统领各路将领，并让足智多谋的李泌担任军师进行辅佐。为了增强实力，唐肃宗还派遣了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求援兵。这一系列决策显示了新帝的决心和智慧，也预示着一场激烈的反攻即将展开。 正当唐将房琯试图反攻长安却不幸失败，局势变得异常危急之时，叛军内部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公元757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在权力斗争中弑父夺位，就此引发了叛军内部一场惊天动地的内讧。史思明见状不妙，迅速撤回范阳，牢牢地掌握住了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 这一变故不仅削弱了叛军的力量，为唐军提供了喘息之机。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军队火速赶回灵武，并与回纥军队联手，终于在年底成功收复了长安。可惜的是，叛军早一步攻克了江淮地区的重镇睢阳，英勇的张巡和许远两位将领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不过郭子仪竟然攻下了洛阳，此举成功牵制住了叛军，也为后续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公元758年，九位节度使联手合围邺城，希望能一举消灭史思明。然而，朝廷的计划不幸被内部人员泄露，也让史思明提前有所准备。次年三月，他率军南下，攻势猛烈，最终击溃了唐军。这场战役被称为邺城之战。这次的失败不仅让朝廷的计划功亏一篑，也暴露出内部泄密对战局的严重影响。 史思明的反击如猛虎下山，给唐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恰在这个时候，郭子仪因遭到鱼朝恩的谗言陷害，被迫返回了长安。史思明则趁机杀掉了安庆绪，并收编了他的部队，自立为帝，定都范阳。随着李光弼反攻洛阳再次失败，局势变得非常严峻。761年，史思明在胜利之后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命运——竟然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除掉了，叛军内部顿时分崩离析。 762年，随着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的先后离世，太子李豫（原名李俶）登上了皇位，成为唐代宗。即位以后，唐代宗快速采取行动，派遣儿子李适统领各路将领，仆固怀恩担任副将，带领唐军与回纥军队共同讨伐叛军，大军顺利攻克了洛阳。史朝义见大势已去，落荒向北逃往范阳。仆固怀恩穷追不舍，河北的叛将李怀仙这时审时度势，立刻投降了唐军，并一同追击史朝义。隔年正月，走投无路下的史朝义，在石头（今河北唐山东北）选择了自缢，最终，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动乱才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朝社会内部多种矛盾激化的结果，这些矛盾在唐玄宗统治后期逐渐积累并最终爆发。尽管开元年间经济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一时期的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均田制逐步瓦解，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与此同时，政治腐败和权力斗争也日益尖锐，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奸臣掌控朝廷，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加剧了政治环境的恶化。 开元盛世后期，国家长期太平无事，唐玄宗逐渐失去了进取心。改元天宝后，政治日益腐败。唐玄宗沉迷于享乐，特别宠爱杨贵妃，甚至允许安禄山拜杨贵妃为母以求自保和升迁。原本提倡节俭的他变得挥霍无度，曾将一年各地的贡品全部赏赐给李林甫。唐玄宗还将国政先后交给李林甫和杨国忠管理。李林甫任宰相期间，凭借玄宗的信任专权达十九年，堵塞言路，排斥贤能。杨国忠继任后，因杨贵妃的宠幸而掌权，专注于搜刮民财，导致朝政混乱，国力衰弱，最终让安禄山找到了叛乱的机会。 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边疆节度使权力膨胀的问题，构成了安史之乱的重要背景。随着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边疆节度使获得了更大的军事自主权，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安禄山作为胡人将领，掌握了东北三镇的强大兵力，并在唐玄宗的高度信任下积累了叛乱的实力与野心。李林甫建议任用胡人为节度使并允许他们扩军自重，而唐玄宗对忠臣如王忠嗣的疏远，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安史之乱本质上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间的激烈冲突。这场长达八年的内战不仅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它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助长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势，还导致中央资源枯竭，国家实力锐减。动乱之后，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传统的租庸调制难以维系，这一切都为后续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随着大唐王朝步入中后期，中央权威逐渐黯淡，地方节度使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藩镇不仅掌控了各地的军事大权，还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央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深刻影响了大唐王朝的命运。于是，曾经辉煌的唐朝中央政府，在内部权力斗争、政策失误以及连年战争的消耗之下，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此刻的唐王朝如同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巨轮，尽管外表看上去依旧宏伟，但内部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唐王室为了能够尽快的平息战火，稳定局势，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将那些已经投降的安史叛军将领们就地封为节度使，并加以安抚。然而，为了防止这些降将再度反叛，朝廷又不得不在各地广泛设置节度使，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制衡他们的力量。但事与愿违，节度使们不仅掌握着当地的军事大权，还兼管着政治和经济事务，权力极度膨胀。地方节度使们抓住了机会，迅速崛起。他们原本是边疆抵御外敌的将领们，但在长期驻扎过程中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通过掌控当地资源和税收，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755年发动的安史之乱，就是由他揭开了藩镇割据的序幕。 藩镇不仅拥有强大的军队，还通过控制商贸路线和农业产区积累了巨额财富，实现了财政上的独立。同时，他们在地方的政权体系中提拔亲信，削弱了中央官员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藩镇割据动摇了唐朝的政治基础，导致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决策，并削弱了对外防御能力，阻碍了内部稳定与发展。 渐渐地，全国各地都陷入了一种近乎半独立的状态，唐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最终，这一现象成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尽管唐朝在此之后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但其昔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国力逐渐衰弱。同时，战争带来的破坏促使人们反思现有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平性，这种反思为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发展动力，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会。总之，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时期，其深远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后世。 在这期间，外族侵略者乘虚而入，对边境地区虎视眈眈，时刻准备伺机而动。而在皇宫之内，宦官们趁机揽权，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干预政务。朝堂之上，牛李两党的争斗愈演愈烈，党派间的对立和纷争使得朝廷内部气氛愈加紧张，政治环境日益恶化。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的中央权威，加剧了国家的动荡与不安。 第10章 藩镇林立:唐朝后期面临的挑战 经过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关东地区人口锐减，大片肥沃的土地被荒废，无人耕种。曾经繁华热闹的城镇如今变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特别是河北地区，由于长期受到战乱的影响，社会风气也发生了转变，人们更加重视武力而非文化教育，昔日的繁荣景象不再。这段时期，许多村庄和城市失去了往日的生机，田野里长满了杂草，曾经繁忙的集市现在少有人迹。 在河北等地，因为战争的持久影响，百姓们的生活重心转向了自保和生存，对于读书学习的兴趣逐渐淡薄，更多人选择学习武艺以应对不安定的时局。整个区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反映出这场战乱对当地人民生活和文化的深远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中地区依然保持着通过诗赋选拔人才的传统，十分重视文化修养和学术研究。 尽管同属大唐王朝的领土，关中和受战争影响严重的其他区域，在文化风貌上逐渐拉开了差距。一边是战火纷飞，人们更多地关注生存和自保；另一边则是书香四溢，继续强调教育和文化的传承。这种差异也显示了战争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以及文化在稳定环境中的持续生命力。两个地区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却因为战争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景象。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大量的边防军队被回调参与平定内乱，边疆防线顿时空虚。外族势力见状，纷纷趁机入侵中原大地。其中，吐蕃军队尤为凶猛，他们迅速攻占了陇西地区，并长驱直入关中地带，甚至连长安城也曾一度落入敌手，惨遭沦陷。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趁着唐朝内乱之际攻占了长安，迫使代宗出逃至陕州。面对此危机，代宗迅速起用了名将郭子仪，成功地阻止了对吐蕃的反击，并最终击退了入侵者。 永泰元年（765年），当仆固怀恩发动叛乱时，唐代宗再次倚重郭子仪等人，平定了这次动乱，稳固了朝政。与此同时，回纥也不甘示弱，他们虽然表面上协助唐朝平叛，但实际上却不断向朝廷索取巨额财物，这种无休止的勒索无疑给本就已经疲惫不堪的唐朝国力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无力全面收回叛军余部的兵权，不得不继续任命这些将领为地方节度使。其中，李宝臣的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李怀仙的幽州镇（治今北京市城区西南）、田承嗣的魏博镇（治今河北大名）并称为“河北三镇”，成为最为跋扈的藩镇。这三镇名义上尊奉唐王朝，但实际上拥有自己的土地、人民、军队和财赋，父去子代，长期割据一方，直至唐朝灭亡。 除河北三镇外，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立了藩镇。在中原地区，如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义（治今山西长治）等藩镇，其割据性较强；而在南方，藩镇军队较少，节度使则基本忠于朝廷。 尽管河朔等地存在极个别割据的藩镇，但这些藩镇在一定程度上仍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依赖朝廷授予的官爵以维持军心稳定。朝廷在藩镇表面恭顺的前提下，开始默认某些藩镇自主选择节度使的权利。各藩镇间功能各异，也存在矛盾：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藩镇保证了内外势力的均衡，而东南藩镇则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 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使得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的巨大冲击后，仍然能够延续百余年。正是由于藩镇间的制衡机制，以及它们对中央政权的有限忠诚，才使得唐朝得以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这一时期，唐朝虽然失去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但通过与地方势力的妥协与合作，成功地延缓了帝国的最终崩溃。 而在内廷之中，宦官专权的现象日益严重。李辅国、程元振等人凭借着拥立唐代宗登上皇位之功，开始肆意干涉朝政，左右皇帝的决策。宦官鱼朝恩更是得到了统领禁军的要职，一时权势滔天。 唐代宗在位期间展现出了改革朝政的决心与能力。他严厉打击权宦和强臣，使不少奸佞之人或亡或贬，同时重用贤能之士如杨绾，并任命刘晏进行盐法改革，显着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大历十四年（779年），唐代宗在大明宫紫宸内殿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 唐德宗继位后，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税法改革。该税制规定每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收赋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转向“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标志着古代赋税制度从“舍地税人”向“舍人税地”的重大转变。这项改革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唐朝后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唐德宗坚决推行削灭藩镇的政策，使得各地方势力对他敬畏有加。在处理地方藩镇问题上，德宗试图强化中央集权，禁止藩镇将土地传给子孙，此举却引发了成德、魏博、淄青三镇的叛乱，史称奉天之难。这场叛乱持续五年，并引发卢龙、淮西等地的连锁反应，甚至导致泾原军队占领长安，拥立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德宗被迫逃离长安，辗转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今陕西汉中）。尽管最终在李晟等人的努力下平息了兵变，但这次经历使得德宗对藩镇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承认河北三镇的世袭特权以换取和平，实际上确立了此后中央与藩镇间新的权力平衡。 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在建中元年（780年）启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税法改革。这项新政策标志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战国以来以人丁为基础的征税方式，转变为“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即根据土地和财产状况征税，而非单纯依赖人口数量。这一改革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 在外交方面，德宗采纳了宰相李泌的策略，通过联合回纥、南诏等周边势力打击吐蕃，成功地改善了外部环境，为唐朝后期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唐德宗统治期间的政治决策和军事行动，深刻影响了唐朝中期的历史走向，也为后续的政局变化设定了框架。但是，正如历史上许多雄才大略的君主们一样，唐德宗李适的性格中也有其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为人刚愎自用，难以任人唯贤。特别是在781年，当奸相卢杞进入了朝廷之后，政治局势急转直下。 卢杞这个人善于阿谀奉承，却心胸狭窄，很快他便得到了唐德宗的信任。由于听信了卢杞的谗言，唐德宗错误地诛杀了杨炎和刘晏两位能臣，这不仅削弱了朝廷的实力，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的到来。 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原本对中央政府保持一定忠诚度的藩镇逐渐失去了敬畏之心。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后，其子李惟岳未经朝廷批准擅自继位，并联合魏博田悦和淄青李纳举兵叛乱。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唐德宗派出了马燧和李晟两位名将，他们成功击败了叛军，田悦被围困于魏州，而李惟岳则被部下王武俊所杀。 此时，北方的局势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卢龙节度使朱泚入朝述职后，他的弟弟朱滔接替了他的职位。朱滔一直对朝廷心存不满，在公开场合时常表达对中央政府的轻视，并借机发泄心中的怨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满情绪逐渐积累，最终在781年达到了顶点。 朱滔抓住时机，联合了成德的王武俊、淄青的李纳以及淮西的李希烈——四位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藩镇领袖，共同发起了大规模叛乱。他们推举了朱滔为盟主，意图颠覆唐朝的统治，建立起新的秩序。由于这四位角色各自掌控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的联手使得叛军声势浩大，这也给朝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比预想中更为糟糕。为了应对淮西李希烈的威胁，朝廷调动了泾原军前往前线。但当这些士兵们到达了长安的时候，却发现朝廷给的赏赐微薄，远不及预期。于是，愤怒和失望迅速在军中蔓延，最终爆发了泾原兵变。这场突如其来的兵变，令唐德宗措手不及，他不得不仓皇逃离长安，前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去避难。 泾原军进入长安后，迅速拥立朱泚为帝，并宣布成立了新的政权。这一举动让本已紧张的局势雪上加霜。不久，奉天就被叛军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居民们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未知的命运。唐德宗被困在奉天，面临着内外交困的艰难局面，而叛乱的火焰也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朝廷和民众都陷入了深深的不确定性和恐慌之中。 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李晟站了出来！ 他紧急率领中央军赶回了关中，与朔方军李怀光联手，终于解除了奉天之围。可谁能想到，这时候卢杞却出来捣乱了，他在唐德宗耳边说了几句坏话，结果唐德宗就拒绝召见李怀光了。虽然后来卢杞被贬了官，但这件事已经在李怀光的心里埋下了怨恨朝廷的种子。 到了784年，唐德宗采纳了陆贽的建议，同意了各藩镇的要求，只有朱泚不在赦免之列。同时，他还废除了苛刻的税收政策。这一策略确实奏效，大部分藩镇重新归顺了朝廷。然而，朱滔和李希烈并不买账，他们拒绝投降，并且还拉拢了李怀光一同倒戈。这样一来，局势再次紧张了，迫使唐德宗不得不又一次流亡到梁州（今陕西南郑）。 通过这些措施，虽然大多数地方势力选择了重新支持中央，但仍有少数人选择反抗，导致唐德宗再次面临流亡的局面。这反映了当时唐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同年，李晟率领军队成功收复了长安，朱泚在向东逃跑的路上被自己的部下解决。次年，李怀光也在马燧和浑瑊的联合进攻下被彻底击败；同样，淮西的李希烈也没能逃脱，最终也难逃一死。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叛乱势力逐一被平定，局势逐渐恢复了稳定。这也标志着唐德宗开始重新掌控局面，也为唐朝的暂时和平奠定了基础。 至此，这场持续多年的动乱终于平息了。但为了换取和平，唐德宗也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承认各藩镇的实际统治权，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割据的局面。且由于他对将领缺乏足够的信任，禁军也落入了宦官的手中，宦官的权力从此膨胀了起来。这段时期不仅是唐德宗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揭示了中央权威的削弱以及地方势力崛起所带来的复杂局面，成为了后来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导火索。 中唐时期，唐德宗李适的统治见证了唐朝从安史之乱后的复苏到逐渐显现衰落迹象的过程。初期他推行改革，如实施两税法，简化税收系统并充实国库，为国家带来了短暂的稳定与繁荣。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宦官势力膨胀，边疆冲突不断，特别是泾原兵变挑战了他的权威，显示了中央权力的削弱和财政危机的加深。因此，唐德宗时期既体现了恢复国家实力的努力与成就，也预示了唐朝后期面临的挑战与衰落。 第11章 永贞革新:理想主义的尝试 到了晚年，唐德宗李适的政治决策逐渐偏离了正轨。他又任用了另一个奸佞之臣裴延龄，此人善于阿谀奉承，却缺乏治国才能，其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混乱。与此同时，唐德宗与宦官和贪官污吏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不仅削弱了朝廷的权威，也让真正有才干的官员难以施展抱负。 国家政事每况愈下，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加之唐德宗对将领的不信任，使得禁军权力逐渐落入到了宦官手中，宦官势力自此开始膨胀了，最终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军事指挥系统的效率，也为后来的宦官专权埋下了伏笔。唐德宗的所有这些举措，无疑加速了唐朝中央集权的衰退，地方藩镇的割据势力因此得以进一步巩固。 805年，这位曾经励精图治、试图恢复大唐荣光的皇帝，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离世。太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然而，新帝的即位也未能立即改变积重难返的局面。唐顺宗在位时间很短暂，且多病缠身，实际执政仅半年便禅位于其子李纯，未能有效的实施改革措施。 唐顺宗即位时，带着强烈的改革愿望，立志要解决这些累积已久的问题。他的继承人唐宪宗同样怀有远大的理想，二人均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扭转局势，解决国家面临的重重困难。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唐顺宗即位之初便意识到，要真正推动改革，必须依靠一群志同道合、有能力的助手。因此，他大胆启用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一批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并任命韦执谊为宰相，成为这场政治革新运动的核心人物。 改革派迅速采取行动，首先瞄准长期困扰百姓的两大问题：宫市和五坊小儿。宫市本是宫廷直接从民间采购物品的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充斥着不公与腐败。宫廷采买人员常常以极低的价格抢购民生物资，甚至有时根本不支付，导致普通民众苦不堪言。 而五坊小儿原是负责皇家鹰犬饲养的官员及其手下——后也成为了地方上的祸患。他们仗着皇家的名义，肆意妄为，不仅骚扰百姓，还经常巧取豪夺，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改革派认识到，要恢复民心、整顿吏治，必须首先解决这些直接侵害百姓利益的问题。因此，针对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改革成为新政的首要任务，旨在重建公正、廉洁的行政体系，缓解民众的负担。 为了进一步获得民众的支持，改革派还积极推行减税政策。这也是减轻普通百姓的税收负担是改善民生的关键。于是，一系列减税措施相继出台，大大缓解了人民的生活压力，使得社会逐渐恢复了生机与活力。田野间再次响起了欢声笑语，市场上的交易也变得更加繁荣。这些努力让人民看到了希望，也让朝廷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但唐顺宗和他的改革派并未满足于此。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宦官势力对军队的控制，唐顺宗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派遣韩泰去掌管至关重要的神策军。 神策军作为唐朝最精锐的禁军，其控制权一直掌握在宦官们的手中。这次人事调动意在从宦官手中夺回军权，从而巩固皇权，确保朝廷能够有效掌控国家机器。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因其发生于永贞年间（805-806年），故而被后世称为“永贞革新”。尽管这场变革非常短暂，但它所带来的变化却是深远的。改革派的努力不仅暂时遏制住了社会的不公与腐败，也为唐朝晚期的政治格局注入了一股清流。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唐顺宗在位的时间比较短，且本人多病缠身，永贞革新未能持续太久便告一段落。因为就在改革事业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之际，命运却给唐顺宗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同一年，唐顺宗突然不幸中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这一变故无疑给刚刚起步的改革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在永贞革新的浪潮中，改革派的锐意进取虽然赢得了一时的民心，但也激起了宫廷内部和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 此时，宦官俱文珍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他察觉到太子李纯内心深处对皇位的渴望，便巧妙利用了这一点，通过挑拨煽动，将太子心中的欲望逐渐放大。与此同时，俱文珍并未局限于宫廷内的权力斗争。他知道要彻底扳倒改革派，必须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因此，他不仅在宫中施展手段，还积极寻求外部势力的援助。他精心策划，确保自己的行动既能满足太子的野心，又能巩固自己的权势。通过这种方式，俱文珍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反对改革派的强大联盟，为即将到来的政治变动铺平了道路。 他还暗中勾结了韦皋等地方藩镇势力。这些藩镇节度使们对中央政府的改革举措早已心存不满，他们担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会受到威胁。在俱文珍的斡旋下，各方势力迅速达成了共识，一起来向唐顺宗施压，迫使其退位让贤。 在这股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唐顺宗显得如此的孤立无援。尽管他曾试图通过改革来振兴国家，但此时却无力抵挡来自内外的双重夹击。唐顺宗只得禅位于太子李纯，这场宫廷政变被称作“永贞内禅”。 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 这一历史事件也常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之事，宗旨是打击宦官势力和清除政治腐败现象。改革者们提倡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抵制地方军事首领（藩镇）的割据行为，并反对宦官对政权的过度干预。尽管他们的目标远大，希望借此净化朝政，恢复国家的活力与秩序，但这次改革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百多天便告终结。 永贞革新之所以失败，一是因顺宗健康状况不佳，在位时间短暂且大部分时间病重无法言辞，使得改革失去了最高层的支持，如同失去了引擎的列车，难以继续前行。 二是改革者的权力基础相当薄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被宦官和地方藩镇牢牢掌控，而改革者仅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进士大夫，他们虽然有理想但缺乏实权。面对强大的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改革者显得力不从心，他们的行动更像是纸上谈兵，缺乏实际影响力。 三是改革措施实施过于急促，类似于“休克疗法”，企图在短时间内解决德宗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这种激进的做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改革派担心唐顺宗寿命有限，急于推行多项重大政策，结果反而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四是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腐败的现象，成员们忙于提拔亲信，甚至涉及受贿行为，这不仅损害了改革的纯洁性，也为反对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 五是改革派内部存在分歧和内讧，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削弱了团队的凝聚力。而且双方在斗争中都表现出了极端的态度，缺乏妥协的精神，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彻底失败。 六是两边的人都不愿意妥协，结果事情变得很僵，好像不把对方逼到底就不罢休。王叔文虽然很有胆量，但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够灵活；韦执谊到最后也没能跟新上任的宪宗皇帝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真是可惜了。 永贞革新的深刻教训 据史学家考究，“二王八司马”的执政期实际上只有146天，这段时间虽然短，却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改革需要稳健的步伐、坚实的基础以及灵活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团队内部的团结一致。这段历史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提醒着人们变革之路的艰难与复杂。尽管唐顺宗领导的“永贞革新”时间短暂，但它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第12章 元和中兴:统一与复兴之路(上) “永贞革新”是一场未能成功的重要政治改革尝试。改革的失败导致了唐朝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宦官们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而朝廷官员则逐渐分化为了不同的派系，形成了所谓的朋党之争。这种现象在唐宪宗之后变得更加明显和表面化。从那时起，唐朝开创了一种不良的传统：每位新登基的皇帝往往将自己信任的人视为私人亲信，而当新皇帝继位时，不论前任皇帝任命的官员有何功过，都会被全面清除。 不过，在唐宪宗统治期间，一些外部的改革措施仍然得以实施，并且这些政策帮助实现了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成功镇压。唐宪宗是一位勤勉治国的君主，他常常研读历代典籍与实录，以祖先中的圣明之君为榜样，从中汲取历史经验，致力于国家治理。宪宗深知贤能的重要性，因此在用人方面非常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大胆任用有才能和德行的官员担任宰相等要职。他重视朝廷议事的质量，经常在延英殿与宰相们商讨国事，直至深夜方休，体现了他对政事的高度重视。 在唐宪宗十五年的统治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这些努力不仅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的政治生态。他的政绩显着，不仅体现在对内平定藩镇割据、整顿吏治等方面，还包括对外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唐宪宗的努力为唐朝中期带来了一段相对稳定和有序的时期，尽管这种“中兴”的局面未能长久维持，但他在位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依然值得肯定。特别是他对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和玄宗李隆基时代的开元盛世充满了敬仰，并试图模仿他们的成功来治理国家。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唐宪宗采取了提高宰相地位、整顿军队以及平定地方割据势力等措施。 在宪宗的统治下，政府财政状况改善，吐蕃的力量减弱，各地方藩镇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而实力受损。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唐宪宗加强对藩镇的控制，使之前被强藩控制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重新又回到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实现了国家的再次统一，从而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代，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元和中兴”。从而标志着唐朝从过去的动荡与纷争中成功复苏。唐宪宗的领导使得国家力量重新崛起，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同时也在政治革新、经济振兴和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安史之乱之后，北方地区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中央政府的权威日渐式微；同时，曾经强大的吐蕃也因为内乱而实力大减。面对这样的局势，唐宪宗通过一系列明智且有效的政策，逐步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成为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宪宗的努力下，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国家也开始展现出新的活力。他接手的是一个被藩镇势力分割得四分五裂的帝国，只有浙江地区还维持着对朝廷的忠诚，按时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宪宗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决心，启动了艰难但必要的统一与复兴之路。 唐宪宗不仅成功地平定了部分藩镇的叛乱，还通过任用贤能、改革吏治等措施巩固了中央权力。这些成就体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和远见卓识，使得他在位期间成为了唐朝中期的一段重要恢复期。尽管这种“中兴”的局面未能持久，但宪宗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唐宪宗清楚，要想使这些藩镇重新归顺朝廷，必须采取明智且坚决的策略。因此，在806年，他决定从相对弱小的藩镇入手，以期通过精准打击，逐步恢复中央的权威。面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夏州和绥州的留后杨惠琳，以及后来镇海节度使李锜接连起兵叛变的严峻局面，唐宪宗显示出了坚定的决心和迅速行动的能力。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派遣精锐部队前往平乱。通过果断而高效的军事行动，终于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叛乱。同时也向全国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任何敢挑战中央权威的行为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对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讨伐战。吴元济凭借自己的势力，在其领地内横行霸道，甚至擅自传位给儿子，俨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无视朝廷权威。面对这样的挑战，宪宗调集了十六镇的兵力进行围剿。然而，吴元济的抵抗异常顽强，如同打不死的蟑螂，给朝廷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更糟糕的是，在关键时刻，淄青的李师道和成德的王承宗竟然派出刺客暗杀了支持讨伐的宰相武元衡，企图以此破坏讨伐计划。这一事件激怒了唐宪宗，但他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任命裴度为新任宰相继续指挥作战，并指派李愬为主帅。 最终，在817年的一个寒冷冬夜，李愬率领军队出奇制胜，成功突袭蔡州，活捉了吴元济，一举平定了淮西。随着淮西局势的稳定，其他藩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两年后，淄青的李师道被自己的部下所杀，淄青地区也得到了平定。在河北方面，魏博的田弘正一直坚定地支持朝廷，而成德的王承宗也在淮西平定之后归顺了唐王室。到了819年，全国的藩镇名义上都重新服从中央朝廷，并纷纷派遣使者向朝廷纳贡。这便是“元和中兴”的辉煌成就。 元和中兴指的是唐宪宗在位期间（805年-820年），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与政策调整，国家政治得以整顿，中央权威有所恢复，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由于这一时期的年号为“元和”，故此段相对振兴的时期被后世称为“元和中兴”。尽管唐宪宗的努力使得朝廷暂时摆脱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央集权，但这种繁荣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层面，而非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复兴。 因此，相较于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和盛唐时期的开元盛世，元和年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并未达到同样的高度。这种振作并未能深入到制度层面以解决造成藩镇割据的根本问题。宪宗去世之后，藩镇再度陷入了混乱，不听从朝廷命令的现象日益重现，同时期还出现了宦官专权的问题，这标志着宪宗所建立的政治秩序未能持续，“中兴”的局面也因此昙花一现。 第13章 元和中兴:统一与复兴之路(下) 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藩镇，尤其是河朔三镇，变得异常嚣张，几乎不再将中央权威置于眼中。这些藩镇不仅自行其是，就连财税收入也大多截留自用，不再上缴中央。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因此，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逐渐主要依赖于江淮八道这一富庶地区。负责理财的大臣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必须确保从江淮地区获取足够的财源，以维持朝廷的基本运作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元和元年（806年），着名财政专家杜佑卸任财赋要职，他推荐了精通经济管理的李巽接替度支盐铁转运使之职。李巽不负众望，在他的精心管理和改革之下，唐王朝中央的财政状况迅速得到了显着的改善。继李巽之后，程异接过了这一重任，继续出色地履行职责。在这些杰出财政大臣的努力下，中央政府不仅积累了充足的财富，还为后续对藩镇采取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的贡献不仅是财政管理上的成功，更为国家的稳定与复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同时也彰显了这个时代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和成效。 唐宪宗乃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有所作为的皇帝。在历经唐朝多年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局势后，他凭借自身不懈的努力以及过人的智慧，使得这个庞大的帝国犹如枯木逢春一般，再度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因为他深知一个道理：接受忠臣的逆耳忠言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宪宗常常以开创贞观之治的太宗李世民为楷模，并效仿其虚怀若谷、广纳谏言的美德，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之心，积极倾听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不论言论是否中听。通过这种方式，宪宗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治国智慧，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与支持。 唐宪宗尤其注重倾听谏臣官员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他大力倡导广开言路，鼓励那些心怀正义、敢于仗义执言的大臣们毫无顾忌地抒发己见。无论是关乎民生大计还是军国要事，只要谏臣们所言有理有据，唐宪宗都会虚心接纳并加以深思熟虑。正因如此，朝堂上下呈现出一片群策群力、共商国是的良好氛围，而唐朝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逐渐走上复兴之路。 即位之初，唐宪宗便颁布诏书，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这一举措让那些勇于发声的大臣们倍感振奋。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像李绛、李渤、吕元膺、穆质等谏官纷纷挺身而出，不仅敢于直言不讳，甚至不惜冒风险提出建设性意见。唐宪宗对他们给予了高度信任，广开言路，营造了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 在宪宗的支持下，这些谏臣积极献策，对朝廷政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直言敢谏不仅改善了当时的政风，也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宪宗与谏臣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了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彰显了君臣一心、共治天下的理想局面。这种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使得元和年间政治相对清明，为唐朝的短暂复兴奠定了基础。 “元和之治”还强调节俭和清廉行政。宰相李藩曾建议厉行节俭，减少奢靡之风，宪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如放免宫女、拆除奢华的功德碑等，树立了节俭的典范。为了进一步节省开支，唐宪宗还接受了李吉甫的建议，整顿吏治，精简官员编制，降低薪俸。 与此同时，唐宪宗大力倡导清廉行政，一批以裴垍、辛秘、韦贯之、郑余庆等人为代表的清正廉洁大臣应运而生。他们在关键岗位上坚守廉洁自律的原则，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清俭率素”、“家无羡财”的高尚作风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尊敬，也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宪宗对这些清廉官员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使得他们能够在重要职位上充分发挥作用，为国家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批大臣不仅以其卓越的能力处理政务，更以自身的道德操守树立了榜样，彰显了元和年间政治清明的一面。他们的存在和努力，成为了宪宗时期吏治改革的重要支撑，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廉洁从政的典范。 宪宗皇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和减轻民众负担： 1. 任用贤能：任命裴垍为宰相，后者推行了减轻江淮地区人民赋税负担的政策，并规范了地方上的税收制度，使得当地百姓的生活压力有所缓解。 2. 边疆建设：李绛被任命为宰相后，在北方推动农业发展，通过开垦荒地养兵，既减少了政府开支，又增强了边防力量。他提出的营田计划成功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并提高了粮食产量。 3. 理财专家：李巽等擅长财政管理的人才也被委以重任。李巽作为度支盐铁转运使，不仅达到了以往难以实现的运输目标，还在短短几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税收。他还推荐了程异负责扬州地区的行政工作，后者对当地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整改。 4. 盐业收入：王播担任盐铁转运使期间，报告指出在元和五年的盐业销售收入达到了六百九十八万余贯，显示了这一时期的盐业繁荣。 5. 农业丰收:到了元和六年，全国迎来了大丰收，粮食价格降至历史低位，每斗米的价格甚至低至二钱，这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条件的良好以及政策的有效性。这些举措体现了李纯时期对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注与努力，也见证了唐朝中期的一些重要改革尝试。 宪宗离开后，唐穆宗继位，然而新朝宰相们的短视政策，导致长庆元年（821年）魏博、成德和卢龙三镇再度叛乱。与此同时，元和年间长期割据的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其他藩镇，虽然表面上仍处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服从中央权威。 第14章 甘露之变:忠诚与背叛的较量 唐宪宗不仅成功应对了军事上的挑战，同时还积极关注百姓的生活和文化的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元和年间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仅逐步恢复了中央的权威，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在宪宗的统治时期，充分展现了他作为帝王的智慧与决心，元和年间，唐朝经历了从动荡到复兴的华丽转身。 然而，在公元 820 年的一天，王朝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宪宗皇帝竟然在大明宫被宦官毒害身亡！ 这个消息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更为糟糕的是，原本已经归附朝廷的河北三镇，这时候就像被惊扰的蜂群，瞬间变得躁动不安了，纷纷再次竖起了反叛的大旗，大唐好不容易迎来的中兴局面就这样被无情地打断。 次年，也就是 821 年，卢龙节度使刘总出人意料地主动辞去了官职，唐王室匆忙派遣张弘靖前去接管。然而，这位张弘靖却是个能力平庸之辈，管理上混乱不堪，惹得卢龙士兵们怨声载道。 最终，他们一拥而上，将朱克融拥戴为首领，公然发动了叛变。与此同时，移镇成德的田弘正也遭遇了一场惨祸，不仅被自己手下的将领王庭凑夺去兵权，还惨遭不幸。而魏博地区的田布，作为田正弘的儿子也未能逃脱厄运。竟然被自家军队逼迫得走投无路，最终含恨而亡，魏博军随即倒戈，拥护史宪诚叛变。一时之间，河北三镇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再次成为了大唐的心腹大患。 想当初，河北还没有叛乱的时候，朝中的大臣萧俛和段文昌曾经向皇帝进谏，建议裁减国家的兵员数量。谁能料到，这些被裁撤下来的士兵竟然无处可去，纷纷投奔了河北三镇。这无疑就是给叛军队伍送去了一支庞大的生力军，也让如今的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不过，在随后的日子里，河北三镇并没有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势力。 在唐敬宗和唐武宗统治时期，河北三镇大多数时候都受到自身强兵的牵制，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部下篡位夺权的闹剧，他们的嚣张气焰比起最初反叛时已经大打折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各地其他藩镇依旧对中央政府忠心耿耿，唯命是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黄巢之乱爆发之前。 由此看来，晚唐时期充满了转折和权谋，而宫廷内部的斗争更是复杂多变。虽然表面上看似平静，但宦官和大臣之间的争斗实际上非常激烈，就像潜流一样汹涌。 宦官们因为接近皇帝而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大臣们则通过智慧和合作来努力维护传统的统治秩序。两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次决定和行动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用心和策略。 这场权力争斗的根源可追溯到天宝年间之后。从那时起，皇帝对朝廷管理的方式开始悄然变化，他们越来越依赖内廷的宦官。而曾经在朝中拥有重要地位的宰相大臣们，则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变成了政治舞台上的配角。 这一转变像一场无声的风暴，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大唐王朝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在泾原兵变之后，局势急剧变化。原本备受信任的武将们因为这次事件，完全失去了皇室的信任。使得皇帝更加倾向于依靠身边的宦官来处理政务，由此削弱了外朝官员的权力。 与此同时，宦官们抓住机会逐渐崛起，他们一步步掌控了禁军——神策军，从而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到公元835年，宦官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通过掌握军队，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变得一天比一天强大了起来，有段时间甚至达到了顶峰。 更令人震惊的是，宪宗竟然是被宦官陈弘志所害，而幕后的主谋则是心机深重的宦官王守澄。王守澄精心策划了这起谋害皇帝的行动，并获得了成功。之后，他又不择手段地帮助太子李恒登上皇位，而新皇就是后来的唐穆宗。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显示了王守澄的狠辣手段，也标志着宦官势力在朝廷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皇即位之初，本应该是努力治理国家、重振朝纲的时候，但唐穆宗这位新皇似乎对国事毫无兴趣。相反，他被宫廷内的奢华生活和各种娱乐活动所吸引，整天沉迷于享乐之中，忘记了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责任。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他无心处理国家大事，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游玩和寻欢作乐上。 河北地区的三个藩镇——成德、卢龙和魏博，本来就对中央政府不太满意。看到新皇帝整天沉迷于享乐，不理朝政，他们觉得这是个重新崛起的好机会。于是，这三个藩镇几乎同时起兵反叛，战火很快蔓延开来，使得王朝局势变得动荡不安。叛军所到之处，百姓们被迫逃离家园，田野无人耕种，一片荒凉。这样的混乱局面，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 此时，手握大权的宦官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反而像是看到了巩固自身权力的大好时机。宦官王守澄等人还不时暗中煽动牛李两党的争斗，这就更加剧了大臣之间的矛盾，让朝廷内部更加分裂。 而朝堂上，牛僧孺和李德裕两位宰相的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双方都互不让步，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宦官们巧妙的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一方面在皇帝耳边说坏话，破坏大臣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则通过操控军事调动和人事任命，加强了自己对军队和朝廷的控制。他们明白，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期，只有制造更多的纷争和不确定性，才能帮助他们保持并增强自己的权力，并确保其地位更加稳固不受威胁。 随着局势的恶化，作为皇帝的唐穆宗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此时已经太晚，宦官的势力已经在朝廷内外深深扎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唐敬宗继位成为新帝，但他的命运同样多舛。和前任皇帝一样，唐敬宗未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在一次夜间狩猎和宴会之后，他不幸被宦官刘克明暗害。然而，刘克明企图借机夺权的计划并没有得逞，很快就被王守澄挫败。王守澄迅速行动，拥立了江王李涵为新帝，即唐文宗。 唐文宗这位新皇帝和前任们大大不同，他勤勉于政事，生活上很节俭，并对宦官专权深深感不到满。文宗李涵心中怀着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联合外廷的大臣们共同对抗那些专横的宦官。然而，他与宰相宋申锡的合作最终未能成功，而宋申锡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遭遇了不幸的命运。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文宗并未放弃，他就像一位坚韧不拔的战士，不断寻找着反击的机会。最终，他又与李训、郑注合作，这两人都是由王守澄推荐来的，因此宦官们对他们毫无戒心。他们巧妙地建议文宗皇帝提拔仇士良，这位宦官与王守澄不合，借此来分化宦官势力。随后，他们开始了逐步实施削弱宦官权力的计划。 于是，随着李训影响力的逐渐增强，他与宦官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了。835年的一个清晨，李训发起了着名的“甘露之变”，意图一举清除宦官势力。这场政变震惊了整个朝廷，成为了晚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但宦官中仇士良展现了惊人的反应速度。他抢先一步保护了皇帝，并立即指挥神策军进行反击。李训的计划因此瞬间失败，这次事件，不仅让众多的朝廷重臣惨遭诛杀，还使得宦官们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之后，宦官的影响力在朝廷中更加稳固，给晚唐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在唐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牢牢掌控了军事和政治大权，甚至君主的更替与生死也受其左右，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宦官时代的开始。当时有句话说：“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意思是所有重要的决策都由宦官集团做出，而宰相和其他官员只能执行命令。 宦官们对皇帝施加压力，轻视宰相，对待朝廷官员如同草芥。因此，在那个时期，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每次上朝都要和家人告别，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宦官陷害而亡。唐文宗尤其受到宦官的压迫，有一次他问当值的学士周墀自己可以比作哪个前代君主。 周墀回答说陛下是像尧舜那样的明君。然而，唐文宗感叹道，他不敢自比为尧舜，反而觉得自己像是周赧王和汉献帝，因为他也受到了控制——只不过控制他的是家奴（宦官）。说到这里，唐文宗忍不住流泪，周墀也伏地哭泣，从此文宗不再上朝理政。 直到朱温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大规模的屠杀宦官，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不过，唐王朝也因此元气大伤，不久之后就被朱温建立的后梁所取代，走向了灭亡。 王守澄后来转而支持李训与郑注，企图通过他们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然而，一场惊心动魄的甘露之变，彻底改变了局势。这场政变如一阵狂风，瞬间吹散了李训和郑注的势力，使其土崩瓦解。随着他们的倒台，宦官权力再度易主，落入了另一位强势人物——仇士良的手中。 甘露之变，不仅是李训和郑注个人的悲剧，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为唐朝晚期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甘露之变的结果更是一场灾难。经历了这场事件之后，宦官们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朝廷的控制，就仿佛抓住了权力这块“肥肉”，再也不肯放手。并且他们变得更加团结了，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撼动的集团。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宦官们的地位似乎坚如磐石。相比之下，皇帝和大臣们的权力则被大幅的削弱了，几乎成了宦官手中的棋子，任由他们来摆布。 在这个时期，宦官与大臣之间的争斗不断，朝堂上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勾心斗角的故事。皇帝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的小船，努力寻找方向，却常常感到无助。无数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被卷入这场争斗中，他们的命运变得更加不确定，随时有可能被这场斗争所影响。 甘露之变不仅改变了晚唐的政治局面，也让朝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宦官们的势力因此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是后来出现了像唐武宗和唐宣宗这样的能干的君主，面对强大的宦官势力，也显得力不从心。而大臣们为了对抗宦官，不得不寻求藩镇的支持，这无疑为晚唐后期的混乱局面埋下了隐患，藩镇势力的增强最终导致了更大的危机。 第15章 会昌中兴:短暂的辉煌 840年，随着唐文宗李涵的离开，朝廷内部的宦官和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迅速加剧，局势变得非常紧张。当时最具权势的宦官仇士良，在这场权力争斗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表面上选择支持李炎继位，但实际上心机深沉，暗中盘算着如何操控新皇帝，使其成为自己手中的棋子。 唐武宗李炎继位后，迅速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和决断力。他立志不让自己的统治沦为宦官手中的棋局，因此一上任便推行了一系列大胆且果断的改革，意图重振大唐昔日的辉煌。为了削弱宦官对政权的过度干预，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展开了紧密合作。 贤相李德裕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远见，成为了唐武宗最得力的助手。两人联手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巩固皇权、限制宦官势力的政策措施。他们首先调整了朝廷内部结构，以此削减宦官在关键岗位上的影响力，同时大力提拔忠诚于朝廷的官员，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宦官权力的膨胀。 此外，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还共同推动了多项振兴国家的措施，包括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优化财政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增强了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也为唐朝后期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合作堪称君臣携手治理国家的经典范例，展示了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政治智慧和执行力。 在成功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之后，接着又严厉打击朝政上的贪污腐败，进一步约束官员和宦官们的行为，着手解决地方藩镇的问题，合理调整宗教机构人员规模。与此同时，唐武宗还推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以确保社会稳定，提升国家的实力。这些措施不仅有效地限制了宦官们的权力，为国家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秩序，也更加提升了朝廷的办事效率和权威。 贤相李德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两人如同默契十足的伙伴，共同努力，对朝政进行了深远的改革。这一系列措施解决了许多困扰唐朝多年的难题，暂时缓解了唐朝晚期面临的多重危机，并且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治理经验。 在众多事件当中，最能吸引人们目光、引起广泛关注的，毫无疑问就是那场惊天动地、声势浩大的会昌灭佛运动。这次运动堪称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反佛教之举，其背后所蕴含的深意绝非仅仅只是单纯地想要夺回那些被寺庙长期霸占的宝贵土地资源那么简单。 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由于大量铸造佛像等宗教用品，致使原本就有限的铸币材料变得极度匮乏，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铸币短缺难题。这场灭佛运动恰似一阵狂暴无比的飓风骤雨，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横扫了整个王朝大地，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震撼力令无数人为之瞠目结舌。 然而，唐武宗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宦官问题。在大唐的边疆地区，回鹘部落如同饥饿的狼群，对唐朝的土地虎视眈眈，时刻寻找机会发动攻击以获取资源。这种威胁就像乌云一样，沉重地笼罩着唐朝的边境，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一种持续的不安。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唐武宗并没有退缩。他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坚定的决心，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防御策略，并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成功抵御了来自外部的一次又一次侵袭。 在这个过程中，唐武宗不仅妥善地安置了南迁归附的回鹘部众，促进了民族融合，还与其他少数民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同织就了一张紧密的大网，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相对稳定。当政期间，武宗推行并落实了诸多求真务实、以及行之有效的方针策略。他以果敢的决断和雷厉风行的手段，处理着各种繁杂事务，展现出其了卓越的治国才能。 唐武宗本人非常推崇道教，并采取措施限制其他宗教的发展，包括佛教和景教等。特别是在会昌五年（845年），他下令拆除佛寺，没收了大量属于寺院的土地。这次对佛教的打压，历史上被称为“会昌灭佛”，是所谓的“三武灭佛”之一，其中“武”字指的是三位压制佛教的皇帝之一。 通过这些措施，唐武宗不仅打击了佛教势力，还增加了政府可征税的土地，从而增强了中央政权的财政实力和权威。这段时期，尽管存在对宗教的严厉政策，但国家整体上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和发展，历史上称这一阶段为“会昌中兴”。 晚年痴迷道教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唐武宗李炎竟然对道教的修炼法门痴迷不已，一心想着追求那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之术。据说他深受道教的浸染，对炼丹术士炼制的“金丹”寄予了厚望，而这些所谓的仙丹通常含有高浓度的重金属成分。 唐武宗对通过吞服金丹能解开永生奥秘这事十分笃信，故而频频服用。且终日沉溺于道教的修炼之中，期盼有朝一日能跨越生死的界限，达到不朽的境界。可命运却对他展露了冷酷无情的一面。 在又一次吞服金丹之后不久，唐武宗的身体状况骤然恶化。他开始遭受难以承受的剧痛折磨，面色变得惨白如纸。尽管宫中的御医们竭尽了全力施救，可是面对这种由重金属中毒所引发的病症，他们几乎都束手无策。最终，御医们只能无奈地看着皇帝的生命力逐渐消逝。 唐武宗在治理国家方面展现了显着的能力，然而他个人对道教的深厚兴趣却为他的统治增添了一抹复杂的色彩。这种特质在他身上形成的对比，导致了后世评价的分歧。 一方面，许多人赞赏他在政治上的成就，认为这些成就可以弥补他对道教过度投入所带来的不足。他们将唐武宗视为一位英明且有远见的领导者，其政策和改革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唐朝的权威，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在这些人眼中，他对道教的热情不过是个人喜好，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位伟大君主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指出，唐武宗对宗教的痴迷可能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削弱了处理国政的效率。批评者担心，这种对道教的执着可能会引导国家资源的错误分配，或者使得皇帝忽视更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因此，这部分人对唐武宗持有保留态度，甚至有所不满。 如此，一个既能于国事上果断决绝、高效处理各类繁杂事务，又会在面临老去与永生时展露人性弱点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不过，正是因为有像武宗皇帝这样独特的人物存在，才让那段被时间尘封的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尽管唐武宗的统治时期不长，但他留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第16章 牛李党争:晚唐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 从唐宪宗到唐宣宗年间，唐朝的政治舞台被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朋党之争所笼罩。这场长期的争斗严重影响了朝廷的各项决策，深刻影响了国家的命运。这段充满权谋与竞争的历史，就是后世所称的“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不仅扰乱了朝政，还加剧了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两派官员为了争夺权力和影响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使得许多重要决策难以顺利实施。这场争斗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成为唐朝中晚期一个显着的政治特征，反映了当时官场内部的激烈对抗和不稳定局面。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君权逐渐式微，而宰相权力也未能集中，导致朝廷官员内部纷争不断，各结朋党以争夺权力，排斥异己。唐宪宗在位期间已经注意到这种朝官结党的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如何解决朋党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他去世后变得更加严重，最终演变成影响朝政长达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 “牛党”由牛僧孺和李宗闵领导，“李党”则由李德裕和郑覃等人领军。两党成员大致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兴趣聚合而成。尽管他们在科举制度的存废以及对藩镇政策的具体措施上存在分歧，但总体来看，党争的主要特征还是在于个人之间的对立，一方得势则另一方失势，双方互不相让，互相倾轧。 到了穆宗时期，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原本有望入阁为相，但由于牛党的排挤，他被搁置了八年之久，而牛僧孺则被推举为相，这加深了两党间的积怨。至文宗李昂在位时，牛李两党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阶段，朝堂之上议事时争吵不断；官员的升迁任免往往依据党派立场，而非能力或政绩。 直至宣宗时期，随着两党领袖或遭贬谪或去世，“牛李党争”才逐渐平息。这场长期的党争不仅严重影响了朝廷的决策效率，还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成为唐朝晚期政治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党”团体里的多数成员来自关东地区的世家大族，并且他们自认为是正统经学的维护者。这一派别的杰出人物包括李吉甫、李德裕和郑覃等人。他们凭借着深厚的家世背景与对传统经学的深刻理解，在朝堂上崭露头角，并逐渐凝聚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李党成员不仅继承了家族的荣耀与资源，还通过自身的学识和能力赢得了朝中同僚的尊重。他们在政策主张上更倾向于保守，强调儒家经典的指导作用，追求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坚定的立场，使他们在朝廷内外都赢得了一定的支持者，同时也为与另一派别的激烈斗争埋下伏笔。 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以文风绮丽、辞藻华美着称的“牛党”。这一派系自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起，便通过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目踏入了仕途。其核心成员包括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凭借着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些人在官场中迅速崛起，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牛党成员不仅以他们的文采斐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更以其灵活多变的政治手腕在朝廷中站稳了脚跟。他们主张改革，提倡开放包容的思想，并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支持。牛党的崛起象征着一个新的政治潮流，它挑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并为唐朝晚期的政治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鲜明的个性，和创新的精神，使得牛党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李党”还是“牛党”，其背后均有强大的宦官势力在暗中支撑。这些权倾朝野的宦官们，不仅操纵着朝政大权，还左右着两派之间的纷争走向。 随着双方明里暗里的激烈较量不断的升级，整个国家的实力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严重削弱。原本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就在这一场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中，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与活力。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808年的科举考场，当时的宰相李吉甫主张，对藩镇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而在这场考试中，年轻的举人李宗闵、牛僧孺与皇甫湜却在考卷上毫不掩饰地批评了朝政上的失误。这些直言不讳的话语犹如锋利的箭矢，直指了朝廷政策上的要害。 当李吉甫得知这些年轻学子的言论后，心中顿时燃起了熊熊怒火。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公然在考场上挑战他的权威和朝廷的决策。他决心打压一下这些直言进谏者，于是迅速采取了行动。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立刻在朝野间激起了轩然大波，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李吉甫的反应不仅引起了士林的哗然，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朝廷内部的政治生态。这场风波成为了朋党之争的一个重要导火索，也预示着未来几十年里，大唐王朝将陷入一场复杂而激烈的政治旋涡之中。最终，李吉甫因为失去民心而黯然失势，大臣们也逐渐分裂成两派，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就此拉开帷幕。 李党在主战派宦官吐突承璀的支持下，一度风头无两，稳稳占据了上风。 到了唐穆宗时期，两党间的较量加重。 牛党人物钱徽主持的一次进士考试中，被指控徇私舞弊，这一事件迅速成为了朝野关注的焦点。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对此展开了深入的调查，最终钱徽被贬了职，而李宗闵也因此受到牵连，也被远谪他乡。 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更大的波澜，牛李两党之间的仇怨，自此结下，斗争也愈发激烈起来。从这一刻起，牛党和李党之间的争斗不再仅仅是政见上的分歧，而是迅速演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较量。双方各不相让，互不信任，朝堂上的每一次决策、每一个任命都充满了火药味。 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党争，不仅深刻影响了唐朝晚期的政治生态，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然而，世事无常。随着主和派宦官王守澄的崛起，李党的优势逐渐在消退。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紧密联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牛党联盟。 他们步步为营，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迫使李德裕被朝廷罢免，并将其外放。牛党的辉煌似乎触手可及。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朝堂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为牛党带来了短暂的春风得意。牛党成员们在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跃，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改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不过这场胜利的背后也隐藏着未来的不确定性，朋党之争的阴影依旧笼罩着唐王朝的政治天空。 但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823年，唐文宗对牛僧孺渐渐生出了不满，并最终决定罢免他的宰相之职。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为李德裕的再度崛起铺平了道路。这背后显然与宦官王守澄态度的转变密切相关。曾经支持牛党的王守澄，此时似乎放弃了对牛党的庇护，转而为李德裕的复出创造了条件。随着李德裕重新回归，大唐王朝的政治格局迎来了新的剧变，一个新的篇章即将展开。 牛李党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将近40年。在武宗时期，李党的势力达到了顶峰，许多牛党成员被罢免。而到了唐宣宗时期，形势逆转，李党的人则多被贬谪到地方任职。最终，随着李党离开中央权力核心，牛党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两党之争以这种方式告终。这期间，文宗曾感叹说： “要平定河北的叛乱容易，但要消除朝廷中的派系斗争却很难。” 牛李党争对唐代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这场统治阶层内部的派系斗争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各种矛盾，还加深了唐朝后期的治理危机，使本已衰败的王朝更加接近灭亡。这种内部斗争也影响到了当时的诗歌风格。党争期间，一些具有批评和攻击性质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下的紧张气氛和文人之间的对立情绪。 牛李党争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更是不同政治理念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激烈碰撞，它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复杂的权力结构和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态。这场党争不仅体现了深层的社会矛盾，还因为宦官势力的介入而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从而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17章 大中之治:从宫廷风云的复杂篇章 846年，唐武宗的突然离开使得宫廷内风云突变。宦官们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权力较量中，唐武宗的叔叔李忱，在宦官马元贽的支持下，最终登上了皇位，成为唐宣宗。随着李党的失势，曾经权倾一时的李德裕，被贬到了遥远的崖州，这也标志着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正式画上了句号。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朝廷的政治格局，也为晚唐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迅速展现了其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深知国家已陷入衰落的新皇，立志要挽救唐朝于危难之中。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渐衰，边防虚弱，吐蕃趁机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年）至大历十一年（776年），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沙州军民与吐蕃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到了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初，唐朝抓住机会收复了原州、乐州、秦州三州和七关（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萧关），极大地鼓舞了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吐蕃统治的斗志。不久之后，吐蕃将领尚恐热率军在瓜州进行劫掠，激起了当地人民和士兵的强烈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吐蕃占领的沙州首领张议潮秘密组织豪杰，密谋归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见时机成熟，发动起义，成功驱逐了吐蕃守将，光复沙州，并派遣使者绕道天德城向朝廷告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张议潮又陆续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 大中五年（849年）八月，张议潮派遣其兄张议潭及地方人士入朝献上瓜、沙等十一州的地图和户籍，标志着除了凉州之外，河西地区几乎全部回归到唐朝的控制之下。 对于张议潮等人的英勇行为，唐宣宗李忱深感欣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下诏褒奖，并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后又设立了归义军，统领上述十一州，同时授予张议潮节度使、观察处置使之职，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特进等荣誉职位，并给予丰厚的食邑。同时，对参与归唐行动的其他有功人员也进行了封赏。 宣宗李忱自豪地表示，宪宗曾有意收复河、湟地区，但因中原战事繁忙未能实现。而今，自己完成了先皇未竟的心愿，足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显示了唐朝在面对外部侵略时的坚韧不拔，也体现了朝廷内部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唐宣宗日夜操劳，勤勉治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让人们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通过这些积极的举措，唐宣宗为动荡不安的晚唐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和支持。在政治方面，唐宣宗高度重视官吏的选拔，他审慎挑选人才，并特别注重科举制度，从而为国家选拔出了一批杰出的官员。 宣宗不仅加强了法律的执行力度，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了皇权。大中朝的吏治建设因此备受史学家赞誉，范祖禹曾称赞道： “百吏奉法，政治清明，海内安靖近十五年。” 这种良好的吏治不仅确保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还为经济建设与边疆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宣宗的治理成果不仅体现在短期内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复苏，更为长远的国家发展打下了基础，并成为后世评价其统治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经济领域，宣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商业繁荣的政策措施。他积极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减轻了赋税负担，这些举措使得百姓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通过这些政策，国家的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同时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唐宣宗的经济改革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还促进了商业活动的活跃，为整个社会带来了繁荣的气息。他的努力不仅缓解了民众的生活压力，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些措施赢得了民心，进一步巩固了政权的稳定。 大中五年（851年）二月，唐宣宗李忱任命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针对自太和年间（827年－835年）以来江淮米漕运效率低下的问题——每年仅能成功运送约二十万斛至渭仓，裴休上任后推行了漕法十条改革措施，显着提高了运输效率，使每年运达渭仓的米量增至一百二十万斛。 同年七月，《续唐历》二十二卷修成，该书由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等人编撰，补充了柳芳《唐历》中未涵盖的宪宗朝历史。此外，李忱还命令宰相崔铉与学士崔瑑、薛逢编撰《续会要》四十卷，记录了从德宗到宣宗时期的史事，并于大中七年（853年）十月完成。 大中七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戣整理了一千二百五十条相似的法令条文，分为一百二十一门类，编纂成《刑法统类》（亦称《大中刑法统类》），献给朝廷。这部法律汇编开创了《刑统》这种刑事法律编纂体例，将相关的敕、令、格、式等附在律文之后，极大地增强了法律条文的实用性和查找的便捷性，对五代及宋朝的立法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改革和编纂工作不仅提升了行政效率，也丰富和完善了唐朝的法律体系，展示了唐宣宗时期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积极作为。 在民族关系方面，唐宣宗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宁。他的外交策略展现了唐朝后期少见的灵活性与务实态度，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成功地处理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宣宗不仅注重与邻国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和平共处，还积极寻求合作与交流，确保了边境地区的长期稳定。这种灵活且富有远见的外交方针，不仅减少了边患，也为国内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唐宣宗以鸿胪卿李业为册黠戛斯可汗使，持节赴黠戛斯册封其王子为英武诚明可汗。宣宗的外交成就，成为了他统治时期的一大亮点，彰显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 然而，宣宗皇帝的表面形象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尽管他看似容易被宦官左右，但实际上，即位后的宣宗励精图治，致力于加强皇权并抑制宦官势力。唐宣宗不仅在表面上维持了与宦官的关系，更在暗中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皇权的改革措施。他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力量，逐步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同时加强了中央集权。 唐宣宗执政期间，以勤俭节约的态度管理国家，关心民众生活，减轻了百姓的税务负担，并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特别是他在位期间成功恢复了河湟地区，扩展疆域达三千里之外，不仅加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还洗刷了长达两百年的耻辱。这些成就使得大唐的国力得到了显着的恢复和发展。 因为唐宣宗的年号是“大中”，所以这段繁荣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中之治”。它经常被拿来与汉朝的文景之治以及唐朝早期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而宣宗也被视为像汉文帝、汉景帝和唐太宗那样的贤明君主。即帝位后，致力于改善中唐以来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 但在大中十一年之后，唐宣宗逐渐对国家事务失去了兴趣，转而沉迷于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和神仙之术。这期间，宦官的权力又开始抬头，并且在东南地区获得了大量的经济特权。另外，唐宣宗为人多疑且苛察，这种性格使得朝廷上下不得不粉饰太平，以迎合皇帝的期望。他和武宗一样对道教的崇奉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一心梦想通过服用丹药来获得长生不老。 这种对个人信仰的过度追求，不仅影响了他的健康，也逐渐削弱了他的决策能力。唐宣宗对道教的执着虽然反映了他内心的某种精神寄托，但也导致他在晚年更加依赖丹药，忽视了实际的政治和民生问题。然而，长期服用丹药最终损害了宣宗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和领导力。这一时期，王朝表面的安定与繁荣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日益加深的危机。 859，唐宣宗由于服用丹药过量去世，他的离开不仅标志着一个短暂复兴时代的结束，也为晚唐的历史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变故揭示了“大中之治”表面下的脆弱性，预示着国家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动荡。 从大中十二年开始，南方多个地区如容广、岭南、湖南、江西、宣歙以及武宁等地的军队接连发生士兵驱逐将领的事件。特别是在大中十三年，由于徐州（武宁）的节度使康季荣对待士兵非常苛刻，最终被自己的士兵赶下了台。 第18章 黄巢之乱:唐王朝的末日 事实上，“大中之治”的繁荣并不稳固。在唐宣宗晚年，国内已经出现了种种乱象，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增多。他的突然离世更是雪上加霜，直接引发了一场寇乱，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 随着唐懿宗与唐僖宗这两位昏庸之君的相继登基，大唐帝国的运势如溃堤之水般的急转直下，难以阻挡。 唐懿宗即位后，宫廷生活愈发沉溺于奢华与放纵之中，他对宦官的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对于佛教的信仰近乎痴迷，不惜一切代价修建寺庙、供养僧侣，甚至削减了本该应用于巩固国防的军费开支。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使得边疆防线日益脆弱。这样的统治政策，无疑加速了帝国的衰落。 公元860年，裘甫之乱的爆发犹如一声惊雷，瞬时打破了唐朝本已就脆弱的宁静。紧随其后的庞勋之变和王郢之变，亦如狂风骤雨般接踵而至，这些叛乱迅速蔓延开来，如同燎原大火，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更加岌岌可危。特别是庞勋之变，对关东地区的冲击尤为严重，不仅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经济活动也几乎完全停滞，整个关东地区仿佛陷入了绝境。 然而，在这最黑暗的时刻，沙陀军首领朱邪赤心挺身而出，率领他的军队前来救援。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朱邪赤心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动荡，为大唐带来了一丝转机。 由于他在平乱中的杰出贡献，朱邪赤心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赞扬，并被赐予汉名李国昌，以此表彰他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沙陀族在唐朝末年动荡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认可。 873年，唐僖宗登基为帝。这位年轻君主对宫廷娱乐活动，如斗鸡和打球情有独钟，却对国家政务疏于关注，朝政逐渐被忽视。在他的统治期间，北方的叛乱如同野草般的蔓延开来，关东地区则因连年遭受水灾的侵袭，农业生产严重受损。 与此同时，王朝内部的政治腐败逐渐恶化，官场的黑暗与不公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盐价的急剧攀升更是雪上加霜，这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直接打击了普通百姓的生计，导致民众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苦之中。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许多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治安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盗贼活动猖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民不聊生的景象。 这样的状况不仅反映了当时经济政策的失败，也揭示了政府在应对民生问题上的无力，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对现状的不满和绝望感。唐僖宗的这种治国方式，使得本已经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更加的岌岌可危。国家的根基，也在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的不满情绪也逐渐累积。这一时期，不仅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也为后来的五代十国乱局埋下了伏笔。 874年，王仙芝在长桓（今山东境内）揭竿而起，并迅速聚集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他的势力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次年便攻陷了山东西部，并在河南、淮南等地流窜作战，声势浩大，令朝廷为之震动。 到了878年，王仙芝在黄梅一役中不幸战亡，其麾下的余部四散溃逃。但这些残军并未就此消亡，而是转投了另一位起义领袖——黄巢。 黄巢接手了这支军队后，如饿虎扑食般率领着他们南下，横扫了江南和岭南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恐慌。 特别是商业重镇广州，也未能逃脱这场浩劫，华南地区的经济体系几乎被摧毁殆尽。黄巢的起义军不仅给当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更对唐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沉重打击，预示着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伟大帝国正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落。 879年，黄巢的军队在南方遭遇了致命的瘟疫，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战略，经由桂州沿湘江北上，重新流窜到了江南地区。次年，黄巢正式展开西进攻势，其军事行动势如破竹，迅速攻陷了洛阳和潼关等重要的据点。 黄巢起义发生在875年至884年之间，是由黄巢领导的一场农民起义，它紧接在王仙芝领导的起义之后。这场起义是唐朝末期众多民众反抗活动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黄巢和他的部队采取了一种灵活机动的战略，避免与敌军正面冲突，而是选择攻击敌人防御较弱的地方。他们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陕西等省份，这对唐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然而，由于起义军不断地移动作战，缺乏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这使得他们在经济支持和民众基础方面都显得不足，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黄巢起义爆发的背景复杂，其主要原因归纳如下： 1. 政治腐败：唐朝末年，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逐渐衰退，官僚体系内部贪腐成风，官员们往往对民众疾苦视而不见，甚至草菅人命。这种普遍的政治腐败不仅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也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民间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2. 农民负担过重：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朝廷不断加重赋税，这直接增加了农民的经济压力，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外，频繁且无序的兵役征调进一步消耗了农村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3. 官府压迫加剧：地方政权为了满足中央的苛捐杂税要求，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手段向百姓榨取资源，包括过度征收、强制劳役等，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益，导致了广泛的民怨沸腾和反抗心理。 4. 外部威胁与军费负担：当时唐朝边境不宁，外敌入侵频仍，为应对这一局面，政府不得不大幅增加军事支出。然而，这部分额外成本最终还是转嫁到了普通民众身上，通过提高税收等方式来弥补国库亏空，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 第19章 藩镇争霸:地方纷争与皇权式微 面对黄巢军队的快速进攻，当时掌权的宦官田令孜非常恐慌，急忙带着唐僖宗逃离了长安，前往四川避难。随着黄巢的军队进入长安并宣布成立新的国家——齐国，唐朝的中心长安就此落入敌手。 各地赶来救援的军队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未能有效组织反击，导致好不容易收复的长安很快又被黄巢夺回。唐朝皇室陷入了绝境，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被迫赦免了逃亡到漠北的李国昌和他的儿子李克用，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挽救局势。 李克用不负众望，带领沙陀骑兵如同及时雨般赶到战场，与唐军联手，成功地夺回了长安。这场激烈的战争终于结束，为唐朝这段动荡的历史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篇章。李克用的介入不仅暂时稳定了局势，也为他日后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黄巢起义军中的一位猛将朱温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选择了投降朝廷。为了表彰他对唐朝的归顺，并奖励其弃暗投明的行为，唐廷不仅赐予他一个全新的名字——朱全忠，还册封他为宣武节度使，赋予他治理汴州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权力。 但获得新身份和权威的朱全忠并未因此而满足，反而更加积极地巩固自己的势力。然而，此时的黄巢见局势对自己不利，便率领残部向东逃窜，试图重新集结力量反攻。 在这一过程中，黄巢意识到朱全忠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重要支柱，于是决定将其围困在陈州，意图削弱朝廷的力量。一时间，陈州城被重重包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这场围城之战不仅考验着朱全忠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也成为改变他命运的关键时刻。面对黄巢的猛烈攻势，朱全忠坚守陈州，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最终不仅解除了围城之危，还进一步增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朱全忠从一名叛军将领转变为唐朝重要的将领，并为其日后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就在陈州城局势万分危急之际，李克用率领着他那英勇善战的沙陀铁骑如神兵天降般赶来解围。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了黄巢的围城部队，成功解救出被困多日的朱全忠。李克用的军队不仅打破了重围，还展示了非凡的战斗力和无畏的精神，给陷入绝境的朱全忠带来了转机。李克用毫不松懈，接着继续挥师追击溃败的黄巢军，展开了一场紧锣密鼓的追剿行动。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中，李克用的军队与黄巢残部展开了多次激烈交锋，逐渐将起义军逼入绝境。 到了885年，黄巢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败于自己的外甥林言之手。为了求得自保，林言亲手斩下了黄巢的首级，并主动向唐军投降。这一幕标志着这场轰轰烈烈、震撼天下的黄巢之乱最终得以平息。 随着黄巢之乱的结束，唐朝暂时恢复了表面的和平，但这次的大动乱已经深刻地动摇了帝国的根基。李克用在这场平乱中的杰出表现，不仅巩固了他的军事声誉，也为他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赢得了重要地位。而朱全忠，在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也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为日后五代十国时期的风云变幻埋下了伏笔。 本以为战乱就此终结，但谁也没有料到，刚刚投降不久的黄巢旧部秦宗权竟然再度叛变。他迅速纠集起残余势力，重新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肆意横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所过之处，皆化为一片废墟，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甚至有一段时间，这支叛军还攻陷了东都洛阳，昔日繁华的城市瞬间变得冷冷清清，千里之内不见丝毫烟火之气。面对秦宗权叛军的猖獗，各地藩镇虽多次出兵围剿，却未能彻底将其消灭。叛军如影随形，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 直到唐昭宗时期，朱全忠挺身而出，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强大的兵力，历经无数次浴血奋战，这才逐渐地扭转了战局。最终，在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役后，朱全忠成功地平定了这场肆虐已久的叛乱。 经过长时间的战火，百姓们终于又看到了和平的希望。朱全忠打败了秦宗权的叛乱，这不仅是对叛军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标志着他开始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人物。 不过，平定叛乱后的唐朝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强大了，国力大不如从前。各地的藩镇看到中央政府的力量变弱，就像看到机会的饿狼一样，纷纷采取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这样一来，唐朝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 宦官与外廷官员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双方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拉拢地方藩镇以增强自身的势力，从而导致局势愈发的混乱。各藩镇之间也互相争夺，意图通过控制朝廷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 这场内乱不仅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也动摇了国家的根本，使得唐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各派势力的纷争让本已脆弱不堪的王朝更加无力再应对内外交困的局面。 在众多藩镇中，河东的李克用（继承其父李国昌之位）、宣武的朱全忠以及凤翔的李茂贞最为强大。 885年，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唐僖宗终于返回了长安。然而，他对宦官田令孜的信任并未因此减少。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加深，双方各自拉拢势力，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局面。 面对田令孜的强势态度，王重荣决定不再忍耐。他联合了实力雄厚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共同组成了联军。这支联军气势磅礴地攻入长安，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也为王朝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次军事行动揭示了中央政权在地方藩镇力量面前的脆弱，也直接挑战了田令孜的权威。王重荣与李克用的联手不仅是对宦官势力的打击，也是地方势力崛起的新阶段。 第20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上) 面对急剧恶化的局势，田令孜意识到情况对自己极为不利，遂再度护送唐僖宗逃离京城，以求避险。而原本与他结盟的朱玫和李昌符则审时度势，转而改变立场，不仅背叛了田令孜，还率军对其展开追击。与此同时，他们拥戴襄王李煴为监国，并推举朱玫担任宰相之职。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标志着政治风云的急剧转变。 然而，李昌符却对这一安排心存不满，视之为对自己利益的威胁。流亡中的唐僖宗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在兴元期间，巧妙地利用朝廷的影响力，成功说服了王重荣、李克用与李昌符三人联手。他们决定共同行动，目标直指收复长安，以此恢复唐僖宗的统治权威。这一联盟的形成，不仅展现了唐僖宗在逆境中的领导智慧，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各方势力迅速权衡利弊，调整立场，最终达成了脆弱的合作关系。此次联合行动不仅凸显了当时政局的瞬息万变和不确定性，也为唐朝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它不仅是各方力量对比的一次重新洗牌，更是在动荡时局中寻求稳定与秩序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次合作虽然暂时，却为唐朝的未来走向注入了一丝新的希望。 然而，在返回长安的途中，唐僖宗再次遭遇了险境，与凤翔的李昌符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一突发事件不仅打乱了复归京城的步伐，也暴露了联盟内部的脆弱与不稳。 雪上加霜的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竟遭部下背叛，不幸遇害。这一连串的变故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也为唐朝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更深的不确定性。双重的打击，不仅考验着唐僖宗的领导能力，也让各方势力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与策略，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求生存与发展。 危急时刻，唐僖宗只得依靠李茂贞的力量才得以平安返回了长安。为了感激李茂贞在危难关头的鼎力相助，僖宗特别任命他为新的凤翔节度使。这一举措不仅是对李茂贞忠诚与支持的肯定，也为动荡不安的局势注入了一股稳定的力量。同时也确保了唐僖宗自身的安全。而李茂贞在关键时刻的支持，不仅赢得了唐僖宗的高度信任，获得了重要职位，也让他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还增强了他在朝中及地方上的威望，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888年，唐僖宗离开后，其弟李晔在宦官杨复恭的拥立下登基，即唐昭宗。这一时期，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因为各种缘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双方的斗争不仅限于朝廷内部，更蔓延至各自的藩镇领地，加剧了国家的分裂与动荡。 朱全忠与李克用之间的对抗，成为了晚唐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权力博弈之一，并且深刻影响了唐朝的命运走向。 唐僖宗及其继任者唐昭宗在这场权力风暴中艰难求存，始终不懈地尝试重新掌控朝政局势，力图恢复皇权的尊严与稳定。然而，地方藩镇的纷争不断，中央政权的力量愈发显得脆弱。在此背景下，张全义与李罕之为了争夺河阳节度使的职位，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两人各自拉拢强大的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张全义得到了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的支持，而李罕之则投靠了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这场争斗不仅加剧了地方的动荡，也使得朱全忠与李克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深刻影响了晚唐的政治格局。通过这种复杂的权力博弈，各派势力为了自身利益不断调整立场，使得国家陷入持续的混乱之中，皇朝政权的权威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挑战。 面对强大且独立的地方藩镇势力，唐僖宗和唐昭宗两位帝王尽管竭尽全力试图重振皇权，但他们的努力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下显得格外艰难。王朝政权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地方藩镇的纷争使得朝廷难以有效施政。两位皇帝不仅要应对内部的政治斗争，还需应对外部藩镇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使得他们恢复皇权尊严与稳定的愿景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最终，朱全忠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成功兼并了河阳和洛阳，并击败了秦宗权，几乎完全掌控了河南省。这一连串的成功，极大的增强了他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达到了高潮：宦官杨复恭与宰相张濬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双方各自拉拢李克用和朱全忠作为支持后盾，使得局势愈加错综复杂。 890年，朱全忠与张濬联手攻打河东军，但这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张濬也因此被贬官。李克用则抓住机会，继而吞并了昭义的潞州和泽州，扩大了对今天山西省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不久之后，宦官杨复恭失势，被迫南下投靠其兄子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公然叛变唐室。李茂贞等人奉命平定叛乱，在此过程中，李克用在朝廷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凤翔的李茂贞因无法扩展自己的领地，与皇帝产生矛盾，最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这场战争中，李茂贞和王行瑜取得了胜利，掌控了关中地区，并将宦官和外廷置于他们的严格控制之下。此时，唐王室的统治范围仅剩下了首都这一小片土地，中央政权的权威几乎不复存在。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晚唐时期王朝政权的脆弱，也展示了地方藩镇的强大影响力。各派势力为了争夺自身的利益不断调整联盟，最终导致了国家陷入到持续的动荡之中。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唐朝皇帝的命运如同风中残烛，在各藩镇的权力争夺中摇摇欲坠。这些藩镇势力犹如贪婪的饿狼，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中央政权这块诱人的肥肉。最终，皇帝被强大的藩镇势力所挟持，失去了行动自由，仿佛一只被困在金丝笼中的鸟儿，失去了往昔的荣耀与尊严。 这一时期，中央权威日渐式微，地方藩镇的崛起不仅削弱了皇权，也标志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时代的来临。皇帝虽然名义上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已经沦为藩镇争斗的棋子，其地位和权力大打折扣，曾经辉煌的王朝逐渐走向衰落。 第21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中) 895年，随着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的去世，局面变得不再那么平静。他的离开，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湖心，激起了层层波澜，更是触发了一系列权力更迭的连锁反应。 面对空出的权力真空，王行瑜、李茂贞和韩建等实力派人物迅速作出反应，他们如同嗅到猎物气息的猛虎，围绕着河中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一过程充满了紧张与不确定性。 其中，王行瑜更是抓住了这一契机，率军入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血腥清洗，使得宰相韦昭度等大臣均遭遇了不幸，其凶狠手段令人胆寒。王行瑜的狰狞面目与残暴行为，不仅令朝野上下为之震惊，更揭示了他不加掩饰的野心——企图废黜唐昭宗，自己登基称帝。 他的这些举动，不仅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动荡，也让唐王室的权威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京城一度笼罩在了恐惧之中，仿佛被黑暗势力所吞噬，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即将到来。 当李克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行动起来，率领着其精锐部队迅速赶往京城支援。在这次关键的争夺中，李克用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其快速而有效的行动令所有人印象深刻。 王行瑜的部下原本士气就不高，面对李克用的强大攻势时，逐渐失去了斗志。最终，他们决定背叛王行瑜，转而支持李克用。在绝望之中，王行瑜又被自己的部下所害。这一变故也帮助唐室暂时恢复了稳定。 尽管局势依旧动荡不稳定，但李克用的介入也为朝廷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使唐室能够在混乱中暂时稳住阵脚。为了防止类似危机的重演，唐王室决定组建殿后四军这支精锐部队。此举既是为了增强皇权，也意在维护朝廷的尊严与稳定。 通过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唐室希望能在未来的复杂局势中更好地保护自身，并对潜在的威胁形成有效的威慑。这支新组建的军队象征着王室巩固权力的决心，以及对国家安定的深切期望。然而，在那个藩镇林立、中央权威式微的时代，这样的努力能否持久地保障朝廷的安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这时，李茂贞和韩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行动。两人就像警惕的狐狸一样，一直在寻找王室政权的弱点。896年，他们迅速行动了起来，带领着军队逼近了长安，导致唐昭宗在恐惧中逃离京城，前往华州寻求安全。 幸好李克用和朱全忠及时率军前来支援，如同拯救危局的英雄，为唐昭宗带来了一线生机。898年，唐昭宗得以重返长安，重新坐上皇位。然而，尽管局势暂时得到了缓解，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却并未因此平息，反而变得更加激烈了。 随着唐昭宗重返皇宫，各派势力为了争夺权力依旧不择手段，从而导致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皇帝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唐昭宗不仅要应对地方藩镇的威胁，还要调解宦官与朝臣之间的激烈斗争。 他任何一个决策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可能会引发新的危机。因此，恢复中央政权的权威和稳定，成为了唐昭宗最为紧迫的任务。他的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以确保不再触发更大的风波。 朝堂之上，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之间的争斗犹如一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双方各不相让，剑拔弩张。随着局势日益紧张，权力的天平逐渐倾斜。 最终，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幽禁起来，如同一只被囚笼束缚的蝴蝶，失去了自由翱翔的天空。面对这一危机，崔胤心急如焚，仿佛热锅上的蚂蚁。他深知时间紧迫，急忙派遣使者疾驰出京，召唤朱全忠前来救援。 在崔胤眼中，朱全忠不仅是强援，更是打破这黑暗局面、恢复朝廷秩序与稳定的最后一丝希望。崔胤清楚地认识到，若不能迅速扭转局势，唐朝的命运将岌岌可危。 因此，他对朱全忠的到来寄予了厚望，期望这位强援能够成为那道划破黑暗的曙光，为王朝这片混乱带来一线生机。但这一决定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仿佛每一步都在接受命运的考验。 在唐朝命运悬于一线的关键时刻，朱全忠的到来是否会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因素，依然是个未知数。对于大唐王朝而言，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所有人屏息以待，希望朱全忠能够为这片混乱带来一丝转机。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宦官韩全诲为了自保，竟然采取了极端措施，强迫唐昭宗投靠了李茂贞。这一举动如同在已经错综复杂的棋局中再添一枚变数，使得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得知此事后，正在赶往长安的朱全忠怒不可遏。他立即下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并迅速率领大军如狂风般包围了凤翔城。朱全忠的快速反应和果断行动，显示了他对当前局势的紧迫感，也为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埋下了伏笔。 随着来年的到来，凤翔城内的粮草逐渐耗尽，士兵们的士气也日益低落，城中的气氛愈发紧张。李茂贞清楚地意识到形势对他极为不利，在无奈之下，他决定采取行动以求自保。最终，他下令处决了韩全诲等人，并主动向朱全忠示好，寻求和解。 朱全忠抓住这一机会，顺利掌控了朝中大权。他的野心如同无法遏制的烈火，迅速蔓延开来。通过这次事件，朱全忠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日后进一步扩张势力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发展标志着唐朝中央权力的进一步转移，预示着一个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 面对手中的权力，朱全忠毫不手软，对宦官展开了严厉的清算。在这场血腥的清洗之中，数百名宦官失去了生命。长安城因此被一片恐怖的氛围所笼罩，街头巷尾弥漫着紧张的气息，仿佛末日来临一般。 市民们胆战心惊，对未来充满了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这场大清洗不仅清除了朱全忠眼中的威胁，也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冷酷的决心和不容挑战的权威。长安城内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能感受到空气中紧绷的弦，大家都在猜测，还有谁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整个城市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第22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下) 这场血腥的清洗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伏笔。朱全忠的行动虽然暂时稳定了局面，但也为日后更多的冲突和变革铺平了道路。 宰相崔胤懊悔不已，捶胸顿足，深刻意识到自己引狼入室，让朱全忠这头难以驾驭的恶狼成为了巨大的威胁。面对朱全忠日益增长的权力，崔胤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感。为了摆脱朱全忠的控制，他决定暗中采取行动，秘密招募六军十二卫，意图重建自己的势力，以对抗这位新的强权人物。 然而，崔胤的这一举动也充满了风险。在如此敏感的时期，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他的计划能否成功，也将直接关系到未来政治格局的走向。崔胤深知，这次尝试将是对他智慧与胆识的巨大考验，稍有不慎，便可能将自己推入更深的险境。 果然，朱全忠在长安的眼线如同蜘蛛网般密布，几乎无所不在。崔胤的秘密行动很快就被朱全忠察觉。904年，朱全忠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最终将崔胤斩首，彻底消除了这一潜在的威胁。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彰显了朱全忠的冷酷与决断，也让朝野上下对他的畏惧更深一层。崔胤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也预示着唐朝中央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 可怜的宰相崔胤，还没来得及完全实施他的计划，便命丧黄泉了。唐昭宗也被迫在朱全忠的逼迫下迁都洛阳，长安城在这场浩劫中遭受重创，昔日的繁华与辉煌仿佛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曾经作为帝国心脏的长安，如今变得面目全非，街道冷清，宫殿荒废，往日的繁荣景象已成追忆。这场变故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深刻地影响了唐王朝的命运，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秩序的开始。 同年8月，朱全忠犯下了弑君的滔天大罪，残忍地杀害了唐昭宗，并扶持唐昭宗年幼的儿子李柷登基，即唐哀帝。面对朱全忠的强权，年幼的唐哀帝更是无力反抗，只能在恐惧和无奈中接受了皇位。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标志着唐朝皇权的进一步衰落，也让年轻的唐哀帝成为了朱全忠手中的傀儡。在一个本应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纪，他却不得不承受着国家命运的重压，目睹着帝国逐渐走向终结的局面。 第二年，朱全忠开始了大规模的朝官贬黜，并将那些曾与他作对的官员们召集到白马驿。并在那里毫不留情地对他们展开了血腥的清洗。这些官员最终被他惨无人道的屠戮，他们的尸体都被抛进了黄河，河水瞬间被染成红色，这一事件史称“白马之祸”。 “白马之祸”不仅是对朝廷精英的一场大清洗，也标志着朱全忠对权力的绝对掌控。滔滔不绝的的黄河之水见证了这一场惊天悲剧，而朝廷内外则笼罩在了一片恐惧之中。通过这次血腥的手段，朱全忠彻底铲除了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这一事件成为了唐朝末年黑暗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预示着更多动荡与变革的到来。原本，朱全忠计划在统一全国后再行夺取帝位。但由于在征讨淮南的战役中遭遇到了重大失利，迫使他不得不提前采取了行动。 907年，朱全忠迫不及待地逼迫唐哀帝禅让，自行称帝，建立了后梁。随着他这一举动，大唐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五代十国的序幕就此拉开。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朱全忠成为了历史的罪人。他的残暴和野心不仅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也给无数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那些被他杀害的官员们则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他们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而朱全忠的名字将会永远地与这段黑暗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的行为虽然一时得逞，但却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这个时期充满了动荡与变革，朱全忠的崛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尽管他的统治时间不长，但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复杂且引人深思的时期。晚唐时期的动荡，不仅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朱全忠的崛起和唐朝的衰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混乱时代的开始。他虽然通过暴行暂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这为他建立的后梁政权种下了不安定的因素。在权力斗争中失去生命的官员们，成为了这段黑暗历史无声的见证者。 他们的牺牲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动荡的一个缩影。这提醒我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成就也能导致毁灭；同时反映了人性的多面性——既有对权势的追求，也有对正义与和平的向往。 朱温（852年12月5日—912年7月18日），又名朱全忠、朱晃，是后梁的开国皇帝，在位期间为907年至912年。他出生于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从一名追随黄巢起义军的战士成长为后梁的建立者。 在早年，朱温加入黄巢的叛军，参与了对唐朝的战斗，并担任多个重要军事职务。随着黄巢势力的增长，他在大齐政权中占据了关键位置。然而，到了882年，朱温选择背叛黄巢，向唐朝投降，并因此获得了唐僖宗的信任和重用，逐步晋升为汴州刺史及宣武军节度使。之后，朱温不仅协助唐朝平定了黄巢之乱，还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击败了包括秦宗权在内的数个地方割据势力，成为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朱温开始干涉朝廷事务。904年，他策划了一次政变，谋害了唐昭宗并控制了新立的唐哀帝。三年后，即907年，朱温正式废黜了唐哀帝，结束了唐朝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后梁，定都于汴州（今河南开封）。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始。 朱温的统治虽然短暂，但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远。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清除异己。不过，他的暴行也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最终，在912年，朱温被自己的儿子朱友珪所害。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权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责任，而其行使的方式可以决定一个时代的命运。朱温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崛起与陨落，也是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和人性的多面性。 第一卷结语:王朝的辉煌与变迁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唐朝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巅峰时期。从李渊起兵建立唐朝，到他的儿子李世民登基为帝，这段历史充满了波澜壮阔的故事，记载了众多英雄豪杰的事迹。 这段时期就像是一页页生动的历史画卷，展现了无数英勇人物和他们不平凡的经历。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战斗，还是宫廷中的智谋较量，都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而迷人的风景。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下，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迅速复苏并蓬勃发展，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地区，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上，贞观年间百花齐放，诗词歌赋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众多文人墨客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文化的昌盛。这一时期的辉煌成就，不仅树立了唐朝作为黄金时代的标志，也为后世在治理和文化方面提供了典范。贞观之治的影响深远，至今仍然被广泛赞誉和学习。 永徽年间，高宗李治继承并发扬了太宗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致力于国家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尽管这一时期不如贞观之治那样广为人知，但它同样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并在多个领域稳步前进。高宗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不仅维持了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也为大唐的繁荣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并带领大唐步入了另一个辉煌的巅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经济高度繁荣，城市繁华昌盛，商业贸易异常的活跃；文化艺术领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大唐的国际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交流学习，长安也成为了世界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贞观、永徽、开元三朝的辉煌成就，至今仍被人们铭记与称颂，影响深远，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持续激励着后人。这些时期的治理，也展示了唐朝统治者们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精心的规划与实践，从而创造了持久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大唐的光辉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这个风起云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众多人物的命运相互交织着。 李世民凭借着超凡的军事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登上了“天可汗”的宝座，成为了万民敬仰的英主；魏征则以其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勇气，成为了流芳百世的名臣。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工匠、农民和商人，也如同基石一般，支撑起了这个伟大国家的脊梁。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一些曾经名噪一时的人物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销声匿迹，或是因时势的变迁而遭遇不幸。 大唐不仅在军事上战功赫赫，更在文化和艺术领域迎来了黄金时代。诗歌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犹如繁星般璀璨；绘画作品如梦似幻，充满了想象力和美感；音乐创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条通过才华晋升的道路，使得社会更加开放、多元且充满活力。不同背景的人才得以涌现，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佛教的广泛传播和道教的复兴，加上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激发了社会的创新意识。宗教活动变得更加多样，新思想不断萌发，进一步增强了社会的活跃度和创造力。 这些文化和社会现象共同作用，使得这个时代显得格外生动有趣，充满了创新精神和新颖的思想。大唐盛世不仅是武力的象征，更是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唐朝曾极其强盛与繁荣，尤其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早期的“开元盛世”，国家的兴盛达到了顶峰。这两个时期代表了唐朝的黄金时代，其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展现了大唐无与伦比的辉煌。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大动乱——安史之乱改变了这一切。从755年到763年，边疆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战火迅速蔓延，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和动荡。这场持续八年的冲突让曾经繁荣的唐朝遭受了重大打击。这场战争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和生命，繁华的城市变成废墟，肥沃的农田荒废。除了人民的痛苦，安史之乱还对大唐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更重要的是，这次叛乱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曾经强大的中央政权开始动摇，地方势力趁机崛起，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地方官员拥兵自重，不再完全听从朝廷的指挥，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被迫成为佃农或流民。他们面临着沉重的赋税和繁重的徭役，生活极为困苦。经济上的问题不断浮现，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在政治领域，宦官专权与官员党派争斗此起彼伏，犹如汹涌的潮水一般。朝廷的气氛异常紧张，政治腐败如瘟疫般蔓延开来，侵蚀着大唐王朝的根基，使得国家治理变得愈发艰难。官员们将国家利益和百姓福祉抛诸脑后，对权力的贪婪永无止境。他们为了争夺权力，不择手段，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完全不顾及道德良知的约束。 在这样的环境下，权谋成为朝堂上的常用手段，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却常常被忽视。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宦官与不同派系的官员们为了争权夺利，使得朝廷的政治腐败不断加剧。这种只关注自身权力斗争而漠视民众需求的现象，也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滑，政局动荡不安，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晚唐时期，帝国在外部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吐蕃、回纥等周边民族宛如饿狼猛虎，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大唐广袤的疆土。这些强悍的民族时常如暴风骤雨般侵袭边境地区，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仅大肆掠夺财物，更残忍地掳走无辜百姓作为奴隶，使得边境地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子过的苦不堪言。 时光飞逝，转眼来到了九世纪中叶。就在王朝这艘巨轮动荡不安之际，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如同一股狂暴的飓风，挟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这支起义军势如破竹，所到之处，摧枯拉朽，给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大唐王朝带来了最致命的一击。让原本有序的社会秩序，瞬间崩溃，战火与硝烟弥漫，无数家庭破碎，民众流离失所，陷入深深的苦难之中。 公元907年，朱温凭借其力量和野心，正式夺取了皇位并自立为帝，创立了后梁政权。这一举动标志着大唐王朝两百多年统治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随着朱温的上台，曾经辉煌的大唐帝国画上了句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随着唐朝这座巍峨大厦的轰然倒塌，整个中华大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与迷茫之中。原本统一的国家分崩离析，各路诸侯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由此拉开了长达五十余年之久的分裂时期——五代十国的序幕。 在这段漫长而黑暗的岁月里，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每一寸土地之上。各方势力为了争夺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争斗。百而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饱受战火的摧残。社会秩序崩溃，道德沦丧，人性的丑恶在这片乱世中尽显无遗。 就在人们几乎对和平失去希望之时，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赵匡胤凭借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成功统一了这片纷争不断的土地，并创立了大宋王朝。 赵匡胤的崛起不仅为混乱的时代带来了转机，也为后世开启了一个新的繁荣篇章。随着他的统治稳固，中华大地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和谐与繁荣，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赵匡胤不仅为国家带来了稳定，还开启了文化与经济复兴的新篇章，使得这片古老的土地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大唐盛世，一个令无数后人追忆与敬仰的伟大时代，它的光辉至今仍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历史上闪耀不息。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不仅能够探寻那些逝去岁月中的辉煌成就，还能从中汲取无尽的智慧与力量。这个黄金时代的光芒照亮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深远影响跨越了时空，持续启迪着当代和未来的时代。 大唐留下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遗产，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财富，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卓越，勇往直前。通过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把握现在，并为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灵感与动力。透过这些岁月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荣耀的王朝，是如何从诞生、成长、直至走向灭亡的全过程。 书友们，随着第一卷《王朝的兴衰》帷幕缓缓落下，我们即将踏入第二卷《大唐人物年鉴》的精彩世界。 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寻那些塑造了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们，共同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荣耀与挫折，聆听他们背后鲜为人知的趣事与笑谈。让我们穿越时空，走进大唐盛世，去领略那些传奇人物的魅力与风采。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将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个伟大时代的温度与活力，以及它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会发现历史不再是冰冷的记录，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构成。 书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这段令人着迷的历史之旅吧！ 第1章 从贵族到帝王:高祖李渊的传奇人生(上) 早期效力朝廷 李渊，字叔德，出身于北周的关陇贵族家庭，是唐朝的开国皇帝（618年－626年在位）。作为唐太祖李虎之孙、唐世祖李昞之子，李渊深得隋文帝和文献皇后的宠爱，曾历任多个重要官职。 李渊七岁时继承了父亲李昞的爵位，成为唐国公。成年后，他以开朗和宽容的性格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杨坚建立隋朝后，李渊恢复了本姓，并在隋朝担任了千牛备身，即皇帝的禁卫武官。由于受到独孤皇后和隋文帝的信任，李渊被任命为多个地方的刺史。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李渊先后担任了荥阳和楼烦两地的太守，之后回到朝廷担任殿内少监。大业九年（613年），李渊转任为负责宫廷安全的卫尉少卿，从一个文职官员变为武职官员。同年，李渊被派去监督对高句丽战争的粮草运输。当杨玄感起义反抗隋朝时，李渊受命镇守弘化郡并管理关右地区的军事事务。这段期间，李渊结交了许多英雄豪杰，引起了隋炀帝的猜忌。为了自保，李渊开始放纵自己，饮酒作乐，接受贿赂。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命令李渊前往山西和河东地区处理叛乱。在龙门，李渊成功地平定了毋端儿领导的起义军，并击败了绛州的叛军柴保昌。次年，因为不断向隋炀帝进献猎鹰和猎犬，李渊升任为右骁卫将军。面对突厥的入侵，李渊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合作，以巧妙战术击败了突厥军队。 太原起兵反隋 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委任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及晋阳宫监，成为了这一区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此时，隋朝正面临着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浪潮，这些起义严重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统治根基。与此同时，隋炀帝对朝廷官员的信任度急剧下降，频繁无端的除掉文臣或武将，使得朝中人人自危。 李渊抵达太原之后，敏锐地察觉到当前局势提供的难得机遇。其副使夏侯端早已提醒他应提前布局，以防不测。李渊深以为然，并与儿子李世民商议，认为唐是他的封地，而太原正是这块封土的核心。既然天赐良机，不应坐失，否则不仅辜负了这片土地，更可能招致不必要的祸患。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起兵之前必须先稳定内部，解决历山飞等地方势力问题，同时妥善处理与北方突厥的关系，以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为了稳定局势，李渊首先率军击败了在雀鼠谷活动的历山飞将领甄翟儿，巩固了他在山西的地位。然而，在防御突厥入侵时，他的副手高君雅和王仁恭遭遇失败，导致隋炀帝下令逮捕李渊并处决王仁恭。尽管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了他们，但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李渊加快了起兵反隋的步伐。最终，李渊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开始策划并准备在太原起兵反抗隋朝。 李渊是一个胸怀大志、抱负远大的人物，怀有济世安民的理想和治理天下的雄心。并且以真诚待人着称，不论对方身份高低贵贱，一经会面便能多年不忘；对于重要的地理要冲，只要看过一眼，便能长久铭记于心。作为一位经验丰富且老练的政治家，李渊在应对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策略与智慧。 面对频繁的农民起义，他采取了巧妙的招降纳叛政策，不仅有效镇压了动乱，还借此机会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同时，他还指示长子李建成在河东地区秘密结交英才，广纳贤才，为未来的事业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通过这些举措，李渊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日后建立大唐帝国积累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隋朝末年的动荡局势中，全国各地纷纷起兵反抗隋王朝的统治，隋炀帝所在的江都（今江苏扬州）逐渐被孤立。晋阳县令刘文静敏锐地察觉到李渊心中隐含的反隋意图，遂积极与他接近，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与此同时，刘文静因其他原因被捕入狱，在狱中结识了李世民。二人志同道合，迅速达成了共识，开始秘密策划起兵之事。然而，这些初期的密谋并未让李渊知晓。为了促使父亲下定决心，李世民巧妙地找到了晋阳宫副监裴寂寻求帮助。 裴寂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于是设计了一场迫使李渊同意起兵的关键行动。在一个夜晚，裴寂安排了一场盛宴，让李渊饮酒至醉，随后安排宫女侍寝。这一举动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威胁手段——一旦起事失败，这将成为李渊叛逆的证据。当裴寂向李渊透露整个计划时，李渊最初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最终还是被迫同意了起兵的决定。尽管李渊表面上假装反对，实际上他深知局势已经非常紧迫，不得不赶快采取行动。 大业十三年（617年），鹰扬校尉刘武周在马邑发动叛乱，自立为帝，并与突厥联手南下图谋天下。隋炀帝闻讯欲治李渊之罪，这使李渊感到恐慌。在紧急情况下，李世民建议立即行动。尽管隋炀帝随后赦免了李渊，但他身边的心腹们仍然鼓励他起兵。于是，李渊以讨伐刘武周和防御突厥为借口开始招募士兵，并暗中召回在外的儿子们准备起事。 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对李渊早已产生了怀疑，二人密谋借祈雨之名，试图除掉李渊父子。然而，他们的阴谋却未能得逞，反而计划被李渊提前察觉。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李渊迅速采取行动，抢先一步发难。 李渊指控王威和高君雅勾结突厥，意图不轨，并以此为由将二人囚禁。不久之后，当突厥果然发动进攻时，李渊趁机以叛国罪名处决了王威和高君雅，从而化解了眼前的威胁。 为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并获得外部支持，李渊派遣刘文静前往突厥进行外交斡旋。刘文静凭借其卓越的谈判技巧，通过谦卑的态度和丰厚的礼物，成功赢得了始毕可汗的支持。始毕可汗同意提供军事援助，并与李渊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为李渊未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 六月，随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到来，李渊终于解除了后顾之忧。在两位儿子的辅佐下，他接受了谋士们的建议，正式自称大将军，设立了一系列官职，并任命自己的儿子们担任重要将领。为了赢得民心，李渊还下令开放仓库救济穷人，此举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在他的领导下，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短时间内人数便扩展至数万人。 李渊的仁政与领导魅力吸引了大量志士前来投奔，军队士气高涨，战斗力显着增强。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李渊制定了入关夺取长安的战略计划。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他对时局的精准把握，也展现了他作为领导者的眼光与决心。 南下建唐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五日，李渊率领三万士兵在晋阳正式宣布起兵。他们沿汾河谷道南下，表面上宣称是为了尊崇隋朝，拥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帝。突厥始毕可汗送来了千匹马，并且原西突厥特勤阿史那大奈也率兵支持李渊。 当李渊的军队到达贾胡堡时，遇到了隋朝代王派来的两路阻击：宋老生带领两万精兵驻扎在霍邑，而屈突通则带着数万人守卫河东。此时正值秋季多雨季节，道路泥泞难行，加上军粮短缺，李渊的军队前进受阻。外界还有传言说突厥和刘武周将要袭击晋阳，因为刘文静还在突厥未归，大家对这些消息真假难辨。 面对困境，李渊召集将领们商讨对策。裴寂等人建议退回晋阳，保护基地，再图后举；但李建成和李世民坚决主张继续前进。经过深思熟虑，李渊决定听从儿子们的建议，继续进军。 八月，天气转晴，粮食也从太原运到了前线。李渊随即指挥部队进攻霍邑。战斗中，李渊用计分散了宋老生的注意力，让他的军队离开了城门约一里多地布阵。然后，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绕到敌军背后，堵住了东门和南门，切断了宋老生的退路。 与此同时，有士兵高喊“宋老生已被斩首”，导致宋老生的部队阵脚大乱，纷纷溃逃。李渊的军队乘胜追击，最终成功击败宋老生，占领了霍邑。接着，李渊的军队势如破竹，迅速拿下了临汾和绛郡，一直推进到了龙门县。 这次胜利为李渊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建立唐朝铺平了道路。 援军到来 大业十三年（617年），刘文静带着突厥大将康鞘利及其五百士兵和两千匹马赶到李渊的军队。随着突厥援军的到来，沿河的隋朝守臣纷纷投降。李渊还成功招降了冯翊地区的农民军首领孙华，并派遣王长谐、刘弘基和陈演寿率领六千步骑兵渡过黄河，在梁山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 李渊亲自率军包围河东，但面对坚固的防御，他考虑直接西进长安。裴寂建议先攻克河东以避免腹背受敌，而李世民则主张快速行动直取长安。综合两者的建议后，李渊决定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河东，自己则带领主力军向西进发，从壶口渡河并在朝邑长春宫驻扎。关中的士民闻讯纷纷前来归附，场面十分热烈。 娘子军前来助战 在进军过程中，李渊的亲属也积极响应。他的女儿平阳公主（嫁给了柴绍）在鄠县散尽家财，招募义士，组建了一支七万人的“娘子军”。李神通和女婿段纶也在当地起兵响应。李世民一路西进，广纳人才，待到泾阳时已有九万大军，与平阳公主的部队会合，声势浩大。李建成被派往永丰仓扼守潼关以防东方来援，而李世民则带兵掠夺渭水北岸，对长安形成钳形攻势。李渊沿途废除隋朝的离宫园苑，释放宫女，赢得了民心。 攻入长安 由于隋炀帝远在江都，关内隋军力量薄弱，李渊的军队进展迅速。同年十月，李渊抵达长安城外，集结了二十多万大军准备攻城。十一月九日，唐军攻入长安，李渊进城迎接代王杨侑至东宫，并迁居大兴殿。他自己则暂住长乐宫，宣布实行十二条新法，废除了隋朝的苛刻禁令，除了处决少数反对者外，其余一概不问罪。 四天后，李渊迎立杨侑为隋恭帝，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被授予大权，成为大丞相并封为唐王，开始设立丞相府及官属，任命裴寂等人为要职。同时，他的儿子们也被赋予重要职位：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兼秦国公，李元吉为齐国公。至此，李氏父子完全掌握了关中地区的控制权，为建立唐朝奠定了基础。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之变中遇害害。这一事件加速了李渊篡位的步伐。同月，隋恭帝杨侑加封李渊为相国，让他总揽朝政，并给予象征最高权力的九锡之礼。 登基建国 到了五月，隋恭帝进一步允许李渊使用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十二旒冕冠和天子旌旗，出行享有特别警戒和清道的待遇。不久之后，戊午日（5月20日），隋恭帝被迫下诏将皇位禅让给李渊。又过了几天，在甲子日（6月18日），李渊正式在长安太极殿登基称帝，建立了唐朝，改元为武德，定都长安，成为唐高祖。新朝成立后，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并很快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李渊在取得皇位后，对待前朝的后裔表现得相当宽容。他下诏封隋恭帝杨侑为酅公，并且还册封北周的后代为王，以此来强调李唐政权的合法性和延续性。这种做法不仅显示了李渊的大度，也为新王朝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扫除群雄 李渊称帝之时，全国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唐朝的控制范围主要局限于关中和河东地区。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李唐王朝制定了明确的战略：首先巩固关中作为稳固的后方基地，然后逐步向东扩展，最终完成全国的统一。为此，李渊频繁派遣儿子们——李世民、李建成及李元吉出征，以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 夺取北方 在北方，隋末动乱之际，河东人薛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起兵反隋，自封为西秦霸王，后来更称帝，占据了陇西地区，并宣称拥有三十万大军。当唐军进入长安后不久，薛举便向扶风（今陕西凤翔）发起进攻，但被李世民击败。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再次率军讨伐薛举，但在他因病撤退后，接替指挥的刘文静和殷开山因为轻敌而遭遇了薛举在高城（今陕西长武西北）的大规模袭击，导致惨败。 同年八月，薛举的儿子薛仁杲企图进一步扩张，围攻宁州，但被当地的刺史胡演成功击退。不久之后，薛举病逝，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位置。面对这一局势，李渊一方面与占据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再次任命李世民为元帅对抗薛仁杲。 到了十一月，李世民终于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败薛仁杲并俘虏了他，从而平定了西北地区的大部分领土。李轨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割据一方，但因内部矛盾激化、人心不附而陷入困境。武德二年（619年），李渊试图通过李轨的部将安兴贵劝降李轨，但未成功。不久，安兴贵兄弟发动兵变，俘获李轨并将其送往长安处决，从而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汉水、淮河之间的割据者朱粲请降，被封为楚王，但很快又杀害了唐朝使者段确，转而投奔王世充，显示出地方势力的反复无常。 与此同时，代北的刘武周对太原发起了猛烈进攻，迫使留守李元吉弃城逃走。刘武周的部将宋金刚继续南下，威胁到关中的安全。面对这一危机，李渊派遣李世民率军抵御。经过五个月的僵持，李世民抓住宋金刚粮草匮乏的机会，迅速反击，在吕州和介休一带大败敌军。刘武周和宋金刚最终逃往突厥，后来被突厥所杀。这次胜利使唐朝完全控制了山西地区，巩固了关中的安全，并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随着瓦岗军领袖李密在洛阳王世充的打击下失败降唐，黄河流域形成了窦建德、王世充与唐朝三足鼎立的局面。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奉命进攻王世充，对洛阳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困。次年三月，面对王世充的求援，窦建德决定出兵相助。李世民采用“围郑击夏”的策略，在武牢阻止了窦建德的前进。窦建德军队久战不利，最终被击败并俘虏。王世充见势不妙，也选择了投降。这次胜利极大地加速了唐朝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 然而，李渊决定除掉深得民心的窦建德，并强征其旧将到长安，导致河北地区人心不稳。同年七月，窦建德旧部刘黑闼聚众起兵，得到突厥的支持，短时间内恢复了窦建德原先的地盘。尽管李世民在洺水之战中击败了刘黑闼，但河北的人心仍未完全归附唐朝。 次年六月，刘黑闼再次借突厥之力侵犯山东，引发河北诸州重新叛乱。直到武德五年（622年）二月，李建成督军作战，才彻底击败刘黑闼，重新平定了河北。 最后，在武德七年，河北起义军首领高开道被其部将张金树所害，张金树随后向唐朝投降，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动荡基本结束。 攻克南方 在攻克长安的过程中，李渊就派遣光禄大夫李孝恭前往山南地区（今陕西安康一带）招抚巴、蜀等地。李孝恭的檄文所到之处，超过三十个州纷纷归降。为了进一步巩固南方，李孝恭大力发展水军，积极备战。武德四年（621年）九月，高祖李渊任命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率领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并自立为梁帝的萧铣。经过一番战斗，萧铣的部将文士弘战败，萧铣最终选择投降，唐军顺利平定了荆湖地区。 随后，李渊命令李靖继续向岭南推进。同年十一月，李靖成功招降了岭南地区的豪族首领冯盎、李光度和宁长真等人，控制了九十六个州，获得了六十多万户民众，彻底平定了岭南。 早在武德二年（619年），割据淮南的军阀杜伏威就已经归附唐朝，并奉诏入朝辅政，留下辅公祏守卫。然而，在武德六年（623年），辅公祏在丹阳举兵反叛，自称皇帝。对此，李渊迅速反应，命令李孝恭率领诸将水陆并进进行征讨。 到了武德七年三月，辅公祏被击败身亡，江南地区全部平定。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唐朝基本上消除了隋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这些胜利不仅稳固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也为后续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2章 从贵族到帝王:高祖李渊的传奇人生(下) 颁布诏令安抚民心 作为唐王朝的开国之君，唐高祖李渊登基后就展现出了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李渊深知，要想让刚刚建立的新朝站稳脚跟、长治久安，就必须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来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安抚民心，为此，他首先发布了一系列保护平民利益的法令，例如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从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这些政策对于唐朝初期的发展至关重要。 拉拢功臣巩固政权 唐高祖李渊深知“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深刻道理，明白要确保新政权的稳固，就必须妥善处理好与他一起打江山功臣们的关系。为了避免功臣之间产生矛盾或不满情绪，李渊采取了一系列精明而周全的措施。 他首先通过分封土地、授予官职等方式，给予功臣们丰厚的回报。这些奖励不仅满足了功臣们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肯定了他们对建立大唐帝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此举有效地增强了功臣们的忠诚度和归属感，避免了内部纷争，维护了政权的稳定。 同时，李渊注重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每位功臣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认可。这种公平公正的态度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基础，促进了朝廷内部的和谐与团结。 轻徭薄赋鼓励生产 其次，农业乃立国之本，高祖自然也不会忽视这一点。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他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积极鼓励百姓恢复农耕生产。为了解决战后的经济问题，减轻百姓负担，李渊实行了轻徭薄赋政策，鼓励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通过减免赋税、提供农具和种子等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得大片荒芜的农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李渊还注重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改善灌溉条件，进一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此外，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他下令废除前朝一些苛捐杂税，严禁地方官员肆意盘剥百姓。这种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不仅赢得了民心民望，更使得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建基础设施促进繁荣发展 面对战争中受损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唐高祖李渊迅速下令相关部门立即着手修复与重建工作。他深知，完善的交通不仅对于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巩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他强调必须尽快恢复这些基础设施，以改善全国的交通条件，确保物资能够顺畅运输，市场得以繁荣发展。 政治改革 李渊推行了一些列政治制度上的调整，恢复并强化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权力的平衡，避免个人或集团权力过大而威胁到皇权。 李渊所实施的这些改革措施，充分彰显了他对于内政事务的深刻洞见和对民众福祉的殷切关怀。正是由于他的英明决策和不懈努力，新生的唐朝才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战乱的阴影，步入一个相对和平与有序的发展轨道。 任用宰相与治理国家 在位期间，高祖共任命了十二位宰相。这些宰相中，多数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如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和刘文静等人。除了刘文静外，其余都来自显赫家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窦威、窦抗、萧瑀和宇文士及还是隋唐皇室的亲戚。封伦属于山东士族，陈叔达是江南贵族，而裴矩则是齐隋旧臣。 尽管关陇贵族在初期政权中占据核心地位，但真正长期担任宰相并执掌政务的主要有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这反映出，在实际治理国家时，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关陇贵族成员有限且多倾向于武职，能够治国理政的人才较少，因此李渊不得不吸收其他背景的人才参与统治。为了稳定新建立的王朝，并迅速安定山东和江南地区，他选择了那些在隋朝中央政府有过工作经验的官员，如山东士族封伦、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具有双重身份的萧瑀。 虚心纳谏，择贤选士 高祖李渊称帝之后，积极鼓励直言进谏，力求改变周、隋时期忠臣不敢言的状态。例如，他将最早直言进谏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连升九级，提拔他为治书侍御史，以此表明自己接受批评的决心。他也对隋代名臣李纲表现出了高度的敬重，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议。然而，李渊也曾听信裴寂的谗言，导致开国功臣刘文静身亡，这一行为也受到了后世的批评。 科举制度与人才选拔 认识到“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局限性，高祖李渊沿用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并缓和社会矛盾。武德四年（621年），根据他的敕令，唐朝正式设立了明经、秀才、俊士、进士等科目进行选士，标志着唐朝开始通过科举选拔人才。此外，李渊还在武德年间引入了制举，更加重视儒学人才的选拔。为了补充科举制度，还保留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荐举制，确保更多类型的人才能够得到任用。 宽简刑罚，制定《武德律》 李渊还致力于改革法律，推行宽简的刑罚政策，并制定了《武德律》，为唐朝初期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些措施不仅帮助巩固了新建立的政权，也为后来唐朝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还在太原起兵时，李渊就发布了宽容的命令，吸引了许多受隋朝苛刻政策压迫的百姓前来支持。成为皇帝以后，他在武德元年（618年）宣布大赦天下，减轻了刑罚，并且在他统治期间经常实行大赦，尽量对人民从宽处理。李渊认为隋朝的法律越来越严格，因此登基后，他命令裴寂和刘文静等人基于隋朝开皇时期的法律进行改革，删减了隋炀帝时期增加的繁重法令，旨在制定更为宽松简明的法律。后来，他又指派裴寂和萧瑀等人编写新的法律条文，主要参考了开皇时期的法律。 到武德七年（624年）五月，李渊颁布了《颁定科律诏》，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武德律。这些法律虽然在结构上与隋朝开皇律相似，但更注重简化和适应当时的需要，修正了不合理的部分，力求精简扼要。武德律不仅为唐代后续的法律编纂如贞观律、永徽律等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后世及周边国家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统一战争 唐朝建立之初，李渊为了尽快平定各地的叛乱，实现全国统一，大力集结军队并强化军事准备。他沿用了北朝以来的“兵农合一”制度，即府兵制，让农民在和平时期耕种，在战时成为士兵。 当时，许多地区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势力在各地割据。在长安稳定下来后，李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统一战争。他和儿子李世民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对于农民起义军领袖和其他割据势力，要么招降，要么通过武力征服。他们先后击败了薛举和薛仁杲父子、河西的李轨、北方的刘武周，并在中原地区战胜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以及南方的萧铣。 此外，他们还成功招降了杜伏威。最终，在贞观二年（628年），唐朝消灭了梁师都，实现了中国的重新统一。 劝课农桑，厉行节俭 隋末的频繁战乱导致农田荒废，百姓生活困苦。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高祖李渊在统一全国后发布了《劝农诏》，鼓励地方官员积极引导民众努力耕作，不要错过农时。唐政府随后推出多项政策来支持农业，比如减少劳役和赋税，禁止不必要的屠宰和酿酒，以提倡节俭，避免浪费宝贵的资源，如耕牛。李渊还以身作则，推行节俭政策。减少了朝廷的开支，整顿了寺庙和道观，避免这些机构因规模过大、人员过多而造成资源浪费。鉴于隋炀帝过度建设离宫别馆，并大量征召民女入宫，李渊下令关闭多余的宫殿，释放宫女回到家人身边。这些措施让唐朝初期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和发展。 服役制度与币制改革 在李渊统治期间，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他在赋役制度方面做了重要改革。他主要继承并发展了北魏的均田制，并引入了租庸调制。武德七年（624年），正式在全国推行这套新制度。租庸调制是一种根据人口和土地来征税的系统，它规定农民需向国家缴纳一定量的粮食（租）、布匹（调），以及提供劳役或以钱代役（庸）。这种制度不仅为政府提供了稳定的税收来源，还帮助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为它确保了每个人都有份地可以耕种，从而维持生计。 此外，在货币改革方面，唐初仍然使用汉代的五铢钱。然而，为了整顿混乱的币制，李渊在武德四年（621年）废除了隋朝的钱币，开始铸造新的“开元通宝”。这款新钱币设计合理，重量适中，广受民众欢迎，使得交易更加便利。开元通宝不仅在贞观年间继续被使用，即便到了高宗时期短暂改铸后也再次回归。这枚钱币的出现，确保了唐代货币的统一与稳定，并成为了后来各朝铜钱铸造的标准。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高祖为唐朝初期的社会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与宗教方面 唐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李渊深刻意识到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的重要性，认为这些价值观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因此，他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强调教育和道德的重要性，并通过创建中央官学及尊崇孔子等措施来推广儒学。 李渊重视历史的编纂工作，认识到历史记录对于统治者借鉴过去经验和文化传承的意义。他命令当时着名的学者们修撰前朝的历史，包括魏、周、隋、梁、齐、陈六朝的历史，确保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这不仅为当时的统治提供了参考，也为后代研究中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此外，他还下令编纂了《艺文类聚》，这部书籍引用了一千多种古籍，成为研究古代文学和历史的重要资源。 面对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李渊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虽然有官员如太史令傅奕建议全面抑制佛教，认为其教义与儒家提倡的忠孝观念相悖，但李渊并未完全采纳此建议，可能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未能实施更为严格的政策。 民族与对外关系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高祖李渊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选择了较为宽容和灵活的方式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李渊了解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便试图通过和平共处的方式来减少冲突，从而为新成立的唐朝赢得了稳定发展的机会。这种开放的民族政策有助于巩固国家统一，促进了唐朝初期的繁荣与发展。 在唐朝初期，突厥汗国是北方的一个强大势力，拥有百万骑兵。为了对抗中原的统一政权，突厥支持了窦建德、刘武周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这给刚刚建立的唐朝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李渊选择了务实的外交策略，暂时向突厥称臣，以此换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 对于东北方向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唐高祖李渊采取了一种温和而智慧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稳固的关系远比武力征服更为明智。当高句丽国王高建武登基后，积极寻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频繁派遣使节访问长安，并请求学习唐朝先进的历法和佛教礼法。 李渊对此表示欢迎，不仅同意了高建武的请求，还进一步通过册封高建武以及新罗和百济的君主，确立了宗藩关系。这种做法不仅彰显了大唐帝国的宽广胸怀，也促进了文化与制度上的深度交流。李渊的这一策略可以视为一种“以夷制夷”的精妙外交手段，通过间接影响和软实力来维持边境地区的稳定，减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在东北亚地区构建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唐朝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外部保障。 此外，这种外交政策还增强了周边国家对唐朝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提升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声望。李渊的智慧外交不仅确保了边境的安全，也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然而，随着高丽开始对新罗和百济表现出侵略性行为，阻碍了他们与唐朝的往来，李渊派遣使者朱子奢前往调解。由于当时唐朝自身的地位尚未稳固，因此在处理朝鲜半岛事务上保持了一定的中立态度，避免了直接军事介入。 总体来说，李渊时期的唐朝与高丽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官方往来，高丽不断接受唐朝的文化和技术，双方关系融洽。李渊的外交政策既保证了边疆的安全，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多子多福 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之后，高祖李渊宛如步入了人生中的另一段辉煌旅程。此时的他虽已不再年轻，但生命之树却意外地绽放出繁茂的花朵——他陆陆陆续续拥有了三十多个子女。而这些皇子和皇女们犹如繁星一般点缀着大唐的宫廷，他们的到来不仅让这个原本就规模宏大的家族愈发庞大了起来，更是引发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故事。 在偌大的宫廷之中，亲情与权力相互交织，就如同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将每个人都紧紧束缚在了其中。这些皇子皇女们也都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和命运轨迹。有的聪明伶俐、机智过人；有的则温柔婉约、善解人意；还有些性情刚烈、敢于直言不讳。然而，无论他们的个性如何迥异，才智怎样过人，都无法摆脱王朝宫廷内那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权力旋涡。 由于高祖的皇子皇女们众多，宫廷内部的关系变也得错综复杂且充满微妙的变数。兄弟姐妹们之间既有真挚深厚的情感纽带，也不乏明争暗斗和权力博弈。在这种环境下，亲情与权谋交织，使得宫中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不可预测性。 而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恰恰反映出了宫廷生活的多面性以及其内在的残酷本质。每个皇子或皇女的身后都牵扯着他们不同的母族势力，这些外戚，或凭借自身高贵的出身，或借助巧妙的心机手段，在宫廷中竭尽全力的想谋求更多的权益和地位。于是在皇宫，各种利益集团应运而生，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抗衡、相互牵制，令整个宫廷局势变幻莫测。就连高祖李渊这位大家长，面对着如此庞杂的家庭成员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李渊清楚地知道，他的大家庭在唐王朝初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任何小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国家的稳定。因此，他必须时刻保持着警觉，小心翼翼地平衡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确保宫廷的和谐与国家的长久安宁。 仁智宫事件 624年的夏天，高祖李渊决定前往风景优美的仁智宫避暑。仁智宫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境内，也是一个远离长安喧嚣的理想休憩之地。 然而，这个看似平静的避暑之旅，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太子谋反事件”而变得惊心动魄。某一天，宫中突然传来紧急消息： 有人指控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一起密谋发动政变，意图推翻李渊的统治。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打破了仁智宫的宁静。宫廷内外一片哗然，众臣们纷纷议论，局势变得异常紧张。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高祖李渊展现出了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冷静作风。他迅速召集了亲信大臣，并开始秘密调查此事。 经过一番缜密的调查之后，虽然证据并不完全确凿，但考虑到家族内部的和谐与稳定，李渊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选择了原谅自己的儿子们，从而也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发生的血腥内斗。 李渊深知，如果这件事情他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作为父亲，他对儿子们有着深厚的情感；但作为君主，他又必须维护朝政的稳定。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以家族和睦为重，采取了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事。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避免了家族悲剧的发生，也为后来的权力交接埋下了伏笔。尽管高祖李渊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但仁智宫事件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揭示了皇室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也展示了李渊在面对重大决策时的谨慎与智慧。通过仁智宫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即使你是最高权力者，也将会面临着家庭与国家、情感与责任之间的艰难平衡。而这段历史不仅是对个人智慧的考验，也是对王朝稳定的一次重要挑战。 权力的转移 然而，李渊晚年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对皇位的继承问题处理不当，导致了儿子们之间的激烈争斗，最终引发了着名的玄武门之变。 626年发生的这场着名的玄武门之变，也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秦王李世民在这场斗争中击败了自己的两个兄弟，最终掌握了大权。事后，高祖李渊不得不册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很快传位给他，自己退居幕后成为了太上皇。虽然他名义上仍然是这个王朝的最高长辈，但实际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了他的二儿子李世民手中。这次事件不仅是秦王李世民个人的巨大胜利，也标志着唐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祖李渊虽然失去了实权，但他依然是备受尊敬的太上皇，而李世民则开始主导大唐王朝的命运。 晚年太上皇生活与陵寝之谜 李渊的退休生活挺神秘的。传说晚年有个叫武则天的才人在身边，不过这没证据，就是个谜团。虽说李渊退位了，可宫廷里的事儿还挺复杂。他晚年生活的具体细节，历史上也没详细记载，更显神秘。特别是关于武则天的说法，让人忍不住想象，但真相还得等后人考证。这时他名义上是国家最高长辈，可权力早就给了他儿子李世民。不管武则天在不在身边，其暮年都充满未知和猜测，给后人留下很多想象空间。 据说高祖的陵寝比他儿媳长孙皇后的昭陵还小。这是为啥？也许是政治权力转移了，也许是特别认可长孙皇后的贡献。反正这些谜团就像给李渊的晚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好奇。从这些细节能看出来，李渊的晚年生活挺复杂的，也不确定。 逸事典故 非同一般 年轻的时候，李渊遇到了一位擅长看相的名叫史世良人。看到李渊后对他说：“你的面相骨骼非同一般，将来必定会成为一国之主。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不要忘了我今天说的话。” 雀屏中选 年轻时的高祖李渊，凭借他精湛的箭术在岳父窦毅举办的比武招亲中大放异彩。传说中，他在比赛中一箭射中了屏风上画着的孔雀眼睛，这一精准的表现不仅展示了他出色的技能，也让他赢得了美人的芳心。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他箭术的一次严格考验，更开启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据说，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参加比赛，但李渊的表现最为突出。当他的箭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时，全场为之惊叹。 这一箭不仅证明了他的实力，也让岳父窦毅对他刮目相看。最终，李渊不仅赢得了比赛，还迎娶了心爱的人，开始了他们幸福的生活。 这段佳话流传至今，被称为“雀屏中选”，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美丽传说。它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李渊的才华和勇气，也见证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好兆头 据说有一次攻城之前，李渊在营帐中与将领们商讨战术时，一只小鸟飞进来停在他的肩上。众人感到惊讶，以为是不祥之兆。 但李渊笑着说：“这是好兆头，小鸟来报喜，我们此战必胜。”果然，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们取得了胜利。 历史评价 高祖李渊作为唐朝的开国君主，他的贡献不可忽视。尽管有观点批评他优柔寡断、赏罚不明，但也有学者认为他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他在初唐时期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为后来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辙认为，“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关键策略多出自儿子李世民之手，而平定长安、统一全国的功绩也主要归于他。因此，无论是天意还是民心，都倾向于李世民。然而，在立太子时，李渊选择了长子李建成，导致兄弟间产生猜忌，最终引发重大混乱。苏辙指出，这一局面的根本责任在于李渊，因为他未能充分认识到李世民对国家稳定的贡献及其在民心中的地位，从而造成了兄弟间的对立和后续问题。”虽然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处理皇位继承问题上缺乏远见，导致了家族内部的冲突，这是他对后世留下的一大遗憾。 结语 高祖李渊的一生，从起兵反隋、创立唐朝，到最终禅位退隐，他的每一步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618年，他顺应时势，揭竿而起，结束了隋朝的统治，开启了唐朝辉煌的篇章；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为新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他在63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所创建的唐朝，却将中国引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新纪元，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均达到了新的高度。李渊的名字，也因此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 第3章 从沙场到宫廷:太宗李世民的帝王之路(上)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在公元626年至649年间执掌朝政。他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战略家和改革家，对于唐朝的建立与稳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世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还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有着显着的成就。他对唐朝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建立和巩固政权，更在于创造了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环境，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 李世民统治时期的“贞观之治”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之一，这一时期被广泛认为是唐朝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巅峰。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政治清明，经济复苏并迅速发展，文化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唐太宗李世民推行了一系列惠及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政策，他广纳贤才，任用能臣，减轻赋税负担，促进教育和文化交流，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这些政策不仅巩固了国家的基础，还极大地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在文化方面，李世民鼓励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发展。这一时期，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佛教和其他宗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 “贞观之治”不仅是唐朝初期辉煌成就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备受赞誉的和平与繁荣时期。李世民通过其明智的领导和对国家发展的卓越贡献，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和宝贵的遗产。他的治国理念和实践成为了历代统治者学习的典范，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早年经历 李世民于599年1月23日（隋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出生在陕西省武功县的李家别馆。他自幼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果敢，面对大事时表现得沉着冷静、决策果断，而不拘泥于琐碎小事。当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这个孩子未来的伟大成就。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在雁门遭遇突厥军队的包围，情势危急。李世民响应朝廷的招募参与救援行动，加入了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部队。出发前，李世民向云定兴建议，应该利用旗鼓制造疑兵效果，因为突厥始毕可汗敢以全军之力围困隋炀帝，是认为隋朝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救援。李世民提议，应扩大军队的外观，让旗帜绵延数十里，晚上则用钲和鼓声传递信息，造成救兵众多的假象。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吓退突厥人，因为他们会以为有大量的援军正在赶来。如果按常规行军，考虑到敌众我寡，一旦突厥全力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的策略，将部队驻扎在崞县，并按照计划布置。突厥的侦察骑兵回报始毕可汗说隋朝的大军已经抵达，结果突厥军队解除了对隋炀帝的包围并撤退了。李世民的这一计策成功地帮助隋炀帝脱险。 616年，父亲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的留守官，李世民随行前往。当时，有一位名叫魏刀儿的高阳地区贼首，自称为“历山飞”，正率部攻击太原。在一次战斗中，李渊深入敌阵进攻魏刀儿。李世民则率领一支精锐骑兵队突破重围，用弓箭击退敌人，成功在重重敌军中救出了父亲。不久后，步兵赶到，父子二人合力反击，最终大败敌军。 随父起兵反隋 在617年，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李世民暗中策划起义。他积极结交士人和英雄豪杰，准备推翻隋朝。同年，李世民成功说服父亲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李世民带领军队攻占了西河，并宣布新政，因此被封为敦煌郡公及右领军大都督，指挥右三军。起义军向西进攻贾胡堡时，遇到了隋将宋老生率领的两万精兵驻守在霍邑。由于连日大雨导致粮草短缺，李渊考虑暂时撤回太原。但李世民认为这样做会失去士气和支持，坚持应继续前进，最终说服了李渊停止撤退。 雨停后，李渊率军前往霍邑。为了引出宋老生，李世民带了几名骑兵到城下挑衅，成功激怒对方出战。战斗中，宋老生的军队一度迫使李渊和李建成退却。但李世民从南面率骑兵冲下山坡，切断了宋老生的部队，并奋力反击，最终大败敌军。宋老生试图逃回城里，却被李世民抓住机会斩杀，起义军因此平定了霍邑。 当起义军抵达河东后，关中的豪杰纷纷前来投奔。李世民建议进军关中，先攻取永丰仓来救济穷人，并招降各地的盗匪以图谋占领大兴城（今西安）。父亲李渊同意了这个计划。李世民率领先锋部队渡过黄河，平定了渭北地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官员、百姓和豪杰前来投效，场面十分壮观。李世民接纳英才作为备用官员，消息传开后，更多人前来加入。在泾阳驻扎时，李世民的军队击败了胡贼刘鹞子，并合并了他的部队。随后，李世民前往司竹，与多位盗匪首领会合，兵力增至十三万。面对大兴城居民送来的牛酒犒劳，李世民婉拒不受，保持军纪严明，不扰民。不久后，他与大军一起顺利平定了大兴城。 因功绩卓着，李世民被任命为唐国内史，并改封为秦国公，享有万户食邑。不久，李世民又带领军队击退了薛举的十万大军，斩杀万余敌军，扩展领土至陇坻。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再次担任右元帅，率领十万大军进攻东都洛阳，但未能成功。撤退时，他预见到敌人可能会追击，因此设下伏兵。果然，隋将段达追来，遭到埋伏大败。之后，李世民设立了熊州和谷州，留下士兵驻守，然后返回。随后，他率领军队攻陷长安，因其功绩而被授予尚书令和光禄大夫的职位，并先后受封为秦国公和赵国公。 618年五月，隋恭帝杨侑禅位给李渊。李渊登基后，宣布国号为“唐”，并定年号为“武德”。高祖李渊封儿子李世民为尚书令及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并授予雍州牧之职。这一系列任命不仅彰显了李世民在建立唐朝过程中的卓越贡献，也标志着他成为新朝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四处征战的秦王 618年七月，薛举入侵泾州，李世民率军讨伐但未能取胜。不久后，薛举去世，其子薛仁杲继位。九月，李世民再次被任命为元帅，领兵讨伐薛仁杲。两军在折墌城对峙超过六十天，双方都构筑了深沟高垒，互不相让。尽管薛军气势旺盛且多次挑战，李世民坚守不出，以消耗对方锐气。随着薛军粮草耗尽，部分将领如牟君才和梁胡郎相继投降。李世民判断敌军士气已衰，决定发起攻击。他先派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南设阵引诱敌人，待敌将宗罗睺集中兵力进攻时，李世民则率领主力从浅水原北突然出击。宗罗睺见状回军抵抗，但李世民亲自带领数十名精锐骑兵冲入敌阵，内外夹攻之下，宗罗睺的军队大败，大量敌军坠落山谷。 李世民随后带领二十多名骑兵追击逃敌直至折墌城下，使得薛仁杲因恐惧而环城防御。随着夜幕降临，唐军主力陆续抵达并完成包围。次日清晨，薛仁杲选择投降。此次战役，李世民俘获了一万余名精兵及五万多平民，成功平定了薛仁杲的势力。 在胜利后不久，将领们前来祝贺，有人问李世民：“刚开始您在野战中击败敌人，但他们还守着坚固的城池。而您没有攻城的器械，仅带轻骑兵追击，不等步兵到来就迫近敌城，我们都担心这样不能取胜，但最终成功了，这是为什么？” 李世民解释说： “这是因为我采取了出其不意的策略，不让敌人有时间制定对策。宗罗睺仗着以前的胜绩和锐气，见我们不出战，便对我们轻视起来。当我军出击时，他们很高兴，全军出动迎战。虽然我军已经打败了他们，但杀伤和俘虏并不多。如果不迅速追击，敌军退回折墌城，薛仁杲重新组织防御，我们就难以取胜了。此外，敌军大多是陇西人，战败后四散奔逃，来不及回城。这样一来，折墌城自然空虚，我军随后压上，敌人因恐惧而投降。这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 将领们纷纷表示：“这非一般人所能及。”此役中，李世民俘获了大量精锐骑兵，并让薛仁杲兄弟及其将领如宗罗睺、翟长孙继续率领这些部队。他还与他们一起骑射游乐，消除了隔阂。投降的将领们既感激又敬畏，纷纷表示愿意以死报效。 当时，李密刚归附唐朝，李渊派他骑快马到豳州迎接李世民。李密见到李世民英明威武，军队纪律严明，不禁悚惧叹服，私下对殷开山说： “这才是真正的英主啊。若非如此，怎能平定天下之乱？” 李世民凯旋后，在太庙献上捷报。高祖李渊封他为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守长春宫，并节制关东所有兵马。不久，李世民又被授予左武侯大将军一职。 619年十月，刘武周的部将宋金刚攻陷了浍州，军队气势汹汹。高祖因王行本占据蒲州、吕崇茂在夏县反叛，加上晋州和浍州相继失守，导致关中地区震动惊骇，甚至下达手令表示：“敌军如此强大，难以抗衡，应放弃河东，只守住关西。” 然而，李世民上表反对，认为太原是唐朝兴起的基础，不应轻易放弃，并请求给予三万精兵以平定刘武周，恢复汾、晋二州。李渊被说服，调动了所有关中的兵力支援李世民，并亲自到长春宫为他送行。 同年十一月，李世民率领军队前往龙门关，在冰面上渡过黄河，驻扎在柏壁与宋金刚对峙。不久，永安王李孝基在夏县战败，许多将领被俘虏。李世民派殷开山和秦叔宝在美良川成功拦截并大破敌军，俘虏了大部分敌军士兵，随后返回柏壁。面对众将请战，李世民冷静分析，决定采取持久战策略，等待敌军粮尽自退。 到了620年二月，宋金刚因为军队饥饿而撤退，李世民紧追不舍至介州。宋金刚布阵七里长以对抗唐军。李世民指挥各路将领分别迎击敌军两翼，尽管初期战斗中稍有退却，但李世民亲率精锐骑兵突袭敌后，最终大败敌军，追击数十里。 尉迟敬德和寻相带领残部八千人投降，李世民依然任命尉迟敬德统率部队，并与自己的营帐混编在一起。面对屈突通对尉迟敬德可能叛变的担忧，李世民表示信任，称应像光武帝刘秀一样推心置腹，用人不疑。 随着刘武周逃往突厥，太原和汾州等地重新回到唐朝控制之下。李渊下诏，在军中加封李世民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表彰其功绩。620年七月，李世民率军攻打王世充，驻扎在谷州。王世充率领三万精兵在慈涧布阵，李世民用轻骑兵挑衅。尽管敌众我寡，李世民陷入重围，但他冷静应对，独自断后，射杀多名敌人，并俘虏了王世充的大将燕颀。最终，王世充撤回东都洛阳。随后，李世民派遣将领们分别从不同方向包围和切断王世充的补给线。黄君汉夜间偷袭并攻克了回洛城，黄河以南地区纷纷响应，多个城堡投降，唐军顺利进驻邙山。九月，李世民仅带五百骑兵侦察战场时，意外遭遇王世充的一万多人，但再次成功击败对方，斩首三千，俘虏了大将陈智略。王世充仅以身免，其部下杨庆也请求归降。 随着荥、汴、洧、豫等九州相继投降，王世充不得不向窦建德求援。621年二月，李世民驻扎青城宫，面对王世充两万军队的挑战，他指挥精锐骑兵与步兵配合，经过一天激战，迫使王世充退守城内。李世民随即下令挖掘壕沟长期围困。不久，吴王杜伏威派兵前来增援，沈悦献出虎牢关，王君廓活捉了伪荆王王行本。 正当此时，窦建德率十余万大军来救王世充，到达酸枣。面对腹背受敌的情况，李世民坚持认为应趁王世充粮尽、士气低落之际，主动出击窦建德。他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王世充，亲自带领三千五百骑兵前往武牢对抗窦建德。两军对峙二十多天后，李世民利用敌军疲惫的机会，一举击溃窦建德，俘虏五万余人，并在战场上生擒窦建德本人。李世民责备窦建德越境干涉，窦建德承认错误。 接着，李世民带着窦建德到东都城下，王世充见状恐惧，率两千多人请降。这次胜利平定了山东地区。进城后，李世民命令萧瑀等人保护府库，只让房玄龄收集地图和户籍资料，释放无辜囚犯，并祭祀被冤枉杀害者。他还设宴款待将士，按等级颁赐物品。 李渊闻讯大喜，派裴寂前往慰劳军队，并手书诏书赞扬李世民的功绩，表示作为君主不再担忧，这一切都是李世民的功劳。 班师回朝获封 621年六月，李世民胜利班师回朝。他身披黄金铠甲，率领一万骑兵和三万名穿铠甲的士兵，前后队伍鼓乐齐鸣，前往太庙献上俘虏的两位敌方首领窦建德和王世充，以及从隋朝缴获的器物和车辆。鉴于李世民的卓越功勋，李渊认为传统的官阶不足以表彰他的贡献，因此特别颁发了新的荣誉徽号。 同年十月，李渊加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任命他为陕东道大行台，其地位超越所有王公。李世民的食邑增加了两万户，总计达到三万户。此外，他还被赐予一辆金车、一套王公级别的衮衣和冠冕、一对玉璧、六十斤黄金，以及全套的鼓吹乐队和九部乐舞，还有四十人的仪仗队。 继续征战维护国家安全 这些奖励不仅体现了李世民在平定叛乱中的关键作用，也彰显了他在唐朝初期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威望。在唐朝建立之后，李世民继续领兵征战，成功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和刘黑闼等地方割据势力，为唐朝的统一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国内局势逐渐稳定，李世民开始专注于文化和学术。他设立文学馆，吸引各地的才学之士，任命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轮流在馆内值班。李世民以谦逊的态度与学士们讨论经史，有时甚至谈到深夜。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621年底，窦建德的旧将刘黑闼起兵反叛，占据了洺州。李世民随即率军东进讨伐。 次年（622年）正月，双方在肥乡对峙两个月后，刘黑闼被迫求战。李世民用计策使洺水变浅，让刘黑闼顺利渡河，然后在战斗中突然决堤，大水淹没敌军，导致其溃败。刘黑闼仅带二百多骑兵逃往突厥，李世民俘虏了大部分敌军，平定了河北地区。随后，李世民又回师击败了在徐、兖二州阻碍他的徐圆朗，至此，河、济、江、淮地区的州郡城镇全部平定。为此，李渊加封李世民为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624年，面对突厥的边境侵犯，李世民亲自带领一百名骑士与突厥首领会面，通过谈判结盟，成功促使突厥撤军。625年，李世民晋升为中书令，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这些事件展示了李世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也是一位重视文化和学术的统治者，他在巩固唐朝初期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玄武门政变夺权 626年六月，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关键支持者一起，铲除了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六月八日，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将所有军政大事的决策权交给他。 成为皇太子后，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释放了宫廷花园中的鹰犬，停止接受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推行简朴严肃的政策，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他还鼓励百官提出治国良策，以安定人心和改善治理。此外，李世民还发布命令，规定皇帝的名字不必每个字都避讳，除非两个字连在一起，从而简化了许多不必要的避讳规则。 随后，李世民进行了多项行政调整：撤销了幽州大都督府，废除了陕东道大行台并设立了洺州都督府，同时废除了益州道行台并设立了益州大都督府。月底，天策府也被撤销。这些改革不仅展现了李世民作为统治者的务实和开明，也为唐朝的进一步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式即位 626年9月4日（武德九年八月初九），李渊下诏传位给皇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正式即位，并尊李渊为太上皇。他派遣司空、魏国公裴寂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宣布大赦天下。这次大赦包括了自618年武德元年以来因直言被流放的所有人。此外，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若无爵位者被赐予一级爵位，六品以下的官员则晋升一等勋级。全国赋税徭役免除一年。9月7日，李世民释放了三千名宫女，让她们回归家庭。 然而，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随即入侵泾州和武功，京师进入戒严状态。9月26日，突厥进攻高陵，但在泾阳遭到尉迟敬德率领的唐军重创，损失一千多士兵。 挂帅亲征 公元626年9月30日，颉利可汗率军抵达渭水之畔，形势骤然紧张。面对突厥大军的威胁，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前往对峙，他义正辞严地指责颉利背信弃义，违背了先前的盟约。随着更多唐军陆续赶到，李世民展示出强大的军事阵容和坚定的决心。 颉利可汗看到唐军纪律严明、气势恢宏，得知己方使者执失思力已被捕，意识到局势对自己不利，心中顿生恐惧。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颉利感到孤立无援，遂请求与唐太宗议和。李世民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于10月1日在便桥与颉利达成协议，史称“渭水之盟”。根据协议，突厥军队随后撤退，唐朝成功化解了一次严重的边境危机。 这次事件不仅展示了李世民非凡的领导能力和果敢决策，也彰显了唐朝初期的强大国力和军事实力。渭水之盟成为历史上一段佳话，不仅体现了外交智慧与军事力量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巩固了唐朝在北方边疆的安全。 10月5日，颉利献上马匹和羊只，但李世民拒绝接受，要求突厥归还掳掠的中原人口。同月22日起，李世民开始在显德殿庭院训练禁军步骑将领射箭，并亲自考核，中靶者获赏赐。尽管有大臣劝阻，李世民坚持此举，使军队逐渐成为精锐之师。10月27日，李世民颁布诏令，禁止私人设立不合法的祭祀和占卜活动，除了传统的龟甲兽骨五种占卜方式外，其他杂卜一律禁止。 11月8日，李承乾被立为皇太子。11月5日，未建立功勋的皇族郡王被降级为县公。 贞观记事 627年（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九月十二日，朝廷派遣使臣巡视各州，检查受灾农田，并救济慰问贫困百姓。628年（贞观二年），朝廷派遣使臣巡视关内地区，用钱财珍宝帮助饥民赎回被卖的孩子。因旱灾和蝗灾的影响，李世民于三月二十三日自责并宣布大赦天下。十一月十九日，在京城南郊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 629年（贞观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李世民开始在太极殿处理朝政。六月八日，面对干旱，他亲自审查囚犯的罪状，并派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到名山大川求雨，同时派杜正伦等人安抚关内各州。他还命令文武官员上密封奏章，指出朝政中的问题。十一月二十二日，任命李积为通汉道行军总管，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准备打击突厥。闰十二月十七日，下令为义军成立以来阵亡的士兵建立寺庙，并命虞世南、李百药等人为他们立碑刻铭，纪念他们的功绩。 630年（贞观四年）三月十五日，副总管张宝相活捉了颉利可汗，并将其献至京师。李世民向太庙报告这一胜利。四月二日，李世民在顺天门接受献俘。自此，西北各少数民族首领请求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李世民也正式册封这些首领。十月一日，李世民驾临陇州，特赦陇、岐二州，并免除一年赋税徭役。 643年（贞观十七年）是唐太宗统治期间的一个重要年份，发生了多件重大事件。二月十九日，唐太宗审查并记录囚犯的罪状。二十八日，他下令将功臣的画像绘制在凌烟阁上，以表彰他们的贡献。三月初二，颁布命令禁止丧葬仪式中的违规行为。初六，齐王李佑发动叛乱，李积奉命前去讨伐。由于旱灾的影响，十四日唐太宗派遣使臣复审囚犯的判罚情况。 四月初六，唐太宗废黜了皇太子李承乾，并将其贬为平民。同日，晋王李治被立为新的皇太子，全国施行大赦，文武官员及五品以上官员若其父爵位较低者可晋升一级爵位，八十岁以上的百姓获赐粮食和布帛，全国庆祝三天。十一日，唐太宗前往祖庙承认自己错立李承乾的过失。 面对持续的旱灾，六月十六日，唐太宗离开正殿，减少膳食，并诏令京官五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政事，寻求解决办法。十月初一，设立了各州在京的官署。十一月初三，在京城南郊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初六，再次宣布全国庆祝三天；由于凉州发现了象征祥瑞的玉石，特赦凉州地区。 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唐太宗前往洛阳宫，准备征讨高丽。皇太子李治留守定州，代为处理国政。四月初六，唐太宗在幽州誓师，并犒劳将士。随后的几个月中，唐军接连取得胜利：李积攻克盖牟城，程名振攻下沙卑城。 九月十八日，唐太宗率军凯旋。回军途中，他在营州用牛羊猪三牲祭奠牺牲的将士，十月二十一日在汉武台刻石纪功。十一月初九，在幽州再次犒劳将士。十二月二十五日，薛延陀部落侵犯夏州，被执失思力击败。646年（贞观二十年）正月初八，夏州都督乔师望再次打败薛延陀军。太宗派遣二十二名使臣按六条标准考核各地官吏。对并州实行赦免政策，起义时的居民免除三年徭役，后来归附的免除一年劳役。 二月初一，随征高丽未立功的官员也获赐勋官一级晋升。三月初七，唐太宗从高丽返回京城，次日因身体不适，由皇太子李治代为处理政事。六月十五日，江夏郡王李道宗和李积讨伐薛延陀，七月二十一日，唐太宗病愈，李积再次击败薛延陀军。九月初二，太宗派使臣巡察岭南。铁勒各部族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可汗”。 十一月初一，太宗颁布诏书，规定除了重大事务如祭祀、调动兵马、授予五品以上官职及死刑判决等需奏明他本人外，其他政务交由皇太子处理。这些行动展示了唐太宗在军事上的成就及其对内政的管理，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士兵和历史的尊重，以及对国家治理的细致安排。 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左武卫大将军薛万彻被任命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前往讨伐高丽。二月初四，太宗接见长安的父老乡亲，慰劳他们，并宣布减免京城当年一半的田租，附近地区则减免三分之一。二月十六日，唐太宗下诏，规定随征高丽渡过辽水但未获封赏的有功人员，其犯罪处理与已封官职者相同。三月初七，宜君县获得赦免，从玉华宫林苑迁入宜君县的居民免除三年劳役。四月二十七日，薛万彻在泊灼城击败高丽军。 帝范教子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将自己撰写的《帝范》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并告诫他说：“你应该向古代的圣哲贤王学习，而不要效仿我。因为如果以高标准为榜样，只能达到中等水平；如果以中等标准为榜样，结果可能更低。自登基以来，我犯了不少错误：奢华物品不断，宫殿频繁修建，犬马鹰隼追求无度，四处巡游劳民伤财。这些都是我的过失，千万不要效仿。” 文治武功开创贞观盛世 1.任用人才 李世民登基后不久，按照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设立了弘文馆，以吸引和培养更多的文才。他知人善任，注重人才的实际能力和品德，而不拘泥于出身背景。初期，他延揽了房玄龄和杜如晦等贤才；后期，则重用了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人，这些人都是忠诚正直且廉洁奉公的官员。此外，像李积和李靖这样的名将也受到重用。 太宗不计前嫌，任命了原属建成系的魏徵和王圭，以及降将尉迟恭和秦琼等人，广纳贤才。他还命令高士廉和令狐德棻等人重新编修《氏族志》，强调个人的品德、言论和功绩，而不再单纯看重家族背景。通过改革科举制度，更多有才华的庶族士人得以进入仕途，大大增加了寒门子弟的入仕机会，为政坛注入了新鲜血液。 此外，太宗采纳了封德彝的建议，让宗室成员出任官职，以此革除他们坐享富贵的习惯，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治理。 2.完善制度 在位期间，太宗对隋朝的制度进行了完善和优化。中央朝廷方面，他延续了三省六部制，并设立了政事堂，便于大臣合议政务，同时也确保三省之间能够互相牵制。地方上，沿用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将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区（道）。他还推行府兵制，结合农业与军事训练；同时发展和完善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和科举制等政策。 3.从谏如流 太宗皇帝非常重视谏言，以隋炀帝因拒谏而导致亡国为鉴，即位后积极寻求谏言，扩大谏官的权力，并鼓励臣子直言进谏。魏徵是其中最着名的谏臣，敢于当面直谏，他多能虚心接受。此外，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等人也以直言进谏而闻名。据统计，太宗皇帝在位23年间，大概有超过35名官员提出过谏言，其中魏徵一人就提出了200多次谏议，内容涉及数十万字，这些谏议对改进朝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4.重视法治 在法治方面，贞观时期的治理成效显着，社会治安良好，达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理想状态。例如，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仅有二十九人。到了贞观六年（632年），虽然死刑犯人数增至二百九十人，但李世民允许他们回家处理后事，并要求他们在次年秋天自行返回受刑。令人惊讶的是，贞观七年（633年）秋天，所有被释放的囚犯都如期返回，无一人逃亡，显示了当时法律执行的公正性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5.开启贞观之治 隋炀帝杨广的统治时期，其政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人口显着减少。至唐初武德与贞观年间，全国仅存约200万户家庭。面对如此残破的局面，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深刻反思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以此为鉴，不断警示自己要节制个人欲望，并积极营造一个开放的政治环境，鼓励臣僚们勇敢地提出谏议，不必担忧触怒龙颜。 李世民治国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与领导才能。他秉持着宽厚包容的原则，善于识人用人，对于贤能之士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听取不同的声音，对谏言持开放态度，致力于吏治的整顿和优化。在经济方面，李世民推行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如降低赋税、倡导勤俭节约等措施，旨在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此外，他还大力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恢复并弘扬中华文明的传统精华。通过这些举措，太宗成功地稳定了隋末以来持续多年的混乱局面，为唐朝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统治时期被誉为“贞观之治”，成为历史上一段着名的盛世。 第4章 从沙场到宫廷:太宗李世民的帝王之路(下) 6.减少开支提高效率 唐太宗非常重视政府的廉洁高效，曾命宰相房玄龄对官僚体系进行了整顿，裁撤了大量冗余官员，解决“民少吏多”的问题。此举不仅减少了民众的经济压力，减少了财政开支，同时也精简了机构，优化了人员配置，使朝政运作更加高效。这项改革被称为“省官”。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派遣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地方官的政绩。太宗还亲自选拔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员，并将他们的功过记录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 此外，为了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太宗特别制定了一个制度：要求五品及以上的京官必须轮流在中书省值宿。这样一来，皇帝可以随时召见官员，直接听取他们关于民间疾苦和施政效果的反馈。这项措施不仅大大提升了政府决策的效率，也促使官员们更加自律，注重廉洁和能力的提升。官员们深知自己的言行直接影响到朝廷的声誉和治理成效，因此纷纷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力求做到公正廉明。 7.四方征服扩大影响力 在军事方面，唐太宗多次率军对外征战，成功平定了突厥、薛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地，大大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使四方征服。经过李世民及其臣子们23年的努力，社会变得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并稳步发展。到了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全国人口增长至380多万户，为后来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段时期被称为“贞观之治”，也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8.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太宗在经济政策上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为农民的稳定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进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在位初期，他继承并优化了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确保每一位农民都能获得足够的土地进行耕作，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保证他们可以按时开展农事活动，这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同时，太宗本人以身作则，倡导节俭之风，严格控制个人享受，展现出一位明君的典范。 贞观时期对商业发展持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这在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政府不仅不歧视商业，还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鼓励商业活动。这使得贞观时期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新兴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世界着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位于中国，包括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以及内陆的洪州（今南昌）、扬州、益州（今成都），还有西北的沙州和凉州。 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世界级的大都会。自汉朝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为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因此，丝绸之路上商旅不断，大量货物在东西方之间往来传递，使这条古老的商路成为全球经济交流的黄金走廊。 9.重视文化传承和发展 贞观初年，唐太宗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书，在弘文殿聚集了超过20万卷的四部群书，并在殿旁建立了“弘文馆”来储存这些珍贵的书籍。为了管理这些藏书，太宗皇帝任命了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人为学士，同时让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着名学者担任秘书监，主管国家图书馆和藏书事务。他还选拔了五品以上擅长书法的人作为抄书员，并在弘文馆内设立了专门负责检查和管理馆藏的官员。 这些官员负责缮写、整理和校勘图书，完成后将书籍收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除了弘文馆，唐朝还有其他重要的藏书机构，如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这些机构的藏书质量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达到了“群书大备”的盛况。 10.完成统一巩固霸权地位 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朔方人梁洛仁斩了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首级，归降唐朝，标志着唐朝完成了全国统一。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命令李靖出兵塞北，挑战东突厥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指挥下，成功灭亡了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称为“天可汗”。 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入侵边境，李世民派遣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将领出击。次年，吐谷浑首领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被国人所灭，唐朝另立新王，稳定了该地区的局势。639年（贞观十三年），由于高昌王麴文泰拒绝向唐朝朝贡，李世民命令侯君集、薛万彻等人讨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逝，其子麴智盛继位并投降唐朝。唐朝随后在高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纷纷到长安朝贡。 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李世民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唐军从洛阳北进攻打高句丽。尽管最终因气候寒冷和粮食短缺班师回朝，但唐军在这次远征中取得了多次胜利，攻占了多座城池，并俘虏了大量的高句丽人口和物资。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派兵攻击高句丽。牛进达、李积、李海岸率领唐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经历百余战，皆取得了胜利，随后攻克了石城，并在积利城下大败高句丽军队，共斩首级两千。同年底，高句丽王派遣其子莫离支任武入朝谢罪。648年，古神感率领唐军渡海攻打高句丽。在易山，唐军遭遇了约5000名高句丽的步骑兵，并成功将其击败。当晚，超过一万名高句丽军试图袭击古神感的船只，但再次被唐军击退。 与此同时，大将薛万彻率军渡过鸭渌江，抵达泊灼城。面对唐军的攻势，高句丽人纷纷弃城而逃。大酋长所夫孙试图抵抗，却被薛万彻斩首。随后，薛万彻又击败了三万名前来增援的高句丽军队。645年（贞观十九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率军前来与唐朝大军交战。第二年，唐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最终打败了拔灼，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其消灭。随后，拔灼的堂兄咄摩支向唐军投降，标志着薛延陀的灭亡。 646年（贞观二十年），唐朝在漠北设立了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了单于都护府，极大地扩展了唐朝的疆域。此时，唐朝的版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至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西达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到哥勿州（今吉林通化）。 历史评价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备受赞誉的帝王之一，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领导力着称。他在推翻隋朝、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特别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巩固了政权，对初唐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世民对待少数民族政策开明，多采用怀柔手段，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魏征曾说：“陛下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治理国家，到中年时已经统治了亿兆人民。您起初以武力统一了海内，最终用文德赢得了远方民族的归附。” 房玄龄表示：“陛下集众多美德于一身，无所不备。作为臣子，我们非常珍惜和重视这些美德，爱戴并珍视陛下。” 李治回忆道：“先帝亲身披甲上阵，亲历战阵，戎装常被马汗浸湿，头盔里甚至生出虱子。他平定了天下，安定了百姓。短短数年间，四海之内一片安宁。之后，他感恩上帝，开始治理人民，使国家繁荣昌盛。” 司马光高度评价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他的文治武功远超前代。唐太宗善于驱策英雄、广纳贤才，乐于接纳良谋与直谏。他解救民众于水火，使百姓安居乐业，化盗贼为君子，令社会和谐稳定，衣食无忧。其统治下，法律几乎无须动用。突厥领袖在长安臣服，北海沿岸纳入大唐版图。自三代以来，中国的繁荣昌盛在太宗时期达到了新高峰。 经济方面，太宗皇帝将目光聚焦于农业生产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他深知民以食为天，只有让老百姓衣食无忧，社会才能稳定和谐。为此，他推行了多项优惠政策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随着农业的蓬勃发展，商业贸易也逐渐的繁荣起来，城市里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 另外太宗皇帝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同样令人瞩目。他下令设立了国子监等诸多高等学府，聘请博学鸿儒担任教师，悉心教导学生。这些学府不仅传授儒家经典、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思维。此外，他以身作则，常常亲自参与学术研讨活动，与大臣们共同研读古代典籍，深入探讨治国理政的方略。 正是由他所实施的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使得唐王朝在短短数年之间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一个崭新而强大的帝国已然崛起于东方大地之上。 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为唐朝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通过下面趣事逸闻，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位伟大帝王的不同侧面，看到他不仅是一位睿智且胸襟开阔的领导者。 与魏征的君臣佳话: 魏征，这位以直言不讳而着称的谏臣，与李世民之间有着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其中一个特别令人难忘。有次李世民兴高采烈地外出打猎，追逐一只灵巧的小鹿。他沉浸于狩猎的乐趣中，不知不觉间跑得极远，结果错过了预定的回程时间。当李世民终于气喘吁吁地返回时，却发现魏征正一脸严肃地等在那里。魏征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对李世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出他作为一国之君，不应该因个人娱乐而忽视国家大事。 尽管李世民当时心中有些不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魏征的忠言逆耳，是为了国家和他自己的长远利益。因此，他不仅没有责怪魏征，反而更加重用他，并将其视为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忠诚的朋友。这段君臣之间的佳话，成为了历史上着名的“良药苦口利于病”的典范，流传至今，也成为了后人传颂的经典。这段故事不仅展示了李世民作为帝王的胸怀和智慧，也体现了魏征作为谏臣的忠诚与直率，两人的合作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房谋杜断”的故事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朝堂上，有两位极为出色且备受信赖的大臣——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合作无间，一个以深思熟虑的策略规划见长（房谋），另一个则以果断决策着称（杜断），因此被时人誉为“房谋杜断”。 有一次，李世民发现房玄龄和杜如晦处理政务的效率极高，有时甚至让他这位皇帝都来不及仔细审查所有的决策。面对如此高效的工作节奏，李世民幽默地打趣道：“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你们俩要是继续这么快地做决定，我这个皇帝可就要闲下来了。” 这句玩笑话不仅体现了李世民对两位大臣的信任与赞赏，也反映了贞观年间朝廷内部和谐且高效的运作氛围。实际上，李世民非常珍视他们俩的意见和努力，他还常常鼓励大臣们积极发表见解。房玄龄与杜如晦深知自身责任重大，始终全心全意地辅佐李世民，致力于国家的治理，为唐朝初期的繁荣稳定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这段佳话不仅展示了李世民作为明君识才善用的一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相对和谐的工作关系和高效的行政效率。 李世民与房玄龄的默契 房玄龄，这位李世民的重要谋士，两人之间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默契。有一次李世民外出狩猎，途中偶遇一位老农夫。这位老农夫虽然衣着很朴素，但却目光炯炯，言辞犀利。他向李世民讲述了一些关于治国之道的独特见解。 太宗皇帝回宫后，立刻召见了房玄龄，并将老农夫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述给了他。房玄龄听后，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睿智的光芒。他立刻明白了太宗皇帝的意图，并迅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李世民对房玄龄的智慧和理解能力赞不绝口，两人相视一笑，仿佛心有灵犀。 一代楷模 李靖见天下已基本平定，料想未来大规模的征战将不再频繁，加之自己年事渐高，遂萌生退意，决定辞去职务，归隐田园。当唐太宗委派他前往各地察访民情时，李靖谦逊地推辞道： “臣年事已高，恐难不负陛下重托，派遣他人或许更为妥当。”回到家中后，他将此意详细记录于奏章之中。 唐太宗读罢李靖的奏章，对其措辞之得体、态度之诚恳深为感动，当即批准了他的请求。次日，太宗派遣中书侍郎前往李靖府邸传达圣意： “朕观自古至今，身居高位而能知足者鲜矣；无论智者或庸人，皆难以做到自我认知。有些人无甚才能却恋栈权势，不肯卸任；更有人疾病缠身，无力履职，仍占据要职。朕同意你的请辞，不仅是为了成全你的心愿，更是为了树立你为世人的典范，以彰显适时退让、不恋权位的高尚品质。” 通过这一举动，唐太宗不仅表彰了李靖的智慧与美德，还向世人展示了何为真正的领导风范和人格魅力，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教训和精神财富。 李世民的幽默感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李世民心情愉悦的决定与几位大臣们一同饮酒畅聊。等酒过三巡，大家皆有些微醺时，气氛也变得愈发的轻松愉快了。 李世民突然灵机一动，笑着对大臣们说道：“今日大家如此尽兴，不如都来说说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吧！” 一位大臣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率先开口说：“陛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老实了，常常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人。” 另一位大臣则自信满满地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聪明了，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等轮到魏征时，他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狡黠的笑容说道： “陛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懂得阿谀奉承，总是实话实说。” 太宗皇帝听后，先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用力拍了拍魏征的肩膀，赞赏的说道： “魏征啊魏征，你这缺点可真是难得啊！朕就喜欢你的坦诚！” 大臣们也纷纷跟着笑了起来，原本有些紧张的气氛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这些趣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太宗李世民作为帝王的威严和智慧，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幽默风趣。 李世民的惜才之心 太宗李世民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对于那些有才能的人，无论曾经是敌是友，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重用。 隋朝的大臣萧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起初，萧瑀对唐王朝还心存一些疑虑，内心深处并不愿意为其效力。然而，太宗皇帝对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多次亲自前往萧瑀的府邸，与他促膝长谈，表达了自己的诚意和对他才能的认可。在李世民的努力下，萧瑀逐渐被他的真诚所打动，最终决定为唐朝效力。萧瑀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很快成为了唐朝的一位重要大臣。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小插曲 一次，李世民突发奇想，想要测试一下大臣们的忠诚度。于是，他故意对长孙皇后说：“我打算废掉魏征，你看如何？”长孙皇后听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换上庄重的朝服，恭恭敬敬地向李世民行礼道贺。 李世民被长孙皇后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他连忙问道：“皇后，你为何如此？” 长孙皇后微微一笑，回答道： “主上有贤明之臣，而能纳谏，这是国家之福，妾身理应祝贺。” 李世民听后，恍然大悟，不禁为自己的小把戏感到有些羞愧。同时，他也对长孙皇后的聪慧和见识深感钦佩，对魏征的敬重更是又增添了几分。 李世民的领导才能体现在他会用人、听得进意见。他懂得挖掘人才的优点，给予信任和机会，同时也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这让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既高效又明智。 而在日常生活中，太宗皇帝展现出的幽默感和人情味，也使人们看到了他更真实、亲切的一面。无论是面对直言不讳的大臣，还是在解决重要问题时，他的这些特质都增加了个人魅力，让人们更加敬佩和亲近他。 李世民的英勇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勇敢和智慧也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英雄。 据说在一场激烈的攻城战中，面对敌方坚固的防御，李世民的决心不减反增。他单骑持枪，如闪电般冲破敌阵，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领导力。 随着他的推进，敌人逐渐后退，似乎难以抵挡他的攻势。他的动作敏捷，枪法精准，那股无所畏惧的精神让敌军感到震慑，士气低落，许多人开始逃离战场。 李世民的英勇行为很快传遍了整个军队，士兵们受到了极大鼓舞，士气大增。每次战斗结束，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高呼：“秦王神勇！” 那时的李世民还只是秦王，但他的英勇无畏早已深深的印在了每个士兵的心中，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战神。 通过这次传奇般的行动，李世民不仅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爱戴，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威望。他的勇敢和智慧激励着每一个追随他的人，使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更加坚定和自信。 济世安民 据《新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记载，李世民四岁的时候，有个书生自称善于看相，觐见李渊道：“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 等见到李世民道：“龙凤的姿质，日月的仪表，到二十岁，必定能济世安民。”李渊害怕书生的言语泄露，便要杀他，结果书生忽然不见了，因而以为他是神仙，就采纳“济世安民”之义来作为李世民的名字。 功高震主 在太原起兵的过程中，李世民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立下了首功，对唐朝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建国之初，李渊及其众将领鉴于李世民的贡献，曾有意立他为太子。然而，李世民以谦逊的态度坚决推辞，最终李建成被确立为太子。 随着天下的逐渐平定，李世民的声望与日俱增，其功绩和影响力不断攀升。这使得李渊萌生了改立太子的想法。察觉到父亲心意的变化后，太子李建成感到极大的威胁，随即联合四弟李元吉以及后宫中的势力，共同对李世民展开了一系列排挤和陷害的行动。这些行为导致李渊逐渐疏远了李世民，并打消了废黜李建成太子地位的念头。 宫廷中的智慧较量 除了在战场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李世民在宫廷斗争中也展示了他非凡的智慧。626年的玄武门之变是他在宫廷政权博弈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这次充满紧张和风险的政变中，李世民成功地对抗了他的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确保了自己作为大唐黄太子的地位，并最终成为了皇帝。这场政变之后，李世民没有选择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他知道过多的血腥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多不稳定。因此，他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迅速稳定了局势，平复了人心。 与长孙皇后伉俪情深 李世民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领导者，他还与长孙皇后拥有一段非常感人的婚姻。长孙皇后美丽而聪慧，总是给予李世民有力的支持和宝贵的建议，成为他最信任的伴侣。两人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相互支持，彼此珍惜。他们的爱情故事温馨动人，至今仍被人们传颂，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据说有一次李世民在外征战时，长安突然面临敌军袭击的威胁。 长孙皇后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组织宫中人员加强防御，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当李世民凯旋归来，听闻此事后非常感动，称赞她是真正的“内助”。 这次事件不仅展示了长孙皇后的智慧与勇气，也证明了她在国家危难时刻的重要性。这段佳话流传至今，成为了夫妻间相互扶持、共克时艰的典范。长孙皇后不仅是唐太宗李世民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事业上的坚强后盾。她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为唐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后人的敬仰与赞美。 在这些历史故事中，我们感受到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与尊重，夫妻之间的默契与支持，以及智者之间的交流与共鸣。太宗皇帝对待大臣、皇后以及普通百姓的方式，都展现出了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和人性化的一面。在他的治理下，大唐王朝繁荣昌盛，成为了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第5章 高宗李治:被低估的君王(上) 唐高宗李治，字为善，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第三子，出生于贞观二年（628年）。在一系列宫廷变故之后，包括原太子李承乾被废黜和魏王李泰失去继位资格后，李治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随后，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随着太宗李世民的离世，李治顺利继承了帝位，成为了唐朝的第三位皇帝。 高宗李治登基之初，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掌朝政，李治对二人尊崇有加，恭敬自谦，从而实现“百姓安居乐业，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永徽六年（655 年），王皇后被废，武则天被立为后。显庆二年（657 年），定都洛阳，名曰“东都”，通过迁都就粮之策解决粮食问题。 辅政大臣相继离世后，李治刚愎自用，拒纳谏言，“朝野上下皆对进言讳莫如深，无人敢忤逆上意直抒己见”，以致忠臣良将忧心忡忡，奸佞之徒得势，史称“先贤而后愚废”；同时，大肆兴建土木，徭役繁重，致使“万民厌恶劳役，怨声载道”，“天下人无不失望”。显庆五年（660 年）起，李治时常头晕目眩，难以处理政务，遂让武后参与政事。 李治在位期间，先后剿灭西突厥（657 年）、百济（660 年）、高句丽（668 年），使唐朝疆域扩至最大。然而，自咸亨元年（670 年）起，安西四镇、吐谷浑等地相继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图逐渐缩小；同时在与新罗的战争中失利，失去朝鲜半岛；又因听信谗言杀害归降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致使东突厥叛离唐朝，建立后突厥汗国，连年侵扰唐朝边境。 仁孝立储 贞观二年六月庚寅日（628年7月21日）李治出生于长安东宫的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年），被封为晋王。贞观七年（633年），不到任所而接受并州都督之职。 高宗李治从小聪明伶俐，性格温和仁慈，与兄弟们相处和睦。他最早由着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有一次，唐太宗问他，《孝经》中什么最重要。李治回答说：“孝道最为重要，从小侍奉父母，长大后忠于君王，最终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在朝堂上为国尽忠，回到家中则思考如何纠正君主的错误，帮助其改正。”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称赞道：“如果你能照此行事，一定能很好地侍奉父兄，做一个好臣子。”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时，晋王李治才九岁。他对母亲的哀思感动了身边的人，唐太宗多次安慰他，从此对他特别宠爱。不久后，李治被任命为了右武侯大将军。 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廷陷入了储位争夺的风波。太子李承乾为了对抗受到宠爱的四弟魏王李泰，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驸马杜荷及侯君集等人密谋发动政变，但计划泄露，导致李承乾被废除太子身份。原本唐太宗有意立李泰为新的继承人，李泰甚至承诺将来会将皇位传给他的弟弟晋王李治，并用此来威胁与汉王李元昌关系密切的李治。 随着事态的演变，李治向唐太宗李世民禀报了来自李泰方面的压力与威胁，而被废黜的原太子李承乾也坦白，他的叛乱之举源于对李泰觊觎储君之位的深切忧虑。这些接连不断的事件让唐太宗深刻认识到皇子们争夺皇位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这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痛心。 在一次于两仪殿召开的朝会上，面对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朝廷重臣，唐太宗表达了他的沉重心情，说道动情处，甚至想拔剑自刎。长孙无忌等大臣连忙上前劝阻。并一致认为，应选择性格温和且忠诚可靠的晋王李治为新的储君，以此来稳定朝局，避免进一步的纷争。这一建议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正式宣布李治为皇太子，并经常让李治陪同自己上朝，参与决策过程，以此锻炼他的领导能力。唐太宗多次公开表扬李治的能力，显示出对这位新任太子的信心和支持。 即位之初的举措 在唐太宗统治末期，辽东战役的开展为“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的繁荣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高宗李治于650年正式登基，国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尤其是在永徽四年（653年），江浙地区爆发了由陈硕真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标志着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再度激化。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并巩固政权，刚刚登基的唐高宗李治实施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和提升朝廷形象的改革措施。他首先下令终止了在辽东的军事行动，及时停止了多项大型土木工程建设项目。这些决策不仅有效缓解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也大大减少了对民间劳动力的过度征用，从而赢得了民心，并为新朝代奠定了稳定的基础。通过这些举措，李治展示了他对内政的关注和对人民福祉的重视，彰显了一位明君的智慧与决心。 勤勉政务应对挑战 此外，李治一改其父唐太宗时期每三日上朝一次的习惯，改为每日举行早朝。这一改变不仅象征着他决心以更加勤勉的态度处理政务，也体现了他积极应对国家挑战、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坚定意志。通过每日与大臣们会面，李治能够更及时地了解民情、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安抚民心，逐步化解社会矛盾。此举向朝廷内外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新皇将以实际行动践行勤政爱民的理念，为国家的繁荣稳定不懈努力。 重用老臣维护稳定 在人事任用上，唐高宗李治承袭了太宗时期的政策，继续重用如李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资深重臣。这些老臣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忠心耿耿，是支撑朝廷稳定的重要力量。李治基本上延续了太宗时期的治理模式，力求再现贞观之治的政治清明与高效。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唐高宗在恢复并维持一个公正、透明且高效的行政体系，以此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重现昔日盛世的辉煌。 归还土地和房产赢得民心 在永徽二年（651年）九月，唐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项重要诏令，决定将之前被占用的民田和住宅归还给原主。这一举措体现了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致力于纠正过往不当行为、恢复社会公正的决心。通过归还土地和房产，李治不仅希望能够补偿受影响的民众，也意在重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任，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此举赢得了民心，展现了新君主对公平正义的承诺。 善于识人用人 唐高宗李治以其出色的识人用人之道，提拔了一大批贤能之士至重要岗位。诸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和魏元忠等人都在他的任期内获得了重用。值得一提的是，像韦思谦这样曾遭受褚遂良打压的人才，以及杜正伦这样在太宗时期未获充分重视的贤士，也都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通过这些任命，李治不仅展示了他广纳贤才、不拘一格的用人理念，也彰显了他对公正与能力的高度尊重。此举不仅充实了朝廷的人才库，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对《贞观律》的修订 永徽二年，高宗李治令长孙无忌等大臣对太宗时期的《贞观律》进行了修订，编撰并发布了新的法律文本《永徽疏议》。新文本里不仅更新了一些原有的法律条文，还引入了新的规定，从而使法律体系更加公平合理，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这次修改也反映了高宗对法治建设的重视，以及对民众福祉的关注。这部法律不仅成为高宗时期官方遵行的法律依据，也展示了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顶尖成就，体现了法律制度的高度成熟与完善，堪称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代表了当时法律思想和实践的最佳水平。这次对法律的更新，也是唐朝法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步，使得法律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跟上时代的变化。 同时，唐高宗还加大了在社会上对法律教育的宣传力度，希望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和遵守法律，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公平的社会。经过细致的调整，新出台的法律文本不仅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需求。让每条法律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能更好地服务于百姓。新法律文本就像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助力，将国家治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还为民众营造了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生活环境。 改革振兴科举制度 唐高宗李治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是重新振兴了科举制度，并在其统治期间显着扩大了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规模。这一时期，中举和应试的人数显着增加，科举制度的影响逐渐渗透到最高级别的官僚机构中。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宰相皆有功名背景，表明科举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入仕途径。 尽管如此，也不应过分夸大这一趋势。实际上，在整个官僚体系中，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仍然是少数。大多数官员依旧依赖于世袭特权或从低级胥吏晋升上来。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有资格升迁为正式官员的胥吏数量达到了1400人，而同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人数仅有22人。这反映出虽然科举制度正在逐步改变官员选拔的方式，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传统路径依然是多数人入仕的主要渠道。李治对科举制度的重视与推广，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流动性，也促进了人才的选拔和官僚体系的多元化，然而，真正的变革仍需时日才能全面实现。 永徽之治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的早期，大唐王朝达到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高峰。那时候，朝廷政治清明，官员们大多清廉正直、遵守法规，大家共同努力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社会经济也非常活跃，商业频繁，市场热闹非凡，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这段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给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繁荣的景象。这些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如同春风般温暖了广大农民的心，让他们切实的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关怀和支持。受到鼓舞的农民们充满了干劲，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通过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增强了农民的生活信心，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迎武则天回宫 在高宗李治还是太子时，他便与比自己年长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有了私情。唐太宗去世后，依照宫廷惯例，武氏入感业寺为尼。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在纪念太宗的周年忌日前往感业寺进香时，再次遇到了武氏，两人重逢并表达了彼此的思念。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武氏重新回到了皇宫。同年，针对百济对新罗的侵略行为，唐高宗发出诏令要求百济归还所侵占的新罗领土，并警告若不遵从将支持新罗反击，甚至威胁到高丽，显示了其作为皇帝处理国际事务的决心。 废后立武 到了永徽三年（652年），武则天被封为二品昭仪。她深知王皇后的心理，对其卑躬屈膝，赢得了王皇后的好感和推荐，从而加深了唐高宗对她的宠爱。与此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逐渐失去了皇帝的青睐。 面对废立皇后这一重大决策，唐高宗意识到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然而，当征求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意见时，他们坚决反对废后立武。另一位大臣李积则选择回避，而于志宁未明确表态。尽管面临强烈反对，唐高宗最终在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决定废黜王皇后，并在十一月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标志着皇后位置的更替。随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因反对立后而遭到贬谪，为武则天的权力上升铺平了道路。 移驾东都 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洛阳紫微宫内的乾元殿与应天门，这些工程在次年完成。657年正月庚寅日，李治移驾至新修缮的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颂扬洛阳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有效地连接四方赋贡、促进风雨同舟的国际交流，强调其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贬重臣获得更大自主权 因此，他正式将洛阳宫改称为东都，洛州的官吏编制等同于京师雍州，从而确立了唐朝两京制的格局。随着东都的建立，显庆三年（658年），前朝重臣褚遂良在流放地爱州去世；而到了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尽。长孙无忌的倒台牵连了许多关陇集团的老臣，削弱了保守势力对皇权的制约。自此以后，唐高宗在政治决策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避免进谏的氛围，长达二十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批评。 对异族宽宏大量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戊戌朔日，邢国公苏定方成功平定了百济叛乱后，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至东都洛阳的紫微城南门——则天门。 面对这些战俘，唐高宗进行了责问，之后下诏将其释放，展现了他对边疆事务的掌控力和对异族的宽宏大量。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唐高宗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体现了他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的强硬与灵活并用的策略。 废后深层原因 唐高宗李治决定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这一决策的影响远超出了宫廷内部的家务事范畴。褚遂良等士族官僚坚决反对的主要理由在于，王皇后出身于显赫的世家大族，且是先帝李世民亲自选定的，轻易废后被视为违背了先帝的遗愿。他们认为，如果要更换皇后，也应该从名门望族中挑选，而不是出身相对低微的武氏。 这种对皇后出身的关注，反映了当时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之间的深刻矛盾。自南北朝后期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退，而新兴的庶族地主势力正在崛起。这种社会变迁影响到了朝廷的政治格局。唐高宗敢于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束缚，直接掌控政权，体现了他不愿被既有势力摆布的决心和勇气。这不仅是个人胆识的表现，也反映出他作为统治者独立决策的能力。一个昏庸懦弱的皇帝很难具备这样的魄力和行动力。通过这次改换皇后，唐高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为后来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他在面对传统势力时的果敢和决断。 权力的移交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首次感到风眩头重，视力受到影响，难以有效处理日常政务。面对百官的奏报，李治开始将部分决策权交由皇后武则天负责。武则天不仅聪明机敏，而且对文史有着广泛的了解，她处理政务的能力得到了李治的高度认可。因此，从这个时候起，李治逐渐将更多的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处理。 随着权力的逐步转移，武则天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她的决断力和治理能力不仅赢得了唐高宗李治的信任，也为她在朝堂内外树立了威信。这一时期标志着武则天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为她日后进一步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圣临朝 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她积极排除异己，清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她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的掌权做准备。随着她在政局中影响力的逐渐增强，李治对她的主导地位感到担忧，一度考虑废黜她的皇后之位。 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秘密指示上官仪草拟诏书以废黜武后。然而，这一计划很快被武则天得知。她迅速行动，直接向李治申诉辩解，成功地使李治放弃了废后的念头。在这次事件中，协助李治拟诏的上官仪及其家族因涉嫌参与废后阴谋而遭到严厉惩罚，上官仪被处死，其家族也受到牵连。 此事件之后，李治在压制武则天方面失去了主动权。从那时起，每当唐高宗上朝处理政务时，武则天便垂帘于御座之后，参与政事决策，史称“二圣临朝”。这种安排不仅象征着武则天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标志着她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相当部分的政权。 泰山封禅大典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率领文武百官及庞大的扈从队伍，与皇后武则天带领的内外命妇一同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此次封禅仪式规模宏大，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人员还包括来自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等多国的使节和酋长，彰显了唐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支持宗教 次年，即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在泰山成功完成封禅仪式后，颁布诏书命令全国各州分别建立一所道观和一所佛寺，总计358个州因此新建了716所宗教场所。这一举措标志着唐代道教宫观营建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唐朝政府对宗教支持的具体体现。学者们指出，尽管唐高祖和太宗时期尊崇道教，但并未大规模增置道观，真正开始大规模建设道观的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 设立安东都护府 总章元年（668年）九月癸巳日，名将李积攻破高丽，占领平壤城，并俘虏了高丽王高藏及其重要大臣男建等人。随着高丽全境的投降，唐高宗在此地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并分置四十二州进行管理，进一步扩大了唐朝的领土和行政控制范围。这次军事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也体现了唐高宗时期的强大国力和对外扩张的决心。 加号天皇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颁布诏书，尊崇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在此背景下，武则天向高宗李治提出了十二项建议：鼓励农业与丝绸生产，减轻赋税和劳役；恢复三辅地区的土地给农民；停止战争，以德治国；限制奢侈品的制作；减少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以节省人力物力；扩大言论自由；防止谣言传播；要求王公贵族学习《老子》；在父亲健在的情况下，子女应为去世的母亲守孝三年；对于在上元年前被授予勋官称号的人不再追查核实；增加八品以上京官的俸禄；以及为长期任职但职位未达其才能水平的官员提供晋升机会。高宗对这些建议表示赞同并予以实施。 然而，由于历史记录的局限性，关于这些建议实施后的具体效果难以做出准确评估。同时，随着高宗健康状况的恶化，武则天凭借其政治才能，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政权逐渐向她手中转移。 建造奢华上阳宫 到了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偕同宫廷成员前往洛水北岸游玩，此地地势较高，提供了极佳的远眺视野。受到这次出行的启发，李治命令韦弘机在此建造了一座名为上阳宫的宫殿。该宫殿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据记载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广的皇宫之一，享有“万方朝觐”的盛誉。不过，对于上阳宫过于奢华的问题，狄仁杰曾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其规模过于宏大。 尊子为帝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太子李弘陪同高宗李治游览洛阳西苑的合璧宫。不幸的是，在这次出游期间，李弘在绮云殿遭遇不测，据传因误饮毒酒而亡，享年仅二十四岁。这一事件震惊了朝廷和民间，李治对爱子的突然离世感到极度悲痛。为了表达对李弘的深切哀悼与敬意，李治破例追尊已故的太子为皇帝，赐谥号“孝敬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父亲追尊儿子为帝的例子。李治以天子之礼隆重安葬李弘于洛阳郊外的唐恭陵，并且按照皇帝的标准修建陵墓。他还下令百官为李弘服丧三十六日，并亲自撰写了《睿德纪》碑文，立于恭陵旁侧，以纪念这位早逝的太子。 唐恭陵的建造规模宏大，耗资巨大，远超之前的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陵寝，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最壮观的唐代皇陵之一。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劳役繁重，导致民间怨声载道，甚至有百姓因不堪忍受而采取极端行动，如向督造官员投掷石块以示抗议。 第6章 高宗李治:被低估的君王(下) 军事方面的成果 1.平定东突厥 在唐朝初期，对于东突厥的处理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成功擒获了车鼻可汗，稳定了漠北地区，这标志着唐朝对东突厥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开耀元年（681年）的情况却大为不同，当时归降的东突厥领袖阿史那伏念再次自立为可汗，并与另一位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联合进攻唐朝边境。 面对这一挑战，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主帅进行反击。尽管初期遭遇挫折，但通过智谋，裴行俭成功地让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相互猜疑，并最终迫使他们投降。然而，在回京后，由于朝中大臣裴炎的嫉妒，李治决定违背承诺，处决了包括阿史那伏念在内的多名突厥降将，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唐朝的信誉。 这次事件不仅标志着唐朝首次大规模屠杀归降的少数民族首领，也激发了突厥贵族进一步的分裂活动。次年（682年），突厥余部在骨咄禄的带领下重新崛起，建立了后突厥政权，并频繁侵扰唐朝边境，给唐朝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威胁。李治不得不派遣程务挺加强边防，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局面。 2.平定西突厥 在高宗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略可汗。永徽六年（655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略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显庆二年（657年），大将苏定方等人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灭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3.对百济与高句丽的征服 永徽六年（655年），面对高句丽与百济联军对新罗的进攻，新罗派遣使者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李治响应新罗的请求，先后派遣军队出击高句丽和百济。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邢国公苏定方率军成功平定了百济，并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于东都洛阳紫微城的则天门。李治亲自责问后，颁布诏书释放了他们，标志着百济正式灭亡，这一事件被史书称为“唐灭百济之战”。然而，百济内部并未完全平息，随后爆发了复国运动。直至龙朔三年（663年），在白江口战役中，唐将刘仁轨大败前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队，彻底打破了复国的希望，百济国王逃亡至高句丽。 总章元年（668年），唐朝军队继续推进，最终攻占了高句丽的首都平壤，宣告高句丽的灭亡。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唐朝不仅巩固了其在东亚的地位，也展现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决心。 支持佛教的发展 宗教建设方面，乾封元年（666年），高宗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后，命令全国各州建立一所道观和一所佛寺，共设358个州，则这一年营建的道观和佛寺总计716所，标志着唐代道教宫观建设的一个高峰。在此之前，尽管高祖和太宗尊崇道教，但并未大规模增置道观。而在高宗时期，道教的发展得到了显着推动。唐高宗对佛教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 他特别重视玄奘法师的佛经翻译工作，这不仅帮助了更多人了解和学习佛教教义，也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在他的推动下，佛教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和多样化，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也为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佛教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国各地纷纷兴建或扩建了众多闻名遐迩的佛寺，成为信仰与艺术的圣地。 其中，洛阳的龙门石窟最为突出。这一时期，龙门石窟的开凿工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起来。无数技艺精湛的工匠们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将他们对佛法的虔诚与敬意融入每一刀、每一凿之中。这些工匠不仅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杰作，也留下了对信仰深深的敬畏之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龙门石窟逐渐展现出了其宏伟壮丽的姿态，成为了一座不可多得的佛教艺术宝库。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信徒和游客前来瞻仰朝拜，见证了佛教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龙门石窟不仅是艺术的瑰宝，更是那个时代精神追求的象征，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它依旧散发着无尽的魅力。 七次移都就食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期间，关中地区的经济状况因土地承载力的过度饱和和频繁的自然灾害而显着恶化，导致该地区粮食产量锐减，难以满足京师长安人口的需求。与此同时，唐朝初期的漕运体系尚未完善，将江南富饶之地的粮食转运至长安相比起转运到洛阳显得尤为困难。 面对这样的困境，为了确保朝廷和皇室的稳定供给，李治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率领后妃、官员及随从前往东都洛阳就食。自显庆二年（657年）首次迁往洛阳开始，直至弘道元年（683年）他在洛阳逝世，在这长达二十六年半的时间里，李治共有七次带领朝廷前往洛阳就食，且驻留洛阳的时间几乎占据了其整个统治时期的一半。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反映了当时关中地区经济地位的下降，也展示了洛阳作为备用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并间接促进了洛阳的发展。 调控物价应对经济危机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期间，从7世纪70年代开始，唐朝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挑战。咸亨元年（670年），谷物短缺情况尤为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资源。随后的几年里，歉收、洪水、干旱、虫灾以及饥馑接连不断，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永隆元年（680年），粮价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这一危机，朝廷认为高物价是由于市场流通货币过多所致，因此决定大幅削减新币铸造，并加强对私铸货币的打击力度。同时，大量农民因不堪重负而逃离原籍，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流民，这对国家财政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尽管面临这些严峻的经济和财政挑战，高宗仍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为控制物价，朝廷实施了多项有效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在当时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其影响深远，贯穿了整个唐朝。例如，在调露元年（679年），政府甚至用谷物交换私铸的钱币，以减少市场上非法货币的数量。 早在永徽六年（655年），京师便成立了常平署，作为调节市场价格的机构。当物资供应充足时，常平署会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商品；而在物资短缺时期，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以此来稳定物价波动。这种机制后来被推广到全国各州，设立了类似的粮仓，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物价浮动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即使有这些努力，高宗去世时，经济和财政危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留下了需要后继者继续应对的难题。 大搞水木工程建设 与此同时，唐高宗在位时也进行了大量土木工程建设，增加了民众的劳役负担。例如，在显庆元年（656年），他下令重建隋炀帝时期的紫微宫正南门应天门；显庆五年（660年），又在神都苑建造了宏伟的合璧宫。此外，龙朔三年（663年）对蓬莱宫（即大明宫）进行了大规模修缮，麟德二年（665年）在乾阳殿旧址上建成了新的乾元殿，并在洛阳建立了宿羽宫、高山宫和上阳宫等建筑，这些宫殿无不以壮丽着称。狄仁杰曾批评这些工程过于奢侈，耗费巨大。 这些举措不仅反映了李治对于文化和宗教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当时唐朝国力的雄厚。不过，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和频繁的宗教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武则天的影响 高宗同武则天是否为真爱，这事既复杂又充满了争议。历史记录往往侧重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而非个人情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他们的关系显然是非常紧密的：李治对武则天有着高度的信任，并在她成为皇后之后逐渐赋予她更多的权力，最终让她参与到了国家大事的决策中。这种信任与合作不仅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纽带，也使得武则天能够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影响力。 “凤鸣朝阳” 永淳元年（682年），尽管国家面临粮食短缺和外敌入侵的困境，高宗李治仍然决定在嵩山之南建造奉天宫，意图遍封五岳以彰显皇权。面对李善感的“当前国事艰难、民不聊生”的直言进谏，高宗并未改变其建设计划。而李善感的这次勇敢劝谏打破了长达二十年无人敢直谏的局面，被时人誉为“凤鸣朝阳”。 曾计划逊位 上元三年（676年），高宗李治的健康状况因风疾恶化而愈发不佳，他考虑退位，将朝政大权交予天后武则天摄政。这一决定引起了宰相郝处俊的担忧，他向李治进谏说：“陛下为何打算亲自将皇位传给天后？这天下乃是高祖与太宗所奠定的基础，并非陛下个人之私产。陛下应当谨守宗庙，确保皇位传承于李氏子孙之中，绝不可轻易让国于他人，尤其是皇后。”郝处俊的话语强调了维护李唐皇室血脉正统性的重要性。李治听从了他的建议，放弃了逊位的想法。 得知此事后，武后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影响力。她召集了一批博学多才的文人学者，编纂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和《乐书》等着作，总计约一千余卷。这些书籍不仅展示了她的文化修养，还通过传播特定的思想观念来影响朝廷和社会舆论。此外，武后秘密下令参与审查官员们的奏折，以此方式逐步分担并削弱宰相的权力，从而加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此番举措显示了武则天对权力运作的敏锐洞察力及她在政治舞台上的雄心壮志。 患病离世 次年，即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前往奉天宫欲行封禅中岳嵩山之礼，但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随着病情的恶化，唐高宗不得不将部分权力交给皇太子李显，并任命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为辅政大臣。 同年十二月，李治颁布诏书改元弘道，并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道教观宇，根据各州等级设立不同数量的道士观。这项政策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道教建筑兴建活动。然而，由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高宗最终未能亲自登门宣读赦免书，而是让百姓在殿前聆听。 十二月丁巳日(12月27日）夜晚，高宗李治在东都洛阳的贞观殿去世，享年五十六岁。他的遗诏指示简朴办理丧事，并允许皇太子在灵柩前行即位礼。同时，遗诏还规定军国大事若有难以决断之处，应由天后武则天处理。群臣追谥李治为天皇大帝，庙号高宗。后来，在天宝八年和天宝十三年，李治的谥号分别被追加为“天皇大圣皇帝”和“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彰显了后代对其统治时期及个人品德的高度评价。 结语 尽管唐高宗李治在历史上的形象有时被描绘得较为柔和，甚至在其统治期间受到皇后武则天影响力的笼罩，但他的领导确实为大唐王朝的持续繁荣和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的治理下，唐朝不仅保持了强大的国力，还在文化、艺术等领域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绘画、音乐及建筑等方面均取得了显着成就，反映出一个开放包容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因此，尽管历史上对李治个人能力存在不同评价，但他对大唐盛世的贡献不容忽视，其统治时期见证了帝国在多个方面的重要进步和发展。 关于高宗的一些趣闻逸事 幼年时期的李治展现出了一种早熟的迹象。在他刚刚学会扶着床沿蹒跚学步之时，便对书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身边的侍从们注意到他喜欢随手涂鸦，于是便给了他纸张以引导他的兴趣。令人惊讶的是，李治在纸的一角竟然写出了一个“敕”字——这一符号在唐朝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是皇帝对政事堂所议事项进行批准并颁布诏令的标志。 据说，当唐太宗得知此事后，认为这可能预示着某种不寻常的意义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迷信与猜测，下令将那张纸焚毁，并严格指示周围的人不得对外泄露此事。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当时皇室对于谶纬之说的谨慎态度，以及维护皇权神秘性的需求。 微服私访倾听百姓故事 在高宗李治执政期间，唐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长安城内，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学者汇聚于此。高宗皇帝还常常出宫微服私访，到底层了解百姓们的生活，并与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高宗皇帝在街头上遇到了一个卖艺的老人。老人表演的是一种独特的技艺，能用一根竹子吹出美妙的音乐。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于是亲自走上前去，与老人交谈了起来。 老人告诉李治，他的技艺是祖传下来的，但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靠此为生。高宗皇帝听了后，心生怜悯，当即便赏赐了老人一笔钱财，并下令让宫廷乐师们向老人学习这种独特的技艺。 宫廷御用画师 “永徽之治”标志着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时代，为唐朝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永徽年间的辉煌岁月里，有一段佳话流传到了今天。据说，有一日，唐高宗决定出宫微服私访，深入长安的市井去体验下民情。当高宗皇帝漫步至热闹非凡的集市上时，被一群围聚的人群所吸引。于是他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位年轻的书生正在给围观的人们展示他手中的山水画卷，那幅画作十分生动逼真，仿佛能将人带入一片宁静的山水之间。这位书生名叫李逸，自幼便对绘画怀有浓厚的热情，历经多年的磨砺，他终于练就了一手绝技。 当高宗询问其姓名时，李逸很恭敬地回答了他，并且同他分享了自己追求艺术道路的感悟。这让高宗对李逸的才华大为欣赏，当即便表示愿意支持这位青年才俊的艺术追求，购买了他的作品，同时还邀请他进入皇宫，成为了宫廷御用画师。李逸怀着满心的感激接受了皇帝这份荣誉，并决心以自己的笔触记录下大唐盛世的美好。就这样，他的作品很快就在宫廷中赢得了赞誉，每一幅画都成为了装饰宫殿墙壁的艺术瑰宝，也为沉闷的宫廷生活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气息。 从此，李逸的名字也就传遍了王朝上下，受到了众人的敬重与喜爱。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逸在宫中为皇帝画画时不幸打翻了墨汁，毁坏了一幅珍贵的画作。面对可能到来的责罚，他心中满是忐忑和恐惧。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高宗皇帝不仅没有惩罚他，反而幽默地安慰道：“看来这墨汁也想为这幅画增添一些独特的韵味。” 见皇帝并没有责罚他，李逸大为感动，他暗下决心要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创作之中，于是，在高宗李治的鼓励和支持下，画画的技艺日益精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逸的绘画作品不仅在宫廷内广受好评，还逐渐流传到了民间，并成为了那个时代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艺术珍品。最终，李逸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唐代历史上一位备受尊敬的大画家，其故事也在后世被大家津津乐道，广为流传。 君臣之间 围绕着这位皇帝，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他与大臣们之间复杂的关系。有一次，高宗在朝堂上与一位大臣发生了争执。 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让步。李治却笑着说：“爱卿，你如此执着，倒是让朕想起了一个故事。”接着，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固执己见的故事，大臣听后，恍然大悟，主动向李治道歉。 还有一次，宫廷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高宗帝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这场危机。在一次宴会上，高宗皇帝故意让两位争斗的大臣坐在相邻的位置，然后在席间给他们讲了一个关于团结的故事。两位大臣听后，深感惭愧，从此放下了成见，共同为国家效力。透过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生动的唐高宗李治。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皇帝，更是一个充满情感与智慧的人。 结语 可以说，唐高宗李治是被低估的君王。尽管他在位期间没有像其父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开疆拓土闻名，但他在内政治理、法律改革、外交关系以及文化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以下几点进一步阐述为什么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历史认可： 内政稳定与制度建设 李治致力于巩固中央集权，通过一系列政策强化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他继续推行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机会。此外，他还修订和完善了《贞观律》，即唐朝的基本法典，为后来的《永徽律》奠定了基础，这对后世法律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外交策略与国际地位 在对外事务上，李治维持并扩展了与周边民族的良好关系，包括吐蕃、突厥等重要势力。这种和平稳定的外交环境不仅促进了贸易往来，也加强了文化交流，使唐朝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得以持续扩大。 文化繁荣与发展 高宗时期是唐代文化的一个高峰。在他的支持下，佛教获得了极大发展，许多着名寺庙和佛塔建成；文学艺术同样迎来了黄金时代，如诗人王勃、杨炯等人都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此外，高宗本人也是一个文化爱好者，他鼓励学术研究，推动了书籍编纂工作。 个人品德与仁孝之道 据史书记载，李治为人温和谦逊，重视仁孝之道。对待臣子较为宽容的态度有助于营造一个相对和谐的政治氛围，同时也体现了儒家理想的君主形象。这些品质在他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赢得了当时及后世一些学者的好评。 继承和发展 尽管李治并非以武力见长，但他继承了太宗朝以来的盛世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更重要的是，他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为后来武则天执政时的某些方面提供了先例和支持，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综上所述，唐高宗李治作为一个被低估的君王，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法律进步等多个领域都做出了显着贡献，对于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历史评价 唐太宗：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资治通鉴》：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吕思勉：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其衰机亦肇于是时。高宗的性质是失之于柔懦的。他即位之初，还能遵守太宗的成规，所以永徽之政，史称其媲美贞观。 孟宪实：唐高宗外圆内方、胆大心细，凡他要做的事情，无不达成。没有高宗 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 无源之水。无论用“君主无为”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是实际达成的事功来衡量，他都是一个成功的皇帝。 第7章 二度登基:唐中宗李显的起伏人生(上) 唐中宗李显，原名李哲，是唐朝的第四位皇帝，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他生于长安，在不同的阶段被封为周王、英王，并在章怀太子李贤被废后成为皇太子。683年，李显首次即位为帝，但不久后在684年就被母亲武则天废黜并流放到均州和房州。直到698年，他才被召回洛阳再次立为皇太子。最终，在705年的“神龙政变”中，李显复位成为皇帝。 李显在位期间，致力于恢复唐朝的传统制度，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并设立了十道巡察使来监督地方治理。他还建立了修文馆学士职位以促进学术研究，推动了与吐蕃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并通过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持带珠丹实行和亲政策，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然而，李显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他对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的放纵，以及对武三思等人的宠信，导致朝政混乱，一些功臣遭到陷害，国家权力被滥用，这给他的统治带来了负面影响。 刚登基便失去皇位 唐中宗李显，656年生于长安，初封周王，后改封英王，在其两位皇兄——李弘与李贤分别遭遇早亡和废黜之后被立为皇太子。682年正月，随着长孙李重润的出生，唐高宗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在李重润满月时不仅更改年号为永淳，还破例将襁褓中的李重润立为皇太孙。 然而，好景不长，683年12月，随着唐高宗李治病逝，李显继承了皇位，但即位后的唐中宗因政治上的庸弱，只得依赖于被尊为皇太后的母亲武则天。李显试图通过提拔韦后的亲属来构建自己的势力，特别是欲擢升韦玄贞为侍中一事，引起了辅政大臣裴炎的反对，并最终导致了武则天对他的不满。结果，在684年二月，即位仅55天的李显就被武则天废黜为庐陵王，失去了皇位，而他的弟弟李旦则成为了新的皇帝，即唐睿宗。 流放的日子 李显被废黜后，曾被软禁在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和房州（今湖北房县）长达十四年，期间只有妃子韦氏陪伴。这段时期对李显来说非常艰难，他与韦氏相依为命，共同经历了许多困苦。武则天成为女皇后，李唐宗室成员遭受了大量屠戮，这让李显感到极度恐惧。尽管有一些宗室成员如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人试图起兵反对武则天并恢复庐陵王的皇位，但这些行动反而加剧了李显的担忧。 在这段充满不安的日子里，李显常常夜不能寐，甚至一度考虑过自尽，但都被韦氏劝阻。韦氏安慰他说，祸福难料，不必急于求死。两人在这段时间里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李显向韦氏承诺，如果有一天能够重获自由，绝不会忘记她的付出和支持。 再次被立为储君 与此同时，武则天面临着选择继承人的问题，在立子还是立侄之间犹豫不决。这时，大臣狄仁杰提出了建议，强调立子更能保证李唐王朝的延续，并用比喻的方式指出，启用两个儿子（指李显和李旦），就像修复了鹦鹉的两只翅膀，可以再次飞翔。 武则天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重新考虑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最终决定了李显的命运转折点。在698年（圣历元年）三月，武则天以李显需要到洛阳治疗疾病为由，秘密派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将李显及其家人召回。这标志着李显结束了多年的流放生活，返回了洛阳。同年九月，武则天再次立李显为皇太子。 谨慎维护与武氏的关系 重获太子身份后，李显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努力与母亲武则天的家族建立和谐关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决定通过联姻加强与武氏家族的联系。因此，他的长女永泰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侄孙武延基，成为魏王武承嗣的儿媳；而幼女安乐公主则嫁给了武则天另一位侄孙武崇训，成为了梁王武三思的儿媳。 痛失爱子 然而，这种政治联姻并未能完全避免家庭内部的冲突。到了701年（长安元年）九月，李显的儿子李重润和他的妻子永泰公主年轻气盛，对祖母武则天宠信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感到不满。张易之向武则天诬告他们诋毁朝廷，导致武则天下令迫使李重润、永泰公主以及她的丈夫武延基自尽。由于这次事件牵涉到皇室成员，但武则天没有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事情也就此平息。 二度称帝 704年，武则天因病住在迎仙宫，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在她身边侍奉，外人无法接近。朝中的大臣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等人，看到机会，开始秘密策划除掉张氏兄弟，并计划拥立李显为帝。 到了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情加重。正月，宰相张柬之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发动了“神龙政变”。他们率领五百多名羽林军士兵，突然冲入玄武门，在迎仙宫内杀死了张易之和张昌宗。同一天，相王李旦也指挥南衙禁兵加强警备，配合这次行动。面对这一局势，武则天无力抵抗，先是命令太子李显监国，第二天就正式传位给李显。隔了一天后，李显再次登基成为皇帝，并宣布大赦天下。 回复唐朝国号 李显即位后，首先表彰了弟弟相王李旦和妹妹太平公主的拥立之功。他封李旦为安国相王，授予太尉职位，并让他参与最高决策；还给太平公主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此外，参与政变的主要官员如张柬之、崔玄暐等人也都得到了升迁和奖励。二月份，李显恢复了唐朝的国号，所有的制度和礼仪都恢复到唐永淳年之前的模样，标志着唐朝的正式复辟。 重用韦氏 李显复位后，迅速立韦氏为皇后，并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破格追封岳父为王，还让韦后参与到朝政中。他还将安乐公主，即韦后的女儿，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此外，上官婉儿被封为昭容，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这使她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韦后与武三思之间的关系颇为暧昧，而韦后也十分信任这位儿女亲家武三思。两人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朝廷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李显似乎对这种情况感到无力干预，导致韦后和武三思在朝政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这些举措不仅显示出李显对韦后的深厚感情和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朝政的掌控力有限。尽管张柬之等功臣在复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李显似乎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这进一步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使得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复杂化，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早在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初，就对妻子韦氏极为信任和重用。甚至不顾众大臣的反对，破格提拔了韦氏的兄弟韦玄贞为侍中，并表示，即便把天下交给韦玄贞也无妨。这一决定引起了朝中不少人的不满。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以李显意图将天下交予韦玄贞为由，废黜了他，并将其流放到了均州，降封为庐陵王。 而李显再次登上皇位后，立即确认了韦氏的皇后身份，并允许她参与朝政。似乎没有吸取武则天把持朝政所带来的教训，这样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不稳定。 复位后与韦后的纠葛 705年，在张柬之等忠臣的支持下，中宗李显得以复位，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这次重返权力巅峰后，李显对皇后韦氏及其家族颇为依赖。韦皇后野心勃勃，试图效仿武则天，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随着时间推移，她的权力欲望愈发膨胀，甚至在后期萌生了篡位的念头。 这一时期，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各方势力明争暗斗，局势紧张而复杂。韦后的强势介入不仅加剧了宫廷内的不稳定，也给中宗李显的统治带来了重重挑战。 外交成就 对突厥: 景龙二年（708年），唐朝将领张仁愿在漠南突厥地区建立了三受降城体系，这一进攻型军事重镇系统成为唐朝控制北疆的重要据点，严重削弱了后突厥国的势力。后突厥默啜可汗被迫撤至漠北，最终导致后突厥国力大减，并在唐朝与回纥的联合攻击下走向灭亡。 对吐蕃: 在金城公主和亲之前，唐朝军队多次击败吐蕃军，特别是在唐休璟、陈大慈和郭元振的指挥下，取得了显着胜利。郭元振甚至率军深入青海，逼近吐蕃赞普的牙帐，迫使吐蕃求和并进贡马匹、金银及大量牛羊。 和亲政策: 景龙三年（709年），中宗将养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为妻，通过和亲政策进一步稳定了两国关系，确保了边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些外交和军事行动不仅展示了唐朝的强大实力，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短暂的帝王生涯 唐中宗李显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他统治时期的宫廷内权力斗争尤为激烈，妻子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频繁干涉朝政，导致宫廷局势混乱不堪。最终，在710年，李显竟被韦皇后谋害，结束了他短暂的第二次皇帝生涯，这一结局令人不禁惋惜。 虽然李显力求掌控局面，但在复杂的宫廷政治和权臣如武三思的强势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即便如此，他在第二次登基期间仍然做出了积极贡献，致力于恢复唐朝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文化的复苏与发展。 第8章 二度登基:唐中宗李显的起伏人生(下) 立储风波 在唐中宗李显当政期间，在立储一事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犹豫与踌躇。起初，李重润作为长子，在他满月后便被高宗李治册立为皇太孙并授予开府之职，此举意在稳固其父李显作为太子的地位，防止李显像前两位太子一样遭到武则天的清除。 然而，随着武则天逐渐掌握朝政大权，李重润的皇太孙身份被轻易剥夺，并以庶人身份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囚居生活。直至其父李显再次恢复了太子身份后，李重润才得以重新获得些许自由。但好景不长，因不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专权而私下议论，李重润很快又陷入困境不幸遇害。 随后，李显又改立次子李重茂为太子。然而，当李显于710年突然离世后，李重茂并未能顺利登上皇位，反而是由李显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登基为帝。 太平公主的影响力 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女儿，她在唐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凭借卓越的智慧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迅速成为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她不仅聪明机智，还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手腕，在朝廷内外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太平公主与两位哥哥的关系密切，尤其在唐中宗和唐睿宗时期，她成为皇帝非常信任的顾问，常常参与重大决策，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她的存在和活动巩固了她在朝中的地位，使她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好饮酒作乐 据历史记载，李显有饮酒的习惯，偶尔会因过度饮酒而影响到了政务的处理。他不仅喜欢小酌，还热衷于宴请群臣，举办盛大的宴会。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唐代宫廷生活的画卷，也展示了当时皇室社交的一面。 通过这些宴会，李显与大臣们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和联系，同时也为宫廷生活增添了几分轻松愉快的氛围。然而，这种生活方式有时也会分散他对国事的关注，反映出他在治理国家和个人享乐之间的平衡上面临的挑战。 与佛道两教的关系 唐中宗在位期间积极支持佛教和道教，推动宗教文化的繁荣。他下令修建众多寺庙和道观，鼓励宗教活动，为僧侣和道士创造有利环境。 这些举措促进了宗教建筑艺术的发展，增强了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旨在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体现了他对精神文化和民众信仰的重视。这一时期，宗教成为连接朝廷与百姓的重要纽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拒绝逐粮 景隆三年（709年），关中发生饥荒，米价飞涨，牛只大量死亡。群臣建议唐中宗迁往东都洛阳以缓解粮食短缺，但韦皇后不愿离开位于杜陵的家，便通过巫觋彭君卿等人对唐中宗进言： “今年不宜东行。”当再次有臣子提议迁都时，唐中宗愤怒地回应：“岂有逐粮天子！”最终，群臣只得放弃此议。 天子抛石 在房陵地区，流传着关于唐中宗李显的一个传奇故事。据说，李显曾抛出一枚石子，说道：“若我还能重登皇位，愿这石子不落。”奇迹般地，石子恰好停在树杈上，没有掉落。 房陵黄酒 房陵黄酒是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与当地气温、水质的紧密联系而闻名。据传，唐中宗李显被贬为庐陵王后，带来了宫廷酿酒秘方，并加入本地特有植物，用房陵糯米和地下井水，酿制出甘甜醇香的米酒。此酒性温和，口感佳，具有活血养颜的功效，备受青睐。千百年来，房县有“交了九月九，家家户户做黄酒”的民俗，黄酒也成为招待贵宾的上选。 喜打马球 李显不仅关爱家人，也十分注重自己的享受。早年颠沛流离的经历使他在成为皇帝后更加珍惜自我善待的机会。他特别喜爱娱乐活动，尤其热衷于打马球——一种结合了骑马和用球杆击球的运动。这种游戏在当时上流社会中风靡一时，成为了最高时尚。为了讨好李显，他的两个女婿——长宁公主的夫婿杨慎交和安乐公主的丈夫武延秀——都苦练马球技艺。 景龙三年（709年），唐朝与吐蕃恢复友好关系后，吐蕃使者提议进行一场友谊赛。比赛中，唐朝队大获全胜，展示了国威。参赛的四位王牌运动员中包括李显的两位女婿，以及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这场胜利不仅增进了两国间的友谊，也让马球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 放任妻女弄权 武三思与韦后的亲密关系在当时宫廷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据传，有一天早上，唐中宗李显上完早朝后，发现武三思和韦后衣衫不整地在床上赌博，而他自己竟然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帮助数筹码。安乐公主的到来更是让这一场景显得更加荒诞不经，几人玩得非常尽兴。张柬之等大臣担心历史重演——即女性统治者和亲信的过度影响力导致的政治动荡——力劝中宗除去武三思。然而，武三思和韦后反过来诬告张柬之等人阴谋反叛，促使中宗表面上提升他们的官职，实际上却将他们调离京城，路上遭遇不幸。 安乐公主野心勃勃，渴望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她试图说服中宗废黜太子李重俊，取而代之的是自己成为皇太女。在韦后和武三思的支持下，唐中宗确实考虑了废黜太子的可能性。这激怒了李重俊，他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于景龙元年（707年）发动政变，成功除去了武三思和他的儿子武崇训，并试图攻入宫中对付韦后和安乐公主。 但因为力量悬殊，这场政变最终失败，李重俊和李多祚遇害。韦后抓住机会，诬陷宰相魏元忠与太子有勾结，将其贬谪出京，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韦后开始公然售卖官爵，而中宗对此并未加以制止，一切似乎都按照她的意愿进行。有一次，安乐公主准备了一份诏书，只露出空白处让中宗盖章，而中宗竟未加细看便加盖了玉玺。这种行为反映了中宗对朝廷事务的疏忽以及他对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的纵容。 此外，中宗的行为也逐渐变得轻浮。有一年的元宵节，在韦后的怂恿下，他带着数千名打扮成平民的公主和宫女外出赏灯，结果大量宫女借此机会逃离皇宫。为了避免丑闻暴露，此事被悄悄掩盖过去。另一次，中宗在宫内召集百官举行抛球和拔河比赛，供自己和韦后娱乐。许多老臣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胜任此类活动，场面显得颇为滑稽，而中宗和韦后对此只是感到好笑。这些事件显示了唐中宗晚期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以及皇帝本人对政务的懈怠态度，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隐患。 史书评价 《旧唐书》：廉洁之士可约束贪婪之人，但贤明的大臣难以辅佐软弱的君主。李显志向短浅，沉迷于近侍，心中缺乏远大的规划，不懂得创业的艰难，只图眼前的享乐。他曾被贬至房陵，历经瘴疠之地的艰辛与幽囚之苦。最终得以生还，并非凭借自身之力，而是得益于张柬之等人的努力和狄仁杰的恳切奏请。 复位以后，高宗李显未能深刻的反省，而继续漫游游乐，忽视政务。他纵容皇后韦氏及其党羽干预朝政，导致朝廷失序；信任安乐公主等女子扰乱政权，使得朝纲紊乱。桓彦范、敬晖因此遭祸，节愍太子也因此起兵。最终，李显虽贵为皇帝，却难逃被毒害的命运。 总体而言，唐高宗李显的表现比汉晋时期的惠帝、少帝略胜一筹，但如果不是后续有杰出人才继位，大唐王朝的统治可能会因此动摇。 历代评价 虽然李显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恢复唐朝旧制，免除租赋，设立十道巡察使和修文馆学士，推动与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通过和亲政策，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确保了边疆的稳定。 然而，他也放纵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干预朝政，宠信武三思等人，导致这些权臣弄权专国，陷害功臣，为非作歹，致使朝政混乱。这种矛盾的治理方式既展现了他在某些方面的努力，也暴露了他的统治弱点。 张柬之：“当年英王时期，陛下勇猛刚烈，备受赞誉。我之所以未立即铲除武氏势力，是希望陛下能亲自处理，以彰显天子威严。然而，如今局势已非我们所能掌控，实在令人无奈！” 历史学家吕思:唐高宗李显是一位昏庸的君主。尽管他在房州期间饱经磨难，但复位后却未能从中汲取教训，未能清除武则天时期遗留的恶势力，依旧沉溺于享乐，对国家大事缺乏应有的觉悟和行动。 第9章 唐睿宗:权力旋涡中的担当与谦让(上) 唐睿宗李旦（662年－716年），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第四子，初名李旭轮。于龙朔二年（662年）六月己未日诞生在长安。作为最小的儿子，他自幼便受到父亲唐高宗的特别宠爱。出生不久之后便被封为殷王，并授予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及右金吾卫大将军之职。 唐睿宗是唐朝的第五位皇帝，但他的实际统治时间并不长。第一次在位是在684年至690年期间，称为唐睿宗或唐孝敬皇帝。 第二次在位则是从710年至712年，在此期间他正式被称为唐睿宗。尽管睿宗的直接统治时期较短，但他在位期间及作为太上皇时对国家仍有若干影响和贡献。 成年后的李旦展现出了谦恭好学的性格特点，尤其擅长书法，并对文字训诂之学有深入的研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爵位和官职也经历了多次变迁。总章二年（669年），他徙封为冀王，并改名为“李轮”。至仪凤三年（679年），李轮担任了洛州牧的重要职务。 上元二年（675年），李轮被徙封为相王，并授予右卫大将军一职。而在永淳二年（683年），他又一次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一次改为“李旦”，并且再次受封为豫王。这一系列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波动，也体现了皇子身份地位的复杂性及其与皇权之间的紧密联系。 傀儡皇帝 684年，武则天废黜了中宗李显，改立睿宗李旦为皇帝，并自己临朝执政，掌控一切政事。她还以睿宗的名义更改年号为“文明”，并册封他的妻子刘氏为皇后，长子李成器为皇太子。实际上，唐睿宗是被软禁在了宫中，不能参与任何政务，过起了傀儡皇帝的生活。他不仅不能自由进出宫廷，就连在皇宫内的行动也受到限制。 当时，英国公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宰相裴炎试图劝说武则天将政权归还给睿宗，但此举反而让他被指控谋反并处决。武则天随后派出大军平定了扬州的叛乱，徐敬业也被击败身亡。 686年正月，武则天宣布打算将政权归还给睿宗。然而，睿宗深知这是母亲在试探他，于是多次上表推辞，请求武则天继续执政。武则天顺势“接受”了他的请求，继续临朝掌控政事。 到了688年，武承嗣献给武则天一块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白石，声称是在洛水中发现的。武则天非常高兴，称这块石头为“宝图”，后来又改名为“天授圣图”，并自封为“圣母神皇”。作为皇帝的睿宗不仅无力阻止这一切，还得陪同武则天前往洛水参加盛大的“拜洛受图”典礼。 期间，琅琊王李冲和越王李贞等人起兵反对武则天，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本人也遭遇了不幸。此外，多位唐朝宗室成员，包括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等，不是被迫自杀，就是在公开斩首或流放途中去世。这一系列事件几乎让李唐宗室遭受了灭顶之灾。 改姓为武 690年，侍御史傅游艺带领关中九百名百姓上表请求武则天称帝。在各方势力的强烈要求下，包括百官、宗室成员、外戚、少数民族首领，甚至僧尼和道士的支持下，唐睿宗也迫于形势，不得不上表请求母亲称帝，并请求赐予他武姓。 同年10月16日，武则天正式登基成为了皇帝，并建立了武周政权。而睿宗被降为了皇嗣，名字恢复为“轮”，并赐姓武氏，称为“武轮”。他搬到了东宫居住，享有与皇太子相同的礼仪待遇。他的儿子李成器则降为皇孙。从此，唐睿宗成为了武氏家族及其支持者的攻击目标，开始了他的艰难皇嗣生涯。 691年，魏王武承嗣的支持者张嘉福煽动民众请愿，要求废黜唐睿宗的皇嗣身份，并改立武承嗣为太子。尽管有反对声音，但最终武承嗣未能如愿。武则天在一次重要祭祀典礼上选择了武承嗣而非李旦作为亚献，这也显示了她对睿宗态度的冷淡。 693年，因为拒绝了武则天宠婢韦团儿的引诱，唐睿宗遭到了诬告，说他的妃子们使用巫术诅咒武则天。结果两位妃子被秘密处决。睿宗非但不敢提及此事，还在武则天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虽然韦团儿后来因企图加害睿宗而被处理掉了，但睿宗还是失去了接见官员的权利。之后，他再次被诬告谋反，武则天指派酷吏来俊臣调查此案。一位名叫安金藏的乐工剖腹自证清白，武则天因此不再怀疑唐睿宗，并停止了这次调查，使睿宗免遭不测。 安国相王 698年，在大臣狄仁杰和王方庆的劝说下，武则天决定将政权逐渐归还给李氏家族。于是派人接回了被流放的庐陵王李显，并准备重新立他为皇太子。唐睿宗为了避免与兄长争位，多次以生病为理由不去上朝，并请求让储君之位给李显。同年10月，武则天正式恢复了李显的皇太子地位。 次年，即699年，睿宗被重新封为了相王，名字也从“武轮”改回“李旦”。他还担任了太子右卫帅，又遥领安北大都护。为了缓和李氏与武氏之间的紧张关系，武则天组织了一次两族子弟的盟誓仪式，唐睿宗作为李氏代表之一参与其中。 701年，面对突厥的入侵，唐睿宗被任命为名义上的天兵道元帅，但实际上并未亲自出征。突厥退兵后，他担任了左右羽林卫大将军。702年，当突厥再次进犯并州时，唐睿宗被任命为并州牧及安北道行军元帅，后来又转任雍州牧。 到了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禅位给唐中宗李显。在这个过程中，唐睿宗负责指挥南衙禁军，帮助抓捕了张易之、张昌宗等武则天的亲信。因此，他被授予太尉职位，并成为宰相级别的官员，得到了“安国相王”的称号。但不久后睿宗就辞去了这些高级职务。唐中宗李显曾有意立弟弟为皇太子，但唐睿宗婉拒了他这一提议。 政变登基 710年7月3日，唐中宗去世后，韦皇后立李重茂为新皇帝，并以皇太后身份摄政，意图效仿武则天篡夺政权。她迅速控制了禁军和朝廷的各部门，准备清除异己。 作为前皇帝的叔父，唐睿宗被任命为太尉，与太平公主一起成为韦皇后夺权的主要障碍。韦皇后及其党羽计划除掉他们，但睿宗之子李隆基在京师秘密招揽人才，与太平公主密谋推翻韦皇后。 兵部侍郎崔日用原本是韦皇后一党，但担心受到牵连，将韦皇后的阴谋告知了李隆基。7月21日，李隆基在禁军将领葛福顺、李仙凫等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成功除掉了韦皇后、安乐公主及其主要党羽，并迎父亲唐睿宗入宫辅佐少帝李重茂。 唐睿宗携李重茂登上安福门安抚民众。随着局势的稳定，李隆基掌握了禁军的控制权，李重茂被迫让位给了叔父。尽管唐睿宗起初拒绝，但在李隆基和其他亲信的劝说下，唐睿宗最终接受了皇位，于7月25日这一天，在太极殿第二次登基为帝，并且改元景云，恢复李重茂为温王。 对于太子之位的选择 在睿宗看来，嫡长子李成器和有功之臣李隆基都有资格继承储君之位。李成器主动辞让，认为国家危急时应优先考虑有功之人，加上政变功臣们的支持，睿宗皇帝最终立李隆基为皇太子。 内禅退位 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后，其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强，当下成为了太平公主干预朝政的主要障碍。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势，太平公主试图更换太子，她在朝野中散布流言，质疑李隆基作为非嫡长子的太子资格。 但这些流言因为唐睿宗的公开宣谕而未能得逞。太平公主还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耳目，密切监视他的行动，并与大臣如窦怀贞结成同盟，密谋对付李隆基。随着时间推移，她与李隆基之间的矛盾愈发公开化。有一次，太平公主在宣政殿光范门内召集宰相，暗示他们应劝皇帝改立太子，但遭到了宋璟的坚决反对。 711年2月23日，睿宗皇帝采纳了姚崇、宋璟、张说的建议，任命太子李隆基监国，并削去可能威胁太子地位的几位亲王的兵权，同时计划让太平公主迁居蒲州。然而，太平公主通过哭诉成功留在了京城，并迫使姚崇和宋璟被贬出朝廷。 尽管睿宗有意禅位给儿子李隆基，但在群臣的劝阻下未能实现。只能选择将大部分政务交给李隆基处理，自己则保留了军务裁决及五品以上官员任免的权力。712年9月8日，因彗星的出现被视为不祥之兆，唐睿宗正式禅位给李隆基，成为太上皇。不过仍然保留了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和重大刑案的裁决权，并继续在太极殿接受朝贺，自称为“朕”，而新皇帝李隆基则自称“予”。 与此同时，太平公主凭借着太上皇的信任，在朝中势力庞大，七位宰相中就有五人是她的门生。她还曾试图废黜李隆基，但因宰相陆象先反对未果。睿宗一度考虑让李隆基外出巡边，但最终推迟到了次年八月。 713年7月29日，为了夺回完全的权力，李隆基发动了先天政变，率羽林军铲除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包括窦怀贞等人，并诛除了太平公主。唐睿宗得知政变消息后，与宰相郭元振登承天门避乱。确认李隆基已平定局势后，睿宗这才宣布窦怀贞等人的罪状，正式归政于李隆基，退居百福殿，安享晚年。 至此，李隆基全面掌握了朝政大权。 第10章 唐睿宗:权力漩涡中的担当与谦让(中) 两次登基与治国成效 唐睿宗曾两度登基为帝。首次称帝时，他不过是母亲武则天手中的傀儡，真正的权力并未掌握在他手中。而第二次登基，则标志着他真正掌握了实权，即位后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治国才能。在这一时期，唐睿宗任命姚崇和宋璟为宰相，在二人的辅佐下，朝廷革除弊政，整修纲纪，使得朝政焕然一新。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睿宗成功恢复并重现了贞观、永徽时期的治理风貌，赢得了“复有贞观、永徽之风”的美誉，彰显了其治国理政的显着成效。 昭雪冤案 第二次即位后，唐睿宗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整顿朝纲、昭雪冤案和消除前朝的影响。首先纠正了中宗统治期间的重大错案和冤案，下令为庶人李重俊平反，并追谥其为节愍太子，以正其名。同时，睿宗恢复了张柬之、崔玄暐等多位忠臣的官爵，表彰他们过去的贡献，恢复其名誉。 通过昭雪这些历史冤案，唐睿宗不仅抚慰了受害者的家属，也向天下昭示了新政权对正义和公平的承诺。此举增强了朝廷的合法性，提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时也为唐朝的政治清明树立了典范。 裁减冗官整顿吏治 针对唐中宗时期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滥授官职的现象，睿宗皇帝颁布诏书，坚决罢免了所有未经正常程序任命的“斜封官”，并大幅裁撤了各公主府中的冗余职位。此举旨在清理官僚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恢复吏治清明。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有效的减少了国家财政负担，还提高了政府机构的运作效率，确保了官员选拔和任用的公正性和规范性。此举显着改善了朝廷的政治生态。 恢复三铨制度 为了恢复唐初的官僚选拔传统，睿宗重新实施了三铨制度，确保所有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工作统一由尚书省管理。从而提升了官员队伍的质量和行政效率，保证人才选拔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为此，睿宗特别任命了两位德才兼备的大臣——姚崇负责文官的考选，宋璟则主管武官的选拔工作。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人事任免的控制。 整顿北衙禁军 为了整肃军纪，提升禁军的战斗力与忠诚度，睿宗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改革。首先将万骑将士调离京城，安排至外地任职，并停止从户奴中招募新兵，以净化军队成分。与此同时，睿宗组建了新的飞骑部队，赋予其取代万骑核心地位的重要使命。 随后，睿宗进一步对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军进行整编，将其重组为北门四军，从而优化了禁军结构，提高了指挥效率。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增强了禁军的纪律性和战斗力，也为朝廷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确保了中央政权的稳固。 削除诸王兵权以稳固太子地位 为确保太子李隆基的地位稳固，唐睿宗采取措施解除几位亲王及驸马的军事职务，明确禁止他们统领禁军。此举旨在削减潜在的政治威胁，巩固太子的继承权，并强化中央集权。通过这一系列精心安排的举措，睿宗不仅维护了皇室内部的稳定，也为未来的政局和平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算韦氏势力 睿宗颁布诏书，宣布废黜韦后及安乐公主为庶人，并对多名附庸韦氏的宰相进行罢免与贬谪。同时，部分支持韦氏的官员被流放，以此彻底清算韦氏在朝中的势力。 消除武氏影响 睿宗取消了武则天的“则天大圣皇后”称号，恢复其“天后”的原称，同时废除了对武氏家族的特殊待遇，包括拆毁崇恩庙和武氏陵墓，并追削了武三思等人的官爵，铲平他们的坟墓，削弱了武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大力支持改革 唐睿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官制改革，旨在整顿官僚体系，削弱宦官权力，并加强皇帝的控制力，从而抑制政治腐败。并且制定了新的职官制度，优化了政府结构。 此外，唐睿宗还增设了若干重要官职，如中书令、门下侍郎、中书侍郎等，使得朝廷官员的职责更加明确，分工也更为精细，提高了政治运转的效率和工作的有序性。 另外，唐睿宗还改革了科举制度，设立了举人、进士、贡士、明经四个等级的考试体系，并且优化了考试内容和标准。这些改革使得科举更加公正、透明，选拔出的人才更为优秀。 重视德智 另外，睿宗高度重视德治，推崇儒家思想，强调“千古一帝之治，惟有儒者之道”。他在位期间，大力发展教育，鼓励各地修建学校，并创办明经馆收藏儒家经典，供人学习。他还命令各州县设置学校，让更多的儿童接受教育。 为了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睿宗重用以德治国的官员，削弱宦官权力，力求打造忠诚而高素质的官僚队伍。睿宗尊师重道，亲自出席张说等人为太子讲学的课程，体现了对教育和儒家经典的重视。 鼓励农业生产 唐睿宗在位期间，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农业生产和发展，同时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社会稳定。他颁布了《均输法》和《免役法》，以改善土地分配和减少农民的劳役负担。《均输法》规定按人口数平均分配田地，确保土地公平分配，缓解了农民的不满的情绪。《免役法》则允许农民通过缴纳粮食和货物来免除劳役，减轻了他们的负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此外，睿宗还颁布了《赈贫法》，要求政府在灾害期间向灾民提供食品和草药等救济物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些法令不仅限制了地主对土地的过度控制，还保护了农民权益，赢得了广泛赞誉。通过这些政策，有效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增强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修建水利设施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他还推行了一系列水利政策，大力鼓励发展灌溉工程，修建水利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他统治时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例如，睿宗下令修建东都大运河，使得黄河和长江之间的运输得以方便，同时也改善了水灾防治和农业生产的条件。他还下令修筑了黄河大堤，防止黄河泛滥，保护农民并提高农业生产；减免农民税负，直接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组织修缮道路和桥梁，改善交通条件，促进农产品流通；同时鼓励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 扶持商业和手工业 睿宗在位期间，积极扶持商业和手工业，推动经济发展。他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在长安城内建立了坊市、葡萄坊等市场，鼓励商贾交易。为保障市场秩序，睿宗推行了物价管理制度，确保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 同时，他大力支持手工业，提供了各种便利措施，促进了这一行业的发展。此外，睿宗设立了榷场，规定特定商品在此交易，便于税收和监管。这些政策不仅活跃了商业活动，也提升了手工业水平，为唐朝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减少酷刑 在唐睿宗第一次即位期间，尽管权力受到武则天的极大限制，但据记载，他减少了使用酷刑，并尝试减轻百姓负担，表现出一定的仁政思想。再次即位后，致力于整修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裁撤多余的官员，使得朝政焕然一新，展现出一片振兴的景象。当时的人们称赞他的统治时期，认为在他的治理下，正直的大臣如姚崇、宋璟等人掌握了国家大权，不正之风得到了抑制，朝廷的政治风气恢复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和唐高宗永徽年间的良好状态。 杜绝军队谋取私利 睿宗皇帝下令禁止官员拥有私人军队，并要求上缴已有的私人武装，这一举措显着减弱了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增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极大提高了唐朝政治的稳定性。同时，此举有效防止了官员利用私人军队谋取私利，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他的这一政策不仅强化了中央权威，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为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积极促进文学艺术发展 睿宗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据说他自己也擅长文学艺术，这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环境。在位期间，睿宗积极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不仅鼓励文学创作，自己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作品还被被收录于《全唐诗》中。 睿宗的诗歌风格多样，涵盖山水、爱情、咏史和讽刺等主题，语言简练明快，意境深远，感染力强。他经常主持宫廷诗会，邀请文人雅士参与，并亲自评选诗歌作品，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另外，他还下令编撰《唐才子传》，记录唐代诗人的生平与作品，为文学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绘画方面，睿宗本人是绘画爱好者，善于观察自然，命令画家描绘东宫园林及花鸟等景物，促进了绘画艺术的进步。他鼓励宫廷画家追求更为逼真的人物形象，进一步提升了绘画水平。 重视文化交流 除了处理宫廷内部事务，唐睿宗还非常重视文化交流。他积极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和艺术家来到大唐，进行学习和交流。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让外国的朋友了解了大唐的文化，也使得大唐人民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与融合。 在睿宗的支持下，长安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汇点。各国学者带来了他们家乡的知识和技术，艺术家们则展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技巧。这种开放的态度和对多元文化的接纳，使得唐代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些努力不仅体现了唐睿宗个人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和支持，也反映了他希望通过文化的力量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通过促进教育、艺术和其他领域的交流，睿宗皇帝为唐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大唐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这样的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文化交流和发展，唐睿宗的远见卓识和开放政策，也为大唐帝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赞誉。 第11章 唐睿宗:权力旋涡中的担当与谦让(下) 扩大唐朝疆域与影响力 在对内治理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唐睿宗亦积极推行对外军事行动，致力于扩展唐朝的疆域与影响力。其军事战略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 西北地区的扩张:睿宗继承了太宗时期对西域的控制，710年派遣安禄山和张巡领兵出击，攻克了突厥的贺兰山城和龟兹城，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随着突厥和吐蕃内部的分裂与衰落，唐朝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成为当时亚洲的重要强国之一。 西南边疆的稳定:在西南方向，睿宗加强了对南诏的控制，并发起了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征服行动，以确保边疆局势的稳定。他还成功平定了吐蕃在该地区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此地的统治基础。通过这些举措，睿宗不仅增强了西南边疆的安全，也促进了当地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发展。 外交策略与周边关系 在位期间，唐睿宗不仅通过有效的内部治理稳固了政权，还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和外交策略，扩大了唐朝的疆土和影响力，为后来唐朝的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外交政策涵盖了吐蕃、突厥、新罗等多个重要邻国，展现了复杂而多面的外交智慧。 与突厥的关系:711年1月30日，后突厥默啜可汗遣使请求和亲。睿宗同意将宋王李成器的女儿封为金山公主，许配给默啜，并派遣鸿胪卿和逢尧出使突厥。默啜表示臣服，改穿唐人服饰，并派其子杨我支及国相入朝迎亲。然而，随着李隆基即位，这桩婚事最终取消。同年12月15日，睿宗册封西突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慰十姓使，命其安抚西突厥治下的十姓部落，进一步稳定了西北边境。 与吐蕃的关系:710年，安西都护张玄表侵袭吐蕃北部边境。面对吐蕃的压力，吐蕃通过贿赂鄯州都督杨矩，要求唐朝割让河西九曲之地（位于今青海东南部）。睿宗采纳了杨矩的建议，将此地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赠予吐蕃，以维持和平关系。此举虽然暂时缓解了与吐蕃的紧张局势，但也反映了唐朝在处理边疆问题时的妥协与权衡。 与南蛮的关系:姚州蛮是南蛮的一支，主要聚居于剑南道西南的姚州（今云南姚安）。他们曾依附吐蕃，后又归附唐朝。710年，睿宗听从监察御史李知古的建议，在姚州修筑城池，设置州县官署，重征租税。李知古还计划铲除当地豪杰，掠夺其子女为奴婢，这一激进政策引发了蛮民的强烈不满。最终，蛮族酋长傍名引导吐蕃攻入姚州，残忍杀害了李知古，并将其祭天。此后，姚州通往内地的道路被切断，多年未能恢复通行。 这些外交举措展示了唐睿宗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时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尽管他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如与突厥的和亲尝试，但在其他方面，如对姚州蛮的不当政策，则引发了冲突和失败。整体而言，睿宗的外交策略既体现了他试图通过和解与安抚来维护边疆稳定的意图，也揭示了当时唐朝在处理多元文化共存时的局限性。 进取心消退 然而，唐睿宗即位后的第二年，他的进取精神便逐渐消退。任用了窦怀贞、崔湜等人为宰相，并恢复了之前被罢免的斜封官，从而导致朝政再度出现腐败和混乱，重现了唐中宗时期的景龙年间乱象。 此外，他还不顾大臣劝谏，征发数万民工，耗费巨资拆毁民居，为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修建道观。并且应太平公主的要求，恢复了昊陵和顺陵的陵号，还设置了陵官。这些举措显示了唐睿宗后期统治中的决策失误，以及太平公主对朝政的深刻影响。 太平公主的权力与影响 唐睿宗即位后，对妹妹太平公主极为信任，常与其商议朝廷大事。太平公主不仅频繁出入宫廷奏事，有时甚至长达数小时的讨论；若她未能出席朝会，宰相们也会前往她的府邸咨询意见。每次宰相上奏时，睿宗都会先询问是否已与太平公主商议，并随后询问是否与太子李隆基讨论过，听取二人的意见后再做决定。 这种高度的信任使得太平公主在朝中的影响力急剧上升，达到了权倾朝野的程度。她在政治决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地位和权力一度超越了皇帝本人，成为当时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这一时期，太平公主的意见和建议对朝廷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反映了睿宗对她无与伦比的信任和支持。尽管如此，太平公主的强势存在也为后来的政治格局埋下了复杂因素，尤其是随着她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权力圈子，这对唐朝后期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退位保全 712年，睿宗主动退位，禅让帝位给儿子李隆基，自己则成为太上皇。这一明智之举不仅有效避免了潜在的宫廷斗争，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也为唐玄宗实施其雄心勃勃的政策方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唐睿宗的退位彰显了他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体现了他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深切关怀。 一些关于睿宗皇帝的趣闻轶事 彗星预兆 据史书记载，太平公主试图利用彗星的出现来煽动唐睿宗对太子李隆基猜忌的记载。作为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在宫廷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增强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当时出现了彗星，这种天文现象在中国古代常被视为不祥之兆或政局变化的预示。 据说，太平公主可能利用这一时机，通过术士暗示天象变化预示着皇位更迭的可能性，意图让唐睿宗相信李隆基有篡位之心。然而，睿宗并未因此对太子产生猜忌，反而将彗星视为上天对他的一种警示，认为这是让他禅位给太子李隆基的征兆，以此来避免潜在的政治动荡和灾难。最终，睿宗决定禅位给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这标志着唐朝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睿宗的政治智慧及其对稳定过渡权力的决心，也反映了太平公主在宫廷斗争中的复杂活动。尽管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努力劝阻睿宗皇帝不要禅位，睿宗却回忆起过去曾建议中宗选择贤能的儿子继位以避祸的事例，并且表示自己不能在同样的情况下退缩。他坚持认为传位给李隆基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并希望借此转危为安。 当李隆基得知此事后，起初坚决拒绝接受禅位，但唐睿宗强调这是为了国家和家族的利益，并且认为李隆基接受禅位是尽孝道的表现。最终，在父亲的坚持下，李隆基接受了禅位，流着眼泪离开了宫殿。这段历史展现了一位皇帝如何通过禅位的方式来保护他的儿子和国家，同时也反映了宫廷斗争的复杂性。 抱子而哭 在唐隆政变之前，李隆基并未将兵变计划告知父亲。他对刘幽求、葛福顺等人说：“此次行动是为了挽救大唐社稷，若成功，功劳归于相王；若失败，我们便以身殉国，不必连累相王。现在告诉他，无论他赞成与否，都会增加风险。” 政变成功后，李隆基迎李旦入宫稳定局势，并叩头请罪。睿宗抱住儿子，流着泪说：“大唐社稷得以保全，全靠你的努力。” 这段故事也展现了李隆基的谨慎和责任感，以及政变成功之后父子间的深厚情感与感激之情。 屡受猜忌 武则天当政期间，李旦一直是李唐的政治象征，因此在中宗年间备受中宗和韦氏一党的猜忌。 景龙政变时，安乐公主与宰相宗楚客趁机诬陷唐睿宗与太平公主，称他们与李重俊同谋。御史中丞萧至忠负责调查此案，他哭谏唐中宗： “陛下富有四海，却容不下自己的弟弟和妹妹，难道要让人罗织罪名加以残害吗？相王昔日为皇嗣时，在武则天面前数日不食，请求将天下让于陛下，其高尚德行天下皆知，陛下怎能怀疑他？” 最终，唐中宗还是接受了萧至忠的意见，停止了对弟弟妹妹的迫害。 中宗离世后辅政之争 唐中宗去世之后，上官婉儿起草遗诏，原计划让韦皇后听政，并由睿宗辅政。然而，宗楚客对韦温表示：“相王辅政不合礼制，况且他与皇后是叔嫂关系，临朝时礼仪难处。”于是，二人率诸宰相上表，请韦皇后临朝摄政。尽管苏瑰反对，唐睿宗还是被剥夺了辅政的权利。 这些事件也反映了唐睿宗在政治斗争中的脆弱地位，以及他在面对猜忌和权力争夺时的无奈与被动。 天子问道 睿宗崇信道教，曾召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向他请教阴阳术数。司马承祯答道： “所谓‘道’，在于不断减少欲望，最终达到无为的境界。” 睿宗进一步询问： “对于个人修行而言，无为是最高境界，那么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司马承祯回答： “治国与修身的道理相通，关键在于顺应自然，去除私心杂念，如此国家便能大治。”唐睿宗对此深表赞同，称赞司马承祯如同古代教导黄帝的广成子一般智慧。 结语 唐睿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不仅两次登基成为皇帝，还三次主动让出皇位，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谦逊态度。尽管直接执政的时间有限，但他在位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为唐朝后续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睿宗继承了唐初的优良传统，在治理国家时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特别是在权力交接方面，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远见卓识，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避免了潜在的宫廷斗争和社会动荡。他的决策不仅巩固了唐朝的统治，也为后来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多个关键时刻，唐睿宗的选择对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他第一次让位给武则天，确保了政治局势的平稳；第二次登基后，他又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唐玄宗，开启了唐朝最辉煌的时代之一——开元盛世。 这些选择不仅赢得了当时臣民的尊敬，也彰显了一位真正帝王的胸怀与担当。睿宗的智慧和谦逊，不仅为唐朝的长治久安做出了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历史评价 乾隆皇帝:睿宗因为有明皇这样的儿子，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复辟之功，但父以子贵，明皇讨逆成功后，睿宗得以重返帝位。鉴于建成之乱的历史教训，睿宗以功立嫡，并最终传位给明皇，显示了他懂得权衡利弊，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些评价总结了睿宗作为一位皇帝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欧阳修:1. 睿宗因儿子的功绩而在位时间不长，因此并没有太多值得称道之处。 2. 从高祖以来，三位皇帝退位传子，唯有睿宗出于真诚敬畏天意而让位。 司马光:1. 相王李旦宽厚恭谨，安详谦让，因此在武则天和韦皇后执政期间得以幸免于难。2. 睿宗借鉴前朝祸乱，以功立嗣，展示了灵活应对局势的能力。 范祖禹:唐朝自高祖起兵灭隋后，短短几年内平定四方，太宗建立贞观之治，几乎媲美三代。然而，传至第三代便遭遇武氏篡位，国运中断二十余年。中宗、睿宗在位时间短暂，朝政混乱。直到明皇通过军事手段夺回政权，才重新恢复并开创了开元盛世，几乎再现贞观之治的辉煌。 第12章 唐玄宗李隆基:多才多艺的帝王(上)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712年至756年），也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之孙，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故有“李三郎”之称，其母为窦德妃。李隆基出生于东都洛阳，生性英明果决，且多才多艺，擅长骑射，并精通音律和历法等学问。 李隆基的政治生涯始于初封楚王，后改封临淄王。710年7月21日，他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了“唐隆政变”，成功铲除了韦后集团，为自己的政治崛起铺平了道路。两年后的712年9月8日，父亲唐睿宗李旦禅位于他，李隆基正式登基称帝，在长安太极宫即位。为了巩固权力，铲除了太平公主，彻底掌握了国家最高统治权。 在位前期，李隆基积极推行改革措施，任用贤能如姚崇、宋璟等人，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还包括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例如，他封粟末靺鞨的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设立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封南诏皮罗阁为云南王；封回纥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这些举措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的控制，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到了执政后期，李隆基逐渐怠慢朝政，重用宦官，宠信奸臣，特别是对杨贵妃的宠爱以及对安禄山等人的信任失误，最终引发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 756年，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太子李亨即位，尊李隆基为太上皇。直至762年5月3日于长安神龙殿病逝，享年78岁。被追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清朝时为了避免与清圣祖康熙帝名讳冲突，有时会将他的庙号写作“元宗”。 唐玄宗李隆基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既是开创开元盛世的伟大君主，也是导致唐朝走向衰落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更是一位复杂而矛盾的政治领袖。后世对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在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年经历 李隆基在685年9月8日出生于东都洛阳，当时他的父亲李旦唐睿宗名义上是皇帝，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他祖母武则天的手中。武则天在前一年废黜了李隆基的伯父唐中宗李显，并立他父亲为帝。尽管唐睿宗正值壮年，但武则天仍然把持朝政，睿宗只能居住在别殿，不能参与治理国家。 在李隆基出生前后，朝廷内部斗争激烈，武则天通过严厉的手段镇压反对派，导致许多皇室成员和官员受到迫害。到了687年2月19日，刚刚两岁的李隆基被封为楚王。两年后，武则天命令睿宗把李隆基过继给已故太子李弘，作为其子嗣。 随着武则天在690年正式称帝，建立了自己的周朝，李隆基的父亲睿宗被迫退位，搬到了东宫居住。到了691年，七岁的李隆基开始了他的宫廷教育和官职安排。然而，同年八月，由于有人私自拜见皇嗣，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相关人员遭到严惩，李隆基和他的兄弟们随后被限制在宫中，几乎与外界隔绝，度过了长达十余年的幽闭生活。这段时期虽然对年轻的李隆基来说充满了挑战，但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和能力，为他后来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帝王打下了基础。 由皇孙降为临淄王 在武则天称帝后的693年1月18日，李隆基从皇孙的位置被降封为了临淄王。这一年对李隆基来说尤为艰难：他的母亲窦妃遭到诬告，被指控使用巫术诅咒他人，在正月初二后不久便与另一位妃子刘妃一起秘密地被他的祖母武则天秘密处决于宫中，连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同年八月，李隆基的父亲也被诬陷有谋反的意图，幸好太常公人安金藏以极端的方式自证清白，证明了皇嗣的无辜，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在失去母亲之后，李隆基由父亲的妾室豆卢氏和他的姨妈窦氏抚养长大。 父亲获封相王 到了699年，随着武则天的年纪渐长，她接受了大臣狄仁杰等人的建议，放弃了立侄子武承嗣为太子的想法，于是，中宗李显被接回洛阳并重新立为了太子，而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则被封为相王。这一时期，李隆基开始在朝廷中担任一些职务，包括在亲卫府任职和负责管理皇帝的马匹。 705年，当时20岁的李隆基目睹了一场重大政变，这场由张柬之领导的朝臣发动的神龙政变，成功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了她的时代，使唐中宗得以复位。这次事件不仅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也对年轻的李隆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默默发展支持者 在705年，即神龙元年，李隆基的职位变更为了卫尉少卿。到了708年4月，他又被任命为潞州别驾。在这段时间里，他在皇帝的亲军——万骑中悄悄地聚集了一批有才华和勇气的支持者。这个亲军组织最早由唐太宗创建，成员是从勇敢的武士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穿着虎纹衣服，在狩猎时随侍在皇帝左右。武则天时期，这支队伍扩大到了千人规模，而到了唐中宗李显统治时期，则进一步扩展为万人规模。李隆基十分重视这支力量，并在其间发展了自己的影响力。 政变夺权 然而，随着武则天去世，朝政逐渐落入了懦弱的唐中宗李显手中，而实际权力却渐渐转移到了他的妻子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手里。她们俩模仿武则天的方式行事，让韦皇后的兄长掌握大权，并且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导致朝廷腐败。最终，在710年，中宗李显被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害。韦皇后企图还想效仿婆婆成为女皇。 面对这样的局势，李隆基与他的姑姑太平公主以及她的儿子薛崇简等人密谋策划，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没有事先通知李隆基的父亲相王李旦，以免连累他，而是迅速行动起来。710年7月21日傍晚，李隆基带领一群支持者进入了禁苑，并得到了几位军官的支持。当夜他们突袭了羽林营，并成功策反了羽林军，攻入皇宫。而守卫内宫的士兵也都纷纷倒戈响应，最终韦皇后及其党羽被消灭，这段历史被称为“唐隆政变”。 未来继承人 等政变成功后，李隆基才向父亲报告了整个过程。相王对李隆基表达了感激之情，称赞他平定了国家的危机。当天，李隆基便被改封为平王，并被授予了多个重要职务。不久之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迫使当时的傀儡皇帝李重茂退位，唐睿宗李旦再次登基。关于太子的选择，尽管按照传统应立嫡长子宋王李成器，但鉴于李隆基在政变中的功绩，最终唐睿宗还是选择立李隆基为太子，认可了他的能力和贡献。这一决定，也标志着李隆基正式成为了未来的继承人。 日益尖锐的姑侄矛盾 太平公主因为在拥立她哥睿宗这事上有功，逐渐便养成了干预朝政的习惯。她觉得太子李隆基过于精明能干，担心他会妨碍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因此一直想更换太子。而李隆基显然不愿意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也有意要削弱太平公主的势力。起初，睿宗处理事务时会先听取太平公主的意见，然后再咨询太子李隆基的看法，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太子。这使得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 监国理政 到了711年正月，太平公主甚至大胆地将宰相们召集到宣政殿光范门内，试图说服他们更换太子，不过遭到了宰相宋璟的坚决反对，她的计划未能成功。面对两人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唐睿宗感到非常担忧。同年二月，当有术士预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时，睿宗决定采取行动缓和局势，遂颁布诏书让太子监国，即监督国家大事。 睿宗退位 随着局势的发展，睿宗在712年（景云三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为了避免李唐江山再次陷入混乱中，他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毅然退位，将帝位传给了李隆基，并改元为先天。尽管如此，睿宗仍然保留了一些关键权力，如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和重要军政决策权。这一举动进一步激化了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据传，太平公主联合了一些朝中重臣和将领，密谋推翻李隆基，并策划利用御林军从北面、南衙兵从南面发动政变夺权，甚至考虑在李隆基的食物中下毒。然而，这些阴谋被魏知古透露给了李隆基。 得知消息后，李隆基与心腹大臣王琚、张说、崔日用等人商议，决定抢先一步采取行动。于是，他召集自己的兄弟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以及几位忠诚的支持者，包括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问、王守一、高力士和李守德，共同策划了一次反击，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安全。 先天政变 713年7月29日，即先天二年七月甲子日，李隆基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以清除威胁。他命令亲信王毛仲带领三百多名武装家兵骑马待命。李隆基则亲自率领一群最信任的助手，包括太仆少卿李令问、内侍高力士等，首先对太平公主的关键支持者展开了突袭。他们迅速行动，先是除掉了左、右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和李慈，紧接着逮捕了太平公主的重要盟友贾膺福和李猷，随后又铲除了宰相岑羲和萧至忠。尚书右仆射窦怀贞在混乱中自尽。面对党羽几乎被全部清除的局面，太平公主被迫逃进了一座佛寺避难。三天后，她返回皇宫，希望得到宽恕。尽管睿宗出面请求儿子赦免太平公主，但李隆基拒绝了这一请求，最终下令将太平公主诛除。 这次事件被称为“先天政变”，标志着李隆基彻底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政变成功后，李隆基改元为“开元”，这不仅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也表达了他励精图治、重振唐朝辉煌的决心。 选拔人才整顿朝政 在清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之后，李隆基虽然成功的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局势依然充满了挑战。兵变对朝廷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吏治混乱和腐败问题急需得到解决。意识到这一点后，李隆基决心通过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之士来整顿朝政，特别是任命合适的宰相。李隆基在这方面展现出了敏锐的眼光，能够根据时代的需求选拔人才。 比如，在开元初年，国家需要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拨乱反正，将国家引回正轨。李隆基选择了多谋善断的姚崇担任宰相。两人在渭川会面时，姚崇提出了“十事要说”，这是一系列关于治理国家的重要建议，包括不贪求边疆战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的大臣、防止皇族和宦官专权等。李隆基对他的这些提议表示了赞同，姚崇这才同意出任宰相一职。 整治外戚灭蝗灾 姚崇上任后，立即着手帮助李隆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贬逐了部分功臣，杜绝了非正式渠道任命官员（斜封官）的现象，并整治了外戚势力。此外，面对黄河两岸地区爆发的严重蝗灾，姚崇在李隆基的支持下，积极指挥灭蝗工作。玄宗皇帝下令各郡县全力投入消灭蝗虫的工作，并对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得益于玄宗皇帝的坚定支持和宰相姚崇的有效组织，蝗灾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避免了进一步蔓延。 打击贪腐依法治国 随着国家逐渐步入正轨，唐玄宗开始推行以法治国的策略。姚崇虽然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局势稳定，他的一些行为，如打击政敌、招权纳贿和形成小团体，逐渐不合时宜。因此，姚崇被撤换。接下来，玄宗选择了为人耿直、讲原则的宋璟担任宰相。宋璟为政期间，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不计私恩，严格要求自己，并继续执行姚崇时期行之有效的政策。他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坚持公正无私，甚至对亲属也更加严格。然而，由于工作上的失误以及一些过于保守的做法，宋璟最终也被免职。 宋璟罢相后，张嘉贞短暂接任宰相之职。然而不久之后，文武双全、才德兼备的张说取代了张嘉贞的位置，成为唐玄宗的重要辅臣。张说上任后，在多个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军事改革:在军事方面，张说裁减了20万边防军，精简军队规模，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效率。同时，他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解决了长期以来府兵制下的种种弊端，如士兵服役负担过重、军队战斗力下降等问题。这一改革即增强了国防力量，也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治改革:在政治上，张说对宰相机构进行了重要改革，将“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增强了中书省的权力。这一改革使得中央政府的运作更加高效有序，减少了行政冗余，提高了决策效率。 文化教育发展:张说领导了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大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丽正书院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吸引了众多学者前来讲学和研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显着成就，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张说的辅佐下，开元盛世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不仅军事和政治制度得到了优化，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唐朝迎来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黄金时代。 泰山封禅彰显权威 在725年11月20日，即唐朝开元十三年十月辛酉这一天，唐玄宗李隆基在大臣张说的组织下，带领朝廷官员、皇室成员和各地领袖前往泰山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封禅仪式。这次活动不仅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庆祝，也象征着皇帝权威达到了新的高度。 打破门第提拔能臣 唐玄宗特别重视选拔真正有能力和品德的人才担任公职。他打破了以往重门第、轻能力的选官传统，实行唯才是举的新政策。有一次，玄宗听说了一位名叫张九龄的年轻人。他出身普通家庭，但才华横溢，品德高尚。尽管没有显赫的背景，他的名声却因学识和正直而远播。于是，玄宗决定亲自见见这个年轻人。面试中，张九龄的表现非常出色，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改善民生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宝贵建议。玄宗大为赞赏，当即任命张九龄为重要官员。 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朝廷，也给无数有志之士带来了希望——不论出身，只要有真才实学，就能得到重用。然而，在张说之后担任宰相的人因为内部不和陆续被免职。直到张九龄的上任，这位来自广东地区的人才以其卓越的能力获得了玄宗的信任。 作为宰相，张九龄继承并发扬了唐玄宗李隆基重视人才的传统政策。他坚信选拔官员应注重个人的品德和能力，而非家庭背景或出身。在吏部负责官员选拔时，张九龄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力求为国家选出最优秀的人才。 尤为难得的是，张九龄不仅在用人上坚持原则，在面对皇帝的决策失误时，他也敢于诚恳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即使对于给予自己机会的唐玄宗，张九龄也毫不畏惧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展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第13章 唐玄宗李隆基:多才多艺的帝王(中) 开元新制 唐玄宗即位之初，为了迅速稳定政局，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通过“开元新制”，他整顿吏治，打击贪腐行为，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并积极调整土地政策，确保农民拥有足够的耕地。通过公平的土地分配，辛勤劳作的农民能够获得维持生计所需的土地。 他所实施的土地政策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确保他们拥有足够的耕地来维持生计。这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安稳，还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 随着农业的蓬勃发展，国家的财政状况也随之显着改善，整体财政实力得到了加强。总之，唐玄宗的土地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生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稳固双赢局面。这些改革措施为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依法办事不留私情 刚当上皇帝的时候，玄宗就立下宏愿要改变朝廷的政治风气。他知道，如果官员们不清廉，国家就很难真正强大和稳定。因此采取强硬措施来打击贪污腐败，确保政府清廉。并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不管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尤其是那些贪污受贿或者滥用权力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据说有一次，一位深受皇帝信任的老臣因为收受贿赂被发现了。尽管这个老臣曾经对唐玄宗有过大恩，但为了显示公正无私，唐玄宗还是依法处理了这件事，这让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 设立监察提高效率 此外，玄宗还建立了一个新的监察系统，用来监督所有官员的行为。这个部门的官员通常被称为“御史”，他们的任务就是检查其他官员是否遵守规矩，并且可以随时向皇帝报告任何不法行为。为了保证这些御史们能独立的展开工作，唐玄宗还赋予了他们相当大的权力，遇到重大问题时，甚至可以越过地方长官直接向皇帝汇报。 这样一来，官员们都变得非常谨慎，生怕一不小心就犯错。他们开始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努力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工作变得更加顺畅，政策实施得更快更有效，老百姓也逐渐对政府产生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为了进一步整治吏治，提高政府效率，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 精简机构：裁撤武则天时期遗留下来的多余官员，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还减少了政府开支。 2. 严格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每年十月派遣按察使巡查各地，监督民情，严惩违法乱纪的官员。 3. 恢复谏官和史官参与宰相会议：确保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透明度和监督机制。 4. 重视县令任免：玄宗认为，郡县官员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活质量。因此，他亲自考核县官，优秀者立即提拔，不合格者则迅速罢黜，以确保每个职位上的人都是称职的。 人事改革促进朝廷活力 在人事制度方面，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朝廷的活力，也显着增强了政府的效率。他首先起用了姚崇和宋璟为宰相，随后又任用了一连串有能力的大臣，如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和张九龄等人。这些官员各具专长，忠于职守，他们的加入使得朝政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促进政治清明与稳定 在玄宗的领导下，朝廷能够虚心接受谏议，形成了一个政治环境清明且稳定的局面。官员们敢于直言不讳，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这不仅提高了决策的质量，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思想和动力。 改革地方官吏制度 在玄宗统治之前，京官备受重视，而地方官员的职位则相对被轻视，导致地方官职往往由年长且能力有限的人担任，影响了地方治理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玄宗采纳了张九龄的建议，实施了一套官吏调动制度，旨在通过内外交流来提升官员的能力和行政经验。 具体做法 - 京官外放：将一些在京师表现出色的官员调至地方担任都督或刺史，以锻炼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 地方官升迁：从地方选拔有作为的都督、刺史升迁到中央任职，以此增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理解和信任。 这套制度确保了官员的流动有序，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机制，有效提升了地方治理水平，同时也为中央带来了更多具有实战经验的管理人才。这些政策不仅体现了他对人才的重视，也展示了他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领导才能。 改革科举网罗优秀人才 此外，为了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减少冗员，唐玄宗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控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这样的改革有助于确保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进入政府服务，从而提高了整个官僚系统的效能。这一系列的人事制度改革对于唐朝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整顿吏治提高效率 在开元三年（715年），唐玄宗强调：“官职不可随意晋升，才能不应虚设，名声与权力不能轻易授予他人。”他决心通过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来整顿吏治，确保职位根据个人能力授予。面对自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的混乱局面——当时王妃、公主和权贵们不仅售卖官职，还绕过吏部任命所谓的“斜封官”，造成官场请托之风盛行，冗官滥吏充斥——唐玄宗采取了严厉措施。 从开元二年（714年）开始，唐玄宗下令取消所有非正式的员外、试任和检校官职，严格控制官员的选拔过程。规定今后若无战功或其他特别命令，吏部和兵部不得随意授官。 此举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官职，去除了九成以上的滥竽充数者，既解决了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削减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通过这些改革，玄宗有效地整饬了吏治，改善了行政运作，体现了他对公正用人机制的重视。 玄宗皇帝尤其注重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716年），新任命的县令被召至大明宫宣政殿，接受皇帝亲自出题的考试，考察他们是否具备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的能力。在这次考试中，有二十多名县令未能通过测试但仍被允许赴任，另有四十五人则被淘汰，建议他们回去继续学习。 此外，还发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派遣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和县令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估，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以此作为官员晋升或降职的依据。这样的措施不仅提高了地方官员的整体素质，也促进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通过这些改革，唐玄宗大大改善了吏治，为唐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些改革措施，玄宗不仅提升了官僚体系的工作效率，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真正有能力的官员。他的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以及果断处理事务的能力，成为了开元盛世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的唐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历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黄金时代。 扩大屯田确保军粮供应 玄宗在位期间，除了推行兵制改革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军队的措施以增强唐朝军事实力。并且颁布了《练兵诏》，要求西北军镇扩充军队并加强训练；任命太仆卿王毛仲负责军马供应，解决了马匹短缺的问题；同时，通过扩大屯田范围，特别是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农业，确保了军粮的充足供应。 收复失地扩展巩固疆域 这些准备使唐朝能够逐步收复失地，如营州等地，并促使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民族自动取消独立状态，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得以恢复，唐朝再次行使对北方领土的管辖权。此外，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也分两步得到恢复：首先收复碎叶镇，随后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重建了唐朝在该地区的威望。这些举措不仅强化了唐朝的国防力量，还成功扩展和巩固了疆域，增强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设立节度使 至开元、天宝间，唐玄宗设立十大节度使，北方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始成为固定军区。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 检田括户运动 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并打击豪强非法占有土地和隐瞒人口的行为，唐玄宗李隆基发起了检田括户运动。当时，一些豪强霸占农民的土地，称为“籍外之田”，还将逃亡农户变为私属，以此逃避国家税收。从先天元年（712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他的检田括户运动取得了显着成效。玄宗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并设立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派遣他们到各地检查未登记的土地和隐藏的农户。对于查处的土地进行没收，并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同时对这些农户进行了登记。通过这种方式，国家一年内增加了数百万的客户税收入。 这些措施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并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全国共有321个郡、1,538个县、16,829个乡，户籍记录显示有9,069,154户，总人口达到52,884,488人。这是唐代户口数量的顶峰，标志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促进文化繁荣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特别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图书的整理和保存。为了改善宫中藏书的质量与管理，开元三年（715年），玄宗邀请了褚无量、马怀素等学者商讨史馆书籍的问题，并决定对内府中太宗、高宗时期遗留下来的旧书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修复。这些书籍由于长期由宫人管理，出现了一些损坏和错乱的情况，查阅起来也不方便。 随后，在开元七年（719年），玄宗颁布命令，鼓励公卿士庶之家将所藏稀有书籍借给官方抄写保存。为此，他组织了一支由马怀素、元行冲、吴兢、韦述等二十多名学者组成的团队，在秘阁进行了多年的编校工作，最终完成了《群书四部录》200卷这一重要文献的汇编。 到了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于东宫设立了“丽正书院”，次年又创建了“集贤书院”。这两个书院不仅作为藏书之所，还承担了校勘书籍的任务，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此时，唐朝的藏书达到了顶峰，总数超过3,060部，51,852卷，包括2,500多部道教和佛教经典。长安和洛阳两地分别设有四个图书馆，按照甲、乙、丙、丁分类排列经、史、子、集四大类书籍。据记载，当时的文集完备程度堪称空前，总计达7万卷，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被任命负责典籍管理工作。 书院作为一种古代教育机构，正是在唐玄宗时代开始兴起。袁枚在其着作《随园随笔》中提到，书院之名起源于唐玄宗时期，如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都是为修书而建。根据《唐两京城坊考》，开元五年（717年），明堂改名为乾元殿，其东廊用于存放四部书，并因此得名乾元院；次年，该机构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来改为了集贤殿书院），“书院”这一名称及机构形式由此确立，从而成为了后世书院制度的开端。 音乐皇帝 唐玄宗在音乐领域有着非凡造诣。他对唐朝音乐发展的贡献深远且持久，堪称一位音乐皇帝。玄宗本人擅长多种乐器，包括琵琶、二胡、笛子和羯鼓，尤其对羯鼓情有独钟，不仅能够敏锐地察觉演奏中的细微瑕疵，并及时纠正，还亲自创作了诸如《霓裳羽衣曲》和《小破阵乐》等超过百首的乐曲。玄宗登基之后，设立了教坊——专门训练音乐与舞蹈表演者的机构，其中最着名的便是“梨园”。因此，后世戏班也常被称为“梨园”，以此纪念这位热爱艺术的皇帝。 唐玄宗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促进了音乐人才的培养，为唐朝的文化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玄宗制定了九十二首羯鼓曲目，并创作了一些羯鼓独奏曲，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音乐库。他所改编的《霓裳羽衣舞》，据说是基于印度传入的《婆罗门曲》，也有传说称其灵感来源于梦中月宫仙子的启示。 无论其起源如何，《霓裳羽衣舞》都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体现了唐玄宗李隆基融合东西方艺术的独特才华。唐玄宗通过自己的音乐天赋和对艺术的热爱，不仅提升了宫廷音乐的质量，也为民间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唐代音乐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书法大家 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帝王，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书法方面尤其擅长八分书和章草。他的书法风格工整清晰、秀美多姿，在唐代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旧唐书》称赞他为“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而窦臮在《述书赋》中描述玄宗的作品风骨巨丽，碑版峥嵘。 李隆基的书法代表作包括《鹡鸰颂》、《纪泰山铭》和《石台孝经》等。其中，《鹡鸰颂》尤为着名，其特点是起笔与收笔少藏锋，显得挺拔别致；整体书风雄秀，结构丰丽，用笔遒厚。从全篇来看，书法遒劲健劲，丰润浑茂，融合了“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的风格，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书法艺术。《鹡鸰颂》是唐玄宗唯一传世的书法墨迹孤本，被誉为是唐代的稀世之珍，受到了历代文人学者的高度评价。黄山谷曾评论说：“玄宗书斑斑犹有祖父之风”，这表明了他的书法风格与唐太宗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同时也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太宗清劲，玄宗遒婉。 清代评论家如王文治也对《鹡鸰颂》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帝王之书行墨间蕴含龙章凤姿，非一般文臣所能比拟，观此颂可以让人联想到开元时期的英明卓越。总之，唐玄宗的书法成就不仅体现了他个人在这方面的艺术造诣，也是唐朝文化繁荣的一个缩影。唐玄宗李隆基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大大促进了唐代的文化繁荣，更是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14章 唐玄宗李隆基:多才多艺的帝王(下) 推动科技进步 唐玄宗在位期间，对科技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开元五年（717年），他听闻和尚一行学识渊博，尤其是擅长天文历法，便邀请他到京师，还安排他住在皇宫的光太殿，这样方便他随时过来向一行和尚咨询治国理政之道。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又下令让一行和尚改革旧历，以纠正其中的误差。为此，一行首先设计并制造了一种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用来精确测定黄道的变化。利用这一工具，一行和尚进行了详细的天文观测，测量出了二十八宿与北极星之间的角度。他的观测结果显示，实际的恒星位置与古籍记载存在差异，这表明恒星并非固定不动，而是会逐渐移动。 这一发现比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在1718年提出的恒星自行理论早了近一千年。在此基础上，一行和尚又设计了一种名为“覆矩图”的仪器，并运用勾股定理进行了计算。他发现，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等于今天的129.22公里），与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一成果代表了世界上首次对于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尝试，虽然精度有限，但方法科学合理，与现代测量值（111.3公里\/度）很接近。 此外，一行还主导编纂了《大衍历》，这是唐代天文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基于黄道游仪的研究，一行和尚参考了历代历法的优点，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完成了初稿。在他去世以后，由张说和陈玄景继续完成，最终在开元十七年（729年）颁布实施。《大衍历》引入了更准确的“定气”概念，能够更好地推算出符合农时的二十四节气。相比之前的历法，《大衍历》更加精确，成为后世历法改革的重要参考。通过这些工作，一行和尚不仅为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玄而宗皇帝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也促进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彰显了唐朝的文化繁荣和技术进步。 玄宗时期的外交政策 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中外交往非常活跃。这一时期的外交关系覆盖了广泛的地理范围，从东亚的高丽、新罗、百济（均位于朝鲜半岛），到日本、越南（古代称为林邑）、尼泊尔（古代称为泥婆罗）、缅甸（骠国）、泰国（赤土）、柬埔寨（真腊）、印度尼西亚（如室利佛逝和诃陵）、印度次大陆（天竺）以及远至斯里兰卡（狮子国）、阿拉伯地区（大食）和伊朗（波斯）。这些国家与唐朝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各国的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及游客纷纷来到中国，而唐朝的使者、僧侣和商人也不断前往国外。据统计，当时与唐朝保持友好往来并互通使节的亚非国家超过70个。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国际交流，唐朝设立了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宾客，并在各地建立商馆为外商提供住宿，同时设立互市监和市舶司来监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和敦煌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枢纽，其中长安尤为突出。 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许多外国商人选择在长安的“西市”开设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收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而在长安定居的外国人家庭数量达到了4000至5000家之多。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唐朝的文化影响力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区域。总之，唐玄宗时代的外交政策不仅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技术的传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繁荣与开放。 统治后期满足现状沉迷享乐 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创了开元盛世后，逐渐满足于现状，沉溺于享乐之中，失去了早期励精图治的精神和节俭之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因宠妃武惠妃的谗言，他将太子李瑛及两位弟弟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并诛除。武惠妃离开后，李隆基日夜寝食不安，直至听闻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遂不顾礼节将其纳入宫中。杨玉环不仅容貌出众，还擅长音律歌舞，深得玄宗欢心，并在天宝四载（745年）八月被册封为贵妃。 宠妃子信奸臣 随着对杨贵妃宠爱日增，玄宗变得越发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朝廷内外为了迎合他的喜好，竞相进贡珍稀物品，户部郎中王鉷每年额外贡献巨额钱财供宫中宴赐，玄宗对此不加追问，反而对其愈发优待。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相继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善于阿谀奉承的李林甫。李林甫以“口蜜腹剑”着称，通过收买玄宗身边的人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以此来迎合玄宗需求，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玄宗不理朝政，李林甫得以恣意妄为，最终导致天下贡物尽入其手。 为了讨好杨贵妃，玄宗下令设立专门团队为其制作华服，并开辟千里贡道只为让她能吃到新鲜荔枝。杨贵妃家族因此权势显赫，兄长杨国忠成为宰相，三位姐姐也被封为夫人，享受荣华富贵。然而，这种奢华生活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杨国忠专权弄法，贵族官僚们竞相攀比奢华，激起民间不满，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了日益激化的各种危机。 安禄山为了博得玄宗与杨贵妃的欢心，在得知玄宗计划扩建华清宫浴池时，特意用白玉石打造鱼龙凫雁和石莲花置于其中，赢得了玄宗的赞赏。每当前往华清宫，杨贵妃及其姐妹都会随行，她们的豪华车马队伍引发了市民的反感。尽管如此，玄宗依旧每年到华清宫避寒，沉迷于酒色之中，忽视了国家治理。这些行为加剧了社会矛盾，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盛世之后，逐渐失去了对国家危机的警觉，反而转向了一系列对外战争。 随着政治腐败和黑暗的加剧，边疆将领为了贪功求官，肆意挑衅边境冲突，使得战乱频仍。李隆基的好战态度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局势，打破了初期相对稳定的边境局面，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唐朝元气大伤。 对外关系恶化 - 与吐蕃的关系：西边与吐蕃的关系迅速恶化，双方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 - 南诏国冲突：西南方向，由于边疆将领的骄横跋扈，原本可以平息的冲突不断升级，迫使唐朝不得不征兵对抗南诏，结果先后有二十万唐兵因战或病而丧生。 安史之乱爆发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唐朝内部政治腐败和兵力空虚的机会，联合同罗、奚、契丹等民族组成约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唐朝已经多年未经历大规模战争，民众缺乏战斗经验，河北州县面对叛军攻势迅速瓦解，地方官员或逃或降。 潼关之战与哥舒翰的失败 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叛军攻占了东都洛阳后，继续向西进发，潼关成为了防守首都长安的最后一道重要防线。唐玄宗任命哥舒翰为元帅，率领近二十万军队驻守潼关。然而，这支军队多为临时凑集，战斗力参差不齐，并非精锐之师。 此时，唐玄宗和宰相杨国忠对哥舒翰的信任不足，担心他会拥兵自重，因此频繁派遣宦官前往潼关施压，要求哥舒翰主动出击。哥舒翰本人则认为潼关地势险要，宜守不宜攻，主张坚守待机。然而，在皇帝和杨国忠的持续压力下，哥舒翰最终被迫出战。 哥舒翰决定在灵宝（今河南三门峡市）与叛军交战。由于准备不足、士气低落以及地形不利，唐军在战斗中遭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也在混战中被俘，随后被送往洛阳，不久后被叛军谋害。这一失败直接导致了长安的门户洞开，迫使唐玄宗仓皇逃离京城，前往蜀地避难。 长安陷落仓皇逃亡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随着安禄山叛军的长驱直入，长安最终失守。唐玄宗李隆基被迫仓皇出逃，带领皇室成员和部分官员向西撤退。在逃亡途中，一行人到达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这里发生了改变历史进程的一幕。 随行的将士们因局势动荡、前途未卜而心生不满，担心杨国忠及其家族会成为叛军的目标，进而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士兵们哗变，斩杀了杨国忠，并要求处理杨贵妃以平民愤。面对这一危机，李隆基无奈之下，被迫下令赐死杨贵妃，以安抚军心。这段插曲不仅反映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和复杂，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 李隆基继续向西南方向逃亡，最终抵达成都避难，设立临时朝廷，史称“蜀中行宫”。与此同时，太子李亨并未随同南下，而是选择北上朔方（今宁夏灵武一带）。在那里，李亨得到了当地将领和士卒的支持，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这一举动标志着唐朝进入了安史之乱最严重的时期，同时也开启了新的政治格局。 唐肃宗的即位迅速稳定了北方局势，为抵抗叛军提供了新的领导核心。然而，这也意味着唐朝从此开始了双帝并存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尽管如此，李亨的努力最终为平定安史之乱奠定了基础，逐步恢复了唐朝的统治秩序 太子即位应对叛乱 唐肃宗李亨即位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军事措施来应对安史之乱。他从河西、安西征调了万余名精兵，并召回了河北前线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北节度使李光弼所部五万大军，使得灵武地区军威大振。同时，肃宗任命新的朝官与将帅，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军事指挥系统，并对抗击叛军进行了全面部署。应肃宗之请，回纥也派遣精锐骑兵前来助战。此时，恰逢叛军内部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害，导致叛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削弱，形势急转直下。 太上皇岁月 至德二载（757年），随着安禄山被除，局势逐渐稳定，李隆基得以从成都返回长安，居住在兴庆宫（南内），并被尊为太上皇。在此期间，玄宗不再过问政事，他的生活主要由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和内侍监高力士照料，妹妹玉真公主以及旧时的宫女和梨园弟子则时常陪伴左右，为他提供娱乐。 凄凉的晚年生活 上元元年（760年），宦官李辅国为了巩固自己的恩宠，向肃宗进谗言，声称：“太上皇居住在兴庆宫，经常与外界人士往来，陈玄礼和高力士图谋不利于陛下。如今六军将士皆为灵武勋臣，对此感到不安，我虽尽力劝解但未能奏效，不得不将此情况上报。”利用肃宗患病的机会，李辅国矫诏强行安排玄宗迁居西内。当玄宗一行经过夹城时，李辅国率领五百名射生将领剑拔弩张地拦住去路，场面极为紧张。玄宗惊恐万分，几乎坠马，幸亏高力士挺身而出，才得以安全迁居甘露殿。 事后，肃宗并未责怪李辅国，反而予以安慰。不久之后，玄宗的几位亲信遭到清洗：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至巫州；陈玄礼被迫退休；玉真公主也被迫搬出宫廷，前往玉真观居住。从此，玄宗只身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生活变得异常凄凉。为了填补空缺，肃宗另外选派了一百多名后宫女子到西内负责洒扫工作。 抑郁中离世 晚年的李隆基忧郁寡欢，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宝应元年四月甲寅日（762年5月3日），这位曾经开创开元盛世的伟大君主，在孤独中驾崩，享年78岁。他被追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清朝为了避康熙帝玄烨之讳，有时将其庙号写作“元宗”。 结语：李隆基的一生充满了辉煌与遗憾。在他的治理下，唐朝迎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开元盛世。这一时期，国家经济蓬勃发展，文化繁荣昌盛，成为了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高峰。唐玄宗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还通过一系列积极的人事和制度改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唐朝的强大国力。他重视人才、重用贤能，使得朝廷上下充满活力，政府效率显着提升。同时，他也大力推动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促进了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空前繁荣。 然而，晚年的某些决策失误和个人情感影响了他的判断。对杨贵妃的过度宠爱以及对安禄山等边将的过度信任，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这场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无数家庭流离失所，经济遭受重创，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李隆基也因此失去了政治权力，在晚年过上了困苦的生活，被迫远离京城，避难于成都。 唐玄宗李隆基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更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他的成功与失败都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帝王在权力、情感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晚年他遭遇了挫折，但他在开元盛世时期的卓越贡献，仍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人缅怀和反思的对象。 历史评价 唐玄宗李隆基的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开元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在他的领导下，唐朝不仅达到了自身的巅峰，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商业贸易活跃，丝绸之路重现繁荣，中外交流频繁，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帝国之一。 然而，历史总是双面的。尽管唐玄宗初期带来了诸多成就，以他英明的领导和睿智的政策推动了唐朝进入“开元盛世”，使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军事强盛，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时代之一，至今仍被人们缅怀与赞颂。但他在位后期的一些决策失误和个人偏好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杨贵妃的宠爱和对边将安禄山的信任失察，直接引发了安史之乱。这场长达八年的叛乱不仅动摇了唐朝的根基，还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与动荡。它也提醒我们，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个人情感的过度影响可能会对国家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商隐：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元稹：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苏辙：唐玄宗、宪宗，皆中兴之主也。玄宗继中、睿之乱，政紊于内，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约己任贤，而贞观之治可复也。宪宗承代、德之弊，政偾于朝，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将以求治，则其势尤难。虽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 柳芳：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着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 崔群：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廷、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分也。 关于李隆基的一些轶事典故 呵斥武氏 李隆基英俊多艺，仪表堂堂，从小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在他七岁那年，一次在朝堂举行祭祀仪式，当时的金吾大将军（掌管京城守卫的将军）武懿宗大声训斥侍从护卫，李隆基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里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何事？！竟敢如此训斥我家骑士护卫！ ”随之扬长而去，武则天知道后，非常惊讶，不仅没有责怪，反而更加宠爱他。 封禅泰山 李隆基即帝位之初，出现了“开元盛世”，朝中大臣上书力请玄宗东封泰山。玄宗经过一番谦让之后，欣然首肯，于开元十三年十月辛酉日（725年11月20日）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当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到泰山西侧的时候，突然东北风大作，从中午一直刮到晚上，随从人员住的帐篷被风撕破，官员们乱作一团。封禅使张说本来就为封禅之事忙得焦头烂额，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更使他手足无措。 为了稳定人心，他不得不出来打圆场说：“大家不要慌张，陛下是天子，如今御驾出宫，定会惊天动地，这是东海之神来接皇上封禅的。”张说的搪塞，才使大家的心稍稍平静下来，及至来到泰山脚下，天果然变得丽日晴和。但是，到了李隆基斋戒沐浴的晚上，天空突然又狂风大作，寒气彻骨。天气的再度变故，不禁使李隆基心神不宁。他停止饮食，肃立夜露之下，直至夜半。他虔诚地向苍天祷告：“我自即帝位以来，得到苍天的佐助，国家昌盛，万民安泰。我来登封泰山，本欲为万民祈福，但是，如果是我本人有什么过失，不配来泰山封禅，请上天来惩罚我本人；如果是随从的人员没有福分参加封禅，亦请上天降罪于我，随从的兵士和骑乘的马匹确实受不了彻骨的寒风，请苍天暂停风寒吧。”李隆基祈祷之后，果然风静树止，山间的气温随之转暖。为了纪念这次成功的封禅，李隆基还亲自撰写了《纪泰山铭》一文，刻在山顶大观峰。 大兴灯展 据《明皇杂录》记载，李隆基在东都洛阳的时候，遇上正月十五日夜，于是移仗上阳宫，大陈灯影，同时设庭燎，自宫禁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当时有一个名叫毛顺的工匠，巧思结创，用彩色缯帛制出灯楼30间，高150尺，悬挂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又用灯做成龙凤、虎豹腾跃的样子，似乎不像人力所为。 李杨之爱 中国许多文学作品中的李隆基是感情专一的皇帝，民间习称他为“唐明皇”，《异闻录》载《唐明皇游月宫》一事。他和杨贵妃的故事，透过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千古传诵。 不夜之宴 开元十三年（725），李隆基泰山封禅后，在洛京广达楼举行夜宴，宰相苏颋作此诗记录了这件事情，诗云：“东岳封回宴洛京，西墉通晚会公卿。楼台绝胜宜春苑，灯火还同不夜城。正睹人间朝市乐，忽闻天上管弦声。酺来万舞群臣醉，喜戴千年圣主明。”前几句都在描写宴会，“通晚”、“不夜城”、“万舞”等词语可以看出宴会盛大且通宵达旦的特点，最后一句“喜戴千年圣主明”是对君主的赞美，描绘了一幅群臣同乐的宴会场景，充分体现了唐代酺宴热烈的欢庆场景以及当时民众参与感与共享安乐的满足感。 第15章 临危登基:唐肃宗李亨面临的挑战(上) 唐肃宗李亨是唐朝的第八位皇帝，于756年至762年间在位。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子，母亲为元献皇后杨氏。李亨早年被封为陕王，并担任安西大都护，负责管理西部边疆事务。后来，又被改封为忠王，并兼任朔方大使和单于大都护等重要职务，显示了他在军事和行政上的才能。738年，李亨正式成为皇太子，肩负起未来继承皇位的重任。 755年，安禄山叛乱爆发，迅速席卷中原地区，威胁到了唐朝的核心统治区。随着长安陷落，唐玄宗李隆基被迫逃离了京城，前往蜀地避难。此时，太子李亨并未随同南下，而是选择北上朔方（今宁夏灵武一带），带领两千禁军避难。在朔方，李亨得到了当地将领和士卒的支持，在756年七月于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这一举动不仅稳定了北方局势，也为抵抗叛军提供了新的领导核心。 登基后，肃宗迅速组织力量，亲自率领军队对抗叛军，逐步收复失地。经过艰苦的努力，唐肃宗在757年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两座重要的城市。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标志着唐朝开始从安史之乱的阴影中逐渐恢复过来。随后，唐肃宗派人迎接从蜀地返回的唐玄宗，父子二人在长安重逢，象征着国家秩序的重建。 唐肃宗李亨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责任，不仅在动荡时期成功登基，还带领唐朝度过了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危机。在安史之乱期间，他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决心，他的努力不仅稳定了局势，也为唐朝后续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尽管面临诸多困难，李亨依然能够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展现了作为帝王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在位期间，肃宗平息叛乱当中，尝试解决天宝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同时在文化、外交等方面也有所贡献。他还留下了一些诗歌作品，如《延英殿玉灵芝诗》和《赐梨李泌与诸王联句》等，显示了他的文学修养。宰相张说曾称赞李亨有着非凡的气质和才能，认为他是国家的一大福祉。 长期的战乱使得国家的经济受损严重，人民生活困苦，而唐肃宗本人也因连年征战和个人健康问题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最终，在平定安史之乱同年，即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去世，终年五十一岁，庙号肃宗，谥号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唐肃宗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变革，他不仅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还承担着中兴大唐的历史使命，其在位期间的努力对结束安史之乱及后续的政治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年经历 李亨出生在长安东宫的一个别殿里，初名李嗣升。他的母亲杨氏出身于显赫的弘农杨氏家族，该家族在隋唐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李亨的父亲李隆基在与杨氏成婚前不久被立为太子。由于当时宫廷内部政治紧张，特别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关系不佳，他一度考虑过让杨氏服用堕胎药以避免可能的政治麻烦，但最终没有这么做。 李亨出生后，并未与生母杨氏共同生活，因为按照宫廷规矩，太子妃王氏（后来成为唐玄宗的皇后）的地位高于其他姬妾，而王氏又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李亨被王氏收养，得到了她的悉心照料和疼爱。李亨两岁时被封为陕王。到了715年正月，他的哥哥李瑛被立为皇太子。 李亨在五岁时（716年）被任命为安西大都护，以及多个地区的安抚大使，但这些职位都是象征性的，他并未实际就任。从这时起，唐朝开始有诸王遥领节度使的先例。为了培养王子们的学业，玄宗特意挑选了贺知章、潘肃等知名学者作为他们的老师，这大大提升了李亨的文化素养。 725年，唐玄宗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后，修建了“十王宅”，将成年的皇子们安置在这里居住和学习，由宦官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当时十五岁的李亨以忠王的身份住在十王宅中，并在此度过了十三年的时光，直到737年太子李瑛被废黜。 727年，李亨被封为忠王并改名为浚，同时担任朔方大使和单于大都护。三年后（730年），面对奚族和契丹的入侵，唐玄宗任命李亨为河北道元帅，率军抵御。到了732年，李亨率领的军队成功击败了奚族和契丹的联军，因此获得了司徒的加封。最后，在735年，他的名字再次更改，这次改为李玙。 艰难储君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太子李瑛被废后，玄宗开始考虑新的继承人。当时，最受宠爱的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琩是宰相李林甫推荐的人选，但唐玄宗更倾向于“年纪较长且仁孝恭谨、爱好学习”的忠王李玙（即李亨）。玄宗为此犹豫了一年多，情绪低落，饮食减少。最终，在高力士的建议下，唐玄宗决定立长子为储，于738年六月初三正式册立李玙为皇太子。 此后，李亨经历了多次改名：740年改为李绍，744年又改为李亨。成为皇太子后，李亨面临着来自宰相李林甫等人的政治威胁。李林甫及其继任者杨国忠作为朝廷的重要势力，对李亨构成了显着的挑战。而唐玄宗似乎不愿看到太子的权力过大，因此并未积极干预李林甫对李亨的打压。尽管如此，这段时期相对而言是李亨政治生涯中较为稳定的一段时光，因为他尚未遭遇足以动摇其地位的重大打击。 到了746年，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正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在京师长安向唐玄宗献上战利品，并表达了对李林甫的不满以及对韦坚的支持。这一举动将原本暗中的权力斗争公开化。李林甫得知此事后，迅速做出反击，并利用自己的职位优势加快了对反对派的打击力度。而杨慎矜成为了李林甫对抗太子集团的关键人物之一。 746年元宵之夜，太子李亨出游时在市井中遇到了韦坚。之后，韦坚又与边镇节帅皇甫惟明夜游长安城内的景龙道观。由于韦坚是太子妃的兄长，而皇甫惟明是重要的军事将领，他们夜间私下的会面给了宰相李林甫攻击的机会。 李林甫迅速行动，指示御史中丞杨慎矜上书弹劾韦坚，称其不应与边将“狎昵”。李林甫进一步向皇帝报告，指控韦坚和皇甫惟明图谋拥立太子。唐玄宗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调查。尽管他怀疑二人确有密谋，但他并不愿意轻易牵连到太子李亨，因此最终只以“过度追求晋升”为由惩治了韦坚，而没有涉及太子。 皇甫惟明的兵权则被转交给朔方、河东两道节度使王忠嗣，后者与太子关系密切。这次事件中，虽然李亨一度面临危险，但最终未受牵连，而李林甫也未能达成打击太子的目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示了玄宗对太子的保护态度，同时也暂时平息了针对太子的政治风波。 风波迭起 韦坚被贬后，他的弟弟韦兰和韦芝上疏为他鸣冤，并试图拉太子李亨作证。此举却引发了唐玄宗的不满。为了自保，李亨急忙上表辩解，并请求与韦妃离婚以示清白。玄宗虽然对李亨加以慰抚并同意了离婚请求，但韦妃最终削发为尼。这次事件也显示了李亨在政治危机中的谨慎态度，从而成功避免了进一步的牵连。 杜有邻案给李亨带来的心理压力 不久之后，746年底，唐肃宗李亨的妾室杜良娣的父亲杜有邻卷入了一起由柳积告发的政治案件中。柳积指控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即散布不实预言并试图在东宫（太子府）内部制造分裂。这一罪名非常严重，直接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和安全。 时任宰相的李林甫借此机会扩大案情，将多名官员牵扯进来，意图打击政敌并巩固自己的权力。一时间，整个朝廷陷入紧张气氛，甚至一度威胁到太子李亨的地位。然而，随着调查深入，最终发现这是一起由柳积恶意诬告引发的案件。 尽管真相大白，但此案带来的后果依然严重。杜有邻和柳积都在审讯过程中丧命，他们的家人也被流放。这一系列事件给李亨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不仅担心自身的安危，也对朝廷中的复杂局势感到忧虑。 为了安抚李亨的情绪，唐玄宗决定安排他再婚，续娶了背景深厚的张良娣，后来她成为了皇后。751年，张良娣为李亨生下了儿子李佋（后封兴王）。尽管有了新的家庭，李亨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深知宫廷斗争的险恶和不可预测性。 这次事件不仅揭示了唐朝宫廷政治的复杂性和危险性，也深刻影响了李亨的性格和执政风格。他在位期间，始终对权力斗争保持高度敏感，努力维护皇权稳定，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也更加重视选拔忠诚可靠的大臣，以确保朝廷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直到752年，随着李林甫的去世，唐肃宗李亨失去了一位强大的政敌，但新的宰相杨国忠迅速崛起，继续对李亨构成了威胁。在这段时期，李亨与杨国忠之间的政治角力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险。作为太子，李亨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必须小心翼翼地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 这种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的爆发，这场大规模叛乱成为了改变权力格局的关键转折点。在国家面临危机之际，李亨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展现出了非凡的决断力和领导才能。不仅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还为平定叛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嵬兵变 马嵬兵变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当时，安禄山的叛军已经攻破潼关，逼近长安，唐玄宗被迫带着少数妃嫔和随臣逃离京城。逃亡队伍在途经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市西北）时，发生了这场改变历史进程的兵变。 随着局势的恶化，太子李亨和他的亲信密谋策划了一次针对杨国忠的行动。他们通过宦官李辅国拉拢了禁军将领陈玄礼，为兵变做了充分准备。唐玄宗出逃时，整个队伍约有3000余人，而殿后的太子李亨率领的后队就有2000人，包括精锐的飞龙禁军。以及他的儿子广平王李俶（后来的代宗李豫）和建宁王李倓也在队伍中负责护卫，这为李亨提供了发动政变的绝佳机会。 到达马嵬驿时，士兵们因饥饿和疲劳而情绪不稳，开始对杨国忠不满。利用这一时机，李亨策划的兵变迅速展开。禁军追击并斩杀了杨国忠父子，以及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然而，诛杨氏家族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消除不稳定因素，士兵们要求处理杨贵妃。尽管这不是李亨最初的计划，但为了稳定军心，杨贵妃最终也被迫自缢身亡。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陈玄礼参与了行动，但他仍然忠于皇帝，并在事后向唐玄宗表示效忠。这也确保了唐玄宗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意味着李亨的进一步行动将受到限制。 马嵬兵变之后，唐玄宗决定继续前往蜀地避难，而太子李亨则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跟随父亲西行，必须另寻出路。因此，父子二人就此分道扬镳，李亨带领部分军队北上。分兵之后，太子的情况非常艰难，一路上风餐露宿，随时担心追兵和危险，队伍人心惶惶，难以安宁。直到顺利抵达朔方军的治所灵武，李亨和他的随行人员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得以暂时休息和整顿，并准备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灵武登基 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九日，太子李亨在杜鸿渐等人的陪同下抵达灵武。756年，经过几天的筹备，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当地官员和军队的拥立下，在城南门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登基仪式，正式称帝，是为唐肃宗，改年号为至德，并尊父皇李隆基为太上皇。太子李亨在灵武被拥立为帝的举动，实际上宣告了与远在成都的父皇唐玄宗政权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庭抗礼。然而，在当时极端紧急的情况下，这一决定被视为稳定局势的必要措施，所以当天他就派使者前往四川向太上皇报告这一消息。 讨伐叛军收复长安 作为新帝，唐肃宗即位之后立即着手重组军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危机，从而开启了他致力于恢复国家秩序的统治时期。九月十七日，唐肃宗组织了一支由广平王李豫和名将郭子仪率领的大军，包括朔方军、回纥和西域的援军，共计约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向东讨伐叛军。 为了确保合作顺利，李亨安排儿子广平王李豫与回纥太子叶护结为兄弟，增强了双方的信任。官军进展顺利，在长安西边的香积寺北面大败叛军，斩敌六万余人，迫使叛将张通儒弃城逃走，成功收复了长安。 按照之前的约定，回纥军有权在攻克长安后进行抢掠。然而，广平王李豫劝说回纥叶护太子暂时不要抢掠，以免影响后续对洛阳的进攻。叶护太子被广平王的智慧和远见所打动，同意推迟抢掠行动，转而全力支持东进。 子强于父 百姓和士兵们看到广平王李豫时都激动不已，纷纷向他致敬，称赞他是汉人和胡人的共同主人。肃宗得知此事后也十分欣慰，称赞广平王的表现超过了自己。随后，广平王李豫整军进入长安，安抚百姓三天后，继续率军东进，准备收复洛阳。 同时，他任命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负责镇守长安。唐军与回纥盟军联手击败了叛乱的部队。叛军将领严庄和张通儒等人放弃了陕郡并逃走，而广平王李豫与将军郭子仪则顺利进入了陕城。仆固怀恩带领士兵分头追捕逃跑的叛军。 严庄首先抵达洛阳，向安庆绪报告战败的消息。得知消息后，安庆绪带着他的部下逃离洛阳。回纥军队进入洛阳，控制了财库，并在城中进行了三天的掠夺。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城中民众提供了大量的丝绸给回纥人，这才停止了他们的劫掠行为。 决策失误错失良机 至德二年（757年），安庆绪谋害了其父安禄山，篡夺了叛军的领导权。此时，唐肃宗面临着一个绝佳的反击机会。谋士李泌建议趁机攻击叛军的老巢，一举消灭敌人。然而，唐肃宗并未采纳这一建议，从而错失了一次重要的战略机会。如果当时能够果断行动，或许可以加速平定安史之乱，减少国家和人民的苦难。 相州之战后郭子仪被解职 到了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安史之乱中的叛军与唐朝军队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场战役本应是唐军收复失地、打击叛军的重要契机，但由于唐肃宗的不当决策，最终以惨败告终。 唐肃宗担心武将权力过大，不愿意设立一位统一指挥的元帅来统领军队。相反，他派遣了不懂军事的宦官鱼朝恩前去监督军队。这种安排不仅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还导致了指挥上的混乱。果然，唐军在这场战役中遭遇惨败，损失惨重。 战后，鱼朝恩为了推卸责任，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有能力的将领郭子仪。尽管郭子仪在平定叛乱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唐肃宗却听信了鱼朝恩的谗言，最终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这一决定不仅削弱了唐军的实力，也打击了其他将领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信任危机。 对唐肃宗决策的反思 唐肃宗在至德二年和乾元二年的这些决策失误，深刻反映了他在应对复杂局势时的犹豫不决和对权力分配的过度谨慎。虽然他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武将势力坐大，但这些决定实际上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延误了平定叛乱的进程。同时，他对宦官鱼朝恩的过度信任，以及轻信谗言解除郭子仪兵权的做法，显示了他在用人上的失误，也暴露了宫廷政治的复杂性和险恶性。 第16章 临危登基:唐肃宗李亨面临的挑战(中) 危难中肩负重任 安禄山叛乱爆发之后，唐玄宗李隆基被迫离开长安，并向西逃往四川避难。在此危急时刻，太子李亨并未随行，而是选择留在北方，意图组织力量进行抵抗。在成为皇帝之前，唐肃宗便已随同父亲唐玄宗经历了逃亡的艰辛与困苦。当局势急转直下，长安落入叛军之手时，他在灵武匆忙被拥立成为新帝，并肩负起了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重任。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唐肃宗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和领导力，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果断而有效的军事措施来应对危机。 重组军队平定叛乱 唐肃宗深知军事力量对于稳定政权和恢复国家秩序的重要性，因此即位后迅速着手重组军队，并任命了郭子仪等有能力的将领来领导部队。郭子仪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很快组织起了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用以对抗叛乱分子。不久之后，郭子仪推荐了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二人携手合作，共同进军河北地区。在常山（今河北正定）会师后，他们成功击败了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收复了大片失地，稳定了河北局势。 到了758年，唐肃宗集结了一支由郭子仪统领的超过二十万大军，向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发起进攻。面对唐军的强大攻势，安庆绪被迫退守邺城并加强了防御工事。郭子仪等人随即对邺城实施了包围。为了救援被困的安庆绪，史思明从范阳出动了十三万兵力前往解邺城之围。 759年，唐肃宗因未及时任命元帅统率军队，导致唐军各部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缺乏统一指挥，行动协调困难。此时，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大举逼近城下，唐朝官军被迫与之展开激战。同年十月，鉴于战局的紧迫性，唐肃宗决定亲自领军出征，以图扭转战局。然而，这一决定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深切忧虑。群臣纷纷上表谏言，指出亲征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不利影响。考虑到各方的意见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唐肃宗最终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放弃了亲自出征的计划，转而寻求其他战略来应对危机。 史思明率叛军进攻河阳，派骁将刘龙仙到城外挑战，李光弼派白孝德斩了刘龙仙，叛军大惊。史思明列战船数百艘，并在前面设置火船，想要烧掉浮桥。李光弼先准备了长竿数百，用巨木承担其根部，在其头部毡裹铁叉，以阻止火船，使得火船没法前进，最终自己燃烧殆尽。铁叉又阻止了战船，唐军在桥上发射炮石攻击叛军的战船，被击中的叛军战船都被打沉，叛军无法取胜，这才不得不撤退离开。随后，史思明手下的将领李日越、高庭晖都投降了李光弼。 当史思明再度挥师河阳，意图重夺此战略要地时，李光弼巧妙部署，派遣凤翔节度使李抱玉率军增援河阳。面对叛军的猛烈攻势，李抱玉采取了出其不意的战略，内外夹攻，给予敌军沉重打击，造成了大量伤亡。在这场激战中，唐军不仅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还擒获了叛军的重要将领徐璜玉和李秦授。史思明起初并不知晓己方将领已被俘虏的消息。为了瓦解敌军士气，李光弼下令将俘虏驱至河边示众。这一举动让史思明目睹了战败的事实，意识到局势不利，不得不撤军以图他谋。 不久之后，史思明再次发动攻势，派遣大将李归仁率领五千精锐铁骑直扑陕州。然而，这一次迎接他们的是神策兵马使卫伯玉的奇袭。尽管卫伯玉手下的骑兵数量远不及敌军，但他凭借出色的战术指挥，仅用数百骑兵便击溃了李归仁的部队，迫使李归仁狼狈逃窜。这一系列胜利彰显了唐军将领们的卓越军事才能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颁布诏令安抚民众 安史之乱，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和社会结构。为了安抚百姓，唐肃宗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宣布赦免了部分罪犯，减轻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税负，以此来缓解社会紧张情绪，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和谐。同时，唐肃宗推行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恢复社会秩序和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 唐肃宗知道，唯有让人民生活得到实际的改善，才能真正巩固国家的稳定与复兴。因此，他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免赋税，提供救济，帮助农民重建家园，恢复耕种。同时，他还致力于修复因战争而破坏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以促进交通和贸易的复苏。此外，唐肃积极整顿吏治，确保政令畅通，为社会秩序的迅速恢复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这些努力，他不仅缓解了民众的生活困境，还逐步恢复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为唐朝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肃宗的这些举措体现了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和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深刻理解，赢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 提拔贤能治理朝政朝廷 在政治上，唐肃宗尝试进行改革，努力优化中央朝政的结构，减少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现象，力求提高朝廷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肃宗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廉洁、高效的运作机制，从而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肃宗知道，这个关键时刻，王朝很需要贤才的帮助来共同治理国家。因此，他提拔了一批忠诚且有才干的人士。比如，他重用了颜真卿——这位不仅是一位着名的书法家，更是一位忠臣，因为坚决反对安禄山而广受尊敬。此外，唐肃宗还任命了张镐为宰相，以提高朝廷的工作效率。他希望能在贤能之士的帮助下，更好地处理国家事务，恢复社会秩序，并带领百姓走出战争的阴影。 确立“五都”体系 唐肃宗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对国家的行政中心进行了多次调整。天宝元年，唐玄宗曾重新命名京师、东都和北都为西京、东京和北京，即形成了以京兆、河南、太原为主的“三京”体系。安史之乱后，“三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上元元年（760年），唐肃宗将荆州设为南都，并命名为江陵府，其官吏设置等同于京兆。同年，成都从南京恢复为蜀郡，不再是五京之一。 至此，“五京”体系转变为由中都、东都、西都、北都和南都组成的新格局。成都被降级的同时，凤翔的地位保持不变，而江陵作为新的南都崛起。上元二年（761年），唐肃宗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更改年号为至德，采用建子月为岁首，并大赦天下。同时，肃宗取消了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的称号，试图去除浮华，展现收复失地的决心。 不过，这些改变并未持续太久。宝应元年（762年）二月，唐肃宗再次大赦天下，并重新确立了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的“五都”体系。这次调整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也体现了肃宗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刻思考。 限制唐玄宗 唐玄宗避难的地方在西蜀，而唐肃宗即位灵武，形成皇帝与太上皇并存的特殊状态。玄宗通过颁行诰旨、委派宰相等方式对肃宗政治进行渗透和干预，肃宗则力图减弱玄宗的影响。玄宗回京后，肃宗通过罢免玄宗委任宰相、逼迫玄宗迁宫西内、离散玄宗身边亲信等手段，使其逐渐丧失政治权力，直至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父子俩人相继驾崩，代宗即位，“二元格局”方告解体。 关注民生 唐肃宗以其宽厚仁慈的统治风格而被后世铭记。在他执政期间，曾多次颁布特赦令，不仅为那些因战争或政治原因而入狱的人带来了希望，也展现了他对治理国家的包容态度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通过这些举措，唐肃宗试图在动荡之后重建社会秩序，抚慰民心，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注重文化教育 同时，唐肃宗非常重视文化与教育的发展，他鼓励文人学士参与到国家政事中来，认为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对于国家的治理至关重要。在肃宗皇帝的支持下，文学艺术在当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许多学者也得以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自由表达思想，贡献自己的才智，这对唐朝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施榷盐法 安史之乱后，两京沦陷，中原地区遭受了巨大的破坏。由于战乱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唐朝政府的赋税收入主要依赖于相对稳定的江南和四川地区。这两个地方以产盐闻名，因此，唐朝廷特别重视盐税和盐业带来的收益。乾元元年（758年），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唐肃宗任命第五琦为盐铁铸钱使，开始实施榷盐法。这项政策规定，在所有产盐的地方设立“监院”作为管理机构。制盐的家庭会被登记在特殊的户籍上，称为亭户，国家免除他们的其他劳役，让他们专注于制盐工作。 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官府收购，禁止私人买卖。官府则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食盐：每斗盐原本只卖十钱，现在加价到一百一十钱出售。通过这样的措施，榷盐法推行后，朝廷每年从盐税中获得的收入达到了四十万缗，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这一政策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帮助稳定了动荡时期的经济状况。 祸起萧墙 在朝廷里，自从鱼朝恩之后，唐肃宗李亨开始信任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等人，让他们掌握了重要的军政权力，宦官的势力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大。同时，唐肃宗还非常宠爱张皇后，并放任她干涉朝堂上的事。因为张皇后的阻挠，唐肃宗甚至都不能去探望他的父亲——前皇帝唐玄宗。 至德二年（757年）初，性格阴险狡猾，善于察言观色的宦官李辅国，为了迎合受唐肃宗宠爱的张良娣，两人逐渐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建宁王李倓察觉到两人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可能对朝政造成不利的影响，便多次向唐肃宗进谏表达担忧。然而却引起了李辅国和张良娣的不满，他们转而诬告建宁王图谋不轨，声称他心怀嫉妒，意图谋害广平王李豫，并且觊觎元帅之位。 而唐肃宗听信了这些指控，一时怒起，下令赐死了建宁王李倓。这一事件让广平王李豫感到深深的不安，他意识到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甚至一度考虑要采取极端手段，以消除潜在的威胁。不过，在智囊李泌的冷静分析与劝阻之下，李豫最终放弃了这样的念头，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野心开始膨胀起来的张皇后(张良娣）与李辅国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张皇后想要废黜唐肃宗指定的太子李豫，改立自己的儿子越王为新的储君，并且计划着欲除掉李辅国和程元振。谁知后来非但没能成功，她自己也没落得好下场。 晚年健康问题 由于长期的战争与繁忙的政务，唐肃宗李亨的身体遭受了重创。据史料记载，唐肃宗在位时疾病缠身，处理朝政时常需要借助旁人之力。尽管唐肃宗身体欠佳，且当政时困难重重，他仍然竭力维系朝廷的正常运作，为唐朝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时任太子的肃宗重用宦官鱼朝恩和李辅国，致使宦官势力日益膨胀。 太子监国理政 上元二年（761年）末，唐肃宗因重病缠身，无法继续处理朝政，遂命太子李豫监国，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然而，随着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的到来，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先是唐玄宗驾崩，紧接着是唐肃宗的病情急剧恶化，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因此达到了白热化。 惊吓中离世 张皇后担心太子李豫因其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显着功绩而难以驾驭，萌生了废黜太子的想法。她秘密召见了自己的儿子越王李系入宫，图谋改立他为新的继承人。为了达成目的，张皇后请求太子协助除掉权势极大的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但遭到了太子的拒绝。意识到自己的计划受阻，张皇后与内官朱辉光等人进一步密谋，在唐肃宗即将离世的关键时刻发动政变。然而，程元振事先得知了他们的阴谋，并迅速将情况告知了李辅国。两人立刻采取行动，调动禁军保护太子李豫的安全，同时逮捕了张皇后及其同党，并将她囚禁起来。就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当夜，受到惊吓的唐肃宗不幸去世。 第17章 临危登基:唐肃宗面临的挑战(下) 复杂的父子关系 唐肃宗李亨对唐玄宗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恨，而是复杂的情感交织。根据历史记载，有几方面原因： 1. 政治决策：在唐玄宗统治的后期，他逐渐将政权交给了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宠臣，导致了朝政腐败，这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玄宗对于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存在猜忌，这可能与历史上皇帝普遍对继承人存在的防备心理有关，但不能简单归结为打压。 2. 安史之乱：当安禄山叛乱爆发后，唐玄宗被迫逃亡四川，并在马嵬坡事件中失去了杨贵妃。随后，为了稳定军心和国家局势，唐玄宗禅位给太子李亨。唐肃宗即位后，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平定叛乱和重建国家秩序，但他最终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是他的重要成就。 3. 父子关系：关于唐肃宗是否“恨”唐玄宗，史料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一点。相反，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肃宗迎回了父亲唐玄宗，并给予了尊敬。然而，宦官李辅国等人确实在其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可能利用了唐肃宗对父亲的一些不满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肃宗与唐玄宗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作为儿子对父亲的敬重，也有因为时代和个人境遇带来的矛盾。历史人物的情感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微妙和多面，因此不宜简单地用“恨”来形容他们的关系。 与唐肃宗有关的几件逸事 政治沧桑 一个冬日的午后，李亨前往宫中拜见父亲玄宗。尽管尚未步入中年，但岁月已经在李亨的头上留下了痕迹：头发有些稀疏，鬓角夹杂着些许白发，这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一些。看到儿子这般模样，久经政坛风云变幻的玄宗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怜惜之情。玄宗对朝中的事务洞若观火，而身边的心腹高力士也时常向他汇报外界的情况。高力士不止一次地称赞太子李亨，说他为人仁慈孝顺，行事谨慎，总是能够顾全大局。 唐玄宗明白，在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时，太子李亨一直默默地承受着压力，从未在奏折中表达过请求他这个父皇庇护的愿望，而是选择了以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这种态度既让玄宗感到一丝宽慰——他认为这样的儿子是可以承担起国家重任的；同时也让他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既有苦涩也有踌躇。 谨慎事父 李亨身为太子，行事极为谨慎，连生活中的小细节也不放过。有一次，宫中尚食局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其中包括一只烤羊腿。玄宗让太子李亨来割羊腿享用。李亨接过任务后，手上沾满了油渍。他顺手拿起旁边的一块饼擦手，这一举动让玄宗略感不满，但并未当场发作。然而，李亨随后的表现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擦完手后，并没有丢掉那块油腻的饼，而是若无其事地将饼拿起来，慢慢吃了起来。看到这一幕，玄宗不禁转怒为喜，对李亨说：“福气就应该这样珍惜。”通过这个小小的举动，李亨不仅展现了对食物的珍惜，也进一步赢得了父皇的好感。 因子得宠 李亨长子李豫出生第三天，玄宗亲自来到东宫，赐给吴皇后一个金盆，并让她用这个金盆为李豫洗澡。当时吴皇后身体还很虚弱，而新生的李豫也显得有些瘦小。负责侍奉的老妇人担心玄宗不满意，一时惊慌失措，便抱来一个与李豫同日出生且丰满健康婴儿给玄宗。玄宗一眼就看出不对劲，立刻生气地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孙子。”老妇人连忙叩头谢罪。玄宗严肃地对她说道：“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快把我的孙子抱来。” 老妇这才将李豫抱来给玄宗皇帝看。 看到真正的孙子，唐玄宗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他轻轻托起李豫，笑着说：“这个孩子的福气和好运将会远超他的父亲。”回到宫中之后，唐玄宗高兴地对高力士说：“今天在东宫见到了三位未来的天子，真是令人欢喜！可以跟太子一起庆祝一番了。” 迎接佛舍利入宫 随着官军成功收复两京，肃宗李亨返回长安。他深信佛法的力量，在谈论到战胜敌人的原因时，表达了对佛祖庇护的深深感激。到了上元二年（761年）春天，肃宗不幸患病卧床，皇后为了祈求佛祖保佑，甚至刺血书写经文以表诚心。由于皇帝的病情未见好转，朝廷中的官员们在佛寺中斋戒供僧，希望能够得到神明的帮助。 在此背景下，迎请法门寺地宫内的佛骨舍利成为了国家大事。肃宗下令派遣僧人法澄、宦官宗合礼和地方官员崔光远前往法门寺开启地宫，将佛舍利迎接到皇宫内进行供养，李亨本人也亲自参与了虔诚的礼拜仪式。佛舍利在皇宫内被供奉了超过两个月后，又被送回法门寺安放。为了表达对佛祖的敬意，肃宗赐下了精美的瑟瑟像一套、各种金银器具，并且将自己的头发与玉简及珍贵的瑟瑟珠串成一串，以及一件金襴袈裟和沉香、檀香等共计300两的香料一同供入地宫，以此来彰显他对佛法的崇敬之心和对健康的祈愿。 历史评价 唐肃宗李亨的一生充满了起伏波折。出生时就险些遭遇不测，幼年和少年时期又目睹了宫廷内的纷争与权力斗争。成年后，唐肃宗见证了大唐帝国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安史之乱的动荡局势，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现领导才能的机会。在他7年的帝王生涯中，肃宗主要专注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军事行动平定叛乱，收复两京并消灭叛军；二是处理与退位后的太上皇唐玄宗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南北两地的政治稳定。尽管他努力奋斗，但最终未能彻底平定叛乱，壮志未酬。 总的来说，唐肃宗是一位在乱世中即位的皇帝。他继承了天宝盛世的遗产，在致力于平息叛乱的同时，也试图解决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问题，为王朝的未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唐肃宗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平叛中，因此对后宫和宦官势力的扩张未能及时有效的控制，从而给安史之乱后的国家重建带来了隐患。 胡寅对唐肃宗的评价： 1 日食是一种重大的天象变化，而日全食则更为罕见和重要。唐肃宗起初心志清明，立志平定祸乱，并没有沉迷于酒色的记录。然而，天象却显示了如此严重的警示，这是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君主，最重要的品德莫过于孝顺父母、无欲无求以及能够明辨君子与小人。可惜的是，唐肃宗在危机中夺取皇位，未能尽孝道；宠爱张良娣，导致家庭内部的混乱；任用李辅国，最终害死了自己的贤能儿子，让李泌感到不安而离去，导致正直的人远离，奸佞之人得势。因此，他的功业未能完成，父子关系破裂，自身也未能善终。这三点正是上天给人的警示，丝毫没有夸大。 2 肃宗在位八年，自从李泌离开后，朝廷的命令几乎都出自李辅国之手，皇帝自己做出决定的事情只占十分之一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唐肃宗虽然对李辅国的行为不满，但无法将其除去。他知道皇后张氏专权，但也无可奈何。他像被宦官和强势的女人控制一样，处于困境之中，最终因惊吓于乱兵而亡。由于受制于两位大宦官且从一开始就未能纠正这种情况，说他是唐朝复兴的关键人物，真的能与夏朝的少康、周朝的宣王或是汉朝的光武帝相提并论吗？ 爱新觉罗·弘历的评价: 他引用孟子的话：“德慧术智存乎疢疾”，意指美德与智慧常在困境中孕育。唐肃宗为太子时，身处杨国忠和李林甫的权谋之中，本当借此磨练心志。然而，即位后，他未能摆脱宦官和妃嫔的纷争，重蹈覆辙，既未能保护自己的儿子，也未能妥善处理与父亲玄宗的关系。这让人不禁质疑，是否如古人所说，“下愚不移”，即便历经困苦，也无法改变其本质上的不足。 《新唐书》: 在天宝之乱时，大叛乱突然爆发，皇帝被迫逃离京城。这时，肃宗作为皇太子负责指挥军队讨伐叛军，确实履行了他的职责。但相比之下，僖宗时期，唐朝的威望和德政仍然深入人心，国家制度尚未崩溃。僖宗在四川避难时，各地的将领联合起来，成功击败了黄巢，恢复了京城。由此可见，即使肃宗不即位为帝，也有可能平定叛乱。 《旧唐书》: 王莽篡位时，百姓仍怀念汉朝的恩德。同样地，唐宣宗继承了前六位圣君留下的基业，并因人民愿意支持而得以号令北方，短时间内集结了大量的兵力；随后进军西部辅助地区，一个月内就平定了关中和陇右地区。因此，两京再次被收复，祖庙也重新供奉上了祭品。看到唐肃宗前往四川迎接太上皇李隆基，在望贤宫表达敬意和庆祝，父子二人都非常感动，路过的行人都为之流泪。这让人想起了古代的孝道故事，如周文王对待父亲的恭敬和曾参、孝己的孝行。 然而，面对未完全消除的威胁，应该优先考虑恢复国家的策略，而不是急于举行升平之礼。尽管如此，最终还是依靠大臣们的努力和将军们的忠诚，使得叛军首领安禄山最终在三川地区被击败，国家重见光明。与东周平王迁都洛阳相比，唐朝的英雄们表现得更加英勇；而与东晋元帝渡江相比，唐朝的行为则显得更加伟大。肃宗不仅迎回了亲人，还恢复了国家，真是令人赞叹！ 唐代重臣张说曾经提到，他见过太宗皇帝的画像，画中的忠王李亨（后来的肃宗）英姿焕发，仪表非凡，看上非常像他的祖先，这是国家的福气。 第18章 唐代宗:继往开来的一代君主(上) 唐代宗李豫，初名李俶，是唐朝的第九位皇帝，自762年至779年在位。李豫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子，母亲为章敬皇后吴氏，出生于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李豫以仁孝温和的性格着称，并深得祖父唐玄宗的喜爱。在安史之乱期间，李豫随父避难灵武，被肃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郭子仪等将领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因功绩卓着而先后被封为楚王、成王。 乾元元年（758年），李豫正式被立为皇太子。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去世后，李豫在宦官李辅国的支持下登基成为皇帝。即位后不久，李豫便委任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继续对抗安史之乱余孽，并最终平定了叛乱。然而，吐蕃趁着唐朝内乱之际攻占了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并于广德元年（763年）短暂占领了长安。 面对这一危机，李豫迅速起用了唐将郭子仪，成功击退了吐蕃军队。永泰元年（765年），李豫再次依靠郭子仪和其他将领平定了仆固怀恩的叛乱。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李豫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行动，包括策划诛杀权宦李辅国、鱼朝恩及宰相元载，流放了宦官程元振。此外，他还重用了杨绾、刘晏、韩滉等人，致力于整顿吏治，改善漕运和盐政，促进了社会安定和经济复苏。唐代宗李豫的统治时期虽然经历了多次挑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受封广平郡王 李豫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十月（公元726年11月）降生在东都洛阳的上阳宫。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子，其母为宫人吴氏，在李俶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后来被追尊为章敬皇后。李豫自幼便展现出了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尤其专注于《周礼》与《易经》等儒家经典的研究。言行举止皆遵循礼仪规范，拥有弘大的气度和深沉的性格，为人宽厚且决策果断，情绪管理得当，喜怒不形于色。 即使祖父唐玄宗膝下有众多孙辈，但他特别宠爱嫡皇孙李豫，不仅因为李豫是唯一的嫡长孙，而且他的相貌也与众不同，因此受到了祖父格外的喜爱。到了十五岁的时候，李豫因其卓越的品德和学识而被封为广平郡王。这标志着他在年轻时就已经开始步入政治舞台，为日后成为唐朝的重要领袖之一奠定了基础。 天下兵马元帅 天宝十四年（755年），范阳、平卢、河东三地的节度使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反叛，标志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至德元年（756年）六月，随着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李豫随同祖父唐玄宗一行仓皇逃往成都。在马嵬驿发生了兵变之后，李豫与弟弟建宁王李倓积极劝说父亲李亨北上灵武建立新的根据地。 同年七月，父亲李亨在灵武即位，成为唐肃宗。新朝廷迅速组建，李豫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负责指挥和调度诸将，并在宫中设立了元帅府。李泌因与唐肃宗有旧交而被委任为元帅行军长史，与李豫共同处理军事要务。在这个时期，由于朝廷刚刚成立，临时招募的士兵数量有限且缺乏战斗力，李豫采取了“推心置腹，示以诚信”的策略，成功招揽并安抚了许多流散的士兵。当他们抵达彭原时，李豫麾下的兵力已经扩充到了数万人，初步奠定了对抗叛军的基础。 李豫与李泌密切合作，日夜筹划军事策略，不仅稳定了初建的政权，还逐步增强了军队的实力，为后续收复长安和洛阳等重要城市创造了条件。这一系列行动显示了李豫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智慧，也为他日后的统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痛失亲弟不敢言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权宦李辅国勾结肃宗宠爱的张良娣，密谋动摇广平王李豫作为储君的地位。建宁王李倓多次向父皇肃宗进言揭露此事，但却被李辅国和张良娣反诬为“因未能成为元帅而心怀不满，图谋加害广平王”。唐肃宗则听信了谗言，一怒之下赐死了李倓。虽然李豫对弟弟李倓的不幸遭遇深感悲痛，但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并未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 展示卓越军事才能 当时，宰相房琯进攻叛军失利，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回师凤翔的途中也遭遇了叛军的重大打击。面对叛军日益嚣张的气焰和对凤翔频繁袭扰所带来的威胁，李豫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他积极“遴选英勇果敢之士，屡次挫败敌人的锋芒”。这种果断有效的行动不仅稳定了朝廷内部的局势，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军队的信心与战斗力。 挥师讨叛军 随着盛夏过去，唐肃宗加快了对安史叛军总攻的准备与部署。这年的闰八月，唐肃宗犒劳三军，誓师收复京师。九月，李豫与副元帅郭子仪统领中军，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李嗣业担任前军指挥，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负责后军，回纥兵马则由叶护太子率领作为机动部队。这支联军总计约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从凤翔挥师东进，讨伐叛军。 一举收复长安 为了确保联盟稳固，李豫与回纥叶护太子结为兄弟，此举赢得了回纥方面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唐与回纥联军推进至长安以西，在沣水东岸香积寺北面摆开三十里长的战线，与十万叛军展开了激烈的决战。从午时到酉时，双方激战数小时，最终唐军大获全胜，斩杀敌军六万余人，叛将张通儒弃城夜遁。得知捷报后，李豫迅速下令入城，唐军一举收复长安，这一胜利标志着唐朝开始逆转安史之乱的局面，并为后续彻底平定叛乱奠定了基础。 智慧与远见 至德二年（757年），在急于收复京师的紧迫形势下，唐肃宗与回纥达成了一项协议：一旦攻克长安，土地和百姓归唐朝所有，而金银财帛及妇女儿童则归回纥。当胜利逐渐明朗时，回纥叶护太子意图按照约定行事。但广平王李豫深知，若此时允许大规模抢掠，将会导致洛阳民众因恐惧而更加坚定地为叛军死守，从而增加后续攻取洛阳的难度。于是，在马前拜见叶护太子时，李豫诚恳地说道： “如今我们刚刚收复了京师，如果立即进行抢掠，恐怕会让东都的百姓对叛军更加死心塌地，这将使我们难以再次取得胜利。希望我们能等到夺取东都之后再履行之前的约定。” 叶护被李豫的智慧与远见所打动，不仅震惊地跳下马来回礼，更跪下捧住李豫的脚表达其敬意，承诺即刻率军前往东京助战。这一举动展示了李豫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他不仅成功说服了回纥军队暂时放弃抢掠，还赢得了对方的高度尊重和支持，确保了联军的团结和行动的一致性。通过这次外交上的巧妙处理，李豫不仅稳定了局势，也增强了唐军的士气，为接下来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深受百姓拥戴 随后，李豫与朔方的大将仆固怀恩带领回纥和西域军队从长安城南行进，扎营于浐水东岸。沿途百姓、士兵以及胡人纷纷向李豫下拜，哭诉道：“广平王真是华夷共尊的明主！”这一举动也赢得了肃宗的高度赞扬，他说：“朕不及广平王！” 李豫整军入京，受到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的夹道欢迎，他们欢呼悲泣，表达对这位年轻领袖的崇敬。李豫留在长安镇抚三日后，便率大军向东追击叛军。到达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后，遭遇了由叛军首领安庆绪集结的十五万洛阳守军。在新店之战中，唐军与回纥军联手夹击，再次取得重大胜利，叛军尸横遍野。严庄、张通儒等叛将放弃陕州逃跑，李豫与郭子仪顺利进入陕州，而仆固怀恩继续分兵追击逃敌。 严庄先一步回到洛阳向安庆绪报告败绩，于是，安庆绪被迫弃城而逃。回纥军进入洛阳府库收取财帛，并在市井村坊劫掠了三天，直到洛阳父老献出一万匹罗锦后才停止。李豫赠送“锦罽宝贝”给叶护太子，确保其满意。对于投降安禄山父子的陈希烈等三百余人，李豫遵照肃宗旨意，将其释放并送往西京听候处理。 监国理政 随着两京（长安、洛阳）相继收复，李豫的威望达到了新的高度。至德二年十二月，肃宗封李豫为楚王；乾元元年（758年）三月，改封成王；同年五月十九日，正式立为皇太子。考虑到李豫出生时“豫州献嘉禾”的祥瑞，唐肃宗之后又决定将其名改为李豫，以昭示吉祥。 上元二年（761年底），肃宗病重，无法理政，遂命李豫监国。当时，太上皇玄宗和肃宗均患病，李豫日夜侍疾，亲自品尝药膳，衣不解带，尽显孝道。他的这些行为不仅彰显了他的仁孝之心，也为他赢得了朝野内外广泛的尊敬和支持。 惊变中即位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随着太上皇李隆基的离世，唐肃宗李亨病情危急。此时，张皇后因担忧太子李豫权势过重难以控制，密谋召越王李系入宫，意图废黜李豫。然而，在十六日这天，当张皇后假传圣旨召见太子李豫时，宦官李辅国与程元振二人事先得知了她的计划，于是便提前采取了行动。他们在凌霄门部署了兵力。待到李豫到了后，二人忙将他安全护送到了禁军之中。当晚，李辅国和程元振率兵软禁了越王李系和张皇后一干人等，这一变故最终导致病中的肃宗受到惊吓而离世。 登基后锄奸 随后，程元振等人迎请太子李豫到了九仙门，正式向群臣宣告了这一重大变故，并且按照礼仪举行了监国仪式。随后在二十日这天，即五月十八日，太子李豫在众人的拥护下正式登基，成为了新一任皇帝，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统治时代开始。唐代宗李豫继位之后，宦官李辅国自恃拥立有功，对新帝李豫的态度日益傲慢起来，有次甚至对他说：“陛下只需安居宫中，外面的政事就交由老奴来处理。” 尽管李豫内心很不满，但鉴于李辅国掌握兵权，他不得不暂时隐忍，还尊称他为尚父，朝中凡事都要先咨询一下他的意见。不久之后，李豫抓住李辅国疏忽的机会，精心地安排了一场针对他的刺杀行动，最终以盗贼行刺的形式除掉了李辅国，然后又下令追捕所谓的“刺客”。事后李豫还派人去慰问了李辅国的家属，以此来掩盖这件事的真相。唐代宗李豫这一系列行动既保证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又巧妙地消除了潜在的威胁。 平冤昭雪 代宗李豫登基之时，正值国家动荡不安，叛军再度攻陷了洛阳。为了彰显他平定叛乱的坚定决心，李豫即位后的首项重大决策便是任命长子、奉节郡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赋予了他平定叛乱的重任。在积极应对军事危机的同时，李豫也对朝政及宫廷的人事布局进行了深刻的调整。 同年五月，在丹凤楼颁布的大赦制书中，李豫宣布宽恕众多罪犯，并表彰了包括郭子仪、李光弼及李光进在内的平叛功臣，以及各地的节度使和其他内外官员。此外，他还致力于恢复玄宗时期被废黜或受迫害皇室成员的名誉与封号，如王皇后、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等人，并昭雪了因冤屈而逝的棣王李琰和永王李璘等人的不白之冤。通过这些举措，唐代宗不仅梳理并解决了玄宗、肃宗两朝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还为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寻求着一条稳定和发展之路。此举体现了新帝对过去错误的反思和对未来治理的积极态度，也为帝国的和平与发展开启了新的一页。 改革财政，振兴国力 唐代宗李豫即位之时，唐朝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经济凋敝、人口流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财赋收入大幅减少。同时，国家还需要抵御吐蕃频繁的军事威胁，导致军费开支不断攀升，财政状况愈加紧张。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李豫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图振兴国力。 首先，他重用了理财专家刘晏，委任其掌管全国财赋长达十余年。刘晏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在漕运和盐政方面，他兴利除弊，优化了运输系统并改善了税收机制。这些改革不仅确保了江南地区的财赋能够稳定而高效地运往关中地区，还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富饶”的理想状态，为平定叛乱及加强国防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并为后世唐德宗时期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此外，李豫还任命了韩滉负责部分财赋管理事务。韩滉以其清廉公正和勤奋努力着称，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逐渐充实了国库。尽管他的严格管理有时会引起一些不满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韩滉的努力对于恢复和巩固唐朝的财政状况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上述举措，李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稳定了国家的财政基础，为唐朝后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改革体现了李豫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及他对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责任感。 第19章 唐代宗:继往开来的一代君主(中) 荡平安史 同年十月，李豫委任长子李适为主帅，仆固怀恩为副帅，统率河东、朔方及各道行营军队，联合回纥骑兵，组成十余万大军，向自称燕帝的史朝义部发起猛烈攻势。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亦率军参战。唐军于壬申日抵达洛阳北郊，并于甲戌日在横水与安史叛军展开决战，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俘杀叛军六万余人，迫使史朝义向北溃逃。 随后，唐军迅速收复了东京、河阳及汴、郑、滑、魏等州。同时，燕相州守将薛嵩与恒州节度使张忠志（即李宝臣）也相继归顺，献上了赵、定、深、恒、易五州。至宝应二年（763年）初，走投无路的史朝义在北逃途中被意图归唐的燕范阳尹李怀仙追上，被迫自杀。李怀仙割取其首级来降，标志着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七月，群臣为表彰李豫的功绩，上尊号为“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 任用安史旧将埋下隐患 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决定允许原安史旧将镇守河朔地区。这一决策在短期内确实稳定了动荡的局面，缓和了紧张局势，并有助于恢复地区的秩序。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举措也被认为是为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这些前叛军将领被赋予了极大的地方权力，逐渐形成了各自为政、势力坐大的局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虽然此举最初旨在巩固政权和平息动乱，但最终却促成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挑战了中央权威，从而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历史阶段。尽管唐代宗李豫的决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过度依赖军事将领的地方治理可能会导致中央权力的分散，进而影响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即位之初内忧外患 宝应元年（762年），唐廷为了追讨江淮地区八年间累积的租税，派遣了一批强硬的官吏担任地方县令，强行向民间征收粮食和布帛。此举引发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与广泛反抗。特别是在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当地人袁晁在翁山（今舟山群岛）集结力量，领导起义军攻占了台州，并自立年号“宝胜”（或称“升国”）。随后，袁晁的军队连续攻克信州、温州、明州等地，迅速集结了近二十万的兵力。同年，在江南地区，方清也在歙州（今安徽歙县）带领饥民揭竿而起，响应袁晁的起义。 面对浙东地区此起彼伏的起义浪潮，李豫命令驻守临淮（今江苏盱眙）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分兵进行镇压。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至广德元年（763年）夏季，李光弼的部队逐渐平定了浙东地区的起义军。袁晁最终被捕并遭处决，标志着浙东动荡局面的平息。此次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政府政策的严厉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民众在苛政下的抗争精神。 在唐朝内乱之际，吐蕃趁虚而入，逐步侵吞了北方的领土，并深入内地，占领了从陕西凤翔以西至邠州以北的十余个州。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大军大举入侵，边疆将领多次告急，然而这些警报却被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十月，叛变的泾州刺史高晖引导吐蕃军队穿越邻近州县，寇掠奉天、武功等地，直逼京师长安。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李豫紧急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并启用郭子仪担任副元帅抵御敌人。由于反应迟缓，李豫被迫匆忙撤离京城，前往陕州避难，导致大量官员和平民逃亡或藏匿。吐蕃占领长安后，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肆意劫掠府库与市井，烧毁民居，使长安陷入一片混乱。 幸亏郭子仪巧妙周旋，最终迫使吐蕃撤出长安。李豫于同年十二月返回长安，并重赏了郭子仪。因宦官程元振“专权自恣”，贻误军机，李豫罢免了他的官职并将其流放至江陵。朔方节度使、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战功赫赫，家族中共有四十六人为国捐躯。但之后却遭到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先的排挤，在无法向朝廷申诉冤屈的情况下。 广德元年，仆固怀恩派其子仆固玚攻打辛云京，企图澄清自己的名声。尽管李豫多次尝试招抚，但都未能成功。最后，李豫只得采纳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建议，派遣长期在朔方任职的郭子仪前去进行招抚。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在进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时遭遇顽强抵抗，受阻于榆次。最终，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仆固玚被自己的部下所杀。 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仆固怀恩再度发动叛乱，并大肆宣传唐帝李豫已死的消息，以此鼓动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和奴剌等部族组成三十万联军，意图直取长安。这一举动使京师震动，朝廷上下与百姓人心惶惶。面对紧急局势，李豫迅速召集郭子仪屯兵泾阳，准备抵御来犯之敌。然而，在联军进军的关键时刻，仆固怀恩突然病逝于军中，这为局势带来了转机。郭子仪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其在边疆的威望和外交手腕，成功说服了回纥军队与唐军联合，共同对抗吐蕃。 这一策略性的联盟在随后的灵武台西原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唐军和回纥联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斩首五万，俘虏上万人，解救了被掳走的四千名百姓，并缴获了大量的牲畜，这些战利品绵延三百里不绝。这场胜利不仅有效地稳定了局势，还彰显了郭子仪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外交技巧，对于维护唐朝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财政，振兴国力 唐代宗李豫即位之时，唐朝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经济凋敝、人口流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财赋收入大幅减少。同时，国家还需要抵御吐蕃频繁的军事威胁，导致军费开支不断攀升，财政状况愈加紧张。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李豫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图振兴国力。 首先，他重用了理财专家刘晏，委任其掌管全国财赋长达十余年。刘晏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在漕运和盐政方面，他兴利除弊，优化了运输系统并改善了税收机制。这些改革不仅确保了江南地区的财赋能够稳定而高效地运往关中地区，还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富饶”的理想状态，为平定叛乱及加强国防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并为后世唐德宗时期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此外，李豫还任命了韩滉负责部分财赋管理事务。韩滉以其清廉公正和勤奋努力着称，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逐渐充实了国库。 尽管他的严格管理有时会引起一些不满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韩滉的努力对于恢复和巩固唐朝的财政状况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上述举措，李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稳定了国家的财政基础，为唐朝后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改革体现了李豫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及他对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责任感。 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以应对外部威胁 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762-779年），唐朝正处于安史之乱后的恢复期，国家面临着经济残破、户口流散、农桑失业以及财赋收入锐减的严峻局面。同时，来自吐蕃的军事威胁持续不断，迫使李豫必须在稳定内部的同时，积极应对边疆的安全挑战。广德元年（763年），由于仆固怀恩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激化，而选择了放任吐蕃军队东进，导致吐蕃一度占领长安长达十五日。面对这一危机，郭子仪迅速组织起勤王部队，成功将吐蕃军队驱逐出长安，恢复了朝廷对首都的控制。这一战役之后，唐朝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策略，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 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发起攻势，在奉天（今陕西乾县）和灵台（今甘肃灵台）一带，唐军联合回纥力量，由郭子仪率领的大军大败吐蕃军队，斩首五万余人，并俘虏万人，极大地削弱了吐蕃的进攻能力。这场胜利不仅提升了唐朝军队的士气，也为后续的边境稳定奠定了基础。 大历八年（773年），浑瑊、马璘和郭子仪指挥的唐军在潘源之战中大破吐蕃军，俘获和斩杀数以万计的敌人；而在剑南道（今四川境内），崔宁领导的唐军先后于大历十一年（776年）和十二年（777年）两次击败吐蕃及其盟友联军，分别斩首万余级和八千余级，巩固了唐朝在西南地区的防御态势。通过这些内外的措施，唐代宗不仅成功地稳定了动荡的局面，而且为后来唐德宗时期的税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战役和改革不仅体现了唐代宗李豫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同时也展示了这位君主在复杂局势下的领导智慧和决心。 民族、对外关系 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了平定叛乱，不得不从西北边疆抽调大量军队，导致西部防务出现严重空虚。吐蕃趁此良机，迅速占领了陇右、河西的广大地区，极大地削弱了唐朝在西部的战略纵深。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军队甚至攻入了长安，虽然仅占据十五日便被郭子仪率军驱逐，但这次入侵也暴露了唐朝防御体系的脆弱。 与此同时，在西南方向，吐蕃继续扩张其领土，吞并了姚州都督府及其所辖三十二夷州，并于同年十二月进一步占领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无力救援，使得剑南西山诸州也落入吐蕃之手。唐朝因此失去了对西川西部高地的控制权，重要的财赋来源地蜀地和军事重镇成都从此皆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战略地位岌岌可危。在李豫统治时期，吐蕃每年秋季都会对唐朝边境发起骚扰攻击，迫使京城频繁戒严，这种现象被称为“防秋”。 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郭子仪、马璘等将领通过不懈努力逐步稳定了京西北地区的局势，初步遏制了吐蕃的大规模入侵。特别是在大历八年（773年），灵州、宜禄、盐仓、百城之战中，唐军成功击败吐蕃军队，展示了大唐强有力的反击能力。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边境防线，也为唐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针对西南战线的困境，李豫采取了果断措施。广德二年（764年），他撤免了作战不力的西川节度使高适，并将剑南东、西川合为一道，任命黄门侍郎严武为新的节度使。 严武上任后立即展开行动，指挥有方，“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并在同年十月夺取盐川城，显着改善了西南战局，带来了转机。此后，西川节度使崔旰在大历十年（775年）至十二年（777年）间多次击败吐蕃军队，进一步挫伤了吐蕃的锐气，巩固了唐朝在西南方向的防御。 这一系列军事胜利不仅增强了边境的安全，也提升了唐朝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通过这些战略调整和军事行动，唐代宗李豫有效地应对了来自吐蕃的持续威胁，逐步扭转了不利局面，为唐朝边境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大历末年，随着吐蕃内部矛盾激化和政局局面的动荡，其对外侵略活动有所减少，并开始尝试与唐朝议和。然而，吐蕃使者带来的和平提议往往伴随着新的军事挑衅，显示出双方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唐代宗李豫对于吐蕃请和使者时常采取扣留政策，并将战俘发配到江、岭地区作为刑徒奴隶，以此表达对吐蕃时常侵扰大唐边境行为的不满。 宝应元年（763年），李豫即位之初，回纥汗国的登里可汗便率众前来助战。李豫命令御史大夫尚衡前往宣慰，并在同年十月的击灭史朝义之战中，回纥骑兵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吐蕃入侵唐朝时，回纥拒绝与吐蕃结盟，使得唐朝北方边境得以相对安宁。然而，回纥军队的行为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诸军会集陕州平叛时，雍王李适携幕僚前往陕州北拜见回纥可汗，因李适不肯下拜于可汗，导致其幕僚药子昂、李进、韦少华和魏琚遭到鞭打，其中韦少华和魏琚伤重不治。回纥人进入洛阳后，纵兵掠夺，焚烧圣善寺和白马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们还肆意侮辱官吏，甚至在夜间带兵闯入鸿胪寺，破坏了城门安全。 大历三年（768年），为加强与回纥的关系，李豫派遣右散骑常侍萧昕持节前往祭吊去世的光亲可敦，并次年将仆固怀恩的幼女封为崇徽公主，嫁与回纥可汗为继室。兵部侍郎李涵持节册封可敦，并赠予大量彩绸。尽管当时国库空虚，仍征用公卿的骡马骆驼运送礼物。宰相们在中渭桥为李涵等人饯行。回纥留在京师的士兵继续在坊市掠夺人口，引骑兵冲击含光门，迫使皇城关闭。 面对这些行为，李豫仅令刘清潭前去劝止；而当回纥人抢走长安县令邵说的马时，有司也不敢严加责罚。自肃宗时期起，回纥自恃对唐朝有功，每进献一匹马便索要四十匹缣。每年携带数万匹劣马前来售卖，使者频繁往来，寄宿于鸿胪寺。李豫试图通过厚赐来感化回纥，但对方并未收敛。后来，回纥又带来一万匹马，最终李豫决定购买六千匹以维持关系。 大历十年（775年），一名回纥人在长安道上行凶，被京兆尹黎干擒获，但李豫却下诏赦免了凶犯。随后，这名回纥凶手又在东市继续为非作歹，市人将其绑送至万年狱，回纥首领来劫狱并砍伤狱吏，长安官民对此不堪忍受。到了大历十三年（778年），回纥袭击振武军，攻陷东陉，入侵太原，并在阳曲击败河东节度使鲍防部。直到代州都督张光晟在羊虎谷击败回纥，才迫使其撤退。 总之，回纥在唐代宗李豫统治时期表现的极为骄横，双方关系逐渐恶化。直到唐德宗时期，这种紧张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李豫在处理回纥事务上的宽容态度，虽然暂时缓和了局势，但也暴露了朝廷对外族势力的无奈与妥协。 在唐代宗李豫在位时期，立国不久后的南诏便侵占了唐朝的部分疆土。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经营其西南地区，不再对唐朝构成直接威胁。这种战略调整使得唐朝西南边境的压力有所减轻，为李豫集中精力处理其他内外事务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唐王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往来。根据《唐会要》记载，在李豫担任元帅平定安史之乱时，曾利用过大食的兵力援助。在李豫位期间，大食也有遣使来唐朝的记录，表明两国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交流和贸易联系。 这些外交互动反映了当时国际局势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唐朝作为东亚强国所维持的广泛对外联系。通过与南诏和大食的交往，可以看出李豫时期唐朝不仅面临内部稳定和边疆安全的挑战，还需要巧妙地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尽管南诏转而向内发展，减轻了对唐朝的压力，但与大食的持续接触则展示了唐朝在全球化早期阶段的开放态度和外交智慧。 安史之乱后的藩镇政策及其影响 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李豫采纳了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的建议，分别任命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和薛嵩为魏博、成德、幽州（卢龙）以及相卫四镇的节度使。这一决策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动荡的局面，但也无意中种下了河朔三镇割据自治的隐患。 传统观点认为，仆固怀恩提出分封河北诸镇的建议时，可能是出于“恐贼平宠衰”的考虑——即担心安史之乱平定后，随着战事结束和局势稳定，他的功绩和重要性会被逐渐淡忘，从而导致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希望通过分封来建立自己的党羽和支持。 李豫历经多年的战乱之苦，极度渴望和平与稳定。因此同意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希望借此避免更多的冲突和动荡，使百姓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然而，这一决定虽然短期内带来了稳定，但却开启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先河，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隐患。李豫在追求即时和平的过程中，未能充分预见这一决策对中央权威的长远影响，最终导致地方势力逐渐坐大，削弱了中央集权。 应对田承嗣的挑战 安史之乱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行为逐渐显露出其野心和对抗朝廷的意图。他在魏博立祠堂，尊奉安禄山、史思明为“四圣”，并向朝廷要求担任宰相，这一举动明显是对中央权威的挑衅。面对田承嗣的挑战，李豫选择了妥协：他派内侍孙知古暗示田承嗣拆毁祠堂，并加授田承嗣为平章事以安抚他。大历十年（775年），田承嗣唆使昭义镇作乱，攻占相州，并暗杀卫州刺史薛雄。李豫曾试图通过调发其他藩镇的力量来征讨田承嗣，但当军事形势对朝廷不利时，田承嗣上表谢罪，李豫最终选择赦免他的罪行，以此换取暂时的和平。 这种姑息态度不仅未能有效遏制田承嗣的势力，反而助长了他的气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李豫统治末期，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和幽州（卢龙）——的割据局面基本形成，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权威则相应削弱。李豫在处理这些藩镇问题上的妥协与软弱，成为唐朝后期中央政权逐渐失去对地方控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笔。 后世学者的不同看法 樊文礼指出，李豫并非一味姑息。初期受制于吐蕃压力，被迫迁就；中期以后，随着外部形势改善，他对哥舒晃、田承嗣、李灵曜等采取军事行动，并通过制度手段打压藩镇。大历后期，唐廷与幽州维持密切关系，一度取得昭义军归顺，但由于地缘政治结构复杂，未能彻底解决藩镇问题。 郭子仪总结道：“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这些藩镇互相联结，一切事务自决，虽奉事朝廷却不用其法令。河北三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综上，唐代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策略既有妥协也有对抗，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内外环境，揭示了唐朝中央权威逐渐式微的趋势，对中晚唐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过关于唐代宗李豫对待藩镇的态度，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指出，代宗并非对藩镇采取简单的姑息政策。樊文礼在其研究中提出，李豫在位初期由于面临吐蕃的边境压力，确实不得不暂时迁就藩镇以稳定内部；但随着外部形势逐渐好转，他开始积极应对藩镇问题。 例如，针对哥舒晃、田承嗣和李灵曜等地方势力，李豫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通过限制藩镇兵力、废除诸州团练守捉使、以及颁布敕令禁止藩帅擅自任命属州刺史等措施来打压藩镇权力。 此外，有关河朔地区的藩镇，有学者认为，在大历后期，中央政府与幽州之间的关系相对紧密，甚至一度获得了昭义军的归顺。但是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影响，这一努力未能完全成功实现对所有藩镇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过田承嗣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趋于稳定，并且形成了一个自治程度较高的地方政权体系。这些观点强调了唐代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表明他在不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政策方向，展现了其较为灵活的政治策略。 第20章 唐代宗:继往开来的一代君主(下) 诛除权臣革除旧弊 代宗李豫即位后，迅速采取行动削夺了权宦李辅国的权力。借助宦官程元振的支持，李豫巧妙地将当权宦李辅国尊封为“尚父”，并进封其为博陆王，表面上给予了极高的荣誉。然而，此举实际上是李豫精心设计的一步棋，主要目的是逐步削夺李辅国的实权，并最终迫使其退休。这一策略既保全了李辅国的面子，又有效地削弱了他在朝中的影响力，更是为巩固皇权扫清了障碍。 不久后，李辅国被“盗”刺杀。随着李辅国的倒台，宦官程元振接掌了禁军统领之职，但其谗害朝臣的行为最终大失人心。基于太常博士柳伉的建议，李豫决定将程元振削官放归田间，随后流放至溱州。 优宠宦官 唐代宗李豫对宦官极为优宠，凡宦官们奉命出使四方，他从不限制其求取财物。即使是恩赐嫔妃家族的任务，宦官归来后，李豫还会询问他们所得多少，如果派去的宦官获得的财物不多，李豫便认为是轻慢了天子的使者，因此宦官们开始公开索求贿赂，毫无忌惮。宰相们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常常在阁中贮备些钱财，每逢宦官来传达圣旨或赏赐物品时，从未让他们空手而归。 宦官们出使州县时，也常常以传送文书为名索取货物，其行为与征收赋税无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李豫对宦官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朝廷的政治格局，使得宦官势力逐渐坐大，成为唐朝政治中一个显着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为后续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李豫无力应对宦官势力的膨胀。 去三大奸如杀犬羊 实际上，在面对一些滥用权力、行为跋扈的宦官时，李豫展现出了决断力。例如，针对权倾一时的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李豫采取了严厉措施，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惩处与贬谪，甚至诛杀，以此来遏制宦官势力的过度扩张，并试图恢复皇权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宦官专权的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彻底解决，仍持续影响着唐朝后期的政治生态。 特别是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宦官鱼朝恩因得皇上宠信而权倾朝野，甚至还当庭凌辱宰相。气焰嚣到凡是朝廷政事不经过他的参与，他便会愤怒地质问：“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意识到群臣对鱼朝恩的普遍怨恨，李豫决定将其除掉，便与宰相元载密谋，在一次禁中宴会后，将鱼朝恩留下，命令侍卫将其缢亡，对外则宣称“朝恩受诏乃自缢”。这一行动展示了李豫处理棘手政治问题的决心与手腕。 然而，随着宰相元载的得势，他逐渐变得专权跋扈，沉迷于私利，引起了代宗对其的不满。大历十二年（777年），唐代宗命令左金吾大将军吴凑逮捕并诛杀了元载。 此举不仅清除了朝廷中的又一威胁，也为李豫赢得了“去三大奸如杀犬羊”的美誉，宋人苏辙称赞其行动使得“中外不惊，上下厌服”。这句话原是是苏辙用来称赞某位北宋政治人物的行动或政策既未引起国内外的震惊，又获得了从上到下的广泛认可和佩服。这话话通常与王安石的新法改革相关联，表明其措施在当时社会中得到了相对平稳的接受。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对李豫的政治手腕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唐代宗深受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思想的影响，擅长运用帝王权术。 痛失清明宰相 通过逐步削弱宦官权臣的势力，李豫巧妙地铲除了这些潜在的威胁，确保了皇权的稳固。在元载之后，李豫任命了素有清名的杨绾为宰相，意图借其手革除朝廷中的积弊。杨绾上任后，以其正直和廉洁着称，移风易俗，使得朝中权贵铺张浪费的行为有所收敛，为朝廷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虽然杨绾在相位数月便因病逝世，但他的影响深入人心，赢得了广泛尊敬。李豫对杨绾的早逝深感痛惜，感叹道：“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通过这些策略性的行动，李豫不仅成功地清除了一批威胁皇权统治的权臣，还为唐朝的政治生态带来了显着的改善。也展现了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稳定，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排非议重用老将 李豫在用人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眼光和决断力。尽管宦官中伤郭子仪，李豫却坚信其忠诚与才能，毅然决定重新起用这位老将。郭子仪不负所望，在抵御吐蕃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保卫了国家的安全。这一决策不仅巩固了边防，也彰显了李豫识人用人的智慧。 处政严明维护公正 尽管存在用人上的失误，李豫在处理具体政务时仍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大历十二年（777年）十月，面对京兆尹黎干和户部侍郎韩滉关于水灾损害面积的不同报告，李豫并未轻信任何一方，而是派出御史进行复查。最终确认渭南县受灾面积为三千顷后，他严厉批评了隐瞒实情的官员，并将其贬职。此举体现了他对地方治理的关注及对公正行政的坚持。 对皇亲国戚的严格要求 唐代宗对皇亲国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容许他们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69年）七月，皇姨弟薛华因私人恩怨杀害了三人并试图掩盖其罪行。事发后，被代宗拘捕入狱并赐死。此外，升平公主请求保留自家水磨以利农田灌溉时，李豫坚决拒绝，并强调诏令是为了百姓利益。公主随即拆除自家水磨，成为成为一时佳话。这些举措显示了唐代宗作为君主的公平与正义。 改革选制，促进吏治清明 唐代宗在位期间还积极推动选制改革，力求吏治清明。宝应二年（763年），他命令尚书左丞杨绾负责东京选拔，礼部侍郎贾至负责东都举荐，开创了两都分举选的先河。这一改革也是为了提高选官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从而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为唐朝的政治生态注入新的活力。通过这些措施，代宗不仅展现了其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唐王朝的政治环境，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人失误，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代宗在用人方面展现了一定的洞察力，但他的任命决策并非全无瑕疵。早期，代宗任用元载为宰相，然而元载专权自恣，贪污腐败，贿赂成风；到了晚年，改任常衮为相，虽然常衮上任后确实遏制了贿赂现象，但在识人用人上却显得鉴别能力不足，未能明辨贤愚，导致人才得不到合理的任用，朝政效率大打折扣。 当时京师还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常分别，元好钱，贤者隐，愚者前”。生动地揭示了这些用人失误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也表明，代宗李豫在某些方面的用人策略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留下了遗憾。 崇信佛教，造成财务负担 在身边朝臣元载、王缙、杜鸿渐等人的影响下，李豫渐渐开始崇信佛教，为此供养了大批僧人，兴修佛寺。这些举措虽然体现了他对宗教的虔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给财政造成了负担。 每逢边疆危机时，他常依赖宗教仪式寻求庇护，如永泰元年（765年）九月，吐蕃军队逼近奉天，京师戒严之际，李豫命令人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分别送至资圣寺和西明寺，并且在两寺设立百尺高座，由僧侣高声诵读，以期禳灾祈福。随着吐蕃军进一步逼近京师，这一活动才被迫停止。同年十月，当吐蕃军进至邠州时，代宗再次命令僧人在资圣寺讲诵《仁王经》。 大历二年（767年）六月，宦官鱼朝恩请求将自己所获赐的宅第改建为章敬寺，以此为已故章敬太后吴氏祈求冥福。该寺建造得极其宏伟壮丽，甚至不惜拆毁曲江及华清馆以获取材料。尽管进士高郢上书劝谏这一劳民伤财的行为，但李豫并未采纳其建议，继续推进工程。李豫不仅个人虔诚信仰佛教，还在宫中供养了一百多名僧人，其中包括来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不空法师，后者因其深厚的佛学造诣而被封为国公，出入宫廷如同权贵，享有极高的地位。“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这话也反映出了当时佛教势力在经济上的膨胀。 此外，李豫下令禁止鞭打僧尼，并在五台山修建金阁寺，使用铜制并涂金的瓦片，耗费巨大，达到了“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的程度。在他的影响下，朝廷内外的官员们纷纷效仿，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转向崇尚佛教，出现了“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的现象，政事与刑法也因此日益混乱。这些举动虽然体现了李豫对佛教的崇敬之心，但也暴露出他对宗教事务过度投入的问题，进而影响了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 此时期的政策选择，反映了唐代宗试图通过宗教来安抚人心、巩固统治的愿望，然而过度的宗教信仰支持最终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使得国家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消耗于非生产性建设方面，从而影响了实际的行政效率和社会发展。 突然患病离世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初二，唐代宗李豫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他已经无法上朝理政。面对这一紧急情况，为了确保朝政的连续性和稳定，五月二十一日（即6月10日），李豫正式任命太子李适为监国，赋予他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当天夜间，李豫在长安的大明宫紫宸内殿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同年八月，群臣为李豫上谥号“睿文孝武皇帝”，庙号定为“代宗”。原本应使用“世宗”作为庙号，但为了避免与唐太宗李世民名讳中的“世”字冲突，故改为“代宗”。十月，唐代宗李豫被葬于元陵。十二月，其神主牌位被迎入太庙，完成了祔庙之礼，这不仅是对逝去君主的崇高敬意，也象征着新帝李适正式接过了治理国家的重任。 有关李豫的一些逸事 天赋异禀 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故事是关于他对音乐的喜爱。据说唐代宗非常喜欢音乐，尤其是羯鼓。有一次，他听到一位名叫李龟年的乐师演奏羯鼓，被深深打动，便邀请李龟年入宫教授自己羯鼓技艺。由于唐代宗勤奋练习，技艺大进，以至于后来有人称赞他说：“不是李龟年教得好，而是陛下天赋异禀。” 收揽人心 在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两次勾引外敌入侵，成为唐廷重大隐患的情况下，李豫展现出宽容胸怀。尽管仆固怀恩的行为严重威胁到了唐朝的安全，但在其叛乱期间，李豫始终未以“反叛”之名加诸于他。相反，展示出对旧臣的宽厚与体恤。当仆固怀恩的母亲被迎回后，李豫不仅亲自下令厚加抚恤，还确保她能够在安逸中颐养天年。听到仆固怀恩暴毙的消息时，李豫表现出深深的哀怜之情，对侍从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这句话不仅是对仆固怀恩个人命运的惋惜，更是对其因身边人误导而走上歧途的理解与同情。李豫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对仆固怀恩本心忠诚的认可，同时也减轻了其叛乱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回纥的关系，并表达对仆固怀恩家族的重视，李豫后来册封仆固怀恩的幼女为崇徽公主，并嫁予回纥牟羽可汗。李豫对仆固怀恩的处理方式，展现了他作为君主的宽广胸襟和政治远见。他深知，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收揽人心、化解矛盾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通过这些具体行动，李豫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也为唐朝后续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 与郭子仪君臣间的微妙关系 为了笼络重臣郭子仪，唐代宗李豫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暧，使君臣之间结为儿女亲家。这一联姻不仅加深了双方的信任，也为朝廷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然而，这段婚姻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小两口闹别扭，升平公主自恃金枝玉叶，言语中带着几分傲慢羞辱了郭暧。郭暧一时气愤，脱口而出：“你倚仗你的父亲是天子吗？我父还不愿为天子！”这句话触动了升平公主的敏感神经，她立刻入宫向父亲李豫告状。 面对女儿的抱怨，李豫却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回答：“这是你不知道了。确实如此，假使他要做皇帝，天下难道还是你家所有吗？” 这番话既表达了对郭子仪的高度信任，也展现了他对权力更迭的深刻理解。李豫深知，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郭子仪不仅是国家的柱石，更是维系政权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郭子仪闻讯后，深感事态严重，急忙将儿子郭暧关了起来，并亲自入宫请罪。但李豫反而安慰他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闺房之间的事情，哪里值得听呢！”李豫的这番话，既体现了他对郭子仪的宽容与理解，也显示了他处理家庭琐事时的智慧与大度。尽管得到了皇帝的宽慰，郭子仪回到府邸后，仍然严厉责罚了郭暧，以示对皇室的尊重和对自己家族行为的约束。这段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一出着名的戏剧《醉打金枝》，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剧目。它不仅反映了唐代宗李豫与郭子仪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也展示了那个时代君臣之间的人情世故和政治智慧。 此外，还有传说唐代宗李豫喜欢微服私访，到下层了解民间疾苦。不过这类故事的真实性难以考证，更多地可能是后世对于理想君主的一种想象或美化吧。 历史评价 唐玄宗李隆基曾对幼年的李豫寄予厚望，称他“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 苏鹗评价说，李豫自幼便展现出宽厚仁德，深得玄宗喜爱。这种天生的宽厚性格，在其即位后得到了充分展现。即位之初，将大量政务委托给宰相处理。然而，元载的专权使得国家制度逐渐败坏，官场风气日益腐败。若非通过贿赂或走左道旁门，几乎无法在朝廷中立足。常衮继任宰相后，虽然杜绝了贿赂之风，但他性格孤僻、独断专行，用人唯亲，导致官员升降失当，京师民间流传：“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而愚者贤。” 孙之翰评价说，代宗虽非英睿之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他的宽厚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在容忍宰相擅权方面，显示出宽厚可能带来的弊端。此外，肃宗和代宗过度宠信宦官，对待将帅不够周全，导致像怀恩这样的将领心生二志，河北地区也因此不再完全受中央控制。 陈光崇主编《中国通史》中对唐代宗的评价:唐代宗李豫早年曾积极参与平叛战争，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都。即位后，他继续致力于平定安史之乱，最终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然而，在处理战后事务时，由于决策失误，任用了安、史旧将分帅河北，加之国力不足以彻底平定跋扈的藩镇势力，导致对这些地方割据势力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姑息政策。这种做法无意中促成了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卢龙）独立割据的局面，为日后唐朝中央权威的削弱埋下了隐患。 尽管如此，唐代宗在对待宦官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平衡能力。虽然他对部分宦官优宠有加，但也能果断惩治作恶多端的大宦官，避免了严重的宦官之祸爆发。这表明他在处理复杂的政治局势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决断力。唐代宗在位十八年间，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国家面临诸多挑战。然而，正是因为他能够信任并重用如刘晏与郭子仪这样的贤能之臣，才得以艰难地维持其统治地位。刘晏通过改革财赋制度，确保了国家财政的基本稳定；而郭子仪则凭借其军事才能，多次抵御外敌入侵，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两位大臣的努力对于支撑动荡时期的唐朝至关重要。 第21章 遂宁内外:唐德宗的统治策略(上) 唐德宗李适，唐朝的第十位皇帝，唐代宗李豫的长子，出生于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早年，他被封为奉节郡王，并在宝应元年（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随后改封鲁王、雍王，名义上统领军队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广德二年（764年），李适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779年），李适登基为帝。 即位之初，唐德宗李适展现出强硬而明智的领导风格，坚持任用贤能的文武官员，严格限制宦官干预朝政，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振兴国家的重要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废除传统的租庸调制，转而实行“两税法”，这项改革标志着中国赋税制度的重大转变，显示了李适意图重振唐朝国力的决心和魄力。通过这些举措，唐德宗不仅试图解决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还力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有效的税收体系，以增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持中央集权。他的初期统治充满了积极的改革尝试，为唐朝中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宗逐渐依赖如卢杞等宠臣，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杂税，这些举措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建中二年（781年），他发起了旨在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的战争，但因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尚未成熟，这一行动反而触发了四镇之乱及泾原兵变。面对突如其来的叛乱，李适被迫逃离长安，辗转奉天（今陕西乾县）、梁州（今陕西汉中）等地避难。在宰相李泌及将领李晟、浑瑊等人的鼎力相助下，唐德宗最终成功平定了叛乱。 这次经历不仅考验了唐德宗的统治能力，也深刻影响了他以后对藩镇政策的态度。此后，唐德宗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来处理与地方势力的关系，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动荡局面。这段时期的挑战和变化，反映了唐德宗统治中期所面临的复杂局势，以及他在应对这些危机时展现出的适应性和领导力。尽管最后削藩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也为后来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之间的权力平衡设定了新的框架。 唐德宗执政后期，开始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对地方上的藩镇势力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另外，在唐德宗统治时期，文化方面也有所发展，内部兴起了古文运动；对外关系上，他联合回纥、南诏、大食对抗吐蕃，成功地重新开放了因安史之乱而中断的东西陆路交通。此外，唐德宗个人也擅长文学创作，尤其以诗歌着称，《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作品。 早年经历 天宝元年四月，李适在长安的大内东宫降生，其母为睿真沈皇后。同年十二月，年仅数月的李适就被授予了特进之衔，并封为奉节郡王。当李适十四岁那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动荡。次年（756年），随着长安的失守，他的曾祖父唐玄宗被迫逃往四川，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之中。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中，李适与其他皇室成员一同经历了战乱带来的苦难与家国忧患。 储君元帅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唐代宗即位后不久，五月便委任年仅二十岁的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并改封他为鲁王，赋予其与安史叛军进行最后决战的重任。同年八月，李适再次被改封为雍王。十月，李适奉命出镇陕州，肩负起了稳定地方、抵御叛军的重任。 次年，即宝应二年（763年），随着安史之乱的平定，李适因战功卓着被拜为尚书令，获赐实封食邑二千户，并与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同被授予铁券，画像悬挂于凌烟阁，以彰其勋绩。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正式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了隆重的册礼，就此确立了其作为未来皇帝的地位。 苛政的后果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于长安宫中病逝，三十八岁的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在居丧期间，李适严格遵守礼法，体现了他对传统礼仪的尊重。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群臣为他上尊号“圣神文武皇帝”。即位之初，德宗任用崔佑甫为宰相，推行清简政策，展现出了一番中兴气象。崔佑甫推荐杨炎为相，但不幸患病去世，使得杨炎得以独揽大权。面对唐玄宗以来租庸调制的破坏，杨炎提出并实施了两税法改革，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赋税制度，并且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变化，对国家财政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杨炎生性狭隘，利用职权打击异己，导致政治环境恶化。 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任命卢杞为相，但卢杞为人奸佞，善于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陷害了许多忠良之士。为了筹集军费，他实行了一系列苛刻的税收政策，如增收房屋间架税和除陌税，这些措施引起了广泛的民怨。 同年，唐德宗决心革除藩镇割据的问题，发起了削藩战争。虽然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随后却引发了更大的混乱。到了建中三年（782年），卢龙节度使朱滔、成德王武俊、淄青李纳、魏博田悦分别自立为王，联合对抗朝廷；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叛乱，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兵变”爆发，叛军占据长安，并拥立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称帝。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辗转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避难。最终，在宰相李泌及将领李晟、浑瑊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平定了叛乱。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发布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失，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同年七月，德宗重返长安。同年，河中节度使李怀光因与部分宦官、藩镇将领矛盾激化而举兵反叛，德宗派浑瑊与河东节度使马燧、镇国节度使骆元光等率军讨伐，至次年八月平定叛乱。 绥宁内外 经历多次变乱之后，唐德宗李适开始采取更为保守和谨慎的策略。他逐渐委任亲信宦官为禁军统帅，对地方藩镇则采取姑息的态度，以避免激起更大的叛乱。晚年时，淮西镇用兵失利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使得藩镇势力愈发强大。 贞元年间（785年—805年），唐与吐蕃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军事负担。面对日益窘迫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不得不采取多种手段筹集资金。“进奉”、“宣索”、“宫市”等敛财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也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此同时，唐朝频发天灾，唐德宗在积极敛财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次赈灾免税，以安抚民心，维持社会稳定。 尽管面临诸多内部挑战，唐德宗仍然致力于恢复边疆领土。在位期间成功出兵收复了琼州、姚州、巂州、会州、原州、翼州等地，这些行动不仅增强了朝廷的威望，也为后续的边防稳定奠定了基础。 文化复兴时代 大历、贞元年间，复古主义思潮兴起，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这场运动旨在从意识领域挽救帝国的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贾至、梁肃、权德舆、韩愈、白居易等人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倡导文体革新，反对空洞华美的骈文，提倡自然自由的古文表达方式，这不仅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推动了“唐传奇”小说进入兴盛期。唐德宗本人擅长文章与诗歌创作，因此大力支持古文运动，重视科举制度，广纳贤才，从而迎来了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 外交成就 此外，唐德宗根据宰相李泌的建议，采取了灵活的外交策略：北和回纥、南和南诏、西结大食，共同对抗吐蕃。这一系列举措成功扭转了对吐蕃的战略劣势，并利用“回鹘道”重新开通了安史之乱后被切断的东西陆路交通线。这些外交成就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境安全，还为后来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位前期的改革与整顿措施 唐德宗即位初期，英明果决，他坚持信任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预朝政，一心致力于恢复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使朝野内外呈现出一派中兴的景象。 收兵权，整肃军务 即位之后，唐德宗尊崇名将郭子仪为尚父，并加封其为太尉兼中书令，但同时罢免了郭子仪所担任的副元帅等实际军事职务，将其权力分散给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人，分别任命他们为节度使。此举不仅巩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也避免了个人权力过于集中。此外，德宗召见“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并留居京师，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 清明节俭，革新风气 唐德宗即位之初便大力推行清明节俭的政策。他在任命崔佑甫为宰相后的短时间内，迅速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停止了诸州府及新罗、渤海等地每年进贡鹰鹞的传统；限制山南枇杷、江南柑橘的进贡次数；废止南方一些地区向宫中进贡奴婢、春酒、铜镜、麝香等物品；禁止全国进贡珍禽异兽，并规定银器不得镶嵌金饰。为了展示决心，他还下令释放文单（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至荆山之阳，放生专门用于皇室狩猎的五坊鹰犬。此外，裁撤梨园使及冗余伶官三百人，并将所需人员归并至太常寺管理。 为了显示皇恩浩荡，唐德宗还释放了一百多名宫女。在他生日时，拒绝接受各地的贺礼，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部划归度支，用以替代租赋。这些举措彰显了新君登基后的清廉和务实作风。 严惩宦官，整治吏治 唐德宗深知宦官干政的危害，因此在即位之初便坚决疏远和排斥宦官势力，亲近朝廷官员。他的父皇唐代宗就是由宦官拥立，对宦官颇为优宠，尤其是派遣到各地出使的宦官，往往公开索贿、大肆搜刮。还是皇太子期间，唐德宗对此类弊端已有深刻认识，故而在即位伊始便下定决心进行整治。 在即位的当年闰五月，唐德宗派遣宦官前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该宦官返回京城后，被查实收受了大量贿赂，包括七百匹缣、二百斤黄茗、骏马和奴婢。李适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对这名宦官杖责六十并流放。此事传出之后，其他尚未返京的奉使宦官纷纷自行处理掉了收受的礼品，不敢再行贪污之事。不仅如此，李适在即位当月，还果断的处理了暗怀异志的宦官刘忠翼，以此震慑朝野，表明其整治宦官的决心。 削藩之战及其后果 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一直致力于削弱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以解决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逝，其子李惟岳请求继承父职。唐德宗拒绝了他这一请求，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 面对唐德宗的决心，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与李惟岳密谋，准备武力抗拒朝廷。德宗迅速做出反应，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正式打响了削藩战役。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后，其子李纳被击败；李惟岳则被部将王武俊除去；成德镇大将张忠和投降并被任命为新的成德节度使。只有田悦继续顽抗。然而，唐德宗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的做法引发了参与削藩的其他节度使的不满。 建中三年（782年）底，局势急剧恶化。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淮西（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反叛行列，自封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并与四镇勾结。战火从河北蔓延至河南，东都洛阳告急。面对四镇联合反叛及李希烈的加入，李适的削藩政策遭遇重大挫折。 原本希望通过削藩来巩固中央权威的努力，反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这场战争不仅考验了唐德宗的军事指挥能力，也暴露了他处理复杂政治关系时的局限性。德宗试图通过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来削弱他们的实力，但最终却导致了更多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叛，使得削藩之战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 李适的削藩之战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终因策略上的失误和复杂的政治局势而陷入困境。他试图通过打击个别藩镇来树立中央权威，但在实际操作中未能充分考虑各藩镇之间的利益平衡和潜在的联合可能性。此外，李适过于依赖武力解决问题，忽视了政治协商和安抚手段的重要性，这也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这场战争不仅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还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埋下了隐患。尽管唐德宗李适的努力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映了他在处理藩镇问题时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复杂性。 第22章 遂宁内外:唐德宗的统治策略(中) 泾师之变与奉天避难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未获得期望中的丰厚赏赐，且供应的饭菜简陋，士兵们感到极度不满，最终哗变。这一事件史称“泾师之变”。叛军迅速拥立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为秦帝（后改为汉帝），并进围奉天（今陕西乾县）。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唐德宗李适仓皇出逃，被迫终止了削藩之战。 泾师之变不仅打乱了唐德宗的军事部署，也使朝廷陷入了混乱。为了应对危机，前线将领李晟和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人从河北撤军勤王，试图解救被困的皇帝。然而，局势又进一步恶化，李怀光在途中联络了朱泚反叛，迫使唐德宗再次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在这场动荡中，李晟展现出了非凡的忠诚和勇气。他率部奋力抵抗叛军，并积极筹备反击。经过艰苦的努力，李晟最终成功收复了长安，击败了朱泚的叛军。唐德宗得以重返京城，但这场变乱给唐朝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泾师之变不仅是唐德宗削藩政策的重大挫折，也暴露了中央政府在处理地方势力时的局限性和复杂性。唐德宗原本希望通过削藩来巩固中央权威，但反而激起了更多地方势力的反抗。这次变乱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还使得国家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和动荡之中。从而可以看出唐德宗在削藩过程中的艰难处境及其决策带来的后果。泾师之变不仅中断了他的削藩之战，也使他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尽管有像李晟这样的忠臣奋力挽救局势，但这次事件无疑对唐朝的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痛下罪己诏与政策调整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面对国家局势的持续动荡和叛乱的蔓延，唐德宗李适痛下“罪己诏”，公开承认自己作为君主的失误，表示愿意承担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这一举措不仅是对自身治理不当的深刻反省，也是为了平息各方矛盾、稳定局势。 罪己诏的具体内容 在诏书中，唐德宗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的原因在于自己的治理不当，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因此，他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并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被宽大处理，许其投诚效顺。此举意在通过宽容政策来化解敌意，恢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关系。 政策调整的效果 罪己诏发布后，立即产生了显着效果： 叛乱藩镇的响应：王武俊、李纳、田悦等人迅速取消了自封的王号，并上表谢罪，表达了重新归顺朝廷的意愿。此举不仅缓解了紧张局势，也为进一步和解奠定了基础。 政治氛围的缓和：唐德宗的坦诚认错和宽容政策，赢得了部分大臣和民众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氛围。这种姿态也向全国传递了一个信号：皇帝愿意承担责任，改正错误，重建和谐。 巩固中央权威：尽管削藩之战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通过这次政策调整，唐德宗成功地将部分反叛势力重新纳入中央管理之下，暂时稳定了局面。这也为后续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提供了机会。 唐德宗的“罪己诏”不仅是个人领导风格的一次重要转变，也是唐朝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策调整。它反映了德宗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的灵活性和务实态度，同时也暴露了他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局限性和挑战。通过这次事件，唐德宗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结合政治手段和人文关怀，以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总之，兴元元年的“罪己诏”标志着唐德宗李适从强硬削藩转向灵活应对的新阶段，同时也展示了他在危机时刻的政治智慧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重返长安与后续平叛 随着李晟于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唐德宗终于在同年七月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元年（785年）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尽。次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斩李希烈投降，唐德宗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同年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斩陈仙奇，德宗任命吴少诚为节度使留后，继续维持对地方势力的控制。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唐德宗不仅经历了削藩战争的起落，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统治策略。他从最初的强硬立场逐渐转向妥协与调整，最终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 边疆防御，安定西陲 1.蜀地保卫战 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与南诏组成了一支号称二十万的联军进犯蜀地。面对这一威胁，唐德宗李适迅速派遣右神策都将李晟率四千神策军、金吾大将军曲环率领由邠宁、陇右、范阳各镇组成的五千士兵前往蜀地，与山南东、西道的唐军联合抵抗。唐军在七盘和大度河外两次大破蕃诏联军，范阳军攻克新城、维州、茂州等地，联军因饥寒交迫，在崖谷中陨者达八九万人。南诏国王异牟寻深感恐惧，迁都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以避唐军锋芒。 2.汧城之战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相尚结赞率军入侵。李晟派部将王佖在汧城设伏，大败吐蕃军，几乎生擒尚结赞。同年十月，李晟再次派遣猛将野诗良辅和王佖率领步骑五千出击，击败吐蕃军两万，攻克摧砂堡，并斩杀其将领扈屈律悉蒙。同时，河东节度使马燧成功降服了河曲六胡州，进一步巩固了边境安全。 3.持续的反击战 贞元四年（788年）：吐蕃军二万入侵清溪关，一万攻东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命令韦晋镇守要冲城，督诸军防御，巂州经略使刘朝彩等出关连战，大破吐蕃军。 贞元五年（789年）：吐蕃军三万侵犯宁州（今甘肃宁县），金吾将军高崇文率三千甲士解救，于佛堂原大破吐蕃，敌军阵亡过半。同年底，韦皋派部将王有道率军大破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使，吐蕃军损失惨重。数年后，韦皋收复巂州，进一步稳定了西南边疆。 贞元八年（792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芳州击败吐蕃，攻取黑水堡，增强了对西陲的控制。贞元九年（793年）：李适下令邠宁庆副元帅浑瑊与灵盐节度使杜希全等重修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城，经过两年时间完工。此举使得灵武、银夏、河西地区稍安，吐蕃不敢深入。 设立云南安抚使，强化边防建设 为了安定西南边陲，贞元十一年（795年）九月，唐朝设立了云南安抚使一职，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兼任，并在南诏境内屯戍军队，这一举动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管理和防御。此外，贞元十三年（797年），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在边境要地修筑方渠、合道、木波三城，并在马岭（今甘肃环县）筑城，开辟了三百里的新领土，显着增强了边境防御能力。 后期的重大胜利 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进攻灵州时遭遇失败，兵败乌兰桥。韦皋则趁势攻占了吐蕃末恭、颙二城，进一步扩大了唐朝的控制范围。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年—802年）：在维州之战和渡泸之役中，唐军大破吐蕃军十万，生擒吐蕃大相论莽热，并成功招降了部分黑衣大食及康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通过这些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唐德宗李适不仅有效抵御了吐蕃和南诏的侵扰，同时也逐步恢复并扩展了唐朝在西南和西北边陲的影响力。他的边疆政策和军事指挥能力展现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实力，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疆，也彰显了李适时期朝廷对外来威胁的有效应对能力。 推行“两税法” 在唐代中期，为了整治税收体系的混乱状况，增强国家财政实力，并应对地方藩镇的军事支出问题，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年）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实施了“两税法”。这项改革措施将原本繁杂无序的税制简化为夏、秋两次征税，明确了税收规定，使得唐王朝的财政制度更为规范和透明。两税法的推行带来了显着的进步与成效。《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此政策“使天下便利，人民不再因户籍束缚而受限，土地得以稳定；赋税未增却增加了国库收入；无需更新户籍即可掌握实际情况；贪官污吏难以从中牟利”，从而确立了朝廷对经济资源分配的主导权。 相较于之前的租庸调制，两税法强调以资产价值作为征税依据，而非单纯依赖人口数量，即“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一转变意味着拥有较少资产的人群承担较少税负，而资产较多者则需缴纳更多税款，从而改善了贫富之间赋税负担的不公平现象。同时，贵族、官员以及商人群体也被纳入纳税范围，进一步扩大了税基，有效提升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税制改革，两税法不仅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其理念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历代税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后期挑战与政策调整 “奉天之难”后，唐德宗李适的统治策略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他开始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税、茶叶税等杂税，这些措施导致了民怨日深。 榷酒制度 建中元年（780年），即两税法实施不久后，朝廷开始实行榷酒制度，确立了对酒类销售的官方垄断。除京都长安外，全国范围内禁止私人酿酒，改为官酿专卖，各地根据粮食价格不同，每斛酒征收二千至三千文钱。贞元二年（786年）又进一步规定，在京城及其周边地区严格禁止私酿，而其他地方允许售酒但需缴纳相当于售价一半的税款。同时，朝廷还在淮南、忠武、宣武和河东等地实行了对酒曲的专利控制。 茶税的引入 唐朝早期，茶如同盐和酒一样并未征税。然而到了唐德宗时期，随着两税法的实施，朝廷开始对茶进行征税。建中四年（783年），根据户部侍郎赵赞提议，对茶、漆、竹、木等商品开征10%的税。 贞元九年（793年），盐铁使张滂建议在茶叶产地及运输要道设关抽税，当年即获得四十万缗的税收，几乎等同于初期的盐税收入。自此以后，茶税成为唐代一项持续性的财政来源。 矿税的设立 虽然隋至唐初对矿冶业不加干涉，开元十五年（722年），朝廷首次对伊阳五重山的银锡资源征税。到了唐德宗时代，户部侍郎韩洄提出将铜铁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并由专门官员管理，这项提议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标志着矿税制度的正式建立。 间架税与除陌钱 面对军事开支的压力，建中四年（783年），朝廷采纳了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引入了间架税——一种针对房屋结构的房产税，以及除陌钱——交易过程中的货币或实物流转税。间架税按房屋质量分三等级征税，最高可达两千钱一间；而除陌钱则对所有货币交易征收高达5%的税率，即便物物交换也须折算成货币价值交税。 这些政策因过于严苛，引发了广泛的民怨，最终在兴元二年被迫废止。以上税制改革反映了唐代中期为了增强财政实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尽管某些政策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家收入，但长期来看却加重了民众负担，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上升。 荒唐的敛财政策 自朱泚之乱后，唐德宗李适深刻意识到财政的重要性，其态度由此发生转变，开始积极追求财富，并要求地方官员频繁进贡。他不仅喜爱金银财宝，还通过派遣宦官直接向政府各部门及地方索要财物，这种行为被称为“宣索”。为了迎合皇帝的欲望，各地节度使巧立名目，以“月进”、“日进”等形式对百姓进行额外剥削，每年进奉的钱财高达五十万缗，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 此外，宫廷所需日用品的传统采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旧制，这些物品由官府负责从民间采购。然而到了贞元末年（805年左右），这项任务被转交给宦官处理。朝廷经常派出数百名宦官在城市繁华地段活动，他们被称为“白望”。这些宦官不仅携带正式文件或凭证，见到所需物品便以“宫市”的名义低价强购，甚至要求货主免费送货上门，并勒索所谓的“门户钱”和“脚价钱”。 一个着名的例子是，一名农夫进城售卖柴火时遇到宦官以“宫市”名义取走货物，仅支付了少量绢布作为报酬，还要求农夫无偿提供运输服务。当农夫表示家中老小依赖这笔收入生活，拒绝接受如此不公平交易时，竟遭到宦官殴打。尽管事件上报后，唐德宗罢黜了涉事宦官，并赐予农夫十匹绢作为补偿，但“宫市”制度依旧如故，继续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一系列聚敛政策反映了唐代中期财政危机下统治者与宦官阶层对资源的过度榨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虽然有零星的改正措施，但整体制度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猜忌大臣与朝廷人事的频繁变动 这一时期，唐德宗李适朝廷上的人事变动频繁，尤其是宰相的更替，反映出他对高级官员的不完全信任。尽管偶尔能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但这些改革举措往往昙花一现，无法持续。这种猜忌和不稳定的人事安排，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效果。 人事纷争与政策波动 虽然唐德宗怀有宏图壮志，意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挽救国家，但频繁的人事变动和猜忌使得这些努力难以持久。 1. 宰相更替频繁：对宰相的选择和任免极为谨慎，常常因怀疑或不满而迅速更换。例如，刘从一、卢杞等人先后担任宰相，但任职时间都不长，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 2. 政治氛围紧张：由于李适对大臣的猜忌，朝廷内部的政治氛围变得异常紧张。大臣们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触怒皇帝，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发挥空间，也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率。 3. 改革举措短暂：尽管李适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削藩、整顿财政等，但由于人事变动频繁，这些改革往往未能得到充分实施，最终半途而废。这种不稳定性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也使国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4. 士气低落：频繁的人事变动和猜忌导致官员士气低落，许多人不敢大胆提出建议或进行创新，生怕得罪皇帝而遭贬谪。这种保守的态度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唐德宗的猜忌和不稳定的人事安排，不仅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连续性，还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效果。尽管德宗怀有救国兴邦的理想，但这种不信任和频繁变动使得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持续，政策缺乏连贯性，导致国家在动荡中难以恢复元气。这种局面反映了德宗在用人上的局限性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他试图通过严格控制人事来确保权力集中，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忽视了稳定和信任的重要性。频繁的人事变动不仅削弱了政府的执行力，也损害了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终影响了国家的整体治理效果。 第23章 遂宁内外:唐德宗的统治策略(下) 姑息藩镇 削藩战争的挫折，特别是“奉天之难”的爆发，使唐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最初的强硬转为了后来的姑息。从而使得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增强。据说，在朱泚反叛后，德宗曾考虑逃亡成都，这也暴露了他对局势的绝望。但最终在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之下，德宗才选择留在了长安。唐德宗对藩镇态度的转变，也让原本解决藩镇问题的良好机遇被错过，此号藩镇割据的局面愈发难以收拾，最终成为积重难返的问题。 依重宦官 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唐德宗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在于他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对他的忠诚和支持，远超过那些本应效忠于他的禁军将领。这也给德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最终将统领禁军的重任交给了宦官。 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师三个月后，便决定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并任命窦文场和霍仙鸣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随着神策军地位的提升，逐渐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为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部队。 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李适进一步扩建神策军为左、右神策军，并继续由宦官担任监军。至贞元十二年（796年），李适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直接授予他们高于神策军大将军的地位，成为实际的统帅。 从此，神策军的指挥权落入宦官手中。此外，德宗还通过设立监军使印信的方式，固定了宦官担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做法，提高了监军的地位并使之制度化。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宦官已从昔日的卑微角色上升为政治中枢的重要力量，对后续唐朝皇帝的影响深远，甚至出现了两位皇帝亡于宦官之手的情况。史学家普遍认为，宦官专权是唐代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密切相关。 宠信奸臣 在建中年间（780年－783年），唐德宗对奸相卢杞的崇信达到了顶峰。卢杞为人阴险狡诈，善于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陷害了许多忠良之士，如颜真卿等，使得朝政更加混乱，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荡局势。卢杞的专权不仅破坏了朝廷内部的和谐，也削弱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隐患。 进入贞元年间，德宗又宠信了另一位奸臣——裴延龄，任命他掌管国家财政。裴延龄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的贫困和疾苦，大肆聚敛财物。他的政策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引发了社会不满，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宰相陆贽曾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龄的奸诈欺妄，指出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警告这样终将会招致祸乱。陆贽的谏言极为深切，直指问题的核心，但他忠直的声音未能打动唐德宗李适。相反，唐德宗不仅不听忠告，反而贬斥了陆贽等人，使得正直的大臣们受到打压，进一步恶化了政治环境。 唐德宗李适对卢杞和裴延龄等人的信任，反映了他在用人上的重大失误。这些奸臣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朝廷的政治生态，也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尤其是裴延龄的财政政策，直接导致了民生困苦和社会动荡，动摇了唐朝的根基。李适未能采纳贤臣的建议，反而将他们排挤出权力中心，这不仅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也为后续的历史进程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文体革新运动与古文运动 大历至贞元年间（766年－805年），唐朝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文体革新运动逐渐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这一运动旨在打破骈文的空洞华美，追求更加自然自由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古文不仅语言简洁、抒写自由，更便于表达复杂的思想，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支持。 唐德宗李适本人擅长文章与诗歌创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支持之下，古文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和发展。德宗重视科举制度，广纳贤才，鼓励文学创作，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了文化繁荣的重要阶段。在此影响下，“唐传奇”小说创作也进入了兴盛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 “开元礼”科的设立 贞元二年（786年），为了选拔更多具备实际才能的人才，唐德宗在科举考试中增设了“开元礼”科，其考试形式包括问义与试策两部分。这项改革不仅拓宽了人才选拔的渠道，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这种方式，唐德宗希望培养出一批既懂经典又具有实务能力的官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促进儒释道调和 贞元年间，唐德宗每逢寿诞之时，便会组织儒释道三教代表人物进行“三教论衡”。这些讨论会不仅是一个展示学术风采的平台，更是德宗倡导辩难切磋、求同存异理念的具体体现。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促进三教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进而达到社会思想的融合与统一。 唐德宗提倡的“三教论衡”不仅是宗教与哲学领域的交流，也是政治统治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对不同思想流派的支持和引导，唐德宗试图构建一个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以此巩固其统治合法性，并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总之，大历、贞元年间是唐朝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唐德宗通过支持古文运动、改革科举制度以及组织三教论衡，展现了他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远见卓识。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也为唐朝的政治和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唐德宗时期的外交活动 唐德宗统治期间，为了维持和平、促进贸易以及展示帝国的威严，唐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了广泛的外交互动。 与吐蕃的关系 - 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允许外国商旅按本国传统着装入京，显示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 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派遣韦伦出使吐蕃，并成功带回了吐蕃使者及礼物，象征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 - 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采取平等姿态，调整诏书中用词以体现与吐蕃的对等地位。 - 建中四年（783年）：凤翔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大相尚结赞会盟，确定边界。同年，发生平凉川会盟事件，吐蕃设伏企图劫持唐使浑瑊，未遂。 - 贞元三年至二十年（787-804年）：双方经历了从频繁交流到因平凉川事件而冷淡，再到逐步恢复接触的过程。 与回纥\/回鹘的关系 - 建中三年（782年）：李涵被任命为吊祭使前往回纥。 - 贞元三年（787年）：回纥再次表示臣服于唐朝。 - 贞元四年（788年）：咸安公主下嫁回纥可汗，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联系。次年，新任可汗获得唐廷正式册封。 - 贞元十二年（796年）：回鹘可汗亲自朝贺，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密切。 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往来 - 南诏：自贞元四年开始，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积极修复与南诏的关系，最终于贞元十年在点苍山神祠会盟，结束双方长期敌对的状态。 - 日本：建中元年和贞元二十年，日本两次派遣使者前来朝贡。 - 黑衣大食：贞元年间，双方互派使者，加深了了解与合作。 - 其他少数民族：包括东僰、乌蛮、牂柯、室韦、靺鞨等也纷纷遣使朝贡，表明唐朝对外交的吸引力。 特别事件 - 贞元十六年（800年）：南诏进献《奉圣乐舞曲》，展示了文化交流的一面；同年内，李适任命金俊邕为新罗国王。 - 骠国：贞元十八年，骠国国王派遣使者携乐曲与乐工来华，促进了音乐艺术的交流。 这些外交行动反映了德宗时期唐朝试图通过和平手段巩固其国际地位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尽管存在挑战，如平凉川事件导致的短暂紧张，但总体上，这一时期见证了唐朝与邻国之间较为活跃且富有成果的互动。 患病离世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按照传统，各宗室与外戚齐聚宫中向唐德宗李适祝贺新年。然而，太子李诵因病未能前来，他的缺席令唐德宗深感悲痛，不禁流泪哀叹。自此之后，唐德宗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内宫与外廷之间的讯息完全中断。 正月二十三日（2月25日），唐德宗李适在长安会宁殿离世，享年六十四岁。同年九月一日，群臣为德宗上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以表彰其一生的功绩和对国家的贡献。十月十四日，唐德宗被安葬于崇陵，结束了这位曾力图振兴唐朝的君主的最后一程。 关于李适的一些逸事 玄宗预言 根据《隋唐嘉话》的记载，当李适出生仅三天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前来探视。当时，太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和他的儿子李豫（即唐代宗）依次站在一旁陪同。保姆用婴儿的衣服包裹着李适，将他展示给在场的人看。李适的肤色并不白皙，而且身体微微前倾，这样的外貌并未得到李亨和李豫的喜爱。然而，当他们轮流将李适呈现在玄宗面前时，玄宗一眼便称赞道：“这才是真正的皇家子弟啊！”并对李亨说：“你比不上他。”接着又对李豫说：“你也比不上他，他真是与我相似。” 这段描述不仅体现了玄宗对幼年李适的特殊青睐，还似乎预示了李适未来的命运。确实，历史证明李适——也就是后来的唐德宗，在位时间较长，统治时期也比他的父亲李亨和哥哥李豫更为长久。此外，据说在安史之乱期间，当玄宗被迫避难至四川的路上，他曾预言道： “我的小孙子迢郎（李适的小名）将来也要走过这里。”而历史的发展正如玄宗所言，李适日后的确到访过陕西韩城，这个地方正是玄宗当年避乱途中经过之处。 追寻生母 李适的生母沈氏，即后来被追尊为睿真皇后的她，在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之际不幸失踪。代宗李豫登基后，尽管派出使者四处寻访，历经十余年仍未能找到她的踪迹。到了李适即位成为唐德宗之后，他于建中元年（780年）遥尊沈氏为“睿贞皇太后”，并在含元殿举行了庄重的册立仪式，李适亲自奉上册书，朝服加身，伏拜痛哭，场面感人至深，左右群臣亦为之动容落泪。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生母，李适采纳了中书舍人高参的建议，任命睦王李述为奉迎使，并指派四位沈氏族人为判官，派遣多路使者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寻访。同时，对沈氏家族成员进行了大范围的封赠，以期能够借此线索实现母子团聚的愿望。 建中二年（781年），终于传来了在洛阳发现沈氏的消息，整个长安城都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然而，很快便查明这位所谓的“沈太后”实际上是高力士的一位养女，由于其年龄和外貌与沈氏极为相似且曾在宫中有过接触，受名利驱使而冒充了沈氏。面对这一情况，李适身边的官员们无不感到愤怒，纷纷要求追究责任，但思念母亲心切的李适不仅没有治罪于她，反而表示：“只要能找到真正的生母，即便我受到一百次欺骗也无妨。”此后，冒名者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直至德宗去世，真正的沈氏依然下落不明，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只复一家 在一次前往辛店打猎的过程中，唐德宗李适来到了农民赵光奇的家中。他询问赵光奇：“百姓们的生活是否安乐？”赵光奇直言不讳地回答：“并不快乐。”面对李适提到当年庄稼丰收，赵光奇解释道： “国家政策朝令夕改，失去了公信力。起初承诺除了两税之外不再征收其他徭役，但事实上额外的强制性收费远超过两税本身。所谓的‘和籴’（政府向百姓购买粮食）也变成了对百姓的巧取豪夺，并且没有给予相应的补偿。原本说官府会上门收取粮食，现在却要求百姓将粮食运送到几百里外的京西行营，路途遥远，不仅使家中的牲畜累死、车辆损坏，还导致家庭破产，生活困苦不堪。因此，国家发布的优恤政策对于百姓来说不过是空文罢了！圣上居住在深宫之中，难以了解民间疾苦。” 听了赵光奇的一席话后，李适当即决定免除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 司马光对此事有深刻的评点，他认为李适此举未能体现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并指出，李适应当彻查并惩处相关部门的贪官污吏以及身边的小人，深入了解民情，改革现存的问题，推行新的政令，摒弃浮华的形式主义。然而，李适仅免除了一户人家的徭役，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司马光最后评论道：“天下如此之广，百姓如此之多，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直接向天子陈情，每户都免除徭役赋税呢？” 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所面临的困境，也揭示了统治者与普通百姓之间的隔阂，以及治理国家时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考虑。 历史评价 崔宁曾评价德宗：“圣上聪明英迈，接纳良言如同转动圆规般迅速，然而不幸被卢杞所迷惑，以至于此。” 杜黄裳则指出：“德宗经历忧患之后，行事趋于姑息，不愿直接任命节度使。每当有节度使去世，他总是先派遣宦官中使去考察军心所向，然后将职位授予得军心者。有时，这些中使私下接受了大将的贿赂，在回朝后便极力推荐这些人，结果朝廷往往不加甄别地授予他们权力，从未真正出于朝廷的战略考虑。” 李吉甫这样评价唐德宗道：“德宗自恃其圣明智慧，却不信任宰相而更倾向于听信他人，这使得奸佞之人得以乘虚而入，玩弄权术。” 三位大臣从不同角度对唐德宗的统治风格提出了批评，既认可了他的某些优点，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他在用人和决策上的不足。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中的复杂性和挑战，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 苏辙的评价:唐德宗即位之初，心怀好名之志，急于建立功业。面对河朔三镇长期的叛乱——这些势力父子相传，盘踞已达三十年之久——德宗决意以全国之力平定此乱。田悦因惊疑而起兵，朱滔与王武俊随之响应。德宗派遣马燧、李抱真、李芃三位将领迎战，但胜负未分之际，他急切求胜，又调遣李晟率领禁卫军，李怀光带领朔方军队加入战斗，使得五路大军齐聚魏博附近。 然而，淮西的李希烈趁机崛起，战争连绵不断，常规赋税已无法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为了筹集资金，德宗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如抽取贯算、向商人借贷，甚至掏空国库以支持外部军事行动。关中的局势逐渐失控，而德宗对此却浑然不觉。泾原兵变突然爆发，德宗被迫仓皇逃离长安，历经半年才得以重返。 这次经历让他心力交瘁，对战争产生了深深的厌倦。从此以后，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安抚政策，特别是对于藩镇的处理上转向了极端的姑息态度。每当有节度使去世，德宗总是任命那些得人心的地方将领为留后，即使这些人是通过篡夺手段获得权力的也不例外。 苏辙认为，正是因为德宗常常持有无常之心，所以前期勇猛，后期却变得怯懦；而陆贽则始终持有一颗恒常之心，因此在勇敢和谨慎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由此观之，德宗的态度前后反差巨大，从最初的急功近利到后来的过度姑息，最终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而真正明智的领导者应当保持一贯且稳定的治理原则，避免因个人情绪或一时冲动而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 爱新觉罗·弘历在评价唐德宗时，深刻分析了其统治期间的得失，并指出了导致国家动荡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世人普遍认为德宗有三大失误：一是过于姑息，二是任用宦官，三是喜好聚敛财富。然而，弘历指出这些表象背后的真正问题是“用小人而忌君子” - 即位之初的清明：德宗初登基时，重用贤相崔佑甫，天下因此得以安宁，政绩斐然。他拒绝李正己的贿赂，将其赏赐给军队，显示出不务姑息的态度；杖责中使邵光超，表明他对宦官的控制；下诏停止各地贡品，体现了他并不贪婪。这一时期的治理成就几乎可以媲美贞观之治。 - 卢杞的影响：然而，随着卢杞的上台，上述优点被一一逆转，最终导致了泾原之乱的发生。这成为治乱兴衰的一个显着例证。 - 朱泚围城与陆贽的作用：在奉天被朱泚围困时，德宗开始信任陆贽，言听计从，并发布罪己诏书，使得士兵感动落泪。当怀光再次叛乱，德宗逃往梁州途中失去陆贽时，甚至痛哭流涕。正是依靠陆贽的谋略，社稷才得以复安。 - 复国后的转变：复国之后，德宗却逐渐疏远了陆贽，转而采取更加保守和姑息的政策，同时增加了对财富的追求。宦官势力日益强大，国家逐渐走向衰落。弘历形容这种变化如同病人刚刚康复却立即暴饮暴食一样危险。 弘历最后总结说，唐德宗之所以导致混乱，是因为他在危机时刻能够警醒并采取正确措施，但在太平时期却不能保持谨慎。德宗的治乱交替，根本在于是否重用了如崔佑甫、陆贽这样的贤臣，而非小人如卢杞等人。 结语 历史人物的评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君主的英明与否不仅取决于他们能否识别人才，更在于是否真心诚意地任用贤能，并始终保持警惕，避免陷入偏听偏信的小人圈套。唐德宗的经历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警示——用人之道决定国家兴衰。 第24章 才女到女皇:武则天是如何改写历史的(上) 武则天，即武曌，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她出生于唐代初期的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为开国功臣武士彟的次女。武则天不仅因其性别而在历史上占据特殊地位，更因她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改革措施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她在690年至705年间作为大周皇帝统治中国，期间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与改革。 武则天的政治生涯始于十四岁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她被召回宫中，封为昭仪，并在655年成为皇后。作为皇后，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与高宗共同治理国家，被称为“二圣”。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继续影响政局，在690年自立为“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建立了武周政权。 武则天统治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开创殿试、武举等制度，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她的这些军事策略也帮助稳定了边疆。然而，武则天的统治并非没有争议，在任期间任用酷吏，导致了许多无辜之人受到迫害而亡。 705年，由于健康原因，武则天被迫退位，之后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后”。武则天的统治时期被视为连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阶段，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显赫的家族背景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来自隋朝皇室，父亲武士彟早期在木材贸易中积累了财富，家境富裕。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对抗隋朝时，武家曾给予他特别的支持与资助。因此，在唐朝建立后，武士彟因为早期的支持而被授予高官，最终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并被封为应国公。 尽管武家原本属于庶族地主官僚家庭，但随着武士彟的地位提升，其家族也进入了高级士族的行列。所以，武则天并非出身于普通的庶族家庭，而是出身于一个新晋升的士族官僚家庭。 武则天的家庭构成较为复杂，她有异母兄武元庆和另一位异母兄弟武元爽，还有两位同母姐姐，分别是韩国夫人武顺和郭夫人。635年，父亲武士彟去世后，母亲杨氏在家族中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来自堂兄武惟良、武怀运以及异母兄弟武元爽的不尊重。 为了远离这些家庭纷争与冷遇，武则天选择陪伴母亲杨氏移居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这次搬迁对武则天而言意义重大，不仅让她逃离了家族内部的矛盾，也使她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为日后步入政坛铺垫了道路。 容貌出众被召入宫 贞观十一年（637年）十一月，唐太宗李世民到洛阳行宫时，听闻14岁的武瞾容貌出众，于是便召她入宫，封为了五品才人，赐号“武媚”。在入宫之前，武则天与母亲杨氏告别时表现得很坚强，并且安慰哭哭啼啼的母亲说侍奉皇帝是一份荣耀，不应该以泪洗面。 关于武则天在唐太宗时期的宫廷生活，历史记录的并不多。最着名的故事是她曾表示自己可以驯服那匹叫狮子骢的难以驾驭的烈马，她声称需要铁鞭、铁棍和匕首三种工具来制服这匹马。这一果敢行为当时赢得了太宗皇帝的赞赏。然而，尽管武则天有如此英勇之举，却在唐太宗在位期间没有得到特别的宠爱，在宫中当了长达十二年的才人，地位也没有显着提升。不过，在李世民病重期间，武则天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的太子李治，并逐渐与他建立了感情。这段关系也为她后来在宫廷中的崛起做了铺垫。 二度入宫获高宗宠爱 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在李世民周年忌日的祭奠活动中，唐高宗李治前往感业寺进香时与武则天重逢。两人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王皇后当时因为无子而失宠，察觉到武则天对李治的影响，决定主动提议将她重新纳入宫中，意图借此打击自己的情敌萧淑妃。李治早有此意，因此立即同意了王皇后的建议。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五月，孝服期满后，武则天再度入宫，并很快生下了皇子李弘。回宫后的武则天迅速获得了李治的宠爱，成功地在宫廷斗争中击败了萧淑妃，并且在永徽三年（652年）五月被封为了二品昭仪。尽管王皇后和萧淑妃不断试图通过谗言来损害武则天的形象，但高宗李治并没有因此疏远她。 残酷的宫斗 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在永徽五年（654年），武则天产下了长女安定思公主。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具有争议性的事件:当王皇后看望并逗弄过公主离开后，武则天趁身边无人在，便狠心的掐死了尚在襁褓中的公主，并立刻盖上被子掩盖了这一事实。当李治前来探视时，发现女儿已死，武则天便借机哭哭啼啼指责是王皇后所为，这也导致了李治对王皇后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并萌生了“废王立武”的念头。 不过《旧唐书》和《唐会要》仅记录了公主突然死亡的事实，并未提及具体的死因，因此关于公主之死以及武则天是否直接参与其中，至今仍有争议。随着时间推移，李治打算提升武则天的地位至一品宸妃，但遭到了宰相韩瑗和来济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实现。 与高宗李治的关系 关于武则天与李治之间具体的情感性质——即是否有“真爱”存在——这更多的是后世文学、戏剧和影视作品中的讨论话题。这些创作通常基于有限的历史资料和个人解读，通过艺术手法来填补历史空白，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和李治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君臣或夫妻关系，它既包含了深厚的情感成分，也有着复杂的政治考量。 最佳拍档 在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的皇权受到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大臣的严重限制。这些大臣强烈反对李治“废王立武”的意图，使得武则天的政治晋升道路充满挑战。然而，李治希望通过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来重振皇权，并削弱元老大臣的势力。因此，武则天逐渐成为了李治政治上的重要盟友。 稳坐皇后宝座 永徽六年（655年），一系列关键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武则天编写《内训》一书，同年中书舍人李义府率先支持“废王立武”，获得了李治和武则天的重赏。随后，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大臣也转而支持武则天。尤其是元老李积表态称“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的这番话很快扭转了局面。最终，在十月十三日，李治颁布诏书，以“阴谋下毒”这项罪名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并流放她们的家族成员。七天后，李治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 次年，即永徽七年（656年），武则天被允许进见宗庙，其父武士彟被追封为司徒，母亲杨氏加封为代国夫人，武则天撰写了《外戚诫》以回应外界的批评。 打击门阀巩固皇权 显庆二年（657年），李治与武则天移居洛阳，并将之设为东都。至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武则天与李治联手，对长孙无忌、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进行了削职免官和贬黜，从而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事件不仅沉重打击了关陇集团，对反对者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时也改变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振的局面，标志着关陇集团自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通过这些行动，李治和武则天成功地巩固了皇权，为后续政策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参与朝政管理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因风疾发作，无法处理国家大事，遂让武则天参与朝政管理。尽管初期二人合作顺利，但随着时间推移，分歧逐渐显现。龙朔元年（661年），武则天提出禁止妇女从事俳优之戏的建议被采纳；同年四月，李治欲亲征高句丽，在武则天和群臣劝阻下放弃。随着权力的增长，武则天从最初的“屈身忍辱，奉顺上意”转为“专作威福”，开始限制唐高宗的决策自由，引发了他的不满。 麟德元年（664年），宰相上官仪提议废后，唐高宗同意并命其起草诏书。然而，这一消息不慎泄露给了武则天，她迅速向李治申诉，使其改变了主意，并将责任推给上官仪。自此以后，武则天在政治上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垂帘听政”，大小事务皆与闻决断，国政大权逐渐归于中宫。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武则天积极推动封禅泰山，强调女性在祭祀仪式中的作用，最终自己担任亚献。此外，她在农业政策上也有建树，编撰农书《兆人本业》颁行天下，重视田地开垦和粮食储备，同时也对佛教表现出尊崇和支持。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病情加重时曾考虑禅位给武则天，但因宰相郝处俊的反对而未果。武则天随后召集文人学士修撰多部书籍，并让他们参与朝廷奏议，以分割宰相权力。 永淳二年（683年），李治驾崩于洛阳贞观殿，临终遗诏令太子李显即位，并在必要时由武则天决定重大军国事务。四日后，李显即位为唐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标志着武则天正式走上前台，开始了她对唐朝政治的深刻影响。 废中宗临朝称制 嗣圣元年（684年）二月，唐中宗李显意图任命韦皇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遭到宰相裴炎的反对。面对李显的不满与冲动言论，武则天果断采取行动，废黜李显为庐陵王并流放房州，转而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即唐睿宗。然而，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手中，她继续临朝称制，掌控国家大事。 同年九月，武则天改元光宅，将东都洛阳更名为神都，并对官服颜色、职省名称等进行改革，赐宫城名为太初宫。同月，前扬州司马徐敬业以扶持庐陵王为名，在扬州起兵反武。武则天迅速派遣李孝逸率大军镇压，十一月，徐敬业兵败，叛乱平息。 垂拱元年（685年）五月，武则天颁布诏书，允许官员和百姓自荐求仕，广开言路。次年正月，尽管名义上还政于李旦，但因李旦“奉表固让”，武则天实际上并未放弃权力，继续临朝称制。三月，她设立了四个铜匦，分别为延恩、招谏、申冤、通玄，鼓励民众上书言事，此举对稳定朝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宽泛的选官机制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并推动政治革新，武则天大力扶植庶族地主官僚，积极搜罗人才，坚固其统治基础： 1. 制举与策问：武则天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寻访贤才，并将他们送往京城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大唐新语》记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成绩优异者不论出身背景，均破格录用，担任重要职务。 2. 自荐制度：下令允许从九品以上官员至普通百姓均可自荐，以免荐举有所遗漏。进一步拓宽了选才渠道，使更多有才能的人有机会进入仕途。 3. 科举改革与发展：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增加了考试科目，还大幅提高了录取人数。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贞观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 此外，武则天首创殿试制度，如载初二年（690年）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长安二年（702年），又“初设武举”，从而扩大了选官范围。 搜罗人才广纳谏言 尽管武则天的选官政策有时显得宽泛，甚至存在滥竽充数的现象，但她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唐玄宗实现“开元盛世”的名臣贤相，如姚崇、宋璟等。 正如《新唐书》所言：“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因此，武则天一朝被誉为“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着名贤臣均在其列。陆贽评价道：“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 武则天对有才能和学识的人士尤为赏识，能够从广泛搜罗的人才中识别并重用贤能之士。她不仅善于发现人才，更懂得如何合理任用，使得众多英贤甘心为她效力。 通过设立多种渠道广纳谏言，并且真正尊重和采纳合理的建议，武则天不仅展示了作为君主的智慧与胸怀，也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这种做法，使得更多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促进了政策的优化和社会的进步。同时，这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一个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重视倾听不同的声音，勇于接受批评与建议。 剪除唐宗室势力 随着武则天权力的巩固，她开始翦除唐朝宗室势力。垂拱四年（688年），琅邪王李冲和越王李贞分别在博州和豫州起兵反抗，均迅速失败。武则天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迫使多名亲王及其亲信遇害而亡，进一步削弱了李唐宗室的力量。 同年五月，武则天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十二月，她在洛水边举行盛大的受图仪式，象征着她的统治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同时，她命人在洛阳建造了宏伟的明堂——万象神宫，成为当时政治与宗教的重要象征，吸引了各国使节前来祝贺。 载初元年（690年）七月，《大云经》的出现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应作为天下主人。武则天借此机会下令颁行《大云经》，在全国各地设立大云寺讲解此经，并提高佛教的地位超越道教，为她最终登基称帝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武则天不仅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为日后正式建立武周政权铺平了道路。 第25章 才女到女皇:武则天是如何改写历史的(中) 开启女帝岁月 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一系列来自官员、宗室成员、四夷首领及宗教人士的请愿活动达到了高潮，他们请求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并赐予皇帝李旦姓氏“武”。在所谓“凤集上阳宫，赤雀见朝堂”的祥瑞之兆下，武则天于九月九日（10月16日）这天登基称帝，大赦天下，正式改唐为周，开启天授纪元。这标志着历史上着名的“武周革命”开始。十一日，群臣为她上尊号“圣神皇帝”，并设立武氏七庙，同时将洛阳定为神都，长安作为西京副都。 如意元年（692年）正月，武则天引见存抚使所举之人，不论贤愚，全部提拔，并授予各种官职进行试用，试官制度由此开始；同年，武则天采纳建议收复安西四镇，此举增强了边疆的稳定。长寿二年（693年），她在万象神宫主持祭典，并加号“金轮圣神皇帝”，继续巩固其统治合法性。面对西突厥和后突厥的侵扰，武则天派遣将领成功的抵御外敌。 证圣元年（695年），武则天进一步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但不久后又去除了“慈氏越古”之号。这一年，天枢建成，铭刻着对她的歌颂与对唐朝的贬黜。而薛怀义因失宠纵火焚毁天堂和明堂，促使她下令重建明堂，并于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三月落成，名为“通天宫”。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武则天铸成象征九州的大鼎，并亲自作《曳鼎歌》以示庆祝。同年，武则天派兵平定了契丹叛乱，彰显了中央政府的实力。此外，她果断处理了来俊臣等酷吏的罪行，回应了民间对于公正的呼声。 实行新政减轻农民负担 武则天统治时期，她采取了“劝农桑，薄赋役”的政策，以此促进农业发展减轻农民的负担。她将农业生产的成效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鼓励官员积极开垦荒地、增加粮食储备，并对表现优异者予以奖励；而那些因苛政导致民众流离失所的官员，则面临惩罚。均田制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的效果，通过合理分配土地给农民，确保了每个农户都能获得足够的耕地资源。这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带来了丰收，也使得农业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坚实支柱。 随着农业繁荣，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蓬勃发展，百姓生活更加安定富足。武则天通过这些政策，成功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升了民众生活水平，同时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这些措施也体现了她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尊崇女性价值 麟德三年（666年），武则天推动女性首次在封禅典礼中担任重要职位。并提出《请亲祭地祗表》，主张由皇后主持女性先祖的祭祀仪式，从而打破了男性主导的传统。在封禅泰山时，武则天担任亚献，使禅礼成为纯女性参与的重要场合，显着提升了女性在国家礼仪中的地位。 上元元年，武则天提议将父在为母服丧期从一年延长至三年，不仅体现了对女性的尊崇。也改变了传统礼制，强调了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性。武则天称帝后，公开征召“女史”，组建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参政群体。这些女官负责草诏制敕，如上官婉儿，她就可以参与决断百官奏折。 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为后世女性参政树立了典范。武则天还规定婚礼中新妇无需下跪，仅男方需跪拜，体现了对女性尊严的关注。通过这些举措，武则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性别限制，还为女性争取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权利，促进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进步。 推行告密制度 在位期间，武则天推行了告密制度，规定任何人皆可告密且不受私审限制，告密者享受优待，若所告符合旨意还能破格升迁。这导致酷吏如索元礼、周兴等人掌管制狱，使用酷刑逼供，引发了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任用酷吏维护政权 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和打击反对势力，武则天启用了一批酷吏，这些人通过严厉的审讯和惩罚措施来维护她的权威。并继承了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传统，经常与宰相讨论刺史、县令的任命，并派遣使者依据“六条”考察州县官员的表现，确保他们清正称职。 这些举措反映了武则天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能够在必要时采取强硬手段，同时也懂得适时调整政策，以维持政权的长期稳定。尽管使用酷吏的方式备受争议，但武则天最终还是成功地控制了局面，并逐步转向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 终结酷吏时代 称帝后的第二年，即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开始对酷吏进行了内部清理。她首先利用酷吏来俊臣铲除了另一位酷吏周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随着政治局势逐渐稳定，武则天意识到酷吏政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决定结束这一局面。于是，她下令处决了来俊臣，标志着酷吏时代的终结。 打击贪官重用贤才 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不论其官位高低，武则天都坚持严惩不贷；而对于贤才，则予以破格提拔。她特别器重那些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并对有才能和学识的人士给予高度赏识，一一加以重用。这种用人之道不仅彰显了她的领导智慧，也促进了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资治通鉴》对此评价道：“太后虽以禄位笼络人心，但对不称职者，不久即予以罢黜，甚至加以刑罚。她掌握着刑赏大权，驾驭天下，政令由己出，明察善断，因此当时的英才豪杰也竞相为她所用。” 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武则天在位期间，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召集了文学侍臣周茂思、范履冰等人编纂了一系列重要着作，如《要览》《字海》及《乐书要录》等。其中，《字海》收录了她所创制的所有新文字，尽管该书现已散佚，但其对语言文字的贡献不可忽视。 《乐书要录》是一部唐代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的乐律文献，除少量内容沿袭前说外，大部分记载富有实践意义，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书共十卷，虽然现今仅存第五、六、七卷，但它为研究唐代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书不仅记录了当时的音乐理论，还反映了当时宫廷和社会音乐生活的实际情况。 此外，武则天改制音乐机构，将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专门负责雅乐的学习与表演，极大地促进了宫廷音乐的发展。她的这些改革措施标志着唐代音乐从早期的雅乐向中期燕乐、俗乐的过渡，为后世音乐风格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应对威胁维护边境安全 武则天执政时期至武周建立以后，唐朝与周边各国的军事活动频繁，特别是在西域和西南方向，以及应对北方突厥的威胁。 西域战事 - 安西四镇争夺：载初元年（689年），吐蕃一度占领安西四镇。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率军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结束了唐蕃在该地区的长期争夺。 - 对抗西突厥：长寿二年（693年）至延载元年（694年），王孝杰连续击败西突厥和吐蕃联军，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地位。久视元年（700年），郭虔瓘攻破中亚拔汗那十六座城池，并平定其反叛势力。 - 北庭都护府设立：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在庭州设立北庭都护府，管理西突厥故地，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西南威慑吐蕃 - 边境冲突：长寿三年（694年），王孝杰再次击破吐蕃军队，攻占泥熟没斯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唐军在素罗汗山之战中失利，但通过离间计削弱了吐蕃的实力。圣历二年（699年），吐蕃将领论钦陵被杀，赞婆投降。 - 洪源谷之战：久视元年（700年），唐休璟在洪源谷大败吐蕃，斩首两千五百余级。 - 郭元振的外交胜利：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成功威慑吐蕃，使其献马三千匹、黄金三万斤及大量牛羊，同时修筑和戎城和白亭军，扩展凉州疆界一千五百里。 北方战况（突厥） - 后突厥崛起与交战：永淳元年（682年），东突厥复国为后突厥政权，连年侵犯唐朝边境。长寿三年（694年），王孝杰大破突厥军；默啜可汗随后多次入侵，但在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和王孝杰的打击下被迫撤退。 - 契丹叛乱：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起兵反周，攻陷营州，历时十三个月后被平定。圣历二年（699年），契丹余党再度作乱，最终由李楷固、骆务整彻底平定。 通过这些军事行动，武则天不仅稳固了唐朝对西域和西南边疆的控制，还有效抵御了北方突厥的威胁，维护了唐朝边疆的安全与发展。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 武则天在位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赠送珍贵礼物和接受外国使节来访等方式，展现了唐朝的强大国力和开放姿态。 - 与日本的交流：早在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赠予日本（当时称为倭国）两只大熊猫和七十张毛皮，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这些在日本历史上都有过记载。 - 铸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延载元年（694年），在波斯大酋长阿罗憾等人的倡议下，各国胡商集资百万亿钱购买铜铁，在洛阳铸造了一座名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的纪念碑。这座天枢不仅是对武则天统治的歌颂，也成为当时国际间文化交流和技术合作的一个象征。 - 与阿拉伯帝国的互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阿拉伯帝国（大食）派遣使者向武则天进献了一只狮子作为礼物，象征着权威与力量。然而，考虑到狮子饲养成本高昂且需大量肉类，最终决定将狮子退回。此举展示了武则天务实的态度以及对国家资源的有效管理。 - 接待东罗马帝国使节：大足元年（701年），东罗马帝国（拂菻国）派遣使节访问长安，朝见武则天。这次访问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并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这些外交活动，武则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国际地位，还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铭记的历史篇章。 解决继承人问题 圣历元年（698年），在多方压力下，尤其是宰相狄仁杰等人关于母子亲情及李唐正统性的劝说下，武则天认识到人心所向的是李唐宗室。经过深思熟虑，她最终决定立原太子李显为皇储，以此回应社会期望并确保政权稳定。 懈怠政务转向个人享乐 武则天解决继承人问题后，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个人享乐，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与佛寺。她晚年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因年轻美貌而备受宠爱，常打扮得花枝招展。武承嗣和武三思等人为讨好二张，甚至甘愿为他们牵马执鞭。随着武则天年迈体弱，她对朝政的直接控制力减弱，转而依赖二张作为耳目。这导致二张兄弟逐渐介入政务，并卷入了对宰相魏元忠的陷害事件中，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 被迫退位还朝政于唐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卧床不起，身边仅剩张易之、张昌宗侍奉。此时，宰相张柬之、崔玄暐联合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联合禁军统领李多祚，以二张谋反为由发动政变，成功杀死了二张兄弟，并包围了武则天所在的集仙殿，要求她退位。面对压力，武则天被迫于二十三日传位于李显，次日李显在通天宫即位，恢复国号为唐，一切制度复旧。退位后的武则天迁居上阳宫，李显定期探视，并给予尊号“则天大圣皇帝”。 宫廷最后的岁月 晚年的武则天尽管善于掩饰衰老，但在退位后却不再修饰，面容显得憔悴。一次，李显探望时见到如此状态，感到震惊不已。武则天哭诉道：“我把你从房陵接回神都，本是为了托付天下，但五贼（指参与政变的五位大臣）贪功，使我惊动至此。”李显听后悲泣下跪谢罪，这一事件可能使得武三思等武氏族人得以继续参与朝政。 神龙元年十一月（705年），武则天在上阳宫仙居殿去世，享年八十二岁（按《新唐书》）。她的遗诏去除了帝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后”，并赦免了王皇后、萧淑妃两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的罪责。第二年五月，武则天与高宗合葬于乾陵，结束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 第26章 才女到女皇:武则天是如何改写历史的(下) 文学艺术爱好者 武则天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爱好者与推动者。她广涉文史，拥有非凡的诗才。在昭仪时期，她撰写了《内训》，成为皇后后又编纂了《外戚诫》。作为女皇，她召集了多位文学侍臣，如周茂思、范履冰等人，共同编纂了《要览》、《字海》以及《乐书要录》等多部重要着作。 武则天个人作品包括《垂拱集》100卷和《金轮集》10卷，可惜这些都已经散佚。现存有她撰写的《臣轨》2卷，经由《粤雅堂丛书》根据日本《佚存丛书》本刊行。她的诗歌创作也被广泛收录，《全唐诗》中记载有其46首诗作，而《全唐诗外编》和《全唐诗续拾》还补充了3首诗及1首诗序。此外，《全唐文》中也记录了她的4卷文章。 在书法方面，武则天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她擅长飞白书、行书和草书，特别是“飞白”这种难度极高的书法形式，在笔画中展现出丝丝露白的特点，显得格外高雅。据说，她曾以飞白书为大臣们题写名字，并得到高度评价。 其中最着名的当属她在圣历二年（699年）赴嵩山封禅时所作的《升仙太子碑》，该碑不仅文字优美，而且书法造诣深厚，碑额上的“升仙太子之碑”六字即是以飞白体书写，成为了历代书法爱好者的珍品。此外，还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等传世之作，尽管许多原迹已经散失。 音乐舞蹈上，武则天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她御制了大量雅乐作品，例如《明堂乐章》和《大飨拜洛乐章》，极大地促进了当时音乐文化的繁荣。她组建了一支名为“十万宫廷乐”的乐队，规模宏大，堪称历史之最。长寿二年（693年），她亲自制作的《神宫大乐》更是动用了九百名舞者进行表演。据典籍记载，唐朝历代帝王御制的坐、立部伎作品共有十四部，其中四部出自武则天之手，分别是《天授乐》、《长寿乐》、《鸟歌万岁乐》和《圣寿乐》，这不仅是数量上的领先，更反映了她在音乐创作方面的独特贡献。这些作品后来流传至日本，被尊奉为雅乐，证明了武则天在音乐文化上的深远影响。 关于武则天的一些逸事 女主武王 在武则天幼年时期，便有传奇故事围绕着她的命运展开。据传，着名的相士袁天罡一见到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时，便惊异于她的骨相，预言：“夫人的骨相非凡，定能生下贵子！”杨氏遂将两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领出，请袁天罡为他们相面。然而，袁天罡认为二人虽可官至三品，但仅能保家，并非大贵之命。接着，杨氏又让长女武顺接受相面，袁天罡评断她“贵而不利夫”。 最后，当保姆抱着襁褓中的武则天出现时，为了迷惑袁天罡，特意让她穿上男装。然而，袁天罡一见便大为震惊，称其“龙瞳凤颈”，预示着极贵的命运。并进一步预言：“若是女子，则前程不可限量，将来必为天下之主。” 贞观年间，天空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太白金星多次在白天显现。太史令李淳风据此占卜，得出“女主昌”的结论。此时民间广为流传《秘记》中关于“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预言，引起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不满。一次酒宴上，左武卫将军李君羡因其小名“五娘子”及籍贯与“武”字相关而引起了唐太宗的猜忌，最终被处决。 面对《秘记》的预言，太宗私下询问李淳风是否可信。李淳风解释说，根据天象和历数的观察，这位未来的女主已经在宫中，是陛下的妻妾之一，并将在三十年内成为天下之主，甚至可能对李唐皇室构成威胁。太宗考虑过将所有可疑之人处死，但李淳风警告说，这是天命所归，无法改变。即使现在除了她，未来也可能出现更强大的人来取代她，而且如果她老了登基，或许会心存善念，减少祸害。太宗听从了李淳风的建议，未再追究此事。到了天授二年（691年），即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二年，李君羡的家属入朝申冤。 武则天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女主武王”的预言主角，于是追复了李君羡的官爵，并以礼改葬，彰显了一种历史的轮回与正义的回归。这段传说不仅为武则天的统治增添了神秘色彩，也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于天象、相术以及预言的重视，同时也展示了武则天如何巧妙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情诗诉衷情 唐太宗李世民离开之后，当时还是才人的武则天被送往了感业寺削发为尼，远离了宫廷的繁华与纷争。然而，在寂静的寺庙里，她的思绪常常飘回到过去，特别是与太子李治之间的那份特殊情感。在那段孤寂的日子里，武则天写下了动人心弦的情诗《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此诗不仅表达了她对往昔爱情的深切怀念，也成为了她内心世界的一个真实写照。 夫妻永恒的结合 武则天与李治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的夫妻之情，他们更是政治上的紧密伙伴。即使岁月流转，武则天对李治的感情依旧深厚。当高宗离世后，武则天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撰写了祭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逝去伴侣的无尽哀思和敬意。她坚持自己走后要与李治合葬，这不仅是出于对丈夫的深情厚谊，也是为了见证两人共同走过的风雨历程。 因此，二人的陵墓是按照合葬墓的标准精心设计建造而成，也象征着这对历史情侣永恒的结合。这首情诗与那篇祭文，一前一后，见证了武则天对李治从初遇到相伴一生的情感变迁，体现了她作为女性内心深处的柔情与坚韧。 武则天真容考究 关于武则天的容貌，历史文献中留有一些描述。据《旧唐书》记载，她的女儿太平公主继承了母亲的外貌特征，表现为体态丰满、额头方正、面颊宽阔，这符合唐代的审美标准，由此推测武则天应该也有类似的容貌特点。此外，武则天在年长称帝之时，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外表状态，大概是因为驻颜有术，会涂脂抹粉，即便与年轻的子孙们站在一起，也难以看出她的年纪。 不过对于武则天的真实面容，后世缺乏直接且可信的图像资料作为参考。现存的一些图像和雕塑作品，如《历代古人像赞》中的画像，可能因成书较晚及作者的态度而带有偏见；《唐后行从图》的真实性也存在争议；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虽然有传说是依据武则天的形象雕刻，但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至于四川广元皇泽寺内的武则天塑像，尽管可能是基于某种原型创作，但由于原件已损毁，修复后的版本难以准确反映武则天的真实面貌。因此，后世只能通过文字记录去想象这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的容貌，而对于其真实样子的具体了解，则受限于史料的局限性。 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任与提拔 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的合作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典范，展现了明君与贤臣相互成就的可能性。武则天对狄仁杰的才能极为赏识，从他担任小官时便逐步予以提拔，直至擢升为宰相。狄仁杰以其公正无私、廉洁奉公和卓越的断案能力赢得了“神探”的美誉，成为朝野上下敬重的贤臣。武则天深知狄仁杰的价值，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得以施展非凡的政治智慧。 在武则天的支持下，狄仁杰不仅促进了政治清明，还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保持着正直的人格，即便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也能坚持原则，不畏权贵，维护正义。例如，在讨论修建巨大佛像的计划时，狄仁杰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反对意见，指出这样的项目将耗费过多资源，不利于国家和百姓的生活。武则天虚心听取了他的建议，显示了她对狄仁杰的高度信任。 当武则天步入晚年，狄仁杰以其过人的智慧和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巧妙而坚定地劝说这位女皇将政权平稳过渡给李唐皇室。他的努力最终也促成了唐中宗李显的复位，为唐朝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狄仁杰颇具勇气和正义感，在朝廷中多次冒着风险保护那些被诬陷的大臣。比如，在魏元忠遭受不实指控、性命垂危之际，狄仁杰挺身而出，凭借他的机智和公正的立场，成功保全了魏元忠的生命，体现了他的个人魅力与高尚品德，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尊敬。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狄仁杰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大事和未来的稳定。武则天得知他病情严重特意前来探视。在狄仁杰的床边，女皇关心地询问他对朝中接班人有什么建议，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未来的稳定与发展。尽管身体无法行动，狄仁杰还是努力思考，推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张柬之。狄仁杰认为，张柬之不仅聪明能干，而且为人正直，是个值得信赖的人选，定能承担重任。 这次会面不仅体现了武则天对狄仁杰的高度信任，也反映了狄仁杰对人才的深刻洞察。张柬之后来果然不负众望，在恢复唐朝正统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事情不仅突显了狄仁杰的智慧和正直，也展现了武则天作为一位女皇知人善任的优秀领导力。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 武则天对骆宾王的赏识 在徐敬业起兵反叛期间，他邀请了才华横溢的骆宾王加入其幕府，并请骆宾王撰写了着名的《讨武曌檄》。这篇檄文以犀利的言辞批评了武则天，指责她“伪临朝”，并非出身高贵，晚年行为不端，甚至有损宫廷尊严，表达了人神共愤的情绪。文章条理清晰，论据充分，极具说服力。 当武则天读到这份檄文时，她立刻被文中展现的才情所打动。据说她询问身边的大臣：“这檄文是谁写的？”得知是骆宾王的手笔后，武则天并未因此而震怒或追究责任，反而惋惜地评论道： “这是宰相的过失。像这样的人才，竟然得不到重用，实在是可惜了！”武则天的反应显示了她对骆宾王文学才能的高度赏识，同时也反映了她作为一个统治者对于人才价值的重视。尽管骆宾王站在了她的对立面，但武则天仍然能够超越个人立场，认可并赞美敌方阵营中的杰出人物。这种胸襟和气度，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之问与《早秋上阳宫侍宴序》 “我金轮圣神皇帝垂妙觉，抚鸿勋，出轩宫而镇紫微，卷翚衣而袭元衮，释罘祝网，万族咸宁。革故维新，五刑不用，润玉律而含元气，转金浑而调顺晷。” 有一次，武则天在宫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诗歌比赛，这场文学盛宴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一展才华。在这群杰出的参赛者中，有一位名叫宋之问的年轻人。他的诗作犹如天籁之音，令人心醉神迷。然而，由于出身低微，宋之问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自卑感，担心自己的作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武则天独具慧眼，她注意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于是，她亲自走到了宋之问面前，并微笑着赞扬了他的诗作，还称其为当世奇才。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当场授予他官职，让他成为了一名备受尊敬的朝廷官员。 历史评价 吴晗在其着作中提到，武则天在中国唐代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不仅打破了地域与门阀的限制，还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从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官员。这一政策在她的统治时期内持续实施，为后来唐玄宗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开元盛世初期的许多政策都是直接继承自武则天时期的。 回顾唐朝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唐太宗李世民奠定了基础，而武则天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终迎来了开元盛世的辉煌。在武则天当政前后大约五十年的时间里，唐朝经历了显着的进步。农业生产得到了提升，土地被更有效地开发利用，人口增长，疆域扩展，文化交流频繁，与多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尤为重要的是，开元盛世的主要政治领袖们大多是在武则天时代受到培养和提拔的。因此可以说，没有武则天时期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将难以实现。 尚钺在《中国历史纲要》一书中评价:武则天执政时期，唐帝国依然展现出了上升的发展趋势。对内，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更加公平的平台；对外，则积极抵御来自突厥、吐蕃和契丹等周边民族的侵扰，并持续维护西域交通线的畅通，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多个层面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白寿彝在同一着作中也对武则天进行了描述，他认为，武则天是一个兼具才能与政治野心的人物。在位时重视贤才的选拔，先后任用了如李昭德、狄仁杰、姚崇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担任宰相协助治理国家。武则天虽然亲近一些奸佞之人，启用了严酷的官员，但她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人，防止他们获得过大权力。在她掌权的五十年间，尽管李唐皇室的权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但太宗李世民所建立的政治格局得以延续，而社会经济也在这段时间里保持了发展的势头。 乌廷玉：“武则天执政以来，继续推行唐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压抑部分士族，扶助新兴庶族；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防安全。她虽然没有重大建树，但并没有把唐朝引向衰败。”（《隋唐史话》） 吴枫：“武则天当政，严重打击了长期把持政权的大官僚贵族集团，通过各种办法——尤其是科举制，给中小地主阶级开辟了广阔的政治前途，一方面促进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给唐玄宗统治时代选拔了较有作为的官僚，其主要政策就当时社会来讲，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隋唐五代史》） 吴泽：“武则天当政的五十年中，坚持太宗、高宗的反士族斗争的政治道路，稳固发展了‘贞观之治’，把历史推进了一大步，其政策对维护国家长期的和平统一，对唐代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为其后的‘开元之治’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因此武则天在唐代前期和太宗、玄宗同是中心人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他对武周后期的弊政，也给予揭露。”（《关于武则天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 崔瑞德：“对于这位敢于推翻李唐皇室并像男人一样泼辣地实行统治的女人，尽管儒家历史学家们都对其进行恶毒攻击和抱敌对态度，但是武曌显然具有特殊的才能，对政治具有天赋，并且非常善于操纵宫廷的权力结构。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权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坚毅的决心和识别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无忌惮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她对敌人和对手表现出的残忍和报复心，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27章 永贞革新:唐顺宗李诵的未竟之梦(上) 宽厚仁慈的太子 唐顺宗李诵（761年—806年），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是唐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唐德宗李适的长子，其母为昭德皇后王氏。李诵自幼展现出了慈孝宽厚的性格与仁而善断的领导才能，擅长多种艺术形式，尤以隶书见长。在大历十四年（779年），李诵被封为宣王，并于建中元年（780年）正式立为太子。在贞元元年（785年），李诵参与组织了着名的“奉天保卫战”，并取得了胜利，充分展示了其不俗的军事指挥才能。 登基半年禅位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诵正式即位。即位之后，唐顺宗立即重用王叔文等改革派人士，试图抑制宦官势力的膨胀，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的深刻变革。尽管面临健康问题以及来自保守势力的强大阻力，唐顺宗李诵仍决心推进这些具有前瞻性和积极意义的改革措施，意图振兴国家。但随着身体状况恶化及宦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唐顺宗的改革计划未能全面实施。即位仅数月后的同年八月，在宦官的迫使之下，唐顺宗不得不退位 ，禅位于太子李纯。次年，唐顺宗李诵病逝，终年46岁。 变革的时代背景 唐顺宗即位时，正值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退、社会矛盾加剧的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权威，宦官势力膨胀威胁着皇权稳定，而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得民众生活困苦不堪。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唐顺宗决心推行全面改革，以期恢复国家的繁荣与秩序。 政治方面的改革 尽管唐顺宗统治时间短暂且面临健康挑战，但仍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减少地方藩镇的割据和宦官势力的影响。这些施政举措不仅反映了顺宗对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其试图通过政策革新来改善民生的决心。尽管永贞革新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并且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割据 唐顺宗李诵即位后，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并赋予其重大的决策权，顺宗意图通过王叔文来推行改革，以此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同时，顺宗是想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限制地方军阀对中央政府的挑战，恢复并强化唐朝中央政权的权威。同时，他尝试通过任命非宦官将领控制军队，减少宦官对皇权的干预，从而实现权力结构的调整。 2.减轻财政负担，取消苛捐杂税 面对唐德宗时期由于庞大军事开支及朝廷开销导致的沉重税负，唐顺宗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在保留正敕常贡的基础上，取消了额外进奉制度，停止征收茶、竹、漆、木等诸色榷税，并免除了百姓所欠的各种课税、租赋和钱帛。这一举措大大减少了民众的经济压力，赢得了民众的广泛称赞和支持。 3.改善宫中管理，保障人身权益 针对宫中大量存在的人身自由等弊端，如众多宫女被束缚于宫廷之中，唐顺宗采取了一系列人性化措施。释放了安国寺宫女三百人以及掖庭教坊乐伎六百人，让她们能够回归家庭生活；同时禁止征召婢女作为宫中乳母，确保了更多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虽然这些改变涉及面相对较窄，但它们体现了对人性关怀的进步思想。 4.削弱宦官的影响力 还是皇太子时，唐顺宗李诵便目睹了宦官势力膨胀所带来的威胁，因此自即位之初便着手削弱这一群体的影响力。顺宗下令取消了宫市制度与“五坊小儿”，这两个机构曾是宦官借以欺压勒索百姓的工具。为了进一步收束兵权并对藩镇进行有效节制，顺宗还计划接管宦官兵权。然而却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当他派范希朝、韩泰前往奉天接任时，因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干预，未能成功接管神策军，最终导致唐顺宗谋夺宦官兵权的计划失败。 经济方面的改革 经济政策方面，顺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减轻民众负担、促进经济复苏的改革措施。 1.废除宫市缓解民众负担 首先废除了宦官以低价强夺商民货物的“宫市”制度，这一举措直接减少了商人们的经济损失，并促进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取消了额外的进奉和各种摊派税项，显着的降低了百姓的赋税压力，为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此外，通过提升刘禹锡等人负责财政管理，尝试优化国家财政状况，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商品流通，还有效缓解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推动了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 2.废除暴力机关维护人身权益 从社会层面上看，唐顺宗的改革措施顺应了民众的需求，体现了对人民福祉的关注。通过废除“五坊小儿”等暴政机构，改善长安市民的生活质量，减少了社会不公与压迫现象。更重要的是，释放宫中的宫女和教坊女乐，使她们得以回归家庭和社会，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 通过这些人性化的改革，提高了民众对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度，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谐，展现了统治者对维护民众人身权益和改善民生的重视。 军事方面的改革 军事领域，唐顺宗尝试削弱宦官势力对军队的控制，来增强中央政府对军事力量的掌控。为此，他任命范希朝等人为将领，意图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特别是神策军这样的核心武装力量。尽管最终未能完全实现夺取兵权的目标，但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了顺宗希望重构军事体系的决心，从而减少宦官对军事决策的影响，并确保皇权的高度集中，便于朝廷能够更直接地指挥军队。 永贞革新的意义 虽然永贞革新未能成功，但唐顺宗及其改革派成员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的努力仍然具有深远意义。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以及对抗保守势力的决心，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积极变革的力量始终存在，并持续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结语 唐顺宗李诵的一生是充满挑战与变革的一生。在位期间的努力虽未能完全实现其变革的理想，却为唐朝的历史增添了抹亮色。他的改革尝试不仅反映了对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也为后世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治遗产。即使梦想未能成真，唐顺宗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君主。 第28章 永贞革新:唐顺宗李诵的未竟之梦(下) 众说纷纭的父子关系 关于唐顺宗李诵与唐宪宗李纯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政策的态度，确实存在一些历史争议。 1. 政策的继承与调整 唐顺宗李诵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革新，但因为健康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其目标。唐宪宗李纯继位后，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调整或逆转其父皇的一些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情感上的否定或打压，而是新任皇帝即位后根据自身的治国理念做出的政治选择而已。例如，宪宗可能认为某些政策不太适合当时的国情，因此便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2. 继位过程 唐顺宗因为中风病重，实际权力逐渐转移到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手中，但由于宦官集团的强大阻力，最终导致改革失败。唐顺宗李诵被迫禅位于太子李纯，即后来的唐宪宗。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唐宪宗故意利用父亲的病情夺取政权，更多的是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所迫。 3. 个人情感 关于唐宪宗是否因为其父“不爱自己”，即位后推翻其政策的说法，缺乏直接的历史依据。历史上记载更多的是两位君王之间不同的治国策略和政治立场罢了。唐宪宗即位后确实贬谪了一些支持唐顺宗改革的人物，但这些变动更可能是出于他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基础的政治考量，而非出于私人恩怨。 史书对唐顺宗的评价 唐顺宗李诵作为唐朝历代皇帝中以品行和才干着称的一位，史书对其有很高的评价，描述他为“慈孝宽大，仁而善断”，聪明好学，文才出众，尤其擅长隶书。尽管他在盛年时不幸罹患中风，导致其统治时间非常短暂（仅半年），但他仍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改善国家状况。至于离去的原因，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通常认为与其长期患病有关，而非所谓的“历史疑案”。 综上所述，唐顺宗李诵与唐宪宗李纯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政策方向的不同，而非简单的个人情感对立。唐宪宗对前朝政策的调整反映了新任统治者对于国家治理的独特见解，而不是单纯地否定或打压前任皇帝的努力。同时，唐顺宗李诵作为一个贤明且富有才华的君主形象，在历史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永贞革新的终结 关于唐顺宗李诵与“永贞革新”的这段历史，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1. 健康问题与参与度： - 唐顺宗李诵因中风病重，无法亲自处理政务，使得他不得不依赖于王叔文等改革派成员来执行政策。这种情况下，改革的实际操作受到很大的限制。 2. 内部矛盾： - 改革派内部确实存在分歧，尤其是在权力分配和具体政策措施上。这些内部分裂削弱了改革派的整体力量，导致他们难以有效推进既定目标。此外，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也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3. 政策实施困难: - 改革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障碍，如地方藩镇的抵制、宦官集团的反对以及传统势力的反弹，导致许多措施难以落地。 唐顺宗与王叔文的关系 - 关于立太子的问题，确实有记载表明唐顺宗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意册立李纯为太子。而王叔文担心这样做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基础，因此表示反对。这种分歧最终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让唐顺宗对王叔文失去了信任。这一系列的事件显示，唐顺宗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动选择了结束永贞革新，并非完全是外部压力所致。 禅位给唐宪宗 - 根据现有史料，没有证据表明俱文珍或其他宦官强迫唐顺宗禅位。相反，唐顺宗是在意识到自身健康状况不允许继续执政的情况下，做出了将皇位传给儿子李纯（即唐宪宗）的决定。这个选择既是对国家稳定的考虑，也是对他自己病情的实际评估结果。因此，唐宪宗成为接班人并非意外，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结论 总之，唐顺宗提前禅位给唐宪宗并不是因为被逼迫或夺位，而是基于个人健康和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同时，永贞革新之所以终止，主要归因于改革派内部的矛盾、实施过程中的重重困难，以及唐顺宗本人对形势的判断。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使唐顺宗做出了停止改革并禅位的决定。 学术界的共识与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结论基于现有史料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但历史研究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新发现的文献或考古资料可能会带来新的见解。因此，对于唐顺宗与永贞革新的评价，学术界仍在持续讨论和修正之中。 历史评价 韩愈的评价 唐顺宗李诵作为太子时，就展现出对艺术的浓厚兴趣和书法上的造诣，尤其擅长隶书。德宗精通诗歌创作，每当赐予大臣或地方官员诗作时，常命李诵亲手书写，以此展示其才华。李诵性格宽厚仁慈且果断，对待师长礼敬有加，必定先行致拜。在随德宗逃难至奉天期间，面对叛军朱泚的逼近，他身先士卒，亲自督战，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斗志。 德宗在位多年后，逐渐不再信任宰相，宠信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近臣，这些人借机行事，苛刻待下以求功名，排挤陆贽、张滂等人，导致朝政混乱。而李诵则勇于直言，从容论争，最终阻止了延龄、渠牟成为宰相的可能性。在一次鱼藻宫宴会上，当德宗因宫女表演水戏而高兴时，李诵引用古语“好乐无荒”来提醒父皇不要沉迷于享乐。他对宦官从不假以辞色，坚持原则。他在储君位置上度过了二十年，天下因此受益匪浅。可惜的是，由于即位时已患病，未能完全施展抱负，但能够顺利传位于贤能之子，延续国祚，确实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欧阳修的评价 欧阳修认为，唐顺宗李诵在东宫担任太子长达二十年，其间天下人暗中受惠于他的存在。然而，他登基时间短暂，不幸因病无法大展宏图，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尽管如此，他仍成功地将政权平稳交接给继任者，确保了国家的持续稳定和发展，这样的贡献值得尊敬与怀念。 王夫之的评价 王夫之则提出了更为尖锐的观点，他认为唐顺宗因疾病而失去行动能力，几乎与宋光宗被悍妻控制而忽视父亲的情况相似，两者都接近于昏庸无能的状态。然而，与汉惠帝相比，他们的情况稍好一些；但正是由于当时唐朝和宋朝还有其他有能力的人才支撑着，才使得这两个朝代没有因此灭亡。这种评论虽然严厉，但也指出了历史背景下个人健康状况对统治能力的影响以及国家存续背后的复杂因素。 综上所述，三位历史学家对于唐顺宗李诵的评价各有侧重：韩愈赞赏其品德与才能，肯定其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影响；欧阳修感叹其短促的统治期限制了他的作为；王夫之则更关注健康问题对其治理效果的实际影响，同时强调了时代背景和个人局限性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视角共同构成了对这位唐代皇帝全面而深刻的评价。 第29章 唐宪宗李纯:奋发有为的皇帝(上) 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年），原名李淳，后改名为李纯，是唐顺宗李诵的长子，唐德宗李适的长孙。作为唐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李纯从小就表现出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和浓厚兴趣，深入研读历代史书，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知识。贞元四年（788年），李纯获封为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被正式立为皇太子。同年八月，在其父唐顺宗退位之后，李纯顺利登基成为皇帝。 即位后的唐宪宗致力于改善朝政，鼓励臣下直言进谏，营造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他重用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和裴度等一批贤能的大臣，这些人积极推行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藩镇势力的政策。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宪宗有效地削弱了部分割据的地方势力，使得唐朝在表面上恢复了统一的局面。这一时期，因为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被称为“元和中兴”，显示了唐朝在这段时期的复兴与繁荣。 唐宪宗李纯不仅关注政治和军事的改革，同时也重视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在他的支持下，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文学艺术迎来了一个繁荣时期。然而，到了晚年，宪宗对长生不老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频繁服用所谓可以延年益寿的金丹。遗憾的是，这些药物并未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他的性格变得愈发急躁，也逐渐与一些宦官关系疏远。最终，在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不幸被宦官陈弘志等人谋害，终年43岁。去世后，唐宪宗被追谥为圣神章武孝皇帝。 幼年聪慧深得祖父宠爱 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李纯出生于长安大明宫，当时正值其曾祖父唐代宗李豫的统治末期。次年，即779年，随着祖父唐德宗李适的登基，父亲唐顺宗李诵被立为皇太子，而作为长子的李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未来的储君人选。 李纯自幼聪慧过人，深得家人尤其是祖父唐德宗的喜爱。据记载，在六七岁时的一次家庭聚会中，李纯坐在祖父膝上，当被问及是哪家的孩子时，他机智地回答：“我是第三天子。” 这一回答既体现了李纯对自身身份的理解——继祖父和父亲之后的第三代皇帝，又展现了他超乎年龄的智慧，令在场之人无不惊叹。因此，李纯从小便深受祖父唐德宗的宠爱，这种早期的智慧展示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封王娶妻生子 唐宪宗李纯的童年并非一帆风顺，他亲身经历了诸如泾师之变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经历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地面对和理解了国家大事的复杂性，也促使他早早地成熟起来。在目睹了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后，李纯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性，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贞元四年（788年）六月，十一岁的李纯被正式册封为广陵郡王，这一荣誉标志着他在皇族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了贞元九年（793年），刚刚十五岁的李纯迎娶了郭氏为妻。郭氏出身显赫，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其父为驸马都尉郭暧，母亲则是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凭借这样高贵的家庭背景，郭氏不仅受到了公公唐顺宗李诵的特别宠爱，也赢得了丈夫李纯的高度尊重与重视。这段婚姻不仅是两个家族之间的联姻，也是政治上的重要结合，有助于巩固皇室与其他贵族势力之间的关系。婚后两年，即贞元十一年（795年），郭氏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李宥（后改名为李恒）。 继承大统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六日，李纯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李纯开始代理监国，负责处理军国政事。八月四日，唐顺宗李诵禅位于长子李纯。八月九日，唐宪宗李纯在宣政殿正式即位，成为了唐朝的第十二位皇帝。这段期间的迅速转变，标志着李纯从一位年轻的皇太子正式成为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承担起了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就此开启了他十五年的统治时期。 以贞观和开元为榜样 唐宪宗李纯是一位胸怀远大理想的君主。自年少起，他就深受历史上伟大帝王事迹的鼓舞，这些事迹点燃了他内心深处对治国理政的热情。登基后，他时常研读《列圣实录》，这是一部详尽记载历代帝王治国之道的经典文献。书中关于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描述，令他对那个时代的辉煌成就心怀崇敬，并立志效仿唐太宗李世民的开创精神和唐玄宗李隆基的治理智慧。 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唐宪宗不仅勤于学习，更注重实践，不断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灵感，力求将历史教训转化为有效的治国方略。他梦想着凭借自身的努力，重现大唐昔日的荣光，为百姓缔造一个繁荣安定、文化昌盛的美好社会。正是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与对未来愿景的执着追求，构成了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的动力源泉，也使他的统治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 重用忠诚良将 为了纠正中央朝廷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唐宪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提高宰相的权威，将“军国枢机”归于宰相，确保政策制定的高效与稳定。唐宪宗李纯善于任用忠臣良将，不为群议所惑，选拔了一批才能卓着的宰臣。例如： - 李吉甫：反对宦官操纵朝政，力谏攻打淮西。 - 杜黄裳：坚决主张讨伐刘辟，以法律整肃诸侯，削弱藩镇势力。 - 裴垍：提议贬黜李纯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并罢免其军权。裴垍总揽机务，处理吴蜀地方叛乱时表现出色，深得皇帝信任。 - 李绛：提出分化河北策略，不战而收魏博；建议京西北神策军割隶当道节度使以防卫吐蕃，并多次上疏营救朝臣如柳公绰、白居易等人。 - 武元衡和裴度：坚决支持讨伐淮西，裴度更是亲自挂帅到前线督战，最终平定了淮西。 - 崔群：以直言闻名一时，为朝廷提供了诸多宝贵的谏言。 此外，李纯还提拔了多位理财能臣，如李巽、程异、李鄘、王播等，有效的缓解了沉重的财政危机，使得朝廷能够专心的应对藩镇割据的问题。通过这些改革举措，唐宪宗不仅巩固了皇权，还开创了“元和中兴”的辉煌局面，使唐朝在形式上重回统一，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削平藩镇大展宏图 1.讨伐刘辟 永贞元年（805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后，支度副使刘辟自称为留后，率兵固守，并向朝廷提出兼领三川（即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的要求。唐宪宗拒绝了这一要求。随后，刘辟发兵围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公然对抗朝廷。 面对刘辟的叛乱，宪宗迅速作出反应，命令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领五千步骑兵作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领两千步骑兵作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讨伐刘辟。同年，高崇文成功攻克成都，擒获刘辟，并将其押解至长安。最终，刘辟连同其族党一起被消灭。 2.除李锜 元和二年（807年）夏季，在夏州杨惠琳和蜀中刘辟被平定之后，各藩镇因为害怕而多数请求入京朝见。镇海节度使李锜，作为淮安王李神通的后代，也深感到不安，提出了入京朝见的请求。唐宪宗同意了他的请求。然而，当入朝时间临近时，李锜上表声称自己身患疾病，请求将其入京时间再延缓至年底。宰相武元衡主张削藩，认为不应对这事放任不管，宪宗也认同应施加威令。 十月五日，宪宗颁诏征召李锜为左仆射，并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但李锜拒绝接受这一安排。于是，唐宪宗决定削除李锜的官爵及属籍，并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锷统率诸道兵马为招讨处置使，集结宣武、义宁、武昌等军力，加上淮南、宣歙的军队从宣州出发，江西军从信州出发，浙东军从杭州出发，多路兵马共讨李锜。 随着官军逐渐的逼近，镇海军内部出现了分化。兵马使张子良等人这时候倒戈，率部攻入镇海军治所京口（今江苏镇江），活捉了李锜。随后，李锜被押往长安，并在街市上被腰斩。朝廷还将已没收的李锜家产全部赐给了浙西的百姓，用以抵充当年的租赋。 3.讨成德 元和四年（809年），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逝世后，其子王承宗继位。唐宪宗闻讯后，便计划派人接替王承宗，若王氏不从则准备派兵去征讨。他这样做也是革除河朔诸镇世袭的弊端。然而，宰相们认为河北诸镇的问题由来已久，各镇势力盘根错节，劝皇帝不要轻举妄动。但宦官吐突承璀为了争取权力，利用王承宗进攻德州（今山东陵县）一事，说服了宪宗下令进行征讨。 谁知战事进展的不顺利，朝廷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久攻不下。此时的王承宗也感到了资源紧张，于是提出愿意向朝廷缴纳贡赋、以接受朝廷派遣官吏作为妥协条件。面对这种情况，唐宪宗见继续征讨无力取胜，便以此为台阶，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并撤回了征讨部队。 在淮西之乱平定前后，唐宪宗准备再次对成德镇采取行动。这次王承宗主动表示了悔过自新，并遣送质子到长安，交割两州版图作为谢罪条件。宪宗接受了这些条件，避免了新的军事冲突。 王承宗去世以后，军中推戴其弟王承元为留后。王承元不愿继承兄长的职位，主动请求朝廷更换节度使，并因此被授予义成军节度使之职。这一系列事件展示了宪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策略调整，以及部分藩镇将领对中央权威的重新认可。 4.定义武 元和二年（807年）十月，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入朝，请求担任朝中的闲散官职，并希望由朝廷另派他人接任节度使一职。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朔地区的藩镇割据严重，不仅断绝了对朝廷的贡赋，还形成了父去子继的局面。然而，张茂昭却与众不同，请求举家迁往京城，归附中央。 面对河北各藩镇交相派来的使者劝阻，张茂昭坚持己见，不予理会。起初，唐宪宗并没有同意张茂昭的要求。但在张茂昭连续上表了几次之后，宪宗最终在元和五年（810年）十月任命左庶子任迪简为行军司马，前往替代张茂昭的职位。 张茂昭入朝后，受到了宪宗皇帝的厚待，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并授予河中节度使之职。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李纯对张茂昭忠诚的认可，也体现了他对主动归顺中央的地方势力的支持。 5.收魏博 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其子田怀谏被任命为副大使，负责军务。然而，田怀谏年仅十一岁，无法有效掌控军队，军政事务实际上由家僮蒋士则等人决定。 唐宪宗与宰相商议如何处理魏博事务，他计划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以加强对魏博的控制。李吉甫建议出兵讨伐田怀谏，这一提议得到了宪宗皇帝的支持；但另一位宰相李绛则持不同意见。李绛认为，田怀谏年纪尚幼，肯定无法稳定局势，因此朝廷无需采再取军事行动，而应当厉兵秣马，“坐待魏博之自归”。他主张一旦魏博内部发生动乱，对胜利者给予爵禄奖励，以促使各镇主动归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唐宪宗听取了李绛的意见，没有出兵。 不久后，魏博军内果然发生了哗变，士兵们拥戴田兴（即田弘正）取代了田怀谏。田兴主动率领魏博六州之地归顺朝廷。十月，宪宗接到魏博监军的报告后，立即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十一月，他又派遣知制诰裴度携带一百五十万缗钱前往犒赏魏博士兵，并免除六州百姓一年的赋税徭役。据说，当魏博军士受赐之后，“欢声如雷”。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解决了魏博的问题，也展示了宪宗在处理地方藩镇问题上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第30章 唐宪宗李纯:奋发有为的皇帝(中) 6.平淮西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吴元济隐瞒了其父离去的消息，并擅自接管了兵权。淮西节度使驻于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李希烈以来，淮西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平定蜀中之后，唐宪宗便有意向攻取淮西。宰相李吉甫也力主讨伐淮西。面对这种情况，张弘靖建议皇帝先以礼相待：为吴少阳停止上朝表示哀悼，追赠官爵，派遣使者吊丧，并赠送助丧财物；等淮西出现对朝廷不恭的行为后再动用武力。唐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前往吊祭。 然而，吴元济拒绝迎接敕使，并发兵四处侵扰，屠戮舜阳、焚烧叶县、掠夺鲁山和襄城等地，导致关东地区震动，李君何也因无法进入淮西只好返回。见此情形，唐宪宗决心讨伐淮西。十月，他任命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统领各路兵马讨伐吴元济。 淮西之战牵涉到山东、河北割据势力的存亡。吴元济纵兵抵抗，而王承宗、李师道则暗中配合，给予其政治声援和军事援助。吴元济向恒、郓两地求救，王承宗与李师道多次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但唐宪宗李纯不予答应。于是李师道派出两千兵力声称支援官军，实际上却在军事上制肘官军的行动。此外，他还派刺客攻击河阳转运院，造成重大损失，一时间“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然而，唐宪宗坚决削藩，不同意罢兵。 随着战事的拖延，诸军讨伐淮西久未有功。元和十年（815年）五月，唐宪宗派遣御史中丞裴度前往行营宣慰，观察用兵形势。裴度回朝后，分析了淮西必胜的形势，推荐李光颜为将。不久后，李光颜在时曲（陈州殷水县西南）大败淮西兵，淮西军队就此溃散。同时，裴度多次上奏指出山南东道节度使、淮西招抚使严绶并非将帅之才，不堪平叛重任。唐宪宗最终在年底罢去了严绶的节度使和招抚使职务。 同年，李师道派出刺客谋害宰相武元衡和裴度，导致武元衡身亡，裴度重伤。长安城因此大骇，大臣都不敢出门。早朝时，唐宪宗在御殿久等，官员仍未齐集。唐宪宗下令搜捕刺客，京城展开大规模搜索。一些朝臣还请求罢免裴度的官职，试图安抚王承宗、李师道，但宪宗愤怒地拒绝： “如果罢免裴度，就等于让奸计得逞，朝廷纲纪如何维持？朕任用裴度一人，足以击败这两个乱臣贼子。” 裴度因伤请假二十余日后，宪宗下诏派卫兵夜守裴度私宅，内宫使臣接连前往慰问。裴度伤愈后，李纯召他入宫对话，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向李纯进言：“淮西是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已经讨伐，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途而废。”宪宗与裴度在削藩见解上完全一致，继续坚定推进削藩政策。 唐宪宗曾询问群臣讨伐吴元济是否妥当。多数朝臣认为还是罢兵赦罪为上策；翰林学士钱徽、萧俛等人在延英殿对策，试图借此使朝廷停止军事行动。唯有裴度坚称吴元济不可赦免。 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蔡州行营的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之战中惨败于淮西军，几乎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仅保住了性命，狼狈撤回。宰相们以为宪宗皇帝必定会对长期用兵感到厌倦，准备提议停止征讨。然而，在众宰辅刚要启奏时，宪宗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若王师每次出战都不该失败，那么自古以来朝廷用兵岂非易如反掌？屡战屡胜，就不应留下这号凶贼。今日只论此次用兵该与不该，以及朝廷决断处置是否妥当，各位只需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处理。将帅不合适的，立即撤换，毋须迟疑；兵力不足的，迅速给予接应。怎能因一个将领的失利，就放弃既定的大计？”于是，大臣们不敢再提罢兵之事，平定淮西的计划这才得以继续推行。 到了元和十二年（817年），官军讨伐淮西已经四年，仍未取得胜利，“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玩寇相视，未有成功”，这让唐宪宗李纯深感忧虑。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人以劳损军力、耗费财赋为由，意图劝皇帝罢兵。这时候裴度回应说：“臣请求亲自前往督战。” 次日，在延英殿再次讨论此事。待李逢吉等离开后，宪宗对裴度说：“卿真能替朕出巡吗？”裴度匍匐流泪道：“臣与此贼誓不两立！”宪宗深受感动，随后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并担任彰义军节度使及申、光、蔡州观察使，兼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 八月初，裴度出发前往淮西，唐宪宗李纯亲自为他送行。裴度抵达前线后，便成为了督军统帅，并选择郾城作为指挥所。当时，各道军队中都有宦官监军，影响了主将的指挥权，“胜则（宦官）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裴度当即奏请免除监军，使得诸将能够不受拘束地专掌军事，这样作战更为有效。裴度治军严谨，“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使得官军接连取得胜利。 十月十四日，唐州和邓州节度使李愬亲自率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佑、李宪领牙队三千人作为前锋，李进诚率三千人作为后军，趁着风雪向东行军，直奔吴元济的营垒蔡州。尽管路上风雪极大，甚至刮裂了旌旗，但李愬仍冒雪日夜兼程，于十五日四鼓时分突袭到了蔡州城下，城头守军竟无人察觉。于是官军迅速攻下了蔡州。吴元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跪地请降，之后被押往了长安，并于十一月斩首。至此，淮西长达三十多年的割据状态被彻底解除。 7.进讨李师道 朝廷对淮西的用兵，使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了威胁。于是采取了表面上声援助官军讨伐吴元济，实际上暗中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平定淮西之后，唐宪宗指挥的削藩，形势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朝廷逐渐占据了优势。面对这一局势，李师道深感恐惧，最初他还表示愿意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京师为质子，但最终李师道还是选择了举兵叛唐。 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唐宪宗调遣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李师道。在大兵压境的压力下，淄青军内部的矛盾激化，都知兵马使刘悟最终除掉了李师道，于是，淄、青、江三州之地迅速被朝廷平定。 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和马匹，请求留在京师。宪宗任命韩弘为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任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因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封他为侍中。为了向皇帝表示忠心，田弘正让他的兄弟子侄都到朝廷任职。以上充分说明了唐宪宗李纯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 唐宪宗的为政举措 政治清明 1.任用贤能，削弱藩镇 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先后任用了一批年轻有为、忠谠有才干且力主削藩、反对宦官干预军政的宰相。这些贤臣包括裴垍、李绛等，他们坚决主张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维护中央权威。通过这一系列人事安排，宪宗成功平息了多次藩镇叛乱，使得“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繁荣景象。 2.鼓励直言进谏 唐宪宗周围还聚集了一批极言直谏、维护政治清明的大臣。例如，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反对宦官吐突承璀挂帅出征，主张国家征战应责成将帅；东台御史元稹纠劾不法行为，与中使抗争；刑部侍郎韩愈则谏止宪宗迎佛骨佞佛。这些大臣的存在，不仅增强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也为朝廷带来了更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经济成果 1.减轻赋税负担 在经济上，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来减轻人民负担并增加国库收入。首先，他任命裴垍为宰相，推行减轻江淮地区赋税的政策。裴垍下令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律按省估计算，观察使先税所治理州以自给，不足部分再征收所属州的税。此举显着缓解了江淮人民的经济压力，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2.营田养兵计划 宪宗任用李绛为宰相，李绛提出并在北方实施了营田养兵计划。元和七年（812年），李绛奏请在振武、天德两地开垦良田约一万顷，以节省财政开支并增强边防力量。宪宗批准了他的提议，并命度支使卢坦负责具体经略。经过四年时间的努力，共开垦农田四千八百顷，收获谷物四千余万斛，每年节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依赖此计划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3.提高税收效率 同时，宪宗还委任了一批擅长理财的官员担任重要职务。元和元年（806年），李巽被任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在其任期内，李巽大幅提高了税收效率，第一年征课所入即达到了刘晏最高年份的水平，第二年更是超过了这个数字，第三年增加了180万缗。旧制规定每年从江淮运送五十万斛米到河阴，但长期以来未能达到这个数目，只有在李巽任职的三年间实现了目标。 4.改革江淮财政管理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河东节度使李鄘接替李巽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同年，李巽推荐彬州司马程异（王叔文党，八司马之一）为扬子留后，程异复任淮南等五道两税使，对江淮地区的财政管理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进一步铲除了存在的弊端。至元和六年（811年）四月，盐铁转运使王播报告称，江淮河岭以南、兖郓等盐院在元和五年收入卖盐价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而到了元和六年，因天下丰收，米价跌至每斗仅值二钱。 唐宪宗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明智的决策和有效的治理手段，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宪宗的统治时期被视为唐朝晚期的一个小高潮，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成就 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的元和年间（806-820年），唐朝针对叛乱的藩镇及少数民族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成功巩固了中央集权，并恢复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以下是这些关键战事的详细描述： 1. 平定夏绥杨惠琳之乱:元和元年（806年） 指挥官：张承金 结果：河东、天德军联合作战，成功击斩杨惠琳，迅速平定了此次叛乱。 2. 平定西川刘辟之乱:元和元年（806年） 指挥官：高崇文 结果：高崇文率军击败刘辟，后者被俘送往长安处决，西川地区重归唐朝统治之下。 3. 平定镇海李锜之乱:元和二年（807年） 指挥官：王锷等 结果：李锜被其部下擒获并送往长安处决，镇海地区的叛乱得以平息。 4. 攻伐成德王承宗:元和五年（810年）至元和十三年（818年） 指挥官：吐突承璀、卢从史、田弘正等 结果：面对长期僵持的局面，朝廷未能迅速取胜。最终，在淮西之乱平息后，王承宗主动献地谢罪，双方达成和平协议。 5. 平定溪峒张伯靖之乱:元和六年（811年）至元和八年（813年） 指挥官：崔能、严绶、柳公绰等 结果：通过严绶的招降策略，张伯靖选择上表请求隶属于荆南节度使，避免了进一步冲突。 6. 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元和九年（814年）至元和十二年（817年） 指挥官：裴度、李光颜、李愬、乌重胤等 结果：经过三年艰苦作战，宪宗派遣宰相裴度亲自督战，李愬雪夜奇袭蔡州，成功擒获吴元济，标志着淮西叛乱的彻底平定。 7. 平定淄青李师道之乱:元和十三年（818年）至元和十四年（819年） 指挥官：李光颜、李愬、田弘正、韩弘等 结果:唐军四面围攻，取得多次胜利。最终，由于内部兵变，李师道被自己的部下斩首，淄青地区重新归附唐朝。 元和年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展示了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反映了宪宗时期政治清明、用人得当的良好局面。特别是像高崇文、裴度、李愬等将领的出色表现，为唐朝的中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胜利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唐朝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些成功的军事行动，李纯不仅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藩镇问题，还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文化教育振兴措施 在整顿政治的同时，唐宪宗李纯也对教育进行了重要改革，使官学得以振兴。其主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 慎择学官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发布的《改元元和敕》中，宪宗将国子监的整顿列为刷新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更新国子监的领导层和师资队伍，优先从朝官中选调德才兼备者担任祭酒、司业及学官，确保教育质量。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教师的专业水平，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 2. 严肃学规 新任国子祭酒冯伉上任后发现，部分老学生不勤学业，视国子监为免费食宿之地，不服管教且制造争端。为此，冯伉提出《奏请整顿学事》，建议通过严格的学规和考试制度进行管理，并对严重违反学规或学业成绩未达标的生员予以清除或解退。这些措施得到了宪宗的支持并立即实施，显着改善了学风。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自律性，也增强了学术氛围。 3. 控制规模 由于战争年代财政紧张，国子监的学生人数逐渐减少，各馆学生名额不成比例。元和二年（807年）十二月，国子监请求确定两京诸馆学生员额共六百五十人。当时在监学生人数不足这一规模，因此唐宪宗要求礼部准额补置，以补足员额为限。此举明确了唐后期两京国子监的法定学生名额，稳定了基本规模。通过合理控制学生人数，保证了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提升了整体教育质量。 4. 抽俸修监 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月和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二月，国子祭酒郑余庆鉴于长期战乱导致国家财政困难，难以修葺国子监，两次奏请从在京文官的俸禄中抽取一部分用于修缮和扩建两京国子监。此方案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解决了国学修复的问题。李纯批准了这项提议，开创了官员捐献支持教育恢复的先例。通过这种方式，国子监的设施得到了有效维护和改善，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通过这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唐宪宗李纯不仅提升了国子监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还为后来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举措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促进了唐代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李纯的文教改革不仅为当时的学子创造了更好的学习条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他的努力使得唐朝的教育制度更加完善，培养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31章 唐宪宗李纯:奋发有为的皇帝(下) 前明后暗的君王 在与各藩镇的战争中，唐宪宗李纯重用了宦官，并任命心腹宦官吐突承璀担任左右神策将军、兼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和招讨处置使等要职，作为统帅带兵出征。然而，在一次弓箭库使刘希光因贪赃被查办的事件中，吐突承璀受到了牵连。因此，唐宪宗将吐突承璀外放为淮南监军。事后，宪宗询问宰相李绛： “朕将吐突承璀任为外官怎么样呢？”李绛回答说：“外界想不到陛下忽然能够这么做。” 宪宗回应道：“此人只是一个家奴而已。以往，朕觉得使唤他的时间很长了，所以因私情恩宠而宽宥了他。倘若他有违纪犯法的行为，朕抛弃他，就如丢掉一根毫毛一般轻易！” 长期的心力交瘁使得唐宪宗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逐渐崇信起了佛教。晚年时，宪宗下令将凤翔（今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骨迎至长安，这一举动引发了王公贵族及黎民百姓竞相施舍奉养的热潮。刑部侍郎韩愈为此上疏，恳切谏阻。唐宪宗勃然大怒，准备对韩愈处以极刑。但后来在裴度等人的劝谏下，最终决定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此外，为了求取长生不老之药，唐宪宗又转向道教。元和十三年（818年），他下诏征求方士。宠臣皇甫镈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柳泌的人，此人声称可以配制长生药。次年，唐宪宗开始服用长生药，但药物的影响使他的性情变得暴躁易怒，经常斥责或诛贬身边的宦官。这些情况不仅反映了唐宪宗在削藩过程中用人上的复杂心态，也揭示了他在政治压力下的个人信仰和行为变化。 尽管唐宪宗李纯在削弱藩镇势力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但李纯对宗教的过度依赖和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也为他的统治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他的性格转变和决策方式上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也表明，即使是英明的君主，在面对个人欲望和信仰时，也可能做出不利于国家和个人的选择。 皇位继承的波折 宪宗李纯原配是唐代宗长女升平公主与郭子仪第六子郭暧的女儿——郭贵妃。作为代宗的重孙，按辈分计算，郭贵妃实际上是李纯的表姑，二人的联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郭贵妃为李纯诞下了第三皇子遂王李宥，而另一位后妃纪美人则生下了皇长子邓王李宁。 尽管李宥身份尊贵，仅比李宁年轻两岁，但宪宗却选择了立长不立贵的原则，在元和四年（809年）正式册立李宁为太子。不幸的是，元和六年（811年）底，李宁早逝，这使得关于新太子的人选再次成为了朝廷内外热议的话题。当时形成了两派势力：一派由深受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领导，主张立澧王李恽（本名李宽）为继承人；另一派以宦官梁守谦、王守澄及大多数朝臣为代表，鉴于郭氏家族的显赫地位，他们力荐郭贵妃所生的遂王李宥（即后来的唐穆宗李恒）。最终，唐宪宗李纯同意了册立三皇子遂王李宥为太子，但却迟迟未立郭贵妃为皇后，导致太子李宥的地位一度不够稳固。 身罹不测 至元和十四年（819年）末，因长期服用金丹，李纯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到了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他甚至取消了元旦朝会，令群臣深感忧虑。然而，在义成军节度使刘悟入宫觐见并传出“陛下身体平安”的消息后，朝廷内外才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同一天夜里，唐宪宗李纯在长安大明宫的中和殿遭遇了宦官陈弘志等人的谋害，享年四十三岁。 陈弘志、王守澄等人对外宣称皇帝是因为服用长生药而亡，并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人合谋拥立三皇子李宥继位，即唐穆宗。吐突承璀及其支持的澧王李恽也在此次政变中身遭不幸。同年五月，群臣为宪宗上谥号为“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并将其安葬于景陵。到了大中三年（849年），宪宗之子唐宣宗李忱追封其父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以此缅怀这位曾试图重现大唐辉煌的帝王。 结语: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唐朝迎来了被称为“元和中兴”的复兴时期。面对地方藩镇势力坐大、中央权威式微的局面，宪宗通过一系列果敢的军事征讨和平息叛乱措施，成功削弱了地方藩镇的自主性，解决了长期困扰唐朝的藩镇割据问题，暂时恢复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同时，他重视吏治整顿，任用贤能如裴度、李绛等名臣推行改革，使得朝政清明高效，经济得以复苏，文化繁荣昌盛。宪宗个人也很重视法律建设，组织修订法令以求司法公正，并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繁荣。然而，晚年受长生不老思想影响，沉迷于道教丹药，最终早早离世，结束了其15年的统治。尽管如此，唐宪宗的努力和贡献，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印记，成为后人缅怀的一段光辉岁月。 关于宪宗皇帝的轶事典故 不立皇后 根据《旧唐书·后妃传》的记载，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后宫中受宠的女性众多。他特别注意到贵妃郭氏出身于显赫家族，担心如果立她为皇后，郭氏可能会限制他对其他妃嫔的宠爱。因此，李纯迟迟没有立皇后。现代研究者认为，唐宪宗的顾虑并不是害怕皇后专权，而是担忧外戚势力过大，影响皇权。从宪宗开始，唐朝后续的几位皇帝——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也都效仿此做法，未立皇后。实际上，史书中提到的皇后多是在她们的儿子登基后追封的。 有志河湟 一次，当宪宗查看天下地图时，注意到了因安史之乱而失去的河湟地区（现今的青海东部和甘肃西部一带），不禁萌生了恢复这片旧土的愿望。翰林学士李绛曾劝说皇帝不要过度聚敛财富，但宪宗解释道，国家的政令无法覆盖河南、河北的多个州郡，而河湟地区的广袤土地仍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这让他感到祖宗蒙羞，日夜想着如何洗雪耻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有必要积累足够的财力。否则，即使宫廷内开支节俭，多余的财富也无实际用途。 最终，在大中年间（847-860年），即宪宗去世多年后，唐军利用吐蕃内部纷争的机会，成功收复了河陇三州七关之地。宪宗的第十三子唐宣宗李忱感叹道： “先帝宪宗常常挂念河湟，遗憾的是未能完成这项伟大事业就离开了人世。如今我们应当继承先人的遗志，商议为顺宗和宪宗两庙献上谥号，以此彰显祖先的光辉，并向后世展示。” 通过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唐宪宗不仅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君主，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表现出的决心和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于皇权稳固和个人欲望之间的微妙平衡。同时，宪宗对河湟地区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恢复失地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他之后的几代帝王中得到了延续，直到他的儿子宣宗实现了这一夙愿。 历史评价 下面这段文字是唐代诗人韩愈对宪宗平定淮西叛乱这一历史事件的颂扬: 当宪宗皇帝继位之时，他环顾四周，感慨万千。他心中怀揣着对文臣武将的信任与期待，同时也忧虑着国家的命运和皇室的安宁。在平定了吴蜀两地之后，朝廷的目光转向了山东，并迅速将其纳入版图。魏博的将领率先响应朝廷号召，六州相继归顺。然而，淮蔡地区的割据势力却自恃强大，公然反抗中央权威。 面对淮蔡的挑衅，宪宗果断下令讨伐，却遭遇了周边势力的勾结作梗。更甚者，他们暗中派遣刺客，意图加害于朝廷重臣。正当战事不利、京师内部人心惶惶之际，众大臣纷纷劝说宪宗采取安抚政策。但宪宗皇帝不为所动，坚信天命所归，决定继续坚定地执行讨逆之策。 最终，在宰相裴度等人的支持下，宪宗坚持了自己的判断，成功地完成了对淮蔡的征服。这场持续四年的征战，起初并未得到所有官员的支持，但在宪宗坚定不移的决心面前，逐渐消除了疑虑。正是由于宪宗的英明决断，才使得淮蔡之战得以胜利，进而稳定了国内局势，吸引了四方边夷前来朝贡。随后，宪宗开设明堂，以彰显其治国理政的能力。 五代刘昫对宪宗的评价充满了赞美与敬仰，他通过几句精炼的话语概括了宪宗在位期间的关键政绩和领导特质: 1. 在贞元年间，由于皇帝控制力的减弱，各地出现了许多叛乱势力，犹如盗贼盘踞。然而到了章武（宪宗谥号）时期，宪宗展现了其非凡的魄力，成功地平息了这些叛乱。当时有贤能的宰相辅佐，他们不仅展示了德行的力量，也展现了军事上的实力。宪宗时期的元和之治，成为了后世传颂的美好时代。 2. 章武皇帝心中怀揣着对过往耻辱的愤怒，积极寻求良策来巩固国家。早期，他得到了杜邠公的帮助，任命高崇文讨伐了叛将刘辟；中期，又得力于武丞相的战略规划和军队训练，支持了宪宗明智的决策；最后，在裴晋公（裴度）的领导下，宪宗得以展示军威，彻底清除了两河地区的长期叛乱。宪宗的果断决策真是令人钦佩！ 3. 宪宗展现出了非凡的英勇气概，他的威严和恩德深入人心，赢得了臣民的尊敬和支持。 宋欧阳修和司马光对唐宪宗李纯的评价既肯定了他的成就，也指出了他晚期统治中的失误。 欧阳修评述: 宪宗皇帝以其刚强、明智和果断着称，自登基之初便立下了平定叛乱的决心。面对割据势力，他能够采纳忠臣的谋略，不被众人的议论所左右，最终达成了削平叛乱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当吴元济被铲除后，那些强大的藩镇和勇猛的将领纷纷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归顺朝廷。这一时期，唐朝的威望几乎恢复到了鼎盛时期的水平。从这一点来看，宪宗治下的优劣对比一目了然。 然而，在统治后期，宪宗开始任用了不合适的人选，导致未能完成其宏伟的事业，甚至遭遇了个人的不幸。这表明，即使是聪明睿智的君主，一旦受到小人的蒙蔽，国家也可能陷入困境。小人误国，不仅限于昏庸之君，即便是贤明的君主，若有所惑，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司马光评述： 宪宗成功地平定了各地的叛乱，几乎实现了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但他的伟大事业之所以没有得到善终，原因在于他过于追求短期的成功，而忽视了建立长远的信任。这种短视的行为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使得他在晚年无法巩固自己的成就。 宪宗皇帝突然离世的原因 关于唐宪宗李纯遇害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为宦官陈弘志所弑杀以及穆宗李恒以及其母郭贵妃（后来的懿安郭皇后）是否参与了这一阴谋。尽管新旧《唐书》都记载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谋害而亡，但历史上存在不同的观点： 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宪宗李纯是在820年正月被宦官陈弘志等人谋害的。这种说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学界的定论。 穆宗与郭贵妃的嫌疑: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明末清初的史家王夫之认为，虽然陈弘志是直接行凶者，但真正的幕后主使可能是郭贵妃和她的儿子唐穆宗李恒。近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穆宗可能涉及谋害其父的阴谋。1992年，黄永年的文章进一步将此事与元和后期党争联系起来，提出穆宗是“元和逆党”的主凶。 经过证据分析，支持穆宗和郭贵妃参与弑君的说法基于以下几点： 1.陈弘志未受惩罚：宪宗走后，穆宗并未处罚弑君的凶手陈弘志，反而将其外放为淮南监军。 2.对特定官员的优待：穆宗即位之初，特别荣宠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着和翰林学士杜元颖，这些人被认为可能与弑君有关。 3.处理宫内方士：穆宗即位后不久，下令杖毙柳泌及僧人大通，并流放宫中方士，远贬皇甫镈、李道古，这些行动似乎是为了掩盖宪宗服食丹药而亡的事实。 4.尊崇郭贵妃：穆宗迅速册封其母郭贵妃为皇太后，并给予郭家极高的荣誉，这可能是在掩饰弑君后的不安。 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 唐宣宗李忱，作为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在他即位后改变了对郭太后的态度，奉养礼节变得较为冷淡，这也被解读为他对穆宗弑逆行为有所了解的表现。 学术界仍有争论 尽管有上述种种迹象指向穆宗和郭贵妃，但学术界对此仍有分歧。部分学者质疑“元和逆党”说的真实性，认为没有足够的直接证据证明唐穆宗直接参与了弑君事件。 第32章 勤政为民:怀揣梦想的唐文宗(上) 唐文宗李昂，原名李涵，是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唐穆宗李恒之次子，生母为贞献皇后萧氏。李昂以恭俭儒雅、悲悯仁慈的性格闻名于世。 长庆元年（821年）李昂被封为江王，并于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在宦官的支持下登基为帝。即位后，唐文宗展现出勤政爱民的态度和厉行节俭的决心，对当时严重的宦官专权现象深感不满，立志要铲除这股势力，恢复皇权的尊严。太和九年（835年），他与大臣李训、郑注等人策划了着名的“甘露之变”，意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但事败之后他自己也被软禁了起来，直至开成五年（840年）因长期抑郁而逝，享年仅三十二岁。谥号为“元圣昭献孝皇帝”，庙号“文宗”。 尽管继承的是父兄两朝奢侈腐败后的残局，李昂始终怀揣着恢复初唐盛世中央权威的梦想，力图重振大唐帝国的辉煌。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厉行节约、革除奢靡风气、停止劳民伤财的工程，并重视官员考核，确保政府运作的廉洁高效。文宗还特别关注民生问题，例如命令京兆府制造水车来帮助郑白渠附近的农民灌溉农田，体现了他对百姓福祉的深切关怀。 此外，文宗也是一位热爱文学艺术的君主，闲暇时喜欢作诗书自娱，擅长五言诗创作，有《宫中题》和《暮春喜雨诗》等作品流传至今。他的努力虽然未能完全实现其复兴王朝的理想，但他的品德和作为却赢得了后人的尊敬与铭记，成为历史上一位令人怀念的明君。 正式登基称帝 唐文宗李昂出生于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十月十日，并在长庆元年（821年）被封为江王。宝历二年十二月八日（公元827年1月9日），唐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与苏佐明等人谋害，事后矫诏立宪宗之子绛王李悟负责处理国家事务。事件发生仅两天后，即十二月十日，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连同神策护军中尉魏从简和梁守谦带领神策军与飞龙军攻入皇宫，除掉了绛王李悟及参与政变的刘克明等人。紧接着，他们前往江王府迎接李昂进入宫廷。 次日，李昂在宫内接见了宰相们，咨询关于军事和国家政务的处理。十二月十二日，宰相及百官三次上表请求李昂登基为帝。最终，在十二月十三日，李昂于大明宫宣政殿正式即位。到了十六日，李昂开始正式登基称帝，并尊称其母贞献皇后萧氏为皇太后。在拥立李昂的过程中，枢密使王守澄扮演了关键角色。随后，王守澄担任右军中尉，掌控着神策军，由此掌握了军政大权，确立了他在朝廷中的稳固地位。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标志着唐文宗统治的开始，也揭示了当时宦官势力的强大及其对皇权的影响。文宗即位初期便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势，但他展现出勤政爱民的态度和厉行节俭的决心，致力于改善国家状况，力图恢复初唐盛世的中央权威。 初登大宝的朝政改革 宝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827年1月28日），刚刚即位不久的唐文宗李昂展现出其厉行节约、关注民生的决心。他下令释放了三千名宫女，裁减了宫廷教坊乐工、翰林伎师及术士中的一千二百七十名冗员，并放生了五坊豢养的鹰犬，同时禁止进贡赤色绶带、雕镂器物以及镶嵌金银珠宝的奢华床榻。此举不仅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也体现了他对奢靡之风的坚决反对。 太和元年二月十三日（827年8月9日），文宗颁布诏书，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和”。此次大赦不仅免征了京兆府当年夏税的一半，还特别赐爵给九庙陪祀者的子孙、立功将士，并给予始封诸王之后裔中的一子出身资格。这些举措旨在安抚人心，巩固统治基础，同时也彰显了新帝对祖宗功德的尊重与对有功之臣的嘉奖。 同年五月初七，文宗进一步推行政治改革，取消了宰辅大臣上奏时需经御史搜查后方许进殿的规定。这一改变简化了议事流程，极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为朝廷内部营造了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政治环境。通过这些早期改革措施，文宗向世人展示了他勤政爱民的态度和恢复大唐盛世的决心。 沧景之乱始末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三月初一，横海节度使李全略逝世后，其子李同捷未等朝廷指派新的节度使，便自任为留后，并派遣掌书记崔从长及其弟李同志、李同巽前往京城朝见文宗皇帝，表达归附之意。起初，唐文宗接受了李同捷的效忠，并授予他相应的官职，以示安抚。然而，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唐文宗同时任命天平节度使乌重胤接管横海节度使之位。 面对朝廷做出的的决定，李同捷拒绝交出权力，就此引发了与朝廷之间的对抗。文宗皇帝对此给与了坚决的回应，他下令兖海与沧景两地的节度使乌重胤、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平卢节度使康志睦、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卢龙节度使李载义、义成节度使李听，以及义武节度使张璠，各自率领本镇军队对李同捷展开讨伐。文宗之所以展开这场军事行动也是恢复中央权威，确保国家统一。 经过一年的激烈征战，次年四月，李同捷最终战败，失去了对领地的控制。朝廷派遣的使者柏耆执行了对李同捷的处决，并将其首级传送至京师长安以示警示，就此也宣告了沧景之乱的彻底平息。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唐文宗李昂维护中央集权的决心，也为后续的政局稳定铺平了路。 通过果断处理李同捷的叛乱，文宗皇帝向全国展示了中央朝政不容挑战的权威，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地方藩镇势力的严格管控态度。沧景之乱的成功平定，进一步巩固了“太和中兴”的成果，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第33章 勤政为民:怀揣梦想的唐文宗(中) 在位期间的为政举措 勤于理政 唐文宗即位后，立即展现出了高度的勤政精神。他深知国家正面临的挑战，坚持每逢单日上朝听政，每次朝会的时间都很长，且讨论范围广泛，涵盖国家安全、地方治理、财政状况，及水利建设等重要议题。并积极参与决策过程，详细探讨每一项重大政策及其具体实施方案。文宗生活上非常简朴，摒弃宫廷中的奢华生活，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治国理政之中。常常与大臣们讨论政事至深夜，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政治方面 1.厉行节俭 登上皇位后，文宗深刻认识到穆宗、敬宗两朝因过度奢侈和荒淫游乐所导致的朝政混乱，决心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并提升治理效率。他首先从宫廷内部着手，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即位不久后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简化宫廷开支，包括释放宫女、减少不必要的供奉、停止五坊的游猎活动等。 文宗自己也以身作则，在服装饮食上不追求奢华，尤其是在遇到灾荒时更加注重节制。连过生日也要求宫人只使用素食庆祝。此外，文宗还对臣下的着装提出严格要求，批评并惩戒那些穿着过于华丽的人，以此树立简朴的社会风尚。对于穿着朴素且材质粗糙的官员，文宗视之为忠诚廉洁的表现，这反映了他对官员品德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文宗下令遣散了宫中无职位的三千名宫女，裁撤了宫廷教坊乐工、翰林伎师术士等一千二百七十名冗员。并释放了五坊豢养的鹰犬，停止接受赤色绶带、雕镂器物及镶嵌金银珠宝的奢华床榻等贡品。这些举措不仅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也向全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新的统治者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务实和节约的政府。 2.反对奢靡 为了进一步革除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文宗于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十八日颁布了一道名为《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的诏书，强调“以俭为德”，并重申法令的重要性，确保命令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该诏令试图通过立法形式限制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在服饰、车马、导从、住房以及日常用品等方面的过度消费。 根据这道诏书的精神，尚书左仆射王涯负责具体实施这项任务。经过广泛征求各部门的意见，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王涯制定出了一份十分详尽的《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各级官员应享受的不同待遇标准，涵盖了从衣食住行到礼仪规范等多个方面。它不仅明确了不同官职等级间的差异，还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性条款，以防止滥用权力或资源。 到了大和六年（832年）十月七日，《制度条件》正式经由文宗批准生效，并成为约束官员行为的重要法律依据。随后在大和七年（833年）八月，文宗再次发布诏令，要求所有百官士族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定，“如有固违，重加黜责”。这一系列措施体现了唐文宗对于改善社会风气、维护国家财政健康的坚定决心。 文宗的这些举措，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朝野上下形成的奢靡风气。他通过实际行动展示了对节俭原则的坚持和对国家长远利益的关注。尽管文宗在位期间面临诸多挑战，但他的努力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其改革精神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3.打击腐败 在文宗看来，官员腐败是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在他的支持下，朝野上下开展了大力打击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行为，严查各级官员的财产来源，对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者予以严惩。同时，提拔清正廉洁、有才能的官员，为朝廷注入清流。文宗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和监督机制，激励官员尽职尽责，为国家效力。 高度重视谏官职能 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文宗下令铸造专门用于谏院的印章，以确保谏官能够直接且安全地向他提交意见和建议，不必担心信息泄露。此举不仅提高了谏官的独立性和沟通效率，还体现了文宗对谏官职能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通过这一措施，文宗旨在促进更为开放的政治环境，鼓励谏官直言进谏，不受外界干扰。谏官们可以更加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和建议，从而帮助皇帝更好地了解朝政中的问题并及时作出调整。这不仅增强了谏官的作用，也提升了朝廷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此外，铸造谏院印章还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改善朝廷监督机制。谏官作为皇帝的眼睛和耳朵，能够更有效地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一措施反映了文宗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决心，提倡直言进谏的精神，以及他对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廉洁和高效的政府的追求。 法律方面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封建法制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刑法或废弛或酷滥，几乎动摇了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文宗在其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来恢复和强化司法秩序，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1.以法治吏 为了有效地杜绝司法过程中的懒散和腐败现象，提高朝政运作的透明度和效率，并恢复有序的司法制度，关键在于严格管理官吏的行为。针对当时“诸司刑狱例多停滞”及“京城百司及府县禁囚，动经岁月，推鞫未毕”这样的现状，文宗实施了两项重要改革： -监督机制：委托尚书左右丞及监察御史负责监督并举报任何失职行为，确保司法官员尽责履职，从而提高案件处理效率。 -责任追究：文宗任命裴元裕挑选几位能力强、明察秋毫的御史，分别前往各司查阅文件，依据事实进行裁决，并向朝廷报告。对于拖延案件审理的官员，将追究其法律责任，确保公正及时地处理案件。 2.禁止鞭背酷刑 在览阅国史的过程中，文宗对太宗时期颁布的“不得鞭背”的诏书深表赞同。尽管这项规定曾在太宗之后被一度废除，但文宗认为这种野蛮的刑罚方式不应该存在于文明社会中。因此，在太和八年（834年）四月，文宗颁布敕令指出： “朕恭承先业，思奉遗训，每当念及于此，内心充满恻隐之情。今后，天下州府对于犯有轻微罪行的人，除非罪大恶极、难以饶恕者外，其他因过失或一般性违反公事而受罚之人，均应依照贞观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定的标准执行，不得施以鞭背之刑。” 通过这项法令，文宗禁止了对轻罪犯人使用鞭背的酷刑，避免了过度惩罚的现象，有助于保护受刑者的身体健康及其生产能力。这一政策不仅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刑罚的野蛮性，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3.提升司法公正与效率 为了进一步提升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效率，文宗还推行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完善司法程序：修订和完善司法程序，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按照规范流程处理，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加强法官培训：定期组织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参加法律知识更新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 -设立申诉渠道：建立有效的申诉机制，允许当事人对不公正判决提出上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文宗的法律改革措施反映了他对司法公正和个人权利保护的重视，以及对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努力。他的这些改革尝试在唐后期刑罚酷滥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为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安定做出了贡献。文宗的法律改革不仅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回应，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经济方面 为了支持农业发展，文宗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推动商业繁荣和发展手工业。同时鼓励农耕生产，并积极兴修水利设施。他还派遣经验丰富的官员深入各地指导农业生产，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和优良作物品种，从而显着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文宗也很重视商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城市经济的复苏。如，放宽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为商人提供更为宽松和有利的经营环境。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度，也带动了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建立起更加公平透明的财政体系。以加强对税收征管的力度，杜绝了偷税漏税的现象，从而确保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他还积极鼓励手工业的发展，支持工匠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贸易的繁荣。 开成年间（836-840年），全国多地遭受水灾、旱灾以及蝗虫灾害的侵袭，天象异常，如彗星频繁出现，这些都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房屋损毁，庄稼绝收。面对这样的危机，文宗颁布了多项政策以安抚民众，并实施赈济措施。然而，由于种种限制，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难以全面缓解灾情带来的影响。 削弱藩镇势力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文宗着手削弱藩镇势力，他采取了安抚与打击并举的策略：对温顺的藩镇给予优惠政策和权力，稳定局势；对桀骜不驯的藩镇则坚决打击。并通过调兵遣将，加强军事部署，试图逐步收回藩镇的权力，从而恢复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尽管藩镇势力根深蒂固，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但文宗并未退缩，不断调整策略，与藩镇进行艰难博弈。 尽管面临巨大阻力，不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藩镇的阳奉阴违以及宦官势力的暗中掣肘，文宗并未轻言放弃。他在困境中以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摸索前行。虽然他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唐朝衰落的命运，但其勤政和改革精神值得后世铭记。他在艰难环境中努力拼搏，为国家复兴付出巨大努力，为后来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展现了在困境中追求希望的勇气和决心。 热衷文化事业 在文化教育领域，文宗同样积极作为。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亲自选拔优秀学者担任学官，提高教育质量。热衷于文化事业，支持文人创作，举办文学聚会，激发文化创作热情，使唐朝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传承和发展。 唐文宗以恭俭儒雅着称，在政治之余，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诗歌创作上也颇有成就。文宗非常重视学习，即使作为一国之君，他也坚持夜间处理政务后继续读书，体现了他对知识的渴望与尊重。 文宗常说：“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这表明了他认为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应该不断充实自己。这种勤学的态度不仅提升了他个人的文化素养，也为朝廷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在科举考试中，文宗不仅亲自拟定试题，还仔细阅读考生的文章，表现出对教育和人才选拔的高度关注。他对待文章的态度极其认真，常常沉浸其中，甚至忘记疲劳。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不仅提高了科举考试的质量，也激励了更多的学子努力学习，追求卓越。 文宗经常邀请学者们来讨论经典的意义，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他还喜欢与宰相探讨诗歌的艺术特点，如诗作的润色、扩展等，显示出他对文学艺术有深入的理解和热爱。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文宗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文宗不仅是一位明君，也是一位杰出的文人。他在文学领域的贡献不仅丰富了唐代的文化宝库，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勤学精神、对教育的关注、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以及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共同塑造了一个既贤明又儒雅的帝王形象，令人敬仰。 文宗擅长写五言诗，这种诗体以其简洁凝练而闻名。他的作品风格被认为清新峻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六首诗以及两句联句，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个人的文学才华。例如，《夏日纳凉》展现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细腻感受，《秋日感怀》则表达了他对时光流逝的深沉思考。王谠在《唐语林》中对文宗的评价说明了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 与前代几位皇帝相比，文宗的诗歌品格被看作是继承和发展了唐代诗歌的传统，尤其是在古调方面更加突出。文宗的文学成就不仅在他生前得到了认可，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作品和治学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成为他们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宦官难除 唐文宗李昂即位前为江王时，对唐太宗李世民所着的《贞观政要》情有独钟。书中体现的治国理念深深影响了他，激发了他对政治改革的热情。面对穆宗、敬宗两朝宦官专权的局面，唐文宗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复仇的决心，立志清除这些朝廷的蛀虫，恢复皇权的尊严。 鉴于祖父唐宪宗李纯和兄长唐敬宗李湛皆亡于宦官之手，而自己与父亲穆宗李恒的登基也都是由宦官扶持，唐文宗即位后便决心铲除宦官势力，以报家仇并重振皇权。但宦官不仅掌控了宫廷内部，还握有禁军大权，这使李昂在行动上倍感掣肘，更是难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 太和四年（830年）六月，唐文宗秘密策划了一场针对宦官的行动。文宗选中了正直且不参与党争的翰林学士宋申锡作为自己的盟友，并逐步将其提升到了宰相的职位，试图通过宋申锡来实施诛除宦官计划。然而，由于参与者之一的京兆尹王璠不慎泄露了机密，导致消息很快传到了宦官首领王守澄耳中。王守澄迅速采取行动，利用诬告的方式扳倒了宋申锡，并牵连到了漳王李凑，最终两人均未能幸免于难。 这一失败不仅让文宗失去了两位重要的支持者，还使宦官集团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文宗后来意识到被宦官欺骗，但出于政治上考量，他无法立即为宋申锡和漳王李凑昭雪。直到开成元年（836年），才借由宰相李石的提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达了内心的悔恨。 这次事件之后，文宗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对宦官表现出宽容妥协，但他内心深处仍然怀有强烈的报复欲望，希望能够彻底清除宦官。但遗憾的是，在他周围的大臣们更倾向于自保，不愿意冒险参与到这样危险的政治斗争中。因此，文宗只能继续暗中寻找可以信赖的人才，期待有一天能够完成他铲除宦官势力的宏愿。 谋诛宦官 唐文宗深感宦官势力对皇权的严重侵蚀，日夜谋划如何铲除这股势力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下面选拔了郑注和李训作为自己的心腹，分别任命他们二人为御史大夫和宰相。郑注和李训不仅成为了文宗的重要谋士，也是他在实际行动中的得力助手。文宗希望借助两人的能力及对自己的忠诚，逐步削弱宦官的影响力，重新确立皇权的权威。 在郑注等人的建议下，文宗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步骤来削弱宦官的力量。首先，他果断地惩处了曾参与谋害祖父唐宪宗李纯的宦官陈弘志，以此向其他宦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过去的行为将不再被忽视。接着，文宗又巧妙地利用了宦官之间的矛盾，任命王守澄的心腹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掌管部分禁卫军，从而分化了王守澄的实力。最终，文宗剥夺了王守澄的兵权，并命令其饮毒酒自尽，成功消除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随着计划的推进，文宗准备实施最后的打击——彻底清除宦官势力。原计划是由郑注来负责挑选亲兵，然后在王守澄的葬礼上一举消灭所有出席的宦官。然而，李训急于求成，希望在郑注调动兵力之前就动手。于是，在与文宗商议后，他们决定改变原有计划，提前行动。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执行这次行动，文宗指派户部尚书王璠出任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担任邠宁节度使，期望他们在赴任前能够招募一些士兵辅助行动。同时，京兆少尹罗立言被临时委派管理府事，太府卿韩约被任命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也临时负责御史中丞的工作，这些官员的任务是募集吏卒，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做准备。 第34章 勤政为民:怀揣梦想的唐文宗(下) 文宗之所以要与李训和郑注二人合作，是因为他刚即位就面临两大棘手的问题： 这就是牛李党争和宦官专权。牛李党争源于宪宗时期，两党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政治理念不合，李党主张改革政局，以振兴朝政，而牛党则更倾向于维持现状，避免发生剧大变动。两派成员在宪宗朝之后就分化为了对立的阵营，彼此一直争斗不断，削弱了朝廷的力量。 另一方面，自德宗统治时期，宦官集团就掌握了中央禁军神策军的大权，不仅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还干预起了朝政，更严重的是连皇帝都被其左右，使得中央朝政陷入了一片混乱，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地方割据以及边境叛乱。 唐文宗深感宦官势力对皇权的严重威胁，日夜谋划着铲除这股势力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而宦官王守澄推荐的李训和郑注，正好成为了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人物。李训所以得宠，是因为他对《周易》的理解很深，受到文宗的赏识；郑注的医术不错，治好了文宗多年不愈的风疾，所以二人迅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尽管大臣们曾反对皇帝任用他们，但文宗却没有听从，依然提拔并重用了他们，因此也巩固了其在朝堂上的地位。 另外，他们两人之所以被文宗赋予了如此重任，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二人身份比较特殊。他们都是由宦官王守澄扶持和提拔上来的人，在宦官眼中自然被视为了“自己人”。唐文宗希望通过他们两个来借力打力——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打击宦官的整体实力。 二是作为皇帝身边的宠臣，李训和郑注不外乎棋子而已。一旦文宗铲除宦官的计划泄露或失败，他完全可以轻易的抛弃掉他们以保全自身。 惨烈的“甘露之变”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835年），一个看似平常的早晨，却成为了唐朝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刻。这一天，文宗正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报告称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上夜间降下了甘露——传统上被视为吉祥之兆的现象。李训等人建议文宗皇帝亲自去查看这一罕见的天赐祥瑞，认为其出现在宫禁之内尤为特殊。 于是，文宗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提议前往含元殿，同时他还命令宰相与中书、门下省官员们先去视察。然而，当官员们返回后表示怀疑这并非真正的甘露时，文宗再次派遣宦官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带领其他宦官前去确认。这次视察成为了一场精心策划阴谋的导火索。 当宦官仇士良等人到达左金吾仗院时，他们注意到韩约表现异常紧张，同时发现了藏匿的武装士兵。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宦官们迅速撤退至含元殿，并迫使文宗乘软舆进入内宫。此时，李训试图召集金吾卫士保护皇帝，同时大声疾呼阻止皇帝入宫，但未能成功。宦官们成功将文宗带入宣政门并关闭了大门，导致朝廷官员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 随着事态急转直下，宦官们立即调遣了五百名神策军士兵持刀冲出东上阁门，对现场人员展开大规模的屠戮，当场造成数百人身亡。随后，宦官们封锁了宫城的各门进行搜捕，又诛了上千人。在这场被称为“甘露之变”的血腥镇压中，包括李训在内的多位朝廷重臣被诛，而他们的家族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到了残酷的灭门。 这件事件过后，唐文宗被宦官软禁了起来，国家大权则全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而宰相等官员们仅能处理文书工作。宦官们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不仅威胁到皇帝的安全，还轻视宰相，对待朝臣如同草芥。面对这样的局面，文宗皇帝感到无计可施，只能通过饮酒和作诗来排解内心的痛苦。有一次，他对当值学士周墀倾诉，感叹自己的处境甚至不如历史上受制于人的周赧王和汉献帝，言语间充满无奈和悲伤，令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尽管如此，在郑覃、李石指出李训和郑注实际上是宦官所引荐的事实，以及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为王涯、贾餗等人鸣冤之后，仇士良开始有所收敛。这些举动使得文宗和他的大臣们能够重新行使部分权力，暂时缓解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甘露之变”不仅是文宗铲除宦官势力计划的重大失败，也标志着唐朝皇权进一步削弱，宦官专权的局面更加巩固。这场悲剧深刻影响了唐朝后期的政治格局，留下了深远的历史教训，展现了文宗在政治风暴中的无力感和个人悲剧。 患病离世 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间，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和个人的悲剧。他曾有意立其兄敬宗的长子晋王李普为太子，但不幸的是，李普早逝，被追封为悼怀太子。随后，唐文宗立自己的长子李永为太子。然而，命运多舛，庄恪太子李永英年早逝。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文宗曾考虑立敬宗幼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最后因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而未能正式册立。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一，长期积压的政治压力和个人悲痛最终导致唐文宗李昂身心俱疲，病重卧床不起。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文宗委托枢密使刘弘逸与薛季棱召集宰相杨嗣复和李珏，嘱托他们辅佐太子监国，并确保政权平稳过渡。这一安排，也反映了文宗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以及他对几位忠臣的信任。 然而，宦官势力此时已经牢牢掌控了朝廷实权。仇士良与鱼弘志得知此消息后，当晚便伪造了遗诏，不仅废黜了原本应继位的陈王李成美，还擅自拥立颍王李炎为皇太弟，并赋予其处理军国大事的权力。随即，李炎被带到朝堂接见百官，完成了权力交接。对于这一突然变故，文宗虽心有不甘，却无力回天；而群臣出于对宦官势力的畏惧，也无人敢站出来反对。 正月初四（2月10日），饱受磨难的文宗皇帝在长安大明宫太和殿离世，享年仅三十三岁。走后被追谥为元圣昭献孝皇帝，庙号文宗。唐文宗李昂的一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试图恢复唐朝的辉煌，却无奈地被卷入了宦官专权的政治旋涡之中，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结语:唐文宗李昂是一位勤政爱民、充满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君主，他在位期间致力于整顿吏治、提倡节俭、推动文化教育发展，并努力削弱宦官势力以恢复朝廷秩序。尽管他展现了非凡的改革精神和坚定的决心，尤其是在“甘露之变”中试图铲除宦官专权，但最终未能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复杂的政治局势，导致改革受挫，自己也被软禁。尽管如此，文宗的勤勉与理想主义情怀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关于文宗的两件轶事 为人宽厚 在准备举行祭祀仪式期间，面对官员进献相扑艺人以供娱乐的情况，文宗坚持自己清修齐戒的原则，认为此时不适合观赏这样的表演。然而，考虑到艺人们的期待和传统惯例，文宗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允许这些艺人在宫门外表演，并给予相应的赏赐后让他们离开。这一决定既维护了自身的庄重形象，也体现了他对传统的尊重和对艺人的关怀。此外，在一次观赏斗鸡时，当一位优伶夸奖斗鸡的好，文宗幽默而大方地将这只鸡赏赐给了那位优伶，显示出他不拘小节、待人宽厚的一面。 善纳谏言 唐文宗李昂不仅在个人品行上展现出宽厚仁慈，更在政治决策中表现出善于接纳谏言的智慧。有一次，学士们颂扬他的美德，但李昂能够保持清醒的认识，认为真正的君主美德不仅在于个人生活上的节俭，更在于政治决策是否公正明智。当时，柳公权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政治见解，尽管其他大臣如周墀感到震惊和不安，但李昂却高度评价了柳公权的观点，认为其展现了优秀的谏臣风度。随后，他还提拔柳公权为谏议大夫兼知制诰，继续担任翰林学士。这表明李昂重视并鼓励直言进谏的行为，愿意接受批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统治方式，体现了他作为明君的胸怀与智慧。 历史评价 刘禹锡： “继体三才理，承颜九族亲。禹功留海内，殷历付天伦。调露曲常在，秋风词尚新。本支方百代，先让棣华春。月落宫车动，风凄仪仗闲。路唯瞻凤翣，人尚想龙颜。御宇方无事，乘云遂不还。圣情悲望处，沉日下西山。享国十五载，升天千万年。龙镳仙路远，骑吹礼容全。日下初陵外，人悲旧剑前。周南有遗老，掩泪望秦川。” 刘禹锡通过这首悼诗深情缅怀了文宗，赞美他继承了天地人三才之理，以仁爱之心对待家族成员，其政绩惠及百姓，如大禹治水般功绩卓着。并歌颂了文宗时期的文艺繁荣，音乐和诗歌至今仍被传颂，并表达了对文宗离开的深切悲痛。 刘昫《旧唐书》：“昭献皇帝恭俭儒雅，出于自然，承父兄奢弊之余，当阍寺挠权之际，而能以治易乱，代危为安。大和之初，可谓明矣。初，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 刘昫在《旧唐书》中高度评价了文宗的个人品德与治国理念，称其恭俭儒雅、出于自然，能够在穆宗、敬宗两朝奢靡弊政之后整顿局面，使国家由乱转治。刘昫指出，文宗深受唐太宗治国理念的影响，立志效仿，但因缺乏实际政治手腕，特别是在应对宦官专权问题上未能找到有效解决办法，最终导致“甘露之变”的失败，几乎使国家陷入危机。刘昫认为文宗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虽有治国理想但缺乏实际能力。 欧阳修《新唐书》：“文宗恭俭儒雅，出于天惟，尝读太宗《政要》，慨然恭之。及即位，锐意于治，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只日视朝，乃命辍朝、放朝皆用双日。凡除吏必召见访问，亲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饬，号为清明。。。”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进一步强调了文宗的高尚品德和天生的儒雅气质，以及他对唐太宗治国理念的崇敬和锐意改革的决心。欧阳修描述了文宗勤勉治国的形象，经常长时间与大臣讨论国事，并试图通过实际行动如惩处参与弑君的宦官陈弘志来伸张正义。然而，欧阳修也指出文宗性格仁慈但决策不够果断，在应对宦官专权问题上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导致“甘露之变”中忠臣被害，成为文宗的一大遗憾。 吕思勉：1“文宗性恭俭儒雅，出于自然，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其勤政如此。而其俭德尤为难及。且欲创建制度，率百官以俭朴，以挽奢侈之风，亦可谓难能矣。然不能除去宦官，以振纪纲，则终亦徒善、徒法而已。”2“文宗无过，所擢用诸臣，亦莫非公忠体国，起孤寒，有大志，感激主知，思以身任天下之重者。。。” 吕思勉指出，文宗天性恭谨、简朴且儒雅，这些美德皆出自本心。他在延英殿接见宰相时，常常讨论至深夜，展现了对政务的勤奋态度。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的节俭之德，不仅自身实践，还通过创建制度来引领百官提倡俭朴之风，以遏制当时社会上的奢侈风气。 但文宗未能清除宦官势力使得朝廷纪律难以彻底整顿，成为其执政的一大遗憾。关于除宦官之志与选才策略，吕思勉认为顺宗和文宗都意图铲除宦官势力，并愿意提拔出身低微的新进人才。顺宗倚重东宫时期的旧部，彼此了解深厚；而文宗则临时提拔新人，这种做法在当时更为困难，但也显示了他独具慧眼和大胆革新的一面。 第35章 武宗李炎:会识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上) 唐武宗李炎，初名李瀍，是唐朝第十六位皇帝，为唐穆宗与宣懿皇后韦氏之子，唐穆宗李恒的第五子。也是文宗的弟弟。出生于长庆元年（821年），被封为颖王。开成五年（840年）正月，由于文宗病情严重，李炎被立为了皇太弟，之后取代了太子的地位。随着唐文宗的离世，李炎顺利即位，并于次年改元为会昌，标志着一个新政治时期的开启。 武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强硬政策以巩固中央权力和打击敌对势力。首先，他贬谪了牛党成员，而提拔了李德裕等李党人物担任重要官职，导致李党一时独大。同时，他还遏制了宦官势力的增长，包括迫使拥立他的大宦官仇士良退休，从而削弱了宦官集团的影响力。 在会昌三年（843年），武宗成功平定了昭义节度使刘稹的叛乱，这是唐朝中央政府对抗地方割据势力的最后一场胜利，增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使得各地藩镇重新服从朝廷命令，恢复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 到了会昌五年（845年），武宗发起了大规模的反佛教运动，史称“会昌法难”。在这次行动中，大量的佛寺被拆毁，寺院财产被没收，这一政策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行为一起被称为“三武一宗之祸”，对中国佛教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武宗有效应对了边疆的挑战，击败了回鹘，稳定了漠北和西域地区，确保了边疆的安全。然而，长期服用方士所炼制的金丹，导致他的性格变得急躁不安，最终在会昌六年（846年）去世。 唐武宗李炎统治时期通过削弱宦官势力、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以及稳定边疆等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显着成效，这些措施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他的某些政策如反佛教运动引发了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武宗的统治对于唐朝后期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幸登帝位 开成四年（839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宠妃杨氏立弟弟、安王李溶的提议，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文宗就患病了，太子之争也由此开始。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在病榻上秘密指示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人准备奉太子监国。然而，掌控神策军的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觊觎拥立新君的功勋，便以太子年幼多病难以承担重任为借口，提议重新确立皇太子人选。尽管李珏据理力争，试图维护太子的合法地位，但最终不敌手握重兵的仇士良和鱼弘志。 于是，他们二人矫诏行动，当晚便从十六宅迎请了时为颖王的李炎前往大明宫少阳院，并于次日在东宫思贤殿接受百官的谒见。同月四日，随着文宗离开，李炎随即在先帝灵柩前继承了皇位，即位为唐武宗，当时他年仅二十七岁。十四日后，唐武宗李炎在正殿接受了正式的册封仪式。 登基后不久，武宗追尊其已故生母韦氏为宣懿皇太后，并将自己生日定名为庆阳节，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之一。此举不仅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敬意，也通过设立节日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会昌二年四月，群臣为了表彰武宗的统治成就，献上了“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的尊号。这一尊号不仅是对唐武宗个人德行与能力的认可，也象征着对他治理国家所取得成绩的高度评价。此称号反映了武宗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政治举措加强中央集权、稳定边疆以及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等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认可。 即位之初 唐武宗李炎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影响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开成五年（840年）正月，为了消除潜在的政治上的威胁，武宗遵从了仇士良的建议，将文宗的宠妃杨氏、陈王李成美和安王李溶等几位可能构成政治对手的人物全部处决。同年在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下令除去了枢密使刘弘逸和薛季棱，进一步解除了对新帝的潜在威胁。 尽管唐武宗在学术修养上不及其兄文宗，但他展现出卓越的识人用人能力。即位当年九月，他召回了素有才干的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任命其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兼任门下侍郎。武宗志在革除弊政，对李德裕极其倚重，君臣二人在会昌年间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沉着应对，成功度过了诸多难关。 会昌元年（841年），宰相李珏与杨嗣复被罢免并贬往外地。最初，武宗曾下达诏书准备处决二人，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最终决定赦免了他们。面对仇士良企图煽动禁军驱逐李德裕的阴谋，武宗以极其果决的手腕震慑住了宦官集团。会昌三年（843年），仇士良因感到惶恐不安，以老病为由提出离职，李武宗顺势解除了他的军权。不久后，仇士良去世，这也标志着李炎成功的削弱了宫中宦官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武宗平常喜好打猎和参加宴会，还时常与武士角力，并允许五坊小儿自由出入宫禁。一日，他前往问候祖母郭太皇太后（即懿安皇后），并向她请教如何才能成为一位盛德天子。郭太皇太后回答说：“对于谏臣的奏章应当仔细的阅读，认为可行的就采纳；若有不妥之处，可以咨询下宰相的意见。不应拒绝直言，也不要听信谗言，要以忠良之士为心腹。如此，方能成为盛德天子。”武宗听后恭敬地再拜致谢。回到宫中后，他开始认真审阅大臣们的谏章，发现许多谏章都在劝他不要过度游猎。从那以后，武宗便减少了出去打猎的次数，五坊小儿与角力武士等人也不再频繁获得丰厚赏赐。 另有一次，李炎前往泾阳县围猎。不久后，谏议大夫高少逸和郑朗在紫宸殿进谏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且远离京城，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李武宗闻言脸色一变，立即承认错误。等到高少逸等人退出后，他对宰相们表示：“朝廷设置谏官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意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数日后，武宗擢拔了高少逸为给事中，郑朗为左谏议大夫，以此表彰他们的直谏精神。 早在藩王时期，李炎便对道教产生了浓厚兴趣，致力于“道术修摄之事”。即位后，他迅速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建金箓道场，并亲自前往三殿，在九天坛接受法箓。尽管有臣下上疏劝谏，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活动，将谏言置之一旁。这种对道教的虔诚信仰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精神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宫廷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这也显示出他在某些政策上的固执，即便面对合理的建议，也未能完全采纳。 会昌中兴时期 1.收服藩镇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军发生兵变，牙将陈行泰谋害了节度使史元忠，并自立为留后。不久之后，卢龙军中的士卒又转而剿灭陈行泰，拥立另一位牙将张绛为主。面对这一混乱局面，武宗听取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议，采取了沉稳的态度，不轻易授予节钺以示承认。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择了恭顺朝命的雄武军使张仲武，成功平定了卢龙军的叛乱。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离世，其侄子刘稹意图割据一方，拒绝遵从朝廷指令。面对这一挑战，武宗与李德裕力排众议，果断决定派兵征讨。这次军事行动不仅展现了君臣之间的默契合作，也彰显了唐武宗在处理复杂政治局势时的决断力和智慧，最终成功平定了昭义的叛乱。 由于泽潞地区的平定，李炎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会昌五年（845年）正月，群臣为了表彰武宗皇帝在平定内乱方面的卓越成就，上尊号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这一尊号不仅是对唐武宗李炎个人德行与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他治理国家所取得成绩的象征性肯定。 2.大破回鹘 会昌二年，面对回鹘的南侵威胁，朝廷迅速作出了反应。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奉诏出征讨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大破回鹘军，剿灭和俘虏了近九万人敌兵。张仲武又派遣部队乘胜追击，深入契丹和奚两部，成功击败回鹘监使，从而恢复了唐朝对这两个部落的管辖权。 同年八月，朝廷组织三路大军，展开北伐回鹘的军事行动（即对回鹘乌介可汗之战）。经过数月激战，至会昌三年（843年）二月，将军石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败了回鹘军队。乌介可汗负伤后远遁西域，这一战使得唐朝北部边境获得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安宁。此外，会昌年间，黠戛斯也向唐朝称臣，进一步巩固了唐王朝在北方的影响力。 3.开源、节流 会昌五年（845年），鉴于佛教势力的不断膨胀，以及唐武宗宠信的道士赵归真、刘元靖等人的劝说，唐武宗决定推行大规模的反佛教政策。他颁布诏书，下令拆毁佛寺，并命令26万余名僧尼还俗，同时没收了约15万名寺院奴婢及大量寺院土地。这次“会昌法难”不仅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也对佛教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这一举措在短期内为国家财政带来了显着的好处，但在拆毁寺院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不小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当唐懿宗继位后恢复佛教政策，使得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给政府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额外损失。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李德裕采取了一系列节流措施。会昌四年（844年）他大刀阔斧地裁撤冗官，一次性减少了两千多名官员职位，大幅度缩减了朝政开支。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有效的控制了行政成本，也为唐朝中后期的相对稳定奠定了基础。这段时期，唐朝经历了较为平稳的发展，史学家称之为“会昌中兴”。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唐武宗及其朝臣们成功应对了内忧外患，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丹药的副作用 唐武宗长期服用道士所炼制的长生丹药，导致他的性格变得愈加急躁，情绪波动剧烈。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武宗召见宰相李德裕，询问他朝外之事。李德裕谨慎地回应道：“陛下的严厉决断使人们难以揣测，朝外之人因此感到惊恐。过去贼寇叛逆之时，确实需要严刑峻法治之；但如今天下已平定，希望陛下能以宽容理政，若能使犯罪者服罪无怨，为善者不感惊惧，则可谓真正的宽厚。” 自那年秋冬以来，武宗开始患病，但道士们声称这是成仙前的“换骨”现象。为了维持其健康状况的神秘性，武宗隐瞒了病情，外臣只觉得他减少了游猎活动，而宰相入朝奏事时也不敢停留太久。同时，武宗还下诏停办次年元旦的大朝会。 进入会昌六年（846年），党项部落屡次扰边，二月，武宗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派兵征讨。三月一日（公元3月31日），久病未愈的武宗决定改名，他认为汉朝属火德，光武帝刘秀因此将洛阳的“洛”改为“雒”；唐朝属土德，不应让王气胜过君主之名。于是正式下诏改名为了李炎（瀍字从水，与唐的土德相克；所以改名从火的炎，“火能生土”，以此“以君名生王气”）。自正月十三日起，他就不再上朝视事，连宰相求见也不获允许，朝廷内外皆深感忧虑。 不久后，唐武宗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至于十多天说不出话来。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在长安大明宫离世，年仅三十三岁。同日，由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等人拥立的光王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武宗成为继太宗、宪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服食仙丹妙药而英年早逝的唐朝皇帝。八月，李炎被追谥为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 第36章 武宗李炎:会识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中) 为政举措 唐武宗李炎执政的会昌年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宦官势力、强化相权的重要政策。当时，宦官的权力已经膨胀到威胁朝廷正常运作的程度，特别是在“甘露之变”之后，宦官几乎掌握了国家的主要权力，而宰相的角色则被边缘化为仅仅是执行命令的工具人。为了扭转这一不利的局面，武宗任命了贤能的宰相李德裕，并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改革措施来改变现状： 一、削弱宦官势力 首先，针对宦官首领仇士良的专横跋扈，唐武宗运用智慧的政治策略，表面上晋升仇士良为观军容使，实际上却逐步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最终，武宗迫使仇士良自动提出退隐，并在他去世之后以贪污受贿等罪名没收了其全部家产，从而对宦官集团形成了有效的打击。 二、加强宰相的权利 其次，在武宗与李德裕的共同努力下，恢复了宰相在政治决策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务应归中书省管理，确保宰相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进行治国理政。为了避免历史上由于宰相长期独揽大权而导致的问题——例如李林甫长时间把持朝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德裕还建议定期更换宰相，限制任期长度，以此维护了政治环境的清廉和公正。同时重新赋予了中书舍人参与日常政务的权利，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运作效率，也提升了决策的质量。从而更加有效地控制了宦官势力的增长，强化了宰相及中央官员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作用，对于维持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清理入仕门径 在唐末时期，翰林学士刘允章与范祖禹曾上言，陈述官僚体系腐败和入仕途径过于宽松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对国家的危害程度几乎可以与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相提并论。针对这些弊病，在会昌年间（840-846年），武宗宰相李德裕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严格控制官员选拔程序，并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为了提升铨选的质量，他们强化了进士科的考试制度，确保只有真正有学识的人才可以通过考试。具体来说采取了以下措施： 1.限制录取人数：规定每年通过进士科考试的人数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此提高人才选拔的竞争性。 2.引入覆试制度：在原有考试的基础上增加了覆试环节，以进一步筛选出最优秀的候选人。例如，在会昌四年（844年）和五年（845年）的覆试中，许多初选合格的考生未能通过更为严格的覆试，这体现了朝廷对于选拔标准的严格把控以及对浮华风气的抑制。 其次，对于新科进士的职位分配也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定。根据会昌二年（842年）的一道敕令，所有新科进士必须先从基层职务做起，如州府参军或紧县尉等，并且需要经过两次考核后，才能被正式任命为更高层级的官员。这一政策旨在让年轻官员积累实际工作经验，避免因缺乏实践经验而导致的工作失误。 此外，朝廷还规范了地方道府推荐官员的行为，限制了各道奏请官员的数量，从而防止“幸门”的开启——即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官职的现象。此举不仅有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减少了地方势力坐大的可能性，进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控制力。 最后，针对门荫特权的滥用问题，朝廷发布了新的敕令，要求严格执行用荫的标准，打击假冒特权的行为，确保只有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够享受门荫带来的利益。这不仅提高了官僚队伍的专业性和廉洁度，同时也促进了吏治的清廉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四、严刑峻法 唐武宗继位后，致力于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整顿吏治，特别是以严刑峻法为核心，对贪腐行为进行严厉惩处。这些改革措施显着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为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和廉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精简政府机构 会昌四年（844年），武宗采纳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议，裁汰了两千多名冗官，精简了政府机构。这一举措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还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政府运作更加灵活高效。 2. 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武宗在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发布的即位赦文中，明确表示除了犯有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及官员贪赃枉法等罪行的人不予赦免外，其余所有罪犯不论罪行轻重均予以释放。现了他对严重犯罪尤其是腐败现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3. 加强廉政建设 为了进一步强化廉政建设，唐武宗在会昌元年（841年）正月下诏强调，对于任何官吏的贪污行为，无论职位高低，都应受到同等严厉的惩罚。特别指出，当贪污金额达到丝绢三十匹或金钱满千钱时，将会被判处决。此规定显示了朝廷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空前加大。 4. 持续不断的肃贪行动 此后几年里，尽管有过几次大赦，但“官典犯赃”始终被列入不可赦免的重罪之中。例如，在会昌二年四月的大赦令中，再次确认了这一点；而在会昌五年（845年）正月的大赦中，武宗自豪地宣称，通过清除恶人、提拔贤才，以及坚决惩治贪污行为，廉政建设已经取得了显着成效。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武宗时期对官吏贪污的打击从未松懈，而且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公正透明的政治环境。一系列做法不仅有效遏制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持续的反腐行动，武宗成功地提升了官僚队伍的廉洁度，增强了中央朝政的权威性。 五、吏治建设 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还推行了一系列净化官场、改善吏治的重要改革，这些措施不仅展现了君臣二人的远见卓识，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廉政建设中一些值得称道举措： 1.整肃政风 针对当时官员借大办丧事收受礼金或贿赂的现象，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朝廷采纳御史台建议，出台了关于京城文武百官和平民丧葬事宜的新规。此举意在遏制因丧葬活动引发的腐败行为，维护中央朝廷的清廉形象，并为社会树立了节俭的风尚。 2.确保薪俸按时发放 鉴于唐代官俸较低且发放不及时的问题，开成五年（840年）三月，唐武宗即位之初便颁布诏书调整官员俸禄。次年，即会昌元年（841年），朝廷进一步采纳中书门下的提议，确保官员薪水按时足额发放。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官僚队伍，也减少了官员因经济压力而产生的贪腐动机，对加强官僚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3.解决京债问题 认识到赴京赶考士人及新任官员常背负沉重债务，这成为他们上任后可能贪污受贿的一个诱因，武宗君臣采取了增加薪俸和提供国家借款的方式帮助官员偿还债务。例如，“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这种做法虽然不能根治贪污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的实际困难，减少了其贪污的可能性。 4.禁止无节制游宴 为了整肃政风，提升工作效率，会昌时期严格禁止官员参与无节制的游宴活动，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等奢侈娱乐活动。会昌元年（841年）三月下诏规定：“州县官员不得沉溺于饮酒作乐，在处理公务时应保持专业态度；从今以后，县令每月休息日不得随意邀请宾客进行游宴；刺史除休息日外若有需要举办宴会，必须简化流程并提前申报费用。”各道观察使作为地方表率，被要求自我约束，树立廉洁奉公的良好形象。 总之，会昌时期的吏治改革体现了唐武宗和李德裕对于治理国家的深刻理解和实践智慧。他们的举措不仅改善了当时的吏治状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这些改革不仅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于吏治清明的追求，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会昌年间有效地遏制了官场上的不良风气，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增强了中央朝政的权威性。尽管这些努力未能完全阻止唐朝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唐朝中后期仍相对景气，其间取得的军事胜利如对回鹘战争和平定泽潞镇乱等成就，亦与此期间吏治的改善密切相关。 军事成果 1.卢龙军乱的平定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镇爆发了军事叛乱。牙将陈行泰谋害了节度使史元忠，并自立为留后，随后以军中大将的身份派遣监军向朝廷上表，请求授予象征正式权力的旌节斧钺。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宰相李德裕展现出了他对河朔地区事务的深刻理解。 李德裕向唐武宗皇帝进言道：“对于河朔地区的局势，臣非常熟悉。近年来，朝廷派遣使者赐诏的速度过快，这反而使得军队内部的情绪更加稳固。如果能够暂时搁置此事数月不予回应，那么军心必会发生变化。因此，我建议扣留监军随员，暂不派遣使者前往观察情况。” 李德裕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不出所料，卢龙军内部果然发生了新的变故——士兵们转而除掉了陈行泰，并推举张绛为首领，再次请求朝廷授予其节钺。然而，朝廷依然采取拖延策略，未立即做出回应。 在此期间，雄武军使张仲武主动请缨，请求朝廷授权他发兵讨伐张绛。唐武宗采纳了这个提议，任命张仲武为卢龙留后，负责处理当地的局势。最终，在李德裕正确战略指导下，通过巧妙利用时间差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卢龙军乱得以迅速平息。这次事件不仅展现了宰相李德裕在应对复杂军事政治问题上的卓越才能，也证明了他对地方军事动态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运用智慧和耐心解决危机的能力，从而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2. 昭义镇之乱的平定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后，其侄刘稹企图效仿河朔三镇惯例，要求继承节度使之职。此时正值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朝廷内部对于是否讨伐泽、潞两地存在分歧。大多数宰相和谏官担心国家实力难以支撑新的军事行动，主张妥协接受刘稹的要求。然而，宰相李德裕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并提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理由。 李德裕指出，泽潞地区不同于河朔三镇，它位于帝国的心脏地带，历史上一直以忠义着称，曾参与平定朱滔叛乱并擒获卢从史。若允许刘稹擅自继任，将为其他藩镇树立不良先例，削弱中央权威。他进一步分析说，刘稹依赖的是河朔三镇的支持，但只要确保成德（镇州）和魏博两镇不与其同流合污，则刘稹将孤立无援。唐武宗认同了李德裕的观点，决定对昭义镇采取军事行动。 为了确保战役成功，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讨伐叛乱的经验教训，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他首先派遣使者向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传达命令，二人均表示愿意配合朝廷行动。随后，朝廷任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并联合河阳、河东及河中等节度使共同出兵。 李德裕特别强调了军队指挥的重要性，规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决策，只保留少量自卫兵力，赏罚与前线将领相同。此举简化了指挥体系，增强了将领的自主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针对某些将领行动迟缓的问题，如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李德裕果断将其替换为了骁勇善战的石雄，后者迅速取得显着战绩，鼓舞了士气。 在战争期间，李德裕密切关注前线动态，及时调整策略。当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时，尽管有人怀疑其诚意，李德裕仍建议厚赏以示鼓励，这有助于分化敌方力量。面对叛军初期取得的一些胜利，李德裕稳定了皇帝的情绪，坚定了讨伐决心，并迅速补充了河阳军的装备，巩固了防线。 最终，在会昌三年（843年）八月，邢、洺、磁三州相继投降，刘稹部下的郭谊、王协见局势不利，除掉了刘稹并向唐军投降。李德裕认为郭谊等人是此次叛乱的主要责任人，建议将其押送京城严惩，得到了武宗皇帝的认可。 战略意义与影响 昭义镇之乱的平定标志着唐王朝最后一次成功的干涉地方藩镇割据，极大地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增强了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这次胜利不仅恢复了唐朝形式上的统一，也为后续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李德裕在这场战役中的卓越领导和精准判断，展现了他在处理复杂政治军事问题上的非凡才能。通过这次事件，李德裕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还展示了他对地方势力微妙平衡的深刻理解。他的成功经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尤其是在如何有效利用盟友、优化指挥体系以及灵活应对战场变化方面。昭义镇之乱的成功平定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次重要巩固，对唐朝后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平定河东乱 在官军全力讨伐昭义镇之际，会昌三年（843年）十二月，太原横水戍卒因不满朝廷赏赐不足而哗变，推举都将杨弁为首领，攻占了太原。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在朝廷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部分官员建议暂停对昭义镇和太原两地的同时军事行动，以避免战线过长、资源分散。 面对这一危机，唐武宗李炎派遣中使马元实前往太原探查实情。然而，因马元实收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后夸大其词，描述杨弁兵力如何强大、装备如何精良、物资充足，并极力劝阻朝廷不要轻易讨伐。他的这些言辞引起了朝野一片恐慌，似乎形势对朝廷极为不利。 关键时刻，宰相李德裕展现了其明察秋毫的能力。他对马元实的报告当场提出了质疑，并严厉诘问，使得后者哑口无言，无法自圆其说。李德裕随后向武宗皇帝上奏，明确指出：“杨弁出身微贱，其叛乱绝不可饶恕。即便国力不足以同时应对两处战事，也宁愿放弃对刘稹的讨伐。” 李德裕认为，平定河东之乱更为紧迫，因为一旦杨弁坐大，将严重威胁到整个北方的安全与稳定。 基于李德裕的判断，武宗迅速下达诏书，调兵进击杨弁。最终，在河东监军吕义忠的指挥之下，成功擒获了杨弁，并将其槛送京师处斩，就此迅速平息了这场兵变。杨弁的失败不仅消除了河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还坚定了朝廷继续讨伐昭义镇的信心，确保了整体战略部署不受影响。 此次事件再次证明了李德裕在处理紧急事务时的果敢与智慧。他准确地评估了局势的轻重缓急，果断采取行动，既解决了内部危机，又为外部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确保了唐朝中央朝政权威的稳固。李德裕的决策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也为后续的政治改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4.安定北疆 应对回鹘内乱 开成四年（839年），回鹘经历了严重的内部动荡。宰相安允合和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及时发现并处决。另一位宰相掘罗勿在外征战时担心受到牵连，遂以三百匹马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兵攻打彰信可汗。彰信败亡后国人拥立馺特勒为新任可汗。然而，草原上爆发的疾疫和大雪灾导致羊马大量消亡，使得回鹘国力迅速衰落。 第二年秋天，即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别将句录莫贺为了给彰信可汗复仇，引黠戛斯骑兵十万进攻掘罗勿，最终击败掘罗勿和新任可汗馺，并焚毁了可汗的牙帐，迫使回鹘诸部四散逃亡。此次事件标志着回鹘帝国的进一步分裂和衰弱。 在这一系列变故之后，回鹘分为两支南迁： 一支由十三个部落拥立王子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退守错子山；另一支则由可汗之弟嗢没斯及多位重要官员率领。两支共二十七个部落、约三十万人南下寻求庇护。与此同时，西迁的一支仅包含少数人。南迁过程中，回鹘势力不断削弱。乌介可汗甚至劫持了送唐太和公主南归的达干等人，并将公主作为人质，企图以此获取唐朝的支持。他请求暂时借用振武军的一座城池居住，但遭到了唐武宗的婉拒。尽管如此，唐朝还是提供了粮食援助，帮助他们度过荒年。 面对回鹘可能带来的威胁，朝廷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武宗命令河东、振武军队加强防范，并派遣刘沔屯兵云迦关。会昌二年三月，咀没斯诱消灭了内部劲敌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留赤心的残部向东逃窜，侵扰唐境。随后，张仲武奉命讨击回鹘，在幽州击败那颉啜，俘虏近九万回鹘人，并恢复了对契丹和奚两个部落的控制。 同年八月，乌介可汗率兵进入大同川，掠夺当地戎狄各族的牛马数万头，转战至云州城下。唐武宗征发各地兵力集结于太原、振武军和天德军等地，准备来春驱逐回鹘。次年，刘沔和张仲武分别被任命为招抚回鹘使和东面招抚回鹘使，负责指挥各路兵马。 第37章 武宗李炎:会识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下) 会昌三年（843年）八月，乌介可汗再次南下，逼近振武。刘沔派遣麟州刺史石雄率前锋袭击回鹘牙帐，乌介惊慌失措，弃辎重而逃。石雄乘胜追击，大破回鹘军，斩首万人，收降二万余人。乌介向东北方向逃走，最终归附黑车子族，其溃散部队三万多人向卢龙镇投降。三年后，乌介可汗在被黠戛斯追击时，遭到部下的谋害。自此，回鹘汗国彻底瓦解，分散成为多个小部落，再也无法构成对唐朝的重大威胁。此后，唐朝北部边境享受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安宁。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唐朝在处理边疆危机时的果断与智慧，不仅有效遏制了回鹘的威胁，还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唐武宗通过灵活的战略部署，成功的化解了这场潜在的危机，巩固了唐朝在北方的统治地位。 5.谋划西域 随着回鹘的衰微和吐蕃内部的混乱，唐朝看到了收复河西走廊地区（即河、湟四镇十八州）的机会。唐武宗决定采取行动，以恢复唐朝在这一重要战略区域的控制权。为此，他任命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负责储备兵器和军粮，并侦察吐蕃边境的防御情况，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刘蒙的任务不仅限于物资筹备，还包括详细调查吐蕃边防的兵力部署，以便制定出更为精确的作战计划。这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唐武宗对于重新掌控河西走廊的决心，也为后续的实际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唐朝也在考虑是否应该趁机光复曾经失去的西域领土。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而回鹘汗国覆亡后，黠戛斯占据了安西和北庭都护府。黠戛斯有意将这些地区交还给唐朝，这给了武宗一个难得的机会来重振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 然而，当武宗派遣赵蕃出使黠戛斯商议此事时，宰相李德裕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指出，安西距离长安七千多里，北庭也有五千多里远，即便黠戛斯愿意归还，朝廷也需要重新设立都护府，并征发大约一万名士兵进行驻守。考虑到后勤补给线过长，以及大量军需物资运输的困难，李德裕认为这样做会耗费过多的人力物力，仅仅是为了一个光复失地的好名声，可能并不值得。 鉴于这些实际困难，唐武宗最终搁置了光复西域的计划。尽管如此，武宗对河、湟地区的重视并未减弱，继续推进针对吐蕃的准备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唐武宗时期的西域光复计划未能实现，但到了唐宣宗时期，张议潮成功收复了河西地区，完成了武宗未竟的心愿。张议潮的胜利不仅恢复了唐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也标志着唐朝在西北边疆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通过上述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唐武宗及其智囊团在面对外部机遇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既抓住了可以立即实施的机会（如复河、湟），又审慎评估了长远目标的风险与收益（如光复西域）。这种务实的战略思考，反映了当时唐朝高层对于国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对外政策的理性选择。 经济改革与成效 1.禁止官吏经营质库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致力于整顿吏治和改善民生，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禁止官吏从事质库（即古代的当铺）业务。根据会昌五年（845年）的赦文，唐武宗强调：“古时享受俸禄的家庭，仅依靠俸禄生活，不应与其他民众争夺生计机会，如此才能使大家各得其所，家家自足。”因此，对于那些既做官又经商、放高利贷的官员，朝廷明确表示将予以禁止，并委托御史台负责监督和上报违规行为。 这项政策不仅体现了武宗对官僚队伍廉洁性的高度重视，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官吏通过私营高利贷获取不当利益的情况，从而保护了普通百姓的利益。虽然此举可能部分影响了政府从高利贷中获得的收入，但它有效地防止了官民争利的现象，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 2.设置备边库 为了储备物资，强化边防能力，会昌五年（845年）九月，在宰相李德裕的建议下，武宗设立了“备边库”。按照规定，户部每年需从赋税中储存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则从盐铁税收中同样储存十二万缗匹；次年起，这一数额减少三分之一。此外，各地进献给朝廷的助军财货也将全部存入备边库。度支郎中被指定为该库的主要管理者。 设立备边库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应对边境安全挑战，同时也反映了唐武宗对军事防御的重视。通过集中管理和合理调配财政资源，唐朝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动员必要的物资支持，增强了国防实力。 3.经济复苏与人口增长 得益于这些政策和其他相关措施，会昌年间，唐代的户口数量显着增加，相比安史之乱期间翻了一番以上，人口也逐渐恢复并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这也表明，唐武宗李炎时期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综上所述，武宗在会昌年间推行的经济政策，不仅有效提升了官僚队伍的廉洁性，还加强了边防储备，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这些措施也促进了经济复苏和人口增长，使得唐朝在经历了长期动荡后开始重现生机。 文化方面 自会昌元年（841年）起，唐武宗李炎在李德裕等人的建议下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改革措施。首先，朝廷淘汰了部分僧尼，并拆毁了大量小寺、山房和兰若等非正式宗教场所，对僧尼的某些活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 1.加强对僧尼的管理 会昌二年，唐武宗进一步加强了对僧尼的管理。他下令遣返“保外无名僧”，禁止设立“童子沙弥”，并且要求原从事杂工或不守戒律的僧尼还俗。此外，武宗还规定僧尼不得无限占有奴婢，每位僧人限留一名奴隶，每位尼姑限留两名婢女。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规范宗教人员的行为，减少寺院经济对社会资源的占用。 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废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处决了摩尼教僧侣，并没收其财产。翌年，他下令禁止供奉佛牙，并拆毁各地的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勒令相关僧尼还俗并送归原籍。 2.大规模灭佛运动 从会昌四年（844年）二月开始，唐武宗李炎颁布了一系列更为严厉的规定，包括禁止供养佛牙，严禁在特定寺庙如五台山、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地供奉佛指骨，违者将受到杖责处罚。至会昌五年（845年），更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展开： - 还俗命令：起初规定40岁以下僧侣全部还俗，随后扩大到50岁以下，最终连50岁以上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也被迫还俗。甚至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不得幸免。 - 寺院裁撤：全国上州仅保留一所寺院，下州则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最初允许保留十所寺院，每寺僧侣10人；后来改为各留两寺，每寺限留僧30人。京师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 财产处理：拆毁寺院所得金、银、铜交由盐铁使铸钱，铁则用于铸造农具。还俗僧侣被编入国家的纳税户，外国人则遣返回国。 影响与后果 这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26万余僧尼被迫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拥有的良田数千万顷及奴婢15万人。同时，武宗还取缔了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和回教（伊斯兰教），撤毁所有相关寺庙，驱逐或强制还俗相关人员。 动机分析 唐武宗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 经济考量：佛教寺院规模庞大，不参与国家赋税体系，这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损失。过多的僧侣减少了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 个人信仰：武宗本人更倾向于道教，即位之初便召道士赵归真等人入宫修道场，并亲自受箓。一些道士利用这一机会鼓动灭佛，提出了关于“黑衣天子”的谶言，暗示佛教会对李唐皇权构成威胁。 - 政治合法性：有观点认为，唐武宗通过崇道抑佛来巩固自己的皇位合法性，因为道教具有皇家宗教的特质，能够强化敬宗法祖的形象。 后续发展 尽管会昌法难对佛教造成了沉重打击，但并未彻底消灭佛教势力。唐武宗李炎离开后，他的后继者唐宣宗李忱，不仅恢复了佛教的地位，还杖毙了之前参与灭佛的道士赵归真等人。因此，会昌法难更多地是一次行政手段下的宗教改革，而非完全的宗教灭绝。佛教在一些半割据的藩镇地区仍然得以保存，从而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总之，会昌法难是唐代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宗教格局，也反映了统治者对于国家治理和宗教关系的复杂思考。 会昌时期的民族与对外关系 会昌年间，唐朝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展现了其作为东亚强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会昌二年二月，牂柯（位于今贵州一带）和南诏（位于今云南地区）派遣使者前往长安朝贡，表明了这两个南方政权对唐朝的臣服和友好姿态。 同年九月，契丹首领屈戍表示归顺唐朝，被授予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的官职。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收回了回鹘曾经赐予契丹的旧印，并改赐唐朝铸造的新印——“奉国契丹之印”。这标志着契丹正式成为唐朝的附属势力，也体现了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有效管理和整合能力。 同年的十月，吐蕃赞普朗达玛逝世后，吐蕃使者论赞等人前来唐朝通报哀讯。李炎派遣将作少监李璟前往吐蕃进行吊祭，此举不仅表达了对盟友的尊重，也有助于维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黠戛斯可汗派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人入朝进贡。黠戛斯可汗计划迁居原回鹘可汗居住的牙帐，并请求出兵平定回鹘乌介可汗的具体日期及与唐军会合地点。对此，唐武宗回应以诏书，表示将在当年秋季下令幽州、河东、振武、天德四镇出兵屯守要道，拦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逃亡人员，并按照过去册封回鹘的惯例册封黠戛斯可汗。这次交流反映了唐朝与黠戛斯在对抗共同敌人时的合作意愿。 到了会昌六年（846年）正月，南诏、契丹、室韦、渤海、牂牁、昆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再次派遣使者入朝。十七日，武宗在麟德殿隆重接见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使者，展示了唐朝的威仪与包容。特别是二十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亲自入朝觐见，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上述外交活动可以看出，会昌年间唐朝积极维护和发展与周边各民族及国家的关系，既体现了大唐帝国的强大吸引力，也为边疆稳定和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武宗及大臣们巧妙运用外交手段，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取得了显着成效，确保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历史评价 李德裕对武宗的评价 宰相李德裕在不同场合对唐武宗李炎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军事和政治决策方面。他曾在《资治通鉴》中提到：“今春泽潞未平，太原复扰，自非圣断坚定，二寇何由可平！”这句话强调了唐武宗李炎在面对内外双重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果断决策能力。李德裕认为，正是由于武宗的坚定决心，才使得两次叛乱得以成功平定。 此外，李德裕还为武宗撰写了《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赞》，诗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他描述了武宗统治时期的辉煌成就，包括北伐猃狁、西服坚昆等军事胜利，以及通过智慧和勇气解决国内纷争的能力。李德裕将武宗比作天上的星辰，光照四方，涵育万物，尊严如神，赞美他在治理国家时秉持中和之道，以德化民，以仁持盈，展现了他对儒家理想的实践。 官方《遗诏》中的功绩总结 在总结唐武宗执政生涯的《遗诏》中，朝廷对其功绩做出了正式而全面的评价。《遗诏》指出，武宗即位以来，恭守先人留下的伟大基业，临御天下整整七年。这期间，他日夜忧心国事，致力于推行重大政策。他成功翦除了狡猾的外敌，与远方的坚昆建立了友好关系；讨伐了壶关的刘稹，擒获了并州的杨弁，确保了边疆的安全稳定。同时，他还废除了摩尼教的非法活动，革除了佛教中的不良风气，避免了这些宗教势力对民生的侵蚀，促进了正统教义的发展，逐步改变了社会风俗，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前进。唐武宗李炎始终关心百姓的生活，努力营造一个合理有序的社会环境，随着施政理念的深化，亲自处理政务的态度更加勤奋。 无论是李德裕个人的赞誉还是官方《遗诏》中的评价，都一致肯定了武宗在其短暂但充满活力的七年统治期内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他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显着成果，在内政管理尤其是宗教改革方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和远见，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努力不仅巩固了中央政权，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北宋学者石介的高度赞誉 石介在其着作中对唐武宗李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赞赏他在处理佛教问题上的英明决断。他这样评价道：“在有唐之时，宪宗迎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切谏。到了武宗皇帝，则彻底拆毁全国寺庙，遣散所有僧尼，销毁一切佛像。武皇帝的英威如此显着，谥之曰‘武’，实至名归。”石介进一步指出，古代帝王以武力定天下而使人心服者，有周武王；以征伐威慑四夷而来朝者，有汉武帝；而以睿智英断、聪明正直去除佛教弊端者，则首推唐武宗。 他认为，佛教在唐朝根基深厚，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历经数百年，即使如唐太宗之圣神、唐明皇之仁勇、唐宪宗之英睿，皆未能根除其影响。然而，武宗皇帝在众多先王之后，凭借个人智慧和果断决策，毅然决然地清除了这一长期困扰国家的问题，其功绩远超周武王与汉武帝。 欧阳修对李德裕及武宗的肯定 欧阳修在其《论乞谕陕西将官札子》中也高度评价了唐武宗及其宰相李德裕。他提到：“臣见唐武宗乃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为贤能，当时用兵征伐，指挥将领，处置军国大事，总是通过诏书来约束和激励，因此最终成就了辉煌的功业。”欧阳修强调了李德裕在军事指挥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卓越才能，以及他如何辅佐武宗实现了国家的强大与稳定。 范祖禹对李德裕治理三镇的赞扬 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同样对李德裕赞不绝口，特别是他对河北三镇（成德、魏博、卢龙）的有效治理。范祖禹认为，“李德裕以一相之身，却能够制御三镇，如同运转于掌心之间，使得唐武宗得以长久享国，若此局面得以持续，天下岂有不平之事？”范祖禹赞扬了李德裕的治国能力和政治智慧，指出他不仅成功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还为国家带来了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 无论是石介对武宗教改革的激赏，还是欧阳修、范祖禹对李德裕辅政能力的认可，都反映了武宗时期在政治、军事和宗教政策上的显着成就。这些评论不仅突显了李炎作为一位英明君主的形象，也彰显了李德裕作为贤相的关键作用，他们的合作为唐朝后期的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章。 关于武宗李炎的轶事典故 《十玩图》与动物别号 武宗还是颖王时，对各种动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其邸中豢养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他挑选了其中“可人”的十种动物，绘成了一幅名为《十玩图》的作品，流传后世。这些动物被赋予了富有诗意的外号：鹤被称为“九皋处士”，白鹇为“玄素先生”，鸡为“长鸣都尉”，龟为“灵寿子”，猴为“惺惺奴”，犬为“守门使”，驴为“长耳公”，猫为“鼠将”，鹿为“茸客”，鹦鹉则被称为“辨哥”。这不仅展现了李炎对自然界的热爱，也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细腻品味。 心热病的治愈 据《普济方》等古籍记载，李炎曾患过心热病，病情严重到让群医束手无策。关键时刻，青城山的一位姓邢的道人献上紫花梨，绞汁服用之后，李炎的病情得以痊愈。这事不仅反映了古代医药知识的局限性，也展示了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特殊地位。 震慑神策军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宦官首领仇士良因见武宗皇帝日益亲近宰相李德裕而感到恐惧，便散布流言，称“宰相作赦书，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企图煽动禁军闹事。李德裕得知后立即向武宗报告了此事。李炎迅速采取行动，派遣使者前往神策军宣布御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安排都是朕的决定，与宰相无关。”这一果断举措震慑住了将士们，就此平息了潜在的动乱，也彰显了李炎作为君主的权威和决策力。仇士良因此惶恐不安。 与王才人的故事 邯郸人王氏十三岁时因擅长歌舞入宫，后被唐穆宗赐予当时还是藩王的李炎。王氏机智聪慧，在文宗病重期间协助李炎取得了帝位。武宗即位后，王氏晋升为才人，深得恩宠。她身材修长，面容与李炎相似，每当李炎在苑中游猎时，王才人总是身着类似的服饰跟随，甚至让人难以分辨谁是皇帝。这种独特的互动方式成为宫廷中的一段佳话。 武宗曾有意立王才人为皇后，但遭到宰相李德裕的反对，理由是王才人无子且家族背景不显赫，可能引发非议。尽管如此，王才人始终忠心耿耿地陪伴在武宗身边。武宗长期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老，身体逐渐衰弱。王才人时常对亲近的人表达她的忧虑。当武宗病重时，王才人日夜侍奉，武宗感叹自己气息奄奄，情虑耗尽，表达了诀别的意思。武宗去世后，王才人在幄下自尽，其义节感动了所有人。唐宣宗即位后，表彰王才人的节义，追赠她为贤妃。 第38章 宣宗李忱:仁慈宽厚的君主(上) 唐宣宗李忱，初名李怡，是唐朝的第十七位皇帝，在位时间为846年至859年。他是唐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也是唐穆宗李恒的异母弟。李忱于821年的长庆元年被封为光王。在846年的会昌六年，随着唐武宗的去世，宦官马元贽等人拥立李忱登基称帝。 唐宣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与前任唐武宗不同的政策：复兴了佛教寺院，惩处了道士赵归真等人，而且将李德裕贬谪，起用了牛党成员如令狐绹等。同时积极处理国家事务，整顿政府管理，限制皇室和宦官的权力，并为甘露之变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官员们平反昭雪。对外方面，击败了吐蕃军队，稳定了北方边疆，平定了安南地区的叛乱，并接受了张议潮的归降，设立了归义军。李忱以明智、果断着称，能够接纳谏言，并且个人生活简朴，这些举措使得当时的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到了大中八年（854年），宣宗试图联合令狐绹清除宦官势力，但计划泄露，导致了南衙北司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自大中十二年（858年）以后，由于所用将领管理方面的问题，各藩镇陆续出现了叛乱事件。大中十三年（859年），唐宣宗因服用长生不老药而中毒，在长安的大明宫去世，享年五十岁，在位十三载。走后获得“圣武献文孝皇帝”的谥号，庙号为宣宗，之后又被追加了更长的尊号：“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唐宣宗在位期间，被后世誉为“大中之治”。这一时期，国家相对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因此即便是在唐朝覆灭之后，百姓们依然怀念他，并尊称他为“小太宗”，以此赞扬其对国家治理的贡献。然而，对于唐宣宗的评价并非完全一致。一些历史评论家指出，尽管宣宗在处理日常政务时展现出了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但在面对更为复杂的政治挑战时，他的表现则显得有些不足。例如，在重大政策的制定上，唐宣宗可能过于依赖个人的精明判断，而未能充分体现出仁慈和宽厚的领导风格。 这种倾向在他晚年试图清除宦官势力时尤为明显，那次行动因计划泄露而失败，导致了宦官与朝廷官员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几乎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动荡。此外，李忱在文化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尤其擅长诗歌创作和书法艺术。《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六首作品，这反映了他不仅是一位政治领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化人。 早年经历 李忱生于元和五年（810年六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于长安大明宫内，其生母郑氏，原本是叛将李锜的侍妾，在李锜谋反被平定后，入宫成为郭贵妃的侍女，并受到宪宗的宠幸诞下了李怡。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李忱被授予光王的封号。尽管辈分上他是敬宗、文宗、武宗这些侄子们的皇叔，但实际上，却比敬宗和文宗还要年轻一岁。宫廷中的人都认为李忱性格沉稳，言语不多，甚至有人觉得他似乎有些不太聪明。然而，在他十多岁时的一场重病中，据说有一道光芒照在他身上，令他突然间恢复了活力，翻身下床以一种庄重的姿态迎接这奇异的现象，仿佛是在接受臣下的朝拜。这一幕让当时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但李忱的乳母担心这是心病的表现。 不过，唐穆宗却对李忱另眼相看，他抚摸着李忱的背说：“这个孩子是我家的英杰，绝非心病。”并赠予李忱玉如意、御马和金带等珍贵礼物，还指派郭太后的亲戚郭鏶担任其导师。李忱曾梦见自己乘龙升天，当他与母亲分享这个梦境时，郑氏警告他不要向外人透露此事，因为这样的梦可能蕴含着非凡的意义。 在太和、会昌年间，李忱变得更加深藏不露，即便身处人群之中也鲜少发言。文宗和武宗有时会在宴会上强迫他说笑，以此取乐，称他为“光叔”。尤其是武宗，因其豪放的性格而对沉默寡言的李忱显得格外轻视，对待他并不十分尊重。 登基称帝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一日，随着唐武宗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宦官马元贽等人权衡再三后决定，拥立平日里低调内敛、不显锋芒的皇叔李怡为新的君主。他们认为这位皇十三子将是一个较为容易掌控的人物，因此授予他“勾当军国政事”的重任，并为其更名李忱，正式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当唐宣宗李忱开始监国时，他以庄重而哀伤的态度接见臣僚，处理国家大事时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果断与智慧。朝野上下第一次见识到了这位深藏不露的帝王之才，意识到这位新皇并非如过去所见那般简单。同年三月二十一日，随着武宗的离开，李忱正式登基为帝，成为唐朝的第十七位皇帝——唐宣宗，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宣宗的即位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政治时代的开启，也预示着他将以不同于以往的形象领导国家，展现其作为明君的潜力和能力。唐宣宗统治初期便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为他后续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中始末 宣宗是一位深受《贞观政要》影响的君主，其在位期间勤勉治国、孜孜求治，致力于解决中唐以来遗留的社会问题。即位以后，先是贬谪了权臣李德裕，从而结束了长期困扰朝廷的牛李党争；接着采取积极的措施抑制宦官势力的过度膨胀；并对不法权贵和外戚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对于那些在甘露之变中受害的官员（除郑注、李训之外），全部予以昭雪，恢复名誉。 李忱厉行节俭，减轻百姓负担，降低赋税，并注重选拔贤才，为国家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他的政策使得国家逐渐从安史之乱后的衰败中复苏，收复了大量被吐蕃占领的土地，击败了多个边疆民族如回鹘、党项和奚人，增强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这些举措不仅让唐朝的国势有所回升，也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大中之治”，更是被誉为类似汉文帝时期的“文景之治”和唐太宗时代的“贞观之治”。 然而，也有评论指出李忱虽精于听断，却过于苛察而缺乏仁恩，这可能影响了他对更大格局的把握。尽管他在位期间忧心国事，不曾懈怠，但天下仍频遭水旱灾害。而且自大中十二年（858年）起，由于地方将帅管理失当，各藩镇相继发生叛乱事件，例如宣州、湖南、广州和江西等地的都将驱逐了当地的观察使或节度使。面对这些挑战，李忱迅速任命崔铉、温璋、蔡袭、李承勋和韦宙等能干的大臣分别前往各地平息动乱，最终成功地控制住了局面。 为政举措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以其对《贞观政要》的深刻理解和崇敬为指导，努力效仿唐太宗治国理政。他将“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把《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之上，时常以庄重的态度拜读，以此激励自己明察秋毫、公正无私地处理国家大事。 加强皇权与整肃吏治 即位之初，宣宗迅速清了武宗朝的重臣李德裕，并大举起用了牛党成员，从而结束了长期的牛李党争。宣宗还对前朝晋升高官过滥的现象进行了改革，严格控制高官人数，珍惜紫、绯官服的授予，确保官员晋升基于实际政绩而非私人关系或时间长短。特别是对于地方最高长官刺史的选择，坚持亲自面试，以确保这些“父母官”的能力与品德符合他的期望，进而维护民心稳定。 严明法度 尽管唐宣宗李忱为人宽厚仁爱，但他执法如山，坚决禁止身边的人干预朝政。他曾明确表示：“无论是谁，只要违犯了朕的法律，即便是我的子弟，也不会得到宽赦。” 这种严格执法的态度在他处理优人祝汉贞和乐工罗程的事情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祝汉贞以滑稽幽默着称，深得皇帝宠信，但当他在言谈中触及政事时，李忱立刻严肃起来，警告说：“我养你是为了娱乐，怎能让你干预朝政？”随后便疏远了他，并在其子因贪污被查后，将祝汉贞流放。 同样地，乐工罗程以其精湛的琵琶技艺深受皇帝喜爱。然而，罗程倚仗皇恩，竟因小事谋害人，被捕入狱。尽管其他乐工求情，强调罗程的才艺可为宫廷增添光彩，但李忱坚持道：“你们怜惜的是他的才华，而我怜惜的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最终下令依法处置了罗程。 通过这些举措，宣宗皇帝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对法律尊严的高度重视，以及在执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决心，即使是最受宠爱的近臣也不例外。这种公正无私的态度不仅巩固了他的权威，也为朝廷树立了一个严明法治的典范。 从善如流 唐宣宗李忱以其善于接纳谏议而着称，在唐朝晚期的君主中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谏官激烈的劝阻，还是门下省谨慎的封驳意见，他大多能虚心接受。对于大臣们的奏议，李忱视若珍宝，每次收到他都会先洗手焚香，以示庄重，然后仔细阅读，认真对待每一条建议。 魏谟，作为名臣魏徵的五世孙，在李忱的支持下继承了祖父直言极谏的传统，成为朝廷中不可或缺的谏臣。魏谟敢于直言不讳，无所畏惧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再现了其祖辈的风范。李忱常赞叹道：“魏谟有他祖辈（魏徵）的风范，朕对他极为重视。” 此外，兵部侍郎蒋伸提出的关于官场腐败问题的意见也深得李忱赞赏。蒋伸指出，官位易得，其中不乏心存侥幸之人，可能导致混乱。李忱对这一见解倍加称许，并再三挽留蒋伸，希望能在单独的时间内进一步讨论政事。不久之后，蒋伸便被任命为宰相，肩负起更大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李忱不仅展现了他对谏议的开放态度，还树立了一个尊重贤才、重视谏言的典范。他的这种治国理念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尊敬和支持。 智术治国 唐宣宗李忱以其独特的治国之道和对臣下的恩威并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在朝堂上的表现既庄重又亲民，对待群臣犹如待宾客，从未流露出倦意。当宰相奏事时，他展现出令人敬畏的威严；然而，奏事完毕后，他会面带微笑，与群臣闲谈，话题从里坊琐事到宫中游宴无所不包。经过一刻钟左右的轻松交流，他又会变得严肃起来，告诫群臣要善自为之，并表达出对他们可能辜负自己期望的担忧，然后起身回宫。这种互动方式使他既能保持皇权的威严，又能与大臣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 大中年间最受宠信的宰相令狐綯曾描述过这样的场景：尽管他得到了皇帝的高度信任，但在延英殿向皇帝汇报工作时，每次都汗流浃背，因为感受到皇帝那不容有失的严格要求。唐宣宗李忱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以智术治国的理想状态——既能够有效地驾驭大臣，又能在需要的时候展现温情的一面。 平易近人与细节关注 宣宗不仅在朝廷上表现出色，他对宫廷中的低级杂役也极其关心。据说，只要见过一面，他就能记住这些人的长相、名字以及他们的职责，并且如果这些人患病，他会派遣御医治疗，甚至亲自探视病情，赏赐物品。这在历代君王中是极为罕见的行为，体现了他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和关怀。 此外，宣宗的心思细密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度支部门上报的一份报告中将“渍”误写为“清”，主管官员以为皇帝不会注意到这个小错误，但李忱一眼就看破了问题所在，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处罚，从而也显示出他对细节的关注和不容下属疏忽办事的态度。 深入民间与了解实情 表面上，宣宗经常外出游猎，但实际上，他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表现，了解真实的民情。考虑到个人力量有限，无法走遍天下，宣宗还秘令翰林学士韦澳编纂了一本名为《处分语》的手册，详细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民生利弊，以便随时查阅。邓州刺史薛弘宗曾惊讶于皇帝对自己州府事务的熟悉程度，而这正得益于《处分语》的存在。 抑制宦官势力 面对宦官势力的问题，唐宣宗李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抑制。例如，当内园使李敬实因为傲慢无礼而未给宰相郑朗下马行礼时，宣宗立即剥夺了他的官职，将其贬为了贱役。同时，宣宗还规定节度使若有罪行，监军（通常由宦官担任）需承担连带责任。为了防止权力集中在某一方，宣宗打破了旧例，即罢免左护军或右护军时不再交叉挑选继任者，而是从本军中选拔，使得任何人都难以预测他的决策意图。 不过，尽管宣宗努力控制宦官的权力，但他与宰相令狐綯在大中八年的一次密谋除掉众宦官的计划最终因为泄露，导致南衙北司之间的矛盾加剧，也并未彻底解决宦官专权的问题。总之，唐宣宗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政治策略和人性化的管理手段，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也为唐朝晚期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宣宗的治理方式展现了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对国家、人民深切的责任感。 第39章 宣宗李忱:仁慈宽厚的君主(中) 宣宗时期军事方面的成就 在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唐朝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行动，巩固了其对北方和西陲边疆的控制。这些胜利不仅彰显了唐朝军队的实力，也标志着唐朝在面对周边民族时采取了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 一、北狄之战 大中元年五月，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指挥了一场针对北部游牧民族——诸山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场战役的结果是辉煌的：唐朝军队成功捕获了敌酋，焚烧了二十万个帐篷，并夺取了大量的牲畜与物资。这一胜利被视作继会昌时期击败回鹘汗国之后的又一重要成就，使得北方边境自此之后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李俭在其着作《清河张公神道碑铭》中赞誉这次战争为“破獯鬻之众，帐盈七千；拓鲜卑之疆，地开千里”，形象地描绘了唐朝军队的战果及领土扩张。 二、河西走廊的收复 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乘虚而入，占据了河西走廊多个重要城市。然而，在大中初年，唐朝抓住机会发动反击，成功收复了三州（原州、乐州、秦州）以及七关等战略要地。特别是沙州首领张议潮领导下的起义军，不仅光复了沙州，还逐步解放了其他十个州，最终将河西地区重新纳入唐朝版图。宣宗皇帝为此特别嘉奖了张议潮等人，并设立了归义军以表彰他们的贡献。 三、安南的平定 面对安南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宣宗派遣康王傅王式出任安南都护，负责整顿当地秩序。王式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地方治理，包括训练士兵、修建防御工事、打击非法行为等，有效遏制了南诏的入侵企图。他还巧妙地利用外交手段解决了洞蛮杜氏家族的问题，促进了区域内的和平与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安南逐渐恢复了稳定，周边国家如占城和真腊也开始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 四、党项问题的解决 对于长久以来困扰朝廷的党项问题，唐宣宗李忱采取了更加务实和温和的方法。他认识到之前的强硬政策并没有能彻底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因此，在大中五年春天，他任命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致力于改善与党项的关系。同时，宰相崔铉建议由白敏中担任招讨党项行营都统，负责处理南山和平夏党项事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白敏中报告称两支党项均已平定或投降。考虑到长期用兵带来的财政压力，唐宣宗最终选择赦免南山党项，并鼓励他们安居乐业，从而结束了多年的纷争。 经济改革:漕运系统的革新 在大中五年（851年），唐朝的经济、文化和法律领域都迎来了重要的改革和发展，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唐朝社会在这些方面的进步。 面对长期以来江淮地区粮食运输效率低下的问题，宣宗皇帝任命了户部侍郎裴休担任盐铁转运使。自太和年间（827-835年）以来，每年从江淮地区运送至渭仓（位于今陕西潼关北）的大米数量一直未能超过四十万斛，且由于沿途官员和士兵的侵吞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损失，最终抵达目的地的数量往往不足二十万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裴休上任后立即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制定了漕运法十条，并派遣官员负责监督整个运输流程。通过这些努力，到了大中五年的年底，成功地将每年的粮食运输量提升到了一百二十万斛，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并减少了浪费。这一改革不仅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物资流通，也为国家的财政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成就:史书编纂的新篇章 为了丰富和补充官方历史记录，宣宗大力支持学术研究，下令编撰多部重要着作。其中，《续唐历》由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等人共同完成，全书共二十二卷，详细记载了从唐宪宗朝开始的历史事件，填补了柳芳《唐历》所遗漏的部分。此外，宣宗皇帝还指示宰相崔铉及学士崔瑑、薛逢着手编写《续会要》，该书总计四十卷，系统整理了从德宗到宣宗时期的各项政令和大事记，于大中七年（853年）十月正式完成。这两部书籍不仅是对唐代历史的重要补充，也为后代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法律建设：刑法统类的诞生 在法律方面，大中七年（853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戣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法统类》（亦称《大中刑法统类》或《大中刑律统类》）。这部法律汇编汇集了一千二百五十条相似的法令条文，按照内容分为一百二十一门类，旨在简化法律查询的过程，并提高司法实践的效率。它创造性地将所有与刑法相关的敕令、条例、格式等附录在律文之后，使得法官和官员能够更便捷地查阅相关法规，从而确保判决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刑法统类》开创了一种新的立法编纂模式，对后来五代和宋朝时期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法律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大中年间的这些改革和创新，无论是经济上的漕运优化、文化领域的史书编纂，还是法律制度的进步，都是唐朝繁荣与发展的一个缩影，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的不懈追求。 轶事典故 唐宣宗李忱是一位既深具文人气质又不失帝王威严的君主，其轶事典故丰富多样，展现了他多面的性格和对国家、家庭的独特态度。 老儒生 李忱酷爱读书，宫中称他为“老儒生”。每当退朝后，他会独坐在特建的宫殿中阅读，有时甚至读到深夜烛尽。 酷爱科举 李忱对科举考试有着特别的情感，以未能亲自参加科举为憾事，并在皇宫柱子上题写“乡贡进士李道龙”或“乡贡进士李某”，表达了对科举制度的敬仰与向往。对于那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人，李忱总是充满羡慕之情。当询问官员是否考中进士时，若得到肯定回答，他会为之高兴；而若是听到有才华却未中第的消息，则会叹息不已。据记载，李忱还常微服私访长安，与考生交流，并将发现的才子推荐给考官，确保他们能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这种对人才的重视，体现了他对教育和选拔机制的关注。 李忱不仅关注朝廷大事，也关心民间舆论。他有时会乔装打扮深入民间，倾听百姓的声音，了解人们对科举结果的看法。这反映了他对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执着追求。临终前，他下令释放大批宫女，允许她们嫁给文武百官，但明确规定不许嫁给未中进士的举子，显示出他对科举制度的高度认可。 友爱至孝 作为一位兄长，李忱天性友爱，和睦兄弟。他在十六宅内建造了雍和殿，频繁邀请诸王聚会，不论年纪大小皆可入座共乐。每逢有人生病，他都会亲自探视，关怀备至。而在孝道方面，李忱同样令人敬佩。即位后，他选择在大明宫奉养母亲郑太后，避免了另筑别宫的奢华。每次拜谒太庙，尤其是进入父亲宪宗李纯的房间时，他总会流露出深切的哀思，感动了周围的侍从。为了纪念父亲，他还特意修建了一条通往青龙寺的复道，以便登高远眺，缅怀往事。 严教子女 在子女教育上，李忱坚持严格的家教原则。他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即便是公主出嫁也不例外。万寿公主出嫁时，车辆装饰由银箔改为铜饰，以此树立节俭榜样。他还教导女儿要遵守妇道，不可因出身高贵而轻视夫家。有一次，驸马弟病重，李忱得知公主竟在外看戏而非陪伴家人时，愤怒地责备她，强调了家庭责任的重要性。而对于永福公主，因为一次用餐时的小脾气折断筷子，李忱便改变了她的婚约，将其原本的未婚夫于琮转给了妹妹广德公主，以此警示公主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品行才能匹配士大夫之家。 毛发洒淅 李忱对待权臣的态度也颇具特色。他厌恶宰相李德裕的专权，在即位之初的册封典礼上，李德裕主持仪式，李忱事后表示李德裕的目光让他感到紧张不安，反映出他对权力制衡的警惕。 处决歌姬 此外，《唐语林》中还记载了一段关于歌姬的故事。据说，地方献给李忱的一支歌舞乐队中有一位绝色女子，被他收入后宫宠爱。然而，考虑到可能引发类似玄宗朝杨贵妃那样的问题，李忱最终决定了处决这位女子，尽管这一行为显得极端且残酷，但也展示了他对历史教训的警觉和防止宫廷腐败的决心。 为僧之说 根据韦昭度的《读皇室运寻》和令孤澄的《贞陵遗事》的记载，唐武宗为了确保自己的皇位稳固，曾试图除掉潜在的竞争者——他的皇叔李忱。据说，武宗命令四位宦官将李忱逮捕，并企图将其溺死在宫中的厕所里。然而，一位名叫仇公武的宦官心生怜悯，巧妙地欺骗了其他宦官，说已经完成了任务，实际上却悄悄地把李忱救了出来，并送他离开了皇宫。从此，李忱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隐居生活，这段时期被描绘成了一段远离尘嚣、潜心修行的僧侣生涯。 在这段时间里，李忱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有的版本说他曾到过杭州，在那里得到了齐安禅师的帮助；有的则提到他在江西庐山遇到了智闲和尚，两人一起观赏瀑布，并留下了一段关于佛法的对话，展现了他对佛法深刻的领悟。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忱在福建福清黄檗山遇到了着名的黄檗希运禅师，两人就礼佛一事进行了深刻的交流，这段对话后来成为了着名的禅宗“公案”。甚至有更神奇的说法，称李忱南行至惠安观看洛阳江时，竟然出现了神象夜间迎接他的奇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圆悟禅师在其着作《碧岩集》中的记载，赋予了李忱的僧侣经历更加生动的情节。据说，李忱小时候有一次爬上了哥哥穆宗的龙床，模仿皇帝接见大臣的姿态，这一幕被当时的武宗记在心里，成为日后想要除掉他的理由之一。当李忱被迫逃亡时，他选择了香严智闲和尚作为剃度师父，随后一同前往江西庐山。在那里，智闲和尚通过吟诗来考验李忱的身份和才华，而李忱的回答——“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不仅展现了其非凡的气度，也预示着他未来必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此外，《碧岩集》还讲述了李忱与黄檗希运禅师之间的“公案”，这次是在盐官会上发生的，地点从原来的黄檗山变成了庐山，人物关系也有所调整，但核心内容依旧是对佛法的理解与探讨。 关于这件事的后世评价与历史真相 尽管这些传说增加了李忱的形象魅力，但大多数现代史学家认为这些故事缺乏确凿的历史依据。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等人质疑李忱曾被迫害及出家为僧的真实性，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李忱作为众多庶出皇叔之一，并不对武宗的帝位构成实际威胁。因此，这些传说更多地被视为后世佛教徒为了提升李忱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美丽谎言，用以丑化曾经推行会昌灭佛政策的武宗，并赞美李忱登基后对佛教的支持。 这段传说的影响 经过佛教徒的渲染，五代时的《中朝故事》、《北梦琐言》，以及南宋陆游的《避暑漫钞》中都有关于李忱潜逃到江南遁入空门的简略记载。宋初赞宁的《宋高僧传》提到，李忱为僧期间曾游方到杭州，受到齐安禅师的照顾。李忱即位后，为了报恩，敕赐寺名，谥齐安为悟空大师，并御制哀诗悼念。此外，在禅宗名僧希运的《黄檗宛陵录》中也有记载，说李忱为沙弥时曾与黄檗大师讨论礼佛的意义，两人的对话后来成为着名的“公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忱为僧的传说流传越来越广，也变得越来越神奇。到了明代，圆悟禅师的《碧岩集》中记录了一个版本，说李忱年轻时因一次模仿皇帝的行为引起了武宗的忌惮，不得不逃走并在香严智闲和尚门下剃度为僧。之后，李忱随智闲和尚来到江西庐山，两人同观瀑布并吟诗作赋。李忱的回答不仅展现了其非凡的气度，也预示着他未来必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 这些故事虽然难以考证其真实性，但却深刻影响了后人对李忱的印象，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宣宗李忱不仅是一位勤政爱民、崇尚文化的明君，更是一个注重亲情、严格要求子女、警惕权臣专权的复杂人物。他的种种举措和轶事，都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篇章。 第40章 宣宗李忱:仁慈宽厚的君主(下) 在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唐朝的对外关系展现了其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外交活力与多元性，通过册封、交流和接待外国使节等手段，唐朝不仅巩固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 一、与黠戛斯的友好互动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为了加强与北方游牧民族黠戛斯的关系，唐宣宗派遣鸿胪卿李业作为特使，携带官方符节前往黠戛斯，正式册封其王子为“英武诚明可汗”。这次册封不仅是对黠戛斯王室权威的认可，也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象征。它反映了唐朝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维持边疆稳定的战略考量。 二、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次年，即大中二年（848年）三月，来自东瀛的日本国王子率领使团来到长安朝贡，带来了珍贵的地方特产。为了表达对远方来宾的欢迎之情，宣宗特意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百戏表演，并设宴款待这些异国使者。此外，他还慷慨地回赠了精美的宝器和音乐器具，这不仅是物质上的馈赠，更是文化与艺术的交流。这种高规格的接待方式体现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态度，同时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三、接纳求法僧人 到了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僧人圆珍等人搭乘中国商船良晖号抵达温台地区后继续前往福州，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学习之旅。这一时期，许多外国僧侣纷纷前来唐朝求法，他们不仅学习佛教教义，还带回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四、与安西回纥的往来 大中十年（856年）十月，远在西域的安西回纥庞勒可汗派遣使者来到了长安进献贡品，以示臣服。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宣宗任命卫尉少卿王端章为册封使，准备授予庞勒“怀建可汗”的称号。然而，由于途中遭遇黑车子部落的拦截，这次的册封没有能顺利完成。尽管如此，这次尝试仍然表明了唐朝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保持与西域诸国的良好关系。 五、对渤海国的支持 最后，在大中十二年（858年）二月，当得知渤海国王大彝震去世的消息后，唐宣宗迅速采取行动，任命其弟大虔晃继承王位，并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以及忽汗州都督等高级官职，正式册立为新的渤海国王。此举不仅稳定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局势，也为两国间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总之，大中年间唐朝的对外交往充分展示了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之一的魅力与影响力。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唐朝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盟友圈，还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联系，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主要作品 唐宣宗李忱不仅是一位治国有方的君王，同时也在文学和书法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他的诗歌作品流传至今，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情感世界。在文学创作上，宣宗留下了不少佳作，其中包括《百丈山》、《吊白居易》、《幸华严寺》、《重阳锡宴群臣》、《题泾县水西寺》以及《瀑布联句》等诗篇。这些作品或是表达了他对自然美景的赞美，或是寄托了对友人的思念与敬意，亦或是记录了他作为帝王与臣子共度节日的美好时光。此外，《句》（残句）虽为片段，但也透露出宣宗在诗歌艺术上的独特见解和高超技艺。 而在书法领域方面，唐宣宗李忱同样有所建树。据《宣和书谱》记载，在那个书法兴盛的时代，即便是大臣如裴休等人也能够追随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步伐，而作为皇族成员，他们继承了太宗以来的书法传统，并使之流传下来。宣宗则以其行书闻名，延续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北宋时期的御府中还收藏着他的多幅行书作品，包括《赐李丛勑》、《赐李丛手勑》及《赐李丛手诏》，证明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与珍视。通过这些文学和书法作品，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唐宣宗李忱个人的艺术才能，也能感受到唐朝文化繁荣时期文人墨客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不幸离世 唐宣宗李忱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君主。然而，在他统治的晚年，即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五月，一场不幸降临。当时，太医李元伯向皇帝进献了一种被称作仙丹的长生不老药。这仙丹却成了致命毒药，让唐宣宗遭受了严重的中毒反应，导致他口渴难耐且体内燥热，健康急剧恶化。这一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以至于他无法履行其作为皇帝的职责，长时间未能上朝处理政务。 到了那一年的八月七日，根据《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在长安的大明宫内离世，享年五十岁。他的离去给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悲痛，群臣为他追赠谥号“圣武献文孝皇帝”，并尊称为宣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他的孙子唐懿宗李漼为了表达对先祖的崇敬之情，进一步为李忱加谥，尊其为“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以彰显其伟大与智慧。 结语 唐宣宗在位期间，唐朝经历了一段被称为“小贞观”的短暂复兴。即位后，致力于改革和整顿政府，打击腐败，提升经济。宣宗勤于政务，乐于接受谏言，并提拔贤能之人，惩处无能或贪腐的官员，使得朝政运作更加高效，财政状况改善。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宣宗减少了赋税，鼓励农业发展，从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通过军事行动稳定了边疆，并与吐蕃达成和平协议，缓解了边境紧张局势。此外，他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增强了唐朝的国际影响力。尽管唐宣宗李忱的统治只有十二年，但他的政策帮助唐朝度过了一个艰难时期，并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历史评价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唐宣宗李忱被评价为一位英明且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君主。以下是几位历史人物对他的评论整理： - 李恒（唐穆宗）曾言：“这是我家中的英才，并非因为精神疲惫。”这句话表明了穆宗对李忱的高度评价。 五代时期政治家刘昫在其着作中提到： - 大中年间的政治有着贞观之治时期的风范。 - 李忱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深知民间疾苦，在位期间有效地遏制了权贵势力，整顿了政府秩序，使得法律公正，贤能者得以发挥作用，国家治理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颂扬之声不绝于耳。 - 他提倡节俭，关心臣民，与群臣交谈时态度温和，如待宾客，对于谏议虚心听取。即使宫人有病也会亲自关怀，展现出其仁德的一面。 - 刘昫认为李忱作为皇帝，其政策和行为堪称典范，即便汉代的文帝、景帝也不过如此。可惜的是，由于史料的缺失，他的很多事迹已经难以详尽了解。 -北宋史学家孙之翰认为： 宣宗在位期间崇尚节俭，严格法令，厚待皇族，尊重宰相，甚至微服私访以考察官员选拔情况，焚香阅读大臣奏章，是一位重视道德修养的好君主。然而他也指出宣宗在处理重大问题上存在的不足，例如对待嫡母懿安太后不够尊敬，未能妥善处理储君之事，导致后来出现了继承危机。同时他也承认宣宗在河湟地区归顺及安抚周边民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这些成果部分得益于前朝武宗时期打下的基础。 -欧阳修则批评宣宗虽然精明于决断，但过于注重细节上的明察秋毫，缺乏宽广的仁慈之心，这标志着唐朝自此开始走向了衰落。 -司马光赞扬宣宗： 宣宗年轻时经历丰富，即位后对人性和社会现象有了深刻的了解，致力于民事，勤勉治理国家，赏罚分明，使得国内人民安居乐业，边疆安宁。他的统治被认为堪比汉朝孝宣帝，并被称为“小太宗”，即使到了唐朝灭亡之后，人们仍然怀念并歌颂大中之政的美好时光。 -范祖禹对唐宣宗李忱的评价包含了褒贬两方面，他既肯定了宣宗在治理国家时的一些优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统治中的不足之处： 1. 治理方式与成效： - 宣宗治国以明察秋毫着称，虽然他能够听取和接受规劝与谏议，但本质上性格猜疑且刻薄。尽管他对爵位和赏赐吝啬，却有不少人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 - 在外部，地方官员频繁更替，中央政府无力有效管理；而在内部，宦官依旧掌握兵权，控制着国家的命运。即便如此，在他的统治下，各级官员大多遵纪守法，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全国上下安宁平静长达十五年之久。 - 然而，随着懿宗、僖宗相继即位后表现出的无能，唐朝逐渐陷入混乱，因此人们愈发怀念大中年间的政绩，认为那是难以企及的美好时光。 2. 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 - 宣宗善于抓住细节问题，并以此来震慑群臣，即便是微小的错误也会受到惩罚，但他往往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务。他企图凭借一己之力处理天下所有事务，而不愿意与贤才共同承担职责。 - 这种做法类似于那些只关注账簿记录和日常琐事的地方官吏，缺乏真正的治国之才。实际上，这仅仅显示了他作为县级官员的能力，而非一个帝王应有的德行。 3. 对待大臣的态度： - 对于辅佐自己的宰相们，宣宗表面上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但实际上却像防范小吏一样提防他们，生怕被欺骗。他用利益和威严来约束这些大臣，结果导致任用的人多为平庸之辈，真正有才能的人无法施展抱负。 - 白敏中、令狐绹等人身居高位多年，为了保住地位而迎合君主，这样的朝廷自然难以取得显着成就。 所以，范祖禹认为尽管唐宣宗是一位有能力的君主，但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他在用人上的保守态度以及过度依赖个人判断的做法，限制了国家的发展潜力。不过，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实际贡献，宣宗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位贤明的君主。 明清思想家、诗人王夫之对唐宣宗李忱的评价，揭示了这位皇帝治理方式中潜在的问题，并对比了他与唐德宗在治国理念上的不同： 1. 怀疑心态下的统治差异： - 王夫之指出，唐德宗和唐宣宗都以猜疑的态度来驾驭下属，但两人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导致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 宣宗依赖于自己的机警和敏锐，一旦听到一句话或看到一个动作，就会立刻形成固定的看法或改变主意。无论是贤臣还是奸佞，在这种环境下都无法自保，只能通过隐瞒事实来避免引起君主的不满。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损害国家、伤害百姓的行为反而得以逃避批评和惩罚，因为没有人敢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身边有像陆贽那样忠诚的大臣，只要稍有不慎，也会引发众人的猜忌，最终无人敢于直言进谏。这样的局面虽然不会立即引发混乱，但一旦爆发，后果将难以挽回。 2. 表面繁荣背后的隐忧： - 一些小说描述宣宗时期的政绩时，言辞优美，似乎呈现出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司马光（温公）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其记录下来。然而，对于真正了解治理之道的人来说，这些表面上的美好实际上预示着国家衰败的迹象。 - 宣宗过于依赖个人的耳目去监视官员的行为，这种做法容易让狡猾的官吏有机可乘，同时也在无意间加剧了人民的贫困。长此以往，社会矛盾逐渐加深，隐患重重。 3. 勤勉治国与自我设限： - 尽管宣宗在吏治方面确实投入了很多心思，但他过度猜疑臣子，甚至自己也陷入了贪婪之中。他努力工作，试图改善朝政管理，但却因不信任大臣而限制了自己的决策范围，同时也为贪污腐败埋下了种子。 王夫之认为唐宣宗虽然展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才能，但在其治国策略中存在的猜疑心态和个人主义倾向，实际上削弱了朝廷的凝聚力和效率，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第41章 筹谋帷幄的房玄龄(上) 房玄龄，这位在唐朝初年闪耀于政治舞台的杰出人物，自幼便展露了非凡的才华与智慧。他出身于齐州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或济南市章丘区）的清河房氏家族，是隋朝泾阳令房彦谦的儿子。年轻时，他就以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文才而闻名，十八岁那年便考中进士，开始步入官场。 随着隋末社会动荡加剧，房玄龄选择了追随李世民，成为秦王府的重要谋士之一。他在军事行动中出谋划策，不仅参与了众多关键战役，还负责记录军中的重要事务，并积极为秦王府网罗贤才，使得这些人才能够全力辅佐李世民。在武德九年（626年），他更是策划了改变历史进程的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共同立下了汗马功劳。 唐太宗即位后，房玄龄被任命为中书令，并封为梁国公，最终晋升至司空一职。他不仅在行政管理方面表现出色，还在法律改革、史学编纂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他参与制定了《贞观律》，这部法律相比前朝更加人性化且条理清晰，为后来的《永徽律》及《唐律疏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监修了《晋书》，这是二十四史之一。此外，他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合理调整，简化了中央官员体系，这一举措被认为是贞观年间诸多善政之首。 房玄龄为人谦逊，善于任用他人，不论出身贵贱，皆能根据才能授予适当的职位。即使身处高位多年，他也始终保持低调，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因此，后人常将他与杜如晦并称为“房谋杜断”，赞美二人一个擅长规划，另一个则精于决策。唐太宗李世民也对房玄龄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拥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当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重之时，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不忘上谏，就征伐高句丽一事提出宝贵的意见。不久之后，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名字以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永远留在了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 年少有为 房玄龄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世家——清河房氏。他的家族背景为他后来的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祖父房翼在北魏担任过镇远将军，并曾任宋安郡守，继承了壮武伯的爵位；祖父房熊虽然官职不高，但也是州主簿，从基层开始了家族的仕宦传统；而他的父亲房彦谦则是一位学识渊博、口才出众的学者，在魏和齐两国间享有盛誉。 从小，房玄龄就受到了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影响，承袭了父亲对知识的热爱与追求。他自幼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不仅擅长诗歌创作，而且能够撰写文章，广泛阅读经史典籍，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理解。此外，他还跟随父亲学习书法，擅长草书和隶书，这使他在文采飞扬的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艺术修养。 十八岁那年，房玄龄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齐州的进士考试，正式踏入仕途。起初，他被授予羽骑尉一职，不久后又调任隰城县尉，开始了他的行政生涯。年轻有为的房玄龄很快就在官场崭露头角，成为了一名备受瞩目的青年官员。他的才华横溢以及对政务的敏锐洞察力，为他日后成为唐朝开国功臣之一铺平了道路。 得遇明主 在隋朝末年的动荡岁月里，天下四分五裂，烽烟四起。此时，唐国公李渊于晋阳（今太原）举兵入关，拉开了唐朝建立的序幕。而年轻的房玄龄则在渭北地区投奔了李渊之子、后来的秦王李世民。从此，他成为了秦王李世民身边不可或缺的重要谋士。 房玄龄不仅参与军事策划，还负责管理文书记录，担任秦王府记室参军一职。他对秦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铭记于心，竭尽全力为秦王出谋划策，处理军政要务。每当攻灭一处割据势力时，别人都忙于搜寻珍宝异物，但房玄龄却独具慧眼，优先考虑招揽人才。他积极寻找那些既有智慧又勇猛善战的人才，并将他们引入自己的幕府中，与他们结成深厚的友谊，共同致力于辅佐秦王李世民成就大业。 在平定王世充的过程中，房玄龄发现了张亮这位“倜傥有智谋”的英才，于是向李世民大力推荐，最终张亮被任命为车骑将军，成为李世民的心腹之一。此外，还有薛收这样才思敏捷的文人，以及被评价为具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忠诚武将李大亮，更有被誉为“聪明识达，王佐之才”的杜如晦等人。 这些经由房玄龄精心挑选并举荐的人才，都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高度信任和重用，日后纷纷晋升至朝廷要职，为初唐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房玄龄以其卓越的眼光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乱世中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团队，为李世民夺取天下了打下了基础。他的这种识人用人之道，也成为后世为人称道的一段佳话。 运筹帷幄 在李世民的秦王府中，房玄龄度过了十多年的关键岁月，始终肩负着掌管军事谋略和文书管理的重要职责。他以非凡的效率和精准的文字处理能力闻名，每当有军书或奏章需要起草时，房玄龄总能迅速完成任务，其文稿不仅简洁明了，而且义理深远，充分展现了他对事务深刻的理解。 唐高祖李渊对房玄龄的能力深感赞叹，曾对身边的侍臣们说：“此人深知事态轻重，堪当大任。每当我儿世民向我陈述事务，经由房玄龄之手所呈报的内容，总是能够准确把握人心，洞察人性。即便相隔千里，也仿佛面对面交谈般清晰无误。”由此可见，房玄龄的工作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认可。 然而，随着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为了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太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驱逐秦王府的核心成员。在此背景下，房玄龄和他的挚友杜如晦一同被排挤出朝廷，被迫离开他们为之效力多年的秦王府，前往外地任职。这一变动无疑是对房玄龄个人事业的重大打击，也是秦王府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过，这并未动摇房玄龄对李世民的忠诚和支持，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安定社稷 武德九年（626年），房玄龄在那次决定唐朝命运的关键时刻——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远的谋略，协助秦王李世民成功夺取了帝位。李世民对房玄龄的高度评价溢于言表，赞誉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认为正是房玄龄的深思熟虑和精准策划，才使得这场政变得以顺利实施。 在论功行赏之时，李世民将房玄龄与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并列为头等功臣，彰显了他们对建立新王朝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为了表彰房玄龄的杰出成就，李世民特赐封他为邢国公，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忠诚和无私奉献的高度肯定。 精诚奉国 房玄龄追随李世民平定天下，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深知创国立业的艰辛。他时刻铭记着这份艰难，始终保持着警醒，力戒骄奢淫逸，致力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房玄龄特别重视吏治问题，认为这是求治的根本所在。他认为官吏的公平正直是治国之要道，因此在选拔官吏时严格遵循“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原则，确保每个职位都能由最合适的人担任。这一理念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于是房玄龄大力推行简政并省官吏政策，最终将文武官员总数精简至六百四十员。这样的改革不仅裁去了冗官滥职，提高了政府效率，还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于刚刚经历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尤为重要。 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在贞观初年这个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同执掌朝政，负责制定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无论是亭台楼阁等建筑的规模，还是法令、礼乐、制度等方面，他们二人都精心设计，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并赢得了当时人们的赞誉。 在法律方面，房玄龄秉持宽厚平和的原则，简化律令，废除了隋朝苛酷的刑法，使得唐朝的法律体系更加人性化。他所修订的律、令、格、式，奠定了唐代法制的基础，历经数百年而未发生重大变动，显示了其深远的影响。 贞观三年（629年），房玄龄因功被改封魏国公，出任尚书左仆射，并监修国史。他日夜操劳，勤勉工作，以明达的吏事处理能力和宽平的法令政策闻名。他任人唯贤，不分贵贱，因此被誉为一代良相。 到了贞观九年（635年），房玄龄因为主持高祖山陵的建设有功，被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贞观十一年（637年）又被封为梁国公；贞观十三年（639年），他更是被任命为太子少师，留守京师，辅佐太子。尽管女儿成为了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娶了高阳公主，地位显赫无比，但房玄龄始终保持谦逊，从不炫耀自己的权势和财富。 贞观十八年（644年），当唐太宗李世民决定亲自征讨辽东高句丽时，他再次委以重任，命房玄龄留守京城长安，确保国内稳定。房玄龄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了大唐盛世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臣。 病榻心系国事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得知这一消息后，唐太宗李世民极为关切，不仅派遣御医为他精心治疗，还每日提供御膳，并亲自前往探望这位老臣。病榻上的房玄龄心系国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诸子说： “如今国家太平，唯独陛下对高句丽的东征不止，实为国之隐患。皇上盛怒之下决心已定，而臣下无人敢直言劝谏。我若知而不言，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即便在生命垂危之际，房玄龄仍不忘国家利益，他强撑病体上表进谏，恳请李世民以天下苍生为重，停止对高句丽的征战。李世民看到奏表后深受感动，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感叹道： “房公病入膏肓，却还能忧虑国家大事，真是难得啊。” 为了满足房玄龄的心愿，李世民亲临其病床前握手诀别，并立即授予其子房遗爱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中散大夫的官职，使他在有生之年见证了儿子们的荣耀。 然而，世事终难料。永徽三年（652年），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及其妻高阳公主因涉嫌谋反被捕。房遗爱被处决，高阳公主被迫自尽，他们的子女也被流放到了岭南地区。房玄龄的嗣子房遗直同样未能遭幸免，被贬为铜陵尉。由于这场变故，房玄龄原本享有的配享太庙的殊荣也不得不停止。尽管如此，房玄龄一生的光辉事迹和对国家的贡献依然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令人铭记。 主要影响 房玄龄，作为初唐杰出的政治家和谋略家，在辅佐秦王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征战四方的过程中，以其卓越的文采和高效的办事能力着称。据说，只要是在王府中需要撰写的文书檄文，房玄龄往往能够驻马立成，言简意赅，精准传达意图，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效率。因此被选为“十八学士”之一，成为当时备受尊敬的知识精英。 当李世民登基成为皇帝后，房玄龄更是得到了重用，先后担任了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要职，成为了国家的核心决策者之一。他的政治生涯长达二十年之久，期间不仅总揽百官事务，还积极参与到国家制度的制定与改革之中。例如，他主持修订了律令、格敕，并监督编修国史，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此外，他还与魏徵合作修订了唐代礼仪，以适应新的统治需求。 在用人方面，房玄龄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不论出身贵贱，只根据个人才能授予相应的职位，这种做法极大地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和社会进步。他对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默默奉献于国家的发展建设中。 值得一提的是，房玄龄负责管理国史馆，主导完成了《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以及《晋书》等一系列重要史籍的编纂工作，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宝库，也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正因为如此，后世将房玄龄与杜如晦并称为“房杜”，视为理想的宰相典范，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长河之中。 第42章 筹谋帷幄的房玄龄(下) 人物评价 后世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先推崇房玄龄，称颂道：“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新唐书》中记载，房玄龄执掌国政期间，日夜勤勉不懈，尽忠职守。他以公心竭诚为国家效力，希望每一件事都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好。房玄龄没有嫉妒之心，听到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拥有那样高兴；对于吏治，他既有明达的理解，又能以优雅的文化修养来修饰；在讨论法律和政策时，力求宽厚和平等。 房玄龄不以自己的长处苛求他人，选人用人时从不追求完美，不论出身高低，只要才能适合就能得到任用。即使有时因为某些事情被责备，他也总是诚恳地请罪，表现出敬畏和谦逊的态度。 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称赞房玄龄，认为他是幕后的智囊，对稳定国家和社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唐太宗形容房玄龄器宇深邃，风度宏远，名誉远播，品德高尚，才德兼备，是时代中的杰出人物。从辅佐霸业开始，到新王朝建立之后，房玄龄一直致力于协助太宗治理国家，使国家走向繁荣和平。尽管身居要职，但他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的态度，多次因健康原因请求退隐，展现了一位真正贤臣的品格。 唐初四大名相王珪评价说：“房玄龄一心为国，知无不为，这一点我自愧不如。”担任过宰相的唐代文学家常衮也表示，在武德和贞观年间，像魏徵、王珪、李靖、李积、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大臣们，他们扶助国家命运，辛勤工作，保护人民，不惜牺牲自己，他们的美德与忠诚足以感动上天，即使岁月流逝，他们的光辉事迹依然为人所铭记。 曾任宰相的政治家李绛则回忆说，当年太宗治理天下之时，房玄龄和杜如晦辅助皇帝，魏徵和王珪规谏缺失，温彦博和戴胄弥补政务上的不足，李靖和李积训练军队，因此外族畏惧，全国安宁。唐史学家柳芳更进一步指出，房玄龄帮助太宗平定天下，并最终担任宰相长达三十二年，被称为贤相。他的美德几乎不留痕迹，却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太宗平定祸乱，而房玄龄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面对善谏的大臣，房玄龄赞美他们的贤能；对于善于带兵的大将，房玄龄推行他们的军事策略。他使得所有有能力的人都能共同辅佐太宗，实现太平盛世，并且将所有的善行归功于君主，这正是一个真正的贤相应有的行为！ 晚唐诗人、文学家皮日休以诗表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崇敬之情，描述了他们如何在贫贱中结伴同行，脱离乱世，追随真主，以卓越的才能治理国家，影响深远，成为千古传颂的名臣。杜牧赞扬了房玄龄和王猛（王景略）两位贤臣，他们至死不忘辅佐君主、拯救百姓的使命，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和利益。 五代时期政治家刘昫在评论中提到，房、杜二人的智慧虽然不能超越孔丘、孟轲，但他们在遇到明君的情况下，能够制定合适的策略，达成国家的升平。他还比较了房玄龄和管仲、子产，以及杜如晦和鲍叔、罕虎，说明他们之间相似的关系和作用。 北宋文学家和史学家宋祁也在着作中高度评价了房玄龄，认为他和太宗一起建立了辉煌的功绩，这些功绩历经数百年仍然被人铭记，甚至超过了汉代萧何、曹参的成就。他强调了房玄龄作为宰相的重要性，以及他在幕后默默工作的精神。 《房玄龄碑》中写道，圣贤同德，君臣协力，天地得以迅速平定，边疆得以安宁。《历代古人像赞》中也称赞房玄龄辅佐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体现了精忠报国的精神。 北宋大臣赵元僖认为，唐太宗拥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良臣，而唐玄宗则有姚崇、魏知古，都是被委以重任、托付心腹的人物，他们巩固了帝业，安定了国家，使宗庙祭祀得以延续，历史记录更加辉煌，这正是因为任用了合适的人才。 宋代诗人和散文家欧阳澈也列举了历史上诸多优秀的政治家，如范蠡、周瑜、赵充国、周亚夫、樊哙、房玄龄和李靖，认为他们的存在确保了国家的富强和安定。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唐太宗举兵晋阳，平隋之乱，则有刘弘基、李积、李靖、房玄龄、杜如晦之流致其勋。”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唐代文学家和诗人杜牧曾言：“苻秦之相王猛，在将终之际犹不忘国事，警戒后人以备祸患；大唐太尉房玄龄，临终上表劝阻伐辽，以免生灵涂炭。这两位贤臣，在世时德行与功业皆卓尔不群，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心系辅佐君主、救济苍生的大业，而非汲汲于个人的荣耀或私利。” 在这段话中，杜牧通过赞扬王猛和房玄龄两位贤臣的高尚情操，表达了对他们一生致力于国家治理和人民福祉的高度敬意，并强调真正的贤臣应当将辅佐君主、服务百姓视为己任，而不应追求个人的名声和利益。 长孙皇后也曾向夫君李世民进言，称赞房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长，做事小心谨慎，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从未泄露过任何秘密，除非发生重大变故，否则不应轻易放弃这样一位得力助手。 轶事典故 醋坛子 根据传说，唐代宰相房玄龄的夫人以其强烈的嫉妒心闻名，这段趣闻成为了“吃醋”一词的由来。故事发生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当时房玄龄在朝中担任要职，但他的妻子却以严厉和专制的态度管理着家庭事务，事无巨细都亲自操持，不容许他人插手。 一日，唐太宗设宴款待开国功臣，在酒席间，同僚们玩笑般地怂恿房玄龄夸耀自己不怕老婆。带着几分醉意，房玄龄顺口附和了几句。不料，唐太宗当真了，一时兴起便赐予房玄龄两位美女作为妾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宠，房玄龄陷入了两难境地——一边是皇帝的旨意，另一边是他那位强势且细心的妻子。 在朋友尉迟敬德的鼓励下，房玄龄硬着头皮将两位美人带回了家。然而，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妻子对这两个新面孔极为不满，大发雷霆，不仅痛骂了房玄龄，还动手驱赶了那两位美人。很快，这件事传到了唐太宗耳中，他认为这是个教训宰相夫人的好机会，于是召见了房玄龄和他的妻子。 见到二人后，唐太宗提出了一个看似残酷的选择：要么接受美人，要么喝下所谓的“毒酒”。房玄龄深知夫人性情刚烈，担心她会选择后者，急忙跪地求饶。而房夫人，在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喝下“毒酒”，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众目睽睽之下，她一口气喝光了整坛液体，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原来所谓的“毒酒”不过是普通的食醋，根本无害。 目睹这一切，唐太宗感叹道：“房夫人，朕本想借此让你明白过分嫉妒的危害，但你对丈夫如此深情，朕也不忍苛责。”尽管口中酸涩难耐，但房夫人内心却是欢喜不已，因为她的勇敢举动换来了丈夫的安全与和谐的家庭。房玄龄也从忧虑转为欣慰。 从此以后，“吃醋”这个词便成了形容女性之间因爱情或婚姻关系产生的嫉妒情绪的代名词，流传至今。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古代宫廷生活中的一些趣味片段，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忠诚、智慧以及幽默的独特理解。 房玄龄和李世民之间有着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合作，也展现了唐朝初期政治舞台上的智慧与谋略。 1. 知人善任： 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非常重视选拔贤能之士。他深知房玄龄的才能，任命其为宰相，负责朝廷的重要事务。据传，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里的“人”就包括了像房玄龄这样的贤臣。房玄龄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诚辅佐李世民，成为唐太宗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 2. 房谋杜断： 房玄龄与另一位大臣杜如晦并称“房谋杜断”，指的是两人在决策时的不同作用。房玄龄善于出谋划策，而杜如晦则擅长决断执行。两者配合默契，共同辅佐李世民处理国家大事，使得唐朝初期政通人和、国力强盛。这一组合体现了李世民用人之智，能够将不同特长的人才结合在一起，发挥最大的效能。 3. 谏止伐辽： 晚年的房玄龄对李世民欲发动对高句丽（今朝鲜半岛）的战争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劳民伤财，不利于国家稳定。于是他在临终前上表劝阻，希望李世民能以百姓福祉为重，避免不必要的军事行动。虽然最终未能改变李世民的决心，但房玄龄的忠言直谏显示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也为后世所称道。 4. 三顾茅庐式的求贤若渴： 在秦王李世民即位之前，为了网罗天下英才，他曾多次亲自拜访隐居的房玄龄，请其出山相助。这种礼贤下士的行为类似于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彰显了李世民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和求贤若渴的态度。房玄龄最终被李世民的诚意打动，决定入朝为官，开始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历程。 5. 房玄龄病逝后的追思： 房玄龄去世后，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悲痛，并给予极高的评价。据说，李世民曾下令停止一日的朝会，以表达对这位老臣的哀悼之情。他还亲自撰写碑文，表彰房玄龄一生的功绩，将其视为自己最亲密且值得信赖的助手之一。 这些典故不仅是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更成为了中华文化中关于君臣关系和领导艺术的经典范例，流传至今。它们展示了唐太宗李世民与房玄龄之间超越普通君臣关系的深厚情谊，以及两人共同缔造出盛世大唐的历史贡献。 祖籍争议 关于房玄龄的祖籍问题，确实存在不同的说法。根据史书记载，房玄龄的祖籍被记录为齐州临淄，但具体位置在现代地理上的对应则有不同的解读。以下是两种主要的观点： 1. 章丘说：一些学者认为房玄龄的祖籍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庄镇房庄村。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基于地方志和其他历史文献，指出该地区与房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并且当地也有许多关于房玄龄及其家族的文化遗迹和传说。 2. 临淄说：另一些史学家则倾向于认为房玄龄的祖籍应为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部。这一派的观点主要依据于古代行政区划的变化以及对“齐州临淄”地理位置的不同理解。临淄作为古代齐国的都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可能是房玄龄祖先居住的地方。 这两种说法各有其证据的支持，而之所以产生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代地名与现今的地名之间的变迁，加上史料记载有时不够详尽或明确，导致了后世对于具体地点的不同解释。此外，由于家族迁徙等因素，也可能使得确切的祖籍难以完全确定。 学术界对于此类争议通常会继续进行研究，通过更多的考古发现、文献考证等手段来逐步接近真相。然而，在没有新的确凿证据出现之前，房玄龄的具体祖籍所在仍然可能保持一定的争议性。 第43章 谦逊的谋略家杜如晦(上) 杜如晦，字克明，出生于585年，是唐代初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出生地在京兆郡杜陵县，即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作为隋朝昌州长史杜吒的儿子，杜如晦出身于显赫的京兆杜氏家族。 在隋朝末年动荡的时期里，杜如晦初入仕途，担任了滏阳县尉。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武德元年（618年），杜如晦遇到了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被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并很快晋升为陕州总管府长史。之后通过房玄龄的推荐，杜如晦进一步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成为了秦王府的重要成员，接着又升任了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并且成为了“十八学士”之首，这些学士们都是当时的文化精英。 李世民创建天策府时，杜如晦担任了从事郎中这一要职。而在决定性的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爆发，杜如晦秘密参与了策划，并成功辅助李世民登上了皇位。为了表彰他的贡献，新即位的唐太宗任命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并赐予其蔡国公的封号。在贞观年间（627-649年），杜如晦与房玄龄一同执掌朝政，二人合作无间，一个擅长谋划，另一个则善于决断，他们两的协作被誉为“房谋杜断”，成为了后世评价唐代良相的标准之一。两人共同制定了许多重要的典章制度，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早年经历 杜如晦自幼展现出了非凡的聪慧与悟性，对历史和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乐于与人分享交流这些知识。在隋朝大业年间（605年—618年），他被征召为预备官员，很快便得到了吏部侍郎高孝基的高度赏识。高孝基对杜如晦的能力十分看重，认为他是能够应对复杂局势的人才，具备成为国家栋梁的潜力。出于这样的欣赏，高孝基曾对杜如晦说道：“你拥有处理事务的卓越才能，应当成为国家的支柱，希望你能坚守这份美德。我打算先安排你担任一个小职位，虽然俸禄不高，但这是一个开始。” 然而，尽管有着高孝基的认可和支持，杜如晦在滏阳县尉的位置上并未停留太久。不久之后，他选择了离开官职，返回故里，似乎是在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道路或等待更合适的时机来施展抱负。 秦府高参 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年），随着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挥师直指长安，并成功平定该地之后，杜如晦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他被秦王李世民召入王府，担任法曹参军一职。不久之后，他又升任陕州总管府长史，迅速成为李世民身边的亲信谋士之一。 然而，太子李建成对秦王府中人才济济的局面感到担忧，担心这些英才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李建成向父亲唐高祖李渊建议，将秦王府的官员调派至各地任职。这一命令下达后，大量官员被外放，这使得秦王李世民深感忧虑。此时，记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 “虽然许多优秀的幕僚都将离开，但这并不值得惋惜。唯有杜如晦，此人不仅聪慧过人，更能洞察事理，具备辅佐君王的能力。如果大王志在一方，则无需此等人才；但若欲图天下，那么杜如晦将是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听了房玄龄的话，李世民恍然大悟，意识到险些错失一位重要的谋臣。于是，他立即向李渊上书请求，这才得以保留杜如晦在秦王府中的职位。 武德元年（618年），随着唐朝的建立，同年七月，面对陇西薛举的进犯，李世民率军前往泾州进行讨伐，虽初次交锋失利，但薛举不久病逝。李世民再次集结军队对抗薛仁杲，并任命杜如晦为随军顾问参与军事决策。最终，薛仁杲兵败投降，而后遭到处决。 武德二年（619年），当刘武周与宋金刚攻占太原时，杜如晦继续追随李世民出征，成功击退了叛军。到了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率军进攻洛阳的王世充，而后者又联合了窦建德。在此期间，杜如晦凭借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判断力，辅助李世民先后击败窦建德和王世充。在一系列针对割据势力的征战中，杜如晦以其智慧和远见卓识，成为了李世民身边不可或缺的智囊，为唐朝初期的统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玄武政变 随着李世民在讨伐各地叛乱中屡建奇功，他的声望日隆，这引发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嫉妒。二人与唐高祖李渊的宠妃张婕妤、尹德妃暗中勾结，图谋陷害李世民。一次，淮安王李神通因战功获封大片土地，而张婕妤的父亲私底下向李渊索要这片地。当得知土地已赐予李神通后，他不甘心地通过张婕妤诬告李世民仗势欺人，指使李神通夺走土地。另有一次，杜如晦骑马路过尹德妃之父尹阿鼠的府邸时，被尹家仆人无理拽下马来殴打，并辱骂不已。事后，尹阿鼠又借尹德妃之口向李渊进谗言，说是李世民让杜如晦故意羞辱他。尽管李世民多次辩解，但李渊宠爱二妃，始终未能完全信任李世民。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并建立了文学馆，任命杜如晦为从事中郎，位列十八学士之首。李世民常常亲临文学馆，与杜如晦等贤才讨论经史，直至深夜。然而，太子李建成对此深感忌惮，认为秦王府中最令人忧心的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因此，他向李渊进言，最终成功将房、杜二人逐出京师。 到了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试图拉拢尉迟恭却遭拒绝，转而派人行刺未遂，便诬告李渊将尉迟恭关入大牢。李世民救出尉迟恭后，后者探知李建成和李元吉欲于昆明池设伏加害李世民。长孙无忌迅速通报给李世民，劝说其先发制人。 面对兄弟之情与国家大义的抉择，李世民犹豫不决。尉迟恭与其他忠臣日夜劝谏，强调不能因小仁而废社稷大义。李世民终于决定召回被逐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即使此举意味着丢掉性命。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扮作道士秘密潜回秦王府。 经过一番密谋，李世民最终下定决心，发动了着名的玄武门事变，一举除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事变成功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杜如晦则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同年十月，论功行赏之时，杜如晦因其卓越贡献被授予兵部尚书一职，晋封蔡国公，并赐实封食邑一千三百户，成为李世民最信赖的股肱之臣之一。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彰显了李世民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也见证了杜如晦作为谋略家的关键作用。 贞观之始 贞观二年（628年），太宗皇帝对杜如晦的才能给予了高度的信任与肯定，任命他为检校侍中，并兼任吏部尚书，继续总管东宫兵马。在这一职位上，杜如晦展现了非凡的能力和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到了贞观三年（629年），一场严重的旱灾席卷了这片土地，面对天灾，太宗下令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长孙无忌等重臣前往名山大川举行祈雨仪式，以求缓解旱情。同年，杜如晦接替了长孙无忌出任尚书右仆射，继续负责官员选拔的重要工作，并与房玄龄并肩辅佐朝政。他们共同制定了朝廷的组织架构，确立了表彰贤能的标准，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尽心尽力。 杜如晦与房玄龄二人合作默契，相得益彰，他们的治理智慧和领导能力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被誉为当时的良相典范。这段时期，不仅是唐朝初期政治清明、国力增强的关键阶段，也是杜如晦个人职业生涯中的辉煌篇章。他与房玄龄联手，不仅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貌，更留下了后人难以忘怀的治国佳话。 英年早逝 在贞观二年（628年），太宗皇帝对杜如晦的非凡才能寄予了深厚的信赖，任命他为检校侍中，并兼任吏部尚书，继续掌管东宫兵马。杜如晦在这个重要职位上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和高度的责任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 到了贞观三年（629年），一场严重的旱灾席卷全国，唐太宗命令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长孙无忌等重臣前往名山大川举行祈雨仪式，以期缓解旱情。同年，杜如晦接替了长孙无忌担任尚书右仆射，继续负责官员选拔这一关键工作，并与房玄龄并肩辅佐朝政。二人共同制定了朝廷的组织架构，他们的合作堪称完美，治理智慧和领导能力得到了一致的认可，被誉为当时最优秀的宰相。 然而，好景不长，杜如晦英年早逝，这对太宗皇帝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表达对这位昔日挚友的深切怀念，李世民亲自作诏书给着作郎虞世南，请求他为杜如晦撰写碑文：“我和杜如晦之间的情谊深厚，今他不幸离世，追念往昔功绩，我悲痛不已。希望你能领会我的心意，为杜如晦留下一篇动人的碑文。” 随着时间流逝，唐太宗对杜如晦的思念依然未曾减退。赏赐房玄龄黄银带时，太宗因无法再将同样的荣耀给予已故的杜如晦而潸然泪下，于是又准备了一条黄金带，嘱咐房玄龄将其带到杜如晦的灵堂，希望能以此安慰好友的灵魂。贞观五年（631年），每逢杜如晦的忌日，太宗皇帝都会派遣使者慰问其家人，赏赐之丰厚如同生前。他还特别封杜如晦的儿子杜荷为郡公，以示对其家族的尊重。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在杜如晦等人的墓前举行祭少牢仪式，表达了唐太宗对这些功臣的敬意和怀念。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又下令由阎立本绘制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在内的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并将它们置于凌烟阁之中，以纪念这些为唐朝建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杜如晦位列第三，他的形象永远留在了历史的画卷中，成为了后人缅怀的对象，也见证了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那份超然的情谊。 第44章 谦逊的谋略家杜如晦(下) 人物评价 从古代文献和历史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如晦作为唐朝初期的重要宰相之一，不仅因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而受到高度赞扬，还因为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深厚的情谊而被后人铭记。下面是一些重要人物对他的评价: 唐太宗李世民赞誉杜如晦为一位具有高远见识、品德高尚的人，称赞他不仅在朝廷内外德行昭彰，而且其声誉甚至超越了庙堂。他还具备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谋略，能够在帷幄之中运筹帷幄，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同时，他也是一位学识渊博、道德模范的人物，敢于直言进谏，忠诚正直。房玄龄认为，杜如晦聪明且有深刻的洞察力，是能够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这种评价体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合作以及相互尊重。 隋唐文学家褚亮形容杜如晦为文雅且充满光辉之人，一生秉持忠诚与正义的原则，因此得以名扬四海。曾任宰相的唐代文学家常衮回顾武德至贞观年间的历史时提到，像魏徵、王珪、李靖、李积、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贤臣们共同扶持大唐盛世，使得国家繁荣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他们的贡献不可磨灭，精神风貌至今仍影响深远。 唐代政治家、宰相李绛将杜如晦视为贞观之治成功的关键人物之一，与其他着名大臣一起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政府架构，使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发展。 五代时期政治家刘昫在其着作中详细比较了杜如晦与历史上其他杰出政治家，并指出杜如晦与房玄龄之间的互补关系——一个善于提出建议（建嘉谋），另一个则擅长决断大事（断大事）。两人相辅相成，犹如管仲与鲍叔牙般配合无间，共同推动了国家的进步。 北宋大臣赵元僖则强调了优秀人才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并指出唐太宗时期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任用了像魏徵、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一流人才。 北宋文学家和史学家宋祁进一步论述了房玄龄和杜如晦作为“名宰相”的特质，认为他们不仅帮助建立了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还通过谦逊的态度避免了个人功名的张扬，从而树立了良好的名声。他对杜如晦的高度评价，表明即使任职时间较短，但其贡献却是显着而持久的。 司马光总结说，唐代最着名的两位贤相就是早期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以及后来的姚崇和宋璟，这四位宰相应当被视为唐代政治史上的巅峰人物。北宋和南宋文学家和史学家曾巩、洪迈等人也纷纷表达了对杜如晦及其他贤臣的高度认可，认为他们是各自时代中最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巨大贡献。曾国藩等人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了良相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将杜如晦列为立功者中的典范，其事迹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榜样。 轶事典故 房谋杜断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时期中，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作为宰相，虽然同为肱骨之臣，但各自发挥着独特而互补的作用。房玄龄以其广博的智慧和深邃的见解闻名，擅长为太宗皇帝提供多样的策略选择。每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他总能提出一系列详尽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也给太宗带来了抉择上的困扰——面对众多良策，究竟哪一条才是最合适的呢？ 这时，杜如晦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他以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着称，能够对房玄龄提出的诸多建议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中挑选出最适合当下情境的那个方案。杜如晦的这一特质帮助太宗迅速确定行动方向，避免了因犹豫不决而导致的机会流失。 因此，历史上留下了“房谋杜断”的美谈，形容两人一个善于谋划，一个长于决断，彼此协作无间，共同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处理国家大事。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不仅提高了朝廷决策的效率和质量，也成为了后世评价贤相的标准之一。每当人们谈起唐朝的杰出宰相时，总是首先想到这对被誉为黄金搭档的房玄龄与杜如晦。 刀笔之吏 在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为了表彰那些对大唐立下汗马功劳的官员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赏。其中，文官之中，杜如晦与房玄龄因他们在军事策略和国家治理上的杰出贡献，被授予了最高的荣誉。然而，在封赏典礼之后，李世民意识到，基于功绩分配奖励可能未能尽善尽美，因此他询问了诸将是否有任何不满或建议。这时，淮安王李神通——作为皇室的一员，同时也是李世民的叔父——提出了异议。李神通认为自己在起义初期便率领军队响应号召，而房玄龄和杜如晦仅是文书官吏，不应将他们的功劳置于首位，因此表示不服。 对此，李世民给出了深思熟虑的回答。他承认李神通确实在起义初期以及对抗窦建德和刘黑闼时有所贡献，但强调房玄龄与杜如晦的作用如同汉朝的萧何一般，他们通过精心策划和战略指导，为帝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但他们的智慧和领导力确保了整个军队的胜利，因此他们的功绩应当排在前列。李世民进一步解释说，即便对于自己的亲族，他也必须保持公正无私，不能因为亲属关系而给予过多的优待。这一立场得到了其他将领的认可，尤其是那些原本心存疑虑的人，看到连李神通这样的宗室成员都未得到特别对待，他们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最终，这次论功行赏不仅巩固了李世民的统治基础，也展现了他对公平正义的承诺。 援救杜淹 在李世民攻陷洛阳之后，面对王世充的败军，他决定对叛逆者进行严厉的惩罚。其中，杜淹作为王世充的重要部下，也在即将被处决之列。值得注意的是，杜淹与宰相杜如晦有着特殊的家族关系——他是杜如晦的叔父。然而，这段亲属关系并未能给杜淹带来好运，因为他不仅与杜如晦兄弟之间素有嫌隙，更曾在王世充麾下提议斩了杜如晦的兄长，并囚禁了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 尽管过往恩怨重重，当杜淹面临存亡之际，杜楚客却展现了非凡的宽容和人性的光辉。他挺身而出，向李世民求情，恳请宽恕叔父的生命，理由是同族人之间的相互加害实在过于残忍。这份请求触动了杜如晦的心弦，尽管过去杜淹的行为给他们家族带来了不少痛苦，但出于亲情和对弟弟请求的尊重，杜如晦也加入了求情的行列。最终，李世民被二人的诚意所打动，同意饶过杜淹一命。 第45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1) 魏徵，字玄成，是唐朝初期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生于580年。魏徵的出生地在今河北省晋州市附近的鼓城村，属于古代的巨鹿郡下曲阳县。魏徵早年间投身于瓦岗军的起义活动，追随魏公李密对抗隋朝统治，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历史的变迁，武德元年（618年），魏徵选择归顺新建立的唐朝，并成功地说服了前上司李积向唐献出土地。 魏徵因此被任命为太子洗马，负责辅佐太子李建成，并在平定刘黑闼的叛乱中提出过关键策略。然而，玄武门之变之后，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魏徵转而效忠于胜利者唐太宗李世民一方。在新的朝廷中，巍徵担任谏议大夫，随后逐渐晋升，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包括校订古籍等重要任务。 魏徵以其直言不讳的进谏风格着称，他常常毫不畏惧地向唐太宗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提倡“兼听则明”的理念，认为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他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提醒唐太宗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因为一时的繁荣而放松对国家的治理。 魏徵还倡导薄赋敛、轻租税的政策，认为这样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促进经济的发展。他强调宽仁治国的思想，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使国家更加和谐稳定。这些理念和政策都对李世民的施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共同促成了着名的“贞观之治”，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 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自贞观三年（629年）起，魏徵开始领导编纂《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和《隋书》这五部重要的历史着作，他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评价，被誉为“时称良史”。此外，他还参与了《群书治要》的修撰，此书汇集了大量古代文献精华，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魏徵的言论多收录于《贞观政要》，其文风朴实无华，反对浮夸，这对矫正当时流行的骈俪文体也有一定的作用。 魏徵去世后，被追赠为司空和相州都督，谥号“文贞”，并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第四位，彰显了他对唐朝初期的重要贡献。后人整理了他的着作，辑存有《魏郑公集》，让后世得以窥见这位伟大人物的思想与智慧。 早年经历 魏徵的早年生活充满了挑战，但他始终怀抱着远大的志向。尽管身处贫困之中，他却从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广泛涉猎书籍，尤其在乱世中对纵横捭阖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业十三年（617年），当天下动荡不安之际，魏徵加入了武阳郡丞元宝藏的幕僚团队。随着元宝藏举兵响应瓦岗军领袖李密，魏徵的才华逐渐显露出来——他负责起草给李密的奏疏，文采斐然，引起了李密的注意。 李密很快意识到魏徵的非凡才能，并任命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管文书事务。在这个职位上，魏徵提出了十项策略来增强瓦岗军的力量，但遗憾的是，这些深思熟虑的建议并未得到李密的认可和实施。 到了大业十四年（618年），面对洛阳军阀王世充的攻势，李密虽然连续取得几次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军队伤亡惨重。此时，魏徵向李密的长史郑颋提出了一套战略：他认为，与其与敌军正面交锋，不如采取防御姿态，利用地形优势固守，等到敌人因粮食短缺而被迫撤退时再行追击；或者等待王世充因粮草问题不得不主动求战时，我方则保持按兵不动。这样既能保存实力，又能迫使对方犯错。 然而，郑颋并不认同这一计策，觉得不过是些老生常谈。对此，魏徵感到非常失望，他坚信自己提出的乃是出奇制胜的良策，而非简单的常规思路。于是，带着一丝无奈与坚持，魏徵选择了离开，继续寻找能够真正欣赏并采纳其智慧的人主。魏徵的战略眼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最终使他在唐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绽放光彩，成为一代名臣。 归唐献策 武德元年（618年），随着李密在与王世充的对抗中失利，魏徵随之归降了新兴的李唐政权。此时，李密麾下的大将李积仍占据着广袤的领土——东至大海、南达长江、西抵汝州、北临魏郡。面对如此局势，李积对于未来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在此关键时刻，魏徵自告奋勇地请求前往山东地区（太行山以东）进行安抚工作。于是，他被授予秘书丞之职，迅速赶往黎阳（今河南省浚县）。通过一系列信件中的劝导，魏徵成功说服李积向唐朝归顺，并促使其开仓放粮，支援了淮安王李神通的军队。 然而，同年九月，夏王窦建德率领大军进攻相州，李神通难以抵挡，被迫撤退到了黎阳，不过最终还是被窦建德击败。在这场战役中，魏徵、李神通以及李积一同成为了窦建德的俘虏。尽管如此，窦建德对魏徵的能力颇为赏识，任命他为起居舍人，负责记录朝廷大事。 转眼到了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命令秦王李世民率军讨伐王世充，而窦建德则出兵援助王世充。五月间，李世民大胜窦建德，并生擒了他。随着窦建德的失败，魏徵再次回到了唐朝的怀抱。太子李建成听闻魏徵的大名之后，邀请他担任太子洗马一职，给予了他高度的礼遇。 武德五年（622年），前窦建德部下刘黑闼勾结突厥，再度侵扰山东地区。面对这一情况，魏徵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让太子李建成建立功勋的机会。虽然李建成本是嫡长子，但在战功方面却不及李世民。因此，魏徵建议李建成主动请缨，出击平乱。李建成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亲自领兵征讨刘黑闼，最终将其擒获斩首，成功平定了山东地区的叛乱。此举不仅彰显了李建成的军事才能，也巩固了他在朝堂上的地位，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魏徵卓越的政治洞察力和战略眼光。 第46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2) 转仕太宗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李唐皇室的兄弟情谊。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一举铲除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在这场宫廷剧变之后，李世民听闻魏徵曾多次劝说李建成将自己调离权力中心，便下令召见这位直言不讳的谋士。当被问及为何要挑拨他们兄弟关系时，周围的人无不为魏徵捏一把汗。 然而，魏徵毫不畏惧，坦然答道：“如果先太子采纳了我的建议，今日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李世民素来敬重魏徵的才能与正直，此刻更因他的一片赤诚而动容，决定赦免其罪，并授予詹事府主簿一职，将这位曾经的敌方幕僚纳入自己的麾下。 不久后，李世民晋升魏徵为谏议大夫，并在同年七月十一日赋予他一项重任——前往河北安抚李建成、李元吉旧部，授权他在必要时可以自主决策。魏徵抵达磁州时，恰逢押解前东宫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长安的囚车经过。面对这一情况，魏徵对副使李桐客表达了深切的忧虑：既然朝廷已经宣布赦免所有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员，那么继续押送二人回京势必会引起其他人的恐慌与不信。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认为应当立即释放李思行等人，以示朝廷信守承诺的决心。古有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更何况现在手中握有便宜行事的权力，更应果断行动，不负君主的信任。李桐客赞同魏徵的观点，两人当即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向李世民上书报告此事。李世民阅后大为赞赏，对其处理方式表示满意。同年八月，随着李渊禅位，李世民正式登基为帝，开启了贞观之治的新篇章。作为对魏徵忠诚与智慧的认可，李世民封其为钜鹿县男，以此表彰他对新朝的贡献。魏徵的正直与远见，赢得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信赖。 犯颜直谏 李世民心怀建立盛世的理想，常在自己的寝宫召见魏徵，探讨国家治理的得失。魏徵不仅具备治国理政的才能，而且性格耿直，从不因权势而退缩或屈服。每当与李世民讨论国事时，他总是直言不讳，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李世民对魏徵的忠诚与智慧深感钦佩，曾感慨地说：“你前后进谏的事宜多达两百余项，若非出于至诚为国之心，又怎能如此坚持？” 贞观元年（627年），魏徵被擢升为尚书左丞。有一次，李世民欲征兵，中书令封德彝提议将一些虽未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中男”也一并征召入伍。李世民同意了这一提议，并下达敕令。然而，魏徵却坚决反对签署此令，认为此举违背了朝廷一贯强调的诚信原则，且不符合军队管理的实际需求。尽管李世民因此大怒，责问魏徵为何如此固执，但魏徵冷静地指出，陛下即位之初承诺免除百姓所欠官府债务，以及减免关中地区的租税等政策未能彻底落实，已多次失信于民。此外，对于地方官员的信任问题，魏徵认为应当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以诚信治国。李世民听后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确实存在过失，遂采纳魏徵的建议，不再征点中男为兵，并赏赐给魏徵一只金瓮，表彰他的忠言直谏。 贞观二年（628年），岭南地区部落首领冯盎与谈殿之间的纷争引起了朝廷的关注。面对连续不断的谋反指控，李世民原本打算派遣大军进行讨伐。然而，魏徵再次站出来劝阻，指出冯盎并无实际叛乱行为，且考虑到岭南路途遥远、环境恶劣，不宜兴师动众。他建议通过派遣使臣表达诚意的方式解决问题。李世民采纳了魏徵的建议，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冯盎派其子冯智戴随使臣回朝，表明归顺之意。事后，李世民感叹道：“魏徵仅凭一纸诏书便平定了岭南，胜过十万大军。”为此，他又一次重赏了魏徵。 尽管魏徵备受信任，但也难免遭受无端指责。有人诽谤魏徵庇护亲友，虽然经过调查并无实据，但温彦博还是提醒魏徵应注意避嫌。对此，魏徵提出了更为深远的观点，他认为君臣之间应如同一体，共同致力于国家大事，而非仅仅追求表面的行为痕迹。他进一步阐述了良臣与忠臣的区别：良臣不仅能为自己赢得美名，还能让君主获得荣耀，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而忠臣往往因为过于刚直而导致自身遭祸，甚至使君主陷入困境，最终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名声。李世民被魏徵的话深深打动，再次赏赐给他五百匹绢，表达了对这位贤臣的高度认可和支持。 李世民曾对身边的大臣说：“我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商人，为了珍藏一颗宝珠，竟割开自己的肉将宝珠藏入体内。这样的事情真的存在吗？”大臣们回答：“确实有这样的事。”李世民接着感慨道：“人们都知道此人爱财如命，不惜以身试险。然而，官员因受贿而触法，帝王追求奢华导致国破家亡，这些行为与胡族商人的愚蠢又有何异？”魏徵随即引用孔子的故事回应道：“鲁哀公曾对孔子说，有人健忘到搬家时会忘记带妻子。孔子答道，还有更严重的，夏桀、商纣二王便是贪恋外物而忘记了自身的安危。”李世民深感赞同，强调他与大臣们应同心协力，相互辅助，避免成为后人耻笑的对象。 同年十月，发生了一件令李世民懊悔不已的事。瀛州刺史卢祖尚不愿前往交州任职，并多次推辞。这下激怒了李世民，他在盛怒之下下令处决了卢祖尚。事后，太宗皇帝意识到自己的决定过于草率。在一次讨论中，当被问及齐文宣帝为人如何时，魏徵讲述了齐文宣帝虽狷狂暴躁，但在面对青州长史魏恺拒绝赴任光州长史一事上，能够听从合理的意见，最终宽恕了魏恺。李世民听后反思道：“朕之前处理卢祖尚之事确实过于粗暴，不如齐文宣帝的宽容大度。”因此，李世民下令恢复了卢祖尚子孙的门荫，以此表达自己的悔意和改正的决心。 第47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3) 贞观三年（629年）二月，魏徵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兼秘书监，开始参与朝政决策。当时房玄龄和王珪负责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工作，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称考核过程存在不公之处。李世民命令潞国公侯君集重新审查此事。魏徵劝谏道：“房玄龄和王珪都是陛下信任的老臣，他们长期忠诚正直地为国效力。即使考核中出现个别失误，也绝非出于私心。如果现在因为质疑而重新审查，不仅损害了他们的信誉，也影响了陛下对大臣的信任。此外，权万纪在考核过程中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直到自己未获理想评价才发声，这显然是为了博取陛下的注意，而非真心为国考虑。”李世民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停止了进一步的调查。 另一次，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职，但他以曾在秦王府供职为由请求复职。李世民念旧情，打算重新启用庞相寿。魏徵劝阻道：“秦王府有许多旧僚现居要职，若因个人情感偏袒一人，恐让其他正直之士寒心。”李世民接受了魏徵的建议，仅赐帛给庞相寿作为抚慰。 到了贞观四年（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准备来京朝见，西域各国也想借此机会派遣使节进贡。李世民最初同意派厌怛纥干迎接这些使节。但魏徵警告说，国家刚刚经历战乱，百姓尚未完全恢复元气，若此时大规模接待外国使节，不仅劳民伤财，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混乱。他引用东汉光武帝的例子，指出当年光武帝拒绝西域设置都护的要求，正是为了避免消耗过多资源。李世民认为魏徵的观点非常有道理，立即派人追回已经出发的厌怛纥干，取消了这次接待计划。 长乐公主李丽质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女儿，深得父母宠爱。在准备她与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的婚事时，即贞观六年（632年，《旧唐书·魏徵传》记载为贞观五年），李世民表达了对长乐公主的特别钟爱，并有意给予比其姑姑永嘉长公主更为丰厚的嫁妆。众大臣附和皇帝的心意，请求加倍礼数，李世民欣然同意。然而，魏徵却提出反对意见，指出这样做会逾越礼制，破坏家族内部应有的秩序。李世民将此事告知了长孙皇后，皇后对魏徵能够“引礼义抑人主之情”表示赞赏，并派人赏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同时传达口讯： “听闻你正直，现在见识到了，希望你一直保持，不要改变。” 不久之后，魏徵被晋爵为郡公。 到了贞观七年（633年），魏徵接替王珪担任侍中，面对尚书省长期积压未决的诉讼案，尽管他不大熟悉法律，但凭借抓住根本原则和实际情况处理案件的能力，赢得了众人的信服。 贞观八年（634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批评朝政，触怒了李世民。魏徵则提醒皇帝古来谏言往往言辞激切，以打动君心，因此不应简单地将此视为诽谤。李世民接受了魏徵的观点，下令赏赐皇甫德参帛二十段，显示了他对直言进谏的接受和包容。 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636年）去世，李世民对她思念不已，在宫中建起层观眺望昭陵，甚至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李世民问魏徵是否看清了昭陵，魏徵巧妙回应，提醒皇帝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忽略了父亲高祖的陵寝献陵。李世民听后明白魏徵的用意，下令拆除了层观。 李世民还命令魏徵主编《周书》等五部史书，完成后魏徵获加授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并获得丰厚赏赐。贞观十一年（637年），当李世民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周而谴责他们时，魏徵借隋炀帝杨广之事提醒皇帝避免浪费。 到了贞观十二年（638年），针对三品以上官员遇亲王下车的问题，魏徵引用古代礼仪规范劝说皇帝维持正确礼节，最终李世民采纳了他的建议。同年，太子李承乾嫡子出生，李世民大肆庆祝并表彰房玄龄和魏徵的功绩，亲自解下佩刀赐予二人。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呈递《十渐不克终疏》，全面总结当时政事不如初期的情况。李世民接纳了他的建议，并承诺改正，同时赐予魏徵黄金十斤、马二匹，还将奏疏列为屏障，以便经常提醒自己。 随着太子李承乾的行为逐渐引起朝廷内外的关注，李世民决定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即便魏徵自称有病也坚持让他就任，以此稳定储位局势，体现了皇帝对他能力和品德的信任。 通过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魏徵不仅是直言进谏的大臣，更是一位深受信任、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他的忠诚和智慧不仅帮助李世民成为了一位明君，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这些事也展现了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朝廷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特别是魏徵作为谏臣的角色。魏徵不仅敢于直言劝谏，而且他的建议经常被李世民采纳，这体现了贞观之治时期较为开放的政治环境和皇帝对贤才的重视。此外，魏徵还参与编纂了多部史书，并在处理国家事务上展现了他卓越的能力。 通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出，魏徵不仅是李世民的重要顾问，更是他治理国家时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魏徵的忠言直谏帮助李世民避免了许多潜在的错误决策，确保了唐朝初期的稳定与发展。这段历史不仅彰显了君臣之间的默契合作，也体现了贞观年间开放包容的政治风气。 关于长乐公主的故事，也反映了当时唐朝宫廷内部对于礼仪制度的重视，以及君主个人情感与国家规范之间的平衡。同时，从长孙皇后对待魏徵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阶层对于忠言逆耳有着相当的理解和尊重。 最值得一提的是，魏徵被委以重任——出任太子太师一职，这一任命无疑更进一步彰显了他在朝廷中的崇高地位与巨大影响力。要知道，太子太师可是个极其重要且责任重大的职位。 然而，面对如此殊荣，魏徵却因自身疾病缠身而坚决推辞。不过更令人钦佩的是，英明的太宗皇帝并未因此改变主意。相反，他执意要让魏徵担当起这个职务，充分展现出了太宗皇帝对魏徵卓越才能的高度信任。同时也表明了李世民殷切期望能够借助魏徵无与伦比的威望，从而有效地稳定当前复杂多变的储位局势，并确保大唐江山得以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第48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4) 极尽哀荣 贞观十六年，魏徵的健康状况显着恶化，皇帝李世民对此深感忧虑，并亲自下诏慰问。诏书中说：“数日不见，朕已觉缺失良多。欲亲往探视，恐加重劳顿。若有任何需要，随时上书。” 尽管病痛缠身，魏徵仍然心系国事，再次进言，指出太宗皇帝在朝会上常常强调公正无私，然而实际行动中却未能完全做到言行一致。 在此期间，太宗李世民频繁派遣使者前往问候，还让一名中郎将驻守魏家，以便随时奏报魏徵的病情。为了表彰魏徵一生的清廉简朴，李世民决定将原本用于建造自己宫殿的材料转赠给了魏徵，用以修建正堂，并赠送了符合其简朴生活的白色褥子和布被，以此满足他崇尚简朴的心愿。 随着魏徵的病情日益严重，李世民不仅亲自前去探望，还携太子李承乾与嫡女衡山公主（即新城公主）一同前往，彰显了他对这位忠臣的敬重。面对即将离世的魏徵，李世民悲痛不已，一边抚摸着魏徵一边流泪，承诺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之子魏叔玉，并指着衡山公主对他说：“魏公，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媳！”但此刻的魏徵已经身体衰弱到无法起身谢皇帝的大恩了。 魏徵去世之后，李世民悲恸万分，宣布废朝五日以示哀悼，并下令内外百官及长安的朝集使共同参与丧礼。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并给予丰厚的陪葬品，允许其墓地位于昭陵旁。 然而，魏徵的妻子裴氏遵循他生前节俭的意愿，婉拒了大部分官方提供的奢华丧葬安排，选择了一辆简单的素车来运送灵柩，仅用白布、帷幕装饰，也没有使用过多的花纹、色彩和刍灵。李世民登上御苑西楼遥望送行，命令百官护送灵柩出城，并亲自撰写碑文，创作挽词十首纪念这位杰出的大臣。为了进一步表达他的怀念之情，李世民又赐予魏家九百户封地，以表彰魏徵的贡献。 身后余波 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李世民下令将左少监阎立本绘制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等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并将这些画像安置于凌烟阁，此即着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魏徵位列其中第四。面对魏徵的画像，李世民思绪万千，当场吟诵道：“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表达了他对魏徵深深的怀念与惋惜。 不久之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爆发，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被处决；中书侍郎杜正伦受牵连而被远贬。魏徵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这二人，称他们有宰相之才，但此时，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徵是否结党营私。加之魏徵曾写下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查看，李世民知晓此事后更加不满，因此手诏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并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 然而，在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自率军征讨高丽（即高句丽）。尽管取得了胜利，但他未能彻底征服高丽，心中满是遗憾和后悔。回师之后，他感慨地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不会让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于是，李世民召见魏徵的家人到行营，赏赐并慰劳裴氏，命令立刻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并重新树立起他的墓碑，以此表达对这位昔日贤臣的追思和敬意。 主要影响 魏徵经历了多次丧乱，仕途充满波折，丰富的阅历铸就了他卓越的治国才能。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以耿直不阿、坚韧不拔的态度面对一切事务，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徵向李世民当面提出的谏议多达五十次，呈交的奏疏有十一件，一生中谏诤的言辞总计超过了数十万字。无论是在谏议次数、言辞的激切程度还是态度的坚决性上，都远超其他大臣。总结魏徵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极言直谏，剖析得失：魏徵的谏诤范围广泛，朝廷军国大事中的失误是其上谏的重点内容。为了恢复隋末战乱后的社会秩序，他建议李世民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改变隋炀帝时期的奢靡风气，反对过度建设和频繁对外用兵；为确保社会稳定，他提倡废除隋朝的严刑峻法，代之以更加温和公正的法律体系；为了政治清明，他强调用人标准应兼顾德行和才能，对于贪污腐败的官员必须严厉惩处。 2. 在刑赏问题上的见解：在魏徵看来，刑罚和奖赏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善行和惩罚恶行，在法律面前，“贵贱亲疏”应当一视同仁，确保公平正义得以实现。 3. 对君主思想作风的规劝：魏徵提醒李世民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即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避免被少数权臣蒙蔽，从而阻碍下情上达。他还告诫李世民以隋朝灭亡为鉴，吸取历史教训，保持警醒，防止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侵蚀国家根基。 魏徵的这些谏言不仅体现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同时也展现了他对政治治理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他的智慧和勇气，使得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偃革兴文，与民休息 魏徵鉴于隋末社会动荡、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严峻现实，力劝唐太宗李世民偃武修文，推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这体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即通过温和的方式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曾与群臣讨论如何教化百姓。他认为经历大乱之后，恐怕难以对百姓进行有效的教化。然而，魏徵持有不同的观点： “久安之民容易骄纵，骄纵则难以教化；但经历过混乱的百姓因愁苦反而更易接受教化。” 他以“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来比喻这一点，并反驳了大臣封德彝关于人性逐渐变坏，因此秦朝依赖法律、汉朝杂用霸道的观点，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后都能实现太平盛世，正是在大乱之后承平天下的例子。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认为古人淳朴而今人浇薄，那么到了今天人们岂不是都变成了鬼魅？君主又怎能治理这样的国家？李世民采纳了魏徵等贤臣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这对后来的贞观之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49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5) 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强调在经历了大乱之后，应该以安静为根本，给百姓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便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力强盛，但由于频繁发动战争和不断征发徭役，最终导致了虽富强却走向衰败的命运。原因在于其政策过于“动”，即过度干预。相反，在大乱之后，民心渴望安定，此时若能保持静态，则社会会趋于稳定；反之，若继续扰动，则可能导致新的混乱。这道理并不深奥难懂，而是显而易见。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多次劝谏太宗停止不必要的军事行动，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例如，贞观二年（628年），当高昌王麴文泰准备入朝，西域诸国也计划派遣使者贡献时，魏徵上谏指出此举将使沿途州县不堪重负。李世民听取了他的意见，立即下令召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同样，在贞观六年（632年），面对文武百官请求东封泰山的提议，魏徵考虑到隋末战乱刚过，户口尚未恢复，仓库空虚，车驾东巡将耗费巨大，最终说服李世民放弃了这一计划。 魏徵深知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提醒李世民以隋炀帝为例，“亡隋为鉴”，警惕这种行为可能引发的危机。随着李世民在位时间的增长，有时他会忘记早期的节俭作风。如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东巡洛阳期间，因为不满地方官吏的供奉，严厉责备了他们。 魏徵察觉到这是奢侈风气渐起的危险信号，立刻引用隋朝因苛求贡品而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劝说李世民应当在这个时候更加谨慎自律，而不是后悔自己不够奢华。随后，魏徵再次上疏强调，“愿当今之动静，皆以隋为鉴”，以此警醒李世民，帮助他认识到存亡治乱的道理。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理念不仅符合当时唐初的国情民意，而且对于医治隋末战乱留下的创伤、促进社会经济复苏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李世民对此深有感触，曾对宰相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收到不少奏章，有的主张皇帝必须独掌威权，不能委任臣下；有的希望耀兵振武，威慑四夷。唯有魏徵建议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认为只要中国安宁，远方的人自然会归顺。朕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天下安宁，远方的君长纷纷前来朝贡，九夷之地的使节络绎不绝。这一切成就，都是魏徵智慧的体现。” 兼听广纳，君臣共理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向谏议大夫魏徵询问明君与暗君的区别。魏徵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明君之所以明智，在于能够广泛听取不同的声音；而暗君之所以昏庸，则是因为偏听偏信。他引用了历史上的贤君如唐尧、虞舜的例子，他们广开言路，使得四方的信息得以畅通，因此不会被蒙蔽和误导。相反，秦二世、梁武帝和隋炀帝等因偏听而失去天下，却浑然不觉。 魏徵认为，帝王若能兼听纳下，则有权势的大臣无法阻断信息的流通，民意也能够直达天听。这样不仅有助于克服帝王可能存在的主观片面性，而且对于防止其独断专行，减少一些决策上的失误至关重要。由于帝王大都深居宫中，难以全面的了解社会现实，只有通过广泛听取意见，才能确保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在魏徵看来，兼听纳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改进君主的思想作风，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臣下智慧和能力的尊重，以及君臣共同治理国家的精神。魏徵还强调，君臣如同一体，彼此信任，协同合作，这样才能达到治国的理想状态。如果君主忽视臣下的建议，只凭着个人的意志行事，那么很难实现良好的治理。 魏徵还指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君主应当以诚信待人，信任臣下，否则上下之间将会产生猜忌，这样对理想的治国境界是极为不利的。基于此，李世民在实践中积极采纳了魏徵的观点，从而促进了君臣间的和谐合作，鼓励臣下大胆进谏，纠正施政中的错误，最终形成了贞观年间谏诤之风盛行的开明政治局面。这种做法大大改善了君臣关系，使朝廷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知人善任，惩恶劝善 魏徵在其谏言中引用了管仲对齐桓公的回答，指出了妨碍霸业的五大用人问题：无法识别人才、识别后不能任用、任用后不能赋予重任、信任不足、以及任用后又让小人干预。这五点——识人、任用、赋权、信任和不使小人参之——构成了魏徵吏治思想的核心。 魏徵强调，君主能够识别人才是合理任用忠良与贤能之士的前提条件，这对于实现“无为而治”和天下大治至关重要。在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向李世民解释说，知人善任自古以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通过考核官员的表现来确定其优劣。他主张，在选拔官员时，必须仔细考察候选人的行为，一旦确认其德才兼备，便应大胆任用。魏徵还提出了一种灵活的用人策略，即根据不同情况调整用人标准。在国家未安定之时，可能更注重才能而非品德；而在太平盛世，则要求官员既要有能力又要品行端正。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实际情况变化的深刻理解。魏徵认为，扬长避短是用人之道的关键。他建议根据个人的能力和特长进行任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而不是苛求完美。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应该被给予发挥其优势的机会，而不应因某些不足之处就被否定。 此外，魏徵坚持赏罚分明的原则，反对徇私枉法。他认为公正无私地处理奖惩事务，可以确保正直与邪恶的行为都得到正确的评价。例如，在庞相寿贪污案中，魏徵成功劝阻了李世民基于私人感情而赦免罪行的做法，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最后，魏徵对于宦官的使用持谨慎态度，警告李世民要注意这些近侍的潜在危害。他在贞观十四年（640年）提醒太宗，虽然现在朝廷清明，但为了长远考虑，应当杜绝重用宦官，以防后患。魏徵的远见卓识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并成为了唐朝初期用人制度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第50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6)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 魏徵在与李世民探讨创业和守业的难度时，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帝王的兴起往往伴随着时代的衰败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当权者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从而顺利地建立新的政权，这似乎使创业的过程显得不是那么艰难。然而，他更深入地分析了守业的挑战： “但是一旦取得成功后，君主容易变得志得意满，奢侈无度，导致百姓渴望安宁却徭役不断，社会凋敝而奢华之风不止，国家的衰退往往由此开始。” 因此，魏徵总结道，维持和发展一个已有的帝国反而更加困难。为了确保帝业可以长久稳定，魏徵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在贞观五年（631年），面对国内平静、四夷臣服的局面，李世民表达了自己依然每日谨慎行事，唯恐不能善终的态度。对此，魏徵回应说： “对于内外皆安的现状，臣并不感到特别高兴；真正令人欣慰的是陛下能够在安定之时思考可能存在的危险。” 魏徵深知历史教训，也目睹了许多帝王因居安忘危、骄奢淫逸而导致天下大乱的事例。因此，在贞观六年（632年）的一次对话中，他建议李世民应该借鉴古代帝王兴衰的经验，认为当今陛下拥有四海，境内和平，若能持续关注治理之道，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国家的命运将会长久稳固。魏徵常常以隋朝灭亡作为警示，来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 到了贞观十一年（637年），他连续上书，重申“以隋为鉴”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隋朝曾经统一全国，兵力强盛，威震四方，却突然土崩瓦解，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在安全时不考虑危险，在治平时不想到动乱，在存在时不忧虑灭亡。因此，魏徵告诫李世民应当以亡国的历史作为镜子，从中学习如何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要做到警钟长鸣，时刻警惕。他希望太宗皇帝能在行动决策中思考隋朝的教训，如此一来，就能更好地理解存亡治乱的道理：思考为何会有危险，则可获得安全；思考为何会有混乱，则可达到治理；思考为何会灭亡，则能找到生存之道。通过这种方式，魏徵希望李世民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确保唐朝的繁荣稳定。 《诗经》中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历史的铁律。魏徵深谙此理，他在奏疏中指出古代帝王无不因深切忧虑而使治道显着，但一旦功成名就后，德行便逐渐衰退。他解释说，在面对深切的忧虑时，君主必定会竭诚对待臣民；然而一旦志得意满，便会放纵情欲，傲视万物。因此，他特别提醒李世民， “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民众如同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种对最终结果持谨慎态度的思想，是确保帝业长盛不衰的关键。从善始慎终的政治理念出发，魏徵密切关注着李世民在政治上的变化，并及时给予警示。贞观六年（632年），当讨论到国家安危的根本和最近政事状况时，魏徵认为与贞观之初相比，政事有所下滑。他指出，“陛下当初立志节俭，求谏若渴，但近年来营建之事增多，谏议之人常触怒圣颜，这正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李世民听后表示认同，欣然接受了批评。 随着时间推移，魏徵不断劝诫李世民保持即位初期那般孜孜以求治理的心态。到了贞观十一年（637年）五月，魏徵再次上疏，表达了对太宗意志力不如往昔、改正错误的能力也有所减弱的担忧。他还提到太宗在责罚方面更加频繁，威严和愤怒也显得更为严厉。魏徵强调，过去太宗因担心国家未完全治理好，所以每天都在提升道德和正义；现在因为觉得国家已经安定，反而在这方面有所松懈。他列举了多个太宗勉强接受谏议的例子，表明这种做法与早期那种开放接纳意见的态度大相径庭。李世民对此反应积极，认可了魏徵的观点。 至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利用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员提交封事的机会，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呈上了着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在这篇疏文中，魏徵列举了包括搜求珍稀玩物、过度满足私欲增加百姓负担、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崇尚奢华、频繁游猎、无故兴兵、使人民不堪重负等在内的“十渐”现象，深刻批判了太宗的自满情绪，并再次强调了慎终如始的重要性。太宗看完魏徵的奏疏后，不仅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还将奏疏制成屏障，以便早晚都能看到，同时命令记录下来交给史官，希望万世之后的人们也能了解君臣之间应有的道义。 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再度向李世民进言，他指出：“臣观察历代帝王，在拨乱反正、创立基业之时，无不保持警惕和谨慎，采纳普通百姓的意见，听从忠正直言的谏议。然而，一旦天下安定下来，他们往往就放纵自己的欲望，沉溺于阿谀奉承之中，不喜欢听到正确的劝谏。”以此来告诫李世民，即便是国家已经稳定，也要始终保持警醒，不忘初心，善始善终。 魏徵庆幸遇到了能够理解并接纳自己意见的明君——李世民，因此他尽心竭力地辅佐太宗治理国家，成为了李世民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无论是在提出建议还是处理政务上，魏徵都致力于纠正朝廷中的错误，匡扶正义，最终帮助李世民成就了历史上着名的“贞观之治”。这段时期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一个典范时代，而魏徵的直言敢谏和李世民的纳谏如流，则是这一辉煌成就的重要保障之一。 第51章 第犯颜直谏的巍徵(7) 学术成就 魏徵在贞观年间为唐朝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在史书编纂方面。自贞观三年（629年）起，他奉命总撰唐初八史中的五部——《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和《隋书》，其中《隋书》由他主修，并亲自撰写了序论和《经籍志》。魏徵的修史工作不仅力求“直笔”，即保持历史记录的真实性，而且对各史进行了大量的编辑和改进，以确保其内容简明而准确。最终，在贞观十年（636年），这几部史书得以完成，并获得了“时称良史”的美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隋书》中的《经籍志》是魏徵亲撰，它正式采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并首次将史部作为一个大类独立出来，这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提升了史书的地位。除了修史，魏徵还致力于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鉴于隋末图籍散失严重，魏徵奏请校订四部书，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通过设置专门的人员进行校对和抄写，几年后秘阁的图书收藏变得完备，这对于书籍和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另外，魏徵根据李世民的要求，整理历代君王治国方略资料，从五帝到晋代的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书中提炼精华，于贞观五年（631年）完成了《群书治要》五十卷。这部书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评价，并被赐予诸王，以便他们从中学习治国之道。由于魏徵编撰此书时参考了许多现已失传的古籍，《群书治要》成为了解这些散佚文献的重要窗口。 在礼仪制度方面，魏徵与长孙无忌等人一起撰成了《大唐仪礼》一百三十篇，进一步规范了唐朝的礼仪，促成了“贞观礼”的形成。他还编成了《类礼》二十卷，重新整理了《礼记》的内容，使之更加条理清晰，受到李世民的高度赞扬。 此外，魏徵还有其他着作如《谏事》五卷、《祥瑞录》十卷、《烈女传略》七卷、《时务策》五卷等，以及与高士廉等共同撰成的《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尽管部分作品已经失传，但魏徵留下的丰富着作为研究唐代历史和政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的学术成就和他的直言敢谏一样，都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文学创作 魏徵作为唐朝初期的一位重要谏臣，其文学创作紧密围绕政治主题展开。尽管他的文学作品传世数量有限，《全唐诗》和《全唐文》中收录的他的作品却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素养，并且多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全唐诗》中，魏徵有34首诗歌被收录，其中大部分是祭祀乐歌，共30首。根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在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奉诏与褚亮、虞世南等人共同为宫廷仪式创作了这些乐章。这些乐歌主要用于朝廷的重要祭祀活动，它们以素雅庄重的语言表达对神灵的敬意，营造出庄严的氛围。例如，《舒和》为七言四句，《大明之舞》则为四言二十四句，其余大多为四言八句，这些乐歌不仅体现了魏徵的文学才华，也成为了研究唐代祭祀礼仪的重要资料。 魏徵的文风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浮华风格，而更强调实质内容。例如，《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一诗描绘了贞观时期朝廷和社会的繁荣景象，反映了新王朝的活力与生机，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和愿意为国效力的决心。又如《述怀》这首诗，回顾了自己从侍奉李密到加入李唐的经历，表达了对李渊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魏徵的作品通常都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志向或叙述个人经历，而不是无病呻吟。 总的来说，魏徵提倡“文质并举”，即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反对过于追求辞藻华丽但缺乏深度的文风。这种态度对于矫正初唐时期专尚骈俪（即对偶工整、辞藻华丽的文章）的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了一种良好的示范。魏徵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倡导朴实文风、回归文章本质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为后来的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评价 魏徵作为唐朝初期的关键人物，其忠诚、直言不讳的谏诤精神以及卓越的政治智慧赢得了当时及后世的高度评价。李世民多次公开赞赏魏徵，认为他不仅在贞观之前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贞观之后更是尽心竭力，以忠正之言匡扶自己的过失，使国家安定繁荣，边境安宁，年丰时和。李世民将魏徵视为自己的一面明镜，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自身的优点与不足，并因魏徵的逝世而痛失了一位能够指出自己错误的重要辅佐。 除了唐太宗李世民之外，其他历史人物也对魏徵给予了高度评价： - 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的王珪称赞魏徵总是怀着谏诤之心，耻于君主不及尧舜，臣子不如魏徵，表达了对魏徵高远志向和不懈努力的认可。 - 长孙皇后赞扬魏徵能用正义约束帝王的情感，称他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同时鼓励魏徵保持这份赤诚之心。 - 隋唐时期文学家褚亮评价魏徵是圣主贤臣，能在众多官员中脱颖而出，得到重用，展现出非凡的忠诚和服务能力。 - 陈子昂提到唐太宗之所以德行高于三王五帝，正是因为能容纳魏徵这样的直谏之士，开启了直言之路，广开纳谏之门。 - 元稹强调了魏徵谏诤的重要性，指出即使是最明智的君主也需要像魏徵这样智勇双全的大臣来辅助决策。 - 五代史学家刘昫、赵莹等认为魏徵的智慧并不亚于古代圣贤，他的贡献在于遇到了合适的时机和明君，得以施展才华，保护百姓。他们还特别提到了魏徵谏议的深度和广度，认为其言论可以作为万代王者的法则。 - 宋祁、欧阳修感叹君臣之间的默契不易得，即便如魏徵这般忠诚且睿智的大臣，也难以避免受到猜忌和诽谤，但魏徵的正直和勇气仍然被广泛赞誉。 - 韩琦高度赞扬了魏徵的谏诤精神及其对于仁义之道的坚持，视魏徵为理想的臣子典范。 -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玄烨（康熙）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魏徵作为大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调了明法度、训国人的重要性，同时也认可了魏徵在历史上留下的良好声誉。 综上所述，魏徵以其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对国家的深刻理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其事迹和思想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 第52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8) 魏徵在中国历史上以直言不讳的谏臣形象着称，他的许多轶事典故不仅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也揭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和个性特点。以下是几个流传广泛的关于魏徵的轶事： 不避故主 魏徵最初是为太子李建成效力，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权力斗争中，魏徵站在了李建成一边，为其出谋划策。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即位后，追赠李建成、李元吉王爵及谥号，并重新安葬了二人。在下葬之日，魏徵和王珪作为李建成东宫旧僚，没有选择躲避，而是主动请求陪同送灵车至下葬地。这一举动显示了魏徵对旧主的忠诚，同时也赢得了李世民的理解和尊重，命令所有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属一同参加送葬仪式。 态度妩媚 尽管有人认为魏徵为人疏慢，但李世民却有不同的看法。据记载，李世民曾评价魏徵的态度“只觉得是妩媚”，这表明即使魏徵在朝堂上表现得严肃认真，但在李世民眼中，他的举止却是温和而有吸引力的。这种评价反映了李世民对魏徵个人品质的认可，以及两人之间超越常规君臣关系的信任和默契。 亡失一镜 魏徵去世后，李世民感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这段话深刻表达了李世民对于失去魏徵这样一位能够直言进谏的大臣的惋惜之情。魏徵离开后，李世民还派人前往其家中取回了一封未完成的遗表，上面简短地提到了任用善人的重要性，并提醒李世民要警惕个人情感影响判断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嗜吃醋芹 魏徵虽然在朝堂上以严肃的形象示人，但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喜好。根据《龙城录》的记载，魏徵特别喜欢吃一种名为“醋芹”的食物。有一次，李世民故意在宴会上准备了三杯醋芹来试探魏徵，结果发现魏徵对此美食情有独钟，很快就将它们吃完。面对皇帝的玩笑，魏徵巧妙回应说：“臣执作从事，就好这一口罢了。”这句话既体现了魏徵幽默风趣的一面，也让李世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事后，李世民对魏徵的真诚感到敬佩，长时间的思考着这次交流的意义。 这些故事生动地描绘了魏徵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不仅展示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卓越贡献，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魏徵。通过这些轶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魏徵的性格特征及其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的特殊关系。 主要作品 魏徵作为唐朝初期的重要政治家和文学家，其作品对于后世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虽然他个人的文集《魏徵集》二十卷在历史流传中已经散佚，但通过后人的整理与辑录，我们仍然能够窥见魏徵的部分文学创作和思想精华。 1. 《魏郑公集》 - 清光绪年间，王浩辑录了《魏郑公集》四卷，其中收录了魏徵的文章二十四篇、诗歌三十五首，并被编入《畿辅丛书》。这部辑录为研究魏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群书治要》 - 魏徵奉命主持编撰的《群书治要》五十卷是一部重要的文献汇编，它撷取了从五帝到晋代的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书中关于治国理政的精华，旨在为李世民提供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参考。此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保存古代文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隋书》序论及其他史书总论 - 在编纂唐初八史的过程中，魏徵负责主修《隋书》，并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论以及《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这些序论和总论体现了魏徵对历史事件深刻的见解和严谨的态度，特别是他对《隋书》的贡献，包括着名的《经籍志》，极大地提升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4. 自撰作品 - 魏徵还撰写了一些其他着作，如《诸王善恶录》，记录了诸王的行为事迹，用以警示后人；此外，有关魏徵言论的记载也散见于《魏郑公谏录》《贞观政要》等书籍之中，这些都是了解魏徵思想及其谏诤活动的重要来源。 5. 诗文收录 - 除了上述专门着述外，《全唐文》和《全唐诗》也分别收录了魏徵的文章和诗歌，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他的诗歌多为祭祀乐歌，语言庄重典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礼仪制度。 尽管魏徵的原作大多已失传，但他留下的作品以及后人对其言行的记录，都为我们理解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魏徵的作品不仅是唐代文化的宝贵遗产，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启示。 籍贯争议 关于魏徵的籍贯问题，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但综合各种文献和碑记资料来看，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魏徵原籍为“巨鹿郡下曲阳县”。以下是几种主要的说法及其来源。 1. 巨鹿曲阳（或下曲阳）说： - 据唐玄宗时期的《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记载，魏氏家族为“巨鹿曲阳人”。 - 《邙洛碑志三百种》中《魏华墓志》提到魏徵之孙魏华为“巨鹿下曲阳人”。 - 唐初杜淹在《文中子世家》中提及王通的门人中有“巨鹿魏徵”。 - 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编撰的《北史》记载魏徵的从兄魏收为“钜鹿下曲阳人也”。 - 唐宪宗时的《元和郡县图志》、唐末的《魏公先庙碑》以及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五·河北道四·相州安阳县》均记载魏氏为“巨鹿曲阳”。 2. 内黄说： - 《贞观政要》提到：“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这表明魏徵家族后来迁移到了相州的内黄。 3. 魏州曲城说： - 五代时期修成的《旧唐书·卷七十一》载：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也。 - 北宋中期的《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则称魏徵为“魏州曲城人”。 4. 其他说法： - 《浙江魏氏分徙录》中提到魏徵由曲阳迁至彰德府之安阳县。 - 《晋州重修儒学明伦堂碑记》提到魏徵为“赵魏人”。 尽管有不同记载，但大多数史料都倾向于认为魏徵祖籍为“巨鹿郡下曲阳县”。《辞海》修订本也综合诸说，指出魏徵为“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祖籍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一说馆陶（今属河北）人”。现代学者赵才萱在其着作《大唐名相魏徵传》中同样支持这一观点。因此，根据现有资料，可以得出结论：魏徵的祖籍应为巨鹿郡下曲阳县，而他本人可能在晚年或其家族曾在相州之内黄居住过一段时间。这种解释既符合多数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解决了部分记载之间的差异。 艺术形象 魏徵在历史上的形象是一位直言不讳、忠诚正直的谏臣，而在后世的文化传承中，他的形象逐渐被神化和艺术化，成为了美好官德与崇高人品的象征。尤其是在民间传说、话本、戏曲以及小说等文学作品中，魏徵的形象更加丰富多彩，甚至带有了超自然的色彩。 1. 神化形象 - 在一些传说中，魏徵不仅在人间担任名相，在地府和天堂也被视为良佐。有的故事将他描绘成半人半神的存在，赋予了他跨越阴阳两界的特殊能力。 2. 《西游记》中的魏徵 - 在明代吴承恩所着的小说《西游记》里，魏徵的故事得到了完整的叙述，特别是“梦斩泾河龙”的情节。根据小说里描述，魏徵作为唐朝丞相，同时兼任地府曹官，负责监斩触犯天条的泾河老龙王。老龙请求唐太宗李世民求情，但最终因魏徵午时三刻梦中灵魂出窍而被斩。这一事件导致老龙阴魂不散，不断惊扰唐王，迫使魏徵采取措施保护李世民，包括派遣秦琼、尉迟恭守卫宫门，并最终亲自持剑守护后门。为了减轻两位将军的辛苦，唐王命画师绘制他们的画像贴于门前，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门神文化。此外，《西游记》中还描写了魏徵大胆营救被押至地府受审的唐王，展现了其智勇双全、忠心耿耿的一面。 3. 门神文化 - 由于《西游记》中关于魏徵保护唐王的情节广为流传，秦琼、尉迟恭与魏徵便成为了民间信仰中的门神。人们会在春节期间或需要避邪镇宅时，在家门口张贴这三位英雄的画像，以祈求平安吉祥。这种习俗不仅体现了人们对魏徵及其同僚英勇事迹的认可，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正义力量的崇敬和向往。 4. 其他传说 - 除了《西游记》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传说围绕着魏徵展开。例如，“香石伴随下界”讲述了魏徵如何通过特殊的石头与神仙沟通；“雷劈赃官”则表现了他对腐败官员毫不留情的态度。这些故事虽然未必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却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理想化的魏徵——一个既能在现实中为民请命，又能在神话世界里伸张正义的人物。 总的看来，魏徵的艺术形象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人物范畴，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忠诚、智慧和勇气。无论是作为历史上真实的谏臣，还是文学作品中被神化的英雄，魏徵都以他的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发展。 第53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1) 姚崇（650年－721年9月28日），本名元崇，字元之，是唐朝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作为嶲州都督姚懿之子，他成长为一位着名的政治家和名相，在武则天、唐睿宗和唐玄宗三朝担任过宰相。姚崇初以挽郎入仕，因他在契丹侵扰河北时处理军务条理分明而获武则天赏识，逐步升迁至兵部尚书，并名列宰相。神龙元年（705年），他协助张柬之发动神龙革命，迫使武则天还位于唐中宗，因此受封梁县侯。在唐睿宗与唐玄宗时期，姚崇继续推行社会改革，提出了《十事要说》，致力于革除弊政、整顿吏治、抑制权贵和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姚崇还撰写了大量表奏文章及《遗令戒子孙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警告时人注意言辞并诫勉子孙简办丧事，避免家族因为争产而分裂。姚崇于开元九年离开，享年七十二岁，走后被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其一生对唐朝的繁荣发展贡献卓着。 早期经历 姚崇祖籍在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出身于江南的世家大族吴兴姚氏。由于家族先辈因官职原因向北迁移，姚崇一家最终定居于陕州硖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年轻时的姚崇性格洒脱，重视气节，不仅勤练武艺，还喜好打猎，但二十岁之后他转变了态度，发奋读书，并以孝敬皇帝（李弘）挽郎的身份进入仕途。姚崇通过考中下笔成章举，展示了其卓越的文字才能，随后被授予濮州司仓参军一职，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随着经验的积累，以及出色的能力，姚崇逐步晋升，直至担任夏官郎中，这个职位属于兵部，负责军事相关事务。姚崇在这一职位上展现出了优秀的组织与管理才能，尤其是在处理契丹侵扰河北期间的复杂军务时，因其高效有序的工作方式而获得赏识，为他日后成为唐朝的重要政治家打下了基础。 武周宰相 姚崇在武则天时期的仕途展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原则性。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与孙万荣发动了营州之乱，攻陷河北数州，造成严重的军事危机。在这个动荡时期，姚崇发挥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冷静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使得军机事务虽然繁忙却依然井然有序，因此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并被擢升为夏官侍郎（兵部侍郎）。随着他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圣历元年（698年），姚崇升任了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之一，后来又改任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并兼任相王府长史。 长安四年（704年），考虑到自己母亲年迈需要照顾，姚崇请求辞去官职。武则天虽然免去了他的宰相职务，但仍保留了相王府长史一职，以便他能有更多时间奉养老母。不久之后，武则天再次任命姚崇兼任夏官尚书（兵部尚书）和平章事（宰相），但姚崇出于对相王（即后来的唐睿宗）利益的考虑，拒绝了这一任命，认为自己作为相王府属官不应执掌兵权。武则天接受了他的理由，改任他为春官尚书（礼部尚书）。 到了武则天晚年，男宠张易之试图将长安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往定州充实自己的私置寺院，这引起了僧人的不满并上诉。面对张易之的干涉，姚崇坚持公正处理此事，拒绝了张易之的要求，最终停止了僧人的调动。此举虽然得罪了张易之，导致被贬为司仆寺卿（负责车马等事物的官员），但姚崇仍然保留了宰相头衔。九月，姚崇被派遣到了灵武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并在这个期间举荐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宰相，显示了他对人才的识别和推荐能力。姚崇的行为体现了他不仅是一位有能力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在权力面前能够坚持正义，不畏强权。这些行动也为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朝野互任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发动了着名的神龙政变，成功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拥立唐中宗李显复辟唐朝。姚崇恰逢此时回到京城，得以参与了这次政变的密谋，并因功被赐爵梁县侯，实封二百户。然而，不久之后，姚崇即被外放为亳州刺史，随后在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担任刺史。 到了景云元年（710年），随着唐睿宗李旦的继位，姚崇被召回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后升任中书令。姚崇与宋璟协力合作，致力于革除唐中宗时期遗留下来的弊政，他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任用忠良、贬黜奸佞、赏罚分明以及杜绝请托等，这些举措使得国家法度重新得到整饬，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国家再现了贞观、永徽时期的治世风貌。 然而，在唐睿宗复位后，太平公主开始干预起了朝政，诸王手中都握有兵权，这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为了稳定局势，景云二年（711年），姚崇与宋璟秘密上奏唐睿宗，建议将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外放为地方刺史，同时调整岐王李隆范和薛王李业的职位，由羽林将军改为东宫属官，并提议让太平公主迁居东都洛阳。这个建议激怒了太平公主，她指责李隆基，导致李隆基被迫向皇帝上奏称姚崇离间宗室关系。结果，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后来又先后担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等职。 尽管屡次遭遇政治上的挫折，但姚崇在其任职的地方依然保持简肃的政法作风，吏治清明，因此得到了当地百姓的高度赞扬，并为其立碑颂扬。姚崇的一生体现了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对正义的坚持，即便是在逆境中也未改变其治理国家和服务人民的决心。 第54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2) 辅政开元 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成功除掉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巩固了皇权。随后，他前往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检阅军队。当时，姚崇正在担任同州刺史，由于同州距离新丰不到三百里，按朝廷规定应到行在见驾，而唐玄宗也秘密召见姚崇前来。 姚崇到达后，与唐玄宗深入讨论国家大事，两人侃侃而谈，话题广泛且深入，不知疲倦。唐玄宗对姚崇的见解非常满意，有意任命他为宰相。面对这一机会，姚崇提出了十条政治主张，涵盖了广泛的改革措施，旨在革除积弊、振兴国家。这十条主张包括但不限于整饬制度、罢免冗余职位、合理选用官吏、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唐玄宗欣然接受了姚崇的所有建议。 次日，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封为梁国公，不久又升任紫微令（即中书令）。作为宰相，姚崇积极推行新政，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致力于清除旧有的弊端，建立新的秩序。他注重整顿吏治，精简机构，淘汰不称职的官员，同时提拔有才德之人。他还特别强调发展生产，采取措施鼓励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些努力为“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姚崇的改革措施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行政效率，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唐朝在开元年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这些贡献对于唐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灭蝗救灾 开元四年（713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蝗灾应对事件，显示了姚崇作为宰相的果断与远见。当时山东地区遭受严重蝗灾，百姓因迷信而只知设祭膜拜，不敢消灭蝗虫，导致庄稼被大量啃食。面对这一危机，姚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 1.排除异议亲自督导灭蝗 姚崇上奏唐玄宗，引用《诗经》和汉光武帝的诏书，强调灭除蝗虫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灭蝗方法。他指出，蝗虫怕人且容易驱赶，建议农民们积极保护自己的田地，通过夜间焚火、旁挖坑的方式边烧边埋，以彻底消灭蝗虫。为了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姚崇还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前往各地监督灭蝗工作。 然而，姚崇的提议在朝廷内外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官员认为不应消灭蝗虫，担心这会触怒天意或违背自然规律。唐玄宗对此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面对质疑声浪，姚崇坚定地回应道：“事物的发展常有违反经典而切合潮流的，也有违反潮流而合乎权宜的。”他提醒大家古时因未能及时消灭蝗虫而导致饥荒甚至人相食的历史教训，强调即使不能完全消灭蝗虫，也比留下它们造成更大灾难要好得多。 2.敢于承担后果 黄门监卢怀慎表达了对大规模消灭昆虫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的担忧，认为这是天谴的表现，而非人力所能控制。对此，姚崇则用历史故事论证，如楚惠王吞蛭治病、孙叔敖斩蛇得福，以此说明正确的行动可以带来正面的结果。他更进一步承诺，如果因为灭蝗而招致天谴，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绝不推诿责任给他人。 3.科学组织灭蝗 一些地方官员，如汴州刺史倪若水，起初拒绝配合捕蝗行动，认为只有通过修养德行才能消除天灾，并引用前赵刘聪除蝗失败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针对这些反对意见，姚崇写信反驳说，刘聪是一个篡位者，其德行不足以战胜灾害；而当今的皇帝圣明，应当相信正义能够克服困难。他还提到古代良守的故事，指出良好的治理可以防止蝗虫入境。最终，倪若水被说服，开始配合消灭蝗虫的工作。 在姚崇的坚持和努力下，虽然连年都有蝗灾发生，但并没有造成大面积的饥荒。这次成功的蝗灾应对不仅减少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而且树立了一个依靠科学手段解决问题的典范。姚崇的做法体现了他在紧急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以及他对国家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姚崇的行动为“开元盛世”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成为了后世处理类似问题的重要参考案例。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开元四年”应是公元716年，而不是713年，后者是先天政变发生的年份。 晚年荣宠 姚崇在晚年依然深受唐玄宗的倚重，即便在他因疟疾卧床不起期间，皇帝也对他关怀备至。由于姚崇在京师没有自己的住宅，寓居于罔极寺中，患病后唐玄宗每日派遣使者数十次前去探望，并且每遇军国大事都征求他的意见。为了方便姚崇参与政务，唐玄宗采纳了黄门监源乾曜的建议，命令姚崇搬入四方馆居住，并允许家属侍奉其病榻之前。面对这一安排，姚崇认为四方馆是存放官署文书的地方，不适合病人居住，因而极力推辞。但唐玄宗回应道： “设置四方馆就是为了服务官员，朕安排您住进来，是为了国家考虑。如果可以，朕恨不得让您住进宫里，您不要推辞！” 尽管姚崇是一代贤相，但在家庭教育方面却有不足之处。他的儿子姚彝、姚异广交宾客，招权纳贿的行为受到了舆论的批评。此外，中书主书赵诲因接受胡人贿赂而被揭露，虽经姚崇极力营救，但唐玄宗对此非常不满，在赦免京城罪囚时特地注明将赵诲流放岭南。这使得姚崇感到忧惧不安，数次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继任。最终，在开元四年（716年）十月，姚崇被罢免了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即使如此，唐玄宗对姚崇仍然极为尊重，让他五日上朝一次，遇到重大政事也专门征询他的意见。 到了开元八年（720年），唐玄宗封姚崇为太子少保，但姚崇因病未能接受这一职位。开元九年九月初三日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他去世后，被追赠为扬州大都督，谥号“文贞”或“文献”，显示了朝廷对其一生贡献的高度评价。 即便在姚崇去世多年之后的开元十七年，唐玄宗再次追赠姚崇为太子太保，以表彰他对唐朝的卓越贡献。姚崇的一生不仅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改革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在个人生活中的某些遗憾，如子女教育问题，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代名相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光辉形象。 第55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3) 政治方面的主要成就 1.上书言事 姚崇提出的十条意见，实际上是为唐玄宗提供了一份治国的蓝图，旨在纠正武则天以来的一些政治问题，并预防历史上类似王莽篡汉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些建议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以及姚崇对于有效治理的看法。唐玄宗接受并实施了这些改革措施，从而开启了唐朝历史上的“开元盛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 （1）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 （2）青海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否不再贪图边功； （3）能否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 （4）能否不让宦官参政； （5）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 （6）能否不任命亲属出任公职； （7）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 （8）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 （9）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 （10）能否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而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姚崇的十条意见，区区二百余言，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 通过采纳姚崇的意见，唐玄宗展现了他的开明态度和改革决心，这也标志着唐朝开始走向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这些改革不仅促进了唐朝初期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整顿吏治 姚崇在唐玄宗朝担任宰相期间，以其强硬的政治手腕和对权力的精明操作而着称。在处理与功臣和其他政治人物的关系时展现了一些政治策略。 张说事件：张说曾经因为旧怨唆使赵彦昭弹劾姚崇，这使得两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当姚崇拜相后，张说感到不安，并试图通过岐王来寻求庇护。姚崇利用这一点，在退朝时故意落在后面，并向唐玄宗表达了对于岐王和张说之间关系的担忧。唐玄宗因此将张说贬到相州。这一举动既清除了政敌，又显示了姚崇对于皇室忠诚的态度，巩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 魏知古事件：魏知古早年受到姚崇的帮助，但在并列相位后表现出了对姚崇的轻慢。姚崇安排魏知古前往洛阳主持选官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排挤行为。之后，由于姚崇之子请托魏知古的事情被揭露，唐玄宗考虑罢免魏知古。然而，姚崇建议不要因私情而影响公正，最终魏知古被调任为工部尚书。这个案例中，姚崇展示了他能够超越个人利益，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 刘幽求、钟绍京的贬黜：这些也是姚崇在政治斗争中采取的行动之一，反映了他对潜在对手或不合作官员的严厉态度。 姚崇的行为体现了当时唐朝高层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同时也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如何巧妙地运用权力和个人影响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及实现政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姚崇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但他也注意到了公众形象的重要性，试图表现出公正无私的形象，这对于维持他的权威和支持度至关重要。此外，姚崇的这些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唐玄宗清理了早期政变中的功臣势力。 治理蝗灾 在开元四年(716），山东地区爆发了大面积的蝗灾，地方官员和百姓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敢去捕蝗虫，反而祭天祈福，甚至唐玄宗也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面对这一情况，姚崇坚决主张采取实际行动来对抗灾害，他引用魏朝时期因不灭蝗而导致严重饥荒的历史教训，强调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积极主动地救灾。姚崇指出，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当黄门监卢怀慎质疑人力能否制服天灾时，姚崇勇敢地表示愿意承担所有可能的后果，宣称消灭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并且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最终打动了唐玄宗，玄宗下令灭蝗，百姓因此免于灾难，社会秩序得以维持。 文学成就 姚崇不仅以其政治才能闻名，而且在文学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被誉为“以文华着名”。他年轻时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弱冠之年便被任命为孝敬挽郎，并通过制举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张说称赞姚崇的文章“献藻弥焕”，意味着他的作品充满了华丽而精美的辞藻，体现了极高的文才。 尽管《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中记载有《姚崇集》十卷，但这部文集已经佚失，未能流传至今。不过，《全唐诗》收录了他的六首诗作，而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续拾》又补充了两首，总计八首。这些诗歌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不乏佳作。 例如，姚崇的《秋夜望月》描绘了一个远离长安、事业受挫的人，在秋夜仰望明月时所感受到的孤独与思念之情。诗中的意象如桂树、寒影、草露等，都用来表达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文字简洁却意境深远，寄托了高远的情怀。 另外一首《夜渡江》，则细腻地描述了一次夜间渡江的经历。诗中通过对烟雾、天空、船行以及寻找岸边过程的描写，展现了夜晚江上的朦胧之美，同时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不安。尤其是中间两联对仗工整，生动地写出了从不自觉到逐渐认知的过程，动静结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可能影响到了后来王维的诗句“竹喧归烷女，莲动下渔舟”，显示了姚崇在诗歌创作上的独特贡献。总的来说，姚崇的诗歌创作既反映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也展示了唐代士人的文学素养和艺术追求。即使是在繁忙的政治生涯中，姚崇也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和探索，这使得他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诗人。 第56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4) 历史评价 姚崇作为唐朝开元年间的宰相，因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对国家的贡献，在历史上受到了高度评价。从李隆基到现代学者毛泽东，历代人物对姚崇的评价反映了他在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 - 李隆基：唐玄宗认为如果姚崇还在世，平定叛乱将不是问题，这体现了姚崇在处理国家危机方面的才能。 - 张说：称赞姚崇为“梁文贞公”，认为他是辅佐皇帝的四辅之一，才华横溢，言行举止皆为世人的楷模，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杰出人才。 - 柳芳：肯定了姚崇等贤臣在维护唐朝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以清明的政治策略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 李巽：指出姚崇等人或辅政立功，或舍身救国，成就了中兴大业。 - 崔群：对比了玄宗朝用人得失，认为初期任用姚崇、宋璟等人时国家治理良好，而后期任用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则导致混乱。 - 元稹：赞扬姚崇与宋璟铺陈大法，维持纪律，为唐朝中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 崔植：强调姚崇和宋璟二人日夜操劳，致力于使君主遵循正道，是天生的俊杰人物。 - 杜牧：称颂姚崇辅助玄宗振兴中兴事业长达三十年，期间几乎无人因犯罪入狱，体现了其治下社会的和谐安定。 - 李蔚：将姚崇视为先天、开元时期的贤哲，与天后、高宗朝的狄仁杰并列。 - 刘昫：虽然认为在艰难时期更容易发现良臣，但在太平盛世下姚崇和宋璟的表现同样出色，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保持名声清白。 - 宋祁：详细分析了姚崇和宋璟的不同特点，前者善于应对变化，后者则坚守原则，两者共同助力唐朝从中兴走向强盛。 - 司马光：多次提及姚崇，不仅赞赏其行政效率，还特别提到了他在军事事务上的记忆力以及与宋璟合作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评论了姚崇的性格特征及其对其他宰相的影响。 - 苏辙：将姚崇与其他名臣比较，认为尽管他们未能完全媲美房玄龄和杜如晦，但都是各自时代的佼佼者，促进了开元、元和时期的繁荣。 - 归有光：认可姚崇在整顿吏治、修复制度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指出他擅长根据个人能力选择合适的官员，因此被誉为通达之人。 - 蔡东藩：一方面肯定了姚崇的才识，另一方面也批评了他的度量不足，特别是在排挤政敌方面表现出的手段。 - 毛泽东：高度评价姚崇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认为他提出的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姚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形象复杂多面，既有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实际贡献，也不乏存着一些争议之处。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他在推动唐朝走向鼎盛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被后人广泛铭记和讨论。 轶事典故 俭朴持家 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时人几乎无人能比。然而，这位资历深厚的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个人官位达到至极的开元时期，他依然“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由于他的清廉，所以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全家人只得住在离朝廷较偏远的郊区。 佛在心中 姚崇先后两次参与造像活动，并留下了《姚元之造像记》和《极南洞造窟碑》两通造像记，在《姚元之造像记》中，他除了感激母亲的养育之恩外，还祈愿母亲早登佛地，并希望天下人都能领会到佛之真谛。在《极南洞造窟碑》中，他祝愿所有姚氏亲属都能健康长大、加官晋爵、享受荣华富贵，子子孙孙常保安乐。他认为佛就在在心中，不须外求。人之生老乃平常之事。只要发自内心，以平等慈悲为怀，行善弃恶，即可获得福报。 力保百官 武则天曾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姚崇进言道：“垂拱以来因谋反罪被处决的人，大多都是由于周兴等罗织罪名，以便自己求取功劳造成的。陛下派亲近大臣去查问，这些大臣也不能保全自己，哪里还敢动摇他们的结论。被问之人如果翻供，又惧怕惨遭毒刑，与其那样不如早托生。如今酷吏诛除，我以一家百口人的性命向陛下担保，今后朝廷内外大臣不会再有谋反的人。若是稍有谋反之实，我愿承受知而不告的罪责。”武则天听后大悦道：“以前的宰相都顺从周兴等人，使酷吏得逞，让朕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到你说的话，很合朕心意。”于是赏赐了姚崇白银千两。 泣辞武皇 神龙政变后，武则天移居上阳宫，百官都为唐朝复辟而相互称庆，只有姚崇哭泣不止。张柬之对他道：“今天难道是哭泣的时候吗？恐怕您从此要大祸临头了。”姚崇道：“我长期侍奉则天皇帝，现在突然辞别，感到悲痛难忍。我随你们诛除凶逆，是尽臣子本分，今日泣辞旧主，也是人臣应有的节操，就算因此获罪，也心甘情愿。” 疏汏僧尼 唐中宗时期，贵戚竞相营建佛寺，滥度僧尼。很多富户强丁也趁机削发为僧，以逃避徭役。姚崇执政后，进言道：“佛图澄、鸠摩罗什号称高僧，也不能挽救后赵、后秦的灭亡。齐世宗、梁武帝崇信佛教，却未能免除灾殃。陛下只要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佛身，无需剃度奸诈之徒，让他们败坏佛法！”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官员筛选淘汰全国僧尼，因弄虚作假被勒令还俗的多达一万二千余人。 救时宰相 姚崇曾问紫微舍人齐浣：“我为宰相，可以和什么人相比？能比得上管仲、晏婴吗？”齐浣道：“管仲晏婴所行政策虽不能传诸后世，但在他们执政时期却能一直保持。您所制定的法度则随时更改，从这一点来看，您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那我是个怎么样的宰相？”齐浣道：“您是个救时之相。”意思是说姚崇只是拯救时弊的宰相。姚崇大喜，拍腿而言道：“救时之相，也是不容易得到的。 太庙自坏 唐玄宗将要巡幸洛阳时，太庙突然崩坏。宋璟进谏道：“陛下三年服丧未满，不可离京巡幸。发生灾变，是上天用以警诫的，陛下应停止东行。”唐玄宗又询问已经罢相的姚崇，姚崇道：“太庙原是前秦时期修建的宫殿，后被隋文帝改为太庙，又被大唐所袭用，已存在近三百年。高山若有朽坏也会崩塌，何况木料。这次太庙崩坏只是凑巧与陛下东行碰到一起，不是因为你要东行才崩塌的。陛下因关中歉收，粮运劳民，才东幸洛阳，这是为了百姓。东都百司都已做好迎驾准备，陛下停止东行，岂不失信于天下。依臣之见，陛下继续东行，至于太庙，让人修理就是。”唐玄宗大悦。 算计张说 张说曾与姚崇一同担任宰相，但常发生矛盾，对他怨恨很深。姚崇临离开时，嘱咐他儿子道：“我走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那你们就会有危险了；如果他看了，你们就将他喜欢的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你们得到碑文后，马上誊写，呈报皇帝后立即雕刻。张说一定会后悔，必会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姚崇走后，张说果然跟他料想的一样，为他写了碑文，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但随即后悔，派人索回，说是需要修改。姚崇之子告诉来人，碑文已通过皇帝审阅。张说知道后，懊悔的道：“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他！” 主要着作 姚崇不仅是唐代着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其作品涵盖了文集、诗作以及各类奏疏和赋文等。 - 《姚崇集》：姚崇着有文集十卷，虽然这部文集已佚失，但根据历史记载，它应该包含了姚崇大量的政论文章和个人创作。 - 参与修定《开元前格》：这是唐朝的一部重要法典，姚崇在其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他在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 诗文 《全唐诗》收录了姚崇的六首诗作，这些诗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情感世界，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背景，主要有：《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故洛阳城侍宴应制》、《春日洛阳城侍宴》、《奉和圣制龙池篇》、《秋夜望月》和《夜渡江》。 文章与奏疏 《全唐文》中收录了姚崇的20多篇文，这些文献记录了他的政见、治理理念以及个人修养等方面的思想，这些文章包括：《扑满赋》、《请褒赏刘子元吴兢奏》《请东都别立义宗庙奏》、《请宣示豫州鼎铭符瑞奏》、《谏造寺度僧奏》、《答捕蝗奏》、《十事要说》、《东幸疏》、《答张九龄书》、《报倪若水捕蝗牒》、《造像记》和《先师冉伯牛赞》等，期中《十事要说》这篇文特别重要，因为它概述了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十条政治建议，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基础。 姚崇的作品不仅展示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更体现了他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见解。他的诗歌表达了个人情感，而奏疏和其他文章则反映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姚崇作为一个多面手的历史形象。 第57章 有脚阳春宋璟(1) 宋璟是唐朝时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一生跨越了六个朝代，在政治上以刚正不阿、执法严明着称。宋璟年轻时考中进士，逐渐升迁至凤阁舍人，并转任左御史台中丞。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因其执法公正而受到器重。唐中宗复辟后，宋璟担任吏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职，但因得罪权贵如武三思，被排挤到地方任职。后来唐睿宗即位，宋璟回到中央，致力于革除弊政，选拔人才。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宋璟再度拜相，与姚崇一起成为开元盛世的关键人物。 宋璟坚持择才用人，确保官员们能够各司其职，为国家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敢于对皇帝直言进谏，不论是对人事任命还是政策制定，都保持了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赢得了“有脚阳春”的美誉。 除了政治上的成就之外，宋璟也是一位文人，擅长诗歌创作，虽然他的个人文集已经散佚，但《全唐诗》和《全唐文》中仍收录了他的部分作品。 宋璟被认为是唐代最杰出的宰相之一，与房玄龄、杜如晦齐名，并且与姚崇并称为“姚宋”，代表了唐代政治的最高水平。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被视为忠诚、正义和智慧的象征。宋璟去世以后，朝廷追赠他为太尉，并赐予“文贞”的谥号，这体现了对他一生功绩的高度肯定。 真王佐才 宋璟的早期生涯展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和正直的性格，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唐朝的重要政治家奠定了基础。宋璟出生于663年，即唐高宗龙朔三年，其家族原籍在广平（今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东南），是北魏吏部尚书宋弁的七世孙。 宋璟自幼展现出了过人的学习能力和文学天赋。据说他在七岁时就能写诗，并且能够背诵《服鸟赋》。到了十七岁那年，也就是调露年间（679-680年），他考中了进士，开始了自己的仕途。很快年轻的宋璟被任命为上党县尉，期间撰写了《梅花赋》，此赋得到了当时担任绣衣直指使者的苏味道的高度评价，称其为“真王佐才”，从而使得宋璟名声大噪。在苏味道的举荐下，宋璟改任合宫尉，开始了他在朝廷中的职业生涯。 长寿三年（692年）这一年，对于宋璟来说非常重要。当他在一次官员考核中被评为“判入高等”时，引起了武则天的关注。武则天亲自询问他的意愿后，授予他录事参军一职。不久之后，又被召回朝中，担任监察御史里行。 按照当时的礼制，宋璟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回家守孝。服丧期满后，正式授以监察御史职位，并逐步升迁至殿中侍御史、凤阁舍人等重要职务。这些经历不仅证明了宋璟个人的能力和潜力，也显示了武则天对他的重视。宋璟在青年时期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为日后在唐朝政坛上的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梅花赋》流传至今，但现代学者对其是否确为宋璟所作存在争议。不过，这并不影响宋璟作为一个杰出政治人物的历史地位。 克全声迹 长安三年（703年），当御史大夫魏元忠被张易之、张昌宗诬告时，凤阁舍人张说被迫作伪证。然而，在同僚宋璟以及殿中侍御史张廷圭、左史刘知几等人的鼓励和支持下，张说最终在朝廷上如实陈述事实，保护了魏元忠免遭不实指控。 -宋璟对张说的劝诫强调了个人名誉和气节的重要性，即使面临风险也要坚持真理。这种态度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义”，即为了更大的善而牺牲个人利益。尽管宋璟认为王晙为魏元忠申辩可能引起武则天不满，但他自己也承认未能成功澄清魏元忠的冤屈，并感到惭愧。这反映了宋璟虽然重视策略，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同样坚守正义。王晙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愿意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来维护魏元忠的公正待遇。他的行为赢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证明了他在面对权力时不畏强权、勇于发声的精神。 由于张昌宗违反宫规咨询相士，宋璟请求对其进行调查，但遭到武则天赦免。之后，张氏兄弟试图向宋璟道歉以化解矛盾，但宋璟拒绝接见这二人，表明他对私人关系并不看重，更在意的是国家法律和道德标准。宋璟的态度使得二张无法通过拉拢或贿赂的方式影响他，因此二人多次尝试陷害宋璟却未得逞。这一系列行动彰显了宋璟作为一个官员的廉洁自律和他的政治智慧。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宋璟作为一位忠诚、正直且有原则的政治家形象，还反映出当时唐朝宫廷内复杂的权力博弈。宋璟的行为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典范，即无论环境多么艰难，都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 仕途跌宕 宋璟在神龙政变后的经历，尤其是他在面对权贵时的刚正不阿和坚持正义，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尚品质。神龙元年（705年），宋璟参与了神龙政变，帮助恢复了唐中宗的统治，而武则天也就此退位。之后，宋璟被提升为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谏议大夫，并改任黄门侍郎。 面对武三思的权力膨胀，宋璟坚决拒绝了他的请托，并斥责其作为外戚不应干预朝政。这一举动显示了宋璟对朝廷独立性的维护。当唐中宗因听信谗言要处决上书揭露武三思丑行的京兆人韦月将时，宋璟挺身而出，请求查实案件真相。尽管中宗愤怒不已，但宋璟毫不畏惧，最终成功说服皇帝减轻韦月将的刑罚，将其流放到岭南。此事件凸显了宋璟作为大臣的责任感和勇气。 在担任检校贝州刺史期间，宋璟面对河北地区频发的涝灾，不仅没有为武三思征收租赋，反而采取措施保障民众生活，赢得了当地官民的一致好评。宋璟在杭州、相州等地任职期间，以清廉严正着称，树立了良好的官员形象。景龙四年，宋璟被任命为洛州长史，并很快升迁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之一。他还兼任右庶子，负责辅导太子李隆基。在此期间，他致力于整顿选官制度，确保用人唯贤。 为了防止太平公主威胁到太子的安全，宋璟与姚崇共同提议让太平公主移居东都洛阳。这一举动引起了李隆基处境的不妙，最终导致宋璟被贬至楚州刺史，随后辗转多地任职。在广州担任都督期间，宋璟推行了一系列民生改善措施，如教导百姓使用砖瓦建造房屋以减少火灾风险，展现了他对地方发展的关注和贡献。 宋璟在其整个仕途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原则性和责任感，无论是面对权贵还是处理日常政务，他都坚持公正无私的态度。他的行为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第58章 有脚阳春宋璟(2) 开元辅政 开元初年，宋璟被玄宗李隆基召入朝堂，担任刑部尚书。开元四年（716年），迁官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第二年因官名改动，其所任“黄门监”改为“侍中”），接替姚崇升为宰相。宋璟居相位之后，以择人为务，随才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为玄宗所敬惮，虽不合意，也勉强采纳。 宋璟与姚崇并称贤相，号“姚、宋”。史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 开元五年（717年），宋璟随同玄宗巡幸东都，路过崤谷（今河南陕县），山高路窄，难以行走。玄宗十分恼怒，要罢免河南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怡。宋璟进谏说：“陛下方事巡幸福，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玄宗认为很有道理，就免去二人的罪。 开元八年（720年），以压制犯法官僚的申诉，又严禁恶钱流通，颇招人怨，遂被罢相，改授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策封勋官为上柱国。 开元十年（722年），京兆人权梁山聚众暴动，被镇压后，其众多遭逮捕，玄宗以宋璟兼京兆留守复审，他只治罪为首数人，余皆释放。开元十二年，玄宗东巡泰山，宋璟留守京师。玄宗将出发，对宋璟说： “卿是国家元老，为朕股肱耳目。今将巡洛阳，分别有一段时日，请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朕。”宋璟一一直言相告。玄宗将宋璟“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不久后，宋璟又兼任吏部尚书。 开元十七年（729年），宋璟升任尚书右丞相。宋璟以其智慧、公正和勇气，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姚崇一起被誉为“姚宋”，他们二人不同的治理风格共同促成了开元盛世的繁荣。 高龄而终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巡幸洛阳时，宋璟在路上拜谒，玄宗派遣荣王李琬代替自己慰问这位老臣。此后，玄宗经常派遣使者送药饵给宋璟，体现了皇帝对他的尊敬与关怀。 开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公元737年12月15日），宋璟于洛阳明教里的私宅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走后被追赠为太尉，并获得了“文贞”的谥号，这表明朝廷对他的高度评价。同时，玄宗还指派河南少尹崔释之负责宋璟的丧事安排，显示了皇家对宋璟的重视。 大历五年（770年），即宋璟去世三十三年后，着名的书法家和政治家颜真卿应宋璟后裔之邀，为宋璟撰写了碑文，并亲自书写。这份碑文不仅记录了宋璟的事迹，也是书法艺术上的瑰宝。到了大历七年（772年），宋璟的墓碑终于镌刻完成并竖立在他的墓地，成为了纪念这位伟大政治家的重要标志。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将宋璟与房玄龄、杜如晦等共三十七人定为宰臣上等，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到了清朝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宋璟的名字被列入历代功臣之中，得以从祀历代帝王庙，这是对他一生贡献的认可，也象征着他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跨越了朝代的更迭。 宋璟的一生，不仅是开元盛世的一个缩影，而且他的品德与政绩也成为了后世学习和纪念的对象。通过这些后续事件可以看出，即使在去世多年之后，这位贤相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主要影响 宋璟与姚崇并列为唐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唐朝三百年间，素有“前称房、杜，后称姚、宋”的美誉，史书上常将他们二人并提，并赞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这种评价不仅反映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才能，也体现了他们在治理国家时所秉持的不同理念：姚崇擅长灵活应对各种复杂局面，而宋璟则坚持原则，维护正道。 唐玄宗统治时期，与宋璟等重臣维持了稳定的关系，这不仅提升了寒门士子的社会地位，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积极向上、刚健进取的文化氛围。开元四年（716年），宋璟被召回京师，随后接替因事退隐的姚崇再次担任宰相。此时，他重申了“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用人标准，意即选拔官员不应仅看重资历深厚与否，更重要的是个人能力和品德。 为了防止奸佞之人私下向皇帝进谗言，宋璟还提出了一项重要规定：百官奏事时必须有谏官和史官在场，确保政务透明度和公正性。玄宗对宋璟极为器重，待之如师，进出皆迎送有礼，因此宋璟提出的建设性建议大多得以采纳。由此，朝廷逐渐摒弃了任人唯亲的旧习，减少了诬谄好人的情况，政局变得清明。 宋璟为相期间，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勇气和个人操守。他不畏权贵，致力于革除旧弊，奉公守法，从不徇私情。例如，当得知叔父宋元超请求吏部优先录用自己作为候选官时，宋璟坚决拒绝，并指示吏部不得因私废公。此外，针对地方使者进京携带珍贵宝货四处送礼的现象，宋璟上奏玄宗同意后，下令所有礼品一律退回，以此杜绝侥幸求升迁之路，打击收礼受贿之风。 然而，由于压制犯法官僚申诉及严禁黑钱流通等措施触犯了一些权贵的利益，最终导致宋璟被罢免相位。尽管如此，他的正直与公正赢得了朝野上下广泛的尊敬，被誉为“有脚阳春”，象征着他像春天般的温暖人心，无论走到哪里都带来希望和光明。宋璟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高尚品德，以及他对百姓的关怀，都彰显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风范。 到了唐玄宗统治后期，随着皇帝对政治现状的满足感增加，吏治方面逐渐受到宫廷内部和宗族姻戚的影响，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徒相继掌权，迅速破坏了由姚崇和宋璟苦心经营起来的政治秩序。传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至咸阳县时，遇到一位长者对他说道： “我还记得宋璟为相时，常常直言不讳，天下因此得以平安。近年来，廷臣们忌讳发言，只知阿谀奉承，以至于陛下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草野之臣早已预见今日的局面。”这段话不仅是对玄宗后期统治的批评，也是对宋璟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高度赞扬与深切怀念。 第59章 有脚阳春宋璟(3) 历史评价 宋朝“三苏”的先祖，唐代诗人苏味道称宋璟：“真王佐才也！” 唐玄宗李隆基评价宋璟： 1古人以清白遗子孙，乃卿一人而已。 2彼卖直以取名耳。(意思是故意表示公正忠直以获取名声。） 唐宰相卢怀慎：“宋璟立性公直，执心贞固，文学足以经务，识略期於佐时，动惟直道，行不苟合，闻诸朝野之说，实为社稷之臣。” 唐朝中期着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宰相张说:“降王宰兮远国灵，歌北户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经，政画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鱼鳖宁。变蓬屋兮改篱墙，鱼鳞瓦兮鸟翼堂。洞日华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风莫飏，事有近兮惠无疆。昆仑宝兮西海财，几万里兮岁一来。舟如鸟兮货为台，市无欺兮路无盗，旅忘家兮扃夜开。越井冈兮石门道，金鼓愁兮旌旆好。来何暮兮去何早？犦牛牲兮菌难卜，神降福兮公寿考。” 张悦赞誉宋璟的原文充满了古代文言的韵味，用现代话语来说大致意思就是:\"尊敬的王宰辅啊，您的智慧如同远方神秘国度的灵光闪耀。您在北方的门户歌唱，在南方的海洋起舞。以七德之酒斟酌，用六经检验，政令统一而言语无二，使得草木茁壮生长，鱼鳖安宁。 您将简陋的房屋改变，篱笆墙也焕然一新，变成了覆盖着鱼鳞般瓦片、如鸟翼般优雅的大堂。洞穿日月的光辉，明亮得即使在夜晚也能照亮一切。温暖不因火炉而闷热，凉爽不因微风而寒冷，您的恩惠广及四方。 昆仑山的宝藏与西海的财富，虽相隔万里却每年如期而来。船只如飞鸟般轻盈，货物堆积成台，市场上没有欺诈，道路上不见盗贼，旅行者忘记了家门，夜晚也不需要锁门。越过了井冈山，穿过了石门道，金鼓声中带着愁思，旌旗飘扬美好。为何来得如此晚，却又离去得太早？犦牛作为祭品，神灵降福于您，愿您长寿安康。\" 唐史学家柳芳：“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着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 唐朝名臣、书法家颜真卿： 1于戏！逆鳞劘上，匡救之义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极。况乎文包风雅，道济生灵，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无友而独立者，其惟广平公乎？ 2惟公间气降神，应期杰出，生知礼度，天纵才明。玉立殿天子之拜，介然秉大臣之节。震电凭怒，谠言而不有厥躬；鼎镬沸前，临事而义形于色。蠢迪检押，难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谅，易古人之所难。外其身而富贵不离，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则何以异是乎？允所谓振古之元龟、皇王之威宝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寓；公之谋猷，着明日月。 唐朝时期大臣，经济学家、宰相李德裕族兄李巽：“姚元崇、宋璟、刘幽求，或辅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难，成中兴之业。” 唐朝中期政治家、宰相李绛评价：“北齐任杨遵彦（杨愔）则理，用高阿那肱则乱；隋代任高颎则理，用杨素则乱；国家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则理，用李义府、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则乱。 唐中后期宰相崔群：“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唐中期大臣、文学家、小说家元稹：“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唐朝宰相崔植：“明皇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 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唐穆宗李恒次子李昂：“俾畴贤相，以访遗裔。或血食不继，宗祊已芜。如（褚）遂良之委笏面诤、名垂史书，（狄）仁杰之恢复庙社、事形先觉，宋璟之文吏骨鲠、功参治平，（李）元纮之守规画一、时成有裕。” 唐文学家和诗人杜牧：“宋开府璟，亦进士也，与姚唱和，致开元太平者。凡此十九公，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 晚唐诗人、文学家皮日休：“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后苏相公味道得而称之，广平之名遂振。” 唐末五代时期大臣、文学家王仁裕： 1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 2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 五代时期政治家、史学家刘昫、赵莹等：1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故房、杜预创业之功，不可俦匹。而姚、宋经武、韦二后，政乱刑淫，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抑无愧焉。2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刑益难。谏诤以猛，施张用宽。不有其道，将何以安？ 北宋政治家、诗人寇准称：“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 北宋官员、文学家、史学家、词人、古文家宋祁：“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 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1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2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北宋文学家、思想家苏辙：“玄宗初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绛，后用韦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励精政事，姚崇、宋璟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观之治矣。” 宋代词人叶梦得：“唐人房乔、裴度优于德量，宋璟、张九龄优于气节，魏郑公（魏徵）、陆贽优于学术，姚崇、李德裕优于材能，姚崇蔽于权数，德裕溺于爱憎，则所胜者为之累也。” 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姚崇、李泌才相似也，崇体近实，泌用近玄；狄仁杰、宋璟器相似也，仁杰近圆，璟则方；陆贽、李绛识相似也，贽达绛遂；杜黄裳、裴度略相似也，黄裳近疏度近密。” 明清思想家学者、诗人、词人王夫之：“使得丙吉之量，宋璟、张九龄之节，韩琦之忠，姚崇、杜黄裳之才，清本源，振纲纪，以纳之于高明弘远之途，汉其复振矣乎！” 近代小说家蔡东藩： 1唐室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窃谓姚宋之才识有余，而度量不足，观其排挤张说，牵及岐王，假令因此穷治，辗转株连，岂非一场大狱？ 2姚有为，宋有守，固皆良相也。故论相体者终当以宋璟为正，次为苏颋，次为源乾曜张说。 轶事典故 镜影成相字 宋璟尚未及第时，有一天中午，他看着镜子，这时，镜中突然显现出了一个“相”字。他因此自信不已，“遂修相业”，后来果然达成了志向。 金筷表直 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玄宗曾在一次春季御宴中，让内臣把自己使用的一双金筷赐给宋璟。在唐朝，金餐具作为一种社会等级的象征，三品以下官员是不能以金银为食器的。虽然宋璟贵为宰相，但当他听说玄宗赐他金筷时，还是十分惶恐。唐玄宗见状说：“所赐的物品，不是赐给你金。而是以赐筷，来表扬你的刚正不阿。”宋璟这才接过金筷，下殿拜谢。 为官清白 开元末年，安西都护赵含章贪赃枉法，拿出大量金帛贿赂朝臣，许多九品以上的官员都接受了他的“馈赠”。后来赵含章升任范阳节度使，他的劣行才得以暴露。有关部门将此事奏陈朝廷，唐玄宗严责重臣，将对他们加以惩处。这时，没有接受赵含章贿赂的宋璟出言劝谏，玄宗这才消气，在花萼楼将这些朝臣释放。此令一出，举朝官员都拜谢，只有宋璟“衣冠俨然，独立不拜”。第二天，宋璟入朝奏事，玄宗称赞他是古人所说的“以清白遗子孙”的独一无二之人。宋璟说：“赵含章的贿赂，从不找上臣家大门，并非臣不接受呀。”玄宗听后，“深嘉叹之”。但到安史之乱时，玄宗在成都曾与给事中裴士淹谈论宰相。当提到宋璟时，玄宗却说：“他是沽名卖直之人。 阳春有脚 唐中宗时，宋璟因直言触怒中宗，被贬为刺史。到地方后，他廉洁奉公，尽力为百姓做好事，使当地民风变得淳朴起来，家家户户都安居乐业。后来，宋璟在广州任都督。当时广东人都用茅竹建房子，经常发生大火。宋璟教他们用砖瓦盖房，减少了火灾，造福了百姓。后来他当了宰相。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宋元超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照顾。宋璟得知这事后，特地关照吏部不能给他官做。 当时唐玄宗很宠幸曾为家奴的王毛仲，朝廷上下，巴结他的人很多。王毛仲的干女儿要出嫁，唐玄宗问他还缺什么。王毛仲说有一位客人请不来。唐玄宗说：那一定是宋璟了。当时人们称赞宋璟像长了脚的春天（有脚阳春），走到哪里，就把光明和温暖带到哪里。 铁心石肠 宋璟性格刚毅，尝作《梅花赋》。皮日休《桃花赋序》称宋璟“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媚婉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此后，人们多以宋璟之“刚态毅状”来比拟梅花，用“铁心石肠”之语来描况和赞誉梅花。 端午更名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与初同义，晋代成书的《风土记》里说：“仲夏端午。端者，初也。”因五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为午月，故初五作端午。据说在唐玄宗时，因为他的生日是八月初五日，宋璟建议要避讳，于是就把“端五节”改为“端午节”了。 交好王晙 宋璟素来喜欢用诙谐的话开玩笑，平常也不那么严肃。他和名将王晙是莫逆之交，到了晚年友情愈加深厚。他们之间的谈笑，他人也不计较。 遗德流播 天宝年间，御史吉温因为私怨陷害御史中丞宋浑（宋璟之子），使其降职至贺州任职。殿中侍御史颜真卿说：“怎能因一时气愤就想害宋璟的后代呢？ 主要作品 宋璟工诗善赋，少时以《长松篇》《梅花赋》献于苏味道，知名于时。但后世学者多认为传世的宋璟《梅花赋》为伪作。《新唐书·艺文志四》着录文集10卷，今已佚。《全唐诗》存诗6首。《全唐文》存其文18篇。其主要作品如下: 诗歌 《奉和御制璟与张说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蒲津迎驾》《送苏尚书赴益州》 赋 《梅花赋》（被认为是伪作） 文章 《三月三日为百官谢赐宴表》《谢观内宴表》《请停东宫上礼表》《贺雨表》《乞休表》《定诸王公主封邑名号奏》《请恤卢怀慎家口奏》《请停仗内音乐奏》《请罢悲田奏》《论颁示兴庆符命奏》《请停广州立遗爱碑奏》《请缓令王惠充使往车鼻施奏》《论修德刑疏》《谏筑坟逾制疏》《对集百姓不便判》《对勋品判》《先师冉有赞》 第60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1) 张九龄（673年—740年，或678年—740年），字子寿，别号博物，是唐朝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士。作为唐玄宗开元盛世期间的重要宰相和杰出诗人，张九龄以其非凡的智慧和文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幼聪颖过人的张九龄，早年便展现出了卓越的文学才能，二十岁左右即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其后，在一系列的科举考试中，他表现出色，逐步晋升至朝廷要职。在开元年间，张九龄经历了多次职位调动，从最初的校书郎到左拾遗，再到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最终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成为宰相之一，肩负起了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 但张九龄的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刚正不阿坚持正义，更不愿随波逐流，因此得罪了皇帝身边的佞臣，最终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被贬为了荆州长史，离开了权力中心。四年后，这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与世长辞。 张九龄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政治领袖，也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诗人。他的诗歌以高雅深邃着称，尤其是在五言古诗方面，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感遇》十二首、《杂诗》五首等作品，以及像《望月怀远》和《旅宿淮阳亭口号》这样的名篇，都体现了他对自然美景和社会现实的独特感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此外，《曲江集》二十卷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张九龄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才华的展现，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光辉。他那种敢于直言不讳、坚持真理的精神，以及对国家繁荣昌盛所作出的努力，使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 宦官世家，少有才名 关于张九龄的出生年份，有记载为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也有说是仪凤三年（678年）。张九龄出身于一个有着深厚官宦背景的家庭，其曾祖父张君政曾任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胄则在窦州（现今的广东信宜县）担任录事参军，而父亲张弘愈亦非等闲之辈，曾在新州索卢县（位于今日广东新兴县南部）出任县丞。 自幼便展现出了非凡智慧与文学天赋的张九龄，在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下迅速成长。他不仅聪明伶俐、反应敏捷，而且对文字有着特殊的敏感度。早在九岁时，张九龄就已经掌握了写作的技巧；到了十三岁，他已经能够撰写出成熟且优秀的作品。当时，他通过书信向广州刺史王方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王方庆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并预言这位少年将来必定有所建树。王方庆的肯定与鼓励，无疑为张九龄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也为他日后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崭露头角，任官唯贤 张九龄的青年时代，是才智与勤奋交织的黄金岁月。他不仅天赋异禀，更以不懈的努力不断充实自己，并逐渐成长为一位能诗善文的年轻才俊。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凭借其卓越的才能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了仕途。 在长安三年期间，宰相张说因为直言不讳而触怒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遭到流放岭南的遭遇。途经韶州时，张说偶然读到了张九龄的文章，立刻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张说盛赞张九龄的文章“有如轻缣素练”，既能济时适用又不失高雅，遂对其厚遇有加。作为当时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张说的认可无疑为张九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激励着他在未来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神龙三年（707年），张九龄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凭借出众的表现通过了才堪经邦科的考核，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后，他奉命前往岭南执行公务，并借着这个机会探望家人。在担任校书郎数年后，尽管官职未得升迁，但恰逢太子李隆基登基成为唐玄宗，广纳贤才。张九龄应召参加了一场由皇帝亲自策问的考试，在道侔伊吕科中脱颖而出，因其出色的对策获得擢升为右拾遗。随着唐玄宗即位，张九龄又被改任左拾遗，开始了他在新朝代的政治生涯。 然而，张九龄与宰相姚崇之间的关系却日渐紧张。姚崇是唐玄宗极为倚重的大臣，掌控着国家的军政大权。即便如此，张九龄依然勇敢地向姚崇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他远离阿谀奉承之人，推荐品德高尚的人才。姚崇对张九龄的意见表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开始了对选官用人制度改革进行改革，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从而改善了吏治环境。 先天元年（712年）十二月，唐玄宗在东宫举行文学士选拔，张九龄以其卓越的才华名列前茅，再次被授予左拾遗一职。他积极向唐玄宗谏言，主张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纠正重内轻外的风气，强调选官应当优先考虑贤能而非资历。这些政策建议反映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和远见卓识，也为后来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开大庾岭 尽管张九龄与姚崇之间的关系在初期显得和谐，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出来。开元四年（716年）秋，因张九龄屡次上书直言，其观点与当时宰相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最终引起了姚崇的不满。面对这种局面，张九龄以任期届满为由，选择了辞官回乡，归养岭南。 回到故乡后，张九龄并未选择闲居度日，而是心系家乡的发展。他敏锐地意识到，大庾岭梅关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其险峻难行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物资运输。鉴于唐王朝自贞观以来近百年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岭南地区海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广州已经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开凿一条便捷的大庾岭古道显得尤为迫切。张九龄向朝廷提出了开凿大庾岭路的建议，并得到了批准。于是，他亲自担任工程主管，利用农闲时间召集民夫开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张九龄不辞辛劳，亲临现场指挥，踏勘路线，披荆斩棘。经过不懈努力，这条全长十几公里、宽近17米的道路终于修通，两旁还遍植松树，既美化了环境，又稳固了道路。新开凿的大庾岭古道极大地改善了南北交通状况，不仅使得公私贩运更加便捷高效，而且促进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与融合。张九龄为此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详细记载了这一伟大工程的意义：“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这条古道被誉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在唐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宋代时，随着大量人口南迁，大庾岭路成为了他们前往南方最便捷的路径之一。 在此期间，张九龄与曲江县尉王履震和韶州司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诗酒唱酬，互相砥砺。特别是在开元五年（717年）夏秋之际，张九龄与王履震一同前往广州，在那里写下了《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这首诗作，表达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以及对友情的珍视。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也让他的人生更加充实多彩。 第61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2) 重出官场 仕途波折 张九龄在开元六年（718年）春被召回了京城，启程之际，好友王司马亲自将他护送到大庾岭。抵达长安后，鉴于张九龄在开凿大庾岭古道上的杰出贡献，他被授予左补阙之职，并负责主持吏部选拔人才的工作。张九龄的才华与公正逐渐赢得了同僚们的广泛认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参与了多次吏部考试的人才评定工作，均以公平着称，深得人心。 开元七年（719年），张九龄改任礼部员外郎；一直到开元八年（720年），他又升迁为司勋员外郎，继续在官场稳步前进。而随着张说于开元九年（721年）再度拜相，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得以进一步加深。张说对张九龄寄予厚望，不仅因为两人同姓，更在于他对张九龄出众文才的认可。张说称赞张九龄为“后出词人之冠”，并提拔他担任了中书舍人内供奉。尽管如此，张九龄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并对张说的一些决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从而展现出了他办事公允和远见卓识的一面。 当唐玄宗决定东巡泰山进行封禅典礼时，张九龄提醒张说应谨慎选择随行官员，确保人选清正廉洁、德高望重，以免引起非议。然而，张说最终还是选择了许多亲信和低阶官员随行，这一决策果然引发了诸多不满。同时，张九龄还曾警告张说要警惕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权力扩张，但张说并未重视他的建议，最终导致自己被宇文融弹劾，被迫罢免宰相职位的后果。 在这段动荡时期，张九龄虽也受到了牵连，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开元十一年（723年），他被任命为中书舍人，继续在朝廷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便后来因与张说的关系而遭遇调职，先是从太常少卿转任冀州刺史，再到洪州都督，最后到桂州刺史及岭南按察使等职位，但张九龄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致力于地方治理，并留下了《在郡怀秋》这样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元十九年（731年）春天，张九龄从桂林出发顺流而下巡视按察广州，沿途所思所为无不反映出他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爱意与责任感。尽管仕途多舛，张九龄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与信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三度入京，谏官本色 张九龄在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被召回京师，擢升为秘书少监，并兼任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他的文才和敏捷思维使他深得玄宗的倚重，尤其是奉旨代撰敕文时，往往对御而作，无需草稿，援笔立成，展现了非凡的才华。在他的文集中，为皇帝起草的敕文多达114篇，见证了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随后，张九龄两次升任中书侍郎，于开元二十年（732年）二月转为工部侍郎，并兼集贤院学士，八月又兼任知制诰。 尽管张九龄自称已届55岁高龄，多次请求归乡奉养老母，但唐玄宗对其极为重视，不仅未批准其请辞，还特别安排了他的弟弟张九皋和张九章就近封官，以便照顾母亲。张九皋后来官至广州都督兼五府节度经略使，张九章则成为岭南节度使，均为统治岭南的重要官员。 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张九龄升任检校中书侍郎，同年十二月被授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正式主理朝政。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如在河南推行屯田、引水种稻等措施，以促进农业发展。他还坚决主张依法治国，面对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副将安禄山讨伐失败而将其押送京城请求处置的情况，张九龄敏锐地察觉到安禄山的野心，力主按军法处决安禄山以防后患。然而，唐玄宗并未采纳此建议，最终释放了安禄山，这一决策日后证明是极具争议性的。 作为宰相，张九龄坚持“王道”治国理念，提倡保民育人、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以及革新吏治、选贤择能，这些施政方针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他敢于直言进谏，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并成功阻止了武惠妃废太子李瑛的阴谋，稳定了宫廷内部秩序。对于安禄山和李林甫等人的不轨行为，张九龄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反对。 然而，随着李林甫等人势力的增长，张九龄的政治生涯遭遇了挑战。李林甫嫉妒张九龄受到皇帝赏识，不断进谗言离间君臣关系，最终导致张九龄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被调任为尚书右丞相，免去了知政事之职。即便如此，每当新宰相推荐公卿人选时，玄宗仍会问及是否有像张九龄那样的德行与才能。此外，张九龄还因为举荐的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一事触怒玄宗，再次遭受贬谪，降职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尽管仕途坎坷，张九龄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社会责任，直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他被封为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张九龄的一生，不仅是个人才华的展现，更是忠诚与智慧的象征，他对唐代政治文化的贡献，至今仍为人所称颂。 病逝曲江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张九龄请求回乡拜祭祖先。然而，在返回故乡的同年农历二月（另说五月），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与诗人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另有记载为六十三岁）。唐玄宗闻讯后深感悲痛，追赠张九龄为荆州大都督，并赐予“文献”的谥号，表彰他的一生功绩。 张九龄离世不久，安禄山果然如他所预言般发动了叛乱，引发了震撼朝野的“安史之乱”，这场动乱使唐朝从全盛时期迅速滑向衰落。当唐玄宗被迫逃亡蜀地时，回忆起张九龄当年对安禄山的警告，不禁痛悔不已。为了表达对这位先知般的宰相的敬意和怀念，玄宗派遣使者前往曲江，亲自祭祀张九龄的灵位，并追封他为司徒。张九龄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忠诚不渝的态度以及卓越的治理才能，不仅在生前赢得了广泛的尊敬，更在他身后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62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3) 文学方面的成就 张九龄，作为唐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在文学创作上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发展。他与张说同为开元时期的重要文人，但两者的诗风有所区别：张说的作品多是歌颂功业抱负，而张九龄的作品则更注重表达个人在仕途进退之间坚守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 张九龄的诗歌具有“雅正冲淡”的特点，善于通过兴寄手法来传达情感，情辞委婉而不直白，常以芳草美人等意象寄托自己的志向和情怀。尤其是他的《感遇》十二首，不仅展现了其高尚品格，也体现了楚辞的影响，以及“风”、“骚”的情韵。此外，张九龄对自然景色有着深刻的感受力，特别是月夜之景，能够将情景交融，达到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例如，他的诗作《望月怀远》中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既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观，又表达了深切的情感思念，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之作。 张九龄还擅长写景抒情，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山水之美与个人心境相融合的画面，这在他的一些代表作如《西江夜行》、《湖口望庐山瀑布泉》等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胡应麟评价张九龄“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并且认为他是“清澹之派”的开创者，对后来孟浩然、王维等诗人的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九龄不仅是唐代政治舞台上的关键人物，也是文学领域的一位重要诗人，他对唐诗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政治方面的主张 张九龄，这位开元盛世的贤相，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来自岭南的宰相，更以其耿直温雅、风度翩翩的形象深得时人敬重，被誉为“曲江风度”。他的正直与高尚品格，即使在他罢相之后仍为人们所怀念。据传，每当有大臣向唐玄宗推荐人才时，玄宗皇帝总会问道：“此人是否具备如张九龄般的风度？”这不仅是对张九龄个人魅力的认可，也是对他治国理政能力方面的高度评价。 在开元末年，随着唐玄宗李隆基逐渐失去对政务的兴趣，转而沉迷于享乐之中，朝廷的政治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和险恶。面对这样的局势，张九龄坚守正义，敢于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为安史之乱爆发前最后一位公忠体国、举足轻重的大臣。他对权谋斗争毫不妥协，坚决抵制武惠妃贿赂以图废黜太子的阴谋，并且勇于反对任用像李林甫和牛仙客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尽管这些行为使他屡次触怒玄宗，最终导致了他的罢相。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九龄具有远见卓识。他曾警告唐玄宗，指出安禄山“貌有反相”，预言如果不加以防范，此人必将成为未来的大祸患。遗憾的是，这一明智的谏言并未被玄宗采纳。当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逃亡蜀地之际，回忆起了张九龄生前的忠告，玄宗不禁痛哭流涕，并派遣使者前往祭奠这位已故的贤相。张九龄的一生，不仅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也彰显了其作为文人的高洁情操与深远影响。 人物总评 张九龄，这位诗文并茂、才华横溢的文学巨擘，在唐代诗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继陈子昂之后，他以雄浑之笔力排齐梁时期的颓靡之风，追溯汉魏时期诗歌的骨力与精神，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开辟了新的局面。张九龄以其非凡的诗歌创作和显赫的政治地位，不仅影响了一代诗歌的发展，更是成为了连接初唐与盛唐诗歌变革的关键人物。他的诗歌风格独具特色，既体现了岭南地区豪迈亢直的民风，又反映了他本人耿直不阿的性格。因此，张九龄的作品往往展现出了一种“雄厉振拔”、“骨峻神竦，思深力遒”的劲健之美，同时蕴含着“雅正冲淡”的盛唐气度。例如《望月怀远》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通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壮丽景象，表达了深远的情感思念，成为了千古传颂的经典之作。 张九龄的诗歌成就对岭南诗派的开创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在唐代，岭南地区仍处于文化开化的初期阶段，但张九龄的诗歌创作却为此地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从宋代的余靖到元末的南园五子，再到明代的南园后五子以及明末清初的岭南三大家，直至清代的黎简、宋湘，这些后起之秀的诗人无不受到张九龄的影响。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张九龄诗歌中的精髓，逐步形成了岭南诗派的独特风貌。 正如清代学者屈大均所言：“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这番评价恰如其分地点出了张九龄在岭南诗歌史上的开创性贡献。张九龄留下的《曲江集》至今仍流传于世，成为研究唐代文学及岭南诗歌的重要文献资料。他的作品不仅是个人艺术才华的体现，更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第1章 龙城风云:高祖起兵建唐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统治华夏长达289年（618年至907年），历经21位皇帝。这个伟大的帝国起源于隋朝末年的动荡局势之中。公元618年，高祖李渊在晋阳（今太原）起兵，同年称帝，定都长安（今西安），正式创建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改革措施，开创了“贞观之治”的黄金时代，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历代君主继续推行这些成功的政策，使得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唐高宗时期，因治理得当而被誉为“永徽之治”。 然而，在690年，历史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统治期间虽然争议颇多，但直到705年的神龙政变后，唐朝国号才得以恢复。 到了唐玄宗的时代，国家达到了鼎盛，迎来了着名的“开元盛世”。此时，全国人口增长至约八千万，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均达到空前的高度。不过，安史之乱（755-763年）打破了这份繁荣，中央政权逐渐式微，地方势力崛起，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宦官势力也开始膨胀，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 尽管如此，唐朝并未就此衰落，其间还出现了几次重要的复兴时期。例如，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政策重新巩固了皇权；唐武宗时期的“会昌中兴”则加强了对佛教等宗教的管理；而唐宣宗时期的“大中之治”更是展现了一位明君如何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再现辉煌。 唐朝的辉煌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地方军阀势力的崛起逐渐走向尽头。最终，在907年，朱温篡夺了皇位，标志着这个伟大王朝的终结。然而，唐朝的历史遗产却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成为了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与骄傲。 唐朝时期的疆域极为辽阔，与周边众多民族建立了友好关系。通过册封、联姻等形式，唐朝加强了与这些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地区间的和平与发展。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使得唐朝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帝国，吸引了来自四面八边的人们前来交流、贸易和学习。唐朝的文化异常繁荣，其开放性为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多样性。它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和制度传播至东亚诸国，如日本、南诏、新罗和渤海等国纷纷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到长安学习。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唐朝自身的文化内涵，也为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艺术领域，唐朝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唐诗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以其卓越的作品名垂青史；书法、绘画和音乐同样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形式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风貌，也成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窗口。 经济上，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得到了长足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长安作为当时的首都更是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影响力远播海外，以至于后来海外华人常被称为“唐人”，这不仅是对唐朝辉煌历史的纪念，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 总之，唐朝不仅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时代，而且其开放性和包容精神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影响跨越时空，至今仍然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中，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唐朝皇族陇西李氏声称自己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而官方史书《旧唐书》和《新唐书》更将他们的血统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哲学家老子（李耳）。不过，李氏家族真正崛起的关键人物是南北朝末年的李虎。 李虎在北方的动荡局势中成为北魏权臣宇文泰的重要盟友，位列“八柱国”之一，奠定了李氏家族的政治基础。李虎去世后，他的儿子李昞继续在西魏和北周担任要职，并曾被赐予胡姓大野氏。直到北周末年，随着杨坚建立隋朝，李氏才恢复了原来的姓氏。李昞的儿子李渊最终在618年建立了唐朝，标志着李氏家族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李渊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了唐国公，并与宇文泰的外孙女窦氏结婚，后来被称为太穆皇后。李渊深得隋文帝杨坚及其妻子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的赏识和支持。隋炀帝杨广即位后，隋朝的情况逐渐恶化。他的统治期间，国家资源被大量消耗，尤其是三次对高句丽的远征失败，成为了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军事行动加上其他一些失误的政策，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动荡和广泛的民众反抗。面对混乱局面，隋朝的统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也为新的历史篇章拉开了序幕。 公元616年，李渊受命出任太原留守，肩负起守护这一战略要地的重任。但隋炀帝对这位才干出众的将领并未完全放心，他暗中派遣了王威与高君雅两位官员，名义上是去辅佐，实际上则是监视李渊的一举一动。面对日益衰败的隋朝和摇摇欲坠的江山，李渊深知这个王朝的覆灭已经成定局，而自己肩负着家族未来的重担。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在他的心中悄然萌生。 617年夏季，李渊果决地处理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王威和高君雅，消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障碍。这一行动为他后续的起义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他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行动力。随后，李渊正式宣布起兵，从此揭开了反对隋朝统治的序幕，这一举动，也是向天下表明他意图建立新王朝秩序的决心。 消息传开后，不少英雄豪杰纷纷响应，表示支持和追随李渊。之后，他带领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和众多将领挥师南下，一路进展顺利，直奔关中而去。面对这股汹涌的潮流，即使是屈突通的精锐守备部队也无力抵挡，隋都大兴城很快便被攻破。占领了大兴城之后，李渊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选择拥立隋宗室杨侑为帝，他自任大丞相，并加封本人为唐王。 这一明智之举不仅稳定了当时动荡的局势，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与尊重。通过尊奉隋室正统，李渊不仅巧妙地缓解了可能引发的反抗情绪，顺势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展现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他的这一决策很快平息了内部的不安定因素，更是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加入。 而远在扬州的隋炀帝，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家局势，选择了逃避现实。他不愿意回到那个充满敌意的关中地区。最终在江都发生的一场政变中，不幸被叛军所害。 这一事件，也成为了李渊登基的契机。 公元618年5月，李渊迫使隋恭帝杨侑让位，正式宣告了唐朝的建立。他自己则登基成为了大唐朝的第一位皇帝，即唐高祖。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朝代的开启，更象征着中国历史步入了一个充满辉煌与变革的新纪元。新王朝成立之后，高祖李渊将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并定为唐朝的首都。同时，李渊封他的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以此建立起了稳固的皇权结构。 不过，这仅仅是高祖宏大蓝图的开端，李渊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为了确保东方边境的安全，李渊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策略。面对当时活跃于中原地区的各路割据势力，李渊一方面积极招揽人才，另一方面也通过联姻、招降等方式逐步稳固周边局势。比如，对于愿意归附的力量，李渊给予了适当的封赏和职位，以此来增强自身的统治基础和边疆的安全。 尽管李密最初并未直接成为唐朝的盟友，但他在对抗其他敌对势力时的失败，间接削弱了对唐朝东部边疆构成威胁的力量。李密在与王世充交战失利后，曾短暂投靠李渊，但最终未能长期合作。即便如此，李渊还是通过一系列策略逐渐巩固了东部边疆的安全。这些举措不仅有效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困境，还使李密成为了牵制其他反隋势力的关键角色，为新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李渊的行动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长远规划和作为新朝代创始人的强大领导能力。此外，李密的存在客观上分散了其他割据势力的注意力，使得李渊能够集中力量应对更为紧迫的挑战。 占领了关中之后，高祖李渊很快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西北地区。在他看来，金城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对唐王朝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威胁。于是便委任最信任和有能力的儿子李世民来负责这个重要的任务。而他自己则专注于稳固后方的统治基础。 从跟随父亲李渊起兵反隋开始，李世民就展现出了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他在维护国内稳定和解决地方问题上的出色表现，为新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这一挑战，李世民不负众望，迅速平定了西北地区，并成功将金城纳入唐朝版图。此举不仅彰显了新王朝的强大实力与坚定决心，也体现了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 为了进一步巩固西部边境的安全与稳定，高祖李渊派遣了经验丰富的安兴贵和安修仁两位使者前往武威。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和巧妙运用智谋，二人最终成功捕获了割据一方的李轨。此举不仅清除了西部边疆的一个重大威胁，也显着增强了唐朝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力，为新王朝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 公元620年，刘武周偕同宋金刚领军进犯河东地区（现今的山西省），企图切断唐朝与其东部疆域之间的联络线。面对此等严重威胁，秦王李世民再度披坚执锐，亲临前线。在这场战役中，他展现了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迅速组织有效的防御和反击，最终成功击溃了入侵之敌，确保了唐朝核心区域的安全与稳定。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洛阳的郑帝王世充与河北的夏帝窦建德宣布结成联盟，意图联起手对抗迅速崛起的唐朝势力。两大强权的联合不仅使当时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也给唐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唐高祖李渊深知此次结盟的重大意义——这不仅是对大唐实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更直接关系到新王朝未来的命运。 到了622年，李世民率领着一支精锐部队迎战郑帝与夏帝的联军。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李世民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无畏的领袖风范，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战术用运灵活多变，带领着军队屡建奇功。经过一系列激烈而艰苦的战斗后，李世民最终彻底击溃了联军。夏帝窦建德被俘虏，郑帝王世充也迫于压力最终选择投降。这场大战不仅平定了河北地区，还大大削弱了反对势力的力量，也为大唐帝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斗争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夏帝窦建德的残余势力在其领袖刘黑闼的带领下试图卷土重来，再次点燃了战火。面对这一新的挑战，太子李建成亲自率军出击，并成功击败了刘黑闼，彻底平定了河北地区。这次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河北的统治，也进一步稳定了王朝的北方边界。通过这场战役，李建成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并为大唐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河北的最终平定，也标志着唐朝在实现全国统一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南方的局势同样充满了变数。公元623年，辅公祏在丹阳举起反抗的大旗，带领杜伏威旧部发动起义，意图挑战新建立的唐朝统治。这些心怀不满的叛军带着对往昔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重新点燃了反唐的火焰。但面对唐朝迅速而有力的反击，辅公祏的起义军很快便显得力不从心。尽管他们满怀壮志，但唐军的高效组织和强大战斗力使得这场起义难以持久。不久之后，辅公祏的军队被彻底击溃，他本人也被捕并处决。随着辅公祏的失败，江南地区重归宁静，唐朝在此区域的统治得以稳固。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唐朝应对内部叛乱的能力，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 与此同时，在两湖一带，梁帝萧铣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折点。公元621年，唐大将李靖在江陵之战中大显神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萧铣虽奋力抵抗，但最终难逃败局，只得被迫向唐军投降，这也标志着梁朝的终结。 随着南方局势的变化，岭南地区的冯盎审时度势，明智地选择了归顺唐朝，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而在虔州，林士弘因病去世，他的离开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仅标志着中国本土彻底归入了唐朝的版图，也为王朝统一全国、实现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祖深刻认识到，武力虽能带来一时的胜利，但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建立稳固而高效的制度。为此，他汲取了隋文帝时期的成功经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改进与创新，设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制。在法律方面，李渊对律令格式进行了全面修订，确保其更加严谨合理，从而增强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可操作性。这些改革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行政效率，也为社会提供了更为稳定和公平的法治环境。高祖的这一系列制度建设，也确保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另外，李渊还推出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这些政策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让民众可以安居乐业。与此同时，他还重建了府兵制，这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也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安全保障。这些改革措施，也为唐朝的官职系统、法律制度、军队编制、土地分配，以及税收劳役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高祖的这一系列战略布局和深入彻底的制度改革，不仅实现了天下的统一，还大大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率和秩序，王朝到处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段时期内，唐朝军事实力强大，国家治理上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效能与和谐。文化繁荣、经济兴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辉煌时代——“大唐盛世”的到来。 第2章 贞观之治:唐太宗的辉煌时代 唐朝的建立，离不开李渊长子李建成的贡献，但次子李世民的功绩尤为卓着。众多历史学者一致认为，李渊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略和杰出的领导能力。 在隋末乱世中，李世民以其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屡立奇功，逐渐成为唐军中最耀眼的将领。他的胜利不仅巩固了新兴的唐朝政权，也极大地提升了其个人声望。随着战功赫赫，李世民的名字传遍四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 然而，正是这种不断攀升的声望和影响力，使得他与长兄李建成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两人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继承权的竞争，而李世民的崛起更是加剧了这种潜在的对立。随着时间推移，兄弟间的矛盾逐渐升级，为后来的历史事件埋下了伏笔。 李世民在建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可忽视，他的才能和成就不仅帮助父亲李渊建立了大唐王朝，也为后续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也因此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这段历史成为了唐朝初期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 而在这个过程中，高祖李渊的态度颇显踯躅，并且对李世民有了一定的疑忌，他的这种态度愈使两皇子间的权力争斗趋烈。最终兄弟之间的争斗在武德九年（626 年）六月四日达到了巅峰，当日，李世民于长安城的玄武门设下埋伏，发动了一场针对李建成及其盟友齐王李元吉的政变。这次事件后，李世民迅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高祖李渊被迫立其为太子。两个月后的八月九日，李渊正式禅让帝位，退居幕后当了太上皇，而李世民则顺利的登上了帝位，即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以其开明的思想和深远的政治智慧着称。即位之后，李世民积极与大臣们探讨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鉴于隋朝灭亡的教训，唐太宗深刻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重要性，所以很重视改善民生，并致力于吏治改革，选拔贤能之人担任要职，做到知人善用、虚怀纳谏。 太宗皇帝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并虚心接受批评与建议。在他的统治下，朝廷营造了一个较为开放和包容的政治环境，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促进思想的自由交流。他麾下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其中包括了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着名文臣，以及尉迟敬德、李靖等卓越的武将。这些贤才不仅以其非凡的智慧和能力为唐朝初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是在各自的领域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魏徵以敢于直言着称，成为了唐太宗的一面“镜子”，帮他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错误；房玄龄则以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闻名，是唐太宗最为信赖的助手之一；而李靖和尉迟敬德等人，则在军事上屡建奇功，为唐朝的稳定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些贤才们的贡献，不仅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使得贞观年间出现了着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这一时期的优秀人才汇聚一堂，共同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正是由于太宗李世民能够识人善任，广纳贤才，才使得这些精英们得以各展所长，共同推动了唐朝的繁荣与发展。 在他的治理下，贞观年间，唐朝迎来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稳定、军事强盛的时代，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贞观时期，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据《资治通鉴》中记载，在贞观四年，一斗米仅需要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有二十九人。太宗的政绩总结《贞观政要》，更是成为了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宝典，后世君主皆以其为楷模。 在这个时期，太宗推行了一系列明智的改革，帮助经济复苏和社会更加和谐。他非常重视教育，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愿意听取各种建议，并确保法律公平执行。为了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太宗皇帝设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机制，并详细记录每一位官员的表现，以此作为升迁或惩罚的重要依据。这一制度，不仅激励了官员们积极的履行职责，也确保了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和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通过这种方式，太宗皇帝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还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在政策上，唐太宗推行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策略，提倡节俭，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同时推动文化教育的复兴和完善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在内政上，太宗实施了几项重要的改革，这些措施不仅让国家变得更加繁荣稳定，也为后人树立了好榜样。他推行的均田制，旨在恢复和发展农业。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把无人认领或荒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并以家庭为单位，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土地。这一做法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夯实了社会经济的基础。 其次，太宗帝还引入了租庸调制。这是一种赋税制度，规定农民需要向国家缴纳粮食（租）、提供劳役（庸）或服务（调）。这个制度通过合理的安排资源，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从而实现了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双赢。 第三项重大改革是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中央政府进行了重组，并且形成了三个主要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还有六个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门，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种设置大大的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分散了朝廷官员的权力，防止个别官员专权，增强了朝政运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最后是进一步完善了从隋朝就开始的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员，打破了贵族世袭官职的传统，让有能力的人不管出身如何，都有机会进入政府任职。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官员的整体素质，还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激发了人们的上进心和创造力。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英明的君主，更是一位深切关心百姓疾苦的仁君。他经常派遣官员到地方视察民情，深入了解民众的实际需求与困难，并依据反馈迅速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确保政策能够切实惠及百姓。在这一时期，唐朝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一切得益于唐太宗非凡的领导力和出色的治国才能。作为一位杰出的君主，太宗李世民不仅营造了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还通过一系列开明政策和改革措施，激发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对外关系方面，唐太宗成功地平定了东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等周边势力，并对高丽（即高句丽）和吐蕃采取了有效的军事行动。他对少数民族持平等尊重的态度，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就此实现了“胡越一家”的和谐局面，赢得了四方诸国的尊敬，并被尊称为“天可汗”。 在对外政策方面，太宗皇帝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他采取了积极防御与以战止战相结合的策略，通过灵活巧妙的运用羁縻政策和适时的军事行动，有效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与和平。和高祖一样，他也深知仅仅依靠武力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因此积极的推动羁縻政策，通过设立羁縻州府，赋予周边民族一定的自治权，既尊重了地方特色和传统，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同时，对于那些威胁边境安全的力量，太宗果断的采取了军事行动，从而展现了中央朝廷强大的威慑力，更是确保了国家的安全与尊严。 隋末唐初之际，北方的东突厥汗国势力很强大，屡次南下侵扰，并干涉中原诸势力之间的纷争。唐朝初建，百废待兴，国家亟需稳定与和平。626年，东突厥突然发兵偷袭，率军直抵距长安不远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这一举动直接威胁到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政权。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太宗毫不畏惧，他深知这场对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于是，唐太宗亲自率领高士廉、房玄龄等一众文臣武将，站在渭水河畔。身穿金甲的他显得格外坚定，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决心。 那一刻，阳光洒落在身披金甲，周身散发着威严气息的帝王身上，仿佛一位从天而降的战神。面对突厥军队，太宗的眼神坚定沉着。他的身后是排列整齐、士气高昂的王朝精锐之师，他们手中的武器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准备随时为国家和皇帝而战。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太宗李世民的声音如雷鸣般响彻渭水河畔：“突厥蛮夷，尔等竟敢侵犯我大唐疆土！今日我李世民在此，定要让你们知道我大唐的厉害！” 接着，他又以平和但充满力量的语气补充说道：“突厥可汗，你我今日在此对峙，并非为了厮杀，而是为了和平。我大唐愿与你等和睦相处，但也绝不惧怕战争！” 突厥可汗听后，心中暗自思忖：这唐太宗李世民果然名不虚传，如此的气势，的确令人敬畏。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太宗下令己方军队擂起震天动地的战鼓，突厥军队顿时有些慌乱。太宗皇帝趁机提出了条件： “突厥可汗，你若此刻退兵，我大唐可以既往不咎。否则，我大唐的铁骑定会踏平你的营帐！” 突厥可汗被唐朝皇帝的这股气势震慑，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最终决定了休战，并与唐太宗订立了着名的渭水之盟。这以后，太宗皇帝又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外交策略，包括挑拨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之间的关系，以及突厥与周边各部的关系。这些举措最终导致了东突厥内部的彻底分裂。 627年，东突厥的藩属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各部因为不满颉利可汗的政令及改革，纷纷离去，并改立了薛延陀部为可汗，而突利可汗则选择投降了唐王朝。628年，朔方梁洛仁斩了盘踞在夏州的梁师都，也归降了唐王朝。就此，东突厥遭遇内部分裂和自然灾害，实力大减。 629年，李靖率领骑兵奇袭东突厥，一举攻灭其主力，次年北方各族皆至长安进贡，尊称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635年，李靖又攻占了吐谷浑；657年，苏定方西征攻下了西突厥汗国；641年，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通婚，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唐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通过这些行动，太宗李世民不仅成功解决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还大大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也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朝的繁荣与昌盛，吸引着众多国家前来朝贡，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使得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这种智慧与力量并重的外交策略，不仅成功安抚了四方，也大大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 然而，在唐太宗统治后期，他也逐渐表现出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劳役征发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储君问题上，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长子李承乾虽然被立为太子，但四子李泰深受宠爱，两者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最终，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承乾因涉嫌谋反而被废黜，李泰也一同被废，唐太宗选择了性格更为温和的晋王李治作为继承人，以期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贞观二十三年，随着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的离世，仿佛整个唐朝都被一层淡淡的哀愁所笼罩。这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伟大帝王，不仅为唐朝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以其开明的统治、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政治智慧，赢得了后世无数的赞誉与敬仰。 第3章 高宗时期:盛世下的暗流与变革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下，唐王朝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他的治国方略和实践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显着成效，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树立了一个理想的治国典范。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太宗晚年对四子魏王李泰的偏爱逐渐显现，这引发了太子李承乾与李泰之间激烈的储位争夺战，使得朝政局势变得动荡不安。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密谋起兵逼宫，企图通过武力解决这场争端，但不幸的是，这一计划最终败露，导致他被废黜。 面对储君之位的真空，太宗最初倾向于立魏王李泰为太子。然而，李泰曾直言不讳地表示，若自己登基，将会除掉自己的儿子而传位给晋王李治，以此威胁其弟。这一言论传到了李治耳中，后者遂将此事禀报给父皇。与此同时，废太子李承乾也承认，自己之所以谋反，实因担忧李泰觊觎太子之位。 面对诸子之间的激烈争斗，唐太宗深感痛心与无奈，决定重新审视储君人选。他带着晋王李治来到两仪殿，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重臣面前，太宗情绪激愤，甚至一度欲拔剑自刎以表达内心的痛苦。长孙无忌等人急忙上前劝阻，并谏言立晋王李治为储君，认为这是稳定朝局的最佳选择。 经过深思熟虑，唐太宗最终采纳了众臣的意见，正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此举不仅平息了宫廷内部的纷争，也为唐朝未来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唐太宗作为一位父亲的复杂情感，更展示了他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确保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正式下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经常带李治上朝，让他观看自己处理政务，有时还让他参与议事，并多次称赞他的才能。这样，唐太宗确保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同时也培养了儿子的治国能力。李治深感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重大，他虽然不像兄长那样锋芒毕露，但内心也充满了激情壮志，想要成为像父皇一样的贤明君主。每日，李治都非常虔诚地跟随父皇学习治国之道，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李治以谦逊和勤奋的态度，认真学习父皇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力求在未来能够继承并发扬贞观之治的辉煌。于是，在他不懈的努力下，逐渐赢得了朝臣和百姓们的信任与支持。他的稳重和责任感，也成为了朝野上下对他寄予厚望的基础。然而，朝堂之上暗流涌动。一些老臣见新太子李治性格温和，便企图借此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尽管年轻，李治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和智慧。他表面上像似对这一切懵懂无知，但实则却是在暗中精心布局谋划，悄然培养自己的心腹力量。 有一天早朝，一位大臣提议削减对边疆的物资支持，以此充实国库。面对这一建议，李治挺身而出，言辞恳切地阐述了边疆稳定对于国家安全和繁荣的重要性。他的讲解条理清晰、并情真意切地指出，边疆的安全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任何削弱边防的行为都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 太宗皇帝满意地看着儿子的表现，对他的成熟与睿智赞赏有加。这次应对不仅展现了太子李治的政治智慧，也赢得了朝臣们的尊重与信任。他的坚定立场和深思熟虑的见解，使他这个新太子在朝堂上初步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更为将来顺利地掌握大权奠定了基础。时光匆匆，太子李治在太宗皇帝的悉心教导下逐渐成长为了一位成熟且稳重的储君。他以谦逊和勤奋的态度，不断学习治国之道，力求在未来能够继承并发扬贞观之治的辉煌。 而这时的武媚娘还只是后宫中一位微不足道的才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亲眼目睹了太子李治在朝堂上的英姿，不禁暗自倾慕。那一刻，武媚娘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太子不仅肩负着国家的命运，也将影响无数人的未来，包括她自己。不过当时的她绝没有料到，自己日后竟会成为改写大唐命运的关键人物。此时此刻，一切都在平静的表象下悄然酝酿。武媚娘凭借自己的智慧、魅力和对政治的敏感，在后宫中逐渐崭露头角。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皇帝计划讨伐高句丽，命令李治留守定州。当发兵日期基本确定后，李治显得非常忧虑，整天哭泣，并请求通过快马传递他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以及边境的报告，唐太宗都同意了。这便是用快马奏事的开始。 后来，当太宗皇帝的大军胜利归来时，李治非常关心父亲的健康。据传，当时唐太宗身上长了一个严重的毒疮，李治亲自为他处理伤口，甚至用嘴吸出脓液。他还扶着父亲的车辇，连续多日步行跟随，展现了对父亲深深的孝心和关怀。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去世。临终前，他特别向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托付后事，强调太子李治仁孝，并嘱咐二人要好好的辅佐新君。还安慰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在，你即位后就不用担忧了。” 随着太宗皇帝的驾崩，五天后，太子李治回到京城。六月一日，22岁的李治正式登基为帝，成为高宗。六月十日，刚即位的高宗任命舅父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与褚遂良共同辅政。李治对两人非常尊敬，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因此在他统治初期，国家安定繁荣，呈现出类似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 七月三日，有关部门提议更改一些官职名称以避讳新皇帝的名字，但高宗认为先帝“世民”二字未被避讳，起初不同意。相关部门解释说，按照礼制，先帝两个名字不必全部避讳，而高宗单名则应严格避讳。最终，唐高宗接受了这个意见。 新皇登基带来了朝堂上下一片新气象。高宗李治虽然年轻，却是一位充满雄心壮志的皇帝。即位之初，便广纳贤才，将李积、苏定方、薛仁贵等英勇无畏的将领招致麾下，让他们在边疆战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这些将领不仅为大唐王朝赢得了无数荣耀，还为国家的安全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同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贤臣如智囊团般辅佐新皇，为国家治理出谋划策。他们推行均田制，确保土地分配公平，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通过这些政策，李治不仅巩固了内政，也为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八月，河东发生地震，高宗派遣使者前往慰问灾民，并免除当地三年赋税。 同月，他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积为尚书左仆射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十八日，太宗被安葬在昭陵。九月十二日，高宗加封鄜州刺史、荆王李元景为司徒，前任安州都督、吴王李恪为司空兼梁州刺史。二十四日，追赠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尉，申国公高士廉为司徒，蒋国公屈突通为左仆射，并允许他们在太宗庙庭陪祭。 这段时期，唐朝在新皇的领导下继续保持着稳定和发展。但高宗在位初期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内政上的挑战，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北方的突厥部落依旧虎视眈眈，西方的领土扩张亟待巩固。高宗并未被这些困难所吓倒，相反，他充分利用父亲李世民留下的强大军队和稳固的政治基础，去积极应对朝堂内外的挑战。 面对北方的威胁，高宗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最终使唐朝的边境逐渐稳定了下来。特别是对西突厥的胜利，不仅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至中亚地区，也彰显了其不凡的军事实力和战略眼光。在东方，他与新罗结盟，共同对抗东北的强敌——高句丽和百济。白江口之战成为了东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唐军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这场战役不仅彰显了唐朝的军事实力，也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铺平了道路，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东亚的霸权地位。通过这些辉煌的军事成就，高宗不仅证明了自己的领导能力，也为大唐的繁荣昌盛开辟了新的篇章。就此，李治以其智慧和勇气，成功地应对了内外挑战，巩固了唐朝的国基。 高宗深谙父皇的治国理念，继承并发扬了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励精图治，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唐朝的辉煌。在他的治理下，这时期充满改革与创新的风气。高宗继续推行太宗时期的各项政策，并积极应对新的挑战，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这些努力稳定了政权，也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繁荣与稳定。与此同时，高宗在外交、内政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确保了国家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安宁。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唐高宗依然带领着唐朝走向一个新的盛世，从而也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位合格继承者的实力。这段过渡时期不仅是对唐高宗个人能力的考验，也是唐朝从一个辉煌时代迈向另一个辉煌时代的转折点。 然而，在其父李世民离世不久，高宗李治就把父亲的才人迎回了宫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成为了高宗身边不可或缺的存在。她的地位也愈发稳固，到后来与高宗李治并称“二圣”，共同执掌国政。 登基之初，武则天便已深得高宗的宠信。有一天，高宗因头疼病发作，无法处理诸多朝政事务，便唤来武则天商量。她莲步轻移，眼神中透着聪慧狡黠，轻声细语几句却句句切中要害，提出的几条建议令李治大为赞赏。从此，高宗愈发的倚重武则天了。虽然朝中大臣颇有微词，但高宗仿若不闻。武则天便趁机在朝堂上培养自己的心腹势力。武则天深知李治的性情，常伴君侧之时，既能温柔似水，解其烦忧；又表现的果敢睿智，与之共商国事。于是，唐高宗渐渐习惯了大事小事都要与她商议的习惯。 遗憾的是，高宗李治的身体每况愈下。武则天一面细心照顾着丈夫，一面不动声色地握紧权柄。高宗有时清醒过来，望着身边的武则天，心中充满了矛盾。他怎能不知道她的野心?但又割舍不下对她的那份感情，以及这么多年来与她共同理政的依赖。 最终，高宗在纠结与无奈中英年早逝，而武则天离那至高无上的皇位又近了一步。 唐高宗李治离去后，唐朝的历史仿若陷入了一场风暴。太子李显登基，号唐中宗。但随着唐中宗与武则天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宫廷的宁静瞬间被击碎。在两股势力持续较劲之际，武则天当机立断，率先发难，废黜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改立其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此举不仅昭示着唐朝历史的新转折，也暗示着武则天即将迈向权力的巅峰。 唐高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改革和决策，这些举措对唐朝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贞观二十三年，高宗李治即位之初，皇权实则为其舅父长孙无忌所掌握。面对关陇贵族对朝政的把控，李治内心渐生不满，遂暗中筹谋夺回权力。不久，他便觅得关键盟友，即日后的武则天。那时，身为太宗才人的武媚娘，于太宗驾崩后被迫入感业寺为尼。李治借由某些手段将其重新迎回宫廷，成为他的重要助力。 为削弱关陇世家的权势，李治与武媚娘决意先从宫廷内部入手，提议废黜当时的皇后王氏，而立武媚娘为后。此议引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堂保守派大臣们的强烈抵制。这使高宗深知，必须采取更为果敢的行动。故而在随后的数年里，二人齐心协力，在朝廷中构建起全新的政治联盟，逐步消解了旧势力的影响。 至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高宗已然能够掌控朝堂局势，终成功废黜王皇后，且将包括长孙无忌在内的诸多老臣或罢黜或流放。此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昭示着高宗已然完全掌控了皇权，更为其推行新政扫除了障碍。通过这般努力，高宗得以实行自己的治国理念，巩固了中央集权，也为唐朝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虽然高宗即位之初，处于其父李世民的耀眼光芒笼罩之下，略显黯淡，但凭借自身的智慧与谋略，逐步收回皇权，更借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他的贡献也不可忽视。 第4章 永徽之治:盛世的延续与挑战 年轻的高宗继承了父亲唐太宗留下的庞大帝国，深知责任重大。为了昭示新时期的开始，李治宣布改元为“永徽”，寓意着永恒的光辉，表达了他希望带领大唐走向持续繁荣的决心。“永徽”这个年号不仅承载着他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也体现了新帝对未来的期望与承诺。尽管告别了太宗李世民的时代，但在高宗的领导下，大唐帝国依然稳步向前。这一时期既是对过去成就的延续，也是对未来繁荣的期许，展现了大唐不断前进的生命力。高宗即位之初，由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同辅政，李治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使得“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永徽年间（650-655年）也是高宗统治的早期，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不仅因为社会的安定、政治清明，更因为经济繁荣和文化的蓬勃发展。在施政方面，高宗展现出了对民生的关注。即位之初，他积极听取地方官员的意见，关注民间疾苦，并采取措施禁止京官及外地官员进献猎鹰和马匹等奢侈品，提倡简朴。他遵循太宗时期的法令制度，使得国家在永徽年间呈现出边疆安定、百姓富足的局面，这段时期被赞誉为“永徽之治”，其治理风格继承了贞观之治的优良传统。 在唐太宗和高宗的治理下，唐朝的人口从隋末唐初的动荡中逐渐恢复并增长。据记载，到了652年（永徽三年），全国户数已增至380万户，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段描述经过修改润色，旨在提供一个更加流畅和完整的叙述。 高宗登基之初，展现了一位贤明君主的风范，他积极推行仁政。为了更好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各地官员的治理情况，高宗特意召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朝集使，并诚恳地对他们说：“朕初临大宝，深知治国理政之重。若国家政策有对百姓造成不便之处，你们务必直言不讳，若有未能详尽表达的问题，也应再次上书启奏。”随后他每日邀请十位刺史进入宫中，亲自倾听他们关于民间实际情况的汇报以及地方治理的经验与挑战。 此外，高宗还颁布诏令，禁止京官及地方州府向宫廷进献鹰隼、犬马等奢侈品，以示节俭和关注民生的决心。高宗及其臣子们遵循贞观年间的法令制度进行治理，使得永徽年间呈现出一片繁荣安定的景象：边境安宁，人民富足安康，社会风貌承袭了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期，百姓生活稳定，农业丰收连连，商业活动异常活跃，城市里市场热闹非凡，商铺林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和平稳定的环境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文人们留下了大量动人的作品；绘画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画家们细腻地描绘了自然美景和生活百态；音乐成为了宫廷与民间共赏的艺术形式，出现了不少杰出的音乐家和作品。这些文化成就不仅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650年，即永徽元年的正月六日，唐高宗将他的正妻王氏册立为皇后。紧接着在第七日，他封自己的长子李忠为陈王，并任命他为雍州牧。到了九月，唐将高侃成功捕获了突厥的车鼻可汗，随后唐高宗设立了单于和瀚海两个都护府来管理新征服的地区。 651年，也就是永徽二年的正月，西突厥的贺鲁自封为沙钵略可汗。同年七月，沙钵略可汗率领军队入侵了庭州，对此，唐高宗派梁建方领军进行反击。 653年，永徽四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谋反事件。房遗爱、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薛万彻和柴令武等人密谋拥立荆州王李元景为帝，但计划败露了。结果，在二月三日，房遗爱、薛万彻和柴令武被处决；李元景及两位公主被迫自尽。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被流放到辒州服役，侍中宇文节则被发配到桂州充军。此外，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和蜀王李愔等皇室成员因得罪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有的被处决，有的被贬谪。这次事件后，对唐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主要势力基本都被清除。高宗通过处理房遗爱等人谋反案件，有效地削弱了宗室和勋贵中的反对力量，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皇位。 到了655年（永徽六年），高宗在大臣李积与许敬宗的支持下，废黜了出身士族的皇后王氏，改立武则天为后。这一举措不仅是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也象征着对传统士族政治优势的挑战，进而削弱了这些家族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在维持国内繁荣的同时，唐高宗也十分关注边疆的安全。特别是西北方向的西突厥，其势力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威胁着西域各国和丝绸之路的安全。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路线，不仅是物资交流的大动脉，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但现在却因为西突厥的存在而变得危险重重。 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高宗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因此，在显庆二年（657年），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在边疆展开。这次军事行动旨在对抗西突厥的威胁，保护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这场战役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为了保障东西方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高宗亲自点将，并任命大将苏定方为统帅，率领着精锐部队，兵分两路向西突厥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阴山之战，苏定方犹如战神附体，唐军势如破竹，首战告捷，让西突厥的军队闻风丧胆。紧接着，金牙山再传来捷报，苏定方的军队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流，席卷而来，将西突厥的防线冲得七零八落。 最后，伊丽水（今伊犁河）这场决战，成为了整个战役的高潮。在伊丽水畔，双方的军队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刀光剑影交错，喊杀声震耳欲聋。高宗李治亲自坐镇后方，仿佛是在告诉前方的将士们： “为了大唐的荣耀，为了丝绸之路的安宁，这一战必须打赢！” 最终，苏定方的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彻底的粉碎了西突厥的抵抗。战场上，西突厥军队节节败退，失去了最后的斗志。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在惨败后，如同丧家之犬，企图逃往石国寻求庇护。然而，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副将萧嗣业如影随形，紧紧追踪着阿史那贺鲁的脚步，在这场追逐战中展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无论是崇山峻岭还是广袤无垠的沙漠，都无法阻挡萧嗣业的决心。经过一系列紧张激烈的追捕，他在一处偏远角落终将阿史那贺鲁擒获。这一胜利不仅标志着西突厥势力的彻底覆灭，也为唐朝边境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稳定，彰显了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边疆政策。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境，更为中西文化的交流铺平了道路。 随着西突厥势力的减弱，唐高宗下令设立了蒙池和昆陵两个都护府。这两个都护府成为了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节点。它们不仅维护了当地的秩序，还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贸易，从此，丝绸之路再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中西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仿佛无数奔腾不息的河流，汇聚成一片繁荣昌盛的图景。商队驮着精美的丝绸、精致的瓷器和芬芳的茶叶，穿越浩瀚沙漠，不仅带来了远方的新奇商品，也传递了最新的消息与文化。 与此同时，学者与僧侣们沿着这条古老的商路前行，传播知识与信仰，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深刻对话与交流。这段时期，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的动脉，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它连接起了东西方世界，让遥远的国度得以相互了解、共同进步。通过这条道路，不仅物资得到了流通，更宝贵的是，思想与技术也在不断的交融，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物质交换上，更在于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音乐、艺术、科学乃至哲学思想，都在这条跨越千里的道路上得以交融与发展。蒙池和昆陵都护府的存在，不仅象征着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也标志着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新时代的到来。通过这些努力，高宗皇帝不仅确保了边疆的安全，还为大唐帝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誉，使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到了显庆二年（657年），高宗宣布了洛阳为东都，并采取了移都就食的策略以应对粮食供应的问题。随着辅政大臣们的相继离世，高宗愈发倾向于独断专行，对谏议持排斥态度，这使得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言辞谨慎、不敢逆其意直言进谏的氛围，导致忠诚贤能的大臣们被迫沉默或被边缘化，而那些善于逢迎之人却得以晋升。 这种情形被历史评论为“前贤而后愚”。此外，高宗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工程，增加了百姓的劳役负担，造成了民众普遍的不满与怨声载道，史书描述当时的情景为“万姓厌役，呼嗟满道”，反映出人民对于繁重徭役的深切不满和失望情绪。 自显庆五年（660年）起，唐高宗频繁遭受头晕目眩之苦，健康状况影响了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因此，他逐渐让武皇后参与到国家政事的管理中来。在高宗驾崩之后，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继续执掌朝政，她在唐中宗与唐睿宗时期临朝称制，实际上掌控着朝廷的大权。 至665年（麟德二年）十月，高宗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此活动不仅是一场盛大的宗教仪式，更是一次国际性的展示，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多个周边国家的使节和酋长参与其中，彰显了唐朝当时的强盛与繁荣。 在唐朝历史中，唐高宗李治的统治时期标志着皇权对士族势力的一次重要打击，并且也是唐代文治武功的一个繁荣阶段。高宗在位期间，先后灭了西突厥(657年)、百济(660年)和高句丽(668年)，使唐朝版图达到了最大化。但自咸亨元年(670年)以来，安西四镇、吐谷浑等地区相继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图逐渐衰退；同时兵败新罗，丢失了朝鲜半岛；再加上他听信谗言处决了归降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最终导致了东突厥叛唐独立，建立了后突厥汗国，并且每年都来侵犯唐朝边境。 “永徽之治”体现了唐高宗李治治理国家的能力，同时也展示了唐朝所拥有的潜力和创造力。这一时期的辉煌，证明了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所能达到的高度。 第5章 武周代唐:武则天的时代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武则天的故事尤其引人瞩目。公元690年，当她成功平息了徐敬业的叛乱后，武则天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废黜自己的儿子唐睿宗，亲自登上了皇位，并改国号为“周”，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武周”。这个时刻不仅标志着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称帝的女性，也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成为皇帝之后，武则天将洛阳选定为新的首都，赋予它“神都”的尊贵称号。她封睿宗为皇嗣，以确保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在她的治理下，洛阳迅速崛起，成为政治、文化与艺术的璀璨中心，闪耀于东方大地。 作为一位英明的统治者，武则天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施政方针，共十二条。这些政策旨在鼓励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开支，停止无谓的战争，提拔那些有才能却出身低微的官员，并且开放言路，接纳各方意见。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国家经济得到了显着的发展，人口登记册上的家庭数量从约380万户激增至650万户，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武则天在称“天后”时，即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劝农桑，薄赋役”的政策建议。为确保这一方针的落实，朝廷将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州县官员若能有效开垦田地、使百姓家中有余粮，则会受到奖赏；反之，如因苛政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则会受到惩罚。 掌权后，武则天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延揽农学家编撰《兆人本业记》，并将此书颁发至各州县，作为地方官员指导农业生产的参考。面对均田制开始瓦解和民户逃亡现象增多的情况，她采取了较为宽容的土地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社会稳定。 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取得了显着进步。根据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户口数从380万户增加到了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0.721%，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反映了当时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通过轻徭薄赋与鼓励生产的措施，武则天不仅稳固了政权基础，还为唐朝后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农业政策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 武则天以其驾驭臣子的能力着称，她鼓励人才自荐，并通过殿试和武举等方式选拔和快速晋升官吏，尽管有时会出现人员过多或晋升过快的问题，但对不称职的官员也会立即进行降职处理。她慧眼识才，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官员，如唐休璟、狄仁杰等人，这些官员多为非士族出身，这有助于扩大统治阶层的基础并削弱士族的影响力，从而加强了政权的稳固性。 在武则天的大力支持下，这些杰出人才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共同打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智慧的朝廷。他们不仅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还为帝国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改革措施。通过任用这些贤才，武则天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提高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和广泛性，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治理人才。她的统治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还开创了一个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时代。 此外，在与高宗共同执政期间，武则天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这一措施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导致中唐以后出现了“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局面。特别是安史之乱后，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而获得五品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使得从前士庶之间的严格界限逐渐消失，无论郑姓还是李姓，都难以辨别是旧士族还是新士族。通过这些改革，武则天成功地改变了唐代的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和公平性。 武则天继承了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高度重视州县官员的清正与称职。她经常与宰相讨论刺史、县令的人选，并派遣使者依据“六条”标准巡察州县，严格考核官吏的表现。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员，不论其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而对于清正廉明、正直不阿的臣僚，则给予高度器重和破格提拔。通过严格的吏治整顿和明确的赏罚制度，武则天确保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她不仅严厉打击腐败行为，还积极提拔贤才，这使得她的统治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她的知人善任和果断决策，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种用人机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武则天深刻理解纳谏的重要性，在其提出的谏言十二事中，“广开言路”和“杜绝谗言”占据了重要位置。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她设立了铜匦于朝堂，鼓励百姓上书言事，这一举措极大地拓宽了意见表达的渠道。尽管武则天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在决策时果敢决断，但她对直言敢谏的臣民表现出极大的敬重。她不仅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这些言论有时显得尖锐或冒犯，她也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免予追究责任。因此，在她的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而获罪，直言不讳在朝廷中蔚然成风。这种开放的言论环境使得下情得以顺畅地上达，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则天自参与朝政至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女性地位的措施，这些举措不仅改变了当时的社会习俗，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封禅典礼中的女性角色：麟德三年（666年），在武则天的推动下，女性首次在封禅典礼中担任重要职位。她提出《请亲祭地祗表》，指出祭祀太后时由清一色男性大臣参加的旧制“恐未周备”，主张在祭祀女性先祖时应由皇后主持。这一建议得到了高宗的认可。因此，在封禅泰山时，除了宦官外，禅礼成为纯女性的场面，武则天担任亚献，太宗妃燕氏担任终献，祭祀过世的高祖夫人和太宗夫人。此举大大提升了女性在国家礼仪中的地位。 2. 延长父在为母服丧期：上元元年，武则天提出的十二条建言中包括提议将父在为母服丧期从一年延长至三年。在此之前，根据礼制规定，母死父在时子女服丧期仅一年，而母死父已逝或父死母在时服丧期则为三年。学者认为，延长父在为母服丧期是武则天提高女性地位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尊崇女性的价值。 3. 组建参政女官群体：武则天称帝后，公开征召和选拔“女史”，将其纳入宫廷行政体系中。《司马慎微墓志》记载，载初年间，颍川郡王武载德被敕令征召侍奉皇太后，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参政群体。如司马慎微之妻李氏、殷履直之妻颜氏、韦余庆之妻裴氏、张守让之妻及邓国夫人窦氏等人均成为“女史”，负责草诏制敕。其中，上官婉儿更是深受武则天重用，百官奏折多由其参与决断。尽管大多数参政女官在武则天退位后返回原职，但她们的存在和贡献显着提升了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4. 制定新婚俗——新妇不跪：为了进一步提高女性的地位，武则天改革了中国古代婚礼习俗。传统上，男女新人会在婚礼中同时跪拜。武则天规定举行婚礼时，男方需跪拜而女方无需下跪。宋人高承所撰《事物纪原》记载：“唐武后欲尊妇人，始易今拜。”敦煌壁画中的《婚礼图》也描绘了这一时期新妇不跪的新风俗，体现了武则天对女性尊严的关注与提升。 通过这些政策和行动，武则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性别限制，还为女性争取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权利。她的努力不仅促进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进步，也为后世女性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武则天的改革反映了她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以及她对于性别平等和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 在武则天的推动下，科举制度得到了新发展。首次引入殿试和武举，为有才华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晋升机会。这些考试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士人，特别是关东和江南的学者，他们被称作“北门学士”。这些人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为朝廷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军事方面，武则天重设安西四镇以抵御后突厥的侵扰，并成功平定了东北契丹的“营州之乱”。这些行动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在武则天的统治下，社会文化也有所发展，佛教盛行，佛寺建设频繁，龙门石窟的扩建便是这一时期的象征。因此，后人评价她的统治“承前启后”，既继承了贞观之治的优点，又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艺术领域方面，武周时期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佛教在此时达到了鼎盛，佛寺如繁星般点缀着大地，每一座寺庙不仅是信仰的殿堂，也是艺术与文化的宝库。壁画、雕塑、建筑艺术在这里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后世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上下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诗歌、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也都蓬勃发展了起来，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表现在物质和文化上的成就，还体现在它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一个开放、包容，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时代。武则天对人才的重视，促进了文化的蓬勃发展。 武则天深知她手中的权力来之不易，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控制措施。面对那些胆敢挑战她权威的人，武则天展现了铁腕的一面。如徐敬业等反对派，在她的果断镇压下迅速瓦解，成为了警示他人的前车之鉴。 即便是唐宗室亲王和支持唐朝的大臣和将领们，也未能在这场席卷而来的风暴中幸免。大规模的清洗如同暴风雨般降临，无情地扫除了任何潜在的威胁。武则天还巧妙地利用了告密制度，这一做法，就像是在宫廷中撒下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严密监控着每一个官员的一举一动。 告密成为了一种令人畏惧的力量，使得朝堂上下人人自危，谨慎行事。这一举措不仅强化了她的统治，也有效地遏制了内部的反叛和阴谋。尽管这些手段显得冷酷无情，但它们确实在短期内巩固了武则天的权力基础，确保了她的统治不受挑战。她在维护自身权威的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政治家为实现国家稳定所必需的决心与手腕。 武则天甚至推广了酷吏制度，扶持了如武三思和上官婉儿这样的亲信，使他们成为了她手中最锋利的剑。这些亲信在她的授意下，执行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巩固了她的统治基础。然而，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她的权力，却也在朝堂上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并且成为了后世批评她的焦点。 晚年，在狄仁杰的建议下，她重新确立了李显为太子，睿宗李旦则被封为了相王。这个决策也为后来唐朝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705年，当武则天因病体弱时，一场政变悄然在酝酿着。宰相张柬之与将军李多祚等人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果断诛杀了女皇的男宠张易之兄弟，并迫使武则天退位。随后，中宗李显再次登基，唐朝得以复辟还朝，历史上称为“神龙革命”。 然而，由于中宗李显缺乏政治经验，他的统治充满了不确定性。加上受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以及武氏家族成员的影响，许多有功之臣如张柬之等遭到流放或迫害。 朝廷内部权力斗争不断，局势动荡不安。韦氏和安乐公主野心勃勃，意图复制武则天的道路，掌握最高权力。她们联手企图迫使太子李重俊发动兵变，但最终均告失败，太子不幸被害。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更揭示了宫廷斗争的残酷与险恶。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害了中宗李显，并拥立温王李重茂（即殇帝）为帝，企图进一步加害相王唐睿宗。 但这个时候，局势却发生了逆转。 相王的儿子李隆基在其姑母太平公主的帮助下，发起了“唐隆之变”。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政变中，李隆基成功消灭了韦氏和武氏的势力，并拥立唐睿宗复辟为帝，就此恢复了唐朝的正统统治。 唐睿宗复位之后，立即让儿子李隆基当了太子，并同意让妹妹太平公主参与政事。这一决定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但也就此埋下了权力斗争的种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两人的权力之争也愈发激烈。随后，唐睿宗决定退位，李隆基顺利继位，成为唐玄宗。新皇帝登基后，凭借果断的政治手腕和出色的领导能力，迅速赢得了朝廷和民间的尊敬。 不久，唐玄宗察觉到太平公主及其支持者可能构成的威胁，并指控他们计划发动羽林军兵变。面对这一潜在危机，玄宗迅速采取行动，及时发兵控制了局面，逮捕了太平公主及其追随者，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唐玄宗李隆基的这些果断举措，不仅结束了自武则天以来长期存在的女性主政局面，也巩固了他的皇权。这些行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通过清除内乱和潜在威胁，唐玄宗为大唐带来了新的稳定与繁荣，开启了开元盛世的局面。 第6章 开元之治:唐玄宗的治国之道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时，正值朝廷内外政治腐败、皇后与公主频繁干预政事的动荡时期。712年，随着睿宗禅位，李隆基正式成为大唐的新君主。面对复杂的局面，年轻的皇帝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和坚定的决心。即位后的第二年，玄宗果断地发动了先天政变，这一行动成功地削弱了太平公主的影响力。此举不仅终结了自武则天以来女性干政的历史，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央权威得以重新确立，朝局逐渐恢复稳定。 为了整顿国家事务，唐玄宗启动了一系列深远影响的改革措施。他广纳贤才，任命了姚崇、宋璟等一批既熟悉官场又才华横溢的人士为宰相。在他们的辅佐之下，玄宗致力于精简臃肿的官僚体系，裁撤不必要的官员职位，简化租税制度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并通过括户政策有效解决了土地兼并造成的逃户问题。 这些举措显着提高了朝廷的运作效率，增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玄宗的统治因此被誉为“开元盛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繁荣昌盛、文化灿烂的美好时光。他的改革和领导能力，使得唐朝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此外，他还进行了军事制度改革，由府兵制转为募兵制，并振兴马政；对地方行政区域进行权力下放；提高贡举官员的地位以确保选拔过程的公正性；修订法律，颁布《大唐开元礼》；设立常平仓调节贫富差距；创建劝农社促进农业生产；大力开展水利建设，在边境地区广泛实施屯田；并在长安和洛阳设立了集贤院，集中学者整理和抄写经史子集达九万余卷。这些举措使得唐朝社会秩序井然、经济繁荣，成为一个国力强盛、文化灿烂的帝国，吸引了周边国家前来学习交流。 唐玄宗的统治时期通常被分为了两个主要阶段：开元和天宝。开元年间，朝廷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清明，朝政运作也很高效，为唐王朝带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面对前朝武则天和韦后政治混乱与权力斗争所带来的深刻教训，玄宗皇帝决心吸取这些负面例子作为警示，并深刻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前朝的覆辙，强调以史为鉴。 即位之后，玄宗以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为榜样，致力于恢复和发扬那一时期的政治理想：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他认真学习贞观时期的成功经验，希望在自己的统治下重现这些优点，打造一个公正、稳定且繁荣的社会环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唐玄宗着力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支持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希望能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他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确保政策能真正帮助到每个人，以此推动国家的发展。在他的领导下，大唐再次迎来了繁荣昌盛的局面。玄宗深知选拔和任用贤能之士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为了打造一个公正、透明且高效的朝廷行政体系，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精简朝廷机构，裁撤冗余职位，确保政策能够迅速有效地传达和执行；同时，简化行政程序，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以提高行政效率并减轻民众负担。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运作效能，也让百姓的生活更加轻松，促进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另外，唐玄宗还推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确保有能力的人不论出身背景怎样，都能获得提拔。他也很重视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并通过科举制度挑选真正有才能的人进入朝廷，以保证国家机器的高效运作。玄宗的统治初期，他先后任用了姚崇、宋璟、卢怀慎、张九龄和韩休等贤能之士，并积极听取谏言，虚心接纳好的建议。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不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营造出了一个更加公平和开放的政治环境，使有才华的人都能有机会为国家效力。例如，他采纳了张九龄的建议，实施了一项重要的人事改革：将京官中有能力的人员外调为都督刺史，以锻炼他们的行政管理能力；同时又将有作为的地方官员升迁至朝廷任职。这一举措不仅增进了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了解和信任，还裁减了武周和唐中宗时期设置的冗余员外官职，既精简了机构，节省了开支，又大大的提升了行政办事效率。 唐玄宗在位期间，要求朝廷官员严格公正的执行法律法规，即便皇亲国戚犯法，也要依法处理。这种不畏权贵、公正执法的态度，帮助他稳定了社会秩序，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通过这些措施，玄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还为国家的长期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唐玄宗还颁布了一系列政治政策制度鼓励农业生产，希望通过稳定的农业产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农业政策方面，加强执行均田制，严厉打击土豪劣绅，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同时，他很重视水利建设，通过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以此来提升农业生产力。这些政策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也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唐朝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特别是他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让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专注于农业生产，从而不给他们带来过重的压力。这项政策既促进了农业发展，也减轻了普通民众的负担，极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劳役和过度使用民力。另外，简化税制使得税收更加公平合理，通过这些措施，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因此变得更加繁荣。 而检田括户运动政策，则纠正了豪强隐瞒土地和人口逃避税收的现象，使税负分配更加的公正。通过鼓励农业生产，扩大屯田范围，提高粮食产量策略，既解决了军粮问题，降低了粮食价格，也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严厉打击豪强兼并土地，增加国家直接控制的可耕地面积，并分给农民耕种，这样做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压力。这些措施促进了唐朝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打下基础。 通过一系列明智的政策和果断的行动，唐玄宗成功构建了一个高效廉洁的朝廷行政体系，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合作。通过严格执行法律，维护社会正义，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升国家经济实力这些举措，不仅为开元盛世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也成为了后世治理国家的重要参考。 唐朝初期，佛教虽未被禁止，但其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制约，尤其是对道教的支持，限制了佛教成为主导宗教。然而，在武则天统治期间，为了削弱李姓皇室的影响，她对佛教采取了宽容政策，促进了佛教的迅速扩张。这一时期，几乎每个州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兼并土地，还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量的增加导致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口大大减少，影响了国家的财政。 针对这种情况，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僧人和尼姑的数量，约有12,000名僧尼被迫还俗。他还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佛教的发展，比如，禁止建造新的寺庙、铸造佛像和抄写佛经，并限制官员与僧尼之间的交往。这些政策有效地打击了佛教的过度膨胀，减轻了其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影响。通过这些举措，玄宗试图恢复和保持国家对宗教活动的控制，确保宗教不会过度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唐玄宗非常重视文化和艺术，认为它们是国家繁荣的重要标志。他积极鼓励诗歌、音乐、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并支持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在他的支持下，许多学者和艺术家聚集到朝廷，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繁荣，也让这一时期成为了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些措施不仅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使得文化艺术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位期间，他不仅注重内政上的治理，同时也对边疆防御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当时，由于均田制的瓦解，导致农民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府兵制下的兵源，使得军队战斗力下降，难以抵御外敌如突厥的侵扰。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采纳了宰相张说的建议，推行了兵制改革，建立了雇佣兵制度。这次改革首先从关内招募了十二万军士作为卫士，称为“长从宿卫”或“长征健儿”。这些雇佣兵不再需像府兵那样轮番到边境守卫，从而减轻了士兵的负担，同时也提高了训练的集中性和效率，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步将这一雇佣兵制度推广至全国。新的兵制取消了各地士兵轮流到边境服役的传统做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兵源问题，并为建立一支更为专业和高效的军队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些措施，唐玄宗不仅巩固了边疆的安全，也为唐朝的繁荣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障。 玄宗早期的统治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不仅带动了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也为唐王朝的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的努力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和令人难忘的阶段。这些改革措施也让唐朝进入了第二个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之为的“开元之治”。这个时期，人口显着增长，物产丰富。不仅中原、江淮地区和成都平原经济繁荣，就连人口较少的陇右和河西地区也逐渐兴旺起来。 在“开元之治”期间，大唐王朝迎来了繁荣的顶峰。长安城作为这个时代的象征，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展现出一幅繁忙而热闹的生活图景。社会稳定和谐，人民生活富足安康，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兴盛的景象。在这一时期，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农民们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贸易往来频繁，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昌盛。玄宗皇帝的改革不只是恢复了国家的经济基础，还为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定与繁荣。而“开元盛世”，不仅是经济上的丰收，更是文化和社会的全面繁荣，成为后世传颂的美好时代。 在开元盛世，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文人墨客以笔为剑，挥洒才情，留下无数动人心弦的篇章；音乐蓬勃发展，宫廷与民间皆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之中，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广泛传播；绘画艺术也迎来了春天，画家们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山川美景与人间百态，留下了众多传世佳作。通过支持和推广这些文化艺术形式，唐玄宗不仅提升了国民的文化素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是物质的丰收，更是文化的璀璨绽放，使得开元盛世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 在外交方面，玄宗收复了辽西营州及河西九曲等地，重新确立了对契丹、奚、室韦、靺鞨等北方民族政权的优势，并在西域击败或降服了多个政权，包括突骑施和后突厥，同时也扶持回鹘对抗后者。这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国际地位。在唐玄宗的统治之下，唐朝通过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构建了一个促进国家繁荣和国际地位提升的新治理模式。这一时期，唐朝不仅在东亚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还因其强大的军事、丰富的文化，以及开放包容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 第7章 天宝危机:由盛转衰的开始 尽管“开元盛世”初期为唐朝带来了显着的繁荣与稳定，但到了天宝年间（742-756年），长期的和平使得唐玄宗李隆基逐渐失去了早期治理国家的热情，转而追求奢华和享受个人生活。特别是自745年杨玉环被纳为贵妃之后，玄宗愈发沉醉于宫廷享乐之中，对国事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此时，朝廷内部权力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出现了像李林甫这样的强势宰相。李林甫不仅善于处理政务，维持了朝政的高效运作，还通过一系列手段排除异己，打压任何可能威胁其地位的竞争者，进一步集中了自己的权力。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为后来的政治风波埋下了隐患。 尽管天宝年间（742-756年）的政治风气逐渐趋向奢靡，这一时期的经济却依然维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根据历史记录，直至天宝十二载（753年），从长安向西绵延超过万里的广袤土地上，依旧呈现出一片人烟稠密、农业繁荣的景象。到了天宝十四载（755年），全国统计的户数达到了900多万户，人口约5200万，这是唐朝历史上官方记录的人口峰值，不仅彰显了社会经济的蓬勃活力，也见证了帝国在这一时期所达到的空前规模。 然而，在这表面的繁荣之下，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唐玄宗李隆基此时已深陷于音乐、美酒与歌舞升平的宫廷生活，对国家大事的关注日益减少。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政策执行力度减弱，这些都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虽然天宝时期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但其政治治理的松懈和潜在的社会问题，预示着大唐盛世的黄金时代正悄然走向转折点。 唐玄宗李隆基还做了一件挑战当时传统伦理观念的事件：他将原本是自己儿媳的杨玉环迎入宫中，并对她宠爱有加。杨玉环的存在及其与唐玄宗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后世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灵感来源，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多个方面。 随着唐玄宗对享乐生活的沉迷加深，朝廷的运作也逐渐变得无序。他还轻信身边人的谗言，解除了贤能宰相张九龄的职务，转而重用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但这两位新任宰相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力与利益，而非国家的长远发展，由此进一步加剧了政治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下降。 这样的转变，不仅动摇了唐朝的政治基础，也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内部问题逐渐的显现出来，最终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李林甫表面上给人以和蔼可亲的印象，仿佛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实际上却是一个心机深沉、手段老辣的家伙。他犹如一条隐匿于暗处的毒蛇，时刻准备对手发起致命一击。他还善于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朝廷内外压制不同的声音，尤其针对那些可能威胁到其地位的贤能之士，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压措施。为了巩固自身权势，李林甫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精心谋划的政治策略犹如天罗地网，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仅擅长排除异己，更精通于在表面营造出一种和谐稳定的幻象，使潜在的反对力量如一盘散沙，难以汇聚成可与之抗衡的有效势力。如此一来，李林甫得以成功压制不同声音，稳坐执政宝座。尽管李林甫的执政手段在历史上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治理下，唐朝一度保持了表面的稳定。然而，这种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实则暗流涌动，李林甫的政策选择虽在短期内巩固了政权，却也为唐朝后期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影响深远。李林甫的统治风格和他对权力的强烈追求，为后世敲响了警钟：那些短期内看似有效的权力维护策略，实际上可能在长远的历史进程中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这些也成为了后世政治家们思考权力平衡与治理艺术的重要借鉴，警示着人们在追求权力时必须谨慎权衡，不要被短期利益所蒙蔽，而忽视了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李林甫推行了一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即大量任命缺乏汉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边疆的重要职务。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出将入相”晋升路径，赋予了这些外族将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且深刻改变了唐朝的军事结构与边防格局。在这种政策下，唐朝开始重用如高仙芝、哥舒翰和安禄山等外族将领来镇守边关。起初，这些将领确实在边境防御中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但随着他们逐渐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和自主性之后，最终成为了动摇大唐政权稳定的关键因素。李林甫的这项决策，虽然在短期内看似巩固了边疆的安全，但从长远来看，却为唐朝埋下了不安定的种子，从而也揭示了当时这一决策的短视与风险。 与此同时，宫廷中的宦官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其中高力士尤为突出，他几乎成为了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高力士凭借着皇帝对他的宠信，权势一天天增大，几乎无人能及。这些宦官们利用皇帝的信任，肆意干预朝政，结党营私，导致了朝廷内部混乱不堪，政治环境也日益恶化。 在军事方面，唐朝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传统的府兵制度已经难以维持，最终逐渐瓦解。为了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招募志愿士兵来补充军队。尽管禁军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战斗力却没有显着的提升，新招募的士兵训练和纪律都不如从前的府兵，使得军队的整体实力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繁荣的帝国不仅在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内耗，在军事上也即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是唐玄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享乐世界中，并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一点准备。 为了有效管理广阔的边疆地区，唐玄宗在公元722年决定设立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最初，这些节度使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的军事防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手中的权力逐渐扩大，不仅掌握了军队指挥权，还开始管理起了地方的民政和财政事务。于是，节度使们的权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拥兵自重，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变得难以控制，如同脱缰的野马。这些节度使的崛起，就此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成为了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隐患。他们各自为政，有时甚至不听从朝廷的命令，这不仅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也为后来的动荡埋下了种子。唐玄宗当初设立节度使的初衷是为了加强边防，但他也未曾料到，这一举措最终竟然会演变成了威胁帝国稳定的因素之一。 在对外事务上，他非常重视面子和国家的威望。这种心态也影响到了镇守边疆的将领们，他们常常为了追求个人荣誉和功绩，主动发起对外战争。这些将领希望通过立下显赫战功来获得朝廷的认可、封赏和晋升。当时，唐朝正与吐蕃以及黑衣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激烈争夺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控制权。这些地区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关键通道。因此，边疆将领们积极参与这些对抗，希望通过每一次的胜利为自己的仕途增添光彩。 然而，这种为了个人荣耀而发动战争的做法，虽然有时确实带来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也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冲突和资源浪费。长期来看，这对唐朝的整体稳定和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是这一系列冲突中最关键也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决定胜负。这场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对抗，更是一次对唐朝未来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在激烈的战斗中，唐朝的大将高仙芝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奋勇作战。他手持长枪，勇敢地冲在前线，仿佛一位无畏的战神。 战场上喊杀声震耳欲聋，箭矢如雨般落下，但高仙芝依然坚定果敢的向前冲，毫不退缩。尽管高仙芝和他的军队拼尽了全力，但他们最终还是难以抵挡阿拔斯王朝与石国联军的强大攻势。敌军突破了唐军的防线，许多士兵都倒在了战场上，高仙芝也受了重伤。在一片混乱之中，他的部下设法将他救了出来，并逃离了战场。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对高仙芝个人是一次沉重打击，也标志着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它预示着唐朝对外扩张的势头将逐渐放缓，并为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经过怛罗斯战役的惨败，高仙芝不仅失去了在中亚原本拥有的重要地位，也让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大打折扣。因此，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深知由于自己的失败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 就在唐朝在中亚的局势陷入困境之时，国内突然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安史之乱。这场内乱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席卷全国，使得大唐王朝陷入了混乱与动荡之中。众多的城市被洗劫，百姓流离失所，战火和废墟遍布各地。高仙芝在病床上听到这一消息，心情更加沉重。他知道，此时的唐朝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己必须为国家尽一份力。于是，他不顾尚未痊愈的伤势，决定带领剩余的军队回国平叛。在回国的路上，高仙芝和他的士兵们遇到了重重困难。他们不仅要应对叛军的袭击，还要克服恶劣天气和艰难地形。但高仙芝并没有退缩，依然坚持带领着队伍前行，最终成功回到了唐朝。回到国内后，高仙芝立即投身于平叛的战斗中。他利用自己的军事经验，制定了有效的战略，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在他的领导下，唐朝军队逐渐占据了上风，叛乱也逐步得到了控制。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高仙芝终于帮助平定了安史之乱，恢复了国家的和平。他的英勇行为被人们传颂，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位英雄。 开元盛世中的一些事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国家繁荣昌盛，长安城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成为了梦想与机遇的象征。这座古老的城市，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纷纷涌向这里，渴望在这座汇聚财富与智慧的都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有人带着对长安的美好幻想，踏上了充满挑战的寻梦之旅。尽管路途遥远且布满艰辛，但心中那盏名为“梦想”的灯塔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到达长安后，他们从最底层的帮工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本，最终开设了自己的店铺，生意兴隆，生活也逐渐变得充实而富足。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西域商人，他们携带着珍贵的香料和精美的丝绸，这些商品深受大唐民众的喜爱，使他们的商业帝国不断扩展，并最终选择在此定居，成为受人尊敬的成功商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无数追梦人汇聚到长安，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唐玄宗执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深刻影响朝政和社会发展的改革。他敏锐地意识到，武则天及唐中宗时期的官僚体系臃肿，官员数量过多，许多职位形同虚设，不仅没有实际贡献，反而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于是，唐玄宗着手精简机构，确保留任者皆为有能之士，从而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这就好比将一辆由过多马匹拖拉的大车简化为仅由几匹强壮的骏马拉动，使得车辆行驶更加顺畅高效，宛如一阵清风般快速前进。通过这样的改革，唐玄宗不仅提升了行政效能，还节省了大量财政开支，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均田制的推行，更是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积极性。当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时，那种踏实的感觉无法言表。农民们早出晚归，不辞辛劳地耕作，心中燃烧着对丰收的渴望。随着时光流逝，粮食产量逐年攀升，年年都有丰收的好景象。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均田制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更为国家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外，朝廷大力投资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将原本荒芜干旱的土地转化为肥沃的良田，新增耕地源源不断地产出丰富的粮食作物，进一步充实了国家粮仓。而在边疆地区，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得到了显着缓和，贸易往来频繁，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吐蕃的健壮牦牛驮载着货物穿越崇山峻岭抵达长安；东突厥的骏马如疾风般驰骋在中原大地，连接起了东西方的文化纽带。 身处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百姓们既能享受自家种植的丰富物产，又能体验到来自远方的新奇商品和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幸福美满。开元盛世无疑是大唐最为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它不仅代表了唐朝的巅峰，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遐想和宝贵的遗产。苏瑾是一名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有一天，他听闻宫里就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而且各国使节到时候也会出席。苏瑾心想，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详细记录一些开元时期的辉煌景象。 当夜幕降临时，宴会开始了。宫殿内灯火通明，舞女们身着华丽的服饰翩翩起舞。苏瑾穿梭于人群之中，用他的眼睛和心灵捕捉着每一个值得纪念的瞬间。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来自遥远西域的使者献上了一件稀奇古怪的宝物，据说这件宝物能够预测国家的命运。玄宗皇帝对此感到非常好奇，便命令人当场测试宝物的功能。宝物开始发出闪烁不定的光芒，现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景象震惊了。但苏瑾心中却涌起了疑虑。他决定私下调查一下这个神秘的宝物。 经过一番仔细的探查，苏瑾发现，原来这是有人心怀不轨，在背后操纵着宝物，意图制造混乱，动摇人心。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苏瑾急忙去求见唐玄宗，并向他汇报了真相。得知实情之后，唐玄宗非常愤怒，并立即采取了行动，严惩了那些图谋不轨的人。这次事件也让苏瑾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盛世之下也需要时刻保持警觉，防范那些企图破坏和谐的小人们。 从那以后，苏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手中的笔应该忠实记录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包括它的光辉与暗影，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确保后世能了解真正的开元之治。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后来进入天宝年间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开元时期的成就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值得纪念的辉煌篇章。 第8章 安史之乱:唐朝命运的转折点 唐朝在其鼎盛时期，经历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高宗的“永徽之治”，以及武则天统治下的繁荣。至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将唐朝推向了经济与文化的黄金时代。尤其在唐玄宗统治的天宝年间（742-756年），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文化蓬勃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段辉煌篇章。然而，一场对唐朝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内乱——安史之乱，却改变了这一切。 从公元755年末持续至763年初的这场叛乱，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这场叛乱由唐玄宗极为信任的边疆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起，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职位，负责防御唐朝北部边境的重要区域。他的崛起不仅依赖于个人的才能，也得益于唐玄宗赋予的高度自治权，使得他在地方上积累了巨大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力，几乎成为一方诸侯。 随着安禄山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与中央朝廷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尤其是与丞相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杨国忠作为朝中重臣，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并限制安禄山的权力，与后者形成了复杂的对立关系。两人表面上维持着礼节性的往来，实际上却是暗潮涌动，彼此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这种紧张局势最终在755年11月达到了顶点。 这一天，寒冷的北风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大动荡。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举起了反旗，标志着安史之乱的正式爆发。这场叛乱不仅是军事冲突的结果，更是当时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分配以及个人野心交织作用下的产物。它揭示了中央集权制度下潜在的危机，并为后来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 而此时的朝廷上下，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虽然朝廷迅速调动了郭子仪从朔方带兵前往河北，并命令高仙芝率领大军出潼关迎战叛军。然而，这场战争的残酷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朝廷的预期。仅仅一个月后，封常清和高仙芝两位将领就在战场上遭遇了重大挫折，相继战败。不久后，繁华的东都洛阳也落入了叛军的手中，唐军只好退守潼关。 更加糟糕的是，封常清和高仙芝两位重要将领，由于战事不利及朝中政敌的谗言陷害，最终被唐玄宗下令处死。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更让王朝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安史之乱初期，唐玄宗对叛军的威胁严重低估，导致朝廷应对策略出现重大失误。封常清最初试图用少量兵力阻止叛军前进，但很快便遭遇失败。意识到敌人实力强大后，他建议采取防御姿态并撤退以保护潼关这一战略要地。然而，由于战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加上杨国忠的煽动，唐玄宗误以为封常清怯战，于是在公元756年初将其召回长安并下令处死。 与此同时，高仙芝奉命率军出潼关迎击叛军，但由于情报错误和战术失策，他的军队也遭遇了失败。在退守潼关的过程中，高仙芝同样因战败的责任问题被指责，并与封常清一同被唐玄宗下令处决。这两位将领的相继失利不仅削弱了唐朝对抗叛军的力量，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政治动荡，影响了后续的战略部署。 在这危急时刻，老将哥舒翰临危受命，承担起了坚守潼关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河北地区的常山太守颜杲卿也举起义旗对抗叛军，尽管他在次年正月被叛将史思明击败，但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忠诚之士继续抵抗的步伐。很快，关东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也被叛军占领，局势看起来越来越严峻。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希望依然存在。 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位将领并没有被眼前的不利困境吓倒。他们在河北地区集结了部队，在恒州会师，准备与叛军进行一场关键的对决。这场战斗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战斗开始后，战场上硝烟四起，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每一场搏斗都非常艰苦，但郭子仪和李光弼带领着士兵们坚定地迎战。他们以勇气和决心，努力扭转局势，为平定叛乱带来了希望。郭子仪和李光弼最终带领着唐军成功击败了史思明，使得叛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 这次胜利暂时稳住了局势，也让朝廷更有信心和勇气去反击叛乱。但未来的挑战依然很大。安史之乱才刚刚开始，随着战争的发展，它不仅考验的是军队的力量，更考验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随着安禄山的叛乱迅速蔓延，唐玄宗和杨国忠心中充满了焦虑，他们都迫切希望尽快平息这场动摇国家根基的叛乱。于是，在六月的一个清晨，哥舒翰收到了来自京城的紧急命令，要求他立即出兵迎战叛军。 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虽然对此心存疑虑，但也不得不遵从君命。最终，他带领着八万精锐部队，向灵宝西原进发。灵宝西原，这片曾经宁静的土地，如今却成为了决定大唐帝国命运的战场。 哥舒翰的军队与叛军将领崔乾佑的部队在此狭路相逢。战斗一开始便打的异常激烈，双方士兵你来我往，血流成河。然而，官军们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了不祥的阴影之下。 经过了一天的拼杀战斗，哥舒翰的军队遭遇了惨不忍睹的大败，死者多达十六七万人，鲜血染红了大地。老将哥舒翰无奈之下，只得退守潼关，试图重新组织防线。但命运似乎对这位老将格外的残酷，他的部下火拔归仁带着数十骑突然反叛，将哥舒翰擒获献给了叛军。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潼关迅速失守，消息传到京都长安，立刻引发了全城的恐慌。李隆基，这位曾经辉煌一时的帝王，此刻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为了保住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他不得不带着家眷和少数亲信，匆忙离开京城，向蜀地成都逃亡。这一幕令沿途的百姓感到震惊与不安，而宫廷中的奢华与安宁也成为了遥远的记忆。 在逃亡的路上，马嵬驿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士兵们因为战争失利和生活的困苦，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他们认为杨国忠和杨贵妃是导致这场祸乱的主要责任人，强烈要求处死两人以平民愤。面对士兵们的坚决态度，唐玄宗在帐篷内感到极度痛苦和无奈。他知道此时已别无选择。最终，在泪水中，唐玄宗下令处死了杨国忠，并赐死了深爱的杨贵妃。杨玉环传奇而悲剧的一生就此结束。 与此同时，太子李亨肩负起了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使命。根据父皇李隆基的指示，他前往西北的灵武，着手招募士兵，筹备力量以期收复失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年轻的太子李亨能否成功完成这一重任，不仅考验着他的领导能力和决心，也将对未来局势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安禄山占领长安后，自立为帝，建立了自己的燕国，这一举动标志着唐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安禄山的称帝不仅是对唐朝权威的公然挑战，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混乱时期的开始。他的这一行为迅速改变了政治格局，使得原本已经不稳定的局势更加复杂。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公元756年7月，太子李亨抵达灵武，并在宦官李辅国等人的支持下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这一关键时刻的决策不仅稳定了朝廷内部的人心，也为未来的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远在成都的唐玄宗则被尊为太上皇，悄然退居幕后。此时，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乱正式拉开序幕，无数人的命运因此改变，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段令人深刻的记忆。 第9章 藩镇割据:中央权威的衰退 唐肃宗即位后迅速做出决定，任命自己的儿子李俶（后来的唐代宗）统领各路将领，并让足智多谋的李泌担任军师进行辅佐。为了增强实力，唐肃宗还派遣了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求援兵。这一系列决策显示了新帝的决心和智慧，也预示着一场激烈的反攻即将展开。 正当唐将房琯试图反攻长安却不幸失败，局势变得异常危急之时，叛军内部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公元757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在权力斗争中弑父夺位，就此引发了叛军内部一场惊天动地的内讧。史思明见状不妙，迅速撤回范阳，牢牢地掌握住了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 这一变故不仅削弱了叛军的力量，为唐军提供了喘息之机。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军队火速赶回灵武，并与回纥军队联手，终于在年底成功收复了长安。可惜的是，叛军早一步攻克了江淮地区的重镇睢阳，英勇的张巡和许远两位将领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不过郭子仪竟然攻下了洛阳，此举成功牵制住了叛军，也为后续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公元758年，九位节度使联手合围邺城，希望能一举消灭史思明。然而，朝廷的计划不幸被内部人员泄露，也让史思明提前有所准备。次年三月，他率军南下，攻势猛烈，最终击溃了唐军。这场战役被称为邺城之战。这次的失败不仅让朝廷的计划功亏一篑，也暴露出内部泄密对战局的严重影响。 史思明的反击如猛虎下山，给唐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恰在这个时候，郭子仪因遭到鱼朝恩的谗言陷害，被迫返回了长安。史思明则趁机杀掉了安庆绪，并收编了他的部队，自立为帝，定都范阳。随着李光弼反攻洛阳再次失败，局势变得非常严峻。761年，史思明在胜利之后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命运——竟然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除掉了，叛军内部顿时分崩离析。 762年，随着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的先后离世，太子李豫（原名李俶）登上了皇位，成为唐代宗。即位以后，唐代宗快速采取行动，派遣儿子李适统领各路将领，仆固怀恩担任副将，带领唐军与回纥军队共同讨伐叛军，大军顺利攻克了洛阳。史朝义见大势已去，落荒向北逃往范阳。仆固怀恩穷追不舍，河北的叛将李怀仙这时审时度势，立刻投降了唐军，并一同追击史朝义。隔年正月，走投无路下的史朝义，在石头（今河北唐山东北）选择了自缢，最终，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动乱才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朝社会内部多种矛盾激化的结果，这些矛盾在唐玄宗统治后期逐渐积累并最终爆发。尽管开元年间经济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一时期的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均田制逐步瓦解，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与此同时，政治腐败和权力斗争也日益尖锐，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奸臣掌控朝廷，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加剧了政治环境的恶化。 开元盛世后期，国家长期太平无事，唐玄宗逐渐失去了进取心。改元天宝后，政治日益腐败。唐玄宗沉迷于享乐，特别宠爱杨贵妃，甚至允许安禄山拜杨贵妃为母以求自保和升迁。原本提倡节俭的他变得挥霍无度，曾将一年各地的贡品全部赏赐给李林甫。唐玄宗还将国政先后交给李林甫和杨国忠管理。李林甫任宰相期间，凭借玄宗的信任专权达十九年，堵塞言路，排斥贤能。杨国忠继任后，因杨贵妃的宠幸而掌权，专注于搜刮民财，导致朝政混乱，国力衰弱，最终让安禄山找到了叛乱的机会。 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边疆节度使权力膨胀的问题，构成了安史之乱的重要背景。随着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边疆节度使获得了更大的军事自主权，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安禄山作为胡人将领，掌握了东北三镇的强大兵力，并在唐玄宗的高度信任下积累了叛乱的实力与野心。李林甫建议任用胡人为节度使并允许他们扩军自重，而唐玄宗对忠臣如王忠嗣的疏远，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安史之乱本质上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间的激烈冲突。这场长达八年的内战不仅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它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助长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势，还导致中央资源枯竭，国家实力锐减。动乱之后，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传统的租庸调制难以维系，这一切都为后续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随着大唐王朝步入中后期，中央权威逐渐黯淡，地方节度使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藩镇不仅掌控了各地的军事大权，还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央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深刻影响了大唐王朝的命运。于是，曾经辉煌的唐朝中央政府，在内部权力斗争、政策失误以及连年战争的消耗之下，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此刻的唐王朝如同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巨轮，尽管外表看上去依旧宏伟，但内部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唐王室为了能够尽快的平息战火，稳定局势，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将那些已经投降的安史叛军将领们就地封为节度使，并加以安抚。然而，为了防止这些降将再度反叛，朝廷又不得不在各地广泛设置节度使，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制衡他们的力量。但事与愿违，节度使们不仅掌握着当地的军事大权，还兼管着政治和经济事务，权力极度膨胀。地方节度使们抓住了机会，迅速崛起。他们原本是边疆抵御外敌的将领们，但在长期驻扎过程中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通过掌控当地资源和税收，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755年发动的安史之乱，就是由他揭开了藩镇割据的序幕。 藩镇不仅拥有强大的军队，还通过控制商贸路线和农业产区积累了巨额财富，实现了财政上的独立。同时，他们在地方的政权体系中提拔亲信，削弱了中央官员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藩镇割据动摇了唐朝的政治基础，导致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决策，并削弱了对外防御能力，阻碍了内部稳定与发展。 渐渐地，全国各地都陷入了一种近乎半独立的状态，唐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最终，这一现象成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尽管唐朝在此之后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但其昔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国力逐渐衰弱。同时，战争带来的破坏促使人们反思现有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平性，这种反思为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发展动力，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会。总之，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时期，其深远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后世。 在这期间，外族侵略者乘虚而入，对边境地区虎视眈眈，时刻准备伺机而动。而在皇宫之内，宦官们趁机揽权，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干预政务。朝堂之上，牛李两党的争斗愈演愈烈，党派间的对立和纷争使得朝廷内部气氛愈加紧张，政治环境日益恶化。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的中央权威，加剧了国家的动荡与不安。 第10章 藩镇林立:唐朝后期面临的挑战 经过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关东地区人口锐减，大片肥沃的土地被荒废，无人耕种。曾经繁华热闹的城镇如今变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特别是河北地区，由于长期受到战乱的影响，社会风气也发生了转变，人们更加重视武力而非文化教育，昔日的繁荣景象不再。这段时期，许多村庄和城市失去了往日的生机，田野里长满了杂草，曾经繁忙的集市现在少有人迹。 在河北等地，因为战争的持久影响，百姓们的生活重心转向了自保和生存，对于读书学习的兴趣逐渐淡薄，更多人选择学习武艺以应对不安定的时局。整个区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反映出这场战乱对当地人民生活和文化的深远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中地区依然保持着通过诗赋选拔人才的传统，十分重视文化修养和学术研究。 尽管同属大唐王朝的领土，关中和受战争影响严重的其他区域，在文化风貌上逐渐拉开了差距。一边是战火纷飞，人们更多地关注生存和自保；另一边则是书香四溢，继续强调教育和文化的传承。这种差异也显示了战争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以及文化在稳定环境中的持续生命力。两个地区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却因为战争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景象。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大量的边防军队被回调参与平定内乱，边疆防线顿时空虚。外族势力见状，纷纷趁机入侵中原大地。其中，吐蕃军队尤为凶猛，他们迅速攻占了陇西地区，并长驱直入关中地带，甚至连长安城也曾一度落入敌手，惨遭沦陷。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趁着唐朝内乱之际攻占了长安，迫使代宗出逃至陕州。面对此危机，代宗迅速起用了名将郭子仪，成功地阻止了对吐蕃的反击，并最终击退了入侵者。 永泰元年（765年），当仆固怀恩发动叛乱时，唐代宗再次倚重郭子仪等人，平定了这次动乱，稳固了朝政。与此同时，回纥也不甘示弱，他们虽然表面上协助唐朝平叛，但实际上却不断向朝廷索取巨额财物，这种无休止的勒索无疑给本就已经疲惫不堪的唐朝国力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无力全面收回叛军余部的兵权，不得不继续任命这些将领为地方节度使。其中，李宝臣的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李怀仙的幽州镇（治今北京市城区西南）、田承嗣的魏博镇（治今河北大名）并称为“河北三镇”，成为最为跋扈的藩镇。这三镇名义上尊奉唐王朝，但实际上拥有自己的土地、人民、军队和财赋，父去子代，长期割据一方，直至唐朝灭亡。 除河北三镇外，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立了藩镇。在中原地区，如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义（治今山西长治）等藩镇，其割据性较强；而在南方，藩镇军队较少，节度使则基本忠于朝廷。 尽管河朔等地存在极个别割据的藩镇，但这些藩镇在一定程度上仍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依赖朝廷授予的官爵以维持军心稳定。朝廷在藩镇表面恭顺的前提下，开始默认某些藩镇自主选择节度使的权利。各藩镇间功能各异，也存在矛盾：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藩镇保证了内外势力的均衡，而东南藩镇则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 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使得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的巨大冲击后，仍然能够延续百余年。正是由于藩镇间的制衡机制，以及它们对中央政权的有限忠诚，才使得唐朝得以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这一时期，唐朝虽然失去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但通过与地方势力的妥协与合作，成功地延缓了帝国的最终崩溃。 而在内廷之中，宦官专权的现象日益严重。李辅国、程元振等人凭借着拥立唐代宗登上皇位之功，开始肆意干涉朝政，左右皇帝的决策。宦官鱼朝恩更是得到了统领禁军的要职，一时权势滔天。 唐代宗在位期间展现出了改革朝政的决心与能力。他严厉打击权宦和强臣，使不少奸佞之人或亡或贬，同时重用贤能之士如杨绾，并任命刘晏进行盐法改革，显着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大历十四年（779年），唐代宗在大明宫紫宸内殿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 唐德宗继位后，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税法改革。该税制规定每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收赋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转向“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标志着古代赋税制度从“舍地税人”向“舍人税地”的重大转变。这项改革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唐朝后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唐德宗坚决推行削灭藩镇的政策，使得各地方势力对他敬畏有加。在处理地方藩镇问题上，德宗试图强化中央集权，禁止藩镇将土地传给子孙，此举却引发了成德、魏博、淄青三镇的叛乱，史称奉天之难。这场叛乱持续五年，并引发卢龙、淮西等地的连锁反应，甚至导致泾原军队占领长安，拥立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德宗被迫逃离长安，辗转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今陕西汉中）。尽管最终在李晟等人的努力下平息了兵变，但这次经历使得德宗对藩镇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承认河北三镇的世袭特权以换取和平，实际上确立了此后中央与藩镇间新的权力平衡。 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在建中元年（780年）启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税法改革。这项新政策标志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战国以来以人丁为基础的征税方式，转变为“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即根据土地和财产状况征税，而非单纯依赖人口数量。这一改革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 在外交方面，德宗采纳了宰相李泌的策略，通过联合回纥、南诏等周边势力打击吐蕃，成功地改善了外部环境，为唐朝后期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唐德宗统治期间的政治决策和军事行动，深刻影响了唐朝中期的历史走向，也为后续的政局变化设定了框架。但是，正如历史上许多雄才大略的君主们一样，唐德宗李适的性格中也有其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为人刚愎自用，难以任人唯贤。特别是在781年，当奸相卢杞进入了朝廷之后，政治局势急转直下。 卢杞这个人善于阿谀奉承，却心胸狭窄，很快他便得到了唐德宗的信任。由于听信了卢杞的谗言，唐德宗错误地诛杀了杨炎和刘晏两位能臣，这不仅削弱了朝廷的实力，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的到来。 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原本对中央政府保持一定忠诚度的藩镇逐渐失去了敬畏之心。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后，其子李惟岳未经朝廷批准擅自继位，并联合魏博田悦和淄青李纳举兵叛乱。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唐德宗派出了马燧和李晟两位名将，他们成功击败了叛军，田悦被围困于魏州，而李惟岳则被部下王武俊所杀。 此时，北方的局势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卢龙节度使朱泚入朝述职后，他的弟弟朱滔接替了他的职位。朱滔一直对朝廷心存不满，在公开场合时常表达对中央政府的轻视，并借机发泄心中的怨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满情绪逐渐积累，最终在781年达到了顶点。 朱滔抓住时机，联合了成德的王武俊、淄青的李纳以及淮西的李希烈——四位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藩镇领袖，共同发起了大规模叛乱。他们推举了朱滔为盟主，意图颠覆唐朝的统治，建立起新的秩序。由于这四位角色各自掌控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的联手使得叛军声势浩大，这也给朝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比预想中更为糟糕。为了应对淮西李希烈的威胁，朝廷调动了泾原军前往前线。但当这些士兵们到达了长安的时候，却发现朝廷给的赏赐微薄，远不及预期。于是，愤怒和失望迅速在军中蔓延，最终爆发了泾原兵变。这场突如其来的兵变，令唐德宗措手不及，他不得不仓皇逃离长安，前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去避难。 泾原军进入长安后，迅速拥立朱泚为帝，并宣布成立了新的政权。这一举动让本已紧张的局势雪上加霜。不久，奉天就被叛军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居民们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未知的命运。唐德宗被困在奉天，面临着内外交困的艰难局面，而叛乱的火焰也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朝廷和民众都陷入了深深的不确定性和恐慌之中。 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李晟站了出来！ 他紧急率领中央军赶回了关中，与朔方军李怀光联手，终于解除了奉天之围。可谁能想到，这时候卢杞却出来捣乱了，他在唐德宗耳边说了几句坏话，结果唐德宗就拒绝召见李怀光了。虽然后来卢杞被贬了官，但这件事已经在李怀光的心里埋下了怨恨朝廷的种子。 到了784年，唐德宗采纳了陆贽的建议，同意了各藩镇的要求，只有朱泚不在赦免之列。同时，他还废除了苛刻的税收政策。这一策略确实奏效，大部分藩镇重新归顺了朝廷。然而，朱滔和李希烈并不买账，他们拒绝投降，并且还拉拢了李怀光一同倒戈。这样一来，局势再次紧张了，迫使唐德宗不得不又一次流亡到梁州（今陕西南郑）。 通过这些措施，虽然大多数地方势力选择了重新支持中央，但仍有少数人选择反抗，导致唐德宗再次面临流亡的局面。这反映了当时唐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同年，李晟率领军队成功收复了长安，朱泚在向东逃跑的路上被自己的部下解决。次年，李怀光也在马燧和浑瑊的联合进攻下被彻底击败；同样，淮西的李希烈也没能逃脱，最终也难逃一死。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叛乱势力逐一被平定，局势逐渐恢复了稳定。这也标志着唐德宗开始重新掌控局面，也为唐朝的暂时和平奠定了基础。 至此，这场持续多年的动乱终于平息了。但为了换取和平，唐德宗也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承认各藩镇的实际统治权，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割据的局面。且由于他对将领缺乏足够的信任，禁军也落入了宦官的手中，宦官的权力从此膨胀了起来。这段时期不仅是唐德宗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揭示了中央权威的削弱以及地方势力崛起所带来的复杂局面，成为了后来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导火索。 中唐时期，唐德宗李适的统治见证了唐朝从安史之乱后的复苏到逐渐显现衰落迹象的过程。初期他推行改革，如实施两税法，简化税收系统并充实国库，为国家带来了短暂的稳定与繁荣。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宦官势力膨胀，边疆冲突不断，特别是泾原兵变挑战了他的权威，显示了中央权力的削弱和财政危机的加深。因此，唐德宗时期既体现了恢复国家实力的努力与成就，也预示了唐朝后期面临的挑战与衰落。 第11章 永贞革新:理想主义的尝试 到了晚年，唐德宗李适的政治决策逐渐偏离了正轨。他又任用了另一个奸佞之臣裴延龄，此人善于阿谀奉承，却缺乏治国才能，其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混乱。与此同时，唐德宗与宦官和贪官污吏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不仅削弱了朝廷的权威，也让真正有才干的官员难以施展抱负。 国家政事每况愈下，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加之唐德宗对将领的不信任，使得禁军权力逐渐落入到了宦官手中，宦官势力自此开始膨胀了，最终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军事指挥系统的效率，也为后来的宦官专权埋下了伏笔。唐德宗的所有这些举措，无疑加速了唐朝中央集权的衰退，地方藩镇的割据势力因此得以进一步巩固。 805年，这位曾经励精图治、试图恢复大唐荣光的皇帝，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离世。太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然而，新帝的即位也未能立即改变积重难返的局面。唐顺宗在位时间很短暂，且多病缠身，实际执政仅半年便禅位于其子李纯，未能有效的实施改革措施。 唐顺宗即位时，带着强烈的改革愿望，立志要解决这些累积已久的问题。他的继承人唐宪宗同样怀有远大的理想，二人均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扭转局势，解决国家面临的重重困难。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唐顺宗即位之初便意识到，要真正推动改革，必须依靠一群志同道合、有能力的助手。因此，他大胆启用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一批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并任命韦执谊为宰相，成为这场政治革新运动的核心人物。 改革派迅速采取行动，首先瞄准长期困扰百姓的两大问题：宫市和五坊小儿。宫市本是宫廷直接从民间采购物品的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充斥着不公与腐败。宫廷采买人员常常以极低的价格抢购民生物资，甚至有时根本不支付，导致普通民众苦不堪言。 而五坊小儿原是负责皇家鹰犬饲养的官员及其手下——后也成为了地方上的祸患。他们仗着皇家的名义，肆意妄为，不仅骚扰百姓，还经常巧取豪夺，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改革派认识到，要恢复民心、整顿吏治，必须首先解决这些直接侵害百姓利益的问题。因此，针对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改革成为新政的首要任务，旨在重建公正、廉洁的行政体系，缓解民众的负担。 为了进一步获得民众的支持，改革派还积极推行减税政策。这也是减轻普通百姓的税收负担是改善民生的关键。于是，一系列减税措施相继出台，大大缓解了人民的生活压力，使得社会逐渐恢复了生机与活力。田野间再次响起了欢声笑语，市场上的交易也变得更加繁荣。这些努力让人民看到了希望，也让朝廷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但唐顺宗和他的改革派并未满足于此。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宦官势力对军队的控制，唐顺宗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派遣韩泰去掌管至关重要的神策军。 神策军作为唐朝最精锐的禁军，其控制权一直掌握在宦官们的手中。这次人事调动意在从宦官手中夺回军权，从而巩固皇权，确保朝廷能够有效掌控国家机器。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因其发生于永贞年间（805-806年），故而被后世称为“永贞革新”。尽管这场变革非常短暂，但它所带来的变化却是深远的。改革派的努力不仅暂时遏制住了社会的不公与腐败，也为唐朝晚期的政治格局注入了一股清流。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唐顺宗在位的时间比较短，且本人多病缠身，永贞革新未能持续太久便告一段落。因为就在改革事业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之际，命运却给唐顺宗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同一年，唐顺宗突然不幸中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这一变故无疑给刚刚起步的改革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在永贞革新的浪潮中，改革派的锐意进取虽然赢得了一时的民心，但也激起了宫廷内部和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 此时，宦官俱文珍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他察觉到太子李纯内心深处对皇位的渴望，便巧妙利用了这一点，通过挑拨煽动，将太子心中的欲望逐渐放大。与此同时，俱文珍并未局限于宫廷内的权力斗争。他知道要彻底扳倒改革派，必须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因此，他不仅在宫中施展手段，还积极寻求外部势力的援助。他精心策划，确保自己的行动既能满足太子的野心，又能巩固自己的权势。通过这种方式，俱文珍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反对改革派的强大联盟，为即将到来的政治变动铺平了道路。 他还暗中勾结了韦皋等地方藩镇势力。这些藩镇节度使们对中央政府的改革举措早已心存不满，他们担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会受到威胁。在俱文珍的斡旋下，各方势力迅速达成了共识，一起来向唐顺宗施压，迫使其退位让贤。 在这股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唐顺宗显得如此的孤立无援。尽管他曾试图通过改革来振兴国家，但此时却无力抵挡来自内外的双重夹击。唐顺宗只得禅位于太子李纯，这场宫廷政变被称作“永贞内禅”。 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 这一历史事件也常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之事，宗旨是打击宦官势力和清除政治腐败现象。改革者们提倡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抵制地方军事首领（藩镇）的割据行为，并反对宦官对政权的过度干预。尽管他们的目标远大，希望借此净化朝政，恢复国家的活力与秩序，但这次改革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百多天便告终结。 永贞革新之所以失败，一是因顺宗健康状况不佳，在位时间短暂且大部分时间病重无法言辞，使得改革失去了最高层的支持，如同失去了引擎的列车，难以继续前行。 二是改革者的权力基础相当薄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被宦官和地方藩镇牢牢掌控，而改革者仅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进士大夫，他们虽然有理想但缺乏实权。面对强大的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改革者显得力不从心，他们的行动更像是纸上谈兵，缺乏实际影响力。 三是改革措施实施过于急促，类似于“休克疗法”，企图在短时间内解决德宗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这种激进的做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改革派担心唐顺宗寿命有限，急于推行多项重大政策，结果反而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四是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腐败的现象，成员们忙于提拔亲信，甚至涉及受贿行为，这不仅损害了改革的纯洁性，也为反对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 五是改革派内部存在分歧和内讧，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削弱了团队的凝聚力。而且双方在斗争中都表现出了极端的态度，缺乏妥协的精神，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彻底失败。 六是两边的人都不愿意妥协，结果事情变得很僵，好像不把对方逼到底就不罢休。王叔文虽然很有胆量，但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够灵活；韦执谊到最后也没能跟新上任的宪宗皇帝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真是可惜了。 永贞革新的深刻教训 据史学家考究，“二王八司马”的执政期实际上只有146天，这段时间虽然短，却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改革需要稳健的步伐、坚实的基础以及灵活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团队内部的团结一致。这段历史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提醒着人们变革之路的艰难与复杂。尽管唐顺宗领导的“永贞革新”时间短暂，但它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第12章 元和中兴:统一与复兴之路(上) “永贞革新”是一场未能成功的重要政治改革尝试。改革的失败导致了唐朝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宦官们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而朝廷官员则逐渐分化为了不同的派系，形成了所谓的朋党之争。这种现象在唐宪宗之后变得更加明显和表面化。从那时起，唐朝开创了一种不良的传统：每位新登基的皇帝往往将自己信任的人视为私人亲信，而当新皇帝继位时，不论前任皇帝任命的官员有何功过，都会被全面清除。 不过，在唐宪宗统治期间，一些外部的改革措施仍然得以实施，并且这些政策帮助实现了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成功镇压。唐宪宗是一位勤勉治国的君主，他常常研读历代典籍与实录，以祖先中的圣明之君为榜样，从中汲取历史经验，致力于国家治理。宪宗深知贤能的重要性，因此在用人方面非常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大胆任用有才能和德行的官员担任宰相等要职。他重视朝廷议事的质量，经常在延英殿与宰相们商讨国事，直至深夜方休，体现了他对政事的高度重视。 在唐宪宗十五年的统治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这些努力不仅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的政治生态。他的政绩显着，不仅体现在对内平定藩镇割据、整顿吏治等方面，还包括对外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唐宪宗的努力为唐朝中期带来了一段相对稳定和有序的时期，尽管这种“中兴”的局面未能长久维持，但他在位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依然值得肯定。特别是他对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和玄宗李隆基时代的开元盛世充满了敬仰，并试图模仿他们的成功来治理国家。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唐宪宗采取了提高宰相地位、整顿军队以及平定地方割据势力等措施。 在宪宗的统治下，政府财政状况改善，吐蕃的力量减弱，各地方藩镇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而实力受损。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唐宪宗加强对藩镇的控制，使之前被强藩控制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重新又回到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实现了国家的再次统一，从而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代，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元和中兴”。从而标志着唐朝从过去的动荡与纷争中成功复苏。唐宪宗的领导使得国家力量重新崛起，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同时也在政治革新、经济振兴和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安史之乱之后，北方地区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中央政府的权威日渐式微；同时，曾经强大的吐蕃也因为内乱而实力大减。面对这样的局势，唐宪宗通过一系列明智且有效的政策，逐步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成为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宪宗的努力下，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国家也开始展现出新的活力。他接手的是一个被藩镇势力分割得四分五裂的帝国，只有浙江地区还维持着对朝廷的忠诚，按时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宪宗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决心，启动了艰难但必要的统一与复兴之路。 唐宪宗不仅成功地平定了部分藩镇的叛乱，还通过任用贤能、改革吏治等措施巩固了中央权力。这些成就体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和远见卓识，使得他在位期间成为了唐朝中期的一段重要恢复期。尽管这种“中兴”的局面未能持久，但宪宗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唐宪宗清楚，要想使这些藩镇重新归顺朝廷，必须采取明智且坚决的策略。因此，在806年，他决定从相对弱小的藩镇入手，以期通过精准打击，逐步恢复中央的权威。面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夏州和绥州的留后杨惠琳，以及后来镇海节度使李锜接连起兵叛变的严峻局面，唐宪宗显示出了坚定的决心和迅速行动的能力。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派遣精锐部队前往平乱。通过果断而高效的军事行动，终于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叛乱。同时也向全国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任何敢挑战中央权威的行为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对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讨伐战。吴元济凭借自己的势力，在其领地内横行霸道，甚至擅自传位给儿子，俨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无视朝廷权威。面对这样的挑战，宪宗调集了十六镇的兵力进行围剿。然而，吴元济的抵抗异常顽强，如同打不死的蟑螂，给朝廷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更糟糕的是，在关键时刻，淄青的李师道和成德的王承宗竟然派出刺客暗杀了支持讨伐的宰相武元衡，企图以此破坏讨伐计划。这一事件激怒了唐宪宗，但他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任命裴度为新任宰相继续指挥作战，并指派李愬为主帅。 最终，在817年的一个寒冷冬夜，李愬率领军队出奇制胜，成功突袭蔡州，活捉了吴元济，一举平定了淮西。随着淮西局势的稳定，其他藩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两年后，淄青的李师道被自己的部下所杀，淄青地区也得到了平定。在河北方面，魏博的田弘正一直坚定地支持朝廷，而成德的王承宗也在淮西平定之后归顺了唐王室。到了819年，全国的藩镇名义上都重新服从中央朝廷，并纷纷派遣使者向朝廷纳贡。这便是“元和中兴”的辉煌成就。 元和中兴指的是唐宪宗在位期间（805年-820年），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与政策调整，国家政治得以整顿，中央权威有所恢复，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由于这一时期的年号为“元和”，故此段相对振兴的时期被后世称为“元和中兴”。尽管唐宪宗的努力使得朝廷暂时摆脱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央集权，但这种繁荣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层面，而非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复兴。 因此，相较于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和盛唐时期的开元盛世，元和年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并未达到同样的高度。这种振作并未能深入到制度层面以解决造成藩镇割据的根本问题。宪宗去世之后，藩镇再度陷入了混乱，不听从朝廷命令的现象日益重现，同时期还出现了宦官专权的问题，这标志着宪宗所建立的政治秩序未能持续，“中兴”的局面也因此昙花一现。 第13章 元和中兴:统一与复兴之路(下) 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藩镇，尤其是河朔三镇，变得异常嚣张，几乎不再将中央权威置于眼中。这些藩镇不仅自行其是，就连财税收入也大多截留自用，不再上缴中央。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因此，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逐渐主要依赖于江淮八道这一富庶地区。负责理财的大臣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必须确保从江淮地区获取足够的财源，以维持朝廷的基本运作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元和元年（806年），着名财政专家杜佑卸任财赋要职，他推荐了精通经济管理的李巽接替度支盐铁转运使之职。李巽不负众望，在他的精心管理和改革之下，唐王朝中央的财政状况迅速得到了显着的改善。继李巽之后，程异接过了这一重任，继续出色地履行职责。在这些杰出财政大臣的努力下，中央政府不仅积累了充足的财富，还为后续对藩镇采取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的贡献不仅是财政管理上的成功，更为国家的稳定与复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同时也彰显了这个时代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和成效。 唐宪宗乃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有所作为的皇帝。在历经唐朝多年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局势后，他凭借自身不懈的努力以及过人的智慧，使得这个庞大的帝国犹如枯木逢春一般，再度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因为他深知一个道理：接受忠臣的逆耳忠言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宪宗常常以开创贞观之治的太宗李世民为楷模，并效仿其虚怀若谷、广纳谏言的美德，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之心，积极倾听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不论言论是否中听。通过这种方式，宪宗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治国智慧，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与支持。 唐宪宗尤其注重倾听谏臣官员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他大力倡导广开言路，鼓励那些心怀正义、敢于仗义执言的大臣们毫无顾忌地抒发己见。无论是关乎民生大计还是军国要事，只要谏臣们所言有理有据，唐宪宗都会虚心接纳并加以深思熟虑。正因如此，朝堂上下呈现出一片群策群力、共商国是的良好氛围，而唐朝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逐渐走上复兴之路。 即位之初，唐宪宗便颁布诏书，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这一举措让那些勇于发声的大臣们倍感振奋。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像李绛、李渤、吕元膺、穆质等谏官纷纷挺身而出，不仅敢于直言不讳，甚至不惜冒风险提出建设性意见。唐宪宗对他们给予了高度信任，广开言路，营造了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 在宪宗的支持下，这些谏臣积极献策，对朝廷政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直言敢谏不仅改善了当时的政风，也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宪宗与谏臣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了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彰显了君臣一心、共治天下的理想局面。这种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使得元和年间政治相对清明，为唐朝的短暂复兴奠定了基础。 “元和之治”还强调节俭和清廉行政。宰相李藩曾建议厉行节俭，减少奢靡之风，宪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如放免宫女、拆除奢华的功德碑等，树立了节俭的典范。为了进一步节省开支，唐宪宗还接受了李吉甫的建议，整顿吏治，精简官员编制，降低薪俸。 与此同时，唐宪宗大力倡导清廉行政，一批以裴垍、辛秘、韦贯之、郑余庆等人为代表的清正廉洁大臣应运而生。他们在关键岗位上坚守廉洁自律的原则，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清俭率素”、“家无羡财”的高尚作风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尊敬，也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宪宗对这些清廉官员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使得他们能够在重要职位上充分发挥作用，为国家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批大臣不仅以其卓越的能力处理政务，更以自身的道德操守树立了榜样，彰显了元和年间政治清明的一面。他们的存在和努力，成为了宪宗时期吏治改革的重要支撑，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廉洁从政的典范。 宪宗皇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和减轻民众负担： 1. 任用贤能：任命裴垍为宰相，后者推行了减轻江淮地区人民赋税负担的政策，并规范了地方上的税收制度，使得当地百姓的生活压力有所缓解。 2. 边疆建设：李绛被任命为宰相后，在北方推动农业发展，通过开垦荒地养兵，既减少了政府开支，又增强了边防力量。他提出的营田计划成功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并提高了粮食产量。 3. 理财专家：李巽等擅长财政管理的人才也被委以重任。李巽作为度支盐铁转运使，不仅达到了以往难以实现的运输目标，还在短短几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税收。他还推荐了程异负责扬州地区的行政工作，后者对当地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整改。 4. 盐业收入：王播担任盐铁转运使期间，报告指出在元和五年的盐业销售收入达到了六百九十八万余贯，显示了这一时期的盐业繁荣。 5. 农业丰收:到了元和六年，全国迎来了大丰收，粮食价格降至历史低位，每斗米的价格甚至低至二钱，这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条件的良好以及政策的有效性。这些举措体现了李纯时期对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注与努力，也见证了唐朝中期的一些重要改革尝试。 宪宗离开后，唐穆宗继位，然而新朝宰相们的短视政策，导致长庆元年（821年）魏博、成德和卢龙三镇再度叛乱。与此同时，元和年间长期割据的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其他藩镇，虽然表面上仍处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服从中央权威。 第14章 甘露之变:忠诚与背叛的较量 唐宪宗不仅成功应对了军事上的挑战，同时还积极关注百姓的生活和文化的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元和年间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仅逐步恢复了中央的权威，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在宪宗的统治时期，充分展现了他作为帝王的智慧与决心，元和年间，唐朝经历了从动荡到复兴的华丽转身。 然而，在公元 820 年的一天，王朝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宪宗皇帝竟然在大明宫被宦官毒害身亡！ 这个消息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更为糟糕的是，原本已经归附朝廷的河北三镇，这时候就像被惊扰的蜂群，瞬间变得躁动不安了，纷纷再次竖起了反叛的大旗，大唐好不容易迎来的中兴局面就这样被无情地打断。 次年，也就是 821 年，卢龙节度使刘总出人意料地主动辞去了官职，唐王室匆忙派遣张弘靖前去接管。然而，这位张弘靖却是个能力平庸之辈，管理上混乱不堪，惹得卢龙士兵们怨声载道。 最终，他们一拥而上，将朱克融拥戴为首领，公然发动了叛变。与此同时，移镇成德的田弘正也遭遇了一场惨祸，不仅被自己手下的将领王庭凑夺去兵权，还惨遭不幸。而魏博地区的田布，作为田正弘的儿子也未能逃脱厄运。竟然被自家军队逼迫得走投无路，最终含恨而亡，魏博军随即倒戈，拥护史宪诚叛变。一时之间，河北三镇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再次成为了大唐的心腹大患。 想当初，河北还没有叛乱的时候，朝中的大臣萧俛和段文昌曾经向皇帝进谏，建议裁减国家的兵员数量。谁能料到，这些被裁撤下来的士兵竟然无处可去，纷纷投奔了河北三镇。这无疑就是给叛军队伍送去了一支庞大的生力军，也让如今的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不过，在随后的日子里，河北三镇并没有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势力。 在唐敬宗和唐武宗统治时期，河北三镇大多数时候都受到自身强兵的牵制，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部下篡位夺权的闹剧，他们的嚣张气焰比起最初反叛时已经大打折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各地其他藩镇依旧对中央政府忠心耿耿，唯命是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黄巢之乱爆发之前。 由此看来，晚唐时期充满了转折和权谋，而宫廷内部的斗争更是复杂多变。虽然表面上看似平静，但宦官和大臣之间的争斗实际上非常激烈，就像潜流一样汹涌。 宦官们因为接近皇帝而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大臣们则通过智慧和合作来努力维护传统的统治秩序。两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次决定和行动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用心和策略。 这场权力争斗的根源可追溯到天宝年间之后。从那时起，皇帝对朝廷管理的方式开始悄然变化，他们越来越依赖内廷的宦官。而曾经在朝中拥有重要地位的宰相大臣们，则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变成了政治舞台上的配角。 这一转变像一场无声的风暴，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大唐王朝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在泾原兵变之后，局势急剧变化。原本备受信任的武将们因为这次事件，完全失去了皇室的信任。使得皇帝更加倾向于依靠身边的宦官来处理政务，由此削弱了外朝官员的权力。 与此同时，宦官们抓住机会逐渐崛起，他们一步步掌控了禁军——神策军，从而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到公元835年，宦官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通过掌握军队，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变得一天比一天强大了起来，有段时间甚至达到了顶峰。 更令人震惊的是，宪宗竟然是被宦官陈弘志所害，而幕后的主谋则是心机深重的宦官王守澄。王守澄精心策划了这起谋害皇帝的行动，并获得了成功。之后，他又不择手段地帮助太子李恒登上皇位，而新皇就是后来的唐穆宗。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显示了王守澄的狠辣手段，也标志着宦官势力在朝廷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皇即位之初，本应该是努力治理国家、重振朝纲的时候，但唐穆宗这位新皇似乎对国事毫无兴趣。相反，他被宫廷内的奢华生活和各种娱乐活动所吸引，整天沉迷于享乐之中，忘记了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责任。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他无心处理国家大事，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游玩和寻欢作乐上。 河北地区的三个藩镇——成德、卢龙和魏博，本来就对中央政府不太满意。看到新皇帝整天沉迷于享乐，不理朝政，他们觉得这是个重新崛起的好机会。于是，这三个藩镇几乎同时起兵反叛，战火很快蔓延开来，使得王朝局势变得动荡不安。叛军所到之处，百姓们被迫逃离家园，田野无人耕种，一片荒凉。这样的混乱局面，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 此时，手握大权的宦官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反而像是看到了巩固自身权力的大好时机。宦官王守澄等人还不时暗中煽动牛李两党的争斗，这就更加剧了大臣之间的矛盾，让朝廷内部更加分裂。 而朝堂上，牛僧孺和李德裕两位宰相的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双方都互不让步，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宦官们巧妙的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一方面在皇帝耳边说坏话，破坏大臣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则通过操控军事调动和人事任命，加强了自己对军队和朝廷的控制。他们明白，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期，只有制造更多的纷争和不确定性，才能帮助他们保持并增强自己的权力，并确保其地位更加稳固不受威胁。 随着局势的恶化，作为皇帝的唐穆宗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此时已经太晚，宦官的势力已经在朝廷内外深深扎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唐敬宗继位成为新帝，但他的命运同样多舛。和前任皇帝一样，唐敬宗未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在一次夜间狩猎和宴会之后，他不幸被宦官刘克明暗害。然而，刘克明企图借机夺权的计划并没有得逞，很快就被王守澄挫败。王守澄迅速行动，拥立了江王李涵为新帝，即唐文宗。 唐文宗这位新皇帝和前任们大大不同，他勤勉于政事，生活上很节俭，并对宦官专权深深感不到满。文宗李涵心中怀着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联合外廷的大臣们共同对抗那些专横的宦官。然而，他与宰相宋申锡的合作最终未能成功，而宋申锡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遭遇了不幸的命运。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文宗并未放弃，他就像一位坚韧不拔的战士，不断寻找着反击的机会。最终，他又与李训、郑注合作，这两人都是由王守澄推荐来的，因此宦官们对他们毫无戒心。他们巧妙地建议文宗皇帝提拔仇士良，这位宦官与王守澄不合，借此来分化宦官势力。随后，他们开始了逐步实施削弱宦官权力的计划。 于是，随着李训影响力的逐渐增强，他与宦官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了。835年的一个清晨，李训发起了着名的“甘露之变”，意图一举清除宦官势力。这场政变震惊了整个朝廷，成为了晚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但宦官中仇士良展现了惊人的反应速度。他抢先一步保护了皇帝，并立即指挥神策军进行反击。李训的计划因此瞬间失败，这次事件，不仅让众多的朝廷重臣惨遭诛杀，还使得宦官们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之后，宦官的影响力在朝廷中更加稳固，给晚唐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在唐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牢牢掌控了军事和政治大权，甚至君主的更替与生死也受其左右，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宦官时代的开始。当时有句话说：“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意思是所有重要的决策都由宦官集团做出，而宰相和其他官员只能执行命令。 宦官们对皇帝施加压力，轻视宰相，对待朝廷官员如同草芥。因此，在那个时期，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每次上朝都要和家人告别，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宦官陷害而亡。唐文宗尤其受到宦官的压迫，有一次他问当值的学士周墀自己可以比作哪个前代君主。 周墀回答说陛下是像尧舜那样的明君。然而，唐文宗感叹道，他不敢自比为尧舜，反而觉得自己像是周赧王和汉献帝，因为他也受到了控制——只不过控制他的是家奴（宦官）。说到这里，唐文宗忍不住流泪，周墀也伏地哭泣，从此文宗不再上朝理政。 直到朱温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大规模的屠杀宦官，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不过，唐王朝也因此元气大伤，不久之后就被朱温建立的后梁所取代，走向了灭亡。 王守澄后来转而支持李训与郑注，企图通过他们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然而，一场惊心动魄的甘露之变，彻底改变了局势。这场政变如一阵狂风，瞬间吹散了李训和郑注的势力，使其土崩瓦解。随着他们的倒台，宦官权力再度易主，落入了另一位强势人物——仇士良的手中。 甘露之变，不仅是李训和郑注个人的悲剧，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为唐朝晚期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甘露之变的结果更是一场灾难。经历了这场事件之后，宦官们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朝廷的控制，就仿佛抓住了权力这块“肥肉”，再也不肯放手。并且他们变得更加团结了，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撼动的集团。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宦官们的地位似乎坚如磐石。相比之下，皇帝和大臣们的权力则被大幅的削弱了，几乎成了宦官手中的棋子，任由他们来摆布。 在这个时期，宦官与大臣之间的争斗不断，朝堂上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勾心斗角的故事。皇帝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的小船，努力寻找方向，却常常感到无助。无数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被卷入这场争斗中，他们的命运变得更加不确定，随时有可能被这场斗争所影响。 甘露之变不仅改变了晚唐的政治局面，也让朝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宦官们的势力因此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是后来出现了像唐武宗和唐宣宗这样的能干的君主，面对强大的宦官势力，也显得力不从心。而大臣们为了对抗宦官，不得不寻求藩镇的支持，这无疑为晚唐后期的混乱局面埋下了隐患，藩镇势力的增强最终导致了更大的危机。 第15章 会昌中兴:短暂的辉煌 840年，随着唐文宗李涵的离开，朝廷内部的宦官和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迅速加剧，局势变得非常紧张。当时最具权势的宦官仇士良，在这场权力争斗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表面上选择支持李炎继位，但实际上心机深沉，暗中盘算着如何操控新皇帝，使其成为自己手中的棋子。 唐武宗李炎继位后，迅速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和决断力。他立志不让自己的统治沦为宦官手中的棋局，因此一上任便推行了一系列大胆且果断的改革，意图重振大唐昔日的辉煌。为了削弱宦官对政权的过度干预，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展开了紧密合作。 贤相李德裕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远见，成为了唐武宗最得力的助手。两人联手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巩固皇权、限制宦官势力的政策措施。他们首先调整了朝廷内部结构，以此削减宦官在关键岗位上的影响力，同时大力提拔忠诚于朝廷的官员，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宦官权力的膨胀。 此外，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还共同推动了多项振兴国家的措施，包括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优化财政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增强了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也为唐朝后期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合作堪称君臣携手治理国家的经典范例，展示了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政治智慧和执行力。 在成功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之后，接着又严厉打击朝政上的贪污腐败，进一步约束官员和宦官们的行为，着手解决地方藩镇的问题，合理调整宗教机构人员规模。与此同时，唐武宗还推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以确保社会稳定，提升国家的实力。这些措施不仅有效地限制了宦官们的权力，为国家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秩序，也更加提升了朝廷的办事效率和权威。 贤相李德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两人如同默契十足的伙伴，共同努力，对朝政进行了深远的改革。这一系列措施解决了许多困扰唐朝多年的难题，暂时缓解了唐朝晚期面临的多重危机，并且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治理经验。 在众多事件当中，最能吸引人们目光、引起广泛关注的，毫无疑问就是那场惊天动地、声势浩大的会昌灭佛运动。这次运动堪称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反佛教之举，其背后所蕴含的深意绝非仅仅只是单纯地想要夺回那些被寺庙长期霸占的宝贵土地资源那么简单。 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由于大量铸造佛像等宗教用品，致使原本就有限的铸币材料变得极度匮乏，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铸币短缺难题。这场灭佛运动恰似一阵狂暴无比的飓风骤雨，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横扫了整个王朝大地，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震撼力令无数人为之瞠目结舌。 然而，唐武宗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宦官问题。在大唐的边疆地区，回鹘部落如同饥饿的狼群，对唐朝的土地虎视眈眈，时刻寻找机会发动攻击以获取资源。这种威胁就像乌云一样，沉重地笼罩着唐朝的边境，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一种持续的不安。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唐武宗并没有退缩。他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坚定的决心，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防御策略，并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成功抵御了来自外部的一次又一次侵袭。 在这个过程中，唐武宗不仅妥善地安置了南迁归附的回鹘部众，促进了民族融合，还与其他少数民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同织就了一张紧密的大网，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相对稳定。当政期间，武宗推行并落实了诸多求真务实、以及行之有效的方针策略。他以果敢的决断和雷厉风行的手段，处理着各种繁杂事务，展现出其了卓越的治国才能。 唐武宗本人非常推崇道教，并采取措施限制其他宗教的发展，包括佛教和景教等。特别是在会昌五年（845年），他下令拆除佛寺，没收了大量属于寺院的土地。这次对佛教的打压，历史上被称为“会昌灭佛”，是所谓的“三武灭佛”之一，其中“武”字指的是三位压制佛教的皇帝之一。 通过这些措施，唐武宗不仅打击了佛教势力，还增加了政府可征税的土地，从而增强了中央政权的财政实力和权威。这段时期，尽管存在对宗教的严厉政策，但国家整体上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和发展，历史上称这一阶段为“会昌中兴”。 晚年痴迷道教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唐武宗李炎竟然对道教的修炼法门痴迷不已，一心想着追求那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之术。据说他深受道教的浸染，对炼丹术士炼制的“金丹”寄予了厚望，而这些所谓的仙丹通常含有高浓度的重金属成分。 唐武宗对通过吞服金丹能解开永生奥秘这事十分笃信，故而频频服用。且终日沉溺于道教的修炼之中，期盼有朝一日能跨越生死的界限，达到不朽的境界。可命运却对他展露了冷酷无情的一面。 在又一次吞服金丹之后不久，唐武宗的身体状况骤然恶化。他开始遭受难以承受的剧痛折磨，面色变得惨白如纸。尽管宫中的御医们竭尽了全力施救，可是面对这种由重金属中毒所引发的病症，他们几乎都束手无策。最终，御医们只能无奈地看着皇帝的生命力逐渐消逝。 唐武宗在治理国家方面展现了显着的能力，然而他个人对道教的深厚兴趣却为他的统治增添了一抹复杂的色彩。这种特质在他身上形成的对比，导致了后世评价的分歧。 一方面，许多人赞赏他在政治上的成就，认为这些成就可以弥补他对道教过度投入所带来的不足。他们将唐武宗视为一位英明且有远见的领导者，其政策和改革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唐朝的权威，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在这些人眼中，他对道教的热情不过是个人喜好，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位伟大君主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指出，唐武宗对宗教的痴迷可能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削弱了处理国政的效率。批评者担心，这种对道教的执着可能会引导国家资源的错误分配，或者使得皇帝忽视更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因此，这部分人对唐武宗持有保留态度，甚至有所不满。 如此，一个既能于国事上果断决绝、高效处理各类繁杂事务，又会在面临老去与永生时展露人性弱点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不过，正是因为有像武宗皇帝这样独特的人物存在，才让那段被时间尘封的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尽管唐武宗的统治时期不长，但他留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第16章 牛李党争:晚唐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 从唐宪宗到唐宣宗年间，唐朝的政治舞台被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朋党之争所笼罩。这场长期的争斗严重影响了朝廷的各项决策，深刻影响了国家的命运。这段充满权谋与竞争的历史，就是后世所称的“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不仅扰乱了朝政，还加剧了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两派官员为了争夺权力和影响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使得许多重要决策难以顺利实施。这场争斗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成为唐朝中晚期一个显着的政治特征，反映了当时官场内部的激烈对抗和不稳定局面。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君权逐渐式微，而宰相权力也未能集中，导致朝廷官员内部纷争不断，各结朋党以争夺权力，排斥异己。唐宪宗在位期间已经注意到这种朝官结党的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如何解决朋党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他去世后变得更加严重，最终演变成影响朝政长达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 “牛党”由牛僧孺和李宗闵领导，“李党”则由李德裕和郑覃等人领军。两党成员大致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兴趣聚合而成。尽管他们在科举制度的存废以及对藩镇政策的具体措施上存在分歧，但总体来看，党争的主要特征还是在于个人之间的对立，一方得势则另一方失势，双方互不相让，互相倾轧。 到了穆宗时期，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原本有望入阁为相，但由于牛党的排挤，他被搁置了八年之久，而牛僧孺则被推举为相，这加深了两党间的积怨。至文宗李昂在位时，牛李两党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阶段，朝堂之上议事时争吵不断；官员的升迁任免往往依据党派立场，而非能力或政绩。 直至宣宗时期，随着两党领袖或遭贬谪或去世，“牛李党争”才逐渐平息。这场长期的党争不仅严重影响了朝廷的决策效率，还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成为唐朝晚期政治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党”团体里的多数成员来自关东地区的世家大族，并且他们自认为是正统经学的维护者。这一派别的杰出人物包括李吉甫、李德裕和郑覃等人。他们凭借着深厚的家世背景与对传统经学的深刻理解，在朝堂上崭露头角，并逐渐凝聚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李党成员不仅继承了家族的荣耀与资源，还通过自身的学识和能力赢得了朝中同僚的尊重。他们在政策主张上更倾向于保守，强调儒家经典的指导作用，追求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坚定的立场，使他们在朝廷内外都赢得了一定的支持者，同时也为与另一派别的激烈斗争埋下伏笔。 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以文风绮丽、辞藻华美着称的“牛党”。这一派系自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起，便通过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目踏入了仕途。其核心成员包括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凭借着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些人在官场中迅速崛起，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牛党成员不仅以他们的文采斐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更以其灵活多变的政治手腕在朝廷中站稳了脚跟。他们主张改革，提倡开放包容的思想，并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支持。牛党的崛起象征着一个新的政治潮流，它挑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并为唐朝晚期的政治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鲜明的个性，和创新的精神，使得牛党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李党”还是“牛党”，其背后均有强大的宦官势力在暗中支撑。这些权倾朝野的宦官们，不仅操纵着朝政大权，还左右着两派之间的纷争走向。 随着双方明里暗里的激烈较量不断的升级，整个国家的实力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严重削弱。原本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就在这一场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中，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与活力。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808年的科举考场，当时的宰相李吉甫主张，对藩镇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而在这场考试中，年轻的举人李宗闵、牛僧孺与皇甫湜却在考卷上毫不掩饰地批评了朝政上的失误。这些直言不讳的话语犹如锋利的箭矢，直指了朝廷政策上的要害。 当李吉甫得知这些年轻学子的言论后，心中顿时燃起了熊熊怒火。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公然在考场上挑战他的权威和朝廷的决策。他决心打压一下这些直言进谏者，于是迅速采取了行动。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立刻在朝野间激起了轩然大波，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李吉甫的反应不仅引起了士林的哗然，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朝廷内部的政治生态。这场风波成为了朋党之争的一个重要导火索，也预示着未来几十年里，大唐王朝将陷入一场复杂而激烈的政治旋涡之中。最终，李吉甫因为失去民心而黯然失势，大臣们也逐渐分裂成两派，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就此拉开帷幕。 李党在主战派宦官吐突承璀的支持下，一度风头无两，稳稳占据了上风。 到了唐穆宗时期，两党间的较量加重。 牛党人物钱徽主持的一次进士考试中，被指控徇私舞弊，这一事件迅速成为了朝野关注的焦点。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对此展开了深入的调查，最终钱徽被贬了职，而李宗闵也因此受到牵连，也被远谪他乡。 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更大的波澜，牛李两党之间的仇怨，自此结下，斗争也愈发激烈起来。从这一刻起，牛党和李党之间的争斗不再仅仅是政见上的分歧，而是迅速演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较量。双方各不相让，互不信任，朝堂上的每一次决策、每一个任命都充满了火药味。 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党争，不仅深刻影响了唐朝晚期的政治生态，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然而，世事无常。随着主和派宦官王守澄的崛起，李党的优势逐渐在消退。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紧密联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牛党联盟。 他们步步为营，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迫使李德裕被朝廷罢免，并将其外放。牛党的辉煌似乎触手可及。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朝堂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为牛党带来了短暂的春风得意。牛党成员们在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跃，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改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不过这场胜利的背后也隐藏着未来的不确定性，朋党之争的阴影依旧笼罩着唐王朝的政治天空。 但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823年，唐文宗对牛僧孺渐渐生出了不满，并最终决定罢免他的宰相之职。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为李德裕的再度崛起铺平了道路。这背后显然与宦官王守澄态度的转变密切相关。曾经支持牛党的王守澄，此时似乎放弃了对牛党的庇护，转而为李德裕的复出创造了条件。随着李德裕重新回归，大唐王朝的政治格局迎来了新的剧变，一个新的篇章即将展开。 牛李党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将近40年。在武宗时期，李党的势力达到了顶峰，许多牛党成员被罢免。而到了唐宣宗时期，形势逆转，李党的人则多被贬谪到地方任职。最终，随着李党离开中央权力核心，牛党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两党之争以这种方式告终。这期间，文宗曾感叹说： “要平定河北的叛乱容易，但要消除朝廷中的派系斗争却很难。” 牛李党争对唐代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这场统治阶层内部的派系斗争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各种矛盾，还加深了唐朝后期的治理危机，使本已衰败的王朝更加接近灭亡。这种内部斗争也影响到了当时的诗歌风格。党争期间，一些具有批评和攻击性质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下的紧张气氛和文人之间的对立情绪。 牛李党争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更是不同政治理念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激烈碰撞，它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复杂的权力结构和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态。这场党争不仅体现了深层的社会矛盾，还因为宦官势力的介入而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从而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17章 大中之治:从宫廷风云的复杂篇章 846年，唐武宗的突然离开使得宫廷内风云突变。宦官们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权力较量中，唐武宗的叔叔李忱，在宦官马元贽的支持下，最终登上了皇位，成为唐宣宗。随着李党的失势，曾经权倾一时的李德裕，被贬到了遥远的崖州，这也标志着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正式画上了句号。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朝廷的政治格局，也为晚唐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迅速展现了其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深知国家已陷入衰落的新皇，立志要挽救唐朝于危难之中。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渐衰，边防虚弱，吐蕃趁机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年）至大历十一年（776年），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沙州军民与吐蕃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到了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初，唐朝抓住机会收复了原州、乐州、秦州三州和七关（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萧关），极大地鼓舞了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吐蕃统治的斗志。不久之后，吐蕃将领尚恐热率军在瓜州进行劫掠，激起了当地人民和士兵的强烈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吐蕃占领的沙州首领张议潮秘密组织豪杰，密谋归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见时机成熟，发动起义，成功驱逐了吐蕃守将，光复沙州，并派遣使者绕道天德城向朝廷告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张议潮又陆续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 大中五年（849年）八月，张议潮派遣其兄张议潭及地方人士入朝献上瓜、沙等十一州的地图和户籍，标志着除了凉州之外，河西地区几乎全部回归到唐朝的控制之下。 对于张议潮等人的英勇行为，唐宣宗李忱深感欣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下诏褒奖，并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后又设立了归义军，统领上述十一州，同时授予张议潮节度使、观察处置使之职，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特进等荣誉职位，并给予丰厚的食邑。同时，对参与归唐行动的其他有功人员也进行了封赏。 宣宗李忱自豪地表示，宪宗曾有意收复河、湟地区，但因中原战事繁忙未能实现。而今，自己完成了先皇未竟的心愿，足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显示了唐朝在面对外部侵略时的坚韧不拔，也体现了朝廷内部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唐宣宗日夜操劳，勤勉治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让人们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通过这些积极的举措，唐宣宗为动荡不安的晚唐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和支持。在政治方面，唐宣宗高度重视官吏的选拔，他审慎挑选人才，并特别注重科举制度，从而为国家选拔出了一批杰出的官员。 宣宗不仅加强了法律的执行力度，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了皇权。大中朝的吏治建设因此备受史学家赞誉，范祖禹曾称赞道： “百吏奉法，政治清明，海内安靖近十五年。” 这种良好的吏治不仅确保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还为经济建设与边疆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宣宗的治理成果不仅体现在短期内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复苏，更为长远的国家发展打下了基础，并成为后世评价其统治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经济领域，宣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商业繁荣的政策措施。他积极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减轻了赋税负担，这些举措使得百姓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通过这些政策，国家的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同时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唐宣宗的经济改革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还促进了商业活动的活跃，为整个社会带来了繁荣的气息。他的努力不仅缓解了民众的生活压力，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些措施赢得了民心，进一步巩固了政权的稳定。 大中五年（851年）二月，唐宣宗李忱任命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针对自太和年间（827年－835年）以来江淮米漕运效率低下的问题——每年仅能成功运送约二十万斛至渭仓，裴休上任后推行了漕法十条改革措施，显着提高了运输效率，使每年运达渭仓的米量增至一百二十万斛。 同年七月，《续唐历》二十二卷修成，该书由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等人编撰，补充了柳芳《唐历》中未涵盖的宪宗朝历史。此外，李忱还命令宰相崔铉与学士崔瑑、薛逢编撰《续会要》四十卷，记录了从德宗到宣宗时期的史事，并于大中七年（853年）十月完成。 大中七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戣整理了一千二百五十条相似的法令条文，分为一百二十一门类，编纂成《刑法统类》（亦称《大中刑法统类》），献给朝廷。这部法律汇编开创了《刑统》这种刑事法律编纂体例，将相关的敕、令、格、式等附在律文之后，极大地增强了法律条文的实用性和查找的便捷性，对五代及宋朝的立法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改革和编纂工作不仅提升了行政效率，也丰富和完善了唐朝的法律体系，展示了唐宣宗时期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积极作为。 在民族关系方面，唐宣宗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宁。他的外交策略展现了唐朝后期少见的灵活性与务实态度，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成功地处理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宣宗不仅注重与邻国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和平共处，还积极寻求合作与交流，确保了边境地区的长期稳定。这种灵活且富有远见的外交方针，不仅减少了边患，也为国内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唐宣宗以鸿胪卿李业为册黠戛斯可汗使，持节赴黠戛斯册封其王子为英武诚明可汗。宣宗的外交成就，成为了他统治时期的一大亮点，彰显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 然而，宣宗皇帝的表面形象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尽管他看似容易被宦官左右，但实际上，即位后的宣宗励精图治，致力于加强皇权并抑制宦官势力。唐宣宗不仅在表面上维持了与宦官的关系，更在暗中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皇权的改革措施。他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力量，逐步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同时加强了中央集权。 唐宣宗执政期间，以勤俭节约的态度管理国家，关心民众生活，减轻了百姓的税务负担，并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特别是他在位期间成功恢复了河湟地区，扩展疆域达三千里之外，不仅加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还洗刷了长达两百年的耻辱。这些成就使得大唐的国力得到了显着的恢复和发展。 因为唐宣宗的年号是“大中”，所以这段繁荣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中之治”。它经常被拿来与汉朝的文景之治以及唐朝早期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而宣宗也被视为像汉文帝、汉景帝和唐太宗那样的贤明君主。即帝位后，致力于改善中唐以来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 但在大中十一年之后，唐宣宗逐渐对国家事务失去了兴趣，转而沉迷于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和神仙之术。这期间，宦官的权力又开始抬头，并且在东南地区获得了大量的经济特权。另外，唐宣宗为人多疑且苛察，这种性格使得朝廷上下不得不粉饰太平，以迎合皇帝的期望。他和武宗一样对道教的崇奉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一心梦想通过服用丹药来获得长生不老。 这种对个人信仰的过度追求，不仅影响了他的健康，也逐渐削弱了他的决策能力。唐宣宗对道教的执着虽然反映了他内心的某种精神寄托，但也导致他在晚年更加依赖丹药，忽视了实际的政治和民生问题。然而，长期服用丹药最终损害了宣宗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和领导力。这一时期，王朝表面的安定与繁荣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日益加深的危机。 859，唐宣宗由于服用丹药过量去世，他的离开不仅标志着一个短暂复兴时代的结束，也为晚唐的历史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变故揭示了“大中之治”表面下的脆弱性，预示着国家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动荡。 从大中十二年开始，南方多个地区如容广、岭南、湖南、江西、宣歙以及武宁等地的军队接连发生士兵驱逐将领的事件。特别是在大中十三年，由于徐州（武宁）的节度使康季荣对待士兵非常苛刻，最终被自己的士兵赶下了台。 第18章 黄巢之乱:唐王朝的末日 事实上，“大中之治”的繁荣并不稳固。在唐宣宗晚年，国内已经出现了种种乱象，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增多。他的突然离世更是雪上加霜，直接引发了一场寇乱，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 随着唐懿宗与唐僖宗这两位昏庸之君的相继登基，大唐帝国的运势如溃堤之水般的急转直下，难以阻挡。 唐懿宗即位后，宫廷生活愈发沉溺于奢华与放纵之中，他对宦官的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对于佛教的信仰近乎痴迷，不惜一切代价修建寺庙、供养僧侣，甚至削减了本该应用于巩固国防的军费开支。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使得边疆防线日益脆弱。这样的统治政策，无疑加速了帝国的衰落。 公元860年，裘甫之乱的爆发犹如一声惊雷，瞬时打破了唐朝本已就脆弱的宁静。紧随其后的庞勋之变和王郢之变，亦如狂风骤雨般接踵而至，这些叛乱迅速蔓延开来，如同燎原大火，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更加岌岌可危。特别是庞勋之变，对关东地区的冲击尤为严重，不仅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经济活动也几乎完全停滞，整个关东地区仿佛陷入了绝境。 然而，在这最黑暗的时刻，沙陀军首领朱邪赤心挺身而出，率领他的军队前来救援。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朱邪赤心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动荡，为大唐带来了一丝转机。 由于他在平乱中的杰出贡献，朱邪赤心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赞扬，并被赐予汉名李国昌，以此表彰他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沙陀族在唐朝末年动荡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认可。 873年，唐僖宗登基为帝。这位年轻君主对宫廷娱乐活动，如斗鸡和打球情有独钟，却对国家政务疏于关注，朝政逐渐被忽视。在他的统治期间，北方的叛乱如同野草般的蔓延开来，关东地区则因连年遭受水灾的侵袭，农业生产严重受损。 与此同时，王朝内部的政治腐败逐渐恶化，官场的黑暗与不公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盐价的急剧攀升更是雪上加霜，这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直接打击了普通百姓的生计，导致民众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苦之中。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许多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治安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盗贼活动猖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民不聊生的景象。 这样的状况不仅反映了当时经济政策的失败，也揭示了政府在应对民生问题上的无力，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对现状的不满和绝望感。唐僖宗的这种治国方式，使得本已经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更加的岌岌可危。国家的根基，也在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的不满情绪也逐渐累积。这一时期，不仅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也为后来的五代十国乱局埋下了伏笔。 874年，王仙芝在长桓（今山东境内）揭竿而起，并迅速聚集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他的势力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次年便攻陷了山东西部，并在河南、淮南等地流窜作战，声势浩大，令朝廷为之震动。 到了878年，王仙芝在黄梅一役中不幸战亡，其麾下的余部四散溃逃。但这些残军并未就此消亡，而是转投了另一位起义领袖——黄巢。 黄巢接手了这支军队后，如饿虎扑食般率领着他们南下，横扫了江南和岭南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恐慌。 特别是商业重镇广州，也未能逃脱这场浩劫，华南地区的经济体系几乎被摧毁殆尽。黄巢的起义军不仅给当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更对唐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沉重打击，预示着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伟大帝国正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落。 879年，黄巢的军队在南方遭遇了致命的瘟疫，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战略，经由桂州沿湘江北上，重新流窜到了江南地区。次年，黄巢正式展开西进攻势，其军事行动势如破竹，迅速攻陷了洛阳和潼关等重要的据点。 黄巢起义发生在875年至884年之间，是由黄巢领导的一场农民起义，它紧接在王仙芝领导的起义之后。这场起义是唐朝末期众多民众反抗活动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黄巢和他的部队采取了一种灵活机动的战略，避免与敌军正面冲突，而是选择攻击敌人防御较弱的地方。他们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陕西等省份，这对唐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然而，由于起义军不断地移动作战，缺乏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这使得他们在经济支持和民众基础方面都显得不足，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黄巢起义爆发的背景复杂，其主要原因归纳如下： 1. 政治腐败：唐朝末年，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逐渐衰退，官僚体系内部贪腐成风，官员们往往对民众疾苦视而不见，甚至草菅人命。这种普遍的政治腐败不仅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也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民间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2. 农民负担过重：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朝廷不断加重赋税，这直接增加了农民的经济压力，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外，频繁且无序的兵役征调进一步消耗了农村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3. 官府压迫加剧：地方政权为了满足中央的苛捐杂税要求，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手段向百姓榨取资源，包括过度征收、强制劳役等，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益，导致了广泛的民怨沸腾和反抗心理。 4. 外部威胁与军费负担：当时唐朝边境不宁，外敌入侵频仍，为应对这一局面，政府不得不大幅增加军事支出。然而，这部分额外成本最终还是转嫁到了普通民众身上，通过提高税收等方式来弥补国库亏空，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 第19章 藩镇争霸:地方纷争与皇权式微 面对黄巢军队的快速进攻，当时掌权的宦官田令孜非常恐慌，急忙带着唐僖宗逃离了长安，前往四川避难。随着黄巢的军队进入长安并宣布成立新的国家——齐国，唐朝的中心长安就此落入敌手。 各地赶来救援的军队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未能有效组织反击，导致好不容易收复的长安很快又被黄巢夺回。唐朝皇室陷入了绝境，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被迫赦免了逃亡到漠北的李国昌和他的儿子李克用，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挽救局势。 李克用不负众望，带领沙陀骑兵如同及时雨般赶到战场，与唐军联手，成功地夺回了长安。这场激烈的战争终于结束，为唐朝这段动荡的历史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篇章。李克用的介入不仅暂时稳定了局势，也为他日后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黄巢起义军中的一位猛将朱温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选择了投降朝廷。为了表彰他对唐朝的归顺，并奖励其弃暗投明的行为，唐廷不仅赐予他一个全新的名字——朱全忠，还册封他为宣武节度使，赋予他治理汴州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权力。 但获得新身份和权威的朱全忠并未因此而满足，反而更加积极地巩固自己的势力。然而，此时的黄巢见局势对自己不利，便率领残部向东逃窜，试图重新集结力量反攻。 在这一过程中，黄巢意识到朱全忠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重要支柱，于是决定将其围困在陈州，意图削弱朝廷的力量。一时间，陈州城被重重包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这场围城之战不仅考验着朱全忠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也成为改变他命运的关键时刻。面对黄巢的猛烈攻势，朱全忠坚守陈州，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最终不仅解除了围城之危，还进一步增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朱全忠从一名叛军将领转变为唐朝重要的将领，并为其日后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就在陈州城局势万分危急之际，李克用率领着他那英勇善战的沙陀铁骑如神兵天降般赶来解围。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了黄巢的围城部队，成功解救出被困多日的朱全忠。李克用的军队不仅打破了重围，还展示了非凡的战斗力和无畏的精神，给陷入绝境的朱全忠带来了转机。李克用毫不松懈，接着继续挥师追击溃败的黄巢军，展开了一场紧锣密鼓的追剿行动。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中，李克用的军队与黄巢残部展开了多次激烈交锋，逐渐将起义军逼入绝境。 到了885年，黄巢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败于自己的外甥林言之手。为了求得自保，林言亲手斩下了黄巢的首级，并主动向唐军投降。这一幕标志着这场轰轰烈烈、震撼天下的黄巢之乱最终得以平息。 随着黄巢之乱的结束，唐朝暂时恢复了表面的和平，但这次的大动乱已经深刻地动摇了帝国的根基。李克用在这场平乱中的杰出表现，不仅巩固了他的军事声誉，也为他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赢得了重要地位。而朱全忠，在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也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为日后五代十国时期的风云变幻埋下了伏笔。 本以为战乱就此终结，但谁也没有料到，刚刚投降不久的黄巢旧部秦宗权竟然再度叛变。他迅速纠集起残余势力，重新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肆意横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所过之处，皆化为一片废墟，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甚至有一段时间，这支叛军还攻陷了东都洛阳，昔日繁华的城市瞬间变得冷冷清清，千里之内不见丝毫烟火之气。面对秦宗权叛军的猖獗，各地藩镇虽多次出兵围剿，却未能彻底将其消灭。叛军如影随形，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 直到唐昭宗时期，朱全忠挺身而出，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强大的兵力，历经无数次浴血奋战，这才逐渐地扭转了战局。最终，在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役后，朱全忠成功地平定了这场肆虐已久的叛乱。 经过长时间的战火，百姓们终于又看到了和平的希望。朱全忠打败了秦宗权的叛乱，这不仅是对叛军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标志着他开始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人物。 不过，平定叛乱后的唐朝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强大了，国力大不如从前。各地的藩镇看到中央政府的力量变弱，就像看到机会的饿狼一样，纷纷采取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这样一来，唐朝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 宦官与外廷官员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双方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拉拢地方藩镇以增强自身的势力，从而导致局势愈发的混乱。各藩镇之间也互相争夺，意图通过控制朝廷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 这场内乱不仅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也动摇了国家的根本，使得唐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各派势力的纷争让本已脆弱不堪的王朝更加无力再应对内外交困的局面。 在众多藩镇中，河东的李克用（继承其父李国昌之位）、宣武的朱全忠以及凤翔的李茂贞最为强大。 885年，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唐僖宗终于返回了长安。然而，他对宦官田令孜的信任并未因此减少。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加深，双方各自拉拢势力，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局面。 面对田令孜的强势态度，王重荣决定不再忍耐。他联合了实力雄厚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共同组成了联军。这支联军气势磅礴地攻入长安，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也为王朝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次军事行动揭示了中央政权在地方藩镇力量面前的脆弱，也直接挑战了田令孜的权威。王重荣与李克用的联手不仅是对宦官势力的打击，也是地方势力崛起的新阶段。 第20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上) 面对急剧恶化的局势，田令孜意识到情况对自己极为不利，遂再度护送唐僖宗逃离京城，以求避险。而原本与他结盟的朱玫和李昌符则审时度势，转而改变立场，不仅背叛了田令孜，还率军对其展开追击。与此同时，他们拥戴襄王李煴为监国，并推举朱玫担任宰相之职。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标志着政治风云的急剧转变。 然而，李昌符却对这一安排心存不满，视之为对自己利益的威胁。流亡中的唐僖宗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在兴元期间，巧妙地利用朝廷的影响力，成功说服了王重荣、李克用与李昌符三人联手。他们决定共同行动，目标直指收复长安，以此恢复唐僖宗的统治权威。这一联盟的形成，不仅展现了唐僖宗在逆境中的领导智慧，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各方势力迅速权衡利弊，调整立场，最终达成了脆弱的合作关系。此次联合行动不仅凸显了当时政局的瞬息万变和不确定性，也为唐朝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它不仅是各方力量对比的一次重新洗牌，更是在动荡时局中寻求稳定与秩序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次合作虽然暂时，却为唐朝的未来走向注入了一丝新的希望。 然而，在返回长安的途中，唐僖宗再次遭遇了险境，与凤翔的李昌符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一突发事件不仅打乱了复归京城的步伐，也暴露了联盟内部的脆弱与不稳。 雪上加霜的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竟遭部下背叛，不幸遇害。这一连串的变故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也为唐朝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更深的不确定性。双重的打击，不仅考验着唐僖宗的领导能力，也让各方势力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与策略，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求生存与发展。 危急时刻，唐僖宗只得依靠李茂贞的力量才得以平安返回了长安。为了感激李茂贞在危难关头的鼎力相助，僖宗特别任命他为新的凤翔节度使。这一举措不仅是对李茂贞忠诚与支持的肯定，也为动荡不安的局势注入了一股稳定的力量。同时也确保了唐僖宗自身的安全。而李茂贞在关键时刻的支持，不仅赢得了唐僖宗的高度信任，获得了重要职位，也让他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还增强了他在朝中及地方上的威望，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888年，唐僖宗离开后，其弟李晔在宦官杨复恭的拥立下登基，即唐昭宗。这一时期，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因为各种缘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双方的斗争不仅限于朝廷内部，更蔓延至各自的藩镇领地，加剧了国家的分裂与动荡。 朱全忠与李克用之间的对抗，成为了晚唐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权力博弈之一，并且深刻影响了唐朝的命运走向。 唐僖宗及其继任者唐昭宗在这场权力风暴中艰难求存，始终不懈地尝试重新掌控朝政局势，力图恢复皇权的尊严与稳定。然而，地方藩镇的纷争不断，中央政权的力量愈发显得脆弱。在此背景下，张全义与李罕之为了争夺河阳节度使的职位，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两人各自拉拢强大的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张全义得到了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的支持，而李罕之则投靠了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这场争斗不仅加剧了地方的动荡，也使得朱全忠与李克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深刻影响了晚唐的政治格局。通过这种复杂的权力博弈，各派势力为了自身利益不断调整立场，使得国家陷入持续的混乱之中，皇朝政权的权威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挑战。 面对强大且独立的地方藩镇势力，唐僖宗和唐昭宗两位帝王尽管竭尽全力试图重振皇权，但他们的努力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下显得格外艰难。王朝政权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地方藩镇的纷争使得朝廷难以有效施政。两位皇帝不仅要应对内部的政治斗争，还需应对外部藩镇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使得他们恢复皇权尊严与稳定的愿景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最终，朱全忠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成功兼并了河阳和洛阳，并击败了秦宗权，几乎完全掌控了河南省。这一连串的成功，极大的增强了他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达到了高潮：宦官杨复恭与宰相张濬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双方各自拉拢李克用和朱全忠作为支持后盾，使得局势愈加错综复杂。 890年，朱全忠与张濬联手攻打河东军，但这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张濬也因此被贬官。李克用则抓住机会，继而吞并了昭义的潞州和泽州，扩大了对今天山西省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不久之后，宦官杨复恭失势，被迫南下投靠其兄子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公然叛变唐室。李茂贞等人奉命平定叛乱，在此过程中，李克用在朝廷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凤翔的李茂贞因无法扩展自己的领地，与皇帝产生矛盾，最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这场战争中，李茂贞和王行瑜取得了胜利，掌控了关中地区，并将宦官和外廷置于他们的严格控制之下。此时，唐王室的统治范围仅剩下了首都这一小片土地，中央政权的权威几乎不复存在。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晚唐时期王朝政权的脆弱，也展示了地方藩镇的强大影响力。各派势力为了争夺自身的利益不断调整联盟，最终导致了国家陷入到持续的动荡之中。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唐朝皇帝的命运如同风中残烛，在各藩镇的权力争夺中摇摇欲坠。这些藩镇势力犹如贪婪的饿狼，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中央政权这块诱人的肥肉。最终，皇帝被强大的藩镇势力所挟持，失去了行动自由，仿佛一只被困在金丝笼中的鸟儿，失去了往昔的荣耀与尊严。 这一时期，中央权威日渐式微，地方藩镇的崛起不仅削弱了皇权，也标志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时代的来临。皇帝虽然名义上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已经沦为藩镇争斗的棋子，其地位和权力大打折扣，曾经辉煌的王朝逐渐走向衰落。 第21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中) 895年，随着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的去世，局面变得不再那么平静。他的离开，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湖心，激起了层层波澜，更是触发了一系列权力更迭的连锁反应。 面对空出的权力真空，王行瑜、李茂贞和韩建等实力派人物迅速作出反应，他们如同嗅到猎物气息的猛虎，围绕着河中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一过程充满了紧张与不确定性。 其中，王行瑜更是抓住了这一契机，率军入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血腥清洗，使得宰相韦昭度等大臣均遭遇了不幸，其凶狠手段令人胆寒。王行瑜的狰狞面目与残暴行为，不仅令朝野上下为之震惊，更揭示了他不加掩饰的野心——企图废黜唐昭宗，自己登基称帝。 他的这些举动，不仅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动荡，也让唐王室的权威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京城一度笼罩在了恐惧之中，仿佛被黑暗势力所吞噬，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即将到来。 当李克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行动起来，率领着其精锐部队迅速赶往京城支援。在这次关键的争夺中，李克用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其快速而有效的行动令所有人印象深刻。 王行瑜的部下原本士气就不高，面对李克用的强大攻势时，逐渐失去了斗志。最终，他们决定背叛王行瑜，转而支持李克用。在绝望之中，王行瑜又被自己的部下所害。这一变故也帮助唐室暂时恢复了稳定。 尽管局势依旧动荡不稳定，但李克用的介入也为朝廷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使唐室能够在混乱中暂时稳住阵脚。为了防止类似危机的重演，唐王室决定组建殿后四军这支精锐部队。此举既是为了增强皇权，也意在维护朝廷的尊严与稳定。 通过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唐室希望能在未来的复杂局势中更好地保护自身，并对潜在的威胁形成有效的威慑。这支新组建的军队象征着王室巩固权力的决心，以及对国家安定的深切期望。然而，在那个藩镇林立、中央权威式微的时代，这样的努力能否持久地保障朝廷的安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这时，李茂贞和韩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行动。两人就像警惕的狐狸一样，一直在寻找王室政权的弱点。896年，他们迅速行动了起来，带领着军队逼近了长安，导致唐昭宗在恐惧中逃离京城，前往华州寻求安全。 幸好李克用和朱全忠及时率军前来支援，如同拯救危局的英雄，为唐昭宗带来了一线生机。898年，唐昭宗得以重返长安，重新坐上皇位。然而，尽管局势暂时得到了缓解，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却并未因此平息，反而变得更加激烈了。 随着唐昭宗重返皇宫，各派势力为了争夺权力依旧不择手段，从而导致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皇帝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唐昭宗不仅要应对地方藩镇的威胁，还要调解宦官与朝臣之间的激烈斗争。 他任何一个决策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可能会引发新的危机。因此，恢复中央政权的权威和稳定，成为了唐昭宗最为紧迫的任务。他的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以确保不再触发更大的风波。 朝堂之上，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之间的争斗犹如一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双方各不相让，剑拔弩张。随着局势日益紧张，权力的天平逐渐倾斜。 最终，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幽禁起来，如同一只被囚笼束缚的蝴蝶，失去了自由翱翔的天空。面对这一危机，崔胤心急如焚，仿佛热锅上的蚂蚁。他深知时间紧迫，急忙派遣使者疾驰出京，召唤朱全忠前来救援。 在崔胤眼中，朱全忠不仅是强援，更是打破这黑暗局面、恢复朝廷秩序与稳定的最后一丝希望。崔胤清楚地认识到，若不能迅速扭转局势，唐朝的命运将岌岌可危。 因此，他对朱全忠的到来寄予了厚望，期望这位强援能够成为那道划破黑暗的曙光，为王朝这片混乱带来一线生机。但这一决定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仿佛每一步都在接受命运的考验。 在唐朝命运悬于一线的关键时刻，朱全忠的到来是否会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因素，依然是个未知数。对于大唐王朝而言，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所有人屏息以待，希望朱全忠能够为这片混乱带来一丝转机。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宦官韩全诲为了自保，竟然采取了极端措施，强迫唐昭宗投靠了李茂贞。这一举动如同在已经错综复杂的棋局中再添一枚变数，使得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得知此事后，正在赶往长安的朱全忠怒不可遏。他立即下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并迅速率领大军如狂风般包围了凤翔城。朱全忠的快速反应和果断行动，显示了他对当前局势的紧迫感，也为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埋下了伏笔。 随着来年的到来，凤翔城内的粮草逐渐耗尽，士兵们的士气也日益低落，城中的气氛愈发紧张。李茂贞清楚地意识到形势对他极为不利，在无奈之下，他决定采取行动以求自保。最终，他下令处决了韩全诲等人，并主动向朱全忠示好，寻求和解。 朱全忠抓住这一机会，顺利掌控了朝中大权。他的野心如同无法遏制的烈火，迅速蔓延开来。通过这次事件，朱全忠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日后进一步扩张势力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发展标志着唐朝中央权力的进一步转移，预示着一个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 面对手中的权力，朱全忠毫不手软，对宦官展开了严厉的清算。在这场血腥的清洗之中，数百名宦官失去了生命。长安城因此被一片恐怖的氛围所笼罩，街头巷尾弥漫着紧张的气息，仿佛末日来临一般。 市民们胆战心惊，对未来充满了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这场大清洗不仅清除了朱全忠眼中的威胁，也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冷酷的决心和不容挑战的权威。长安城内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能感受到空气中紧绷的弦，大家都在猜测，还有谁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整个城市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第22章 改朝换代－朱温篡唐与后梁的诞生(下) 这场血腥的清洗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伏笔。朱全忠的行动虽然暂时稳定了局面，但也为日后更多的冲突和变革铺平了道路。 宰相崔胤懊悔不已，捶胸顿足，深刻意识到自己引狼入室，让朱全忠这头难以驾驭的恶狼成为了巨大的威胁。面对朱全忠日益增长的权力，崔胤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感。为了摆脱朱全忠的控制，他决定暗中采取行动，秘密招募六军十二卫，意图重建自己的势力，以对抗这位新的强权人物。 然而，崔胤的这一举动也充满了风险。在如此敏感的时期，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他的计划能否成功，也将直接关系到未来政治格局的走向。崔胤深知，这次尝试将是对他智慧与胆识的巨大考验，稍有不慎，便可能将自己推入更深的险境。 果然，朱全忠在长安的眼线如同蜘蛛网般密布，几乎无所不在。崔胤的秘密行动很快就被朱全忠察觉。904年，朱全忠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最终将崔胤斩首，彻底消除了这一潜在的威胁。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彰显了朱全忠的冷酷与决断，也让朝野上下对他的畏惧更深一层。崔胤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也预示着唐朝中央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 可怜的宰相崔胤，还没来得及完全实施他的计划，便命丧黄泉了。唐昭宗也被迫在朱全忠的逼迫下迁都洛阳，长安城在这场浩劫中遭受重创，昔日的繁华与辉煌仿佛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曾经作为帝国心脏的长安，如今变得面目全非，街道冷清，宫殿荒废，往日的繁荣景象已成追忆。这场变故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深刻地影响了唐王朝的命运，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秩序的开始。 同年8月，朱全忠犯下了弑君的滔天大罪，残忍地杀害了唐昭宗，并扶持唐昭宗年幼的儿子李柷登基，即唐哀帝。面对朱全忠的强权，年幼的唐哀帝更是无力反抗，只能在恐惧和无奈中接受了皇位。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标志着唐朝皇权的进一步衰落，也让年轻的唐哀帝成为了朱全忠手中的傀儡。在一个本应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纪，他却不得不承受着国家命运的重压，目睹着帝国逐渐走向终结的局面。 第二年，朱全忠开始了大规模的朝官贬黜，并将那些曾与他作对的官员们召集到白马驿。并在那里毫不留情地对他们展开了血腥的清洗。这些官员最终被他惨无人道的屠戮，他们的尸体都被抛进了黄河，河水瞬间被染成红色，这一事件史称“白马之祸”。 “白马之祸”不仅是对朝廷精英的一场大清洗，也标志着朱全忠对权力的绝对掌控。滔滔不绝的的黄河之水见证了这一场惊天悲剧，而朝廷内外则笼罩在了一片恐惧之中。通过这次血腥的手段，朱全忠彻底铲除了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这一事件成为了唐朝末年黑暗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预示着更多动荡与变革的到来。原本，朱全忠计划在统一全国后再行夺取帝位。但由于在征讨淮南的战役中遭遇到了重大失利，迫使他不得不提前采取了行动。 907年，朱全忠迫不及待地逼迫唐哀帝禅让，自行称帝，建立了后梁。随着他这一举动，大唐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五代十国的序幕就此拉开。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朱全忠成为了历史的罪人。他的残暴和野心不仅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也给无数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那些被他杀害的官员们则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他们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而朱全忠的名字将会永远地与这段黑暗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的行为虽然一时得逞，但却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这个时期充满了动荡与变革，朱全忠的崛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尽管他的统治时间不长，但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复杂且引人深思的时期。晚唐时期的动荡，不仅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朱全忠的崛起和唐朝的衰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混乱时代的开始。他虽然通过暴行暂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这为他建立的后梁政权种下了不安定的因素。在权力斗争中失去生命的官员们，成为了这段黑暗历史无声的见证者。 他们的牺牲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动荡的一个缩影。这提醒我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成就也能导致毁灭；同时反映了人性的多面性——既有对权势的追求，也有对正义与和平的向往。 朱温（852年12月5日—912年7月18日），又名朱全忠、朱晃，是后梁的开国皇帝，在位期间为907年至912年。他出生于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从一名追随黄巢起义军的战士成长为后梁的建立者。 在早年，朱温加入黄巢的叛军，参与了对唐朝的战斗，并担任多个重要军事职务。随着黄巢势力的增长，他在大齐政权中占据了关键位置。然而，到了882年，朱温选择背叛黄巢，向唐朝投降，并因此获得了唐僖宗的信任和重用，逐步晋升为汴州刺史及宣武军节度使。之后，朱温不仅协助唐朝平定了黄巢之乱，还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击败了包括秦宗权在内的数个地方割据势力，成为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朱温开始干涉朝廷事务。904年，他策划了一次政变，谋害了唐昭宗并控制了新立的唐哀帝。三年后，即907年，朱温正式废黜了唐哀帝，结束了唐朝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后梁，定都于汴州（今河南开封）。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始。 朱温的统治虽然短暂，但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远。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清除异己。不过，他的暴行也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最终，在912年，朱温被自己的儿子朱友珪所害。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权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责任，而其行使的方式可以决定一个时代的命运。朱温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崛起与陨落，也是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和人性的多面性。 第一卷结语:王朝的辉煌与变迁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唐朝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巅峰时期。从李渊起兵建立唐朝，到他的儿子李世民登基为帝，这段历史充满了波澜壮阔的故事，记载了众多英雄豪杰的事迹。 这段时期就像是一页页生动的历史画卷，展现了无数英勇人物和他们不平凡的经历。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战斗，还是宫廷中的智谋较量，都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而迷人的风景。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下，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迅速复苏并蓬勃发展，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地区，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上，贞观年间百花齐放，诗词歌赋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众多文人墨客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文化的昌盛。这一时期的辉煌成就，不仅树立了唐朝作为黄金时代的标志，也为后世在治理和文化方面提供了典范。贞观之治的影响深远，至今仍然被广泛赞誉和学习。 永徽年间，高宗李治继承并发扬了太宗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致力于国家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尽管这一时期不如贞观之治那样广为人知，但它同样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并在多个领域稳步前进。高宗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不仅维持了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也为大唐的繁荣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并带领大唐步入了另一个辉煌的巅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经济高度繁荣，城市繁华昌盛，商业贸易异常的活跃；文化艺术领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大唐的国际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交流学习，长安也成为了世界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贞观、永徽、开元三朝的辉煌成就，至今仍被人们铭记与称颂，影响深远，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持续激励着后人。这些时期的治理，也展示了唐朝统治者们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精心的规划与实践，从而创造了持久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大唐的光辉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这个风起云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众多人物的命运相互交织着。 李世民凭借着超凡的军事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登上了“天可汗”的宝座，成为了万民敬仰的英主；魏征则以其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勇气，成为了流芳百世的名臣。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工匠、农民和商人，也如同基石一般，支撑起了这个伟大国家的脊梁。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一些曾经名噪一时的人物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销声匿迹，或是因时势的变迁而遭遇不幸。 大唐不仅在军事上战功赫赫，更在文化和艺术领域迎来了黄金时代。诗歌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犹如繁星般璀璨；绘画作品如梦似幻，充满了想象力和美感；音乐创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条通过才华晋升的道路，使得社会更加开放、多元且充满活力。不同背景的人才得以涌现，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佛教的广泛传播和道教的复兴，加上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激发了社会的创新意识。宗教活动变得更加多样，新思想不断萌发，进一步增强了社会的活跃度和创造力。 这些文化和社会现象共同作用，使得这个时代显得格外生动有趣，充满了创新精神和新颖的思想。大唐盛世不仅是武力的象征，更是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唐朝曾极其强盛与繁荣，尤其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早期的“开元盛世”，国家的兴盛达到了顶峰。这两个时期代表了唐朝的黄金时代，其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展现了大唐无与伦比的辉煌。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大动乱——安史之乱改变了这一切。从755年到763年，边疆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战火迅速蔓延，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和动荡。这场持续八年的冲突让曾经繁荣的唐朝遭受了重大打击。这场战争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和生命，繁华的城市变成废墟，肥沃的农田荒废。除了人民的痛苦，安史之乱还对大唐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更重要的是，这次叛乱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曾经强大的中央政权开始动摇，地方势力趁机崛起，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地方官员拥兵自重，不再完全听从朝廷的指挥，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被迫成为佃农或流民。他们面临着沉重的赋税和繁重的徭役，生活极为困苦。经济上的问题不断浮现，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在政治领域，宦官专权与官员党派争斗此起彼伏，犹如汹涌的潮水一般。朝廷的气氛异常紧张，政治腐败如瘟疫般蔓延开来，侵蚀着大唐王朝的根基，使得国家治理变得愈发艰难。官员们将国家利益和百姓福祉抛诸脑后，对权力的贪婪永无止境。他们为了争夺权力，不择手段，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完全不顾及道德良知的约束。 在这样的环境下，权谋成为朝堂上的常用手段，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却常常被忽视。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宦官与不同派系的官员们为了争权夺利，使得朝廷的政治腐败不断加剧。这种只关注自身权力斗争而漠视民众需求的现象，也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滑，政局动荡不安，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晚唐时期，帝国在外部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吐蕃、回纥等周边民族宛如饿狼猛虎，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大唐广袤的疆土。这些强悍的民族时常如暴风骤雨般侵袭边境地区，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仅大肆掠夺财物，更残忍地掳走无辜百姓作为奴隶，使得边境地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子过的苦不堪言。 时光飞逝，转眼来到了九世纪中叶。就在王朝这艘巨轮动荡不安之际，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如同一股狂暴的飓风，挟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这支起义军势如破竹，所到之处，摧枯拉朽，给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大唐王朝带来了最致命的一击。让原本有序的社会秩序，瞬间崩溃，战火与硝烟弥漫，无数家庭破碎，民众流离失所，陷入深深的苦难之中。 公元907年，朱温凭借其力量和野心，正式夺取了皇位并自立为帝，创立了后梁政权。这一举动标志着大唐王朝两百多年统治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随着朱温的上台，曾经辉煌的大唐帝国画上了句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随着唐朝这座巍峨大厦的轰然倒塌，整个中华大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与迷茫之中。原本统一的国家分崩离析，各路诸侯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由此拉开了长达五十余年之久的分裂时期——五代十国的序幕。 在这段漫长而黑暗的岁月里，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每一寸土地之上。各方势力为了争夺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争斗。百而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饱受战火的摧残。社会秩序崩溃，道德沦丧，人性的丑恶在这片乱世中尽显无遗。 就在人们几乎对和平失去希望之时，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赵匡胤凭借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成功统一了这片纷争不断的土地，并创立了大宋王朝。 赵匡胤的崛起不仅为混乱的时代带来了转机，也为后世开启了一个新的繁荣篇章。随着他的统治稳固，中华大地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和谐与繁荣，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赵匡胤不仅为国家带来了稳定，还开启了文化与经济复兴的新篇章，使得这片古老的土地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大唐盛世，一个令无数后人追忆与敬仰的伟大时代，它的光辉至今仍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历史上闪耀不息。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不仅能够探寻那些逝去岁月中的辉煌成就，还能从中汲取无尽的智慧与力量。这个黄金时代的光芒照亮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深远影响跨越了时空，持续启迪着当代和未来的时代。 大唐留下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遗产，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财富，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卓越，勇往直前。通过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把握现在，并为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灵感与动力。透过这些岁月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荣耀的王朝，是如何从诞生、成长、直至走向灭亡的全过程。 书友们，随着第一卷《王朝的兴衰》帷幕缓缓落下，我们即将踏入第二卷《大唐人物年鉴》的精彩世界。 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寻那些塑造了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们，共同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荣耀与挫折，聆听他们背后鲜为人知的趣事与笑谈。让我们穿越时空，走进大唐盛世，去领略那些传奇人物的魅力与风采。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将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个伟大时代的温度与活力，以及它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会发现历史不再是冰冷的记录，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构成。 书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这段令人着迷的历史之旅吧！ 第1章 从贵族到帝王:高祖李渊的传奇人生(上) 早期效力朝廷 李渊，字叔德，出身于北周的关陇贵族家庭，是唐朝的开国皇帝（618年－626年在位）。作为唐太祖李虎之孙、唐世祖李昞之子，李渊深得隋文帝和文献皇后的宠爱，曾历任多个重要官职。 李渊七岁时继承了父亲李昞的爵位，成为唐国公。成年后，他以开朗和宽容的性格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杨坚建立隋朝后，李渊恢复了本姓，并在隋朝担任了千牛备身，即皇帝的禁卫武官。由于受到独孤皇后和隋文帝的信任，李渊被任命为多个地方的刺史。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李渊先后担任了荥阳和楼烦两地的太守，之后回到朝廷担任殿内少监。大业九年（613年），李渊转任为负责宫廷安全的卫尉少卿，从一个文职官员变为武职官员。同年，李渊被派去监督对高句丽战争的粮草运输。当杨玄感起义反抗隋朝时，李渊受命镇守弘化郡并管理关右地区的军事事务。这段期间，李渊结交了许多英雄豪杰，引起了隋炀帝的猜忌。为了自保，李渊开始放纵自己，饮酒作乐，接受贿赂。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命令李渊前往山西和河东地区处理叛乱。在龙门，李渊成功地平定了毋端儿领导的起义军，并击败了绛州的叛军柴保昌。次年，因为不断向隋炀帝进献猎鹰和猎犬，李渊升任为右骁卫将军。面对突厥的入侵，李渊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合作，以巧妙战术击败了突厥军队。 太原起兵反隋 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委任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及晋阳宫监，成为了这一区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此时，隋朝正面临着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浪潮，这些起义严重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统治根基。与此同时，隋炀帝对朝廷官员的信任度急剧下降，频繁无端的除掉文臣或武将，使得朝中人人自危。 李渊抵达太原之后，敏锐地察觉到当前局势提供的难得机遇。其副使夏侯端早已提醒他应提前布局，以防不测。李渊深以为然，并与儿子李世民商议，认为唐是他的封地，而太原正是这块封土的核心。既然天赐良机，不应坐失，否则不仅辜负了这片土地，更可能招致不必要的祸患。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起兵之前必须先稳定内部，解决历山飞等地方势力问题，同时妥善处理与北方突厥的关系，以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为了稳定局势，李渊首先率军击败了在雀鼠谷活动的历山飞将领甄翟儿，巩固了他在山西的地位。然而，在防御突厥入侵时，他的副手高君雅和王仁恭遭遇失败，导致隋炀帝下令逮捕李渊并处决王仁恭。尽管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了他们，但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李渊加快了起兵反隋的步伐。最终，李渊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开始策划并准备在太原起兵反抗隋朝。 李渊是一个胸怀大志、抱负远大的人物，怀有济世安民的理想和治理天下的雄心。并且以真诚待人着称，不论对方身份高低贵贱，一经会面便能多年不忘；对于重要的地理要冲，只要看过一眼，便能长久铭记于心。作为一位经验丰富且老练的政治家，李渊在应对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策略与智慧。 面对频繁的农民起义，他采取了巧妙的招降纳叛政策，不仅有效镇压了动乱，还借此机会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同时，他还指示长子李建成在河东地区秘密结交英才，广纳贤才，为未来的事业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通过这些举措，李渊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日后建立大唐帝国积累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隋朝末年的动荡局势中，全国各地纷纷起兵反抗隋王朝的统治，隋炀帝所在的江都（今江苏扬州）逐渐被孤立。晋阳县令刘文静敏锐地察觉到李渊心中隐含的反隋意图，遂积极与他接近，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与此同时，刘文静因其他原因被捕入狱，在狱中结识了李世民。二人志同道合，迅速达成了共识，开始秘密策划起兵之事。然而，这些初期的密谋并未让李渊知晓。为了促使父亲下定决心，李世民巧妙地找到了晋阳宫副监裴寂寻求帮助。 裴寂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于是设计了一场迫使李渊同意起兵的关键行动。在一个夜晚，裴寂安排了一场盛宴，让李渊饮酒至醉，随后安排宫女侍寝。这一举动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威胁手段——一旦起事失败，这将成为李渊叛逆的证据。当裴寂向李渊透露整个计划时，李渊最初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最终还是被迫同意了起兵的决定。尽管李渊表面上假装反对，实际上他深知局势已经非常紧迫，不得不赶快采取行动。 大业十三年（617年），鹰扬校尉刘武周在马邑发动叛乱，自立为帝，并与突厥联手南下图谋天下。隋炀帝闻讯欲治李渊之罪，这使李渊感到恐慌。在紧急情况下，李世民建议立即行动。尽管隋炀帝随后赦免了李渊，但他身边的心腹们仍然鼓励他起兵。于是，李渊以讨伐刘武周和防御突厥为借口开始招募士兵，并暗中召回在外的儿子们准备起事。 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对李渊早已产生了怀疑，二人密谋借祈雨之名，试图除掉李渊父子。然而，他们的阴谋却未能得逞，反而计划被李渊提前察觉。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李渊迅速采取行动，抢先一步发难。 李渊指控王威和高君雅勾结突厥，意图不轨，并以此为由将二人囚禁。不久之后，当突厥果然发动进攻时，李渊趁机以叛国罪名处决了王威和高君雅，从而化解了眼前的威胁。 为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并获得外部支持，李渊派遣刘文静前往突厥进行外交斡旋。刘文静凭借其卓越的谈判技巧，通过谦卑的态度和丰厚的礼物，成功赢得了始毕可汗的支持。始毕可汗同意提供军事援助，并与李渊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为李渊未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 六月，随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到来，李渊终于解除了后顾之忧。在两位儿子的辅佐下，他接受了谋士们的建议，正式自称大将军，设立了一系列官职，并任命自己的儿子们担任重要将领。为了赢得民心，李渊还下令开放仓库救济穷人，此举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在他的领导下，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短时间内人数便扩展至数万人。 李渊的仁政与领导魅力吸引了大量志士前来投奔，军队士气高涨，战斗力显着增强。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李渊制定了入关夺取长安的战略计划。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他对时局的精准把握，也展现了他作为领导者的眼光与决心。 南下建唐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五日，李渊率领三万士兵在晋阳正式宣布起兵。他们沿汾河谷道南下，表面上宣称是为了尊崇隋朝，拥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帝。突厥始毕可汗送来了千匹马，并且原西突厥特勤阿史那大奈也率兵支持李渊。 当李渊的军队到达贾胡堡时，遇到了隋朝代王派来的两路阻击：宋老生带领两万精兵驻扎在霍邑，而屈突通则带着数万人守卫河东。此时正值秋季多雨季节，道路泥泞难行，加上军粮短缺，李渊的军队前进受阻。外界还有传言说突厥和刘武周将要袭击晋阳，因为刘文静还在突厥未归，大家对这些消息真假难辨。 面对困境，李渊召集将领们商讨对策。裴寂等人建议退回晋阳，保护基地，再图后举；但李建成和李世民坚决主张继续前进。经过深思熟虑，李渊决定听从儿子们的建议，继续进军。 八月，天气转晴，粮食也从太原运到了前线。李渊随即指挥部队进攻霍邑。战斗中，李渊用计分散了宋老生的注意力，让他的军队离开了城门约一里多地布阵。然后，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绕到敌军背后，堵住了东门和南门，切断了宋老生的退路。 与此同时，有士兵高喊“宋老生已被斩首”，导致宋老生的部队阵脚大乱，纷纷溃逃。李渊的军队乘胜追击，最终成功击败宋老生，占领了霍邑。接着，李渊的军队势如破竹，迅速拿下了临汾和绛郡，一直推进到了龙门县。 这次胜利为李渊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建立唐朝铺平了道路。 援军到来 大业十三年（617年），刘文静带着突厥大将康鞘利及其五百士兵和两千匹马赶到李渊的军队。随着突厥援军的到来，沿河的隋朝守臣纷纷投降。李渊还成功招降了冯翊地区的农民军首领孙华，并派遣王长谐、刘弘基和陈演寿率领六千步骑兵渡过黄河，在梁山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 李渊亲自率军包围河东，但面对坚固的防御，他考虑直接西进长安。裴寂建议先攻克河东以避免腹背受敌，而李世民则主张快速行动直取长安。综合两者的建议后，李渊决定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河东，自己则带领主力军向西进发，从壶口渡河并在朝邑长春宫驻扎。关中的士民闻讯纷纷前来归附，场面十分热烈。 娘子军前来助战 在进军过程中，李渊的亲属也积极响应。他的女儿平阳公主（嫁给了柴绍）在鄠县散尽家财，招募义士，组建了一支七万人的“娘子军”。李神通和女婿段纶也在当地起兵响应。李世民一路西进，广纳人才，待到泾阳时已有九万大军，与平阳公主的部队会合，声势浩大。李建成被派往永丰仓扼守潼关以防东方来援，而李世民则带兵掠夺渭水北岸，对长安形成钳形攻势。李渊沿途废除隋朝的离宫园苑，释放宫女，赢得了民心。 攻入长安 由于隋炀帝远在江都，关内隋军力量薄弱，李渊的军队进展迅速。同年十月，李渊抵达长安城外，集结了二十多万大军准备攻城。十一月九日，唐军攻入长安，李渊进城迎接代王杨侑至东宫，并迁居大兴殿。他自己则暂住长乐宫，宣布实行十二条新法，废除了隋朝的苛刻禁令，除了处决少数反对者外，其余一概不问罪。 四天后，李渊迎立杨侑为隋恭帝，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被授予大权，成为大丞相并封为唐王，开始设立丞相府及官属，任命裴寂等人为要职。同时，他的儿子们也被赋予重要职位：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兼秦国公，李元吉为齐国公。至此，李氏父子完全掌握了关中地区的控制权，为建立唐朝奠定了基础。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之变中遇害害。这一事件加速了李渊篡位的步伐。同月，隋恭帝杨侑加封李渊为相国，让他总揽朝政，并给予象征最高权力的九锡之礼。 登基建国 到了五月，隋恭帝进一步允许李渊使用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十二旒冕冠和天子旌旗，出行享有特别警戒和清道的待遇。不久之后，戊午日（5月20日），隋恭帝被迫下诏将皇位禅让给李渊。又过了几天，在甲子日（6月18日），李渊正式在长安太极殿登基称帝，建立了唐朝，改元为武德，定都长安，成为唐高祖。新朝成立后，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并很快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李渊在取得皇位后，对待前朝的后裔表现得相当宽容。他下诏封隋恭帝杨侑为酅公，并且还册封北周的后代为王，以此来强调李唐政权的合法性和延续性。这种做法不仅显示了李渊的大度，也为新王朝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扫除群雄 李渊称帝之时，全国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唐朝的控制范围主要局限于关中和河东地区。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李唐王朝制定了明确的战略：首先巩固关中作为稳固的后方基地，然后逐步向东扩展，最终完成全国的统一。为此，李渊频繁派遣儿子们——李世民、李建成及李元吉出征，以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 夺取北方 在北方，隋末动乱之际，河东人薛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起兵反隋，自封为西秦霸王，后来更称帝，占据了陇西地区，并宣称拥有三十万大军。当唐军进入长安后不久，薛举便向扶风（今陕西凤翔）发起进攻，但被李世民击败。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再次率军讨伐薛举，但在他因病撤退后，接替指挥的刘文静和殷开山因为轻敌而遭遇了薛举在高城（今陕西长武西北）的大规模袭击，导致惨败。 同年八月，薛举的儿子薛仁杲企图进一步扩张，围攻宁州，但被当地的刺史胡演成功击退。不久之后，薛举病逝，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位置。面对这一局势，李渊一方面与占据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再次任命李世民为元帅对抗薛仁杲。 到了十一月，李世民终于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败薛仁杲并俘虏了他，从而平定了西北地区的大部分领土。李轨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割据一方，但因内部矛盾激化、人心不附而陷入困境。武德二年（619年），李渊试图通过李轨的部将安兴贵劝降李轨，但未成功。不久，安兴贵兄弟发动兵变，俘获李轨并将其送往长安处决，从而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汉水、淮河之间的割据者朱粲请降，被封为楚王，但很快又杀害了唐朝使者段确，转而投奔王世充，显示出地方势力的反复无常。 与此同时，代北的刘武周对太原发起了猛烈进攻，迫使留守李元吉弃城逃走。刘武周的部将宋金刚继续南下，威胁到关中的安全。面对这一危机，李渊派遣李世民率军抵御。经过五个月的僵持，李世民抓住宋金刚粮草匮乏的机会，迅速反击，在吕州和介休一带大败敌军。刘武周和宋金刚最终逃往突厥，后来被突厥所杀。这次胜利使唐朝完全控制了山西地区，巩固了关中的安全，并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随着瓦岗军领袖李密在洛阳王世充的打击下失败降唐，黄河流域形成了窦建德、王世充与唐朝三足鼎立的局面。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奉命进攻王世充，对洛阳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困。次年三月，面对王世充的求援，窦建德决定出兵相助。李世民采用“围郑击夏”的策略，在武牢阻止了窦建德的前进。窦建德军队久战不利，最终被击败并俘虏。王世充见势不妙，也选择了投降。这次胜利极大地加速了唐朝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 然而，李渊决定除掉深得民心的窦建德，并强征其旧将到长安，导致河北地区人心不稳。同年七月，窦建德旧部刘黑闼聚众起兵，得到突厥的支持，短时间内恢复了窦建德原先的地盘。尽管李世民在洺水之战中击败了刘黑闼，但河北的人心仍未完全归附唐朝。 次年六月，刘黑闼再次借突厥之力侵犯山东，引发河北诸州重新叛乱。直到武德五年（622年）二月，李建成督军作战，才彻底击败刘黑闼，重新平定了河北。 最后，在武德七年，河北起义军首领高开道被其部将张金树所害，张金树随后向唐朝投降，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动荡基本结束。 攻克南方 在攻克长安的过程中，李渊就派遣光禄大夫李孝恭前往山南地区（今陕西安康一带）招抚巴、蜀等地。李孝恭的檄文所到之处，超过三十个州纷纷归降。为了进一步巩固南方，李孝恭大力发展水军，积极备战。武德四年（621年）九月，高祖李渊任命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率领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并自立为梁帝的萧铣。经过一番战斗，萧铣的部将文士弘战败，萧铣最终选择投降，唐军顺利平定了荆湖地区。 随后，李渊命令李靖继续向岭南推进。同年十一月，李靖成功招降了岭南地区的豪族首领冯盎、李光度和宁长真等人，控制了九十六个州，获得了六十多万户民众，彻底平定了岭南。 早在武德二年（619年），割据淮南的军阀杜伏威就已经归附唐朝，并奉诏入朝辅政，留下辅公祏守卫。然而，在武德六年（623年），辅公祏在丹阳举兵反叛，自称皇帝。对此，李渊迅速反应，命令李孝恭率领诸将水陆并进进行征讨。 到了武德七年三月，辅公祏被击败身亡，江南地区全部平定。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唐朝基本上消除了隋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这些胜利不仅稳固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也为后续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2章 从贵族到帝王:高祖李渊的传奇人生(下) 颁布诏令安抚民心 作为唐王朝的开国之君，唐高祖李渊登基后就展现出了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李渊深知，要想让刚刚建立的新朝站稳脚跟、长治久安，就必须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来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安抚民心，为此，他首先发布了一系列保护平民利益的法令，例如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从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这些政策对于唐朝初期的发展至关重要。 拉拢功臣巩固政权 唐高祖李渊深知“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深刻道理，明白要确保新政权的稳固，就必须妥善处理好与他一起打江山功臣们的关系。为了避免功臣之间产生矛盾或不满情绪，李渊采取了一系列精明而周全的措施。 他首先通过分封土地、授予官职等方式，给予功臣们丰厚的回报。这些奖励不仅满足了功臣们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肯定了他们对建立大唐帝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此举有效地增强了功臣们的忠诚度和归属感，避免了内部纷争，维护了政权的稳定。 同时，李渊注重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每位功臣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认可。这种公平公正的态度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基础，促进了朝廷内部的和谐与团结。 轻徭薄赋鼓励生产 其次，农业乃立国之本，高祖自然也不会忽视这一点。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他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积极鼓励百姓恢复农耕生产。为了解决战后的经济问题，减轻百姓负担，李渊实行了轻徭薄赋政策，鼓励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通过减免赋税、提供农具和种子等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得大片荒芜的农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李渊还注重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改善灌溉条件，进一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此外，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他下令废除前朝一些苛捐杂税，严禁地方官员肆意盘剥百姓。这种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不仅赢得了民心民望，更使得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建基础设施促进繁荣发展 面对战争中受损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唐高祖李渊迅速下令相关部门立即着手修复与重建工作。他深知，完善的交通不仅对于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巩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他强调必须尽快恢复这些基础设施，以改善全国的交通条件，确保物资能够顺畅运输，市场得以繁荣发展。 政治改革 李渊推行了一些列政治制度上的调整，恢复并强化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权力的平衡，避免个人或集团权力过大而威胁到皇权。 李渊所实施的这些改革措施，充分彰显了他对于内政事务的深刻洞见和对民众福祉的殷切关怀。正是由于他的英明决策和不懈努力，新生的唐朝才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战乱的阴影，步入一个相对和平与有序的发展轨道。 任用宰相与治理国家 在位期间，高祖共任命了十二位宰相。这些宰相中，多数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如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和刘文静等人。除了刘文静外，其余都来自显赫家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窦威、窦抗、萧瑀和宇文士及还是隋唐皇室的亲戚。封伦属于山东士族，陈叔达是江南贵族，而裴矩则是齐隋旧臣。 尽管关陇贵族在初期政权中占据核心地位，但真正长期担任宰相并执掌政务的主要有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这反映出，在实际治理国家时，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关陇贵族成员有限且多倾向于武职，能够治国理政的人才较少，因此李渊不得不吸收其他背景的人才参与统治。为了稳定新建立的王朝，并迅速安定山东和江南地区，他选择了那些在隋朝中央政府有过工作经验的官员，如山东士族封伦、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具有双重身份的萧瑀。 虚心纳谏，择贤选士 高祖李渊称帝之后，积极鼓励直言进谏，力求改变周、隋时期忠臣不敢言的状态。例如，他将最早直言进谏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连升九级，提拔他为治书侍御史，以此表明自己接受批评的决心。他也对隋代名臣李纲表现出了高度的敬重，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议。然而，李渊也曾听信裴寂的谗言，导致开国功臣刘文静身亡，这一行为也受到了后世的批评。 科举制度与人才选拔 认识到“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局限性，高祖李渊沿用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并缓和社会矛盾。武德四年（621年），根据他的敕令，唐朝正式设立了明经、秀才、俊士、进士等科目进行选士，标志着唐朝开始通过科举选拔人才。此外，李渊还在武德年间引入了制举，更加重视儒学人才的选拔。为了补充科举制度，还保留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荐举制，确保更多类型的人才能够得到任用。 宽简刑罚，制定《武德律》 李渊还致力于改革法律，推行宽简的刑罚政策，并制定了《武德律》，为唐朝初期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些措施不仅帮助巩固了新建立的政权，也为后来唐朝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还在太原起兵时，李渊就发布了宽容的命令，吸引了许多受隋朝苛刻政策压迫的百姓前来支持。成为皇帝以后，他在武德元年（618年）宣布大赦天下，减轻了刑罚，并且在他统治期间经常实行大赦，尽量对人民从宽处理。李渊认为隋朝的法律越来越严格，因此登基后，他命令裴寂和刘文静等人基于隋朝开皇时期的法律进行改革，删减了隋炀帝时期增加的繁重法令，旨在制定更为宽松简明的法律。后来，他又指派裴寂和萧瑀等人编写新的法律条文，主要参考了开皇时期的法律。 到武德七年（624年）五月，李渊颁布了《颁定科律诏》，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武德律。这些法律虽然在结构上与隋朝开皇律相似，但更注重简化和适应当时的需要，修正了不合理的部分，力求精简扼要。武德律不仅为唐代后续的法律编纂如贞观律、永徽律等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后世及周边国家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统一战争 唐朝建立之初，李渊为了尽快平定各地的叛乱，实现全国统一，大力集结军队并强化军事准备。他沿用了北朝以来的“兵农合一”制度，即府兵制，让农民在和平时期耕种，在战时成为士兵。 当时，许多地区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势力在各地割据。在长安稳定下来后，李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统一战争。他和儿子李世民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对于农民起义军领袖和其他割据势力，要么招降，要么通过武力征服。他们先后击败了薛举和薛仁杲父子、河西的李轨、北方的刘武周，并在中原地区战胜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以及南方的萧铣。 此外，他们还成功招降了杜伏威。最终，在贞观二年（628年），唐朝消灭了梁师都，实现了中国的重新统一。 劝课农桑，厉行节俭 隋末的频繁战乱导致农田荒废，百姓生活困苦。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高祖李渊在统一全国后发布了《劝农诏》，鼓励地方官员积极引导民众努力耕作，不要错过农时。唐政府随后推出多项政策来支持农业，比如减少劳役和赋税，禁止不必要的屠宰和酿酒，以提倡节俭，避免浪费宝贵的资源，如耕牛。李渊还以身作则，推行节俭政策。减少了朝廷的开支，整顿了寺庙和道观，避免这些机构因规模过大、人员过多而造成资源浪费。鉴于隋炀帝过度建设离宫别馆，并大量征召民女入宫，李渊下令关闭多余的宫殿，释放宫女回到家人身边。这些措施让唐朝初期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和发展。 服役制度与币制改革 在李渊统治期间，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他在赋役制度方面做了重要改革。他主要继承并发展了北魏的均田制，并引入了租庸调制。武德七年（624年），正式在全国推行这套新制度。租庸调制是一种根据人口和土地来征税的系统，它规定农民需向国家缴纳一定量的粮食（租）、布匹（调），以及提供劳役或以钱代役（庸）。这种制度不仅为政府提供了稳定的税收来源，还帮助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为它确保了每个人都有份地可以耕种，从而维持生计。 此外，在货币改革方面，唐初仍然使用汉代的五铢钱。然而，为了整顿混乱的币制，李渊在武德四年（621年）废除了隋朝的钱币，开始铸造新的“开元通宝”。这款新钱币设计合理，重量适中，广受民众欢迎，使得交易更加便利。开元通宝不仅在贞观年间继续被使用，即便到了高宗时期短暂改铸后也再次回归。这枚钱币的出现，确保了唐代货币的统一与稳定，并成为了后来各朝铜钱铸造的标准。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高祖为唐朝初期的社会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与宗教方面 唐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李渊深刻意识到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的重要性，认为这些价值观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因此，他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强调教育和道德的重要性，并通过创建中央官学及尊崇孔子等措施来推广儒学。 李渊重视历史的编纂工作，认识到历史记录对于统治者借鉴过去经验和文化传承的意义。他命令当时着名的学者们修撰前朝的历史，包括魏、周、隋、梁、齐、陈六朝的历史，确保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这不仅为当时的统治提供了参考，也为后代研究中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此外，他还下令编纂了《艺文类聚》，这部书籍引用了一千多种古籍，成为研究古代文学和历史的重要资源。 面对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李渊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虽然有官员如太史令傅奕建议全面抑制佛教，认为其教义与儒家提倡的忠孝观念相悖，但李渊并未完全采纳此建议，可能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未能实施更为严格的政策。 民族与对外关系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高祖李渊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选择了较为宽容和灵活的方式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李渊了解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便试图通过和平共处的方式来减少冲突，从而为新成立的唐朝赢得了稳定发展的机会。这种开放的民族政策有助于巩固国家统一，促进了唐朝初期的繁荣与发展。 在唐朝初期，突厥汗国是北方的一个强大势力，拥有百万骑兵。为了对抗中原的统一政权，突厥支持了窦建德、刘武周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这给刚刚建立的唐朝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李渊选择了务实的外交策略，暂时向突厥称臣，以此换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 对于东北方向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唐高祖李渊采取了一种温和而智慧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稳固的关系远比武力征服更为明智。当高句丽国王高建武登基后，积极寻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频繁派遣使节访问长安，并请求学习唐朝先进的历法和佛教礼法。 李渊对此表示欢迎，不仅同意了高建武的请求，还进一步通过册封高建武以及新罗和百济的君主，确立了宗藩关系。这种做法不仅彰显了大唐帝国的宽广胸怀，也促进了文化与制度上的深度交流。李渊的这一策略可以视为一种“以夷制夷”的精妙外交手段，通过间接影响和软实力来维持边境地区的稳定，减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在东北亚地区构建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唐朝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外部保障。 此外，这种外交政策还增强了周边国家对唐朝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提升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声望。李渊的智慧外交不仅确保了边境的安全，也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然而，随着高丽开始对新罗和百济表现出侵略性行为，阻碍了他们与唐朝的往来，李渊派遣使者朱子奢前往调解。由于当时唐朝自身的地位尚未稳固，因此在处理朝鲜半岛事务上保持了一定的中立态度，避免了直接军事介入。 总体来说，李渊时期的唐朝与高丽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官方往来，高丽不断接受唐朝的文化和技术，双方关系融洽。李渊的外交政策既保证了边疆的安全，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多子多福 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之后，高祖李渊宛如步入了人生中的另一段辉煌旅程。此时的他虽已不再年轻，但生命之树却意外地绽放出繁茂的花朵——他陆陆陆续续拥有了三十多个子女。而这些皇子和皇女们犹如繁星一般点缀着大唐的宫廷，他们的到来不仅让这个原本就规模宏大的家族愈发庞大了起来，更是引发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故事。 在偌大的宫廷之中，亲情与权力相互交织，就如同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将每个人都紧紧束缚在了其中。这些皇子皇女们也都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和命运轨迹。有的聪明伶俐、机智过人；有的则温柔婉约、善解人意；还有些性情刚烈、敢于直言不讳。然而，无论他们的个性如何迥异，才智怎样过人，都无法摆脱王朝宫廷内那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权力旋涡。 由于高祖的皇子皇女们众多，宫廷内部的关系变也得错综复杂且充满微妙的变数。兄弟姐妹们之间既有真挚深厚的情感纽带，也不乏明争暗斗和权力博弈。在这种环境下，亲情与权谋交织，使得宫中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不可预测性。 而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恰恰反映出了宫廷生活的多面性以及其内在的残酷本质。每个皇子或皇女的身后都牵扯着他们不同的母族势力，这些外戚，或凭借自身高贵的出身，或借助巧妙的心机手段，在宫廷中竭尽全力的想谋求更多的权益和地位。于是在皇宫，各种利益集团应运而生，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抗衡、相互牵制，令整个宫廷局势变幻莫测。就连高祖李渊这位大家长，面对着如此庞杂的家庭成员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李渊清楚地知道，他的大家庭在唐王朝初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任何小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国家的稳定。因此，他必须时刻保持着警觉，小心翼翼地平衡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确保宫廷的和谐与国家的长久安宁。 仁智宫事件 624年的夏天，高祖李渊决定前往风景优美的仁智宫避暑。仁智宫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境内，也是一个远离长安喧嚣的理想休憩之地。 然而，这个看似平静的避暑之旅，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太子谋反事件”而变得惊心动魄。某一天，宫中突然传来紧急消息： 有人指控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一起密谋发动政变，意图推翻李渊的统治。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打破了仁智宫的宁静。宫廷内外一片哗然，众臣们纷纷议论，局势变得异常紧张。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高祖李渊展现出了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冷静作风。他迅速召集了亲信大臣，并开始秘密调查此事。 经过一番缜密的调查之后，虽然证据并不完全确凿，但考虑到家族内部的和谐与稳定，李渊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选择了原谅自己的儿子们，从而也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发生的血腥内斗。 李渊深知，如果这件事情他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作为父亲，他对儿子们有着深厚的情感；但作为君主，他又必须维护朝政的稳定。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以家族和睦为重，采取了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事。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避免了家族悲剧的发生，也为后来的权力交接埋下了伏笔。尽管高祖李渊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但仁智宫事件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揭示了皇室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也展示了李渊在面对重大决策时的谨慎与智慧。通过仁智宫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即使你是最高权力者，也将会面临着家庭与国家、情感与责任之间的艰难平衡。而这段历史不仅是对个人智慧的考验，也是对王朝稳定的一次重要挑战。 权力的转移 然而，李渊晚年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对皇位的继承问题处理不当，导致了儿子们之间的激烈争斗，最终引发了着名的玄武门之变。 626年发生的这场着名的玄武门之变，也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秦王李世民在这场斗争中击败了自己的两个兄弟，最终掌握了大权。事后，高祖李渊不得不册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很快传位给他，自己退居幕后成为了太上皇。虽然他名义上仍然是这个王朝的最高长辈，但实际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了他的二儿子李世民手中。这次事件不仅是秦王李世民个人的巨大胜利，也标志着唐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祖李渊虽然失去了实权，但他依然是备受尊敬的太上皇，而李世民则开始主导大唐王朝的命运。 晚年太上皇生活与陵寝之谜 李渊的退休生活挺神秘的。传说晚年有个叫武则天的才人在身边，不过这没证据，就是个谜团。虽说李渊退位了，可宫廷里的事儿还挺复杂。他晚年生活的具体细节，历史上也没详细记载，更显神秘。特别是关于武则天的说法，让人忍不住想象，但真相还得等后人考证。这时他名义上是国家最高长辈，可权力早就给了他儿子李世民。不管武则天在不在身边，其暮年都充满未知和猜测，给后人留下很多想象空间。 据说高祖的陵寝比他儿媳长孙皇后的昭陵还小。这是为啥？也许是政治权力转移了，也许是特别认可长孙皇后的贡献。反正这些谜团就像给李渊的晚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好奇。从这些细节能看出来，李渊的晚年生活挺复杂的，也不确定。 逸事典故 非同一般 年轻的时候，李渊遇到了一位擅长看相的名叫史世良人。看到李渊后对他说：“你的面相骨骼非同一般，将来必定会成为一国之主。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不要忘了我今天说的话。” 雀屏中选 年轻时的高祖李渊，凭借他精湛的箭术在岳父窦毅举办的比武招亲中大放异彩。传说中，他在比赛中一箭射中了屏风上画着的孔雀眼睛，这一精准的表现不仅展示了他出色的技能，也让他赢得了美人的芳心。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他箭术的一次严格考验，更开启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据说，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参加比赛，但李渊的表现最为突出。当他的箭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时，全场为之惊叹。 这一箭不仅证明了他的实力，也让岳父窦毅对他刮目相看。最终，李渊不仅赢得了比赛，还迎娶了心爱的人，开始了他们幸福的生活。 这段佳话流传至今，被称为“雀屏中选”，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美丽传说。它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李渊的才华和勇气，也见证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好兆头 据说有一次攻城之前，李渊在营帐中与将领们商讨战术时，一只小鸟飞进来停在他的肩上。众人感到惊讶，以为是不祥之兆。 但李渊笑着说：“这是好兆头，小鸟来报喜，我们此战必胜。”果然，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们取得了胜利。 历史评价 高祖李渊作为唐朝的开国君主，他的贡献不可忽视。尽管有观点批评他优柔寡断、赏罚不明，但也有学者认为他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他在初唐时期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为后来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辙认为，“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关键策略多出自儿子李世民之手，而平定长安、统一全国的功绩也主要归于他。因此，无论是天意还是民心，都倾向于李世民。然而，在立太子时，李渊选择了长子李建成，导致兄弟间产生猜忌，最终引发重大混乱。苏辙指出，这一局面的根本责任在于李渊，因为他未能充分认识到李世民对国家稳定的贡献及其在民心中的地位，从而造成了兄弟间的对立和后续问题。”虽然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处理皇位继承问题上缺乏远见，导致了家族内部的冲突，这是他对后世留下的一大遗憾。 结语 高祖李渊的一生，从起兵反隋、创立唐朝，到最终禅位退隐，他的每一步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618年，他顺应时势，揭竿而起，结束了隋朝的统治，开启了唐朝辉煌的篇章；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为新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他在63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所创建的唐朝，却将中国引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新纪元，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均达到了新的高度。李渊的名字，也因此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 第3章 从沙场到宫廷:太宗李世民的帝王之路(上)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在公元626年至649年间执掌朝政。他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战略家和改革家，对于唐朝的建立与稳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世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还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有着显着的成就。他对唐朝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建立和巩固政权，更在于创造了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环境，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 李世民统治时期的“贞观之治”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之一，这一时期被广泛认为是唐朝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巅峰。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政治清明，经济复苏并迅速发展，文化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唐太宗李世民推行了一系列惠及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政策，他广纳贤才，任用能臣，减轻赋税负担，促进教育和文化交流，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这些政策不仅巩固了国家的基础，还极大地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在文化方面，李世民鼓励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发展。这一时期，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佛教和其他宗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 “贞观之治”不仅是唐朝初期辉煌成就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备受赞誉的和平与繁荣时期。李世民通过其明智的领导和对国家发展的卓越贡献，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和宝贵的遗产。他的治国理念和实践成为了历代统治者学习的典范，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早年经历 李世民于599年1月23日（隋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出生在陕西省武功县的李家别馆。他自幼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果敢，面对大事时表现得沉着冷静、决策果断，而不拘泥于琐碎小事。当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这个孩子未来的伟大成就。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在雁门遭遇突厥军队的包围，情势危急。李世民响应朝廷的招募参与救援行动，加入了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部队。出发前，李世民向云定兴建议，应该利用旗鼓制造疑兵效果，因为突厥始毕可汗敢以全军之力围困隋炀帝，是认为隋朝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救援。李世民提议，应扩大军队的外观，让旗帜绵延数十里，晚上则用钲和鼓声传递信息，造成救兵众多的假象。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吓退突厥人，因为他们会以为有大量的援军正在赶来。如果按常规行军，考虑到敌众我寡，一旦突厥全力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的策略，将部队驻扎在崞县，并按照计划布置。突厥的侦察骑兵回报始毕可汗说隋朝的大军已经抵达，结果突厥军队解除了对隋炀帝的包围并撤退了。李世民的这一计策成功地帮助隋炀帝脱险。 616年，父亲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的留守官，李世民随行前往。当时，有一位名叫魏刀儿的高阳地区贼首，自称为“历山飞”，正率部攻击太原。在一次战斗中，李渊深入敌阵进攻魏刀儿。李世民则率领一支精锐骑兵队突破重围，用弓箭击退敌人，成功在重重敌军中救出了父亲。不久后，步兵赶到，父子二人合力反击，最终大败敌军。 随父起兵反隋 在617年，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李世民暗中策划起义。他积极结交士人和英雄豪杰，准备推翻隋朝。同年，李世民成功说服父亲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李世民带领军队攻占了西河，并宣布新政，因此被封为敦煌郡公及右领军大都督，指挥右三军。起义军向西进攻贾胡堡时，遇到了隋将宋老生率领的两万精兵驻守在霍邑。由于连日大雨导致粮草短缺，李渊考虑暂时撤回太原。但李世民认为这样做会失去士气和支持，坚持应继续前进，最终说服了李渊停止撤退。 雨停后，李渊率军前往霍邑。为了引出宋老生，李世民带了几名骑兵到城下挑衅，成功激怒对方出战。战斗中，宋老生的军队一度迫使李渊和李建成退却。但李世民从南面率骑兵冲下山坡，切断了宋老生的部队，并奋力反击，最终大败敌军。宋老生试图逃回城里，却被李世民抓住机会斩杀，起义军因此平定了霍邑。 当起义军抵达河东后，关中的豪杰纷纷前来投奔。李世民建议进军关中，先攻取永丰仓来救济穷人，并招降各地的盗匪以图谋占领大兴城（今西安）。父亲李渊同意了这个计划。李世民率领先锋部队渡过黄河，平定了渭北地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官员、百姓和豪杰前来投效，场面十分壮观。李世民接纳英才作为备用官员，消息传开后，更多人前来加入。在泾阳驻扎时，李世民的军队击败了胡贼刘鹞子，并合并了他的部队。随后，李世民前往司竹，与多位盗匪首领会合，兵力增至十三万。面对大兴城居民送来的牛酒犒劳，李世民婉拒不受，保持军纪严明，不扰民。不久后，他与大军一起顺利平定了大兴城。 因功绩卓着，李世民被任命为唐国内史，并改封为秦国公，享有万户食邑。不久，李世民又带领军队击退了薛举的十万大军，斩杀万余敌军，扩展领土至陇坻。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再次担任右元帅，率领十万大军进攻东都洛阳，但未能成功。撤退时，他预见到敌人可能会追击，因此设下伏兵。果然，隋将段达追来，遭到埋伏大败。之后，李世民设立了熊州和谷州，留下士兵驻守，然后返回。随后，他率领军队攻陷长安，因其功绩而被授予尚书令和光禄大夫的职位，并先后受封为秦国公和赵国公。 618年五月，隋恭帝杨侑禅位给李渊。李渊登基后，宣布国号为“唐”，并定年号为“武德”。高祖李渊封儿子李世民为尚书令及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并授予雍州牧之职。这一系列任命不仅彰显了李世民在建立唐朝过程中的卓越贡献，也标志着他成为新朝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四处征战的秦王 618年七月，薛举入侵泾州，李世民率军讨伐但未能取胜。不久后，薛举去世，其子薛仁杲继位。九月，李世民再次被任命为元帅，领兵讨伐薛仁杲。两军在折墌城对峙超过六十天，双方都构筑了深沟高垒，互不相让。尽管薛军气势旺盛且多次挑战，李世民坚守不出，以消耗对方锐气。随着薛军粮草耗尽，部分将领如牟君才和梁胡郎相继投降。李世民判断敌军士气已衰，决定发起攻击。他先派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南设阵引诱敌人，待敌将宗罗睺集中兵力进攻时，李世民则率领主力从浅水原北突然出击。宗罗睺见状回军抵抗，但李世民亲自带领数十名精锐骑兵冲入敌阵，内外夹攻之下，宗罗睺的军队大败，大量敌军坠落山谷。 李世民随后带领二十多名骑兵追击逃敌直至折墌城下，使得薛仁杲因恐惧而环城防御。随着夜幕降临，唐军主力陆续抵达并完成包围。次日清晨，薛仁杲选择投降。此次战役，李世民俘获了一万余名精兵及五万多平民，成功平定了薛仁杲的势力。 在胜利后不久，将领们前来祝贺，有人问李世民：“刚开始您在野战中击败敌人，但他们还守着坚固的城池。而您没有攻城的器械，仅带轻骑兵追击，不等步兵到来就迫近敌城，我们都担心这样不能取胜，但最终成功了，这是为什么？” 李世民解释说： “这是因为我采取了出其不意的策略，不让敌人有时间制定对策。宗罗睺仗着以前的胜绩和锐气，见我们不出战，便对我们轻视起来。当我军出击时，他们很高兴，全军出动迎战。虽然我军已经打败了他们，但杀伤和俘虏并不多。如果不迅速追击，敌军退回折墌城，薛仁杲重新组织防御，我们就难以取胜了。此外，敌军大多是陇西人，战败后四散奔逃，来不及回城。这样一来，折墌城自然空虚，我军随后压上，敌人因恐惧而投降。这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 将领们纷纷表示：“这非一般人所能及。”此役中，李世民俘获了大量精锐骑兵，并让薛仁杲兄弟及其将领如宗罗睺、翟长孙继续率领这些部队。他还与他们一起骑射游乐，消除了隔阂。投降的将领们既感激又敬畏，纷纷表示愿意以死报效。 当时，李密刚归附唐朝，李渊派他骑快马到豳州迎接李世民。李密见到李世民英明威武，军队纪律严明，不禁悚惧叹服，私下对殷开山说： “这才是真正的英主啊。若非如此，怎能平定天下之乱？” 李世民凯旋后，在太庙献上捷报。高祖李渊封他为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守长春宫，并节制关东所有兵马。不久，李世民又被授予左武侯大将军一职。 619年十月，刘武周的部将宋金刚攻陷了浍州，军队气势汹汹。高祖因王行本占据蒲州、吕崇茂在夏县反叛，加上晋州和浍州相继失守，导致关中地区震动惊骇，甚至下达手令表示：“敌军如此强大，难以抗衡，应放弃河东，只守住关西。” 然而，李世民上表反对，认为太原是唐朝兴起的基础，不应轻易放弃，并请求给予三万精兵以平定刘武周，恢复汾、晋二州。李渊被说服，调动了所有关中的兵力支援李世民，并亲自到长春宫为他送行。 同年十一月，李世民率领军队前往龙门关，在冰面上渡过黄河，驻扎在柏壁与宋金刚对峙。不久，永安王李孝基在夏县战败，许多将领被俘虏。李世民派殷开山和秦叔宝在美良川成功拦截并大破敌军，俘虏了大部分敌军士兵，随后返回柏壁。面对众将请战，李世民冷静分析，决定采取持久战策略，等待敌军粮尽自退。 到了620年二月，宋金刚因为军队饥饿而撤退，李世民紧追不舍至介州。宋金刚布阵七里长以对抗唐军。李世民指挥各路将领分别迎击敌军两翼，尽管初期战斗中稍有退却，但李世民亲率精锐骑兵突袭敌后，最终大败敌军，追击数十里。 尉迟敬德和寻相带领残部八千人投降，李世民依然任命尉迟敬德统率部队，并与自己的营帐混编在一起。面对屈突通对尉迟敬德可能叛变的担忧，李世民表示信任，称应像光武帝刘秀一样推心置腹，用人不疑。 随着刘武周逃往突厥，太原和汾州等地重新回到唐朝控制之下。李渊下诏，在军中加封李世民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表彰其功绩。620年七月，李世民率军攻打王世充，驻扎在谷州。王世充率领三万精兵在慈涧布阵，李世民用轻骑兵挑衅。尽管敌众我寡，李世民陷入重围，但他冷静应对，独自断后，射杀多名敌人，并俘虏了王世充的大将燕颀。最终，王世充撤回东都洛阳。随后，李世民派遣将领们分别从不同方向包围和切断王世充的补给线。黄君汉夜间偷袭并攻克了回洛城，黄河以南地区纷纷响应，多个城堡投降，唐军顺利进驻邙山。九月，李世民仅带五百骑兵侦察战场时，意外遭遇王世充的一万多人，但再次成功击败对方，斩首三千，俘虏了大将陈智略。王世充仅以身免，其部下杨庆也请求归降。 随着荥、汴、洧、豫等九州相继投降，王世充不得不向窦建德求援。621年二月，李世民驻扎青城宫，面对王世充两万军队的挑战，他指挥精锐骑兵与步兵配合，经过一天激战，迫使王世充退守城内。李世民随即下令挖掘壕沟长期围困。不久，吴王杜伏威派兵前来增援，沈悦献出虎牢关，王君廓活捉了伪荆王王行本。 正当此时，窦建德率十余万大军来救王世充，到达酸枣。面对腹背受敌的情况，李世民坚持认为应趁王世充粮尽、士气低落之际，主动出击窦建德。他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王世充，亲自带领三千五百骑兵前往武牢对抗窦建德。两军对峙二十多天后，李世民利用敌军疲惫的机会，一举击溃窦建德，俘虏五万余人，并在战场上生擒窦建德本人。李世民责备窦建德越境干涉，窦建德承认错误。 接着，李世民带着窦建德到东都城下，王世充见状恐惧，率两千多人请降。这次胜利平定了山东地区。进城后，李世民命令萧瑀等人保护府库，只让房玄龄收集地图和户籍资料，释放无辜囚犯，并祭祀被冤枉杀害者。他还设宴款待将士，按等级颁赐物品。 李渊闻讯大喜，派裴寂前往慰劳军队，并手书诏书赞扬李世民的功绩，表示作为君主不再担忧，这一切都是李世民的功劳。 班师回朝获封 621年六月，李世民胜利班师回朝。他身披黄金铠甲，率领一万骑兵和三万名穿铠甲的士兵，前后队伍鼓乐齐鸣，前往太庙献上俘虏的两位敌方首领窦建德和王世充，以及从隋朝缴获的器物和车辆。鉴于李世民的卓越功勋，李渊认为传统的官阶不足以表彰他的贡献，因此特别颁发了新的荣誉徽号。 同年十月，李渊加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任命他为陕东道大行台，其地位超越所有王公。李世民的食邑增加了两万户，总计达到三万户。此外，他还被赐予一辆金车、一套王公级别的衮衣和冠冕、一对玉璧、六十斤黄金，以及全套的鼓吹乐队和九部乐舞，还有四十人的仪仗队。 继续征战维护国家安全 这些奖励不仅体现了李世民在平定叛乱中的关键作用，也彰显了他在唐朝初期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威望。在唐朝建立之后，李世民继续领兵征战，成功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和刘黑闼等地方割据势力，为唐朝的统一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国内局势逐渐稳定，李世民开始专注于文化和学术。他设立文学馆，吸引各地的才学之士，任命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轮流在馆内值班。李世民以谦逊的态度与学士们讨论经史，有时甚至谈到深夜。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621年底，窦建德的旧将刘黑闼起兵反叛，占据了洺州。李世民随即率军东进讨伐。 次年（622年）正月，双方在肥乡对峙两个月后，刘黑闼被迫求战。李世民用计策使洺水变浅，让刘黑闼顺利渡河，然后在战斗中突然决堤，大水淹没敌军，导致其溃败。刘黑闼仅带二百多骑兵逃往突厥，李世民俘虏了大部分敌军，平定了河北地区。随后，李世民又回师击败了在徐、兖二州阻碍他的徐圆朗，至此，河、济、江、淮地区的州郡城镇全部平定。为此，李渊加封李世民为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624年，面对突厥的边境侵犯，李世民亲自带领一百名骑士与突厥首领会面，通过谈判结盟，成功促使突厥撤军。625年，李世民晋升为中书令，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这些事件展示了李世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也是一位重视文化和学术的统治者，他在巩固唐朝初期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玄武门政变夺权 626年六月，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关键支持者一起，铲除了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六月八日，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将所有军政大事的决策权交给他。 成为皇太子后，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释放了宫廷花园中的鹰犬，停止接受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推行简朴严肃的政策，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他还鼓励百官提出治国良策，以安定人心和改善治理。此外，李世民还发布命令，规定皇帝的名字不必每个字都避讳，除非两个字连在一起，从而简化了许多不必要的避讳规则。 随后，李世民进行了多项行政调整：撤销了幽州大都督府，废除了陕东道大行台并设立了洺州都督府，同时废除了益州道行台并设立了益州大都督府。月底，天策府也被撤销。这些改革不仅展现了李世民作为统治者的务实和开明，也为唐朝的进一步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式即位 626年9月4日（武德九年八月初九），李渊下诏传位给皇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正式即位，并尊李渊为太上皇。他派遣司空、魏国公裴寂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宣布大赦天下。这次大赦包括了自618年武德元年以来因直言被流放的所有人。此外，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若无爵位者被赐予一级爵位，六品以下的官员则晋升一等勋级。全国赋税徭役免除一年。9月7日，李世民释放了三千名宫女，让她们回归家庭。 然而，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随即入侵泾州和武功，京师进入戒严状态。9月26日，突厥进攻高陵，但在泾阳遭到尉迟敬德率领的唐军重创，损失一千多士兵。 挂帅亲征 公元626年9月30日，颉利可汗率军抵达渭水之畔，形势骤然紧张。面对突厥大军的威胁，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前往对峙，他义正辞严地指责颉利背信弃义，违背了先前的盟约。随着更多唐军陆续赶到，李世民展示出强大的军事阵容和坚定的决心。 颉利可汗看到唐军纪律严明、气势恢宏，得知己方使者执失思力已被捕，意识到局势对自己不利，心中顿生恐惧。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颉利感到孤立无援，遂请求与唐太宗议和。李世民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于10月1日在便桥与颉利达成协议，史称“渭水之盟”。根据协议，突厥军队随后撤退，唐朝成功化解了一次严重的边境危机。 这次事件不仅展示了李世民非凡的领导能力和果敢决策，也彰显了唐朝初期的强大国力和军事实力。渭水之盟成为历史上一段佳话，不仅体现了外交智慧与军事力量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巩固了唐朝在北方边疆的安全。 10月5日，颉利献上马匹和羊只，但李世民拒绝接受，要求突厥归还掳掠的中原人口。同月22日起，李世民开始在显德殿庭院训练禁军步骑将领射箭，并亲自考核，中靶者获赏赐。尽管有大臣劝阻，李世民坚持此举，使军队逐渐成为精锐之师。10月27日，李世民颁布诏令，禁止私人设立不合法的祭祀和占卜活动，除了传统的龟甲兽骨五种占卜方式外，其他杂卜一律禁止。 11月8日，李承乾被立为皇太子。11月5日，未建立功勋的皇族郡王被降级为县公。 贞观记事 627年（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九月十二日，朝廷派遣使臣巡视各州，检查受灾农田，并救济慰问贫困百姓。628年（贞观二年），朝廷派遣使臣巡视关内地区，用钱财珍宝帮助饥民赎回被卖的孩子。因旱灾和蝗灾的影响，李世民于三月二十三日自责并宣布大赦天下。十一月十九日，在京城南郊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 629年（贞观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李世民开始在太极殿处理朝政。六月八日，面对干旱，他亲自审查囚犯的罪状，并派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到名山大川求雨，同时派杜正伦等人安抚关内各州。他还命令文武官员上密封奏章，指出朝政中的问题。十一月二十二日，任命李积为通汉道行军总管，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准备打击突厥。闰十二月十七日，下令为义军成立以来阵亡的士兵建立寺庙，并命虞世南、李百药等人为他们立碑刻铭，纪念他们的功绩。 630年（贞观四年）三月十五日，副总管张宝相活捉了颉利可汗，并将其献至京师。李世民向太庙报告这一胜利。四月二日，李世民在顺天门接受献俘。自此，西北各少数民族首领请求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李世民也正式册封这些首领。十月一日，李世民驾临陇州，特赦陇、岐二州，并免除一年赋税徭役。 643年（贞观十七年）是唐太宗统治期间的一个重要年份，发生了多件重大事件。二月十九日，唐太宗审查并记录囚犯的罪状。二十八日，他下令将功臣的画像绘制在凌烟阁上，以表彰他们的贡献。三月初二，颁布命令禁止丧葬仪式中的违规行为。初六，齐王李佑发动叛乱，李积奉命前去讨伐。由于旱灾的影响，十四日唐太宗派遣使臣复审囚犯的判罚情况。 四月初六，唐太宗废黜了皇太子李承乾，并将其贬为平民。同日，晋王李治被立为新的皇太子，全国施行大赦，文武官员及五品以上官员若其父爵位较低者可晋升一级爵位，八十岁以上的百姓获赐粮食和布帛，全国庆祝三天。十一日，唐太宗前往祖庙承认自己错立李承乾的过失。 面对持续的旱灾，六月十六日，唐太宗离开正殿，减少膳食，并诏令京官五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政事，寻求解决办法。十月初一，设立了各州在京的官署。十一月初三，在京城南郊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初六，再次宣布全国庆祝三天；由于凉州发现了象征祥瑞的玉石，特赦凉州地区。 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唐太宗前往洛阳宫，准备征讨高丽。皇太子李治留守定州，代为处理国政。四月初六，唐太宗在幽州誓师，并犒劳将士。随后的几个月中，唐军接连取得胜利：李积攻克盖牟城，程名振攻下沙卑城。 九月十八日，唐太宗率军凯旋。回军途中，他在营州用牛羊猪三牲祭奠牺牲的将士，十月二十一日在汉武台刻石纪功。十一月初九，在幽州再次犒劳将士。十二月二十五日，薛延陀部落侵犯夏州，被执失思力击败。646年（贞观二十年）正月初八，夏州都督乔师望再次打败薛延陀军。太宗派遣二十二名使臣按六条标准考核各地官吏。对并州实行赦免政策，起义时的居民免除三年徭役，后来归附的免除一年劳役。 二月初一，随征高丽未立功的官员也获赐勋官一级晋升。三月初七，唐太宗从高丽返回京城，次日因身体不适，由皇太子李治代为处理政事。六月十五日，江夏郡王李道宗和李积讨伐薛延陀，七月二十一日，唐太宗病愈，李积再次击败薛延陀军。九月初二，太宗派使臣巡察岭南。铁勒各部族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可汗”。 十一月初一，太宗颁布诏书，规定除了重大事务如祭祀、调动兵马、授予五品以上官职及死刑判决等需奏明他本人外，其他政务交由皇太子处理。这些行动展示了唐太宗在军事上的成就及其对内政的管理，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士兵和历史的尊重，以及对国家治理的细致安排。 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左武卫大将军薛万彻被任命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前往讨伐高丽。二月初四，太宗接见长安的父老乡亲，慰劳他们，并宣布减免京城当年一半的田租，附近地区则减免三分之一。二月十六日，唐太宗下诏，规定随征高丽渡过辽水但未获封赏的有功人员，其犯罪处理与已封官职者相同。三月初七，宜君县获得赦免，从玉华宫林苑迁入宜君县的居民免除三年劳役。四月二十七日，薛万彻在泊灼城击败高丽军。 帝范教子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将自己撰写的《帝范》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并告诫他说：“你应该向古代的圣哲贤王学习，而不要效仿我。因为如果以高标准为榜样，只能达到中等水平；如果以中等标准为榜样，结果可能更低。自登基以来，我犯了不少错误：奢华物品不断，宫殿频繁修建，犬马鹰隼追求无度，四处巡游劳民伤财。这些都是我的过失，千万不要效仿。” 文治武功开创贞观盛世 1.任用人才 李世民登基后不久，按照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设立了弘文馆，以吸引和培养更多的文才。他知人善任，注重人才的实际能力和品德，而不拘泥于出身背景。初期，他延揽了房玄龄和杜如晦等贤才；后期，则重用了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人，这些人都是忠诚正直且廉洁奉公的官员。此外，像李积和李靖这样的名将也受到重用。 太宗不计前嫌，任命了原属建成系的魏徵和王圭，以及降将尉迟恭和秦琼等人，广纳贤才。他还命令高士廉和令狐德棻等人重新编修《氏族志》，强调个人的品德、言论和功绩，而不再单纯看重家族背景。通过改革科举制度，更多有才华的庶族士人得以进入仕途，大大增加了寒门子弟的入仕机会，为政坛注入了新鲜血液。 此外，太宗采纳了封德彝的建议，让宗室成员出任官职，以此革除他们坐享富贵的习惯，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治理。 2.完善制度 在位期间，太宗对隋朝的制度进行了完善和优化。中央朝廷方面，他延续了三省六部制，并设立了政事堂，便于大臣合议政务，同时也确保三省之间能够互相牵制。地方上，沿用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将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区（道）。他还推行府兵制，结合农业与军事训练；同时发展和完善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和科举制等政策。 3.从谏如流 太宗皇帝非常重视谏言，以隋炀帝因拒谏而导致亡国为鉴，即位后积极寻求谏言，扩大谏官的权力，并鼓励臣子直言进谏。魏徵是其中最着名的谏臣，敢于当面直谏，他多能虚心接受。此外，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等人也以直言进谏而闻名。据统计，太宗皇帝在位23年间，大概有超过35名官员提出过谏言，其中魏徵一人就提出了200多次谏议，内容涉及数十万字，这些谏议对改进朝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4.重视法治 在法治方面，贞观时期的治理成效显着，社会治安良好，达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理想状态。例如，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仅有二十九人。到了贞观六年（632年），虽然死刑犯人数增至二百九十人，但李世民允许他们回家处理后事，并要求他们在次年秋天自行返回受刑。令人惊讶的是，贞观七年（633年）秋天，所有被释放的囚犯都如期返回，无一人逃亡，显示了当时法律执行的公正性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5.开启贞观之治 隋炀帝杨广的统治时期，其政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人口显着减少。至唐初武德与贞观年间，全国仅存约200万户家庭。面对如此残破的局面，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深刻反思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以此为鉴，不断警示自己要节制个人欲望，并积极营造一个开放的政治环境，鼓励臣僚们勇敢地提出谏议，不必担忧触怒龙颜。 李世民治国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与领导才能。他秉持着宽厚包容的原则，善于识人用人，对于贤能之士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听取不同的声音，对谏言持开放态度，致力于吏治的整顿和优化。在经济方面，李世民推行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如降低赋税、倡导勤俭节约等措施，旨在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此外，他还大力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恢复并弘扬中华文明的传统精华。通过这些举措，太宗成功地稳定了隋末以来持续多年的混乱局面，为唐朝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统治时期被誉为“贞观之治”，成为历史上一段着名的盛世。 第4章 从沙场到宫廷:太宗李世民的帝王之路(下) 6.减少开支提高效率 唐太宗非常重视政府的廉洁高效，曾命宰相房玄龄对官僚体系进行了整顿，裁撤了大量冗余官员，解决“民少吏多”的问题。此举不仅减少了民众的经济压力，减少了财政开支，同时也精简了机构，优化了人员配置，使朝政运作更加高效。这项改革被称为“省官”。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派遣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地方官的政绩。太宗还亲自选拔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员，并将他们的功过记录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 此外，为了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太宗特别制定了一个制度：要求五品及以上的京官必须轮流在中书省值宿。这样一来，皇帝可以随时召见官员，直接听取他们关于民间疾苦和施政效果的反馈。这项措施不仅大大提升了政府决策的效率，也促使官员们更加自律，注重廉洁和能力的提升。官员们深知自己的言行直接影响到朝廷的声誉和治理成效，因此纷纷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力求做到公正廉明。 7.四方征服扩大影响力 在军事方面，唐太宗多次率军对外征战，成功平定了突厥、薛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地，大大扩展了唐朝的影响力，使四方征服。经过李世民及其臣子们23年的努力，社会变得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并稳步发展。到了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全国人口增长至380多万户，为后来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段时期被称为“贞观之治”，也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8.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太宗在经济政策上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为农民的稳定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进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在位初期，他继承并优化了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确保每一位农民都能获得足够的土地进行耕作，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保证他们可以按时开展农事活动，这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同时，太宗本人以身作则，倡导节俭之风，严格控制个人享受，展现出一位明君的典范。 贞观时期对商业发展持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这在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政府不仅不歧视商业，还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鼓励商业活动。这使得贞观时期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新兴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世界着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位于中国，包括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以及内陆的洪州（今南昌）、扬州、益州（今成都），还有西北的沙州和凉州。 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世界级的大都会。自汉朝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为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因此，丝绸之路上商旅不断，大量货物在东西方之间往来传递，使这条古老的商路成为全球经济交流的黄金走廊。 9.重视文化传承和发展 贞观初年，唐太宗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书，在弘文殿聚集了超过20万卷的四部群书，并在殿旁建立了“弘文馆”来储存这些珍贵的书籍。为了管理这些藏书，太宗皇帝任命了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人为学士，同时让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着名学者担任秘书监，主管国家图书馆和藏书事务。他还选拔了五品以上擅长书法的人作为抄书员，并在弘文馆内设立了专门负责检查和管理馆藏的官员。 这些官员负责缮写、整理和校勘图书，完成后将书籍收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除了弘文馆，唐朝还有其他重要的藏书机构，如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这些机构的藏书质量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达到了“群书大备”的盛况。 10.完成统一巩固霸权地位 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朔方人梁洛仁斩了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首级，归降唐朝，标志着唐朝完成了全国统一。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命令李靖出兵塞北，挑战东突厥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指挥下，成功灭亡了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称为“天可汗”。 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入侵边境，李世民派遣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将领出击。次年，吐谷浑首领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被国人所灭，唐朝另立新王，稳定了该地区的局势。639年（贞观十三年），由于高昌王麴文泰拒绝向唐朝朝贡，李世民命令侯君集、薛万彻等人讨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逝，其子麴智盛继位并投降唐朝。唐朝随后在高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纷纷到长安朝贡。 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李世民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唐军从洛阳北进攻打高句丽。尽管最终因气候寒冷和粮食短缺班师回朝，但唐军在这次远征中取得了多次胜利，攻占了多座城池，并俘虏了大量的高句丽人口和物资。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派兵攻击高句丽。牛进达、李积、李海岸率领唐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经历百余战，皆取得了胜利，随后攻克了石城，并在积利城下大败高句丽军队，共斩首级两千。同年底，高句丽王派遣其子莫离支任武入朝谢罪。648年，古神感率领唐军渡海攻打高句丽。在易山，唐军遭遇了约5000名高句丽的步骑兵，并成功将其击败。当晚，超过一万名高句丽军试图袭击古神感的船只，但再次被唐军击退。 与此同时，大将薛万彻率军渡过鸭渌江，抵达泊灼城。面对唐军的攻势，高句丽人纷纷弃城而逃。大酋长所夫孙试图抵抗，却被薛万彻斩首。随后，薛万彻又击败了三万名前来增援的高句丽军队。645年（贞观十九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率军前来与唐朝大军交战。第二年，唐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最终打败了拔灼，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其消灭。随后，拔灼的堂兄咄摩支向唐军投降，标志着薛延陀的灭亡。 646年（贞观二十年），唐朝在漠北设立了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了单于都护府，极大地扩展了唐朝的疆域。此时，唐朝的版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至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西达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到哥勿州（今吉林通化）。 历史评价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备受赞誉的帝王之一，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领导力着称。他在推翻隋朝、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特别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巩固了政权，对初唐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世民对待少数民族政策开明，多采用怀柔手段，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魏征曾说：“陛下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治理国家，到中年时已经统治了亿兆人民。您起初以武力统一了海内，最终用文德赢得了远方民族的归附。” 房玄龄表示：“陛下集众多美德于一身，无所不备。作为臣子，我们非常珍惜和重视这些美德，爱戴并珍视陛下。” 李治回忆道：“先帝亲身披甲上阵，亲历战阵，戎装常被马汗浸湿，头盔里甚至生出虱子。他平定了天下，安定了百姓。短短数年间，四海之内一片安宁。之后，他感恩上帝，开始治理人民，使国家繁荣昌盛。” 司马光高度评价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他的文治武功远超前代。唐太宗善于驱策英雄、广纳贤才，乐于接纳良谋与直谏。他解救民众于水火，使百姓安居乐业，化盗贼为君子，令社会和谐稳定，衣食无忧。其统治下，法律几乎无须动用。突厥领袖在长安臣服，北海沿岸纳入大唐版图。自三代以来，中国的繁荣昌盛在太宗时期达到了新高峰。 经济方面，太宗皇帝将目光聚焦于农业生产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他深知民以食为天，只有让老百姓衣食无忧，社会才能稳定和谐。为此，他推行了多项优惠政策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随着农业的蓬勃发展，商业贸易也逐渐的繁荣起来，城市里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 另外太宗皇帝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同样令人瞩目。他下令设立了国子监等诸多高等学府，聘请博学鸿儒担任教师，悉心教导学生。这些学府不仅传授儒家经典、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思维。此外，他以身作则，常常亲自参与学术研讨活动，与大臣们共同研读古代典籍，深入探讨治国理政的方略。 正是由他所实施的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使得唐王朝在短短数年之间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一个崭新而强大的帝国已然崛起于东方大地之上。 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为唐朝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通过下面趣事逸闻，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位伟大帝王的不同侧面，看到他不仅是一位睿智且胸襟开阔的领导者。 与魏征的君臣佳话: 魏征，这位以直言不讳而着称的谏臣，与李世民之间有着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其中一个特别令人难忘。有次李世民兴高采烈地外出打猎，追逐一只灵巧的小鹿。他沉浸于狩猎的乐趣中，不知不觉间跑得极远，结果错过了预定的回程时间。当李世民终于气喘吁吁地返回时，却发现魏征正一脸严肃地等在那里。魏征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对李世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出他作为一国之君，不应该因个人娱乐而忽视国家大事。 尽管李世民当时心中有些不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魏征的忠言逆耳，是为了国家和他自己的长远利益。因此，他不仅没有责怪魏征，反而更加重用他，并将其视为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忠诚的朋友。这段君臣之间的佳话，成为了历史上着名的“良药苦口利于病”的典范，流传至今，也成为了后人传颂的经典。这段故事不仅展示了李世民作为帝王的胸怀和智慧，也体现了魏征作为谏臣的忠诚与直率，两人的合作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房谋杜断”的故事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朝堂上，有两位极为出色且备受信赖的大臣——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合作无间，一个以深思熟虑的策略规划见长（房谋），另一个则以果断决策着称（杜断），因此被时人誉为“房谋杜断”。 有一次，李世民发现房玄龄和杜如晦处理政务的效率极高，有时甚至让他这位皇帝都来不及仔细审查所有的决策。面对如此高效的工作节奏，李世民幽默地打趣道：“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你们俩要是继续这么快地做决定，我这个皇帝可就要闲下来了。” 这句玩笑话不仅体现了李世民对两位大臣的信任与赞赏，也反映了贞观年间朝廷内部和谐且高效的运作氛围。实际上，李世民非常珍视他们俩的意见和努力，他还常常鼓励大臣们积极发表见解。房玄龄与杜如晦深知自身责任重大，始终全心全意地辅佐李世民，致力于国家的治理，为唐朝初期的繁荣稳定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这段佳话不仅展示了李世民作为明君识才善用的一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相对和谐的工作关系和高效的行政效率。 李世民与房玄龄的默契 房玄龄，这位李世民的重要谋士，两人之间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默契。有一次李世民外出狩猎，途中偶遇一位老农夫。这位老农夫虽然衣着很朴素，但却目光炯炯，言辞犀利。他向李世民讲述了一些关于治国之道的独特见解。 太宗皇帝回宫后，立刻召见了房玄龄，并将老农夫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述给了他。房玄龄听后，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睿智的光芒。他立刻明白了太宗皇帝的意图，并迅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李世民对房玄龄的智慧和理解能力赞不绝口，两人相视一笑，仿佛心有灵犀。 一代楷模 李靖见天下已基本平定，料想未来大规模的征战将不再频繁，加之自己年事渐高，遂萌生退意，决定辞去职务，归隐田园。当唐太宗委派他前往各地察访民情时，李靖谦逊地推辞道： “臣年事已高，恐难不负陛下重托，派遣他人或许更为妥当。”回到家中后，他将此意详细记录于奏章之中。 唐太宗读罢李靖的奏章，对其措辞之得体、态度之诚恳深为感动，当即批准了他的请求。次日，太宗派遣中书侍郎前往李靖府邸传达圣意： “朕观自古至今，身居高位而能知足者鲜矣；无论智者或庸人，皆难以做到自我认知。有些人无甚才能却恋栈权势，不肯卸任；更有人疾病缠身，无力履职，仍占据要职。朕同意你的请辞，不仅是为了成全你的心愿，更是为了树立你为世人的典范，以彰显适时退让、不恋权位的高尚品质。” 通过这一举动，唐太宗不仅表彰了李靖的智慧与美德，还向世人展示了何为真正的领导风范和人格魅力，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教训和精神财富。 李世民的幽默感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李世民心情愉悦的决定与几位大臣们一同饮酒畅聊。等酒过三巡，大家皆有些微醺时，气氛也变得愈发的轻松愉快了。 李世民突然灵机一动，笑着对大臣们说道：“今日大家如此尽兴，不如都来说说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吧！” 一位大臣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率先开口说：“陛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老实了，常常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人。” 另一位大臣则自信满满地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聪明了，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等轮到魏征时，他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狡黠的笑容说道： “陛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懂得阿谀奉承，总是实话实说。” 太宗皇帝听后，先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用力拍了拍魏征的肩膀，赞赏的说道： “魏征啊魏征，你这缺点可真是难得啊！朕就喜欢你的坦诚！” 大臣们也纷纷跟着笑了起来，原本有些紧张的气氛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这些趣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太宗李世民作为帝王的威严和智慧，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幽默风趣。 李世民的惜才之心 太宗李世民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对于那些有才能的人，无论曾经是敌是友，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重用。 隋朝的大臣萧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起初，萧瑀对唐王朝还心存一些疑虑，内心深处并不愿意为其效力。然而，太宗皇帝对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多次亲自前往萧瑀的府邸，与他促膝长谈，表达了自己的诚意和对他才能的认可。在李世民的努力下，萧瑀逐渐被他的真诚所打动，最终决定为唐朝效力。萧瑀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很快成为了唐朝的一位重要大臣。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小插曲 一次，李世民突发奇想，想要测试一下大臣们的忠诚度。于是，他故意对长孙皇后说：“我打算废掉魏征，你看如何？”长孙皇后听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换上庄重的朝服，恭恭敬敬地向李世民行礼道贺。 李世民被长孙皇后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他连忙问道：“皇后，你为何如此？” 长孙皇后微微一笑，回答道： “主上有贤明之臣，而能纳谏，这是国家之福，妾身理应祝贺。” 李世民听后，恍然大悟，不禁为自己的小把戏感到有些羞愧。同时，他也对长孙皇后的聪慧和见识深感钦佩，对魏征的敬重更是又增添了几分。 李世民的领导才能体现在他会用人、听得进意见。他懂得挖掘人才的优点，给予信任和机会，同时也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这让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既高效又明智。 而在日常生活中，太宗皇帝展现出的幽默感和人情味，也使人们看到了他更真实、亲切的一面。无论是面对直言不讳的大臣，还是在解决重要问题时，他的这些特质都增加了个人魅力，让人们更加敬佩和亲近他。 李世民的英勇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勇敢和智慧也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英雄。 据说在一场激烈的攻城战中，面对敌方坚固的防御，李世民的决心不减反增。他单骑持枪，如闪电般冲破敌阵，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领导力。 随着他的推进，敌人逐渐后退，似乎难以抵挡他的攻势。他的动作敏捷，枪法精准，那股无所畏惧的精神让敌军感到震慑，士气低落，许多人开始逃离战场。 李世民的英勇行为很快传遍了整个军队，士兵们受到了极大鼓舞，士气大增。每次战斗结束，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高呼：“秦王神勇！” 那时的李世民还只是秦王，但他的英勇无畏早已深深的印在了每个士兵的心中，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战神。 通过这次传奇般的行动，李世民不仅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爱戴，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威望。他的勇敢和智慧激励着每一个追随他的人，使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更加坚定和自信。 济世安民 据《新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记载，李世民四岁的时候，有个书生自称善于看相，觐见李渊道：“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 等见到李世民道：“龙凤的姿质，日月的仪表，到二十岁，必定能济世安民。”李渊害怕书生的言语泄露，便要杀他，结果书生忽然不见了，因而以为他是神仙，就采纳“济世安民”之义来作为李世民的名字。 功高震主 在太原起兵的过程中，李世民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立下了首功，对唐朝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建国之初，李渊及其众将领鉴于李世民的贡献，曾有意立他为太子。然而，李世民以谦逊的态度坚决推辞，最终李建成被确立为太子。 随着天下的逐渐平定，李世民的声望与日俱增，其功绩和影响力不断攀升。这使得李渊萌生了改立太子的想法。察觉到父亲心意的变化后，太子李建成感到极大的威胁，随即联合四弟李元吉以及后宫中的势力，共同对李世民展开了一系列排挤和陷害的行动。这些行为导致李渊逐渐疏远了李世民，并打消了废黜李建成太子地位的念头。 宫廷中的智慧较量 除了在战场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李世民在宫廷斗争中也展示了他非凡的智慧。626年的玄武门之变是他在宫廷政权博弈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这次充满紧张和风险的政变中，李世民成功地对抗了他的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确保了自己作为大唐黄太子的地位，并最终成为了皇帝。这场政变之后，李世民没有选择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他知道过多的血腥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多不稳定。因此，他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迅速稳定了局势，平复了人心。 与长孙皇后伉俪情深 李世民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领导者，他还与长孙皇后拥有一段非常感人的婚姻。长孙皇后美丽而聪慧，总是给予李世民有力的支持和宝贵的建议，成为他最信任的伴侣。两人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相互支持，彼此珍惜。他们的爱情故事温馨动人，至今仍被人们传颂，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据说有一次李世民在外征战时，长安突然面临敌军袭击的威胁。 长孙皇后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组织宫中人员加强防御，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当李世民凯旋归来，听闻此事后非常感动，称赞她是真正的“内助”。 这次事件不仅展示了长孙皇后的智慧与勇气，也证明了她在国家危难时刻的重要性。这段佳话流传至今，成为了夫妻间相互扶持、共克时艰的典范。长孙皇后不仅是唐太宗李世民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事业上的坚强后盾。她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为唐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后人的敬仰与赞美。 在这些历史故事中，我们感受到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与尊重，夫妻之间的默契与支持，以及智者之间的交流与共鸣。太宗皇帝对待大臣、皇后以及普通百姓的方式，都展现出了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和人性化的一面。在他的治理下，大唐王朝繁荣昌盛，成为了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第5章 高宗李治:被低估的君王(上) 唐高宗李治，字为善，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第三子，出生于贞观二年（628年）。在一系列宫廷变故之后，包括原太子李承乾被废黜和魏王李泰失去继位资格后，李治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随后，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随着太宗李世民的离世，李治顺利继承了帝位，成为了唐朝的第三位皇帝。 高宗李治登基之初，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掌朝政，李治对二人尊崇有加，恭敬自谦，从而实现“百姓安居乐业，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永徽六年（655 年），王皇后被废，武则天被立为后。显庆二年（657 年），定都洛阳，名曰“东都”，通过迁都就粮之策解决粮食问题。 辅政大臣相继离世后，李治刚愎自用，拒纳谏言，“朝野上下皆对进言讳莫如深，无人敢忤逆上意直抒己见”，以致忠臣良将忧心忡忡，奸佞之徒得势，史称“先贤而后愚废”；同时，大肆兴建土木，徭役繁重，致使“万民厌恶劳役，怨声载道”，“天下人无不失望”。显庆五年（660 年）起，李治时常头晕目眩，难以处理政务，遂让武后参与政事。 李治在位期间，先后剿灭西突厥（657 年）、百济（660 年）、高句丽（668 年），使唐朝疆域扩至最大。然而，自咸亨元年（670 年）起，安西四镇、吐谷浑等地相继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图逐渐缩小；同时在与新罗的战争中失利，失去朝鲜半岛；又因听信谗言杀害归降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致使东突厥叛离唐朝，建立后突厥汗国，连年侵扰唐朝边境。 仁孝立储 贞观二年六月庚寅日（628年7月21日）李治出生于长安东宫的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年），被封为晋王。贞观七年（633年），不到任所而接受并州都督之职。 高宗李治从小聪明伶俐，性格温和仁慈，与兄弟们相处和睦。他最早由着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有一次，唐太宗问他，《孝经》中什么最重要。李治回答说：“孝道最为重要，从小侍奉父母，长大后忠于君王，最终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在朝堂上为国尽忠，回到家中则思考如何纠正君主的错误，帮助其改正。”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称赞道：“如果你能照此行事，一定能很好地侍奉父兄，做一个好臣子。”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时，晋王李治才九岁。他对母亲的哀思感动了身边的人，唐太宗多次安慰他，从此对他特别宠爱。不久后，李治被任命为了右武侯大将军。 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廷陷入了储位争夺的风波。太子李承乾为了对抗受到宠爱的四弟魏王李泰，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驸马杜荷及侯君集等人密谋发动政变，但计划泄露，导致李承乾被废除太子身份。原本唐太宗有意立李泰为新的继承人，李泰甚至承诺将来会将皇位传给他的弟弟晋王李治，并用此来威胁与汉王李元昌关系密切的李治。 随着事态的演变，李治向唐太宗李世民禀报了来自李泰方面的压力与威胁，而被废黜的原太子李承乾也坦白，他的叛乱之举源于对李泰觊觎储君之位的深切忧虑。这些接连不断的事件让唐太宗深刻认识到皇子们争夺皇位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这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痛心。 在一次于两仪殿召开的朝会上，面对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朝廷重臣，唐太宗表达了他的沉重心情，说道动情处，甚至想拔剑自刎。长孙无忌等大臣连忙上前劝阻。并一致认为，应选择性格温和且忠诚可靠的晋王李治为新的储君，以此来稳定朝局，避免进一步的纷争。这一建议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正式宣布李治为皇太子，并经常让李治陪同自己上朝，参与决策过程，以此锻炼他的领导能力。唐太宗多次公开表扬李治的能力，显示出对这位新任太子的信心和支持。 即位之初的举措 在唐太宗统治末期，辽东战役的开展为“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的繁荣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高宗李治于650年正式登基，国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尤其是在永徽四年（653年），江浙地区爆发了由陈硕真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标志着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再度激化。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并巩固政权，刚刚登基的唐高宗李治实施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和提升朝廷形象的改革措施。他首先下令终止了在辽东的军事行动，及时停止了多项大型土木工程建设项目。这些决策不仅有效缓解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也大大减少了对民间劳动力的过度征用，从而赢得了民心，并为新朝代奠定了稳定的基础。通过这些举措，李治展示了他对内政的关注和对人民福祉的重视，彰显了一位明君的智慧与决心。 勤勉政务应对挑战 此外，李治一改其父唐太宗时期每三日上朝一次的习惯，改为每日举行早朝。这一改变不仅象征着他决心以更加勤勉的态度处理政务，也体现了他积极应对国家挑战、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坚定意志。通过每日与大臣们会面，李治能够更及时地了解民情、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安抚民心，逐步化解社会矛盾。此举向朝廷内外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新皇将以实际行动践行勤政爱民的理念，为国家的繁荣稳定不懈努力。 重用老臣维护稳定 在人事任用上，唐高宗李治承袭了太宗时期的政策，继续重用如李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资深重臣。这些老臣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忠心耿耿，是支撑朝廷稳定的重要力量。李治基本上延续了太宗时期的治理模式，力求再现贞观之治的政治清明与高效。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唐高宗在恢复并维持一个公正、透明且高效的行政体系，以此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重现昔日盛世的辉煌。 归还土地和房产赢得民心 在永徽二年（651年）九月，唐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项重要诏令，决定将之前被占用的民田和住宅归还给原主。这一举措体现了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致力于纠正过往不当行为、恢复社会公正的决心。通过归还土地和房产，李治不仅希望能够补偿受影响的民众，也意在重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任，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此举赢得了民心，展现了新君主对公平正义的承诺。 善于识人用人 唐高宗李治以其出色的识人用人之道，提拔了一大批贤能之士至重要岗位。诸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和魏元忠等人都在他的任期内获得了重用。值得一提的是，像韦思谦这样曾遭受褚遂良打压的人才，以及杜正伦这样在太宗时期未获充分重视的贤士，也都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通过这些任命，李治不仅展示了他广纳贤才、不拘一格的用人理念，也彰显了他对公正与能力的高度尊重。此举不仅充实了朝廷的人才库，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对《贞观律》的修订 永徽二年，高宗李治令长孙无忌等大臣对太宗时期的《贞观律》进行了修订，编撰并发布了新的法律文本《永徽疏议》。新文本里不仅更新了一些原有的法律条文，还引入了新的规定，从而使法律体系更加公平合理，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这次修改也反映了高宗对法治建设的重视，以及对民众福祉的关注。这部法律不仅成为高宗时期官方遵行的法律依据，也展示了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顶尖成就，体现了法律制度的高度成熟与完善，堪称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代表了当时法律思想和实践的最佳水平。这次对法律的更新，也是唐朝法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步，使得法律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跟上时代的变化。 同时，唐高宗还加大了在社会上对法律教育的宣传力度，希望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和遵守法律，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公平的社会。经过细致的调整，新出台的法律文本不仅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需求。让每条法律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能更好地服务于百姓。新法律文本就像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助力，将国家治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还为民众营造了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生活环境。 改革振兴科举制度 唐高宗李治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是重新振兴了科举制度，并在其统治期间显着扩大了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规模。这一时期，中举和应试的人数显着增加，科举制度的影响逐渐渗透到最高级别的官僚机构中。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宰相皆有功名背景，表明科举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入仕途径。 尽管如此，也不应过分夸大这一趋势。实际上，在整个官僚体系中，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仍然是少数。大多数官员依旧依赖于世袭特权或从低级胥吏晋升上来。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有资格升迁为正式官员的胥吏数量达到了1400人，而同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人数仅有22人。这反映出虽然科举制度正在逐步改变官员选拔的方式，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传统路径依然是多数人入仕的主要渠道。李治对科举制度的重视与推广，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流动性，也促进了人才的选拔和官僚体系的多元化，然而，真正的变革仍需时日才能全面实现。 永徽之治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的早期，大唐王朝达到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高峰。那时候，朝廷政治清明，官员们大多清廉正直、遵守法规，大家共同努力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社会经济也非常活跃，商业频繁，市场热闹非凡，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这段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给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繁荣的景象。这些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如同春风般温暖了广大农民的心，让他们切实的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关怀和支持。受到鼓舞的农民们充满了干劲，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通过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增强了农民的生活信心，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迎武则天回宫 在高宗李治还是太子时，他便与比自己年长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有了私情。唐太宗去世后，依照宫廷惯例，武氏入感业寺为尼。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在纪念太宗的周年忌日前往感业寺进香时，再次遇到了武氏，两人重逢并表达了彼此的思念。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武氏重新回到了皇宫。同年，针对百济对新罗的侵略行为，唐高宗发出诏令要求百济归还所侵占的新罗领土，并警告若不遵从将支持新罗反击，甚至威胁到高丽，显示了其作为皇帝处理国际事务的决心。 废后立武 到了永徽三年（652年），武则天被封为二品昭仪。她深知王皇后的心理，对其卑躬屈膝，赢得了王皇后的好感和推荐，从而加深了唐高宗对她的宠爱。与此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逐渐失去了皇帝的青睐。 面对废立皇后这一重大决策，唐高宗意识到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然而，当征求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意见时，他们坚决反对废后立武。另一位大臣李积则选择回避，而于志宁未明确表态。尽管面临强烈反对，唐高宗最终在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决定废黜王皇后，并在十一月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标志着皇后位置的更替。随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因反对立后而遭到贬谪，为武则天的权力上升铺平了道路。 移驾东都 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洛阳紫微宫内的乾元殿与应天门，这些工程在次年完成。657年正月庚寅日，李治移驾至新修缮的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颂扬洛阳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有效地连接四方赋贡、促进风雨同舟的国际交流，强调其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贬重臣获得更大自主权 因此，他正式将洛阳宫改称为东都，洛州的官吏编制等同于京师雍州，从而确立了唐朝两京制的格局。随着东都的建立，显庆三年（658年），前朝重臣褚遂良在流放地爱州去世；而到了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尽。长孙无忌的倒台牵连了许多关陇集团的老臣，削弱了保守势力对皇权的制约。自此以后，唐高宗在政治决策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避免进谏的氛围，长达二十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批评。 对异族宽宏大量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戊戌朔日，邢国公苏定方成功平定了百济叛乱后，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至东都洛阳的紫微城南门——则天门。 面对这些战俘，唐高宗进行了责问，之后下诏将其释放，展现了他对边疆事务的掌控力和对异族的宽宏大量。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唐高宗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体现了他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的强硬与灵活并用的策略。 废后深层原因 唐高宗李治决定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这一决策的影响远超出了宫廷内部的家务事范畴。褚遂良等士族官僚坚决反对的主要理由在于，王皇后出身于显赫的世家大族，且是先帝李世民亲自选定的，轻易废后被视为违背了先帝的遗愿。他们认为，如果要更换皇后，也应该从名门望族中挑选，而不是出身相对低微的武氏。 这种对皇后出身的关注，反映了当时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之间的深刻矛盾。自南北朝后期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退，而新兴的庶族地主势力正在崛起。这种社会变迁影响到了朝廷的政治格局。唐高宗敢于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束缚，直接掌控政权，体现了他不愿被既有势力摆布的决心和勇气。这不仅是个人胆识的表现，也反映出他作为统治者独立决策的能力。一个昏庸懦弱的皇帝很难具备这样的魄力和行动力。通过这次改换皇后，唐高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为后来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他在面对传统势力时的果敢和决断。 权力的移交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首次感到风眩头重，视力受到影响，难以有效处理日常政务。面对百官的奏报，李治开始将部分决策权交由皇后武则天负责。武则天不仅聪明机敏，而且对文史有着广泛的了解，她处理政务的能力得到了李治的高度认可。因此，从这个时候起，李治逐渐将更多的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处理。 随着权力的逐步转移，武则天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她的决断力和治理能力不仅赢得了唐高宗李治的信任，也为她在朝堂内外树立了威信。这一时期标志着武则天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为她日后进一步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圣临朝 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她积极排除异己，清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她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的掌权做准备。随着她在政局中影响力的逐渐增强，李治对她的主导地位感到担忧，一度考虑废黜她的皇后之位。 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秘密指示上官仪草拟诏书以废黜武后。然而，这一计划很快被武则天得知。她迅速行动，直接向李治申诉辩解，成功地使李治放弃了废后的念头。在这次事件中，协助李治拟诏的上官仪及其家族因涉嫌参与废后阴谋而遭到严厉惩罚，上官仪被处死，其家族也受到牵连。 此事件之后，李治在压制武则天方面失去了主动权。从那时起，每当唐高宗上朝处理政务时，武则天便垂帘于御座之后，参与政事决策，史称“二圣临朝”。这种安排不仅象征着武则天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标志着她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相当部分的政权。 泰山封禅大典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率领文武百官及庞大的扈从队伍，与皇后武则天带领的内外命妇一同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此次封禅仪式规模宏大，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人员还包括来自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等多国的使节和酋长，彰显了唐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支持宗教 次年，即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在泰山成功完成封禅仪式后，颁布诏书命令全国各州分别建立一所道观和一所佛寺，总计358个州因此新建了716所宗教场所。这一举措标志着唐代道教宫观营建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唐朝政府对宗教支持的具体体现。学者们指出，尽管唐高祖和太宗时期尊崇道教，但并未大规模增置道观，真正开始大规模建设道观的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 设立安东都护府 总章元年（668年）九月癸巳日，名将李积攻破高丽，占领平壤城，并俘虏了高丽王高藏及其重要大臣男建等人。随着高丽全境的投降，唐高宗在此地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并分置四十二州进行管理，进一步扩大了唐朝的领土和行政控制范围。这次军事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也体现了唐高宗时期的强大国力和对外扩张的决心。 加号天皇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颁布诏书，尊崇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在此背景下，武则天向高宗李治提出了十二项建议：鼓励农业与丝绸生产，减轻赋税和劳役；恢复三辅地区的土地给农民；停止战争，以德治国；限制奢侈品的制作；减少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以节省人力物力；扩大言论自由；防止谣言传播；要求王公贵族学习《老子》；在父亲健在的情况下，子女应为去世的母亲守孝三年；对于在上元年前被授予勋官称号的人不再追查核实；增加八品以上京官的俸禄；以及为长期任职但职位未达其才能水平的官员提供晋升机会。高宗对这些建议表示赞同并予以实施。 然而，由于历史记录的局限性，关于这些建议实施后的具体效果难以做出准确评估。同时，随着高宗健康状况的恶化，武则天凭借其政治才能，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政权逐渐向她手中转移。 建造奢华上阳宫 到了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偕同宫廷成员前往洛水北岸游玩，此地地势较高，提供了极佳的远眺视野。受到这次出行的启发，李治命令韦弘机在此建造了一座名为上阳宫的宫殿。该宫殿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据记载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广的皇宫之一，享有“万方朝觐”的盛誉。不过，对于上阳宫过于奢华的问题，狄仁杰曾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其规模过于宏大。 尊子为帝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太子李弘陪同高宗李治游览洛阳西苑的合璧宫。不幸的是，在这次出游期间，李弘在绮云殿遭遇不测，据传因误饮毒酒而亡，享年仅二十四岁。这一事件震惊了朝廷和民间，李治对爱子的突然离世感到极度悲痛。为了表达对李弘的深切哀悼与敬意，李治破例追尊已故的太子为皇帝，赐谥号“孝敬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父亲追尊儿子为帝的例子。李治以天子之礼隆重安葬李弘于洛阳郊外的唐恭陵，并且按照皇帝的标准修建陵墓。他还下令百官为李弘服丧三十六日，并亲自撰写了《睿德纪》碑文，立于恭陵旁侧，以纪念这位早逝的太子。 唐恭陵的建造规模宏大，耗资巨大，远超之前的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陵寝，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最壮观的唐代皇陵之一。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劳役繁重，导致民间怨声载道，甚至有百姓因不堪忍受而采取极端行动，如向督造官员投掷石块以示抗议。 第6章 高宗李治:被低估的君王(下) 军事方面的成果 1.平定东突厥 在唐朝初期，对于东突厥的处理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成功擒获了车鼻可汗，稳定了漠北地区，这标志着唐朝对东突厥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开耀元年（681年）的情况却大为不同，当时归降的东突厥领袖阿史那伏念再次自立为可汗，并与另一位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联合进攻唐朝边境。 面对这一挑战，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主帅进行反击。尽管初期遭遇挫折，但通过智谋，裴行俭成功地让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相互猜疑，并最终迫使他们投降。然而，在回京后，由于朝中大臣裴炎的嫉妒，李治决定违背承诺，处决了包括阿史那伏念在内的多名突厥降将，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唐朝的信誉。 这次事件不仅标志着唐朝首次大规模屠杀归降的少数民族首领，也激发了突厥贵族进一步的分裂活动。次年（682年），突厥余部在骨咄禄的带领下重新崛起，建立了后突厥政权，并频繁侵扰唐朝边境，给唐朝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威胁。李治不得不派遣程务挺加强边防，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局面。 2.平定西突厥 在高宗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略可汗。永徽六年（655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略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显庆二年（657年），大将苏定方等人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灭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3.对百济与高句丽的征服 永徽六年（655年），面对高句丽与百济联军对新罗的进攻，新罗派遣使者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李治响应新罗的请求，先后派遣军队出击高句丽和百济。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邢国公苏定方率军成功平定了百济，并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于东都洛阳紫微城的则天门。李治亲自责问后，颁布诏书释放了他们，标志着百济正式灭亡，这一事件被史书称为“唐灭百济之战”。然而，百济内部并未完全平息，随后爆发了复国运动。直至龙朔三年（663年），在白江口战役中，唐将刘仁轨大败前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队，彻底打破了复国的希望，百济国王逃亡至高句丽。 总章元年（668年），唐朝军队继续推进，最终攻占了高句丽的首都平壤，宣告高句丽的灭亡。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唐朝不仅巩固了其在东亚的地位，也展现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决心。 支持佛教的发展 宗教建设方面，乾封元年（666年），高宗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后，命令全国各州建立一所道观和一所佛寺，共设358个州，则这一年营建的道观和佛寺总计716所，标志着唐代道教宫观建设的一个高峰。在此之前，尽管高祖和太宗尊崇道教，但并未大规模增置道观。而在高宗时期，道教的发展得到了显着推动。唐高宗对佛教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 他特别重视玄奘法师的佛经翻译工作，这不仅帮助了更多人了解和学习佛教教义，也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在他的推动下，佛教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和多样化，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也为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佛教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国各地纷纷兴建或扩建了众多闻名遐迩的佛寺，成为信仰与艺术的圣地。 其中，洛阳的龙门石窟最为突出。这一时期，龙门石窟的开凿工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起来。无数技艺精湛的工匠们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将他们对佛法的虔诚与敬意融入每一刀、每一凿之中。这些工匠不仅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杰作，也留下了对信仰深深的敬畏之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龙门石窟逐渐展现出了其宏伟壮丽的姿态，成为了一座不可多得的佛教艺术宝库。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信徒和游客前来瞻仰朝拜，见证了佛教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龙门石窟不仅是艺术的瑰宝，更是那个时代精神追求的象征，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它依旧散发着无尽的魅力。 七次移都就食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期间，关中地区的经济状况因土地承载力的过度饱和和频繁的自然灾害而显着恶化，导致该地区粮食产量锐减，难以满足京师长安人口的需求。与此同时，唐朝初期的漕运体系尚未完善，将江南富饶之地的粮食转运至长安相比起转运到洛阳显得尤为困难。 面对这样的困境，为了确保朝廷和皇室的稳定供给，李治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率领后妃、官员及随从前往东都洛阳就食。自显庆二年（657年）首次迁往洛阳开始，直至弘道元年（683年）他在洛阳逝世，在这长达二十六年半的时间里，李治共有七次带领朝廷前往洛阳就食，且驻留洛阳的时间几乎占据了其整个统治时期的一半。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反映了当时关中地区经济地位的下降，也展示了洛阳作为备用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并间接促进了洛阳的发展。 调控物价应对经济危机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期间，从7世纪70年代开始，唐朝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挑战。咸亨元年（670年），谷物短缺情况尤为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资源。随后的几年里，歉收、洪水、干旱、虫灾以及饥馑接连不断，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永隆元年（680年），粮价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这一危机，朝廷认为高物价是由于市场流通货币过多所致，因此决定大幅削减新币铸造，并加强对私铸货币的打击力度。同时，大量农民因不堪重负而逃离原籍，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流民，这对国家财政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尽管面临这些严峻的经济和财政挑战，高宗仍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为控制物价，朝廷实施了多项有效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在当时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其影响深远，贯穿了整个唐朝。例如，在调露元年（679年），政府甚至用谷物交换私铸的钱币，以减少市场上非法货币的数量。 早在永徽六年（655年），京师便成立了常平署，作为调节市场价格的机构。当物资供应充足时，常平署会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商品；而在物资短缺时期，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以此来稳定物价波动。这种机制后来被推广到全国各州，设立了类似的粮仓，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物价浮动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即使有这些努力，高宗去世时，经济和财政危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留下了需要后继者继续应对的难题。 大搞水木工程建设 与此同时，唐高宗在位时也进行了大量土木工程建设，增加了民众的劳役负担。例如，在显庆元年（656年），他下令重建隋炀帝时期的紫微宫正南门应天门；显庆五年（660年），又在神都苑建造了宏伟的合璧宫。此外，龙朔三年（663年）对蓬莱宫（即大明宫）进行了大规模修缮，麟德二年（665年）在乾阳殿旧址上建成了新的乾元殿，并在洛阳建立了宿羽宫、高山宫和上阳宫等建筑，这些宫殿无不以壮丽着称。狄仁杰曾批评这些工程过于奢侈，耗费巨大。 这些举措不仅反映了李治对于文化和宗教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当时唐朝国力的雄厚。不过，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和频繁的宗教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武则天的影响 高宗同武则天是否为真爱，这事既复杂又充满了争议。历史记录往往侧重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而非个人情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他们的关系显然是非常紧密的：李治对武则天有着高度的信任，并在她成为皇后之后逐渐赋予她更多的权力，最终让她参与到了国家大事的决策中。这种信任与合作不仅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纽带，也使得武则天能够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影响力。 “凤鸣朝阳” 永淳元年（682年），尽管国家面临粮食短缺和外敌入侵的困境，高宗李治仍然决定在嵩山之南建造奉天宫，意图遍封五岳以彰显皇权。面对李善感的“当前国事艰难、民不聊生”的直言进谏，高宗并未改变其建设计划。而李善感的这次勇敢劝谏打破了长达二十年无人敢直谏的局面，被时人誉为“凤鸣朝阳”。 曾计划逊位 上元三年（676年），高宗李治的健康状况因风疾恶化而愈发不佳，他考虑退位，将朝政大权交予天后武则天摄政。这一决定引起了宰相郝处俊的担忧，他向李治进谏说：“陛下为何打算亲自将皇位传给天后？这天下乃是高祖与太宗所奠定的基础，并非陛下个人之私产。陛下应当谨守宗庙，确保皇位传承于李氏子孙之中，绝不可轻易让国于他人，尤其是皇后。”郝处俊的话语强调了维护李唐皇室血脉正统性的重要性。李治听从了他的建议，放弃了逊位的想法。 得知此事后，武后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影响力。她召集了一批博学多才的文人学者，编纂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和《乐书》等着作，总计约一千余卷。这些书籍不仅展示了她的文化修养，还通过传播特定的思想观念来影响朝廷和社会舆论。此外，武后秘密下令参与审查官员们的奏折，以此方式逐步分担并削弱宰相的权力，从而加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此番举措显示了武则天对权力运作的敏锐洞察力及她在政治舞台上的雄心壮志。 患病离世 次年，即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前往奉天宫欲行封禅中岳嵩山之礼，但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随着病情的恶化，唐高宗不得不将部分权力交给皇太子李显，并任命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为辅政大臣。 同年十二月，李治颁布诏书改元弘道，并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道教观宇，根据各州等级设立不同数量的道士观。这项政策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道教建筑兴建活动。然而，由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高宗最终未能亲自登门宣读赦免书，而是让百姓在殿前聆听。 十二月丁巳日(12月27日）夜晚，高宗李治在东都洛阳的贞观殿去世，享年五十六岁。他的遗诏指示简朴办理丧事，并允许皇太子在灵柩前行即位礼。同时，遗诏还规定军国大事若有难以决断之处，应由天后武则天处理。群臣追谥李治为天皇大帝，庙号高宗。后来，在天宝八年和天宝十三年，李治的谥号分别被追加为“天皇大圣皇帝”和“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彰显了后代对其统治时期及个人品德的高度评价。 结语 尽管唐高宗李治在历史上的形象有时被描绘得较为柔和，甚至在其统治期间受到皇后武则天影响力的笼罩，但他的领导确实为大唐王朝的持续繁荣和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的治理下，唐朝不仅保持了强大的国力，还在文化、艺术等领域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绘画、音乐及建筑等方面均取得了显着成就，反映出一个开放包容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因此，尽管历史上对李治个人能力存在不同评价，但他对大唐盛世的贡献不容忽视，其统治时期见证了帝国在多个方面的重要进步和发展。 关于高宗的一些趣闻逸事 幼年时期的李治展现出了一种早熟的迹象。在他刚刚学会扶着床沿蹒跚学步之时，便对书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身边的侍从们注意到他喜欢随手涂鸦，于是便给了他纸张以引导他的兴趣。令人惊讶的是，李治在纸的一角竟然写出了一个“敕”字——这一符号在唐朝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是皇帝对政事堂所议事项进行批准并颁布诏令的标志。 据说，当唐太宗得知此事后，认为这可能预示着某种不寻常的意义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迷信与猜测，下令将那张纸焚毁，并严格指示周围的人不得对外泄露此事。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当时皇室对于谶纬之说的谨慎态度，以及维护皇权神秘性的需求。 微服私访倾听百姓故事 在高宗李治执政期间，唐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长安城内，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学者汇聚于此。高宗皇帝还常常出宫微服私访，到底层了解百姓们的生活，并与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高宗皇帝在街头上遇到了一个卖艺的老人。老人表演的是一种独特的技艺，能用一根竹子吹出美妙的音乐。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于是亲自走上前去，与老人交谈了起来。 老人告诉李治，他的技艺是祖传下来的，但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靠此为生。高宗皇帝听了后，心生怜悯，当即便赏赐了老人一笔钱财，并下令让宫廷乐师们向老人学习这种独特的技艺。 宫廷御用画师 “永徽之治”标志着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时代，为唐朝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永徽年间的辉煌岁月里，有一段佳话流传到了今天。据说，有一日，唐高宗决定出宫微服私访，深入长安的市井去体验下民情。当高宗皇帝漫步至热闹非凡的集市上时，被一群围聚的人群所吸引。于是他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位年轻的书生正在给围观的人们展示他手中的山水画卷，那幅画作十分生动逼真，仿佛能将人带入一片宁静的山水之间。这位书生名叫李逸，自幼便对绘画怀有浓厚的热情，历经多年的磨砺，他终于练就了一手绝技。 当高宗询问其姓名时，李逸很恭敬地回答了他，并且同他分享了自己追求艺术道路的感悟。这让高宗对李逸的才华大为欣赏，当即便表示愿意支持这位青年才俊的艺术追求，购买了他的作品，同时还邀请他进入皇宫，成为了宫廷御用画师。李逸怀着满心的感激接受了皇帝这份荣誉，并决心以自己的笔触记录下大唐盛世的美好。就这样，他的作品很快就在宫廷中赢得了赞誉，每一幅画都成为了装饰宫殿墙壁的艺术瑰宝，也为沉闷的宫廷生活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气息。 从此，李逸的名字也就传遍了王朝上下，受到了众人的敬重与喜爱。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逸在宫中为皇帝画画时不幸打翻了墨汁，毁坏了一幅珍贵的画作。面对可能到来的责罚，他心中满是忐忑和恐惧。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高宗皇帝不仅没有惩罚他，反而幽默地安慰道：“看来这墨汁也想为这幅画增添一些独特的韵味。” 见皇帝并没有责罚他，李逸大为感动，他暗下决心要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创作之中，于是，在高宗李治的鼓励和支持下，画画的技艺日益精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逸的绘画作品不仅在宫廷内广受好评，还逐渐流传到了民间，并成为了那个时代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艺术珍品。最终，李逸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唐代历史上一位备受尊敬的大画家，其故事也在后世被大家津津乐道，广为流传。 君臣之间 围绕着这位皇帝，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他与大臣们之间复杂的关系。有一次，高宗在朝堂上与一位大臣发生了争执。 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让步。李治却笑着说：“爱卿，你如此执着，倒是让朕想起了一个故事。”接着，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固执己见的故事，大臣听后，恍然大悟，主动向李治道歉。 还有一次，宫廷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高宗帝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这场危机。在一次宴会上，高宗皇帝故意让两位争斗的大臣坐在相邻的位置，然后在席间给他们讲了一个关于团结的故事。两位大臣听后，深感惭愧，从此放下了成见，共同为国家效力。透过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生动的唐高宗李治。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皇帝，更是一个充满情感与智慧的人。 结语 可以说，唐高宗李治是被低估的君王。尽管他在位期间没有像其父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开疆拓土闻名，但他在内政治理、法律改革、外交关系以及文化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以下几点进一步阐述为什么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历史认可： 内政稳定与制度建设 李治致力于巩固中央集权，通过一系列政策强化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他继续推行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机会。此外，他还修订和完善了《贞观律》，即唐朝的基本法典，为后来的《永徽律》奠定了基础，这对后世法律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外交策略与国际地位 在对外事务上，李治维持并扩展了与周边民族的良好关系，包括吐蕃、突厥等重要势力。这种和平稳定的外交环境不仅促进了贸易往来，也加强了文化交流，使唐朝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得以持续扩大。 文化繁荣与发展 高宗时期是唐代文化的一个高峰。在他的支持下，佛教获得了极大发展，许多着名寺庙和佛塔建成；文学艺术同样迎来了黄金时代，如诗人王勃、杨炯等人都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此外，高宗本人也是一个文化爱好者，他鼓励学术研究，推动了书籍编纂工作。 个人品德与仁孝之道 据史书记载，李治为人温和谦逊，重视仁孝之道。对待臣子较为宽容的态度有助于营造一个相对和谐的政治氛围，同时也体现了儒家理想的君主形象。这些品质在他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赢得了当时及后世一些学者的好评。 继承和发展 尽管李治并非以武力见长，但他继承了太宗朝以来的盛世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更重要的是，他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为后来武则天执政时的某些方面提供了先例和支持，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综上所述，唐高宗李治作为一个被低估的君王，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法律进步等多个领域都做出了显着贡献，对于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历史评价 唐太宗：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资治通鉴》：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吕思勉：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其衰机亦肇于是时。高宗的性质是失之于柔懦的。他即位之初，还能遵守太宗的成规，所以永徽之政，史称其媲美贞观。 孟宪实：唐高宗外圆内方、胆大心细，凡他要做的事情，无不达成。没有高宗 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 无源之水。无论用“君主无为”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是实际达成的事功来衡量，他都是一个成功的皇帝。 第7章 二度登基:唐中宗李显的起伏人生(上) 唐中宗李显，原名李哲，是唐朝的第四位皇帝，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他生于长安，在不同的阶段被封为周王、英王，并在章怀太子李贤被废后成为皇太子。683年，李显首次即位为帝，但不久后在684年就被母亲武则天废黜并流放到均州和房州。直到698年，他才被召回洛阳再次立为皇太子。最终，在705年的“神龙政变”中，李显复位成为皇帝。 李显在位期间，致力于恢复唐朝的传统制度，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并设立了十道巡察使来监督地方治理。他还建立了修文馆学士职位以促进学术研究，推动了与吐蕃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并通过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持带珠丹实行和亲政策，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然而，李显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他对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的放纵，以及对武三思等人的宠信，导致朝政混乱，一些功臣遭到陷害，国家权力被滥用，这给他的统治带来了负面影响。 刚登基便失去皇位 唐中宗李显，656年生于长安，初封周王，后改封英王，在其两位皇兄——李弘与李贤分别遭遇早亡和废黜之后被立为皇太子。682年正月，随着长孙李重润的出生，唐高宗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在李重润满月时不仅更改年号为永淳，还破例将襁褓中的李重润立为皇太孙。 然而，好景不长，683年12月，随着唐高宗李治病逝，李显继承了皇位，但即位后的唐中宗因政治上的庸弱，只得依赖于被尊为皇太后的母亲武则天。李显试图通过提拔韦后的亲属来构建自己的势力，特别是欲擢升韦玄贞为侍中一事，引起了辅政大臣裴炎的反对，并最终导致了武则天对他的不满。结果，在684年二月，即位仅55天的李显就被武则天废黜为庐陵王，失去了皇位，而他的弟弟李旦则成为了新的皇帝，即唐睿宗。 流放的日子 李显被废黜后，曾被软禁在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和房州（今湖北房县）长达十四年，期间只有妃子韦氏陪伴。这段时期对李显来说非常艰难，他与韦氏相依为命，共同经历了许多困苦。武则天成为女皇后，李唐宗室成员遭受了大量屠戮，这让李显感到极度恐惧。尽管有一些宗室成员如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人试图起兵反对武则天并恢复庐陵王的皇位，但这些行动反而加剧了李显的担忧。 在这段充满不安的日子里，李显常常夜不能寐，甚至一度考虑过自尽，但都被韦氏劝阻。韦氏安慰他说，祸福难料，不必急于求死。两人在这段时间里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李显向韦氏承诺，如果有一天能够重获自由，绝不会忘记她的付出和支持。 再次被立为储君 与此同时，武则天面临着选择继承人的问题，在立子还是立侄之间犹豫不决。这时，大臣狄仁杰提出了建议，强调立子更能保证李唐王朝的延续，并用比喻的方式指出，启用两个儿子（指李显和李旦），就像修复了鹦鹉的两只翅膀，可以再次飞翔。 武则天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重新考虑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最终决定了李显的命运转折点。在698年（圣历元年）三月，武则天以李显需要到洛阳治疗疾病为由，秘密派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将李显及其家人召回。这标志着李显结束了多年的流放生活，返回了洛阳。同年九月，武则天再次立李显为皇太子。 谨慎维护与武氏的关系 重获太子身份后，李显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努力与母亲武则天的家族建立和谐关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决定通过联姻加强与武氏家族的联系。因此，他的长女永泰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侄孙武延基，成为魏王武承嗣的儿媳；而幼女安乐公主则嫁给了武则天另一位侄孙武崇训，成为了梁王武三思的儿媳。 痛失爱子 然而，这种政治联姻并未能完全避免家庭内部的冲突。到了701年（长安元年）九月，李显的儿子李重润和他的妻子永泰公主年轻气盛，对祖母武则天宠信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感到不满。张易之向武则天诬告他们诋毁朝廷，导致武则天下令迫使李重润、永泰公主以及她的丈夫武延基自尽。由于这次事件牵涉到皇室成员，但武则天没有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事情也就此平息。 二度称帝 704年，武则天因病住在迎仙宫，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在她身边侍奉，外人无法接近。朝中的大臣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等人，看到机会，开始秘密策划除掉张氏兄弟，并计划拥立李显为帝。 到了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情加重。正月，宰相张柬之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发动了“神龙政变”。他们率领五百多名羽林军士兵，突然冲入玄武门，在迎仙宫内杀死了张易之和张昌宗。同一天，相王李旦也指挥南衙禁兵加强警备，配合这次行动。面对这一局势，武则天无力抵抗，先是命令太子李显监国，第二天就正式传位给李显。隔了一天后，李显再次登基成为皇帝，并宣布大赦天下。 回复唐朝国号 李显即位后，首先表彰了弟弟相王李旦和妹妹太平公主的拥立之功。他封李旦为安国相王，授予太尉职位，并让他参与最高决策；还给太平公主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此外，参与政变的主要官员如张柬之、崔玄暐等人也都得到了升迁和奖励。二月份，李显恢复了唐朝的国号，所有的制度和礼仪都恢复到唐永淳年之前的模样，标志着唐朝的正式复辟。 重用韦氏 李显复位后，迅速立韦氏为皇后，并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破格追封岳父为王，还让韦后参与到朝政中。他还将安乐公主，即韦后的女儿，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此外，上官婉儿被封为昭容，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这使她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韦后与武三思之间的关系颇为暧昧，而韦后也十分信任这位儿女亲家武三思。两人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朝廷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李显似乎对这种情况感到无力干预，导致韦后和武三思在朝政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这些举措不仅显示出李显对韦后的深厚感情和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朝政的掌控力有限。尽管张柬之等功臣在复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李显似乎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这进一步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使得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复杂化，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早在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初，就对妻子韦氏极为信任和重用。甚至不顾众大臣的反对，破格提拔了韦氏的兄弟韦玄贞为侍中，并表示，即便把天下交给韦玄贞也无妨。这一决定引起了朝中不少人的不满。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以李显意图将天下交予韦玄贞为由，废黜了他，并将其流放到了均州，降封为庐陵王。 而李显再次登上皇位后，立即确认了韦氏的皇后身份，并允许她参与朝政。似乎没有吸取武则天把持朝政所带来的教训，这样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不稳定。 复位后与韦后的纠葛 705年，在张柬之等忠臣的支持下，中宗李显得以复位，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这次重返权力巅峰后，李显对皇后韦氏及其家族颇为依赖。韦皇后野心勃勃，试图效仿武则天，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随着时间推移，她的权力欲望愈发膨胀，甚至在后期萌生了篡位的念头。 这一时期，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各方势力明争暗斗，局势紧张而复杂。韦后的强势介入不仅加剧了宫廷内的不稳定，也给中宗李显的统治带来了重重挑战。 外交成就 对突厥: 景龙二年（708年），唐朝将领张仁愿在漠南突厥地区建立了三受降城体系，这一进攻型军事重镇系统成为唐朝控制北疆的重要据点，严重削弱了后突厥国的势力。后突厥默啜可汗被迫撤至漠北，最终导致后突厥国力大减，并在唐朝与回纥的联合攻击下走向灭亡。 对吐蕃: 在金城公主和亲之前，唐朝军队多次击败吐蕃军，特别是在唐休璟、陈大慈和郭元振的指挥下，取得了显着胜利。郭元振甚至率军深入青海，逼近吐蕃赞普的牙帐，迫使吐蕃求和并进贡马匹、金银及大量牛羊。 和亲政策: 景龙三年（709年），中宗将养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为妻，通过和亲政策进一步稳定了两国关系，确保了边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些外交和军事行动不仅展示了唐朝的强大实力，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短暂的帝王生涯 唐中宗李显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他统治时期的宫廷内权力斗争尤为激烈，妻子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频繁干涉朝政，导致宫廷局势混乱不堪。最终，在710年，李显竟被韦皇后谋害，结束了他短暂的第二次皇帝生涯，这一结局令人不禁惋惜。 虽然李显力求掌控局面，但在复杂的宫廷政治和权臣如武三思的强势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即便如此，他在第二次登基期间仍然做出了积极贡献，致力于恢复唐朝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文化的复苏与发展。 第8章 二度登基:唐中宗李显的起伏人生(下) 立储风波 在唐中宗李显当政期间，在立储一事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犹豫与踌躇。起初，李重润作为长子，在他满月后便被高宗李治册立为皇太孙并授予开府之职，此举意在稳固其父李显作为太子的地位，防止李显像前两位太子一样遭到武则天的清除。 然而，随着武则天逐渐掌握朝政大权，李重润的皇太孙身份被轻易剥夺，并以庶人身份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囚居生活。直至其父李显再次恢复了太子身份后，李重润才得以重新获得些许自由。但好景不长，因不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专权而私下议论，李重润很快又陷入困境不幸遇害。 随后，李显又改立次子李重茂为太子。然而，当李显于710年突然离世后，李重茂并未能顺利登上皇位，反而是由李显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登基为帝。 太平公主的影响力 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女儿，她在唐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凭借卓越的智慧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迅速成为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她不仅聪明机智，还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手腕，在朝廷内外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太平公主与两位哥哥的关系密切，尤其在唐中宗和唐睿宗时期，她成为皇帝非常信任的顾问，常常参与重大决策，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她的存在和活动巩固了她在朝中的地位，使她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好饮酒作乐 据历史记载，李显有饮酒的习惯，偶尔会因过度饮酒而影响到了政务的处理。他不仅喜欢小酌，还热衷于宴请群臣，举办盛大的宴会。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唐代宫廷生活的画卷，也展示了当时皇室社交的一面。 通过这些宴会，李显与大臣们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和联系，同时也为宫廷生活增添了几分轻松愉快的氛围。然而，这种生活方式有时也会分散他对国事的关注，反映出他在治理国家和个人享乐之间的平衡上面临的挑战。 与佛道两教的关系 唐中宗在位期间积极支持佛教和道教，推动宗教文化的繁荣。他下令修建众多寺庙和道观，鼓励宗教活动，为僧侣和道士创造有利环境。 这些举措促进了宗教建筑艺术的发展，增强了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旨在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体现了他对精神文化和民众信仰的重视。这一时期，宗教成为连接朝廷与百姓的重要纽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拒绝逐粮 景隆三年（709年），关中发生饥荒，米价飞涨，牛只大量死亡。群臣建议唐中宗迁往东都洛阳以缓解粮食短缺，但韦皇后不愿离开位于杜陵的家，便通过巫觋彭君卿等人对唐中宗进言： “今年不宜东行。”当再次有臣子提议迁都时，唐中宗愤怒地回应：“岂有逐粮天子！”最终，群臣只得放弃此议。 天子抛石 在房陵地区，流传着关于唐中宗李显的一个传奇故事。据说，李显曾抛出一枚石子，说道：“若我还能重登皇位，愿这石子不落。”奇迹般地，石子恰好停在树杈上，没有掉落。 房陵黄酒 房陵黄酒是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与当地气温、水质的紧密联系而闻名。据传，唐中宗李显被贬为庐陵王后，带来了宫廷酿酒秘方，并加入本地特有植物，用房陵糯米和地下井水，酿制出甘甜醇香的米酒。此酒性温和，口感佳，具有活血养颜的功效，备受青睐。千百年来，房县有“交了九月九，家家户户做黄酒”的民俗，黄酒也成为招待贵宾的上选。 喜打马球 李显不仅关爱家人，也十分注重自己的享受。早年颠沛流离的经历使他在成为皇帝后更加珍惜自我善待的机会。他特别喜爱娱乐活动，尤其热衷于打马球——一种结合了骑马和用球杆击球的运动。这种游戏在当时上流社会中风靡一时，成为了最高时尚。为了讨好李显，他的两个女婿——长宁公主的夫婿杨慎交和安乐公主的丈夫武延秀——都苦练马球技艺。 景龙三年（709年），唐朝与吐蕃恢复友好关系后，吐蕃使者提议进行一场友谊赛。比赛中，唐朝队大获全胜，展示了国威。参赛的四位王牌运动员中包括李显的两位女婿，以及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这场胜利不仅增进了两国间的友谊，也让马球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 放任妻女弄权 武三思与韦后的亲密关系在当时宫廷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据传，有一天早上，唐中宗李显上完早朝后，发现武三思和韦后衣衫不整地在床上赌博，而他自己竟然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帮助数筹码。安乐公主的到来更是让这一场景显得更加荒诞不经，几人玩得非常尽兴。张柬之等大臣担心历史重演——即女性统治者和亲信的过度影响力导致的政治动荡——力劝中宗除去武三思。然而，武三思和韦后反过来诬告张柬之等人阴谋反叛，促使中宗表面上提升他们的官职，实际上却将他们调离京城，路上遭遇不幸。 安乐公主野心勃勃，渴望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她试图说服中宗废黜太子李重俊，取而代之的是自己成为皇太女。在韦后和武三思的支持下，唐中宗确实考虑了废黜太子的可能性。这激怒了李重俊，他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于景龙元年（707年）发动政变，成功除去了武三思和他的儿子武崇训，并试图攻入宫中对付韦后和安乐公主。 但因为力量悬殊，这场政变最终失败，李重俊和李多祚遇害。韦后抓住机会，诬陷宰相魏元忠与太子有勾结，将其贬谪出京，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韦后开始公然售卖官爵，而中宗对此并未加以制止，一切似乎都按照她的意愿进行。有一次，安乐公主准备了一份诏书，只露出空白处让中宗盖章，而中宗竟未加细看便加盖了玉玺。这种行为反映了中宗对朝廷事务的疏忽以及他对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的纵容。 此外，中宗的行为也逐渐变得轻浮。有一年的元宵节，在韦后的怂恿下，他带着数千名打扮成平民的公主和宫女外出赏灯，结果大量宫女借此机会逃离皇宫。为了避免丑闻暴露，此事被悄悄掩盖过去。另一次，中宗在宫内召集百官举行抛球和拔河比赛，供自己和韦后娱乐。许多老臣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胜任此类活动，场面显得颇为滑稽，而中宗和韦后对此只是感到好笑。这些事件显示了唐中宗晚期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以及皇帝本人对政务的懈怠态度，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隐患。 史书评价 《旧唐书》：廉洁之士可约束贪婪之人，但贤明的大臣难以辅佐软弱的君主。李显志向短浅，沉迷于近侍，心中缺乏远大的规划，不懂得创业的艰难，只图眼前的享乐。他曾被贬至房陵，历经瘴疠之地的艰辛与幽囚之苦。最终得以生还，并非凭借自身之力，而是得益于张柬之等人的努力和狄仁杰的恳切奏请。 复位以后，高宗李显未能深刻的反省，而继续漫游游乐，忽视政务。他纵容皇后韦氏及其党羽干预朝政，导致朝廷失序；信任安乐公主等女子扰乱政权，使得朝纲紊乱。桓彦范、敬晖因此遭祸，节愍太子也因此起兵。最终，李显虽贵为皇帝，却难逃被毒害的命运。 总体而言，唐高宗李显的表现比汉晋时期的惠帝、少帝略胜一筹，但如果不是后续有杰出人才继位，大唐王朝的统治可能会因此动摇。 历代评价 虽然李显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恢复唐朝旧制，免除租赋，设立十道巡察使和修文馆学士，推动与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通过和亲政策，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确保了边疆的稳定。 然而，他也放纵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干预朝政，宠信武三思等人，导致这些权臣弄权专国，陷害功臣，为非作歹，致使朝政混乱。这种矛盾的治理方式既展现了他在某些方面的努力，也暴露了他的统治弱点。 张柬之：“当年英王时期，陛下勇猛刚烈，备受赞誉。我之所以未立即铲除武氏势力，是希望陛下能亲自处理，以彰显天子威严。然而，如今局势已非我们所能掌控，实在令人无奈！” 历史学家吕思:唐高宗李显是一位昏庸的君主。尽管他在房州期间饱经磨难，但复位后却未能从中汲取教训，未能清除武则天时期遗留的恶势力，依旧沉溺于享乐，对国家大事缺乏应有的觉悟和行动。 第9章 唐睿宗:权力旋涡中的担当与谦让(上) 唐睿宗李旦（662年－716年），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第四子，初名李旭轮。于龙朔二年（662年）六月己未日诞生在长安。作为最小的儿子，他自幼便受到父亲唐高宗的特别宠爱。出生不久之后便被封为殷王，并授予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及右金吾卫大将军之职。 唐睿宗是唐朝的第五位皇帝，但他的实际统治时间并不长。第一次在位是在684年至690年期间，称为唐睿宗或唐孝敬皇帝。 第二次在位则是从710年至712年，在此期间他正式被称为唐睿宗。尽管睿宗的直接统治时期较短，但他在位期间及作为太上皇时对国家仍有若干影响和贡献。 成年后的李旦展现出了谦恭好学的性格特点，尤其擅长书法，并对文字训诂之学有深入的研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爵位和官职也经历了多次变迁。总章二年（669年），他徙封为冀王，并改名为“李轮”。至仪凤三年（679年），李轮担任了洛州牧的重要职务。 上元二年（675年），李轮被徙封为相王，并授予右卫大将军一职。而在永淳二年（683年），他又一次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一次改为“李旦”，并且再次受封为豫王。这一系列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波动，也体现了皇子身份地位的复杂性及其与皇权之间的紧密联系。 傀儡皇帝 684年，武则天废黜了中宗李显，改立睿宗李旦为皇帝，并自己临朝执政，掌控一切政事。她还以睿宗的名义更改年号为“文明”，并册封他的妻子刘氏为皇后，长子李成器为皇太子。实际上，唐睿宗是被软禁在了宫中，不能参与任何政务，过起了傀儡皇帝的生活。他不仅不能自由进出宫廷，就连在皇宫内的行动也受到限制。 当时，英国公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宰相裴炎试图劝说武则天将政权归还给睿宗，但此举反而让他被指控谋反并处决。武则天随后派出大军平定了扬州的叛乱，徐敬业也被击败身亡。 686年正月，武则天宣布打算将政权归还给睿宗。然而，睿宗深知这是母亲在试探他，于是多次上表推辞，请求武则天继续执政。武则天顺势“接受”了他的请求，继续临朝掌控政事。 到了688年，武承嗣献给武则天一块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白石，声称是在洛水中发现的。武则天非常高兴，称这块石头为“宝图”，后来又改名为“天授圣图”，并自封为“圣母神皇”。作为皇帝的睿宗不仅无力阻止这一切，还得陪同武则天前往洛水参加盛大的“拜洛受图”典礼。 期间，琅琊王李冲和越王李贞等人起兵反对武则天，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本人也遭遇了不幸。此外，多位唐朝宗室成员，包括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等，不是被迫自杀，就是在公开斩首或流放途中去世。这一系列事件几乎让李唐宗室遭受了灭顶之灾。 改姓为武 690年，侍御史傅游艺带领关中九百名百姓上表请求武则天称帝。在各方势力的强烈要求下，包括百官、宗室成员、外戚、少数民族首领，甚至僧尼和道士的支持下，唐睿宗也迫于形势，不得不上表请求母亲称帝，并请求赐予他武姓。 同年10月16日，武则天正式登基成为了皇帝，并建立了武周政权。而睿宗被降为了皇嗣，名字恢复为“轮”，并赐姓武氏，称为“武轮”。他搬到了东宫居住，享有与皇太子相同的礼仪待遇。他的儿子李成器则降为皇孙。从此，唐睿宗成为了武氏家族及其支持者的攻击目标，开始了他的艰难皇嗣生涯。 691年，魏王武承嗣的支持者张嘉福煽动民众请愿，要求废黜唐睿宗的皇嗣身份，并改立武承嗣为太子。尽管有反对声音，但最终武承嗣未能如愿。武则天在一次重要祭祀典礼上选择了武承嗣而非李旦作为亚献，这也显示了她对睿宗态度的冷淡。 693年，因为拒绝了武则天宠婢韦团儿的引诱，唐睿宗遭到了诬告，说他的妃子们使用巫术诅咒武则天。结果两位妃子被秘密处决。睿宗非但不敢提及此事，还在武则天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虽然韦团儿后来因企图加害睿宗而被处理掉了，但睿宗还是失去了接见官员的权利。之后，他再次被诬告谋反，武则天指派酷吏来俊臣调查此案。一位名叫安金藏的乐工剖腹自证清白，武则天因此不再怀疑唐睿宗，并停止了这次调查，使睿宗免遭不测。 安国相王 698年，在大臣狄仁杰和王方庆的劝说下，武则天决定将政权逐渐归还给李氏家族。于是派人接回了被流放的庐陵王李显，并准备重新立他为皇太子。唐睿宗为了避免与兄长争位，多次以生病为理由不去上朝，并请求让储君之位给李显。同年10月，武则天正式恢复了李显的皇太子地位。 次年，即699年，睿宗被重新封为了相王，名字也从“武轮”改回“李旦”。他还担任了太子右卫帅，又遥领安北大都护。为了缓和李氏与武氏之间的紧张关系，武则天组织了一次两族子弟的盟誓仪式，唐睿宗作为李氏代表之一参与其中。 701年，面对突厥的入侵，唐睿宗被任命为名义上的天兵道元帅，但实际上并未亲自出征。突厥退兵后，他担任了左右羽林卫大将军。702年，当突厥再次进犯并州时，唐睿宗被任命为并州牧及安北道行军元帅，后来又转任雍州牧。 到了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禅位给唐中宗李显。在这个过程中，唐睿宗负责指挥南衙禁军，帮助抓捕了张易之、张昌宗等武则天的亲信。因此，他被授予太尉职位，并成为宰相级别的官员，得到了“安国相王”的称号。但不久后睿宗就辞去了这些高级职务。唐中宗李显曾有意立弟弟为皇太子，但唐睿宗婉拒了他这一提议。 政变登基 710年7月3日，唐中宗去世后，韦皇后立李重茂为新皇帝，并以皇太后身份摄政，意图效仿武则天篡夺政权。她迅速控制了禁军和朝廷的各部门，准备清除异己。 作为前皇帝的叔父，唐睿宗被任命为太尉，与太平公主一起成为韦皇后夺权的主要障碍。韦皇后及其党羽计划除掉他们，但睿宗之子李隆基在京师秘密招揽人才，与太平公主密谋推翻韦皇后。 兵部侍郎崔日用原本是韦皇后一党，但担心受到牵连，将韦皇后的阴谋告知了李隆基。7月21日，李隆基在禁军将领葛福顺、李仙凫等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成功除掉了韦皇后、安乐公主及其主要党羽，并迎父亲唐睿宗入宫辅佐少帝李重茂。 唐睿宗携李重茂登上安福门安抚民众。随着局势的稳定，李隆基掌握了禁军的控制权，李重茂被迫让位给了叔父。尽管唐睿宗起初拒绝，但在李隆基和其他亲信的劝说下，唐睿宗最终接受了皇位，于7月25日这一天，在太极殿第二次登基为帝，并且改元景云，恢复李重茂为温王。 对于太子之位的选择 在睿宗看来，嫡长子李成器和有功之臣李隆基都有资格继承储君之位。李成器主动辞让，认为国家危急时应优先考虑有功之人，加上政变功臣们的支持，睿宗皇帝最终立李隆基为皇太子。 内禅退位 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后，其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强，当下成为了太平公主干预朝政的主要障碍。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势，太平公主试图更换太子，她在朝野中散布流言，质疑李隆基作为非嫡长子的太子资格。 但这些流言因为唐睿宗的公开宣谕而未能得逞。太平公主还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耳目，密切监视他的行动，并与大臣如窦怀贞结成同盟，密谋对付李隆基。随着时间推移，她与李隆基之间的矛盾愈发公开化。有一次，太平公主在宣政殿光范门内召集宰相，暗示他们应劝皇帝改立太子，但遭到了宋璟的坚决反对。 711年2月23日，睿宗皇帝采纳了姚崇、宋璟、张说的建议，任命太子李隆基监国，并削去可能威胁太子地位的几位亲王的兵权，同时计划让太平公主迁居蒲州。然而，太平公主通过哭诉成功留在了京城，并迫使姚崇和宋璟被贬出朝廷。 尽管睿宗有意禅位给儿子李隆基，但在群臣的劝阻下未能实现。只能选择将大部分政务交给李隆基处理，自己则保留了军务裁决及五品以上官员任免的权力。712年9月8日，因彗星的出现被视为不祥之兆，唐睿宗正式禅位给李隆基，成为太上皇。不过仍然保留了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和重大刑案的裁决权，并继续在太极殿接受朝贺，自称为“朕”，而新皇帝李隆基则自称“予”。 与此同时，太平公主凭借着太上皇的信任，在朝中势力庞大，七位宰相中就有五人是她的门生。她还曾试图废黜李隆基，但因宰相陆象先反对未果。睿宗一度考虑让李隆基外出巡边，但最终推迟到了次年八月。 713年7月29日，为了夺回完全的权力，李隆基发动了先天政变，率羽林军铲除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包括窦怀贞等人，并诛除了太平公主。唐睿宗得知政变消息后，与宰相郭元振登承天门避乱。确认李隆基已平定局势后，睿宗这才宣布窦怀贞等人的罪状，正式归政于李隆基，退居百福殿，安享晚年。 至此，李隆基全面掌握了朝政大权。 第10章 唐睿宗:权力漩涡中的担当与谦让(中) 两次登基与治国成效 唐睿宗曾两度登基为帝。首次称帝时，他不过是母亲武则天手中的傀儡，真正的权力并未掌握在他手中。而第二次登基，则标志着他真正掌握了实权，即位后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治国才能。在这一时期，唐睿宗任命姚崇和宋璟为宰相，在二人的辅佐下，朝廷革除弊政，整修纲纪，使得朝政焕然一新。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睿宗成功恢复并重现了贞观、永徽时期的治理风貌，赢得了“复有贞观、永徽之风”的美誉，彰显了其治国理政的显着成效。 昭雪冤案 第二次即位后，唐睿宗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整顿朝纲、昭雪冤案和消除前朝的影响。首先纠正了中宗统治期间的重大错案和冤案，下令为庶人李重俊平反，并追谥其为节愍太子，以正其名。同时，睿宗恢复了张柬之、崔玄暐等多位忠臣的官爵，表彰他们过去的贡献，恢复其名誉。 通过昭雪这些历史冤案，唐睿宗不仅抚慰了受害者的家属，也向天下昭示了新政权对正义和公平的承诺。此举增强了朝廷的合法性，提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时也为唐朝的政治清明树立了典范。 裁减冗官整顿吏治 针对唐中宗时期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滥授官职的现象，睿宗皇帝颁布诏书，坚决罢免了所有未经正常程序任命的“斜封官”，并大幅裁撤了各公主府中的冗余职位。此举旨在清理官僚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恢复吏治清明。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有效的减少了国家财政负担，还提高了政府机构的运作效率，确保了官员选拔和任用的公正性和规范性。此举显着改善了朝廷的政治生态。 恢复三铨制度 为了恢复唐初的官僚选拔传统，睿宗重新实施了三铨制度，确保所有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工作统一由尚书省管理。从而提升了官员队伍的质量和行政效率，保证人才选拔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为此，睿宗特别任命了两位德才兼备的大臣——姚崇负责文官的考选，宋璟则主管武官的选拔工作。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人事任免的控制。 整顿北衙禁军 为了整肃军纪，提升禁军的战斗力与忠诚度，睿宗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改革。首先将万骑将士调离京城，安排至外地任职，并停止从户奴中招募新兵，以净化军队成分。与此同时，睿宗组建了新的飞骑部队，赋予其取代万骑核心地位的重要使命。 随后，睿宗进一步对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军进行整编，将其重组为北门四军，从而优化了禁军结构，提高了指挥效率。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增强了禁军的纪律性和战斗力，也为朝廷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确保了中央政权的稳固。 削除诸王兵权以稳固太子地位 为确保太子李隆基的地位稳固，唐睿宗采取措施解除几位亲王及驸马的军事职务，明确禁止他们统领禁军。此举旨在削减潜在的政治威胁，巩固太子的继承权，并强化中央集权。通过这一系列精心安排的举措，睿宗不仅维护了皇室内部的稳定，也为未来的政局和平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算韦氏势力 睿宗颁布诏书，宣布废黜韦后及安乐公主为庶人，并对多名附庸韦氏的宰相进行罢免与贬谪。同时，部分支持韦氏的官员被流放，以此彻底清算韦氏在朝中的势力。 消除武氏影响 睿宗取消了武则天的“则天大圣皇后”称号，恢复其“天后”的原称，同时废除了对武氏家族的特殊待遇，包括拆毁崇恩庙和武氏陵墓，并追削了武三思等人的官爵，铲平他们的坟墓，削弱了武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大力支持改革 唐睿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官制改革，旨在整顿官僚体系，削弱宦官权力，并加强皇帝的控制力，从而抑制政治腐败。并且制定了新的职官制度，优化了政府结构。 此外，唐睿宗还增设了若干重要官职，如中书令、门下侍郎、中书侍郎等，使得朝廷官员的职责更加明确，分工也更为精细，提高了政治运转的效率和工作的有序性。 另外，唐睿宗还改革了科举制度，设立了举人、进士、贡士、明经四个等级的考试体系，并且优化了考试内容和标准。这些改革使得科举更加公正、透明，选拔出的人才更为优秀。 重视德智 另外，睿宗高度重视德治，推崇儒家思想，强调“千古一帝之治，惟有儒者之道”。他在位期间，大力发展教育，鼓励各地修建学校，并创办明经馆收藏儒家经典，供人学习。他还命令各州县设置学校，让更多的儿童接受教育。 为了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睿宗重用以德治国的官员，削弱宦官权力，力求打造忠诚而高素质的官僚队伍。睿宗尊师重道，亲自出席张说等人为太子讲学的课程，体现了对教育和儒家经典的重视。 鼓励农业生产 唐睿宗在位期间，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农业生产和发展，同时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社会稳定。他颁布了《均输法》和《免役法》，以改善土地分配和减少农民的劳役负担。《均输法》规定按人口数平均分配田地，确保土地公平分配，缓解了农民的不满的情绪。《免役法》则允许农民通过缴纳粮食和货物来免除劳役，减轻了他们的负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此外，睿宗还颁布了《赈贫法》，要求政府在灾害期间向灾民提供食品和草药等救济物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些法令不仅限制了地主对土地的过度控制，还保护了农民权益，赢得了广泛赞誉。通过这些政策，有效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增强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修建水利设施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他还推行了一系列水利政策，大力鼓励发展灌溉工程，修建水利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他统治时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例如，睿宗下令修建东都大运河，使得黄河和长江之间的运输得以方便，同时也改善了水灾防治和农业生产的条件。他还下令修筑了黄河大堤，防止黄河泛滥，保护农民并提高农业生产；减免农民税负，直接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组织修缮道路和桥梁，改善交通条件，促进农产品流通；同时鼓励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 扶持商业和手工业 睿宗在位期间，积极扶持商业和手工业，推动经济发展。他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在长安城内建立了坊市、葡萄坊等市场，鼓励商贾交易。为保障市场秩序，睿宗推行了物价管理制度，确保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 同时，他大力支持手工业，提供了各种便利措施，促进了这一行业的发展。此外，睿宗设立了榷场，规定特定商品在此交易，便于税收和监管。这些政策不仅活跃了商业活动，也提升了手工业水平，为唐朝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减少酷刑 在唐睿宗第一次即位期间，尽管权力受到武则天的极大限制，但据记载，他减少了使用酷刑，并尝试减轻百姓负担，表现出一定的仁政思想。再次即位后，致力于整修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裁撤多余的官员，使得朝政焕然一新，展现出一片振兴的景象。当时的人们称赞他的统治时期，认为在他的治理下，正直的大臣如姚崇、宋璟等人掌握了国家大权，不正之风得到了抑制，朝廷的政治风气恢复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和唐高宗永徽年间的良好状态。 杜绝军队谋取私利 睿宗皇帝下令禁止官员拥有私人军队，并要求上缴已有的私人武装，这一举措显着减弱了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增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极大提高了唐朝政治的稳定性。同时，此举有效防止了官员利用私人军队谋取私利，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他的这一政策不仅强化了中央权威，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为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积极促进文学艺术发展 睿宗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据说他自己也擅长文学艺术，这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环境。在位期间，睿宗积极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不仅鼓励文学创作，自己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作品还被被收录于《全唐诗》中。 睿宗的诗歌风格多样，涵盖山水、爱情、咏史和讽刺等主题，语言简练明快，意境深远，感染力强。他经常主持宫廷诗会，邀请文人雅士参与，并亲自评选诗歌作品，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另外，他还下令编撰《唐才子传》，记录唐代诗人的生平与作品，为文学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绘画方面，睿宗本人是绘画爱好者，善于观察自然，命令画家描绘东宫园林及花鸟等景物，促进了绘画艺术的进步。他鼓励宫廷画家追求更为逼真的人物形象，进一步提升了绘画水平。 重视文化交流 除了处理宫廷内部事务，唐睿宗还非常重视文化交流。他积极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和艺术家来到大唐，进行学习和交流。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让外国的朋友了解了大唐的文化，也使得大唐人民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与融合。 在睿宗的支持下，长安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汇点。各国学者带来了他们家乡的知识和技术，艺术家们则展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技巧。这种开放的态度和对多元文化的接纳，使得唐代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些努力不仅体现了唐睿宗个人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和支持，也反映了他希望通过文化的力量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通过促进教育、艺术和其他领域的交流，睿宗皇帝为唐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大唐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这样的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文化交流和发展，唐睿宗的远见卓识和开放政策，也为大唐帝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赞誉。 第11章 唐睿宗:权力旋涡中的担当与谦让(下) 扩大唐朝疆域与影响力 在对内治理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唐睿宗亦积极推行对外军事行动，致力于扩展唐朝的疆域与影响力。其军事战略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 西北地区的扩张:睿宗继承了太宗时期对西域的控制，710年派遣安禄山和张巡领兵出击，攻克了突厥的贺兰山城和龟兹城，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随着突厥和吐蕃内部的分裂与衰落，唐朝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成为当时亚洲的重要强国之一。 西南边疆的稳定:在西南方向，睿宗加强了对南诏的控制，并发起了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征服行动，以确保边疆局势的稳定。他还成功平定了吐蕃在该地区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唐朝在此地的统治基础。通过这些举措，睿宗不仅增强了西南边疆的安全，也促进了当地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发展。 外交策略与周边关系 在位期间，唐睿宗不仅通过有效的内部治理稳固了政权，还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和外交策略，扩大了唐朝的疆土和影响力，为后来唐朝的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外交政策涵盖了吐蕃、突厥、新罗等多个重要邻国，展现了复杂而多面的外交智慧。 与突厥的关系:711年1月30日，后突厥默啜可汗遣使请求和亲。睿宗同意将宋王李成器的女儿封为金山公主，许配给默啜，并派遣鸿胪卿和逢尧出使突厥。默啜表示臣服，改穿唐人服饰，并派其子杨我支及国相入朝迎亲。然而，随着李隆基即位，这桩婚事最终取消。同年12月15日，睿宗册封西突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慰十姓使，命其安抚西突厥治下的十姓部落，进一步稳定了西北边境。 与吐蕃的关系:710年，安西都护张玄表侵袭吐蕃北部边境。面对吐蕃的压力，吐蕃通过贿赂鄯州都督杨矩，要求唐朝割让河西九曲之地（位于今青海东南部）。睿宗采纳了杨矩的建议，将此地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赠予吐蕃，以维持和平关系。此举虽然暂时缓解了与吐蕃的紧张局势，但也反映了唐朝在处理边疆问题时的妥协与权衡。 与南蛮的关系:姚州蛮是南蛮的一支，主要聚居于剑南道西南的姚州（今云南姚安）。他们曾依附吐蕃，后又归附唐朝。710年，睿宗听从监察御史李知古的建议，在姚州修筑城池，设置州县官署，重征租税。李知古还计划铲除当地豪杰，掠夺其子女为奴婢，这一激进政策引发了蛮民的强烈不满。最终，蛮族酋长傍名引导吐蕃攻入姚州，残忍杀害了李知古，并将其祭天。此后，姚州通往内地的道路被切断，多年未能恢复通行。 这些外交举措展示了唐睿宗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时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尽管他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如与突厥的和亲尝试，但在其他方面，如对姚州蛮的不当政策，则引发了冲突和失败。整体而言，睿宗的外交策略既体现了他试图通过和解与安抚来维护边疆稳定的意图，也揭示了当时唐朝在处理多元文化共存时的局限性。 进取心消退 然而，唐睿宗即位后的第二年，他的进取精神便逐渐消退。任用了窦怀贞、崔湜等人为宰相，并恢复了之前被罢免的斜封官，从而导致朝政再度出现腐败和混乱，重现了唐中宗时期的景龙年间乱象。 此外，他还不顾大臣劝谏，征发数万民工，耗费巨资拆毁民居，为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修建道观。并且应太平公主的要求，恢复了昊陵和顺陵的陵号，还设置了陵官。这些举措显示了唐睿宗后期统治中的决策失误，以及太平公主对朝政的深刻影响。 太平公主的权力与影响 唐睿宗即位后，对妹妹太平公主极为信任，常与其商议朝廷大事。太平公主不仅频繁出入宫廷奏事，有时甚至长达数小时的讨论；若她未能出席朝会，宰相们也会前往她的府邸咨询意见。每次宰相上奏时，睿宗都会先询问是否已与太平公主商议，并随后询问是否与太子李隆基讨论过，听取二人的意见后再做决定。 这种高度的信任使得太平公主在朝中的影响力急剧上升，达到了权倾朝野的程度。她在政治决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地位和权力一度超越了皇帝本人，成为当时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这一时期，太平公主的意见和建议对朝廷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反映了睿宗对她无与伦比的信任和支持。尽管如此，太平公主的强势存在也为后来的政治格局埋下了复杂因素，尤其是随着她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权力圈子，这对唐朝后期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退位保全 712年，睿宗主动退位，禅让帝位给儿子李隆基，自己则成为太上皇。这一明智之举不仅有效避免了潜在的宫廷斗争，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也为唐玄宗实施其雄心勃勃的政策方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唐睿宗的退位彰显了他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体现了他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深切关怀。 一些关于睿宗皇帝的趣闻轶事 彗星预兆 据史书记载，太平公主试图利用彗星的出现来煽动唐睿宗对太子李隆基猜忌的记载。作为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在宫廷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增强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当时出现了彗星，这种天文现象在中国古代常被视为不祥之兆或政局变化的预示。 据说，太平公主可能利用这一时机，通过术士暗示天象变化预示着皇位更迭的可能性，意图让唐睿宗相信李隆基有篡位之心。然而，睿宗并未因此对太子产生猜忌，反而将彗星视为上天对他的一种警示，认为这是让他禅位给太子李隆基的征兆，以此来避免潜在的政治动荡和灾难。最终，睿宗决定禅位给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这标志着唐朝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睿宗的政治智慧及其对稳定过渡权力的决心，也反映了太平公主在宫廷斗争中的复杂活动。尽管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努力劝阻睿宗皇帝不要禅位，睿宗却回忆起过去曾建议中宗选择贤能的儿子继位以避祸的事例，并且表示自己不能在同样的情况下退缩。他坚持认为传位给李隆基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并希望借此转危为安。 当李隆基得知此事后，起初坚决拒绝接受禅位，但唐睿宗强调这是为了国家和家族的利益，并且认为李隆基接受禅位是尽孝道的表现。最终，在父亲的坚持下，李隆基接受了禅位，流着眼泪离开了宫殿。这段历史展现了一位皇帝如何通过禅位的方式来保护他的儿子和国家，同时也反映了宫廷斗争的复杂性。 抱子而哭 在唐隆政变之前，李隆基并未将兵变计划告知父亲。他对刘幽求、葛福顺等人说：“此次行动是为了挽救大唐社稷，若成功，功劳归于相王；若失败，我们便以身殉国，不必连累相王。现在告诉他，无论他赞成与否，都会增加风险。” 政变成功后，李隆基迎李旦入宫稳定局势，并叩头请罪。睿宗抱住儿子，流着泪说：“大唐社稷得以保全，全靠你的努力。” 这段故事也展现了李隆基的谨慎和责任感，以及政变成功之后父子间的深厚情感与感激之情。 屡受猜忌 武则天当政期间，李旦一直是李唐的政治象征，因此在中宗年间备受中宗和韦氏一党的猜忌。 景龙政变时，安乐公主与宰相宗楚客趁机诬陷唐睿宗与太平公主，称他们与李重俊同谋。御史中丞萧至忠负责调查此案，他哭谏唐中宗： “陛下富有四海，却容不下自己的弟弟和妹妹，难道要让人罗织罪名加以残害吗？相王昔日为皇嗣时，在武则天面前数日不食，请求将天下让于陛下，其高尚德行天下皆知，陛下怎能怀疑他？” 最终，唐中宗还是接受了萧至忠的意见，停止了对弟弟妹妹的迫害。 中宗离世后辅政之争 唐中宗去世之后，上官婉儿起草遗诏，原计划让韦皇后听政，并由睿宗辅政。然而，宗楚客对韦温表示：“相王辅政不合礼制，况且他与皇后是叔嫂关系，临朝时礼仪难处。”于是，二人率诸宰相上表，请韦皇后临朝摄政。尽管苏瑰反对，唐睿宗还是被剥夺了辅政的权利。 这些事件也反映了唐睿宗在政治斗争中的脆弱地位，以及他在面对猜忌和权力争夺时的无奈与被动。 天子问道 睿宗崇信道教，曾召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向他请教阴阳术数。司马承祯答道： “所谓‘道’，在于不断减少欲望，最终达到无为的境界。” 睿宗进一步询问： “对于个人修行而言，无为是最高境界，那么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司马承祯回答： “治国与修身的道理相通，关键在于顺应自然，去除私心杂念，如此国家便能大治。”唐睿宗对此深表赞同，称赞司马承祯如同古代教导黄帝的广成子一般智慧。 结语 唐睿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不仅两次登基成为皇帝，还三次主动让出皇位，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谦逊态度。尽管直接执政的时间有限，但他在位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为唐朝后续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睿宗继承了唐初的优良传统，在治理国家时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特别是在权力交接方面，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远见卓识，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避免了潜在的宫廷斗争和社会动荡。他的决策不仅巩固了唐朝的统治，也为后来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多个关键时刻，唐睿宗的选择对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他第一次让位给武则天，确保了政治局势的平稳；第二次登基后，他又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唐玄宗，开启了唐朝最辉煌的时代之一——开元盛世。 这些选择不仅赢得了当时臣民的尊敬，也彰显了一位真正帝王的胸怀与担当。睿宗的智慧和谦逊，不仅为唐朝的长治久安做出了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历史评价 乾隆皇帝:睿宗因为有明皇这样的儿子，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复辟之功，但父以子贵，明皇讨逆成功后，睿宗得以重返帝位。鉴于建成之乱的历史教训，睿宗以功立嫡，并最终传位给明皇，显示了他懂得权衡利弊，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些评价总结了睿宗作为一位皇帝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欧阳修:1. 睿宗因儿子的功绩而在位时间不长，因此并没有太多值得称道之处。 2. 从高祖以来，三位皇帝退位传子，唯有睿宗出于真诚敬畏天意而让位。 司马光:1. 相王李旦宽厚恭谨，安详谦让，因此在武则天和韦皇后执政期间得以幸免于难。2. 睿宗借鉴前朝祸乱，以功立嗣，展示了灵活应对局势的能力。 范祖禹:唐朝自高祖起兵灭隋后，短短几年内平定四方，太宗建立贞观之治，几乎媲美三代。然而，传至第三代便遭遇武氏篡位，国运中断二十余年。中宗、睿宗在位时间短暂，朝政混乱。直到明皇通过军事手段夺回政权，才重新恢复并开创了开元盛世，几乎再现贞观之治的辉煌。 第12章 唐玄宗李隆基:多才多艺的帝王(上)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712年至756年），也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之孙，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故有“李三郎”之称，其母为窦德妃。李隆基出生于东都洛阳，生性英明果决，且多才多艺，擅长骑射，并精通音律和历法等学问。 李隆基的政治生涯始于初封楚王，后改封临淄王。710年7月21日，他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了“唐隆政变”，成功铲除了韦后集团，为自己的政治崛起铺平了道路。两年后的712年9月8日，父亲唐睿宗李旦禅位于他，李隆基正式登基称帝，在长安太极宫即位。为了巩固权力，铲除了太平公主，彻底掌握了国家最高统治权。 在位前期，李隆基积极推行改革措施，任用贤能如姚崇、宋璟等人，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还包括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例如，他封粟末靺鞨的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设立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封南诏皮罗阁为云南王；封回纥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这些举措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的控制，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到了执政后期，李隆基逐渐怠慢朝政，重用宦官，宠信奸臣，特别是对杨贵妃的宠爱以及对安禄山等人的信任失误，最终引发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 756年，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太子李亨即位，尊李隆基为太上皇。直至762年5月3日于长安神龙殿病逝，享年78岁。被追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清朝时为了避免与清圣祖康熙帝名讳冲突，有时会将他的庙号写作“元宗”。 唐玄宗李隆基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既是开创开元盛世的伟大君主，也是导致唐朝走向衰落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更是一位复杂而矛盾的政治领袖。后世对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在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年经历 李隆基在685年9月8日出生于东都洛阳，当时他的父亲李旦唐睿宗名义上是皇帝，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他祖母武则天的手中。武则天在前一年废黜了李隆基的伯父唐中宗李显，并立他父亲为帝。尽管唐睿宗正值壮年，但武则天仍然把持朝政，睿宗只能居住在别殿，不能参与治理国家。 在李隆基出生前后，朝廷内部斗争激烈，武则天通过严厉的手段镇压反对派，导致许多皇室成员和官员受到迫害。到了687年2月19日，刚刚两岁的李隆基被封为楚王。两年后，武则天命令睿宗把李隆基过继给已故太子李弘，作为其子嗣。 随着武则天在690年正式称帝，建立了自己的周朝，李隆基的父亲睿宗被迫退位，搬到了东宫居住。到了691年，七岁的李隆基开始了他的宫廷教育和官职安排。然而，同年八月，由于有人私自拜见皇嗣，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相关人员遭到严惩，李隆基和他的兄弟们随后被限制在宫中，几乎与外界隔绝，度过了长达十余年的幽闭生活。这段时期虽然对年轻的李隆基来说充满了挑战，但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和能力，为他后来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帝王打下了基础。 由皇孙降为临淄王 在武则天称帝后的693年1月18日，李隆基从皇孙的位置被降封为了临淄王。这一年对李隆基来说尤为艰难：他的母亲窦妃遭到诬告，被指控使用巫术诅咒他人，在正月初二后不久便与另一位妃子刘妃一起秘密地被他的祖母武则天秘密处决于宫中，连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同年八月，李隆基的父亲也被诬陷有谋反的意图，幸好太常公人安金藏以极端的方式自证清白，证明了皇嗣的无辜，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在失去母亲之后，李隆基由父亲的妾室豆卢氏和他的姨妈窦氏抚养长大。 父亲获封相王 到了699年，随着武则天的年纪渐长，她接受了大臣狄仁杰等人的建议，放弃了立侄子武承嗣为太子的想法，于是，中宗李显被接回洛阳并重新立为了太子，而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则被封为相王。这一时期，李隆基开始在朝廷中担任一些职务，包括在亲卫府任职和负责管理皇帝的马匹。 705年，当时20岁的李隆基目睹了一场重大政变，这场由张柬之领导的朝臣发动的神龙政变，成功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了她的时代，使唐中宗得以复位。这次事件不仅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也对年轻的李隆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默默发展支持者 在705年，即神龙元年，李隆基的职位变更为了卫尉少卿。到了708年4月，他又被任命为潞州别驾。在这段时间里，他在皇帝的亲军——万骑中悄悄地聚集了一批有才华和勇气的支持者。这个亲军组织最早由唐太宗创建，成员是从勇敢的武士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穿着虎纹衣服，在狩猎时随侍在皇帝左右。武则天时期，这支队伍扩大到了千人规模，而到了唐中宗李显统治时期，则进一步扩展为万人规模。李隆基十分重视这支力量，并在其间发展了自己的影响力。 政变夺权 然而，随着武则天去世，朝政逐渐落入了懦弱的唐中宗李显手中，而实际权力却渐渐转移到了他的妻子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手里。她们俩模仿武则天的方式行事，让韦皇后的兄长掌握大权，并且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导致朝廷腐败。最终，在710年，中宗李显被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害。韦皇后企图还想效仿婆婆成为女皇。 面对这样的局势，李隆基与他的姑姑太平公主以及她的儿子薛崇简等人密谋策划，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没有事先通知李隆基的父亲相王李旦，以免连累他，而是迅速行动起来。710年7月21日傍晚，李隆基带领一群支持者进入了禁苑，并得到了几位军官的支持。当夜他们突袭了羽林营，并成功策反了羽林军，攻入皇宫。而守卫内宫的士兵也都纷纷倒戈响应，最终韦皇后及其党羽被消灭，这段历史被称为“唐隆政变”。 未来继承人 等政变成功后，李隆基才向父亲报告了整个过程。相王对李隆基表达了感激之情，称赞他平定了国家的危机。当天，李隆基便被改封为平王，并被授予了多个重要职务。不久之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迫使当时的傀儡皇帝李重茂退位，唐睿宗李旦再次登基。关于太子的选择，尽管按照传统应立嫡长子宋王李成器，但鉴于李隆基在政变中的功绩，最终唐睿宗还是选择立李隆基为太子，认可了他的能力和贡献。这一决定，也标志着李隆基正式成为了未来的继承人。 日益尖锐的姑侄矛盾 太平公主因为在拥立她哥睿宗这事上有功，逐渐便养成了干预朝政的习惯。她觉得太子李隆基过于精明能干，担心他会妨碍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因此一直想更换太子。而李隆基显然不愿意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也有意要削弱太平公主的势力。起初，睿宗处理事务时会先听取太平公主的意见，然后再咨询太子李隆基的看法，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太子。这使得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 监国理政 到了711年正月，太平公主甚至大胆地将宰相们召集到宣政殿光范门内，试图说服他们更换太子，不过遭到了宰相宋璟的坚决反对，她的计划未能成功。面对两人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唐睿宗感到非常担忧。同年二月，当有术士预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时，睿宗决定采取行动缓和局势，遂颁布诏书让太子监国，即监督国家大事。 睿宗退位 随着局势的发展，睿宗在712年（景云三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为了避免李唐江山再次陷入混乱中，他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毅然退位，将帝位传给了李隆基，并改元为先天。尽管如此，睿宗仍然保留了一些关键权力，如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和重要军政决策权。这一举动进一步激化了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据传，太平公主联合了一些朝中重臣和将领，密谋推翻李隆基，并策划利用御林军从北面、南衙兵从南面发动政变夺权，甚至考虑在李隆基的食物中下毒。然而，这些阴谋被魏知古透露给了李隆基。 得知消息后，李隆基与心腹大臣王琚、张说、崔日用等人商议，决定抢先一步采取行动。于是，他召集自己的兄弟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以及几位忠诚的支持者，包括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问、王守一、高力士和李守德，共同策划了一次反击，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安全。 先天政变 713年7月29日，即先天二年七月甲子日，李隆基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以清除威胁。他命令亲信王毛仲带领三百多名武装家兵骑马待命。李隆基则亲自率领一群最信任的助手，包括太仆少卿李令问、内侍高力士等，首先对太平公主的关键支持者展开了突袭。他们迅速行动，先是除掉了左、右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和李慈，紧接着逮捕了太平公主的重要盟友贾膺福和李猷，随后又铲除了宰相岑羲和萧至忠。尚书右仆射窦怀贞在混乱中自尽。面对党羽几乎被全部清除的局面，太平公主被迫逃进了一座佛寺避难。三天后，她返回皇宫，希望得到宽恕。尽管睿宗出面请求儿子赦免太平公主，但李隆基拒绝了这一请求，最终下令将太平公主诛除。 这次事件被称为“先天政变”，标志着李隆基彻底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政变成功后，李隆基改元为“开元”，这不仅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也表达了他励精图治、重振唐朝辉煌的决心。 选拔人才整顿朝政 在清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之后，李隆基虽然成功的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局势依然充满了挑战。兵变对朝廷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吏治混乱和腐败问题急需得到解决。意识到这一点后，李隆基决心通过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之士来整顿朝政，特别是任命合适的宰相。李隆基在这方面展现出了敏锐的眼光，能够根据时代的需求选拔人才。 比如，在开元初年，国家需要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拨乱反正，将国家引回正轨。李隆基选择了多谋善断的姚崇担任宰相。两人在渭川会面时，姚崇提出了“十事要说”，这是一系列关于治理国家的重要建议，包括不贪求边疆战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的大臣、防止皇族和宦官专权等。李隆基对他的这些提议表示了赞同，姚崇这才同意出任宰相一职。 整治外戚灭蝗灾 姚崇上任后，立即着手帮助李隆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贬逐了部分功臣，杜绝了非正式渠道任命官员（斜封官）的现象，并整治了外戚势力。此外，面对黄河两岸地区爆发的严重蝗灾，姚崇在李隆基的支持下，积极指挥灭蝗工作。玄宗皇帝下令各郡县全力投入消灭蝗虫的工作，并对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得益于玄宗皇帝的坚定支持和宰相姚崇的有效组织，蝗灾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避免了进一步蔓延。 打击贪腐依法治国 随着国家逐渐步入正轨，唐玄宗开始推行以法治国的策略。姚崇虽然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局势稳定，他的一些行为，如打击政敌、招权纳贿和形成小团体，逐渐不合时宜。因此，姚崇被撤换。接下来，玄宗选择了为人耿直、讲原则的宋璟担任宰相。宋璟为政期间，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不计私恩，严格要求自己，并继续执行姚崇时期行之有效的政策。他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坚持公正无私，甚至对亲属也更加严格。然而，由于工作上的失误以及一些过于保守的做法，宋璟最终也被免职。 宋璟罢相后，张嘉贞短暂接任宰相之职。然而不久之后，文武双全、才德兼备的张说取代了张嘉贞的位置，成为唐玄宗的重要辅臣。张说上任后，在多个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军事改革:在军事方面，张说裁减了20万边防军，精简军队规模，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效率。同时，他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解决了长期以来府兵制下的种种弊端，如士兵服役负担过重、军队战斗力下降等问题。这一改革即增强了国防力量，也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治改革:在政治上，张说对宰相机构进行了重要改革，将“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增强了中书省的权力。这一改革使得中央政府的运作更加高效有序，减少了行政冗余，提高了决策效率。 文化教育发展:张说领导了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大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丽正书院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吸引了众多学者前来讲学和研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显着成就，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张说的辅佐下，开元盛世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不仅军事和政治制度得到了优化，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唐朝迎来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黄金时代。 泰山封禅彰显权威 在725年11月20日，即唐朝开元十三年十月辛酉这一天，唐玄宗李隆基在大臣张说的组织下，带领朝廷官员、皇室成员和各地领袖前往泰山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封禅仪式。这次活动不仅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庆祝，也象征着皇帝权威达到了新的高度。 打破门第提拔能臣 唐玄宗特别重视选拔真正有能力和品德的人才担任公职。他打破了以往重门第、轻能力的选官传统，实行唯才是举的新政策。有一次，玄宗听说了一位名叫张九龄的年轻人。他出身普通家庭，但才华横溢，品德高尚。尽管没有显赫的背景，他的名声却因学识和正直而远播。于是，玄宗决定亲自见见这个年轻人。面试中，张九龄的表现非常出色，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改善民生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宝贵建议。玄宗大为赞赏，当即任命张九龄为重要官员。 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朝廷，也给无数有志之士带来了希望——不论出身，只要有真才实学，就能得到重用。然而，在张说之后担任宰相的人因为内部不和陆续被免职。直到张九龄的上任，这位来自广东地区的人才以其卓越的能力获得了玄宗的信任。 作为宰相，张九龄继承并发扬了唐玄宗李隆基重视人才的传统政策。他坚信选拔官员应注重个人的品德和能力，而非家庭背景或出身。在吏部负责官员选拔时，张九龄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力求为国家选出最优秀的人才。 尤为难得的是，张九龄不仅在用人上坚持原则，在面对皇帝的决策失误时，他也敢于诚恳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即使对于给予自己机会的唐玄宗，张九龄也毫不畏惧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展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第13章 唐玄宗李隆基:多才多艺的帝王(中) 开元新制 唐玄宗即位之初，为了迅速稳定政局，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通过“开元新制”，他整顿吏治，打击贪腐行为，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并积极调整土地政策，确保农民拥有足够的耕地。通过公平的土地分配，辛勤劳作的农民能够获得维持生计所需的土地。 他所实施的土地政策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确保他们拥有足够的耕地来维持生计。这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安稳，还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 随着农业的蓬勃发展，国家的财政状况也随之显着改善，整体财政实力得到了加强。总之，唐玄宗的土地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生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稳固双赢局面。这些改革措施为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依法办事不留私情 刚当上皇帝的时候，玄宗就立下宏愿要改变朝廷的政治风气。他知道，如果官员们不清廉，国家就很难真正强大和稳定。因此采取强硬措施来打击贪污腐败，确保政府清廉。并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不管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尤其是那些贪污受贿或者滥用权力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据说有一次，一位深受皇帝信任的老臣因为收受贿赂被发现了。尽管这个老臣曾经对唐玄宗有过大恩，但为了显示公正无私，唐玄宗还是依法处理了这件事，这让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 设立监察提高效率 此外，玄宗还建立了一个新的监察系统，用来监督所有官员的行为。这个部门的官员通常被称为“御史”，他们的任务就是检查其他官员是否遵守规矩，并且可以随时向皇帝报告任何不法行为。为了保证这些御史们能独立的展开工作，唐玄宗还赋予了他们相当大的权力，遇到重大问题时，甚至可以越过地方长官直接向皇帝汇报。 这样一来，官员们都变得非常谨慎，生怕一不小心就犯错。他们开始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努力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工作变得更加顺畅，政策实施得更快更有效，老百姓也逐渐对政府产生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为了进一步整治吏治，提高政府效率，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 精简机构：裁撤武则天时期遗留下来的多余官员，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还减少了政府开支。 2. 严格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每年十月派遣按察使巡查各地，监督民情，严惩违法乱纪的官员。 3. 恢复谏官和史官参与宰相会议：确保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透明度和监督机制。 4. 重视县令任免：玄宗认为，郡县官员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活质量。因此，他亲自考核县官，优秀者立即提拔，不合格者则迅速罢黜，以确保每个职位上的人都是称职的。 人事改革促进朝廷活力 在人事制度方面，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朝廷的活力，也显着增强了政府的效率。他首先起用了姚崇和宋璟为宰相，随后又任用了一连串有能力的大臣，如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和张九龄等人。这些官员各具专长，忠于职守，他们的加入使得朝政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促进政治清明与稳定 在玄宗的领导下，朝廷能够虚心接受谏议，形成了一个政治环境清明且稳定的局面。官员们敢于直言不讳，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这不仅提高了决策的质量，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思想和动力。 改革地方官吏制度 在玄宗统治之前，京官备受重视，而地方官员的职位则相对被轻视，导致地方官职往往由年长且能力有限的人担任，影响了地方治理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玄宗采纳了张九龄的建议，实施了一套官吏调动制度，旨在通过内外交流来提升官员的能力和行政经验。 具体做法 - 京官外放：将一些在京师表现出色的官员调至地方担任都督或刺史，以锻炼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 地方官升迁：从地方选拔有作为的都督、刺史升迁到中央任职，以此增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理解和信任。 这套制度确保了官员的流动有序，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机制，有效提升了地方治理水平，同时也为中央带来了更多具有实战经验的管理人才。这些政策不仅体现了他对人才的重视，也展示了他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领导才能。 改革科举网罗优秀人才 此外，为了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减少冗员，唐玄宗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控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这样的改革有助于确保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进入政府服务，从而提高了整个官僚系统的效能。这一系列的人事制度改革对于唐朝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整顿吏治提高效率 在开元三年（715年），唐玄宗强调：“官职不可随意晋升，才能不应虚设，名声与权力不能轻易授予他人。”他决心通过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来整顿吏治，确保职位根据个人能力授予。面对自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的混乱局面——当时王妃、公主和权贵们不仅售卖官职，还绕过吏部任命所谓的“斜封官”，造成官场请托之风盛行，冗官滥吏充斥——唐玄宗采取了严厉措施。 从开元二年（714年）开始，唐玄宗下令取消所有非正式的员外、试任和检校官职，严格控制官员的选拔过程。规定今后若无战功或其他特别命令，吏部和兵部不得随意授官。 此举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官职，去除了九成以上的滥竽充数者，既解决了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削减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通过这些改革，玄宗有效地整饬了吏治，改善了行政运作，体现了他对公正用人机制的重视。 玄宗皇帝尤其注重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716年），新任命的县令被召至大明宫宣政殿，接受皇帝亲自出题的考试，考察他们是否具备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的能力。在这次考试中，有二十多名县令未能通过测试但仍被允许赴任，另有四十五人则被淘汰，建议他们回去继续学习。 此外，还发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派遣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和县令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估，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以此作为官员晋升或降职的依据。这样的措施不仅提高了地方官员的整体素质，也促进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通过这些改革，唐玄宗大大改善了吏治，为唐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些改革措施，玄宗不仅提升了官僚体系的工作效率，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真正有能力的官员。他的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以及果断处理事务的能力，成为了开元盛世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的唐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历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黄金时代。 扩大屯田确保军粮供应 玄宗在位期间，除了推行兵制改革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军队的措施以增强唐朝军事实力。并且颁布了《练兵诏》，要求西北军镇扩充军队并加强训练；任命太仆卿王毛仲负责军马供应，解决了马匹短缺的问题；同时，通过扩大屯田范围，特别是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农业，确保了军粮的充足供应。 收复失地扩展巩固疆域 这些准备使唐朝能够逐步收复失地，如营州等地，并促使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民族自动取消独立状态，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得以恢复，唐朝再次行使对北方领土的管辖权。此外，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也分两步得到恢复：首先收复碎叶镇，随后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重建了唐朝在该地区的威望。这些举措不仅强化了唐朝的国防力量，还成功扩展和巩固了疆域，增强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设立节度使 至开元、天宝间，唐玄宗设立十大节度使，北方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始成为固定军区。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 检田括户运动 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并打击豪强非法占有土地和隐瞒人口的行为，唐玄宗李隆基发起了检田括户运动。当时，一些豪强霸占农民的土地，称为“籍外之田”，还将逃亡农户变为私属，以此逃避国家税收。从先天元年（712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他的检田括户运动取得了显着成效。玄宗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并设立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派遣他们到各地检查未登记的土地和隐藏的农户。对于查处的土地进行没收，并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同时对这些农户进行了登记。通过这种方式，国家一年内增加了数百万的客户税收入。 这些措施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并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全国共有321个郡、1,538个县、16,829个乡，户籍记录显示有9,069,154户，总人口达到52,884,488人。这是唐代户口数量的顶峰，标志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促进文化繁荣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特别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图书的整理和保存。为了改善宫中藏书的质量与管理，开元三年（715年），玄宗邀请了褚无量、马怀素等学者商讨史馆书籍的问题，并决定对内府中太宗、高宗时期遗留下来的旧书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修复。这些书籍由于长期由宫人管理，出现了一些损坏和错乱的情况，查阅起来也不方便。 随后，在开元七年（719年），玄宗颁布命令，鼓励公卿士庶之家将所藏稀有书籍借给官方抄写保存。为此，他组织了一支由马怀素、元行冲、吴兢、韦述等二十多名学者组成的团队，在秘阁进行了多年的编校工作，最终完成了《群书四部录》200卷这一重要文献的汇编。 到了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于东宫设立了“丽正书院”，次年又创建了“集贤书院”。这两个书院不仅作为藏书之所，还承担了校勘书籍的任务，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此时，唐朝的藏书达到了顶峰，总数超过3,060部，51,852卷，包括2,500多部道教和佛教经典。长安和洛阳两地分别设有四个图书馆，按照甲、乙、丙、丁分类排列经、史、子、集四大类书籍。据记载，当时的文集完备程度堪称空前，总计达7万卷，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被任命负责典籍管理工作。 书院作为一种古代教育机构，正是在唐玄宗时代开始兴起。袁枚在其着作《随园随笔》中提到，书院之名起源于唐玄宗时期，如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都是为修书而建。根据《唐两京城坊考》，开元五年（717年），明堂改名为乾元殿，其东廊用于存放四部书，并因此得名乾元院；次年，该机构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来改为了集贤殿书院），“书院”这一名称及机构形式由此确立，从而成为了后世书院制度的开端。 音乐皇帝 唐玄宗在音乐领域有着非凡造诣。他对唐朝音乐发展的贡献深远且持久，堪称一位音乐皇帝。玄宗本人擅长多种乐器，包括琵琶、二胡、笛子和羯鼓，尤其对羯鼓情有独钟，不仅能够敏锐地察觉演奏中的细微瑕疵，并及时纠正，还亲自创作了诸如《霓裳羽衣曲》和《小破阵乐》等超过百首的乐曲。玄宗登基之后，设立了教坊——专门训练音乐与舞蹈表演者的机构，其中最着名的便是“梨园”。因此，后世戏班也常被称为“梨园”，以此纪念这位热爱艺术的皇帝。 唐玄宗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促进了音乐人才的培养，为唐朝的文化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玄宗制定了九十二首羯鼓曲目，并创作了一些羯鼓独奏曲，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音乐库。他所改编的《霓裳羽衣舞》，据说是基于印度传入的《婆罗门曲》，也有传说称其灵感来源于梦中月宫仙子的启示。 无论其起源如何，《霓裳羽衣舞》都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体现了唐玄宗李隆基融合东西方艺术的独特才华。唐玄宗通过自己的音乐天赋和对艺术的热爱，不仅提升了宫廷音乐的质量，也为民间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唐代音乐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书法大家 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帝王，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书法方面尤其擅长八分书和章草。他的书法风格工整清晰、秀美多姿，在唐代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旧唐书》称赞他为“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而窦臮在《述书赋》中描述玄宗的作品风骨巨丽，碑版峥嵘。 李隆基的书法代表作包括《鹡鸰颂》、《纪泰山铭》和《石台孝经》等。其中，《鹡鸰颂》尤为着名，其特点是起笔与收笔少藏锋，显得挺拔别致；整体书风雄秀，结构丰丽，用笔遒厚。从全篇来看，书法遒劲健劲，丰润浑茂，融合了“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的风格，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书法艺术。《鹡鸰颂》是唐玄宗唯一传世的书法墨迹孤本，被誉为是唐代的稀世之珍，受到了历代文人学者的高度评价。黄山谷曾评论说：“玄宗书斑斑犹有祖父之风”，这表明了他的书法风格与唐太宗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同时也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太宗清劲，玄宗遒婉。 清代评论家如王文治也对《鹡鸰颂》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帝王之书行墨间蕴含龙章凤姿，非一般文臣所能比拟，观此颂可以让人联想到开元时期的英明卓越。总之，唐玄宗的书法成就不仅体现了他个人在这方面的艺术造诣，也是唐朝文化繁荣的一个缩影。唐玄宗李隆基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大大促进了唐代的文化繁荣，更是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14章 唐玄宗李隆基:多才多艺的帝王(下) 推动科技进步 唐玄宗在位期间，对科技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开元五年（717年），他听闻和尚一行学识渊博，尤其是擅长天文历法，便邀请他到京师，还安排他住在皇宫的光太殿，这样方便他随时过来向一行和尚咨询治国理政之道。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又下令让一行和尚改革旧历，以纠正其中的误差。为此，一行首先设计并制造了一种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用来精确测定黄道的变化。利用这一工具，一行和尚进行了详细的天文观测，测量出了二十八宿与北极星之间的角度。他的观测结果显示，实际的恒星位置与古籍记载存在差异，这表明恒星并非固定不动，而是会逐渐移动。 这一发现比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在1718年提出的恒星自行理论早了近一千年。在此基础上，一行和尚又设计了一种名为“覆矩图”的仪器，并运用勾股定理进行了计算。他发现，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等于今天的129.22公里），与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一成果代表了世界上首次对于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尝试，虽然精度有限，但方法科学合理，与现代测量值（111.3公里\/度）很接近。 此外，一行还主导编纂了《大衍历》，这是唐代天文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基于黄道游仪的研究，一行和尚参考了历代历法的优点，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完成了初稿。在他去世以后，由张说和陈玄景继续完成，最终在开元十七年（729年）颁布实施。《大衍历》引入了更准确的“定气”概念，能够更好地推算出符合农时的二十四节气。相比之前的历法，《大衍历》更加精确，成为后世历法改革的重要参考。通过这些工作，一行和尚不仅为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玄而宗皇帝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也促进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彰显了唐朝的文化繁荣和技术进步。 玄宗时期的外交政策 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中外交往非常活跃。这一时期的外交关系覆盖了广泛的地理范围，从东亚的高丽、新罗、百济（均位于朝鲜半岛），到日本、越南（古代称为林邑）、尼泊尔（古代称为泥婆罗）、缅甸（骠国）、泰国（赤土）、柬埔寨（真腊）、印度尼西亚（如室利佛逝和诃陵）、印度次大陆（天竺）以及远至斯里兰卡（狮子国）、阿拉伯地区（大食）和伊朗（波斯）。这些国家与唐朝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各国的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及游客纷纷来到中国，而唐朝的使者、僧侣和商人也不断前往国外。据统计，当时与唐朝保持友好往来并互通使节的亚非国家超过70个。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国际交流，唐朝设立了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宾客，并在各地建立商馆为外商提供住宿，同时设立互市监和市舶司来监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和敦煌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枢纽，其中长安尤为突出。 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许多外国商人选择在长安的“西市”开设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收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而在长安定居的外国人家庭数量达到了4000至5000家之多。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唐朝的文化影响力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区域。总之，唐玄宗时代的外交政策不仅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技术的传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繁荣与开放。 统治后期满足现状沉迷享乐 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创了开元盛世后，逐渐满足于现状，沉溺于享乐之中，失去了早期励精图治的精神和节俭之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因宠妃武惠妃的谗言，他将太子李瑛及两位弟弟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并诛除。武惠妃离开后，李隆基日夜寝食不安，直至听闻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遂不顾礼节将其纳入宫中。杨玉环不仅容貌出众，还擅长音律歌舞，深得玄宗欢心，并在天宝四载（745年）八月被册封为贵妃。 宠妃子信奸臣 随着对杨贵妃宠爱日增，玄宗变得越发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朝廷内外为了迎合他的喜好，竞相进贡珍稀物品，户部郎中王鉷每年额外贡献巨额钱财供宫中宴赐，玄宗对此不加追问，反而对其愈发优待。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相继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善于阿谀奉承的李林甫。李林甫以“口蜜腹剑”着称，通过收买玄宗身边的人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以此来迎合玄宗需求，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玄宗不理朝政，李林甫得以恣意妄为，最终导致天下贡物尽入其手。 为了讨好杨贵妃，玄宗下令设立专门团队为其制作华服，并开辟千里贡道只为让她能吃到新鲜荔枝。杨贵妃家族因此权势显赫，兄长杨国忠成为宰相，三位姐姐也被封为夫人，享受荣华富贵。然而，这种奢华生活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杨国忠专权弄法，贵族官僚们竞相攀比奢华，激起民间不满，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了日益激化的各种危机。 安禄山为了博得玄宗与杨贵妃的欢心，在得知玄宗计划扩建华清宫浴池时，特意用白玉石打造鱼龙凫雁和石莲花置于其中，赢得了玄宗的赞赏。每当前往华清宫，杨贵妃及其姐妹都会随行，她们的豪华车马队伍引发了市民的反感。尽管如此，玄宗依旧每年到华清宫避寒，沉迷于酒色之中，忽视了国家治理。这些行为加剧了社会矛盾，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盛世之后，逐渐失去了对国家危机的警觉，反而转向了一系列对外战争。 随着政治腐败和黑暗的加剧，边疆将领为了贪功求官，肆意挑衅边境冲突，使得战乱频仍。李隆基的好战态度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局势，打破了初期相对稳定的边境局面，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唐朝元气大伤。 对外关系恶化 - 与吐蕃的关系：西边与吐蕃的关系迅速恶化，双方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 - 南诏国冲突：西南方向，由于边疆将领的骄横跋扈，原本可以平息的冲突不断升级，迫使唐朝不得不征兵对抗南诏，结果先后有二十万唐兵因战或病而丧生。 安史之乱爆发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唐朝内部政治腐败和兵力空虚的机会，联合同罗、奚、契丹等民族组成约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唐朝已经多年未经历大规模战争，民众缺乏战斗经验，河北州县面对叛军攻势迅速瓦解，地方官员或逃或降。 潼关之战与哥舒翰的失败 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叛军攻占了东都洛阳后，继续向西进发，潼关成为了防守首都长安的最后一道重要防线。唐玄宗任命哥舒翰为元帅，率领近二十万军队驻守潼关。然而，这支军队多为临时凑集，战斗力参差不齐，并非精锐之师。 此时，唐玄宗和宰相杨国忠对哥舒翰的信任不足，担心他会拥兵自重，因此频繁派遣宦官前往潼关施压，要求哥舒翰主动出击。哥舒翰本人则认为潼关地势险要，宜守不宜攻，主张坚守待机。然而，在皇帝和杨国忠的持续压力下，哥舒翰最终被迫出战。 哥舒翰决定在灵宝（今河南三门峡市）与叛军交战。由于准备不足、士气低落以及地形不利，唐军在战斗中遭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也在混战中被俘，随后被送往洛阳，不久后被叛军谋害。这一失败直接导致了长安的门户洞开，迫使唐玄宗仓皇逃离京城，前往蜀地避难。 长安陷落仓皇逃亡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随着安禄山叛军的长驱直入，长安最终失守。唐玄宗李隆基被迫仓皇出逃，带领皇室成员和部分官员向西撤退。在逃亡途中，一行人到达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这里发生了改变历史进程的一幕。 随行的将士们因局势动荡、前途未卜而心生不满，担心杨国忠及其家族会成为叛军的目标，进而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士兵们哗变，斩杀了杨国忠，并要求处理杨贵妃以平民愤。面对这一危机，李隆基无奈之下，被迫下令赐死杨贵妃，以安抚军心。这段插曲不仅反映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和复杂，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 李隆基继续向西南方向逃亡，最终抵达成都避难，设立临时朝廷，史称“蜀中行宫”。与此同时，太子李亨并未随同南下，而是选择北上朔方（今宁夏灵武一带）。在那里，李亨得到了当地将领和士卒的支持，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这一举动标志着唐朝进入了安史之乱最严重的时期，同时也开启了新的政治格局。 唐肃宗的即位迅速稳定了北方局势，为抵抗叛军提供了新的领导核心。然而，这也意味着唐朝从此开始了双帝并存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尽管如此，李亨的努力最终为平定安史之乱奠定了基础，逐步恢复了唐朝的统治秩序 太子即位应对叛乱 唐肃宗李亨即位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军事措施来应对安史之乱。他从河西、安西征调了万余名精兵，并召回了河北前线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北节度使李光弼所部五万大军，使得灵武地区军威大振。同时，肃宗任命新的朝官与将帅，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军事指挥系统，并对抗击叛军进行了全面部署。应肃宗之请，回纥也派遣精锐骑兵前来助战。此时，恰逢叛军内部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害，导致叛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削弱，形势急转直下。 太上皇岁月 至德二载（757年），随着安禄山被除，局势逐渐稳定，李隆基得以从成都返回长安，居住在兴庆宫（南内），并被尊为太上皇。在此期间，玄宗不再过问政事，他的生活主要由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和内侍监高力士照料，妹妹玉真公主以及旧时的宫女和梨园弟子则时常陪伴左右，为他提供娱乐。 凄凉的晚年生活 上元元年（760年），宦官李辅国为了巩固自己的恩宠，向肃宗进谗言，声称：“太上皇居住在兴庆宫，经常与外界人士往来，陈玄礼和高力士图谋不利于陛下。如今六军将士皆为灵武勋臣，对此感到不安，我虽尽力劝解但未能奏效，不得不将此情况上报。”利用肃宗患病的机会，李辅国矫诏强行安排玄宗迁居西内。当玄宗一行经过夹城时，李辅国率领五百名射生将领剑拔弩张地拦住去路，场面极为紧张。玄宗惊恐万分，几乎坠马，幸亏高力士挺身而出，才得以安全迁居甘露殿。 事后，肃宗并未责怪李辅国，反而予以安慰。不久之后，玄宗的几位亲信遭到清洗：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至巫州；陈玄礼被迫退休；玉真公主也被迫搬出宫廷，前往玉真观居住。从此，玄宗只身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生活变得异常凄凉。为了填补空缺，肃宗另外选派了一百多名后宫女子到西内负责洒扫工作。 抑郁中离世 晚年的李隆基忧郁寡欢，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宝应元年四月甲寅日（762年5月3日），这位曾经开创开元盛世的伟大君主，在孤独中驾崩，享年78岁。他被追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清朝为了避康熙帝玄烨之讳，有时将其庙号写作“元宗”。 结语：李隆基的一生充满了辉煌与遗憾。在他的治理下，唐朝迎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开元盛世。这一时期，国家经济蓬勃发展，文化繁荣昌盛，成为了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高峰。唐玄宗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还通过一系列积极的人事和制度改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唐朝的强大国力。他重视人才、重用贤能，使得朝廷上下充满活力，政府效率显着提升。同时，他也大力推动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促进了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空前繁荣。 然而，晚年的某些决策失误和个人情感影响了他的判断。对杨贵妃的过度宠爱以及对安禄山等边将的过度信任，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这场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无数家庭流离失所，经济遭受重创，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李隆基也因此失去了政治权力，在晚年过上了困苦的生活，被迫远离京城，避难于成都。 唐玄宗李隆基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更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他的成功与失败都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帝王在权力、情感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晚年他遭遇了挫折，但他在开元盛世时期的卓越贡献，仍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人缅怀和反思的对象。 历史评价 唐玄宗李隆基的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开元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在他的领导下，唐朝不仅达到了自身的巅峰，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商业贸易活跃，丝绸之路重现繁荣，中外交流频繁，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帝国之一。 然而，历史总是双面的。尽管唐玄宗初期带来了诸多成就，以他英明的领导和睿智的政策推动了唐朝进入“开元盛世”，使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军事强盛，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时代之一，至今仍被人们缅怀与赞颂。但他在位后期的一些决策失误和个人偏好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杨贵妃的宠爱和对边将安禄山的信任失察，直接引发了安史之乱。这场长达八年的叛乱不仅动摇了唐朝的根基，还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与动荡。它也提醒我们，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个人情感的过度影响可能会对国家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商隐：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元稹：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苏辙：唐玄宗、宪宗，皆中兴之主也。玄宗继中、睿之乱，政紊于内，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约己任贤，而贞观之治可复也。宪宗承代、德之弊，政偾于朝，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将以求治，则其势尤难。虽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 柳芳：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着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 崔群：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廷、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分也。 关于李隆基的一些轶事典故 呵斥武氏 李隆基英俊多艺，仪表堂堂，从小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在他七岁那年，一次在朝堂举行祭祀仪式，当时的金吾大将军（掌管京城守卫的将军）武懿宗大声训斥侍从护卫，李隆基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里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何事？！竟敢如此训斥我家骑士护卫！ ”随之扬长而去，武则天知道后，非常惊讶，不仅没有责怪，反而更加宠爱他。 封禅泰山 李隆基即帝位之初，出现了“开元盛世”，朝中大臣上书力请玄宗东封泰山。玄宗经过一番谦让之后，欣然首肯，于开元十三年十月辛酉日（725年11月20日）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当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到泰山西侧的时候，突然东北风大作，从中午一直刮到晚上，随从人员住的帐篷被风撕破，官员们乱作一团。封禅使张说本来就为封禅之事忙得焦头烂额，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更使他手足无措。 为了稳定人心，他不得不出来打圆场说：“大家不要慌张，陛下是天子，如今御驾出宫，定会惊天动地，这是东海之神来接皇上封禅的。”张说的搪塞，才使大家的心稍稍平静下来，及至来到泰山脚下，天果然变得丽日晴和。但是，到了李隆基斋戒沐浴的晚上，天空突然又狂风大作，寒气彻骨。天气的再度变故，不禁使李隆基心神不宁。他停止饮食，肃立夜露之下，直至夜半。他虔诚地向苍天祷告：“我自即帝位以来，得到苍天的佐助，国家昌盛，万民安泰。我来登封泰山，本欲为万民祈福，但是，如果是我本人有什么过失，不配来泰山封禅，请上天来惩罚我本人；如果是随从的人员没有福分参加封禅，亦请上天降罪于我，随从的兵士和骑乘的马匹确实受不了彻骨的寒风，请苍天暂停风寒吧。”李隆基祈祷之后，果然风静树止，山间的气温随之转暖。为了纪念这次成功的封禅，李隆基还亲自撰写了《纪泰山铭》一文，刻在山顶大观峰。 大兴灯展 据《明皇杂录》记载，李隆基在东都洛阳的时候，遇上正月十五日夜，于是移仗上阳宫，大陈灯影，同时设庭燎，自宫禁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当时有一个名叫毛顺的工匠，巧思结创，用彩色缯帛制出灯楼30间，高150尺，悬挂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又用灯做成龙凤、虎豹腾跃的样子，似乎不像人力所为。 李杨之爱 中国许多文学作品中的李隆基是感情专一的皇帝，民间习称他为“唐明皇”，《异闻录》载《唐明皇游月宫》一事。他和杨贵妃的故事，透过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千古传诵。 不夜之宴 开元十三年（725），李隆基泰山封禅后，在洛京广达楼举行夜宴，宰相苏颋作此诗记录了这件事情，诗云：“东岳封回宴洛京，西墉通晚会公卿。楼台绝胜宜春苑，灯火还同不夜城。正睹人间朝市乐，忽闻天上管弦声。酺来万舞群臣醉，喜戴千年圣主明。”前几句都在描写宴会，“通晚”、“不夜城”、“万舞”等词语可以看出宴会盛大且通宵达旦的特点，最后一句“喜戴千年圣主明”是对君主的赞美，描绘了一幅群臣同乐的宴会场景，充分体现了唐代酺宴热烈的欢庆场景以及当时民众参与感与共享安乐的满足感。 第15章 临危登基:唐肃宗李亨面临的挑战(上) 唐肃宗李亨是唐朝的第八位皇帝，于756年至762年间在位。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子，母亲为元献皇后杨氏。李亨早年被封为陕王，并担任安西大都护，负责管理西部边疆事务。后来，又被改封为忠王，并兼任朔方大使和单于大都护等重要职务，显示了他在军事和行政上的才能。738年，李亨正式成为皇太子，肩负起未来继承皇位的重任。 755年，安禄山叛乱爆发，迅速席卷中原地区，威胁到了唐朝的核心统治区。随着长安陷落，唐玄宗李隆基被迫逃离了京城，前往蜀地避难。此时，太子李亨并未随同南下，而是选择北上朔方（今宁夏灵武一带），带领两千禁军避难。在朔方，李亨得到了当地将领和士卒的支持，在756年七月于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这一举动不仅稳定了北方局势，也为抵抗叛军提供了新的领导核心。 登基后，肃宗迅速组织力量，亲自率领军队对抗叛军，逐步收复失地。经过艰苦的努力，唐肃宗在757年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两座重要的城市。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标志着唐朝开始从安史之乱的阴影中逐渐恢复过来。随后，唐肃宗派人迎接从蜀地返回的唐玄宗，父子二人在长安重逢，象征着国家秩序的重建。 唐肃宗李亨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责任，不仅在动荡时期成功登基，还带领唐朝度过了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危机。在安史之乱期间，他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决心，他的努力不仅稳定了局势，也为唐朝后续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尽管面临诸多困难，李亨依然能够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展现了作为帝王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在位期间，肃宗平息叛乱当中，尝试解决天宝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同时在文化、外交等方面也有所贡献。他还留下了一些诗歌作品，如《延英殿玉灵芝诗》和《赐梨李泌与诸王联句》等，显示了他的文学修养。宰相张说曾称赞李亨有着非凡的气质和才能，认为他是国家的一大福祉。 长期的战乱使得国家的经济受损严重，人民生活困苦，而唐肃宗本人也因连年征战和个人健康问题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最终，在平定安史之乱同年，即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去世，终年五十一岁，庙号肃宗，谥号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唐肃宗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变革，他不仅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还承担着中兴大唐的历史使命，其在位期间的努力对结束安史之乱及后续的政治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年经历 李亨出生在长安东宫的一个别殿里，初名李嗣升。他的母亲杨氏出身于显赫的弘农杨氏家族，该家族在隋唐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李亨的父亲李隆基在与杨氏成婚前不久被立为太子。由于当时宫廷内部政治紧张，特别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关系不佳，他一度考虑过让杨氏服用堕胎药以避免可能的政治麻烦，但最终没有这么做。 李亨出生后，并未与生母杨氏共同生活，因为按照宫廷规矩，太子妃王氏（后来成为唐玄宗的皇后）的地位高于其他姬妾，而王氏又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李亨被王氏收养，得到了她的悉心照料和疼爱。李亨两岁时被封为陕王。到了715年正月，他的哥哥李瑛被立为皇太子。 李亨在五岁时（716年）被任命为安西大都护，以及多个地区的安抚大使，但这些职位都是象征性的，他并未实际就任。从这时起，唐朝开始有诸王遥领节度使的先例。为了培养王子们的学业，玄宗特意挑选了贺知章、潘肃等知名学者作为他们的老师，这大大提升了李亨的文化素养。 725年，唐玄宗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后，修建了“十王宅”，将成年的皇子们安置在这里居住和学习，由宦官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当时十五岁的李亨以忠王的身份住在十王宅中，并在此度过了十三年的时光，直到737年太子李瑛被废黜。 727年，李亨被封为忠王并改名为浚，同时担任朔方大使和单于大都护。三年后（730年），面对奚族和契丹的入侵，唐玄宗任命李亨为河北道元帅，率军抵御。到了732年，李亨率领的军队成功击败了奚族和契丹的联军，因此获得了司徒的加封。最后，在735年，他的名字再次更改，这次改为李玙。 艰难储君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太子李瑛被废后，玄宗开始考虑新的继承人。当时，最受宠爱的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琩是宰相李林甫推荐的人选，但唐玄宗更倾向于“年纪较长且仁孝恭谨、爱好学习”的忠王李玙（即李亨）。玄宗为此犹豫了一年多，情绪低落，饮食减少。最终，在高力士的建议下，唐玄宗决定立长子为储，于738年六月初三正式册立李玙为皇太子。 此后，李亨经历了多次改名：740年改为李绍，744年又改为李亨。成为皇太子后，李亨面临着来自宰相李林甫等人的政治威胁。李林甫及其继任者杨国忠作为朝廷的重要势力，对李亨构成了显着的挑战。而唐玄宗似乎不愿看到太子的权力过大，因此并未积极干预李林甫对李亨的打压。尽管如此，这段时期相对而言是李亨政治生涯中较为稳定的一段时光，因为他尚未遭遇足以动摇其地位的重大打击。 到了746年，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正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在京师长安向唐玄宗献上战利品，并表达了对李林甫的不满以及对韦坚的支持。这一举动将原本暗中的权力斗争公开化。李林甫得知此事后，迅速做出反击，并利用自己的职位优势加快了对反对派的打击力度。而杨慎矜成为了李林甫对抗太子集团的关键人物之一。 746年元宵之夜，太子李亨出游时在市井中遇到了韦坚。之后，韦坚又与边镇节帅皇甫惟明夜游长安城内的景龙道观。由于韦坚是太子妃的兄长，而皇甫惟明是重要的军事将领，他们夜间私下的会面给了宰相李林甫攻击的机会。 李林甫迅速行动，指示御史中丞杨慎矜上书弹劾韦坚，称其不应与边将“狎昵”。李林甫进一步向皇帝报告，指控韦坚和皇甫惟明图谋拥立太子。唐玄宗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调查。尽管他怀疑二人确有密谋，但他并不愿意轻易牵连到太子李亨，因此最终只以“过度追求晋升”为由惩治了韦坚，而没有涉及太子。 皇甫惟明的兵权则被转交给朔方、河东两道节度使王忠嗣，后者与太子关系密切。这次事件中，虽然李亨一度面临危险，但最终未受牵连，而李林甫也未能达成打击太子的目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示了玄宗对太子的保护态度，同时也暂时平息了针对太子的政治风波。 风波迭起 韦坚被贬后，他的弟弟韦兰和韦芝上疏为他鸣冤，并试图拉太子李亨作证。此举却引发了唐玄宗的不满。为了自保，李亨急忙上表辩解，并请求与韦妃离婚以示清白。玄宗虽然对李亨加以慰抚并同意了离婚请求，但韦妃最终削发为尼。这次事件也显示了李亨在政治危机中的谨慎态度，从而成功避免了进一步的牵连。 杜有邻案给李亨带来的心理压力 不久之后，746年底，唐肃宗李亨的妾室杜良娣的父亲杜有邻卷入了一起由柳积告发的政治案件中。柳积指控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即散布不实预言并试图在东宫（太子府）内部制造分裂。这一罪名非常严重，直接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和安全。 时任宰相的李林甫借此机会扩大案情，将多名官员牵扯进来，意图打击政敌并巩固自己的权力。一时间，整个朝廷陷入紧张气氛，甚至一度威胁到太子李亨的地位。然而，随着调查深入，最终发现这是一起由柳积恶意诬告引发的案件。 尽管真相大白，但此案带来的后果依然严重。杜有邻和柳积都在审讯过程中丧命，他们的家人也被流放。这一系列事件给李亨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不仅担心自身的安危，也对朝廷中的复杂局势感到忧虑。 为了安抚李亨的情绪，唐玄宗决定安排他再婚，续娶了背景深厚的张良娣，后来她成为了皇后。751年，张良娣为李亨生下了儿子李佋（后封兴王）。尽管有了新的家庭，李亨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深知宫廷斗争的险恶和不可预测性。 这次事件不仅揭示了唐朝宫廷政治的复杂性和危险性，也深刻影响了李亨的性格和执政风格。他在位期间，始终对权力斗争保持高度敏感，努力维护皇权稳定，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也更加重视选拔忠诚可靠的大臣，以确保朝廷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直到752年，随着李林甫的去世，唐肃宗李亨失去了一位强大的政敌，但新的宰相杨国忠迅速崛起，继续对李亨构成了威胁。在这段时期，李亨与杨国忠之间的政治角力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险。作为太子，李亨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必须小心翼翼地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 这种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的爆发，这场大规模叛乱成为了改变权力格局的关键转折点。在国家面临危机之际，李亨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展现出了非凡的决断力和领导才能。不仅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还为平定叛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嵬兵变 马嵬兵变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当时，安禄山的叛军已经攻破潼关，逼近长安，唐玄宗被迫带着少数妃嫔和随臣逃离京城。逃亡队伍在途经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市西北）时，发生了这场改变历史进程的兵变。 随着局势的恶化，太子李亨和他的亲信密谋策划了一次针对杨国忠的行动。他们通过宦官李辅国拉拢了禁军将领陈玄礼，为兵变做了充分准备。唐玄宗出逃时，整个队伍约有3000余人，而殿后的太子李亨率领的后队就有2000人，包括精锐的飞龙禁军。以及他的儿子广平王李俶（后来的代宗李豫）和建宁王李倓也在队伍中负责护卫，这为李亨提供了发动政变的绝佳机会。 到达马嵬驿时，士兵们因饥饿和疲劳而情绪不稳，开始对杨国忠不满。利用这一时机，李亨策划的兵变迅速展开。禁军追击并斩杀了杨国忠父子，以及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然而，诛杨氏家族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消除不稳定因素，士兵们要求处理杨贵妃。尽管这不是李亨最初的计划，但为了稳定军心，杨贵妃最终也被迫自缢身亡。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陈玄礼参与了行动，但他仍然忠于皇帝，并在事后向唐玄宗表示效忠。这也确保了唐玄宗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意味着李亨的进一步行动将受到限制。 马嵬兵变之后，唐玄宗决定继续前往蜀地避难，而太子李亨则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跟随父亲西行，必须另寻出路。因此，父子二人就此分道扬镳，李亨带领部分军队北上。分兵之后，太子的情况非常艰难，一路上风餐露宿，随时担心追兵和危险，队伍人心惶惶，难以安宁。直到顺利抵达朔方军的治所灵武，李亨和他的随行人员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得以暂时休息和整顿，并准备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灵武登基 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九日，太子李亨在杜鸿渐等人的陪同下抵达灵武。756年，经过几天的筹备，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当地官员和军队的拥立下，在城南门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登基仪式，正式称帝，是为唐肃宗，改年号为至德，并尊父皇李隆基为太上皇。太子李亨在灵武被拥立为帝的举动，实际上宣告了与远在成都的父皇唐玄宗政权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庭抗礼。然而，在当时极端紧急的情况下，这一决定被视为稳定局势的必要措施，所以当天他就派使者前往四川向太上皇报告这一消息。 讨伐叛军收复长安 作为新帝，唐肃宗即位之后立即着手重组军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危机，从而开启了他致力于恢复国家秩序的统治时期。九月十七日，唐肃宗组织了一支由广平王李豫和名将郭子仪率领的大军，包括朔方军、回纥和西域的援军，共计约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向东讨伐叛军。 为了确保合作顺利，李亨安排儿子广平王李豫与回纥太子叶护结为兄弟，增强了双方的信任。官军进展顺利，在长安西边的香积寺北面大败叛军，斩敌六万余人，迫使叛将张通儒弃城逃走，成功收复了长安。 按照之前的约定，回纥军有权在攻克长安后进行抢掠。然而，广平王李豫劝说回纥叶护太子暂时不要抢掠，以免影响后续对洛阳的进攻。叶护太子被广平王的智慧和远见所打动，同意推迟抢掠行动，转而全力支持东进。 子强于父 百姓和士兵们看到广平王李豫时都激动不已，纷纷向他致敬，称赞他是汉人和胡人的共同主人。肃宗得知此事后也十分欣慰，称赞广平王的表现超过了自己。随后，广平王李豫整军进入长安，安抚百姓三天后，继续率军东进，准备收复洛阳。 同时，他任命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负责镇守长安。唐军与回纥盟军联手击败了叛乱的部队。叛军将领严庄和张通儒等人放弃了陕郡并逃走，而广平王李豫与将军郭子仪则顺利进入了陕城。仆固怀恩带领士兵分头追捕逃跑的叛军。 严庄首先抵达洛阳，向安庆绪报告战败的消息。得知消息后，安庆绪带着他的部下逃离洛阳。回纥军队进入洛阳，控制了财库，并在城中进行了三天的掠夺。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城中民众提供了大量的丝绸给回纥人，这才停止了他们的劫掠行为。 决策失误错失良机 至德二年（757年），安庆绪谋害了其父安禄山，篡夺了叛军的领导权。此时，唐肃宗面临着一个绝佳的反击机会。谋士李泌建议趁机攻击叛军的老巢，一举消灭敌人。然而，唐肃宗并未采纳这一建议，从而错失了一次重要的战略机会。如果当时能够果断行动，或许可以加速平定安史之乱，减少国家和人民的苦难。 相州之战后郭子仪被解职 到了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安史之乱中的叛军与唐朝军队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场战役本应是唐军收复失地、打击叛军的重要契机，但由于唐肃宗的不当决策，最终以惨败告终。 唐肃宗担心武将权力过大，不愿意设立一位统一指挥的元帅来统领军队。相反，他派遣了不懂军事的宦官鱼朝恩前去监督军队。这种安排不仅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还导致了指挥上的混乱。果然，唐军在这场战役中遭遇惨败，损失惨重。 战后，鱼朝恩为了推卸责任，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有能力的将领郭子仪。尽管郭子仪在平定叛乱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唐肃宗却听信了鱼朝恩的谗言，最终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这一决定不仅削弱了唐军的实力，也打击了其他将领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信任危机。 对唐肃宗决策的反思 唐肃宗在至德二年和乾元二年的这些决策失误，深刻反映了他在应对复杂局势时的犹豫不决和对权力分配的过度谨慎。虽然他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武将势力坐大，但这些决定实际上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延误了平定叛乱的进程。同时，他对宦官鱼朝恩的过度信任，以及轻信谗言解除郭子仪兵权的做法，显示了他在用人上的失误，也暴露了宫廷政治的复杂性和险恶性。 第16章 临危登基:唐肃宗李亨面临的挑战(中) 危难中肩负重任 安禄山叛乱爆发之后，唐玄宗李隆基被迫离开长安，并向西逃往四川避难。在此危急时刻，太子李亨并未随行，而是选择留在北方，意图组织力量进行抵抗。在成为皇帝之前，唐肃宗便已随同父亲唐玄宗经历了逃亡的艰辛与困苦。当局势急转直下，长安落入叛军之手时，他在灵武匆忙被拥立成为新帝，并肩负起了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重任。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唐肃宗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和领导力，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果断而有效的军事措施来应对危机。 重组军队平定叛乱 唐肃宗深知军事力量对于稳定政权和恢复国家秩序的重要性，因此即位后迅速着手重组军队，并任命了郭子仪等有能力的将领来领导部队。郭子仪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很快组织起了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用以对抗叛乱分子。不久之后，郭子仪推荐了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二人携手合作，共同进军河北地区。在常山（今河北正定）会师后，他们成功击败了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收复了大片失地，稳定了河北局势。 到了758年，唐肃宗集结了一支由郭子仪统领的超过二十万大军，向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发起进攻。面对唐军的强大攻势，安庆绪被迫退守邺城并加强了防御工事。郭子仪等人随即对邺城实施了包围。为了救援被困的安庆绪，史思明从范阳出动了十三万兵力前往解邺城之围。 759年，唐肃宗因未及时任命元帅统率军队，导致唐军各部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缺乏统一指挥，行动协调困难。此时，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大举逼近城下，唐朝官军被迫与之展开激战。同年十月，鉴于战局的紧迫性，唐肃宗决定亲自领军出征，以图扭转战局。然而，这一决定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深切忧虑。群臣纷纷上表谏言，指出亲征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不利影响。考虑到各方的意见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唐肃宗最终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放弃了亲自出征的计划，转而寻求其他战略来应对危机。 史思明率叛军进攻河阳，派骁将刘龙仙到城外挑战，李光弼派白孝德斩了刘龙仙，叛军大惊。史思明列战船数百艘，并在前面设置火船，想要烧掉浮桥。李光弼先准备了长竿数百，用巨木承担其根部，在其头部毡裹铁叉，以阻止火船，使得火船没法前进，最终自己燃烧殆尽。铁叉又阻止了战船，唐军在桥上发射炮石攻击叛军的战船，被击中的叛军战船都被打沉，叛军无法取胜，这才不得不撤退离开。随后，史思明手下的将领李日越、高庭晖都投降了李光弼。 当史思明再度挥师河阳，意图重夺此战略要地时，李光弼巧妙部署，派遣凤翔节度使李抱玉率军增援河阳。面对叛军的猛烈攻势，李抱玉采取了出其不意的战略，内外夹攻，给予敌军沉重打击，造成了大量伤亡。在这场激战中，唐军不仅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还擒获了叛军的重要将领徐璜玉和李秦授。史思明起初并不知晓己方将领已被俘虏的消息。为了瓦解敌军士气，李光弼下令将俘虏驱至河边示众。这一举动让史思明目睹了战败的事实，意识到局势不利，不得不撤军以图他谋。 不久之后，史思明再次发动攻势，派遣大将李归仁率领五千精锐铁骑直扑陕州。然而，这一次迎接他们的是神策兵马使卫伯玉的奇袭。尽管卫伯玉手下的骑兵数量远不及敌军，但他凭借出色的战术指挥，仅用数百骑兵便击溃了李归仁的部队，迫使李归仁狼狈逃窜。这一系列胜利彰显了唐军将领们的卓越军事才能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颁布诏令安抚民众 安史之乱，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和社会结构。为了安抚百姓，唐肃宗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宣布赦免了部分罪犯，减轻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税负，以此来缓解社会紧张情绪，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和谐。同时，唐肃宗推行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恢复社会秩序和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 唐肃宗知道，唯有让人民生活得到实际的改善，才能真正巩固国家的稳定与复兴。因此，他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免赋税，提供救济，帮助农民重建家园，恢复耕种。同时，他还致力于修复因战争而破坏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以促进交通和贸易的复苏。此外，唐肃积极整顿吏治，确保政令畅通，为社会秩序的迅速恢复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这些努力，他不仅缓解了民众的生活困境，还逐步恢复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为唐朝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肃宗的这些举措体现了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和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深刻理解，赢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 提拔贤能治理朝政朝廷 在政治上，唐肃宗尝试进行改革，努力优化中央朝政的结构，减少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现象，力求提高朝廷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肃宗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廉洁、高效的运作机制，从而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肃宗知道，这个关键时刻，王朝很需要贤才的帮助来共同治理国家。因此，他提拔了一批忠诚且有才干的人士。比如，他重用了颜真卿——这位不仅是一位着名的书法家，更是一位忠臣，因为坚决反对安禄山而广受尊敬。此外，唐肃宗还任命了张镐为宰相，以提高朝廷的工作效率。他希望能在贤能之士的帮助下，更好地处理国家事务，恢复社会秩序，并带领百姓走出战争的阴影。 确立“五都”体系 唐肃宗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对国家的行政中心进行了多次调整。天宝元年，唐玄宗曾重新命名京师、东都和北都为西京、东京和北京，即形成了以京兆、河南、太原为主的“三京”体系。安史之乱后，“三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上元元年（760年），唐肃宗将荆州设为南都，并命名为江陵府，其官吏设置等同于京兆。同年，成都从南京恢复为蜀郡，不再是五京之一。 至此，“五京”体系转变为由中都、东都、西都、北都和南都组成的新格局。成都被降级的同时，凤翔的地位保持不变，而江陵作为新的南都崛起。上元二年（761年），唐肃宗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更改年号为至德，采用建子月为岁首，并大赦天下。同时，肃宗取消了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的称号，试图去除浮华，展现收复失地的决心。 不过，这些改变并未持续太久。宝应元年（762年）二月，唐肃宗再次大赦天下，并重新确立了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的“五都”体系。这次调整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也体现了肃宗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刻思考。 限制唐玄宗 唐玄宗避难的地方在西蜀，而唐肃宗即位灵武，形成皇帝与太上皇并存的特殊状态。玄宗通过颁行诰旨、委派宰相等方式对肃宗政治进行渗透和干预，肃宗则力图减弱玄宗的影响。玄宗回京后，肃宗通过罢免玄宗委任宰相、逼迫玄宗迁宫西内、离散玄宗身边亲信等手段，使其逐渐丧失政治权力，直至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父子俩人相继驾崩，代宗即位，“二元格局”方告解体。 关注民生 唐肃宗以其宽厚仁慈的统治风格而被后世铭记。在他执政期间，曾多次颁布特赦令，不仅为那些因战争或政治原因而入狱的人带来了希望，也展现了他对治理国家的包容态度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通过这些举措，唐肃宗试图在动荡之后重建社会秩序，抚慰民心，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注重文化教育 同时，唐肃宗非常重视文化与教育的发展，他鼓励文人学士参与到国家政事中来，认为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对于国家的治理至关重要。在肃宗皇帝的支持下，文学艺术在当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许多学者也得以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自由表达思想，贡献自己的才智，这对唐朝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施榷盐法 安史之乱后，两京沦陷，中原地区遭受了巨大的破坏。由于战乱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唐朝政府的赋税收入主要依赖于相对稳定的江南和四川地区。这两个地方以产盐闻名，因此，唐朝廷特别重视盐税和盐业带来的收益。乾元元年（758年），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唐肃宗任命第五琦为盐铁铸钱使，开始实施榷盐法。这项政策规定，在所有产盐的地方设立“监院”作为管理机构。制盐的家庭会被登记在特殊的户籍上，称为亭户，国家免除他们的其他劳役，让他们专注于制盐工作。 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官府收购，禁止私人买卖。官府则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食盐：每斗盐原本只卖十钱，现在加价到一百一十钱出售。通过这样的措施，榷盐法推行后，朝廷每年从盐税中获得的收入达到了四十万缗，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这一政策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帮助稳定了动荡时期的经济状况。 祸起萧墙 在朝廷里，自从鱼朝恩之后，唐肃宗李亨开始信任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等人，让他们掌握了重要的军政权力，宦官的势力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大。同时，唐肃宗还非常宠爱张皇后，并放任她干涉朝堂上的事。因为张皇后的阻挠，唐肃宗甚至都不能去探望他的父亲——前皇帝唐玄宗。 至德二年（757年）初，性格阴险狡猾，善于察言观色的宦官李辅国，为了迎合受唐肃宗宠爱的张良娣，两人逐渐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建宁王李倓察觉到两人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可能对朝政造成不利的影响，便多次向唐肃宗进谏表达担忧。然而却引起了李辅国和张良娣的不满，他们转而诬告建宁王图谋不轨，声称他心怀嫉妒，意图谋害广平王李豫，并且觊觎元帅之位。 而唐肃宗听信了这些指控，一时怒起，下令赐死了建宁王李倓。这一事件让广平王李豫感到深深的不安，他意识到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甚至一度考虑要采取极端手段，以消除潜在的威胁。不过，在智囊李泌的冷静分析与劝阻之下，李豫最终放弃了这样的念头，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野心开始膨胀起来的张皇后(张良娣）与李辅国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张皇后想要废黜唐肃宗指定的太子李豫，改立自己的儿子越王为新的储君，并且计划着欲除掉李辅国和程元振。谁知后来非但没能成功，她自己也没落得好下场。 晚年健康问题 由于长期的战争与繁忙的政务，唐肃宗李亨的身体遭受了重创。据史料记载，唐肃宗在位时疾病缠身，处理朝政时常需要借助旁人之力。尽管唐肃宗身体欠佳，且当政时困难重重，他仍然竭力维系朝廷的正常运作，为唐朝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时任太子的肃宗重用宦官鱼朝恩和李辅国，致使宦官势力日益膨胀。 太子监国理政 上元二年（761年）末，唐肃宗因重病缠身，无法继续处理朝政，遂命太子李豫监国，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然而，随着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的到来，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先是唐玄宗驾崩，紧接着是唐肃宗的病情急剧恶化，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因此达到了白热化。 惊吓中离世 张皇后担心太子李豫因其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显着功绩而难以驾驭，萌生了废黜太子的想法。她秘密召见了自己的儿子越王李系入宫，图谋改立他为新的继承人。为了达成目的，张皇后请求太子协助除掉权势极大的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但遭到了太子的拒绝。意识到自己的计划受阻，张皇后与内官朱辉光等人进一步密谋，在唐肃宗即将离世的关键时刻发动政变。然而，程元振事先得知了他们的阴谋，并迅速将情况告知了李辅国。两人立刻采取行动，调动禁军保护太子李豫的安全，同时逮捕了张皇后及其同党，并将她囚禁起来。就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当夜，受到惊吓的唐肃宗不幸去世。 第17章 临危登基:唐肃宗面临的挑战(下) 复杂的父子关系 唐肃宗李亨对唐玄宗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恨，而是复杂的情感交织。根据历史记载，有几方面原因： 1. 政治决策：在唐玄宗统治的后期，他逐渐将政权交给了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宠臣，导致了朝政腐败，这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玄宗对于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存在猜忌，这可能与历史上皇帝普遍对继承人存在的防备心理有关，但不能简单归结为打压。 2. 安史之乱：当安禄山叛乱爆发后，唐玄宗被迫逃亡四川，并在马嵬坡事件中失去了杨贵妃。随后，为了稳定军心和国家局势，唐玄宗禅位给太子李亨。唐肃宗即位后，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平定叛乱和重建国家秩序，但他最终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是他的重要成就。 3. 父子关系：关于唐肃宗是否“恨”唐玄宗，史料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一点。相反，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肃宗迎回了父亲唐玄宗，并给予了尊敬。然而，宦官李辅国等人确实在其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可能利用了唐肃宗对父亲的一些不满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肃宗与唐玄宗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作为儿子对父亲的敬重，也有因为时代和个人境遇带来的矛盾。历史人物的情感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微妙和多面，因此不宜简单地用“恨”来形容他们的关系。 与唐肃宗有关的几件逸事 政治沧桑 一个冬日的午后，李亨前往宫中拜见父亲玄宗。尽管尚未步入中年，但岁月已经在李亨的头上留下了痕迹：头发有些稀疏，鬓角夹杂着些许白发，这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一些。看到儿子这般模样，久经政坛风云变幻的玄宗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怜惜之情。玄宗对朝中的事务洞若观火，而身边的心腹高力士也时常向他汇报外界的情况。高力士不止一次地称赞太子李亨，说他为人仁慈孝顺，行事谨慎，总是能够顾全大局。 唐玄宗明白，在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时，太子李亨一直默默地承受着压力，从未在奏折中表达过请求他这个父皇庇护的愿望，而是选择了以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这种态度既让玄宗感到一丝宽慰——他认为这样的儿子是可以承担起国家重任的；同时也让他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既有苦涩也有踌躇。 谨慎事父 李亨身为太子，行事极为谨慎，连生活中的小细节也不放过。有一次，宫中尚食局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其中包括一只烤羊腿。玄宗让太子李亨来割羊腿享用。李亨接过任务后，手上沾满了油渍。他顺手拿起旁边的一块饼擦手，这一举动让玄宗略感不满，但并未当场发作。然而，李亨随后的表现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擦完手后，并没有丢掉那块油腻的饼，而是若无其事地将饼拿起来，慢慢吃了起来。看到这一幕，玄宗不禁转怒为喜，对李亨说：“福气就应该这样珍惜。”通过这个小小的举动，李亨不仅展现了对食物的珍惜，也进一步赢得了父皇的好感。 因子得宠 李亨长子李豫出生第三天，玄宗亲自来到东宫，赐给吴皇后一个金盆，并让她用这个金盆为李豫洗澡。当时吴皇后身体还很虚弱，而新生的李豫也显得有些瘦小。负责侍奉的老妇人担心玄宗不满意，一时惊慌失措，便抱来一个与李豫同日出生且丰满健康婴儿给玄宗。玄宗一眼就看出不对劲，立刻生气地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孙子。”老妇人连忙叩头谢罪。玄宗严肃地对她说道：“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快把我的孙子抱来。” 老妇这才将李豫抱来给玄宗皇帝看。 看到真正的孙子，唐玄宗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他轻轻托起李豫，笑着说：“这个孩子的福气和好运将会远超他的父亲。”回到宫中之后，唐玄宗高兴地对高力士说：“今天在东宫见到了三位未来的天子，真是令人欢喜！可以跟太子一起庆祝一番了。” 迎接佛舍利入宫 随着官军成功收复两京，肃宗李亨返回长安。他深信佛法的力量，在谈论到战胜敌人的原因时，表达了对佛祖庇护的深深感激。到了上元二年（761年）春天，肃宗不幸患病卧床，皇后为了祈求佛祖保佑，甚至刺血书写经文以表诚心。由于皇帝的病情未见好转，朝廷中的官员们在佛寺中斋戒供僧，希望能够得到神明的帮助。 在此背景下，迎请法门寺地宫内的佛骨舍利成为了国家大事。肃宗下令派遣僧人法澄、宦官宗合礼和地方官员崔光远前往法门寺开启地宫，将佛舍利迎接到皇宫内进行供养，李亨本人也亲自参与了虔诚的礼拜仪式。佛舍利在皇宫内被供奉了超过两个月后，又被送回法门寺安放。为了表达对佛祖的敬意，肃宗赐下了精美的瑟瑟像一套、各种金银器具，并且将自己的头发与玉简及珍贵的瑟瑟珠串成一串，以及一件金襴袈裟和沉香、檀香等共计300两的香料一同供入地宫，以此来彰显他对佛法的崇敬之心和对健康的祈愿。 历史评价 唐肃宗李亨的一生充满了起伏波折。出生时就险些遭遇不测，幼年和少年时期又目睹了宫廷内的纷争与权力斗争。成年后，唐肃宗见证了大唐帝国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安史之乱的动荡局势，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现领导才能的机会。在他7年的帝王生涯中，肃宗主要专注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军事行动平定叛乱，收复两京并消灭叛军；二是处理与退位后的太上皇唐玄宗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南北两地的政治稳定。尽管他努力奋斗，但最终未能彻底平定叛乱，壮志未酬。 总的来说，唐肃宗是一位在乱世中即位的皇帝。他继承了天宝盛世的遗产，在致力于平息叛乱的同时，也试图解决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问题，为王朝的未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唐肃宗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平叛中，因此对后宫和宦官势力的扩张未能及时有效的控制，从而给安史之乱后的国家重建带来了隐患。 胡寅对唐肃宗的评价： 1 日食是一种重大的天象变化，而日全食则更为罕见和重要。唐肃宗起初心志清明，立志平定祸乱，并没有沉迷于酒色的记录。然而，天象却显示了如此严重的警示，这是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君主，最重要的品德莫过于孝顺父母、无欲无求以及能够明辨君子与小人。可惜的是，唐肃宗在危机中夺取皇位，未能尽孝道；宠爱张良娣，导致家庭内部的混乱；任用李辅国，最终害死了自己的贤能儿子，让李泌感到不安而离去，导致正直的人远离，奸佞之人得势。因此，他的功业未能完成，父子关系破裂，自身也未能善终。这三点正是上天给人的警示，丝毫没有夸大。 2 肃宗在位八年，自从李泌离开后，朝廷的命令几乎都出自李辅国之手，皇帝自己做出决定的事情只占十分之一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唐肃宗虽然对李辅国的行为不满，但无法将其除去。他知道皇后张氏专权，但也无可奈何。他像被宦官和强势的女人控制一样，处于困境之中，最终因惊吓于乱兵而亡。由于受制于两位大宦官且从一开始就未能纠正这种情况，说他是唐朝复兴的关键人物，真的能与夏朝的少康、周朝的宣王或是汉朝的光武帝相提并论吗？ 爱新觉罗·弘历的评价: 他引用孟子的话：“德慧术智存乎疢疾”，意指美德与智慧常在困境中孕育。唐肃宗为太子时，身处杨国忠和李林甫的权谋之中，本当借此磨练心志。然而，即位后，他未能摆脱宦官和妃嫔的纷争，重蹈覆辙，既未能保护自己的儿子，也未能妥善处理与父亲玄宗的关系。这让人不禁质疑，是否如古人所说，“下愚不移”，即便历经困苦，也无法改变其本质上的不足。 《新唐书》: 在天宝之乱时，大叛乱突然爆发，皇帝被迫逃离京城。这时，肃宗作为皇太子负责指挥军队讨伐叛军，确实履行了他的职责。但相比之下，僖宗时期，唐朝的威望和德政仍然深入人心，国家制度尚未崩溃。僖宗在四川避难时，各地的将领联合起来，成功击败了黄巢，恢复了京城。由此可见，即使肃宗不即位为帝，也有可能平定叛乱。 《旧唐书》: 王莽篡位时，百姓仍怀念汉朝的恩德。同样地，唐宣宗继承了前六位圣君留下的基业，并因人民愿意支持而得以号令北方，短时间内集结了大量的兵力；随后进军西部辅助地区，一个月内就平定了关中和陇右地区。因此，两京再次被收复，祖庙也重新供奉上了祭品。看到唐肃宗前往四川迎接太上皇李隆基，在望贤宫表达敬意和庆祝，父子二人都非常感动，路过的行人都为之流泪。这让人想起了古代的孝道故事，如周文王对待父亲的恭敬和曾参、孝己的孝行。 然而，面对未完全消除的威胁，应该优先考虑恢复国家的策略，而不是急于举行升平之礼。尽管如此，最终还是依靠大臣们的努力和将军们的忠诚，使得叛军首领安禄山最终在三川地区被击败，国家重见光明。与东周平王迁都洛阳相比，唐朝的英雄们表现得更加英勇；而与东晋元帝渡江相比，唐朝的行为则显得更加伟大。肃宗不仅迎回了亲人，还恢复了国家，真是令人赞叹！ 唐代重臣张说曾经提到，他见过太宗皇帝的画像，画中的忠王李亨（后来的肃宗）英姿焕发，仪表非凡，看上非常像他的祖先，这是国家的福气。 第18章 唐代宗:继往开来的一代君主(上) 唐代宗李豫，初名李俶，是唐朝的第九位皇帝，自762年至779年在位。李豫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子，母亲为章敬皇后吴氏，出生于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李豫以仁孝温和的性格着称，并深得祖父唐玄宗的喜爱。在安史之乱期间，李豫随父避难灵武，被肃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郭子仪等将领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因功绩卓着而先后被封为楚王、成王。 乾元元年（758年），李豫正式被立为皇太子。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去世后，李豫在宦官李辅国的支持下登基成为皇帝。即位后不久，李豫便委任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继续对抗安史之乱余孽，并最终平定了叛乱。然而，吐蕃趁着唐朝内乱之际攻占了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并于广德元年（763年）短暂占领了长安。 面对这一危机，李豫迅速起用了唐将郭子仪，成功击退了吐蕃军队。永泰元年（765年），李豫再次依靠郭子仪和其他将领平定了仆固怀恩的叛乱。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李豫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行动，包括策划诛杀权宦李辅国、鱼朝恩及宰相元载，流放了宦官程元振。此外，他还重用了杨绾、刘晏、韩滉等人，致力于整顿吏治，改善漕运和盐政，促进了社会安定和经济复苏。唐代宗李豫的统治时期虽然经历了多次挑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受封广平郡王 李豫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十月（公元726年11月）降生在东都洛阳的上阳宫。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子，其母为宫人吴氏，在李俶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后来被追尊为章敬皇后。李豫自幼便展现出了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尤其专注于《周礼》与《易经》等儒家经典的研究。言行举止皆遵循礼仪规范，拥有弘大的气度和深沉的性格，为人宽厚且决策果断，情绪管理得当，喜怒不形于色。 即使祖父唐玄宗膝下有众多孙辈，但他特别宠爱嫡皇孙李豫，不仅因为李豫是唯一的嫡长孙，而且他的相貌也与众不同，因此受到了祖父格外的喜爱。到了十五岁的时候，李豫因其卓越的品德和学识而被封为广平郡王。这标志着他在年轻时就已经开始步入政治舞台，为日后成为唐朝的重要领袖之一奠定了基础。 天下兵马元帅 天宝十四年（755年），范阳、平卢、河东三地的节度使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反叛，标志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至德元年（756年）六月，随着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李豫随同祖父唐玄宗一行仓皇逃往成都。在马嵬驿发生了兵变之后，李豫与弟弟建宁王李倓积极劝说父亲李亨北上灵武建立新的根据地。 同年七月，父亲李亨在灵武即位，成为唐肃宗。新朝廷迅速组建，李豫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负责指挥和调度诸将，并在宫中设立了元帅府。李泌因与唐肃宗有旧交而被委任为元帅行军长史，与李豫共同处理军事要务。在这个时期，由于朝廷刚刚成立，临时招募的士兵数量有限且缺乏战斗力，李豫采取了“推心置腹，示以诚信”的策略，成功招揽并安抚了许多流散的士兵。当他们抵达彭原时，李豫麾下的兵力已经扩充到了数万人，初步奠定了对抗叛军的基础。 李豫与李泌密切合作，日夜筹划军事策略，不仅稳定了初建的政权，还逐步增强了军队的实力，为后续收复长安和洛阳等重要城市创造了条件。这一系列行动显示了李豫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智慧，也为他日后的统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痛失亲弟不敢言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权宦李辅国勾结肃宗宠爱的张良娣，密谋动摇广平王李豫作为储君的地位。建宁王李倓多次向父皇肃宗进言揭露此事，但却被李辅国和张良娣反诬为“因未能成为元帅而心怀不满，图谋加害广平王”。唐肃宗则听信了谗言，一怒之下赐死了李倓。虽然李豫对弟弟李倓的不幸遭遇深感悲痛，但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并未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 展示卓越军事才能 当时，宰相房琯进攻叛军失利，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回师凤翔的途中也遭遇了叛军的重大打击。面对叛军日益嚣张的气焰和对凤翔频繁袭扰所带来的威胁，李豫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他积极“遴选英勇果敢之士，屡次挫败敌人的锋芒”。这种果断有效的行动不仅稳定了朝廷内部的局势，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军队的信心与战斗力。 挥师讨叛军 随着盛夏过去，唐肃宗加快了对安史叛军总攻的准备与部署。这年的闰八月，唐肃宗犒劳三军，誓师收复京师。九月，李豫与副元帅郭子仪统领中军，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李嗣业担任前军指挥，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负责后军，回纥兵马则由叶护太子率领作为机动部队。这支联军总计约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从凤翔挥师东进，讨伐叛军。 一举收复长安 为了确保联盟稳固，李豫与回纥叶护太子结为兄弟，此举赢得了回纥方面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唐与回纥联军推进至长安以西，在沣水东岸香积寺北面摆开三十里长的战线，与十万叛军展开了激烈的决战。从午时到酉时，双方激战数小时，最终唐军大获全胜，斩杀敌军六万余人，叛将张通儒弃城夜遁。得知捷报后，李豫迅速下令入城，唐军一举收复长安，这一胜利标志着唐朝开始逆转安史之乱的局面，并为后续彻底平定叛乱奠定了基础。 智慧与远见 至德二年（757年），在急于收复京师的紧迫形势下，唐肃宗与回纥达成了一项协议：一旦攻克长安，土地和百姓归唐朝所有，而金银财帛及妇女儿童则归回纥。当胜利逐渐明朗时，回纥叶护太子意图按照约定行事。但广平王李豫深知，若此时允许大规模抢掠，将会导致洛阳民众因恐惧而更加坚定地为叛军死守，从而增加后续攻取洛阳的难度。于是，在马前拜见叶护太子时，李豫诚恳地说道： “如今我们刚刚收复了京师，如果立即进行抢掠，恐怕会让东都的百姓对叛军更加死心塌地，这将使我们难以再次取得胜利。希望我们能等到夺取东都之后再履行之前的约定。” 叶护被李豫的智慧与远见所打动，不仅震惊地跳下马来回礼，更跪下捧住李豫的脚表达其敬意，承诺即刻率军前往东京助战。这一举动展示了李豫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他不仅成功说服了回纥军队暂时放弃抢掠，还赢得了对方的高度尊重和支持，确保了联军的团结和行动的一致性。通过这次外交上的巧妙处理，李豫不仅稳定了局势，也增强了唐军的士气，为接下来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深受百姓拥戴 随后，李豫与朔方的大将仆固怀恩带领回纥和西域军队从长安城南行进，扎营于浐水东岸。沿途百姓、士兵以及胡人纷纷向李豫下拜，哭诉道：“广平王真是华夷共尊的明主！”这一举动也赢得了肃宗的高度赞扬，他说：“朕不及广平王！” 李豫整军入京，受到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的夹道欢迎，他们欢呼悲泣，表达对这位年轻领袖的崇敬。李豫留在长安镇抚三日后，便率大军向东追击叛军。到达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后，遭遇了由叛军首领安庆绪集结的十五万洛阳守军。在新店之战中，唐军与回纥军联手夹击，再次取得重大胜利，叛军尸横遍野。严庄、张通儒等叛将放弃陕州逃跑，李豫与郭子仪顺利进入陕州，而仆固怀恩继续分兵追击逃敌。 严庄先一步回到洛阳向安庆绪报告败绩，于是，安庆绪被迫弃城而逃。回纥军进入洛阳府库收取财帛，并在市井村坊劫掠了三天，直到洛阳父老献出一万匹罗锦后才停止。李豫赠送“锦罽宝贝”给叶护太子，确保其满意。对于投降安禄山父子的陈希烈等三百余人，李豫遵照肃宗旨意，将其释放并送往西京听候处理。 监国理政 随着两京（长安、洛阳）相继收复，李豫的威望达到了新的高度。至德二年十二月，肃宗封李豫为楚王；乾元元年（758年）三月，改封成王；同年五月十九日，正式立为皇太子。考虑到李豫出生时“豫州献嘉禾”的祥瑞，唐肃宗之后又决定将其名改为李豫，以昭示吉祥。 上元二年（761年底），肃宗病重，无法理政，遂命李豫监国。当时，太上皇玄宗和肃宗均患病，李豫日夜侍疾，亲自品尝药膳，衣不解带，尽显孝道。他的这些行为不仅彰显了他的仁孝之心，也为他赢得了朝野内外广泛的尊敬和支持。 惊变中即位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随着太上皇李隆基的离世，唐肃宗李亨病情危急。此时，张皇后因担忧太子李豫权势过重难以控制，密谋召越王李系入宫，意图废黜李豫。然而，在十六日这天，当张皇后假传圣旨召见太子李豫时，宦官李辅国与程元振二人事先得知了她的计划，于是便提前采取了行动。他们在凌霄门部署了兵力。待到李豫到了后，二人忙将他安全护送到了禁军之中。当晚，李辅国和程元振率兵软禁了越王李系和张皇后一干人等，这一变故最终导致病中的肃宗受到惊吓而离世。 登基后锄奸 随后，程元振等人迎请太子李豫到了九仙门，正式向群臣宣告了这一重大变故，并且按照礼仪举行了监国仪式。随后在二十日这天，即五月十八日，太子李豫在众人的拥护下正式登基，成为了新一任皇帝，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统治时代开始。唐代宗李豫继位之后，宦官李辅国自恃拥立有功，对新帝李豫的态度日益傲慢起来，有次甚至对他说：“陛下只需安居宫中，外面的政事就交由老奴来处理。” 尽管李豫内心很不满，但鉴于李辅国掌握兵权，他不得不暂时隐忍，还尊称他为尚父，朝中凡事都要先咨询一下他的意见。不久之后，李豫抓住李辅国疏忽的机会，精心地安排了一场针对他的刺杀行动，最终以盗贼行刺的形式除掉了李辅国，然后又下令追捕所谓的“刺客”。事后李豫还派人去慰问了李辅国的家属，以此来掩盖这件事的真相。唐代宗李豫这一系列行动既保证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又巧妙地消除了潜在的威胁。 平冤昭雪 代宗李豫登基之时，正值国家动荡不安，叛军再度攻陷了洛阳。为了彰显他平定叛乱的坚定决心，李豫即位后的首项重大决策便是任命长子、奉节郡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赋予了他平定叛乱的重任。在积极应对军事危机的同时，李豫也对朝政及宫廷的人事布局进行了深刻的调整。 同年五月，在丹凤楼颁布的大赦制书中，李豫宣布宽恕众多罪犯，并表彰了包括郭子仪、李光弼及李光进在内的平叛功臣，以及各地的节度使和其他内外官员。此外，他还致力于恢复玄宗时期被废黜或受迫害皇室成员的名誉与封号，如王皇后、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等人，并昭雪了因冤屈而逝的棣王李琰和永王李璘等人的不白之冤。通过这些举措，唐代宗不仅梳理并解决了玄宗、肃宗两朝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还为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寻求着一条稳定和发展之路。此举体现了新帝对过去错误的反思和对未来治理的积极态度，也为帝国的和平与发展开启了新的一页。 改革财政，振兴国力 唐代宗李豫即位之时，唐朝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经济凋敝、人口流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财赋收入大幅减少。同时，国家还需要抵御吐蕃频繁的军事威胁，导致军费开支不断攀升，财政状况愈加紧张。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李豫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图振兴国力。 首先，他重用了理财专家刘晏，委任其掌管全国财赋长达十余年。刘晏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在漕运和盐政方面，他兴利除弊，优化了运输系统并改善了税收机制。这些改革不仅确保了江南地区的财赋能够稳定而高效地运往关中地区，还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富饶”的理想状态，为平定叛乱及加强国防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并为后世唐德宗时期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此外，李豫还任命了韩滉负责部分财赋管理事务。韩滉以其清廉公正和勤奋努力着称，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逐渐充实了国库。尽管他的严格管理有时会引起一些不满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韩滉的努力对于恢复和巩固唐朝的财政状况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上述举措，李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稳定了国家的财政基础，为唐朝后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改革体现了李豫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及他对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责任感。 第19章 唐代宗:继往开来的一代君主(中) 荡平安史 同年十月，李豫委任长子李适为主帅，仆固怀恩为副帅，统率河东、朔方及各道行营军队，联合回纥骑兵，组成十余万大军，向自称燕帝的史朝义部发起猛烈攻势。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亦率军参战。唐军于壬申日抵达洛阳北郊，并于甲戌日在横水与安史叛军展开决战，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俘杀叛军六万余人，迫使史朝义向北溃逃。 随后，唐军迅速收复了东京、河阳及汴、郑、滑、魏等州。同时，燕相州守将薛嵩与恒州节度使张忠志（即李宝臣）也相继归顺，献上了赵、定、深、恒、易五州。至宝应二年（763年）初，走投无路的史朝义在北逃途中被意图归唐的燕范阳尹李怀仙追上，被迫自杀。李怀仙割取其首级来降，标志着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七月，群臣为表彰李豫的功绩，上尊号为“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 任用安史旧将埋下隐患 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决定允许原安史旧将镇守河朔地区。这一决策在短期内确实稳定了动荡的局面，缓和了紧张局势，并有助于恢复地区的秩序。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举措也被认为是为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这些前叛军将领被赋予了极大的地方权力，逐渐形成了各自为政、势力坐大的局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虽然此举最初旨在巩固政权和平息动乱，但最终却促成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挑战了中央权威，从而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历史阶段。尽管唐代宗李豫的决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过度依赖军事将领的地方治理可能会导致中央权力的分散，进而影响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即位之初内忧外患 宝应元年（762年），唐廷为了追讨江淮地区八年间累积的租税，派遣了一批强硬的官吏担任地方县令，强行向民间征收粮食和布帛。此举引发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与广泛反抗。特别是在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当地人袁晁在翁山（今舟山群岛）集结力量，领导起义军攻占了台州，并自立年号“宝胜”（或称“升国”）。随后，袁晁的军队连续攻克信州、温州、明州等地，迅速集结了近二十万的兵力。同年，在江南地区，方清也在歙州（今安徽歙县）带领饥民揭竿而起，响应袁晁的起义。 面对浙东地区此起彼伏的起义浪潮，李豫命令驻守临淮（今江苏盱眙）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分兵进行镇压。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至广德元年（763年）夏季，李光弼的部队逐渐平定了浙东地区的起义军。袁晁最终被捕并遭处决，标志着浙东动荡局面的平息。此次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政府政策的严厉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民众在苛政下的抗争精神。 在唐朝内乱之际，吐蕃趁虚而入，逐步侵吞了北方的领土，并深入内地，占领了从陕西凤翔以西至邠州以北的十余个州。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大军大举入侵，边疆将领多次告急，然而这些警报却被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十月，叛变的泾州刺史高晖引导吐蕃军队穿越邻近州县，寇掠奉天、武功等地，直逼京师长安。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李豫紧急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并启用郭子仪担任副元帅抵御敌人。由于反应迟缓，李豫被迫匆忙撤离京城，前往陕州避难，导致大量官员和平民逃亡或藏匿。吐蕃占领长安后，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肆意劫掠府库与市井，烧毁民居，使长安陷入一片混乱。 幸亏郭子仪巧妙周旋，最终迫使吐蕃撤出长安。李豫于同年十二月返回长安，并重赏了郭子仪。因宦官程元振“专权自恣”，贻误军机，李豫罢免了他的官职并将其流放至江陵。朔方节度使、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战功赫赫，家族中共有四十六人为国捐躯。但之后却遭到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先的排挤，在无法向朝廷申诉冤屈的情况下。 广德元年，仆固怀恩派其子仆固玚攻打辛云京，企图澄清自己的名声。尽管李豫多次尝试招抚，但都未能成功。最后，李豫只得采纳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建议，派遣长期在朔方任职的郭子仪前去进行招抚。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在进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时遭遇顽强抵抗，受阻于榆次。最终，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仆固玚被自己的部下所杀。 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仆固怀恩再度发动叛乱，并大肆宣传唐帝李豫已死的消息，以此鼓动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和奴剌等部族组成三十万联军，意图直取长安。这一举动使京师震动，朝廷上下与百姓人心惶惶。面对紧急局势，李豫迅速召集郭子仪屯兵泾阳，准备抵御来犯之敌。然而，在联军进军的关键时刻，仆固怀恩突然病逝于军中，这为局势带来了转机。郭子仪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其在边疆的威望和外交手腕，成功说服了回纥军队与唐军联合，共同对抗吐蕃。 这一策略性的联盟在随后的灵武台西原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唐军和回纥联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斩首五万，俘虏上万人，解救了被掳走的四千名百姓，并缴获了大量的牲畜，这些战利品绵延三百里不绝。这场胜利不仅有效地稳定了局势，还彰显了郭子仪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外交技巧，对于维护唐朝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财政，振兴国力 唐代宗李豫即位之时，唐朝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经济凋敝、人口流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财赋收入大幅减少。同时，国家还需要抵御吐蕃频繁的军事威胁，导致军费开支不断攀升，财政状况愈加紧张。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李豫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图振兴国力。 首先，他重用了理财专家刘晏，委任其掌管全国财赋长达十余年。刘晏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在漕运和盐政方面，他兴利除弊，优化了运输系统并改善了税收机制。这些改革不仅确保了江南地区的财赋能够稳定而高效地运往关中地区，还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富饶”的理想状态，为平定叛乱及加强国防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并为后世唐德宗时期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此外，李豫还任命了韩滉负责部分财赋管理事务。韩滉以其清廉公正和勤奋努力着称，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逐渐充实了国库。 尽管他的严格管理有时会引起一些不满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韩滉的努力对于恢复和巩固唐朝的财政状况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上述举措，李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稳定了国家的财政基础，为唐朝后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改革体现了李豫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及他对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责任感。 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以应对外部威胁 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762-779年），唐朝正处于安史之乱后的恢复期，国家面临着经济残破、户口流散、农桑失业以及财赋收入锐减的严峻局面。同时，来自吐蕃的军事威胁持续不断，迫使李豫必须在稳定内部的同时，积极应对边疆的安全挑战。广德元年（763年），由于仆固怀恩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激化，而选择了放任吐蕃军队东进，导致吐蕃一度占领长安长达十五日。面对这一危机，郭子仪迅速组织起勤王部队，成功将吐蕃军队驱逐出长安，恢复了朝廷对首都的控制。这一战役之后，唐朝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策略，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 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发起攻势，在奉天（今陕西乾县）和灵台（今甘肃灵台）一带，唐军联合回纥力量，由郭子仪率领的大军大败吐蕃军队，斩首五万余人，并俘虏万人，极大地削弱了吐蕃的进攻能力。这场胜利不仅提升了唐朝军队的士气，也为后续的边境稳定奠定了基础。 大历八年（773年），浑瑊、马璘和郭子仪指挥的唐军在潘源之战中大破吐蕃军，俘获和斩杀数以万计的敌人；而在剑南道（今四川境内），崔宁领导的唐军先后于大历十一年（776年）和十二年（777年）两次击败吐蕃及其盟友联军，分别斩首万余级和八千余级，巩固了唐朝在西南地区的防御态势。通过这些内外的措施，唐代宗不仅成功地稳定了动荡的局面，而且为后来唐德宗时期的税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战役和改革不仅体现了唐代宗李豫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同时也展示了这位君主在复杂局势下的领导智慧和决心。 民族、对外关系 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了平定叛乱，不得不从西北边疆抽调大量军队，导致西部防务出现严重空虚。吐蕃趁此良机，迅速占领了陇右、河西的广大地区，极大地削弱了唐朝在西部的战略纵深。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军队甚至攻入了长安，虽然仅占据十五日便被郭子仪率军驱逐，但这次入侵也暴露了唐朝防御体系的脆弱。 与此同时，在西南方向，吐蕃继续扩张其领土，吞并了姚州都督府及其所辖三十二夷州，并于同年十二月进一步占领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无力救援，使得剑南西山诸州也落入吐蕃之手。唐朝因此失去了对西川西部高地的控制权，重要的财赋来源地蜀地和军事重镇成都从此皆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战略地位岌岌可危。在李豫统治时期，吐蕃每年秋季都会对唐朝边境发起骚扰攻击，迫使京城频繁戒严，这种现象被称为“防秋”。 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郭子仪、马璘等将领通过不懈努力逐步稳定了京西北地区的局势，初步遏制了吐蕃的大规模入侵。特别是在大历八年（773年），灵州、宜禄、盐仓、百城之战中，唐军成功击败吐蕃军队，展示了大唐强有力的反击能力。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边境防线，也为唐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针对西南战线的困境，李豫采取了果断措施。广德二年（764年），他撤免了作战不力的西川节度使高适，并将剑南东、西川合为一道，任命黄门侍郎严武为新的节度使。 严武上任后立即展开行动，指挥有方，“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并在同年十月夺取盐川城，显着改善了西南战局，带来了转机。此后，西川节度使崔旰在大历十年（775年）至十二年（777年）间多次击败吐蕃军队，进一步挫伤了吐蕃的锐气，巩固了唐朝在西南方向的防御。 这一系列军事胜利不仅增强了边境的安全，也提升了唐朝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通过这些战略调整和军事行动，唐代宗李豫有效地应对了来自吐蕃的持续威胁，逐步扭转了不利局面，为唐朝边境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大历末年，随着吐蕃内部矛盾激化和政局局面的动荡，其对外侵略活动有所减少，并开始尝试与唐朝议和。然而，吐蕃使者带来的和平提议往往伴随着新的军事挑衅，显示出双方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唐代宗李豫对于吐蕃请和使者时常采取扣留政策，并将战俘发配到江、岭地区作为刑徒奴隶，以此表达对吐蕃时常侵扰大唐边境行为的不满。 宝应元年（763年），李豫即位之初，回纥汗国的登里可汗便率众前来助战。李豫命令御史大夫尚衡前往宣慰，并在同年十月的击灭史朝义之战中，回纥骑兵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吐蕃入侵唐朝时，回纥拒绝与吐蕃结盟，使得唐朝北方边境得以相对安宁。然而，回纥军队的行为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诸军会集陕州平叛时，雍王李适携幕僚前往陕州北拜见回纥可汗，因李适不肯下拜于可汗，导致其幕僚药子昂、李进、韦少华和魏琚遭到鞭打，其中韦少华和魏琚伤重不治。回纥人进入洛阳后，纵兵掠夺，焚烧圣善寺和白马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们还肆意侮辱官吏，甚至在夜间带兵闯入鸿胪寺，破坏了城门安全。 大历三年（768年），为加强与回纥的关系，李豫派遣右散骑常侍萧昕持节前往祭吊去世的光亲可敦，并次年将仆固怀恩的幼女封为崇徽公主，嫁与回纥可汗为继室。兵部侍郎李涵持节册封可敦，并赠予大量彩绸。尽管当时国库空虚，仍征用公卿的骡马骆驼运送礼物。宰相们在中渭桥为李涵等人饯行。回纥留在京师的士兵继续在坊市掠夺人口，引骑兵冲击含光门，迫使皇城关闭。 面对这些行为，李豫仅令刘清潭前去劝止；而当回纥人抢走长安县令邵说的马时，有司也不敢严加责罚。自肃宗时期起，回纥自恃对唐朝有功，每进献一匹马便索要四十匹缣。每年携带数万匹劣马前来售卖，使者频繁往来，寄宿于鸿胪寺。李豫试图通过厚赐来感化回纥，但对方并未收敛。后来，回纥又带来一万匹马，最终李豫决定购买六千匹以维持关系。 大历十年（775年），一名回纥人在长安道上行凶，被京兆尹黎干擒获，但李豫却下诏赦免了凶犯。随后，这名回纥凶手又在东市继续为非作歹，市人将其绑送至万年狱，回纥首领来劫狱并砍伤狱吏，长安官民对此不堪忍受。到了大历十三年（778年），回纥袭击振武军，攻陷东陉，入侵太原，并在阳曲击败河东节度使鲍防部。直到代州都督张光晟在羊虎谷击败回纥，才迫使其撤退。 总之，回纥在唐代宗李豫统治时期表现的极为骄横，双方关系逐渐恶化。直到唐德宗时期，这种紧张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李豫在处理回纥事务上的宽容态度，虽然暂时缓和了局势，但也暴露了朝廷对外族势力的无奈与妥协。 在唐代宗李豫在位时期，立国不久后的南诏便侵占了唐朝的部分疆土。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经营其西南地区，不再对唐朝构成直接威胁。这种战略调整使得唐朝西南边境的压力有所减轻，为李豫集中精力处理其他内外事务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唐王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往来。根据《唐会要》记载，在李豫担任元帅平定安史之乱时，曾利用过大食的兵力援助。在李豫位期间，大食也有遣使来唐朝的记录，表明两国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交流和贸易联系。 这些外交互动反映了当时国际局势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唐朝作为东亚强国所维持的广泛对外联系。通过与南诏和大食的交往，可以看出李豫时期唐朝不仅面临内部稳定和边疆安全的挑战，还需要巧妙地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尽管南诏转而向内发展，减轻了对唐朝的压力，但与大食的持续接触则展示了唐朝在全球化早期阶段的开放态度和外交智慧。 安史之乱后的藩镇政策及其影响 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李豫采纳了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的建议，分别任命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和薛嵩为魏博、成德、幽州（卢龙）以及相卫四镇的节度使。这一决策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动荡的局面，但也无意中种下了河朔三镇割据自治的隐患。 传统观点认为，仆固怀恩提出分封河北诸镇的建议时，可能是出于“恐贼平宠衰”的考虑——即担心安史之乱平定后，随着战事结束和局势稳定，他的功绩和重要性会被逐渐淡忘，从而导致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希望通过分封来建立自己的党羽和支持。 李豫历经多年的战乱之苦，极度渴望和平与稳定。因此同意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希望借此避免更多的冲突和动荡，使百姓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然而，这一决定虽然短期内带来了稳定，但却开启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先河，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隐患。李豫在追求即时和平的过程中，未能充分预见这一决策对中央权威的长远影响，最终导致地方势力逐渐坐大，削弱了中央集权。 应对田承嗣的挑战 安史之乱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行为逐渐显露出其野心和对抗朝廷的意图。他在魏博立祠堂，尊奉安禄山、史思明为“四圣”，并向朝廷要求担任宰相，这一举动明显是对中央权威的挑衅。面对田承嗣的挑战，李豫选择了妥协：他派内侍孙知古暗示田承嗣拆毁祠堂，并加授田承嗣为平章事以安抚他。大历十年（775年），田承嗣唆使昭义镇作乱，攻占相州，并暗杀卫州刺史薛雄。李豫曾试图通过调发其他藩镇的力量来征讨田承嗣，但当军事形势对朝廷不利时，田承嗣上表谢罪，李豫最终选择赦免他的罪行，以此换取暂时的和平。 这种姑息态度不仅未能有效遏制田承嗣的势力，反而助长了他的气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李豫统治末期，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和幽州（卢龙）——的割据局面基本形成，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权威则相应削弱。李豫在处理这些藩镇问题上的妥协与软弱，成为唐朝后期中央政权逐渐失去对地方控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笔。 后世学者的不同看法 樊文礼指出，李豫并非一味姑息。初期受制于吐蕃压力，被迫迁就；中期以后，随着外部形势改善，他对哥舒晃、田承嗣、李灵曜等采取军事行动，并通过制度手段打压藩镇。大历后期，唐廷与幽州维持密切关系，一度取得昭义军归顺，但由于地缘政治结构复杂，未能彻底解决藩镇问题。 郭子仪总结道：“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这些藩镇互相联结，一切事务自决，虽奉事朝廷却不用其法令。河北三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综上，唐代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策略既有妥协也有对抗，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内外环境，揭示了唐朝中央权威逐渐式微的趋势，对中晚唐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过关于唐代宗李豫对待藩镇的态度，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指出，代宗并非对藩镇采取简单的姑息政策。樊文礼在其研究中提出，李豫在位初期由于面临吐蕃的边境压力，确实不得不暂时迁就藩镇以稳定内部；但随着外部形势逐渐好转，他开始积极应对藩镇问题。 例如，针对哥舒晃、田承嗣和李灵曜等地方势力，李豫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通过限制藩镇兵力、废除诸州团练守捉使、以及颁布敕令禁止藩帅擅自任命属州刺史等措施来打压藩镇权力。 此外，有关河朔地区的藩镇，有学者认为，在大历后期，中央政府与幽州之间的关系相对紧密，甚至一度获得了昭义军的归顺。但是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影响，这一努力未能完全成功实现对所有藩镇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过田承嗣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趋于稳定，并且形成了一个自治程度较高的地方政权体系。这些观点强调了唐代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表明他在不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政策方向，展现了其较为灵活的政治策略。 第20章 唐代宗:继往开来的一代君主(下) 诛除权臣革除旧弊 代宗李豫即位后，迅速采取行动削夺了权宦李辅国的权力。借助宦官程元振的支持，李豫巧妙地将当权宦李辅国尊封为“尚父”，并进封其为博陆王，表面上给予了极高的荣誉。然而，此举实际上是李豫精心设计的一步棋，主要目的是逐步削夺李辅国的实权，并最终迫使其退休。这一策略既保全了李辅国的面子，又有效地削弱了他在朝中的影响力，更是为巩固皇权扫清了障碍。 不久后，李辅国被“盗”刺杀。随着李辅国的倒台，宦官程元振接掌了禁军统领之职，但其谗害朝臣的行为最终大失人心。基于太常博士柳伉的建议，李豫决定将程元振削官放归田间，随后流放至溱州。 优宠宦官 唐代宗李豫对宦官极为优宠，凡宦官们奉命出使四方，他从不限制其求取财物。即使是恩赐嫔妃家族的任务，宦官归来后，李豫还会询问他们所得多少，如果派去的宦官获得的财物不多，李豫便认为是轻慢了天子的使者，因此宦官们开始公开索求贿赂，毫无忌惮。宰相们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常常在阁中贮备些钱财，每逢宦官来传达圣旨或赏赐物品时，从未让他们空手而归。 宦官们出使州县时，也常常以传送文书为名索取货物，其行为与征收赋税无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李豫对宦官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朝廷的政治格局，使得宦官势力逐渐坐大，成为唐朝政治中一个显着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为后续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李豫无力应对宦官势力的膨胀。 去三大奸如杀犬羊 实际上，在面对一些滥用权力、行为跋扈的宦官时，李豫展现出了决断力。例如，针对权倾一时的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李豫采取了严厉措施，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惩处与贬谪，甚至诛杀，以此来遏制宦官势力的过度扩张，并试图恢复皇权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宦官专权的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彻底解决，仍持续影响着唐朝后期的政治生态。 特别是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宦官鱼朝恩因得皇上宠信而权倾朝野，甚至还当庭凌辱宰相。气焰嚣到凡是朝廷政事不经过他的参与，他便会愤怒地质问：“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意识到群臣对鱼朝恩的普遍怨恨，李豫决定将其除掉，便与宰相元载密谋，在一次禁中宴会后，将鱼朝恩留下，命令侍卫将其缢亡，对外则宣称“朝恩受诏乃自缢”。这一行动展示了李豫处理棘手政治问题的决心与手腕。 然而，随着宰相元载的得势，他逐渐变得专权跋扈，沉迷于私利，引起了代宗对其的不满。大历十二年（777年），唐代宗命令左金吾大将军吴凑逮捕并诛杀了元载。 此举不仅清除了朝廷中的又一威胁，也为李豫赢得了“去三大奸如杀犬羊”的美誉，宋人苏辙称赞其行动使得“中外不惊，上下厌服”。这句话原是是苏辙用来称赞某位北宋政治人物的行动或政策既未引起国内外的震惊，又获得了从上到下的广泛认可和佩服。这话话通常与王安石的新法改革相关联，表明其措施在当时社会中得到了相对平稳的接受。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对李豫的政治手腕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唐代宗深受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思想的影响，擅长运用帝王权术。 痛失清明宰相 通过逐步削弱宦官权臣的势力，李豫巧妙地铲除了这些潜在的威胁，确保了皇权的稳固。在元载之后，李豫任命了素有清名的杨绾为宰相，意图借其手革除朝廷中的积弊。杨绾上任后，以其正直和廉洁着称，移风易俗，使得朝中权贵铺张浪费的行为有所收敛，为朝廷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虽然杨绾在相位数月便因病逝世，但他的影响深入人心，赢得了广泛尊敬。李豫对杨绾的早逝深感痛惜，感叹道：“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通过这些策略性的行动，李豫不仅成功地清除了一批威胁皇权统治的权臣，还为唐朝的政治生态带来了显着的改善。也展现了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稳定，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排非议重用老将 李豫在用人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眼光和决断力。尽管宦官中伤郭子仪，李豫却坚信其忠诚与才能，毅然决定重新起用这位老将。郭子仪不负所望，在抵御吐蕃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保卫了国家的安全。这一决策不仅巩固了边防，也彰显了李豫识人用人的智慧。 处政严明维护公正 尽管存在用人上的失误，李豫在处理具体政务时仍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大历十二年（777年）十月，面对京兆尹黎干和户部侍郎韩滉关于水灾损害面积的不同报告，李豫并未轻信任何一方，而是派出御史进行复查。最终确认渭南县受灾面积为三千顷后，他严厉批评了隐瞒实情的官员，并将其贬职。此举体现了他对地方治理的关注及对公正行政的坚持。 对皇亲国戚的严格要求 唐代宗对皇亲国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容许他们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69年）七月，皇姨弟薛华因私人恩怨杀害了三人并试图掩盖其罪行。事发后，被代宗拘捕入狱并赐死。此外，升平公主请求保留自家水磨以利农田灌溉时，李豫坚决拒绝，并强调诏令是为了百姓利益。公主随即拆除自家水磨，成为成为一时佳话。这些举措显示了唐代宗作为君主的公平与正义。 改革选制，促进吏治清明 唐代宗在位期间还积极推动选制改革，力求吏治清明。宝应二年（763年），他命令尚书左丞杨绾负责东京选拔，礼部侍郎贾至负责东都举荐，开创了两都分举选的先河。这一改革也是为了提高选官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从而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为唐朝的政治生态注入新的活力。通过这些措施，代宗不仅展现了其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唐王朝的政治环境，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人失误，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代宗在用人方面展现了一定的洞察力，但他的任命决策并非全无瑕疵。早期，代宗任用元载为宰相，然而元载专权自恣，贪污腐败，贿赂成风；到了晚年，改任常衮为相，虽然常衮上任后确实遏制了贿赂现象，但在识人用人上却显得鉴别能力不足，未能明辨贤愚，导致人才得不到合理的任用，朝政效率大打折扣。 当时京师还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常分别，元好钱，贤者隐，愚者前”。生动地揭示了这些用人失误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也表明，代宗李豫在某些方面的用人策略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留下了遗憾。 崇信佛教，造成财务负担 在身边朝臣元载、王缙、杜鸿渐等人的影响下，李豫渐渐开始崇信佛教，为此供养了大批僧人，兴修佛寺。这些举措虽然体现了他对宗教的虔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给财政造成了负担。 每逢边疆危机时，他常依赖宗教仪式寻求庇护，如永泰元年（765年）九月，吐蕃军队逼近奉天，京师戒严之际，李豫命令人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分别送至资圣寺和西明寺，并且在两寺设立百尺高座，由僧侣高声诵读，以期禳灾祈福。随着吐蕃军进一步逼近京师，这一活动才被迫停止。同年十月，当吐蕃军进至邠州时，代宗再次命令僧人在资圣寺讲诵《仁王经》。 大历二年（767年）六月，宦官鱼朝恩请求将自己所获赐的宅第改建为章敬寺，以此为已故章敬太后吴氏祈求冥福。该寺建造得极其宏伟壮丽，甚至不惜拆毁曲江及华清馆以获取材料。尽管进士高郢上书劝谏这一劳民伤财的行为，但李豫并未采纳其建议，继续推进工程。李豫不仅个人虔诚信仰佛教，还在宫中供养了一百多名僧人，其中包括来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不空法师，后者因其深厚的佛学造诣而被封为国公，出入宫廷如同权贵，享有极高的地位。“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这话也反映出了当时佛教势力在经济上的膨胀。 此外，李豫下令禁止鞭打僧尼，并在五台山修建金阁寺，使用铜制并涂金的瓦片，耗费巨大，达到了“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的程度。在他的影响下，朝廷内外的官员们纷纷效仿，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转向崇尚佛教，出现了“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的现象，政事与刑法也因此日益混乱。这些举动虽然体现了李豫对佛教的崇敬之心，但也暴露出他对宗教事务过度投入的问题，进而影响了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 此时期的政策选择，反映了唐代宗试图通过宗教来安抚人心、巩固统治的愿望，然而过度的宗教信仰支持最终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使得国家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消耗于非生产性建设方面，从而影响了实际的行政效率和社会发展。 突然患病离世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初二，唐代宗李豫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他已经无法上朝理政。面对这一紧急情况，为了确保朝政的连续性和稳定，五月二十一日（即6月10日），李豫正式任命太子李适为监国，赋予他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当天夜间，李豫在长安的大明宫紫宸内殿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同年八月，群臣为李豫上谥号“睿文孝武皇帝”，庙号定为“代宗”。原本应使用“世宗”作为庙号，但为了避免与唐太宗李世民名讳中的“世”字冲突，故改为“代宗”。十月，唐代宗李豫被葬于元陵。十二月，其神主牌位被迎入太庙，完成了祔庙之礼，这不仅是对逝去君主的崇高敬意，也象征着新帝李适正式接过了治理国家的重任。 有关李豫的一些逸事 天赋异禀 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故事是关于他对音乐的喜爱。据说唐代宗非常喜欢音乐，尤其是羯鼓。有一次，他听到一位名叫李龟年的乐师演奏羯鼓，被深深打动，便邀请李龟年入宫教授自己羯鼓技艺。由于唐代宗勤奋练习，技艺大进，以至于后来有人称赞他说：“不是李龟年教得好，而是陛下天赋异禀。” 收揽人心 在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两次勾引外敌入侵，成为唐廷重大隐患的情况下，李豫展现出宽容胸怀。尽管仆固怀恩的行为严重威胁到了唐朝的安全，但在其叛乱期间，李豫始终未以“反叛”之名加诸于他。相反，展示出对旧臣的宽厚与体恤。当仆固怀恩的母亲被迎回后，李豫不仅亲自下令厚加抚恤，还确保她能够在安逸中颐养天年。听到仆固怀恩暴毙的消息时，李豫表现出深深的哀怜之情，对侍从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这句话不仅是对仆固怀恩个人命运的惋惜，更是对其因身边人误导而走上歧途的理解与同情。李豫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对仆固怀恩本心忠诚的认可，同时也减轻了其叛乱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回纥的关系，并表达对仆固怀恩家族的重视，李豫后来册封仆固怀恩的幼女为崇徽公主，并嫁予回纥牟羽可汗。李豫对仆固怀恩的处理方式，展现了他作为君主的宽广胸襟和政治远见。他深知，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收揽人心、化解矛盾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通过这些具体行动，李豫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也为唐朝后续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 与郭子仪君臣间的微妙关系 为了笼络重臣郭子仪，唐代宗李豫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暧，使君臣之间结为儿女亲家。这一联姻不仅加深了双方的信任，也为朝廷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然而，这段婚姻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小两口闹别扭，升平公主自恃金枝玉叶，言语中带着几分傲慢羞辱了郭暧。郭暧一时气愤，脱口而出：“你倚仗你的父亲是天子吗？我父还不愿为天子！”这句话触动了升平公主的敏感神经，她立刻入宫向父亲李豫告状。 面对女儿的抱怨，李豫却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回答：“这是你不知道了。确实如此，假使他要做皇帝，天下难道还是你家所有吗？” 这番话既表达了对郭子仪的高度信任，也展现了他对权力更迭的深刻理解。李豫深知，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郭子仪不仅是国家的柱石，更是维系政权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郭子仪闻讯后，深感事态严重，急忙将儿子郭暧关了起来，并亲自入宫请罪。但李豫反而安慰他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闺房之间的事情，哪里值得听呢！”李豫的这番话，既体现了他对郭子仪的宽容与理解，也显示了他处理家庭琐事时的智慧与大度。尽管得到了皇帝的宽慰，郭子仪回到府邸后，仍然严厉责罚了郭暧，以示对皇室的尊重和对自己家族行为的约束。这段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一出着名的戏剧《醉打金枝》，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剧目。它不仅反映了唐代宗李豫与郭子仪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也展示了那个时代君臣之间的人情世故和政治智慧。 此外，还有传说唐代宗李豫喜欢微服私访，到下层了解民间疾苦。不过这类故事的真实性难以考证，更多地可能是后世对于理想君主的一种想象或美化吧。 历史评价 唐玄宗李隆基曾对幼年的李豫寄予厚望，称他“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 苏鹗评价说，李豫自幼便展现出宽厚仁德，深得玄宗喜爱。这种天生的宽厚性格，在其即位后得到了充分展现。即位之初，将大量政务委托给宰相处理。然而，元载的专权使得国家制度逐渐败坏，官场风气日益腐败。若非通过贿赂或走左道旁门，几乎无法在朝廷中立足。常衮继任宰相后，虽然杜绝了贿赂之风，但他性格孤僻、独断专行，用人唯亲，导致官员升降失当，京师民间流传：“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而愚者贤。” 孙之翰评价说，代宗虽非英睿之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他的宽厚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在容忍宰相擅权方面，显示出宽厚可能带来的弊端。此外，肃宗和代宗过度宠信宦官，对待将帅不够周全，导致像怀恩这样的将领心生二志，河北地区也因此不再完全受中央控制。 陈光崇主编《中国通史》中对唐代宗的评价:唐代宗李豫早年曾积极参与平叛战争，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都。即位后，他继续致力于平定安史之乱，最终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然而，在处理战后事务时，由于决策失误，任用了安、史旧将分帅河北，加之国力不足以彻底平定跋扈的藩镇势力，导致对这些地方割据势力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姑息政策。这种做法无意中促成了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卢龙）独立割据的局面，为日后唐朝中央权威的削弱埋下了隐患。 尽管如此，唐代宗在对待宦官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平衡能力。虽然他对部分宦官优宠有加，但也能果断惩治作恶多端的大宦官，避免了严重的宦官之祸爆发。这表明他在处理复杂的政治局势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决断力。唐代宗在位十八年间，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国家面临诸多挑战。然而，正是因为他能够信任并重用如刘晏与郭子仪这样的贤能之臣，才得以艰难地维持其统治地位。刘晏通过改革财赋制度，确保了国家财政的基本稳定；而郭子仪则凭借其军事才能，多次抵御外敌入侵，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两位大臣的努力对于支撑动荡时期的唐朝至关重要。 第21章 遂宁内外:唐德宗的统治策略(上) 唐德宗李适，唐朝的第十位皇帝，唐代宗李豫的长子，出生于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早年，他被封为奉节郡王，并在宝应元年（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随后改封鲁王、雍王，名义上统领军队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广德二年（764年），李适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779年），李适登基为帝。 即位之初，唐德宗李适展现出强硬而明智的领导风格，坚持任用贤能的文武官员，严格限制宦官干预朝政，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振兴国家的重要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废除传统的租庸调制，转而实行“两税法”，这项改革标志着中国赋税制度的重大转变，显示了李适意图重振唐朝国力的决心和魄力。通过这些举措，唐德宗不仅试图解决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还力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有效的税收体系，以增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持中央集权。他的初期统治充满了积极的改革尝试，为唐朝中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宗逐渐依赖如卢杞等宠臣，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杂税，这些举措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建中二年（781年），他发起了旨在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的战争，但因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尚未成熟，这一行动反而触发了四镇之乱及泾原兵变。面对突如其来的叛乱，李适被迫逃离长安，辗转奉天（今陕西乾县）、梁州（今陕西汉中）等地避难。在宰相李泌及将领李晟、浑瑊等人的鼎力相助下，唐德宗最终成功平定了叛乱。 这次经历不仅考验了唐德宗的统治能力，也深刻影响了他以后对藩镇政策的态度。此后，唐德宗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来处理与地方势力的关系，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动荡局面。这段时期的挑战和变化，反映了唐德宗统治中期所面临的复杂局势，以及他在应对这些危机时展现出的适应性和领导力。尽管最后削藩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也为后来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之间的权力平衡设定了新的框架。 唐德宗执政后期，开始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对地方上的藩镇势力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另外，在唐德宗统治时期，文化方面也有所发展，内部兴起了古文运动；对外关系上，他联合回纥、南诏、大食对抗吐蕃，成功地重新开放了因安史之乱而中断的东西陆路交通。此外，唐德宗个人也擅长文学创作，尤其以诗歌着称，《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作品。 早年经历 天宝元年四月，李适在长安的大内东宫降生，其母为睿真沈皇后。同年十二月，年仅数月的李适就被授予了特进之衔，并封为奉节郡王。当李适十四岁那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动荡。次年（756年），随着长安的失守，他的曾祖父唐玄宗被迫逃往四川，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之中。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中，李适与其他皇室成员一同经历了战乱带来的苦难与家国忧患。 储君元帅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唐代宗即位后不久，五月便委任年仅二十岁的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并改封他为鲁王，赋予其与安史叛军进行最后决战的重任。同年八月，李适再次被改封为雍王。十月，李适奉命出镇陕州，肩负起了稳定地方、抵御叛军的重任。 次年，即宝应二年（763年），随着安史之乱的平定，李适因战功卓着被拜为尚书令，获赐实封食邑二千户，并与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同被授予铁券，画像悬挂于凌烟阁，以彰其勋绩。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正式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了隆重的册礼，就此确立了其作为未来皇帝的地位。 苛政的后果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于长安宫中病逝，三十八岁的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在居丧期间，李适严格遵守礼法，体现了他对传统礼仪的尊重。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群臣为他上尊号“圣神文武皇帝”。即位之初，德宗任用崔佑甫为宰相，推行清简政策，展现出了一番中兴气象。崔佑甫推荐杨炎为相，但不幸患病去世，使得杨炎得以独揽大权。面对唐玄宗以来租庸调制的破坏，杨炎提出并实施了两税法改革，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赋税制度，并且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变化，对国家财政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杨炎生性狭隘，利用职权打击异己，导致政治环境恶化。 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任命卢杞为相，但卢杞为人奸佞，善于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陷害了许多忠良之士。为了筹集军费，他实行了一系列苛刻的税收政策，如增收房屋间架税和除陌税，这些措施引起了广泛的民怨。 同年，唐德宗决心革除藩镇割据的问题，发起了削藩战争。虽然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随后却引发了更大的混乱。到了建中三年（782年），卢龙节度使朱滔、成德王武俊、淄青李纳、魏博田悦分别自立为王，联合对抗朝廷；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叛乱，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兵变”爆发，叛军占据长安，并拥立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称帝。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辗转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避难。最终，在宰相李泌及将领李晟、浑瑊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平定了叛乱。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发布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失，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同年七月，德宗重返长安。同年，河中节度使李怀光因与部分宦官、藩镇将领矛盾激化而举兵反叛，德宗派浑瑊与河东节度使马燧、镇国节度使骆元光等率军讨伐，至次年八月平定叛乱。 绥宁内外 经历多次变乱之后，唐德宗李适开始采取更为保守和谨慎的策略。他逐渐委任亲信宦官为禁军统帅，对地方藩镇则采取姑息的态度，以避免激起更大的叛乱。晚年时，淮西镇用兵失利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使得藩镇势力愈发强大。 贞元年间（785年—805年），唐与吐蕃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军事负担。面对日益窘迫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不得不采取多种手段筹集资金。“进奉”、“宣索”、“宫市”等敛财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也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此同时，唐朝频发天灾，唐德宗在积极敛财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次赈灾免税，以安抚民心，维持社会稳定。 尽管面临诸多内部挑战，唐德宗仍然致力于恢复边疆领土。在位期间成功出兵收复了琼州、姚州、巂州、会州、原州、翼州等地，这些行动不仅增强了朝廷的威望，也为后续的边防稳定奠定了基础。 文化复兴时代 大历、贞元年间，复古主义思潮兴起，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这场运动旨在从意识领域挽救帝国的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贾至、梁肃、权德舆、韩愈、白居易等人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倡导文体革新，反对空洞华美的骈文，提倡自然自由的古文表达方式，这不仅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推动了“唐传奇”小说进入兴盛期。唐德宗本人擅长文章与诗歌创作，因此大力支持古文运动，重视科举制度，广纳贤才，从而迎来了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 外交成就 此外，唐德宗根据宰相李泌的建议，采取了灵活的外交策略：北和回纥、南和南诏、西结大食，共同对抗吐蕃。这一系列举措成功扭转了对吐蕃的战略劣势，并利用“回鹘道”重新开通了安史之乱后被切断的东西陆路交通线。这些外交成就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境安全，还为后来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位前期的改革与整顿措施 唐德宗即位初期，英明果决，他坚持信任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预朝政，一心致力于恢复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使朝野内外呈现出一派中兴的景象。 收兵权，整肃军务 即位之后，唐德宗尊崇名将郭子仪为尚父，并加封其为太尉兼中书令，但同时罢免了郭子仪所担任的副元帅等实际军事职务，将其权力分散给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人，分别任命他们为节度使。此举不仅巩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也避免了个人权力过于集中。此外，德宗召见“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并留居京师，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 清明节俭，革新风气 唐德宗即位之初便大力推行清明节俭的政策。他在任命崔佑甫为宰相后的短时间内，迅速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停止了诸州府及新罗、渤海等地每年进贡鹰鹞的传统；限制山南枇杷、江南柑橘的进贡次数；废止南方一些地区向宫中进贡奴婢、春酒、铜镜、麝香等物品；禁止全国进贡珍禽异兽，并规定银器不得镶嵌金饰。为了展示决心，他还下令释放文单（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至荆山之阳，放生专门用于皇室狩猎的五坊鹰犬。此外，裁撤梨园使及冗余伶官三百人，并将所需人员归并至太常寺管理。 为了显示皇恩浩荡，唐德宗还释放了一百多名宫女。在他生日时，拒绝接受各地的贺礼，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部划归度支，用以替代租赋。这些举措彰显了新君登基后的清廉和务实作风。 严惩宦官，整治吏治 唐德宗深知宦官干政的危害，因此在即位之初便坚决疏远和排斥宦官势力，亲近朝廷官员。他的父皇唐代宗就是由宦官拥立，对宦官颇为优宠，尤其是派遣到各地出使的宦官，往往公开索贿、大肆搜刮。还是皇太子期间，唐德宗对此类弊端已有深刻认识，故而在即位伊始便下定决心进行整治。 在即位的当年闰五月，唐德宗派遣宦官前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该宦官返回京城后，被查实收受了大量贿赂，包括七百匹缣、二百斤黄茗、骏马和奴婢。李适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对这名宦官杖责六十并流放。此事传出之后，其他尚未返京的奉使宦官纷纷自行处理掉了收受的礼品，不敢再行贪污之事。不仅如此，李适在即位当月，还果断的处理了暗怀异志的宦官刘忠翼，以此震慑朝野，表明其整治宦官的决心。 削藩之战及其后果 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一直致力于削弱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以解决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逝，其子李惟岳请求继承父职。唐德宗拒绝了他这一请求，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 面对唐德宗的决心，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与李惟岳密谋，准备武力抗拒朝廷。德宗迅速做出反应，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正式打响了削藩战役。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后，其子李纳被击败；李惟岳则被部将王武俊除去；成德镇大将张忠和投降并被任命为新的成德节度使。只有田悦继续顽抗。然而，唐德宗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的做法引发了参与削藩的其他节度使的不满。 建中三年（782年）底，局势急剧恶化。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淮西（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反叛行列，自封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并与四镇勾结。战火从河北蔓延至河南，东都洛阳告急。面对四镇联合反叛及李希烈的加入，李适的削藩政策遭遇重大挫折。 原本希望通过削藩来巩固中央权威的努力，反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这场战争不仅考验了唐德宗的军事指挥能力，也暴露了他处理复杂政治关系时的局限性。德宗试图通过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来削弱他们的实力，但最终却导致了更多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叛，使得削藩之战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 李适的削藩之战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终因策略上的失误和复杂的政治局势而陷入困境。他试图通过打击个别藩镇来树立中央权威，但在实际操作中未能充分考虑各藩镇之间的利益平衡和潜在的联合可能性。此外，李适过于依赖武力解决问题，忽视了政治协商和安抚手段的重要性，这也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这场战争不仅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还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埋下了隐患。尽管唐德宗李适的努力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映了他在处理藩镇问题时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复杂性。 第22章 遂宁内外:唐德宗的统治策略(中) 泾师之变与奉天避难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未获得期望中的丰厚赏赐，且供应的饭菜简陋，士兵们感到极度不满，最终哗变。这一事件史称“泾师之变”。叛军迅速拥立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为秦帝（后改为汉帝），并进围奉天（今陕西乾县）。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唐德宗李适仓皇出逃，被迫终止了削藩之战。 泾师之变不仅打乱了唐德宗的军事部署，也使朝廷陷入了混乱。为了应对危机，前线将领李晟和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人从河北撤军勤王，试图解救被困的皇帝。然而，局势又进一步恶化，李怀光在途中联络了朱泚反叛，迫使唐德宗再次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在这场动荡中，李晟展现出了非凡的忠诚和勇气。他率部奋力抵抗叛军，并积极筹备反击。经过艰苦的努力，李晟最终成功收复了长安，击败了朱泚的叛军。唐德宗得以重返京城，但这场变乱给唐朝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泾师之变不仅是唐德宗削藩政策的重大挫折，也暴露了中央政府在处理地方势力时的局限性和复杂性。唐德宗原本希望通过削藩来巩固中央权威，但反而激起了更多地方势力的反抗。这次变乱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还使得国家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和动荡之中。从而可以看出唐德宗在削藩过程中的艰难处境及其决策带来的后果。泾师之变不仅中断了他的削藩之战，也使他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尽管有像李晟这样的忠臣奋力挽救局势，但这次事件无疑对唐朝的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痛下罪己诏与政策调整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面对国家局势的持续动荡和叛乱的蔓延，唐德宗李适痛下“罪己诏”，公开承认自己作为君主的失误，表示愿意承担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这一举措不仅是对自身治理不当的深刻反省，也是为了平息各方矛盾、稳定局势。 罪己诏的具体内容 在诏书中，唐德宗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的原因在于自己的治理不当，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因此，他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并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被宽大处理，许其投诚效顺。此举意在通过宽容政策来化解敌意，恢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关系。 政策调整的效果 罪己诏发布后，立即产生了显着效果： 叛乱藩镇的响应：王武俊、李纳、田悦等人迅速取消了自封的王号，并上表谢罪，表达了重新归顺朝廷的意愿。此举不仅缓解了紧张局势，也为进一步和解奠定了基础。 政治氛围的缓和：唐德宗的坦诚认错和宽容政策，赢得了部分大臣和民众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氛围。这种姿态也向全国传递了一个信号：皇帝愿意承担责任，改正错误，重建和谐。 巩固中央权威：尽管削藩之战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通过这次政策调整，唐德宗成功地将部分反叛势力重新纳入中央管理之下，暂时稳定了局面。这也为后续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提供了机会。 唐德宗的“罪己诏”不仅是个人领导风格的一次重要转变，也是唐朝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策调整。它反映了德宗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的灵活性和务实态度，同时也暴露了他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局限性和挑战。通过这次事件，唐德宗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结合政治手段和人文关怀，以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总之，兴元元年的“罪己诏”标志着唐德宗李适从强硬削藩转向灵活应对的新阶段，同时也展示了他在危机时刻的政治智慧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重返长安与后续平叛 随着李晟于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唐德宗终于在同年七月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元年（785年）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尽。次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斩李希烈投降，唐德宗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同年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斩陈仙奇，德宗任命吴少诚为节度使留后，继续维持对地方势力的控制。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唐德宗不仅经历了削藩战争的起落，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统治策略。他从最初的强硬立场逐渐转向妥协与调整，最终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 边疆防御，安定西陲 1.蜀地保卫战 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与南诏组成了一支号称二十万的联军进犯蜀地。面对这一威胁，唐德宗李适迅速派遣右神策都将李晟率四千神策军、金吾大将军曲环率领由邠宁、陇右、范阳各镇组成的五千士兵前往蜀地，与山南东、西道的唐军联合抵抗。唐军在七盘和大度河外两次大破蕃诏联军，范阳军攻克新城、维州、茂州等地，联军因饥寒交迫，在崖谷中陨者达八九万人。南诏国王异牟寻深感恐惧，迁都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以避唐军锋芒。 2.汧城之战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相尚结赞率军入侵。李晟派部将王佖在汧城设伏，大败吐蕃军，几乎生擒尚结赞。同年十月，李晟再次派遣猛将野诗良辅和王佖率领步骑五千出击，击败吐蕃军两万，攻克摧砂堡，并斩杀其将领扈屈律悉蒙。同时，河东节度使马燧成功降服了河曲六胡州，进一步巩固了边境安全。 3.持续的反击战 贞元四年（788年）：吐蕃军二万入侵清溪关，一万攻东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命令韦晋镇守要冲城，督诸军防御，巂州经略使刘朝彩等出关连战，大破吐蕃军。 贞元五年（789年）：吐蕃军三万侵犯宁州（今甘肃宁县），金吾将军高崇文率三千甲士解救，于佛堂原大破吐蕃，敌军阵亡过半。同年底，韦皋派部将王有道率军大破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使，吐蕃军损失惨重。数年后，韦皋收复巂州，进一步稳定了西南边疆。 贞元八年（792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芳州击败吐蕃，攻取黑水堡，增强了对西陲的控制。贞元九年（793年）：李适下令邠宁庆副元帅浑瑊与灵盐节度使杜希全等重修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城，经过两年时间完工。此举使得灵武、银夏、河西地区稍安，吐蕃不敢深入。 设立云南安抚使，强化边防建设 为了安定西南边陲，贞元十一年（795年）九月，唐朝设立了云南安抚使一职，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兼任，并在南诏境内屯戍军队，这一举动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管理和防御。此外，贞元十三年（797年），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在边境要地修筑方渠、合道、木波三城，并在马岭（今甘肃环县）筑城，开辟了三百里的新领土，显着增强了边境防御能力。 后期的重大胜利 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进攻灵州时遭遇失败，兵败乌兰桥。韦皋则趁势攻占了吐蕃末恭、颙二城，进一步扩大了唐朝的控制范围。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年—802年）：在维州之战和渡泸之役中，唐军大破吐蕃军十万，生擒吐蕃大相论莽热，并成功招降了部分黑衣大食及康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通过这些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唐德宗李适不仅有效抵御了吐蕃和南诏的侵扰，同时也逐步恢复并扩展了唐朝在西南和西北边陲的影响力。他的边疆政策和军事指挥能力展现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实力，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疆，也彰显了李适时期朝廷对外来威胁的有效应对能力。 推行“两税法” 在唐代中期，为了整治税收体系的混乱状况，增强国家财政实力，并应对地方藩镇的军事支出问题，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年）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实施了“两税法”。这项改革措施将原本繁杂无序的税制简化为夏、秋两次征税，明确了税收规定，使得唐王朝的财政制度更为规范和透明。两税法的推行带来了显着的进步与成效。《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此政策“使天下便利，人民不再因户籍束缚而受限，土地得以稳定；赋税未增却增加了国库收入；无需更新户籍即可掌握实际情况；贪官污吏难以从中牟利”，从而确立了朝廷对经济资源分配的主导权。 相较于之前的租庸调制，两税法强调以资产价值作为征税依据，而非单纯依赖人口数量，即“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一转变意味着拥有较少资产的人群承担较少税负，而资产较多者则需缴纳更多税款，从而改善了贫富之间赋税负担的不公平现象。同时，贵族、官员以及商人群体也被纳入纳税范围，进一步扩大了税基，有效提升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税制改革，两税法不仅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其理念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历代税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后期挑战与政策调整 “奉天之难”后，唐德宗李适的统治策略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他开始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税、茶叶税等杂税，这些措施导致了民怨日深。 榷酒制度 建中元年（780年），即两税法实施不久后，朝廷开始实行榷酒制度，确立了对酒类销售的官方垄断。除京都长安外，全国范围内禁止私人酿酒，改为官酿专卖，各地根据粮食价格不同，每斛酒征收二千至三千文钱。贞元二年（786年）又进一步规定，在京城及其周边地区严格禁止私酿，而其他地方允许售酒但需缴纳相当于售价一半的税款。同时，朝廷还在淮南、忠武、宣武和河东等地实行了对酒曲的专利控制。 茶税的引入 唐朝早期，茶如同盐和酒一样并未征税。然而到了唐德宗时期，随着两税法的实施，朝廷开始对茶进行征税。建中四年（783年），根据户部侍郎赵赞提议，对茶、漆、竹、木等商品开征10%的税。 贞元九年（793年），盐铁使张滂建议在茶叶产地及运输要道设关抽税，当年即获得四十万缗的税收，几乎等同于初期的盐税收入。自此以后，茶税成为唐代一项持续性的财政来源。 矿税的设立 虽然隋至唐初对矿冶业不加干涉，开元十五年（722年），朝廷首次对伊阳五重山的银锡资源征税。到了唐德宗时代，户部侍郎韩洄提出将铜铁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并由专门官员管理，这项提议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标志着矿税制度的正式建立。 间架税与除陌钱 面对军事开支的压力，建中四年（783年），朝廷采纳了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引入了间架税——一种针对房屋结构的房产税，以及除陌钱——交易过程中的货币或实物流转税。间架税按房屋质量分三等级征税，最高可达两千钱一间；而除陌钱则对所有货币交易征收高达5%的税率，即便物物交换也须折算成货币价值交税。 这些政策因过于严苛，引发了广泛的民怨，最终在兴元二年被迫废止。以上税制改革反映了唐代中期为了增强财政实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尽管某些政策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家收入，但长期来看却加重了民众负担，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上升。 荒唐的敛财政策 自朱泚之乱后，唐德宗李适深刻意识到财政的重要性，其态度由此发生转变，开始积极追求财富，并要求地方官员频繁进贡。他不仅喜爱金银财宝，还通过派遣宦官直接向政府各部门及地方索要财物，这种行为被称为“宣索”。为了迎合皇帝的欲望，各地节度使巧立名目，以“月进”、“日进”等形式对百姓进行额外剥削，每年进奉的钱财高达五十万缗，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 此外，宫廷所需日用品的传统采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旧制，这些物品由官府负责从民间采购。然而到了贞元末年（805年左右），这项任务被转交给宦官处理。朝廷经常派出数百名宦官在城市繁华地段活动，他们被称为“白望”。这些宦官不仅携带正式文件或凭证，见到所需物品便以“宫市”的名义低价强购，甚至要求货主免费送货上门，并勒索所谓的“门户钱”和“脚价钱”。 一个着名的例子是，一名农夫进城售卖柴火时遇到宦官以“宫市”名义取走货物，仅支付了少量绢布作为报酬，还要求农夫无偿提供运输服务。当农夫表示家中老小依赖这笔收入生活，拒绝接受如此不公平交易时，竟遭到宦官殴打。尽管事件上报后，唐德宗罢黜了涉事宦官，并赐予农夫十匹绢作为补偿，但“宫市”制度依旧如故，继续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一系列聚敛政策反映了唐代中期财政危机下统治者与宦官阶层对资源的过度榨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虽然有零星的改正措施，但整体制度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猜忌大臣与朝廷人事的频繁变动 这一时期，唐德宗李适朝廷上的人事变动频繁，尤其是宰相的更替，反映出他对高级官员的不完全信任。尽管偶尔能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但这些改革举措往往昙花一现，无法持续。这种猜忌和不稳定的人事安排，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效果。 人事纷争与政策波动 虽然唐德宗怀有宏图壮志，意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挽救国家，但频繁的人事变动和猜忌使得这些努力难以持久。 1. 宰相更替频繁：对宰相的选择和任免极为谨慎，常常因怀疑或不满而迅速更换。例如，刘从一、卢杞等人先后担任宰相，但任职时间都不长，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 2. 政治氛围紧张：由于李适对大臣的猜忌，朝廷内部的政治氛围变得异常紧张。大臣们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触怒皇帝，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发挥空间，也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率。 3. 改革举措短暂：尽管李适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削藩、整顿财政等，但由于人事变动频繁，这些改革往往未能得到充分实施，最终半途而废。这种不稳定性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也使国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4. 士气低落：频繁的人事变动和猜忌导致官员士气低落，许多人不敢大胆提出建议或进行创新，生怕得罪皇帝而遭贬谪。这种保守的态度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唐德宗的猜忌和不稳定的人事安排，不仅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连续性，还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效果。尽管德宗怀有救国兴邦的理想，但这种不信任和频繁变动使得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持续，政策缺乏连贯性，导致国家在动荡中难以恢复元气。这种局面反映了德宗在用人上的局限性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他试图通过严格控制人事来确保权力集中，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忽视了稳定和信任的重要性。频繁的人事变动不仅削弱了政府的执行力，也损害了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终影响了国家的整体治理效果。 第23章 遂宁内外:唐德宗的统治策略(下) 姑息藩镇 削藩战争的挫折，特别是“奉天之难”的爆发，使唐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最初的强硬转为了后来的姑息。从而使得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增强。据说，在朱泚反叛后，德宗曾考虑逃亡成都，这也暴露了他对局势的绝望。但最终在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之下，德宗才选择留在了长安。唐德宗对藩镇态度的转变，也让原本解决藩镇问题的良好机遇被错过，此号藩镇割据的局面愈发难以收拾，最终成为积重难返的问题。 依重宦官 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唐德宗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在于他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对他的忠诚和支持，远超过那些本应效忠于他的禁军将领。这也给德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最终将统领禁军的重任交给了宦官。 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师三个月后，便决定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并任命窦文场和霍仙鸣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随着神策军地位的提升，逐渐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为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部队。 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李适进一步扩建神策军为左、右神策军，并继续由宦官担任监军。至贞元十二年（796年），李适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直接授予他们高于神策军大将军的地位，成为实际的统帅。 从此，神策军的指挥权落入宦官手中。此外，德宗还通过设立监军使印信的方式，固定了宦官担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做法，提高了监军的地位并使之制度化。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宦官已从昔日的卑微角色上升为政治中枢的重要力量，对后续唐朝皇帝的影响深远，甚至出现了两位皇帝亡于宦官之手的情况。史学家普遍认为，宦官专权是唐代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密切相关。 宠信奸臣 在建中年间（780年－783年），唐德宗对奸相卢杞的崇信达到了顶峰。卢杞为人阴险狡诈，善于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陷害了许多忠良之士，如颜真卿等，使得朝政更加混乱，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荡局势。卢杞的专权不仅破坏了朝廷内部的和谐，也削弱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隐患。 进入贞元年间，德宗又宠信了另一位奸臣——裴延龄，任命他掌管国家财政。裴延龄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的贫困和疾苦，大肆聚敛财物。他的政策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引发了社会不满，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宰相陆贽曾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龄的奸诈欺妄，指出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警告这样终将会招致祸乱。陆贽的谏言极为深切，直指问题的核心，但他忠直的声音未能打动唐德宗李适。相反，唐德宗不仅不听忠告，反而贬斥了陆贽等人，使得正直的大臣们受到打压，进一步恶化了政治环境。 唐德宗李适对卢杞和裴延龄等人的信任，反映了他在用人上的重大失误。这些奸臣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朝廷的政治生态，也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尤其是裴延龄的财政政策，直接导致了民生困苦和社会动荡，动摇了唐朝的根基。李适未能采纳贤臣的建议，反而将他们排挤出权力中心，这不仅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也为后续的历史进程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文体革新运动与古文运动 大历至贞元年间（766年－805年），唐朝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文体革新运动逐渐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这一运动旨在打破骈文的空洞华美，追求更加自然自由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古文不仅语言简洁、抒写自由，更便于表达复杂的思想，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支持。 唐德宗李适本人擅长文章与诗歌创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支持之下，古文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和发展。德宗重视科举制度，广纳贤才，鼓励文学创作，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了文化繁荣的重要阶段。在此影响下，“唐传奇”小说创作也进入了兴盛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 “开元礼”科的设立 贞元二年（786年），为了选拔更多具备实际才能的人才，唐德宗在科举考试中增设了“开元礼”科，其考试形式包括问义与试策两部分。这项改革不仅拓宽了人才选拔的渠道，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这种方式，唐德宗希望培养出一批既懂经典又具有实务能力的官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促进儒释道调和 贞元年间，唐德宗每逢寿诞之时，便会组织儒释道三教代表人物进行“三教论衡”。这些讨论会不仅是一个展示学术风采的平台，更是德宗倡导辩难切磋、求同存异理念的具体体现。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促进三教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进而达到社会思想的融合与统一。 唐德宗提倡的“三教论衡”不仅是宗教与哲学领域的交流，也是政治统治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对不同思想流派的支持和引导，唐德宗试图构建一个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以此巩固其统治合法性，并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总之，大历、贞元年间是唐朝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唐德宗通过支持古文运动、改革科举制度以及组织三教论衡，展现了他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远见卓识。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也为唐朝的政治和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唐德宗时期的外交活动 唐德宗统治期间，为了维持和平、促进贸易以及展示帝国的威严，唐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了广泛的外交互动。 与吐蕃的关系 - 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允许外国商旅按本国传统着装入京，显示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 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派遣韦伦出使吐蕃，并成功带回了吐蕃使者及礼物，象征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 - 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采取平等姿态，调整诏书中用词以体现与吐蕃的对等地位。 - 建中四年（783年）：凤翔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大相尚结赞会盟，确定边界。同年，发生平凉川会盟事件，吐蕃设伏企图劫持唐使浑瑊，未遂。 - 贞元三年至二十年（787-804年）：双方经历了从频繁交流到因平凉川事件而冷淡，再到逐步恢复接触的过程。 与回纥\/回鹘的关系 - 建中三年（782年）：李涵被任命为吊祭使前往回纥。 - 贞元三年（787年）：回纥再次表示臣服于唐朝。 - 贞元四年（788年）：咸安公主下嫁回纥可汗，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联系。次年，新任可汗获得唐廷正式册封。 - 贞元十二年（796年）：回鹘可汗亲自朝贺，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密切。 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往来 - 南诏：自贞元四年开始，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积极修复与南诏的关系，最终于贞元十年在点苍山神祠会盟，结束双方长期敌对的状态。 - 日本：建中元年和贞元二十年，日本两次派遣使者前来朝贡。 - 黑衣大食：贞元年间，双方互派使者，加深了了解与合作。 - 其他少数民族：包括东僰、乌蛮、牂柯、室韦、靺鞨等也纷纷遣使朝贡，表明唐朝对外交的吸引力。 特别事件 - 贞元十六年（800年）：南诏进献《奉圣乐舞曲》，展示了文化交流的一面；同年内，李适任命金俊邕为新罗国王。 - 骠国：贞元十八年，骠国国王派遣使者携乐曲与乐工来华，促进了音乐艺术的交流。 这些外交行动反映了德宗时期唐朝试图通过和平手段巩固其国际地位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尽管存在挑战，如平凉川事件导致的短暂紧张，但总体上，这一时期见证了唐朝与邻国之间较为活跃且富有成果的互动。 患病离世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按照传统，各宗室与外戚齐聚宫中向唐德宗李适祝贺新年。然而，太子李诵因病未能前来，他的缺席令唐德宗深感悲痛，不禁流泪哀叹。自此之后，唐德宗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内宫与外廷之间的讯息完全中断。 正月二十三日（2月25日），唐德宗李适在长安会宁殿离世，享年六十四岁。同年九月一日，群臣为德宗上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以表彰其一生的功绩和对国家的贡献。十月十四日，唐德宗被安葬于崇陵，结束了这位曾力图振兴唐朝的君主的最后一程。 关于李适的一些逸事 玄宗预言 根据《隋唐嘉话》的记载，当李适出生仅三天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前来探视。当时，太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和他的儿子李豫（即唐代宗）依次站在一旁陪同。保姆用婴儿的衣服包裹着李适，将他展示给在场的人看。李适的肤色并不白皙，而且身体微微前倾，这样的外貌并未得到李亨和李豫的喜爱。然而，当他们轮流将李适呈现在玄宗面前时，玄宗一眼便称赞道：“这才是真正的皇家子弟啊！”并对李亨说：“你比不上他。”接着又对李豫说：“你也比不上他，他真是与我相似。” 这段描述不仅体现了玄宗对幼年李适的特殊青睐，还似乎预示了李适未来的命运。确实，历史证明李适——也就是后来的唐德宗，在位时间较长，统治时期也比他的父亲李亨和哥哥李豫更为长久。此外，据说在安史之乱期间，当玄宗被迫避难至四川的路上，他曾预言道： “我的小孙子迢郎（李适的小名）将来也要走过这里。”而历史的发展正如玄宗所言，李适日后的确到访过陕西韩城，这个地方正是玄宗当年避乱途中经过之处。 追寻生母 李适的生母沈氏，即后来被追尊为睿真皇后的她，在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之际不幸失踪。代宗李豫登基后，尽管派出使者四处寻访，历经十余年仍未能找到她的踪迹。到了李适即位成为唐德宗之后，他于建中元年（780年）遥尊沈氏为“睿贞皇太后”，并在含元殿举行了庄重的册立仪式，李适亲自奉上册书，朝服加身，伏拜痛哭，场面感人至深，左右群臣亦为之动容落泪。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生母，李适采纳了中书舍人高参的建议，任命睦王李述为奉迎使，并指派四位沈氏族人为判官，派遣多路使者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寻访。同时，对沈氏家族成员进行了大范围的封赠，以期能够借此线索实现母子团聚的愿望。 建中二年（781年），终于传来了在洛阳发现沈氏的消息，整个长安城都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然而，很快便查明这位所谓的“沈太后”实际上是高力士的一位养女，由于其年龄和外貌与沈氏极为相似且曾在宫中有过接触，受名利驱使而冒充了沈氏。面对这一情况，李适身边的官员们无不感到愤怒，纷纷要求追究责任，但思念母亲心切的李适不仅没有治罪于她，反而表示：“只要能找到真正的生母，即便我受到一百次欺骗也无妨。”此后，冒名者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直至德宗去世，真正的沈氏依然下落不明，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只复一家 在一次前往辛店打猎的过程中，唐德宗李适来到了农民赵光奇的家中。他询问赵光奇：“百姓们的生活是否安乐？”赵光奇直言不讳地回答：“并不快乐。”面对李适提到当年庄稼丰收，赵光奇解释道： “国家政策朝令夕改，失去了公信力。起初承诺除了两税之外不再征收其他徭役，但事实上额外的强制性收费远超过两税本身。所谓的‘和籴’（政府向百姓购买粮食）也变成了对百姓的巧取豪夺，并且没有给予相应的补偿。原本说官府会上门收取粮食，现在却要求百姓将粮食运送到几百里外的京西行营，路途遥远，不仅使家中的牲畜累死、车辆损坏，还导致家庭破产，生活困苦不堪。因此，国家发布的优恤政策对于百姓来说不过是空文罢了！圣上居住在深宫之中，难以了解民间疾苦。” 听了赵光奇的一席话后，李适当即决定免除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 司马光对此事有深刻的评点，他认为李适此举未能体现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并指出，李适应当彻查并惩处相关部门的贪官污吏以及身边的小人，深入了解民情，改革现存的问题，推行新的政令，摒弃浮华的形式主义。然而，李适仅免除了一户人家的徭役，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司马光最后评论道：“天下如此之广，百姓如此之多，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直接向天子陈情，每户都免除徭役赋税呢？” 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所面临的困境，也揭示了统治者与普通百姓之间的隔阂，以及治理国家时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考虑。 历史评价 崔宁曾评价德宗：“圣上聪明英迈，接纳良言如同转动圆规般迅速，然而不幸被卢杞所迷惑，以至于此。” 杜黄裳则指出：“德宗经历忧患之后，行事趋于姑息，不愿直接任命节度使。每当有节度使去世，他总是先派遣宦官中使去考察军心所向，然后将职位授予得军心者。有时，这些中使私下接受了大将的贿赂，在回朝后便极力推荐这些人，结果朝廷往往不加甄别地授予他们权力，从未真正出于朝廷的战略考虑。” 李吉甫这样评价唐德宗道：“德宗自恃其圣明智慧，却不信任宰相而更倾向于听信他人，这使得奸佞之人得以乘虚而入，玩弄权术。” 三位大臣从不同角度对唐德宗的统治风格提出了批评，既认可了他的某些优点，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他在用人和决策上的不足。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中的复杂性和挑战，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 苏辙的评价:唐德宗即位之初，心怀好名之志，急于建立功业。面对河朔三镇长期的叛乱——这些势力父子相传，盘踞已达三十年之久——德宗决意以全国之力平定此乱。田悦因惊疑而起兵，朱滔与王武俊随之响应。德宗派遣马燧、李抱真、李芃三位将领迎战，但胜负未分之际，他急切求胜，又调遣李晟率领禁卫军，李怀光带领朔方军队加入战斗，使得五路大军齐聚魏博附近。 然而，淮西的李希烈趁机崛起，战争连绵不断，常规赋税已无法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为了筹集资金，德宗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如抽取贯算、向商人借贷，甚至掏空国库以支持外部军事行动。关中的局势逐渐失控，而德宗对此却浑然不觉。泾原兵变突然爆发，德宗被迫仓皇逃离长安，历经半年才得以重返。 这次经历让他心力交瘁，对战争产生了深深的厌倦。从此以后，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安抚政策，特别是对于藩镇的处理上转向了极端的姑息态度。每当有节度使去世，德宗总是任命那些得人心的地方将领为留后，即使这些人是通过篡夺手段获得权力的也不例外。 苏辙认为，正是因为德宗常常持有无常之心，所以前期勇猛，后期却变得怯懦；而陆贽则始终持有一颗恒常之心，因此在勇敢和谨慎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由此观之，德宗的态度前后反差巨大，从最初的急功近利到后来的过度姑息，最终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而真正明智的领导者应当保持一贯且稳定的治理原则，避免因个人情绪或一时冲动而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 爱新觉罗·弘历在评价唐德宗时，深刻分析了其统治期间的得失，并指出了导致国家动荡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世人普遍认为德宗有三大失误：一是过于姑息，二是任用宦官，三是喜好聚敛财富。然而，弘历指出这些表象背后的真正问题是“用小人而忌君子” - 即位之初的清明：德宗初登基时，重用贤相崔佑甫，天下因此得以安宁，政绩斐然。他拒绝李正己的贿赂，将其赏赐给军队，显示出不务姑息的态度；杖责中使邵光超，表明他对宦官的控制；下诏停止各地贡品，体现了他并不贪婪。这一时期的治理成就几乎可以媲美贞观之治。 - 卢杞的影响：然而，随着卢杞的上台，上述优点被一一逆转，最终导致了泾原之乱的发生。这成为治乱兴衰的一个显着例证。 - 朱泚围城与陆贽的作用：在奉天被朱泚围困时，德宗开始信任陆贽，言听计从，并发布罪己诏书，使得士兵感动落泪。当怀光再次叛乱，德宗逃往梁州途中失去陆贽时，甚至痛哭流涕。正是依靠陆贽的谋略，社稷才得以复安。 - 复国后的转变：复国之后，德宗却逐渐疏远了陆贽，转而采取更加保守和姑息的政策，同时增加了对财富的追求。宦官势力日益强大，国家逐渐走向衰落。弘历形容这种变化如同病人刚刚康复却立即暴饮暴食一样危险。 弘历最后总结说，唐德宗之所以导致混乱，是因为他在危机时刻能够警醒并采取正确措施，但在太平时期却不能保持谨慎。德宗的治乱交替，根本在于是否重用了如崔佑甫、陆贽这样的贤臣，而非小人如卢杞等人。 结语 历史人物的评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君主的英明与否不仅取决于他们能否识别人才，更在于是否真心诚意地任用贤能，并始终保持警惕，避免陷入偏听偏信的小人圈套。唐德宗的经历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警示——用人之道决定国家兴衰。 第24章 才女到女皇:武则天是如何改写历史的(上) 武则天，即武曌，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她出生于唐代初期的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为开国功臣武士彟的次女。武则天不仅因其性别而在历史上占据特殊地位，更因她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改革措施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她在690年至705年间作为大周皇帝统治中国，期间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与改革。 武则天的政治生涯始于十四岁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她被召回宫中，封为昭仪，并在655年成为皇后。作为皇后，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与高宗共同治理国家，被称为“二圣”。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继续影响政局，在690年自立为“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建立了武周政权。 武则天统治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开创殿试、武举等制度，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她的这些军事策略也帮助稳定了边疆。然而，武则天的统治并非没有争议，在任期间任用酷吏，导致了许多无辜之人受到迫害而亡。 705年，由于健康原因，武则天被迫退位，之后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后”。武则天的统治时期被视为连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阶段，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显赫的家族背景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来自隋朝皇室，父亲武士彟早期在木材贸易中积累了财富，家境富裕。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对抗隋朝时，武家曾给予他特别的支持与资助。因此，在唐朝建立后，武士彟因为早期的支持而被授予高官，最终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并被封为应国公。 尽管武家原本属于庶族地主官僚家庭，但随着武士彟的地位提升，其家族也进入了高级士族的行列。所以，武则天并非出身于普通的庶族家庭，而是出身于一个新晋升的士族官僚家庭。 武则天的家庭构成较为复杂，她有异母兄武元庆和另一位异母兄弟武元爽，还有两位同母姐姐，分别是韩国夫人武顺和郭夫人。635年，父亲武士彟去世后，母亲杨氏在家族中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来自堂兄武惟良、武怀运以及异母兄弟武元爽的不尊重。 为了远离这些家庭纷争与冷遇，武则天选择陪伴母亲杨氏移居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这次搬迁对武则天而言意义重大，不仅让她逃离了家族内部的矛盾，也使她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为日后步入政坛铺垫了道路。 容貌出众被召入宫 贞观十一年（637年）十一月，唐太宗李世民到洛阳行宫时，听闻14岁的武瞾容貌出众，于是便召她入宫，封为了五品才人，赐号“武媚”。在入宫之前，武则天与母亲杨氏告别时表现得很坚强，并且安慰哭哭啼啼的母亲说侍奉皇帝是一份荣耀，不应该以泪洗面。 关于武则天在唐太宗时期的宫廷生活，历史记录的并不多。最着名的故事是她曾表示自己可以驯服那匹叫狮子骢的难以驾驭的烈马，她声称需要铁鞭、铁棍和匕首三种工具来制服这匹马。这一果敢行为当时赢得了太宗皇帝的赞赏。然而，尽管武则天有如此英勇之举，却在唐太宗在位期间没有得到特别的宠爱，在宫中当了长达十二年的才人，地位也没有显着提升。不过，在李世民病重期间，武则天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的太子李治，并逐渐与他建立了感情。这段关系也为她后来在宫廷中的崛起做了铺垫。 二度入宫获高宗宠爱 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在李世民周年忌日的祭奠活动中，唐高宗李治前往感业寺进香时与武则天重逢。两人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王皇后当时因为无子而失宠，察觉到武则天对李治的影响，决定主动提议将她重新纳入宫中，意图借此打击自己的情敌萧淑妃。李治早有此意，因此立即同意了王皇后的建议。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五月，孝服期满后，武则天再度入宫，并很快生下了皇子李弘。回宫后的武则天迅速获得了李治的宠爱，成功地在宫廷斗争中击败了萧淑妃，并且在永徽三年（652年）五月被封为了二品昭仪。尽管王皇后和萧淑妃不断试图通过谗言来损害武则天的形象，但高宗李治并没有因此疏远她。 残酷的宫斗 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在永徽五年（654年），武则天产下了长女安定思公主。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具有争议性的事件:当王皇后看望并逗弄过公主离开后，武则天趁身边无人在，便狠心的掐死了尚在襁褓中的公主，并立刻盖上被子掩盖了这一事实。当李治前来探视时，发现女儿已死，武则天便借机哭哭啼啼指责是王皇后所为，这也导致了李治对王皇后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并萌生了“废王立武”的念头。 不过《旧唐书》和《唐会要》仅记录了公主突然死亡的事实，并未提及具体的死因，因此关于公主之死以及武则天是否直接参与其中，至今仍有争议。随着时间推移，李治打算提升武则天的地位至一品宸妃，但遭到了宰相韩瑗和来济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实现。 与高宗李治的关系 关于武则天与李治之间具体的情感性质——即是否有“真爱”存在——这更多的是后世文学、戏剧和影视作品中的讨论话题。这些创作通常基于有限的历史资料和个人解读，通过艺术手法来填补历史空白，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和李治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君臣或夫妻关系，它既包含了深厚的情感成分，也有着复杂的政治考量。 最佳拍档 在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的皇权受到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大臣的严重限制。这些大臣强烈反对李治“废王立武”的意图，使得武则天的政治晋升道路充满挑战。然而，李治希望通过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来重振皇权，并削弱元老大臣的势力。因此，武则天逐渐成为了李治政治上的重要盟友。 稳坐皇后宝座 永徽六年（655年），一系列关键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武则天编写《内训》一书，同年中书舍人李义府率先支持“废王立武”，获得了李治和武则天的重赏。随后，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大臣也转而支持武则天。尤其是元老李积表态称“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的这番话很快扭转了局面。最终，在十月十三日，李治颁布诏书，以“阴谋下毒”这项罪名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并流放她们的家族成员。七天后，李治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 次年，即永徽七年（656年），武则天被允许进见宗庙，其父武士彟被追封为司徒，母亲杨氏加封为代国夫人，武则天撰写了《外戚诫》以回应外界的批评。 打击门阀巩固皇权 显庆二年（657年），李治与武则天移居洛阳，并将之设为东都。至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武则天与李治联手，对长孙无忌、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进行了削职免官和贬黜，从而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事件不仅沉重打击了关陇集团，对反对者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时也改变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振的局面，标志着关陇集团自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通过这些行动，李治和武则天成功地巩固了皇权，为后续政策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参与朝政管理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因风疾发作，无法处理国家大事，遂让武则天参与朝政管理。尽管初期二人合作顺利，但随着时间推移，分歧逐渐显现。龙朔元年（661年），武则天提出禁止妇女从事俳优之戏的建议被采纳；同年四月，李治欲亲征高句丽，在武则天和群臣劝阻下放弃。随着权力的增长，武则天从最初的“屈身忍辱，奉顺上意”转为“专作威福”，开始限制唐高宗的决策自由，引发了他的不满。 麟德元年（664年），宰相上官仪提议废后，唐高宗同意并命其起草诏书。然而，这一消息不慎泄露给了武则天，她迅速向李治申诉，使其改变了主意，并将责任推给上官仪。自此以后，武则天在政治上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垂帘听政”，大小事务皆与闻决断，国政大权逐渐归于中宫。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武则天积极推动封禅泰山，强调女性在祭祀仪式中的作用，最终自己担任亚献。此外，她在农业政策上也有建树，编撰农书《兆人本业》颁行天下，重视田地开垦和粮食储备，同时也对佛教表现出尊崇和支持。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病情加重时曾考虑禅位给武则天，但因宰相郝处俊的反对而未果。武则天随后召集文人学士修撰多部书籍，并让他们参与朝廷奏议，以分割宰相权力。 永淳二年（683年），李治驾崩于洛阳贞观殿，临终遗诏令太子李显即位，并在必要时由武则天决定重大军国事务。四日后，李显即位为唐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标志着武则天正式走上前台，开始了她对唐朝政治的深刻影响。 废中宗临朝称制 嗣圣元年（684年）二月，唐中宗李显意图任命韦皇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遭到宰相裴炎的反对。面对李显的不满与冲动言论，武则天果断采取行动，废黜李显为庐陵王并流放房州，转而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即唐睿宗。然而，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手中，她继续临朝称制，掌控国家大事。 同年九月，武则天改元光宅，将东都洛阳更名为神都，并对官服颜色、职省名称等进行改革，赐宫城名为太初宫。同月，前扬州司马徐敬业以扶持庐陵王为名，在扬州起兵反武。武则天迅速派遣李孝逸率大军镇压，十一月，徐敬业兵败，叛乱平息。 垂拱元年（685年）五月，武则天颁布诏书，允许官员和百姓自荐求仕，广开言路。次年正月，尽管名义上还政于李旦，但因李旦“奉表固让”，武则天实际上并未放弃权力，继续临朝称制。三月，她设立了四个铜匦，分别为延恩、招谏、申冤、通玄，鼓励民众上书言事，此举对稳定朝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宽泛的选官机制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并推动政治革新，武则天大力扶植庶族地主官僚，积极搜罗人才，坚固其统治基础： 1. 制举与策问：武则天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寻访贤才，并将他们送往京城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大唐新语》记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成绩优异者不论出身背景，均破格录用，担任重要职务。 2. 自荐制度：下令允许从九品以上官员至普通百姓均可自荐，以免荐举有所遗漏。进一步拓宽了选才渠道，使更多有才能的人有机会进入仕途。 3. 科举改革与发展：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增加了考试科目，还大幅提高了录取人数。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贞观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 此外，武则天首创殿试制度，如载初二年（690年）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长安二年（702年），又“初设武举”，从而扩大了选官范围。 搜罗人才广纳谏言 尽管武则天的选官政策有时显得宽泛，甚至存在滥竽充数的现象，但她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唐玄宗实现“开元盛世”的名臣贤相，如姚崇、宋璟等。 正如《新唐书》所言：“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因此，武则天一朝被誉为“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着名贤臣均在其列。陆贽评价道：“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 武则天对有才能和学识的人士尤为赏识，能够从广泛搜罗的人才中识别并重用贤能之士。她不仅善于发现人才，更懂得如何合理任用，使得众多英贤甘心为她效力。 通过设立多种渠道广纳谏言，并且真正尊重和采纳合理的建议，武则天不仅展示了作为君主的智慧与胸怀，也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这种做法，使得更多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促进了政策的优化和社会的进步。同时，这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一个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重视倾听不同的声音，勇于接受批评与建议。 剪除唐宗室势力 随着武则天权力的巩固，她开始翦除唐朝宗室势力。垂拱四年（688年），琅邪王李冲和越王李贞分别在博州和豫州起兵反抗，均迅速失败。武则天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迫使多名亲王及其亲信遇害而亡，进一步削弱了李唐宗室的力量。 同年五月，武则天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十二月，她在洛水边举行盛大的受图仪式，象征着她的统治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同时，她命人在洛阳建造了宏伟的明堂——万象神宫，成为当时政治与宗教的重要象征，吸引了各国使节前来祝贺。 载初元年（690年）七月，《大云经》的出现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应作为天下主人。武则天借此机会下令颁行《大云经》，在全国各地设立大云寺讲解此经，并提高佛教的地位超越道教，为她最终登基称帝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武则天不仅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为日后正式建立武周政权铺平了道路。 第25章 才女到女皇:武则天是如何改写历史的(中) 开启女帝岁月 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一系列来自官员、宗室成员、四夷首领及宗教人士的请愿活动达到了高潮，他们请求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并赐予皇帝李旦姓氏“武”。在所谓“凤集上阳宫，赤雀见朝堂”的祥瑞之兆下，武则天于九月九日（10月16日）这天登基称帝，大赦天下，正式改唐为周，开启天授纪元。这标志着历史上着名的“武周革命”开始。十一日，群臣为她上尊号“圣神皇帝”，并设立武氏七庙，同时将洛阳定为神都，长安作为西京副都。 如意元年（692年）正月，武则天引见存抚使所举之人，不论贤愚，全部提拔，并授予各种官职进行试用，试官制度由此开始；同年，武则天采纳建议收复安西四镇，此举增强了边疆的稳定。长寿二年（693年），她在万象神宫主持祭典，并加号“金轮圣神皇帝”，继续巩固其统治合法性。面对西突厥和后突厥的侵扰，武则天派遣将领成功的抵御外敌。 证圣元年（695年），武则天进一步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但不久后又去除了“慈氏越古”之号。这一年，天枢建成，铭刻着对她的歌颂与对唐朝的贬黜。而薛怀义因失宠纵火焚毁天堂和明堂，促使她下令重建明堂，并于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三月落成，名为“通天宫”。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武则天铸成象征九州的大鼎，并亲自作《曳鼎歌》以示庆祝。同年，武则天派兵平定了契丹叛乱，彰显了中央政府的实力。此外，她果断处理了来俊臣等酷吏的罪行，回应了民间对于公正的呼声。 实行新政减轻农民负担 武则天统治时期，她采取了“劝农桑，薄赋役”的政策，以此促进农业发展减轻农民的负担。她将农业生产的成效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鼓励官员积极开垦荒地、增加粮食储备，并对表现优异者予以奖励；而那些因苛政导致民众流离失所的官员，则面临惩罚。均田制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的效果，通过合理分配土地给农民，确保了每个农户都能获得足够的耕地资源。这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带来了丰收，也使得农业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坚实支柱。 随着农业繁荣，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蓬勃发展，百姓生活更加安定富足。武则天通过这些政策，成功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升了民众生活水平，同时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这些措施也体现了她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尊崇女性价值 麟德三年（666年），武则天推动女性首次在封禅典礼中担任重要职位。并提出《请亲祭地祗表》，主张由皇后主持女性先祖的祭祀仪式，从而打破了男性主导的传统。在封禅泰山时，武则天担任亚献，使禅礼成为纯女性参与的重要场合，显着提升了女性在国家礼仪中的地位。 上元元年，武则天提议将父在为母服丧期从一年延长至三年，不仅体现了对女性的尊崇。也改变了传统礼制，强调了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性。武则天称帝后，公开征召“女史”，组建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参政群体。这些女官负责草诏制敕，如上官婉儿，她就可以参与决断百官奏折。 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为后世女性参政树立了典范。武则天还规定婚礼中新妇无需下跪，仅男方需跪拜，体现了对女性尊严的关注。通过这些举措，武则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性别限制，还为女性争取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权利，促进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进步。 推行告密制度 在位期间，武则天推行了告密制度，规定任何人皆可告密且不受私审限制，告密者享受优待，若所告符合旨意还能破格升迁。这导致酷吏如索元礼、周兴等人掌管制狱，使用酷刑逼供，引发了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任用酷吏维护政权 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和打击反对势力，武则天启用了一批酷吏，这些人通过严厉的审讯和惩罚措施来维护她的权威。并继承了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传统，经常与宰相讨论刺史、县令的任命，并派遣使者依据“六条”考察州县官员的表现，确保他们清正称职。 这些举措反映了武则天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能够在必要时采取强硬手段，同时也懂得适时调整政策，以维持政权的长期稳定。尽管使用酷吏的方式备受争议，但武则天最终还是成功地控制了局面，并逐步转向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 终结酷吏时代 称帝后的第二年，即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开始对酷吏进行了内部清理。她首先利用酷吏来俊臣铲除了另一位酷吏周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随着政治局势逐渐稳定，武则天意识到酷吏政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决定结束这一局面。于是，她下令处决了来俊臣，标志着酷吏时代的终结。 打击贪官重用贤才 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不论其官位高低，武则天都坚持严惩不贷；而对于贤才，则予以破格提拔。她特别器重那些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并对有才能和学识的人士给予高度赏识，一一加以重用。这种用人之道不仅彰显了她的领导智慧，也促进了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资治通鉴》对此评价道：“太后虽以禄位笼络人心，但对不称职者，不久即予以罢黜，甚至加以刑罚。她掌握着刑赏大权，驾驭天下，政令由己出，明察善断，因此当时的英才豪杰也竞相为她所用。” 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武则天在位期间，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召集了文学侍臣周茂思、范履冰等人编纂了一系列重要着作，如《要览》《字海》及《乐书要录》等。其中，《字海》收录了她所创制的所有新文字，尽管该书现已散佚，但其对语言文字的贡献不可忽视。 《乐书要录》是一部唐代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的乐律文献，除少量内容沿袭前说外，大部分记载富有实践意义，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书共十卷，虽然现今仅存第五、六、七卷，但它为研究唐代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书不仅记录了当时的音乐理论，还反映了当时宫廷和社会音乐生活的实际情况。 此外，武则天改制音乐机构，将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专门负责雅乐的学习与表演，极大地促进了宫廷音乐的发展。她的这些改革措施标志着唐代音乐从早期的雅乐向中期燕乐、俗乐的过渡，为后世音乐风格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应对威胁维护边境安全 武则天执政时期至武周建立以后，唐朝与周边各国的军事活动频繁，特别是在西域和西南方向，以及应对北方突厥的威胁。 西域战事 - 安西四镇争夺：载初元年（689年），吐蕃一度占领安西四镇。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率军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结束了唐蕃在该地区的长期争夺。 - 对抗西突厥：长寿二年（693年）至延载元年（694年），王孝杰连续击败西突厥和吐蕃联军，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地位。久视元年（700年），郭虔瓘攻破中亚拔汗那十六座城池，并平定其反叛势力。 - 北庭都护府设立：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在庭州设立北庭都护府，管理西突厥故地，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西南威慑吐蕃 - 边境冲突：长寿三年（694年），王孝杰再次击破吐蕃军队，攻占泥熟没斯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唐军在素罗汗山之战中失利，但通过离间计削弱了吐蕃的实力。圣历二年（699年），吐蕃将领论钦陵被杀，赞婆投降。 - 洪源谷之战：久视元年（700年），唐休璟在洪源谷大败吐蕃，斩首两千五百余级。 - 郭元振的外交胜利：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成功威慑吐蕃，使其献马三千匹、黄金三万斤及大量牛羊，同时修筑和戎城和白亭军，扩展凉州疆界一千五百里。 北方战况（突厥） - 后突厥崛起与交战：永淳元年（682年），东突厥复国为后突厥政权，连年侵犯唐朝边境。长寿三年（694年），王孝杰大破突厥军；默啜可汗随后多次入侵，但在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和王孝杰的打击下被迫撤退。 - 契丹叛乱：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起兵反周，攻陷营州，历时十三个月后被平定。圣历二年（699年），契丹余党再度作乱，最终由李楷固、骆务整彻底平定。 通过这些军事行动，武则天不仅稳固了唐朝对西域和西南边疆的控制，还有效抵御了北方突厥的威胁，维护了唐朝边疆的安全与发展。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 武则天在位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赠送珍贵礼物和接受外国使节来访等方式，展现了唐朝的强大国力和开放姿态。 - 与日本的交流：早在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赠予日本（当时称为倭国）两只大熊猫和七十张毛皮，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这些在日本历史上都有过记载。 - 铸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延载元年（694年），在波斯大酋长阿罗憾等人的倡议下，各国胡商集资百万亿钱购买铜铁，在洛阳铸造了一座名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的纪念碑。这座天枢不仅是对武则天统治的歌颂，也成为当时国际间文化交流和技术合作的一个象征。 - 与阿拉伯帝国的互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阿拉伯帝国（大食）派遣使者向武则天进献了一只狮子作为礼物，象征着权威与力量。然而，考虑到狮子饲养成本高昂且需大量肉类，最终决定将狮子退回。此举展示了武则天务实的态度以及对国家资源的有效管理。 - 接待东罗马帝国使节：大足元年（701年），东罗马帝国（拂菻国）派遣使节访问长安，朝见武则天。这次访问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并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这些外交活动，武则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国际地位，还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铭记的历史篇章。 解决继承人问题 圣历元年（698年），在多方压力下，尤其是宰相狄仁杰等人关于母子亲情及李唐正统性的劝说下，武则天认识到人心所向的是李唐宗室。经过深思熟虑，她最终决定立原太子李显为皇储，以此回应社会期望并确保政权稳定。 懈怠政务转向个人享乐 武则天解决继承人问题后，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个人享乐，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与佛寺。她晚年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因年轻美貌而备受宠爱，常打扮得花枝招展。武承嗣和武三思等人为讨好二张，甚至甘愿为他们牵马执鞭。随着武则天年迈体弱，她对朝政的直接控制力减弱，转而依赖二张作为耳目。这导致二张兄弟逐渐介入政务，并卷入了对宰相魏元忠的陷害事件中，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 被迫退位还朝政于唐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卧床不起，身边仅剩张易之、张昌宗侍奉。此时，宰相张柬之、崔玄暐联合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联合禁军统领李多祚，以二张谋反为由发动政变，成功杀死了二张兄弟，并包围了武则天所在的集仙殿，要求她退位。面对压力，武则天被迫于二十三日传位于李显，次日李显在通天宫即位，恢复国号为唐，一切制度复旧。退位后的武则天迁居上阳宫，李显定期探视，并给予尊号“则天大圣皇帝”。 宫廷最后的岁月 晚年的武则天尽管善于掩饰衰老，但在退位后却不再修饰，面容显得憔悴。一次，李显探望时见到如此状态，感到震惊不已。武则天哭诉道：“我把你从房陵接回神都，本是为了托付天下，但五贼（指参与政变的五位大臣）贪功，使我惊动至此。”李显听后悲泣下跪谢罪，这一事件可能使得武三思等武氏族人得以继续参与朝政。 神龙元年十一月（705年），武则天在上阳宫仙居殿去世，享年八十二岁（按《新唐书》）。她的遗诏去除了帝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后”，并赦免了王皇后、萧淑妃两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的罪责。第二年五月，武则天与高宗合葬于乾陵，结束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 第26章 才女到女皇:武则天是如何改写历史的(下) 文学艺术爱好者 武则天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爱好者与推动者。她广涉文史，拥有非凡的诗才。在昭仪时期，她撰写了《内训》，成为皇后后又编纂了《外戚诫》。作为女皇，她召集了多位文学侍臣，如周茂思、范履冰等人，共同编纂了《要览》、《字海》以及《乐书要录》等多部重要着作。 武则天个人作品包括《垂拱集》100卷和《金轮集》10卷，可惜这些都已经散佚。现存有她撰写的《臣轨》2卷，经由《粤雅堂丛书》根据日本《佚存丛书》本刊行。她的诗歌创作也被广泛收录，《全唐诗》中记载有其46首诗作，而《全唐诗外编》和《全唐诗续拾》还补充了3首诗及1首诗序。此外，《全唐文》中也记录了她的4卷文章。 在书法方面，武则天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她擅长飞白书、行书和草书，特别是“飞白”这种难度极高的书法形式，在笔画中展现出丝丝露白的特点，显得格外高雅。据说，她曾以飞白书为大臣们题写名字，并得到高度评价。 其中最着名的当属她在圣历二年（699年）赴嵩山封禅时所作的《升仙太子碑》，该碑不仅文字优美，而且书法造诣深厚，碑额上的“升仙太子之碑”六字即是以飞白体书写，成为了历代书法爱好者的珍品。此外，还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等传世之作，尽管许多原迹已经散失。 音乐舞蹈上，武则天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她御制了大量雅乐作品，例如《明堂乐章》和《大飨拜洛乐章》，极大地促进了当时音乐文化的繁荣。她组建了一支名为“十万宫廷乐”的乐队，规模宏大，堪称历史之最。长寿二年（693年），她亲自制作的《神宫大乐》更是动用了九百名舞者进行表演。据典籍记载，唐朝历代帝王御制的坐、立部伎作品共有十四部，其中四部出自武则天之手，分别是《天授乐》、《长寿乐》、《鸟歌万岁乐》和《圣寿乐》，这不仅是数量上的领先，更反映了她在音乐创作方面的独特贡献。这些作品后来流传至日本，被尊奉为雅乐，证明了武则天在音乐文化上的深远影响。 关于武则天的一些逸事 女主武王 在武则天幼年时期，便有传奇故事围绕着她的命运展开。据传，着名的相士袁天罡一见到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时，便惊异于她的骨相，预言：“夫人的骨相非凡，定能生下贵子！”杨氏遂将两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领出，请袁天罡为他们相面。然而，袁天罡认为二人虽可官至三品，但仅能保家，并非大贵之命。接着，杨氏又让长女武顺接受相面，袁天罡评断她“贵而不利夫”。 最后，当保姆抱着襁褓中的武则天出现时，为了迷惑袁天罡，特意让她穿上男装。然而，袁天罡一见便大为震惊，称其“龙瞳凤颈”，预示着极贵的命运。并进一步预言：“若是女子，则前程不可限量，将来必为天下之主。” 贞观年间，天空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太白金星多次在白天显现。太史令李淳风据此占卜，得出“女主昌”的结论。此时民间广为流传《秘记》中关于“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预言，引起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不满。一次酒宴上，左武卫将军李君羡因其小名“五娘子”及籍贯与“武”字相关而引起了唐太宗的猜忌，最终被处决。 面对《秘记》的预言，太宗私下询问李淳风是否可信。李淳风解释说，根据天象和历数的观察，这位未来的女主已经在宫中，是陛下的妻妾之一，并将在三十年内成为天下之主，甚至可能对李唐皇室构成威胁。太宗考虑过将所有可疑之人处死，但李淳风警告说，这是天命所归，无法改变。即使现在除了她，未来也可能出现更强大的人来取代她，而且如果她老了登基，或许会心存善念，减少祸害。太宗听从了李淳风的建议，未再追究此事。到了天授二年（691年），即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二年，李君羡的家属入朝申冤。 武则天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女主武王”的预言主角，于是追复了李君羡的官爵，并以礼改葬，彰显了一种历史的轮回与正义的回归。这段传说不仅为武则天的统治增添了神秘色彩，也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于天象、相术以及预言的重视，同时也展示了武则天如何巧妙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情诗诉衷情 唐太宗李世民离开之后，当时还是才人的武则天被送往了感业寺削发为尼，远离了宫廷的繁华与纷争。然而，在寂静的寺庙里，她的思绪常常飘回到过去，特别是与太子李治之间的那份特殊情感。在那段孤寂的日子里，武则天写下了动人心弦的情诗《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此诗不仅表达了她对往昔爱情的深切怀念，也成为了她内心世界的一个真实写照。 夫妻永恒的结合 武则天与李治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的夫妻之情，他们更是政治上的紧密伙伴。即使岁月流转，武则天对李治的感情依旧深厚。当高宗离世后，武则天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撰写了祭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逝去伴侣的无尽哀思和敬意。她坚持自己走后要与李治合葬，这不仅是出于对丈夫的深情厚谊，也是为了见证两人共同走过的风雨历程。 因此，二人的陵墓是按照合葬墓的标准精心设计建造而成，也象征着这对历史情侣永恒的结合。这首情诗与那篇祭文，一前一后，见证了武则天对李治从初遇到相伴一生的情感变迁，体现了她作为女性内心深处的柔情与坚韧。 武则天真容考究 关于武则天的容貌，历史文献中留有一些描述。据《旧唐书》记载，她的女儿太平公主继承了母亲的外貌特征，表现为体态丰满、额头方正、面颊宽阔，这符合唐代的审美标准，由此推测武则天应该也有类似的容貌特点。此外，武则天在年长称帝之时，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外表状态，大概是因为驻颜有术，会涂脂抹粉，即便与年轻的子孙们站在一起，也难以看出她的年纪。 不过对于武则天的真实面容，后世缺乏直接且可信的图像资料作为参考。现存的一些图像和雕塑作品，如《历代古人像赞》中的画像，可能因成书较晚及作者的态度而带有偏见；《唐后行从图》的真实性也存在争议；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虽然有传说是依据武则天的形象雕刻，但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至于四川广元皇泽寺内的武则天塑像，尽管可能是基于某种原型创作，但由于原件已损毁，修复后的版本难以准确反映武则天的真实面貌。因此，后世只能通过文字记录去想象这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的容貌，而对于其真实样子的具体了解，则受限于史料的局限性。 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任与提拔 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的合作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典范，展现了明君与贤臣相互成就的可能性。武则天对狄仁杰的才能极为赏识，从他担任小官时便逐步予以提拔，直至擢升为宰相。狄仁杰以其公正无私、廉洁奉公和卓越的断案能力赢得了“神探”的美誉，成为朝野上下敬重的贤臣。武则天深知狄仁杰的价值，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得以施展非凡的政治智慧。 在武则天的支持下，狄仁杰不仅促进了政治清明，还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保持着正直的人格，即便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也能坚持原则，不畏权贵，维护正义。例如，在讨论修建巨大佛像的计划时，狄仁杰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反对意见，指出这样的项目将耗费过多资源，不利于国家和百姓的生活。武则天虚心听取了他的建议，显示了她对狄仁杰的高度信任。 当武则天步入晚年，狄仁杰以其过人的智慧和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巧妙而坚定地劝说这位女皇将政权平稳过渡给李唐皇室。他的努力最终也促成了唐中宗李显的复位，为唐朝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狄仁杰颇具勇气和正义感，在朝廷中多次冒着风险保护那些被诬陷的大臣。比如，在魏元忠遭受不实指控、性命垂危之际，狄仁杰挺身而出，凭借他的机智和公正的立场，成功保全了魏元忠的生命，体现了他的个人魅力与高尚品德，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尊敬。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狄仁杰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大事和未来的稳定。武则天得知他病情严重特意前来探视。在狄仁杰的床边，女皇关心地询问他对朝中接班人有什么建议，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未来的稳定与发展。尽管身体无法行动，狄仁杰还是努力思考，推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张柬之。狄仁杰认为，张柬之不仅聪明能干，而且为人正直，是个值得信赖的人选，定能承担重任。 这次会面不仅体现了武则天对狄仁杰的高度信任，也反映了狄仁杰对人才的深刻洞察。张柬之后来果然不负众望，在恢复唐朝正统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事情不仅突显了狄仁杰的智慧和正直，也展现了武则天作为一位女皇知人善任的优秀领导力。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 武则天对骆宾王的赏识 在徐敬业起兵反叛期间，他邀请了才华横溢的骆宾王加入其幕府，并请骆宾王撰写了着名的《讨武曌檄》。这篇檄文以犀利的言辞批评了武则天，指责她“伪临朝”，并非出身高贵，晚年行为不端，甚至有损宫廷尊严，表达了人神共愤的情绪。文章条理清晰，论据充分，极具说服力。 当武则天读到这份檄文时，她立刻被文中展现的才情所打动。据说她询问身边的大臣：“这檄文是谁写的？”得知是骆宾王的手笔后，武则天并未因此而震怒或追究责任，反而惋惜地评论道： “这是宰相的过失。像这样的人才，竟然得不到重用，实在是可惜了！”武则天的反应显示了她对骆宾王文学才能的高度赏识，同时也反映了她作为一个统治者对于人才价值的重视。尽管骆宾王站在了她的对立面，但武则天仍然能够超越个人立场，认可并赞美敌方阵营中的杰出人物。这种胸襟和气度，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之问与《早秋上阳宫侍宴序》 “我金轮圣神皇帝垂妙觉，抚鸿勋，出轩宫而镇紫微，卷翚衣而袭元衮，释罘祝网，万族咸宁。革故维新，五刑不用，润玉律而含元气，转金浑而调顺晷。” 有一次，武则天在宫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诗歌比赛，这场文学盛宴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一展才华。在这群杰出的参赛者中，有一位名叫宋之问的年轻人。他的诗作犹如天籁之音，令人心醉神迷。然而，由于出身低微，宋之问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自卑感，担心自己的作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武则天独具慧眼，她注意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于是，她亲自走到了宋之问面前，并微笑着赞扬了他的诗作，还称其为当世奇才。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当场授予他官职，让他成为了一名备受尊敬的朝廷官员。 历史评价 吴晗在其着作中提到，武则天在中国唐代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不仅打破了地域与门阀的限制，还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从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官员。这一政策在她的统治时期内持续实施，为后来唐玄宗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开元盛世初期的许多政策都是直接继承自武则天时期的。 回顾唐朝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唐太宗李世民奠定了基础，而武则天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终迎来了开元盛世的辉煌。在武则天当政前后大约五十年的时间里，唐朝经历了显着的进步。农业生产得到了提升，土地被更有效地开发利用，人口增长，疆域扩展，文化交流频繁，与多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尤为重要的是，开元盛世的主要政治领袖们大多是在武则天时代受到培养和提拔的。因此可以说，没有武则天时期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将难以实现。 尚钺在《中国历史纲要》一书中评价:武则天执政时期，唐帝国依然展现出了上升的发展趋势。对内，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更加公平的平台；对外，则积极抵御来自突厥、吐蕃和契丹等周边民族的侵扰，并持续维护西域交通线的畅通，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多个层面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白寿彝在同一着作中也对武则天进行了描述，他认为，武则天是一个兼具才能与政治野心的人物。在位时重视贤才的选拔，先后任用了如李昭德、狄仁杰、姚崇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担任宰相协助治理国家。武则天虽然亲近一些奸佞之人，启用了严酷的官员，但她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人，防止他们获得过大权力。在她掌权的五十年间，尽管李唐皇室的权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但太宗李世民所建立的政治格局得以延续，而社会经济也在这段时间里保持了发展的势头。 乌廷玉：“武则天执政以来，继续推行唐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压抑部分士族，扶助新兴庶族；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防安全。她虽然没有重大建树，但并没有把唐朝引向衰败。”（《隋唐史话》） 吴枫：“武则天当政，严重打击了长期把持政权的大官僚贵族集团，通过各种办法——尤其是科举制，给中小地主阶级开辟了广阔的政治前途，一方面促进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给唐玄宗统治时代选拔了较有作为的官僚，其主要政策就当时社会来讲，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隋唐五代史》） 吴泽：“武则天当政的五十年中，坚持太宗、高宗的反士族斗争的政治道路，稳固发展了‘贞观之治’，把历史推进了一大步，其政策对维护国家长期的和平统一，对唐代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为其后的‘开元之治’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因此武则天在唐代前期和太宗、玄宗同是中心人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他对武周后期的弊政，也给予揭露。”（《关于武则天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 崔瑞德：“对于这位敢于推翻李唐皇室并像男人一样泼辣地实行统治的女人，尽管儒家历史学家们都对其进行恶毒攻击和抱敌对态度，但是武曌显然具有特殊的才能，对政治具有天赋，并且非常善于操纵宫廷的权力结构。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权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坚毅的决心和识别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无忌惮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她对敌人和对手表现出的残忍和报复心，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27章 永贞革新:唐顺宗李诵的未竟之梦(上) 宽厚仁慈的太子 唐顺宗李诵（761年—806年），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是唐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唐德宗李适的长子，其母为昭德皇后王氏。李诵自幼展现出了慈孝宽厚的性格与仁而善断的领导才能，擅长多种艺术形式，尤以隶书见长。在大历十四年（779年），李诵被封为宣王，并于建中元年（780年）正式立为太子。在贞元元年（785年），李诵参与组织了着名的“奉天保卫战”，并取得了胜利，充分展示了其不俗的军事指挥才能。 登基半年禅位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诵正式即位。即位之后，唐顺宗立即重用王叔文等改革派人士，试图抑制宦官势力的膨胀，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的深刻变革。尽管面临健康问题以及来自保守势力的强大阻力，唐顺宗李诵仍决心推进这些具有前瞻性和积极意义的改革措施，意图振兴国家。但随着身体状况恶化及宦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唐顺宗的改革计划未能全面实施。即位仅数月后的同年八月，在宦官的迫使之下，唐顺宗不得不退位 ，禅位于太子李纯。次年，唐顺宗李诵病逝，终年46岁。 变革的时代背景 唐顺宗即位时，正值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退、社会矛盾加剧的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权威，宦官势力膨胀威胁着皇权稳定，而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得民众生活困苦不堪。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唐顺宗决心推行全面改革，以期恢复国家的繁荣与秩序。 政治方面的改革 尽管唐顺宗统治时间短暂且面临健康挑战，但仍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减少地方藩镇的割据和宦官势力的影响。这些施政举措不仅反映了顺宗对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其试图通过政策革新来改善民生的决心。尽管永贞革新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并且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割据 唐顺宗李诵即位后，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并赋予其重大的决策权，顺宗意图通过王叔文来推行改革，以此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同时，顺宗是想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限制地方军阀对中央政府的挑战，恢复并强化唐朝中央政权的权威。同时，他尝试通过任命非宦官将领控制军队，减少宦官对皇权的干预，从而实现权力结构的调整。 2.减轻财政负担，取消苛捐杂税 面对唐德宗时期由于庞大军事开支及朝廷开销导致的沉重税负，唐顺宗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在保留正敕常贡的基础上，取消了额外进奉制度，停止征收茶、竹、漆、木等诸色榷税，并免除了百姓所欠的各种课税、租赋和钱帛。这一举措大大减少了民众的经济压力，赢得了民众的广泛称赞和支持。 3.改善宫中管理，保障人身权益 针对宫中大量存在的人身自由等弊端，如众多宫女被束缚于宫廷之中，唐顺宗采取了一系列人性化措施。释放了安国寺宫女三百人以及掖庭教坊乐伎六百人，让她们能够回归家庭生活；同时禁止征召婢女作为宫中乳母，确保了更多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虽然这些改变涉及面相对较窄，但它们体现了对人性关怀的进步思想。 4.削弱宦官的影响力 还是皇太子时，唐顺宗李诵便目睹了宦官势力膨胀所带来的威胁，因此自即位之初便着手削弱这一群体的影响力。顺宗下令取消了宫市制度与“五坊小儿”，这两个机构曾是宦官借以欺压勒索百姓的工具。为了进一步收束兵权并对藩镇进行有效节制，顺宗还计划接管宦官兵权。然而却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当他派范希朝、韩泰前往奉天接任时，因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干预，未能成功接管神策军，最终导致唐顺宗谋夺宦官兵权的计划失败。 经济方面的改革 经济政策方面，顺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减轻民众负担、促进经济复苏的改革措施。 1.废除宫市缓解民众负担 首先废除了宦官以低价强夺商民货物的“宫市”制度，这一举措直接减少了商人们的经济损失，并促进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取消了额外的进奉和各种摊派税项，显着的降低了百姓的赋税压力，为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此外，通过提升刘禹锡等人负责财政管理，尝试优化国家财政状况，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商品流通，还有效缓解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推动了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 2.废除暴力机关维护人身权益 从社会层面上看，唐顺宗的改革措施顺应了民众的需求，体现了对人民福祉的关注。通过废除“五坊小儿”等暴政机构，改善长安市民的生活质量，减少了社会不公与压迫现象。更重要的是，释放宫中的宫女和教坊女乐，使她们得以回归家庭和社会，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 通过这些人性化的改革，提高了民众对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度，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谐，展现了统治者对维护民众人身权益和改善民生的重视。 军事方面的改革 军事领域，唐顺宗尝试削弱宦官势力对军队的控制，来增强中央政府对军事力量的掌控。为此，他任命范希朝等人为将领，意图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特别是神策军这样的核心武装力量。尽管最终未能完全实现夺取兵权的目标，但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了顺宗希望重构军事体系的决心，从而减少宦官对军事决策的影响，并确保皇权的高度集中，便于朝廷能够更直接地指挥军队。 永贞革新的意义 虽然永贞革新未能成功，但唐顺宗及其改革派成员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的努力仍然具有深远意义。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以及对抗保守势力的决心，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积极变革的力量始终存在，并持续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结语 唐顺宗李诵的一生是充满挑战与变革的一生。在位期间的努力虽未能完全实现其变革的理想，却为唐朝的历史增添了抹亮色。他的改革尝试不仅反映了对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也为后世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治遗产。即使梦想未能成真，唐顺宗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君主。 第28章 永贞革新:唐顺宗李诵的未竟之梦(下) 众说纷纭的父子关系 关于唐顺宗李诵与唐宪宗李纯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政策的态度，确实存在一些历史争议。 1. 政策的继承与调整 唐顺宗李诵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革新，但因为健康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其目标。唐宪宗李纯继位后，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调整或逆转其父皇的一些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情感上的否定或打压，而是新任皇帝即位后根据自身的治国理念做出的政治选择而已。例如，宪宗可能认为某些政策不太适合当时的国情，因此便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2. 继位过程 唐顺宗因为中风病重，实际权力逐渐转移到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手中，但由于宦官集团的强大阻力，最终导致改革失败。唐顺宗李诵被迫禅位于太子李纯，即后来的唐宪宗。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唐宪宗故意利用父亲的病情夺取政权，更多的是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所迫。 3. 个人情感 关于唐宪宗是否因为其父“不爱自己”，即位后推翻其政策的说法，缺乏直接的历史依据。历史上记载更多的是两位君王之间不同的治国策略和政治立场罢了。唐宪宗即位后确实贬谪了一些支持唐顺宗改革的人物，但这些变动更可能是出于他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基础的政治考量，而非出于私人恩怨。 史书对唐顺宗的评价 唐顺宗李诵作为唐朝历代皇帝中以品行和才干着称的一位，史书对其有很高的评价，描述他为“慈孝宽大，仁而善断”，聪明好学，文才出众，尤其擅长隶书。尽管他在盛年时不幸罹患中风，导致其统治时间非常短暂（仅半年），但他仍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改善国家状况。至于离去的原因，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通常认为与其长期患病有关，而非所谓的“历史疑案”。 综上所述，唐顺宗李诵与唐宪宗李纯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政策方向的不同，而非简单的个人情感对立。唐宪宗对前朝政策的调整反映了新任统治者对于国家治理的独特见解，而不是单纯地否定或打压前任皇帝的努力。同时，唐顺宗李诵作为一个贤明且富有才华的君主形象，在历史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永贞革新的终结 关于唐顺宗李诵与“永贞革新”的这段历史，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1. 健康问题与参与度： - 唐顺宗李诵因中风病重，无法亲自处理政务，使得他不得不依赖于王叔文等改革派成员来执行政策。这种情况下，改革的实际操作受到很大的限制。 2. 内部矛盾： - 改革派内部确实存在分歧，尤其是在权力分配和具体政策措施上。这些内部分裂削弱了改革派的整体力量，导致他们难以有效推进既定目标。此外，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也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3. 政策实施困难: - 改革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障碍，如地方藩镇的抵制、宦官集团的反对以及传统势力的反弹，导致许多措施难以落地。 唐顺宗与王叔文的关系 - 关于立太子的问题，确实有记载表明唐顺宗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意册立李纯为太子。而王叔文担心这样做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基础，因此表示反对。这种分歧最终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让唐顺宗对王叔文失去了信任。这一系列的事件显示，唐顺宗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动选择了结束永贞革新，并非完全是外部压力所致。 禅位给唐宪宗 - 根据现有史料，没有证据表明俱文珍或其他宦官强迫唐顺宗禅位。相反，唐顺宗是在意识到自身健康状况不允许继续执政的情况下，做出了将皇位传给儿子李纯（即唐宪宗）的决定。这个选择既是对国家稳定的考虑，也是对他自己病情的实际评估结果。因此，唐宪宗成为接班人并非意外，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结论 总之，唐顺宗提前禅位给唐宪宗并不是因为被逼迫或夺位，而是基于个人健康和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同时，永贞革新之所以终止，主要归因于改革派内部的矛盾、实施过程中的重重困难，以及唐顺宗本人对形势的判断。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使唐顺宗做出了停止改革并禅位的决定。 学术界的共识与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结论基于现有史料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但历史研究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新发现的文献或考古资料可能会带来新的见解。因此，对于唐顺宗与永贞革新的评价，学术界仍在持续讨论和修正之中。 历史评价 韩愈的评价 唐顺宗李诵作为太子时，就展现出对艺术的浓厚兴趣和书法上的造诣，尤其擅长隶书。德宗精通诗歌创作，每当赐予大臣或地方官员诗作时，常命李诵亲手书写，以此展示其才华。李诵性格宽厚仁慈且果断，对待师长礼敬有加，必定先行致拜。在随德宗逃难至奉天期间，面对叛军朱泚的逼近，他身先士卒，亲自督战，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斗志。 德宗在位多年后，逐渐不再信任宰相，宠信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近臣，这些人借机行事，苛刻待下以求功名，排挤陆贽、张滂等人，导致朝政混乱。而李诵则勇于直言，从容论争，最终阻止了延龄、渠牟成为宰相的可能性。在一次鱼藻宫宴会上，当德宗因宫女表演水戏而高兴时，李诵引用古语“好乐无荒”来提醒父皇不要沉迷于享乐。他对宦官从不假以辞色，坚持原则。他在储君位置上度过了二十年，天下因此受益匪浅。可惜的是，由于即位时已患病，未能完全施展抱负，但能够顺利传位于贤能之子，延续国祚，确实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欧阳修的评价 欧阳修认为，唐顺宗李诵在东宫担任太子长达二十年，其间天下人暗中受惠于他的存在。然而，他登基时间短暂，不幸因病无法大展宏图，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尽管如此，他仍成功地将政权平稳交接给继任者，确保了国家的持续稳定和发展，这样的贡献值得尊敬与怀念。 王夫之的评价 王夫之则提出了更为尖锐的观点，他认为唐顺宗因疾病而失去行动能力，几乎与宋光宗被悍妻控制而忽视父亲的情况相似，两者都接近于昏庸无能的状态。然而，与汉惠帝相比，他们的情况稍好一些；但正是由于当时唐朝和宋朝还有其他有能力的人才支撑着，才使得这两个朝代没有因此灭亡。这种评论虽然严厉，但也指出了历史背景下个人健康状况对统治能力的影响以及国家存续背后的复杂因素。 综上所述，三位历史学家对于唐顺宗李诵的评价各有侧重：韩愈赞赏其品德与才能，肯定其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影响；欧阳修感叹其短促的统治期限制了他的作为；王夫之则更关注健康问题对其治理效果的实际影响，同时强调了时代背景和个人局限性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视角共同构成了对这位唐代皇帝全面而深刻的评价。 第29章 唐宪宗李纯:奋发有为的皇帝(上) 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年），原名李淳，后改名为李纯，是唐顺宗李诵的长子，唐德宗李适的长孙。作为唐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李纯从小就表现出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和浓厚兴趣，深入研读历代史书，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知识。贞元四年（788年），李纯获封为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被正式立为皇太子。同年八月，在其父唐顺宗退位之后，李纯顺利登基成为皇帝。 即位后的唐宪宗致力于改善朝政，鼓励臣下直言进谏，营造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他重用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和裴度等一批贤能的大臣，这些人积极推行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藩镇势力的政策。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宪宗有效地削弱了部分割据的地方势力，使得唐朝在表面上恢复了统一的局面。这一时期，因为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被称为“元和中兴”，显示了唐朝在这段时期的复兴与繁荣。 唐宪宗李纯不仅关注政治和军事的改革，同时也重视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在他的支持下，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文学艺术迎来了一个繁荣时期。然而，到了晚年，宪宗对长生不老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频繁服用所谓可以延年益寿的金丹。遗憾的是，这些药物并未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他的性格变得愈发急躁，也逐渐与一些宦官关系疏远。最终，在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不幸被宦官陈弘志等人谋害，终年43岁。去世后，唐宪宗被追谥为圣神章武孝皇帝。 幼年聪慧深得祖父宠爱 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李纯出生于长安大明宫，当时正值其曾祖父唐代宗李豫的统治末期。次年，即779年，随着祖父唐德宗李适的登基，父亲唐顺宗李诵被立为皇太子，而作为长子的李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未来的储君人选。 李纯自幼聪慧过人，深得家人尤其是祖父唐德宗的喜爱。据记载，在六七岁时的一次家庭聚会中，李纯坐在祖父膝上，当被问及是哪家的孩子时，他机智地回答：“我是第三天子。” 这一回答既体现了李纯对自身身份的理解——继祖父和父亲之后的第三代皇帝，又展现了他超乎年龄的智慧，令在场之人无不惊叹。因此，李纯从小便深受祖父唐德宗的宠爱，这种早期的智慧展示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封王娶妻生子 唐宪宗李纯的童年并非一帆风顺，他亲身经历了诸如泾师之变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经历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地面对和理解了国家大事的复杂性，也促使他早早地成熟起来。在目睹了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后，李纯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性，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贞元四年（788年）六月，十一岁的李纯被正式册封为广陵郡王，这一荣誉标志着他在皇族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了贞元九年（793年），刚刚十五岁的李纯迎娶了郭氏为妻。郭氏出身显赫，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其父为驸马都尉郭暧，母亲则是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凭借这样高贵的家庭背景，郭氏不仅受到了公公唐顺宗李诵的特别宠爱，也赢得了丈夫李纯的高度尊重与重视。这段婚姻不仅是两个家族之间的联姻，也是政治上的重要结合，有助于巩固皇室与其他贵族势力之间的关系。婚后两年，即贞元十一年（795年），郭氏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李宥（后改名为李恒）。 继承大统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六日，李纯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李纯开始代理监国，负责处理军国政事。八月四日，唐顺宗李诵禅位于长子李纯。八月九日，唐宪宗李纯在宣政殿正式即位，成为了唐朝的第十二位皇帝。这段期间的迅速转变，标志着李纯从一位年轻的皇太子正式成为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承担起了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就此开启了他十五年的统治时期。 以贞观和开元为榜样 唐宪宗李纯是一位胸怀远大理想的君主。自年少起，他就深受历史上伟大帝王事迹的鼓舞，这些事迹点燃了他内心深处对治国理政的热情。登基后，他时常研读《列圣实录》，这是一部详尽记载历代帝王治国之道的经典文献。书中关于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描述，令他对那个时代的辉煌成就心怀崇敬，并立志效仿唐太宗李世民的开创精神和唐玄宗李隆基的治理智慧。 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唐宪宗不仅勤于学习，更注重实践，不断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灵感，力求将历史教训转化为有效的治国方略。他梦想着凭借自身的努力，重现大唐昔日的荣光，为百姓缔造一个繁荣安定、文化昌盛的美好社会。正是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与对未来愿景的执着追求，构成了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的动力源泉，也使他的统治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 重用忠诚良将 为了纠正中央朝廷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唐宪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提高宰相的权威，将“军国枢机”归于宰相，确保政策制定的高效与稳定。唐宪宗李纯善于任用忠臣良将，不为群议所惑，选拔了一批才能卓着的宰臣。例如： - 李吉甫：反对宦官操纵朝政，力谏攻打淮西。 - 杜黄裳：坚决主张讨伐刘辟，以法律整肃诸侯，削弱藩镇势力。 - 裴垍：提议贬黜李纯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并罢免其军权。裴垍总揽机务，处理吴蜀地方叛乱时表现出色，深得皇帝信任。 - 李绛：提出分化河北策略，不战而收魏博；建议京西北神策军割隶当道节度使以防卫吐蕃，并多次上疏营救朝臣如柳公绰、白居易等人。 - 武元衡和裴度：坚决支持讨伐淮西，裴度更是亲自挂帅到前线督战，最终平定了淮西。 - 崔群：以直言闻名一时，为朝廷提供了诸多宝贵的谏言。 此外，李纯还提拔了多位理财能臣，如李巽、程异、李鄘、王播等，有效的缓解了沉重的财政危机，使得朝廷能够专心的应对藩镇割据的问题。通过这些改革举措，唐宪宗不仅巩固了皇权，还开创了“元和中兴”的辉煌局面，使唐朝在形式上重回统一，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削平藩镇大展宏图 1.讨伐刘辟 永贞元年（805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后，支度副使刘辟自称为留后，率兵固守，并向朝廷提出兼领三川（即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的要求。唐宪宗拒绝了这一要求。随后，刘辟发兵围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公然对抗朝廷。 面对刘辟的叛乱，宪宗迅速作出反应，命令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领五千步骑兵作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领两千步骑兵作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讨伐刘辟。同年，高崇文成功攻克成都，擒获刘辟，并将其押解至长安。最终，刘辟连同其族党一起被消灭。 2.除李锜 元和二年（807年）夏季，在夏州杨惠琳和蜀中刘辟被平定之后，各藩镇因为害怕而多数请求入京朝见。镇海节度使李锜，作为淮安王李神通的后代，也深感到不安，提出了入京朝见的请求。唐宪宗同意了他的请求。然而，当入朝时间临近时，李锜上表声称自己身患疾病，请求将其入京时间再延缓至年底。宰相武元衡主张削藩，认为不应对这事放任不管，宪宗也认同应施加威令。 十月五日，宪宗颁诏征召李锜为左仆射，并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但李锜拒绝接受这一安排。于是，唐宪宗决定削除李锜的官爵及属籍，并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锷统率诸道兵马为招讨处置使，集结宣武、义宁、武昌等军力，加上淮南、宣歙的军队从宣州出发，江西军从信州出发，浙东军从杭州出发，多路兵马共讨李锜。 随着官军逐渐的逼近，镇海军内部出现了分化。兵马使张子良等人这时候倒戈，率部攻入镇海军治所京口（今江苏镇江），活捉了李锜。随后，李锜被押往长安，并在街市上被腰斩。朝廷还将已没收的李锜家产全部赐给了浙西的百姓，用以抵充当年的租赋。 3.讨成德 元和四年（809年），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逝世后，其子王承宗继位。唐宪宗闻讯后，便计划派人接替王承宗，若王氏不从则准备派兵去征讨。他这样做也是革除河朔诸镇世袭的弊端。然而，宰相们认为河北诸镇的问题由来已久，各镇势力盘根错节，劝皇帝不要轻举妄动。但宦官吐突承璀为了争取权力，利用王承宗进攻德州（今山东陵县）一事，说服了宪宗下令进行征讨。 谁知战事进展的不顺利，朝廷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久攻不下。此时的王承宗也感到了资源紧张，于是提出愿意向朝廷缴纳贡赋、以接受朝廷派遣官吏作为妥协条件。面对这种情况，唐宪宗见继续征讨无力取胜，便以此为台阶，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并撤回了征讨部队。 在淮西之乱平定前后，唐宪宗准备再次对成德镇采取行动。这次王承宗主动表示了悔过自新，并遣送质子到长安，交割两州版图作为谢罪条件。宪宗接受了这些条件，避免了新的军事冲突。 王承宗去世以后，军中推戴其弟王承元为留后。王承元不愿继承兄长的职位，主动请求朝廷更换节度使，并因此被授予义成军节度使之职。这一系列事件展示了宪宗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策略调整，以及部分藩镇将领对中央权威的重新认可。 4.定义武 元和二年（807年）十月，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入朝，请求担任朝中的闲散官职，并希望由朝廷另派他人接任节度使一职。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朔地区的藩镇割据严重，不仅断绝了对朝廷的贡赋，还形成了父去子继的局面。然而，张茂昭却与众不同，请求举家迁往京城，归附中央。 面对河北各藩镇交相派来的使者劝阻，张茂昭坚持己见，不予理会。起初，唐宪宗并没有同意张茂昭的要求。但在张茂昭连续上表了几次之后，宪宗最终在元和五年（810年）十月任命左庶子任迪简为行军司马，前往替代张茂昭的职位。 张茂昭入朝后，受到了宪宗皇帝的厚待，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并授予河中节度使之职。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李纯对张茂昭忠诚的认可，也体现了他对主动归顺中央的地方势力的支持。 5.收魏博 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其子田怀谏被任命为副大使，负责军务。然而，田怀谏年仅十一岁，无法有效掌控军队，军政事务实际上由家僮蒋士则等人决定。 唐宪宗与宰相商议如何处理魏博事务，他计划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以加强对魏博的控制。李吉甫建议出兵讨伐田怀谏，这一提议得到了宪宗皇帝的支持；但另一位宰相李绛则持不同意见。李绛认为，田怀谏年纪尚幼，肯定无法稳定局势，因此朝廷无需采再取军事行动，而应当厉兵秣马，“坐待魏博之自归”。他主张一旦魏博内部发生动乱，对胜利者给予爵禄奖励，以促使各镇主动归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唐宪宗听取了李绛的意见，没有出兵。 不久后，魏博军内果然发生了哗变，士兵们拥戴田兴（即田弘正）取代了田怀谏。田兴主动率领魏博六州之地归顺朝廷。十月，宪宗接到魏博监军的报告后，立即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十一月，他又派遣知制诰裴度携带一百五十万缗钱前往犒赏魏博士兵，并免除六州百姓一年的赋税徭役。据说，当魏博军士受赐之后，“欢声如雷”。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解决了魏博的问题，也展示了宪宗在处理地方藩镇问题上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第30章 唐宪宗李纯:奋发有为的皇帝(中) 6.平淮西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吴元济隐瞒了其父离去的消息，并擅自接管了兵权。淮西节度使驻于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李希烈以来，淮西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平定蜀中之后，唐宪宗便有意向攻取淮西。宰相李吉甫也力主讨伐淮西。面对这种情况，张弘靖建议皇帝先以礼相待：为吴少阳停止上朝表示哀悼，追赠官爵，派遣使者吊丧，并赠送助丧财物；等淮西出现对朝廷不恭的行为后再动用武力。唐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前往吊祭。 然而，吴元济拒绝迎接敕使，并发兵四处侵扰，屠戮舜阳、焚烧叶县、掠夺鲁山和襄城等地，导致关东地区震动，李君何也因无法进入淮西只好返回。见此情形，唐宪宗决心讨伐淮西。十月，他任命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统领各路兵马讨伐吴元济。 淮西之战牵涉到山东、河北割据势力的存亡。吴元济纵兵抵抗，而王承宗、李师道则暗中配合，给予其政治声援和军事援助。吴元济向恒、郓两地求救，王承宗与李师道多次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但唐宪宗李纯不予答应。于是李师道派出两千兵力声称支援官军，实际上却在军事上制肘官军的行动。此外，他还派刺客攻击河阳转运院，造成重大损失，一时间“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然而，唐宪宗坚决削藩，不同意罢兵。 随着战事的拖延，诸军讨伐淮西久未有功。元和十年（815年）五月，唐宪宗派遣御史中丞裴度前往行营宣慰，观察用兵形势。裴度回朝后，分析了淮西必胜的形势，推荐李光颜为将。不久后，李光颜在时曲（陈州殷水县西南）大败淮西兵，淮西军队就此溃散。同时，裴度多次上奏指出山南东道节度使、淮西招抚使严绶并非将帅之才，不堪平叛重任。唐宪宗最终在年底罢去了严绶的节度使和招抚使职务。 同年，李师道派出刺客谋害宰相武元衡和裴度，导致武元衡身亡，裴度重伤。长安城因此大骇，大臣都不敢出门。早朝时，唐宪宗在御殿久等，官员仍未齐集。唐宪宗下令搜捕刺客，京城展开大规模搜索。一些朝臣还请求罢免裴度的官职，试图安抚王承宗、李师道，但宪宗愤怒地拒绝： “如果罢免裴度，就等于让奸计得逞，朝廷纲纪如何维持？朕任用裴度一人，足以击败这两个乱臣贼子。” 裴度因伤请假二十余日后，宪宗下诏派卫兵夜守裴度私宅，内宫使臣接连前往慰问。裴度伤愈后，李纯召他入宫对话，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向李纯进言：“淮西是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已经讨伐，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途而废。”宪宗与裴度在削藩见解上完全一致，继续坚定推进削藩政策。 唐宪宗曾询问群臣讨伐吴元济是否妥当。多数朝臣认为还是罢兵赦罪为上策；翰林学士钱徽、萧俛等人在延英殿对策，试图借此使朝廷停止军事行动。唯有裴度坚称吴元济不可赦免。 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蔡州行营的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之战中惨败于淮西军，几乎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仅保住了性命，狼狈撤回。宰相们以为宪宗皇帝必定会对长期用兵感到厌倦，准备提议停止征讨。然而，在众宰辅刚要启奏时，宪宗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若王师每次出战都不该失败，那么自古以来朝廷用兵岂非易如反掌？屡战屡胜，就不应留下这号凶贼。今日只论此次用兵该与不该，以及朝廷决断处置是否妥当，各位只需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处理。将帅不合适的，立即撤换，毋须迟疑；兵力不足的，迅速给予接应。怎能因一个将领的失利，就放弃既定的大计？”于是，大臣们不敢再提罢兵之事，平定淮西的计划这才得以继续推行。 到了元和十二年（817年），官军讨伐淮西已经四年，仍未取得胜利，“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玩寇相视，未有成功”，这让唐宪宗李纯深感忧虑。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人以劳损军力、耗费财赋为由，意图劝皇帝罢兵。这时候裴度回应说：“臣请求亲自前往督战。” 次日，在延英殿再次讨论此事。待李逢吉等离开后，宪宗对裴度说：“卿真能替朕出巡吗？”裴度匍匐流泪道：“臣与此贼誓不两立！”宪宗深受感动，随后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并担任彰义军节度使及申、光、蔡州观察使，兼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 八月初，裴度出发前往淮西，唐宪宗李纯亲自为他送行。裴度抵达前线后，便成为了督军统帅，并选择郾城作为指挥所。当时，各道军队中都有宦官监军，影响了主将的指挥权，“胜则（宦官）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裴度当即奏请免除监军，使得诸将能够不受拘束地专掌军事，这样作战更为有效。裴度治军严谨，“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使得官军接连取得胜利。 十月十四日，唐州和邓州节度使李愬亲自率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佑、李宪领牙队三千人作为前锋，李进诚率三千人作为后军，趁着风雪向东行军，直奔吴元济的营垒蔡州。尽管路上风雪极大，甚至刮裂了旌旗，但李愬仍冒雪日夜兼程，于十五日四鼓时分突袭到了蔡州城下，城头守军竟无人察觉。于是官军迅速攻下了蔡州。吴元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跪地请降，之后被押往了长安，并于十一月斩首。至此，淮西长达三十多年的割据状态被彻底解除。 7.进讨李师道 朝廷对淮西的用兵，使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了威胁。于是采取了表面上声援助官军讨伐吴元济，实际上暗中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平定淮西之后，唐宪宗指挥的削藩，形势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朝廷逐渐占据了优势。面对这一局势，李师道深感恐惧，最初他还表示愿意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京师为质子，但最终李师道还是选择了举兵叛唐。 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唐宪宗调遣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李师道。在大兵压境的压力下，淄青军内部的矛盾激化，都知兵马使刘悟最终除掉了李师道，于是，淄、青、江三州之地迅速被朝廷平定。 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和马匹，请求留在京师。宪宗任命韩弘为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任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因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封他为侍中。为了向皇帝表示忠心，田弘正让他的兄弟子侄都到朝廷任职。以上充分说明了唐宪宗李纯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 唐宪宗的为政举措 政治清明 1.任用贤能，削弱藩镇 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先后任用了一批年轻有为、忠谠有才干且力主削藩、反对宦官干预军政的宰相。这些贤臣包括裴垍、李绛等，他们坚决主张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维护中央权威。通过这一系列人事安排，宪宗成功平息了多次藩镇叛乱，使得“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繁荣景象。 2.鼓励直言进谏 唐宪宗周围还聚集了一批极言直谏、维护政治清明的大臣。例如，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反对宦官吐突承璀挂帅出征，主张国家征战应责成将帅；东台御史元稹纠劾不法行为，与中使抗争；刑部侍郎韩愈则谏止宪宗迎佛骨佞佛。这些大臣的存在，不仅增强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也为朝廷带来了更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经济成果 1.减轻赋税负担 在经济上，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来减轻人民负担并增加国库收入。首先，他任命裴垍为宰相，推行减轻江淮地区赋税的政策。裴垍下令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律按省估计算，观察使先税所治理州以自给，不足部分再征收所属州的税。此举显着缓解了江淮人民的经济压力，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2.营田养兵计划 宪宗任用李绛为宰相，李绛提出并在北方实施了营田养兵计划。元和七年（812年），李绛奏请在振武、天德两地开垦良田约一万顷，以节省财政开支并增强边防力量。宪宗批准了他的提议，并命度支使卢坦负责具体经略。经过四年时间的努力，共开垦农田四千八百顷，收获谷物四千余万斛，每年节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依赖此计划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3.提高税收效率 同时，宪宗还委任了一批擅长理财的官员担任重要职务。元和元年（806年），李巽被任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在其任期内，李巽大幅提高了税收效率，第一年征课所入即达到了刘晏最高年份的水平，第二年更是超过了这个数字，第三年增加了180万缗。旧制规定每年从江淮运送五十万斛米到河阴，但长期以来未能达到这个数目，只有在李巽任职的三年间实现了目标。 4.改革江淮财政管理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河东节度使李鄘接替李巽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同年，李巽推荐彬州司马程异（王叔文党，八司马之一）为扬子留后，程异复任淮南等五道两税使，对江淮地区的财政管理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进一步铲除了存在的弊端。至元和六年（811年）四月，盐铁转运使王播报告称，江淮河岭以南、兖郓等盐院在元和五年收入卖盐价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而到了元和六年，因天下丰收，米价跌至每斗仅值二钱。 唐宪宗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明智的决策和有效的治理手段，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宪宗的统治时期被视为唐朝晚期的一个小高潮，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成就 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的元和年间（806-820年），唐朝针对叛乱的藩镇及少数民族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成功巩固了中央集权，并恢复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以下是这些关键战事的详细描述： 1. 平定夏绥杨惠琳之乱:元和元年（806年） 指挥官：张承金 结果：河东、天德军联合作战，成功击斩杨惠琳，迅速平定了此次叛乱。 2. 平定西川刘辟之乱:元和元年（806年） 指挥官：高崇文 结果：高崇文率军击败刘辟，后者被俘送往长安处决，西川地区重归唐朝统治之下。 3. 平定镇海李锜之乱:元和二年（807年） 指挥官：王锷等 结果：李锜被其部下擒获并送往长安处决，镇海地区的叛乱得以平息。 4. 攻伐成德王承宗:元和五年（810年）至元和十三年（818年） 指挥官：吐突承璀、卢从史、田弘正等 结果：面对长期僵持的局面，朝廷未能迅速取胜。最终，在淮西之乱平息后，王承宗主动献地谢罪，双方达成和平协议。 5. 平定溪峒张伯靖之乱:元和六年（811年）至元和八年（813年） 指挥官：崔能、严绶、柳公绰等 结果：通过严绶的招降策略，张伯靖选择上表请求隶属于荆南节度使，避免了进一步冲突。 6. 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元和九年（814年）至元和十二年（817年） 指挥官：裴度、李光颜、李愬、乌重胤等 结果：经过三年艰苦作战，宪宗派遣宰相裴度亲自督战，李愬雪夜奇袭蔡州，成功擒获吴元济，标志着淮西叛乱的彻底平定。 7. 平定淄青李师道之乱:元和十三年（818年）至元和十四年（819年） 指挥官：李光颜、李愬、田弘正、韩弘等 结果:唐军四面围攻，取得多次胜利。最终，由于内部兵变，李师道被自己的部下斩首，淄青地区重新归附唐朝。 元和年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展示了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反映了宪宗时期政治清明、用人得当的良好局面。特别是像高崇文、裴度、李愬等将领的出色表现，为唐朝的中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胜利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唐朝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些成功的军事行动，李纯不仅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藩镇问题，还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文化教育振兴措施 在整顿政治的同时，唐宪宗李纯也对教育进行了重要改革，使官学得以振兴。其主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 慎择学官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发布的《改元元和敕》中，宪宗将国子监的整顿列为刷新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更新国子监的领导层和师资队伍，优先从朝官中选调德才兼备者担任祭酒、司业及学官，确保教育质量。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教师的专业水平，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 2. 严肃学规 新任国子祭酒冯伉上任后发现，部分老学生不勤学业，视国子监为免费食宿之地，不服管教且制造争端。为此，冯伉提出《奏请整顿学事》，建议通过严格的学规和考试制度进行管理，并对严重违反学规或学业成绩未达标的生员予以清除或解退。这些措施得到了宪宗的支持并立即实施，显着改善了学风。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自律性，也增强了学术氛围。 3. 控制规模 由于战争年代财政紧张，国子监的学生人数逐渐减少，各馆学生名额不成比例。元和二年（807年）十二月，国子监请求确定两京诸馆学生员额共六百五十人。当时在监学生人数不足这一规模，因此唐宪宗要求礼部准额补置，以补足员额为限。此举明确了唐后期两京国子监的法定学生名额，稳定了基本规模。通过合理控制学生人数，保证了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提升了整体教育质量。 4. 抽俸修监 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月和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二月，国子祭酒郑余庆鉴于长期战乱导致国家财政困难，难以修葺国子监，两次奏请从在京文官的俸禄中抽取一部分用于修缮和扩建两京国子监。此方案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解决了国学修复的问题。李纯批准了这项提议，开创了官员捐献支持教育恢复的先例。通过这种方式，国子监的设施得到了有效维护和改善，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通过这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唐宪宗李纯不仅提升了国子监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还为后来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举措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促进了唐代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李纯的文教改革不仅为当时的学子创造了更好的学习条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他的努力使得唐朝的教育制度更加完善，培养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31章 唐宪宗李纯:奋发有为的皇帝(下) 前明后暗的君王 在与各藩镇的战争中，唐宪宗李纯重用了宦官，并任命心腹宦官吐突承璀担任左右神策将军、兼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和招讨处置使等要职，作为统帅带兵出征。然而，在一次弓箭库使刘希光因贪赃被查办的事件中，吐突承璀受到了牵连。因此，唐宪宗将吐突承璀外放为淮南监军。事后，宪宗询问宰相李绛： “朕将吐突承璀任为外官怎么样呢？”李绛回答说：“外界想不到陛下忽然能够这么做。” 宪宗回应道：“此人只是一个家奴而已。以往，朕觉得使唤他的时间很长了，所以因私情恩宠而宽宥了他。倘若他有违纪犯法的行为，朕抛弃他，就如丢掉一根毫毛一般轻易！” 长期的心力交瘁使得唐宪宗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逐渐崇信起了佛教。晚年时，宪宗下令将凤翔（今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骨迎至长安，这一举动引发了王公贵族及黎民百姓竞相施舍奉养的热潮。刑部侍郎韩愈为此上疏，恳切谏阻。唐宪宗勃然大怒，准备对韩愈处以极刑。但后来在裴度等人的劝谏下，最终决定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此外，为了求取长生不老之药，唐宪宗又转向道教。元和十三年（818年），他下诏征求方士。宠臣皇甫镈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柳泌的人，此人声称可以配制长生药。次年，唐宪宗开始服用长生药，但药物的影响使他的性情变得暴躁易怒，经常斥责或诛贬身边的宦官。这些情况不仅反映了唐宪宗在削藩过程中用人上的复杂心态，也揭示了他在政治压力下的个人信仰和行为变化。 尽管唐宪宗李纯在削弱藩镇势力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但李纯对宗教的过度依赖和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也为他的统治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他的性格转变和决策方式上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也表明，即使是英明的君主，在面对个人欲望和信仰时，也可能做出不利于国家和个人的选择。 皇位继承的波折 宪宗李纯原配是唐代宗长女升平公主与郭子仪第六子郭暧的女儿——郭贵妃。作为代宗的重孙，按辈分计算，郭贵妃实际上是李纯的表姑，二人的联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郭贵妃为李纯诞下了第三皇子遂王李宥，而另一位后妃纪美人则生下了皇长子邓王李宁。 尽管李宥身份尊贵，仅比李宁年轻两岁，但宪宗却选择了立长不立贵的原则，在元和四年（809年）正式册立李宁为太子。不幸的是，元和六年（811年）底，李宁早逝，这使得关于新太子的人选再次成为了朝廷内外热议的话题。当时形成了两派势力：一派由深受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领导，主张立澧王李恽（本名李宽）为继承人；另一派以宦官梁守谦、王守澄及大多数朝臣为代表，鉴于郭氏家族的显赫地位，他们力荐郭贵妃所生的遂王李宥（即后来的唐穆宗李恒）。最终，唐宪宗李纯同意了册立三皇子遂王李宥为太子，但却迟迟未立郭贵妃为皇后，导致太子李宥的地位一度不够稳固。 身罹不测 至元和十四年（819年）末，因长期服用金丹，李纯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到了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他甚至取消了元旦朝会，令群臣深感忧虑。然而，在义成军节度使刘悟入宫觐见并传出“陛下身体平安”的消息后，朝廷内外才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同一天夜里，唐宪宗李纯在长安大明宫的中和殿遭遇了宦官陈弘志等人的谋害，享年四十三岁。 陈弘志、王守澄等人对外宣称皇帝是因为服用长生药而亡，并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人合谋拥立三皇子李宥继位，即唐穆宗。吐突承璀及其支持的澧王李恽也在此次政变中身遭不幸。同年五月，群臣为宪宗上谥号为“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并将其安葬于景陵。到了大中三年（849年），宪宗之子唐宣宗李忱追封其父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以此缅怀这位曾试图重现大唐辉煌的帝王。 结语: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唐朝迎来了被称为“元和中兴”的复兴时期。面对地方藩镇势力坐大、中央权威式微的局面，宪宗通过一系列果敢的军事征讨和平息叛乱措施，成功削弱了地方藩镇的自主性，解决了长期困扰唐朝的藩镇割据问题，暂时恢复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同时，他重视吏治整顿，任用贤能如裴度、李绛等名臣推行改革，使得朝政清明高效，经济得以复苏，文化繁荣昌盛。宪宗个人也很重视法律建设，组织修订法令以求司法公正，并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繁荣。然而，晚年受长生不老思想影响，沉迷于道教丹药，最终早早离世，结束了其15年的统治。尽管如此，唐宪宗的努力和贡献，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印记，成为后人缅怀的一段光辉岁月。 关于宪宗皇帝的轶事典故 不立皇后 根据《旧唐书·后妃传》的记载，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后宫中受宠的女性众多。他特别注意到贵妃郭氏出身于显赫家族，担心如果立她为皇后，郭氏可能会限制他对其他妃嫔的宠爱。因此，李纯迟迟没有立皇后。现代研究者认为，唐宪宗的顾虑并不是害怕皇后专权，而是担忧外戚势力过大，影响皇权。从宪宗开始，唐朝后续的几位皇帝——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也都效仿此做法，未立皇后。实际上，史书中提到的皇后多是在她们的儿子登基后追封的。 有志河湟 一次，当宪宗查看天下地图时，注意到了因安史之乱而失去的河湟地区（现今的青海东部和甘肃西部一带），不禁萌生了恢复这片旧土的愿望。翰林学士李绛曾劝说皇帝不要过度聚敛财富，但宪宗解释道，国家的政令无法覆盖河南、河北的多个州郡，而河湟地区的广袤土地仍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这让他感到祖宗蒙羞，日夜想着如何洗雪耻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有必要积累足够的财力。否则，即使宫廷内开支节俭，多余的财富也无实际用途。 最终，在大中年间（847-860年），即宪宗去世多年后，唐军利用吐蕃内部纷争的机会，成功收复了河陇三州七关之地。宪宗的第十三子唐宣宗李忱感叹道： “先帝宪宗常常挂念河湟，遗憾的是未能完成这项伟大事业就离开了人世。如今我们应当继承先人的遗志，商议为顺宗和宪宗两庙献上谥号，以此彰显祖先的光辉，并向后世展示。” 通过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唐宪宗不仅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君主，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表现出的决心和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于皇权稳固和个人欲望之间的微妙平衡。同时，宪宗对河湟地区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恢复失地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他之后的几代帝王中得到了延续，直到他的儿子宣宗实现了这一夙愿。 历史评价 下面这段文字是唐代诗人韩愈对宪宗平定淮西叛乱这一历史事件的颂扬: 当宪宗皇帝继位之时，他环顾四周，感慨万千。他心中怀揣着对文臣武将的信任与期待，同时也忧虑着国家的命运和皇室的安宁。在平定了吴蜀两地之后，朝廷的目光转向了山东，并迅速将其纳入版图。魏博的将领率先响应朝廷号召，六州相继归顺。然而，淮蔡地区的割据势力却自恃强大，公然反抗中央权威。 面对淮蔡的挑衅，宪宗果断下令讨伐，却遭遇了周边势力的勾结作梗。更甚者，他们暗中派遣刺客，意图加害于朝廷重臣。正当战事不利、京师内部人心惶惶之际，众大臣纷纷劝说宪宗采取安抚政策。但宪宗皇帝不为所动，坚信天命所归，决定继续坚定地执行讨逆之策。 最终，在宰相裴度等人的支持下，宪宗坚持了自己的判断，成功地完成了对淮蔡的征服。这场持续四年的征战，起初并未得到所有官员的支持，但在宪宗坚定不移的决心面前，逐渐消除了疑虑。正是由于宪宗的英明决断，才使得淮蔡之战得以胜利，进而稳定了国内局势，吸引了四方边夷前来朝贡。随后，宪宗开设明堂，以彰显其治国理政的能力。 五代刘昫对宪宗的评价充满了赞美与敬仰，他通过几句精炼的话语概括了宪宗在位期间的关键政绩和领导特质: 1. 在贞元年间，由于皇帝控制力的减弱，各地出现了许多叛乱势力，犹如盗贼盘踞。然而到了章武（宪宗谥号）时期，宪宗展现了其非凡的魄力，成功地平息了这些叛乱。当时有贤能的宰相辅佐，他们不仅展示了德行的力量，也展现了军事上的实力。宪宗时期的元和之治，成为了后世传颂的美好时代。 2. 章武皇帝心中怀揣着对过往耻辱的愤怒，积极寻求良策来巩固国家。早期，他得到了杜邠公的帮助，任命高崇文讨伐了叛将刘辟；中期，又得力于武丞相的战略规划和军队训练，支持了宪宗明智的决策；最后，在裴晋公（裴度）的领导下，宪宗得以展示军威，彻底清除了两河地区的长期叛乱。宪宗的果断决策真是令人钦佩！ 3. 宪宗展现出了非凡的英勇气概，他的威严和恩德深入人心，赢得了臣民的尊敬和支持。 宋欧阳修和司马光对唐宪宗李纯的评价既肯定了他的成就，也指出了他晚期统治中的失误。 欧阳修评述: 宪宗皇帝以其刚强、明智和果断着称，自登基之初便立下了平定叛乱的决心。面对割据势力，他能够采纳忠臣的谋略，不被众人的议论所左右，最终达成了削平叛乱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当吴元济被铲除后，那些强大的藩镇和勇猛的将领纷纷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归顺朝廷。这一时期，唐朝的威望几乎恢复到了鼎盛时期的水平。从这一点来看，宪宗治下的优劣对比一目了然。 然而，在统治后期，宪宗开始任用了不合适的人选，导致未能完成其宏伟的事业，甚至遭遇了个人的不幸。这表明，即使是聪明睿智的君主，一旦受到小人的蒙蔽，国家也可能陷入困境。小人误国，不仅限于昏庸之君，即便是贤明的君主，若有所惑，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司马光评述： 宪宗成功地平定了各地的叛乱，几乎实现了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但他的伟大事业之所以没有得到善终，原因在于他过于追求短期的成功，而忽视了建立长远的信任。这种短视的行为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使得他在晚年无法巩固自己的成就。 宪宗皇帝突然离世的原因 关于唐宪宗李纯遇害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为宦官陈弘志所弑杀以及穆宗李恒以及其母郭贵妃（后来的懿安郭皇后）是否参与了这一阴谋。尽管新旧《唐书》都记载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谋害而亡，但历史上存在不同的观点： 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宪宗李纯是在820年正月被宦官陈弘志等人谋害的。这种说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学界的定论。 穆宗与郭贵妃的嫌疑: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明末清初的史家王夫之认为，虽然陈弘志是直接行凶者，但真正的幕后主使可能是郭贵妃和她的儿子唐穆宗李恒。近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穆宗可能涉及谋害其父的阴谋。1992年，黄永年的文章进一步将此事与元和后期党争联系起来，提出穆宗是“元和逆党”的主凶。 经过证据分析，支持穆宗和郭贵妃参与弑君的说法基于以下几点： 1.陈弘志未受惩罚：宪宗走后，穆宗并未处罚弑君的凶手陈弘志，反而将其外放为淮南监军。 2.对特定官员的优待：穆宗即位之初，特别荣宠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着和翰林学士杜元颖，这些人被认为可能与弑君有关。 3.处理宫内方士：穆宗即位后不久，下令杖毙柳泌及僧人大通，并流放宫中方士，远贬皇甫镈、李道古，这些行动似乎是为了掩盖宪宗服食丹药而亡的事实。 4.尊崇郭贵妃：穆宗迅速册封其母郭贵妃为皇太后，并给予郭家极高的荣誉，这可能是在掩饰弑君后的不安。 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 唐宣宗李忱，作为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在他即位后改变了对郭太后的态度，奉养礼节变得较为冷淡，这也被解读为他对穆宗弑逆行为有所了解的表现。 学术界仍有争论 尽管有上述种种迹象指向穆宗和郭贵妃，但学术界对此仍有分歧。部分学者质疑“元和逆党”说的真实性，认为没有足够的直接证据证明唐穆宗直接参与了弑君事件。 第32章 勤政为民:怀揣梦想的唐文宗(上) 唐文宗李昂，原名李涵，是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唐穆宗李恒之次子，生母为贞献皇后萧氏。李昂以恭俭儒雅、悲悯仁慈的性格闻名于世。 长庆元年（821年）李昂被封为江王，并于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在宦官的支持下登基为帝。即位后，唐文宗展现出勤政爱民的态度和厉行节俭的决心，对当时严重的宦官专权现象深感不满，立志要铲除这股势力，恢复皇权的尊严。太和九年（835年），他与大臣李训、郑注等人策划了着名的“甘露之变”，意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但事败之后他自己也被软禁了起来，直至开成五年（840年）因长期抑郁而逝，享年仅三十二岁。谥号为“元圣昭献孝皇帝”，庙号“文宗”。 尽管继承的是父兄两朝奢侈腐败后的残局，李昂始终怀揣着恢复初唐盛世中央权威的梦想，力图重振大唐帝国的辉煌。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厉行节约、革除奢靡风气、停止劳民伤财的工程，并重视官员考核，确保政府运作的廉洁高效。文宗还特别关注民生问题，例如命令京兆府制造水车来帮助郑白渠附近的农民灌溉农田，体现了他对百姓福祉的深切关怀。 此外，文宗也是一位热爱文学艺术的君主，闲暇时喜欢作诗书自娱，擅长五言诗创作，有《宫中题》和《暮春喜雨诗》等作品流传至今。他的努力虽然未能完全实现其复兴王朝的理想，但他的品德和作为却赢得了后人的尊敬与铭记，成为历史上一位令人怀念的明君。 正式登基称帝 唐文宗李昂出生于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十月十日，并在长庆元年（821年）被封为江王。宝历二年十二月八日（公元827年1月9日），唐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与苏佐明等人谋害，事后矫诏立宪宗之子绛王李悟负责处理国家事务。事件发生仅两天后，即十二月十日，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连同神策护军中尉魏从简和梁守谦带领神策军与飞龙军攻入皇宫，除掉了绛王李悟及参与政变的刘克明等人。紧接着，他们前往江王府迎接李昂进入宫廷。 次日，李昂在宫内接见了宰相们，咨询关于军事和国家政务的处理。十二月十二日，宰相及百官三次上表请求李昂登基为帝。最终，在十二月十三日，李昂于大明宫宣政殿正式即位。到了十六日，李昂开始正式登基称帝，并尊称其母贞献皇后萧氏为皇太后。在拥立李昂的过程中，枢密使王守澄扮演了关键角色。随后，王守澄担任右军中尉，掌控着神策军，由此掌握了军政大权，确立了他在朝廷中的稳固地位。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标志着唐文宗统治的开始，也揭示了当时宦官势力的强大及其对皇权的影响。文宗即位初期便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势，但他展现出勤政爱民的态度和厉行节俭的决心，致力于改善国家状况，力图恢复初唐盛世的中央权威。 初登大宝的朝政改革 宝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827年1月28日），刚刚即位不久的唐文宗李昂展现出其厉行节约、关注民生的决心。他下令释放了三千名宫女，裁减了宫廷教坊乐工、翰林伎师及术士中的一千二百七十名冗员，并放生了五坊豢养的鹰犬，同时禁止进贡赤色绶带、雕镂器物以及镶嵌金银珠宝的奢华床榻。此举不仅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也体现了他对奢靡之风的坚决反对。 太和元年二月十三日（827年8月9日），文宗颁布诏书，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和”。此次大赦不仅免征了京兆府当年夏税的一半，还特别赐爵给九庙陪祀者的子孙、立功将士，并给予始封诸王之后裔中的一子出身资格。这些举措旨在安抚人心，巩固统治基础，同时也彰显了新帝对祖宗功德的尊重与对有功之臣的嘉奖。 同年五月初七，文宗进一步推行政治改革，取消了宰辅大臣上奏时需经御史搜查后方许进殿的规定。这一改变简化了议事流程，极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为朝廷内部营造了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政治环境。通过这些早期改革措施，文宗向世人展示了他勤政爱民的态度和恢复大唐盛世的决心。 沧景之乱始末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三月初一，横海节度使李全略逝世后，其子李同捷未等朝廷指派新的节度使，便自任为留后，并派遣掌书记崔从长及其弟李同志、李同巽前往京城朝见文宗皇帝，表达归附之意。起初，唐文宗接受了李同捷的效忠，并授予他相应的官职，以示安抚。然而，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唐文宗同时任命天平节度使乌重胤接管横海节度使之位。 面对朝廷做出的的决定，李同捷拒绝交出权力，就此引发了与朝廷之间的对抗。文宗皇帝对此给与了坚决的回应，他下令兖海与沧景两地的节度使乌重胤、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平卢节度使康志睦、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卢龙节度使李载义、义成节度使李听，以及义武节度使张璠，各自率领本镇军队对李同捷展开讨伐。文宗之所以展开这场军事行动也是恢复中央权威，确保国家统一。 经过一年的激烈征战，次年四月，李同捷最终战败，失去了对领地的控制。朝廷派遣的使者柏耆执行了对李同捷的处决，并将其首级传送至京师长安以示警示，就此也宣告了沧景之乱的彻底平息。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唐文宗李昂维护中央集权的决心，也为后续的政局稳定铺平了路。 通过果断处理李同捷的叛乱，文宗皇帝向全国展示了中央朝政不容挑战的权威，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地方藩镇势力的严格管控态度。沧景之乱的成功平定，进一步巩固了“太和中兴”的成果，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第33章 勤政为民:怀揣梦想的唐文宗(中) 在位期间的为政举措 勤于理政 唐文宗即位后，立即展现出了高度的勤政精神。他深知国家正面临的挑战，坚持每逢单日上朝听政，每次朝会的时间都很长，且讨论范围广泛，涵盖国家安全、地方治理、财政状况，及水利建设等重要议题。并积极参与决策过程，详细探讨每一项重大政策及其具体实施方案。文宗生活上非常简朴，摒弃宫廷中的奢华生活，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治国理政之中。常常与大臣们讨论政事至深夜，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政治方面 1.厉行节俭 登上皇位后，文宗深刻认识到穆宗、敬宗两朝因过度奢侈和荒淫游乐所导致的朝政混乱，决心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并提升治理效率。他首先从宫廷内部着手，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即位不久后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简化宫廷开支，包括释放宫女、减少不必要的供奉、停止五坊的游猎活动等。 文宗自己也以身作则，在服装饮食上不追求奢华，尤其是在遇到灾荒时更加注重节制。连过生日也要求宫人只使用素食庆祝。此外，文宗还对臣下的着装提出严格要求，批评并惩戒那些穿着过于华丽的人，以此树立简朴的社会风尚。对于穿着朴素且材质粗糙的官员，文宗视之为忠诚廉洁的表现，这反映了他对官员品德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文宗下令遣散了宫中无职位的三千名宫女，裁撤了宫廷教坊乐工、翰林伎师术士等一千二百七十名冗员。并释放了五坊豢养的鹰犬，停止接受赤色绶带、雕镂器物及镶嵌金银珠宝的奢华床榻等贡品。这些举措不仅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也向全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新的统治者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务实和节约的政府。 2.反对奢靡 为了进一步革除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文宗于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十八日颁布了一道名为《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的诏书，强调“以俭为德”，并重申法令的重要性，确保命令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该诏令试图通过立法形式限制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在服饰、车马、导从、住房以及日常用品等方面的过度消费。 根据这道诏书的精神，尚书左仆射王涯负责具体实施这项任务。经过广泛征求各部门的意见，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王涯制定出了一份十分详尽的《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各级官员应享受的不同待遇标准，涵盖了从衣食住行到礼仪规范等多个方面。它不仅明确了不同官职等级间的差异，还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性条款，以防止滥用权力或资源。 到了大和六年（832年）十月七日，《制度条件》正式经由文宗批准生效，并成为约束官员行为的重要法律依据。随后在大和七年（833年）八月，文宗再次发布诏令，要求所有百官士族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定，“如有固违，重加黜责”。这一系列措施体现了唐文宗对于改善社会风气、维护国家财政健康的坚定决心。 文宗的这些举措，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朝野上下形成的奢靡风气。他通过实际行动展示了对节俭原则的坚持和对国家长远利益的关注。尽管文宗在位期间面临诸多挑战，但他的努力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其改革精神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3.打击腐败 在文宗看来，官员腐败是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在他的支持下，朝野上下开展了大力打击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行为，严查各级官员的财产来源，对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者予以严惩。同时，提拔清正廉洁、有才能的官员，为朝廷注入清流。文宗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和监督机制，激励官员尽职尽责，为国家效力。 高度重视谏官职能 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文宗下令铸造专门用于谏院的印章，以确保谏官能够直接且安全地向他提交意见和建议，不必担心信息泄露。此举不仅提高了谏官的独立性和沟通效率，还体现了文宗对谏官职能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通过这一措施，文宗旨在促进更为开放的政治环境，鼓励谏官直言进谏，不受外界干扰。谏官们可以更加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和建议，从而帮助皇帝更好地了解朝政中的问题并及时作出调整。这不仅增强了谏官的作用，也提升了朝廷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此外，铸造谏院印章还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改善朝廷监督机制。谏官作为皇帝的眼睛和耳朵，能够更有效地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一措施反映了文宗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决心，提倡直言进谏的精神，以及他对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廉洁和高效的政府的追求。 法律方面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封建法制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刑法或废弛或酷滥，几乎动摇了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文宗在其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来恢复和强化司法秩序，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1.以法治吏 为了有效地杜绝司法过程中的懒散和腐败现象，提高朝政运作的透明度和效率，并恢复有序的司法制度，关键在于严格管理官吏的行为。针对当时“诸司刑狱例多停滞”及“京城百司及府县禁囚，动经岁月，推鞫未毕”这样的现状，文宗实施了两项重要改革： -监督机制：委托尚书左右丞及监察御史负责监督并举报任何失职行为，确保司法官员尽责履职，从而提高案件处理效率。 -责任追究：文宗任命裴元裕挑选几位能力强、明察秋毫的御史，分别前往各司查阅文件，依据事实进行裁决，并向朝廷报告。对于拖延案件审理的官员，将追究其法律责任，确保公正及时地处理案件。 2.禁止鞭背酷刑 在览阅国史的过程中，文宗对太宗时期颁布的“不得鞭背”的诏书深表赞同。尽管这项规定曾在太宗之后被一度废除，但文宗认为这种野蛮的刑罚方式不应该存在于文明社会中。因此，在太和八年（834年）四月，文宗颁布敕令指出： “朕恭承先业，思奉遗训，每当念及于此，内心充满恻隐之情。今后，天下州府对于犯有轻微罪行的人，除非罪大恶极、难以饶恕者外，其他因过失或一般性违反公事而受罚之人，均应依照贞观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定的标准执行，不得施以鞭背之刑。” 通过这项法令，文宗禁止了对轻罪犯人使用鞭背的酷刑，避免了过度惩罚的现象，有助于保护受刑者的身体健康及其生产能力。这一政策不仅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刑罚的野蛮性，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3.提升司法公正与效率 为了进一步提升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效率，文宗还推行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完善司法程序：修订和完善司法程序，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按照规范流程处理，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加强法官培训：定期组织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参加法律知识更新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 -设立申诉渠道：建立有效的申诉机制，允许当事人对不公正判决提出上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文宗的法律改革措施反映了他对司法公正和个人权利保护的重视，以及对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努力。他的这些改革尝试在唐后期刑罚酷滥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为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安定做出了贡献。文宗的法律改革不仅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回应，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经济方面 为了支持农业发展，文宗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推动商业繁荣和发展手工业。同时鼓励农耕生产，并积极兴修水利设施。他还派遣经验丰富的官员深入各地指导农业生产，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和优良作物品种，从而显着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文宗也很重视商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城市经济的复苏。如，放宽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为商人提供更为宽松和有利的经营环境。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度，也带动了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建立起更加公平透明的财政体系。以加强对税收征管的力度，杜绝了偷税漏税的现象，从而确保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他还积极鼓励手工业的发展，支持工匠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贸易的繁荣。 开成年间（836-840年），全国多地遭受水灾、旱灾以及蝗虫灾害的侵袭，天象异常，如彗星频繁出现，这些都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房屋损毁，庄稼绝收。面对这样的危机，文宗颁布了多项政策以安抚民众，并实施赈济措施。然而，由于种种限制，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难以全面缓解灾情带来的影响。 削弱藩镇势力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文宗着手削弱藩镇势力，他采取了安抚与打击并举的策略：对温顺的藩镇给予优惠政策和权力，稳定局势；对桀骜不驯的藩镇则坚决打击。并通过调兵遣将，加强军事部署，试图逐步收回藩镇的权力，从而恢复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尽管藩镇势力根深蒂固，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但文宗并未退缩，不断调整策略，与藩镇进行艰难博弈。 尽管面临巨大阻力，不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藩镇的阳奉阴违以及宦官势力的暗中掣肘，文宗并未轻言放弃。他在困境中以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摸索前行。虽然他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唐朝衰落的命运，但其勤政和改革精神值得后世铭记。他在艰难环境中努力拼搏，为国家复兴付出巨大努力，为后来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展现了在困境中追求希望的勇气和决心。 热衷文化事业 在文化教育领域，文宗同样积极作为。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亲自选拔优秀学者担任学官，提高教育质量。热衷于文化事业，支持文人创作，举办文学聚会，激发文化创作热情，使唐朝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传承和发展。 唐文宗以恭俭儒雅着称，在政治之余，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诗歌创作上也颇有成就。文宗非常重视学习，即使作为一国之君，他也坚持夜间处理政务后继续读书，体现了他对知识的渴望与尊重。 文宗常说：“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这表明了他认为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应该不断充实自己。这种勤学的态度不仅提升了他个人的文化素养，也为朝廷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在科举考试中，文宗不仅亲自拟定试题，还仔细阅读考生的文章，表现出对教育和人才选拔的高度关注。他对待文章的态度极其认真，常常沉浸其中，甚至忘记疲劳。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不仅提高了科举考试的质量，也激励了更多的学子努力学习，追求卓越。 文宗经常邀请学者们来讨论经典的意义，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他还喜欢与宰相探讨诗歌的艺术特点，如诗作的润色、扩展等，显示出他对文学艺术有深入的理解和热爱。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文宗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文宗不仅是一位明君，也是一位杰出的文人。他在文学领域的贡献不仅丰富了唐代的文化宝库，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勤学精神、对教育的关注、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以及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共同塑造了一个既贤明又儒雅的帝王形象，令人敬仰。 文宗擅长写五言诗，这种诗体以其简洁凝练而闻名。他的作品风格被认为清新峻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六首诗以及两句联句，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个人的文学才华。例如，《夏日纳凉》展现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细腻感受，《秋日感怀》则表达了他对时光流逝的深沉思考。王谠在《唐语林》中对文宗的评价说明了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 与前代几位皇帝相比，文宗的诗歌品格被看作是继承和发展了唐代诗歌的传统，尤其是在古调方面更加突出。文宗的文学成就不仅在他生前得到了认可，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作品和治学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成为他们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宦官难除 唐文宗李昂即位前为江王时，对唐太宗李世民所着的《贞观政要》情有独钟。书中体现的治国理念深深影响了他，激发了他对政治改革的热情。面对穆宗、敬宗两朝宦官专权的局面，唐文宗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复仇的决心，立志清除这些朝廷的蛀虫，恢复皇权的尊严。 鉴于祖父唐宪宗李纯和兄长唐敬宗李湛皆亡于宦官之手，而自己与父亲穆宗李恒的登基也都是由宦官扶持，唐文宗即位后便决心铲除宦官势力，以报家仇并重振皇权。但宦官不仅掌控了宫廷内部，还握有禁军大权，这使李昂在行动上倍感掣肘，更是难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 太和四年（830年）六月，唐文宗秘密策划了一场针对宦官的行动。文宗选中了正直且不参与党争的翰林学士宋申锡作为自己的盟友，并逐步将其提升到了宰相的职位，试图通过宋申锡来实施诛除宦官计划。然而，由于参与者之一的京兆尹王璠不慎泄露了机密，导致消息很快传到了宦官首领王守澄耳中。王守澄迅速采取行动，利用诬告的方式扳倒了宋申锡，并牵连到了漳王李凑，最终两人均未能幸免于难。 这一失败不仅让文宗失去了两位重要的支持者，还使宦官集团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文宗后来意识到被宦官欺骗，但出于政治上考量，他无法立即为宋申锡和漳王李凑昭雪。直到开成元年（836年），才借由宰相李石的提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达了内心的悔恨。 这次事件之后，文宗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对宦官表现出宽容妥协，但他内心深处仍然怀有强烈的报复欲望，希望能够彻底清除宦官。但遗憾的是，在他周围的大臣们更倾向于自保，不愿意冒险参与到这样危险的政治斗争中。因此，文宗只能继续暗中寻找可以信赖的人才，期待有一天能够完成他铲除宦官势力的宏愿。 谋诛宦官 唐文宗深感宦官势力对皇权的严重侵蚀，日夜谋划如何铲除这股势力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下面选拔了郑注和李训作为自己的心腹，分别任命他们二人为御史大夫和宰相。郑注和李训不仅成为了文宗的重要谋士，也是他在实际行动中的得力助手。文宗希望借助两人的能力及对自己的忠诚，逐步削弱宦官的影响力，重新确立皇权的权威。 在郑注等人的建议下，文宗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步骤来削弱宦官的力量。首先，他果断地惩处了曾参与谋害祖父唐宪宗李纯的宦官陈弘志，以此向其他宦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过去的行为将不再被忽视。接着，文宗又巧妙地利用了宦官之间的矛盾，任命王守澄的心腹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掌管部分禁卫军，从而分化了王守澄的实力。最终，文宗剥夺了王守澄的兵权，并命令其饮毒酒自尽，成功消除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随着计划的推进，文宗准备实施最后的打击——彻底清除宦官势力。原计划是由郑注来负责挑选亲兵，然后在王守澄的葬礼上一举消灭所有出席的宦官。然而，李训急于求成，希望在郑注调动兵力之前就动手。于是，在与文宗商议后，他们决定改变原有计划，提前行动。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执行这次行动，文宗指派户部尚书王璠出任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担任邠宁节度使，期望他们在赴任前能够招募一些士兵辅助行动。同时，京兆少尹罗立言被临时委派管理府事，太府卿韩约被任命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也临时负责御史中丞的工作，这些官员的任务是募集吏卒，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做准备。 第34章 勤政为民:怀揣梦想的唐文宗(下) 文宗之所以要与李训和郑注二人合作，是因为他刚即位就面临两大棘手的问题： 这就是牛李党争和宦官专权。牛李党争源于宪宗时期，两党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政治理念不合，李党主张改革政局，以振兴朝政，而牛党则更倾向于维持现状，避免发生剧大变动。两派成员在宪宗朝之后就分化为了对立的阵营，彼此一直争斗不断，削弱了朝廷的力量。 另一方面，自德宗统治时期，宦官集团就掌握了中央禁军神策军的大权，不仅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还干预起了朝政，更严重的是连皇帝都被其左右，使得中央朝政陷入了一片混乱，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地方割据以及边境叛乱。 唐文宗深感宦官势力对皇权的严重威胁，日夜谋划着铲除这股势力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而宦官王守澄推荐的李训和郑注，正好成为了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人物。李训所以得宠，是因为他对《周易》的理解很深，受到文宗的赏识；郑注的医术不错，治好了文宗多年不愈的风疾，所以二人迅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尽管大臣们曾反对皇帝任用他们，但文宗却没有听从，依然提拔并重用了他们，因此也巩固了其在朝堂上的地位。 另外，他们两人之所以被文宗赋予了如此重任，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二人身份比较特殊。他们都是由宦官王守澄扶持和提拔上来的人，在宦官眼中自然被视为了“自己人”。唐文宗希望通过他们两个来借力打力——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打击宦官的整体实力。 二是作为皇帝身边的宠臣，李训和郑注不外乎棋子而已。一旦文宗铲除宦官的计划泄露或失败，他完全可以轻易的抛弃掉他们以保全自身。 惨烈的“甘露之变”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835年），一个看似平常的早晨，却成为了唐朝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刻。这一天，文宗正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报告称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上夜间降下了甘露——传统上被视为吉祥之兆的现象。李训等人建议文宗皇帝亲自去查看这一罕见的天赐祥瑞，认为其出现在宫禁之内尤为特殊。 于是，文宗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提议前往含元殿，同时他还命令宰相与中书、门下省官员们先去视察。然而，当官员们返回后表示怀疑这并非真正的甘露时，文宗再次派遣宦官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带领其他宦官前去确认。这次视察成为了一场精心策划阴谋的导火索。 当宦官仇士良等人到达左金吾仗院时，他们注意到韩约表现异常紧张，同时发现了藏匿的武装士兵。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宦官们迅速撤退至含元殿，并迫使文宗乘软舆进入内宫。此时，李训试图召集金吾卫士保护皇帝，同时大声疾呼阻止皇帝入宫，但未能成功。宦官们成功将文宗带入宣政门并关闭了大门，导致朝廷官员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 随着事态急转直下，宦官们立即调遣了五百名神策军士兵持刀冲出东上阁门，对现场人员展开大规模的屠戮，当场造成数百人身亡。随后，宦官们封锁了宫城的各门进行搜捕，又诛了上千人。在这场被称为“甘露之变”的血腥镇压中，包括李训在内的多位朝廷重臣被诛，而他们的家族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到了残酷的灭门。 这件事件过后，唐文宗被宦官软禁了起来，国家大权则全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而宰相等官员们仅能处理文书工作。宦官们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不仅威胁到皇帝的安全，还轻视宰相，对待朝臣如同草芥。面对这样的局面，文宗皇帝感到无计可施，只能通过饮酒和作诗来排解内心的痛苦。有一次，他对当值学士周墀倾诉，感叹自己的处境甚至不如历史上受制于人的周赧王和汉献帝，言语间充满无奈和悲伤，令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尽管如此，在郑覃、李石指出李训和郑注实际上是宦官所引荐的事实，以及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为王涯、贾餗等人鸣冤之后，仇士良开始有所收敛。这些举动使得文宗和他的大臣们能够重新行使部分权力，暂时缓解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甘露之变”不仅是文宗铲除宦官势力计划的重大失败，也标志着唐朝皇权进一步削弱，宦官专权的局面更加巩固。这场悲剧深刻影响了唐朝后期的政治格局，留下了深远的历史教训，展现了文宗在政治风暴中的无力感和个人悲剧。 患病离世 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间，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和个人的悲剧。他曾有意立其兄敬宗的长子晋王李普为太子，但不幸的是，李普早逝，被追封为悼怀太子。随后，唐文宗立自己的长子李永为太子。然而，命运多舛，庄恪太子李永英年早逝。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文宗曾考虑立敬宗幼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最后因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而未能正式册立。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一，长期积压的政治压力和个人悲痛最终导致唐文宗李昂身心俱疲，病重卧床不起。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文宗委托枢密使刘弘逸与薛季棱召集宰相杨嗣复和李珏，嘱托他们辅佐太子监国，并确保政权平稳过渡。这一安排，也反映了文宗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以及他对几位忠臣的信任。 然而，宦官势力此时已经牢牢掌控了朝廷实权。仇士良与鱼弘志得知此消息后，当晚便伪造了遗诏，不仅废黜了原本应继位的陈王李成美，还擅自拥立颍王李炎为皇太弟，并赋予其处理军国大事的权力。随即，李炎被带到朝堂接见百官，完成了权力交接。对于这一突然变故，文宗虽心有不甘，却无力回天；而群臣出于对宦官势力的畏惧，也无人敢站出来反对。 正月初四（2月10日），饱受磨难的文宗皇帝在长安大明宫太和殿离世，享年仅三十三岁。走后被追谥为元圣昭献孝皇帝，庙号文宗。唐文宗李昂的一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试图恢复唐朝的辉煌，却无奈地被卷入了宦官专权的政治旋涡之中，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结语:唐文宗李昂是一位勤政爱民、充满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君主，他在位期间致力于整顿吏治、提倡节俭、推动文化教育发展，并努力削弱宦官势力以恢复朝廷秩序。尽管他展现了非凡的改革精神和坚定的决心，尤其是在“甘露之变”中试图铲除宦官专权，但最终未能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复杂的政治局势，导致改革受挫，自己也被软禁。尽管如此，文宗的勤勉与理想主义情怀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关于文宗的两件轶事 为人宽厚 在准备举行祭祀仪式期间，面对官员进献相扑艺人以供娱乐的情况，文宗坚持自己清修齐戒的原则，认为此时不适合观赏这样的表演。然而，考虑到艺人们的期待和传统惯例，文宗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允许这些艺人在宫门外表演，并给予相应的赏赐后让他们离开。这一决定既维护了自身的庄重形象，也体现了他对传统的尊重和对艺人的关怀。此外，在一次观赏斗鸡时，当一位优伶夸奖斗鸡的好，文宗幽默而大方地将这只鸡赏赐给了那位优伶，显示出他不拘小节、待人宽厚的一面。 善纳谏言 唐文宗李昂不仅在个人品行上展现出宽厚仁慈，更在政治决策中表现出善于接纳谏言的智慧。有一次，学士们颂扬他的美德，但李昂能够保持清醒的认识，认为真正的君主美德不仅在于个人生活上的节俭，更在于政治决策是否公正明智。当时，柳公权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政治见解，尽管其他大臣如周墀感到震惊和不安，但李昂却高度评价了柳公权的观点，认为其展现了优秀的谏臣风度。随后，他还提拔柳公权为谏议大夫兼知制诰，继续担任翰林学士。这表明李昂重视并鼓励直言进谏的行为，愿意接受批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统治方式，体现了他作为明君的胸怀与智慧。 历史评价 刘禹锡： “继体三才理，承颜九族亲。禹功留海内，殷历付天伦。调露曲常在，秋风词尚新。本支方百代，先让棣华春。月落宫车动，风凄仪仗闲。路唯瞻凤翣，人尚想龙颜。御宇方无事，乘云遂不还。圣情悲望处，沉日下西山。享国十五载，升天千万年。龙镳仙路远，骑吹礼容全。日下初陵外，人悲旧剑前。周南有遗老，掩泪望秦川。” 刘禹锡通过这首悼诗深情缅怀了文宗，赞美他继承了天地人三才之理，以仁爱之心对待家族成员，其政绩惠及百姓，如大禹治水般功绩卓着。并歌颂了文宗时期的文艺繁荣，音乐和诗歌至今仍被传颂，并表达了对文宗离开的深切悲痛。 刘昫《旧唐书》：“昭献皇帝恭俭儒雅，出于自然，承父兄奢弊之余，当阍寺挠权之际，而能以治易乱，代危为安。大和之初，可谓明矣。初，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 刘昫在《旧唐书》中高度评价了文宗的个人品德与治国理念，称其恭俭儒雅、出于自然，能够在穆宗、敬宗两朝奢靡弊政之后整顿局面，使国家由乱转治。刘昫指出，文宗深受唐太宗治国理念的影响，立志效仿，但因缺乏实际政治手腕，特别是在应对宦官专权问题上未能找到有效解决办法，最终导致“甘露之变”的失败，几乎使国家陷入危机。刘昫认为文宗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虽有治国理想但缺乏实际能力。 欧阳修《新唐书》：“文宗恭俭儒雅，出于天惟，尝读太宗《政要》，慨然恭之。及即位，锐意于治，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只日视朝，乃命辍朝、放朝皆用双日。凡除吏必召见访问，亲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饬，号为清明。。。”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进一步强调了文宗的高尚品德和天生的儒雅气质，以及他对唐太宗治国理念的崇敬和锐意改革的决心。欧阳修描述了文宗勤勉治国的形象，经常长时间与大臣讨论国事，并试图通过实际行动如惩处参与弑君的宦官陈弘志来伸张正义。然而，欧阳修也指出文宗性格仁慈但决策不够果断，在应对宦官专权问题上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导致“甘露之变”中忠臣被害，成为文宗的一大遗憾。 吕思勉：1“文宗性恭俭儒雅，出于自然，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其勤政如此。而其俭德尤为难及。且欲创建制度，率百官以俭朴，以挽奢侈之风，亦可谓难能矣。然不能除去宦官，以振纪纲，则终亦徒善、徒法而已。”2“文宗无过，所擢用诸臣，亦莫非公忠体国，起孤寒，有大志，感激主知，思以身任天下之重者。。。” 吕思勉指出，文宗天性恭谨、简朴且儒雅，这些美德皆出自本心。他在延英殿接见宰相时，常常讨论至深夜，展现了对政务的勤奋态度。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的节俭之德，不仅自身实践，还通过创建制度来引领百官提倡俭朴之风，以遏制当时社会上的奢侈风气。 但文宗未能清除宦官势力使得朝廷纪律难以彻底整顿，成为其执政的一大遗憾。关于除宦官之志与选才策略，吕思勉认为顺宗和文宗都意图铲除宦官势力，并愿意提拔出身低微的新进人才。顺宗倚重东宫时期的旧部，彼此了解深厚；而文宗则临时提拔新人，这种做法在当时更为困难，但也显示了他独具慧眼和大胆革新的一面。 第35章 武宗李炎:会识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上) 唐武宗李炎，初名李瀍，是唐朝第十六位皇帝，为唐穆宗与宣懿皇后韦氏之子，唐穆宗李恒的第五子。也是文宗的弟弟。出生于长庆元年（821年），被封为颖王。开成五年（840年）正月，由于文宗病情严重，李炎被立为了皇太弟，之后取代了太子的地位。随着唐文宗的离世，李炎顺利即位，并于次年改元为会昌，标志着一个新政治时期的开启。 武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强硬政策以巩固中央权力和打击敌对势力。首先，他贬谪了牛党成员，而提拔了李德裕等李党人物担任重要官职，导致李党一时独大。同时，他还遏制了宦官势力的增长，包括迫使拥立他的大宦官仇士良退休，从而削弱了宦官集团的影响力。 在会昌三年（843年），武宗成功平定了昭义节度使刘稹的叛乱，这是唐朝中央政府对抗地方割据势力的最后一场胜利，增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使得各地藩镇重新服从朝廷命令，恢复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 到了会昌五年（845年），武宗发起了大规模的反佛教运动，史称“会昌法难”。在这次行动中，大量的佛寺被拆毁，寺院财产被没收，这一政策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行为一起被称为“三武一宗之祸”，对中国佛教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武宗有效应对了边疆的挑战，击败了回鹘，稳定了漠北和西域地区，确保了边疆的安全。然而，长期服用方士所炼制的金丹，导致他的性格变得急躁不安，最终在会昌六年（846年）去世。 唐武宗李炎统治时期通过削弱宦官势力、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以及稳定边疆等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显着成效，这些措施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他的某些政策如反佛教运动引发了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武宗的统治对于唐朝后期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幸登帝位 开成四年（839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宠妃杨氏立弟弟、安王李溶的提议，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文宗就患病了，太子之争也由此开始。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在病榻上秘密指示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人准备奉太子监国。然而，掌控神策军的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觊觎拥立新君的功勋，便以太子年幼多病难以承担重任为借口，提议重新确立皇太子人选。尽管李珏据理力争，试图维护太子的合法地位，但最终不敌手握重兵的仇士良和鱼弘志。 于是，他们二人矫诏行动，当晚便从十六宅迎请了时为颖王的李炎前往大明宫少阳院，并于次日在东宫思贤殿接受百官的谒见。同月四日，随着文宗离开，李炎随即在先帝灵柩前继承了皇位，即位为唐武宗，当时他年仅二十七岁。十四日后，唐武宗李炎在正殿接受了正式的册封仪式。 登基后不久，武宗追尊其已故生母韦氏为宣懿皇太后，并将自己生日定名为庆阳节，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之一。此举不仅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敬意，也通过设立节日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会昌二年四月，群臣为了表彰武宗的统治成就，献上了“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的尊号。这一尊号不仅是对唐武宗个人德行与能力的认可，也象征着对他治理国家所取得成绩的高度评价。此称号反映了武宗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政治举措加强中央集权、稳定边疆以及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等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认可。 即位之初 唐武宗李炎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影响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开成五年（840年）正月，为了消除潜在的政治上的威胁，武宗遵从了仇士良的建议，将文宗的宠妃杨氏、陈王李成美和安王李溶等几位可能构成政治对手的人物全部处决。同年在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下令除去了枢密使刘弘逸和薛季棱，进一步解除了对新帝的潜在威胁。 尽管唐武宗在学术修养上不及其兄文宗，但他展现出卓越的识人用人能力。即位当年九月，他召回了素有才干的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任命其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兼任门下侍郎。武宗志在革除弊政，对李德裕极其倚重，君臣二人在会昌年间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沉着应对，成功度过了诸多难关。 会昌元年（841年），宰相李珏与杨嗣复被罢免并贬往外地。最初，武宗曾下达诏书准备处决二人，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最终决定赦免了他们。面对仇士良企图煽动禁军驱逐李德裕的阴谋，武宗以极其果决的手腕震慑住了宦官集团。会昌三年（843年），仇士良因感到惶恐不安，以老病为由提出离职，李武宗顺势解除了他的军权。不久后，仇士良去世，这也标志着李炎成功的削弱了宫中宦官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武宗平常喜好打猎和参加宴会，还时常与武士角力，并允许五坊小儿自由出入宫禁。一日，他前往问候祖母郭太皇太后（即懿安皇后），并向她请教如何才能成为一位盛德天子。郭太皇太后回答说：“对于谏臣的奏章应当仔细的阅读，认为可行的就采纳；若有不妥之处，可以咨询下宰相的意见。不应拒绝直言，也不要听信谗言，要以忠良之士为心腹。如此，方能成为盛德天子。”武宗听后恭敬地再拜致谢。回到宫中后，他开始认真审阅大臣们的谏章，发现许多谏章都在劝他不要过度游猎。从那以后，武宗便减少了出去打猎的次数，五坊小儿与角力武士等人也不再频繁获得丰厚赏赐。 另有一次，李炎前往泾阳县围猎。不久后，谏议大夫高少逸和郑朗在紫宸殿进谏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且远离京城，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李武宗闻言脸色一变，立即承认错误。等到高少逸等人退出后，他对宰相们表示：“朝廷设置谏官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意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数日后，武宗擢拔了高少逸为给事中，郑朗为左谏议大夫，以此表彰他们的直谏精神。 早在藩王时期，李炎便对道教产生了浓厚兴趣，致力于“道术修摄之事”。即位后，他迅速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建金箓道场，并亲自前往三殿，在九天坛接受法箓。尽管有臣下上疏劝谏，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活动，将谏言置之一旁。这种对道教的虔诚信仰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精神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宫廷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这也显示出他在某些政策上的固执，即便面对合理的建议，也未能完全采纳。 会昌中兴时期 1.收服藩镇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军发生兵变，牙将陈行泰谋害了节度使史元忠，并自立为留后。不久之后，卢龙军中的士卒又转而剿灭陈行泰，拥立另一位牙将张绛为主。面对这一混乱局面，武宗听取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议，采取了沉稳的态度，不轻易授予节钺以示承认。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择了恭顺朝命的雄武军使张仲武，成功平定了卢龙军的叛乱。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离世，其侄子刘稹意图割据一方，拒绝遵从朝廷指令。面对这一挑战，武宗与李德裕力排众议，果断决定派兵征讨。这次军事行动不仅展现了君臣之间的默契合作，也彰显了唐武宗在处理复杂政治局势时的决断力和智慧，最终成功平定了昭义的叛乱。 由于泽潞地区的平定，李炎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会昌五年（845年）正月，群臣为了表彰武宗皇帝在平定内乱方面的卓越成就，上尊号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这一尊号不仅是对唐武宗李炎个人德行与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他治理国家所取得成绩的象征性肯定。 2.大破回鹘 会昌二年，面对回鹘的南侵威胁，朝廷迅速作出了反应。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奉诏出征讨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大破回鹘军，剿灭和俘虏了近九万人敌兵。张仲武又派遣部队乘胜追击，深入契丹和奚两部，成功击败回鹘监使，从而恢复了唐朝对这两个部落的管辖权。 同年八月，朝廷组织三路大军，展开北伐回鹘的军事行动（即对回鹘乌介可汗之战）。经过数月激战，至会昌三年（843年）二月，将军石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败了回鹘军队。乌介可汗负伤后远遁西域，这一战使得唐朝北部边境获得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安宁。此外，会昌年间，黠戛斯也向唐朝称臣，进一步巩固了唐王朝在北方的影响力。 3.开源、节流 会昌五年（845年），鉴于佛教势力的不断膨胀，以及唐武宗宠信的道士赵归真、刘元靖等人的劝说，唐武宗决定推行大规模的反佛教政策。他颁布诏书，下令拆毁佛寺，并命令26万余名僧尼还俗，同时没收了约15万名寺院奴婢及大量寺院土地。这次“会昌法难”不仅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也对佛教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这一举措在短期内为国家财政带来了显着的好处，但在拆毁寺院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不小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当唐懿宗继位后恢复佛教政策，使得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给政府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额外损失。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李德裕采取了一系列节流措施。会昌四年（844年）他大刀阔斧地裁撤冗官，一次性减少了两千多名官员职位，大幅度缩减了朝政开支。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有效的控制了行政成本，也为唐朝中后期的相对稳定奠定了基础。这段时期，唐朝经历了较为平稳的发展，史学家称之为“会昌中兴”。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唐武宗及其朝臣们成功应对了内忧外患，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丹药的副作用 唐武宗长期服用道士所炼制的长生丹药，导致他的性格变得愈加急躁，情绪波动剧烈。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武宗召见宰相李德裕，询问他朝外之事。李德裕谨慎地回应道：“陛下的严厉决断使人们难以揣测，朝外之人因此感到惊恐。过去贼寇叛逆之时，确实需要严刑峻法治之；但如今天下已平定，希望陛下能以宽容理政，若能使犯罪者服罪无怨，为善者不感惊惧，则可谓真正的宽厚。” 自那年秋冬以来，武宗开始患病，但道士们声称这是成仙前的“换骨”现象。为了维持其健康状况的神秘性，武宗隐瞒了病情，外臣只觉得他减少了游猎活动，而宰相入朝奏事时也不敢停留太久。同时，武宗还下诏停办次年元旦的大朝会。 进入会昌六年（846年），党项部落屡次扰边，二月，武宗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派兵征讨。三月一日（公元3月31日），久病未愈的武宗决定改名，他认为汉朝属火德，光武帝刘秀因此将洛阳的“洛”改为“雒”；唐朝属土德，不应让王气胜过君主之名。于是正式下诏改名为了李炎（瀍字从水，与唐的土德相克；所以改名从火的炎，“火能生土”，以此“以君名生王气”）。自正月十三日起，他就不再上朝视事，连宰相求见也不获允许，朝廷内外皆深感忧虑。 不久后，唐武宗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至于十多天说不出话来。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在长安大明宫离世，年仅三十三岁。同日，由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等人拥立的光王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武宗成为继太宗、宪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服食仙丹妙药而英年早逝的唐朝皇帝。八月，李炎被追谥为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 第36章 武宗李炎:会识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中) 为政举措 唐武宗李炎执政的会昌年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宦官势力、强化相权的重要政策。当时，宦官的权力已经膨胀到威胁朝廷正常运作的程度，特别是在“甘露之变”之后，宦官几乎掌握了国家的主要权力，而宰相的角色则被边缘化为仅仅是执行命令的工具人。为了扭转这一不利的局面，武宗任命了贤能的宰相李德裕，并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改革措施来改变现状： 一、削弱宦官势力 首先，针对宦官首领仇士良的专横跋扈，唐武宗运用智慧的政治策略，表面上晋升仇士良为观军容使，实际上却逐步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最终，武宗迫使仇士良自动提出退隐，并在他去世之后以贪污受贿等罪名没收了其全部家产，从而对宦官集团形成了有效的打击。 二、加强宰相的权利 其次，在武宗与李德裕的共同努力下，恢复了宰相在政治决策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务应归中书省管理，确保宰相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进行治国理政。为了避免历史上由于宰相长期独揽大权而导致的问题——例如李林甫长时间把持朝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德裕还建议定期更换宰相，限制任期长度，以此维护了政治环境的清廉和公正。同时重新赋予了中书舍人参与日常政务的权利，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运作效率，也提升了决策的质量。从而更加有效地控制了宦官势力的增长，强化了宰相及中央官员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作用，对于维持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清理入仕门径 在唐末时期，翰林学士刘允章与范祖禹曾上言，陈述官僚体系腐败和入仕途径过于宽松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对国家的危害程度几乎可以与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相提并论。针对这些弊病，在会昌年间（840-846年），武宗宰相李德裕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严格控制官员选拔程序，并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为了提升铨选的质量，他们强化了进士科的考试制度，确保只有真正有学识的人才可以通过考试。具体来说采取了以下措施： 1.限制录取人数：规定每年通过进士科考试的人数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此提高人才选拔的竞争性。 2.引入覆试制度：在原有考试的基础上增加了覆试环节，以进一步筛选出最优秀的候选人。例如，在会昌四年（844年）和五年（845年）的覆试中，许多初选合格的考生未能通过更为严格的覆试，这体现了朝廷对于选拔标准的严格把控以及对浮华风气的抑制。 其次，对于新科进士的职位分配也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定。根据会昌二年（842年）的一道敕令，所有新科进士必须先从基层职务做起，如州府参军或紧县尉等，并且需要经过两次考核后，才能被正式任命为更高层级的官员。这一政策旨在让年轻官员积累实际工作经验，避免因缺乏实践经验而导致的工作失误。 此外，朝廷还规范了地方道府推荐官员的行为，限制了各道奏请官员的数量，从而防止“幸门”的开启——即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官职的现象。此举不仅有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减少了地方势力坐大的可能性，进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控制力。 最后，针对门荫特权的滥用问题，朝廷发布了新的敕令，要求严格执行用荫的标准，打击假冒特权的行为，确保只有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够享受门荫带来的利益。这不仅提高了官僚队伍的专业性和廉洁度，同时也促进了吏治的清廉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四、严刑峻法 唐武宗继位后，致力于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整顿吏治，特别是以严刑峻法为核心，对贪腐行为进行严厉惩处。这些改革措施显着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为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和廉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精简政府机构 会昌四年（844年），武宗采纳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议，裁汰了两千多名冗官，精简了政府机构。这一举措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还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政府运作更加灵活高效。 2. 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武宗在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发布的即位赦文中，明确表示除了犯有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及官员贪赃枉法等罪行的人不予赦免外，其余所有罪犯不论罪行轻重均予以释放。现了他对严重犯罪尤其是腐败现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3. 加强廉政建设 为了进一步强化廉政建设，唐武宗在会昌元年（841年）正月下诏强调，对于任何官吏的贪污行为，无论职位高低，都应受到同等严厉的惩罚。特别指出，当贪污金额达到丝绢三十匹或金钱满千钱时，将会被判处决。此规定显示了朝廷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空前加大。 4. 持续不断的肃贪行动 此后几年里，尽管有过几次大赦，但“官典犯赃”始终被列入不可赦免的重罪之中。例如，在会昌二年四月的大赦令中，再次确认了这一点；而在会昌五年（845年）正月的大赦中，武宗自豪地宣称，通过清除恶人、提拔贤才，以及坚决惩治贪污行为，廉政建设已经取得了显着成效。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武宗时期对官吏贪污的打击从未松懈，而且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公正透明的政治环境。一系列做法不仅有效遏制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持续的反腐行动，武宗成功地提升了官僚队伍的廉洁度，增强了中央朝政的权威性。 五、吏治建设 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还推行了一系列净化官场、改善吏治的重要改革，这些措施不仅展现了君臣二人的远见卓识，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廉政建设中一些值得称道举措： 1.整肃政风 针对当时官员借大办丧事收受礼金或贿赂的现象，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朝廷采纳御史台建议，出台了关于京城文武百官和平民丧葬事宜的新规。此举意在遏制因丧葬活动引发的腐败行为，维护中央朝廷的清廉形象，并为社会树立了节俭的风尚。 2.确保薪俸按时发放 鉴于唐代官俸较低且发放不及时的问题，开成五年（840年）三月，唐武宗即位之初便颁布诏书调整官员俸禄。次年，即会昌元年（841年），朝廷进一步采纳中书门下的提议，确保官员薪水按时足额发放。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官僚队伍，也减少了官员因经济压力而产生的贪腐动机，对加强官僚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3.解决京债问题 认识到赴京赶考士人及新任官员常背负沉重债务，这成为他们上任后可能贪污受贿的一个诱因，武宗君臣采取了增加薪俸和提供国家借款的方式帮助官员偿还债务。例如，“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这种做法虽然不能根治贪污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的实际困难，减少了其贪污的可能性。 4.禁止无节制游宴 为了整肃政风，提升工作效率，会昌时期严格禁止官员参与无节制的游宴活动，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等奢侈娱乐活动。会昌元年（841年）三月下诏规定：“州县官员不得沉溺于饮酒作乐，在处理公务时应保持专业态度；从今以后，县令每月休息日不得随意邀请宾客进行游宴；刺史除休息日外若有需要举办宴会，必须简化流程并提前申报费用。”各道观察使作为地方表率，被要求自我约束，树立廉洁奉公的良好形象。 总之，会昌时期的吏治改革体现了唐武宗和李德裕对于治理国家的深刻理解和实践智慧。他们的举措不仅改善了当时的吏治状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这些改革不仅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于吏治清明的追求，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会昌年间有效地遏制了官场上的不良风气，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增强了中央朝政的权威性。尽管这些努力未能完全阻止唐朝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唐朝中后期仍相对景气，其间取得的军事胜利如对回鹘战争和平定泽潞镇乱等成就，亦与此期间吏治的改善密切相关。 军事成果 1.卢龙军乱的平定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镇爆发了军事叛乱。牙将陈行泰谋害了节度使史元忠，并自立为留后，随后以军中大将的身份派遣监军向朝廷上表，请求授予象征正式权力的旌节斧钺。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宰相李德裕展现出了他对河朔地区事务的深刻理解。 李德裕向唐武宗皇帝进言道：“对于河朔地区的局势，臣非常熟悉。近年来，朝廷派遣使者赐诏的速度过快，这反而使得军队内部的情绪更加稳固。如果能够暂时搁置此事数月不予回应，那么军心必会发生变化。因此，我建议扣留监军随员，暂不派遣使者前往观察情况。” 李德裕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不出所料，卢龙军内部果然发生了新的变故——士兵们转而除掉了陈行泰，并推举张绛为首领，再次请求朝廷授予其节钺。然而，朝廷依然采取拖延策略，未立即做出回应。 在此期间，雄武军使张仲武主动请缨，请求朝廷授权他发兵讨伐张绛。唐武宗采纳了这个提议，任命张仲武为卢龙留后，负责处理当地的局势。最终，在李德裕正确战略指导下，通过巧妙利用时间差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卢龙军乱得以迅速平息。这次事件不仅展现了宰相李德裕在应对复杂军事政治问题上的卓越才能，也证明了他对地方军事动态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运用智慧和耐心解决危机的能力，从而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2. 昭义镇之乱的平定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后，其侄刘稹企图效仿河朔三镇惯例，要求继承节度使之职。此时正值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朝廷内部对于是否讨伐泽、潞两地存在分歧。大多数宰相和谏官担心国家实力难以支撑新的军事行动，主张妥协接受刘稹的要求。然而，宰相李德裕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并提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理由。 李德裕指出，泽潞地区不同于河朔三镇，它位于帝国的心脏地带，历史上一直以忠义着称，曾参与平定朱滔叛乱并擒获卢从史。若允许刘稹擅自继任，将为其他藩镇树立不良先例，削弱中央权威。他进一步分析说，刘稹依赖的是河朔三镇的支持，但只要确保成德（镇州）和魏博两镇不与其同流合污，则刘稹将孤立无援。唐武宗认同了李德裕的观点，决定对昭义镇采取军事行动。 为了确保战役成功，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讨伐叛乱的经验教训，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他首先派遣使者向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传达命令，二人均表示愿意配合朝廷行动。随后，朝廷任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并联合河阳、河东及河中等节度使共同出兵。 李德裕特别强调了军队指挥的重要性，规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决策，只保留少量自卫兵力，赏罚与前线将领相同。此举简化了指挥体系，增强了将领的自主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针对某些将领行动迟缓的问题，如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李德裕果断将其替换为了骁勇善战的石雄，后者迅速取得显着战绩，鼓舞了士气。 在战争期间，李德裕密切关注前线动态，及时调整策略。当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时，尽管有人怀疑其诚意，李德裕仍建议厚赏以示鼓励，这有助于分化敌方力量。面对叛军初期取得的一些胜利，李德裕稳定了皇帝的情绪，坚定了讨伐决心，并迅速补充了河阳军的装备，巩固了防线。 最终，在会昌三年（843年）八月，邢、洺、磁三州相继投降，刘稹部下的郭谊、王协见局势不利，除掉了刘稹并向唐军投降。李德裕认为郭谊等人是此次叛乱的主要责任人，建议将其押送京城严惩，得到了武宗皇帝的认可。 战略意义与影响 昭义镇之乱的平定标志着唐王朝最后一次成功的干涉地方藩镇割据，极大地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增强了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这次胜利不仅恢复了唐朝形式上的统一，也为后续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李德裕在这场战役中的卓越领导和精准判断，展现了他在处理复杂政治军事问题上的非凡才能。通过这次事件，李德裕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还展示了他对地方势力微妙平衡的深刻理解。他的成功经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尤其是在如何有效利用盟友、优化指挥体系以及灵活应对战场变化方面。昭义镇之乱的成功平定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次重要巩固，对唐朝后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平定河东乱 在官军全力讨伐昭义镇之际，会昌三年（843年）十二月，太原横水戍卒因不满朝廷赏赐不足而哗变，推举都将杨弁为首领，攻占了太原。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在朝廷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部分官员建议暂停对昭义镇和太原两地的同时军事行动，以避免战线过长、资源分散。 面对这一危机，唐武宗李炎派遣中使马元实前往太原探查实情。然而，因马元实收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后夸大其词，描述杨弁兵力如何强大、装备如何精良、物资充足，并极力劝阻朝廷不要轻易讨伐。他的这些言辞引起了朝野一片恐慌，似乎形势对朝廷极为不利。 关键时刻，宰相李德裕展现了其明察秋毫的能力。他对马元实的报告当场提出了质疑，并严厉诘问，使得后者哑口无言，无法自圆其说。李德裕随后向武宗皇帝上奏，明确指出：“杨弁出身微贱，其叛乱绝不可饶恕。即便国力不足以同时应对两处战事，也宁愿放弃对刘稹的讨伐。” 李德裕认为，平定河东之乱更为紧迫，因为一旦杨弁坐大，将严重威胁到整个北方的安全与稳定。 基于李德裕的判断，武宗迅速下达诏书，调兵进击杨弁。最终，在河东监军吕义忠的指挥之下，成功擒获了杨弁，并将其槛送京师处斩，就此迅速平息了这场兵变。杨弁的失败不仅消除了河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还坚定了朝廷继续讨伐昭义镇的信心，确保了整体战略部署不受影响。 此次事件再次证明了李德裕在处理紧急事务时的果敢与智慧。他准确地评估了局势的轻重缓急，果断采取行动，既解决了内部危机，又为外部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确保了唐朝中央朝政权威的稳固。李德裕的决策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也为后续的政治改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4.安定北疆 应对回鹘内乱 开成四年（839年），回鹘经历了严重的内部动荡。宰相安允合和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及时发现并处决。另一位宰相掘罗勿在外征战时担心受到牵连，遂以三百匹马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兵攻打彰信可汗。彰信败亡后国人拥立馺特勒为新任可汗。然而，草原上爆发的疾疫和大雪灾导致羊马大量消亡，使得回鹘国力迅速衰落。 第二年秋天，即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别将句录莫贺为了给彰信可汗复仇，引黠戛斯骑兵十万进攻掘罗勿，最终击败掘罗勿和新任可汗馺，并焚毁了可汗的牙帐，迫使回鹘诸部四散逃亡。此次事件标志着回鹘帝国的进一步分裂和衰弱。 在这一系列变故之后，回鹘分为两支南迁： 一支由十三个部落拥立王子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退守错子山；另一支则由可汗之弟嗢没斯及多位重要官员率领。两支共二十七个部落、约三十万人南下寻求庇护。与此同时，西迁的一支仅包含少数人。南迁过程中，回鹘势力不断削弱。乌介可汗甚至劫持了送唐太和公主南归的达干等人，并将公主作为人质，企图以此获取唐朝的支持。他请求暂时借用振武军的一座城池居住，但遭到了唐武宗的婉拒。尽管如此，唐朝还是提供了粮食援助，帮助他们度过荒年。 面对回鹘可能带来的威胁，朝廷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武宗命令河东、振武军队加强防范，并派遣刘沔屯兵云迦关。会昌二年三月，咀没斯诱消灭了内部劲敌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留赤心的残部向东逃窜，侵扰唐境。随后，张仲武奉命讨击回鹘，在幽州击败那颉啜，俘虏近九万回鹘人，并恢复了对契丹和奚两个部落的控制。 同年八月，乌介可汗率兵进入大同川，掠夺当地戎狄各族的牛马数万头，转战至云州城下。唐武宗征发各地兵力集结于太原、振武军和天德军等地，准备来春驱逐回鹘。次年，刘沔和张仲武分别被任命为招抚回鹘使和东面招抚回鹘使，负责指挥各路兵马。 第37章 武宗李炎:会识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下) 会昌三年（843年）八月，乌介可汗再次南下，逼近振武。刘沔派遣麟州刺史石雄率前锋袭击回鹘牙帐，乌介惊慌失措，弃辎重而逃。石雄乘胜追击，大破回鹘军，斩首万人，收降二万余人。乌介向东北方向逃走，最终归附黑车子族，其溃散部队三万多人向卢龙镇投降。三年后，乌介可汗在被黠戛斯追击时，遭到部下的谋害。自此，回鹘汗国彻底瓦解，分散成为多个小部落，再也无法构成对唐朝的重大威胁。此后，唐朝北部边境享受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安宁。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唐朝在处理边疆危机时的果断与智慧，不仅有效遏制了回鹘的威胁，还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唐武宗通过灵活的战略部署，成功的化解了这场潜在的危机，巩固了唐朝在北方的统治地位。 5.谋划西域 随着回鹘的衰微和吐蕃内部的混乱，唐朝看到了收复河西走廊地区（即河、湟四镇十八州）的机会。唐武宗决定采取行动，以恢复唐朝在这一重要战略区域的控制权。为此，他任命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负责储备兵器和军粮，并侦察吐蕃边境的防御情况，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刘蒙的任务不仅限于物资筹备，还包括详细调查吐蕃边防的兵力部署，以便制定出更为精确的作战计划。这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唐武宗对于重新掌控河西走廊的决心，也为后续的实际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唐朝也在考虑是否应该趁机光复曾经失去的西域领土。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而回鹘汗国覆亡后，黠戛斯占据了安西和北庭都护府。黠戛斯有意将这些地区交还给唐朝，这给了武宗一个难得的机会来重振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 然而，当武宗派遣赵蕃出使黠戛斯商议此事时，宰相李德裕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指出，安西距离长安七千多里，北庭也有五千多里远，即便黠戛斯愿意归还，朝廷也需要重新设立都护府，并征发大约一万名士兵进行驻守。考虑到后勤补给线过长，以及大量军需物资运输的困难，李德裕认为这样做会耗费过多的人力物力，仅仅是为了一个光复失地的好名声，可能并不值得。 鉴于这些实际困难，唐武宗最终搁置了光复西域的计划。尽管如此，武宗对河、湟地区的重视并未减弱，继续推进针对吐蕃的准备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唐武宗时期的西域光复计划未能实现，但到了唐宣宗时期，张议潮成功收复了河西地区，完成了武宗未竟的心愿。张议潮的胜利不仅恢复了唐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也标志着唐朝在西北边疆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通过上述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唐武宗及其智囊团在面对外部机遇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既抓住了可以立即实施的机会（如复河、湟），又审慎评估了长远目标的风险与收益（如光复西域）。这种务实的战略思考，反映了当时唐朝高层对于国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对外政策的理性选择。 经济改革与成效 1.禁止官吏经营质库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致力于整顿吏治和改善民生，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禁止官吏从事质库（即古代的当铺）业务。根据会昌五年（845年）的赦文，唐武宗强调：“古时享受俸禄的家庭，仅依靠俸禄生活，不应与其他民众争夺生计机会，如此才能使大家各得其所，家家自足。”因此，对于那些既做官又经商、放高利贷的官员，朝廷明确表示将予以禁止，并委托御史台负责监督和上报违规行为。 这项政策不仅体现了武宗对官僚队伍廉洁性的高度重视，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官吏通过私营高利贷获取不当利益的情况，从而保护了普通百姓的利益。虽然此举可能部分影响了政府从高利贷中获得的收入，但它有效地防止了官民争利的现象，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 2.设置备边库 为了储备物资，强化边防能力，会昌五年（845年）九月，在宰相李德裕的建议下，武宗设立了“备边库”。按照规定，户部每年需从赋税中储存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则从盐铁税收中同样储存十二万缗匹；次年起，这一数额减少三分之一。此外，各地进献给朝廷的助军财货也将全部存入备边库。度支郎中被指定为该库的主要管理者。 设立备边库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应对边境安全挑战，同时也反映了唐武宗对军事防御的重视。通过集中管理和合理调配财政资源，唐朝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动员必要的物资支持，增强了国防实力。 3.经济复苏与人口增长 得益于这些政策和其他相关措施，会昌年间，唐代的户口数量显着增加，相比安史之乱期间翻了一番以上，人口也逐渐恢复并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这也表明，唐武宗李炎时期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综上所述，武宗在会昌年间推行的经济政策，不仅有效提升了官僚队伍的廉洁性，还加强了边防储备，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这些措施也促进了经济复苏和人口增长，使得唐朝在经历了长期动荡后开始重现生机。 文化方面 自会昌元年（841年）起，唐武宗李炎在李德裕等人的建议下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改革措施。首先，朝廷淘汰了部分僧尼，并拆毁了大量小寺、山房和兰若等非正式宗教场所，对僧尼的某些活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 1.加强对僧尼的管理 会昌二年，唐武宗进一步加强了对僧尼的管理。他下令遣返“保外无名僧”，禁止设立“童子沙弥”，并且要求原从事杂工或不守戒律的僧尼还俗。此外，武宗还规定僧尼不得无限占有奴婢，每位僧人限留一名奴隶，每位尼姑限留两名婢女。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规范宗教人员的行为，减少寺院经济对社会资源的占用。 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废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处决了摩尼教僧侣，并没收其财产。翌年，他下令禁止供奉佛牙，并拆毁各地的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勒令相关僧尼还俗并送归原籍。 2.大规模灭佛运动 从会昌四年（844年）二月开始，唐武宗李炎颁布了一系列更为严厉的规定，包括禁止供养佛牙，严禁在特定寺庙如五台山、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地供奉佛指骨，违者将受到杖责处罚。至会昌五年（845年），更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展开： - 还俗命令：起初规定40岁以下僧侣全部还俗，随后扩大到50岁以下，最终连50岁以上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也被迫还俗。甚至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不得幸免。 - 寺院裁撤：全国上州仅保留一所寺院，下州则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最初允许保留十所寺院，每寺僧侣10人；后来改为各留两寺，每寺限留僧30人。京师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 财产处理：拆毁寺院所得金、银、铜交由盐铁使铸钱，铁则用于铸造农具。还俗僧侣被编入国家的纳税户，外国人则遣返回国。 影响与后果 这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26万余僧尼被迫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拥有的良田数千万顷及奴婢15万人。同时，武宗还取缔了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和回教（伊斯兰教），撤毁所有相关寺庙，驱逐或强制还俗相关人员。 动机分析 唐武宗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 经济考量：佛教寺院规模庞大，不参与国家赋税体系，这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损失。过多的僧侣减少了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 个人信仰：武宗本人更倾向于道教，即位之初便召道士赵归真等人入宫修道场，并亲自受箓。一些道士利用这一机会鼓动灭佛，提出了关于“黑衣天子”的谶言，暗示佛教会对李唐皇权构成威胁。 - 政治合法性：有观点认为，唐武宗通过崇道抑佛来巩固自己的皇位合法性，因为道教具有皇家宗教的特质，能够强化敬宗法祖的形象。 后续发展 尽管会昌法难对佛教造成了沉重打击，但并未彻底消灭佛教势力。唐武宗李炎离开后，他的后继者唐宣宗李忱，不仅恢复了佛教的地位，还杖毙了之前参与灭佛的道士赵归真等人。因此，会昌法难更多地是一次行政手段下的宗教改革，而非完全的宗教灭绝。佛教在一些半割据的藩镇地区仍然得以保存，从而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总之，会昌法难是唐代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宗教格局，也反映了统治者对于国家治理和宗教关系的复杂思考。 会昌时期的民族与对外关系 会昌年间，唐朝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展现了其作为东亚强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会昌二年二月，牂柯（位于今贵州一带）和南诏（位于今云南地区）派遣使者前往长安朝贡，表明了这两个南方政权对唐朝的臣服和友好姿态。 同年九月，契丹首领屈戍表示归顺唐朝，被授予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的官职。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收回了回鹘曾经赐予契丹的旧印，并改赐唐朝铸造的新印——“奉国契丹之印”。这标志着契丹正式成为唐朝的附属势力，也体现了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有效管理和整合能力。 同年的十月，吐蕃赞普朗达玛逝世后，吐蕃使者论赞等人前来唐朝通报哀讯。李炎派遣将作少监李璟前往吐蕃进行吊祭，此举不仅表达了对盟友的尊重，也有助于维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黠戛斯可汗派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人入朝进贡。黠戛斯可汗计划迁居原回鹘可汗居住的牙帐，并请求出兵平定回鹘乌介可汗的具体日期及与唐军会合地点。对此，唐武宗回应以诏书，表示将在当年秋季下令幽州、河东、振武、天德四镇出兵屯守要道，拦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逃亡人员，并按照过去册封回鹘的惯例册封黠戛斯可汗。这次交流反映了唐朝与黠戛斯在对抗共同敌人时的合作意愿。 到了会昌六年（846年）正月，南诏、契丹、室韦、渤海、牂牁、昆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再次派遣使者入朝。十七日，武宗在麟德殿隆重接见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使者，展示了唐朝的威仪与包容。特别是二十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亲自入朝觐见，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上述外交活动可以看出，会昌年间唐朝积极维护和发展与周边各民族及国家的关系，既体现了大唐帝国的强大吸引力，也为边疆稳定和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武宗及大臣们巧妙运用外交手段，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取得了显着成效，确保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历史评价 李德裕对武宗的评价 宰相李德裕在不同场合对唐武宗李炎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军事和政治决策方面。他曾在《资治通鉴》中提到：“今春泽潞未平，太原复扰，自非圣断坚定，二寇何由可平！”这句话强调了唐武宗李炎在面对内外双重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果断决策能力。李德裕认为，正是由于武宗的坚定决心，才使得两次叛乱得以成功平定。 此外，李德裕还为武宗撰写了《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赞》，诗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他描述了武宗统治时期的辉煌成就，包括北伐猃狁、西服坚昆等军事胜利，以及通过智慧和勇气解决国内纷争的能力。李德裕将武宗比作天上的星辰，光照四方，涵育万物，尊严如神，赞美他在治理国家时秉持中和之道，以德化民，以仁持盈，展现了他对儒家理想的实践。 官方《遗诏》中的功绩总结 在总结唐武宗执政生涯的《遗诏》中，朝廷对其功绩做出了正式而全面的评价。《遗诏》指出，武宗即位以来，恭守先人留下的伟大基业，临御天下整整七年。这期间，他日夜忧心国事，致力于推行重大政策。他成功翦除了狡猾的外敌，与远方的坚昆建立了友好关系；讨伐了壶关的刘稹，擒获了并州的杨弁，确保了边疆的安全稳定。同时，他还废除了摩尼教的非法活动，革除了佛教中的不良风气，避免了这些宗教势力对民生的侵蚀，促进了正统教义的发展，逐步改变了社会风俗，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前进。唐武宗李炎始终关心百姓的生活，努力营造一个合理有序的社会环境，随着施政理念的深化，亲自处理政务的态度更加勤奋。 无论是李德裕个人的赞誉还是官方《遗诏》中的评价，都一致肯定了武宗在其短暂但充满活力的七年统治期内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他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显着成果，在内政管理尤其是宗教改革方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和远见，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努力不仅巩固了中央政权，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北宋学者石介的高度赞誉 石介在其着作中对唐武宗李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赞赏他在处理佛教问题上的英明决断。他这样评价道：“在有唐之时，宪宗迎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切谏。到了武宗皇帝，则彻底拆毁全国寺庙，遣散所有僧尼，销毁一切佛像。武皇帝的英威如此显着，谥之曰‘武’，实至名归。”石介进一步指出，古代帝王以武力定天下而使人心服者，有周武王；以征伐威慑四夷而来朝者，有汉武帝；而以睿智英断、聪明正直去除佛教弊端者，则首推唐武宗。 他认为，佛教在唐朝根基深厚，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历经数百年，即使如唐太宗之圣神、唐明皇之仁勇、唐宪宗之英睿，皆未能根除其影响。然而，武宗皇帝在众多先王之后，凭借个人智慧和果断决策，毅然决然地清除了这一长期困扰国家的问题，其功绩远超周武王与汉武帝。 欧阳修对李德裕及武宗的肯定 欧阳修在其《论乞谕陕西将官札子》中也高度评价了唐武宗及其宰相李德裕。他提到：“臣见唐武宗乃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为贤能，当时用兵征伐，指挥将领，处置军国大事，总是通过诏书来约束和激励，因此最终成就了辉煌的功业。”欧阳修强调了李德裕在军事指挥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卓越才能，以及他如何辅佐武宗实现了国家的强大与稳定。 范祖禹对李德裕治理三镇的赞扬 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同样对李德裕赞不绝口，特别是他对河北三镇（成德、魏博、卢龙）的有效治理。范祖禹认为，“李德裕以一相之身，却能够制御三镇，如同运转于掌心之间，使得唐武宗得以长久享国，若此局面得以持续，天下岂有不平之事？”范祖禹赞扬了李德裕的治国能力和政治智慧，指出他不仅成功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还为国家带来了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 无论是石介对武宗教改革的激赏，还是欧阳修、范祖禹对李德裕辅政能力的认可，都反映了武宗时期在政治、军事和宗教政策上的显着成就。这些评论不仅突显了李炎作为一位英明君主的形象，也彰显了李德裕作为贤相的关键作用，他们的合作为唐朝后期的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章。 关于武宗李炎的轶事典故 《十玩图》与动物别号 武宗还是颖王时，对各种动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其邸中豢养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他挑选了其中“可人”的十种动物，绘成了一幅名为《十玩图》的作品，流传后世。这些动物被赋予了富有诗意的外号：鹤被称为“九皋处士”，白鹇为“玄素先生”，鸡为“长鸣都尉”，龟为“灵寿子”，猴为“惺惺奴”，犬为“守门使”，驴为“长耳公”，猫为“鼠将”，鹿为“茸客”，鹦鹉则被称为“辨哥”。这不仅展现了李炎对自然界的热爱，也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细腻品味。 心热病的治愈 据《普济方》等古籍记载，李炎曾患过心热病，病情严重到让群医束手无策。关键时刻，青城山的一位姓邢的道人献上紫花梨，绞汁服用之后，李炎的病情得以痊愈。这事不仅反映了古代医药知识的局限性，也展示了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特殊地位。 震慑神策军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宦官首领仇士良因见武宗皇帝日益亲近宰相李德裕而感到恐惧，便散布流言，称“宰相作赦书，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企图煽动禁军闹事。李德裕得知后立即向武宗报告了此事。李炎迅速采取行动，派遣使者前往神策军宣布御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安排都是朕的决定，与宰相无关。”这一果断举措震慑住了将士们，就此平息了潜在的动乱，也彰显了李炎作为君主的权威和决策力。仇士良因此惶恐不安。 与王才人的故事 邯郸人王氏十三岁时因擅长歌舞入宫，后被唐穆宗赐予当时还是藩王的李炎。王氏机智聪慧，在文宗病重期间协助李炎取得了帝位。武宗即位后，王氏晋升为才人，深得恩宠。她身材修长，面容与李炎相似，每当李炎在苑中游猎时，王才人总是身着类似的服饰跟随，甚至让人难以分辨谁是皇帝。这种独特的互动方式成为宫廷中的一段佳话。 武宗曾有意立王才人为皇后，但遭到宰相李德裕的反对，理由是王才人无子且家族背景不显赫，可能引发非议。尽管如此，王才人始终忠心耿耿地陪伴在武宗身边。武宗长期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老，身体逐渐衰弱。王才人时常对亲近的人表达她的忧虑。当武宗病重时，王才人日夜侍奉，武宗感叹自己气息奄奄，情虑耗尽，表达了诀别的意思。武宗去世后，王才人在幄下自尽，其义节感动了所有人。唐宣宗即位后，表彰王才人的节义，追赠她为贤妃。 第38章 宣宗李忱:仁慈宽厚的君主(上) 唐宣宗李忱，初名李怡，是唐朝的第十七位皇帝，在位时间为846年至859年。他是唐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也是唐穆宗李恒的异母弟。李忱于821年的长庆元年被封为光王。在846年的会昌六年，随着唐武宗的去世，宦官马元贽等人拥立李忱登基称帝。 唐宣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与前任唐武宗不同的政策：复兴了佛教寺院，惩处了道士赵归真等人，而且将李德裕贬谪，起用了牛党成员如令狐绹等。同时积极处理国家事务，整顿政府管理，限制皇室和宦官的权力，并为甘露之变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官员们平反昭雪。对外方面，击败了吐蕃军队，稳定了北方边疆，平定了安南地区的叛乱，并接受了张议潮的归降，设立了归义军。李忱以明智、果断着称，能够接纳谏言，并且个人生活简朴，这些举措使得当时的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到了大中八年（854年），宣宗试图联合令狐绹清除宦官势力，但计划泄露，导致了南衙北司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自大中十二年（858年）以后，由于所用将领管理方面的问题，各藩镇陆续出现了叛乱事件。大中十三年（859年），唐宣宗因服用长生不老药而中毒，在长安的大明宫去世，享年五十岁，在位十三载。走后获得“圣武献文孝皇帝”的谥号，庙号为宣宗，之后又被追加了更长的尊号：“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唐宣宗在位期间，被后世誉为“大中之治”。这一时期，国家相对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因此即便是在唐朝覆灭之后，百姓们依然怀念他，并尊称他为“小太宗”，以此赞扬其对国家治理的贡献。然而，对于唐宣宗的评价并非完全一致。一些历史评论家指出，尽管宣宗在处理日常政务时展现出了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但在面对更为复杂的政治挑战时，他的表现则显得有些不足。例如，在重大政策的制定上，唐宣宗可能过于依赖个人的精明判断，而未能充分体现出仁慈和宽厚的领导风格。 这种倾向在他晚年试图清除宦官势力时尤为明显，那次行动因计划泄露而失败，导致了宦官与朝廷官员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几乎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动荡。此外，李忱在文化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尤其擅长诗歌创作和书法艺术。《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六首作品，这反映了他不仅是一位政治领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化人。 早年经历 李忱生于元和五年（810年六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于长安大明宫内，其生母郑氏，原本是叛将李锜的侍妾，在李锜谋反被平定后，入宫成为郭贵妃的侍女，并受到宪宗的宠幸诞下了李怡。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李忱被授予光王的封号。尽管辈分上他是敬宗、文宗、武宗这些侄子们的皇叔，但实际上，却比敬宗和文宗还要年轻一岁。宫廷中的人都认为李忱性格沉稳，言语不多，甚至有人觉得他似乎有些不太聪明。然而，在他十多岁时的一场重病中，据说有一道光芒照在他身上，令他突然间恢复了活力，翻身下床以一种庄重的姿态迎接这奇异的现象，仿佛是在接受臣下的朝拜。这一幕让当时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但李忱的乳母担心这是心病的表现。 不过，唐穆宗却对李忱另眼相看，他抚摸着李忱的背说：“这个孩子是我家的英杰，绝非心病。”并赠予李忱玉如意、御马和金带等珍贵礼物，还指派郭太后的亲戚郭鏶担任其导师。李忱曾梦见自己乘龙升天，当他与母亲分享这个梦境时，郑氏警告他不要向外人透露此事，因为这样的梦可能蕴含着非凡的意义。 在太和、会昌年间，李忱变得更加深藏不露，即便身处人群之中也鲜少发言。文宗和武宗有时会在宴会上强迫他说笑，以此取乐，称他为“光叔”。尤其是武宗，因其豪放的性格而对沉默寡言的李忱显得格外轻视，对待他并不十分尊重。 登基称帝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一日，随着唐武宗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宦官马元贽等人权衡再三后决定，拥立平日里低调内敛、不显锋芒的皇叔李怡为新的君主。他们认为这位皇十三子将是一个较为容易掌控的人物，因此授予他“勾当军国政事”的重任，并为其更名李忱，正式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当唐宣宗李忱开始监国时，他以庄重而哀伤的态度接见臣僚，处理国家大事时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果断与智慧。朝野上下第一次见识到了这位深藏不露的帝王之才，意识到这位新皇并非如过去所见那般简单。同年三月二十一日，随着武宗的离开，李忱正式登基为帝，成为唐朝的第十七位皇帝——唐宣宗，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宣宗的即位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政治时代的开启，也预示着他将以不同于以往的形象领导国家，展现其作为明君的潜力和能力。唐宣宗统治初期便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为他后续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中始末 宣宗是一位深受《贞观政要》影响的君主，其在位期间勤勉治国、孜孜求治，致力于解决中唐以来遗留的社会问题。即位以后，先是贬谪了权臣李德裕，从而结束了长期困扰朝廷的牛李党争；接着采取积极的措施抑制宦官势力的过度膨胀；并对不法权贵和外戚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对于那些在甘露之变中受害的官员（除郑注、李训之外），全部予以昭雪，恢复名誉。 李忱厉行节俭，减轻百姓负担，降低赋税，并注重选拔贤才，为国家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他的政策使得国家逐渐从安史之乱后的衰败中复苏，收复了大量被吐蕃占领的土地，击败了多个边疆民族如回鹘、党项和奚人，增强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这些举措不仅让唐朝的国势有所回升，也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大中之治”，更是被誉为类似汉文帝时期的“文景之治”和唐太宗时代的“贞观之治”。 然而，也有评论指出李忱虽精于听断，却过于苛察而缺乏仁恩，这可能影响了他对更大格局的把握。尽管他在位期间忧心国事，不曾懈怠，但天下仍频遭水旱灾害。而且自大中十二年（858年）起，由于地方将帅管理失当，各藩镇相继发生叛乱事件，例如宣州、湖南、广州和江西等地的都将驱逐了当地的观察使或节度使。面对这些挑战，李忱迅速任命崔铉、温璋、蔡袭、李承勋和韦宙等能干的大臣分别前往各地平息动乱，最终成功地控制住了局面。 为政举措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以其对《贞观政要》的深刻理解和崇敬为指导，努力效仿唐太宗治国理政。他将“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把《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之上，时常以庄重的态度拜读，以此激励自己明察秋毫、公正无私地处理国家大事。 加强皇权与整肃吏治 即位之初，宣宗迅速清了武宗朝的重臣李德裕，并大举起用了牛党成员，从而结束了长期的牛李党争。宣宗还对前朝晋升高官过滥的现象进行了改革，严格控制高官人数，珍惜紫、绯官服的授予，确保官员晋升基于实际政绩而非私人关系或时间长短。特别是对于地方最高长官刺史的选择，坚持亲自面试，以确保这些“父母官”的能力与品德符合他的期望，进而维护民心稳定。 严明法度 尽管唐宣宗李忱为人宽厚仁爱，但他执法如山，坚决禁止身边的人干预朝政。他曾明确表示：“无论是谁，只要违犯了朕的法律，即便是我的子弟，也不会得到宽赦。” 这种严格执法的态度在他处理优人祝汉贞和乐工罗程的事情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祝汉贞以滑稽幽默着称，深得皇帝宠信，但当他在言谈中触及政事时，李忱立刻严肃起来，警告说：“我养你是为了娱乐，怎能让你干预朝政？”随后便疏远了他，并在其子因贪污被查后，将祝汉贞流放。 同样地，乐工罗程以其精湛的琵琶技艺深受皇帝喜爱。然而，罗程倚仗皇恩，竟因小事谋害人，被捕入狱。尽管其他乐工求情，强调罗程的才艺可为宫廷增添光彩，但李忱坚持道：“你们怜惜的是他的才华，而我怜惜的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最终下令依法处置了罗程。 通过这些举措，宣宗皇帝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对法律尊严的高度重视，以及在执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决心，即使是最受宠爱的近臣也不例外。这种公正无私的态度不仅巩固了他的权威，也为朝廷树立了一个严明法治的典范。 从善如流 唐宣宗李忱以其善于接纳谏议而着称，在唐朝晚期的君主中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谏官激烈的劝阻，还是门下省谨慎的封驳意见，他大多能虚心接受。对于大臣们的奏议，李忱视若珍宝，每次收到他都会先洗手焚香，以示庄重，然后仔细阅读，认真对待每一条建议。 魏谟，作为名臣魏徵的五世孙，在李忱的支持下继承了祖父直言极谏的传统，成为朝廷中不可或缺的谏臣。魏谟敢于直言不讳，无所畏惧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再现了其祖辈的风范。李忱常赞叹道：“魏谟有他祖辈（魏徵）的风范，朕对他极为重视。” 此外，兵部侍郎蒋伸提出的关于官场腐败问题的意见也深得李忱赞赏。蒋伸指出，官位易得，其中不乏心存侥幸之人，可能导致混乱。李忱对这一见解倍加称许，并再三挽留蒋伸，希望能在单独的时间内进一步讨论政事。不久之后，蒋伸便被任命为宰相，肩负起更大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李忱不仅展现了他对谏议的开放态度，还树立了一个尊重贤才、重视谏言的典范。他的这种治国理念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尊敬和支持。 智术治国 唐宣宗李忱以其独特的治国之道和对臣下的恩威并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在朝堂上的表现既庄重又亲民，对待群臣犹如待宾客，从未流露出倦意。当宰相奏事时，他展现出令人敬畏的威严；然而，奏事完毕后，他会面带微笑，与群臣闲谈，话题从里坊琐事到宫中游宴无所不包。经过一刻钟左右的轻松交流，他又会变得严肃起来，告诫群臣要善自为之，并表达出对他们可能辜负自己期望的担忧，然后起身回宫。这种互动方式使他既能保持皇权的威严，又能与大臣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 大中年间最受宠信的宰相令狐綯曾描述过这样的场景：尽管他得到了皇帝的高度信任，但在延英殿向皇帝汇报工作时，每次都汗流浃背，因为感受到皇帝那不容有失的严格要求。唐宣宗李忱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以智术治国的理想状态——既能够有效地驾驭大臣，又能在需要的时候展现温情的一面。 平易近人与细节关注 宣宗不仅在朝廷上表现出色，他对宫廷中的低级杂役也极其关心。据说，只要见过一面，他就能记住这些人的长相、名字以及他们的职责，并且如果这些人患病，他会派遣御医治疗，甚至亲自探视病情，赏赐物品。这在历代君王中是极为罕见的行为，体现了他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和关怀。 此外，宣宗的心思细密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度支部门上报的一份报告中将“渍”误写为“清”，主管官员以为皇帝不会注意到这个小错误，但李忱一眼就看破了问题所在，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处罚，从而也显示出他对细节的关注和不容下属疏忽办事的态度。 深入民间与了解实情 表面上，宣宗经常外出游猎，但实际上，他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表现，了解真实的民情。考虑到个人力量有限，无法走遍天下，宣宗还秘令翰林学士韦澳编纂了一本名为《处分语》的手册，详细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民生利弊，以便随时查阅。邓州刺史薛弘宗曾惊讶于皇帝对自己州府事务的熟悉程度，而这正得益于《处分语》的存在。 抑制宦官势力 面对宦官势力的问题，唐宣宗李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抑制。例如，当内园使李敬实因为傲慢无礼而未给宰相郑朗下马行礼时，宣宗立即剥夺了他的官职，将其贬为了贱役。同时，宣宗还规定节度使若有罪行，监军（通常由宦官担任）需承担连带责任。为了防止权力集中在某一方，宣宗打破了旧例，即罢免左护军或右护军时不再交叉挑选继任者，而是从本军中选拔，使得任何人都难以预测他的决策意图。 不过，尽管宣宗努力控制宦官的权力，但他与宰相令狐綯在大中八年的一次密谋除掉众宦官的计划最终因为泄露，导致南衙北司之间的矛盾加剧，也并未彻底解决宦官专权的问题。总之，唐宣宗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政治策略和人性化的管理手段，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也为唐朝晚期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宣宗的治理方式展现了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对国家、人民深切的责任感。 第39章 宣宗李忱:仁慈宽厚的君主(中) 宣宗时期军事方面的成就 在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唐朝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行动，巩固了其对北方和西陲边疆的控制。这些胜利不仅彰显了唐朝军队的实力，也标志着唐朝在面对周边民族时采取了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 一、北狄之战 大中元年五月，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指挥了一场针对北部游牧民族——诸山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场战役的结果是辉煌的：唐朝军队成功捕获了敌酋，焚烧了二十万个帐篷，并夺取了大量的牲畜与物资。这一胜利被视作继会昌时期击败回鹘汗国之后的又一重要成就，使得北方边境自此之后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李俭在其着作《清河张公神道碑铭》中赞誉这次战争为“破獯鬻之众，帐盈七千；拓鲜卑之疆，地开千里”，形象地描绘了唐朝军队的战果及领土扩张。 二、河西走廊的收复 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乘虚而入，占据了河西走廊多个重要城市。然而，在大中初年，唐朝抓住机会发动反击，成功收复了三州（原州、乐州、秦州）以及七关等战略要地。特别是沙州首领张议潮领导下的起义军，不仅光复了沙州，还逐步解放了其他十个州，最终将河西地区重新纳入唐朝版图。宣宗皇帝为此特别嘉奖了张议潮等人，并设立了归义军以表彰他们的贡献。 三、安南的平定 面对安南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宣宗派遣康王傅王式出任安南都护，负责整顿当地秩序。王式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地方治理，包括训练士兵、修建防御工事、打击非法行为等，有效遏制了南诏的入侵企图。他还巧妙地利用外交手段解决了洞蛮杜氏家族的问题，促进了区域内的和平与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安南逐渐恢复了稳定，周边国家如占城和真腊也开始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 四、党项问题的解决 对于长久以来困扰朝廷的党项问题，唐宣宗李忱采取了更加务实和温和的方法。他认识到之前的强硬政策并没有能彻底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因此，在大中五年春天，他任命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致力于改善与党项的关系。同时，宰相崔铉建议由白敏中担任招讨党项行营都统，负责处理南山和平夏党项事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白敏中报告称两支党项均已平定或投降。考虑到长期用兵带来的财政压力，唐宣宗最终选择赦免南山党项，并鼓励他们安居乐业，从而结束了多年的纷争。 经济改革:漕运系统的革新 在大中五年（851年），唐朝的经济、文化和法律领域都迎来了重要的改革和发展，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唐朝社会在这些方面的进步。 面对长期以来江淮地区粮食运输效率低下的问题，宣宗皇帝任命了户部侍郎裴休担任盐铁转运使。自太和年间（827-835年）以来，每年从江淮地区运送至渭仓（位于今陕西潼关北）的大米数量一直未能超过四十万斛，且由于沿途官员和士兵的侵吞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损失，最终抵达目的地的数量往往不足二十万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裴休上任后立即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制定了漕运法十条，并派遣官员负责监督整个运输流程。通过这些努力，到了大中五年的年底，成功地将每年的粮食运输量提升到了一百二十万斛，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并减少了浪费。这一改革不仅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物资流通，也为国家的财政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成就:史书编纂的新篇章 为了丰富和补充官方历史记录，宣宗大力支持学术研究，下令编撰多部重要着作。其中，《续唐历》由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等人共同完成，全书共二十二卷，详细记载了从唐宪宗朝开始的历史事件，填补了柳芳《唐历》所遗漏的部分。此外，宣宗皇帝还指示宰相崔铉及学士崔瑑、薛逢着手编写《续会要》，该书总计四十卷，系统整理了从德宗到宣宗时期的各项政令和大事记，于大中七年（853年）十月正式完成。这两部书籍不仅是对唐代历史的重要补充，也为后代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法律建设：刑法统类的诞生 在法律方面，大中七年（853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戣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法统类》（亦称《大中刑法统类》或《大中刑律统类》）。这部法律汇编汇集了一千二百五十条相似的法令条文，按照内容分为一百二十一门类，旨在简化法律查询的过程，并提高司法实践的效率。它创造性地将所有与刑法相关的敕令、条例、格式等附录在律文之后，使得法官和官员能够更便捷地查阅相关法规，从而确保判决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刑法统类》开创了一种新的立法编纂模式，对后来五代和宋朝时期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法律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大中年间的这些改革和创新，无论是经济上的漕运优化、文化领域的史书编纂，还是法律制度的进步，都是唐朝繁荣与发展的一个缩影，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的不懈追求。 轶事典故 唐宣宗李忱是一位既深具文人气质又不失帝王威严的君主，其轶事典故丰富多样，展现了他多面的性格和对国家、家庭的独特态度。 老儒生 李忱酷爱读书，宫中称他为“老儒生”。每当退朝后，他会独坐在特建的宫殿中阅读，有时甚至读到深夜烛尽。 酷爱科举 李忱对科举考试有着特别的情感，以未能亲自参加科举为憾事，并在皇宫柱子上题写“乡贡进士李道龙”或“乡贡进士李某”，表达了对科举制度的敬仰与向往。对于那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人，李忱总是充满羡慕之情。当询问官员是否考中进士时，若得到肯定回答，他会为之高兴；而若是听到有才华却未中第的消息，则会叹息不已。据记载，李忱还常微服私访长安，与考生交流，并将发现的才子推荐给考官，确保他们能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这种对人才的重视，体现了他对教育和选拔机制的关注。 李忱不仅关注朝廷大事，也关心民间舆论。他有时会乔装打扮深入民间，倾听百姓的声音，了解人们对科举结果的看法。这反映了他对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执着追求。临终前，他下令释放大批宫女，允许她们嫁给文武百官，但明确规定不许嫁给未中进士的举子，显示出他对科举制度的高度认可。 友爱至孝 作为一位兄长，李忱天性友爱，和睦兄弟。他在十六宅内建造了雍和殿，频繁邀请诸王聚会，不论年纪大小皆可入座共乐。每逢有人生病，他都会亲自探视，关怀备至。而在孝道方面，李忱同样令人敬佩。即位后，他选择在大明宫奉养母亲郑太后，避免了另筑别宫的奢华。每次拜谒太庙，尤其是进入父亲宪宗李纯的房间时，他总会流露出深切的哀思，感动了周围的侍从。为了纪念父亲，他还特意修建了一条通往青龙寺的复道，以便登高远眺，缅怀往事。 严教子女 在子女教育上，李忱坚持严格的家教原则。他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即便是公主出嫁也不例外。万寿公主出嫁时，车辆装饰由银箔改为铜饰，以此树立节俭榜样。他还教导女儿要遵守妇道，不可因出身高贵而轻视夫家。有一次，驸马弟病重，李忱得知公主竟在外看戏而非陪伴家人时，愤怒地责备她，强调了家庭责任的重要性。而对于永福公主，因为一次用餐时的小脾气折断筷子，李忱便改变了她的婚约，将其原本的未婚夫于琮转给了妹妹广德公主，以此警示公主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品行才能匹配士大夫之家。 毛发洒淅 李忱对待权臣的态度也颇具特色。他厌恶宰相李德裕的专权，在即位之初的册封典礼上，李德裕主持仪式，李忱事后表示李德裕的目光让他感到紧张不安，反映出他对权力制衡的警惕。 处决歌姬 此外，《唐语林》中还记载了一段关于歌姬的故事。据说，地方献给李忱的一支歌舞乐队中有一位绝色女子，被他收入后宫宠爱。然而，考虑到可能引发类似玄宗朝杨贵妃那样的问题，李忱最终决定了处决这位女子，尽管这一行为显得极端且残酷，但也展示了他对历史教训的警觉和防止宫廷腐败的决心。 为僧之说 根据韦昭度的《读皇室运寻》和令孤澄的《贞陵遗事》的记载，唐武宗为了确保自己的皇位稳固，曾试图除掉潜在的竞争者——他的皇叔李忱。据说，武宗命令四位宦官将李忱逮捕，并企图将其溺死在宫中的厕所里。然而，一位名叫仇公武的宦官心生怜悯，巧妙地欺骗了其他宦官，说已经完成了任务，实际上却悄悄地把李忱救了出来，并送他离开了皇宫。从此，李忱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隐居生活，这段时期被描绘成了一段远离尘嚣、潜心修行的僧侣生涯。 在这段时间里，李忱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有的版本说他曾到过杭州，在那里得到了齐安禅师的帮助；有的则提到他在江西庐山遇到了智闲和尚，两人一起观赏瀑布，并留下了一段关于佛法的对话，展现了他对佛法深刻的领悟。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忱在福建福清黄檗山遇到了着名的黄檗希运禅师，两人就礼佛一事进行了深刻的交流，这段对话后来成为了着名的禅宗“公案”。甚至有更神奇的说法，称李忱南行至惠安观看洛阳江时，竟然出现了神象夜间迎接他的奇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圆悟禅师在其着作《碧岩集》中的记载，赋予了李忱的僧侣经历更加生动的情节。据说，李忱小时候有一次爬上了哥哥穆宗的龙床，模仿皇帝接见大臣的姿态，这一幕被当时的武宗记在心里，成为日后想要除掉他的理由之一。当李忱被迫逃亡时，他选择了香严智闲和尚作为剃度师父，随后一同前往江西庐山。在那里，智闲和尚通过吟诗来考验李忱的身份和才华，而李忱的回答——“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不仅展现了其非凡的气度，也预示着他未来必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此外，《碧岩集》还讲述了李忱与黄檗希运禅师之间的“公案”，这次是在盐官会上发生的，地点从原来的黄檗山变成了庐山，人物关系也有所调整，但核心内容依旧是对佛法的理解与探讨。 关于这件事的后世评价与历史真相 尽管这些传说增加了李忱的形象魅力，但大多数现代史学家认为这些故事缺乏确凿的历史依据。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等人质疑李忱曾被迫害及出家为僧的真实性，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李忱作为众多庶出皇叔之一，并不对武宗的帝位构成实际威胁。因此，这些传说更多地被视为后世佛教徒为了提升李忱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美丽谎言，用以丑化曾经推行会昌灭佛政策的武宗，并赞美李忱登基后对佛教的支持。 这段传说的影响 经过佛教徒的渲染，五代时的《中朝故事》、《北梦琐言》，以及南宋陆游的《避暑漫钞》中都有关于李忱潜逃到江南遁入空门的简略记载。宋初赞宁的《宋高僧传》提到，李忱为僧期间曾游方到杭州，受到齐安禅师的照顾。李忱即位后，为了报恩，敕赐寺名，谥齐安为悟空大师，并御制哀诗悼念。此外，在禅宗名僧希运的《黄檗宛陵录》中也有记载，说李忱为沙弥时曾与黄檗大师讨论礼佛的意义，两人的对话后来成为着名的“公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忱为僧的传说流传越来越广，也变得越来越神奇。到了明代，圆悟禅师的《碧岩集》中记录了一个版本，说李忱年轻时因一次模仿皇帝的行为引起了武宗的忌惮，不得不逃走并在香严智闲和尚门下剃度为僧。之后，李忱随智闲和尚来到江西庐山，两人同观瀑布并吟诗作赋。李忱的回答不仅展现了其非凡的气度，也预示着他未来必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 这些故事虽然难以考证其真实性，但却深刻影响了后人对李忱的印象，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宣宗李忱不仅是一位勤政爱民、崇尚文化的明君，更是一个注重亲情、严格要求子女、警惕权臣专权的复杂人物。他的种种举措和轶事，都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篇章。 第40章 宣宗李忱:仁慈宽厚的君主(下) 在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唐朝的对外关系展现了其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外交活力与多元性，通过册封、交流和接待外国使节等手段，唐朝不仅巩固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 一、与黠戛斯的友好互动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为了加强与北方游牧民族黠戛斯的关系，唐宣宗派遣鸿胪卿李业作为特使，携带官方符节前往黠戛斯，正式册封其王子为“英武诚明可汗”。这次册封不仅是对黠戛斯王室权威的认可，也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象征。它反映了唐朝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维持边疆稳定的战略考量。 二、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次年，即大中二年（848年）三月，来自东瀛的日本国王子率领使团来到长安朝贡，带来了珍贵的地方特产。为了表达对远方来宾的欢迎之情，宣宗特意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百戏表演，并设宴款待这些异国使者。此外，他还慷慨地回赠了精美的宝器和音乐器具，这不仅是物质上的馈赠，更是文化与艺术的交流。这种高规格的接待方式体现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态度，同时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三、接纳求法僧人 到了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僧人圆珍等人搭乘中国商船良晖号抵达温台地区后继续前往福州，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学习之旅。这一时期，许多外国僧侣纷纷前来唐朝求法，他们不仅学习佛教教义，还带回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四、与安西回纥的往来 大中十年（856年）十月，远在西域的安西回纥庞勒可汗派遣使者来到了长安进献贡品，以示臣服。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宣宗任命卫尉少卿王端章为册封使，准备授予庞勒“怀建可汗”的称号。然而，由于途中遭遇黑车子部落的拦截，这次的册封没有能顺利完成。尽管如此，这次尝试仍然表明了唐朝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保持与西域诸国的良好关系。 五、对渤海国的支持 最后，在大中十二年（858年）二月，当得知渤海国王大彝震去世的消息后，唐宣宗迅速采取行动，任命其弟大虔晃继承王位，并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以及忽汗州都督等高级官职，正式册立为新的渤海国王。此举不仅稳定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局势，也为两国间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总之，大中年间唐朝的对外交往充分展示了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之一的魅力与影响力。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唐朝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盟友圈，还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联系，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主要作品 唐宣宗李忱不仅是一位治国有方的君王，同时也在文学和书法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他的诗歌作品流传至今，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情感世界。在文学创作上，宣宗留下了不少佳作，其中包括《百丈山》、《吊白居易》、《幸华严寺》、《重阳锡宴群臣》、《题泾县水西寺》以及《瀑布联句》等诗篇。这些作品或是表达了他对自然美景的赞美，或是寄托了对友人的思念与敬意，亦或是记录了他作为帝王与臣子共度节日的美好时光。此外，《句》（残句）虽为片段，但也透露出宣宗在诗歌艺术上的独特见解和高超技艺。 而在书法领域方面，唐宣宗李忱同样有所建树。据《宣和书谱》记载，在那个书法兴盛的时代，即便是大臣如裴休等人也能够追随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步伐，而作为皇族成员，他们继承了太宗以来的书法传统，并使之流传下来。宣宗则以其行书闻名，延续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北宋时期的御府中还收藏着他的多幅行书作品，包括《赐李丛勑》、《赐李丛手勑》及《赐李丛手诏》，证明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与珍视。通过这些文学和书法作品，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唐宣宗李忱个人的艺术才能，也能感受到唐朝文化繁荣时期文人墨客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不幸离世 唐宣宗李忱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君主。然而，在他统治的晚年，即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五月，一场不幸降临。当时，太医李元伯向皇帝进献了一种被称作仙丹的长生不老药。这仙丹却成了致命毒药，让唐宣宗遭受了严重的中毒反应，导致他口渴难耐且体内燥热，健康急剧恶化。这一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以至于他无法履行其作为皇帝的职责，长时间未能上朝处理政务。 到了那一年的八月七日，根据《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在长安的大明宫内离世，享年五十岁。他的离去给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悲痛，群臣为他追赠谥号“圣武献文孝皇帝”，并尊称为宣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他的孙子唐懿宗李漼为了表达对先祖的崇敬之情，进一步为李忱加谥，尊其为“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以彰显其伟大与智慧。 结语 唐宣宗在位期间，唐朝经历了一段被称为“小贞观”的短暂复兴。即位后，致力于改革和整顿政府，打击腐败，提升经济。宣宗勤于政务，乐于接受谏言，并提拔贤能之人，惩处无能或贪腐的官员，使得朝政运作更加高效，财政状况改善。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宣宗减少了赋税，鼓励农业发展，从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通过军事行动稳定了边疆，并与吐蕃达成和平协议，缓解了边境紧张局势。此外，他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增强了唐朝的国际影响力。尽管唐宣宗李忱的统治只有十二年，但他的政策帮助唐朝度过了一个艰难时期，并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历史评价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唐宣宗李忱被评价为一位英明且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君主。以下是几位历史人物对他的评论整理： - 李恒（唐穆宗）曾言：“这是我家中的英才，并非因为精神疲惫。”这句话表明了穆宗对李忱的高度评价。 五代时期政治家刘昫在其着作中提到： - 大中年间的政治有着贞观之治时期的风范。 - 李忱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深知民间疾苦，在位期间有效地遏制了权贵势力，整顿了政府秩序，使得法律公正，贤能者得以发挥作用，国家治理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颂扬之声不绝于耳。 - 他提倡节俭，关心臣民，与群臣交谈时态度温和，如待宾客，对于谏议虚心听取。即使宫人有病也会亲自关怀，展现出其仁德的一面。 - 刘昫认为李忱作为皇帝，其政策和行为堪称典范，即便汉代的文帝、景帝也不过如此。可惜的是，由于史料的缺失，他的很多事迹已经难以详尽了解。 -北宋史学家孙之翰认为： 宣宗在位期间崇尚节俭，严格法令，厚待皇族，尊重宰相，甚至微服私访以考察官员选拔情况，焚香阅读大臣奏章，是一位重视道德修养的好君主。然而他也指出宣宗在处理重大问题上存在的不足，例如对待嫡母懿安太后不够尊敬，未能妥善处理储君之事，导致后来出现了继承危机。同时他也承认宣宗在河湟地区归顺及安抚周边民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这些成果部分得益于前朝武宗时期打下的基础。 -欧阳修则批评宣宗虽然精明于决断，但过于注重细节上的明察秋毫，缺乏宽广的仁慈之心，这标志着唐朝自此开始走向了衰落。 -司马光赞扬宣宗： 宣宗年轻时经历丰富，即位后对人性和社会现象有了深刻的了解，致力于民事，勤勉治理国家，赏罚分明，使得国内人民安居乐业，边疆安宁。他的统治被认为堪比汉朝孝宣帝，并被称为“小太宗”，即使到了唐朝灭亡之后，人们仍然怀念并歌颂大中之政的美好时光。 -范祖禹对唐宣宗李忱的评价包含了褒贬两方面，他既肯定了宣宗在治理国家时的一些优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统治中的不足之处： 1. 治理方式与成效： - 宣宗治国以明察秋毫着称，虽然他能够听取和接受规劝与谏议，但本质上性格猜疑且刻薄。尽管他对爵位和赏赐吝啬，却有不少人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 - 在外部，地方官员频繁更替，中央政府无力有效管理；而在内部，宦官依旧掌握兵权，控制着国家的命运。即便如此，在他的统治下，各级官员大多遵纪守法，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全国上下安宁平静长达十五年之久。 - 然而，随着懿宗、僖宗相继即位后表现出的无能，唐朝逐渐陷入混乱，因此人们愈发怀念大中年间的政绩，认为那是难以企及的美好时光。 2. 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 - 宣宗善于抓住细节问题，并以此来震慑群臣，即便是微小的错误也会受到惩罚，但他往往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务。他企图凭借一己之力处理天下所有事务，而不愿意与贤才共同承担职责。 - 这种做法类似于那些只关注账簿记录和日常琐事的地方官吏，缺乏真正的治国之才。实际上，这仅仅显示了他作为县级官员的能力，而非一个帝王应有的德行。 3. 对待大臣的态度： - 对于辅佐自己的宰相们，宣宗表面上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但实际上却像防范小吏一样提防他们，生怕被欺骗。他用利益和威严来约束这些大臣，结果导致任用的人多为平庸之辈，真正有才能的人无法施展抱负。 - 白敏中、令狐绹等人身居高位多年，为了保住地位而迎合君主，这样的朝廷自然难以取得显着成就。 所以，范祖禹认为尽管唐宣宗是一位有能力的君主，但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他在用人上的保守态度以及过度依赖个人判断的做法，限制了国家的发展潜力。不过，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实际贡献，宣宗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位贤明的君主。 明清思想家、诗人王夫之对唐宣宗李忱的评价，揭示了这位皇帝治理方式中潜在的问题，并对比了他与唐德宗在治国理念上的不同： 1. 怀疑心态下的统治差异： - 王夫之指出，唐德宗和唐宣宗都以猜疑的态度来驾驭下属，但两人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导致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 宣宗依赖于自己的机警和敏锐，一旦听到一句话或看到一个动作，就会立刻形成固定的看法或改变主意。无论是贤臣还是奸佞，在这种环境下都无法自保，只能通过隐瞒事实来避免引起君主的不满。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损害国家、伤害百姓的行为反而得以逃避批评和惩罚，因为没有人敢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身边有像陆贽那样忠诚的大臣，只要稍有不慎，也会引发众人的猜忌，最终无人敢于直言进谏。这样的局面虽然不会立即引发混乱，但一旦爆发，后果将难以挽回。 2. 表面繁荣背后的隐忧： - 一些小说描述宣宗时期的政绩时，言辞优美，似乎呈现出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司马光（温公）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其记录下来。然而，对于真正了解治理之道的人来说，这些表面上的美好实际上预示着国家衰败的迹象。 - 宣宗过于依赖个人的耳目去监视官员的行为，这种做法容易让狡猾的官吏有机可乘，同时也在无意间加剧了人民的贫困。长此以往，社会矛盾逐渐加深，隐患重重。 3. 勤勉治国与自我设限： - 尽管宣宗在吏治方面确实投入了很多心思，但他过度猜疑臣子，甚至自己也陷入了贪婪之中。他努力工作，试图改善朝政管理，但却因不信任大臣而限制了自己的决策范围，同时也为贪污腐败埋下了种子。 王夫之认为唐宣宗虽然展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才能，但在其治国策略中存在的猜疑心态和个人主义倾向，实际上削弱了朝廷的凝聚力和效率，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第41章 筹谋帷幄的房玄龄(上) 房玄龄，这位在唐朝初年闪耀于政治舞台的杰出人物，自幼便展露了非凡的才华与智慧。他出身于齐州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或济南市章丘区）的清河房氏家族，是隋朝泾阳令房彦谦的儿子。年轻时，他就以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文才而闻名，十八岁那年便考中进士，开始步入官场。 随着隋末社会动荡加剧，房玄龄选择了追随李世民，成为秦王府的重要谋士之一。他在军事行动中出谋划策，不仅参与了众多关键战役，还负责记录军中的重要事务，并积极为秦王府网罗贤才，使得这些人才能够全力辅佐李世民。在武德九年（626年），他更是策划了改变历史进程的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共同立下了汗马功劳。 唐太宗即位后，房玄龄被任命为中书令，并封为梁国公，最终晋升至司空一职。他不仅在行政管理方面表现出色，还在法律改革、史学编纂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他参与制定了《贞观律》，这部法律相比前朝更加人性化且条理清晰，为后来的《永徽律》及《唐律疏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监修了《晋书》，这是二十四史之一。此外，他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合理调整，简化了中央官员体系，这一举措被认为是贞观年间诸多善政之首。 房玄龄为人谦逊，善于任用他人，不论出身贵贱，皆能根据才能授予适当的职位。即使身处高位多年，他也始终保持低调，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因此，后人常将他与杜如晦并称为“房谋杜断”，赞美二人一个擅长规划，另一个则精于决策。唐太宗李世民也对房玄龄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拥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当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重之时，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不忘上谏，就征伐高句丽一事提出宝贵的意见。不久之后，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名字以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永远留在了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 年少有为 房玄龄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世家——清河房氏。他的家族背景为他后来的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祖父房翼在北魏担任过镇远将军，并曾任宋安郡守，继承了壮武伯的爵位；祖父房熊虽然官职不高，但也是州主簿，从基层开始了家族的仕宦传统；而他的父亲房彦谦则是一位学识渊博、口才出众的学者，在魏和齐两国间享有盛誉。 从小，房玄龄就受到了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影响，承袭了父亲对知识的热爱与追求。他自幼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不仅擅长诗歌创作，而且能够撰写文章，广泛阅读经史典籍，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理解。此外，他还跟随父亲学习书法，擅长草书和隶书，这使他在文采飞扬的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艺术修养。 十八岁那年，房玄龄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齐州的进士考试，正式踏入仕途。起初，他被授予羽骑尉一职，不久后又调任隰城县尉，开始了他的行政生涯。年轻有为的房玄龄很快就在官场崭露头角，成为了一名备受瞩目的青年官员。他的才华横溢以及对政务的敏锐洞察力，为他日后成为唐朝开国功臣之一铺平了道路。 得遇明主 在隋朝末年的动荡岁月里，天下四分五裂，烽烟四起。此时，唐国公李渊于晋阳（今太原）举兵入关，拉开了唐朝建立的序幕。而年轻的房玄龄则在渭北地区投奔了李渊之子、后来的秦王李世民。从此，他成为了秦王李世民身边不可或缺的重要谋士。 房玄龄不仅参与军事策划，还负责管理文书记录，担任秦王府记室参军一职。他对秦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铭记于心，竭尽全力为秦王出谋划策，处理军政要务。每当攻灭一处割据势力时，别人都忙于搜寻珍宝异物，但房玄龄却独具慧眼，优先考虑招揽人才。他积极寻找那些既有智慧又勇猛善战的人才，并将他们引入自己的幕府中，与他们结成深厚的友谊，共同致力于辅佐秦王李世民成就大业。 在平定王世充的过程中，房玄龄发现了张亮这位“倜傥有智谋”的英才，于是向李世民大力推荐，最终张亮被任命为车骑将军，成为李世民的心腹之一。此外，还有薛收这样才思敏捷的文人，以及被评价为具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忠诚武将李大亮，更有被誉为“聪明识达，王佐之才”的杜如晦等人。 这些经由房玄龄精心挑选并举荐的人才，都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高度信任和重用，日后纷纷晋升至朝廷要职，为初唐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房玄龄以其卓越的眼光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乱世中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团队，为李世民夺取天下了打下了基础。他的这种识人用人之道，也成为后世为人称道的一段佳话。 运筹帷幄 在李世民的秦王府中，房玄龄度过了十多年的关键岁月，始终肩负着掌管军事谋略和文书管理的重要职责。他以非凡的效率和精准的文字处理能力闻名，每当有军书或奏章需要起草时，房玄龄总能迅速完成任务，其文稿不仅简洁明了，而且义理深远，充分展现了他对事务深刻的理解。 唐高祖李渊对房玄龄的能力深感赞叹，曾对身边的侍臣们说：“此人深知事态轻重，堪当大任。每当我儿世民向我陈述事务，经由房玄龄之手所呈报的内容，总是能够准确把握人心，洞察人性。即便相隔千里，也仿佛面对面交谈般清晰无误。”由此可见，房玄龄的工作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认可。 然而，随着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为了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太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驱逐秦王府的核心成员。在此背景下，房玄龄和他的挚友杜如晦一同被排挤出朝廷，被迫离开他们为之效力多年的秦王府，前往外地任职。这一变动无疑是对房玄龄个人事业的重大打击，也是秦王府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过，这并未动摇房玄龄对李世民的忠诚和支持，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安定社稷 武德九年（626年），房玄龄在那次决定唐朝命运的关键时刻——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远的谋略，协助秦王李世民成功夺取了帝位。李世民对房玄龄的高度评价溢于言表，赞誉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认为正是房玄龄的深思熟虑和精准策划，才使得这场政变得以顺利实施。 在论功行赏之时，李世民将房玄龄与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并列为头等功臣，彰显了他们对建立新王朝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为了表彰房玄龄的杰出成就，李世民特赐封他为邢国公，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忠诚和无私奉献的高度肯定。 精诚奉国 房玄龄追随李世民平定天下，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深知创国立业的艰辛。他时刻铭记着这份艰难，始终保持着警醒，力戒骄奢淫逸，致力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房玄龄特别重视吏治问题，认为这是求治的根本所在。他认为官吏的公平正直是治国之要道，因此在选拔官吏时严格遵循“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原则，确保每个职位都能由最合适的人担任。这一理念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于是房玄龄大力推行简政并省官吏政策，最终将文武官员总数精简至六百四十员。这样的改革不仅裁去了冗官滥职，提高了政府效率，还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于刚刚经历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尤为重要。 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在贞观初年这个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同执掌朝政，负责制定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无论是亭台楼阁等建筑的规模，还是法令、礼乐、制度等方面，他们二人都精心设计，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并赢得了当时人们的赞誉。 在法律方面，房玄龄秉持宽厚平和的原则，简化律令，废除了隋朝苛酷的刑法，使得唐朝的法律体系更加人性化。他所修订的律、令、格、式，奠定了唐代法制的基础，历经数百年而未发生重大变动，显示了其深远的影响。 贞观三年（629年），房玄龄因功被改封魏国公，出任尚书左仆射，并监修国史。他日夜操劳，勤勉工作，以明达的吏事处理能力和宽平的法令政策闻名。他任人唯贤，不分贵贱，因此被誉为一代良相。 到了贞观九年（635年），房玄龄因为主持高祖山陵的建设有功，被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贞观十一年（637年）又被封为梁国公；贞观十三年（639年），他更是被任命为太子少师，留守京师，辅佐太子。尽管女儿成为了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娶了高阳公主，地位显赫无比，但房玄龄始终保持谦逊，从不炫耀自己的权势和财富。 贞观十八年（644年），当唐太宗李世民决定亲自征讨辽东高句丽时，他再次委以重任，命房玄龄留守京城长安，确保国内稳定。房玄龄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了大唐盛世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臣。 病榻心系国事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得知这一消息后，唐太宗李世民极为关切，不仅派遣御医为他精心治疗，还每日提供御膳，并亲自前往探望这位老臣。病榻上的房玄龄心系国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诸子说： “如今国家太平，唯独陛下对高句丽的东征不止，实为国之隐患。皇上盛怒之下决心已定，而臣下无人敢直言劝谏。我若知而不言，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即便在生命垂危之际，房玄龄仍不忘国家利益，他强撑病体上表进谏，恳请李世民以天下苍生为重，停止对高句丽的征战。李世民看到奏表后深受感动，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感叹道： “房公病入膏肓，却还能忧虑国家大事，真是难得啊。” 为了满足房玄龄的心愿，李世民亲临其病床前握手诀别，并立即授予其子房遗爱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中散大夫的官职，使他在有生之年见证了儿子们的荣耀。 然而，世事终难料。永徽三年（652年），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及其妻高阳公主因涉嫌谋反被捕。房遗爱被处决，高阳公主被迫自尽，他们的子女也被流放到了岭南地区。房玄龄的嗣子房遗直同样未能遭幸免，被贬为铜陵尉。由于这场变故，房玄龄原本享有的配享太庙的殊荣也不得不停止。尽管如此，房玄龄一生的光辉事迹和对国家的贡献依然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令人铭记。 主要影响 房玄龄，作为初唐杰出的政治家和谋略家，在辅佐秦王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征战四方的过程中，以其卓越的文采和高效的办事能力着称。据说，只要是在王府中需要撰写的文书檄文，房玄龄往往能够驻马立成，言简意赅，精准传达意图，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效率。因此被选为“十八学士”之一，成为当时备受尊敬的知识精英。 当李世民登基成为皇帝后，房玄龄更是得到了重用，先后担任了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要职，成为了国家的核心决策者之一。他的政治生涯长达二十年之久，期间不仅总揽百官事务，还积极参与到国家制度的制定与改革之中。例如，他主持修订了律令、格敕，并监督编修国史，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此外，他还与魏徵合作修订了唐代礼仪，以适应新的统治需求。 在用人方面，房玄龄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不论出身贵贱，只根据个人才能授予相应的职位，这种做法极大地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和社会进步。他对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默默奉献于国家的发展建设中。 值得一提的是，房玄龄负责管理国史馆，主导完成了《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以及《晋书》等一系列重要史籍的编纂工作，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宝库，也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正因为如此，后世将房玄龄与杜如晦并称为“房杜”，视为理想的宰相典范，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长河之中。 第42章 筹谋帷幄的房玄龄(下) 人物评价 后世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先推崇房玄龄，称颂道：“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新唐书》中记载，房玄龄执掌国政期间，日夜勤勉不懈，尽忠职守。他以公心竭诚为国家效力，希望每一件事都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好。房玄龄没有嫉妒之心，听到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拥有那样高兴；对于吏治，他既有明达的理解，又能以优雅的文化修养来修饰；在讨论法律和政策时，力求宽厚和平等。 房玄龄不以自己的长处苛求他人，选人用人时从不追求完美，不论出身高低，只要才能适合就能得到任用。即使有时因为某些事情被责备，他也总是诚恳地请罪，表现出敬畏和谦逊的态度。 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称赞房玄龄，认为他是幕后的智囊，对稳定国家和社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唐太宗形容房玄龄器宇深邃，风度宏远，名誉远播，品德高尚，才德兼备，是时代中的杰出人物。从辅佐霸业开始，到新王朝建立之后，房玄龄一直致力于协助太宗治理国家，使国家走向繁荣和平。尽管身居要职，但他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的态度，多次因健康原因请求退隐，展现了一位真正贤臣的品格。 唐初四大名相王珪评价说：“房玄龄一心为国，知无不为，这一点我自愧不如。”担任过宰相的唐代文学家常衮也表示，在武德和贞观年间，像魏徵、王珪、李靖、李积、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大臣们，他们扶助国家命运，辛勤工作，保护人民，不惜牺牲自己，他们的美德与忠诚足以感动上天，即使岁月流逝，他们的光辉事迹依然为人所铭记。 曾任宰相的政治家李绛则回忆说，当年太宗治理天下之时，房玄龄和杜如晦辅助皇帝，魏徵和王珪规谏缺失，温彦博和戴胄弥补政务上的不足，李靖和李积训练军队，因此外族畏惧，全国安宁。唐史学家柳芳更进一步指出，房玄龄帮助太宗平定天下，并最终担任宰相长达三十二年，被称为贤相。他的美德几乎不留痕迹，却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太宗平定祸乱，而房玄龄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面对善谏的大臣，房玄龄赞美他们的贤能；对于善于带兵的大将，房玄龄推行他们的军事策略。他使得所有有能力的人都能共同辅佐太宗，实现太平盛世，并且将所有的善行归功于君主，这正是一个真正的贤相应有的行为！ 晚唐诗人、文学家皮日休以诗表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崇敬之情，描述了他们如何在贫贱中结伴同行，脱离乱世，追随真主，以卓越的才能治理国家，影响深远，成为千古传颂的名臣。杜牧赞扬了房玄龄和王猛（王景略）两位贤臣，他们至死不忘辅佐君主、拯救百姓的使命，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和利益。 五代时期政治家刘昫在评论中提到，房、杜二人的智慧虽然不能超越孔丘、孟轲，但他们在遇到明君的情况下，能够制定合适的策略，达成国家的升平。他还比较了房玄龄和管仲、子产，以及杜如晦和鲍叔、罕虎，说明他们之间相似的关系和作用。 北宋文学家和史学家宋祁也在着作中高度评价了房玄龄，认为他和太宗一起建立了辉煌的功绩，这些功绩历经数百年仍然被人铭记，甚至超过了汉代萧何、曹参的成就。他强调了房玄龄作为宰相的重要性，以及他在幕后默默工作的精神。 《房玄龄碑》中写道，圣贤同德，君臣协力，天地得以迅速平定，边疆得以安宁。《历代古人像赞》中也称赞房玄龄辅佐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体现了精忠报国的精神。 北宋大臣赵元僖认为，唐太宗拥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良臣，而唐玄宗则有姚崇、魏知古，都是被委以重任、托付心腹的人物，他们巩固了帝业，安定了国家，使宗庙祭祀得以延续，历史记录更加辉煌，这正是因为任用了合适的人才。 宋代诗人和散文家欧阳澈也列举了历史上诸多优秀的政治家，如范蠡、周瑜、赵充国、周亚夫、樊哙、房玄龄和李靖，认为他们的存在确保了国家的富强和安定。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唐太宗举兵晋阳，平隋之乱，则有刘弘基、李积、李靖、房玄龄、杜如晦之流致其勋。”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唐代文学家和诗人杜牧曾言：“苻秦之相王猛，在将终之际犹不忘国事，警戒后人以备祸患；大唐太尉房玄龄，临终上表劝阻伐辽，以免生灵涂炭。这两位贤臣，在世时德行与功业皆卓尔不群，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心系辅佐君主、救济苍生的大业，而非汲汲于个人的荣耀或私利。” 在这段话中，杜牧通过赞扬王猛和房玄龄两位贤臣的高尚情操，表达了对他们一生致力于国家治理和人民福祉的高度敬意，并强调真正的贤臣应当将辅佐君主、服务百姓视为己任，而不应追求个人的名声和利益。 长孙皇后也曾向夫君李世民进言，称赞房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长，做事小心谨慎，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从未泄露过任何秘密，除非发生重大变故，否则不应轻易放弃这样一位得力助手。 轶事典故 醋坛子 根据传说，唐代宰相房玄龄的夫人以其强烈的嫉妒心闻名，这段趣闻成为了“吃醋”一词的由来。故事发生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当时房玄龄在朝中担任要职，但他的妻子却以严厉和专制的态度管理着家庭事务，事无巨细都亲自操持，不容许他人插手。 一日，唐太宗设宴款待开国功臣，在酒席间，同僚们玩笑般地怂恿房玄龄夸耀自己不怕老婆。带着几分醉意，房玄龄顺口附和了几句。不料，唐太宗当真了，一时兴起便赐予房玄龄两位美女作为妾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宠，房玄龄陷入了两难境地——一边是皇帝的旨意，另一边是他那位强势且细心的妻子。 在朋友尉迟敬德的鼓励下，房玄龄硬着头皮将两位美人带回了家。然而，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妻子对这两个新面孔极为不满，大发雷霆，不仅痛骂了房玄龄，还动手驱赶了那两位美人。很快，这件事传到了唐太宗耳中，他认为这是个教训宰相夫人的好机会，于是召见了房玄龄和他的妻子。 见到二人后，唐太宗提出了一个看似残酷的选择：要么接受美人，要么喝下所谓的“毒酒”。房玄龄深知夫人性情刚烈，担心她会选择后者，急忙跪地求饶。而房夫人，在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喝下“毒酒”，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众目睽睽之下，她一口气喝光了整坛液体，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原来所谓的“毒酒”不过是普通的食醋，根本无害。 目睹这一切，唐太宗感叹道：“房夫人，朕本想借此让你明白过分嫉妒的危害，但你对丈夫如此深情，朕也不忍苛责。”尽管口中酸涩难耐，但房夫人内心却是欢喜不已，因为她的勇敢举动换来了丈夫的安全与和谐的家庭。房玄龄也从忧虑转为欣慰。 从此以后，“吃醋”这个词便成了形容女性之间因爱情或婚姻关系产生的嫉妒情绪的代名词，流传至今。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古代宫廷生活中的一些趣味片段，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忠诚、智慧以及幽默的独特理解。 房玄龄和李世民之间有着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合作，也展现了唐朝初期政治舞台上的智慧与谋略。 1. 知人善任： 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非常重视选拔贤能之士。他深知房玄龄的才能，任命其为宰相，负责朝廷的重要事务。据传，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里的“人”就包括了像房玄龄这样的贤臣。房玄龄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诚辅佐李世民，成为唐太宗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 2. 房谋杜断： 房玄龄与另一位大臣杜如晦并称“房谋杜断”，指的是两人在决策时的不同作用。房玄龄善于出谋划策，而杜如晦则擅长决断执行。两者配合默契，共同辅佐李世民处理国家大事，使得唐朝初期政通人和、国力强盛。这一组合体现了李世民用人之智，能够将不同特长的人才结合在一起，发挥最大的效能。 3. 谏止伐辽： 晚年的房玄龄对李世民欲发动对高句丽（今朝鲜半岛）的战争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劳民伤财，不利于国家稳定。于是他在临终前上表劝阻，希望李世民能以百姓福祉为重，避免不必要的军事行动。虽然最终未能改变李世民的决心，但房玄龄的忠言直谏显示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也为后世所称道。 4. 三顾茅庐式的求贤若渴： 在秦王李世民即位之前，为了网罗天下英才，他曾多次亲自拜访隐居的房玄龄，请其出山相助。这种礼贤下士的行为类似于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彰显了李世民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和求贤若渴的态度。房玄龄最终被李世民的诚意打动，决定入朝为官，开始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历程。 5. 房玄龄病逝后的追思： 房玄龄去世后，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悲痛，并给予极高的评价。据说，李世民曾下令停止一日的朝会，以表达对这位老臣的哀悼之情。他还亲自撰写碑文，表彰房玄龄一生的功绩，将其视为自己最亲密且值得信赖的助手之一。 这些典故不仅是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更成为了中华文化中关于君臣关系和领导艺术的经典范例，流传至今。它们展示了唐太宗李世民与房玄龄之间超越普通君臣关系的深厚情谊，以及两人共同缔造出盛世大唐的历史贡献。 祖籍争议 关于房玄龄的祖籍问题，确实存在不同的说法。根据史书记载，房玄龄的祖籍被记录为齐州临淄，但具体位置在现代地理上的对应则有不同的解读。以下是两种主要的观点： 1. 章丘说：一些学者认为房玄龄的祖籍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庄镇房庄村。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基于地方志和其他历史文献，指出该地区与房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并且当地也有许多关于房玄龄及其家族的文化遗迹和传说。 2. 临淄说：另一些史学家则倾向于认为房玄龄的祖籍应为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部。这一派的观点主要依据于古代行政区划的变化以及对“齐州临淄”地理位置的不同理解。临淄作为古代齐国的都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可能是房玄龄祖先居住的地方。 这两种说法各有其证据的支持，而之所以产生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代地名与现今的地名之间的变迁，加上史料记载有时不够详尽或明确，导致了后世对于具体地点的不同解释。此外，由于家族迁徙等因素，也可能使得确切的祖籍难以完全确定。 学术界对于此类争议通常会继续进行研究，通过更多的考古发现、文献考证等手段来逐步接近真相。然而，在没有新的确凿证据出现之前，房玄龄的具体祖籍所在仍然可能保持一定的争议性。 第43章 谦逊的谋略家杜如晦(上) 杜如晦，字克明，出生于585年，是唐代初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出生地在京兆郡杜陵县，即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作为隋朝昌州长史杜吒的儿子，杜如晦出身于显赫的京兆杜氏家族。 在隋朝末年动荡的时期里，杜如晦初入仕途，担任了滏阳县尉。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武德元年（618年），杜如晦遇到了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被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并很快晋升为陕州总管府长史。之后通过房玄龄的推荐，杜如晦进一步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成为了秦王府的重要成员，接着又升任了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并且成为了“十八学士”之首，这些学士们都是当时的文化精英。 李世民创建天策府时，杜如晦担任了从事郎中这一要职。而在决定性的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爆发，杜如晦秘密参与了策划，并成功辅助李世民登上了皇位。为了表彰他的贡献，新即位的唐太宗任命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并赐予其蔡国公的封号。在贞观年间（627-649年），杜如晦与房玄龄一同执掌朝政，二人合作无间，一个擅长谋划，另一个则善于决断，他们两的协作被誉为“房谋杜断”，成为了后世评价唐代良相的标准之一。两人共同制定了许多重要的典章制度，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早年经历 杜如晦自幼展现出了非凡的聪慧与悟性，对历史和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乐于与人分享交流这些知识。在隋朝大业年间（605年—618年），他被征召为预备官员，很快便得到了吏部侍郎高孝基的高度赏识。高孝基对杜如晦的能力十分看重，认为他是能够应对复杂局势的人才，具备成为国家栋梁的潜力。出于这样的欣赏，高孝基曾对杜如晦说道：“你拥有处理事务的卓越才能，应当成为国家的支柱，希望你能坚守这份美德。我打算先安排你担任一个小职位，虽然俸禄不高，但这是一个开始。” 然而，尽管有着高孝基的认可和支持，杜如晦在滏阳县尉的位置上并未停留太久。不久之后，他选择了离开官职，返回故里，似乎是在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道路或等待更合适的时机来施展抱负。 秦府高参 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年），随着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挥师直指长安，并成功平定该地之后，杜如晦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他被秦王李世民召入王府，担任法曹参军一职。不久之后，他又升任陕州总管府长史，迅速成为李世民身边的亲信谋士之一。 然而，太子李建成对秦王府中人才济济的局面感到担忧，担心这些英才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李建成向父亲唐高祖李渊建议，将秦王府的官员调派至各地任职。这一命令下达后，大量官员被外放，这使得秦王李世民深感忧虑。此时，记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 “虽然许多优秀的幕僚都将离开，但这并不值得惋惜。唯有杜如晦，此人不仅聪慧过人，更能洞察事理，具备辅佐君王的能力。如果大王志在一方，则无需此等人才；但若欲图天下，那么杜如晦将是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听了房玄龄的话，李世民恍然大悟，意识到险些错失一位重要的谋臣。于是，他立即向李渊上书请求，这才得以保留杜如晦在秦王府中的职位。 武德元年（618年），随着唐朝的建立，同年七月，面对陇西薛举的进犯，李世民率军前往泾州进行讨伐，虽初次交锋失利，但薛举不久病逝。李世民再次集结军队对抗薛仁杲，并任命杜如晦为随军顾问参与军事决策。最终，薛仁杲兵败投降，而后遭到处决。 武德二年（619年），当刘武周与宋金刚攻占太原时，杜如晦继续追随李世民出征，成功击退了叛军。到了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率军进攻洛阳的王世充，而后者又联合了窦建德。在此期间，杜如晦凭借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判断力，辅助李世民先后击败窦建德和王世充。在一系列针对割据势力的征战中，杜如晦以其智慧和远见卓识，成为了李世民身边不可或缺的智囊，为唐朝初期的统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玄武政变 随着李世民在讨伐各地叛乱中屡建奇功，他的声望日隆，这引发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嫉妒。二人与唐高祖李渊的宠妃张婕妤、尹德妃暗中勾结，图谋陷害李世民。一次，淮安王李神通因战功获封大片土地，而张婕妤的父亲私底下向李渊索要这片地。当得知土地已赐予李神通后，他不甘心地通过张婕妤诬告李世民仗势欺人，指使李神通夺走土地。另有一次，杜如晦骑马路过尹德妃之父尹阿鼠的府邸时，被尹家仆人无理拽下马来殴打，并辱骂不已。事后，尹阿鼠又借尹德妃之口向李渊进谗言，说是李世民让杜如晦故意羞辱他。尽管李世民多次辩解，但李渊宠爱二妃，始终未能完全信任李世民。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并建立了文学馆，任命杜如晦为从事中郎，位列十八学士之首。李世民常常亲临文学馆，与杜如晦等贤才讨论经史，直至深夜。然而，太子李建成对此深感忌惮，认为秦王府中最令人忧心的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因此，他向李渊进言，最终成功将房、杜二人逐出京师。 到了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试图拉拢尉迟恭却遭拒绝，转而派人行刺未遂，便诬告李渊将尉迟恭关入大牢。李世民救出尉迟恭后，后者探知李建成和李元吉欲于昆明池设伏加害李世民。长孙无忌迅速通报给李世民，劝说其先发制人。 面对兄弟之情与国家大义的抉择，李世民犹豫不决。尉迟恭与其他忠臣日夜劝谏，强调不能因小仁而废社稷大义。李世民终于决定召回被逐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即使此举意味着丢掉性命。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扮作道士秘密潜回秦王府。 经过一番密谋，李世民最终下定决心，发动了着名的玄武门事变，一举除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事变成功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杜如晦则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同年十月，论功行赏之时，杜如晦因其卓越贡献被授予兵部尚书一职，晋封蔡国公，并赐实封食邑一千三百户，成为李世民最信赖的股肱之臣之一。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彰显了李世民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也见证了杜如晦作为谋略家的关键作用。 贞观之始 贞观二年（628年），太宗皇帝对杜如晦的才能给予了高度的信任与肯定，任命他为检校侍中，并兼任吏部尚书，继续总管东宫兵马。在这一职位上，杜如晦展现了非凡的能力和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到了贞观三年（629年），一场严重的旱灾席卷了这片土地，面对天灾，太宗下令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长孙无忌等重臣前往名山大川举行祈雨仪式，以求缓解旱情。同年，杜如晦接替了长孙无忌出任尚书右仆射，继续负责官员选拔的重要工作，并与房玄龄并肩辅佐朝政。他们共同制定了朝廷的组织架构，确立了表彰贤能的标准，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尽心尽力。 杜如晦与房玄龄二人合作默契，相得益彰，他们的治理智慧和领导能力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被誉为当时的良相典范。这段时期，不仅是唐朝初期政治清明、国力增强的关键阶段，也是杜如晦个人职业生涯中的辉煌篇章。他与房玄龄联手，不仅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貌，更留下了后人难以忘怀的治国佳话。 英年早逝 在贞观二年（628年），太宗皇帝对杜如晦的非凡才能寄予了深厚的信赖，任命他为检校侍中，并兼任吏部尚书，继续掌管东宫兵马。杜如晦在这个重要职位上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和高度的责任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 到了贞观三年（629年），一场严重的旱灾席卷全国，唐太宗命令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长孙无忌等重臣前往名山大川举行祈雨仪式，以期缓解旱情。同年，杜如晦接替了长孙无忌担任尚书右仆射，继续负责官员选拔这一关键工作，并与房玄龄并肩辅佐朝政。二人共同制定了朝廷的组织架构，他们的合作堪称完美，治理智慧和领导能力得到了一致的认可，被誉为当时最优秀的宰相。 然而，好景不长，杜如晦英年早逝，这对太宗皇帝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表达对这位昔日挚友的深切怀念，李世民亲自作诏书给着作郎虞世南，请求他为杜如晦撰写碑文：“我和杜如晦之间的情谊深厚，今他不幸离世，追念往昔功绩，我悲痛不已。希望你能领会我的心意，为杜如晦留下一篇动人的碑文。” 随着时间流逝，唐太宗对杜如晦的思念依然未曾减退。赏赐房玄龄黄银带时，太宗因无法再将同样的荣耀给予已故的杜如晦而潸然泪下，于是又准备了一条黄金带，嘱咐房玄龄将其带到杜如晦的灵堂，希望能以此安慰好友的灵魂。贞观五年（631年），每逢杜如晦的忌日，太宗皇帝都会派遣使者慰问其家人，赏赐之丰厚如同生前。他还特别封杜如晦的儿子杜荷为郡公，以示对其家族的尊重。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在杜如晦等人的墓前举行祭少牢仪式，表达了唐太宗对这些功臣的敬意和怀念。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又下令由阎立本绘制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在内的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并将它们置于凌烟阁之中，以纪念这些为唐朝建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杜如晦位列第三，他的形象永远留在了历史的画卷中，成为了后人缅怀的对象，也见证了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那份超然的情谊。 第44章 谦逊的谋略家杜如晦(下) 人物评价 从古代文献和历史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如晦作为唐朝初期的重要宰相之一，不仅因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而受到高度赞扬，还因为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深厚的情谊而被后人铭记。下面是一些重要人物对他的评价: 唐太宗李世民赞誉杜如晦为一位具有高远见识、品德高尚的人，称赞他不仅在朝廷内外德行昭彰，而且其声誉甚至超越了庙堂。他还具备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谋略，能够在帷幄之中运筹帷幄，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同时，他也是一位学识渊博、道德模范的人物，敢于直言进谏，忠诚正直。房玄龄认为，杜如晦聪明且有深刻的洞察力，是能够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这种评价体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合作以及相互尊重。 隋唐文学家褚亮形容杜如晦为文雅且充满光辉之人，一生秉持忠诚与正义的原则，因此得以名扬四海。曾任宰相的唐代文学家常衮回顾武德至贞观年间的历史时提到，像魏徵、王珪、李靖、李积、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贤臣们共同扶持大唐盛世，使得国家繁荣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他们的贡献不可磨灭，精神风貌至今仍影响深远。 唐代政治家、宰相李绛将杜如晦视为贞观之治成功的关键人物之一，与其他着名大臣一起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政府架构，使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发展。 五代时期政治家刘昫在其着作中详细比较了杜如晦与历史上其他杰出政治家，并指出杜如晦与房玄龄之间的互补关系——一个善于提出建议（建嘉谋），另一个则擅长决断大事（断大事）。两人相辅相成，犹如管仲与鲍叔牙般配合无间，共同推动了国家的进步。 北宋大臣赵元僖则强调了优秀人才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并指出唐太宗时期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任用了像魏徵、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一流人才。 北宋文学家和史学家宋祁进一步论述了房玄龄和杜如晦作为“名宰相”的特质，认为他们不仅帮助建立了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还通过谦逊的态度避免了个人功名的张扬，从而树立了良好的名声。他对杜如晦的高度评价，表明即使任职时间较短，但其贡献却是显着而持久的。 司马光总结说，唐代最着名的两位贤相就是早期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以及后来的姚崇和宋璟，这四位宰相应当被视为唐代政治史上的巅峰人物。北宋和南宋文学家和史学家曾巩、洪迈等人也纷纷表达了对杜如晦及其他贤臣的高度认可，认为他们是各自时代中最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巨大贡献。曾国藩等人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了良相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将杜如晦列为立功者中的典范，其事迹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榜样。 轶事典故 房谋杜断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时期中，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作为宰相，虽然同为肱骨之臣，但各自发挥着独特而互补的作用。房玄龄以其广博的智慧和深邃的见解闻名，擅长为太宗皇帝提供多样的策略选择。每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他总能提出一系列详尽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也给太宗带来了抉择上的困扰——面对众多良策，究竟哪一条才是最合适的呢？ 这时，杜如晦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他以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着称，能够对房玄龄提出的诸多建议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中挑选出最适合当下情境的那个方案。杜如晦的这一特质帮助太宗迅速确定行动方向，避免了因犹豫不决而导致的机会流失。 因此，历史上留下了“房谋杜断”的美谈，形容两人一个善于谋划，一个长于决断，彼此协作无间，共同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处理国家大事。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不仅提高了朝廷决策的效率和质量，也成为了后世评价贤相的标准之一。每当人们谈起唐朝的杰出宰相时，总是首先想到这对被誉为黄金搭档的房玄龄与杜如晦。 刀笔之吏 在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为了表彰那些对大唐立下汗马功劳的官员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赏。其中，文官之中，杜如晦与房玄龄因他们在军事策略和国家治理上的杰出贡献，被授予了最高的荣誉。然而，在封赏典礼之后，李世民意识到，基于功绩分配奖励可能未能尽善尽美，因此他询问了诸将是否有任何不满或建议。这时，淮安王李神通——作为皇室的一员，同时也是李世民的叔父——提出了异议。李神通认为自己在起义初期便率领军队响应号召，而房玄龄和杜如晦仅是文书官吏，不应将他们的功劳置于首位，因此表示不服。 对此，李世民给出了深思熟虑的回答。他承认李神通确实在起义初期以及对抗窦建德和刘黑闼时有所贡献，但强调房玄龄与杜如晦的作用如同汉朝的萧何一般，他们通过精心策划和战略指导，为帝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但他们的智慧和领导力确保了整个军队的胜利，因此他们的功绩应当排在前列。李世民进一步解释说，即便对于自己的亲族，他也必须保持公正无私，不能因为亲属关系而给予过多的优待。这一立场得到了其他将领的认可，尤其是那些原本心存疑虑的人，看到连李神通这样的宗室成员都未得到特别对待，他们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最终，这次论功行赏不仅巩固了李世民的统治基础，也展现了他对公平正义的承诺。 援救杜淹 在李世民攻陷洛阳之后，面对王世充的败军，他决定对叛逆者进行严厉的惩罚。其中，杜淹作为王世充的重要部下，也在即将被处决之列。值得注意的是，杜淹与宰相杜如晦有着特殊的家族关系——他是杜如晦的叔父。然而，这段亲属关系并未能给杜淹带来好运，因为他不仅与杜如晦兄弟之间素有嫌隙，更曾在王世充麾下提议斩了杜如晦的兄长，并囚禁了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 尽管过往恩怨重重，当杜淹面临存亡之际，杜楚客却展现了非凡的宽容和人性的光辉。他挺身而出，向李世民求情，恳请宽恕叔父的生命，理由是同族人之间的相互加害实在过于残忍。这份请求触动了杜如晦的心弦，尽管过去杜淹的行为给他们家族带来了不少痛苦，但出于亲情和对弟弟请求的尊重，杜如晦也加入了求情的行列。最终，李世民被二人的诚意所打动，同意饶过杜淹一命。 第45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1) 魏徵，字玄成，是唐朝初期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生于580年。魏徵的出生地在今河北省晋州市附近的鼓城村，属于古代的巨鹿郡下曲阳县。魏徵早年间投身于瓦岗军的起义活动，追随魏公李密对抗隋朝统治，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历史的变迁，武德元年（618年），魏徵选择归顺新建立的唐朝，并成功地说服了前上司李积向唐献出土地。 魏徵因此被任命为太子洗马，负责辅佐太子李建成，并在平定刘黑闼的叛乱中提出过关键策略。然而，玄武门之变之后，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魏徵转而效忠于胜利者唐太宗李世民一方。在新的朝廷中，巍徵担任谏议大夫，随后逐渐晋升，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包括校订古籍等重要任务。 魏徵以其直言不讳的进谏风格着称，他常常毫不畏惧地向唐太宗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提倡“兼听则明”的理念，认为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他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提醒唐太宗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因为一时的繁荣而放松对国家的治理。 魏徵还倡导薄赋敛、轻租税的政策，认为这样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促进经济的发展。他强调宽仁治国的思想，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使国家更加和谐稳定。这些理念和政策都对李世民的施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共同促成了着名的“贞观之治”，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 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自贞观三年（629年）起，魏徵开始领导编纂《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和《隋书》这五部重要的历史着作，他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评价，被誉为“时称良史”。此外，他还参与了《群书治要》的修撰，此书汇集了大量古代文献精华，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魏徵的言论多收录于《贞观政要》，其文风朴实无华，反对浮夸，这对矫正当时流行的骈俪文体也有一定的作用。 魏徵去世后，被追赠为司空和相州都督，谥号“文贞”，并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第四位，彰显了他对唐朝初期的重要贡献。后人整理了他的着作，辑存有《魏郑公集》，让后世得以窥见这位伟大人物的思想与智慧。 早年经历 魏徵的早年生活充满了挑战，但他始终怀抱着远大的志向。尽管身处贫困之中，他却从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广泛涉猎书籍，尤其在乱世中对纵横捭阖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业十三年（617年），当天下动荡不安之际，魏徵加入了武阳郡丞元宝藏的幕僚团队。随着元宝藏举兵响应瓦岗军领袖李密，魏徵的才华逐渐显露出来——他负责起草给李密的奏疏，文采斐然，引起了李密的注意。 李密很快意识到魏徵的非凡才能，并任命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管文书事务。在这个职位上，魏徵提出了十项策略来增强瓦岗军的力量，但遗憾的是，这些深思熟虑的建议并未得到李密的认可和实施。 到了大业十四年（618年），面对洛阳军阀王世充的攻势，李密虽然连续取得几次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军队伤亡惨重。此时，魏徵向李密的长史郑颋提出了一套战略：他认为，与其与敌军正面交锋，不如采取防御姿态，利用地形优势固守，等到敌人因粮食短缺而被迫撤退时再行追击；或者等待王世充因粮草问题不得不主动求战时，我方则保持按兵不动。这样既能保存实力，又能迫使对方犯错。 然而，郑颋并不认同这一计策，觉得不过是些老生常谈。对此，魏徵感到非常失望，他坚信自己提出的乃是出奇制胜的良策，而非简单的常规思路。于是，带着一丝无奈与坚持，魏徵选择了离开，继续寻找能够真正欣赏并采纳其智慧的人主。魏徵的战略眼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最终使他在唐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绽放光彩，成为一代名臣。 归唐献策 武德元年（618年），随着李密在与王世充的对抗中失利，魏徵随之归降了新兴的李唐政权。此时，李密麾下的大将李积仍占据着广袤的领土——东至大海、南达长江、西抵汝州、北临魏郡。面对如此局势，李积对于未来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在此关键时刻，魏徵自告奋勇地请求前往山东地区（太行山以东）进行安抚工作。于是，他被授予秘书丞之职，迅速赶往黎阳（今河南省浚县）。通过一系列信件中的劝导，魏徵成功说服李积向唐朝归顺，并促使其开仓放粮，支援了淮安王李神通的军队。 然而，同年九月，夏王窦建德率领大军进攻相州，李神通难以抵挡，被迫撤退到了黎阳，不过最终还是被窦建德击败。在这场战役中，魏徵、李神通以及李积一同成为了窦建德的俘虏。尽管如此，窦建德对魏徵的能力颇为赏识，任命他为起居舍人，负责记录朝廷大事。 转眼到了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命令秦王李世民率军讨伐王世充，而窦建德则出兵援助王世充。五月间，李世民大胜窦建德，并生擒了他。随着窦建德的失败，魏徵再次回到了唐朝的怀抱。太子李建成听闻魏徵的大名之后，邀请他担任太子洗马一职，给予了他高度的礼遇。 武德五年（622年），前窦建德部下刘黑闼勾结突厥，再度侵扰山东地区。面对这一情况，魏徵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让太子李建成建立功勋的机会。虽然李建成本是嫡长子，但在战功方面却不及李世民。因此，魏徵建议李建成主动请缨，出击平乱。李建成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亲自领兵征讨刘黑闼，最终将其擒获斩首，成功平定了山东地区的叛乱。此举不仅彰显了李建成的军事才能，也巩固了他在朝堂上的地位，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魏徵卓越的政治洞察力和战略眼光。 第46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2) 转仕太宗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李唐皇室的兄弟情谊。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一举铲除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在这场宫廷剧变之后，李世民听闻魏徵曾多次劝说李建成将自己调离权力中心，便下令召见这位直言不讳的谋士。当被问及为何要挑拨他们兄弟关系时，周围的人无不为魏徵捏一把汗。 然而，魏徵毫不畏惧，坦然答道：“如果先太子采纳了我的建议，今日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李世民素来敬重魏徵的才能与正直，此刻更因他的一片赤诚而动容，决定赦免其罪，并授予詹事府主簿一职，将这位曾经的敌方幕僚纳入自己的麾下。 不久后，李世民晋升魏徵为谏议大夫，并在同年七月十一日赋予他一项重任——前往河北安抚李建成、李元吉旧部，授权他在必要时可以自主决策。魏徵抵达磁州时，恰逢押解前东宫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长安的囚车经过。面对这一情况，魏徵对副使李桐客表达了深切的忧虑：既然朝廷已经宣布赦免所有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员，那么继续押送二人回京势必会引起其他人的恐慌与不信。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认为应当立即释放李思行等人，以示朝廷信守承诺的决心。古有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更何况现在手中握有便宜行事的权力，更应果断行动，不负君主的信任。李桐客赞同魏徵的观点，两人当即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向李世民上书报告此事。李世民阅后大为赞赏，对其处理方式表示满意。同年八月，随着李渊禅位，李世民正式登基为帝，开启了贞观之治的新篇章。作为对魏徵忠诚与智慧的认可，李世民封其为钜鹿县男，以此表彰他对新朝的贡献。魏徵的正直与远见，赢得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信赖。 犯颜直谏 李世民心怀建立盛世的理想，常在自己的寝宫召见魏徵，探讨国家治理的得失。魏徵不仅具备治国理政的才能，而且性格耿直，从不因权势而退缩或屈服。每当与李世民讨论国事时，他总是直言不讳，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李世民对魏徵的忠诚与智慧深感钦佩，曾感慨地说：“你前后进谏的事宜多达两百余项，若非出于至诚为国之心，又怎能如此坚持？” 贞观元年（627年），魏徵被擢升为尚书左丞。有一次，李世民欲征兵，中书令封德彝提议将一些虽未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中男”也一并征召入伍。李世民同意了这一提议，并下达敕令。然而，魏徵却坚决反对签署此令，认为此举违背了朝廷一贯强调的诚信原则，且不符合军队管理的实际需求。尽管李世民因此大怒，责问魏徵为何如此固执，但魏徵冷静地指出，陛下即位之初承诺免除百姓所欠官府债务，以及减免关中地区的租税等政策未能彻底落实，已多次失信于民。此外，对于地方官员的信任问题，魏徵认为应当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以诚信治国。李世民听后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确实存在过失，遂采纳魏徵的建议，不再征点中男为兵，并赏赐给魏徵一只金瓮，表彰他的忠言直谏。 贞观二年（628年），岭南地区部落首领冯盎与谈殿之间的纷争引起了朝廷的关注。面对连续不断的谋反指控，李世民原本打算派遣大军进行讨伐。然而，魏徵再次站出来劝阻，指出冯盎并无实际叛乱行为，且考虑到岭南路途遥远、环境恶劣，不宜兴师动众。他建议通过派遣使臣表达诚意的方式解决问题。李世民采纳了魏徵的建议，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冯盎派其子冯智戴随使臣回朝，表明归顺之意。事后，李世民感叹道：“魏徵仅凭一纸诏书便平定了岭南，胜过十万大军。”为此，他又一次重赏了魏徵。 尽管魏徵备受信任，但也难免遭受无端指责。有人诽谤魏徵庇护亲友，虽然经过调查并无实据，但温彦博还是提醒魏徵应注意避嫌。对此，魏徵提出了更为深远的观点，他认为君臣之间应如同一体，共同致力于国家大事，而非仅仅追求表面的行为痕迹。他进一步阐述了良臣与忠臣的区别：良臣不仅能为自己赢得美名，还能让君主获得荣耀，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而忠臣往往因为过于刚直而导致自身遭祸，甚至使君主陷入困境，最终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名声。李世民被魏徵的话深深打动，再次赏赐给他五百匹绢，表达了对这位贤臣的高度认可和支持。 李世民曾对身边的大臣说：“我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商人，为了珍藏一颗宝珠，竟割开自己的肉将宝珠藏入体内。这样的事情真的存在吗？”大臣们回答：“确实有这样的事。”李世民接着感慨道：“人们都知道此人爱财如命，不惜以身试险。然而，官员因受贿而触法，帝王追求奢华导致国破家亡，这些行为与胡族商人的愚蠢又有何异？”魏徵随即引用孔子的故事回应道：“鲁哀公曾对孔子说，有人健忘到搬家时会忘记带妻子。孔子答道，还有更严重的，夏桀、商纣二王便是贪恋外物而忘记了自身的安危。”李世民深感赞同，强调他与大臣们应同心协力，相互辅助，避免成为后人耻笑的对象。 同年十月，发生了一件令李世民懊悔不已的事。瀛州刺史卢祖尚不愿前往交州任职，并多次推辞。这下激怒了李世民，他在盛怒之下下令处决了卢祖尚。事后，太宗皇帝意识到自己的决定过于草率。在一次讨论中，当被问及齐文宣帝为人如何时，魏徵讲述了齐文宣帝虽狷狂暴躁，但在面对青州长史魏恺拒绝赴任光州长史一事上，能够听从合理的意见，最终宽恕了魏恺。李世民听后反思道：“朕之前处理卢祖尚之事确实过于粗暴，不如齐文宣帝的宽容大度。”因此，李世民下令恢复了卢祖尚子孙的门荫，以此表达自己的悔意和改正的决心。 第47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3) 贞观三年（629年）二月，魏徵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兼秘书监，开始参与朝政决策。当时房玄龄和王珪负责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工作，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称考核过程存在不公之处。李世民命令潞国公侯君集重新审查此事。魏徵劝谏道：“房玄龄和王珪都是陛下信任的老臣，他们长期忠诚正直地为国效力。即使考核中出现个别失误，也绝非出于私心。如果现在因为质疑而重新审查，不仅损害了他们的信誉，也影响了陛下对大臣的信任。此外，权万纪在考核过程中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直到自己未获理想评价才发声，这显然是为了博取陛下的注意，而非真心为国考虑。”李世民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停止了进一步的调查。 另一次，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职，但他以曾在秦王府供职为由请求复职。李世民念旧情，打算重新启用庞相寿。魏徵劝阻道：“秦王府有许多旧僚现居要职，若因个人情感偏袒一人，恐让其他正直之士寒心。”李世民接受了魏徵的建议，仅赐帛给庞相寿作为抚慰。 到了贞观四年（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准备来京朝见，西域各国也想借此机会派遣使节进贡。李世民最初同意派厌怛纥干迎接这些使节。但魏徵警告说，国家刚刚经历战乱，百姓尚未完全恢复元气，若此时大规模接待外国使节，不仅劳民伤财，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混乱。他引用东汉光武帝的例子，指出当年光武帝拒绝西域设置都护的要求，正是为了避免消耗过多资源。李世民认为魏徵的观点非常有道理，立即派人追回已经出发的厌怛纥干，取消了这次接待计划。 长乐公主李丽质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女儿，深得父母宠爱。在准备她与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的婚事时，即贞观六年（632年，《旧唐书·魏徵传》记载为贞观五年），李世民表达了对长乐公主的特别钟爱，并有意给予比其姑姑永嘉长公主更为丰厚的嫁妆。众大臣附和皇帝的心意，请求加倍礼数，李世民欣然同意。然而，魏徵却提出反对意见，指出这样做会逾越礼制，破坏家族内部应有的秩序。李世民将此事告知了长孙皇后，皇后对魏徵能够“引礼义抑人主之情”表示赞赏，并派人赏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同时传达口讯： “听闻你正直，现在见识到了，希望你一直保持，不要改变。” 不久之后，魏徵被晋爵为郡公。 到了贞观七年（633年），魏徵接替王珪担任侍中，面对尚书省长期积压未决的诉讼案，尽管他不大熟悉法律，但凭借抓住根本原则和实际情况处理案件的能力，赢得了众人的信服。 贞观八年（634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批评朝政，触怒了李世民。魏徵则提醒皇帝古来谏言往往言辞激切，以打动君心，因此不应简单地将此视为诽谤。李世民接受了魏徵的观点，下令赏赐皇甫德参帛二十段，显示了他对直言进谏的接受和包容。 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636年）去世，李世民对她思念不已，在宫中建起层观眺望昭陵，甚至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李世民问魏徵是否看清了昭陵，魏徵巧妙回应，提醒皇帝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忽略了父亲高祖的陵寝献陵。李世民听后明白魏徵的用意，下令拆除了层观。 李世民还命令魏徵主编《周书》等五部史书，完成后魏徵获加授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并获得丰厚赏赐。贞观十一年（637年），当李世民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周而谴责他们时，魏徵借隋炀帝杨广之事提醒皇帝避免浪费。 到了贞观十二年（638年），针对三品以上官员遇亲王下车的问题，魏徵引用古代礼仪规范劝说皇帝维持正确礼节，最终李世民采纳了他的建议。同年，太子李承乾嫡子出生，李世民大肆庆祝并表彰房玄龄和魏徵的功绩，亲自解下佩刀赐予二人。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呈递《十渐不克终疏》，全面总结当时政事不如初期的情况。李世民接纳了他的建议，并承诺改正，同时赐予魏徵黄金十斤、马二匹，还将奏疏列为屏障，以便经常提醒自己。 随着太子李承乾的行为逐渐引起朝廷内外的关注，李世民决定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即便魏徵自称有病也坚持让他就任，以此稳定储位局势，体现了皇帝对他能力和品德的信任。 通过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魏徵不仅是直言进谏的大臣，更是一位深受信任、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他的忠诚和智慧不仅帮助李世民成为了一位明君，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这些事也展现了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朝廷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特别是魏徵作为谏臣的角色。魏徵不仅敢于直言劝谏，而且他的建议经常被李世民采纳，这体现了贞观之治时期较为开放的政治环境和皇帝对贤才的重视。此外，魏徵还参与编纂了多部史书，并在处理国家事务上展现了他卓越的能力。 通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出，魏徵不仅是李世民的重要顾问，更是他治理国家时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魏徵的忠言直谏帮助李世民避免了许多潜在的错误决策，确保了唐朝初期的稳定与发展。这段历史不仅彰显了君臣之间的默契合作，也体现了贞观年间开放包容的政治风气。 关于长乐公主的故事，也反映了当时唐朝宫廷内部对于礼仪制度的重视，以及君主个人情感与国家规范之间的平衡。同时，从长孙皇后对待魏徵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阶层对于忠言逆耳有着相当的理解和尊重。 最值得一提的是，魏徵被委以重任——出任太子太师一职，这一任命无疑更进一步彰显了他在朝廷中的崇高地位与巨大影响力。要知道，太子太师可是个极其重要且责任重大的职位。 然而，面对如此殊荣，魏徵却因自身疾病缠身而坚决推辞。不过更令人钦佩的是，英明的太宗皇帝并未因此改变主意。相反，他执意要让魏徵担当起这个职务，充分展现出了太宗皇帝对魏徵卓越才能的高度信任。同时也表明了李世民殷切期望能够借助魏徵无与伦比的威望，从而有效地稳定当前复杂多变的储位局势，并确保大唐江山得以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第48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4) 极尽哀荣 贞观十六年，魏徵的健康状况显着恶化，皇帝李世民对此深感忧虑，并亲自下诏慰问。诏书中说：“数日不见，朕已觉缺失良多。欲亲往探视，恐加重劳顿。若有任何需要，随时上书。” 尽管病痛缠身，魏徵仍然心系国事，再次进言，指出太宗皇帝在朝会上常常强调公正无私，然而实际行动中却未能完全做到言行一致。 在此期间，太宗李世民频繁派遣使者前往问候，还让一名中郎将驻守魏家，以便随时奏报魏徵的病情。为了表彰魏徵一生的清廉简朴，李世民决定将原本用于建造自己宫殿的材料转赠给了魏徵，用以修建正堂，并赠送了符合其简朴生活的白色褥子和布被，以此满足他崇尚简朴的心愿。 随着魏徵的病情日益严重，李世民不仅亲自前去探望，还携太子李承乾与嫡女衡山公主（即新城公主）一同前往，彰显了他对这位忠臣的敬重。面对即将离世的魏徵，李世民悲痛不已，一边抚摸着魏徵一边流泪，承诺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之子魏叔玉，并指着衡山公主对他说：“魏公，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媳！”但此刻的魏徵已经身体衰弱到无法起身谢皇帝的大恩了。 魏徵去世之后，李世民悲恸万分，宣布废朝五日以示哀悼，并下令内外百官及长安的朝集使共同参与丧礼。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并给予丰厚的陪葬品，允许其墓地位于昭陵旁。 然而，魏徵的妻子裴氏遵循他生前节俭的意愿，婉拒了大部分官方提供的奢华丧葬安排，选择了一辆简单的素车来运送灵柩，仅用白布、帷幕装饰，也没有使用过多的花纹、色彩和刍灵。李世民登上御苑西楼遥望送行，命令百官护送灵柩出城，并亲自撰写碑文，创作挽词十首纪念这位杰出的大臣。为了进一步表达他的怀念之情，李世民又赐予魏家九百户封地，以表彰魏徵的贡献。 身后余波 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李世民下令将左少监阎立本绘制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等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并将这些画像安置于凌烟阁，此即着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魏徵位列其中第四。面对魏徵的画像，李世民思绪万千，当场吟诵道：“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表达了他对魏徵深深的怀念与惋惜。 不久之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爆发，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被处决；中书侍郎杜正伦受牵连而被远贬。魏徵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这二人，称他们有宰相之才，但此时，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徵是否结党营私。加之魏徵曾写下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查看，李世民知晓此事后更加不满，因此手诏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并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 然而，在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自率军征讨高丽（即高句丽）。尽管取得了胜利，但他未能彻底征服高丽，心中满是遗憾和后悔。回师之后，他感慨地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不会让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于是，李世民召见魏徵的家人到行营，赏赐并慰劳裴氏，命令立刻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并重新树立起他的墓碑，以此表达对这位昔日贤臣的追思和敬意。 主要影响 魏徵经历了多次丧乱，仕途充满波折，丰富的阅历铸就了他卓越的治国才能。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以耿直不阿、坚韧不拔的态度面对一切事务，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徵向李世民当面提出的谏议多达五十次，呈交的奏疏有十一件，一生中谏诤的言辞总计超过了数十万字。无论是在谏议次数、言辞的激切程度还是态度的坚决性上，都远超其他大臣。总结魏徵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极言直谏，剖析得失：魏徵的谏诤范围广泛，朝廷军国大事中的失误是其上谏的重点内容。为了恢复隋末战乱后的社会秩序，他建议李世民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改变隋炀帝时期的奢靡风气，反对过度建设和频繁对外用兵；为确保社会稳定，他提倡废除隋朝的严刑峻法，代之以更加温和公正的法律体系；为了政治清明，他强调用人标准应兼顾德行和才能，对于贪污腐败的官员必须严厉惩处。 2. 在刑赏问题上的见解：在魏徵看来，刑罚和奖赏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善行和惩罚恶行，在法律面前，“贵贱亲疏”应当一视同仁，确保公平正义得以实现。 3. 对君主思想作风的规劝：魏徵提醒李世民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即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避免被少数权臣蒙蔽，从而阻碍下情上达。他还告诫李世民以隋朝灭亡为鉴，吸取历史教训，保持警醒，防止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侵蚀国家根基。 魏徵的这些谏言不仅体现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同时也展现了他对政治治理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他的智慧和勇气，使得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偃革兴文，与民休息 魏徵鉴于隋末社会动荡、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严峻现实，力劝唐太宗李世民偃武修文，推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这体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即通过温和的方式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曾与群臣讨论如何教化百姓。他认为经历大乱之后，恐怕难以对百姓进行有效的教化。然而，魏徵持有不同的观点： “久安之民容易骄纵，骄纵则难以教化；但经历过混乱的百姓因愁苦反而更易接受教化。” 他以“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来比喻这一点，并反驳了大臣封德彝关于人性逐渐变坏，因此秦朝依赖法律、汉朝杂用霸道的观点，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后都能实现太平盛世，正是在大乱之后承平天下的例子。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认为古人淳朴而今人浇薄，那么到了今天人们岂不是都变成了鬼魅？君主又怎能治理这样的国家？李世民采纳了魏徵等贤臣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这对后来的贞观之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49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5) 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强调在经历了大乱之后，应该以安静为根本，给百姓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便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力强盛，但由于频繁发动战争和不断征发徭役，最终导致了虽富强却走向衰败的命运。原因在于其政策过于“动”，即过度干预。相反，在大乱之后，民心渴望安定，此时若能保持静态，则社会会趋于稳定；反之，若继续扰动，则可能导致新的混乱。这道理并不深奥难懂，而是显而易见。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多次劝谏太宗停止不必要的军事行动，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例如，贞观二年（628年），当高昌王麴文泰准备入朝，西域诸国也计划派遣使者贡献时，魏徵上谏指出此举将使沿途州县不堪重负。李世民听取了他的意见，立即下令召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同样，在贞观六年（632年），面对文武百官请求东封泰山的提议，魏徵考虑到隋末战乱刚过，户口尚未恢复，仓库空虚，车驾东巡将耗费巨大，最终说服李世民放弃了这一计划。 魏徵深知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提醒李世民以隋炀帝为例，“亡隋为鉴”，警惕这种行为可能引发的危机。随着李世民在位时间的增长，有时他会忘记早期的节俭作风。如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东巡洛阳期间，因为不满地方官吏的供奉，严厉责备了他们。 魏徵察觉到这是奢侈风气渐起的危险信号，立刻引用隋朝因苛求贡品而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劝说李世民应当在这个时候更加谨慎自律，而不是后悔自己不够奢华。随后，魏徵再次上疏强调，“愿当今之动静，皆以隋为鉴”，以此警醒李世民，帮助他认识到存亡治乱的道理。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理念不仅符合当时唐初的国情民意，而且对于医治隋末战乱留下的创伤、促进社会经济复苏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李世民对此深有感触，曾对宰相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收到不少奏章，有的主张皇帝必须独掌威权，不能委任臣下；有的希望耀兵振武，威慑四夷。唯有魏徵建议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认为只要中国安宁，远方的人自然会归顺。朕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天下安宁，远方的君长纷纷前来朝贡，九夷之地的使节络绎不绝。这一切成就，都是魏徵智慧的体现。” 兼听广纳，君臣共理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向谏议大夫魏徵询问明君与暗君的区别。魏徵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明君之所以明智，在于能够广泛听取不同的声音；而暗君之所以昏庸，则是因为偏听偏信。他引用了历史上的贤君如唐尧、虞舜的例子，他们广开言路，使得四方的信息得以畅通，因此不会被蒙蔽和误导。相反，秦二世、梁武帝和隋炀帝等因偏听而失去天下，却浑然不觉。 魏徵认为，帝王若能兼听纳下，则有权势的大臣无法阻断信息的流通，民意也能够直达天听。这样不仅有助于克服帝王可能存在的主观片面性，而且对于防止其独断专行，减少一些决策上的失误至关重要。由于帝王大都深居宫中，难以全面的了解社会现实，只有通过广泛听取意见，才能确保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在魏徵看来，兼听纳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改进君主的思想作风，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臣下智慧和能力的尊重，以及君臣共同治理国家的精神。魏徵还强调，君臣如同一体，彼此信任，协同合作，这样才能达到治国的理想状态。如果君主忽视臣下的建议，只凭着个人的意志行事，那么很难实现良好的治理。 魏徵还指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君主应当以诚信待人，信任臣下，否则上下之间将会产生猜忌，这样对理想的治国境界是极为不利的。基于此，李世民在实践中积极采纳了魏徵的观点，从而促进了君臣间的和谐合作，鼓励臣下大胆进谏，纠正施政中的错误，最终形成了贞观年间谏诤之风盛行的开明政治局面。这种做法大大改善了君臣关系，使朝廷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知人善任，惩恶劝善 魏徵在其谏言中引用了管仲对齐桓公的回答，指出了妨碍霸业的五大用人问题：无法识别人才、识别后不能任用、任用后不能赋予重任、信任不足、以及任用后又让小人干预。这五点——识人、任用、赋权、信任和不使小人参之——构成了魏徵吏治思想的核心。 魏徵强调，君主能够识别人才是合理任用忠良与贤能之士的前提条件，这对于实现“无为而治”和天下大治至关重要。在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向李世民解释说，知人善任自古以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通过考核官员的表现来确定其优劣。他主张，在选拔官员时，必须仔细考察候选人的行为，一旦确认其德才兼备，便应大胆任用。魏徵还提出了一种灵活的用人策略，即根据不同情况调整用人标准。在国家未安定之时，可能更注重才能而非品德；而在太平盛世，则要求官员既要有能力又要品行端正。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实际情况变化的深刻理解。魏徵认为，扬长避短是用人之道的关键。他建议根据个人的能力和特长进行任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而不是苛求完美。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应该被给予发挥其优势的机会，而不应因某些不足之处就被否定。 此外，魏徵坚持赏罚分明的原则，反对徇私枉法。他认为公正无私地处理奖惩事务，可以确保正直与邪恶的行为都得到正确的评价。例如，在庞相寿贪污案中，魏徵成功劝阻了李世民基于私人感情而赦免罪行的做法，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最后，魏徵对于宦官的使用持谨慎态度，警告李世民要注意这些近侍的潜在危害。他在贞观十四年（640年）提醒太宗，虽然现在朝廷清明，但为了长远考虑，应当杜绝重用宦官，以防后患。魏徵的远见卓识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并成为了唐朝初期用人制度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第50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6)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 魏徵在与李世民探讨创业和守业的难度时，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帝王的兴起往往伴随着时代的衰败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当权者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从而顺利地建立新的政权，这似乎使创业的过程显得不是那么艰难。然而，他更深入地分析了守业的挑战： “但是一旦取得成功后，君主容易变得志得意满，奢侈无度，导致百姓渴望安宁却徭役不断，社会凋敝而奢华之风不止，国家的衰退往往由此开始。” 因此，魏徵总结道，维持和发展一个已有的帝国反而更加困难。为了确保帝业可以长久稳定，魏徵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在贞观五年（631年），面对国内平静、四夷臣服的局面，李世民表达了自己依然每日谨慎行事，唯恐不能善终的态度。对此，魏徵回应说： “对于内外皆安的现状，臣并不感到特别高兴；真正令人欣慰的是陛下能够在安定之时思考可能存在的危险。” 魏徵深知历史教训，也目睹了许多帝王因居安忘危、骄奢淫逸而导致天下大乱的事例。因此，在贞观六年（632年）的一次对话中，他建议李世民应该借鉴古代帝王兴衰的经验，认为当今陛下拥有四海，境内和平，若能持续关注治理之道，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国家的命运将会长久稳固。魏徵常常以隋朝灭亡作为警示，来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 到了贞观十一年（637年），他连续上书，重申“以隋为鉴”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隋朝曾经统一全国，兵力强盛，威震四方，却突然土崩瓦解，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在安全时不考虑危险，在治平时不想到动乱，在存在时不忧虑灭亡。因此，魏徵告诫李世民应当以亡国的历史作为镜子，从中学习如何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要做到警钟长鸣，时刻警惕。他希望太宗皇帝能在行动决策中思考隋朝的教训，如此一来，就能更好地理解存亡治乱的道理：思考为何会有危险，则可获得安全；思考为何会有混乱，则可达到治理；思考为何会灭亡，则能找到生存之道。通过这种方式，魏徵希望李世民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确保唐朝的繁荣稳定。 《诗经》中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历史的铁律。魏徵深谙此理，他在奏疏中指出古代帝王无不因深切忧虑而使治道显着，但一旦功成名就后，德行便逐渐衰退。他解释说，在面对深切的忧虑时，君主必定会竭诚对待臣民；然而一旦志得意满，便会放纵情欲，傲视万物。因此，他特别提醒李世民， “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民众如同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种对最终结果持谨慎态度的思想，是确保帝业长盛不衰的关键。从善始慎终的政治理念出发，魏徵密切关注着李世民在政治上的变化，并及时给予警示。贞观六年（632年），当讨论到国家安危的根本和最近政事状况时，魏徵认为与贞观之初相比，政事有所下滑。他指出，“陛下当初立志节俭，求谏若渴，但近年来营建之事增多，谏议之人常触怒圣颜，这正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李世民听后表示认同，欣然接受了批评。 随着时间推移，魏徵不断劝诫李世民保持即位初期那般孜孜以求治理的心态。到了贞观十一年（637年）五月，魏徵再次上疏，表达了对太宗意志力不如往昔、改正错误的能力也有所减弱的担忧。他还提到太宗在责罚方面更加频繁，威严和愤怒也显得更为严厉。魏徵强调，过去太宗因担心国家未完全治理好，所以每天都在提升道德和正义；现在因为觉得国家已经安定，反而在这方面有所松懈。他列举了多个太宗勉强接受谏议的例子，表明这种做法与早期那种开放接纳意见的态度大相径庭。李世民对此反应积极，认可了魏徵的观点。 至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利用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员提交封事的机会，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呈上了着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在这篇疏文中，魏徵列举了包括搜求珍稀玩物、过度满足私欲增加百姓负担、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崇尚奢华、频繁游猎、无故兴兵、使人民不堪重负等在内的“十渐”现象，深刻批判了太宗的自满情绪，并再次强调了慎终如始的重要性。太宗看完魏徵的奏疏后，不仅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还将奏疏制成屏障，以便早晚都能看到，同时命令记录下来交给史官，希望万世之后的人们也能了解君臣之间应有的道义。 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再度向李世民进言，他指出：“臣观察历代帝王，在拨乱反正、创立基业之时，无不保持警惕和谨慎，采纳普通百姓的意见，听从忠正直言的谏议。然而，一旦天下安定下来，他们往往就放纵自己的欲望，沉溺于阿谀奉承之中，不喜欢听到正确的劝谏。”以此来告诫李世民，即便是国家已经稳定，也要始终保持警醒，不忘初心，善始善终。 魏徵庆幸遇到了能够理解并接纳自己意见的明君——李世民，因此他尽心竭力地辅佐太宗治理国家，成为了李世民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无论是在提出建议还是处理政务上，魏徵都致力于纠正朝廷中的错误，匡扶正义，最终帮助李世民成就了历史上着名的“贞观之治”。这段时期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一个典范时代，而魏徵的直言敢谏和李世民的纳谏如流，则是这一辉煌成就的重要保障之一。 第51章 第犯颜直谏的巍徵(7) 学术成就 魏徵在贞观年间为唐朝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在史书编纂方面。自贞观三年（629年）起，他奉命总撰唐初八史中的五部——《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和《隋书》，其中《隋书》由他主修，并亲自撰写了序论和《经籍志》。魏徵的修史工作不仅力求“直笔”，即保持历史记录的真实性，而且对各史进行了大量的编辑和改进，以确保其内容简明而准确。最终，在贞观十年（636年），这几部史书得以完成，并获得了“时称良史”的美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隋书》中的《经籍志》是魏徵亲撰，它正式采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并首次将史部作为一个大类独立出来，这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提升了史书的地位。除了修史，魏徵还致力于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鉴于隋末图籍散失严重，魏徵奏请校订四部书，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通过设置专门的人员进行校对和抄写，几年后秘阁的图书收藏变得完备，这对于书籍和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另外，魏徵根据李世民的要求，整理历代君王治国方略资料，从五帝到晋代的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书中提炼精华，于贞观五年（631年）完成了《群书治要》五十卷。这部书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评价，并被赐予诸王，以便他们从中学习治国之道。由于魏徵编撰此书时参考了许多现已失传的古籍，《群书治要》成为了解这些散佚文献的重要窗口。 在礼仪制度方面，魏徵与长孙无忌等人一起撰成了《大唐仪礼》一百三十篇，进一步规范了唐朝的礼仪，促成了“贞观礼”的形成。他还编成了《类礼》二十卷，重新整理了《礼记》的内容，使之更加条理清晰，受到李世民的高度赞扬。 此外，魏徵还有其他着作如《谏事》五卷、《祥瑞录》十卷、《烈女传略》七卷、《时务策》五卷等，以及与高士廉等共同撰成的《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尽管部分作品已经失传，但魏徵留下的丰富着作为研究唐代历史和政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的学术成就和他的直言敢谏一样，都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文学创作 魏徵作为唐朝初期的一位重要谏臣，其文学创作紧密围绕政治主题展开。尽管他的文学作品传世数量有限，《全唐诗》和《全唐文》中收录的他的作品却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素养，并且多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全唐诗》中，魏徵有34首诗歌被收录，其中大部分是祭祀乐歌，共30首。根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在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奉诏与褚亮、虞世南等人共同为宫廷仪式创作了这些乐章。这些乐歌主要用于朝廷的重要祭祀活动，它们以素雅庄重的语言表达对神灵的敬意，营造出庄严的氛围。例如，《舒和》为七言四句，《大明之舞》则为四言二十四句，其余大多为四言八句，这些乐歌不仅体现了魏徵的文学才华，也成为了研究唐代祭祀礼仪的重要资料。 魏徵的文风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浮华风格，而更强调实质内容。例如，《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一诗描绘了贞观时期朝廷和社会的繁荣景象，反映了新王朝的活力与生机，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和愿意为国效力的决心。又如《述怀》这首诗，回顾了自己从侍奉李密到加入李唐的经历，表达了对李渊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魏徵的作品通常都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志向或叙述个人经历，而不是无病呻吟。 总的来说，魏徵提倡“文质并举”，即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反对过于追求辞藻华丽但缺乏深度的文风。这种态度对于矫正初唐时期专尚骈俪（即对偶工整、辞藻华丽的文章）的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了一种良好的示范。魏徵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倡导朴实文风、回归文章本质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为后来的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评价 魏徵作为唐朝初期的关键人物，其忠诚、直言不讳的谏诤精神以及卓越的政治智慧赢得了当时及后世的高度评价。李世民多次公开赞赏魏徵，认为他不仅在贞观之前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贞观之后更是尽心竭力，以忠正之言匡扶自己的过失，使国家安定繁荣，边境安宁，年丰时和。李世民将魏徵视为自己的一面明镜，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自身的优点与不足，并因魏徵的逝世而痛失了一位能够指出自己错误的重要辅佐。 除了唐太宗李世民之外，其他历史人物也对魏徵给予了高度评价： - 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的王珪称赞魏徵总是怀着谏诤之心，耻于君主不及尧舜，臣子不如魏徵，表达了对魏徵高远志向和不懈努力的认可。 - 长孙皇后赞扬魏徵能用正义约束帝王的情感，称他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同时鼓励魏徵保持这份赤诚之心。 - 隋唐时期文学家褚亮评价魏徵是圣主贤臣，能在众多官员中脱颖而出，得到重用，展现出非凡的忠诚和服务能力。 - 陈子昂提到唐太宗之所以德行高于三王五帝，正是因为能容纳魏徵这样的直谏之士，开启了直言之路，广开纳谏之门。 - 元稹强调了魏徵谏诤的重要性，指出即使是最明智的君主也需要像魏徵这样智勇双全的大臣来辅助决策。 - 五代史学家刘昫、赵莹等认为魏徵的智慧并不亚于古代圣贤，他的贡献在于遇到了合适的时机和明君，得以施展才华，保护百姓。他们还特别提到了魏徵谏议的深度和广度，认为其言论可以作为万代王者的法则。 - 宋祁、欧阳修感叹君臣之间的默契不易得，即便如魏徵这般忠诚且睿智的大臣，也难以避免受到猜忌和诽谤，但魏徵的正直和勇气仍然被广泛赞誉。 - 韩琦高度赞扬了魏徵的谏诤精神及其对于仁义之道的坚持，视魏徵为理想的臣子典范。 -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玄烨（康熙）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魏徵作为大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调了明法度、训国人的重要性，同时也认可了魏徵在历史上留下的良好声誉。 综上所述，魏徵以其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对国家的深刻理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其事迹和思想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 第52章 犯颜直谏的巍徵(8) 魏徵在中国历史上以直言不讳的谏臣形象着称，他的许多轶事典故不仅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也揭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和个性特点。以下是几个流传广泛的关于魏徵的轶事： 不避故主 魏徵最初是为太子李建成效力，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权力斗争中，魏徵站在了李建成一边，为其出谋划策。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即位后，追赠李建成、李元吉王爵及谥号，并重新安葬了二人。在下葬之日，魏徵和王珪作为李建成东宫旧僚，没有选择躲避，而是主动请求陪同送灵车至下葬地。这一举动显示了魏徵对旧主的忠诚，同时也赢得了李世民的理解和尊重，命令所有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属一同参加送葬仪式。 态度妩媚 尽管有人认为魏徵为人疏慢，但李世民却有不同的看法。据记载，李世民曾评价魏徵的态度“只觉得是妩媚”，这表明即使魏徵在朝堂上表现得严肃认真，但在李世民眼中，他的举止却是温和而有吸引力的。这种评价反映了李世民对魏徵个人品质的认可，以及两人之间超越常规君臣关系的信任和默契。 亡失一镜 魏徵去世后，李世民感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这段话深刻表达了李世民对于失去魏徵这样一位能够直言进谏的大臣的惋惜之情。魏徵离开后，李世民还派人前往其家中取回了一封未完成的遗表，上面简短地提到了任用善人的重要性，并提醒李世民要警惕个人情感影响判断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嗜吃醋芹 魏徵虽然在朝堂上以严肃的形象示人，但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喜好。根据《龙城录》的记载，魏徵特别喜欢吃一种名为“醋芹”的食物。有一次，李世民故意在宴会上准备了三杯醋芹来试探魏徵，结果发现魏徵对此美食情有独钟，很快就将它们吃完。面对皇帝的玩笑，魏徵巧妙回应说：“臣执作从事，就好这一口罢了。”这句话既体现了魏徵幽默风趣的一面，也让李世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事后，李世民对魏徵的真诚感到敬佩，长时间的思考着这次交流的意义。 这些故事生动地描绘了魏徵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不仅展示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卓越贡献，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魏徵。通过这些轶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魏徵的性格特征及其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的特殊关系。 主要作品 魏徵作为唐朝初期的重要政治家和文学家，其作品对于后世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虽然他个人的文集《魏徵集》二十卷在历史流传中已经散佚，但通过后人的整理与辑录，我们仍然能够窥见魏徵的部分文学创作和思想精华。 1. 《魏郑公集》 - 清光绪年间，王浩辑录了《魏郑公集》四卷，其中收录了魏徵的文章二十四篇、诗歌三十五首，并被编入《畿辅丛书》。这部辑录为研究魏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群书治要》 - 魏徵奉命主持编撰的《群书治要》五十卷是一部重要的文献汇编，它撷取了从五帝到晋代的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书中关于治国理政的精华，旨在为李世民提供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参考。此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保存古代文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隋书》序论及其他史书总论 - 在编纂唐初八史的过程中，魏徵负责主修《隋书》，并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论以及《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这些序论和总论体现了魏徵对历史事件深刻的见解和严谨的态度，特别是他对《隋书》的贡献，包括着名的《经籍志》，极大地提升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4. 自撰作品 - 魏徵还撰写了一些其他着作，如《诸王善恶录》，记录了诸王的行为事迹，用以警示后人；此外，有关魏徵言论的记载也散见于《魏郑公谏录》《贞观政要》等书籍之中，这些都是了解魏徵思想及其谏诤活动的重要来源。 5. 诗文收录 - 除了上述专门着述外，《全唐文》和《全唐诗》也分别收录了魏徵的文章和诗歌，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他的诗歌多为祭祀乐歌，语言庄重典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礼仪制度。 尽管魏徵的原作大多已失传，但他留下的作品以及后人对其言行的记录，都为我们理解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魏徵的作品不仅是唐代文化的宝贵遗产，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启示。 籍贯争议 关于魏徵的籍贯问题，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但综合各种文献和碑记资料来看，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魏徵原籍为“巨鹿郡下曲阳县”。以下是几种主要的说法及其来源。 1. 巨鹿曲阳（或下曲阳）说： - 据唐玄宗时期的《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记载，魏氏家族为“巨鹿曲阳人”。 - 《邙洛碑志三百种》中《魏华墓志》提到魏徵之孙魏华为“巨鹿下曲阳人”。 - 唐初杜淹在《文中子世家》中提及王通的门人中有“巨鹿魏徵”。 - 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编撰的《北史》记载魏徵的从兄魏收为“钜鹿下曲阳人也”。 - 唐宪宗时的《元和郡县图志》、唐末的《魏公先庙碑》以及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五·河北道四·相州安阳县》均记载魏氏为“巨鹿曲阳”。 2. 内黄说： - 《贞观政要》提到：“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这表明魏徵家族后来迁移到了相州的内黄。 3. 魏州曲城说： - 五代时期修成的《旧唐书·卷七十一》载：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也。 - 北宋中期的《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则称魏徵为“魏州曲城人”。 4. 其他说法： - 《浙江魏氏分徙录》中提到魏徵由曲阳迁至彰德府之安阳县。 - 《晋州重修儒学明伦堂碑记》提到魏徵为“赵魏人”。 尽管有不同记载，但大多数史料都倾向于认为魏徵祖籍为“巨鹿郡下曲阳县”。《辞海》修订本也综合诸说，指出魏徵为“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祖籍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一说馆陶（今属河北）人”。现代学者赵才萱在其着作《大唐名相魏徵传》中同样支持这一观点。因此，根据现有资料，可以得出结论：魏徵的祖籍应为巨鹿郡下曲阳县，而他本人可能在晚年或其家族曾在相州之内黄居住过一段时间。这种解释既符合多数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解决了部分记载之间的差异。 艺术形象 魏徵在历史上的形象是一位直言不讳、忠诚正直的谏臣，而在后世的文化传承中，他的形象逐渐被神化和艺术化，成为了美好官德与崇高人品的象征。尤其是在民间传说、话本、戏曲以及小说等文学作品中，魏徵的形象更加丰富多彩，甚至带有了超自然的色彩。 1. 神化形象 - 在一些传说中，魏徵不仅在人间担任名相，在地府和天堂也被视为良佐。有的故事将他描绘成半人半神的存在，赋予了他跨越阴阳两界的特殊能力。 2. 《西游记》中的魏徵 - 在明代吴承恩所着的小说《西游记》里，魏徵的故事得到了完整的叙述，特别是“梦斩泾河龙”的情节。根据小说里描述，魏徵作为唐朝丞相，同时兼任地府曹官，负责监斩触犯天条的泾河老龙王。老龙请求唐太宗李世民求情，但最终因魏徵午时三刻梦中灵魂出窍而被斩。这一事件导致老龙阴魂不散，不断惊扰唐王，迫使魏徵采取措施保护李世民，包括派遣秦琼、尉迟恭守卫宫门，并最终亲自持剑守护后门。为了减轻两位将军的辛苦，唐王命画师绘制他们的画像贴于门前，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门神文化。此外，《西游记》中还描写了魏徵大胆营救被押至地府受审的唐王，展现了其智勇双全、忠心耿耿的一面。 3. 门神文化 - 由于《西游记》中关于魏徵保护唐王的情节广为流传，秦琼、尉迟恭与魏徵便成为了民间信仰中的门神。人们会在春节期间或需要避邪镇宅时，在家门口张贴这三位英雄的画像，以祈求平安吉祥。这种习俗不仅体现了人们对魏徵及其同僚英勇事迹的认可，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正义力量的崇敬和向往。 4. 其他传说 - 除了《西游记》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传说围绕着魏徵展开。例如，“香石伴随下界”讲述了魏徵如何通过特殊的石头与神仙沟通；“雷劈赃官”则表现了他对腐败官员毫不留情的态度。这些故事虽然未必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却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理想化的魏徵——一个既能在现实中为民请命，又能在神话世界里伸张正义的人物。 总的看来，魏徵的艺术形象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人物范畴，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忠诚、智慧和勇气。无论是作为历史上真实的谏臣，还是文学作品中被神化的英雄，魏徵都以他的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发展。 第53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1) 姚崇（650年－721年9月28日），本名元崇，字元之，是唐朝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作为嶲州都督姚懿之子，他成长为一位着名的政治家和名相，在武则天、唐睿宗和唐玄宗三朝担任过宰相。姚崇初以挽郎入仕，因他在契丹侵扰河北时处理军务条理分明而获武则天赏识，逐步升迁至兵部尚书，并名列宰相。神龙元年（705年），他协助张柬之发动神龙革命，迫使武则天还位于唐中宗，因此受封梁县侯。在唐睿宗与唐玄宗时期，姚崇继续推行社会改革，提出了《十事要说》，致力于革除弊政、整顿吏治、抑制权贵和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姚崇还撰写了大量表奏文章及《遗令戒子孙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警告时人注意言辞并诫勉子孙简办丧事，避免家族因为争产而分裂。姚崇于开元九年离开，享年七十二岁，走后被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其一生对唐朝的繁荣发展贡献卓着。 早期经历 姚崇祖籍在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出身于江南的世家大族吴兴姚氏。由于家族先辈因官职原因向北迁移，姚崇一家最终定居于陕州硖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年轻时的姚崇性格洒脱，重视气节，不仅勤练武艺，还喜好打猎，但二十岁之后他转变了态度，发奋读书，并以孝敬皇帝（李弘）挽郎的身份进入仕途。姚崇通过考中下笔成章举，展示了其卓越的文字才能，随后被授予濮州司仓参军一职，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随着经验的积累，以及出色的能力，姚崇逐步晋升，直至担任夏官郎中，这个职位属于兵部，负责军事相关事务。姚崇在这一职位上展现出了优秀的组织与管理才能，尤其是在处理契丹侵扰河北期间的复杂军务时，因其高效有序的工作方式而获得赏识，为他日后成为唐朝的重要政治家打下了基础。 武周宰相 姚崇在武则天时期的仕途展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原则性。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与孙万荣发动了营州之乱，攻陷河北数州，造成严重的军事危机。在这个动荡时期，姚崇发挥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冷静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使得军机事务虽然繁忙却依然井然有序，因此深得武则天的赏识，并被擢升为夏官侍郎（兵部侍郎）。随着他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圣历元年（698年），姚崇升任了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之一，后来又改任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并兼任相王府长史。 长安四年（704年），考虑到自己母亲年迈需要照顾，姚崇请求辞去官职。武则天虽然免去了他的宰相职务，但仍保留了相王府长史一职，以便他能有更多时间奉养老母。不久之后，武则天再次任命姚崇兼任夏官尚书（兵部尚书）和平章事（宰相），但姚崇出于对相王（即后来的唐睿宗）利益的考虑，拒绝了这一任命，认为自己作为相王府属官不应执掌兵权。武则天接受了他的理由，改任他为春官尚书（礼部尚书）。 到了武则天晚年，男宠张易之试图将长安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往定州充实自己的私置寺院，这引起了僧人的不满并上诉。面对张易之的干涉，姚崇坚持公正处理此事，拒绝了张易之的要求，最终停止了僧人的调动。此举虽然得罪了张易之，导致被贬为司仆寺卿（负责车马等事物的官员），但姚崇仍然保留了宰相头衔。九月，姚崇被派遣到了灵武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并在这个期间举荐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宰相，显示了他对人才的识别和推荐能力。姚崇的行为体现了他不仅是一位有能力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在权力面前能够坚持正义，不畏强权。这些行动也为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朝野互任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发动了着名的神龙政变，成功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拥立唐中宗李显复辟唐朝。姚崇恰逢此时回到京城，得以参与了这次政变的密谋，并因功被赐爵梁县侯，实封二百户。然而，不久之后，姚崇即被外放为亳州刺史，随后在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担任刺史。 到了景云元年（710年），随着唐睿宗李旦的继位，姚崇被召回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后升任中书令。姚崇与宋璟协力合作，致力于革除唐中宗时期遗留下来的弊政，他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任用忠良、贬黜奸佞、赏罚分明以及杜绝请托等，这些举措使得国家法度重新得到整饬，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国家再现了贞观、永徽时期的治世风貌。 然而，在唐睿宗复位后，太平公主开始干预起了朝政，诸王手中都握有兵权，这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为了稳定局势，景云二年（711年），姚崇与宋璟秘密上奏唐睿宗，建议将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外放为地方刺史，同时调整岐王李隆范和薛王李业的职位，由羽林将军改为东宫属官，并提议让太平公主迁居东都洛阳。这个建议激怒了太平公主，她指责李隆基，导致李隆基被迫向皇帝上奏称姚崇离间宗室关系。结果，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后来又先后担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等职。 尽管屡次遭遇政治上的挫折，但姚崇在其任职的地方依然保持简肃的政法作风，吏治清明，因此得到了当地百姓的高度赞扬，并为其立碑颂扬。姚崇的一生体现了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对正义的坚持，即便是在逆境中也未改变其治理国家和服务人民的决心。 第54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2) 辅政开元 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成功除掉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巩固了皇权。随后，他前往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检阅军队。当时，姚崇正在担任同州刺史，由于同州距离新丰不到三百里，按朝廷规定应到行在见驾，而唐玄宗也秘密召见姚崇前来。 姚崇到达后，与唐玄宗深入讨论国家大事，两人侃侃而谈，话题广泛且深入，不知疲倦。唐玄宗对姚崇的见解非常满意，有意任命他为宰相。面对这一机会，姚崇提出了十条政治主张，涵盖了广泛的改革措施，旨在革除积弊、振兴国家。这十条主张包括但不限于整饬制度、罢免冗余职位、合理选用官吏、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唐玄宗欣然接受了姚崇的所有建议。 次日，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封为梁国公，不久又升任紫微令（即中书令）。作为宰相，姚崇积极推行新政，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致力于清除旧有的弊端，建立新的秩序。他注重整顿吏治，精简机构，淘汰不称职的官员，同时提拔有才德之人。他还特别强调发展生产，采取措施鼓励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些努力为“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姚崇的改革措施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行政效率，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唐朝在开元年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这些贡献对于唐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灭蝗救灾 开元四年（713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蝗灾应对事件，显示了姚崇作为宰相的果断与远见。当时山东地区遭受严重蝗灾，百姓因迷信而只知设祭膜拜，不敢消灭蝗虫，导致庄稼被大量啃食。面对这一危机，姚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 1.排除异议亲自督导灭蝗 姚崇上奏唐玄宗，引用《诗经》和汉光武帝的诏书，强调灭除蝗虫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灭蝗方法。他指出，蝗虫怕人且容易驱赶，建议农民们积极保护自己的田地，通过夜间焚火、旁挖坑的方式边烧边埋，以彻底消灭蝗虫。为了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姚崇还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前往各地监督灭蝗工作。 然而，姚崇的提议在朝廷内外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官员认为不应消灭蝗虫，担心这会触怒天意或违背自然规律。唐玄宗对此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面对质疑声浪，姚崇坚定地回应道：“事物的发展常有违反经典而切合潮流的，也有违反潮流而合乎权宜的。”他提醒大家古时因未能及时消灭蝗虫而导致饥荒甚至人相食的历史教训，强调即使不能完全消灭蝗虫，也比留下它们造成更大灾难要好得多。 2.敢于承担后果 黄门监卢怀慎表达了对大规模消灭昆虫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的担忧，认为这是天谴的表现，而非人力所能控制。对此，姚崇则用历史故事论证，如楚惠王吞蛭治病、孙叔敖斩蛇得福，以此说明正确的行动可以带来正面的结果。他更进一步承诺，如果因为灭蝗而招致天谴，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绝不推诿责任给他人。 3.科学组织灭蝗 一些地方官员，如汴州刺史倪若水，起初拒绝配合捕蝗行动，认为只有通过修养德行才能消除天灾，并引用前赵刘聪除蝗失败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针对这些反对意见，姚崇写信反驳说，刘聪是一个篡位者，其德行不足以战胜灾害；而当今的皇帝圣明，应当相信正义能够克服困难。他还提到古代良守的故事，指出良好的治理可以防止蝗虫入境。最终，倪若水被说服，开始配合消灭蝗虫的工作。 在姚崇的坚持和努力下，虽然连年都有蝗灾发生，但并没有造成大面积的饥荒。这次成功的蝗灾应对不仅减少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而且树立了一个依靠科学手段解决问题的典范。姚崇的做法体现了他在紧急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以及他对国家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姚崇的行动为“开元盛世”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成为了后世处理类似问题的重要参考案例。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开元四年”应是公元716年，而不是713年，后者是先天政变发生的年份。 晚年荣宠 姚崇在晚年依然深受唐玄宗的倚重，即便在他因疟疾卧床不起期间，皇帝也对他关怀备至。由于姚崇在京师没有自己的住宅，寓居于罔极寺中，患病后唐玄宗每日派遣使者数十次前去探望，并且每遇军国大事都征求他的意见。为了方便姚崇参与政务，唐玄宗采纳了黄门监源乾曜的建议，命令姚崇搬入四方馆居住，并允许家属侍奉其病榻之前。面对这一安排，姚崇认为四方馆是存放官署文书的地方，不适合病人居住，因而极力推辞。但唐玄宗回应道： “设置四方馆就是为了服务官员，朕安排您住进来，是为了国家考虑。如果可以，朕恨不得让您住进宫里，您不要推辞！” 尽管姚崇是一代贤相，但在家庭教育方面却有不足之处。他的儿子姚彝、姚异广交宾客，招权纳贿的行为受到了舆论的批评。此外，中书主书赵诲因接受胡人贿赂而被揭露，虽经姚崇极力营救，但唐玄宗对此非常不满，在赦免京城罪囚时特地注明将赵诲流放岭南。这使得姚崇感到忧惧不安，数次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继任。最终，在开元四年（716年）十月，姚崇被罢免了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即使如此，唐玄宗对姚崇仍然极为尊重，让他五日上朝一次，遇到重大政事也专门征询他的意见。 到了开元八年（720年），唐玄宗封姚崇为太子少保，但姚崇因病未能接受这一职位。开元九年九月初三日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他去世后，被追赠为扬州大都督，谥号“文贞”或“文献”，显示了朝廷对其一生贡献的高度评价。 即便在姚崇去世多年之后的开元十七年，唐玄宗再次追赠姚崇为太子太保，以表彰他对唐朝的卓越贡献。姚崇的一生不仅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改革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在个人生活中的某些遗憾，如子女教育问题，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代名相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光辉形象。 第55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3) 政治方面的主要成就 1.上书言事 姚崇提出的十条意见，实际上是为唐玄宗提供了一份治国的蓝图，旨在纠正武则天以来的一些政治问题，并预防历史上类似王莽篡汉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些建议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以及姚崇对于有效治理的看法。唐玄宗接受并实施了这些改革措施，从而开启了唐朝历史上的“开元盛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 （1）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 （2）青海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否不再贪图边功； （3）能否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 （4）能否不让宦官参政； （5）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 （6）能否不任命亲属出任公职； （7）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 （8）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 （9）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 （10）能否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而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姚崇的十条意见，区区二百余言，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 通过采纳姚崇的意见，唐玄宗展现了他的开明态度和改革决心，这也标志着唐朝开始走向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这些改革不仅促进了唐朝初期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整顿吏治 姚崇在唐玄宗朝担任宰相期间，以其强硬的政治手腕和对权力的精明操作而着称。在处理与功臣和其他政治人物的关系时展现了一些政治策略。 张说事件：张说曾经因为旧怨唆使赵彦昭弹劾姚崇，这使得两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当姚崇拜相后，张说感到不安，并试图通过岐王来寻求庇护。姚崇利用这一点，在退朝时故意落在后面，并向唐玄宗表达了对于岐王和张说之间关系的担忧。唐玄宗因此将张说贬到相州。这一举动既清除了政敌，又显示了姚崇对于皇室忠诚的态度，巩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 魏知古事件：魏知古早年受到姚崇的帮助，但在并列相位后表现出了对姚崇的轻慢。姚崇安排魏知古前往洛阳主持选官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排挤行为。之后，由于姚崇之子请托魏知古的事情被揭露，唐玄宗考虑罢免魏知古。然而，姚崇建议不要因私情而影响公正，最终魏知古被调任为工部尚书。这个案例中，姚崇展示了他能够超越个人利益，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 刘幽求、钟绍京的贬黜：这些也是姚崇在政治斗争中采取的行动之一，反映了他对潜在对手或不合作官员的严厉态度。 姚崇的行为体现了当时唐朝高层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同时也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如何巧妙地运用权力和个人影响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及实现政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姚崇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但他也注意到了公众形象的重要性，试图表现出公正无私的形象，这对于维持他的权威和支持度至关重要。此外，姚崇的这些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唐玄宗清理了早期政变中的功臣势力。 治理蝗灾 在开元四年(716），山东地区爆发了大面积的蝗灾，地方官员和百姓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敢去捕蝗虫，反而祭天祈福，甚至唐玄宗也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面对这一情况，姚崇坚决主张采取实际行动来对抗灾害，他引用魏朝时期因不灭蝗而导致严重饥荒的历史教训，强调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积极主动地救灾。姚崇指出，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当黄门监卢怀慎质疑人力能否制服天灾时，姚崇勇敢地表示愿意承担所有可能的后果，宣称消灭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并且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最终打动了唐玄宗，玄宗下令灭蝗，百姓因此免于灾难，社会秩序得以维持。 文学成就 姚崇不仅以其政治才能闻名，而且在文学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被誉为“以文华着名”。他年轻时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弱冠之年便被任命为孝敬挽郎，并通过制举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张说称赞姚崇的文章“献藻弥焕”，意味着他的作品充满了华丽而精美的辞藻，体现了极高的文才。 尽管《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中记载有《姚崇集》十卷，但这部文集已经佚失，未能流传至今。不过，《全唐诗》收录了他的六首诗作，而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续拾》又补充了两首，总计八首。这些诗歌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不乏佳作。 例如，姚崇的《秋夜望月》描绘了一个远离长安、事业受挫的人，在秋夜仰望明月时所感受到的孤独与思念之情。诗中的意象如桂树、寒影、草露等，都用来表达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文字简洁却意境深远，寄托了高远的情怀。 另外一首《夜渡江》，则细腻地描述了一次夜间渡江的经历。诗中通过对烟雾、天空、船行以及寻找岸边过程的描写，展现了夜晚江上的朦胧之美，同时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不安。尤其是中间两联对仗工整，生动地写出了从不自觉到逐渐认知的过程，动静结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可能影响到了后来王维的诗句“竹喧归烷女，莲动下渔舟”，显示了姚崇在诗歌创作上的独特贡献。总的来说，姚崇的诗歌创作既反映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也展示了唐代士人的文学素养和艺术追求。即使是在繁忙的政治生涯中，姚崇也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和探索，这使得他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诗人。 第56章 三为宰相的姚崇(4) 历史评价 姚崇作为唐朝开元年间的宰相，因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对国家的贡献，在历史上受到了高度评价。从李隆基到现代学者毛泽东，历代人物对姚崇的评价反映了他在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 - 李隆基：唐玄宗认为如果姚崇还在世，平定叛乱将不是问题，这体现了姚崇在处理国家危机方面的才能。 - 张说：称赞姚崇为“梁文贞公”，认为他是辅佐皇帝的四辅之一，才华横溢，言行举止皆为世人的楷模，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杰出人才。 - 柳芳：肯定了姚崇等贤臣在维护唐朝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以清明的政治策略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 李巽：指出姚崇等人或辅政立功，或舍身救国，成就了中兴大业。 - 崔群：对比了玄宗朝用人得失，认为初期任用姚崇、宋璟等人时国家治理良好，而后期任用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则导致混乱。 - 元稹：赞扬姚崇与宋璟铺陈大法，维持纪律，为唐朝中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 崔植：强调姚崇和宋璟二人日夜操劳，致力于使君主遵循正道，是天生的俊杰人物。 - 杜牧：称颂姚崇辅助玄宗振兴中兴事业长达三十年，期间几乎无人因犯罪入狱，体现了其治下社会的和谐安定。 - 李蔚：将姚崇视为先天、开元时期的贤哲，与天后、高宗朝的狄仁杰并列。 - 刘昫：虽然认为在艰难时期更容易发现良臣，但在太平盛世下姚崇和宋璟的表现同样出色，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保持名声清白。 - 宋祁：详细分析了姚崇和宋璟的不同特点，前者善于应对变化，后者则坚守原则，两者共同助力唐朝从中兴走向强盛。 - 司马光：多次提及姚崇，不仅赞赏其行政效率，还特别提到了他在军事事务上的记忆力以及与宋璟合作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评论了姚崇的性格特征及其对其他宰相的影响。 - 苏辙：将姚崇与其他名臣比较，认为尽管他们未能完全媲美房玄龄和杜如晦，但都是各自时代的佼佼者，促进了开元、元和时期的繁荣。 - 归有光：认可姚崇在整顿吏治、修复制度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指出他擅长根据个人能力选择合适的官员，因此被誉为通达之人。 - 蔡东藩：一方面肯定了姚崇的才识，另一方面也批评了他的度量不足，特别是在排挤政敌方面表现出的手段。 - 毛泽东：高度评价姚崇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认为他提出的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姚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形象复杂多面，既有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实际贡献，也不乏存着一些争议之处。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他在推动唐朝走向鼎盛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被后人广泛铭记和讨论。 轶事典故 俭朴持家 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时人几乎无人能比。然而，这位资历深厚的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个人官位达到至极的开元时期，他依然“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由于他的清廉，所以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全家人只得住在离朝廷较偏远的郊区。 佛在心中 姚崇先后两次参与造像活动，并留下了《姚元之造像记》和《极南洞造窟碑》两通造像记，在《姚元之造像记》中，他除了感激母亲的养育之恩外，还祈愿母亲早登佛地，并希望天下人都能领会到佛之真谛。在《极南洞造窟碑》中，他祝愿所有姚氏亲属都能健康长大、加官晋爵、享受荣华富贵，子子孙孙常保安乐。他认为佛就在在心中，不须外求。人之生老乃平常之事。只要发自内心，以平等慈悲为怀，行善弃恶，即可获得福报。 力保百官 武则天曾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姚崇进言道：“垂拱以来因谋反罪被处决的人，大多都是由于周兴等罗织罪名，以便自己求取功劳造成的。陛下派亲近大臣去查问，这些大臣也不能保全自己，哪里还敢动摇他们的结论。被问之人如果翻供，又惧怕惨遭毒刑，与其那样不如早托生。如今酷吏诛除，我以一家百口人的性命向陛下担保，今后朝廷内外大臣不会再有谋反的人。若是稍有谋反之实，我愿承受知而不告的罪责。”武则天听后大悦道：“以前的宰相都顺从周兴等人，使酷吏得逞，让朕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到你说的话，很合朕心意。”于是赏赐了姚崇白银千两。 泣辞武皇 神龙政变后，武则天移居上阳宫，百官都为唐朝复辟而相互称庆，只有姚崇哭泣不止。张柬之对他道：“今天难道是哭泣的时候吗？恐怕您从此要大祸临头了。”姚崇道：“我长期侍奉则天皇帝，现在突然辞别，感到悲痛难忍。我随你们诛除凶逆，是尽臣子本分，今日泣辞旧主，也是人臣应有的节操，就算因此获罪，也心甘情愿。” 疏汏僧尼 唐中宗时期，贵戚竞相营建佛寺，滥度僧尼。很多富户强丁也趁机削发为僧，以逃避徭役。姚崇执政后，进言道：“佛图澄、鸠摩罗什号称高僧，也不能挽救后赵、后秦的灭亡。齐世宗、梁武帝崇信佛教，却未能免除灾殃。陛下只要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佛身，无需剃度奸诈之徒，让他们败坏佛法！”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官员筛选淘汰全国僧尼，因弄虚作假被勒令还俗的多达一万二千余人。 救时宰相 姚崇曾问紫微舍人齐浣：“我为宰相，可以和什么人相比？能比得上管仲、晏婴吗？”齐浣道：“管仲晏婴所行政策虽不能传诸后世，但在他们执政时期却能一直保持。您所制定的法度则随时更改，从这一点来看，您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那我是个怎么样的宰相？”齐浣道：“您是个救时之相。”意思是说姚崇只是拯救时弊的宰相。姚崇大喜，拍腿而言道：“救时之相，也是不容易得到的。 太庙自坏 唐玄宗将要巡幸洛阳时，太庙突然崩坏。宋璟进谏道：“陛下三年服丧未满，不可离京巡幸。发生灾变，是上天用以警诫的，陛下应停止东行。”唐玄宗又询问已经罢相的姚崇，姚崇道：“太庙原是前秦时期修建的宫殿，后被隋文帝改为太庙，又被大唐所袭用，已存在近三百年。高山若有朽坏也会崩塌，何况木料。这次太庙崩坏只是凑巧与陛下东行碰到一起，不是因为你要东行才崩塌的。陛下因关中歉收，粮运劳民，才东幸洛阳，这是为了百姓。东都百司都已做好迎驾准备，陛下停止东行，岂不失信于天下。依臣之见，陛下继续东行，至于太庙，让人修理就是。”唐玄宗大悦。 算计张说 张说曾与姚崇一同担任宰相，但常发生矛盾，对他怨恨很深。姚崇临离开时，嘱咐他儿子道：“我走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那你们就会有危险了；如果他看了，你们就将他喜欢的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你们得到碑文后，马上誊写，呈报皇帝后立即雕刻。张说一定会后悔，必会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姚崇走后，张说果然跟他料想的一样，为他写了碑文，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但随即后悔，派人索回，说是需要修改。姚崇之子告诉来人，碑文已通过皇帝审阅。张说知道后，懊悔的道：“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他！” 主要着作 姚崇不仅是唐代着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其作品涵盖了文集、诗作以及各类奏疏和赋文等。 - 《姚崇集》：姚崇着有文集十卷，虽然这部文集已佚失，但根据历史记载，它应该包含了姚崇大量的政论文章和个人创作。 - 参与修定《开元前格》：这是唐朝的一部重要法典，姚崇在其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他在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 诗文 《全唐诗》收录了姚崇的六首诗作，这些诗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情感世界，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背景，主要有：《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故洛阳城侍宴应制》、《春日洛阳城侍宴》、《奉和圣制龙池篇》、《秋夜望月》和《夜渡江》。 文章与奏疏 《全唐文》中收录了姚崇的20多篇文，这些文献记录了他的政见、治理理念以及个人修养等方面的思想，这些文章包括：《扑满赋》、《请褒赏刘子元吴兢奏》《请东都别立义宗庙奏》、《请宣示豫州鼎铭符瑞奏》、《谏造寺度僧奏》、《答捕蝗奏》、《十事要说》、《东幸疏》、《答张九龄书》、《报倪若水捕蝗牒》、《造像记》和《先师冉伯牛赞》等，期中《十事要说》这篇文特别重要，因为它概述了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十条政治建议，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基础。 姚崇的作品不仅展示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更体现了他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见解。他的诗歌表达了个人情感，而奏疏和其他文章则反映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姚崇作为一个多面手的历史形象。 第57章 有脚阳春宋璟(1) 宋璟是唐朝时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一生跨越了六个朝代，在政治上以刚正不阿、执法严明着称。宋璟年轻时考中进士，逐渐升迁至凤阁舍人，并转任左御史台中丞。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因其执法公正而受到器重。唐中宗复辟后，宋璟担任吏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职，但因得罪权贵如武三思，被排挤到地方任职。后来唐睿宗即位，宋璟回到中央，致力于革除弊政，选拔人才。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宋璟再度拜相，与姚崇一起成为开元盛世的关键人物。 宋璟坚持择才用人，确保官员们能够各司其职，为国家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敢于对皇帝直言进谏，不论是对人事任命还是政策制定，都保持了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赢得了“有脚阳春”的美誉。 除了政治上的成就之外，宋璟也是一位文人，擅长诗歌创作，虽然他的个人文集已经散佚，但《全唐诗》和《全唐文》中仍收录了他的部分作品。 宋璟被认为是唐代最杰出的宰相之一，与房玄龄、杜如晦齐名，并且与姚崇并称为“姚宋”，代表了唐代政治的最高水平。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被视为忠诚、正义和智慧的象征。宋璟去世以后，朝廷追赠他为太尉，并赐予“文贞”的谥号，这体现了对他一生功绩的高度肯定。 真王佐才 宋璟的早期生涯展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和正直的性格，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唐朝的重要政治家奠定了基础。宋璟出生于663年，即唐高宗龙朔三年，其家族原籍在广平（今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东南），是北魏吏部尚书宋弁的七世孙。 宋璟自幼展现出了过人的学习能力和文学天赋。据说他在七岁时就能写诗，并且能够背诵《服鸟赋》。到了十七岁那年，也就是调露年间（679-680年），他考中了进士，开始了自己的仕途。很快年轻的宋璟被任命为上党县尉，期间撰写了《梅花赋》，此赋得到了当时担任绣衣直指使者的苏味道的高度评价，称其为“真王佐才”，从而使得宋璟名声大噪。在苏味道的举荐下，宋璟改任合宫尉，开始了他在朝廷中的职业生涯。 长寿三年（692年）这一年，对于宋璟来说非常重要。当他在一次官员考核中被评为“判入高等”时，引起了武则天的关注。武则天亲自询问他的意愿后，授予他录事参军一职。不久之后，又被召回朝中，担任监察御史里行。 按照当时的礼制，宋璟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回家守孝。服丧期满后，正式授以监察御史职位，并逐步升迁至殿中侍御史、凤阁舍人等重要职务。这些经历不仅证明了宋璟个人的能力和潜力，也显示了武则天对他的重视。宋璟在青年时期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为日后在唐朝政坛上的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梅花赋》流传至今，但现代学者对其是否确为宋璟所作存在争议。不过，这并不影响宋璟作为一个杰出政治人物的历史地位。 克全声迹 长安三年（703年），当御史大夫魏元忠被张易之、张昌宗诬告时，凤阁舍人张说被迫作伪证。然而，在同僚宋璟以及殿中侍御史张廷圭、左史刘知几等人的鼓励和支持下，张说最终在朝廷上如实陈述事实，保护了魏元忠免遭不实指控。 -宋璟对张说的劝诫强调了个人名誉和气节的重要性，即使面临风险也要坚持真理。这种态度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义”，即为了更大的善而牺牲个人利益。尽管宋璟认为王晙为魏元忠申辩可能引起武则天不满，但他自己也承认未能成功澄清魏元忠的冤屈，并感到惭愧。这反映了宋璟虽然重视策略，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同样坚守正义。王晙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愿意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来维护魏元忠的公正待遇。他的行为赢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证明了他在面对权力时不畏强权、勇于发声的精神。 由于张昌宗违反宫规咨询相士，宋璟请求对其进行调查，但遭到武则天赦免。之后，张氏兄弟试图向宋璟道歉以化解矛盾，但宋璟拒绝接见这二人，表明他对私人关系并不看重，更在意的是国家法律和道德标准。宋璟的态度使得二张无法通过拉拢或贿赂的方式影响他，因此二人多次尝试陷害宋璟却未得逞。这一系列行动彰显了宋璟作为一个官员的廉洁自律和他的政治智慧。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宋璟作为一位忠诚、正直且有原则的政治家形象，还反映出当时唐朝宫廷内复杂的权力博弈。宋璟的行为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典范，即无论环境多么艰难，都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 仕途跌宕 宋璟在神龙政变后的经历，尤其是他在面对权贵时的刚正不阿和坚持正义，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尚品质。神龙元年（705年），宋璟参与了神龙政变，帮助恢复了唐中宗的统治，而武则天也就此退位。之后，宋璟被提升为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谏议大夫，并改任黄门侍郎。 面对武三思的权力膨胀，宋璟坚决拒绝了他的请托，并斥责其作为外戚不应干预朝政。这一举动显示了宋璟对朝廷独立性的维护。当唐中宗因听信谗言要处决上书揭露武三思丑行的京兆人韦月将时，宋璟挺身而出，请求查实案件真相。尽管中宗愤怒不已，但宋璟毫不畏惧，最终成功说服皇帝减轻韦月将的刑罚，将其流放到岭南。此事件凸显了宋璟作为大臣的责任感和勇气。 在担任检校贝州刺史期间，宋璟面对河北地区频发的涝灾，不仅没有为武三思征收租赋，反而采取措施保障民众生活，赢得了当地官民的一致好评。宋璟在杭州、相州等地任职期间，以清廉严正着称，树立了良好的官员形象。景龙四年，宋璟被任命为洛州长史，并很快升迁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之一。他还兼任右庶子，负责辅导太子李隆基。在此期间，他致力于整顿选官制度，确保用人唯贤。 为了防止太平公主威胁到太子的安全，宋璟与姚崇共同提议让太平公主移居东都洛阳。这一举动引起了李隆基处境的不妙，最终导致宋璟被贬至楚州刺史，随后辗转多地任职。在广州担任都督期间，宋璟推行了一系列民生改善措施，如教导百姓使用砖瓦建造房屋以减少火灾风险，展现了他对地方发展的关注和贡献。 宋璟在其整个仕途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原则性和责任感，无论是面对权贵还是处理日常政务，他都坚持公正无私的态度。他的行为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第58章 有脚阳春宋璟(2) 开元辅政 开元初年，宋璟被玄宗李隆基召入朝堂，担任刑部尚书。开元四年（716年），迁官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第二年因官名改动，其所任“黄门监”改为“侍中”），接替姚崇升为宰相。宋璟居相位之后，以择人为务，随才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为玄宗所敬惮，虽不合意，也勉强采纳。 宋璟与姚崇并称贤相，号“姚、宋”。史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 开元五年（717年），宋璟随同玄宗巡幸东都，路过崤谷（今河南陕县），山高路窄，难以行走。玄宗十分恼怒，要罢免河南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怡。宋璟进谏说：“陛下方事巡幸福，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玄宗认为很有道理，就免去二人的罪。 开元八年（720年），以压制犯法官僚的申诉，又严禁恶钱流通，颇招人怨，遂被罢相，改授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策封勋官为上柱国。 开元十年（722年），京兆人权梁山聚众暴动，被镇压后，其众多遭逮捕，玄宗以宋璟兼京兆留守复审，他只治罪为首数人，余皆释放。开元十二年，玄宗东巡泰山，宋璟留守京师。玄宗将出发，对宋璟说： “卿是国家元老，为朕股肱耳目。今将巡洛阳，分别有一段时日，请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朕。”宋璟一一直言相告。玄宗将宋璟“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不久后，宋璟又兼任吏部尚书。 开元十七年（729年），宋璟升任尚书右丞相。宋璟以其智慧、公正和勇气，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姚崇一起被誉为“姚宋”，他们二人不同的治理风格共同促成了开元盛世的繁荣。 高龄而终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巡幸洛阳时，宋璟在路上拜谒，玄宗派遣荣王李琬代替自己慰问这位老臣。此后，玄宗经常派遣使者送药饵给宋璟，体现了皇帝对他的尊敬与关怀。 开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公元737年12月15日），宋璟于洛阳明教里的私宅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走后被追赠为太尉，并获得了“文贞”的谥号，这表明朝廷对他的高度评价。同时，玄宗还指派河南少尹崔释之负责宋璟的丧事安排，显示了皇家对宋璟的重视。 大历五年（770年），即宋璟去世三十三年后，着名的书法家和政治家颜真卿应宋璟后裔之邀，为宋璟撰写了碑文，并亲自书写。这份碑文不仅记录了宋璟的事迹，也是书法艺术上的瑰宝。到了大历七年（772年），宋璟的墓碑终于镌刻完成并竖立在他的墓地，成为了纪念这位伟大政治家的重要标志。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将宋璟与房玄龄、杜如晦等共三十七人定为宰臣上等，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到了清朝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宋璟的名字被列入历代功臣之中，得以从祀历代帝王庙，这是对他一生贡献的认可，也象征着他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跨越了朝代的更迭。 宋璟的一生，不仅是开元盛世的一个缩影，而且他的品德与政绩也成为了后世学习和纪念的对象。通过这些后续事件可以看出，即使在去世多年之后，这位贤相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主要影响 宋璟与姚崇并列为唐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唐朝三百年间，素有“前称房、杜，后称姚、宋”的美誉，史书上常将他们二人并提，并赞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这种评价不仅反映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才能，也体现了他们在治理国家时所秉持的不同理念：姚崇擅长灵活应对各种复杂局面，而宋璟则坚持原则，维护正道。 唐玄宗统治时期，与宋璟等重臣维持了稳定的关系，这不仅提升了寒门士子的社会地位，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积极向上、刚健进取的文化氛围。开元四年（716年），宋璟被召回京师，随后接替因事退隐的姚崇再次担任宰相。此时，他重申了“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用人标准，意即选拔官员不应仅看重资历深厚与否，更重要的是个人能力和品德。 为了防止奸佞之人私下向皇帝进谗言，宋璟还提出了一项重要规定：百官奏事时必须有谏官和史官在场，确保政务透明度和公正性。玄宗对宋璟极为器重，待之如师，进出皆迎送有礼，因此宋璟提出的建设性建议大多得以采纳。由此，朝廷逐渐摒弃了任人唯亲的旧习，减少了诬谄好人的情况，政局变得清明。 宋璟为相期间，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勇气和个人操守。他不畏权贵，致力于革除旧弊，奉公守法，从不徇私情。例如，当得知叔父宋元超请求吏部优先录用自己作为候选官时，宋璟坚决拒绝，并指示吏部不得因私废公。此外，针对地方使者进京携带珍贵宝货四处送礼的现象，宋璟上奏玄宗同意后，下令所有礼品一律退回，以此杜绝侥幸求升迁之路，打击收礼受贿之风。 然而，由于压制犯法官僚申诉及严禁黑钱流通等措施触犯了一些权贵的利益，最终导致宋璟被罢免相位。尽管如此，他的正直与公正赢得了朝野上下广泛的尊敬，被誉为“有脚阳春”，象征着他像春天般的温暖人心，无论走到哪里都带来希望和光明。宋璟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高尚品德，以及他对百姓的关怀，都彰显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风范。 到了唐玄宗统治后期，随着皇帝对政治现状的满足感增加，吏治方面逐渐受到宫廷内部和宗族姻戚的影响，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徒相继掌权，迅速破坏了由姚崇和宋璟苦心经营起来的政治秩序。传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至咸阳县时，遇到一位长者对他说道： “我还记得宋璟为相时，常常直言不讳，天下因此得以平安。近年来，廷臣们忌讳发言，只知阿谀奉承，以至于陛下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草野之臣早已预见今日的局面。”这段话不仅是对玄宗后期统治的批评，也是对宋璟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高度赞扬与深切怀念。 第59章 有脚阳春宋璟(3) 历史评价 宋朝“三苏”的先祖，唐代诗人苏味道称宋璟：“真王佐才也！” 唐玄宗李隆基评价宋璟： 1古人以清白遗子孙，乃卿一人而已。 2彼卖直以取名耳。(意思是故意表示公正忠直以获取名声。） 唐宰相卢怀慎：“宋璟立性公直，执心贞固，文学足以经务，识略期於佐时，动惟直道，行不苟合，闻诸朝野之说，实为社稷之臣。” 唐朝中期着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宰相张说:“降王宰兮远国灵，歌北户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经，政画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鱼鳖宁。变蓬屋兮改篱墙，鱼鳞瓦兮鸟翼堂。洞日华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风莫飏，事有近兮惠无疆。昆仑宝兮西海财，几万里兮岁一来。舟如鸟兮货为台，市无欺兮路无盗，旅忘家兮扃夜开。越井冈兮石门道，金鼓愁兮旌旆好。来何暮兮去何早？犦牛牲兮菌难卜，神降福兮公寿考。” 张悦赞誉宋璟的原文充满了古代文言的韵味，用现代话语来说大致意思就是:\"尊敬的王宰辅啊，您的智慧如同远方神秘国度的灵光闪耀。您在北方的门户歌唱，在南方的海洋起舞。以七德之酒斟酌，用六经检验，政令统一而言语无二，使得草木茁壮生长，鱼鳖安宁。 您将简陋的房屋改变，篱笆墙也焕然一新，变成了覆盖着鱼鳞般瓦片、如鸟翼般优雅的大堂。洞穿日月的光辉，明亮得即使在夜晚也能照亮一切。温暖不因火炉而闷热，凉爽不因微风而寒冷，您的恩惠广及四方。 昆仑山的宝藏与西海的财富，虽相隔万里却每年如期而来。船只如飞鸟般轻盈，货物堆积成台，市场上没有欺诈，道路上不见盗贼，旅行者忘记了家门，夜晚也不需要锁门。越过了井冈山，穿过了石门道，金鼓声中带着愁思，旌旗飘扬美好。为何来得如此晚，却又离去得太早？犦牛作为祭品，神灵降福于您，愿您长寿安康。\" 唐史学家柳芳：“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着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 唐朝名臣、书法家颜真卿： 1于戏！逆鳞劘上，匡救之义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极。况乎文包风雅，道济生灵，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无友而独立者，其惟广平公乎？ 2惟公间气降神，应期杰出，生知礼度，天纵才明。玉立殿天子之拜，介然秉大臣之节。震电凭怒，谠言而不有厥躬；鼎镬沸前，临事而义形于色。蠢迪检押，难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谅，易古人之所难。外其身而富贵不离，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则何以异是乎？允所谓振古之元龟、皇王之威宝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寓；公之谋猷，着明日月。 唐朝时期大臣，经济学家、宰相李德裕族兄李巽：“姚元崇、宋璟、刘幽求，或辅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难，成中兴之业。” 唐朝中期政治家、宰相李绛评价：“北齐任杨遵彦（杨愔）则理，用高阿那肱则乱；隋代任高颎则理，用杨素则乱；国家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则理，用李义府、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则乱。 唐中后期宰相崔群：“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唐中期大臣、文学家、小说家元稹：“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唐朝宰相崔植：“明皇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 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唐穆宗李恒次子李昂：“俾畴贤相，以访遗裔。或血食不继，宗祊已芜。如（褚）遂良之委笏面诤、名垂史书，（狄）仁杰之恢复庙社、事形先觉，宋璟之文吏骨鲠、功参治平，（李）元纮之守规画一、时成有裕。” 唐文学家和诗人杜牧：“宋开府璟，亦进士也，与姚唱和，致开元太平者。凡此十九公，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 晚唐诗人、文学家皮日休：“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后苏相公味道得而称之，广平之名遂振。” 唐末五代时期大臣、文学家王仁裕： 1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 2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 五代时期政治家、史学家刘昫、赵莹等：1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故房、杜预创业之功，不可俦匹。而姚、宋经武、韦二后，政乱刑淫，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抑无愧焉。2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刑益难。谏诤以猛，施张用宽。不有其道，将何以安？ 北宋政治家、诗人寇准称：“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 北宋官员、文学家、史学家、词人、古文家宋祁：“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 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1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2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北宋文学家、思想家苏辙：“玄宗初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绛，后用韦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励精政事，姚崇、宋璟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观之治矣。” 宋代词人叶梦得：“唐人房乔、裴度优于德量，宋璟、张九龄优于气节，魏郑公（魏徵）、陆贽优于学术，姚崇、李德裕优于材能，姚崇蔽于权数，德裕溺于爱憎，则所胜者为之累也。” 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姚崇、李泌才相似也，崇体近实，泌用近玄；狄仁杰、宋璟器相似也，仁杰近圆，璟则方；陆贽、李绛识相似也，贽达绛遂；杜黄裳、裴度略相似也，黄裳近疏度近密。” 明清思想家学者、诗人、词人王夫之：“使得丙吉之量，宋璟、张九龄之节，韩琦之忠，姚崇、杜黄裳之才，清本源，振纲纪，以纳之于高明弘远之途，汉其复振矣乎！” 近代小说家蔡东藩： 1唐室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窃谓姚宋之才识有余，而度量不足，观其排挤张说，牵及岐王，假令因此穷治，辗转株连，岂非一场大狱？ 2姚有为，宋有守，固皆良相也。故论相体者终当以宋璟为正，次为苏颋，次为源乾曜张说。 轶事典故 镜影成相字 宋璟尚未及第时，有一天中午，他看着镜子，这时，镜中突然显现出了一个“相”字。他因此自信不已，“遂修相业”，后来果然达成了志向。 金筷表直 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玄宗曾在一次春季御宴中，让内臣把自己使用的一双金筷赐给宋璟。在唐朝，金餐具作为一种社会等级的象征，三品以下官员是不能以金银为食器的。虽然宋璟贵为宰相，但当他听说玄宗赐他金筷时，还是十分惶恐。唐玄宗见状说：“所赐的物品，不是赐给你金。而是以赐筷，来表扬你的刚正不阿。”宋璟这才接过金筷，下殿拜谢。 为官清白 开元末年，安西都护赵含章贪赃枉法，拿出大量金帛贿赂朝臣，许多九品以上的官员都接受了他的“馈赠”。后来赵含章升任范阳节度使，他的劣行才得以暴露。有关部门将此事奏陈朝廷，唐玄宗严责重臣，将对他们加以惩处。这时，没有接受赵含章贿赂的宋璟出言劝谏，玄宗这才消气，在花萼楼将这些朝臣释放。此令一出，举朝官员都拜谢，只有宋璟“衣冠俨然，独立不拜”。第二天，宋璟入朝奏事，玄宗称赞他是古人所说的“以清白遗子孙”的独一无二之人。宋璟说：“赵含章的贿赂，从不找上臣家大门，并非臣不接受呀。”玄宗听后，“深嘉叹之”。但到安史之乱时，玄宗在成都曾与给事中裴士淹谈论宰相。当提到宋璟时，玄宗却说：“他是沽名卖直之人。 阳春有脚 唐中宗时，宋璟因直言触怒中宗，被贬为刺史。到地方后，他廉洁奉公，尽力为百姓做好事，使当地民风变得淳朴起来，家家户户都安居乐业。后来，宋璟在广州任都督。当时广东人都用茅竹建房子，经常发生大火。宋璟教他们用砖瓦盖房，减少了火灾，造福了百姓。后来他当了宰相。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宋元超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照顾。宋璟得知这事后，特地关照吏部不能给他官做。 当时唐玄宗很宠幸曾为家奴的王毛仲，朝廷上下，巴结他的人很多。王毛仲的干女儿要出嫁，唐玄宗问他还缺什么。王毛仲说有一位客人请不来。唐玄宗说：那一定是宋璟了。当时人们称赞宋璟像长了脚的春天（有脚阳春），走到哪里，就把光明和温暖带到哪里。 铁心石肠 宋璟性格刚毅，尝作《梅花赋》。皮日休《桃花赋序》称宋璟“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媚婉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此后，人们多以宋璟之“刚态毅状”来比拟梅花，用“铁心石肠”之语来描况和赞誉梅花。 端午更名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与初同义，晋代成书的《风土记》里说：“仲夏端午。端者，初也。”因五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为午月，故初五作端午。据说在唐玄宗时，因为他的生日是八月初五日，宋璟建议要避讳，于是就把“端五节”改为“端午节”了。 交好王晙 宋璟素来喜欢用诙谐的话开玩笑，平常也不那么严肃。他和名将王晙是莫逆之交，到了晚年友情愈加深厚。他们之间的谈笑，他人也不计较。 遗德流播 天宝年间，御史吉温因为私怨陷害御史中丞宋浑（宋璟之子），使其降职至贺州任职。殿中侍御史颜真卿说：“怎能因一时气愤就想害宋璟的后代呢？ 主要作品 宋璟工诗善赋，少时以《长松篇》《梅花赋》献于苏味道，知名于时。但后世学者多认为传世的宋璟《梅花赋》为伪作。《新唐书·艺文志四》着录文集10卷，今已佚。《全唐诗》存诗6首。《全唐文》存其文18篇。其主要作品如下: 诗歌 《奉和御制璟与张说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蒲津迎驾》《送苏尚书赴益州》 赋 《梅花赋》（被认为是伪作） 文章 《三月三日为百官谢赐宴表》《谢观内宴表》《请停东宫上礼表》《贺雨表》《乞休表》《定诸王公主封邑名号奏》《请恤卢怀慎家口奏》《请停仗内音乐奏》《请罢悲田奏》《论颁示兴庆符命奏》《请停广州立遗爱碑奏》《请缓令王惠充使往车鼻施奏》《论修德刑疏》《谏筑坟逾制疏》《对集百姓不便判》《对勋品判》《先师冉有赞》 第60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1) 张九龄（673年—740年，或678年—740年），字子寿，别号博物，是唐朝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士。作为唐玄宗开元盛世期间的重要宰相和杰出诗人，张九龄以其非凡的智慧和文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幼聪颖过人的张九龄，早年便展现出了卓越的文学才能，二十岁左右即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其后，在一系列的科举考试中，他表现出色，逐步晋升至朝廷要职。在开元年间，张九龄经历了多次职位调动，从最初的校书郎到左拾遗，再到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最终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成为宰相之一，肩负起了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 但张九龄的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刚正不阿坚持正义，更不愿随波逐流，因此得罪了皇帝身边的佞臣，最终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被贬为了荆州长史，离开了权力中心。四年后，这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与世长辞。 张九龄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政治领袖，也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诗人。他的诗歌以高雅深邃着称，尤其是在五言古诗方面，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感遇》十二首、《杂诗》五首等作品，以及像《望月怀远》和《旅宿淮阳亭口号》这样的名篇，都体现了他对自然美景和社会现实的独特感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此外，《曲江集》二十卷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张九龄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才华的展现，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光辉。他那种敢于直言不讳、坚持真理的精神，以及对国家繁荣昌盛所作出的努力，使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 宦官世家，少有才名 关于张九龄的出生年份，有记载为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也有说是仪凤三年（678年）。张九龄出身于一个有着深厚官宦背景的家庭，其曾祖父张君政曾任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胄则在窦州（现今的广东信宜县）担任录事参军，而父亲张弘愈亦非等闲之辈，曾在新州索卢县（位于今日广东新兴县南部）出任县丞。 自幼便展现出了非凡智慧与文学天赋的张九龄，在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下迅速成长。他不仅聪明伶俐、反应敏捷，而且对文字有着特殊的敏感度。早在九岁时，张九龄就已经掌握了写作的技巧；到了十三岁，他已经能够撰写出成熟且优秀的作品。当时，他通过书信向广州刺史王方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王方庆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并预言这位少年将来必定有所建树。王方庆的肯定与鼓励，无疑为张九龄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也为他日后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崭露头角，任官唯贤 张九龄的青年时代，是才智与勤奋交织的黄金岁月。他不仅天赋异禀，更以不懈的努力不断充实自己，并逐渐成长为一位能诗善文的年轻才俊。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凭借其卓越的才能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了仕途。 在长安三年期间，宰相张说因为直言不讳而触怒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遭到流放岭南的遭遇。途经韶州时，张说偶然读到了张九龄的文章，立刻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张说盛赞张九龄的文章“有如轻缣素练”，既能济时适用又不失高雅，遂对其厚遇有加。作为当时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张说的认可无疑为张九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激励着他在未来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神龙三年（707年），张九龄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凭借出众的表现通过了才堪经邦科的考核，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后，他奉命前往岭南执行公务，并借着这个机会探望家人。在担任校书郎数年后，尽管官职未得升迁，但恰逢太子李隆基登基成为唐玄宗，广纳贤才。张九龄应召参加了一场由皇帝亲自策问的考试，在道侔伊吕科中脱颖而出，因其出色的对策获得擢升为右拾遗。随着唐玄宗即位，张九龄又被改任左拾遗，开始了他在新朝代的政治生涯。 然而，张九龄与宰相姚崇之间的关系却日渐紧张。姚崇是唐玄宗极为倚重的大臣，掌控着国家的军政大权。即便如此，张九龄依然勇敢地向姚崇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他远离阿谀奉承之人，推荐品德高尚的人才。姚崇对张九龄的意见表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开始了对选官用人制度改革进行改革，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从而改善了吏治环境。 先天元年（712年）十二月，唐玄宗在东宫举行文学士选拔，张九龄以其卓越的才华名列前茅，再次被授予左拾遗一职。他积极向唐玄宗谏言，主张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纠正重内轻外的风气，强调选官应当优先考虑贤能而非资历。这些政策建议反映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和远见卓识，也为后来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开大庾岭 尽管张九龄与姚崇之间的关系在初期显得和谐，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出来。开元四年（716年）秋，因张九龄屡次上书直言，其观点与当时宰相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最终引起了姚崇的不满。面对这种局面，张九龄以任期届满为由，选择了辞官回乡，归养岭南。 回到故乡后，张九龄并未选择闲居度日，而是心系家乡的发展。他敏锐地意识到，大庾岭梅关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其险峻难行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物资运输。鉴于唐王朝自贞观以来近百年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岭南地区海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广州已经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开凿一条便捷的大庾岭古道显得尤为迫切。张九龄向朝廷提出了开凿大庾岭路的建议，并得到了批准。于是，他亲自担任工程主管，利用农闲时间召集民夫开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张九龄不辞辛劳，亲临现场指挥，踏勘路线，披荆斩棘。经过不懈努力，这条全长十几公里、宽近17米的道路终于修通，两旁还遍植松树，既美化了环境，又稳固了道路。新开凿的大庾岭古道极大地改善了南北交通状况，不仅使得公私贩运更加便捷高效，而且促进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与融合。张九龄为此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详细记载了这一伟大工程的意义：“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这条古道被誉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在唐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宋代时，随着大量人口南迁，大庾岭路成为了他们前往南方最便捷的路径之一。 在此期间，张九龄与曲江县尉王履震和韶州司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诗酒唱酬，互相砥砺。特别是在开元五年（717年）夏秋之际，张九龄与王履震一同前往广州，在那里写下了《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这首诗作，表达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以及对友情的珍视。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也让他的人生更加充实多彩。 第61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2) 重出官场 仕途波折 张九龄在开元六年（718年）春被召回了京城，启程之际，好友王司马亲自将他护送到大庾岭。抵达长安后，鉴于张九龄在开凿大庾岭古道上的杰出贡献，他被授予左补阙之职，并负责主持吏部选拔人才的工作。张九龄的才华与公正逐渐赢得了同僚们的广泛认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参与了多次吏部考试的人才评定工作，均以公平着称，深得人心。 开元七年（719年），张九龄改任礼部员外郎；一直到开元八年（720年），他又升迁为司勋员外郎，继续在官场稳步前进。而随着张说于开元九年（721年）再度拜相，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得以进一步加深。张说对张九龄寄予厚望，不仅因为两人同姓，更在于他对张九龄出众文才的认可。张说称赞张九龄为“后出词人之冠”，并提拔他担任了中书舍人内供奉。尽管如此，张九龄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并对张说的一些决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从而展现出了他办事公允和远见卓识的一面。 当唐玄宗决定东巡泰山进行封禅典礼时，张九龄提醒张说应谨慎选择随行官员，确保人选清正廉洁、德高望重，以免引起非议。然而，张说最终还是选择了许多亲信和低阶官员随行，这一决策果然引发了诸多不满。同时，张九龄还曾警告张说要警惕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权力扩张，但张说并未重视他的建议，最终导致自己被宇文融弹劾，被迫罢免宰相职位的后果。 在这段动荡时期，张九龄虽也受到了牵连，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开元十一年（723年），他被任命为中书舍人，继续在朝廷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便后来因与张说的关系而遭遇调职，先是从太常少卿转任冀州刺史，再到洪州都督，最后到桂州刺史及岭南按察使等职位，但张九龄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致力于地方治理，并留下了《在郡怀秋》这样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元十九年（731年）春天，张九龄从桂林出发顺流而下巡视按察广州，沿途所思所为无不反映出他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爱意与责任感。尽管仕途多舛，张九龄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与信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三度入京，谏官本色 张九龄在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被召回京师，擢升为秘书少监，并兼任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他的文才和敏捷思维使他深得玄宗的倚重，尤其是奉旨代撰敕文时，往往对御而作，无需草稿，援笔立成，展现了非凡的才华。在他的文集中，为皇帝起草的敕文多达114篇，见证了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随后，张九龄两次升任中书侍郎，于开元二十年（732年）二月转为工部侍郎，并兼集贤院学士，八月又兼任知制诰。 尽管张九龄自称已届55岁高龄，多次请求归乡奉养老母，但唐玄宗对其极为重视，不仅未批准其请辞，还特别安排了他的弟弟张九皋和张九章就近封官，以便照顾母亲。张九皋后来官至广州都督兼五府节度经略使，张九章则成为岭南节度使，均为统治岭南的重要官员。 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张九龄升任检校中书侍郎，同年十二月被授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正式主理朝政。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如在河南推行屯田、引水种稻等措施，以促进农业发展。他还坚决主张依法治国，面对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副将安禄山讨伐失败而将其押送京城请求处置的情况，张九龄敏锐地察觉到安禄山的野心，力主按军法处决安禄山以防后患。然而，唐玄宗并未采纳此建议，最终释放了安禄山，这一决策日后证明是极具争议性的。 作为宰相，张九龄坚持“王道”治国理念，提倡保民育人、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以及革新吏治、选贤择能，这些施政方针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他敢于直言进谏，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并成功阻止了武惠妃废太子李瑛的阴谋，稳定了宫廷内部秩序。对于安禄山和李林甫等人的不轨行为，张九龄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反对。 然而，随着李林甫等人势力的增长，张九龄的政治生涯遭遇了挑战。李林甫嫉妒张九龄受到皇帝赏识，不断进谗言离间君臣关系，最终导致张九龄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被调任为尚书右丞相，免去了知政事之职。即便如此，每当新宰相推荐公卿人选时，玄宗仍会问及是否有像张九龄那样的德行与才能。此外，张九龄还因为举荐的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一事触怒玄宗，再次遭受贬谪，降职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尽管仕途坎坷，张九龄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社会责任，直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他被封为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张九龄的一生，不仅是个人才华的展现，更是忠诚与智慧的象征，他对唐代政治文化的贡献，至今仍为人所称颂。 病逝曲江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张九龄请求回乡拜祭祖先。然而，在返回故乡的同年农历二月（另说五月），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与诗人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另有记载为六十三岁）。唐玄宗闻讯后深感悲痛，追赠张九龄为荆州大都督，并赐予“文献”的谥号，表彰他的一生功绩。 张九龄离世不久，安禄山果然如他所预言般发动了叛乱，引发了震撼朝野的“安史之乱”，这场动乱使唐朝从全盛时期迅速滑向衰落。当唐玄宗被迫逃亡蜀地时，回忆起张九龄当年对安禄山的警告，不禁痛悔不已。为了表达对这位先知般的宰相的敬意和怀念，玄宗派遣使者前往曲江，亲自祭祀张九龄的灵位，并追封他为司徒。张九龄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忠诚不渝的态度以及卓越的治理才能，不仅在生前赢得了广泛的尊敬，更在他身后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62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3) 文学方面的成就 张九龄，作为唐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在文学创作上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发展。他与张说同为开元时期的重要文人，但两者的诗风有所区别：张说的作品多是歌颂功业抱负，而张九龄的作品则更注重表达个人在仕途进退之间坚守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 张九龄的诗歌具有“雅正冲淡”的特点，善于通过兴寄手法来传达情感，情辞委婉而不直白，常以芳草美人等意象寄托自己的志向和情怀。尤其是他的《感遇》十二首，不仅展现了其高尚品格，也体现了楚辞的影响，以及“风”、“骚”的情韵。此外，张九龄对自然景色有着深刻的感受力，特别是月夜之景，能够将情景交融，达到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例如，他的诗作《望月怀远》中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既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观，又表达了深切的情感思念，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经典之作。 张九龄还擅长写景抒情，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山水之美与个人心境相融合的画面，这在他的一些代表作如《西江夜行》、《湖口望庐山瀑布泉》等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胡应麟评价张九龄“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并且认为他是“清澹之派”的开创者，对后来孟浩然、王维等诗人的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九龄不仅是唐代政治舞台上的关键人物，也是文学领域的一位重要诗人，他对唐诗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政治方面的主张 张九龄，这位开元盛世的贤相，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来自岭南的宰相，更以其耿直温雅、风度翩翩的形象深得时人敬重，被誉为“曲江风度”。他的正直与高尚品格，即使在他罢相之后仍为人们所怀念。据传，每当有大臣向唐玄宗推荐人才时，玄宗皇帝总会问道：“此人是否具备如张九龄般的风度？”这不仅是对张九龄个人魅力的认可，也是对他治国理政能力方面的高度评价。 在开元末年，随着唐玄宗李隆基逐渐失去对政务的兴趣，转而沉迷于享乐之中，朝廷的政治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和险恶。面对这样的局势，张九龄坚守正义，敢于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为安史之乱爆发前最后一位公忠体国、举足轻重的大臣。他对权谋斗争毫不妥协，坚决抵制武惠妃贿赂以图废黜太子的阴谋，并且勇于反对任用像李林甫和牛仙客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尽管这些行为使他屡次触怒玄宗，最终导致了他的罢相。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九龄具有远见卓识。他曾警告唐玄宗，指出安禄山“貌有反相”，预言如果不加以防范，此人必将成为未来的大祸患。遗憾的是，这一明智的谏言并未被玄宗采纳。当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逃亡蜀地之际，回忆起了张九龄生前的忠告，玄宗不禁痛哭流涕，并派遣使者前往祭奠这位已故的贤相。张九龄的一生，不仅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也彰显了其作为文人的高洁情操与深远影响。 人物总评 张九龄，这位诗文并茂、才华横溢的文学巨擘，在唐代诗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继陈子昂之后，他以雄浑之笔力排齐梁时期的颓靡之风，追溯汉魏时期诗歌的骨力与精神，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开辟了新的局面。张九龄以其非凡的诗歌创作和显赫的政治地位，不仅影响了一代诗歌的发展，更是成为了连接初唐与盛唐诗歌变革的关键人物。他的诗歌风格独具特色，既体现了岭南地区豪迈亢直的民风，又反映了他本人耿直不阿的性格。因此，张九龄的作品往往展现出了一种“雄厉振拔”、“骨峻神竦，思深力遒”的劲健之美，同时蕴含着“雅正冲淡”的盛唐气度。例如《望月怀远》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通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壮丽景象，表达了深远的情感思念，成为了千古传颂的经典之作。 张九龄的诗歌成就对岭南诗派的开创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在唐代，岭南地区仍处于文化开化的初期阶段，但张九龄的诗歌创作却为此地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从宋代的余靖到元末的南园五子，再到明代的南园后五子以及明末清初的岭南三大家，直至清代的黎简、宋湘，这些后起之秀的诗人无不受到张九龄的影响。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张九龄诗歌中的精髓，逐步形成了岭南诗派的独特风貌。 正如清代学者屈大均所言：“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这番评价恰如其分地点出了张九龄在岭南诗歌史上的开创性贡献。张九龄留下的《曲江集》至今仍流传于世，成为研究唐代文学及岭南诗歌的重要文献资料。他的作品不仅是个人艺术才华的体现，更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第63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4) 历代评价 《旧唐书》赞誉张九龄在文学与政事上的卓越表现，称其为一时之选。赞语中提到，开元年间，朝廷汇聚了众多英才。然而，历史常常显示，人们往往在开始时充满锐意进取的精神，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得懈怠，最终可能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唐玄宗初年，君主励精图治，对元老重臣极为尊崇，姚崇、宋璟等贤臣的谏言多被采纳，因此国家治理得以顺利进行，成就斐然。但随着太平盛世的延续，君主的态度悄然转变，对于身边的辅佐大臣不再保持起初的敬重，转而流露出轻视之意。君主志得意满之际，正是忠臣如张九龄竭力谏诤之时，遗憾的是，他的忠言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响应。 这段描述生动地展现了唐朝从兴盛到逐渐走向衰落的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张九龄作为一位忠诚正直的大臣，在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它不仅揭示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还体现了历史上许多明君贤相共同面对的治理难题——即如何在长久的和平繁荣之后，继续保持警醒和改革的动力。 王方庆曾预言：“此子前途无量，必能成就一番伟大事业。”而李林甫则批评张九龄：“他过于拘泥于古义，未能充分理解大局。”然而，最深刻的评价来自于唐玄宗李隆基。在他心中，张九龄不仅是国家的柱石，更是昌盛帝业不可或缺的辅弼之臣。 李隆基高度赞扬道： “支撑大厦者，依赖柱石之力；昌盛大业者，仰仗贤相之辅。张九龄生前享有荣耀之名，其品德和智慧在世时广受尊崇；逝后，他的美德亦为后人传颂不绝。为了回应众望，并遵循国制，特追赠已故中书令张九龄为司徒，以表彰其卓越贡献，并派遣使者前往韶州致祭，表达对这位伟大臣子的敬意与怀念。”这段话不仅体现了唐玄宗对张九龄的高度认可，也反映了他对这位忠诚大臣深深的尊敬和感激之情。通过追赠官职和举行祭祀，唐玄宗表达了对张九龄个人品质和政治才能的最高赞誉，同时也彰显了君主对于忠臣良将的重视和纪念。 崔群认为，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之时，则国泰民安；一旦起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则朝纲紊乱，由此看出用人得失的重要性。元稹也表示，玄宗明皇帝得到姚元崇、宋璟等贤才辅佐，使得国家法度得以维护，社会和谐。司马光指出，自玄宗即位以来，历任宰相各有专长，如姚崇通达、宋璟执法、张嘉贞善吏、张说擅文、李元纮和杜暹节俭、韩休与张九龄正直，各展所长。 吴中复评论道，玄宗早期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为宰相，带来了盛世；然而，李林甫掌权后，纪纲尽失，治乱分野由此划定。徐钧叹息，即便安禄山预兆边疆祸患，李林甫最终危及社稷，这些明显的警示当时却被君主忽视，何须千秋金鉴来记录这一切呢？ 归有光赞美道，真正的正直之臣，在万钧重压下不屈服，在雷霆威势面前不胆怯，他们直言无隐、刚正不阿、坚定不移、孜孜不倦，使君主为之改容，奸佞为之收敛，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古代的正直之臣，像排闼、折槛、引裾、坏麻之类的故事，都是正直的表现。而在历史上更为重要的正直之臣，如汲黯、萧望之、李固、宋璟、张九龄、陆贽、李沆、范仲淹、李纲等人，更是如此。 轶事典故 民间传说 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张九龄母亲卢氏在始兴已怀孕满十月仍未分娩。其父见妻身体粗大面黄体弱，疑是得了黄肿病。一日遇见一个看病兼算命的老先生，经诊断后，老先生告诉张九龄之父，“腹中胎儿乃非凡人物，因这个地方太小，容其不下，恐须到大地方出生。”听罢先生一言，张家只好迁到韶州。而张九龄据说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但张九龄出生后也曾返回始兴故里。始兴县民间流传的“捉鼠解朝廷”的故事就是来自张九龄年幼时在石头塘读书的经历。 超凡天赋 每年的中秋佳节，咏月的佳句总会在具有中华文化情结的人士心中泛起波澜。而唐代名相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远》），正是咏月的千古名句，张九龄，自幼天资聪慧，才智过人，五六岁便能吟诗作对，一时人称神童。七岁那年春天，张九龄随家人游宝林寺。宝林寺是名刹，香火鼎盛，风景秀丽，游客如云。张九龄被迷住了，看得津津有味。忽报韶州府太守率州衙官员进香朝拜。殿前香客赶忙回避。张九龄把进寺前折的桃花藏于袖中，若无其事地看着太守随从摆弄供品，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太守见九龄活泼天真十分可爱，想试试他的才气如何。便问：“你莫非想吃供果。我出个对子，若对上，就给你供果吃。”张九龄信口道：“好呀。”太守早已看见九龄袖藏桃花，就出了个上联“白面书生袖里暗藏春色”。 张九龄接口应道：“黄堂太守胸中明察秋毫。”太守思忖，这小孩真是个神童，再考考他。又出一对“一位童子，攀龙攀凤攀丹桂”，张九龄猛一抬头，正对面前三尊大佛像，触景生情，便应“三尊大佛，坐狮坐象坐莲花。”太守与随从无不惊叹：此子日后定非等闲之辈。 张九龄拿着太守赏给的供果去后面玩，被一和尚看见，以为他偷吃供果。张九龄说是太守赏赐的，和尚不信，问道： “凭什么说太守给你的？”张九龄诉说原委。和尚好生奇怪，便让张九龄说太守出的对子。张九龄念出太守上联，和尚又问: “那你又是怎应对的。”张九龄灵机一动，便说，我对的下联是：“满寺和尚，偷猪偷狗偷青菜。”和尚一听下联，心头一惊，便拔脚要追太守去说个明白。 动天墨砚 张九龄家住县城保安里，小时候在大鉴寺读书。他常用的墨有尺多长，墨砚有汤盆般大。有一回，墨砚被一只大老鼠拖走了，他很气愤，把老鼠捉来钉在木板上，并写上：“张九龄，解鼠上朝廷，若然解不到，山神土地不安宁。”然后把木板放于江中，说也奇怪，木板一下水，不是顺流南下，却是逆水北上。刹时，只闻锣鼓声在江中响起，又见木板去处旌旗飘飘，好象兵马在押鼠上京。 有一年，韶州大旱，田地干裂，禾苗枯萎。人们从早到晚都去大鉴寺求雨。张九龄目睹惨状，倍感难受，问求雨的人：“你们这样就能求得到雨吗？”求雨人说：“求得多了，老天爷就会感动。”张九龄听后仍说，老天爷是靠不住的。求雨人见这个小孩说个不停，不耐烦地说：“有本事你降些雨来。” 张九龄一听这话，不声不响地将他的墨砚放在地上，两手捧着墨磨了起来。求雨人奇怪，问他要干什么。张九龄说：“我要写状子告老天爷。”大家以为小孩说气话，不作理会。谁知，墨砚里的清水越磨越黑，天也越来越黑，待把一整条墨磨完，天空已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这时，九龄猛然拿起墨砚往天上一泼，只听哗啦一声，那盘墨水即化作倾盆大雨落了下来。全城的人都从家里跑出来，让雨水淋个痛快。打这时候起，张九龄的名字就深深刻在曲江百姓心里。 第64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5) 智谏唐明皇 张九龄棋下得好，唐明皇便常找他下棋。唐明皇不是九龄对手，却总是不服输，天天都要张九龄陪他下棋，一心要与张九龄比个高低。九龄见唐明皇迷恋下棋不理国事，心里焦急。 一日对弈，厮杀正酣时，张九龄忍不住地对唐明皇说：“陛下，天天下棋不好。”“不要紧，”唐明皇一面回答，一面提了“车”来捉张九龄的“马”。“陛下，老这样下棋，朝廷大事你怎顾得了啊？”张九龄又说。“不要紧，”唐明皇把对方的“马”吃掉了。“现在内则官吏贪污腐化，外则异族侵境，如不富国强兵，国有难，百姓就难安居。”“不要紧，朝廷有文武百官料理，你快下棋吧。”唐明皇仍摆弄棋子。张九龄便不再说话，他一边下棋，一边想法让唐明皇把“车”腾了出来。唐明皇以为得势，拿起“车”横冲直撞，连扫几子后，又在中宫线上叫“将军”。张九龄没有起“仕”保“帅”，只上一步卒。唐明皇见走法奇怪便提醒九龄。“不要紧。”张九龄若无其事。“你不顾将军，吃帅你就输了，还说不要紧。”九龄此时大笑说：“陛下，下棋好比管理国家大事，如帅一动不动，与各子不齐心，各子也不保护他，这局棋当然输啰。下棋是娱乐，国事才要紧”一席话说得唐明皇面红耳热。 凉茶命名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由长安称病南归，返故里孝养其母。相传，张九龄返故里不久所患瘴疠就是日喝两碗金银花、淡竹叶、罗汉果、甘草等药用植物熬制的凉茶得以见好。从此，人们为了表达张九龄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命此凉茶的为‘张九龄’凉茶。后者称之此凉茶为：中国最具历史文化底蕴凉茶。 不畏权奸 早在考中进士担任校书郎的时候，张九龄就以直言着称。当时唐玄宗刚刚登基，但是没有按惯例进行“亲郊之礼”，张九龄立马上书提醒履行这一朝廷重要礼仪。 唐玄宗执政中期，出现皇位的继承人之争。当时受到宠爱的武惠妃企图构陷太子李瑛，私下派宦官牛贵儿去联络张九龄，提出“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此举遭到张九龄的严厉驳斥，他不顾武惠妃其时正受玄宗宠爱，直接将此事向玄宗报告，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人身安全。所以，李瑛的太子之位终张九龄之世，都没有动摇。至于他日后被废，已是张九龄所不能及见的事了。 张九龄又是最早预见日后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狼子野心的人。起初，安禄山以范阳偏校的身份入朝报告边事，气焰骄蹇。张九龄看见此人，对朝廷重用胡人边将的做法表示担忧，对裴光庭说：“乱幽州者，此胡雏也。”后来，安禄山因奉命讨伐奚、契丹，违背指挥而导致军队大败，被时任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执送到首都长安，等待严厉处罚。张九龄上书要求按照春秋战国时期穰苴、孙武严厉治军的惯例，判处安禄山死刑。他说： “安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时诛之，以绝后患。” 但唐玄宗被安禄山迷惑，不但不加惩罚，还赦免了他。日后的局势不幸被张九龄言中，安禄山造反。唐玄宗避居四川，想起张九龄当年的忠言，为之流涕，派人到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致祭。 金鉴风采 客家人以崇文重本着称，所以在梅州，包括宗祠、祖祠在内的传统客家建筑往往会标有堂号、门联、堂联，展示姓氏源流、家训家风、先祖郡望等。以“清河”为郡望的梅州张氏的门联，虽然也有多种，但以“青钱世泽，金鉴家声”“清河世泽，唐相家声”最为知名，门楣则有“曲江衍派”，有关的“金鉴”“唐相”“曲江”指的就是张九龄和他本人的名望。 “金鉴”的来源是这样的：《旧唐书·张九龄传》记载，张九龄担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的时候，恰逢唐玄宗李隆基的生日，文武大臣纷纷敬献奇珍异宝贺寿，以讨皇帝的欢心，张九龄却呈献《金镜录》（又名《千秋金鉴录》）五卷，谏言历史上朝代的兴废之道，希望作为朝廷施行良善政策的镜鉴。当时的唐玄宗还是有些雅量的，不但不怪罪张九龄，还“赏异之”。张九龄的清操由此可见一斑。 张九龄的仕途路上得到宰相张说的赏识，两人是同宗，又是科举出身，所以张说对他很器重，认为张九龄将是“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东巡，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张说辛劳备至，从门下省的侍中升迁至中书省的中书令，于是张说引荐两个部门的“录事、主书”官员以及自己平时赏识的门生下属，“遂加特进阶，超授五品”。按理说，张九龄也属于这项政策的受惠者，但在受命起草任命诏书的时候，他劝谏张说道，官爵是天下公器，提拔官员，首先应为德望高拔的人士，其次才是业绩突出且熟悉了解的人，如果不遵循这一标准，就像一个将衣裳穿成颠倒的人，不成体统。 张九龄认为，这次封禅大典千载一遇，如果清流得不到提拔，而“胥吏末班，先加章绂”，那么天下之人一定会大失所望。可惜，张说没有接受张九龄的意见，一意孤行，果然受到海内外的广泛批评。可以说，张九龄本身就是一块“金鉴”，可惜张说这次没有听从其鉴戒之言。 第65章 刚正不阿的张九龄(6) 文化坐标 在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群益村，有一座古老的建筑，名为相公亭。此亭位于梅州通往江西的古老驿道上，历史悠久，其最早奉祀的对象就是唐代名相张九龄。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人，与梅州有何关联？当地建有祭祀他的祠宇，这个渊源在历史上有模糊的记载。清初康熙年间的《程乡县志》记载： “唐张九龄，字子寿，曲江人。微时尝游潮郡至梅州，爱其胜，不忍去。后登进士，仕至集贤院学士。人因名其地为相公坪。” 而康熙初年程乡知县刘广聪创作的《七贤祠》诗中有一首《曲江张公》： “曲江风度自翩翩，不道梅州姓氏传。为爱云山留胜迹，邮亭犹忆相公贤。” 也就是说，在梅州古老的驿道上，大概到了明朝时期已经出现了纪念张九龄的地名和建筑，原因是张九龄喜爱这片山水，曾经在此驻足，一时不忍离去，所以后人将驿道上的邮亭改作兼祭祀他的祠宇。同样，在张九龄稍后的唐代宗时期的宰相常衮，曾经过五华的岐岭，因此该地由此得名丞相岭，所以梅州人民为纪念张九龄这位唐代的贤相，将他停留过的地方命名为“相公坪”。可见，建“相公亭”的行为是有其文化根据的。 在驿道上建相公亭，其实还是梅州士民对尊贤文化的一种重构。据史料记载，张九龄于开元四年（716）秋辞官回乡闲居，经过广东北部的大庾岭，见这条连通岭南与中原的古道崎岖难行，梅关一带“人苦峻极”，于是上书玄宗皇帝开凿梅关官道，得到朝廷批准。《开凿大庾岭路序》有载：“开元四载，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饮冰载怀，执艺是度，缘磴道，拔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岁巳农隙，人斯子来，役匪逾时，成者不日。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 716年，张九龄亲自到现场踏勘，缘磴道，拔灌丛，不辞劳苦，指挥施工。梅关古道修通，全长有十几公里，路宽近十七米，路两旁遍植松树。南北交通大为改观。“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于乎罅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梅岭古道成了连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干道，被后人誉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为唐代南北交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造福了子孙后代。此后，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岭路对他们来说是最方便快捷的通衢大道。 梅关与纪念张九龄的相公亭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梅城城北五里亭—相公亭—寻乌这条驿道，是梅州通往江西筠门岭前往中原的重要驿道。旧时商贾往来、士子读书赴考，人流如织。地方官员在梅州设立了纪念张九龄的标志，并非仅仅因为他曾“到此一游”那么简单，而是将他作为推动中国南北交通的功臣来纪念的，更是以他的功名、文采和人格力量，激励北上的梅州士子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出版图书 《曲江集》堪称张九龄人生轨迹的艺术写照，它不仅收录了张九龄在官场春风得意时期的华彩篇章，也保存了他在仕途坎坷、遭逢挫折时的深沉思考与情感流露。此集不仅是个人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更反映了唐朝开元年间政治风云变幻下的文人心态。书中诗篇，无论是歌颂太平盛世还是抒发失意之情，皆能见其赤诚之心与高尚情操，是为唐代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后人对《曲江集》的评价极高，认为它是唐诗文精华之一，不仅因为其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由于它承载着一位正直大臣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张九龄的诗歌以其独特的风格着称，既体现了盛唐时期诗歌创作的繁荣景象，又展现了诗人本人卓越的才华与深刻的洞察力。他的诗作中，既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也有对自然美景的赞美，更有对人性善恶的深刻剖析，这一切使得《曲江集》成为了研究唐代历史、文化和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综上所述，《曲江集》不仅是一本珍贵的文学遗产，也是了解张九龄一生及其所处时代的窗口，更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后世学者与读者从中不仅能领略到张九龄作为一位杰出诗人和政治家的魅力，也能感受到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风貌。 籍贯争议 关于张九龄的籍贯，历史上存在范阳（今河北涿州市）、始兴、曲江（均位于今广东省韶关市）三种说法。这三种观点各有依据，反映了不同文献和时代的记载差异。 范阳说： 根据唐代徐安贞所撰《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墓志铭》（以下简称《徐志》），以及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的记录，张九龄自称及其同时代人均称其为“范阳人”。这种称呼不仅出现在他给族叔张说写的《张说墓志铭》中，在其他文书中如《大唐故源夫人墓志铭》，他也自署为“范阳张九龄”。《新表》同样将张九龄列为晋朝名臣张华的第十六代孙，表明了其家族与范阳的联系。然而，“范阳”一词在此更多地代表了张氏家族的郡望，而非实际居住地，这是唐朝时期人们常以祖先所在地或家族声望之地自称的文化现象。 始兴说： 据《旧唐书·张九龄传》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张九龄的曾祖父张君政曾在韶州担任别驾，并因此定居于始兴。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首次明确指出张九龄是始兴县人，这一观点后来被《明一统志》和《始兴县志》等地方志书所采纳，这些文献详细记录了张九龄家族在始兴的生活痕迹及其后代在当地的存在。 曲江说： 萧昕撰写的《殿中监张公神道碑》提到，张九龄家族在晋末随永嘉南渡迁至江南地区，到了唐朝则因官职而定居于曲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支持此说，认为始兴张氏源自晋司空张华之后，后因官职变迁移居曲江。此外，《徐志》亦有提及，张九龄的曾祖父张君政最终在曲江任上逝世，遂成为当地的土着居民。《旧唐书》与《新唐书》皆记载张九龄为“韶州曲江人”，并沿用至今。 虽然张九龄的家族确实有着范阳的郡望背景，但考虑到张君政在曲江任职并定居的事实，结合历史文献中对于张九龄籍贯的主流描述，可以得出结论，张九龄的实际出生地应为曲江，即今天的广东省韶关市。范阳的说法更可能是指他的家族起源或文化认同，而非具体地理上的原籍。 第66章 悲剧收场的长孙无忌(1) 长孙无忌，字辅机，是唐朝初期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作为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儿子、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兄长，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大臣，也是他的妹夫，通过这种联姻，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自幼由舅父高士廉抚养的长孙无忌，早早就与未来的唐太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在李渊晋阳起兵时，果断的加入到了李渊的阵营，并很快成为李世民最信任的谋士之一。他还策划并参与了对李世民登基至关重要的玄武门政变，因此事后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过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等要职，并最终升至宰相之位。然而，鉴于自身外戚的身份，长孙无忌始终保持谦逊，避免因功高盖主而招致非议，主动辞去了实权职务，转而接受诸如司空、司徒、太子太师等荣誉职位。 长孙无忌在唐朝法制建设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协助房玄龄制定了《贞观律》，这一法典为后来更全面的《唐律》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长孙无忌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留有《新曲二首》、《灞桥待李将军》等作品。 尽管在政治上谨慎行事，但长孙无忌还是未能逃脱权力斗争的旋涡。在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他与武后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最终不幸在显庆四年（659年）被诬陷谋反，并且在流放黔州期间，被迫自尽。直到上元元年（674年），长孙无忌的名誉才得以恢复，官爵被追复，并被允许陪葬昭陵，以示对其忠诚服务的承认。 早年经历 长孙无忌作为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子，出身于显赫的鲜卑贵族河南长孙氏家族，其家族世代都是北朝（包括北魏、北周和隋）的重要官员。在幼年时，由于不幸遭遇父亲去世，他与母亲高氏及妹妹长孙氏被异母兄长孙安业驱逐出家门，幸得舅舅高士廉收养并悉心培养。长孙无忌自小就聪慧过人，勤奋学习，精通文史，富有谋略。与后来成为唐太宗的李世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志趣相投。当时担任唐国公的李世民，因才华出众而受到长孙无忌舅舅高士廉的赏识，最终促成了长孙无忌的妹妹长孙氏与李世民的婚姻。 随着隋朝末年局势的动荡不安，李渊在晋阳（现今的山西太原）举兵反隋，成功攻入关中地区，建立唐朝，并定都长安（现今的陕西西安），开创了大唐盛世，李渊也因此被称为唐高祖。在此期间，长孙无忌前往长春宫（位于现今的陕西大荔）去拜见李渊，很快就被任命为渭北道行军典签，开始辅助那时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之后，长孙无忌便追随着李世民四处征战，屡立战功，逐步升迁至吏部郎中，并获赐上党县公的爵位，成为了李世民天策府中的核心成员之一，对初建的唐朝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参与政变 李世民在唐朝统一战争中的赫赫战功，不仅巩固了新生的王朝，也无意间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地位。这种权力的失衡，引发了李建成强烈的不安，于是他与齐王李元吉联手，屡次图谋对李世民不利，使得秦王府幕僚们深感忧虑。面对此情此景，房玄龄向长孙无忌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如今双方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一旦爆发冲突，不仅秦王府难以幸免，甚至可能动摇国家的根基。我们应当劝说秦王效仿周公之事，为了国家安定采取行动。” 长孙无忌对此深表认同，随后联合房玄龄、杜如晦等亲信，共同劝说李世民先发制人，以防止更大的灾难发生。然而，在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利用谗言成功地将房玄龄和杜如晦逐出了秦王府，这也让李世民失去了两位重要的智囊，而长孙无忌则成为秦王府中唯一坚定的支持者。 即便如此，长孙无忌依然坚决支持房玄龄之前提出的政变计划，并与舅父高士廉以及秦王府的将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费尽口舌地劝说李世民，强调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重要性。随着李建成提议由李元吉领军北征突厥，同时计划在送行宴上对李世民下手的消息传来，秦王李世民最终决定提前采取行动。 同年六月，李世民亲自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一众忠臣之士埋伏于玄武门，一举铲除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就此稳定了局势。不久后，李渊册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左庶子。至八月，李世民正式即位，史称“唐太宗”，并立妻子长孙氏为皇后，擢升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 后来，当罗艺在幽州发起叛乱时，长孙无忌又被委任为行军总管，负责平定叛乱，进一步证明了他在军事上的才能，以及作为李世民心腹的重要地位。 第67章 悲剧收场的长孙无忌(2) 担任宰相 贞观元年（627年），长孙无忌的官职变更为了吏部尚书，被定为功臣之首，并晋升为齐国公，享受一千三百户的实封。他既是李世民的开国勋臣，又是皇后的兄长，深受皇帝的信任与礼遇，甚至得以自由出入皇帝的私人住地。然而，长孙无忌的权势引起了某些人的担忧，有人秘密上书谏言，认为他的权力过大。为了表明对长孙无忌的绝对信任，李世民不仅将密表出示给他看，还召集大臣们公开表示支持。即便如此，长孙无忌依然担心权力过盛会带来不测，加之皇后也从旁劝说，最终李世民同意让长孙无忌辞去尚书右仆射一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 到了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册封长孙无忌为司空。面对这一荣誉，长孙无忌多次上表推辞，他通过舅舅高士廉再次表达对外戚担任三公可能引发“圣主私亲”非议的忧虑。尽管如此，李世民坚持任命，称此决定基于长孙无忌的才德和贡献，并撰写了《威凤赋》以表彰其辅佐之功。 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计划分封包括长孙无忌在内的十四位功臣为世袭刺史，但长孙无忌认为此举不利于国家统一治理，遂上表反对，指出这与流放无异。李世民深感遗憾，但仍尊重了长孙无忌的意见，取消了分封计划。 贞观十六年（642年），长孙无忌进拜司徒，成为唐朝帝国最高的文官之一。次年，李世民挑选了二十四位最杰出的功臣，将其画像挂在凌烟阁中，以示纪念，长孙无忌位列榜首。同年，当太子李承乾谋反案爆发时，李世民委派长孙无忌参与审讯，并在改立晋王李治为新太子后，任命他为太子太师，确保了皇位继承的稳定。 贞观十九年（645年），在李世民东征高句丽期间，长孙无忌随军出征并代理侍中职务，在安市城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迫使敌军投降。两年后，即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长孙无忌遥领扬州大都督，显示了在朝廷内外的影响力。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随着中书令马周的去世，李世民任命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同时还负责尚书省和门下省的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长孙无忌在贞观年间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是朝政决策的核心人物，也是皇室的重要支柱。 辅佐高宗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翠微宫离世，留下遗诏命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同辅佐新君。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刚刚继位的李治悲痛万分，紧紧抱住舅舅长孙无忌痛哭失声。长孙无忌深知此时稳定局势的重要性，他劝说李治应以国家大事为重，尽快返回长安处理政事。为了确保政权平稳过渡，他们决定暂时秘不发丧，并迅速安排了李治的继位事宜。六月，李治正式登基，史称“唐高宗”。长孙无忌随即被任命为了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继续兼任扬州都督，主持朝政。 作为皇后的兄长和元舅，长孙无忌在朝廷内外拥有极高的威望，他的意见往往能得到高宗李治的高度尊重。当有洛阳百姓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时，李治立即下令将其处决，彰显了对这位舅舅身居高位的信任和支持。 永徽四年（653年），唐高宗李治命令长孙无忌审理房遗爱谋反案。吴王李恪因过去的储位之争与长孙无忌结怨，长孙无忌便借机将李恪牵连进此案，指控其参与谋反。最终，房遗爱等人被处决，李恪也同样遭遇不幸，在临终前他怒斥长孙无忌滥用权力、陷害无辜。江夏王李道宗和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因为与长孙无忌的关系不佳，同样受到牵连，被流放岭南。 到了永徽五年（654年），高宗李治意图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后来的武则天）为后。担心此举会引起大臣反对，李治与武则天特意到长孙无忌家中设宴，赠送大量金银财宝，并试图通过暗示的方式寻求支持。然而，长孙无忌并未表现出任何明确的态度，反而顾左右而言它。尽管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多次拜访请求，礼部尚书许敬宗也从中斡旋，但长孙无忌始终正色拒绝，坚持自己的立场。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决心废黜王皇后，召见长孙无忌、李积、于志宁、褚遂良等重臣商议此事。李积称病未出席，于志宁则保持沉默，而褚遂良表示强烈反对。长孙无忌虽然没有公开表达反对意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褚遂良的观点。即便如此，高宗最终还是决定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这次事件让武则天对长孙无忌心怀不满，认为他接受了赏赐却不肯支持自己，这也为后来种下了报复的种子。长孙无忌在这段时期内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不仅是政治决策的核心人物，也是皇室的重要支柱，但同时也为后来的政治斗争埋下了隐患。 被贬遇害 显庆四年（659年），中书令许敬宗精心策划，指使他人向唐高宗李治呈递密奏，指控监察御史李巢与长孙无忌勾结，意图谋反。面对这一严重指控，高宗李治命许敬宗和侍中辛茂将共同审查此案。许敬宗迅速上奏，声称长孙无忌的谋反行为已初现端倪，并警告说如果长孙无忌察觉到事情败露，可能会采取紧急行动，召集同党，酿成大祸。催促李治尽快做出决断，以免夜长梦多。 李治深感痛苦，不忍心对舅舅长孙无忌施加刑罚，同时也忧虑后世史官的看法。然而，许敬宗引用了汉文帝除舅父薄昭的事例，称此举使得天下人认为汉文帝是一位明君，并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来劝说李治果断行事。最终，在未与长孙无忌对质的情况下，李治就下令剥夺了他的官职和封邑，流放至黔州，并命令沿途州府派兵押送。长孙无忌的儿子们也被罢官除名，流放到岭南。 同年七月，李治再次指派了李积和许敬宗复审此案。许敬宗派遣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负责审讯长孙无忌的谋反罪状。到达黔州后，袁公瑜立即逼迫长孙无忌自缢身亡。长孙无忌走后，家产被没收，他的近支亲属则被流放岭南为奴婢。 尽管如此，历史最终还是证明了长孙无忌的无辜。上元元年（674年），李治为长孙无忌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官爵，并允许其陪葬于昭陵。赵国公的爵位也由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翼继承。这次平反不仅修复了长孙无忌的名誉，也为唐朝历史上这段不光彩的篇章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