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户口》 第一章:卖户口的喜剧 刘巧英这几天就忙一件事。 “你要县城户口吗?一个硬币卖给你，贱卖，贱卖。我们可是花了三万大洋买的啊。“ 刘巧英是先从自家所在的住宅楼起卖的。 刘巧英家在开发区的集贤小区18栋18层，这18栋分三个单元，每个单元每层都有大中小三个套房，这一幢楼就有一百六十二户人家。 刘巧英从自家1809室紧邻的1808室门铃按起： “你要县城户口吗?一个硬币卖给你，贱卖，贱卖。我们可是花了三万大洋买的啊。“ 1808室没有开门，里边也没有人应答，刘巧英开始敲门： “你要县城户口吗?一个硬币卖给你，贱卖，贱卖。我们可是花了三万大洋买的啊。“ 1808室还是没有人应答。 刘巧英干脆举起双手拍打1808室暗红色的冰冷的防盗门： “有人要我的县城户口吗?一块钱就卖，贱卖，贱卖。” 刘巧英抡着双拳死劲捶打着1808室防盗门，直到精疲力竭瘫坐到地上; “死了，死了，没人要啊。” 刘巧英躺倒在楼道了，滚了好一会儿，哭了好一会儿，又唱了好一会儿。 刘巧英终于爬起来了。 在1807室门前，刘巧英直接捶打起防盗门。 “疯女人，滚！” 1807室里边终于传来了一个老女人的断喝声。 老女人就是不开门。 无论刘巧英怎么捶门，无论刘巧英怎么叫骂。 “滚，疯女人！” 刘巧英学说了无数遍。 刘巧英是被“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区分统一登记居民户口”的央视新闻吓疯的。 刘巧英可是受户口折磨过半辈子的女人，当年赌气咬牙买县城城镇户口，30000元足够买如今她家这120平方米的商品房的。何况她还因此丢了老家那么一大块责任田外加自留地和住宅地。而到手的城镇户口除了当初似乎给她挣回了一点面子，压根就没给得着她一点实惠。公家卖什么，什么就会贱，户口放开是迟早的事。刘巧英是很久才回过神来的，因为那个半吊子城镇户口把她悬在了空中，农业户口的地丢了，城镇有单位的人的待遇福利一点也没有分。只是刘巧英没有想到城乡统一户口登记会来的这么快，农村人原有的地自己留着，户口也要和她刘巧英一样了，亏这么大，刘巧英真的崩溃了。 刘巧英集贤小区第18栋楼卖户口足足卖了一周时间。起初上楼下楼还可以乘电梯，待住户们都知道她在忙什么，就没有人再让她进电梯了。刘巧英只得爬楼梯，每天折腾下来，鼻青眼肿就算是轻的了。 集贤小区有18栋18层高的住宅楼，刘巧英没有继续去那另外17栋楼卖户口，她得找人多的地方继续她的好买卖。 集贤小区有几处锻炼场所也有几个儿童游乐的去处，还有一个棋牌活动室，更有一个可供大妈们跳舞的小广场。 刘巧英见哪里人多就凑哪里： “有人要城镇户口吗？” “一块钱就卖。” “贱卖啊，一块钱一个，正宗的县城户口贱卖啦!” 有几次，刘巧英还真遇见了几个肯和她搭话的大妈们。 这些大妈是从外地来帮子女带小孩的，她们实在都闲得慌，都无聊得很。 大妈们围在刘巧英四周七嘴八舌接上了话。 “你叫什么啊？” “我卖户口呢。” “不是的，我们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刘巧英。” “啊，刘巧英？” “刘巧珍的姐姐还是刘巧珍的妹妹啊？” 这大妈一定也是读多了路瑶。 “不是不是，我和她没有关系。” 刘巧英无数遍的读过＜＜人生》，为刘巧珍流过一串场河的泪水，刻骨铭心得即使睡梦之中也能呓语刘巧珍的人生悲剧。 “你是哪里人?“ “三角圩的。” “哦，哦。” 读过《人生》的大妈似乎有点失望。 “刘巧英，你这县城户口哪里来的呢？“ “嫁的干部带上来的吧？” “一定是靠上什么政策农转非的。” “不是，都不是，我是买来的啊。” “也是九十年代买的吧？告诉我们，你当时花了多少钱？” “三万啊，三万元呢。” “骗人，骗人。卖户口我们都听说过，卖过八千元的，卖过五千元的，还卖过两千五百元的，最后开发区扩员，五块钱就直接办农转非户口手续了。” “我是第一批买的啊，第一批就三万元，收据我还保存着呢。” “那你怎么现在又要卖掉了啊，才一块钱就贱卖啊。” 刘巧英无语了。 “刘巧英，你这户口还有粮票吗？还有一角二分一斤的大米吗？” “刘巧英，你这户口还有油票吗？” “刘巧英，你这户口还有肉票吗？还有七角三分一斤的猪肉吗？” “刘巧英，你这户口还有布票吗？还有蜂窝煤票吗？” “刘巧英，你这户口还有副食票吗？还能买白糖买豆腐吗？” “刘巧英，你的户口能给我们分公房吗？能解决我们孙子孙女县城上学的指标吗？” “刘巧英，你这户口还能包工作吗？能让下岗人员再就业吗？” 大妈们的连珠炮震得刘巧英脑袋瓜嗡嗡作响。 “都不能喽，都不能啰。不值钱了，一文不值啰。” 大妈们兴味索然，要作鸟兽散了。 不料那个读多了《人生》的大妈冷不丁又换了个话题： “刘巧英，你的高加林会是谁呢？” “刘巧英，你一定是个有故事的女人，你就给我们讲讲你的高加林吧。” “是啊，是啊，你就说说你的人生故事吧，我们都想听呢。” 大妈们似乎又来了兴致，都附和起那个读多了《人生》的女人。 刘巧英痛苦地坐到地上，哦哦地哭了起来，那凄厉的哭声越来越大，吓飞了小区路边风景树上叽叽唧唧的小鸟们，也吓散了这群都闲得慌都无聊得很的大妈们。 “真的，从前，我只知道城市户口金贵，哪里想到这县城户口会一文不值啊，真的。” 后来，蓬头散发疲惫不堪的刘巧英走在集贤小区的路上，碰上谁都会拉上人家的衣角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句话。 “真的，从前，我只知道城市户口金贵，哪里想到这县城户口会一文不值啊，真的。” 如果被刘巧英拉着的人能耐心听她说完这句话，刘巧英就又少不了接着诉说： “真的，那是硬本子呢，那是定量户口呢，那是金不换呢。真的。” “我可是三万元买来的，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就不值钱了，真的。“ “真的，我现在贱卖了。就卖一块钱，真的。” “真的，我也是硬本子的定量户口呢，我也想卖了它呢，真的。” 被刘巧英拉久了的人往往用这句话来结束他们的尴尬。 时间长了，不幸在路上撞上刘巧英的人就不会再容许刘巧英拉上自己的衣服了。 他们或者立即改道，或者先发制人： “刘巧英，我有城市户口要出手呢，真的。” 刘巧英只得怏怏然。 小区里半大的孩子们越来越喜欢追着刘巧英玩闹了。 “刘巧英，你有城市户口卖啊，有多少啊？” “刘巧英，贩卖户口犯法呢，你不知道吗？你不害怕吗？” “刘巧英，你家男人怎么不把你关在家里啊。” “刘巧英，你有儿女吗，他们也卖户口吗？” “刘巧英，你的家人知道你疯了吗？” “刘巧英，你应该进疯人院了。” “刘巧英，小区都是城市户口了，没有谁会买你的户口的。” “刘巧英，你应该出小区上大街卖户口啊。” “刘巧英，现在流行开网店，你最好上网卖户口哦。” 被顽童们折腾久了，刘巧英就坐到路边的石凳或者木条椅子上仰头望天，一直望到小区开了路灯。 第二天，刘巧英挪到了小区大门口继续卖户口。 刘巧英学得精明了，在这集贤小区的大门口，她不再向从小区里匆匆出来的行人兜售她的县城户口了，而是专门瞄上了从小区地下车库开车出来的男男女女或者没有见过的拿着行李要进小区的陌生人。小区门岗每放行一辆小车，刘巧英就要冲撞一次车闸，直吓得车主紧急刹车，吓得门卫两腿打软。而拿着行李要进小区的陌生人，差不多都是来探亲访友的，对刘巧英莫名其妙的卖户口，免不了都得停下来弄个明明白白。 自从刘巧英卖户口以来，还没有一天有这么多人耐心听完了她的倾诉，而且还伴有摇头和阵阵叹息声。 小区物业无可奈何，让门房工作人员给刘巧英制作了一块木板牌子，牌子上抬头直书“刘巧英卖户口”，居中的广告语为： “城市户口，价格从优。” 小区物业管理部门派人拿着广告牌把刘巧英送出了集贤小区，送出了开发区，送到了距离集贤小区相当远的县城主城区的步行大街，让刘巧英在县城最繁华的地面上摆起了卖户口的小摊。 “卖城市户口啰，卖城市户口啰，数量有限，价格从优。” 送刘巧英过来摆摊的人替她吆喝了一声就跑得没有了踪影。 “谁要我的县城户口啊，一块钱一个，贱卖，贱卖啰。” 刘巧英接上口继续吆喝起来。 有人围观过来了。 城管队来人了。 最终，刘巧英卖户口卖进了城区公安分局。 刘巧英被城区公安分局送进了医院。 城区公安分局批评了城管大队，更教育了集贤小区物业管理人员。 刘巧英本来就不该被带进公安分局。 城区公安分局将刘巧英在医院安顿好之后，又几经辗转，联系上了刘巧英丈夫金阿彭。金阿彭早些年找关系办了提前病退，到苏州一家民办学校做了宿舍管理员，赚上了第二份工资，只有寒暑假才有机会回来小住，故而对刘巧英这些天轰轰烈烈卖户口之事一无所知。 第二章:少女不识户口愁 刘巧英的户口意识觉醒也不算早。 刘巧英的少年时代还是人民公社时期，那时的村叫大队，那时的组叫生产队。刘巧英自小就生活在三角圩人民公社保卫大队第三生产队。她的家人都是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农民，整个保卫大队的刘姓人家似乎也都是和她家一样。读小学之前，刘巧英甚至不记得她家里有城里人来做过客，当然也从来没有进过城里哪户人家的家门。那时的世界，在刘巧英眼里和心里，就是她所在的保卫大队第三生产队那个样子：清一色的农民世界。 刘巧英的小学一二年级是在生产队大仓库旁边的一间草房子里边读完的。那时队队都办小学低年级班，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一个年级的适龄儿童也就十几个人，一二年级学生总共不足三十人，所以都是搞复式教学。刘巧英的小学一二年级老师是她家的邻居，一个高个子男人，他也是这个队办小学唯一的老师，标准的上课带打钟，校长兼校工。刘巧英不知道这个启蒙老师是什么学历，读过多少书，只知道他就是一个农民，不过比她的父亲多认识几个字，会写阿拉伯数字。刘巧英的父亲甚至告诉她：因为这个大个子做的是轻工种，一年到头，挣的工分还没有他的多。 一句话，这个大个子启蒙老师，两年的时间里，也没有能够让刘巧英的脑海里多出哪怕一点点农村以外的印象。 刘巧英还没有见识过城里人什么样，当然也就还没有农村户口城市户口的任何概念。 三年级开始，刘巧英升到大队小学部读书了，大队小学都以大队名命名，保卫大队的小学自然就叫保卫小学了。这保卫小学就在大队部后边，两者之间只隔着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水塘。 那时的保卫小学没有护校河，更没有围墙，只有一长溜平房，平房分隔成三部分，中间是办公室和老师临时宿舍，两边分别是教室。两边的两边还分别住着一家农户。教室的前边有两个围着低矮冬青树的四方花池，花池前边就是泥地大操场，操场再前边就是那个大水塘，大水塘两边各有一条泥路通向大队部。学校的房子是青砖红瓦房，两边农户的房子则是泥墙草盖顶，大队部的房子有些是红砖红瓦房，有些也是泥墙草盖顶。 教室的后边是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教室两头两个农户家旁边各有一条南边向的小河，都止于大队部前边的一条泥面大路，因而都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护校河。 大队部就在三队的地面上，保卫小学当然也在三队的地面上，刘巧英还是在自家生产队读书。 刘巧英在保卫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保卫小学有四个老师。两个年轻老师都是保卫大队的，其中做校长的是民办教师，也是刘巧英所在生产队的。另一个是代课教师，来自第二生产队。他们也都是拿工分的，星期天还得到生产队做工。两个中年老师据说是街上的。一个来自三角圩人民公社公社部所在地的赵家舍，名字叫赵田庆，戴一副黑框大眼镜，刘巧英的家人称他叫赵先生。另一个老师被刘巧英的家人称做沈先生，是来自三角圩人民公社相邻的老集镇紫云山镇上，那时叫紫云山人民公社。 能够被刘巧英家人和各家大人们称做先生的这两个中年老师一定在保卫小学教书多年，或许就是三角圩人民公社教育界的名人了。 刘巧英听大人们说赵先生和沈先生都是公办教师，都是城里人，都是拿工资吃商品粮的。 这些全新的概念让刘巧英对赵老师和沈老师敬若神明。可望而不可即的城里人让所有保卫人那么羡慕，刘巧英和她的同学们一段时间甚至要仔细观察他们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 “跟着赵先生和沈先生好好读书，读出去读出个出息来，说不定我们的巧英也能吃上商品粮呢。” 刘巧英的妈妈差不多拿绕口令不失时机地激励起刘巧英。 每当听到刘巧英再次提起赵老师或沈老师怎么怎么的，刘巧英的母亲总是要引领着刘巧英畅想神往一番： “到那时候，我们的巧英也回保卫小学做老师，做公办老师，国家户口。” 第三章:茶瓶事故 刘巧英当然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但对这国家户口也还是没有什么别样的感觉。 刘巧英和赵老师沈老师都有过一次亲密接触。 两个本大队的年轻老师一天三顿都是回家吃饭，更不要说晚上住校了。 只有赵老师和沈老师在大队部代伙住校，只是，据学校附近的男同学研究，他们星期天也是从来不留在学校里边的，因为他们的家在街上，他们星期天是必须回家的。 沈老师大号沈之蓝，那天放完学之后提着茶瓶走到操场，碰巧遇上刘巧英和一个男生还在，就让他们替他到大队部打开水，刘巧英和那男生一人接过一只竹篾子壳的茶瓶紧抱在怀里，高兴得屁颠屁颠地往大队部去。虽然刘巧英这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茶瓶什么样，却竟然也没有顾得上停下脚步仔细研究一下这茶瓶有什么神通。大队部通信员兼伙夫的大爷带他们到大队食堂灌满茶瓶后，刘巧英又跟着那男生屁颠屁颠地往学校赶。 前些日子下过一场透雨，大队部和学校之间的池塘涨了水，刘巧英和那男生来回的池塘西头连接大队部和学校的那条泥路被水漫过，到这时候还是很湿滑。 刘巧英心里想着要小心再小心，却还是摔了一跤，跌到泥面的同时，就听到怀里“嘭”的一声闷响，刘巧英着实吓了一跳，低头看时，只见两腿之间流出来了一大摊水，还冒着白气，水里边还有像碎玻璃状的东西，也射着白光。 幸好，刘巧英跌倒时，两腿被泥泞的路面滑得分得很开，并没有被怎么烫着，在那男生的左劝右哄之下，刘巧英爬起来抱着空空竹篾子茶瓶壳，哭哭啼啼地去找沈之蓝老师的宿舍。 走到学校办公室前边的花池旁边，没有需要刘巧英们找宿舍，沈之蓝老师已经从办公室里边迎出来了，估计是刘巧英的哭哭啼啼已经让沈之蓝老师明白了什么，接过刘巧英怀中的空茶瓶壳，沈之蓝老师就嘟哝了起来： “我买你们冲茶啊！” “沈老师，不要吓着女生哎。” 办公室里传来了劝诫声，应该是赵田庆老师在说话，这个时候了，另外两名农民老师早该回家了。 “去去，回你们的家吧！” 沈之蓝老师似乎还有些悻悻然。 “沈老师不要你赔呢，不要再哭了，你们快回家吧。” 赵田庆老师走出了办公室，这才发现依然抽抽噎噎的刘巧英有些地方连棉花都露出来了的蓝底花棉裤又湿又泥。 “来来来，快来让赵老师看看有没有烫伤。” “没有烫伤哦，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赵田庆老师连声劝慰刘巧英。 “就是湿透了，会冻着的啊。天都快黑啦，要结冰了啊。快回家吧，你们的家人会不放心的。” 刘巧英这才停止了抽噎，和那男生忙着转身回家去。 “小心路上滑呀，不要再跌倒了！” 已经走出了好远，刘巧英还听到了赵田庆老师的大声叮嘱。 后来，刘巧英的妈妈听说了这件事，特地到学校向沈之蓝老师道歉并且致谢。道歉是因为刘巧英打碎了沈之蓝老师的茶瓶，致谢是因为沈之蓝老师没有要刘巧英家赔偿茶瓶胆。 刘巧英的父亲刘朗生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在生产队里一般干罱泥、耕田、挑担之类的粗重农活，虽然挣着大工分，却因为一向木讷，从来不会出头做什么，即使在家里，也没有多少发言权。 夫妻一般都是一块馒头搭块糕。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与丈夫刘朗生就天生具有互补性。陆萍芝颇有几分姿色，爽快大方，能说会道，是刘家的门面和代表。 陆萍芝是刘家的当家人，刘家的大小事情都得陆萍芝当头，刘巧英在学校里闯了祸，陆萍芝当然得出面道歉又致谢了。要知道，沈先生的那个茶瓶胆，可是值刘巧英家几斤鸡蛋呢。而农家的鸡蛋，那时一般不是自家人吃的，得卖到大队部的小店里换食盐、洋油、洋火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呢。 “巧英啊，幸好你打碎的是沈先生的茶瓶啊。你看看，这就是城里人，城里人才这么大度。有得才大度得起来。人家沈先生是国家户口，是公办教师，是月月拿工资的。人家沈先生是不在乎，是不忍心让我们家拿几斤鸡蛋赔他呢。” “巧英啊，你可得上紧读书哦。你要学人家沈先生，读中学、读大学，也拿国家户口，也月月拿工资，也做公办教师呢。” 这一回，老师沈之蓝和母亲陆萍芝让刘巧英真切地感受到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的不同了，原来农村之外别有世界，国家户口当真是个好东西，很值钱的。尽管沈之蓝老师连她有没有烫着了都没有问一声，尽管本来只有赵田庆老师才关心了她的疼痛和冷暖。 但刘巧英的确还是更加努力读书了。 期末大考，刘巧英的语文就考到了全班第一名，小作文都被赵田庆老师当作范文读给同学们听了。 语文试卷讲评课后就是放晚学，赵田庆老师特地留下了刘巧英。 刘巧英跟着赵田庆老师来到了他的宿舍。 赵田庆的宿舍就在东教室和大办公室之间，并且与大办公室相连，宿舍门就开在办公室东墙上，仅占南侧半间房子，与北侧的半间房子有到屋顶的隔墙隔着，那北侧的门也开在办公室里边东墙上的半间应该就是沈之蓝老室的宿舍了。 因为算是房子里边的房子，又是腊月的傍晚，虽然进门赵田庆就拉亮了白炽灯，甚至办公室的日光灯还投进了部分灯光，但刘巧英还是感觉赵田庆老师的宿舍并不比她家里晚间点着洋油灯亮堂多少。刘巧英当然不知道，那白炽灯至多三十瓦甚至就只有十五瓦。 紧挨着北边隔墙的东头是一张两条长凳搁起的单人竹床，床上就一条说不上什么颜色的洋布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的，靠南墙的小窗之下，摆放着一张没有桌肚子的长条学桌，学桌之上似乎有些书和作业本，桌边还有一张长条木凳。 “小巧英真是争气啊，赵老师都替你高兴呢。” 刘巧英就知道赵田庆老师叫她过来就是要当面表扬她的。 “刘巧英同学就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农家孩子，又是女生，上学才是唯一的出路，你说是不是啊？‘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赵田庆老师问了刘巧英家许多情况，从刘巧英父母的名字、年岁问到兄弟姐妹，从刘巧英父亲的成分问到刘巧英母亲的成分，从刘巧英的家境问到左邻右舍： “不容易呐，不容易哦。你家不会也重男轻女吧？你可不能什么时候也因为困难辍学哦。” 刘巧英怯怯地告诉赵田庆老师，她的母亲可指望她读书读出大出息呢，她的母亲不会让她不上书房的。 “这就好，这就好。这就不用我再担心了哦。” 赵田庆老师似乎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茶瓶的事你家里人知道了啊，小巧英有没有被打挨骂啊？” 赵田庆老师再次关心起那个茶瓶事故，还没有等到刘巧英回答，又连声说： “一定挨打了，一定挨打了。农民家的孩子打碎了东西没有不挨棍棒的嘛。” 刘巧英告诉赵田庆老师她真的没有挨打，还学说了她母亲陆萍芝的循循善诱、谆谆告诫。 “你母亲这样通情达理啊，难得，真难得呢。” “小巧英有福哦，你的母亲一定能让你成才呢。” 赵田庆老师从学桌上拿起一个低矮的四方瓶子递送到刘巧英的手上： “这是我刚刚用空的墨水瓶子，送给你。你考第一名，赵老师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奖励你。这墨水瓶就算给你第一名的奖品吧。” 刘巧英十几岁了，还是第一次捧起墨水瓶，即使在昏暗的灯光之下，刘巧英也能够从还完整的商标上认出“英雄牌蓝黑墨水”的字样来。 “记住啊，刘巧英同学，喝足了墨水，你就能有大出息了。喝足了墨水，就是国家户口，就是城里人，就是月月拿工资。记住了啊，真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哦。” 赵田庆老师一改进宿舍以来的一直的轻声细语，换作了语文课堂上才有的抑扬顿挫、声情并茂。 “啊，啊，天都黑了，你得回家了，刘巧英同学。” “祝你成功啊，小朋友。你们一定会心想事成的。” 赵田庆老师摆摆手，刘巧英走到了室外，依然双手捧着空空的墨水瓶，如同捧着她和她全家的未来。 第四章:神圣墨水瓶 刘巧英一直小心翼翼地把墨水瓶捧到了家。 陆萍芝洗手净身，点烛上香，恭恭敬敬地把墨水瓶供到了家神柜木主牌位旁边的正中位置。 刘巧英考到了第一名，这在刘家人上书房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吉人吉言，托赵先生的福，我们家的巧英读书一定能出人头地，一定能拿回个国家户口。” 陆萍芝对着空空如也的墨水瓶磕头作揖，念念有词，拜了又拜。 陆萍芝和她那个年岁的绝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虽然不是佛教徒，却笃信如来佛祖和观世音菩萨，逢年过节和农历每月初一与月半，都少不了在自家家神柜前虔诚地敬香磕头的。 即使后来破四旧立四新，即使木主牌位和灶王神龛之类的都被一焚了之，刘巧英考得的这个空空如也的墨水瓶，都能够被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接受陆萍芝，接受刘家人虔诚的供奉。只是家神柜改叫做家长柜，墨水瓶旁边的木主牌位换成了四卷本的红宝书，灶王神龛换成了忠字门，长条把香变身为盘身卫生香。当然，除了刘巧英，除了陆萍芝，除了刘家人，谁也不知道这个普通的空墨水瓶有什么特别之处，谁也不知道这个墨水瓶与赵田庆有什么关联。 但刘巧英终究还是不能继续好好学习了。 停课闹革命，刘巧英生生地在家呆了一年，游行，批斗，串联，那是大人们的事，刘巧英的这一年就是挑猪菜，跳绳，看热闹。 待到复课再上学的时候，似乎一切都改变了。连学年都不再是从年初到年末，而是从头年的暑假到来年的暑假了。学业成绩不再重要，大家都争着做红小兵和“五好生”。“又红又专”是学生们孜孜以求的，但“只红不专”与“只专不红”之类的绕口令又绕得刘巧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而最让刘巧英和她的家人不堪的还是赵田庆之死。 赵田庆是在课堂上被造反派们破门而入抓到公社社部专案组去的，据说是因为出身成份和在旧政府里边做过职员与令刘巧英全家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所谓现实表现不良。 听大人们说，当时的结论是赵田庆畏罪自杀，因而遗体还被放在门板上让人抬着游行示众了好几天。 赵田庆是刘巧英知道的第一个月月能拿工资也会自杀的城里人。 有关好人坏人的分野方面，农村人往往都是长不大的儿童，而且还是“孺子不可教也”，他们的评判都是感性的，都是凭自己的直觉。 农村人永远是道德种群，压根儿就成不了政治种群。 陆萍芝为赵田庆之死流了泪，刘巧英为赵田庆之死流了泪，刘家人都为赵田庆之死流了泪。 赵田庆奖给刘巧英的那个墨水瓶依然被供奉在刘家的家长柜上，一如既往地享受着刘家的香火。而这绵绵的香火从此大概还又添加了对赵田庆老师的默默祭拜和纪念。 其实，在好人坏人的感性评判上，农村人最终往往又都是正确无误的。事实上，多少年之后，最终的结论是，赵田庆的师道尊严决定着他这个旧知识分子实在受不了游街批斗的羞辱，从专案组放回家没有几天就自杀了。那个时候，“地富反坏右”被管制改造，像秦侩跪在岳坟之前赎罪那样，被塑泥像、扎草人以接受唾骂，差不多每个生产队都有。有头有面的人受冲击，干部靠边站也不一定都会事出有因。“自绝于人民”大概也不会仅此一例。只是他们本来都是是吃商品粮的，他们本来就是月月拿工资的，平反当然是会有的，补发全部工资当然也会有的，只是那都是后话了。 在那个后话里边，给赵田庆老师平反昭雪的结论显示，当年所谓赵田庆老师现实表现不良的传说，是因为沈之蓝老师打了不少小报告，而且基本属于深文周纳的子虚乌有。 因为这个秘密的公开，有一年早已经调回紫云山镇紫云中学做了学校干部的沈之蓝老师，为了申报职称，重回保卫小学复印自己曾经在此工作的证明材料，路经原保卫大队第一生产队时，还被当地村民拦下了他骑着的自行车，领受了好一顿责问与群体炮轰，最后甚至被拔去了自行车前后轮胎的小气嘴，害得沈之蓝老师推着瘪了气胎的自行车走了几十里路，从此再也不敢踏上这片土地。 农村人就是如此感性，如此爱憎分明，如此睚眦必报，如此能路见不平一声吼，管他冬夏与春秋。 刘巧英知道九?一三事件是很久以后的事。传达那份文件的大会是在保卫小学的泥地操场上召开的，保卫小学的全体师生和保卫大队的所有社员群众同时听到了那个“野心家”“自我爆炸”的惊天消息。 此后，一切似乎又有了些改变。 刘巧英读初中了。 当年，三角圩人民公社初中招生以大队为单位划分学区，除了原有的三角圩中学之外，边远的大队分片办联合初中，简称联中，三角圩中心小学则加开初中部，俗称戴帽初中。无论成绩好差，无论家庭成分怎么样，也无论家境和社会关系如何，小学毕业生一律直接升初中。 因为保卫大队距离赵家舍较近，保卫小学刘巧英的同班同学们都进了三角圩中心小学初中部。 说是初中部，其实也就是一个初中班，这个班级招收的是赵家舍大队和附近几个大队的农村学生，只有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小儿子是城市户口，大概因为他的姐姐就任教这个班级，他才没有如同公社级各个单位人员的子弟那样直接进入三角圩中学。 到了这个时候，刘巧英才知道，这公社社部所在地的赵家舍其实也算不上城镇，除了赵田庆那样的公办教师是本地的国家户口之外，具有城镇户口的也就是公社部分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又因为三角圩人民公社本来就是大跃进年代从紫云山人民公社划分出来的，这里的事业单位公职基本都是紫云山老集镇城镇居民的招工招干岗位，而这些招来的紫云山人，又很少拖家带口到赵家舍安营扎寨，只是过过宿舍生活，基本是周一来周六归，甚至是早出晚归。难怪有人会偷偷抱怨三角圩人民公社其实就是紫云山人民公社的殖民地了。 真正与刘巧英的保卫大队不同的是，赵家舍除了公社大院以外，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路面是红砖铺就的，大街两旁有些个保卫大队绝对不会有的单位，比如三角圩人民供销社，比如三角圩加工厂，比如三角圩农具厂，比如三角圩人民邮电所，比如三角圩人民供销合作银行，比如三角圩人民医院，比如三角圩人民大会堂，比如三角圩食品站。 最重要的是，就在刘巧英所在的学校附近，还有一家烧饼铺子，而那里的烧饼，和供销社里边的副食品加工区生产的馓子、果子之类一样，是要拿粮票和人民币购买的。 第五章:大米换烧饼 刘巧英的家到三角圩小学有约五里路远，一般情况下，和其他同学一样，午饭也是要回家吃的，只有连绵阴雨天或者寒冬下雪封路，刘巧英才可以在学校吃午饭。 三角圩小学紧邻公社机关大院，没有住宿生，当然不会有自己的食堂，单身老师要么在自己的宿舍里用煤油炉烧水做饭，要么就到公社机关食堂搭伙吃大锅饭。有家室的老师住校的，好一点的有炭炉子做饭，差一点的也和刘巧英家一样，用草烧灶做饭，住在校外的，一般也都是回家吃饭。至于学生，说是在学校吃饭，其实都是要自备的，要么从家里带熟食，要么用自己的饭盒到公社机关食堂搭锅蒸饭，每次还得交二分钱蒸饭费。当然，公社机关食堂也可以拿粮票或者大米另外加点人工费换饭票，需要就餐，带上碗筷直接拿饭票打饭吃。而像刘巧英这样的农村学生，家里一般是很少有粮票的，如果有粮票，也要么是城镇户口的亲戚接济的，要么是用大米到粮管所换取的。自己带饭或者搭锅蒸饭，吃得怎么差都可以，用饭票可都得是先拿出白花花的大米的。 每当在学校里吃午饭，自然就能多出许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刘巧英也因此多了到赵家舍街面上溜达的机会。唯一的南北街道，每个自由的午饭后，刘巧英都能来来回回走上好几趟。从南到北是七百步，从北到南也是七百步，走着走着，刘巧英脑海里竟然冷不丁冒出个套用新学的语文课文里的句子来，倒是着实吓了一跳。 如果雨雪天不适合街面上溜达，刘巧英则会到几步之外的烧饼铺打发多余的时间。“乡下人上街，不是咬饼就是相呆。”生产队里的大人们常常拿这句俗语自嘲或者相互嘲笑，刘巧英在烧饼铺里，也不能咬饼，而只能相呆。因为她没有粮票，也拿不出能买烧饼的钱。但是，来烧饼铺的次数多了，刘巧英也有新的发现。这烧饼铺能卖那么多烧饼，其实也并不是专供有粮票的城镇人口的，乡下人用小麦、面粉甚至大米，也是可以兑换到烧饼的。 这个新发现，解决了刘巧英一个由来已久的大疑问。农村妇女生小孩坐月子，吃煮馓子吃煮烧饼，连同一副猪腰子二斤猪肉和二斤红糖，据说都是有特供票供应的，而亲戚送月子礼也送馓子和烧饼却没有特供票，这馓子和烧饼到底是怎么买成的呢？ 原来都是农村人拿自家的口粮换来的。 刘巧英跟随母亲到小姨家送月子礼吃过煮烧饼，但不记得什么时候刚吃过烧饼，更没有像现在人家在烧饼铺里吃得上刚刚出炉子的热烧饼。 这特有的烧饼香要怎么诱人就怎么诱人。 刘巧英有几次亲眼看到同班的男生用蒸饭的大米来换烧饼当午饭吃。半饭盒大米总是够不上一斤，也就只能换三五个烧饼，吃得饱吗？吃得够吗？ 但无论怎么克制，刘巧英也还是有些心动了。 还当真是天助刘巧英，一场大雪过后，连续一周时间，刘巧英得在学校里吃午饭。又因为是数九严冬，不适宜早晨从家里带饭等到中午吃。这几天，刘巧英必须到公社机关食堂搭锅蒸饭，必须的。 这一周，刘巧英都不让母亲陆萍芝淘米装好饭盒，而把饭盒留在教室课桌的桌肚子里过夜，只用小布袋装上蒸饭的粮食带到学校自己淘洗。 星期一，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只有半盒蒸烂的山芋干。 星期二，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蒸出了麦片粥。 星期三，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是几根粗大的胡萝卜和黄黄的胡萝卜汤。 星期四，母亲陆萍芝破例给刘巧英带的是纯大米，中午饭，刘巧英则什么也没有吃。 星期五，母亲陆萍芝在刘巧英的小米袋子里边另加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来的玻璃罐头瓶，里边装着已经加棉花籽油和着粗盐炒成半熟的青菜：这是要让刘巧英中午吃一顿香喷喷的蒸菜饭。而刘巧英到了中午，却只是喝了半饭盒青菜汤。 星期六，刘巧英终于交回给母亲昨晚带回家的饭盒，谎称同桌的女同学大饭盒能蒸一斤米，说好今天分一半给她当中饭，自己不用再蒸饭了。 这天上午，刘巧英真的是相当的兴奋，什么数学课，什么英语课，什么语文课，刘巧英都不能集中精力听讲了，她的满是冻疮的一双馒头手，差不多就没有离开过课桌桌肚子里边的书包。书包是母亲陆萍芝亲手缝制的，布料是暗红色的回纺布。书包里边的书本和文具，星期一就已经被她拿出来了。这半天，刘巧英的冻疮手，其实是埋在书包里的大米之中取暖：整整一个星期，她已经积攒了半书包白花花的大米，差不多有三斤重。今天中午，她这个乡下小姑娘，不靠城里人的粮票，也能饱吃一顿新出炉的热乎乎的大烧饼了。 刘巧英的确在想入非非。她这个乡下小姑娘，会像她的母亲陆萍芝一样，无论怎么能干，都注定永远是农村女人吗？农村女人坐月子，总会有吃饱烧饼的机会，尽管那已经是煮烂了的放上红糖和猪油的连汤夹水的面糊糊。 一个哑炮的提问，引得老师发了一通小火，把刘巧英的思绪拉回到课堂来，刘巧英这才发现已经是上午第四节课了，政治老师正在吃力地讲解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比如孵小鸡，鸡蛋加上一定的温度可以孵出小鸡，而如果是石头，则无论有怎么样适宜的温度，是断断孵不出小鸡来的。刘巧英知道那鸡蛋还必须是色蛋，政治老师怎么就没有说呢？没有公鸡加入的母鸡鸡群，生出再多的鸡蛋，拿来孵化小鸡，其实和石头是一样一样的啊。 想着这些，刘巧英感觉到自己圆圆的脸蛋有些发烫了。刘巧英立即调转思绪：如果政治老师换一个例子，这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是不是能更通俗易懂些还又没有任何破绽呢？比如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与城里人相比，户口性质到底属于内因还是外因呢？如果我们也想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也就是像我妈妈陆萍芝说的出人头地，又得有多少外因呢？ 刘巧英结合自己的命运思考起与她的年龄与性别不相称的的哲学问题，在今人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但那时的社会曾经是人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社会，政治老师的那个鸡蛋与石头的经典例证，在刘巧英所在的生产队，当时就都是妇孺皆知的。 刘巧英被自己的问题绕得头昏脑胀，有些怏怏然了。幸好没多久就下课放中学了，刘巧英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她那半书包的大米上来。 当务之急是解决午饭问题。待老师同学全部离开了教室，刘巧英拎起那个布书包站了起来：该去烧饼铺换烧饼了。现实其实很简单，对热烧饼的梦寐以求是内因，半书包的大米就是外因，既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那这大米今天就只有让我刘巧英换成烧饼吃了才有价值了。至于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本质原因与非本质原因，它们与内因外因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就都不是现在用大米换成烧饼既填饱肚子又解决馋嘴的决定性因素了，实在不值得继续费神思辨了。 刘巧英的半书包大米二斤九两重，因为没有加工费可给，只换到了十五个烧饼。刘巧英知道拿粮票买烧饼是一两粮票贰分半钱一只，这二斤九两大米如何折算成十五只烧饼的实物交换法，一定是刘巧英一辈子也不能弄明白的大学问。 第六章:嘴是万丈深渊 但不管怎么说，这十五只烧饼还是足够刘巧英这个十四岁的农村少女饱餐一顿了，一两干面一只的烧饼，十五只毕竟也是一斤半干面制成的食物了。不过，我们也不用怀疑，只要刘巧英真正放开肚皮吃饱饭，一斤半大米的蒸饭未必吃得下，一斤半干面的烧饼还真不在话下。要知道，那个时候，农村里许多人家，“忙时吃干，闲时喝稀”，而且饭粥一般都难得纯粮食煮成，免不了还要在大米麦片面粉之中加些瓜菜之类的代食品，至于下饭菜，多是自家腌制泡制的咸菜、豆腐渣团、豆豉、面酱之类，如果偶尔奢侈一回，大人们也会干瞪眼，因为小孩们个个会像那个著名的老和尚一样，拿出“豆腐卜页是我的命，有了鱼肉我就连命都不要了”的架势大快朵颐。刘巧英虽然是少女，但毕竟是农家女孩，一年到头很少有油水下肚，解决温饱已经不易，那肚子里的空可想而知，更何况，现在装在她布书包里的还是令她朝思暮想、垂涎三尺的热乎乎、香喷喷的烧饼呢？ 刘巧英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墙角面朝墙壁蹬下，开始慢慢地品尝起她的美味了。 刘巧英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女孩，是不能落下馋嘴的恶名声的，好吃懒做，本来就是农村女人的大忌。刘巧英吃烧饼，绝对不能让同学、让老师、让任何一个认识她的人看到了，传出去，必须是鬼子的进庄：悄悄地进行。 默默地吃完第一只烧饼，刘巧英并没有吃出什么好味道，伸手从布书包里掏出第二只烧饼咬在嘴里的时候，刘巧英的鼻子有了酸酸的感觉，眼泪不由自主地扑簌簌地掉落到脚旁依然冻着的雪地上了。 刘巧英在暗暗地责备自己了，农村女孩的她，怎么也会如此嘴馋呢？一个人在这里吃独食，怎么对得起在家劳作的父母？怎么对得起处处疼她事事让她的哥哥？怎么对得起连水果糖都很少吃得上的两个妹妹呢？ 刘巧英想到了自己生产队里学校停课闹革命期间轰轰烈烈迎来的上海下放户和无锡知青点，他们都是大城市里来到农村的城里人。他们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换一个环境几乎就不能生存。但社员们觉得为他们砌房子建家、拿生产队里的粮食养着他们天经地义，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村人，他们本来就不是种地的料，他们本来就没有干体力活的命，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们本来就不该来农村。而他们既然来生产队生活了，即使大家都扎紧裤带，也不能眼睁睁地饿着他们：农村人从来没有自顾自吃独食的习惯。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到农村来遭这份罪，社员们问不着也没法问。许多人甚至都把他们比作当年来村子里发动组织农会的地下党，坚信他们总有一天还会回到大城市过他们的好生活的。 不过，同情归同情，羡慕归羡慕，社员们还是要常常取笑这些城里人的千奇百怪的馋嘴吃法，责备这些城里人怎么就学不会紧日子紧过。 城里人不懂得“口（嘴）是万丈深渊”的小道理。城里人竟然拿猪油泡饭吃；城里人竟然用猪肉丁、鸡肉丁煲粥吃、煮饭吃；城里人竟然把几角钱一斤的河虾、螃蟹当饭吃，城里人竟然那么喜欢吃膻气味十足的羊肉，而在城里人来之前，社员们养的羊子差不多都是只剥下羊皮、取了羊油卖给公社物资站，而把羊头、羊身子、羊内脏直接扔到河里或者埋到地下了事的；城里人竟然满世界打狗、打猫，吃农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吃过的狗肉、猫肉，他们难得不知道狗是土命、猫有七条性命吗？ 城里人甚至连喜鹊麻雀、连癞蛤蟆、连青蛙、连毒蛇、连乌龟王八蛋这些社员们想都不敢想还能吃的飞禽走兽都敢吃。 城里人的屋子里竟然能常年挂着咸肉、咸猪头。 城里人逢年过节回趟城，竟然差不多能把一个生产队社员家的老鸡老鸭、鸡蛋鸭蛋加价买去大包小包地运回家。 城里人难道生来就是为了一个“吃”的吗？ 而当坐吃山空之后，这些城里人在生产队里的日子又会比普通社员家还难熬。刚分回口粮的时候，他们会顿顿吃饭，而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如果没有张家李家的及时接济，他们又差不多要天天喝粥。 想着这些下放户和知青馋嘴坐吃山空立地吃陷，刘巧英不寒而栗，何况现在还是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冬？ 人家大城市的人尚且不能生来只为一个“吃”字，我一个清贫的农家女，又怎么可以馋嘴下去啊！ 而刘巧英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则更有了一种负罪感。 半包布书包大米，加些瓜菜代，就是全家六口人的一顿中饭口粮，自己就这样轻易换成了十五只烧饼，只够一个人果腹。 家人是从来不吃独食的，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家里有什么可口的菜肴，都是首先送去孝敬老人家的，即使清明、七月半、十月召之类烧纸节日，贡先仅有闷豆腐、燉砣粉，祖宗亡人享用之后，父亲也会起码分去一半送到爷爷家的。有时候，母亲看着眼巴巴紧盯着矮木桌上快要空了的碗的孩子，难免露出于心不忍的脸色，父亲的心里自然不会比母亲好受多少，但总是只有淡淡的一句话： “他们还小，吃好东西的日子长着呢。” 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敬老爱幼问题上也是从来不含糊的。 农村人里大人们都是这样，只要上有老下有小，有了吃的喝的，排在最前边的总是上人父母，紧跟着的就是下人子女，最后的一定是他们自己。至于做到爷爷奶奶外公姥姥辈的人，其排序，第一就是孙子辈，第二是儿女辈，最后的也一定是他们自己。刘巧英生来能够吃到的最好的东西，都是在奶奶家和姥姥家吃到的。 顾嘴本来应该是人类的天性，看看动物们怎样撕咬争食就能知道，但农村人总是习惯于先人后己。虽然他们常常成为弱肉强食的对象，但他们从来不弱肉强食别人，更不会相互之间弱肉强食。 母亲陆萍芝就对刘巧英讲过父亲刘朗生的一个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里那时还在吃大食堂。本来是忙时干，闲事稀，但非常时期，即使农忙时节，一般劳力，连中饭也得集体喝稀了，只有做特别重的农活的强劳力，午饭才可以例外地分到一大碗烂得差不多可以喝的胡萝卜糙粮饭。刘朗生因为是罱泥高手，每天上午，撑条大木船到五六里外的串场河里，双手不停地绞动大罱子上的两条竹篙，罱满一船中舱污泥，再撑回生产队，用戽斗从距离地平面有五六尺深的河中央的木船上，把烂污泥戽到河岸上的泥塘里，就能到生产队的大锅灶上，领到那碗胡萝卜糙粮饭。刘朗生每天端到那碗胡萝卜糙粮饭，总是要先找个没有人能看到的角落，拿一只小布袋子，从碗里挑出糙粮饭装好，塞进土布褂子的里袋里，留着回家给在生产队托儿所里总是吃不饱的宝贝儿子加餐——那时爷爷奶奶都已经过世，刘巧英也还没有出生，然后才走出来，装作一直在吃的样子，继续把剩在碗里的胡萝卜连同少有的糙粮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而每天下午，刘朗生还得重复上午的罱满一船舱泥与戽出一船舱泥的那一个来回，但到了晚上，他也就只能和生产队里的所有人一样，喝两碗胡萝卜缨子或者黄花菜或者苕子与大麦粉熬成的薄粥了。 有一次，刘朗生刚刚从生产队的大灶上接过那碗胡萝卜糙粮饭，生产队队长的哑巴儿子就跑过来抱上了他的泥腿子，呀呀地叫叫起来。这哑巴孩子已经过了留在托儿所里让人看管照应的年龄，又无法去学校上学读书，每天只能被他同样做农活的父母扔在生产队队部的大场上跌打滚爬。刘朗生知道，哑巴孩子抱上他的泥腿子，是和他一样，饿得慌了。刘朗生说什么也不能走开了，连忙向大灶上另要了一只空碗，不假思索，就分了半碗胡萝卜糙粮饭给他，直到看着孩子吃饱了不再呀呀叫，而是满足地跑开去玩耍，才在大食堂烧饭人员的感激加催促声中，叹了一口气，直接在大灶旁蹬下身子，吃下另半碗剩饭，继续去罱他的泥。 那天晚上，刘巧英的比那哑巴孩子小得多的哥哥因为没有吃到加餐，哭闹了很久，才含着眼泪睡去。刘巧英的父母亲虽然心疼叹息，但绝对都无怨无悔。 正因为生产队长善于带着社员们过日子，一切按规矩办事，谁都不搞特殊，谁都不多吃多占，大家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全生产队的人才顺利挺过了那最苦最难的岁月。 但这几年最难最苦的日子还是把大家饿怕了。 “家有陈粮，心里不慌。” 大食堂解散以后，各家还是各过各的日子，但即使后来生活好起来了，各家也还是一如既往地精打细算，讲究细水长流。 如果再有“大吃爱国肉”的号召下来，除了生产队杀猪直接分到各户没有办法，凡是要拿自家的钱到食品站购买的，社员们只会去割一点回来打打牙祭，他们害怕再把猪肉大吃到十几元钱一斤。 如果再有谁鼓噪“放开肚皮吃饱饭”，社员们立马想到的会是国家粮站一角贰分一斤供应城镇居民的大米，集市上三块钱一斤也找不着，他们会顾忌会不会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 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与坏事，原来就是可以这样转变的。 记事以来，刘巧英家虽然少不了常常吃代食品，但从来没有缺过粮食，而且差不多都是吃的陈年粮食，她哥哥睡的那个木板大睡柜总是装满了稻谷，每天夜里都会有老鼠把木板柜壁咬得咯吱咯吱响。 但粮食再多，刘巧英的父母都不会在一日三餐饭粥之外滥支粮食，更不要说拿大米来换成烧饼自家人吃了。 “痨病是咳出来的，钱财是啬出来的。” 农村人常常就是通过对自己、对家人的令人难以想象，有时甚至是不近情理的吝啬，慢慢把日子过好起来的。 刘巧英嘴里还含着半个烧饼，却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父亲那个时候每天要撑那么远水路罱两大船泥，中饭就是半大碗胡萝卜糙粮饭，何尝有一次吃饱过？ 现在家里粮食满盆满柜的了，父母亲还是舍不得让一家人天天吃纯米饭，不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哥哥、妹妹们有一天也像他们曾经的那样忍饥挨饿？ 千不该万不该，刘巧英就不该为了一时的嘴馋，欺骗家人，拿整整一个星期的蒸饭米，拿全家人的一顿中饭口粮，换这十五只烧饼在这里吃独食。 刘巧英想放声大哭又怕被人听到，只能趴到墙壁上呜呜咽咽，嘴边的半只烧饼掉到雪地上也没有捡拾起来。 第七章:初中女生的星期天 刘巧英并没有因为大米换烧饼受到父母的责骂。 刘朗生听完刘巧英的哭诉，只是摸了摸女儿的头，有点动情地说： “英儿，你真的长大了。” 陆萍芝则把刘巧英拉到跟前，搂进自己的怀里，陪着女儿，哭了个痛痛快快。 女儿一个星期中午都是差不多没有怎么吃东西，十五只烧饼是孩子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来的，现在，还又把十三只带回了家，陆萍芝和刘朗生夫妻内心的那种疼痛，绝不会是一两次痛哭就能止息的。 第二天，陆萍芝比以往起得更早，她继续流着泪，把那十三只烧饼全部切碎，推到锅里，煮了。 早饭，刘巧英和她的一家人都吃上了煮烧饼。 饭桌上，陆萍芝恢复了常态，对刘巧英说： “如今日子不比从前了，家里不缺换烧饼的粮食，再也不要饿着自己了。什么时候想换换口味，跟妈说一声就行。” 刘巧英没有应声，只是低头喝着饼汤。在父母眼里她是女儿，在哥哥眼里她是妹妹，但在一个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一个还要进托儿所的两个妹妹眼里，她是大姐姐了。她也算是家里的大人了，已经应该懂事了。这换烧饼吃独食的糗事，要是母亲父亲重重地责罚一下，刘巧英的心里可能还会好受些，可父母却如此心疼她一个星期的饥肠辘辘，这让她更加感到无地自容。刘巧英暗暗地告诫自己，作为一个农村女孩，她这辈子都不能再顾嘴了，无论什么时候，她再也不能嘴馋了。 眼见着刘巧英还没有从内疚中走出来，陆萍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都怨命不好，谁让你们也投胎到我们农家了。你哥哥高中毕业都两年了，还得跟我们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眼巴巴看着能也被推荐去读农大，就又说今年没有他的份了。家里就指望你了，第一名你都能考，不像哥哥总是中不溜秋的。脑袋瓜好，你就是个上书房读书的料。听妈的话，好好学，读高中。有了高中毕业，推荐上大学，女孩比男孩要容易得多。上了大学，你就是鲤鱼跳龙门了。拿到了国家户口，工作就有了，月月按时拿工资，就能像人家城里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吃多好就能吃多好的了。” “噢，噢噢。我会听话的，妈。” 刘巧英终于有些认同母亲陆萍芝的说教了，抬眼同情地看了看一样低头闷声喝着饼汤的哥哥刘胜龙，推开碗，走到门外，替母亲去洗完母亲泡好了却还没有来得及洗的一大洗澡桶衣服和被褥。 星期天，已经十四岁的农村初中女生刘巧英，是要和父亲刘朗生、母亲陆萍芝、哥哥刘胜龙一起去出大寨工的。 星期天，有刘巧英读小学四年级的大妹刘巧凤留在家里，小妹妹刘巧兰也不用再送去生产队托儿所。 十一岁的农村小女孩刘巧凤的星期天，除了要看管好比自己小五岁的妹妹刘巧兰，除了要带着妹妹一起去挑猪菜、挖羊草――冬天羊子只能吃笆篱草根，还要像平时上学放中雪、放晚雪一样，为一家人烧好饭，煮好粥。 生产队队部养猪场旁边的豆腐磨坊前边的红旗升到旗杆顶部了，这就是全生产队所有劳力出上午工的信号。 刘巧英属于小劳力，只能跟着老弱病残孕和下放户的半劳力做相对轻些的农活。 这个星期天，刘巧英等几个初中生，被生产队队长安排和几个大妈大爷们一起放烂泥。 大泥块是刘巧英母亲陆萍芝那个中年妇女劳动小组从靠河岸的泥塘里用泥担子挑到麦田里的。 那泥塘里的肥泥，又是农闲时节生产队队长安排刘巧英的父亲刘朗生，从五六里之外的串场河里罱回来戽上岸来的。 但这泥塘里的肥泥，已经不再是刘朗生罱回来的烂污泥，它已经几次三番地被翻出泥塘，和进杂草，和进苕子，和进黄花菜，搅拌了又搅拌，再推进泥塘，沤了又沤，发酵了又发酵，又黑又臭，是标准的有机泥肥了。 而且，这泥塘里的肥泥，还经过了成月的干结，虽然没有完全脱水，却已经实在得很了，何况现在还是数九严冬？ 大片的麦田里，差不多等距离的摆放着那又黑又臭的大泥块。 说是放烂泥，简直还没有说是剁石头准确。 本来积雪就没有融化完，又加上一夜的严霜，寸把长的麦苗，片片叶子上都结着白霜，冻得硬梆梆的，白生生的。 压在麦苗上的肥泥块，本来就都是烂泥巴，差不多都有磨盘大小，每一块当然都冻得比铁块都坚硬了。 刘巧英双手握着大铁锹上的木柄，学着那些大妈大爷们样子，用铁锹对准了磨盘大的肥泥块，又剁又铲。 十四岁的刘巧英，个头差不多也就一铁锹高，每次使出吃奶力气向下剁一下时，都得踮起脚尖。 刘巧英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全部气力，就是砸不开磨盘大的肥泥块。每一锹扎下去，不多的泥粒冻渣溅飞开去，大泥块上只能留下一点点铁锹口落在冻土上的印痕。而自己两手的手掌与虎口都被震得锥心地疼痛，两只眼睛被震得金星闪闪，脑袋瓜则被震嗡嗡作响。 大妈大爷们高诉不忍心看着孩子们徒劳折腾，就现身说法指点刘巧英们这几个初中生：要始终扎向冻肥泥块的同一个地方，直到把泥块砸裂开来。 每个大泥块都要砸成十几个等分大小的小泥块，然后推开来，均匀地分布到附近的麦地上，等它们被严冬冻透彻了，再用泥耙子满麦田均衡地揉一揉，就能让这些肥泥块化成肥泥粒壅向麦苗根部，来年春天，麦苗吸收到它们的肥力，必定会茁壮生长起来。 大片的麦地是条田化的，每条麦田又由墒口隔成许多田畦，放烂泥是一字儿排开，每人依次负责一块田畦。刘巧英这几个初中生，无论怎么卖力，都赶不上那些大妈大爷们。所以，他们上午、晚上在下工信号红旗降下之后，还要推迟下工继续干，中午回家吃了饭，也没有等到生产队里豆腐磨坊前边的红旗再次升到旗杆顶部，就早早地来到自己负责的田畦里了。 这个星期天，刘巧英双手的虎口都被震裂了，手指头上甚至巴掌心里都磨出了血泡，手背上的那些开裂的冻疮则一直流着殷红夹白的脓血。 自从读到初中以来，刘巧英的星期天没有少出过大寨工，但还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折磨。刘巧英平生真正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劳累。如果自己也天天如此呢？她简直不敢想象了。这可真不应该是一般人所能够忍受得了。她一定要真正地下苦功夫读书，努力走出一条别样的道路来。 这个星期天，刘巧英拿到了一个整劳力的五成工，生产队里的记工员给她记的当日工分是：7分。刘巧英由此知道，她那天挑了一天泥担子的郑劳力母亲陆萍芝应该得到了14分工分。 这一年，三角圩人民公社保卫大队第三生产队年终分红，每10分工价值人民币壹元肆角陆分钱，折算起来，初中女生刘巧英这个刻骨铭心得会终身难忘的星期天，用自己的汗水与血泪，差不多挣得了一元钱。 第八章:被推荐的高中生 刘巧英进高中不是直接升级的，是经过层层推荐筛选出来的。 在生产队这一级，刘巧英的这个高中名额就来之不易。 不是成分问题，刘巧英的祖辈是佃户，家庭出身是正宗的贫农，刘巧英的外祖父家是下中农，刘巧英是贫下中农子弟，享有优先接受高中教育的权利。 也不是在队表现问题，刘巧英的家人都有口皆碑，，生产队里年终评选先进，陆萍芝起码能年年捧个“五好社员”的奖状回来，刘巧英家年年都能拿个“五好家庭”的铝牌子钉在门楣上。陆萍芝是一个好强要面子的女人，即使生产队里的每月一次的“爱国卫生大检查”，刘巧英家的木板大门上也从来少不了要贴上“优秀”等级的大红纸条，绝对不会降格为粉红色纸条的“良好”等级，至于左邻右舍有人家偶尔被贴上的那种“合格”等级的绿色纸条或者“不合格”等级的黄色纸条――即使在大破迷信的年代，也不会有谁愚蠢到要把白纸条贴到农民家大门上去的，在陆萍芝看起来，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耻辱了：一个农村家庭，怎么能不把堂前屋后收拾得清清爽爽，不把家里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破破旧旧那是条件问题，邋里邋遢那就是态度问题了。连家庭卫生都成为问题，那家的女人一定是好吃懒做惯了的。 至于刘巧英，在生产队里，更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嘴乖，热情，乐于助人，学雷锋积极分子，星期天、春秋农忙假、暑假寒假出大寨工，那种吃苦耐劳、拼命三郎的劲头儿，差不多就又是一个活脱脱的陆萍芝。 刘巧英根正苗红，没有理由不给她读高中。 但刘巧英的高中名额还是差点出了问题，那是出在家庭平衡问题上，出在教育公平问题上。 那一年，三角圩人民公社的三角圩中学高中部招生计划安排招收两个普通高中班和一个农业高中班，招生名额全部分配到各个大队，经过民主推荐、择优录取。 保卫大队再分解到第三生产队的名额就更是有限的了：两个普通高中名额，一个农业高中名额。 只要现实表现不是差的，家庭甚至整个家族连高中生都还没有出过的人家，必须优先保证其当年初中毕业子弟读普通高中；反之，家里已经有人读了高中的，家族里已经有过高中或者高中以上学历的，哪怕是旧时代拿的文凭，就得排到后边去。 那一年，刘巧英的生产队里正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必须优先保证其上普通高中的初中同班毕业生，一个名额理所当然的给了他。刘巧英的哥哥刘胜龙已经是高中毕业生了，刘巧英不再享有这条优先权。 但刘巧英还是赢得了那第二个读普通高中的名额，因为全生产队里的人都知道她勤奋读书，小学、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年年都是“五好学生”，小学是“优秀红小兵”，初中是“优秀共青团员”。虽然那个时候，在教育质量评价的任何评价体系里，学生的学业成绩都是排在老二甚至等而下之的位置，但在生产队普通社员的评判标准中，既然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根正苗红，学业成绩就是最最重要的了：上学不读书，读书不识字，那还要进书房门干什么？ 更重要的是因为刘巧英是女生，即使在同等条件之下，推荐上普通高中与推荐上大学一样，女生与男生相比，拥有优先被推荐的权利，只不过不也像推荐上大学那样，高中毕业以后，必须具备三年以上的社会锻炼经历。 但生产队的推荐名单报到大队部以后，还得经过大队级的评衡再推荐。 那个时候，陆萍芝不知道，刘胜龙高中毕业以后回乡务农，是要好好表现，干满三年，才有资格进入被推荐上大学的候选名单的。现在刘胜龙务农已经超过三年了，其表现也让社员们、让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放心满意，但陆萍芝还是不懂得，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保卫大队两三年也轮不上一个，好不容易下拨一个，推荐上去，还得经过公社革命委员会再平衡，真正进得了大学门的，这么多年来，整个保卫大队也仅仅才有过一个人。 保卫大队当年的招生推荐领导小组担心，直接让刘巧英去读普通高中，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的或许可能有的她哥哥刘胜龙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一个家庭出了两个普通高中生，再推荐刘胜龙上大学，实在会有失教育公平原则的。 保卫大队革命委员会特地安排专门人员找来刘胜龙和他的母亲陆萍芝，开诚布公地摆出了问题。 陆萍芝是个聪明女人，一点就通。农村人鲤鱼跳龙门，历来是比登天还难，儿子刘胜龙看来还就是没有端上铁饭碗的命。刘胜龙的那个初中、高中，本来就读得不怎么样，中不溜秋的人，偏偏还又碰上个停课闹革命，肚子里也没有喝进过多少墨水。不像刘巧英，成绩一直很好，成为刘家人的骄傲。如果刘巧英再不能读上普通高中，刘家还就真得断了出状元的盼头。陆萍芝实在心有不甘。与其苦等那虚无缥缈的，还不如紧握这实实在在的。既然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就算女儿长大了就要是人家的，不像儿子刘胜龙能够为刘家撑起门户，让刘巧英先把普通高中读上，也比现在就两手摸空要强百倍。 陆萍芝代表刘家决定，选择让女儿刘巧英读普通高中，儿子刘胜龙如果因此不能再被推荐上大学，绝对不会抱怨谁，不会找大队干部说什么废话。 刘胜龙认同母亲的决定，真心表示替妹妹高兴。 代表保卫大队革命委员会谈话的干部很满意，说道： “就知道陆萍芝通情达理。让刘胜龙参加今天的谈话，其实也是对刘胜龙的一次考验。刘胜龙下了长期务农的决心，让我们感到欣慰。实话告诉你们，高中生在我们大队，就是个宝。以前知道刘家一心想通过推荐让刘胜龙上大学，大队也就不好培养他，任用他，现在放心了。大队决定，先让刘胜龙去学习驾驶拖拉机，回来就做大队东方红大拖拉机手。将来有机会了，去保卫小学做代课老师，甚至提干做大队干部，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一句话，广阔大地，大有作为。我们欢迎你，刘胜龙同志！” 陆萍芝虽然深感意外，却很快就能反应过来了，连忙拉起儿子刘胜龙的手，送到大队干部的手上，千谢万谢。 大队干部的手与刘胜龙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 刘巧英坐到了三角圩中学高一（2）班的教室里，才知道她初中毕业的那个三角圩小学戴帽初中班，只有十几个人读上了高中，其中还有几个人进入的是农业高中班。她初中同学的那个唯一城镇户口的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儿子，也没有能够读到普通高中，而坐到了她所在的高一（2）班教室隔壁农业高中班的教室里。 刘巧英听说许多老同学为没有能够读到普通高中甚至是农业高中哭闹得死去活来，但又都不得不在她之前就提前认了命。 刘巧英知道，她的这个普通高中的名额来之不易，她的母亲陆萍芝，她的家人，对她寄予的期望更大了。她必须全力以赴，学好每一门功课，，争取高中毕业后，再熬过农村三年的跌打滚爬，赢得推荐考大学的机会，做他们家跳出农门的第一人。 只是，这个时候的学校，又不像初中时的学校了。在初中读书，三角圩小学开设过英语课程，而刘巧英读高中，三角圩中学已经取消了英语课，那个有名的英语老师都改教他们生理卫生课了。 这个时候的高中教育，强调实践出真知，强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流行开门办学。 这个时候的三角圩中学，有自己的小农场，有自己的校办工厂。 除了各门功课的课时比例不同，刘巧英几乎弄不清楚他们的普通高中班与隔壁的农业高中班有什么区别。 三角圩中学坐落在赵家舍唯一的一条南北走向街道最北首的西侧，与街道最南头东侧的三角圩小学正好处于z字的两个端点――当然，这z字得当地图看：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但三角圩中学并不属于赵家舍小街的一部分，它的东边有一条河，南到小街尽头西侧的赵家舍老庄子戛然而止，北去却直通到那远近闻名的斗龙河。河上有一座桥，桥是水泥桥，宽仅不足二尺，桥身由水泥方槽连成，兼做行水通道，桥面铺着水泥板块，供行人通过。这桥就将三角圩中学与由赵家舍小街尽头延伸北去的水渠连接了起来。 第九章:战蚂蝗 这座桥西去连接的也是一条大水渠，因为桥西头南侧有一座电灌站。而这桥西头北侧大水渠之下就是三角圩中学了。 隔着那条大水渠，三角圩中学的前边还有一条河，这条河是贯通三角圩人民公社东西的中心河，西去与斗龙河交汇的紫曹大河，东达与204国道并行的串场河。 赵家舍那唯一的一条南北向大街北头就终结于这条中心河，其标志就是中学河上的水泥大拱桥。 三角圩中学的小农场就在学校的西侧，是赵家舍大队划拨过来的几块农田。其校办工厂则开设在桥东中心河之北的农具厂里边。 三角圩中学有自己独立的食堂，因为有住宿生，也有比三角圩小学更比保卫小学多得多的教职工。只是离家五六里路的刘巧英没有住宿：用不着也舍不得花这份钱。 但刘巧英还是要比在三角圩小学更多地留在学校里吃午饭。一者因为在学校大灶蒸饭更方便，二者因为高中的课程毕竟比初中多得多，作业量不一样，而农村学生，是不能指望回到家里还能安静学习的。 更主要的是，学校里时不时的还要安排刘巧英在校实践。 进学校食堂帮厨，择菜，淘米，还得等到午饭后洗碗、打扫，这就需要在校吃午饭。 到校办工厂帮工，用机床轧汽水、啤酒瓶盖，学工人阶级加班加点，这也得自己带饭吃。 去学校小农场义务劳动，听不到的课靠自学，又不甘心不完成与其他同学同样多的作业，这就更得在学校吃午饭抢时间。 开门办学更讲究“请进来，走出去”。 请进来，就是请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请进来的人，有人做学校领导，参与学校管理，有人走进课堂，手把手教刘巧英这些农村学生柴油发电机的原理、电灯泡的安装、广播喇叭的维修，这些让农村户口学生的刘巧英们兴味盎然，但他们也教刘巧英这些星期天早就出惯了大寨工的农村学生认识棉花、水稻和大麦，区别韭菜和小麦，这些就让刘巧英们感觉怪怪的，尴尬得常常忍不住要相互取笑。 走出去，则走向工厂，走向农村，走进千家万户，到农业生产实践中体验生活，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劳动中学习、增长才干。 收黄豆，拾棉花，甚至做小学生才做的拾麦穗、拾稻穗，那是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需要就能拉得出、打得响的支农战斗，扛着红旗、唱着歌儿，一路逶迤而去，完成光荣任务之后，再扛着红旗、唱着歌儿，一路逶迤而回。这是抢收抢种式打短工。 更有安营扎寨式的做长工，每学期少不了一两次。 扛着自家打好的背包，带着被褥，带着衣物，带着自家的口粮，一句话，带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当然也背着书包，带着书本，整个班级甚至整个年级，浩浩荡荡，开进某个生产队，如果被集体安排在生产队大仓库了，就立马打地铺，垒锅灶，摆足长期作战的架势。如果被分散安排进各家各户，则奔东家，投西家，因为不用打地铺，垒锅灶，就立马抱草送灶膛，担水倒水缸，造足了学生社员一家亲的气氛。 这就是每次少不了十天半个月的“三同”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如此“三同”，刘巧英当然毫不畏惧了，对农村学生而言，与自家生活相比，只不过换成了陌生的乡亲，换成了不熟悉的田头，而所有农活，已经高中生了的农村人，本来节假日就做惯了大寨工，哪一样都不见得能比社员们差多少。 但刘巧英所在的班级，有知青老师，有下放干部老师，更有下放户子女同学，他们有男有女，他们本来都是城里人，而且都是来自于大城市，单是这地铺，单是这土坯或者砖块垒起的灶台，就要让他们眼泪汪汪了。 这“三同”，对城里人而言，绝对是一种大考验，绝对是一种值得诅咒的大折磨。 “开门办学好，开门办学好，这是光辉路一条。走出去，请进来，工农群众做指导，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教育革命掀高-潮。” 这首名字叫做《开门办学好》的歌，刘巧英从高一唱到了高二。 刘巧英读高中的那个年代，学生每年不仅仅有寒假与暑假，还有夏忙假与秋忙假。这应该是那个时代农村学校特有的假期安排。 高二夏忙假结束回校上课几周之后，刘巧英所在的班级就开到了幸福大队第九生产队。 幸福大队第九生产队位于紫曹河与斗龙河交汇口的岸边，正好占据三角圩人民公社大三角形的一个角。 三角圩是因形起名，它是水中之洲，外围就是三条大河：串场河、紫曹河、斗龙河，串场河与紫曹河交汇为一角，紫曹河与斗龙河交汇为一角，斗龙河与串场河交汇又为一角，而有河就有圩，既然沿河的三条边都是圩子，索性就被称作三角圩了。 刘巧英这个班级这次到幸福大队第九生产队学农与农民伯伯们搞“三同”，第一天就被生产队队长安排下田薅水草。 薅水草就是到水稻田里拔除杂草。 刘巧英在自家的自留地里插过秧，在生产队的水稻大田里薅过水草，喷过药水，耙过泥，摘过虫包，这些农活都不是十足的体力活，但一样让人胆战心惊，一样能把人累得死去活来。 水田里做农活，作为女生的刘巧英，最怕的还是那些水中小动物、小生物。 水田里癞蛤蟆、青蛙多得是，这些刘巧英早已习惯了不再害怕，但田埂边冷不丁蹿出一条蛇来，刘巧英就有些吃不消了，如果是从水稻秧苗的根部摸上了蛇，刘巧英即使不吓哭，也会“妈呀”“妈呀”叫唤个不停的。尽管刘巧英知道，水稻田里不会有毒蛇，大水蟒蛇也难得碰的上，水田埂上能够踩上的、水稻田里碰巧摸着的都是那些小水蛇或者泥鳅、黄鳝，但水蛇摸上去是粗糙刺手的，泥鳅、黄鳝摸起来却是滑溜溜的感觉，所以不小心摸到了小水蛇，刘巧英难免会感觉瘆人，难免会花颜失色，难免也会心惊肉跳的。 水田里还有社员们叫做火锥子的小怪物，寸把长，两头尖，黑褐色，被它咬上一口，钻心地疼，留在身上的毒，能让创口肿上一二十天。 水田里更多的是蚂蝗，蚂蝗是专吸人和动物血的寄生虫。蚂蝗咬人人不会有疼痛感，只是有一种痒痒的感觉。它往往吸附在人的脚面上或者小腿上，两端咬住人不断伸缩着躯体使劲往肉里钻。被咬的人下意识地用手抓它，会觉得软囊囊、滑溜溜的，越抓越长，越抓它越不松口，越发加快了身躯的伸缩蠕动，好像非要钻到人的骨头里去不可。蚂蝗是褐灰色软体生物，生命力极强，别说钻进肉里你再也无法治它，即使用刀将其剁碎，用火把它烧成灰，只要一回到水里，它便起死回生，重新生出许多小蚂蟥。 至于水面之上的蚊叮虫咬，那简直像梅雨天的毛毛雨。 更不要说烈日当头，挥汗如雨。 更不用说弯腰驼背，步步淤泥。 更不用说，水稻叶片也如刀，刮得人脸上、胳膊上甚至大腿上都是道道红杠杠，又痒又疼。 这次水稻田里薅水草，发出第一次恐怖的尖叫声的不是刘巧英，是她的同学吴甜甜。 吴甜甜当然也是女生，由她拔得这头筹，却实在让刘巧英有些吃惊。 刘巧英吃惊，不是因为吴甜甜是城里人，城里人下到水稻田，碰上那些个小动物小生物，不大惊小怪，才令人吃惊。 刘巧英吃惊的是，全体师生，只有吴甜甜是已经武装到了牙齿的，还会有什么怪物，能够无孔不入，伤到了吴甜甜，让她发出了这恐怖的尖叫声。 刘甜甜是下放干部的女儿，据说是从苏州连家搬到三角圩人民公社青春大队的。 刘甜甜每次学农下田劳动，都是做足了自我保护的。 这一次，矮矮胖胖、白白净净的吴甜甜，本来就没有把烈日炎炎当做最大的敌人，本来就是为对付虫蛇水怪进行了全副武装的。 吴甜甜头上戴着花布阔边凉帽。 吴甜甜手腕以上加套了的清凉布套袖。 吴甜甜脚穿浅蓝色长筒雨靴。 吴甜甜的花长裤半截塞在雨靴里边，两个裤脚还都扎了橡皮筋。 在这样的大热天，连稻田里淹没脚面的浑水都有些温热，吴甜甜穿戴得如此，可见她对这稻田里的种种不可知的防不胜防的虫蛇水怪，是怎样如临大敌的。 吴甜甜在附近同学的帮扶下，已经跌跌撞撞地爬上了田埂，远处弯腰埋头劳作的师生，也都闻声围拢而来。 刘巧英挤到了吴甜甜的身边，问明了情况，就为吴甜甜脱了左脚的长筒雨靴，解开橡皮筋，卷起长裤裤管。 吴甜甜左腿的膝盖处和小腿腿肚上吸附着两只大蚂蝗。这两只蚂蝗都足有一寸长，脊背隆起，两头都已经深深地钻进了吴甜甜的皮肉里边。黑灰色的蚂蝗腹部已经鼓胀得有些发亮，这表明已经差不多吸饱了吴甜甜的血。 蚂蝗竟然还能钻透裤管，蚂蝗竟然还能进入雨靴。连刘巧英也不会想到蚂蝗会有这么厉害。 钻进身体的蚂蝗用力拉扯是徒劳的，越拉蚂蝗会越不松口，越死劲地往人皮肉里钻，拿胶靴或者塑料凉鞋底啪打是个办法，但师生们的鞋子都脱在水稻田尽头的大水渠上了，而且，刘巧英估计，细皮嫩肉又如此胆小怕事的城里人吴甜甜已经饱受折磨，也不会再容许谁拿任何硬东西击打她的身体的了。 刘巧英知道，如果害怕让拉扯断的蚂蝗残留在体内，要想蚂蝗从人体上脱落，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拿食盐腌，只要有了食盐的刺激，蚂蝗的软体就会收缩，两头的吸管就会拔出人体，整个蚂蝗因为卷曲起来而从吸附在吴婷婷的皮肉上滑落下来。但这里距离社员农庄太远，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刘巧英也无计可施，只能干着急，一边一个劲儿地安抚，一边感觉太对不起吴甜甜。 大家只好都把头转向了带队的班主任老师，向班主任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班主任也急得大汗淋漓，正使劲地吸着大运河牌香烟。 班主任本来也是城里人，实在也无奈蚂蝗何。 班主任又是中年男教师，也不好对吸附在吴甜甜身上的蚂蝗动手动脚。 “拿班主任老师手上的香烟头烫啊，蚂蝗除了怕盐腌怕香烟油怕麻辣还怕火烫！” 本来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一直没有好插手的一个男生，这个时候从班主任手头的燃烧着的香烟上找到了灵感，脱口而出地提议道。 这个男生原来就挤在吴甜甜和刘巧英的身边，他赶忙去班主任那里拿来了冒着袅袅白烟的香烟头。 吸附在吴甜甜腿脚上的两只蚂蝗最终果然被降服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师生们这才顾得上坐到田埂上，开始查找自己脚面上、手腕上、腿肚上有没有吸附着蚂蝗。 那个最终解救了吴甜甜的男同学叫韦仁富，现在是刘巧英的同桌，家就住幸福大队第九生产队。 第十章:情窦迟开时 韦仁富是刘巧英的同桌，却对吴甜甜似乎有点儿那个意思。 刘巧英的高中时代有更多的时间阅读课外书籍，更多的也是读小说，差不多能够借到手的书都要反复读，实在没有办法，就到赵家舍小街尽头的那座水泥拱桥上的书摊旁，花一分钱租一本连环画过过瘾――那个书摊大概也只有连环画才属于文艺书籍。刘巧英们如饥似渴，却总是常常苦于无书可读，苦于没有多少能够满足他们那些十七八岁的男女高中生阅读欲望的书可读。 刘巧英高中时代阅读的小说里边几乎都没有谈恋爱的情节，尽管那个时代人口暴涨到要搞“晚、稀、少”的计划生育了――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经过逐步发展，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3年以上。那个时候青年男女交往叫做“处对象”，或者找“革命伴侣”。关系密切的男女被说成是“好上了”，试探着接近的男女可能是“有那个意思了”。就是没有被称作“谈恋爱”的，似乎那个时候，词典里与生活中，本来就没有“爱情”“恋爱”这类词语，因为据说它们起码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 韦仁富对吴甜甜，也只能算是有点儿那个意思。 韦仁富的强项是学习成绩，无论刘巧英怎么花功夫，数理化都不能望其项背。 韦仁富有两大：大嘴，大脑袋。男同学因此送给他两个绰号：“韦大嘴”，“韦大头”。嘴大，大概就能说，韦仁富喜欢抢嘴抢舌，头大，大概就善学，韦仁富听课都不记笔记，玩得比谁都多，理科却常常拿一百分。 高中女生最头疼数学、物理，刘巧英的理科成绩差强人意，吴甜甜的理科则常常挂红灯。 韦仁富经常自告奋勇辅导吴甜甜，尽管吴甜甜总是瞪大眼睛，一脸茫然。 韦仁富总是班上第一个完成数理化作业的人，差不多所有女生和那些跟不上趟的男生都争着要抢韦仁富的作业本抄作业，但韦仁富又总是能像投篮那样，把作业本从围拢在他身旁的同学的头顶之上，准确地投掷到课间常常独自坐在座位上默默想着自己心思的吴甜甜面前的学桌上，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作业本还是会被再哄向吴甜甜座位的同学抢走。 同学们都把这些当成了韦仁富对吴甜甜有那个意思的明证。 “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韦大嘴。” “韦大头，小心你那个童养媳薅你的毛啊!” 面对同学们的取笑调侃，韦仁富不急不恼，不承认也不否认，一样大大咧咧，谈笑风生。 吴甜甜当然同样明白同学们的意思，但既没有显示出一脸无辜，也并不脸红，并没有哪怕一言半语的自我开脱。 班内班外，对吴甜甜有这意思的同学多的是，吴甜甜对韦仁富，比对其他同学，并没有多看一眼，多说一句话。 吴甜甜在她家下放来农村之前，从小就不缺少想读的书，即使在现在的青春大队她的新家里，大凡是能读的书，吴甜甜也还能够读得上的。下放户和知青，起码，属于那个时代的书籍报刊，拥有的绝对是所有农民家庭的无数倍。刘巧英从小到大，就没有拥有过属于她自己的哪怕是一本连环画之类的课外书籍，即使是如今早已如愿以偿当上了保卫小学代课教师的她哥哥刘胜龙，也依然只能靠借，才可以读上他们的父母亲所认为的又不能当饭吃的闲书。 吴甜甜的身体要比她的这些农村同学早成熟许多年，吴甜甜的心智更比她的这些农村同学高出一大截子。 这个班级里，只有吴甜甜这样的本来的城里学生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爱情，才知道谈恋爱可能是怎么一回事。 已经十九岁的吴甜甜，自然对爱情充满了神秘的遐想，但这想入非非，从来就与韦仁富无关，也从来不会属于韦仁富之外的班内班外的那些对吴甜甜有那意思的同学们。 他们才情窦初开。 他们都是自作多情，他们都是自寻烦恼；他们都是单相思，他们都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这个时候的刘巧英，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内心里也会有些酸酸的。 刘巧英心细，善于观颜察色，在刘巧英看起来，同桌的韦仁富，对吴甜甜有那个意思，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刘巧英又觉得，韦仁富似乎本来还是不该如此的。 刘巧英也知道，韦仁富的那个“童养媳”是怎么一回事。 韦仁富的家里大概出奇地贫穷，他的父辈里就有打光棍的。韦仁富的父母，生怕因为这延续而来的晦气加贫穷，在他们的手上，断了韦家的香火。所以，还没有等到韦仁富小学毕业，就举整个韦家之力，为韦仁富早早敲定了一门娃娃亲。娃娃亲当然算不得“童养媳”，只是在轰轰烈烈触及灵魂的“忆苦思甜”教育活动中，“童养媳”的故事听多了，韦仁富又是班级甚至全校里小学就有了对象的唯一的人，还又那么“嘴尖皮厚腹中空”，同学们就习惯拿这“童养媳”来斗韦仁富的大嘴了。 每当逢年过节，韦仁富就少不得肩扛背挎，带上几样茶食看亲，暑假大伏天，还有男女两头跑着息夏的玩意儿，而在男女同学面前总能喋喋不休的韦仁富，面对自己的娃娃亲，却又都是丧魂落魄似的，不大说得出话来。 那娃娃亲女孩比韦仁富大两岁，个头比韦仁富高出一头还要多――据说韦仁富和那娃娃亲女孩，当年到紫云山老街照相馆里拍订亲照，照相馆的师傅，只得在韦仁富瘦得尖削的臀部位置的长板凳上，连续加垫了两块长方体红砖头，才拍成了他们的一张加彩合照，而已经因那两块红砖头垫得一般高的两个少男少女，却坐在一条长凳的两头，中间空着一段相当长的距离。 那女孩没有进过一天学校门，还在韦仁富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是生产队的大劳力，能轻易就拿到全工分了。 第十一章:同桌的秘密 但刘巧英不会知道，尽管韦仁富小学没有毕业，就已经在和他的娃娃亲处对象了，尽管他们都来往了六七年了，但那差不多就是他们两家家长的事，他们只是被自己父母牵着的木偶人而已，在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你情我愿，他们的来来往往，都是走仪式，从来不会涉及男女之事。六七年了，他们竟然从来没有抱过亲过，甚至连手都是从来没有拉在一起过的。只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谁反对过——不知道是从来就不想反对，还是从来不肯反对，不敢反对，依着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沿着他们既定的人生轨道，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大概会与一般的农村婚姻一样，他们也终究会真的就凑合成一个新的家庭，磕磕碰碰，直至老死。 刘巧英也不会知道，韦仁富又是因为有了这六七年处对象的历练，才会比他们所有同学都能处变不惊，尴尬事成就尴尬人，破罐子破摔也不过如此。沿着既定轨道走下去的韦仁富，也终究会像那些婚姻憋屈的农村男人一样，油嘴滑舌，荤素不忌，不为心舒畅，只图嘴快活。 韦仁富对吴甜甜，哪怕他自己不敢承认，不肯承认，即使不是刻意为之，起码在潜意识里，还真是有点那个意思了的。这应该算不上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大概就是为着一种精神补偿。或许在韦仁富自己看来，正因为他已经有一个童养媳明摆着，对吴甜甜的这意思，也才算不上什么意思，既不会惹祸上身，也不会伤着任何人，而掩耳盗铃者，也往往都是这样想的。 刘巧英觉得韦仁富本来不该如此，其实是因为她还不能够懂得韦仁富。 刘巧英毕竟还太单纯。 尽管“女大十八变”，高中二年级的刘巧英也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但她对男孩，大概还是一无所知，她的感情世界，还依然是一张白纸，还没有被哪个男孩涂抹过一笔，她的生活里，她所经历的十八岁人生，也还没有机会对哪一个男孩怦然心动过。 与韦仁富做同桌之前，刘巧英还没有和父亲哥哥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同坐过一条长板凳。 起初，刘巧英与韦仁富坐同桌，尽管没有学小学生在课桌和长凳上划出分界线，但都是离得很开的，就像韦仁富与他的那个“童养媳”拍订婚照一样，两人各坐在长凳的一头——只是他们的个头都是一米六几的差不多等高，搁在课桌上的胳膊肘不会碰到，就连衣服也都不会刮上的，坐在靠墙位子的人要离开座位时，坐在人行道边的人都会站起身来，退到过道里，让同桌通行。 但那次因为突然起冷风暴，还是出现了例外。 那是冬天的一个下午，本来就阴冷，偏偏又来了冷风暴，呼啸着的冷风刮得教室北窗噼噼啪啪的响，气温又骤然下降了七八度。 那是在一堂化学课上，课程内容与化学反应有关。 刘巧英依然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讲课，一丝不苟地记着课堂笔记，韦仁富却并不如平日的摇头摆尾，东张西望了，而是差不多在不停地抖动着双腿，时不时轻轻地跺跺脚，显得颇有些坐立不安。 刘巧英知道，韦仁富这是被冻得受不了了。 大概是因为家境不好，都已经高二了的男生又都不再愿意穿得破破烂烂的，也或许是“齉子本来就好单”，韦仁富一向就穿得比别人少，人家穿棉裤，韦仁富至多穿球裤，人家穿球裤，刘仁富才穿两条单裤呢。 突然，韦仁富摆动的左腿越过了心照不宣的三八线，而且触碰到了刘巧英的右腿。 刘巧英并没有产生一种触电的感觉，虽然有些不自在，却还是立即原谅了韦仁富的无意之冒犯，只是不由自主地挪了挪右腿，略作避让。 难道是刘巧英的不动声色鼓励了韦仁富？ 韦仁富的左腿左右摆动的幅度更大了，又有几次触碰到了刘巧英的右腿，而且有时触碰到了还停留一会儿。 刘巧英感觉到，韦仁富这分明是在进一步试探自己了。 但刘巧英还是知道，刘仁富这不是在表达对自己的好感，也不是在分散她的注意力，更不是在挑逗她，不是在占她的小便宜。 因为刘巧英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了韦仁富左腿的冷冰冰，刘巧英感觉到韦仁富尽管在努力克制自己，却还是不停地颤抖。 刘巧英懂得了，韦仁富这是本能地在向她求助了。 刘巧英不能不有些心动了，可嫌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韦仁富实在是被冻得够呛的了，刘巧英真的有些于心不忍，而这于心不忍，还又不仅仅停留于同情怜悯之心。 刘巧英挪回了右腿，听任韦仁富的左腿再次碰到，不再移开。 刘巧英还是不动声色，但心跳有些加快，脸上也感觉到有些烫烫的，体温似乎在提升。 韦仁富似乎也感觉到了刘巧英的刻意迎合，贴近的左腿终于不再左右摆动，不再移开，而且理所当然地靠上，贴紧。 有温暖，真好。 刘巧英也不再有不自在的感觉。 刘巧英感觉到韦仁富的左腿在慢慢回暖，刘巧英感觉到韦仁富的身体不再颤抖。 心照不宣，刘巧英与韦仁富，他们相互配合，只为不让讲台上的老师，不让前后左右的同学，看出他们这里有任何异常。 尽管他们这里也的确没有任何异常，但刘巧英还是慢慢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反而有些要打颤了，原来韦仁富也是可以安静下来的，原来男生身体的触碰并不都是令人作呕的。 传递温暖的感觉，真好。 这以后，刘巧英与韦仁富之间也就有了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只要是韦仁富冷得吃不开了，他们的左右腿就会并拢，刘巧英就会以自己本能的母性，传递给刘仁富自己的体温，把刘仁富捂暖。 但也仅此而已，平常，他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始终，若无其事，又相安无事。 第十二章:三个女主的戏中戏 同桌的刘巧英与韦仁富，的确是一切若无其事又相安无事。 刘巧英依然做她的淑女，不与任何男生有任何学习之外的交往，也不与女同学张家长李家短招惹是非，她依然只是班级里一个普通平常的女生，只做自己本分里的事，只在为提升自己的数理化成绩竭尽全力。 韦仁富依然做他的人气旺旺的理科之王，依然对吴甜甜情有独钟，百般奉承迎合，也依然常常摇着大脑袋，出他自己的风头。 只是在刘巧英的内心深处，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回味起与韦仁富左右腿紧贴的某种怪怪的感觉，甚至有几次还暗暗期待冷风暴来得更猛烈些，期待寒潮接踵而来，期待寒潮“冻死苍蝇未足奇”。 尽管同桌的刘巧英与韦仁富依然保持相当的距离，但他们在桌凳上、在心理上的三八线还是越来越不那么明显了――其实，界线本来就是刘巧英的规矩，韦仁富的不越界，也只是出于男生的自尊罢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禁忌已经被打破，再次碰上百思不得其解的数理化难题，刘巧英也能请韦仁富点拨点拨思路了。 刘巧英的确不再拒斥韦仁富了，但依然拒其他男生于千里之外。 刘巧英依然对城里人吴甜甜独具好感，依然与吴甜甜保持姐妹般的交好，也知道吴甜甜的心始终在那遥远的苏州古城里，绝对不会对农村人韦仁富屈尊移情，但每当再次遇到韦仁富对吴甜甜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般的痴迷示好，却不再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超然，不再觉得韦仁富的徒劳无功有什么可笑，而是有了莫名其妙的酸酸的感觉，甚至免不了顾影自怜起来。但对这种异样的感觉，刘巧英又从来不形之于色，韦仁富不会知道，吴甜甜不会知道，同学老师也不会看出来。 大战蚂蝗之后不几天，韦仁富来了一桩尴尬事。 这还真的是无巧不成书的事。 这次学农“三同”，三角圩中学高二（2）班偏偏到了幸福大队第九生产队安营扎寨。 韦仁富的父亲又恰巧在这个时候要过五十大寿。 韦仁富的那个“童养媳”和她的父母又理所当然的要来出人情，要来拜寿。 带队的班主任给了韦仁富一天假。 高二（2）班全班都沸腾了。 韦仁富的同学们终于有机会一睹韦仁富“童养媳”的芳容了。 尽管一上午干农活累得人人都想躺上地铺睡个三天三夜，但中午大锅饭吃完一解散，同学们还是放弃了休息，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直奔韦仁富的家。 打头阵的自然是那些平日里最犯嫌的几个男生，看足了西洋景回到驻地，还要夸张渲染，眉飞色舞，奔走相告，撩逗的其他同学也都心里痒痒的，感到不去看上一眼就会枉过此生。 好事的女生们也都看过回来了，她们也是叽叽喳喳，咯咯笑个不停。 最后，刘巧英和吴甜甜，终于也扭不过好奇心，结伴来到了韦仁富的家里。 韦仁富的家的确贫穷。 韦仁富家还没有搬到集体农庄上，住在一大框农田的边上，属于单头舍。 韦仁富家的正房是两间人称“顶头府”的稻草屋，在刘巧英所在的生产队里，大家都直呼“丁头屋”，已经相当少见。这种屋正常为南北向两间，一般前间为堂空后间屋为卧室，也有前屋为厨后屋为卧室，称之为连房灶屋，进门见灶，灶旁大水缸，前屋后屋通常用芦柴耙分开。 韦仁富家的这两间丁头屋看得出已经很陈旧，应该还是旧社会地主建给佃户住的原版屋，估计由当年土改分浮财所得。原本的茅草屋面大概因为长年累月的雨打风吹，草烂屋漏，已经用稻草翻盖过，前间后间也换用砖坯分隔。刘巧英与吴甜甜现在能看到的前间，摆有两张木制八仙桌，估计一张是韦仁富自家的，一张是从农庄人家那里借来的。――说是五十大寿，看来也并没有多少亲友。客人已经用过餐分散出去了，大桌上还有些没有来得及收清的碗筷。前后间隔墙前还有一张灰暗的长条桌，那是韦家的家常柜，上边点着的红蜡烛还有半截没有燃尽。家长柜前边靠西墙侧靠着一大块木板，应该是韦仁富和他弟弟的睡床，因为堂间要摆酒席而被临时收起来的。 韦仁富家丁头屋正房前边东南边上另有一间低矮的厨房，厨房之北正屋之东则是更为低矮的猪圈茅房，都是同样的泥垡墙稻草顶。前来韦家祝寿的亲友就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分散在厨房边、茅厕前，正高一声低一声地闲谈着。 韦仁富的母亲接待了刘巧英与吴甜甜。说是接待，其实也只是过来让她们坐下来，陪她们说说话。而已经来过的那些同学，估计因为都来得不是时候，又伸头弯颈，满脸嫌相，大呼小叫，还没有享受到这刘巧英与吴甜甜的有人陪着聊天的待遇。 从与韦仁富母亲的闲谈之中，刘巧英知道，韦仁富在家人面前，还常常会提到吴甜甜刘巧英她们两人。 韦仁富有姐弟三人，姐姐早已经出嫁，这次为韦仁富父亲过五十大寿，就是他姐姐一手张罗起来的。在韦家，韦仁富属于晚来得子――韦仁富比他的姐姐要小十多岁，在韦仁富之后，还又有了一个小弟弟，则更让韦仁富的父母大喜过望。 韦仁富的父亲有先天性哮喘病，经不得风寒，做不了大工，韦仁富的母亲，个头矮小，挑担挖地，也比不上一般的女社员。在生产队里，韦仁富的父母亲，从来就没有做过强劳力，甚至也算不上大劳力，拿不到大工分，所以，韦家就一直没有真正翻身过，过不上好日子。 韦仁富的父母亲，对韦仁富的期待也好大，但不是指望韦仁富跳出农门，脱胎换骨，而是希望他强壮起来，能够撑好韦家的门户。他们早早地为韦仁富定亲的那个姑娘令他们满意，也令他们欣慰。韦仁富的父母亲坚信，韦仁富的未来老婆又高又大，真正的要个子有个子，要力气有力气，毕竟身大力不亏，娶进家门来，韦家的好日子，就会开始了。 刘巧英有些惊讶，在同学面前一向强势的韦仁富，对他母亲的喋喋不休竟然显得并不怎么在乎，无论母亲怎么说他的过去，怎么说他的家境，怎么说他的娃娃亲，韦仁富都没有打断过一次，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尴尬难堪，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自在。 说到兴头儿，韦仁富的母亲干脆丢下他们三个同学，走向这丁头屋的里间即他们老夫妻的卧室，把她那引以为自豪的准儿媳请了出来。 韦仁富的这个“童养媳”，应该是散了宴席就与她的父母一起退回里屋，去说他们自家话儿的。 “翠儿，快过来看看，这是仁富的两个女同学。” 韦仁富的母亲拉着那个老大不情愿又难以违拗的叫做“翠儿”的女孩的手，一路咋呼，直至把她按坐到刘巧英们围坐的八仙桌旁的一张本来是韦仁富母亲自己坐的长板凳上。 “翠儿”大名束长翠，是刘巧英早就听韦仁富幸福大队的老同学们介绍过的。束长翠不是刘巧英韦仁富们这个县的人，家在三角圩人民公社紫曹河对岸的另一个县。韦仁富与束长翠的娃娃亲是韦仁富的一个近亲同时又是束长翠的本家长辈撮合而成的。 束长翠并没有接过韦仁富母亲的话，始终一言不发，也没有抬眼看一下刘巧英、吴甜甜、韦仁富他们同学三人，只是礼节性地坐了一会儿，就又挣脱一直站在她身旁的韦仁富母亲的紧抓着的手，起身退回到里间的韦仁富母亲的卧室里去了。 但就这一会儿，好奇的吴甜甜与刘巧英已经对束长翠打量了又打量，他们毕竟不是来看韦仁富的，不是来认识韦仁富的父母亲的，她们本来就是冲着束长翠而来的，她们总不能枉作此行。 束长翠绝对是一个大女人了，丰乳肥臀，四肢发达，个子差不多有一米七五高——如果一米六几的韦仁富再不赶紧长个头，等到他们合拍结婚照，韦仁富的瘦臀底下的长凳上，估计得垫上四块砖头了，才能拍出一张齐头照的。 束长翠上半身着一件水红色的清凉短袖褂子，下半身穿的是藏青色直筒长裤，布料好像是哔叽什么的——刘巧英也不大说得上。 束长翠的脚上蹬着的是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 从着装上看，束长翠没有吴甜甜时髦，但绝对比刘巧英洋气多了。 刘巧英以为束长翠毕竟是个拿大工分挣钱的人了，有条件按照自己的喜爱装扮自己，况且现在又是来婆家作客。刘巧英不知道，束长翠的这在那时的农村里算得上时髦的一身衣着，其实是拿韦仁富家人提前预付的这年夏天束长翠来家里息夏的礼布做成的——这次束长翠来为韦仁富五十岁的父亲拜寿，就算顺便息过夏了，毕竟，作为社员，她也是轻易不能请假的。 束长翠不像刘巧英，留着两条半长的辫子，而是剪的“丫头毛”发型，两边乌黑的短发只盖过耳端子，后边的头发也只到脖颈的一半，前边的刘海稀稀疏疏的，盖不住平展的额头。束长翠头顶右侧下垂的黑发上边，也只加夹了一只蝴蝶形黑色铁皮发夹。 束长翠的发型，与正在热映的《龙江颂》中江水英的发型差不多一模一样，留着这样的发型，在刘巧英看起来，束长翠也的确显得英姿飒爽。 束长翠留给刘巧英印象更深的同时又让刘巧英有些纳闷的还是她的皮肤。 束长翠脸上手上的皮肤都相当的白，尽管不是吴甜甜的那种雪.白.粉.嫩，却也是常年田间劳作的农村姑娘里边极其难有的白皙。刘巧英没有想到，束长翠的皮肤，竟然比大多数时间都坐在教室里的她自己还要白，还要细腻。 “翠儿，亲家，亲家母，你们这就是要走了啊！” 正当这边的韦仁富与吴甜甜、刘巧英聊上这次来他们生产队学农的话题时，坐在一旁不怎么插得上话了的韦仁富的母亲，发现束长翠和她的父母拿着布包，已经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赶忙起身大声迎了上去。 “吃了晚饭再回家吧。” 韦仁富的父亲和姐姐也闻声回到屋里来，连声地挽留着。 韦仁富也站了起来，只是没有出声。 出于礼貌，刘巧英、吴甜甜只得也起身离开了八仙桌。 这个时候，刘巧英留意到，束长翠似乎是不经意地扫了她们一眼。 “不用啦，存财。” 束长翠的父亲拉了拉韦仁富父亲的手，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摆手说。 刘巧英由此知道了韦仁富的父亲叫韦存财。 “朗月姐，你也不要一年到头劳碌命了，也到我们家走走啊。” 看到自己的男人已经走出了门，束长翠的母亲也结束了与韦仁富母亲的拉呱，与束长翠一起往门口走去。 “再来玩啊，再来玩啊。” 韦仁富母亲一手拉着束长翠，一手拉着束长翠的母亲，拖拖拽拽的，一直把她们送出门外。 韦仁富并没有跟出去。 刘巧英得空问韦仁富说： “你的妈妈姓什么啊。” “和你一姓哦。怎么了，要认亲吗？” 没有他的“童养媳”在了，韦仁富就又油嘴滑舌起来。 “去你的，八竿子打不着吧。” 刘巧英心中暗喜，莫名地生出一种亲切感，但口头上却并不承认，一推了之。 刘朗月与刘巧英的父亲刘朗生同字辈，刘巧英的确应该叫她姑姑，只是刘巧英从来就没有从保卫大队刘姓家族里听说过这个名字，应该是别的什么地方的刘姓人，与刘巧英这个家族早已经出了五服。 刘朗月的确矮小，个头差不多也就一米五零多一点，身体还很瘦弱，才五十岁上下，就已经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乡村真是不能养人，刘朗月这样的妇女也还每天都得出大寨工，挣工分养家糊口，又都是拿的小工分，命是够苦的了。难怪她要以为儿子韦仁富订下束长翠这门亲自豪了，她这辈子做大寨工实在是吃足了个头小力气小的苦头，毕竟身大力不亏，娶回了束长翠这个儿媳，要个头有个头，要力气有力气，要人品有人品，再不会像她一样人前上工人后下工还要受人气被人低看了。做了韦仁富媳妇的束长翠，应该能够为韦家好好撑起门户了。 韦存财的个头高多了，应该有一米七八左右，但这个才五十岁的农村男人，背已经有点驼，气色也不怎么好。家庭持续困难，又有先天性哮喘病常年折磨着，也难怪舒展不开眉头了。 这样沉默地想了一会儿，刘巧英就拉上吴甜甜的手，走出了韦仁富的家门。 韦仁富这回跟着他们，也走出了门。 外边的日头正毒辣辣地晒得起劲。 束长翠和她的父母亲已经走远。 原本分散在厨房北山头和猪圈前边大楝树下纳凉拉呱的刘家亲友们也都走的差不多了。 与韦仁富道了别，刘巧英与吴甜甜也往返回班级集体驻扎点的韦仁富所在生产队队部的大场的路上去了。 “你们倒是等等我哇！” 刘巧英与吴甜甜没有走出多远，韦仁富也就小跑着追她们来了。 虽然这次“三同”学农活动就在韦仁富家的生产队里，但韦仁富也是要与所有师生一样睡集体的地铺，吃集体的大锅饭的。 第十三章:高考在冬季 刘巧英的哥哥刘胜龙只做了一年东方红拖拉机手，就如愿以偿做了保卫小学的代课教师。 刘胜龙比妹妹刘巧英也大六岁。和韦仁富比他的姐姐小十多岁情况差不多。在他们兄妹姐弟之间，两家都有孩子夭折了。 刘胜龙当上代课老师后，成功娶大队支书兼大队长的金一品的掌上明珠为妻。刘巧英因为有了金银秀这个嫂子，了解到一些医疗事业发展状况，对赤脚医生有了感性真切的认识，甚至学到了涂碘酒红药水、包纱布、打针挂水之类的农村赤脚医生从业之皮毛。久而久之，刘巧英有时会免不了突发奇想：高中毕业回了家，要是永远跳不出农门，能像银秀姐那样，做个“赤脚医生”也不错。 毕竟，赤脚医生是那个时代农村里最需要最受人尊敬欢迎的人，是对乡亲们帮助最多最大的人。 1949年时，全国的医院只有2600家，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大中城市里，全国懂西医的西医师和西医士加在一起只有8万多人。在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里，多数连一家西医的医院也没有，只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医“郎中”开办的诊所，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是缺医少药。所以，在旧中国，乡下有钱的财主家里有人生了病，可以派下人抬了轿子到镇里去请郎中，而穷人生病，则只有死扛。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遇到家中产妇生孩子，都请的是民间的接生婆。 因而，早年农村缺医少药，农村家庭新生儿存活率并不很高，少儿夭折是常有的事，差不多家家都难免。 那个时候，农村里产妇分娩一般都在自家农舍里进行，接生的人俗称接生婆，农村人尊称其为老娘婆，每个生产队都有，说白了就是常帮人家接生的普通农家老太太，对医学其实同样一窍不通。就拿给婴儿剪脐带的剪刀来说吧，通常用的是在产妇家中临时找来的普通旧剪刀，把剪刀两面在烛火或油灯火上反复烤几次，就算是消了毒，就用来剪脐带;剪完脐带的婴儿，就用家常普通的布帛来包扎，接生婆自然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纱布、药棉、绷带之类，接生婆自然也不懂得给产妇进行伤口消炎处理，不懂得也不可能有条件给产妇打防破伤风的针剂等。还有，那时候的产妇家里人往往会在房前屋后的地里取一些“干净”的土，用一口铁锅炒热、炒干了，垫在产妇身下，这样做极易引起新生婴儿的感染，以及产妇的产后感染(当时医学上称为“产褥热”)。这就是那个年代新生儿死亡率奇高和产妇产后感染率极高的基本原因。 这种接生婆接生，遇上不顺产的，一句“要小孩还是保大人”的发问，就能让一屋子人魂飞魄散，弄不好最后还是大人小孩两不保。如果碰上产妇产后大出血的话，接生婆手足无措，连送城镇医院救命都来不及，一家人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产妇血尽而亡。 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先后怀孕十一胎，其中三胎小产即流产，八胎为大养即大产。八胎正常生产中又只有最后一胎生育刘巧兰赶上了赤脚医生接生，其他七胎都是由传统接生婆即老娘婆接生的，真正是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 陆萍芝大产八个孩子，到现在也只存活着刘胜龙、刘巧英、刘巧凤、刘巧兰兄妹四个，另半数都先后夭折了。 像刘巧英韦仁富们这样健康存活下来的农村娃，绝对已经是万幸。农村婴儿，真正的生死由命。抽筋能抽死人，拉痢疾能拉死人，甚至就连生个白喉、害个疖疮什么的，也都有可能断送了农村婴儿的卿卿性命。 所以，那“赤脚医生”的制度创新都要受到联合国的称道推举。 所以，上海市川沙王桂珍县江镇公社培养的赤脚医生王桂珍，1974年能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参加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赤脚医生”一般有三个来源：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被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有纳入国家编制，也没有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就成了农村社员对这些乡村卫生员的尊称。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在城乡大力推广“新式接生法”，并着手培训农村接生员，以取代原来的民间接生婆。到1965年最高领导人“六?二六”指示发表前，全国接生员的人数已达685740人。“六?二六”指示发表以后，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制度)普遍建立，许多农村的赤脚医生兼任接生员。但按照当时的规定，赤脚医生如果要兼任接生员的话，除了赤脚医生培训以外，还必须再接受6个月专门的接生员培训，成绩合格者方能从事接生员工作。 严格地说，接生员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但仅仅是通过规范新生儿接生过程中的每一项操作，严格防止新生儿和产妇在接生过程中的病菌感染，仅此一项，曾经挽救或避免了多少新生儿和产妇的死亡，就是无法估算的。 从195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1965年最高领导人的“六?二六”指示发表后，加快了这一体制的全面落实。所谓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一是要求全国每个县或县级行政区建立中心医院，二是在每个乡镇(公社)建立卫生院，三是在每个村成立合作医疗站。动员抽调中心城市里医疗水平较高的医护人员到农村地区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充任骨干，动员大量医科类学校毕业生充实各地县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同时，培训大批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卫生员，即俗称的“赤脚医生”。在当时我国医护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这个体制在保障人民生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这一体制曾获得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充分肯定。 在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量小伤小病是不会上医院的，例如，一个农妇在做饭时不小必被菜刀切伤了手指，一个农民在割麦时被镰刀划伤了手或脚，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抓一把灶灰或细土敷在伤口上，找一块布条缠一缠，谁也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伤跑几十里路到乡镇卫生院去治疗，而有了赤脚医生后，可以很方便地请赤脚医生进行伤口消毒处理和包扎，这使无数农村人人避免了伤后感染或从小病发展成大病。在没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村中出现因溺水、触电、滚坡、农药中毒、机械性损伤、被毒蛇咬伤等各种意外，往往因为农民们不懂急救或急救不得法，待病人送到乡镇医院时，病人已咽气身亡;有了经过专门培训的赤脚医生以后，这些赤脚医生虽然没有高深的医术，却懂得怎样避免一些不正确或禁忌的急救方法，知道怎样给患者做人工呼吸，知道怎样用鞋带代替止血带扎住患者的动脉血管以防血流不止或毒性漫延，知道怎样用头巾代替三角巾给患者进行简单包扎，知道怎样用锄杠和绳子、衣物制做简易担架，知道怎样用一些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防止患者的休克和深度昏迷，知道在患者送往乡镇卫生院的途中怎样沿途护理。这又挽救了无数农村人的生命。 刘巧英十八岁读高二的那年，她二十四岁的哥哥刘胜龙把保卫大队“赤脚医生”金银秀娶进他们刘家，应该算得上是把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请进了家门，从此，刘巧英有了自己切近的人生榜样，又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刘巧英还具备了学做“赤脚医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了。 金银秀与刘胜龙是同一届高中毕业生，两人小学初中也都是同学，但他们能做成夫妻，却并不是因为同学日久生情，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他们一直是普通同学关系，从来没有想过要喜结连理。 金银秀是保卫大队革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金一品的掌上明珠，高中毕业时，因为大队空缺一名赤脚医生，作为全大队唯一的新近毕业的女高中生，被推荐去县城卫校学习了六个月，回来便补了那赤脚医生的缺。 金银秀也是一个心比天高的农村女孩，做梦都想跳出农门的，但同样命比纸薄，当女兵没有她的分，推荐考大学做工农兵大学生又无望，只能捧着个赤脚医生的泥饭碗待价而沽：农村姑娘，如果能侥幸嫁到城里做媳妇，熬过一定年限，也是可以带户口的。 但那个时候，城里人都要到农村下放落户，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农村姑娘要想嫁城里人，除了嫁到知青点，别的就几乎想都别想了。 金银秀的哥哥金雨林倒是娶了他们生产队知青点上的叫做朱秀娟的一个无锡女知青，但下放户和知青都是在农村落了户口的，他们也都不能再算是城里人了，他们应该叫做在城里出生在城里生活过的农村人了。 农村人不嫁，知青不嫁，高不成低不就，金银秀差不多拖成了农村老姑娘。 幸好刘胜龙当上了保卫小学代课教师，而保卫小学与保卫大队卫生室也就仅仅隔着那么个小池塘，作为老同学的刘胜龙与金银秀来往自然多了起来。 虽然门不当户不对，但毕竟都算是有了不怎么需要弯腰驼背的稳定工作，又知根知己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两家还又更便于相互照应，革委会主任也就拍了板：就让金银秀嫁给刘胜龙，反正嫁猪又不嫁圈。 但刘巧英即使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赤脚医生嫂嫂金银秀，也还是没有能够好梦成真地做成保卫大队卫生室的赤脚医生。 一个大队有两名赤脚医生已经足够了，如果金银秀嫁离保卫大队，刘巧英反而倒是或许有也如金银秀当初的补缺赤脚医生的可能。 刘巧英后来的高中生活如她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许多大事变。 经历唐山大地震震痛不久，又经历了更加天崩地裂的震痛。 刘巧英高中毕业的时候，四化蓝图铺展开来，保卫大队已经兴办了农科队，这一年保卫大队所有的应届普通高中和农业高中毕业生，都被安排进了这个农科队。 这个农科队虽然只是从第五生产队里划拨出一框三四十亩农田搞种植，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没有队部，却也俨然是一个生产队。 这个农科队有自己的队长，有自己的会计保管员，有自己的记工员农技员，更重要的是，这个农科队独立核算，年终会单独结算分红。 刘巧英这批应届毕业生就是这个农科队的社员兼技术员。 这个农科队里还有一个老农代表，这人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光棍，农科队经营的一框农田边就只有他一户人家。他的家只有两间泥墙草顶堂屋，西间是卧室，东间为正堂兼厨房，属于连房灶屋。 这连房灶屋如今又兼做了农科队的队部和食堂，还兼仓库。 刘巧英这批应届毕业生自带行李和口粮以及农具，加入了这么个集体。 农忙的时候，刘巧英这批应届毕业生还得在这个老光棍的正堂兼厨房里打地铺安营扎寨，一如他们高中时代的“三同”学农。 这种情况之下，农科队唯一的女社员刘巧英就只能连着全身衣服裹紧被褥，蜷缩在灶膛口的稻草里哆嗦一整夜。 只是，刘巧英的这种胆战心惊的日子连同她那个暗地里的赤脚医生之梦也并没有持续太久。 1977年10月21号，全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1977年恢复高考是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具体招生办法为：1、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5、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刘巧英的哥哥刘胜龙最早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刘巧英。 这个喜讯是他们兄妹内心深处孜孜以求脱胎换骨跳出农门、获得国家户口、获得金饭碗的及时雨，甚至是救命稻草。他们兄妹有希望不用继续苦苦等待那个或许有机会的推荐上大学了，他们兄妹完全有希望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通过正正经经的高考之路，挤过这座独木桥，成就自己别样的人生。他们兄妹不能不坚信，这个天大的喜讯，必定会从此深深影响他们的命运。 不久之后，三角圩中学就通知刘巧英回校复课。 通知是刘巧英高二年级原班主任老师手写的，远看上去就是一张三十二开的白纸片。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一接到通知，就举着这半页白纸，一路狂奔着，一路大叫着，亲自送到正在保卫大队农科队农田里摘拾棉花的刘巧英的手上。 陆萍芝狂奔之中，眼前仿佛一路漂浮着刘巧英国家户口和金饭碗的锦绣前程似的彩虹桥。陆萍芝真的不敢想象，本来遥不可及的那一切，如今怎么就这么容易得如同囊中探物般随时唾手可得了？ 刘巧英浑身颤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与母亲陆萍芝相拥而泣。 刘巧英回到了离开才几个月的三角圩中学。 三角圩中学是把这一年毕业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全部召回到学校里来的。 这些应届毕业生就在母校的组织下复习迎考了。 刘巧英的哥哥刘胜龙和嫂子金银秀连同他们大队的往届高中毕业生连同知青点上的符合报考条件的知青们也都跃跃欲试，准备报名参加高考，但他们只能边上工边复习迎考。 第一年恢复报考，报名的人数出奇的多。 县里在高考前十天组织了筛选性初试。 刘巧英的嫂子金银秀与金银秀自己的嫂子朱秀娟等许多知青一样，没有能够通过预选，丧失了当年参加统考的资格。 刘巧英与哥哥刘胜龙双双获得了参加正式高考的报名权。 当年高考是全国统一时间但并不是全国统考，而是由各省市命题组织实施。 1977年12月11日-13日，刘巧英与刘胜龙兄妹两人，像全国国五百七十万考生参加当地高考一样，一起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参加江苏省组织的统一高考。 高考在冬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刘巧英与刘胜龙兄妹两人恭逢其时。 刘胜龙报考的是文科。 刘巧英和韦仁富报考的都是理科。 刘胜龙年初已经通过考试由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 刘胜龙高中毕业后曾经对推荐考大学充满了期待，梦想成为那九十万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有几年是做过复习迎考的准备的，做了代课教师之后，虽然是执教小学，却也算是靠文化吃饭的人了，学中教，教中学，水平总得是不断提高的，而要通过代课教师升任民办教师的考试，更少不了对初中、高中课程特别是政治、语文、数学等与民办教师考试相关学科知识的系统复习，因而，尽管刘胜龙智商平平，做学生时成绩也总是中不溜秋的，却也能顺利通过了县级高考预选。 而且做着教师的人，读书看报知天下，一天不看报纸杂志就会空得慌，而读书看报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虽然不能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却也知时政大事，懂方针政策，古今中外历史，一知半解也总比一窍不通强。这样看起来，刘胜龙报考文科也算是扬长避短的明智选择。 刘巧英虽然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与她的哥哥刘胜龙比起来，却也并没有什么优势。刘巧英的高中，开门办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种教育本来就不是为高考而进行的。从高考改革消息公布到坐进高考考场，匆匆一个月里，刘巧英能够算得上为参加高考而学习的时间，总不会超过二十天，而这二十天里，别说刘巧英不知道高考是个什么样子，高考到底考什么，就连那些一边忙着自己复习准备参加高考一边辅导他们复习迎考的高中民办教师们也基本没有谁能够说清楚。区区二十天时间，刘巧英这样的当年匆匆参加高考的农村应届高中毕业生，连他们的高中课本都没有来得及翻过一遍，就已经迷迷糊糊而又诚惶诚恐地走进了高考考场。 从来都是灌输“教非所用”如何如何误人子弟，只有到刘巧英拿到了真正的高考试卷的时候，才能理解“学非所考”对一代人的致命打击。那《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之类的课程设置，本来就是为劳动“所用”，而不是为了大学“所考”。 当然，刘巧英不会知道，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着的。那些书香门第，那些知识分子家庭，那些前十七年中有人读过高中参加过高考的家庭，那些手眼通天能够呼风唤雨的家庭，就不会存在“所用”“所考”之类的纠结，他们才是真正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深得“万变不离其宗”之“宗”。他们的子弟，不缺对路子的教材与资料，不缺精准的辅导与点拨。即使同样是一个月的复习迎考，也根本不会像刘巧英这样，压根儿就踩不到点子上。 一张物理高考试卷，就让刘巧英彻底崩溃了。 刘巧英被试卷上的几条大题目吓得魂飞魄散，这些题目她差不多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害得她头脑里变得一片空白，以至于连那些物理学科的基础性小题目也难以顺利准确解答了。 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没有办法理解，一向成绩优秀的女儿刘巧英怎么竟然高考落榜了，而一向成绩中不溜秋的儿子刘胜龙又意外地考取了。 当然，手心手背都是肉，高考那几天，陆萍芝每天早晚都要在家长柜上烧高香，对着已经复位的木主牌和那神圣的墨水瓶磕头作揖，祈祷许愿，让观世音菩萨保佑，让刘家的祖宗亡人保佑，让赵田庆先生的在天之灵保佑，保佑他们刘家的刘巧英和刘胜龙双双中举，保佑他们刘家鸡窝里一次飞出两只金凤凰，保佑他们刘家的这一双儿女同时跳出农门，脱胎换骨，捧上金饭碗，永脱这胎里带农村户口的农村人的苦海。 陆萍芝现在怀疑的还是命和运。 陆萍芝自从刘胜龙学开拖拉机时就没有想到儿子还会有脱胎换骨的命，但刘胜龙偏偏有了跳出农门的这个运。 陆萍芝自从刘巧英考了第一名捧回那个神圣墨水瓶，就坚信女儿生来就是能读书出人头地的命，但刘巧英偏偏现在就缺少这个脱胎换骨的运。 命中有时终会有，刘巧英需要有刘胜龙那样的时来运转。 运来挡不住，刘巧英只要等来这挡不住的运，终究会成为飞出鸡窝的金凤凰。 刘巧英一定要坚持考下去，刘家一定要让刘巧英坚持考下去，不惜一切代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第十四章:高考复读生 刘巧英依然牢记着赵田庆老师的激励：“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尽管跟着赵田庆老师读小学的时候，刘巧英还不知道牛奶与面包是什么东西，就是早已经高中毕业了的当下，刘巧英也还没有吃上过面包，喝上过牛奶。 刘巧英当然也如母亲陆萍芝期待的那样，下决心继续考下去。毕竟，作为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农村女孩，在她的面前，终于有了一条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而彻底扭转个人命运的道路，尽管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只要她挤过了这座独木桥，国家户口就有了，金饭碗就有了，只要她挤过了这座独木桥，就能天天吃上商品粮了，就能月月拿上工资了，只要她挤过了这座独木桥，她就是城里人了，就不再是农村人了。 考大学是农村女孩刘巧英脱胎换骨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但落榜之后的刘巧英除了继续复习她的高中课本之外，也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刘巧英只知道，既然是恢复了高考，七七年考过了，七八年还会考，至于什么时间考，报考又会有什么条件，刘巧英不知道，已经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刘胜龙也不知道。 既然没有考上大学，刘巧英就依然还是保卫大队农科队的社员，还得去保卫大队农科队继续做大寨工。 刘巧英是从参加高考后的第二天就带着高中课本回到了保卫大队农科队的，她知道自己没有半点考取的希望，只是她没有对家人说，也没有对农科队的那些应届毕业生们说。那些应届毕业生们本来就不比刘巧英好受，他们都是参加县级高考初试就被淘汰了的，他们十多天以前就带着自己的中学课本回到农科队了。 刘巧英的落榜被确认，农科队的那些应届毕业生们也并没有谁感觉轻松了些，没有谁幸灾乐祸，毕竟大家是惺惺惜惺惺，他们都是开门办学这根藤上结的苦瓜儿。 保卫大队农科队的这些应届毕业生社员们，依然在那三四十亩的农田里，做着他们的大寨工，只是因为有了一次高考，出工之余，哪怕有一点点闲时间，他们都不再打扑克争上游逗乐，而都是如饥似渴，啃读着距离真实高考十万八千里的他们自己的中学课本。 但落榜之后的刘巧英又是没有在农科队熬得太久。 来年春天，刘胜龙去大学报到后没有过几天，刘巧英就又被母校三角圩中学召回学校做了一九七八年的复读生。 三角圩中学把参加了省统考的七七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本校落榜生都召了回来，安排他们进七八届高二年级各班插班听课。 学校已经为要参加七八年高考的高二年级分了文科理科班，刘巧英选择了参加文科班复习。 刘巧英被那高考物理试卷考懵了，电动机、柴油机、发电机和水泵的那“三机一泵”，绝对与高考物理无关，刘巧英再不敢重蹈覆辙了。 学校告诉大家，七八年高考改由国家命题统一考试，文科理科都考五门，理科高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文理科语文、数学合卷再分文理不同要求选做，各科分值一百分，五门总分五百分。另外，七八年高考加考英语，但除了英语专业外，英语为五门以外的参考科目，不作为录取依据，英语成绩不纳入高考总分。 其实，刘巧英选考文科也不会轻松，刘巧英的高中也几乎没有学过历史，历史课讲的是儒法斗争史，刘巧英对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等倒是知道不少，但这总不能代替全部的历史课。 刘胜龙在大学同学那里，帮刘巧英找到了一本前后都缺了好多页的历史课本，是一个老三届学生用过的，这本老旧历史教材竟然成为了整个文科班的至宝，连同样要报名参加七八年高考的又任教着刘巧英这个班的历史老师都要借它去复习又备课。 七八年的高考与七七年的高考一样，没有考试大纲，没有统一教材或者复习资料，更没有考试说明、考试说明的说明，没有样题，没有样卷，刘巧英和她的各科老师在几个月的复习迎考中甚至连七七年高考哪怕一个省市的高考原试卷都没有拿到过，即使它们未必对七八年高考的教育部统一命题有什么指导意义。 刘巧英与七七年高考前一样懵懵懂懂的，根本不知道如何复习，她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怎么辅导自己的学生复习，只是把他们自己临时抱佛脚弄来的零散的知识，漫无目的地灌输给自己嗷嗷待哺的学子们。 一切都靠刘巧英自己生吞活剥，除了做做数学题，刘巧英只能死记硬背，恨不得把五门学科的课本全部吞进肚子里。 插班复读期间，刘巧英成了住宿生。父母亲给了她全部的时间和自主，哥哥刘胜龙更常常从大学里写信鞭策她。 刘巧英只能破釜沉舟，也必须破釜沉舟。 复读期间，刘巧英没有睡过一夜囫囵觉。 春寒料峭的时候，每当学校晚自习结束关了灯，刘巧英就和几个七八级女同学走出校园，到二里路外的一个走读同学家，借那社员家的厨房，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复习到凌晨两点以后才回到学校宿舍里就寝。 进入初夏以后，每个夜晚，刘巧英都是过了三角圩中学东南角那座水泥渡槽桥，到那中心河上的水泥拱桥上，在那暗淡的路灯底下，苦读苦背，一任蚊叮虫咬，直到东方既白。 如果那水泥拱桥上路灯坏了，刘巧英就再一路向南，找一处同样昏暗的灯光，坐在水泥杆旁边，继续她的深夜恶补。 几个月的复读生涯，赵家舍那条唯一的南北向小街上，几乎没有一盏仅有四十瓦的白炽灯灯泡路灯之下没有留下过刘巧英孤零零的身影。 碰上雨夜，刘巧英躲到那水泥拱桥的桥洞里学过，甚至也登上停泊在粮油加工厂门前的中心河上的水泥船头，借着更为暗弱的灯光学过――那带有船蓬的水泥船上的农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正点灯打着扑克。 几个月的复读生涯，刘巧英每天都是学得头昏脑涨，两眼冒金花。 刘巧英不懂得学习效率是什么回事，刘巧英不懂得劳逸结合，刘巧英只知道学习，学习，再学习。 “面包会有的，牛奶也是会有的。”刘巧英始终牢记着恩师赵田庆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待，她相信，天堂之上的恩师，一定始终看着她悬梁刺股般的勤奋备考，甚至少不了为她的拼命三郎劲儿点头称许。 知识改变命运的大道理刘巧英不会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刘巧英不敢说，刘巧英只知道，考大学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她脱胎换骨的唯一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