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心解》 第一章 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 http://.biquxs.info/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注释: 初：初生，这里说人刚出生的时候。 性：性质、个性，是指个人先天具有的素质和性情。 本：原本、本来。 善：善良。 习：学习，也指长时间在某种环境下养成的特性。 每个人在刚出生的时候，本性都是善良的，性格和脾气也是接近的。只是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和环境不同，性情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 心解 人性本善 作为《三字经》的开篇，“人之初，性本善”六个字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关于人性本质的探讨。古今中外有很多人就这一哲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西方社会占有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就是“原罪”。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人们必须接受耶稣，必须要向主忏悔，然后就可以上天堂，而避免受地狱里的各种磨炼之苦。在我国儒家学派内部，主要存在三种观点：性善、性恶、有恶有善。 性善论是孟子的观点，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证明。在《孟子·公孙丑》中，有这样一段话：“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恻隐之心，是一种同情心；羞恶之心，觉得不好意思、害羞，是一种自省的心态；辞让之心，彼此谦让、谦退；是非之心，要分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孟子在这里主张，天赋人性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并认为这“四心”亦即所谓“良心”便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即“四端”。如果没有这四种心，人和动物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性恶论是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所倡导的理论。荀子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 王充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人性与教育、环境的关系，充分地肯定了教育、环境对人的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人性问题上，王充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提出人性有善恶之分。他认为，由于先天禀气的不同，人的生理素质是有差异的。他说：“实则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也就是说，人性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 性恶论以人性本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以人性本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辅相成。可以说，两者的思想内核是相同的，只是孟子和荀子因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而引发的不同思考。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还认为人性不仅是善良的，而且总是向着善的方向发展的。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向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是不变的规律，正确的引导是关键。这也就是说后天的教育是很重要的。所以，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感化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德育，主张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化人们。这同样适合我们现在的教育。 “性相近，习相远”是孔子的观点，出自《论语·阳货》。孔子将先天的“性”与后天的“习”相联系。他认为人的天性相近，只是因为“习”的缘故而有“上智”与“下愚”的分别。这里的“习”并不单指学习，而更侧重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环境”几乎可以囊括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一切。其中，父母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前几年一则“妈妈，我为你洗脚”的广告感动了无数国人，也让我们更为深刻地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榜样作用。天下的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如果只是对子女严格要求，不注意自我修养，不仅教育的效果不理想，甚至还会产生反效果。 苟不教，性乃迁。 教之道，贵以专。 注释 苟：假如。 教：教育、训导。 迁：发生变化、改变。 道：方法、规律。 贵：注重、重视。 专：专一、专心致志。 如果忽略了对孩子的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让人性不变的最重要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志地去教育孩子，时时刻刻都不能放松。 心解 以教为先 爱护子女是父母的天性，那么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爱护呢？是一味的放纵，还是精心的教育？下面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左传·隐公三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初年，卫庄公非常宠爱自己的小儿子州吁。州吁“有宠而好兵”，飞扬跋扈，任意妄为。虽然也有大臣规劝庄公要注意对儿子的教育，不要一味放纵，否则后果会很严重。但是庄公并没有采纳，依旧任其胡作非为。庄公去世后，太子完（就是卫桓公）即位。第二年果然发生了州吁杀害卫桓公自立的事件。起因只是州吁过于骄奢，卫桓公就训斥了他一顿，结果州吁就逃出卫国，联合从郑国逃出来的公孙滑，集合卫国的逃亡者回国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州吁骄横好兵，闹得国内怨声载道。邻近的诸侯联合起来讨伐州吁，把他消灭了。庄公的溺爱反而使州吁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这个故事从反面告诉了我们教育的作用。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有效、正确的呢？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使一个人形成系统而健康的人生态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因此“教之道”就要“贵以专”。所谓“专一”应该包含横向和纵向两层意思，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将学习作为一生的目标和追求，“活到老，学到老”，不要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还要专心致志，学一样成一样，不要浅尝辄止。 我国先人很早就明白“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师旷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音乐家。他天生双目失明，故自称盲臣，又称瞑臣，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除了在音乐方面造诣非凡，他还是位杰出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时人称其“多闻”。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刘向所著的《说苑》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将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一天，师旷正为晋平公演奏，忽然听到晋平公叹气道：“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有很多东西我还不知道，可再想学也太迟了吧!”师旷不以为然笑道：“那您就赶紧点蜡烛啊。”晋平公有些生气了：“哪有身为臣子而取笑君主的呢？”师旷赶紧解释：“臣下怎敢取笑大王？我听说，少年时好学，如同初升的太阳一样精力充沛；壮年时好学，如同中午的阳光，还很强烈；老年时好学，那便是在夜间点起蜡烛小心前行。尽管烛光微弱，但总比摸黑强吧。”平公一听，连连点头称赞：“说得好。” 古人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知识文化，岂是短短几十年就可以学得完的呢?难怪庄子也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叹。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现代人呢？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社会，瞬息万变，我们面对的时代变化速度是空前的。人们要适应变化的世界，就要有终身学习的态度。据统计，当今世界90％的知识是近三十年产生的，知识半衰期只有五至七年。而且，人的能力就像电池一样，会随着时间和使用而逐渐流失。因此，人们需要不断“充电”。比尔·盖茨就讲过一句话：在21世纪，人们比的不是学习，而是学习的速度。在现今的企业环境里，没有打不破的铁饭碗。你的工作在今天可能不可或缺，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明天这个职位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学习来防患于未然。 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故事来说明专心致志的重要性。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在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他在绘画方面超人的才华。后来，在母亲的教育下，唐伯虎拜师在大画家沈周门下专门学习绘画。天赋很高的他很快就掌握了绘画技艺，得到老师沈周的称赞。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结果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终于明白学无止境的道理，从此潜心学画，终成一代名家。 “专一”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它需要人一生的坚持和付出。在学习的过程中，一时的松懈很可能就会使我们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 昔孟母，择邻处。 子不学，断机杼。 注释 昔：过去、以前。 孟母：孟子的母亲。 择：选择。 子：儿子，这里说的是孟子。 机杼：织布机上用来穿针引线的梭子。 战国时，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孟子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曾三次搬家。一次孟子逃学，孟母就割断纺织机的布匹来教育儿子。 心解 孟母教子 “孟母三迁”的故事最早记载于西汉刘向所撰的《列女传》中，即“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孟子小时候，父亲早早地去世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他们家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就常常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他母亲说：“这不是我可以用来安顿儿子的地方。”于是孟母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旁边去居住。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的样子。一会儿鞠躬欢迎客人，一会儿招待客人，一会儿和客人讨价还价，表演得像极了！孟子的妈妈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欢读书，做些谦让食物遵守礼仪的游戏。这时候，孟子的母亲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里可以用来安顿我的儿子。于是他们就在那里长久地居住下来。孔子曾经说过：“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意思是与仁相处是完美的，不选择与仁相处，怎么能是明智的呢？这些都说的是环境对成长的影响。 现代社会也一直演绎着“孟母三迁”的故事。现在如火如荼的“陪读”、出国潮等现象就是实际的例子。为了给孩子一个有利的成长环境，父母不惜放弃家园、放弃工作，来到外地陪孩子读书。经济基础好的家庭则会千方百计地将孩送到国外“深造”。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进名校”——家长不惜一切代价将孩子送到所谓的“名校”中去。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家长就开始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上小学要进“重点小学”，上中学要上“重点中学”，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名牌大学”。现在各式各样的学校排行榜更是让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固然“名校”的师资条件和学习氛围会优于一般的学校，但是家长也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否也是受攀比思想的影响，为了所谓的“面子”，给孩子平添了很多压力呢？ “子不学，断机杼”依然说的是孟子的故事。在孟子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时候，有一次读书厌倦了，他就逃学回家。他母亲正在织布，见他回来，便问道：“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回答：“跟过去一样。”孟母十分生气，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剪断，把织布用的梭子折断，扔在了地上。孟子见状害怕极了，赶忙问为什么。孟母说：“我织布要一根根织，一寸寸织，才能完成一匹布。你的学习也像织布一样，只有不分昼夜才能有所成就，如今你学业未成就厌倦了，就像我刚才折断的梭子一样，没有梭子，还能织布吗？这是前功尽弃呀！”孟子听了很受震动，从此一天到晚勤奋学习，没有停顿。后来他拜子思门人为师，成为孔子儒家学说的继承者，被后代人尊为“亚圣”。同时，这个故事也形象地说明了“贵以专”的道理。 在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史上，母亲在教育子女中的地位作用，极为显著，孟母和岳母就是其中的楷模人物。她们重视子女教育、教子有方，被历代人们誉为“母仪”。前人将我国古代母教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注重言行：母亲的言行将对子女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国古代的母亲很注意在子女面前的言行举止。二、注意环境：《颜氏家川》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小时候所受的环境影响，会自然而然形成品德。三、反对溺爱：古时强调母亲不能对子女娇惯溺爱。“慈母败子”成为古代母亲的座右铭。四、寓教于喻：古人特别注意在教育儿童中运用比喻的方法，生动形象地说明某些道理。五、教子清廉：进入仕途是古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我国古代的母亲教训他们的为官清廉，不能凭借职权贪污受贿。这在现在社会依然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窦燕山，有义方。 教五子，名俱扬。 注释 窦燕山：名禹钧，生活于五代末年，幽州人。古代幽州属于燕国，燕国有座山名叫燕山，所以后人以地名尊称他为窦燕山。 义方：品德正直、教育有方，后指家教。 俱：都。 扬：传扬出去。 五代时期，窦禹钧品德高尚，而且教育儿子很有方法，他教育的五个儿子都很有成就，同时科举成名，闻名后世。 心解 教育有方 要想真正了解这四句的含义，就要先讲一下窦燕山的故事。窦燕山是五代后晋时期的人。他出生于富贵的家庭。年轻的时候品格低下，经常仗势欺人，做生意欺行霸市、缺斤少两、昧心行事。有贫苦人家借他家粮食时，他是小斗出，大斗进，小秤出，大秤进。虽然积攒的财富越来越多，但直到三十岁还没有子嗣，心里非常着急。一天晚上，他死去的父亲托梦给他，说：“你心术不正、心德不端，恶名昭著，如果你还不悔改，不但无子而且会短命。你要赶快改过迁善、大积阴德、广行方便，还有挽回的可能。” 窦燕山醒来之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暗自下定决心要弃恶从善，广行善事。他在家里兴办义学，积德行善，克己利人。一天夜里又梦到他父亲对他说：“如今你的功德很多，后有五子齐登科甲，你的寿命会到八十九岁。”他醒来以后，行善更为积极，后来他的妻子果然生了五个儿子，分别起名为：仪、俨、侃、尔、僖。 之后，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培养教育儿子身上，不仅时刻注意他们的身体，还注重他们的学习和品德修养。比如他的家庭之礼都按照古礼进行，家中男不乱入，女不乱出，男耕女织，和睦孝顺。在他的培养教育下，五个儿子都成为有用之才，先后登科及第。后人称之为“五子登科”。其中大儿子做到礼部尚书，二儿子做到礼部侍郎，其余三子也都做了官。当时有一位叫冯道的侍郎听说这件事情后还特地赋诗一首：“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窦燕山的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除了他教育的五个儿子全部中举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五个儿子全部都是品德高尚的人，有史书的记载为证。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除了非常赏识窦燕山的长子窦仪的学识之外，还对他的品德赞美有加。他曾对大臣说：我认为在朝中的官员里，窦仪最为稳重谨严，家教良好，兄弟和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高超的学识，更要有高尚的品德。下面的反面例子，也许能让我们更为深刻地体会这一点。 相信大家对蔡京和秦桧两个人不会太陌生。蔡京是北宋末年的权臣，在位期间搜刮百姓、排除异己，对上又曲意逢迎，以保官位。他的行为终于激化了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宋江、方腊起义。秦桧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提起他们，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三个字“大奸臣”，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呢？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他们的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一说是蔡襄，一说是蔡京。在元代陶家仪所著的《书史会要》中有这样一段话：其（蔡京）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这充分反映了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书史会要》中也有对秦桧书法的评价：“桧能篆，尝见金陵文庙中栏上刻其所书‘玉兔泉’三字，亦颇有可观。”而且，我们今天应用广泛的宋体字正是秦桧所创。可见，对于孩子的德育往往比智育更为关键。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注释 养：哺养、培养。 过：过失。 严：严格教育学生。 惰：失职、懈怠。 仅仅是供养儿女吃穿，而不好好教育，是父亲的过错。只是教育，但不严格要求就是做老师的失职了。 心解 师长的责任 这四句话说的是家长和老师在教育孩子上的义务和责任。人们经常把父母对孩子的培养称为“养育”，即包括“养”和“育”两部分。家长不仅要满足孩子的物质方面的需求，还要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古人有“发智在师，育善在家”的说法，意思是老师的主要责任是启迪、开发孩子的潜能、授予学业，而家庭教育的重点是以品德教育为主，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以及教会孩子如何学“做人”。 人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我国古代，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子通常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此父亲在教育子女中的作用更为突出。《三字经》中较多地强调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现在，父亲和母亲的作用同样重要，但往往分工不同。所谓“严父慈母”也是这个意思。下面就用正、反两个例子来说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的画家。他的画作《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成为人类艺术史上的经典。达·芬奇画蛋的故事也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而他所以能够成为如此有成就的画家，和他父亲的正确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在达·芬奇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他是在父亲比埃罗的抚育下成长的。儿童时代的达·芬奇，喜欢大自然的景色，经常攀登悬崖，并且对画画很有兴趣。有时，他独自一人坐在草丛中，用心地观看五花八门的花草树木以及活泼可爱的小动物，然后回家细心临摹。开始画得有些四不像，但是，时间久了，他画的那些东西渐渐有了画意，镇上的人们都称他小画家。一天，邻居拿着一块木板来到镇上，交给了比埃罗，说：“请你家的小画家在上面画些东西。”比埃罗当即答应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告诉儿子。过了几天，达·芬奇发现家里有一块空白的木板，就想在上面画画。画什么呢？他想来想去，就将自己最熟悉的小动物画了上去。画成后，他拿去给父亲看。父亲看到上面画的有蛇、蝙蝠、蝴蝶、蚱蜢，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来的小东西。不仅数量多，而且结构合理，形象逼真。比埃罗高兴极了，心想孩子是真的有画画的天才。于是，他决心支持孩子去学习艺术，把孩子培养成为一名画家。比埃罗十分重视名师的指导作用。为了使孩子取得名师的指导，他特地同儿子一起去佛罗伦萨拜访当时颇有名气的画家、雕刻家罗基奥。经过比埃罗的一番介绍，加上达·芬奇本身的才华，罗基奥才答应收下这个小徒弟。通过勤学苦练，达·芬奇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画家。 我国汉朝陈万年教子的故事就是反面的典型了。陈万年是朝中的重臣，靠溜须拍马、欺上瞒下来保住自己的地位。他的儿子陈咸却是一个刚正清廉的官员。一次，陈万年把儿子叫到床前，教他读书。结果到了半夜，陈咸打瞌睡，头碰到了屏风。陈万年一看很生气，要拿棍子打他，训斥说：“我口口声声教你，你却睡去，不听我讲，为什么？”陈咸说：“你说的话的意思我都晓得，就是要我对上司拍马屁、讨好，仅此而已！”陈万年顿时哑口无言。 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后就走进学校，接受老师们的系统教育。在古代，儿童入学前都要在“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前磕头，可见老师地位的崇高。古时还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以房子打比方来形容自己和老师的关系。他说老师的围墙高十数丈，屋内富丽堂皇，不是一般人看得到的；而自己不过是只有肩高的围墙，一眼就可以望到尽头。他还把老师比作太阳和月亮，说孔子光彩照人，不是常人所能超越的。孔子死后，子贡悲痛万分，在孔子墓旁守了六年。尊师重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可能会贯穿一生。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心理的变化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已经不是“严格”两个字可以包容的。面对家长和社会的挑剔，老师也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式。 子不学，非所宜。 幼不学，老何为？ 注释 非：不是。 宜：适宜、应当。 何为：能做什么呢？ 小孩子不肯好好学习，是很不应该的。一个人如果在小时候不认真读书，到年纪大的时候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心解 刻苦勤学 这四句话是说人们应该从小就认真学习。战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荀子的经典作品《劝学》就系统地论述了学习的目的、意义、态度和方法，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荀子认为学习可以提高、改变人的素质，使人智慧明达、言行无过、增长才干。另外，他在《劝学》中用形象深刻的语言阐述了学习应持的态度是：逐渐积累、坚持不懈、专一不躁。“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经典词句流传至今。唐代著名书法家、政治家颜真卿也有“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诗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更是将从小不好好学习的后果一语道破，值得后人警醒。 按照传统的教育理论，十三岁之前是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期。古人还特别强调背诵的功夫。如果你有心翻看一下古代文学家的生平，你就会发现他们在幼年时代就可以将很多我们视之为“艰涩难懂的东西”倒背如流了。现代人也非常重视孩子早年的智力开发。从出生之前的胎教到家里墙上贴满的认字识物的张贴画，再到高高堆起的光盘，无不显示着父母的良苦用心。除了幼年的启蒙教育外，父母还会要求孩子要不断地学习，不要因为取得一点成绩就停下学习的脚步。方仲永的故事相信大家不会陌生： 方仲永家里世代以耕田为业。仲永五岁时，有一天忽然哭着要书写的工具。他的父亲对此感到诧异，借邻居的书写工具给他，仲永立刻写了四句以赡养父母、和同一宗族的人搞好关系为主题的诗，得到了大人们的赞赏。从此，指定物品让他写诗，他都能立刻完成，诗的文采和哲理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同县的人对此感到非常惊奇，渐渐对他父亲以宾客之礼相待，还有的人用钱来求仲永题诗。他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于是每天带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仲永继续学习。当仲永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诗作不能与从前的名声相称了。又过了七年，仲永已经和平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了。方仲永的天赋远远超过其他人，但是由于没有继续学习而最终落得“泯然众人矣”的结果，沦为千百年来父母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 三国时期风起云涌，英雄辈出。吴国的大将吕蒙就是其中之一。凭借赫赫战功，他得以身居要职，但是学识却没有一点长进。一次，吴王孙权对大将吕蒙说道：“你现在身居要职掌握重权，不可不进一步去学习！”吕蒙以军营中事务繁多为理由加以推辞。孙权说：“我难道是想要你钻研经史典籍而成为学问渊博的学者吗？只是应当广泛地学习知识而不必去深钻精通。你说要处理许多事务，哪一个比得上我处理的事务呢？我常常读书，自己感到获得了很大的收益。”于是吕蒙开始学习。一天鲁肃与吕蒙研讨论说天下大事，鲁肃听到吕蒙的见解后非常惊奇地说：“你如今的才干谋略，已不再是过去的东吴吕蒙可相比的了！”吕蒙说：“对于有志气的人，分别了数日后，就应当擦亮眼睛重新看待他的才能，老兄你为什么这么晚才看到事物的变化呢！”后来，鲁肃与吕蒙结为好友，然后告别而去。这一段佳话也为后人留下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典故，提醒人们永远不要放弃学习，尤其是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如果不想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古董”，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学习。 我们没有方仲永那么高的天赋，如果连吕蒙那样学习的决心也没有的话，我们还会有什么作为呢？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 注释 玉：没有经过加工和雕饰的玉石。 琢：雕刻、打磨。 器：器物、用具。 义：义理、道理。 玉石不经过打磨和雕刻，就不会成为精美的器物；人若是不学习，不求上进，就不能明白道理。 心解 学习的意义 这四句用比喻的手法告诉人们接受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古代时的人们认为玉石是很宝贵的，而且有佩戴玉的习惯，所谓“君子比德于玉”。玉像仁一样温和润泽，像勇一样不屈不挠，像智一样有条有理，像信一样始终如一。一块藏在岩石中的玉石要变成一块精美的玉器，除了要有“伯乐”的欣赏之外，还要有能工巧匠的琢磨。同样，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离不开师长的“琢磨”。 岳母刺字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那么一代名将岳飞又是怎么教育他的儿子岳云的呢？由于当时金兵的侵略烧杀，岳云从小与父母分离，颠沛流离。在他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岳飞将其编入部将张宪的队伍中，当一名小卒，并对他“约法三章”。在岳飞的严格教导下，岳云勤学苦练，可谓文武双全。有一次，小岳云与将士一起骑马进行爬山练习，不小心马失前蹄摔倒在地。岳飞见了大怒，并指责岳云说：“这全是平日练习不认真造成的，如果是在战场上，岂不误了国家大事？”当即下令将他推出去斩首。众将士急忙求情，希望念其年幼，能够法外开恩。尽管如此，岳飞最后还是下令将岳云打了一百军棍。从此岳云更加刻苦练习，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也成为一代名将。岳云固然是一块质地不错的玉石，但是只有经过岳飞的精心雕琢才能成为货真价实的美玉。 除了师长的教育，还需要自己主动地学习。在谈到学习的重要性时，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培根曾说过：“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学习能够开阔视野。读史使人明智，因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诗使人聪慧，因为诗句是最充满智慧且精辟的语言；演算使人精密，因为数学会让心细如发；哲理使人深刻，因为你可以获得更为深刻和多元的看问题角度；伦理学使人有修养，因为那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结晶；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因为只有懂得逻辑你才能出口成章。 学习能够丰富人生经验。每天世界上都会发生成千上万件事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活动区域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亲身经历所有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从书本和别人那里学习，从而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 在当今社会，学习更是生存的一项技能。只有不断地学习，你才可以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只有不断地学习，你才能不被时代抛下；只有不断地学习，你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现代人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第二章 知礼仪敬父母 http://.biquxs.info/

为人子，方少时， 亲师友，习礼仪。 注释 为：作为、做。 子：弟子、学生。 方：正当、正在。 亲：亲近。 礼仪：礼貌、仪节。 作为弟子，正是年少聪明求知欲强的时期，应该要多亲近老师和朋友，以便从他们那里学习到许多为人处事的礼节和知识。 心解 立身之本 这四句话说的是人应该如何立身的问题，要求人们从小就要注意两点：亲近良师益友，学习礼仪。 首先谈一下“亲师友”，古人非常看重老师和朋友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的《师说》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老师的重要性，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韩愈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能“传道授业解惑”、学者定会遇到疑难“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老师的重要性以及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接着韩愈又提出“圣人无常师”，并以圣人孔子为例：“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并提出自己的择师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韩愈又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论断。 除了良师之外，如何去结交益友也是一门学问。儒家学说认为，两人结为朋友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有共同的理想和道德追求。曾子说过：“君子应该以学问来结交朋友，以朋友来辅助仁德。”孟子也说过：“交友，是结交他人的品行。”朋友有益友也有损友，到底什么样的人值得交往，什么样的人不值得呢？孔子曾经说过：三种朋友有益，三种朋友有害。朋友正直，朋友诚实，朋友见识广博，是有益的；朋友奉承，朋友谄媚，朋友圆滑善变，是有害的。古今中外有很多朋友之间相互帮助、相互信任的故事，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等。在这里我要讲一个普通男孩的友谊故事。 那是发生在越南的一个孤儿院里的故事。由于飞机的狂轰滥炸，孤儿院里的几个孩子和一位工作人员被炸死了，还有几个孩子受了伤。其中有一个小女孩流了许多血，伤得很重。幸运的是，不久后一个外国的医疗小组来到了这里，小组只有两个人，一个女医生，一个女护士。女医生很快对小女孩进行了急救，但因为小女孩流了很多血，需要输血，可是她们带来的医疗用品中没有可供使用的血浆。于是，医生决定就地取材，她给在场的所有的人验了血，终于发现有几个孩子的血型和这个小女孩是一样的。可是由于语言不通，医生不知道该怎么说出自己的想法。女医生尽量用自己略懂一二的越南语加上一大堆的手势告诉那几个孩子：“你们的朋友伤得很重，她需要血，需要你们给她输血！”终于，孩子们点了点头，好像听懂了，但眼里却藏着一丝恐惧！女医生没有料到孩子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人举手表示自己愿意献血！女医生觉得很诧异，又有些生气。忽然，一只小手慢慢举了起来，但是刚刚举到一半却又放下了，好一会儿又举了起来，再也没有放下！医生很高兴，马上把那个小男孩带到临时的手术室。小男孩僵硬着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血液一点点被抽走！眼泪不知不觉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医生紧张地问是不是针管弄疼了他，他摇了摇头。但是男孩的眼泪还是一个劲地流。医生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了。就在这时，一个越南的护士赶到了这个孤儿院。女医生把情况告诉了越南护士。经过交流之后，医生才明白原来那些孩子都以为她要抽光一个人的血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想到不久以后就要死了，所以小男孩才哭了出来！但是她又有一件事不明白了：“既然以为献过血之后就要死了，为什么他还自愿出来献血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快，几乎是脱口而出：“因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国素来是“礼仪之邦”，因此讲究礼仪是最为基本的道德要求。这种传承了千年之久的“礼仪”究竟是指什么呢？“勿不敬，俨若思”是《礼记》中的第一句话，意思是真正礼的精神，在于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抱着虔诚恭敬的态度。你要端正颜色，处理事情，待人接物都要对自己很严谨，不要轻佻。这句话告诉了我们应当具有的生活态度和准则。我国的先贤曾子对讲究礼仪还提出了三项要求：严肃仪容外貌、端正脸色神态、注意言辞声调。讲究礼仪需要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也需要我们一辈子去研究、坚持和完善。 香九龄，能温席。 孝于亲，所当执。 注释 香：东汉人黄香。 龄：年龄、岁。 温：温暖。 亲：父母。 执：坚持始终，身体力行。 东汉人黄香，九岁时就知道孝顺父亲，在寒冬之日用自己的身体替父亲暖被窝。这是每个孝敬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 心解 孝敬长辈 这四句以东汉黄香的事迹为例，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元代人郭居敬，曾将历史上二十四位孝子的感人故事编辑了一本书，就是《二十四孝》，“黄香扇枕”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黄香是东汉江夏人，即三国时期东吴人，《后汉书》中有他的传记。据史书记载，黄香九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在服孝期间，他“思慕憔悴”，得到乡里人的称赞。后来黄香与父亲相依为命。因家境贫寒，买不起铺褥，也用不起奴仆。到了夏天，黄香就用扇子扇风，并驱赶蚊虫，使父亲能够凉爽地休息。除此之外，到了冬天，睡觉前他就用自己的身体把寒冷的被窝暖热，好让父亲很好地休息。黄香一方面非常孝顺父母，一方面又努力学习。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广泛阅读儒家经典，精心钻研道德学术，而且写的文章也很棒，他的《九宫赋》、《天子冠颂》等流传甚广。时人称之为“天下无双，江夏黄香”。更为可贵的是，黄香还将这种情怀推己及人。在为官期间，他爱民如子，大公无私，实心实意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 《三字经》将“孝”作为孩子接受教育的首要内容。孝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我国自古就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史记》中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父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是人生的启蒙老师，是天下最疼爱自己的人。倘若没有父母的抚养，自己能从一棵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吗？怎么做才能算得上是“孝”呢？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三年无改父之道”；孟子强调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儒家经典《孝经》倡导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等等。《孝经》“孝之终也”的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可见古时孝的观念不只孝顺父母而已，孝和忠是联系在一起的。明朝就有一个“忠孝双全”的故事： 明朝湖南道川守将沈至绪有一个独生女儿，名叫沈云英。她自小聪明好学，跟父亲学得一身好武艺。因其父率兵迎异军死在战场上，当时沈云英才十七岁，她登上高处大声呼喊：“我虽然是一个小女子，为完成父亲守城的遗志，我要决一死战。希望全体军民保卫家乡。”大家深受感动，发誓要夺回失地。很快解除了包围，取得了胜利。战后，沈云英找到父亲的尸体，大声痛哭，全体军民都穿上孝服，参加了葬礼。朝廷下令追封沈至绪为副总兵，并任命沈云英为游击将军，继续守卫道州府。后来人们为她建了一座忠孝双全的纪念祠。还有诗颂曰：异军攻城围义兵，娥眉汗马贼遂平；父仇国难两湔雪，千古流芳忠孝名。 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提倡孝道的一个最真实和普遍的原因就是：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同时，提倡孝道在当今社会还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今日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家庭中“四二一”结构越来越普遍。独生子女处于众星捧月的中心，习惯了只想获得，不思付出的生活。提倡孝道正可以家庭为切入点，提高孩子的爱心和责任感。另外，我国进入老龄社会，社会保障体系亟须完善，各种各样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能否安度晚年成为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孝顺父母的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每个人都难以完全报答的。如果将这份感恩加以升华，就需要我们变小爱为大爱，推己及人，回馈社会。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这样描绘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我们都明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国人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心。钱、物、血浆、劳动……源源不断地涌向灾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2008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将特别奖授予全体中国人，正是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最高褒奖。评委会在颁奖时这样说：“2008年的中国经历了太多悲怆和喜悦，在抗击暴风雪、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神七’航天员太空漫步等事件中，中国人用坚韧、勇敢、智慧向世界展示了令人震撼的民族力量。”相信这些蕴含着巨大力量的话语会激励每一位国人用爱心的火焰温暖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融四岁，能让梨。 弟于长，宜先知。 注释 融：东汉人孔融。 让：谦让，把便利和好处留给别人。 弟：同“悌”，敬爱兄长。 宜：应当。 东汉人孔融在四岁的时候，就知道把大的梨让给哥哥吃。尊敬、敬爱兄长，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道理。 心解 长幼有序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这四句话说的是我们对长辈应该孝顺有加，那么对于自己的同辈，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这正是这四句所要回答的问题。 东汉末年，北海地方出了一个很博学的人，名叫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时任北海太守。孔融性情宽容好士，经常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焉。”他从小就很聪明，尤其长于辞令，小小年纪，已在社会上享有盛名。他十岁时，跟他父亲到洛阳（今河南洛阳县。洛阳是历代帝王的陪都，因位于长安之东，称为东都）。当时在洛阳的河南太守，是很负盛名的李元礼。由于李氏的才名很重，因此在太守府中往来的人除了他的亲戚，其余都是当时有才有名的人。如果不是名人去访，守门的人照例是不通报的。年仅十岁的孔融，却大胆地去访问这位太守。他到府门前，对守门人说：“我是李太守的亲戚，给我通报一下。”守门人通报后，李太守接见了他。李元礼问他说：“请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孔融回答道：“从前我的祖先仲尼（即孔子）和你家的祖先伯阳（即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有师资之尊（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关于礼节的问题），因此，我和你也是世交呀！”当时有很多贺客在座，李氏和他的宾客对孔融的这一番话都很惊奇。其中有一个中大夫陈韪，恰恰后到，在座的宾客将孔融的话告诉他后，他随口说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聪明的孔融立即反驳道：“我想陈大夫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聪明的。”陈韪被孔融一句话难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小孔融的机智和才华，但真正使他留名千古的是关于他的另一个典故——孔融让梨。孔融一共有七个兄弟，他排行第六。他四岁的时候，每次与兄长一起吃梨，他都主动地将大的梨让给其他人。家中的大人很奇怪，就询问缘由。孔融说：“我是弟弟，当然应该吃小的。”所谓“三岁看老”，四岁的孩子如此谦逊有礼，方知其后必有大成。 兄弟者，手足也。《千字文》中也讲到“孔怀兄弟，同气连枝”。兄弟之道是五伦中的一伦，是为悌道。兄弟之间要相互关心友爱，彼此气息相通，因为兄弟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如同树木一样，同根相连。悌道属于五常中的“礼”德，其原则就是“兄友弟恭”。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弟弟，做弟弟的要尊重、敬爱兄长。兄弟之间如能各尽其道，自然和睦友爱。但是，在古时帝王之家由于争夺权力往往发生兄弟反目、相互残杀的悲剧。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就是“七步诗”。曹操去世后曹丕即位。曹丕唯恐几个弟弟与他争位，便先下手为强，夺了二弟曹彰的兵权，又逼四弟曹熊自杀。曹丕一向嫉妒三弟曹植的才华。有一次故意刁难他，命曹植在大殿之上走七步，然后以“兄弟”为题即兴吟诗一首，但诗中却不能出现“兄弟”二字，成则罢了，不成便要痛下杀手。曹植不假思索，立刻脱口而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了以后潸然泪下，没下得了手，只是把曹植贬为安乡侯。 除了兄弟友爱之外，孔融让梨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一种美德——谦让。谦让是古人一直竭力提倡和推崇的一种品德。在某种意义上说，谦让就是“不争”。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过这样的话：“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他认为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水是最接近“道”的，就在于水的“不争”，因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谦让的品德在今天更为难能可贵。让习惯了“为我独尊”的独生子女们学会谦让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三章 认识我们的世界 http://.biquxs.info/

首孝弟，次见闻， 知某数，识某文。 注释 首：首要、重要。 次：其次、次要。 见闻：看到和听到的事情。 知某数：认识数目。 识某文：明白文理。 做人首先要学的是孝敬父母和敬爱兄长的道理，接下来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并且要知道一些基本的数学和文化知识。 心解 博闻强识 “首孝弟，次见闻”在全篇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前一句是在总结之前的内容，后一句则引出下文。以数字来概括知识要点是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具有简明扼要、容易记忆的特点，因此有了“知某数，识某文”。 古人认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根本，因而人们应该在端正学习方向的前提下广闻博知。“首孝弟，次见闻”正反映的是古人这种重视德育的思想。《论语》中有这样的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行”和“文”分别指的是道德行为和文化知识。孔子强调要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文化知识教育之前。除孔子外，古代很多思想家都强调过这一点。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一个教育者的职责，首先是“传道”（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才是“授业”（传授业务知识）和“解惑”（解决疑难问题）。随之提出“好学”、“力行”、“知耻”三个步骤，特别强调“知耻”是做好“好学”和“力行”的原动力。 在增长见识、认识世界方面，古人强调要“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古人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段话，是儒家学派为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而提出的阶段性行为目标。这一程序性行为纲领的起始就是格物致知。由此可见，这一思想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这个词的解释古人却没有定论，现在一般的解释是：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更深层次的意思是：透过物质的表面而了解其本质，从而达到智慧的境地。这就给我们传达出一个信息：看事看物，甚至看人都不能仅从表面入手，应该尽力了解其本质，这样才能到达“至善”的境界。关于如何认识事物，《礼记·大学》有这样的说法：“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要研究物象必定要知道物象的根源和枝末。要通达事理，就必定要明白事理的先后得失。那么如何“知人”呢？古人认为首先就是要看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历史真迹，因为文学最可以反映一个人的自然状态，而历史真迹是最为客观的存在。其次，就是要了解哲学，因为哲学是一个人思想的足迹。 除此之外，古人还认为外出游历是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的必要步骤。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为以后写作《史记》积累了丰厚的素材。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英国培根就说过：“对年轻人来说，游历是教育的一部分”，这和我国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不谋而合。这是我国古人治学的态度，也是古人对于做人的一种终极追求。生活在全新时代的我们，除了可以从自身的经历以及书本中了解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网络，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世界。俗话说“有得必有失”，确实不错。功能强大、使用便捷的工具极易使我们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迷失方向。更为可怕的是，这让我们养成了懒惰的习惯，不会主动地学习和思考。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在试题下面写着“百度一下，就知道”的中学生的试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一而十，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万。 注释 我国采用十进位算术方法：数由一开始，由一到十，由十到一百，由一百到一千，由一千到一万。 心解 数 这四句话讲的是数的基本知识。数学是我国从古至今的基本教学内容。《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所谓的“六艺”，数学就是其中之一。和我国类似，西方国家有“七艺”教育——文法、修辞、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其中也包含了数学，可见人们对数学教育的重视。下面，我们就具体来介绍“六艺”的内容。 数学古称算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被古希腊学者视为哲学之起点。数学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学问的基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以汉代《九章算术》的出现为重要标志。656年，唐初统治者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带动了数学的发展，出现了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明清时期，我国数学的发展经历了中西融合的阶段。由此可见，数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抽象思维发展的结果。人们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就同时受到归纳、推理思想方法的训练。数学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了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当前，随着电脑应用的普及，信息的数字化和信息通道的大规模联网，依据数学所作的创造设想已经达到即时试验、即时实施的地步。数学技术将是一种应用最广泛、最直接、最及时、最富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实用技术。 何谓“礼”？古人认为“礼”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管子·牧民》中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自古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都有礼乐之官（司礼），孔子曾为司礼之官，且少即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在国家宗庙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设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衙曹，设立读祝官、赞礼郎、祀丞等礼仪官。如唐代设立有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六个部门，明代则设置太常司，太常司设卿、少卿、丞、典簿、协律郎、博士，赞礼郎。古时的“礼”并不仅指礼貌和礼仪，更是保持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称之为“礼治”。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尊尊就是要求奴隶和平民服从奴隶主贵族，不得逾越。孔子也主张“为国以礼”的礼治论。他认为剥削阶级享受特权是“天下之通义”；人们必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乐兴，刑罚中；礼之用，和为贵。他还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刑罚只是辅助手段。 关于“乐”的内容，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讲到。 “射”在这里指的是射箭；“御”是指对驾驭战车技术的培养。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因此，“射”不但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唐代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度，在武举制度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由此可见古时人们对射箭的重视程度。同样，由于战车是当时重要的军事装备，因此驾驭技术在战场上就非常关键。驾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的重要内容。 “书”指的是在文字方面的学问。汉语是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结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学习，感受其魅力。 古人用这六艺来衡量人才，作为一个人立足的基本素质。“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在高级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是初级阶段的必修课。当时，只给予庶民子弟以“小艺”的教育，只有贵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艺”的完整教育，也就是能受到自“小艺”至“大艺”的系统学习。在今天，人们又赋予了“六艺”以新的内容。礼，指的是礼仪、礼貌，类似今天的德育。知书更要达礼，力戒傲慢无礼，尤其不能因熟而失礼，一个有知识又彬彬有礼的人，在职场中会如鱼得水。乐，指的是音乐，类似今天的美育。如古人工于琴瑟，意在加强修养，今人虽有高学历，往往给人浮躁之感，就是因为底蕴不厚，内涵不深，缺乏后劲。射，指的是射箭，类似今天的技能。大学生不如中专生、技校生，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眼高手低，光会说不会练，知识不能转化为能力，就业难也就不足为奇了。御，指的是驾驭马车的能力，类似今天拥有驾照。实际上不管是会开车，还是会外语，都会让你视野开阔，从而在竞争中赢得先机。书，指的是书法绘画，可引申为形象思维。文字不光是表情达意，还可锻炼手的灵活性。手勤则脑灵，手巧则脑聪，可惜今人过分依赖电脑，手写汉字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疏远。数，指的是算法，可引申为逻辑思维。“六艺”的具体内容具有时代的印记，但是其文武并重，知能兼求以及注意到年龄的差异、学科的难易程度而区别教育的思想却是永恒的。 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注释 才：基本的东西。 所说的“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个方面。所说的“三光”指的是日光、月光、星光。 心解 三才三光 这四句讲的是我们需要认识的自然世界。“三才”的说法出自于《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意思是，从前圣人创作《易》时，是要用它来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所以确立天道为阴与阳，确立地道为柔与刚，确立人道为仁与义。天、地、人就是“三才”。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炎黄曰：所谓道生一，意即无极生太极；一生二，为太极生两仪；二生三，为阴阳交感化合。由此形成了“先天地而后万物，万物盈天地之间，人居万物之中”这样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这也进一步成就了中国文化中天地人“三才”的基本框架。《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如今“天地人”的思想也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现代人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在很多公司的办公区的绿化区域经常可以看到分别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及“上善若水”的巨石。这三尊石刻，正蕴含着天地人的传统人文思想。“自强不息”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天的运动刚强劲健，君子应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厚德载物”也出自《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容载万物。“上善若水”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除此之外，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会徽也体现着这种思想。在会徽所使用的色彩中，红色，寓意着太阳；深蓝色，寓意着蓝天；绿色，寓意着大地。三种颜色的三个笔画综合起来成为一个运动的人形，即为“天地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了现代人追求运动的和谐，人的自身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 日月星是天空中最引人注目的发光天体，古人称之为“三光”。太阳是阳的精华，月亮是阴的精华。在我国传统中，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行星，包括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称为五大行星。第二类是宿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十八星宿。在中国古代最令妖邪胆战心惊并且法力无边的四大神兽就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了。在上古时代，古人把天分为东西南北四宫，分别以苍龙为东方之神；白虎为西方之神；朱雀为南方之神；玄武为北方之神。实际上是把天空分为四部，以每部分中的七个主要星宿连线成形，以其形状命名。因此，有了二十八星宿。第三类是经星，是指上述两类星星之外的恒星。古人还编著了《步天歌》将天上的星象串联成琅琅上口、简洁通俗的口诀。 古人不明白天体起源的科学道理，但是从来没有停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都是先民对天空的猜测，虽然没有科学性，但它们依然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从“地心说”到“日心说”，这里有科学的进步，但是为坚持真理的而进行抗争的人才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的对象。1969年7月16日，美国人率先登陆月球，完成了人类探索外太空的第一步。从此，月球上留下了人类清晰的足迹。1962年11月，苏联发射的“火星1号”探测器在飞离地球1亿公里时与地面失去联系，从此下落不明，尽管结果不尽如人意，它却是人类探测火星的开端，开启诸多后来者。1965年7月，美国“水手4号”飞近火星，从距火星1万公里处拍摄21幅照片，人们获得了关于火星的理性认识。可以预见，在未来，人们对太空的探索不会停止，人类对科学和真理的探索也不会终结。 三纲者，君臣义， 父子亲，夫妇顺。 注释 纲：本意是拉网的大绳子，在此指代主要的或处于支配地位的事物。 义：法度。 亲：亲近。 顺：和顺。 所谓的“三纲”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遵守的三个行为准则，就是君王与臣子的言行合乎义理，父母子女之间相亲相爱，夫妻之间和顺相处。 心解 三纲 《三字经》中的“三纲”和西汉大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同样是说明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但是它们的内涵并不相同。董仲舒所提倡的“三纲”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非常关键。《韩非子》：“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臣对君要忠，子对父要孝，妻对夫要节；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三纲”是道德规范，是高度具体的、必须遵从的，即所谓“王道之三纲，可达于天”。“三纲”是“三才”在社会领域的反映。君为臣纲效法天道，父为子纲效法地道，夫为妻纲效法人道。从“三纲”中还引申出“六纪”和针对妇女的“三从四德”，并要求绝对服从。这些今人看来有些可笑的要求，早已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没有任何存在的根据。《三字经》中的“三纲”更侧重强调君臣之间的法度，父子之间的亲近以及夫妻之间的和顺。 所谓的“法度”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孔子曾经对前来询问治国之道的齐景公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换言之就是要各尽其责。古代对君臣关系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君仁臣忠。君主要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多施行仁政。臣子要忠于作为国家化身的君主。“忠”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要指出君主的过错。下面讲一个出自《左传》的“两全其美”的故事： 晏婴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他经常劝齐景公要爱民，但齐景公却总是扰民。有一次，齐景公强令民工大兴土木，闹得齐国民不聊生，众百姓苦不堪言。正巧晏婴出使回国目睹了这一情景，他马上进言齐景公不要造台，齐景公总算同意了。晏婴却不急于回家，而是立即赶到工地，催促民工抓紧干活，稍有懈怠，就以鞭子抽打。晏婴骂累了、打累了，这才回家。他刚离开工地，齐景公的传令官就到了，下令停止施工，民工解散，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民工一听此令，齐声欢呼，好像遇到大赦一般，高高兴兴地赶回家去了。晏婴这样做，是有意把“贤名”让给君王，把“恶名”留给自己。孔子对此极为欣赏，说他既纠正了君王的过失，又使百姓感受到了君王的仁义。当今社会没有了君主，当然也就不存在“君臣关系”了，其实我们不妨将“君”换成国家，把对君主的忠诚转化为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这也正是时代的要求。 历来父亲与子女的关系都很微妙。古时要求子女对父亲绝对服从，现在两者之间则有了更多的温存。现在多数父亲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外奔波，因此没有很多时间来照料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父亲与子女之间的疏离。另一方面，对于孩子来说，父亲的教育和表达关怀的方式，更偏向于理性，因此更具吸引力。这就需要父亲更多的付出，放弃已形成的生活习惯，下班之后，不看电视，特地挤出一些时间和孩子接触和交流。 提到夫妻关系，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举案齐眉”的故事。东汉初年的隐士梁鸿，字伯鸾，博学多才，家里虽穷，可是崇尚气节。由于梁鸿的高尚品德，许多人想把女儿嫁给他，梁鸿谢绝他们的好意，就是不娶。与他同县的一位孟氏有一个女儿，长得又黑又肥又丑，而且力气极大。她说：“我要嫁像梁伯鸾一样贤德的人。”梁鸿听说后，就下聘礼，准备娶她。孟女高高兴兴地准备嫁妆。可是婚后一连七日，梁鸿一言不发。孟家女就来到梁鸿面前跪下，说：“我犯了什么错吗？”梁鸿答道：“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位能穿麻葛衣，并能与我一起隐居到深山老林中的人。而现在你却穿着绮缟等名贵的丝织品缝制的衣服，涂脂抹粉、梳妆打扮，这哪里是我理想中的妻子啊？”孟女听了，对梁鸿说：“我这些日子的穿着打扮，只是想验证一下，夫君你是否真是我理想中的贤士。妾早就准备好了劳作的服装与用品。”说完，便将头发卷成髻，穿上粗布衣，架起织机，动手织布。梁鸿见状，大喜，连忙走过去，对妻子说：“这才是我梁鸿的妻子！”他为妻子取名为孟光，字德曜，意思是她的仁德如同光芒般闪耀。后来他们一道去了灞陵（今西安市东北）山中，过起了隐居生活。不久，梁鸿夫妻二人迁到了吴地（今江苏境内）。梁鸿一家住在大族皋伯通家宅的廊下小屋中，靠给人舂米为生。梁鸿每次归家时，孟光备好食物，低头不敢仰视，举案齐眉，请梁鸿进食。皋伯通见此情形，大吃一惊，心想：一个雇工能让他的妻子对他如此恭敬有加，那一定不凡。于是他立即把梁鸿全家迁入他的家宅中居住，并供给他们衣食。梁鸿因此有了机会著书立说。 其实，在这里我们不能片面地把“三纲”等同于封建伦理道德加以摒弃。父子之间的亲近、夫妻之间的和顺是永恒的内容，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价值。 曰春夏，曰秋冬， 此四时，运不穷。 注释 曰：叫做。 运：运转，光阴循环，一年又一年。 穷：尽头。 四季分别叫做春、夏、秋、冬。这四时季节不断变化，春去夏来，秋去冬来，如此循环往复，没有尽头。 心解 四季 我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因此特别重视对气候和天文的观察。在我国文化里面发展最早、最系统的就是天文学。我国的天文学在明朝以前，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是传统科技的一部分。我国人民很早就注意到了气候的四种变化。到了周代，我国已经有了关于四季的明确划分，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季节与北斗七星运行的关系。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北斗七星不停地转动，就代表了一年四季不断地推移交替，循环运转，没有穷尽。季节的划分主要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二十四节气”就是我国先民智慧的集中体现。为了便于记忆，人们还特意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其中有一首是这样：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基于对大自然的认识，古人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就是古人对这种认识的结晶，它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最早由庄子阐述的，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道家明确把自然作为人的精神价值来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以无为为宗旨，返璞归真，回归到无智无欲的“小国寡民”社会。人类行动的目的就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道教的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后世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向往和追求田园诗般的生活。这似乎也就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寄居”吧。 和道家相比，儒家“天人合一”观念更富于现实性，更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因此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在禅宗来看，人性本来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禅宗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角度看，仍有些类似于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因此禅宗有这样的语录：“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 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新阶段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同样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符，人参天地”，主张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中医学从人与自然这一整体出发，把顺应四时放在诸法之首。“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在漫长的生活岁月中，人类已经形成了与四时气候相应的生理节律，因此需要根据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而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规律，人体的“小宇宙”要顺应自然这个“大宇宙”。《黄帝内经》强调：要“顺四时而适寒暑”，“服天气而通神明”。具体来说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种原则需要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于那些被名利所牵绊的人们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啻为一剂清心的良药，让人们重新获取身心的自由和解放。 曰南北，曰西东， 此四方，应乎中。 注释 应：对应，相应。 “四方”分别叫做东、南、西、北。与这四方相对应的是中。必须有个中央位置对应，各个方位才能得以确定。 心解 四方 古时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在商代，先人就已经完成了对大地上四个方向的划分，太阳的东升西落就是天然的指示牌。在古汉语中，“东”字像太阳从树林中慢慢升起；“西”字则像一只在太阳落山后归巢的鸟在树上栖息。中国人还把四方同四季联系起来，把东方视为春之地，把南方视为夏之地，把西方视为秋之地，把北方视为冬之地。人们还确定了五岳，而且封建帝王每年都会派遣官员去祭奠这些山脉，并认为这是无上的荣光。 其实，东南西北都是人们臆设的方向坐标，茫茫宇宙之中哪里有方向呢？《庄子》一书中就提到“南方有穷而无穷”的辩题。东南西北的方位只是相对的概念，只要确定了“中”，这四个方向就可以确定了。在上古时代，几乎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地球的中心，我国也不例外。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就自称自己居住在“中央之国”，并相应地称生活四周的人们为“夷”、“蛮”等（夷、蛮起初并没有歧视的意味）。现在一直在使用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央之国”的简称，而并非单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中”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指的是整体的平衡点，一根粗细不一的棍子，其平衡点绝对在靠近粗的一头，这一点就是中。“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定律，也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庸定律”，指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关于“中”的规定性，其最根本的是要能够将任何事物作为一个确定的对象转换为一个关于“时”（时间）的过程，从其过程特征中去找到“中”。简单地说，任一过程都有“始”和“终”两端，而两端之间的部分就是“中”。我国先贤关于“中庸”的主张会在后面详细讲解。 “中”的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北京城市建筑的“中轴线”就是最恰当不过的例子。北京中轴线是指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的城市规划具有以宫城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特点，很多建筑都在对称轴上，称为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公里。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前门箭楼、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紫禁城、神武门、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和钟楼。从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东西对称分布着天坛、先农坛，东便门、西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而且是按照“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布局的。这是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赞美道：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建立中轴线，目的是为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这些建筑既是古都北京的象征，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轴线上又陆续扩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今天，北京奥运会的比赛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也建筑在这条北京最具文化特色的中轴线向北延长段上，不能不说是“北京人文奥运”的集中体现，是古都文脉的延续。 曰水火，木金土， 此五行，本乎数。 注释 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组成万物的要素。 本：根源。 数：易数，变化的规律和法则。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数理的。 心解 五行 “五行”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概念，分别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尚书·洪范》中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另外，可以肯定，在战国晚期人们就提出了五行相克相生的思想，并且已经把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矛盾、统一的模式。 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代表不同的性能。“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金曰从革”，是指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古人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因此在概念上，已经不是金、木、水、火、土本身，而是一大类在特性上可相比拟的各种事物、现象所共有的抽象性能，具体见下图。 《三字经》中说五行“本乎数”是为什么呢？古人将一至十这十个数分成两组与五行相配。一至五就是上面表格中的“五数”，即“五行生数”；六至十为“五行成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二生火，地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四生金，地九成之等。宁波有一座举世闻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五行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就将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中。我国中医以五行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来认识、解释生理现象，强调尽力适应自然规律来养生，努力掌握人体运行机制以防病、治病，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成果。除了医学，这种思想在文学、易学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五行不仅是自然哲学，还是一种政治学说。“五德”就是五行之说运用于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五德，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春秋时代的邹衍将天下分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的兴替，同时为新兴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开将五行纳入政治领域之先河。按邹衍的理论，黄帝时代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五德相克，改朝换代。后世历代帝王称帝，皆沿用五德之说。例如，秦代自称是应水运，因此崇尚黑色，以六为量度的规格。汉朝取代秦朝，就是应土运，崇尚黄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汉朝的年号都是以五年为周期更换的。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人用来解释世界本质的方法，我们应该学习其科学和合理的部分，不可一味地将其看作是封建迷信而全盘否定。 曰仁义，礼智信， 此五常，不容紊。 注释 五常：五种基本德性。 紊：纷乱、杂乱。 五常分别是：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常识，不允许紊乱。 心解 五常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白虎通》对“五常“的具体解释是：仁是仁爱；义是得体；礼是合乎规范；智是明辨是非；信是专一守信。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加入“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来的儒学者认为这五种德性是需要人们永远坚持的，因此称之为“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何谓“仁”呢？“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孔子曾经说过：“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句话的大意是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论语·学而第一》：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从反面的角度告诉人们善于花言巧语、阿谀谄媚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说，要求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霸道政治，从而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谓“义”呢？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通过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比方来告诉我们义比生命更珍贵的道理。司马迁、苏武、文天祥、谭嗣同、林觉民、朱自清等等都践行着舍生取义的人生原则。古人还用义和利的比较来说明义的重要性。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时候，利和义，哪一个更重要，是难以抉择的，而能做出艰难选择的人，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在前面已经专门谈过。 何谓“智”呢？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并认为“智”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根据不同的对象予以不同的态度。孔子说：“好学近乎知”（知和智是通假字），认为“智”就是明智。董仲舒在《必仁且智》中说：“何谓智？先言后当。” 何谓“信”呢？董仲舒在《贤良对策》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儒家思想中，“诚信”被视为贯穿天地万物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之道，为人之本。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墨子也给后世留下了“言不信者，行不果”的名言。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卖酒的老翁，在一条小街上卖了数十年的酒，由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生意非常红火。一天，老翁出门办事，让儿媳照管店铺。还没到中午，一坛酒就快卖完了，儿媳一想，何不在酒中掺一些水，不是就可以多卖点钱了吗？于是，她趁人不注意，便往坛子里加了一些水，一坛加水的酒仍然不到晚上就卖完了，并且还多卖得一些钱。老翁回来后得知此事，气得直拍胸脯。儿媳不解，老翁告诉她，一个生意人最重要的是讲究诚信，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誉毁于一旦。可见，我国先民数千年来一直履行着“信”的原则。莎士比亚说：如果要别人诚信，首先自己要诚信。我们不能把诚信挂在嘴边，而是要把诚信落在实处。而莎翁口中的“实处”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点滴和细节。 不同的人对“五常”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悟。在商人眼中，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在有志者眼中，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赢为智；以义取利为信。在革命者眼中，世界大同为仁；祖国山河为义；家国天下为礼；刚柔相济为智；一诺千金为信。经过几千年的深厚积淀，“五常”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同时时代也赋予它不同的内涵，愈加焕发理性的光芒。 稻粱菽，麦黍稷， 此六谷，人所食。 马牛羊，鸡犬豕， 此六畜，人所饲。 注释 梁：粮食作物，粟的优良品种的总称，古代又称为“禾”。 菽：油料作物，豆类的总称。 黍稷：粮食作物，去皮后称黄米，比小米稍大。一般将黍、稷统称为稷，分别来说，煮熟后有黏性的叫做黍，没有黏性的叫做稷。 豕：猪。 稻子、小麦、小米、豆类、玉米和高粱，这“六谷”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食物。马、牛、羊、鸡、狗和猪，这“六畜”经过人们的驯化后，也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心解 六谷六畜 六谷是中国古代的六种主要谷物，最早见于《周礼》。《吕氏春秋·审时篇》记载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谷物。很明显，稻、黍、稷、麦、菽、麻就是当时的主要作物。所谓五谷之说之所以盛行，显然是受到了五行思想的影响。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六谷这个概念在不断演变着，最后只是粮食作物的总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大约六七千年前，我国先民已经成功驯养了马、牛、羊、鸡、狗、猪，后人称为“六畜”。对动物的成功驯养，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 我国的传统农业历史悠久，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炎帝号称“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尝遍百草，历尽艰辛，多次中毒，又找出解毒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 根据新近的考古发现，早在七八千年之前，我国先民就已分别在黄河和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种植粟、稷和水稻了。大约在西周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主要以粟黍为主。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已有稻、麦、粟、稷等农作物的名称以及与田、圃、囿、畎等有关土地利用的文字。春秋到汉代时，中原农业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说。因此，中原人又被称为“粮食之民”。同时农业生产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提高。不过，粮食生产不是唯一的。当时还饲养“六畜”，种桑养蚕，种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捞，进行农副产品加工等。有人统计，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主要有：谷类作物的粟、稷、水稻、荞麦；豆类的大豆、毛黄豆；蔬菜中的白菜、萝卜以及果树中的桃、李、杏、梨、柑桔等。作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我们祖先从野生植物中驯化培育了大量的栽培植物，并进一步把它们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丰富世界人类的物质生活，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充分而又合理地利用土地，是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人类多年的农业生产实践，就是沿着扩大耕地和开展集约经营这一道路前进的。我国是历史上有着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据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周礼》记载，我国古代在经过不定期撩荒和定期轮荒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很早就使用了连作的土地利用方式。宋代以后，就已经很少有闲田旷土，地少人多的矛盾已较突出。因而向水夺田，与山争地的修造围田和梯田的活动，在有条件的地方也逐步开展起来。为了增加生产，另一个更为有效的措施，就是通过推行多熟种植来提高复种指数，而这一措施，愈到后来愈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冬麦的推广，最晚在汉代的北方一些地区已出现了两年三熟制。到了宋代，在江南地区稻麦两熟和双季稻也开始推广。明代之后五岭以南地区一年三熟制也多了起来。进入清代，随着人口的急增，间、混、套复种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从而使紧张的粮食供应得以有所缓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育种学家布劳格曾具体提出：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是“遍及全国的两熟和三熟栽培，它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少数几个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国家之一。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使地力经常保持新壮，是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根据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我国靠施用肥料来维持并增进地力，可能始自商代，但那时可能只是个别现象。到了战国以后才较为普遍，形成“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荀子·富国篇》）的观念。这种观念和西方农业只关心“从土壤中获得最大量的粮食和肉类，以满足其需要，而尽可能不归还从土壤取出的决定其产量的物质”的掠夺式开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对现代人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曰喜怒，曰哀惧， 爱恶欲，七情具。 注释 哀：悲哀。 惧：恐惧、害怕。 恶：憎恶。 欲：欲望。 具：具有、具备。 人有七种情感：高兴、愤怒、悲哀、恐惧、喜好、讨厌、欲望。 心解 七情 “七情”的说法最早见于儒家典籍《礼记·礼运》：“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佛教中也有“七情”的说法，指的是“喜、怒、忧、惧、爱、憎、欲”七种情愫，与儒家的“七情”大同小异。“七情”在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稍有变化，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中医认为，这七种情感应该掌握适当。如果掌握不当，例如大喜大悲、过分惊恐等等，就会使阴阳失调、气血不周，从而这种精神上的错乱会演变到身体上，从而引发各种病症。 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生活在世上，人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喜怒哀乐等多种情感。“彼作家者，感乎外物，动之于心，春草生而心悦，夏鸟鸣而情怡。飒然风至，草木变衰，悲从中来。若夫隆冬时节，天降大雪，素裹千山，观之兴起，于是文人饮酒于秀阁之中，唱和于玉树之下。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也。至于世道兴微，波及文客，则更不待言。是以屈原之作《离骚》，魏武之作《嵩里行》，杜甫之作‘三吏三别’，皆时事使然也。目之所视，身之所遇，有所感而发之笔端，遂成佳作。”正是因为这一点，古时的经典创作才能跨越时间的障碍，依然在在现代人心中引起激烈的共鸣。然而当理智和情感出现冲突时，人们往往无所适从。儒家肯定人们会有正常的感情的同时主张用理智来约束情感，正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说的“情感敦厚深醇，有发抒，有节蓄，喜怒哀乐不失中”。颜回去世，孔子虽然非常难过，但坚决不让其他弟子厚葬颜回。因颜回生前无官职，按礼仪不能用车下葬。孔子严格按礼来办事，甚至说即使是自己儿子也应如此。 儒家经典十分重视文艺作品对人情感与理智的陶冶和调适作用。儒家一方面肯定文艺作品要真实地抒发诗人的内心情感，并且以情感人，使读者受到情感的洗礼，另一方面又反对在作品中过分宣泄情感，要求文人的创作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要表现合乎伦理道德的情感，而不是无节制、非理性的情感。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在因新旧党争接连被贬之后曾作一首《踏莎行》来抒发自己内心无限的无奈和悲苦。原文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这样评价这首词：“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因此，王国维先生就非常赞赏“可堪孤馆闲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而对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句则不太喜欢，因其过于“凄厉”而失去了“中和”之美。 用理智来约束情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通过修养达到平和的状态。平和的人，厚德载物，拥有容人雅量，处事方圆得体，对人宽严得宜。平和的人，冷静待人，理智接事，身处闲处，心在静中。平和的人，表面平淡，实则内聚，心中有磐石般的意志，胸中有经世济邦之策。其心，天青白日，其才，玉韫珠藏。平和的人，执热情而不做作，忠诚而不虚伪。信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光明磊落，纯心做人。平和的人生，是和谐的人生、健康的人生。 匏土革，木石金， 丝与竹，乃八音。 注释 匏：葫芦。 革：皮革。 金：金属。 丝：丝弦。 我国古代人把制造乐器的材料，分为八种，即葫芦、陶土、皮革、木块、石头、金属、丝线与竹子，称为“八音”。 心解 八音 《周礼·春官》中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为八音，这也是最早的乐器分类法之一。匏是指用葫芦制作的吹奏乐器，包括笙、竽等。土是指用陶土制作的吹奏乐器，包括埙等。革是指用皮革制作的打击乐器，包括鼓等。木是指本质的打击乐器，包括柷、敔等。石是指石质的或者玉制的打击乐器，包括编磬、特磬等。金是指用金属（古时多用铜）制作的打击乐器，包括编钟、特钟、铙等。丝是指通过丝弦发生的弹奏乐器，包括古琴、古瑟、琵琶等。竹是指竹制的吹奏乐器，包括箫、笛、管、篪等。 古代乐器主要有埙、缶、筑、排箫、箜篌、筝、古琴、瑟等，乐曲一般缓慢悠扬，主要是为了适合宫廷生活或宗教的需要。到汉朝和唐朝以后，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西方主要是伊斯兰教世界和印度的音乐和乐器大量流入。汉唐时期国力强大，心胸宽广，善于吸收其他文化，源于外国的乐器如笛子、筚篥、琵琶、胡琴等大量为中国音乐采纳，经过改良发展后，逐渐将中国原来的乐器排挤出乐坛。除了古琴一直被文人宠爱，始终作为独自欣赏的乐器流传了下来之外，正式在公众中演出的乐器几乎都是外来的。这些造型特色各异的乐器，以它们美妙丰富的音律，合奏出悦耳动人的声音，抒发出人们的各种情感。 古代《晋书·乐志》说：“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倾隐而仁爱；闻其微声，使人乐养而好使；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这说明我国先人认为音乐中的“五音”可以把握人的性格与行为。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认为：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说透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可见，音乐是人类共有的精神食粮，且具有感化人、塑造人、拯救人的作用。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古时“乐”是“六艺”之一，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程。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指出古时的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本人就有很好的音乐素养，既能演奏，如鼓琴、击磬、鼓瑟，又能歌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正乐、乐教还体现着他自己独特的乐感、乐论。在《论语》中，《韶》与“郑声”是孔子树立的正反两个“典型”，而对二者所持态度的强烈反差突显着孔子乐的取向。“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认为人若不仁，乐则不乐。因此，孔子强调乐不仅要“尽美”，还要“尽善”。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并称赞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在现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韶院村，有一处规模不大的淡灰色仿古建筑，门内北墙正中，镶嵌的石碑上刻着“孔子闻韶处”。孔子还认为乐应该体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正平和，而其“乐正”就是正淫乐以归于“雅乐”，正所谓：“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另外，儒家还把礼乐是否正常作为统治是否成功的标志。孔子就曾以“礼崩乐坏”来形容周王朝的衰落。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和音乐相关的词语：知音。知音来自于钟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的典故。人们常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可见知音的宝贵，可遇而不可求。《三国志》与《晋书》上记载的两个人物，陆抗和羊祜。陆抗和羊祜分别魏、吴两国的将领，羊祜在襄阳为官，陆抗镇守荆州，两个人你想统一我，我想灭掉你，但却丝毫不妨碍二者是知音。陆抗病了，羊祜赶忙送药来，陆抗手下东吴将领全部劝陆抗不要吃。陆抗答道：“岂有鸩人羊叔子哉，汝众人勿疑”，然后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陆抗知羊祜爱饮酒，就送上自己亲手酿造的佳品给羊祜品尝，羊祜部将陈元劝别饮恐有诈，羊祜说：“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虑”，竟然全部喝下。这就是知音，日月同辉，磊落情怀，成为千古佳话。金庸先生在其作品《笑傲江湖》中就描写了“魔教”的曲洋和“名门正派”的刘正风之间一段超越派别、超越“正邪”、超越名利的知音传奇。梵高生前无人认同，最终以枪自毙，死后纵是遗画价高数千万美元又于他生前的寂寞何干；屈原忧国忧民，但朝廷中却无知音，赋完《离骚》逐水而眠；曹雪芹用血泪涂写成了《红楼梦》，最终泪尽而逝。当今社会，人们可以通过高科技的手段满足自我所有的物质欲望，但是人们的心灵却处于真空中。我们急需寻求精神上的共鸣者，来完成辗转的人生旅途。 高曾祖，父而身， 身而子，子而孙， 自子孙，至玄曾， 乃九族，人之伦。 注释 高：高祖，祖父母的祖父母。 曾：第一个“曾”指曾祖，祖父母的父母；第二个“曾”指曾孙，孙辈的子女。 祖：祖父母。 身：自身。 玄：玄孙，孙辈的孙辈。 九族：高祖、曾祖、祖辈、父辈、自身、子辈、孙辈、曾孙、玄孙。 伦：次序、辈分。 由高祖父生曾祖父，曾祖父生祖父，祖父生父亲，父亲生我本身，我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由自己的儿子、孙子再接下去，就是玄孙和曾孙。从高祖父到曾孙称为“九族”。这“九族”代表着人的长幼尊卑秩序和家族血统的承续关系。 心解 九族 古人都是以“九”为大数，所以有“九九归一”、“九九归原”的说法。“九”有时也用来表示极限，如天分九层，最高的为“九层天”，还有成语“九霄云外”等。另外，“九”这个数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据说“九”这个字是从龙形（或蛇形）的图腾演化而来，所以这个字就跟龙一样具有神圣的色彩，因此古人以“九”来比喻君王。当然君王更愿意跟此相联系。“九”代表着最高的权力，享受最高的荣耀。古代常用此来形容帝王的地位，如“九五之尊”，连官员拜见都要实行“三拜九叩”。在古时还有一个和“九”有关的词——“九族”。在史书和电视剧中我们还会经常听到“株连九族”这个很残忍的刑罚。 家庭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社会经济组织。在我国古代，家庭组织是整个社会组织的基础。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人际关系都和家庭组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于家族，古时有“三族”、“七族”、“九族”的说法。“三族”指的是包括自身在内的父辈和子辈，庄子等其他学者则认为“三族”是指父族、母族、妻族。“七族”是指曾祖辈至曾孙辈。明朝有一郑姓大家族七世同居，有一千多人（另有一说为八百多人）。家族的领导叫郑廉，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臣子。明太祖看他能够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很是佩服他，就封给他一个“江南第一家”的称号，之后还出了一个题目考验他。朱元璋命令两个侍卫送了两个很大的水梨去给郑廉。看他如何把这两个水梨公平地分配给他的一千多位族人。郑廉拿了两个大水梨后，把水梨打碎，水梨汁溶进水里，每一个人舀一口，每一个人都公平地尝到了梨。 从汉代起，“九族”有经学上的今文和古文两种解说，各有其社会、政治背景，分别从不同方面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古文说的代表人物是孔安国、马融和郑玄。他们认为“九族”仅限于父宗，包括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九代直系亲属。古文说构成了宗**理的基础。唐、宋以后，“九族”古文说在国家法律中获得正式确认，其中明、清两代的律令规定，“九族”专指父宗。《三字经》就采用的是这种说法。今文说的代表人物是许慎等。他们认为“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之子（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儿之子（外孙）、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母族三是指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从母子（娘舅）；妻族二是指岳父、岳母。 在古代，“九族”的亲属关系是和当时社会的礼法制度密切联系的。如果有一位亲属去世了，与之相关的亲属都要根据自己与这人的亲疏关系穿相应的孝服，守相应的孝期。在古代这是需要严格遵守的。同样，如果有一位亲属犯罪，尤其是罪名严重，与之相关的“九族”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封建社会实行残酷的株连法，一人犯法，往往要被灭“九族”，即“株连九族”。中国古代“抄家”和“灭族”经常是伴随使用的，目的在于斩草除根——完全除去复仇的实力和人脉。吴子胥为报家仇联合吴国讨伐楚国就是灭族不彻底的结果。因此，秦始皇时期开始出现“族诛”的酷法，先是“夷三族”，后来这种刑罚愈演愈烈，由“三族”、“五族”发展到“九族”——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株连最广的是明成祖杀方孝孺，诛其“十族”，在“九族”之外又加入了师生一族。当时连坐被杀者达八百七十三人，其他外亲之发配充军者高达千余人，时称“瓜蔓抄”。 随着时代的变迁，今日“九族”有了很大变化，其亲属之意已经淡出，变成了与之有关的一切人的泛称。 父子恩，夫妇从， 兄则友，弟则恭， 长幼序，友与朋， 君则敬，臣则忠， 此十义，人所同。 注释 恩：恩情。 从：和顺。 友：友爱。 恭：恭敬。 友、朋：古人把朋解释为“同师为朋”，把友解释为“同志为友”，后来合称为朋友。 敬：庄重。 忠：忠诚。 义：此处指行为准则。 父亲与儿子之间要注重相互的恩情，夫妻之间的感情要和顺，哥哥对弟弟要友爱，弟弟对哥哥则要尊敬。年长的和年幼的交往要注意长幼尊卑的次序；朋友相处应该互相讲信用。如果君主能尊重他的臣子，臣子们就会对他忠心耿耿了。以上提到的十义：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朋信、友义、君敬、臣忠，这是人人都应遵守的，千万不能违背。 心解 十义 这里讲的就是儒家著名的五伦十义。五伦最先见于《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十义则出自《礼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传统的人际关系是靠五伦十义来维系的。五伦十义固然体现了当时特定的政治关系，但从社会生活方面看，它从人伦关系的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即使在现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五伦十义也是古时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教育强调学习知识之前要先学会做人，学习对自己、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正确态度，学习以正确的态度掌握知识、运用知识，协调个人理想与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个人的成功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一教育思想就集中体现在古时的“五伦十义”教育。 “五伦”中前面三种是家庭关系，后面两种是社会关系，这是人与人之间不能脱离的最基本的关系。儒家认为五常是天道，五伦是人道，在天言五德，在人间就表现为这五种伦常关系。例如，父子之间讲仁，仁德是父子之道；夫妻之间讲智，智慧是夫妻之道；朋友之间讲信，诚信是朋友之道；君臣之间讲义，义是君臣之道；兄弟之间讲礼，礼是社会秩序的总称，能知道长先幼后，兄友弟恭，家庭秩序才能不紊乱。 五伦对应的是十义。父子之间要重恩情，子女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情，父母感恩子女是自己生命和梦想的延续。夫妇关系要和顺，虽说古时的妻子对丈夫绝对服从的要求已经过时，但是和气、包容地解决问题是永恒的目标，所谓“家和万事兴”。兄弟之间的原则是“兄友弟恭”，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长。兄弟之间和睦友爱，最开心的就是父母。朋友之间要讲究诚信，彼此推心置腹、相互信任，才能算上是真正的朋友。古时君臣之间要坚持“君敬臣忠”的原则，这一点也适用于当今社会的上、下级关系。做领导的要尊重你的部下，做属下的要忠于自己的本位，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孟子在《离娄篇》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有人说，五伦十义就是我们做人的基本态度，它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待他人要多一些善心和关爱，多一些诚实和信任，多一些礼让和宽容，多一些反躬和内省。这样，人际关系的和谐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和谐。 第四章 经典的永恒绽放 http://.biquxs.info/

凡训蒙，须讲究。 详训诂，明句读。 注释 蒙：蒙童，古时指刚入学的儿童。 训诂：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话来解释词义。 句读：指语句中的停顿，短的停顿叫做“读”，长的停顿叫做“句”。 凡是教育刚入学的儿童，一定要讲究教育的方法。把每个字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词句讲解清楚，使学童读书时懂得原文的停顿。 心解 循序渐进 这四句话说的是儿童在启蒙阶段的学习内容和步骤。启蒙教育对人的一生非常重要。孔子曰：“少成若成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是说：一个人小时侯养成的习惯是非常稳固的，终生都会起作用的，因此《三字经》认为“训蒙”“须讲究”，而这一阶段孩子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训诂和句读。 古代的儿童入学后，首先接受的是识字教育。识字的主要教材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古时的儿童摇头晃脑地跟着夫子读《三字经》，反映的就是这一阶段的情况。当儿童“能识两千字”时，老师就开始“讲书”了。“讲书”就包括训诂和句读两部分。所谓“训诂”，就是解释词义的方法，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连用的说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书名叫《诗故训传》。后来才将这门学问称为“训诂”。我国的汉字，是一种形体文字，每个字都包含形、音、义三部分，研究这三部分的学问分别叫做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训诂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学习的初级阶段）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训诂学书籍有两种，一种专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书，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如《论语注疏》、《毛诗注疏》、《韩非子集解》等；另一种是单纯解释古代的词汇，搜集古代词汇，分类注释，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训诂学研究方法有：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做“依”的意思；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 所谓句读，就是对句子进行标点断句。古时称文词停顿的地方叫做句或读。连称句读时，句是语意完整的一小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段落。古代中文在书写上原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设计，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和正确的传达意思，仍有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这就是句读的由来。一般是以句号（。）作为一个句子的终结，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句中语气承转停顿以读号（，或、）表示，则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逗号和顿号。像这样加注句读的动作，被称为“断句”又被称为“圈点”，如果再加上注解或注脚的动作，则被称为“圈注”。正确的圈点除了可以明了句子和文章原意，也可显现一个人基本的学识和涵养。如果不懂句读，往往会造成误读、误解原意。所以古代教育童蒙读书，非常重视句读能力的训练。韩愈的名篇《师说》中说道：“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也道明了学习句读的重要性。据说周总理在一次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把国民党一方驳得体无完肤，国民党代表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叫嚷与共产党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同志淡淡一笑，幽默地同样以这四字作答，只是停顿有所不同。他说：“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正是利用标点非常机智地回敬了对方。还有一个句读救命的故事。清朝末年，一个书法家奉旨给慈禧太后题写扇面，写的内容是王之涣的《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需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由于一时的疏忽和紧张，竟将“间”漏掉了，慈禧一看，大怒，竟把这个书法家问成死罪。此人急中生智，忙解释说：老佛爷息怒，这并不是王之涣的原诗，是用他诗的原意填的词，并当场标点断句，吟诵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需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慈禧一听，无言以对，那位书法家也捡回了自己的性命。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足以认识到句读的重要性了。 为学者，必有初， 小学终，至四书。 注释 为学：进行学习。 初：开头，开端。 小学：初等教育。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 作为一个学者，求学的初期就要打好基础，把小学阶段的知识都掌握了，才可以读“四书”。 心解 四书 这四句是说学习的具体阶段，只有完成了小学的科目才可以读“四书”。古时的小学和现在的小学有些不同。朱熹主张“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他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有了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凡年龄在八至十五岁，不分贵贱，只要年龄和心理特征正常便入小学，十五岁以后便入大（tài）学。 朱熹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而且“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如果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那时再弥补，就极为困难了），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古时小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艺”和洒扫进退的规矩。“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内容之前已经说过。日本将其变化为八道：茶道、艺道、花道、书道、剑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朱熹认为：“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师、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可见在朱熹看来小学应以教事为主，主要内容是伦理规范的训练和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大学是更为系统的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与小学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还对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学和小学教育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经过了小学阶段，就可以阅读“四书”了。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曾子、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在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对于“四书”的学习，朱熹认为“读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且强调“初学且须知缓急”。朱熹的意思是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语》、《孟子》里的精微之处：融贯了《论语》、《孟子》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和“四书”同样普及的是朱熹的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 “四书”在我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闪耀古今。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作，“四书”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无数先贤实践和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多诵读一些经典，不仅能让我们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相信社会也能由此形成一种文化认同的新秩序。 论语者，二十篇， 群弟子，记善言。 注释 论语：书名，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经典作品。 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美称。 善言：具有教育意义的言论。 《论语》共计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一部书。 心解 《论语》 《论语》是我国儒家经典之一，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由孔子的弟子编辑而成的。它主要记载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对我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幼年家境非常贫寒，却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孔子三十五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受到齐景公的赞赏，但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未被重用。不久后返回鲁国，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孔子五十一岁时，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孔子五十四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国的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后季桓氏迷恋歌舞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于是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九岁。六十八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他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之后，他不再求仕，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一面广收弟子，开展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二人。孔子七十三岁时患病，不愈而卒。 《论语》书名的来历就要追溯到我国古代人写作的体例。古代书籍的写作体例，大体分为“著作”、“编述”、“钞（抄）纂”三大类。由钞（抄）纂而成的书籍，古人称为“论”。《论语》的“论”，就是排比资料、纂辑成编的意思，“语”者，语录也，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论语》共计二十篇，一万两千多字，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语言表达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流失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现代人对《论语》的注解则以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为最好。这本书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论语》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礼和仁。“仁”，仁德。《论语》的“仁”，不是通俗意义上仁爱那样简单的意思，它蕴含了君子所有必须具备的道德品性和个人修养。仁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礼必须反映人们的仁德。孔子以礼来规定仁，依礼而行就是仁的根本要求，同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后人称为“德治”或“礼治”。 《论语》中还有大量的篇幅是关于孔子的教育和学习主张。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在教育的基本方法方面，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于教育的目的，孔子认为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其一，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的关键在于爱学、乐学，即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另外，脚踏实地、专心致志、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学习的方法。孔子主张要“温故而知新”，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并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其三，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其四，学习的目的。孔子明确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论语》的教育思想对很多文化名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毛**就很喜欢《论语》，曾经借用《论语》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近几年国内逐渐兴起了一种“国学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国的传统文化，并学习其中的精华部分。《论语》就是大家学习的“热门”。我们现在学习《论语》不仅是呆板地背诵，因为其中并没有详细的准则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多是一些具有启发式的话语。在记忆之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碰到一件事，就会突然触发了这一句话，从而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和灵感，也就获得了解决事情的方法。对于个人来说，这也就是《论语》的价值所在。 孟子者，七篇止， 讲道德，说仁义。 注释 孟子：书名，记述战国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经典作品，据说是孟子本人亲自编订的。 《孟子》这部书，共计七篇，内容是有关品行修养、发扬道德仁义等优良德行的言论。 心解 《孟子》 相传，《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儒家学者孟子的著述。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的典范。孟子也不负众望，勤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家。孟子师承孔伋（孔子之孙，一说孟子师承孔伋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从韩愈在所著的《原道》中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南宋孝宗时，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便是读书人的必读书目。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其主要内容是：“讲道德，说仁义”。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他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主张。他认为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肯定人性善的一面，并认为循此一途，发而外用，普通人也能成圣成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可成尧舜”。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教育学说。在孟子看来，道德教育对个人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使人能够保存天赋的善性或者使失掉的善性得到复归；二是能够扩充或发展先天具有的善端；三是可以帮助人们知性知天。此外，重视道德意志的锻炼也是孟子德育思想的鲜明特点。孟子认为，一个人要成就大器，必须经过严格的锻炼，即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和《论语》一样，均为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与《论语》简约、含蓄的语言风格不同，《孟子》多善鸿篇大论，气势磅礴，发言凌厉雄辩，思维机智缜密，无论文采和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作中庸，子思笔， 中不偏，庸不易。 注释 中庸：书名，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抽出来与《论语》等合称为“四书”。 子思：孔子的孙子，据说孟子是他的弟子。 中：中正、中和、不偏不倚。 庸：经常、常道，永不变化的意思。这里是说中庸是儒家的道德修养和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子思作了《中庸》一书，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是永恒的德行。 心解 《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全篇约三千五百字，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有“子思作《中庸》”的记载。到了南宋，朱熹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根据学者的考证，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子思，名孔伋，子思是他的字，是孔子的嫡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弟子曾子，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子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郑玄的《中庸》注本这样解释“中庸”：“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中庸之道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而是不亏不盈，不急不缓，不骄不馁，不过不及的追求，只有找到了人生大智慧与为人做事较为完美的平衡点，才会达到可进可退、伸缩自如的人生境地。中庸之道的主旨就在于修养人性，从而具备理想的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 人们调节人际关系就需要具备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这三种天下通行的品德。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修养自身，就能够达到美好的人格；尊重贤人，就不至于迷惑；爱护亲族，叔伯兄弟之间就不会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于糊涂；体恤群臣，士就会尽力予以报答；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受到勉励；劝勉各种工匠，财货就能充足；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四方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就会敬服。要做好这九项工作，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的爱心去充分体现中庸的美好人格。 中庸之道还要求自我修养要遵循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者三条原则。 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子思说：“诚者，天下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讲述的是以诚为本的重要性，由秉性真诚而明悟了天理，这叫做天性；由明白天理而内心真诚，这叫做教化。真诚就会明白天理，明白天理就会真诚。 中庸思想在西方的共鸣者就是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德行是mesotes，中文的翻译就是“中庸”。他说：“在情感和行为中的过度与不及都是要遭受失败的，而中道则受到称赞，获得成功。被称赞和成功都属于德性。所以德性乃是一种中道，因为它旨在达到中间。行恶是多方的，相反，行善则只是单向的，这就是作恶日益，为善困难的原因：因为射不中目标很容易，而击中目标则很难。由于这个道理，过度和不及属于恶，中道属于善。”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端实、不卑不亢的民族性格，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大学，乃曾子， 自修齐，至平治。 注释 大学：书名，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抽出来与《论语》等合称为“四书”。 曾子：名参，孔子的弟子。 修：修身，自身的修养。 齐：齐家，整顿家族。 平：平天下，安定天下。 治：治理国家。 曾子作了《大学》一书，他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 心解 《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子所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而且将它列为“四书”之首。 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县，一说山东嘉祥县）人。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也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他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子思师从曾子，又传授给孟子。因此，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家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著述有《大学》、《孝经》（有人认为《孝经》是孔子的作品）等儒家经典，与孔子、孟子、颜子（颜回）、子思并肩共称为五大圣人，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当代的曾姓后裔均把曾子作为自己的开派祖先。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孝道为先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于“大学”的含义，现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广博的意思；一说它是相对“小学”而言的，也就是“大人之学”，即君子达到从政之学。现多采用第一种说法，个人比较赞同第二种。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全篇主要讲述了如何通过修身、明德、得大道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理想，并提出了三条纲领和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大学》的第一句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在很多高校的校训就出自于这句话。例如河南大学的校训就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新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八个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之前已经谈过。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国平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讲的平天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个链条的最终环节，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修身、治国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士们的至高人生理念，对我国民族性格和追求的形成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也成为儒家思想的标志，和道家、佛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共同构成几千年来人们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关于儒释道三家学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说过：“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不仅是一门学问，其精华部分同样也应该是我们的人生理念和追求。 孝经通，四书熟， 如六经，始可读。 注释 孝经：书名，儒家经典之一。 通：通晓、明白。 六经：儒家经典的总称。 把《孝经》的道理弄明白了，四书读熟了，才可以去读六经这样深奥的书。 心解 《孝经》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孝经》篇幅较短，全书只有一千八百字，分为十八章。书中主要讲述“孝道”的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的人如何来实行“孝道”。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作者是孔子，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这是出于后人附会。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孝经》的作者的是孔子的弟子曾子。同期的人则多赞同曾子记录孔子的讲述的说法。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现在一般的说法是，这部书的成书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早期，出自战国晚期的儒家学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有百家之多。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的版本。现在西安碑林中保存最早、造型最特别、雕刻最华丽的碑石就是《石台孝经》。碑文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书写并加以注释的《孝经》。《石台孝经》以奇特的形制、深刻的内涵、绝妙的书法成为西安碑林中的“迎客第一碑”。 《孝经》主张“孝悌”的思想，“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并认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并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提倡“事君如事父”，因此受到各朝统治者的推崇——希望通过宗法血缘关系来达到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 《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烦琐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该书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如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等。在古代，《孝经》承担着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任务，在五四时期受到了批判。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的孝道，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三字经》的作者认为读懂了《孝经》和“四书”，就可以来学习“六经”了。根据南宋学者朱熹的看法，“六经”的地位是高于“四书”的，即“四子，六经之阶梯”（文中“四子”即四书）。古人还要求学习要循序渐进。朱熹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有这样一段话：“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 诗书易，礼春秋， 号六经，当讲求。 注释 诗：《诗经》。 书：《尚书》，也称《书经》。 易：《周易》，也称《易经》。 礼：《周礼》和《礼记》。 春秋：《春秋》。 经：经典，权威性著作。 《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春秋》统称为“六经”，这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经典，应当仔细阅读。 心解 六经 这四句话介绍的是“六经”。“六经”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六部经典的统称。“六经”的说法最早源自《庄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之为“六艺”。“六经“中的《乐经》已经散失，只留存下来《乐记》一篇，并入《礼记》中，因此在汉朝，将这五本著作作为经典，称为“五经”。西汉汉武帝时期设立有“五经博士”。《三字经》将《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春秋》称为“六经”。相传“六经”是孔子教授学生的教材，弟子三千习《诗》、《书》、《礼》、《乐》，七十二贤人兼习《易》与《春秋》。不可否认，“六经”正是经过了孔子的整理以及创造性的修订、解说才得以传之后世的。 “六经”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献。《周易》是我国第一部哲学著作。《周礼》是我国第一部组织管理和典章制度的著作，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的各国制度。《礼记》是我国第一部文化资料汇编，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论著的汇编。《春秋》是我国第一本编年体史书。“六经”各有论述的重点。如《庄子·天下篇》中所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汉书·司马迁传》中的说法是：《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六经”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易》为总纲，《书》为政典，《礼》为礼书，《乐》为乐书，《春秋》为刑典，《诗》则将礼乐刑政综合了起来。 古人认为熟读“六经”是非常重要的。《礼记·经解》中曾记载孔子的有关言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致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静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但是如果学习的方法不得当，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呢？有一个和“六经”有关的著名论断：“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一论断出自宋朝心学鼻祖陆九渊，对我们学习“六经”有很大的启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明白客观的道理，把前人的理解作为参考，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了解古人的意思，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这告诉我们一种学习经典的方法，值得深思。 由于汉朝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至东汉时，又在“五经”之外把《论语》、《孝经》定为读书人必读书目，这样儒家的经典便扩大为“七经”了。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显然在“七经”、“九经”中，已经把古代阐述经义的一些“传、记”也包括到经的范围之内了。在唐代，《论语》和《孝经》是要求所有读书人都要研读的，称之为“兼经”。唐文宗年间（827—840年），朝廷下令把“九经”以及《论语》、《孝经》、《尔雅》都刻在石碑上，总共十二部书，称为“十二经”。这些经书刻石保存至今，就是西安碑林中著名的“开成石经”。在宋朝，理学家们把《孟子》也提高到经书的地位。北宋哲宗元佑年间的科举考试内容中就包括《孟子》。从此儒家的经典便成了“十三经”。其成书年代各不相同，上自上古，下迄秦汉；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字、伦理、民俗、地理、科技、典章制度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十三经”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远，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 有连山，有归藏， 有周易，三易详。 注释 连山：相传是夏代的《易》书。 归藏：相传是商代的《易》书。 分别成书于夏、商、周的《连山》、《归藏》、《周易》，合称“三易”，这样《易》就更加完备详尽了。 心解 《易经》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易经》，又叫《周易》。实际上，《易经》有三种，分别是夏代的《连山易》、商代的《归藏易》和周代的《周易》，但是前两部已经失传了，因此现在来说《易经》就是《周易》。历史传说中，有伏羲画八卦、周文王作周易，即“文王拘而演《周易》”（所以《易经》又被称为《周易》）、孔子修《易》、连山易祖作《易》、九天玄女传《易》等说法。综合来说，《易经》是远古众多圣人根据大自然（或天道、生命）的发展变化规律经过很长的年代创作并不断修改而成的。 《易经》全书共二万四千多字，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的原名就是《周易》，主要是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与卦爻辞。所谓的“六十四卦”，是由“八卦”两两相重而得，“八卦”则是由“阴”、“阳”二爻三叠而成。《易经》的“阴”、“阳”，分别呈中断的与相连的线条形状，即“––”与“—”。古人用阴阳范畴来表现寒暑、日月、男女、昼夜、奇偶等众多概念，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阴”与“阳”的基础上，圣人将其符号三叠而成八种不同形状，分别命名为不同的卦名并拟取相应的象征，称为“八卦”。传部实际上是阐释《易经》经文的专著，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计七种十篇，汉人称之为“十翼”，后世统称《易传》。其中，《彖传》分别解释六十四卦卦名、卦辞和一卦大旨。《象传》阐释各卦的卦象及各爻的爻象，解释卦象的部分称为《大象传》，解释爻象的部分称为《小象传》。《文言》共两节，分别解说乾、坤两卦的意旨，因此也称《乾文言》、《坤文言》，主要是在《彖传》和《象传》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阐发与拓展。《系辞传》主要申说经文要领，贯彻卦爻辞的基本义理。文中对《周易》经文作了全面的辨析与阐发，一者抒发《易》理之精微，二者展示读《易》之要例。《说卦传》是阐述八卦取象大例的专论，也是探讨《易》象产生于推展的重要依据。《序卦传》是《周易》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推衍纲要，揭示各卦之间的相承相受。前半段经《乾》至《离》共三十卦，主说天道；后半段自《咸》至《未济》三十四卦，主说人伦。《杂卦传》犹言“杂糅众卦，错综其义”。将六十四卦重新编为三十二对“错综卦”，旨在阐发事物的发展在正反相对因素中体现出的变化规律。 《易经》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易经》是儒家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思想的重要来源，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易经》的阴阳学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基础。《易经》的实时定位思想、与时偕行等思想对中医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疗原则就源于此。同时，《易经》对子午流注、八纲辩证、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等学说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易经》也对军事理论有直接影响。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吴起、诸葛亮等，都根据《易经》原理排兵布阵。《易经》对武术发展同样有很大启发。《易经》中有“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的辞，说“君子应整治兵器，以防不测”，对习武健身、防身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八卦掌、太极拳等，都来自《易经》理论。《易经》对建筑学的影响主要和“风水”学说紧密相关，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筑设计等都要以《易经》理论为指导。围棋也是根据《易经》原理演变而成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没有《易经》就没有中国的文明。 可以说，《易经》是世界上传承非常完整、绵延不绝、生生息息的文化活化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作为后人，我们要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去学习和应用它。 有典谟，有训诰， 有誓命，书之奥。 注释 典：《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 谟：《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臣谋略的记载。 训：《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贤臣训导君王的言行的记载。 诰：《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王政令的记载。 誓：《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主训诫士众誓词的记载。 命：《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主命令的记载。 《书经》的内容分六个部分：典、谟、训、诰、誓、命，写得很深奥。 心解 《尚书》 这一节介绍的是《尚书》。“尚”是年代久远的意思，“书”就是历史文献。《尚书》意为“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左传》等书籍都曾引用《尚书》中的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到汉代改称《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官方史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相传《尚书》是由孔子编撰而成，当时流传下来的文献有三千多篇，孔子选择了一百多篇编成《尚书》，作为教授学生的教材。《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尚书》编成后不久就遭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西汉初存二十九篇，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为秦博士伏生所传。根据朱自清先生的叙述，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到汉定天下的时候，他才回家，发现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后来汉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但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向他学习。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还有一种说法是，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贤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家、史学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作为我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尚书》中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书中的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尚书》的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就是指这个特点。只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三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二十卷等。 我周公，作周礼， 著六官，存治体。 注释 周公：周武王的弟弟姬旦，西周著名政治家。 周礼：书名。 著：设立、设置。 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治体：政治体制。 周公写作了《周礼》，其中记载着当时的官制以及国家的组成情况。 心解 《周礼》 说起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礼乐文化，就不得不提到“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这一节主要介绍《周礼》。 《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是周代职官礼法、物名制度的汇编，是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所著。周公，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后人称为周公。武王建立了周王朝后，过了三年就病死了，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当国。周公不但理政治国，还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国体，天下大治。周公在辅政期间，兢兢业业，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头时，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这就是成语“握发吐脯”的来源。曹操在《短歌行》也以周公的事迹来抒发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写下了“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的诗句。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周公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孔子的儒家学派，把他的人格典范作为最高典范，其最高政治理想是周初的仁政。孔子终生倡导的正是周公的礼乐制度。章学诚曾言：“人如孔子，不过学《周礼》一言，足以尽其生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大夫季平子私自用天子礼乐，孔子闻之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周礼》内容非常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的宝库。《周礼》一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章，叙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相传周公设置了六部官制的政府机构，每一官制下面再设不同的官职，每一官职都规定了具体的职务条例，这就确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系的大体框架，六部制的行政体系一直沿用至今。“六官”分别是：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明清为吏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人事部；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明清为户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和公安部户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明清为礼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教育部和***；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明清为兵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明清为刑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和公安部；冬官司空，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明清为工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农业部、贸易部等的综合。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主张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代儒士感叹：“非圣贤不能作”，绝非无稽之谈。 大小戴，注礼记， 述圣言，礼乐备。 注释 大小戴：汉代的儒家学者戴德（“大戴”）、戴圣（“小戴”），二人为叔侄关系。 礼记：书名，秦汉之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 圣言：圣人的言论。 戴德和戴圣整理并且注释《礼记》，供人学习，使后人知道了前代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礼乐的情形。 心解 《礼记》 这一节主要介绍“三礼”中的《礼记》。《礼记》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等。《礼记》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乃至医药、卫生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在先秦时代，儒家所称的《礼经》是《仪礼》。据传《仪礼》是孔子根据周代残留的资料，汇编而成的，全书共17篇，包括冠、婚、丧、祭、射、乡、朝聘等基本礼仪，是后世历代帝王制定礼法的依据。《仪礼》虽字数不多，但文字艰涩，内容枯燥，连治史者都对它望而生畏。因此，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学者对其内容进行解释和阐述。《礼记》就是汉代学者根据这些材料编著而成的。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关门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他典籍。《礼记》的编定者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一百三十篇综合简化，一共得八十五篇，被称为《大戴礼记》，流传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四十六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四十九篇，被称为《小戴礼记》，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的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将四十九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书目。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论述严谨，有的言简意赅、意味深长，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很多名言和成语就出自《礼记》，如苛政猛于虎、放之四海而皆准、格格不入、天下为公等。《礼记》中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曰国风，曰雅颂， 号四诗，当讽咏。 注释 国风：《诗经》的一部分，包括了当时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一百六十篇诗歌。 雅：《诗经》的一部分，贵族士大夫的作品，分为“大雅”和“小雅”两个部分。 颂：《诗经》的一部分，用于祭祀宗庙的乐歌，分为“周颂”、“商颂”、“鲁颂”三部分，大约四十篇。 号：号称。 讽咏：吟诵。 《国风》、《大雅》、《小雅》、《颂》，合称为四诗，它是对当时社会的反应，值得我们不断朗诵。 心解 《诗经》 这一节主要介绍“六经”中的《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约三百零五篇诗歌。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中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因此关于《诗经》的作者存在很多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另外一种说法为：这些民歌是由各国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乐师搜集的。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到南宋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的传本。 提到《诗经》就必须要说一下“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诗经》的内容；后三个说的是《诗经》的写作手法。根据音乐的不同，《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共十五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是正乐之歌，包括诸侯觐见天子的《大雅》（74篇）以及诸侯宴请宾客的《小雅》（31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四十篇。“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就是比喻。如《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兴”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如《诗经》的开篇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孔子在教授学生时，非常重视“诗教”，使他们“温柔敦厚”。“诗教”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汉代儒家对孔子文艺思想的一种概括，被后世引申为艺术原则。近代词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提出“柔厚”说，要求词在艺术表现上要蕴藉含蓄，微宛委曲；内容上要深郁厚笃，既不叫嚣乖张，又不浅显直露。 儒家还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论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兴”，就是说诗歌可以让欣赏者精神感动奋发。“观”是说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还可以看出诗人的情志。“群”就是说，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交流思想感情，促使社会保持和谐。“怨”是说诗歌可以引发欣赏者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情感态度。 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和地位。《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以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以及赋比兴的手法来状物。另外，《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面貌，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 诗既亡，春秋作， 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 有左氏，有穀梁。 注释 诗：《诗经》。 春秋：书名，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而成的。 寓：寄托、隐含。 褒贬：褒扬和批评。 别：分别、区分。 公羊：书名，《春秋公羊传》。 左氏：书名，《春秋左传》。 穀梁：书名，《春秋穀梁传》。 后来由于周朝的衰落，《诗经》也就跟着被冷落了，所以孔子就作《春秋》，在这本书中寄托着孔子对现实政治的褒贬以及对善恶行为的分辨。用来解释《春秋》的书有三本：羊高所著的《公羊传》、左丘明所著的《左传》、榖梁赤所著《穀梁传》。 心解 《春秋》 西周第十二代君主周幽王荒淫无道，暴虐残忍，宠信褒姒，上演了一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等到犬戎军队兵临城下时，周幽王自食苦果，死于乱军之中，西周灭亡。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为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东周时代君弱臣强，五霸七雄各据一方，虽有周天子，但政教不兴、号令不行，“礼崩乐坏”，周王室名存实亡。各国不再采风，诸侯不觐天子，天子不享诸侯，宗庙祭祀不继，这样《诗》的精神就丧失了。孔子看到这种混乱的情形，“是可忍，孰不可忍”。晚年时回到鲁国后，根据鲁国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春秋》。因此孟子才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春秋》，又称《麟经》（《麟史》），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史书《春秋》加以整理修订的。《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孔子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他的主观看法。经学家认为他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因此后人将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称为“春秋笔法”或者微言大义。左丘明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就是说《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又能够编写？ 由于《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后人不容易理解，因此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榖梁赤《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公羊传》和《榖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榖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因此，后世史学家比较重视《左传》。 《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是半师半友的关系。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孔子没有来得及为《春秋》作注释就逝世了，于是左丘明来为《春秋》作传。另有相传左丘明当时已双目失明，《左传》是由他口述，经弟子们纪录成书的。 《左传》以叙事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经”，后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传”，全书侧重于以史实配合经文，文笔简明生动，具有极强的表达力，对后世影响最大。《左传》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左传》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 经既明，方读子， 撮其要，记其事。 注释 经：儒家经典。 方：方才。 子：诸子百家的著作。 撮：撮取。 要：要点、主要观点。 读熟了经传然后读子书。子书繁杂，必须选择比较重要的来读，并且要熟习事情的来龙去脉。 心解 诸子百家 《三字经》认为读书的顺序是：“详训诂，明句读”，之后学习“四书”和《孝经》，然后才可以读“六经”，当儒家的经典全部通晓以后，才能涉猎诸子百家。 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是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我们之前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史”是各种体裁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我们下一章会介绍。“子”是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诸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集”是收录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分为楚辞、别集、诗文评、诗词五类。 从春秋中期开始，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间，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的风气开始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局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大家。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十家九流”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太过庞杂，所以《三字经》认为应该“撮其要，记其事”。撮是概括、归纳的意思，也就是把主要学术流派的主要观点，总结归纳起来，记住要点就可以了。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在政治上，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的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在他看来，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还提出“天发威，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天命”的绝对权威。老子的哲学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两方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途径是“守静”。其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政治上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兼爱”、“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为“巨（钜）子”。墨翟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两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当时著名的兵书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名家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应该是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他们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子者，有荀扬， 文中子，及老庄。 注释 荀：荀况，战国后期思想家。 扬：扬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文中子：隋代哲学家王通。 老：老子，春秋时期思想家。 庄：庄子，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 五子是指荀子、扬子、文中子、老子和庄子。 心解 五子 这一节主要介绍古代五位重要的思想家：荀子、扬雄、文中子、老子和庄子。《三字经》之所以选择这五位思想家，是缘于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遵循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以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为主，也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子思。“述”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文化的种子，使其能够以本来面目流传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创作、不对传统文化加注自己的观点，以保持其纯洁性。第二条路线，是以发展创新为主，这里说的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传统学术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绝不是东抄西抄的大杂烩。其中有在全面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如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另外，还有就传统文化的某一点进行创新，发展出另外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如荀子，他就孔子思想“礼”的部分进行创新，融合自己“性恶论”的观点，发展出后世的法家学派。因此，宋代学者孙明复在《孙氏小集·信道堂记》中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前者是继承派，后者是发展创新派。 荀子（约公元前325—前238年）名况，时人尊其号为“卿”，故又称荀卿，汉代避宣帝讳而改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学问博大，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义兵于赵孝成王前。后来荀子受楚国春申君重用，为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令。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 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学并有所发展，综合了儒、墨、道三家的思想，在儒学中自成一派。之前已经说过，荀子在人性问题，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善是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子对礼很重视，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与礼治法治相结合。《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 扬雄（公元前53—18年）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西汉学者、辞赋家、语言学家。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四十岁后，始游京师。扬雄以文章词赋闻名于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 扬雄早年非常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他仿《论语》的体裁作《法言》，仿《易经》体裁作《太玄》。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文中子是指隋朝大儒王通，文中子是他的学生给他的称号。王通（584—617年），字仲淹，万荣县通化人，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出身书香门弟官宦之家，自幼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十岁时，仿孔子《春秋》而作《元经》。十九岁上奏《太平十二策》，施展为国抱负。后读《诗》、《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又讲艺于龙门，受业者千余人。著名学生有唐初名相功臣房玄龄、李靖、魏征等。他的孙子正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他的主要著作是《中说》。 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提倡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老子（约公元前570—前500年），姓李名耳，字聃（dā ），楚国苦县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任守藏史，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向老子问礼。传说他晚年乘青牛西去，并在函谷关前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名《老子》），最后不知所终。 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的理想政治境界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思想的精华是朴素辩证法。例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修身方面，讲究性命双修、虚心实腹、不与人争。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其思想对后代影响深远。例如：汉初的统治者一度把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信条，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两千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战国时代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所著的《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而阐扬、诠解《道德经》最清晰、最正确，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最彻底的则是庄子。他的学说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庄子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者著有《庄子》（被道教奉为《南华经》），也是道家的经典之一。 庄子主张“间世主义”，视天地万物之有若无、视功名如粪土、视帝王如蔽履，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不走极端、不感情用事。这种间世思想是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主张“无为”，放弃生活中的一切争斗。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按时处顺，逍遥自得。庄子的文章，想象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方面，都可以致用。对个人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建功立业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第五章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http://.biquxs.info/

经子通，读诸史， 考世系，知终始。 注释 经：儒家经典著作。 子：诸子百家的著作。 诸史：各种史书。 世系：帝王家族的世代相承关系。 终始：王朝的兴衰始末。 经书和子书读熟了以后，就可以阅读史书了。读史时必须要考究各朝各代的世系，明白朝代兴衰交替的始末。 心解 读史 这四句话是本章的引子。《三字经》提出读懂了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人们就可以学习历史了。古人认为，读史必须在熟读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著作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形成自己判断是非、认识事物的标准，不至于在读史时迷失方向，或者只记住了具体的史实而未能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了解自己的历史，总是会问“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历史正可以填补人类这种内心对于时空的渴望以及对于生存环境的恐慌。学习和了解历史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更为宽广的时空里获得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历史是出于人们自己的内心需要。 另外，人们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目的——为了现在。人类的发展在于不再盲目于任何事物，而是有理性地从事某种事情，也就是说，人们要问个为什么，并且首先思考事情的逻辑性、合理性，并估计事情可能的结果，然后才去行动。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知道被引用了多少次，而且这句话的含义甚至比得上一本专著。因为历史囊括了人类发展过程中一切成功的规则与失败的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失败的重演。我们学习和认识历史，无形之中丰富了我们的阅历，让我们这些平凡的小人物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去接纳和改造生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你就能看得更高、更远。如果用两句话来概括学习和了解历史的重要性，那就是：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都非常重视历史的教育作用。早在先秦时代，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前车之鉴”的说法。古时的明君唐太宗也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事实上，唐太宗之所以能开创“贞观之治”也与他积极吸取历史教训，尤其是隋代两世而亡的教训是分不开的。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曾经说过：人们对历史感兴趣有三种原因：一是获得历史知识，二是获得智慧，三是认识人性。这三点都很重要。古人与今人最大的相通之处就是人性。人性的丰富，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善良，人性的丑陋，都可以从历史中看得清清楚楚。历史知识并不能直接让你致富，但是，它可以完善你的人生，增强你的文化品位。史书中充满了各种智慧，它成为今人的借鉴，因为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古人成功的智慧可以使我们获得成功的启示，古人失败的教训可以使我们得到警示。 2001年7月9日，中央电视台第十套tv-10）“百家讲坛”栏目开播。栏目以“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为宗旨。栏目选材广泛，曾涉及文化、生物、医学、经济等各个方面，现多以文化题材为主，并较多涉及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力求做到雅俗共赏。2005年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登上百家讲坛讲解历史，因其白话式的幽默分析，受到大众的热烈追捧，同时，也带动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在这种学习历史的滚滚浪潮里，一向特立独行的易中天教授又抛出了“历史无用论”，以提醒人们学习历史不要抱有太多功利的想法。在一次访谈中，他这样说道：“历史当然有用，以古鉴今，读史明智。我为什么反复说没用呢？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功利性太强了。功能说得太多，难免庸俗化。我强调历史、艺术的大用无用：百无一用但又不可或缺，必有大用。”历史不是试卷上的选择填空，也不是炫耀自己学识渊博的工具，它对我们的作用不是体现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渗透在人们的观念中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历史这么厚重的东西，我们还是应该保持敬畏和崇尚的态度。 自羲农，至黄帝， 号三皇，居上世。 注释 羲：伏羲，传说中的远古帝王。 农：神农，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 黄帝：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上世：远古时代。 自伏羲氏、神农氏到黄帝，这三位上古时代的帝王都能勤政爱民，因此后人尊称他们为“三皇”。 心解 三皇 我们在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就会经常提到“三皇五帝”，并将之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三皇五帝是中国在夏朝以前出现在传说中的“帝王”。现在看来，他们只不过是实力较为强大的部落的首领。秦嬴政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便把那三皇五帝的名称各取一字合成一词，自称为“皇帝”，以示其地位的崇高无比。 “三皇”的说法是在战国晚期才出现的。另外我国传统对“三皇”的说法并不一致。有的说法认为“三皇”是：燧人、伏羲、神农；有的则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后一种说法由于《尚书》的影响力而得到推广，也被《三字经》的作者采用。 伏羲，又叫太昊伏羲，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人文始祖，居三皇之首。他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相传为中国医药鼻祖之一，也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相传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外出，在雷泽中无意中看到一个特大的脚印，好奇的华胥用她的足迹丈量了这个足迹，不知不觉感应受孕，怀胎十二年后，伏羲降生了。他聪慧过人，坐在一座方坛上，听了八方风的乐音，又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便画出干、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悬卦的符号，叫做“八卦”，以代表天地间的种种事物。八卦也成为中国古文字的发端，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他模仿自然界中的蜘蛛结网而制成网罟，用于捕鱼打猎。他还发明了瑟，创作了《驾辨》曲子。他的活动，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始。在汉代的画像砖上，伏羲是人首蛇身的形象，并经常与女娲一起出现。传说，上古时代曾发生过一场罕见的大洪水，世间只留下了伏羲和女娲兄妹两人，于是他们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再度使我们民族繁荣起来。 继伏羲以后，神农（长期以来，对于神农氏是不是炎帝这个问题，一直悬而难决）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颇多贡献的传奇人物。远古人民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他发明制作木耒、木耜，教会人民农业生产。此外，他还制定了历法，开创九井相连的水利灌溉技术等。实际上农业生产知识是上古人类实践经验的积累，神农并无其人。后来人们推测，神农氏的事迹，大致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制繁荣时期的社会情况。传说神农的样貌很奇特，身材瘦削，身体除四肢和脑袋外，都是透明的，因此五脏六腑清晰可见。那时候，人们经常因乱吃东西而生病，甚至丧命。于是，神农决定尝尽百草，只要药草是有毒的，服下后他的内脏就会呈现黑色，因此什么药草对于人体哪一个部位有影响就可以轻易地知道了。他把能食用的放在身体左边的袋子里，介绍给别人吃，作为药用；不能够食用的就放在身体的右边袋子里，提醒人们加以注意。后来，由于神农氏服了太多种毒药，积毒太深而身亡。 黄帝，姓公孙，生于轩辕之丘，故称为轩辕氏。据传他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思维敏捷，青年时敦厚能干，成年后聪明坚毅，其部落最早居住在我国西北方的姬水附近。在涿鹿之战中擒杀了蚩尤，统一了中原各部落。黄帝在位时间很久，在他的统治下，国势强盛，政治安定，文化进步，有许多发明和制作，如文字、音乐、数学、宫室、舟车、衣裳和指南车等。相传尧、舜、禹、汤等都是他的后裔，他们的部落与其他部落共同融合，形成中华民族，黄帝轩辕氏被看成是华夏族的始祖。因此中国人自称是“黄帝子孙”。我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因此每年的三月三和清明节是今人祭祀黄帝的日子。 唐有虞，号二帝， 相揖逊，称盛世。 注释 唐：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尧。 有虞：传说中的远古帝王舜。 揖逊：谦让有礼。 黄帝之后，有唐尧和虞舜二位帝王，尧把帝位禅让给了才德兼备的舜，在两位帝王的治理下，天下太平，人人称颂。 心解 二帝 除了“三皇”之外，我国古代传说中还有“五帝”。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五帝”指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三字经》的这四句话主要介绍“五帝”中的尧帝和舜帝。人们经常用“尧天舜日”来比喻太平盛世，以“尧舜之治”作为后世帝王德政的典范。生活于中唐时期，目睹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大诗人杜甫也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作为其一生的政治抱负和追求。可见，尧帝和舜帝是古时人们心中圣贤的典范。 尧帝，姓尹祁，号放勋，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是黄帝的后代，是帝喾的儿子，因封于唐地（今河北境内），故后人称为“唐尧”。唐尧即位后，顺应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政绩卓著。尧为人简朴，吃粗米饭，喝野菜汤，得到人民的拥戴。唐尧当政初期，天文历法还很不完善，百姓经常耽误农时，因此尧就祖织专门人员总结前人的经验，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等天象和自然物候来推定时日，测定了四季，又以月亮一周期为一月，太阳一周期为一年，一年定为三百六十六天。这是有记载的我国最早的历法，奠定了我国农历的基础。他还设立谤木，让平民可以对部落的管理和他本人发表意见。尧在积累了一定的施政经验后，开始建立国家政治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按各种政务任命官员，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为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尧晚年的时候，想找一个贤能的接班人，他为此到处寻访，后来人们一致推举舜。尧听说舜很贤德，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经过一番考察后，尧把部落联盟首领的全部职权让给了舜。这就是历史上的“尧舜禅让”。《史记》评价尧帝为“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 舜帝，姓姚，传说目有双瞳而取名“重华”，号有虞氏，故称虞舜。相传舜的家世甚为寒微，虽然他是颛顼帝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舜的主要事迹有：命后稷按时播植百谷；挖沟开渠以利灌溉；疏通河道，治理洪水；公布五刑，除去四凶族。舜知人善任，他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命弃担任后稷，掌管农业；命契担任司徒，推行教化；命皋陶担任“士”，执掌刑法；命垂担任“共工”，掌管百工；命益担任“虞”，掌管山林；命伯夷担任“秩宗”，主持礼仪；命夔为乐官，掌管音乐和教育；命龙担任“纳言”，负责发布命令，收集意见。还规定三年考察一次政绩，由考察三次的结果决定提升或罢免。传说中舜的治国方略还有一项是“象以典型，流宥五刑”，在器物上画出五种刑罚的形状，警戒人们；用流放的办法代替肉刑，以示宽大。但又设鞭刑、扑刑、赎刑，特别是对不肯悔改的罪犯要严加惩治，天下人心悦诚服。通过这样的整顿，开创了上古时期政通人和的局面，所以舜成为中原最强大的盟主。正如《史记》所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因为禹在治理洪水方面成就卓越，因此舜在晚年禅位于禹。 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昔圣王。而舜对于儒家又有特别的意义。儒家的学说重视孝道，舜的传说也是以孝著称，所以他的人格形象正好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典范。 夏有禹，商有汤， 周文武，称三王。 注释 文武：周代的开国君主周文王和周武王。 夏朝的开国君主是禹，商朝的开国君主是汤，周朝的开国君主是文王和武王。这几位德才兼备的君王被后人称为“三王”。 心解 三王 夏、商、周是我国上古时代的三个著名的时代，它们的开国之君大禹、成汤、周文王和周武王都是贤明的君主，后人称之为“三王”。 禹，通常尊称为大禹，是与尧、舜并称的传说中的古代圣王，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禹又名文命，字高密。相传生于西羌（今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南部一带），后随父迁徙于崇（今河南登封附近），父亲是鲧（gu ），尧时被封为夏伯，故又称夏禹或夏伯。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尧就让禹的父亲去治水。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改变了他父亲用堤坝挡水的做法，采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把洪水引到了大海中去。当时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他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因此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经过十三年的努力，他终于取得了成功。在治理水患的同时，大禹还积极指导人们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大兴水上运输，重建家园。史书记载，洪水退去后，一块块平原露出水面，他带领人们在田间修起条条沟渠，引水灌溉，种植粟、黍、豆、麻等农作物，还让人们在地势低洼的地方种植水稻。他为当时农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难怪孔子对大禹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认为禹王的功德是无可非议的：禹自己饮食菲薄，然而祭祀的祭品却非常丰富，这是至孝；平常他只穿粗恶的衣服，然而朝衣则讲究华美，这是恭敬群臣；他不注重自己的宫室，所以宫室很简陋，却尽力来为农民修建沟渠，以利农田，这是厚爱百姓。孔子说了这些事实以后，再次夸赞“禹，吾无间然矣”。 公元前2070年，帝舜正式把天子位禅让给禹。禹以安邑（今山西夏县）为都城，国号夏，改定历日称为夏历。禹把全国分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进行管理，他还到南方巡视，在涂山（今安徽蚌埠市西）约请诸侯相会。禹为纪念这次盛会，把各方诸侯部落酋长们送来的青铜铸成九个鼎，作为天下共主的象征。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即位，打破了禅让制度，开创了子继父位的世袭王朝制度。 成汤，名履，又称武汤、大乙、天乙，是商朝的第一代君王，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商汤。商原为夏的属国之一，生活在黄河下游。他本是夏朝的方伯，专管征伐之事。夏末，王室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君王荒淫无道。成汤则在国内布德施惠，轻赋薄敛，使百姓亲附，政令通行。汤看到夏桀的无道，决定推翻夏朝。于是开始实行灭夏的计划。他先灭掉了商附近的一个小国，后经过十一次出征，灭掉了夏王朝的三个重要同盟国，剪其羽翼，之后一举灭夏，历史上称之为“鸣条之战”。鸣条之战是我国军事历史上一篇辉煌的杰作。它是中国古代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的全面运用，最终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成功战例，对于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都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公元前1600年，汤正式建了我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商汤开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先例，打破了天子是不可变的定律，是中国政治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史称“商汤革命”。 周文王，姬姓，名昌，商纣时为西伯，即西部诸侯（方国）之长，也称西伯昌。他继承先人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仿效先人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土，治理岐山下的周族部落。他对内奉行德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对外招贤纳士，对于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这引起商纣王的不安，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周文王被囚于羑里，在囚禁期间他在狱中写了《周易》一书，即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被释放后，他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就在这大功即将垂成之际，姬昌不幸死去。周文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明君圣人，被后世历代所称颂敬仰。周武王，姓姬，名发，是周文王姬昌次子。他即位后继续文王未尽的事业。他审时度势，将都城扩至镐京（今陕西长安县境内），积极作灭商的准备。公元前1048年，武王在孟津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召集八百诸侯会师盟誓。两年后，武王兵出潼关，联合各方诸侯，挥师东向，在牧野打败商朝的军队，杀死殷纣王，史称“武王灭商”，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开启了奴隶制社会最兴盛的时代。 夏、商、周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的奴隶制社会。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夏、商、周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众多小国中的一个，只是它们的实力比较强大，受到其他小国的拥护，担任主持公道的角色。儒家对这三个朝代有着独特的看法。儒家认为，尧、舜、禹的时代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而夏、商、周只能算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小康社会”。这也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小康社会”最早的历史渊源了。 夏传子，家天下， 四百载，迁夏社。 注释 家天下：把天下作为一家的私有财产。 夏社：夏王朝。古人把土神和祭祀土神的地方、日子、祭礼称为“社”，后来“社”与“稷”合称“社稷”，代表国家。 禹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从此天下就成为一个家族所有的了。经过四百多年，夏被汤灭掉，从而结束了统治。 心解 夏朝 夏朝（约公元前2146—前1675年），始于大禹，终于桀，共有十七位统治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也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朝代。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相揖逊”禅让制度的最后一位受益人，史书上记载，与大禹一起治水的皋陶之子伯益功勋卓著，理应是禹的继承人，但禹死后人们爱屋及乌，拥戴了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 夏王朝建立以后，夏王朝内部的贵族有扈氏反对夏启即位，启动用军队镇压了有扈氏的叛乱，才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夏启在位十年后去世，其子太康继立。太康治国无方，追求奢侈淫乐的生活，由此发生太康兄弟五人争夺王位的斗争，在太康的孙子相统治期间，东夷的后羿趁夏朝内部王权之争夺取了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夏朝自此中断了四十年。相的儿子少康逃到有虞氏，得到有虞氏的帮助，组织夏的旧部，夺回了政权，才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就是夏代历史上的“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少康死后，其子予即位。予重视发展武装和制造兵甲，形成了夏代中兴的局面。夏王朝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后，到孔甲时，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逐渐走向崩溃。从孔甲经皋与发，到履癸（即夏桀）内乱不止，只过了四代便导致了亡国之祸。故而《国语》记载：“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夏桀即位后不思改革，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日夜饮酒作乐，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顾。一些正直的大臣向他进谏，他却厚颜无耻地将自己比作太阳。百姓得知后，纷纷指着太阳咒骂夏桀。而这时，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在其首领成汤的领导下兴盛起来。成汤以讨伐暴君夏桀为名，发动了灭夏的战争；夏桀兵败，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夏朝宣告灭亡。一个强大的国家经历了四百余年历史，却被一个小国所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惊与思考，所以后来出现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告诫。 夏朝距今大约有四千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至今我们仍未发现任何原始的文献与文字记载，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近年来，通过对夏都遗址的考古工作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使我们对夏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村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正是夏朝文化的代表。其中，发现了大量青铜器、陶器及大面积宫殿遗址群。由此看来，夏朝已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并且掌握了冶金与铸造技术。与石器时代相比，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文明到了很高的程度，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夏朝人们努力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称为夏历的农历就是那个时代发明的。此外，畜牧业也有一定发展，马的饲养受到很大重视。 夏作为上古三代之开始，为华夏文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夏朝就没有此后中华民族的三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 汤伐夏，国号商， 六百载，至纣亡。 注释 纣：商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纣王。 成汤起兵灭掉夏王朝，建立了商朝。大约六百年之后，到了商纣王统治的时候，商朝灭亡了。 心解 商朝 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朝代，前后经历了31位统治者，延续了将近六百年的时间。总的来说，商朝是处于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传说，商人的祖先是帝喾之子契的后裔，契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地，开始兴起。关于契的出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经过五百年的发展，到成汤时，已经成为夏国东方的强大部落。公元前1600年，成汤在贤臣伊尹的辅助下，一举灭夏，正式建立商朝。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因此，商朝的实际统治范围要比夏朝大。 成汤在位十二年而死，死后由外丙即位。自外丙经仲壬至太甲几代执政时间都很短，商朝的大权实际掌握于伊尹手中。伊尹努力教太甲如何做一个好君王，但是太甲不遵汤规，横行无道，被伊尹放之于桐宫（今山西省万荣县），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三年后，迎回太甲复位。商的统治又呈现出清明气象。伊尹为贯彻商汤的治国方略、使商王朝长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伊尹因此也获得了“大仁”、“大义”的美名。太甲死后，传位于其子沃丁，其后历经太庚、小甲、雍已、太戊四代，商朝统治曾一度衰落，直至太戊执政期间，商朝才再度兴盛起来，出现了继成汤之后最好的政治局面，因此商人称太戊为“中宗”。商朝中期，国力衰败，诸侯不朝，各种矛盾交错，危机四伏。盘庚为了挽救王朝的危机，于大约公元前1300年不顾当时权贵的反对，强行将都城迁至殷，并进行改革，推行成汤的政治，革除奢侈恶习，使局势得以安定，政治、经济、文化开始迅速发展，史称“盘庚迁殷”。从此，直到商亡的二百七十三年间再未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殷朝。武丁即位后，大力选拔人才，任用傅说、甘盘等贤能志士，征服了周围各方国，大大地扩充了商朝的疆域。这段时间，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达到商朝后期的鼎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武丁之后的商朝，开始逐渐走向了衰亡。至帝辛（商纣王）时，商王朝终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帝辛于公元前1075年即位。他天资聪颖，不仅体格魁伟，而且能言善辩，但好酒色、喜淫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除此之外，商纣王非常残暴，制定了很多严刑峻法。纣王在危机日益加深时，还大规模地对周边部族用兵，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在现在看来，商纣王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可忽视。他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使商朝疆域得以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公元前1046年，西方周族在周武王的领导下，在牧野一举击溃商军，从而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 商王朝在政治、经济以及科学等各方面都比夏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我们考古出土的殷墟遗址来看，商朝已完全脱离了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而改为定居。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开始了人工养殖淡水鱼。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商朝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在安阳发现的“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除此之外，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在殷墟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占卜龟甲，上面的文字是我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因此称为甲骨文。甲骨文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商朝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现在还形成了专门研究甲骨文的学科“甲骨学”。 在商朝统治的同时代，古埃及王国的统治已进入鼎盛时期，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正在崛起，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帝国也在崛起。它们和商朝东西辉映，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武王，始诛纣， 八百载，最长久。 注释 最长久：周朝是我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朝代，前后经历了三十七位统治者，八百多年。 周武王起兵灭掉商朝，杀死纣王，建立周朝，周朝的历史最长，前后延续了八百多年。 心解 西周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西周是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周朝共延续约800年的时间，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时期最长的朝代，因此《三字经》说：“八百载，最长久。” 周族是西方一个古老的民族，灭商之前，生活于渭河流域，其始祖姬弃就是被称为神农的“后稷”。后来经过公刘的贤明统治，周族开始兴旺起来。《史记·周本记》说：“周之兴自此始。”公刘下传九世，到古公亶父时，又迁到岐山南边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新兴的西部势力。姬昌（周文王）即位后，“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史记·殷本纪》），为灭商奠定了基础。其子姬发即位，称周武王，继续文王未尽的事业，于公元前1046年杀死商纣王，建立了商周。 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即位，由叔叔周公旦摄政当国，成王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不服，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周公旦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东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周公还制礼作乐，建立了周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西周的统治进一步巩固，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此后周朝向外扩张长年不断，并对周边的一些国家分封了诸侯国，疆域覆盖了长江、黄河流域和今天的东北、华北的大部分地区。 成王死后，即位的康王继承先王的事业，勤于政事，平易近民，社会更加安定。武王、成王、康王三代，政治清明，是周的黄金时代。但到四代周昭王时，就出现了危机。周昭王作为天子，竟然在南征楚国的回途中沉水而死。其子周穆王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但是难以改变西周逐渐衰微的大势。之后，经过周共王、周懿王、周孝王、周夷王四代，加上周围少数民族的不断侵扰，王朝陷入长期的战争之中，国力消耗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位的周厉王，不仅不采取安抚民众、发展生产的措施，反而贪财好利，暴虐无道，压制民言，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奴隶和平民。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制政策，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对大臣提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忠告听而不闻。公元前841年，忍无可忍的国人（平民或庶人）在都城镐京发动武装暴动。周厉王仓皇逃跑，死在外地。宗周无主，朝政由周定公、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行政。同时这（共和元年）也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后来，周厉王的儿子宣王即位，整顿朝政，出现了短暂的“中兴”。但到第十二代天子周幽王时，王朝的危机更为严重。幽王在位期间，沉湎酒色，不理国事，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政局不稳。任用贪财好利善于逢迎的虢石父主持朝政，引起国人怨愤。又听信宠妃褒姒的谗言，废掉王后申后及太子，立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为博取褒姒的一笑，烽火戏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兵临城下，周幽王急忙命令点燃烽火，但是诸侯们之前上当的次数太多，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周幽王被杀。后来诸侯们拥立幽王的儿子继承王位，是为周平王。平王将国都迁至东都，这就是历史上的“平王东迁”。以此为标志，西周结束，东周开始。 中国文明在西周时期又有了发展。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周人从其始祖时起便非常重视农业，整个西周时期，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这一时期出现了少量的青铜农具，农作物种类较商代有所增加，而且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对土地肥力的保护，采用了休耕制。手工业、商业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得到了促进。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用途也更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字的使用也更广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外，还有在铜器上铸刻的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周朝礼仪制度比较健全，有自己的官制、兵制、刑法、地制以及礼制。由于儒家的推崇，周礼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周辙东，王纲坠， 逞干戈，尚游说。 始春秋，终战国， 五霸强，七雄出。 注释 周辙东：指平王东迁。 王纲：王朝的统治。 坠：松弛、衰落。 干戈：泛指武器，这里指代战争。 游说：说客们来往于各诸侯国之间，说服君主接受他们的主张。 五霸：春秋时代的五位霸主。 七雄：战国时期的七个强国。 自平王东迁后，周朝对诸侯的控制力就越来越弱了。诸侯国之间时常发生战争，而希望通过游说有所作为的人蜂拥而起。东周分为两个阶段：春秋和战国。春秋时，先后有五位诸侯成为霸主。战国时，七个强大的诸侯国被称为“七雄”。 心解 春秋战国 东周时期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与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两个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制度的转变时期。 春秋时期，得名于孔子修订的《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平王东迁以后，一些诸侯国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发展了起来，而王室的力量却逐步衰微，周天子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诸侯国之间经常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进行兼并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实力较强的诸侯就出来充当仲裁者的角色，通过会盟的方式发号施令，这就是所谓的“霸主”。历史上把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春秋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不过以各自的实力来看，宋襄公和吴王阖闾是不能入选五霸的。 最早称霸的是齐桓公。齐是太公吕尚的封国，其历代君主致力于整顿政治，发挥滨海鱼盐的优势，提倡家庭纺织业，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使其国力逐渐发展起来。齐桓公，于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在位期间，他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迅速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然后，就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他助燕败北戎，援救邢、卫，阻止狄族进攻中原；联合中原各国攻楚的盟国蔡，与楚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会盟；又安定周朝王室内乱，多次会盟诸侯。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会盟是齐桓公称霸的标志。在齐桓公称霸的过程中，管仲至关重要，正如孔子所说：“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在齐桓公去世晋文公崛起之前，宋襄公（公元前650—前637年在位）以抵制楚人北侵为号召，企图充当中原的霸主。但无论从国力还是从业绩来看，宋襄公都不能够称霸。 齐桓公死后，齐国出现争夺君权的内乱，力量削弱，晋国发展了起来。晋文公重耳，因其父立幼子为嗣，曾流亡国外19年，在秦援助下于公元前636年回国即位。他在贤臣的辅佐下，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整顿内政，发展农业、手工业，增强军队战斗力，国力大增。因平定周室内乱，接襄王复位，获“尊王”美名。公元前633年，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大败楚军。此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由此，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 晋文公死后，西方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相继强盛起来。秦国原是地处西隅的小国，因为在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护卫有功，获得了王室的赏赐才逐渐强大起来，在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在位）时期达到鼎盛。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获得了百里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击败晋国，俘晋惠公，又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王位。秦穆公谋求向东方发展，被晋所阻。崤地（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一战，秦全军覆没，转而向西发展，周襄王时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获得大片土地。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侯伯”，于是称霸西戎。 楚国原是南方的诸侯小国，春秋初期由于兼并了汉水流域的一些小国而逐渐强盛起来，开始雄心勃勃地争霸中原。楚国在城濮之战后，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达今天的云南，北达黄河，同时，经济文化也有了极大的发展。楚国到了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时期具备了争霸的实力。楚庄王在即位初期，终日郊游围猎，沉湎声色，并下命：“有敢谏者，死无赦！”大夫伍参冒死进谏，逢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参请猜谜语：“有鸟止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之后，庄王亲理朝政，先后得到伍参、苏从、孙叔敖、子重等卓有才能的文臣武将的辅佐，在内政方面作了一些改革，赏罚分明，群臣和睦，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为取得霸业奠定了基础。齐国衰落后，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霸主。 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发起，于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46年，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从此，战争大大减少。 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攻进楚都郢。公元前496年，又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阖闾战败，因伤逝世。其子夫差立志报仇，于次年打败越兵。为了保存力量，勾践退兵至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用范蠡的计策，向吴称臣乞和。勾践归国后，卧薪尝胆，时时不忘灭吴雪耻。他任用范蠡、文种等人，改革内政，休养生息。后来勾践利用夫差北上争霸、国内空虚之机，一举攻入吴国并杀死了吴太子。夫差返国后只得言和。勾践不断举兵伐吴。吴亡后，勾践又乘船进军北方，宋、郑、鲁、卫等国归附，并迁都琅琊（今山东胶南），与齐、晋诸侯会盟，后经周元王正式承认，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此后不久，历史进入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战国时期，经过春秋长期激烈的争霸战争，到战国开始，主要的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 战国早期，比较强大的是晋、齐、楚、越四国。其中晋国经过六卿之间的兼并，公元前453年，形成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局面，号称“三晋”。三晋在战国初期最强大，常常联合兵力进攻其他国家。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策命三晋为诸侯。齐国自公元前481年，形成“田氏代齐”的局面。但战国初期，齐的实力暂时弱于三晋。楚国虽向东方掠地扩展，但其北上与三晋争夺郑却遭受失败。越国灭吴后曾强盛一时，进入战国后因长期内乱，于公元前306年，被楚国灭亡。战国中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格局逐渐形成。 历经254年的战国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356年，是魏国最先强盛的时期。在这期间，魏国任用李悝实行变法，从而使其强大起来。但是，魏国的强大，引起了周围赵、韩等国的不安。他们邀集秦国和齐国介入斗争。公元前362年，魏国大败于秦国，丢失了战略要地西河，而且不得不迁都。虽然魏惠王在公元前344年称王，但在桂陵之战（公元前353年）和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中两次败于齐国，从此一蹶不振。 从公元前365年至公元前241年，是齐国和秦国东西对峙的时期。这时，东方的齐国与秦国旗鼓相当，双方在不断兼并周围弱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又进行着所谓“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人物在外交斗争中十分活跃。“合纵”就是指弱国联合起来，阻止强国进行兼并。“连横”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实际上“合纵”和“连横”都是争取暂时同盟者的外交手腕，其目的是进一步兼并土地，扩张领土。秦在这一期间基本占居上风，先后制服韩、魏，重创楚国，攻灭巴蜀。齐因未与秦直接交锋，仍保持东方霸主地位。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使乐毅为将，合燕、秦、韩、赵、魏五国攻齐，占领齐国长达五年。公元前279年，齐将田单组织反攻，收复失地。齐虽复国，但元气大伤，从此无力与秦抗衡。公元前241年，最后一次合纵攻秦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从此，东方六国联盟不复存在。 从公元前241年开始，秦国以绝对优势向东方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完成了“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七国争雄的局面结束。 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此外，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也发展起来。战国时期，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互相促进，出现了一些著名城市。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而且造福后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的发展上，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辩家鹊起，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黄金时期。 嬴秦氏，始兼并， 传二世，楚汉争。 注释 嬴：秦国君的姓氏。 楚：西楚霸王项羽。 汉：汉王刘邦。 战国末年，秦国的势力日渐强大，兼并了其他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朝。秦传到二世胡亥，天下又开始大乱，最后，形成楚汉相争的局面。 心解 秦朝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定都咸阳。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秦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陇西，北到长城一带，南到南海，大大超过了前代。 秦最初的领地在今天陕西省西部，在当时属于边缘部分。在春秋时代早期它是一个不显眼的国家，直到秦穆公时才参与中原争霸，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就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而言，秦在战国初期也比较落后。直到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才开始改变这种情况。从此秦国开始不断强大。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经过从秦孝公到秦始皇先后六代人的努力，秦国拥有了当时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最强大的军队。公元前246年，年幼的秦王嬴政登基。公元前238年，二十二岁的嬴政亲理朝政。八年之后，开始实施筹划已久的统一事业。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为了巩固政权，秦始皇在统一之后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为皇帝，集政治、经济、军事一切大权于一身；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采取“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措施；修建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抵御北方匈奴的进攻。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整长期生活在战乱和分裂状态下百姓的思想，但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秦与原来六国的尖锐矛盾。而当时极为繁重的赋役和文化专制（“焚书坑儒”就是最为突出的表现）政策，更激化了这些矛盾。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去世，他的儿子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胡亥采用极为血腥的手段来巩固权位。终于，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率先敲响了秦朝的丧钟。此后，“天下云集响应”。 由前楚国贵族后裔项羽率领的楚军和由平民出生的刘邦率领的汉军，是众多起义队伍中实力最强的两支。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2年，刘邦和项羽为了争做皇帝而展开了将近四年的战争，史称“楚汉相争”。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灭秦后在关中称王。12月，项羽挥军破函谷关，想消灭刘邦军队。刘邦自知不敌，亲赴鸿门谢罪。不久，项羽入咸阳，烧阿房宫、杀秦王嬴子婴，并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同时分封诸侯，封刘邦为汉王，领巴蜀及汉中地，并故意封秦降将领关中地，以扼制刘邦。刘邦只好忍气吞声接受封号，于公元前205年4月年领兵入汉中、并烧毁栈道，表示再也无意出兵，以麻痹项羽。5月，齐国贵族后裔田荣不满分封，自立为齐王。刘邦乘乱重返关中，击败秦朝降将，并用计欺骗项羽，使其相信自己取得关中后就心满意足，不会东进。项羽放心东去，对西边没有加强防范。10月，刘邦挥军东出，拜韩信为大将，名为义帝发丧，暗中派人联络诸侯，公开声讨项羽，拉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经过彭城、成皋之战后，项羽屯兵于今河南荥阳与刘邦形成对峙。不久，韩信在潍水之战中歼灭齐楚联军，完成对楚侧翼的战略迂回，又派灌婴率军一部直奔彭城。项羽腹背受敌，兵疲粮尽，遂与汉订盟，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东归楚，西归汉。9月，项羽引兵东归。楚、汉订盟后，刘邦本想退兵，在张良、陈平提醒下，下令全力追击楚军。同年10月两军战于固陵（今淮阳西北），项羽小胜。刘邦以封赏笼络韩信、彭越、黥布等，垓下一战重创楚军，项羽自刎于乌江（今安徽省和县），终于结束了为期四年的楚汉战争。 秦国以十年的时间横扫六合，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建立了全面的郡县制中央集权，为随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提供了典范。但是这个被梁启超定义为“亚洲之中国”由此开端的朝代，仅仅经历了十五年的短暂经营就从中国的版图上永远地消失了。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在《过秦论》中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的道理。他认为秦兼并六国，用的是“诈力”；统一以后，仍然迷信法家重赏刑罚的统治方术，不了解“取与攻守不同术”，即不能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政策，结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 高祖兴，汉业建， 至孝平，王莽篡。 光武兴，为东汉， 四百年，终于献。 注释 高祖：西汉高祖刘邦，西汉的开国之君。 业：基业。 孝平：孝平帝，西汉最后一位皇帝。 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的开国之君。 献：汉献帝，东汉最后一位皇帝。 汉高祖打败了项羽，建立汉朝。汉朝的帝位传了二百多年，到了孝平帝时，就被王莽篡夺了。光武帝建立了东汉，汉朝延续了四百年，到汉献帝的时候灭亡。 心解 两汉 汉代是由刘邦建立的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分为西汉（公元前206—8年）和东汉（25—220年）。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第一个强盛、富饶的王朝。在西汉统治的近四百年的历史中，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 刘邦在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助下，取得楚汉相争的胜利，于公元前202年正式称帝，定都长安，国号汉，汉朝就此开始。虽然刘邦称帝的时间是公元前202年，但为了与秦朝灭亡时间相接，史学家们将汉朝的历史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汉王”算起。刘邦登基后，先分封功臣韩信、陈豨、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为了防止反叛和巩固皇权稳定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或贬或杀，并立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为汉朝盛世奠定了基础。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即位，但此时政权实际已掌握在汉高皇后吕雉的手中。吕后尊刘邦遗嘱用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沿用刘邦的“无为而治”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为史家所称道。公元前183年，刘恒即位，为文帝，他与景帝（文帝之子，于公元前156—前143年在位）都继续执行高祖所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方针，减轻人民赋税，使汉帝国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力大大增强，史家称为“文景之治”。通过“文景之治”，汉朝国力逐渐强大起来。 景帝死后，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41—前87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在政治上，武帝加强皇权，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变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将财政权集于中央。在文化上，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在外交上，武帝派张骞前往西域联络大月氏，开通了“丝绸之路”。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统治期间，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中国开始以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但是由于连年的战争，汉朝的国力逐渐衰弱。汉武帝在执政后期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于是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使得汉朝的经济继续发展。武帝之子昭帝继承其父的方针，继续实行无为政治，发展经济，使西汉达到了鼎盛时期。经过昭帝、宣帝两代三十八年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西汉王朝的国力增强，但与此同时地方势力也随之增强，严重地影响了皇权的统治。自元帝起，至成帝、哀帝、平帝在位年间，皇帝对政权的统治力量已大不如以前。至刘婴即位，朝权已尽落于外戚王莽之手。公元8年，王莽篡夺皇位，建立新朝，西汉灭亡。 公元25年，刘秀在绿林军的协助下，以武力击败了篡位的王莽，夺得帝位。刘秀身为西汉皇族，因此仍定国号为汉，但建都洛阳，年号建武，是为汉光武帝，史称东汉。刘秀在位期间，以文治国，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他还亲自到太学讲论经学，对于东汉一朝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秀在政治上改革的重要一项是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提高皇权。他加强了对地方行政机构和官员监察，使中央更好地控制和监督地方行政系统。他精简官僚机构，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间接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的治理，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之为“光武中兴”。在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为东汉的衰落埋下伏笔。 公元88年，三十一岁的汉章帝突然驾崩。年仅十岁的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但是实际上都是窦太后操纵朝政，国家政治日益腐败。窦氏的跋扈引发和帝的不满，不久，十四岁的和帝成功抓捕外戚窦宪，外戚势力开始衰弱。但是之后和帝信用宦官，形成东汉王朝后期宦官与外戚专权的格局。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当时皇宫内宦官专权，凉州董卓率兵侵入洛阳，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董卓独揽大权，残暴专横，使得各地官吏纷纷举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诸强割据的局面，统一的王朝名存实亡。后来，献帝又为曹操控制；公元220年，曹操次子曹丕逼迫献帝让位，东汉王朝宣布灭亡，继之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三国时期。 由于政治经济的稳定，东汉的手工业、商业、人文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都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以冶金、纺织为主的西汉手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繁荣起来，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许多商业城市，并通过丝绸之路开启了与西亚诸国的外交、商贸等方面的交流。东汉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西汉的水平。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我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人们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同时，东汉在医学、自然科学等方面也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汉高祖至汉文景时期，国家经济实力直线上升，成为东方第一帝国，是当时与西罗马并称的两大帝国。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惧之。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汉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使我国在此后一千多年都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此外，汉代还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原战国时各国的文化便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中华地区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都逐渐趋于统一，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从此中华地区的各族就出现了统一的汉族。正是因为汉朝的声威远播，外族开始称呼中国人为“汉人”。“汉”从此成为华夏民族永远的名字。 魏蜀吴，争汉鼎， 号三国，迄两晋。 宋齐继，梁陈承， 为南朝，都金陵。 北元魏，分东西， 宇文周，与高齐。 注释 魏：公元220年，曹丕在洛阳取代汉献帝称帝，国号魏，又称曹魏。 蜀：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又称蜀汉。 吴：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称帝，国号吴，又称东吴或孙吴。 迄：至、到。 宋：公元420年，刘裕以禅让方式取代东晋称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建都建康（今南京）。 齐：公元479年，萧道成以禅让方式取代刘宋称帝，国号齐，史称萧齐，建都建康。 梁：公元502年，萧衍以禅让方式取代萧齐称帝，国号梁，史称萧梁，建都建康。 陈：公元557年，陈霸先以禅让方式取代萧梁称帝，国号陈，建都建康。 金陵：南京的古称。 北：北朝。 元魏：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因拓跋氏后来仿效汉族改姓元而得名。 东西：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宇文周：宇文氏后来取代西魏称帝，国号周，史称北周，又称宇文周。 高齐：高氏后来取代东魏称帝，国号齐，史称北齐，又称高齐。 东汉末年，魏国、蜀国、吴国争夺天下，形成三国相争的局面。后来魏国灭了蜀国和吴国，但被司马懿篡夺了帝位，建立了晋朝，晋又分为东晋和西晋两个时期。晋朝王室南迁以后，不久就衰亡了，继之而起的是南北朝时代。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国都均建在今天的南京。北朝则指的是元魏。元魏后来也分裂成东魏和西魏，西魏被宇文氏取代，建立了北周；东魏被高氏取代，建立了北齐。 心解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220—589年），严格应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这个时期由公元220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开始，到公元589年杨坚灭南朝陈重新统一而结束，共369年。其间，西晋皇朝曾短暂统一，但八王之乱后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政局再度混乱。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与江南的南朝宋形成南北对峙，中国自此进入南北朝时期。581年，杨坚改北周国号为隋，并于589年灭南朝的陈政权，魏晋南北朝时期结束。 曹魏的年代始于公元220年，终于公元265年，统治范围包括整个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中游的江北及甘肃、陕西、辽宁的大部分地区。蜀汉是刘备建立的政权，统治区域有今四州、云南、贵州全部和陕西的一部分。公元263年为曹魏所灭。孙吴是孙权建立的政权，统治区域有今长江中下游、浙江、福建和两广地区。公元280年为晋朝所灭。在三国中，曹魏的势力最强，因此蜀吴两国经常采取联合的政策对抗曹魏，以达到均势。 晋朝分为西晋与东晋。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晋武帝），国号为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秦汉以来的分裂，至此再度统一。统治疆域南至南海，西至葱岭，西南至云南、广西，北至大漠，东至辽东。晋武帝死后不久，爆发“八王之乱”。公元311年，匈奴贵族趁机攻进洛阳，俘虏晋怀帝，并将洛阳洗劫一空。西晋王朝元气大伤。五年之后，刘渊族子刘曜攻占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这时，曹魏以来迁居塞内的游牧民族也乘机起兵称帝，全国又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除汉族之外，先后有五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氐、羌、羯）的十六七个割据者建立了政权，分裂的局面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史称“五胡十六国”时代。公元316年，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南方重建晋王朝，占有今长江、珠江及淮河流域，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公元420年，刘裕代晋，改国号为宋，东晋灭亡。 南朝分为宋、齐、梁、陈。疆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黄河流域以南直到大海的一大片地区。北朝主要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魏乃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其前身在十六国时代为代国，淝水之战后拓跋珪重建代国，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或元魏。公元399年改号称帝，逐步并吞十六国中的夏、北燕、北凉诸国。公元439年统一北方，统治区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方的刘宋对峙。北魏国力颇为强盛，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并进行一系列的汉化改革，但因种种因素，却造成汉化与反汉化两大阵营的对抗，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隔黄河而治，东魏后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 东汉末年，北方大规模的战乱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几经洗劫，黄河中下游的高度文明一再遭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长江流域此时却获得了发展经济的一些便利条件： 社会相对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大批北方人口迁居南方，为南方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江南的经济逐渐和北方趋于平衡，为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基础，为国家实现政治统一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前提，也为隋唐时期封建经济的空前繁荣准备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自我意识觉醒、人们思想活跃的时代。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经常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因此人的个体生存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个体生命呈现为多姿多彩的美。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技术有了显著进步。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继承了前代的成就，在数学、农学、地理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冶炼技术、医学等许多方面又多有创新。 迨至隋，一土宇， 不再传，失统绪。 注释 土宇：天下。 再传：第三代。 统绪：皇位的传承。 杨坚重新统一了南北，建立了隋朝，是为隋文帝。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荒淫无道，隋朝很快就灭亡了。 心解 隋朝 这一节介绍的是隋朝（581—618年）的历史。因为杨坚原为随州刺史，但“随”字的“辶”有忽走忽停不稳定之意，于是他便弃了“辶”，创了“隋”这个新字作为王朝的名称。 北周宣帝时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给杨坚为首的汉人将领夺取政权提供了良机。公元580年，周宣帝病死，即位的周静帝只有八岁，以大丞相身份辅政的杨坚，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公元581年，杨坚在消灭北周残余势力后，以“受禅”为名，废周静帝自立为帝，是为隋文帝，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定都大兴（今陕西西安）。隋朝的历史就从这一年开始。公元588年，隋文帝以其次子杨广和大臣杨素为统帅，率兵50余万，大举伐陈。次年，隋兵攻入建康，陈亡。于是从东晋十六国以来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至此结束。隋文帝实现了自秦汉以来的又一次长时间的统一，使北方民族进一步融合、南方经济发展，使隋代获得了“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的赞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大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隋文帝完成统一大业后，一面躬行俭朴，一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鉴于东汉至隋南北分裂达四百多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的局面，杨坚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的同时，稳定民生。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一概由中央任免，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经过隋文帝二十多年的刻苦经营，社会安定、人民富足，史称“开皇之治”。 隋文帝死后，其子杨广即位，年号大业，是为隋炀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期间，政绩和暴政都很突出，他主持修建大运河、长城和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三征高句丽，开创科举。但是，他对人民奴役征敛十分苛重，滥用民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巨大的工程和连年的战争使民生不堪重负，引发大规模的叛乱。在农民军的打击下，隋朝统治摇摇欲坠，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部将缢杀，隋朝灭亡。 隋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朝代，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所巩固和发展。首先在政治方面，隋朝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确立了三省六部新制，增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通过制定《隋律》稳定了社会秩序。另外，开设了科举制度，为以后封建社会人才选拔方式提供了一个蓝本。在经济方面，文帝下令整顿户籍，清查人口，继而推行均田制，调整赋役。与此同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漕运力量，开通了“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后炀帝又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自辉县至涿郡，长达两千余里，这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另外，隋朝统一发行合乎规格的“五铢钱”，严惩私铸钱币。同时，还规定了标准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这样，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的长足进步，如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所仿照原形）和东京洛阳城（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著名工匠李春主持设计的赵州桥等，这都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遗产。 隋朝和秦朝都是二世而亡的朝代，因此人们经常对两者进行比较。首先，隋与秦都是凭借强大的武力结束了分裂多年的局面，而紧接着完成一系列改革，使经济得以发展。与此同时，又对人民大施徭役，致使民不聊生，终于使政权毁于一旦。然而，也正是凭借此时国家对物资财富丰盈的积累，为后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而带来了秦、隋之后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汉唐文化。 唐高祖，起义师， 除隋乱，创国基。 二十传，三百载， 梁灭之，国乃改。 注释 国基：统治的基业。 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战胜了各路的反隋义军，取得了天下，建立起唐朝。唐朝统治了近三百年，总共传了二十位皇帝，到唐哀帝时期，朱全忠篡位，建立了梁朝，唐朝从此灭亡。 心解 唐朝 唐朝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唐王朝二百九十年（《三字经》说“三百载”是为了取整数）的统治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隋代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各地，使隋朝的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也乘机起兵割据。驻守在军事重镇太原的李渊家族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胸怀大志的李渊深知自己无力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又恐遭到隋炀帝的猜忌，在其子李世民的建议下，于公元617年起兵反隋。他手下有很多能征善战、贤能多才的将领，加之部队纪律严明，因此很快壮大起来。半年之后，李渊起义军占领当时的都城长安，又进据关中为基地，于公元618年正式称帝，是为唐高祖，定国号为唐。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唐朝建立后，李渊派李世民征讨四方，剿灭各方群雄，统一全国。李渊在位时期，依据隋文帝旧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又修定律令，颁布均田制及租庸调制，重建府兵制，为唐代的职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课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础。 公元626年，战功卓越的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发动“玄武门之变”，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李渊退位，是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627—649年）。李世民即位后，注重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居安思危，任贤用良，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加强汉藏交流，被当时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这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唐太宗晚年，因为太子的问题而烦恼，最后立宅心仁厚、性格软弱的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 唐太宗死后，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高宗健康状况不好，许多政事都交给皇后武则天来处理。因此，唐朝经历了一段“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时期。高宗死后不久，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唐中宗。不久又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平定了徐敬业领导的反叛后，于公元690年，武则天废睿宗称帝，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称圣神皇帝。武则天也成为了中国王朝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前后掌权50余年。武则天足智多谋，兼涉文史。在执政期间，她继续推行法治，开创殿试，创武举、自举、试官，亲自考试贡士；修《姓氏录》，列武氏为一等；重视农业，抵抗吐蕃的攻扰，收复西安。在位期间，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但由于大修庙宇，人民负担有所加重。武则天执政时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家称她的统治有“贞观遗风”。 公元705年，敬珲和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拥立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唐朝的政权。公元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中宗，韦皇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的儿子，当时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在姑母太平公主的协助下发动政变，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复位。 公元712年，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即唐玄宗，又称唐明皇。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迅速发展，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继汉武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唐玄宗任用有“口蜜腹剑”恶名的李林甫为宰相长达十八年，使得朝政败坏。此时期又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由于唐玄宗尊孔崇儒，中央集权力量削弱，藩镇割据势力兴起。公元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叛乱，攻下洛阳。次年称帝，攻下长安。这场战乱前后历时近八年，始告平定，史称“安史之乱”。战乱虽平，但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藩对唐的侵扰也是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虽有短暂的“元和中兴”（唐宪宗时期），但其全盛时代也就从此结束了。 唐宪宗（805—820年在位）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势。牛党、李党相继执政，史称“牛李党争”。到唐僖宗（874—888年在位）统治期间，时局异常混乱，加之连年的天灾，矛盾爆发。公元875年，王仙芝、黄巢率领广大农民起义，起义军很快就横扫全国。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唐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名存实亡。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军阀朱温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并于公元907年，废黜唐帝，自称皇帝，以梁为国号，唐朝灭亡。 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光辉的时代。当时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富裕，有杜甫的诗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由于采取开放的对外政策，唐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今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盛唐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长安是当时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心，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唐王朝像一位雍容大度、不卑不亢的智者，欢迎四面八方的来客。 唐朝是一个我们民族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她的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让我们民族的声威撒播四海。自唐以来，欧洲的“老外”就是把我们叫做“唐人”。今天看来，唐朝的那种振奋人心、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气质，应该作为我们民族永久的精神脊梁，并不断传承下去。 梁唐晋，及汉周， 称五代，皆有由。 注释 由：缘由。 梁：史称后梁，公元907年，唐朝藩镇梁王废掉唐帝，自立为帝，国号梁。公元923年，为后唐所灭。 唐：史称后唐，公元923年，沙陀族人李存勖灭梁，改国号为唐，建都洛阳。 晋：史称后晋，公元936年，沙陀族人石敬瑭借契丹兵灭后唐称帝，国号为晋。 汉：史称后汉，公元947年，沙陀族人刘知远灭掉入侵的契丹人后称帝，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国号为汉。 周：史称后周，公元951年，郭威灭后汉称帝，国号周，建都汴。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的更替时期，历史上称作五代，这五个朝代的更替都有着一定的原因。 心解 五代 五代有时也称为五代十国，一般认为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在这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同时，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吴越国、闽国、荆南国、楚国、吴国、南唐、南汉、北汉、前蜀、后蜀等十几个割据政权，这十几个政权统称“十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唐朝的藩镇，靠军事割据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战争频仍，政权屡有更迭。这一时期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再加上常年战争征赋不断，长安和洛阳都曾被毁，所以前人把五代称为“五季”，也就是末代，最差的。所以欧阳修在他主编的《新五代史》里常用“呜呼”开头，这并不是他装腔作势，不说其他，单是后来的残酷刑罚“凌迟”（即千刀万剐）就是在这时出现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段乱世持续的时间只有五十多年，这表明随着封建统治的深入，统一的趋势越来越强，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五代时期的文化成就主要在于火药、印刷术的发展以及词的出现。 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的情况则要好得多。在这十国之中，除北汉在北方（约今山西、陕西和河北的一部分）外，其他诸国都在中国的南方，它们较少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政局相对稳定，政权维持的时间也远比五代长，这对中国南方的开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吴越就曾修筑了捍海塘，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吴越走上了富裕之路。由于北方战争频仍，不少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祸乱，他们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对南方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五代时期，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契丹的崛起。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她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自北魏开始，契丹族逐步发展，至唐末强大。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北方地区，辽朝先与北宋交战，“澶渊之盟”后，双方长期维持平稳关系。辽中叶后，统治集团日益腐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当女真族展开强大攻势时，辽帝国迅速走向灭亡，1125年为金所灭。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作“契丹”。在五朝之中，有三朝，即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之君都是沙陀人。他们与契丹互相勾结利用，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为以后宋、辽、金对峙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炎宋兴，受周禅， 十八传，南北混。 辽与金，帝号纷， 迨灭辽，宋犹存。 注释 炎：原意指火光上冲，这里指火德。古代以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来解释历代王朝的更替，宋代被认为是以火德而兴起，所以《三字经》称北宋为“炎宋”。 纷：变化多端。 赵匡胤接受了后周“禅让”的帝位，建立宋朝。宋朝相传了十八位皇帝之后，北方的少数民族南下侵扰，结果又形成了南北混战的局面。契丹族和女真族分别建立了辽和金。后来辽朝灭亡，南宋建立。 心解 两宋 宋朝（960—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后的朝代，分为北宋（960—1127年）与南宋（1127—1279年）。 公元960年，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是为宋太祖，史称北宋。建立政权后，他用各个击破、先南后北的战略，先后攻灭后蜀、南汉、南唐等诸国，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加强对契丹的防御。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他“杯酒释兵权”，削弱禁军将领和藩镇兵权；派文臣代军人掌握地方行政，遣使臣掌握地方财政；分散宰相权力；兴修水利等。他的政治措施加强了专政主义集权的统治，基本上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巩固了宋朝的统治，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他重文轻武、偏重防内的方针，种下了宋代官僚机构臃肿、积贫积弱的祸根。公元976年10月，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在斧声烛影中登上皇位，即宋太宗。到公元979年，宋太宗消灭北汉，大部分地区得以统一。由于后来的两次北伐均告失败，因此统治者施政重点变为重内虚外。 公元998年，真宗赵恒即位，继续实行太宗末年的黄老政治，无所作为。1004年辽圣宗、萧太后率兵二十万大举南侵。兵锋直逼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东京危急。宋真宗畏敌，准备迁都南逃，在宰相寇准等人的促使下亲临前线澶州（今河南濮阳），宋军士气大振；而辽初战不利，统帅阵亡，又有后顾之忧，但北宋统治者无心抵抗，屈辱妥协，同意与辽议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河沟为界，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缔结，是宋辽双方力量均势的产物，此后双方停止战争，和平往来100年之久，宋辽边境得以安定，双方生产都有恢复和发展。 1022年，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其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负责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西夏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次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只得议和，百姓负担加重。而后仁宗任用范仲淹等能臣推行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宋朝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和阻挠。1045年，主持“新政”的主要官员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1068年，神宗赵顼即位。神宗在位期间，宋朝初期制订的制度已经暴露出诸多流弊，民生状况开始倒退，而边境上辽和夏又虎视眈眈。神宗任用王安石锐意改革。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认为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定了诸如青苗、免役、均输、市场、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对军事制度也进行了革新，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并改革教育制度。这些措施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要求，具有法家的革新精神，改善了国家财政，但由于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王安石被迫辞职，新法被废。1085年，神宗立赵佣为太子。而神宗颁布的新法虽然曾短暂被其母高太后废止，但不久又陆续恢复，不少甚至沿用到南宋时期。 1101年，宋徽宗即位，他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却也是亡国之君。此时，原本在契丹统治下的女真人的势力逐渐强盛起来。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并派人与宋朝约定共同夹击辽，订立了“海上盟约”。1125年，金军攻下了辽的最后堡垒，辽国灭亡。在与宋联合攻辽的过程中，金军逐渐认识到北宋腐败的实质。不久之后，就对北宋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107年4月，金军俘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1127年，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即宋高宗，南宋建立。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时期，当权者不思进取，长期执行求和政策，向金朝称臣纳贡，并压制军民抗金斗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反映的是当时统治者得过且过的情况。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陆秀夫、文天祥等保护皇族后人逃到广东坚持抵抗，直到1279年，南宋政权最终灭亡。 两宋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世；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货币流通扩大，诞生了最早的纸币。宋代文化空前进步，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除了拥有可与唐诗比肩的宋词之外，还有与先秦两汉相媲美的新儒学；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至元兴，金绪歇， 有宋世，一同灭， 并中国，兼戎翟。 注释 中国：中原地区。 戎翟：对少数民族的泛称。 元军灭掉了金和宋，统治了中原地区，又吞并了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九十年后，元朝灭亡了。 心解 元朝 这一节介绍的是元朝的历史。元朝从1271年建立，到1368年灭亡，前后共九十七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朝代。这一时期各民族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得到更大发展。元朝的地域异常辽阔，这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疆域的雏形。 蒙古族是先秦时东胡的一部分，由鲜卑演化而来，一直生存到现在。汉朝时期，东胡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击败后，分为乌桓和鲜卑二族。乌桓在被曹操征伐之后衰落，鲜卑一族崛起，在西晋时期鲜卑主要分为段部、慕容部、拓拔部、柔然部等。其中柔然与南北朝时期统治中原北方的北魏拓拔氏多次交战。柔然被突厥民族击败后，分为南北两支。柔然的南支逃到辽河上游，成为契丹人的祖先。北支逃到雅布洛诺夫山脉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是室韦的祖先。蒙古诸部中，东蒙古来自室韦诸部，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嫡系后裔。宋朝时期，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系民族的统治逐渐衰落，东边的包括成吉思汗祖先的室韦诸部开始西迁至蒙古高原内部。1204年，蒙古族杰出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落。铁木真因此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在漠北建立政权，国号“大蒙古国”，即大蒙古帝国。建国后，他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其疆域，1217年灭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1227年又灭西夏，成吉思汗在远征西夏的途中病逝。 1229年，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即位，除了继续称雄中亚外，还把矛头对准了金朝。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宋朝的联合攻击下覆灭。次年，窝阔台派兵西征，蒙古的铁骑震惊整个欧洲。1251年，成吉思汗孙子蒙哥即位，他一方面继续西征，一方面对苟且偏安的南宋发动了进攻。1260年，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继承汉位，四年后将国迁到大都（今北京），并于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取自《周易》：大哉乾元），是为元世祖。这是蒙古帝国政权由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蒙古政权之前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是极具游牧性质的掠夺式统治，中原地区仅是其属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时才转型为以中原和江南地区为主要占领地的王朝。1279年，元朝消灭了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统一南北。忽必烈在位期间，任用汉族官僚，注意吸收中原地区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建立了包括行省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并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他重视农业，设置司农司，劝课农桑，还设置河渠司，兴修水利，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其政权下的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加上几乎每次的帝位更迭都伴随着的激烈的派系斗争，因此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 从元世祖忽必烈到成宗铁木耳是元代统治的初期，这期间，采用汉族法律，初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项制度，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态势。从武宗到泰定帝是元代的中期。这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皇权斗争也日趋激烈，各地起义不断爆发，元代开始走向衰落。其间的“英宗新政”也仅是昙花一现，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代的衰败之势，后来新政失败，英宗也死于非命。从明宗到顺帝是元代的后期，红巾大起义的爆发加速了它的灭亡。1368年，朱元璋率军攻入大都，元顺帝逃走，元朝灭亡。 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的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从而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比欧洲早了400多年，商业在元朝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在元代，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文化艺术特别是元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元杂剧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多种词曲和技艺的发展成果，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可与唐诗、宋词相媲美，成为人类戏剧和文学艺术的瑰宝。诗歌、书画也有了高水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书画和诗歌大家。 元朝时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当时及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明太祖，久亲师， 传建文，方四祀。 迁北京，永乐嗣， 迨崇祯，煤山逝。 注释 亲师：亲自率领军队。 建文：明太祖的孙子朱允炆，于1398—1402年在位，年号建文。 祀：年。 永乐：明成祖朱棣，于1402—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 煤山：今北京景山，明末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时，崇祯皇帝在此自缢而死。 经过长期的斗争，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后来他把帝位传给了他的孙子建文帝。建文帝在位时间只有四年，就被永乐帝取代了。永乐帝还把都城迁到北京。崇祯皇帝在农民起义军攻入京城的时候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 心解 明朝 这一节介绍的是明朝的历史。1368年，朱元璋（即明太祖）建立明朝。初定都南京，成祖（朱棣）时迁都北京。明朝初年国力比较强盛，后来逐渐衰落，尤其到了后期社会矛盾尖锐，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在全国的统治宣告结束。 朱元璋是继刘邦之后的又一位平民皇帝。他自幼穷苦，曾为地主放牛，相传还一度入皇觉寺当和尚。二十五岁时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郭子兴死后，这支队伍就由朱元璋率领。1356年，朱元璋接受部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积极招揽人才，壮大实力。1368年于南京称帝，定国号为明。然后，派大兵分路北伐，与同年8月占领大都，在以后几年，又陆续扫平了各地的割据势力。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一方面惩治贪污腐败的官吏，即使是皇亲国戚、开国功臣也不手软，又分封皇子镇守各地。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还废除了沿袭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 1398年，朱元璋病卒，皇太孙朱允炆嗣帝位后削藩，危及燕王朱棣。1399年7月，朱棣为夺帝位，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号称“靖难”之师。于1402年6月南渡长江，攻取京师，夺取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兴建了北京城，于1421年迁都北京。朱棣在位期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方式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成祖之后，又有仁宣之治。1435年，年幼的明英宗即位，崇信宦官王振。结果导致1449年的土木之变，皇帝被瓦剌俘虏。在于谦的率领下，另立明景帝，并发动全国军民抗战，终于打退了入侵的瓦剌军，明朝一度复兴。明孝宗年间是明朝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这位皇帝勤勉而不专制，信任大臣，内阁权力大为上升。到了嘉靖皇帝，他信奉道教，不理朝政，致使严嵩把持朝纲，政治腐败，财政出现危机，以至海瑞称“嘉靖嘉靖，家家皆尽”。 1573年，神宗即位，年号为万历。神宗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辅佐，开始进行改革。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同时决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人士。经济方面，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方面，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使边境安然。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的形势。张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制度都被废止，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明朝后期，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排除异己、镇压人民。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628年，战争在陕北爆发，涌现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几十支起义军。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深得农民拥护。1644年，李自成攻占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同年3月，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至此灭亡。 明朝的农业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宋元时期。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明朝在手工业上的领先优势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然而明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明朝的文化发展比较迅速，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在思想上，王阳明的新哲学“心学”在嘉靖以后盛行，形成一股反对传统束缚的思想浪潮。明朝初期至中期的科技有了较大的发展，直至16世纪，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这一时期出现的科学著作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徐霞客游记》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研究和借鉴古代技术的珍贵的文献资料。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出现的西学东渐浪潮，对我国的学术、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至此，《三字经》讲史的部分就结束了。在这之后就是以女真族为主体的清政权统一了全国，成为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封建国家。 廿二史，全在兹， 载治乱，知兴衰。 读史书，考实录， 通古今，若亲目。 注释 廿二史：记载古代历史的二十二部史书。 兹：此。 实录：原指每个朝代为皇帝编纂的编年大事记，此指真实的历史纪录。 通：融会贯通。 二十二个王朝的历史已经讲述完了，其中记载了治乱兴衰的道理。读历史的人应该更进一步地去翻阅历史资料，了解古往今来事情的前因后果，就好像是自己亲眼所见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 心解 治乱兴亡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记载最丰富、史料最完整的国家。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就有了具体明确的记载。这和我国的史官制度是分不开的。唐朝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记史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 在我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早在夏朝就设有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为记录和编纂两类。在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没有很大区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起居注的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则负责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由于史书是要传于后世的，因此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出自刘知几的《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 但是，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却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尤其是司马迁不畏权势、尊重事实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史德。这样，帝王和史官就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可想而知，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也在于此。史官们汗水和生命的结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到了北宋时代，已经有了十七部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称为“十七史”，到了清代乾隆初期，又加进了宋、辽、金、元、明五朝的史书，于是有了“二十二史”的说法。后来，人们又把失传已久的《旧五代史》、《新元史》、《清史稿》增加进去，由此形成了“二十五史”。 我国的史书卷帙浩繁，种类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种。正史：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记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如，通常所说的“二十五史”。别史：杂记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杂史：只记载一事之始末，一时之见闻或一家之私记，带有掌故性的史书。野史：有别于官撰正史的民间编写的史书。稗史：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书，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类钞》，有时也用来泛指“野史”。 另外，史书的体例主要有四种。纪传体：创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用“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叙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用“表”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用“书”或“志”记载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民族及外国。历代修正史多以此为典范。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编写，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如《左传》、《资治通鉴》等。纪事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以历史事件为纲，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日顺序编写。国别体：创始于《国语》，分载多国历史。如《战国策》、《三国志》等。 古人认为，阅读不同的书籍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读过鲁迅先生的散文名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人都会对古朴又典雅的三味书屋记忆犹新。那么，“三味书屋”的名字从何而来呢？其实，“三味”取自“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xihǎi，即醋和肉酱）”的古语。其大意是：读四书五经之类味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读史书味如喝美酒吃佳肴；读诸子百家之类的书，味如酱醋（好比烹调中的佐料一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才能享受到这份美味的大餐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本名为《万历十五年》的书震惊了史学界，同时人们记住了一个词：“大历史”。这本书以“截断众流”的气魄，从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截取了明末万历十五年这一历史瞬间，从各个角度深入细致地再现了明代的历史。作者黄仁宇先生希望通过这貌似平淡无奇的一年，来深刻揭示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而且认为连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于西方现代化国家，都已在那三百多年前的历史横切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大历史”是黄仁宇先生一贯推崇的一种学习、解读历史的方法。其特点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历史的全新视角。 从《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潜规则》、《帝国政界往事》再到《品三国》，历史热一直在缓缓升温。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的崛起，对当下的历史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鲜明的例子是，在《百家讲坛》讲历史的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等，就推动了人们了解历史的兴趣。但同时，一些品位低俗、粗制滥造、选择一两个吸引人眼球的噱头、完全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历史剧业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不但不能让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真正的养分，反而会对心理，尤其是儿童产生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这时我们不妨沉静下来，摒弃娱乐、功利的想法，用一种严肃、理性的思想去看待历史。 第六章 少壮多努力 http://.biquxs.info/

口而诵，心而惟。 朝于斯，夕于斯。 注释 诵：念，读出声音来。 惟：思想。 斯：此，这个。 我们读书学习，要有恒心，要一边读，一边用心去思考。只有早早晚晚都把心思用到学习上，才能真正学好。 心解 专注 现在人们把成功的方法进行了归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专注。如何做到专注？《三字经》上说：“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要想把书学好，就必须做到口中吟诵，心中思考，从早到晚都要把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心中时时默念，才能记得牢靠。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非常喜欢读书，厚厚的一本《资治通鉴》，他不但全部弄懂了内文意思，还从头到尾抄写了一遍。外出的时候，他总是带上两匹马和两匹骡子，自己骑一匹，另外三匹用来驮书。骑马赶路之余，也在默默背书。碰到背不下来的地方，他就停下来，翻开书本来查找。日积月累，他的知识变得越来越渊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炎武“骑马背书”的故事。 文学家鲁迅先生，自幼读书就很讲究学习方法和学习效率。这里说说鲁迅先生的“五法”有哪些： 一是多翻法。他提倡博采众家，取其长补己之短，主张在休闲的时候，要“随便翻翻”，可看看书的目录或者读几页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即便只是阅览也是有益的。这样不仅能了解书的内容，也可在茫茫书海中有效地快速筛选出适合自己的图书，同时也开拓了视野、开拓了思路。 二是跳读法。读书遇到难点，当然应该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但遇到暂时无法弄懂的问题怎么办？鲁迅认为，要“跳过去，再向前进”，这样，连以前不懂的地方也都明白了。 三是设问法。先大体了解一下书的结构和内容，然后提出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然后带着这些问题再去细读全书，这样边问边读逐渐深入。鲁迅先生认为，带着这些问题去细读全书，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四是“五到”法。大家可能听说过朱熹所提倡的“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读书除了这“三到”外，更要手到、脑到。“心到”是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眼到”则是指仔细浏览，目光专注；“口到”是指开口读书，读出声音来；“手到”是边读边做笔记；而“脑到”是指读书是要善于动脑筋、勤思考、多分析。 鲁迅先生背书就用到了他“五到”中的“三到”。他制作了一张小巧精美的书签，上面写着“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十个工工整整的小楷字。他把书签夹到书里，每读一遍就盖住书签上的一个字，读了几遍后，就默诵一会儿，等把书签上的十个字盖完，也就把全书背出来了。 五是立体法。既有一般的泛读，又有重点的“深掘”，既有横断面，又有纵剖面，既有对原著研究，又有辅助读物，有利于形成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 鲁迅先生还十分重视运用“剪报”这一方法来积累资料。他的剪报册贴得很整齐，分类也很严格，每页上都有他简要的亲笔批注。鲁迅曾利用这些剪报写了不少犀利的杂文。先生曾说过：“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鲁迅先生认为，重读也是不可缺少的。隔些日子再重读书中标记的重点，花的时间不多，却有新的收获。 古今中外的诸多名人，对于读书方法，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而正是应为这些正确的读书方法，才引导着他们更好地去认知、看待这个世界，从而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 昔仲尼，师项橐， 古圣贤，尚勤学。 注释 项橐：鲁国的神童。 古代的孔子是个十分好学的人，当时鲁国有一位神童名叫项橐，孔子就曾向他学习。像孔子这样伟大的圣贤，尚不忘勤学，何况我们普通人呢？ 心解 三人行 这四句讲的是圣贤勤学的故事。相传，孔子有一次与弟子们出游，路上遇到几个小孩在路边玩耍。其中一个名叫项橐的孩子在道路中央用砖块垒成一座城池的样子，不让孔子的车通行。孔子的学生子路看见这样的情形，就停车呵斥道：“见到马车来，小孩子为什么不让开？碰伤你怎么办？”项橐说道：“我听说圣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为什么连马车要绕着城池走的道理都不明白呢？”孔子探身道：“城在何处？”项橐说：“筑于足下。”孔子下车观看，果然看到小孩子站在砖块垒成的“城池”中。项橐随即问：“是城池绕着车马走，还是马车绕着城池走？”孔子笑道：“好伶俐的童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小儿答道：“我叫项橐，今年七岁。请教您是哪一位？”孔子答道：“我是鲁国孔丘。”项橐惊道：“原来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孔夫子！那么我请教您三个问题，答的出来我就让城让路，答不出来就请绕城而过。”孔子觉得项橐很有意思，于是笑道：“一言为定！”项橐说：“天地人为三才，先生可知天有多少星辰、地多少五谷、人有多少根眉毛？”孔子摇头说：“我还真的不知道。”项橐得意地说：“我来告诉你，天有一夜星辰，地有一茬五谷，人有黑白两根眉毛。”项橐朝孔子拱拱手再问：“什么水没有鱼？什么火没有烟？什么树没有叶？什么花没有枝？”孔子听后说：“你真是问得怪，江河湖海，什么水都有鱼；不管柴草灯烛，什么火都有烟；至于植物，没有叶不能成树；没有枝也难于开花。”项橐一听格格直笑，晃着脑袋说：“不对。井水没有鱼，萤火没有烟，枯树没有叶，雪花没有枝。”项橐又问：“什么山上无石？什么车子无轮？什么牛无犊？什么马无驹？什么男人没有妻子？什么女人没有丈夫？”孔子逗他道：“啊呀，我还是不知道。”项橐又道：“土山无石，轿车无轮，泥牛无犊儿，木马无驹儿，神仙无妻，仙女无夫。”孔子叹道：“后生可畏啊！老夫愿拜你为师。”于是向项橐行礼，绕城而过。这就是后世传说的“项橐三难孔夫子”的故事。 古时就有很多人怀疑这件事情是后人的杜撰，因为故事中的项橐十足是孔子所讨厌的“利口好辩”的人。项橐向孔子请教的问题更像我们现在的脑紧筋急转弯，如果放在赵本山的小品中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故事所传达的精神却是很有启发性的，孔子确实是勤学好问的人。韩愈在《师说》中曾提到“孔子师郯子、苌子、师襄、老聃”。郯子是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一带）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氏（传说中古代帝王）时代的官职名称。苌弘是东周的大夫，博学多才，知天文、识气象、精音律、通历法，孔子曾于公元前518年前往周国，专门造访苌弘，就韶乐与武乐之异同和不解之处虚心求教。师襄是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老聃，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自古就流传着孔子风餐露宿、不远千里问礼于老子的故事。虽然孔子向老子问礼时的谈话内容没有流传下来，但这两位圣贤先哲的相遇，不仅是孔子虚心求教的明证，更是儒道两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的一大盛事。 《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还说过：“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有学而不知者。”即使是生而知之者，还是要学习，有的人天分很高、很聪明，但是不认真求学问，倚仗自己的天才胡作非为，就把自己毁了，就是“思而不学”。之前我们所说的方仲永的就是如此。孔子是古时的圣贤，尚且本着“学无止境”的态度活到老学到老，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呢？ 赵中令，读鲁论， 彼既仕，学且勤。 注释 赵中令：北宋初期的宰相赵普。中令是中央行政中枢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的简称。 鲁论：《论语》的一个版本，西汉初年由鲁国人所传的《论语》，后世通行的《论语》就是根据这个编定的。 仕：出仕做官，古人把读书做官称为仕途，做了官称为致仕。 北宋时期的赵普已经是中书令了，依然日以继夜地阅读《论语》，没有一点松懈。 心解 学海无涯 这四句说的是当了官的人依然勤奋好学的故事。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当了官的人引申为有所成就的人。因为古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是将读书和做官联系在一起的，读书就是为了“出世”——进入仕途，从而“治国平天下”。现代社会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人们读书的目的也趋于多元化，因此“有所成就”是更为贴切的说法。 提到《论语》，很多人就会想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正是宋代初年的中书令赵普。赵普（922—992年）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天津市蓟县）人，后迁居洛阳，北宋宰相。后周时为赵匡胤幕僚，掌书记，曾参加策划陈桥兵变。964年任宰相，协助太祖筹划削夺藩镇，罢禁军宿将兵权，实行更戍法，改革官制，制定守边防辽等许多重大措施。太宗时又两次为相，可谓宋朝的第一文臣。赵普与赵匡胤年轻的时候就是同学兼朋友，他出身比较艰苦，少年时没有好好读过书。以后跟随赵匡胤打天下，宋朝开国后，赵普白天忙于处理国家政务，夜晚则读《鲁论》（《鲁论》是鲁国通行的《论语》二十篇）。据说每当遇到重大问题，赵普总是说：“明天再作决策。”晚上回家以后，他从箱子里面拿出一本书仔细地读，第二天准能够提出一个很高明的见解。时间久了，大家都很奇怪，觉得赵普家里一定藏有什么秘籍宝典。有一次，赵匡胤晚上去他家里商量紧急政务，看到他的书桌上放着一本书，一看原来是《论语》。赵匡胤有些奇怪，就问道：“《论语》是小孩子启蒙的书，你为什么还要读它呢？”赵普回答：“《论语》中有治国的大道理，臣已经用半部《论语》帮陛下打了江山，现在要另外半部来帮助陛下治理天下。”因此，就有了“半部《论语》定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同样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从前有—个小和尚，他离开家乡到处寻找名师，想得到一些真正的修为。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位高僧，并恳求高僧收他为弟子。高僧见他一片诚心，又天资聪慧，便收下了他。两年后，小和尚自以为学到了很多东西，得到了师父的真传，便不想再继续跟着师父参禅拜佛了，于是就向他的师父辞行，要下山去。高僧明白小和尚的心思，他并没有阻拦小和尚下山，而是让小和尚拿来一个钵子，然后让他往里面装一些石头，装满为止。高僧问小和尚：“钵子装满了吗？”小和尚答：“满了，再也装不下什么东西了。”高僧便抓了一把芝麻撒进去，然后晃了晃钵子，芝麻一会儿就不见了，接着高僧又抓起一把芝麻撒进去，晃了晃钵子，芝麻又不见了。“钵子现在装满了吗？”高僧再次问小和尚。小和尚惭愧地告诉师父：“看上去满了，可是还能装下很多东西。”这时，高僧又取来一只杯子，让小和尚往钵里倒水。小和尚看钵子满了，就想停止倒水。高僧却说：“不要停，继续倒。”结果钵子倒满了水后，多余的水都溢了出来。高僧这时候才让小和尚停止倒水，然后问他：“满了还装得下别的东西吗？”小和尚终于明白了师父的一片苦心，恳请师父原谅他的无知，并继续努力学习。 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知识的海洋浩瀚如烟，没有人能以有限的生命学完无限的知识。另外，除了书本的知识，实践的知识也需要我们自己来探索、发现。社会实践是一门永远没有完结的课程，下面这个故事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美国东部一所规模很大的大学毕业考试的最后一天。在一座教学楼前的阶梯上，一群机械系大四学生挤在一起，正在讨论几分钟后就要开始的考试，他们每个人都很自信。这是最后一次考试，接着就是毕业典礼和找工作了。教授说他们可以带需要的教科书、参考书和笔记，只要求考试时他们不能交头接耳。他们胸有成竹地走进教室。考卷发下以后，学生们注意到试卷只有5个讨论题。3个小时过去了，教授开始收卷。学生们脸上都是不可思议的表情。教授手里拿着考卷，面对着全班同学。教授端详着面前的学生们，担忧地问道：“有几个人把5个问题全答完了？”没有人举手。“有几个人答完了4个？”仍旧没有人举手。“3个？”“2个？”学生们在座位上不安起来。“那么1个呢？一定有人做完1个了吧？”全班学生仍保持沉默。教授放下手中的考卷说：“这正是我预期的。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即使你们已经完成了四年工程学教育，也仍旧有许多有关工程的问题你们不知道。这些你们不能回答的问题，在日常操作中是非常普遍的。”于是教授带着微笑说下去，“你们要记住，虽然你们是大学毕业生，但是你们的教育才开始。” 既然有这么多书本和实践的知识需要学习，我们还等什么呢？ 披蒲编，削竹简， 彼无书，且知勉。 注释 披：打开，这里指批阅。 蒲编：用蒲草编联而成的书册。 西汉时路温舒把文字抄在蒲草上阅读。公孙弘将春秋刻在竹子削成的竹片上。他们两人都很穷，买不起书，但还不忘勤奋学习。 心解 学习的客观条件 “披蒲编，削竹简”包含着两个古人刻苦学习的故事。“披蒲编”说的是西汉著名法学家路温舒的故事。在汉代以前，只有世家才会有藏书，如果不是自己下功夫抄录，就无书传学。加上那时还没有纸张，书写的材料主要是绢帛、动物的皮、竹简，所以家贫就自然没有书可读了。路温舒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由于家境贫寒，他只好去帮别人放羊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尽管如此，他对读书识字却有很大的兴趣。他白天放羊，没有机会学习，到了晚上，他就想尽办法求人教他识几个字。渐渐地，识字多了，读书的劲头也越来越大。他想：要是能有一册书带在身边，一边放羊一边读书，那该多好啊。一天，他在池塘边放羊，忽然看见池塘里长着一丛蒲草，又宽又长，不禁眼前一亮：这蒲草多像从前抄书用的竹简呀!他兴高采烈地割了一大捆蒲草，赶着羊群往家走。回到家后，他先将蒲草切得整整齐齐的，然后用线绳穿在一起，再向别人借来几本书，抄写在蒲草书上。从此他也有自己的书了，放羊时就可以随身带着阅读。他的蒲草书读完了一册又一册，学识长进很快。由于读过的书里有不少法律书籍，因此在法学方面有了一定的造诣。在汉宣帝时期，他上疏请求改变重刑罚、重用治狱官吏的政策，主张“尚德缓刑”，“省法制，宽刑罚”。他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法密政苛，重用狱吏。秦朝这一弊政，必须改革。他还反对刑讯逼供，认为刑讯迫使罪犯编造假供，给狱吏枉法定罪开了方便之门。他在奏疏中还提出废除诽谤罪，以便广开言路。路温舒“尚德缓刑”的主张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进步意义。 “削竹简”说的是西汉的著名学者公孙弘。历史上的公孙弘与董仲舒齐名，都是汉武帝的丞相，也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奠基人。公孙弘，字季，齐地薛国（今滕州）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述了他以布衣而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经历，在指斥了他曲学阿世、“为人意忌”等缺失的同时，肯定了他官高戒奢，躬行节俭，倡导儒学，有益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功绩；也肯定了他谏止征伐匈奴和罢通西南夷，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和行为。他出生低微，居然为相，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对他推崇备至，尤其是他“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精神。他出身贫贱，二十多岁时曾经当过县监狱的小官，后因过错被免了官。四十多岁的时候，他还在帮人放猪。一天，他看见一大片竹林，就想到自己可以削竹抄书。于是他就四处打听制作竹简的方法。当时，竹简的制作非常复杂。首先是要挑选出平整的竹段，然后去掉外皮，将青竹筒用火烤，让其“发汗”脱水（这个过程就称为“杀青”，可以防止竹简变形、被虫蛀，因此竹简也被称为“汗青”。），再截成宽度和长度相等的竹片。经过一段时间，他终于制成了竹简，将借来的《春秋》抄写在自己的竹简上，利用休息时间来学习。后来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官至左内史、丞相，被封为平津侯。 这两则故事都说的是古人自己创造条件刻苦学习的事情。在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科学技术极其发达的今天，书本已经是最为平常的学习材料了。从十几年前风靡的学习机，到现在的电子辞典、掌上电脑、点读机，无一不是在为我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客观的条件具备了，这就需要我们有更足的学习劲头，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头悬梁，锥刺股， 彼不教，自勤苦。 注释 头悬梁：将头发悬挂在屋梁上。 不教：不靠别人的督促。 晋朝的孙敬读书时把自己的头发拴在屋梁上，以免打瞌睡。战国时苏秦读书每到疲倦时就用锥子刺大腿，他们不需要别人督促就能自觉地勤奋苦读。 心解 苦读与乐读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有两种：一曰“苦”，二曰“乐”。苦读的代表是孙敬和苏秦，也就是《三字经》中“头悬梁，锥刺股”的主角。乐读的倡导者是孔子，即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头悬梁”是汉代孙敬的故事。孙敬，字文宝，信都（今河北冀州）人。他年少好学，而且嗜书如命，晚上看书学习常常通宵达旦。邻里们都称他为“闭户先生”。《太平御览》上记载：孙敬“好学，晨夕不休。”孙敬读书时，随时记笔记，常一直看到后半夜，时间长了，有时不免打起磕睡来。一觉醒来，又懊悔不已。有一天，他抬头苦思的时候，目光停在房梁上，顿时眼睛一亮。随即找来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拴在房梁上，下边这头就跟自己的头发拴在一起。这样，打瞌睡时，头一低，绳子就会拽一下头发，自己感到疼痛就会惊醒而赶走睡意。从这以后，他每天晚上读书时，都用这种办法发愤苦读。年复一年的刻苦学习，使孙敬饱读诗书，博学多才，成为一名通晓古今的大学问家，在当时江淮以北颇有名气，常有不远千里的学子来向他求学、解疑。 “锥刺股”是战国时期苏秦的故事。苏秦，字季子，战国时期的韩国人，是与张仪齐名的纵横家。可谓“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他出身农家，素有大志，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多年。后出游数年，一无所获而归，遭到家人的讥笑。于是他发愤用功读书。有时候，实在困得不行了，就用锥子刺一下自己的大腿，感到疼痛就会醒来继续读书。经过了几年之后，苏秦再次出发。到燕国去见燕文侯，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主张，并资助他去游说。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有效地制衡秦国，苏秦成为纵约长，披六国相印，给秦国下了纵约书，致使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 和“苦读”相比，现代人似乎更钟情于“乐读”。实际上这两种方法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 爱因斯坦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没有什么是可以不劳而获的，没有失败也就不会有成功。姚明到了nba从一个“菜鸟”成为今天的篮球巨星，是他刻苦训练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苦”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农夫在春天播种下一粒种子，到了秋天，却收获了万颗果实。这个道理简单吗？在实践中，他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兴趣从何而来呢？朱光潜先生在谈及有志于做学问的人时说：“也有些初看很枯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谈读书》）有了滋味也就有了兴趣的萌芽，再“啃”下去，发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也未可知。可见兴趣并非凭空而来，也是可以培养的。这培养的途径就是“硬啃”，先“苦”上一阵子。 如果说苦读是乐读的基础，只有苦读才能找到自己“乐”的所在，那么乐读就是苦读的超越。带着浓厚的兴趣去读书，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因为有了兴趣，读时精力集中，心无杂念，所以感受深，记忆牢，且联想丰富，“心骛八极，神游刀仞”。既沉醉其中，“苦”也就不能称之为“苦”了，并且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然而林语堂极不赞成“苦读”，他说：“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林先生的话并非毫无道理，但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位“苦读”的代表苏秦最后并非一无所成，而是“终一酬壮志，功名传千古”了；“苦读”的另一位代表孙敬最终也学有所成。由此可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话还是值得我们牢记的。 如囊萤，如映雪， 家虽贫，学不辍。 注释 囊萤：把萤火虫装在纱袋里。 映雪：积雪的反光。 辍：停止。 晋朝人车胤，把萤火虫放在纱袋里当照明读书。孙康则利用积雪的反光来读书。他们两人虽然条件艰苦，却从来没有停止学习。 心解 家贫勤学 这四句说的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勤奋学习的故事。唐朝李渤在《喜弟数再至为长歌》中有诗说：“次兄一生能苦节，夏聚流萤冬映雪。”这说的就是晋人车胤和孙康的典故。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没有多余的钱来买油灯，晚上就不能读书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车胤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生中做过吴兴太守、辅国将军、户部尚书等官职，被朝廷封为关内侯与临湘侯，屡建功勋，颇极一时之盛。现在湖北省公安县还有车胤“囊萤台”遗址，并在原遗址附近建起了公安县车胤高级中学，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学子。 孙康，晋代京兆（今河南洛阳）人，官至御史大夫。孙康幼时酷爱学习，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他想夜以继日攻读，可家中贫穷，没钱购买灯油。一到天黑，便没有办法读书。特别到了冬天，长夜漫漫，他有时辗转很久，难以入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白天多看书，晚上睡在床上默诵。一天半夜，孙康从睡梦中醒来，把头侧向窗户时，发现从窗外透进几丝白光。开门一看，原来下了一场大雪。窗户被白雪的反光映得亮亮的。他忽然心中一动：映着雪光，可否读书呢？他急急忙忙跑回到屋里，拿出书来对着雪地的反光一看，果然字迹清楚。于是他困意全消，立即穿好衣服，取出书籍，在雪地上看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孙康砥砺求进，终于学有大成。元朝初年，孙氏族人从河南龙门迁到浙江湘湖，以“映雪堂”命名孙氏祠堂，以纪念祖先孙康“映雪读书”的精神。 家境贫寒仍然努力学习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孔子、欧阳修、宋濂、王冕等等。有诗句说：“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没有刻苦的努力，不会有日后的成就，而且越是艰苦的环境对个人意志的考验也更加严峻。因此，他们不仅知识渊博，更是意志坚强、品格高尚的人。现在社会，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父母几乎是把一切都献给了下一代，极力满足他们物质方面的需求。这时，强调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就显得更为必要。让温室中的花朵经受更多暴风雨的洗礼。可是现在有些人只记住了“言传”却忽视了“身教”。自己游山玩水、挥霍浪费、嫖赌逍遥，却要求下一代好好学习、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其效果可想而知。与此不同，曾国藩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曾国藩出身低微，然而他学识渊博、见识阔宏、文武兼备；得到当时朝廷的信赖以及满朝文武官员的钦佩。死后被谥为“文正”、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的一生，谦虚诚实，教子有方。他的儿子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修英文，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曾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曾国藩在京城时见到不少高干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因此他教育子孙要艰苦朴素，并告诫他（她）们：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不能给考官写信等等。因此，他的子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是曾国藩反而更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够检点、学识不够渊博而损害父亲的声誉。所以他们磨砺自己，迎难而上，奋发图强。同时，他很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自己孩子的影响，自己能够以身作则。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他靠自己的行为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 如负薪，如挂角， 身虽劳，犹苦卓。 注释 负薪：担柴火。 挂角：把书本挂在牛角上。 苦卓：刻苦自立。 古人读书，把书挂在担柴的扁担上，挂在牛角上，身体虽然十分困乏，但是依然没有停止读书。 心解 身劳勤学 这一节讲的是不顾身体的辛劳刻苦读书的故事。 “如负薪”说的是汉代朱买臣的故事。朱买臣，字翁子。他家境贫寒，靠卖柴来维持生计，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学业。每天上山砍柴，他都会带上书本，以便在休息的时候阅读。在回家的路上，他就把书挂在扁担上，一边担着柴，一边读书。家人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但是朱买臣并不理会他人的嘲笑和指责。后来，他终于因为出色的学识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官拜会稽郡太守，而且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现在用来形容事情已成定局、无法挽回的成语“覆水难收”也来自朱买臣的事迹。在朱买臣还没有得到皇帝赏识之前，他科举考试屡屡受挫，只是一个穷酸潦倒的书生。多年来，妻子崔氏跟着他过着清苦的生活，渐渐地有些不耐烦了，脾气越来越坏，她从心里看不起丈夫那副穷酸的样子，说话尖酸刻薄。朱买臣有口难言，只得默默忍耐。一天，大雪纷飞，朱买臣饥肠辘辘，被崔氏逼到山上砍柴。他以为多砍些柴草卖掉，买回米面，妻子就会高兴起来。谁知朱买臣一进家门，崔氏就提出要他写下休书，她已经决另嫁他人了。朱买臣痛苦地请求妻子再忍耐一时，说：五十岁一定富贵，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你辛苦的日子很久了，等我富贵之后再报答你。而崔氏去意已定，并表示即使朱买臣将来做了高官，自己沦为乞丐，也不会去求他。朱买臣见她全然不顾多年的夫妻之情，只好写下了休书。不久，朱买臣考中进士，做了太守。崔氏得知后心慌意乱，决定去找朱买臣，不要现任的丈夫了。崔氏蓬头垢面，赤着双足，跑到朱买臣面前，苦苦哀求他允许自己回到朱家。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朱买臣若有所思，让人端来一盆清水泼在马前，告诉崔氏，若能将泼在地上的水收回盆中，他就答应她回来。崔氏闻言，知道缘分已尽。这就是“覆水难收”的典故。 “如挂角”的典故，说的是隋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李密的故事。李密，字法主，祖上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代，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职。李密并不懊丧，回家后发愤读书，因以放牛为生，故此常坐在牛背上读书。一天，李密骑牛去看一位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读，被越国公杨素看到，便在车上打招呼：“哪里的书生如此用功？”李密一见是宰相，忙下牛报名。杨素又问：“你看的是什么？”李密答道：“我在读项羽的传记。”为此《新唐书·李密传》记载：“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后来，李密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杨玄感兵败被杀，李密逃亡，后加入瓦岗军，人称魏王。李密发布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数说杨广的十大罪状，其中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话。为后世留下了“罄竹难书”的成语。 对于有的人来说，读书是一件苦差事，自身的惰性就是最大的阻力，但是对于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来说，就乐此不疲。其中的滋味，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在这里，还是用孟子的那段经典语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来激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 苏老泉，二十七， 始发愤，读书籍。 彼既老，犹悔迟， 尔小生，宜早思。 注释 苏老泉：宋代著名文学家苏洵。 尔：你们。 苏洵二十七岁才开始发奋读书，后来终于有所成就。而我们年纪轻轻，更应该把握大好时光，发奋读书，才不至于将来后悔。 心解 积极进取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抱怨时光流逝，好机会永远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态度。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苏洵就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苏洵，字明允，自号老泉，北宋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根据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的记载，苏洵在青年时代是在劳动、游历和结交朋友中度过的，“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苏洵的妻子程氏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他在苏洵二十七岁那年，劝导苏洵发奋读书，并独立承担家庭重任。苏洵在妻子的支持下，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终于学业大进，后得到当时文坛前辈欧阳修的赏识，后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为“三苏”。他认为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不少观点切中时弊。苏洵的文章见解精辟，语言锋利，纵横捭阖，很有战国纵横家的风度。 苏洵不仅自己有所成就，而且还特别注重教育后代。苏轼和苏辙自小十分顽皮，在多次说服教育不见成效的情况下，苏洵决定改变教育方法。从此，每当他们玩耍时，苏洵就有意躲在角落里读书，看到他们走过来，就故意将书“藏”起来。苏轼和苏辙好生奇怪，以为父亲一定瞒着他们看什么好书。两人出于强烈的好奇心，趁父亲不在家时，把书“偷”出并认真阅读，逐渐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二人也终成一代名家。 后人在总结苏洵之所以成功时，大都归结为他的不放弃。在前面我们提到过，人生中学习的最佳时间是十三岁之前。在这段时间里读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果错过了人生的前十三年，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曾国藩曾经说过：“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能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仑之一粒耳。”知识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抓紧时间去学习。民族英雄岳飞在他的名作《满江红》曾写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以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给予后人以有力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在小学的课本上都学过“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这句格言来自古诗汉乐府《长歌行》：“青春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到东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作者借园中葵春天茂盛秋天衰败的形象，来比喻人生少壮时的美好和老大时的凄惨；并用河水东流不返来比喻时间的流逝，不会为一个人而停留，以此来提醒人们要珍惜时间。我们不知道，远在两千多年前的作者，是不是在追悔自己的一生？但能够肯定的是，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的人，当他们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读到这首诗的时候，都会为之深深震撼。这也是这首诗之所以流传到今天的原因，可惜当时年幼的我们未能深刻地体会出这句话的内涵。“少壮”所概括的是一个人从十几岁到三四十岁的时段。这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人，思想活跃，热情澎湃，体力充沛，想象力丰富，充满勇气和进取精神，正可谓“敢想、敢说、敢干”。这段时间是我们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的最佳时期。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再停留在自己的空想中，是要行动的时候了！ 若梁灏，八十二， 对大廷，魁多士。 彼既成，众称异， 尔小生，宜立志。 注释 梁灏：五代末年人，八十二岁才考取进士。 对大廷：在朝堂上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 称异：感到惊奇。 梁灏在八十二岁时才考中状元，在金殿上对皇帝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独占魁首。他这么大年纪，尚能获得成功，大家感到非常惊异。而我们也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立定志向，至老不倦。 心解 志向 这一节讲的是梁灏八十多岁中状元的故事，以此激励青年人要早立志向。 梁灏是五代末年人，历经后汉、后周和北宋三朝，他少年时曾立下誓言，不考中状元誓不罢休。结果屡试不中，受尽别人讥笑。但梁灏并不在意，他总是自我解嘲地说，失败一次就离成功更近一步。直到八十二岁的时候，他才考中状元。为此，他曾写过一首自嘲诗：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年始成名。饶他白发头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观榜更无朋侪辈，到家惟有子孙迎。也知少年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 历史上的著名的长寿老状元还有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八十八岁高中状元）和北宋词人黄裳（八十七岁高中状元）。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是古人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重要途径，因此在这里我们不是赞同他们对科举考试的虚荣心理，而是激励大家要树立正确的志向，并为之不懈奋斗。 人生在世如果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很容易迷失方向，停留在原地，任凭机会溜走，青春不再。只有依靠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在被生活重担压迫的时候才能有继续前进的动力。古人对“志”的解释是“心之所指曰志”，也就是指人的思想发展趋向。当代汉语对“志向”一词是这样解释的：“未来的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决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人的志向。宋代思想家张载将其解释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曾国藩在教育后代的时候曾提出三点要求：“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可见，立志的重要性。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在《人间词话》中引用先人的词句概括出人生的三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后人对这段话有着各种解释，在这里就说一下我的“一家之言”，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 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傍晚时分，猛烈的西风刮来，碧绿的大树上，一片一片树叶凋落，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如何摆脱这种失意呢？只有登上高楼，凭高眺望更为广远的天地。我们的立志也要如此，只有志向高远，才能摆脱世间名利的束缚，到达更高的境界。王国维先生在青年时代就用西方的学术与中国的学术相化合的路径，开创了学术的新境界，为他以后成就的取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两句是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名句。“终不悔”三个字表达了作者的坚定和果断，直抒胸臆地透露出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怀念。在这里王国维先生将这份坚定和果敢运用到了对理想的追求上。既然确定了志向，就要为之努力奋斗。王国维结交了当时许多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阅读了许多别人无法轻易看到的珍贵书籍。现在保存于北京图书馆的王国维先生手校手批的原件，在每一本的眉端、行间、卷首、卷尾都留下了他的眉批、夹注、校语、跋语等。王国维先生的刻苦和钻研可见一斑。俞平伯写《人间词话序》中说：《人间词话》“虽只薄薄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是胸罗万卷者不能道。”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高远的志向加上自己坚持不懈的奋斗，终于豁然开朗，有所成就。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研究十载，生平著述六十二种，批校的古籍有两百多种，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是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他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莹八岁，能咏诗； 泌七岁，能赋棋。 彼颖悟，人称奇， 尔幼学，当效之。 注释 莹：北魏人祖莹。 泌：唐代人李泌。 赋棋：对棋赋诗。 颖悟：聪明慧悟。 效：效仿、学习。 祖莹八岁就能吟诗，李泌七岁就能观棋赋诗。他们这样聪慧，人们都感到很惊奇，我们应该向这些小孩子学习。 心解 少年有成 这一节讲的是少有所成的故事。 祖莹是北魏时代人，字元珍，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八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诗经》、《尚书》。他经常日以继夜地学习，以至于他的父母害怕他会生病，对他下了“禁书令”。可是这样依然不能减弱他的学习热情。他经常偷偷地藏着蜡烛，赶走童仆，等到父母睡着之后，点燃蜡烛读书，用他的衣服遮盖窗户，害怕漏光，被家里人发觉。周围的人都称他为圣小儿。祖莹十二岁时就被送到当时的高等学府深造。有一次，当时中书博士的张天龙在讲解《尚书》，祖莹被选为主讲。祖莹因为晚上看书到深夜，早上起身去上课，匆忙间误将同学的一本《曲礼》当做《尚书》拿到了学堂，登上讲台才发现拿错了书。老师很严厉，因此他不敢回去拿书，只能将错就错把《曲礼》放在面前，诵读《尚书》三篇，不漏一字。之前我们说过《尚书》的文字“诘屈聱牙”，很难阅读，祖莹竟能背诵，可见他的刻苦程度。事情传开后，人们都对小祖莹非常钦佩。 李泌，字长源，出身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历经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为平定安史之乱、讨伐李怀光、李希烈叛乱，以及联合回纥、云南、天竺等国抗击吐蕃入侵等，在经济、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治理国家上也颇多建树。后人将他看作是一位类似诸葛亮、刘伯温的传奇人物。李泌家世代重视读书教育，据《邺侯家传》说，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聚书两万余卷，并告诫子孙不得让这些图书出门，如有求读者，可在别院阅读、供馔。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匪浅。 只有七岁的李泌就能作文赋诗。一次，玄宗召他入宫。当时，玄宗正在和宰相张说下棋，就叫张说随便出一个题目考一考李泌。张说就以下棋为题，当即赋诗一首：“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方像棋盘，圆像棋子，行动起来激烈鏖战，安静下来就一动不动地在那里。）李泌应声答道：“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方如同行侠仗义，圆如同运用智慧，行动起来处处能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安静下来就像得胜了在那里休息。）张说以人比棋，李泌以棋比人。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相比之下，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一旁的玄宗大吃一惊，立即赐给李泌一件紫袍。当时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身穿紫袍，可见玄宗对李泌的赞赏。此外，张九龄、严挺之等也非常器重李泌。七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尽管李泌在七岁时就已经如此了不起，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而是更加努力，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祖莹和李泌并没有过人的天赋，他们靠着年少时的勤奋和努力，终于有所成就，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从微观方面看，少年和青年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一生。从宏观方面看，少年和青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素质决定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兴衰。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有过这样的话：“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蔡文姬，能辨琴； 谢道韫，能咏吟。 彼女子，且聪敏， 尔男子，当自警。 注释 蔡文姬：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和才女。 辨琴：辨别琴声。 谢道韫：晋代女诗人。 东汉的蔡文姬能分辩琴声好坏，晋朝的才女谢道韫能出口成诗。她们身为女子，尚且如此，身为一个男子汉，更要时时警惕，充实自己才对。 心解 女子勤学 这一节讲的是女子勤学的故事。 蔡文姬，名琰，字昭姬（避司马昭的讳，改为文姬），东汉末年人，是我国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还精于天文数理，妙解音律，是曹操的挚友和老师。生在这样的家庭，蔡文姬自小耳濡目染，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而且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相传在年仅六岁的蔡文姬听父亲在大厅中弹琴，隔着墙壁就听出了父亲把第一根弦弹断的声音。其父惊讶之余，又故意将第四根弦弄断，居然又被她指出。长大后她更是琴艺超人。可惜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蔡文姬被掳到了南匈奴，嫁给了匈奴左贤王，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十二年后，曹操念及恩师蔡邕对自己的教诲，用重金赎回了蔡文姬。蔡文姬归汉后，结合自己的悲惨经历，创作了哀怨惆怅、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胡笳十八拍》琴曲。另外，由于战乱蔡文姬家中原有的四千卷书全部遗失，她却凭自己的记忆默写出四百篇文章，没有遗误，可见蔡文姬才情之高，同时为保存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历史上把“文姬归汉”传为美谈。 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第五回中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有云：“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其中“咏絮才”用的就是东晋才女谢道韫的典故。谢道韫是东晋名相谢安的侄女，从小就喜欢吟诗作赋，聪慧能辩，很有才华。有一次谢安召集子侄讲论文义，刚好下起了大雪。谢安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谢安八岁的侄子谢朗回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七岁的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的诗句对仗工整，比喻恰当，得到了谢安的夸奖。谢道韫传世的作品还有《吟泰山》，诗句不以婉转细腻见胜，却充满阳刚之气，气度非凡，不让须眉，可见其文才气度。 中国历史上的女才子很多，最著名的四大才女，就是蔡文姬、谢道韫、卓文君与李清照。 卓文君善鼓琴，好音律，而且不慕虚荣，坚定追求自己的爱情，成为后世人们追求爱情自由的典型代表，留下了“凤求凰”、“当垆卖酒”、白头兴怨、长门灵赋的千古佳话。李清照是与李白、李煜并称的“词家三李”之一，其词婉约而不造作，委婉融合超越，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一首《夏日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更是“直欲压倒须眉”（出自《雨村词话》）。除此之外，历史上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奇女子，如勇敢救父的缇萦、刚毅果断的王昭君、见识远大的红拂女、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为国为民的杨门女将、击鼓抗金的梁红玉、巧夺天工的黄道婆、铿锵风骨的柳如是、侠义执著的秋瑾等等。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其本分就是在家操持家务、服侍丈夫和孩子。正如林语堂先生在其《吾国与吾民》中所说：“古代中国闺女实际上比之欧美女子缺少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过受了较好家庭教育，则她可以增厚一些培养为良母贤妻的基础。而她的一生也没有旁的事业，只有做做贤妻良母而已。”儒家经典《周礼》对女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女子应该具有贞顺的德行、优雅的举止、委婉的谈吐、精湛的女工。后世甚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并提出了妇女应该遵守的“三从四德”（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在这里，《三字经》以女子的成就来激励男子学习是作者开明思想的体现。 唐刘晏，方七岁， 举神童，作正字。 彼虽幼，身已仕， 尔幼学，勉而致， 有为者，亦若是。 注释 刘晏：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 正字：校对书籍的官员。 勉：努力。 致：达到。 唐代的刘晏只有七岁，就被推举为神童，并且做了翰林院的正字。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已踏上仕途。你们刚刚读书，更应该勤勉读书。凡是有作为的人，都是这样的。 心解 榜样的力量 所谓神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超常幼儿，即智能显著高于同龄阶段常态幼儿发展水平及其具有某方面特殊才能的幼儿。我国古人把那些幼而敏慧，少而老成，“有特禀异质，迥越伦萃，岐嶷兆于襁褓，颖悟发于龆龄”（《册府元龟》）的幼儿同一般幼儿区别开来，把他们称为神童，给予特别重视。唐朝的刘晏就是这样的例子。 刘晏，字士安，历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铸钱、盐铁等职，是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刘晏少年时期十分勤学，七岁时就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是名噪长安的“神童”，八岁时唐玄宗封泰山，因献《颂》，授翰林院正字。虽然刘晏的年纪很小，但他对当时的朝廷上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情况有着清醒明确的认识。在他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唐玄宗召见他，一旁的贵妃非常喜欢他，就让他坐在自己的膝盖上玩耍。唐玄宗问道：“你是正字，那么你能校正几个字呢？”反应敏捷的刘晏马上想到这是向皇上进谏的好机会，于是他回答：“‘四书五经’中的字都是对的，只有一个字是错的，那就是‘朋’字。”唐玄宗对于他小小年纪能说出这样的话大为惊讶，也明白他的良苦用心。此后，刘晏充分利用职务之便，博览群书，虚心求教，对他后来的施政改革，都有重大影响。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千疮百孔，财政极为困难。刘晏上任后，对漕运、盐务和财政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为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的统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有很多神童：甘罗、曹冲、孔融、蔡文姬、司马光等等。有人将古代神童的共同点总结如下：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才思敏捷；记忆力强；想象力异常活跃，他们考虑问题时，常常会“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标新立异，异想天开；有着很强盛的求知欲；心理比同龄儿童成熟。当然，在现代社会中也不乏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神童”。他们在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中被大众熟知，但是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却无人能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每当此时，人们都会搬出王安石著名的《伤仲永》，感叹一句“泯然众人矣！”近年来，中国儿童中心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共同在北京推出“人才抢先”——四至五岁灵智超常儿童培养计划。“一石激起千层浪”，神童的培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纷纷质疑这样是否会有拔苗助长的倾向，是否会摧毁了孩子的天性？可以说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所成就，但是如果教育的方法不得当，就只能得到物极必反的苦果。沉重的压力和残酷的竞争会让他们的灵气和才华逐渐枯萎，直至最后消失殆尽。因此，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社会公众，都应该理性地看待神童现象。 《三字经》在这里并不是宣传神童而是以此来激励更多的人勤奋学习。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 犬守夜，鸡司晨。 苟不学，曷为人； 蚕吐丝，蜂酿蜜， 人不学，不如物。 注释 司：掌管。 苟：假使，如果。 曷：怎么。 狗负责晚上看家，雄鸡负责早晨报晓。人们如果不思用心学习，有什么资格称为人呢？蚕吐丝以供我们做衣料，蜜蜂可以酿制蜂蜜，供人们食用。而人要是不懂得学习，不能以自己的知识、技能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就会连这两种小动物都不如。 心解 学习是一种信仰 狗会忠心耿耿地为主人看家护院，防止盗贼入侵；公鸡会准时在每天黎明时分报晓，提醒人们该起床做事情了；蚕会吐丝，供给人类作丝帛的原料；蜜蜂能采花酿蜜，供人类食用。 万事万物都有自然界所赋予的特质，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也是如此。和低级动物相比，人类拥有独特的思维能力，因此如果我们不求进取只是一味地苟且度日，也就丧失了作为人的资格。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人们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世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原本因为家境贫寒，在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但他并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自强不息，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学数学，并到清华大学旁听。后来终于摘得了哥德巴赫猜想这颗明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让世界为之震惊。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美国的海伦·凯勒，一岁半时即双目失明，双耳失聪，但她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抗争。在家庭老师的指导下，她学习盲文，学习语句表达，还学会了说话。二十岁时她考进哈佛大学，并完成全部学业。之后，她又把爱散播给所有不幸的人，带给他们光明和希望。如果她不曾努力学习，而是自暴自弃，相信只是一个被动接受别人帮助的残疾人。人类也少了一段奋斗不息的励志传奇。 学习的途径有很多。父母、同学、老师、书本、网络、社会都是我们很好的“教师”，我们从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为人处事的原则、维持生活的技能等等。其中，书本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知识最为渊博的“老师”了。从1995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每年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希望藉此鼓励世人尤其是年轻人发现阅读乐趣。我们的总理***也积极倡导青年人多读书。他认为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这么忙怎么会有时间读书呢？其实，我认为读书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一个人每天抽出半个小时读三四页书，一个月就可以读上百页，一年就可以积累到几部书。另外，读书要有选择，阅读那些有闪光思想和高贵语言的书，那些经过时代淘汰而独存下来的书。只有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引发你的思考。 读书还要讲究方法。对于读书的方法，我国南宋时期教育家、理学大家朱熹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他的弟子们归纳为“朱子读书法”。第一，循序渐进。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读书要从易到难，从浅到深，从近到远，既不可急于求成，也不可松松垮垮，而要进度适当，方能见效。第二，熟读精思，切忌读书贪多。第三，虚心涵泳。既不能以自己的想法去揣测书中的道理，穿凿附会，歪曲了古人本意，也不能死守着之前的观点，不肯接受新的进步观点。第四，切己体察。读书必须联系自己，将学到的理论转化为行动。第五，抓紧用力。时间上要抓紧，精神上要振作。第六，居敬持志。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和顽强的毅力。我国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郑板桥认为读书重在求意。他还主张读书不必求“全”，读书须掌握重点、分清主次、最终为我所用。他进而主张“学一半，撇一半”，所谓“十分学七要抛三，各自灵苗各自探。” 读书时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要摒弃读书的功利性。古人所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功利性思想的体现。真正的爱书家固然手不释卷，但不是为了学问。他是将书当做了友人，将读书当做了和朋友谈话一样的一件乐事。通过和书本的交流，阅读者获得的是更为充实的精神愉悦。从古至今，很多人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为后人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由于个人的阅历和悟性不同，因此我们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幼而学，壮而行， 上致君，下泽民。 扬名声，显父母， 光于前，裕于后。 注释 致君：辅助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 泽民：用自己的行动为百姓造福。 人在幼年的时候学习圣贤之书，长大以后就要行圣贤之事，对上要辅助君王，对下要造福百姓。如果做到了这些，你的声名得到了宣扬，祖先得到了尊容，也给下代树立了好的榜样。 心解 学习的目标 当今社会，人们要经过胎教、幼年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教、成教这些终身教育之后，还要经历临终前的教育，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煞费苦心的“教育世界”究竟是为了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曾国藩曾经说过：“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三字经》认为，幼年志在求学，长大以后，步入社会就要学以致用，将自己的学问反馈给社会，上报效国家，下为苍生造福。这在今天依然有积极的意义。 古时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学习是为了光宗耀祖。“扬名声，显父母”，出自《孝经》：“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人行孝道有始有终，孝道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孝之终”就是要“扬名声，显父母”。“裕于后”是为子孙后代积累福德，让自己的德行像奔腾不息的江河水一般，一代代地川流下去。儒家思想偏重于入世，因此唐以后的读书人，均以建立世功、光前裕后、封妻荫子为理想目标，都涌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科举道路。 一则公益广告《知识改变命运》，给予很多青年以学习的动力。这句话出自华人首富李嘉诚。1928年李嘉诚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是小学校长。1940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全家逃难到香港。两年后，父亲病逝。为了生计，李嘉诚被迫辍学。1950年，年仅二十二岁的李嘉诚在筲箕湾创办长江塑胶厂。1958年，李嘉诚开始投资地产市场。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1979年，“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1984年，“长江”又购入“香港电灯公司”的控股权。1960年，香港地产业陷入低谷，李嘉诚大胆投资地产；1995年12月，长江实业集团三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已超过420亿美元。2000年，长江实业集团总市值约为8120亿港元。2008年3月19日，李嘉诚以李嘉诚基金会、长江集团、和记黄埔集团的名义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人民币，用于为灾区学生设立特别教育基金。2009年4月22日，李嘉诚旗下长江集团、和记黄埔联合向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捐赠人民币1亿元。从贫困少年到“塑胶花大王”，从地产大亨到救市的白衣骑士，从“超人”到新经济的领袖，从管理大师到传媒高科技弄潮儿。在以120亿美元的财富成为港澳台百富榜首富的同时，他也以浓缩了无数人财富缔造梦想的亲身经历成就了自己在华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一个穷困的少年，凭借自身的勤奋与智慧，用几十年的时间，缔造了财富创造的神话，以自己的不凡经历书写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传奇。 “知识改变命运”，改变后的命运是什么呢？绫罗绸缎、雕梁画栋、山珍海味？在成功以后，李嘉诚积极回馈社会，获得的是更为丰富的人生阅历、精神财富、心灵满足以及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 读书可以带来物质财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读书的唯一目的。我们不要做“高雅”的酒囊饭袋。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验：读的书越多，你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以前完全没有体验过的世界，内心的充盈和满足感是任何物质无法代替的。摈弃掉学习的功利性，完全为了学习而学习，学习就会变成一种自觉的需求，而人生也会焕发出多重的光彩。 人遗子，金满籝， 我教子，惟一经。 勤有功，戏无益， 戒之哉，宜勉力。 注释 籝：竹筐。 经：经典著作。 功：成果，收获。 戏：嬉戏、懈怠。 有的人遗留给子孙后代的是金银钱财，而我并不这样，我只留给他们一部经书，希望他们能精于读书学习，长大后做个有所作为的人。勤奋就会进步，嬉戏有害无益，你们要努力学习，不可松懈。 心解 勉励后代 世人留给子孙的都是满箱的金银财宝，我留给子孙的只有这一部《三字经》。这几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但其中的道理却非常人所能理解，要想做到更是难上加难。最近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段话：穷人的孩子上学读mba，是为了以后挣钱。富人的孩子读文学，是为了享受钱的感觉，而富人的孙子读的却是鉴赏和收藏，至于孙子的儿子，则要考虑怎样保持不破产了！这段话非常准确地把金钱在人们心中的无上地位表现了出来。而最现实的道理也恰恰就是“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正因为金钱如此重要，因此大多数人都是勤俭持家，其原动力就是为了给下一代打基础。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为下一代留下财富呢？ 《三字经》所说的“我教子，惟一经”是汉代“二疏”的故事。“二疏”是疏广与疏受叔侄二人的合称，他们生活于西汉汉宣帝时期。疏广，字仲翁，自幼好学，博通经史，被朝廷征为博士，深受汉宣帝的赞许，后被选为太子太傅。同一时期，他的侄子疏受也以“贤良”的资格被举荐为太子家令。从此，叔侄二人朝夕相伴，共同辅助太子，朝廷中一时传为美谈。除了每日给太子讲授《论语》、《孝经》等典籍外，疏广、疏受还经常教导太子将来贵为人君后要以民为贵，省徭薄赋，体恤下情。五年后，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受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疲劳。功成身退是天下的道理。现在我们当到这么大的官，可谓功成名就，再不辞去官职，将来恐怕后悔莫及了。不如我们叔侄一起回家养老岂不好吗？”疏受欣然接受。于是叔侄一起称病辞官回归乡里，他们的行为得到人们的赞叹。皇帝为了感激他们对皇太子的教导，在临行前特意赐给他们黄金200两，太子也奉赠黄金500两。回到故乡后，叔侄二人几乎天天设宴款待亲朋，乡邻有了困难，他们也慷慨赠金。当地老百姓还特地修建了“散金台”，以感念叔侄二人的散金善德、济贫之恩。日子一长，族中亲友便私下劝说：“你们不要再馈赠别人了，该留下点钱为子孙购置些产业才是。”疏广、疏受二人却笑着回答：“我们散尽金钱正是为了子孙着想啊。只要子孙安分守己，辛勤耕读，自有前程。如果给他们留下过多的财产，不用劳作就有优裕的生活，这只会助长他们的惰性，日子久了，容易变得骄奢淫逸、游手好闲。我们何苦去贻害子孙呢。”听了这番话，乡亲们方知他们的用意，非常佩服他们的远见卓识。 人的美德属于心性，通过日常的耳濡目染是可以“遗传”给后人的；物质属性的钱财是不能遗传的，故有“富不过三代”的古训。此外，林则徐也曾经有过一段阐述，林则徐写有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财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所以古人才说“积财给子孙是留祸，积德给子孙才是留福。” 北宋名相寇准幼年家境贫寒，全靠母亲为人织布维持生活。寇母经常是一边劳动，一边教寇准读书。在寇准做官后不久，母亲就病逝了。寇母临终前，亲手绘制了一幅《寒窗课子图》，并在上面题诗一首：“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儿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寇母让仆人将这幅图收藏起来，并嘱咐在适当时候交给寇准。寇准一路仕途顺利，一直做到了宰相。有一次，他为了庆贺自己的生日，准备大肆操办。仆人见时机已到，就将这幅《寒窗课子图》交给了寇准。寇准边看图边读诗，不觉泪如泉涌。于是，寇准立即撤去了寿宴，辞掉了寿礼。从此，寇准清正廉洁，勤于政事，终成一代名相。 寇母将她的金玉良言留给后代，清朝康熙年间的内阁大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传给儿子们的则是知识——图书，他说：“吾无美田宅、园池、台榭、金玉玩好之物以传后，所传者惟是尔。”因此将其藏书楼命名为“传是楼”。知识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书中的真理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是这一部分的总结和概括，再次强调了勤奋努力的重要性。孔子在《论语》中也反复强调“学而时习之”的重要。学了知识，要能够随时思考、随时见习，随时要有体验，要能够反省，这就是学问。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成于思，毁于随”，我们都要以此为座右铭，时时刻刻地勉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