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自传》 版权信息 书名：沫若自传作者：郭沫若出版社：求真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01-01isbn：978-7-80258-019-0 《沫若自传》版权信息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沫若自传》爱下书小说网全文字更新,牢记网址:.aixiashu.info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著名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 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1914年初抵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活动。 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 1928年起旅居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其间创作了《屈原》、《虎符》等著名历史剧及大量诗文。 建国后继续进行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联**等职。 有《郭沫若全集》38卷行世。 《沫若自传》作者简介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沫若自传》爱下书小说网全文字更新,牢记网址:.aixiashu.info 少年时代 前言 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 我现在把它从黑暗的石炭的阬底挖出土来。 我不是想学augusti e和rousseau要表述甚么忏悔， 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要描写甚么天才。 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1928年12月12日 第一篇 一 大渡河流入岷江（府河）处的西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经绝了种了。 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这大约是古书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市镇，名叫沙湾，那便是我的故乡了。 沙湾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的市镇一样，是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负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平常是异常清静的街面，到这时候两边的街檐便成为肩摩踵接的市场了。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西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锺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乡中的地理除掉这一山一水见于古代的文献以外，沙湾场的本身是完全没有古迹的。 场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坝，听说那是旧沙湾场的废墟。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老丙午”，大渡河涨水把沙湾场冲没了。后来才移到现在的场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几家人家，有一座古庙名叫韩王庙，这所犯的韩王不知道是汉时的韩信，还是宋时的韩世忠。那以前大约是客省人的会馆。 场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洁的茶溪，从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宽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贤嘉定人的安磐写的。只这一点怕是沙湾场的唯一的名迹。 寺前有一道很简单的石坊，刚好就像寺的山门一样。标记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节孝坊”。但在乡中是连姓林的人也都没有了。 尽管是没有甚么古迹名胜的沙湾，但它全体的印象比较起邻近的村镇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自然是因为街道整齐新颖，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较适宜的原故。 特别可以记述的是那清洁的茶溪。 那溪水从峨眉山的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渐渐扩大了。桥的南端有好几家磨坊，为用水的关系在溪面上斜横地砌就了一道长堤，把溪水归引到一个水槽里去。因为这样，堤内的溪水自然汇成一个深潭。水是十分清洁的，一切的游鱼细石都历历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些地方有几株很茂盛的榕树掩复着。 四川的区域本来离热带很远，但随处差不多都有榕树，都有荔枝，听说还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这真是奇异的现象。木本的有香的海棠我本没有看见过，但听说和这相类似的花木在广东也有，那想来一定又是亚热带性的植物了。 在我们乡下，榕树每每是一二十围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黄角”。这黄角树每每爱寄生在别的大树上，因为发育的迅速，不两年便要闹到喧宾夺主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为自己身上的寄生树一样。因为这样，乡里人总很嫌厌它。乡里人的迷信只要树木一过于庞大了便要成精，能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两三寸长的铁钉，隔着小小的红绿的三角布，拿去钉在树身上，以为这样病痛就会祛除的。像那容易膨胀的黄角，那当然不免要多受祓钉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几株大榕树身上，也受了不少的这样的祓钉的灾难。这虽然不免要给予人一种阴惨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儿纳凉垂钓，倒是再清凉也没有的。 大约就是因为山水比较清秀的原故罢，一般的人文风尚比起邻近的村镇也觉稍有不同。 本是极偏僻的一个乡村，当然不能够要求它有多么美的人文的表现，但那儿也有十来颗秀才的顶戴，后来在最后一科还出过一位恩赐举人。这在邻近各乡看来是凤毛麟角般的事体了。这位举人可以说是时代悲剧的表现者，我在这儿不妨略略地把他的身世叙述一下。 这位举人姓陈。他原来是一位贫寒的儒医，在乡上开了一爿小小的药店。他年纪已经老了，接连下了十好几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后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虽然是恩举，当然也是很光耀的事，他穿起花衣补褂，四处拜客，大约得来的贺喜钱也是很不少的。 可怜这盼望了一生的举人的顶戴，或者也可以说是盼望了一生的这一些贺喜钱，却才是害人的毒药。他中了不上半年，因为是举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轻的小妾。这位姑娘娶来不三个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贺喜钱拐带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乡里的人都为这位陈老先生叹息，说：“假使他不中这一个举，不得这一笔贺喜钱，他总还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于遭这样的惨难罢。” 人的寿命，在当时的人看来，好像比名和利还要贵重一点。但事实上也并不见得是那样。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糟房、茶店、烟馆，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寻，便把生命都置诸度外的吗？他如越货行劫的勾当，尤其是乡里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视为豪杰的行为。 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们沙湾，差不多没有不发生出这个联想的。原因是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铜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铜河的土匪头领大多出在我们沙湾。我们沙湾的土匪头领如徐大汉子、杨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儿、杨三花脸，都比我大不上六七岁。有的我们在小时候还一同玩耍过的。 杨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边上放风筝，杨三和尚也走来了。他已经是不敢十分公开行动的人，他走到我们旁边来站了一会，但一翻身又滚在旁边的一个阬里去了。他说：“差人来了，请费心遮掩着。”我们朝远方望去，果然看见来了几位差人，是从城里县衙门派来的背着前膛枪的皂隶。他们是有捉拿土匪的任务的。我们立在那阬旁边，若无其事的一点也没有移动。那差人们走近拢来，不注意地又走过去了。 杨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搭救徐大汉子的时候。徐大汉子也是我们场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头领。有一次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笼子里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杨三和尚领着他手下的弟兄赶去把他劫抢了回来，同时还杀死了一位陈把总。这件事真把乡里闹得天翻地覆了。本来是人人视为畏途的铜河，更好像完全化为了地狱。铜河流域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样。 事情发生了以后开了好多粮子到我们街上来，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都赶来了。我们真是看了不少的热闹。但在我们小人们以为热闹好玩的时候，老年人一个个都是悬心吊胆、食不下咽的。因为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一来，他们便要剿灭我们沙湾场，说沙湾场一场的人都是窝匪。父母大老爷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体了。 全街的绅粮们不知道告了多少饶（恐怕还送了不少的“程仪”），两位青天大老爷才准许专抄杨三和尚的家。杨三和尚的家是在场上，就在我们住家的斜对面。青天大老爷的天恩虽然已允许了专抄杨三和尚的家，但他们的头脑真是聪明，他们要叫差人点起火来，就来烧毁那杨家的房子。这和烧毁全场有什么区别呢？栉比着的街房中无论怎样有灵的天火，怎能只干脆地烧毁一家？为这事当然又苦了那十几个秀才的顶戴。他们朝衣朝冠的屡次求情，最后才办到把房廊拆毁之后运往大渡河前去焚烧。一般的人说，这是青天大老爷们的无量恩德，同时不用说也增进了那十几个亮铜顶子的光耀了。 就这样，费了不少的周折，在府县到后的第三天上，杨三和尚的房子才拆烧起来。那时候的光景真可说是壮观了。堂皇的一列三间一连三进的房子，连拆带烧整整费了一天的工夫，在大渡河边上，好像火烧连营八百里一样连烧了二十几大堆。我们小人们不消说很愉快，老人们到这时候自然也要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幸灾乐祸的残忍性，高谈他们的福善祸淫的老教条了。他们也是很愉快的。周年四季不出大门一步的女人们、四乡附近的农夫们，也都走到河边来看热闹。卖小食的、演戏法的、看相卖卜的，都羼集到火堆近旁来包揽生意。那简直就像五月间办王爷会的一样了。——我们乡里人说：五月里王爷菩萨生，每年都要办神会的。这位王爷菩萨大约就是二郎神，是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的儿子，他是职司水利的神祗。 乡里人这样的高兴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免去了自己的灾难，乐得来看肖神，乐得来看青天大老爷们的天颜，并且也乐得暗暗地满足了自己报仇的欲望。 乡里人的地方观念是很严重的，别的省份是怎样我不甚知道，在我们四川真是在大的一个封建社会中又包含着无数的小的封建社会。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过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现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的构成自己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不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特别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 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我们那小小的沙湾，客籍人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长江流域以南的人好像各省都有，因此杨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镇里的厌弃了。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到他乡，渐渐地在那儿发起迹来，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份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 在客籍中我们一姓比较发达，因而和杨姓便成了对立的形式。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那儿斗争。譬如我们发起了天足会，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里开办了一座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惠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但土著只杨姓一家略略有点门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户，因此人财两方都敌不过客籍，在竞争上自然总是居在劣败的地位。愈觉劣败，愈不心服。因此，使每每有倒行逆施的时候。杨姓人在乡里差不多成为了一般人的公敌了。 公敌的房廊被剿，这是怎样大快人心的事呢？大家都在河边上看热闹，只有杨三和尚的家里人在被拆毁了的废址上痛哭。杨三和尚的父亲也被青天大老爷们绑去了。 像这样，氏族间的对立，地方观念上的恶感，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却是没有甚么作用的。我们小时候总觉得杨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他就好像《三国志》或者《水浒》里面的人物一样。自从经过那次迫害以后，他便完全成为了秘密社会的人。关于他，有不少的类似小说一样的传说。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但不知道他死在甚么时候，死在甚么地方。他在我的记忆中总永远是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十五六岁的灵敏的少年。 铜河的土匪尽管是怎样的多，但我们生在铜河的人并不觉得它怎样的可怕。一般成为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产人家的子弟，在那时候他们是被骂为不务正业的青年，但没人知道当时的社会已无青年们可务的正业，不消说更没有人知道弄成这样的是甚么原因了。 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他们劫财神，劫童子，劫观音，乃至明火抢劫，但决不曾抢到过自己村上的人。他们所抢的人也大概是乡下的所谓“土老肥”——一钱如命的恶地主。这些是他们所标榜的义气。这种义气在我们家里出过一件事实的证明。 我的父亲在年轻时候采办过云土来做生意。他自己虽然不曾去过云南，但他是时常派遣人去的。 听说有一次我们家里采办云土的人办了十几担从云南运回，在离家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崖地方便遭了抢劫。挑脚逃散了，只剩着采办的人回来。父亲以为我们家里遭劫这要算是第一次了。但是，奇怪！事出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家里打开大门的时候，被抢劫去了的云土原封原样的陈列在门次的柜台上。 抢去了的东西又送回来了，还附上了一张字条；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就这样无姓无名，不知是甚么人写的，也不知道是从甚么地方送来的。 二 就在那样土匪的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这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三年前，戊戌政变的七年前，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不消说就是大中华老大帝国的最背时的时候。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日期是二十七。我是午时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我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我母亲和我都没有受厄，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奇迹。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兄两姐。听说还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产，这样，产状就略略有点异常是可以无碍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两手那时还很守规矩。我母亲说我受胎的时候，是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着文豹，因为行八，我母亲又叫我是八儿。八儿虽然说是“豹子投胎”，但他年幼的时候，可以说只是一匹驯善的羔羊，就是他半生的历史，也可以说只是一匹受难的羔羊。 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她的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我母亲是杜家场的人。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十里，隔着一条大渡河。她是生在贵州黄平州的，她的父亲是黄平州的州官。她的父亲名叫杜琢漳，听说是一位二甲进士，最初分发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才升到黄平州的。我母亲是庶出，她的母亲谢氏，大约是云南人罢。 就在生我母亲那一年，计算起来大约七十多年前罢？（不孝之罪通于天，我母亲的年纪实在不记得。）贵州的苗民“造反”，把黄平州攻破了。我们的外祖父因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节，同时还手刃了一位四岁的四姨。外祖母谢氏和一位六岁的三姨，听说是跳池自尽了。 那时候我的母亲刚好一周岁。抚育我母亲的刘奶妈（好像是云南人）背着我母亲逃难。在路上千辛万苦受了不少的灾难，听说我母亲满了三岁的时候才逃回了四川。在这逃难中的经过，可惜我母亲那时太小了完全没有记忆。刘奶妈呢？不消说已经老早死了。据刘奶妈的口述，我母亲也还零碎的记忆得一些。小时候她对我们讲起，连我们都觉得很光荣，但我现在也印象模糊地不能记忆了。 我母亲就是那样的一个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所以她一点也没有沾染着甚么习气。她在十五岁的时候也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论起阀阅来，我们和杜家当然不能算是门当户对。我们是两个麻布起家的客籍人，一直到我们祖父的一代才出了一个秀才。这和州官大老爷的门第比较起来当然要算是高攀了。不过我母亲是庶出，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所以州官的女儿也就可以下嫁到我们家里了。 我们家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等地主，虽然土地好像并不那么多，但在那偏僻的乡窝里，也好像很少有再多过我们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收租，租谷是由佃农们亲自背来的，背来的时候在我们家里有一顿白米饭吃。因为这样的原故，农人在上租的时候，便一家老小都来了。各人在背上多少背负一点，便可以大家吃一顿白米饭。 吃饭用白米，这在我们吃惯了白米饭的人，当然一点也不觉得稀奇。但是我们须要知道，在我们乡里，我想别地方的农民也怕是一样罢，农民的常食是玉蜀黍。换句话说，农民的常食是和地主所养的猪的食料一样。这还是三十多年前的现象，到现在当然是只有更坏的了。 为吃一顿饭，一家人都跑来，在小时候地主儿子的我们总觉得好笑，但我现在实在从心忏悔了。这儿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能吃，乐得吃点别人的残余，自己都觉得是无上的恩惠。这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 我们家里由两个麻布几时变成了那样的地主，我不十分知道。听说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累起来的，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同族上有一位刚出五服的族曾祖，他在年轻的时候还在我们家里当过“长年”。他和我们的曾祖当然是从堂兄弟。一位从堂兄弟都还在当“长年”，想来我们的家也不会是怎样光大的。 这位族曾祖他后来的财产比我们还要富裕了。他起家的历史很有趣味，我是听得来的。听说他在我们家里当“长年”的时候，有一次挽粪，挽粪档上有一个木片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就那样他便下了工，他那个食指后来便成了残疾。他下了工之后便改行做生意。生意也并不是甚么好高尚的营业，只是做了一个卖瘟猪肉的小食物的贩子罢了。 我们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以玉蜀黍来酿酒。玉蜀黍的酒糟便成为猪的养料，所以养猪也就是糟房的附带营业。大凡一家糟房总是要养四五十条肥猪的。 猪一多，猪瘟流行的时候那可无法炮制了。乡里人那时候当然没有兽医的知识，在猪瘟流行时，唯一的应付手段便是把猪牵出来“晾”，或者在它的蹄上，或者在它的耳上放血，如斯而已。就这样简单的方法，应效的时候很有，但不见效的时候也不能说不多。在猪主人看见无法治好的时候，便趁着猪在未死之前赶快卖给瘟猪肉的贩子——死后当然也卖，但价钱要便宜得很多。因为乡里的习惯，凡是出过血的猪，虽然是瘟猪都还有人吃；假如是死猪，那就很少人吃了。 就在一次有剧烈的春瘟流行的时候，瘟猪贩子的族曾祖，他一手承揽了几百头的肥猪，载了几船想运到大渡河下游去贩卖。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投机事业，因为这也等于是买空卖空。他并没有一个钱的资本，瘟猪只是贳来，要变卖了之后再来还债。万一载到下河去，瘟猪通同死了，那他也怕只好随着瘟猪葬进大渡河里面的鱼腹了。 但是，他的运气来了！病了的瘟猪从那秽气滔天的猪圈里解放了出来，在大渡河里面受着新鲜的河风吹荡，温暖的太阳光的浴沐，一条条病了的瘟猪，说奇怪一点也不奇怪，都不药而愈，依然是上好的大肥猪了！ 就这样，那位族曾祖便发起迹来。这当然并不是甚么光荣的历史，但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我们自己的曾祖是不是也是这样发的迹，我虽然不知道，但我想发迹的历史恐怕也不算甚么光荣罢。不然，我们的老人们一定要向我们夸讲的。 在曾祖一代才发迹的家，但就在曾祖的一代也花费了不少。曾祖是一位独儿，但他的儿女却非常之多。他的前房，我们的前曾祖母，只生了一个长子便死了。我们的曾祖母姓丘，是续弦的，她便生了三男九女。有这样多的儿婚女嫁，一代积攒起来的家业当然要受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家业分到我们祖父一代来的时候，又只是那剩下的四分之一，这当然是很有限量的。 我们的祖父行二，他在外边讲江湖，和他的兄弟，我们的四叔祖，两人执掌过沙湾的码头。听说他在世的当时，铜、雅、府三河都是很有名的。他的绰号叫“金脸大王”，因为他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金色的痣印。这样讲江湖的人是不顾家的，他不能不疏财仗义。所以在他的一代，家业也就很凋零了。他的儿女也很不少，是四男三女，这也是很费盘缠的一桩累赘。 在我们祖父一代，家里人好像才开始读书。我们的三叔祖、大伯父，都是进了学的。但是行二的我们三伯父，行三的我们父亲，因为家业凋零，便再没有读书的余裕了。我们的父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不能不跟着三伯父在五通桥的王家，父亲的外祖家里的盐井上当学徒。我们父亲学商不上半年，又受着祖父的命令，回来当家管事了。 就这样，我们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十三四岁的少年便要当家管事，我父亲的实际家的手腕我是很钦仰的。他虽然不是甚么奸商，但是商业的性质，根本上不外是一种榨取。这是无可如何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好像甚么生意都做过，酿酒、榨油、***烟、兑换银钱、粜纳五谷，好像甚么都来。甚么都是由他一人一手一脚跑铜河，跑府河，跑雅河。仗着祖父的光威，他在各处当然也得了不少的方便，所以他的生意总是四处剩钱。但我们父亲到后来也偶尔对我们说过，说他很有说不出来的痛苦，便是剩来的钱一手交给祖父，而那仗义性成的祖父又一手分散给他的弟兄们去了。但我们祖父尽管是怎样的散财，不几年间在我们父亲手里公然又把家业恢复了起来，又能买田、买地、买房廊、买盐井了。我们父亲时常说，假使祖父不死，我们的家业还要发展到好几十倍。因为在我们父亲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们祖父便过了世，弟兄之间便说起了不少的闲话来，使我们父亲灰了心，他有十几二十年把家业完全丢了，没有过问。 家里虽然成了一个中等地主，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母亲还背着小我三岁的弟弟亲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说都是我们母亲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初来的时候，听说所过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样，洗衣、浆裳、扫地、煮饭是由妯娌三人（那时我们的九叔还小）轮流担任。一手要盘缠，一手还要服务家庭，令人倍感着贫穷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隶。 三 我的父亲很有找钱的本领。我们这一房人也特别多。这是他在兄弟之司遭忌的重大原因。他们总以为我们有很大的私房的积蓄。但关于这个事情，我有一个很明确的记忆可以证明是冤屈。 这已经是我十岁时候的后话了。闹了好多年辰要分爨的家终竟分析了，旦又并不是彻底的分析。我们有三四百石租的田地没有分，有可以进现钱的五六口盐井没有分，有好几家租出去的铺面和糟房没有分。盐井是由大伯父和九叔执掌，田地、房廊归三伯父掌管。我们就仅仅得了几十担现存的租谷和十二串现存的制钱。析议成定的那一天，我记得父亲睡在自己的床上无言的苦闷了半天。我们人口又多，那时我们的大哥、五哥，都在成都读书，用度又很不小。这当然是使我父亲苦闷的重大的原因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们母亲和我和我的兄弟两人，把母亲床头的一个木柜打开，把我们兄弟姊妹历年来逢年过节所得的“封封”——便是大人们逢年过节赏给小人们的赏钱，多则百文，少则五文，都是用草纸包裹着，上面糊以一层红纸的——一封一封地取出来。有些红纸都已经翻黄了，我们把它一一地解开来，总共算凑积成了三十几串钱。这要说是我们的私房，我们的私房天公地道的也就只有这一点。但就只这一点的积蓄也成了父亲的再起的资本。 父亲把家业抛荒了二十年，但逼到临头，为儿女的养育计，终竟不能不重整旗鼓了。他就把那四十几串现钱，另外又在我们那位顶有钱的瘟猪贩子出身的族曾祖那里借来了二百两马蹄银来做资本，重新又过起年轻时候所过着的生活来。但是，实在也奇怪，不几年间我们又在买田、买地、买房廊了。父亲时常对我们说：这是上天有眼，祖宗有灵。但我恐怕应该说是：吗啡有眼，酒精有灵罢？因为我们父亲的营业，主要的是烟土、糟房。逼得中国全国的人无论有产无产都只好吸烟吃酒来麻醉自己的，更透辟地说一句：是应该感谢帝国主义者的恩德！ 我这样说也不是有心要诽谤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处在那样的社会，处在那样的时代，他当然不能生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意识。但父亲在晚年他也知道烟土的流害，他早已把这行营业中断了。 父亲的天分好像是很卓绝的。他早年失学，关于学问上的问题当然说不上来。但他实际家的手腕、他的珠算、他的无师自通的中医，一方面得着别人的信仰，一方面他也好像很有坚决的自信。关于算术上的加减乘除，我们用笔算，他用珠算，我们总快不过他。后来因为我在外国学医，他来信笑过我，说是学医何苦要跑到千万里外的外国去。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很阴郁的，愁苦的。在我已有记忆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满脸的愁容。他因早年过劳和中年失意的关系，心身两方都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是他的神经系统我恐怕有时是有点反常罢？在小时候他对我说过两件往事。 是父亲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年关看看快要到了，他往府河的青神、眉山一带收了账口到嘉定城，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他在城里也了结了一些残务，大概是午后二三点钟的时候。想留在城里过夜，时间未免过早。但要动身回家，那是一定要走黑路的。走黑路是他年轻时候所常有的事情，所以他踌蹰了一下也就决定动身回家。但走到离家十五里路远的鄷都庙的地方，天色果然黑下来了。 鄷都庙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那儿有四五十家人家。得名的原因是那儿有一座奉着鄷都天子的鄷都庙，香火是很隆盛的。小时每逢春秋二季上山扫墓，我们有走过鄷都庙的时候。那庙宇很宏大，有十殿的塑像，有最可怕的鸡脚神无常。那个地方在我们小时候的感觉中真正就像是鄷都一样。 父亲走到了鄷都庙了，天上虽然微微在下雨，但也朦胧地有点月光。纵横离家只有十五里路了，所以他依然放下决心走路。 他走到离家十里的鞋儿石了。这儿是一座颓废了的关口，地位是在一个颇险峻的斜坡上，一边靠山，一边临河。河水在冬季枯涸的时候，关下是要露出一片很远的沙碛的。 父亲走上鞋儿石了。头上有微微的丝雨，朦胧的月光。他忽然听见在远远的沙地上有奇怪的叫声，据父亲说，那是鬼叫。 父亲说：“我听见那鬼叫的声音在那远远的河边上。我的毛根子撑了几掌。我自己冒着胆子向着自己说：这鬼朋友可怜我一个人走路太孤独了，公然来陪伴我来了。 “吓，真是稀奇！待我说口没落脚，那鬼的叫声突然到我脚边上来叫了！这真是使我全身的毛骨都耸然起来。我车身向它一看，看又看不见甚么，那声音又往远远的河边上去叫去了。你不看它，正向着前面走，它又跑到你脚根子上来叫。你看它呢，它又到河边去叫了。就这样每走三步，它总要叫唤一声，但也并不作怪。因此，我也就泰然起来，任随它跟着我叫。 “就这样，我走了五里路，走到了陈大溪（这儿离家只有五里路远），我自己不免着起急来。我想，它跟着我走倒不要紧，万一它跟着走回家，它在家里作起怪来怎样呢？我愈想便不免愈不安。但我回头又想：它既是那样听我的话，由我一呼而来，它也可以听我的话，由我一呼而去。我便照样办。我说：朋友，多谢你送了我一程。我现在快要到家，你也请回去安息罢。” “吓，奇怪，真是奇怪！”这依然是父亲自己的话，“我就这样说了两句，那鬼朋友突然大大叫唤了三声！——但是，从此以后便永远不叫了。” 小时候父亲对我们这样说，而且不仅说过一次。那样严格的父亲，他当然不会向我们几辈撒谎的。小时候我为这个问题很费解：我们当然不信有鬼，但是父亲却亲自听见鬼叫。 还有一件是在我们九叔母死了不久的时候。不知道是做头七还是二七，那时候是要烧冥钱的。同时也要烧“车夫”，是在黄纸上印着的车夫，准备把冥钱运往阴间的苦力。 七的法事已经做过，冥钱已经烧了，我们小孩子们都已经睡了。父母的居室是与九叔的居室对称的，中间夹着中堂，中堂上停着九婶的棺材。 父亲也快要睡了。但他正待解衣的时候，他忽然听见九婶的居室门口有异样的叫声。那儿是放着烧了冥钱的铁锅的。父亲很诧异。他点起灯出来一照，但又甚么声音也没有了。 “我起初怕是甚么老鼠在叫了，”父亲说，“但我转身回到房里，刚好要脱衣裳的时候，那怪声气又叫起来了。我觉得真是奇怪。我又点亮出去一照，但那声音又没有了。就这样往返到第三次，那声音又叫起来，我只得去找慎封（九叔名）来问他。我问他听见甚么声音没有？他说他睡模糊了没有听见。我问他，烧冥钱的时候车夫忘没忘记烧？他也答应得不明确。后来我们便四处寻找，果然在外边的酒缸上有一卷车夫原封原样的放着。我说，啊哈，这真难怪得了！赶快把车夫来烧了。之后，那声音也就停止了。” 这也是父亲亲自对我说过的，而且也不仅说过一次。这更使儿童的脑筋得不出答案来了。在这儿不惟有鬼，而且还有阴间。做贿赂的冥钱既有效力，车夫也和现世的苦力一样。天地间有这样的事情吗？然而是父亲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亲口说出的。 但这些在现在是很容易解释的。很明显，是我们父亲有一时性的精神上的异状。两种都是幻觉，特别是幻听的一种。 前一件事情的解释是他的精神已经很疲劳了，夜间走到鄷都庙那种富有超现实的暗示地方，又加以有微微的雨和朦胧的月，这在乡里人的迷信上认为是出鬼的时候。有这几种原因尽足以构成鬼叫的幻听了。父亲自信是正直可以通神的人，所以他更可以演出那种“呼之使来，唤之使去”的把戏，结果只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向外边的投射罢了。 第二件的解释也是同样。父亲当时的身心状态是怎样，我现在不十分明了。我想大概也是因为甚么事情疲劳了罢。那没有烧的车夫，他在无心之间一定是早已看见过的。只因为忙于他事，没有提到意识界上来。但到夜深人静时，潜意识的作用又投射到外界去，演出了那么一番的周折。 父亲是有这样一时性的幻觉的，照他那异常苦闷、异常严格的风貌看来，或许还有点轻度的epilepsie罢？但是原因是怎样，我却不甚知道。 和父亲的风貌正成反照的是我们母亲。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开明的，乐观的：她有一个白皙的三角形面孔，前头部非常的发达，我们的弟兄妹妹都和她的面孔很相近。她自己本身没有异状，但她异母的兄弟姊妹们里面却是很鲜明的有精神病的患者。 我所知道得最详细的是她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舅。他这人的确是患了早发性痴呆症（deme tiap aecox）。他年轻时听说是很聪隽的，八股也做得很出色当行，挂过水牌几次，但几次都没有进学。就因为他有一种怪脾气，总爱冒犯场规。譬如他把文章做好之后，自己太得意了，提起笔便圈点起来。这在当年的考场中是极端犯禁的。又譬如他默写“圣谕”或“四子书”，一默写总是任性写一长篇，超过了所要求的限度之外。就这样，不怕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和主考者时有夤缘，但终把他超拔不起。他这毛病后来简直成为永住性的了。 在我小时，他一年总要到我们家里来一两次。他来的动机总是为了要点生活费。在他的意思，以为我们母亲把杜家的祖坟山上的风水一个人占尽了，所以只发我们这一家。因而我们家里的钱，他也可以来要求点余润。 他的面貌和我母亲差不多，只身材是极端的矮小。他一天到晚都在念《金刚咒》，走路是非常迂缓的，走不两步便把眼睛闭起，捧起佛来，口中念念有辞： 金刚金刚弥陀弥陀， 四轮四乘四大天王， 八轮八乘八大金刚， 勅勅如律令哑哑呸。 我们小时候觉得他非常滑稽，时而跟着他学，但他也不责备我们。我揣想，他的眼前怕时常有甚么鬼神的幻影出现罢？他相信那样简单莫名其妙的咒语有辟邪的魔力。 他很会谈鬼，小时候晚上放了课总爱去请他说鬼。他的资料多半是取于《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他说起鬼来都很有条理，很有兴会的。我们听的人不消说也很有兴会，尽管是听得毛骨悚然，但总要无餍足地找他说鬼。 这种神经系统上的缺陷或者是由舅氏的母系传来的罢，因为在异母妹的我们母亲身上却没有这样的痕迹。我们的兄弟姊妹八人也没有甚么异常的状态。 母亲的资质很聪明，不怕她幼时就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有一首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 这是一首唐诗，我始终能够记忆的，但我总没有机会去考查这诗的作者和题名。——其实这并不是好稀罕的诗，是很容易考查的。 母亲手很巧，很会绣花。她总是自画自绣。乡里人很夸赞她。但她画的荷花上，荷叶是在荷花梗上生枝。我们后来笑她，她说：“我是全凭一个人想出来的，那比你们有甚么画谱、画帖呢。” 母亲的性格当然也是自负心很强的。 家庭中的长辈，除父母而外，影响到我生活上的人很少。我出世的时候，祖父母已经过了世。伯叔辈有他们的僻见，虽然同居，和我很少发生关系。家中还有一位很老的曾祖母，她是活上了一百岁才死了的。她和我相处的日子很浅。多少有点关系的要算她的百岁坊的建立罢。 她的百岁坊建立的时候是我八九岁的时候，坊表立在乡场的北端，刚刚成为了沙湾场的门户。那建筑工事的本身，有许多文字和雕塑的装饰，这或者在我后来的文艺的倾向上有点潜在的作用。 工事的开端是面基底，那真是再慎重、再周到也没有。最初是去浮士，挖出一个很大很深的坑。其次再一层一层的用大石、细石、木材、瓦粉等把那坑陷充实起来。再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由一片一片的砖砌成一座很高、很庄严的华表。 坊上用的砖是自己烧的。特别在远处请来了有名的匠人，砖上塑有不少的浮雕式的人物。这当然最能使我们小孩子喜悦了。烧砖的地方可惜是在离家三十里的千佛崖，我不曾去看过那塑像怎样构造，在做小孩子的当时真是很大的遗憾。我们家里的规矩是除跟着大人之外不许一个人走出离家一里路以外的。要往千佛崖去，那简直就和我们现在要往埃及去看金字塔一样的困难了。 千佛崖的本身本来已经是很有引力的地方，那如它名目所表示的是在临河的崖岸刻着有许多佛像，虽然并没有上千，但也有好几十个。小时候并没有考查过那是甚么时候凿就的，可供考证的资料除佛像的本身外甚么也没有，没有碑铭，也没有寺院。这些东西在古时应该有的，但在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内是连痕迹也没有了。佛像已经是很有年代的，露天地经过了很久的风化，有的面目已很模糊，有的更连影子都没有，只剩着一个空的石龛了。这或许是唐代的旧物，受了嘉定的大佛寺凿成大佛岩的影响，有甚么苦行的大师到那儿去驻锡，才在壁上刻出来做纪念罢？这当然是我一人在这儿发出的空想，但要真正决定千佛崖的年代事实也并不困难，由佛像的样式可以考出，由地层的研究也可以考出。但这些事情怕只好等到理想社会实现以后的考古学者了。 千佛崖本身已经是很有引力的地方，在那儿又有许多匠人在砖上塑像。我小时是怎样的想去参观哟，但我们家里不许可。我们当时的家塾生活，不消说也是没有星期的。 四 父亲自己虽然失学，但他在我们几辈的教育问题上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我们家里自己起了一个家塾，请了一位专馆先生。 先生姓沈名叫焕章，是一位廪生。他是犍为县的人，在我未出世之前便来我们家里主教，我们的大哥、我们的二哥（三伯父的儿子）都先后进了学了。因为这样的原故，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我们家里人尊敬他，乡里人也尊敬他。 我自己是四岁半发的蒙。我的发蒙是出于自己的要求。我为甚么那样早的发生了读书的好奇心呢？这儿是有几个原故。 第一是我母亲教我念诗，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最有挑拨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诗句：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这对于儿童的好胜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儿童的欲望并不甚奢。他要“骑马上学堂”，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马，只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骑起竹马，抱着书本上学，这是怎样得意的事情哟！要想实现这种情景，这是使我早想读书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其次是我有能够听懂说善书的自信了。 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叙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很像弹词，但又不十分像弹词。这些东西假如有人肯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和修饰，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罢。 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的牌位。在下边的右手一张桌上放着一张靠椅，如果是两人合演的时候，便左右各放一张。 讲“圣谕”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圣谕”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有的参加些金钟和鱼筒、简板之类，以助腔调。 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三两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得出来。乡下人的眼泪本来是很容易出来的，只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声音拖得长些，多加得几个悲哀的嗝顿。 在我未发蒙以前，我已经能够听得懂这种讲“圣谕”先生的善书了。 我在未发蒙以前，记性也好像不很坏。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每每要在灯下受父母的课读。读的当然不外是些《易经》、《书经》。那种就像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从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来，念来念去总是不能念熟。那种带睡的、无可奈何的声音真是扰人，真是就像蚊虫一样。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灯下游戏，听着他读得几遍，我倒可以成诵了。 这或者也是使我把读书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岁半的时候便要求读书；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还聪明，便允许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亲引我到家塾里去向沈先生拜了师，是用一对蜡、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的。我从此以后便穿了牛鼻了。——我们乡下人说发蒙叫“穿牛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譬语。我想从前的儿童教育之痼没儿童性灵，恐怕比用麻绳穿坏牛儿的鼻中膈还要厉害些罢。 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甚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很暧昧的哲学问题，撇头撇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你教他怎么能够懂？你教他怎么能够感觉趣味？我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怎么也不愿意再上学。但已经是穿了鼻子，你便怎样反抗也没有办法了。这回是我父亲用强制手段把我抱进学堂里去的。别人都笑我是“逃学狗，逃学狗”，我那个时候真是无可如何了。 所谓“扑作教刑”，这是我们从古以来的教育方针，换句话说，要教育儿童就只有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打”字。——“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读书是为要做官的。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捱打。你要想你的子弟做官，那就不能不叫人打。大约能打徒弟的先生在当年也就是很好的先生了。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说他的教刑也很严。 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往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 这打屁股的刑罚真是再野蛮也没有了。小小的犯人要把板凳自己抬到“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自己恭而且敬地挽起衣裳，脱下裤裆，把两爿屁股露出来，让“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来乱打。儿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样地在那刑具之下战栗哟！儿童的廉耻心、自尊心，是怎地被人蹂躏到没有丝毫的存在了哟！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们家里的用人，我们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讨他的欢心。但是事实上我们用的刘老么他是很能体贴我们的。他为先生削竹片总是择选嫩的竹子，而且两头都是不当着节疤的。这样的竹片打起人来不大痛，又容易破。不过破了有一点不好处，就是打下去的时候，两个破片有时会挟着皮肉，特别疼痛。 还有不好处便是竹片容易破的时候，先生省得麻烦，便从学堂的篱栅上把细竹抽来打人。那可不得了！那是囫囵的，打得人非常疼痛。打一节，断一节。打在皮肉上的总是节头。 我发蒙不久便受了打掌心的刑罚。先生把我的右手打出了血来，那是被破了的竹片刺破了的。 事实上这种打掌心、打屁股的正式的打法比较起来还要好受些。因为受刑的人是有意识的，他的皮肉已经有接受竹片的准备。最难受的是那隔着帽子、隔着衣裳的乱打。隔着衣裳的打法在冬天不大适用，总是在夏天。这单薄的衣裳、单薄的便帽，怎么也抵不住那竹片的侵入，尤其是那编篱栅的细竹。 我最忘记不了的是那“铁盔”的故事。 那在发蒙以后怕已经有一两年了，先生是爱用细竹打人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面都是疱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了一项硬壳的旧帽子给我，里面是有四个毡耳的。 这顶帽子便是一个抵御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空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顶帽子来。有一天在进学堂的途中他给我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 就这样又打得一头都是疱块，晚上又不能就起枕来。我们母亲这回也没有办法了。 像这样的刑罚我们叫做“笋子炒肉”，先生骂我们的时候就说是“牛皮子在痒”——其实何尝是痒和搔痒的那样轻快的事体呢！ 除这“笋子炒肉”的刑罚之外，我们还要受各种各样的刑罚：罚站，罚跪土地。 跪土地是跪在“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的。我们家塾里的土地是三合土，那真是硬得难受。单跪土地还不要紧，先生不高兴的时候还要把一条板凳来顶在你的头上，家里的板凳多半是楠木的，而且还有牙齿，那真是又重又痛。但这还不够的时候，先生还叫你顶水。在板凳的两端一头放一碗满满的水，这是要使你伸直大腿、伸直腰、伸直颈子，长跪着动也不准一动的。动了一下，水如昃了一珠，那可不得了，那又要惨受“笋子炒肉”的非刑了。 从前的做官的人就是这样打出来的，所以他们一做起官来便在百姓的头上报仇。他们的严刑峻法不消说是“青出于蓝”的了。当然，像我们这样超过了三十的人大都是受过这样的教育的，所以这种教育的应用我们也用不着太说远了，就在上海的所谓文明都市，就在我们自己的目前，不是还有铁锯分尸、钉板抓背、硫酸灌头、电流刺脑，各种各样新发明的花样吗？…… 在家塾里所受过的非刑中，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种更残酷的便是“诗的刑罚”。这东西真把我苦够了。我在发蒙两三年之后，先生便要教我作对子。起初是两个字，渐渐做到五个字，又渐渐做到七个字以上。这已经是够受的刑罚。因为连说话都怕还不能说条畅的小孩子，那里会能了解甚么虚实平仄，更那里能够了解甚么音律对仗呢？但是做不出也还是要叫你做，做到后来，公然要做试帖诗了。甚么“赋得‘山雨欲来风满楼’得‘楼’字”、或是“赋得‘漠漠水田飞白鸳’得‘飞’字”之类的诗题。你看，这是不是就和巫师画的神符一样呢？ 假使是教育得法的时候，这样不自然的工作也未尝不可以叫小孩子做出。因为在温室的栽培里，一切的草木都可以早期的开花。但我们所受的不仅不是温室教育，尽可以说是冰窖教育。就是应时也怕开不出花来，那里还能早期呢？那种痛苦，回想起来都还犹有余痛。每三天一回的诗课，早饭过后把应读的书读了，便对着课本子瞑坐。翻来复去地把前面改了的旧课拚命地观摩，想在油渣里面再榨点油出来。用陈了的老套头甚么“二月风光好”、“三月风光好”、“四月风光好”之类，差不多把周年十二月都用完了，就是小孩子的自己也觉得难乎为情。起初是无聊的枯坐，后来渐渐变成焦躁的熬煎了。做不出来是不准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黑，仍然做不出来，那就只好逼得流眼泪了。 这就是所谓“诗刑”。这“诗刑”怕足足受了两三年的光景，这是怎样的一个有期徒刑呢？不过在为受这“诗刑”的准备上我也算得到过一点好处。 我们家塾的规矩，白日是读经，晚来是读诗。读诗不消说就是为的是做诗的准备了。我们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这些虽然是一样的不能全懂，但比较起甚么《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等，总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只有这一点，可以说是一日的家塾生活的安全瓣，但都还不能说是十分的安全。 关于读诗上有点奇怪的现象，比较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韩退之的诗我不喜欢，文我也不喜欢，说到他的思想我更觉得浅薄。这或许是后来的感情也说不定。 五 庚子之变，资本帝国主义的狂涛冲破了封建的老大帝国的万里长城。在一两年前还视变法为罪大恶极的清廷，也不能不企图依照资本社会的模型来改造自己的国度了。 废八股而为策论，这是在变革过程中的一个最显著的事实。这是必然发生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消说便直接地影响到我们家塾教育的方法上来了。从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不消说我们是从试帖诗的刑具解放了下来。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感谢的，便是我还没有受过八股的刑具。甚么破题、起讲、搭题、承题等怪物的毒爪，看看便要加在我头上来的，我在几希一发之间公然免掉了。我是怎样地应该向着甚么人道谢的呀！向着甚么人呢？——向着帝国主义者罢。 帝国主义的恶浪不消说是早冲到了我们那样偏僻的乡间。譬如洋烟的上瘾、洋缎的使用，其他沾着“洋”字的日常用品实在已不计其数。不过使我们明白地认识了那种变革，就是我们小孩子也意识到了的，是无过于读“洋书”了。 真正的“洋书”不消说我们当时还没有读的资格。我们除圣经贤传之外，开始读了一部《地球韵言》，一部《史鉴节要》。这两部在当时是绝好的启蒙书籍，是用四言的韵语写成，对于我们当时的儿童真是无上的天启。 一直到癸卯年实行废科举而建学校的时候，这个变革才一直到达了它应该到达的地方。在那年的秋闱过后，不久就有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武备学堂在省城里产生了出来。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五哥进了武备。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像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 甚么《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差不多是源源不绝地寄来，这是我们课外的书籍。这些书籍里面，《启蒙画报》一种对于我尤有莫大的影响。这书好像是上海出版的，是甚么人编辑的我已经忘记了。二十四开的书型，封面是红色中露出白色的梅花。文字异常浅显，每句之下空一字，绝对没有念不断句读的忧虑。每段记事都有插画，是一种简单的线画，我用纸摹着它画了许多下来，贴在我睡的床头墙壁上，有时候涂以各种颜色。 书中的记事最使我感着趣味的是拿破仑、毕士麦的简单的传记。小时候崇拜他们两个人真是可以说到了极点。我最表同情的是拿破仑的废后约塞芬，她在死的时候还取出拿破仑的相片来表示爱慕，那真是引出了我的眼泪。毕士麦没有拿破仑那样动人，但是我很高兴他爱狗。我家里也有三条大狗，我一出一入就呼着它们相随，自己也就象成了东方毕士麦一样。 还有一篇《猪仔记》。这是一篇小说体裁的文字，叙述外国人虐待中国工人。内容我现在不大记忆了，好像叙的是一位不学好的青年把家财荡尽了，被人骗去做了猪仔，卖到美国的甚么地方去开垦。沿途不消说受了无数的辛酸，卖作农奴之后，在外国人的监工者的皮鞭之下流着血汗做很艰苦的工作，所得的工钱有限，而且那有限的工钱大概依然是要被地主剥削去的。地主有种种恶毒的制度、圈套来束缚工人。譬如让他们赌钱吃烟，使他们永远是穷到一钱不名，做终身的奴隶。这位青年做了多年的苦工，受了无限的虐待，已经弄得来三分不像人，四分不像鬼了，自己深深的在痛悔前非。有一天农场里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来视察。这位留学生原来就是那猪仔的老同学，两人无心相遇。学生虽已不认识猪仔，猪仔却还认得学生。到这儿学生才把他赎回了中国。 内容大概是这样。这里虽然充分地包含着劝善惩恶、唤醒民族性的意思，但从那所叙述的是工人生活，对于榨取阶级的黑幕也有多少暴露的一点上看来，它可以说是中国无产文艺的鼻祖。 这文章从资料的性质上看大约是留美学生做的罢？处理材料的态度也很象受了一些美国作家jacklo do 的影响，但可惜我现在记不起作者的姓名，但那书中也好像是没有姓名的。同样性质的文章我在中国的近代的文学里很少看见。中国年年也有不少的留学生渡美，美国留学生中也有一些文学青年，中国工人的生活好像全不值他们一顾的样子。中国先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人也不少，但没有看见过有一篇描写工场生活的文章。 这部《启蒙画报》的编述，我到现在还深深地纪念着它。近来中国也出了一些儿童杂志一类的刊物，但我总觉得太无趣味了，一点也引不起读者的精神。或者我现在已经不是儿童，在儿童们看来或许又有别样一种意见罢。以儿童为对象的刊物很重要而且很不容易办好，可惜中国人太不留意了。 除开这些书报之外，还有各种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脩身、国文等，差不多现在中学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们家塾里便用这些来做课本。有一部《笔算数学》，是甚么教会学堂出版的东西，我们沈先生他自己自修了一遍，便拿来教我们。我们从加减乘除一直也就学到开方了。那书所用的亚剌伯数字都是楷书，我们运算时也用那正工正楷的亚刺伯数字来运算，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好笑。 家塾的壁上挂的四大幅合成的一面《东亚舆地全图》，红黄青绿的各种彩色真使我们的观感焕然一新。我们到这时才真正地把蒙发了的一样。 促成这样的变革的自然是时代的力量，世界的潮流，但我们那种偏僻的乡陬，在周围邻近乃至县府城中都还不十分注意的时候，我们独能开风气之先，很早的便改革了过来，这儿却不能不说是人力了。我们沈先生的锐意变法，这是他卓识过人的地方。像他那样忠于职守，能够离开我见，专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见绝少。当然他起初也打过我们，而且很严峻地打过我们，但那也并不是出于他的恶意。因为打就是当时的教育，不是他要打我们，是当时的社会要他打我们的。但他能以尖锐的角度转变过来，他以后便再没有用刑具来打过我们了。在当时我们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就读《东莱博议》。两者的文章都比较好懂，而且也能互相发明。这真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好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我以后也好像又聪明了一些，先生隐隐地在把我当成得意门生看待。 助成了我们家塾革命的还有一个重大的人物，那就是我们的大哥，郭橙坞。他是十三岁便进了学的人，天资当然是很不弱的。不过他几次秋闱都没有及第，在最后一科失败之后，他突然成为了启蒙运动的急先锋。成都是一省的都会，接受外来的影响自然较早，他在成都所接受的影响直接传达到我们乡里来。放足会是他首先提倡的，我们家里人在乡中解放得最早，就是五十多岁的我们的母亲，那时候也把脚解放了。女子素来是不读书的，我们的妹子和侄女也都跟着沈先生读起书来。这些不消说都是他的主张。乡里的蒙学堂也是由他提倡的，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 蒙学堂的先生姓刘，是嘉定人。他是成都新开办的师范养成所的第一批学生。他也是很热心，很能忠于职守的一个人。由他的一来，我们乡里人才知道有“洋操”了。我们的沈先生只有这一点他没有采办，但他叫我们去参加了刘先生的“洋操”。那时候的“洋操”真是有趣，在操“洋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集拢来参观。 那时候叫立正并不叫立正，是叫“奇奥次克”，叫向右转是“米拟母克米拟”，向左转是“西他里母克西他里”，走起脚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着。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觉有趣，又觉得好笑。这些很奇怪的口令在当时的人自然觉得是真正的洋货了，但可不知道它们究竟是那一洋。这个秘密在现在的我当然是解决了的，这全部都是日本的口令，所谓“西呼米西呼米”者就是我们的“一二三一二三”而已。成都才办学的当时，请来的日本教习特别多（其中连日本的皮匠师傅都聘请来了），聘金特别的贵，就像这样骗小孩子的体操都用日本教习来教。连那样基本的口令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可见当时办学人的外行，也可见中国人的办事草率了。但尽管那样，我们倒是感觉着很浓厚的趣味的。 大哥那时候已经考上了东文学堂，在那儿学习一年便要送往东洋去留学，所以他只有在年暑假才能够回家。东文学堂的教习不消说重要的都是东洋人。在甲辰年的暑假，大哥跟着两位东洋教习去游峨眉山口来，他邀着那两位东洋人绕道到了我们家里。东洋人的名字一个叫服部操，我叫他是“佛菩萨”；一个叫河田喜八郎，我叫他是“河田稀耙烂”。他们说的话我不懂，我说的话他们当然也不懂。他们在我们家塾里住了三天，那时候沈先生告假回去了，我为好奇心所驱遣，时常爱跑去找着那两位东洋人说话；我也学了一些“瓦塔苦西”、“阿那打”、“阿里加朵”、“萨约那罗”。 使我惊异的是这两位东洋人非常的吝啬。他们有一个宾铁罐子，大概装过饼干的，上面有些油画，我欢喜它。有一天我们同他们一同往韩王庙去钓鱼，我就想把那罐子拿去装鱼。大哥便教了我一句日本话，意思就是说：我想要拿这个罐子去装鱼，好不好？我把罐子拿去向那两位东洋人照样的说了那一句话。不知道是我学舌学得太不像，还是我大哥仅学了半年的日本话还没有升堂，那样的一句话完全没有打响。我简直莫名其妙又把罐子给他们放还原处去了。 但是要说他们完全没有听懂我所学说的那句话吧，好像也不见得。晚上口来了，在灯下吃了晚饭。我大哥在陪着他们谈话，我也坐在那儿旁听。他们有时候又说到了我身上来，我以我的直觉晓得他们说的是我刚才学舌的那回事。我看他们的一个，就是那“佛菩萨”，指着茶碗说“chawa ”（查汪），指着椅子说“isu”（以死），除此以外，便加拉加拉的，我就弄不清楚了。后来大哥回到父亲房里的时候，他谈起这件事情。他说，那东洋人的意思是说他教我说那样长的一句话不大好，教小孩子学日本话最好取那发音相近的来教，就譬如茶碗和椅子之类云云。这样我自然可以懂了。但我们大哥说，他也佩服那两位东洋人，一个空的罐子就把给小孩子做玩具也并不破费的，但他们却吝啬着没有给我。他很失悔教我去说了那一句话。 东洋人吝啬不仅这一点。他们在我们家里住了好几天，我们也很有礼貌的款待了他们。他们回到成都以后，隔了好久给我们送了四本日俄战争的画报来。这使我们父亲也佩服着他们的慷慨了。 不过东洋人的一来也为我们乡下开通了不少的风气，最显著的是我们父亲从那时候起便开始吃生鸡蛋了。这在以前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放年假的时候，大哥也回来了。他那时候已经毕了业，在明年的正月里便要出洋留学了。由他的宣传号召，同县中跟他同去有十几个人。他的意思很想要我同去，但父母不肯。为这件事情也很争执了一回，但总没有成功。我自己后来时常在这样作想：假使当时是跟着我大哥同出了东洋，我一生的路径当然又不同，或者已经是成了一位纯粹的科学家罢？未曾实现过的事体，当然是徒费想象，但至少我这以后的生活是应该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的。 就在那第二年的正月元旦，我那时和我的父母是同寝室的，我很早的便起来了。父亲和母亲都还在“挖窖”。大哥也起的很早，他走进房来了，便坐在我的床沿上和我两个谈话。 ——“八弟，”他问我，“你是喜欢留在家里，还是喜欢出东洋？” 我说：“我当然想跟着你去。” ——“你去想学甚么呢？” 我却答应不出来。因为我当时实在不知道应该学甚么，我也不知道究竟有甚么好学。他代我答应道： ——“还是学实业的好，学实业罢。实业学好了可以富国强兵。” 其实实业的概念是怎样，我当时是很模糊，就是我们大哥恐怕也是人云亦云罢。不过富国强兵这几个字是很响亮的，那时候讲富国强兵，就等于现在说打倒帝国主义一样。我当时记起了我们沙湾蒙学堂门口的门联也是“储材兴学、富国强兵”八个字。 话头无心之间又转到放脚问题来了。大哥又问我是喜欢大脚还是喜欢小脚。 我说：“我自然喜欢大脚了。” 他满高兴的不免提高了一段声音来说：“好的，你很文明。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 ——“混账东西！” 突然一声怒骂从父亲的床上爆发了出来。 ——“你这东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骂成蛮子去了！” 这真是晴天里一声霹雳。大哥是出乎意外的，我也是出乎意外的。我看见那快满三十岁的大哥哭了起来。 父亲并不是怎样顽固的父亲，但是时代终竟是两个时代。单是对于“野蛮”两个字的解释，轻重之间便有天渊的悬殊。 除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人，我在这儿还要费几行文字来叙述。大哥年青时分性格也很浪漫的。他喜欢做诗，刻图章，讲究写字，也学过画画。他有一部《海上名人画稿》和一部《芥子园画谱》，这是我小时候当成儿童画报一样翻阅过的。 《名人画稿》是工笔画。那里面有一幅公孙大娘舞剑器图，这和我在唐诗上读过的《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相印证，使我非常爱好。又有一幅美人图，是在一簇芭蕉之中画着半堵圆窗，一位美人掩着半边立在那圆窗里面。书是连史纸石印的，当然没有着色，但那题的诗句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这真真是富于暗示的题句了。这红的一点不消说我可以想得到是那美人嘴上的樱桃。 大哥写的是一手苏字，他有不少的苏字帖，这也是使我和书法接近了的机会。我们在家塾里写的是董其昌的《灵飞经》，还有那俗不可耐的甚么王状元的文昌帝君阴文。《灵飞经》还可以忍耐，但总是一种正工正楷的书法，令人感觉着非常的拘束。但一和苏字接触起来，那种放漫的精神就和从工笔画移眼到南画一样了。 苏字在当时是很流行的，有多少名人大师都是写的苏字。这个倾向好像一直到现在都还支配着。这本来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但在这儿也表示着一个社会的变革。封建制度逐渐崩溃，一般人的生活已不能像古代那样的幽闲，生存竞争的巨浪也渐渐险恶起来了。所以一切的生活过程便必然地要趋向于简易化，敏捷化。苏字的不用中锋，连真带草，正合于这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它也就肩担了流行的命运。 大哥的诗、书、画，不客气地说一句话，好像没有一样可以成家。他后来到日本也学的不是实业，结果是为时流所动学了法政回来。去年我脱险回武汉的时候，他自重庆写信慰问我，言“安知非暗中有鬼神扶持？”我只好惊叹时代的进行真如电火一样迅速了！ 六 在我十岁前后，和外界的社会起了剧烈的变化一样，我身体的内部也起了剧烈的变化。 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惊异：我不知道我为甚么会有那样早期的性的觉醒。 那最初的征候怕是在七八岁的时候罢？那时候我们的家塾还在三伯父家的屋后。三伯家和我们不同居，他的家在街面上，和我们相隔有两三家门面，但在后边是由一院空地相联系着的，在这空地上我们另外新建着一座学堂还没有完工。 三伯父的后院里面有一个花园，四围是有几笼竹林。峨眉山的山脉横亘在墙外。 有一天上午，读书读厌了，我借口向先生说要去小解——这是我们当时的唯一的偷懒手段。在家塾里读书是没有休息时间的，笔直笼统地要坐到把书读完，不是先生的大小便和自己的大小便，是没有松一口气的机会的。所以大小便便是我们的解放者，我们自然要尽量地来麻烦它们了。先生骂我们有一句口头话，便是“懒牛懒马屎尿多”。但是骂尽管是骂，多也未见得真多，而懒总尽管是要懒的。只要松得一口气，那时候真是达观，便是“呼我为牛便为牛，呼我为马便为马”了。 先生允许了出去小解，但并不往厕所里去，却走到园子里来。 时候是暮春天气，天日是很晴明的。一走到园门口来，看见我们的一位堂嫂背着手站在一笼竹林下面。她在那儿了望。她穿着一件洗白了的葱白竹布衫子。带着乳糜色的空中，轻松的竹尾不断地在那儿动摇。堂嫂的两只手掌带着粉棠花的颜色。我在这时突然起了一种美的念头，我很想去扪触那位嫂子的那粉红的柔嫩的手。但奇怪的是我这个念头也不敢走去实现。 这位堂嫂是和我们同居的，我们三哥（大伯父的长子）那时也在家塾里读书，三嫂当然也是感着春闰的寂寞，希望在这儿和三哥邂逅的罢？但她哪知道我那时那样的一个孩子也起了一个怪异的念头。 我立在园门前踌躇了一下，我也没有惊动她，便又转回家塾里去了。 这个回忆我始终觉得是我的性觉醒的最初的征兆。 但到后来实际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是在我十一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已经移徙到新的家塾里了，家塾的教程也施行了新法。先生虽然没有教我们的体操，但是听随我们自己学习的。 家塾和峨眉山相对，仅隔着一道篱栅。在篱栅的左端有一道石门，石门外边便是一带的田畴了。 校园中在石门的旁近有一株很大的桑树，那虽然并不是庭园性质的树木，但因它很高很大，家里人爱惜着没有斫伐它。 我们就在那石门和桑树之间安上一根坚硬的竹木，这便成为我们的铁扛了。倚在桑树上又坚了一根竹木，以备我们学习猿升式的攀援。 就是那竖的一根竹木坏了事。 猿升式的运动是以两手和两脚夹着竹杆攀援上去，巧而有力的人便只用两手，我们最初学习当然是两手两脚的。竹木过粗，攀援的时候很费力气。攀上了顶了，总不免要用两脚把竹杆紧紧地夹着，以防坠落，以便在上面多休息一下。 有一次我就因为在那上面休息得过久，竟很怪异地感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快感过后，异常的感着疲倦，便和熟了的一个苹果一样滑落下来。 就这样发觉了这种怪味之后，我便要时常来贪享这种快乐了。把竹杆当成了自己的爱人。 但是竹杆过高过大，未免太吃力了。后来在三伯父的园中又发现了一株还未十分长成的枇杷树，在一人高的地方有两枝对称的横枝，刚好可以托手。枇杷树虽还稚嫩，但因木质坚实，也尽足以支持我一身的重量。于是乎这枇杷树又夺去了那竹杆的爱宠了。 就在这样的时候不凑巧的又发现了几种奇书。 自从大哥出了东洋，我在他的书橱里面发现了一部《西厢》，一部《西湖佳话》，还有一部《花月痕》。 《西厢》是木板的小本，有些不甚鲜明的木板画。关于《西厢》的知识在各种机会看旧戏的时候，耳濡目染地一定得过了一些，但和真正的原书相接触的，这要算是第一次了。自己也晓得是小孩子不应该看的禁书，便白天托头痛把帐子放下了来偷看。那时候大约是暑天，因为先生已经回去了。 词调是不甚懂得的，但科白却容易看懂。因此，蛛丝马迹地也把前后线索可以看得明白。甚么“莺莺不语科”，“红娘云小姐，去来，去来”，“莺莺行且止科”等等，很葱茏的暗示，真真是够受挑发了。到了那时候，指头儿自然又忙碌起来，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达到了它的第三段的进展。从此以后差不多就病入膏肓了。连《西湖佳话》那样的书也含着了挑发性，《花月痕》那样的书，也含着了挑发性了。断桥情迹的幻影，苏小小的幻影，秋痕的幻影，弄得人似醉如痴了。 我偷看《西厢》，后来被我们大嫂发觉了，她去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把我责备了一场。但是责备有甚么裨益呢？已经开了闸的水总得要流泻到它的内外平静了的一天。这种生理上的变动实在是无可如何的，能够的时候最好是使它少受刺激性的东西。儿童的读物当然也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回想起来，怕我们发蒙当时天天所读的甚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我的或和我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的早熟，怕要负很重大的责任罢？ **倒不必一定限于小说，就是从前发蒙用的《三字经》也可以说是一本**。譬如说：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 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儆。 像这样好像是含着勉励的教训话，其实正是促进儿童早意识到性的差别。又如那些天经地义的圣人的典礼，甚么“男女七岁不同席”，“叔嫂不通问，长幼不比肩”之类，这比红娘、莺莺的“去来，去来”，所含的暗示不还要厉害吗？近来听说还有些大人先生们在提倡读经，愚而可悯的礼教大人们哟！你们为你们自己的儿女打算一下罢： 第二篇 一 一九〇五年科举废止了。嘉定府的首县乐山县开办高等小学。 小学是设在城北的草堂寺的，还在建筑中便开始招考，招考的时期好像是九十月罢。 科举初停，一切都还是旧时的习惯，我们乡里有十几个人去投考，差不多各人的父兄都亲自送子弟入城，就像遇着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一样。 我当时也是应考者的一个，我的父亲也亲自送我入城。我们一共包了三只船，一同驶下嘉定。 从大渡河下嘉定是一船下水，假使是在暑天水大的时候，只要三两个钟头的光景。是在小水天，那就要五六个钟头了。 我们从清早动身，坐到午后三点钟的时候，远远看见有座很高的塔隐隐约约地从水平线上耸立出来。塔影渐渐鲜明了，在那右边又可以看见一座。前一座是嘉定城内高标山附近的塔，后一座便是正对着大渡河口的凌云山上的塔了。嘉定城一带红墙的影子也渐渐地在大渡河的左岸现了出来。高耸着的飞甍跃瓴的城楼，黑瓮瓮的森严的城门洞口，这在自然中长成的乡下人是第一次看见的。 我们同船的长辈向着我们说： ——“凡是初进城的人，进城的时候要向城门洞口作三个揖。” 这句话我们分明晓得是在开玩笑，但在心境里面总挟着几分怀疑，好像进城的时候真正是非作揖不可的一样。同时在他们长辈的心中，也怕同样地怀着了一种对于悲壮美的屈服罢？不然他们何以会拿作揖的话来向儿童们开玩笑呢？人力的伟大！这把城墙偶像化了。无论任何大小县城都有城隍庙，供奉城隍老爷，这不和小儿要向城墙作揖的心理是一样的吗？——城墙的壮美是四川普遍的现象，出省以来这种观感便缺少发动了。北京城的城墙究竟不愧是首都的关系，那的确是很雄壮的建筑。 我下府城其实也不开始在这一次。在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母亲到过一次杜家场——我母亲的娘家。那时候我还只有一个兄弟，他还在吃奶。我们去的时候不消说也怕是赶的下水船罢，但这个记忆我一点也没有了。我只记得我们走旱路的时候，母亲乘着肩舆，我们兄弟两人是一人坐一个箩兜被一人担着。在田土里面走过，看见青青的菜叶。那时候一定是秋天，我记得是摘过胡桃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太阳还有不小的力量，母亲把她的换洗衣裳来挂在扁挑的两端，一头笼着一件，就这样便刚好构成两个小小的圆锥形的天幕。我坐在这样的一个天幕里面觉得非常有趣，我时常从那衣缝的门口掉头去望母亲或者看别的事物。我总这样好动，挑的人只是诉苦。 那时候的我，怕至多也只有四岁罢。那时候的确是到过嘉定的。 我们的大舅住在城里，住在他的大女家中，我们叫她是张大姐。她的家在做木炭生意，同时也在卖煤球。我们有一位哑子的白痴的大表兄就是她家中捏煤球的工人。他的头非常庞大，那显然是一种水脑（hyd ocephalus）。他的白痴的原因就是在这水脑的关系上面了。他虽然是白痴，但他非常地爱我们，他看见我们便带着一种很亲密的痴笑，口中只不住“啊啦，啊啦”。 母亲的异母的二姐嫁在珠市塘的张家，我们叫她是张二姨娘。二姨娘的家在城北的外城之内，已经带有几分乡村的风味。家的前面是一片草坪，听说那便是珠市塘了。草堂寺就在家后不远的地方，从那儿有一沟溪水向珠市塘流来。 右手是一片岩窟，在那时候住着一个年老的女丐，我觉得她好像那童话中的熊家婆一样，她好像是吃人的一个女魔。 张家门口悬着一道立匾，写的是“太仆寺卿第”的几个字。这太仆寺卿是怎样的官职，我到现在也莫名其妙。听说我们二姨爹的大哥是李鸿章的好朋友。他的二哥或是三哥好像做过江苏的巡抚，他们的家本是煊赫过一时的。但在我小时去的时候已经是颓败得不堪了。颓败了的原因便是一时死了那两位撑天的台柱。 那两位有势力的兄长一死，全家就像冰山一样溶解下来。二姨爹自己在家里起了一座私塾，靠教读糊口。他还有一位兄弟张十爷，这是很有名的一位疯子。我小时看见过他在大暑天穿着皮袍，拿着一柄光框子的团扇，有时又戴着一副光框子的眼镜。他的病症的确是一种躁性狂（ma ia），但他狂的原因是怎样，我可不甚明白。他这狂病不消说也遗传到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名叫张杰，仅仅小我一岁的光景，我们后来是在小学里同过学的。 ——“张杰，张杰，你有胆量吃沙么？” ——“怎么不敢。”他说着便在操场上杓把沙来，接接连连地吞进肚里。 我们嘲笑他：“你这人真蠢！那好不卫生！” 他还扬扬得意地说：“昔时蚩尤，兄弟九人，铜头铁臂，以沙为食。夫蚩尤以沙为食，乃臂可铁而头可铜，何不卫生之有？” 他总是这样的调门。他有一回吃屎，别人笑他，他又要举出越王勾践尝粪的典故了。他的文字颇清通，也证明他的脑髓并未完全失掉作用，不过有时发作起来便莫名其妙。后来终竟退了学，更好像是跳岩死了的。 这位发狂的老表还算是我们二姨爹的子侄中的好的一个。还有几个我不认识，他们终年在外面浪荡，把钱用完了便偷家里的东西出去变卖，东西偷完了又下板壁，下屋顶上的瓦。到我们后来快要离开嘉定城的时候，二姨爹家里的中堂已经只剩下几根梁柱了。 那回我和母亲进城的时候，便住在这珠市塘的二姨娘的家里。这儿的确是比张大姐的家要舒展得多。 我记得那时候草堂寺正在唱戏。有一位张狗儿，他是在二姨爹家里走动的，大约是他们族上的人。他背起我去看过戏。戏场里的人很多，背在背上也看不见台上的戏文，他便把我跨在他的项上。 戏台上右边的台口上坐着一位戴野鸡翎子的女人，正在临镜梳妆。一位年青的公子在她的左手边偷看她，渐渐移到她的背后。那女子大吃一惊掉头回顾，那当然是因为镜子里面现出了一位男子的影子了。女子一掉头，男子又赶快躲藏了。就这样一隐一显地往复了好几次。台上的乐器也就时抑时扬地帮助这种动作的律吕。 这是川戏《游金河》的一个场面。——这不消说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戏的情节我现在也记不的确了，约略是一位贵家的公子在金河弄舟，舟复落水，被神人引到龙宫，与龙王公主配合成亲的故事。那场面便是与龙王公主初次见面时的光景了。奇妙的是这场光景在幼儿的脑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记忆。 我们住在二姨娘家里，那张大姐说起了闲话来，在第三天晚上母亲生了气，便临夜赶回杜家场去。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隔着了那条大渡河。从城北到东门乘船，势必要穿城而过。我们母子三人同坐在一乘轿子里。母亲在轿门外插了三炷香，一面走，一面唤我们的名字： ——“八儿，讶出回来哟！元儿，讶出回来哟！”……就这样返复地呼唤着我们，这是怕我们的魂魄在黑暗中被甚么鬼魔骇出了躯壳，所以不断地在替我们招魂。这是我们乡下人的一种迷信。这种迷信好像是有世界性的，我们假如读过德国诗人歌德的《魔王》（《e lk? ig》）的时候，我们一定便要生出一个联想。一位骑在马上的父亲怀抱着一个幼儿在夜中走路，魔王来诱惑幼儿，幼儿看见了那魔王的尾巴，听见了那魔王说话。父亲几次替他排解。但等他走到自己的中庭，幼儿已经死在怀里了。 母亲一面叫着我们，我总觉得有点奇怪。不消说我是没有看见魔王的尾巴，也没有听见魔王说话，不过在那黑洞洞的轿中站着，时而又穿过两面都是封火砖墙的阴晦的窄巷，也觉有些阴气逼人。 像这些事体——《熊家婆》的女丐，《游金河》的场面，赶夜路时母亲的招魂，封火砖墙的阴森，——虽然很模糊，可确确实实是留在记忆里的。那凌云山上的塔，高标山上的塔，赭红色的城墙，黑魆魆的城门洞口，应该是在幼儿的眼里显现过的东西，但不知怎的关于这些易惹注意的物象却偏偏一点记忆也没有。 我就这样在一九〇五年进城的时候，就像第一次才看见了这些事物的一样，起了一种很大的惊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时的惊异怕也不过如是吧。 ——我现在想起《熊家婆》的故事来了，那大约是在二姨娘家里听得来的。那的确是德国的g imm童话里面的《红帽子》（《rotk?ppche 》）的古语。红帽子姑娘的母亲叫红帽子姑娘送点心和葡萄酒到林子里的家婆家去，在路上遇见了一匹老熊诱惑她去采花。老熊先跑到家婆家里去把家婆吃了，那老熊把家婆的衣裳穿起，装起家婆来，这便是所谓熊家婆了。 等那红帽子姑娘跑到时，她又被熊家婆吃了。——我所隐约记得的熊家婆的故事好像就在这儿截止。但在德文原文上还有一段后文。狼把红帽子和家婆吞了之后，便在床上睡熟了，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夫走过，发现了它，用剪刀把狼的肚腹剪开，红帽子和家婆又活了转来。红帽子还赶快去运一个大石头来装在狼的肚腹里面。等狼醒来，要走也走不动，终被压死了。 《熊家婆》的故事我相信一定是从这《红帽子》转化过来的。二姨娘家里人早在江苏一带往来，这种外国的童话，或者由英文的翻译，或者由德国的原文，很有可能由他们输入到了我们嘉定。但可惜我的记忆并不甚强，终竟只记得一点模糊的影子。 二 考试的规矩差不多完全和旧时的科举一样。因为科举初停，而且小学毕业的资格在当时是秀才，所以有不少的年老的童生投考，年在三四十岁以上的都有。 考的地方就是从前的考棚——这在后来改成了嘉定中学校。差不多有一两千学生拥集在考棚的仪门前应考。点名。点了名进去是左右两列很长很大的敞廊，夹着一个很宽很大的草地。敞廊里面横设着一排一排的案桌和板凳。案桌是在两边的石板桩上放着一个长而厚的木板构成的，在最外面的一个石柱上编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字号。 考题是一道国文题和几道数学，我老早就把卷缴了。抢食了场中的面包之后，和一些小学生们把考案移在一个石柱上，一人骑着一头，便一上一下地闹起轩轾戏来。 头场揭晓了，在将近两百名的考取生中我考的是第二十七名。在同乡的几个人中，我最年少，我也最占上列。父亲真是欢喜异常，就好像小考的时候我已经挂了水牌，立刻便可以成为秀才一样。 复试的情景也约略同样，结果我在正取九十名中考上了第十一名。别人很夸奖我。我父亲替我谦虚，其实他自己也是暗暗得意的。很阴郁的父亲平时不大肯笑，但在我考上了小学之后，他时常带着笑容。在城里带着我走了好几处亲戚人家。 我们那位疯癫识倒的大舅说：杜家的一门风水传到五姨娘（这是指我们母亲）那里去了。 我们的张二姨爹说：八老表和大老表一样，年少成名。 我自己真是不免有点肉麻，我不知道怎么会受他们那样的夸奖。 在我考试期中我们时常去游城内的高标山。山在城的西部，那和它的名字所指示的一样，实在是高标在一切之上。从那儿可以俯瞰城市，从那儿可以眺望四方的远景，从那儿可以看见嘉定城就像一个楔子一样，楔在两条河的中间。 一条是从我们的故乡流下来的大渡河，那在城的东面流过。 一条是从成都流下来的岷江的支派——府河（大约就是平羌江），在城的东北角上与大渡河汇合。 大渡河的流水是比较湍急的，府河便十分平缓。两河合流的地方就好像府河是被大渡河冲断了的一样。就在这合流处的北岸有一带浅山，那便是凌云九峰了。这把大渡河的水势障着，使两河合流后的河水不能不折向东流。 正当着大渡河口的凌云山的崖壁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石佛。那是唐朝时候一位海通和尚修的，很深很阔地把山崖凹陷了进去。这在当年大约是为减杀水势的原故罢？但就在那样功利的目的之下，竟凿就了那么一座伟大的佛身，作为永远的装饰。唐代封建文明的进步的确是可以惊人的。 石佛坐北向南，正整地和峨眉山觌面。峨眉山的山脉远远地横亘着，成为天然的屏障。 两河合流后的一段江水大约就名叫青衣江罢？明朝时候有一位乡贤（他与王阳明同时，是为谏刘瑾受廷杖处死的，在高标山上有他的词堂，好像姓彭，名字我不记忆了），他有两首即景诗是： 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遥闻戒夜钟。 闲借竹床听梵放，月华初到第三峰。 这首怕就是在高标山上做的，在空气很清澄的时候，凌云山上大佛寺的暮鼓晨钟，不消说可以听见，就是木鱼的声音也隐隐地可以传来。 林竹斑斑日上迟，鸟啼花瞑暮春时。 青衣不是苍梧野，却有峨眉望九嶷。 这首大约又是在凌云山上做的了。在凌云山上有这首诗的一个石碑，是倚立在大佛寺的门前的。这在从前听说被农人们运去做成了石桥，被王渔洋发现了，又才收复了转来。 这两首诗真可算道尽了嘉定城周围的那种氛围气。 嘉定城的确是有几分旧式的诗的趣味。王渔洋的《蜀道驿程记》上说：“天下之山水在蜀，蜀文山水在嘉州。”，——这可不是四川的嘉定人对于他的故乡的阿好语了。 考试过后，我们同到蒙学堂的刘先生的家里去，他也是送我们入城考试的一人。他的家就在凌云山的背后，我们便先上凌云山去游玩一回。 从迎春门出城走到府河边上，渡过河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叫篦子街。在街的东头就是登山的道口了。 临河的山道在岩壁的半腰作平缓的倾斜而上。山石是赭红色的，清洁的泉水在路畔的细涧中流泻。临河的一面有蓊郁的丛林，只能听见水声，看不见河面。依岩的一面都是岩壁。岩壁上有所谓“蛮洞”（其实是汉墓），有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壁，有一个周年不断的滴泉汇成一个小小的清池，池后向前倾斜的岩壁上面大书着一个“龙”字。——这或者就是苏东坡的诗上所说的“龙滃”罢？ 苏东坡有一首诗好像就是在这凌云山上做的，我只东鳞西爪地记得几节是： 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 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 虚名无用今白首，梦中却到龙滃口。 浮云轩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难入手。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看月时登楼。 苏东坡是在凌云山上读过书的人，就因为他那“载酒时作凌云游”的一句，岩壁上也有一处刻着“东坡先生载酒时游处”的九个字的。 在这题壁的附近，约略在登山的半途上，那伟大的石佛的颅顶便从岩畔突兀了出来。 石佛的颅项刻着螺髻，从山路可以跨到头上去，一头都是很滑的青苔。那头顶的面积可以容下二三十人的光景。 大佛的顶上古时原有佛阁，在明末时候被张献忠烧毁了。佛阁的遗址只在两旁的石壁上留着了几个笋头穴。佛身从前也是金身，过了露天生活几百年，现在是一身的杂草了。 佛的右手有一条羊肠小道，我们走到半途，路便断了，这在古时怕就是走进佛阁的通路。由佛阁应该再有阶梯可以一直达到莲台的脚底的，那儿有一个小小的草坪。 大佛寺就在石佛的背后不远。更朝山上走，在那最高峰上便是苏东坡先生的读书楼了。此外还有甚么人的注易洞，有郭舍人的尔雅台，一座凌云山尽足够骚人墨客们一日的游玩。 三 小学是在一九〇六年的春正开学的。 所有的学生都在堂里寄宿，我们从乡里进城便一直搬进学校。 这就草堂寺所改修的学校，我要算是前度刘郎。从前的戏台毁灭了，那儿成了学校的正门，和一带办事人的居室。戏台前面的广场成为操场，面着一片银白的细沙。左边是自修室，右边是寝室，正面的大殿便改成讲堂了。 学校的背后是一片荒山，同时也就是一片荒坟。建筑在那荒山上的外城便天然的成为了学校的后墙。学校左翼的尽头处有一道城门名叫得胜门，这是证明那外城在平定了一次内乱之后修的，听说修后还不很久，大约是李短或者蓝大顺起事时的事罢。 小学生活的第一学期，我虽然经过了性的觉醒，但还没有完全失尽我自己的儿童生活的天真。因为是过渡时代的学校，学生的年龄相隔很远，三十岁上下的成年要占过半数以上。我的年龄算是最幼的一起，体操的次序我是站在倒数第三的。 第一学期的课程，贫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入校不久，校长陈济民先生便辞了职，他到离城三十里的流华溪公立小学校去当校长去了。他为甚么辞去官立去就私立，这儿当然有种种的暗潮存在。但这种暗潮的内幕，我们当时可无从知道了。 最令人害怕的是绰号名叫“老虎”的监学易曙辉先生，他教了我们一些乡土志。这是比较有趣味的一门功课。他把嘉定城附近的名胜沿革很详细地教授了我们，同时还征引了些历代文人的吟咏作为教材。这虽然是一种变格的教法，但于我们，特别是我自己，却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听他的功课是一种苦事。在一点钟之内，坐在凳上，他不许你动移一下。你要略略动移一下，他便要大发雷霆了。学校开办后，“扑作教刑”的古制虽然废了，但他依然还是要打人的。 他是一位副榜，从前教散馆的时候也就可怕得有名。他的“老虎”的绰号就是从那时候得来。但在我们小学生中又把它音变而为“老鼠”了。他的眼睛很近，根据“鼠目寸光”的成语，我们又号他为“寸光先生”。但是事实上我们之怕他，实在比老鼠怕猫还要厉害。他的面色就像戏台上傅了粉的奸臣一样。两个皙白的面庞，一个大红的酒糟鼻，一副玳瑁圆框的近视眼镜。他一叫唤起来，真是有咆哮生风的虎威。 但就是这样一位可怕的先生，他不久又病了，一直到了暑假都没有回校。 结果只剩着两位先生。 一位是帅平均。他是本县的廪生，是以本县的官费最初送出东洋的。他是那时候日本人特别替中国人办的骗钱学校宏文师范毕业的学生。他担任的教课是算术、音乐、体操、读经讲经。 他的算术真是可怜，除了照着钞本教了我们一些就像图画一样的罗马数字以外，他演起习题来差不多连加法都要弄错。 他学的是甚么柔软体操，教了我们许多日本式的舞踊的步法。 他的音乐最是自鸣得意的，他按会了风琴，教了我们好几首“吾党何日醒”的爱国歌。 这些便是他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学问，县里人费了不少的公费特别派遣人到日本去学习得来的一点成绩。帅先生已是中年，又没有甚么科学上的准备知识，当然也怪不得甚么，不过日本人惯会办学校来骗中国人的学费，这是公然的秘密。 帅先生的授课比较有趣味的还是他的读经讲经。第一学期中他整整地教了一篇《王制》，这是使我和旧学接近的一个因数。《礼记》中的《王制》是饤饾短不可卒读的，但他把它分成经、传、注、笺四项，以为经是仲尼的微言，传是孔门的大义，注笺是后儒的附说。就这样把它分拆开来，也就勉强可以寻出条理了。 帅先生说：这不是他的发明，是得自他的“吾师廖井研”的传授。这“吾师廖井研”的五个字在一点钟里面他怕要说上一二十遍。因此他的绰号也就成为“巫师吊颈”，再反过来便成为“吊颈巫师”。廖井研就是四川井研县的廖季平先生了，他是清朝末年我们中国的一位有名的经学家。他是张之洞、王壬秋的门下生，听说张之洞有些学说是剽窃他的。譬如《公》、《谷》、《左》三传一家说使本是廖季平的创道。他的根据是公谷双声，羊梁叠韵，同为卜商的音变。《论语》孔子有“启予者商也”的一句话，启予就是左丘。于夏丧子失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所以左丘明就是卜商。 廖先生的经学多半就是这种新异的创见。他以离经叛道的罪名两次由进士革成白丁。就在宣统年间清廷快要灭亡的时候，他还受过当时的四川提学使赵炳麟的斥革，把他逐出成都学界，永远不准他回到成都。他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位学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听说也是采取了他的意见。 廖先生大约现在也还健在罢？他的著作极多，他的弟子可以说普遍于四川。帅先生是他的一名高足。帅先生很尊敬他，在我们当时看来，觉得他就好像是一位教祖。 帅先生的功课就是这几门，但这几门是并不吃力的学问，就是应该很艰涩的经学也因为他的教材有趣，我是一点也不觉得辛苦的。 剩下的还有一位刘书林先生。他是成都附近的什邡县的人，也是一名廪生。他这人非常的温和，在小学校中能够和学生接近而且没有绰号的，就只有他一个。他担任的是历史、地理、作文。 就因为这样的原故，在第一学期中，我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操场上玩耍。在操场上抛沙作戏，在操场上打兔子洞，在操场上翻筋斗。不到上灯，没有上自习室的时候。 除在操场里游戏之外，我们还有一件更专心的工作，便是毁坏偶像。学校本是寺院改修的，正殿和后殿依然存在，一些偶像都是垂下了帘幕的。在后殿的右手边有一座送子观音院，当中塑着三尊送子娘娘，下面塑着许多站像。观音院本是有木栏围着的，把木栏的柱子拔去一根便可以容一人进出。我们起初只是在院里作戏迷藏，或者爬上莲台去把送子娘娘头上顶着的红绫带子取下来。后来我们在偶像里面发现了一个秘密。 有一个站像，是一个裸体的男孩，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小帽，这帽子原来是可以揭下来的。我们把帽子给它揭下，在它的头顶上发现了一个小洞。原来那孩子的肚腹才是空的。把水从头上灌下去，水便从玉茎里流泻出来。这不消说就是从前的和尚对于祈求子息的人的一个骗钱的工具了。 这一个发现激起了小小的偶像破坏者的义愤，我们开始推倒那些偶像，更向它们洒起尿来。后来经施主们提出抗议，更在木栏外筑了一道板壁，我们便无从进去了。 在第一学期中我有一个极好的朋友名叫吴尚之，他和我同年同月，只比我长得几天。他的身材比我矮小，看来就像我的弟弟一样。 他是城里人。他的家就在月儿塘的丁东街，在城内是很有名的地点。那是在文庙的附近。文庙前面有两叠半圆形的泮池，池畔是砌着红石栏干的。就因为这泮池的原故，在那文庙附近的区域就叫着月儿塘。在泮池前面不远有一眼异常清冽的井，井内流泉的滴落时常丁东有声，因此便名叫丁东井。那丁东街又是因为丁东井得名的。 尚之的性情很驯静，他的面貌、言语、行动，都带着一种驯静美。他的性格可以说和我是相反的，但我们却是非常亲密，比兄弟骨肉间的感情还要亲密。 我认识他是在入小学校以前，还是在考小学校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我到高标山去，无意之间就走到县城隍庙的背后去了。 县城隍庙的后部是一所有名的蒙学校，那后面的敞场里有秋千，有铁架，有浪桥。有许多学生正在那儿游戏。 我立在高坡上看望他们。那时有一位很驯静白皙的少年从那草地走上坡来。他穿的是青洋缎的马褂，葱白竹布的长衫，我一眼看见他就好像接近了一个很清净的存在一样。他比如就像一个水晶石，隐隐含着有一段冷意，但这是很有含蓄的一种冷意。 我看见他，他也看了我一眼，但我们彼比都没有招呼，不消说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姓名的。 这位驯静的少年就是尚之了。后来他对我说，我们的初次会面，他也和我一样，是留在记忆里的。那回他是由学校里回家。 因这样的一见倾心，我们不久便同了学，而且还同在一个自修室里。这不消说是很容易给我们一个亲密的机会。但我们是怎样亲密起的，我却一点也不能记忆了。 他喜欢研究地理，最爱画地图，而且画得非常精巧。他比我用功得多，白天是不大肯在操场里面闲耍的，毁坏偶像的玩意儿他也决不肯做，但他时常肯和我“奋飞”。——这是我和他两人之中的一个暗语，我们在夜间上自修室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声“奋飞”，我们便先后偷出学堂门，在城内去游散一两点钟回来。没有假单是不得出学堂门的，但我们和那门口的张稽查串通了，我们答应他给他买些咸牛肉、豆腐干或者落花生回来下酒，他是不阻碍我们的。 我们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奋飞”。奋飞出去做些甚么呢？大概是吃酒的次数多了。 尚之家里也是卖酒的。在玉堂街小十字口上他们开了一家酒店。我们便在那儿附近买些白斩鸡来下酒。嘉定城的白新鸡是最有名的，那是很简单的一种做法，把鸡在白水里囫煮，煮熟后切成肉片拌以海椒、酱油。就这样简单的烹调法，却是最可口的佳肴。做这种小生意的，在嘉定城里差不多处处都是。雪白的鸡片，鲜红的辣油海椒，浓黑的酱油，……这样写着都禁不住唾涎的津津分泌了。 礼拜六是有半日休假的，城里人并且得以在家里过夜。休假的时候，我们总是时常在一道，登高标山，游凌云山，进西湖堂，城内城外尽有供我们游玩的地方。同一的地方，我们每次去游玩，也不会生出厌倦。 晚上他要回家，我也不得不回学堂了。我送他回到丁东街，他总又要回送我一程。我们在月儿塘那个空地里面，送来送去的，总要送好几次。 礼拜，我一早起来，便要跑出学校了。跑到甚么地方去呢？不是跑到玉堂街，便是跑到丁东街。找着尚之时，又是一天的游玩了。遇着下雨或者彼此有事情的时候，那我们便要彼此感觉着痛苦，彼此都写起信来。等第二天见面的时候，你拿给我看，我拿给你看。 我们决裂的时候也有，并且是容易决裂的。到那时候便彼此不说话，这样地闷过一天或者两天，便又用纸条子写起信来互相责问。责问的结果大家把意思疏通了，便又豁然地好起来了。 这样的情景，我们差不多是陷入了一种同性恋爱的心理一样，但是我们的相爱确是比恋爱更严肃。在旁观者看见我们，也有不少的人疑我们有甚么关系的，在我们当时的那些卑劣的同学们当中，这种揣测怎么也是难免。 那时候的那些同学们，不知怎的，大概都是一种变态性欲者。面貌稍微端丽的人，他们都要以一种奇异的眼光看你，他们都好像把你当成了女性的一样。一种不好的很普遍的习惯便是见了你咳嗽，这和一般下流人见了年青的女子走过身时，向她咳嗽是一样的意义。 还有一种更下流而且在我们当时的同学中非常普遍的怪现象，便是“偷营”的事。这是在夜半深更乘着别人睡熟了要想去亵渎他的一种勾当。这在当时的小学生中稍有面首的差不多都人人自危。 我记得，那是在第一学期的暑期试验的时候了。有一位姓杨的同学，他有一天晚上约我半夜去唤醒他，他要起来温习功课。我照着他的约束去唤醒他的时候，他真可怜！在那样热的天气，我们差不多甚么都不盖的，他却是拥着很厚的棉被，在脚的一头而且还是用带子来捆了又捆的。他睡得很熟，但一头都是汗珠。我看见这样的情景起初很奇异，但我立刻觉悟到他是在严防“偷营”的了。 就是吴尚之咧，在当时也有人向他起过异心的。那是在第二学期中的事了。有一天晚上已经点名进了寝室，在九点钟摇铃熄灯前的十五分钟里，我从一间寝室的窗外经过，窗内有几个人正在聚首商谈，谈的就是怎样去暗算尚之的事。 那时候我和尚之不知道又因甚么事情决裂了，我不好直接去告诉他，我便托了一位姓蔡的同学去和他说：叫他今晚上睡觉谨慎些。 不知道是传话的人传错了，还是尚之听错了，他竟疑我要去偷他的营，这把尚之气坏了，和我竟有两三个礼拜不谈话。 当我们恢复了交情之后，有一天晚上他叫那位姓杨的小同学来叫我进他的自修室去。那时候他已经和我不同班，我们是不同自修室的了。他说：“你对于朋友很忠心，你很好，刚才你和你那几位同乡谈话，我派了侦探去听来。” 他派的侦探就是那小同学杨君了。 原来我的几个小同乡也疑我和尚之有甚么丑恶的关系。他们那天晚上在饮茶室里问我，我极端的否认，而且还责备了他们几句。 我和尚之是结拜成了兄弟的。这种结拜的风气在小学生中很盛行，但是交谊的笃挚却没有人赶得上我们。 我小时候的记性颇好，尚之也很不弱。 我记得是第一学期的学期试验的时候，刘先生讲的历史是《十六国春秋》。那一些胡人的名字，是非常难记的。 尚之和我藏在一间没有人的自修室里面。我们彼此拿着书本暗记。我们分十行一次，十行一次的竞争，结果是只读一两遍便两人都记得了。 在那一回他吐了一口血，这使我非常惊骇。我们那时候当然是一点医学常识也没有，满以为他是过劳把血累出来了的。我觉得非常地对不住他。但是尚之说：他时常有这样的毛病，不要紧。——照这样看来，他当然在年幼的时候，就是得着肺结核的险症的了。 在第一学期中的生活只是“玩耍”二字，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学期试验的成绩我竟占了第一名。这使全堂的人都出乎意外了。 天大的风潮激发了起来。 第一，我是贪耍的一个孩子，平时毫不用功，何以会有那样的成绩？ 第二，我在家塾里是相当受了科学的洗礼来的，同学的老学生们当然无从知道。 第三，我的高列损伤了那些老学生们的尊严。 第四，学堂的校长辞了职，监学病了，只剩着很软弱的帅先生，很温和的刘先生。 老学生们爆发起来，他们竟不惜加我以无上的污名了。 当时我还未满十四岁。我有一个丰满而白皙的面孔，因为发育好，身体很健康的原故，两颊上晕着红潮。还有我们家里的习惯和城里的风气不大协合的，我们那时候还有辫子，我们家里是要用红头绳缠的。这在平时也就常受城里的学生和老学生们揶揄的了。到风潮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残忍性便尽情地发泄了出来。 他们举出代表去包围帅先生，他们要查卷子。代表在教务长室和帅先生谈判的时候，一大群的人便围在窗外，大家你一声我一句的乱吼。 ——“不公平！不公平！” ——“可惜我们的面孔不好看呀。……我们也去买根红头绳子来缠辫子罢！买点粉来打罢！……搽点胭脂罢！……” 起初我不知道他们在闹些甚么，我还走去看热闹。 一位姓徐的老学生，他那时候已经有三十二岁，一把捉住我的右手。他说了一声“你好呀！”捉着我总是不放。怕有十分钟的光景罢，我的手指都麻木起来了。好容易他把手放了，我的右手颈上显出一轮一轮的血痕，就像带了几副紫藤手镯一样。 榜也扯了。卷子也考查了。他们又找不出甚么不公平的证据出来。把那位帅先生从教务长室赶到校长室，从校长室赶到会客室，无论如何要他改榜。那帅先生逼得没法，也就只好扣了我几分分数。因为我在端午节请过一礼拜的节假回家。我被降到第三名，一般老学生方才把气平下去了。 四 ——“射人先射马，擒贼必擒王。” 受了侮辱的小学生暑假回到他的故乡，他所苦心惨淡地筹画的便是暑假后怎样去洗刷他的耻辱。 他晓得那些老学生们是很卑怯的，他们只是欺软怕硬。他的计策便决定了：暑假过后他要专门和他们所惧怕的先生们反抗，特别是那帅先生，那是他恨入骨髓的。 在他的意思以为那帅先生也是欺辱了他的一个。 端午节请假回家，原是学校准许了不扣分数的：因为城厢附近的人三天的节假中可以回家，而且平常的礼拜六和礼拜都是准许回家的。离城过远的人占不着这种便宜，所以才给了那种特典。但是那帅先生却被老学生们胁服了，终竟扣了我的分数。 扣分数是不要紧的，但那些老学生们所借口的不是说他徇私，不是还加了我一个不堪入耳的污辱吗？他不惟不惩戒他们，而且还屈服了，还岂不是自己承认是徇私，并且证明他们所妄加于我的污辱是事实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到下学期去总要报仇！ 就这样我决定了报仇的方针，在暑假过后又进城上学。 第二学期的学堂比第一学期要算是大有起色了。 易先生当了校长，他的病也好了。 前任的校长陈济民先生也回到了学校里来，他专门担任国文。 这位陈先生是一位举人，他是再滑稽也不过的。但他的滑稽是包含得有针刺的滑稽，大家都有些怕他。 他是把包慎伯的《艺舟双楫》拿来作教材的。讲的是奇偶急徐、起承转合的文法。文法的引例是《尚书·尧典》，这可以说是非常的艰深，但是在他讲来却是津津有味。不过程度太浅，全然不感觉趣味的人也怕是有的。因为在他那样有趣味的钟点里，偏偏有人睡觉。像遇着这样的时候，那陈先生的滑稽性便要发挥出来了。 ——“o-ho,o-ho！去了，去了。” 他偏着头，斜着眼睛，用这样的腔调形容那打瞌睡的人。那打瞌睡的人不消说是把头垂着就像风中的向日葵一样，东偏西倒，前颠后拐的。 陈先生一形容着，满堂的人便要笑起来。那可怜的人还是笑不醒的时候，陈先生便要打开讲堂门连呼学堂的老杂役李华： ——“李华！李华！你赶快抬一架床来，给某某先生睡觉。” 满堂的人轰堂大笑起来。——像这样的轰堂大笑，原因不必是一样，在陈先生的教课时间里总要发作一两次。 陈先生教课非常亲切，他改国文每改一个字或者添一个字，他都要很详细地替你说出理由来。他是一个理想的小学教师。 他本是一位举人，他的专门学识是《大清律例》，但关于这项，我们没有受过他的教益。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便行了一次分班考试。因为嘉定府在第二年便要开办中学了，要在小学堂中预先抽一班人出来提前毕业。 分班试验只是一道国文题，我考的第三。那是易先生出的题，易先生看的卷子。这回可没有人说闲话了。 分班的标准不消说就在这国文程度的高下，但是还有一个附带条件，而且可以说是重要的条件，便是年龄的大小。年龄大的人虽然文字不好都可以升入预备班，年龄小的人那就不免有些危险了。 那一次照易先生及其他先生们的意思要把我降到乙班的，是刘书林先生替我力争，才得保持在甲班里。事实上年龄虽比我稍长几天而体格却小过我的吴尚之，他虽然考的第七，但也降到乙班去了。 尚之降到乙班，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共通的痛苦。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学堂，但我们的生活势不能不渐就分离了。 自从分入甲班以后，我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朋友。这位朋友名叫张伯安。他的左眼是瞎了的，一脸都是天花的斑痕。他失了的一只眼睛听说就是出天花的原故。 他是一位数学的天才。在小学校的当时，凭着自己的力量，他已经通晓代数了。 他在第一学期的时候，和我差不多完全没有关系。在第二学期中，是怎么突然亲密起来的，我现在也不记得了。他是二姨爹族上的一位侄孙，我们最初的接近好像是在二姨爹的家里。 伯安比我要大一两岁的光景。他和尚之是同小学的，在前原是非常的亲密，但在学校的第一学期中，他们也因为甚么事情决裂了。他们绝了交半年，经我的调解，又才把他们的交谊恢复了起来。我们三人真真正正学起了桃园结拜的故事来了。我们的结义愈添愈多，由三人添成五人，由五人添成七人，在中学堂的时候竟添到二三十人。有许多人，我现在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我同伯安交好之后，我们的聚合便集中在他的家里。他的家在高北门外。他的父亲和伯父都是江湖上掌码头的大爷，是很可以号召一两万人的。就因为这样喜欢交游的原故，他们的家业非常空虚。不久他的父亲死了，他的伯父也相继死了，剩着许多兄弟姊妹，全靠伯安一个人支持。后来他虽然勉强从高等学堂毕了业，但他终没有机会出外发展他的禀赋。在我们四川的那样个井底天里，可惜埋没了一位天才。 第二学期中把原有的学生分成两班之外，还招了一班丙班和一班半年毕业的师范班。许多老的学生也转入师范班去了。 班数一加多，教员也不能不添聘，我们便得到了好几个新的教员。 有一位是杜少裳先生，他是一位廪生，也是由日本宏文师范毕业，在暑假期中才回来的。他这人很聪明、很敏捷、很漂亮，一般人给了他一个绰号叫做“水晶猴子”。他是易先生最得意的人。他教我们甲班的数学和物理。 还有一位是王祚堂先生，他也是一位廪生，是成都高等学堂预科毕业的。他的性格和杜先生刚好成一个对照。他很温厚、很寡默、很朴素，而且很矮，我们叫他是“地藏王菩萨”。他教我们甲班的历史、地理。他却是陈先生的得意门生。 这两位先生来了之后，便把刘书林和帅平均两位先生挤到乙班去了。但是帅先生依然在教我们的读经讲经。他讲的是《今文尚书》，以孙星衍的《伏生今文尚书》为教本。我们在家塾里读的《尚书》是梅赜的《古文尚书》，经他的解释我们才知道经学中有今文派、古文派的辨别。事实上帅先生所给我的教益是很不少的，但我因为上学期受了侮辱的关系，我怎么也不能满意他，无论遇着甚么事情我都要和他反对。 我是决定了以反对教员为宗旨的，我已经把那种无嫌猜的儿童精神完全失掉了，学堂里的新旧先生们我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反对过的。就是最令人害怕的易老虎，我也犯过他几次的逆鳞。 学堂后面都是乱葬坟的荒山，因此学生间有许多人怕鬼。终日锁闭着的寝室，在晚上点名进去的时候差不多是谁也不敢走前头的。晚上大家都进了寝室后的自修室，也差不多谁也不敢一人留着。荒山上大约时常是有鸱鸟啼饥的，那样的时候大家便要以为是鬼在叫了。 有一回礼拜六的晚上，大家都进寝室去了。我和尚之两人在自修室里留着。（从第二学期起，礼拜六的半日休假废止了，城内的人也不能不在堂内寄宿了。）易先生突然走了进来，他是有几分酒意的，大约又是和几位名下士在渝州公所撞了诗钟回来的了。 ——“啊，你们两个小学生还胆大，不怕鬼啦。” 尚之说：“我们不怕，易先生，你怕不怕呢？” ——“我怕？”他反问一声，“哈，哈，哈，哈，鬼倒要怕我啦！邪气是不敌正气的，像我这样的人是‘清明在躬，志气如神’，鬼那里敢来近我？哈哈哈哈哈……” 我说：“易先生，你的见解还没有升堂入室。” ——“晤？”他把两只眼睛白着。 ——“我们学过物理学的人，晓得鬼神这样东西是根本没有的。” ——“哈哈哈哈哈，现在的学生要打老师的翻天印了。” 这回真是出乎意外的他一点都没有生气，他说完了后还把手来在我们头上摩了好几下。 学堂里的饭桌是长方形的，两端各坐四人，中间放一个饭甑。座位是依着体操的顺序坐的，所以我们的一桌是最后的一桌，刚刚缺少一个人。 上半年把我的手捏出了好几个指痕的那位徐老童生，因为他的祖母或者母亲过了世，他来校得很迟，食堂的顺序已经编好了，他便只好和我们同桌。 这位老童生是一位饕餮，饭量既佳，吃菜更不让人，吃了这一边的，还要吃那一边的。我们把他厌恨极了。 有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小学生约定：我们每次盛饭都要盛得很少很少的，彼此轮流地把饭瓢把持着不使落在他的手里。这样十二分幼稚的计划公然把那位老童生难着了，等我们把菜抢干净了，他始终只吃得一碗饭。 饭后他公然跑去告了我们，这倒是出乎我们的意外的。 易先生把我们七个小孩子叫去和徐老童生对审，在办事人会食处里面。窗外站满了看热闹的学生。 ——“你们为甚么不把饭给他吃？”易老虎很严厉地诘问我们。 ——“那个不把饭给他吃呢？饭甑是放在桌子当中的。”有一位同学这样回答了一句。 那徐老童生说：“你们把饭瓢占着不把给我啦。”很可悯的一种声调。 窗外哄笑起来。 ——“你们这些东西！笑甚么！”易老虎向着窗外发起虎威来了。看热闹的人跑散了一批，但转眼又聚集了拢来。 ——“你们为甚么不把饭瓢给他呢？” ——“饭瓢少了倒是有的，八个人只有一个饭瓢啦。但是他太不聪明啦。饭瓢轮不到他，他用碗可以啦。”又有一位同学这样回答。 ——“你们这些小东西！你们才聪明啦，你们不怕短命！（窗外又嗤嗤的有些笑声。）你怕我不晓得，你们这些小东西在作鬼啦！” 窗外又大笑起来。 老虎又向窗外发了一次威，窗外的人又骇散了。但不久又聚集了一批。 ——“我们实在抢不赢他，他平常非常抢嘴。今天他没有抢赢我们，便来告我们。”这是丙班的一位小学生说的，这却把我们站在易老虎面前的人都说笑了。 易老虎自己也好像是忍俊不禁的，但他总放不下脸来。他大约是要借一种高压手段来保持他的尊严罢，出乎意外的他却给了那小学生一个耳光。小学生哭起来了。 我忍不住了。“易先生，你这未免野蛮！” ——“是的，野蛮！野蛮！”窗外的人同声的叫起来了。 ——“野蛮校长！野蛮校长！——那有在这文明时代还要打学生的！——太无人道了，蔑视了我们学生的人格！……” 窗外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闹作一团，易老虎还要起来咆哮，但他看见他的虎威完全倒了，他怫然地站起来走进了他的房里去。 易先生当时便退出了学校，他倡言要辞职，这把一学堂的人都闹翻了。教职员去挽留，老学生举代表去挽留，那天下午没有上课，一直闹到晚上。 易先生被挽留住了，第二天清早他又来了。 那回我记了一次大过，其余的六个人罚了两个礼拜的禁足。 自从这一回反抗过易老虎之后，我在学生里面的威势完全树立了起来，我算成为了学堂里的一个小领袖了。虽然有极少数的老学生和我仍不相能，但他们已把我没可如何。他们的目的只在分数，他们是尽力要向教职员讨好的，除了死咬着课本之外，学生间的一切的行政事宜他们都全不过问。 这一学期的生活和第一学期的生活差不多便有天渊的悬殊了。因为要想征服一切，所以总极力想摆脱小孩子气，有意识地想装成一个大人。于是乎不良的倾向一天一天地显著起来。 酒是吃得更多了。嘉定城外沿着府河的边上有许多豆花店，这便是我们每星期的常会地点。雪嫩的豆花——这和豆腐一样的制作，只是比豆腐还要简单，还要好吃。豆浆熬熟了，加以亚尔加利，凝集起来，加以相当的压力，就在锅里便成豆花。四川境内这种卖店是最普遍的。 雪嫩的豆花拌着辣油海椒的豆油，这和白斩鸡一样是极平民、极可口的一种食品。 烟也吃起来了：因为吃烟是装大人的要素。于是便学吃水烟，学吃叶子烟。——那时候香烟还没有传到我们嘉定。晕了，我不知道吐过多少回，但是我终于吃会了。 我们那时候吃水烟是并没有水烟袋的。家里自然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余钱来买烟袋，同时也无须乎烟袋：因为有一种极简便的烟袋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是甚么呢？就是把帐竿头子削一节下来，在节疤上凿一个小孔，这便是我们那时候的烟袋了，这种东西容易藏躲，先生也查不出来。 还有一件最笑话的事，便是要梳一个长搭辫了。在从前有搭辫的时候，梳长搭辫便是成了人的记号。这种搭辫是纽成了一副三绺的青绦，末梢有流苏的。但是我的头发太短，因为我们家里的习惯要到十二岁才准蓄发，怎么也搭不上绦子，便只好买了一组假发来添上去。但这种的装扮是不敢回家的，到年假回家的时候，把这些通同取下来，又缠着头绳回去。 五 年假期间在家里做了些甚么事情，我现在怎么也记不清楚了。受了帅先生的启发把家塾里的《皇清经解》来翻阅了一些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最感觉着趣味的是阎百诗的“伪尚书考”（题名我不甚记得清楚），他把梅赜的《古文尚书》的伪撰，差不多一字一句地都把出处找了出来，把它暴露了。这真是一种痛快的工作，年青人是最爱挑剔别人的秘密的，这一点可以说恰如所好。 把《史记》读了一遍的也怕就在这个时候。那时候我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刺客列传》等，是我最喜欢读的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同时也引起了我无上的同情。 《伯夷列传》里面我发现一句话，所有的古代注家差不多完全是解错了的。那本是一句极简单的话，但在传中是极重要的一个文字上的关键，假使讲错了，那全盘的文字便通不过去。但是古时候的人一方面讲错，一方面拚命地极口赞颂那篇文章，我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真是觉得好笑。 太史公的《伯夷列传》那决不是在替伯夷作传，那篇文章完全是一种论说体，伯夷的传只是那文中的一个插话。那篇文章的主要眼目是在论身后名的能传与否的因数。许由、卞随、务光，与伯夷、叔齐一样，是让天下而不受的，但是何以伯夷、叔齐得以传于后世，而许由、务光之伦不传？这便是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三代以后重儒，三代以前的人能传与否要看儒家称道他与否。对于伯夷、叔齐，孔二先生是极力称道的，所以他们便得传于后世。然而与夷、齐同样高洁的许由、务光等，何以在儒家的六艺里面不见记载，而孔二先生也不见称赞呢？要说都是莫须有的人，但是许由的坟分明在箕山上，太史公（或者是他的父亲），都是亲眼看见过的。 对于这些问题，他找寻着了两个因数：一个是人的好恶关系，一个是时代的清浊关系。 许由、务光的思想和生活是一种超现实的，所以见称于道家而不见称于儒家。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从吾所好”。这是人的因数。 许由、务光生在唐虞盛世（古来的传说是这样），因此不甚稀奇；伯夷、叔齐是生在天下散乱的时候，所以特别出众。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所谓“举世混浊清士乃见”。这是时的因数。 有了这两个因数便可以知道夷、齐何以能传，由、光何以不传。虽然他隐隐约约地在骂孔二先生有点畸重畸轻，但他不敢直说出口来，只是细细地分析出了上项的原因，便总括一句，“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这就是对于上文的“夫孔子叙列古之仁圣贤人若伯夷、吴太伯之伦详矣，以余所闻，由、光谊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的答案。“彼”是指的伯夷、吴太伯，“此”是指的由、光。这在文脉上十分明晰，但因为在这一问一答的中间插进了一段伯夷、叔齐的传说在里面，这把古今来的注疏家、批评家便完全弄昏迷了。他们都解释为“其重道义，其轻富贵”。这真是有点滑天下之大稽。 那传末落尾的两句：所谓“岩壑之士趋舍有时”，这是把“时”字的因数点醒了出来；又有所谓“后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乌能施于后世”，这所点醒的是“人”字的因数。他如“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的“此类”，所指的也就是许由、务光了。 年假过后回到学堂里去，前学期的成绩公然还是第二，这更增加了自己的自负心。所有一切不良的习惯不消说又要继续起来。我的懒惰、散漫、骄傲，差不多连自己都觉得有几分讨厌。这时候又是性的烦闷非常猖獗的时候，自渎的行为差不多一天有两三次。 有一种顶奇怪的心理便是觉得自己太丰满，总要想再瘦削一些，希望如像尚之那样的瘦削。要想自己瘦削便不免愈见自戕，以为这样是促使自己美好的唯一的妙策。 我脸上的红晕不知道几时已全盘消去了。 就在这时候学堂里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打击。 学校在第一学期中星期六是有半日休假的，城内的学生还可以回家留宿。自从第二学期起，这个制度便废了。学生们都要求复活，尤其是城里的学生们。 我们举代表向办事人要求，甲班的代表就是我。 我们要求，要求不遂便同盟罢课。 这样一来风潮便渐渐扩大了。 学生里面当然也有不少的卑劣分子，私下和办事人串通。办事人便定下了一个奸计，他们要召集学生谈话。全堂的学生召集在一个大讲堂上，易老虎走来又用他的严威向学生们警告了一场。他说：“学堂在礼拜六是可以放假的，不过替你们的学业和健康设想，才把这个制度废了。你们一定要要求放假，以后也可以照办。但你们这同盟罢课真是大逆不道。”他又说：“我晓得这也并不是你们全体的意志，只是有一二败类在里面怂恿，这一二败类要希望你们指摘出来，不然就要全盘斥退，看你们回去怎样对得起自己的父兄！” 他威胁一阵又劝诱了一阵，都没有甚么效果。是那水晶猴子的杜先生出来提议，他说用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法罢，那个是这次的罪魁，让学生们投票选举。 这样一来学生方面便全盘失败了，开票的结果除少数白票外，我竟以一百几十票的多数当选。当堂宣布死刑，我受了退学的处分。 由学校把行李一切搬了出来，在城内的一家客栈里面凄凄凉凉地过了一夜。 那时候真是不免有无限的凄凉，甚至于有落泪的时候。但是我的凄凉，我的落泪，并不是对于我自己的后悔，宁是对于同学们的卑劣、办事人的阴险的一种失望的悲愤。 我在学生里面主持，办事人方面分明很明白的，要斥退我便直截了当地斥退好了，为什么要经过那样一道手段，使学生们都成了一群卖友的人？在办事人方面斥退我或者真是出于一种苦心，但是这样的苦心在我自己是怎么也不能够谅解。 我被斥退了，我决心不回家，我想要上成都去，张伯安、吴尚之都在替我经营盘费，预算在城里要担搁一两天才有着落。 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就在我被斥退了的第二天下午，我的父亲突然进城来了。父亲也落在我住着的客栈里。我是住在那客栈的官房里的，父亲走进房来，本是忧郁的面色，被忧愁和不快的情绪紧锁着，愈见严重得可怕。我不晓得父亲会来，头上是依然辫着长搭辫子的，父亲一看见我，便将就我头上的发辫来做皮鞭在我身上鞭打了几下。“你这不成材的东西！”他骂了我一声，便沉默着倒在床上睡着了。 原来一切的经过父亲已经早知道了。学校在要斥退我的那一天，已经专派了一个人到我家里去。杜先生直接写了一封信去给父亲。父亲看了信便立刻赶来了。 斥退！这是最严重的刑罚，在当时就好像由秀才革成了白丁一样。父亲是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的。 父亲来的消息一到，杜先生就在那天下午走来拜访。杜先生是我们母亲的一位族孙，但他和我们大哥相好，他叫我们父亲是“世伯”。 据他的说明，学校当局斥退我，是想玉成我的。说是“不遇盘根错节不足以成大器”，我经过这一次挫折，只要我能够悔悟，学校是要收回成命的。 父亲听了这一般话，当然又欢喜得一点。 晚上王畏岩先生来访。他是县视学，是一位副榜。他那时候已经是我们五哥的岳父了。他的说话更是客气。他说：“八世兄高明有余，沈潜不足，只要稍微柔克一下，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的斥退不消说他也是表同意的了。 父亲第二天还到学堂去拜会了易先生、陈先生，是带着我一道去的。自己的儿子被人斥退了，心里的不高兴说不出口来，反转要向着人陪不是，向别人道歉，做父亲的这种苦心我是很能够推察的。因为是要挫折我的意思，父亲更决定了一种计划，要带我到各地的亲戚故旧处去显示，就好像犯了罪的人要绑着街上示众的一样。 最初到的是流华溪，我们大伯父是在后山盐厂上的。在这儿我们的亲戚故旧很多，最集中的要算是文昌宫的公立小学校了。那时候李肇芳先生在当校长，我们的沈老师也在当教习，另外还有一批新进气锐的人在那儿主持。因为处于竞争的地位，同时又以私立的原故，一切的措施总觉得比县城官立的高小更要来得自由。 父亲一到流华溪便把我引到小学校去，父亲的意思不消说是要大大地使我在稠人广众中受辱一番。但是结果是和父亲的期待完全相反。 地方小，薄有的文名已经噪于遐迩，又加以遭了斥退，我一到文昌宫，在学生当中便起了一个很大的激动。我的一个胞弟那时已在那儿念书，我到我兄弟的自修室里，由他引我到各处去参观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簇拥着我，表示着无上的敬慕。我在他们里面就好像是一个凯旋将军一样。 我是一位来客，吃饭会话都是和先生们一道，这在无形之中更显得有一层优越。 但我的快心还不仅这一点。 我遭斥退在流华溪早已传遍，但不十分明了当时的情形，经我把闹风潮的原因和学校当局的办法报告了之后，一切的先生们都反对易先生们的办法，当时便联名写了一封信去质问易先生，信中很带有非难的口吻。末后还附带一段：年少的光阴绝不可任其虚掷，闻有收回成命之说究系何时？若尚迟迟无期，便准备把我收入文昌宫学校作为特别研究生，免使我长久失学。 这封信，父亲很主张不寄，但是终竟专人送去了。这好像是一个哀的美顿书，当局者都是很紧张的。 父亲的意思本来想把我带到五通桥杜家场绕道回家的，李肇芳先生们不赞成，他便作了罢论。李先生们的主张，我觉得是很正确的。他们说：年青人不可使他太受耻辱了，阻止了他的竞争心、向上心。我觉得这真是正确的见解。由这个见解当然可以引导出一个教育方针，便是儿童教育就应该利用他的竞争心、自负心，从积极的一方面使他能猛勇向上，性情就流于骄傲也是不要紧的。总要使他有如像拿破仑一样的见解：“不可能的字只有愚人的字典里才可以翻出”。 李先生们把父亲留在流华溪了，他们要等到易先生们的回信来再作第二步的进行。 李先生和我们大哥同是郭敬武先生的弟子。郭敬武就是这流华溪的人，他和廖季平同学，也是一位汉学家，同时并长于辞章。李先生在流华溪要算是他的继承者了。这李先生后来在中学校当过我的先生。我在后边还有机会叙到。 李先生们的信到了嘉定起了一个很大的反应。不久回信就来了，回信的意旨也颇坚持着一种教育的主张，但是事实上是屈服了，学校里叫我立刻返校。 那时是二三月间的时候，我揣想易先生们的意思怕至少要停我半年学的，因为他们起初便不想要我进甲班，不想要我早进中学。但经流华溪的一反对，便很狼狈地立刻召我回校，我心里暗暗含着隐笑。同时我父亲在这时候也才展开了他的愁容。 易先生们的教育主张失败了，我自己便是一个铁证。 我停了差不多两个礼拜的学，跟着父亲又回到学校。 斥退牌取消了，另外换了一道“悔过自新准其复学”的牌示。一切都是虚伪，——为办事人敷衍面子的虚伪。——这是他们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示。 学校里面又招了一班丁班了。有一位姓吴的，一般人都叫他是“吴弟儿”，很有姿首。他在操场里游戏的时候，一般人都要去和他亲近，但他却是很有戒备的神情。我才回学校的一天，在后操场里面去看他们游戏，便先看见他。他的确是很美貌。他那双眼睛非常敏活、非常浓黑，睫毛是很长而密的。他的脸并不皙白，宁可说是嫩黄，是一个瓜子形，但怎么也觉得可爱。 我从操场里走过，从另外一边的坡路走下自修室的时候，他跟着我走。走到那坡坎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他抢前几步来握着我的左手——他那柔嫩而温暖的手。 他含着笑望着我说： ——“你是不是就是郭君？” 我说：“你怎么会认得我呢？” 他说：“那牌上不是有你的名字？” 我那时觉得真是荣幸，我得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报偿，把所受的一切的耻辱都抛流到那东洋大海去了。 自从遭了一次斥退之后，我的性情愈见有意识地反抗地向不良的一方面发展。 ——“我纵横是破了脸的，管他妈的！” 这样的想念怎么也离不掉我的心坎。我愈见懒，愈见散漫，愈见骄傲。我清早睡起懒觉来了，就是点名的时候我也不肯起床，起来之后床也不理，帐子也不挂，这样的一直经过了一个学期。 自己一不良，不良的朋友便走来依附。我因为朋友的诱引，濒到堕落的深渊的也有好几次。 城内府街的中部有一条死巷名叫胭脂巷。这是有名的卖淫窟。 巷口的左侧有一家酒店。 有一天晚上有两个同学和我在这儿喝酒。喝得有几分醉意了，他们约我进胭脂巷去。踌蹰了好一阵，终竟克服不了自己的一种好奇心，便答应了他们进去。 巷道是很黑暗的，觉得非常可怕，踏进一步就好像堕入了无底的深渊一样。自己的心脏非常的悸动，走进巷口不上五六步路，终竟害怕，一掉头又跑了出来。 同时把我当成女性一样恋慕的人也有。 有一位姓章的，在学校里素来是不良分子，就因为我被斥退的时候，他也和我一道，我们便渐渐接近了起来。 他住在月儿塘的文庙旁边，在那附近有一家姓杜的酒店。当炉的老板娘已经在三十以上了，她是一位私娼。我们不知道在那儿吃过多少次数的酒。吃得有些醉了，那姓章的调笑她，我也跟着调笑她。我有一次跑去坐在她的怀里。她对我说：“小先生你还年青，你不应该跟着他们学。他们把你带坏了。”我感觉得她就像我的一位老嫂子一样，警惕了起来。 就是那位姓章的，他有一回约我到他家里去吃酒。他家里除了一弟一嫂和一位老妈子之外是再没有甚么人的。 他尽劝我喝酒，我喝吐了。我决意要回学校去，他劝我休息一下再走，引我到一间房间里面，大约就是他的寝室。他劝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门闩了，走到床边来，出乎意外地便把我抱着，要和我亲吻。我用力地给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来了。我愤愤地起来抽开房门走了。 在第三学期中除掉这些恶心的不愉快的记忆之外，我差不多没有一件光荣的事情可以纪述。我感觉得学校生活是极危险的一种。职司儿童教育的人是应该负有很重大的责任。儿童一生的命运和性格差不多全部就铸成在这个时候。职司教育的人不想去完成自己的责任，只图保持自己的尊严，敷衍自己的体面，儿童的生活他毫不接近，儿童期的危险他也不事预防：这真真是等于把羔羊送在老虎口里。 我在老虎口里七颠八倒过了一年半，怕还是我家庭的严烈的教训把我救了罢？我算也脱离了那个危机，把畸形的小学生活告了一个终结。 我们是提前在五月毕业的，因为六月里要考中学。 榜示也揭晓了，我是发的第三。这三学期的成绩顺序刚好表示了我的一个堕落的途径。但我自己是甘心堕落的吗？ 毕业了，毕业了，好容易才盼到了的毕业哟！虽然只有三学期，但就好像受了三十年的监禁。 毕业文凭是县官亲自临场手授的。大家都好像觉得光荣。 大家在食堂上吃毕业的筵席。自有天地以来的第一次的高小毕业生们猜拳的猜拳，射复的射复，真是不亦乐乎。 我吃得也有好几分醉意了。 我自己跑到后操场绝底的甲班教室里去，把鞋子脱下来，套在两手上。一年来愤积着的怒气涌上心来，我提起全身的力量来猛扑上去。 ——“你这混账东西！”——撇东割零地打破了两扇玻璃。 玻璃的破片弹在我手背上，弹出了血来。 ——“吓吓，我的血公然还是红的！” 第三篇 一 一九〇七年的秋季我从小学升入中学了。 中学的校舍就是从前的考棚改修的，在高标山的东麓。学校的后部有一段是在高地上的。考院的中堂改成了礼堂。左右的考棚，左边的改成讲堂，右边的改成自修室了。自修室的右边是一带寝室，一直地绵延着差不多与学校的深度相等。 学堂的地位是在嘉定城的正中，正面便是最热闹的玉堂街，左边的侧门与县街相通，右边的侧门与府街相通。但因为学堂的地基很宏大，学堂的前面也有一个很宏大的敞地，正面是完全和玉堂街隔断了的，平时只开左边的侧门或者右边的侧门，以供学生出入，所以虽然处在城的中央，一点也不觉得城市的喧哗。 从前的嘉定府管辖七县。七县是乐山、犍为、威远、荣县、峨眉、洪雅、夹江。这几县的文化程度大约也就依着这个顺序。 中学堂的第一学期是发挥尽致了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 校长是我们乐山县人，在湖南作过几任县官的，对于办学的经验和知识完全没有。由他这样的人当然聘请不出甚么好的教习，而且教习的产生法是要按照县份摊派，有这样一个条件限制，结果是愈见笑话了。 张胡子是夹江人，住家在草堂寺小学校附近，他的不通是很有名的。但因为夹江要摊派人，也就聘他去当监学。在行开学式的时候，本来客气一下不讲话也未尝不可以的，他偏要出一次风头。他登台演说，开口就是： ——“学问之道，得于师者半，得于友者半，得于己者半……” 说得满堂的人都笑起来，但他还很得意，后来我们就称他为“三半先生”。这个徽号由夹江人传到他耳里去时，他很不心服。他还说：“一个橘柑不是有十好几半吗？” 有一位姓林的地理教习，我不记得是峨眉人还是洪雅人，他公然讲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来。他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他说日本是在中国的南边，朝鲜是在日本的东边，讲得比《山海经》、《淮南子》的《地形训》还要神秘。 此外大概都是这样相差不远的一些先生。只有一位英文教员是湖北人，他一上讲堂便用英文来说话，写也写的一些旁行邪上的蟹形字。我们不知道他的程度怎么样。他说的写的究竟是不是英文，我现在也不敢保险。 在这样的一些教职员之下，四方杂处的从各县来了四五百名学生，嘉定城从此便多事了。 学生在教课上得不到满足，在校内便时常爱闹风潮，在校外也时常惹是生非。城里的各处会馆差不多毫无间断地要演戏的。礼拜可不用说，就是礼拜三、礼拜六我们那时都有半日的休假。在这样休假的时候，每处的戏场差不多都有学生闹事。 我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是怎样的呢？ 我焦躁，我怀疑，不知道自己将来究竟会成为一种甚么物什？ 对于学校的课程十二分不满意，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又完全没有，我自己真是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 那时留学外国热在蔓延，我对于欧、美不消说起了很大的憧憬。但是，这是断难实现的。我的大哥是早出了东洋的，五哥在我入中学的时候也由武备学堂毕业派到东洋去实习去了。这儿也是很景慕的地方。东洋去不成便想往北京、上海。再办不到，至少也要到省城了。到这些地方去学习甚么，那时候并没有怎样明确的志愿，实在也是不能有怎样明确的志愿。科学里面究竟有那些分科，各种分科的大概的概念是怎样，实在是一点也不知道。不过到了外边去觉得总可以学些甚么，总比在三半先生、五行教习的陶冶之下要得到更多的知识。 奋飞，奋飞，这是当时怎样焦躁的一种心境哟，但是我的父母怎么也不肯许可。父亲不知道学堂的情形，他总以为不至于像我所说的那样厉害。母亲是完全出于溺爱。自从大哥、五哥出洋以后，我们母亲时常思念他们，差不多一说便要流泪。她常常说：“我的心是碎了，小的两个是怎么也不肯放他们出远门了。” 我究竟是一个胆怯的人，家里一不许我出远门，我虽然几次想逃走，但终竟没有这种决心。由是自暴自弃的念头便一天一天促进起来，闹事的学生中当然是有我一份的了。 礼拜，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我因为换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这件长衫不幸的是纽绊带红色的，当然是裁缝师傅误把红色的布条做了骨子的原故。这样的衣裳怎么也不好穿出街去，这使我破天荒地礼拜日也在学校里留下了。 吃中饭的时候，一位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霸王别姬》。” 这真是含有无限的魔力的一句话。王花脸是嘉定优伶界有数的名角，《霸王别姬》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把我害羞的心事完全打破了。 红纽绊的葱白竹布长衫，光头，松三把的长搭辫，还拿着一把张开时要超过半圆以上的黑纸扇。——这实在是极不庄重的一种装束，就这样跑到秦晋公所。 旧式的戏场在演戏的时候，舞台前面的左右两翼要摆着两列连环着的二十排左右的高脚长凳，正中和后部空着，看戏的人不是立在这空着的地方便是坐在那高脚凳上，坐凳的要被征收座钱，大概看半天戏每个人顶多不过十文钱的光景。不消说这种高脚凳是谁也想争着坐的，特别是靠近舞台的最前两排，在未开戏以前总时常是坐满了的。 我走进秦晋公所，戏场早已坐满了。但这儿正是学生逞威风的地方，他是不讲理的。选着第二排的坐凳我就想擎上去。坐在凳头上的人大大地表示出一种不愉快的样子。第二的一个更指着他们两人中间伸出着的凳脚的榫头对我说： ——“这儿有个桩，你来坐！” 这句话是含着一个很下流的意义的。 ——“好的，我就来坐！” 不客气地我便一直擎上去，一坐就坐在两个人的大腿上。两个人不消说都是不舒服的，便向我罗唣起来。 我说：“是你们教我坐，我才坐的啦。” 已经不是看戏的兴趣，只是吵架的兴趣了。你一句，我一句，口角愈斗愈烈。坐在我正前面的也是两人的同党，他回过头来打帮槌。 ——“这儿不该你来闹！” ——“该谁来闹？” 我劈的就给他一耳光，端端正正地就打在他回过头来的脸皮上。他伸过手来抓着我的领襟，我一掌便把他推下去，同时我的衣裳却被他拉破了。 ——“打哟！打哟！”全场都号叫起来了。这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那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有的从人头上便扑过来，就像在水面上游泳的一样，全场轰动着的都是学堂里的学生。和我口角的看见势火不好，便混在人丛中偷跑了。 ——“清查！清查！是那个？是那个王八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们查出来了。被我打了一耳光的是铁牛门掌码头的刘大爷，还有两个便是他的弟兄。这位刘大爷是张伯安的父亲栽培的。伯安那天也在戏场上，他隔的很远，听说我在打架，也从人头上游泳过来了。当时我们就去找伯安的父亲，那刘大爷还陪了不是，补好了我的衣裳。 在四川的江湖界是有等级的，好像有仁、义、礼、智、信的几种堂子，就像高曾祖父儿孙的五族一样。那位刘大爷大约是没有把我看成学生，把我看成了义字堂或者礼字堂的矮辈，或更看得不值钱罢？他竟上了一个当，折了不少的威风。不过，我也好久不敢一个人到铁牛门去，我怕的是他的弟兄们要向我报仇。 像这样倚仗人多势众在戏场内惹是生非，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最流行的风气。而我又差不多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人。闹得来嘉定城内在休假日不敢唱戏，以后竟连戏都少唱了。这儿不消说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经济的萧条。 最初我们才下嘉定的时候，嘉定城里有三座班子，各处会馆的堂戏差不多连续不断。那时候纸烟还没有到嘉定，学生身上穿的还多是一些银绸、茧绸、巴绸、或毛蓝布大衫之类的手工业的土产。但是隔不两年身上的穿着完全变了。洋缎、大呢、哔叽、天鹅绒，乃至葱白竹布，一切的东西差不多都带着一种洋味。机械生产品的大洪水流到了嘉定，大英烟草公司的“pi ot”、所谓“强盗牌”的纸烟，也跟着他的老大哥鸦片阁下惠顾到我们城里了。 在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自然是土产生意的衰颓，行帮制度的崩坏。以行帮为基础的各省会馆自然要遭打击，要减少他们的行乐机会了。 唱戏的机会减少，戏班子也就一天一天地减少下来。从前的三座归并成两座，更归并成一座。一座也不能维持，后来终竟消灭了。 这时候如像省城、重庆、自流井那些繁华的地方，唱戏的生意已经开始成了资本主义的营业，已经有戏场主集资合设的常设的戏园了。这些常设的戏园不断地吸收各地的名角，名角一走了，戏班子便坍台。这也是地方上停止演戏的一个重大原因，不用说是表示着社会变革的。 经受学生的捣乱、行帮的溃崩、常设戏园的吸引，封建制度下的会馆戏便渐渐绝迹了。学生的出现其实也就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上层现象。结果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逐渐被资本主义的洪涛冲破，在戏台的一角上很鲜明的表现了出来。演戏的方式、演戏的内容、演戏的剧团组织、演戏的舞台建筑，一切都表示着一部很正确的唯物史观。 二 在学校里爱闹风潮，在学校外爱惹是非的我，自然和校内校外的不良少年曾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当时校内有八个最爱游耍的学生号称“八大行星”，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其余的乐山县人占了四个，犍为县人占了三个。大约是因为地理相近而且同班的原故罢。 第一学期分了三班。乐山、犍为的学生是一班，威远、荣县的学生是一班，峨眉、洪雅、夹江的学生又是一班。 这三组，地方区域很相近，同时学生的性情也大概相同。乐山、犍为的人带些都会气质，不免有些轻薄；威远、荣县的人很粗暴；峨眉、洪雅、夹江简直是乡下佬了。 本来已有县界的地方观念，又加以不同班，在学堂中虽同住了许久，有的完全不知道姓名，有的就跟仇敌一样。能够接近而相得的人，不消说还是同县或同班的人了。 由这些行星的吸引，逐渐地认识了城内的一群游荡子弟。他们大都是中上等人家的儿子，家里钱是有的，又不读书，只是追逐时好，穿些流行的衣裳，日日打牌吃酒。他们有一个“转转会”，便是定一个日期轮流地请吃酒宴。在酒席前后不消说就是打牌。 那时候我们打的还是纸牌，是由一点至十二点的，我们喜欢打的是“逗十四”和“卯十”。再不然就是“推牌九”了。麻雀牌已经到了嘉定，但是很少。 我不久也成了这“转转会”的一位会员。 在那会员里面有一位姓汪的少年，他的面貌很端丽，是“转转会内之花”，一班的人都是如蝇逐膻的向他献媚，向他诱惑。 他特别和我要起好来。我们差不多每天每天都不能不见面了。 他家里开的是绸缎铺，也是在玉堂街上。他只有一位母亲，所以他的行动便流于放荡。每天午后他在铺店门口等我，我只要一下课便请假出去会他。 我在这儿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 他在前本来有一位很钟爱他的人，但他把他疏远了；他倾向到我来也到了一刻不能相离的光景。 我的严正的一批朋友，张伯安、吴尚之诸人，他们看见我一天一天地趋于游荡，便暗暗替我担心。在休假的时候他们每爱把我引到别的地方去，避开我那些游荡的友人。但是那姓汪的少年我是不能离开他的，他也因为我的关系偶尔加入我们的严正的游队里面。 少年一和我接近之后，渐渐和他从前的朋友们隔离了，他喜欢的是单独地和我两人游玩。我们相会多半是在夜间或者黄昏的时候。我们总是避开繁华的市街，向那绝少人行的城外或者城墙边上去散步。 我们时而是很感伤的。 我问他为甚么不读书？ 他说是他父亲死早了，便失了学。 我时常想，假使他是在读书，而且和我是同学同班的时候，那真是再圆满也没有了。 他有时候也要求我，要我得志后不要忘记他。我当时也好像觉得我很有力量把他提拔出那种境遇的一样。 他避人也是因为怕人说闲话的原故。他专一和我要好，他以前的朋友便对于他啧有烦言。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月儿塘的草地上走着，我们时而又去倚靠着那月儿塘上的红石栏杆。月光是很朦胧的，四面的人家也点起了朦胧的灯火。 他对我说：“我和你好，他们在说我的闲话，但是我是不怕的。我们一个是心甘，一个是情愿。” 正说到这儿，远远来了一个人，我们把话停止了。人影走拢了来，原来就是“转转会”里面的一个人物。他话中有话的说： ——“啊，你两个！” 就这样说了一声，那人便走过身去了。少年向着他的背影回答了一声： ——“唔，我两个！我两个又怎样呢？” 那边也没有回话。 我和他交好，我的朋友们很替我危险，甚至于连行星里面的天王星都在忠告我；说我和汪少年要好，我反转要受他的暗算。我只是感觉着一种苦笑。 他对于我十分恳切，有时候就像我的一位姐姐一样。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吃醉了，是有许多人一道喝酒的，散后只有他跟随着我。我们走过一家烟馆门前，突然遇着一位“鸡仔”。他本来是一位府学的儿子，后来府学死了，一家人流落在嘉定也相继死了，只剩下这位儿子竟成了“鸡仔”。——这是相公的别名。我拉着他，叫他陪我去喝酒。我们在一家小酒店里面又喝起来。夜渐渐深了，汪君催我回学堂去。我说不回去，要引着那位相公去开旅馆。汪君他也把我没法。他借着买下酒菜为名，拿了两块大洋给那相公，和他说了一些话叫他走了。那人一去便没有转来。 汪君后来还对我说：那孩子很不肯走，他的意思好像还怪他吃醋。 那晚上我醉得一塌糊涂，汪君把我扶到他自己家里去，还劳他的母亲服侍了我一夜。 是那年的年底，还是第二年的年初，我现在记不准确了。 那也是一场醉后的事情。 我同几个“转转会”的人喝酒，喝了后又打牌，已经半夜过了，我的钱输光了，我还要要求打。有一位说要打现钱，我便和他吵闹起来。我痛骂他，说他侮辱了我，怕我输了不给钱。两个都把脸破了，我便一冲冲出那店铺来。那是县街上的一家药店，就是和我吵架的那人家里的。 那时还没有电灯，昏黄的街灯照着悠悠的夜景，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 打牌是有汪君在场的。我和主人决裂了，冲了出来，我相信他一定要跟着我走。但我走出街来以后，走不多远我便立在街边等了一会，却不见有人在后面跟来。我又愤恨，又绝望，想到学堂的门是已经关了，便顺便走进街头的一家客栈里去。客栈的么司务把我引上了楼。一个长条房间，沿着壁摆了三尊床。床上是只有草和一张草席的。 我抢着床头有一个长桌的床便和着衣裳倒了下去。么司务抱着一床被条走进来，把它盖在我的身上，就像压下了一张石板一样。随手点燃了桌上的一盏菜油灯，他又走出去了。 我模模糊糊地睡着，恨我受了侮辱，又恨那汪少年不跟着我来。我想到身上没有钱，明天怎样出客栈，心里也暗暗地着急。口渴极了，向么司务要茶水喝，但他说已熄了炉火了。没有法子，只得忍耐。 模糊地睡熟了。有人吻着我，把甜蜜的凉汁渡入我的口中。我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汪君。我真是喜出望外了。 我责备他：“你为甚么不跟着我来？” 他说：“在人面前怎么好那样呢？你走了我们还打了一两和牌，我装着肚痛才告退出来了的。他们也醉了，和你吵的老陈吐得一塌糊涂。” ——“你怎么晓得我是在这儿的？” ——“我晓得你不能回学堂，一定是在客栈里睡。几家客栈我都沿街，打听了来，在这儿才找着你。我想你一定口渴，在街上买了几节红甘蔗来。” 说着他又笑融融地咬了一口来渡在我的口里。 ——“啊，我真爱你呀！”我紧紧地把他抱着。 他那晚上就和我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还是他给了栈房钱我才出来了的。 第一学期的半年就是这样放荡过去了，不消说完全没有学到甚么。我的修身分数是在二十五分前面还打了一个负号的。 三 第二学期的中学校又换了一种花样了。 全校的教职员完全更换，一个都没有剩留。 校长姓秦，是犍为县的人，他在成都师范学校做过监学。他所找的人比第一学期的是要稍微整齐一点。但严格地说来，两者的相差也很有限。譬如成都高等学校预科毕业的数学教员，读“英文”的“e glish”为“因革赖徐”，读“学校”的“school”为“时西火儿，”这已经是够令人滑稽了。同校出身的植物教员把别人的钞本来讲授，竟把草写的“天然景象”误认成“天龙景象”，讲了一大篇“飞龙在天”、“现龙在田”的《易》理。 有一位姓罗的监学，他本是峨眉县的秀才。又是留东学生。他替我们讲国文，讲韩退之《送董少南序》，那里面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犹复有昔日之屠狗者乎”的一句话，他不知道“望诸君”就是乐毅，他讲道： “你去把那些诸君的坟墓吊望一下罢，看那市面上还有没有从前的卖狗肉的？”我们好笑，笑得忍不住，我们给他取了一个日本式的诨名叫“猪头望三郎”，别号又叫“狗肉先生”。 像这样的笑话是不一而足的。不过从整个的来说这一学期的先生比第一学期是要高超一点，多少他们还见过一些世面，进过几天学堂门。但他们，特别是一位监学名叫丁平子的先生，却异常的自负。 丁先生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是荣县人，是一九〇七年日本留学生闹取缔风潮回国的。那时候他在当四川留东同乡会的总干事，他在留学界中当然是铮铮佼佼的一流。 他的身体非常矮小，面孔是一个正三角形，上颚的两个门牙暴得非常厉害。他自己很以辩才自雄，但他的声音非常尖锐，语调非常的不自然。这无论怎么也没有雄辩家的资格的。不过他为人很狡猾，他爱弄诡辩，你要和他说话总说不过他。 他们这些先生在那时候或许事在难免，因为要统辖在第一学期中过于放纵的学生，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是要采取严厉手段的。但是他们是过于专横了。他们不是以学生利益为本位，只是以显示自己的身手，显示自己的威风为目的。 才开学不两天，有一位夹江的很小很小的姓宿的学生，他在吃中饭的时候，因为自己桌上的椒油辣子吃完了，便去把会食的监学桌上的一碟辣子取了来。监学是一人一桌的，一碟辣子当然会有剩余。出乎意外的是那天会食的詹监学，他竟拍案大怒，说这姓宿的同学侮慢师长。 姓宿的本来是一位很守本分的孩子，他去拿监学桌上的辣子，一定以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其实在谁个看来也是很平常的事，决不会有甚么侮慢师长的存心。然而“上任三把的新官火”不幸正落在宿君的头上，就在那天下午，学校竟公然雷厉风行的挂了宿君的斥退牌。 这是太横暴了！这便激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当天下午便罢了课，举出了两位代表去和监学们办交涉。代表，一位是乐山学生姓易的，一位是姓周的威远学生。 他们两人在监学室里和三位监学先生讲话，差不多只听见丁平子一个人的尖锐的声音在咬文嚼字。 全校的学生都围在窗前，那当然是嘈杂不堪的。丁平子便借着弹压窗外的学生为名总不与代表们说到本题上来。 姓周的说：“我们是全校学生的代表，先生，你且听我们说，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只是听窗外的声音向窗外的人说话。” ——“然而监学有目，谁能令其不视？监学有耳，谁能令其不听？监学有舌，谁能令其不说？” 这就是雄辩家的一种尖声尖气的雄辩。 姓易的是一位老学生，他的年纪怕比那任谁那一位监学的年纪还要大些，他素来谈话是老气横秋的；他又横秋起他的老气来了。他向丁监学说： ——“丁先生，你的肝火太旺了。” “搭”的又是一下拍案的声音。 ——“甚么？甚么叫肝火旺？你真胡闹！你真侮慢师长！斥退！斥退！” 尖声气连连地冒火，怎么也不由分说，立刻把周、易二位推了出来。 不上十分钟的光景，监学室的窗上又挂了一道牌出来。周、易二君以煽动罢课、侮慢师长的罪名，又遭斥退了。 学生还继续罢了两天的课，终因他们用高压手段和牢笼政策，把学生的团结切破了，他们便硬把学生的愤怒镇压了下来，但是稍有血气的人谁个能够心服呢？ 平心地说，他们就这样横不讲理地把学生压伏着了，假使他们真真正正有点相当的学殖足以引导学生，那他们也未尝不可以使人心服。但他们却是空空如也，而且还十二万分的心骄气浮。 像丁平子要算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了。他担任世界地理，他的讲义模仿的是章太炎的笔法，写些古而怪之怪而古之的奇字，用些颠而倒之倒而颠之的奇句。他并不是在讲科学，他是拚命在熬文章。讲了半年仅仅讲了几篇序论——实在是倒通不通的序论。 世间上的通病，不美的妇人总爱搽一脸的胭脂水粉，不通的文章总爱镂心刻骨的雕琢。结果是愈妆扮愈丑，愈雕琢愈不通。他或者她假如知道不雕琢不装饰的自然美，那他已经达到通人之域了。人的美不是在皮肤上的，文字的美也是一样，它总要有一种内在的显示。 他们的骄傲不仅在学生间不能得人心服，便是城里的老名士辈都看不惯了。他们有一次去游高标山的万景楼，做了一副木联来挂在楼上。那联语是： 六秀才同游一日 万景楼从此千秋 因为他们去的人中刚好有六位秀才，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把那极温诚的王畏岩老先生也激愤了，老先生把那联语改成： 六秀才只通六窍 万景楼遗臭万年 在下边正正当当题出了改窜者王畏岩的几个字。 他们受了这样的毒骂，后来还闹了好久的笔墨官司。 他们这一批教职员来了之后，把学生的班次也从新改组过了，把我们旧的学生仍然分成三班，但不是从前纯粹依地域的分法。甲一、甲二是注重英文的，甲三法重日文。我因为恨那教英文的一位杨先生，便反抗的入了注重日文的甲三班。甲三班的人大概都是一些有几分叛逆性者的集合。 我们的英文那时候真是可怜，用的是日本正则英文学校的教本。那位杨先生以他仅仅在高等学校学了一两年的程度，把那“比阿把”、“比奥保”、“比爱摆”的拼音便教了我们半年。 我们的日文不消说也是一样的可怜。教日文的先生也仅是在成都东游预备学堂学了一年的程度，这样的程度便来教人的外国语真是太严肃的儿戏了。我们学日文学了一两个学期，用尽我们的力量连五十音都没有学好。 学堂里没有可学的东西，少年的各种能力他总要寻出发泄的机会来消费的。第一学期中是消费于酒，消费于游荡；第二学期中这个倾向虽然仍旧继续，但已经没有从前那样厉害了。重要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那姓汪的少年救了我。我自从和他两个成了莫逆之交，我事实上成为了那一群游荡儿们的情敌，自然不能不和他们疏远。我一和他们疏远，自然又不能不向新的方面发展了。 我所发展向的新的方面是甚么呢？便是文学。因为我们可以自修的是只有文学，有资格足以供我们领教的也只有通文学的人。 中学堂的经学教员黄经华先生是我们乐山人，他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门生。他很喜欢我，借了不少的书给我看。在小学校对于今文学发生的趣味是他为我护惜着的。他教的是《春秋》，就是根据廖季平先生三传一家的学说。他很有把孔子宗教化的倾向，他说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艺”都是孔子的创作，就是所谓托古改制。为甚么《左传》里面在孔子以前人的口中征引“六艺”的文字？他说这便是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了。他怕空言无益，所以才借重于外，托诸古人，又怕别人看穿了他的伪托不信任他，所以才特别自我作古的假造出许多的历史。他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新鲜的。 章太炎的《国粹学报》，梁任公的《清议报》，就在这时候和我见面了。章太炎的文章我实在看不懂，不过我们很崇拜他，因为他是革命家的原故。革命家的言论为甚么要那样的难懂，一点也不带点革命性？这是我们很怀疑的地方。有人对我说，难懂的是他论学的文章，他关于革命的言论是比较容易懂的。但那时候他办的《民报》是禁书，我们没有可能得到阅读的机会。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它却表现出具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后者的主张要经过一次狭义的民族革命，前者以为这是不必要的破坏罢了。他们都是醉心资本主义的人，都是资本制度国家的景仰者，都在主张立宪。同样的立宪，美、法的民主和英、日的君主是并没有两样的。…… 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 d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两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有时在迦茵的位置上把那少年汪君替换上去，但总觉得不自然。因为他也是男子，很像用不着我用多大的力量去保护他的一样。 《迦首小传》有两种译本，林琴南译的在后。在前的一种只译了一半。这两种译本我都读过，这怕是我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却增了不少的光彩。前几年我们在战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许不免有一概抹杀的倾向，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够抹杀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如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主义革命潮流的人物，而且是相当有些建树的人物。 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的《iva 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这书后来我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读scott的著作也并不多，实际上怕只有《iva hoe》一种。我对于他并没有甚么深刻的研究，然而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像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 lamb的《talesf omshakespea e》，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a djuliet》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详述来得更亲切了。 四 回想起来，我那回所害的大病的确是typhusabdomi atis。 那是一九〇八年的秋天，中学堂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 中秋过后没有几天，人总是非常的疲倦。头痛、下痢、咳嗽，时时流鼻血，食欲差不多完全消失了，油荤非常厌弃，吃素菜也完全没有口味。 要说有甚么大了不起的病罢，又像没有。每天还是在起床，还是在照常上课。但是自己却非常悲观，好像自己的病异常严重，非死不可的一样。 死！这是从来没有上过念头的事情，突然好像在航海中的远山，模糊地显现在水平线上来了。疲倦得不能支持，向监学请了假，把白昼是锁闭着的寝室打开，一进寂寥的寝室里去，向着空漠处突然站立着了。 “啊，我是一定要死的！” 不知不觉地流出眼泪来。 这是所谓hypocho d ia的现象，这在肠伤寒的潜伏期中是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像这样前驱的症候怕经过了一个星期，渐渐地不能支持，我便决心回家。由城里回家是要坐轿的，适逢其会正当我要回家的头一天，我那位嫡堂兄的三哥从省城回来，他是在省城铁道学堂才毕了业的。他也要回家，我们两人便恰好同路。但到第二天上，不凑巧，他找不着轿子。 我想他是衣锦荣归的人，同时又有二嫂在家里等着他，我便把我定下的轿子让给他坐了。 三哥回去后，我又在城里耽搁了几天，下痢的次数愈见多，热候渐渐持续起来，怎么也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回去，回去，我是不能再迟延的。” 雇定了肩舆由大西门出城，走到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那条雅河。过河转向东南再走十里，便是水口场，轿夫照例是要在这儿吃早饭，过烟瘾的。 我们四川的轿夫差不多没有不抽鸦片烟的人。他们是到了只要有烟抽，甚至于连饭都可以不要的程度。结果是他们一天所得的钱，也就只好勉强够他们抽烟。在那时候鸦片烟还不很贵，吃饭倒很有几分艰难了。轿夫们在吃饭艰难的时候，逢着可以当饭的便宜的鸦片烟，那他们是怎样的欢喜呢。他们自然管不到甚么中毒不中毒，只要可以免掉吃饭的艰难，而且还可以除去许多痛昔，那便是天赐的灵膏。他们更管不到甚么亡国不亡国了。所以结果是轿夫抽鸦片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但是，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哟！ 鸦片烟——吃饭问题，这是相连系的。鸦片烟的输入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袭来。资本帝国主义的袭来就是使吃饭成为问题的重要原因。做苦力的人，在封建制度的社会中，已经就是由吃饭困难产生出来的，哪更经得起更高级的榨取，更高级的剥削呢？种田十年不如种烟一年。烟愈多，饭愈少。做苦力的人当然只好抽烟而不见吃饭了。 四川的轿夫你们是看不得的，一个个就像从坟墓里拖出来的骷髅。然而他们还是要抽烟，还是不能不抽烟。 我从前读过tolstoy的一篇论麻醉性嗜好品的文章，他的大意是劳动阶级多半喜欢吃酒吃烟，那原因是想麻醉自己的良心，不忍见自己妻儿们无法避免的受难。这个当然是一个可以推想的原因。但我感觉着怕还是自己吃饭的问题要占动机的第一位罢？服用麻醉剂自己可以多出些力，少吃些饭，这是科学的事实。 到了水口场，轿夫们照例去抽烟去了。我坐在一家么店里休息。——那是兼营着饭馆、客栈、茶店、酒店各种生意的地方。这种铺店的街灯上，照例是写着“酒饭便易，河水香茶”。 我坐在店门口的一座方桌上，泡了一碗普洱茶，饭是一点也不想用的。淡淡的秋阳很忧郁地照在不洁的街道上，一切都好像带着一种惨白的颜色。自己心里非常忧虑，因为一天要泻好几次的肚腹要坐长途的肩舆，真是一种黄色的恐怖。 ——“八老师，你的脸色怎么那样苍白？你人不好吗？” 我们同场的人叫我们兄弟都是在排行之下加“老师”两个字。是一位同场的人名叫杜子康的突然遇见我，很惊异地向我发问。 ——“是的，我泻肚子。” ——“哦，那很不方便，你是回府，还是下嘉定呢？” ——“我是要回家去养病的。” ——“哦，还要坐五六十里路的轿子啦！” 他踌躇了一下又说道：“你来，你来，我拿一样药给你吃。” 他也是在那么店里休息着的，他是要进城去。我跟着他走进店里的一间房间里，那儿摆着几尊床，床上放着草和席子，枕头是几桩圆木。他向一尊摆着烟家具的床上躺下去了，叫我睡在他的对面。 ——“这东西对于止泻是很有效的，你要吃一两口才行。” 他把烟灯点燃，一面开着烟泡一面对我说。鸦片烟的烟味很好闻，靠在别人的烟盘上“摆龙门阵”，那真是一种神秘的境地。在吃饭不大成问题的人也普遍的嗜好鸦片烟，他们所追求的便是这种神味，比这还要更进好几百层的神味。烟盘子对于他们是地上的乐园。 我勉勉强强地抽了两口烟，烟泡子怕起了好几次火；抽起来的味道很苦，没有不抽的时候那样好闻。抽烟也是有艺术的，抽不来烟的人只好像吹洞箫一样的吹，不会吸。不是把灯吹熄，便是让烟泡子着火。要抽一两口烟，装烟的人真是要费很大的气力。 你听抽烟的人讲起抽烟的艺术，那真津津有味了。 开始是烟家具的讲究。所有一切的烟斗、烟枪、烟灯、烟签，都有有名的出产地或专门的匠人。烟枪的讲究可真不亚于女人的讲究梳头。为要使那枪杆的色气染成金黄，他们不惜把自己的烟枪在尿缸里浸过好几个礼拜。烟嘴和烟脚是要用上好的玉石来装饰的。枪裹肚不是纯银便是纯金，还要嵌上许多宝石。 其次是开烟的手腕。这是很精巧的一种技艺，要把烟泡子炼来非常粘韧，上在烟斗上要形成一个肚脐眼，那便是上选。 连吃烟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出那人的手腕的高下。要一气呵成，要玲珑清冽，活乐翁、活乐翁、活乐翁地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 这些艺术，门外的人只凭着耳食的绪余是不能够形容尽致的。这是吸鸦片的艺术，也就是有闲阶级的艺术一般。他们是要讲究雕琢，讲究色彩，讲究声韵，讲究神味的，这不是和抽鸦片烟的艺术是完全相通的吗？欧洲颓废派的文人cole idge，dequi cey，baudi e，ve lai e等等不同时就是鸦片烟的嗜好者、赞美者吗？ 有产阶级的艺术就是鸦片！ 吃了杜子康的两口鸦片委实是见了奇效，那天坐了一天的轿子，在黄昏的时候到家，竟一次都没有泻过。 回家走进中堂，在阶缘上遇着三嫂。 她笑着说：“八弟，你回来了。” 我也笑着回应她说：“我回来了。”后来她对我说，我那时的笑容是很凄寂的。 我走路已经很勉强了，父亲从后堂走出，劈头遇着我。父亲很带着一种惊异的神色。 ——“八儿，你怎样的？” ——“我人不大好。” 父亲转过身跟着我走进去。我的两个妹妹和三个侄女来扶着我，她们是和母亲坐在后堂的门口的。 母亲也站起来迎着我。 ——“八儿，你回来了，你人不好吗？” ——“我回来了，妈，我人不大好。” 走进母亲房里去，倒在前面的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下，我从此便失掉知觉了。 五 父亲是懂中医的，但他并没有学过医，他只是凭自己的聪明和经验，集收了不少的医药的知识。他看病不评脉，也不谈甚么阴阳五行的玄理。他只望望气色，问问病情，看看舌苔，审审热候罢了。在缺少医师的我们乡下，他虽然并没有挂牌，但也有不少的病人找他。事情也奇怪，凡是找他的人大概都是药到病除。因此，乡里人差不多把他当成了救世主一样。我们的大伯父也时常嘲笑他，说他是“神仙太医”。 这种事实在科学上是可以说明的。本来人的本身具有自然疗养的力量，一切的病患都是自己在疗养，医生不过是帮助这种机构的运行罢了。所以大概的病只要能够静养，都可以不药而痊。一般医生虽然平庸到万分，也能够糊口的原故就在这个地方了。父亲用的药是一些温和的药，这对于人的身体是不会有害的。又加以别人信仰他，这第一着便使患者安心，是医病的第一种妙剂。 我那回回到家中，父亲照着平常的惯例，也就开了一服温和的药给我吃。平常家里人一有病痛都是用父亲的药方的，但我的病情太重了，使他失了主宰。他便不能不去找我们场上的唯一儒医宋相臣先生了。 宋相臣先生是一位秀才，他本来不是我们场上的人，是从流华溪迁徙来的。听说他在小的时候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在一家药店里当小工，药店主人看见他勤敏，才收他为弟子，教他读书，后来他竟成了名，进了学。他的夫人就是那药店主人的女公子。他是在药店里面陶养出来的，不消说是以医为业。但他的医业的行世，与其说是靠他的技术，宁肯说是靠他的秀才学位。他是专家，但是乡里人却不大肯去找他，或许也怕是要花钱的原故。 父亲和他很相好，对于他的医道虽不很心服，但我的病症太重，因为他是专家，便还是走去和他商量。 我在泻肚子，宋先生说这是“阴症”。我的发烧、流鼻血等等据说又是“外感”。要先治里后治表。于是给我一服分两很重的附片、干姜。 药方的决定是在我回家后的第二天上半天。我的热度那时稍微退了一点——这是当然的，伤寒症的热候通是上半天低，下半天高。我那时候一点意识也没有，怕已经在四十度以上了罢。 药方决定了，是我的大嫂亲手替我熬的。大伯父也很关心，他平常是不进我们父母房间的人，却一天也要来看我一两次。他看见大嫂在熬药，还给她些注意，说要留心，不要使药罐沸了，总要熬得很浓。 一眼大热药而且还熬得很浓，这吃了便立地见效。所有一切的粘膜都焦黑了，口舌眼鼻没有一处不是纯黑的。脑症爆发了出来，就像发了狂的一样。 ——“我要到地下去睡！我要到地下去睡！” 我在床上总是不想安定，总要奔往床下。我不住地乱吼。我所吼的要往地下去睡，听的人又加上了一种不祥的意思。这使全家上下都鼎沸了，尤其不安的是我的母亲。 宋先生缩手无策了。父亲和伯父也都缩手无策了。邻村附近的医生是有限的，谁都配不上去请求。要下城去请罢，医生请来恐怕人已经死了。 但是说死，我又没有断气，只要有法可想总也不能不设法。当天便去请巫师来降神了，听说在我的床前杀了一只雄鸡，把心脏挖了出来敷在我的心上，这倒不晓得甚么意思。 还吃过甚么雄黄丸、六神丸，方法差不多都用尽了。 到了第三天上半天，有位从堂的叔父，他推荐一位姓赵的医生。赵先生住在隔河三十里的太平市，从来没有名望。瑞叔也只是在偶尔的一个机会上认识了他。死马当着活马医罢，没有办法只好去请赵先生了。 赵先生是到第四天上午才请来了的。他一来，就开始了斗争。他的主张和宋相臣完全相反。他说我的病是“阳症”，完全要用凉药。他开了一服分两很重的芒硝、大黄。宋先生不消说是反对的，父亲也不敢赞成他的主张。从上午起彼此讨论病情，讨论到下午，怕要到四五点钟的时候了，药方都还是不能决定下来。母亲为催这药方，从后堂走到前堂来，往返了五六次。 我的四姐是许配在隔河的许湾的，那在太平市下游还有十里路远。我回家的晚上便请母亲派人去接四姐回来。四姐大约是第二天的下午或者第三天的上午才回家来的。她就和我母亲交替地看护着我。 四姐回来的时候听说我好像清醒过一下，我对四姐说： ——“四姐，五哥死了！” 我说了就哭了起来，她起初还以为我是在说谵呓，但我给她说在某一本书里面夹着有一封信，教她不要把给父母看。 信是果然有的，那是五哥从日本写回来的。他在日本和大哥生了点间隙，大约因为钱不够用。他的信上便写了许多要自杀的话头。信我是在嘉定接着的，回家来便夹在那本书里面。但这些我在病好后都失去了记忆，我和四姐的对话完全是下层意识的作用。 在那最后一次我母亲出去催药方的时候，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本来是光线不足的房里便愈加阴晦起来。四姐一个人守着我，我是一个半死的人。张起焦黑的嘴唇，翻着白眼睡着。安静的时候，就像死人一样。不安静的时候，就像狂人一样。四姐不消说是很害怕的。她在我母亲出去了一会之后，也走出来唤我母亲。 她只叫了一声“妈！” 我母亲号陶痛哭起来了： ——“啊，八儿死了吗？八儿死了吗？赶快把帐子给他下了，免得他打进枉（网）死城去。” 说着，哭着，便朝里面走，再没有工夫听四姐的分说。伯母、叔母、嫂子、姐子，都跟着母亲朝里走。但是我是并没有死的。后来在我病好的时候，我母亲笑我四姐，我四姐也笑我母亲。 母亲说：“四姑娘，你想，那时候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你把他丢了，一个人跑出来，哭声哭气地喊我，谁个也会想到八儿是已经死了的啦。” 我们四姐也说母亲太着急了，一点都不由分说。 ——“那时候你就向我分说，我以为你是假意说来安我的心的。” 赵医生的主见很坚决，他绝对要用他的药方。如不用他的药方他就要走。他说他的药方虽然是泻药，但吃下去病人泻的次数会一天一天地减少，而且要乾到没有的程度。连父亲要稍微减轻他的分两他都不肯赞成，他那种刚愎的态度听说实在是少见的。 在那时我也奇怪。我母亲说是我有神人搭救，是我该得不死。但那也自然是一种潜在意识的作用了。分明是失了意识的我，我卧在床上偏偏会喊出：“我要吃姓赵的药！我要吃姓赵的药！”我们母亲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不可思议。吃姓赵的药最后是母亲作的主，她是照着我的要求决定的。父亲呢？他完全没有主宰了，他只是听天由命。假使吃了是死，那不吃也是死。所以他也赞成吃了，是一种绝望的赞成。 出乎意外的是吃了姓赵的泻药，病情并不见增加，而且果如所料，泻的次数减少了下来。大夫主张还要吃，一连吃了六服，大概是两天一服的光景，这也差不多有两个礼拜了，我那时候下的只是一个两个很小很小的黑结，臭气是非常厉害的。那时候我的意识渐渐恢复了，我自己也晓得臭味了。那种黑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甚么东西，或者是那肠内的结痂的排除罢？在这时候那姓赵的还要用下药，父亲便再没有依照他的主张了。大夫把药方开好总是不用，用的是父亲自己处的药方。这或许也是我该得不死，是我父亲把我搭救了。肠伤寒在那脱痂期中是最容易发生肠穿孔、肠出血的危候的，假使在那时还要继续用泻药，那会得到一个甚么结果，真是谁也不能预料了。 高度的热候渐渐地平复下来了。我差不多有三个礼拜水米不曾沾牙，我是骨瘦如柴的。到我能够起床，能够坐着不发生动摇，也好像还经过了三四个礼拜。不幸的是并发症发作了。耳朵聋了好久，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十分重听。这是并发症的中耳炎。腰部痛了好久，痛得夜里都失了睡眠，这是并发症的脊椎加里司（wi belca ies）。这些并发症和治疗在当时都是不知道的，虽然也吃了些汉药，但等于听其自然！耳朵的半聋，腰椎的不能久经劳动，这是我生理上的最大的缺陷。 当我热度很高的时候，我一切知觉都失掉了，但我的潜在意识却非常活跃，我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我已经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进了学堂，那学堂也是考棚改的。 我在那儿住了一学期竟公然考了第一。在第二学期中我因为跳木马把左手跳伤了，不能不回家就医，但我又舍不得抛荒了学校的学业。后来我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便是把手切下来送回家就医，我自己仍留在学校里。 就这样昏昏瞀瞀、似梦非梦地继续下去。一时好像看见自己的左肘挂在父亲的床柱上就医，脱离了躯干的左肘已经枯黑了，自己不免有些感伤。同时自己也觉得好像有些不合理。 但一时又站在上海城头看东海日出。那时候我以为上海是在海边，只要立在城头便可以看见海。茫茫的一片大海从城下一直迷漫出去，一望都是云雾。在那云雾当中昏昏瞀瞀的一轮红日。这便是所谓东海日出的光景了。但过细的看，又好像只是立在嘉定城头看青衣江上的旭日。 自己的左肘在家里就医，在上海的身体不免时常想回家来看看。正在疑惑着：太远了怎么可以回去？但一转瞬间又已经飞回到家里了。飞回家时是要经过巫峡的，很想在飞回上海时看个清楚，但总是云雾层层的，看不清楚。 有时候好像有一位朋友把我引到一家人家去，一进门才晓得是娼家。我便责骂了那位朋友一场和他绝了交。 有时候又好像因为自己的书法很好，被那一个的国王看中了，便聘请我去做客卿。因为我爱菊花，便替我修了一个菊圃。我住在一座玻璃亭子里面，四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菊花。 就是这样的好像有联系好像又没有联系的不规则的幻想，时隐时现，一直缠绕了我好几天。我在梦中就好像过了好几年。 六 三月了。 学校正在举行临时试验，家里打发了一乘轿子来接我回去。因为在去年年底死了的大伯父要上山了。 我们大伯父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得了痨症，真是亏他调养，他一直活到六十二岁才过世。 试验要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才能完毕，完毕了动身出城时已经是三点钟了。 三月的天气很短，抬我的两位轿夫，一个叫吴长发，一个叫张老大，都是我们乡里有数的老轿夫。他们抬着我走不上四十里路光景，天便黑了下来。我心里非常着急，我便下来让轿，让他们抬着空轿子走。那两个老先生真是没中用，抬着空轿子都走不赢我，一直便落在后边去了。 我一个人在路上走。天色渐渐地黑到快要伸手不见掌了。我是从来没有走过夜路的，路又非常的寂寥，沿着大渡河走差不多三五里路都是渺无人烟。大渡河的流水活落、活落、活落地在那黑暗中流着。靠山的一面不断地有风吹林木的声音。 路愈黑，愈见增加着胆怯。一面怕有强盗乘着夜阴出来抢劫，一面又在怕鬼，虽然自己并不相信有鬼。路上黑森森的林木都好像活着的魔鬼一样向你袭来，只是使你的毛骨悚然。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时，怕强盗的心理又要占优势了。到那时又只好放轻着脚步，凝集着呼吸，一样毛骨悚然地悄悄地走过。就这样，我走了二十几里路，走到鄷都庙了。 鄷都庙的村落是在一个山坳里，平时我们很忌避那个地方。在小水天的时候，村前面一个大大的水湾现成沙地，人们就在这沙地上取捷路走过。 我走到鄷都庙了。没有灯亮一人还要走十五里路，我终竟没有那样的胆量了。但我同时也放大了胆子走进了鄷都庙的市街。我有两种想法。我想那两位老轿夫走到这儿一定要上街买灯火的，我不如在那街口的一家么店上等他们。万一他们不来时，不买灯火我也不敢再走了。 我上街去走到一家卖蜡烛的店里。这儿刚好有几位我们场上的人在做饭吃。他们都是江湖上的人，好像是“礼”字堂或“智”字堂的兄弟。他们见了我非常的亲密的。 ——“哦，八老师，你是回府吗？” ——“是的，我路走黑了，我来买灯火。” ——“你为甚么没有坐轿子呢？” ——“我让了轿，是吴长发、张老大抬我的，他们抬不动。” ——“啊，是那两位蠢棒？” 他们和我谈了一阵话，我坐在门口等那两位轿夫。他们的饭弄好了，无论如何都要请我去吃。我不得已只得领了情。有一位铜河上游的铜街子的某老大伯爷，他们替我指识了，我便和他两人坐在上席。那老大伯爷真是老，须眉一切都是雪白的了，他非常客气。 我把饭吃完了，又坐在门口等，但那两位轿夫却不见来，我心里有些着急了。 ——“八老师，你是在甚么地方让的轿？” ——“还没到罗汉场的时候。” ——“哦，那吗他们一定在罗汉场吃了鸦片烟，看见天气晚了便在那儿落宿了。不然便弯道走到堰溪口去了。” 我也是这样想。我想他们假如走过鄷都庙时，无论怎样是要上街来买灯火的。但是念头一决定后，我反而踌蹰起来了。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呢？要回去时，一个人还要走十五里路。 ——“八老师，我看你今晚上不要回去罢。路上很不好走。万一踏失了脚，落到河里去了，那不是好玩的。我们明天清早一大早回沙湾，我们一道走罢，连我们今晚上都是不敢走的。” ——“不走，我可没有地方睡呢。” ——“啊，那不要紧，那不要紧！大伯爷的床很宽，可以睡两个人。八老师，你一点也不要客气。我们出门人是用不着客气的。” ——“我一点也没有客气呢，多谢你们。” 坐了好一阵，他们替我把床敷好，我便和那位大伯爷一床。 那是一间很小很小的房间，在老大伯的床之外还有两尊。我看着他们抽鸦片烟，把瘾过足了，把灯吹熄之后，大家便脱衣就寝。 房壁是有无数的大框小洞的，睡在床上可以望得见天星。一阵一阵的牛屎臭味。 这是一种奇怪的际遇。我一来不安，二来不惯，睡在床上只听见他们次第的打起鼾声，我自己却怎么也不能睡熟。 快天亮了罢，快天亮了罢？怎么总听不到鸡叫？这儿的乡村难道是没有人家养鸡的吗？没有鸡，狗总会有的。天将亮时，狗或许要叫，但也听不到狗叫。睁着眼睛在床上总是不能睡熟，但又不好翻身，怕把同床的那位老人搅醒了。我渐渐感觉着躁热起来了。 啊，好容易！远远听着狗的叫声了。不一会又听到许多人的嘈杂的脚步声音。 我睡的地方，隔壁便是一条巷道。嘈杂的脚步声、人声，愈见近了，愈见近了。明晃晃的一道一道的火光从巷道中走过，这从壁缝里是看得很鲜明的。我心里又顿然感觉着一种别样的不安。啊哈，在这儿今晚上有甚么明火抢劫的事情吗？门外有猛烈的敲门声了。啊，就是抢的这家店铺吗？我的悬念刚好起来，又听见门外的人在叫喊了。 ——“赵老板，赵老板，沙湾场郭鸣兴堂的八老师……” 啊，救命菩萨！我刚好听了一半便从床上跳起来了。 ——“哦，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在外边叫门的分明是我父亲的学徒朱先生和我家里的用人刘老大、刘老么的声音。这当然是我家里派来接我的人了。 我一起床，房里的人大家都醒来了。赵老板和老板娘也起来了，他们把门打开，朱先生、刘老大、刘老么还有其他的人都同声地叫道： ——“啊，八老师！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 ——“怎么？家里出了甚么事情吗？” ——“张老大、吴长发抬着空轿子回去，老太爷、老太娘，都以为他们把你倒在河里面淹死了。老太浪气得死去活来。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 我回头向各人告辞了，跟着我家里来的人回去。 前途隔不上三五百步路远的光景又是一群灯笼火把走来。看见我们的灯笼火把在走回头路，远远地听见那边的喊声： ——“八老师找着了吗？” ——“找着了！找着了！” 我们这边的一群人回答。从山边的空气中也回答出一片声音： ——“找着了！找着了！” 找着我的打头阵的人们很高兴，我起初还可以听见他们自鸣得意的一番谈话，但渐渐落在我的后边去了。沿途隔不好远便有灯笼火把，都是前前后后派来接我的人。我就像飞的一样走过，他们都掉头跟着我走。一队一队地也渐渐地落在我的后边去了。 我走了十里路，走到了陈大溪。前面又有人在叫： ——“八老师找着了吗？” 是五哥的声音，五哥是去年年底从日本回来的。 ——“找着了！找着了！” ——“五哥，我回来了。” ——“啊，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看姆。” 我又赶过了他们，我走到了街口了。在百岁坊下又有人在叫： ——“八老师找着了吗？” 是我父亲的声音。 ——“找着了，找着了。” ——“爹，我回来了。” ——“哦，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看你母亲！” 我又把父亲赶过了。走到家门口，同样遇着许多人，差不多没有时间和他们应答。我一直走进后堂，走进我母亲房里。许多人围在母亲床前，一看见我，——“啊，八弟回来了！——八哥回来了！——八叔回来了！——八老表回来了！……” 差不多异口同音地一齐叫唤了起来。 母亲是睡在床上的。我把床前的人分开，跪到床前握着母亲的手。母亲没有等我说话，先开口道： ——“啊，八儿！你回来了！你把娘望得好苦呵。” 母亲的声音是很弱很弱的。母亲把我拉来，坐在她的床边。 大家谈起张老大、吴长发回家时的情形了。 原来他两个是打从鄷都庙前面的沙地里通过的。他们走到离城四十里的罗汉场慢慢地吃了饭和烟，再走到堰溪口（隔罗汉场五里路远）天就黑了。在那儿买了灯火，因此便用不着走上鄷都庙了。 他们走到家里才晓得我并没有回家。这使他们大吃一惊，同时也使我们家里人大吃一惊。 父母盘问他们，他们是在甚么地方和我分手的？骇昏了的两位老头子支支离离地答应不出一个所以然。 问他们是不是在堰溪口买了灯火，没有上鄷都庙去？他们一个人说没有，一个人又说去过。 就这样，使家里人堕入了迷宫。 他们愈受盘问，愈发慌，结果是发起抖来，流起眼泪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的父亲、母亲自然要怀疑他们把我倒下河里去了。这在一边临河，一边靠山的道路上是很有可能的。 他们回家的时候是十二点钟的光景，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快要三点钟了。母亲哭了整整两三个钟头。我们一面在闲话，母亲一面还在叹气。 母亲说：“我真以为你是死了。我怎么也不甘心。你去年害了那场大病，娘好像把你再生了一场。你那时没有死，现在才被淹死，我真是不甘心。……” 我们说了一阵话，父亲、五哥才继续回来了。 还有一会天才亮，大家又才各自去就寝。 第二天清早，在母亲房里遇见我们的新五嫂。五哥在去年年底回来之后，在今年三月初头才结婚的，五嫂到我们家里还不上两个礼拜。 母亲为我指示，说：“这是你的五嫂。” 我说：“我们从前是见过的。” 五嫂红着脸给我一揖，我也还了一揖。 五嫂是王畏岩先生的次女，她长我不过一两个月的光景。王先生的家是在草堂寺附近的，当我在小学校的时候，每逢休假进城、出城，都要打从他房子面前经过。那王师母是喜欢站在门口闲望的。有时候在她的后边立着一个发才复额的姑娘，只露出半面来偷看外边。假使一看见有人经过，她便要立地躲开。有时候也可以看见这个同样的姑娘站在门槽里面的侧门旁边，微微把侧门移开向外边偷看。 这样的情景在现在是不能看见了。从前女子还没有解放的时候，一到十一二岁便要缠脚，蓄头，从此便不能出大门一步。要出大门要坐到水泄不通的轿子里面，和外边的世界可以说完全绝了缘。在这样的时候，外界对于人的诱惑是怎样的猛烈哟！所以虽然是百无所有的空街，那大家闺秀们也不能不偷看的苦心，我们是可以体会了。 那位发才复额的姑娘便是我们的五嫂了。照样是小巧的面庞，双颊晕红，双眉微颦，眼仁漆黑，只是人是长高了。但那细长的身裁，高矮适中。城里人的穿着是比较入时的，因此，新五嫂的确为家中带来了新的气氛。 在我小学校的第二学期的时候，她家里遣人到我家里来说亲，要论年龄相当那是只有我，但我在小时候便已经定了婚，当时五哥的未婚妻却刚好死了。父亲把这种情形回复了王家，五嫂就同五哥定了婚。定婚没两个礼拜而我的未婚妻又病死了。这件事情我们母亲后来常常说起：“一切都是姻缘。假使王家的亲事再迟提两个礼拜，叔嫂不就成为了夫妇吗？”是的，一切都是姻缘。从前女子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迟早两个礼拜，便有终身的境遇的不同。五嫂与五哥的结婚自然不能说是不幸，但就因为有这样几微之差而生出幸与不幸的，恐怕是不计其数的罢。 五哥定婚的时候是在东洋，他不知道听了甚么人的中伤，说王家的出身微贱，王畏岩先生的祖父好像是位裁缝，他便对于这件婚姻大不满意。他从日本写了无数次的家信回来反对。这或者也怕是对于恋爱结婚的一种憧憬的表现罢？在他们尚未成婚之前我们是很担心的，因为五哥是军人，他的性情很刚愎。但出乎意外的是他们结婚之后，伉俪之笃真真正正如胶似漆了。 在我害肠伤寒的去年下半年，正在我病危的时候，王家遣人来报信，说五嫂也患着热症很危险。五嫂的热症我想来也怕是肠伤寒罢？因为那是一种急性传染症，同在嘉定城，有同受传染的可能。我病了，她也病了。我好了，她也好了。我们的四姐后来还说过笑话： “你两个幸好不是夫妇。假如你们是夫妇，别人会说你们是害的相思病呢。” 但她的不幸也怕就和我的不幸一样，就在害了这一场重病。 她病后没半年便和五哥结了婚。年底便生了一个侄男，产后仅仅三个月便吐血死了。 她的病在我们中国，从前叫作产后痨，又叫百日痨。这不消说是一种急性的肺结核（tube culosispulmo umacuta）。在从前的人以为在月中行房便要得这种险症，其实完全是一种迷信。 在这儿我有两个揣测。 一个是我们五嫂的肺病是在患了肠伤寒后得的，就像我得了中耳炎、脊椎炎一样，她是得了轻微的肺结核症。——肠伤寒患者是有这种并发症的可能。有肺结核的人经不得生产，假使一经生产，不怕就是轻症也可以立地变成急性的症候，那便有性命的危险。在医药进步的国家，有肺结核的孕妇是要用人工堕胎的。我们的产后痨、百日痨，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知识，牺牲了不少的女子了。 还有一个是到了我们家里之后受了传染。 我们的大伯父是多年的肺结核患者，我们的九婶也是得了产后痨死的。五嫂的居室不幸就是九婶住过的房间，我们又不晓得消毒，这就很有受传染的可能的。 无论是那一个原因，我们的五嫂是因为社会的无知而牺牲了。 五嫂死的时候我已经在成都读书。她在临终时大约看见我的幻影，听说她向着空漠中说：“八弟！八弟！你回来了，啊，你回来了！”母亲安慰她说：“你在思念你八弟吗？你八弟在成都读书不能够回来。”但她始终坚持着说：“八弟回来了，回来了。”她还指出我所在的地方。 这位五嫂和我因为年纪不相上下，我们彼此都很避嫌疑，平时是连交谈的时候都很少的。 好像就是那一年的暑假。有一天晚上我和五哥、三哥，还有几位兄弟，在最外一重的中堂里面押诗谜，押到兴头上来了。平常五哥和五嫂差不多是瞬刻不离的，那晚他却为诗谜所缠缚着了。我因为要去找几本旧诗本便一个人走进后堂去。在那第三重的后堂前，五嫂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她看见我进来了，远远地就招呼着我： ——“八弟，你们在外边做甚么有趣的玩意儿？” ——“在押诗谜呢，很有趣。五嫂，你不去参加吗？” ——“有三哥在那儿，我怎好去得？” ——“三嫂都在那儿呢，你怕甚么？” ——“你一个人怎么又跑进来了？” ——“我进来找诗本子。” ——“你们倒有趣，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得有点害怕了。” ——“我去把五哥叫进来罢，说你有事叫他。” ——“不，你不要去叫他。你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坐好了。” 她这样说了，我觉得好像有暂时留着陪伴她的义务一样，怎么也不好离开她就一人走开。 ——“怎么不进母亲房间里去坐呢？” ——“母亲已经睡了。” 我走下阶沿，走到养着睡莲的石缸边上。 ——“哦，子午莲都开了。” ——“可不是吗！我看着月光从壁上移到了天井的当中。” 就这样我把取旧诗本的念头抛去了，就立在水缸边上陪着她，想暂时疗慰她的寂寞。 可供说话的资料是很少的，因此沉默的时候也很多。 有一次彼此沉默了一会，她突然地微微笑出了声来。 ——“想起了甚么事情好笑呢？”我问她。 她说：“我想起了你的相片。” ——“我的相片？” ——“是呢，我们家里有一张小学堂甲班毕业生的相片。” 是的，是有那么一张相片。那时候她的父亲王畏岩先生在做县视学，那相片的当中是有他的。县长坐在正中，视学坐在县长的右边，校长坐在左边。 ——“我有甚么好笑呢？” ——“我笑你那矜持的样子。你人又小，要去站在那最高的一层。你看你，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提高你的身子。” 她一面说，一面也做出这样的姿势来形容。她自己又忍不住好笑，连我也陪着笑了。 ——“不过，”她又说，“那也正是你的好胜心的表现。你凡事都想出人一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是不是呢？” 这是她的观察力的锐敏的地方，我隐隐地佩服她，她好像读破了我的心。 ——“八弟，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王师什么’呢？”因为她有两位小弟弟，一位叫王师轼，另一位叫王师辙，是说要学习苏轼和苏辙。 ——“对了，我叫王师韫。” ——“是谢道韫的韫啦。” ——“你猜对了。” 就这样淡淡的几句话，却和那淡淡的月光一样，在我的心中印着一个不能磨灭的痕迹。只要天上一有月光，总要令人发生出一种追怀的怅惘。 七 大伯父的会葬过后，学校里起了一次弥天的风潮。 事情是这样。那骄气横溢的了监学在学生吸烟室里看到了“丁平子不通”五个字的题壁。 吸烟室和厕所的题壁本是学生生活的安全瓣。学生时常受着管理人的压制、胁迫，就好像一个囚犯。只有到这些地方，他才感觉到他自己的自由，把他胸中的愤懑，或者希望，向着墙壁发泄。这样的事情你是不能够认真的。假使连这样的事情你也要追究，那学堂的管理人也就不胜其烦了。 但是那骄气横溢的丁先生却严烈地追究起来。 他把全校的学生都召集到大礼堂上，把全校的教职员也都请了来。他当着众人宣布了他在吸烟室里看到的那五个字：“丁平子不通。”他接着就是一篇演说： ——“我丁平子，三五少年也曾东渡，前年留学界闹取缔风潮，鄙人被选为四川留学生同乡会的总干事。回到上海也曾侃侃谔谔建言当道。适因本府中学腐败，监督秦公受当局宠任，荣膺整理之责，来函以监学相委，以为整理本校非鄙人之力不能。鄙人难负监督秦公之雅望，桑梓之重托，勉力来就斯职。就职以来，对于学风之整饬，学生之管理，自以为已鞠躬尽瘁，当不无几希成效之可言。乃今竟蒙赐以最不名誉之‘不通’二字！夫以大通而特通之日本留学界犹称为通之又通的我丁平子，乃受本府中学的一通不通的学生们称为‘不通’呀，这在我从大通而特通的日本留学界犹称为通之又通的丁平子，岂不是奇耻大辱吗？……” 就这样，以他那尖锐的洋钢签子的声音，在“通”与“不通”的几个字上，翻来复去地做了一篇翻案。接着又把他讲了一两个学期还没讲上两三千字的世界地理的讲义——章太炎风的文章——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他当着众人辞职，说：限于三天之内，把那写字的人寻出来处分。如若不然，他便永不回校。 丁先生辞职！这可不得了，这简直好像国王退位一样。 学校把课也停了，一方面教职员举代表，学生举代表去挽留，另一方面教职员私下密查，学生自行检举，寻找那写“丁平子不通”的人。真好像秦始皇找搏浪沙投椎的勇士一样，一学堂都闹翻了。找了三天，那个人竟公然被找了出来，那是我们乐山县的学生刘祖尧。 其实那“丁平子不通”的五个字究竟是不是刘祖尧写的，还是一个疑问。虽然有些与丁平子同县的学生说是亲眼看见刘祖尧写的，但他自己是否认的，在壁上用粉笔写的字，谁也难把笔迹认准确。然而学堂的办事人却高兴到了万分，当晚就把刘祖尧斥退，逼着把他的铺陈行李送出学堂。一方面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才又出去把那夫子去堂三日而就宿于旅馆的大通先生迎接回来。这时，丁大通先生真好像凯旋将军一样。 啊，好不威风！学堂是监学的江山，学生是办事人的奴隶！ 刘祖尧是我们换帖的朋友之一。在小学时张伯安、吴尚之和我的换帖行为渐渐展开，在中学堂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好几个人了。刘祖尧也是其中的一个。 像这样由于莫须有的文字狱便牺牲了一位好朋友，这叫我们怎么能够心服呢？但是学校的高压、丁平子的严威、学生的众怒，谁也没可如何。因此，我们对于丁平子的怨恨是与时俱进的。 转瞬之间也就到了暑假。学年试验已经完毕，我不两天也就要回家去了。伯安、尚之跟我饯别，在那天晚上我们同在土桥街的意如轩吃酒。 尚之那时候也考进中学了，他在乙班。伯安是自始至终和我同在甲三班的。 因为都是喜欢酒的人，我们好像吃了好几样酒，外来的绍酒、白玫瑰，四川的大曲、高粱，一样都吃了一点。吃得并不多，但因为是混成的原故，却早早醉了。 醉了，把尚之送回家，我又到伯安家里去谈了一会，伯安雇了一乘轿子把我送回学校。 我回到自己的寝室，睡了。有一位同学来谈起了刘祖尧的事，这便引起了我一腔的悲愤。一年以来压在心头的怒火，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我破口的骂丁平子，骂他是专制魔王，骂他虚骄，骂他稚气，骂他没有学问，骂他不通，差不多足足骂了两个钟头，把甚么都给他骂到了。 我的窗外愈拥愈多地拥集了无数的学生。丁平子听说也到我窗外来徘徊了好几次，他终竟也把他的怒火爆发了。 待我渐渐清醒起来的时候，学校又由丁平子一个人闹得天翻地覆。他也一样地骂我，骂我没有家教，骂我倚仗父兄的势力侮慢师长，骂我破坏校规，骂我不知羞耻。他把对待刘祖尧的态度来对待起我来了。那就是把他一人的去留来胁迫着校长开除我。 不过这回他却受着了意外的障碍。 第一是我们乐山县的教员们极端反对。经学教员黄经华先生、国文教员李肇芳先生、东文教员魏文通先生，都说是有望的青年不能处以绝路，并且是酒醉了的人，便是国法也应该减等。最有趣味的是黄经华老先生，他说： ——“丁先生，郭某为甚应该斥退？” ——“他的罪过那样地鲜明，你还要问我吗？” ——“是不是说他吃醉了酒，骂了你？” ——“自然！” ——“他是年轻人，又是吃醉了酒的，不能够和他计较；你是先生，又没有吃醉，你不是也狠狠的回骂了他？” ——“那吗，请秦监督免我的职！” 他一冲就从那最高一层的教职员会议室冲了下来，在大礼堂后边劈头便碰着张伯安。伯安是听见我生了事，从家里赶上学堂来的，他也是有酒意的人。 ——“甚么！丁丁儿（丁平子的混名）要斥退吗？我和他势不两立！” 丁平子听了这话当然又是一肚皮的气。他刚刚走到礼堂，劈头又碰着帅镇华，他是我们小学堂的先生帅平均的儿子，大约也是吃醉了罢，他也很大声地叫： ——“丁丁儿要斥退老郭，我要以手枪对待！” 丁先生更忍耐不住，气冲冲地又跑回教职员会议室。那时候我正在那儿，我已经醒了一大半，被两位同学扶着，要我在校长面前陈辩。 丁先生很高声地叫着进来： ——“哦，秦先生，秦先生，不得了，不得了！我办了一年半的学堂犯了死罪，竟公然有人要枪毙我了！你看，这还了得？这学堂还可以办吗？……” 他一眼看见了我，又像燕子一样，一翻身又往外边走。 ——“郭某和我，势不两立，我在这儿斥退不了他，我要上省去告；我在省里告不了他，我要进京！” 那时候嘉定还没有电灯（就是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会议室里点着一盏挂灯，在桌上还高烧着几只洋烛。烛光和灯光射到室外的天井里，那儿依然是薄暗的。丁先生的剪了的头发还没有长齐，刚好披到肩上。他又矮，走路是一跳一跳的，因此他的头发便在肩头上一披一披地披打。我从薄暗的光中醉眼朦眬地看着他的背影，我隐隐自咎起来。我好像欺负了一位比我还年轻的小兄弟一样。 事实上丁先生也未免太年轻了！吃醉了酒骂人，这在我本来是一种恶德。但是你被骂的丁先生也应该内省一下，你到底为什么受骂？假使你内省不疚，那小孩子的醉态就像蜉蝣撼大树，何损于你的泰山北斗呢？但他偏偏要和我那样计较，我现在除我自己甘愿认错之外，觉得你意气用事的丁先生也未免错了。 丁先生遇着了两重障碍，教职员一部分的反对和学生的反对，他当时终没有能把我斥退。第二天他回他的荣县，我也回我的故乡去了。我的斥退便成了悬案。校长的意思是只要丁先生不说话，他是可以不斥退我的。问题就在丁先生一个人身上了。 我以待罪的身份回到故乡，不消说是不很愉快的。但我父亲好像没有前次在小学校被开除时那样担心了。我们三哥那时在做铁路路股调查委员，由省城派到荣县去，父亲还请他和丁先生私下交涉，只要学校不开除我，便把我送到成都去就学也可以，请他不要追究。但三哥还没有到荣县，丁先生已经得了急症，一命呜呼了。 听说丁先生得的是喉症，刚好一晚上便死了，话也不能说出一句。他的夫人不久也得着同样的病相继死了。 丁先生一死，那我的悬案便无形消除。暑假过后，我又公然回到了学堂。那时候一般的朋友真是高兴，特别是在第二学期中说了一句“肝筋火旺”便被他斥退了的易老同学。他那时候已经在成都存古学堂读书，暑假后上省时我们在城里会着。他说： ——“你的星宿高，硬把丁丁儿克死了。” 他总是离不了这种俗调。他还说： ‘——“丁丁儿那张尖嘴平生带过太带多了，所以死的时候连话都不能够说一句。这是活眼现报。” 其实丁先生的急症毫无疑问是白喉症（diphthe ia）中最猛烈的一种，毒性化脓。听说他的喉膜带灰绿色，这正是确证。乡里人就因为他不带白色，所以便相传以为是奇症了。 白喉症的传染性是很厉害的。不幸的他的夫人也成为了这同病的牺牲。 八 但我在嘉定中学堂就在一九〇九年的上半年，终竟遭了斥退。 中秋过后不久的一个礼拜日，我同好几位同学到乐山劝学所里去了。那时候是魏文通先生在当视学，我们去帮忙制造表册。从清早九点钟起制到午后两点钟，才告了一个段落。我们从劝学所退出，沿着城墙边正想走到萧公庙去看戏。 萧公庙在城的正南丽正门内，劝学所是在城西的白塔街。我们沿着大渡河畔的城边走去，途中是要经过王爷庙和铁牛门的。 走到王爷庙的时候，看见里面驻扎的粮子们正在准备武器，好像要和甚么人作战的光景。 我们看了并没有甚么惊异。因为那时峨边厅附近出了乱子，在此驻扎的营防已经下了动员令，不久就要出发。 同时有零碎的散兵迎面络续跑来，有的把包头打散，有的把上衣脱了，情形颇有几分狼狈。还有一两个警察，也拉着他的哭丧棒跟着飞跑。 我们还在笑。我说：“这几位英雄为甚么弃甲曳兵而走？” 我们再往前走。刚走过铁牛门，前面城墙上就像海涛一样，黑压压地涌来一大群人，为首的都是嘉定中学堂的学生。看这个光景，不消说又是惹了事了。 ——“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 我们接上前去探问。同学中有好几位争着把情况说了。结果是不出所料，在萧公庙的戏场里学生和王爷庙的粮子发生了冲突。 两方面都是群众，而且两方面都是很骄纵的群众。从前有句俗话：“考试的童生、出阵的兵。”——这是说这两种群众都是不好惹的。嘉定中学的学生闹事很有名，他们的不好惹正不亚于从前的考试的童生。但是王爷庙的粮子又正是要出阵的时候。 这两件不好惹的东西闹起事来，双方都诉诸武力。打呀，打呀，打呀，把一个戏场打得落花流水，双方都打出重伤来了。我们有一位同学打得吐血，听说有一位粮子也打得半完。粮子的一边终因为众寡不敌先逃走了。 许多同学就簇拥着那受伤甚重的一位同学向我们走来，他们要到王爷庙去和那儿的营长理论。 我们尽力阻挡着他们。到这时候，那士兵们为甚么在准备武器，我们才知道了。 “去不得！去不得！那儿已经在准备武器，你们簇拥起过，他们开起枪来，那不是好玩的。” 同学们听了我们的话镇静了下来。我们主张先回学校，和办事人商量好了之后，再作办法。 那时候，校长回到他家里去了。我们只好找着教务长张先生，监学詹先生。 学生见教职员是怕惯了的。每次闹事，凡是当代表的人总是要遭斥退。把张先生、詹先生请到礼堂来了，谁也不敢说一句话。那时候又是我逞强。我是并没有在场的人，我偏又代替他们把当时的光景报告了。张先生和詹先生都很表同情，就说非去和他们长官理论不可。他们自告奋勇，担任去开谈判。我们的要求是： 1.要那营长亲自到校来陪罪； 2.要斥革那肇事的粮子； 3.要对于受伤甚重的某君赔偿医药费。 这三个条件，两位先生也答应拿去和对方接洽。大家也以为这次总可以见些效果，可以扬眉吐气了。但结果是和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两位先生走回来的报告是： 1.营长因公上省，现在是副营长负责，公务甚忙，不敢擅离职守； 2.在国家有事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开除弟兄以涣散军心； 3.对方的受伤者比我们的更重，他们两位先生还去慰问过来。 这样一来，不仅我们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反而是我们学校派了当事人去赔罪了。这不消说是不能够使学生满足的，要求那两位先生再取强硬的态度重新谈判。但我们那些先生终不愧是待人宽而责己严的古之君子，他们把在军门面前倒折了的威风却在学生面前恢复起来了。他们大大地责备了学生一场。但弄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上课了。 由校外的风潮转变成了校内的风潮，教职员和学生都只好静听校长回来解决。学校派了专差往犍为县去接校长，在第三天的午后校长回来了。 不公平到这一次的斥退，那真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 校长回来的第二天上午挂了一道牌，斥退了八个人，记了好几十名大过。 被斥退的八个人中是有我的。但最残酷的是把那位受伤甚重、平常十分驯良的学生也斥退了。张伯安的斥退大约是曾经帮助我骂了丁平子？再老好也没有的我的一位堂兄，那天看戏虽然在场，他还受了误伤，但也遭了斥退。 后话 以上是我去年三四月间在养病期中的随时的记述，纯然是一种自叙传的性质，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 自己的计划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写出反正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最后写到最近在社会上奔走的一部革命春秋。但这样枯燥的文字，自己在叙述途中都已经感觉着厌倦了。在这儿是可以成一段落的，我便采取了最新式的革命的刑罚：把这个脑袋子锯了下来。 没有甚么可说的了。读了这部书的人如能够忍耐着读到掩卷，在掩卷的时候假使在心中要这样问我： ——“你这样的文章为甚么要拿来发表？” 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说： ——“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 1929，1，12，校阅后记此。 《沫若自传》少年时代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沫若自传》爱下书小说网全文字更新,牢记网址:.aixiashu.info 学生时代 自呱呱坠地时起，便要从母亲学习言语和一切知识，人生的开始应该就是学生时代的开始。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但我的发蒙是在四岁半的时候。家里有一座家塾，面对着峨嵋山的第二峰，先生命名之为“绥山山馆”，先生姓沈字焕章，是犍为县的一位廪生，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家里来教书了。家塾里除掉偶尔收纳一两位亲戚家的子弟外，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人数在十人上下。但这点小人数的家塾，拿程度来说，却是大、中、小学乃至幼稚园都有。 发蒙时读的书是《三字经》，司空图的《诗品》，《唐诗》，《千家诗》。把这些读了之后便读《诗经》、《书经》、《易经》、《周礼》、《春秋》和《古文观止》。庚子过后，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渐渐起了革命，接着便读过《东莱博议》、《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和上海当时编印的一些新式教科书。先生又得到一部教会学堂用的《算数备旨》，根据着这书来教我们的算术。当时我们还写不来阿拉伯数字的草书，因为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书，而且算数不立程式，只是算草，但那样，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把开方学完了。 科举制改革的初期是废八股，改策论，重经义，因此有一个时期乾嘉学派的朴学，就在嘉定也流行过一时。沈先生是不长于这项学问的，有族上的一位长辈郭敬武先生，在成都尊经书院读过书，是王壬秋先生的高足，他在流华溪开馆。我的大哥橙坞先生曾经往那儿去就过学，因此又从那儿把朴学的空气输入了家塾来，教我们抄《说文部首》，读段玉裁的《群经音韵谱》，但这些东西在当时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只觉得是痛苦。 做对子是六岁开始的，做试帖诗是七岁开始的，后来就改做经义论说，算还没有学做过八股。数学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算数备旨》里面的每一道问题都不曾忽略过。点读《御批通鉴》也是日课之一，而且还要抄御批，这项也是一桩刑罚，一长串的人名字点不断时，最感觉头痛。 是乙巳年（一九〇五）罢，科举废了，各地兴设学校。我们那偏僻的乡镇也有了蒙学堂的设立。省里有武备学堂和东文学堂出现，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二哥进了武备。但我们的家塾并没有废，我们的学课内容比蒙学堂的还要充实一些。我们只跟着蒙学堂的先生学过体操，同时在家塾的园子里也备了一些运动器械。接着嘉定城里有高等小学堂的设立，我考进了那个学堂，于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终了。这是乙巳年年底的事。 嘉定的高等小学堂设在北门外的草堂寺内，学生的年龄程度极不整齐，有三四十岁久考不第的老童生，也有十二三岁纯洁无垢的新少年。课程也极其零乱，凡是新式的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我是乡下人，年纪轻，因而常受城里的老学生们欺负。第一学期的成绩最优，老学生们嫉妒，发生撕榜风潮，并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先生们不能制止，反而屈服。因我在端午节曾请假数日回家，便扣了我六分的总平均分数压到第三名，重新改榜，算把风潮平息下去了。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我恨之深深，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在小学堂里新的东西没有受到什么教益，但旧的东西如国文、讲经、地方掌故之类，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帅平均先生的《今文尚书》讲义是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帅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廖先生也是尊经书院出身的王壬秋的门下。帅先生的讲义和我在家塾里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学”得到印证，因此特别感觉兴奋。这种感觉在别的同学们的心里似乎并没有。 嘉定是适宜于读书的地方，环境很好，山水十分秀丽。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向青衣北岸的凌云山和乌尤山去游览，远望磅礴连绵的峨眉山，近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在那澄清的空气中令人有追步苏东坡之感。在凌云山上有苏东坡的读书楼，有他的塑像、刻像和题字，也还有好些遗迹，如洗砚池，载酒时游处之类。凌云山的岩壁上，正当着旧大渡河口，与峨眉山正对着，凿了一尊大佛。这是很有名的，是唐代海通和尚所凿。在那大佛脚下河水汇为一个深潭，地方上的人说“是和海相通的”，虽然是荒谬的俗传，适足以表现其处之深。在那深处产一种鱼名叫“墨鱼”，全身黑色，这是因为水太深，罕与太阳光接近而致，但俗传是吃了东坡先生的墨水。这些都觉得富有诗意，而墨鱼也确是可口。 在这高小时代，我读到《西厢》、《花月痕》、《西湖佳话》之类的作品，加上是青春期，因而使颇以风流自命，大做其诗。在学的后半期成为了最爱闹事的一个代表。第二年在端午节前后，我曾经被斥退过一次，但不久又把我的学籍恢复了。原因是学校的处置遭受了学界上一部分人的反对。 嘉定中学开设了，高小学生中成绩好和年龄大的便升入中学，我的高小学程于是一年半便告结束。新开设的中学，更是一塌糊涂，笑话百出。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一位英文教师把日本正则学校的课本来教我们，几个拼音就教了我们半年。在这儿不是读书，简直是养老。我在这时候只想离开故乡，近则想跑成都，远则想跑北京、上海，更远则想跑日本或美国，但家里不肯让我们跑远，自己也找不到那样远走高飞的机会。因而有一个时期便自暴自弃，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 在中学里面感觉兴趣的仍然是经学。黄经华先生讲的《春秋》，是维系着我的兴趣的唯一的功课。黄先生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他也很喜欢我，在课外还借了好些书给我看。有一次我吃醉了酒，骂了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监学，这人并没有多么大的本领，只是爱弄诡辩，异常的专制，我特别恨他。我醉了，骂了他，他一定要斥退我，还是黄先生力争，又把我保全了下来。后来这位监学就在那年暑假，患白喉症死了。但我在下学期又因为别的事情依然遭了学校的斥退。 在嘉定遭了斥退之后，第二年的春初晋省，插入当时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丙班。这是庚戌年（一九一〇）的事。学校的课程虽然好得一点，但也好得有限。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因为教者本身都还不十分精通，怎么也引不起兴趣。——不仅引不起，反而养成了我不喜欢这些课程的倾向。 在成都的一段学生生活中，根本没有学习到什么。张升楷先生的历史讲义比较感觉兴趣，但他不善讲授，详时详到无以复加，略时略到只举帝王的年号。他毕竟不曾征服史料，而是为史料所征服了的人。 没有东西可学，只是读些课外的东西。林纾译的小说，梁任公的论说文字，接触得比较多。章太炎的学术著作当时也看看，但不十分看得懂。我自己是喜欢读《庄子》的人，曾经看过章太炎著的《齐物论释》，他用佛学来解《庄子》，觉得比《庄子》的原文还要莫名其妙。 游山玩水、吃酒赋诗的名士习气愈来愈深。东门外的望江楼、薛涛井，南门外的武侯祠、浣花溪、工部草堂，是常游之地。连学校在停课试验期中，都把课本丢在一边，和一些兴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内撞诗钟，和韵，联句，讲小说。 因是省会的关系，学生的政治运动便比较活跃。我本是分中的插班生，但不知怎的，总每被选为学生的代表。头一年的年底便参加了立宪请愿的风潮，当时是赵尔巽做四川总督，学生请求他代奏，要清廷提早立宪，闹到全省罢课的地步。起初学校当局大抵都是纵容的，但到后来赵尔巽下出严烈的命令，要学生复课，不然就要严办。分中的校长自然也就奉命唯谨。但要学生上课，却谁也不肯上课。他却想到了一个妙法，要各班的代表先行上课以为表率，我没有遵从他的命令，就在当天便离开了学校。学校说是要斥退我，但因种种原因，依然没有斥退。到第二年还让我补受了学年试验。 第二年便是辛亥年了，参加了有名的反对铁道国有的风潮。这是开始于保路同志会，继而成为保路同志军，结果和辛亥革命的大运动合流，而推翻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这在当时的学生界中也惹起了一个天翻地复的变革，有好些学生便借这个机会离开了正规学校，而转入了军界或政界。特别是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大家都想做官，几个月速成毕业之后便有考法官的资格，于是祖孙父子同学的佳话四处都是。因此也惹起了一种反抗，稍微严肃一点的学生，大家都讨厌学法政。我自己也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但就留在正规的学校里罢，依然没有可学的东西。而且在那鼎革的时期，学校多是奉行故事，有好些稍谐人意的教员也都转入了政界，剩给学生的便是焦躁、无聊、空虚。在当时有机会的人，便朝省外、国外跑，不能跑的呢便只好陷着熬资格了。我自己在当时真是苦闷到了绝顶，要考省外的学校或留学罢，起码要中学毕业资格，然而中学还没有毕业。因此便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在这样苦闷状态中，被逼着愈朝吃酒赋诗、游山玩水的道路上走。幸好这时期还不算很久，民元分中和成都府中学合并，再熬了一年，算把中学毕了业。第二年又进了高等学校，熬了一学期，便考上天津军医学校。我便得到了离开四川、也离开了那种烦闷生活的机会。 天津的军医学校是国立的官费学校，民二的夏间在全国各省招生，四川省被摊派六名，我被录取了。暑间离开成都首途，但到了重庆，便遇着二次革命爆发，又折回成都。等那次的革命平息之后，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发，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罢，记得经过黄河大桥时，已经在飞着雪了。 自己当时，事实上并没有存心学医，应考军医只是想借一个机会离开四川，离开当时的苦闷。到了天津之后，虽然经过复试，仍被录取，但却没有心肠入校，我便独自跑到北京去了。当时我的长兄橙坞先生在做川边驻京代表，虽然到日本、朝鲜去游历去了，但早迟是要回来的，我有这样靠背，所以便决心跑去找他。这儿又是我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 我到了北京，在一个同乡京官家里住着，等到年底，长兄才从国外回来了。起初他对于我的求学也很感棘手，后来决定把我送往日本。我是三十号离开北京的，由火车经过山海关、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在朝鲜的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新年。 在釜山领事馆里面住了一个星期的光景，因为那时的领事柯荣阶先生是长兄的同学。之后便又渡过日本，直达东京。在这儿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长兄送我离国的时候只给了我一条重六两多的金条，叫我到东京去变换成日币，作为学费。他希望我能够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官费学校，不然将来的学费就难以接济。当时中国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契约，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千叶的医学专门学校，山口的高等商业学校（这一学校因有一次发生事故，便无形中停止了收中国学生），这五个学校都招纳中国学生，凡是考入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也就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这五个都是日本的国立学校，考上了又有官费，因此为留学生所竞争的目标，也就最难考，有的考了八九年都还没有考进去。我是初去，想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那简直是没有把握的事。而且几个学校招生在那时多在暑期，我是正月到的东京，要在当年的暑期应考，事实上还不足半年。但假使不考，那又非延到明年的暑假不可，学费便要成问题了。因此我在当时实在是拚了命，拚命地学日文，拚命地补习科学，结果我终竟以半年工夫，考上第一高等学校。这在当年听说是没有比我更快的了。 日本的高等学校约略等于我们的高中，是大学的预备门。在当时是分为三部，第一部是学文哲、法政、经济等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医科。在应考时便得分科，因此便发生自己的选业问题。当时的青少年，凡是稍有志向的人，都是想怎样来拯救中国的。因为我对于法政经济已起了一种厌恶的心理，不屑学；文哲觉得无补于实际，不愿学；理工科是最切实的了，然而因为数学成了畏途，又不敢学；于是乎便选择了医科，应考第三部。这时的应考医科，却和在国内投考军医学校的心理是完全两样了。我在初，认真是想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然而终究没有学成，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 考入高等之后，有一年的预科是和中国学生同受补习的。预科修满之后再入正科，便和日本学生受同等教育。三部的课程以德文的时间为最多，因为日本医学是以德国为祖，一个礼拜有十几、二十个钟头的德文。此外拉丁文、英文也须得学习。科学方面是高等数学，如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微分、积分，以及物理、化学、动植物学的讲习和实验，都须得在三年之内把它学完。功课相当繁重。日本人的教育不重启发而重灌注，又加以我们是外国人，要学两种语言，去接受西方的学问，实在是一件苦事。 我在高等学校三年毕业之后，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的医科。当时日本的大学其它各科都是三年毕业，只是医科是四年半。开始两年是基础学问，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后两年便是临床学问，即内外儿妇、皮肤花柳、耳鼻咽喉、眼科齿科，乃至卫生学、法医学。所有一切的部门都要通盘学习。这四年也确是严重的四年。学问是严整的一套，你不能够躐等，也不能够中断。日本人的医学相当可观，在他们是很尽了心力的。 但我学医学终竟没有学成功，虽然大学是毕了业，我也得了医学士的学位，但我不曾行过医，我也没有意思行医。在医科开始的两年很感觉兴趣，那时所学的可以说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人体的秘密在眼前和手底开发了。我自己解剖过八个尸体，也观察过无数片的显微镜片；细菌的实习、医化学和生理的实习，都是引人入胜的东西。这差不多等于在变戏法，实在是一些很好玩的事。然而学到后两年的临床功课上来，我便感觉着无上的痛苦了。原因是我自己的听觉不灵，我不能够辨别打诊和听诊等微妙的基本医术。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那时还在嘉定中学读书，在中秋前后患过一次极严重的热症。后来回想起来，很明显的是重症伤寒。病了一个多月，接着耳朵便受了波及，脊椎也受了波及。两耳因中耳加达尔而重听，脊柱因腰椎加列司而弯曲不灵。这两项缺陷苦了我很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可能恢复。我的一生便受了这一次重症的极大的影响，我的学医终竟没有学成，就因为有了这生理上的限制。 两耳重听，没有可能把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因此在大学中途的时候，又来了一次极端的苦闷，而终于逼着我走上了文学的路途。自己在国内所涉猎的，主要的就是文学。到了日本虽然把文学抛弃了，但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 我在大学的中途曾经休学一次，回到上海组织创造社，实际从事文学活动。这是五四运动后不久的事，一般的朋友大概都约略知道这一段历史，我不必缕述。但我回上海不足半年工夫又跑到日本去了。我把医学的课程是学完了的。是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三月毕的业，从此便和学生生活告了别。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但我觉得我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 我是衷心尊重医学的一个人。唯其尊重它，所以我不敢行医。我恨死一般不负责任的西医，不负责任的中医我也看成是一种罪恶。 形式上的学生生活虽然终结了，但我感觉着我一辈子都还是学生。天地间值得我们学的事体太多，不到我的生命和世界告别时，我的真正的学生生活是不会终结的，也不应该终结的。不过这篇文章，是应该在这儿终结的时候了。 1942年4月19日 水平线下 发端 自从四月初我飘泊到日本去，足足流浪了半年。在八九月之交，江浙快要开火的时候，上海有朋友写信给我。劝我回国来看看热闹。那时，一来我没有路费，二来也不相信这场热闹会真使我们看见，因此我没有回来。谁知天下事竟有出人意外的。闹了一两年要开火要开火的江浙，终竟开了火，而且由于局部的动摇竟牵动了全局，中国的大势生出了剧变。吴佩孚倒了，孙逸仙由广东进了北京，段祺瑞公然当了执政。这在四五个月之前谁能料到呢。 外界的事情变得这样剧烈，我内心的生活也改换了正朔了。在海外飘流了半年，又饱受了异邦人的种种虐待，自己觉得世界虽大，真没有一片干净的土地可以作我们的桃源。加以一家五口的生活，要仰仗自己的一枝毛锥扶持，我与其在异邦求生，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因此，在十一月中旬我又折回到上海。如今又蒞践了中国的旧土了。在我自己实在一点什么感兴也没有。快乐呢？我已昧不过自己的良心。羞耻呢？我又何必！ 回到上海后的第十天，朋友们发起了一个组织，调查此次的江浙战祸。他们因为我是闲着的人，便找我担任调查宜兴的一路。 我听说往宜兴要坐轮船过太湖，我的高兴便登时勃发了。天地间还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路费是不要我出的，我可以去看看热闹过的痕迹，也可以观赏些脍炙人口的江南风光，天地间还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 我的高兴使我把这个难差当成了美缺，没有说上两句话，我便满口承应了下来。我坚决地要到宜兴去。 但是要到宜兴，却有不能不解决的两个难题。一个是到宜兴去听说至少要七天，我留在上海的一妻三子，他们却怎么过活呢？家里既没有用人，邻居也没有相识的，他们自己又不懂得一句中国话，七天之内即使不会发生什么意外，这七天的食粮谁替他们采办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不能不感谢上天。天气已经冷起来了，就采办七天的食粮留在家里，也不会腐烂了。七天之内究竟能不能发生出意外？那也只好望天老爷广行方便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宜兴竟在那一个方角，我在地图上虽然找寻了出来，但我是四川人，我怎么能够听懂宜兴的土话呢？“吃人钱财与人消灾”，领了路费是往宜兴去调查战祸的，连方言也弄不清爽，怎么能够调查？ 这是第二个难题。 在这儿我却要感谢c君了。因为他是宜兴人，而且也和我一样是在上海袖着手的。所以我便去找他，希望他和我同去。一说，他也满口承应了。他还许我：到宜兴去要请我吃两样好吃的东西，一样是宜兴的松菌，一样是黄雀。他说这两样的风味是美得无法形容的，都是宜兴的特产。他这么一说，更把我的胃脏神说得大动而特动了，本来打算在十二月二日乘早车去的，却在一日午后说走就走地提前动身了。 啊！天地间真那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不要自己出一个钱，可以去看看热闹，可以去赏赏风光，家里有天看承，路上有人作伴，而且在最后还有松菌和黄雀好吃。啊，天地间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 第一日 在我们离开上海的这一天，正是上海的风声又有些吃紧的时候。南京的齐燮元和北京的执政府还在争持，上海地方的官职竟闹起了双料的排场。双料的护军使，双料的交涉员，双料的警察厅长，双料的县知事，这许多双料的官，各以南北两京为背景，便和一妻一妾一样两立起来，但却很有不能两立之势了。 三点钟我们到了沪宁车站，刚好赶上了三点二十五分钟开往无锡的专车。我们买了二张三等票，走进月台的时候，劈头便看见一串灶孔一样的铁皮车，装着无数的灰色的猪八戒——丘八老爷。听说这是早晨才从南京开来的，晚上怕还有两趟开来，双料的两大小免不了又要内讧了。我们跨上三等车的时候，车里的人已经拥挤得不通气息了，只得在月台上站着。月台上也站了不少的人，我们更只得站在门口，隔着一道玻璃观赏窗外的图画。 兵车煞是有趣味的，拥塞着的一些丘八我觉得怎么也好像些猪，好像这两天要过年的人预备着要弄进杀房去的肥猪。你看，他们那臃肿得不成**的尊躯，还要穿上一件臃肿得不成**的灰色的棉军服。他们的脸墩，他们的耳朵，他们的眉毛，他们的鼻子，他们的太阳筋，他们的冲嘴，终不外是臃肿的两个字。他们的颜面神经，他们的颜面筋肉几乎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闪动的。他们那小小的凝滞着的眼睛和他们开着的口一样，呆呆地望着——他们究竟是在看还是不是在看，这是只有上帝才晓得的了。蛮大的头颅上要顶上一个熨斗形的帽子，短缩的颈子上还要披些乌黑毵毵的长毛狗皮。啊，他们这个尊容，谁能不联想到猪上去呢？我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军阀老爷们究竟什么个存心。他们刮了不少的地皮，耗了不少的民膏民脂，为什么连这些自己手下的小兵，都不稍稍装饰得好一点呢？纵横是做装饰品的，弄得好看一点，觉得于自己的面子上也还可以过得下去罢？连这点面子也不顾，我替老爷们实在有点难乎为情了。 铁皮车之外还有好几驾敞车，如山如峦地堆积着一车的家具。家具里面什么都有，太师椅、八仙台、床架、蒸笼、挂钟、朱红漆的马桶，……这些东西当然是从江南民间得来的“胜利品”了！ 一位像猴子一样的瘦人，是一员下级军官，躺在这家具山的一把杨妃椅上。他手里捧着一个茶瓶，闭着眼睛好像在那儿参证玄机。啊，他那超‘然物外的态度，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情！无论什么人看来，都会觉得他是一位得道的圣者，冯玉祥的圣经，吴佩孚的易理，段祺瑞的佛学，我怕都没有这位先生参悟得透澈罢？看来看去，不知不觉地又把他连想到齐天大圣来。是的，这位先生的道法毕竟高明，一根毫毛可以变出十万八千的兵马。这些眼前的猪兵猪丁，恐怕都是他老先生变幻出来的罢？…… 唔，唔，脚下动起来了也！我们就好像驾起云头一样，被“火轮之车”把我们运出了上海。上海市向后面退去了，我们也渐渐走到自然中来。假使退返两三年，我就闭着眼睛也可以做出一篇自然的赞颂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故，我眼前的自然总是一片的灰色。到底是我自己的心境害了红绿的色盲，还是客观的世界果然是这样呢？那愁容惨淡的冬景，到底还有人不看成愁容惨淡的么？那荒凉一片的大地，到底还有人不看成荒凉的么？啊，颓废的故国，冷落的江南！无情的自然把中国的真相赤裸裸地给剥示了出来，我们的泱泱中华，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沦落吗？ 离开上海后的第一站便是真如。听说在战事结束后，齐燮元带领着数万大兵在这儿驻扎过半个月光景。战事已经结束了，真如又不在火线上。齐燮元的兵竟大肆蹂躏了一口，烧毁了五百余家镇上的精华。古人说：火主文明。五百年疲倦了的希腊的凤凰，不经过一道火灾也没有再生的希望。看来齐燮元的猪兵猪将倒会反而是振兴中国的伟大的功臣呢！可惜真如离铁路线太远，这些文明成绩，在车上看不出来。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是沿着路轨的一些军用灶孔罢了。 车上的江南人把那些灶孔指示给我们，路轨下面便是一道水沟，昏浊的死水就如翻了白的消化不良的幼儿的小便。 江南人对我们说：那些北方来的兵士真是畜生！吃的水是在那沟里，扯的污也是在那沟里，真是腌臜得没有王法呢。 江南人说的时候很带着几分鄙夷不屑的样子。但是哟，你漂亮的江南人！在这些地方，你却不要笑那些北方人占了你们的上风呢！其实江南地方究竟有那一道河水是清洁的呢？你们的习惯不是上河洗马桶，下河洗饭桶吗？ 你们或者说那是流水呢！ 但是我从前到过无锡，无锡总可以算是江南罢？我在惠泉山下避过一礼拜的暑，那时我住在一座节孝祠的颓废了的楼上。楼窗下面临着一眼方池，池里的水快要全干了，不消说是不流的。我每天清晨起来，总要看见一对女人站在池中的一块大石上工作，一边是在淘米，一边是在洗马桶。这到底是在顾借时间，还是在讲究用水的经济呢？守着有清洁的“天下第二泉”在近旁，她们却不晓得利用！ 好了，不再扯远了。牢骚一发，竟倒拆起江南人来。这是不对的！同路的c君也还是江南人呢。不可这样的普遍得罪人，凡事总得从好处看！ 好，我要再说到猪兵猪将的成绩上来了。他们在铁路旁边掘了许多军用灶，把周围的田地蹂躏成了硬土，硬土上面有些断折的残梗，还缀着些可怜的残花败絮。啊，刮地皮的工夫毕竟要算他们是一等一呢！真如过后便是南翔，车上的人怕有一大部分涌下车去了。这些人听说有些是逃难到上海、到这时才回家的，有些是上上海去做工回来的，有些是来白相的，但不知道何以会有这么多人！这毕竟是我们中国的人口还经得着好几次的大战火的证据呀！涌哟，涌哟，涌到地狱里去罢！你们这些猪之猪，猪之猪哟！你们的人并不是不多，你们的人比齐燮元的兵总要多过五百倍罢？你们听他们烧你们的乡镇，听他们奸淫你们的妻女姊妹，听他们勒索，你们听他们拉夫，你们放花炮来替他们送行，还让你们的绅士们在南京替齐燮元办凯旋会，……啊，你们真是一些猪之猪，猪之猪哟！纵横是要烧的，你们为什么不先把乡镇烧了，坚壁清野地使那些猪八戒们无扯污之地呢？纵横是要抢的，你们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私财捐点出来，组织些民军来抵御抵御呢？纵横是要死的，你们为什么不牺牲自己的生命和猪八戒们决一死战呢！他们来了你们便跑，你们平时还要豢养他们，你们真是猪之猪，猪之猪哟！滚，滚，滚，滚罢，滚罢！…… 南翔镇听说也烧了不少的房子，也是战争过后才烧的，烧的人也都是齐燮元手下的苏军。苏军烧江苏人的房子，被烧的江苏人还要歌颂他们的凯旋，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天下真是太平无事，许多回家去过年的人，正买了不少的年糕呀！ 从南翔下了车的人真是多，我们乐得走进车里去找得一个座位来坐下了。 车过黄渡与安亭的时候，有一位在车里相认识的姓杨的朋友，又对我说明了许多战迹。他指示些战壕给我们看，又指示了些安大炮的地方；指示了些打得大框小洞的农家房屋，又指示了些田地里戴孝的女子。田地里有些女人，髻上扎着白色头绳，在那里摘取飘零的败絮。火车过时，她们都瞠目地抬起头来。 姓杨的说：你看，那些女人都是戴着孝的，她们头上缠着白色的头绳子还很新鲜呢。她们里面十有八九不是死了丈夫，便是死了父母，都是在这一回的战事里被打死了的，或者被拉夫累死了的。 杨君说得很有点凄然的，但我要说一句天理良心的话，在我的心里实在连一点凄惨的感情也没有！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该死，但我总觉得他们只是自己寻死。他们平时上粮纳税，要去供养一些猪，猪发了疯时要咬死他们，这有谁能够替他们流泪呢？ 黄渡、安亭之间是战事最剧烈的地方，但仅仅隔着一道宽不过二丈的二十四号桥，苏军以十倍之众，竟在这儿争持了将近两月。这到底是在谦虚，还是在儿戏哟。战壕是有的，大炮也是有的，但我总觉得有点滑稽！ 姓杨的是苏州人，在太仓的一座纱厂里做事。他津津有味地说了许多战时的情形，也还说了许多在江南地方游历的经验，但他的话最引起我注意的，却是近来纱厂的危机。他说自从欧战过后，外国的纱陆续输入国内来，像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建设了几个大纱厂，中国的纱厂事业便受了莫大的打击。中国的纱厂，成本又少，办事人又不得法，怎么也不能和外国竞争。像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闭了门好久了。听了他这一番话，我觉得是接触到了目前最紧要的经济问题。这比什么调查江浙战祸，比什么收拾中国政局的善后事宜，还要十二万分紧要！ 我们中国的经济政策究竟是应该采取自由放任主义，还是应该采取社会主义？许多读饱了东西洋杂志的论客，正在那儿起劲地争论，有的要提倡个人资本主义，有的要实行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平心静气地暂且就事实上来立论罢。我们先假定个人资本主义是最合乎人性的东西，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个人资本主义能够有发展的余地吗？我们请把一张全世界的地图展开来看看罢！除开我们中国而外，地球上究竟还有多少地方没有被殖民地化，没有受尽国际资本家的侵蚀？国际资本家万矢一的地倾向着我们这个还在资本制度以前的中国，把我们中国已经作为了万国的商场，彼此在这儿互相争逐了。他们国际资本家以雄厚的资本，庞大的组织，在经济圈内君临着我们，我们可有相当的能力足以抵抗吗？他们的组织是“新机克得”，是“脱拉司”；我们的呢？ 资本主义是一种传染病，受着它接触的地方便立地受它感染。所以欧西资本主义一入日本，日本便受了它的感化，一入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也渐渐地甲诉迸芽了。 资本主义的最初的萌芽，大抵是在棉纱事业。日本是后进国，但她的幸运处，是因为有我们中国作全世界的销场，所以她得以施行她的保护政策，把资本主义扶持了起来，骎骎乎要与欧美并驾了。但是我们中国呢？在欧战剧烈的时候，欧美的资本家暂时中止了他们的侵蚀，于是应运而起的便是如竹笋丛生一样的纱厂之林立。但是现刻的形势是怎样呢？资本和组织两者比较最宏大的大中华纱厂，终竟关门半年了！这儿提供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教训呢？ 树木本是从种子的萌芽发生出来的。渐渐占取地盘，征服邻近之同类而成其伟大。欧西的资本家也不外乎是取这个路径。他们起初是由小资本家发祥，渐渐吞并较小的资本家，扩张经济上的地盘，供他们的营养，他们现在是宏大的巨木，他们的枝叶几乎要荫遍了全世界。在几株参天的古木之下，有一株嫩芽从土里标出来，要和他们竞参天之势，试问他是能够的么？个人资本主义之于中国，便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的现势已经不是两百年前的亚丹斯密时代的英国了！主张应该施行个人资本主义的论客们哟！ 但有一部分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他们也要主张个人资本主义。他们说，他们是忠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他们以为要达到社会主义，不能不经过个人资本主义这一段路程。个人资本主义有堆积资本，团集工人，增进生产力种种的作用，这些作用都是实现社会主义上所必要的条件，所以提倡个人资本主义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这话是诚然不错的。但是照我们中国的现状说来，我们中国的个人资本主义是断难发达的了。能够自在地发展起来，我们又何乐而不听其自然发展呢？但是时代已经不许可了，几棵大树子林立在你的旁边，你一株嫩苗如能够苟延残喘也就是万幸了。但是万不幸的实在是苟延残喘的年老的小树！他们年纪已经老了，发育的生机已经窒息了，将来即使与以相当的条件，他们也不能发展起来，以至参天。这是有实在的事例的。半残半落的小资本家林立的苦处就是这个样子。资本不能集中，生产受了分割，所团集的工人的数目，也很有限。这在促成社会主义实现上反而是莫大的障碍！要实现社会主义自然希望有大工业、大物质的生产力以作基础。像在欧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前头去了，他们所剩下的一条路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无产阶级只消把政权拿过手来，资本主义的组织便可以容易打破。但是我们物质后进的国家，我们还要努力赛跑一次才行！我们要希望大工业发达，我们要希望物质生产力增进，只剩着一条比较捷近的路，便是及早举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施行国家资本主义！我这话好像是很矛盾的主张，但这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并不矛盾的。俄国现行的政策是这样，便是马克思自己的主张也是这样。马克思分社会革命为三个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还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半成期”，一切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的权力施行，国家须努力使生产力发展到尽头，然后才能移转于完成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决不是一步想跳上天的梦想者，但假使他是坐在飞机上，他总是想把速度加快的。在物质后进的国家，比较先生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景仰。因种种经济以外的机缘，社会主义者得到政治革命的成功，要促进物质的生产力，舍国家资本主义而外没有别的道路！聪明的列宁，他所以指导俄罗斯的便是这样。我们中国正好学他，正好由有主义、有计划、当然是不赞成自由放任主义的人，纠合主义相同的人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再施行国家资本主义。舍此之外，我们也别无他法。无法中之又一法，自然是那些崇拜亚丹斯密的先生们的自由放任主义了。既没有法子，那也就只好放任。 有人说：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可惜中国还没有无产阶级，有也还脆弱得可怜。好，如果承认无产阶级脆弱，那就加强它好了。如果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工人才能执行革命的任务，那是说不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是工人。我们所争的，不是形式上的工人与不工人；而是精神上的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与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这种聪明难得的资本家要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抛弃他所有的一切财产来作革命的军需，难道还会拒绝他吗？难道还要开一次资格审查会，说他没有资格吗？我们所争的便在这种精神的赞成与不赞成！如果精神是赞成了，即使是资本家也可以来参加革命。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精神上的解释也可以，即使改为“共产主义者专政”也未尝不可以。……亲爱的读者哟，我这样发挥了一长篇了，但我自己还是坐在沪锡专车的三等车中的。这样的思想在我那时的脑中盘旋着，怕不过几秒钟的光景？说着说着，便到了昆山，火车停止着了。有人说是在等南京开来的兵车。车中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地争向窗外探望。窗外的夜色也渐渐苍茫起来，足足等了一个钟头的光景，而我们如大旱之望云霓一样，所等候着的兵车却始终没有开来，开来的只是一趟客车。这客车是怎么迟了到的，并怎么迟到这样久，车里的人谁也不知道。 姓杨的在苏州便下了车，我们又于昏昏茫茫中坐到无锡。时间已经是七点半钟了。 “无锡这个地方我来过两次，第一次和郑伯奇同来，第二次和成仿吾，这一次却是和你。” 在无锡车站上下车后，拒绝了一些黄包车夫的执拗的拉客，在崎岖的石子路上慢慢地步行起来。我一面走，一面发生着怀旧的感情，对c君叙说起来。 “第一次来是民国九年七月，那时是朱谦之写信来告诉我们，说无锡的风光有些希腊的风味，比西湖还好。我们受了他的怂恿，从上海跑到惠泉山来，但他已经往南京去了。我们在惠泉山下一座节孝祠里面住了两个礼拜光景，蚊虫之多，居处的不适，惠山的童裸，更加之以天气的炎热，使我们实在是大失所望。在要回上海的前一天，朱谦之才由南京转来，无论如何要约我们坐花船去游太湖，他好像不知道花船是什么性质，而且价钱也很贵。他这个提议，被我们反对了。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们走到运河里面去凫过水。能凫水的只有我和袁家骅两人。我们凫了半天，看的朋友都觉得有趣，便都下了水，在河边上学狗爬，只有朱谦之始终不肯下水。凫水起来之后，大家的下衣都打湿了，家骅他们是穿的学生装，他们主张就穿起湿裤回去。朱谦之严烈地反对。他说这是有伤风化，有伤风化！说着他各自回寓所去，替大家拿了裤子转来。我看他转来时候，在路上走得飘飘忽忽的。我问他怎么了？他把我的手拉去扪着他的额部，他在发着高热，如像火烧着的一样。我问了他的病情，才知道他得的是疟疾。我劝他先回去睡了，再请家骅替他买些金鸡纳霜。 “那时我们住的节孝祠里面有一眼很大的池塘，池水是很深的。谦之们住的房间便在池塘边上，池塘的对岸便是节孝祠的大殿了。我们回去的时候，看见谦之在床上乱发谵语。他说——啊啊，你们啊！你们啊！你们在青天白日之下脱得光丝丝的呀！……人家都在骂你们了！……你们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啊啊，我是要保护朋友的，我不怕，我不怕，我要用手枪对待！…… “他说着便一翻身跳起床来，赤着脚一直便跑出房去，口口声声只是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 “他跄跄踉踉地从池塘边上向大殿跑去。我们紧紧追赶着他。 “大殿门外正坐着两桌人在那里打马将牌，打得正在异常起劲，朱谦之大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你们骂我的朋友！’他一直向那些人跑去，那些打马将的人看见势火太凶了，连牌也不顾，钱也不顾，把桌子一推，便各人四窜起来。 “祠堂的门限很高，‘我要用手枪对待呀！’谦之一声吼着，把右手向上一伸，踉跄地便跌向门外。幸好我刚好赶上，他的头部还没有及地，我便拦腰抱着他。他还屡次反抗，要把自己的头去碰触地面。这时候，另外又有一位朋友赶上了，又把他的上半身抱着了。 “我们抬着他回房去，但他始终不肯，口口声声仍然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我那时起了一个急智，我便对他说：‘请你好好地去睡罢。等我拿手枪去对付他们，一切事情你都相信我好了。’ “顶奇妙的是他听了我这话便立地平静起来了。 “我们把他抬去睡好后，朋友们都惊惶失措了，我说他只是疟疾，因为热度太高了，所以生出些神经性的症状来，明天包管会好的。但他们都不肯相信我，他们到第三师范去请了一位中医来。这位中医，倒很高明，他一面用金鸡纳霜丸给他吃，一面又开了一张药方。他这是再高明也没有的办法。 “无锡的朋友们对于朱谦之的友情是异常深厚的。他们请了中国医生来看了，还不放心，还要把他抬进医院去。那是无锡公园旁边的大同医院。受诊察的时候，我立在旁边替朱谦之报告病历。一位青年医生，大约是助手，我看他也不打诊，只把脉评了一下，就说入院了。我觉得这位西医也是过分的高明，他又借着中医法门来掩盖自己的妙手了。我问他是什么病？他说要住了几天病院才晓得。我便不客气了。我说，不分明是m ia（疟疾）吗？他说是m ia时，怕是另外一种m ia。 “这位医生也使我佩服到五体投地了。那明明是三日一来复的间歇热，他要说是另外一种m ia。朱谦之入院后，我因为有别的事情，第二天便和伯奇回了上海。后来听说他在院里住了三天，也没有再发一次烧，病就好了。但他的病究竟是那个医生医好的？我不敢替西医吹牛，我也不敢和中医捣蛋。……” 我一面说着，已经走到了无锡饭店的门口了。这座旅馆是第二次来游时住过一夜的地方。那是去年三月间的时候，那时我的日本妻子因为在上海的生活过不惯，已经折回日本去了。我在上海临到人生的歧路，消沉了好久。那时是袁家骅和顾缓昌两人约我们来看梅花，我却不过朋友们的盛情，便又到这儿来住过一夜。那时候同来的有仿吾、尼特，我们居过的房间便是这儿的二楼十七号了。 因为有这样的一番旧情，我走到无锡饭店门首，便自然而然地走进店里面去。 啊，天地间真再没有这样凑巧的事情了！我们走进店里去后，茶房把我们引到的却又是二楼的第十七号房间！ 房中唯一的一点装饰便是一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美人牌的广告，但这种俗不堪耐的广告对于我也觉得有几分依依欲动的神气了。 在电灯光下不禁怀念起成仿吾来，几乎又要流出些不值钱的眼泪了。 “成仿吾怕已经到了长沙罢？”c君这么问起我来。 “怕还没有这么快，到汉口要五天。他在武昌要耽搁些时候，恐怕还不会到长沙。”我这样沉抑地回答。 天地间真是有多少出人意外的事情。自从四月我到日本去后，仿吾不久也就到了广东。但在我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了上海之后，完全出乎意外地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从广东回来了，而他这回回来是扶着他长兄的灵柩。 他的这位兄长见比仿吾早到广东不过半年，而他竟至成了灵柩转来！他不是轰轰烈烈地去投了什么人的炸弹，一同被炸死，也不是阵亡，他的死愈见不为人注意，而对于我却愈有不能言喻的悲哀。他有五个儿子寄居在长沙，他假如能庸庸碌碌做些家人生产，又何尝不能供家养口？但他偏又做了湘军的军需处长，远远要到广东去从军。广东的财政穷绌得不堪，客军的湘军有时候几乎没米煮饭。他在这种奇绌的状态之下，不能不四处去找些米粮来使健儿们糊口。但他顾得了军队，便顾不了家庭。他在去年十一月，写过一封信给仿吾，说他寄留在长沙诸儿的学资要仿吾由上海供给。仿吾想方设计汇去了一百五十块钱，这是我所目睹的事。但他终竟因为军事多忙，劳死在他乡了。听说他得的是心脏麻痹的急症，仅仅苦闷了两点钟便溘然长逝了。仿吾也没有赶得及和他见面。像他这样不折不扣的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的人，泱泱的中国中，究竟能有几个？然而他竟死了。他死了又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呢！没有人替他在报章杂志上出专号，也没有人替他流一珠眼泪，替他照拂下他五个无父的孤儿。他这五个孤儿当然要归仿吾一人扶持了，而仿吾的责任还不仅这五个。我听说他的二哥也有五个儿子，而他的二哥除抽大烟之外是一事不问的人，这当然也不能不赖仿吾照拂了。仿吾一个人要担养他这十个侄子，啊，这真是不容易的事！他到上海后，我们于衷切之中也聚首了两天。我们一说到他的家庭上来，他总要把十个指头伸出来，连连地说道：“一双手！一双手！”——啊，他这一双手，一双手！但是谁肯替他分得一只去呢？ 仿吾回湖南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而我在他去后的一礼拜，又来下榻在和他一同下榻过的旅馆。我素来是比他不自由的人，如今他比我更不自由了！惯会生儿子的无产者的悲哀哟！ “仿吾的大哥叫作什么名字呢？”c又问起我来。 我说：“叫成汉，号叫劭吾。他是早期的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大学没有毕业就回来了。” 我现在这样地把他写在这儿。我不敢保证：他的名字是不也就和写在水上的一样？ 在灯下谈了好一阵，虽明知袁家晔、顾绶昌两人是已经毕了业的，但也打了一次电话到第三师范去问，接电话的人竟回答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哎，相别仅半年，他们又真的往那儿去了呢？ 晚饭没在店里用。我们走出街去，我特意选出了一个饭馆，是前回同仿吾和家骅们用过饭的地方。我想起了德国诗人乌兰德（u d）的一首诗来。诗意是说他在一个渡口过渡的时候，一个人给了两个人的船钱。因为这个渡口是从前他和他的友人过渡过的地方。他的友人死了，但灵魂是还随附着他的，所以一人给了两人的船钱。我在吃饭的时候，想起这首诗来，也很想叫茶房多备几份碗筷，但又觉得过于摹仿了，也就算了。 回到店后，还东鳞西爪地谈了大半夜，以后是睡眠神来下了我的箝口令。 第二日 起床的时候已经是八点钟了。醒是醒得很早的，但因天气冷，好容易费了半夜的体温才温暖了的被窝，怎么也不忍和它离别。荏荏苒苒地弄得肚子有些饿起来了，还是吃饭的问题要紧，只得毅然决然地起了床。 我在这儿发明了一个推倒军阀的秘诀。 军阀！军阀！在二十世纪的现在的中国，要想找一个为万众人所诅咒的东西恐怕没有比得上军阀的罢？什么人都在骂军阀，什么人都在讲推倒军阀。甚至军阀自己也在讲军阀不好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军阀抛掉，做一个不挨骂的平民呢？啊，谈何容易！他们当到一个军阀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们要逢迎上司，要笼络部下，要屠杀群众，要占领地盘，要拍卖同僚，要暗杀几个官长。他们虽然不曾身经百战，但却曾心经百战。好容易得到一个督军、一个巡阅使的地位，这就和我好容易才把被窝烫暖了的一样，他岂肯虚虚受点骂名，便轻轻把这个安乐窝抛掉吗？你们就骂我睡懒觉也好，说睡懒觉不卫生也好，但是在被窝里是要舒服些。我睡在床上，你们如肯把饭送到我口里来，我怕整天整日也不会爬起床来的！ 解决问题的关键便在这儿了！ 睡懒觉的人，要吃饭的时候便不能不起床。要推倒军阀呢？当然是要使他们饿饭才行！你们常常把饭送到他口里去，他怎么愿意起床呢？把粮税抗拒一下也好，把市罢一下也好，总之要想解决目前的中国的军阀问题，只有饿的一个字。 饿哟！饿哟！伟矣哉饿哟！俄国的革命自然是列宁弄成功的，但也有你老先生的功劳呢！你老先生也把我赶出安乐窝来了。 上面馆去吃了两碗面，看见街上卖的石膏豆腐花（豆腐酪），不免又垂涎起来。自从一九一三年出省以后，这东西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吃过了。 雪嫩的豆腐酪，红得透明的辣椒油，金黄色的虾米，翡翠般的青葱，加上——童年的记忆，这是多么可口的滋味哟！站着便吃，一碗，一碗，又一碗……我们一共吃了五碗。付起账来仅仅一百文钱，我不禁惊愕了一下。但想起童年的情况，已经贵了许多了。 轮船要十点半钟才开。我们把船票都买好了，但离开船还有一个钟头。我们就乐得在运河边上走来走去地看看江南风物。 昏昏的运河上面，浮着无数的小航船。船上有种着花的，种着菜的，养着鸡的，养着狗的。这种纯粹地以水上为家的生涯，我在四川是从不曾见过。我在日本时，看到日本人惊奇地介绍，我也惊奇了。我以为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现在是呈在眼前了。 流浪人！真的要这种人才可以算得是流浪人罢？他们没有一定的故乡，没有一定的驻足处，在水上流来流去，那儿黑了便在那儿睡，那儿病了便在那儿死。他们是纯粹的动物性的，没有带丝毫的植物性。他们羡不羡慕那岸上的杨柳哟，那岸上的杨柳又羡不羡慕他们的生活哟？——不对，我的无聊的诗兴又要发作了。 水是浑浊得不堪，人是纯粹的动物，杨柳是枯槁了的。一篓一篓的黑煤炭压在两人的肩上飞也似的走，飞也似的走…… c指着一个年轻的——怕只十四岁光景——担煤的人对我说：“这个人的面孔很清秀，很像我的一位表弟。我的表弟，家里很有钱，现在在中学校读书，每天每天都是由包车送去，包车接回，但这位小朋友却在这儿担炭！” c说时觉得很有一番感慨的样子，其实他担炭也还不那么担得起呢。担炭的有五六对人，我们数着，别人要担三次后，他才能来回得一次。我们已经很诧异了。到后来才知道他担一次要息一次，中间一次是和一位老人对掉的。老人不消说也是担一次息一次了。 十四岁的童子和六十岁的老人，在运河边上大汗淋漓地担着煤要饭吃！——诗人！你面皮比城墙还厚的诗人，你的饭吃饱了，你立在那儿要做诗么？ 自己很想把刚才吃下去的两碗面和几碗豆腐酪一并用手挖出来了。…… “轮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这不就是轮船吗？” “唉？！” 我上了轮船还在问轮船。原来从无锡到宜兴才是不经过太湖的，我们所乘的“轮船”仅仅是在运河中通行的一对划子。这种划子，假使不是下江人，恐怕谁也不会有“轮船”的观念罢？一只有蒸气机的在前面拖着，拖着后面的一只坐船。坐船上面也有房舱，也有客舱，也有大餐间，更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坐位叫做烟篷。我起初听说烟篷在船顶上，而且价钱最便宜，便主张买了烟篷票。但谁知走上船来一看，所谓烟篷是坐在船篷上几乎连腰不能伸的一种坐位，头上还顶着一道布篷。像这样的第四阶级实在不敢领教了。于是又才改了房舱。房舱比大餐间还要贵。原来房舱是在船的两侧的，相对的两个木板铺位上只能坐四个人，靠着后壁有一个小小的长台，四只脚是放在两边铺上的。所谓大餐间便在房舱后面，是两个房舱打通了的一个大间，里面铺位多，可以多坐几个人，所以大餐间反比房舱还要便宜了。所谓客舱呢，是在房舱前头的一个通间，比大餐间的坐位更多，所以价钱更便宜了。 我们把烟篷票退了，改坐在元号的房舱里面，我们在这船上算是做了一次元首了。不过这船上的元首实在比中华民国的元首还要不好做。五尺立方的一个房间，立的时候不能抬头，睡的时候又只是两张木板。一个门道只有三尺高，从这门进去还要下几段阶段。这与其说是房间，宁可说是崖洞呢。从这崖洞望出去。所能望见的不过是些衰败的草岸。水是浑得不像样子的，轮船走过时所卷起的潮浪把水里藏着的一些瓦砾的遗尸卷上岸头，又跌落下去。门外的过道还没有一尺宽的光景，烟篷上的先生们时而把两只火腿吊下来，把下衣一揭开，便立在门下小解。很有些明哲保身的，深怕跌下水去，连把一只脚踏在船边上也都不敢，小心翼翼地把背弓着紧紧靠着船壁，然后洒起杨枝露来。露水刚好洒在船边上，从舱口溅进舱来可以溅在你的脸上。但你把他有什么办法呢？不怕你不便的就哇啦你的不便，但是他便的也应该图他自便。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在这儿要谈几句正经话了，我们中国人广行方便的程度，实在有些出人意想之外的。吃的水道下面便是粪坑，睡的枕头旁边便是马桶，东方人的超然物外的精神，真正是超之乎其所不超了！譬如就在这小小的鸭子船上罢，既是大餐间也有，为什么不安放一个尿缸，或者凿一个行云流水的圆洞呢？男的先生们怕得连船边都不敢踏，懒得连向船尾去的几步路都不敢走，他们实在是大便而特便。但是女的娘娘们却怎样呢？我恐怕就有些不便了罢？她们因为有这点不便，或者会至于一天两天也得不便。啊啊，“苦矣”，蹐跼在烟篷的先生们的屁股底下，在脑筋里来来往往的都是这些事，连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写下去了。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再写文雅一点罢！ “这船怎走得这样慢呀？到宜兴去究竟要几个钟头？” “足足要九个钟头。”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 “要走一百四五十里路呢。”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怪不得连动也不见动的一样。” “已经要比那些木船快得多了。” “你念过李太白的诗没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但我也读过，‘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呢。” “啊，那是上水船呢，那正形容得四川的下水是很急的。要是下水船，在我们四川的确有一日千里之势。我最初出省的时候从我家乡的乐山县城坐船到重庆，只有三天多点的光景便到了。走旱路是要走十天的。那是大水天，船走起来真是痛快，只见两岸的山和两岸的树在左旋右转着倒退。最有趣味的是船到宜宾的时候，在那儿的城墙东面，金沙江的水从西南流来，跟岷江相汇。岷江的水是青的，金沙江的水是红的。金沙江红得就和鲜血一样，浩浩荡荡地流来，一和岷江相汇，便刀斩斧断地当下消灭了。河面立地浩大起来，岷江的青水浮在上面，金沙江的红水都藏在下面去了。但是青红两水在水面下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水面上才看见是一汪青水，但不一刻便涌出血红的花朵来了，真像在开花的一样，在开千叶牡丹。有声有色地开着，滑啦，滑啦，火火火火火，花花花花花，有声有色地开着，开着。在浩大的河面上起初只开出三五朵，渐渐开大起来，渐渐开多起来，一列一列地，一列一列地增加起来，增加起来。青的水面渐渐要被花开满了，花开满了，花花花花花花……一河都是血花。河风又非常浩大，血河里的漩涡单是直径便有四五尺的光景。我乘的是一只小船，载子又没有十分载平稳，被风横腰一吹，骨噜噜地便落在漩涡里打了一个旋转。刚好出了漩涡，又被风横腰一吹，又骨噜噜地落在别一个漩涡里，又打一个旋转。那种凄怆的状态，煞是怕人！在那儿的岸上，又独于是没有草木的、赤裸的山崖，呈着惨红的肉色，就好像人把皮肤剥了一样。我平生遇过不少的怪事情，都没有那时候的心绪凄惶悲壮呢。这儿的水那里会说得上来哟！” 我大吹而特吹地吹，把c好像骇倒了。他只是圆睁了好几次眼睛。但我在这儿要稍微打一点折扣，这个光景是我十三年前的回忆了，初从乡里出来的人还没有见过世面，因为惊惶过甚，或者有形容失实的地方。总之至少七成总还是有的罢？再要讲价我就不干了。 “已经几点钟了呀？” “快三点钟了。” “四，五，六，七，还有四点多钟；怎么办呢？一本书也没有带来” “写罢。” “写什么呢，” “写小说罢！” “晤，写写小说。小说是要好写些，一写就跟泻肚子一样，滔滔不尽地源源而来。（又来了！但是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头上顶着的是别人家的屁股呢！）” “那就写罢！” “写呀！写呀！” “昨天在往沪宁车站的电车里面。 “有两位年轻的姑娘和一位白胖白胖的中年妇人（怕是她们的妈妈）坐在我的旁边。 “电车是满了员的。 “车过大马路的时候，有位很颓丧的中年男子搭上车来，一挤便挤在年长一点的（有十六七岁光景）姑娘面前站着。 “这位中年男子把头一埋便擤起鼻涕来。不幸，或者是他的大幸，他的鼻涕飞溅到姑娘的衣裳上去了。青绸羊皮袄的脚边上带了一珠，中年男子赶快把手绢拿出来替她揩了。姑娘又把左脚翘起来，绿色的绒线鞋子上又有一珠。中年男子又赶快把一只手去接着她的脚，又用手绢去替她揩了。揩了之后，——啊，完全出人意外！这位中年男子把那张乌黑的手绢立地拿到自己的鼻子下面去了！ “啊，他到底是在揩自己的鼻涕，还是在闻那姑娘脚上的香气呢？ “他到底是通常不爱干净的人，还是有点变态性欲的所谓近代文士呢？—— “我这个疑问无法解决，我只看见那白胖白胖的中年妇人白了中年男子两眼。” 我把那个靠壁的小写字台，取来放在铺位上，拿出我在日本学了十几年的席地而坐的功夫，便在铺位上盘坐起来写了这一篇，——什么呢——不成**的短品。我做文章的惯病是先做好文章再安题的，我做好了，回头在前面写了“一个疑问”。 当我在写的时候，我看c也在写。他是躺在铺位上，用铅笔在日记簿上写着的。 两人都没有话说，再写罢！ “朋友们在‘消闲别墅’吃夜饭。 “席终我去小解的时候，只能容一个人的便房里面，已经有一个人先在了。我只得在门外候缺。先来的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匆匆忙忙地走来了一个人，他不管我是在门外等什么，一手把我拦开，便一手把门柄握着了。我只得又在门外候缺。 “接着又来了一个人，又用同样的态度把我拦开了。这样接连地换了五个人，我看见又有一位穿西装的先生匆匆忙忙地跑来了。哦呀，不得了，我这回不能再讲无抵抗主义了！西装先生一来，我便先挡着他。 “我说里面已经有人，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半天了。 “不知道他是聋子呢还是不懂我的话，他把我一手拦开，不等里面的人出来，便先跑进去等候着了。 “我不禁冒了火，在门外便大声地责骂： “你们太不讲公德！别人在门外等了半天，你们只图自己的方便！ “这位西装先生却很有点娄师德的精神，不怕我在外面就如何的骂，他只悠悠然洒着他的尿，一点也不作声。 “他出门来了，我的气还没有平，我还骂了他几句。 “但这位西装娄师德不唯没有作声，竟连头也不抬，匆匆忙忙地又跑了。 “我自己倒惭愧了起来。 “我觉得我这人真是野蛮，一开口就要把人得罪。 “嗳，像我这样动辄得罪人的人，无怪乎在我们的礼让之邦，要连一个洒尿的机会也得不到了！” 又写了一篇。这安什么题呢？雅致一点的是“如厕”，粗鲁一点呢是“没有洒尿的机会”。不过这样一来便会把人骇倒了。有人说屎尿等字是不可以入文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特性，他们在青天白日之下拉是可以拉，但你在文章上写却不准你写的。为什么呢？是尊敬屎和尿吗？是和怕犯圣讳一样，犯父讳一样，不敢犯它吗？不管！不管！现在连丘二先生也都拉到了粪坑里了！直捷了当些罢，就写“没有洒尿的机会”。 我把题写好了，回头去看c时，他倒在梦见丘二了。他靠在壁上，把拿着铅笔和日记簿的两手叉在胸上，已经颓然地睡去了。他的口是张着的，脸色有几分灰青，我不禁惹起了几分伤感的情趣。 啊，c君哟，你也未免太可怜了！你本是学农的，犯不着要来做什么文人，在中国的现代要做文人，是等于自杀呢！ 我想起他这一年来的失业，他在虹口小菜场上替别人做过几个月的店阿大，后来又去为教会的先生们整理过几个月的圣经。在江浙未开火以前他本是要往奉天去就一处农场的职务的，但不幸江浙开起战来，接着奉直也开起战来，于是他的行期就和中国的统一一样，无期延期了。他要侍奉母亲，要扶助两个妹子，而他却也和我一样在上海市上做了一个无业的流氓。啊，他这半年来恐怕也有些倦于营生了罢…… 啊，太无聊了！太无聊了！还是写！还是写！ “在上海能够起早的人，总会有这样的经验罢？ “无论在那处的十字街头，只要过往的人多的地方，在一个街角上总有一个卖饭团的人。赭红色的深桶盛着一桶热饭，只要你把铜板给他，他便捏个饭团给你。你如果喜欢吃油条，也可以叫他把油条夹在饭团的心子里。 “在这卖饭团者的旁边，必定还有一个卖臭油豆腐的人。一个铜板两个，他替你盛在碗里，用剪刀剪碎，加上羹汁，再加上佐料。这便是你吃饭团的人的清羹。 “自己的铜板只可以够买饭团的人，买了一个饭团，便捧着一面啃一面走开了。 “有的铜板还有些剩余时，便要围到这油豆腐担上来，吃得非常起劲。 “油豆腐担上大抵还放着一大碗猪皮，煮熟了的。这更是一种盛菜了。 “买了饭团，买了油豆腐，还要想吃点荤菜的人，便要来吃点猪皮子了。 “我刚从日本回家的第三天，那时我还住在二马路的一家旅馆里面。清早我一个人出去想买点吃的东西，我在石路和四马路交叉的地方，在一只街角上便看见了这两种摊贩。 “有一位穿得很褴褛的男子走来，他是黄包车夫，或者工人，我不知道。 “他走到油豆腐担上来，在一碗猪皮子里面，挑选又挑选地选了三点猪皮。 “他问卖油豆腐的人：‘格个几滴盐呀（这个几个钱）？’ “‘四个铜板。’ “‘四个铜板？吃弗起！吃弗起！’ “‘吃不起就拉倒！’ “卖油豆腐的人忙着去应酬别的主顾，说的时候连头也没有抬起来。 “想吃猪皮的人，把三点猪皮子睁着眼睛看了好几眼，咬紧牙关吞了好几次口水，又才没精打采地走了。 “这儿有一个教训： “世界上有吃猪肉而不吃猪皮的人，也有想吃猪皮连四个铜板也拿不出的人！” 我这笔就好像上了肥料的大葱一样，只是冲呀，冲呀，不管它好好歹歹总已经又写了一篇《四个铜板》。我素来是文思很迟钝的人，今天是怎么搅起的呢？是谈屎谈尿的太谈多了，真的上了肥料吗？还要想写呢。我昨天清晨想写的东西因为事忙还没有写出来，索性在此一道写出罢！以后怕没有时候，以后怕会忘记了。 我这回先写了一个题是“两种人情的滋味”。 “我这回回上海来没有用娘姨了。 “我不用娘姨的原故，并不是在讲什么人道，也不是在讲什么经济。我固然是没有多少钱，但要在上海用人觉得比不用人还要不方便。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上海的娘姨叫‘三珠’。 “我不知道怎么叫做‘三珠’。 “他说：她们初来试用的三天是‘滚盘珠’，见事就做，异常勤快。三天做满了之后把契约一定好了，便成为‘算盘珠’了，你要拨一下，才肯动。再住久一些便要成为‘定盘珠’，你就拨也拨不动了。 “这三珠的经验我去年在上海住过一年，是已经领略过的。不过我的经验还有超出这三珠以外的。她们不肯作事情我觉得还不要紧，最令人伤心的是：你待得她们愈好，她们愈见不好起来。盗窃、轧姘头、引狼入室，无所不为。这岂不是最令人伤心的吗？ “出了钱去买伤心事，我何必做这样的傻子呢？所以我这回回来便想暂且不用娘姨了。内事由我女人料理，外事便归我自己听差。 “昨天清早我往八仙桥去买小菜，我左手拿着一个菜篮，右手拿着一张包单。 “我身上穿的是在日本穿过十二年的一套学生装，外面套了一件破大衣，我的一顶棕黄色的骆驼绒鸟打帽也是一九一四年在东京买的。 “小菜平常是隔两天买一次的。这回因为要到宜兴，不得不多买一些。 “我买了两斤猪肉、一匹腌鱼、一棵白菜、两斤白糖，便放在小小的菜篮里。 “我又在一位很慈和的老妈妈面前买了一些塌菇菜、菜苔、芹菜、豌豆苗。买了一大堆，我便请她替我包在包单里。 “她一面包一面向我问道：大师傅，你在啥地方烧饭呀。 “我说：我在环龙路烧饭。 “——你以后要买只大来些个篮，用包袱包会把菜搁坏个。她很亲切地教了我一番。 “我说：好的，我随后要买。 “她把菜包好了，递给我的手里，她还说了一句：好，你明天再来呀。 “我也很自然地答应了一声：好，我明天再来。 “她和我只这样平平淡淡地谈了几句话，但我很感谢她，我觉得她在关心我。她的对于我的一点关心，我觉得是真正的人情的滋味。” 我写到这里，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了，一位茶房拿了一盏小洋灯下来，放在一只屋角上。这盏洋灯是和邻接的房舱通用的。昏黄的灯光照在室里反觉得更加黑暗。我不想再写了。c也已经醒来，我把我写的东西送给他看，我希望有些地方可以惹他发笑，但他很严肃地看了一遍，连一笑也没有笑。我觉得我自己是失败了。他把不全的《两种人情的滋味》读了之后，觉得也像玩味了一下子，他又问我： ——你这才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是我把小菜买好之后走到街上去叫黄色车。我叫着一只黄包车问他多少钱？他说要四只角子。平常由八仙桥坐回环龙路是只要八九个铜板的，四只角子照现在的时价算起来该合六十四个铜板了。我哑哑唔唔地说了他一声。他回问我要几个铜板？我说八个。他一减价便跌到十个铜板上来。我更还他九个。在我们正在讲价的时候，另外又有一只黄包车飞也似的跑来了。“啥地方呀？啥地方呀？”他不住地只是问。我说是环龙路。“环龙路十个铜板侬还弗要阁啊！”他抢白了我一句，白视了我两眼，又飞也似的拉着车子跑了。所谓还有一种人情的滋味，便是这一种了。我觉得这位黄包车夫也是在关心我，但他对于我的这种关心，几乎使我流出了眼泪。 ——你还是把它继续写下去罢。 ——不想再写了。 ——你近来很写了些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很喜欢。 ——这类东西我以后想多写一点。我从前的态度是昂头天外的，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我以后要改变了，我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过活些受难的生活，多领略些受难的人生。我在这里虽然开不出什么美的好花来，但如路旁的杂草那样，总可以迸发几株罢？遇着别有会心的周茂叔，他是不会芟夷它的呢。 ——你这个态度我很赞成。前几月我在勘校圣经的时候，我看见耶稣有一句话：“你要把灯光点在斗上，不要点在斗的下面。”他这句话，我看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耶稣教徒与非耶稣教徒，都是实地奉行着的。我们中国人，凡为有点光的，谁个不把来点在斗上呢？所以斗下的生活便愈见黑暗了。我想做一篇小说，取名《斗下的灯光》。 ——唔，好个有意义的题名，单是这五个字已经是杰作了。 《斗下的灯光》的内容是什么，c倒还没有说出。在狭隘的斗室中，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对我却另外说出了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来。 ——那是一九二三年的上春，我也正尝着失业的痛苦的时候，在家里闷着怎么也受不过，便向母亲讨了六块钱来，瞒着她说往苏州去散心。我到了苏州便去买了些杂货，如像假金戒指、洋线、花针之类。我另外又买了一套短衫，便装扮成一个行商，到太湖的东洞庭山去。我在山上住了将近一个月，那儿的生活是十分朴素的。那儿有未经跋涉的荒山，有十分雄浑的自然。我靠着卖杂货为生，白昼便往四山去跋涉，晚来便宿在一家旅店里。旅店的主人只是一位中年妇人和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最有趣味的还有一位张三。这张三是崇明岛的人，他原是布商，他家里是有妻室的。他在三年前到洞庭山上来卖布，便寄宿在这家旅店里。不久之间他对这旅店的女儿发生了恋爱，他布也不卖了，家也不顾了，每日只是呆在旅店里，承望那女儿的颜色。他在店里住久了，馆账一天一天地堆积起来，把他所有的布都押给老板娘子去了，他还是不想回去。后来他竟替那旅店打起杂来。做什么事情都是张三。挑水是张三，斫柴是张三，烧火是张三，煮饭是张三，挑粪是张三，种土是张三，养猪是张三，割草也是张三。做什么事情都是张三。张三说；他只要在那女儿面前，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快活。但可怜那女儿却不爱他。我在要下山的时候听说那女儿要嫁人了，我还剩下两个假金戒指，我一并送给她去了。 ——她怕反而在爱你罢？ 我这么问了一声，但c只是笑了一下。他的六块钱的本钱，就在洞庭山上生活了几个礼拜之后，说是回到家里时还剩下了两块。这两块钱他便拿来买了一些新文学的书，其中一本是《茵梦湖》。他爱《茵梦湖》几乎成了一种怪癖了，从出版买起，一直买到现在，版版都有。他就是从那回游过洞庭山之后，才突然嗜好起文学来。他的《烦恼之网》和其他的作品都是在那回以后才动手写的。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把一天的厌烦都丢到脑后去了。我劝他立刻把那回的事情写出来，他也满高兴地答应了。我很希望在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中会有一部杰作出现呢！ 啊，随处都是绝好的文章的资料！我们中国乡间僻境的国民生活的自然风光，尤其是未经开辟的宝藏。我们中国的新兴的文艺家哟！你们为什么定要想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为什么定要龟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做些虚伪的表现呢？ 宜兴到了，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地点到了。 黑暗，路烂，臭不可堪，这是宜兴给我的第一印象。 下船的地方听说是东门的轮船码头，黑暗中被c引我走过一条狭巷，路是看不见的，皮鞋的下面只觉得滑烂难行。路的两边怕一定有茅房罢？弥天的奇臭哟！ 昏昏茫茫地跟着走进城，走进了一家旅店。刚进房门时还有人在床上抽大烟，邻室又有两台马将。我真是有好几分不高兴了。听说烟、赌、酒是宜兴的三害，想来倒不止宜兴是这样罢？ 但是哟，那管得这些闲事情！只要有松菌和黄雀吃就好了。——读者诸君，你们怕已忘记了罢？连我自己几乎都忘记了。我们到宜兴来是要调查江浙战事的遗迹，兼带着吃松菌和黄雀的使命的。黄雀是什么我不知道，松菌我在日本吃过，但是日本的松菌，植物学家说是日本的特产，怎么在我们中国的宜兴也有松菌呢？这是偶尔的同名，还是根本是同类呢？这个问题使我在想吃之外添了一种好奇心。于是乎我们刚好看定了房间，便回头走到一家面馆里去，想吃松菌和黄雀。 面馆门前杀了不少的鸭子，很肥很白的挂着。有两个人围着一个大木盆，盛着热水，很热心地在水里撬鸭子的毛。 c走进店时开首便问有黄雀没有。 店里人答应说时节已经过了。 又问松菌。松菌也没有了。——啊！失掉了一大半的希望！这松菌假如和日本的是一样，在植物学上不也是小小的一个发现吗？ 我们只得叫了两碗面，又叫了两碗蒸鸭的“浇头”——原来宜兴人吃面，无论是鱼是肉都是不放在面里的，另外用小碗盛着，叫着“浇头”。蒸鸭的滋味还不错。我们一面吃着，一面闲谈。我对于松菌总有迷恋难舍的关怀，便先问c究竟是什么形状。c说得很模糊，好像和日本的松菌终是两样。——不管是一样也好，是两样也好，我把这个小小的问题寄放在这儿，以后如有到过日本的人又到宜兴来，遇着有松菌吃的时候，在浅斟细嚼之余，请把这个问题来吟味一下罢。说不定还有一位“理学博士”的徽号在等着你呢！ 宜兴的吃食店真是多，每十家街店怕有八家是卖食物的，最多的尤其是鸭肉面馆。 ——宜兴人是很爱吃的吗？我问着c。 c在未答应我之前，便先叹息起来了。 ——嗳，我虽然是宜兴人，但是我对于宜兴人实在是再憎恨没有的。宜兴人还是“人”吗？他们清早起来没有一个钱的事情可做，抱着一个茶壶便上茶楼。在茶楼上当了半天的神仙，接着去上馆子了。酒、面、鸡、鸭，吃得不亦乐乎。我们宜兴人是定要吃早酒的，全城的人吃蒸鸭每天要吃好几百头。吃了又怎么样呢？上私娼家里去打马将，或者打叶子牌。打了又吃，吃到夜深了，高兴的时候在一二点钟时回家；不高兴的时候便睡在私娼家里。这样便是宜兴人的一天！明天起来又是照样的一遍！嗳！ ——这是有钱人的生活，没钱总不会是这样罢？ ——仅仅是程度的差异罢了！ ——年轻的呢？ ——嗳，更难说！宜兴人是不讲究读书的。顶好的把中学一弄毕业了，便回家去当少爷。少爷跟着老爷学，抱茶壶，上茶楼，进酒店，嫖私娼，打马将，抽大烟，……这便是少爷的“大学课程”。当不起少爷的呢便当“揪脚。唉，真丑！真丑！ ——什么叫“揪脚”？ ——这是我们宜兴话。我们宜兴人说拉是揪。这种“揪脚”是打不起牌，站在旁边抱膀子的，打牌的人打罢随便赏他点子钱，他也满高兴地又拿去吃喝。这便是我们宜兴人的“揪脚”，我看真是“丑脚”呢！ c说得意外的愤慨，我也很受了意外的感触。宜兴人的精神像这样无形地消颓下去，不比五百倍杨春普的兵和白宝山的兵的骚扰还要厉害吗？ 这儿明明预告着一个剧烈的阶级战争。宜兴人这么好吃，他们的吃食是从什么地方取来的呢？宜兴人又这么懒惰，他们的吃食是用什么方法取来的呢？聪明的读者哟，你们可以知道了。一个阶级吃一个阶级。有一个吃的阶级，同时便有一个被吃的阶级。田地里劳苦着的农民，一天一天地被城里的坐食阶级吃食，他们的血汗熬尽了，剩着的枯骨也还要熬出油来，滋润老爷、揪脚们的肠胃呢！这样明白的一个惨祸，最奇怪是有许多睁眼瞎子的学者（？）竟忍心说中国没有阶级，中国没有地主和农奴的区分。这是怎样瞎说八道的混账话哟！我是四川人，我们四川便明明有农奴和地主，一般自作的小农，是绝少绝少的。这回我到江南的乡下来跑了一趟，我也增了不少的见闻了。江南人收租我们且把苏州人来做标本罢。大地主收租先挂出一道牌出来，报告什么时候开仓，什么时候截止。其实他们开仓，也并不是收米谷，却要收钱。时候截止了，乡里人拿不出钱来，不仅要吃到大利盘剥，还要吃痛苦的肉刑。所以乡里人没法，在开仓之前，无论价钱好歹只赶着把自己收的米各粜卖。在这时候收买米谷的人是些什么人呢？不消说是地方上的地主了。他们用便宜的价钱把谷米买来，用高贵的价钱收纳租税，又用高贵的价钱把米谷卖给农人们。就这样有钱的地主层层地剥削乡人，乡人遇着年岁饥荒时，有薄产的只好把自己的薄产拍卖，没有的只好卖自己的女儿——在上海滩上当野鸡的，当娼技的，在江南地方各大绅士家里当丫头，当小妾的，你们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来的人呀？乡下人一年劳苦到头，挥尽了血汗还不能糊口，只好卖田、卖地、卖女儿！江南地方的农村一天一天地颓败下去的原因，诸君可以知道了罢？地主们把农民的血汗钱榨取去，但他们除吃除喝之外不做一些儿生产事业，——在外人的经济压迫之下，除吃除喝之外，实在也没有生产事业给你做。江南的各处城市，都带着颓废的灰色的情调，其原因，诸君可以知道了罢？唉，像这样的形势，不仅是限于江南，我恐怕我们全中国都是一样罢？泱泱中国一天一天地沉落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呢？ 两个人在面馆里吃了一些面，又只得退回旅馆里去了。 c虽然是宜兴人，但他十三岁时随着他母亲、妹妹到了上海，他的故乡便少有来的时候了。这回的战地都在乡下，他也和我一样全不熟悉地方上的情形，我们在当晚只得在城里访了几位他幼年时代的同学。到乡下的路程怎么走法，我们只好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原来这回的战线，苏军方面在上海是取攻势，宜兴是取守势。宜兴在太湖的西岸，北接常州。由沪宁铁道直通江宁，南与浙江长兴县接境。浙江欲窥南京，此路最为捷径。浙军第二路的陈乐山便担任这一路的进攻，苏军方面由杨春普、傅象泰、白宝山、陈调元等在此防守。所谓战线便是宜兴东南的蜀山、兰右、凰川、悬脚岭、甘三湾、张渚一带了。 当晚蒙到下榻处来商酌的有c君的父亲和他的同学h先生。c君的父亲主张坐船，叫我们先坐船到蜀山，在此过夜。第二天又坐船到兰右，到了兰右便舍舟登岸，踏查悬脚岭、廿三湾等地。最后到张渚，由张渚可以坐般再回宜兴。路程便这样定妥了，所花的日期怕要四天。热心的h先生便允许陪我们到半途，作我们的向导，我们当然是不胜感激的了。 一天半的车船把人弄得都有些疲倦，邻室的马将不知打到了几时，我们早已一枕黑鼾，随着中华大陆消沉下去了。 第三天 清晨我们到素面馆里又去吃了两碗素面。在刚进馆子的时候，堂官开口问我们的不是“要不要酒”，是“要什么酒”。这可见早晨进馆子的人是一定要喝酒的了。在要出馆子的时候，看见两位乡下人进来，两位都没有剪发，一位挽着一个髻子在头上，一位是吊条发辫在背心。他们手里一人拿了一个马口铁的炼乳筒，是自己打好了烧酒拿来的。这么早怕还没有到七点钟罢？空着肚子进城，便要灌那一大筒酒精！啊！这是多么沉痛的现象哟！他们是享乐呢？还是想借酒精的力量来麻醉受榨取的苦痛呢？ 时间不早，c引着我在城里看了一会，看了周处斩蛟处的长桥，又看了c往时的旧家。有些人家的敞厅上正堆着无数的新谷，这时候正是收租的时候了。刚才喝早酒的那两位农人，怕是才送租谷进城来的罢？宜兴人收租不收钱，这比苏州人好得一点。 江南人的房屋和四川有大不相同的地方，便是多用砖土，少用木材。这在四川是恰恰相反。这怕是江南地方少山的原故罢？纯粹的砖屋，又小又黑暗，在我看来怎么也像是坟墓一样。 c在一些“坟墓”当中把我引上了城墙，这江南地方的城墙也没有壮美的观感。四川的城墙大抵是用红石砌成的，决不像这江南地方的一些灰色砖块的颓垣。城墙上的砖块已经被人剥削了好几层，城墙也平了。c说：“都是有势力的绅士们偷去砌房子去了”。唉，也好，也好，城墙纵横是没用的东西，这些绅士们是很能利用废物呢！ 立在城墙上远望，一片昏茫的湖水现在眼前。湖水受着背面朝日的光线，微微带着红色。c告诉我是“西氿”。（这个“氿”宇的发音是“求”，我带着的一张地图上误作“仇”字去了。）听说是九条小河汇成的所以叫做“氿”，城东的是“东氿”，城西的是“西氿”，中间贯穿着一道荆溪。湖的彼岸远远现出一带山脉，是铜官山脉。 城墙上有两座新修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一座叫做“建设楼”，一座叫做“五凤楼”，看这些楼的命名已经可以晓得宜兴绅士肚子里的风雅了。 在城墙上走着，c一面指示景物，一面诉说了些幼年的记忆。他说他幼年时分，城墙下都是些灌木草丛，是他们探险的地点。他们攀着藤蔓可以从城头爬下去，在草木丛中摘取种种的花果。这些草木现在都剃平了，c很是感叹不置。但这感叹和回忆，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我不能分享。在我看来，剃平了也未始没有风味，不过剃平之后只剩着一片荒凉的瓦砾场，这是未免太杀风景了。 从建设楼出城，渡过一道红色的木桥，在桥梁上题着“红桥”二字。c说这道桥本有一段掌故，是明朝一位姓周的什么人修的。在从前是不敢拆墙的，这位姓周的从自己家里修出一道桥来，越过城墙，一直达到城外，桥的古名本是“虹桥”，后来毁了。这座红木桥是新近修的。 这个真是有趣的逸闻，这“虹桥”偏要改成“红桥”，不怕赤化！ 渡过红桥便是西氿的堤岸，满堤都是瓦砾。瓦砾堆上有些萧条的垂杨。湖畔和濠水中有些枯败的芦草。 渡红桥不远有一座临水的粗俗不堪的小亭，看来是未满一年的新筑，但是楼板已经破落了好几面，楼梯也断折了好几段了，遍地也都是瓦砾。 ——这儿打过仗吗？新房子就成了这样！ ——啊，那里！还有好看的在后面呢！我们宜兴的绅士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没法弄钱，只好编出些调门来兴土伐木，他们好从中取利。他们的目的那在什么建设上呢？修的时候本来是种骗局，修好了又没有人看管，当然会搅成这样的了！ 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新名词便叫着“新的古迹”。时代变了，目前的人大都以为新的总比旧的好。城墙虽然是古迹，但在宜兴人看来怕也是嫌它旧了，所以要拆毁它，要重新修些新的建筑。但是新的建筑如不破败时又不成其为古迹，所以要它破败。嗟乎，宜兴绅士们的苦心乎！什么都是有美处存在的，怕这些新的古迹正是近代艺术家所讴歌的“颓废美”罢？ 在西化上望了一回，又从五凤楼折进城，先去参观了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建筑还没有完工，但是木材已经旧了，各垛的窗扇都已零碎，纵横错乱地钉着些蔑片和草席。楼板也空了好几处，有几处连横梁都坠了。几只瓦雀从砖壁上的横梁洞里悠悠然地飞进飞出。阶沿依然还是建筑当时的土面，连泥土也还没有面平呢。转到正面去，高大的门楣上挂着一道招牌，是黄炎培写的“通俗教育馆”五个字。唔，有了这样一道招牌，已经够了！通俗教育算是表彰够了的，你还要什么呢！门前一位很褴褛的老太婆在洗尿布，旁边一个孩子坐在地上咬一个骨头，墙上有白墨写的字，例如毛字旁边一个非字，毛字旁边一个求字之类——唔，唔，这是通到不可再通，俗到不可再俗的了！走进馆去，有几个水缸，两个席地的铺面，一位中年的女丐在一只角上烧着早饭。唔，唔，这是多么勤苦呀！这位宜兴通俗教育馆的女馆长！ 嗳，嗳，我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中国的局面，什么事情都是糟到十二万分，这是无可讳言的。但就我见闻所及，恐怕再没有比这座通俗教育馆糟得更厉害的罢？这儿并没有打过仗，也没有驻过兵，但在初到这儿来调查兵灾的人，如果没有人为他说明内幕，谁不会连连地骂几声“丘八”呢！丘八，丘八，丘八，我们中国人这两年来万口同声地都痛骂丘八，其实比丘八还厉害的，还有一些丘二、丘三、丘九、丘十呢！中国的事情要搞好，我想还要请丘八来才行！杀！杀！杀！杀！要杀得一个血海横流，我们中国或许还有些儿补救。 把通俗教育馆参观了。c又引我去参观“图书馆”。招牌是蔡元培写的。外观算还整饬得一些，但是大门是严闭着的，掩着的窗门上还加了木条钉紧了。我觉得蔡元培先生好像写了一个别字；这不是“图书馆”，的确是“图书棺”呢！ 在这座“棺材”近旁有一座“法藏寺”，c说是他幼时读过书的地方。我们走进去，看见大殿门口坐着一个和尚，把上半身脱得精光的，在太阳光里扪虱。我看他这个态度，正想赞美他几声超然，但这位老秃头，一看见我们便手足失措地连忙把衣裳穿好起来，跨进门阶去便连连撞起钟来了。啊，超度众生！超度众生！我实在想连叫几声佛法来救救我的性命了！ 大殿后面依然还有蒙学存在。正是上第一点钟课的时候，一群小学生站在讲堂外边，由一人呼号令整队就坐。接着走出先生来，头上戴着一顶很尖的小帽，青洋缎马褂，竹布长衫，寡白无表情的面孔就和蜡做的人物一样。先生走上教台，只听见“立！”“敬礼！”“坐！”的几声之后，便点了一趟名，先生开讲起来了—— “为什么要少吃东西。” 先生在黑板上写了这八个字，又拖长声念了一遍。 他的讲义真有趣，我几乎逐字逐句都记得，我现在把它记录下了。 “为什么呢——是何故也……要呢——是应当也……少呢——是不多也……吃东西呢——是用饮食也……为什么要少吃东西呢——是何故不应当多用饮食也。” 他逐字讲解了，又来串讲一遍。但我怕他最后的一个“也”字是“耶欤乎哉”的错误罢。——中国文字的好处是写在纸上便认得清爽，不然这“耶欲乎哉”的四个字，假使是从我口里听出来，会听成“噫！愚乎哉”了。这岂不是唐突了大贤？ 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人在等候我们。h先生、z先生，其余还有几位。z先生是北京朝阳大学的学生，因为江浙战起，暑假归家便没有北上。他也答应和我们同行，并且要陪我们到张渚。新的究竟比旧的好些，这些青年的气象却又不同。 在吃中饭的时候有位蜀山的绅士p先生和湖的绅士l先生来访问我们，两位都是瘾君子，一眼可以看出。这两位先生都是由c君的父亲介绍来的。p先生希望和我们同船到蜀山，并且要陪到湖。l先生说早回湖去准备着接待我们。我们有了这么多的人员奉陪招待，心里真是强了好多。c连连说，这一路假使由别人来调查，一定弄不出一个结果。不消说我们是会有一个结果的了。有结果在后头的事情，是多么令人踊跃的呢！ 上船的时候是十二点钟，因为准备要在船上睡，便不得不先租了两张被条拿上船去。一只小航船，篷里分作前舱后舱，后舱中摆着一张方桌，面着一床铺位，壁上有两眼小窗，这都是前舱所无的。船开后各人都怕风，前舱口上垂下一张蓝布帘子。这样的船也好，我觉得比名不符实的“轮船”还要好些。 我们同行的一共五人，h、z、p、c、加上一个我，都聚集在后舱里谈笑起来。 听到蜀山是苏东坡取的名字，我的兴会又添了不少。我们这位老同乡在前原是想在这儿买田卜居的，我才突然记起他的《阳羡帖》来。阳羡就是宜兴的古名呢，辞句都记不全了，只记得有“一入荆溪，便意思豁然”的两句。我便跑出舱去想领略这“豁然”的风味，依然是昏黄的水，愁郁的天，衰黄的颓岸。我在船头的一个圆石凳上坐了好一会，但我的意思怎么也“豁然”不起来。我觉得我们苏大先生终不愧是位诗人呢。 上船的时候，借了一部《宜兴县志》预备在路上作参考的。翻出了一段苏东坡先生毁契还宅处的记载。这也使我很想去凭吊一下。听说地址在滆湖，不顺路。我想把这件事情来做篇小说，但是地方没有去过，恐怕做不成器了。我只写一个梗概在这儿罢。 “东坡先生看上了阳羡的风景，在滆湖旁边买了一所房子，契约都已经写好了。 “他把契约揣在怀里便出去散步，他在途中遇着一位老妈妈在路旁痛哭。 “他问她：‘你在哭什么？’ “她说：‘我的儿子不孝，把祖传的家业卖了！现刻没有避风雨的地方，所以不由得不哭。’ “东坡先生又问明了她房屋的地址时，才知道刚好就是他才把契约写好了的那一座。他便从他的身上把契约拿出来当面毁了，还向着那老妈妈说：‘房子依然是你的，我也不要你儿子还钱了。’ “老妈妈的眼泪在眼睛里发起了光来。” 倾谈了一阵大家都倦了，航船走得很迟缓，便把同行的诸人都催入了睡多。我只得到后面去帮船家摇起橹来。 船家是两夫妇和一个两岁的儿子。两人要看儿子，又要摇船，力量又不十分够，船是愈走愈慢了。后面的船一只一只地看看就赶上了我们，前面的船一只一只地又看不见了。这使我起了一种好胜心，我便拚命地帮他们划，也赶上了好两只。 ——你先生是外乡人罢？ ——是的，我是四川人。 ——出门多少年辰了？ ——十二三年了。 ——回家去过没有呢？ ——没有回去过。 ——家里有老的么？ ——双亲都还在呢。 ——啊，不知道在怎样思念你呢，你快回去一趟罢！ ——是的，我找了钱就要回去了。 船家的妇人和我谈起话来，以后我接着问她了。 ——你们一向生意好么？ ——不好呀，吃苦得很呢。 ——像你们这样两块钱一天，也不见怎样吃苦罢？ ——生意有的时候倒好，但没有生意的时候多着呢。 ——打仗的时候你们受了灾难没有？ ——我们还好，那时候到镇江去了。 我想从她口中探听些战时的事迹来，但她也说不出什么来，我也把我那种企图抛弃了。 船到蜀山，镇上已经上了灯火。 p先生招待我们在一家菜馆里吃了晚饭，他和h好像商量了些什么，我不曾懂得。我只看见p先生取出一张名片来写了些什么，拿出去找人交付去了。他是要介绍什么人来吗？但是饭吃过后却不见有人来，p先生又引我们到一家茶店里去吃菜。 菜馆和茶店都是有电灯的，但是点的却是洋灯，听说电线都被军士斫断，电灯泡也多被他们拿去了。——拿去做什么的呢？——那些蠢如豕鹿的丘八，以为只要有灯泡便可以发光呢。 五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吃茶，其余吃茶的也还不少。在我们的邻桌上，我看见一位穿灰色军装的人和一位年轻的女人在那里很欢洽地谈笑。我以为镇上还驻扎着士兵的，但听p先生说明，才知道是本地的保卫团。 茶吃了一杯的光景，p先生点燃一只纸烟，慢慢地谈起话来。他这回是特别向我说的，语调很慢，我听得几乎没有丝毫不懂。 他说：“我们这蜀山镇本不在火线上，所以由战争直接所受的损害很少。不过我们这儿是到兰右、到湖的必由的要道，前前后后通过了不少的苏军，因此便不免受了些间接的损害。譬如军队到了要办差，要接待，这本是意中事，不过军士们很无纪律，在镇上乡下都不免有掳掠的情形。至关于人的方面呢，被拉夫的很多，被奸淫乃至被奸淫而身死的倒少有听见，因为这种事情别人都讳莫如深，不肯宣扬出来，在外面宣扬的有多少也恐怕不可靠。据人说：商桥地方有兄弟二人同行，遇着拉夫的兵士，便吓得跳河寻死。哥哥的一位熟悉些水性，乐得逃掉了，兄弟被溺死在河里。又听得人说：有位秀才被拉，他说我是秀才呀。兵士说：你今天拉了一天大炮之后，秀才还是还你秀才的。像这样的事情真是专横已极。还有人说：有一位产妇产后刚好七天便被兵士们**了，但不知道的确不的确。的确的有一件是这镇上的南街的。有一位姓查的寡妇，年纪四十岁了。她的丈夫王景阳已经早死，她自己开了一家杂货店过日，大兵到了，外面风声很紧，镇上的人大都逃走了。只有她想逃又舍不得丢了产业，想不逃又听说兵士们的蛮横，怕失了她的贞节。她想得走头无路，只得闭了门吊死了。” p先生娓娓地对我细说了一遍，他的声音是很沉抑的。在茶店里本来是很阴郁的空气中，又听着他说这一番话，听的人大家都很注意，都像有无限的感慨的样子。但我自己总觉得很淡漠。我觉得商桥的兄弟是懦弱得连兔子也还不如的人，他们有胆量跳河寻死，为什么不回头与兵士们决一死斗呢？秀才被拉夫，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令人不平的地方。被拉了后，秀才的的确确还是秀才。骂秀才老爷的那位兵士我倒觉得说破了一个真理。世间上有多少人，稍微有点身份，便什么苦也不想吃了，须知吃了苦后，身份还是还你身份呀！中国的兵在拉夫的时候能够专拉有身份的人，那吗我们中国就会有希望了。管他大总统也好，大执政也好，大元帅也好，大家来拉拉大炮，恐怕中国不会糟到这步田地，中国的兵也不会糟到这步田地罢？产后七日便被**的产妇假使真果属实时，也要亲自听她的哀诉，才能动人。便是自缢的查寡妇也觉得有些不近人情，她临死时的那种心理从何处听来的呢？我怕她是受了污辱之后，愤而自尽了的罢？假使是这样时，这人倒很贞烈可风了。 p先生说了好几段逸事，但他最使我感动了的一段是说到夫子抢食的事情。 他说：“阴历八月初七，大桥下到了好几只船是由第五混成旅（陈调元的兵）拉来的夫子。船一靠岸，他们便蜂拥上来，遇着街上有卖食物的便五抢六夺地捞到口里。夫子都是江北人，有些不晓得糟豆腐是什么的，把糟豆腐抓到手里，问声这是什么，话还没有落脚，已经塞进口里去了。见茶食的抢茶食，见豆渣的抢豆渣，他们就好像一潮饿鬼，听说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那时候天气又热，他们关在舱里两天，大小便都在舱里拉，身上的臭味真是令人不敢见驾。有的是囚在敞篷船上的，手缚手背剪着，白日受太阳，晚来受夜露，又几天没东西吃，弄得生着病的也很不少。所以船一靠岸，他们便都劫抢起来。” p先生一面说，一面还做些手势来形容。在他似乎很有意要说得滑稽一点，但在我听来，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了。蜀山镇上的商家受了这些夫子们的抢劫，我想所损失的总不及他们替丘八老爷办粮台的万分之一罢？这些夫子们也是人，他们受了拉，还要受这样的虐待，要这才真正是多么悲惨的现象！陈涉、吴广们也是秦始皇的时候拉的夫子，他们终竟把天下推翻了。现在的夫子里面，就只有囫吞糟豆腐的人吗？ 在茶店里坐了半点钟的光景，p先生又引着我们出去。他在保卫团的办公处去叫了一位护兵，提起灯笼照着我们前走。镇上的人都在投一些惊讶的眼光在我们身上。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的，、我只是跟着他们走。走进一条窄街里，p先生指着一家闭了门的铺面跟我说，这就是查寡妇的店子了。我看时也很淡漠，实在没有感受一些儿悲哀。 他们还在走，把街道走尽了，走到黑漆一团的旷野里来了，究竟是要往那儿去呢？路旁间或有两三人家由护兵的灯光照耀了出来，墙壁都是用破陶器砌成的。听说有家电影公司到这儿来摄过影片，把这儿的人家作为了贫民窟的标本。 他们正在走，途中还有低低的铁线留存着。p先生说，这就是战时的军用电线了。 他们还在走。到底是往那儿去的呢？ o io 星低低地现在我们的对面。 左手有一团隐然隆起的黑影，听说便是蜀山。 旷野中除同行者的脚步声和话语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风也没有。 走到了一座建筑的门前，p先生和同行的诸人都把脚步停止着了。我看黑漆的门上有一道横匾，写着“东坡书院”四字。——哦，原来是引我来看名胜的吗？护兵叫了一阵门，叫不开，沿着墙脚绕向后边去了。p先生却用力把门推开了，我们便跟了进去。 好像是一个薄有树木的中庭，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池子。我们从池上的拱桥走过，走进一道门槽，又是一个天井。上面便是正厅，左壁的侧门里有几位先生迎接了出来。原来这里面是一座小学校呢。校长是一位姓r的先生，很诚恳地又引我们进侧厅背面的办事室里去。r先生把我请在一把上位的太师椅上坐下。正襟危坐地和我对话起来。我把来意说明了，转向他请教。他谦让不逞地总是不肯说。我说，我们这次来调查，时间本是很匆促的，地方情形不甚熟悉，言语又不通，所以觉得有种种困难。单靠我们自己直接向乡间去探访观察，恐怕挂一漏万。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要地方上的知识阶级帮助我们，或者是个人谈话，或者是私家记述，我们很想多多采纳，以补救我们的不足。r先生也很赞奖了一遍我的这层意思，但他只允许以后记录些出来，他总谦让，一些也不肯说。我看他老先生太拘执了，我就不好再勉强了。 出乎意外的是话到临终的时候，j先生突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要我明天清早对他的小学生们讲演一遍。哦呀，这却把我苦死了！我是最怕上讲台的人，讲演得浅些呢，觉得徒费时间；讲演得深些呢，听的人又怕不懂。我讲演过好几次，便失败过好几次，听的人对于我的话总是听不出趣味来。我觉得我自己是不配做戏子的。这回回上海也有一两处要叫我去讲演，但都被我拒绝了。讲演得好，自然可以出一出风头，但讲演得一不好，不免也要在人面前丢一次面子。这也是一种算盘主义，所以我总不高兴在人面前讲演。啊，不料走到蜀山来，竟免不了要遭此一劫！我也学着r先生的谦让不遑，我推说事忙，明天清早一早要上船，无论如何不好承认。r先生只要求讲二三十分钟，最后让价到五分钟，我心里还在作难。同行的几位先生都从旁劝诱，c和h竟私下对我说：这是一种交易，你不讲演，他便没有记录给你。这时候r先生已经退出办公室去了。我也马马虎虎地没有说可，也没有说不可。 r先生又进室里来的时候，我先向他告辞，同行的人便一同起身，r先生在前面引导着。我以为他是引我们出门回船去的，还向他谦让了好几次。过一次门便谦让一回，最后他竟把我们引到一间楼房来了。啊哈，我到这时候才明白了到东坡书院来的目的。原来p先生在饭馆里写的一张名片便是报告r先生，教他替我们预备下榻处的。殷勤的r先生竟把教职员的铺位让给我们，他们自己去和小学生们同睡去了。啊，使他们费了这么大的苦心！我想起来时的暴谩，连一句搅扰的话也没有说，又想起上楼时的滑稽的推让，不禁有些面热起来。啊，不该使他们费了这么大的苦心！我这场讲演无论如何是免不掉的了。没有法子，只好准备一些。 楼上共总有四尊床，刚好够我们四人的下榻。p先生自行回他家里去了。楼的前面是一带门窗，窗下陈着两条长桌。壁上贴着许多课程表和成绩表之类。我要预备讲演的腹稿了，但不知道讲演什么的好。我自己又一本书也没有带来，我究竟讲什么的好呢？长桌上放着一些书籍，我在洋油灯下去检看那些书籍时，发现两本《辞源》，几册《教育杂志》，还有好几本创造社的书。我的《女神》、《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都在，有半年的《创造周报》（自二十七号至五十二号的）已订成素朴的洋装了。 找不出一个东西可以做我讲演的材料的，我心里着实有些着急。到底讲什么好呢？想讲些文学，但是向着小学生怎么好讲文学呢？想找点苏东坡的逸事来讲，但搜索了一阵枯肠，除去“毁契还宅”的一件事情而外，什么也不记得。我心里着实有些不安起来，好像当学生的时候明天便要受试验的一样。 ——啊，我感谢你法藏寺内的蜡人先生！我感谢你达尔文先生！ 我在房中步来步去的时候，突然之间回忆起“为什么要少吃东西”的那段讲义来，更联想到达尔文先生的一段逸事。 ——啊，我感谢法藏寺内的蜡人先生！我感谢你达尔文先生！ 我的讲演的题目定了，便是“达尔文先生的一个逸事”。要讲达尔文，至少达尔文是生在那一年，死在那一年的，也应该说一说才行。但我自己连自己的生庚年月也还记不甚清楚的人，怎样能够记得达尔文的年谱呢？但在这儿很感谢编纂《辞源》的诸位先生。我在《辞源》上翻了一下，查出达尔文是生在一千八百零九年，死在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的。除此之外我还查出了他是以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周游世界，研究了赤道上的生物，以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折回英伦的。他的《种原论》是出版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 ——啊，单是这几个数字也可以翻出一篇大文章了！ 如是如是，这般这般，我的讲演的腹稿便随着我入了睡乡。 一觉醒来，已经是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十一月二十日了。相隔已经整整三年。三年前的旧事已经渺渺茫茫了，不消说我这文章是不能再续下去的，但我想也没有再续下去的必要。往年军阀私斗的宜兴，而今已经成为农民革命军的战场。假使我是有再到宜兴的机会时，这新的战痕倒很值得我来纪述。这篇到宜兴去的纪行文，就尽它这样成一座未完成的塔罢。不过我在这儿应该要加一点注解的，就是达尔文的那段逸话。 外国人在午后三点钟的时候，照例是要用茶点的。 达尔文家里请了一位新的女仆，到了要用茶点的时候，走进达尔文的书斋里去，只见达尔文先生一面敲着书案，一面口中念着： "do ''tyoueatcake！do ''tyoueatcake！……" （你不准吃点心！你不准吃点心！……） 用我们东方的话来形容时，就好像和尚在念经的一样。这把那女仆骇倒了，匆匆忙忙地跑去报告达尔文的夫人，说： ——“先生疯了！先生疯了！” 这把达尔文夫人也骇倒了，匆匆忙忙地跑到书斋来一看，达尔文先生还是在那儿念经。达尔文夫人不禁大笑起来。她把女仆的误报向达尔文说了的时候，达尔文也不禁大笑起来。 原来达尔文先生是有胃肠病的，凡有胃肠病的人最忌吃点心，然而也最喜吃点心。达尔文先生自己克抑着自己，所以每到用茶点的时候，他要给自己一个警戒。 这是一段很好的克己的修身讲话——我在这儿用了这“修身讲话”四个字，朋友们，你们不要把这段逸事忽略了罢。这虽然是小小的一段逸事，但它的关系是很大的。我们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他五十以后才发表出来的。假使达尔文没有这么艰苦的克己功夫，他不幸在五十以前便短命而死，我想，世界文化在进展上是要受影响的罢？ 我觉得在这儿应该追补的就只有这一点。其他和这篇文章有关系的，有c君的《箬船》（将来或许要编成一小册子的）和我下面的《尚儒村》一篇。 1927，11，20，作者补记 革命春秋 小引 在这儿所要叙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攻武昌时的事情。 回顾起来已经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归了消灭，即使还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环境之下也搜集不起来。我现在只能够根据着我所参加过的一部分写出，而且是根据着我的日渐稀薄下去的记忆。因此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记忆比较淡薄的地方写得自然会简略。这样，文章便会流为是断片的，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观化起来，写成一部小说，但那样反会减少事实的真实性，同时是会发生出许多错误的。我将来假如有更适当的环境，能够搜集得丰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参加过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革命的人能够提供出些材料来，就像我现在一样写出回想录，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时候一定可以写出那样的一部小说或者历史。要写出这部著作我觉得我自己是最适当的人：因为从广东到广东的那个巨大的波动，我是整个地参加了的。 这儿要从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离开长沙时写起。要从这儿写起的是因为从长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这一段落中我特别要纪念我的一位阵亡了的朋友。这位朋友虽然阵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阵亡了的将士一样，除少数接近的个人之外，连他的名字都是没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现在要大书特书地写在我这篇回想录里。我相信总不会是像写在水上的一样吧。但这不是说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说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这易朽的记忆中离析了出来，让读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种子随着风飞散到人间。 一 政治部到了长沙，驻扎在旧时的省议会。主任邓择生要经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参与军事工作，因此政治工作大体上是由我在代理。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在准备着第二天办祝捷会，庆祝岳州的克服。在那天晚上要举行提灯行列。下午四点钟光景，大家正忙得来有了一个段落的时候，邓主任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来，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和留守部，先遣队于当晚八时由长沙车站出发前进，留守部暂时留守在长沙。 从那连工作人员和夫役一道约一千人左右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来组成了先遣队，把所当需要的物品通通指配停当了；在六点钟的时候便指定了统率的人把全部的人员领向车站。 我和秘书李德谟也是属于先遣队的。因离开开车还有两个钟头的余暇，便偷了这个余暇到附近的澡堂里去洗澡。在那样三伏天气，到了长沙将近一个礼拜了，我们没有洗过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气怎么也不能忍耐了。洗了一个澡真是异常的舒服。走出街头来正打算坐人力车赶到火车站上去，但是人力车夫已经罢了工了。因为已经七点钟，提灯行列开始了，车夫工会的工友都是要参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渐拥挤了起来，即使有人力车，也到了碍难通行的地步了。到这时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向导，拚命地向火车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车站门口的时候，俄顾问的翻译纪德甫和几位部员向着我们簇拥上来，异口同声地叫着： ——“啊，你们到哪里去了？邓主任在大发雷霆——说要枪毙你们呢！……” 看表也只到七点半钟的光景，离开车的时刻还有半个钟头，这发怒的原因使我一时摸不准确。 纪德甫是要时常跟着俄顾问的，他也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他们——邓主任、俄顾问和他——是七点钟到的车站，看见先遣队的人员都已经上了车，以为我和德谟一定会立刻到的，便把开车的时间提前了半点钟。这个情形我们自然无从知道，而我们在洗澡，他们也无从知道。就这样在时间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点龃龉。 匆忙地赶上月台，在昏蒙的电灯光中看见在最后一架车厢的门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邓主任，他的颈子是硬擎着的，头是照常微微偏在右边。 ——“到了吗，唉？”他含着怒气的声音远远地在向着我们这一群人发问。 ——“到了，到了，”别的人替我们答应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没有人力车的话向他说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几声，把硬着的颈子微微地点了几下。最后是说出：“好啦，我们开车啦。” 车是普通的三等客车，因为车上的电灯设备被北军破坏了还没有复原，车厢中只点着几盏马灯，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顾问铁罗尼坐在后面的一个车角上，他看见我们上了车，便跑来拉着了我的手，很亲蔼地用德国话向我叫着： ——“ge osse k！wie i dsie?”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国话来和他说了一些。他们都退到一个车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觉得很有点没趣，就像做错了什么事的小孩子一样，只好远远地退在另一边的车角上去默坐起来。 不一会火车也就开动了。在昏暗中把驻扎得还不上一个礼拜的长沙留在了我们的后面。 二 车厢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样暗淡。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求有功只想无过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想要偷闲去洗个澡，竟闹出了这样大的笨事。洗了澡后的舒服已经被赶向车站时所跑出的汗水冲洗干净了，而在精神上还遭受了一次“枪毙”。一些没趣的只想向自己发怒的简单的念头在脑中回旋着，回旋着，自己不想向别人说话，别人也没有人来向自己说话。 火车跑了大约两个钟头的光景停止了，已经到了目的地的汨罗。 在昏暗中又下了车，车站的情形是怎样，并且是在哪一个方向，都摸不准确。天上没有月光，连星星也都没有一个。主要的几个人借着马灯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坟台上，坟台是石板面就的。在那儿规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传出去了。当晚就地露营，明天清早六时向目的地出发。 铁道旁边不一会便生起了几堆火来，是准备夜饭的，部队忙着出发，连夜饭都还没有用。 邓主任的怒气似乎还没有解息，他依然没有向我说话。平时他对我比较是开心见肠的人，这回却好像成了木雕的哼将一样。突然的出发究竟为的是什么？岳州已经克服了，火车不日便可以开到岳州，为什么我们要赶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铁路而是指向东北，并且也不当大道，连普通的地图上都没有路线。我们最后的目的地究竟是在哪儿？我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些他对我全没有说明，也没有对我说明的意思。我觉得他对我没有这样严守秘密的必要。就是在车站上略略误了一下钟点（其实离开车前还有几分钟），也不应该有那样长久不解息的怒气。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头也掉过来在对着他表示不满了。 胡乱地在露天中用了夜饭，因为天黑，又因为明朝一早便要动身，各人用的行军床都来不及取出。铁罗尼顾问和邓主任和着衣裳便倒在那石板面的坟台上睡了下去。我很惊异，同时也很佩服，怎么在那样硬的地方便可以睡？纪德甫、李德谟和我，在这时从他们的身边走开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觉的地方。我们有不约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个柔软的地方来睡。 一处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几株树子罩着，在马灯光中照明出来，显得异常幽雅。我们便把这儿选定了。德甫把自己背着的雨衣解了下来铺在草上，德谟也从邓主任的护兵手里找了一床广大的龙须草席来铺陈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像是坐上了钢丝床的一样，坐起了一个深窝。不一会大家把图囊来做了枕头，睡下去了。 德甫对于这次出发的动机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诉了我们。 原来就在那天午后，在总司令部开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我们的突然出发，便是在会议上决定的。因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军接连地得到了决定的胜利，敌人全线总退却，岳州是不攻而下的。敌人最后的殊死战大约是在汀泗桥、贺胜桥一带。这最后的抵抗如被冲破，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这样情势之下，我们在军事上要和吴佩孚争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第八军争取武昌。湖北的政权不好落在唐生智的手里。我们现在所取的路线便是要去抄截唐生智，从弦线上去追踪第四军。因而我们的目的地总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这样一得到了说明，我才好像见了天日的一样，在这次的出发中顿然感觉了无限的趣味。因为这儿包含着一个赛跑的竞争心，而我们自己是这赛跑的选手。 说了一阵，因为疲倦，又因为草地的软和，不知不觉也就睡熟了。第二天清早由喇叭的声音唤醒起来的时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湿透了的。草席不用说也和在水里浸过的一样。这个哑谜的解释自然是不用费力的。因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松，由那儿所发的浓重的蒸气，在下半夜退了凉后，通通结成了露水。到这时才明白那本是骑兵将校出身、在革命战役中受过好几次伤的俄顾问，那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在第四军做过团长的邓主任，为什么要选择着在坚硬的石板上去睡觉的原故。没有军事经验的人，连睡觉都要迂阔得闹出笑话来。不过还好，从广东出发以来也算经过了一月以上的锻炼，虽然在那夜露里湿睡了一夜，身上却也没有睡出什么毛病。 三 过汨罗江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并不宽，水也很浅。疑心到屈原何以会在这儿淹死。清早的太阳灿烂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浅山中，骑在马上，做出了这样的一首旧诗：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汨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哪？ 政治部从广东出发仅仅备了两匹马，是邓主任和俄顾问的代步。到了长沙又添购了两匹，于是乎我和纪德甫便也有骑马的份了。我骑的是一匹老白马，是从长沙那一座面坊里买来的。那马老先生异常驯善，循规蹈矩地总不肯走前头，只接在别的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趋亦趋”。但我那时还没把马骑会，就坐在那样的马上，忧的与其是天下，倒宁是马下。我最怕的是那骑兵顾问和团长主任，他们骑的马既比较优秀，而他们一高兴起来总爱放点小跑。这样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采取人道主义的方向，我的马多是让给别人骑，或者用去驮行李。但是做起诗来，却不免把自己夸张成为了英雄。 渡过汨罗以后的情形便不大记忆了，每天都是在山里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狭隘的小路。特别在入了湖北境界之后，山多是一些童山。路过的村庄都异常凋败。天气热，人多，又没有军队式的组织，行动异常缓慢。就那样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从新编制先遣队，把赶不上的人和沉重的行李都留在后面，尽能跑路的和比较重要的人挑选着往前走。说也奇怪，我的体力，尤其是脚力，在那时候不知怎的，真是特别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个站口，总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营和中休的地点，有时还要为大家烧菜煮饭。因为从广东带来的火夫们，扛着几口大铁锅和食具，在汨罗车站出发后的头一天，便已经掉队了。 二十八日的下午四点钟，赶到了离崇阳不远的石城矶，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个人了。一方面在加紧赶路，但另一方面却又踌躇了起来。在山里跑了几天，和左右两翼的军队都没有联络；不知道军事上的情形是怎样了。逐渐和前线接近，几时和敌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测度。天色还早，本来还可以赶路，但就因为这样的形势，我们的领导者邓主任便叫我们暂时在石城矶宿营。他和俄顾问两人骑马赶向崇阳去，待有他的命令来时，我们再定行止。 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着马去了。在我的幻想里面，他们两位就像是两名勇敢的斥候。 我们便在石城矶宿营。那是小小的一个村落，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村子是东西横亘的，南面流着一条清浅的溪水，人家都面着溪水立在北岸上。我们几个人，德甫、德谟、宣传科的副科长朱代杰和我，住在东头的一家铁匠店里。店里有铁砧和废了的炉灶，看那情形是已经好久没有打铁了。但那村子并没有经过兵火，铁业的废止当然是另有原因。问那店主人，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我想到在日本势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铁厂是相去不远的，这明白是手工业被机械工业破坏了的一个小小角度里的现象。 铁匠店的第二进有一个小小的横长方形的天井，上面一座敞厅，放着些极旧的桌椅，靠壁有一架颓败的神龛。 我的一位很忠实的勤务兵把我的行军床陈在天井的南沿，和店面紧接着。——说起我那位勤务兵，我现在费了好一阵的追忆才把他的名字记起来了，他名叫薛绍三，是福建人，在韶关的时候便开始跟着我，后来还跟着我到过南昌，足足跟过我一年。从长沙出发赶到这石城矶来的途中，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夫役都掉了队，连邓主任的几位护兵也一个都没有跟上，他却是始终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军床和一口小小的镔铁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时候，他就自己替我挑。我赶到了石城矶，还得有行军床睡觉，那是应该感谢他的。 行军床面好了，并且是面在屋顶下面的，这是从长沙出发以来的最舒服的一次。吃了夜饭，把应该办的事情了结了，便把疲倦得就和干鱿鱼一样的身子拉直了起来，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四 ——“秘书长！秘书长！” 听着有人在叫，朦胧地从深睡里醒了来。 ——“秘书长，邓主任有信来了！”是薛绍三的声音。那声音好像是从远处来的。 周围通是黑暗，薛绍三提着一盏昏花的寡黄的马灯立在我的床头。 我一翻身起来，接过了他递给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是邓主任的笔迹，写着投交给我，还带了一笔是信到后交来人脚资二元。 我把信连忙拆开来，借着昏黄的马灯来看时，大意是邓主任和俄顾问在九点钟的时候到了崇阳，在崇阳得到了前线上的消息：我军已过羊楼司，正在跟着敌人穷追。又说他们两人第二天清早一早由崇阳出发，叫我带着纪翻译和李秘书连夜赶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表来看时是一点半钟。我问送信来的人，薛绍三又向外面去引了一个人进来。穿的是长衫，手里打着一个圆纱灯，上面有“崇阳县”的几个扁红字。看那情形大约是崇阳县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裳是湿的，同时在天井中也听见有微微的雨声，才知道是在下夜雨。我叫薛绍三把钱给了差人，打发他走了。一面又把同宿的几个人叫醒了起来。 把部事交托给代杰，把自己的行李委任给薛绍三，和德甫、德谟两个人动身的时候已经是两点过钟了。德甫带着两百块钱的现洋，让他坐着轿子——是晚上雇定在那儿的——在前面走着做向导。德谟和我都骑着马。我骑的仍然是那匹极驯善的老白马，走在最后。 夜雨微微地下着，夜景是一团墨黑。唯一的光只是前面走着的轿上所挂着的两盏马灯。马是老马，又是半夜里赶出来走路的，睡眠没有睡足，走得很是不耐烦的光景。它只是把头埋着，一面走，一面向地面上哼着鼻孔。你要把马颈提起来却要费很大的力气，好在慢慢地走也可以跟得上轿子，也就听它去埋头吐气去了。 动身的时候，起初有点兴奋，由屋内的空气转换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气里来，睡意是被驱走了。走不一会雨也住了。老马的老汉步都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药，本来还没睡足的、暂时被驱走了的睡眠，不知几时又飞了转来，袭击着坐在马上的骑士。有时脚擦着岩边或树干，发出些悉率的声音，有时头上挂着树枝，冷的水滴洒在脸上，才突然地惊醒过来；但昏蒙蒙地没几分钟又睡熟了。由人推想到马，想那坐下的马怕有时也是熟睡着的。古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那时的情形可以说是“睡人骑梦马，夜半赴戎机”。但在事实上倒也并没有什么的危险。马是仍然走着路，人是仍然骑在马上的。那时候的情形大约是潜意识在活动，就和梦游患者在梦中可以行动的一样。所以事实上就真的让盲人骑着瞎马，在月黑的深夜骑到很深的池子边上去，我敢保险，是断不会落进池子里的。以为危险，会落进池子的，只是睁着眼睛的人未曾行过实验的幻想。 在夜里走着的情形自然是很模糊的，但就在天明以后的情形我现在也不记忆了。只记得到了崇阳城内时是早晨八点钟。先是到了邓主任信上所写明着的他们所住宿的旅馆。到了那儿时，他们在清早六点钟的时候已经走了。邓主任还留下了一封信，叫我们向着蒲圻跟踪前进。 用了早饭之后，德甫坐来的轿夫大约是念到了前途的危险，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再走了，只好在崇阳城里另外雇了轿夫，在这儿又很费了些时间。我在那时写了一封信寄给广东的成仿吾，把出发长沙以后的情形告诉了他，信后附带了几行日本文是写给我留在广州的夫人的，这几行信却亏她替我保存着了。我现在把它译录在下边。 二十四日离开长沙；今晨八时顷到达此地。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今闻已进展到离武昌城仅中国里百五十里之地；大约在三日内便可以攻进武昌。攻进武昌之后便万事都顺利了。 祝你的健康，并祝孩子们的健康。 我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都出乎意外。 xx，二十九日。 五 崇阳城内的市面并没有什么骚扰，城里没有北军的痕迹，也还没有什么革命军的痕迹：因为由通城进攻的第四军直趋羊楼司，没有经过崇阳。我们从长沙动身所采取的路向不用说是走了好些枉路。我们假如先朝羊楼司走，那定然是早把第四军赶上了的。 由崇阳向蒲圻的道路是平坦的大路，此后的进行可以无须乎用向导了。路因夜来的雨很滑，德甫的轿子走得很慢，我们便各自骑着马向前头走去。在途中的一个大站口上，大约就是地图上的“洪上”，把马休息着等待德甫，聚齐了，吃了一顿中饭又走。 天气异常炎热，坐在马上总是想睡。路过着有树荫的青草平地时，特别有一种很难克服的诱惑，总要使你想跨下马去，倒在草茵上，睡他一个酣足。有时竟直在马上便昼寝起来——在马上昼寝，这个情形，在没有经验的人或许会以为是夸张，但其实这是极寻常的事。有些人闹着神经性的失眠症，以晚上不能睡觉为苦，甚且有因此而自杀的。那种人我劝他去从军或者做苦工，把闲着的筋肉充分地劳瘁一下，他会弄到要想不睡都不能够不睡的那种地步。 沿途风物都呈着太平无事的景象，在路上走着的农人和行商，都像不知道在邻近的县分上有过、并且有着剧烈的战事的光景。因此走了半天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留在记忆里的东西。 走到了天色渐渐向晚的时候，路上的行人渐渐的稀少了；直到后来在昏黄中只剩着德谟和我，和我们所骑着的两匹马。马走了一天半夜自然也是疲倦了，它们却又知道我们是不会骑的，走到一段田陇上的时候竟至立着不动。没有办法只得都下马来牵着马走。在那田畴中走着，周围的浅山由深蓝的颜色逐渐转化成黑影，灰色的暮气连把自己的情趣都灰色化了。突然生出由广东出发后从来不曾起过的一种恐怖的念头——在那些浅山里面万一有从战线上溃逃了下来的北兵藏着，乘着这昏黑向我们一冲下来；再不然会有什么大股的强盗来趁火打劫？……这种无谓的忧虑执拗地来纠缠着。 德谟也是有点神经质的人，大约也是我的忧虑无形地传染了他：素来是少说话的他愈见沉默着，黑着一个面孔，就和那薄暗中的山影一样。 好容易走到了一个村庄，问起路来，据说离蒲圻还有五里路远。我打算走一段黑路，一直赶到蒲圻，在蒲圻或许可以和邓主任们相会。征求德谟的同意，他黑着一个面孔不置可否。但是要走也还须得等待着德甫一道，我们穿过了村庄，在北头上的一个土地庙前休息着。等了将近半个钟头，两个人交替着跑到村的南头上去望，总不见德甫的轿子来。天色已经完全入了夜景，又微微地下起雨来了。路是完全看不见的。到了这时候只好决心到村上去找个宿处。 拉着马又折进村去，扣了好几家的门都没有回应。有些人家里面有湖南兵的声音，在那儿喝酒。那些自然是第八军的兵士，不知道是几时进了村的。我们在外面打门，他们也一样的不理。最后到村南尽头处的一家门上扣门。里面是漆黑的，起初仍然没有人回应。我们在外边叫着说： ——“我们是南军的官长，只求借宿一夜，决不扰害你们，你们放心把门打开。” 几次放大声音在门外恳求，里面最后公然点起了亮来。有人的声息，并且有出来开门的神气。想那里面的主人大约是听明了我们说是官长，又听见我们的声音也还不甚粗暴，证明了我们的确是官长一类的人。或许也怕是我们那两匹马不耐烦地哼着鼻子，蹴着脚的声音替我们作了证明的。大门结局是开了。一位五十来往的男子点着一盏菜油灯应接我们。我们又把来意说了一遍，他很殷勤地把我们招待进去。我们问他系马的地方，他尤其高兴。他说他家里有马房；接着又把两匹马引进他的马房去了。 房主人看见了我们并不粗暴，他愈见安心起来了。他把我们欢迎着，好像有些得意的神气。屋里很热，蚊子又异常的多，我们劝他把大门打开；他在敞厅正中的土面上烧起了柴火来熏蚊子。 我们还没有吃夜饭，他出门去替我们买了几升米来。他自己有些子鸡，便替我们杀了两只，很殷勤地在厨下准备着；又替我们烧了些水来洗脚。 我们坐在大门口等待着德甫，又等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仍然不见到来。我刚才替自己怀着的忧虑又为他唤醒起来了。他的身上是带着我们的盘费的，那两名轿夫不会图财害命吗？天色已经黑了，轿夫是两名，他是一个人，两个人要结果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吗？这比溃兵和强盗的想法更近情理。我对德谟说着，他也是在作同样的想法。 ——“假如是那样，我们真是害了他呢，我们不应该把钱让他一个人带着。”我这样说。 ——“不过他是有枪的，”德谟说，“那两名轿夫或许不敢动手。” ——“近在身旁的敌人，有枪也是不行的。” 两人正在谈说着的时候，远处有光亮现出，向着村上走来。唯一的希望发生了，希望那就是德甫轿上的马灯。 我们走向村外去迎接，灯光渐渐近了。 ——“是纪德甫吗？”我们叫着。 ——“是的。” 那含蓄着欢喜的回应所唤起来的自然是同样的欢喜。 六 轿子到了店门口，德甫拿着一枝开了盒的驳壳枪走下了轿来。 看着他拿着枪的情形，我和德谟相向着笑了一下。 ——“我们以为你在路上遇了什么事情呢，等了你一点半钟了。”我对着德甫说。 ——“两位轿夫走得太慢。他们说蒲圻在开火，死不肯走快。今晚如在这儿赶不上你们，我还要逼着他们赶到蒲圻的。”德甫说。 ——“我也本来是想赶到蒲圻的，因为没有马灯。” ——“那么好了，现在有马灯来了，我们赶到蒲圻去。” ——“好的，好的，”好一会沉默着不肯说话的德谟赞成着，“我们吃了饭就动身。” 德甫也是没有用夜饭的，我们便走进店去。两位轿夫吐着很多的怨言，把轿里的行李搬了出来，又走出去了。我叫店主人也替他们预备饭食。 不一会我们开起饭来，店主人另外开了一桌饭出去招呼两位轿夫的时候，那两位胆怯的夫子已经逃得来没有踪影了。 ——“糟糕！”纪德甫叫着，“那两位家伙早就是想跑的，他们在路上已经把轿钱通通要去了。” 这样一来，我们要在当夜动身的计划便很难实现了。店主人也殷勤地留着我们，说路烂很难走，叫我们第二天清早一早动身。我们便决定了在他的家中过宿。 那房子是一列三间的建筑，前后有两栋。第一栋接着街面，中间是一个敞厅，前面接着店门，后面接着一个横的长方形的天井，左右是铺面。那主人有三个小儿女睡在右手一间的地阵板上，藏在乌黑的被条下面，自从我们进了他们的家，都骇得不敢出来。左手的铺面是空着的，店主人叫我们在那儿下榻，说那里面有床，也还有擀面台。 天井的两侧有过道连接着前后两栋，第二栋的正中是堂屋，靠壁陈列着神龛。但奇妙的是在那堂屋的天井边上塑着一个一连有三口锅的长灶头。左右有耳房，右边的耳房便是马房，左边是关着的，想来怕是面房了。 由那房子的结构看来，那家主人在前怕也是一座大家，后来零落了才开始了开面坊而兼带面馆的生意的。堂屋上的灶头一定是后来塑上去的。马房我进去看过，那从前应该是有地板的房间已经成了土面。马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两匹。据那店主人说，他家中在年内接连出了两次丧事，死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室，他的马就为经营丧葬卖去了。面坊的生意是停了业的。这位主人又算是经受了第二次的零落，他的前途是只有把剩下的房廊卖掉，成为流氓无产者了。 湖北的天气夜里就到九点钟过后都还不能退凉，又加以在敞厅中烧着火熏蚊子，热得来很令人难耐。德谟跑到门外去，在石面的阶沿上睡下了。我和德甫走进左侧的铺面去。那儿前后有两间房间，前面是纯粹的铺面，在柜台背后靠壁陈着一张很宽大的擀面台，德甫和着衣裳便倒在上面睡下了。我自己又走到那后面的一间小房间里去，那儿放着一架大花格床，照那色彩和褪了金箔的一些赭色的雕刻看来，怕是那店主人的母亲或者祖母结婚时的嫁奁。后手一只角上放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座纸扎的灵堂，那当然是店主人的母亲和妻室死时用过的。那在丧事过后是应该烧毁的东西，而店主人还珍重地保存着，足见他真是穷得有点程度，他似乎是想留来在自己的丧事时使用的一样。桌下放着一架铁火盆。房间怕有两三个月没有人住宿过，也没有人打扫过，灰尘真是“山积”着的。 床上只是平坦的木板，上面没有草，也没有草席。我自己决定就在这儿睡下。把纪德甫的雨衣取了来铺在床上，把马灯吹熄，我也就睡下去了。 突然之间醒了转来，我以为是天亮了，但周围是一片墨黑。把火柴擦燃照看手表时，才十一点过钟，睡了还不上两个钟头。自己还在诧异这突然的睡醒时，颈子上异常的作痒，同时全身都像在发烧的一样。房里的空气闷热得难耐，便索性起床把马灯点燃，想到房外去另外找一个地方来睡。 我把面在床上的雨衣揭起来了，奇异的是床板的木面就像在移动的一样。我起初怀疑是我自己的眼睛发花，待我再过细看时，这第二次受的一惊比我疑床板的移动还要厉害。真正是见所未见的一个奇景——一床板上都是浮动着的臭虫！那臭虫的大众真好像是战场上的千军万马，我是睡在那儿就和闯入了小人国的格列佛一样，足足被它们攻击了两个钟头。把我从深熟的睡眠中攻醒了的，就是这臭虫大军。这场仇恨不能不报。我穿着胶皮鞋愤恨地踏上床去，便把那千军万马的臭虫阵践踏了起来。我算是打倒了一个臭虫帝国。同时又感觉着自己的身上还有敌人驰骋着，便提着马灯，抱着雨衣，跑出了敞厅来。 敞厅上烧着熏蚊子的柴火还没有灭尽，把火拨活起来，把自己身上穿的军服和衬衫脱下在火上拌抖。抖下的臭虫丝毫也不夸张地是“势如雨下”。它们受着了炮烙之刑，发出了浓烈的异样的奇臭。 身上的臭虫大约也扫荡干净了，时间还早，便在敞厅上的一个杨妃椅上又胡乱地睡下去了。 七 店主人起得很早。他替我们把早饭弄好，让我们起来吃了之后，也才六点钟的光景。 要准备动身了，到马房去辔马。我那匹老白马睡在地面上很不容易拉起来，两只眼睛角上也流着眼泪，看那情形它实在是疲倦得不能再走路了。没有马夫跟着的马是很大的麻烦，在自己的饮食起居都顾不周到的时候，对于马的饮食起居却不能不加意地照顾。鞍鞯要自己辔，马到疲倦了的时候得自己牵，那马老先生的用处在我已是消灭了的。我便索性又讲了点子马道主义，把马寄放在面房老板那儿。我留了一封信给政治部后来的人，让他们过身时把马收下。在我的想法是，那经营面坊的主人是把自己的马卖掉了的，那匹老白马他或许会藏匿起来不肯交出，但就那样也乐得做了一番顺水人情。老板或许也可以把面坊恢复起来。本来是在面坊里住惯了的老马又落到面坊里，也算得是适材适所。不过那匹马，后来仍然是拉到了武昌，也见得那面坊主人真是忠厚。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住的那村落的名称我也不记得。 夜间住了的雨，清早又微微地下过一会。在赴蒲圻的途中，臭虫的悲喜剧还闹了一幕小小的余波。驮着硬洋的纪德甫骑着唯一的一匹青马，我和李德谟在路上跟着走。德甫把他的雨衣披着，走不一会他叫起来了。他在自己的颈子上抓下了好几个臭虫来。那自然是昨晚的臭虫潜藏在衣缝深处，在火上没有抖落干净的。惹得德甫在路上又把全身的衣裳脱了下来清扫了一遍。我自己的颈子上也有点啰唣，原来是昨晚在床上放过一下的军帽里面，在那皮沿的内部也藏蓄了好些余孽。 走到八点钟的时候快到蒲圻车站了，愈和前线接近，空气便愈觉得紧张。沿途遇着的都是士兵，从他们口中探听得不少的前线上的消息。据他们说来，汀泗桥的战事是昨晚结束了的，现刻怕在咸宁一带开火。总司令部的火车昨夜已经开到了蒲圻。 在离蒲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道小河，渡过河便是往咸宁的捷道，有好多往前线去的兵士都是从那儿渡河的。德谟和德甫主张渡河走去，我是主张到蒲圻车站去把择生的消息探听明白了再定走法。他们不肯听我的话，我同他们也就分了手，约定在咸宁聚齐。 我一个人走到车站上去，总司令部的车的确是停在那儿的。我走到那主脑部的车厢去，刚好走到车门口，遇着白崇禧从车里走出。他那时是代行着参谋总长的职务的。他看见了我却是先开了口： ——“哦，k先生（他对我照例是这样的称呼），你也赶到了这儿！” 我问他：“择生是不是在车上？” 他说：“择生是昨晚到的，我们的车子是夜里到的，他到车上来开过会。今早一早他又赶到前线上去了。现在怕在咸宁和贺胜桥一带开火，陆续有伤兵送转来。我们的兵站部准备得太不周到，伤兵拿着没办法。我们这火车是要立刻载着伤兵开回岳州的。”他又问我：“是不是要去见总司令？” 我答应他：“我是要赶到前线上去的，去追赶择生。” ——“那么你最好是乘火车，停不一会有火车要开到咸宁。” 刚好说了几句话，月台有哨子的声音，开回岳州的火车开动起来。我去找着了站长，问明了开往咸宁的车子是第八军的军用车，还要等一两个钟头才能开，因为军火还没有载好。 乘着还有一些时间，我便在车站上巡视了一下，还有好些没有搭上火车的伤兵被留在车站上，有的把手掌打穿了，有的把脚打断了，有的是头上受了伤已经失掉了意识，**的声音异常的凄楚。有很浓厚的硝烟气和石炭酸水气。但是却没见有人吐出怨言，大约也是因为打了胜仗的原故。一切的情形都很杂乱，而在杂乱上是带着了一层欣喜的彩色。 巡视了一会，我又走去找着站长，叫他替我在车上找一个座位。他说他自己不能够作主，把我引去找着了一位第八军的营长。那营长很矮小，立在月台上在督促着装载军装包子，是新制的革命军的军服和军帽：因为新附的湖南兵大多数还穿着从前的军装。 我对那营长说：我是总政治部里的人，要赶到前线上去，要搭他们的车子。 那营长带着一个很冷淡的态度，把我的身子上下估量了一下，他没有说可，也没有说不可，只是对着站长说：“车子怕不够啦，只空着两个车厢了，连我自己怕都是找不着座位的。” 我看他是把我看得很下贱，以为顶高不过是一名准尉司书。那也是难怪的。因为我身上穿的是一套蓝布的军装，自从由长沙出发以后在山里跑了几天，已经肮脏得很有点程度；脚上一双烂草鞋套在一双绿色帆布胶皮鞋上，两脚都已经被泥浆紧了。 我听到他那样的口气，也没有管他，自己跑上最末尾的一个空着的铁皮车里去了。等到军装包子装到这架空车来的时候，我在车上也很卖了一些气力，替他们搬运。包子高齐车顶地装满了半车，算也装完了。那营长和他的属员们最后也上了车来，他对我倒也没有干涉，我自己也就厚起铁脸皮在车底的铁皮上坐下了。 八 其实我是太客气了。在快要开车的时候从月台上涌进了好些人来，大抵是第四军落了伍的夫役。营长的手下人不要他们上车，但也没法禁止。那些夫役多是广东人，高声地反问着： ——“吊那妈，耐牟害革命军？耐害反革命的北洋军？……” 空着的半个车厢已经挤满了，车子开动了起来，月台上还有好些人没有挤上。 挤上来的人里面有一位是第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本是广东大学的学生，他把我认出了。他仍然把我叫着“k院长”。他说他是在平江得了病，送回了长沙，现在病好了，要赶到前线上去。他虽然穿的是同样的蓝布军服，但比较整齐洁净，没有像我身上的那样狼藉。看那情形，他自然是搭着昨晚的总司令部的火车赶来的。他背着一条毛毡和一顶第四军的特征的铜鼓帽。他看我坐在铁皮的车底上，便把自己的毛毡解开来叠着，请我坐，我却不过他的厚意，便拉长起来让他和我并坐。 我们的坐处是向着铁皮车的东侧的门道的，和那位营长阁下相隔不远。 那位阁下大约是看明白了我比司书的地位要高得一点，他在打开烟匣要吸烟的时候，公然敬了我一枝香烟。后来，在九月间，刘佐龙在汉口举行军长就职典礼时，我代表着总政治部出席。在行礼毕后的茶点席上我也还看见过这位营长。他的席次和我离开得很远，他公然走到我面前来特别和我打招呼，就好像我们是十年前的旧交一样。可是那营长的尊姓大名我一直没有攀问过，我揣想他现在怕已经升成了军长了吧？ 车内和车外的情形都是很杂乱的，但是，是有光辉的杂乱。一切都好像是浮在了战胜的荣光里。铁道两旁和离铁道稍远的路上，都像潮水一样，涌着本军的队伍。 由于夜间和早晨的微雨，空气是很湿润的，一受着向午的太阳的熏蒸，倍感着燠热。战死了的北洋军队没有收尸，狼藉在铁道沿线的两侧；死后仅仅十几个钟头，已经腐化着，发出异样的奇臭。汀泗桥是最有名的激战地，在那儿附近的两侧的湖沼里面浮着无数的死尸，有的仰着，有的伏着，有的侧着。（在战事告了结束之后，听说从那儿水底捞出了不少的枪械。）那儿的尸臭尤其厉害。 过汀泗桥不远，在东侧的一段疏林里面，有三个裸体的绑在树上的死尸，通是跪着的，一个特别肥，身体异常的皙白而丰满，头是垂着的，嘴上有长长的八字胡须。在当着心窝的地方有一个拇指大的枪眼，从那儿流出的血液在白皙的肚子上画着一条含着润意的黑线。颈背后插得有一道纸扎的箭标，写着“正法旅长一名xxx”。人的名字没有看得清楚。余外的两名死尸也没有看得清楚，火车已经跑过了。那三名军官是由吴佩孚正法了的，吴佩孚亲自到汀泗桥来督战，无如战线仍然溃败了。但可佩服的毕竟是大帅，连他自己都要忙着逃命的时候，他却有那样的闲情来明正典刑。 过了那带疏林，在东侧的湖沼的彼岸，看见纪德甫和李德谟两个人牵着那匹青马，夹在队伍中间走着。他们比我先走得两点多钟，但是瞬息之间火车便已经把他们赶过了。这个比赛恰是我们从汨罗跑路赶到蒲圻来的一个缩影，在山路上跑了五天多，别人的火车只跑了五个钟头。 快到咸宁车站时，在一处空地上看见了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的马，又看见了邓主任的一位马弁。那是留在长沙总司令部行营里的人，乘着昨晚的火车赶来了的。我高兴得很，以为这一次终竟把择生赶上了。在咸宁下了车，我便向那马弁和马的所在处跑去。 那马弁远远地看见了我，就像迷了路的小儿看见了娘的一样，欢喜得快要流出眼泪的样子。他告诉我，他是在蒲圻车站上碰着邓主任的，早晨跟着赶到了咸宁来。主任到城内第四军军部里去了，叫他带着马在车站上等着，一直等了两三个钟头都不见来。他自己还没有吃早饭，肚子又饿，又没有一个钱。 我把了钱给他，车站上已经有些卖小食的，便叫他去吃。车站外面的壁上四处都是用粉笔写的留白，是某某团部、某某营部，或某某政治部叫所属的人员在某处集合或者前进。我在进口处的壁上找着了一段空隙，便也用粉笔给纪德甫、李德谟两个人题了壁报。叫他们在车站上等着；我自己便去找第四军军部。 咸宁车站和县城是有池水隔着的。池子中间有一条路，拥挤得不堪。另外又有些渡船在补济着交通，那些船怕是临时拉来使用的。我跳上了一只渡船渡进城去，问到了第四军军部。但到了那儿时，那儿的留守部队正待要出发。据说军部的主要人们都已经前进了，邓主任也跟着前进了，出发后已经有两点钟的光景。 就这样，这一次的追赶又扑了空。我本想跟着第四军军部的留守部队前进，但有德谟和德甫没有跟上，又怕他们在车站上死等，不得已又一个人折回车站去。 九 在车站上遇着了德甫和德谟。两个人都走得很疲乏，德谟尤其带着十分怨望的面孔，就像是我叫他们去吃了苦的一样。他们说路是怎样的泥泞，人是怎样的拥挤，空气是怎样的奇臭。特别是还要服伺着一匹马。但这是不能由我负责的；要走那一截路原是出于他们的本意。不过我到了后来，就是在我写着这篇回想录的现在，都觉得有点失悔，失悔我自己没有去涉历过那一段路。在火车中坐着虽是舒服，但是那有名的汀泗桥的战场的情景在我是很模糊的。 咸宁以上还没有通车。前线在贺胜桥作战，战事还没有结束。铁路上敌人所埋下的地雷也还没有扫清。时而有从路线上抬转来的工人，是因为误踏了地雷受了伤的。赶上前线的队伍大都避开了铁路轨道，拣着小路在走。但是沿着铁路轨道走的人也还是不少：因为路平坦好走，而且比小路捷近。德甫和德谟上过走小路的当，我们便决定冒险沿着铁路轨道走去。马是不能骑的，一匹青马也只好交给邓主任的马弁看管着，叫他在咸宁等候后来的部队。 三个人互相隔着五尺远的光景，在铁路沿线上走，起初是很小心的，路轨中间有石子面的部分自然不敢走，就在所走着的土面上只要稍微有些隆起或新异的地方便要停着脚。但是走过咸宁车站，过了一两道小桥之后，觉得路轨上并没有什么变异，也就渐渐地胆大了起来，放着脚步不断地追赶过在我们前头走着的人。 沿路两旁都有北军遗弃了的物品，刺刀、马刀、军服、军帽、子弹带、手榴弹、下了机关的步枪、人的尸首、马的尸首。那些尸首还没有腐化，像汀泗桥一带那样的奇臭还没有。 在路上赶过了不少的人，在一处山凹处看见了一处地雷爆发过的地方，地上溅的血还是鲜红的，没有凝集。血迹在地面上滴了一截路，又折向小路上去了。又在一处看见铁路上在微微地冒着烟，当心地走上前去看时，看见了一根枕木在燃，不知道是怎样地燃起来了。我便洒了一番尿在那上面，把火浇熄了。 被我们赶过了的人中有两位是我们认识的人，便是李汉俊和詹大悲。他们和我是在长沙相识的。大悲穿着一件白色汗衣，打着一把洋伞，脚上是一双泥浆了的哔叽鞋，走路的神情很有点狼狈。汉俊比他要好得一些，但颇有点滑稽的风味：他穿的是在长沙买的一件不甚合身的军服，戴着一顶军帽，手里也撑着一把洋伞。两个人的优养惯了的白嫩的脸和手都已经烘成桃红色了。 和他们擦身过的时候，问他们遇着过择生没有，他们说在蒲圻遇着过，以后便一直分了手。看那光景他们也是昨晚由长沙乘着总司令部的火车到达蒲圻，再由蒲圻一直走路赶上来的。 就这样一直赶到向晚的时候，快要到贺胜桥了。在澄清的空气中，隔着山还听见前面有机关枪的声音。我们踊跃了起来，以为这一次总可以赶到最前线了。但到我们赶到了贺胜桥的时候，战事已经结束了。天色黑了下来，有很多的部队在离市街不远的一个村落里宿营，四处都起着营火。我们去问了好几处，问第四军的司令部，有的说是前进了，有的说是扎在贺胜桥的街上，完全得不到要领。 在咸宁的时候，因为城内的饮食店都把食料卖尽了，我是只在街头买过一些豆腐干来当了午饭吃的。德甫和德谟也只在咸宁车站上吃了一些粉条。三个人没吃中饭地跑了一天，肚子都饿得来不能忍耐了。又是星月都没有的黑夜，要赶路也没有办法，只得到一家农家里去歇脚，托那儿的主人替我们准备一些夜饭。 正在吃夜饭的时候，詹大悲和李汉俊两人也赶上来了。不约而同地也落到我们停留着的农家里。他们是带有一位下人，一来便闯进了那农家的内室，把那家人的寝室占领了。那下人回头又拿了一个空菜匣来，把我们弄好了的饭打了一匣去。我到饭用完后走进那寝室里面去看过他们，他们也正在吃饭，菜匣里面带着不少的干粮。我心里感觉着不大愉快：他们既有那样多的好菜，为甚么看见我们在吃白眼饭的时候不分出一点给我们，要把饭拿到这儿来藏着吃？为着那样小小的事情怀着大大的不平，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觉得真是孩子气，但当时的实感是那样，我无须乎掩饰。 睡的时候，德甫从农场上拉了两把稻草来，铺在门道外边的一个角落里，蜷曲着便睡下去了。门道内的小小的堂屋里，有一架炕床靠着正中的土壁，德谟便在那上面打横了起来。我自己取下了一扇门来，和炕床平行着，放在两个短竹凳上，那便成了我自己的卧榻。疲倦得不堪的人，一睡下去便睡熟了。大约是在熟睡中略略翻了一下身，我和门扇便一同倒在地上，发出了蛮大的响声。我自己被惊醒了，连睡在炕床上的德谟也被惊醒了，他模糊地问了我一声：“炸弹？” 我倒下地时，右脚的小趾碰在了方桌的脚棱上，起初麻木着没有感觉着什么，待把两个短竹凳移开，就尽那门扇陈在地面再把身子睡下去时，小趾疼痛了起来；把火柴擦燃来看时，已经起了一个很大的血泡。 一〇 第二天是八月三十一日，又是一清早起来赶路，连早饭也都没有吃。这一天关于沿途的记忆丝毫也没有，大约是因为始终都在铁路沿线上跑，所接触的情景和前一天的没有变化的缘故。现在所记得的只是自己担心着怕不能走路的脚，在路上跑着却也没有怎样吃苦。 在傍晚时分跑到了离武昌城仅仅有十五里路远的纸坊。听说第四军的军部是扎在纸坊车站上的，跑到车站上去问，又已经前进了。据留守的人说：“怕现刻已经进了武昌。” 听着这样的消息应该是喜欢，但在我自己却把赶路的兴会失掉了。每天在路上跑的目的是希望早一刻跑上最前线去参加实际的作战，但是从汨罗跑到纸坊来，足足跑了一个礼拜，才不外乎是和从前上京求名的“风餐露宿、星夜登程”的举子一样。德谟和德甫两人也和我抱着同样的感觉，我们决定当晚就在纸坊过夜，等明天清早起来再走。 留守处的人叫我们到车站对面的站长住宅里去，说那儿有空着的房间。我们找了两升米，便拿过站长住宅去。那儿有一个花园，花园中一带房廊东头的确有一间空房，陈着三尊大床也都是空着的。房间的东南两面有临着花园的回廊，回廊边上围绕着栏杆。我们到橱里去找着了一个小火炉和沙锅，拿到回廊上来准备熬点稀饭。同时德甫在园子外又找了些蔬菜来，准备一同煮在那稀饭里面，沙锅的容量颇大，我们尽量地煮着，打算把第二天清早的早粥都一同煮好。跑了一天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异常，闻着稀饭的香气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 稀饭让德甫和德谟两人熬着，我一个又到车站上去打听前方的消息。刚走过车站去便下起了倾盆的大雨来，露天中的杂色队伍都涌进车站来躲避，挤得来真是和新开封的火柴匣一样。就这样暂时把我阻止着了。前方的消息是很模糊的，军用电话似乎受了雨的影响，也打不通。我等雨住了又折回住宅去，看见那儿的回廊上已经纵横地睡着了无数的人。走进房里去，看见德甫和德谟两人睡在近门的一尊床上，里面靠壁的一尊上睡着李汉俊和詹大悲，另一尊上陈着他们被雨打湿的行李。地板上也睡着好几个人。原来詹、李两人也同落在这儿，他们在中途雇了轿子坐来，在路上是淋了雨的。 我问到稀饭上来。 德谟睡在床上说：“我们弄好了，等你不来，正在吃的时候他们来了。他们也来吃，连轿夫也来吃。他们说他们有米带着，吃了再煮，一锅饭立地便吃干净了，连我们也都只吃得一碗。” 我问：“再煮的稀饭在哪儿呢？” 没有人回话。 汉俊在床上叫着他们的下人：“你煮的稀饭呢？” ——“我们马马虎虎地可以过去，没有煮啦。”睡在地板上的他们的用人回答着。 ——“糟糕！”我一肚子的饥火化成了一腔的怒火，很难遏抑地想痛骂出来。但只客气着又连说了一声“糟糕！” ——“不要紧的，”詹大悲在床上安慰着我，“明天进武昌城去，我请你们吃大餐。” ——“哼，”我冷笑着，“你担心吃铅弹。” 我对于詹大悲，特别地感觉着一种先天的不满意。我在肚子里面骂了他好几声的“臭官僚”、“投机派”。我知道湖北省政府委员会里面，是有他的名字的，他这一两天来赶路的热心不外是去抢官做而已。“哼，哼，”我自己冷笑着，“国民革命！不外是让几位投机的烂绅士做做新官僚罢了！”——心里尽管怀着怒气，但也没有说出口来。 床上已经没有地方可睡了，地板上也被泥浆的脚践踏得没有睡下去的勇气。我索性负着气从房里跑出来，拣着东面的回廊上空着的地方，和着衣裳睡了下去。睡着和自己肚子里的饥饿交战，起初很不容易煎熬，但隔不一会也什么都不在意识里了。 一一 九月一号的清早又由纸坊向着武昌城出发。早饭是不用说的，连可以充口腹的零碎的什么物什都买不到。 在路上走不好一会，看见田畴间的一段高地上有一座庙宇。我们便避开大路向那庙宇走去，想在那儿找点食物。汉俊也跟着了我们来，詹大悲坐着轿子竟自往前头去了。庙宇的名字我不记得了，走到那儿时才是荒废了的一座，连乞丐的影子都没有一个。 汉俊说：“还是熬着一下，我们赶进武昌城去开早饭啦。” 他说着又独自从田塍上走回大路去了。 我们仍然在山地上走，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些人家，我们便向那儿走去。 那儿是小小的一个村落，有好些农家的儿童们站在村外看铁路沿线上过兵，他们非常高兴。他们看见了我们走近身去也毫不畏惧，有的反向着我们走来，问我们要空弹壳。 走进村里去，走向一家起着炊烟的门首，说明了我们要买点食物吃，那家的主人非常的欢迎，请我们进门去。通过小小的厅堂，在厅堂后面的厨房里一张靠壁的方桌上坐下。方桌正对着一道后门。门外是一片敞场。厨房的另一边是一个长灶头，正在煮着豆浆。原来那家人家是做豆腐生意的。据说平时是送进武昌城里去卖，自战事发生以来已经有好几天没做生意，今天因为“南军”胜利了，他们又才开起火来，准备午饭时挑进武昌城去。 村上的人，看见我们到了，便有好些人围集了来，探听军事上的消息。我们根据着数日来的长驱直入，满相信着先头部队是已经进了武昌。村上的人的相信比我们还要坚决。他们说，昨天下午三点钟吴佩孚、陈嘉谟坐着的火车跑过。接着便是崩溃下来的北兵，接着便是追赶上来的南军，和吴佩孚的火车相隔得只有两三个钟头。以后便一直连夜连晚都在过兵，过到了现在还没有过完。村里人就像自己打了胜仗的一样，非常高兴。他们都称我们是“南军”，有的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他们说：“我们南军怕有好几百万人马啦。” 主人把煮熟了的豆浆和现成的饭、现成的豆腐干来犒享我们。我们一面吃着，一面和他们谈笑。说也奇怪，我们也并没有向他们宣传，事前也不会有人向他们宣传过，他们总口口声声地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受着老百姓这样期待的“南军”自然会打胜仗；但是打了胜仗后的老百姓的出路呢？ 突然在后门的敞场上有喧哗的声音起来：“把他捉着！……把他狗娘的打死！……把他吊起来！……”大家涌到后门外去看时，一群村上的人在敞场边上一排杨柳树列下围集着，又在嚷，又在打。我们也走上前去看时，原来他们是捉着了一位改了装的北兵。 那北兵被众人揪打着，口口声声地说：“咱不是北兵，咱是南边人。”但他一口的北方音怎么也不能改变。 ——“你这北方拐子！你还在扯谎！你这狗娘养的！——你昨天清早偷了我的鸡。——你这身上的衣裳是偷来的。——打！把他打死！……” 有用拳头的，有用脚蹴的，把那北兵的鼻血打出来了，哀号了起来。 我们把下手的人制止着了，叫大家把那北兵解开。我们对大家说，那位北兵也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也是被逼得没有出路才来当兵的。他从前就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他一个人不好，是他们的官长不好。又对他们说，南军里面也有北边人，北军里面也有南边人，并不是南边人就好，北边人就不好。德甫是山东人，在这儿他自然提出了一个现身说法的实证。 大家都了解了我们的意思，把敌忾和缓了下来。那位北兵欢喜得流着眼泪，一翻身便向我们磕了几个响头。他回答着我们的诘问，说他是河南人，他是参加过南口战事的，从河南调到南口，又从南口调到湖北，他们的军队有两个月没有发饷。 ——“你现在要往哪儿去？”我问他。 ——“咱要回家乡去啦，副爷。” ——“你可有路费吗？” ——“连一个铜板也没啦，副爷。” 我们把了几块钱现洋给他，他接到手里便扑咚一声又在地下磕起响头来，向着我们三个人每人磕了一个头。 ——“三位青天大老爷，三位救命的活菩萨！咱要赌咒，咱一辈子不再当兵了。” 那人起来向着大家打拱；很狼狈地走了。有的人在他的背后叫着：“老乡，你回去传传名啦，看我们南军的官长是怎样有良心。” 那人把头点着，没有掉过身来。 把剩下的饭吃着，豆腐店的主人对我们说： ——“南军的官长，你老不要着急，队伍是一定进了城的。你老吃完了饭可以不要再走路了。你老打从铁轨路线上去，走不好远便有一道桥，桥下是有船的。你老可以赶船到武昌，可以赶到文昌门进城，比走路来得快，也来得舒服。” 我们听着他的话，着实很愉快，并也决定照着他的指示，赶船。心里还暗暗地在担心，怕所说的船通被北军拉走了。 把饭吃完了，充分地付了一些饭钱，辞别了店主人出门。他们还把我们送出了村口，远远地向我们指示着那赶船的地方。 精神百倍地走回到铁道路线，杂在一些队伍里面走了不远，果然有一道桥，但是桥下是连船的影子也没有的。我们还以为船是一定被北军拉走了，说不定也怕是被自己的军队拉走了，不得已只好还是走路。 一二 愈朝前走，路线上的本军队伍愈见稠密，走到后来队伍是停止着进行的。我们便一直向前超越过去。在八点过钟的时候，走到了停止着的队伍的最前头。在铁路的正中看见了邓主任和铁罗尼顾问，和另一位背立着的人在那儿在讨论着什么。他们也看见了我们。择生把左手的拳头高举起来，满高兴地向我叫着： ——“呵，你们到了！” 背立着的那个人掉过了头来。是一位中等身材、古铜色面孔的人，面孔的印象是平面的。口里含着一支大雪茄。 铁罗尼照例把两手来握着了我的两手，连连地叫着“ge osse k,ge osse k”，他那黑色的高加索人的一双眼睛充满着光辉和喜悦。 择生把另一个人为我介绍了，那便是第四军的第一师师长陈铭枢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的。 ——“还没有进城吗？”我问着。 ——“敌人跑得太快，”陈铭枢说，“我们赶迟了一刻。”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是走到了最前线，一方面高兴着我们还可以参加最后的一战，一方面笑着向德甫和德谟说：“我们幸好没有赶船，如果真的由文昌门进了城，现在是成了俘虏啦。” 周围的风物渐渐映到了稍有余暇的心境里来。空气是异常清澄的，近处的树木戴着青翠而新鲜的叶冠，有的还在点滴着夜来的宿雨。 稍后几步，有一位肥胖而白皙的人，嘴上有八字胡须，头上戴着尖顶的京帽，穿着长衫和坎肩，坐在路轨上面。择生把他颐指了一下，对我说：“那是咸宁县的伪知事。”在那人的旁边还有几位穿长衫的人，想来也是由咸宁带来的。 我注意着看那知事，看他的样子很镇静，但他操在膝前的一双手却掩不着他内心的恐怖，不住地在发抖。旁边穿长衫的人有一位像是他的跟随人，问他冷不冷，他只把头摇着。 我问择生：“把他带到前线上来是什么意思？” 择生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微笑说：“我们是要骇他一下的。他昨天清早还在替吴大帅办差，那晓得今天清早便落得了这样的下场。” 择生们还没有吃早饭，不一会有人担了一桶饭来，他们便踞在铁轨路线上吃。附近的农民围集了好些人到我们周围来，他们也异常高兴。有些人特别送来了饭菜。 ——“把一支枪给我们吧，”其中有一位很勇敢地向着我说，“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去打仗啦。” ——“打仗不是好玩的，要经过训练才行。”我对他说着，“我们的战火还很长，将来要打到北京去。把武昌打下了的时候会招兵，你来应募好啦。” 正在这样说着的时候，在那澄清的空气中突然轰的响出了一声大炮。围集在我们周围的农民就像一群鸟雀一样惊散了。 ——“哦，开火了！”在后边的队伍中不期然地有好些人叫着。 我特别把那位咸宁县的知事看了一下，看他的脸色骇得碧青，嘴唇变成了紫色，牙关连连地在发战。 作战的计划早已是定了的，第三师长的张发奎已经先到洪山去了，由洪山的高处炮击宾阳门一带。停留在铁路沿线上的队伍进攻中和门和保安门。陈铭枢的队伍摆在南湖一带作两方的策应。目的是希望敌人出城来应战。 敌人的大炮接着又响了几炮，是正对着铁路沿线上打来的。炮弹来得很高，在我们的头上拉着风远远飞到后边去了。洪山方面也有炮声，似乎我们的炮队也在应战。在铁路沿线上的左翼军采取了散兵线要开始进攻了。陈铭枢带着了一部分队伍从田塍上向南湖走去。咸宁县知事是一同带了去的，那人不知是遭了释放，还是遭了枪毙。 敌炮的间隔愈来愈密促，中间夹着步枪的射击声。择生听着那枪声，他很高兴地说着：“吓，敌人开城应战了！” 俄顾问尤其高兴，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我，照例又用着德国话说：“ge osse k,wi wolle i wucha mittagsesse gebe ！” 前进的军号吹起来了，队伍逐次前进。我们是沿着大路走的，铁罗尼走在最前头，其次是择生，其次是我，其次是德甫和德谟。敌人的炮接二连三地从我们头上的空中响过，我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但我看到前头的铁罗尼和邓择生时，却不免又惭愧起来。那矮小的铁罗尼，他是骑兵将校，革命战役时右边的膝头上受过伤，因此在固有的骑兵式的步法上更添着一层颠簸的意思，愈见像一只水鸭，但他的头部却丝毫也没有动颤。曾做过团长的邓主任也照常把颈子昂在右边，把胸脯挺着直党党地在走。我自己便也尽力地镇静着，想不让我的颈子动，但到了炮声一响，颈部的筋肉就像是成了不随意筋的一样，又一齐都收缩了起来。自己太不好意思，回头去看看德甫和德谟两人，他们也和我一样在把颈子缩动。我自己暗地叹息着：“没有实战的经验究竟是不行的。” 一三 起初每人相隔得五尺远的光景鱼贯进行着，敌弹来得愈见密接了，铁罗尼和邓主任教我们走下路边去向田塍上散开来。他们说路线来得高，五个穿着官长服的人进行着是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的。我们服从了他们的指挥向左侧的路旁走下去。一离开了路线，斜坡上被昨夜的暴雨打湿了的土是很疏松而泥泞的，异常难走。 走下了坡时看见了詹大悲，他是逼紧着坡脚走的，身上白色的汗衣和小衣已经有好几处被泥染污了，他似乎跌过好几跤。看见了他那样狼狈的情形不免又生出了一番奚落他的心事，我向他嘲笑着说： ——“詹大老，你很有军事上的经验啦。” ——“怎见得？”他问我。 ——“你懂得借路塍来抵挡大炮。” 没有等待他有回答的余裕，又是轰的一声飞过，詹大老把杖着的洋伞举起来在头上挡了一下。 下边的田地里是采取着散兵线进行着的我们的军队。人人都带着一个严肃的面孔，进行很迟钝，一些下级的军官叫破嗓子地在督促着。看那情形的确是可怜的一幅图画，要说是和驱着羔羊上屠场一样，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前面并没看见敌人，但听见有枪声，有些枪声来得也很近。蓦地有冲锋的军号吹奏起来，下级的连、排长高撑起指挥刀呐喊着冲锋，向前面突贯，军队跟着突贯，我们也跟着突贯。 一面喊着，跑着，跑到前面没有遮拦的地方，看见了武昌的城郭了。那连接着的通湘门和中和门上的城楼在惨淡的白光中缥缈着，却没看见一个敌人的影子。在前头领导着的军官不期然地把步武停止着了，士兵们也把步武停止着了。敌人从城墙头上不断地把大炮轰来，但那些炮手们似乎很少经验，也怕是由于接连的大败已经是惊惶失措，一炮二炮地都打从头上飞过，落得很远的后方去了。炮到不能打准，渐渐失掉了它的威严；我自己的头公然也不再为它低下去了。我感觉着一种嘲笑的趣味，觉得敌人是在放花炮。尖锐的步枪声，拍拍拍拍地连响着的机关枪声，也就好像是一些鞭炮。 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次的冲锋真是有点奇异。不知道是什么原故，那些军事上的指挥官在开始冲锋之前竟没有派遣斥候去探伺敌情，只听着枪炮声便往前冲，结果是向着空气冲了一阵。这儿自然有一个心理上的遗算。大家以为敌人一定会要背城借一地出城迎战，但哪知敌人是骇怕了的，冲锋的结果，只是明白了城里的敌人是想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 不知道是从哪儿传来的消息，又说敌人是由保安门出了城，有一部分队伍又冲向保安门，我们也跟着冲去。 保安门外是有市街掩护着的，街坊上很热闹，卖饮食的店子早已经在开门做生意了。两侧布满着的我们的军队，都停止着没有作战。看那情形知道保安门的敌人也还是没有开门。我们三个人便一直沿着街侧往前进，有些下级的军官注意我们，叫我们留心着流弹。城上的敌人时时在对着街路上射击，街上的居民和本军不断地有遭受流弹的人。愈朝城边走，街面愈见惨淡，铺口都是掩闭着的。我们一直走到看见了城门口的地方，看见了那严闭着的城门。这一闭关真是有点令人失望，同时也有点令人愤恨。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两扇木制而蒙着铁皮的城门，就和中国的封建余孽一样，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还在发挥着它们的威力。我想到那样的古城，就拿大炮来轰也一定是可以轰破的，但可怜的是在本军的队伍中竟连那样的大炮也没有。有几尊新捕获的野炮已经运到洪山去了。后来才知道那架在洪山上的大炮想要打进武昌城都没有打到。 从城门边上又退转去，在街面的右侧找着了左翼军的司令部，我们走了进去。在里面的一间客厅里看见了铁罗尼和邓择生。他们在一座炕床上对坐着，詹大悲也坐在择生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在和他商量着什么事情。有好些穿长衫的街坊上的绅士们很匆忙地进出着。 “ge osse k, eha asho！wi k? e ichti wucha mittagsesse gebe .”很有点幽默味的铁罗尼假装着一个失望的样子对我说。 “vielleichtkc e wi ei eabe dgesellschaftgebe .”我也用我的“不落肯”的德语来和他应答。 客厅正中的方桌上堆着无数的肉心馒头，我和德甫、德谟三人不期然地都同时伸出手去拿了来吃，自从离开长沙以后，整整一个礼拜，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吃食。 敌人既采取坚壁的办法，白天的战事是没有进展的可能的。大家所期待着的是敌人或许会于夜间出来袭击。择生和俄顾问都要参预军事计划，政治部的事情照例又全盘托付了给我。计算起来比我稍缓一步的由石城矶来的部员们在日内或者会到，政治部不能不找一个临时办公处来集中这一部分人。万一在日内或者夜间攻进了武昌，各种标语和布告丝毫也没有携带，是应该临时写作的。还有附属于各军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也应该召集起来，讨论一下在城外四乡及入城以后的工作的步骤和范围。政治部的临时办公处决定设在了南湖的文科大学（后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我和德谟两人便和他们分了手。纪德甫是要跟随着俄顾问作翻译的，自然也就不能和我们再在一道了。 敌人从城墙上时常有枪炮射出，我们退到着弹距离以外迂回着向南湖走去。途中经过一些农家，他们于惊煌之中都带着亲睦的气象，对于我们表示出满腔的欢迎和信赖。他们并没有逃避的情形，有些农家在屋子里的土面上挖了些坑陷来躲避子弹，让孩子们踞在那儿。 一四 在文科大学遇见了李汉俊和几位湖北党部的人，还有在暑假中留在学校里的几位学生，其中有两位是我们四川人，我已经把他们的姓名忘记了。多蒙他们的帮助，在学校后部的一段楼房里，找了几间房间来做办公处。学校的中枢部和楼下的全部已经被军部驻扎着了。 那天又忙了一下午，不外是写标语，做传单，同时利用着大学的学生们向四乡去宣传。 一直到了晚上，我们所期待的朱代杰所带领的一批人还未见到来，反是在长沙留守着的一大部队人和党红会的一些女同志（是由广东附随着政治部出发的）赶着火车先到了。正在为安置他们忙乱着的时候，择生派了人来把我和德谟找去。 我们被引到了一座小巧的洋房里，那不知道是铁道局的附属物，还是外国宣教师的住家，暂时在做着军司令部。在一间精巧的客厅中，很杂乱地呈现出一些军事上的主要人和俄国顾问，邓择生和铁罗尼都在那儿。兴高采烈地有好几种声音，好几种言语，在作着军事上的杂谈。淡巴菇的烟子和气味是很浓烈的。 择生看见了我们，他第一声问我们的便是吃了饭没有。由他这一问，才想到午前在保安门外吃了几个肉心馒头之外，还不曾和饭见面。他吩咐了那儿的护兵替我们送了两份来，我们坐在一个角上和大家的谈话不相干地吃着。说也奇怪，在有好些重要的事情都已经忘记了的我，却把那晚吃的菜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是吃的清炖鸡，火候很适宜，味道也很合口。 择生在众人的谈话中是最热心的一个，因为他在前本是军事上的人，第四军的主脑部都是他的旧友。他能讲德国话，能够直接用德国话来应对俄顾问的一部分谈话，或者替他们翻译。在谈笑之中也时而有军事上的报告送来。有一次是第一军的刘峙师长派人送来的报告，说他的队伍开到了沙湖，他本人是驻扎在铁路工程处。但那报告没有遵守军事上的格式，也没有记明时刻。会集在那儿的军官们便拿来做了讥评的中心，择生讥评的特别露骨。 ——“连军事上的abc都不懂，也在做师长。” 第一军从广东出发时是派了两师人参加的，在未到长沙以前部下的队伍已经逃走了不少，一直没有上过火线。在长沙时其中有一团人成立党部，我代表着总政治部去出席，那一团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长沙新补充的队伍，有好些还穿着长衫。但到北伐军已经兵临武昌城下了，那刘师长却也神速，用火车载着了自己的兵赶到了武昌城下。 ——“名将的用兵是‘始如处女，后如脱兔’的。”说这话的是那颇以儒将自命的陈铭枢。 择生又来问了我们一些工作上的情形，我把下半天所做了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向他说留在长沙的大部分队伍乘火车到了，反是代杰所带领着的一部分先遣队和胡公冕所带领着的一部分的宣传大队还没有到。 ——“他们大约在路上没有赶上火车。还是我们几位的脚跑得快些啦。”择生又很得意地说着，但他却没注意到他的话是有点夸张：因为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脚是踏在马镫上的。 他又简单地告诉了我们一些军事上的情形，在那一下半天没有什么进展，只是汉口的刘佐龙派了代表来输诚，交涉还没有办妥。吴佩孚在昨晚崩溃了下来便渡过了江去，大约连夜逃向河南去了。我们这一方面有第八军派了一部分队伍由白沙洲绕道渡江，已经取得了汉阳，早迟要向武胜关进军，以截阻北洋军队的来援。城里的敌人没有什么动静，想来是要死守着以等待吴佩孚的来援。但当晚自然要提防他们的夜袭，那倒是很值得欢迎的事。 ——“他们要出城来夜袭，那是他们自己掘自己的墓坑。”择生用着他爱用的表现法来这样说。 待我们把饭吃完了之后，聚集着的军事上的要人们大都分头去就自己的部署去了。择生和铁罗尼是要留在司令部里的，我便和德谟又回到文科大学。 一五 那一天晚上敌人没有动静，第二天上午也没有动静，军事上的人们有些焦躁起来了。攻城的大炮没有，飞机也没有。（有由俄国朋友驾驶的小飞机还没有到，但也不是军事用机。）对着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简直没有办法。 军事上的人们在中午时分开了一次会，决定组织敢死队，在当晚乘着夜阴去爬城。本来是没有工兵队的革命军，政治部在这时候又成了临时的工兵队。好在这时候代杰所领率的一批先遣队和胡公冕所领率的宣传大队都已经到齐了。政治部派了许多人到四乡去征发梯子和麻绳。梯子是两块钱一架，由政治部发出征发券。被征发了的人家可以凭券到政治部来领钱。 征发队一派遣了出去，络续便有好些梯子征发回来，有些是崭新的，有些旧得来怕已经有百年以上的高寿。凡是旧的梯子大概都很短，大约是用久被折断、被锯短了的缘故。爬城的地点是选定在宾阳门的东北角上一段小丘上，那儿的城墙比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长的梯子连着两架，短的连着三架，是可以搭上的。梯子被堆积在南操场上，部里留下的工作人员和勤务兵，便一同在那儿绑扎起来。由我自己的手也绑扎了三四架。绑扎好了，又抬到学校门外去。 在夜半的时候，由各军所挑选出来的敢死队到南操场来齐集。分成了十人一小队，每小队一乘梯子。梯子有四十架，就由四百名的敢死队扛荷起去。 择生是要跟着去督队的，铁罗尼顾问和纪德甫也要同去。我自告奋勇也要求去，择生不允许。他说我也走了，部里没有人主持，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明天进了城之后。竟连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在东江之役本是有阵地经验的人，他都不肯让他去，只挑选了十名的宣传员带着一道去了。 由南操场送着敢死队出校门，已经是两点过钟了，看着他们荷着长梯，向黑暗中消逝。天上仍然没有星月，灯火不用说是不能点的。看着这样的光景，不由得不把《易水歌》在脑里的银幕上浮现出来，不断地起着寒栗。 在敢死队出发后，一方面作着第二天清早进城的准备，一方面静候着前线上的消息，但是消息是很沉寂的，只在天色向明的时候，稀疏地听见了一些枪炮的响声。爬城的计划显然是失败了。在五点钟的时候我叫胡公冕到总司令部去探听消息结果是不出所料。因为敢死队走到城近处时天已经发白，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了。 在前线上虽然没有直接的交绥，但仍然有中了流弹的士兵被送转来，总司令部的卫生处是组织得最不完善的，有多少伤兵便一直送到了政治部。政治部的卫生股只有一位股长和两位股员，仍然不济事，好在党红会的一些女同志是附属在政治部的，她们也很踊跃地帮着做救护的工作。 但是到了九点钟，邓主任和俄顾问都还不见回来，同他们一道去的十位宣传员也都没有一个影子。我便决心和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同到前线上去视察，同时也带了一位宣传员同路。那便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那时在做着小队长。 从文科大学向北走去，不远更折向东首时，途中有一段路在小春地里和通湘门以东的城墙平行着，全无掩蔽。城楼和城墙很鲜明地现在左侧，城上的敌兵都隐约地可以看出。路旁有些短梯子抛撒着，自然是昨晚的绑扎不牢，在途中解脱了的。宾阳门一带的附郭居民，为避免前线上的炮火，负荷着家财向乡下逃难。男男女女在田塍上络绎不绝。 走到洪山的宝通寺近处，路上有鲜红的还未凝结的血，过路的士兵对我们说：刚才有一位兄弟在这儿中了流弹。 宝通寺是卫生处驻扎着的，成了临时的野外病院，门前呈着很杂乱的情形。但我们没有工夫进去，又往前走。 走到了关帝庙，那儿是前敌司令部的驻扎处。从那庙门走过时，陈铭枢含着一枝雪茄刚好从左侧的大门中走出。我那时候很佩服他，觉得他很沉勇，就像是关圣帝君显了神的一样。连那在他的后面跟着的两名护兵，也就像是周仓和关平。 我问我们的关圣帝君：“择生是不是也在里面？” 关圣帝君曰：“不在，怕还在前面的长春观里面。” 他也是要往前线去的，我们便跟着他一同走出了关帝庙的东辕门。 从那儿走出了之后，左侧是一两家人家的背后，右侧是一段空地。空地尽处，左侧的人家也尽了，接着在道路的右侧又有一排和城墙正对着的人家。那些人家的门户都是掩闭着的，同时怕已经都是逃空了的。前面的道路上有晌午的阳光照着，城墙上明显地可以看出的敌人，不断地向那阳光中放射出啾啾的枪声，把那儿的光景渲染得异常惨白。但无论你怎么用力地凝视，那些神秘的子弹你是看不出来的。我们的关圣帝君长叹起来了。 ——“顿兵于坚城之下，如何是好呵？”他站在路口上，用着唱京戏的口白这样说，同时又回向着他的两员站将，提着驳壳枪的周仓与关平。 ——“你们到这屋后去看看，看有没有背道好走。” 两员护将去探寻了一会，转来报告的是：“没路好走。”于是我们的关圣帝君把头摇了几下，又走回关帝庙去了。 一六 我们和关圣帝君分了手，向那惨白没有掩蔽的道路上走去。三个人，我走在最前面，周恩寿走在中间，胡公冕走在最后，每人相隔五六尺远。开始走出四五十步的时候是心惊胆战的，保不定究竟是在那一步上便要和那些啾啾地叫着的神秘的东西相遇。但到走过了那四五十步，觉得退转去也还是一样了，愈朝前走便愈见冷静了起来，是由死心塌地中生出来的冷静。奇妙的是想起了老子的两句话，所谓“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颇感觉着一种轻淡的幽默趣味。 就那样恍兮忽兮地走着，眼前用红墙围着的长春观真好像就是长春的天堂。 在那天堂的门首遇着了独立团的团长叶挺。他也带着了两名护兵由那儿出来。 ——“喂，赵子龙，怎样？”我这样简单地向他打招呼。我们当时在对外宣传上是称他为赵子龙，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却不曾知道奉上这个徽号的便是我。 他只是把头摇着。 ——“择生是在里面吗？” ——“我也在找他啦，里面连一个鬼影子也没有。” ——“他该不是战死了吗？” ——“不会的，我们今天清早一同踞在这儿，隔着墙和城墙上的敌人对打。他叫我去找陈师长，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转来便没看见了他。他是和铁罗尼一道的。” ——“陈师长我们在关帝庙的门口碰着，一同走了一段路，他又退转去了。” ——“糟糕！”神经质的赵子龙愤慨着，失了眠的充着血的眼睛放着异样的光，嘴唇在战颤。 我们又各人离开来，先先后后地退转去，叶挺折进关帝庙去了。 由关帝庙的西辕门退出来的我们，走不好远，在路的左侧一座花园的柴门口遇着了邓择生和铁罗尼。他们两人坐在那门槛上，纪德甫和择生的两名护兵立在他的面前，都带着一个很疲倦的面孔。铁罗尼的眼膛分外的黑，眼仁充着血，向着我微笑。择生却很不高兴地问着我们： ——“你们来干么？” ——“来看看前线上的情形，同时来找你们的，怕你们阵亡了啦。”我回答他。 择生苦笑着。 公冕问那十名宣传员的去向，择生说：“那几位小家伙骇倒了，在关帝庙前面的一家人家里躲着不敢出来。死是不会死的，你不要担心他们。他们到了晚上会爬出来的。”他又回过来问着我：“你们走到了前面的哪儿？” ——“到了长春观，遇着了叶挺。他进关帝庙去了。” 他硬着颈子偏着头点了几下，扁着的嘴边微微泛着矜持的微笑。 ——“今天是不会再有战事的，我们回去睡觉去吧。”择生这样说着站了起来，又用德文来向着铁罗尼说了一遍，铁罗尼也站了起来。 大家默默地走着归路。走过了洪山，在一个小小的庄落上遇着上前线来的总司令部的一群人。其中有总司令的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勇名啧啧的张发奎——那时候我们是称他为张飞。但这位近代张飞的身子很矮小，脸也很尖削，头上一顶软军帽，俄国式地朝天戴着，身上穿一套洗淡了的青色布军服，裤脚敞着，脚上穿一双绿色的胶皮鞋。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样子，在不认识他的人看来，一定会把他当成勤务兵。 两来的人一接头，两种国语的会话各自分开来了，各各报告着前线上的情形。立着谈了一刻，择生和铁罗尼又随着总司令部的一团人折向前线去。他们要到前敌司令部去开临时军事会议。我和公冕们便同他们分了手。 一七 时候已经过了正午，因为口渴，我们便走到一处人家去求一点茶水。那家人家的前面是一列三间的新修的房子，左手的挂角上有一带耳房，后面还有一排老房子，看那情形大约是中等地主而兼带着自行耕种的农家。我们向那左手的耳房边走去，因为那儿的后面在起着炊烟，表示着是厨房的所在。 耳房里坐着好些女眷，又纵横地放着好些包袱，自然是城墙附近的居民到这儿来避难的。我们说明了来意。厨房里出来了一位中年的农妇替我们捧了一壶茶来，并且请我们往外面最右侧的一间厅堂中去休息。那家里的男主人也出来了，是一位很朴素的中年人，很客气地来陪我们坐了一下。他问明了我们还没有吃中饭，又留着我们吃饭，叫他的女人替我们杀一只鸡。 在饭没有送出之前先送了一壶酒来，有两盘花生和豆腐干做下酒菜。公冕是不喝酒的，恩寿也推说不喝（大约也是因为大队长在面前有点忌惮）。我一个人便自斟自饮起来。酒是黄色而带甜味的，和我们四川乡下酿的荫酒相同。那种酒的酒母是糯米制的甜酒，有时掺些烧酒在里面，又泡些香椽皮和佛手柑片以取香味。那主人所拿出来的酒也有香椽一类的香味，大约泡制的方法是完全一样。这种酒在成分上是一种混成酒，喝时很可口，喝后却很醉人。 我不客气地把起初送来的一壶酒喝干净了，主人把饭送了来，鸡是红烧的，另外还炒了一盘鸡杂，他看我很能喝酒，便把壶拿了去，又替我换了一壶来。我已经有几分醺醺的醉意，推诿着不再喝了。 ——“你老不要客气，”主人说，“你老是军人，军人是能够喝酒的。” ——“他不是军人呢，”公冕对他说，“他本来是大学堂的先生。” ——“哦，怪不得总有几分斯文气象啦，”他说，“这酒是不醉人的，你老，不要紧，你老再喝一壶吧。” 说着便提起壶来替我斟酒，还说了一些菜不好的话，便退下去了。我索性又自斟自饮起来，把第二壶也喝得干干净净，足足怕喝了两斤荫酒，醉意可有七八分的光景。 把饭吃完了，公冕和我把钱包倾倒了出来，凑集了三块钱，把来交给房主人。他推着不受，他说：“你老在替我们老百姓出死力，这点我们是应该孝敬的。”——在这些地方足见得当时的农民对于革命的信赖和欢迎。当时的革命军比较上还有点纪律，而还没有掌握着政权的所谓革命党人在标语上、传单上、乃至宣传员们的口头演说上，发行了无数不兑现的军用票，如像“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苛捐杂税”之类，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 我们在那一次不用说也卖了一下膏药：“我们革命军是不亏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总要付钱啦。” 把钱放在桌上，告辞着又走出去。仍然是我走在前头，恩寿走在中间，公冕走在后边。走不好远，走到了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来了。从对面有一大队夫役挑着担子走来，是送稀饭到前线去的。那些夫役没有军事上的人指挥，走得异常密接。走到那段地面的中央处和他们接了头，轰充的一声一个大炮打来了。这第一炮没有打拢，离我们有八九尺远的光景，落在了那干燥着的小春地里，起了一阵土烟，没有爆发。 公冕在后面叫着：“大家赶快走，把队伍隙开来，每人离过五尺远的光景。” 大家都很匆匆忙忙地抢着往前走，对于他的命令如像马耳东风。他又更加大声地叫出第二次时，话还没有说完，又是轰充的一声飞到了。这第二炮又打过了一些，超过我们有五六尺远的光景，在地里又起了一阵土烟，也没有爆发。 夫役们更加忙乱起来了，我醉醺醺地向公冕叫着：“城墙上的炮手打得还不错啦，只可惜那炮弹怕是劣货madei japa 的。” ——“这两炮都不错，也怕是地面松的关系，要是爆发了，今天的牺牲是很不小的。”公冕这样说。 夫役的一队人把正中处走过了，我自己的尿意来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对着武昌城酒尿。尿正洒在中途的时候，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 ——“这一炮大有进步啦，吓！”我一面洒着尿，一面感叹着。 队伍把那段路已经走过了，连公冕和恩寿也一同踉跄地退了转去，只剩我一个人立在地里。 公冕立在后面的一座农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伤，快转来，快转来！” 我退转去走不几步，看见路上倒了一担稀饭，路旁的番薯地里倒了一名夫役，在那儿呻唤。 我问他：“你受了伤吗？” 他指着他的左脚的脚颈：“哎哟，吊那妈，痛啦。” 公冕又在叫。我叫那受了伤的伕子等着，回头便去替他叫担架来。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时，看见恩寿睡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唤，左脚的脚背在流着血。农家的人跑了好些出来围着。 ——“恩寿也受了伤吗？那边番薯地里还睡着一个呢。”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叫担架去了。恩寿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让我回部去叫人来抬吧。”公冕这样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的，”我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一扇门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公冕赞成了我的说法，结果是在农家里找了一张杨妃椅，四脚朝天地翻过来，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就了一台担架。 恩寿被移进了那架临时担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一八 九月三号和四号都没有动作，只是敌人早推察到了南湖文科大学是革命军司令部，时常有大炮对着这个方向打来。因此在夜间是不准点灯的，有点灯的必要时都须得在灯上罩着黑罩子，背着武昌城的一面。 我们所住宿着同时兼带着办公室的房间是在楼上最后的一排，背面的窗口正对着武昌城。在四号的晚上，在两个窗口上罩着黑布，更把军服来罩在马灯上，我和胡公冕、朱代杰、李德谟几个人在拟订派往到湘西新附的某军去的政治工作人员名单。正在这时候，铁罗尼顾问和纪德甫两个人走进了来。他们和邓主任是住在更前一排的一间空出了的讲堂里的。 铁罗尼是很有趣味的一个人。他虽然是骑兵将校，但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知识是很正确而丰富的，而且还有文艺上的教养。他很喜欢诗，特别喜欢往年自杀了的俄国的薄命诗人叶赛宁。在行军途中，他随身带着的一册约先宁的诗集，有时我以纪德甫为介，请他把那清新的歌咏农村的诗，替我们在口头上翻译过。 大约因为我也是喜欢文艺，而且也特别喜欢诗的缘故，铁罗尼和我很能相得。自从从广东出发以来，一有闲暇，他每爱和我作个人谈话。在那样的时候自然总是靠着纪德甫做中介的。 他等到我们把名单拟订，公冕和代杰拿着出去派人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又才谈起话来。 铁罗尼问我进了武昌城以后的工作步骤，我把预计着的梗概告诉了他，他特别注重对学生方面的宣传。他说：“武昌的师范大学有不少的学生，那儿听说是国家主义派的根据地，现在虽然是在暑假期中离开了学校，不久便要开学了，他们是又要转来的，你用怎样的理论来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 这个问题，我在半年以前还没有到广东的时候便曾经思索过的。因为在上海宣传国家主义的人，如像“醒狮派”和“孤军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学，有过半数和我相识。我知道他们有好些的确是有爱国热诚的，他们是看到中国的积弱，总想用最良的方法来把中国强盛起来。他们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谓国家主义。“醒狮派”的人很笼统，他们的国家主义只是一种热情，一种声浪，更具体地说，只是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两个口号。内的国贼是什么，外的强权是什么，怎样去除，怎样去抗，他们并没有充分的素养来分析。虽然在曾琦口中也曾经提出过飞机潜航艇政策，但是可怜，他老先生却没有想到飞机和潜航艇不会从天飞下来，从海里浮出来的。他们对于经济问题还没有睁开眼睛，极简单、极捷近、极可痛心的一个实证，每天呈在眼面前，他们都没有见到，那便是他们的机关报《醒狮》用的正是洋纸！ “孤军派”的人比较起“醒狮派”是要“醒”得一点。他们比较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主张恢复约法，主张裁兵，也特别把经济问题提出来讨论过。他们大体的倾向在拥护个人资本主义。这一批人大体上是日本留学生，所以他们更有一个具体的信念，便是要仿效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国一样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但自变法维新（便是由封建制度变成资本制度）以来不数十年，一跃而成为了世界第一级的强国。日本正好是中国的指路碑，日本人用那样的方法强盛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这个提示正是他们和一切的常识家所共同具有的根本信条，他们是相信中国一定能够。但其实这儿正是一个问题，问题便是：日本人用那样的方法强盛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中国人要效法日本——这是中东之战以来的中国的国是。自甲午以来中国送到日本去的留学生，没有详细的统计，我想至少总在三四十万以上，就是我们自己便是由这种国是中所产生出的一个世代。但我们效法的结果是怎样呢？ 效法日本其实是间接效法欧美，更具体地说，便是在暗默间想怎样来把中国数千年沉滞着的封建社会转化为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除派遣留日学生之外，派遣到欧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个总数和留日学生也会是不相上下的。但那仿效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中国人效法欧美，事实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欧美以前。举出些简单的例子吧。日本耶教徒的《圣经》是从汉译本重译过去的。日本人在明治时代乃至大正时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国邝氏著的《英文熟语辞典》！然而这个情形在四五十年后恰恰颠倒了，中国人甚至要采用日本人编著的中国史了。 问题的面貌在这儿更加显明了起来，便是日本人效法欧美成了功，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我的答案很简单：日本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为有地大物博的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欧洲的资本主义侵入东方来，日本是同样受着患害的。但那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日本岛子，在欧美人看来，比较起中国自然是没有多么大的殖民价值。因而在资本主义的进军向着中国万箭齐射的时候，日本人便在这短时期内培植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中国要仿效日本，想在今后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国更好的殖民地来缓和欧美的以及日本的资本主义的进攻，就如像日本有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的一样。然而这个条件已经是无法具备的了。中国今后要想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国主义者在火星或者别的星球上发现了广大而有价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这样的意见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之下，对着铁罗尼谈出，他很表示赞成。他说：“土耳其近年的国权运动的成功也有同样的意义，便是近东问题已经解化成远东问题了。” ——“土耳其的外观上的成功，英法帝国主义的援助不是最大的原因吗？”我多少带着反驳的意思这样说，“意思不是在掣肘苏联吗？” ——“那是自然，”铁罗尼说，“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那样，那时又是在掣肘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假如没有日英同盟的掩护，恐怕它的成功也没有那样的快。不过根本还是中国做了乌龟。” 乌龟这个表现我起初没有懂到他的用意，觉得有点奇怪。我又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说的神道碑下的贔屭。那在行军途次他是看见过不少的。我不免笑了起来。不错，我们的背上的确驮着很大的神道碑，碑上刻写着有旧时代的残骸“军阀”和“官僚”，在那上面更狼藉着无数的帝国主义者的商标。 话正谈得高兴，突然有一声大炮落得很近，而且爆发了。室外起了一番哗噪的声音。 代杰走了进来，说：“大炮落在围墙的外边，打破了一只墙角。” 接着又有人来传达严密熄灯的命令。铁罗尼和纪德甫便起身告辞，拿着手电一开一闭地从廊道中间向前面的讲堂里走去了。 一九 五号晚上又决定了要去大规模地爬城。南湖附近农家的梯子因前一次的爬城，已经征发干净了，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鉴于前一次去迟了，遭了失败，这一次不能不早些动手。在四号下午便已经派人到咸宁附近去征发。主持其事的仍然是总政治部。五号上午已经有梯子络续送来，堆积在南操场上，大家又来从事绑扎。扎好了的便抬到学校门外去停积着。 这一次的梯数比前一次多上四五倍，又是断断续续地送来的，因此绑扎的工事便很拖延。一直到了晚上由各军所挑拔出来的混成敢死队在南操场齐集的时候，还剩下好些梯子没曾绑好。操场上没有可以工作的余地了，大家把那还没有绑好的梯子都抬到校门外去，又在那儿继续着工作。 天已经黑下来了，全靠着几盏马灯的光放在地面上照着。适逢其会有好几盏马灯的洋油都点尽了，灯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气。总司令部里面是有灯油施发所的，洋油尽了可以到那儿去取。在场的人们没有人知道那施发所的所在，替他们说出地址来时，但那大学的内部大家也不熟悉。于是我自己便把马灯收集起来，左右两只手各提了三四盏走进施发所去讨油。进去时灯光是很幽晦的，倒没有感觉着什么，出来时因为油份充足，灯光倍加明亮，左右两手各提着三四盏，自己都觉得好像是成了一位火焰天使，要飞起来的一样。走到校门口恰好碰着一群军事上的将官们迎头走来，有几位俄顾问参在里面。陈铭枢和张发奎在最前头走着，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没有打招呼。在那一群人的后部有一位年轻的军官，脸色白皙而清秀，身材长而细，他招呼着我： ——“哼，你这家伙，点起那多亮真好玩啦！” 话中含蓄着责备的语气。他没等我的回话说出，又把从扎梯处跑来的邓主任拉着了。 ——“喂，择生，这位尊驾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宝贝吧？”一面说，一面把我指着。 ——“怎么？”择生惊讶着回问他。 ——“毫没有军事的常识！在敌人面前点着那么多的灯，好做炮靶子啦！” ——“你真神经过敏，”择生回答他，“那一座大学堂在背后挡着，敌人会有千里眼看见这些灯光？” 那军官没再说什么，匆匆跟着前面的人走进去了。择生也跟着进去了。 在混成队出来就道的时候，所有的梯子也刚好绑完，部署是和前次的办法一样，只是人更多，气象更加悲壮。 刚才的那一群军官们又走出来了，择生和铁罗尼也在里面。 刚才责骂过我的那位年轻的军官呈着笑容走来向我拉手。 他说：“刚才得罪了，我是黄琪翔。” 黄在那时还是张发奎部下的团长，在军中有美男子的称誉，但我们还不曾见过面。 我也笑着和他拉了手。 择生和我拉了手，铁罗尼和我拉了手，其他相熟的人也和我拉了手，最后是纪德甫走来。 德甫自来是少说话的，从广东出发以来，尤其是自长沙出发以来的这些天，我们虽然时常在一道，他和我竟直可以说没有直接谈过一次话。他的身材高长而瘦削，面孔也瘦削而带黄色，但也不是病态，年纪只有二十五六岁，青春依然还留存在他的一切的态度里。他穿的依然还是从汨罗以来的那件黄色的布军服，到了武昌以来连换洗的时候都还没有。他除背着图囊和皮带之外还背着一杆驳壳枪。 他和我拉手，拉得特别用力。他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 他是说得很爽快的，我回答得也很爽快：“哪要你回来？我们明天赶上来相见。” 在那时候谁都相信当晚一定会打进城的，虽然免不了是有不小的牺牲。混成队中的士兵们有的自然也在吐着怨言，但大多数在沉默之中含蓄着必胜的勇气。他们的路似乎只有两条：不是死在武昌城下，便是活进武昌城内。他们每个人虽然都有金钱上的犒赏（数目我不记得的），但那不足以污损他们的英勇。因为献身的精神，敢死的气魄，终不是金钱可以买得来的。 我们彼此拉了手之后，指挥敢死队的军事上的人们向那深不可测的、和死境似乎并无区别的黑暗中消去了。 二〇 谁都想到在五号的夜里一定可以攻进城，当晚留守着的人，特别是政治部，要准备第二天进城的工作，大家都没有睡觉。 敢死队出发后有两个钟头的光景，炮火的声音特别地猛烈起来，想见战斗是异常的激烈。炮火的声音一直到天快见亮的时候才渐渐衰竭了。在那时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我军已经攻进了武昌，正在城里巷战。进城的门道有的说是宾阳门，有的说是通湘门，有的又说是武胜门。先进城的军队有的说是第四军，有的说是第八军，又有的说是第一军。消息虽然有各种的歧异，但是在已经攻进了城的一点上是一致着的。 每来一次消息，大家都要狂喜一次，但一根究起那消息的来源时又多是渺茫无着的。我们希望着择生从前线上会有什么确实的消息送来，但是始终没有。消息传来得很频繁，盖然性也逐次地增加，我叫胡公冕到前面的总司令部去问过两次。第一次他回来的报告是：会着了白参谋长，讲那攻进了城的消息是有的，但还没有得到前方来的确报。第二次他是见到了总司令，说他正在和前线打电话，说的确是攻进了城，是第一军的第六团，由武胜门攻进的，大约宾阳门在现在也已经攻破了。 得到了这第二次的报告，自然是再无可怀疑了。政治部的全部是已经把出发的事情准备好了的，便顿时在南操场内整起队来，时候是七点多钟。在要出发的时候，我自己又亲自跑向总司令部去，正待上楼，碰着了已经任命为湖北财政厅长的陈公博由楼上下来。他先对我说，武昌的确攻破了，他也要立刻进城去。 我听了他的话便也没有再上楼去，折回南操场，让部队出发。 胡公冕骑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马走在最前头，领率着宣传大队。其次是我和代杰、德谟诸人领率着政治部的全体人员。政治部的两面大旗是由两位宣传员在前头打着的。 走出了文科大学的校门大家都很有点威风。特别是那骑在马上的胡公冕，俨然像是一名凯旋将军一样。 路上不断地有逃难的人挑着家什行李跑来，看见我们威风凛凛地在向着城走，都远远地便把担子放下了。我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逃难，城已经攻破了。”他们听见我们这样说，有的便立刻又挑起担子转向城一边走。 走到了那要分路的三岔路口上来了。那儿有三条路，向直走是通通湘门，左手是朝保安门走，右手是朝洪山走的。在那儿又遇着了陈公博，他骑在一匹皂骊马上正在踌蹰。向直走自然很捷近，但那儿异常的惨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决定朝左手走，我们是朝右手，觉得由宾阳门攻进更要可靠一点。 向右手走不好远，便要走到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上来。公冕的那匹青马本来是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见过仗火的凡马。但那家伙的神经似乎比人还要敏感，一要走上那段地面时它便啰唣起来。无论怎样鞭策它，它都不肯走，甚且人立了起来。终竟使我们的胡大元帅不能不赶快从马背上跳下。走在最前头的马，让马夫拉在最后头去了。 大家走上了那段土面。 天气是很晴朗的。自从在八月三十一号的晚上下过一次暴雨之后，接连着好几天都是晴天。地面干燥得就和沙漠一样。武昌城远远地在阳炎中横陈着，脚根是看不见的，白蒙蒙地好像是一座蜃气楼。 刚刚走到那段地面的正中处，我正向旁边的德谟指点着说：“我们前天捱大炮的地点便是在这儿了。”话还没有十分落脚，忽然地，乓的一声，炮弹刚好落在队伍的中间不及三尺远的光景。地里起了一阵土烟，部队里也起了一阵人烟。炮弹没有爆裂，队伍却是爆裂了。没有经过训练、没有见过仗火的人，无论平常是怎样的热心，怎样的夸口，一到临场便是要露出马脚。政治部的好些勇士们听见了一声大炮，便骇得鸡飞狗跳起来。有的把手里拿着的标语和传单统统抛弃了，有的骇得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有一位四川人姓曾的，骇得当场便吐了一口血，把腰劲骇软了，几乎连路都不能再走了。 接着又来了两声大炮，都打得很准确。但都要感谢那骗钱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把些不中用的废弹卖给了中国的军阀，一个二个都没有开花。而我们总政治部的好些不打便开花的大炮们，要收拾起来走过那段危险地面，真是很费了力气。 走到有掩蔽的地方了。公冕很赞叹地对我说：“敌人还不错，城里在巷战，公然还有这样的镇静。” ——“怕有点靠不住吧，”我怀疑了起来，我是不相信敌人会有那样的镇静的。“进城的消息真是老总亲自对你讲的吗？” ——“是的啦，是他亲自对我讲的。”公冕很坚决地肯定着。 ——“我怕他也是受了骗。”我这样说，一种诳报军情和冒功图赏的那类卑劣事迹，在我的脑中浮泛了起来。 搬家逃难的人是络续不绝的。从前线上也时而有散兵下来，抓着他们诘问时，都不知道有攻进了城的那么一回事。由种种情形的归纳，觉得那个消息是很可疑的。我便把部队的进行中止了，由我和公冕和几位愿意同行的同志往前线去探听，待把消息探听的确了，再定行止。 二一 我们走到离洪山不远的地方，从对面有一架担架抬来，后面有一位背着驳壳枪的护兵跟随着。 担架愈见抬拢来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雨衣把面孔遮盖着的。在黄色的马裤上裹着黑皮腿套，两脚长伸着没动。我的注意力是完全集中在担架上的，我想到那负伤的一定是一位官长。 当那担架从我们的身旁擦身过的时候，那后面跟随着的一名护兵突然叫着我： ——“秘书长！主任……” 那人原来就是邓主任的护兵杨异，我大大地吃了一惊，连忙问着：“主任怎样？受了伤吗？” ——“无系，系……” 我没等他把话说完，由那服装已经唤起了我的记忆和判断。我已经知道了那担架上的人是谁了。连忙跑到担架旁边去，揭开那盖着面孔的雨衣来看，纪德甫的面孔现了出来。两只眼睛睁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黄色的脸色转化成了苍白色。嘴是隙着的。在我们学过医、看惯了死尸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经死了。眼泪顿时在我眼里鼓荡了起来。 ——“主任有信。”杨异从自己的怀中取出了一封信来给我，是择生写给我的。信是写在抄本的一页上扯下来的，那诚恳而简单的几行文字至今还一字不易地留在我的脑里。 xx同志： 攻城计划仍归水泡，敌人尚在顽强抵抗。德甫同志于今晨正七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哀痛至极。后事望兄从厚料理。 ye dade 七时四十分于长春观 择生的署名是惯爱把自己的名姓用德文字母写成“演达·邓”的，他这几行手书就像一股电气一样，一霎时使当场的同志们都严肃了起来，有好一阵大家都没有声息。 攻进了武昌城的消息不用说完全是假造的。因为谁都相信当晚的夜袭一定可以攻进城，而先攻进城的部队在论功行赏上自会掌握武昌乃至湖北全省的统制权，这便构成了那假造情报的动机和目的。但是为这种小小的阴谋所欺骗了的不愉快，却为纪德甫之战死所唤起的严肃而悲壮的感情，所镇压着了。大家在默默地伫立了一会之后，又只得回到全体的部员们所等待着的地方，叫把旗帜卷了起来，把队伍分散开，三三五五地折回南湖。敌人的炮手，大约也是因为有城墙的保护完全恢复了他们的镇静，在人少的时候他们是不肯开炮的。一些成了惊弓之鸟的部员们，算也诚惶诚恐地、先后把那段危险的地面通过了。 走回南湖的途中，杨异用他那很难懂的广东话把晚上夜袭的情形告诉了我。话虽难懂，但也得到了一个梗概。 敢死队有一部分人是到达了城下，而且有少数的人是爬上了城墙的。但是敌人也早有防备。远处的用机关枪扫击，近处的用手榴弹投掷。爬上了城的人因为众寡不敌，都被打下了城来。其中有一位曹连长，爬上了城，也被敌人打下了。他的部下为去抢回他的尸首，死伤的很不少。 邓主任的马也被打死了。他们在前线上督队，一个子弹打来，端正地打中了马的脑壳。那子弹从邓主任的左胁下穿过，军服的袖子打穿了一个洞。人没有受伤，马是顿时倒了。 清早他们退到了长春观。那儿的地方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同一个水平上，和城墙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远的光景。他们就躲在那土墙背后，用驳壳枪和城上的敌人对打。把头伸出墙头去，打一枪立刻又缩下墙来。敌人也晓得这边是有人埋伏着的，用着机关枪对准扫射，但都没有把墙打穿。打进了园子里的枪弹，真是就和雨点一样。这边不应战，敌人也把枪准掉过了方向，不再对准着这边。但你一伸出头去打得几枪，他们又来向你下一阵子弹雨。就这样来复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纪德甫把头伸出去探看外面的形势，正回过头来报告坐在墙脚下的邓主任和铁罗尼的时候，突然地有枪弹打中了什么的声音：他立地便要朝地下倒。邓主任赶快把他扶着，晓得他是受了伤，顺着势子把他放横在地上。 邓主任和铁罗尼都来关照他，他用很低微的声音说：“我不要紧，请你们留心着敌人。”他就只这样说了这一句话，以后便没有声息了。 毫无虚饰的杨异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情形告诉了我。我听着他那木讷而低抑的声音，看着他那劳瘁了一夜而气色很沉闷的相貌，晓得他的内心是虔诚地在替德甫哀悼着的。特别是德甫临终的那句话，很打动了他，他向着我反复了两三遍。一个人临到了死的关头，完全忘却了自我的存在，而顾虑着同在患难中的友人。——在这种精神的面前是谁个也会低头的。更何况杨昇是和他同处在一个死地的人，在他那朴素的心中，和山里的溪泉一样没有什么渣滓和尘埃夹杂着的心中，自然是会有更清澄更透彻的印象。 ——“我不要紧，请你们留心着敌人。” 二二 纪德甫的尸首抬回了南湖文科大学，停放在临着南操场的楼上的一间讲堂里。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置办棺木和衣衾，另一方面得着几位部员和勤务兵的帮助，把他身上的军服解开来了，检验他的伤痕。 枪弹是从后头骨的左侧打进去的，从后颈窝下穿出；又从右肩打进胸部，由肩肿骨的右侧穿出；最后又打穿了右侧大腿的右侧的皮部。子弹的余势已尽，笼在军裤里面熔断成了三个颗粒，连布制的军裤都没有打穿。 就这样一枪贯穿了三处。头部和胸部的都是致命伤。血流得不多，但那内部的出血不用说是很厉害的。 接着又检查他随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类之外，手上有一只手表，衣包里有一个钱包。那个钱包是皮制的，已经很旧了，当着众人面前我替他打开来。从那里面取出的内容是：两个铜板和两张当票。当票是广东的当铺所开的，写的是很奇怪的字，不知道那所当的是什么物品。但照我的推想说来，怕只是被条和书籍之类，因为出发时不能随身带走，所以才采取了那样的办法，交给了当铺。 “两个铜板”——这层或者有人要怀疑，以为我是在有意地夸张。其实这倒是不足怪的，自广东出发以后直到武昌城下，没有正式地发过薪水。（自然，假如有需要，是随时可以向财政股支用的。）每天吃着公家的伙食，在行军中谁也不感觉有什么用费，所以德甫的钱包里也就只有那样的一点财产。不过这也可以表示他的淡泊。我是在努力写着实话，毫无意思做小说。假如我要做小说，在这儿也正好夸张一下，可以替他编出一部日记或者编些信札出来。为投满脸骚疮的年轻的男士或女士的嗜好，或者还可以编出几封恋爱的书信。但那是无聊到万分的，那样只会污辱了我们的德甫。 德甫的钱包我是交给了德谟他们替他保管着，那下落是怎样我不知道。只有那断成了三个颗粒的枪弹，我是把来当成纪念品保存着的。但在第二年的八月，我在江西的德安遇着危难的时候，我的一口皮箱遭了抢劫。那个贵重的纪念品，和着好些重要的资料，一齐遗失了。 在那天的午后，棺木和衣衾都采办了回来，德甫便立即收殓了。我因为工作忙，没有临场。收殓后的棺木是暂时停寄在学校后庭的一个库房里面的。 在那天午后还做了些什么工作，我现在全无记忆了。只记得夜里我睡在床上做过几首哀悼德甫的诗，我现在把它们记录在这儿。 一棺盖定壮图空，身后萧条两板铜。 沉毅如君偏不禄，人间何处吊英雄？ 回思夜袭临歧语：不破坚城矢不归！ 今日成尸横马革，难禁清泪滴君衣。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 一弹穿头复贯胸，成仁心事底从容。 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第二天清早七点钟，在要把德甫的灵柩送到邻近的寺院里去停寄之前，政治部全体人员连同勤务兵，都聚集在后庭的那座小库房前面为他展吊。小屋是砖砌的，就和汽车的格纳库一样，前面的门敞开着。因为天气热，棺材下已经有血水流出，同时也有臭味了。这样的情景尤其是触动哀感。 由胡公冕赞礼，大家在棺前沉默了五分钟之后，组织股长的李鹤龄报告德甫的履历。大意说他是山东人，在中学毕业后便到苏俄留学，留学期间不长，为中国的革命所迫提前回了国。但他是很努力的，他的俄语程度和理论水平已经可以有把握地作政治上的谈话和翻译了。他是共产党员，是在莫斯科加入的。但他的家世是怎样，他是怎样到的俄国，他是山东那一县的人，我现在都不记得。 接着是邓主任代表政治部全体的人致哀词，报告了他阵亡时的情况。接着是俄顾问铁罗尼用法国话致哀词，由鹤龄替他翻译。 铁罗尼的确是很悲哀的。他一面演说，一面流着眼泪。他说：革命阵营里失掉了一位很忠勇的同志，同时他也失掉了一位很好的伴侣。他平时对于他太生疏了，对他没有充分的认识，他自己是很失悔的。 他的失悔很明显地有一部分是表现在他的眼泪里的，铁罗尼本是一位富有浪漫性的诗人，他是由于他的浪漫的热情而成为了革命家。他喜欢幽默，喜欢诗歌，喜欢在规律的生活之外作些余兴。但是纪德甫的性格却恰恰和他相反。德甫是很寡默的，平常除必要的谈话之外，连开口的机会都很少。从广东出发以来和他共同了两个月的生活，我是很少看见过他有发笑的机会的。因此他们两人在平时便不很投合，铁罗尼早有换掉他的意思，德甫也很想调换工作。但是德甫的庄严的一死把铁罗尼对于他的感情完全改变了。 二三 自从纪德甫死后，武昌城下的军事行动没有怎样的进展。爬城的计划失败了两次，牺牲了好些同志，以后便没有再行采用了。在两三天后大家所系望着的飞机由俄国同志的操纵从广东飞了来，但那飞机并不是轰炸机，也没有炸弹，只在武昌城上空把通常的手榴弹投了两次，散了几次传单，结果只是把敌人恐骇了一下。 这儿却有一个小小的插话。 那在武昌城上所投下的手榴弹，有一颗是把武昌美术师范学校打中了的，并且还打中了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华林。华林当时在那儿教书，也就在那儿寄宿，那炸弹的破片打伤了他的足趾。他为此受了一些痛苦。后来在他回到了上海之后，对于革命军曾经加以诅咒，而那诅咒的余沫更曾经飞溅到我的身上来过。 我现在把这段插话写在这儿，倒也并不是心存报复地要来奚落华林先生，我是想请他做一个活的证人，证明飞机投过炸弹的事情是实。而且更希望他为我们提供出些资料来，他在武昌城里过过四十天的笼城生活，像他那样有文笔的人，最好把那段生活记录出来，写一部“武昌城内”。 飞机的威骇没有用处，继起的便是炸城，由洪山附近有掩护的地方打地道通到武昌城下去。这样的工作不免要旷日持久，武昌城外的革命军便只有采取着待命的形势把武昌包围着。 到了八号，因为汉口方面的政治工作吃紧，又因打地道的材料都要向汉口采办，非得有机关在汉口主持不可，政治部便决定了在汉口设立办事处。起初本是拟订由朱代杰去主持的，但到了一切准备都已经停当了的晚上，择生又来找着我说：汉口的事情还是要我去主持才行。于是预备好了的规模又不能不改变一下，代杰依然做我的助手，在部中挑选了二三十名精悍的同志，带了十名警卫兵，在九号清早向白沙洲出发。这一行人中，代杰、鹤龄、德谟和我，便是核心人物。 到了白沙洲时，暂时驻扎在那儿的武圣庙里，因为所要搭乘的小火轮要载第八军的军火，一时很不容易载齐。中饭是在那儿用的。由白沙洲渡过鹦鹉洲时天色已经黄昏，再从汉阳城外走过时更已经黑下来了，便点起了马灯照着走路。这个情景在武昌城上的敌人自然是看见了，隔着江便不断地有枪炮射来。枪声和炮声在夜气中响得更加透彻，但是却没有一个子弹打中。 汉水上面是搭着浮桥的，由那浮桥渡过宝庆码头时，马灯的光映在水中，水是异常的清浅。渡过汉口后当晚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和前两天派来的人接了头。在第二天，十号的清早，才搬进了设在后城马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里的办事处去。 公司是有四层楼的西式建筑，楼下正中是大门，左侧是公司的门市，右侧是银行式的一个大厅，那儿在前做过银行。在军事期中是做着逆军的军需处的。楼上是旧势力的俱乐部，因此便被认为准逆产，由我们所派来的人把它查封了。在对于公司的营业没有加以妨害的范围内，我们把楼上楼下非公司的部分都占据了起来。楼下银行式的大厅便成为了总政治部的办公厅。左侧前面当门的一隅有一间小室，便作为了主任室，主要的几个人便聚集在这儿。我自己是时常在这间小室中的一尊沙发上过夜的。 当时的汉口还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吴佩孚逃走后还不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他会卷土重来。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都还没有开市，各种报纸也都还是没改换旧时的论调。刘佐龙所领率的鄂军集中在那儿。刘本人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隐隐地以湖北的政治中心自命，对于南北两方都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此外，还有好些新附的军队，那在名义上虽然是自己的人，而在实质上是形同敌国。我们跳进这样的环境里去，所负的使命便是要扩充革命的认识和革命的气势，来镇压周围的敌人。 我们开始把报界拉在手里，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组织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我们的检阅才能够发行。民众团体的组织加紧地进行，各种工会有组织的公开强化了起来，无组织的便重新加以组织。甚至如像省市党部的公开都是在我们的掩护之下成全了的。 就这样聚精会神地干了一个礼拜，各种宣传机关都拉在了手里。有一种美国人办的新闻也被我们把它拉了来。民众团体逐渐地产生，民气高涨了起来，汉口的市面便顿然改了旧观。我们自己在这几天中所过的生活要算是最紧张、最有趣味的生活，晚上睡觉的时间很少，多不过三四个钟头，甚至连熬几个穿夜的事都有。 然而在这样自以为痛快的时候，却于不识不知之间惹出了很不痛快的局面。 二四 在移到了汉口的第五天，码头工会的工友们把一位著名的工贼郭聘伯逮捕了来，这人在一年后的武汉政府时代是枪毙了的。最初送到部里来的时候，部里的同志们便主张就地正法。但在正式的规定上政治部并没有杀人的权柄，我便决定暂时把他扣留起来；一面派人到武昌去向邓主任请示，提出了他以往的罪状和我们主张枪决以镇压反革命势力的意思。 犯人送来时是清早，待到傍晚时分，突然有一营人的队伍开到了政治部的门前，对着政治部阵列着。照那服装看来，知道是刘佐龙部下的队伍。这是犯人的党羽去怂恿了刘佐龙，要他用威骇的手段来把犯人夺回去的。部里的人不免有些惊惶，因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只有十名警卫兵，每次派两名在大门外轮流守卫。这十人的力量无论怎样是不能和那一营人抵挡的。我自己也隐隐地怀着不安，但我想到那来的人不会便有胆量动作。他们不过是来向我们示威，我们却也不好向他们示弱。我壮着胆子叫人去传那营长。那营长却很恭顺，他一个人走了进来。我在主任室传见了他。那是一位将近五十的人，瘦削的脸上满脸都带着烟屎，嘴上有点稀疏的八字胡须，身材也不高，穿的是臃肿的北洋军服。 我先开口问他：“你们来是什么意思？” 他有点狐疑不定的神气，吃格着说：“我们不知道贵台是什么机关。” ——“什么机关？”我反应了一声，“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 ——“是，是。”他愈见地恭顺起来。 ——“你们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逼着问他。 ——“听说贵部……唉……逮捕了人。”他嗫嚅着说。 ——“逮捕了人怎么样？”我没等他说完又抢着诘问他，“你是来要人的吗？” ——“不，不，不，不是那样，”他连连地把两手举起来摆着，“因为外边有不好的风声，我们是奉了上台的命令来……来……保护贵部的。” 我听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几乎忍不住要发出笑来。我也把我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 ——“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们自己有警卫队，就有什么动静，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你们的军队不好这样轻易地调动，反而要惹出不妥当的风声。我请你从速把你的队伍调回去。” 那营长诚惶诚恐地便告辞了出去，接着是“立正！……向左转——走！”的号令声，那开来的队伍又从原路开回去了。 就好像是串演了一场空城计，在营长的司马懿走了之后，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场。 但就在营长退去后不上二十分钟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请示的人回来了，带来的邓主任的信件是很不以我为然。他说我们政治部没有捕人杀人之权，在目前革命势力还没有巩固的时分，尤其是不可任性动作。他叫我们把犯人严加看管着，再听候发落。 我得到他的来示自然不很满意；但我也私自庆幸，因为我慎重地请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够先意承旨地体贴了上司的意旨的。一有命令不准杀，谁还敢妄杀呢？一场高兴不用说已经冷去了一半。但是剩下的一半还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负号来。 第二天清早，武昌方面又派了人来传达邓主任的命令，叫我把郭聘伯立即解过武昌。这个命令是表示着对于我们的绝对的不信任。他在昨晚叫我们严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们解过武昌。他怕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会要任性枪毙的。我自己很不了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捕杀一名罪恶昭著的工贼会有这样的严重。在我的意思，初到汉口来，在革命势力还未巩固的时候，正好雷厉风行地做些行动出来示威，借此也可以收揽民心；然而上司的见解和我们的却是正相反对。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时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汉口送往武昌却不是轻易的事情。万一路上有了差池，谁好担待呢？于是又只得把十名警卫兵，留下两名在门外站哨之外，统统派遣去，护送着郭聘伯老爷过江。门卫的换班暂时也只好用勤务兵来假充了。 二五 事实是这样。在我们的请示到达武昌之前，郭聘伯的神通已经先到了彼岸。他的党羽在总司令部告了状，说码头工会的人任意捕人。这个消息把武昌方面的军事中枢歆动了一下，就在第二天便由总司令部出过一张布告，对于民众团体任意捕人的事严加禁止。一有我的请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经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们又主张枪决。这是很把邓主任作难了一下的。他还有更严厉的他的上司。因此，他也比我的请示还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过江去了。 事情只是这样的结束，在我虽是觉得不甚痛快一点，但也没有什么，因为逮捕的下手人并不是我们。我们虽主张枪毙，但仅仅是一个主张，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请了示的。但不料隔了一条江水，邓主任对于我们的误解却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十八号的晚上那时在总司令部秘书处担任着工作的蒋先云给朱代杰写了一封信来，就为处理郭聘伯的事责备他们不懂策略，办事太幼稚，同时叙及邓择生向他诉苦，说我是一位感情家。又说是我们几个四川人有点迹近把持，不应该在部中激成了广东派和四川派的对立。 这个非难真是有点像晴空霹雳，而且对于我们几个人也可以说是顶门一针。我们几个——代杰、鹤龄、德谟和我——太不凑巧地都是四川人，又都占着重要的位置，但我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团结拢来的。代杰是政治部的元老，他起初担任着庶务科长，后来在要出发的时候因为我加入了宣传科，又兼带了行营秘书长的职务，他便以辅助我的意义，改为了宣传科的副科长。——这个名目都是临时定出的。组织股长的鹤龄本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在出发的前一天才转过政治部来。德谟入政治部比代杰稍后一些，他一直在担任着秘书。我们几个人都是个别地进的部。我在上海时虽和德谟相识，但并没有怎样的深交；代杰和鹤龄更是到了广东后才认识的。就这样完全是偶然集合的我们，在拚命做着工作，连自己的性命都是置诸度外的时候，不料才激起了同人中的党派观念。在代杰、鹤龄诸人都很灰心，而在我自己尤其是愤慨。我自信自广东出发以来是很能遵守纪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不辞劳苦地干了两个月，却落得了一个感情家的评语，我心里真是不舒服。而这个评语不是择生直接向我说出，而是间接的诉苦，尤其是使我难耐。像这样羊头狗肉的革命工作，我决心不再干了。当晚便写就了一封辞职的信，请另简适当的人来负责。在第二天清早的一早便派人送过了江去。 十九号下午择生过江来了。到了政治部时已经是晚上，我回避着他没有直接和他谈话。他在主任室里和代杰诸人谈论了足足两个钟头，谈话的内容我没有过问。 二十号清早还在六点钟以前，择生派了人来把我请到他留宿着的旅馆里，那是同在后城马路，离烟草公司不远。 我穿着便衣走进他的房间里去，他已经把军服穿好了在等待着我的。我们在一张方桌旁坐下了。 择生带着一个愁蹙而又含着怒气的面孔问我：“你是在斗气，还是认真要不干的？” ——“两来都是，”我索性不客气地回答着，“气也要斗，职也要辞。” 在平常我们对他是很客气的，因为他是上司，凡是他所说的话都是绝对的命令，我们是只有唯唯听从的。这一次他看见我的态度反常，他就好像吞了一口热汤，闷了一下，有好一会没有说话。 ——“在现在革命的工作异常紧张的时候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反革命吗？”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情，一样可以革命。” ——“你打算要到什么地方？” ——“打算到上海。” ——“目前在孙传芳统治之下你能够去吗？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好做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的脑袋子已经不会在颈子上的。” ——“那倒痛快些，像目前这样的半死不活，羊头狗肉的革命，真是吃不消。” 择生又沉闷着了，他接着又更加缓和地说：“你对于革命的现状究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目前革命的胜利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是丝毫也没有表现的。像我们政治部对于民众发出了许多的口号，但是一点也不能兑现。军事上的胜利一半是得到民众的帮助，但是对于民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却万事都讲‘策略’。我们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太顾忌，太妥协了。结果民众是受了欺骗，我们自己会转化成旧势力的继承者。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 我这样抽像地说了一遍之后，又举出了些事实来证明，同时也提到郭聘伯的逮捕这件事情来。我说：“为爱全一位著名的工贼，而失掉几万工人群众的信赖，这样的‘策略’我真是不懂。” 择生说：“你的见解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旧社会的力量太大，我们的力量太弱。我们革命军的内部便有极大的旧势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说不出来的苦处的。总之，我们和衷共济地缓缓地做去吧。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你的意思去做，老总不久要向江西出发，他希望着你去，但我们都委婉地谢却了。武汉的工作无论怎样是不能离开你的，我已经派了党务科长季刚去江西。你无论如何应该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干下去。我说你是感情家，并不是骂你的意思，革命家没有强烈的感情是不能够革命的。不过在目前，对内对外的策略都是应该讲的，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还有部内分出了党派的话，是有少数不良分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无那样的成见的。我也相信你们决不是那样腐败的封建余孽。” 他诚恳地这样说着，说得快要流出眼泪来的样子，我为他的诚恳却不免打动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缓和了下来。 他最后又严重地下出一个结论：“总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够离开这儿的。就是代杰、鹤龄、德谟，都不许有一个人离开！你们离开了，政治部只好垮台。” 他说的话委实也是实际情形。在当时一切工作计划是由代杰经手，一切来往文电是由德谟经手，鹤龄是长于演说的人，并且又通英、法两国的语言，所以对外的宣传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担任的。他们三个人的确是一尊宝鼎的三根柱脚，我不过是代替着择生总成其事而已。他们三个人要走了一个，政治部的事情一定会办不动。又假使我走了，他们的兴趣也是会减少的。我本来有一多半是闹着感情，听了择生的一席话把气平了下来，只好答应他又维持下去。 那一整天择生都留在汉口，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过江去了。 但在夜间在主任室的办公桌上我找出了一张写了几行没有写完的信笺，是择生写给广东的留守主任孙炳文的。信里有这样的话：“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死。……” 二六 九月下旬，总司令部终竟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战事的中心已移到江西。总政治部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各地方来归附的军队很多，凡是有来归附的军队，他们最先所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员。所谓政治工作在当时的旧军阀们看来，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样，是成为了革命军的必要的徽章。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各方面来归附的军队既多，所派遣到各处去的工作人员也就不少。胡公冕所带领的一个宣传大队，所有的宣传员，不久便被派遣一空。连公冕本人也就不得不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总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后，有行营设在汉口，行营主任便是择生。同时湖北省政府也相继在汉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择生。他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自然很忙，因为工作关系留在汉口的时候多，顿在武昌城下的时候少了。在南湖剩下的少数政治部人员在九月尾上索性统统移到了汉口来。附属着的党红会也分遣到武汉各军的军医处服务去了。最有趣味的，是那由择生所要过江去的工贼郭聘伯又郑郑重重地护送过了江来，仍然关闭在烟草公司三楼上一间小楼房里。 政治部一搬过了江来，工作人员添多了，同时内部的负责人员也由择生调动了一下。他把编纂委员郭冠杰改任为总务科长，把属于总务科的财政股长也改换了。 冠杰是择生的同乡，也是陆军小学的同学，后来是改习了法政的，曾经在法国留过学。他因为和我是同姓，时常称我“宗兄”。他是择生最亲信的人，时常肯把择生的私话来传递给我。他初到汉口来的时候对我说：“择生时常说，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强，择生是十分敬重的。在长沙时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汉口来的工作便杂乱得一点，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缘故。” 他一接了事之后，照政治部的规定，总务科长本是有批核一切来往公文的权限的，他便把德谟素来担任着的工作一手接过去了。但他对于这层却没有经验，每天几十百件的公文堆积在他的案头不知道怎样处理。过了三天又由邓主任的命令叫把所有的来往公文仍归德谟办理。 湖北省政府在当时真正是一种鱼龙漫衍的模范政府。那个委员会五花八门地是什么人品都有。有的昨天还是罪该万死的旧军阀，而今天便一跃而成为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勋。在咸宁以后和我们一同驰驱过两天的詹大悲和李汉俊在其中要算是铮铮佼佼的第一流人物了。省政府的内部组织是分成四科，科长秉承委员会的意旨受各委员的指挥以执行政务；其中的教育科，择生要叫我去担任，连委任状都下了，是总司令部第七号的委任状。但这项委任我坚决辞退了。 有一天择生到政治部来，他问我：“为什么要辞退教育科长的事？文化工作正应该大干一下，除你而外没有再适当的人。” 我的答话很直率，我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做官的，受你的指挥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员们的意旨我却办不到。” ——“你不干谁个好干？” ——“汉俊正是很适当的人物，你找他，他一定可以承担。他以委员而兼科长，就和詹大悲一样，办事也会顺手。” 在我明确地把意思表示了之后，大悲和汉俊也到政治部来找过我。他们起初以政府委员的资格，说要委屈我，要我一定把教育科的事情担任起来。 我仍然说：“我不愿意做官。” 大悲说：“革命政府也不能不要官，革命的官和反革命的官是不同的。” ——“不同的只是名目罢了。”我说。我在这儿索性把大悲先生俏皮了一下：“譬如你老先生担任着委员而兼任实业科长，还有湖北矿务局的局长，你老先生不和前清时代的道台一样吗？” 大悲先生不动声色地笑着说：“这是策略问题啦，你知道我们是兼差不兼薪的。” 这位先生我不知道怎的，对于他总有一种先天的厌恶。我自从认识了他以来便不高兴他，他的一切派头不外是一个官僚的模范。他老先生是惯爱讲策略的，说不上十句话便会有五个“策略”的字眼。他是湖北人，又是当时的中央委员，自从军事一进展到武汉以后，他俨然就像是邓演达的执掌鹅毛扇的军师。邓对于他也就和刘玄德之于诸葛孔明，如鱼得水了。 ——“你不干谁个好干呢？”汉俊说。 ——“你正好干啦，我已经向择生推荐了你。” 结果是汉俊说，他暂时为我代替着。又说他打算组织一个教育编制委员会，由省市党部的宣传科长、省政府的教育科长，以及其他适当的人物来构成，要我去做**，但是我也谢绝了。 二七 江西的战事没有初到武昌城下时那么顺利。旧历的中秋第六军曾经攻进过南昌一次，但受到敌人的反攻。以众寡不敌反遭了一次惨败。战线绵亘着南浔铁路一带，敌人据着南浔铁路，以徐家埠为中心，上下策应，和他应战的有第七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一共好几师人，支持了许久，终不容易把敌人打破。在九月尾上孙传芳的军舰公然有两只开到了黄石港来，竟连武昌围城的兵士都不能不开了大部分去抵御。这个消息是保密的，但城内的敌人和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者有连络，却早知道了，乘着围城的兵力稀薄时，有一夜公然敢于派遣了一部分人缒城而出。适当其冲的是叶挺的独立团，混战了两个钟头，算把出城的敌人统统歼灭了。独立团也遭了很大的损失。那一团人经过几次的激战，所有的下级官长几乎是阵亡干净了的。 炸城的工事也遭了好几次的顿挫，有时是挖得太深，出了水；有时又挖得太浅，地面凹陷了下去；更有两次挖到了城濠，自己把地道穿破了。每遭一次顿挫，总要使前功尽弃，又来重起炉灶。因此工作便十分迁延，武昌城的攻破遥遥无期。京、沪等地及国外的报纸竟把守城的敌将刘玉春英雄化了，把他称赞得就和田单、张睢阳一样。 但是粮食的封锁是收了很大的效果的。武昌城有二十万人口，围到了三四礼拜上来，城内的粮食估计早已用尽了。城内的人和汉阳、汉口的人大抵非亲即友，因此汉阳、汉口二地水面上的人物们便发起了营救运动，想把城里人救出。这在本军方面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和城内费了种种的交涉，在十月初头，便有开城放出饥民的事。约定了每天上午在一定的时间内由汉口派船去迎接，船上插着白旗为号。 头一次开城似乎是十月三号，饥民为要拥挤出城，在文昌门的城门口竟挤死了两个人。那些出城的人的确是很狼狈的，据说一般没有积蓄的人在头一个礼拜便已经绝了粮。吃草根，吃树皮，吃猫，吃狗，吃老鼠，只是还没有闹到吃人的地步。有人把那饥民吃的土馒头给我看过，外皮是一种黄垢色的黏土和着一些谷糠，内面包着些狗肉和猫肉的心子，然而这恐怕要算是上食了。有储蓄的人自然又不同，但笼城期间过久，他们又有他们的焦愁和恐怖，这在事实上是促进了开城的原动力。 在那开城的前后，敌人已经失掉了斗志。城内的敌兵闹到一天只能吃得一二碗稀饭，城上的人每每有向城下的人打话的时候，他们向城下的兵士要饮食和烟草吃。城下的兵士问他们为什么不开城，他们把手棱在颈子上，表示他们的官长要砍他们的脑袋子。 但他们的官长，刘玉春和陈嘉谟，也派过私人到第八军去通过款曲。他们要求保全他们的实力回河南去，要南军让他们出城，开出一条路来让他们退走，南军不加以攻击。但这个要求是遭了拒绝。 就在这陈、刘二人想投降而尚存着观望的期中，他们的部下有一位旅长却着了他们的先鞭，首先派了人来投诚，约定了在十月九号的晚上里应外合，把宾阳门打开来迎接我们。这位旅长似乎姓刘，名字我忘记了。他的一旅人是编配在唐生智部下的。后来在武昌下游的铁路工程处成军的时候，唐、邓和我去监誓，各人作过一般训话。 双十节到了，在武汉要算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大的国庆纪念。 会场设在汉口北郊的华商跑马场，开会是在上午九时。参加的群众当得在十万人以上。团体旗、党旗、国旗的飞扬，国际歌、先锋歌、革命歌的合唱，口号的绝叫，万岁的绝叫，讲台上如火如荼的演说，各种音乐队的演奏，把那广大的跑马场化成了一片澎湃的大海。 正在开会中，武昌城攻破的消息传到了。这在我们本来是早已预知了的消息，但在一般的民众是出其不意的。消息当场传布了，民众的热狂真是到了绝顶。十万人以上的群众一时轰动了起来！脱帽，摇旗，挥拳，鼓掌，破命的高呼。那宏大的怒涛，就像要卷成海啸，把那十几万的群众都卷到天空里去。 怒涛一激动了起来，没有可以使它立地静止的力量。庆祝会的预定本来是还有好些人的演说，但都停止了。——演说已经是没有人听了。——于是便照着预定的路线开始游行。这对于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和在帝国主义掩护下的反动势力真是绝大的示威。 湖北总工会也是在这一天成立的，在汉口公会堂开成立大会。我参加了跑马场的庆祝会后又到这儿来。这儿聚会着的是各种工会的代表以及来庆贺的各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这儿是革命的盐，革命的火车头，虽然没有那群众大会那么热闹，但所给予人的是坚实的铁槌般的感觉。 武昌方面在我们的军队进城之后，到了下午，又由第四军把刘玉春活捉着了。这个消息传到汉口来时是快要黄昏的时候，我们顿时印出了传单来散发，利用种种的方法来公布这个消息。有一个方法大约是代杰想到的，他叫人买了白布来用红水写着“刘玉春活捉了”的几个大字，把来围在一驾汽车的周围。让那汽车在汉口全市驰骋，同时又从汽车上散布传单。这一个消息，和公开这个消息的奇妙的手段，把在热狂中还未镇静的民众和市民愈见煽扬了起来。汉口全市都轰动了。汽车走一路，民众便簇拥在它的后面跟随着，到汽车把汉口巡游了一遍折回到后城马路来的时候，群众拥集在政治部门前不肯散，愈集愈多，把后城马路那条很宽阔的街道塞得水泄不通。政治部前面的出入竟开出了一条火巷子来。 这仍然是那驾汽车所生出来的效果。 汽车本是从前吴佩孚坐过的一乘朱红色的轿车，用白布在三面围着，车窗恰被遮掩了，车的内部是看不出的。大家以为刘玉春便被囚在那驾汽车里面，因此都要等那车门打开，看着刘玉春出来。这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一种收获。在晚上邓主任和铁罗尼过江来的时候，他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才到达了政治部。铁罗尼大为惊叹，他对我说：“这样的群众在莫斯科以外是不能够看见的。” 二八 第二天清早八点钟，邓主任由歆生路的总司令部行营到了后城马路来，因为八点半要开一次部务会议。 部务会议列席的人是各科的科长、股长，以及秘书，**便是主任。邓主任所主持的会议，名目虽叫会议，照例是一种军事独裁，他是先在自己抄本上写出几条大纲，接着便用命令式宣布。 他这回所宣布出的命令，是要政治部全部迁过武昌，驻扎在旧省议会里面，以后的工作是偏重在农民运动方面。 这个步骤本来是应该有的，但要全部迁徙却是出于意料之外。我的意思是仍然以汉口为本部，而于武昌设立支部。因为汉口无形中已经成为了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武汉三镇的社会中心，对内对外的工作都以这儿为方便；而且政治部的工作在这儿已经有了一个月的基础，不应该完全抛弃，搬到那偏僻的在各种工作技术的运用上都不灵便的武昌。注重农民运动的工作在汉口也可以做，武昌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办事处也就可以呼应了。 我把这层意思表示了出来，择生反对着说：“目前的汉口虽然是政治中心，但这是一时的现象。武昌已经攻破了，政治中心是要移到武昌。不久省政府、省党部，都要次第地移过去。还有是政治工作人员应该过艰苦的生活，久住在汉口是会堕落下去的。” 决议自然是照着了他的意思，等待那做着第四军军部的省议会空出之后便搬过江去，同时汉口的办事处留下几个庶务员看管，只当成一个购置物品的机关。 在会开完后择生过江去了，我在那天下午得到空闲也渡过了江去。城里的情形自然是十分萧索的，商家都闭着店门，居民都瘦削憔悴得像木乃伊。我的去向是往省议会。议会前面的广场中停集着好些北军的棺材，有些是南军进城后才收殓了的。天气还热，棺材都是些菲薄的木匣子，尸臭异常地熏人。 走进省议会时已经是天快黑的时候了，四军军部正在搬家，我叩问了几位负责人，知道第二天上午便可以空出。政治部也就决定了在第二天搬来。 那时被活捉着的刘玉春是关在省议会的楼上的。一位副官把我引到那间房间里去。那是在楼上第一排右侧的第一间小房间，里面是黑洞洞的，只在一张桌上放着一盏马灯。进门在右侧的角上放着一张木板床，刘玉春面着壁蜷卧在上面，有一个跟随的人在服侍着他。引我进去的副官打了招呼。刘玉春起了床来，很客气地请我坐。 刘很白皙而肥胖，足见他在四十天的围城生活中是丝毫也没有受苦的。他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虽然在缧绁之中，大约也是狃于素来的威势吧，态度很能镇静。 我在那时和他谈过一席话，在第二天的《革命军日报》上发表过。我开首恭维他，说他能忠于职守，能把一座孤城死守了四十天，是难得的事情。 他也谦逊着，说他只是一介武弁，只晓得服从上官命令，上官要叫他守城，他便守城罢了。 ——“但是，”我说，“你所服从的上官，吴大帅，一从贺胜桥溃败了下来，便渡过江跑回河南去了；而你一个人偏偏要来顶着担子坚持，使武昌城内二十万居民，为了你一个人受尽了四十天的水深火热的痛苦。你们又在武胜门外放火，烧毁了无数人家，使多数负郭居民无家可归，这无论怎样怕是该你负责的。” ——“在军事上是出于不得已，军人是只晓得服从命令，只晓得打胜仗的。”他回答着。 ——“你这样的话，”我又说，“怕不见得是出于本心。军人的天职是在保卫人民的，所该服从的命令是保卫人民的命令，要打胜仗也是为的人民；不是专为某一个人效奔走犬马之劳，不是为要保全一二人的身家性命而屠民以逞。我敢于替你把本心话说出来，你是相信着吴大帅会卷土重来，吴大帅一时是决不会崩溃。所以你能够多支持一天，你的功劳更大，你会多得一重犒赏的。” ——“我决没有那样的心，我可以对天地神明发誓！”他抢着话头来辩驳。 ——“你不用掩饰吧，”我说，“这种想头是谁也应该有的，你、我也并不是圣人。不过就是为了你这一念，武昌城内外的居民，你想，是怎样地受了灾难？” 他沉默了下来，隔了一会又再说时，声音愈见和软了。 ——“我们军人的脑筋很简单，”他说，“我们没有深刻的心思。” 照那语气上看来，似乎有悔恨的意思在他的脑中盘旋。我最后又问到他的家族。他说，他最罣念的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万一“国民军”的长官肯鉴谅他，使他能够保全生命，回家奉养，他以后决不再做军人，他要做一名驯良的老百姓。 和他谈了一席话，觉得他很真率，似乎并没有什么狡诈的地方，在旧军人中的确要算是难得的一个人物。他在我的谈话中似乎也感受了好些慰藉。当我把话说完了，和他拉手告别的时候，他很和蔼地对我说，他希望能够和我再见。他说他自从失掉了自由以来，来和他谈话的人都好像法官拷问囚犯一样，没有人像我这样的和气。 和刘玉春一别之后，在第二年的夏天他终竟恢复了自由。那时张发奎在做第四集团军的总指挥，我在做党代表，我们在旧督军署的总指挥部中还见过一次面。他还记得我，同时也还记得我们那一次的谈话。但他后来的情形是怎样，是不是做了“一名驯良的老百姓”，我不知道。 二九 政治部移到了武昌，驻扎在省议会的右半部，左侧的半部是要让给省党部的。幽囚过刘玉春的那间小房间开放了出来成为了会客室，在那东侧的一间大房间便是主任办公厅，其余的各科各股都分设在各个小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清早，便是开城后的第三天，因为闲着，我自己便带着了一名对于战地的情形比较熟悉的副官和一名勤务兵，向宾阳门走去。那道城门离省议会最近，在那崎岖不平的一条街道上走不上四五分钟便可以看见城楼了。城墙内面的脚部，挖出很多地坑，是北军躲避飞机的工事。 出了城，先走到左手的一段高丘上去，那高丘上的一段城墙比较低，那儿便是九月初旬两次夜袭所选来爬城的地方。阵亡了的人很不少，尸首在城下暴露了足足四十天才得以收殓。我去时，尸首已经是被收殓了，但在那儿压了一个月以上，被压着的草，腐化了，因此在那青草地上狼藉着的手榴弹的残骸中，还纵一个横一个地呈出一些人体的烙印。 在那高坡上立着怅望的时候，有一群日本的新闻记者也走了来，其中有几个是我在汉口认识的。他们见了我，便来和我客气了一下，拍了好些照片。日本人对于中国时事的关心，对于中国情形的侦察，真正的是无微不至。南军占领了武汉的时候，日本的各个报馆、各个通讯社，都派有专门的访员，勤勉地访查四面的消息；但是上海方面的本国的报馆和通讯社的访员，我却不曾看见过。中国的访员和记者，似乎只消用一瓶浆糊、一把剪刀、几份外国文的报。 城濠对面也耸立着一个丘陵，丘陵顶上有一座庙宇，四围有红色的墙围着，那便是长春观，纪德甫的阵亡处了。我怅望了一会，徐徐地走下了高地，想踱过长春观去凭吊。从那城濠的石桥上踱过，在对岸的右侧现出了一个窟窿，副官指着对我说；“那便是最初一个地道，打穿进了城濠来的。” 地道工作的根据地是在长春观下负郭市街最前头的一家茶店里。那家人家几乎被挖出的泥土所堆满了。屋顶、屋壁和堆积的泥土上的弹痕不计其数。 立在地道工作的洞口上看了好一会，我想上长春观的心事又改变了。我想缓几天等到择生或铁罗尼有了闲暇的时候，再约他们同去，好问明纪德甫阵亡时的地点和情况。因此我便离开了那儿，沿着城濠边，向通湘门方面走去。 走不好远，在城墙顶上呈现出一个缺口，副官指示着对我说：“九月下旬敌人出来夜袭的时候，便是从那儿缒城而出的。在那城濠里死了的敌人很不少，从昨天起一样地在收殓，但因为火材匣子不够，尸首还没有收完。 收了尸的火材匣子有好多还堆积在城壕边上，没有收殓的尸也还东一个西一个地腐化得不成形状。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奇臭。 走到通湘门，城门是闭着的。城门外也还横着好些尸首，有些是我们自己的人。我冒着那浓烈的尸臭，在一些死尸间向那城门走去，在那城门洞下也横陈着好几个尸首，都是穿着革命军的军服的。尸首大都偃伏着，其中最把我打动了的，是靠着城门洞的左壁坐在地上的一个，两手叉着，头部是折叠在胸上的。这些阵亡了的勇士不用说都是受了重伤，爬到了这城门洞口来暂时躲避敌人的弹雨的；但他们的伤害很重，就要乘着夜阴爬回自己的本营都不能够办到，便睡的睡着，坐的坐着，整整地在那儿饿死了。想到他们的彻骨的疼痛，想到他们的焦灼的饥渴，想到他们的绞心的忧虑，忧虑到自己的生死和留在故乡的家族，禁不住有灼热的眼泪在眼睛里汹涌。但我那时候的感触却是没有流于感伤：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死是光荣的，他们的血是有代价的，他们是死得其所，是死而无憾。……但在七八年后的现在我写到这儿，我对于当年的夸张的感想，只能够自己对着自己冷笑了。 离开通湘门又朝前走了一节，走到了铁路的路线上来，有几架敞车陈列着，车上近城的一侧树立着五六尺高的钢板。那钢板上大孔小洞的弹眼，很像是暴雨落过后的沙面。很想再朝前走，由中和门或者保安门折进城去，但觉得路太走远了，费了已经不少的时间，怕部里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又只得从原路折回。 三〇 自从移到武昌以后，很像是已经失掉了弹性的橡皮带子一样，比在汉口时清闲得不可比拟。 在这时又是我烦闷开始的时候，我很想辞掉那时的位置，索性回到上海或广东去做点更称意的工作；要是不能够，便索性再退回书斋。 在武昌究竟做过了些什么事，我现在已经很模糊了。但奇妙的却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得异常鲜明。 政治部驻扎在旧省议会，本是在围武昌城以前便预定了的步骤。武昌开城以后，不料湖北省党部也预计着要设在那儿，他们在择生处办了交涉，又只得由我们让出一半来彼此分住。 我们先进去，因为是政府机关，自然便把国旗挂在屋顶正中的旗竿上了。省党部隔了有一个礼拜的光景又才由汉口搬过来，部里的人也很替他们帮了一下忙。 省党部一来，自然是又要升挂党旗的。在要升旗的一天，他们要政治部把国旗下下来，让他们把党旗升上去。开首是在下级人员间有了一番争执，部里的同志走来告诉我，叫我无论怎样不要退让。 接着很兴奋地来了两位省党部的人，他们来会我，说明要换旗。一个说：“‘一切权力属于党’啦，党部是在一切政治机关之上。”一个又说：“党部是革命力量的中心，我们应该‘拥护革命的中心力量’啦。”他们都在把我所编拟的口号来作为大前提，对着我大发议论。 我对他们说：“国旗已经挂上了，又要下下来，未免不成体统。省党部的党旗，能够在前庭正中另外立一根旗竿来挂上，是再好也没有的。” 两个人看见我没有退让的意思便退出去了，又搬了一员大将来。 来的是t,t是湖北省党部的委员，同时又是省政府委员，又是共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我对于他，平常是怀着敬意的。 他很幽默，没有初来的那两位年轻人那样地剑拔弩张。他说：“党部办事的人总是很迂缓的，没有政治部的人办得敏捷。”他希望我们敏捷地另外树一根旗竿，把那屋顶中央的旗竿让给他们。 这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但因为要顾全部内同志的意气，我也不好由他的一幽默便软化下来。 我也带着幽默的意味说着：“国旗已经升上了，不好无故地扯下。要说省党部是党部，是在一切政治机关之上，但是总政治部在出发时受了中央党部的委托，是有指导并解散地方党部的权限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t把他的态度改严重了。他说：“你要那样说时，那我还是中央委员啦！”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说：“你是路易十四的新翻译家，路易说‘朕即国家’，你现在把它改成‘我便是党’。” t辞去了，结果仍然是在前庭中树了一根旗竿来，把国民党的党旗挂上去了。 这件事情想起来真是无聊，但那时的革命同志们大多数也每每爱闹着这样无聊的意气。三分来是革命，七分来是做官。 和这同样的闲气，初到汉口时也和市党部闹过一次。德谟办了一通公文给市党部，他因为政治部受过中央党部的委托，便把市党部当成了下级机关，公文送了去，由市党部的人附笺退了回来，说“本党部不便接受这样的公文”。结果是把中央的委托文件发表了出来，市党部虽然没有再说话，但是彼此之间的感情便弄得很有隔膜。他们对于德谟的批评特别严格，说他的“官僚气太重，不甘淡泊”。 到武昌来又由换旗这件事情闹得和省党部不和睦了，他们在外边对于我的批评，又是说“书生气太重，不甘寂寞”。 荏苒之间也就到了十一月初旬了。天气逐渐地寒冷了下来，江西的战事还迁延着没有解决。幸好武昌攻破后，把第四军的劲旅抽调了大部分人去应援，在马回岭的一战彻底地给予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九江在六号的清晨终被南军占领了。这个胜利的消息到达武汉时，是七号的晚上，那天正举办了纪念苏俄革命的庆祝大会，在那大会的兴奋还未平复的时候得到九江克复的消息，和在双十节的庆祝会上得到了武昌攻下的消息一样，把武汉三镇都歆动了。 就在那天晚上，择生由汉口打了电话来，叫我作出发的准备，到九江去。他说：“九江攻下了，南昌不日便会攻下，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异常吃紧，非我去主持不可。” 接到了命令，自然风急火速地准备了起来，挑选了六个我认为是能干而必要的同志和我同去。李德谟便是其中的一个。 但那时在九江和武汉之间，像黄石港一带，是还在敌人手里的。我们要往九江，便非改装不可。恰好在八号晚上有一只英国船要开往上海，我们便决定了搭乘那只船。八号清早过江去，在汉口置备了衣履，把装束改了，成了名实相符的便衣队。 因为要避开人的眼目，在晚上上船时只有两位便衣同志送行，都是汉口的负责同志。话头自然是每易回顾到我们初到汉口的当时。那时也是在反动势力还在蠢动的局面下跳进去的，他们都承认我们多少是做了一些垦荒的工作。有一位是市党部的组织部长p，为德谟用上行下的公文和我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略略争执过的，到这时把所有的怨嫌都化除了，他特别恳切地同我和德谟握手，祝我们健康，祝我们前途无恙。 把送我们上船的人送上了岸，立在甲板上看着灯火中的武汉在我们的眼前移动了起来。素来是很沉默的德谟，在这时候立在我的旁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回可惜没有德甫和我们同路。” 他这一句话正道破了我那同一瞬间的怅触。 ——“德甫停丧的地方你晓得吗？”我问他。 ——“s同志是晓得的，我几次想约他去看看，还没有得到机会，s便派到江西去了。” ——“我连要到长春观去看看，都没有去成。” 我们当时对于武昌城的留恋似乎就只有这一点。在半年以后我们虽然也回过一次武昌，但那长春观我至今没有去看过，德甫停丧的地方我至今也不知道。只有那汨罗江畔的露营，崇阳山中的跋涉，咸宁道上的奔波，宾阳门外的流血，就像已经旧了的影片一样，时而在我的脑幕中浮动着。 后记 这篇回忆录在《宇宙风》上分期登载了十五次，算登完了。我现在把全部重读了一遍，稍微添改了一些字句。在杂志上发表的本是三十一节，因原先的二十七、二十八两节太短，为保持全体的均衡，我把它们合并成了一节，故今成三十节。就尽它们以这样的形式作为我的定稿吧。这儿有一件事应该附带着提一下。本篇在发表“中途”，上海有一家幽灵出版社，把前二十五节盗取了去，作为《北伐途次——第一集》而“出卖”了。那儿公然还标揭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样。所谓“侯门仁义存”，真正是有趣的一件事。有好些朋友说，中国人不懂幽默，但据这件事情看来，我却感觉着我们中国人是第一等幽默的民族。—— 敬录该《第一集》的代序之头一节，以为本《后记》的尾声吧： “一九二五一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途虽然被人出卖了，但不论怎样，它在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历史上的烙印，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1937年2月15日记 《沫若自传》革命春秋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沫若自传》爱下书小说网全文字更新,牢记网址:.aixiashu.info 海涛集 一 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后的第三天，那是阴郁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两人从庐山下来。我们是忙里偷闲，在分外冷落的庐山上只待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时候，避暑胜地的庐山偏会冷落，说不定会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当时的局势，那就一点也不会奇怪了。 那时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残余，和武汉的所谓赤色政府对立。但那“赤色政府”究竟赤到了怎样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张作霖作战，虽然打赢了，然而牺牲很大，而迎接出来的西北军却主张和南京妥协。就这样，内面潜伏着的反动势力便抬起头来，逼得投机分子们汪精卫和孙科之流逐渐右倾，解除了中国总工会的武装，并解散了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而结果连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难了。 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唯一武力，是张发奎所领率的第四方面军，这里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师人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本来坚守着武汉，和唐生智、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作一坚强斗争，也未尝不是办法。但由于长江下游的封锁，汪精卫等的自私与无能，而更加上张发奎的想保全实力，终于全面退让，所有的政府要人和军队，都移到南浔铁路沿线来了。 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的，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保护阿斗”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退走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采取了新的动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将腐的果皮果核，而迸发出新的根苗来。那就是在八月一号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义。参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贺龙、叶挺的四师人，另外还有后来走了岔路的第十一军的旧部。这样一来，把张发奎的部属几乎抽成了一个真空。 避暑胜地的庐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二 我那时是第四方面军的“党代表”，照例是兼摄着政治部主任的。我们跟着军队也到了九江。驻扎在一座已经放了暑假的教会学校里面。 我同张发奎通了电话，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挥部去商量善后的办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间两面临着庭园的楼房，陈设相当零乱，除张发奎之外，还有两位新任军长黄琪翔和朱晖日也在座。他们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没有好一会，面容都很颓丧而又兴奋。 张发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决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张解散，我也同意了。这是一种革命的逻辑，在当时一般认为：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八一革命是共产党发动的，所有的政工人员自然也应该共同进退了。 四方面军政治部虽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着我一道从总政治部分化出来的，它却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华，单是骡马我们就有四五十匹。这在二十年前，不要说一个政治部，就是一个师部或军部都还没有这样的豪华。那些东西，我们既然拿不走，也就乐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们的结论是：人员一律以礼遣散，不作留难。 三 张发奎和我，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北伐期中，我们共同过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战的时候，我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曾经上前线去慰劳，在新郑我们作过一番深切的谈话。我认为我们那时进河南作战是错误了，应该趁着南京的勾结还未成功之前，先讨蒋而后讨张。他那时很尊重我的意见，说我们是志同道合。故在回武汉之后，他升为第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就邀请我做他的“党代表”。但一从我做了他的“党代表”之后，便由“志同道合”一变而为“貌合神离”。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见，他一句口头禅，便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于是我们的交情便进了一境，由“貌合神离”再变而为“分道扬镳”了。 当我们在同意之下，决议解散政工组织之后，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他问我打算怎么样，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他说，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本话，够做他的私人秘书，但我谢绝了。 不过在这儿我倒也应该感谢他，我虽然坚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没有阻拦我，而且还帮了我一点小忙。 他说：“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明天就不能保险了。” 还有，也是他说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为他传达一点意见： “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愧儡我不来。 “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负了我的人。” 这些话我请他笔记下来，他很勉强地用铅笔来在随便一张纸头上写出了，但不肯签名。不过，尽管不签名，尽管用铅笔，这总算是他自己的亲笔文件了。 四 就和毁坏一个器皿是很容易的一样，解散一个组织当然也是很容易的。没有费上半天工夫，整个方面军政治部和留在九江的一切政工人员都一律遣散了。但只剩下四个人决定在当晚一同赶到南昌去。 这四个人是谁呢？便是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和我。一氓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秘书，翰笙和龚彬是属于四军和十一军的军政治部的，职分我记不清楚了。我们是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聚齐。此外还带了两位勤务兵：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务兵，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务兵。这两位勤务兵的姓名，我也记不清楚了。 戒严令是很严厉的，六点过后街上已经很少行人，车辆不用说更不能通行了。街头隔不几十步便有哨兵站岗，枪头戴上刺刀，如临大敌。我们依然是穿着军服的，在天光还不十分暗淡的时候，当然可以通行无阻。 那天是特别阴晦的一天，等我们快要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天色已经朦胧下来了。于是“口令！”……“特别口令！”的叫唱，把那严肃的气象弄得更加严肃。 在车站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替我扛着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条的我的大勤务兵，突然把担子放下，当街向着我跪了下来，流着眼泪，向我叩头。 我们都吃了一惊，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哭着把意思说出了：“请饶恕我吧，我家里还有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 这位勤务兵是湖北人，他是从武汉跟着我来的，看起来很雄壮，没有想出才这样胆小。他自然以为我们是上杀场，要他的命了。真是糟糕，他早又不说！但也只怪我们以貌取人，在事前没有经过一道甄别。 这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请他回去，我便把被卷也送了他，把小皮箱接过手来自己提。 五 车站上的人是很值得感谢的，尤其是铁路工友。 火车的交通已经停止了，据说在涂家埠以南有一道铁桥被炸断了，火车头留在九江的也只有两个，其他的都在南昌被扣留了。要去，就只好乘手摇车，但保不定能够到达。 车站上的人叫我们不要去，认为很危险。他们又说，外边还有这样的风声，说不定南昌那边还要打过来。 但我们坚决要去，请他们准备手摇车。他们答应了。北伐期中，铁路工友是有很好的组织的，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来历，尤其自告奋勇，愿意把我们送到南昌去。 手摇车是一种正方形的木板车，下面四个滚子放在铁轨上，上面横置着一把固定的有靠背的长椅，可以并坐三两个人。摇车的人站在椅背后，摇着两边的发动机，车子便自然滚动起来。 我们连人带行李占了两架手摇车，我和一氓和他的小勤务兵占一架，翰笙和龚彬占一架。每架两位工友替我们摇，摇起来的速度，似乎和火车的速度相差得并不怎么大。 是漆黑的夜，没有月，也没有星。除掉到了车站，站上的电灯显得分外辉熄之外，沿途只于黑影森严中偶尔露出一些农家的灯火而已。那是情意深厚的灯火，好像是亲人的眼睛。沿途都有哨兵站岗，走不好远便有“口令！”“特别口令！”的呐喊，在这之中还可以听出扳机柄的声音。 工友们很卖力。他们是轮流换班的，摇得二三十分钟光景便要换班一次。那样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在车站上，车上的人把车停着，只要向暗中一呼唤，便有回应的声音，接着便有人提起灯来换班。一听了我们的来历，新来的人又勇气百倍地接着把我们摇向前去。我们在路上换了好几班。在夜深应该睡觉的时候，要工友们起来作分外的服务，但却不曾听见他们出过一次怨言。真是值得感谢的事啊！我们是南面而坐的，真好像是南面王一样！ 我们不断地劈进柔和的夜空中，劈出浩荡的长风来，感受着万斛的凉味。 六 到了德安车站，已经是半夜过后将近一点钟的时候了。 月台上，横七竖八地堆积着一些货物的包箱，有一排人光景在那儿守卫。 虽然叫了口令，把口令也应对上来了，但士兵们一定要我们停车，不准我们过去。 一位短小精干的人来了。一眼看去使知道他是广东人，哨兵向他敬礼，称呼他是排长。 我对他说：“我是党代表，受了总指挥的嘱托，有重要的使命要赶到南昌去。” 那人用多少已经官话化了的广东话，铁面无情地回答说：“唔得！就系总指挥自己来，也唔得过！一定要有营长慨命令先至得！” “营长是不是在车站上？” “唔在，在德安城里！” “今晚好不好去通知他？” “唔得！听晨我同呢一道见佢去。” 真不愧是“铁军”的少校，斩钉切铁地说了这几句话，他又各自回车站里去了。 士兵里面也有些是四川口音的，其中有一位带着同情安慰的意思说，这德安是最后一道防线啦，不是轻易可以通过的。前面十里路光景，还有一个尖兵站，这儿就算通过了，那儿你也通不过。 “你们的营长姓什么？” “姓张，张总指挥的张。” 糟糕！这一张比那一张更难说话，我开始有点疑心了。我疑心的是张发奎在玩花头，当面做人情，背地里摆这一关来让我们不能过。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过不了的，的确就是张总指挥自己来也怕过不了。我们便决计在车站上过夜了。 摇车的工友们是有朋友的，他们要我们跟着他们去找一个宿处，我们谢却了。四个人加上一个小勤务兵，就坐在那手摇车上，睡了一个半夜。 七 德安城离车站还有五六里路光景，那是在铁路东面。第二天清早，在八点钟左右，我们算得到那位广东排长的许可，让小勤务兵在站上看守行李，我们四个人进城去见营长。他自己并没有陪伴我们，而是派了两位士兵荷着枪，上着刺刀，把我们送去的。我相信，他一定和营长通过电话，而得到营长的许可，叫他那样做的。照官制，党代表和总指挥是平行的，而且有监军的任务，一个营长就劳他的尊驾，亲自到车站上来迎接迎接，论理也还应该。不过在这样内部起分化时的党代表，事实就等于“共产党的代表”，派两位武装的兵士来护送，倒是最合格了。 这一天是晴天，迎着清早的太阳，在一片甘薯中向德安城走去。 营部驻扎在一个中学校里面，我们被卫兵引进了一间课堂，那便是营长的办公室兼寝室了。在黑板下陈着一张行军床，床上便睡着那位营长。他受了通报，看见我们进了课堂，便很想撑起身来。一眼看去，他是在害病。我劝他不要客气，但他仍然抬着半身，指挥我们在附近的课椅上坐。 营长也是广东人，说他在发疟疾；看那样子的确也很狼狈，脸庞是瘦削而灰黑的。 我估计他一定认得我，但我却不认识他。 我把来意告诉了，并把张发奎的亲笔文件拿出来给他看。我告诉他：“这是机密要事，故尔只能用铅笔写，也不好署名。但总指挥的亲笔，你总是认得的。” 营长没有多么留难，只是说要到南昌，恐怕也很困难吧，有几处铁路听说炸断了，不通火车。但他立即命令在那课室里的一位下属，写了一张路条，写明“有某某官长四名，勤务一名，准予通行”字样。我们便算得到了通过最后一道难关的把握了。 营长也很关切着当前的情势，他说：“我们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 我因为不明白他的思想底细，没有多说话。我只是说：“一定打不起来的，请放心。南昌的革命委员会里面，不是还有张总指挥的名字吗？他们只是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并不反对总指挥。大家都希望赶快回广东，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广东再见。” 就这样，我们便告辞了出来，循着原路走回车站。这次的心境特别轻松，我自己都在佩服我自己的机敏。幸好当张发奎和我谈话时，我要求他写出了他的意见，不然不是要很费周折，而且说不定还要遭意外的危险吗？ 八 回到车站，立即又坐上手摇车出发。 在前面十里路左右，的确有一队尖兵在那儿守卫，有一班人的光景。 见了营长的路条，毫无留难地便让我们通过了。 真是愉快呀！过了这一线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天下了！太阳照得特别的光明，南风吹得特别的馥郁，田园青翠得特别媚妩。两条铁轨发着银白色的光，就像专门为我们铺设出来的那样，坦坦荡荡地丝毫也没有阻挡，要把我们运往革命的乐土。 工友们也摇得特别起劲，不断地只看到两边的林木往后飞。眼前的大地真是活着的，一切都在笑，都在跑，都在长风中发着浩歌。我们有时也让工友们坐在椅上，自己去摇它们。都是自己人，在车上是无话不谈，毫无顾忌了。 我同一氓坐的车子是跑在前头的，不知道是车轮的活泼，还是人力加紧的缘故，我们跑得特别快。翰笙和龚彬坐的那一架，有时他们一齐起来帮助摇，但也摇不过我们，总是落在后面很远很远的，要相差十几二十分钟的光景。 “这样的手摇车，坐着实在是再舒服利落也没有。我这回要算是坐第二次了。前一次是往河南慰劳前线将士的时候，由信阳坐往新郑。那时是六月初，枣子树正在开花，河南平原很多枣树林，车子在枣树林中摇过，一望无涯的枣花，漾成一片香海。那是使我终身难忘的一种印象。” 这个回忆自然会被唤醒起来，活鲜鲜地。在我们的车快要到涂家埠的时候，我向一氓说着，而于十分快意之中却表示了一星星的不满足：“江西境内的风物，太平淡无奇了。这儿和长江沿岸所见到的别无二致，希望能有一项有特征的东西，足以使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增加点色彩。” 说也奇怪，大抵人在走顺路的时候，希望总是容易得到满足的。 就在我们达到涂家埠车站那一段期间，同样使我终身难忘的另一种印象，出现到我们的眼前来了。 九 涂家埠是一个大车站，位居南昌与九江之中。这在军事上是一个冲要的地方。周围有水回环着，因而在南北两段的铁路上都有铁桥。当北伐军在江西境内和孙传芳作战的时候，孙传芳便屯驻重兵于此，借铁路的联络，以策应南昌与九江两端。攻破涂家埠是很费了点力量的。 我们到达了涂家埠，倒也并不是将近一年前的战绩惊悚了我们。认真说，那样的战绩，在车站上是丝毫也看不出来了。但在那车站上确实有一样东西惊悚了我们，至少是我自己。我们在车站上，看着一列火车停在那儿，有三个车厢都挤满了兵。还有好些服装不整的兵，拥挤在月台上。火车头向着九江的一边，升着火，正冒着烟。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惊讶了，“已经可以通车了吗？” 我们的手摇车本来还没有到换班的地点，但我要他们停下了。我到车站上去找站长。站长就在那月台上，我问他那火车是怎样的情形，他说，他也不清楚，是从牛行开来的，他们逼着加煤加水，要开往九江去。 “不是说有铁桥炸断了吗？” “看情形大概是没有炸断吧，不然火车怎么能够开来呢？” 情形算弄明白了。我在心里这样想：这列火车是不好让它开往九江的。假如开往九江，那不是替那边增加了一个火车头和三个车厢吗？而且证明铁桥并没有断，不是又可以立刻通车运兵了吗？ 因此，我便向站长说，要他不要让这列火车开出。 月台上的散兵看见我在和站长交涉，有的便簇拥上来。都是些没有符号的徒手兵，显然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程潜和朱培德的部队了。他们看见我穿的是军服，起初摸不准确我是哪一边的人。有的喊我是“官长”，问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湖南人的口音。我没有十分理会他们。 我走进站长室里去打电话。天气很热，我把皮带和上衣解了，脱在室内的一张床上。我是在裤带上佩着一枝布隆宁手枪的。我打电话给牛行车站，要他们转南昌的贺龙和叶挺，报告他们我到了涂家埠；并希望他们注意铁路的交通，要断绝就应该严密。 当我在打电话的时候，一些散兵便拥在窗外听，他们自然看准确了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电话不容易打通，我又走出站长室，想找一氓来再打。待我走出月台的时候，那些散兵便簇拥上来了，立即把我包围着。我顿时感觉着情形的严重。我的手枪是上了子弹的，但不是拔出来自卫的事，而是护卫着手枪不要被人拔去的事了。我把两只手紧紧抓着手枪，约略二十名的散兵便来抓着我。有的在喊打，有的不作声地只是出手出脚，有的争着抢我的手枪，有的争着抢我的手表。眼镜被打掉了，自来水笔被抢去了，手表被扭去了，我仍然死命地保护着手枪。从月台被打下轨道，当我倾斜着还没有倒上轨道的时候，一个家伙从附近顺手捡了一个大石头向我当胸打来，但幸好只是一个大炭渣。 十 大家的目标都在争取我的手枪，我又被暴徒们从轨道拉上了月台。二十几个人扭着一团，我被打倒在月台上了。结果，皮带终竟被扭断了，手枪被一个人抢了去。他举起来，楞着仰睡在地上的我。就在这一瞬间，我自己的脑筋真是清凉透了。那真是形容不出的一种透彻的清凉。 种种的回忆在那一瞬时辐凑了起来。 一年半前由广东出发的时候，霍乱症正在流行，在爬南岭的途中，看着看着一些伕子和士兵，便倒在路旁死去，然而我没有死。 去年八月三十号打到武昌城下，跟着士兵一道去冲锋，纪德甫是阵亡在宾阳门外的，然而我没有死。 蒋介石已经叛变了，并且下了我的通缉令，我还公然到过南京，并和军部的人员同坐一部火车由苏州到上海。那时我也没有遭逮捕，也没有死。 由上海回到武汉的时候，坐着一只英国船，船到南京城下，正遇着孙传芳反攻，两军隔江炮轰，船只好停在江心五天。那时我也没有死。…… 然而，没想出才要死在今天，死在这涂家埠，死在这些被缴了械的乱兵手里呀！…… 清凉的意识在替自己不值，然而很奇怪，那枝手枪却没有送了我的命，而是救了我的命。 当那个把我手枪抢去的人高举手来的时候，一群殴打我的人却把我丢开，大家跑回头去争抢那枝手枪去了！ 这样一个好机会还能失掉吗？我的生命便乘机脱逃，一直穿过车站，走向后面的一排工友房下。那里有齐胸高的一排方格窗，都是开着。我便在一个窗口上，用两手一按，跳进房里去了。房里沿壁都放着床，在靠北的一张床上，一位中年妇人，正抱着一个乳儿在午睡。她被惊醒了，我把来历告诉了她，请她不要声张。 不一刻，外边的哨子响了，有火车开动的声音。我知道是那站长被迫着把火车开出了。但到了这时，我也无法挽回。等调匀了气，我又慢慢从工人房走出。 奇怪，刚才那么高的窗，一按便可以跳过的，现在却是移步都感觉艰难了。虽然还在兴奋当中，但周身都已感觉着有点微痛。 十一 一场险恶的风波过了，在月台上又看见了一氓、翰笙和龚彬。一氓也挨了打，他是被一部分人追进一间待车室里面，躲在一只角落里，虽然受了脚蹴，但还没有什么严重的伤痕。 翰笙们的车到得迟，他们停在站外，正是我们挨打的时候。翰笙因为往田里去小解去了，得免于难。龚彬受了一部分人的追逐，幸好开火车的哨子响了，散兵们都丢下了人去抢乘火车去了。 小勤务兵呢？失了踪。这在我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当我在月台开始挨打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月台的南端，把身上的驳壳拔出来，想要救护我，然而另一群散兵却把他簇拥着了，以后便不知道他的下落。车站上的人说，他被簇拥上火车去了。这定然是实在的。因为始终没有听见开枪的声音，月台上也没有什么血痕，他被架去了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死活是怎样，我们至今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怕还不足二十岁吧？他是从前我们在南昌工作的时候跟着一氓的，一氓一定还记得他的姓名和籍贯，我是丝毫也不记忆了。只是记得他有一个还未十分成熟的身子，相当结实，不足五尺高。有一个桃子形的脸蛋，相当丰满而健康。的确是一位纯洁可爱的小鬼。但从那时以后，我们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他到底死了，还是活着的呢？假使是死了，那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我的轻率造次而死，而且他还是存心救我并打算开枪的，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 大家的行李都被抢光了，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记，还有是一口皮箱里面装满了的二十七枝驳壳。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1948年6月5日 归去来 浪花是日本千叶县面着太平洋的一个村子，离我现在住着的市川，只有三个半钟头的火车的路程。去年暑假，在那村子所属的一个海岸上的村落名叫岩和田的，住过十天。这儿摘录下的便是那几天的日记。 日本的中、小学放暑假的日期不同，中学是在七月二十边，小学是八月一日。大的三个孩子都在东京的中学念书，一放暑假，他们的母亲便把他们和顶小的一个儿子带到海边去了。她的意思自然是想要他们在海岸上多锻炼几天，尤其为着顶大的和儿自八月十一号有高等学校试验班的暑中讲习，不得不提前回家的缘故。但还在小学念书的四女淑子便不得不留在家里和我再住几日。 我在七月三十一号把淑子送往海边，八月十号同和儿一道回来，算在浪花前后住了十天。 1935年6月4日 三十一日 午前十时左右，淑子抱着书包由学校回来了。昨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她总说明天还有课，要到后天才放假，但她那小心的推断却是错了。既是今天放假，那今天是应该把她送到海岸上去的。离开了母亲的孩子，尤其女儿，总要失掉些他们的明朗性，带起淡淡的凄寂的调子来，有点怪可怜见。就早半天也好，早一个钟头也好，我定要赶着把她送到她母亲那儿去。这样一下了决心，我便让女儿守着家，一个人到外边去作些出发的准备。 在下着微雨。穿着长统的橡皮靴到邻近的森老人家里向他告诉了动身的话，叫他当天下午便移到我家里来住。又在一家饮食店里为淑子订了一碗“亲子井”（oyakodombu i——有烹熟了的鸡肉“亲”和鸡蛋“子”盖在上面的一斗碗饭）叫正午时送去充她的午餐。 在市川的背街上面包店买了一块钱的盐饼干和其他杂色的糖点，叫装在镔铁罐里送到我家里去。接着又转上正街。在市川车站前面的一家眼镜铺里，替和儿配眼镜，他的近视眼镜有一边的镜片落下海里去了，是前天寄回来叫配的。直径约有一寸半的大而圆的镜片要切成小小的椭圆形，觉得很可惜。 利用着眼镜切制的时间，我跑到一家理发店去剪了发，又到小学校前的平和堂去替淑子买了四切的画纸八张，六切的画纸三十二张，蜡笔十二色的一匣，四年生夏季练习簿二册——是她要拿到海岸上去用功的。 回到眼镜铺时，眼镜已经配好，店里的挂钟已经十二点过了。 肚子本来不怎么饿，只是觉得早迟总有在哪儿吃顿中饭的义务，便顺便折进了街头的一家鳗鱼食堂里去。食堂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放送着消息的“雷曲”（收音机）在那里喧嚣。报道的像是关于满洲的事情，在我这重听的耳里，只听见有些“支那”和“满洲”的字样。我摇着在一只角落里坐下了。一个下女端了一杯茶，走来打着招呼。我先叫她把那“雷曲”关了，回头又才叫了一碗鳗鱼饭和一杯鳗脏汤。下女说鳗脏汤要多费些时刻，我便索性叫她替我煮两合日本酒来，想多少来浇一下和那阴雨一样浸润着我这身内身外的苍凉的感觉。 下女把酒煮来了，配了一小碟下酒的盐豌豆，她替我斟了一杯，便毫不客气地坐在我对面的椅上。用不着一口便可以干的小酒杯，只要一干，她便替你斟上，弄得我有点怪烦腻起来。我请她不要管我，让我自斟自饮，她看了我一眼也就立起身走了。眼睛的意思是说：“你公然看不起我。” 把茶杯来代替酒杯，喝了几杯之后，饭也送来了。带着有几分烦躁性的无聊更受了酒的鼓舞，把饭胡乱吃着，又叫了两合酒来，一面吃饭一面喝。 那位下女似乎有意思向我报仇，她没得到我的同意，又把那收音机打开了。 “……满洲……支那……膺惩……不逞……非常时……帝国……” 一批轰轰烈烈的散弹向我的破了的鼓膜打来，显然是一位军人的讲演。 饭只吃得一半，第二壶酒也只喝得一半，我实在没有本领再吃喝下去了。并不是我这已经年逾不惑的人还感着了青年时代的爱国义愤，我实在恨我这耳朵的半聋，听又听不清晰，只是一些断残的电码打进我的脑筋，使我这够烦乱的脑筋愈见化成为了一些杂乱的观念的漩涡。 叫会账。结果是吃了一块六毛钱，心里不免叫了一声冤枉。进面馆里吃两碗馄饨，不也一样可以充饥吗？无聊，无聊，万分的无聊。 在三分醉意、七分懊恼的情怀中出了食堂，到了一家肉店去买了三斤猪油，又想到黄油也是海岸上写信来要买的，折回f面包店去买了两包。问得刚才的饼干还没有送去，便把猪油包子一并交给了店主，托他一并送。因为我又想到在正街上还有一样东西好买，是海岸上写信来要的照面镜。跑到正街上的一家店里去买了一面，费了七毛钱。 我的记忆力怎灭裂到了这样呢？简直像一匹阿米巴，向东放出一只假足出去，缩回来了，又向西放出一只。 回家时已是午后二时，屋后的无花果树熟了两颗，如拳头大，摘来与淑子分而食之，味甚美。把家中收拾了一回，留守的森老人也来了，但是托f店送来的东西却还没有送来。乘自转车送来，是费不上五分钟的。……等吧，等得焦躁起来了，又在焦躁中尽等。等到了四点钟都还不见送来，只得把长统靴拖着跑出去催。原来是那店主人忘了。 五时顷在市川驿搭电车，不上十分钟便到船桥。在船桥改乘火车，五点半钟出发，六时至千叶。换车等了半个钟头，六时二十九分又由千叶出发，九时半抵御宿。 在淡淡的电灯光中的御宿车站外的空场上，一个人也没有。托车站上的人向汽车行打电话，隔了一会来了一部可以坐三十个人的公共汽车。我自己心里惊愕着，不知道这样大一部车送我父女两人到浪花村的岩和田去究竟要多少钱。原来车子虽大，却只要六毛，自然使我放了心。不上十分钟我们便被送到了目的地点。 儿子们都已经就寝，只有他们的母亲起床来迎接了我们。因为晕车，一上车便把眼睛闭着的淑子，这时候见了她的母亲，就像开了拴的电灯。 我顶关心小的一个儿子。在家时，我是时常抱他，看守他的。我揣想他到这海岸上，十天没有我，一定不惯。我问他的母亲： ——“我不在，鸿儿没有什么不惯吗？” 我所期待着的答语是：“是的，他不惯，他想到你便罗唣。”然而，却不然。 ——“没有。我们问他‘爸爸呢’？他说‘逃走了’。” 八月一日 五时顷起床。在市川时日日苦雨，至此始见晨曦。 屋小，南向，屋前有山如屏立，树甚蓊郁。左侧有连峰耸立，在最高峰之将近山腹处有神社一座，据云是大宫神社。高峰和东侧的窗口正对着，由窗口所界画出的一幅山景，俨如嵌在镜框里的一幅油画。峰头的天宇好像伸手可攀，有白云点散，瞬复融成一片。 到处都有的是苍蝇，是猫，是蚊子。蚊子白昼噬人。 屋前有一片空庭，周遭有无花果树，碧实在枝头累累，但仅大如鸽卵。无花果该是早熟的时候，闻因今年多雨，故未成熟。 安娜一早便到海岸去买了一篮生鱼回来，同时又买了些蝾螺和鲍鱼。 以蝾螺作“壶烧”。所谓“壶烧”者即将活的蝾螺，连壳在火上炮烙之。蝾螺遇热，即涌出多量水液于其介口停积，如壶之盛浆然。待其水液将干则蝾螺已死，其内即易取出，拌酱油而食之，脆爽可口。唯其所附着之外套膜则须除净。如不除净，其味颇苦。 早饭吃鲜鱼味噌汤，生鲍鱼片，蝾螺壶烧，大有原始的风味。 早饭后负鸿儿出，步至前山下。山下有一曲池塘，有小鱼在水面喋呷，长可二寸许。池边有大树一株，依山而立，罩临池上，叶色浓碧，堆砌如云。初不知为何树，就视始知是银杏。 佛儿与淑子跑来，先跑上大宫神社去了。我也折向那儿。有莺在树丛深处啼。佛儿说：“是‘薮莺’（yabu-uguisu）啦，在叫。”他跟着便ho-ho-gekkio的学了一声。莺声便中止了。儿辈走后，山境复归沉寂，莺复缓缓作声。初仅ho-ho地略作尝试，试啭二三遍后始见调匀。 在神社前站着向西南展望，左侧的海湾和海岸，右侧的御宿街市，远远呈示着。日光颇类秋阳，无盛暑意。空气中有乳糜晕。 下山由屋前通过，左转折下海岸。浴客甚寥寥。 遵海而行，东手有浆岩的石山直达至岸。穴山为隧道者二，一稍浅，一深十余丈。深者甚阴湿，顶上有泉水滴下。通过隧道后有一面狭窄的沙岸，渔人们在岸上勤于补网。路径渐与海岸离别，爬上邻比的小山顶上蜿蜒去了。但离开正道，在对面临海的山脚处又现出一个洞口。我便横过沙岸，向那洞口走去。洞道曲折，前方不可透见。步入后，鸿儿生畏。一面宽慰之，强负之而行。洞中幽暗，几不辨道路，稍一转折，始透见前光。海声轰隆如雷鸣。原来这是渔业公司的养畜池。所谓养畜者，乃购买渔人所捞获，暂时寄养着，凑足，始运至东京等地推销者也。山石因是浆岩，容易贯凿，洞中临海一面凿成无数龛形，复有甬道相联，俨如画廊。海水涌至，因洞穴之共鸣与反响，其声音增大至数倍。海浪声中亦杂有人声，宏大如留声片中之黑头。盖洞中有办公室，公司执事人之对话也。洞口前有堤防一道，海水掩蔽其上可寸许，意当退潮时水必陡落。堤防之内为一深池，盖即所谓养畜池。沿堤防而行，又可至对岸山脚。欲行，方踏出数步，鸿儿即大啼，只得折返。 鸿儿说：“海，可怕。” 这的确是一个实感，连我自己也都觉得可怕。凡是过于伟大了的东西，总是要令人生畏的。希腊的海神poseido 并没有带着美人的面孔。 午饭后骤雨片时，译《生命之科学》四页。 晚餐用得特别早，安娜叫儿们准备作木钓竿。大的两个儿子各有一套钓竿，长可七八尺，是两截木棍斗成的，下截粗，上截细。但与其说是钓鱼竿，宁可说是打狗棍。我起初不知道是作什么用。到了海岸，看见他们各把一大卷钓缗解开来盘旋在沙岸上。钓缗极长，缗端着钩处系一重实的铅环，这尤其使我有些莫名其妙。但疑团立刻冰释了。他们把那铅环来套在那木竿上，铅环的孔能够自由地通过上截的细棍，但不能够通过下截的粗棍。他们举起棍，由离海岸四五丈远处跑向海边去，将竿上的铅环乘势抛向海中，铅环便如铅弹一样飞去，将钓缗曳出可至十余丈远。随手便将竿抛去，理岸上钓缗。 看着这样的情形，我自己也不免破颜一笑，觉得这种钓法，很是别致。据安娜说，儿子们前天在岸上看见有人作这样的钓法，钓到一两尺长的大鱼。他们是昨晚才去把钓具买了来的。我的更进一步的快乐，不用说便是要看到他们钓上一两尺长的大鱼来了。 和儿的钓缗挽上了一次，但只挽上得那个铅环和空的钓钩。在他换上钓饵，准备作第二次投钓的时候，有一位老人领了两位十岁上下的女孩子到海岸上来。她们也为好奇，立在旁近观看。和一准备停当，又照样作势投去的时候，铅环飞得不得力，只飘飘地落进了离岸五六丈远的海中。原来岸上的钓缗被一位女孩子踏着，一投便把钓缗振断了。一场高兴和落进了海中的铅环一样，成了一个空。带领着女孩子的老人告了罪，扫兴地走了。博儿的钓缗也没有收获，便把来收拾了起来。 儿辈都在沙岸上跳跃，凿穴，作种种的游戏。小小的鸿儿也跟着在沙中游戏。他的母亲说：“这孩子只要有沙玩，他是整天都不倦的，连脚也不晓得痛。” 坐在沙上，受着当面的海风，在凉意之中挟着温暖的感觉。海水和岸沙昼间所吸收了的太阳热，在这时候正在发散。那发散着的潜热和海风的凉度调和了，刚好到了适人的程度。 岸上的远村和近村都上了灯火。西手的灯火稠密处，有四盏灯一直线地由上而下排列在一座山上。 ——“那四盏灯在登山啦，”我莫名其妙地说着。 ——“那是神社，”安娜说，“你看这边也有一串。” 回头看到岩和田的一座小山上果真也有一串，但只三盏。 西手的那灯火稠密处在放花炮，岩和田也遥遥相应。 临海的山影渐渐转浓，终竟和星影全无的晴空融成了一片，登山的电灯们成为了登上天的星宿。 二日 天气快晴。 晨五时安娜便督促着儿们起床，叫他们开始用功，说在午后同到波都奇去。我也起了床又开始翻译。 午饭用后往波都奇。博儿背着鸿，他们兄弟五人先走着，安娜和我在后面跟随。 走到海岸，穿过了东手的两条隧道之后，又翻过了一匹山，山虽不高而径颇陡峭。山下现出了一片海湾来，有几个儿童在海中沐浴。走下海边时，儿们却不在。 安娜说：“是到大波都奇去了。这儿是小波都奇，再往前面一个湾是大波都奇。那儿要更清静些。” 沙岸上仍然晒着网，一位渔夫在坐着补缀。又有一位十六七岁的童子，用橡胶线套在一些竹片上做成了一枝弩枪，像埃及人的跪法一样，跪在岩脚下用砂粒来打一匹伏在岩壁上的蚂蜋。我伫立着看他，但瞧准尚未定，蚂蜋飞了。飞不远又伏着时，童子又瞧准。打了一发，却没打中。我笑了，他也回过头来，向着我发了一笑。牙齿分外的白。 又翻过了一匹小山，这次的路，愈见倾斜，愈见狭隘了。烈日在头上燃烧，汗水不断地浸出。 ——“走这样多的路来洗海水澡，未免太吃苦啦。” ——“去年是每天都来的，我还背着鸿儿。” ——“何苦呢？” ——“这边的海水清洁的多，又有岩阴，可以让鸿儿睡午觉。” ——“隔得几天来一次倒还有意思。” ——“凡是天晴是每天都来的。” 我觉得她的母**未免太浓厚了，一天的吃食浆洗已够劬劳，还要为着海水的清洁和地方的幽静，在烈日光中背着儿子跑这种陡峭的山路。 由山谷步下海边，海湾的面比小波都奇更狭，但的确更加幽邃。远远看见儿女们都在右手的岩礁上坐着。 ——“哦，的确有翻过两匹山来的价值！”我赞叹了一句，又大声地向着儿们叫了一声。小小的鸿儿在岩礁上站立起来，也在叫着，表示欢迎。 我们也走到岩礁上坐下了。 安娜一面拂着自己额下的汗珠，一面说：“这儿简直是自己的世界！” 两侧的岩臂向海中伸出，把海湾抱着。中段陡峭的沙岸上堆着些篼篮和破旧的衣服，有两三个小儿在那儿坐着。 儿们都下海去了。我也想下海去，但我没准备浴衣，穿着湿裤回去是不舒服的。安娜劝我索性脱了下去。我照着她的说法，在沙岸上把短裤脱了，就和才生下地来的一样，一丝不挂地跳进了海中。 岸边因有岩壁环抱，岸沙堆砌得陡峭，碧绿的湾水便形容得很深。但跳下海去却也平常。 在海中凫不一会，有一只渔船向着湾子回来了，船上都是赤裸的海女。原来岸上的篼篮和破衣服都是海女们留下的，我起初疑心是乞丐的几位小儿才是等着他们的母亲的渔家的儿女。 我赶快跑上海岸把短裤穿上了。 海女们在船上大笑了起来，笑的声音和海浪一样清脆，牙齿和浪头一样的白。 船要抵岸时，大多数的海女都各人抱了一个鼓形的小木桶跳下了海，凫上岸来，只让一二人在船上掌桡。 她们凫上了岸，把船也帮着拖上了岸来时，我走向船去，想看她们所捕获的是什么。 她们一看见我走拢去，又爽脆地轰笑了起来。 ——“你怕我们女娘子，你把来藏着了。哈哈哈……” ——“你怕什么啦，连我们都不怕啦。啊哈哈哈哈哈哈……” ——“檀那，你真白净啦！” ——“你又白又嫩啦。” ——“有点像鳗鱼啦。” ——“像海参咯，啊哈哈哈哈哈哈……” 笑得我真有点害臊了。 她们所抱的鼓形小桶原来是浮标，是中空的，下边系着一个网袋。网袋里面都装着蝾螺和鲍鱼。 那些海女多是三四十岁的人，年轻的只有二十来往的。头上勒着印蓝花的白布帕，项上挂着一副潜水眼镜，下身套着极紧扎的红色短裤。除掉这点短裤之外完全是裸体。皮肤是平匀的赤铜色，全身分外呈着流线形而富于弹性，大有腽肭兽般的美感。 一群雌的腽肭兽正笑个不止的时候，独有一位最年轻的，她却没有笑。她听见别人说“又白又嫩啦”，把她那黝黑的眼睛举起来看了我一眼，接着又埋下去了。眼睛黑得比海水还要深。 安娜已经带着鸿儿到左手的岩阴下去了，儿女们都聚集在那儿附近，我把海女们的笑声留在背后，向那边跑去。 ——“那些海女们大笑了我一场。”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见了她们回来，赶快上岸穿上了裤子。” 安娜也笑了。她又说：“这儿的海女们，性欲是很强的。一两个男子遇着了她们的一群，只好逃走。中年的海女假使成了寡妇，没法满足时，听说在夜深都得跑到海里来浸。” ——“她们提的鲍鱼和蝾螺是可以买的吗？” ——“那是不能明买的，除非是私下偷卖。海产的权利是官厅所有，公司把那权利购买了。凡所采获的虾、鲍鱼和蝾螺之类都要送到公司，由公司给与规定的采获工钱。譬如给了五毛钱的工钱和五毛钱的权利金，本钱算只花了一块钱的鲍鱼，我们向公司里买，便须得费四五块钱。” ——“她们抱的那个桶子，潜下海时是系在身上作救生带用的吗？” ——“不是那样的。那桶下有网袋，是装鲍鱼和蝾螺的。鲍鱼在海底，很深，通常大抵是男子取。海女只在二三寻深处捉那兜着的蝾螺。她们潜下去，停一下又凫上来，抱着桶子休息。一个大汉要取一个鲍鱼，有时要潜水三两次。” ——“一次可经得多少久？” ——“至多怕只得五分钟吧。” 听见了这席话，顿时感觉着那些嬉笑着的海女们的天真，只是在苦海里浮沉着的愚昧。人是的确为一部分垄断的人所腽肭兽化了。 腽肭兽们上了岸，在岸上烧了柴火来取暖；隔不一阵又纷纷上船，划到湾外去了。 我们也从左侧的岩礁折回右侧的来。这右侧的岩礁是坦平的，呈着五层的阶段。在第三层上有一个一寻见方的方池，只有几寸深，中间安置了一个大的天然石。我觉得这是人为的，安娜以为是天成的。但天成的那有那样的规整呢？那或者是原始时代的渔民所崇拜的生殖神吧？ 坐在天然石上，想到这两天来似乎把这浪花村附近的好处已经领略完了，打算明天便回市川去。 ——“我打算明天回市川去。”我对安娜说。 ——“你何不多休养几天呢？”安娜劝着说，“到十号同和儿一道回去吧。” ——“这儿的好处都看完了，但多住下去，刑士会来麻烦你们。” ——“等来了之后再说吧。” 博在右侧岩腰处画水彩画。画好了走转来时，不注意地踏上石礁上的青苔滑了一跤，仰倒在岩石上，后头很受了跌打，一时竟站不起来。画匣子也跌破了。赶快下去把他扶起来，一场高兴扫去了一半。我担心博是起了轻微的脑震荡，把一张手绢蘸湿，顶在他的头上。 安娜把儿女们都招呼了拢来，准备回去。她背着鸿儿，和佛儿、淑子先走了。我与和儿扶着博，让他慢慢地走。 太阳还是灼灼的，隔着刨花帽晒得头痛。 三日 晴。 五时顷起床，在庭内劈柴。长段的木柴横在地面上，用长柄斧头当腰纵劈之。虽然用尽了力气，但十斧有九斧是打在地面上，不要说运斤成风要斫鼻上的泥翳，竟连劈这样大的柴头，我都赶不上我的老婆。 午饭前负鸿儿到海滨，在港堤上走了一回。有两个男子携着小叉往海里去叉鱼。腰上各有一条长绳系着一个小竹筒在末梢，在背后的水面上浮着。我问堤上的一位渔夫那小竹筒是什么用意。据说那是用来穿鱼。 回寓后看见有两个穿黑羽纱洋服的人在垣外探头探脑地窥伺，一个肥黑面多髭，一个苍白而尖削。一眼便知其为刑士，心中颇不快。 少顷，肥黑者走进来求见，果然是地方上的刑士。口称他们是来“保护名士”的。 我告诉了他，说在此只短住三五天，便回市川，不必大惊小怪地惹得邻近的人都不安宁。 刑士先生也还客气，坐不五分钟，也就走了。 译得《生命之科学》十二页。 五日 午前译《生命之科学》十页。 午后全家又赴小波都奇。今日浪头甚高，海水不能入浴。我一个人往大波都奇，想证实我那个生殖神崇拜的观念。在右手的巨石上坐着，又遇着那一批海女凫水回来了，真像一群海豹。但我没有再去惹她们的勇气了。 岩礁约略形成五段，如王庭，半是天成，半由人力，处处有钻凿痕可见，中段坦平，正中的一个正方形的洼陷亦由人力而成，其中立一巨石。这无论怎么是人为的一种东西，要说是系船用的，但那附近都是岩石，不好泊船。船如泊上，被浪头冲打，会在石上碰破的。我始终相信这一定是原始时代的生殖器神。 在巨石上站立起来，望见左手那股岩石上像蛤蟆张口的一个洼岩框，昨天在那下面捕过蟹的，和巨石正遥遥相对。顿然悟到这一定是一雌一雄。 六日 昨夜做一奇梦，梦见在南昌的东湖边上受死刑，执枪行刑者为我的一位朋友。 醒来，头真如着铅弹。盖以洋装书做枕头而睡，故生此幻觉。 午前徐耀辰来信，说岂明先生欲一见，问我几时可回市川。以十号前后回去的消息答复了他。岂明先生的生活觉得很可羡慕。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岂明此时小寓江户，江户文士礼遇甚殷，报上时有燕会招待之记事。 意趣很郁塞，十时顷负鸿儿出交信，淑子相随。在街头遇着前天来寓的那位刑士，他说了一声“今天天气好”。 淑子要采集海藻标本，同到海岸上去帮她采集。 因为睡眠不足，头脑异常的沉闷。我让淑子在岸头看着鸿儿，跑下海里去浸了一下，今日浪头仍未平。大约是不曾见过海的古人所造出来的谣言，爱说“无风不起浪”，其实在海里是惯爱无风起浪的。忽然间在昏聩的脑中浮出了两句诗样的文字。 举世浮沉浑似海， 了无风处浪头高。 七日 午饭时分从海上回来，淑子远远跑来迎接着我说是有客。是三位中国学生。一个l君我认识的，其他的两位却是初见。 l君说他们一早到了市川，那位森老人把地址告诉了他们。他们是在御宿前一站的浪花下了火车，又坐汽车跑来的。我觉得他们这一错也错得妙，没有从御宿下车，正好免掉了或许会有的麻烦。 他们的来意是要出一种文学杂志，托我在上海替他们介绍出版处。我答应了他们，叫他们把条件等等商议好，我在十号回市川，到那时便替他们办理。 今早安娜烹了一只鸡，预备午饭时吃的，恰好供了客菜。 八日 今晨起来，安娜说“今日大潮”。——所谓“大潮”乃大退潮也。早饭后把淑子和鸿儿带着到海岸上去。海水真是退得很远，显出了很多浅浅的岩礁来。有许多大人和孩子在那浅水处捡拾一些来不及退却的鳞介。但我们来迟了，只见一些水荡里有些小小的沙鱼（日本叫着dabo）。淑子也热心地用两手来捞沙鱼。捞了一阵，有一位浴客把自己的葛巾中包着的一匹小章鱼给了她，没说一句话便走了。仔细看去，很像是中国人，或者怕是台湾的黄帝子孙吧？ 一匹小小的章鱼添上了无限的情谊。 淑子得到了章鱼，她便想连忙拿回去夸示。她对我说：“回去不要说是人家给的。” 她这点无邪气的要求，我费了小小的踌躇，但也应允了。 拿回家去，她说是她自己捉的。她的三个哥哥听了都欢天喜地，连她的母亲也在面孔上呈出了一段光彩。 但在我自己的心中却不免生着苛责，我觉得是误了女儿，欺了妻子，辜负了那位送鱼的人。不该，真是不该。 九日 午前安娜携着儿女出海岸，我一人留在寓里译书。她说，打算到近村的大东去，看好地址预备明年好来，明年是不再到岩和田来了。但她们出去仅仅两个钟头的光景便转来了。大东太远，没有去成。今天仍然是“大潮”，他们也捡了些鱼介回来。有一匹章鱼比昨天的还大。 午饭后大的三个儿子出去画画去了。乘着鸿儿在午睡，我把淑子携着去看“日、墨、西交通纪念碑”。这碑立在临海的一座山头，是这座小村上唯一的史迹。据说一六〇九年（三二五年前），当时还是西班牙领的菲律滨总督do rob igobev，乘船到墨西哥去，在海上遇了暴风，飘流到这岩和田来被人搭救了，碑是纪念这件事情的。我来的时候便想去凭吊，但因为几天来的注意都集中在海里，没有工夫去爬山。但已经决定明天离开这儿了，明年乃至永远怕没有再来这儿的机会了，今天是非去不可的。 碑是白色大理石所嵌成的方尖锥形，约有四五丈高。有铜牌用日本文与西班牙文刊载着建碑的缘故，是五、六年前由日、墨、西三国所合建的。 碑的地位颇占形势，岩和田、御宿一带的山海都在一望之中。爽适的凉风不断地吹来，在碑下不禁引起了流连的情趣。 和、博二子远远在更高一层的山边上写生。佛似乎是看见了我们，从那儿跑了来。他和淑子两个便催促着去登那更高一层的山，我在碑下低徊了好一会，才又跟着他们走去。 步到和、博所在处时，他们是在番薯地中对着纪念碑一带画水彩。和说已经画完，他把画来藏起了。其实他是怕我看他的画。 佛儿说：“我们到雀岛去！” 淑子立地赞成了。 据说，雀岛还在大波都奇前面的一个湾子里面，是一座像石笋一样的岛子，头上有些草木，有很多的瓦雀在那儿结巢。就沿着那山路可以走下去的。 他们都很踊跃，我也就跟着他们。 在山路上走着，俯瞰着小波都奇、大波都奇，都从眼底呈出而又走过。果然在大波都奇前面的一个湾子里现出了那座石笋形的雀岛来。要说是岛，其实最好是说为石笋。那岛依傍着湾右的岩股，显然是从那岩股切离出来的东西。岩和田附近的岩石大都是柔脆的浆岩，切离是很不费事的。或者怕又和大波都奇的那个方池中的巨石一样，同是一种古代宗教的偶像吧？我又起了一番好奇的心，想跑到那岛下面去观察。 佛儿说他识路，便让他在前面做向导。拣着向那雀岛所在的两山之间的谷道里走去，下了峡谷起初还有一些田畴。在田埂上弯转地走，把田一走尽，便是一望的荒草，有些地方将近有一人深的光景。路是连痕迹也没有的。我冒险把木屣去践踏，仅踏得两三丈远，手足便有好几处受了伤。 淑子说：“怕有蛇呢！” 天又不凑巧地突然严重地阴晦下来，看看便有猛烈的暴风雨袭来的模样，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了，只好赶快跑回头路。 在山道上拚命地跑，跑得前气不接后气地怕有三十分钟的光景。天，黑得逐渐严重，看看便要崩溃下来。幸好，在天还未崩溃下来之前，我们赶到了寓里。 不一会，起了猛烈的旋风。好像鼓尽了全宇宙的力量一样，倾倒了一批骤雨。之后，天又依然清明了。 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 ——抗日战争回忆录 一脱离孤岛 上海成了孤岛之后，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各报都改变了论调，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了。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各处街头巷口的小书摊也完全改变模样。上海是瘫痪了。 文化工作者留在这样的地方已经完全失掉作用，大家都在考虑着并计划着怎样脱离这个孤岛。有的北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则转移到大后方去继续工作。后者有采取了集体行动的，如像戏剧界的朋友们便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分别向后方出发；也有采取个别的行动。我就是后一种人之一。 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上海的，这个日期在我可记得很清楚：因为它和我从日本逃回到上海时的日期巧合，那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七月二十七。我在上海算整整住了四个月。 和我同路的是一位曾经到过南洋的广东人，北伐时在总政治部做过工作，可是他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那时有过这样一种打算，想到南洋去，向侨胞募集一些款项来办报或者搞其他的文化工作，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位同路人。 离开上海是清早，坐的是一只法国邮船。这船是靠在公和祥码头的，不能够直接到达，所有的乘客都用小划子由黄浦滩边分批送去。 邮船靠的地方和当时日寇的有名的主力舰“出云号”毗邻。当载着我们一批的小划子到达邮船的时候，出云舰附近飞起了一只水上敌机，飞到邮船的头上来，故意地十分低飞，绕船三匝而去。这样耀武扬威的恶作剧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乘船的人大家都沉默着表示愤怒。 上了船，船上的管事们要求乘客们躲进舱里。据说，要出了吴淞口之后才能安全。 其实这只邮船原是值得日本鬼子投下几枚炸弹的，而它却没有投。出了吴淞口后我才知道，船上满载着国民党的所谓党政要人，差不多全部的所谓上海闻人，都在这只船上。我们自己的朋友也不少，廖夫人和邹韬奋便都不期然地也同在这只船上。 二遥望宋皇台 到了香港之后，我住在六国饭店。一个人在三楼临海的一间房间里住定了，情绪相当寂寞。 南京政府的抗战态度，住在上海的四个月是已经领略够了的。在军事上虽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在政治上却只时而做些姿态，丝毫也没有改变作风的诚意。尤其对于民众动员工作，他们是死不放松的。你要说他们不动员吧，“抗敌后援委员会”的组织到处成立了，但无非是借故敛钱，包而不办，占着茅坑不拉屎而已。 自己虽然有决心，想到南洋去募款，但也没有把握。南洋不曾去过，募集是不是可以成功？成功了，仅仅靠着文笔的宣传，又会有什么效果呢？ 前途的渺茫，不免增加了自己的惆怅。假如是到了北方去，那情绪又会是完全两样的。我很失悔，为什么没有和周扬同志一道去延安？ 这些情绪为那阴郁的天气成了内应，夹攻着我。我站在骑楼上望着烟雾迷蒙着的海，烟雾迷蒙着九龙对岸的远山，不知不觉地成了两首旧诗。 十载一来复，两番此地游。 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其一）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其二） 十年前的一九二七，我是到过香港的。那是在“八一”革命遭了挫折后，我从神泉乘帆船浮海而来。那一次在香港住了将近一个月，曾经往宋皇台去游览过，也曾发过一些感慨。尔来已经整整十年了，中国的情形进步了多少呢？十年内战，逼得革命的人民武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暴侵略，像海啸一样，几个月期间席卷了半个中国。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丝毫也不知道悔过呢！ 宋皇台不又成为了时代的象征吗？ 我的古物学的知识也曾经告诉过我：那三两个堆积在一段高地上的庞大的顽石，说不定会是冰河时代的孑遗，其中会包含有更丰富的科学的意义；然而它们所关联着的一段历史悲剧，却沉重地压抑着我。 历史在它长期停滞的期间，就像流水离开了主流一样，只是打洄漩。 宋朝在南边搅完了，明朝又到南边来搅完，现在不又是明末宋末的时代了吗？ 冲破那种洄漩，不让历史重演，正是我们当今的急务。 三街头遇故人 由上海撤退的朋友，经由海路南下的，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在这儿停留一会之后再转入内地。因此，在这并不怎么宽大的岛市，只要你一出街去，便差不多随处都可以碰见熟人。 就在我到香港的第二天，我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转雪厂街的十字街口便遇到一群朋友，那是从日本被迫回国的林林、姚潜修、叶文津，和两位没有到过日本的小姐，一位是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另一位是我现在的爱人于立群。他们在上海时在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里工作，我们是时常见面的。尤其是立群，我们有好几次还一同上前线去慰问过抗战将士。就在大场失守的那一天晚上，她也和我和别的朋友们同车上过前线，我在中途分了手，到昆山去了。她们折回上海，车过大场时便遇着敌人的大举进攻，几乎成了炮灰。 立群是《大公报》的驻日记者于立忱的胞妹，她们是于式枚的侄孙女。原籍虽然是广西贺县，但她们都生长在北平。她们的家庭悲剧，由官宦人家成为破落户的经过，立忱在日本时曾经告诉过我。立忱为了贫病交迫，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四个月，回到了上海，但不久便自杀了。她的丧葬，差不多完全是立群和她的一些年轻朋友经手措办的。在那时，立群已经和林林他们常在一道了。 七月我也回到上海，经过林林诸位的介绍，我认识了立群，顿时感到惊异。仅仅二十来往岁，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的人，对一般时髦的气息，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一个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而她对于抗战工作也很出力。“八一三”以后时常看见她在外边奔跑。 当大家正筹划着怎样离开上海转移到后方去的时候，立群本来已经参加了洪深所领导的一队演剧队，在临走的前夜我劝她改变了计划，不如和别的朋友们取海道绕到武汉去，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她听从了我的劝告，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们比我先一天离开了上海。 在他们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的行期也已经定了，但我为保密起见，却没有告诉他们。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几天之后，一定可以在香港会面。几天之后，果然遇见了，在他们却可算是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立群先看见了我，向来不大说话的她，首先叫了出来。 “哦，我们还怕你要死守上海呢！”郁风接过去，带着几分夸张的调子这样说。 他们是住在海陆通旅馆的，商量的结果，就在当天下午都搬到六国饭店来了。 四辗转反侧 香港的救亡工作在当时也相当紧张，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在进行着出国的事，连护照都已经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劝告：到南洋去并没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国内先搞好一个基础，再去募集也比较容易一些？ 这意见我采纳了，想到不如索性把《救亡日报》提前恢复。假使这一着成功，那么好些朋友的工作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但要把《救亡日报》恢复，根据地最好是设在广州，可能时就使它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吧。假使设在香港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可不是“救亡”而是流亡了。 就这样，在香港待了一星期光景，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广州去。林林、潜修、文津、郁风、立群，也都同路。 广州，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我是住过三个多月的，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旧地重游了。市面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在郊外听说多开拓出了一些住宅区。我得到朋友的介绍，便到“梅村”去找一位姓李的。他是湖北人，在曾养甫下边做工作，他的太太在北伐时的汉口我们是时常见面的。 那是两层楼的房子，还有些附属建筑和庭园，相当阔气。是两家人在合住，李太太之外，另一家是谌小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他和我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对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国共合作的恢复，是我和曾养甫的功劳。”——这话，他以后还向我提说过好多次。我也问过朋友，据说他们经过间接的关系最初送达过一封信，倒是事实。 主人派了一间小楼房给我，小巧玲珑，应该是可以舒展地睡一觉的。但不知怎的，我在那头一天晚上，在那样清静的别墅里，却辗转反侧地怎么也不能睡熟。 睡不熟，一个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又在那儿酝酿着诗了。这次做的却是一首七律：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澣弦。 昨夜宋皇台下过，帝秦誓不有臣连。 五碰壁之余 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要办报，不能不打通党政军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希望他们出些钱。这种工作，照我的性格来说，是有点不相容的，然而我自己却主动地来担任了。 尽管是怎样化了石的广州，经受着抗战的大风暴，也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鼓动。时而有敌机的空袭。市面上偶尔有画着虎皮般的装甲小炮车出动。防空设备虽然十分简陋，但也总在设备了。军队里也在开始恢复政治工作，有好些地方在开短期训练班，想火迫地训练出一些宣住人员。至少为抗战而宣传，是不犯禁的了。 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参加了好些次欢迎会、讲演会，也被官方的训练班请去讲演过。广州无线电台也请我去广播，我的广播词是《动员民众之必要》。这倒真是一个核心问题，然而这个核心却和在上海、南京一样，根本没有被人重视。并不是民众不肯动，而是当局害怕民众，害怕民众动。这样能够抗战吗？抗战能有前途吗？ 我靠着居停主人的介绍，去见过一次曾养甫（那时的广州市长兼财政厅长）。我把恢复《救亡日报》的意思向他提出了，不用说是希望他津贴一点。他对我说：你最好向吴**提出，只要他答应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吴**是吴铁城。凑巧得很，隔不几天，他请我到他官邸去吃晚饭。席面是很丰盛的，有好些人同席。席上谈到抗战如持久，将来各种物资都会缺乏，白报纸的来源也会大成问题。因此，他说广州的报刊实在太多了，应该取缔一下才行。这样，先给我一杯闭门羹，使我连开口的余地都没有了。 我想，这一定是曾养甫干的鬼，他们是串通好了的。看来这广州之行，只会是一张画饼。广州都是这样，到南洋去又会怎样呢？本来并没有存多大希望的我，到这儿倒认真地开始失望了。 然而，意外得很！在毫无希望的地方却又钻出了希望来！ 那是一位“军人”在他看见我四处碰壁的时候，却向我开出了一个条陈：你何不去见见余幄奇（余汉谋）呢？ 余幄奇，我无一面之识。那位“军人”便自告奋勇，替我当了说客，而居然也就说通了。 余汉谋请我到他军部里面去见了面。他没有等我开口，便说他愿意支持《救亡日报》，每月愿捐助毫洋一千元，按月支付；从十二月便开始，可以作为开办费，容易周转一些。 他能这样“慷慨”，我是能够了解的。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直系，为了好买空卖空，不免也来小试一下两面三刀。 六“拍拖” 《救亡日报》的复刊有了着落，朋友们的工作岗位也就定下来了。林林、潜修、文津、郁风都决定暂时留在广州帮忙编辑，同时打电去上海，请总编辑夏衍迅速赶来。我自己是依然想到南洋去的，只等夏衍来，把一切关系接头好了，便慢慢动身。 荏苒之间快要过新年了。住在梅村不大方便，我又受到“军人”的邀约，索性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和他同住。在那时他还为我介绍了些工商界的朋友，打通了些社会关系。吃蛇肉，吃狗肉，游荔枝湾，逛六榕寺，听广东戏，访蛋户船，日子倒也过得着实古怪。南京城的沦陷，“国民政府”的西迁，军事阵地的转移，在广州看来，似乎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事。 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却接到了一通由武汉打来的电报。内容倒很简单：“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陈诚。”就只有这么几个字。自京沪失守后，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经移到武汉，陈诚在那儿担任着警备司令，我是知道的。但他有什么“要事”要和我商量呢？这倒是一个闷葫芦了。 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到武汉去一趟。这一去是有必要的。到那边去看了一趟，再转赴南洋并不算迟。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出来了，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 这样一来，立群可有伴了。她本来是要到武汉去的，便和其他的朋友们分开，也搬进了新亚酒楼。她一搬来，不声不响地整天价只是读书写字。她写一手黑顿顿的大颜字，还用悬肘。这使我吃惊了。我从前也学写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工夫的。我便问她，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她告诉我：是他们的家传，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颜字的严肃性可能起规范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我也陪着她写了几天大颜字。 夏衍是在五号这天赶到的，我们也欢迎他住到新亚酒楼。一切关系很容易地交代清楚了，《救亡日报》在元旦已正式复刊，在长寿东路还找定了一个社址。我留在广州的任务算告了一个段落，我是可以走了。 六号的晚上，我们便乘粤汉路的火车，由黄沙车站动身。我和立群，另外还有一位姓苏的青年同路，这也是“军人”介绍给我的，希望他能在路上照拂我们。 很多朋友都到车站上送行，有一位工商界的朋友再三叮咛地说：“到了武汉，千切不要做官啊！无官一身轻，希望你早些回广州来！”这话使我很受感动。——但这位朋友，在广州沦陷后他却变了节，真真是一件遗憾的事。他是应着“当事者昏，旁观者清”的老话，他懂得“无官一身轻”，却没有懂得“无产也一身轻”的。 在昏黄中火车快要开了，我们从窗口伸出头去向朋友们一一惜别，握了不仅一次的手又彼此再握。 最后，夏衍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告诉立群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大家都在爽朗地笑，但我自己明白，我笑得要算最不自然。可不是吗？我在精神上已经紧紧地把她“拍拖”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