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满清》 第一章:先祖先父的错误被害 长白山一带，原属通古斯族的女真人努尔哈赤，先祖们曾受“七姓野人”的侵犯，被打的头破血流，被迫迁徙去另外地方，而后经历过数带，传到他这一辈，拥有父亲和爷爷的基础，本人也较为雄迈。 祖父很看重努尔哈赤，时常带在身边可以一起。祖父之长子爱新觉罗礼敦，能力强悍，有个女婿阿太，因礼敦的亲家王杲（gao三声）曾任建州卫都指挥使和明有了间隙，被哈达部的部长擒拿，李成梁在获得王杲后，李成梁为辽东总兵直接将王杲杀害。阿太身为人子，立马奔赴叶赫部，只求联合为父报仇。因是哈达部所擒拿王杲并交由李成梁，阿太将仇恨直接交由哈达部，李成梁打败阿太。 阿太于是迁往沈阳附近劫掠，李成梁闻后，大怒，曰：“阿台未擒，终为祸本”，以此为理由出兵欲杀阿太，督兵攻打阿太的老窝根据地：古勒城。 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听闻，大为震惊，因相比于明，女真各部如青蛙斗牛，何以为赢？立马派出其子塔克世（努尔哈赤之父）与努尔哈赤前往古勒城，告诫阿太切勿与明继续交恶，实为求死之路。阿太对于觉昌安本就十分尊敬，但杀父之仇怎么可能瞬间消散，只能终日处于迟疑之中。 就在这迟疑之中，李成梁的大军已然杀到，并在城下进行围困，势必要处死阿太。一位女真部落之人名为尼堪外兰（nikanwan音译）来到李成梁军中，为了讨好大明，献媚的说自己愿去往古勒城中劝降，并有把握杀掉阿太。他所言不虚，自己本为女真人，在同为女真人所把守的古勒城下，三言两语就能进入城中。尼堪外兰进城后，竟心狠的高喊：“天朝大兵既来，岂有释汝班师之理！汝等不如杀阿太归顺。太师有令，若能杀阿太者，即令为此城之主！”至于李成梁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是否答应尼堪外兰他的言语即为自己所言，已经不重要了。不久之后，阿太真为部下杀害，“杲自是子孙靡孑遗”。 城门一开，李成梁大军压入，城中百姓惊吓之下，已然大刀加身。但古勒城中如果只是阿太被杀，百姓被屠戮过半，也就不会发生后续的复仇了。觉昌安、塔克世和努尔哈赤这爷孙三代尽在城中，百姓被屠戮的时刻，指望士兵有区别的进行杀人，已然不现实。就这样，在一声声凄惨的叫喊中，和鲜血的喷溅之下，努尔哈赤亲眼目睹自己先父和先祖二人倒在自己眼前，并在死前依然叫喊着类似“快走，快走！”相信这在这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生记忆之下，也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努尔哈赤往城外跑着，但终究是一人难敌万人拳，被明军俘虏，被压往军中后，竟意外逃脱了。 至于努尔哈赤究竟如何逃脱，后人众说纷纭，可能是努尔哈赤长相果真俊美，竟有一说因为美貌被李成梁夫人所赏识，私自放走；另有一说倒显得有几分可信，说是因为努尔哈赤本就是被李成梁及夫人当做干儿子所看待，李成梁当时年岁已属年迈，对于如此年轻人也不愿痛下杀手，终究还是放过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既然放出，见到李成梁，哭诉道：“我祖、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汝何为辞？”李成梁道歉道：“非有意也，误耳！”努尔哈赤在心里一直记恨此事，哪怕是日后杀尼堪外兰复仇后，还是将此立为对于明的七大恨之一。 李成梁倒是很给面子，也自己想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立马命部下找出努尔哈赤祖、父的遗体，装进棺材，送还努尔哈赤。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爱惜之情，还是很浓厚的，况且李成梁也知自己本非纯血统的汉人，他的高祖名叫李英，是来自朝鲜的朝鲜人，从民族血缘方面，他对于努尔哈赤的偏重也无可厚非。努尔哈赤这个时候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他有什么呢，只不过是十三副甲胄，可怜他马少，人少，牛羊等财产更是微乎其微了。“我虽没有能力与天朝一决雌雄，但尼堪外兰这个畜生我一定要杀了替先祖、先父报仇”。 第二章:祖、父之仇不共戴天 前面有所说明，尼堪外兰为了讨好明朝，而献媚李成梁，并叫开古勒城，让李成梁屠戮过半，而努尔哈赤的先祖与先父也意外死于这场混乱。 尼堪外兰明明自己就是建州的女真人，怎么出卖阿太呢？连努尔哈赤本人都说：“如果不是尼堪外兰出卖我的祖、父，我的祖父怎么会死，怎么会亡于这场灾难呢。” 这尼堪外兰是图伦城的城主，而图伦城和古勒城相距四十里，都在沈阳的东边，当然是利益的冲突，所有的献媚都无外乎一个“利”字。经济是为基础即为历史的走向与脉络的清晰展现。 努尔哈赤在古勒城灾难之后，为了复仇，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将自己的十三副甲胄增加至大概八九十个人，出于对自己及属下的能力自信，匆匆攻往图伦城。在万历十一年时，努尔哈赤攻往图伦城，消息传到明朝廷，朝野中主张息事的官员不在少数，而尼堪外兰也就只能被明廷所抛弃。为什么尼堪外兰献媚于明而未能得到帮助呢？想来也是帝师太岳于前一年病逝，生前整顿财政的这位内阁首辅，怎么会知道自己劳猝而逝之后，竟然差点遭到开棺鞭尸，在这样的政局之下，稳定和无所作为或许是为官者最为智慧的决策了。恰逢此时，图伦城被破，努尔哈赤真的带领自己几十人攻占了图伦城，正在寻找尼堪外兰时，手下一人忽说：“尼堪外兰逃走了！他直奔嘉班城了。” 嘉班城是由于尼堪外兰带领明军杀死阿太有功，在李成梁的支持之下，在抚顺城附近所建立起来的。尼堪外兰带领自己的妻子和仆人匆匆逃至嘉班城后，努尔哈赤的扑空，在愤怒之余和无奈之下将尼堪外兰的部众收入囊中。 当努尔哈赤攻占嘉班城，并无奈回去后，在这段日子里越发的难以入眠，心里的仇恨夹杂着未能雪耻的耻辱感在这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脑袋里充斥着。直到三年后，万历十四年的时候，七月，当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尼堪外兰居然就在浑河部的鹅尔浑城以后，命手下立刻出兵，后续粮草命令在进军途中准备，足以见识这位年轻人的决策力和坚决信念，在星夜不停的奔袭之后，突然袭击了尼堪外兰的所在地。 攻入城中并未发现尼堪外兰，难道是信息有假？正当努尔哈赤感叹未能捕获仇人之时，登上城后瞭望之际，居然发现城外逃窜的几十个人小队里，有一人的身形极似尼堪外兰。这可如何能忍，领兵出城追杀，本就是逃窜溃败的几十人，努尔哈赤等人轻松射杀了溃逃的八人，而此时尼堪外兰只能前往抚顺，暂时保住自己的一条性命。 抚顺在明朝的管辖之下，是直属地区，努尔哈赤得知尼堪外兰在抚顺，当即向抚顺明军索要仇人，并且指责对方保护尼堪外兰的行为。而明军一来看努尔哈赤如今势力越发强大，如真的对方恼怒攻城，会不会也会将抚顺的全体军民屠戮殆尽呢；二来本就是一群守卫边疆的将士，不愿因为这等事情与女真发生仇恨和战争；三来尼堪外兰如今身为女真人，却被女真人打的掉头鼠窜，当真还有利用价值吗？思虑之下，决定不再对他进行庇护，并且将消息告知了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在得知抚顺明军如此“通情达理”之后，急忙命令手下将领斋萨等四十人左右前去抚顺逮捕尼堪外兰，尼堪外兰见情势不对，慌忙逃窜，但为时已晚，早就没有了退路，斋萨等人将其当场斩杀，并割下首级带回献给努尔哈赤，自此，努尔哈赤势力越发雄厚，也报了祖、父之仇。 尼堪外兰是该死的，他不仅因为献媚导致觉昌安和塔克世的被害，还因为自己是女真人曾和努尔哈赤争夺建州左卫的领导权。无论出于私心还是公理，出于情感角度还是政治考量，尼堪外兰和努尔哈赤也是只能二活其一的。 第三章:七大恨呼出反明 努尔哈赤复仇之后，但心里的仇恨也并未消散，毕竟自己的祖、父二人死于明军之手而非直接死于尼堪外兰，尼堪外兰是该杀该死，但对于明朝的恨意终究不会因为这样的复仇而解除。 明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喇即位，自称金国汗，定国号为金，年号天命。至于努尔哈赤定国号为金是否为继承先祖意志，也未可知，毕竟他自己并非完颜阿骨打或是金朝的任何一个皇帝的后裔。但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女真人，继承金朝称号并以恢复金朝的繁荣为己任，也无可厚非、人之常情。 努尔哈赤本人的汉化程度是非常高的，不仅懂得汉话，还经常阅读《三国演义》，俨然一副汉人思维。幼年在抚顺及辽阳等地做生意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位于汉与女真的地界多加学习，汉人朋友也是不计其数，这些汉人朋友与他的关系也是微妙，甚至有些戏剧：其中就有后来被他称作“无赖”的萧子玉，还有住在李成梁家，成为其与妻子的干儿子，学习李的兵法（以《孙子兵法》为主）。 在称为汗以后，他本并未想过打进长城，与明争夺天下。能做到雄踞辽东，并俯瞰中原，此生足以。万历如果真像当年给予俺答汗的“顺义王”之类再来一个“辽东王”，将疆域分得再明确精细一些，努尔哈赤的梦中估计都是美妙的了。但是后续，明廷却总是计较别人进贡的马够不够肥美，貂皮够不够厚和秀丽，人参够不够长够不够大，双方的关系由此更加恶化，并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 站在客观角度，努尔哈赤确实是雄才大略的领袖，站在感性的角度，为祖、父的复仇如此伶俐，也着实表现了他的仇恨和决心让他在复仇的路上不断前行，最终建立了后金政权，为清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他的左右，文有额尔德尼、达海、范文程，武有额亦都、费英东等五人，可谓拥有相当不错的人和。在其下设四贝勒、五大臣、十札尔固齐、八固山额真。四贝勒为大贝勒代善（努尔哈赤次子，长子褚英被废太子）、二贝勒阿敏（努尔哈赤侄子，舒尔哈赤之子）、三贝勒莽古尔泰（努尔哈赤第五子）以及四贝勒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第一任的五大臣即为五个武力的心腹——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以及扈尔汉。五人相当于部长，而十扎尔固齐相当于副部长。固山额真是为八旗，原为四旗，是军事的组织，每旗的旗长叫做固山（旗）额真（长）。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与明翻脸。 第一恨，是祖、父觉昌安和塔克世二人的被害事件，这在努尔哈赤眼里是永不磨灭的伤疤，哪怕此时已然过去三十五年，但按照努尔哈赤的话来说就是“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将我二祖无罪而诛，恨一”。 第二恨，来源于明代对于女真各部的政策不一，尤其是军事领域。建州左卫与叶赫部都是明的外藩，而明对待叶赫部的态度比建州左卫要好的多。“我与北关，同是外藩，事一处异。恨二”。 第三恨，或许有点站不住脚。有一年，努尔哈赤命部下杀掉了几十个采参的汉人，明廷得知，命努尔哈赤交出凶手偿命。而努尔哈赤在牢中拉出十个哈达部的俘虏，送往与明的边界，当场杀掉，就这样糊弄过去了。“汉人私出挖参，遵约伤毁，勒要十夷偿命，恨三”。 第四恨，是明朝帮助叶赫部抵抗努尔哈赤的进攻事情。叶赫部是海西女真四部之一，而明在开原叶赫的附近，修筑了一个“镇北关”，这是明摆着帮助叶赫部防着努尔哈赤，所以叶赫部也就称为北关。“北关与我，同为属夷，卫彼拒我，畸轻畸重，恨四”。 第五恨，是关于一个老...也算不上老女吧，叶赫部的一个贝勒，在万历二十一年就答应将自己的十四岁妹妹嫁给努尔哈赤，结果努尔哈赤等了二十二年，对方却改变了计划，把妹妹（已然三十五岁）嫁给了一个喀尔喀的王子，努尔哈赤由此咬定，一定是明廷教唆，否则对方不敢如此胆大。“北关老女，改嫁西虏，恨五”。 第六恨，女真人强行占领柴河、三岔、抚安等地，从事耕种和畜牧业，明朝勒令这些女真人迁出。“逼令退地，田禾丢弃，恨六”。 第七恨，“辽阳无赖”萧子玉做明廷的特使，对努尔哈赤丝毫不客气。“萧伯芝大作威福，百般凌辱，恨七”。 有了这七个理由，努尔哈赤振振有词，到了抚顺，守将李永芳当即出城投降；到了清河，守将邹储贤被杀；远东总兵张承胤带一万精兵，前往对拼，但最后十之八九被杀，自己身故。 后大胜明军于萨尔浒、界凡、尚间崖和布达里冈，并取沈阳、收辽阳、破广宁。但在宁远遇到对手——袁崇焕，兵败受伤，事后，七月间得病，八月十一日，一命呜呼了，享寿六十有八。 第四章:父死政乱皇即位 努尔哈赤的妻妾很多，可考的至少也有十个，诞下儿子有十六个人，长子和次子皆为佟佳氏所生。 长子褚英，十分英勇，被努尔哈赤封为“阿尔哈图土门”，翻译过来即位“广略”。辽阳大战的时候，也不知道昏了头还是怎么，竟然因为贪杯而贻误战机，被努尔哈赤一怒之下解除兵权，原有的太子之位也被废除，被软禁。说努尔哈赤心狠，也不足为怪，万历四十三年的时候，居然直接处死了自己的亲儿子，年仅三十六岁。 次子代善，前面已然说过，四大贝勒之首，地位高于其余诸子，为人处世圆滑老道，也因为战功卓著，被赐号“古英巴图鲁”，领满洲两红旗（正红旗、镶红旗）。其余后续再论。 另外两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身为三贝勒和四贝勒的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也皆为努尔哈赤诸子，二贝勒阿敏也拥有较大地位，与汗同坐。 努尔哈赤死后，代善本可顺位继承，但他心里却不是这样考虑的，他自己本身所拥有正红和镶红二旗，也有自己的政治与利益集团。关键的时候，他考虑的是大局和对自己能力的考虑，他知道现如今的政治环境并不适合自己做汗，自己也不一定有十足的把握稳住政局，不如当周公为妙：阿敏虽然列居第二，但野心不小；莽古尔泰为人桀骜不驯，有时甚至丝毫不顾自己的大贝勒身份而加以争论；皇太极胸怀大志，有帝王之念；阿济格（努尔哈赤之子）刚强好斗；多尔衮年青气盛，更不甘于人下。代善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惟有一种选择：以大贝勒身份向其他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提议拥皇太极为汗，以八和硕（大）贝勒共同推举的形式拥立大汗。 明天气六年（天命十一年）九月一日，皇太极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定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即位的第一天，就开始表现了自己汉化的程度之深，下令让他之前的三个贝勒务必行事要“行正道，循礼义，敦友爱，尽公忠”。对于源于努尔哈赤天命十一年的逃人法也加以改变，规定：凡是有意愿逃走但未付诸行动的行为，不必定罪，可以先留意观察；等到逃跑的行为既遂，也就是真的逃走了以后，再开始查获，严办！ 过了两天又定：汉人纳税应该与女真人相同，改变以往汉人与女真人税额不一的局面，汉人犯法与女真人也要相同处理，不可因为是女真人犯案就予以偏颇。在人民最为感兴趣的税额与司法方面，予以改善，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也确实做到了巩固自己刚刚即位的不稳局面，让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多尔衮等人心中对于汗位有所觊觎但实无作为。 在以前，努尔哈赤时期，每俘获一个汉人，在原则上都是女真人的奴隶，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从事耕种的汉人，每十二个人是为一“庄”，予以女真人当做财产。这样的做法，在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方十六国的时期，已然激起不知道多少次的汉人起义而导致统治基础趋于薄弱甚至灭国的现象，皇太极在这一点上或者说女真人在这一点上，比起之前的少数民族政权要优秀优良很多，如元代，更多的是把中原或者说中华版图当做殖民地而并非是领土，这是执政者观念方面的巨大不同，也会导致后续政权的运作方式的不同；国家机器运作的迥异。 努尔哈赤我们知道汉化程度很高，皇太极的做法我们甚至找不到他太多女真人的影子，而他的即位人顺治，在后续的政策与所作所为中，俨然一副中华汉族王朝皇帝的模样，甚至在争论谁是最好的皇帝时，跟帝师争的面红耳赤，帝师说是唐太宗，他说是明太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崇拜明太祖而并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屠戮开国功臣，弄个清初四大案，即用其政而弃其性。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对待汉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在征服辽阳、沈阳及整个辽河流域的若干城镇和村落后，所征服和控制地区的汉人数量，已经不是可以再用以往的方法去控制得了的了，汉人数量变为女真人的几十倍，所以也就不得不选派汉官，像极了当年辽国的南北面官制度，讲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汉人加以分别处理，不能再像以往一样一律分为女真人为奴。 汉化的政策还包括：参考中原王朝的科举制度，颇为赞同，汉蒙女真三族只要考中秀才的人，免除徭役和兵役，还可赏缎子和棉布；又在后续将文馆扩充为“内三院”：弘文院、国史院、秘书院。并且从此以后，喜欢用“三体”，即汉文、女真文、蒙文，三种文字兼通者被命为“国史院”大学士。 但是还是有所局限的，醉心于汉化的皇太极也有不可接受的事情，那就是服装和民族衣冠，其中就有最为关键的辫子问题：在崇德三年见到有女真人纷纷改装，甚至男的剪了辫子，女的裹起了足，大怒道：“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 第五章:逢英主女真易满洲 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派了一个都司和一个李姓的喇嘛来到盛京（沈阳），名为吊唁，实为探查金国的虚实。皇太极震怒，欲杀来使，手下大臣进言说道：“不如趁此机会，我方也派两位代表，前往议和，还需附一封信以示诚意。”皇太极采纳了意见。 第二年，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正月至四月，皇太极和袁崇焕有了两次议和的试探和比拼。皇太极这边所要求的是：明朝政府应该正式把金国汗（自己）的地位列在明朝任何臣子之上，承认辽东的土地是属于金国的，摧毁辽西的防御城堡，每年给金国巨额岁币（此条倒是很像当年南宋的绍兴合议、隆兴和议以及嘉定和议的约定）。 袁崇焕这边给出的反条件是：金国斟酌退还所占的辽东土地和所虏的辽东人口，撤回金国在朝鲜境内的兵，保证不再侵入朝鲜。 皇太极实在无法接受袁给的条件，他确有和平的意愿，可惜袁给的条件过于苛刻。袁崇焕这边呢，虽然自己已经是辽东巡抚，位虽高但确无和皇太极议和的权力，和皇太极所迂回沟通，目的只是在于争取时间，赶紧构建将要交战所需要的堡垒、城池。 双方在天聪元年开战了一次，但皇太极始终无法将锦州攻下，金军连续攻了七天，死伤极为惨烈，为了面子考虑，只好借口天气太热，下令退兵。 明廷这边呢，听到胜利的消息后，整个北京都差点沸腾了，称这次胜利为“宁锦之捷”。袁的手下奖赏的奖赏，封官的封官，但袁自己却被朝内的魏忠贤指责为“暮气太重！”袁一名武将，气性本来就爆，愤而辞职。魏忠贤让熹宗同意辞职的请求。响应了那句话“朝有奸臣，大将不能立功于外”。 值得庆幸的是，如此权侵朝野的魏忠贤，甚至还活着就有人给他建生祠了的这样一个宦官，背后所撑腰的熹宗不久便亡了。即位的是熹宗弟弟庄烈帝（崇祯帝），即位不久就将魏忠贤贬了，而他也死在了路上。起用袁崇焕为“添注兵部右侍郎”。不久后，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都师蓟辽，兼督天津登莱军务”。 皇太极回去后，为了对付明朝，西征察哈尔。而后先后派遣统帅前后进入长城两次，目的并非攻打明朝而改朝换代，只是为了得到明朝的承认，目的失败后，在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 称帝这个举动，更多的是表示自己不肯再为金国汗，也不愿再做明朝的藩臣。至于改国号为大清，也明白表露了将明代取而代之的意愿，如果说皇太极的野心什么时候扩大到如此的，也就是这个时间了。诗经中写道“维清缉熙”，而此处的“熙”的字义正是“明”。最妙的还是年号，“崇德”二字，你“崇祯”而我“崇德”，你崇尚祯祥而我崇尚道德，可见我比你较高，用年号占领高处，在此处做的极好。 从此，皇太极换了一种身份，以往的名称也定要变换：此后讳言女真，而改族名为满洲；也就只有满洲语、满洲文、满洲字了。更让人讥笑的是，他把祖宗的名字也改了，也不知是自卑还是其他，生怕别人查出清朝皇室的来源和根底。 皇太极称帝后，接着又大举伐明两次，但这时，不再御驾亲征，而是派遣将领前往，如阿济格、多尔衮、阿巴泰。先后占领了锦州和松山，也获得了祖大寿与洪承畴。 皇太极获得祖大寿的经过，的确为人佩服，无论是度量还是见识、谋略都可称为“英主”。祖大寿曾经在努尔哈赤攻打宁远的时候，就被他用大炮打跑，皇太极攻打宁远的时候，又让他带着四千精兵绕后突袭，让皇太极无奈之下，不得不退。祖大寿被强令修筑河城，刚刚到了一半，皇太极派人攻来，将他包围，而明军来救援的人都让皇太极一波一波的打走，天聪五年（崇祯四年）十月，皇太极派人进城说降，祖大寿见无可奈何，要求皇太极宣誓不可屠杀军民将士，皇太极立马答应。祖大寿出城向皇太极作了第一次的投降。 第二天皇太极准备攻下锦州，但不巧的是，当天大雾四起，金军无法前进。祖大寿向皇太极申请愿率领二十几个随员，现行进入锦州作为内应，皇太极大喜，欣然答应。 祖大寿一到锦州后，立马关闭城门，死守锦州，皇太极此刻无可奈何，还不得已在金军大臣这边丢了一次脸面，大臣们纷纷笑话他过于天真。皇太极又写了好几封信捎人带给祖大寿，祖大寿一律不回。 崇祯这边呢，一看祖大寿又在守着锦州，命他回北京谈谈，喊了三次，祖大寿都是推脱不去，因为当年袁崇焕被捕的事件让他是在胆战心惊，而如今袁崇焕已然被凌迟，当时就在身边看着袁被捕，印象太深，对崇祯也忌惮很大。忌惮归忌惮，但还是忠于崇祯。 之后三四年，皇太极命人攻打锦州多次，皆不可为。眼看硬打不能奏效，便换了一个方法，在崇德元年，把先前仿照明制制定的六部与都察院，全用祖大寿的旧部为汉人尚书。但祖大寿似乎并不明白皇太极的用心良苦，毫无反应。 皇太极托人告诉祖大寿：“自从上次相见，你我已经六七年没见了，你忠于明朝我绝不介意，因为你本是明朝的将军，这无可厚非，但是我这边的大臣都说我无知人之明，我希望你能和我见个面，让我对他们也有个交代。如果你怕明朝尤其是崇祯对你怀疑，不妨叫几个人来陪着。”祖大寿依然不理会。 崇德六年三月，皇太极命济尔哈朗把锦州围困，而被围困的守军里有蒙古人，攻打的军队里也有蒙古人。守城的蒙古人对攻城的蒙古人说：“我们现在有三年的粮食，不怕你们围困”。攻城的说：“我们围困四五年也是没有问题的，到了那时你们吃什么？”守城的慌了，并接受了劝降，与攻城蒙古人约定好了日期里应外合。 但到了那天祖大寿退到了锦州城的“子城”，在“子城”守了很久。清军继续围困，但转折点到了，到了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三月，洪承畴被捕，额外被捕的还有祖大寿的弟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皇太极送回了祖大名和祖大成，并派人劝降。祖大寿说：“我要知道祖大寿尚在人世才可以降”。皇太极于是把祖大乐放了。崇德七年三月初十日，祖大寿出城，对皇太极作了第二次投降，到了盛京见到皇太极，皇太极说：“我对人说过，决不杀你。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以后你尽心为我办事就行。” 第六章:大志未绸身先死 皇太极在捉到洪承畴和祖大寿归降后，待他们极好，手下的大臣们颇像当年汉昭烈帝的左膀右臂云长与翼德，嫉妒孔明之“如鱼得水”一般，向皇太极说“为何待祖、洪如此优厚呢？”皇太极见状大笑：“这就好比是走路，你我都是瞎子，但现如今我们找到了向导，何乐而不为呢？” 但没人能想到，皇太极如今的开心时间持续了没多久，八个月以后，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九月初三的夜里，无疾而终。而“无疾而终”一次也来源于清朝官方的公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的上午他还在坐朝听政，年龄只有五十二岁的他，死的着实有些蹊跷。 其实皇太极的身子，在他宠爱的宸妃在崇德六年去世之后，常常闹一些毛病，但病了许久以后，也常常会自己康复，照常打猎、处理政务。也许这在中医层面，消耗的是精气和寿命吧。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逐渐大权独揽，他不让皇太极的儿子豪格即位，却故意让一个六岁的小孩子（爱新觉罗福临）继承大统。不得不说，在皇太极之死一事上，多尔衮谋害皇太极的嫌疑是最大的。 多尔衮当然也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但却是和皇太极同父异母，皇太极的母亲是为叶赫那拉氏，是叶赫国的公主，多尔衮的母亲则是乌拉那拉氏，是乌拉国的公主。叶赫那拉氏死的早，只生了皇太极一个人，但皇太极自幼便和乌拉那拉氏亲近。乌拉那拉氏生三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皇太极即位后，将三个人的地位大幅提升:阿济格被封为武英郡王、多尔衮被封为睿亲王、多铎被封为豫郡王。 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只给其他的兄弟们之一——代善封为礼亲王。阿巴泰功劳很大，但始终只是一个“多罗饶余贝勒”，“多罗”的意思是“皇亲”。 努尔哈赤当年对乌拉那拉氏及其三个儿子很是偏爱，三个儿子都封了女真八旗的一旗。努尔哈赤死的时候，皇太极已然三十五岁，而多尔衮仅为十五岁，多铎十四岁，阿济格年纪稍大一些，已经随军作战。皇太极对待多尔衮也是极好，崇德元年的时候，多尔衮和多铎被封为亲王，排行仅次于当初让汗的代善。甚至在之前（崇德四年）便将六部制夷的管钱部分——户部给予多尔衮管理。 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将裁决政务的大权，交给了四位大臣：长子豪格与堂兄弟济尔哈朗以外，便是阿济格与多尔衮，当然能明显看出来，皇太极的这个做法和措施，实在仿效其父努尔哈赤当年设立“四大贝勒”之意。 皇太极一直到死都不曾立过太子，可能是来源于其兄褚英之故，但一直将长子豪格重点培养确实不争事实，将豪格列为“四大辅政”之一，也有训练豪格为未来皇帝之意。皇太极突然而死后，多尔衮伏立福临（顺治皇帝），把豪格的辅政地位也予以剥夺，辅政由四人变为两人，只生了济尔哈朗与自己。 大权独揽还得是四个月后，顺治元年正月，他示意济尔哈朗命令各部各院大臣，凡事都需要向他请示，从此，便成了实际的执政者——皇帝。 第七章:压豪格欺代善 多尔衮在获得实际的皇帝权力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打击异己之路。首先是豪格。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打仗英勇，曾经亲手杀过扎鲁特部的一个贝勒。皇太极一共十一个儿子，除了豪格与后来所立的福临以外，其余的儿子都是默默无闻的存在。皇太极有意培养豪格，户部的管部大臣也曾让豪格担任，在称帝的时候，封豪格为肃亲王。崇德七年命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一起“裁决庶政”。 女真人尚黄，皇太极将正黄旗和镶黄旗交由拥护豪格的人担任，皇太极死后第六天，正黄镶黄二旗的大臣在盛京的大清门宣誓结盟，随即拍了两旗的“护军”，弯弓搭箭，声称“保护”各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议政大臣登崇政殿，讨论立君之事。 这个时候最拥护豪格的启心郎索尼和最粗鲁的巴图鲁鳌拜，只敢强调在皇太极的儿子之中选立一个，不敢指名道姓推举豪格，他们所思是只要多尔衮不即位，诸子之中也只有豪格可以担任了。多尔衮随机让他们暂退出去。 就在僵持之下，多尔衮沉得住气，但多铎性子急躁，便直接说“哥哥们如果不想当皇帝，不如让我当好了。反正我的名字，在太祖（努尔哈赤）的遗诏中也有。”多尔衮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在太祖的遗诏中也有。”多铎说：“那么就立年纪最长的礼亲王（代善）吧！” 斟酌再三之后，年纪最小的福临获选，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被推为“辅政”。年号改为顺治。顺治元年四月，有人向多尔衮告密，说豪格在背后说多尔衮奸诈，多尔衮一怒之下，将豪格削爵将为庶人。 再来就是代善，他本是努尔哈赤的次子，多尔衮比代善小了二十九岁，代善在清室的皇族之中，完全就是元老。他在万里四十四年（天命元年）的时候，努尔哈赤刚刚开始称汗，就被封为四大贝勒之首，称为“大贝勒”。努尔哈赤死后，他因为多方面的考量，极力的推举皇太极继任汗位，皇太极对他也非常尊敬，让他与其他两个贝勒并坐朝堂。但在之后，阿敏获罪下狱，莽古尔泰获罪将为贝勒，代善圆滑老道的一面又表现了出来，自请与莽古尔泰降坐于堂上两旁。这无论是出于自身考虑还是对于皇太极的加强权力的思量，都是智慧的一招。 皇太极去汗称帝后，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皇太极死后，代善召集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宣誓立福临为帝，举济尔哈朗与多尔衮为辅政。 代善的长子在第四次攻长城之战中，死于济南附近。 次子硕托，跟随代善征伐有功，封为贝勒，但后来跟随阿敏弃永平有罪，削爵，攻下崞县，再被封为贝子，在锦州因为畏敌，再度削爵位，不久又封为固山贝子。 第三子萨哈璘，不近自身有战功，还是力劝皇太极弃汗称帝，但死在了皇太极称帝之前。留下了儿子阿达礼，也就是代善的三房孙。 这阿达礼大体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或许也是发了疯，居然在皇太极死的时候，与硕托（自己的二叔)联合，准备推多尔衮为帝。 多尔衮得知此事，一方面考虑到自己本身拥有的就已经是实际的帝王权力，另一方面想到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打击代善的政治集团和声望。多尔衮找到了代善，将事情告知了代善，代善考虑到多尔衮已经获知事情的始末，必然有所准备，自己也只能顺应多尔衮的准备和要求去做，于是在多尔衮提议一起告发硕托和阿达礼的事情之时，代善被迫答应，硕托和阿达礼也被处死。 多尔衮有没有和硕托、阿达礼勾结一起，存在出卖盟友的情况呢？ 或许代善发觉了自己儿子和孙子的阴谋，深为痛恨，大义灭亲呢？ 关键是当时的代善自己没多少实力，大权都在多尔衮身上，多尔衮手握正白和镶白两旗，而且争取到了一向拥护豪格的正黄镶黄二旗的支持，多半是为了展示手中权力，排除异己，显露威风，从此大臣之中没有再敢有不同的声音，这才杀了元老代善的儿子和孙子。 在打击了豪格和代善之后，多尔衮在朝中的地位也到了顶点，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和皇太极留下的寡妇，顺治的母亲——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结婚呢，毕竟他自己后来自称为“皇父摄政王”也是不争的事实，且看下回。 第八章:大玉儿的一生 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是贝勒之女。 后金建立之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了笼络科尔沁，推行满蒙联姻。于是布木布泰十三岁就嫁给了大他二十岁的皇太极，成了侧福晋。在崇德元年时，皇太极在盛京称帝，册封崇德五宫后妃，也称五大福晋。她也被受封为永福宫庄妃。 在皇太极生前，布木布泰的后宫地位并不怎么显赫，在清军俘获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后，各路人马都上前劝降，但效果不佳，洪承畴绝食以表心志，庄妃上前劝说洪承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洪承畴接受了清的劝降。 自此以后，布木布泰得到了皇太极的赏识，因为美貌可以是世间女子的普惠之物，但智慧永远只是稀缺之品。 后来皇太极突然驾崩，按照清的传统，需要在后宫中找人殉葬，布木布泰以进为退，主动要求，以代善为首的亲王郡王们思虑，福临太小，如果没有亲生母亲在身旁照料，将来心智上有了缺失，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不幸，留下了布木布泰的一条性命。 由于皇太极活着的时候没有明确立储，只是含蓄的将豪格重点培养。死了以后各路亲王郡王也就参与到了争夺帝位的行列里，与豪格相争夺的也就是睿亲王多尔衮，多尔衮的背后是两百旗，豪格的背后是两黄旗加正蓝旗，但令豪格意想不到的是，两黄旗其实并不是“非豪格不可”，他们所提议的是“必为皇子”，其他的并不管，于是豪格与多尔衮在多方势力之下，纷纷下台，获胜的也就是皇太极第九子——福临。 值得一提的是，多尔衮在福临即位后，自知称帝无望后，为了阻击豪格，也为了避免引发内乱，和庄妃紧密联系，共同策划了福临即位，多尔衮摄政的大戏，也就引发了后续“太后下嫁”的故事，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也指出“上寿称为合卺（jin三声）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福临亲政后，布木布泰也就成为清朝第一位正式的皇太后，在辅佐福临的时候，布木布泰在清朝政权稳固的方面做了很多功夫，郑成功从厦门率领舰队北伐，占领镇江，直逼南京，清廷震动。顺治一怒之下准备亲征，但布木布泰劝说了数次，打消了福临亲征的想法。 一年后，福临的宠妃董鄂妃病逝，福临整日悲情万分，布木布泰多次劝说，将福临从悲痛中拉了回来。但此时，福临却有了常伴青灯古佛的想法，终于在福临暴毙之后，表示得过天花的孙子爱新觉罗玄烨是最适合做帝王的，玄烨即帝位后，定年号“康熙”，因玄烨年幼，只有八岁，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四大臣辅政，布木布泰被尊为太皇太后。 此时正是宗室诸王和功勋臣子青黄不接的时候，布木布泰想要垂帘听政简直易如反掌，但她没有那么做，一来有悖祖制，二来年幼的玄烨需要锻炼。布木布泰虚心教导，培养玄烨，康熙看重人情的一面，一部分继承与布木布泰。 布木布泰最信任的是索尼，并且索尼把他的孙女指给了玄烨做皇后，鳌拜需要的是权倾朝野，这件姻缘对鳌拜来说实在不满，而后鳌拜与苏克萨哈因为所占领地问题发生矛盾，索尼不想牵扯其中，提出想要玄烨亲政，但因玄烨太小，哪怕是亲政了也仍然需要他们四位辅政大臣辅政。 索尼死后，鳌拜不顾玄烨的反对，强行处死了苏克萨哈，一人独揽辅政大权，这对玄烨这个皇帝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于是仅过了两年，在布木布泰的授意之下，索尼次子索尔图由吏部侍郎升任为一等侍卫，在玄烨的安排之下准备清算鳌拜。 不久后，玄烨先让鳌拜的亲信出城完成命令，有让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城的布防大权，最后召见鳌拜，鳌拜在毫无防备之下，独自来到玄烨面前，被玄烨所准备好的侍卫小伙子们，一拥而上，所擒拿。 而后鳌拜被监禁并未被杀，死于牢中。 布木布泰生活简朴，积财有道，后续三藩之乱爆发后，她把所积攒的宫里的银两全部拿出来犒赏士兵，这在玄烨眼中是无比尊敬的存在。 布木布泰在玄烨的心中地位是超然的，玄烨出巡的时候，每天都需要派人写信问候祖母起居，报告自己的行踪，甚至自己亲自抓鱼，命人加急送回京城给祖母尝鲜。布木布泰病危之时，玄烨在慈宁宫连续坚守一个月，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此言不真。 而后布木布泰逝世后，玄烨遵循遗愿，灵柩没有运会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安葬昭西陵，或许是因为：那里离玄烨父子更近吧。。。 第九章:李自成、张献忠殒命 划归正题，也必须要说到清的统一路程了。 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猝死，代善年过花甲不问朝政。皇太极生前的集权种种努力以及满族的日益封建化，自然也就到了下一位君主手中，但福临年幼，豪格被打压，多尔衮靠着实际的权力在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四月，被封为大将军，顺治帝在笃恭殿琴赐大将军敕印。 多尔衮率军南下，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时机的把握，不是早就规划好的。在顺治元年三月的时候，多尔衮闻言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上吊自尽的消息，便准备趁虚而入，夺取明朝的天下，在四月初七的时候，多尔衮向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陵寝祭告，以示本次出征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初八日统兵由盛京出发直奔翁后镇。 而此时一位汉将突然派代表来向他求救，此时还没有降清之意，这个人就是吴三桂。吴三桂本是明朝的山海关守将，李自成对于吴三桂多次招降，吴三桂犹豫许久，渐渐有了投降之意。对内敌不过李自成，对外难挡多尔衮。 这时候陈圆圆及吴家亲人被李自成所俘，成为人质，为了保全家人性命，吴三桂和李自成议和，但他又害怕李自成出尔反尔，于是又派了代表向多尔衮求救。 多尔衮抓住机会，花了六天时间，赶到山海关，恰好遇到李自成部将唐通，这个唐通本身就是多尔衮的手下败将，再次相见，必然也是一打便垮。第二天，多尔衮进入山海关的关城，吴三桂十分欢喜，与多尔衮一同拜了天设了誓言，过后，吴军全体白衣白甲（替崇祯帝戴孝），与清军共同作战。 李自成的主力一共二十多万，排在山海关的西面，黑压压的一片，令人一看就胆寒。但多尔衮是谁，从未有怯站之意。四月二十二，双方交战，飞沙走石，狂风四起，李自成的兵，之前对垒的都是明朝的那些整天想着敷衍了事的官僚与浊吏，还有那些领不到饷银、吃不饱肚子、拿不动刀枪的花子兵，今天一看到清军如此身材魁梧，衣甲整齐，枪长刀大，坐下的优势膘肥大马，实在心中暗自害怕，结果一战之后，全军覆没。 李自成见到如此情形，立马向吴三桂求和，吴三桂给出的条件是：交出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ng三声）与三太子定王朱慈炯（jiong三声）、四太子朱慈灿。李自成照办后，吴三桂又设了埋伏，李自成吃了一个大亏。 李自成逃回北京，烧了宫殿，向南继续逃了。吴三桂准备送崇祯的太子在北京即位，多尔衮不肯，叫吴三桂南追李自成，吴三桂去了以后，多尔衮把清军开进北京，加以占领。 吴三桂追杀李自成，打一仗胜一仗，李自成由此无奈之下遁入山西，吴三桂回师北京以后，震惊的看到多尔衮以及收降了明朝的大小官吏，成立了新的朝廷，不久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他也没有什么再说的了。 李自成遁入山西，多尔衮让镶红旗追杀。这时候，李自成居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听信了身边的丞相牛金星的谗言，把原来是自己的智囊李岩杀了，由此之后，李自成的集团无形消散，从此不堪一击。山西也落入了降清的巡抚马国柱手中，李自成又逃出山西。 多尔衮于是派多铎与阿济格二人，分路追杀，攻打潼关，潼关守不下，李自成来救，依然被破。潼关落入多铎之手，而阿济格的大军也逼近，直接威胁李自成的都城西安。 这时原本在武昌的左良玉，是明的将领，率军南下后，非要去南京“清君侧”，李自成一看武昌变成了空城，喜不自胜，拿了武昌。 李自成在阿济格大军到来之时，去了九江，又去九宫山扎了大营。五月十七这一日，李自成突发奇想，非要去玄帝庙烧香，大抵是为了求签吧。老百姓看到他那瞎了一只眼睛的样子，以为是土匪或者强盗，不分青红皂白，刀棍锄头一起使，将他杀了，血肉模糊。 这位在当年建立大顺的“闯王”，竟死在了如此可笑的情况之下。 李自成既死，剩下的还有张献忠。多尔衮不准备派别人去打，偏偏去找了豪格，本被废为庶人的豪格，在顺治元年十月又被封为肃亲王，还加了“和硕”二字，意思是“大”。 顺治三年正月，多尔衮封豪格为“靖远大将军”，让他去肃清四川的张献忠。 这个时候的张献忠，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坐拥整个四川，豪格挺聪明，先把陕甘的群“盗”一一消灭，或招安，到了十一月，入四川找张献忠开打。 这时候恰好有个张进忠，原来是川军张献忠的川军头目，听到张献忠要把他和他的川军一起捕杀，慌神之下，跑去向豪格投降。豪格把他的川军当作先锋，为“满洲兵”开路。刘进中引了清军进来，一直很开到剑阁（三国时期的那个）以南，如入无人之境，在凤凰破遇到张献忠，结果张献忠被一个叫雅布兰的清兵一箭射中头部，跑到一个草堆里躲藏。清军将他拖了出来，一刀一刀割死。 豪格在顺治五年二月班师回朝，不久后便被多尔衮下令关押，罪名是纵容部下冒功，关了一月左右，死在牢里，他的旗子也被多尔衮所纳为侧室。 第十章:猝死后遭到清算 多尔衮坐镇北京，并且随意使唤着阿济格、多铎、豪格等人，扫荡了李自成、张献忠等，消灭了福王的朝廷，又让多铎的副手博洛，分兵受降了杭州的潞王，赶走浙东的鲁王。 多尔衮绝不仅有煊赫一时的武功，也有让人望而止步的文治。在顺治七年之时，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咳血而死，十六天以后，顺治帝封他为成宗义皇帝。 他在死的时候，已经自称“皇父摄政王”两年之久，以“皇父”的身份被追为皇帝之尊，原无可怪。而此前我们也说过，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后来的孝庄太后）应该是真的下嫁给了多尔衮，也确实存在委身于多尔衮的事件。 多尔衮死后，阿济格眼看无人可以再专政，自己身为多尔衮同父同母的哥哥，企图顺位继承他的位置，他却忘了，多尔衮的地位不是来源于自己的皇室地位，而是来源于自身的能力，地位可以继承，但能力却不会通过血缘关系进行传播。 然而阿济格的实力，已经不足一旗（已经被剥夺了一部分），怎么比得上当年多尔衮四旗加身的荣耀与势力呢，结果，阿济格获罪下狱，被赐死。 顺治帝亲政后，郑亲王济尔哈朗也重新得势，此人在顺治元年因为自身的势力不能和多尔衮对比，手上的辅政大权拱手让给了多尔衮；而在顺治四年七月，竟然连辅政的名义都被多铎所拿到了。 顺治帝恢复了自己的三个堂兄弟的亲王位份，褚英的儿子尼堪；代善的儿子满达海；阿巴泰的儿子博洛。这三个人原来都是多尔衮所用之人，分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被称为“理政三王”。 顺治八年二月，济尔哈朗与理政三王，先把长有兵权的多尔衮死党河洛会，连同河洛会的弟弟胡锡，一并凌迟处死。指使多尔衮的旧日亲信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检举多尔衮，说他私制黄袍、上面八个“补子”、有黑貂皮的马褂、储藏大东珠和素珠，这些可都是帝王才可以用的东西，以此来说多尔衮的篡位意愿。 济尔哈朗和三大臣根据苏克萨哈等人的检举，向顺治帝上奏，说多尔衮确实大逆不道。还整理了一些罪状：说皇太极生前所用仪仗、音乐、侍从，以及所住的府邸，完全就是帝王规制；说多尔衮曾说“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按照次序，不该即位”；还有逼死豪格，纳豪格妻子为侧室，尤其有悖人伦。一个个的态度归结到一起就是“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闻，伏愿重加处治。” 此时的顺治帝，才刚十四岁，他是个六岁即位的君主，我们不能指望他现在有什么大能力也不能指望他用权术对付群臣，他觉得济尔哈朗等人所奏的很有理由，下旨削去了多尔衮的“成宗义皇帝”；把他的牌位与生母乌拉那拉氏的牌位搬出了太庙；不允许多尔衮的过房子孙多尔博（多铎所生）袭其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财产全部充公。 多尔衮的亲信，除了苏克萨哈等三人外，全部治罪。 第十一章:福临出家?玄烨即位! 顺治十八年，爱新觉罗福临在他一生最爱的女人——董鄂妃去世半年左右之后，自己也在正月初七悄然离世。而对于福临的死，官方说法和民间野史所说不一，有的说确实死了，有的说他装死，真正的去五台山隐姓埋名当了和尚，法号“行痴”。 但顺治帝留下了一篇“遗诏”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洋洋洒洒的九百五十八个字，共列举了自己十四条大罪，也算是一份“罪己诏”了。这篇文章里，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了自己什么生病啊或者生了什么病的问题，通篇的字眼只有淡淡的吩咐其子玄烨即位为皇帝，“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 福临即顺治帝有一位最爱的女人，董鄂妃，但这个女人在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逝世，顺治出于感情之深亲自撰写行状，说她对于皇太后（孝庄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对于自己呢“事朕，候兴居，视饮食服饰，曲体，罔不悉”；还有就是“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俨然一副传统社会至贞至孝至贤至惠之模样。 顺治在罪己的诏书中，直接承认自己对于董鄂妃的葬礼确实有奢靡浪费的一面，“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 董鄂妃的美，福临用的“婗静”二字作为按语来形容，这婗字呢就是妩媚，因为塞外的女子行为举止妩媚者极少，难敌江南女子之温柔，所以如果拿“妩媚”一词来形容南国之佳人，确也十分恰当。 值得注意和唏嘘的是，董鄂妃并非处子入宫，她本是福临的同父异母弟弟博穆博果尔的妃子。这个博穆博果尔毫无功绩，最多不过封一个辅国公罢了，结果突然在顺治十二年平步青云，被顺治封为亲王，这样令人诧异的封赏足可见当时福临已然对于董鄂妃有了很深好感。 而这个董鄂妃在成为博穆博果尔的妃子之前，是否像传言中一样，被清军从江南掳来？或者说是不是冒辟疆的爱妾董小宛？这确实说法不一，也没有很多的史料作为证明。 曾经“清凉山赞佛诗”被附会为顺治帝出家五台山的证据，清凉山是五台山的最高峰。“陛下寿万年，妾命无尘埃……今日乐方乐，斯语胡为哉？……从宫进哀耒（lei三声），黄纸钞名入。……官家未解菜，对案不能食。……戒言秣（mo四声）我马，遨游凌八极。八极何茫茫，曰游清凉山。……回首长安城，缁（zi一声）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 这“天降白玉棺”可以知道，福临在董鄂妃死后，确实想要弃红尘而遁入空门，甚至剃了头，但未来得及真的去做和尚，便死于天花。 顺治在他的遗诏里，指定了四个大臣作为辅政大臣，因为当时玄烨只有八岁，但因为之前多尔衮的事情还历历在目，这一次他并没有将四大臣里面设置任何一个亲王。 内大臣是御前侍卫之长，如果不是“上三旗”的成员，是没有资格担任的，也就是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 其中包括正黄旗的索尼，镶黄旗的遏必隆和鳌拜，正白旗的苏克萨哈。正黄和镶黄本为皇太极所拥有的，正白旗是多尔衮所领。多尔衮死后，正白旗连同两黄旗划归了皇室永久直属的“部曲”，即为“上三旗”。 四大臣的资历排列，论资格索尼当第一，苏克萨哈第二，遏必隆第三，鳌拜第四。 索尼是大学士希福的哥哥，处理过外交，也打过仗，功绩很高受封为“甲喇章京”。甲喇是一个旗的五分之一，甲喇章京是世袭的职位，相当于男爵。索尼忠心与皇太极，与豪格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皇太极死后，诸王贝勒内大臣讨论立君何人的时候，不顾危险，坚决主张立“先帝之子”，以此来断了多尔衮的念头。顺治五年的时候，有人告发索尼，说他想要推翻多尔衮现如今的专权统治，多尔衮削了他的爵位，抄了家，因此顺治亲政以后，恢复了他的官爵，升为内大臣，总管内务府。 苏克萨哈本来是多尔衮的亲信，单和索尼类似，是因为积累功勋而封为甲喇章京。多尔衮死后，他立马和另外一个亲信詹岱，一齐揭露多尔衮的种种不臣之举，因此也获得了顺治的信任，升为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 遏必隆呢，是开国的功臣、努尔哈赤的五个虎将之一额亦都的儿子，在皇太极之时受封为次于甲喇章京的牛录章京（云骑尉），多尔衮晋封他为甲喇章京。但不久有人告发他，“与白旗诸王有隙”，领正白旗的多尔衮岂能坐视不理，多尔衮削了他的爵位，顺治亲政后，复官爵，升“内大臣”，加官“太傅、太子太保”衔。 鳌拜，按照满洲人的话来说，是个巴图鲁（意思为勇士），积累功勋至“一等昂邦章京”世职（一等子爵）又升至“三等侯”。后被人告发想要拥豪格为帝，遭多尔衮罚钱、降级。结果顺治亲征后，升“内大臣”，加“太傅兼太子太保”，晋封为公。 于是，清世祖之第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于北京登基称帝，年号“康熙”。 第十二章:除鳌拜 前面所言辅佐玄烨的四大臣，可以说均是豪格的“余孽”，多尔衮的敌人，福临重用他们而且在玄烨即位时，让他们所辅政大臣，原因就在于此。 和以往历朝历代的多臣倾轧的状况一样，四大臣之间也有党争，并不能共谋国是，同舟共济。首先就是索尼和苏克萨哈的意见有所不合，其后便到了鳌拜和苏克萨哈的纠纷。 索尼在康熙六年六月就病逝了，其实他和苏克萨哈之间的党争并不浓烈。但正是这以后，鳌拜和苏克萨哈的党争便到了白热化的局面。 之前说过，鳌拜所属的旗为镶黄旗，苏克萨哈则是正白旗的。 当年多尔衮偷偷占领北京、吞并北直隶（河北省）的时候，曾经傲视地以征服者的姿态去准许旗人圈占汉人的田地与房屋作为己用，又蛮横无理地命令被占了土地和房屋的汉人，再去找其他地方作为补偿（实际上就是赶走他们），是为“圈地”。 多尔衮自己所属正白旗，当时已然是自命为“天之骄子”，占领了蓟州还有遵化府、迁安府各县的大量田地和房屋，土地肥沃。但是二黄旗之一的镶黄旗本在正白旗之上，却被多尔衮强行限定在土地质量较差的地方。 如今时间一晃已然过去二十年，鳌拜要翻开陈年旧事的档案，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苏克萨哈当然要反对，辩驳道两旗的人已经住了很多年了，现在再命令他们互换和搬家实在不太方便。 鳌拜本身就是脾气暴躁的人，否则怎会被誉为“巴图鲁”呢，他不管苏克萨哈反不反对，于康熙五年十二月命令大学士兼户部管部大臣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主持换地的事宜。三个人试着办了一下，遇到很大阻力，于是跟鳌拜提议能否将换地的事情停办一下。鳌拜如今已然是大权在握，玄烨还未亲政，鳌拜就用玄烨的名义，下圣旨说苏纳海等三人“藐视上命”一并处斩。 第二年七月康熙亲政，苏克萨哈自知在势力上斗不过如今的鳌拜，上书称愿意引退，奏疏中有“乞守先帝陵寝，庶得保全余生”两句话，时年只有十五岁的康熙，还看不懂这两句话的意思，于是来问苏克萨哈：何以必须守先帝陵寝，才能保全余生？ 鳌拜眼看这是一个机会，于是说苏克萨哈“怨望”（对皇帝埋怨、失望），不愿意当今的政权在皇上手中；又列举了苏克萨哈的二十四项大罪，应该连他的大儿子查克旦一起被凌迟处死，他的其他儿子和若干孙子，还有侄子、远方本家等，都需要处斩。 康熙不肯，鳌拜竟然敢直接撸起袖子，似乎要动手的样子，康熙年少，害怕地准了鳌拜的奏，仅仅把苏克萨哈一人的凌迟改为绞死。 康熙虽然这样做了，但心里早就有了鳌拜的心思，但如今朝中的大权和政治集团都是鳌拜的人手，自己现在只能调节侍中的人选，于是他想了个法子。 招集一些王公大臣的子弟，让他们做自己的侍卫。其实康熙怎么可能会担心自己的侍卫不足以保护自己呢，他在准备这些侍卫在未来的某天可以帮他一个大忙，除掉鳌拜。这些侍卫到了宫里，陪他练习“扑击之戏”（类似于蒙古的摔跤）。 一直到了康熙八年五月初三这天，康熙策划好了擒拿鳌拜的计划。鳌拜照例上朝，康熙使了个眼色，众少年蜂拥而上，和鳌拜战了数十个回合，将鳌拜锁住擒拿。 事毕，康熙随即叫诸王与大臣研究鳌拜的罪，诸王大臣议论商奏，说鳌拜有三十项大罪（比苏克萨哈还要多六项），应该灭族。康熙重情且宽柔的一面展现了出来，他说：姑念他效力年久，免死，改判监禁、抄家。 鳌拜的两个弟弟玛里穆与赛本得、侄儿讷莫，还有他的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思哈、噶褚哈、济世，侍郎壁图，学士吴格塞，一律斩首。 第十三章:平三藩 爱新觉罗玄烨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除了鳌拜。现如今是南方的三个藩王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在清朝所有的皇帝中，他是最能干（另一个争议的就是雍正帝）、最好的一个，对于他的好呢，后面单独介绍，至于他的能干呢，从他对于吴三桂的平定来看便是十分清楚。 话说吴三桂自从进入云南，解决永历王朱由榔以后，仗着洪承畴和鳌拜先后在朝廷为他撑腰，他在事实上成为了云南的土皇帝，而且还兼有贵州的土地。云贵的官吏一律由他任免，种种税收一概由他经营，甚至还可以保举其他省份的官吏，自铸云南的铜钱、银钱。由于他的兵实在很多，朝廷每年需要给他的饷银就高达两千万两以上，而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六百两左右，“三藩之用半天下”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不争事实。 这样一个集中了官员任免权、税收权、铸币权，甚至还需要朝廷去养他们的三藩，在当时是不得不裁撤的了。 吴三桂的爵位也是由平西王升成“开国和硕亲王”，儿子吴应熊呢，还留在北京，当了“额附”（驸马），迎娶了皇帝的第十五个女儿（建宁公主）。 他住在昆明永历当年所遗留下来的五华山宫殿，又占了之前所遗留下来的七万亩土地，可谓是钱花不尽，美女也买了不少，传说还有一位“四面观音”和“八面观音”。（陈圆圆因此很是消极，当了尼姑，法号“寂静”）。 比他还要早几年降与清朝的洪承畴，虽然也算“位极人臣”，但和他比起来还是逊色不少。 说句理性的话语，如果不是康熙为了谋求大清帝国的统一和集权而向他下手的话，已经活到六十二岁的吴三桂是很希望能够安于现状，不想冒险而反清的。但我们不能苛求一个年轻的帝王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如此理性，他性子急了点，不足深怪。 但理性归理性，中国古代的帝王，只要有可能，就必然趋向于皇权的集中；而军人、军队、军事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诞生摇篮，在这两点上，康熙也是不会有任何宽松的想法的。 康熙十二年二月，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感觉到自己年已七十了，上书康熙，请求回到辽东故乡去养老，让自己的儿子尚之信继承平南王，留在广州。康熙一看，认为是个撤藩的机会，命令尚可喜把所有的兵丁和家眷全部带到北方，搬到辽宁省的海城区居住，撤销他在广州的藩领。 这一道命令下来，震惊了吴三桂和在开府福州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的孙子）。吴耿二人为了测试一下康熙有无撤藩的意愿，上疏道：情愿“撤藩”。康熙一看，说“好！”而且立马排钦差来到昆明，督促吴三桂早日启程。 吴三桂在思虑之后，决定与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钦差折尔肯与傅达礼，正式与康熙翻脸。 为了有自己的发兵的合法性，他在发难的这天，穿着大明的衣冠，率领若干将领到了永历的坟前祭拜后哭了一遭，仿佛自己都忘了，是自己把永历王朱由榔擒杀的。但这一哭也确实管用，引起了很多将士的忠愤。 随后发表了“兴明讨虏”檄文，这篇檄文目前中国无法找到，但旁边的日本给我们留了一份。 檄文里，吴三桂自称为“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理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至于他奉的的什么旨呢？他说是崇祯皇帝的三太子的旨意。 他说深深后悔在李自成占据北京的时候，借了“夷兵十万”，没想到狡猾的夷兵“逆天背盟，乘我内需，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 他还说在准备“反戈北指”的时候，遇到“先皇之三太子，太子年甫三岁”，只能先苟且躲避，韬光养晦，选拔将领，招揽士兵，密图恢复。现在时机已到，准备定于甲寅年（康熙十三年）正月元旦，恭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宝，建元周咨。 清朝的史学家为了遍地糟践他，说他的国号叫“大周”，称甲寅年为“周元年”，故意的把“咨”字给删掉了。 其实关于崇祯帝的三太子传闻极多，按照明史的记载，他叫朱慈炯，被封为定王，在崇祯帝上吊自尽的时候，他应该是十三岁而不是三岁，如果吴三桂的檄文中不是抄错了或者漏写了“十”字，多半是他奉的是另外一个人，假货。 吴三桂起事之初，声势浩大，但康熙也迅速做出应对，首先听从索额图的建议，分遣军队，到几个险要地方驻扎，节节响应。 首先康熙的第一个漂亮的部署就是在浙江，战事一开始，他就派兵部侍郎李之芳到杭州，“总督浙江军务”，挡住了耿精忠的军力。李之芳对清朝十分卖力，不在杭州偷安，直接到衢州与耿军死斗，到了康熙十五年十月，耿精忠投降，浙江的耿军也慢慢被李之芳化解。 康熙的第二个妙招在江西，在康熙十三年派安亲王岳乐（阿巴泰的儿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进驻南昌。本来很多底盘被吴军和耿军占领，岳乐不愧是名门之后，用了短暂的时间就收下了众多城池。 康熙的第三个胜招就是在西北方面，在康熙十五年选用反对撤藩的图海，命为“抚远大将军”，率满洲八旗的精锐去甘肃平凉攻打王辅臣，以解除后顾之忧。图海去了以后，一下就攻占了平凉城北边的虎山墩，王辅臣投降。 难打的其实是吴军夏国所坚守的萍乡，康熙并不是后续的皇帝那样死板模样，深知新式武器的重要性，于是他委托西洋人南怀仁修筑了新式大炮（红衣大炮、红夷大炮），新式的炮比吴三桂的炮要厉害的多。康熙发了二十门给了岳乐，岳乐在康熙十五年二月便拿下了萍乡。清军拿下韶关的时候，尚之信也降了。 后续吴所占的城池接连被收，吴三桂也在康熙十七年八月去世，继承吴三桂作为首领的吴世璠（吴三桂的孙子）能力并不出众，到了康熙二十年二月，吴军的残余力量在昆明被围到十月城破，吴世璠自杀。 其实康熙之所以能够灭掉吴三桂呢，更多的是因为吴三桂自己梦想着的不是灭了清廷，统一天下，而是和清廷最好划江而治，忘记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大道理。而康熙呢，处处主动，次次指挥若定，最终这样一个二十几岁长于深宫，没上过战场的小伙子，战胜了身经百战的六十老将。 第十四章:尼布楚条约 康熙在解决了三藩、吴世璠自杀后，目光也就由西南转入东北，而当时的东北也的的确确是不安宁，这缘由也就是侵入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人。 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开始，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就对西伯利亚及远东的殖民开展进程。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俄罗斯人到达鄂霍次克海，征服了整个西伯利亚全境，于是这个地区就成为了俄罗斯人的殖民地。 沙俄侵略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村庄、掳掠人口，抢夺粮食和貂皮。顺治元年的时候，这些人伐木造城，留兵戍守。 与康熙同时存在的，是伊凡五世的继任者——彼得一世，彼得非常想要康熙对他称臣纳贡。在康熙九年，他命令驻扎在尼布楚城的俄罗斯官员，派人来对康熙说：“尽力求得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独裁大君主皇帝陛下之恩惠，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大皇帝陛下必将爱护中国皇帝于其皇恩浩荡之中，并保护之，使免敌人之侵害”。这倒是像极了收小弟并且收保护费。 尼布楚俄官在到了北京以后，被康熙直接在理藩院监禁了半个月。时间到了以后，他将彼得送给康熙的礼物给了康熙，回尼布楚复命了。 这尼布楚城，清和俄罗斯在顺治年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军事和外交的沟通了。顺治九年，清的宁古塔章京海塞，驱逐所在地的俄人，但最后被俄人击败。两年后，固山额真明安达理，又逐走深如松花江沿岸的俄人，沿黑龙江而上，但还是拿雅克萨城没什么办法。 俄罗斯这边呢，先后在顺治十三年和十五年，两次派使臣来到北京，但是都是因为国书的“矜夸不逊”，连顺治的面都没见到。 康熙一向沉稳，既然要对尼布楚有所行动，必然要提前探知一下，派了个正白旗都统，带了一点人去伪装成猎人，探路去了。 当探路的回来后，说“从瑷珲城到敌人的雅克萨城，坐船逆行大概需要三个月，走路只需要一个月，但是粮食和兵器只能通过船只来运送，现如今缺少四十艘大船、廿六艘小船，所差的也就是五十艘小船而已了。” 他们估计雅克萨是因为木城作为依托，还有就是有枪有炮，如果有二十门红夷大炮，就不愁拿不下雅克萨了。 康熙的想法更为成熟和聪明一点，他觉得攻城池虽然简单，但是不如先造两个木城在瑷珲和呼玛尔两个地方储存三年的粮食，一共一万二千石。粮食可以向蒙古科尔沁上旗的蒙古人征取，不足的再找锡伯乌拉征调，牛羊找索伦族的“土人”要，两个木城之间设置驿站。 康熙二十四年，准备都已经就绪了，清军到达雅克萨的近郊，一共士兵一万八千人，野战炮一百五十门，攻城炮四十门。 城中的俄军抵抗两日后投降，清军允许投降的俄军撤退逃亡尼布楚，不愿意走的俄军，被编入了满洲八旗。 清军把雅克萨烧了，回到瑷珲。 俄罗斯这边一看清军撤退了，在两个月不到以后，又来到了雅克萨城，并且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筑了土城，大炮八门、兵丁八百七十名。后来又加了白炮一门，炸弹五百个，兵丁六十六名。 清朝这边再次年四月十六再度攻来，攻了很久后，城中的俄军仅剩了一百一十五人，还在坚持，两军进入相持后，九月份的时候，康熙接受了俄军的求和，派人去和谈。 值得注意的是，主动求和的是俄军而不是清军，俄国彼得一世派了两位使者，到北京请求康熙停战，康熙允了。 又过了三年，双方的全权代表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到了尼布楚会面，清的代表是领侍卫大臣索额图，带了一万名士兵和随从作为后盾，俄国的代表是大将果鲁囫，带的并一千五百人。 俄国的意思是，雅克萨可以让给中国，但必须要有通商的权利。 清这边的意思是，尼布楚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但中俄的边界必须至少也得以额尔古纳河为界，黑龙江的大小支流也要属于中国。 七月七日，双方第一次会议在帐篷内开始，俄国先开口说要以黑龙江为中俄两国边界。索额图说：黑龙江一带，以至于西边的色楞格河左岸之地，一向是清的土地，俄国必须把色楞格斯卡城尼布楚、雅克萨城及其全部属地，完全归还中国。 第二天，俄国要中国给出理论依据，索额图说：俄国如果必须要色楞格斯卡与尼布楚，未尝不可相让，通商贸易可而驻兵绝对不可。果鲁囫说必须要以黑龙江为界，索额图大怒，退出会议帐篷。 四天后，索额图召集手下士兵，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果鲁囫听闻消息，一边加紧修筑防御工事，一边找人和清方沟通，表示愿意接受清方的条件，请清方不要动武。 双方在七月二十三日正式缔结条约，一共有九条，两国以额尔占纳河、格尔必齐河、绰尔纳河与外兴安岭为界。 雅克萨被毁，城内俄民被迁回俄国。 自从这个《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清和俄国保持了一百五十年的疆界规划，清廷这边认为是一次非常良好外交事件，俄国那边也觉得是俄国外交史的一次胜利。 第十五章:征噶尔丹 《尼布楚条约》订立之时，悄然间，外蒙古已经被来自新疆的准噶尔部落的首领噶尔丹占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和俄国的边界其实划到了尼布楚为界，而尼布楚以西的地方，尤其是有关外蒙古与西伯利亚之间的界限并没有谈论到。 当时在外蒙古的蒙古人，分成了三个部分：首先是东边的车臣汗国、其次是西边的札萨克图汗国、最后是中间的土谢图汗国。三个汗国的汗，都是来自于当年元太祖忽必烈的十六世孙的后裔，加在一起统称为“漠北”或“漠北喀尔喀”。而在热河的东部，其实也有喀尔喀，分成左右两部分。 新疆北部的蒙古人在元朝分为四个卫拉特（oirat），而准噶尔在今天的伊犁地区，和硕特在乌鲁木齐一带，杜尔伯特在承化一带，土尔扈特在塔城附近的雅尔一带。 明代的官方文书称卫拉特为“瓦剌”，到了清朝的时候，便称呼为“厄鲁特”或“额鲁特”。 准噶尔在四个卫拉特里是最为强势的，甚至在明朝末年，强迫土尔扈特部迁走，让他们到俄国境内伏尔加河流域（直到乾隆年间才迁了回来）。 准噶尔本就强势，而在康熙年间准部出现了一位很有能力的领袖——噶尔丹。他吞并了和硕特部与杜尔伯特部，一举统一了新疆的北部，又用武力让新疆南边的喀尔噶尔、叶尔羌等回教部落也归属了他。 康熙二十七年，他又利用札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的“内讧”与矛盾，趁机领了三万骑兵，帮札部打土部，打败了土部又占领札部，倒是有几分像假虢灭涂之计，之后又侵占了车臣汗部。从此，噶尔丹成为事实上草原的霸主，跨有外蒙古和新疆，好似当年努尔哈赤之崛起于辽东一样，但地盘比努尔哈赤的发源可要大得多。 众所周知，康熙也是一位雄才的君主，他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威胁，任何有点脑子的统治者都不会允许自己的政权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地盘，再不济也得有个缓冲地带，正如赵匡胤所言“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鼾睡”。 正好这个时候，三个“漠北喀尔喀”汗部的汗以及臣民集体逃难到沙漠的南边，人数有几十万之众。康熙表示欢迎，并且把他们安置在苏尼特各旗的地方。 噶尔丹逼迫的很紧，一直在后面紧追。以感性的评价维度，噶尔丹此刻以后，死不足惜。 康熙觉得此刻时机已到，决定亲征。 在出了长城以后，驻扎在博和洛屯，将主要的兵力交由同父异母的裕亲王福全，封为抚远大将军，迎击噶尔丹。 两军在乌兰布通一起相遇，八月初一，噶尔丹把骆驼捆了，盖着浸透水的毯子，形成所谓的“驼阵”，却怎么也挡不住清的枪炮，噶尔丹大败。 噶尔丹派代表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来和清军的福全谈判议和，他的要求是：交出土谢图汗部的汗察珲多尔济以及建议漠北喀尔喀诸部向南逃难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福全觉得条件太过于苛刻，不允通过，将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骂走。 结果刚过一天，噶尔丹又派了一位叫济隆的呼图克图来，说道：噶尔丹不再要求交出察珲多尔济，只需要将哲布尊丹巴交出，并押送给西藏的达赖喇嘛加以惩罚，便可以了。 福全的意思是他这个级别没有资格答应，要先请示康熙后，才可有消息。还说：你必须要保证在等候消息的时间内，噶尔丹不允许跑到其他地方去，劫掠我的臣民。济隆表示可以保证。 福全一面向康熙报告，一面派侍卫陪着济隆去见噶尔丹，要他在“威灵佛”前跪下磕头宣誓。宣誓结束以后，噶尔丹又派伊拉古克三过来，交给了济隆一份给康熙的奏章，上面要康熙原谅自己的罪，并要求允许自己“出边待命”。康熙批准了，但告诉福全“噶尔丹为人狡诈，仍当防备他。”而这个时候，噶尔丹已经真的出了边。 十月的时候，福全借口粮食太少，将军队撤退到了哈玛尔岭。康熙大怒，认为军队不可妄动，下旨让福全回北京，索性将全部的军队都撤回。康熙免了福全“议政大臣”的职务，罚俸三年，削夺了三个佐领（九百个世仆及耕地牛羊） 第二年五月，康熙在多伦回见蒙古逐部落首领，将“漠北”（外蒙古）编为三十七个旗，与内蒙的四十九旗同样看待，每个旗都设世袭的“札萨克”。这样的措施和木兰秋弥很是相像，将满洲贵族与蒙古的联系沟通日益密切，也是为了政权的稳定而考虑做出的满蒙联合方针。 过了两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打算派人送漠北喀尔喀的人回到原地，结果科尔沁的奏章说噶尔丹约他们一起南侵。康熙停止了送漠北喀尔喀人回原地的举措，准备再次和噶尔丹碰一碰。 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再次下旨亲征，自己领着中路军，长驱直入到达达克鲁伦河的附近，噶尔丹在河对面，还没开始打，就已经害怕西撤了，康熙在两天以后才知道对方跑了。 噶尔丹退到了昭莫多地方，与清的西路军相遇。恰逢这时，绿营的士兵将噶尔丹的后队辎重劫了，把噶尔丹杀的大败而退，自己的“可敦”（王后）阿弩也战死。 噶尔丹这个时候最想回到新疆去，结果消息传来，自己的侄子兼仇人策妄阿拉布坦，已经接受了康熙的命令，回到伊犁。屋漏偏逢连夜雨，噶尔丹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去哈密，结果哈密的回王捆了直接交给了清军。 噶尔丹在穷途末路之下，于康熙三十六年喝毒药自杀。 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第三次亲征，驻扎榆林，噶尔丹的部下把他的尸体和女儿及三百户残余人口，送还清军。 康熙这才安心，下诏班师回京。 漠北喀尔喀的几十万人口被送回，三十七个旗也扩张至五十五个旗。又增设一个赛音诺颜部，册封额附（驸马）策凌为第一代的贝勒（诺颜），统辖十九个旗，从此之后外蒙共拥有七十四旗（到了乾隆年间，增加至八十三旗）。 第十六章:黄河水患终须治 前面说的都是康熙年间对内对外硬方面的麻烦，但对内从中华民族诞生之日开始，便有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麻烦——黄河水患。明潘季驯所治理河患的故事还历历在目，治河地区的潘公祠也如同武侯祠一样，在人们心中有所重量。 其实黄河并不是一个有感性的思维实体，也并非存心与中国人作难。它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穿过了宁夏和内蒙古沙漠，还有经过黄土高坡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和黄土；另一方面就是到达了孟津以后那么地势相对平坦，水流不快，泥沙沉积下来，越来越厚，河床也越来越高，只能“改道”。 自东汉以后，治理河患的越来越多的河道官僚中的糊涂蛋，摒弃了大禹治水的“疏、浚、导、引”的四字方针，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用因治水无果的鲧的办法，非要去筑堤来堵。而“改道”也就成了小规模、象征性的改一改罢了。 堤坝修筑的越来越高，这样就让黄河的若干个“泽”全被隔绝，最为可怕的是下流的若干分水口也被堵了，这样那么多黄河之水往哪走呢？怎么能不“发火”呢？ 康熙继位的时候，当时的黄河所走的路是和今天的地图上黄河不一样的。从顺治朝到康熙初年的时候，黄河决口的事情一直不断绝于河道的奏章中，其中康熙九年四月的时候那一次，尤其厉害，淮安、扬州两府各县（要知道现如今的黄河是不走这边的）的土地被淹的所剩无几，要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发达，农民以土地为最主要的收入甚至唯一收入，没有收入的时候，佃农还需要交税给地主，最后只能成为逃难的难民，在没有吃的时候，只能是“民大饥，皆相食”。 既然有了水患，就治理呗。当时的河道总督叫王光裕，用的方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搞了七八年之久，毫无功效，相信这七八年的时间里，民众是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 康熙十六年二月，王光裕被免职，即位河道总督的是靳辅。他是汉军镶黄旗的人，曾经担任过安徽巡抚，本来他对治河没有什么研究，但为人处事稳扎稳打，想要把黄河治理好，并且物色到了一个浙江钱塘人陈潢。 靳辅从康熙十六年治河到了康熙二十七年，十一年的时间里，还是完成了不少的工程的。 首先，他在淮阴以东的黄河两岸，修筑了建筑的堤坝，一直造到了距离海岸的只有二十里的地方。 其次，他加强了加强淮阴以西的堤坝，让水能够更为集中，更加有力的去冲刷河床的泥沙，这样以后，黄河获得了淮河的助力，居然能够冲刷掉自身积累的泥沙，奔流到海不复回。 再然后，他知道运河关系到了国家的漕运，不应该长时间因为黄河的问题而中断，他除了修筑运河的闸口以外，还花费了很多的银子去加开了一段新河，称为“中河”。在这项工程完成了以后，漕运也开始畅通了起来。 最后，为了保护黄河周边各县的农田，防止再次溢出来黄河的洪水，修筑了许多的“减水坝”，在堤下开了若干个小口，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放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护农田，甚至还可以在农田缺水的时候，给农田灌溉。 以上四项着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此时，朝中直隶巡抚汉军旗于成龙反对他，说他用钱太多，说“中河”并不能通行船只，说“减水坝”会造成以后的决口（这着实是有罪推定了），总之，就是说他的治理方法不合理不正确。 康熙无奈之下，将靳辅召回北京，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让他和于成龙等在宫里的乾清门当面辩论，康熙亲自主持他们的这场辩论会。 靳辅的办法虽然很对，但辩论却失败了，原因呢不是他不会说话，而是于成龙在北京这地界比他更有人附和。 靳辅被无辜免职，他的智囊陈潢也在押解北京的途中逝世了。康熙任命一个叫王新命作河道总督，一事无成，三年后被免职。康熙这个时候又想到了靳辅，靳辅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又来治河，干了几个月就积劳而死。 康熙让于成龙试试，也是看看他是不是只会嘴皮子，于成龙就很聪明，当时辩论的时候嘴上说了一堆妙法，结果真的上阵的时候，又用的全是靳辅的主意，把事情做的还算妥帖，康熙也就不说他什么了，在康熙三十九年，于成龙死在了任上。 后续的治水工程，在康熙四十七年大功告成。黄河倒也懂事的很，不再害民，一直到了咸丰六年，它绕过了淮河和运河，改道而走，在去山东入海，一直到了今天黄河的模样。 第十七章:说说财政 元、明、清三代的财政状况，可以说是一笔烂账，因为只有特定的少数时间内才算有点条理：比如明朝张居正当国的十六个年份（明穆宗隆庆元年到明万历十年逝世），而清朝也就只有雍正一朝了（康熙六十一年到雍正十三年）。 康熙呢，为帝不可谓没有雄才大略，但综合考量之下，实在太过于重情谊，而此份重情对于国来说，也需是个祸事。他宠佞督抚以上大臣的贪赃枉法行为，予以宽容，却不知，督抚以上的大臣又何尝不会佞幸其手下的州县一级官员，而州县官吏又包庇手下胥吏，可谓层层恶化层层烂掉，老百姓在下面保守苛征杂税和里甲等的剥削，康熙在上也无法得知，受到蒙蔽。 本来这种情形就不止康熙一朝，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康熙努力想要整治吏治，修整财政，但始终没有多大效果，常常减少赋税甚至免除赋税，但常常都是使得中间的布政使、州、县官员中饱私囊，没有富了国没有富了君没有富了民，富足了中间一批的省府州县官僚。 清康熙年间的时候，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人头税也就是“丁银”还有土地税也就是“田赋”。男子呢到了十六岁就成了丁，需要缴纳丁银，六十岁年老便不需要缴纳了。每丁每年有一个“代役钱”，是指出钱让别人代替自己从事差役的，各省各县不同，银子一分五厘到八九两不等，普通的大概在五钱到一两之间。 有一些狡猾的，故意去当旗人的“包衣”，也就是奴才，这样就可以免收丁银，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放在旗人的名下，这样就可以免收田赋了，这种行为叫“投充旗下”。 还有一部分的人，依附于汉族的士绅，这些人常常都是之前在朝中做着大官，如今退休回乡的，现任的官吏巴不得向他们投宠献媚，怎么还会找他们的麻烦，动他们的利益的呢。 顺治末年的时候，中央每年收上来的银子有两千一百五十多万两，这是包括田赋的折纳（源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内的。此外还有粮食六百四十多万石。康熙平三藩后，收了原吴三桂所统领的云贵地区，税收变成了银子两千六百三十多万两和粮食四百七十多万石，银子增长了四百八十万两，但粮食少了一百七十万石，如果按照粮食一石换一两来估计，多出来的只不过两百五十万两左右，由此可见，康熙年年整顿，却也力不从心。 除了丁银和田赋以外，康熙还有盐税两百七十万两和关税两百万两，加上之前，也只不过三千六百万两左右（前面所说三藩之用半天下，可见所言不虚）。 康熙已经很节省了，把宫廷的开支减少到了最低，明朝宫廷内一天花销银子高达一万两，他一个月却只让内务府花销五六百两，加上赏赐开销，也不过一千两；明朝末年烧木柴也要两千七百八十几万斤，而他只许六七万斤；明宫女九千人，太监更多，而他只用了四五百人。 宫外的开支，他管的很紧，靳辅的治河需要银子，花了两百万两，很是值得。几次战争是最花钱的，但康熙每年花了多少，战争花了多少银子，史无明文，我们不敢乱说。 康熙比乾隆节俭的多，但是无论如何也是需要四千万两银子的开销的。但我们如果这样算一算的话，岂不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加起来要两亿四千四百万两银子的财政赤字了？ 事实上，康熙不仅没有负债，而且还有了不少国库的积蓄，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五千多万两（但是后期的时候，国库越发空虚，这样的局面留给了雍正帝）。 有一个搞钱的渠道，那就是“卖官鬻爵”，这倒是有点像极了东汉的“西园卖官”，只是所处的历史性不同，甚至说所处与政权的兴衰迭代不同，出钱的人就可以有官做，可以不经过考试就当秀才，成为“监生”，也可以取得当“知县”的资格，这叫“捐班”，雍正宠臣李卫就是捐班出身，最后竟能当到兵部尚书、署理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等职位，谥号“敏达”，从谥号中我们也可看出，他的敏锐过人。话说正题，通过卖官鬻爵的方式，康熙卖了三年也只不过得了两百多万两银子。 此外康熙还可以通过铸钱来获取收入，政府大概因为此项的经营和策略，多了四十三万两千的岁收。 康熙的“意外之财”也是有的，比如鳌拜啊、吴三桂啊等被抄家后的金银珠宝。 康熙是一个颇知民瘼的帝王，常常对百姓施恩，把遭受水灾、旱灾和兵祸的地方，免税或减税。也常常一笔勾销了老百姓的欠税，不再计较。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八年的减免赋税的银额，至少也在一亿两亿上。 他还轮番免除了天下的丁粮一次，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康熙在这三年里，每年免掉天下的丁粮三分之一。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当属“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时候，康熙下旨，将康熙五十年的全部丁银数字固定，以后再增加人口，再也不增加人头税了，这着实是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老百姓再也不用担心生下来孩子的人头税了，只需要考虑生下来后的养育问题了，而这个时候番薯和玉米两种高产农作物已经传入中国了，清朝时期正式人口激增，顺治一亿，康熙两亿，乾隆四亿，嘉庆道光年间人口保持在四亿五千万左右。 在雍正即位后，将康熙所确立的固定数额的人头税摊牌到了土地税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人头税，一方面想着减少非士绅地主的老百姓负担，一方面减省了程序。少的一分、两分，多的一亩地七八钱。 第十八章:聊聊康熙 要说康熙呢，先介绍一下吧。 爱新觉罗玄烨，顺治帝第三子，母亲是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清朝第四位皇帝。 玄烨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除灭权臣鳌拜，军事上先后平三藩，收台湾，驱沙俄，征准噶尔，创立“多伦会盟”联盟蒙古。 前文说到，康熙做过很多对老百姓很有利的事情，只要是他这位帝王所能看到听到的，都想竭力去做到。如果说他做的不到位或是不彻底，不能怪他，或者不能全部怪他。 只要条件允许，中国古代的帝王必然趋向于君主集权，而康熙也不可能例外，我们不能苛求他在集权之中的措施如何完善，更不能要求他如何如何民主，因为关于民主一词我们本身的认知就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尤其是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康熙逝世的时候，世界上的君主立宪国家也没有几个。 我们不能要求康熙如何如何民主，正如我们不能要求圣人孔子为什么不会开飞机。 首先，明朝以来，中国官场的弊端陋习已深，尤其是万历朝的东林党争为首的明代官僚集团的影响。 其次，无论是上层还是底层的官员，其实并不是皇帝希望他们贪污腐败和鱼肉百姓的，这一点不能怪他。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官员却是他选拔的，终究还是他所使用的。 康熙的为人嘛，宽柔，尤其是对于“情”字的重视。宽厚本是美德，但是作为一位帝王，不应该一再的宽柔，这样只会使得原本积弊的官场更为腐败，原本没有法治的封建社会，只能寄希望于人治，而这个“人”也不治理的话，国家尤其是官场就没有纲纪了。 康熙宠幸的最大宠臣可以说是明珠。 明珠幼年在宫中当过侍卫，与康熙甚微亲密（比康熙年长），之后升至内务府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经筵讲官，调任兵部尚书。 当年吴三桂为试探康熙圣意，自请撤藩，索额图主张留藩，明珠看出康熙心里想法，符合康熙，主张撤藩。从此以后，康熙对明珠更为喜欢，在康熙十六年的时候，把他升为武英殿大学士。 这个时候呢，索额图是保和殿大学士，在征伐吴三桂的战役中，积累功勋，在战略上担任了参谋总长的职位（通俗的说法，因为清朝是没有参谋总长的）。明珠排挤他，逼得他在康熙十九年八月就称病辞职。康熙改任索额图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康熙二十五年让他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康熙二十八年与俄办理外交，签下了《尼布楚条约》。 明珠在索额图被挤出内阁以后，简直就是大权独揽，当武英殿大学士一直当到了康熙二十七年，才被御史弹劾下台。 明珠手下有个余国柱，是其最大的走狗了。 御史弹劾说，只要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位置有空缺的时候，明珠和余国柱还有其他的私人，都会“展转征贿，必满其欲而后止”。明珠的财产，真的是堆得跟山一样了。 明珠不仅“卖缺”，对于言官，还采取钳制的手段。所谓言官，那是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手下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给事中”，与各道的“监察御史”，还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视京通各仓御史等。只要是新上任的言官，必须要来明珠这边拜访一下，名为拜访，实为“订约”，说以后给皇帝的任何奏疏，必须先给明珠观看阅览。 明珠如此的大罪，在任何朝代都是绝对的死罪，而康熙只是免去了他大学士的职位，说“不忍加罪大臣”，不久后，明珠居然又升为“内大臣”，仍然放在自己身边，这种“恶恶而不能去”的作风，不可谓不是他的一大缺点。 余国柱是个小人，明珠被黜的时候，他也被免职，他带着财富去江宁（南京），盖豪宅，做生意，一副恬不知耻的模样。之后被一位给事中弹劾，康熙又下令，将他逐出江宁，逐回原籍，而他所贪的赃款呢，康熙居然不予追究。 另一个小人是徐乾学，被明珠赏识才为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这个时候，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犯了贪污的案件，押到北京受审，结果第一个供出来的就是这个徐乾学，康熙也只是允许他辞职，但保留了“领修书总裁事”，负责一些清史的修撰。 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在康熙二十九年弹劾徐乾学说他在修书的时间里，“乘修书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为表里，物价沸腾，招权纳贿”。康熙主持了“部议”，认为许三礼说的没有证据，把许三礼骂了一顿。 徐乾学或是出于心虚，或是出于惭愧，向康熙请示，离开北京，回到老家后，继续招权纳贿。他的儿子徐树敏收了嘉定知县的银子，被供了出来，案子到了康熙那边，康熙却把本应绞刑绞死的徐乾学免除绞刑，让罚了点银子匆匆了事。 和徐树敏一起接受嘉定知县贿赂的，还有一位叫王鸿绪，也是明珠一党，以“榜眼”身份与康熙二十六年受封为左都御史。而王鸿绪的受贿，康熙也是追缴脏银而已。到了康熙三十三年，仍然将王鸿绪重用，后来这位受贿的玩意居然还能做到了户部尚书，管钱。后来因为建议里八阿哥胤禩当太子，才获罪免职。后来王鸿绪因为把万斯同的明史拿来说是自己写得，康熙又让他主编《省方盛典》。 康熙喜欢文人，但有些太喜欢文人了，而且尤其喜欢几个无行的文人，他真应该读一读后面乾隆朝孙嘉淦的奏疏，“小人进而君子退，无它，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康熙着实不懂这个道理，或者说他的所行不懂这个道理。 最无行的就是高士奇，本是一个秀才，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康熙拿来当“南书房供奉”，被特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终于升为翰林院的正式少詹事。他和王鸿绪一起，向下面的各督抚、道、府、州、县的各级官员收取保护费，名为“平安钱”，保证不在皇帝面前说他们的坏话。 由此，原本的穷酸秀才变成了大富翁，在北京有着四十多万两的家当，在家乡杭州也买了一千顷的良田，还盖个大花园在西子湖旁。 后被御史弹劾，要求将他明正典刑，康熙也只是免职就匆匆了事。 康熙重情，但如此的重情在历史上的各位帝王，也着实少见，或许他在传位雍正的时候，真的说了“请善待你的兄弟，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要杀害他们”这样的话语吧。 第十九章:九子夺嫡 康熙对于明珠的较多宠幸，让他挤兑走了索额图，其后被御史郭琇弹劾的无话可说，康熙仍然让他做“内大臣”，就是无法辩驳的大错特错了。 明珠很懂得如何察言观色，懂得康熙的喜怒哀乐，他一开始可能对太子胤礽没有成见，但因为要对付索额图，就必须要对胤礽动手了，因为太子胤礽的亲生母亲孝诚皇后是索额图的侄女。 索额图在康熙十一年被封为“太子太傅”。那个时候，太子胤礽甚至还没有出生，太子太傅只不过是一个“加官”（虚衔）罢了。 可怜孝诚皇后在诞下胤礽的当天，不幸难产去世。 康熙可能是对于赫舍里（孝诚皇后）的爱意难舍，将这份感情加在了胤礽身上，在胤礽才一岁七个月的时候就已经直接封为太子了。康熙亲自教他识字，又请了张英（张廷玉之父）与李光地、熊赐履等人做太子的老师，到了康熙二十五年，又请了汤斌与耿介分别担任詹事府的詹事与“少詹事”，以此来做太子的辅佐。 值得注意的是，汤斌和耿介都不是明珠的人，明珠于是在康熙面前经常进谗言，说坏话。这两个人干了不到一年，耿介辞职，汤斌更是直接气死，也是证明了文人的傲气。 康熙一生三十五个儿子，胤礽在这里面并不是最能干的一个，却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首先，在汉化的角度来说，他把满汉的文字都学会，骑射之术也懂一些，在康熙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时候，他以太子身份留京“居守”，处理若干奏章，无一出错。 但是，在康熙四十六年第三次征噶尔丹的时候，胤礽又居守了一次，这一次出了几件事情，惹怒了康熙。 首先，动手打了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镇国公普奇。 然后，夺了蒙古人进贡的马。 最后，放纵奶妈的丈夫、内务府总管凌普勒索包衣下人。 次年，康熙四十七年，八月间去围猎之时，中途皇十八子生病，滞留在了拜昂阿，康熙回鸾看望这个小儿的病，胤礽也伴随左右去看望。康熙觉得，胤礽并不关系这个弟弟的病：“每夜逼近布城（皇帝帐篷），裂缝窃视。”，还觉得“朕不卜今日被鸠，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 在同年九月去布尔哈苏台围猎的时候，太子胤礽和皇长子胤禔（zhi）在身边，这月十六日，康熙招集了王公、大臣，宣读了太子的罪状，直接当场废掉了太子，交给胤禔看管。 太子的罪状，除了上述所说，其实最大的是想要为索额图报仇。 索额图是五年前（康熙四十二年五月）被“妄行议论国事”的罪名，被康熙逮捕，下狱后，不久死于狱中。索额图死后，他的罪名由“妄行议论国事”扩大到“密谋大事”，但是如果真的是“密谋大事”，怎么会只是拘禁而已呢？我们之前是说康熙重情，宽柔，但那是对于贪污腐败的处理方式，这种谋反大罪，只要沾上一点，那都是宁枉勿纵的处理方式是最有效的。 至于说太子胤礽想要为索额图报仇，更是冤枉之极，这显而易见，出自于明珠党人的口吻。 康熙废了太子后，觉得让胤禔一个人看守还不够放心，加派了皇四子胤禛共同负责，当时胤禛只不过是个贝勒，第二年封为雍郡王。 胤禔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机会当上太子，但还是要与胤礽为敌，雇了个喇嘛，使用邪术让胤礽发疯，至于胤礽是不是真的发疯，为未可知了。胤礽被废后，他向康熙提出两个意见：皇八子胤禩有帝王之相，应该封为太子；皇上如果想要杀掉胤礽，不必亲自动手。 康熙听到自己的大儿子说出这样的混账话，顿时大怒，将胤禔关起来，而且从此以后，对于八子胤禩也存在成见。 而明珠最想要立的就是胤禩，曾叫王鸿绪正式保举胤禩，摸到了康熙的逆鳞。然而康熙不知，胤礽的问题，明珠正式幕后元凶。 这个胤禩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呢？他的母亲叫良妃，出身不可考，胤禩这个人还是非常有才能的，雍正的“上谕”我们也可以看出。 康熙废胤礽后，把内务府总管凌普免职，抄家，任命胤禩“署内务部总管事”。 胤禩的小圈子呼之欲出了，朝中的若干大臣：像阿灵阿与鄂伦岱等人，还有若干皇子：如胤禔及胤禟、胤娥（其实是礻旁，但我找不到）、胤禵，是一直与胤禩交好的，他们见到康熙让胤禩担任要职，便认为康熙要立胤禩为皇储。有一个一开始便看出胤禩有帝王之相的相士张明德，喜不自胜。 结果没过几天，康熙说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胤礽”，再度引发雷霆之怒，将胤禩免职缉拿。将相士张明德交由议政王大臣审理，审理后被判处凌迟，依附胤禩的镇国公普齐也被革去公爵。 康熙接二连三的处罚了三个儿子（长子胤禔、太子胤礽、八子胤禩）之后，颇为后悔，不久又释放胤礽，居住在咸安宫，也恢复了胤禩的贝勒爵位，但胤禔一直都被圈禁（直到雍正十二年病死）。 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又将胤礽立为太子，接近四年后，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却第二次把他给废了。这一次的罪名是他替步军统领托合齐等几个获罪的贪官僭通消息。 康熙这次将胤礽的太子废掉，但仍在咸安宫居住，但不允许出去，也就是拘禁。康熙说“胤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为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康熙直接把胤礽说是疯了，但是疯了的原因呢，康熙不是说他得了精神病，而是说他交了坏朋友，导致思绪错乱。 又过了三年，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胤礽不耐烦被拘禁的日子，用白矾水写隐形字叫人带出去，给普齐，让普齐运动朝中的大臣，事后可以封他大将军。这也确实是昏了头的行为了，且不说普齐是否愿意了，就是三年已然过去，朝中大臣的变动何其之多，你又怎么能运动的了呢？结果就是普齐又吃了苦头。 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升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驻扎成都，用来对付准备入侵西藏的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 这样一来，胤礽的身价越来越下降，朝中的一些原本受胤礽恩惠的大臣坐不住了，准备劝说康熙第三次封胤礽为太子。 康熙五十七年，大学士王棪等联合八个御史先后上书说要早立太子，但不敢说胤礽的名字，他们的奏章被康熙搁置，不予回复。 第二年，翰林院也来了一手，这一次说出了胤礽的名字，结果康熙就把带头的杀了，几个同谋的要么被枷首示众要么被关起来圈禁。 康熙六十年，这位王棪又拼了老命举荐起来了胤礽，结果康熙震怒，罚王棪充军，结果王棪年迈无法前去，康熙叫他一个儿子代去。 胤礽由此被永久的关在了咸安宫。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爱新觉罗玄烨、清圣祖康熙帝逝世，即位的不是重人举荐的胤礽，不是朋党众多的胤禩，不是在外带兵的胤禵，而是一个默默干事、以不争为争的四子胤禛。 至于胤禛的即位是否存在迷案，后世的文人进行了众多的污蔑与诽谤。首先是第一个版本，说他弑君篡位，康熙何等人物，尤其是晚年的机警和对重皇子的一览无余，谁是可以托付天下的；谁以贤名换取名声，而败絮其中的；谁是性格内少有冷静而更适合作为武将的，都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个版本就是流传众多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先不说当时写的汉文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于”，而是“於”，就是自从皇太极开始的“三体”文字，你如何进行修改呢，你改得了汉文，蒙文、满文是不可以修改的。 后面雍正朝所出现的曾静案，雍正帝写了个《大义觉迷录》，本意是传给天下子民看看，这些人是怎么糟践他的，这样的版本是错的，但是民众是愚昧的，他们只相信自己想要出现的事件，也更喜欢那虚构出来的话语，所以后续的结果反而不如所愿。乾隆帝看到这样的情况，在即位的时候就查禁《大义觉迷录》，结果在民众心里更加多了一层怀疑，怀疑这本书写得那些事情都是真的，这才导致了雍正帝的多种野史污蔑。 当然这与雍正的政策也有所相关，触动既得利益必然会导致反扑，古今中外的任何改革都是如此，商鞅的死于车裂，王安石的两度罢相，张居正的死后清算，后续会讲到雍正的火耗归公和摊丁入亩。 第二十章:雷霆手段收拾局面 前文说道，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玄烨驾崩于京郊畅春园，皇四子胤禛继承大统。经过康熙朝后期二三十年的争斗，胤禛深知皇权来的不容易，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大问题：1、如何捍卫自己的皇位，并且加强君主集权。2、怎么继续父皇创立的大业，并且巩固这个原本就复杂万分的多民族国家。 他说“为政以得人为要，不得其人，虽食法美意，徒美观听，于民无济也”。他慎重的选了张廷玉作为辅佐他筹划军国大政的主要助手。关于张廷玉，后续会单独讲到。 康熙的三十五个皇子中，除了夭折的、年幼的还有无能的，大概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排就是皇二子胤礽及其拥护者皇三子胤祉；第二排就是皇八子胤禩及其拥护者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瑭、皇十子胤娥、皇十四子胤禵；第三排便是皇四子胤禛（雍正帝）自己及其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 这三派里面当然是皇八子胤禩势力最大，不过雍正即位后，并没有立马下手，而是缓和处理。首先雍正封胤禩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不久又封他为“廉亲王”，叫他兼“理藩院”尚书，这是雍正极为高明的一招。 还有个在外拥兵的“大将军”、自己十四弟胤禵呢，雍正命令他回京奔丧。结果胤禵回来后，雍正叫他留住在遵化的景陵（康熙的陵寝）等待大祭，后来封胤禵为郡王，限制他在景陵旁的马兰峪居住，这是变相的拘禁了胤禵。 胤禩的另外一个赞助商皇九子胤瑭呢，被雍正派往西宁，这好像是让他接手胤禵所留下来的兵权？雍正根本就没有给他任何名义，这反而更像是一种“充军”。 皇十子胤娥，是康熙指定的正黄旗满、蒙、汉三军总管，雍正想了个点子，让他去护送哲布尊丹巴一世的灵龛（kan）去喀尔喀。走到途中的时候，雍正叫他到张家口暂时居住，结果在雍正二年给他安了个罪名“私自禳寿”，将他押解回京，关在牢里（直到乾隆时才被释放）。 皇长子胤禔呢，早在康熙四十七年就被圈禁，现如今雍正命令继续圈禁，不予释放。 这样一来，胤禩在朝中地位虽然最高，但却是个光杆司令。 至于胤礽的派别呢，大臣们早就被打击的不在朝中，胤礽本人早被康熙圈禁了，支持者还有皇三子胤祉呢，也被雍正派去遵化“守护景陵”了。 在这样的雷霆手段之下，雍正的天下可以说安详一点了，但是他觉得还是不够，需要进一步处理。 雍正三年七月，皇九子胤瑭在西宁被捕，罪名是陕西有人背后叫他“九王爷”，雍正四年四月，他被雍正改名为“塞斯黑”（狗），罪名是用密码和别人通信，押解回京的途中，暴卒。 胤禩本人在雍正四年正月被“削籍离宗”，二月被革去王爵，改名为“阿其那”（猪），圈禁在宗人府，九月就死在狱中。 胤禵在雍正三年三月被降为“贝子”，雍正四年五月，禁锢在寿皇殿（知道乾隆时才被释放）。 胤祉在雍正八年五月被禁锢在景陵，在雍正十年闰五月死在狱中。 皇八子胤禩在康熙还没有死的时候，先后获得过大学士明珠和明珠之子揆叙的帮助，但是明珠死于康熙四十七年，揆叙死在了康熙五十六年。这两个人的死，和胤禩的失败不无关系。 雍正即位痛恨揆叙，甚至不惜在揆叙已经死了的时候，与鬼作对，追夺揆叙的官爵，并且下旨在揆叙的坟前立了一块碑文“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另外的一个胤禩党人阿灵阿，也和揆叙一样，碑文写道“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阿灵阿之子，也被雍正强行圈禁在阿灵阿的墓地，两年后杀掉。 雍正的母亲是一个妃子，叫“德妃”，乌雅氏，满人。雍正之前一直稳稳做事，但康熙对外表现方面并不属意雍正，反而看起来将胤禵更加作为培养的人选，提拔为“抚远大将军”，希望在青海、西藏立下一些功劳，取得声望。 这实实在在的引起了雍正的记恨心，胤禵一向懦弱，也没什么野心，只会举荐皇八子胤禩，如果他知道要去拥护和自己同母的胤禛，或许下场不会这么惨（这不是作者以历史的如果来胡说、皇十三子胤祥的案例就摆在那呢）。 有一个不参与争夺皇位的皇十二子胤裪，没有得罪雍正的地方，但是因为康熙重用了他，叫他总管正白旗的满、汉、蒙三军，又让他担任满洲镶黄旗的都统，雍正极不放心，即位后，先封郡王，再降为贝子，又降为镇国公。胤裪后来也聪明，在方方面面获得了雍正的信任，在雍正八年又受封为郡王。 刚刚所说都是打击的异己，现在说说雍正即位所依靠的力量。 雍正所倚靠的力量，在皇子之中是皇十三子胤祥与皇十七子胤礼，大臣中文臣乃隆科多，武将乃年羹尧。 胤祥被他封为“怡亲王”，作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与大学士马奇、吏部尚书隆科多、皇八子胤禩同列。胤祥实实在在做到了对雍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忙碌到了雍正八年五月，病死。雍正赐了他一个“贤”字，也送给一块匾额“忠敬诚直，勤慎廉明”。 胤礼被封为“果郡王”，先后担任理藩院的“管院大臣”与工部、户部的管部大臣（位在两部尚书之上），又叫他在西南各省巡阅过驻防兵（满人）与绿营兵（汉人），在中央主管过西南苗疆的事务，雍正六年封为“果亲王”，死于乾隆三年二月。 隆科多和年羹尧的下场，就远不及胤祥和胤礼二人了。 隆科多是孝懿仁皇后的弟弟，可谓是十足十的“国舅”，雍正也和他很亲密，叫他“舅舅”。康熙绝命的时候，他在卧榻之畔，当众宣读遗诏，如果没有他，雍正的即位或许没有那么容易。 那个时候，隆科多是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兵权在手，雍正封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又把他调至吏部当尚书，承袭了他佟国维的“一等爵”爵位。 雍正三年，突然被解除了步军统领的职务。 年羹尧是汉军的镶黄旗人，科班出身，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改庶吉士”（翰林），当了翰林院检讨、四川广东的乡试考官、内阁学士，在康熙四十八年为四川巡抚，在康熙五十九年的时候挂“平西将军”印，指挥岳钟琪等人打入西藏，击败了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军官策凌敦多卜。第二年，康熙升他为“兼理四川陕西总督”。 雍正即位后，让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留待继任的延信到任。雍正元年任命为“抚远大将军”。 这个时候青海的蒙古人首领为罗卜藏丹津，他造起反来了以后，年羹尧指挥岳钟琪加以讨伐，到了雍正二年三月，将罗卜藏丹津击溃后，扫清了青海全部。 十月的时候，回京接受雍正的赏赐，雍正一举赏赐他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pei）、金币。 年羹尧嚣张跋扈也好，雍正加强集权的需要也罢，在雍正三年二月在奏疏上将“朝乾夕惕”改写成了“夕惕朝乾”，让雍正震怒。四月，雍正免去他大将军职务，调任杭州将军，到了十月，拘捕进京，赐死。 年羹尧的妹妹在宫中作雍正的妃子，死后被誉为“敦肃皇贵妃”。年羹尧一边依仗自己的军功与帮助雍正即位的功劳，一边依仗着妹妹在宫中，为自己撑腰。其妹妹在其死前一个月左右，便去世了。 当时民间尤其是文人角度，对于雍正的政策有着极大不满，大抵是因为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而正是这个时候，发生了数起“文字狱”，其中包含吕留良案、曾静案等。 而更让雍正这个作为满洲少数民族入住中原的政权统治者感到棘手的是“华夷之辩”，这个从春秋时期就已然存在的话题，在这个时候被文人拿起来继续使用，来打击清朝的统治合法性。 雍正对于这个问题，发明了一套神权理论，说皇帝是上天指派的，而上天只问这个人是否有“德”，够不够当皇帝，不问这个人到底是出生在什么地方。“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凡所以蒙受此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殊视？” 对于清军入关呢，雍正觉得当年多尔衮的话语可以直接拿来用，说清朝得天下于李自成，而不是得之于明朝之手，况且明朝“自嘉靖（世宗）以后，君臣失德，盗贼起于四方，疆域无宁，其时可谓之田地闭塞。本朝自鼎定以来，扫除穷寇，文物日盛，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尚可谓之昏暗呼？”“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且至矣！” 第二十一章:集权的顶峰 雍正自继位以来，总是在想着，该以怎么样的措施和方法来让帝国进一步的统一呢？如何将自己的君权进一步的提高呢？ 首先，他向“下五旗”动手了，毕竟在这之前出现过谢济世、陆生枬（zhan）的建议实行封邦建国的“封建制”理论，他怎么能接受这样的分权呢？ 所谓“下五旗”，也就是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五旗。 与之对应的也就是“上三旗”，即为正黄、镶黄、正白三旗。 当初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胄”开创霸业，联络女真各个部落，建立汗国。这个汗国其实当初就是一个部落联盟，分成了八个旗，每个旗都有各自的旗主。旗主对下有绝对的统治权，对上只需要向努尔哈赤负责。 努尔哈赤也很聪明，这八个旗的旗主都让自己的子侄来担任，而后来去汗称帝的皇太极在此时就获得了两黄旗：正黄旗与镶黄旗。 皇太极暴卒以后，多尔衮以正白旗旗主的资格，联合同母弟多铎所主的镶白旗，再联系了两黄旗中的可以联合的份子，夺得了实际政权，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先当辅政，后当摄政，最后自称“皇父”，把爱新觉罗福临，即顺治帝，当儿子看待。 多尔衮死了以后，正白旗没有再给其他的人当旗主了，顺治直接自己拿了过来，正白旗由此直接一跃为“天子自将”，和正黄旗、镶黄旗合称为“上三旗”。 在谢济世和陆生枬向当时的驻军首长福彭和振武将军锡保建议恢复封建的主意时，福彭可是镶红旗旗主，锡保是正红旗旗主，这让雍正怎么能不警觉不生气呢？ 福彭的爵位是平郡王，父亲叫纳尔苏，这个纳尔苏的夫人是曹雪芹的姑母，纳尔苏本人呢，也是代善的后人。 锡保的爵位是顺承郡王，锡保的祖父本身也是来源于代善的第三个儿子。 下五旗的其他两支是： 镶白旗：辅国公塞勤 正蓝旗：信郡王德昭 镶蓝旗：简亲王神保住 这三个人都不如福彭和锡保那样重要。 本来呢，这个福彭的父亲纳尔苏比他的能力和势力要强一些，结果在康熙年间被当时的太子胤礽殴打过，显然他是皇八子胤禩的阵营的。雍正在雍正四年，革去了他的爵位，叫他的儿子福彭继承。 简亲王神保住的父亲也是在雍正四年被雍正革去爵位，让儿子继承的。 值得说一嘴的是，曹頫在雍正六年被抄家，有人说是受了纳尔苏的牵连。 雍正即位后，颁布上谕，严禁下五旗的旗主向朝中的大臣的旗员进行勒索。 让他们自己保守节操还是不容易的，雍正就让都察院里面的满洲御史调去八旗，每旗两人，监察一切。从此以后，每个旗的内部任何事物，在事实上都被中央直接管理，下五旗再也没有什么半独立权了。 康熙曾经做出一个不错的方法，以这一旗的旗员做另外一旗的都统，想要以此来让各旗互相牵制，但是没想到，当了都统的旗员也是要多多少少受制于这一旗的旗主和自己所属的旗主的。 雍正将这个改善了一下，用这一旗的旗主当另外一旗的都统，让对方的旗主无法抗衡。 雍正规定：下五旗的各旗旗主对于包衣奴才可以照旧享受自己作为“主人”的权利，对于旗员呢，只能用“护卫、散骑郎、亲军校、亲军”，不允许用做仆从，管理家务，供使差役。如果胆敢从旗员中调任去做这些贱役，必须要专案奏请。如果旗员当了京官侍郎以上、外官县知事以上的官以后，旗主不允许挑选他们的子弟作为侍从，或者作为管带包衣奴才的“下官”。 为了防止各旗有所联系，各旗之间也不允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旗的旗员与包衣，不许去其他的旗当差，上三旗的包衣，更是绝对不允许“在诸王门下行走”。 雍正这个人，能力很强，精力过人，办事也是不怕繁琐，可以说是个工作狂。他生活节俭，与康熙比起来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所做的措施和政策，比如清查赋税、增收关税、盐税，这些只是为了充盈国库，不是为了自己和后宫享乐，更不可能是为了后世所说什么耳目之娱、口腹之欲、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这些用在乾隆的后半期倒是有几分贴切）。 我们理性的说一句，如果雍正不是一位帝王，而是一位像宰相，以他的作风和能力，应该是可以比肩明万历帝师张居正这样的能臣的，甚至超越张居正。 关于集权呢，我们不能站在现如今的角度去回顾以前，应该看待历史以当时的环境和历史背景看待，这应该叫“历史的局限性”吧。当时的世界，除了英国刚刚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这样一个从嬴政建立秦朝开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直发展到如今的地步，这样的中国你想指望一位处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帝王——雍正，如何如何民主开明，这是不公平的。 就事论事的话呢，我们以当时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来评价雍正这位帝王的话，他的用人行政比起他的儿子乾隆和父亲康熙来看，要高明的多。 首先就是那皇十三子胤祥，那是绝对的服从雍正和效忠他的，先是成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后来又变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确实在人事这一方面，雍正对于胤祥的使用是没有毛病的。 比胤祥要次一点的呢，就属满臣第一鄂尔泰和汉臣第一张廷玉了。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的旗员，可谓与皇家同族但不是宗室，因为他是“西林觉罗氏”（不是爱新觉罗氏）。 当初在康熙年间的时候，雍正曾经以皇四子的身份对鄂尔泰有所依托，被他拒绝。不想这样的拒绝反而引起了雍正的重视与青睐。雍正即位后，当即就提拔他，放他云南主考，又去当江苏布政使。 在江苏布政使的位子上，鄂尔泰把本来应该照例“应得”的“公使银”（可以“报销”的办公费），用来卖了三万四千石谷子，分存于苏州、松江和常州三府，用来将来赈济灾荒的准备。雍正看到他这样做，很是高兴，调他升人广西巡抚。 刚到广西就任，又充任为云南巡抚，“治云贵总督事”（代理总督），在任上不到一年，又镇压了苗民的武装叛乱，雍正很喜欢，升为实把实的云贵总督。 鄂尔泰在位子上，建议雍正实行“改土归流”的措施，其实这个措施，并不是雍正才开始的，甚至不是清朝才开始的，早在明朝就已经主张把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更换为中央派去的流官了。鄂尔泰主张把明朝所设立的若干世袭的安抚使司、宣抚使司一概取消，改派知府、知县，与内地的郡县制度合流。 雍正十分赞同他的想法，都任何无论是苗人还是彝人，都是大清的子民，不应该被封建式的土司割据。 后来由鄂尔泰通过武力的方式实行改土归流，镇压了想要反抗的部落。 雍正在雍正七年加拨了一省给鄂尔泰管理，称他为“云贵广西总督”，于是广西的若干土司也归了流。 雍正十年，鄂尔泰回京被封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和张廷玉一起，在“军机处”侍候雍正办公。 这军机处呢，原来称作“军机房”，是“军需房”的后身，军需房设立于雍正七年六月，管理的本是军需，雍正为了保密起见和指示胤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把它设立在内廷的一个小房子里。 这个时候，胤祥从担任“总理事务”的大臣以来，处理京畿的水利颇为有效，奉了雍正的命令，主持支援西北军务的事务。换句话说，这军需房本来就是为胤祥而设立的，张廷玉和蒋廷锡是两个得力的助手，蒋廷锡又是当时的户部尚书，没有这个管钱的，打仗还谈什么呢，所以也被调到军需房办公。 在雍正八年，军需房改为军机房，胤祥也在这年五月病逝，军机处只剩了张廷玉和蒋廷锡二人，到了雍正十二年，才加进来鄂尔泰，作为“办理军机事务”的大臣，加上一个“办理军机处行走”的原来贵州总督的哈元生，这哈元生“行走”了不到一个月，贵州苗民反抗再起，他只得回到原任继续主持事务。 军需房确实是一开始为胤祥设置，但军机处升为实际的内阁，并且夺走了内阁实际的权力，这却是张廷玉的建议。 张廷玉的建议是只要是各方面写给皇帝的奏疏，分成两类。涉及到普通政务的称为“疏”，涉及军国机密的“要事”称为“摺（zhe）”。疏呢，由通政司进行收进，交内阁票拟；摺呢，不用通政司，而用“奏事处”收进，不再交内阁拟指，改由皇帝在军机处看着军机大臣拟办，立刻用御笔朱批，批好了直接由军机处的职员抄写、封发，不经过内阁，更不经过各部，力图保密又迅速。 雍正采纳了张廷玉的建议，由此开始，军机处成为了全国最高和最重要的部门。 雍正有张廷玉等人在军机处，每天陪伴办公。张廷玉自己又是保和殿大学士，所以张廷玉不仅有关军机的“要事”，由张廷玉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当面秉承雍正的旨意迅速执行，一般日常的“常事”，张廷玉也要向雍正解释奏章与“内阁票拟”的内容，等候雍正“乾纲独断”。 但是在如此的君主专制的集权制之下，“会议”这种方式也不是绝对没有的。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五大臣、十札尔固齐。皇太极的时候将理政听讼大臣增加为十六人，副大臣也增为十六人。 入关后，清承明制，遇到重要的大事常常交给“九卿科道”杂议。九卿呢，并不只是当初的太常寺、鸿胪寺等等，还包括六部的尚书。科道呢，就是都察院之下的各科（吏、户、礼、兵、刑、工）的“给事中”与各道的监察御史。 遇到大官被弹劾或者对外要采取军事行动，事情要交给“王大臣”去讨论，讨论后用书面报告给皇帝，皇帝来做最后的决定。 雍正我们之前说过能力极强，甚至在人事角度，对于其父玄烨和儿子弘历要优秀不少，不仅对全国政务了如指掌，而且很知道底下各督抚的能力如何，时常赏识一些督抚以下的小官。 各督抚之中，例如李卫啊、田文镜啊、王士俊啊这些，都是小官。 李卫之前说过，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初不过是个户部郎中，不到三年，雍正赏识他成为了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两年以后又升为浙江总督，雍正十年以后，升任刑部尚书。 田文镜呢，汉军正黄旗人，和李卫同为捐班出身，办事十分卖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税收，对人民也确确实实有刻薄的一面。 王士俊出身正途，是个翰林，一直被雍正提拔为“东河总督兼河南巡抚”，在雍正十年继田文镜之任，本以弹劾田文镜而出名，但是在继任后，作风和田如出一辙。 田和王二人在河南垦了不少荒，垦荒本来不是坏事，但是这田文镜急于求治，雷厉风行，州县官员呢，被迫于二人的政令，让人民按亩征税，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也要收税。 二人敢于干事而且不贪污，这也是事实，田文镜在清查山东钱粮的时候，查出亏损二百余万两，向雍正报告说是因为“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确没有能力按年交纳清楚。 火耗和加派，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也是上面官员的“油水”，毕竟当时的知府，一个月的俸禄只有几两银子。 山西的有一位诺敏，向雍正提出一个“火耗归公”的建议，准备让各州、各县每年把所收的“耗银”，押到布政使司的司库，总督巡抚提出二十万两弥补亏空，其余当做养廉银。 雍正的“王大臣”讨论了一番，同意了诺敏的建议，后来，不仅在山西，全国各地都有了这样的“养廉银”，但终清一朝，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的税收制度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是他确实是很想替百姓减少负担的。 在财政方面，雍正最出名的一招，我们之前提过一嘴：摊丁入亩。就是将康熙五十一年定下来的康熙五十年的丁银（人头税）强行摊入田租（土地税）里面，也叫“丁粮合一”。不仅减少了程序，而且以后只有拥有田产的人才需要出丁粮，没有田产的人不仅不用出田租，连丁银也可以直接免了，的确是一项惠民政策。 第二十二章:被准噶尔击败 前文说到雍正设立军需房以及后面的军机处，最初的动机也就是支援并直接只会西北的军事。 这次的敌人也是“噶尔丹”，不过叫噶尔丹策凌，是策妄阿拉布坦之子，清朝的官方文书呢，称呼他“准噶尔台吉”，他自己给自己的称号是“汗”。 关于准噶尔，可能读者了解甚少，西方的若干地理学家称呼新疆北部，一般称呼为“准噶尔哩亚”（djungaria）。 准噶尔原本不过是新疆北部的四个卫拉特（oirat）之一，其他三个卫拉特分别是和硕特、土尔扈特以及杜尔伯特。准噶尔占领了那边最为肥沃的地方——伊犁一带，并且在明末的时候，就直接把土尔扈特部从塔城的附近赶走，迁往了俄国境内的伏尔加河附近。剩下的两个卫拉特呢，也是无法和准噶尔为敌。 康熙年间，准噶尔的首领就是噶尔丹，比雍正时期的噶尔丹策凌少了“策凌”二字。噶尔丹当年被死于康熙的三次征伐，他当年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侄子兼仇人策妄阿拉布坦早就已经“归降”了康熙，于是在康熙的支持下，奇袭了准噶尔老家，弄得他兵败后又无法回去。 策妄阿拉布坦也确实是“妄”，相当的狂妄，他居然派了个大将策凌敦多卜驻扎在拉萨，这策凌敦多卜后来被岳钟琪赶走了。 按理说，吃了这次大亏，策妄阿拉布坦也应该收敛收敛，但他确实对得起“妄”这个字，就是不死心，又策划着教唆青海和硕特部的领袖罗卜藏丹津对清朝造反。结果这个罗卜藏丹津又被年羹尧指挥的岳钟琪打的抱头鼠窜，连妻子儿女都弃了，化妆成了个老太婆，逃去新疆请求策妄阿拉布坦的保护。策妄阿拉布坦让他住在伊犁，以此来对他进行保护，雍正向他索要罗卜藏丹津，要求“引渡”回去，被他拒绝，雍正大怒，但无可奈何，只能作罢。 策妄阿拉布坦在雍正五年的时候病死，领袖的地位由儿子噶尔丹策凌继承。雍正是看不起这个小年轻的，想要出兵攻打，朝中很多大臣都反对，但张廷玉却表示极为赞成。 雍正调集了五万精兵，交给了傅尔丹，浩浩荡荡的开往了外蒙的科布多，由西北路进攻准噶尔，傅尔丹的名义是靖边大将军，是开国元老、努尔哈赤五大臣费英东的后裔。 雍正给他的五万精兵里，有六千是“京师八旗兵”，九千是“车骑营兵”，八千八百名是奉天等处的兵，此外还有科尔沁与土默特各旗的兵。 雍正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但这次对于傅尔丹的出征，却是好好筹备和铺张了一番，比如特地在太和殿为傅尔丹实行了“授钺礼”，又先去太庙祭祀祷告，再去南苑检阅了一番。足可见雍正对于这次出征的重视度。 傅尔丹到了阿尔泰山麓，想要一鼓作气，活捉罗卜藏丹津。雍正让军机处下令，让他切不可轻进，并且把他和驻巴里坤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一起，在雍正八年召回北京，“面授机宜”。 雍正九年六月，傅尔丹抓住了一个准噶尔的间谍，这个间谍说，噶尔丹策凌已经派出了三万士兵，要向科布多进攻，其中的一个将领是策凌敦多卜的儿子，这个小策凌敦多卜已经到达了一个叫“察罕哈达”的地方。 傅尔丹听到消息后，很是兴奋，在六月庚子这一天，向察罕哈达出发。走到了雅克萨河边，又捉到了一个准噶尔的哨兵，哨兵又说“过了河，察罕哈达再走三天就可以到了，小策凌敦多卜的兵马还没有到齐，有一千人左右。” 傅尔丹迅速过了河，走了五六天，还是没有到察罕哈达，却又捉到了一个间谍，间谍说“两千准噶尔兵，在前面的傅克才岭”。 傅尔丹立即挥动大军，向傅克才岭进攻，遇到准噶尔的兵，两军拼杀，杀了四百多兵，其余的翻岭而走。 傅尔丹又把军队开到了附近的河泊，搜索周边的准噶尔兵，反而自己被几万名准噶尔的兵切成几段，予以个别包围。兵家大忌之中以分兵为最忌惮的，两军一共杀了三天，傅尔丹全军大败，逃出重围后，清点士兵，就只剩下了两千人左右。 军中包含了当时的全部满洲精锐，一战之后消耗殆尽。 雍正得知前方战报，大哭了一场，平复情绪后，传旨给傅尔丹“倘若科布多不能守，不妨撤退回来”。为了安全起见，这个时候雍正其实也调集了大量士兵去科布多增援。 雍正把傅尔丹的靖边大将军名义颁给了顺承郡王锡保，叫傅尔丹以“掌振武将军印”的名义，接替锡保的振武将军位置，受锡保指挥。 第二年，准噶尔派兵来攻打科布多，锡保命令傅尔丹带领三千人前去抵抗，又吃了败仗，雍正原谅了他，叫他继续留在军前效力。 到了雍正十三年，有人犯了贪污案件，傅尔丹受到牵连，押解到北京，结果雍正不久病死，没有来得及批准处斩傅尔丹，乾隆即位后，傅尔丹在乾隆二年被释放。 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策凌在那次围击胜利之后，在同年秋天又进攻喀尔喀，结果被喀尔喀的多罗郡王、康熙的驸马名叫策凌的抵抗住。 需要提醒一下的是，这个策凌和噶尔丹策凌、还有策凌敦多卜、小策凌敦多卜的策凌都为同一个蒙古字。 雍正因策凌抵抗有功，封策凌为和硕亲王。 第二年，雍正十年，噶尔丹策凌又派了小策凌敦多卜带领三万士兵攻打策凌，在额尔德尼相遇，策凌大胜，小策凌敦多卜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士兵，败逃。 因为锡保没有把握好时机将援助策凌的士兵搬到，导致小策凌敦多卜虽然战败，还是可以回到准噶尔。 有一位满人将军叫马尔赛，正好在追击小策凌敦多卜的残部，他在事先收到小策凌敦多卜的檄文后，不仅不加理会，反而在敌军踉跄过境的时候，下令禁闭城门，不让自己的部队有所行动。 遇到这样的混账将军，手下的两个小将实在气不过，冒着军令带着一些士兵，杀出城去，杀了一千多准噶尔士兵。 事后，雍正获悉，立马派出了一位钦差，到军营将马尔赛正法。 锡保也因为前面的延误军机而丢掉了大将军的职位与亲王的爵位。 代替锡保的是平郡王福彭。名义上是“定边大将军”。 福彭继任后，没有什么战绩，在雍正十二年被召回，由隆科多的一个堂兄弟庆复继任。这个时候，雍正已经想要和噶尔丹策凌议和，而对方也顺势而为，上表称臣。于是阿尔泰山被明文规定为准噶尔和喀尔喀之间的疆界。 第二十三章:先聊聊乾隆 雍正一共十个儿子，其中居然六个早夭，一个因“放纵不谨”被削去了宗籍（三子弘时），一个过继给果亲王允礼（六子弘瞻），剩下的两个即为弘历（乾隆帝）和弘昼。 乾隆排行第四，为熹妃钮祜禄氏所生，和亲王（弘昼）排行第五，为裕妃耿氏所生。雍正的正宫乌拉那拉氏无子。 弘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人物之一，作为皇帝的话，更是可以去掉之一。生下来就是祖父（康熙）最喜爱的孙儿，也备受父亲（雍正）喜爱，一辈子可以说无忧无虑。一辈子当了整整六十年零几个月的皇帝（后来又过了几年太上皇的瘾），也可以算是太平皇帝。 弘历为人好大喜功，一旦有机会一定要打仗，幸运的是，十次有八九次要么是胜利的，要么能挣点面子，后来更是自诩为“十全老人”。 跟雍正比起来，乾隆实在是幸运的很，回顾雍正即位之初，满是面目狰狞的兄弟，而乾隆只需要给自己那个纨绔子弟的弟弟弘昼荣华富贵即可（这对帝王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康熙五十年，弘历出生在北京雍亲王府东书院“如意室”，幼名“元寿”。传闻康熙在雍亲王府第一次看到这个孙儿弘历的时候，就喜爱有加，让养育在宫中，自己亲自讲授书课，颇有“好太孙”的意味。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去世，雍正帝即位，即位之初，就已经将年纪仅仅为十三岁的弘历作为心目中的储君了。 雍正元年的时候，也许是因为自己即位的时候腥风血雨，雍正亲书立储密旨，立弘历为继承人，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后。 既然任为储君，就要加强教育，否则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岂非所托非人？所以除了原有的老师福敏以外，还选了朱轼、徐元梦、张廷玉、等著名文臣，去辅导弘历学习文化知识和儒家经典，又让宗室里面的允禄、允禧等教他火器的使用和弓马骑射。 雍正五年的时候，弘历与满洲名门富察尔总管李荣保之女富察氏结为夫妻，也是这一年，雍正第三子弘时因为放纵不谨被削去宗籍，弘历的有力竞争对手于是也就不存在了。 雍正八年的时候，弘历的嫡子降生了，雍正亲自起名为“永琏”，有几分继承皇位的意思。为了进一步培养弘历的从政能力，雍正十一年，封弘历为“和硕宝亲王”，让他参与处理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平定贵州苗民起义等重要的政治军事事务。 弘历在雍正时期受到了全面又严格的教育和训练，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深得雍正信任。从此，弘历经常奉命祭陵、祭孔、祭关圣帝君、享太庙、祭地、祭太岁、祭大社大稷等。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内侍拿出谕旨，宣布弘历继位，这在所有大臣心里早已是不言而喻的。弘历即位后，宣布“宽严相济”的为政之道。乾隆初年，倒是对前两朝（康熙、雍正）的弊端，尤其是雍正朝的进行了纠正。 为了调整皇室内部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也为了收揽人心，乾隆首先就将雍正长期监禁的十四弟允禵等释放出狱，恢复爵位。乾隆二年，更是释放了雍正时期因贻误战机而被判处死罪的岳钟琪、傅尔丹，赐予允禟公爵，让大学士鄂尔泰仍然办理军机事务。 其余的事情呢，后续再说~ 第二十四章:张廷玉 说到张廷玉，大部分人心里第一个词就是配享太庙，这足以说明这位汉臣在清朝的地位之高、能力之强、贡献之深。 张廷玉，字衡臣，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十一年生于京师，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卒于故里，共享年八十四岁。 张廷玉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入职南书房。此后更是授侍讲学士，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历任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还多次兼任敕撰典籍的总裁官。经历康雍乾三朝，可谓元老，深得玄烨、胤禛、弘历三帝信任。 康熙中叶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康熙盛世的初期了，张廷玉开始步入仕途。康熙四十三年，玄烨召他去畅春园，询问其父大学士张英的近况，并命他赋诗，他以两首七言律诗深得玄烨喜爱。当天就被玄烨下旨入职南书房，特旨带数珠，着四品官服色。由此，张廷玉身居内廷，承袭父业。张廷玉自己也说：“穷边绝漠，余皆珥笔以从”。 张廷玉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整个“康乾盛世”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强化；封建社会晚期的诸种政治制度已然成熟和完善。主要表现在君主精明强干，勤于政务，事必躬亲，权柄不假于人。玄烨的智擒鳌拜、平定三番、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平准噶尔等；胤禛的密设储位，实行密折制度，设立军机处，变革八旗制度，打击“朋党”，实施“摊丁入亩”，推行“改土归流”等；弘历的“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兴兵边陲，“十全武功”，经营开发边陲等。 康熙六十一年崩于京郊畅春园，皇四子胤禛继位大统。慎重地选了张廷玉作为辅佐自己的肱股之臣。至于胤禛如何看重的张廷玉，一是因为学问优长，“气度端凝，应对明晰”；二是因为他是自己恩师张英之子，有这样一份情谊在。康雍之交，政务可谓繁忙不已，谕旨每日下数十次，皆是由张廷玉承命应办。如果遇到紧急的事务，胤禛命他进入大内，口授大概意思，而命他草拟谕旨，御览无碍后下发。从此，张廷玉跻身枢臣之列。 胤禛执政初期，继续深入地调整八旗制度，虚弱下五旗的势力。然后就是开始收拾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们，对于胤禩、胤禟、胤禵这样的皇子党，该杀的杀，改圈禁的圈禁，这都是当初“夺嫡”的后续。 康熙晚年，政治斗争不断，尤其是诸皇子互相明争暗斗，角逐储位，政局动荡不安，胤禛鉴于这样的教训，决定改革以往历朝历代的“立嫡立长”的继位制度，实行秘密建储的办法。雍正元年的时候，留下总理事务大臣的胤禩、胤祥、马奇和隆科多，将密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的牌匾之后，为预防不测，另书写一份收藏于内府。雍正八年九月，雍正将密旨的内容给张廷玉阅览，十月正月，又给鄂尔泰看了一下。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崩于圆明园，张廷玉和鄂尔泰告知诸王大臣“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外，外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雍正能够将极为重要的储君之事让张廷玉预先知道，说明张廷玉是已经被胤禛视为肱股之臣。特别是雍正三年和五年的时候，胤禛先后处理了助他夺嫡的内外得力心腹年羹尧与隆科多后，张廷玉成为了雍正的首席智囊，“赞画军国大政不可数计”。 弘历继位后，奉大行皇帝遗命，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弘历对张廷玉也格外器重，每逢外出巡幸的时候，总是让他留京总理朝政，夜宿紫禁城；科举也参与殿试，选拔人才，考察检举官吏。 雍正在位十三年，对张廷玉眷注至深，荣冠臣僚，也由此出现了整个满清（除了清末）看似不可能存在的局面：党争——满汉臣僚的党争。 胤禛生前对他的左膀右臂汉臣张廷玉、满臣鄂尔泰宠爱有加，甚至给予身后“配享太庙”的殊荣。而张廷玉和鄂尔泰两股势力的形成应该说是与雍正帝对他们的殊荣有直接关系。雍正十年的时候，张廷玉回到故里去祭奠其父张英，胤禛在其谢恩折子上写道：“朕即位十一年来，在廷近内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即使有言官参奏张廷玉和鄂尔泰，胤禛也会予以保全，不必入议。 鄂尔泰入朝后，因为清廷“首崇满洲”，旧的制度之下，满洲大学士鄂尔泰应该按照位序在张廷玉之前。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故，纳亲取代了他，虽然张廷玉面奏说纳亲应该在他之前，但在心里也难免有微词。弘历自己都说：“若以任用之先后为次序，则当日鄂尔泰即不应在张廷玉之前”。 如果追溯满汉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朝建立之初，而清廷后面的种种做法，实际上也加深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使他们很难协调，明争暗斗。在雍正朝以前，哪怕是康熙朝也没有汉臣可以和满洲的臣僚相比的局面，汉臣见到满臣需要自降半级，甚至需要下跪（后来由于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合适，跪的礼仪也就免了）。 张廷玉和鄂尔泰共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尔泰只要有所过失，哪怕是小错误小问题，他必要言语讥讽，使得鄂尔泰无地自容。比如暑假的有一天，鄂尔泰曾经脱帽乘凉，嘴上自言自语嘟囔道：“此帽置于何所？”张廷玉微微一笑，说“此帽还是在自家头顶上为妙”。鄂尔泰当即不悦，又无可奈何，神色凝重达数日之久。 乾隆初年的时候，鄂尔泰和张廷玉相国秉政，门下之士互相推奉，渐渐形成朋党之势，“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弘历对此当然也有察觉，又不好对于这两位元老明说，只好用世宗的《朋党论》告诫，但是未尝所愿。 官僚依附和朋党问题其实更多的是与科举有很大联系，唐代的牛李二党，宋代的朋党更是鼎盛，明代的东林党争之事还依稀在眼前浮现。乡试主考官、会试知贡举与及第者成为终生师生，他们常常相互提携、彼此偏袒、剪除异己，终成朋党把持朝政。张廷玉屡次主持乡试、会试，参与殿试，门下生员可谓众多。而鄂尔泰呢，用人亦不择门生贤否，不训伊子以谨防，罗识党羽，“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讽”。朝廷中也正式形成了“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的局面，在朝廷中，可谓是分门相互，衣钵相传。 乾隆十三年正月，张廷玉陈疏以老病乞休，弘历为此专门降旨：“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天终老之理？”，传旨慰留。第二年正月，弘历更是命张廷玉如宋代文彦博为例，十天去一次都堂议事，四五天去一次内廷备顾问。结果当年冬天，张廷玉再一次乞求归老，弘历批准以原官致仕。结果张廷玉自己却上疏表示雍正帝去世前曾经说过自己配享太庙，想让弘历写个凭证。弘历听到这个要求，心中实在是不悦，但还是颁发了手诏，并且写了首诗给予他作为恩荣。张廷玉派自己儿子过去谢恩，弘历很是不悦，责备张廷玉不亲自谢恩，传旨令他明白回奏。结果军机大臣傅恒、汪由敦传写谕旨，旨还没到，张廷玉就到内廷来谢恩，弘历更为不快，认为军机处泄露消息，责备了傅恒和汪由敦。廷臣召开会议，请求剥夺张廷玉官爵，罢去配享，弘历下令削去他的伯爵。 直到乾隆五十年，弘历亲题张廷玉《三老五更议》，又重新评价他：“以今观之，则廷玉之议为当”。“夫廷玉既有此卓识，何为见及？朕之必不动与浮言，遵皇考遗旨，令彼配享太庙。”于是终清一朝，汉臣中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 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像张廷玉这样的官场老油子也难免遭到打击，甚至从此汉臣权势又低落了下去，直到清末的西太后被逼无奈，让权与地方的督抚汉臣，从这一角度来说，张廷玉又何尝不是君主专制体制之下的牺牲品呢？ 第二十五章:乾隆朝的前期 乾隆帝的这一朝呢，事情很多，甚至比康熙朝的要多，边疆可谓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我们都知道，乾隆在晚年的时候，宠幸和珅，但和珅的内容我们留到后面单独论到。乾隆晚年，多种措施均不满人意，甚至这个不满多过了对汉武帝“轮台罪己诏”前措施的评价。 但不得不说，在乾隆朝早期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十分有朝气的，用人与驾驭呢也在雍正之上。 他做了不少替父亲弥补罪过的措施（其实也有可能是雍正特地留给乾隆来笼络人心的）。首先就是他释放了岳钟琪，也释放了皇十四子胤禵。又严办了雍正之前错误重用的聚敛钱财的王士俊，也明旨斥责早已逝去的酷吏田文镜，说田文镜身为督抚，“苛刻于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之前那一向反对田文镜苛政的史贻直，被弘历直接升为湖广总督，之后更是先后调任了工部、刑部、兵部、吏部的尚书以及直隶总督，乾隆九年的时候，更是进一步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 其实在雍正的朝廷中，敢于说话或者能说话的并没有什么人，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经因为过于口直而被降调为“户部银库行走”与“署理河东盐政”的原任刑部与户部侍郎孙嘉淦，让他仍然做吏部侍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孙嘉淦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可谓是满清一朝的名臣，风骨赫赫，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曾经留下了一篇不朽的奏疏，前面论述康熙用人时我们提过一嘴，其中说道为人君是怎么样可以提防小人而亲近君子的。“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妄誽，则与（人君之）目习投矣。……” 按理来说，乾隆这样的君主，看到这样的奏章应该大怒，认为在讥讽自己，可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时候的弘历其实还是蛮有朝气的，他不仅不生气，反而将它宣示于内外。之后，更是直接调任孙嘉淦做直隶总督，兼管河道，调任湖广总督，虽然曾在乾隆八年降为江西巡抚，不过仅仅一年后，又升迁为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孙嘉淦的名声在民间可谓非常出名，颇著直声，到了什么程度呢，乾隆四年的时候，有人用他的名号写了一份奏折去弹劾鄂尔泰和张廷玉，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名声去写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都不肯对孙嘉淦有所责备。 当初因为反对程、朱理学惹怒雍正，而被下狱的谢济世，乾隆即位后，就把他从充军的地方召回了，仍让他做御史。其后，他受任为“湖南驿监道”，在乾隆八年被人参了一本说他离经叛道，乾隆说“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当时的确可以算上一位贤主，比起明朝中后期的那些君主（宪宗、武宗、世宗、神宗等），可谓碾压。 言官呢，尤其是御史呢，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权利，那就是“风闻言事”，就是他们弹劾别人不用有真实证据，他们认为搜集证据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不是监察机关的责任，这一点在现在的法律方面叫做“有罪推断”，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太容易有冤假错案了。 当时有一位大学士赵国麟，被御史弹劾的恼了，一股无明业火窜了上来，向乾隆抱怨道：像这样的御史应该处分！结果乾隆不仅不处分，反而升了御史的官。 这样看来，乾隆朝的前期，国家机器和执政能力还算良好，接下来就到了处理边疆的问题了，也到了乱哄哄的局面了。 第二十六章: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位于康藏高原最东的部分，四川省的东北部。大金川在西，小金川在东，以水（大、小金川）得名。 大小金川周边的居民和藏人是同族的，他们的首领哈伊拉木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受封为世袭的土司，称为金川寺演化禅师。 这个哈伊拉木的后裔卜尔吉细，在顺治七年的时候降与满清。康熙年间，世袭受封的演化禅师叫做嘉纳巴。嘉纳巴的后代也就一代一代成为了演化禅师。曾孙叫做泽旺。 嘉纳巴的一个偏房孙子叫做莎罗奔，在康熙五十九年的时候，跟随岳钟琪一起，攻打西藏，立了功以后，被岳钟琪举荐了一本，年羹尧奏报给雍正，雍正在雍正元年的时候封他为安抚使，衙门就设立在大金川的东岸一个叫噶尔崖的地方。 从此以后，大小金川一分为二，莎罗奔的地方称为大金川土司，泽旺的地方称为小金川土司，而泽旺的衙门设立在美诺。 莎罗奔是个有野心的人，他首先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泽旺，又在乾隆十一年将泽旺劫走，抢去了泽旺的“演化禅师”之印，也算是统一起来了大小金川。 但是兼并了小金川以后，还是感觉不够，又要去攻打其他的土司，他的意思很简单，想要在四川境内建立一个“独立王国”，这在弘历的眼中是绝对不可忍受的，乾隆就调遣了张广泗做四川总督，来对付莎罗奔。 张广泗带领三万兵浩浩荡荡开往了小金川土司的美诺，但始终奈何不了莎罗奔所守的勒乌围以及莎罗奔的之子郎卡所守的噶尔崖。莎罗奔修建了很多石头碉堡，张广泗用“以碉制碉”的手法，但是最后换来的只能是徒劳，耗费时间不说，还耗费粮饷、耗费士兵的生命。 张广泗又蠢到了一定程度，使用所谓的“以番制番”的办法，把泽旺的弟弟良尔吉放在自己身边，却浑然不知，这个良尔吉早就已经是莎罗奔的女婿了，并且占了泽旺的妻阿扣。张广泗他的一切举动，都被良尔吉原封不动的汇报给了莎罗奔。不仅如此，张广泗身边有一个汉人叫王秋，这个王秋也早就被莎罗奔收买了。 乾隆在乾隆十三年四月派了额亦都的曾孙、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以经略大臣的名义来四川督促张广泗进攻。讷亲来了以后，直接以钦差的身份把这两个间谍杀了，然后下令全军，限期三日攻下噶尔崖。结果三天后，最勇敢的总兵任举阵亡，而噶尔崖依然屹立不倒，清军全军都泄气了，甚至连讷亲本人也气馁了。 讷亲呢，于是向乾隆报告说噶尔崖不容易打，需要等到明年再说，到了那时有了三万精兵才有办法。不久又上疏乾隆，三万人不必加派，节省军费，不如等个两三年，或许“有机可乘，亦未可定”。乾隆看到一位堂堂的大学士兼经略大臣，居然能说出如此的前后矛盾又模棱两可的话语，气愤不已，直接将他召回，发往西北军前效力。到了十二月的时候，乾隆越想越气，直接派了一位侍卫，用讷亲的祖父遏必隆所遗留的“遗刀”，到讷亲那边直接将他斩首。而张广泗这个无能之辈，在纳亲被乾隆斩首之前，就已然被正法。 前文说到岳钟琪在乾隆二年被释放，只能一直赋闲在家，不敢有丝毫举动，到了乾隆十三年四月，乾隆又突然以“总兵”的名义起用这位老将，派往张广泗那边去效力（这时张广泗和讷亲还未死），也一同受经略大臣讷亲的节制。 岳钟琪一到任，就被乾隆任命为“四川提督”。讷亲让岳钟琪去打噶尔崖北边的党坝，岳钟琪真不愧为老将，可当廉颇之勇，一去就把党坝攻下。 岳钟琪当时一共有汉兵和当地士兵七千人，向张广泗要求调拨三千人，这个张广泗死的真是不亏，居然这个时候不允岳钟琪之请。岳钟琪的想法是，先从党坝向北，攻康八达，由康八达打下莎罗奔的勒乌围，再回军攻打莎罗奔侄儿郎卡的噶尔崖。连这个计划，张广泗依旧不同意。 张广泗和讷亲二人先后被斩，傅恒被任命为经略以后，岳钟琪在傅恒的支持之下，一举就攻下了康八达，直接逼近勒乌围。莎罗奔害怕了！他深知岳钟琪的能力，因为他就曾经在岳钟琪手下当部将，同时他对岳钟琪也有恩情未报，岳钟琪不仅保举过他，而且还在川陕总督的任上把年羹尧所夺走的美同寨送还给他。 所以在岳钟琪逼近勒乌围的时候，他立马派人去洽降，岳钟琪向傅恒请示，傅恒认为可以准降。岳钟琪于是只带了十二个随从，骑了十三匹马，大胆走进勒乌围，在莎罗奔的寨子聊了一晚上，颇具大将风范。第二天，莎罗奔和儿子郎吉，跟随岳钟琪出来，去傅恒的军前投降，退还了所占邻近的土司土地，宣誓永不侵犯，按时纳贡，捉拿逃人，归还所掠夺的民马，傅恒也就承旨（遵循皇帝的意思）赦免了莎罗奔的罪。 乾隆很是高兴，下旨奖励岳钟琪，首先就恢复了他的公爵，免追当年征讨噶尔丹策凌的时候七十几万两银子的亏空，乾隆又加“太子少保”衔，在公爵前加了“威信二字”，即为“威信公”，甚至特准“紫禁城骑马”。之后乾隆十七年，小金川附近的杂谷土司仓旺也胡作非为，结果居然被岳钟琪像老鹰捉小鸡一样逮了起来。两年后，岳钟琪在四川提督的任上逝世，是清朝中唯一一个以汉人身份当到“大将军”的人（需要注意的是，年羹尧也是大将军，但是年羹尧所属汉军旗人，而并非纯汉人，在满清，汉军旗人与汉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莎罗奔后来自己年纪大了，把军政事务交给了侄子郎卡主持，郎卡在乾隆二十三年又对小金川打起了主意，驱逐走了小金川的土司泽旺和革布什礼的土司色楞敦多布。而这个时候，在四川任上坐镇的是总督开泰，开泰调集了几个土司的兵马，将小金川和革布什礼收复。 四年以后，不死心的郎卡又袭击当年岳钟琪驻扎过的党坝，乾隆派四川总督的阿尔泰镇压，结果他调集了九个土司的士兵，对大金川包围，郎卡屈服，阿尔泰同意后，乾隆责备他太过姑息，应该剿灭。 其后，郎卡逝世，其子索诺木继任为土司，他倒是更具智慧一点，不再与小金川为敌，而是想要拉拢小金川。正好这个时候小金川的土司僧格桑（泽旺之子）也很有野心，跟索诺木可谓一拍即合，约好在乾隆三十六年一起发难，索诺木攻革布什礼，他攻打鄂克什与明正。 乾隆得到消息后，大怒，将阿尔泰赐自尽，派一位满人桂林成为四川总督，桂林倒是聪明，通过出其不意的手段，奇袭了革布什礼，顺利拿下。这时，乾隆叫大学士温福以“定边右副将军”的名义，率领提督董天弼等人向汶川县出发，攻下了两个据点。 到了这年冬天，乾隆让阿桂以参赞大臣的名义，代替桂林主持南路的军事，也升了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很厉害，一举攻下美诺，占领了底达木后戏剧的一幕出现了，阿桂把在哪里退休的泽旺抓了，然后传话给大金川的索诺木，让他捆送僧格桑，索诺木不理会（抓了老子，然后又让别人捆送儿子，这一点上，作者还是觉得传信给儿子更好点）。 如果这个时候温福能够像当初傅恒信任岳钟琪一样，让董天弼也深入敌后，直接攻打大金川的噶尔崖和勒乌围，事情倒也简单了。但是这个温福，倒是有几分像张广泗，一位的消极进攻，修筑碉堡，到了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害的董天弼死于敌军突袭，自己也在大营被攻陷的时候，死于乱军之中。关于小金川的所获地盘，又丢了。 乾隆这个时候生气都找不到出气的人了，只能升阿桂为定西将军，阿桂也争气，在十月间打了五天五夜，总算是收复了小金川的美诺。第二年的时候，阿桂分兵几十路，同时进攻，这可吓坏了索诺木，他毒死了僧格桑，交出了他的尸首来乞降。 阿桂这次不像阿尔泰那样，直接不和他讲和，继续打到了乾隆四十年的年底，包围了噶尔崖，索诺木投降，阿桂把他押到京师。 到了这个时候，前后闹了整整二十多年的大小金川问题，才宣告结束，真可谓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乾隆镇压所用的军费在七千万两以上。 第二十七章:复仇准噶尔 关于准噶尔，前面已经用了大量文字去说明康熙、雍正二朝的清廷对于他的征伐，有胜有负、有荣有辱。在经历过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三代领袖后，给了清廷很大麻烦。噶尔丹策凌在乾隆十年的时候去世，新疆的北部从此陷入了混乱的局面。噶尔丹策凌的嫡子被庶子所杀，庶子又被辉特部的部长阿睦尔撒纳所杀。 这个阿睦尔撒纳所扶持的是一个叫达瓦齐的，让他做准噶尔部的部长。开始不久后，乾隆十九年，二人闹僵，阿睦尔撒纳又率领若干部下闯入乾隆的领土，向乾隆投降。 乾隆对阿睦尔撒纳的投降很是开心，将他纳为亲王，并且想要利用他直捣准噶尔的根据地伊犁，替雍正雪耻，同时呢，也是想根除康熙以来的西北方威胁。他调集了五万兵、十四万匹马，派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分成两路开向准噶尔。 阿睦尔撒纳的一支，从乌里雅苏台出发，由“定北将军”班第来节制；萨喇勒的一支则由巴里坤出发，归“定西将军”永常节制。两路的人马一起在乾隆二十年出发，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处处受降，可谓是如入无人之境，双方在五月的时候就会师伊犁。 达瓦齐被迫无奈逃到新疆南部的乌什，被当地的回王捉走了，送给清军，意外收获的是，以前作乱的罗卜藏丹津也被捆了送过来，乾隆为了表示宽大，故意放走了罗卜藏丹津，免除一死。达瓦齐呢，更是被乾隆予以特赦，命他为御前侍卫，此后封为亲王，赏赐了住宅一处，把康熙帝的第三子允祉的孙女嫁给他为妻。 乾隆因为阿睦尔撒纳此次的功绩，封他为“双亲王”（亲王身份拿亲王双俸），但是为了防着点他，不给他准噶尔的地盘，更是不给他统驭四部的卫拉特的权力。 乾隆又封了一个准噶尔的“台吉”伯什阿克什作“准噶尔亲王”，也不让这个伯什阿克什统驭四部的权力。 乾隆的想法其实也算简单，就是当卫拉特四部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只对清朝效忠。 但是没考虑到的是，阿睦尔撒纳在事实上已经占领了伊犁，并且还启用了噶尔丹策凌留下来的“准噶尔汗”的印章，俨然自己就是一个“准噶尔汗”了。到了六月的时候，更是直接摊牌了，索性退还了乾隆赏赐的“定边左副将军”之印，不再作为大清之臣。 乾隆见阿睦尔撒纳这样，索性也直接改准噶尔为绰罗斯（绰罗斯是准噶尔统治者的姓），还封了一个噶勒臧多尔济作绰罗斯汗。 辉特呢，阿睦尔撒纳自己的一个卫拉特，乾隆也另外封了一个巴雅尔作汗。 其他的两个卫拉特：和硕特以及杜尔伯特，也各自设立一个汗，沙克都尔曼济与车凌。 这样一来，就又回到了乾隆想要的环境了——四个卫拉特各自为政，互不统属。 到了这个时候，定西将军班第留驻伊犁对岸的尼楚衮，身边只有察哈尔兵的三百人左右，喀尔喀的二百人。那几万大军呢？他早就奏准乾隆，陆续予以撤退，乾隆这个时候却给了他一道密旨，让他捕杀阿睦尔撒纳。这个难度的任务，他现如今的情形当然是办不到的，阿睦尔撒纳早就已经去了杜尔伯特的领土了。他就带着几百士兵去和阿睦尔撒纳的部下作战，结果被围自杀。 定北将军永常呢，这个时候本来驻扎在穆垒，结果仓皇逃窜到巴里坤，请求参赞大臣策楞的保护。乾隆知道后，下令把永常逮捕，押解回京，结果永常在半道上就死了。他为人其实本无他错，只是胆小，乾隆非要让他去打仗，可谓死的冤枉。 永常死后，乾隆让策楞署理定西将军。这个策楞是满洲人，也是额亦都的后裔。因为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好朋友、知己、元勋，所以清朝也很优待他的子孙，哪怕是讷亲被乾隆用遏必隆的刀杀了后，讷亲的爵位还是由同样身为额亦都的后裔策楞来继承。但是乾隆不该的是，策楞做了公爵了，还让他作为将军去打仗。 好在策楞手下有很多蒙古骑兵，这些蒙古骑兵立马攻占了伊犁，逮捕了当地的一个“宰桑”克什木，这正好是当时围困住班第，逼得班第自杀的人。 乾隆升策楞为定西将军，让他活捉阿睦尔撒纳，结果阿睦尔撒纳这个是已经跑到了哈萨克（kazakhstan）了，策楞毫无办法。连续很久都没有消息，乾隆就命人把策楞逮捕，在回京的路上，策楞被锁在木头笼子里，被准噶尔袭击，可怜这策楞就这样死于准噶尔的士兵手中。 策楞的定西将军，乾隆在五六月的时候，让达尔党阿继位，他也是额亦都的曾孙，但是他父亲是那个被雍正批驳“不臣不弟暴悍贪庸”的阿灵阿。 达尔党阿把军队开去了，与阿睦尔撒纳的五千骑兵战了两次，杀了骑兵九百多，还是让阿睦尔撒纳溜走了。乾隆大怒，收回了达尔党阿的双眼花翎，召他回京，夺走公爵，好在他还算幸运，没有再路上遇到准噶尔兵，也没有下狱论斩，只是发往热河做了个侍卫，后来还积功升至二等侍卫。 和达尔党阿一起被发往热河披甲的，还有“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他是另一开国元勋费英东的后裔，后来因为在新疆南部“作战不力”被乾隆赐自尽，但圣旨还未到，已经“力战”而死了。 再说到阿睦尔撒纳，他逃到哈萨克以后，在乾隆二十二年偷了哈萨克的若干马匹，抢掠绰罗斯一个台吉纳噶尔布的牧地。 雍正的时候，一位当过“山东巡抚”的兆惠，这个时候以“定边右副将军”的名义驻扎在济尔哈朗城（这个济尔哈朗城不一定是为了纪念那位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多半是因为旁边有个济尔嘎朗河，因此得名）。兆惠听说阿睦尔撒纳入侵的消息，赶紧派兵去追，自己坐镇济尔哈朗城，以此来防备新疆南部的回族首领大小和卓。 乾隆接到报告后，大骂兆惠本末倒置，兆惠接到批示，只好带兵北上，向塔尔巴哈台进攻，阿睦尔撒纳早就又跑去了哈萨克，这次抓到的只不过是乾隆当初所封的辉特汗巴雅尔。 乾隆当初本来想把辉特部汗封给阿睦尔撒纳的，但是出于权衡考虑，就把他封给了巴雅尔。结果这个巴雅尔不仅不感激乾隆，反而对阿睦尔撒纳很是忠心，在阿睦尔撒纳叛清的时候，这个巴雅尔是第一个响应的。 第二个响应阿睦尔撒纳的，就是绰罗斯的汗噶勒臧多尔济。在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差点就把兆惠围困死了，但清军的援兵赶到，只好让兆惠逃走，他自己呢，被自己的一个侄子札纳噶尔布杀了。 阿睦尔撒纳从哈萨克回来，甚至抢掠牧地呢，多半是为了噶勒臧多尔济复仇，结果仇没有报好，还折损了辉特汗巴雅尔。 另外的两个卫拉特呢，最冤枉的可谓是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他始终是效忠乾隆的，但是反而自己被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派兵连夜突袭，致使他本人和几千名士兵，皆死于非命。 善恶终有报，这个雅尔哈善后来因为围困小和卓的时候，让小和卓逃跑了，乾隆将他逮捕回京斩首。 四个卫拉特最为幸运的，要数杜尔伯特的车凌，乾隆始终都非常信任他，批准他率领部落，在乌兰固木“定牧”了下来。 再说到阿睦尔撒纳，再次逃亡哈萨克境内，兆惠追了过去，哈萨克的汗慌忙上表乾隆，表示称臣的意愿，并且请求觐见。 阿睦尔撒纳眼看在哈萨克也无法容身了，就要逃亡俄国的西伯利亚，乾隆向俄国要人，并且想根据《尼布楚条约》来引渡“逃人”，俄国一开始不予理会，乾隆好面子，准备开打，俄国慌了神，立马把阿睦尔撒纳的尸首送了过来，至于阿睦尔撒纳的死因呢，说是得了天花。 由于康熙、雍正两朝都没有解决掉准噶尔的问题，乾隆在这个时候冒了一个想法——屠！想要用这个原始且血腥的办法来根除问题。 乾隆吩咐兆惠，在伊犁与塔城一带，包括任何的城里城外，山沟水榭，只要是绰罗斯（准噶尔）和辉特部的人，不管是不是忠于清朝，不分是不是参与过反清的斗争，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一律屠杀。这一杀，在当时可谓是血腥至极，对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乾隆又让兆惠平定新疆南部（也称“回疆”），为了讨伐大小和卓的首领，也屠杀了不少回人，由此，回人对汉人和满人增加了不少仇恨。 第二十八章:巨贪和珅 嘉庆四年正月，乾隆驾崩，正月十三这天，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如果说一下中国古代的贪官，绝对不可以不说和珅，和珅的财产呢，在嘉庆帝抄家的时候，分为一百零九号，在这一百零九号里，有八十三号未估价。 仅仅是这二十六号估了价的，在当时的估价已然到达了两亿两千三百万两了，如果按照米价每两银子一石的话，和珅的小部分财产（大概算是四分之一吧），已经可以购买两亿两千三百万石的粮食了。我们不妨做一个不怎么合理的换算，按照今天的米价来算的话，按照三元一斤来算，也可以算是六百六十九亿元了。而这样的数字也是由于今天的米价的便宜而缩减了的，更可怕的是，仅仅为四分之一。 和珅的如此巨额的财产到底由何处而来呢？ 和珅，原名善保，字致斋，满洲的正红旗人。生于乾隆十五年（所以哪怕是乾隆后期提拔他，他也是正当壮年），他的先祖呢，并无什么显赫的门第。他的高祖因为军功得到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职位，正三品，世袭罔替。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八旗的副都统（正二品）和都统（从一品）。 十来岁的时候，和珅得到了进入皇西华宫内的官学读书的资格，也算是紫禁城里的“国立贵族学校”了。十八岁那年，直隶总督冯英廉看中了和珅，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和珅，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投资，不可谓没有眼光。 和珅精通满、汉、蒙、藏、朝、维六种语言，通读四书五经，长得也是帅气。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和珅迎来了人生转折点，得到了乾隆帝的欣赏，得到了三等侍卫（正五品）的空缺，可以经常随侍皇帝出巡，有了回禀上谕的机会，也为了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他出身是秀才，在乾隆四十年的时候，升为御前侍卫，还兼了某旗的副都统。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再次升迁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不久后又兼了步军统领兼京城崇文门税务监督。 和珅可谓身兼五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身上的职位，其中户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崇文门监督都是管钱、收钱、用钱的“肥缺”，军机大臣更是实际的宰相，步军统领又是拱卫京畿重地的首席武官，和珅的升官之迅速以及乾隆对和珅之宠幸，可谓史无前例、空前绝后。 和珅全家更是被乾隆从满洲正红旗抬旗到了满洲上三旗的正黄旗，成为了天选贵族。 过了四年，和珅的户部侍郎变成了户部尚书，副都统改为了都统，在内务府大臣之外更是加了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外也加了议政大臣、御前大臣。最为无上荣耀的还得是自己的儿子丰绅殷德被乾隆指定为和孝公主的额附（驸马），待年成婚，和珅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了乾隆的亲家。 和珅就是已经这样了，乾隆心里还是觉得和珅不够好，特命和珅再兼理藩院尚书，与“四库全书正总裁”，和珅在学问上确实有所能力，但四库全书这等工作，确实不是和珅能够胜任的，或者说他能看懂四库全书中的多少书籍，还是一个未知数。 后来甘肃有一个撒拉尔回民首领，名叫苏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起兵反清，攻打兰州。乾隆就让阿桂和和珅前去督师，阿桂当时身体有病无法前去，和珅只能自己先去。结果和珅在前方一顿胡来，差点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阿桂去了以后，才将局势挽回，轻松取胜。乾隆把和珅调了回来，按理来说应该是死罪，最低也是处分或者加以惩罚，而和珅居然升官了？乾隆对阿桂毫无赏赐，却给和珅又兼了一个兵部尚书，可谓荒唐至极，此外又加了一个“管理户部三库”的肥缺。 两年后，甘肃的回民叛乱被镇压了，功劳又记在了和珅的头上，封和珅为一等公爵，在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之外又加一个“协办大学士”的荣誉职衔，户部尚书仍然保持，兵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 又过了三年，和珅由协办大学士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崇文门监督虽是油水极多，但职小位卑，乾隆没让和珅继续兼下去了，吏部尚书也让他不再担任了，但是户部仍然交给他，而且他更是成为了“管部大臣”，这可是位在尚书之上的职位。 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被清军捉住，和珅又由一等男爵晋封为三等伯爵，赐号忠襄。乾隆五十七年，和珅又兼了翰林院掌院学士，这样一个秀才，未考举人、未考进士、未考翰林，却一下成为翰林的领袖。嘉庆二年，太上皇（乾隆）吩咐，和珅的户部管部大臣又加了刑部管部大臣。嘉庆三年，三等伯爵晋为公。 如果乾隆不是在嘉庆四年正月死去，和珅恐怕还要升。 和珅能得到乾隆的如此宠幸，第一个原因就是“伺意”，所谓“伺意”就是“先意承志”。乾隆想要什么，和珅先就猜到，至少表面上办理的十分妥帖。而不应该做的事，但乾隆想做的，和珅从不阻止。乾隆不想做或者没想到的事，和珅从不表现出比乾隆聪明的样子。 比如和珅负责云贵总督李侍尧的贪污案件，李侍尧贪污十万，被大学士和九卿商议为斩立决，而乾隆有意保李侍尧，和珅就将“斩立决”判为“斩监候”，相当于死刑变为死缓，乾隆欣然同意，很喜欢和珅的察言观色能力。李侍尧案件审结后，大部分财产都被和珅私吞了。 和珅能得到乾隆的如此宠幸，第二个原因就是和珅的能力，历朝历代的权臣都是能臣，而和珅这样的也必然能力出众。和珅勤奋好学，记忆力惊人，尤其是之前所说的通晓各民族文字，文化水平也较高。“他不是不学无术之徒，而是既有学问又懂权术的人”，在处理政务上也是一把好手。 比如，清廷出兵戡定廓尔喀侵略西藏后，乾隆帝在《御制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以及其他诗文中，对和珅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乾隆曾说，用兵西藏和廓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兼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喇嘛和廓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藏文、蒙古文、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和珅由此，凭借自身能力成为其主子唯一的心腹和代理人。 而正是几十年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的时候，乾隆刚刚即位，那曾被称为“狂生”的孙嘉淦就警告过乾隆，他这样的一个“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君主，一定要远离小人和进谄媚之言的大臣。 乾隆到了晚年的时候，早已把孙嘉淦的话语忘的干干净净，从乾隆四十年以来，他开始重用和珅，他只觉得和珅的话语美妙动听、才干称心，哪还记得什么远离小人呢？ 只要有人反对和珅，必然受到严厉的“惩罚”，而这样的惩罚，一部分来自于和珅，另一部分来自于乾隆帝。和珅也确实有办法，能够让人在“捣乱”的时候，查不出真凭实据，最后只能自己落得一个“诬告”的罪名。 比如内阁学士尹壮图，在乾隆五十五年的时候，上疏乾隆说各省的库银不足，都被督抚等高官挪用了。乾隆听到大怒，立马派尹壮图去查办，和珅为了包庇，向乾隆帝建议说应该派户部侍郎庆成陪尹壮图一起去。后来每每到一个地方，尹壮图到处都受庆成的掣肘，拖延时间，并且让管理银库的人赶紧去找商人借银子，每次都是银子借好了，尹壮图才能来检查，结果呢，尹壮图因为“妄言”的罪名，连官都丢了。 还有之前的乾隆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的一个家奴刘全所造房屋超出规制，乾隆派人去查，结果和珅连夜让刘全把房子改小了，结果曹锡宝受到了申斥。 但也有一次和珅“栽了跟头”，山东的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都是和珅的私人，居然在乾隆四十七年被御史钱沣逮住机会处死，不过这是唯一的例外。 我们都知道和珅圆滑，那他怎么会有这样栽跟头的情况呢？原来啊，钱沣的背后有一个人在帮助他，这人就是左都御史刘墉。 刘墉是刘统勋的儿子，刘统勋也当过左都御史，后来升任至“东阁大学士”，当然查办过很多的高级官员，比如云南总督、巡抚，山西布政使、西安将军、归化将军、江苏布政使、江西巡抚等，可谓是“战功赫赫”，这位刘统勋死后，更是谥号“文正”。 刘墉不愧是刘文正公的儿子，他打听到和珅也要派人去山东，指示国泰和于易简，想要以蒙混的方式，结果刘墉让钱沣将计就计。钱沣先化妆出发去山东，刚刚到距离北京不远的良乡，结果正好看到有一个人骑马向南方而去，记住了此人的容貌。随后，钱沣继续赶路，走到快到济南的时候，又看到那个人骑马向北而去。钱沣立马吩咐手下将此人拦住搜身，果然发现了国泰写给和珅的信，信上说道已经借好了商人的银子，放在了库里等待检查。 糊里糊涂的乾隆不仅派钱沣去查账，还派了和珅一起陪同，外加刘墉和诺姆清二人，查办亏空。到了地方，和珅立马主张一天查完所有的账目了事，但是钱沣让已经查看了的、没有查看的都贴上封条，等到第二天再查看。第二天的时候，把库银一点点的拿出来慢慢查看，果然查出有些银子里有“圆丝、杂色”，不像库银，倒有点像商人的银子。然后钱沣派人贴出告示，让商人来库里领回银子，如果限期不来的话，银子就充公了。于是商人蜂拥而至，库存立刻“如洗”。国、于二人被押解到京城的刑部大狱，乾隆命自裁。 和珅因此事恨透了钱沣，钱沣也知道得罪了和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向乾龙告了和珅一状，说和珅身为军机大臣，却每天不到军机处办公，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宫里的“内右门”的“旧直庐”批阅公事。还说在军机处办事的人，仅有阿桂一个人而已，其他的几个人呢，像王杰和董诰只去“南书房”，像福长安只去“造办处”。遇到皇帝召见的时候，才一个个出来，赶去御前，“退，各还所处”。 乾隆听到之后大怒，让钱沣兼领一个“稽查军机处”的差使，这可是个艰辛无比的活，结果钱沣仅仅一年就累死在职位上了。 另外一位御史管世铭在一个酒会上，也不知喝醉了还是本性就如此的狂傲，居然当众说要弹劾和珅，当天晚上就暴卒在家中，可见和珅何等的猖狂。而像谢振定这样敢于殴打和珅的姨太太的弟弟、又烧了这位舅老爷的“违制”大马车的人，仅仅丢了御史之官，真是侥幸。 阿桂可以说是和珅的眼中钉肉中刺了，地位还在和珅之上。和珅常常在乾隆的耳边进谗言，说阿桂在各地打仗、治河、查案，弄得阿桂真的是疲于奔命，在京城的机会很少，阿桂能够坚持到嘉庆二年而逝世，也确实是福气之人了。 阿桂其实更多的身份是一个军人，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是是非非对于这位心直的将军，是不会去做的，更不屑于去做的。他可以说是很厌恶和珅，但对于和珅又无可奈何，只能在上朝之时，与他站的远远的，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也绝对不和他有沟通交谈，而和珅之所以不去军机处办公，独坐那“旧直庐”批阅公事，原因之一也在于此（正如当年鄂尔泰与张廷玉一般）。 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和珅自己一个人批阅公事，可以不让其他的军机大臣知道，等于架空了皇帝，而自己俨然行使某些皇帝之权了。乾隆被他蒙蔽得什么也不知道了，甚至乾隆自己想做什么、喜欢什么，和珅也都了然于心。 依靠着这些权力和能耐，和珅开始“卖官鬻爵”，更是可以大发其财。那些企图升官的，必须要走他的门路；怕丢官、降官的，自然要走他的门路；那些不想升官也不怕丢官、降官的，为了“办报销”，也需要走他的门路（否则连自身必须的生活资料都不一定足够），因为他可以批驳账目单据，或拖延岁月。 底下的大官为了攀附和“报效”和珅，不得不向部下的小官索取“报效”；于是小官为了“报效大官”，又开始在老百姓的身上打起主意。于是和珅这样的一个人贪污在上，却能给全国的官僚系统弄得不堪入目，民众苦不堪言。比如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闽浙总督伍拉纳为了筹款报效和珅，竟然把他下面“不及格”的县知事“倒吊”起来一顿抽打。 下面的各省督抚之中，也有不愿意同和珅同流合污、不与和珅合作的，很容易遭受不测之灾。浙江巡抚福崧得罪了和珅，结果在乾隆五十八年突然接到乾隆的旨意，押解他回京候讯，罪名是受了两淮巡盐使柴桢的贿赂一千两。其实啊，这个福崧并没有收钱，根据只不过是一个柴桢的账簿上“福公”的字样，而这个“福公”并不是说的福崧，说的是福长安。所以“馈福公金一千两”的字样，其实就是莫须有。福崧说“我见到皇上，一定要把和珅的秘密完全说出来。”和珅知道了以后，把他的供词中加了几局骂乾隆的话，乾隆看到后，没等福崧到京就下旨赐死了。 后来，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驾崩，次日，嘉庆帝将和珅软禁，旋即逮捕入狱，并且谕旨形式数落了他的20条大罪，朝廷上下喊杀一片，内阁一些文武官员甚至要求将他凌迟处死。 后来由于和珅的儿媳（嘉庆帝之妹）固伦和孝公主求情，嘉庆帝采纳了几位大臣的进言，考虑到他曾担任清廷首辅大臣，出于“维护国体”的考虑，认为不宜在肆市诛之，于是网开一面，赐其狱中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