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画儿韩》 卷首絮语 http://.biquxs.info/

邓友梅 感谢作家出版社，鼓励与督促我编出这五卷本的集来。借此对我将近半个世纪来的文学写作，作一下检阅和小结。 我发表第一篇作品，是一九四六年，在新四军的刊物《歌与剧》上，鼓励我写与为我发表那篇作品的是戏剧家张拓。这篇作品连同发表它的刊物已经无法找到。但从此引发了我从事写作的志愿，所以对张拓同志和这本刊物都终生难忘。 我从那时算起，到今天已经过了四十三年。 我的写作时间却不能以四十三年来算，因为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二年间，我除了写“检查书”、“思想汇报”、“改造总结”之外没写过别的东西。虽然检讨书中少不了批判自己受外国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中国文艺黑线的影响，也还是归不到文学门类里边去。所以公平点说，我从事写作的时间应该把前十二年和后十五年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多年时间。好在*****中我没有参加“大批判组”“写作班子”之类的荣幸，倒也用不着把一些心爱的产品忍痛烧掉。 当然，我还是作了些选择的。 这次出的五本书，一本短篇小说，两本中篇小说，一本长篇小说，一本散文。 我写小说从短篇入手，头两篇都发表在“说说唱唱”上。是经赵树理同志的手发的。头一篇是参加朝鲜前线慰问团文艺组，在田汉、田间等同志带领下，在大连集中时写出来的。当时参加那组的多是老作家，我在里边是个小催班。跟着人家学习，得到大家的指导。那批人现在剩下的大概不到半数了。田汉同志，安娥同志，田间同志都早已作古。王汶石、黄谷柳、刘盛亚、海默，也已去世。路翎虽然活着，已经不大能动笔；严辰、逯斐同志，老病缠身。倒是草明同志还精力俱佳。年轻的就剩下了我和林斤澜。斤澜功成名就，自成一家，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满头银发，一面红颜。仍时有新作惊世。前些年在天津还见到过何苦，不知他现在怎样了。 我在年轻这辈人中也是最不成材的。但这头一篇小说得到几位老师的鼓励，就增强了我写小说的信心。树理同志看了这篇小说后，只提了一个意见：“你以后把字写清楚点行不行？别的我还能猜，这人名地名却没法猜。”同时又给我分派了一个任务：“马上就是八一节了，你再写一篇反映八路军生活的小说来。”于是就接着写第二篇。这就是《咱们都是同志》和《成长》。今天来看，实在是连中学生作文水平都没达到。我选这两篇，一是为纪念扶持我起步的几位老前辈，二是想露露自己的丑。提醒自己：别以为你有什么天才、灵气。扯淡！是老一辈人把着，扶着帮你走上这条路的。今天作出来的比前辈们期望的还相差得远。精力好就再努努力，精力不济了就老实呆着。别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作轻薄相！ 《我们的军长》是我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写时还没有粉碎“***”，在广播中听到陈毅同志去世的讣告后悲痛不已，偷着写几点回忆抒发一下对老军长的怀念，并没打算发表。我打成右派后曾给陈毅军长写过信，过了不久有个单位就找我去谈话。对我说：“陈毅同志来信了。现在中央对右派没有可以甄别的政策。只要一有，我们马上解决你的问题！”虽然中央这个政策直到*****后才发布，但陈毅同志在日理万机之际亲自过问我的事，却给了我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中坚持活下来的决心与勇气。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那种心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这篇写完就密藏起来的作品，“***”刚打倒后，被我儿时的战友，终生的大姐茹志鹃看见，在我还没落实政策的情况下，冒险拿到上海发表出来。她们曾向我退休前单位去信征求意见（我四十五岁那年曾奉命“自愿退休”），那边保卫科的同志很好，回信说：“改造期间没有新的罪行”。但世界变化比人想得更快，待作品发出时，全国已经在批判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 这篇小说就在第一届全国优秀小说评奖中获得一等奖。从此就开始了我第二次以笔耕为业的生活。 二十多年我没写小说。整整十年没读小说，重新执笔后就有个“今后小说怎么写法”的问题。二十年划入另册的生活，使我对人生，对艺术有了不少新的感悟。虽然我年轻时受的苏联式文学观念教育，在我终生都会留下烙印。但从主观上说我极力追求“变法”。一是更多的注重文化性，可读性；二是对人对事坚持我个人评价。前者的试验是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后者则表现在把视点转向一度被排斥在文学描写对象外的凡人小事，芸芸众生。这样就写了《话说陶然亭》、《双猫图》、《那五》、《烟壶》这个系列的作品。同时我也不想放弃我积累了多年的战争生活和域外生活。这就是《据点》和《别了，濑户内海》等几篇。所以我的小说有两套笔墨。写北京的和写京外的。我重视文学对人们精神修养的影响，却不大相信它“干预生活”的作用与能力。我很少写这类东西。我本质上是个守旧的，想赶新潮也赶不上的人。外边世界不管对各种新浪潮，新流派喊得多热闹，我仍照我会用、爱用的方法写。有时偶而弄点新花样，只是为了开个玩笑，试试新潮写法到底有多么神妙，是否就可望而不可即。《荒寺》就是这类东西。 其实我心里更喜欢散文。尤其是年纪进入“老而不死”阶段之后。散文写起来没太重使命感。不拿架子，不装学问，神聊闲侃，自娱娱人。但我这本散文集里并不都是这类东西。究竟我是从四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既没有超人，先知，思想家的天分，又曾经很想作个标准而又听话的青年（我曾是北京市的优秀青年团员）。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不论在思想上，观点上，文风上都曾有过错误的，有害的表现。这些文章我也选了一点在集中。一是老实向读者承认自己手脸并不像有的朋友那样天生洁白和一贯不受污染，二是自愿当个反面教员，使别人看到后不再喜欢那样的观点和那样的文风。 最后说说这本“长篇”。这本长篇是偶然的产物。我曾想写一本类似回忆录，记实体长文之类的东西。想得很好，可一动笔发现不行。这要写到许多跟我发生过关系的人。从中央领导级的干部，前辈名家，当代红人，到三教九流的朋友故旧。如果个个都歌功颂德，说他们都完美无缺，就没说实话；如果涉及点不足处，哪怕是小枝小节上有常人都有的弱点，甚至只是别趣，都会惹来麻烦。更不用提有些事连我也觉得该为长者讳，便放弃了整个计划。但五十年代之初，我随中央民族访问团进入凉山一段经历，在我一生中是难以忘怀的一页。那时凉山还原封不动地处在奴隶社会阶段。一般的汉人还很少有像我们深入进去、与奴隶主同吃同住生活几个月的。只怕有些情况现在的凉山彝族青年人都不大了解了。前些天我和吉迪马加谈起来，他告诉我，由我们带出来学习的一位彝族小姑娘曲木阿呷后来成了丁佑君式的女烈士（丁佑君烈士牺牲当时我们也被土匪围困在西昌城内）。有一位和我们合作过的奴隶主出身的干部，还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的名字。这使我有点动情。我就把这段经历加上想象与虚构，改成了一本小说。我不知道这本小说会成功还会失败。但我想为读者提供一点创业艰难的画面，这目的总该能达到。 一九九三，五，十八。北京 话说陶然亭 http://.biquxs.info/

“***”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边缘”的日子里，虽是百业萧条，却也有几处应运而兴。发达得邪乎的所在。比如说北京的公园。除去上了锁的北海，其余的都透着格外热闹。每天从开门到静园，人一直像稠粥似的。细看一下，游客随着时间更替，也作有规律的变换。早晨开门到八点来钟，是锻炼身体的老人、喊嗓子练腰腿的演员和候补演员们；八点到午后，主流是背着大黑塑料包的各省外调、采购人员；太阳西斜，就换为成双成对的男女青年，远远看去像二路纵队的分列式游行。 老管参加“陶然亭早班”，是因为医生劝他加强体育锻炼。而他在那间小屋里，也确实憋得百病丛生，半宿半宿睡不着觉。 一开头，他只想找个清静地方练深呼吸，做广播操。练了几天，不行。人类还保留着老祖先的群居特性，离群独立在这里也难以生存。你走进树林刚要作深呼吸，来了几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左边一个喊：“谢谢妈！”右边一个唱“几天来摸敌情收获不小”，后边忽然冲你脑勺大叫一声“我踩着地雷啦！”换个宽敞地方作广播操吧，又有几个武将围着你拧旋子、翻吊毛，最后把你当球网，打起羽毛球来。白色的球像支银镖似的总在你头上来回飞。 于是他想入伙。 踅摸了几天，瞅准一个地方。远对云绘楼，近傍鹦鹉冢，松树林中有一张长椅，三个老头固定在那里锻炼。老年人不惹是生非，就参加这一伙吧。 他鼓起勇气走进树林，弯腰踢腿作广播操，老头们看看他，又各自去活动自己的。从此老管就每天到这儿来。日子多了他就分清了三人的面貌：一个收拾得整洁精神，总戴一副水晶茶镜，他心里管他叫“茶镜”；一个宽服大袖，留一撮胡须，他暗地叫他“胡子”；还有一个满头白发，穿一件洗褪色了的旧军装，他送个外号叫“将军”。 早春季节飘起雪花来。老管打着一把黄油布伞，照常来到了陶然亭。一下雪，练嗓的、压腿的年轻人不来了，身体太弱的老年人也不来了，园子里格外的清净。老管舒畅地呼吸着清凉空气来到小松林，茶镜和将军却早已开始了练功：将军打着伞，茶镜在伞下骑马蹲裆式站着，在活动十个指头。大概老管的坚持精神感动了他们，茶镜手虽未停，却冲他点点头。老管退休以来，除去买东西，和人说话都很少，今天竟有人向他点头打招呼，心里一阵热乎，连忙对茶镜把头深深点了两点，又向将军着实鞠了一躬。将军打着伞笑嘻嘻地向他也还了礼。正在这时胡子穿一件肥大的风雨衣走来了，他一边走一边点头，嘴里说“早、早”，眼神平均地把他的问候分给每个人，也朝老管看了一眼。 练了一套拳后，胡子就说东边有个亭子，不如到那里去坐一会儿。这时老管也不见外，跟着一起往亭子走去。老管主动凑过去和茶镜攀谈。 “您老今年高寿？” “还小呢，才七十一，您怕没有一个花甲吧？” “刚六十一。” “不像。” “您贵姓？” “这个，您就称呼我茶镜吧！” 老管心想是不是自己心里叫他茶镜，不小心叫出了声，叫他听见过？便疑疑惑惑地笑了笑。 胡子插嘴说：“我们都这么叫他。我们在一块遛早二三年了，谁也没打听过谁的姓名住址。” “嗯、嗯。” “倒也没别的，就是图个放心，”茶镜笑着说，“省得说句什么话，过后说的人后悔，听的人也害怕。” 进了亭子，茶镜一放下伞就从兜里掏出个装胶卷的小铝盒和半个怀表壳。他从铝盒里倒出点棕色的粉末，放在表壳里伸到胡子眼前。 “您试试这个！” 胡子用拇指和食指蘸了蘸，然后就举在鼻孔处揉起来：“薰得不错，可惜没买到好鸭梨。” “这话您说！跑遍东西南北城，都是这一份，看着挺水灵，可没味儿！大概是上化肥上的。您也闻一鼻子。”茶镜把表壳又伸到将军面前。 将军战战兢兢用一个指头蘸了点，把它抹在离鼻子老远的嘴唇上，然后说：“像好茶叶味。” 茶镜把表壳又伸到老管面前，这友好的举动不能谢绝，老管就一边说“谢谢”，一边用手指蘸了点抹到鼻孔里，立刻鼻子一辣就打起喷嚏来。 “这是提神的，”茶镜自己闻着说，“您是不是觉着清醒多了？” “嗯，清醒——啊嚏——多了。”老管掏出手帕赶紧擦眼泪。 这一阵友好交流过去，将军就从兜里掏出本书来，问道：“再读一段？” “当然，当然。” “甭问。”茶镜说。 胡子接过去就大声念起来。念的是毛**著作。 总共就念了一小节，将军按自己的体会发表了一通议论。胡子和茶镜听得连摇头带点头——说到毛**的英明论述就点头，对照现在有些人的作法就摇头。老管感慨地说：“没想到你们老几位还天天坚持学毛**著作。而且学得这么认真。” 将军说：“我借他的眼睛使，我的眼被伤害了，一看书就头痛。”胡子说：“我们借他的头脑用，刚才他讲的您听见了，不是比报纸上说得更叫人入耳吗？”茶镜说：“也没别的，就是听听毛**到底怎么说的。要不别人总说是按毛**指示办，可干的事越看越别扭，也弄不清到底是咱反动，还是有人玩花活！” 闲谈了一阵，胡子站起身说：“到点了。明天见。” 胡子和茶镜出东门，老管和将军出北门。分道之后将军对老管说：“你这个年纪练广播操不合适了，明天我教你太极拳吧，吴式的。” 老管笑道：“我这个锻炼有一搭无一搭，练什么都行，只要能消磨时间就好！” 将军说：“革命只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和使用力量的时间，哪有供消磨的时间呢？” 老管不再说什么，将军也不再问什么，两人在北门外分了手。回去的路上老管觉着心里有了暖气，腿上有了力气，快到家门口他才琢磨出点味儿来，似乎今天又回到了人的世界！ 第二天起老管就跟着将军学太极拳。 老管已经有些年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敢学了。所以学习这件事本身就使他很兴奋。等到将军教了几个式子，又讲了通阴阴阳虚实，以意带气的原理，他可入了迷。他要求将军重新把已教过的两个式子丁是丁、卯是卯地再来一遍。这个要求，使将军大为高兴。他脱掉外衣，不厌其详地一个关节、一个重点的细说，直到他自己脑门见了汗。 “今天就到这儿吧。”将军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学风严谨，一丝不苟的人。我们国家就需要多有几个这种人，这作风要保持下去。” 老管一听，脑代嗡的一声，像挨了一棍子。心想这不前功尽弃了吗？他自从背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游街起，就立志把那勤谨严肃、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扔进垃圾箱几个“造反派”大大成全了他这一志愿。不仅拆散了他的攻关组，封闭了研究室，把技术资料当作罪证送进“反白专展览会”而且最后把他这个人也踢出了职工队伍。他暗自庆幸，要不是自己早有了远离学问的准备，怎禁得住这么大的打击？没想到刚学了两个太极拳式子，苦心扔掉的积习就又回潮，甚至潮得叫人看出来了。再联想到将军说的最后一句话，有股说不出的苦涩味哽在嗓子眼。 老管坐在椅上，为了赶走心头的杂乱就注意看别人练功夫。看了一阵，瞧出点门道来，敢情茶镜和胡子练的功夫都挺特别，从来没见别人练过！茶镜是骑马蹲裆式站着，像触了电似地抖动十个指头；胡子前腿绷，后腿弓，单用一只左手握着他的手杖左右地画圈。 大家收住式子回到椅子上来时，老管就好奇地问茶镜：“您练的这是哪一功？” “家传的功夫，没名。” 老管又问胡子：“您老那一套？” “自己发明的，我起名叫肘臂功。” 老管问有什么效，胡子不回答，却把手杖送给了他。 老管伸手一接，由不得大吃一惊，竟是竹竿里藏着根钢筋！有大拇指粗细。 老管吃惊的样子引起三个人大笑。茶镜说：“我看你左手耍棍一点也不哆嗦了。这套功夫果然练的有效。”胡子说不光锻炼有效，这和他戒了酒也有关系。 将军说：“你真把酒戒了？那我得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祝贺你。” 胡子说：“这也要归功酒厂，他们能把白干烧的又酸又苦，也不容易。” 说到酒，可触到了老管的伤疤上。他一连摇了几下头说“说不得”。说是“说不得”，可一口气就说了下去：选料不顾标准了，酿造不守规程了，质量无人检验了，工艺无人监督了，老工人派去看大门，工程师调去管过磅……正当大伙听得入港，他却戛然而止。原来发现说得兴头，又打破了自己定的“不谈业务”的清规。 这隐情仿佛在座的人都无语自通，所以谁也不往下追问，只是带着怀念的口吻说起十年大庆时摆满大酒馆小酒铺的各色名酒。将军还说日内瓦会议时，周总理用茅台酒招待各国领导人，宴会后酒瓶子都被客人要走当了纪念品。 他们以为把时间拉远就会让老管从不快中解脱出来，可没想到只要不离开酒字，他就仍然陷在烦恼的漩涡中。他们说到的那些酒，有的是他参与酿造的，有的是经他品尝评定的，茅台包装的定型化他也参加了一定的意见。他们越谈他心里就越腻味。直到读毛**著作，他也没从那忧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将军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别犯愁，将来那些名酒还会摆满我们的大酒馆小酒铺，而且还会有新品种新风味。因为喝酒的人喜欢这样，造酒的人也喜欢这样。” 老管苦笑着说：“还能有那一天？” “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就一定有使用力量的时间。” 学习时间他昏昏忽忽什么也没听进去。临到散伙了，走在湖边上他倒清醒了些，忽然想起了一句刚才要问没问的话。 “胡子戒了酒，你说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祝贺他，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对成千上万人有好处。”将军说。 “你怎么知道呢？” “《红楼梦》里四大家族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百姓也是这样。一个人的长处对所有的人有利，短处也就值得大家担忧，虽说没有用电子计算机核算过，可肉烂在锅里，我这算帐准不错，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 “嗯，怕不一定，”老管琢磨着说，“要退了休呢？” “糊涂话！官衔、职务可以退，对人民的责任，对国家的义务，这是与生命共存的东西，怎么退法？” “要是有人不许你负责任，不让你尽义务呢？” “除去夺走生命，不然怎能办到？” 老管不再吱声，可是心中不服。心想你们老三位不也和我一样，每天到陶然亭一泡就是半天？冬去春来，人海沧桑似乎与你们都无关，还谈什么负责任、尽义务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等老管学会一套吴式拳，已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初。 这几天天安门前花如海，诗如潮，整个北京城的人，两只眼睛都闪起了异样的光彩。老管一天没动、两天没动，第三天忍不住了，出了陶然亭蔫不溜地坐车到了前门，然后顺着广场往北走。许多诗词、花圈都迫使他留步。他又爱看、又怕看，惊喜地发现人民发出如此强力的吼声，又担心会引出什么祸事。使他注意的还有一幅国画，画的是在一棵松树上立着一只鹰。老管喜爱国画，在被抄家抄走的东西中，就是一幅名贵的国画，画的也是鹰，那是名画家华一粟的作品。听说华一栗叫几个“造反派”把右腕骨砸成粉碎性骨折，已经僵直，终生不能执笔了。他被没收的那幅鹰，怕也早已翻过来写了大字报。今天看到的这幅鹰，笔法很像那一幅，使他怀念起看熟的那张画和从来未见过的画家本人。怀念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归结到怀念保护、扶持这一切的周总理。他觉得脸上冷飕飕的，两颊已经湿润了。 一股人流拥来，把老管挤到了一边，他回头一看，只见人群中间两只巨大的花圈露出在人头之上，隐隐听见洞箫演奏出的哀乐声。那是中国传统的葬礼用曲，已经多年没听见了，一听那旋律仿佛碰见了熟人。老管踮起脚，想看看清楚，可是人群太厚，他看见的仍是那露出人头的半截花圈。 第二天打过拳，读过书，到了闲聊时间。这时，旁边有两个生人，老管没注意，就冒冒失失地说：“听说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呀……” 茶镜正往表壳上倒鼻烟，顿了一下，看看胡子。胡子伸手蘸了点，往鼻上抹着说：“嗡嗡，今天这点烟味更醇了。” 大家都不再吭声。 老管觉得这里的气氛和天安门前，完全是两个时代，两个世界，很有点气闷。忍耐不住，又说了半句： “这人民的意志……” 茶镜把表壳伸到老管面前说：“你尝一点？”将军站起来点点头说：“西边月季园的月季开了，血点红，凤头紫，照夜白，各按各的意思开，合在一块就成了春天。你看他们在冬天全都残枝败叶，原来心里在暗使劲呢！” 说完他冲老管神秘地一笑。 大家心里都不痛快，散得格外早。老管一个人往回走着，觉得和天安门那热烈沸腾生活相比，这陶然亭简直是坟墓。 想到自己是被人硬逼着走到这坟墓里来的，既气不忿，又委屈，可又想不出离开这一伙他该往哪里去。 这天晚上，他早早就铺上床要入睡，可是居民组长砰砰地敲门，叫他上民兵小分队听广播去，全市居民一个都不能落。 他到了民兵小分队，人已挤满了。和平日居民开会一样，人们都低眉敛眼，不说不笑，全屋里冷森森的。他觉得有些异常。 八点半钟，广播了《人民日报》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听完广播，他浑身乏力，腿软得连楼梯都上不去了。这晚上他一夜没有合眼，这时他才发觉自己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是暗暗滋生了一线希望的，只是在这希望破灭之后他才看清它。 很奇怪，昨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自己一点风声没听见？原来从天安门回来到今早上去陶然亭自己和谁也没接触。而今天从陶然亭回来自己又反锁了门。那三位老兄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响呢？一定仍是那样木然处之。他觉得能锻炼成那样没有烟火气，着实不容易。锻炼为了活着，活着为了锻炼，这种循环太有点嘲弄味道了。 外边传来第一班公共汽车的滚动声。他起床、穿衣，然后从紧锁的衣箱中找出一瓶密封的“燕岭佳酿”。这酒是他研究一生酿造，最后的一次成果。本来是留下作个纪念的。出了四月五日那样的事，他觉得这个纪念没有意义了。应该让它和自己的事业一起被忘却。他带着它去陶然亭，想和那三个伙伴共同喝光，当作和自己大半生告别。他把酒放在书包里，提到陶然亭。这天早上来的人特别少，可三个人却都早到了，各自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练自己那一套功夫，不比往日用力，也不比往日松懈，一切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样。 老管把书包挂在松树上冷静一下，也开始打自己的吴式拳。 学习的时间，将军掏出毛选第二卷来，翻了半天，指着对胡子说：“今天临时改学这一段吧。” 胡子就念道：“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 念完之后，将军照例要谈几句体会。可今天他半天没吭声。 大家说：“该你了，怎么冷场呢？” “我想说的，毛**早说透了，”将军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脑门说。“老一辈的，周总理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小一辈的，这几天给咱们当了先锋。前有车，后有辙，咱们剩下路都不多了，没多少功夫再闹鬼打墙，奔有亮光的地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吧。这几年，咱们的家底，凡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都抖落得差不多了。还有些家底是在人们心里、脑里、手心里的。这一部分更宝贵，更难得，谁要有谁就把它看好吧。不然等到有一天人民用着它时，发现保存它的人白把它扔掉了，那可上对不起祖先下有罪于子孙了。” 将军说完，眼光朝每个人都扫了一下。老管感到脸有点发热，躲开了他的视线，心想也许将军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所指吧。 到了聊天的时候了。胡子提议今天往西边转转，那里有个幽静所在，而且他有点东西给大家过目。 过了白石桥，绕过云绘楼，转过一道山口，步入一片园中之园的草坪上。这里密密种了些云杉、雪松、柑桔、冬青。胡子并不停步，领着大家照直钻进雪松林里。找一块宽敞地方站稳，从他的蓝书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打开报纸，取出一轴画卷，抬手挂在云杉上。 这是一幅国画，画的只是一棵青松和一只雄鹰，那鹰却是展翅飞翔着。边上题着字： “丙辰清明后二日，有感而作，一粟左手。” 老管像被电一击，呆在那里了。 将军过去拉住胡子的左手，眼睛湿润起来。 “天安门前那一幅真是你画的，你真是华一粟，你的左手真……” “我的左手是你给它生命的。一年多来你旁敲侧击，总是启发我，鼓励我。我不想再对你隐姓埋名了，叫你看看，叫你放心……” “是叫总理老人家放心！”将军说，“我们没权利放弃自己责任，年轻人都走到我们前边去了。” 茶镜不声不响，从书包里掏出一支牙色的箫，靠在树上，呜呜咽咽吹出支送葬曲。老管顿时想起了在天安门广场听到过这个调子。将军和胡子把脸转向茶镜，屏声敛气听他吹奏，可是茶镜没有奏完，把箫夹在腋下，摘下眼镜，去擦眼泪，箫落在草坪上。胡子赶紧捡起来。他看看箫上刻的字，拍拍茶镜的肩膀说：“这箫是你自用的？” “是的！” “你是萧子良？” “不错。” 将军和老管把疑问的眼光投向胡子，胡子说：“京剧界的老前辈，给梅先生、程先生拉了多年弦的，总理很赞许过。” “他们掰断了我左手三个指头，”萧子良说，“我已经发誓至死不摸乐器了，可天天听他开导，我活了心；见你咬着牙练拐杖，我动了情。这才下狠心练我的手指头，现在弦还不能拉，可吹管可以按眼了。” 胡子问将军：“你对我们这么关心，是不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我就知道你们是中国公民！”将军说，“有权势的一伙不会往这里凑。真正的反革命不敢往这里凑！我只是尽了个革命同志的义务。习惯使然，没有特别用心关照哪一位呀！” 胡子问：“能不能让我在画上题个款，送你作纪念呢？” “画我保存，将来送给配得到它的人，我的名不值一题，要写就写革命者三个字吧。” 胡子从书包里掏出墨盒毛笔，题了“献给革命者”几个字，卷起来交给将军。老管心里一动，把那瓶酒也掏了出来说：“这个也交你保管。” 将军问：“什么意思？” “我，我决定把我中断了的一项研究再拾起来，那是一种新酿造法。将来有了用那种方法酿的酒我再拿一瓶来，两瓶放在一起，请你们品评。” 将军接过酒，用力地抱住老管说：“我说没有可供消磨的时间。说对了吧？” 在那一年十月的狂欢日子里，游行队伍经过陶然亭墙外，都看见土山上有一支小小的啦啦队，一个挑着国画，画的是被绳拴着的四个螃蟹：一个拉着二胡，奏的曲子叫“大得胜”；还有两人各执一面三角旗，上边写着“高兴”、“痛快”。 中央某部的队伍经过这里时，人们骚动一阵，大声地朝那四个满是白发的人喊起来：“老书记、老书记、老书记！”拉弦的、举画的和一个打旗的全把疑问的目光投向穿旧军装的那一个。那位老人两手高举，连连点头示意，满脸泪痕，连山下欢呼的人看得都擦起泪来。 这四个人如今仍然准时在小松林中相会。但是已经把闲谈的节目取消了。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 双猫图 http://.biquxs.info/

虽说半夜抄家的风儿已随着“***”作了古，金竹轩听到敲门声还是有点犯嘀咕：大白天都少有人来，深更半夜谁来找我呢？ 他拉开灯、打开门，看见站在门口、面带微笑行四十五度鞠躬礼的是康孝纯工程师，这一惊非同小可。这么说吧，近年来可以跟这事相比的只有两件，一是唐山大地震，一是吉林陨石雨。 “这么晚还打扰您，您多包涵！”康孝纯拘拘束束地说，“我来是求您帮小忙的！” “是是是，”金竹轩答应着，不知道是该先请康孝纯进屋坐下呢，还是该找件衣服先把自己这副自然主义的形体遮盖一下。 “您甭张罗，我说句话就走。”康孝纯看出金竹轩局促不安，忙拦住说，“我来求您帮个忙。” “您尽管说，只要我办得到。” “我那儿有瓶酒，想请您帮我一块喝下去。” “啊？可这是从哪儿说起……” “您要答应帮忙，我先走一步，您随后到行吗？” “您既说了，我能不办吗！” “多谢您了，回见您哪，多穿件衣服别着了凉您哪！” 康孝纯走了。金竹轩望着他的背影直掐自己的大腿，他怀疑这是不是作了个荒唐梦。 金竹轩一边穿衣服，一边琢磨，这位工程师怎么了？神经不好呢还是别有他求？ 打从京华建筑公司成立（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康工就是公司技术科科长，金竹轩就在他手下当文书。打从盖起这片宿舍楼（也有二十五年了），他们俩就在这幢楼里作邻居，康工别说没造访过金竹轩的华居，私下里连闲谈总共也不过两次。 是康工程师为人格外的傲慢自尊么？差矣！全公司二十几个科，康工程师的谦虚是数一的。向老金布置任务，从来没说过：“喂，你去干这个！喂，你去弄那个！”他总是双手捧着文件，走到老金的桌前站稳，四十五度躬身，笑着小声说：“老金同志，您看把这个文件抄它两份好不好？咱们下午三点用！”再不就说：“老金同志，我看这个地方要换个说法更妥当些，干嘛要用命令的口气呢？用建议的口气人家也会遵照执行的。我看您就辛苦点，改一下吧。” 三十多岁的人就当了科长，而且听说早在伪满时期就当过“清水组合”的主任工程师，更早，在哈工大上学时，就是全校有名的高材生。待属下如此和气，能说傲慢吗？ 二十五年前，老金和康工在街头相遇，意外的发生了第一次私人交往。这次交往过后，康工给老金留下的印象就不止是谦虚有礼，而且可以说助人为乐了。 老金为人有个祖传的缺点，爱花零钱。虽说孤身一人，没任何牵累，每月五十二元工资总是可丁可卯。也难怪，他熟人太多么！发薪这天，他照例是不在食堂吃饭的。下班之后，溜溜达达，进了天福酱肘铺。本只想买几毛猪头肉上饺子铺喝口酒就算完。可天福号大师傅是熟人，一见他进门，就笑嘻嘻地把嘴揍到他耳朵边说：“我准知道您今天发薪来，才酱的填鸭，我给你留了一个在后柜放着呢！” 没说的，付五元大洋提着鸭子走吧。刚走到砂锅居门口，掌柜的刘四从门里抢了出来，打刘四学跑堂老金就认识他，解放了，刘四还保留**惯，“竹贝勒，我正等您呢！刚杀冷儿头一回灌的血肠，今儿个炸鹿尾也透着鲜亮，快进来吧，还上哪儿去？” 头回灌的血肠，鲜亮的炸鹿尾，外加上刘四的外场，得进去坐下吧！ 转一圈回来，到晚上一数钱，剩下三十六块了。半个月过去，除去饭票，剩下的钱就够洗一次澡剃一回头的。 您别以为下半月没钱了，金竹轩的日子就过得没声色。不然，该省的时候老金自会按省的办法过，照样自得其乐。下班后关上门临两张宋徽宗的瘦金体，应爱国卫生委员会之约，给办公楼的厕所里写几张讲卫生的标语，然后配上工笔花鸟。到星期天，早起到摊上来一碗老豆腐下二两酒，随后到琉璃厂几个碑帖古玩铺连看带聊就是大半天。那时候站在案子前边看碑帖拓本，店员是不赶你走的。 这个星期天正赶上老金没钱，又到了琉璃厂。在汲古阁翻看碑帖，无意间看到案子下边堆着一卷旧黄绫子手卷。拿起来掸掸土，展开一看，是半幅圣旨，雍正朝的。汉文的半幅叫人裁走了，留下来的是满文，讲的是关于修葺盛京八旗衙门旧房的事。老金对满文不算精通，可出于对自己祖宗、自己民族的怀恋之情，总爱涉猎一下。他看过来看过去，攥着这半幅圣旨舍不得撒手了。 站柜台的是什么人？练就的来看客人眉眼，就凑过来说：“金爷，有您的，我把它扔在案子下边，就为的看看如今还有没有识货的人！可就没料到您这儿来，现在想藏也来不及了！” “离西[注释1]怎么的？” “您别跟我逗，这是什么货您明白，要不剩下半幅，我能露吗？” “多少钱？” “跟您讲生意还有我的赚头吗？偿个本儿，给五块吧。” “多了！” “多不多您有谱！” “不值！” “值不值您有数！” 金竹轩不再说话，把手往口袋伸。他知道口袋里没钱，这是伸给掌柜看的。掌柜的早知道他身上没钱，可不挑破，斜眼看着他。 “哎哟！”老金冒叫一声，“我忘了把钱带出来了。这么着，东西我带走，明日格我再把钱送来。” “您还是把东西放下，”掌柜也把一只手按在那半幅圣旨上，“等你取来钱再拿走。” 掌柜的知道金竹轩是从不坑人的。多少年来拿走东西不给钱的事决没有过。这么卡一下，为的更激起老金买这件背时货的热心肠。于是一个抓住这半，嘴里说：“交情呢，交情呢？”一个按住这半幅黄绫子，抱歉地说：“柜上的规矩，使不得使不得。” 两人正在客客气气地互不相让，门外走进一个年轻人，笑着问：“老金同志，怎么回事啊？” 掌柜的一见来了人，放了手。老金把圣旨抢在怀里，抬头一看，原来是顶头上司康孝纯，一下脸也红了，口也吃了。 “没事您哪，我们在谈生意您哪，是这么回事，我要买这件东西，可早上出来得急，一换衣裳，把钱忘在家里了……” 康孝纯半年来看见老金穿的都是这件衣裳，估计他也没有什么可换的，就问掌柜：“多少钱？” “五块！” 康孝纯掏出皮夹，抽出一张五元票子递了过去。金竹轩脸更红了，伸手拉住说：“这是怎么说，这是哪儿的话？”掌柜手疾眼快已把票子接过去塞进了抽屉，康孝纯说：“老金同志，您跟我还客气什么？”金竹轩连连点头说：“好，明儿上班我给您带去，再不等发薪那天璧还。”康孝纯说：“这点小事也值当的还？算我送您的！”说着两人出了碑帖店。康孝纯也没事，就拉着金竹轩到附近的一个茶馆坐下来，泡了壶茶，就着瓜子玫瑰枣，两人闲聊天。 “解放前，我靠卖祖上的产业混日子。”金竹轩脸红着说，“这坐机关办公的事，我是头一回干，蒙您多照应了。” 康孝纯坐在对面，像小学生听课似的规规矩矩地听着，然后答话：“您太客气了，我年轻，又是干技术工作的，这领导的事也没作过，你见到有什么缺点，还请多批评。” “很好，很好，确实是年轻有为。”金竹轩一边说着，一边琢磨，人家对咱慷慨热情，自己不好太不来真格的，就斟酌着词句说：“要说句知己话呢，我倒也想给您提个醒！” “那好啊，”康孝纯诚恳地说，“您提提。” “我那天抄写会议记录，就是讨论工字楼苏联专家建议的那分记录。我发现人家都说建议好，一定照办。可就是您……” “我说建议不完善，应当重新设计。我还画了个图，指明那几处结构强度达不到可能出问题。”康孝纯以少有的激动态度说，“中苏友好我双手赞成，也不能拿专家建议当圣旨啊！他是工程师，我也是工程师，叫我提意见我为什么不说实话，看到缺陷不指出来，等着闹笑话，这也不是对朋友应取的态度呀！” “不是说您提得不对，我是说别人都没提，”金竹轩说，“嗯，我在旧社会混久了，年岁也大了，跟不上新社会，这个这个，啊！说得不对您别在意，哈哈，胡扯胡扯。” “不，您提得还是对，我考虑……” “没什么没什么，对我的工作，您倒是要多批评，多指正。” 康孝纯见金竹轩无意再谈下去，也就不再坚持。他了解老金的出身历史，并不要求他思想作风怎么革命化。便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对您，我就有一点意见。” “您说，您说？” “您写报告，作记录全用毛笔。一式三份的稿子您宁可抄三份也不用复写纸，这，按说有您的自由，可我要请您刻蜡版您怎么办呢？” “嗯？” “您抽空也练练钢笔字不好吗？” “劳你操心，我练着呐！”金竹轩十分认真地说，“就是眼前我还用不到工作上去，因为我使钢笔比使毛笔写字慢得多。” 这次交往后，他们在工作场合之外再没来往过。金竹轩只是每当走路碰到康孝纯时冲他点头笑笑，以示没有忘记他的盛情。 过了两年，反右派运动中，康孝纯出事了。事儿不大，没有定成右派，可是贴了一墙大字报，开了几次会，批判他有反苏情绪，在苏联专家建议中故意挑剔、破坏苏联专家威信。康孝纯十分认真的作了检查，流着泪表示悔改，终于得到了宽大，把科长撤去，下放到工地劳动锻炼。金竹轩在整个过程中一句话没说，可看到别人咬牙切齿指着鼻子批判他，总觉着有点不忍，看他那副战战兢兢，脸无人色的胆怯样儿，总想安慰他几句可又不敢。为此，很梗在胸中一些天。后来碰上个机会，他总算对康工表达了一点同情，他这才安心。以后就又不和他交往了。 这时衣服穿齐了，走出门去。楼梯上一股凉风使他打个寒噤，也冲断了他的思路。他下了一层楼，就去拍康孝纯的门。 康孝纯正在厨房拌凉菜。 康孝纯从金竹轩家回来，一边切白菜心，一边很为自己的行为吃惊，老了老了，怎么办了这么件孩子气的事？半夜去请人来喝酒！为什么核计也没核计，提起腿来就去找金竹轩呢？ 不错，他今天碰见一桩高兴事，得找个人说说。碰巧老伴去看姑娘，儿子出差了。可这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请别人单请金竹轩？”不错，二十多年来他断绝和一切人的私交，要找人谈心只能就近找。而左邻右舍他和谁也没有来往，可这仍然回答不了问题：“和金竹轩不也没交往吗？”康孝纯自己盘诘自己，整个一棵白菜切完，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自己信任着金竹轩，虽说廿多年连句问候的话也没说过，可暗地里自己拿他当个朋友！ 反右运动中康孝纯受了批判，科长拿掉了，下放到工地参加劳动。虽说没戴帽子，可在一般人眼里也是个危险人物了。这种不算处分的处分，对康孝纯当然压力很大。可他自制力很强，一举一动决不叫人看了有什么消极情绪，反倒工作得更卖劲，待人更谦虚，学习更积极。不过这是平日在工地上。星期天一回到家人面前，就露出了忧郁与暴躁。家里人什么也不问他，默默地表示出同情与谅解：一赶上他无名火起，大人孩子三口人个个销声敛气，连走路都提着脚跟。他发现这一点，却就像病人，从别人对自己的宽厚容忍上了解到自己病危，烦躁反倒增加。他不愿使家人有更多的压抑感，就遛到街上散心去。 这个星期天，他来到琉璃厂。从碑贴店出来之后，时间尚早，又进了古玩店。他随意地浏览着残破的秦砖汉瓦、青铜彩陶，在一个博古架角上，看到了几块寿山石印章。有一块印章顶上雕了一只龟，颇为精巧。他请店员把这块石料拿出，捏在手中摩挲着他细赏玩。身旁一个人笑道：“康工好闲在呀！” 康孝纯抬头一看，不知金竹轩什么时候进来的，正站在他的斜对面。 “没事，闲走走。” “怎么，您想选块石头刻章子？” “随便看看，我见这一块雕得倒有趣。” 金竹轩把石头接过去看了看，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问店员：“多少钱？” “七块。” 金竹轩点点头，也不征求康孝纯的意见把石头还给了店员。拉住康孝纯的袖子说：“别处再看看，没合适的再回来。”不问康孝纯同意与否，硬把他拉到了街上。 “有钱也不当这个大头，什么东西值七块？”金竹轩愤愤不平地说，“您用石头，我那儿有，明天我挑一块送到府上。” “几块钱无所谓。”康孝纯说，“那个龟钮……” “我知道，知道。”金竹轩冲康孝纯颇有含义地一笑。 金竹轩又陪着康孝纯逛了两个摊儿，见康孝纯兴致索然，就借口还有事要办，告辞走了。等下个星期天康孝纯又回家休息时，爱人就从抽屉里找出个纸包来说：“这是前天楼上那个胖老头送来的，他说你知道。” 康孝纯打开来看，是一颗半寸见一方一寸多高、晶莹华美的石章。顶上也雕着一只乌龟，可这乌龟与厂甸所见的不同，头是缩在壳儿里边的。除去印底用钟鼎文刻了康孝纯三个字外，两面边上也刻了蝇头小字。一面是一副对联：“事非皆因多开口，烦恼全为强出头。”另一面是四个隶书，“以龟为鉴”。康孝纯看了高兴地说道：“这金竹轩看着挺笨拙，却原来内秀乖巧，一下就看出了我选那龟钮章的用意。”爱人在一旁见到他满脸得意，就问道：“这个章你要经常用吗？”康孝纯说：“用，我喜欢它。”他爱人说：“摆在外边叫人看见那几行字，不会认为你在发泄对党的不满吗？”康孝纯听了，心里咕咚一声，压上块铅饼，脸色也就暗下来了。他爱人趁机进言：“依我看，不如把它收起来好，今后也尽量少和人交往。这胖老头我虽没和他说过话，可听人说过，他是溥仪的本家。我们已是泥菩萨过江了，哪还有再揽闲事余力，以后还是少交往好。对他，对咱都有好处。” 康孝纯听了，真像兜头泼下一盆冷水，刚才那点高兴劲全没了。他爱人知道吓着了他，赶紧又往回拉：“我无非是防微杜渐，也许事情没这么严重，你也用不着心情太沉重。” 康孝纯只顾站在那里愣神，再也听不到他爱人缓和空气的安慰话。他决定全部接受夫人的建议，立即把石章包好，放到箱底去。他找到那张包石章的纸，重新包石章，忽然发现，这纸原来就是他标明专家建议缺陷所在的那张图。他原是交给金竹轩叫他写好说明，准备提交党委当备忘录的，后来有别的事给岔过去了。反右运动中，人们想找来作证据，曾追问金竹轩，金竹轩一口说早销毁了，硬是没找到。 他这时才发觉，以往自己对金竹轩了解得很少。而大多数人对他也不大公平。 金竹轩平日在一些人们眼里，就像摆在旧货摊犄角上的旧壶套，认为除去给人增加点笑料，废物利用的价值都不大。 康孝纯是不同意这样看人的。他向人事科了解过金竹轩的历史。不错，他的伯父是贝子，可金竹轩刚四五岁，满清王朝就垮台了。从他记事他家就靠卖产业生活。金竹轩二十岁时他伯父去世，由他继承遗产。他继承的是一屁股债务，唯一可执行的权利是在卖房契上盖个章，自己扫地出门，把房产全部还了帐。他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虽说能写笔毛笔字，画两笔工笔花鸟，要指望拿这换饭吃可远远不够。他唯一出路是给人作清客。老实讲，这只不过比沿街求乞略强一着，是靠出卖自尊心换饭吃的。解放后，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政协，考虑到他的民族和家族关系，决定给他安排工作。工作人员问他：“您自己谈谈希望作什么工作？”他噙着泪就：“哟，瞧您说的，政府派我工作，这够多抬举我，还有什么挑的？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当上人民政府的办公人员，就够体面的了。”工作人员又问他：“您的特长是什么？”他说：“我还有什么特长？就会吃喝玩乐，可又吃喝玩乐不起！” 工作人员知道他会书画，叫他写一个横幅，画了两幅镜心，拿到***门鉴定。鉴定的结果是，都够参加展览的水平，但是要去当专业书法家和画家，他这样儿水平的可又太多了。这样就把他安排到建筑公司来了。金竹轩每谈到这一段，那是对政府充满感激的。 文书在科里是最低的工作岗位了，可金竹轩很器重自己这个职务。他本本分分地干，勤勤恳恳地干，乐天知命，从没有过分外的奢望。他看着科里的青年们争强赌胜，既不妒忌也不羡慕，凡能给人帮忙时，他还乐于帮忙。甚至有时他明知别人在抓他大头，巧支使他，他也装不知道，仍然笑哈哈地帮人把事办好。每逢开科务会，使唤了他的人又批他庸庸碌碌，胸无大志，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情绪。他还是既不生气也不发火，嘴里甚至还说以后准改。（其实一点也改不了。何况他根本不往心里去。） 康孝纯想，这人是有他一套没落阶级的生活习惯，待人处世也圆滑，可是对这么一个人，干嘛要求他那么多呢！作为一个公务人员他干的不是满称职吗！比许多能说会道的滑头不是更可靠吗？康孝纯认为不该歧视这样的人，所以他对金竹轩像对别的同志一样尊重。可没想到，仅仅平等相待这一点，使金竹轩竟是如此的难忘。了解一下金竹轩平日待人的圆滑，就明白能在茶馆当面提出意见在他是多么的非同寻常。这颗图章和这张图纸又暴露出这个表面浑浑噩噩的人，自有他待人精细之处。 康孝纯很想隆重的谢谢金竹轩，可鉴于环境险恶，怕生出事来，硬把这股热情压了下去，从此和金竹轩断了交往。 *****中，金竹轩背着“封建余孽”、“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大牌子游了几天街，就退体了。康孝纯则去了五七干校。粉碎“***”后康孝纯回家来，在楼门口看到金竹轩依然如故，既没显老，也没生病，很是意外。两人在楼梯上闲谈了几句，就各自分手。以后康孝纯上了班，金竹轩是个退休的人，两人出入时间不一致，连碰面的机会也很少了。今天康孝纯需要找个人谈谈，想都没想就跑去敲金竹轩的门，看来事出偶然，实际是早种下前因的。 敲门的声音，金竹轩听到了。 康孝纯高声答应着：“来了来了。”开门把金竹轩让到屋里，转身把他拌好的凉菜和两个酒杯拿进屋摆好。从书柜下层拿出一瓶未打封的金奖白兰地，点火把封皮的胶膜烧掉，打开盖子，满满倒上两杯。 “我要跟你痛饮三杯！”康孝纯说：“头一杯，祝贺咱们俩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雨，还都没缺须短尾。” “好，这一杯得干。” 金竹轩一仰脖，杯子见了底儿。 “好酒。好酒！”金竹轩赞叹说，夹了一口凉菜送进口内。他本想也赞扬一下这酒肴的，可一尝，又酸又苦，几乎吐出来，没法说昧心话。只好不吭声。 康孝纯自己吃了口菜，连连拍着自己脑门儿说：“糟了，我把糖精当味精放在菜里了。”端起菜盘就往厨房跑，接着听到哗哗的水声。金竹轩跟到厨房一看，他正把凉菜倒进一大盆凉水中洗涮，准备洗净了重放作料另拌。金竹轩说：“您别这么张罗了，白兰地没有菜也一样喝，咱们连喝带聊，胜过您重新弄菜，快回去坐下好了。” 康孝纯对重新拌菜也失去了信心，就随金竹轩回到了卧室。抓起瓶子，把两只酒杯又都斟满了。金竹轩按住杯子说：“第二杯，请你把宣我来陪膳的用意说一说，不然这酒到肚子也不消化。” “您不提我也要说，我家里人都出去了，就因为有话找不到人说，我才去惊动您。” “那您就快说吧。” “别着急，喝下这杯酒听我慢慢道来。” 康孝纯端起杯，举到金竹轩嘴唇边上晃晃。金竹轩只好也把杯子举起来，两人碰了一下，又把它干了。干了酒，康孝纯啧啧嘴，很不习惯，到厨房转了一圈，拿来一个心里美，切成几片，和金竹轩两人嚼了起来。一片萝卜下肚，稳住精神了，康孝纯才接着往下讲： “两个月前，党委把我找去了，通知我，一九五七年给我作的结论错了，现在全部推翻。” “五七年给你作了什么结论？” “我也不知道，可是党委知道，说定了个中右，没有告诉我本人。” “啊，为这个请我喝酒！” “这有什么值得请你的？当初我不知道，如今知道了可又改正了，这事对于我不是毫无意义吗？” “嗯，倒是党委的同志们应当喝一杯，从此他们去了块心病。省了一分心思。” “我对党委的同志说，给我落实不落实政策，事情尚小，倒是赶快给那几栋楼房落实一下要紧。当初我指出苏联专家的建议有薄弱环节，给我来个中右，从此再没人提那楼的事。我估计经过唐山大地震，那几栋楼应该有内伤。你们趁早叫业主查一查，早点加固，别到时候哗啦一声出个漏子，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亏您还惦着！” “别看我话说得厉害，其实心里认为是白说。这二十多年我提的建议多了，没有一条不说很好很好，研究研究，可没有一条研究出结果来。你猜怎么着？这回还就有新鲜的！” “噢？” “今儿早晨党委又把我叫去了，进门就递给我一封信，信上盖着建工局的大红印，上边说根据我的建议局里作了检查，当真发现明显断裂三处，隐患十余处，通报表扬我对国家负责，还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加固方案，建议这个组叫我来负责……” 金竹轩打断他说：“你等等，这意思我还不明白。以前您当科长，可没把科长头衔当事，今天要当组长了，倒半夜三更要喝酒祝贺是这么个过节不是？您的意思这个组长比那个科长更值过，对不对？” “您慢着，别错会了意，我不是因为当了个工作组长……” “我明白！是这件事透着咱说话又有地方了？” “不错。” “黑猫白猫，总算又承认咱是只猫了。是这个意思不是？” “是这意思！”康孝纯笑道：“为这个不值得干一杯吗？” “干！” 金竹轩和康孝纯把杯中金黄色的酒一饮而尽。康孝纯站起身走到书柜前，手在柜内摸索了一会儿，又回到座位上，把那只刻着龟钮的印章推到金竹轩的面前。 “这图章上刻的两行字，一直成为我的座右铭，使我少惹许多麻烦，没跌更重的斤斗。以前我早要答谢您，可是不大敢；如今我能放胆感谢您了，这两句话又过时了……您是不是再辛苦一下，把这两行字换换呢！” 金竹轩拿起自己当年刻的图章，反复仔细地看了看说：“我看这图章不要磨也不要改，倒是留它作个纪念。为了庆祝今天这个喜事，我另有贺礼一件，您等着！”说完，他一溜小跑上了楼，不到两分钟，夹着一幅画跑了回来。就近灯光把画展开，上边工笔画着两只小猫：一只缩身后蹲，作着将要扑出去的形状；另一只四腿伸开，腾跃在空中，神态活泼，栩栩如生。边上题了一行瘦金体的题辞：“黑也好，白也妙，不捉老鼠枉为猫。”旁边一行小批写道：“七九年春分。午前故宫博物馆前来礼聘余为该馆整理满文旧档，午后外交机关请余为某使馆鉴定所藏古瓷之真伪。尸位素餐，已过数年，年近古稀，又逢知己，废品一变而身兼二猫，行将就木竟欣逢盛世。欲狂饮而无侣，涂此画以明志。”再下边，又新加了一行大字：“康工逢喜，无以为贺，奉上此画，以示共勉。” 康教纯禁不住哈哈大笑，一边笑着一边又斟满了一杯酒。 [注释1]离西——北京话开玩笑的意思。 临街的窗 http://.biquxs.info/

陆文夫出题目，大家作文章，这办法可以，这题目我不赞成。没准老陆早写好一篇稿子在抽屉里歪着呢，篇名就叫《临街的窗》。他以有准备有把握来对付大家的没准备没把握，当然稳操胜券。对这位姑苏秀士，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我搜索枯肠，把与“临街的窗”有关的一切记忆，一切构想全翻出来。先想了个爱情故事：（这年头爱情故事最热门儿）有个穿夹克衫、牛仔裤的青年在街上走路，冷不防被一件什么东西砸昏了头。正要破口大骂，抬头看见楼上窗口里探出来一个梳着“清水挂面”发型的脑袋。月亮样的脸儿，星星样的眼儿，银铃似的嗓儿，柳枝似的款儿……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还想好一个恋爱加自学成才的故事，（这比单写恋爱更有思想意义）男的上中越边界保卫祖国去了。女的白天坚持生产，晚上读电视大学法律系。天天自学到深夜。周围所有的窗口都暗了，只有她的窗是亮的，她总喜欢挂个桃江色的窗帘，窗口又临着京津唐高速公路，于是她的窗口就成了夜晚行车的司机们的灯标，司机们说起路线来也都说“看见桃红色窗口往左拐！”或“距桃红色窗口还有二十里！”最后有志者事竟成。男的在前方当了英雄，女的在后方拿到大学文凭。 这两个构思，我有把握写出来一定出色。准把别人写的同题小说镇住。连陆文夫的也镇住！我没写是因为这俩构思还有点小毛病，容易叫人误解，以为我是抄袭的。前一个使人想到施耐庵，尽管男主人穿了夹克衫、牛仔裤，还是有点像西门庆。后一个叫人记起孙犁老师，虽然把窗外的大河换成了大街，船改成了汽车，那盏灯可铁案如山。两位大师一个在几百年前，一个在几十年前，都打过窗口的主意，逼得后人没路走，真有点儿令人遗憾。 既然虚构的故事容易与前人撞车，就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中去找材料。 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五楼之上。他家就有个窗口临街。夏天坐在他家窗下乘凉，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不定什么时候有东西从窗口飘然而下。也许是枕头，也许是拖鞋，大件的还有门帘。这两口子爱吵架，一吵就争着扔东西。还专门往窗外扔。好在二位动中有静，不管上多大火，扔东西的时候仍忘不了挑挑拣拣；专找不值钱又摔不坏的扔，这才一直没有砸伤过人。但对乘凉的人究竟是个威胁。可谁也不敢去劝，越有人劝扔得越厉害。幸亏邻居有个小青年，是学说相声的，想个主意，把他们劝好了。人们才又能继续在那窗下乘凉。他这劝的办法也有点特别。不是越劝火越大吗？他劝到火头最高时，就帮两个递东西供他们扔。先递一件旧衬衣，男的接过去扔了。又递一把破笤帚，女的夺去扔了。第三件他就把桌上十四寸彩电抱了过来，劝他们说：“这个沉点儿，两人一块扔吧，摔这个才解恨！” 这个材料虽有趣，可思想性差点，也不能入选。我就扩大挖掘面，找一位邻居去采访： “您知道有关临街的窗户的事吗？” “谁家的窗户？你们家的还是别人家的？” “当然别人家的。” 这位当过治保委员，用怀疑的眼光盯了我半天，才小声说：“这么大岁数了，学点好。关心别人家的窗户干什么？” 冥冥中自有神助，我们两人对话，叫另一位邻居听见了，这位邻居叫康孝纯。 这位康工程师，读过我的《双猫图》的人会记得他，是个当了二十几年“内定右派”的老实人。如今却成了老来红。挂了好几个“学会”和“协会”理事头衔，一面在北京一个大建筑公司当总工程师，一面还兼任深圳某个厂家的工程顾问，三天两头飞翔于北京广东之间，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找材料写小说是吧？临街窗口的故事您想听几个？” 我说：“您能讲几个？” 他说：“我盖了一辈子房子！假定一栋十五层楼房有两面临街，每层每面三十个房间，就有900个窗口临街，哪个窗口内外不发生点故事？” “您这么说可透着玄。” “一点不玄，这还只是说我亲自参加盖的房的窗口，要再加上我听来的关于窗口的故事，那就更没数了……” 我说：“既这样您就行行方便，给我讲一两个，好不好？” “好。可今天不行，我得回去查查日记，翻翻资料，等我作好准备再跟你讲。” 我以为他是说说玩的，便由他去了。仍然绞尽脑汁自己打主意。星期六晚上，我正为想不出结果咒骂天地鬼神，管传呼电话的大嫂在外边喊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康工打来的：“您还要听临街的窗的故事吗？明天提几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干，到西郊鲁谷村414工地找我。明天工地休息，我告诉值班人员在门口等你。” 我仍然认为他可能是开玩笑。这位工程师办什么事都严格准确，一丝不苟。连开玩笑也认真严肃地开，板着脸叫你分不出真假的时候是常有的。但我还是按时去了，并且背了四五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干，一斤月盛斋的酱牛肉。我想即便是个恶作剧也还是有趣的，我愿意上这样的当。 这个414工地，在鲁谷下了地下火车后，还要走十几分钟，在旧鲁谷村西头一个丁字路口，是一个塔式高楼，已经建到第三十二、三层了。滑动脚手架还在向上升，不知总共有多少层。因为没完工，周围还用刺铁丝拦着，我找到入口处，上了年纪的看门人正拿着一顶安全帽在收发室等我。他说：“康总在二十一层等你。”并把我引到了一层入口。 这座楼走近了远比在路口看着大得多。按占地面积看和著名的东京“京王普拉札”大小差不多。星期天，工地上空无一人。主体结构虽起来了，装修活儿还全没动。所以楼里边黑暗、潮湿，到处是碎砖断铁又寂无人声。走着走着我突然有一种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行的感觉。楼梯是装好了，但既没有拦杆，也没有抹平，一层一层爬上去，既吃力又担心。身上这一背包酒食，随着攀登的高度而加重分量，我的兴致则随着包裹分量加重而逐步降低。 我终于爬到了二十一层。 康孝纯坐在正对楼梯的一间屋里，屋子正中，反扣着一个装灰浆的半截铁桶，大桶四面放了四块半头砖。他自己坐在靠左侧的一块上，其余的几块空着。看我上了楼梯，他站起来朝我招招手，我走进了屋子，他指指扣着的大桶说：“东西放在这儿。” 我把包放下了。 “咱们现在就谈吧。”他正正经经地说：“你要录音吗？” 我说：“我、我以为你也许开玩笑，没有带。” “我给你预备了。”他回身从他坐的地方提起个绿书包，拿出个旧式的，人们叫“砖头式”的黑色录音机。推推我的背包，也放在大桶上。然后又朝我招招手，走到并排的三个窗口前边。 “你先看看这个环境。” 站到窗前，才知道我离开地面有多高了，道路像一条镶了绿边的浅灰色带子，垂直挂下来，到楼跟前又分作两条，向左右延伸出去。汽车像硬壳甲虫，无声地滚动着。 康孝纯伸出一个手指，指着我说：“你闭上眼，想象一下，假定现在不是1984年，而是1976年。早春，阴沉的天气。这座楼不是在郊区，而是在北京城里一个闹市附近。楼下有造反派、武卫队把守。空荡荡的楼上，只有四个‘罪行重大’的专政对象。” “四个？在这干什么？” “擦玻璃！” 康孝纯进一步的说明道。 1976年清明节前个把星期，有幢五十年代盖的大楼（当时在北京是最高的楼之一）为了承担重要的外事任务，翻修一新。修完了，负责翻修工程的某建筑公司就拆了架子，报请交工。甲方来验收时，发现工程虽然完了，却没有擦窗户，从一层到楼顶，每个窗户都污秽不堪。有的挂满了白灰水泥，有的被涂抹上了文字的图画，一般的画画也罢了，偏在最最革命的口号旁边画了几幅人类最古老的**图画，甲方是很有权力的部门，命令乙方三天之内必须把玻璃擦干净。不然耽误了使用，要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乙方当然不敢违令。可是脚手架全拆了，三天连架子也搭不起来。尽管又开“誓师大会”，又用“大批判开路”，念了许多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还是没人肯上去玩命。逼急了，人们就说：“只有让造反起家的***负责人带头上二十层楼的窗户外边去擦玻璃，大家才肯紧跟。”这负责人和队长们研究了几次，觉得自己带头上固然可以，可这带有片面性，不符合毛**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的教导，还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好，就把悬在高空擦玻璃的光荣任务交给阶级敌人去干，说明这是对他们的关怀与信任，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个工地共关着四个阶级敌人，一个“走资派”，姓张；一个“右派分子”，姓王；一个“特务分子”，姓李；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个女的，姓赵。前边三人的罪行，跟其他“走资派”、“右派分子”大同小异，不必多说。这位赵同志的罪行有点特殊。她是个会计，也算知识分子。可很遵守旧道德，生了个儿子，自己不起名，偏请她婆婆给起名。婆婆没文化，认为解放后“人民”两个字最吃香，“人民币”、“人民服”、“人民警察”、“人民小吃店”，什么都叫人民，就给她孩子起个奶名叫人民，这还不算，从此对她儿媳妇也改了称呼，叫她“人民他妈”，一到吃饭时，碰到小赵不在屋，她就满街去喊，“人民他妈，吃饭罗！” 小赵当会计，遵守财务制度一丝不苟。*****起来后，造反派们要串连，要制武器，要支援本派哥儿们闹革命。一来领钱她就死抠条文，不肯发钱。造反派就贴了张通令说：“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只有一位，怎能另有一个人民她妈？赵xx以人民他妈自居，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再一查，她爹解放前卖豆腐雇过一个伙计，属于资产阶级之类，便把她揪出来定了个现行反革命。婆婆吓死了，小孩被外地工作的丈夫领走了，只她一个人蹲在“牛棚”里。 简断截说吧，就把这四个人弄到十一层楼上来了、扔给他们几块抹布，一盒去污粉，交代清楚：“到时候有人送饭来，不擦净里里外外的玻璃，别想囫囵着出这个楼。”因为楼上太冷，造反派说完就到楼下门卫屋中烤炉子去了。 这四个人全是在“牛棚”被专政惯了的。开始来时，互相既不敢说话，也不敢随意朝窗外乱瞧。干了一阵，看到身后当真没有人拿鞭子在监视，精神上就松懈了点。先是使劲的咳嗽、叹气，看看并没人来制止，随后就升起一股想要互相说说话的欲望。你看我，我看你，弯弯嘴角，皱皱眉头，可就没有人挑头说第一句。这时老张（就是那个走资派）正一手抓住窗棂，两脚踏着半边窗台，身子悬在楼外空中，用另一只手擦窗户的外侧。其他三个人都还在擦内侧。老张吊在空中擦完一扇，连害怕带累早已气喘吁吁，便跳下窗台挑头说了第一句话：“咱们歇会儿。”那三个人就跟着他坐了下来。 干活时还好忍，这一坐下休息，要说说话的欲望就更难抑制了。又是老张带了个头：“难得有这点自由，聊点什么吧！” 老王说：“造反派要知道……” 老张说：“就咱四个人，里边还有人打小报告吗？” 老李说：“说废话，别说闲话，他们知道了也上不了纲。” 老张说：“你的主意好，你头一个聊。” 老李想了想，说：“咱不是擦窗户吗，我讲个跟窗户有关的故事。” 好多年前（不是现在，与现实无关），在美国（揭露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我们无关），有一作家住在二十层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恰好那屋里有一扇窗户跟这座一样，冲着一条又长又直的大街。他的桌子就放在这窗前。 有天晚上，这位作家坐在桌前工作。由于全神贯注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身上，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中间停下笔来点烟的时候，看到窗外迎面有人朝他走来，他并没介意，仍想着他正写的文章。 他吸了口烟，想休息一下眼睛，就习惯地又朝窗外望去。就在这吸一口烟的功夫，迎面来的那人走近了，他这才看到这人身上还背着个东西。开始还看不准背的是什么，但那人一步步走近，也一步步升高，眼看和他位置相平了，才看出他背的是一口上了银漆的棺材。 作家心里挺奇怪：“这重重的东西，为什么一个人背着？”他刚这么一想，迎面那人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就抬起了头，这时已经离着作家的窗口很近了，作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一脸怒容，不由得打个冷战。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坐在二十层的高楼上，时间已是午夜，就大叫一声，用手捂上了脸。 这一声叫后，四周又恢复了沉寂。作家听了半天没动静，把手慢慢从脸上拿下来，再看窗外，仍然月光如水，往下看，一条白净净的大路空无一人，一直伸向无限远处。 他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是写作时间太长累花了眼，便洗洗澡睡觉了。此后一切正常，他也就淡忘了这件事。 几年之后，他去另外一个城市办事。他要去的那个部门，在一座摩天楼的最上一层，那时还是旧式的电梯，由专业电梯工开动。他走进这幢大楼时，正有一群人撞进电梯，他紧赶慢赶，偏偏赶到电梯跟前，电梯工把门关上了。他忙敲敲门，喊了声：“对不起，等等我。” 电梯工听见声音，把门重新又打开了，笑着点点头说：“对不起，请上。” 作家点点头朝电梯工一看，不由得把伸出去的脚又缩了回来，心想：“这张脸如此苍白，怎么像在哪儿见过？”再一想，不得了，正好就是那晚上看见的背着棺材的那张脸，他犹疑了一下，从门口退回来了，朝那张脸点点头说：“对不起，我想起一点别的事。” 电梯门又关上，并且开动了。作家决定今天暂不上去办事，先把自己神经安定下来再说。他转身朝楼外走去。还没走到门口，听到背后一声巨响，数声惨叫，忙回头看，那电梯断了钢绳，从几十层楼上摔下来了，电梯上的人全摔成了肉酱。 这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惨案。警察和司法机关登报征求目睹此事者出来作证，以便把案情查清。作家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便主动应召到警察局去提供见证。他受了警方欢迎，也受了更多的人注意。大家纷纷问他：“你既是匆匆赶来上电梯的，为什么临时又改了主意呢？”他如果会撒谎，只说：“我忽然想起忘了带一件必用的东西，赶紧回去取它，就没有上。”这事也许就完了。偏他是个诚实入，把撒谎看得和偷窃一样可耻。况且，照实把自己的奇遇说出来又有什么不好呢？便把他半夜从窗口看到开电梯人背着棺材的事如实说了。这一下可哗然了，谁信这套鬼话呢？这显然是骗人，为什么要骗人？他心里有鬼，他干的事不敢公之于众。于是旅馆主、侦探、死者家属、新闻记者、打抱不平的，各种人组成统一战线，朝他围过来，要他交代实情。他觉得受了侮辱，一怒拂袖而去。这一举动可是热火上浇油，人们动用舆论工具，在报纸上，电台上向他群起而攻之，这统一战线队伍越来越大，大家作了各种推理和猜测，这回轮到别人拿他当材料写小说了。 有人说他欠了遇难者中某个人的大笔债务，为了逃避偿还，他把电梯破坏了，引诱那人上去，他自己却及时跳了下来；有人说他和某保险公司有仇，为了使那个保险公司破产，他制造了这场惨案，因为这电梯和坐电梯的某个大亨是在那间公司保了险的；也有人说他是受了另一家电梯厂的贿赂来作这件事的，因为那家电梯公司和这坠毁的电梯制造商正在竞争……尽管并没有一件猜测能成定论，有一件事却无形中有了定论，即这个作家确有谋财害命的嫌疑，连警方也要立案对他侦察了。作家原来认为那晚上从窗口看到的景象救了他一命，是他的造化。现在才发现那景象给他带来的灾难远比死了难受。他连死的权利也没有了，一死便更加证明大家推测的有理，而活下去实在不如在电梯上突然死去来得舒服。 老李讲到这儿不再讲下去，大家互相看看，谁也没说什么，就接着干活去了。老张又挂在外边擦了一扇窗户，招呼大家第二次歇气儿。 第二轮休息时，大家叫老王讲，老王也讲了一个临街的窗口的故事。 好多年前，也是在个外国（到底多少年？什么国家？都不必管他。反正不是中国，不是现在）。有个大学生独身住在一座高楼的第二十层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屋子有面窗户临街，窗下是条横街。街对过也有一幢高楼，是一家旅馆。那旅馆有一面窗户和他这窗口相对，如果打开窗户，互相能隐约看到对方屋内情形，却听不到声音。 快到期终考试了，年轻人日以继夜地复习功课。这天他念书念到深夜，正是万籁俱静时，他听到一阵争吵声。急忙向窗外望去，只见对面楼上所有的窗子都黑了。只有和他正对面的窗口灯光通明。灯下两个汉子正在厮打。一个年纪大的边抵抗边往门外逃，一个年轻人几次把他揪回来摔在地上。那个老人急了，把头伸向窗口似乎要喊叫，就在这一刹那，年轻人从后边扑上去，双手掐住他的脖子；眼看着他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又过了好一会儿，年轻人才松开手，从老人西装口袋掏出包什么，察看一下，揣在自己兜里，匆匆开门走了。老人再也没爬起来。 大学生被这残暴的景象吓呆了。一清醒过来，马上就跑出去打电话，向警察局报告他目睹一桩凶杀案。警察局问清报案人的姓名、地址，说了声谢谢，就把电话挂上了。 大学生为这事扰乱得再也没法集中注意力温习功课，准备等听到破案的消息之后立刻换个住所。破案的消息没等来，警察局反派人把他抓走了。经过审讯判他半年苦役，外加一大笔罚款。罪名是“故意报假案，扰乱治安，捉弄警察”。因为警察得到他的报告，立刻就去了现场。他指明的那个房间里一对新婚夫妇正在熟睡，他们自己声称从头一天下午起一直没有离开过房间，也没人来访。除此以外，整个旅馆太平无事，没有任何房间出过任何事故。旅馆的经理、仆役和房客都出了证明，证明大学生的报警毫无事实根据。大学生不服判决，再次声明他的亲眼所见，法院只好把精神病医生请来会诊。其结果是撤销了原判，把他作为精神病患者送进了疯人院。 过了三年，那家旅馆当真发生了凶杀案，死者的年龄、衣着、被杀的方式恰好和那个大学生在三年前报警时说的丝毫不差，警察为此翻出了旧档案，按旧档案提供的凶手的外貌特征去侦察，很快抓住了凶手。经过审讯，当真破了案，而凶手供出的作案经过也和大学生看到的一模一样。警察局长感到这件事不可解释，但承认对那个大学生是处理错了，马上派人去疯人院接他。 大学生经过三年的折磨，这时真的精神失常了。 这个故事讲完，几个人脸上都挂上了一层霜。互相看也不看了，只顾各自低头想自己的心思。老张觉得大家情绪不正常，他不让别人上窗外，仍然自己一人到窗外去干。大家说：“那不合适，你一人也干不完。”老张说：“等再休息一回后，你们全出去，换我一个人在屋里干。” 再一次休息，小赵讲了一个故事。 也是多年前，在外国。一个当侦探的喜欢玩桥牌。星期六晚上，约了三个牌友，在郊外一个高层楼旅馆租了个房间，准备玩个通宵。这房间在二十几层楼上。房中间摆了牌桌，侦探的座位恰面向临街的窗子。窗外是阴沉沉的天空。天空下边是同样阴沉沉的海水，这旅馆是建在海边一座山崖上的。 他们吃过晚饭就玩，玩到午夜十二点，吃了一点夜宵。重新坐下洗牌时，发现少了一张。一查，是“红心a”，大家桌上桌下找个遍，也没这个红心a。就叫茶房另拿一副新牌来。 新牌拿来后，当场打开纸包，当场拆开纸盒，一切全如常，可是洗完一发牌，还是缺少一张。查一查，缺的仍然是红心a。 大家又桌上桌下找，仍然找不到红心a。大家就奇怪了，有人说：“不会闹鬼吧？” 侦探是最不信邪的。他认为世界上只有被人们发现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解释的事物，便大声喊茶房：再拿一副新牌来！声明不要这一种了，要他去楼下商店现买一副其它商标的。 过了一会儿，茶房把一副另外商标的牌买来了。侦探打开盒，先查牌，整整齐齐，一张不少，他笑了笑，哼了一声，开始洗牌。反复洗了几次，把牌分下去。分到最后。又少了一张。 侦探恼火了，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就在他要咆哮时忽然看到窗口外边一个女人正注视着他，苍白的脸上露出苦笑，手捏着一张特大的“红心a”摆在胸口上，一滴鲜血正从红心上滴下来…… 说到这儿，外边有了脚步声，巡逻的造反派走来，把故事打断了。这两个造反派还真客气，指点了几处擦得不净，骂了几句干活太慢，便叫他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一鼓作气干完才许休息。 吃饭的时候，老张悄悄宣布，吃饭之后干活之前，他给大家再讲个临街的窗的故事。 老张这个宣布是有原因的。这之前三人讲的故事，他们互相听懂没有，他不知道。可他知道自己听懂了。他听到了他们的心声。话里的话，话外的话，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潜在的话，他都听到了。他当了他们二十年领导，许多事情的背景、起因、结局，他都清楚。而且有些他还负有一定责任。比如老王，他说***时盖的一座楼偷工减料，有暗藏的质量事故。“拔白旗”开始后，把老王弄成了攻击三面红旗的典型，补定了右派。不久前唐山地震，北京刚一晃荡，那座楼果然塌了。而这时造反派还在斗老王“攻击***”的罪行；至于老李，他也知道，老李作了多年地下工作。敌人始终没抓住他。刚有点动静，他凭一种特殊的敏感就能嗅到，立刻躲开了。如今他的“特务”罪名就是因此而定的，“为什么敌人抓住别人抓不住你？你不给他们办事能这么优待你吗？” 老张在吃饭时就编了半个故事。这人编故事本领太差，说了半天没一个人听出兴趣来。 他说的是现在的事。说有个人因为不便说的原因要自杀，造反派把他的腰带解下拿走了，刀子剪子搜去了，电源掐断了，没法死。他就从“牛棚”逃出去，进了一座高楼，一口气爬到了二十层楼上，要从窗户跳下去。 他爬上窗台，迈出去一条腿，转过身又拽那另一条腿时，无意中他从里向外看了一下窗玻璃。这一看，他就决定不死了。 说到这儿他就住了嘴。 大家问：“他看见什么了，你倒说呀！” 老张说：“你们现在就到窗外去擦玻璃吧，你们只要反身朝里站到外边，就会明白那个人看见了什么。” 大家半信半疑，战战兢兢，钻到了窗外手抓住窗框反身站起来，同时往窗玻璃上一看，眼睛都定住了。 三个人那惊愕的样子相同，但看到的东西却不一样，头一个人眼光朝下，从下一排窗玻璃上看到的映象，是武卫队拖着被斗的人游行。那些戴着红袖标，举着扎枪、木棍的造反英雄，比平时看到的更狰狞，更威风；挂着大牌、顶着纸糊高帽的被斗者，比平时看到的更悲惨更无助，但这些影象经过玻璃的反射，变得飘飘乎乎，摇摇晃晃，像一缕烟雾，像一片水中倒影，风把窗子稍稍一吹，它们就扭歪了，变形了，甚至变成乱哄哄的一片光点。最根本的是，这一切影象全与真实事物相反，“上下左右”，反过来是“下上右左”，“东西南北”变成了“西东北南”…… 第二个人眼睛是平视的，看到了窗户的中部，这里反映出的是稍远点的景象，正好有个大杂院，一位老头由一个年轻女人扶着在院中站着，两个小孩蹲在一张椅子的两边，在那椅上似乎在写毛笔字，老头站在他们身旁指指点点。另一边一位中年女人在洗衣裳；旁边一对青年夫妻合作着把一堆煤末团成煤球……一句话，他看见的是平日看惯，代表着人类正常生活的平凡景象。可是自从进了“牛棚”之后他已有两年没见过这种生活了，他本以为整个世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现在发现尽管他已离开正常生活轨道两年多，尽管造反派们说这个世界已经地覆天翻，山河变色。实际上生活仍在“红海洋”的背后顽强地按自己的模样按部就班地进行。 第三个人是昂头看的窗户最上一层玻璃，他就看到了更远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工厂的院子和一个中学的操场。工厂里和学校里都有大群的人在忙忙碌碌，他起初没看清他们在做什么，只觉得动作、阵式很相似。过了一会儿，他意外地看清楚了他们是扎花圈，往两边看看，又看到一个兵营和一个幼儿园，好奇怪，穿军装的男人和领着娃娃的阿姨也在扎花圈。怎么，在同一时间他们各自都失去了亲人吗？这时一阵风吹来，窗子一动，他突然看到一个大花圈的中间镶着一幅照片，不是别人，是周恩来！是造反派昨天还用大喇叭警告，不许大家在清明节祭奠的周恩来总理。他眼睛湿润了，模糊了，可心中却升起了一团火，这火烤得他有些惭愧，怎么能忘了人民的力量呢？人心所向，还有什么事是不可改变的呢？ 这三个人从窗台上爬下来的时候，似乎都变了样，互相看看，笑了笑，就无声的各自又去擦玻璃。可老张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一个重要的变化，由绝望换上了希望…… 康孝纯说到这儿口干了，舌燥了。打开啤酒瓶开始喝酒。 我拦住说：“别忙，赵女士那个恐怖故事还没讲完呢！你得补上！” 他说全说完反倒没劲儿了，不如留个尾巴让听的人自己去续上。想怎么续怎么续。故事么，总是真真假假。只有最后讲的那个是全真的，不信可以站到高楼的窗台外回身瞧一瞧窗玻璃，方知其言不谬耳。 寻访画儿韩 http://.biquxs.info/

掐指一算，这一带足有三十年没来过。第一监狱门前那“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自新之路”已铺了柏油，“梨园先贤祠”所在地“松柏庵”盖起了大楼，杨小楼的墓地附近办起了学校。往南走有“鹦鹉冢”和“香冢”。年轻时甘子千常在那附近写生，至今背得出墓碑上开头几句话：“茫茫愁，浩浩劫；短歌终，明月缺……”现在，他望着这历尽沧桑后的陶然亭湖水，当真有点“茫茫愁”。上哪儿去找“画儿韩”呢？画儿韩是搞四化用得着的人，被挤出文物业几十年了。自己已蜡头不高，生前不把他找回来，死后闭不上眼。 甘子千跟画儿韩的过节儿，是从三十多年前一场恶作剧开的头。甘子千年轻时画工笔人物，有时也临摹一两张古画。有一次看到名画家张大师作的古画仿制品，他一时兴起，用自己存的一张宋纸，半块古墨，竟仿了一幅张择端的画，题作《寒食图》。原是画来好玩的，被一位小报记者看见了。此人名叫那五，是八旗子弟中最不长进的那一类人。他把画拿去找善作假画儿的冯裱褙仿古裱了出来，加上“乾隆御览”之类的印鉴，作了旧，又拿给甘子千看，并说：“这两下子，你赶上张大师了。至少也不在画儿韩之下！” 画儿韩是作书画买卖的跑合儿，善于识别品鉴，也善于造假。在古玩字画同业中颇有声誉，近来被“公茂当”聘去当了副经理。 甘子千看着自己的作品打扮得如此斑驳古气，很得意，微笑着说：“您别瞎捧，我哪有那么高？” “要拿我的话当奉承，您那是骂我。”那五忿忿地说，“不信咱作作试验。” “怎么试验？” 那五就说，把画儿拿到“公茂当”去当。画儿韩识破了，无非一场笑话。要把画儿韩都蒙过去了，说明甘子千火候已到家。那没说的，当价分我一半，另外专候我一顿“便宜坊”。说完，那五用个蓝包袱皮把那画儿包走了。 要说那五从一上手就想诈骗，委屈了他。上手儿他也是凑趣赌胜。等他真准备夹着画儿去当铺了，这才动起骗一笔钱财的心。既要唬人，就得装龙像龙，装狗像狗。听说当行的人先看衣装后看货，那五现换了套行头：春绸长衫、琵琶襟坎肩、尖口黑缎鞋、白丝袜子。手中捏着根二寸多长虬角烟嘴。装上三炮台，点燃之后，举在那里。向柜台递上包袱去，说了声“当个满价儿！”[注释1]就扭头转向墙角站着。一眼看去，活脱是位八旗世家子弟，偷了家中宝物来当（这些人从来是只肯当不肯卖。而当了又不赎。当初内务府替溥仪弄银子也是这个办法，很发了几家当行的财东）。 到底是那五的扮相作派障眼？是开口要满价吓住了画儿韩？是画儿韩一时粗心看打了眼？已经无从查考。总之几经讨价还价，包袱送上取下，最后画儿韩学着山西口音唱了起来：“写！破画一张，虫吃鼠咬，走色霉变。当价大洋六百……”[注释2]那时候兵船牌洋面两块四一袋，六百大洋是个数目。那五回来把经过一说，甘子千先是高兴得哈哈大笑，笑过去仔细一想，又害怕起来，此事一旦传开，自己的人品扫地，也得罪了画儿韩。他和画儿韩虽无深交，可也算朋友，他俩人都爱听京戏；京戏中专听老生；老生里最捧盛世元。盛世元长占三庆，他俩几乎天天在三庆碰头。两人又都爱高声喊好，喊出来的风格又各异，久而久之，连唱戏的都养成了条件反射，要是一场戏下来没听见有这两人喊好，下边的戏都铆不上劲！有一晚盛世元唱《失空斩》，画儿韩有事没到。孔明坐帐一段，使过腔后没有听见两声叫好，只听见一声。盛世元越唱越懈，后来竟连髯口都挂错了，招来了倒好。画儿韩听说此事，专门请客为盛世元洗羞，两人拜了把兄弟。 那五见甘子千脸色暗了下来，就劝他说：“你还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吗？画儿韩自己就靠造假画起家，这叫现世报。你要嫌名声不好，以后不干就是了。这一次，咱们不说谁知道？而且这一次也是为了试试你的手艺，并不就为了捞钱。不过钱送到手，也决没有扭脸不要的傻瓜，难道你还搭上利钱把这张擦屁股纸赎出来？” “我没钱去赎它！” “想赎也办不到，当票归我了！” 甘子千除去接受那五的观点，没二条路。他守约给了那五300元。但请他吃鸭子时，那五却没让甘子千破财。那五说：“这张当票我拿到东单栖凤楼，往日本人开的小押店一押，还能蒙小日本三百二百的，鸭子钱我候了。” 甘子千说：“你可真有心计！” 那五说：“你不赞成吗？坑日本人的钱也是爱国：……” 这之后不久，甘子千去店里卖画收款，就听到议论，说画儿韩玩了一辈子鹰，叫鹰啄了眼。又过了几天，他就收到一张请帖。八月十六画儿韩作寿，请甘子千赴宴。 画儿韩租了恭王府靠后海的一个废园，在临水的“听荷轩”安排寿堂。房前一片瓦楞铁凉棚，正好铺开十来桌席面。甘子千以为碰上这件事，画儿韩面色要带点委顿，谁知几天没见，他竟更加精神爽朗了，酒过三巡，画儿韩借酒盖脸，作了个罗圈揖说： “今天若单为兄弟的贱辰，是不敢惊动各位的。请大家来我要表白点心事，兄弟我跌了跟头了！” 众人忙问：“出了什么闪失！” “我不说大伙也有耳闻，我收了幅假画。我落魄的时候自己也作过假，如今还跌在假字上。一还一报，本没什么可抱怨，可我想同人中终究本分人多。为了不让大家再吃我这个亏，我把画带来了，请大家过过目。记住我这个教训，以后别再跌这样的跟头。来呀，把画儿挂上！” 一声吆喝，两个学徒一人捧着画，一人拿着头上有铁爪儿的竹竿，把画儿挑起来，挂在铁梁下准备悬灯笼用的铜钩上。众人齐集画下，发出一片啧啧声，说：“造假能这样乱真，也算开眼了。”画儿韩说：“大家别叫它吓住，还是先挑毛病，好从这里学点道眼。”他一眼扫在甘子千身上，笑道：“子千眼力是不凡的，你先挑挑破绽，让大家都开开窍！” 甘子千脸早已红了，幸亏有酒盖着，并没使人注意。他走到自己这幅画前，先看看左下角，找到一个淡淡的拇指指纹印，确认了是自己的作品。又认真把全画看了一遍，连自己都佩服起自己来了。当真画得好哇，老实讲，自己还真说不准破绽在哪儿；若知道在哪儿，当初他就补上了。他承认笔力终究还不如真品，就说：“还是腕子软，有些俗气；纸是宋纸，墨是宋墨，难怪连韩先生也蒙过去了！”画儿韩爽朗地笑了两声说：“我这回作大头，可不是因为他手段高，实在是自己太自信，太冒失。今天我要劝诸位的就是人万不可艺高胆大，忘了谨慎二字。这画看来维妙维肖，其实只要细心审视，破绽还是挺明显的。比如说，画名《寒食图》，画的自然是清明时节。张择端久住汴梁，中州的清明该是穿夹袄的气候了，可你看这个小孩，居然还戴捂耳风帽！张择端能出这个笑话吗！你再细看，这个小孩像是在哪儿见过。在哪儿！《瑞雪图》上！《瑞雪图》画的年关景象，自然要戴风帽。所以单看小孩，是张择端画的。单看背景，也是张择端画的。这两放在一块，可就不是张择端画的了！再看这个女人：清明上坟，年轻寡妇自然是哭丈夫！夫字在中州韵里是闭口音，这女人却张着嘴！这个口形只能发出啊音来！宋朝女人能像三国的张飞似的哇呀哇地叫吗？大家都知道《审头刺汤》吧！连汤勤都知道张择端不会犯这种过失，可见这不是张择端所画……” 大家听了一片惊叹。甘子千心中也暗自佩服。他向画儿韩敬了一杯酒，向他讨教：“《审头刺汤》我也听了多少遍了。雷喜福的、马连良的、麒麟童的都听了，怎么不知道汤勤论画的典故？”画儿韩说：“明后天你上当铺来，我细讲给你听，今天不是时候，盛世元来给我祝寿，马上就开戏了。” 说罢，画儿韩往那画儿上泼了一杯酒，划了根火，当场把画点着。那画顿时忽忽响着，烧成一条火柱。画儿韩哈哈笑道：“把它烧了吧，省得留在世上害人！大家再干一杯，听戏去！” 画儿烧了，甘子千心定了，坐下来消消停停地听戏。盛世元是尽朋友义气来出堂会，格外地卖力气。画儿韩表示知音，大声喊好。甘子千忍不住也喊起好来。一出戏唱完，画儿韩到后台道辛苦，盛世元说：“总陪你一上一下喊好的这位，也有些天没上馆子去了。是哪一位爷，请来见见不行吗？”画儿韩自收了假画，心中腻味，有些天没去三庆，不知道甘子千也没去。盛世元一提，他心中咯噔一声。他知道造假画来坑他的人准在同业同行之内，所以今天才撒帖打网，可没往甘子千身上想。一听这话，赶紧上前台找甘子千，学徒说甘先生才刚被人找走了。 这时，甘子千正被那五拉着走出花园的侧门，甘子干略有不满地说：“五爷，你怎上这儿显灵来了。”那五说：“有点急事跟你商论。我拿那张当票去押，日本人要照当[注释3]，你说这个险冒不冒？若蒙过日本人挣他一笔，自然痛快；若叫他认出假来，日本鬼子可比不得画儿韩，免不了把咱送到红帽衙门，灌凉水……” 甘子千有点厌恶地说：“别得陇望蜀了！告诉你，画儿韩已经把咱那杰作火化升天了。”接着把刚才的情形详细说了一遍。那五听了先是一愣，接着就拍起大腿来。 “这回可是该着画儿韩败家了！难怪我找连阔如看相，他说我要交鼻运！” 甘子千说：“你又想造什么孽？弄了人家几百就行了，别斩尽杀绝，何况打头碰脸，跟我全是朋友。” “朋友？生意场上无父子，见财不发是孱头。您甭管，等着吧，我请您正阳楼吃河螃蟹！” 那五走后，甘子千越想越不安。他觉着按人品说，画儿韩比那五高得多。别说这事与自己有关，就是无关也不忍看着叫那五再坑他。他决定明天一早去当铺访画儿韩，找机会和画儿韩说破，别让那五把事闹大。 这天甘子千来到了“公茂当”。画儿韩听说他来了，远接高迎，一直把他让到帐房后边自己的屋里。学徒敬上茶后，画儿韩端起水烟袋，呼噜呼噜吸了一袋，这才提起话头：“前几天我去三庆，怎么总没见你？”甘子千还没说话，帐房先生小碎步跑进来，满脸的慌张，语不成声地说：“经理，前边出事了。” 画儿韩不紧不慢地问：“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有人赎当来了。” “当铺么，没人赎当？” “不是赎别的，是赎……”帐房先生看了甘子千一眼，凑近画儿韩跟前，放低了声音。画儿韩大声说：“有话尽管讲，甘先生不是外人。”帐房先生这才恢复大声说：“有人赎画来了。” “哪幅画？” “就是昨天烧的那幅《寒食图》！” 甘子千觉得有人在自己头顶上撞了声钟，浑身震得麻酥酥的。万没想到那五穷急生疯，想出这一招来。 画儿韩说：“你告诉他，那幅画是假的，他骗走几百大洋就够了。还不知足，跟他上官面去说理。” “经理，您圣明，买卖人能这么回人家话吗？人家拿着当票儿，那怕当的是张草纸，要赎也得给人家！拿不出这张草纸来得照当价加倍赔偿，就这样人家还许不认可。怎么咱倒说上官面儿说话去？” 几句话问得画儿韩无言可对。这时外边吵嚷的声音大了。只听那五爷细细的嗓子像唱青衣的叫板似地喊：“怎么着，想赖我的传家之宝啊？还说我的画儿是假的？好，就是假的，我这假的是陈老莲仿的，比真的还贵，没东西就赔银子吧！” 画儿韩站起来说：“不像话，我去看看，子千，我请假了。” 甘子千听到那五爷喊，先是生气，继而尴尬。那五这一着，将得他手足无措。他顾不上规矩礼节，硬跟着画儿韩到了前柜。 当铺的柜台，照例高出顾客头顶一尺多。迎面墙上挂着黑红棍（这是清朝官商的遗俗，表示一半是买卖一半是衙门）。这时连帐房带伙计四五人都围在画儿韩身后朝柜台下看。只听见那五细声细气地说：“有画儿拿画儿，没画儿呢，咱们找个地方说说……” 甘子千走到画儿韩身后，越过柜台往下一望，只见那五身后还站着一个矮黑胖子，灰布裤褂，袖口盖住手，十三太保的纽袢全敞着，露出里边的白洋布汗衫儿、红兜肚。一眼就认出了是外五区侦缉队的黑梁。看这阵势，那五已打定主意要勒画儿韩的大脖子了。甘子千向那五使个眼色，知其不可为而为地说道：“我当是谁呢。五爷呀！嗨，都是自己人，您何苦……” “甘爷，我们谈公事，您可别瞎搀和。我把祖上传下来的一个挑山当了。今儿来赎，他们一会儿说我那画是假的，一会儿叫我展期，您说这能不叫我急吗？” 甘子千正想找句合适的话劝那五罢手，画儿韩往前一挤，把头伸出柜台，冲下说道：“您急呀，我比您还急呢！我算计着一开门你就该来的，怎么到这钟点才来呀，不是要赎当吗？钱呢？” “敢情你怕我没钱？”那五从底下扔上一个白手帕包的小包来，里边满是五颜六色的联银券。画儿韩叫伙计过数，伙计数了，连同利息正好八百多元。画儿韩把利息数出来放在一旁，把六百元入了柜，伸手从柜台下掏出个蓝布包袱，往下一递： “不是赎画吗？拿走！” 不要说甘子千，连当铺的同人眼睛都直了，一时间鸦雀无声。那五先是呆在那里把嘴张开合不上，随后伸手去接包袱，两手哆哆嗦嗦怎么也接不住。侦缉队的帮他把包袱接过来塞在他怀里说：“你看看，是原件不是？” 那五打开包袱一看，汗珠儿叭叭地落在地下，朝柜台上的甘子千咧了咧嘴，既不像笑又不像哭。明是自问，实际是说给甘子千听：“画儿昨天不是烧了吗？” 画儿韩接茬说：“昨天不烧你今天能来赎吗？” 那五自语说：“这么说世上有两幅《寒食图》？” 画儿韩说：“你想要，今晚上我破工夫再给你作一幅！” 甘子千不敢相信眼前的奇迹。对那五说：“什么画儿说得这么热闹？叫我也开开眼。” 那五把画递了上来，甘子千不看则已，一看脸臊得像才从澡堂子出来！他首先把视线投在左下角，无意之中留下的那个拇指印，很轻很淡，端端印在那里，跟昨天烧的那画一模一样。他怀疑如把两幅画同时摆在一起，他是否能认出哪一幅出自自己之手。听说能手能把一张画儿揭成两幅，画儿韩莫非有此绝技？ 下边侦缉队黑梁不耐烦了，问那五： “看样儿没我的事了吧？您拿钱吧，我该走了。” 那五掏钱打发了黑梁，缓过了神来，玩世不恭地一笑，向上拱拱手说：“韩爷，我开眼了。二百多块利息换了点见识，不算白花！” “利息拿回去！”画儿韩把放在一旁的利息往下一送，哈哈笑道：“画儿是你拿来的，如今你又拿了回去，来回跑挺费鞋的，这几个钱你拿去买双鞋穿，告诉你那位坐帐的！”说到这儿，画儿韩扫了一眼目瞪口呆、满脸窘相的甘子千：“就这点本事也上我这儿来找苍蝇吃吗？骗得过画主本人，这才叫作假呢，叫他再学两年吧！” 甘子千无地自容，低着头走出“公茂当”，从此处处躲着画儿韩，再没和他照过面。画儿韩尽管由此名声大噪，可是财东不敢再拿钱冒险，来年正月就把这位副经理辞退了。画儿韩跑了两年合儿，北平临解放时百业萧条，他败落到打小鼓换洋取灯儿的份上了。甘子千造假画的名声传了出去，尽管名誉落了点砟，可换来了书画店饭碗，当了专门补画的工匠。因为揭裱字画，难免破损，得有人会造假修破。 北平解放后，甘子千凭他出身清白贫苦，政治学习积极，思想进步，靠近组织，公私合营时已当上了书画业领导小组成员，同业工会的副**。 公私合营后，文物书画业要整顿班子，有人提出来调画儿韩，政府人员不知道这人是谁，向甘子千了解，甘子千支吾说：“我跟他也不熟，等我去了解一下。”回到家来，他就犯了思忖。当初自己本没有坑骗他之意，却弄得无法解释，事已过去多年，他不来呢，谁也不会再想起谈起，于他于己都无妨碍。他如果来了，这人可也是长着嘴的。他要是把这件事说出来，说成我甘子干有意所为，我不得脱层皮吗？自己还正在争取入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吧！但也不能对组织说假话，见到政府代表时，他就说：“画儿韩的事了解了。这人做假画出身，当过当铺的副经理，解放前有一阵生活挺富裕，他作寿名演员盛世元都来唱堂会……”政府代表听了又问他：“有人说他挺有本事，你看咱们用他好不用他好？”甘子千说“还是领导上决定，我水平低，看问题没把握。”画儿韩终于没被调用。 按文物行某种惯例，从这行被清理出去的人，改行干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许再染指文物生意。自己买卖，替人鉴别者属违例。画儿韩自此就从同行人中消失了。 多少年来，甘子千从没为画儿韩的事感到理亏心虚。慢慢地，连画儿韩这人都不大想到了。 十年动乱中，甘子千受了不少委屈。他以为最委屈、最不合理的是为了“改造他”偏不让他干自己稔熟的行业，而是叫他去学修脚！打倒“***”后，恢复名誉也好，退还存款也好，都没有比让他回到文物商店，干他爱干又能干的工作使他感动。他拿出全部精力来工作。可是岁月不饶人，当他当选为人民代表时，大夫会诊的诊断书也送到了他手里。他被宣布得了必须休养、没有希望治好的那种病！ 尽管他对人说：“我快七十了，马上去八宝山也不算少亡！三中全会以来的这段晚福也享到了！”可心里实在有点懊丧。他想到，自己这一生从人民那里取得的很多，报答人民的太少。他无声地给自己算帐，算算这一辈子对人民对国家作过哪些亏心事。算来算去，算到了画儿韩头上。 文物业的老手死的死，病的病。十年浩劫没出人才，人手荒成了要害症。如今国际市场文物涨价，无论识别古画还是作仿制品，画儿韩都身怀绝技，怎么能不让他发挥才干呢？当初只要自己一句话，说：“这个人有用”，画儿韩就留下了。可是自己没说，就为这个把他挤出去几十年。 共产党几十年的教育，老年人的忏悔心情，对个人得失的淡漠，一同起作用，他找到党委汇报，检查了错误。党委书记表扬了他的忠诚，责成他把画儿韩请回文物界来。 这一动手找，才发现北京城之大，人口之多，分离的时间之长！先听说画儿韩在天桥“犁烨头”茶馆烧过锅炉，到那儿一看，茶馆早黄了。又听说画儿韩和另一个老光棍合租一间房子，在金鱼池附近养金鱼，去那儿一问，房子全拆了。找了半个月，走了八处地方，唯一的收获就是听说画儿韩确实健在，有时还到陶然亭附近去练子午功。甘子千平日想起整过自己的那些人，心里总是忿忿不平。这时才悟到，原来自己也是整过人的，其后果并不比人家整自己轻微，手段也不比别人高尚。 他决心要把自己欠的债还上。不顾大夫警告，一清早就拄着棍来到了陶然亭。这时天还没大亮，雾蒙蒙的湖园里有跑步的，喊嗓的，遛弯的，钓鱼的。三三两两，影影绰绰，在他前后左右往来出没，向谁打听好呢？ 正在犯愁，迎面走来一位留着五绺长髯，身穿中式裤褂，也拄着根手杖的人。这人目不斜视，一边走路一边低声哼着京戏，走近了。听出唱的是《空城计》：“众老军因何故纷纷呐议论……” 这唱腔使甘子千停住了脚。“纷纷议论”四个字吐字行腔不同一般。“纷纷”二字回肠九转，跌宕有致；“议论”二字坦坦荡荡，一泻千里。甘子千似乎出于条件反射，连考虑都没考虑。张嘴就喊了一声“好！” 老头儿也停住脚步，半扬着脸，像是捕捉这一声叫好的余音。他望着还没亮透的湖边树林说：“这份叫好声我可有三十多年没听见了，不是听错了吧？” 甘子千应道：“这‘纷纷议论’四个字的甩腔，我也有三十多年没听见了。您敢情就是盛老先生？” “哎哟，这话怎么说的！”老头几步抢了过来，并不握手，而是抓住甘子千的手腕子上下摇晃：“您就是，您就是那位跟画儿韩一块常听我的戏的……” “我叫甘子千。” “听说过，那年在恭王府园子出堂会，我让画儿韩请您来会一会，可惜您走了。从那一别就是三十多年。您一向可好？在哪儿工作呢？” 甘子千说在文物商店当顾问。盛元世说：“我也是顾问！唉，什么顾问？就是政府对咱们这些人器重，哪怕还有一点本事，也让你使出来，社会主义么，就是不埋没人才。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养老不养小，我从日本降伏那年就塌中，放在旧社会得要饭。一解放就请我上戏校当教习了。就是‘***’时候受点罪，可受罪的又不是咱一个，连国家**、将军元帅都受了罪，咱还有什么说的？昨天我碰见世海，他还能登台呢……” 甘子千想等盛老先生话说到一个站口，问间画儿韩的消息。可这位老先生越说越精神，只好硬挤个话缝插进去说：“盛先生，刚才您提到画儿韩，您知道他现在落在哪儿了吗？” “落在哪？他一直在我家呀！” 甘子千啊了一声，半天盯住盛世元没错眼神。天下哪会有这么便宜的事，一下就歪打正着（他忘了他先已扑空了八次）？又追问一句：“您说的是真格的？” “嗨，你问问陶然亭这些拳友，谁不知道画儿韩跟我作伴？‘*****’中茶馆黄了，画儿韩没地方混饭吃，急得在这湖边转磨，跟我说：四哥，这些年我一步一步的退，古玩行不让干了，我拉三轮；三轮不许拉了，我摆摊卖大碗茶；大碗茶不让卖了，我给茶馆烧锅炉；现在连茶馆都砸了，我还往哪儿退呢？从解放我就是临时工，七十多岁了，谁要我啊？我劝他说：‘天下哪有过不去的河呢？你搬我家住去。’从我老伴去世，儿子调到外地，我就剩下一个人。白天我在戏校挨批判，心里老怕家里叫人撬门抄家，你就给我看家得了。只要我这工资不取消，就有你的饭吃，从打那时，他在我家一住就是十年。” 甘子千急不可耐地说：“既这么着，我跟您去看看他行不行？我有点事找他。” “不行。” “怎么？” “脑血栓，前天进医院了。” “哎……”甘子千两手摊开，连连叹气。 “您甭着急，眼下没有生命危险，就是不许探视。” 甘子千这才舒了口气，问道：“怎么突然得了脑血栓？” “累的。去年他检查出脑血管硬化，医生叫他多休息，他反而忙起来了。他说他家祖传几代捣腾字画，对于识别古画很有点诀窍，他想趁着还能活动把它写下来，免得自他这儿失传。” 甘子千说：“早动手就好了。” 盛世元说：“前些年他张嘴就骂，说文物行的领导全是棒槌，不认他这块金镶玉。他宁可带到棺材去也不把本事交给他们。这两年啊，政府一步一步给我落实政策。收入多点了，我们俩的生活也改善点。他觉着党中央政策好，虽是冲我下的雨，也湿了他的田。目前搞四化，他这点本事对国家是有用处的，不该再藏着掖着了。这是为国为民的好事，我能拦着吗？我就给他买纸，买墨，好茶叶，大叶烟，可就忘了叫他注意身体。” 甘子千含着泪说：“您可真够意思。交朋友交到这个份上，可以拍胸脯了。” “也还是党中央的新政策好，要是我被人家当成四旧扫进垃圾箱，还能顾他吗？” 甘子千心情沉重，默默无言地和盛世元并肩走了一段路，忽然问道：“他还能说话不能呢？” “能是能，舌头有点发硬，拐弯费劲儿。” “那就有救！”甘子千喜出望外。他想应当建议派人带录音机来录音；应当在***上提一个抢救老人们身上保存的绝技的提案；应当…… 盛世元向甘子千告辞，说：“哪天医生一解禁，我就领您去。” “是是。您看还有什么困难吗？” “困难是有，怕你帮不上手。画儿韩当了半辈子临时工，没混上公费医疗，我落实政策补了点钱，这回他一住院全垫进去了。可这救急不救穷。这病不是三两天能好的，我的工资两人吃饭有富裕，供一个入住院可差远了。能不能找个地方给他出药钱呢？” “行！”甘子千斩钉截铁地说：“包在我身上了！” 甘子千回去的路上，比来的时候精神爽快了，心情舒展了。他计划把自己的存款移到画儿韩的名下。他几乎怀着感谢的心情想到盛世元最后这个要求。他觉着生活总算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在向这个世界告别时，可以于心无愧了。 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于青年湖 [注释1]满价即当价最高限额，当时约千元。 [注释2]这是当铺习惯，好东西也说成是破的。 [注释3]照当，是取出当品看一看，要付一个月利息。 业老二佚闻 http://.biquxs.info/

敝友业次雄，排行第二，外号就叫业老二，忠厚而愚钝，趣闻颇多，记之以供谈资，足可解颐，不伤大雅，劳作后抚掌一笑，轻松神经，亦文学之一功能也。 一排队 经济政策在农村一落实，城市的副食品供应活跃起来了。菜市场出现了活鱼。 星期日，大儿子从大学回来，二女儿从婆家归家，老伴叫业老二买几条活鱼，举办个小小家宴。 老二一清早身揣月票，手挎竹篮，来到菜市场，鱼还没卖，长队已排成。他看看巨大的帆布水池中，鱼确是活蹦乱跳，而且数目比排队的人多，便安然点着一支烟，排在队尾默默观察这一字长蛇阵的成员：有戴着眼镜，手捧书本念外文的；有挎着草包，两手不停织毛活的；也有三三两两闲聊逗趣的。距他七八个人前边，有两个老头最引人注意。一个戴着花镜，两眼望天，一个手捋胡须，弓身向地，在用嘴下象棋： “炮二平五。” “马二进三。” “卒三进一。” “……” 菜市场电铃响了，忽啦一声，人们乱了营。等整理好队伍，售货员开始卖鱼时，下棋的两个老头之间就多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婶。人们没有理会。过了两分钟，大婶身边就又来了个十八九岁的姑娘： “婶，您买鱼？” “是啊，你大叔今天倒休。” “我替您排着吧。” “你站会儿，我抓空儿买点肉去。” 大婶换了姑娘，姑娘身旁可就又来了三个小伙。 “顺子，昨儿怎么没露。” “我哥回来了，妈叫我给他洗衣裳，他不洗叫我洗。” “哪个哥？” “亲的干的？” 一边说笑，三个人就站在了姑娘身边，然后又站到姑娘身后，转身之间两个下棋的老头之间就隔着四个人了。两眼望天的那个老头就把视线转到了地下，看着这四双穿着高跟鞋、捷克式皮鞋、三接头皮鞋的脚，把嘴撇成一张弓，弓背朝上。 大婶买肉回来，仍站在姑娘前头，两个下棋的老头之间就隔上了五个人。后边七嘴八舌地喊起来了： “喂，别夹楔呀！” “排队，排队！” 穿捷克皮鞋的小青年把腰一插，问道：“说谁呢？” “就说你！” “我们早排着了，我们四个一块来的，我们去买烟去了，你问她！”他指了指那姑娘。 “她也是夹的，我们一早在这儿排队的时候，谁看见她了？” “一早？我昨晚上就来了！还没看见你呢！” “喂，喂，那老头你说话呀，在你前边夹楔你得管哪！” “谁管？”望天的老头回头问，“我？” “你呀！” 老头笑了笑，又把眼转到了天上。 后边的人有说的，有骂的，有大义凛然加以斥责的，有小声埋怨社会风气的。那姑娘和几个小伙假装听不见，把头聚在一起，故意的大声说笑。并且掏出一把葵花子，边说边嗑，往四处唾皮儿。 看看卖到前边那个大婶面前了。望天的老头两手一背走到了售货员面前，慢声慢气地说：“姑娘，我提个意见。” “什么事？大爷。” “从这个大婶起，到我为止，这中间五个人可没排队！” “是没排吗？” 后边的人就喊：“没排，没排！” “谁说我们没排？” “没排怎么到这儿了？” 三个小伙子，分成两头，一个转脸朝后边的人争吵，两个一左一右把望天老头夹在中间，穿捷克式皮鞋的小伙冲老头说：“老家伙，可别找不自在！”穿茄克衫的却推了他一把，冲老头说：“您不就是买鱼吗！您先买，这行了吧，您买完我们再买！” “不行！”老头摇摇头，“吃鱼事儿小，讲道德事儿大。今儿格这鱼我不买了，免得人说我为了吃口鱼争吵，可这秩序我得维持到底。我后边那位同志，你上来，从你这儿卖！” “嘿，老小子，故意将火哪！” “我教训教训你！” 捷克式皮鞋伸手就抓老头的脖领，老头一闪，抓住他伸过来的手腕往后一带，随手朝他背上一掌，“啪！”那小伙踉踉跄跄抢了几步跌在地下。“茄克衫”从背后伸手去打老头的后脑勺，老头一转身先朝他肚子踢了一脚，“茄克衫”低头去捂肚子，老头就势把手伸平，像举刀切菜似地朝那小伙脖颈上一砍，小伙哎哟一声跪了下来，排队的、卖鱼的、看热闹的都惊住了，一时间反倒静了下来。 “过来！”老头朝那第三个青年和那姑娘招手。那两人急忙就往门外跑，老头说：“别跑，跑了我追上可揍你！过来。” 这时围看的人已经站了不少，大家连喊带斥责，帮老头助威。那两人吓得站住了。老头说：“你们俩一人扶一个，咱们上治安小组去！劳驾，哪位已经买完了鱼的，跟我一块去，作个证明！” 就有三两个人踊跃地喊着：“我作证，”“我作证，”“走！”忽忽拉拉，一窝蜂似地往店后办公室走。观客中有两人这时抖出红袖标，拦住大家说：“各位止步吧，我们在这儿观察半天了。除去这位见义勇为的老大爷，别人都不必耽误功夫了，不用旁证，我们就是见证，大家散了吧。” 人们就像聚起来时那样，转眼的功夫又散了，一切恢复了正常。轮到业老二买鱼了，总共剩下三条，不到二斤。也不像前边卖的那么水灵活现。业老二毫不计较，掏出钱来把鱼买下，售货员用马莲穿鱼的时间，后边排队的人带着遗憾的神情散去了。业老二接过鱼，并不走开，站在柜台前四下里张望，足有三两分钟，他大叫了一声，“喂！”大步奔到卖豆制品柜台前，抓住一个老头说：“我这眼没准，打听一下，你刚才是跟那位老大哥空嘴下棋了不是？” “是我！” “我们平日有交情没有？” “三天两头在公园见面，说不上深交。” “那就麻烦您，这鱼不该我买，他去跟那几个小青年打官司去了，才少了个空当，轮上了我。这鱼我不能要，劳驾您把它交给那位老大哥！” “得，好好，够意思。可一共多少钱？我先替他垫上。” “一块五毛八。” 大概这老头钱也不多，数够一块五毛八交给业老二，自己也不再排豆制品，提着鱼上后店找他的棋友去了。业老二长舒一口气，觉得心平气和。打算买点别的东西，免得空手回去又遭老伴数落。他站在几个柜台之间东看西看，拿不定主意。一位穿白工作服的姑娘提着两条又大又鲜的鱼走了过来说：“老大爷，整二斤，拿钱吧，一块六！” “哟！”业老二望望鱼，又看看那姑娘，这是怎么个碴？ “不瞒您说，我家里要办事，我给自己留了两条，这个作法不对。我要不留，这两条理当排队排到您这儿。今儿的事我挺受教育，鱼您拿走，回头我还要主动写个检讨！” 这么一说，业老二认出了原来就是卖鱼的那个姑娘。看她那脸色红涨，说话羞惭的样子，心中倒有点不平静了。 “既这么着，鱼我买下。”业老二核计着说，“可我一条就够了，我转让你一条总可以吧！这不犯纪律吧？” “不，我不要了。” “那我送你一条。朋友赠送，可不犯纪呀？” “我过意不去。” “没说的，五讲四美，总有个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没说的，你拿走吧！” 那姑娘只好收了一半钱，拿着鱼走了。业老二想想，还不放心，特意到卖鱼的柜台上作了声明，说那条鱼是他自愿匀给女售货员的。柜台里的说：“我们都看在眼里了，待望您以后多提意见，监督我们的工作。” “我不行，全靠那老头，他真有两下子！” “吓，那是谁呀？太极拳老师，有名的陈望天！” 二吃饭 从那次买鱼后，业老二与望天老汉又见过几面，成了朋友。一天两人在前门大街碰上了，业老二向老头请教练武之道——近来他总咳嗽，偏头痛，打算练练武功了——谈的挺热烈，不觉到了吃饭时间。业老二诚心诚意请望天老汉喝两盅。老汉是爽快人，稍微推辞一二句，就随他去了。 两人顺着护城河走了不远，就看到一处新开张的小饭铺，楼上楼下两层店堂，摆有十几副桌凳，倒还干净整洁。他俩挑了个靠窗的圆桌边坐下，圆桌四周放了七八个凳子，全空着。一个二十上下，长相俊俏，举止麻利的小服务员跟了过来： “要点什么？” “炸丸子，宫保肉丁……” “您稍等，这就行了。” “肉片青椒。” “不要了，不要了！” “你们到底要什么？”俊俏的服务员作了个不俊俏的表情，把铅笔和菜单往桌上一扔，抡起膀子用斜眼看他们。 这两个老头是不大会看神色的，仍在你推我让，最后总算商定了菜码。服务员写下来，接过一张五元的票子走向收款处去了。望天老头忽然又灵机一动说：“服务员同志，那个榨菜汤不要了吧！” 业老二问：“为什么？” 望天老汉说：“喝碑酒了，哪还有肚子喝汤！” 业老二说“倒也是。” 服务员从远处白了他们一眼说：“我早写上了。” 望天老汉说：“你再擦了不就完了吗！” 服务员把头一摆，不再理他们。 天色接近晌午，陆续上座，圆桌转眼间坐满了。服务员来来去去收钱，写菜单，不再理这两个老头。过了半刻，第一批菜上来了，服务员把一碟炸丸子、一个宫保肉丁放在业老二对面远远的两个客人身旁。那客人说：“我没要这个菜。”服务员毫无反应，扭身上别的桌送菜去。这个桌上的人看来看去，都不是自己要的菜，谁也不伸手，望天老汉说：“老弟，这两菜可像是咱们要的！”业老二说：“老兄，放的可不是给咱们的地方哪，吃错了怎么办？” 菜陆续地做好，服务员一趟趟端送，一会儿圆桌上的客人面前都有了菜了，只这两个老汉面前还空着。望天老汉看看那两盘已经冰凉、油脂发凝的菜说：“这准是咱的，吃吧！” 业老二叹口气说：“吃！” 两人下位置把菜端过来，喝起碑酒，不一会儿饭也端来了，别人面前各放一碗，余下两碗又放到了原先放两盘菜的地方。老头这回有了经验，不再傻等，把饭求对面的人推一把，接来吃了。这时服务员手中抓着一把钱，哗啦一声，连票子带硬币又扔在放饭的地方。老二伸手要去抓，望天老汉拦住了他。 “钱可不能乱动！你知道找多少？找谁的？动一下她说少了怎么办？” “那怎么办？” “等一会儿问问她。” 饭吃完了，服务员过来收桌子，望天老汉就问：“我们还得找钱吧？” 服务员眼皮都没抬，把碗收起来走开了。 两个老头你冲我摇头，我冲你叹气。圆桌上的人吃完饭后都走光了，只剩下他两个。服务员拿着把条帚大声说：“没吃完的快吃，吃完的请走，我们还休息呢！”就从两老头脚下扫了起来。 业老二问望天老汉：“怎么着？还等找钱吗？” 望天老汉说：“我看别等了，不过这钱是找谁的他没交代，咱不能收。” 业老二说：“那好办，咱们留个条，说吃完饭没找钱，没功夫再等了。留个地址电话，他们多早晚有空找钱通知咱们一声，咱们来领！” 业老二从电话本上撕下一张纸，照所说的写好，走到办公室门口，敲敲门，一个老年人探出头来，他把条子交了，并说明原故。那老年人立即出来，满脸堆笑地说：“我们领导不在，我是夜班打更的。这些青年确实态度有时很不好。我一定把意见转达。依我看您还是把桌上的钱收下吧。不然您不是还得跑一趟！” 业老二有点心活，可是望天老头坚决不肯。 “我吃了七十几年饭，下饭馆也有五十年了，钱财大事，没见这么办的。这钱连数都没有，我们怎么收？劳驾您还是转达一下吧！现在各处都在抓服务态度，我相信能合理解决。” 望天老汉说得有理有节，业老二听得也自信自得。二人告辞后，那业老二出来时，竟是一派轻松，暗自得意。从此就每天盼望来信或来电话。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业老二有点心急了，但压制住了冲动。又过了一周、两周、三周，仍无消息，业老二禁不住有些气恼。一天乘电车出门，半路上看见个服务公司的招牌，他灵机一动，下了电车，找到那挂牌的门里，向传达室的人打听：“劳驾，你们这公司都管哪些行业？” “饭馆、旅店、澡堂……” “前门外有个xx饭店可归你们管？” “不归我们管，可也有联系。您有什么事？” “提点意见。” “到宣传科吧！” 业老二填了个条，找到宣传科，宣传科同志说这家饭店是才成立的合营店，不归他们管，可目前搞好经营管理，人人有责，有什么意见尽管提，保证转达。业老二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接待他的那人连连点头，并且详细记了笔记，说：“您意见提得对，钱也该找您，我们很快把意见转过去，您就等着回话吧。” 业老二听了比当场找回钱还痛快，走出门去，觉得喘气都格外的顺溜。一时便把这事放在一边了。过了一个多月，忽然想起，这事仍然没有下文。心里就堵着块粘糕。从此罢休呢，这口气儿不顺；不罢休呢，饭馆留了条！公司谈了话，还找谁去？总不能为这两块多钱去国务院上访吧！ 出门遛弯，在街口又碰上了望天老汉。老汉一见业老二就笑问道：“那两块多钱找回来了吧？”业老二说：“没信啊！”老汉说：“真的？”业老二说：“我还能骗您？”老汉伸手从怀里掏出张北京晚报：“你看，我这是专为你留着的！” 北京晚报上登着一篇报道，说有几个饭馆服务态度评为先进，那家饭馆名列第三。 老汉说：“连钱都没找给我们，还受表扬？咱上报馆评理去！” 业老二想了想说：“别，伤财不惹气，惹气不伤财，咱何苦还去找气生？” 老汉说：“这么说，就这么不了了之？” 业老二说：“要能那样也罢了，偏是我想起这事来就堵得慌，您说可怎么好？” 老汉说：“总得想法把这事了结，不行，我找到饭馆去骂他们一场！” 业老二说：“不妥不妥，那咱们可又不够五讲四美了。另想办法吧，咱俩都用脑子想想。” 两人说到这儿就分手了，临别时约好隔一天在中山公园会面。老汉是个武人，越想越生气，到会面的那天为止，除去每天多喝了二两酒，一条主意也没想出来。只觉得对付这些事可远不如对付小流氓顺手。 会面的这一天，他老早就进公园，活动一阵拳脚后，坐在游廊上休息，两眼不离公园入口处。有半个时辰，业老二来了，一摇三摆，步履轻快，满面春风，望天老汉迎上去说：“看你这神情，事情了结了？” “了结了。” “疙瘩解开了？”。 “解开了。” “他们来信了？” “没有，我给他们写了封信。” 业老二从兜中掏出封信，拉老汉回到廊上坐好，掏出信纸念道：“……所差二元三角零头，我决定捐献给贵饭馆买两本有关五讲四美的书，送与贵店青年同志学习，以表对你店受到表扬的祝贺。” 老汉问：“你相信人家会听你的？” “听不听在他，我这儿总算了结一份心事。再说，它既受表扬，大概总有点好人好事。邪不压正。我估计这书他们会买的。” 三发明 业老二的大女儿嫁在杭州，放暑假时，请父亲到杭州逛逛西湖。 业老二坐上火车，才想起没带点什么给女婿，有点不安。 好在要在上海换车，决定上海下车后，买点时髦东西带去。 上海滩商店如林，五光十色。业老二性好追奇灵巧，就在南京路上流连忘返，选来选去，看中一样新发明的“电器蚊香”。正值夏日，蚊子肆虐，老二既怕咬，又耐不住蚊香的烟呛，一直苦于不能两全。这“电器蚊香”说明书上讲，接通电源后，把一片蚊香放在熏蚊器上，既不冒烟，又不着火，香气四溢，蚊虫绝迹。这实在再好没有了，立即掏钱买了熏蚊器，又惟恐在杭州买那蚊香药片不着，特意买了十盒备品，估计三两年内足够使用。 买好礼品，重返车站。换车到杭州，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女儿女婿在车站接到业老二，径直先奔“楼外楼”，招待了老人一顿下马饭。然后漫步，沿着湖滨回家。到家之后，洗漱完毕，因屋内闷热，女儿就提议把竹椅搬到院内乘凉。女婿沏好龙井茶。女儿掩上街门，一家人就在月光下，道些家常。业老二说起买鱼的事，大家听得都很入神，正讲到望天老头动手惩治捣乱之徒。业老二扬手“啪”的一声，打在了脖子上。 女儿笑了起来：“爹还带表演呢！” “不是。”业老二把手伸到眼前查看着血迹说，“蚊子。” 这一提不要紧，女婿也说：“我这儿咬起好几个包呢！” 女儿站起来就说：“去点一支蚊香来吧。” 业老二想起了自己的宝，拦住女儿说：“用不着点蚊香，我给你们带来件绝妙的礼品呢！”于是抢进屋去，打开旅行包，掏出黄色纸盒，先拿出红色“电器蚊香”，抖开电线，要女婿插上插销，随后又拿出一片蚊香，高举在头上说：“我让你们先享受点现代化的乐趣。这东西最大的好处是只有香气，不生烟雾，而蚊虫嗅嗅远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 外边没有插座，“电器蚊香”的电线又不长，大家只好舍弃凉爽、挪进屋里来享受天伦之乐。业老二亲手打开密封的塑料袋，让女婿插好插销，放上一片药片。饮了口龙井茶，继续往下讲。 屋内虽比院中闷热，但蚊虫竟没有减少，开始大家以为时间尚短，药片还没发生效力。过了十几分钟，打蚊子的动作越来越频繁，身上发痒的地方越来越增加。女婿不好说什么，女儿有点忍不住了：“爹，您这玩意怎么一点气味也没有呢？” 业老二自己也早就有了疑感，只是不肯承认。这时便说：“按说不该这半天还不发挥作用，你们试试，热乎不热？” 女婿先把手悬在离那东西半尺处，停了会儿，又凑近到两指处，再过一会儿，把手按在了那上边，最后索兴掀开药片，把手指伸到盒里，女儿吓得连忙喊：“小心，有电！” 女婿摇摇头说：“有电不该这么冰凉呀！” 业老二问：“你的插座有没有问题？” 女婿把插销拔下，换上风扇，风扇呜呜地转起来了。女婿把电扇拔下，重又插上那东西，找来试电笔，左量右测，最后下结论说：“坏的。” 业老二把头一耷拉，连讲笑话的兴致也没有了。这事虽然不大，但在女儿家住的半个月中，一想起来就别扭。回北京时女婿要给他买卧铺票，他不肯，为着要在上海下车去换那件新产品。 他往回走时，天凉爽了些，但也还是一动就出汗，他冒着日晒，从车站一出来就直奔卖“电器熏香”的小杂货店。到了那里，先说明经过，然后客客气气地说：“你们要能换，给我换一个；要不能换，我把这个废品送你们去研究。以后卖东西注意一点，不要损害了新产品的名声。” 这店里一老一小两个售货员，态度都出奇地好，老售货员说：“毫无问题，我们应当换，可是这种货只试制了一小批，已经卖完了。” 小售货员说：“您不要着急，我把这家厂址写给你，你找到工厂去，他们肯定会换个好的给你。至少也会给你修好。” 业老二说：“上海这地方我头一回来，除去从火车站到你这店，别的路我都不认得，而且我急着要搭下一班车回北方，能不能想个别的办法？” 老售货员寻思一下说：“我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比这贵一点，你再加几毛钱，换一个好的吧？” 业老二一听，喜出望外，连连称谢，表示一定向上海售货员这种为顾客着想的作风学习。他交了几毛钱，把坏的交上去。售货员给他拿出一个小瓷香炉来，插上电源，用手试试说： “你用手摸一下，热不热？” 业老二伸出一个手指头试试，果然有些暖意，点头说：“热。” “这证明是好东西，我给你包上吧！” 业老二带着新换的驱蚊器回到了北京。北京天气比上海凉些，蚊子也少点，床上挂有蚊帐，所以就没急着把这宝贝向外亮。一天晚上望天老汉来看他，赶上天热点，蚊子活跃了一些，本来只要手里摇把扇子，便不致为害的。老二要亮宝，就把那另一种电气驱蚊器拿了出来，一边安插销，一边讲连买带换的经过。望天老汉伸过头看着他像魔术师似的一会儿弄插销，一会儿放药片。果然，屋内刹时飘出了似兰非兰似麝非麝的香味，蚊子也都避开，再不在耳边嗡嗡了。望天老汉说：“不错，真灵，现代化就是好。” 业老二心中高兴，又换了一壶茶叶，跟望天老汉探讨武功的奥秘。这望天老汉也是爱聊的，从陈家沟讲起，评论太极拳的几派长短，说着说着，觉得又有蚊子在耳边起哄了。用鼻子一闻，连说：“怎么那味儿又没了？这一片药就管十分钟呀，半夜里总换药怎么睡觉呢？” “不哇！说明书上说一片药管八小时啊！” 业老二用鼻子嗅嗅，确实没有了那股香气，提心吊胆地凑近那小香炉去观看，也不见任何异样。把手伸去摸摸那小香炉，啊呀凉了。于是他抖电线，晃插销，折腾一气，再也没见那香炉发热，也再没闻到香味。 望天老汉关切地问：“到底怎么着？” 业老二叹口气说：“看样儿又报销了。” “是药片不好使？” 业老二扫兴地摇摇头。 望天老汉觉得朋友义气，很有安慰几句的必要：“别往心里去，破财免灾。你不是爱写信吗，再给上海写一封信，叫他们接受教训，以后不合格的玩意儿别拿出骗人。你也接受点教训，没听人说过的新鲜玩艺儿少买。” 老头走后，业老二赶紧把那现代化收起来，免得老伴儿看见数落，儿子知道嘲笑。他用报纸包了个包，想塞到存放破烂的一个大抽屉里去。那抽屉已经满登登了，得挪出点空来。整理抽屉的过程中，无意间看到了他去年买的一个烧煤球的小手炉。这东西一开春就没用了（其实居家过日子，冬天用处也不大），他想，要是把它点起来，再把药片放在上边，说不定倒能对付，不然那十盒药片蚊香怎么办呢？ 他找出煤球，点上手炉，又放上一片药，吓，顿时满屋生香。不一会儿老伴从里屋出来就问：“这是什么，这么香？” “你再看看，这屋还有蚊子没有？” “可不是吗，这回你可也真买了件有用的东西，叫我看看，在哪呢？” “桌子底下，你不总说那个小手炉是半年闲？有用吧？” 老伴笑着说：“你早也没告诉我它还管熏蚊子，给我留一手呢。” 儿子回来，起初对这东西不甚赞成，等睡了一夜觉起来，发现当真没有受蚊子干扰，也热心起来了：“这玩意儿不错。哪儿出的，该写封信表扬。” 当天下午，业老二工工整整给上海那个杂货店和哈尔滨出手炉的工厂各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药片和手炉一起卖，这样手炉夏天也有了用场，药片也不致因为“电器蚊香”不可靠而报废。他并且找机会把这个建议告诉了望天老汉，并送给老汉两盒药片，因为老汉家也闲着个手炉。老汉很高兴，就这是业老二的一项“发明”。 和气生财 http://.biquxs.info/

《北京晚报》上登了条新闻，“四远居”经过整理、翻修，晋升为甲等二级的高等餐馆。赵成就给刘义打了个电话，约他去“尝尝新，忆忆旧”。说“尝新”，是“四远居”近年来专卖饺子、面条、鸡蛋汤，晋级之后改卖风味名菜了，他们还没去吃过；说“忆旧”，是四十多年前这里原就是个有特色的馆子，“广和居”关门后，一位厨师到了“四远居”，把“潘氏蒸鱼”的手艺也带了过来，那些怀恋“广和居”的顾客就随着蒸鱼一块转移到了“四远居”，并成了义务宣传员，果然使得“四远居”四远闻名。 解放前，赵成和刘义都在西河沿的一家银行当职员，“四远居”就在他们隔壁，两人中午便在这儿包了饭。灶上有位厨师，外号瞎王！瞎王并不真瞎，只不过常年烟熏火燎眼睛爱流眼泪，不时地要用手巾擦眼。眼睛既不好，又总炝油烟子，瞎王就离不了酽茶。这一年三伏天，刘义去买卖家办事，跑得满头大汗，中午来到“四远居”，进门先叫伙计去买来两瓶汽水。刚要打瓶子，瞎王看见了，便拦住说：“先生，这么热的天，您又一身火气，喝下冰凉的东西，要闭住汗怎么办？快放下吧。”刘义说：“我嗓子眼直冒烟，不喝点什么，吃不下饭去。”瞎王说：“我这儿才沏的小叶，您不嫌弃就先润润。等汗出透了，心里就凉快了，再吃饭不晚。”小伙计说：“这汽水怎么办，鲜果店子不许退。”瞎王说：“算我的。”刘义说“那怎么好？”这时二掌柜的过来了，连说：“好办，就放在我这儿，下晚有定席的，席上照例上汽水，我替您卖了不结了？”又转身吩咐伙计：“拿大茶壶沏一壶高末，以后客人来了先敬碗茶，也省得王师傅贴体己钱了！”从此“四远居”饭馆夏天都预备热茶，瞎王成了刘义的朋友。 解放后，刘义、赵成都调到了内城工作，“四远居”五十年代初也就关门了，原来的门面变成了一家商店的仓库。 *****中，刘义和赵成到远地干校改造了几年，回北京已是打倒“***”以后的事。有天两人到前门外闲遛，忽然发现“四远居”又开张了，改名叫“向阳餐馆”。两人一高兴就奔了进去。 这里别的不卖，只卖包子。灶间和客座之间开着个大窗口，顾客在窗外排队，一个留着披肩发、白工作服烫的笔挺、胸前戴着除拉伯“7”字牌牌的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守着一个装钱的木箱，坐在窗内。刘义叫赵成先找个地方占住坐，他去排队。等坐在窗内的漂亮服务员慢慢地收着钱，卖着货。轮到刘义时，刘义递进五元一张钞票和二两粮票，那服务员却两眼瞪着他不动手。 服务员说：“买多少？” 刘义说：“二两。” “二两给我五块钱？你去换换去。换了零钱再买。” 刘义说：“你先给我拿包子，等你卖了零钱找我不行吗？” “有功夫等就行。”说完她抓了几个包子扔在盘里，推给了刘义。刘义举着盘子，从密密重重的人中挤出去，找到赵成，两人倒醋，正要动筷，赵成问道：“一两几个？” 刘义说：“不知道。” 赵成说：“要么一两一个，要么一两俩，总不能一两一个半吧？” 刘义一数，果然是三个包子，就端着包子又挤回窗口，大声问道：“喂，同志，一两几个包子？” 那位7号服务员瞅了他一眼，闷声不响，仍然卖她的货。 刘义又问：“一两几个？你怎么装听不见？” 服务员说：“你这么大岁数，没吃过包子怎么的？” 旁边就有人说：“一两俩。” 刘义说道：“我这二两怎么给三个，少了一个？” 服务员说：“你好好数数。” 刘义说：“这又不是三十个数不过来，一共才三包子，我还用反复数吗？” 服务员说：“你拿的时候怎么不说？” 刘义说：“我拿的时候不是没发现吗！” 服务员说：“你等着吧，等我这一屉全卖完了才知道少给没有，现在忙着，没办法查。” 刘义只好端着盘子回到桌前，和赵成两人看着三个包子咽唾沫。过了半个钟头，盘里的包子也放凉了，屉里的包子也卖完了，那位女服务员却径自收拾钱箱、笼屉，并不理睬刘义。刘义便端着包子凑过去问道：“你到底查了没有？” “查了，没少给！” “你凭什么说没少给？” “我这屉里是双数，卖完了一个没剩，当然就没少给。” “我不管你双数单数，反正我……” 不等刘义说完，那位服务员就把刘义放在窗台的三个包子往外一推，关上木窗板不理他了。 刘义绕到后边进了灶间，灶间里一个老头和两位中年女同志正在包包子。刘义问道：“你们这儿谁负责？” 那又瘦又干的老头站了起来说：“负责人不在，有话您对我说。” 刘义便把事情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正包包子的一位女同志从案板上拿起个熟包子说：“这个包子是她端屉时候掉在地上的，难怪她没剩下零头，别生气了，这个归您吧？” 刘义说：“掉地下的包子给我？我不要。” 这时候那位7号服务员却从前边冲进来了，手抓着一把零钱，“哗”的一声往刘义面前的案板上一扔，扭身就走了出来。 刘义大声喊：“你回来！” 女服务员回头冲他撇了撇嘴说“下班了！”说着把白工作服脱下来往墙上一挂，哼着歌走了。 赵成这时也已跟了进来，就劝刘义说：“走吧，别跟她斗气。”那个瘦老头也把扔在案子上的零钱收成一叠，递给刘义说：“得，得，我替她道歉，行了吧！现在这青年，没办法！” 刘义要把钱和包子扔在店里，以便引起他们领导注意。瘦老头却说：“您要故意这么办，我也不拦着。依我说，您还是把钱带走好，伤财不惹气，惹气不伤财，这不是当年我学徒的时候了！” 赵成问：“您是在哪儿学徒？” “就在这，四远居！” 三人互相看了一阵，终于认出来这老头就是瞎王。瞎王在*****挨了阵斗（说他专为资产阶级老爷和修正主义分子当奴才）就退休了，近两月又上这儿来当临时工拿补差。 刘义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到多咱能赶上您那种服务态度呢？” 瞎王说：“可不敢这么说，我们那时候是为了混饭吃，能保住饭碗就好，没有远大理想，所以已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这青年们都有远大理想，原来看不上这个行业，从*****中学来一个‘斗’字，与人斗其乐无穷！你伺候我还要挑挑拣拣呢，凭什么伺候你？现在的买卖就这么做法，我劝你忍了吧。” 刘义不肯忍，说什么也不肯把钱带走。从这以后，刘义出门办事不管肚子多饿也决不进饭馆，估计赶不回来吃饭，宁肯自己出门时提个饭盒，也决不再去找气生了。 刘义并没有忘记一个“斗”字，每隔两个月准寄一封批评信，一回寄给报社，一回寄给二商局，一回寄给那个饭馆，花了几毛钱邮票，始终连个回信也没得到。自己总得找个台阶下呀！最后他又写了封信给那饭馆，声明钱不要了，这钱送给服务员买学习文件，以便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但仍然没有回信。这件事就成了他的心病，什么时候想起来，血压都要上升。三个月前，他乘车路过那个饭馆门前，不由得恶狠狠地朝那饭馆瞪了一眼。这一瞪，他痛快了，原来饭馆关门了，牌匾也拆了，周围搭了脚手架，似乎那劲头连房子也要拆掉。他气哼哼地自语说：“怪不得不回信！黄了！好，报应！” 接到赵成电话第二天，两人一下班就凑到一起，上“四远居”去。从前门下了汽车，还要走一小段路，两人兴致勃勃地边谈边走，很为“四远居”的复兴庆幸，那心情有点像去看望久别的熟朋友。距离还有半站路，就望见新翻修的门面了，灰砖白缝，绿窗红权，最难得的又看见了黑漆金字的横匾，“四远居”三个大字仍是从旧匾上拓下来的颜体大楷。两人进门，便找靠窗处一个方桌边坐了下来。服务员紧跟着就追了过来，说道：“同志，等会儿再来，还没到点。您……” 赵成问：“几点开始？”服务员说：“四点半。” 刘义抬头，先就看见了白工作服上红色的7字，再往上一看，披肩发剪短了，仍然是那张年轻漂亮的脸蛋儿，刘义一声不吭，提起书包就往外走，后边服务员又说了些什么，他听都没听。刚走到门口，穿整洁的黑裤白上衣，花白头发竟然也梳得溜光的瞎王从经理室赶出来拦住了他说：“我听说话就像您，怎么刚来了又走哇？” 刘义说：“我走错门了。” 瞎王说：“就算走错门儿，您来了也不能再走，买卖不成仁义在，不吃东西来歇歇腿也行啊。从我们翻修之后您还没来过吧？我们升级了！门面改了，招牌改了，品种也改了……” 刘义说：“服务态度不改、经营作风不改，还是白搭！” 瞎王说：“您刚进门，怎么知道我们服务态度不改？” 刘义说：“我刚坐下来，你们这位小姐就喊还没到点。” 瞎王说：“本来是没到点呀！这话有什么错？” 刘义说：“没到点坐会儿不行？” 那小服务员笑着说：“我也没说不行啊？我意思是说您来的早，火还没上来，怕得多等一会儿，问你喝茶不喝。” 刘义说：“你这是临时改口的！” 赵成说：“不，她是这么说的，你气哼哼地走了，没听见。” 瞎王说：“我们初步改进，还不成熟，希望您多提意见。” 刘义说：“提意见？我提意见光邮票花了八毛啦！连封回信都没有，你们改什么？” 瞎王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个小纸包来，交给刘义说：“连该找您的钱，带八毛邮票全在里边，还附带一封道歉信……”刘义翻翻眼：“为什么不给我回信，为什么不给我寄……”瞎王随手又从抽屉里拿出几个信封，一笑说：“你自个儿看为啥？”刘义一看信才知全没写发信地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心想：“光顾生气，忘了……”瞎王也笑了：“叫人没法寄。我就等着您来了。先查查钱数对不对！” 刘义接过纸包，并没打开，用手捏捏说：“这是您瞎王出的主意吧？” 瞎王说：“我们党支部的决定。您想想，十二大以后，各行业都改进工作，我们就没点改进？” 结果两人又坐回去，热热闹闹吃了一顿饭。蒸鱼、扣肉、炮腰花、风味菜全上来了，虽不及当初地道，可多少都有点意思。饭吃完，7号服务员送来两个热手巾，还带着一个意见本，红着脸说：“您再提点意见，我思想虽然转变了，可业务还不熟练，缺点一定不少，您别客气。” 刘义打开意见本，掏出圆珠笔先写了四个大字：“我的检讨。” 服务员说：“您写错了，把意见两字写成检讨了。” 刘义说：“没错！在这件事上我也有不对处。暴躁苛刻，盛气凌人，这也不是对同志与人为善的态度，我以后要多多尊重服务人员，咱们互相尊重，事儿就好办，不都为了建设个好风气吗？我批评你们没忘一个斗字，我自己其实也余毒没散……” 瞎王点头说：“好，好，社会主义企业也要和气生财。” 《铁笼山》一曲谢知音 http://.biquxs.info/

滨江市李市长上北京看病，顺便看看朋友。他要看的许多人都没见着，一个没打算看的人却到宾馆找他。 “您是四〇三号房间李会民同志吗？有个唱戏的老头找您，见不见？” “叫什么名字？” “沙慧斌！” “等等，我下去接他！” 沙慧斌，杨小楼的门人，当年知音遍天下，现在的小服务员喊他“唱戏的老头”！李会民心里不大是滋味！ 解放前李会民在滨江市作地下工作，开一个估衣铺作掩护，也以此作为活动经费的来源。李会民不识几个字，就凭对革命的一片忠心，学会了做买卖，三熬两熬成了估衣行的头面人物。旧社会做生意，凭的是拉拢交往，老客来了先接到后柜住下，掌柜的要陪着剃头、洗澡、吃下马饭，晚上照例得听戏。于是就成了戏园子的熟客，并常包着一个厢。看长了，也就懂点门道，结交了梨园里的朋友。解放后李会民当了滨江市市长，并不分工管文艺，可是有京沪名角来演出，他必定出面招待，看戏接见。因为他好这个，便把这些应酬既看成应尽的义务，又当作应得的享受。 沙慧斌几次上滨江演出，李市长都接见了他，两人也算是老相识。李市长知道这个人的价值。他看过他的《战马超》和《状元印》、《铁笼山》。 李会民顺着宽大的楼梯走下来。在拐角的平台上站住脚，朝下边的两排沙发上看看，那儿坐着三四个人，哪一个人也不是沙慧斌。“咦，怪了！”这句心里话没说完，就见一个老头站起身来，在胳膊下架着单拐，伸出左手去摘椭圆形的老式水晶茶镜。他戴着茶壶套似的毡帽，围了个二尺多宽五尺多长的大毛线围脖，不摘茶镜实在也找不着脸面在哪儿。 “李市长！” “是慧斌哪！”李会民快步走下来，扶住沙慧斌，指指那拐，问，“这是怎么个话头？” “老首长，我是再世为人哪……” 沙慧斌拉过毛线围脖就擦眼泪。李会民忙扶他往电梯口走：“别激动，有话咱们屋里慢慢说。” 沙慧斌在*****中的遭遇，也并不比李会民更邪乎。李会民伤在心上，他伤在腿上。不过，“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唱戏的瘸了腿，就算砸了粥锅。 “我土埋到胸口了，唱不唱，政府都给饭吃，犯不上揪心！可是杨派门下没人哪！人家纪念梅先生，有张君秋、梅葆玖；介绍程先生，有赵荣琛、李世济，可要介绍杨小楼找谁呢？年轻人就会点皮毛，满不是这里的事儿！剧协叫我张罗着弄两晚上杨派专场，正没咒念呢，听说您来了，这可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怎么着，你想叫我上台唱戏呀？” “玩笑，玩笑，您手底下有人！” “什么？我那里的京剧团，经过一场大革命，老的死了、退了。几个年轻的有点本事的，前几年找门子参军的参军，调走的调走。现在开不出戏来。我还有人？” “别急呀？您记不记得焦三胜？” 听说焦三胜能学杨小楼，李会民差点把刚到嘴的热茶喷出来！ 这焦三胜，李会民是再知底不过。焦三胜的爸爸倒是老伶工，“龙套上下手，老虎狮子狗”，样样能来。可一辈子没勾过脸、没张过嘴，到死是个武行。他想培养自己的孩子成角，光吃窝头省下咸菜，请师傅手把手儿教三胜学戏。开蒙第一出学的《武家坡》。那老师同时教了几个学生，彩排那天照顾他爸爸的面子，给三胜排在第二出。 彩排照例请的是同行和学生家属来听戏。借机会把孩子介绍给师爷师叔们，以后好有个关照。所以打一身好行头，他爸爸就嘱咐三胜：“沉住气，内行爷们面前，唱得好坏不说，可要直呼直令，叫行家看你是块坯子！”他爸爸越说他心里越打鼓。这时过门响了，他提气唱出了“一马离了西凉界！”前台响起掌声。他一高兴，随着锣鼓就站了出去！哪知刚一站定，底下就来了碰头好。不幸的是这好声后边拖了长长一条尾巴，接了一句：“好孩子啦！”轰的一声，连场面上都笑了。 “错了？哪儿错了呢？” 三胜还在发蒙，就听师傅在幕边骂道：“孙子吔！胡子呢？怎么不戴髯口就上去啦？” 师傅从幕边递出胡子来，他背过身儿戴上，把戏对付下去。旦角说白的时候，他在嘀咕下了台那顿打，一个劲地吃“栗子”。这天散了戏，师傅拿小板把他两手都打成了发糕，还罚他跪在祖师爷面前背戏！ 又过了俩月，正式登台了，搭在人家“同乐园”唱开场戏。还是那出《武家坡》。师傅说：“上台前先想想，上回为什么挨的打？”他心想：“你不说我也忘不了！这手才消肿没几天！”他从扮戏起手里就拿着副髯口，唱完倒板，又仔细看了看，郑重戴上，这才出台。一亮相，底下飞上个茶壶来！ “小子，我一茶壶砸破你的马脑袋！”下边又是一片笑声。 三胜还没摸着头脑，锣鼓响了。他扬鞭打马，手上觉着别扭，妈呀！光顾胡子了，又忘了拿马鞭！ 这回老师没打他，只把他爸爸找来，退了学费辞了职。 “孩子！”他爸爸流着泪说，“祖师爷没给你留饭啊！看来还是龙套的命，夹着靴包上戏班效力去吧！” 三胜在滨江市同行里成了话把儿。人们编了句俏皮说：“焦三胜上台，缺东少西！” 焦三胜受得了穷受不了气。他爸爸给他打下个好武功底子。他又咬牙苦练，硬是凭本事闯下自己的地盘来。哪个班敢看不起我，我白去效力！你们翻五个小翻提，我翻十五个；旋子、倒扎虎规规矩矩；踺子跟头又高又飘，到空中卷成一团！把台下的“好”我一个人揽来，然后扭头就走！不管你多大的角，归哪道蔓儿，只要不小看我，给你当下串，保叫你露脸！谁要敢取笑我，藐视我，挤兑我，咱们台上见。你想使什么活儿，我先使出来，把你刨了！再不然，干脆杀过河一亮相就往你身上撞。我是臭跟头虫，没法再矮了，你是头牌，丢不起这个人！三胜成了戏混混儿。 谁都头疼他，谁也不敢得罪他，有的老板除戏份以外还偷偷给他加菜钱，因为他活儿实在不弱。当年唱《铁公鸡》真刀真枪。他那一杆红缨枪是自己特制的，比别人的长一尺，上去耍几个枪花就是满堂彩。缺了什么角儿，只要不是挑大梁，他都能钻锅补上，要多加两块钱菜钱，还能给你叫下好儿来！可就是一让他唱主角他就上怯了，准出岔子：有一回唱《柴桑关》，扮周瑜的演员临时闹气没来，管事答应给双份，请他补上。他上去唱得极好。可临了快下场时，他在堂口子后边吐了。好在戏完了，没让观众看出来。后来管事问他：“老三，今儿怎么了？”他说：“我一坐中间的椅子就影范儿，今儿个临上台喝了几口酒壮胆，戏是唱下来，可酒劲顶不住了！” 一直到解放，他的正式身份还是跟头虫。 李会民听沙慧斌提的是这个焦三胜，当然觉得可笑，就说：“沙老兄，你要三胜来唱杨派戏，是想砸你们老师的招牌呢，还是中国当真没人了？” 沙慧斌说：“您还不了解三胜。” 李会民说：“打没解放，我就看他翻跟头。*****中，有一派武斗队把他请去当教师爷。后来另一派掌了权，定三胜为坏分子。我们在一个专政队喂过猪。再后来他落实政策，充当顾问，又是经我手批准的。我怎么不了解他？” 沙慧斌说：“这么着，他告诉你我们俩之间的事没有呢？”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事？不就是你来滨江唱戏，他给你配过戏吗？” “你看是不是！隔行如隔山，这里事儿多着呢！” 这滨江市和朝鲜一江之隔，抗美援朝的时候，这儿就成了后方兵站。沙慧斌去前线慰问回来，在这儿也是一站。恰好有位首长在这儿视察。这首长和李会民是老战友，又是戏迷，跟李会民商量，想请沙慧斌唱一场《战马超》。李会民在招待沙慧斌的宴会上转达了这个要求。沙慧斌说：“《战马超》不是我的拿手活儿，可也能唱。志愿军首长想看，我不能推脱。可就一节，我这班里少一个能扮张飞的。”当地的京剧团长也在陪宴，就插嘴说：“沙先生要唱，我给您找个帮手，保您满意。不过这个人跟您配戏可不够份儿。”沙慧斌说：“慰问志愿军的事，哪能讲这个？”京剧团长说：“要这样，明天我通知他到招待所见您，对对戏。”沙慧斌说：“哪能这样，呆会儿麻烦您领路，我拜访他去。他是主，我是客，没有这个规矩。”从李市长起，都赞扬沙慧斌不拿大，讲礼貌。岂不知沙慧斌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他刚唱红时，自尊自大，不可一世，到一个中等码头唱戏，进了后台没跟同行拿说儿，同行中有人挑眼了。那是个夏天，沙慧斌才剃了头，唱的是《挑滑车》，盔头一扎上就觉着有点别扭，上了场之后，“起霸”没走完，头皮就刺痒得钻心。到和岳飞对白时，他感觉脑袋顶上简直像放了烟头，火辣得钻心，尽管强忍着没演错戏，可台底下的笑声就开了锅了。说：“这个武生什么毛病，龇牙咧嘴的五官直挪位，这还叫角儿哪？”有人干脆大声喊：“好作派，怪不得卖八毛钱一张票呢！”把戏全搅了。好容易一场戏唱完，下了台，沙慧斌就气急败坏地叫跟包来检查盔头。跟包卸下盔头翻过一看，连打自己两个嘴巴。原来趁他上厕所的工夫，有人往里放了一小包臭虫！他打完自己可就小声说：“角儿，您可别声张，这是得罪后台的人了。明天趁早请两桌客。幸亏放在头一场，要正赶‘挑滑车’那场放上，这戏您可怎么顶下来！”赶忙找碘酒来擦，头皮上已鼓起个核桃。 沙慧斌把在朝鲜分来的战利品：两盒三五烟，一瓶威士忌提着去看焦三胜。焦三胜当时还没加入国营剧团，就住在戏院后台。一见这么大的角儿提着礼来拜他，准知道是有事求他。说话很自己：“有什么要兄弟搭手的，尽管吩咐一声不都有了！”京剧团长替沙慧斌说了来意，三胜一拍胸脯：“慰问志愿军，万死不辞，别说您还赏脸！不知您唱这出戏是那道蔓儿的。您说说吧！” 沙慧斌跟三胜一对戏，发现这果真是个好下串，怎么打怎么随心，有他保着，又省劲又边式。不由得连连夸好。等到正式演出那天，才扮上戏，三胜把沙慧斌拉到一边悄悄说道：“师哥，我看出来了，您是杨派，武戏文唱的路子，对打的时候您走那个串翻，有点影范儿！” “哎，可真叫你说着了。” “您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托也托您走十个串翻。” 沙慧斌满口道谢，心想这不过也就是颗定心丸，表表义气而已。谁知到了场上，两枪一搭，三胜说声：“走！”沙慧斌就觉着膀子上安了转轮，腿也轻了，腰也活了，随着场面上“撕边”，蹬蹬蹬蹬不知一连气走了多少个。只听台底下开锅似地响起掌声。 临到下场亮相，沙慧斌又犯了寻思，他的个儿矮，三胜个儿高，并排一站，是要奴欺主的。作个什么姿式好呢！谁知一起“四击头”，三胜抢先摆了低架式，最后一锣落地：“呛！”沙慧斌亮相站稳，三胜把身子一歪，显得这马超又高大又威武，张飞还不失那调皮、莽撞样儿。沙慧斌心里这份熨贴就甭提了，一出下场门，就拉住了三胜的手说：“兄弟，今晚上你随我住招待所去，我有话对你说！” 吃过夜宵，回到招待所，沙慧斌兜头就问：“你怎么学了这一身好本事？” 三胜说：“要吃饭啊！像我这样的底包，混小码头，比不得名角。你们有几出戏，上海唱了北京唱，到哪儿都新鲜，跟谁搭班也得照您的路子唱！我这不行，您来了我傍您，李少春来了我傍李少春，李盛斌来了我傍李盛斌。一个角儿一个蔓儿，当底包的全得傍的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一个台上唱，肚囊不宽能行吗？” “你有这么好的本钱，为什么不认个师傅，入个大队，奔个角色当当呢？” “我就是这个命，给人家打下手，怎么打都溜乎。我自己一唱中间的，从心里发怵，还真没有不出毛病的时候。” 滨江市有几个医院，慰问伤员还要唱些天。听说沙慧斌《战马超》唱得好，各医院都来信请。沙慧斌把三胜带在身边一两个月。沙慧斌唱了多年戏，没碰上这么好的坯子。他器重这块材料，以报答他的合作为名，上赶着给三胜说了几出杨派戏。三胜学起来倒是十分聪明，一点就破，要哪儿有哪儿。可沙慧斌劝他以后自己挑班，他拒绝了。他说：“宁给十亩地，不给一出戏。您对我栽培我明白，我也爱您的本事。心想学会了，以后有机会传给别人，别让杨派绝了。我是站不了中间的。”有天在江边搭了个野台子，唱《铁笼山》，临上场沙慧斌忽然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底下战士们一个劲地鼓掌催促。没办法，管事央告三胜代替沙慧斌唱一场，三胜硬着头皮上去了，唱得还真好。战士们高兴得双拍手又叫好。他下了场看见沙慧斌端着小茶壶在场面后边站着，忙过去问：“您好点了？” 管事说：“慧斌没病，他故意让你上这一场！” 三胜跺着脚说：“哎哟，师哥吔，您这不是神练我吗？我都急得快得绞肠痧了！” 沙慧斌说：“你这不是唱得挺好吗！” 三胜说：“您不知道，我是在伪满长大的，尝够了亡国奴的滋味。这些志愿军给中国人露脸争气，我怕叫他们失望，光想叫他们高兴了，就忘了影范儿了！要知道您没病我可唱不下来！” 后来到剧场给民工唱，沙慧斌动员三胜再唱一场，这场可就唱砸了。三胜说：“不行，一进戏园子我的毛病又犯了，还是打我的下串吧！” 从那以后，三胜再没唱过主角。要说当教习，他能说全堂。从主角到两边站的，他都能说出子午卯。 李会民听沙慧斌讲完，就皱着眉头说：“就算他会唱，难道他当年怯场，现在就不怯了？” 沙慧斌说：“我看了本书，那上头说这是一种病，是能治好的！” “那好办，要上哪儿去治，我们都批准。” “治这病不用大夫，要靠亲人和朋友。您也算一个，说不定还是主治大夫！可这种事，劳动首长不大合适。” “我是什么首长！在专政队我跟三胜是难友：一块放猪的！我在那儿得肠炎，他背着我上茅房，替我系裤子。他有病我就不能帮忙？你说怎么个治法吧！” “一句话，提高他的自信心。” “行！让我试试。” 李会民回到滨江市，一时可顾不上三胜的事。他先处理几件重大的工作，又主持确定精简方案，最后自己打了报告申请退休，和市委书记谈了话，这才安排三胜的事。 三胜也年近六十，现在当个顾问，无非是给青年抄抄功，说说戏。本来他在事业上无可无不可，所以过得倒也安逸自在。这天他正抄青年们练毯子功，团长陪着个人进来了，悄没声地在他身后站着。三胜并没在意，后来从练功的孩子们那眼神上看出有点不对劲，回头再看，才认出来的是市长——在专政队归他照料的李胖子。 “今儿个来视察工作？” 团长说：“市长专门来看你的！” “可别这么说，市长同志……” “我说三胜，咱当初在专政队可订有条约，谁处境变了也不许翻脸不认同志。我今天一进门你就左一个市长右一个市长，想跟我划清界限是怎么着？” 屋里人全笑了。有的是真笑，有的是陪笑，唯独三胜没笑。他反而想哭，不知怎么闹的，他心里总觉着今天这个李会民已不是当年那个李会民了，可人家还当真没变样！ 李会民说：“你忙，我不扰你，今天中午我上你家找你去。你预备饭，我带酒。就咱俩，我跟你说句体己话！” “别、别，你这会儿才通知我，我准备不及。改个日子吧！” “你甭准备，刚才我看见外边卖豆腐，来上一斤。什么也别放，白水煮，完了蘸咸菜汤辣椒面就行。一言为定了！” 三胜的女人，原是唱刀马旦的，文化革命坏了腰，如今也在当教员，做菜很有两手，说是来不及准备，也还弄了满满一桌子。 李会民把带来的五粮液打开，让弟妹、老三同饮一杯。——这位市长地下工作干惯了，确留下点江湖习气，开门见山说：“前几天，我刚领导学习了个文件，反对走后门。今儿个我得犯点纪律，走你个后门儿！” 三胜说：“你这市长在这件事上还没我明白。患难之友，互相协助，这不叫走后门。什么事？是要看戏不是？” “不错！” “小张君秋在这儿唱《诗文会》，票不好买，你又不愿搞特殊，对不对？几张吧？归我，我拿钱买。” “我不想听《诗文会》。” “听什么？你点。小张叫我师叔，我点什么她不敢驳！” “我听《铁笼山》！” “什、什么？叫青衣唱《铁笼山》？您叫我开飞机好不好？” “三胜啊，如今中央有精神，要精简，我双手拥护。老党员不能不带个头吗？我申请退休了。” “这怎么说的？” “退休之后，我不想再住城市，想回我老家去；又清静，空气也好。我多少劳动点，能在社队起点作用。自己也多活几年。” “那倒敢情好了！” “可以后我就没多少机会进城看戏子。这几年我别的戏也看了不少，唯独这《铁笼山》，自从抗美援朝的时候，沙慧斌到这儿唱了一出，别人再没唱过。我想临走前看一场，也许这一辈子就这一回了！” “这可难了！没人会呀！” “你会！” “您听谁说的？” “在专政队母猪下崽的那天晚上，咱俩值夜班。你在猪房里给我连说带比划，有这回事没有？” “有，可那是随便比划，要真唱……” “怎么样？” 三胜的爱人说：“他有个毛病，影范儿！” 三胜解释说：“就是一坐正位就怯场！你找角儿去。我当下串。” 李会民说：“一不卖票，二不要人多，咱们机关开个联欢晚会。前边大伙出节目你看，最后你出节目咱们看，这总行吧！出什么笑话也是内部联欢，不算出丑，只当是逗笑，有什么关系？” 三胜还在支吾。他爱人说：“你平常总提老李长老李短，老李要退休了，这点意思你都办不到，可也太说不过去。你也多年不登台，自己过过瘾也好么！去吧，你上，我给你跟包去。” 三胜想了想说：“《铁笼山》要紧的无非是一个‘观星’，一个‘起霸’。因为后边开打没人傍我，只能取消。‘观星’我有把握，沙先生指点过我，我也还拿得起来。可唯独这《铁笼山》‘起霸’要打大铙，嚓、嚓！那玩意一响我就觉着我不够范儿！” 李会民说：“那好办，咱不打大铙就完了。” “不打大铙还叫《铁笼山》吗？” “联欢晚会么，不必太认真。我把戏看了，满足心愿了，打不打大铙不在乎！” “咱说好可不请外人！” “你怎么这么唠叨？” “我怕现眼！” “唉，三胜啊！要说现眼，在台上出点错，落声倒好，比我背着大牌子游街怎么样？比你撅着屁股挨斗怎么样？” “那不能比！” “看啊！大江大河都过了，你怕这小沟小坎？” 三胜一横心答应下来了。他说：“那年给志愿军唱，我一心扑在战士们身上，居然没出错。这回扑在你老头身上，您要退休，我尽尽义气！什么时候？” “早呢！阴历年三十，你准备得及不？” “还一个月呢，行！” 剧团领导不知得了什么口风，打这天起抄功换了别人，让三胜安心准备“过年的课程”。三胜在家关上门练戏，竟谁也没上门打搅。临过年前几天，团长来找他一趟，不露声色地说：“年三十市政府请咱们参加联欢，叫咱出个节目。你凑合一出吧！要用人、用场面，你自己找他们。这又不是正式演出，团里不过问。什么戏你自己定，我不管了。” 三胜找人说戏、配场面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三胜有点起疑，问打鼓佬：“你们怎么都孝顺起来了？得了什么密旨吗？”打鼓佬告诉他：“‘***’说咱们是臭狗屎，一群废物。这几年净演大路活，还真没露露咱们的本事！我想趁着你这出《铁笼山》打出点水平来，打‘***’一个耳光，给老艺人争口气。也让小青年们知道，别刚会打急急风、慢长锤就自以为天下少有。这里学问深着呢！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反正就是这个打算！”他问配戏的青年演员：“你们平常耍歪吊猴的，怎么这回学乖了！听什么风声了？”那青年笑笑说：“老师，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平日教功，都是您抄我们走，看不出老师的真本事。我们以为您左不过耍嘴皮子的玩艺，真叫您上场怕连个‘虎跳前扑’也走不下来！这回对戏把我看服了！老师功底就是厚。以前光听说杨派武戏如何如何，从没见过，今儿一见还就是绝！” 人们不知不觉改变了对三胜的看法。三胜不知不觉也改变了对自己的估计。年轻时一招一式抠搜实了的功夫就是不走样儿，苦没白吃。他嘱咐自己，只要保持这股心气，不致于再出岔儿。这个晚会也弄得别致，上半截大家围坐在几条桌旁吃着糖果闲扯。京剧团的人和市府干部们杂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中间插上做游戏，输了表演节目。公安局长输了，上去变戏法。人们捉弄李市长，击鼓传花偏到他那儿停敲。他上去唱了一段《追韩信》。这平等、友爱、亲切的气氛，使三胜早把怯场二字丢到爪哇国去了。 下半截是三胜的《铁笼山》。为了叫他化装从容点，前边还垫了个《小放牛》。轮到三胜出场了。他在上场口“嗨”了一声，李市长就带头喊了一声好。接着亮相，“起霸”，每个节骨眼都没白落在地下。三胜兴致越来越高，心想李市长这是最后一次看这出戏，自己唱完这场也就跟这戏永远分手了。千金好找，知音难寻，铆上劲儿唱吧，到“观星”这场，劲头鼓到了十分。 一记小钹响过，起了笛音，那著名的《八声甘州》起唱了： “吓！怎当俺场威奋勇！” 三胜多年靠打下串吃饭，从不吊嗓，出乎他自己意外，这嗓音却又洪又亮，使他想起开蒙学戏时那场《武家坡》了。他咬咬牙思忖道：也罢，这一辈子开场时跌了一跤，临刹戏了能爬起来也是造化，也对得起自己这一生了！ 底下鼓了阵掌，掌声落时，李市长发现这姜维在发呆、走神，没有随笛声接下去。他急了，大声叫道：“唱得好啊！” 三胜微点了下头，随着那一个个铁浇铜铸般的身段，边舞边唱了下去。 ……“鞭梢指处，神鬼教惊恐，三关怒轰千里震，八寨平吞一扫空。旌旗飏，剑戟丛，将军八面展威风！人如虎，马如龙，伫看一战便成功！” 大厅里一下子静了下去。老年人的心情在这载歌载舞的表演中被祖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自豪感融化了；中年人由此想起了祖国光彩夺目的历史和更加光彩夺目的未来；青年人呢，啊，青年人头一次发现除去迪斯科、室内乐，我们中国也有这么好看的艺术。虽然不懂他唱的是什么意思，可瞧那一个接一个像雕塑似的舞姿，美呀！ 歌停了，舞住了，掌声像海潮似地在大厅里咆哮起来。有个人说：“你看，够累的，都出汗了！”李市长看了看，那汗珠都聚在眼眶下边，顺着勾了油彩的腮边往下滚呢。老头也掏出手绢，擦了擦眼。 晚会散后，李会民拉着三胜的手叫他上家里去。三胜知道李市长老伴没了——他比市长知道得早。因为她是*****中暴死的，当时造反派叫对李会民保密。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在工作当工人。三胜说：“这大年二十的，你那里冷冷清清，不如把你姑娘叫上，上我那儿过年去！”李会说：“叫你来你就来，我有好事告诉你！” 李家大门没关，推门走进客厅，迎面站起两个人来，一个女同志，花白头发，伸手对三胜说：“焦同志，我是北京剧协的，刚看了您演出，真好，祝贺您成功！”另一个架拐的矮老头，哆哆嗦嗦，一个劲地轻轻拍巴掌，说不出话来。李会民说：“三胜，这不是慧斌吗！你怎么不敢认了？” 焦三胜过去细看看，连声叫：“师哥呀，您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给个话儿？” 沙慧斌说：“要告诉你我们俩来验活儿，你不又得影范儿吗？” 三胜问李会民：“您这给我唱的是哪一出？” 李会民说：“怨你不长脑袋，我是什么人？多大排场？敢自己找你点戏？不受点嘱托行吗？剧团没有上级指示能一切都给你让路吗？你想想，今天的晚会没有人安排能这样开法吗？” 沙慧斌就对三胜讲起举办杨派专场的事，很感谢滨江市支持。 三胜打了个冷战说：“我可不是那块料啊！” “你是！你早该唱点正戏了，是旧社会打掉了你的自信心。你父亲也好，师傅也好，他们被失败吓住了。所以急于求成，烧火催苗，反而烤蔫了你！害得你一辈子不敢相信自己！”李会民说，“现在观众相信你，前辈相信你，你冲着受‘***’迫害这点也得争口气么！你还不到六十，还能为国家作点贡献，不能就这么教教毯子功混到死。那样你也辜负了你自己这身功夫！拿出胆子来，唱！” 三胜说：“沙师兄，您得保着我！” 沙慧斌说：“你是替我保持、介绍杨派艺术传统，我能不保你吗？我给你捋戏，给你把场，连勾脸全是我的事。” 三胜点点头，一会儿可又满脸苦相地说：“哎哟，我一听大铙响就转向，这可怎么好吔！” 沙慧斌说：“这倒不用愁，老辈唱《铁笼山》‘起霸’不使大铙。这是从俞菊笙俞先生那儿起的。尚和玉先生唱也有不加大铙的时候。不加也不算错。” 三胜被借调到北京，天天由沙慧斌一招一式地重给他捋戏。有人看过响排，说：“这么个大武生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也有人说：“大器晚成。要在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年轻时不苦练，没有到老红了的一说！”这话传到三胜耳朵里，他说：“我罪是没少受，怎么以前红不了？靠的是新社会、新风尚，上下左右拉我扶我！不然我跟我爹一样，到死还是‘龙套上下手，老虎狮子狗’。我豁命也得唱好这出《铁笼山》，报答我们这个新社会。” 热心的人们，正打听三胜哪天正式公演哪！ 邵氏兄弟 http://.biquxs.info/

李青身体不好，长期休养。静极思动，异想天开，看了几本文艺杂志，动起念头要写小说。拿谁作模特呢？他想起了邵家二兄弟。 哥哥名叫邵清远，抗战时随同学流亡到大后方，在重庆念了两年土木专科，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与中国合作修筑史迪威公路，需要翻译，他报考当了翻译。他学过土木，人也聪明，滇缅公路通车时，混上了“技正”的头衔。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在南京大兴土木，他跟随过的一个美国人到南京开了个营造厂，把他约了去，名为工程师，实际上还是当翻译。因为那个美国人当工程师有瘾，虽是老板，工程仍事必躬亲。同时对邵清远的技术水平摸底，不大放心。 解放后，邵清远以工程师头衔，安排在建筑公司技术科工作。这倒不是对他技术上摸底，而是因为对他政治历史不大摸底。 邵清远的弟弟叫邵明远，比哥哥小十来岁，没去过大后方，进了敌伪时期的北京大学，学建筑。日本学校分科和英美系统不同，建筑和土木不分。所以他既懂点艺术，又懂土木工程。国民党接收北平，城里到处抢房占房，没人盖房。他拿到文凭后就背个书包在西单商场给人剪影混饭吃。解放后进了建筑公司。他政治历史清白，有正式的大学毕业文凭。一报到就分配当施工队的技术队长，干了几年，到一九五三年时已是一个工地的技术主任，干得很不错。 本来在起点线，弟弟比哥哥有利得多，可是，一九五三年出了件事，哥儿俩的境况就扭了个儿。 一九五三年，从苏联请来几位专家，在北京郊区建立一个模范工地，也就是用苏联的先进技术向全国示范，弟弟受到信任，派到这个工地当技术主任。 这时弟弟已有几年现场施工经验了，对中国建筑业的特性也有了许多体会和认识。才出生的牛犊，再背点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的小包袱，三弄两弄，和苏联专家顶起牛来。详细情形不太清楚，反正双方都拍了桌子。邵明远说：“你是工程师，我也是工程师。我作为主人尊重你，你作为客人，不能下命令要我照办。我们有争论可以到上级单位解决。”专家说什么，不表它了。苏联专家大多数在作风上和技术都很有修养，也很讲礼貌。可是要说个别人技术上二把刀，思想上有点大国沙文主义，也不算稀奇。结果是公司领导决定把弟弟撤下来，换个别人去与苏联专家合作。开会公开征求意见，问谁愿去，没有人报名。要大家推举，技术科推举了邵清远。邵清远虽谦虚了几句，可没有拒绝。这样弟兄二人就掉换了位置。 李青是模范工地完工典礼时到这公司来的。这时邵清远已当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晋升副总工程师了。据说这两项“工程”也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积极建议。因而有的技术人员背后有些非议。可是李青参观了刚刚竣工的宿舍大楼，并且和邵清远作了两次谈话，认为这些非议并不公平。楼房盖得很好，敢说是新中国建成后，头一批职工宿舍中水平最高的。两居室，有挺大的厨房，有厕所，还有个四平米的储藏室，宽敞、舒适。邵清远为人谦虚，并不宣扬自己。除去提到他弟弟时用作兄长的口气批评几句，从不说别人的不是，而且办事看问题很讲政治原则，这在解放初期的技术人员中很难得。 李青曾问他：“您在模范工地取得很大成绩，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他说：“没什么经验，谁来当模范工地的主任，也是这个结果。工地最后会评为先进集体，主任也要选上先进人物。因为这是中苏合作的试点，必须成功，必然成功。而且要大力宣传。” 李青说：“那怕不一定，您的前任不就……” “你说我弟弟？”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他学的全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建筑体系，又年轻气盛，自以为是，一张嘴就是技术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偏就不谈政治合理性，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是个技术性经济性的问题吗？这种人，盲人骑瞎马！” “那么您是怎么处理和苏联专家的关系的呢？” “上级不是有明确指示吗？‘专家建议就是法律’，做到守法就是了。下边人不通，做做他们的工作，贯彻专家建议不能含糊，如此而已，还有什么出奇的？” 他说的很实在。他的材料，李青详细读过。什么引进新技术啊，改变工地结构啊，提高生产率和加快工程进度啊。归根到底一句话，是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地、不动摇地贯彻专家建议。 李青认为把这样一个人提到领导岗位上，完全合情合理。他作为先进人物，是名副其实的。 然而，工程技术人员中对邵清远的看法却并不如此，话里话外，有些不服。尤其是他弟弟，简直到了与他见面就扭头的地步。李青把这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文人相轻”。因此，还没和邵明远接近，就先对他有了个坏印象。长期间内，他没和邵明远有过什么接触。有时从技术科门外走过，隔着玻璃门看到邵明远总是俯身在一大叠图纸上量量算算，很少见他与人交谈。他认为这是书呆子式的人物。 反右斗争时，有人给邵明远贴大字报，说他“反苏”。证据就是他不尊重苏联专家，对社会主义的新技术抵制。开会批判了两次。但在处理时，公司党委还是宽大的，既没给他戴帽，也没给他降薪，只不过为了改造他，把他调到维修队去跟班劳动。 宣传科这部门，实际上是什么都过问，什么都无权处理。一九五六年冬天，分配住在模范宿舍楼的住户就像商量好的，纷纷写请求信来了。有的要求换房搬家，有的要求安装烟道。措词委婉的，字里行间带着委屈；态度强硬的，表示再不解决就拒付房租。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党委叫宣传科和工会派人联合调查一下。李青和工会**就找个下班后的空当，骑车去模范楼。两年前刚交工时，李青来参观过。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那片漂漂亮亮、宽大舒适的宿舍楼了。工会**才调来不久，根本不知这模范楼啥模样，看看那一片乌眉黑眼，窗台上堆满咸菜罐、桔子皮，阳台上晒着尿布、堆着劈柴、煤球的楼房说：“这里哪一栋够当模范呢？”正睃巡间，一个人骑车从后边过来，看见李青，就下了车点头说：“李科长，到这儿有事啊？” 李青一看，是邵明远，就问：“我们上模范楼，怎么找不着了？” “这不就是吗？”邵明远指指左边一栋说，“我就住在这，你们到我家先坐会儿，要找谁我领您去。” 李青尽管参观这楼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现在可怎么也认不出来了。那时，他从外观上看，这座楼很像一条大型客轮。黄色船体、明亮的舷窗。现在可像一条军舰了。不是现代的军舰，而是电影上看到的哥仑布时代的挂帆炮舰。每个窗口都伸出了一支铁青的烟囱，突突地冒着烟，像几百门炮口对着行人。那烟把原黄色的船体熏染成了灰绿色。 把车锁在楼门内，邵明远就领他们上了四楼。每个楼梯拐角处，都成了堆栈，纸盒子、竹筐子、花盆、破锅、成捆的劈柴，邵明远一敲门，门内就传来一片欢呼声。门打开，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身后跟着一号比一号小的四个孩子。孩子们像是比赛谁的嗓门尖：“邵叔叔回来啦！” 邵明远每人拍了一下脑袋，和大嫂客气几句，从人缝里把他们二人领进里边，掏钥匙开了自己屋门，连说：“请进、请进。”李青想端详一下走道的情形，可是人多，又暗，什么也没有瞧明白。 邵明远屋子还算宽大，李青记起了这是一大一小两间屋的那个大间。可就是这个大间，放了双人床、书架、碗橱、桌子、五屉柜，再生个炉子，也没有多少转身的余地了。这时四个孩子也尾随着跟进屋来。大的是个男孩，下边三个全是姑娘。二姑娘抱着四姑娘，三姑娘拉着姐姐的衣襟。在邵明远让客人坐下这功夫，小姑娘伸手把书架上一个石膏维纳斯像拿到了手里。哥哥说了声：“不许动！”伸手抢回放在书架上，小的哇的一声就哭了。二姑娘马上腾出手来给她哥哥一拳：“你慢点，把小妹手掰疼了！”哥哥觉得当着生人挨妹妹打有失体面，回手给二丫头一巴掌。二丫头是娇惯了的，一跺脚也大声哭了起来。三姑娘一看姐姐妹妹都哭，自己也就跟着哭。幸好这时大嫂来了，给了哥哥一巴掌，把男孩也打哭了，四个一块撵了出去，抱歉地对邵明远说：“跟我们住一块，可真麻烦死您了。没办法，盼着吧，他爸已经给公司写了申请，要求换房呢。要能换个平房，有院子叫他们跑达，家里不就松快点？” 大嫂走了，随手带上了门，这屋里才能听见互相说话的声音。 李青说：“夫人呢？” 邵明远说：“跟我闹了点小别扭，住到机关去了！” 工会**说：“嗨，互相关心呗，闹什么呀？” 邵明远说：“说来话长。从一住进这屋子就开始矛盾，您看，我们俩口，上级照顾知识分子，给我们一大间。对门刘师傅，人家六口，住了一小间，咱心里过意不去是不是？人家就跟我商量，把厨房让他们一家用，这样他们还能在厨房支个床，爸爸带儿子住。大嫂带三个女佣在屋里住，我不该不答应吧？” 工会**点头说：“应该这样。” 邵明远说：“可这么一来，我们做饭就只有用那四平米的储藏室了。那屋子没窗户，煤烟油烟只能从屋门往外散。那个门正对我的门，我爱人又刚怀孕，一闻味就呕吐。后来就流产了。她就说我全不把她放在心上。不关心她还罢，可连没出世的孩子也毫不关心。这太叫她痛心了。她说这证明我对她的爱情已经冷却！” 李青和工会**叹了口气，表示同情。 邵明远却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这房子隔音不好，他们夫妻吵嘴，对面刘师傅全听见了。刘师傅是个厚道人，听说人家为了照顾自己闹得夫妻不和，很不落忍，又提议厨房仍然两家合用，把四平米储藏室给他，他搭个床自己睡，让男孩也去跟妈。于是房子换过来了，邵明远的妻子也和颜悦色了，可是刘师傅住了三天就中了暑，差点没要命。 李青问：“为什么？” 邵明远说：“那正是夏天，赤身露体的，刘师傅不好打开门。关着门睡，那屋不是没有窗户吗？三十七八度的气温毫无通风设施，怎么不中暑？我只好又提议再换回来！我老婆从此就搬到机关去了。” 工会**说：“也奇怪，储藏室为什么就不开窗户，存东西不也应当透风吗？” 邵明远说：“当初设计图上，这是洗澡间，安一个澡盆，一个洗面池。这是按莫斯科的居住水平设计的；北京居民住不起这么高水平的宿舍，把暖气和卫生设备减了，才叫作储藏室的！” 李青说：“我们国家穷，人口多，这是没办法的事！” 邵明远摇摇头说：“量体裁衣，穷日子作穷打算，就会安排得合理些。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还是这些造价，还是这么大面积，也可以把条件弄得比这样好。” 李青一听，话里有话，忙问：“怎么安排合理呢？” 邵明远见李青感兴趣，就半开玩笑地说——“我告诉您，您保证不当翻案言论批判吗？” 工会**说：“这是技术问题嘛，怎么能扯到政治上去？” 邵明远像没听见，仍把目光对着李青：“嗯？” 李青说：“我们今天谈的话哪儿说哪儿了，保证不外传。” 邵明远笑道：“这层窗户纸，指头一捅就破，不要这洗澡间，把四平米加到刘师傅住室面积里，中间打个隔断，他就有了两间八米的住室，虽然挤点，爹和儿子住一间，大嫂带三个女儿住一间，是不是比现在强多了？在砌墙时，每面砌上一个烟道，屋内墙做个洞口，到生炉子时把烟囱往洞口一塞不就用不着打破窗玻璃伸出去，西房北房不会倒烟了吗？外墙也不致于熏得黑漆火燎了吧？” 两个人一听，恍然大悟，工会**说：“这么容易解决……” 邵明远说：“施工之前，只要在图纸上改一条线，加两条线就完了。现在生米做成熟饭，没办法了！” 工会**脱口而出：“你这意见为什么不早提？” 邵明远沉默了，无声地望着李青。 李青早发现自己问冒失了，忙把话头岔过去。告别出来以后，工会**和李青推着车走了一段路，工会**问李青：“看来邵明远有些情绪，这到底有什么内幕？” 李青说：“当年他提出过这个意见，和专家顶牛，从主任位置上撤了下来。过去的事了，当时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不谈也罢。不过，这住户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呢？” “把情况汇报上去，让上级决定处理吧。” 从这件事后，李青对邵氏兄弟俩有了些新看法，他曾不露痕迹地向上级透露，是不是该给邵明**一下反？上级一位同志表示，邵明远既没戴帽子也没受处分，根本不存在平反问题，至于下放劳动，这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根本途径，现在正要掀起个下放高潮呢，还能把邵明远调回来吗？ 果然，干部下放的高潮到来了。邵清远头一个抢先报了名，申请书写得很恳切。说他来自旧社会，沾满了资产阶级污泥浊水。党把他提到领导岗位上，他惶恐得很，请求到劳动中去锻炼，并决心在劳动中争取加入党的队伍。 邵清远已是有先进工作者头衔、副总工程师职务的人。宣传工作要抓典型，扩大影响，报社来人和宣传科合作，把邵清远带头下放和他本人的申请书一并在《建筑工人》报上登了出来。邵清远成了带头下放的一个标兵。 李青对邵清远已不像初相识时那么好感。他觉得邵清远作为工程师，如果看不出苏联图纸所带的隐患，说明他技术上没有弟弟称职，如果看出来隐患，仍只是一味地坚持贯彻专家建议，以此讨好苏联专家和不懂技术的领导，未免私心太重。所以对于这次宣传邵清远，他并不热心。然而邵清远已经站在显眼的位置上了，他响应党的号召，热心带头下放，做得既正确又合乎党的要求，要挑个人作杆旗，不选他选谁呢？有什么理由不宣传他呢？ 人的命运，有时就像投到滑梯上的一只皮球，一旦扔上轨道，就要向前滚去，谁也拦不住，那球自己要停下来也停不住。邵清远下去后，劳动得不错，报纸要继续报道下放干部在劳动中的情况，他又上了报。三个月之后，要组织下放干部报告团，到各处谈自己的改造体会，邵清远自然首先被选中。过了不久，***来了，组织上提出下放干部不仅要在劳动中出思想成果，而且要出物质成果。这时就有个上过几年中学的下放干部，敢想敢干，提出几条建议，要用豆腐作蛋白胶，用工地扔弃的废草袋制造抹灰用的纸筋，用人头发作防雨涂料。尽管有人怀疑这些想法有点怪诞，可那时到处在喊“鸡毛上天”、“大放卫星”、“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谁也不敢把这建议顶回去。党委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征求意见。有人摇头说不懂化学，有人模棱两可。问到邵清远那里，邵清远说：“从技术上看，行！能够成功。”党委本来就认为，群众的创造性和跃进热情只能支持，不能泼冷水，有了技术人员的判断，这就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了。马上决定把下放干部集中起来办化工厂，由邵清远任厂长兼工程师，提建议的那个干部任技术员。劭清远一上任，宣布按照革命精神，不向上级要一分钱，白手起家办工厂。于是大家分头上各工地去捡“废品”、大缸、大锅、石碾子、废稻草，陆续全拉到郊区一个空地上了。建筑业的人盖房是容易的，工地上有的“废”砖瓦木料。不到一个月，厂房、办公室全盖起来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下放干部们敲锣打鼓把一茶缸蛋白胶、一脸盆纸筋，用红绸子包着送到公司党委来。工会和宣传科也敲起锣鼓，放起鞭炮，挂起“庆祝化工厂试制新产品成功”的大横幅迎接他们报喜。 李青在他们建厂时参加过义务劳动。邵清远脱了衣服，只穿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和众人一起抬大缸、安锅灶，细皮白肉晒得通红，沾满泥污。李青很为这热火朝天的气氛感动，又觉得邵清远作为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能响应党的号召，身体力行，确实也不容易。把他选作典型来宣传，借以教育别人，倒也不算过分。对他的看法又好转了点儿。 化工厂建成了，第一批产品生产出来了。那蛋白胶经过鉴定；确人夺木之力，纸筋用在灰墙上，倒也平滑白净，比买麻刀节约了成本。这时市内要举办“下放干部劳动成果展览会”，这两个项目一报上去，马上入选。责成宣传科准备展览品。除去样品外，还要成套的照片、图画、美术布置。宣传科并没有美术人材，要从各部门临时抽调。人们说邵明远学过建筑，绘画、雕塑、模型全拿得起来。最好调他来。李青听了，就亲自去维修队找邵明远。 维修队在一个小学校干活，主体工程修完了，工人们在吊顶棚。李青问了一下，人们告诉他邵明远今天没参加干活，在才修好的校长办公室计算任务单呢。李青按人们指的方向找到校长办公室，见邵明远和维修队长——就是那位邻居刘师傅垫着两块砖坐在地下，图前铺着几张任务单，邵明远正往本上写什么。刘师傅一见李青进来，马上起身让坐。李青说：“对不起，我打扰你们一会儿。”邵明远听到说话，这才抬起头，打个招呼，又低下头去写他的。李青问刘师傅：“你们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刘师傅说：“平均超过百分之三十。”李青说：“不算突出。”邵明远收起本子，站起来说：“换个说法，叫提前四个月跨入1959年，您认为是不是就好听点了？”队长又接着说：“我们没放卫星、翻几番，可是我们的质量、数量保证经得起检查。这百分之三十，是邵工一个工一个工拨拉出来的，我们把每道工序、每个动作都测了时，邵工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我说，你们宣传下放干部的成绩，怎么不谈谈他呢……” 邵明远马上打断说：“别胡扯，谈正事。” 李青看到这里的气氛似乎比化工厂邵清远那里冷清些，可也踏实些，忙说：“你们整材料来，我们宣传。” 刘师傅说：“这就难了，我们这儿唯一的笔杆子、唯一的计算尺、唯一的计划员都是他，他偏不肯为自己写一个字。” 大家说笑了几句，李青这才讲他的来意。他讲话时，刘师傅就用眼睛询问邵明远的态度，邵明远微微摇摇头。于是李青话一讲完，刘师傅就说：“不行，他走了我这儿拉不开栓！” 李青说：“下放干部总要走的，何况他是临时抽调？” 刘师傅说：“要是正式上调我就不拦了。正在***，抽走我们的参谋长，不是故意要我们队吃蹩吗？” 邵明远说：“还是换别人吧，这一套我也干不来。” 李青不好强迫，说了几句闲话，劝他再考虑考虑，就告别回公司。邵明远把他送到小学校门口，欲言又止的哼了两哼说：“李科长，从上次到我家闲谈，我看出您是个讲信用的人，我想冒险劝您一句话。” “你说。” “现在正反右倾、拔白旗，我本不该多说什么，因为这事牵扯到我家兄，我不得不进一言。” “你尽管说，我，你还信不过吗？” “关于化工厂的宣传，适可而止吧……” “怎么？你觉得这里边有假？产品确实造出来了。经济效果也证实了。我亲眼所见！” “没说它有假，我是说……过两个月您就会明白的，不要弄得骑虎难下才好。” 李青想再问仔细，邵明远不肯多谈了。这时正在反右倾的高潮上，李青当然不会无来由地阻止对化工厂的宣传。于是一切准备工作都加快完成了。连环画、样品台，还像拍电影一样叫邵清远脱了光膀子，把安好的石碾、大锅拆下重安，以便拍连续性的展览照片。化工厂产品既经住了检查，宣传工作也做得出色，在中山公园开展览会时，就把一段最显眼的位置分给他们，并且从下放干部中抽了两个口齿伶俐、长相喜人的女同志来作解说员。开幕之后，这一部分展览很吸引观众。邵清远和展览内容再次用大字标题，配上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出来。展览中间，市里分管建筑的领导人在几位下属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来参观。在这展览台前看了许久，问公司领导：“这位邵工程师入党没有？” 公司领导说：“已经报上来了，这几天就批。” 市里领导又转身对设计院的负责人说：“你们光会打报告向市里要副院长，要总工程师，为什么不眼睛向下？这样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不提拔重用，光要老干部老专家哪有这么多？老专家也是从年轻时过来的么？” 设计院负责人说：“邵清远工程师能来我们当然欢迎，只怕公司不放！” 市里领导说：“不要本位主义嘛。” 展览会开了两个月，李青带着展览工作人员一直住在公园，没有再回公司去，公司偶然来人，也从不提化工厂的现状。等展览会胜利闭幕，李青带入回到公司，组织上专门告诉他，参加展览去的下放干部、解说员，不必再回化工厂了，另外分配到各生产队跟班劳动去。 “为什么呢？”李青奇怪地问。 “化工厂关门了。”公司领导说。 李青大吃一惊，没想到竟又给邵明远说中了，而且恰好两个月左右。问一下原因，也极简单。做蛋白胶用的原料是豆腐，每天须派十几名下放干部天不亮就去副食店排队，买到豆腐，他们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尽管抢了居民的口中食，但副食店和化工厂有联系，倒不会影响生产。可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市场就不那么景气了，豆腐越来越少，终于断了供应，再往后连黄豆也看不见了。原料断了来源蛋白胶只好停产，至于做纸筋的废草袋，更是一场笑话。看着工地上到处扔着不少，岂不知一正式生产，用不了一个月就捡完了，只好改买新草袋，用火碱煮烂再碾成泥。而新草袋却要去天津等处产稻米的地方运，运费加上草袋、火碱，成本远比买现成的麻刀贵多了，生产也费劲多了。拿人头发制涂料，则始终处于试验阶段，幸好没成功，真成功了，派一批人到处去收集头发供长期生产，怕也不是便宜事。 李青问：“工厂关门，邵清远工程师干什么？” “调设计院当副院长去了。” 李青说：“这化工厂看来并不成功，怎么还提拔他？” 领导说：“这么说不对。工厂遇到困难办不下去，不等于当初没有成绩，这股跃进的热情还是好的嘛，听党的话还是对的嘛，在政治上当时是打了主动仗、胜利仗的嘛。” 李青沉吟了一会儿说：“我认为对一些扎扎实实，在下面真跟工人结合的下放干部多作点宣传，比如邵明远……” 那位领导说：“我也听说维修队对他反映还不错，不过，维修队在整个***中可不是上游。有没有迎合工人中保守思想的一面呀？现在还有人弄不清。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抓住一点缺点攻击***，攻击三面红旗，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性。对他哥哥，我们在政治上是放心的，对他还不能这样说吧，树立一个先进典型要慎重哟！” 邵清远就任设计院总工程师后，再也没出现什么叫人留作话柄的事。但也没再创造什么突出成绩。议论当然仍有。说他好的，认为这人谦虚、谨慎，民主作风好。任何一件设计出来，他从不首先表态，总是开各种讨论会，征求各级领导指示，然后综合大家意见定出方案。说他不行的人，认为此人既无主张，也无创见，上传下达，划圈办事。当这种副院长有没有专业知识关系并不大。但领导上对他始终是重视的，认为选一位这样又是内行，又是党员，组织观念强，民主作风好的领导人很不容易。所以多少年来每逢有代表工程技术人员出面的活动，总是选他。设计院的党政领导换了几批，他这技术领导却从未动摇过。 邵明远呢，说不上顺利，也说不上不顺利。每逢有技术难题要会诊，要解决，讨论会是少不了他的。平日则仍在技术科审阅图纸，选先进人物想不到他那儿，支部培养对象也从没把他列入。但也再没有什么运动扯到他头上。 这弟兄俩像竞走中的两名选手，起步时弟弟在先，哥哥在后，走出去没多远，哥哥超过去了，弟弟落在后边，而且越拉越远。如今已走进整个赛程的一半了，这距离仍未缩小，看来到终点也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了。 也就在这期间，李青调离了建筑公司。大概过了一两年吧，李青在一次路过南池子一条胡同时，正好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迎面开来。他急忙躲到墙根，那车却在他身边停下来了。邵清远探半个身子喊他：“李科长，您上哪儿去？”李青说：“我刚办完件事，回家去。”邵清远立即下了车，打发车开走，拉住李青的手说：“好久不见了，我就住在附近，到我那儿喝杯茶吧。” 邵清远住在独门独户的一个小院。房子不多，可是出廊出厦，花瓷砖漫地。院子里两棵刺槐，一架葡萄，干净清爽。孩子上大学，住在学校里，只他爱人在家。这女人四十出头了，看来不过三十四五，穿着纺绸白衬衣、木黄凡立丁裤子，薄施了一点脂粉，十指尖尖，指甲上还残留一点红色痕迹。她把他们让进客厅里。客厅内铺了地毯，沙发和落地灯尽管都很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贵重货，而且保存得很仔细。李青对这屋子和这女人，整个儿感觉是比院子外边的世界相差十几年，似乎从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起，这屋的钟摆就停了，外边不管有多大变化，这屋内纹丝没动。 李青试探着问：“您在哪里工作啊？” “我当家庭妇女了！”她说话的态度倒是诚恳亲切的，使李青印象变好了些。“老邵要人照顾，家里又没旁人，我就一直没出去工作。” “从解放就没工作？” 邵清远说：“她原来是评剧演员，后来嗓子倒了。剧团改国营时，动员她转业，她就退职了。报上不是宣传过，家务劳动也是社会主义劳动么？算了，给国家省点开支吧。” 说完他笑了笑。 李青问：“这房子是房管局的？” 女主人说：“解放前我们买的，***时国家收了去，现在又发还了。修、补全要自己操心，哪如住公家房好！” 邵清远作了几年领导工作，年岁也大些了，正在发胖，走胡同里这几步路，他就有点喘吁吁的，进屋之后，爱人帮他脱下外衣，换了拖鞋，坐在沙发上再也没动地方。他刚一动手，爱人把茶送到手上，刚一举烟，爱人就把火点着了。他尽管客气地点点头，可是怡然自得之态毫不隐避。李青问了几句设计院的情况，邵清远回答的都是公事话，便没心思再谈下去，推说家中有事，告辞出来。到门口问了一句：“明远还住在老地方？” 邵清远说：“对，生了孩子，对面那间屋现在也归他住了，邻居搬走了。” “工作情况呢？” “还是照旧，本来他比我的条件好，可是不知自爱，盲人骑瞎马……” 李青走到街上，呼吸才畅快了点。他觉得邵清远的家给他的印象是很古怪。怎么古怪，他却说不清：一直走出很远了，他才多少摸着点头绪，原来邵清远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中。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过十年旋风似的混乱，风定之后，李青又调回建筑系统工作了。一接手工作，就搞落实政策。按政策精神，凡属被“***”无辜迫害离开原工作岗位的同志，基本上各就各位。原单位撤销了的，也要安排到相当原级别、原职务的工作。设计院尚在，邵清远回去作副院长是理所当然的。而邵明远呢，李青认为十七年间对他的使用就不大合理，没让他把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他想趁机会给他安排个适当的工作。 这意见也被上级采纳了，只是目前尚找不到合适的职位给邵明远，就决定先请邵清远复职，后安排邵明远的工作。 李青是带着报喜的心情去找邵清远的。邵清远仍住在原地，只不过换了房间。他在干校专政队接受专政时，爱人死了。房子被王洪文的一位上级占用，把他家剩下的破烂全扔在放杂物的厢房内。王洪文虽然倒了台，这位上级却并不是“***”分子，只是由某厂书记的位置上退到了顾问位置上，房子仍占着。邵清远回来后，就把那间放杂物的房稍整理一下。住了下来。李青进屋一看，恍然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弟弟那个房间，也那么小，也那么挤，只不过更阴暗些，而且没有邻居的小孩来打扰——那位顾问仍保留着作书记时的派头，不许孩子和这个身分颇可怀疑的房东打交道。 “您自己找地方坐。”邵清远有点手脚发颤地招呼着“我沏茶去！” 他的蜂窝炉子放在院里，所以得把茶壶端出去沏。他出去这功夫，李青挨桌子坐了下来，无意间看到桌上铺着的稿纸，恭恭整整写的题目是：“关于分配我工作的几点要求”。 邵清远沏茶进来，指指桌上说：“我正写个东西，打算写完拿着去局里……” 李青说：“您甭写了，我就为这事来的。市里原则上已经同意，请您回院去主持工作。” “这消息我已经从小道上听到了，所以才写材料。您来了也好，当面谈谈，把我的意见给转达上去，这项任命我不能接受。” 对李青来说，这不算意外，经过*****，有的老同志落下点消极情绪，不肯再担当工作，他曾碰到过，于是就用行之有效的方法，讲一个对党对人民的责任。 邵清远连忙摇头，说李青误解他的意思，他说“*****”怎样，中央会作结论，他不敢乱说。但对他自己来说，却给他带来一个好处。这就是在牛棚的时候，他反复琢磨了一个问题。 “现在是九死一生了！党再次把我从这地狱里救出来，我怎么报答党的恩情呢？” 李青笑道：“对呀，怎么报答呢？” “一句话，做个老实人，做个老实党员”。 “这话怎么讲呢？” “且听我说。还记得一九五五年，我刚当选先进生产者时，你问我，我在模范工地主要经验是什么吧？” 李青说：“记得。你说，和苏联专家合作是个政治问题，专家的建议就是法律，守法就行了。” “不错，可是我没告诉你这条经验我是从哪儿学来的！” “对了！” “我没法说，因这这条经验我是从在美国人手下作事时学来的。在旧社会，找职业不叫找职业，叫找事！工作不叫工作，叫混事，拿谁的钱就叫给谁作事！替人办事嘛，不按人家的意思办还能按你的意思办？在史迪威公路上，正式土木系毕业生有一大堆，对每项施工方案他们都有一套不同意见。我学历浅，提不出什么高明见解。大家都瞧不起我，美国人也瞧不起我。可一到分配工作时，却总是先要我。美国工程师上南京开营造厂，他要我不要别人，为什么，因为我这人用起来顺手，光想替他办事，从不坚持个人意见。” 李青没想到邵清远说的这么露骨，有点替他不好意思起来。笑道：“您也形容过分了吧。” “一点也不，咱们说的是实质。解放后，我以为一切会改弦更张，以我的经历，我的学问，安排我在技术科看图纸，我知足了。可没想到我弟弟碰了个钉子，我一琢磨他碰钉子的来龙去脉，发现也还是在为谁作事这一点上。所以大家选我去模范工地，我没推辞，对这一套作事法我比对土木工程、力学结构熟悉。在美国人手下怎么干，在苏联人手下也怎么干呗。只要不把这个底说明白，大致不会失败。果然，我去了，干成功了。而且从此一路顺风！” 李青问道：“这么说***化工厂的事您也是明知道后果不会好的？” “不能这么说。”邵清远喝了口茶，接着说：“当时领导上号召***，全国各地什么亩产万斤粮、大炼钢铁、活性染料、牛猪杂交，各种荒唐事都在报上堂而皇之地宣传开来了。用豆腐作蛋白胶，从技术上说是行得通的，用草袋作纸筋也不违反科学原理，领导要这么干，我当然按领导的意愿办。还是那句话，我不忘我是替人办事的。另外我也是拥护共产党的。我相信党要这么干必定有他的理由，有政治上非干不可的理由。虽然不明白是什么理由，可自觉的跟着潮流走。后来潮流把我浮到上边来了，我想下也不下不去，何况我并不想下去。我弟弟倒下去了，不也对革命没带来什么好处吗？不过我可是全力以赴地干事的。不管我水平多高，放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一定尽其所能把事干好。当副院长我本来不够格，因为技术上我没那么多学问，所以我尽量听别人的，把别人的高见收集来作为我的最后建议拿出去。凡是上级希望我办的事，我件件把它办好。” 李青说：“照您这么说，您也未必全错，何致于现在又反其道而行之，恢复原职都不干呢？” 邵清远说：“上边我只说了一半，做什么都不忘记是替别人干事，按别人意思办。这只是个手段。内里还有个目的，目的是为自己办件最大的事。在旧社会是为了保住饭碗，在新中国是为了保住职位，后来又加上保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您到过我这儿，我这家原来挺舒服。我跟我爱人感情挺好。她在旧社会唱戏，舒服惯了，我不忍心叫她受委屈，我弟弟的事教训了我。我要被打下去可不如他，他年轻，有专业知识，败到底还可以当技术员。我的专业是二五眼，叫我当副院长我能应付，真叫我上工地当个施工工程师就砸了。就像票友唱戏一样，别看能唱《二进宫》的杨波，你叫他当真来个武行的，他连台帘也出不去！” 李青说：“按您这逻辑，现在叫您回去当院长，不正该接受吗？” 邵清远说：“你忘了刚才我说的‘*****’对我的好处了。‘*****’一来，吭呛一下，扫地出门，我半辈子的饭碗全砸了，连筷子也没剩。我这才明白，要不把党搞好，把全国治好，我再精明也保不住自己的饭碗。替人家干事？替谁呀？替国家才能有自己。我入党也十几年了，直到进了牛棚我才觉着自己真该好好当个党员，实打实地尽一个党员的义务，实打实地为国家做点事。在牛棚我就下决心，如果党还能把我救活，我报答的办法就是向党声明：我这个工程师是假的，先进工作者也是假的。请党把我调到我力所能及的岗位上，描图也行，当工长也行，实打实地为党做点事儿。” 李青觉得他说得很诚恳，劝慰了几句，答应向上级转达他的要求，同时嘱咐他：“组织决定了，可一定要服从。” 李青回去把情况一汇报，领导上笑了。主要负责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偏激性！他自己这么说可以，组织上不会这么认为。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很了解他么！懂技术，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是个老干部。” 另一位领导说：“可能还是有点怨气儿，做做工作么，告诉他，组织决议还是要服从。先报到，有什么意见以后还可以谈！” 调令终于下去了。邵清远组织性向来是强的，没有二话，到设计院走马上任。 上任以后，邵清远工作很认真，自上至下反映颇佳，但他每过一个时候就打一份报告，申请退居二线当顾问，最近的一次报告，还提出了可以接替自己者的名单，名单列了三个人，有一个是他的弟弟邵明远。 有人把这话传给邵明远，邵明远说：“我不是当官的材料，我一辈子没说过家兄好话，现在倒要说一句，我看他干这个院长还合适。” 李青把邵氏长兄这些往事捋了一遍，想来想去，弄不清他算哪一号人！先进人物吗？不像；落后人物吗？也不像；中间人物吗？似乎也不贴切。想了两天，脑袋生疼，嘴上起泡，决心放弃写小说的野心，安心休养。 战友陈金河 http://.biquxs.info/

我在写战友朱彤心的时候，联想起另一位战友，名叫陈金河。 陈金河从一九四六年十月参加我们文工团，到一九四八年负伤离队，总共一起工作了两年多。可我认识他不止两年多。他参军之前我们团住在他们村，我就住在他家，对他有些了解。解放战争开始后，部队扩军，白村有十来个青年报名参军，他没报名。我们批准了三个人，当然也没有他。那三个新战士入伍的时候，村里组织高跷队欢送，我们组织秧歌队迎接。本村青年参加驻在本村的部队，没多远路可走，拉不开阵势，只好给新战士披上红绸戴上花，骑上高头大马，在周围几个村子游行，回到本村，再由我们部队迎接。陈金河是个玩社火的能手。能翻筋头，会蝎子爬。踩在高跷上能来鹞子翻身劈大叉。他扮白蛇，扮相又美，身段又活。这一路上他倒成了主角。不论到哪个村，大姑娘小媳妇眼睛只往他身上盯，参军的青年倒成了为他壮威的。陈金河扭得很愉快，很尽兴，丝毫没有羡慕和妒忌几个新战士的神色。 过了一个多月，部队开拔了。我们是文工团，要带幕布、汽灯、服装之类，难免需用民夫。村公所派夫时，陈金河争着要参加，说：“住的怪热乎的，送他们一程。”一般的民夫只送一天，六十里地。第二天他们回去，再由宿营的村子另派新人。但到第二天白村的人回去时，陈金河不肯走，说：“我腿脚好，再送一程。”于是他留下来，和新来的民夫一起又送了我们一程。第三天我们再走半站就到目的地了。他又说：“反正还剩二三十里地了，送到算吧。”又送了半天，他是老熟人，又如此热情，又好像对待一般民夫那样，开个证明就让他走。团长丁世雄就索性挽留他半天，晚上请顿牙祭。晚上吃饭时，把他的三个老乡找了来，把原住在他家的我们几个人也找了来。饭菜放在院子里一盘磨上，大家围着磨盘站着，每人撅了两根秫秸箭秆当筷子。 丁世雄说：“金河，你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现在弄得我们真舍不得跟你分手了……” 陈金河说：“分啥手？打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 丁世雄还以为他说笑话。就说：“说得轻巧，那你当初怎么没报名参军？” “我报名你要我吗？”陈金河正经地问。 丁世雄觉得他要来真的了，忙说：“不行，咱不敢要。你是独子，你妈又从年轻守寡……” “我知道就是这么个事，我义务长期支前，你管不着吧？” 丁世雄是善于开着玩笑处理严肃问题的，就故意把脸一板说：“支前要有乡政府证明，拿证明来，咱欢迎，没证明，回去。叫伙房给你十个馍馍当干粮，拿着路上吃。” 陈金河从怀里掏出个纸条条，拍的一声放在磨盘上说：“给你证明，安排我的住处吧！” 丁世雄疑疑惑惑地打开纸条，大家围上去看，当真盖着红色大印，是乡公所开的证明。上写：“陈金河自愿支前当民工，希文工团分配工作，期限两个月。在此期间政府按支前人员待遇照顾其家庭生活……” 证明信是真的。估计这信的来路多少有点蹊跷，但已相隔了二百来里地，无法去查询了，只好先把他留下。从此陈金河就当上了民工组长。文工团经常有两三个民工，不断替换，陈金河就专门招呼这些民工行军、吃饭、住宿。他自己也挑一个担子，专担团里的文件箱和团长的背包。团里几次动员他回去，他都说：“还没到两个月呢！”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将近两个月时，我们已转战到了胶济线，而临沂则成了敌占区，陈金河明摆着回不去了。他仍是不声不响担那副担子，既不提回家、也不提参军的事。反正开饭一块吃，行军一路走，同志们又送了他一身旧军装，实在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终于有一天，团长撑不住了，把我们班的人和白村参军的三位战士（两个炊事员，一个饲养员）找去说：“你们看，是不是让陈金河入伍好呢？” 我们说：“当然应该叫他入伍。” 团长说：“可他参了军，家中就剩他娘一个人……” 炊事员陈友河说：“他来时就没打算回去，他娘同意了的。” 饲养员陈宝河说：“太平年月他也是二八月庄稼人，倒是他娘养活他的时候多，他娘乐得他出来呢！” 他这一说，大伙才有点醒悟。在那村上住了半年多，对陈金河秉性多少都知道一些，他家只有一亩多地。按说地越少、越该伺弄得仔细，可他却马马虎虎，锄的不勤，收的不净。麦秋过后小孩上他地里捡麦的最多，大秋完了上他地里搂地瓜的人也最多，人们问他：“你怎不经心务庄稼？”他说：“猴腚大点地，再精细能多打几升粮食？费那事干球？” 他家的生活多半靠他娘纺花、织布、缝盖帘、编筐篓维持。他对他娘的劳作也很少帮忙。他娘倒是很壮实，很乐天，爱说笑，爱助人，虽然缺吃少穿，脸上却从不带愁苦相，也从没听她抱怨过儿子不成才。陈金河种庄稼不在意，但干“闲事”很有点门道，追个兔子，打个黄鼬，捕鱼摸虾，很少有空手回来的时候。 四五年腊月二十五，我去司令部送信。回来时天黑了，又下着小雪，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白村庄北，有一片柏树林，中间有座大坟头像个小山包，村人习惯称它叫“杨家罐”（也许是“棺”的讹音），据说埋的是个明朝大官，叫“杨祭祀”，祭祀是什么官，谁也弄不大清。总之那片柏树林阴森森，尽管我背着条马枪，走到那儿还是头皮发紧。正走着，就听树林里有人喊道：“谁？” 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枪端起，拉了下栓问：“你是谁？” 坟地里就又喊了一声：“你是小邓吧？” 我听出是陈金河了，就放下枪问：“你干啥吓人呼呼的？” 他喊：“你过来，快紧着，帮我个忙！” 我问：“你在哪儿呢？” 他说：“在杨家罐下边。” “你过来迎我呀，这么黑，我瞧不见你！” “我站不起来，能站起来还喊你干熊？” 我顺着声音找过去，发现他在坟边坐着，背紧紧靠着坟包。 我说：“你咋了？腿伤了？” 他小声说：“嘘！我腚底下这个洞里有四个狐狸。我一个人抓不过来。想等个过路的帮忙，等了一个时辰过来个妇道人家，我一喊她倒吓跑了。又等了一个时辰才听见人声，原来是你。我的腿冻木了，腚也叫它们挠破了……” 他叫我在一边堵着口，解下裤带来。抬一下屁股，底下吱的一声，他掐住一个狐狸的脖子，用腰带拴上拖了出来。又一抬屁股，又拖出来一个来，用腰带的另一头拴了。第三个没腰带了，他用手掐着狐狸脖子把它拽出来，狠狠地往地上摔了几下，狐狸不动了。可就在摔这第三只的时候，另一只从我这边蹿了出来，我抓住它尾巴，狐狸回头咬了我一口。我一疼撒了手，叫它连蹿带跳地跑了。 陈金河跺着脚说：“你咋这么熊包！叫你帮忙，你倒坏了我个事。” 我舔着手上的伤口说：“你没瞧见手都给咬破了！” “咬破手算啥，过两天自己就长好了，我裤子还叫它挠破了呢，裤子破了可得花钱买哩！” 我说：“你抓到三个也行了。咋这么贪心？” 他说：“这是一窝，要抓就得全抓住，跑一个将来它要报仇的！我受过它们报复……你没看见吗？凡抓野物的人，没有不穷死的，它们祟乱你！” 我笑道：“你既迷信，为啥还抓这几个？” “我想不干了，可拿啥过年呢？”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没见俺娘这几天那愁苦相么？” 他把三条狐狸剥了，皮卖给合作社，一半钱给他娘过年，四分之一买了胭粉参加办高跷。还有四分之一想买药治屁股（屁股真的叫狐狸挠下几块肉去）。我们的卫生员免费替他抹了二百二。他就拿这钱做了条裤子。他娘织布，他却不用他娘的布做。他说：“老人织布是卖的，不是给我穿的。我的穿戴，我个人想法儿。” 大家议论了一阵，一致赞成吸收陈金河入伍。又在支委会上讨论一下，就决定了。丁世雄叫人把陈金河找来说：“组织上要我动员你参军，你自己同意不同意？有什么意见？” 他以为陈金河会跳起来说些感谢的话的。可陈金河满没动声色，反倒说：“领导要下了决心呢，我现在就入伍。要还想考验一阵呢，也没啥，反正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你还满有主意啊！” “没主意早叫你打发回去啦！” 他的职务是通讯员。只管照顾丁世雄的生活。演出的时候拉大幕，点汽灯，配效果，要演只喊一个“杀”字，端着枪冲锋的群众演员，他都抢着干。还跟着大家练声、唱合唱，并且用白报纸钉了个本儿，学着美术组的样儿画速写。他唱的、画的都不像样儿，没露出在这方面的什么天分。显然踩高跷时那点灵透劲真拿到专业团体来说不顶用。点汽灯，演幻灯，钉布景这套活他掌握得很快，既有兴趣，也有才能。打枣庄时我们缴获了一架柴油发电机，灯光组长小江跟他两个人鼓捣了一天半，居然把它弄转了，而且接上线，点亮了好几个电灯泡。新年联欢会上，他们就用这几个灯泡照明，演了一场晚会，虽然没有汽灯亮（光线总是红的），可是真正的“电灯”，一按就亮，再一按又灭了。这本身就是节目，给台上台下的人都带来了愉快。后来要进沂蒙山打运动战，这个笨重的现代化设备只好扔掉，陈金河为此还掉了泪。 电灯事件引起团里对陈金河重视。朱彤心建议把他转为文工团员。文工团员一般享受班排级待遇，算是“提干”。在战斗部队，打仗升个班排长不是问题。文工团不行，要么得有“特殊贡献”，要么得熬到一定时间，大家一块升级。陈金河表现不错，可不能算是“特殊贡献”，只好先把他调到灯光组工作，仍是通讯员的职务。从此他归灯光组长小江领导。 小江虽也是由通讯员提上来的，但他资格老，军龄长，又得过朱彤心的技术真传，就时常在陈金河面前摆架子。往往为了点小事就把陈金河训斥一顿。我们看不过去，没少给小江提意见，陈金河却处之泰然。随便小江多粗暴，他都不顶撞。 一天晚上行军时，我和陈金河一块跟着骡子照顾病号，在路上谈了起来。我说他表现得很好，能忍住小江的乱发脾气，这不容易。 他说：“跟人学本事，受这点气算个熊！比旧社会当学徒的强多了。我要没这点打算，还不参加你们文工团哩。” 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参加文工团，他说：“从大里说呢，是要革命，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穷人不受压迫剥削。不过这是官话，谁都这么说。往小里说，我自己有自己个人的打算，想改改门风。” “咋叫改门风？” 他从他爷爷那辈讲起来。 北方农村，一般都以多数居民的姓氏为村名。村民大部分姓张，就叫“张庄”，大部分姓李，就叫李庄。为什么他们村都姓陈，不叫“陈庄”而叫“白庄”呢？因为早年这村上有几家靠抄纸为生，墙上用石灰抹平，为的是晾纸。他爷爷那辈就抄过纸，自己有碾子有牲口，生活很不错。 “你在俺家住过。日子不富裕，房子能这么宽敞么？” 他家确实房子宽敞，有三间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屋。不过，三间北屋房顶上的瓦已揭下卖了，苫上了草。东屋山墙从顶到底一道大裂缝，除去放破烂，派不上别的用场。我们住他的西屋。西屋虽没裂缝，可缺窗户少门。我们挂了个草帘挡风，扎了几根秫秸把糊上纸当窗户。 他说自从民国十几年，城里的财主办了个机器纸厂，造的纸又白又薄又便宜，把这些土纸作坊顶黄了，他家才败落下来。他爷本不靠种地养家，就没置下多少地。死的时候除了留下这宅子，只留下十来亩地。十来亩地，如果好好伺弄，也还可以维持中农水平。他爹受了他爷的影响，认为在土坷垃里刨食难有大出息，就把地卖了与人合伙作生意，往山里贩骡马，从山里往外收药材。开头几年干的还得手。可在日本进来那年，路上碰上了劫道的。三个劫道的拿着砍刀、扎枪劫他们四五个。别人一见，扔下财物就逃命了，没伤着人，他爹捂着钱袋不肯撒手，跟劫道的扯把了一阵，叫人用扎枪捅破肚子，挑出肠子来才把钱袋给夺去。 劫道的说：“朋友，咱是谋财不害命的，你早放明白点，何苦伤这和气呢？” 他爹说：“朋友，我不挣巴两下，身上见见红，我跟我自己交待不过去，这样我才心安。” 劫道的见他有骨气，扔下十元大洋，叫他当盘缠，雇个脚回来。他没舍的花这十元大洋，硬是把肠子塞进肚子，用手捂着伤口走回家来。 金河他爹回家后又卖了三亩地，请个老中医给他治伤。治了八九个月，大体上好了。老医生嘱咐他第一不要干费力的活儿，第二不能暴饮暴食，尤其不能吃肉。金河爹是个头脑活、肚量大的人。不能长途贩运，不能种地，总能找到谋生之路，他把喂的两口猪杀了，让金河娘蒸包子，他在集上看摊卖包子。这使他维持住了家庭生活，并且没费多大力气。守住了医生提的第一条戒律。可他没想到，卖肉包子对于一个忌口的人，也是个危险的行业。冒着热气，散着肉香的白面大包子，每时每刻朝他投出诱惑。胃口的翻动使人很难作到“拒腐蚀，永不沾”。果然，熬到八个月头上他熬不住了。趁金河娘没看见把一个破了皮的包子塞进了嘴里。果然就创口崩裂一命呜呼。这事在医学上说得通说不通另当别论，反正金河爹死了。临死留下了两句话：一是劝金河娘早点嫁人，带着他留下那点财产嫁个实诚人；二是孩子大了叫他闯世界，别死守着坷垃受穷。他说：“靠老实种地是熬不出头的。” 金河他娘顽固地拒绝按第一条嘱咐办，却严格地遵守了第二遗愿：金河爱干什么由他去，并不把他拴在土地上。她靠纺纱、织布、做小手工业维持生活。 所以金河说：“别人参军，头一条想的是打倒地主剥削，翻身保田。我想打倒穷神，跟你们学点本事。全国解放了，我既有一分功劳，也学了一身本事，改换下土里刨食的门风，过几天富裕日子”。 金河的兴趣并不只在点汽灯、做布景一些工艺上，他也乐于学文化、学政治。这么个散漫惯了的人，按说对军队的严格纪律难以适应，但他却很自然地就习惯了。行军时汽灯是用两个木箱装着、驮在骡背的，因此灯光组总要有人跟骡子走，以前这事由小江干。自从有了陈金河，小江摆起架子，把这活交给陈金河。四七年夏天，我们在鲁南打一个县城没打下来，遭到了敌人大股增援部队的反包围，半夜我们趁着瓢泼大雨突围，中途又遭到敌人伏击，政治部的队伍被冲散了（请原谅我说到我军偶然失利的事。这种事战争中本来难免，但文学作品中却是一忌）。我们突出包围圈已经天明，见到了饲养员陈金河，却没见到陈金河和骡子，陈宝河说，他们本是一起行动的，遭遇伏击时，骡子被一发六〇炮弹打倒了，他从骡子身旁跑了出来就再也没见到陈金河。估计陈金河可能和骡子一块中了炮弹。我们一连五天，没打听到陈金河的下落。大家心情都挺沉重。第六天拂晓，我们强渡一条很宽的河。渡到对岸，敌机就发现了，向我们俯冲扫射。大家赶紧往高粱地里钻。几位女同志钻进一片高粱地，转眼间又格格笑着退了出来。丁世雄喊：“别出来，原地隐蔽！”她们宁肯冒险在路边卧倒，也不肯再进去。一些男同志就从她们身边钻了进去。到青纱帐中才知道，原来有个大小伙子，浑身一丝不挂，躺在地垄里睡熟了。陈宝河去踢了那人一脚说：“起来，穿上衣裳！”那人揉揉眼坐了起来，把陈宝河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尖声叫道：“你是陈金河魂呀，还是人儿呀？” “我要是魂儿早把你掐死了！”陈金河咧咧嘴，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地说，“你的腿比兔子的还快，害得我好找了一夜！” 听到陈金河的声音，人们不顾敌机还在头上盘旋，全凑了过来。连女同志也扔开习惯的禁忌，大大方方钻进来了，吓得陈金河赶紧原地趴下说：“女同志别过来，谢谢你们关心，我挺好，就是衣裳叫水给冲跑了，等我找件衣裳穿上咱再见面吧。” 不知是谁扔了件军装上衣给他，他像围裙似地围在腹部。说是昨晚上他一人摸到了河边，看看没有人，以为我们早过河了，就赶紧下河追。昨晚雨挺大，河水又深又急，穿着衣服走不动，就把衣服脱下顶在头上。谁知一个浪头把他打倒了，再爬起来时衣裳早漂得不见影了。我们说：“你怎么不把衣裳抓紧些？” 他说：“咦！你们倒会说，我手里还抱着那个东西咧！”他指指身后的草丛，人们才看到那儿放着盏汽灯。 这以后不久，他就入了党，但仍未提干。陈金河自己对待提干也像他对待参军一样，既充满信心又不慌不忙。“特殊贡献”有时也要看机遇的。不久他的机遇来了。洛阳战役时，我们全团都上最前线去做鼓动工作，留下他和两个炊事员在洛阳城外一个村子留守。在前线上喊话，鼓动干了一夜，天亮后团长叫我和一个姓耿的同志回留守处取彩绸服装，准备做战地演出。留守处村西有个废了的破窑。还离破窑很远，就看见窑外站着个当兵的，端着支***，面向窑门一动不动像个泥胎。走近了，看出是陈金河。我们喊他，他不作声，只作手势，招呼我们快到他身边去。我们再走近些，就看到他脚下横七竖八扔着七八条枪，几个手榴弹。他说：“我这窑里捂着一窝狐狸，你们一人抄起一把枪来，咱把他们领回去。” 我们各找了一条枪，顶上了火。他喊道：“一个跟一个举着手出来！谁要捣蛋我这枪子可不吃素！” 里边答应了几声，陆陆续续有七个敌军举着手出来了。陈金河问：“还有没有？” 一个脸上有块伤的大个子说：“还有二个伤的，两个死的。” “去个人把伤的背上，死的撂下，其余的排成一列站好！” 那大个子就钻进去背着一个头缠了绷带的敌兵出来。陈金河叫我们看着俘虏，他把地上那几支枪的枪栓全卸下来插在自己皮带上，然后对俘虏说：“一个捡一杆扛上，跟我们走！” 把俘虏押到村里，初步审问了一下。他们说是昨晚从九龙台突围出来一个连，叫我们部队一阻击，打散了。他们这一个班跑到这村头，看天快亮了，怕被我军发现，就躲进了废窑，正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突然从窑顶上飞下个手榴弹，吭的一声炸了！当场两死一伤。其余的都吓蒙了，听到外边喊：“把枪扔出来。不交枪要扔小包炸药了！”他们赶紧把枪交了出来。扔出枪以后，又听外边喊：“现在你们就老老实实在里边休息吧，多咱喊你们出来再出来。”他们就在窑里老实呆着，天亮后从窑门下边望望，才知道外边就一个解放军。 我们问陈金河，怎么会跑去抓俘虏的？他说原是去解手的，蹲在地里，看远处，有天幕作背景，比站着看得清楚，就发现有几个人由西往东跑，头上是大盖帽子。他顾不上回去拿枪，皮带上原插着颗手榴弹。就提着手榴弹悄悄紧追上去。这几个人走到窑跟前不见了。他估计是进了窑。他想他要从门口接近绝打不过他们，要在窑顶上居高临下，既利于进攻又便于隐蔽。就从窑背面爬上去。把耳朵凑到烟口上一听，敌人正在争论是继续跑还是先隐蔽下来。有人说马上天亮了，再出去容易叫八路军看见；有人说躲在这儿也不安全，要叫八路发现连队形也展不开，没有还手之力，还不如硬冲出去好。陈金河心想：他们一出来一个人可就捂治不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那颗手榴弹扔下去再说吧！手榴弹一炸，里边乱了营。陈金河一喊里边就喊哩咔啦把枪扔了出来。陈金河赶紧跑下去，捡起一支***封锁住了窑门口。 陈金河一个人俘虏敌人一个班，上了部队的前线小报，立了二等功。丁世雄趁机把提干的报告打上去了。 打完洛阳，我们到黄河北休整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南渡黄河，准备打开封战役。经南渡河时我们是半夜渡的河，陈金河拉着驮汽灯的骡子和炊事班乘一条船。黄河中流，浪大水急，涛声震天，骡子受了惊，又叫又跳，这在船上很危险。他不顾一切夹住骡子的头，骡子挣扎，***撞在船帮上，走了火。枪一响，骡子倒安静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是船靠拢南岸时，陈金河沉着地说：“你们把骡子拉上去吧，我上不去了。腿打断了……” 陈金河随船回到北岸，进了后方医院。提干的报告批下来时，他已复员回家当老百姓了。 六〇年前后，我在京郊挖河的工地上改造。丁世雄托人带来一封信，说陈金河来找过他。家中生活困难，请老战友们周剂他一下。他找了几个人，给他凑了三十斤粮票，一百块钱，打发他走了。因为知道我的状况也不好，所以没有通知我。我有点心酸。 “*****”初期，我在北京车站，碰上了临沂来串连的人。其中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跟陈金河邻村的人。我就打听： “你认识白村有个叫陈金河的吗？” “那个瘸子？谁不认识他？” “他怎么样？” “完蛋了！” “死了？” “还不如死了呢！蜕化变质，成了个二流子。集体劳动不参加，整天背个土炮打免子！听说队里分东西，比谁去得都快，粮也好，菜也好，那怕分两个生瓜蛋子，没他的也不行。给少了他还拄着拐杖骂，拍着那条瘸腿说：‘老子这腿是狗咬的？我看谁敢少给我！’他儿子儿媳嫌他丢人，跟他分开，前几年下了关东了。他女人陪着他受不住挨饿，也找儿子去了。现在就是他妈跟他在一块穷混！” 我惊异地问：“他娘还活着？” “活着，也不是好东西，当过卖包子女资本家，现在剥削本性不改。不参加队里干活，缝盖帘，编筐，还上城里摆摊卖茶，专搞资主义这一套，前些天我们把她揪出来斗了！” 我说：“唔，斗了又怎么样？” “她老实点了，不敢再发展资本主义了。可陈金河天天上队里来要救济粮了。支农的军宣队有派性，偏着他，说他是残废军人，没有饿死的罪过。叫队里给他粮！他当的是陈毅的兵！为错误路线卖命的饿死了不就臭块地吗？凭什么给他救济？” 那正是人与人之间老死不敢往来的时代，这消息我无法向别的老战友专递，只能自己悄悄地感慨一番。过了几年，“***”倒了，我还未回到工作岗位，有一段比较自由又无所事事的时期。于是就找一些从牛棚、狗洞、大墙、干校出来的老同志，互相走访起来。我和丁世雄结伴去草桥看花，路上说了陈金河的事。他叹口气说：“这些年我们都自身难保，谁也顾不上谁，他还能跳着脚骂，还有要求救的勇气，看来比你我还强点呢！看以后吧！以后我们状况若有进一步的改善，应当关心关心他，到底是一个战壕里趴过的呀！” 以后我们的状况都改善了，而且改善的速度、程度都比预想的要快要高。老丁当了副部长，我也又拿起笔来写小说，但谁也没有认真地去打听陈金河的情况。我开脱自己说：“刚刚恢复工作，先得干出个祥儿来再顾别的。”后来，听丁世雄说，他问了山东的同志，说山东农村的情况大为好转，我就又找到了自我解嘲的借口：“既然农村普遍的都形势大好，陈金河的状况想必也好转了，不然他会来找我们告状的。” 春节前夕，突然接到丁世雄来的电话，叫我星期天上午在家等他，有事情和我商量。 星期天早晨八点，丁世雄到了。他说陈金河到了北京，他们通过一次电话，约好了今天拉我一同去看他。我问：“他来有什么事吗？” “他说一来看看老战友，二来求咱们帮点忙。帮什么忙，见了面再说。” “也许这老兄混的还不怎么样！” 丁世雄说：“一个残废人，又没文化，又没家底，混好了也确实不易。忙咱们要帮，可也要劝劝他，不能再那么吊儿浪当、又臭又硬。” 来到门口，看见停着一辆出租汽车。丁世雄办私事从不用公家车，但也从来舍不得叫出租车，他是月月买月票的。我说：“这是你为我雇的？” 他说：“陈金河的山东话我有点听不清楚，他说住在花园村一个什么招待所，那地方又远又偏僻，不知该坐几路车。再加上要接你，索性叫个车好了。” “到底什么招待所呢？” “那地方不会有几个招待所的，到花园村一打听就行了。” 上车以后，我们告诉司机，去花园村，并且问他可知道那儿有个什么招待所，司机说：“可能有个工会的招待所吧。附设在工人干校里。” 我们想大概就是这个。 从劲松到花园村，走了足有一小时，因为星期天，这一路除去闹市就是去紫竹院、动物园的必经之路，到处受阻，好容易到了花园村，并且找到了工人招待所，登记簿上没有这个客人。 我们问招待所的工作人员：“附近还有什么招待所吗？” “没有。” “旅馆呢？” “西边有一家紫玉饭店，才开张的。” 我们说：“到紫玉饭店看看。” 司机把车发动后，问我们：“你们要看的这人是华侨吗？” 我说：“是华人，可不是华侨。” 司机说：“八成不会在那儿。” 往西拐了两弯，仍不见有旅馆模样的建筑。我问司机：“这紫玉饭店在哪儿？” 他一指右前方说：“那就是。” 右前方是一片古典式的青砖瓦房，雕梁画栋，很像是个整修过的明清王府。丁世雄一看就大笑起来，连说：“停下停下，调头别处再打听去吧，我们这位华人朋友不会住这儿的。” 车子停下来。正准备倒车转头，一个拄着拐杖闲遛的老头凑了过来，把头往车里窥视一下，司机忙喊：“让开，我要倒车，小心轧死！” 那老头却不理他，敲着窗户喊道：“丁团长，咋才来？下来吧，到了……” 我们俩辨认了半天，才认出来这老头当真是陈金河。按年纪他比我大，比老丁小，可看去却满头白发，一脸皱纹，比我们俩全要老出几岁。 我们下了车，问陈金河：“你住在哪儿？” 他指指那片“王府”说：“不就是这儿吗，电话里说了半天咋没听清楚呢？”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四十年，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饭店，八字粉墙，虎皮石墙基，月洞门，抄手游廊，苏式彩绘，京式宫灯。远看像神仙府，近窥似帝王家，好一片豪华气派。陈金河领我们走进一间客房，里边沙发地毯卫生间、空调彩电弹簧床，竟是北京饭店的规格，民族饭店的设备！ 我和丁世雄互相看了一眼，都露出惊讶的神情。丁世雄问道：“你怎么住到这儿来了？” 陈金河说：“我下了车先找铁道部的一个老乡，叫他帮我安排个住处。他就安排我上这儿来了。他叫我住哪儿我住哪儿呗！我看这北京的招待所摆设还就是不错哩！” 我说：“想必是他花钱招待你了？” “谁说，俺住房子人家花得着钱么？我个人拿呀！” 丁世雄问：“你知道这房子一天多少钱？” 陈金河说：“不知道！我还没打听咧。” 陈金河出门找人沏茶，我看看老丁，忍不住大笑。 我说：“好了，不光有个陈奂生进城，这又出来个陈金河进城！可见高晓声不是瞎编的。” 老丁看了一眼桌上的住房须知，吐了下舌头说：“这房子一天四十五块！你还笑呢，回头这笔钱你怎么出哇！” 我这也才觉得事态严重。 老丁皱皱眉说：“这样，呆会儿我打个电话，叫我们部里招待所给他预备个床位，今天就让他搬走。前两天的房钱咱俩包了吧！老战友了，有什么办法呢……” 陈金河叫来个服务员，提来了开水，并为我们沏上了茶。 陈金河说：“我跟我儿子一块来的，他今天出去办事去了，就咱们老同志一块拉拉呱挺好，你们俩怎么样？” 我说：“老丁升官了，副部长！” 陈金河说：“在电视上我见他跟外宾一块吃饭啦，要不往车里一瞧就认出来了，你呢？” 老丁说：“他比我强，自由自在，你怎么样，比以前强点？” 陈金河说：“多少强了点。” 我问：“还背个枪打兔子？” “还打，比先前打的少了，没功夫了！” 老丁说：“你也包地了？” 陈金河说：“前两年包了点，去年起我把地又退了，种地没多大出息。” 我问：“那你干什么？” 陈金河说：“跑运输哩，我这儿子下了几年关东，学会了开汽车，我包了辆大解放，他开车，我办业务。” 丁世雄问：“收入还可以吗？” 陈金河说：“凑合啦，我这回来就是找你帮个忙，买两样东西。” 丁世雄说：“你说吧，只要能帮忙的！” “头一个，彩电！” 老丁一笑，指指我：“你找他！” 我说：“我刚从国外带回来个20英寸的，可以让你先抱去！” “一个干什么使？”陈金河把眼一瞪，“买一个彩电我用着上北京来一趟？” “你要几个？” “四个！” 丁世雄说：“你要贩卖去呀？” “买还买不着呢，我能卖它？你放心，咱是党员，投机倒把的事咱不干！” 丁世雄说：“你还要买什么？” “汽车！” “大解放？” “不，小轿子。红旗咧、奔驰咧都行。” “噢，你说要旧的，人家处理的。” “要旧的干啥？新的。俺娘老了，我腿不好，闲下来想叫儿子拉着俺娘俩到处转转，不要旧的。” 我拍拍他脑袋说：“伙计，醒醒，说梦话啦！” “我清醒着呢，咋说梦话？” 丁世雄说：“要不就是我们俩做梦吧？” “谁也没做梦！”陈金河说着掏出钥匙，打开衣橱里一个皮包，拿出两张纸来。一份是和北京一个土产公司订的山货和药材运输合同。另一份是向铁道部订租车皮的议定书。他告诉我们，去年的合同已经完成了，他挣九万，今年比去年的运输量大了一倍，已经完成百分之二十了。 “伙计，你当我是吹牛的？咱不是废物蛋呀！” 我说：“可前些年听说你队里的活儿一点也不干，光扛个枪打免子！” 他说：“干一天我挣不来一合洋火钱，出那个力干熊啊？政策合适了咱不是吃干饭的！当年咱参军为啥哩？就为了有一天得到凭本事挖掉穷根的机会。谁知道全国还没解放，枪走火，打掉了我一半力气，全国解放了，政策又走火！这下子又失掉了我的心气。革命还有越革越穷的理吗？连俺娘茶摊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了，这辈子还有盼头吗？还不许我骂几句？你问问现在我还骂吗？我喊共产党万岁还喊不过来呢！过年的时候，我糊了灯笼，写上‘***万岁’，打着它在街上走，支部批评我说这不合政策，这叫‘个人崇拜’，我把它拿回家，挂在我床头上。不许个人崇拜！还不许我一个人崇拜？” 我们两人笑，他自己也笑。 我们问他这几年怎么过的？他说刚实行包产那一年，他儿子、儿媳妇、老婆还都在东北。家中只有他和她老娘，两人加在一块不到一个劳动力。好地他不敢包，包了他也种不好。村北河边有一片盐碱滩，少说有一顷地，村里说五十无钱就包出去，可五十元也没人认。干部们就说，陈金河是荣军，包给你吧！你要有收成，爱给多少给多少，要没收成，一个子儿不要你的。他记得小时听他爹说，盐碱地可以长葵花，他用残废金买了百十斤葵花籽。不拉沟不分垄，漫天扬场地把它们全撒上了！没想到一阵雨水过后出了苗，这下可给他带来了希望。他就拄着拐棍认真去伺弄它们，到秋天一下就收了几千斤葵花籽，头一年就发了个小财。他按队上出的价加了三倍，闪了二百元钱，寄了一千元给他儿子当路费，叫他们回来。 他说：“你寄封白信，说家乡变好了，叫他们回来，他们信吗？一百张大团结寄去，比什么都灵。他们拉家带口全回来了！” 这一下他就增加了三个劳动力。老伴种地比陈金河强，儿子会开拖拉机。陈金河一年发家，有了名，也有了信用。便向银行贷了几千元，加上自己的余钱，买了架带拖斗的小四轮，第二年下来他纯收入就是两万多元。这时，公社进行体制改革，决定把一辆130卡车承包出去，陈金河索兴把承包的地改为苗圃，专种树苗，由他老妈和老婆照顾。把卡车包下来交他儿子驾驶，小四轮拖拉机由他儿媳妇驾驶。卡车跑长途，拖拉机跑短途，陈金河拄着拐棍专门联系业务。以前陈金河背着枪打兔子，转遍了四乡，也算“名人”，如今成了致富能手，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报纸介绍先进事迹，又成了“红人”。熟人多，路子广，承揽运输业务十分便利，他又给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凡是公家运输公司不接受的业务他一律接受，凡是群众急需的任务，他降价包运。公家的汽车队，零担货不运，地方偏僻不运，路不好走不运。他全运。赶上春天送粪，社员忙不过来，或是上黄河出河工，路远又不通车，他免费服务。他救别人的急，别人有肥活也惦着他，永远不愁没货运。搞运输去的地方多，知道各地商品行情，他也集资买卖土产，长途贩运。从山东买了柿饼、核桃、大枣送到南方，从南方买竹子、南货带回山东。三弄两弄，他竟成立起个贸易运输公司来，请了个回乡知识青年当经理，他当副经理。新经理一上任就请人办了个汽车司机学习班，招本村的高中毕业生学开车，又买了两辆大轿车，专跑泰安、曲阜、青岛几个旅游点，在每个地方都租了房子，招村里的半劳力当服务员，兼营小客店。客店不求赢利，专作乘他的车旅游的人免费提供住处。他的车票和长途公共汽车一样，别人就抢着坐他的车，两年下来，几十万的纯利到手了。现在兖州到石臼所的铁路快修通了。他们估计临沂要繁荣起来，来往客人会增多。现在还没发展城内的公共交通事业，他想先弄辆轿车试试，看弄个出租车公司可行不可行…… 我和丁世雄简直像听“天方夜谭”！只从他那热烈、兴奋的神情上，说话的口气上，才相信这是几十年前拉骡子、挑担子、点汽灯、拉大幕的陈金河！ 将近中午，他儿子回来了。他说在食堂给我们定了饭，我们也就不客气，一起去了食堂。 他这儿子，猛一看没一点和他相似之处。三十来岁，膀阔肩宽，带着汽车司机常有的豪爽劲。我们四个人，他竟订了一大桌菜，而且买了进口的烟酒，也许我们都是他父辈的人，我们说话他极少插言。话题又说到电视机时，我问他：“四个彩电，一定有一个是给你买的罗？” 他说：“俺爹没打我的份，我也不靠他买！” “我不信！” 儿子说：“队里一个，幼儿园一个，文化站一个，他老两口不还要一个？能有我的吗？” 老丁问：“噢，你是替队里买的？” 他儿子说：“俺爹送给集体的，这是他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去年他在庄上修了个开水锅炉，冬天免费供应全村用开水，前年他给小学校打了六十套新桌椅，过年时……” “少说几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陈金河斜了他儿子一眼，他儿子不吱声了。 我说：“老战友了，告诉我们这些怕什么？” 陈金河摇摇头，本来喝酒喝红了的脸，却透出了紫黑色。他叹了口气，呷了口酒，说道：“前些年，太穷了，也看不见个希望，我就破罐破摔，没皮没脸的混，成了党的浪子，群众的累赘！如今，如今我这个党员也得起点作用了，我当年入党时也是宣过誓的咧……” 他的眼转起泪珠儿来，为了掩饰自己，他赶紧端起杯劝我们喝酒。 分手的时候，已是半夜。劝他换旅馆，替他付房租的事我俩谁也没提。丁世雄认真地说：“想想办法，彩电、汽车都替他想想办法。老战友了……” 北京，一九八五、三、二十 四合院的故事 http://.biquxs.info/

一 嘿，突然间电视台给我打电话来了，请我谈谈北京的“四合院”。 北京人谁没住过四合院？没住过也见过。大的、小的、雕梁画栋的、碎砖墙灰顶的。一家住四进外带园子的；十六家凑一堆在院里搭小棚的，全见过。可我就不想谈。谈完电视台高兴了，可我把人得罪了，谁知道在哪个方位上碰上太岁呀！ 我见过在四合院身上作蜡的人。 *****的时候——有人说过，不要总提*****。我也不想提它。可中国人有些事不提*****说得清吗？咱们少提好了。该提的也点到为止，保证不使劲宣扬——*****时候，我在瓦工班里接受“劳动改造”。这班里还有位“下放锻炼”的女工程师，叫柳兰，多脆生的名字！不过本人已经四十来岁，既没柳的纤细也没兰的幽雅了。小矮个、穿身工作服、头发掖在帽子里，整天埋头干活，很少说话。按说我是“被改造”，是上了另册的，她是“受锻炼”，属于“人民内部”，她该监督我。可我们那位苦大仇深的瓦工班长刘师傅阶级斗争的弦拉得不紧，而且有点“唯生产力论”，看我会点瓦工手艺，能顶个劳动力，她只会和灰递砖，算半个壮工。干活时就叫我拿大铲，叫她给我打下手，听我的喝，我说：“报告班长，这不行吧，我是阶级敌人，人家……” “全是臭老九！全要改造！”班长说，“干活你领导她，政治上她监督你，矛盾可以转化的！” 这样我俩就成了搭档。造反派为了照顾我们有更多的改造机会，吩咐班里尽量把大家不愿做的活交我俩干，修厕所呀，整理化粪池呀，优先让给我做。我们当然很感激地领受，她不爱说话，又是个女人，我更不便于主动答讪。所以我们俩在哪儿干活，哪儿就特别安静。这样带来的好处不消多说。一九七五年追查“攻击伟大旗手的谣言”，凡有五类分子参加劳动的班组都开会，挨个问：“你说过什么话？从哪儿听来的？”唯独我们班没查。造反派叫班组长查，班长说：“这两人一个天聋一个地哑，听见什么他们也咽进肚子去了，还敢传播谣言？” 可这么一个人，竟然在最要紧的时候说了句话，惹起了场麻烦。 就在这年夏天，有位上海来的造反起家的“首长”，名叫钟于江，他家里厕所坏了。照往常像这种事，公司下令派人去修，命令下到瓦工班，自然又落实到我们俩头上。可这次情况不同，首长家里施工，是重大政治任务，怎么能叫一个五类分子和一个臭老九去呢？就选了几位红根红苗，三代贫农的工人，由班长带着去。剩下的人不够干正经活儿了，就在工地上打扫卫生。 他们去了两天修完回来了，回来两天又叫他们去。他们回来我们就盖房，他们走了我们就打扫卫生。因为是首长处的政治任务，谁也不好打听干什么活，怎么干的，可都奇怪，修理一下厕所怎么没完没了地打持久呀呢？大概过了足有一个多月吧，天气大热了，有天公司侯主任怒气冲冲地来召集全班开会，连我们参加锻炼和接受改造的人也让参加。会场的人分作两半，凡参加修厕所的全愁眉苦脸地坐在右边，没参加修理的神情惶惶然地坐在左边，责成柳兰作记录，让我坐在角落里旁听会议，接受教育。并且说如果我知道什么情况，也允许立功赎罪，提出建议。 原来那厕所没别的毛病，就是一到雨季就不泄水，弄得满院臭气薰天；这么点毛病总修不好，首长生气了，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让大家揭露批判修厕所这几个人。 侯主任讲完，会议就冷了场，再没有人说话。侯主任看看这么坐下去交不了帐，就换了温和的口气问道：“你们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修不好呢？” 有个青年瓦工叫孙平，上过几天高中，是出名的刺儿头，他说：“厕所根本就没毛病，你叫我们修什么？”孙平的爹是个解放军小官，侯主任不敢惹他，就强笑着问他：“没毛病怎么会不泄水，满院臭呢？这所‘四合院’是首长搬进去之前重修过的呀。还是首长亲自指导修的呢！” 孙平说：“他既能指导修房子，当然知道毛病在哪儿，还问我们干什么？” 会场就僵住了。 侯主任又赔笑问班长：“刘师傅，你是老瓦匠。在坐的就你在解放前出的师，盖过‘四合院’你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 刘师傅说：“首长都讲了，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就抓阶级敌人呗。” 侯主任更加笑得甜蜜些说：“那不是官话吗？得了，师傅，您高抬贵手吧。你说说原因，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决不外传，喂，那个右派，你听着，你要敢传出去我们坚决实行专政。” 我赶紧站起来答应：“报告，我耳朵上火，什么也听不清楚，要传也传不了！” 刘班长动动嘴，似乎想说什么，可咽了口唾沫又把嘴闭上了。侯主任看了气不打一处来，说道：“那你们就开会研究修理方案，什么时候研究出来什么时候散会，我还有工作，不陪你们，你们研究出办法来给我打电话好了。” 主任一走，工人们就打开了话匣子。有人说那位钟于江首长牛皮哄哄，一进门先把大家训一顿，能修也不给他修；有的说那么好的房子他住着还挑鼻子挑眼，嫌它不好咱换换，让他住我的抗震棚子。有人就说：“算了，好鞋不踩狗屎，能修给他修修，省得他找大伙麻烦，天天叫你开会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刘师傅叹口气说：“毛病我是看出来了，可我不赶说呀！说出他没准又抓住批一顿说我贩卖四旧！” 大伙问：“什么毛病？” 刘师傅说：“搬家之前，修房时钟于江让把厕所换了位置，压住青龙角，纵了白虎星了。” 人们听了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笑，刘师傅说：“笑什么？这是真的！不信换个地方准保院里没臭味。可我要提这个意见他准说我故意寒碜他！还得批我，犯的上吗？小子，让他臭着去吧。” 说着，打点吃饭了。大家正往食堂走，侯主任迎头跑了来说：“刘师傅，吃过饭还开会，上边来通知了，找不出办法来就地办学习班。先务务虚，查查阶级斗争新动向，你们班可是有资产阶级分子的！” 刘班长说：“别乱拉扯，人家两人可没说话！” 侯主任说：“不讲话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办法！柳大工程师不是专门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四合院’作过研究，写过论文，大造舆论要保护它吗？” 柳兰的脸由红到白，嘴唇哆嗦，声音很低地说：“这些事我已经接受过批判，认过罪了！” 侯主任鼻子哼了一声，酸溜溜地说：“为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四合院那么卖力气。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住的四合院怎么就这么冷淡？工人阶级修不好你就袖手旁观看热闹？查一查，哪个阶级的感情？大家开会查一查！” 侯主任一甩袖子扬长而去，柳兰站在那儿浑身哆嗦，牙咬着嘴唇竭力不哭出声来。 工人们是有同情心的。有的劝她别往心里去，说“我们心里有数，不会难为你。”有的劝她先去吃饭，说“吃饱挨斗还能多顶一会儿呢，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别委屈了肚子。”孙平说：“这可是属老太太买柿子，专拣软的捏！柳同志，别尿他，看他能咬谁二两肉！”忽然刘师傅一拍胸脯说：“得了，我去说，明告诉他，左青龙右白虎……” 柳兰忙一把拉住刘师傅，说：“你别为了我挨批，现在正批林批孔批周公，你说这一套还行？” 刘师傅说：“我说的是真话。” 柳兰说：“我明白，你刚才一说我就懂了，他必是翻修时把厕所安在东南角或东北角了！” 众人就说：“对，不愧是专家，一听就知道地方！” 刘师傅说：“他要离卧室近，他在北屋东间，所以修在东边偏南！” 柳兰说：“下水管八成是往北接的。” 刘师傅说：“对，南边下水道在西南角上，他们就接在北边了。” 柳兰说：“刘师傅刚才说到病根上了，没一点错！” 大伙问：“你这知识分子也信左青龙右白虎这一套？” 柳兰说：“北京季候风春夏是东南风，厕所有味自然散播到院子里，夏天人们又开门开窗，能不满院臭吗？古人修四合院是按八后天八卦的方位修的。北边是立武位，一定垫高，南方朱雀东方青龙，应是水道流通处。先人把厕所压在西南角，说是镇住白虎星，因为西南是王鬼……”说着说着眼也自己一惊，呆住了，停了一下说：“原谅我放毒，我认错……” 刘师傅说：“咱说好，谁要把柳兰的话打小报告我日他祖宗，她是为解决问题才说。柳兰你说怎么办吧！” 柳兰说：“没别的办法，把厕所搬回西南角去！春夏东南风，有味往西北散，冬天西北风，有味往南散，院子不会有味。而且那里必定有下水道，也不会再有不泄水的毛病，也不会有味了。” 众人一致叫绝。可刘师傅说：“这个厕所，是那位头头出主意搬到东边来的，这一来不丢了他的面子。他能干吗？” 柳兰说：“那我就没办法了，连这个主意你也千万别说我出的。” 才欢腾起来的工人们，又蔫了。孙平眼珠一转说：“走走，吃饭去。船到江心自然直，没有活人叫尿憋死的！” 第二天是星期天，大家休息了。第三天上了班，大家正要开会，侯主任突然急如星火地跑了来说：“行了，别开会了。首长下了命令，叫立刻把东边的厕所拆了，盖到西边去！” 大家一听，都莫名其妙，怎么造反派大人忽然主动要搬厕所了呢？ 人们拿着工具去四合院拆厕所，叫我俩给他们推砖推灰，推到门口就卸下，不许我们进院子，为的保护首长安全。路上正碰上一群造反派往胡同里看大字报，那是张才贴上不久又被撕毁的大字报，标题是：钟于江的反革命罪行必须清算；下边写道：“日从东方出，日出东方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真理，东风压倒西风，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可是钟于江狗胆包天，竟敢故意把厕所由东边搬到西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这样的反革命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 下边赫然写着作者的名字“全无敌。” 柳兰小声说：“这个字体很熟，我见过！” 我也觉得熟，正想猜测一下，忽然孙平提着一桶灰走过来，冲我们厉声喊道：“臭老九，干活去，造反派们展开路线斗争，有你们什么事？滚！” 二 *****过去以后，我和柳兰被落实政策，重操旧业，有时开知识分子座谈会之类常常碰到，我才发现，她不仅很爱说话，而且很会说话。只是她说话总不离开一个中心题目：“要保护和抢救四合院”！去年又碰见时，她就对我说：“我要对现有的北京四合院做一次调查，看看还剩下多少？破坏到了什么程度！你知道哪里有保存较好的四合院，可以给我提供点线索。” 我告诉她一处四合院的地址，是我五十年代住过的。在西楼大街，这是某位王爷的“小府”。“小府”者，王爷侧福音的府第也。不像正式王府那么气势轩昂，带有太多的衙门气。小巧玲珑、精致素雅，垂花门外种着几树碧桃，垂花门内一样的妙手游廊，庭中两树西府海棠。到春天开得如霞如烟！三间正房，东西厢房全出厦，两边耳房前还种了翠竹巴蕉，几间后照房已切出去卖掉，从耳房那里削断了，我租的是垂花门外三间倒座房。这里原是外客厅。虽然不见阳光，可很敞亮。瓷砖地，四白到底的墙，窗隔纸仍然糊纸，可中间一块大方玻璃。主人家姓包，是位六十开外的老太太。和她同住的是她女儿叫玉茗，也有近四十岁了，还有一个外孙和一个外孙女。虽然多年不知主人有无变化，但我想这四合院是不会消失的。 柳兰听后，同意去调查，她说要办个手续。一个学术单位或是学校是无法进行调查的。如果住的是一位高级干部、警卫人员决不许你进门。理由是“保护首长安全”。如果是普通老百姓，人们会讨厌你干扰了他们的生活，对你拒之千里。最好的办法是找房产管理局。开一个证明信，证明她是房产局派来调查住房安全情况的，这样才畅行无阻。她是这个局的顾问之一，办来并不困难。 过了一个星期，她打电话来，说是一切办妥，房管局负责人很支持她的研究计划，特别和那里的街道委员会打了招呼，要他们多加协助。 第二天柳兰就乘着一部吉普车来接我了。我说：“你好大派头！”她说：“不，这位司机是业余摄影师，兼为学院拍些资料照片，所以他开车一起来了。” 骑自行车骑惯。屁股底下一冒烟，马上那自我感觉就有点晕晕乎，似乎自己的身价也随着座下交通工具的升格而涨价。吉普车开到西楼大街，戛然而止，司机问我，“还往哪里走？”我往窗外一看，不禁暗自叫苦，十几年没来，叫我上哪儿找这个小府去呢？迎面而立的是个二十来层高的“西楼大酒店”，米黄色花岗岩墙壁镶着深茶玻璃，门外水池花场，颇为壮观。而距酒店大厦不过一箭之地，却又是一间矮得比吉普车差不了二尺的小木棚，木棚上用五颜六色画了许多眼睛，招牌则是“港妹发屋”。小府哪里去了呢？我正冲着街景发怔，从身后转过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士，按北京的新习惯，应称“女师傅”。“女师傅”冲我点点头问到：“你们是房管局调查组的吧？” “嗯？”柳兰在一旁插嘴说“是房管局的。可不是调查组。” “找一〇三号四合院对不对？我正等你们呢，随我来吧！打昨天我就听说你们要来了。房管局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街道委员会……” 这位女师傅口不停腿不停，一直把我们领到酒楼两侧，发屋背后，转过一道广告牌，一〇三号缩在广告牌后边，显得又矮又旧，灰鼻子灰眼。幸亏檐下有砖雕，那上边“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三位仍坚守岗位没动地方，不然我真不相信这就当年我住过的那栋小府。 走进门楼，看到原本是侧座房东山墙的地方开了扇小门，女师傅伸手一让说：“请屋里坐。”我们听命令而入。屋里很黑，乍进去看不清，女师傅最后进门，随手就拉开了灯。我们发现上了当——这是我当年住的三间房中最小的一间，如今砌了道墙与那两间分离了。总共有八九平方米，却放了两个双层床，一条桌子，四个箱子，两只椅子，水缸、碗橱、柜。我们别说坐，连站也站不下。 “您不是调查吗？看看吧！”女师傅指一下四周说，“我五口人，到晚上除去上下层床上睡满，还要搭个地铺。拆迁以后，我们家不增加居住面积行吗？你们来一回调查组换一回人，没有一个说句痛快话的。你们今天再不说句痛快话，就别走了。你们表个态，将来大楼盖好分我几间？” “大楼？什么大楼？”柳兰满脸的“莫名其妙”，“谁给您分房？” “嘿，还给我装傻充愣？”女师傅冷笑道，“你们是房管局派来的对不对？” “对呀？” “你们的目的是看看现在住的怎么样？拆迁以后分配多少间楼房对不对？”我告诉你，分配少了我可不搬。挤了半辈子，赶上拆四合院了还不给扩大，我等到多咱？ “您这可误会了，我们不是……我们是……” 柳兰越着急越解释不清，我正要替她帮腔，忽然身后有人敲窗户。回头一看，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头正冲我招手：“来，来，我跟你谈点事。” 我走到院中。这是位红光满面，慈眉笑眼，衣冠不正，说话和气的老头。一见我就慢声慢气地说：“您来半天了，站累了吧？到我屋坐一会儿？”说完并不等我同意，拉着我的手就进了倒座房的中间门。这就是二十年前我住进的那间房。可他住得比我干净，收拾得整洁，窗台上种着花，墙壁上挂着画，最引我新奇的是他的桌上、书架上，放满了各色各样的石雕，这些石雕都是在各种颜色的鹅卵石上，就其自然形状，略加雕琢而形成的人像、动物和山景，有的加了颜色，有的保持本来面目。 我问：“这是您做的？” 他说：“退休没事，弄点小玩意解闷。” “您这屋收拾得好整洁！” “我就一人，没孩子糟蹋，我听你们在那屋谈得很热烈，八成那女工又要你们多分房给她吧！” 我说：“可不是吗？” 老头说：“别听她的。别看她屋里放了四个人床位，其实就两入住，她儿子在别处还有一套子，她是张口三分利，你们分她两间一套她准搬，拆房的事别因为她耽误了。我这辈子没别的要求了，就等着往楼房里搬家。” 我奇怪地问：“您一口人在这儿住两间满舒服，怎么还想搬楼房？” 他说：“我不多要，比这房面积小点也可以，可一定要住楼。” “为什么？” “住四合院做饭取暖得买煤、生炉子！我这么大年纪了，搬煤搬到何时为止呢？用水也是个事儿呀，全院十几户就一个水龙头，天天打水要排队。还没厕所只能用街上的公厕，我又有个五更泻的毛病，弄不好就脏了裤子。楼房有煤气、有暖气，各家有自己的卫生间，那多方便！我老了，也该享受点现代化呀……” 他还没说完，从外边闯进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气哼哼地问道：“哪个是调查组的同志？”我答应了一声，说：“我是，可我们是调查四合院建筑艺术的，不管分房。” “管不管落实政策？*****抢占了我姥姥的房子，为什么还不腾出来？” “二妞，二妞你出来！”随着喊声一位鬓发花白的老妇人走了进来，伸手就去拉那姑娘说：“人家谈正事，你别捣乱快出来。” 这声音很熟，不由得对她注目而视，恰好她也回头看见了我，一下子我们互相都认出来了，同声说：“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 这是原来房东家包老太太的女儿玉茗，那时她不过四十多岁，如今成了老妇人。我问她：“你还在这院住哪？”她说：“*****搬出去几天，老太太死去了。去年落实政策，我们又搬了回来。” “占了我们七间房，就还给我们一间小耳房。”姑娘愤愤地说：“这叫什么落实政策？” “胡说！”玉茗继续道：“政府已经把产权交还给我们了，住户一时找不到房子搬不出，这也没办法，大家都困难，将就点吧，您怎么不当记者，发起房产来了？” 我就告诉她，我是陪工程师来调查四合院的建筑艺术的，并不发拆迁分房。 正说到这儿，外边人声嘈杂起来，老头听了听，就出屋去看热闹。姑娘也跟着出去了。玉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衣袋中掏出一封信来说：“这是我昨天给报社写的一封读者来信，正犹疑要不要寄，您来了，交给您吧。” 我接过信，摸着很厚，问道：“谈什么的？也是要求落实政策？” 她说：“不，虽说房子叫大家住着，产权已经还我了。挤点我也认可，住在四合院里心中就踏实，我就觉着我还住在北京，我还是北京人，再好的楼房，再现代化的设施，我也住不安宁。我就是一个要求，别拆，别拆。我挤着点，忍了，大伙在院里搭小棚、盖小房，弄得像天桥的破烂市，看不见天看不见地，我也忍忍，可就别拆它。北京没了个四合院了，没了四合院还算北京吗？得，我不耽误您工夫，就请您把我的要求提上去。”说完，她很礼貌地点点头，走了出去，这时外边的声音已经滚水开锅似的了。只见垂花门内，各种材料，各种样式的小厨房把院子塞满，在这些小棚之间，站着男女老少各色人，带着高兴的、苦恼的、愤慨的、请求的表情，七嘴八舌争着说话。柳兰和司机站在人群中，不断地点头、摆手。嘈杂声中听出人们说的都是关于房子的事。正在乱得不可开交，从大门外闯进来几个西装笔挺，皮鞋铮明的人物，其中一个高个儿大声喊道：“柳兰同志，柳兰在哪里？” 这声音很熟，仔细辨认一下，竟是当年监督我们劳动改造过的侯主任，我不由得浑身皮肉有点发紧。这时柳兰也从垂花门里挣脱出来了。她像我一样，一见侯主任两腿不由得打个哆嗦站住。侯主任眼快，立刻人到声到，喊叫着伸过手去：“哎呀，老战友了，从昨天听说你们要来我就在盼呀，怎么来了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 柳兰脸红着说：“侯，侯主任，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侯先生现在是我们大酒店的经理。”侯主任身后跟随来的一个人抢上来说：“侯经理打昨天就吩咐下来要欢迎你们几位到酒店去坐一坐，今天一听说你们到了，立刻放下工作，带我们来迎接，现在就请移步吧！” 他们像绑架一样，一人拉住我们一个人的胳膊，不由分说，硬给拉出门楼，进了大酒店，来到一间会议厅。厅里桌上已备好了烟、茶、水果、鲜花，并且沙发上已有四、五个人在坐着恭候，一见我们进来，就像屁股下也装了弹簧，一个个全蹦起来了。侯主任为我们一个个介绍：张主任、李部长……总之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家落座之后，侯主任正式发表了个欢迎词，除了回忆他和我们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共患难”的友谊，还颂扬了柳兰在四合院研究方面的成就，并说我在报社工作中是个权威人士。最后说“我们扩展酒店业务，有了他们两位帮忙，是万无一失了。”大家就鼓起掌欢迎我们讲话。我叫柳兰讲，柳兰叫我讲，我们正互相推脱，侯主任说道：“不必客气，咱们开门见山，你们要什么条件吧！要劳务费？要住房？要酒店永久性的给以优待，尽可以说。” 我说：“这是从何说起……” “二位，二位，当着真人不能玩假招子呀。你是记者，柳兰是四合院专家，今天专门来看一〇三号的四合院，你们要干什么？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蚤子明摆着吗。咱们是老战友呀！” 张主任就答上了茬，冲柳兰和我点点头：“二位，我们酒店改革能不能成功，我们承包人会不会破产，北京市的税收能不能增加，关键可全在你们手上攥着了。我们酒店不再增加五百套房间就挣不够成本，我们就要破产！要增加房间哪儿找地方去呢？就只有拆这个四合院！你们今天调查完，明天在报上发表篇文章，说这四合院多么好，多么美，多么有艺术价值，市政府就许把它定成文物保护单位，谁也别想再拆它了。我们费了多少劲，花了多少钱，才使规划局答应把这房子划给我们。我们弄个文物保护单位来干什么？没事找事呀？” 李部长就又接口说：“我们要买来这个院子拆掉，也不光是为我们酒店。我们是同情那个院子的住户。我们把它买来，立刻另外找地方盖楼房把住户搬迁去，每家都比原来居住面积有所扩大，房东也就借此收到房价，既解决了住房困难，又落实了政策。我们不能不关心群众疾苦啊……” 话题就像一只球，在侯经理、张主任、李部长之间传来递去，弄到最后，归为一条：如果柳兰和我调查的结果是这个四合院值得保留，就会对国家、民族、酒店、住户、先祖、后辈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恰好这时，侍应生来请大家去用餐了，从会议室到餐厅，柳兰就真的像个罪犯一样低着头，一语不发。坐到餐桌前，她也仍然毫无生气，但侯主任并不因此愠怒。笑嘻嘻地敬酒布菜。 直到终席，又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公文包“作纪念”，这才放我们出门。我们像逃跑一样地钻进吉普车。车子发动了，三个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司机问柳兰：“你觉得这个四合院怎么样？” 柳兰说：“我连它什么样也没看见，只看了个门楼。” 司机说：“我是问它的命运怎样，能保住吗？” 柳兰沉了半天，狠狠地说：“真见鬼，祖宗留下来的艺术遗产，现代的人们好像跟它有仇，不拆光了心不安，就没有一个人出来要求保护它，我真想掉眼泪。” 我说：“先别悲观，有见识的人总会有的，你看看这封信。” 我把玉茗的信交给她。她看了一眼，放进了衣袋里。 八七·十二·十七香港湾仔 我们的军长 http://.biquxs.info/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初春，黎明。随着晨风，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新四军军歌的旋律。 这时候，有一位头上初生白发的男人，正从中南海红墙外走过。“***”被粉碎后，他接到重新走到工作岗位的命令。第一天上班，他决定步行，以便把载负着他满心崇敬感激、希望和幸福的目光，送入那亿万人民倾心向往的红墙深处。 军歌的旋律使他停住脚步。他靠在满披新绿的树下，倾听着，倾听着，让那战斗的旋律把他带到数十年前，沂河边上的一个小城中。 一 宣传队在小城的小教堂里演戏。这小教堂只有一个门，人坐满后出入很不方便。有些战士就拿舞台当通道，上去乱跑。十四岁的小赵接受任务在台上撵他们。她感到这工作很有权威，就挺直腰板，满脸正经。 倏地跳上一个人来。小赵横身一拦，厉声问：“哪儿去？” 这是个十七八岁的小战士，背着皮转带、驳壳枪。他指指台下说：“我们有事要回去……” 小赵往下边一看，后边还跟着两个人。就说：“不行，一个都不让过，别说三个了。” “同志，”小战士着急地指着下边一位年纪大的人说，“那是301，他还想顺便到后台，看看他们杜队长和马夫老张。” “谁也不行！”小赵没听清小战士说的代号。就是听清了也不知道这个数字代表谁，因为她参军才半个月。“这是我们的制度！上后台也要从外边绕。” 小战士还想争辩。台下那个年纪大的人说话了。一口的四川乡音：“小杨，下来吧。既然人家有制度，我们就不要破坏。” 小战士瞪了小赵一眼，转身跳下了舞台。年纪大的人从上衣兜里掏出小本，写了几个字，撕下来叠成一条。又从另一个战士手里拿过一个草绿色绸布小口袋，举起来说：“小同志，劳驾你把这个交给杜队长。”在小赵弯下身去接东西的当儿，他拍了拍她的头说：“小鬼，你执行命令很认真，这很好咧！刚才是我们不了解情况，无意犯了错误。我们改正它！”说完他就带头挤进穿军装的人群中。 开幕之后，小赵到后台烧开水的炉灶旁找到队长杜宁。杜宁看完字条，打开小口袋，掏出来两个皮盒子。 张德标挑来一担水往锅里倒。杜宁招呼他说：“喂，你看，老总给咱们送来了战利品！” 张德标凑过来一看，眉开眼笑，“好漂亮的围棋！不用说是缴获日本太君的！老总人呢？” 杜宁指指小赵：“她给顶回去了。” 张德标问怎么回事，小赵把原委说了一遍，问他：“怎么，我做错事了吗？” 张德标说：“没错。可你知道他是谁？” “我没听清。像是山什么。” “301？” “是这个音。” “瞧你这个兵当的！”张德标拍了下大腿说，“301是老总的代号你都不知道？” “哪个老总？” “陈毅老总！我们的军长！” 小赵吐了下舌头，愣了半天。又摇摇头说：“不对，我拦住他，他不光没发脾气，还向我作了检讨呢！” “那就更没错了！” 杜宁笑着对张德标说：“陈总今天没来，对你有点小小的好处，逃掉一顿骂。” 张德标问：“为什么？” “组织部调你去当排长你不去，他已经知道了，信上说要找时间跟你谈谈。” 张德标忙问：“连我讲怪话的事他也知道了？” “信上没有说。” 张德标把扁担横在水桶上，无精打采地坐了下去。从腰上拔出烟袋，使劲地在烟荷包里拧来拧去。 二 过了个把月情况紧张起来了。李先念师长在中原突围成功；济南一小撮逃亡地主围攻军调执行小组中的我方代表；蒋介石的军队在解放军边沿不断挑衅…… 有一天各单位接到通知，去飞机场给军调执行小组的美蒋代表送行。 半个机场站满了打着大旗、小旗、三角旗的人。全是军队和民兵。大小旗子上写着： “武装保卫解放区！” “反对内战阴谋！”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开来了两辆美国吉普和一辆草绿色日本轿车。吉普上下来的是大高个美国代表和矮黑胖的国民党军代表。轿车里下来一男一女，穿着新四军粗布军装。 机场上吼起了口号声。口号里喊的和旗上写的是一样的话。 张德标用胳膊碰碰小赵：“陈军长今天好威武呀！” “在哪儿？” “和女同志并肩走的，扎着皮带打着绑腿。” 小赵重新把视线投到那人身上，一时仍然认不出是陈军长。只见那人的两条浓眉像剑一样，眉梢扬了上去，中间拧成了一个结。嘴唇紧闭着，显得下唇更突出了。两眼闪着凛然的光芒。 他们似乎并不听那震耳的口号声，闲谈着走近飞机。恰好走到宣传队前边时，美国人停下来指指人群，笑嘻嘻地说了几句话。女同志翻译说：“他说这场面很意外！” 陈毅微笑一下：“不比济南的场面更意外。” 国民党军代表赶上来说：“那可是老百姓自发的行动，政府并不知情哟！” 陈毅说：“这是我下令叫他们来的。所以你可以放心决不会出现那种不讲礼貌的行为！” 他们又说笑了几句，都没听清。然后美国人和陈毅握握手，抢先上了飞机。矮胖的国民党军官也向陈毅伸出了手，冷冷地笑着说：“谢谢您的款待罗。陈毅将军什么时候驾临兄弟的防地，请吩咐一声，我马振武亲自驱车相迎！” “一言为定！”陈毅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后两眼逼视着他说：“老兄再到我的防地时，我也备车恭候！” 马振武也在口号声中上了飞机。螺旋桨在草坪上卷起尘埃和草屑，把飞机拖进灰色云层。口号声变成了笑骂声。值勤人员站到一个立起来的石磙上吹响哨子，两手作着手势，把队伍往中间靠拢了一下，宣布首长讲话。他跳下来去扶陈毅，陈毅用手挡开他，一个箭步迈上了石磙。 “同志们，稍息。” 他把军帽摘下来，并且解开风纪扣，双手插着腰，不紧不慢地谈起来：“为什么今天要搞个送行的阵势呢？一是他们在济南搞了我们一下，无理取闹！我们就还他一箭！这叫作‘来而不住非礼也’。第二，他们这次走后，不会再来了。给他留个纪念。他们要我们从枣庄退出来！从张店退出来！从临城退出来……一句话，要我们把从日本人手里解放的大片地区都退出来送给他们！说是我们要不照办，他们就不谈了。大家说我们能把这些地方拱手送给他吗？” 广场里怒吼起来：“寸土不让！”“武装保卫解放区！” 像是群众的怒火感染了他。或者说是他自己迸射着的火花燃起了群众的怒火，而这火势又反转来引起他更大的爆发。他怒吼了一声，如晴空霹雳把全场的声音都盖了下去！ “蒋介石王八蛋！他发了昏，欺侮到老子的头上来了！” 他脱掉上衣，连同帽子甩给下边的警卫员。他向左右扫视着，仿佛蒋介石就在哪个角落里躲着。 “这里的一城一地都是我们用血换来的！我们的罗副军长，捐躯在兰陵前线，我们的战斗英雄安保全牺牲在枣庄城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你想要，可以，拿蒋介石的头来换！” 他接过警卫员递上来的毛巾，擦了下满头汗水。 “我早晓得他龟儿子要起飙罗！美国飞机军舰把他的队伍送到解放区门口了呀！美国的枪炮子弹塞满他的内战仓库了呀！好啊！来嘛！老子等着打这场仗都等得手发痒了！现在我宣布全军动员，进入一级战备！” 为了压制一下自己的怒火，他停下来，沉默地插着腰站在石磙上。然而又终于压不住那烧天怒火，他扬起一只手喊道：“你们中间有怕死的没有？哪一个怕死给我出来！” 广场上静得像是空气都凝结了。 “哪一个怕死，你出来，现在就走，我不留你！” 他睁圆剑眉下的一双大眼睛，目光由左至右从每一个人脸上掠过。 “没有人走吗？既留下来，那就铁下一条心，跟着毛**革命到底！不打到南京不罢休！不打倒蒋介石不罢休！流血也罢，牺牲也罢，硬是要把春秋之笔夺到手，中国的历史要由我们来写！散会！” 他跳下石磙的时候，距他上去时不过十多分钟。在这十分钟内，二次大战后那短暂的和平时期结束了。人们进场时虽然活跃、欢快，但多少也带些松散。退场时则变得面色严峻、步伐整齐。军歌唱湿了每个人的双眼。 日本轿车发动起来，开到他身旁。他摇摇手说：“这是坐来在敌方代表面前摆摆架子的，现在用它不着了。”他和两个警卫员就近插入到宣传队的行列中，随着一二一的口令声跨步前进。 队伍很多，走走停停。出门前要等一阵。在队伍停下来的时候，陈毅环视了一下周围，大声问道：“张德标有没有？” “有！”张德标在排尾答道。 “出列！” 张德标从队伍中走出，站到大队前面。陈毅也出了列，站在他对面，先上下打量了他一阵，不慌不忙地问：“你近来在搞什么名堂？” “报告军长，我喂马。” “我不晓得你喂马？我问你犯了什么错误！” “组织部调我，我没去。” “还有什么？” “有点自由主义。” “具体讲！” “我讲怪话，说要再逼我当干部去，我就开小差。” “那我叫怕死的人出来，你怎么不出来？” “军长，你批评我，我接受，可不能侮辱同志呀！我张德标哪一阵怕死过？” “怕困难，当自由兵，不求上进和怕死一样可耻！” “这么说，我没意见！” “你要往哪里去？” “我也没想真走，是说说痛快的！” “乱弹琴！”陈毅大喊一声。张德标低下了头。 “你以为你的错误不大呀！今天我就是有意叫你在全队面前照个相！看你这个老革命有没有脸皮！老革命？老油条！” “我，我……” “你怎么样？你天天和骡子打交道，就看不出骡子和人有什么区别！骡子四条腿着地，总是头朝下，只能看到蹄子前边一点点地方。人呢？人的两只手解放了，站起来了，他就扬起头，看得远！” “我落后。”张德标抬起手去擦眼睛。 “哪个给你权利落后的？”陈毅仍然声音很大，可是口气缓和了许多：“罗霄山上的老伙伴还剩几个呀？皖南的同志不在了多少？我们活着的有权利落后吗？” 张德标擤了擤鼻子。 “你文化低，当干部有困难，这个我知道。干革命哪能没困难，你以为我这个老总就当的很安逸呀！我能打报告给毛**请求调换工作吗？回去收拾一下，上组织部报到。” “是。” “下去当排长。你还想在党外游逛多久？到连里向支部讲清楚，说你爱犯自由主义，要支部监督你改正。” “是，下去当排长……” “只许干好，不许干坏！不然一辈子都不要再见我！” 下午张德标背起背包走了。不久，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宣传队也开上了前线。 三 宣传队在前线演戏、唱歌、抬担架、管俘虏，从苏北、鲁南，进入沂蒙山区，匆匆过了七八个月。大伏天在沂蒙山腹地又摆下战场，把敌人149师包围在摘星崮上。包围部队身后，狙击部队组成了另一个环形线，挡住四面八方来增援的敌军。两条战线最近处不过十多华里。敌人增援部队的炮弹落在149师的头上，在报话机里可以听到他们互相骂祖宗。 宣传队分成小组在摘星崮战场工作。战斗的第三天晚上，杜宁被叫到团指挥所，接受一项特殊任务。 敌人前沿阵地的一个旅长，原来约定好这一天起义，临时又变了卦。派出个姓于的参议来联络，说要求增加优待条件。上级叫把他送到总部去。正在打仗，团里抽不出合适的人，就把这任务交给了杜宁。 杜宁陪着于参议在两个战场当中的夹道里，走了七八里地，遇到了迎接他们的两个参谋。一同走到一座不断有通讯员出入的破庙门口，一个参谋领着于参议进了庙门，另一个带杜宁绕过破庙，走下十几丈远的一段石级。参谋回答了哨兵的口令，就顺着哗啦啦流水的山涧走去。拐了几个弯，来到一个宽阔去处，就看到有一大一小两间石洞。大石洞里悬着一盏手提式煤气灯。墙上挂了地图。灯下一只用公文箱搭成的方桌，蒙了白布。桌两旁有两只和这环境不相称的红漆椅子。石洞一端，用门板支起一张床，床上挂着军用蚊帐。一个体格魁梧，略有些脱发的人，只穿件白布衬衣，戴着花镜站在灯下看书。他一只手举着书本，另一只手机械地摇动一把破蒲扇在轰蚊子。杜宁他们踢动石子的声音惊动了他。他转过头，从眼镜的上缘往洞外看过去。参谋立刻喊道：“报告，杜队长到了。” “来来来！”那人放下书，摘去眼镜，大声喊，“小杨，搞点开水来！”杜宁一眼瞥见那书的封面上有三个墨写的大字：《矛盾论》。 杜宁认出来是陈毅军长，惊喜地站下，举手敬礼。 参谋离去了。陈毅领杜宁走到洞前一小块草坪上说：“坐吧，这里凉快些，蚊子也少。洞里不成样子，滴水，蚊子成集团进攻！”说着，先听杜宁报告了一下于参议来的情况，随后就打听宣传队半年多来在前线的工作：参加过哪些战勤工作？编演了什么节目？在火线上怎么演出的？每个人表现怎样？女同志在战壕里有什么不方便没有？他一边扇着扇子，一边把眼眯起来，高兴地听着杜宁的种种描述。并且不断地发问和评论。当说到有一个宣传队员牺牲得很英勇时，他郑重地站了起来。 “这个同志我记得。有一次联欢晚会他拉小提琴。拉了个小夜曲。演完后我批评他不该在前线上拉这种软绵绵的东西，他脸红了。” 杜宁说：“他在日记上记了这件事。” “过后我觉得批评得太急躁、太冒失了。人家是音乐家嘛！打算另找个机会和他谈谈，可没想到就此永别了。” “他日记上说，对军长那次批评很感激，认为受到很大启发。” “我还是太急躁了！人家从上海扛着小提琴到新四军的战壕里来拉，这一步就走得很可贵！至于拉什么，只要不是反动的东西，慢慢改进来得及呀。看一看毛**待人处世！有的人犯了严重错误，他还是耐心对待咧！那一次在飞机场，我骂张德标也骂凶了些。我总以为老同志嘛，不妨严格些，不用在方式上打圈圈，其实这是错的！越是老同志越是要尊重嘛！” 杜宁不愿看着首长在自己面前自责，虽然他很为陈老总严以律己的精神感动。就有意岔开话题，问道：“张德标现在怎样了？我们一直没见到他。” “他很好。”陈毅说：“仗打得很勇敢，老毛病改掉不少，上个月入的党，今天早上提升营长了。只是他眼下的处境很困难。” 陈毅走到洞内地图前，指着标有“胡桃峪”三字的一个山头说：“他在这里打狙击。本来满有把握的，昨天蒋介石忽然空运来一个整编师，全投在这一线了。昨天在胡桃峪东邻阵地、撕开了个裂口，为了堵这个裂口，抽走了胡桃峪一多半兵力。现在他一个营顶着当面的两团敌人，压力很大。附近又抽不出部队去增援他，他那里是当前的要点。敌人要提去我们这颗棋子，就把摘星崮的死棋接出去了。” 陈毅走到桌前，点起一支香烟，吸了几口说：“我正想明天到他那里去一趟！” “军长亲自去？” “看看能不能找到块劫材，给老蒋弄个接不归[注释1]。”陈毅笑笑说，“至少为那里的同志分担一点压力吧！” 杜宁说：“军长亲自去，会给同志们很大鼓舞！不过……” “对蒋介石孤注一掷的流氓手腕估计不足，布局时少放了两颗，我是责无旁贷的。”陈毅望着杜宁说：“你愿不愿陪我去胡桃峪看一看啊？我想主攻部队的情况，你掌握一些了。狙击战线也经历一下吧，将来你好写作品。另外也许我还用你帮帮忙呢。” “那好，不过我怕帮军长做不了什么。” “到时候再看。我们去那里，既要和大家共命运，又不能束缚了指挥人员的手脚，怕要找个合适的方式才好。我正为此伤脑筋。”接着问杜宁说：“你是不是困了？” 杜宁说他白天在防空壕里睡了一大觉，现在不困。 “那我们来下盘棋吧！我等着处理几件事，不能睡，眼下正是个空闲。” 陈毅喊小杨取来棋盘棋子，摆在小桌上。他俩对面坐下来，小杨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冷开水。 棋走到中盘，参谋送来几份电报和文件请陈毅签署。随后又报告和于参议谈判的情况说，高处长叫报告军长，看样子敌人并不是真要增加优待条件，而是找借口拖延时间，观望形势。至于这个代表本人，倒像是有起义的诚意。问他一些敌情，谈的大体真实，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一致。另外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其中一条，就是肯定了新空运来的增援部队是马振武的整编十八师。 “真是马振武？”陈毅兴奋起来。并不等人回答，又问杜宁：“你记得这个矮胖子吗？” “记得。军调执行小组时他来过我们这里。那次送行不就是送的他吗？” “看来我真要准备一辆吉普车了！”陈毅大笑起来，“可惜他是增援部队，不是我们的歼灭对象。” 陈毅叫参谋长把高处长、于参议都请到他这里来。说完，和杜宁坐下来，又走了十几步棋，刚刚入港，一阵脚步声，高处长和于参议到了。陈毅只好放下棋，迎出洞外。于参议连忙行礼，陈毅招呼大家随便坐到石头上，就摇着蒲扇，像谈家常一样说：“昨天在狙击线上，我们吃了一点亏。你们起义的决心，这就有一点动摇。” “是的喽，啊，也不一定，不一定。” “要观望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是可供观望的时间不多了。你们起义，我的部队要上摘星崮；你们不起义，我的部队也要上摘星崮！可是，起义对人民有好处，对你们自己有好处。” “那是的，那是的喽……”于参议一面答应着，一面心不在焉地考虑着什么。突然他出其不意地又站起身来敬了个礼，说：“我斗胆要求总座开恩，放我一条生路。” 在场的人都愕然而视，陈毅也愣住了。 “我不想回去了。”于参议僵笑着，以致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穿过火线是一道鬼门关，而且……” 真是哭笑不得。高处长说：“唉，你是受命来谈判的呀，不把我们谈的结果带回去怎么行呢？” “不不不，我可以写封信，你们派个俘虏兵送回去好了。我回去，就是不在火线上打死，我往返两军之间，特务们发现了也饶不过我的。” 陈毅停下手中的扇子，认真思考谁也不再出声。于参议不断地擦汗。静了好一会儿，陈毅又把扇子摇起来，主意打定了。他诚恳地说：“你起义也好，投诚也好，我们都欢迎！这是头一条，先讲清楚。” “是是是。” “第二条呢，我劝你不要放弃一次立功的机会。你在反动阵营混了这么久，事到如今，应该学着想想替老百姓做好事了。争取立一点功劳，就更能取得谅解和优待。你还在盛年，来日方长，以后还可以为人民做事情嘛！” “我没有兵权，想立功，心有余力不足啊。” “我可以直说：我是希望你们全旅起义的，可并没有相信它会全拉过来！”陈毅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你回去，把我讲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他们，把谈判的结果也告诉他们，不论他们起义与否，你这一条功劳都算数。我叫参谋长给你写一个证明，证明你投诚以后已经在为我们工作。打响以后不论哪个部队收容了你，他们看到证明会把你送到总部来，决不拿你按一般战俘对待。这样如何？” “这，这真是恩比天高了！”于参议连连鞠躬说，“我若不竭力效劳，天地不容。” “你好自为之吧，不久我们还会见面的。” 高处长和于参议走后，陈毅来回踱了几步，举起双臂上下伸了伸，看看表说：“已经过了十二点，我们这盘棋走了两天还没完，接下去下完它！” 他们重新坐到桌前。杜宁说：“这个于参议利己得如此不加掩饰，也算是难得。” 陈毅只顾走棋，并不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像不在意地讲起他参观榨油作坊的事来。他说那些工人不光对油和饼细心收藏，就连那又黑又臭的油脚子也不轻易扔掉。工人说“物尽其用”，把它随便扔掉，脚踩上要污鞋，鸡吃了会生病，弄不好还会引起火灾。不如收起来，上上地，膏膏车，烧烧水，引引柴，把它用到正道上去。 这盘棋一下完，一数子，陈毅输了两颗。 “你是跟我胡扯，分散了我的精神！”他拉住杜宁的袖子说：“不行，再下一盘！不能就这样叫你赢了！” 警卫员小杨装作倒水，走到杜宁身后，拉了一下他的衣襟，杜宁会意，忙说：“老总，我困得撑不住了。” 小杨说：“首长也该睡了。明天你要去胡桃峪，不睡一觉还行：……” “你里通外国！”陈毅有点气恼地冲小杨大声说，“你和杜队长串通一起不让我翻梢！” “随便你吵！保证你休息好，是我的责任！”小杨说完噘起了嘴。陈毅也噘起了嘴。两人对看了一阵，陈毅终于认输地笑起来：“好，好，睡觉！睡觉！你也该睡了。唤小吴起来值班。” 四 第二天清晨，陈毅到了作战处，向指挥人员交代完摘星崮方面的作战方案，就带着警卫员去胡桃峪。临上马前嘱咐，叫杜宁赶去。 杜宁匆匆吃过早饭，也上了路。从小道拐到公路上，远远看见陈毅的三匹马，在前边小跑着前进。马蹄扬起黄色薄雾。 由远而近，传来了飞机马达声。杜宁手搭凉棚，朝天上一看，是蚊式。 他立即跳进路边的沟里。两架蚊式飞机擦着树梢，在公路上投下巨大的黑影，风驰电掣地滑了过去。身后响起一阵撕裂空气的噪音。飞机到了三匹马的上方，从两腋蹿出一串串火球，当它扬头向上拔起时，又投下两颗黑色圆球，腾起的烟柱立即把三匹马吞没了。传来扫射声和爆炸声。 杜宁心里叫了一声“军长！”两眼紧盯住烟尘腾起的地方。 一阵风吹过，烟尘向西北移动着散开来。透过轻纱般尘幔，看到那三匹马悠悠闲闲，不紧不慢地在信步前进。杜宁擦了擦满头的汗。 飞机自西南到西北兜了半个圈子，又一头扎了下来，顺着公路去追那三匹马。看看螺旋桨碰到马尾巴了，那三匹马似乎听到一声号令，一齐转过头，迎着飞机奔跑过来。转眼之间，一上一下和飞机交错而过。随即又刷的一声停下，掉转马头观察它们刚才转身的地方。这时，飞机上倾泄下来的炮弹正叭叭响着，在他们跑过的路上炸开一团团白色火球。随之，又是两颗炸弹在更前一点的地方爆炸了，烟尘再次遮断了前方的视野。 三匹马迈开不慌不忙的步子，进入到烟尘之中。待到烟尘再次散开，公路上已经没有马匹了。只见向东弯去的山沟里，青纱帐间闪过一串棕色的影子。 杜宁一下跳了起来，在陈毅拐进山沟的地方下了公路。经过一条涧水，他洗了洗脸，又手捧着喝了个够，这才穿过隐蔽着马匹辎重的胡桃林，登上胡桃峪山顶。 山顶，是沂蒙山人民称作“崮”的大石岩。崮下石洞里设着指挥所。可是只有一个参谋和一个通讯员在值班。团长随陈毅到前洞阵地去了。参谋长介绍了一下当前的战况。这里往南，是一个椅子背形的山坡。左边扶手尽头凸出一个山头，是三〇〇高地。右边的扶手伸出去远得多，直仲到河水的半中问那里有半截塌了的砖塔。塔基四面，一面连着椅背，三面是峭壁悬崖。从左扶手到右扶手，拉开了四道弓弦形的防线。 最下边河滩上的那道堑壕，昨天已被敌人占去。第二道工事在河滩与三〇〇高地之间，沿着山脚展开。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黎明前我们主动从那里撤了出来。敌人也没占领它，现在成了两军之间的真空地带。我们最重要的防线，就是以三〇〇高地为起点的这道工事。这一线上布满了真真假假的地堡、机枪阵和单人掩体。它后边是炮兵阵地，隔着树丛可以听见战士们的笑语声和擦炮引起了金属撞击声。 杜宁没心思再休息，谢过参谋就继续前进。在三〇〇高地西边找到陈毅军长一行人，加入了这个十多人的行列。陈毅在营团干部陪同下，走走停停。一会儿站下来用望远镜看看敌方阵地，一会儿和加固工事的战士闲谈几句。堑壕有的地方并不深，人头会露出地平线，敌人常打冷枪。陈毅挺着胸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地走着，陪同的干部们不时交换焦急的目光。 张德标发现了杜宁。急忙赶过来，摇着杜宁的胳膊问：“你怎么来了？队上的同志们都在哪里？” 杜宁一一回答着，并且祝贺他升了营长。 “呀呀乌！”他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他们来到一个丁字形的交叉点，有几个战士坐在背阴地里擦枪和抽烟，看见他们走来，正要站起来敬礼，陈毅摆摆手叫大家坐着别动。战士们又原地坐下。有的用眼溜着军长，有的低着头，谁也不吭声。 “团长同志。”陈毅站下来，故作惊讶地问：“你怎么把我们的战士都带成这个样，打了胜仗倒像丢了二百大钱？” 团长正不知如何回答，一个矮个子、湖南口音的战士站起来说：“老总别挖苦我们了。你批评几句，我们心里倒好过些。我们吃了败仗！” “哪个说你们吃了败仗？”陈毅说，“这倒奇怪了。前天我给你们任务，要守住这个胡桃峪。那时候你们是两营人，对面的敌人是一个团！今天我来一看，你们只留下不到一营人了，敌人增加到两个团，可你们还守在胡桃峪上！你们分出去的人又守住了另一座山头。你们完成的任务比我下达的多一倍，这是胜仗呀还是败仗？我也有点胡涂了。” 有的战士笑了。可是湖南战士固执地说：“我们撤了两条防线呢！” “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军队，又不是棋盘上的小卒，只许进不许退。防线丢了再拿回来就是，那算个屁事！我今天来，就是知道你们会拿回来的。” 说到这里，一个苏北口音的战士，不好意思地问：“什么时候我们能打出去呢？” “那要看你们了。”陈毅说，“没有你们，我就是个光杆司令！你们打的好些，我们离开沂蒙山区就快些。”说到这里，他看到周围有几个穿带勾勾头老山鞋的战士。就说，“你们沂蒙山参军的同志们，怕不急着打出去吧？” 一个满脸胡茬的战士说：“我们更急咧！打了这半年仗！山里连一间正装房子都不剩！种庄稼也赶不上节气。老乡们把粮食省给咱们吃，自己光啃糁子榆皮煎饼，早一天打出去，乡亲们好缓口气呀！” 陈毅说：“对头！不能老拿我们的厅堂作把式场！我们也去捅他的坛坛罐罐！这样吧，你们把这个阵地给我守到半夜十二点，我保证十天之内打出沂蒙山！有人会说，你这个老总说话怎么这样决断？我就是决断！哪个不信我们来打赌！”说着他伸出手作个要和谁击掌的架式，“哪个来嘛？” 说话之间，人已经围多了。教导员代表大家说：“人在阵地在，坚决守住胡桃峪。” 陈毅点点头说：“硬是要有这个决心我告诉你们，毛**现在都站在地图前，望着我们这个巴掌大的胡桃峪！我们能不能很快打出沂蒙山，要看能不能吃掉摘星崮的149师；能不能吃掉149师，要看我们胡桃峪能不能把敌人的援军挡住！” 战士们说：“你打个电报，叫毛**放心吧，我们这面墙是铁打的，钢铸的。” “哎，这才像我们的兵！”陈毅高兴地挥挥手，继续向前走去。他们来到三〇〇高地一座地堡前边，这里有个小天井，顶上用树枝作了伪装。已经准备下了开水。大家坐下休息，团长趁机叫张德标报告他们的作战方案。 张德标说，有半截塔的山头，三面悬崖，只有一条鱼脊背通遒和三〇〇高地防线相连，一旦通道卡断，就成孤岛。所以我们没在那里设防，敌人除去火力侦察过两次，也没有要占领它的意思。今天拂晓前，我们暗暗派去两挺重机枪，几门六零炮，埋伏在那里他们，任务是平时不许暴露。等到敌人向我三〇〇高地发起进攻，步兵接近我前沿之后，他们就从敌人的侧后方倾力射击，两面夹攻，不愁敌人不退。 陈毅考虑了一会比说：“这个办法蛮好，可惜只能用一次！下次敌人就会集中力量切断鱼脊背，把那个支点搞掉。那时会有更多的敌人渡过河来参加战斗的。刚才不是发现河滩上的敌人有几个在用望远镜观察河面吗？他们准备派更多人过河来呢！” 团长说，我们按上述计划打垮敌人一次冲锋，天就下午了。他再组织一次对鱼脊背的强攻，已是日落。再要攻击三〇〇高地，只好在天黑以后了。夜间作战我们一人能顶他五个。拼出全部力量，怎样也守到天明。天明摘星崮的战斗该结束了。 陈毅认为这方案牺牲太大，而且不利于完成任务后甩掉敌人。他问：“你们现在两个连对不对？” 团长说：“实际上是五个排，加上炮兵连。” “放一排步兵，有炮兵协同，河对岸的敌人倾巢来攻，能守几分钟？” 张德标说：“可守四十分钟到一小时。” “半小时拿得稳拿不稳？” 团长说：“有这么好的工事，绝对不成问题！” “好！那你还有一个整连！一连人在半个小时之间不能搞出点什么名堂来吗？不要光撅起屁股来挨打，也琢磨琢磨打人呀！你们估计，敌人对三〇〇高地展开攻击后，河滩阵地上他们还有多少人作后卫？” 张德标说：“按昨天的情形看，至多一个连。” 陈毅说：“假定战斗开始的时候，你那一连人埋伏在宝塔山脚下，敌人接近三〇〇高地后，这一连人突然袭击他的河滩阵地，打他个措手不及，会怎么样呢？占领河滩之后再以工事为依托，和三〇〇高地的我军夹击敌人，他还吃得消吗？三〇〇高地上的两排人，坚守到占领河滩应当不成问题吧？” “如果能够运动到宝塔山底下，就不成问题。”团长说着和张德标对视了一下，就不再言语。 陈毅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见他们不再往下谈，就说：“我认为这个方案你们会考虑到的。肩膀上长脑壳，不仅仅为了截帽子，是吧？” 团长说：“张营长提出过这个方案，我给否决了。” 张德标说：“因为我提不出到小山下边的通道，团长才否决它。我派人去侦察了，从宝塔山往下去实在没有路。河底是石头，硬往下跳会摔坏。而且扑通扑通一响，敌人立即会发觉。” 陈毅说：“你们考虑的很全面，特别是团长同志，否决的很有道理。” 他端起水碗喝了两口，眼睛闪出狡黠的火花，看了张德标一眼。张德标警惕起来，知道老总要作他的文章。 陈毅不慌不忙地问：“小杨，年初我们来这里宿营，是接的哪个队伍的防啊？” 张德标心说“来了！”忙答道：“我们连给你腾的住地嘛！” “你驻在这里时，到砖塔附近看过地形没有？” “……” “没有敌情，又很忙，不看算了！”陈毅学着张德标的口气说完，笑着问：“对不对，我没叫你吃冤枉吧？” 张德标只是笑，不吭声。 “好！”陈毅说：“我要是给你个向导，给你条通道，那个方案能不能完成好？” 团长和张德标都笑了，忙说：“首长，只要有道路，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好，给你们个见面礼，免得下次来不欢迎。”陈毅回身喊道：“小杨，你去给张营长当向导，把他的队伍领到宝塔山脚下，占领了河滩你再回来！” 小杨才答应了一声。空中一阵呼啸，一连三颗炮弹惊过埑壕，在后边一百多米处炸了。天上也传来了飞机声。 团长说：“警卫员同志画个路线图给我们就行了，不必亲自去。敌人要进攻了，请首长放心回去吧。” “咦！收下礼赶客人呀？哪有这个道理。我哪里也不去！” “那就请军长到山顶指挥部去。” “为什么要赶我走？我妨碍你们作战吗？” 团长看着张德标。张德标鼓鼓勇气说：“报告军长，你在这里是有点碍事哩！”——他不敢提“不安全”三个字。 “乱弹琴！我碍什么事？” “你蹲在这里，我们指挥战斗请示不请示你？请示吧，老实讲，这么个小战场用不着你来亲自指挥。而且事事请示也耽误工夫，不请示吧，有上级首长在，下级指挥员怎么好自己作主？” “我并没有要你们事事问我呀！我一来就讲明了，仗你们自己打，我一不是来代你们指挥，二不是来督阵……” “说是说，真干起来……” “好，我宣布，从现在起这个地堡借给我使用，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要来找我谈问题。来，我也不见！小吴，把棋子给我！”小吴从挎包掏出一袋围棋子和折叠的棋盘，陈毅接过去，躬身钻进地堡里，在里边喊道：“杜宁同志，来作个伴呀！我要报昨晚上那两子之仇哟。” 看看没有商量余地，团长只好说：“咱们走吧。不过，警卫员同志，你还是不必亲自去吧？” 小杨说：“我悄悄告诉你，这一切他昨晚上都计划好了。套两条牛也拉不转，赶紧出发是正经！” 走在堑壕里，团长问小杨怎么知道这里有道路？小杨说，去年他们驻军在这里，曾到宝塔山头看过地形。发现塔后边有一口枯井，井底与河水相通。井很窄，脚蹬两面石壁，人就可以下到井底。钻出去就是山后背阴处。只要从河水里绕过山脚，就到河滩上了，陈毅当时看了这情形，命令人用石板把井口盖死，上边堆了瓦砾。他说：“多掌握地形上一个秘密，对敌人就多一个招数。”团长说：“可也未免太巧，偏偏今天就用上。”张德标说：“也并非是巧。早在罗霄山上，他就教育大家，当军人的，不论多疲劳，宿营下来头件事是先看地形。在一个地区走两遍，肚子里就要有张活地图。这样打起仗来才心中有数。不然，等有了情况再侦察地形，往往来不及的。这一次我又吃了懒的亏，碰上他今天高兴，居然没有骂咧！”大家听到都笑了。 团长问张德标，准备派哪个连去？张德标说：“不用一个连，给我两排人，我亲自带去。这里交给团首长吧。老总在阵地上，多留一个排安全些。” 团长问：“你带两个排够吗？” “一个排也能完成任务，这已经是双保险了。把阵地上的马刀收集一下全给我！狗娘养的，我不杀他个刀刀见红，不回来见老总！” 张德标和小杨整理队伍向砖塔出发。团长和教导员分头走遍了整个堑壕，向一个个战士交代：“一定要守住阵地！陈毅老总在我们阵地上呢！”这句简单的话，像一把火，烧沸了每个战士的英雄热血。陈毅在阵地上！这就是号召，就是保证！既不必有后顾之忧，也没有任何后退余地。一定要把敌人挡在陈毅面前。胡桃峪是不可逾越的。 五 杜宁被亮光刺得睁不开眼，随即又陷入一片暗黑中，两个耳膜呜呜直叫。对面的陈毅已经看不见了。他张开双臂朝陈毅原来坐着的位置扑过去，用身体护住陈毅的上半身。等到重新恢复视力。地堡比先前亮堂多了。顶棚的一角横梁折断，上边覆盖的谷草和松枝都已不翼而飞。像是开了个多角形的天窗。围棋也不见了。他和陈毅都倒在半尺深的尘埃中。 他气喘吁吁地问：“老总，你安全吗？” “娘的，安全倒安全，就是帽子乘风飞去了！你怎么样？” “帽子倒还在头上，可鼻孔和嘴里呛的都是土啦！” “那就快爬起来。” 警卫员小吴慌忙钻进来喊道：“首长，首长！” “不要大惊小怪！”陈毅用手掸着脸上的土说：“还是去放你的哨。有人来问，说我没有事，叫他们只管去指挥战斗，不要进来打扰我下棋！” 等小吴出去，他和杜宁互相看着对方泥菩萨似的脸，哈哈大笑。杜宁从尘土中扒出围棋来，陈毅在墙角找到了他的帽子，帽檐被炮弹皮穿了鸡蛋大一个洞子，而且扑扑地冒烟。他把火捻死，在腿上摔打了两下，又扣到头上，两手扶着帽檐把它戴正。杜宁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说：“咱们换一下吧，你戴那个破的，同志们看着不好。”陈毅犹疑了一下，摘下自己的和杜宁换了说：“打完仗。你可以换个帽檐，我那顶还是黄桥发的哩！” 地堡开了天窗后，虽然比较亮了，可大不如以前安静了。枪炮声吵得对面说话都听不清。 炮弹爆炸声、冲杀声、坦克马达声、步枪机枪射击声混成一片。陈毅叫小吴拿来望远镜，从天窗探出身去。 杜宁也想看看外边的情景，但怕加大目标，增加陈毅的危险，就从折断的横梁旁探出头去，这才发现望远镜是多余的东西了。凭肉眼连敌人呐喊着的嘴脸都能看清楚。三辆坦克，炮口喷着火舌向我们的阵地疾进。步兵随着它蝗虫似地汹涌着。 有几发炮弹嗖嗖响着从头皮上飞过去。杜宁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 “秀才，沉着些哟！”陈毅压低声音说，“全阵地的眼睛在盯着我们，慌张不得！” 杜宁脸上一阵发热，把胸挺直了些。 三〇〇高地往下二百米处，山势陡峭，坦克停下来了。改为横向往返巡行，用炮火轰击我们的阵地。敌人步兵一批卧倒，一批前进，轮番冲锋。我们阵地上却枪也不回他一声，只见刺刀的刀尖在工事上端闪着寒光，不见战士们的身影。陈毅正察看着，眼前一晃，发现团长正站在他身后不远处。 陈毅问：“你怎么在这里？” “报告，我的指挥岗位移到这里来了。” “啊……” “军长，在我的阵地上，下令反击之前，是不允许把身体暴露在工事之外的。” “接受批评，我下去。” 陈毅退了下去。杜宁也要缩回身，可是团长叫住了他。 “杜队长，老总的安全交给你了！”团长激动地说，“你替我们大家多操点心吧！刚才那颗炮弹就炸在地堡墙边，战士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杜宁会心地点点头，退进了地堡。 陈毅拉杜宁坐下说：“人家把指挥所安到我们鼻子下边来了，安分守己一点吧。来，下棋。” 先是听到团长发口令。随着整个阵地就震动起来。炮弹出口声和爆炸声混在一起，冲锋的杀声和抗击的杀声搅成一团，步枪已分不出点数，机枪像狂风怒号。整个阵地成了翻滚咆哮的大海。地堡就在腾空骇浪中颠簸。顶棚的上，哗啦啦不断下落，所有的横梁支柱都发出轧轧欲断的声音。杜宁手里捏着一颗棋子，可是眼睛分不清棋盘上的横线竖线，再也找不着合适的落子处。 “秀才，秀才！”陈毅叹口气说，“你怎么连纸上谈兵也稳不住神呀？” “老总，你还是派我去参加战斗吧！”杜宁声音都变了，“叫我守着你，又不为你的安全担心，这是办不到的！这棋我走不下去了。” “小声一些！”陈毅看看地堡门口说，“你知道，我来这里是得到前委同意的”。 “我知道。” “这里同志们担子很重，虽然我们没去直接冲杀，可是有我们在这里和没有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从从容容还是慌慌张张，对于大家来说，完全不一样啊！” “这我也理解。” “那就稳稳当当地把棋走下去！这也是战斗！” 杜宁定住神，把注意力努力集中到棋局上，厮杀声仿佛离开他远一些了。走了几十步，出现了一个契机，杜宁赶紧投下一颗子，如果陈毅应错一步，他就要满盘输了。 陈毅捏起一颗棋子，把手就地举在空中，晃来晃去好久没有落下。杜宁头也不抬，两眼只盯住棋盘上的要点。 突然，陈毅狠狠地在杜宁肩上拍了一掌，喊道：“你听，你听啊！” 杜宁被弄得蒙头蒙脑，还没明白过来，陈毅一下站起把地上的棋子都弄乱了。高兴地大声叫道：“你听见没有，张德标这个鬼东西冲上去了呀！”他兴冲冲地两手攀住横梁，一跃登上地堡的顶盖。等杜宁也把身体探出，山坡上的敌人已经像捅掉窝的马蜂，乱成一团了。占领了河滩的张德标，把全部火力对准冲锋的敌人后背，呼呼地猛扫。三〇〇高地上的守卫部队跃出了阵地，端着刺刀冲进了敌群。敌人一边倒下，一边向河水里溃退，拼命地往河对岸逃去。 杜宁说：“张德标怎么不把退路封死，叫敌人跑了！” 陈毅说：“张德标搞对了！这么多敌人，要逼着他在这山坡上顽抗起来，解决战斗很费工夫的，也难免把河对岸的敌人吸引过来。这样像放出带病菌的耗子，把他们连同恐惧、懊丧一起放过河去，敌人今天再想组织攻势就办不到了！” 陈毅倒背起双手，看了好一阵。才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摘星崮，149师，完了。” 他把手中的望远镜交给杜宁，自己跳下地堡，找团长谈什么去了。杜宁举起望远镜朝河滩上望去。那里还在战斗，但我们的人已经转过身去面朝河面射击了。战士们叉八着腿朝敌人火力追击，几个敌人到了水边，又转回身来举着枪投降了。 杜宁十分兴奋。从门口钻出去找陈毅。陈毅拿着电话筒正作着手势叫喊：“张德标，有鬼在抓你的脚跟吗？你讲慢些行不行？哇啦哇啦我什么也听不清！什么？马振武！叫你捉住了！不会的，你弄错了吧！不错？嗯，嗯，他过河来视察阵地，战斗打响他回不去了！确实是他？什么？已经派人送上来了？不要送，马上把他喊回去！在哪里抓到的还送到哪里去！原地看押，我马上就到！”说完，他按了下电话，又摇了一阵，对话筒喊：“要司令部。你是哪一个？听出是我来了？好。马上派一辆吉普车来，到胡桃峪山后等着拉马振武！喂，挑一辆好一点的，不在路上抛锚的哟。” 陈毅扔下话筒，一挥手，跳出战壕，直奔河滩。他并不挑选道路，跨过弹坑、火堆和敌尸大步走去。路上碰到小杨和张德标正迎面走上来，就叫他们领着走到一个破掩体门口，对哨兵说：“叫马振武出来！” 穿了一身士兵服的马振武，半年不见瘦下去一圈，个子更矮了。一见陈毅，失声叫了一下，手足无措地举手敬礼。 “振武将军！”陈毅伸出手去，极力把话说得平淡：“有约在先，我是备车恭候了。” 马振武握了一下陈毅的手，连连摇头：“惭愧，惭愧。” 陈毅命令把马振武送到山后吉普车上去。他自己走到阵地中段，举起望远镜观察河对岸的动静。暝色四合，天暗下来了。个跑得满头大汗的通讯员送来一分代电交给团长。团长看过后说：“请军长过目。” 陈毅说：“你讲一下吧。” “敌人的旅长不肯起义。于参议把守卫前沿的一个营拉过来了，阵地交给了我们。进攻摘星崮的大门打开了，马上就要总攻。” “我该回去了。”陈毅说，“你们加强警戒！看到摘星崮信号升起，立即全线撤离。沿河水逆流而上，三里地外有个河汉，是两部分敌人衔接处，防备松懈。你们从那里插入敌后，沿途不可停留，两天后到达沂蒙山外的鲁南平原，再相机休整。我会在那里会合你们的。” 陈毅带领杜宁等人，向山顶攀登。张德标追上来说：“小杨同志战斗得很勇敢，战士们要我替他请功。” 陈毅说：“应该为全体指战员请功，这沂蒙山就是一座丰碑，将永远铭刻着你们的丰功伟绩！” 他们登上胡桃峪山顶，天完全黑下来了。河南岸营火炊烟，绵延数十里。摘星崮方向，满天信号弹腾空而起。炮声枪声一阵比一阵强。夜风带着雾一般的细雨迎面吹来，隐隐听到人喊马嘶。 陈毅站到崮顶岩石上，解开了的衣襟，被风吹得呼呼飘舞，像是展开了一双巨大的翅膀。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清爽的空气，放声吟道： 淄博莱芜战血红， 我军又猎泰山东。 百千万众擒群虎， 七十二崮志伟功。 …… 初生白发的男人重新回到现实世界时，歌声仍在耳边飘荡。他明白了，这不是幻觉。战士们仍然在战斗。就像当年他们唱着军歌，为建立人民的国家而冲锋陷阵一样，今天他们唱着军歌，为保卫和建设人民的国家而厮杀！他们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永不背叛自己敬爱的军长。于是他放开喉咙，和着空中飞翔着的旋律，歌唱着，走向党和人民指给他的新岗位。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清明改完于北京 [注释1]下围棋的术语，堵住的意思。 齐氏父女 http://.biquxs.info/

一个老战友来信说，他回了一趟沂蒙山，并且去了燕子崖…… 我第一次到燕子崖，是日本投降那一年。半夜，下着大雪，队伍走得很疲劳了，爬了一山又一山，到了这个高山顶上几间石屋跟前。司务长和几个揣着手的老乡在村头迎接我们，一个班一个班地叫，叫完一个班就由一个老乡领走。叫到队部时，一个半截黑塔似的大个子，瓮声瓮气地说了声：“来！”就头也不回地带着我们拐进一个夹道，进了一个小院，打开一扇屋门。屋里点着灯，地上铺了草，闪着火亮的灶上沿着锅盖突突地冒热气。 “看看还缺啥？” 灯底下才看出，这瓮声瓮气的话语，竟出自一位花白胡子的老汉。 我们谢了他，说啥都不要了。 “那就睡觉，有话明天说！” 老汉径自走了出去，随后听到了堂屋门响。 第二天推门一看、满山遍野一片白。 部队的习惯、早上起来头件书是挑水、扫院子。队长是女同志，指导员把脚威了，挑水的差事自然就归我这当通信员的。可是我就怵的是挑水，倒不是怕累，怕的是那套担水的家什。这地方挑水不用木屑铁桶，用的是瓦罐，两个月来我的津贴全赔了瓦罐。 我在堂屋房檐下找到了钩担和瓦罐，硬着头皮挑了出去。偏偏这地方没有井，吃水全要下到山沟里挑泉水。上下二三里地，我把一担水挑回来时满身都冒热气，汗湿了的棉帽子一圈冰凉。我哆哆嗦嗦，一步一扭走到院里，轻轻放下前边的瓦罐，然后往下一蹲，就这时，脚下一滑，只听“啪”的一声，回头一看，后面的罐子又没底了，水流了一地。 我又气又恼，望着那破罐子冒火。忽听得背后脆生生的一个嗓子说道：“看啥咧？看也破了！”没等我回头，一个梳辫子的姑娘，穿件半旧红花棉袄，月自棉裤，大步走到我跟前，伸手抢过钩担，扭身就往堂屋走。走到门口，又回身说：“不会挑就别挑，逞啥能咧！” “咦，你怎么这样说话？”我本来就在火头上，当然就顶撞上去，“罐子破了我赔你……” “你们八路军有钱哪！那钱没地方花，专给你赔罐子哪？” “再没钱也赔你，我砸了罐子我去检讨……” “你们八路军有的是闲工夫啊！没事干专叫你检讨哪！” 这时堂屋和西屋，同时喊了声：“回来，吵什么？”房东大爷和队长同时出了屋，一人推一个，把俺俩各自推了回去。 这晚上开生活会，我可当真作了检讨。倒不是为砸罐子，而是因为对群众耍态度，我正红着脸在那第一第二地作检查，门外却又吵了起来。 “人家队伍上开会，你去干啥？” “我去作个检讨，我要不检讨就要叫他作检讨了，吵架本是我开的头！” 除去我，屋里的人都笑了。我这检查也就半途而废。生活会变成座谈会，他爷俩和我们闲谈了一个晚上。这才知道老汉闯关东去了二十几年，走时光身一人，回来时带着个四岁的丫头。说是在外边成的家，老伴半路上故去了。在家乡又抗了十几年大活，减租退押后才有了房子地。老汉叫齐五，姑娘叫玉凤。 那时正是日本投降之后，解放战争开始之前。人们刚从八年抗战中熬过来，又扬眉吐气地推倒了封建地主，所以把每一天都当节日过。锣鼓声昼夜不停。找个理由就扭秧歌踩高跷地热闹一阵。这一老一小都是爱热闹的，一开会齐老汉就练“断魂刀”，玉凤就扭秧歌，常常爷俩闹得谁也不做饭，带着满脸脂粉蹲在灶膛口上烤地瓜吃。玉凤不光是业余演员，而且还包揽杂物。不论扭秧歌，演节目，少了绸子了，没有油彩了，她都说：“找我要！”其实她也没别的招，不过是到我们队部来硬借。那怕你说出大天来，她要借的东西最后也得借走！ 有一天，我们队长拉住玉凤说：“你整天来要这个借那个，今天俺要有来有往，找你借点啥！” “重的不借碾盘，轻的不借鸡毛，其余的借啥给啥！” “说了算不？” “说一不二！” “我就借你！” 玉凤眨眨眼半天没吭声。 “俺们排个戏，缺个演小妮子的，把你借来怎么样？” “这事不简单，我得核计核计！”玉凤一下子收起那副孩子气的脸相，把眉头拧了起来。 队长很意外。在沂蒙山根据地，平日要缺个演员，识字班都抢着来，轮不上还兴许哭鼻子。怎么这个整天演戏入迷的小妮子反倒迟疑起来了呢？ “你们要借我多少天？”玉风问道，“上远处去不？” 队长说借两个月，只在附近演出，不往远处去。 “你们跟我爹说了吗？” “先听听你本人意见。你要同意了，我们再跟大爷商量，还要跟村政府商量-呢！” “我同意。可是有个条件。” “你说。” “借给你们演戏去，可得保证叫我按时回来收拾家务，做饭挑水。能顾上家的地方我去演。远了，够不上家了，你们另找别人。” “行。” “还有一条。” “岁数不大，你的条件还不少呢！” “丑话说在前边呀！我爹要来为我要求什么，你别答应，我的事我作主，你们答应了也不算数。” 队长认为这都是小孩子举动，随口就答应了。因此也没急着去找老汉谈。 第二天五里地外的一个村有集。玉凤一早挎个篮子卖线去了。齐大爷就提拉着烟袋进了队部。他先在当地打个踅磨，问了几句不要紧的话，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你们跟妮子都谈妥了？” 队长问：“您指的啥事呀？” “你们不是借人吗？” “是啊，您的意见呢？” “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呀？”队长解释说，“我们借她来参加演戏，也就在这三里五村转，白天不耽误她回家做饭，晚上照样送她回来睡觉。按照规定，借用期间派人给您代耕，按军属待遇。您看不挺好吗？” “不好！” “那依您的意见呢？” “你们把她正式收了去。” “正式收入要上级批准，我们光有借的权利。” “借也行，那得正式八经地借。你们一边借用一边是个考察。孩子就是演习，演习就越像真的越好，位听说参了军还天天回家做饭的？既借去，就按你们的人对待，那怕还在这院住，家里事不许她再来操持。” 队长说：“那我们再跟她本人谈谈？” “不用谈，她的事我作主，你们接受我的条件，明天一早我把人送过来……” 正说着，外边清脆地喊了声。“爹，你去队部了是不是？” 老汉一听，慌张起来，忙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说：“她回来找手套，在外边听了半天了。” 这时王凤在外边跺着脚喊：“不用嘀咕，我不去了，我不去！” 老汉说：“你看，闹夹生了不是？”急忙走了出去。爷俩相跟着进了堂屋，关上门，就嘁嘁喳喳地小声争论起来。 队长一看事情办砸锅了，就找指导员商量。两人又去找村长，问村长可有办法把事情挽回过来。村长说：“不好说，他爷俩的事不好说，我去找识字班负责人谈谈吧！只要妮子点了头，老汉好说，他家妮子是一家之主。” 这天下午我们去军部听报告，村长和识字班怎么作的工作不知道。第二天一早，齐大爷笑嘻嘻地领着玉凤到了队部，说：“我给你们送人来了。” 队长问：“你爷俩谈判妥了？” 玉凤说：“订了条约了，俺爹答应的，隔两三天回来摊一回煎饼，收拾一下家务。” 宣传队员的生活，比外人想象的紧张得多。出操，喊嗓，背词，排戏，缝幕布，洗服装……除去候场，没多少闲工夫。队长以为齐大爷就这么一个宝贝妮子，又从小没娘，该是娇养惯了的谁知玉凤竟是个很能吃苦耐劳的丫头。任性也是有的，但那是在小事上。在节骨眼上，她竟比队里年纪大点儿的孩子们还懂事。正式的工作很忙。一吹休息哨，别的孩子就像出了笼的鸟，连叫带跳地玩去了，她却不声不响把驻地扫得干干净净，把内务收拾得井井有条。谁的领子破了，扣子掉了，她拿针就给缝上。起先因为她是借来的群众，人们还和她争啊抢的，日子一多，大家反倒成了习惯，一有事就喊：‘凤妮子！’就这样，她家的煎饼还总是一叠叠存在筐里，柴火一捆捆堆在院里。大家简直都弄不清她什么时候干的。可我们队部知道，那是在演戏闭幕之后，早上出操以前。自然我们也帮把手，主要的活还是她干。 借用了两个月，大家对她很满意，领导上暗地同意正式吸收她参军了。不久，队伍接到命令要转移，队长就把玉凤找到了队部来。 “你觉着咱们这工作怎么样？” “再好没有了。” “想正式当个宣传员不？” “想！” “告诉你吧傻妮子，上级同意正式吸收你了，就看你跟你爹的意见怎么样了！你同意不？” 玉凤浑身一震，低下了头。只见她满脸通红，太阳穴上青筋一跳一跳很激烈。等再抬起头来时，两眼含满了泪，哽咽着说：“不，我不参加。” 大家都很意外。指导员问：“为什么？” “队上同志对我好，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是我不能参加。不把俺爹伺候入了土，我一步也不离他！”说完她蹲在墙角，呜呜地哭了起来。 玉凤是独女，本来就不该动员她参军，只是看到她父亲有心叫她参加，她又具备学演员的条件，队上才这么考虑。如今本人不愿意，当然也就作罢。指导员和队长安慰她一阵，送她回班里去。临走她郑重其事地说：“你们要念我还有一点好处，答应我别把这事跟我爹谈了，千万别谈。”队长也郑重地答应了她。 第二天，大家送了玉凤两身军装，一些日用品，还给老汉量了五斗麦子，算作玉凤的津贴，热热闹闹地送玉凤回了家。齐大爷虽说满口感谢，殷勤张罗，可脸上隐隐地有些不自在，但什么也没讲。 过了一天，部队拂晓出发了。集合时，堂屋关着，父女俩谁也没出来。我们以为他们没睡醒，悄悄把铺草捆起，屋子扫净，背着背包走了出去。走出村有二里来地，天也亮了，只见老远处一块石头上坐着个人在抽烟。队伍走近，他站起身迎了过来，正是齐大爷。 大家向他摆手打招呼，他也摆手，直到队长走近了，他才开口说：“我想问点事咧！” “您谈！”指导员和队长出了列，我背着枪陪指导员站到路旁，让队伍先走过去。 “妮子在队上有错误？” “没有，干得很好呀！” “她不是当宣传员的材料？” “很有天才、百里挑一呢！” “那为什么不留下她？” 队长看看指导员，指导员说：“你老就一个女儿，按规定不能吸收她参军哪！” “唉，这是个啥规定哪？”老汉摇头说，“我硬硬朗朗，用不着服侍。她跟我呆一块能有啥出息呢？我就这一个孩子，看着她有个着落，这辈子我就没挂心事了。怎么你们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因为曾经答应过玉凤，不把和她谈话的内容告诉她爹，所以队长只好安慰他说，现在队伍已经开拔了，再改变也来不及，下次再走到这里时，再和他老人家商量此事。 “一定你们跟她谈过，这妮子不愿意。”老人说，“你们瞒着我也知道。” 队长和指导员只是笑，不表示肯定与否定。老汉摇摇头，叹口气，连告别的话也没说就朝燕子崖走去了。 宣传队随着军部开到临沂城，在那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半年多。秋天解放战争打响了，我们在鲁南平原打了几仗，过了阳历年，又转身往北开，一夜之间回到了沂蒙山区。 这一夜，又下着好大的雪。天明之前，走到一个岔路口，通信员送来了宿营的通知，宣传队的驻地又是燕子崖。 当我们往山上爬的时候，天已大亮了，远远地听到了村子里打钟的声音。钟声很近，可是爬山要爬半天，等我走到村头，那里由村长带头已经又聚集了一大伙人。老乡们一认出是宣传队，就连呼带喊地围上来跟这个拉手，跟那个拍肩膀。村长就在喧闹声中大声宣布：“得了，房子也不用再分派了，原来谁住哪还上那里去。” 队部的几个人跟着齐大爷又到了那间西屋，仍然是屋里点着灯，地上铺了草，闪着火亮的灶上，沿着锅盖突突地冒热气。 齐大爷招呼大家坐下的同时，他自己也坐了下来。叭哒着烟袋问我们这一年来在鲁南作战的情形，我们给他讲了消灭国民党二十六师、预三旅的战斗经过。他听得又是拍大腿又是笑，一个劲地说：“奶奶，这才叫痛快！奶奶，这才叫出气！”随后他又问我们，这战局将会怎样发展？敌人会不会很快就进到山里来？队长说，仗打到最后，当然是我们彻底胜利，不过眼前怕要经历一个艰苦阶段。敌人何时进山，咱摸不准，来怕是一定要来的。 齐大爷沉思着点点头。 我们问为什么不见玉凤？他说，玉凤参加了战勤班，上区里受训、学习护理伤员去了。说是今天结业，但不知为什么没回来。 第二天拂晓，部队集合出发。齐大爷穿得整整齐齐，背着一个小包袱也来了。原来村里派他作我们的向导。队长问：“带个十里八里路就回来，您还背个包袱干啥？”他说：“自从打仗以来，我这个小包上哪儿去都不离身，谁知情况有啥变化？万一出了事回不来，我省得抓瞎。” 他领着我们爬过两架大山，到了打尖的地点，队长就请他回去了。临走前，他从怀里掏出个用线缝着的手巾包说：“这是带给玉凤的，我以为路上能迎着她，谁知没碰上。我估计你们再往前走能碰上她，交给你们带给她吧。” 队长说：“她马上就回来了，还带这干什么？” 老汉说：“当爹的，就是这么个心意。碰不上也不要紧。她们训练班住在虎头崖，你们是必得经过的，到了那你打听一下交给她也行。到现在没回来，兴许训练班延期了。” 队长接过了包，放在自己的皮挎包内。 队伍继续行军，始终也没碰上玉凤。下午路过虎头崖，大队在村外休息，队长进村打听一下，都说这村从来没办过任何训练班。而且和燕子崖也不属于一个县份。队长这才觉得自己做了件冒失事，把个无法转交的包接在了手，只得打进背包背着它！ 阴历年前，队伍开到了莱芜附近。有一天半夜，走到一座高山脚下。向导说，爬到这山顶上，晴天能看到远处的火车了。临上山前，队长下令休息一刻钟，会抽烟的抽袋烟，不抽烟的嚼口干粮缓缓劲。准备一气翻过这座山去，以防天亮后还在山上行动，被敌机发现了目标，暴露了行动方向。 在休息时，就听到远处有人喊什么。因为前前后后都有部队在行进，谁也没注意听。休息完毕，背上背包要继续前进了，一个骑兵飞跑上来气哼哼地说：“你们宣传队都是聋子、瞎子呀？这么喊你们也听不见，丢了人也瞧不着？” 大家问：“谁丢了人，丢了什么人？” “你们的队员！一个二道毛子，掉队掉到俺们连！你们是等一下还是派人去接。” 队长赶紧叫各班清点人数，查的结果一个也不少。就说；“你不调查研究瞎放什么炮？我们没有人掉队，你找错地方了！” 正在这么说着，后边一个脆生生的嗓子喊了起来：“队长，等等我！”随着，一个穿军装，剪短发的身影就在月光下走过来。大家还在奇怪，那人双脚立正，敬个礼说：“我是齐玉凤！” 已经站成一列的队伍顿时乱了，大家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乱喊，特别是女同志，哭的，笑的，尖着嗓子喊的，什么样的都有。队长摇着手说：“纪律，纪律，这是夜行军哪，我说同志们……” 骑兵气呼呼地一边嘟囔着一边勒转马头走了，他大概狠骂两句这群自由兵，可谁也没顾上听，听见的也没工夫去跟他拌嘴。 队伍肃静下来了，一边往山上走，玉凤一边问：“我爹呢？” “你爹？”队长奇怪地说，“你爹在家里，怎么到这儿来找他？” “他没跟你们来？”玉凤站住了脚，把眼睁得老大。 身边的人都说：“没有啊！他那天送我们到了打尖站就回了！” “这才叫怪事！”玉凤说：“你们开走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大门锁着。我问邻居，都说我爹给宣传队当向导走了，留下话叫我马上赶了来！连个路线都没有，我上哪儿赶？我见到咱们队伍就打听，直赶了这些天！开头我说我是你们的房东，人家都劝我回去，有时为了保密还不告诉我真话。后来我多了个主意，把带的这套军装换上了，就说我是宣传队掉队的！唉，这才灵验，也没人劝我回去了，也没人对我保密了，碰上哪个队伍哪个队伍管饭。碰巧刚才遇上骑兵连，他们说才见你们走过去！真怪，我爹怎么会没来呢？” 尽管她爹没来，可也不能叫她回去了。路远不说，几天来战局发展很快，燕子崖已成了敌人盘踞的地方。 队长叫她随队行动，她说：“除去跟着你们，我也没地方去。不过我还是不参军，算借用也行，算民夫也行，我在队上决不吃闲饭。有一天找到我爹了，希望你们还放我回去。” 到宿营地后，玉凤仍回到以前所在的班里去住。队长打背包时看见了手巾包，拿去找到玉凤说：“给你，这是你爹托我带给你的，他还说我们能碰见你呢。他要是跟我们行动，还用托我呀，可见邻居传话传错了。” 玉凤用牙咬断缝着的线，打开手巾包，里边又是一个布包，打开布包，这才露出一只银晃晃的小孩戴的锁来。大家“咦”地一声都围上去看稀罕，原来那锁上镌得有字：“崔玉凤”。背后一个小簧，用手一揿，可以打开，里面有一张小照片，是一个吃奶娃娃的头像。 这东西在山村里，实在太豪华了，出自一个穷老汉的手，人们更觉稀罕。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疑问用眼睛提向玉凤，只见玉凤却浑身抖成一团，泪珠儿不断线儿地往下滚，早已哽咽得不成声。队长使个眼色，让大家散开，抚着玉凤肩膀问：“孩子，有什么话你说出来，别光哭啊！”玉凤把头扎在队长怀里，索兴哭出了声，一字一噎地说：“我参军，我参军。” 队长仔细看看那张娃娃照片，依稀认出是玉凤的模样。齐大爷闯过关东，攒钱为心爱的独生女打个银锁并不出奇，但明明锁上镌着玉凤姓崔不姓齐，这可非问明白不可。 等到玉凤收了眼泪，队长把她领到队部，轻声问她：“玉凤，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参军头一条总得把出身历史说清楚呀？” 玉凤说，她小时候住在沈阳，跟个姓陈的姥姥生活。那个姥姥给人家洗衣服，有个大舅拉洋车。人家都有爹妈，她没有爹妈，玉凤很奇怪，问那姥姥。姥姥说：“你爹出门混事去了，等他混阔了就回来接你。”玉凤问：“我爹什么样儿？”姥姥说：“我也说不清。可我知道你爹来的时候拿着一把银锁，锁上刻着你的名字，锁里藏着你的像片。玉凤你记着，将来要是没有姥姥了，你要跟舅舅过，谁领你也别去，多咱见到有人拿着那把锁，你再跟着走。”这话说过有半年时间，果然就来了个中年人自称姓齐，说是玉风的爹，他一点也不阔，破衣烂衫，满脸胡茬，可是他手里拿着这把锁。姥姥把玉凤的衣裳打点了一个小包，交来人拿着，他把玉凤背在身上就出门了。玉凤问爹爹：“咱家在哪里？”他说：“在关里。”又问：“关里在哪儿？”他说：“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们沿着火车道走。天明赶路，夜晚投宿。有时碰上个大村子，齐大爷就住下来找点短工活儿干。赶上集市庙会，齐大爷摆开场子练把式，收几个钱，给玉凤买个肉包子，油果子，自己则啃个棒子饼子就一小把葱。攒下钱来给玉凤做了件新衣服，自己也买件半旧的夹袄；也有既碰不上庙会又找不着短工活的日子，那时齐大爷就背着玉凤伸手乞讨，说是闯关东落了魄，女人死了，带孩子回关里家的。好在一路上走的是农村，断不了关里来的乡亲，谁遇见这一老一小，都给个饼子窝头，总算没碰上太大的难为。 走了个把月，到了河北地带。这时正是初秋季节，一阵西风过去，落下雨来，父女俩正走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爹爹虽说尽量敞开怀包住玉凤，到底爷儿两个还是全浇透了。当晚投宿到一个镇上小店里，玉凤就一个劲咳嗽，到半夜就烧得像火炭似的。齐大爷一夜照看没合眼，第二天早上一看孩子烧得迷迷糊糊，再赶路是不行了，就央告店东帮他看着孩子，他出去找大夫。半晌午大夫接来了，连着吃了几付药，玉凤才治好，可爷两个再想走也走不成了，因为当初请医时齐大爷就和人说好是要当一年长工还药钱的。 他们在这地方整整住了一年多，清还了帐目，这才又动身往南走。因为结算下来多少还余几个钱，他们坐了一段火车，春末时分赶到了济南，在济南城，齐大爷打听着地址找到一个中学堂，说是要找位姓崔的先生。当时门房前恰好站着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人，一听说找姓崔的，就上下打量这父女俩，问：“你们是哪儿来的？”齐大爷说：“从关东！”那人问：“你是他什么人？”齐大爷说：“乡亲。”那人把手一甩说：“走，走，这儿没姓崔的！”齐大爷说：“没姓崔的你问我个底朝上干什么？我是你耍笑着玩的？”那人说：“在这儿问还便宜了你，换个地方就不是这么个问法了。”齐大爷还要争执，一旁看门的老头使劲地摇起铃来，同时还连推带劝地对那戴礼帽地说：“主任，您跟他个乡下人生气太失身份了，到点了，朝会上还等您训话呢！” 那人瞪了父女俩一眼，连说：“撵走，撵走！”掉头进了院里。齐大爷还在生气，摇铃的老头悄声说：“老兄弟，快走吧，崔老师去年摊上事了。”齐大爷问：“怎么，吃官司了？”老头把嘴伸到齐大爷耳边说：“共产党。叫韩复榘枪毙了。” 齐大爷伸手抱起玉凤，踉踉跄跄走出学校。玉凤觉出爹爹浑身发抖，害怕地偷偷瞧他的脸，头一次发现，爹爹在哭，那么大的泪珠顺着腮帮流下来。玉凤哇地一声也吓哭了。 “别哭，别哭，我的乖孩子。”齐大爷用泪湿的脸贴着玉凤泪湿的脸说，“咱爷俩一块过吧，从今后我这脖颈子要低一低，学着忍气了……” 队长怀疑地问：“那时候你才四、五岁，怎么能记得这么清呢？” 玉凤说：“我没记清，有的事早已忘了，有的事记得恍恍惚惚。两年前，我上了识字班，有一回组织秧歌队要用绸子，我记得俺家箱子底有一块从地主那里退押退来的绸子，正好我爹不在家，我就翻箱倒柜地找弄。找着了绸子，也就找到了拿绸子包着的这个锁。见着它，勾起我小时候一星半点儿的印象。后来看到上边刻着我的名，又不姓齐，这才想起我爹领我到济南学校找姓崔的老师的事。我正在看那个锁，没提防我爹从外边走来了。他一把从我手里抢过去，脸胀得通红，我从小长这么大，没见他对我这么生气过，追着问我瞎翻什么？看到什么了？我说我找绸子，无意间看到这么个稀罕物，看见的就是这把锁，再也没见别的。他把绸子扔给我，把锁揣进了腰里。” “那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听到俺爹在那屋里也咳嗽叹气地一宿没安生。快到天明，我把这些事联起来，才明白他不是我的亲爹，原来老人家怕我知道底细跟他变心呢！其实，从我记事就是俺爷俩心连心、命连命地过，要我变我也变不了啊！何况那姓崔的爹已经死了！我装作不知道，从那以后倒是格外地对俺爹更亲热、更孝敬些，他看了我几天，脸上的别扭劲又不见了，俺爷俩又像以前一样风平浪静地过日子。从那，我就立了志愿，不把我爹伺候入土，哪里也不去，一步也不离他。” 队长问：“那以后你再没见过这把锁吗？” “没有，他藏得严严的不叫我见。可是去年，自卫战争打响后不久，有一天他郑重其事地把这锁拿出来了。对我说：‘你好好看看它。’我说：‘看过一回来，没啥看头。’他说：‘你看仔细吧。以后打起仗来，咱爷俩说不定有走散的一天。万一走散了，你记住，我要托人找你，就叫他带着这把锁，见到这锁如同见到了我。谁拿着这把锁你就跟谁走，不是万分牢靠的人我不会把锁交给他。’当时我随口答应着他，心想老人家年纪大了，竟说孩子话，哪会有这一天哩！没想到这话今天应了。原来他是怕我不肯舍开他参加宣传队，使下的一计呢。” 队长听罢，安慰玉凤说，她对老人关心负责是对的，不过齐大爷身强力壮，眼下离开不会影响他生活，日后他身体不行了，组织上会设法帮她尽到自己的义务。 玉凤成了宣传队的正式队员。宣传队多次帮她打听齐大爷的消息，但因为燕子崖已成了敌后游击区，没打听到任何结果。 一九四七年，敌人对沂蒙山发动重点进攻后，正常的演出活动不再能进行，宣传队分成小组下到部队去作战勤工作。 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跟着队长护送一批伤员从前线下来。战斗打得正紧，敌机封锁着我们通往后方的山路，我们带着三副担架，走几步一隐蔽，前进的速度很慢，直到天黑透，才来到沂河渡口，用电筒照着一看，那座用木桩和秫秸临时搭成的桥已被敌机炸断了。三副担架上都抬着伤员，不允许有任何冒险的行动，队长命令在河边停下来，大家商议个妥善办法。 有人提议往下游绕二十里地，从开阔处蹚过去；有人提议到村里找人帮着把炸断的桥修补上，说这样比绕行二十里也不费时间；也有人主张先派个会水的蹚水探探路，也许能找到一条水浅的路线。正在争执不下，听到河水的流动声有了点异样，队长说：“别吱声，好像有人蹚水过河来了。” 大家听了听，确像是蹚水声，队长打起电棒朝河里照去，就听有人喊道：“关上，关上，把我眼都晃花了，我咋走法？”队长立刻关上了电棒，在这一瞬间，大家看到一个军人用手挡着眼正在水中跋涉，那水没着他的膝盖。几个担架员就跑向河边，大声地问：“喂，担架能过去不？” 没有回答。只听到哗啦哗啦蹚水的声音。队长招呼我一声，我们也赶到了河边上，这时那人已上岸了，正被围着他的担架员们追问着：“你倒是说话呀，担架能过不？” “也能也不能！” “这是咋说？” “有人带路找浅处走就能，没人带路瞎闯就不能！有劲儿把担架扛在肩上走就能，还挂着拌带用手抬着就不能！” 那人一边说一边扑拉身上的水，听得出，他冷得牙齿在打战。 担架员们议论说：“把担架扛上肩这好办，三副担架的人集中一起，扛过去一副再扛一副就是了。可深更半夜上哪儿找认识路的人去？” 那人说：“只要你们能扛起担架，带路的人不愁。” 人们说：“哪里有？” 那人说：“我不就是一个？” 人们问：“你才蹚过来呀！” 那人说：“这才记得准啊！” 人们问：“不影响你的工作吗？” 那人说：“回头我快跑几步就是了，冻成这样不跑也暖和不过来呀！” 问题就这么决定了：担架员集中起来扛起一副担架，由那人领着过河，队长和我在这岸照看这两副担架，等第一副抬过去后，人们能找着路了，就请那位同志照看着河那边的担架，大家过来再扛这两副。接着，人们脱了衣服扛起担架，就随那人下河了。 三副担架，往返用了有一个多小时。抬最后一副时，我才和队长随着过河。河水又急、又冷，脚下的石头坚硬、溜滑，水深的地方漫过胸口，不互相拉紧了，想站稳很不容易。到这时我才体会到，那位同志一个人能摸黑蹚过河去，得很有点毅力。而蹚过去后又自愿地领着我们蹚回来，随后自己还要蹚第三次，没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是办不到的。 我们靠近对岸，那个军人已经迎面走了过来，大声问道：“全过来了吗？那边还有没有？” 我们说：“全过来了。” “那我就走我的了！”说着他下了水，一摇一晃地冲着我们走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道谢。 “瞎扯瞎扯，八路军对八路军还用这一套。” 可是队长还是奔了过去，打开电筒照着，握起他的手说：“不，同志，你帮助我们完成了任务，哪能连声谢谢也不说！” “咦，你是……”那人不由分说，抢过电筒，照到队长脸上，大声说：“你不是宣传队长吗？” “是啊，你是……” “我就是我嘛！”他举起电筒，照亮了自己的脸，我们看了一阵，意外地发现军帽底下竟然是一脸胡子的齐大爷。 队长问：“大爷，你这是……” “都当了兵了，还叫啥大爷！我跟你们那天，出来就没回去，离开你们，我找到了个卫生队，先是随着卫生队的民工抬担架，随后帮着伙房做饭，等他们的民工换防了我还没走，他们才知道我单挑一个，不是民工队的。他们叫我回家，我说家叫中央军占了，没地方回。我拿出区里发的宣传员奖章，他们这才留下我，批准我参军。” “你怎么不给玉凤来封信？” “我没参军前不能写，怕她知道我还是个老百姓，又找来照顾我。现在就带个口信吧，我是有组织的人，不用她挂念，叫她安心革命就是了。” “就这几句话？” “还有，不过告诉你就得了，用不着跟她说，我被伪满洲国抓去当劳工时，在劳工队认识个姓潘的老头，俺俩在窝棚里头挨着头睡，后来这老潘给折磨的得了重病，临死他托付我一件事，说是他的朋友有个孩子在沈阳，在一个老太太家养着。孩子她妈原来和老太太住同院，因为抗日被日本宪兵抓去枪毙了，老太太把孩子收了下来。孩子他爹在济南当教员，离不开身，托老潘趁上东北出差的机会把孩子带回来，可老潘办完公事没等去接孩子就叫鬼子抓了劳工。老潘说：‘人家在为中国人民拼命流血，我连这件事都没办成，死也闭不上眼。你年轻，要能活着逃出劳工队，看在共患难的分上，无论如何帮我了却这份心愿。’那年冬天我们夺了看守兵的枪，杀出条血路，逃出了劳工营，我拿着老潘给我的信物，找到了那孩子。可等我带着孩子奔到济南，才知道她亲爹也革命人，为国牺牲了。这样，我这个一辈子没成家的人，从此就有了个家。也才尝到有个亲人的滋味。本打算今生今世爷俩就相帮着活下去，可是你们来了，我犯了犹豫，她是共产党的后代，我怎能闹私心把她永远拘在自己的小门小户里，昧为己有呢？从上回你们借她的事，我看出来，善说善劝她不会舍了我走，就想了那么个主意。我难过是难过，其实这么一来，把我的手脚也放开了。我年轻时，练拳好武，见不平就打，从不肯吃一口窝囊气，赶上不顺心，打一仗就跑，所以一直没成过家。自从有了她，我什么气都得忍，把我这性子都磨没了，她一离开我，我可又有了胆气，国民党进山，地主反攻倒算这口气我不能忍，还是参加八路军为全国人民打个大抱不平吧……” 老人说着笑了。岸上有人喊话，队长才发现别人都上了岸，我们还站在水里。 “唉，咱们都疯魔了！”队长笑着说：“快！到岸上去说。” “不行，我耽误的功夫不少了，还有任务呢！”齐大爷说完，学着当兵的习惯招招手，往河里走去，又回头喊道：“不必对玉凤念叨这些，免得孩子知道了伤心。就说我挺想她，以后有机会就去看她。”说完就向河深处走了去。 我向队长说：“告诉他，玉凤都知道了。” 队长用手捅了一下，小声说：“不必了，说不定那么一来他反倒会伤心呢！”他又用电筒照着齐大爷的背影，直到他完全消失在河水声里。 此后，我没再见过齐大爷，并且不久我调出宣传队，和玉凤同志也分开了。 我问最近去过燕子崖的同志，可曾听见齐氏父女的消息，他说没有，年轻人都不知道村上有过这么一家人；年老的人说那爷俩在同一天消失后，谁也没再见过他们。玉凤今年该有四十六七岁，老人要还在，怕是八十出头了。她也许爷俩早团聚一起了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 上任头一件事 http://.biquxs.info/

赵承志从市委大楼出来，阳光格外温暖、明亮。杨树枝挂满鼓囊囊、毛茸茸的嫩苞，柳枝正向四面八方散播她那闪着银光的花絮，春天确确实实地来了。 他受的冤枉平反了。上级决定给他恢复原职——还当建筑公司经理。 他自己出声地问自己：“头一件事干什么？” 一个巨大的声音冲他耳朵喊道：“把徐老大处理走！” 他吃惊地向四周看看，没有人，正是上班时间，街心公园空荡荡的。 这是自己心里的声音，他笑了。先是开心的、满足的笑，随后可就变成了疑疑惑惑的笑。 徐老大是建筑公司卫生所所长，一个中专毕业的大夫。这个建筑公司，是六十年代初成立的。为了职工看病方便，想建立一个卫生所。护士找到了，可就缺个大夫。就在这时候，赵承志的一个老同志来找他，好多年不见，也不明白老同志从哪儿知道他又当了经理，而且正缺个大夫，就向他推荐说有个医专毕业的学生，多少犯了点错误，下放在农村好几年了。年轻人么，犯点错误改了就完了，还应当发挥他的专长。赵承志说等看完档案再说。老同志顺手就从黑皮包里掏出个档案袋，送到赵承志大腿上。 赵承志一看：徐国生犯的错误是私卖给一个奸污养女犯坠胎药。 “这，事不大，可品质恶劣！” “品质恶劣也要给出路吧！也有些客观原因，那个人要药的时候说是给自己老婆流产用。他年轻，没经验。” “可这写的是私卖药品！” “那些材料员的笔头子你还不知道？什么卖，只不过那人借给他几十块钱，没有追着要；他手底下不宽，也没积极还。” “你怎么这样了解他？” “他爸爸跟我很熟。” 徐国生就这样来到建筑公司。 新来的这位大夫，干劲是十足的。搞环境卫生，他亲自清垃圾，扫厕所；夏天要抓食堂的饮食卫生，他扎上白围裙亲自卖饭；工会办板报，他自报奋勇画刊头，机关搞宣传周，他敲锣打鼓……没两个月，评先进工作者评上了他，评青年突击手，评上了他，评机关工作标兵，也评上了他。 赵承志本来是带着考察眼光看他的，这时暗自庆幸：歪打正着找来个好干部。可见不能凭成见看人，不能因为一个人犯点错误就对人一辈子不信任。他又把徐国生的档案要来，从头仔细看，发现他爸爸还是工人，怪不得这青年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他把档案交给机关党支部，要他们注意培养这个“新型知识分子”。支部书记说：“再考验一个时期吧，他那个错误不是一般性的！”赵承志说：“别形而上学，听说他犯错误的事实有出入。那个犯罪分子骗了他，钱其实也是借的。”支部书记说：“工人对他反映可不好，说他看病敷衍了事，态度恶劣，开诊断书有亲有疏。架子很大，人家给他起外号叫徐老大。”赵承志有些不高兴：“对一个青年不能求全，我们谁身上没缺点？都改造得一点毛病没有才发展，党内就不用要搞学习教育这一套了。” 徐国生还没入党，*****开始了。他成了造反派，贴出去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看赵承志结党营私的黑心！” 大字报说：赵承志是小业主的儿子，从他卖青菜的爸爸那里，继承了资产阶级复辟的野心，从混进革命那天起，就专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修正主义。对他徐国生的腐蚀拉拢，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徐国生中专毕业后在x医院当实**夫，由于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一时粗枝大叶，上了坏人当。医院的走资派却借机大整苦大仇深的工人子女，把他下放了。就在这个时候，赵承志出于结党营私，招降纳叛黑心，一眼选中了他。用把他从农村调到城市为手段，以当先进工作者，入党作诱饵，拉他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而卖命！ 斗争会上，徐国生跳上台去拉住赵承志的脖领子问：“你拉拢我是不是由于这个黑心？” 赵承志摇摇头，还没等说出话来，徐国生甩开手，“叭叭”一反一正打两个嘴巴。把赵承志左右两颊全打红了。台下有人喊起口号来：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向徐国生学习！” 回到牛棚之后，赵承志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不是说不相信挨了徐老大的打，两个腮帮子还热辣辣的，那假不了。他不相信徐老大的心里真对自己有这么大仇。 天黑以后，是写反省时间，赵承志从门上小窗看见，来回巡逻的正是徐老大。他大喊了一声：“报告。” 徐老大在门外问：“什么事？” “上厕所。” “他妈的，就你事多，滚！”徐老大威风凛凛地拉开了门，露出他胳膊上带的红袖标和手中提着的木棒。 厕所在楼的另一头，走道上空无一人。到了离“牛棚”稍远一点的地方，赵承志站住脚说：“小徐，我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你当真认为我是为了网罗死党才把你……” “混帐！”徐老大大吼一声，用空着的那只手又“叭”打了赵承志一个耳光。走道上没人，这吼声和耳光声就显着格外响，于是从武卫队住的屋，从造反派开会的屋，一下子伸出十几个头来。 “大家看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徐老大指着赵承志喊道：“借口上厕所，把我拉到这个地方求情来了！我徐国生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武装起来了，我觉悟了，还能上你的贼船！你这是对造反派的侮辱！” 忽地一下子，探头的人都出来了。厕所没去，就在楼道上又组织一个斗争会。从此，徐老大对赵承志就比对别的“牛”们更苛一些。幸好不久上边有令，把有问题的人全集中到五七干校专政队去，赵承志这才和徐国生的耳光告别。 在干校呆了近两年，赵承志背着“犯走资派错误”的结论又回到建筑公司来劳动改造，专政小组分配他给瓦工推砖。 推砖，要上架子。半年多以来赵承志血压一直不稳，一看那架子就头晕。 他硬着头皮去卫生所了。 徐老大造了一阵反，终究因为他历史上的错误，被对立面揭了个底朝上，而这个“臭老九”在本派里的功劳也难和手执匕首的哥们相比，所以到头来并没捞上乌纱帽和党票。甜头也是有的，就是保住了他所长的老坐位。 卫生所不按时上班，赵承志等了好一阵子，徐老大才迈着方步，从远处走来。徐老大走近一看是赵承志，先是一愣，随着向左右看看，问道：“你干什么？” “我看病！” “看病你等一会儿来！”徐老大大声说完，又走近赵承志小声说：“你的情况，你自己不明白吗？屋里没有人，出了问题你抖落得清吗？走！” 赵承志说：“我这不是来了吗？我病还没看，往哪里走？” “看病也等一会儿再来，就咱俩在屋，人家知道我跟你谈什么？” 这时，护士小姚来了。她笑着说：“行了，在这儿等着吧，有我在这，说什么我能证明。” 徐老大冲赵承志努努嘴，赵承志在候诊椅子上坐下了。于是徐老大沏茶、扫地、擦桌、换白大褂、洗手，往印台上洒印油、再洗手，小墨水瓶里没墨水，拿大瓶来灌墨水，然后又洗手……终于屋里连说带笑地坐满了人。徐老大开始诊病了。先请过一个中年妇女，一边听诊，一边扫听她丈夫刘参谋长的脚癣好了一点没有？同时就介绍个新发现的偏方。恭恭敬敬开完处方、假条，站起来笑着送走了。接着把手一招，喊过来一个小伙，小伙先掏出一盒带过滤嘴烟，伸出缠着绷带的手，用两个指头一弹，捏出一支烟递给大夫，叭地打着打火机，给大夫点着。大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喷出烟雾，拉着长声问：“加拿大种鸡的事就这么完了？” “怎么完了？”小伙说，“我这不是没空上农场去吗？来回骑车得一天，我不等公休能走吗？” “打开手看看！” 小伙吸着凉气打开手上绷带，伸出一根指头弯了弯。 “恢复得不好，再吃点药吧。” 大夫低头开了药单，同时抽出病假条迅速地写了几个字，扔给小伙。小伙也不看，扭身就往药房走，把烟故意拉在桌上了。徐大夫刚收起烟，一个年轻姑娘又坐到了诊断桌旁…… 姓姚的护士连挂号带打针，他给几个人打完针，看赵承志还在那儿坐着。就到徐国生耳边嘀咕了几句。徐大夫抬抬眼皮大声说：“赵承志，你是看病来了还是泡蘑菇来了！你怎么坐在那养神？不过来就诊？” 赵承志不说什么，坐到桌前，卷起袖子说：“量量血压吧，头晕得厉害！” 徐大夫打开血压计，把气袋捆到赵承志胳膊上。旁边站着的小姚和徐大夫同时把眼都盯到水银柱上。徐国生测了三次，然后解开说：“稍高一点，你这个年纪么，这也不算太高，拿点药吧！” 赵承志脸一红，呐呐地说：“我现在高空作业……” “这些事你找保卫科谈去。” 赵承志走了。小姚轻声问：“低压一百三呀！” “不要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涂国生大义凛然地说，“科学没有阶级性，可要看被哪个阶级所掌握，对他们这些人首要问题是改造！” 赵承志心想找保卫科谈，未必比找大夫更顺心。算了，吃点药坚持一下吧。坚持了几天，越发不行了，不仅头晕，而且头痛得像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他又去卫生所。徐大夫不在。姚护士从药房的窗口探出个头来问：“老赵，你要看病吗？” 赵承志凑到桌前，说了一下自己难以忍受的症状。 “徐大夫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来，我开个转院单，你上职工医院吧。”小姚说完，向赵承志轻轻地挤了一下眼，把她打抱不平的心情泄露了出来。赵承志感激地点点头。 赵承志来到医院。大夫拿血压计一量，吃惊地问：“你们的徐老大又走后门去了吧，就这样的血压也用往院里转？他判断不了？” 赵承志张口结舌，不知又出了什么毛病。 “血压这么高，你不能上班！你干什么工作？高空作业！低空也不行，连地下工程现在也不能干！回去对徐大夫说……” 一听还要找徐大夫，赵承志头皮直发炸，赶紧问：“你给我开个假条不就完了吗？还非找徐大夫不可吗？” “最近规定，我们医院只有权开短期休假证，七天以上要你们单位行政领导、卫生所联合签字。唔，像你这样的人还要有保卫科点头！” “我有七天休假怕也够了！” “你的病不是一天发展成的，七天就恢复正常！那成了神仙一把抓了。我给你写个回诊单，你转回去叫他们开假，一会我给徐老大打个电话谈谈我们的意见。” 已经到了中午，赵承志拿着医院开的回诊单先回家吃饭。 赵承志的老伴在宾馆小卖部工作，这两天也有点小病，没上班。见老头忽然中午回来了，先是吓了一跳。等一问，仍是老病，这才放心。 “那我早点弄饭给你吃，吃完就躺下，今天下午不要再出去了。” “不出去了？我的病假条还没开呢，病是医院看的，可假条还要回公司卫生所开，还要找那个徐老大！” “管他什么老大，难道还大过医院的证明去？” 赵承志也心想，有医院的证明，免除了徐老大的责任，这回总不会像上次那样碰硬钉子了。上卫生所去时，就比上午多了点勇气。 卫生所里很安静，只徐老大一个人把大腿搭在二腿上看一份卫生什么报。赵承志进去，他抬了一下眼皮，可随着又把眼神落回报上。 赵承志也不说话，把医院的回诊单放在老大面前的桌上，就坐在一旁等候。 老大看完一段报，从抽屉里拿出烟来，叼好、点着，这才拿起回诊单，却又不看，用一个手指点着桌子说：“血压是高一点，可血压高并不等于就是高血压症，这还要观察一个阶段，我先给你开三天假休息一下，三天后再来检查。” “好。” 老大明知屋里无人，却仍然放低了声音说： “你这个情况，我对你卡紧点是保护你，你要三天两头歇班，什么时候才能改造好呢。” 徐国生打开了休假证明，把剩下的烟头往烟灰缸里按着说：“现在办什么事都困难。就说抽烟吧，没个熟人，连好烟都买不来，听说宾馆小卖部有，咱又没熟人。” 赵承志看了徐老大一眼，没吭声。 徐老大一边说着，一边开好了假条。递给赵承志说：“三天以后，你再来诊查，如果临时发现有什么不好受，你可以在晚上到我家去，我住在有福巷12号。”说完，神秘莫测地冲赵承志笑了笑。几年来赵承志头一次见徐老大笑，他觉得后脊梁直发冷。 老伴站在家门口的唐械树下向建筑公司方向了望，一见赵承志回来了，就急忙迎上去问：“这么快就回来了，看样子还顺利？” “观察！只给开了三天的假，说要观察！” “观察！就观察呗，要能三天好了，我们还求之不得呢。” 果然，三天过去了，高血压虽然没见坏，可也没见好，可是因为夜晚没盖好，赵承志又得了感冒。他去卫生所复查时，就一路直打嚏喷。 屋子里又坐了好多人。整整等了四十分钟，徐老大才叫赵承志的名。赵承志坐下后，徐老大并不问话，拿听诊器和血压计匆匆量了一下血压就说：“没事，明天上班吧！上班再观察观察。” “我还感冒了……” “拿两丸‘羚翘’！” “可我这血压……” “上次我不跟你说了么？你不懂意思呀：血压高不等于高血压症，要观察，懂我的意思没有？”徐老大用手在桌上把纸烟翻了个个儿，“灵活点，不能僵化！要不怎么说你们这批走资派思想僵化呢？” 老伴本来已经上班了。因为对老头放心不下，中休息时赶回来看一下，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一个茶杯摔碎了扔在地上，她临走做好的饭菜还都放在桌上。老头像个关在笼子里的熊瞎子，从东头走到西头，鼻子快碰墙了，来了个向后转，又从西头走到东头。 老伴胆战心惊地问：“怎么样？” “混蛋！畜生！他公然向我勒索！旧社会我跟着我爸爸卖青菜，最恨的就是警察大兵勒索小民，我向往革命就从这里开始，没想到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之后我还要叫人勒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徐老大，上次我看病去他就念秧给我听，什么好烟买不着呀，听说宾馆小卖部有好烟，可又不认识人哪！我就假装听不懂，没理他，没想到今天就当真给我小鞋穿！话里话外还问我明白意思没有？卑鄙！可耻！老子大不了死在脚手架上，决不受这份侮辱！” “你受的侮辱还少吗？这是头一次吗？” “那总还是政治斗争，可这，这是他妈的什么下贱事呀！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还竟然厚着脸皮告诉我他家住在什么有福巷12号，你住地狱才好。” 老伴连说带劝，总算叫赵承志刹住了火。勉强吃了口饭，早早躺下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感到头重脚轻，赵承志不管这些，赌气照常上班，路经卫生所连往那儿看都没看一眼。 勉强支撑到下午，他鼻涕眼泪的叫同组的工人们看出来了。就去和组长商量，组长拦住他刚要推起的一车砖说：“砖够用的了，不用推了。你到下边看守砖堆吧，要是砖干了呢，你就拿水管浇点水，不干，你找个荫凉地坐着就行了。”赵承志答应着顺着马道走下架子，一边走一边擦泪，这次的眼泪不像是感冒引起的，因为苦里还有丝儿甜味。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时间，赵承志已经烧得面红耳赤，双腿颤抖了。他摸到家，足走了一个小时，老伴还没回来。他打开锁进屋，一头就扑到床上，连鞋都没脱就昏昏地睡过去。等老伴把他推醒，已经亮了灯。 “我开会，回来晚了。”老伴说“你烧得这么厉害也没去看看？” “左不过是吃羚翘，看个什么劲！” “那也去看看。万一烧出别的病来呢！” “我病死也没有谁来负责的！” 老伴作了点挂面，强劝赵承志吃了，安排他睡下，说自己还要出去找同事研究点工作上的事，把门反锁上走了。赵承志醒来天已大亮，老伴还睡着，不知她半夜什么时候回来的。 除去发烧、头痛，又加上骨节酸疼，这一天赵承志耐不住了，只好又去卫生所。 “你是不是在发烧？”徐老大正给别人号着脉，一眼看到赵承志，便放下那人站了起来，上去摸一摸他的脑门：“哎呀，你高血压，发烧得早点来，不然出了危险是你负责是我们负责？你有问题是有问题，看病是看病，我们是按科学办事的，这也是体现政策，你有什么可顾虑的？” 徐老大一边说着，一边就开了处方，同时写了张休息一个月的病假条，并告诉赵承志，以后不舒服，随时来看。 赵承志回到家时，老伴又站在门口了望，老远看见就过来搀扶他。 “病假开了？” “开了，还一下就开了一个月，鬼知道徐老大抽什么疯，态度吓杀人的好。” “也许就是那种人，风一阵火一阵。管他呢，开了假就好。” “咦，你怎么今天没上班？” “我？我看你烧得厉害，放不下心，回来看你能不能开下假来。” 一个月病假没休完，“***”被打倒了，虽然赵承志的结论还没重新落实，可对老干部的生活照管好多了，他可以直接上医院，休息不休息大夫说了算，不必再找保卫科和徐老大签字了。他一休就是半年多，然后就闲呆着等候分配，血压降下去了，结论也重新改正过来。他不愿再休息下去，经过几次要求，上级还要他回到建筑公司当经理。 赵承志从市委大楼出来。不再坐车。从徐老大想起，又想了几件回公司必须尽先抓好的工作。到公司上任之前，他还要到宾馆参加几天计划工作会议，沿途又买了几件开会时要用的零星物品，到家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 还没进门，就听到屋里有人说话。老伴开门时，他就问：“谁来了？” “徐大夫。” “徐老大？他来干什么？” 这时徐老大迈脚从里边也迎了出来，笑着说：“咱们卫生所，为了配合全公司的增产节约运动，建立了巡回出诊制度，对一些老患者送医上门。” “嗯，”赵承志想，他来工作，总不好在这时候发火，就说：“屋里坐。” “您休息一下，我就给您检查吧，我还要到几位工人患者家中去，不敢太耽误了。” 赵承志喝了杯水，徐老大就开始检查，量血压、看眼底、听诊、叩诊……足足忙了半小时。徐老大然后洗洗手，从皮包里掏出来大小四五瓶药说：“这个是降压的，这个是疏通血管的，这个是降胆固醇的，这个叫‘救心’是从日本来的新药，只供重患者服用，根据您的情况，这血压三五天要量一下。三天以后我再来。” “我还要开几天会，开会期间不在家里住，你不必来了。等我上班再说吧。” 徐老大点头应着，连忙告辞。赵承志的老伴出去送他，赵承志坐在那里就没动。过了会儿，老伴回来了，帮助赵承志收拾药瓶子，一眼看到在一个药瓶下压着两张十元的新钞票，一把握到手里，神色慌张地就往外追。赵承志看在眼里，感到蹊跷，也跟了出去。他走到门口，正听见两人在争执： 女的说：“快拿回去，叫老赵知道了不好。” 男的说：“不，不，不，托您买到烟就不错了，哪还有叫您垫钱的道理！我早就想送来，可就是忙，一拖过了十多个月，太不像话了。” 赵承志一听，又气又恼，又羞又恨，不愿再看那惹人恶心的场景，扭身回到房中，等老伴一回来，他就火冒三丈地说：“原来我这病假条是你偷着拿烟换来的呀？老干部、共产党员，干这种事，丢人！” “丢人比丢命强！”老伴见已经揭了盖子，爽性大方起来：“你以为光凭病情人家就给你开假条啊？你以为你硬拼着上班还能活到今天，看到落实政策啊？人是我丢的，不关你的名节！我舍出丢这个人，也舍不出丢你的命！老干部、共产党员，在那时候有三条烟卷值钱吗？”老伴一屁股坐在床边上呜咽起来。 老伴一哭，赵承志立即觉得自己的理亏了一半，当初没有这几条烟，他能不能活到今天，当真还得打个问号。越想对徐老大就越恨起来。 “你把那钱还他没有？” “他不收！” “你留下了？” “在大街上你推我顶叫人看着像什么话？” “真胡涂，本来他是勒索、受贿，你一收这钱，他就没事了！” “你以为不收他就跑不了啦？他会说原是托咱买的烟，咱偏不收他的钱。再有运动还刷你拉拢腐蚀干部的大字报呢！” 赵承志不由得苦笑起来，原来他一直以为自己老伴文化低，知识少，看问题没政治头脑。今天才发现，有些事她竟比自己还看得透些，这些从实际生活总结出来的生活观念，竟不是三两句书本上的话可以攻得倒的。 “这个徐老大！”赵承志发狠说，“建筑公司不能留他！” 老伴没答腔，径自忙自己的家务去了。 赵承志第二天整理了一下东西，第三天去宾馆大会服务组报到，工作人员告诉他住在三〇二号房间。他乘电梯来到三楼，推开三〇二房间一看，两张床都有人坐着，以为没看准号数，连说：“对不起，走错了门，”就要往外走。这时，左边床一个人站起来说：“赵经理，没走错，这床是您的。”赵承志一看，原来坐在那儿的是徐老大。 “你。你来参加会？” “您又忘了，今天是您量血压的日子，您不说了今天来开会吗，我先来一步等着您。咱们巡回医疗组就是这个规定，送医到人！” “别人那里你也这样？” “当然，我这才从老工人余师傅家出来。不过，对那几个打砸抢首要分子我们不能这么做，感情上过不去呀！*****中我受过他们蒙蔽，这条界线是非划清不可的。” 赵承志再也找不出话来说，只好坐下叫他量血压，查脉搏，整整闹腾半小时，临走又留下两瓶药，说是从香港进口的。在卫生所业务会上由大家共同研究分给哪个患者，他只是带来了而已。 徐老大走后，住在对面床上的某厂长连连称赞：“你们厂这医务人员工作态度真好，回去后我要叫我们厂的人来学习。” “学习？我还要打发他走呢！这小子看风使舵，见人下菜碟！走后门，势利眼恶劣得很！” “就这些吗？” “这些还不够？” “你不要，给我们！*****中上来的那些大员们、部长们，哪个不会这一套？不会这一套上得去吗？他不是‘***’嫡系骨干吧！” “那倒不是！” “那就好办！” 赵承志一听，又心活了。心想：徐老大这种人在社会上总要存在，要紧的是当头头的自己要冷静，别叫他牵着鼻子走！这种人不能肉体消灭，只能改造思想，而从改造思想角度看，倒是老单位对他摸底。容易有的放矢，当真从革命利益出发或许还是不叫他走有理。矛盾不能外交。 赵承志在宾馆开了十天会，徐老大来送医上门四次。那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那恭恭敬敬的说话态度，真叫安心挑毛病的人也难以找出纰漏。 散会的当天晚上，赵承志回到家里，和老伴一边喝着茶一边闲唠嗑。 赵承志说：“这个徐老大，我又不想叫他走了。” 老伴说：“听那话头，他自己可愿意换个地方。” “他倒想走？为什么？” “他想入党，说到别处解决能快点，在你们这不大好解决。” “那倒是，我们龛了他十多年，把他看透了！换个地方，又不搞*****了，只怕十年也看不透，像他这么脑袋活的人，入党还用等十年？” “要不是*****，你不也早把他培养进党内了吗？” 赵承志听了，脸红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赵承志当天想了半夜，第二天上任，决定的头一件事是坚决把徐老大留下来，他认为这才算对党负责任。 一九七九年 拂晓就要进攻 http://.biquxs.info/

几经转手送到潘明祥面前一封信，要他把有关任长胜的记忆整理成材料，寄给某处烈士陵园，以供重写烈士传记参考。 潘明祥愿意作这件事。 他展开一张素纸，工工整整地写道： 任长胜，原名任评，生于日本山口县德山市。十八岁回到中国，二十岁参加革命，二十二岁到我军任副排长，当时是我连唯一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唯一不是由士兵中提拔的下级指挥员…… 一 “兹介绍任评同志到你连工作……” 潘明祥看了介绍信的开头，又看看面前坐着的白净脸、小矮个，戴着近视眼镜，一派书生气的青年，就把信往桌上一扔说：“欢迎你。我担任指导员以后，文化教员的位置一直空着。你一来就好办了。” “指导员，”任评笑笑说，“请您往下看。” 潘明祥又把信从桌上拣起来，往下看。连长急不可待地问：“上边还写什么？” “团首长批示要把他放到最基层战斗岗位上去，叫他当排长。” “我这儿不缺排长，哪一个班长提上来都呱呱叫。”连长说道，“我们就缺个文化人儿！” 他抓起电话机，使劲地摇，大声地喊，说排长易找，教员难求，说驾辕的骡子不该去推磨…… 任评坐在一边毫无动静，像谈的根本不是他。 连长突然把话停住了，张着嘴木在那里，好久才答应个“是”，快快地把话筒放下。 潘明祥问：“团部说什么？” “派他当排长，是陈老总亲笔批示！”连长耷拉着脸说，“同志，你还挺有来头咧！” 任评站起来，像小学生般规规矩矩地说：“我在敌工科当翻译，陈军长行军时常和我们在一起，我顺便提了一下，希望日本投降以后，放我下连队去锻炼……” “坐下，干革命么，什么岗位不一样？”连长还不死心，转着弯说，“指导员就是文化教员出身。” “我不一样，”任评说，“我出生在外国，而且在剥削阶级家庭长大，参加革命后又在上层机关当翻译。我很需要到战士中和实际斗争中锻炼……” 连长挠着头说：“嗯，你都深入到我们连部来了，也算深入工农兵啦！” “还是下到最基层彻底。” 本人的要求，又有首长批示，连长只好放弃奢望，派他上一排当副排长。说吃过晚饭就领他到排里去。 这天晚饭，通讯员打来的是煎饼、大葱、白菜汤。任评看见煎饼，惊讶地叫了一声，两只手捏着边提起一张来，看画似地看了半天，在边上咬了一口，又咬了一口，一边嚼着一边疑惑地摇头。看看别人都叠成叠，夹上葱，卷成个大喇叭往嘴里送，他才模仿着，卷好葱捅到嘴上。刚微笑着点点头，眼泪流下来了。 “生葱是这么辣的呀？” 连长、指导员、通讯员全笑了。 “总部里江南人多，不吃生葱的。”任评解释着，“这煎饼也没吃过，吃小米饭。” 潘明祥说：“你怕辣，可以把葱挑出来。” “可以吗？”任评仔细地观察着煎饼里的葱，“我见你们人人都卷上，以为吃煎饼一定要卷它，就像蒙古人吃肉一定要配上茶，不然不消化！” 三个人又是一阵笑。 他打开煎饼，把葱拿出来放在桌上。又咬了口煎饼说：“这样好吃了。”吃了几口，他停下来思忖一阵，又把葱重卷进去。一边吃一边流泪。 连长说：“葱放在那里，我替你吃好了，不会白扔。你勉强吃它干啥。” “不是的。”他辣得变了声音，“山东部队，人人都吃葱，偏我不吃，这一点就会和群众造成距离，还谈什么打成一片？” 潘明祥说：“这是生活小事么！” “下来以前我就想了，在生活习惯上很要作些改变的！”任评认真地说，“就从这里开始。指导员，替我把名字也改一下吧。改一个当兵的听着顺耳的！” 连长说：“当兵的名字老一套，还不是张德标、李长胜……” “我改名叫任长胜！” 二 任长胜下到排里以后，很出了一些笑话。紧急集合背包打不上了；夜行军绑腿散花了；战士们开玩笑说句粗话，他要反复问好几遍才弄懂，然后哈哈笑着还记到本上…… 可是没过多久，人们谈到他时就丢掉了嘲笑的语气。休息时他把背包解开打上，打上又解开，把毛巾捂上眼反复地练习打绑腿。记到本上的战士俗语、土话，有机会他就用，用错了别人笑他也不恼，反而求人说个样子给他听。他这种把任何小事都认真对待的作风倒真有些奇，可这种“奇行”反引起了大家的尊敬，谁也不忍心再嘲笑他了。听到种种汇报，潘明祥对任长胜产生了又喜爱又赞赏的心情。 伏天，连续行军，又赶上雨季，部队拖得很疲劳。一些骡马都磨烂了背部，体质下降。碰到个水洼滑倒了就爬不起来。这天潘明祥有事拉在了后边，将近中午快赶上队伍时，碰上了任长胜。那是在两块高粱田之间的小水洼中。水洼边上堆着驮架和零乱东西，一头骡子在泥水中卧着。太阳像白热的铁球，悬在当头烤灼着大地。任长胜一条腿跪在水里，双手端着个日本式钢盔正一下一下淘骡子身旁的泥水，从戽到路边的水看，他至少已经淘了有半个小时了。四周静悄悄的，只听见哗哗的淘水声和粗嘎的喘息声。潘明祥走近跟前，看到汗水和泥水已经湿透了任长胜的全身衣服，连用线绳捆着的眼镜上也全是泥点。 “打它两下不就起来了！”潘明祥心疼地说：“用不着费这么大劲儿。” 任长胜显然没发现有人走近，听到话声一惊，认出是潘明祥就笑了。 “骡子的体力消耗得很厉害，”任长胜说，“再逼它使猛劲，就会把力气使僵。二连有个骡子就使僵了，站在那里像个石雕，拿刺刀扎它都不肯再动一步。” 说完他又弯下身继续淘水。潘明祥从他手里夺过钢盔，替他淘了一二十下，连喊带拽把骡子轰了起来。 潘明祥说：“你要掉队了。” 任长胜说：“不会，队伍就在这个村里休息，等着开中饭呢。” 潘明祥透过高粱稞看到一半里外确有个小村庄。 “这么近，大声一喊就听到了，你怎么不喊几个人来？” “同志们很疲劳，很疲劳了。”他擦着满是泥点的眼镜说。潘明祥说，该提醒一排长，对这个老实人，格外照顾些。 把驮架备好，捆上东西，两个人边走边谈起来。 “你好像读了不少理论书吧！” “马克思、列宁、毛**的著作都读了些。我先从理论上认识了社会主义，后来才找的革命队伍。” 潘明祥问他回国的原由。 “细说起来很费时间，心情也不愉快。总之没有个强大的祖国，在海外很受气，我忍受不了，回来了。” “你是出生在日本吗？母亲是日本人，也受排挤？” “就是入了籍，也要由于父亲的血统受歧视！” “你回来求学的？” “我是想把生命献给祖国，参加抗战。到了上海才知道抗战的也有好几家。有个国民政府，还有个边区政府，哪一面没有引荐也去不成。只好先进了学校。那是个教会学校，多少有点民主空气。我参加了个读书会，是地下***的。” 一个月后，任长胜第一次参加战斗，表现出乎意外的勇敢。他们排作为突击队攻击据点的北门。头天晚上看地形，壕沟后面只有一道鹿寨。第二天清晨进攻时，鹿寨后边却新拉上一道铁丝网。因为没带小包炸药和集团手雷，排长只好用马刀去砍。没砍断两根，就挂了重花。接着上去一个战士，刚一举马刀又中弹牺牲了。任长胜第三个冲上去，在枪林弹雨中四处挂花，一口气砍了七十几刀，为突击队打开了冲锋道路。虽然在等待时伤亡了几个人，可没有影响向续部队扩大战果。一个知识分子初上战场就这样骁勇，战后大家把他评为战斗英雄。评选材料刚送到支部，他的一份检讨书也送来了。他在检讨中说，这次造成不应有的伤亡，责任全在他。看地形时，他发现鹿寨后边有几很桩子，曾提出是不是敌人要拉铁丝网的立柱。可是排长说国民党一向不拉铁丝网，日本鬼子才弄那东西，这可能是伐树剩下的树桩。他就放弃了自己的看法。第二天清晨攻击前，他不放心，又建议再侦察一次。排长和几个老班长都说来不及了，也没必要，他就又收回了自己的建议。还有一点，他说自己是怕死的，排长倒下后他没敢紧接着跟上去。战士跟上去，牺牲了，他被耻辱感烧得心疼，这才一咬牙冲上去。 支部研究了他的检讨，仍然报请他的英雄称号，并让潘明祥和他谈一次话。 潘明祥对他说：“你的检讨虽然夸大了自己的责任，可是很诚恳、很坦白，能接受教训就好。依我看，这还是知识的分子通病，太顾及个人自尊心。一事当前，为面子考虑多，为革命事业的后果就考虑少了！为什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呢？无非是怕别人笑自己不懂装懂，过分小心。其实自己认为对的就该坚持。打仗比不得坐机关，这是要流血死人的！” 任长胜难过地点点头说：“以前我爱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总想着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因此，考虑品格锻炼多，考虑工作效果就少了。” 潘明祥说：“至于说怕死，英雄并不是他没感到恐惧，而在于他战胜了恐惧！只要不被恐惧吓倒，就是好汉子！” 谈话的结果，任长胜接受了荣誉称号。庆功会一开过，他就跑到村外松树林里，把胸前的红花解下来挂到松树上，向战场那个方向敬了个礼，坐在草地上不出声地哭了一场。 三 一九四八年洛阳战役时，任长胜已经是个有战斗经验的排长了，以细心侦察出名。 进军洛阳途中，找向导的战士在山沟里碰到个国民党逃兵，连冻带饿已经半死了。问他什么都摇头。他说的话战士也不懂，就把他带了回来。潘明祥问他话，他也是摇头，嘴里哇啦哇啦说了一阵，大家也还是不懂。那个逃兵又说了几句，不知怎么一来，任长胜听懂了。 过了一会儿，任长胜翻译说：“他是青年军二〇六师的士兵。长官下令叫强扒老百姓的房子，他不忍心干。长官打了他四十军棍，他一赌气开了小差。他怕老百姓看见他，把他打死，出来后钻山沟，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那个逃兵拿出了符号和带照片的证件，他叫林大山。 连长看完证件，吩咐炊事员给他两张烙饼，对任长胜说：“留他两天吧，目前我们在行动中不能暴露运动方向，马上放他走不合适。别人不懂他的话，就把他交给你带着。” 任长胜和林大山谈了一阵，回来向连长汇报：“我讲了俘虏政策，他说既被我们抓住，当然听我们处置，就希望我们不要强迫他再当兵。他要永远脱离内战战场。” 连长说：“看样子不像大老粗。” 任长胜说：“青年军招的全是初中以上的知识分子。他是台湾人。日本投降前一个月，被征召入伍，在日本军队服役。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送日本军人回国，却把台湾人全编到他们7部队来了。” 连长把嘴咧得老大，说，“乖乖，你真不简单，还懂台湾话！” 任长胜说：“我跟他说的是日本话。刚才他说台湾话，咱不懂，他又改说日本话，我才听懂！” 潘明祥悄声对任长胜说：“他懂普通话，不信你注意观察！” 排长平时和一班生活在一起，任长胜就叫林大山跟在一班后边行军。 这个林大山，看样不是个利索人，又在山沟里滚了几天，浑身又是泥又是土。而且一边走路一边搔痒，一看就知道生着疥疮。一班长一边走路一边捂鼻一子，只是碍着排一长面子，没好骂出来。 晚上烧洗脚水的时候，任排长吩咐多烧一锅。大家都洗完脚，他吩咐一班长找卫生员要一包疥疮膏来，就拿着自己的毛巾、肥皂，领着林大山进了灶房。一班长取来疥疮膏，灶屋的门已经从里边插上了，隔着窗户，只见水气腾腾，火光通亮。他扒着窗户往里望，见任长胜正帮那个俘虏兵洗澡，俘虏兵脱得赤条条地蹲着，任长胜挽着袖子替他搓背。一班长喊了声“报告，药来了。”就蹲在一边去生气。 门开了，任长胜擦着汗走了出来。 一班长把药膏往任长胜手里一搡，说：“我有意见！” “有意见就提呗！” “你不是带了个俘虏兵，你带了个爹！” “咦，火气还不小！好，咱们谈谈，不过小声点。” “小声干啥，我还怕谁听见！”一班长说，“行军、带哨累得你一躺下就哼哼，可你还自找外差！” “这怎么算外差？班里哪次来了解放战士你不是黑天白日忙。补衣服吧，盖被子吧，行军连背包你都帮着背。怎么我干这点事就不行了？” “那是新战友，这是个啥？对俘虏不侮辱，不搜腰包，来去自由就够讲政策的了。干啥弄这一套！” “俘虏跟俘虏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他就是比别人更脏点。” “他是开小差出来的。这跟机关枪欢迎过来的不一样，对不对？” “就算对，又怎么样？” “从国民党那儿开小差，这得有点反抗精神；因为不愿坑害老百姓挨了打，这得对人民有点同情心。一个对国民党反抗、对老百姓同情的人，要不要搞个统一战线呢？” “我说不过你。” “说不过就帮我把工作做好！” “你还要我干什么？” “多作宣传工作，用行动。要体现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对人民满腔热情。” “我执行命令，要叫我像对老乡们那样打心里亲热他，我办不到。” “按革命利益需要的做。至于感情，我也在克制着自己的某些感情呢！” 林大山经过这么一洗，又吃了热乎饭，脸上有些活人气了。两只眼睛以拘束、歉疚的神情代替了惊恐的神气，可仍然一声不响。直到睡觉时，他指着草铺，自卑地笑着跟排长说了句外国话。排长点点头，把自己的背包打开，紧靠墙根铺好。林大山鞠躬行礼的说了一阵，躺了下去。任排长紧挨着他躺下，身上只盖了件棉大衣。一班长嗓子眼狠狠地哼了一声，把自己的被子撩起一半扔到任长胜身上，噘着嘴扭过身去。任长胜轻手轻脚把被子掀下来，又都盖在了一班长身上。 一班长头也不回地说：“你不冷啊！” 任长胜凑到一班长耳朵边小声说：“那个人长疥，爬上虱子要传染你！” 一班长猛地一使劲翻过身来，冲着任长胜说：“他的虱子偏不咬你？” “我给了擦药时自己身上也沾了硫磺味，虱子不敢靠身了。” 明知黑地里排长看不见，一班长仍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压住了火气说：“你这个知识分子，哼！”把被子仍然给他盖上。 一班长虽然生气，第二天还是捏着鼻子照顾俘虏兵。他习惯于执行命令，也不忍心太劳累排长。班里的同志尽管满肚子不情愿，可他们不光心疼排长，也不愿班长太累着。这一来倒真显得热气腾腾了。俘虏兵大腿根打烂了，一沾水就痛得龇牙咧嘴。过河的时候，任长胜刚伸手要背他，班长就抢了过去。他还没背上背，战士们又挤走了班长，抢到自己背上。 那俘虏兵眼神已不是歉疚和拘束了，变得深沉、严肃，像是在思考着什么恼人的问题。 这一天，只走了五十里地就宿营了。吃过饭连里下令休息，自由活动。任长胜就招呼林大山到村外挖野菜去。 他们走近一片青翠竹林边上，任长胜慢慢站住脚，呆呆地出神，手中的挖菜小铲落在了脚前。 “排长先生，”林大山用日语说，“您的工具掉了。” 任长胜说声“多谢”，弯腰捡了起来。两眼闪着异样的光彩：“看见竹子，想起我的妈妈，她正一个人生活在我们那满是竹子的庭院里呢！” “您的家也在南方？” “在日本。”任长胜望着天边缕缕白云说，“那里有好多竹林啊！往房后的山上望去，不论冬天夏天，满眼碧绿。房前几十步就是海，又是一片澄蓝。一阵雨过去，空中没有尘埃，地上不见泥泞，连空气仿佛也带着透明的青绿色。” 林大山说：“我的家乡也有竹林，有海。” “那里的人爱竹子。裱糊屋子时，在两层薄薄的壁纸中间都要加上一簇簇、一片片的鲜竹叶。绿竹叶透过雪白的壁纸显现出来，坐在屋里就像坐在雪后的竹林中。夏天，有风的夜晚，躺在榻榻米上总也弄不清哗哗响着的是竹声还是水声。” “我也听过那种声音。日本和中国有许多相像的地方。” “我从小就会唱一支歌： 啊，竹子，竹子， 摇曳着鹤翅般的枝叶， 是给月亮擦脸吗？ 林大山接下去背诵： 我不是给月亮擦脸， 我在学姑娘们的舞姿。”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都从对方眼睛里看到了隐伏着的乡愁。刹那间横在两人之间的无形冰障融化了。两颗心靠近了。 “您是华侨？为什么回国来了？” “我爱日本，爱妈妈，爱我童年的伙伴。可是没有一个富强的祖国，在哪里连呼吸也困难啊。” “你说的我懂，我懂。听你的口气，令尊大概不在了吧？令慈怎么舍得你？” “没有祖国的尊严，也就没有民族的尊严，母亲明白这个。她赞成我把生命献给祖国富强的事业。她爱日本，也爱中国。” 林大山沉默下来，一阵踌躇，终于放胆问道：“排长先生，我可以问一句话吗？” “为什么不可以？” “你们抓住我这个敌人的逃兵，不仅不侮辱，反而超乎寻常地关照，到底为什么？是想从我嘴里换取情报？” “不，我们知道你懂普通话，连这点都不挑明，还提什么换取情报？” 林大山愣了一下，改口用中国的普通话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懂普通话？” “我们指导员早说了，二〇六师主要成员是关中河南的知识青年，你不懂普通话怎样接受指挥？” 林大山羞惭地低下了头。 “你没见我们怎样对待老百姓吗？”任长胜说，“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国人民，改造自己的国家。既然这样，当然把全国人民都看作自己的兄弟。你脱离了反动军队，也就成了人民啦！” “先生，请原谅我，”林大山握住任长胜的手，嘴角颤抖着说，“你给我洗澡、擦药，把被子给我盖。你的士兵背我过河，我始终认为是在对我使诡计、耍手段。我不仅毫无感激之心，反倒更加警惕，更加担心了！真对不起你们。现在我明白了，你们为了信仰，可以排除个人感情上的喜恶，我尊敬这种精神。请你把我带到边部去，为了表示我的敬意，我情愿提供我所知道的一切。” 任长胜转身领着林大山到连部去。 林大山在连部，把洛河桥头的工事设施画了一张草图。他说明，他们是一个班修一段，各班不许乱串。他就知道他所修的这一段。 连长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 林大山说：“不要说这话，我不懂政治，更不能判断社会主义是好是坏。只是你们对信仰的忠诚态度感动了我。我相信，由这样一群有忘我精神的人组成的军队，一定会达到目标的。但愿你们的主义真能救国。我们台湾人任人宰割了五十年，祖祖辈辈都盼望自己的祖国强盛起来呀。” 潘明祥说：“我相信全国人民，终究会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连长拿出林大山的证件，交还给他，说：“我们马上要进入阵地了。今晚上请你到连部来吃饭，然后你就可以去你要去的任何地方。临走前我们给我开路条、拿路费。” 林大山想了想说：“如果我再留两天，有妨碍没有？” “有事情吗？” “我想再对贵军多了解点儿，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能对人们介绍得更准确些。” “我们欢迎。” 四 部队进入了洛阳外围的集结地。夺取洛河桥是外围战的重点，连长向上级把这个任务要求到手，派一排担任主攻。林大山就是从桥头跑出去的，他画的草图也正是这部分。听说任长胜要去看地形，林大山自愿担任向导。经连部批准，任长胜、林大山和一个战士半夜就出发了。 整整过了十二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中午，三个人都没有回来。连长很不放心，排里的战士也怀疑林大山靠不住，就派出两组人去寻找。下午四点，一组人空手而回，另一组背回了战士的遗体。看得出是从背后中弹，又爬了很久，死在路旁的。任长胜和林大山却杳无音信。 大家议论：任排长对林大山太轻信了，显然是遭了暗算。 “书呆子！警惕性不高！”连长又气又急，在院子里来回转着圈子说，“抓住那个台湾小子，我拿刺刀捅了他！” 潘明祥说：“事情还没弄清楚，你先别着急么！” 直到天黑也没有消息。拂晓就要进攻，连长对林大山画的那张草图也有了怀疑，决定亲自再去侦察一次。这时，几个战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门说：“报告，任排长回来了！” 潘明祥忙问：“就他一个人吗？” 战士们说：“不，两个人。林大山背着排长回来的，排长挂彩了！” 大家蜂拥出去。卫生员闻讯已扛来了担架。大家帮助把任长胜放在了担架上，任长胜撑起半个身子叫道：“先让我报告！”连长喊道：“先去包扎，报告来得及。”潘明祥和大家随着担架一起往卫生员的小包扎所走。连长看见林大山拿着支中正式步枪，而任长胜的枪没有了，就问：“你们上哪儿去闹了一整天，叫我们好担心。”林大山说：“我们被俘了。” “什么什么什么？”连长马上站住脚，拉住林大山小声说：“跟我到连部谈去。” 五 原来情形是这样的—— 看完地形，任长胜怕有隐蔽的火力点没有发现，就布置了一次火力侦察。他和那战士从两个方向，各打了一梭子弹，几个地堡都还击了，没遗漏什么。他们正要回身撤走，冷不防从背后山坡上打来一梭子重机枪。林大山正卧在一块凹地中，当他看清背后山脚下有隐蔽的地堡时，任长胜和那个战士全中弹倒下了。正面地堡蹿出来四五个人，先下了任长胜和战士的武器。他们发现林大山，刚一举枪，林大山举起手喊：“我是自己人，二〇六师的！”敌人围了上来，他们验了林大山的证件，问他怎么跟共军混到一块去的。林大山看到对方穿的是保安团的军装，知道换了防，就说自己奉命去抓民夫，误打误撞叫共军抓住了。他们在押解自己的途中迷了路，又把他押回到了这里。问共军有多少人，什么番号。林大山眨了眨眼：“谁听说过军人对俘虏交代自己番号的？”正说着，搜查的人报告打坏腿的那个人并没死。他们就抬着任长胜、押着林大山一起进了坑道，把他俩关在一个备用的空地堡里。 敌人为了要情报，对任长胜用了刑。任长胜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肯说，敌人只好把他吊在梁上，扫兴而去。 在敌人折磨任长胜的时刻，林大山蹲在地堡一角，头埋在膝盖上，用拇指塞住耳朵。就这样也还是后背发冷，战栗不已。审问的人走远了，他慢慢抬起头来，已经满脸是泪了。 他用袖子擦擦脸，手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半盒烟，朝门口的哨兵递过一支去，说：“弟兄，给个火儿。” 哨兵往两边瞅瞅，接过了烟。 “出去抓夫，你怎么敢离群儿呢？”哨兵说，“这下子，四十军棍跑不了啦。幸好你是中央军，要也是杂牌，我们连长先就给你一顿鞭子。” “弟兄，”林大山朝任长胜歪了下头，“挂彩的人，再这么吊着不就完了？都是吃粮当兵的，想法儿给他松松不行吗？” 哨兵没言语，喉头的锁骨动了动。 “都是中国人，当兵的跟当兵的有什么仇！谁保的齐不当俘虏啊！我叫人家抓住，人家可一个指头都没碰我！” “当官的要这么办，小兵能说啥！” “身在公门好修行，前线上枪子有眼呢！” “你要行好，咱交个朋友。装看不见就是了。绳子可不能松，给他脚下垫两块砖吧，墙根下有。” 哨兵转身去望风，林大山给任长胜脚下垫了三块砖。任长胜低声用日语说：“水，给我喝口水。” 林大山把半包烟全给了哨兵，托他弄来一茶缸凉水。背着哨兵，端到任长胜嘴边去喂他，悄悄用日语说：“我没法报答你对我的关照，心里很难过。不久我要被押回青年军去了，你有什么事，赶紧对我说。我只要死不了，决不忘记替你办！” “见到我们的人，替我报告一声，我没有玷污革命战士的荣誉。” “记住了。” “我没有完成任务，请上级给我处分。” “你？”林大山哽咽地问：“你就没有一点自己的事要我办吗？” “这全是我自己的事。”任长胜微笑了一下，“我回国来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事业。求仁得仁，我很满足了。只可惜我找到革命部队太晚了，战斗的时间这么短，要能再参加战斗多好，哪怕再给我一次冲锋的机会呢！呐喊，厮杀……” 林大山第一次看到任长胜的眼睛里滚动着泪水。 “我懂得，你是幸福的！”林大山一半安慰对方，一半自我感叹地说，“你们活着有目的，临危也有慰藉。可我不论活着还是死去，都像一片扔在河水里的落吐，毫无目的，身不由己地旋转、飘流，没有人认真地看它一眼。从我走进社会，头一次被当作人待，就是跟你们一起的那几天……” 外边有零乱的脚步声，林大山闭上嘴，又躲到角落里去。 敌人连长站在地堡外宣布，送林大山回青年军发落，叫他顺道把共军战俘背到保安团团部去。一个匪军押解着他们。 天黑了，飘着牛毛细雨。林大山背着任长胜在战壕里行走不便，押解的匪兵急着回来交差，叫他们爬上战壕，沿着洛河大堤行进。大堤上不时有游动哨，匪兵答了口令就放行，并不查看。 押解的匪兵在他们后边有五六步，任长胜在林大山耳边悄悄地说：“朋友，咱们要永别了！我现在才感到生命多么宝贵，多么不该浪费它！你还有大半生的岁月，认真考虑一下怎么活得更有意义吧。这么腐败的政府，这么反动的军队！随着这样的浊流会飘荡到什么地方去呢？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改变祖国命运的斗争中去！” 林大山没有出声，把背着任长胜的两只胳膊用力的紧夹了一下。 押解的匪兵靠近了，林大山说： “兄弟，方便一下。” “懒驴上磨，你利索点！” 林大山把任民胜放到地上，用手悄悄捏了捏他的手，走出两步，蹲了下来，两手在地上摸索，不一会儿触到了修工事扔掉的半截砖头。匪兵见半天没动静，就粗声粗气地吆喝： “你在那儿磨蹭什么？拉线儿屎啊？” 林大山说：“那河里有个什么东西，一闪一闪，怪吓人。” 匪兵走到岸边，问道：“在哪儿？”探头往下看。林大山忽地一下跳起来，拿半头砖朝他头上砸去。任长胜用尽力气抱住了匪兵的两条腿。那匪兵叫了一声，双手端起枪。林大山朝他头上又砸了一砖，夺过枪，狠狠地朝他脑袋上砸了一枪托，那匪兵跌到河里去了。 任长胜力气用尽，也失去知觉。 林大山把枪挂在脖子上，背起任长胜，转身朝远离河岸的方向疾走。终于逃出了敌人防区。 卫生员给任长胜检查完伤口，报告说，大腿腓骨被机枪打断，肋骨有两处受刑时被刺刀挑断，两腋全是炭火的烧伤，必须马上送后方医院。潘明祥命令派担架送走，任长胜却说：“情况全在我肚子里，我哪能走呢？” 潘明祥说：“你看，这样子能参加战斗吗？” 正说着，连长和林大山挤进屋里来，林大山穿了一身崭新的解放军军装（是连长把自己保存着的送给了他）。大家一见，热烈地鼓起掌来。林大山向任长胜敬个礼说：“报告排长，新战士林大山向你报到。” “オメデト。[注释1]”任长胜脱口而出，说了句日语祝贺他。两人握住的手好久没放。 潘明祥说：“这回你可以安心走了吧！” “能不能叫我在这里等着，听到你们占领桥头的捷报再走？” “不能！”连长斩钉截铁地说，“占领阵地后，我派人骑马追到路上去向你报捷，可你不能留在这儿等着。” 当集合号吹响，部队向前沿运动时，担架抬着任长胜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任长胜趴在担架上，把头翘得很高很高，望着拂晓渐渐消失的人影。随后，又躺下来，凭着传来的枪炮声、呐喊声判断部队的战斗情况。太阳散落红彩，燃得白焰灼目的时刻，林大山骑着一匹卷毛白马刮风似地撵上来，直跑到担架旁喊着说：“战士林大山奉命向排长报告：我连经过十五分钟战斗，确实占领桥头阵地，没有伤亡。” 七 等任长胜出院时，部队已经开到淮海前线了。 任长胜到达连队，升任了副连长，潘明祥调到另一支部队去作营教导员。大家把潘明祥送出村外，潘明祥招呼任长胜陪他再走几步。 这是冬天的一个早晨。淮海平原上一片雪白。初升的太阳把他俩的影子拉得很长。清冷、新鲜、甜滋滋的空气使人浑身力量充沛，精神抖擞。 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潘明祥问： “你对入党是个什么看法呢？为什么从来没听你表达过这种愿望？” “我认真地考虑过。”任长胜低声、诚挚地说，“党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可我头脑里至今还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些东西没清除以前，如果入党，对党、对我都是不负责任的！” 他走了几步路，又补充说：“我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仅指对事物的看法，还包括感情方面的一些东西。这改造起来要慢一些。” 潘明祥没再说什么，临到分手，才满怀深情地说：“我赞成你这种严肃态度，希望你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八 从那次分手，潘明祥再没有见过任长胜。只从简报上见到了他在一次次战役中英勇作战的记载。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任长胜牺牲在上海市四川路桥上。牺牲时是连长、战斗英雄、二等功臣，仍然没有入党，而且连一份入党申请书也没写过。 老战友们回忆起任长胜，对他的看法不一致。有人说，在入党问题上他也是太书生气。我们许多人都是带着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走进党内来的，经过长期的锻炼改造，才逐步无产阶级化。按他生前的表现，已经具备入党的条件了。也有人认为，不少人明知道自己身上共产主义的东西很少，也没有认真改造的诚意，却偏要硬挤进共产党内来。相比之下，倒是任长胜这种老实态度更值得敬重。 林大山在解放后当了某工厂的领导人。“***”得势时，因为他曾在日本军队服役一个月，被打成“忠实为帝国主义服务、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为了打倒他，把引导他参加革命的任长胜也株连上。说任长胜既是“日特”又是“叛徒”，伙同林大山叛变投敌又潜伏回来。他们冲进烈士陵园，砸了任长胜的墓碑，焚烧了有关任长胜的传记资料。 这些，潘明祥是听说的。他想，今天既然要自己整理任长胜的材料，大概对林大山也该落实政策了吧。 一九七九年 [注释1]即恭喜恭喜。 万浪桥 http://.biquxs.info/

徐大为刚走下围堤，就看见万浪桥上站着一位女游客，她低着头，俯身在石栏上，轻轻地、专注地刻划着什么。天刚亮，水面上浓浓的雾障尚未散开，太湖三山朦朦胧胧地露出幻影般的轮廓。偶而响起一两声鱼儿打挺儿的水声，也是懒洋洋的，沉闷的。 他本是要上万浪桥的。昨天集体游览，他第一次来到这桥上，心中一动，觉得这桥他见过。他平生这是第一次到太湖。在哪儿，什么时候见过它呢？可是确确实实觉得是见过。 现在桥上有人，而且是单身女人，天又这么早，不便再上去了。他停住脚，打算转回岸边，那女客听到人声，转过脸来，先是有点惊，随即笑了笑，彬彬有礼地说：“你早。” 退回去也不大好了。他徜徉地走上桥头，也微笑着回答：“您比我更早，真是好兴致。”慢慢走近她，从另一端踏下石级。交臂之间，他看出这是个国外来的游客。但在国外来的人中又是朴素得出众的，披一件黑色短马甲，白皙的脸上浅浅地用了一点化妆品，散着淡淡的幽香。头发松松地挽了个髻。徐大为禁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女客已直起了身，正扬起手来往头发上夹一只发卡，见徐大为回头，就客气地说：“同志，如果我请您陪我一会儿，您不会见怪吧。” 徐大为脸上露出不解和狐疑。 “我本来要一个人来欣赏一下太湖。所以没叫我的同伴陪同我要他过一会儿来接我。可是刚才刹那间，我突然，突然感到有占……” “怕？” “不，是孤独。” 徐大为点点头，又回到了桥上，女客的笑容由于矜持变得天真和孩子气了。 “您真好！” 徐大为心里一动。觉得这笑容、这语调他见过、听过。他平生这是第一次和国外来的人接触，在哪儿，什么时候见过她呢？可是确确实实觉得是见过。 他说：“您确实是来得太早了”。 “我的护照已经到期，过一会儿我的同伴来，我们就直接去上海上飞机，我只有这一点时间。” “我在这儿不打扰您的兴致吗？” “一点也不。有些游客到这里来，只看看风景名胜就满足了。可我更想来听听说话，听各种人用我从小习惯了的语言交谈，这对我是一种享受。” “真抱歉，我不是个健谈的人。” “您总可以听我说吧？听我对您说中文！您一天到晚说中国话，不觉得新鲜了，可我要找个用汉语说话的机会，是要付旅游费的，您给我个说闲话的机会，我也很感激。” “您大概在国外生活得太久了。” 女人没有回答。她望着太湖的远处，微微皱起眉头，眼色有些凄然。徐大为发现，她不像自己原来估计的那么年轻，至少有四十五六岁了。而女客像是意识到了自己有些失态，轻轻摇了摇头，又笑起来。而徐大为看出，尽管在笑，眼角却闪着泪光。她说： “我们散散步好吗？这里有点凉。” 徐大为点头。她却又不马上走，她向栏杆外侧看了看，俯身下去，小心谨慎地揭下一片绿苔来。然后掏出一条秋香色手帕，把它包好，轻轻提在手中，这才往桥下走。 “我有一块假山石。可以把它贴上去，会活的。” 他们就沿湖岸闲踱女客对他讲海外华人的思乡心情，讲华人之间的骨肉情谊。不论多少人在集会，只要同时出席两个华人，他们就会互相发现，互相找到，然后旁若无人地谈家常。向华人宣传的旅游广告，不必登长城的照片、北海的油画，只需拍一张一家人包饺子的照片，旁边写上“回你的故乡去，听听本民族的语言”，就能煽起一阵争相登记的热潮。女客的父亲是经营书店的，在女儿的力促下他们开辟了个出售中国书籍报刊的专柜，女客自己看管这个专柜，她向来买任何书的客人都推销她的货品，每次兜售都是一场宣传演说，于是人们给她的书柜起个名字叫“竟选台”。可这个“竟选台”是赔钱的，因为送出去的比卖出去的多，她父亲只好在帐簿上把她经营这部分全划入支出栏内。 正说得痛快和听得入神，背后汽车声近了。一辆浅灰色上海车停到了路边。 “我的同伴，专写游记的作家，我临时为他当翻译，他给我出旅费。” 高大瘦削的游记作家钻出车门，挺起身来，作了个诙谐的手势女客对他说了一长串英语，他向徐大为伸出手说：“谢谢，你使我的同事过了个快乐的早晨。但愿她没向你推销她的书籍。她每天向我推销一本，过不了几天，她那个专柜就要全属于我了。” 女客格格笑着把他的话译完，他们就握手告别了。他不明白外国的习惯，但挺满意没有互相介绍姓名，邂逅相遇，本不必问名道姓的。 汽车转过鼋头渚山角，看不见了。时间尚早，徐大为信步而游，不知不觉又回到了万浪桥头。桥上空空的，薄雾还残留在水面。湖上风平浪静，只有一道涟漪漂向岸边，发出叹息似的声响。方才的事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像是个有趣的梦。为了证实一下那是实在的，他又走上石级，来到女客曾经站立的地方，俯身去看那被揭走的苔痕。石栏上明明白白地留下一片斑痕。望着，望着，忽然发现连接着斑痕的大片绿苔上，刻划着细细的字迹，是英文。他想起了那女客俯身在桥上刻划和往头上夹发卡的姿势。就好奇地读那几个英文字。他只跟着收音机学过几天英语，而且早忘光了，但字母还认得，他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读。读完一遍，他觉得仿佛学过这个句子，可又不像在广播中学的。他又读了一遍，仍然不懂。读到第三遍，他恍然明白了，他觉得全身的神经都拉紧了一下！这是两个英语拼的人名，一个叫肖淑梅，另一个叫徐大为——就是他自己！ 肖淑梅这个名字，他早已生疏了。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只有些片断的印象，而且不像是事实，倒像是一缕情绪，一股气息，一丝味觉。 他十三岁那一年，在新四军当通讯员，是个文娱积极分子，业余演员。军部文工团下部队演出，一个演“新小放牛”的男孩子生了病，不对，是枪走火负了伤。可是战士们在台下一个劲地叫喊要看“小放牛”。文工团借他去临时顶替负伤的演员，到了文工团，他们把他交给一个叫肖淑梅的女孩，这小丫头和他同年，可比他大方得多，手拉手领他到朝太阳的麦秸垛下，就坐在地上教他“小放牛”的唱词。一个上午他就把词背会了。吃过午饭导演来给他们排戏，戏本来不长，徐大为以前也看过，排了两遍，也就差不多了。临上台前，他们先在文工团内部彩排了一场。演完之后，大家一个劲鼓掌，徐大为又害臊又惶恐，这里只有肖淑梅一个人算是他认识的了，就把求救似的眼光投向肖淑梅。肖淑梅笑了，笑的那么天真（见鬼，怪不得刚才觉得那笑容像在哪里见过）。 文工团到各个团里巡回演出一个月，便把徐大为交给肖淑梅照顾，除去睡觉时徐大为跟男同志在一起，剩下时间他都跟在肖淑梅身后转，洗脸时肖淑梅打一盆水，两人同时洗，吃饭时肖淑梅把徐大为领到女同志组，叫他坐在她身边吃。行军呢。尽管是一路纵队，可允许他们俩并排走，好边走边对词。 孩子之间相处，比大人熟悉得快，知心得快。肖淑梅问徐大为的家庭，历史。徐大为说他从小没有爹妈，跟奶奶长大的，奶奶死了，路过的新四军收留他。肖淑梅说他爸爸在美国作生意，她家是地主兼资本家——她说地主资本家几个字时，一点也没什么不自然和害臊，仿佛那说的是别人。她跟爷爷生活，正好她回老家度暑假时，新四军到了他们村，宣传抗日救国。他叔叔要去参加新四军，叫他爷爷锁在屋里了。晚上她打叔叔门前过，叔叔悄声喊她：“梅丫头，帮叔叔开开门好吧！” “爷爷说不许开的！” “爷爷是老糊涂。参加新四军是好事，都不去抗日，中国要亡国了！亡了国连你小丫头也抓去当奴隶！什么是奴隶你懂不？日本人走路要你背着他，他累了就叫你趴在地上，他坐在你背上吃酒！” “我没有钥匙！” “我有，从窗洞送给你好了。” 肖淑梅放出了叔叔，叔叔从后门跑掉了，跑出村子听到后边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小丫头也跟了出来。 “快回去，你来干什么？” “跟你去当新四军的呀！” “那是大人的事，你小孩子去不得。” “噫，奴隶要小孩子当，新四军倒不要小孩子当了，我要去！” “不行！” “你不带我我就喊，怕爷爷追不上你！” 肖淑梅跟着他叔叔当了新四军。 “哟，你还是个大小姐呢！”徐大为说，“我看你满能吃苦。” “这算什么苦！首长也不摆爷爷架子，意见也提得，笑话也讲得，都是同志。当小姐那才叫背时，我爷爷总是领着我去拜客。不是给这个爹爹磕头就是给那个婆婆拜寿，然后站在一边装泥菩萨，话也说不得，笑也笑不得，来得个苦！” 她作为叔叔的小尾巴走进部队，如今她也有了自己的小尾巴。她要领这个小尾巴走上舞台，她为这事高兴，当一件正正经经的事来作。 但是小尾巴可有比她强的地方。 一次演完戏就行军，走出一二里路，她发现自己的小日记本丢在后台了。那里边有她几张心爱的小照片。她不敢要求回去找，怕全队为此停下来，会受到大家批评。便偷偷地流眼泪。 徐大为问她：“哪里不舒服？脚打泡了？” 她小声说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他。这么一来，中途休息就发现她的小尾巴掉队了。 大家责问她：“不是你领着他的吗？怎么丢了？” 她低着头，带着哭声说：“过那片竹林时，他说要去解手的。” 队长派人卸掉马垛子，骑上马去找，过了半小时才找回来，说是在演戏村前碰到他的。徐大为说：“走出竹林头蒙了，顺原路跑了回去。”大家无可奈何地笑了。队长说：“淑梅，解下一只绑腿来，把小徐拴在你的背包带上！” 重新上路的时候，黑影里徐大为把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塞到淑梅手里，悄声说：“傻东西，只会哭！”淑梅拉着他的手不再松开，回答说：“你才傻，要是追不上队伍可怎么办？” “当通讯员的还会追不上队伍？” “你真好！” （怪不得这语调像是听到过！） 苏北水乡，河汉交流，到处是独木桥。肖淑梅一见这种桥就两腿打颤。他从前边拉她，从后边扶她，帮她背背包，拿道具。埋怨她说： “连桥都不敢过，算什么当兵的！” “这也叫桥？你看看我们无锡的桥！木造的，石搭的，弓背的，太湖有一座万浪桥，在月光下看去……” （天！怪不得这桥我像是见过！） 一个月演出完了，临走前淑梅给徐大为拆洗了棉袄，还给他棉袄上缝了一条雪白的衬领。回到部队，大家说他一个月的工夫变得干净了，文雅了，学了不少知识分子腔。还有人开玩笑说：“怎么没把你那小放牛的妹子带回来作媳妇？”徐大为脸红着把那人打了几拳，可是心里想起了肖淑梅。像丢失了什么，半晌打不起精神来。 过了两年，在沂蒙山区，部队从文工团驻地村外经过，徐大为到团里去看了一下，大家都热情地拉住他说这说那，有个调皮鬼就喊：“淑梅，淑梅，你那牧童哥来了，你怎么倒躲起夹？” 人们哗的一声笑着闪开条空，原来淑梅躲在人后边呢，红着脸，笑嘻嘻的，长高了不少。她跟徐大为握握手，只是看着他笑，什么也没说。队伍在行军，说笑几句，徐大为就跑步去撵队伍，淑梅追上他说： “以后写信好吧？” 打完莱芜战役，徐大为写了封信给淑梅，说的全是打仗的事，可一直没有回信。淮海战役的时候，正在战壕里休息，一排长拿着一把信来挨个分发，最后留下封，大声问：“大家猜这封信是谁的？” 班里新战士工二保才结婚，偏他没拿到信，大伙都说是王二保的，王二保脸红着低下头去了。可一排长打开信大声念道：“牧童哥，你好……”一下子战壕里像炸了颗六〇炮弹，都冲徐大为笑起来。徐大为一把从一排长手里把信抢过来，揣进怀里就钻到避弹室去了。他没有看信，只觉得满脸发烧，仿佛是被人揭发了一件丑事，丢人的事，心情十分沉重，甚至想要不要向指导员汇报一下，说明一下，把信给指导员看看，证明自己没作什么腐化堕落的下流事，信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可他又当真希望信里有几句只说给自己听的话，他正战战兢兢地打开那封信，冲锋号响了。在这次战役中他负了伤，信还没来得及看就遗失了。此后南下，渡江，剿匪，他再也没工夫想这件事。等到他想起来，又写信给淑梅。信却被退了回来。她已离开文工团，到什么地方学习去了。 他为这事烦闷了几天，慢慢也就淡了。此后他像所有的人一样，忙于工作，学习，恋爱，结婚，犯过失，受表扬，再也没想起过她。 五十年代末，有一个老战友到徐大为工作的城市出差，顺便来看望徐大为。喝酒时，趁徐大为的爱人去做菜的空当儿，他对徐大为说，有一次他到个外事部门去公干，意外地碰上了那个唱小放牛的妹子。 “看样生活得很不如意呢！抱着个孩子，可又说没有爱人，大概离婚了。她说她很快要从那个单位调出去。而且不知怎么搞的，这么多年的老同志，好像还没有入党！” 徐大为想往深里再打听，可那位战友没作过调查，一无所知，这一点情况，也全是她自己话里带出来的，据他说，她对老战友并不热情，连句请到家里坐的话也没讲。 徐大为心想：“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他暗暗地烦闷了一两天，又淡下去了。从此再没机会谈起她，想起她，终于连这个名字也从记忆中抹掉了。*****中，正当他挨批挨斗的紧张关头，不知从哪里来了两个夹黑皮包的外调人员，开口就说：“你跟肖淑梅是很熟识的了，讲一讲关于她的事吧，争取立功赎罪！” “肖淑梅？”徐大为愣了一下，几乎是自语地说，“我不认识叫这名字的人呀！” 来人拍桌子，瞪眼睛，并说不划清和特务分子的界线对他的案情极为不利。可是天地良心，他实在想不起来。来人只好拿出一张穿干部服，戴着某中学校徽，瘦削，苍白的女人照片给他看。他看了一眼，更加肯定从来没见过这个人。来人啪地一声，把桌子拍得山响，又扔出一张发黄了的照片。徐大为拣起来一看，是“小放牛”剧照。 “这个男的就是你！赖不掉了吧！” 他想再看一眼，可是照片被夺走了。他无可奈何地写了个十几个字的证明材料：“二十年前我和她同演过小放牛，特此证明。” 这本来该引起对她的回想，关心。可他自己正白天挨斗，夜晚写材料，头脑已经麻木，而且没有一点空隙了，竟连烦闷一下的机会也没有。这些片片断断，都是他看到青苔上的刻字后才想起来，而且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这么系统的回想。他后悔刚才没主动问一下她的姓名，从而失去了相认的机会，这一生不会再有这么个机会了。她到底碰上了些什么事？什么原因促使她走这么弯曲的道路，她的笑容后边有凄然的神色和泪光，她在刻划自己的名字，自己对她的不幸也负有一分责任吧！ 开会的时间到了。他心绪纷乱地走回宾馆，投入了正常的工作日程。开会，发言，争论，协商……终于把他的注意力扭转了过去。吃过晚饭，他平静了些。又一个人漫步走向万浪桥。 湖水仍然一平如镜，几只水鸟绕着白帆盘旋，鸣叫，浅浅的涟漪自船边散开来，散开来，在岸边发出叹息般的轻声。 他踏上桥身。用手抚摸那湿凉的青苔。他明白了她对祖国的依恋心境，觉得她是在侵吞自己炮制的苦药，无心再责备她了。她把他自己的名字和她对童年、祖国的怀恋扭在一起。这也许是她一生最甜美、最不夹杂苦味的一段回忆了，让她保留着吧。幸亏没有认出她来，没有扰乱她…… 月亮升出了水面。远山，近树，静止在水上的白帆，间或闪光的灯塔，都蒙上一层梦境般的光华。他漫步走下桥头，沿湖岸走了三二十步，又回身眺望万浪桥，它像个娴静的少女，月光下安睡在涟漪上。肖淑梅当年给他讲的万浪桥，正是这个模样，可它已不属于肖淑梅了。看到她对故国恋恋难舍的凄苦心情，才感到生长在祖国土地上，为祖国献身是多么值得珍重的幸福。过去了的生活，回顾起来总有些像幻觉，像梦境。可是工作的成果，劳动的成果却实实在在地留下来。像这座桥，谁也记不得造它的那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了，可桥依然存在着，为一代又一代人服务。只有劳动是永远实在的呵！ 他加快了步子。明天就要离开无锡，有几件工作要连夜把它做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喜多村秀美 http://.biquxs.info/

和她相识，很不情愿。是在战战兢兢、犹犹疑疑、不愉快甚至沮丧的心情下见的面。想想看，清理阶级队伍的旋风还在盘旋，我被打成了“**文人，文艺黑线骨干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正在“以观后效”的时候，突然通知我：一个日本学生代表叫做喜多村秀美的，指名要见我。 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什么喜多村秀美，不见她！” 专政组长叫章德正，习惯性地把个舌头从嘴角舔出来，斜着眼看我说：“你隐瞒了海外关系，现在暴露了，想不认这壶酒钱吗？拿我们当‘老憨’吗？不行！必须见。为了对你负责，我陪你去。记住，就说我是你的朋友！” 在宾馆会客室里，我见到一个身材苗条，穿玫瑰色裙，洁白上衣的姑娘。脸型很平常，可是一笑起来就仿佛全身都闪出了光彩，把周围景色都照亮了。她用带山东口音的汉语说：“爸爸叫我务必来看看您。他说我可以称呼你哥哥！” “您父亲的大名是……” “喜多村信一郎。” “对不起！我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 喜多村秀美拿出在书本内夹着的一片白布，小心地递给我。章组长立即伸长脖子凑近来看。布面上用毛笔写着我的名字，还有“o型”两个字，墨色已经淡了。 我压制住激动。面对秀美、而实际却是说给章组长听的： “如果没记错，这是我当华工时佩带的血型符号。可是请原谅，我仍想不起这和喜多村先生有什么关系？” “您和他在岩国一个小食堂见过面。在场的还有孙伯伯。爸爸送你一件衬衫，你换衬衫时把这个掉了。”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像是有过这么一次遭遇。 “你也在？” “那时我还没出生。爸爸和妈妈是在那以后才结婚的。” 模糊的记忆开始清楚了一点。我忍不住第二次又抓住她的手，用力地握了握。我问她爸爸身体情况怎样？她说她爸爸中风了，半身不遂，终日躺在床上，妈妈很健康。 “你在上大学吗？” “学法文，也学英文，还自学了中文。本来想考语言学位的，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 “我想革命。” “于革命就不需要学问吗？” 我的“朋友”一直在用眼睛射出芒刺，刺着我的后脖梗，这时他忍不住了： “日本朋友到中国来是取革命经的。你倒向人家贩卖资产阶级的知识至上论。什么学问？世界上只有一门学问，那就是阶级斗争！”又对秀美说：“我看你只要学会中文，能读‘红宝书’，就够用一辈子的了！姑娘，我赞成你一心闹革命。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要有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要用我们的双手把旧世界打个稀巴烂！要决心打出世界一片红！” 我本以为这些话会使喜多村秀美感到唐突，没料到她竟十分赞赏，点着头连连称是。她说她早就不满意日本那个腐朽的社会了。人们一心追求物质享受，从而成了物质的奴隶。青年人给毁了，不是不顾一切地学习谋生手段，就是看破红尘、醉心于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革命的抱负、人类的理想都在物质世界面前褪了色。一些读过革命文艺书籍的青年，不满意这个状况，立志改造日本的社会，要恢复人的理想和良知，要消灭罪恶的剥削制度，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各种政党提出的各种政纲，她认为都是荒谬的，不是欺骗就是吃语…… “很简单！”章组长把手一挥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方向路线问题，毛**早就制定好了，就看你们干不干！当然我们只能帮忙、不能代替，因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嘛。” 我疑心对一个日本青年说这些话是否得体，但又无权阻止他。只好说：“章组长说的是中国的道理，日本的事怎么办，当然只有你们才最懂得……” 章组长瞪了我一眼，把我的话给堵住了： “毛**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时秀美的几个同伴也到会客室来了。从她们的神色和笑声中，我看出她们都是赞同章组长的宏论的。她们叫秀美当翻译，热烈地和章组长交谈起来。我完全成了局外人。后来，她们又请他签名。他答应领她们去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参观访问。只是在我告辞的时候，秀美才急忙回到卧室取了一个包袱来给我，说是他爸爸送我的。他爸爸在广播中听到受批判的文人中有我的名字。先是怀疑是不是我，后又担心我的安全怎么样，所以要她打听一下我的地址，务必来看我。 “看见你安全，我们放心了，希望你继续革命，不要落伍。”她又改用日文问我：“章先生说的话很有吸引力，他是理论家吧？对我们很有教益。”我说：“话都是书本上印着的。不会不对吧！符合不符合日本情况，你要自己考虑。”章组长眼睛盯住我不放，很怀疑这两句日文的内容。 “我告诉她，你讲的全是书上印着的。不会错！” 秀美笑着点点头，章组长这才不无怀疑地和我一同告辞走出。路上我就把那包袱向章组长“交公”了。他打开来看，见是一只脱胎漆的花瓶和一张名片，便鼻子里哼着说：“不送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全暴露了。”名片也没给我。但我看了一眼，地点是岩国的一个什么地方。 这天晚上，章组长宣布叫我搬回牛棚，重新接受审查。并召开了第一次复审批斗会。 批斗会一开始，先由章组长介绍我在外国人面前散布“资产阶级知识至上论”和他打退妖风、宣传毛**革命路线，并取得彻底胜利的经过。随后就要我老实交代隐瞒了的重大海外关系，交代喜多村一家是什么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一个小城镇作童工。我推着车去医院给住院的工友送饭。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就躲在一家叫落叶堂饭铺的门廊里避雨。那是日本战败的前夕，饭铺里除了豆腐渣已没什么东西可卖，上班时间，又下着雨，客人是极少的。可是一个侍者却过来撵我。我说：“我避避雨就走，这有什么妨碍呢？”他就用日本人专骂中国人的下流话骂我。我和他吵了起来。这时从饭厅里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穿一身旧西装，戴一顶战斗帽，听我们争吵了几句，就拿出一点小费，把侍者支走了。他轻声问我：“你是中国人？”我说：“是的。怎么样？”他沉吟了一下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请你吃杯酒好吗？”我说：“我没工夫，还要去医院宋饭呢！”他说：“那回来时总有工夫吧？”我冷冷地说：“回来时再龛吧！”我根本没打算他会真请我。说完，看看雨小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推着车走了。送饭回来，还没到落叶堂门口，那个撵我的侍者就迎了出来。满面堆笑地说：“刚才冲撞了您，很对不起老板请您去坐一坐。他已经等候很久了。”说着抢过车把，把车推进饭铺。 饭厅里很冷清，只有一个朝鲜老太太在弯着身子吃豆腐渣。侍者领我穿过饭厅和后院，来到三间日本式居室门前，报告说：“客人到了。”居室的门拉开，那个四十多岁的人和一个穿和服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就迎了出来，一边说“请！请！”一边把我让进屋内。“榻榻米”上放了圆桌，摆了满满一盘炸鱼、几盘小菜，还有一瓶“菊正宗”清酒。本来我是满不在乎的，这一下可害怕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请我喝酒？要是酒里下了蒙汗药怎么办？会不会骗你喝醉了酒，然后让你在他们的卖身契约上捺上手印啊？所有听过的凶险故事一下全在脑子里记了起来。我不敢坐下去。四十多岁的人就拍拍我的肩说：“请随便！这里都是自己人。”我就问：“自己人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穿和服的老头把嘴凑到我耳边说：“我们俩也是中国人，想跟你打听点家乡的情况。”他用的是纯粹山东半岛的乡音。这使我安心了些。 坐下后，他们一边向我劝酒，一边打听中国的种种情形。问得详细而凌乱：日本到底都占了哪些地方？棒子面多少钱一斤？女人还裹脚吗？八路军到底是不是都会飞……我一一地述说着、解释着。他们不断发出一半中国话、一半日本腔的感叹声：“这样子嘎？”“想不到呐！”“欧谋西娄枯哪！” 轮到我问他们的来历了。他们俩就结结巴巴、断断续续而又十分热情地向我叙说：他们有只个伙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山东去法国当劳工的。大战结束，他们就失了业。回国呢，无房无地，逃不出一个饿字。听说德国战败后很缺劳动力，二人就把得的纪念章、奖章卖了作路费，到了德国。到了那里才知道，招人的地方虽有，可不是招工，而是招兵。招去苏联搞武装干涉的雇佣军。管他是军是工，不是管饭吗？管饭就去！他们就穿上军装到了苏联。和红军接了两次火，就感到不值得，三个人就商量：“咱们是卖力来的，又不是卖命来的。冒这个险干啥？听说红军对俘虏不错，干脆投降算了。哪里不是混饭吃？”在法国他们就听说过，红军是为工人阶级打仗的。三人钻出战壕，打上白旗跑到了红军那一边。红军听说是中国人，十分优待，没让他们进俘虏营，把他们直接编进西伯利亚兵团跟日本军去作战。可是不凑巧，西伯利亚兵团打了败仗。一个伙伴受了伤，两个伙伴抬着他。三个人全叫日本人抓了俘虏，押送到日本四国岛上去。战争结束后，要遣返战俘。俄国人全送走了，因为他们不是俄国公民，就只好在日本留了下来。这三人除了老孙念过几年私塾，那两人全不认字。想进工厂当工人也不够格。幸亏三人前后当过四个国家的工人和大兵，有一个始终在伙房打下手，学了一手作大兵西餐的手艺，就拿遣散费，摆个小摊卖起街头西餐来。卖了几年，多少攒下点钱，把饭摊搬进屋子，算是有个店面。有了钱，三个人也就有了矛盾，干厨师的那一位总觉着他那份分得少，一怒之下抽了股，到一个大使馆当厨子去了。剩下老李和老孙，两人觉得决不能再分开，就抱着团活下来。靠了省吃俭用，官面上打点得周到，买卖兴旺了一阵，就在这个小城又开了个分号。平时老李在这坐镇，隔三差五老孙也来瞧瞧，两人都没家口，在财产上、收入上也就不分，你谦我让，过得相当和气。眼下因为战争生意冷清了，只是对付着过日子。 我问：“你们不想回国了吗？” 他俩互相看了看。老孙低下头，擦了下眼说：“回去我们没有饭碗。在这儿混吧！哪块黄土不埋人呢？” 尽管给病友送饭占用的是我休息的时间，回去太晚也要挨打，说到这儿我就匆匆告别了。但从此以后，一有机会我就到落叶堂来小坐一会儿。旧历年，工厂放了两天假，并准许外出两小时，我又去了，恰好老孙也在，正在吃年酒。他们就留我吃酒。吃过几杯后，老李亲热地对我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我攀个大辈，叫你声侄子，今天我对老侄说句体己话，要不合适你也别在意，我不知你家乡还有老人没有，也不知跟工厂订的是活合同还是死契？如果家乡还有老人，又订的活合同就算作罢。如果没有牵挂了，想在日本这地方混呢，我想把你从工厂赎出来。咱们合到一起过。你有个落脚处，我老了也有个依靠。也免得我两眼一闭，挣下点家当全便宜了外国人。” 我告诉他我家中还有一家人。工厂订的是两年合同。期满送我回国。虽不能遵命，对他的厚意还是感激的。 他们俩便用日语议论起来。我日语说不好，听还是能听懂大半。听老孙劝老李说：“不要三心二意了，就把那个女人娶下吧！入赘就入赘，改籍就改籍，姓丈人姓就姓丈人姓。成家立业是正经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老孙大几岁，指望你照顾我；你老李老了，谁照顾你呢！” 他俩议论一阵，又劝我一杯酒。老李从衣柜里拿出件新衬衣叫我换上，说是表一表乡亲之情。那时日本纺织品奇缺，三年的配给票加在一起才能买一件人造丝衬衣。这礼物是很贵重的。我高兴得再三称谢。是否就在这一阵忙乱中把血型符号掉了，已记不清楚。 造反派听了，很不满意。他们说喜多村等三个人，明摆着是国际间谍。同时为德日两个法西斯服务，很可能还和苏联的克格勃有关系！他们请你吃饭，是拉你入伙，你接受了这个邀请，头一天就出卖了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连榛子面多少钱一斤都说了！那件衬衣，就是你出卖情报的报酬，你自己也说了，那是件贵重礼品。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会白送你贵重礼品？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吗？你应当交代你回国后还跟他们有什么联系，拿白布条作联络记号是什么时候约定的？这一次喜多村秀美来找你是什么任务？ 这件事给我带来的麻烦，没兴致细说它。奇怪的是章组长一边要我承认是特务，一边却去陪秀美他们串连，而且连一起吃饭的发票都拿来向我“报销”，说是替我招待了外宾。一个月后他给我送来一张照片：说秀美走了。照片是留给我作纪念的。这张照片也实在妙，确有纪念价值：喜多村秀美穿着红卫兵的假军装，戴着红袖标，高举红宝书作“三忠于”的姿态，日本妇女那副温良恭俭让派头，一个月功夫消磨得剩不下多少，确已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只是仔细审视，比纯牌红卫兵们眉宇间尚少几分杀气。更妙的是，她还在照片后面题了字：“兄长！祝你继续革命不落伍。”我这里在交代怎样向她出卖情报，她那里却在表示要“三忠于”，已经有点牛唇不对马嘴了，这“特务联络员”竟然鼓励我继续革命，岂不古怪？我问章组长这该怎洋认识？他得意地说：“你看看，经过我们造反派耐心的工作，连她都在毛**革命路线的感召下觉悟了，你还坚持反动立场吗？彻底交代吧！想一想后果！” 一晃就过去了好几年。“狗打石头人咬狗”的局面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垮台了，比他们上台所用的时间少得多。而在后期，章组长又忙于跟自己老婆离婚和追求一位香港来的打字员，对我放松了追问，这笔糊涂帐终于往“***”头上一推了事。 从牛棚出来之后，在待分配的闲暇中，翻看过时的“参考消息”，又想起了喜多村秀美。那时小报上，登了一些外国红卫兵武装闹革命的事。其中也有来自日本的消息。我虽不敢和外人议论，可心中颇有怀疑“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法宝。在地窄人密，通讯、交通很现代化的日本，当真也“放之四海而皆准”吗？一看到秀美那张穿绿军装、举红宝书的照片，我就忧虑：她会不会贸然参加那些扔炸弹、劫飞机之类的事去？会不会碰到什么意外的遭遇？她那年已七十岁的父亲又怎么样了？女儿会不会和他划清界线、一刀两断，像我们中国许多家庭那样演一出悲喜剧？ 我注意阅读来自日本的每一行新闻。可是找不到有关她的消息。 一九七七年，我恢复了工作。有一天外事部门打来电话，说一个日本来访团体和翻译要见我，问我见不见。我急不可待地问：“是喜多村秀美吗？” “对！” “能马上见她吗？” “马上可不行。她后天才有时间。到时候我们派车来接你吧！” 我答应了。可是这一天我心乱得什么也没干下去，急于想知道她近两年的情况。 从恢复工作以来，为了把我这半残的身体弄硬朗点，我坚持步行上班，起得相当早。早晨路静人稀，常会看到大白天不易见到的稀罕事。外事部门打电话来的第二天，是个有雾的清晨。我上班时经过天安门前，走过金水桥旁，听见有个女人的哭声。无意间向哭声起处望了一眼，发现坐在地上的竟是个穿墨绿色连衣裙，头发蓬乱的日本女人。是不是走错路找不到宾馆了？是不是钱包叫人偷走了？虽说忌讳仍然很多，心有余悸，但总还有一点中国公民的责任心，不能昧着良心假装不懂日本话。我就走过去问了一声：“您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吗？” 女人抬起头，擦擦泪看了我一眼，随即叫了声：“兄长！”接着就拉着我的手大哭起来。竟然是喜多村秀美！真想不到，也真没办法，似乎她每次和我见面总要把我放到个尴尬境地上！上一次是那个样，这一次更蹊跷，天刚亮，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外国女人拉着你的手哭……我简直手足无措了，有点着急地问：“你怎么啦？说你明天才有时间见我，怎么今天倒有空在这里哭，你疯了？” “幻灭了。哭我自己，可怜我自己！” “说明白一点不行吗？” “还用说吗？”她指指东西长安街说：“红海洋没有了！语录牌没有了！揪斗牛鬼蛇神的红卫兵队伍没有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可是北京不革命了……” 如果是中国人说这些话，我可能一句把就她顶回去，更可能一个耳光打得她头脑清醒些（我没真打过人，可是在想象中打过人，而且把人打倒了。这种想象直到近年才消失。它是从我挨章组长的第一个耳光时开始产生的）。 我说：“原来我以为你是个有志于革命的青年，是善于思索的人。没想到竟这么轻信。相信一件事十分轻易，否定一件事也十分简单。”这一句带责备的话，倒起了止哭的效果。她猛地站起来问我：“这是你说的吗？我是称呼你兄长的！” “我就是以兄长的身份来指责你的！”见她没有说话，我又问：“你在中国能呆多久？” “‘友好之船’要走沿海三四个城市，总共二十天。” “你在这二十天里把你的眼睛转到普通中国老百姓身上去：工人，农民，老干部，知识分子，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和你上次来时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问问他们对现在党中央的政策是什么态度！你可以从我开始。你上次来时，为了嘱咐你自己分辨章组长的话，我得冒险说日语，现在我可以站在天安门前充分阐述我的观点！你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吗？我身边还有监视的人吗？” “唔！章组长？是你那个朋友吧？后来领我们和红卫兵串连的、给我们讲革命道理的那个人？” “对。” “我倒想再和他谈谈。听听他的看法。” “你见不到他了！” “怎么？被监禁了？” “监禁他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见不到？” “他不在国内了。” “你说什么？” “他随他的妻子去香港了。走时请了一年探亲假。已经两年半了，连信也没来过。” “世界上有这种事？我不敢相信。” 她冷静些了。说九点钟要陪“友好之船”的人访问参观，要我送她到宾馆去。路上我问她近年的情况。她说上次回去后，就放弃了学位考试，全力搞革命了。她们一伙人处处打先锋。她自己曾两次被捕，遭到了警方的监视。而普通的日本群众，却不理解她们，怨她们过左、过激，破坏了斗争的统一部署。她们很苦闷，认为这么干不是解决日本问题的好方法，想单独组织游击队，准备武装斗争。她们几个人全是中等家庭出身，没吃过苦，身体也不强，所以决定先从锻炼身体入手。夏天爬山，冬天滑雪，每到体力不支时就集体背语录、背毛**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一次登攀富士山时，她脚一软从半山上跌了下来，造成脑震荡，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年，仍然一看书就头疼。所以出院后就被她父母送到京都的三笠山下住疗养院。一住整整三年。出来时世界变了样子，原来一块准备拉游击队的人，有的找了工作，有的回校读书，大都认为那是狂想了。还有几个坚持这条路线的，却转入了地下活动，总之是找不到了。她不知自己该怎么办好，所以找机会再到中国来取经。可没想到，中国已成了这样。 过了一会儿，她像想起了什么，站住脚问我：“那位章组长真去香港了？” “走了两年了。” 她怔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要是真的，我还得大哭一场。” “这也值得你一哭？” “你到宾馆就知道了。说不定有个奇迹在等着我们呢！” 她拉着我进了宾馆，直奔饭厅。进了饭厅，有许多空位置，她却不坐，领着我到坐满人的几个桌跟前去转悠。转着转着嗓子里“嗯”了一声，领我径直走到靠屏风的一个桌前站住了脚。 那桌上，一个穿米色西装，留长发、大鬓角的男人正专心致志地在切荷包蛋，他感到背后有人在注视他，停下刀叉回过头看看，随即满脸笑容地站起来说：“是喜多村女士吧？怪不得昨天我越看越觉得眼熟。吃过饭我想来打听一下，您已经走了。” 秀美回过头来向我作个眉眼，那人也把目光转到我身上，这次是放声地笑了：“文学家先生！从报上看，你是很得意了！”他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拈出两张名片，给了我们每人一张：“兄弟这次是代表岳父来谈生意的。请多关照！” 名片上印着：“香港龙风贸易公司驻京代表章德正。” 喜多村秀美涨红了脸问：“这真是您？” “不会错，不会错。昨天晚上在这儿我们不是碰见过吗，当时您没认出我来，我也没敢认您。” 我拉拉秀美的衣袖说：“我们先去吃饭吧！” “我在反胃，还能吃得下饭吗？”她用手当真地捂上嘴，快步跑出了饭厅。 章组长有点失措。我拍拍他的肩说：“吃您的荷包蛋吧。你一向是勇敢的。什么都不在乎，还计较这点小事？” 我把名片插进他兜里，走出饭厅，当真也有点恶心。 秀美正站在大厅的楼梯口。我要说话，她拦住了我。 “再见吧！让我自己去想想。我会把想的结果告诉你的。我要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不想听任何人的说教了。” 她不等我告别，自己就往楼上走。上了几阶，又转身下来对我说：“这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不能说他不好，可今天看见的这一切，你叫我回去说什么好？” 我说：“你说中国人真不了起。居然把不可一世的‘***’打倒了！把那些骗子、强盗像排脓似地挤出去了。肌体恢复健康了！” 她什么也没说。摆摆手，自己上了楼梯。 我告别了她，赶紧往机关走，我头晕，血压上来了。必须去吃药。 半个月后，她临回国前夕，从上海给我写来一封信。说是：“我接受你的忠告，观察了许多人，也询问了许多人，结果我否定了自己。并由此又产生了信心……” 一九八〇年春天，我因公到日本去。这一年因为倒春寒，樱花开得晚。四月中间到东京，还赶得上去多摩川赏樱花。接待我的朋友陪我去看樱花，并且告诉我，有几个搞日中友好的老朋友，将在多摩川等候我。 从新宿到多摩川，总要走一个多小时吧。汽车一辆接一辆，还要不时停下来交过路费，高速公路实际上速度是不高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车的背后跟上来一辆朱红色的丰田王冠小轿车。我行亦行，我止也止，真有点寸步不离的劲头！陪我的朋友回头看看说：“很妙，我们长了尾巴了！”我也回头看看，笑着说：“总不致于是便衣先生吧！”朋友说：“中日是朋友，警视厅对中国朋友倍加保护，出专车警卫的事当然有。可你还不够那个地位呀！”我说：“会是谁呢？”他说：“不论是谁，对你都没威胁，只有一家除外。”我问：“哪一家？”他吞吞吐吐地说：“手举语录本，把你们看作背叛革命的人，在日本是有的。不过你放心，对他们来说，你的目标也还小了点！” 到了多摩川，几个老朋友聚在入口处外边等我。寒暄的时候，有人说：“还有一位要见你的人，不知为什么迟到了！” 我还莫名其妙，那辆朱红色小车拐了个急弯，吱地一声停了下来。前车窗探出个女人的头说：“我陪客人一起来了！保护着他来的！” 大家喊她：“调皮鬼，快下来！” 她却把车开走了。开到老远的停车场停放好，才飞也似地跑来。因为穿了身粉色西装，头发又剪得很短，所以摘下太阳镜后，竟显着比上次见面时还年轻了。 “秀美！”我板着脸说，“我一到东京就提出要去岩国看你们一家。你知道我来，不来照面，反而跟我的踪！” “叫你尝尝日本红卫兵的厉害！”她哈哈笑着抓住我的胳膊摇了半天，对大家说：“他是我的哥哥，你们知道吗？” 大家都愕然了。问她出于什么典故？ “你问他：我爸爸差一点把遗产交给他！幸亏他想家，回国了，不然这世界上有没有喜多村秀美还说不定！” 大家又纷纷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把向章组长们交代的事又交代了一遍。他们说：“写下来，写下来，一篇好小说呢！” 多摩川满城樱花。各种肤色的孩子们，乘着悬空翻转的游戏列车，在半空中发出又害怕又高兴的尖叫声。那条仿照江户时代旧貌重建的小街上，一片熙攘。人们在围观武道馆里武士们的剑法表演。 我拉秀美慢走两步，落在人群后边，问她：“你早就知道我来了？” “我是日中友好运动的中坚分子，当然知道。” “你在干什么？” “温习功课，准备重上大学，应付学士入学试验。” “重回书斋了？” “不。为了弄懂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去学德文。我体会出一条真理：革命者，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不能指望别人给你开一条现成的路！革命是关系到几亿人的命运，要讲科学，要作刻苦的研究、实验。光凭浪漫主义走不通。” “你爸爸同意了？” “爸爸死了。” 我一下呆住了。几十年没有见面的机会，现在有了却见不到了。我心里很难过，问她：“你靠什么生活？” “我丈夫管理着爸爸的饭馆。” “你结婚了？” “我妈不愿作生意，我又不会干。不结婚怎么办？吃什么？” “你丈夫原来作什么？” “我们是当初红卫兵的同志。可他现在的兴趣转到搞事业上去了。我们两人分了工，他作生意，我探求真理。他得来的生活资料和我得来的精神收获两人同享，共同为日本革命奋斗！” 我哈哈大笑。她也陪着我笑。前边的朋友听到笑声向我们招，责问我们：“你们兄妹见了面，只顾说私房话，把我们作朋友的扔在一边，太失礼了吧？” 一九八〇年八月于北京 在悬崖上 http://.biquxs.info/

夏天的晚上，闷热得很，蚊子嗡嗡的。熄灯之后，谁也睡不着，就聊起天来。 大家轮流谈自己的恋爱生活。约好了，一定要坦白。 睡在最东面的，是设计院下来的一位技术员，是个挺善谈的人。轮到他说的时候，他却沉默了许久也不开始。 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催他。 终于，他叹了口气，说起来了—— 我和我爱人，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前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到二工地上作技术员。头一天进工地，我就出了个漏子——坐火车没有要报销单据。我懊丧极了，心想会计员一定不肯给我报，就是给报，也要狠狠的批评我一顿。我噘着嘴进了会计室。 坐在办公桌后边的，是位挺端庄的姑娘，剪着发，身上浅蓝色的衬衣已经洗的发白了。她推了把椅子让我坐下。 “你怎么会忘记要报销单据呢？”她严肃地说：“这是国家的制度呀！” 我擦着汗说：“是的，我，我才从学校出来，还没这习惯……” “唔！”她微笑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写个信您去车站补领一份吧。” 我把信接过来，走出门，她又喊住了我，赶出来说：“您头一天来也许还有许多事要办，您写个补领条，我替您办了好不好？” 我对她有了个极深的印象。 这时，我正申请入团。她担任团支书的职务，三天两头和我个别谈话。她长的挺秀气，笑起来很美。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支书帮助我，但我没想到会和她恋爱，我觉着她和我不是一样的人，她要比我高些。 过了些天，她的历史我也知道了：她上学不多，初中毕业后，在家中闲住了一阵，解放后又上了一个时期会计学校，就出来工作。现在经过自修，已能看俄文的联**史。在我来的那年春天入了党。我对她就又加上了一层敬意。工地上的人也都挺尊敬她。 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爱上她了。我找一切机会接近她，星期天约她一块去玩，听到她大方的答应我，我是那么受宠若惊，似乎跟她走在一起，我的人格也高尚了许多——她是青年们的领导人啊！ 我提出要求来了。她沉思了一会儿，温柔地说：“再考虑一下吧，我比你大两三岁呢，这也许不大好。” 我急道：“你这么说真伤害我，我爱的是你这个人，年龄有什么相干？” 从这以后，她对我更亲切了。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生活细节她也处处操心。我不会有计划的用钱，发薪的那两天，整天的又是吃又是买，一过十五号便连烟也没的抽。她要求替我管帐，从此我不仅每月过的都很富裕，而且能按月积蓄一点钱。过去，我的袜子，手帕，一个月也不想洗一次。碰到星期天，要和她一道去玩了，就慌慌忙忙地去买新的来。她看见，便玩笑地说：“你以为穿上新袜子，别人就更喜欢你些么？”于是就让我把旧的拿出来帮我洗洗补补。我不好意思地说：“你帮我作这些，人家会笑你吧！”她正色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两人一起作点事不比在街上瞎逛有意思？”真的，同志们并不笑她，只说我“野马上了笼头了！”我听了，心中暗暗得意。 有好几次，她问我对她有什么意见，我实在说不出来，她就说：“你瞧，你总是不在政治上注意别人，对我还这样呢，对同志们又该怎样？”我脸红着答应改过，可是总也改不过来。 这年秋天，我们结婚了。我主张买架有弹簧的双人床，她却说：“睡木板不一样？”我要买个美术化的大理石台灯，她却说：“买个普通的，看去还大方、美观。”我说：“结婚，一辈子只一次，钱不够可以借。”而她说：“结婚只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后日子还长呢！” 结婚后，我们感情很好。早上一起上班，下午一齐回家。我们很少坐车，总是一边散步，一边谈心。不知为什么谈话的资料总是那么丰富，平常的小事两人也谈的兴趣很浓。回家之后就一齐学习，先是她读俄文，我读技术书。后来，她说要纠正我不爱读政治书的毛病，便把俄文移到早上去念，晚上叫我念政治书给她听。有时候我们两人也分开读，那时我就常常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到她脸上，端详着那一双黑黑的眉毛和稍显得苍白的脸，越看越看不够，简单不敢相信她是自己的妻，要和自己共同生活到水久永久。她发觉我在看她，却不抬起头来，仍低着头看书。但脸渐渐的红了，嘴角露出微笑。我忍不住跑过去抱住她，用力吻着她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了，剩下的就是工作，工作，好好地工作！”她笑着，倚着我闭上眼睛呆一会儿，然后说：“行了，该用功了，咱们规定好半小时休息一次，谁破坏了罚谁，要不然咱俩就要变成二流子了。” 后来，我调到设计院工作，俩人每周只能见一次面。于是每个星期天都成了我们的节日，我们一起去参观展览会，看电影，跳舞她买了只小炭炉，有时不想出去，我们就请朋友们来家吃饭。她会炒许多样菜。在冷天，还用玻琉瓶装了叫我带到机关去吃。不管作菜、洗衣服，我都当她的助手，虽然我一动手总是给她添许多额外的麻烦，她还是要我去帮助她。 我们经常地谈着自己一星期来的工作、思想等等在这些谈话中，我渐渐认出了她的许多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质朴。或叫作“实事求是。”我是若不夸大事情的一些地方，就会连那事情本身也说不出来。比如我设计完了一项图纸，总这样说：“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完成了，真费劲！”她呢，却总是简单的一两句话：“我作完了月结算！”若不就再加上一句：“有个地方还要复核一下。”我们也常谈到未来。有时我说：“等到下一、两个五年计划时，也许我能给我们自己设计一座最新式的住宅，这要有阳台、有浴室，有……”她却说：“咱们从下月起该节省些，存点钱，万一明年有个小宝宝，这房就住不开了。”她这种性格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当我接受任务设计一幢办公楼时，不知怎么，我一向追求表面华丽的作风使自己感到可厌了！我竭力从实用和大方上着手。结果这套设计得到了表扬，在反形式主义学习时上级还叫我作了典型报告。在生活作风上，我也逐渐改变自己言过其实、锋芒毕露的毛病，同志们都说我踏实多了。在这种情形下我参加了青年团。 这时期，我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我常想：只要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生活，一步步走下去，不断地提高自己，争取作一个好党员和红色专家还有什么难处呢？ 没有料到，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来了。 设计院来了一个才从艺术学院毕业的、作雕塑师的姑娘，叫加丽亚。她父亲是位音乐教授，母亲是个德国人，她北京话和柏林话都说得挺流利她来时是秋天，穿着件浅灰色的裙子，米黄色的毛线衣，头发是棕色的，眼睛却是黑色的，眼睫毛很长。于是“加丽亚”三字就粘到小伙子们的嘴唇上了。开会的时候，这个给她搬椅子，那个给她递茶水。休息时，这个约她去散步，那个请她去打球。她一天到晚兴高采烈的，一会儿把她的快乐传染给这个，一会儿又传染给那个。我自然不会像那些单身汉似地去献殷勤，不过，说良心话，我也挺欣赏她的相貌和风度，很愿和她一起散散步，谈谈心。 中秋节，机关组织大家去游颐和园。加丽亚说她要去，许多小伙子也争先报了名。有人替她拿水果袋，有人给她在车上留座位。那天我爱人要参加她们工地上的集体活动，我只好一个人去，坐在车上，我冷眼看着那些小伙子发笑。 加丽亚上来了，假装没听见人家招呼她坐，却意外的，竟走到我面前笑笑说：“劳驾，往里一点。” 我往里挪挪，从侧面看着她。她脸朝着前面，故意作出严肃的样子。 车子过了西郊公园，猛然转了个弯，她撞到我身上了。重新坐好后，她向我点点说：“对不起。” 我说：“您真客气！” “对您不敢不客气，”她望着我笑道，“您总是那么严肃，好吓人哪！” “唔？”我大声笑起来。 我两热烈地谈起来了。我称赞她的衣服和身材，她不仅不害羞，反倒爽快地议论姑娘们的身材特点，以及应该如何打扮之类。我很喜欢她这种爽快劲，便也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然后又谈到了大学生活，共同的兴趣……越谈越投机，下车时，我们俨然像朋友了。 “你船划得怎样？”她妩媚地看着我。 在学校里谁没受过姑娘的青睐？谁没有点在同辈青年中争胜的劲头，加丽亚似乎一下子又把我拖回到三年以前去了，我得意地看看那些用嫉妒眼光盯着我的小伙子，拉着加丽亚说：“走，咱买船票去。” 这以后，我和她成了要好的朋友，有好电话和音乐会，我们总是一道去。 有一次看《杜勃罗夫斯基》。回来的路上，她说：“这俩演员真漂亮啊！” 我说：“两人很相称！” “人家是有意识这样选的，”她正经地说，“爱情，除了性格、志趣之外，还应该是美的结合，两个人都漂亮，不仅自己幸福，对旁观的人也是幸福的……”正说着，对面走过一对男女来，男的有二十七、八岁，很年轻、精神。女的在笑着，脸上堆了几条皱纹，看来要比男的大四五岁。她立刻用肘子一碰我说：“喏，你瞧，也许他俩感情还不错，可是叫别人看起来总有不愉快之感，不能不算遗憾吧？” 我看看那两人的背影，先还挺高兴，以为加丽亚在暗示我俩“很相称”，接着，我想起我妻子来了。“她比我大两岁，也没加丽亚这么‘帅’，要叫加丽亚看见我俩一起走，她会怎样评论呢？”不由得有些扫兴。 正巧，这个星期六我们机关有舞会，我把爱人约来了。我们坐在大厅角上，觉着背后有人嘁嘁喳喳地连笑连议论，回头一看，正是加丽亚。她见我看她，便索性大声道：“我正议论你呢！”甩甩头发，走过来向我眨眨眼说：“可以介绍一下吗？” 我红着脸，把爱人介绍给她。天晓得，在加丽亚对面我爱人怎么显得那么呆板，没有风度和苍白。我真后悔，不该把她带到这里来现眼。以后乐曲再响的时候，我就请加丽亚跳，请别的同志跳，加丽亚问我：“你让她一人坐在那儿她不会生气么？”我说：“她并不太喜欢跳舞，也不太会跳！”然而，当我跳完一个华尔兹回到妻的身旁时，妻却很不高兴地说：“我想回家了，你一人留下来跳吧！”我忙说：“为什么，还早呢？”她说：“我累了！”我只好耐着性陪她回去。路上我们一直沉默着，快到家门口了，我装作玩笑的口吻问她：“是不是我净和别人跳，你生气了？”她说：“干嘛要拉我去作展览品呢？我在家看点书不更好？”我说，“人家要认识你也没有什么恶意！我请别人跳也是礼貌。”她说：“我见不得那种轻浮相。我尊敬别人，也希望别人尊重我！” 到家之后，我们默默地坐了一阵就睡了。躺在床上，我忽然想道：“如果我身边躺的不是她，而是加丽亚，这些不愉快不就没有了么？” 是啊，假如妻也有加丽亚的相貌、风度、趣味，那我该多幸福啊？ 为了避免惹闲气，我一连几个星期都没参加舞会。 一个星期六晚上，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加丽亚进来了，对我笑道：“女主人管教得真严，舞会上都见不着你的面了。” 我说：“我自己不愿意跳！” “说这么好听干么？”她努努嘴，“出名的舞蹈能手！不过身不由己罢了！” 我有点挂不住火，说：“这么说，我今天就跳一晚上给你看！” “回去挨骂可没有人同情呵！”她笑笑，又说道，“今晚上有联欢晚会，说要选几个跳得好的起示范作用，你怎么样？” 我说：“好，我俩算一对！决定了：……” 她笑着推我：“那还不快打电话请假！” 我急道：“向谁请假？我是目由的！” 话虽这么说，我可确实担心妻在家里着急。只是不好意思去打电话。 许久没进舞厅，一听乐声，一见那灯光，立刻兴奋起来，把别的事全放在脑后了。 加丽亚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音乐一响，我俩就旋风似地转过了整个大厅，人们那赞赏的眼光紧追着我俩闪来闪去。加丽亚得意地说：“我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跳舞本身是愉快的，被人欣赏也是愉快的。我告诉你个秘密，姑娘虽然爱在人前装得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心里还是愿意被人欣赏！”我笑道：“小伙子们又何尝不如此？”她说：“你也这样？”我笑道：“可惜我不漂亮，引不起人们的欣赏！”她笑道：“别客气，我还是头一个欣赏你的！”我们边跳边说笑，总是撞着别人。她耸耸肩说：“不管他，我快乐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周围还有别人存在！”我说：“也不考虑你自己是否存在吧？” “对极了，这才叫忘我！”转了一转，她又笑道，“我能忘我，你就不能！” 我问：“为什么？” “你忘了自己，可有个人没有忘你！” 本来我已忘了家中的事，她这一提，我的兴致立刻减了不少，便说：“咱们不谈别人好不好？” 正在这时，门口有人喊我的名字道：“电话，您爱人找！” “怎么样？”她推开我，笑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啊……” 我气冲冲地跑出夹，到传达室一把抓起电话来大声吼道：“我马上回去！” 说完，电话里没有人回答，我奇怪了，问道：“怎么回事，你走了么？” 里边干咳一声，低声说：“我是问你回来吃饭不，省得我等，又没催你回来……” 我听到她那委屈的声调，再没心思跳舞了，真觉着自己失去了自由。走到大厅去向加丽亚告别，她又和一个穿蓝西装的年轻人跳舞，脸上仍然洋溢着快乐，而且还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经过我面前时，她只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我赌气一句话也没说，便走回家去。 我爱人正在桌前坐着，桌上放着冷了的饭菜，见我进来，她把头一扭。 我说：“怪不得人们说女同志小器，我就回来得晚一些，也不致这样啊！” “我对你说什么了，你拿起电话就发凶？”她生气地说，“我妨碍你什么了么？” 我听她话里有话，急道：“好，好，你别说这些，以后不离开你一步就是了！” “我并没这样要求你！”她喊了一声，又赶紧住了嘴。两只眼睛阴凄凄地望望我，小声说：“真可怕，星期六你也不愿回家来了，我们也开始吵嘴了……” “不要胡思乱想，”我说，“夫妻吵嘴是难免的。” “唉，既吵开了头，谁又保险不会永远吵下去？” 这阵风暴过去，她睡了。我躺在床上又想起了舞会，想起了加丽亚，想起了大街上和舞会上人们投过来的羡慕的眼光，于是，我不由地看了一眼我们的结婚照片，第一次发现我们的年龄差别是这样明显。我有些害怕地想道：“我结婚得太匆促了点吧……” 她翻了个身，醒了。见我还开着灯，问道：“怎么还不睡？生气了？” 我摇摇头。 “别生气，也许我们还不善于处理生活问题……不过，你不该连个电话也不给我，”她吻着我，“你知道我站在门口等了多久啊，菜凉了，我去热，热好了，你还不回来……” “是我不好。”我抚摸着她的头发说，心里却又去想起了加丽亚，我觉得自己虚伪得可怕，但又制止不住自己。 加丽亚初来时所引起的骚动，平静下去了不少。许多围绕着她的青年也自动散开了。而且人们提到她的名字时，越来越多地由赞赏变成责难。她说“轻浮，在感情上打游击”。我想，男孩子们追求一个姑娘落了空，总难免说吃不到嘴的葡萄是酸的，所以我不仅不因此改变对她的看法，反倒有些替她抱不平。看得出，她也隐隐有些苦闷，于是和我接近得更密切了。每天晚饭后我们都到什刹海边去散步，或去溜冰。她脑子里随时都能出现奇异的幻想。看到冰，便想到将来有一天马路上的人行道会全用冰铺起来，行人全穿着冰刀。她说：“那时咱俩在星期天就可以散步到天津去。”看到水，她又想到将来她要盖一间双层玻璃的雕塑室，玻璃之间灌满了水。我就说：“将来我为自己设计住宅时，一定为你预备一间这样的水晶宫，把你像金鱼一样的养在里边。”说完，我偷察她的脸色。她并没生气，倒说：“你真是个知音者，我要有你这样个哥哥够多好！”我说：“好，你就做我的妹妹吧。”从这以后，单我俩在一起时，我们就兄妹相称。 有一次我们在什刹海边散步，她手里拈着支梅花，一边往头上簪一边哼着：“啊，姑娘呵——”唱到半句，忽然停下来，自言自语地说道：“姑娘，这两字多响亮啊，像黄金一样，我一辈子也不让它离开我。” 我笑道：“照这样说，一结婚，黄金就贬值了！那，你是永远也不结婚的了？” “也不一定，”她笑起来，“也许将来有个人能使我不得不用这黄金似的名字去换他的爱情——谁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呢？” 我心里发起热来，以为她在暗示着我。 冬天，加丽亚总是戴一顶灰色的哥萨克式羊皮帽。我很喜欢这样的皮帽，曾问过帽店，说是要一个月才有，我就等着。妻见我这么冷的天还光着头，便买了顶长毛绒的给我，说：“你也不要太节省了，条件允许也该注意一下仪表。” 戴上绒帽的第二天，加丽亚跑来找我说：“你不是喜欢我的皮帽么？店里有了，咱去买吧。”我毫不犹疑地和她一齐走了出去。半路上，我觉得这样办有点不妥，踌躇说：“等一等，也许我钱不够——” “我送给你，”加丽亚痛快地说，“全机关就我这一顶未免太孤单了，它要有伙伴。” 她真的不准我付钱，送了一顶给我，并且当着许多店员和顾客的面给我试过来试过去，一边端详着我，一边拍手说：“帅，帅，我要给你塑个半身像，戴这帽子的。”她不顾旁边人的窃笑，也不管我脸红。 我一时大意，星期六晚上戴着皮帽回家了，妻一见便吃惊地问：“你买的？” 我脸一红。支吾道：“不买还有人送？” “我不是才给你买了新帽子？” “我……” “你根本不把我买的东西放在眼里，”她不高兴地说，“我真傻，还以为不买帽子是为了省钱呢！原来人家没找到合适的，哼，越打扮越好看了！” “她就不懂什么叫美！”我想，“加丽亚就不是这样！这就是艺术修养啊……” “你为什么发愣？”她睁大眼睛问，“生气了？唉，你想想你这是浪费不是？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他的打扮上，在灵魂里！” “你瞧，劝我买帽子也是你，反过来说我也是你！”为了不使她疑心，我又说了几句笑话，便帮她一起布置饭桌。吃过饭，我倚在床上休息，不知不觉地又想念起加丽亚来。我在脑子里重演着我们在一起玩的情景，回忆每一句似乎有意又似乎无意的话，不知过了多久，渐渐地我感到有什么不正常的气息了，为什么这样静呢？我找寻妻，她头伏在桌上，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意识到她在哭，心里烦躁起来，走到她身边问：“我又没惹你，无缘无故哭什么？” 她不说话。 “到底怎么了呀！”我急道，“有什么话不能说？是不是见我买了顶帽子心疼？” “你有心事，回家来就自己出神，理都不理我！” “哎呀，我工作一天累了，你又不是小孩，要人回来哄你！” 她又放声哭起来，呜呜咽咽地说：“咱们谁也不是小孩子，夫妻之间应该怎样生活也都懂得的！这样冷冰冰的总该有个原因！” 我急道：“你不要乱扯好不好？” “谁也不瞎，星期六也不愿回来，打电话一找就发脾气……你根本忘记了还有我这样一个人存在！” 我竭力强词夺理地分辩，可是连我自己也感到了笑声和话声中的虚伪调子。她的眼睛里，从此增加了忧郁和怀疑的影子，我的脾气也更暴躁了。似乎一切都变了个样，以前回家去，老远见到她在门口等我，心中感到无限幸福，现在一见她在门口等我，心中立刻发起怒来，“哼，一刻都不放松我，在这儿盯着呢！”进屋之后，她催我吃饭，我就没好气地说：“你叫我喘喘气好不好？”她看我一眼，便赌气坐在床上不响了。过了许久，她又问我：“咱们有什么问题当面揭开谈谈好不好，不要这样折磨别人！”我当然不能揭开谈，只好说她：“你就是小器，别人随便说几句话你都胡想，这样子别人怎么跟你相处呢？” 她冷冷地笑一笑说：“随你怎么说吧，不过我愿对你进两句忠告，往错误路上走的人，开始总是并不太自觉的，而且开头都是从极小的细节上开始……” 我气道：“你就是真理，谁对你不好谁就是往错误的路上走，多高明的逻辑呀！” 就这样，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吵架！只要一听到她来电话，我心中立刻像坠了块铅，一听说她星期六不能回家，我就浑身感到轻松。 回家，成了我最大的痛苦。 和爱人的关系越坏，对加丽亚的感情也越浓。对加丽亚的感情越浓，也和爱人的关系越坏。到底哪是因，哪是果，我已不甚了然了。 只有一点是明白的：每当我看到加丽亚的可爱处，便暗暗去和妻的讨厌处相比。甚至把妻引我讨厌的行为试放在加丽亚身上，那时就觉得这些行为也是可爱的。于是，我想象中的加丽亚就比现实的加丽亚更可爱、更完美。而想象中的妻，却比现实中的妻更难相处。 我不能否认妻在品质上、在思想上那些值得尊敬的地方，我觉得这对一个革命同志来说是重要的，但不一定适合作我的爱人！既这样，何不换个人？ 我作离婚的打算了。 我下了多少次决心，但一到对着妻的面时我就张不开嘴了。我知道她爱我，我提出离婚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不忍说出口。我绞尽了脑汁想找一个既不使她痛苦又能达到离婚目的的办法。我找机会说些别人离婚的故事，称赞那些人作得干脆。又偷偷地把两人的衣服分开箱子，暗示她？我已下决心要离开她，但天晓得，当她真的懂得了我的用意，脸色变得那么悲哀和可怕时，我又慌了，又拼命安慰她，不叫她多心，说我这一切行动全是无意的。结果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之间更紧张，更痛苦了，我连夜的失眠，她明显地瘦了下去。我痛骂自己这种倒霉的“善良”，却又下不了狠心。 在机关里，我的日子也很难熬。人们已经在说我和加丽亚的闲话了，他们甚至当着我的面说加丽亚是个道德堕落的人，说她是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有人半玩笑半正经地说我“昏了头”，但我又怎么能放弃和加丽亚接近呢？她是那么不稳定，今天给这个画油画像，明天和那个合作漫画，最喜欢和她跳舞的那个穿蓝西装的（现在穿“皮猴”了，也是蓝色的）仍死追着她，我若把她失掉了，岂不是两头落空吗？ 团里注意上这件事了，小组会上大家正式给我提出意见。支书也找我谈话，并且明示我这样下去将为团的纪律不允许。我不能不收敛一些了。可是加丽亚呢，这个冤家一点都不体谅我。有一次，她当着许多人的面约我陪她去买东西，我含糊了一句，她立刻一甩头发走了。我追上去解释，她说：“你不去别人会陪我去，没什么！”我说，“咱们感情好，何必当着人面表现出来……” “我跟你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我就不怕别人诬蔑我，你怕受连累不要接近我好了！” “加丽亚，你冤枉人心……” 她见我真急了，反倒扑哧一笑说：“光知道注意别人的反映，就不知道注意一下自己的脖子么？瞧，围巾都破了，不能换一条吗？”我苦笑道：“哪里顾得上！”她说：“自己都不爱美，还说欣赏旁人呢？”她把自己一条驼色的解下来围在我脖子上。围巾上带着她的体温和芳香，使我发醉。 但，到底还是痛苦多。我真不知道一个人的脑子竟会乱到那样的程度，我总想把自己的心事整理出个头绪来，却怎样也整理不出来。 组织上交给我设计一个医院的任务。我高兴极了，以为这下精神有了新的寄托，可以暂时忘记这些杂事了，谁知道我在桌前一坐下来，脑子就又转到了加丽亚和我妻的身上去。设计神经病房，我就想到自己提出离婚会给妻带来多沉重的痛苦，以自己的残酷害怕。画到日光浴室我又想起了加丽亚的玻璃雕塑室，加丽亚是这么可爱，我怎么能和幸福交臂而过呢？不，忍受过一时的良心责备，就是一生的幸福呵……就这样想啊想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连张草图都没画出来。上边催了，再不能耽误了，我没法叫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为加丽亚效劳，设计病房，我就想着她披着轻软的睡衣在屋里躺着；设计阳台，我又想象她在阳光下画水彩画。图设计出来以后，我吃惊地发现自己在舒适、美观上花了那么多心思，甚至显得太豪华了，但已经没有修改的时间。 图纸交上去不久，批回来了，不仅指责了许多地方不适用，形式主义，还在上面写道：“一个人的设计风格和他整个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你的朴素的风格在失去，这是一件值得你深思的事情！” 这个打击使我更加深了一层苦恼，在爱情上我是这么不幸，在事业上我若再没有了前途，我还有什么可希望的呢？我悲观极了，既找不到引起这一切的原因，又不知道应该把这一切怎样结束。 团里专为我开了一个批评会。大家帮我分析，说我的资产阶级意识在作怪，说我道德品质低下。我是这样反感，但又没勇气反驳他们，我说我和加丽亚只是一般关系，顶多是感情趣味上相投些。大家又批评加丽亚的感情趣味，说她是在感情上剥削人！发言最尖锐的正是过去围绕加丽亚的几个青年，你想，我能服气么？ 散会以后，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一个印象——这一切该有个结果了，越拖延下去越糟糕！ 这天晚饭后，我悄悄约加丽亚去海边散步。偏巧在路上遇上了我们的科长，他是个老干部，在科里威信很高。他用不喜欢的眼色瞅了瞅我俩，对我说：“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好不？！” 我答应着，猜到他要和我谈什么，心里忐忑起来。 显然，加丽亚也猜到了这一点，她瞅瞅我，嘴角轻轻一弯，像嘲笑我，又像嘲笑她自己。 我俩各想着心事，顺着海边的笔杨走了半天。她轻轻叹口气说：“在咱们这儿作人真难，尤其是姑娘！”她皱起眉来，但那声调却一点也没有伤心的意味，反倒像有点得意地说，“长得漂亮点又成了罪过了，人们围你，追你，你心肠好点，和他们亲热些，人们说你感情廉价！你不理他，他闹情绪了，又说不负责任！难道，这一切都能怨我吗？” 我说：“有些话，只当听不见算了！” “我也有缺点，有点温情主义，喜欢和男孩子们玩玩，可是，难道这样就非逼我嫁一个人才行吗？谁爱出嫁谁出嫁好了，何必管我！” 我笑一笑。 她看看我，小声说：“他们还说我破坏了你们夫妻关系……” 我紧张起来，忙说：“这是哪里的话！” “我只是把你当作哥哥的，并没有想别的，你如果因为这受到旁人批评，尽可以不理我！” “加丽亚，我又没惹你……” 我心中顿然一惊，啊，女孩子常常要说和自己心情相反的话：她怕你和她分开，就故意说愿和你分开，她心里真爱你，又怎么好直说出来呢？特别在这众目所视的情况下…… “唉！”她手里拿着个树枝，拍打着自己的裤子说，“最苦闷的，莫过于没人理解你了。” “加丽亚，”我捏住他的手，低声说，“相信我，我理解你。” 我们挨得紧紧地站着，有好几次我想吻她，但终于压制住了。站了好久，才往回走。想到立刻要去见科长，我一步比一步走得慢。 科长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见我进来，将身子一挪，便招呼我坐下。 “上次叫你考虑一下自己在设计作风上的变化，你考虑了没有？” “想……想是想了，还没想仔细。” “怎么想的？孤立的，就设计思想考虑设计思想？” 我含糊地应了声。 “那样考虑不出名堂来！”他昂起头，自语地说。他思考了一下，直爽地问道：“你谈谈，最近一个时期，在你心中占最重要地位的是什么问题？” “生活问题！”我也坦白地说，“和爱人相处得不好。” “为什么相处得不好？” 我把我的情况和想法大概和他谈了一下。 他沉默了许久，叹口气：“有些人说‘爱情问题是生活琐事’，我倒不是这样看法，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最能考验一个人的阶级意识，道德品质！” 接着他详细地给我讲了一段从前他自己想离婚而又没有离成的故事。抗战前他在家里结的婚，两人感情一直很好，胜利以后他进了城市，接触了好多知识分子，便产生了要和自己老婆离婚的念头，经过几次请求，领导上批准他回家去办理手续了。在回家坐的火车上他碰见有一孕妇要生产，当时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忙起来了，有人解开行李撕被单给小孩作尿布，有人从这车厢跑到那车厢来回地找大夫，列车长额上挂满了汗珠，就像那个生产的人是他的女人一样。这一切使老科长有了很多感触，他一边思索着一边和我说：“当时我就想，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所追求的道德精神，不就是要这样地关心别人，关心集体么？对别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互相都把对方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说穿了，共产主义精神不就是这么个内核么？我在离婚这件事上，为我爱人着想了多少？她等待我好多年，今天把丈夫等来了，却是来和她离婚的，不难想象，她的思想，她的精神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呀……还有比否定自己整个儿的精神品质更严重的悲剧么！就算离婚后我能找到一个漂亮的、合意的新爱人，它能弥补我这终身不能挽回的损失不能？在尖锐的斗争中，自己向自己低了头，以后再说自己是真正愿作个真实的共产主义者，恐怕连自己也不会相信了！” 他的事情，他的话，动了我的心，我有好几次不自觉地联想到了自己老婆那痛苦处境。可是，我又怕我自己的意志软，会真的听了科长的话毁了离婚的念头，等将来后悔失去了加丽亚时再挽救也来不及了。我对自己说：“狠一点，一咬牙就过去了！”便竭力、故意地增加自己对科长反感的情绪，心里在说：“他说的光是大道理，他是没有碰到我这样的具体情况！你身边有一个加丽亚看……” 我嗫嚅地问道：“这么说，两个人在性格、作风方面的不同就不能成为他们是否能幸福地生活下去的主要条件了？” “是的。当然这很有关系，所以任何人在没有恋爱和结婚以前都有权利选择选择么！为什么你在恋爱和婚后都很喜欢她而现在变了呢？为什么人家嫁给你以后你又见异思迁呢？”她不放松我，追问道：“听说你喜欢加丽亚？”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加丽亚在美术学院因为作风不好被记了过，你倒跟她的性格相投。嗯？你觉得她的作风跟我们健康的思想感情不相容没有？你批评过她这些没有？” 听到他说加丽亚这样，我真吃了一惊，但紧接着，我心里袒护起她来了。是呀，许多人在她那儿碰了钉子，当然不会说她好话！至于美术学院的事，谁知道真相怎样呢？反正加丽亚跟“品质恶劣”四个字连不在一起。莫忘记，科长是在打通我的思想啊，他还会对我称赞她的好处吗，更何况她的许多美处只有我一个人认得出。 科长见我低头不语，以为我动了心了，便叫我回去好好想想。 怎么想呢？说良心话，他的道理没有一句不对；就是有一样，加丽亚是活生生的人，我爱她，也相信她会爱我，我曾想象和描绘了那么多我们将来共同生活的图画，如今一百步走了九十九了，我怎么甘心一刀两断呢？ 我知道，如果我认真地去咀嚼科长的话，我自己的良心会受不住的，结果我还是两边下不了决心，那只会无限期地把事情再拖下去，如今从上到下全注意上这事了，哪还有拖延的余地？ 我决定回家把事情说穿，跟妻一刀两断！ 一想到马上要处理，我又害怕起来。妻的许多可爱的地方一下子又都涌到了我的眼前；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给我留下的好印象，到我们最近一次吵架中她的忍让态度，一场比一场鲜明地在自己脑子里重映开了。我不禁问自己：“我真没有冒失吗？我失去了她，真地不致后悔吗……” “果断一些！”我出声地对自己说，“照这样犹豫不决，什么事也作不成！” 然而，我还是决断不了！加丽亚呀加丽亚，你若不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是会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足吗？你害了我！ 啊，不，幸福的机会，一生也许就只有一次，如果碰不上加丽亚，也许我今生都不会体验到和加丽亚相处时的愉快，你还是该来的。 另外我也想到，加丽亚尽管跟我很好，但从来没有明确表白过我们的爱情，万一她变了呢？我还是要先试探一下。 我悄悄走到加丽亚宿舍门口，胆怯地敲了敲门。 里边一阵脚步响，门开了。她披着头发站在我面前，笑道：“半夜三更，什么事？” 我说：“没事，我从来没到你这屋来过，看看……” “那就请进吧！” 她的墙上挂着两幅她的油画像——一个是正面半身，一个是倚在大石柱子上的全身——和一张漫画像，下边各有一个简化的作者的署名。对面墙上，是一张许多穿着滑冰服的人的合影，加丽亚站在中间，周围有一群小伙子。她推了把椅子给我坐。我看到桌上面，台灯前边放着个未完成的半身泥塑人像，便问道：“这是我的？” “你的完了！”她回身从书柜上拿下一个硬纸匣来，递给我说：“请自我欣赏吧！” 我打开一看，果然是戴着皮帽的、我的半身像。因为比我本人漂亮，有些不大像我了。我禁不住称赞说：“好，好极了！” 她笑道：“是人长的好，不是我塑的好。比如我吧，再好的雕塑师也不能把我塑成个艺术品！” 我说：“得了，不用塑，你本身就是件最好的艺术品！” 说笑一会儿，我正打算把话转到正题上去，外边有人敲起门来。 “谁？”加丽亚拉开门，进来的又是那个穿蓝皮猴的（他又改穿中国式的绸棉袄了，还是蓝色的），他进来后对我点点头，便在桌的一旁坐下了。 我暗骂他来的不是时候，心想他一定有什么事，索性等他走了再说吧，便随手从桌上拿起本书来乱翻着。 见他的鬼，他也坐在那儿翻起书来了！我看看加丽亚，希望她设法把他支出去。 加丽亚看看我，又看看他，格格地笑起来了，说道：“真妙，你们怎么上我这儿演哑剧来了！” 我不由地笑了，他也笑了。 “咱打牌吧！”加丽亚打破僵局说，“赌倒茶的！输了的人给赢了的倒茶！” 我急得了不得，哪有心思打牌！可又不甘心出去让那家伙在这儿——我很后悔以前竟没想到上宿舍来找加丽亚，他一定常常来的！——就跟他们打起牌来。鬼知道怎么搞的，一上去我就输，还要给他倒茶，而且一点也看不出加丽亚对我比对他更亲热些，到第三盘，我把牌一推说：“我不玩了，困得很！” “别丧气嘛！”加丽亚半玩笑地说，“人们都说赌场上失意，情场上得意呀！” 我觉着加丽亚这话大有深意，立刻浑身都舒畅起来，用胜利者的眼色扫了扫蓝棉袄，说：“好，打！” 可是外边也响熄灯铃了。 我恋恋不舍地抱着我的塑像走出屋，加丽亚送我们出来，悄悄地我说：“你回去看看塑像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 “调皮鬼！”我说完，轻飘飘地向宿舍走去，我等不及回去看，走到一盏路灯下就把纸匣打开了，伸进手一摸，摸出一张纸条，上边写道： “人还像，只是不知他的心是怎么样的！星期天下午三点，我去北海，你来不？” 一股暖流从心底冲上脑袋，我呼吸都困难起来！一时高兴，便抽出笔来在一边写道：“加丽亚，加丽亚，你就要看到我的心了！” 苦苦地思索了好几天，决定最后一次试试妻子，看还有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若实在没有，那就让她恨我好了，也许那样更好些！若叫她带着怀念离开我，对她说来就更难忍受，对我说来，也会加深良心上的自责。 星期六的夜晚到来了。 天冷得出奇，北风吱吱乱吼，马路上冷冷落落，偶有几个行人，也把头躲在大衣领里边。悬在街正中钢丝上的电灯疯了似地乱摇着。 我到家时，妻已先回来了，正在火炉上煮什么，满屋都是甜味。她一只手拿着筷子，两眼直瞪瞪地瞅着火苗。 见我进来，她问道：“外边冷吧？” 我随便答应着，把塑像放在桌上。她凑到桌前，打开纸匣一看，便叫道：“好！”端详了一阵，又说：“可惜这人的技术不高，塑得有些走样了。” 我板着脸说：“艺术是要夸张一些的，你不懂！” “干什么单单夸张这顶皮帽和围巾。看！帽子还歪着，”她笑道，“好好的人，弄得像个资产阶级大少爷。” 我说：“我本来就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请原谅。” “你不用凶，”她笑道，“我今后反正不跟你吵架了！真下了决心！” 我觉得她真的有点和平常不一样，暗暗感到有些蹊跷，但又不好意思再板着脸，便假笑道，“不吵了，哭起来还不比吵架更烦人？” “也不哭了，傻瓜才吵架和哭！”她微笑着说，“我想明白了，那样能解决问题吗？不能！只表现自己软弱无能，反正两人要过下去的，干么不找个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光冲动毫无用处！” “她是打算一辈子不与我分开了？”我暗想着，有点失措，脱掉大衣后，便拉了张椅子在一旁坐下，心里一边想主意，一边说些没用的话应付她，省得她发现我心不在，又伤心。 我问她：“煮什么？” “山楂酱，最近我……”她笑笑说，“我想吃，你不爱吃吗？煮好，咱们一人装一罐带到机关去吃。” 我不感兴趣地说：“算了吧，罐子不好刷。” “我来刷。” 我便不再说话了。她也不像平常那样追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只一边搅锅里的山楂，一边对着火苗出神。我觉得她有些异样，但没心情去关怀。坐了会儿，我说困了，便先睡下。 睡到半夜，一翻身，我觉出床在轻轻地颤抖，注意了一下，听到她在被底下抽泣。 “讨厌，和这种人一起生活就是哑巴也会发脾气！”我心想，不愿理她，扭过身去。 过了半天，她还不停，我忍不住了，回过头来喊道：“你有什么委屈的，说出来好不好，只是哭！别人老远回家来就是听你哭的？” 她不回话，哭得更响了。我觉着再在她身旁躺下去，浑身要烦躁得炸裂，便一撩被子，披上大衣下了床，拧开灯，从桌上抽出一本小说来，坐在火炉旁看书。眼睛看着书上的字，脑子里却想着其它事。我对自己说：“看来只有离婚才能从这种痛苦里解脱出来了，这算什么生活？每星期六都这样度过！科长光知道讲大道理。让他来过两天这样的生活看……” 过了许久，我觉得又冷又困，她也安静下来了。我才又回到床上去躺下，一边盖被，一边生气说：“你考虑一下，这屋子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只顾耍脾气，别人怎么忍受？我们都是平等的人，我又没有压迫你。” 她沉默着。我躺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睁开眼，她已在地下缝东西。炉子周围烤着我昨晚脱下的内衣，干净的衣服放在我枕边。我心里鄙视地说：“真是一个不直爽的人，心里明明对我不满，表面上还这样作！加丽亚决不会这样。” 我一边穿衣服，淡淡地问：“缝什么呢？” 她头也不抬，说：“手套，你的！” “歇一会儿吧，我打算买呢！” “我知道你不会戴它，但既做了，就做完吧！”她忽然口气转为凄然地说：“什么都应该有始有终不是？” 我走下地，见她两眼红肿得厉害，便说：“你瞧，昨晚你自己说的，再也不哭了，结果倒哭得更厉害了！” “你放心好了，今后再不叫你看见眼泪。”说完，她轻轻叹了口气。 我讪讪地找些话来问她，她回答得很平静。我想：“她平静下来了，该找机会摊牌了。” 吃饭时，她突然说道：“我今天下午有事要回去！” 我说：“正好，我下午三点有个会。” 她隐隐地冷笑了一下说：“碰得真巧！不过我下个星期不一定回来了。” 我说：“那——我去看你好吗？” 她冷笑道：“不必啦，我们那儿同志也多得很，这个家，也确实叫人痛心……”说着，她又对着窗发起愣来。 望着她那委屈、痛心的神色，我也很难过，心想“快刀斩乱麻，一下子了啦吧！”便把口气放得极缓和地说：“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动感情，冷静地、理智地考虑一下再回答我好不好？” 她震动了一下，随即平静下来，两眼瞅着地说：“你说吧！” “你是个好同志，我也爱你，可是，你考虑一下，你跟我性格相投吗，共同生活下去会有真正的幸福吗？你不要生气，你冷静下来想想……” “我知道你要提这问题了！”她似乎胸有成竹地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不？” “好！” “你坦白地说，你最不满意我的是什么”。 我脸红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咱们个性不同，我常使你痛苦，我也很惭愧……” “不必拐弯！”她脸色苍白地直视着我说，“我们到底共同生活了许久，互相还是知道些根底！什么个性不同，我们开始不是相处得挺好吗了我替你说好了，我年纪比你大，我长得不漂亮……” 我忙解释：“你……” “不用解释，不用担心我会受不住，我用不着人怜惜的！” 我急道：“你别误会，我早说了，我只是提个问题，叫你别冲动……” “没有什么误会，我又不是孩子！”她顿住，眼睛一转，落下两颗泪来，她急忙转过身去，背对着我问：“我只问你，当初我说我年纪比你大，要你认真考虑，你为什么说考虑好了……说什么，全怨我自己没出息……” “你别急眼！”我说，“我只是问问，又没提离婚！” “你怕负责任，怕我怀恨你，不敢提！”她转过身来，冷静地说道：“没关系，我主动提出来好了！我并不是要求好坏有个丈夫！我要的是真正的爱情，两人这样敷衍下去都没好处！以前我一直存着个重新和好的希望，现在我明白没希望了，不会拖的！”她说，从椅子上提起手提包，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又回身轻轻地把门拉上，就好像平常回去一样，一点暴怒的痕迹都没有。 我麻木了似地望着门，骤然间堆上了一大堆问题在眼前：桥拆了，她的心伤透了，再也没有和好的希望了！可是，我面前的路真地像平日想象的那么美吗？会不会再想回来又回不来呢？加丽亚万一……天哪，我本以为一解决了和她分离的问题，事情就会单纯下来，我的脑子会安静下来，哪知道，反倒更复杂了，更乱了！这屋子挤得人喘不出气来，我得出去，赶快去找加丽亚，可是她说的三点钟在北海等我，现在才十一点。表啊，你怎么不走了？ 我披上大衣，锁上门，走到了街上。外边风小了，雪花大片大片地往下落着，我不坐三轮，也不坐电车，昏头昏脑地在街上乱走，从隆福寺走到东安市场，又从东安市场走到王府井南口，一路上我什么也没看见。有好几次我被三轮工人从马路上推开，他们还指着脸挖苦我，我不跟他计较，也不生气，只随着旁人走去。 好容易到了两点半。我跳上一辆三轮，拍着车厢喊：“北海，快！”他要撑篷，我说：“敞着痛快。” 三轮在雪地上飞驰起来，我却急得恨不能跳下去自己跑。雪越下越大了。金黄色的故宫屋顶全变成了银色的。已经分不出哪是御河，哪是白玉石的河岸。我不停地擦着脸上的雪水，望着北海前门。 终于看到了啊！ 加丽亚像朵艳丽的花站在白雪中，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白色镶红边的毡靴。我大声喊道：“加丽亚——” 她提起一只黄黑两色的毛手套，跳着喊起我的名字。车还没站稳，我就跳了下来，我握着她的手觉着有千言万语要马上倾泻给她。 “瞧我选的这块地方怎样？”她闪着长睫毛，冻得红红的脸上堆着微笑，“北海的雪景，多美呀！咱们上后山去玩，堆雪人，嗯？不要走桥上，从冰上滑过去！” 我俩手拉着手在冰上边走边溜。 我拉着她，心中打着腹稿，准备尽量“艺术”地把事情说给她。她呢，大声地笑着，跟我谈雪，谈梅花，谈鸟，就是不问关于我的“心”的事。 我耐不住了，上岸时，一边小心地扶着她，一边笑道：“你不是要看我的心吗？我带来了！” “啊？”她疑问地看看我，随即笑起来，“那就掏出来看看。” “我和爱人离婚了。”说完，我打了个冷战，紧张地望着她的脸色。 “真的？”她停住了脚，思索了一下，说：“既然离了，我说句话也没妨碍了，本来我就觉着你结婚早了些，尿布、奶瓶、火炉、家庭……唉呀呀！这些俗事会把任何一个天才的想象力全磨光的！爱情本来是诗，可是一弄这些，哪里还有诗？” 我有些茫然地看着她，不知说什么好！ “还有，理想的爱人要慢慢发现啊！”她甩甩头发，笑道，“不结婚时，你有爱五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人的权利，和被他们爱的权利！一结婚，完了，只能守着那一个人，老早把自己缚在一个人身上，再碰到理想的人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加丽亚，别净说这些！”我靠近她说，“我假如没有新的爱情来补偿，马上会疯的！” 她笑道：“你现在自由了，爱谁不可以？” 我鼓足了勇气说：“我爱你！” 她歪了歪头，从地上拾起一块湿漉漉的石子，朝松树上的乌鸦投过去，乌鸦“哑！哑！”地叫着。她回过头来说：“我没权利不准人家爱我，可有一样，你不要一翻脸，又去给我提意见，说是加丽亚害了你！” 我急道：“加丽亚，我说的是真话，你明白我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 “唔？”她住了嘴，看了看我的脸色，马上收住了笑容，咬着嘴唇看了一会儿自己的脚尖，抬起头来时，又换成了平日的神色，无所谓地说：“你想叫我嫁给你？嗯？” 我吃惊了，她怎么真像心里没有这件事似的，我说：“你该明白我的心！” 她脸上现出得意的神色，两颊更红了，她说：“坦白地说，我从来还没有考虑过出嫁这件事，它距离我还远的很呢！我跟你说过，我不轻易离开姑娘的地位！请你原谅！” “啊？”我像头顶被人砸了一石头，两腿软了下来，我气喘着说：“加丽亚，我为你才离的婚，你怎么……？” “什么？”她叫一声，想了一想立刻指着脸跺着脚哭道：“你吓我，你把你离婚的罪往我身上加，威胁我嫁给你！我不怕的！啊，我怎么办哪，所有的人都欺侮我！” 她哭着，也不顾怜惜衣服，背靠着树摇起来。 我走上去，抚着她的肩哀求地说：“加丽亚，加——” “走开，走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你当哥哥，你却暗算我！跟我谈这样的话，谁让你离婚来？你这样说出去，大家更抓住打击我的借口了，设计院我呆不下去了……” “加丽亚，冷静一点，加丽亚——” “走，走，你不走我走！”她推开我，回身就跑，我追着她，拼命地喊道：“加丽亚！加丽亚！” 正好有两个人从山后转过来，一见我们这情景，惊住了。我脸一红对加丽亚喊道：“你放心吧！我还井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卑鄙。”离开了加丽亚，自己朝山上走去。 我两只脚机械地走啊，走啊，走个不停，恨不能一拳把身边的东西全毁了，一边走着，一边觉着自己脚下的雪地在往下陷，马上就要把我跌进深坑里去了。 我怎么了？我闹了些什么？这一切是真的，还只是我脑子里想象的？ 我觉着两腿沉重得抬不起来，走进一个亭子里坐下了。我靠着亭柱，想清理一下脑子里的一团乱丝，但我清理不出来，想来想去只有两句话：“老婆走了！加丽亚并不爱我！只剩下我自己了！” 天暗下来了。雪仍无声地往下飘着，公园里寂静得不见一个人影，西边的大楼上，冒出稀稀的黑烟来。隐约地听到了园外街上的熙攘声和看到电车的火花。冷，冷得浑身发抖。我无可奈何地走出园门，雇了辆三轮、回到家里去。 屋门锁着，我想起这屋门是我自己锁上的。接着，从我结婚时起，在这屋里发生的一切都又重新涌上了我的眼前，不知为什么我把自己摆在我爱人的地位上去想，我假定我是她，天天想她，一到星期六早早地回来把一切准备好站在门口风地里等候她，等久了，打个电话问问。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怒斥和冷淡……我这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那冷酷的面目。怎么搞的，我是这样一个无情的、狠毒的自私小人啊！她竟忍受住了！ 我的眼圈湿了，我恨不得立即找到她，向她诉说一切，让她随便怎样惩处我！我不要她饶恕，我在道德上犯了罪，我伤害了她！ 门锁着，我不愿开门，怕看到屋里的情景自己会忍不住！我踉踉跄跄地离开家，往机关走。 “全是加丽亚，这个狠毒的人！”我走着，咬牙说。但是，一个反对的声音在我脑子里问道：“机关里人有的是，有结了婚的，也有没结婚的，为什么只有你被她害成了这样？” 于是，我和加丽亚的初次见面，我们的交谈、散步……都重新涌到眼前来了。我这才第一次冷静地重听了我俩每一句“有诗意”的谈话！重见了“有情感”的每一次来往，我发起烧来了，多卑鄙呀，什么“诗意”，不就是“调情”么？什么情感，不是自我“陶醉”么？这不明明是我那些已不知不觉淡下去了的“趣味”又被加丽亚唤出来，蒙上了自己的眼！被资产阶级感情趣味弄昏了头的人啊！你虽然和爱人结婚很久了，但你并没认识到她的真正可爱处，因为，原来并没完全爱她最值得爱的地方…… 日常同志们对我的批判、科长说的话，又都像石子似地重新打在我的心坎上。 想这些作什么，现在什么都没用了，迟了。 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永远沉陷在孤寂的、悔恨的心情中么？我才二十多岁呀！啊！我原来不是都很正常，未来的生活也看得清清楚楚的么！我怎么把自己从正常生活的轨道抛出来了呢？ …… 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我清醒了过来，看到前边已是机关的大门了。看到这个大门，我更加清楚地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原来一切都结束了。只剩下我一个暴露出原形的、没有人同情的“小人”了。妻心寒到那种程度，不会回来的；加丽亚只担心着我会对她有什么不利，自然也不会再理睬我！同志们呢，同志们……我的眼又模糊了。 “x同志，您的东西！”门房老李认出我，老远就喊起来。我擦擦泪走上去，他从屋里拿出个布包来给我，说：“您爱人四点多钟时送来的，她说忙着去赶火车，没工夫等你回来了。” “赶火车？”我浑身战栗了一下，手忙脚乱地解开了包裹，没防备从里边滚出一个玻璃瓶来，落在地上摔碎了，溅的满地都是果酱。包里是今早上换下来的衣服。中间夹着一封信。我抽出来，头一眼看见的是加丽亚塞在我的塑像中的那个便条，我挺奇怪，赶紧看那封长信。 “我难过极了，心里乱得很，唯一的希望是你耐心地把它看完。” “昨天上午，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给我贺喜，说我怀上小孩了。当时，我立刻想起了我们最近的生活情形。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得不好，这样下去，对不起我们自己当初的愿望，更对不起这没出世的小宝宝！我想，我是有责任的，我在感情上要求你的多，在思想上关心你、体贴你的少……在医院，我就下了决心，今后不再哭闹了，要耐心地和你商量，帮助你分清是非！” “可是，还没等我把这一切告诉你，我收拾屋子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纸条！我以前只风闻你和另一个女孩子在感情上有些不正常，但真没想到竟发展到这地步，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伤心极了，慌张极了，苦苦地想了一夜，我又替孩子伤心，他有什么罪过，一生下来就碰到这样难堪的处境，这全是我们的不好，我们不配作父母。” “当你刚才提出离婚的问题时，我就抱着‘干脆利落’、不要你怜惜的心情回答你的。但回答之后，我难过了，甚至有些后悔了，我在屋里不能呆下去了，我不愿在你面前表现出软弱，我走了出来。” “明天我开始休假，我本打算在家住些天，现在，我觉得一个人住在那间屋里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我决定立刻回天津家里去！咱们分居一个时期，也可以更冷静地考虑问题！” “我不知你爱的另一个人是谁？我虽不满意她，但我决不毁谤她，我只希望你想一想，一个不尊重别人幸福的人，她会给你带来幸福吗？” “亲爱的（让我还这么叫你吧！），我爱你，我真担心你会走上错路——在这些地方你是那么叫人不放心，你最近在各方面都有变化，在爱情上的变化只是思想意识变化的一部分反映，我过去没有严路地提醒你注意这些，现在又没有机会来提醒你了！你自己也该注意一下才好！” “也许，你看见这些话会更对我反感了！不要以为，我是用这些威胁你要你不离开我！不，虽然我爱你（甚至觉得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你的爱情），我一想到和你分开就疯了似地浑身战栗，可是如果你不再爱我，不愿再重建我们的爱情，我决不祈求你怜惜！” “算了吧，话是说不完的！……” 我看完一遍，没有懂她说了些什么，又急急地看了一遍，才模糊地觉得她还在爱我，还可以饶恕我。我急忙跑出机关大门，跳上一辆过路的三轮喊道：“快，快！上车站！” 门房老李在后边喊：“同志，你的东西，你的……” 技术员讲着，讲着，发现听的人一点动静都没有，问道：“怎么？都睡了！” “没有，没有。” “你说下去呀！” “唔！”他安慰地吁了口气，想了想说：“完了，你们知道的，我没有离婚！” 听的人说：“你到车站找着她没有，回来以后又怎么样？事还多呢，怎么完了？” 讲故事的人说：“回来后，为了重建我们的爱情，两人也还费了好大力气的，不过，那要讲起来就太长了，明天还上班呢！” 沉默一会儿，他笑了声：“最好星期天你们上我家去作客吧！百闻不如一见哪！” 一九五六年九月 草鞋坪 http://.biquxs.info/

一 公路没修通以前，从四川雅安一线进凉山，有两条路。东路平坦、绕远，走马帮；西路从水打鼓，翻过摩天峰，到大渡河岸，一路二百里，云中走，雾里行，净是盐巴客人。那年为了一件紧急工作，想尽快地赶上凉山，我贪了近道儿，竟也走了这西路。 头晚上，住在山下的小寨——水打鼓。么店老板听说我要一个人过山，先就倒吸一口凉气。 “你这同志胆量不小噢！” 我说：“听人讲，这山上只一条路，走不拐的！” “是了，路是走不拐！” “野牲口多些，我有枪！” “虎子豹子是有些，你不惹它，它也不惹你。” “那还怕啥子？” “你走走就晓得了。不过，我可不放你。”说到这，他忙着上门板去，便把话头撂下。我心想，单人走夜路走过多少次，大白天还怕什么？当兵出身的人，腰里别支二号“自来德”，走遍天下也不怕。 第二天拂晓，老板捧着竹筒水烟袋，一路咳嗽着来找我，没进屋门就喊道：“客人，吉人自有天相，你放大胆走好了，有了伴当了。” “伴当在哪里？” “进山了，昨夜三更天山下的二娃子打门前走过去了，我是今早才听得人讲。” 我想，夜里就进山的人，如今至少走出四十里了。 老板看出了我的心意，就唠叨起来：“同志，你是头次走摩天峰，不晓得这一路的艰苦。我老汉祖辈住在水打鼓，还没看到过单身客进山的。我这店是三月不开张，开张活三月。盐巴客人早先都是三二十人一伙，三个月一趟来回，平日里没得人走！雪线以上，漫天飞雪，草不生，树不长。坐上一刻，腿就冻得僵硬，打起瞌睡，人就叫雪埋上了。那顶上空气稀薄，人爬到那里气都喘不过来。人多了，相互有个照应，人少了，只怕凶多吉少。二十年前，有一对青年夫妻从凉山跑下来，走到草鞋坪住了下来，行路人也就有了站脚、打尖的地方了。背盐巴的人这才多了起来。可这半年来，有两帮客人过去，都没有回来，我担心草鞋坪上的刘老汉搬到南坝子上去了，客人只好改从东路回四川。老实讲，若不晓得二娃子夜半进了山，没有伴当，我是不放你走的。你知道，过了草鞋坪，还有一截更艰险的路。这回，在草鞋坪，你一定会追上他，他是去那里探亲的。” 半空里的一家人，引起我的兴趣来。这时，也不过四更多天，看看没有工夫，我就逼着老板给我讲他们的来历。 老板呼噜呼噜地吸着水烟，有章有节地讲了下去。 二 刘云汉是个孤儿，十八九岁上跟着跑边客人背货物进了凉山。那功夫跑边的，外号叫作“耍蛮子”，进山以后，多半连骗带哄。结果，惹翻了彝人大支头，把他脱个溜光，扔到山峡涧里去了。剩下个小刘云汉，几经转卖，落到一个小支头罗洪家作了锅庄娃子[注释1]。这小支头只有六家自彝[注释2]，另外有个姑娘，叫罗洪阿霞，比锅庄娃子小两岁。 娃子成天围着锅庄转。打柴、背水、烧洋芋。阿霞坐在向阳地方弹合合[注释3]，眼睛闪来闪去，光挑娃子错失。 “娃儿，这洋芋烧得不透。” “怎么会不透，拿都拿不起了。” “娃儿，你把我这辫子打得好松！” “嗬！再紧头皮都要扯破了。” 可是不行，阿霞说：“不然，我去告诉爹爹，叫你在雪地上跪一夜，头上浇满冷水！” 娃子见过，有次对门白彝喝醉酒，见了阿霞没下马，罗洪就叫他在雪地里跪了一夜。不光是头上浇冷水，手里还要捧一根铁犁杖咧。有什么办法，落到这个鬼地方，天王神也失了法术。 开春后，罗洪叫娃儿去刨园根地。路上碰到豹子，娃儿把镐头跑丢了。他蹲在向阳坡上发愁：跑是跑不脱，谁听说卖进山里的奴隶跑出去一个过？莫说汉人，就是彝人跑出这家也要落进那一家。 “咦……阿坶里日牛哟……”山背后一串歌声，阿霞捧着一把花，带着粉红绣领转了出来。娃儿要躲，已来不及，便扭过脸去。 “好娃儿，见到主人家不行礼，倒要背过身去！”阿霞沉着脸说，“我去告诉爹爹！” “滚，滚，滚！”娃儿气呼呼地转过脸来，“去告，去告！老子反正只有一个死，死也比跟你这蛮子一道过活好受些！” 阿霞后退一步，睁大眼睛，看看他。反而柔声柔气地问：“娃儿，你哭啥子？想家了？” “……？” “啊，我懂了，镐头丢了？”阿霞见娃儿急成这样，嗤的声笑了，“呆娃娃，这怕啥子，回去不要讲就是么。给我拿着花。” 娃子垂头丧气跟了回去。谁知等了一天，两天，三天，老黑彝从不提起镐头的事。六天头上，黑彝要去打猎，阿霞也吵着备马。老黑彝笑着说：“娃儿，不要备她的马。上一次你把镐头交给她打兔子，兔子没打上，她把我的镐头也丢进山涧里去了。这次再打不中，怕要连我的马也给抛了。” 娃子又惊又喜，他充满感谢地望望阿霞。阿霞在黑彝背后红着脸一笑。唉，这一笑又给娃子招来了祸事。要不然，他怎敢在打辫子的时候，冒冒失失去抚摸一下阿霞的脸啊！ “娃儿，你好大胆！”阿霞站起来，一甩百褶裙，冲出屋，接着院里就传来老黑彝一连串的吼叫声。 “娃子跪下来！你汉家人不吃苦不晓得规矩咧！你可是碰了我阿霞的天菩萨？”[注释4] 娃子晓得阿霞说话又拐了弯，连说“我不是故意的。” “故意的就杀了你了！还要你跪？”阿霞绷着脸说，“跪下，下次就晓得了。主人家的头不是娃子动得的。” 第二天，阿霞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仍然坐在向阳地方，闪支着一双大眼睛喊来喊去。“娃儿，向东！”“娃儿，向西。”娃子一声不响，叫做啥做啥，只是不抬眼皮——手脚你支使得，心意你支使不得！从今以后，别想看我的笑脸！ 十月二十四，稻山坝上赶孟舞会[注释5]，老黑彝一清晨就带着两个白彝赶会去了。临走嘱咐娃子代几棵树回来，给匠人旋碗和匙勺[注释6]娃子背上斧头上山时，太阳当头了。很奇怪，怎么一早上没听见阿霞呼叫？等过了林子，右边树丛里，见有个人影一闪，蹲了下去，他这才知道她又打主意闹什么鬼，便头也不回，径直往深处走。看看要到树林那端了，她的脚步又在后边嚓嚓地响起。他火了，把斧头一扔，就地坐下来，回头喊道：“你说，你要怎样吧！不惹你你就来撩人，碰你一下，你就尖起嘴巴告这告那。我是你耍笑着玩的嘛？” 阿霞不言语，走到对面坐下，两手捂上脸，投到了他怀中。 “你作啥子！”娃子气呼呼地推开她。 “你，你什么都不懂！”阿霞哭泣着又伏到他身上，埋着头说，“在家里你就动手动脚，我不吓你一下，鬼晓得你要作出啥子傻事来！你晓得不，我们彝家有规矩？汉娃子偷了彝人姑娘，两个人都要牛皮包起活埋掉！” 娃子一听，可当真吓呆了，忙把手缩了回来。她扬起头来，涨红着脸说：“娃子，我把自己给你了，你要怎样，我会依你。”她用劲亲他一下，又亲一下，按照彝人风俗，掀起裙子盖住了自己的脸…… 娃子紧紧抱着阿霞，亲她的眉毛，亲她的眼睛。问她：“小冤家，你不怕死？” “死就死在一道！” “我要怕死呢！” “骗不过我的眼睛。怕死的我才不理他！” 娃子又亲她。她把他一推，坐起来，拢拢头发，问他：“娃子，你可晓得，除去你我还有个丈夫。” “怎么，你出嫁了？” “嫁了两年了，那个娃娃今年八岁”她揪起一根长命草，在手指上绕着，像讲别人的事似的，冷冷淡淡地说：“我嫁过去那年，在那里住了三个月，那个鬼娃子，拖着鼻涕，衣服都不晓得穿，可晓得男人要打老婆！我烧焦了一个洋芋，他当着一屋亲眷叫我躺下来，骑在我身上用手里的木头娃娃敲我脑壳。” “你爹怎么舍得这样待你！” “那娃子家是大黑彝，有四百个白彝，六十条洋枪。不嫁不行，打不过他们。” “他儿子这样小，娶媳妇作啥子？” “我爹爹枪法好，成了亲戚，打冤家就要去替他开枪呀！他怕啥子，儿子大了再娶年轻的好了，多几个亲戚，打起冤家来，声势更大些。我公公有七个老婆。” “你总不回去？” “婆家打鬼，作摆就回去，平常不去。”[注释7] “以后呢？” “以后我们死在一起。” 娃子又把她紧紧抱起来。谁也没听见这时喊声从四处逼近了。原来阿霞婆家大伯，带人来接阿霞作摆去，到家里没找到人，这才又领着人，带起枪，摸到这里…… 等到老黑彝赶来时，娃子和阿霞已经被捆绑起来了。 “明天，把他们用牛皮包起来处死！”婆家大伯咬着牙，手里拨弄着德国手枪，又对老黑彝说。“你要带三千银子给我家洗羞，明天不到，后天我们来洗山。”[注释8] 阿霞和娃子被捆着带回来了。老黑彝用皮鞭朝两个年轻人抽打起来。打着打着他突然扔下皮鞭，抱头哭了一阵。发了一会儿愣，随后就踉踉跄跄地走出去了。没一刻工夫，六家白彝屋顶上都起了烟，着了火，寨子里哭叫连天，鸡飞狗咬。老黑彝回来的时候，满脸油汗，一刀挑开阿霞的绳子，喊道：“女娃儿，挺起来，逃命去！” “爹爹，你……” “我老了，跑出去没活路。白彝娃子我全放了，寨子烧了，拼到死了。” 就这样，一匹猛马，驮着两个青年人连夜出了凉山。可是哪儿是他们的立脚地？彝人见了彝人追，汉人见了汉人打，官府抓他们，地主拦他们。在这地区立脚的乡绅，都知道一对奴隶送进山里能换多少银子。为了减少目标，他们把马扔了。昼伏夜行，一路往北赶，想越过摩天峰到川西去。腊月间，一帮穷困的盐巴客人在草鞋坪堆里救出了这两个紧紧抱在一起的、被天地恶神全部遗弃了的人。 苏醒过来以后，盐巴客人围着野火给这两个年轻人出了主意：“川西也去不得，你想想，能呆得住，我们还背盐巴跑边吗？倒不如就在这六神不问的草鞋坪搭个茅棚住下来！我们来回也有个落脚地，你们的口粮，大家帮帮就是。只要辛苦些，还怕活不下去？别看山高天寒，只怕比守着那些官府豺狼好些。” 三 好山！不走这座山，万想不到世上有这么多颜色。只说绿吧，山坡上的毛竹是半透明的绿，杨树的叶子就像玻璃似的亮绿，大森林深处的柏树是墨绿，着了阳光的马尾松是金绿。还有水呢，水里映的树木草丛，另有一番绿色。突然间，万绿丛中闪出一树盛开的红山茶，就像深海里着了一把火。草丛里，林深处，不时传来被惊动了的动物逃跑声，冷不丁从眼前一闪，就蹿过去个什么黄毛的东西，吓人是吓人，可也使你忘记疲劳，丢掉寂寞。不知不觉，太阳爬到当头了。浑身热乎乎的，皮大衣、小棉袄，全成了累赘……我觉得老板把这座山形容得有点过分了。 渐渐的，树叶黄了，草少了，仿佛从盛夏一下子进入了深秋。森林露出了边沿，脚边坡下，挂上了白云。我看看表，已经走了四个钟头。这工夫停下吃饭未免早些，就又继续爬山。 树更稀了，只剩下三两棵松柏，零零散散的荒林。这阵子我觉得饿了，四外望了下，想找个合适的休息地方。在我两侧，左边是回荡着大片白云的深渊；白云下边似乎有风声，也许是水声，踢一块石子下去，满山谷像打雷似地呼隆隆怪响。我终于在右边找到了一片稍平的坡坡。便坐了下来吃干粮。吃着吃着，忽然发现周围这片坡上长的不是野草，也不是灌木，却是麻。这地方会有麻？我惊异住了。掠一根搓搓，嗨，地地道道上好白麻，跟我脚上那双线耳草鞋麻一样。再看看脚下的土，也是翻过的。而且掺杂着烧透的草灰。我的兴趣来了，顺着麻地攀上去，这才看见，周围的灌木，几乎没有一棵没有刀斧斫过的痕迹。在一堆败叶中，还扔着一条八成新的麻绳头。谁上这儿来打柴、种庄稼？看看表，知道我已经走了六个小时。水打鼓的居民绝不会跑五十多里路上这儿来种麻的，他们那里，山下森林那么富饶，谁来研这些荆棘枝枝条条？兴许附近有人家，老板的话不可靠吧？ 我又出发了。往上走了两个小时，树光了，没有寻到人家，而山上却刮起了风，风里还夹着雪粒，真是透骨穿背的凉，不一会儿，四周白茫茫一片，没有了路。就见挡在面前的是直上直下几十丈高的一架冰梯，上边每隔二三尺远有一个圆洞，那圆洞看来最多能放进半只脚去。两边呢，全是光溜溜的石板，早叫雪水粘得溜滑溜滑了。莫非我走错了路？ 回想一下，我一直没看到有岔路，路是没错。试着往上爬吧，脚刚一蹬冰洞，就滑了下来，险些没掉进山涧里去。回去吧，不甘心，不回去，往哪儿走呢？正在为难，从背后又兜过一阵风来，吹得我站不住脚，只好就势扑到冰障上。这一扑可真是“绝路逢生”，我的手竟意外地摸到了埋在雪下边的一根茶碗粗细的绳子，而且这绳是从顶上吊下来的。我拉住绳头试试，它十分结实。这才明白原来这段路就是这么个走法。于是我把住绳，脚踏着圆洞，一步一步往上攀行。累得我像炸开了肺似地喘个不停，只好伏在冰上休息一会儿，一看表，已经爬了一个钟头了。往上看似乎还有一半路，再回头往下看看，我的天！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人高吊在半空中，假若一失足，真会粉身碎骨呢！ 再往上爬，胳膊、腿，全没劲了。天眼看要暗下来，满山遍谷是冰雪，一片寂静。在这茫茫的大山中，只有我一个人，真感到异常孤单！ 我这时才相信老板说的“你走走就晓得了”是指的什么。走夜路那到底是在人的世界活动。可是这里呢？雪，石头，石头，雪，竟连第二个生物都看不见，整个宇宙都异常寂静，简直像处于洪荒世界！ 傍黑天，我来到了摩天峰下的草鞋坪。这里真是只有草鞋那么大的一块平地，座东朝西，立着三间小竹棚，竹棚上糊的泥巴已经剥落了。屋檐熏黑了。门口一个木楔上还挂着三两双草鞋。见了它，我突然惊喜地想到这里住的是山下店老板说的“空中一家”吧？我情不自禁地高声叫着：“老板，来客人了！”推门走了进去，谁知屋里黑洞洞，静悄悄的，和屋外一样，一点生气也没有。我打开电筒一照，四壁空空，只见墙上有几个白字： 敬告各位好友：在中央民族访问团和清风县政府帮助下，我们下山安家了。二十年，多蒙惠顾，才得延命。无从报答，留下木柴四十斤、草鞋二十双，请随便取用。各位若到清风县，请务必来舍下一叙，竹索桥头，新房三间，门口有红山茶一棵为记。 刘云汉 看下边写的日期，知道他们走了已近三个月了。我顿时浑身无力地坐了下来。这回我是真到了洪荒世界，老板说的那对青年夫妇拥抱冻僵的景象仿佛出现在我面前……正这时，外边有了沉重的物体轧碎雪块的声音，顺门口望出去，只见一个宽宽矮矮的东西，迈着笨重的步子，朝小屋走来。看那轮廓，八成是一头熊。我忙往门边一闪，隐在门后，问声：“是谁？” 随着哗哗啦啦的一阵木材落地的声音，那个黑影的身体就瘦下去一大半。一个粗壮的人形现了出来。他喘吁吁地喊道： “我是山下的二娃子哟！” 四 二娃子是到雪线下弄柴火去刚回来。他来到山顶还是早晨十点钟光景，看看老汉全搬了下去，本打算返回水打鼓，又一想不如就近弄点柴来打个尖，明天一早索性再到清风县去看个究竟。 现在他摇摇晃晃地搬着木柴，气哼哼地说：“幸亏碰到我哟，没有火，这一夜还不把你冻成冰棒棒。” 我们烧起火来。火光下我看出二娃子竟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一身蓝竹布棉衣，扎着白头帕，浓眉大眼，厚厚的嘴唇，像个画里的好汉。慢慢的，冻青了的脸上有了红色。 我问：“这山上要打点柴也这么难？” “这就不是人住的地方！除去喝风方便，吃雪省心，你一路没看见？周围几十里连根草也不见！” “那刘老汉打草鞋使啥子打？” “麻哟。你来时没见那一片麻田？” 没想到，那块麻田真是草鞋坪老汉下去开的。我又问： “穿衣用具呢？” “盐巴客人来回带——你没瞧见，他们穿的是啥子哟！老婶娘跟云妞妞，只是一身烂麻布，一年到头不离锅庄，老汉上山下田，只披张熊皮擦尔瓦！” 我说：“照这样，一解放你就该料到他们会下山的。” “合作社里我早给他们讲好了，分给他们一户房屋，准备足了两个月的口粮，叫他们专门来打草鞋，可他们硬是不肯。那晓得又变了卦。明天我去了，一定得把他拖起走！” 我笑道：“是应拖起走。水打鼓老板说，你是他的姑爷咧！” 他把头一摆，苦笑了一下：“莫提起，莫提起，我这亲事没指望……我爹临死前叫我给云妞送身衣裳来，送完回去，老伯给我包袱里放了一双草鞋。我爹看看就说：‘娃儿，你的亲事成了。这是我和你老伯约好的，他家云妞认可，见了衣裳就还我双草鞋，不认可就放上块盐巴。你等我死后，就把他一家接下来带到川西老家去就是。’等我爹爹死后，我来找老伯说起这事，他倒说：‘云妞是你的，你把她带走就是。我们在山上过了二十年，如今老了，老了还下山去做个啥子？’我去找云妞，云妞又骂我没良心，她说：‘你要我扔下爹妈下山，是白想！要成亲你上山来！’你瞧，我走又走不得，留在这山上过一辈子也不甘心，只好在山下落了户，等他们回心转意。那晓得如今又飞了。” 正说着，外边隐隐地传来几声吼叫。我说：“你听，好像有人来了。” 他睁大眼睛听听，说：“你别胡想了，这山上天黑以后哪里会有人声。我们烤点干粮吃再轮班睡觉吧。” 我打开干粮袋，二娃摸出一串辣椒，就着火烤起来。面饼还没熟透，外边忽然有人叫道：“是哪个在这里，这样叫都听不到？” 我和二娃都吃了一惊，转身看去，只见一个老汉，穿一件厚皮大衣，戴着狗皮帽，满面红光，高举火把，冲了进来。二娃蓦地跳起来扑上去喊道：“老伯。” “二娃子，你来得好，快去接一下你伯母，她滑了一跤，把腰扭了，我本要背她来，还有一担东西在身上。看到这里有火，晓得是有人打尖，可哪晓得怎样也喊不应！” 二娃顿时来了精神，披上大衣，出门就走。我也跟厂出去。老汉拦住说：“你去没有用，这条路比北路还难走，你去了还要加上个人扶着你咧！” 我说：“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呀。” “后边还有人，社里派了一队人来送我们。只是他们背的东西多落在后边太远了。来，帮我把担子弄进来。” 老汉这一担东西真不轻，搬进来一看，锅碗瓢盆、切菜刀全有，还外挂着两只母鸡。看了这些，我不禁惊奇地问他：“怎么，你这是又搬回来了？” “搬回来了。”他装上袋烟，站在门口，一面了望山下，一面说，“这些天，天天有盐巴客人到我那去。一摆起龙门阵来，他们就诉苦说：‘山顶上没了打尖站，这条路走不得了。背一趟盐巴，要往东多绕两天路。’如今他们都归了运输公司，公司里到处动员人到这儿来开个休息站，可是人人都怕这山上天寒气稀，过不惯。这也难怪哩，这山上空气薄得连水都烧不开，住不惯的人要生病的。我家阿霞就说。当年山下没有活路，逃到山上，二十年我们都住了，如今咱们共产党需要人来开体息站，我们还能观望？就又回来了。” 我把二娃子的心事告诉他。他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是个呆娃娃，连个女子都不能从她爹妈手里抢去！嗬嗬，不要紧，这次来不比上次，公司把粮食、烧柴运了来，连店铺桌子全运来了。以后缺啥还要按时送来啥。他上山来还怕啥子！山上住不惯，不要紧，公路一修通，我还要下去呢。这是临来时。县长吩咐了的……早先我不愿下山，因为云妞的妈是彝人。往南，怕彝人来打冤家，往北怕汉人耍笑她。如今毛**的民族政策好，上哪里去也行喽……” 不一会儿，外边灯笼火把，人声喧嚷着。顿时，寂静的山谷，有了生气，热闹起来。我随老汉走出屋去，远远望见一队人，鱼贯而来。当头的是一个穿紫蓝色百褶裙、戴着蜜蜡耳坠的老年人，一边扶她的是个彝装少女，另一边就是二娃子…… 五 一晃十年过去了，再没有走过那条路。去年到北京时，坐的是飞机。当我看到一片云海中像孤岛似的异常突出的一个山头，不经心地自问了一句：“这是哪座山？” 背后就传来一声轻轻的答话：“草鞋坪。” 我急忙回头看去，答话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同志。穿一件月白上衣，扎两只短短的发辫，圆脸，大眼睛，眼睛一闪一闪也正眺望那孤岛似的山头。我认出来了，她是从西昌上飞机的。她们同行人很多，年龄也大都相仿。身体健康，一路上说说笑笑。看样子，像是去重庆开什么会的。 她既知道草鞋坪，想来也知道那一家人的，我就打听起来。果然，她熟悉极了： “公路一通，他们就回清风县去了。” “那么云妞呢？” “结婚了。”说完，她回过头去，把脸贴在窗户上。 “是住在水打鼓，还是清风城关？” 旁边一个小伙子笑着插进来说：“都不是，你看么，就住在那山顶上。” “怎么？草鞋坪？不是公路修通了……” “打尖店是用不着了，可是科学院需要高山气象站。他们小夫妻自报奋勇又回到草鞋坪去了。”说到这儿，她把对面冲窗户的女同志猛力一拉，笑道：“你原来不认识的？这就是草鞋坪气象站站长，去出席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 我吃惊地再看看她，依稀忆起了云妞的模样。她早已笑得直擦眼泪，断断续续地说： “我早认出你来了，你和我男人在草鞋坪的那天晚上……” 一九六二年十月 [注释1]锅庄娃子是奴隶最低一等，是家奴。 [注释2]凉山彝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前，是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称黑彝，奴隶阶级叫白彝，也称黑骨头，白骨头。两个阶级绝对不通婚。 [注释3]一种竹制口弦，放在口上弹，借口腔作共鸣器。 [注释4]彝人称头顶为“天菩萨”，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 [注释5]庆祝丰收，作买卖，调解纠纷的一次集会。 [注释6]彝族不烧陶器，一切用具皆用木制。 [注释7]彝族风俗，丈夫不成年，媳妇可长久住娘家。 [注释8]正如黑白彝之间不通婚一样，彝人更严厉地不准和汉人通婚，这叫作“黄牛是黄牛，水牛是水牛”，发现私自通婚，全族出来惩罚。一般的是把两人全处死，也有把彝方一家全杀了的。 沂州道上 http://.biquxs.info/

赶车的人吹熄红纸灯笼，夜空里响起一声清脆的鞭响，大车晃了晃，就走动了。 坐在我对面黑影中的是顾彤，一个热情而容易激动的人。我俩一齐来临沂采访农业劳模的事迹，对象是一位残废军人，出色的农业社主任。刚才我们睡得正熟，店主人推醒我们说，有一辆回临沂的大车正在这儿“打尖”；我们急忙爬起来，懵懵懂懂地就上了车。赶车的人个子很魁梧，黑地里看不清他的脸相。他问过我俩的来处后，再也没说话，看来是个沉默的人。 大车摇晃着出了村子。 月光下，一团团的黑云从沂蒙山顶往东南涌过来，云下的一带山峦成了墨黑色。沂河的水声低沉而威严，远近的村庄隐现在深灰色的树丛中。沂州道上，一片肃穆景象。 顾彤望望四周，充满感慨地说：“这条道，我有十年没走了。十年前，我在这条道上曾经认识了一个人。有一个时期，那人的魁梧而高大的身影经常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他那火焰似的目光经常要烧得我浑身震动。进城之后，我的生活和兴趣，渐渐地和往日的习性离得远了，他那影子也逐渐地模糊起来，终于被我忘记了。这两天，随着这久别的山、树、河、道，他的影子又在我眼底活了起来，我这才意识到，忘记了他那样的人是多么不应该！” 这两天我确实感到顾彤有些异样。他说的是个什么人呢？我禁不住要求他讲下去。 风悠悠地吹着我们，赶车人点着了烟袋，大车不紧不慢地在漫野里行进着。 “一九四七年夏末，我们那个纵队奉陈毅将军——他现在是元帅了——的命令从鲁中插到鲁南敌后，在战略上破坏敌人的重点进攻。我们在敌后把敌人打了个稀哩哗啦，蒋介石沉不住气了，下命令让自南面进攻沂蒙山区的队伍全部向后转来对付我们这支小部队，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这么完蛋了。这就是有名的外线出击，你总该听说过吧！” “可是，敌人一回头，我们这支小部队却立即处在三面受敌、众寡悬珠的地位上，我们一共只有两个纵队多些，而敌人的数目比我们多几倍！陈毅司令就命令我们向西，一直向西，穿过津浦路，渡过运河，到郓城羊山一带和刚渡黄河的刘邓大军会师。” “西进的第一天白天，就是这个景色，比这还凶。火药烟似的黑云连成一片，就像整个儿沂蒙山都腾空而起，从西北方压了下来。风带着沂河两岸的砂石，树枝，草叶，滚卷过鲁南平原。我们用毛巾包上脸，在眼睛前边拉开个小口，走一二十步睁眼看看前边的人，随后又闭上……” “夜里，风小了，翻了海似的大雨砸下来，转眼间雨水就没了道路。手电筒失了效，带路的人全靠闪电认路。我们把绑腿解下来，从头到尾连成一根长索，大家都抓着绑腿走路。沂蒙山虎啸似地吼着我们是后卫，离我们三四里地远有部队在打阻击，我们却连枪声都听不见。” “到天亮，我们总共才走了二十来里路。上级命令休息两小时，分班做饭。” “雨还在下。指导员和连长去检查各班做饭的情形，我在连里当文书，当时没事，就靠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打瞌睡。过了一会儿，通讯员给我送来两茶缸煮黄豆。我就靠在那儿抓黄豆吃。” “这时候，从我们的来路上，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一个人。这人好魁梧的个儿，长脸，高颧骨，一双大眼滚满了红丝，穿一身土紫花布裤褂，皮带上插着一颗手榴弹和一把土造的小匕首。左胳膊挂在胸前的一条草绳上，整个袖子全被血染成深褐色，大襟和裤子上也满是血渍。雨水在他脸上直流。” “他走到我面前，看看那碗黄豆，爽快地说：‘同志，给我吃些行不？’” “我把茶缸递给他，他就地一坐，拿膝盖夹着茶缸，用手往嘴里拨拉，一会儿的工夫就吃光了。放下茶缸，他问我：‘咱们连上有药没有？我这胳膊还没包扎呢。’” “我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从怀里掏出来一个湿了的上皮夹，又从皮夹里抓出一个符号和一张复员军人的证明书。符号上印着‘临沂县支前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他等我看明白，补充说道：‘昨天我叫炮弹打迷糊过去了，夜里醒来一看，也没有人，也听不见枪响，把我好急了一阵。后来碰上一个送队伍回去的向导，说咱们往西撤了，我这才赶上来。’” “我们连的卫生员前一个星期就牺牲了。炮弹把他的十字包打了个稀烂，只剩下一瓶红药水和一个救急包在我皮包里放着。” “我虽然见过伤员和牺牲的同志，可从来没敢注视过他们的伤口，更没有动手上过药，所以一挨他的手，我就浑身抖起来了。偏偏他的衣服全湿透了，和身体粘得挺紧，弄了半天，还没把袖子卷上去。他不耐烦了，右手拔出匕首来，把左肩膀上的衣服挑了个口子，随即使劲一扯，咔的一声，袖子一撕两开，随后，他用右手托着左胳膊在雨下淋了淋，说：‘来吧。’” “我把红药水倒在手巾上，轻轻给他一抹，毛巾被一件硬东西挂住了。他浑身紧张了一下，用力推开我，两眼注视着伤口，用两个指头捏着一块什么东西，狠命地一拔，随手扔到泥里，抢过药水瓶，往伤口浇了一阵，拿救急包按在流血的地方，又用破袖子一裹，一声不响地往西走去了。在他站的地方留下了一片血水。” “我平静下来后，蹲下身去找他扔掉的那块东西，看出那是一块蚕豆大小的弹片。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情，我把它捡起来，在大雨下冲净，包好，放进皮包里。” “我们出发之后，在半路赶上了他。指导员盘问了他几句，又看了他的证件，便把自己多年积存下来的两块银元送给他，叫他路上买饭吃。他两眼闪灼一下，没说什么，收下了。” “傍晚，雨更大了，整个道路都叫前边的大队踩成了烂泥坑，一脚下去，直陷到大腿根儿。指导员担心地说：‘今晚上够那位同志挣扎的，怕他跟不上来了。’谁知，半夜大休息时，他竟然又追上了我们。” “第二天白天，雨小了些，下一阵停一阵，路可更难走了。有的地方要趟没腰深的水，有的地方又硬又滑，要四五个人镖着膀子走，才不至一步一跌。那位同志却还像头一天一样，用草绳挂着胳膊，一步一步地在水里晃着，在路上被我们赶过去，在休息的地方又追上来。” “这天夜里起了风。西北风夹着冰冷的雨点迎头扑过来，吹透了我们那水淋淋的衣服，吹透了皮肉，吹透了五脏六腑。大家缩成一团，疾走着。拂晓之前，我们又在路上赶上了他。指导员说：‘同志，前边快到运河了，运河两岸是白区，还乡团猖狂得很，你无论如何要坚持着，别掉得在远了。到下个休息站，我们也许能联系上团部，那时就派担架来接你，现在我们身上有任务，不能帮你的忙。’” “他说：‘你们执行任务要紧，不用管我，我有手榴弹，有刀。’” “到了下个休息站，没有联系上团部，却捡了一匹骡子。一路上，我们碰到不少这样的牲口，有骡子，有马，也有毛驴。它们有的身上还驮着鞍架，甚至还带着整个儿的炮座，就像在泥水里发生了了根似的，四条腿笔直地挺立着，浑身僵硬。你打它，拉它，拿刺刀戳它，它一动也不动。据说这是走累了，累得失去了知觉，在它恢复过来之前，杀了它它也不会动一下；部队行动急，等不得它恢复，便只好丢掉或杀掉。这头骡子我们推了几下没推动，本已不打算再要了，可是我们走出去十多米时，它自己却咔达咔达地追了上来。在休息站喂了它些草，指导员命令我拉着它等那位同志，叫我一等到他，就急行军追上去。临走，他把他的加拿大手枪也交给了我。” “我拉着骡子找个树下坐好，不知不觉地睡过去了。睡着睡着，一阵机枪声惊醒了我。吓，好毒的太阳啊！满天上一片云也没有了。四架野马式飞机在东边开阔地上空俯冲着，发出一串串火光，响起一阵阵枪声。地面上有一个人。一会儿倒下，一会儿跳起来往这边跑，我一看，正是那位同志。我站起来喊道：‘快跑啊，我等着你呢！’” “他看见我，怔了一下，随即又倒了下去，这次却好久都没再爬起来了。我想‘糟了，他别又挂了彩！’” “飞机又在他头上扫射了好久，然后盘旋了一周，嗷嗷嗥着，朝西边飞去了。” “他还没起来。我把骡子拴在树杈上，跑过去看他。刚跑出树下两步，就听他喊道‘别动，飞机还要回来。’” “果然，话音刚散，一架野马式飞机从我身后掠了过来，又在开阔地上旋了一圈，这才飞走。” 飞机声消失后，他带着满身泥水走过来。 我说：‘刚才吓了我一跳。’ 他说：‘我本想跑进庄隐蔽起来，看见你在这儿，改了主意了，我怕把你也暴露了。’ “我折了些树枝，把我们俩和骡子都伪装起来，扶他骑上牲口。这时我才看到，他跟我头一次见面时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窝和腮都深深地凹进去了，脸色蜡黄，嘴唇焦黑，吊着的那只手变成了黑紫色……” “飞机成群地在天上肆虐，前、左、右三方不断地响着轰炸声，远近有十多处冒着白烟，风里含着焦臭味。我们还看见成串的降落伞吊着的重磅炸弹在远处缓缓落下，看见火光。” “骡子的目标大，我们只能在青纱帐里走。太阳像一盆火似地悬在当头，烤得人浑身疼，衣上的雨水换了汗水，地上的泥还是那么软，那么深，却热得烫脚。空气似凝结了，又热，又粘，呼吸着烧嗓子。我只觉得一阵阵眼花，头眩，脚软，浑身无力。回头看看他，他还是老样子，骑在牲口上镇镇静静的。” “遇上了一段好路，我刚要拉起骡子快走，就听背后咕咚一声，回头一看，他倒在地上了。我忙过去扶他，只见他满脸紧张，眼闭着，牙咬得挺紧，哪里还醒人事！” “我急得转了半天圈，才想起这大约是中暑，就跑开去找水。漫洼野地，哪儿来的井？只好拿手巾到路上蘸那马蹄坑里的泥水、捧回来往他头上和嘴里挤，这么来来回回地不知弄了多少次。这时，四周围静极了，挣得似乎有一种极轻微的声响在空气中振荡。我忽然害怕起来，我们周围没有部队，遭遇上敌人怎么办？” “终于，他睁开眼了。先茫然地看看我，看看四周，随即苦笑一下，用右手撑着地要爬起来。我说：‘不忙，你先歇歇！’这句话还没落音，就听头顶上嗖嗖的两枪，忙向四周看去，糟了，五十米开外有十几个穿便衣的人，托着枪正往我们这儿跑，一边喊着：‘捉活的呀，土八路交枪吧，跑不了啦！’” “他一下子就跳起来了，伸手从我皮带上拉出手枪，把枪加在左胳膊弯里，右手抽出匕首，喊道：‘快，上马！’” “我说：‘你先上！’” “他说：‘你上去拉我！’” “我两手按住骡背，往上一蹿，刚迈过一只腿去，那骡子就像疯了似的，尖叫一声，撒腿飞跑起来。我喊‘站住’，喊‘吁’，拉缰绳，揪鬃毛，怎么也不能使它慢一步。” “背后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我的心紧紧缩成一团，勉强回过头去张望，这才知道我已跑出很远来了，背后是一片青纱帐，根本认不出刚才出事的地方。” “又跑了一阵，看见我们连队了，我大声喊：‘快拦住，快拦住，这骡子惊了。’” “大家扬起手来拦在路上，大声喊：‘吁，吁！’那骡子原地转了个圈，颓然倒下来，把我从背上扔出去老远。回到它身旁，我看见它屁股上深深地插着那把匕首，我立时鼻子发酸，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指导员看看我，又看看那把匕首，捏着拳头喊道：‘立正！’” “我们站好，他转身向东，带头摘下帽子，喊：‘静默！’” “静默完毕，我们继续前进了，但我一直不相信他会死掉，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死的……” 说到这里，顾彤长吁一声，沉默了。我也不想讲话。赶车的人干咳了两声，又点着一袋烟。 天阴透了，黑暗遮住了一切。只有赶车人那烟火，偶而红光一闪，照亮那摇晃着的辕马和他自己那魁梧的轮廓。 “可惜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区的人，也没记住他的名字，不然，这次倒可以打听一下。”顾彤沉默了片刻，又叹气道：“不问也罢，若真打听出他还活着，我真没勇气像现在这样子去见他，这些年自己进步得不快啊！” 远处传来几声鸡啼。黎明悄悄地，悄悄地随在雨的身后飘来了。公路两旁稀稀落落地露出了白色的墙壁和蓝色的树丛。沂河的河西一片银白，分不出哪是水，哪是沙滩。在下雨，是那种沉静的，温暖的雨，落在地上连声音都没有。 在岔路口，车停住了。赶车的人说：“我要下路了，进城就顺着公路走，还有三里地。” 我们感谢着跳下车。赶车人咳了声，沉闷地说：“你说的那个人没死，现在陈家后庄当农业社主任，叫陈宝田。” “陈宝田！”我惊叫道，“我们要访问的就是陈宝田！” 顾彤问：“你怎么知道的？” 赶车的人笑道：“我怎么不知道？” 顾彤定睛一看，怔住了。我也怔住了，可不是吗，长脸，高颧骨，大眼睛，左边的袖子空着…… 一九五七年 海军大校 http://.biquxs.info/

下了几场黄梅雨，二号楼顶漏水了。雪白的墙面渗成了“虎皮宣”，黄一块白一块的，技术员黄准看着就像吃饭时瞧见了苍蝇似的，真恶心！ 他到工地才一个月，参加了几次质量检查会，关主任批评人时那副霹雳烈火，怒目金刚式的态度，早已印在脑子里。不巧，他的办公室正好在关主任隔壁，工棚里全是用苇箔作隔断，一天八小时，隔着苇箔至少得听见主任训人三次。一听到主任那炸雷似的嗓门儿，他立刻把手头的文化往抽屉里一推，逃往现场，一路上庆幸挨“劈”的不是自己。现在呢，除非把“虎皮宣”扒个缝钻进去，再没路可逃了！“虎皮宣”跟前又来了一个人。 这人身穿一身蓝布制服，一双高统胶靴，胶靴上溅满了泥浆和白灰。宽脑门，浓眉毛，鼻子底下一抹银自短髭，活像前两天油画展览会上那幅著名的肖像画《海军大校》。 黄准来工地时间短，碰见不熟悉的同事总是先打招呼，于是就冲“海军大校”点了点头。 “老弟，你像是在发愁？”“海军大校”摸摸胡子，半玩笑半认真地用一口地道东北口音说：“八成出了点毛病，毛病在哪里？” “毛病在脑袋里！”黄准没好气地说，“想创造新纪录，下了场黄梅雨给下砸锅了，谁让我好强来？” “这么说，要是不下雨，你的新纪录就成了？” “那还用说！我没等油毡工铺上毡，先把抹灰工放进来了！这样把原来工序改变一下，可以提前一个礼拜交工哩！可是下雨了，只下一场两场也不碍事呀，一连下了七天，现在还提这些干什么？不是叫检讨么，检讨就得了。” “检讨什么呢？” “什么吓人检讨什么！个人英雄、风头主义、左倾冒险、右倾机会，找几顶大帽儿一扣不就完了！” “检讨么，要说老实话，要找出真正毛病来。” “老实话？刚才我跟你说的是老实话，没料到下雨就是真正毛病，这么检讨有人信吗？” “我就信。” “你信管什么用？”黄准苦笑着说，“我们那位关主任你还不知道？不戴上几顶大帽想过关？再说你自己不戴他也给你戴呀！何苦不主动点！” 说到这儿，黄准觉着一肚子委屈，摇摇手顺着扶梯爬到屋顶上去了。他站到女儿墙边，迎风解开衣纽，打算吹吹心里的闷气。 大片大片的乳白云团，趁着风势，由东南沿海涌来。从云缝间透出来的阳光，一会儿扫在南边山上披满白花的老树上，一会儿染亮北边烟雾围绕的高炉。汽车电车拉着笛穿来穿去，幼儿园的孩子像一串胖甲虫，被雨冲洗过的柏油路反射着五光十彩！多好的世界，可就是还得写篇言不由衷的检讨。而对着高树、枯树、胖娃娃，他觉着有点羞耻，就换了一个方向，朝左边看去。 左边一群人从这栋楼里出来，足有六七个吧，在对面的几块混凝土楼板上蹲了下来。比比划划，议论着什么。黄准神经质地觉着议论的事一定和自己有关，就俯下身去细看，一下子就认出了蹲在中间的正是“海军大校”。他在听着，记着，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不时还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来。瞧瞧那神气，真像“海军大校”坐在甲板上谈天咧！唔，那是抹灰组长老孙头，“虎皮宣”就是他抹的，你当时阻挠我一下也许我就不坚持先抹灰了。唔，要是油毡工铺上还有这事吗？你们笑吧，又没检讨会等着，为什么不笑？ 黄准赌气跑下楼，绕着避开众人，回到办公室，刚要坐下，忽然—— “思想问题！”苇箔那边炸雷似地喊道：“我一定要叫他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年轻人不吃点苦头不知道创业难！” 不用说，这个“他”就是指我了，好，听听，摸摸底，这个检讨就好写了。 有个慢悠悠的声音问道：“记住什么教训呢？” “不能拿革命工作当儿戏！” “唔，好，”黄准想，“我检讨头一句就说，自己不该拿革命工作当儿戏！” “依我看，黄准同志并没拿工作当儿戏。”慢悠悠的声音又说，“这个教训不对路。”黄准想：“这倒是公平话，我多喒想拿工作当儿戏了？” “莽撞，冒失！”炸雷又响了，而且声音更大了。“对年轻人越管得严越好！批评得狠点总比以后出大错儿强！” 黄准想：“若说莽撞、冒失，这倒还沾点边，主任哪主任，你为了预防出大错，逼着我撒谎，你可知道？” “说不上莽撞冒失，”慢悠悠的声音又说，“我问过几个老工人，抹灰工老孙头，油毡工大嘴李，都承认黄技术员在改变工序前跟他们研究过的，可就是谁也没料到要下雨。” 哎呀，这声音，这口气，莫非是“海军大校？”看来他跟主任平起平坐咧！那作风可不一样。 “不莽撞？为什么他事先不问问气象台？”炸雷调门降了好几度。 “你事先知道不？”慢悠悠的可加快了速度，“知道！你怎么也没想到问问气象台？” 唔，不是平起平坐，“海军大校”还高一级哩！ “老关哪，我的老弟，咱可不能光等着下边完成了任务催他们写总结，完不成任务催他们写检讨哇！”慢悠悠的声音又把速度拉慢些说。“党把咱们搁在领导岗位上，就是因为咱们年纪大些，受党的教育多些。底下想不到的，咱们要替他扛一膀子呀！真有了思想毛病，我们应该耐心地帮助他检查嘛！” “我是好心，怕他们认识不到……” “好心得求个好的效果才是！你知道黄准要写个什么检讨？他要给自己扣帽子咧！他说他不扣你也要给他扣！” 哎呀，这篇检讨可不好写了，“海军大校”啊，你可知道弄不好我还要加上一个背后讲怪话，有意蒙混过关的帽子？ “今晚上的检讨会不要开了！”“海军大校”说：“那么黄准呢？” “黄准的事等他觉悟了再说。他的问题不是抹灰抹早了，也不是没问气象台，而是在问题面前意气用事，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要作人正直，工作上出点错误，并不可怕。不过，他觉悟得早晚，老弟，这与我们的帮助有关啊！” 屋里没人，可是黄准脸红了，心跳得到了嗓子眼。在楼顶上出现过的羞耻感又冒了上来。这时候听到隔壁门响，仿佛有人走了出去，他赶忙一个箭步跑到门口，几乎和“海军大校”撞了个满怀。 “同志，我，我——” “唔，黄准同志，”，“海军大校”定下神来，笑着说：“我正想找你，我刚打电话问了气象台，他们说雨云过去了，至少要有十天的晴天。你准备一下，咱们开个现场会，把你改变工序的办法请大家一起来琢磨琢磨好不好？” “这……” “加上一条经验，必须先和气象台联系，肯定没有连续雨天才能采用，这不就得了？” “是。”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了。” “那就快准备。”“海军大校”拍拍他的肩膀，又回头向关主任打个招呼，径直走了。他一边摸着闪闪发光的银胡髭，像检阅舰队似的，看着一栋又一栋楼房，迈着两只溅满泥水和白灰的长统胶鞋，走远了。宽宽的前额还在阳光下闪着光。 黄准如梦初醒，大喊一声：“我还有问题，我要检讨……” “你不用检讨了！”关主任瓮声瓮气地说。“还是给我提点意见，我来检讨吧！” “不，刚才那位同志说中了我的毛病，说真格的，他是谁？” “你不认识他？见鬼！咱们的党委书记，‘海军大校’呀！” “他，他真是‘海军大校’转业的？” “哪里，他一直作党的组织工作，从来没到过海边。这全是来体验生活的那个大高个画家惹出来的：画家想画个正在指挥作战的海军大校；画了几回都不对劲。那天咱们书记正在现场督战，他来了，刚看了一眼，就说这正是他找了好久没找着的指挥员形象，立刻找了身军装让书记换上，拿个大茶盘子叫他扶着当航轮，匆匆忙忙地画了下来，现在这幅画成了名画，我们就给书记起了个外号，叫他‘海军大校’。” 一九六二年 抹灰大王认师傅 http://.biquxs.info/

十年前，郝师傅碰到一个爱耍刁的把头，头一天干活时把他安排在一群年轻小伙儿中间。淡言淡语地说：“我这儿开工资不按等级，按出活多少！”郝师傅心里知道这是要压他的工钱，便故意磨起洋工来。一天干完，被那群小伙儿拉下了一大片。郝师傅说：“今天的工钱我先不领了，明天我再试一天，要还这样，我拿徒工的钱也罢。” 把头当晚又给小伙儿灌了阵米汤，第二天一早就来活地看热闹。早过了上工时间，郝师傅还没露面，大家猜测说：“别是咱们挤兑得太紧了，老家伙不敢来了？”正说着，郝师傅慌慌张张地跑来了，拍着屁股说道：“倒霉！倒霉！昨晚睡死了些，家什叫人偷光了，哪位行好，借给我把抹子使？” 人们互相使眼色，笑而不答。都要看他的笑话。 郝师傅叹口气说：“唉，看来这碗饭不大好吃了！得了，找个东西代用吧！”弯下腰从脚下脱下一只破皮鞋，挖一勺灰就抹。众人就慑住了。见他一刻功夫就抹了一大片，比抹子抹的还平！ 把头赔笑道：“您换把家伙吧，这东西我怎么开钱？” 郝师傅斜他一眼说：“老弟，我是叫你开开眼的！钱你留着买药吃吧！”穿上皮鞋，甩着胳膊走了。 解放后，老师傅觉悟提高得挺快，再加上这双好手，哪个月完全任务都是头一份。组织上曾调他作工长，他苦求说：“在抹灰行里，我是个尖儿，当上干部，我就是尾巴尖了！您还是让我耍手艺吧！” 以前，郝师傅不收徒弟。现在上级动员他培养下一代，他答应了，只是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徒弟由他自己挑，多少由他自己定；二、他怎么教，徒弟怎么学，不许乱提意见；三、不订师徒合同，师傅不愿教了就散伙。 在这些条件下，他选了第一个徒弟——刘国柱。 刘国柱去年刚考完中学，父亲突然去世了，他把入学通知单寄还学校，自己到劳动局登上记，担起养活母亲的担子。 他不爱说话，但每一句话都诚恳，不爱打闹，但对集体的事情很关心。团内选他作支委，俱乐部请他当干事，青年监督岗上还当了一名哨兵。 郝师傅看他为人忠厚朴实，想收作徒弟，只是不知他天才怎样。这天见他一个人在墙角上蹲着，拿着几片马粪纸，在往一块对个盒子，就凑了过去。 郝师傅问：“干什么啦？” 刘国柱拘谨地站起来说：“现在使的铺灰器太沉，拉着费劲，我想改造一下，这是模型，谁知能行不？” 郝师傅接过模型看了看，见十分精巧，就笑道：“好，可是把机灵劲使在这左道旁门太可惜了，你跟我去学手艺吧！” 刘国柱脸红脖子粗地说道：“那可是求也求不到，谁知组织上……” “都交给我了！”郝师傅笑着，把模型扔在地上。 “小刘啊，你别看这抹子小，天安门、三大殿，哪个不是它抹出来的？你就塌下心学吧，功夫可不欺人！” “小刘啊，功夫，功夫，一分功夫一分能耐！这上头可没有巧偷！师傅教的就尽心学，没有教的可别自作聪明；慢功才出巧匠哩！” 刘国柱感激师傅的热心，心知道师傅的脾气。每到天晚，就和上一桶黄泥，在工棚的外墙上练抹子。郝师傅碰着别人的胳膊说：“你瞧我这徒弟！”人们就说：“还用看？强将底下没弱兵！”郝师傅便爽朗地笑起来。 秋天，是交工的季节。大片的楼房盖好了，只等着抹上灰就住人，可是工地上抹灰工不足，又没新技工可招，党政工团联合下来个号召，叫抹灰工提合理化建议。 刘国柱问师傅：“您看怎么办？” “这些首长以为自己能呼风唤雨，什么事都能用合理建议吗？”郝师傅摇头说，“积极性不能代替手艺！” “那就没办法了吗？” “招人！” 沉了一会儿，郝师傅又嘱咐道：“你可不要一听这号召就心慌了，还得按部就班地干，听见没有？” 过了两天，工会召集老师傅们去开“诸葛亮会”，回来时郝师傅一脸地不自在，对小刘说：“你也准备作师傅吧，明天来二十个入学抹灰！” 小刘问：“怎么回事？” “合理化建议呗！说要在半个月内培养出一百名抹灰工来，一人只学一手，抹墙光抹墙，抹线光抹线……” 小刘情不自禁地拍手说：“这可是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照这样抹灰手艺就要失传了！半个月学一门手艺，糟蹋人哪！” 新工人来后，老头把他们全交给小刘，自己问也不问。 过了几天，郝师傅发现小刘不再在工棚外墙上练抹子了，气得直跺脚，把小刘叫来好一通骂：“你怎么着，本事够了？跟那些人一样，挖一手就走哇？告诉你，我宁可不教你，不能叫你给我去丢人！你要再偷懒，咱爷俩就各奔前程！” 小刘恢复了练抹子，可是又不按时睡觉了。一连四五天都是一两点钟才回来，师傅疑心起来：“他不是瞒着我瞎闹去了吧？” 这天郝师傅半夜里去净手，忽然看见西边的废工棚里有灯光，心里一动，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离近些，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 “这玩艺儿要创造成了，一个壮工就顶一个郝师傅！” “那一下，抹灰大王可要让位了！看他还保守不保守？” 郝师傅一口气冲到了嗓子眼，忙凑到窗前去看，蜡烛光下，有两个青年工人举着一条长扁担似的大板子，一上一下地在墙上动着，后边一个人背亮站着，用锹和灰。郝师傅刚要细看那和灰的的人是不是小刘，那人把脸转过来了，严肃地说：“又胡址，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先翘尾巴了！”那不是小刘是谁。郝师傅这一气可非同小可，回到房里还浑身哆嗦。从这天起再也没理小刘，直到学抹灰的工人临走时，才冷冷地对小刘说：“你也打起行李来跟他们一道走吧！” 刘国柱吓坏了，又是要求，又是掉泪。郝师傅浑身颤着说：“走！你信服谁去跟谁学去！” 不知是凑巧呢还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刘国柱组和郝凤岐组的活地在一个楼上。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两组之间安了一个大喇叭，每天到钟点就广播先进组的成绩。郝师傅受表扬惯了，从来没想到自己这一幢楼会有别人被表扬，那天他一听到“刘国柱”三字吃了一惊。表扬完刘国柱他又往下听，仍没有提他，却放起唱片来了。 “在一个楼上，他受表扬，我们倒不受表扬了？这不是现眼么？”郝师傅满面通红地叫道：“加油，加油！” 第二天，第三天，广播还是只表扬刘国柱一组，郝师傅放下抹子找到广播室去，问道：“你们是捡年轻的表扬还是捡技术高的表扬？” 广播员是个新来的姑娘，不认识郝师傅，就大模大样地说：“不论年轻年老，也不管技术高低，看他成绩而定！您要不服气，就努力向人家刘师傅学习呀！” “你去打听打听我的组的成绩，郝凤岐组，听说过没有？” “郝凤岐组？唔，倒是超额了，可是人家刘师傅创造了先进工具呀？不能比……” “呸！”郝师傅气哼哼地道：“他师傅那把抹子他还没学会呢！又先进工具了！你知道什么，我去找主任去！” 在门口跟主任碰上了。 主任笑道：“郝师傅，我正找你哪，你徒弟创造的先进工具，你得带头推广呀，你是‘抹灰大王’，你不使别的老师傅们更不使了。” 郝师傅冷笑道：“哼，他要赛过我这把抹子去，甭说推广，叫我认他为师也行！要不哇，趁早收回那一套杂耍！” 主任问；“你这话当真？” “怎么，你也不信我的手艺？来来来，今晚上就见个高低！” 郝师傅气哼哼地走回工地，一进门就听见大喇叭喊道：“各位同志请注意：今天下班之后，在大礼堂有郝凤岐和刘国柱师徒二人举行新旧技术比赛，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各组组长一定要参加……” 在未来的大礼堂内，放好一对大桶，东边的桶上贴着郝凤岐的名字，西边的桶上贴着刘国柱的名字。为了明亮，把南北两面十二个大窗户上的挡板全揭了下去。工会赶热闹送来了一副横联挂在北头，写道：“强中自有强中手，看看师徒谁英雄。” 郝师傅穿着雪白的对襟小褂，灰裤子，扎着黑腿带，圆口礼服呢鞋，手里提着绣花的小抹子套。显得格外精神利落。站在门口跟众人打了个招呼，就问“我在哪一边？”然后搅了搅桶里的灰，摸了摸喷了水的墙，便走到老伙伴们跟前去说闲话，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道：“四十年的老手艺，今天要栽跟斗啦，哈哈哈！” 刘国柱全组排着队来了，穿着一色的红运动衣，蓝短裤，扛着郝师傅那夜见过的但已改进过的木板，进来后就站成一排，像赛球似地举着手喊道：“向郝老师学习，学习！” 郝师傅冷笑道：“你们留点情面得了！” 检查员宣布比赛开始。郝师傅挽挽袖子，带着助手走到墙边。这功夫刘国柱组里却发生了一场低声的争论：有人看不过郝师傅的骄傲劲，要刘国柱别上场，只用最低级的工人去打败他。刘国柱摇头说：“我不上去老头会生气，咱们是来推广先进经验的，不是斗气的！” 郝师傅不慌不忙，抽丝似地拉开了抹子，抹一道是一道，从不回手，后边的助手几乎跟不上去。看得都屏住了气，轻轻地啧嘴。郝师傅听到赞美声，偷偷回了下头，见刘国柱那边两人在长板子边上忙活，墙上连个灰点还没有，禁不住笑了。郝师傅接着又抹，还没抹上两抹子，后边忽然喧哗起来，忙回头看，竟像气儿吹的，刘国柱的眼前已抹上了一米见方的一块！正纳闷，见刘国柱二人举着长板子猛一起身，上下一刮，又抹上了一米见方，回头再看自己的，还只有一米左右，不自觉地有些心慌。 助手悄悄说：“见鬼了！他们质量不知是不是好？” 这句话提醒了郝师傅，便说：“一忽拉一片，好不了，咱们紧着干吧！”说完脱去小褂，拿出全身力量快干起来。 郝师傅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两手也渐渐软下来，伤心地想着：“到底是上了年纪，心有余力不足了！”这时哨声响了，检查员宣布停止。 郝师傅见刘国柱抹的比自己多一倍多。就擦着汗喊道：“先检验质量，抹得再多，质量不合格就不算数！” 众人也说：“数量明摆着这边强，还是验质量吧！” 检查员提起靠尺，走到刘国柱的墙前靠了上去，说：“大家来评。” 郝师傅上上下下看一遍，又转到反面看了看，然后推开检查员，自己掌着靠尺，哆哆嗦嗦地说：“老师傅们再仔细看看，我的眼不大好使。” 老师傅看了又看，终于吞吞吐吐地说：“这怎么说法，咱根本作不到没有一点缝，这个可真一丝缝也没有！” 检查员笑道：“那就好评了，一百分呗！郝师傅您的意见怎样？” 郝师傅含糊不清地哼了声。 人们又转到郝师傅墙前。大家看了说：“若论手工活，这是登峰造极了，可是不能跟那个比，那边一抹就是一米见方，自然没缝，这一下一下抹，总有不平的地方？” 检查员说：“九十九分不委屈吧？郝师傅的意见呢？” 这才发现郝师傅不在了。 主任请大家到会议室去座谈感想。 刘国柱悄悄地把郝师傅的白小褂捡了起来。 吃饭时还没见郝师傅，刘国柱推开饭碗，提着小褂四处去找，路过大礼堂，看见郝师傅穿着件小背心冲着刘国柱抹的墙站着，和哆嗦着摸那抹上的灰。刘国柱悄悄走上去，把小褂披在师傅肩上。 郝师傅猛一下转过身来，扔了小褂，老泪横流地喊道：“我栽在你手里了！你踩践我吧！” 刘国柱退了一步，难过地说：“师傅，您这么说可冤了我！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可是，这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没权利让步啊！” 郝师傅看看他，捂着脸坐下去。呜咽道：“我一辈子的手艺完了，一钱不值了，老了老了闹个赤手空拳！” “师傅！”刘国柱挨近他坐下道：“您要不教我抹墙，我能研究出这个来吗？这里头，功劳是您的！刚才开座谈会，全体抹灰工都决心学它了，马上咱们的效率就要提高一倍了，您不高兴吗？” 郝师傅沉默了许久，忽然拍着胸口叫道：“这叫什么？在旧社会，抹灰行里我是头一把手，如今建设社会主义了，我倒成了压队的了！气平得下，人丢不起！” “师傅，您叫您那手艺给拖住了！”刘国柱痛心地说，“您光把住您这套本事不放，不敢多走一步，可是如今事事都在推陈出新哩！” 郝师傅擦着泪沉默了半天，忽想道：“常言说，跌得爬得起才是好汉，自己这把子年纪了，难道反叫小辈人来看不起？倒不如咬咬牙追上去吧，凭自己这一辈子的功夫，学新玩艺也不致让他们拉到后边，再过三年，我还要作抹灰大王，这样一来，对国家也于心无愧了！”想到这儿，不由得脸先发起烧来，动了动嘴，“我向你学”这四个字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刘国柱是多机灵的人！这点意思还看不出来？一见老头红脸，他肚子里便准备下了话，便说：“师傅，我们想把抹线，抹顶这些工作都改进一下，可就是缺少个有经验的人领导，您要不嫌徒弟淘气，来作我们的研究组长吧！” 郝师傅见徒弟给自己台阶下，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便拿笑遮羞说：“今天这一手我还不会呢？” “这点玩意儿您一看还不就会了八分？只要您不嫌，咱爷俩夜里在一块操作操作就全行了！” “好！”郝师傅不自然地大声笑着。像说笑话，又像认真地说，“新社会吗，师傅跟徒弟学习也不算丢人嘛！” 刘国柱捡起小白褂，亲热地给师傅重披在身上。 一九五六年 小英子 http://.biquxs.info/

午睡时，守门人悄悄走进女同志的工棚，问儿个还没睡熟的人：“你们谁约了朋友了？” 人们问：“什么样的人？” “姑娘，个儿不高，黑黑的，说话带鼻音。” 大伙儿摇头。守门人又说：“她可口口声声说找西工棚十七号的女瓦工，问她找叫什么名的，她又叫不上来，光说是你们约她来的。”邱明华这才双手一拍，“哦”了声跑出去，到窗口那儿补了句：“许是找我的。” 原来早上来了批参观的，其中有个小姑娘，一到工地上两眼就盯住了女瓦工邱明华，甚至弄得邱明华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在偶然走过那姑娘身边时，便对她点点头，笑着说：“回头上我那去玩吧，我住西工棚十七号。”她果真来了。 邱明华牵着她的手往大槐树那边走。打量着那姑娘，她比自己矮半头，宽一只胳膊，看样儿顶多不过十七岁。那姑娘也打量邱明华，看她身材适中，白净脸，两只眼角稍向上吊着，显着挺有神，走路也很轻巧。和她在画报上看到的“新中国的女瓦工”那张照片一样。 “你先坐下，我给你提点开水来。”邱明华拉她到树底下，顺手拉了块砖给她。 “不用啦，咱说话儿吧，马上你们该上班了。”她果然说话带鼻音。 “还早哪！” 邱明华到门口小摊上抱来半个西瓜。 “你叫什么名字？”邱明华一边往她手里递着西瓜一边问。 “我姓赵，叫赵梅英。我在画报上看见过您的像片。那天一看见您，觉着特别熟，我就想问问您，什么条件才能到工地上来，像我这样的行不行？我们家可是劳动人民哪，爸爸在窑上打坯，哥哥是解放军。不信您问派出所。”她一口气说了这一大串。 “你没上学？怎么想起要当瓦工来啦？” “高小毕业，我想要参加建设啦。” “等你学完了再参加建设也不晚哪，现在你家里能同意吗？” “我算好了，再上几年学第一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我现在就参加建设，等我高中毕业的那年，我不都干了六年活了？在技术上也学会一套了？现在国家不是也正号召我们高小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吗？这些理由加在一起，我妈就是不同意，我也能说服她。您想想……” 到打钟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像一对老朋友了。邱明华要去上工，便匆匆地告诉她工地上正在招徒工，不过得先到区政府报告，由区政府开介绍信来。 赵梅英的舅舅就是这个工地的副主任，她怕舅舅先知道了一下子传到妈的耳朵里，妈要是死活不同意就麻烦了。她就想先把事情办妥，到时候妈就是不同意也没办法，所以就没敢直接去找舅舅。听了邱明华这一说，她就回去办好了一切手续。 七天以后赵梅英来报到了。她要求编在邱明华组里。邱明华笑着问她：“你跟妈妈商量好了吗？”她说：“商量好了。”邱明华问：“多喒商量的？”她说：“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妈说，‘我吃完饭可参加工地干活去了！’她说：‘你别想个主意就是主意，还是准备考你的中学吧！’我说：‘不行，登上记了就得去！’她问我什么时候登的记，我对她作了个鬼脸就跑了！”邱明华正色说：“我就知道你闹鬼，晌午下班好好去跟你妈商量商量，不然工地不收你。”她撇撇嘴：“请神容易送神难，叫我进了这个大门，还想叫我走啊？” 她在组里最小，所以人们都不叫她赵梅英，而叫她小英子，有时干脆就叫她“小不点儿”。她说：“你们看过《斯大林时代的人》没有？那里边有个康士坦丁，十四岁就参加建设了。” 她千方百计地找工长诉苦，“我家里住得挤呀，休息不好！”“叫我跟邱明华住一屋吧，在业务上也好向她学习。”却又装出一副愁眉苦脸来对妈妈说：“我明日搬到工地住去了！”本来她费了好大唇舌，才算说得妈不得不同意她到工地来，现在她又要搬走。妈妈半天没理碴。直到吃饭，才说：“闺女家住到那去还行？”小英子装模作样地叹口气说：“可是公身不由己呀，现在我是建筑工人，有组织的。”妈妈说：“那就别干了，我跟你舅舅说去！” “可别！可别！”她脸上的愁容风吹似地不见了。认真地叫道：“干几天活又回来，就像参加了解放军又开小差一样，得背一辈子的黑锅！您疼哥哥，写信不叫他想家，就不疼我呀！”说着又向嫂子挤眼儿。 嫂子忙笑道：“妈，快叫你们二格去吧，再留着不知还怎么咬人哩！” 床铺，枕头，被单，全仿照邱明华的样子摆好，然后躺在床上，双手枕在头下边，两只大眼看着窗外的月亮说：“明华姐，你看过《斯大林时代的人》没有？那里边有篇《两个女伴》，咱俩就像她俩！” 邱明华摇摇头，脸红了——她不识多少字，正在上业余学校一年级。 “明华姐，”她又侧过身子来说，“咱俩水远也别分开了，等将来我庆祝五十大寿的时候，咱就把一辈子所盖过的大楼，全作出模型放在桌子上，什么新疆文化宫哪，西藏大剧院哪……” 邱明华笑了笑，说道：“快睡吧，别又没边没沿地扯啦！明儿晕头晕脑的，你又得掉缝子。” “可不！”她闭上眼，还加上一句，“这意见提得好！” 小英子对什么工作都感兴趣，都卖劲干，这使全组的人都喜欢她。可是她那嘴太不饶人，使别人有点怕她。特别是男工。于是就有人说“女工就是嘴巧！”小英子听见了，下班的时候拉住那个男工，向大伙叫道：“别走，别走，我要跟他赛赛。学技术他比我学的日子多，我不行，咱比壮工活，你挑多少砖我也来多少砖，你走多远我也跟多远。来！” 那男工被激不过，便码了四十块湿砖，围着楼绕了一圈。小英子从他手里接过担子来，老师们劝她不要认真，她理也不理，担起来她绕了一圈。可是，到了晚上她可躺在床上哼啊哼地睡不着了。邱明华说她：“人家逗你玩，你也这么当真。” “他看不起人，这样也比听他闲话强。”第二天上班时，她拉住邱明华小声说：“可别把我昨晚嗨哟的事讲出去呀！你要讲出去我还跟他们赛！” 她力气虽不算小，但对砌砖活还是不熟练。天又格外热，没多久，手也磨破了，大腿和胳膊根上的痱子聚成一团，一出汗就杀得她咧嘴。可是别人提意见把中午工作的两个小时挪到晚上去，她不赞成，她悄悄地跟邱明华说：“你看，报纸上和小说里的青年工人，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奇迹的……” 邱明华说：“咱们是来建设的，又不是来受罪的，要能够又舒服，又多生产。我就不受这罪。” “你说的也是：”小英子想了想说，“苏联现在闹大型砌块，建筑工人都是在又高又大的厂房里工作——对了，要那样更棒！” 看见她手破了，师傅就叫她干稍轻点儿的活一勾缝和拉铺灰器。 比起勾缝来，她更喜欢拉铺灰器，一拉一大趟，多豪壮。勾缝呢？拿个小抹子，像绣花针似的，跟这个大工地真不相称！ 可是她拉铺灰器的机会实在少，有时明明可以拉铺灰器的地方师傅也叫她去勾缝，师傅说：“别拉了，那东西还没我这大铲干的漂亮哩！” “咱师傅为什么不喜欢使铺灰器呢？”有一天她问邱明华。 “不光咱师傅，别人也不大爱使，拉起来太沉，占一个人，灰铺得又不平，短趟的地方还使不开！” “不能改进一下吗？” 邱明华半天没回答。然后轻轻地问：“你会画图不会？” “在学校里画过萝卜、茄子……” “铺灰器能画不？” “慢慢来许行！” “你听我说，”邱明华凑近她一步，小声说：“我琢磨一种新铺灰器，琢磨好久了，可是画不出来。咱俩一块闹好不好？” 她想起邱明华总一个人在地上划呀划的，有时站在一边看她拉铺灰器，一看就是十几分钟。 “我？你是说叫我帮你创造！”小英子又把眼睁得溜圆。 “别嚷，叫人听见！”邱明华仍旧平静地说：“咱们能先弄出个模型就好了！” 小英子抓起她的手，“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咱快点闹出来，头一个月试用，咱给它来个超额百分之二百。” “小心，你要嚷出去，可别怪我不理你！” 在共同创造中，小英子提出了不少意见，可惜有一半都不实用。不过她可是个好助手，你只要一指点，她就懂了，作的比你说的还周全。 去工区领工资，路过主任办公室的窗户，被他舅舅叫住了。 副主任一只手撩起窗户上挂的红纱布，伸出另一只手指着她说：“小英子，多久没回家了？” “每个礼拜拜都回呀。”她瞪着眼，理直气壮地说。 “撒谎！昨天我在街上碰见你妈，她说你够一个多月没回去了！” 小英子眨了眨眼。 “今晚就回去一趟！趁着有钱……”舅舅带着命令的口气说。 “您还怕我妈忘了找我要钱哪，我妈忘了还有嫂子盯着哪。” “你瞧，发了三次工资都不给你妈，你反正越学越野……”说到“野”字，副主任不由地想到小英子当瓦工这件事来，别看这孩子野里野气，倒是还有头脑，走的是正路……想着，便不禁用爱抚的眼光目送着已经跑远的小英子的身影。 上个大礼拜，她们跑遍了街上的五金行，想为铺灰器买两个小轮子，结果问哪儿哪儿没有。这个礼拜，小英子还想跟邱明华一块去寻摸。邱明华说：“你趁早回家吧，没有你我也找得来！好几个礼拜不回去，大妈该见怪你啦！”又嘱咐她：“可别空手回去，叫人家说你参加了建设还‘抠门’。给你小侄买个小衣裳什么的带回去，花不多少钱，老的少的全喜欢，嫂子也夸你这小姑子贤慧。” 按着邱明华的“指示”，她到合作社买了一大包东西。汽车正好直开到她家门口。刚下车，迎面来了个打小鼓的，筐里放着个小孩玩坏了的木头鸭子，鸭肚子底下，安着四个小轮。 “喂！”叫住打小鼓的，拿起鸭子来，再也舍不得放手。连价儿也没问，递给那人五毛钱。一手夹着包，一手提着鸭脖，那鸭子身上有个簧，一路“呀！呀”地叫着，直跑到胡同口刘家豆腐店里。 “刘婶，您把这个包给我妈去吧！” “闺女，到了胡同口上还不回去，我不管！” “劳您驾了，我还有急事，告诉我妈，下个大礼拜一准回来！”刚才坐来的那辆汽车正转回去准备开走，她便赶快跳了上去。售票员眨着眼研究了她半天，撕了张到她刚才上车的那站的票，怀疑地笑道：“跑这么远您就为了拿那包东西换个破鸭子呀！” 忽然，不知从哪刮来的风，传说有一部分女瓦工要转业去学别的技术。小英子便偷看邱明华的言语行动，邱明华还照常上班干活，下班研究铺灰器，小英子有点沉不住气了： “明华姐！”有天下班时，走在路上，她假装不在意地，手里甩着根柳条说：“你爱咱这一门技术不？” “你看呢？”邱明华笑道。 “爱。可是半路上要叫你去干别的呢？你去不去？” 邱明华明白了她的意思，便正色说：“上级叫我上哪儿我都去。组织上是从全面看问题，没特殊需要，不会叫一个人改行！” 沉默了半晌——那根柳条不知什么时候丢了——她又问：“要是组织上不命令你，让你自个挑呢？” “要是我知道另一项工作比这儿需要我，我就自动走！” 那阵风刮过去了，邱明华并没调走。倒是在那架铺灰器呈报技术改进科的头两天，来了通知，组织上决定调小英子去当电话员。因为工区有个电话员调走了。知道她有一股执拗劲，青年团就把说服小英子的工作交给了邱明华。邱明华作了一整天的准备，仍然信心不强。她知道小英子爱瓦匠这一行爱到骨头里。 晚上，关了灯，邱明华就从工地工作的复杂性谈起，谈到各个组织的配合，谈到将来实行大型砌块，又谈到电话在这中间的重要性，而电话员…… 小英子突然笑了一声说：“我知道了！” 邱明华吃惊地说：“怎么，你倒先知道了！怎么样，你同意不同意？” “我知道工区少个电话员，刚你这么一提，我就猜着了。组织上想叫我去，是不是？”还没等邱明华回答，小英子又紧接着说：“组织决定有什么话说。你不是说过吗，要是另一项工作需要……就是不知道那技术复杂不复杂，要复杂点还好，有个钻头。” 邱明华不回答她前边的问题，只说：“我到交换台去过，一个人管成千成百的‘插销’，看样儿很不简单！” “那咱那铺灰器呢？百分之二百！”沉闷了半天，她带委屈的声调问。 “创造铺灰器就为了咱俩那百分之二百吗？只要闹好了，推广出去，还怕别人完不成百分之二百？” 小英子没言语，憋了半天，哭起来了。邱明华跑过去安慰她，她硬咽着说：“你不用管我，我明白道理，就是管不住这只眼，我哭是哭，去还是去。” 星期一，邱明华先把新铺灰器送进技术改进科，然后把小英子送进了交换所。当天下午下班时，工段的通讯员来叫邱明华去接电话，邱明华拿起电话刚“喂”了一声，就听里边带着鼻音喊道：“你到这儿来看过吗？谁说这里技术复杂，两天就学会了。”然后也不等回话，就“吭”的一声扔下了。 过了两天，邱明华去给劳资股打电话，突然里边来了消防队，接着又来了一个什么女人，过一会儿又参加进来个四川人，电话里乱成一锅粥，于是所有的人喊起来：“喂！交换台，交换台‘怎么？’又打毛衣了。”消防队那人喊。 四川人在电话里敲起铁壶来：“喂，你听到没有？搞啥子，涮坛子嘛[注释1]……吭朗吭朗……涮坛子嘛！” 邱明华不禁想到，这一定是小英子的工作出了岔子。心里很不安。 第二天中午，邱明华准备了一肚子话去找小英子。走到交换所一问，人们说她下午两点才接班。邱明华把自己的来意说了一遍，人们笑着说：“放心吧，她已经好了。昨晚上受了批评，她自己也做了检讨，说是以前以为这工作太简单，不愿干，现在才看出它的复杂性。虽挨了批评，兴趣倒高了。” 邱明华到宿舍去找她，在拐角的地方看见副主任正气呼呼地冲着天上喊：“你还往那儿疯，上那上头去干什么？” 邱明华顺着副主任眼光望上去，发现小英子正穿着一副脚勾，站在电线杆顶上，得意地把左手卷成个筒，朝下喊道：“我这儿学业务呢，您没见《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时原电话员都会拉线嘛？” 邱明华微笑着想：“我还对她说点什么呢？” 一九五六年 [注释1]四川话，“开玩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