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下》 一 寻寻觅觅找线索 作为一名央广“乡村之声”的记者，我的任务就是走南闯北采访各种三农人物。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的采访任务是要求到农村去采访各种典型人物，看看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而讴歌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祖国农村和农民的巨大变化。 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要采访典型人物，必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但光有普遍性是不行的，因为太普通了，就缺少了典型价值。所以还必须要求有特殊性。只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人物才具有典型意义。我是一名农业记者，当然要求反映农业方面的典型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在京城里是不好找的。即使有，也被很多人光顾过了，所以，我就想到边远地区去采访。 于是，我在京城里关注那些边缘地区的农副产品。在北京的王府井，我看到了一家果品专卖店。他们的苹果和红梨销量非常好，简直是供不应求。那苹果和梨的品名也非常特别，叫嵎厍牌苹果和嵎厍牌红梨。嵎厍两个字非常生疏，一般人很难认识。我也是查了字典，通过对店主的询问，才知道这是来自山西省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那里地广人稀根本不出名。再加上这两个字特别不好认，所以很难知道它的庐山真面目。作为一名记者，我是对特殊的人和事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不出名的苹果和梨却在北京的王府井开了专卖店，显然是有它特殊的来历的。所以我决定一探究竟。 在春天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上了开往山西的动车。经过三个来小时的奔波，我来到了省会太原。在太原长途汽车站，我登上了开往嵎州县的汽车。新建的高速公路像一条巨龙伸向远方。公路两旁的远山近岭像活了一般匆匆而过。车上坐着依着光鲜的各种人：有的高谈阔论，有的戴着耳机，静静地听着歌曲。有的大包小包地带着购买来的各种东西。人们的脸上一个个洋溢着快乐和幸福的表情。 我心里非常纳闷，这难道就是著名的山区贫困县的人吗？贫困县的人就是这样的吗？他们的苹果怎么能卖到北京的王府井呢？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真的就那么贫困吗？那里的人有着怎样的性格特征？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有着怎么样的社会状态，人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人们过得怎么样？有着怎样的过往？他们的过去怎样？现在怎样？以后又会怎么样呢？这一切的疑问促使我一颗心潮澎湃的心，早已向往那个我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小县城了。 在经过三个小时的颠簸后，我在嵎州大广场下了车。广场建得很大，正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雕塑，一个人字形的金属架。上面托着一个大大的金属球。正值中午时分，广场上人不多，只有几个小孩在打闹着。广场的南面是一座很豪华的大酒店，广场的北面是装修豪华的图书馆和文化馆，雕塑下边有音乐喷泉，广场四周有法国梧桐和装饰性的柏树。花坛里五彩缤纷的花开得正艳。 正值中午，我困惑地环顾四周，不知道该找谁。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找当地的宣传部门，让他们领着找我要采访的人，还能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招待。但它就像照相中的摆拍，很难看到最真实的东西，不过是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而已。那不是我的风格。我必须用我的眼睛看，用我的耳朵听，用我的手去摸，用我的脚去丈量，用我的心去体味和分辨，用我的脑子去思考，从而得出最准确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来；我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一定是真实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就是过上一百年，它的价值还存在着。当然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越是要求高才越艰难，越不可轻易获得。所以，我也不着急，慢慢地打听吧。肚子饿得“咕咕”叫，经过了一个上午的舟车劳顿，也该先休息休息了。 我便走出广场。外面的街上店铺林立，就在广场角上，随便找了一个小饭店，刚刚坐下，服务员便先拿出了菜单，还给我倒了一杯茶水。我仔细地浏览着菜单，也就是一些平常的饭菜，只是有一种面食我没有吃过，叫杂面抿尖。以前倒是听说过，这是以豆类为主的一种杂粮做的面食，我便要了一小碗，又要了一小盘拔丝红薯。 不一会儿，菜和面都上来了，那杂面抿尖尖尖的，小小的，像一只只小蝌蚪，吃到嘴里光滑而又绵软。浇到上边的杂酱有两种：一种是肉酱，一种是蛋炒西红柿，由自己选择。我一样选择了一小勺，这样荤素搭配，吃到肚里舒服极了。我不喝酒，也不爱喝饮料这样的垃圾食品，就多喝了一些不花钱的茶水。吃饱喝足之后，我知道要深入地了解这里的情况，不是一下就能找到线索的，就到广场附近找了一个旅店先住下来。 我知道，要想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情况，到农贸市场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向服务员打听，这里的农贸市场在哪。特别是那种批发市场。她说在南大街的西侧，有一个全县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现在是下午，农村来的人也基本回去了，剩下的一般都是二道贩子，最热闹的时候是早晨，不过现在是春天，来这里卖农副产品的人并不多，贩卖农副产品最多的时候一般是秋天。 这让我有些失望，但我还是想碰碰运气。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早早起来，洗漱过后，坐上了向南的公交车。我发现公交车都是随意停车，没有站牌，随叫随停，也不报站名。我一个外地人根本摸不着，就嘱咐司机，说到农贸市场时招呼一声停一下车。刚开了不到10分钟，司机停下车就说到了。这城市真小，广场是在最北边，一块钱的车程，可能还不到两公里，我向司机道了声谢便下了车。 抬头向西边望去，好像是新扩建的一条街，通往最外边的滨河路。时间尚早，太阳还没有出来，街道两边已经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摊位。那有棚子的摊位，一定是二道贩子，那开三轮车子的摊位，肯定是从农村来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熙熙攘攘，热闹辉煌。我特别留心那那卖苹果和梨的摊位，看有没有需要我了解的人和事。 但是，卖苹果和梨的，往往都是有棚子的摊位，三轮车上拉的大多是萝卜南瓜和土豆。我仔细想想，现在不是出售水果的季节，摊位上出售的水果，也是二道贩子从农村批发来的，大多也是从恒温库里出来的。只有南边为数不多的几辆三轮车上，还放着一袋袋的苹果。我来到他们跟前，向他们询问这些苹果的口感和销路，以及他们的收入情况。 果然，他们都是果农，这些苹果也是他们从从恒温库里拿出来的，也零售也批发。这只是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在去年已经被拉到各大城市销售一空了。显然这种牌子的苹果是很好卖的。我从他们嘴里知道，他们本地原来的本土水果，并不是苹果，而是黄金梨。苹果是从80年代才引进来的，完全就是舶来品。 这让我非常好奇，向他们打听着苹果当初是怎么引进来的。年轻人都摇摇头，谁也不知道。一个年纪尚大的老人说，还不是被强迫的！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不是说要想富，先栽树嘛。怎么会是强迫的？那第一个带头栽树的人是谁呢？凡事总要有个开头吧。 那人沧桑的脸上现出一脸的困惑，看着我显出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旁边坐在棚子后边卖火龙果的一个女人，好像是不经意地低低地说，还不就是那个著名的贼吗？正在跟他讨价还价买水果的人说，不敢瞎说，人家可是著名的致富带头人，还是好几届人大代表呢。 啊？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了，致富带头人，人大代表，著名的贼，怎么这几个响亮的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呢？他们不是胡说八道吧？但看着那几个表情各异，语气不同的人，好像说的全是真的。因为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不出一点撒谎的样子。他们也没有必要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撒谎呀。 这让我非常的好奇，也许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典型。那个比我想像中的典型还典型的人吧！怎么又是贼又是人大代表？还是致富带头人？政府怎么会让一个贼做人大代表，当致富带头人呢？ 有一千个一万个疑问在我的心头萦绕，这怎么可能呀？难道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才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呢？ 看着他们小心翼翼的样子，显然不会对我说更深刻的东西了。但我只要见到这个人，一切都好办了。我赔着小心问他们，他叫什么住在哪？几乎有好几个人同时说，他叫马吉平，住在马家乡嵎厍村。 我听着一愣，这个村的名字好熟悉呀。哦，我想起来了，它不就是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专卖店里看到那个嵎厍牌苹果吗？这个品牌难道是用他们的村名命名的吗？我向他们印证我的这个判断，并且把在王府井专卖店拍的视频让他们看，还亮出了我的记者身份。 他们很是惊讶，以为我只是路过的一个客人，没想到我是记者，很高兴地肯定了我的判断。由于记者这个特殊的身份，我一下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七嘴八舌地谈论着他们村里和城里的情况。但我最想知道的还是那个马吉平，他现在怎么样了？怎样才能联系到他？正巧那个卖萝卜的女人，就是他们村里的，她向我提供了他的手机号。 我按照她提供的手机号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浑厚的男声，从电话的声音里根本听不出他的年龄。我先向他报了我自己的身份，说明了我要想采访他的意愿，并说明我现在在农贸批发市场，手机号是他的同乡提供给我的。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要求，还问我有没有车。我说我就坐公交车好了，他说那不太方便，等到上午他开车来接我。我答应了他，并告诉了他我住的旅店和房间号。 没想到采访线索寻找得这么顺利。作为一个有多年采访经历的记者，只要找到正确的路线，正确的线索，剩下来的一切就好办了。 吃过早饭后，我便在旅店里静静地等待着他。等着那个令我困惑，让我惊讶，使我好奇，甚至也不知道怀着什么样的心境的我，等待着他的到来。他是个怎样的人呢？刚劲强悍，老实窝囊，圆滑世故，三观不正……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心怀忐忑，坐卧不安。在我多年的采访经历中，从来没有对采访对像有着这样特殊的心境。因为这些零碎的片段的截然相反的词语，给我勾勒出的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形象。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他：既高大又卑微，既成功又失败，既是功臣又是窃贼，既是富翁又是平民，既光荣又耻辱……这些截然相反的词语，怎么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体现呢？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一种渴望与他沟通的强烈的愿望，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他，怎样开口去了解他的过往。他能对我说点什么吗？能把他的心扉向我打开吗？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吃过早饭，我刚在广场转悠了一会，就听见手机铃声响了。我打开一看，正是那个马吉平打来的。他说他已经到了旅店门口了。我赶紧走上来，见门口停着一辆老年电动代步车。车跟前站着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个头中等，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外套，脚上穿着一双老年健步鞋，脸色红润精神矍铄。我猜可能就是他，便赶紧迎上前去说，您就是马叔吧？他笑着点点头，把手伸过来，我赶紧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连声说太谢谢了，太谢谢了，我采访您，还要您来接我。 他连忙说，你采访我是看得起我，你也是我的客人，怎么能不来迎接你呢？我把他迎进客房里，倒了杯水，让他先喝着。我叫来服务员退了房，便坐上了他的车，朝着他的那个对于我来说非常神秘的村庄驶去。 他熟练地把握着方向盘，眼睛紧盯着前方。车子在宽阔的柏油路上匀速地行驶着。一轮鲜艳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来，把柔和的阳光轻轻地涂抹在他的脸上。那张饱经沧桑的脸，渐渐地变成了古铜色，如同一座古老的雕塑，好像在思忖着什么。可能现在正是农忙时节，路上行人稀少，也很少能见到车辆。柏油路两旁的田野里，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苹果树，一株株树冠圆圆地像一把把大伞，朝着蔚蓝色的天空展开，好像要给田野遮挡着雨露阳光。公路两旁的排水沟里，星星点点地开着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给寂寞的田野里装点着春天的色彩，空气中弥漫着春天温馨的气息。 电动汽车无声无息地在笔直的公路上匀速地行进着。我们两个好像是两只硕大的羽毛，似乎没有任何一点分量，轻飘飘地沾在车上，似乎要被羽化了。 我想要对他说点儿什么，但一时又想不起该说什么，用什么才能打破现在的沉寂。但我知道，要想彻底了解像他这样一个这么复杂的人，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一定的时间精力，是很难让他的内心展现给我的。我一定要有耐心，绝不可操之过急。该从哪里打开突破口呢？看着他娴熟地开着车，虽然我知道这种电动能源车，叫老年代步车，比较容易开。好像也不需要驾驶执照，也不需要上牌照，但像他这样的年龄，一般人是不敢开的。 我便试图找开话题。 我说，马叔，这车你买上几年了？ 他说，有两年多了。 花了多少钱呀？ 不贵的，才花了一万多块钱。 那你是怎么学会开车的？ 这也不难。他说，我让孩子给我讲了讲开车要领，在路上练了一个上午，也基本上会开了。你看我们这乡村公路，车少人也不多，只要小心点，没事儿的。开车出事主要是速度太快，只要慢一点，操心一点，不会有事儿的。有这样的车就是方便，想到哪儿去，一会儿就到了，不必浪费时间。不过，我听说以后这样的车不让开了，还要考驾照上牌照的。 不会的，我说，大城市里可能会受限制，但你们这样的小地方，人少车少，一般不会限制的。 那我就放心了。他高兴地说。 汽车开了不到半个小时，便到了公路边的一个村子里。 村子建在公路两旁，蓝色的砖窑，红色的平房，还有为数不多的小二楼，整齐地排列在公路两旁。青灰色的水泥路，一条条地通到各家的门口。家家户户的院子特别大，房前屋后，栽满了各种各样的果树。有桃树，杏树，樱桃树，李子树。还有一架架的葡萄树，把院子里装点得郁郁葱葱，满眼都是绿色。 整个村子非常安静，仿佛进入了一个无人的世界。也许现在正值春天，正是农忙季节，人们可能都在地里干活去了，但也听不见家禽家畜的鸣叫声，这令我非常奇怪。 我问马叔。他笑了笑说，这会儿谁还养那些东西？一是忙得顾不上，二是不卫生。有那些功夫，还不如多挣点钱买别人的呢。毓猪养鸡的，也是专门养的，别人都是买的他们的。 我忽然明白了，现在的农村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分工越来越细，干什么就专门干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不少村子，只出产一种产品，被称作一村一品，完全是有道理的。而这种一村一品往往是自发的，只要有一家做得好其他人就会跟着去干；而政府有关部门只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服务就行。 汽车停在一座红色大门面前。我们下了车，他掏出钥匙打开大门。 院子非常宽敞，一排三间平房，瓷砖贴面铝合金门窗，铮光发亮的玻璃，把我们的影子映得清清楚楚。 屋子的客厅很大，有两间卧室。正面墙壁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习主席的像；南北两侧的墙上，张贴着主人公各种时期的照相：有黑白的，彩色的，有的已经发黄了。有他跟省地市领导人的合影，有获奖时佩戴着彩色绶带的照片，还有在外地参观学习的照片，以及在不同时期获得的奖状。有一张是全家福，看得出是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孩子和他在一起的照片。但看不到有女主人公，这使我很纳闷，怎么没有他的妻子呢？而在全家福的旁边，有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虽然只是黑白照，但完全可以看得出，她是那样漂亮：圆圆的脸庞，乌黑的头发，亮亮的眼睛，白皙的皮肤，显得很有气质。她是谁呢？他的女儿吗？怎么不在全家福的照片里边？难道是他的妻子吗？他能有这样漂亮的妻子？如果不是，那他的妻子哪去了？怎么全家福里面没有呢？ 看着这些照片，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主人公对他的家庭是多么的重视，对自己的荣誉和尊严看得是多么重要。这是一个很注重自己修养的人。 屋子里的陈设简单而整洁。沙发对面，是一块50英寸的电视机。房子的侧面，有一个乳白色的大柜子，柜子旁边是一个书柜，隔着玻璃，看见里边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这令我非常困惑：一个农民居然还有书柜？隔着卧室的门看去，看见里边居然还放着一台台式电脑。可见主人公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我越发对他感到非常好奇，便试探着问，家里就您一个人吗？ 就我一个，他说，孩子们都在城里，分家另过。我的妻子早就去世了，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 哪个是你的妻子？她有照片吗？ 就是她，他指了指那个黑白照片，那么漂亮而有气质，优雅得像电影明星一样的女人。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真不敢相信这样一个女人竟是他的妻子。 那她原来是干什么的？有文化吗？ 他的回答，一下提起了我的好奇心，我非常想知道，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她是逃难来到我们这里的，不是本地人，要比我小五六岁的。她可是我们村里当时文化最高的人，老三届的初中生。 难怪难怪，如果不是那个年代的问题，她可能早考上大学了，说不定现在还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了。 可是，她是怎么死的？怎么年轻轻的就死了？ 我紧跟着问。 反正不是好死的，死得非常惨烈，我都没法想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怎样的血腥和恐怖。不过，反正我也没有实际看见过，只是凭想像罢了。 他痛苦地摇了摇头，好像不堪回首。 看着他讳莫如深的样子，好像实在不愿意说下去，我也就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但完全可以想像，这个女人的命运是多么的悲惨，多么的让这个男人痛不欲生。 我实在不愿意触动他的痛点，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但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对他的逐步了解，我是完全可以了解到事情的真相的，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那你是什么文化呢？我赶紧换了一个话题问，以转移他痛苦的回忆。 他轻轻地摇着头说，没文化，一个文盲，没念过一天书。 听他这样一说，我就更加疑惑了。 那你怎么还有书柜和电脑？ 我困惑地问道。 自学的，他说，自己没事了就慢慢地学。先从汉语拼音学起，慢慢地认个字，主要从《新华字典》里面学的字。学会了字看书就没有问题了，慢慢地就喜欢上了读书；有了电脑还有电子书。电子书看书是非常方便的。 他说着，从茶几上拿起一本电子书递给我。那是亚马逊的电子书。我打开一看，大吃一惊，点开“我的图书馆”，里面有政治的，军事的，历史的，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书，总有好几十本，好多书连我也没看过。 这让我莫名惊诧，觉得我采访的不是一个农民，而是一个专家学者，而他居然没有上过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坐在沙发里，慢慢品着他给我沏好的茶。虽然茶是上好的龙井茶，但我无论如何也品不出茶的滋味了，就像无论如何也搞不清现在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经历？一个穷愁潦倒的农民，一个在当时学历不算低的逃难的妻子，一个文盲却读了这么多的书的人；一个著名的窃贼，一个名闻遐迩的致富带头人，这些标签，怎么可以同时贴在一个人身上呢？这到底是为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他的这些云山雾罩的经历，一下拉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决定暂时不走了，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和他交朋友，坚决要搞清楚他的人生过往，无论遇到多少个千难万险，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一定要让他开口说话。要让他把他的内心世界，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一点都不能有所遗漏。用一句大堂上常用话来说，一定要撬开他的嘴。不老实交代，绝不会放过他。 我相信我会有这样的力量和能耐的。因为我是记者，而且是农业记者，专门跟农民打交道的，不相信我不能让他把最真实的话说出来。我期待着，一切就看我的能耐了。 在我和他朝夕相处了几天之后，他也渐渐地了解了我。知道我是要认真地了解他的，从内心里而不是从表面上：我是真诚的，友好的。他用不着对我有戒心，有任何防备的必要。 在一个月光朦胧的夜晚，我们拉灭了灯，早早地躺在床上，窗帘也没有拉。窗外的月光，透过明亮的窗户，温柔地，悄无声息地，像一碗清柔的水，静静地泻在我们的面上，好像给我们各自的脸上镀了一层金膜。每个人都好像变成了一尊佛像，我们好像都被羽化了。被月光剪截了的树影，婆娑地映在窗户上，留下了一幅幅优美的剪影；屋子里安静得好像没有了生命，连空气也凝固了。只有挂在墙上的钟发出轻柔的“滴答”声，更增加了屋子的宁静。 他静静地躺着，眼睛望着屋顶，直直地盯着。似乎要把他的思绪，拉到遥远的几十年前，在历史的长河中，掬出其中的一掬水来，品一品，尝一尝，回味和咀嚼着其中的酸甜苦辣。重温早已逝去的岁月，拷问已经锈蚀了的灵魂，让早已平静如水的灵魂，重新激荡起波澜来。但他的声音，平稳而安闲，娓娓道来，平静如水，轻如羽毛。像一个沉静而浑厚的朗读者，用平稳的声音，朗读着一部鸿篇巨制，在告诉世人们一个不屈的灵魂，在怎样挣扎着，绝望着，也奋发着。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无论如何，终于挣扎和奋斗过来了。 我悄悄地打开了放在枕头边的录音机，机子悄无声息地运转着，准确无误地机械而刻板地，记录着一个人几十年的人生，让我莫名惊诧，叹为观止，浮想联翩，不能自已…… 下边便是主人公，对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之路，毫无保留地发自灵魂深处的畅述…… 二 惊心动魄看转型 我出生于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因为离城里太远，身处偏僻的乡下，我们对战争没有概念，也没有见过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是从东边过来的，那里是一马平川。那里的人可着了魔了，烧杀抢掠，很多人都被杀死了。到了城里，更是变本加厉，把沿街的商店全部烧掉，据说杀了不少人。好在这些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而解放县城的时候，八路军是从西边过来的，路过我们村。那严明的纪律，对老百姓的爱护，跟二战区的部队是没法比的。他们连房子里也不进来，就住在那空着的破窑洞里。只有少数几个领导，跟老百姓住在一起。帮我们干活，到河里去挑水，打扫院落，甚至把他们带的干粮分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吃，我们一点都不怕他们。 大人们非常惊喜，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部队，这么可爱的当兵的。因为过去的当兵的，经常打压老百姓，不是人格上欺辱，就是经济上压榨。大家对这些人从来没有好脸色。但这些穿着灰蓝色衣服的军人，完全跟我们过去所见到的军人不是一类人。大家把好吃的拿出来，纷纷招待这些年轻人。但人家根本不吃我们的东西，他们盼望着赶快打下县城，一旦县城被攻破，什么东西都有会的。 没过两天他们就开拔了。很快，城里便传来隆隆的枪炮声，夹杂着像鞭炮一样的机关枪声。没过几天，有那从城里来的人便告诉我们，城里解放了，连二战区的一个中将也被活捉了。但这些信息，好像跟我们都没大关系，因为大家只想着就是能吃饱穿暖，不生灾害病，有土窑洞可住。而我们小孩子，只盼望着过年时能吃到好东西，换件新衣服，至于社会有什么变化，哪家成功了，哪家失败了，都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 我们家有六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和我。我哥比我大两岁，非常善良老实，跟我的关系很好，有什么好吃的总要先给我吃。由于人口少，负担小，虽然二战区的苛捐杂税也不少，老百姓负担很重，但日子还能过得去。因为家里土地多，只要勤快点儿，好好干活儿，吃喝是不愁的。家家户户粮囤里都存满了粮食。缺的只是食盐，因为虽然粮食多，但没钱花，买不起盐。有时候就不得不吃淡饭。我们家好像都有勤劳的基因，所有的人，根本不用指派，眼里都有活儿。祖父们都信奉着不种百亩，不打百斗的信念，觉得只要勤劳就能致富，不管有多大的付出和汗水。由于土地多，这种完全是笨干的想法，很容易就能变成现实。虽然非常辛苦，但因为秋后打的粮食也不少，没有人觉得这是辛苦的。 但这种好日子很快就过去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谁也不知道。不过，我们村好像变化还不大。因为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这样的事好像跟我们无关。因为我们村子小，人口少，土地多，各家的土地都种不完。显然也不会让别人给自己种地，所以也没有地主富农，也没有贫下中农。只不过在定成分的时候，为了完成任务，实在没有办法，就把那个土地最多的人给定成了富农。大家在土地这个问题上基本是平等的，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所以土改好像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是一场社会变革，是一种社会制度，所有的人不可能不卷入其中，不可能不去参加。我们全村人，都被集中起来，到区政府所在地参加土地改革，分财产的运动。 跟我要好的有三个好朋友。王和平，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孩，尽管只比我大两岁，但我觉得他事事都比我强，我常常跟着他，听他指挥。刘虎平，他的性格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非常厉害，像老虎和豹子一样，经常爱打架，小孩们都怕他，完全就是孩子王。不过他对我还是挺好的，大概是好汉不打圪蹴蹴吧，对我这样老实善良的孩子，不仅不欺负，还常常能得到他的保护。李三成，跟我哥是最好的朋友，当然跟我也不错。我觉得他在我们几个人中，是最精明，最有头脑，最善于思考的一个人。他就像我们中的军师，很多事情只要他一出面，其结果，都比我们想像得要好得多。不管是到河里捉泥鳅，还是到山里捉蚂蚱，他都要比我们干得好得多，很多时候大家都听他的。尽管他不像刘虎平那样厉害，但更多的时候，孩子大王刘虎平，还得听他这个表面看起来很善良，很稳重诚实的李三成。要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们四个人总能凑到一起共同行动。 那一天，我早早吃了饭，跟着大人们去到区政府看热闹。 区政府设在三合岔上，各村的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人，全村出动，人们脸上现出惊异的，怀疑的，高兴和激动的复杂表情。我们几个小孩，更是什么也不懂，只是跟着人们去凑热闹。只见河边的空地上搭起了高高的台子。后面坐着大大小小的领导，下面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我们由于个头太小，站在后边看不见，就挤到台子前面，从侧面看。只见台子前面站着一排人，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纸牌子，下面写着他们的名字。一个个都弓着腰，弯弯地像一只只大虾。一脸困惑和恐怖，惊恐地看着一个个愤怒的人。人们高喊着口号，要他们把钱财交出来。 斗争会结束以后，大部分人都乖乖地把钱财交了出来，把多余的土地也交了出来。 然而，也有那顽固的人。只见有那么一个老太太，大概有六七十岁吧，不管那些当官的怎样吓唬，她就是不说。只见民兵们把她押解到河边的一块玉米地里。玉米刚刚收割完，玉米秸秆也被砍掉了，只露出一个个尖尖的，斜斜的，像朝天的刀口一样锋利的玉米碴子。几个年轻人用绳子把她的手腕子捆绑起来，拉过来一匹马，把拴着她手的绳子紧紧地绑在马尾巴后边的绳套上，然后使劲儿抽了马一鞭子。马飞快地跑了起来，老太太一下被拉倒了，朝天躺在地上，被马拉着在满是玉米碴子的地里疯狂地跑了起来。她的后背被尖锐的玉米碴子刺得鲜血淋漓，衣服很快被划成了碎条，鲜红的血渗了出来，染红了的破布，留在一只只尖锐的玉米碴子上。那玉米碴子，就像一把把带血的匕首，一个个指着蓝天。那老太太撕心裂肺地嚎哭了起来，像一条狼被扼住了咽喉，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嚎叫。她用双手紧紧地抓住绳子，尽量使自己仰面朝天，不让自己的胸部和脸面受到伤害。 人们站在地边上，惊恐地看着地里。那些像被耍得如同猴一样表演的老人，吓得都凝神屏息，没人敢说出一句话。不知为什么这个老人如此的顽强，完全就是要钱不要命。 很快，有人上前牵住了马的缰绳，又紧紧抓住了马笼头。那匹马稳稳地站在地里吞吐着鼻息。它后边的那个老年女人已经脸色苍白，大口地喘着气，由高声尖叫变成了“哎哎”地哭泣。几个人走到她跟前，气势汹汹地大声问道，你服不服？还不老实交代！你剥削来的那么多的钱都藏在哪里？再不交代，就再乱拉上几圈，你就活不成了。快说！ 那人说着，高高地举起了马鞭，就要往马屁股上打，旁边观看的人们，赶紧一起打劝她，还是说了吧，说了吧，命要紧还是钱要紧？没钱了还能挣呢，没命了可就什么也没有了。不要把钱看得比你的命还大呢。 老太太努力睁开眼，摸了摸破烂不堪的肩膀，两只手上沾满了鲜血。她用手搓了搓脸，一张蜡黄的脸顿时变得血红血红的，像一块破旧的红布，污渍不堪，慢慢地变成了紫红色。她蠕动着嘴唇，有气无力地冲着一双双凶恶又满怀期待的眼睛，声音像蚊子一样低声说，我说我说我全说，我全交代。 人们解开了她的手，把她搀扶着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场地。她身体后边的地上留下了一道忽隐忽现，时断时续的血痕。她渐渐地顺着大路，走进街道里边去了。 人们又重新回到会场。这时，会场上批斗的人中，只留下了一个人。他大概有四五十岁，个子高高的，紫红色的一张大脸，像一块大大的磨盘。眼睛也很大，张望着四周，不时地咬一咬牙。整个腮帮子，时而鼓起，时而瘪下，凶凶地看着人们。 主席台上，一个穿制服的人，手里拿着一叠稿子，正在高声念着，好像全是那个人的罪行：残酷地剥削穷人，放高利贷，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把长工家不到16岁的女儿，强行霸占。帮助二战区的那些官员收捐收税，贪污税款，私设公堂，关押交不起税的人，严刑拷打。既是地主又是恶霸，最后号召那些被欺压的人们，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 那人一开始还很凶，但一听见这声音，立刻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他还想发出什么声音来，但人们一拥而上，捡起旁边的一块块鹅卵石，朝着他劈头盖脸就打了下来。那大大小小的石头，像蝗虫一样飞舞着，密密麻麻地冲着那个人的头脸身子，一块块砸过来。 他顿时被砸得瘫倒在地，血流如注。头也被砸得裂开了，眼珠子也鼓了起来，连他那宽大的鸢肩膀也被石头敲碎了。他很快便晕厥了过去，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口里吐着一股股的血沫子。巨大的肚子，如同一只巨大的风箱，一起一伏地起伏着，有出的气，没进的气。这时，只听见人群里发出一声声嘶力竭的嚎叫声。一个小脚老太太挤开人群，手里拿着一把镰刀，一下冲到那人跟前，举起镰刀，使劲儿朝他的肚子刺了进去，然后使劲儿一拉。那人的肚子一下被划开了，肠子肚子全部流了出来，连同血水屎尿，流了一地。那人头一歪，便没有了生息。人群里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啊”的声音。拿镰刀的，拿石头的，所有的人一下就像固定了下来，变成了一个个的雕塑，没有一个人再动一下。 我们几个小孩子挤在前面看着，谁也没有动手。这时，我的发小刘虎平拿起一块石头，砸在那已经变成尸体的肚子上，肚子里头的血丝溅了起来，差点溅在我们的头上。另一个同伴王和平也拿起一块石头，砸在那人的腿上。 我直愣愣地看着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快点，快点！刘虎平对我说，快点砸，大人都砸，咱们小孩不砸也不对。 我只得拿起一块小石头，冲着那人的头砸去，浓稠的脑汁“咚”的一声朝四周飞溅起来，有一滴居然溅到我的嘴里。我恶心得赶快往地下吐，一连吐了好几口。我们四个小孩，只有李三成没有动手。他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悄悄地带着我们回到了家里。 等我回到家里时，大人们早已回来了。大家谁也不说话，脸上的表情，一个个严肃凝重，看不出来谁是高兴的，也看不出来谁是痛苦的。只是家里的气氛，比平时多了一份压抑和肃然，好像发生这样的事情，出现这样的结果，大家早就预料到似的。 后来，直到过了好几天了，大家才讨论起那天会上发生的事情。 好像那个老太太，她不是一般的地主，而是银元财主，就是放高利贷的。这在农村是不多见的。只是因为她是在村里有地，但在城里开着商铺，有一定的积蓄，就在村里边放高利贷。土地是明面上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强行分下去，分到土地的人，由于有政府的支持，地主富农也不敢怎么样。但银元财主就不同了，他们的钱财是藏起来的，只要不老实交代，政府很难搜出来。所以只能采用这种严刑拷打的办法了。而用这种拉着马在玉米地里转的土办法，要比严刑拷打管用得多。就是用这种办法才让那个老太太很快把隐藏着的银元全部交了出来。她受了的伤，政府还对她免费治疗，也算是人道的吧。 至于那个被打死的人，他也的确太坏了，欺压百姓，恶贯满盈，人人对他充满着仇恨。所以大家得出结论，有钱并不是坏事：朝代一换，天下一变化，只要把钱交出来，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至少还能留个活命。但要谋害了人，跟人结了仇，社会一变化，朝代一更替，就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永远不要害人，不要跟别人过不去。能行好学善，就尽量行好行善；如果做不到，也不要谋人害人。 那年冬天，政府的人来了，把全村人组织起来，号召大家要入社。说了无数入社的好处。说是这样可以集中所有的力量，整合所有的资源；强者帮弱的，人多的帮助人少的，这样大家就有力量了。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大家统一劳动，统一分配，吃的一样，穿的也一样，这样社会就能体现出公平来了。 但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要把自己的牛羊马猪，耕地的犁和牲口，全部交给集体，大家都想不通。只有少数几个村干部和党员，并不是完全自愿地交了出去。 我们家起先也处于观望状态，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跟村里的亲戚们商量，大家也拿不出主意来。这时，我的爷爷把全家召集在一起。他坐在后炕上，脊背靠在背垛上，用一根长长的烟杆儿正抽着旱烟。抽完一锅后，他把烟灰磕在灶台上，紫铜色的脸上，一道道皱纹，像铺展开来的一块核桃皮。他用期待的眼光望着大家说，不要再拖延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听政府的，听公家的总没有错；没有哪家政府和公家是要害老百姓的。总是要让大家过好日子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公家的人，当官的人，能不高兴吗？要是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人家费那么大劲干什么？迟交不如早交，晚干不如早干。什么时候粗胳膊也拧不过大腿。不要跟人家对着干，对着干，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大家听了爷爷的话，只得按他要求的去做。 这天下午，父亲把最好的饲料拿出来，倒进槽子里。两头牛低着头，用舌头舔着饲料，香甜地一口口地吃着。 父亲拿出一把刷子，仔细地给它们刷着身上背上的尘土。边刷边自言自语地说，唉，明早就要送你们到集体的牛圐圙里去了，我再也伺候不了你们了。你们两个牲灵听话，到了那里可要好好地抢着吃，要是不争不抢，你们可是要饿肚子的。集体生活可不比家里的生活，没人会在乎你们的。你们只能自己管好自己，自己吃好睡好；也要听新主人的话，人家要你干活你就干活，不要投机耍滑。要不然就会挨鞭子的。可是不比在咱家里，好也行，歹也行，过些日子我会去看你们的。 两头牛停止了吃食，抬起头定定地看着他，好像是听懂了他的话。父亲用慈爱的目光看着它们，似乎是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两只眼睛湿润了，摇了摇头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轻轻地拍了拍牛的头，让它们吃家里最后的晚餐。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我也不想见它们，可心里总觉得放心不下。你替我到牲口圐圙里，看看咱家的牛生活得怎么样，是不是饿着了。能不能吃得饱？看集体给它们都毓些什么，饲料有没有咱家的好？ 他像个老年妇人一样，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直到我转过身，他还在安咐着什么。 集体的牲口圐圙在全村的最高处的东边。我出了大门，沿着那条长长的土坡，来到村子东头的牲口圐圙。只见圐圙的门大开着，圐圙里有许多牛马和骡子。我一眼看见了我家的牛，在圐圙门口的右侧。它们好像也认出了我，抬起头看着我，发出“哞哞”的吼声。 我走到它们跟前，伸出手，摸着它们的鼻子，两头牛争着抢着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我的手。我看看槽子里边牲口们吃剩下的东西，有干草和黑豆，看上去吃得还不错。只是牲口圐圙里不好好打扫，牲口们拉下的屎扑了一地。黄牛骡子和马，全都在屎尿上躺着，浑身上下糊满了屎。我家的牛虽然站着，但它们身上也沾着已经干涸了的牛屎。整个牲口圐圙里发出一股股的臭气，弥漫着整座院子。 我拿起放在门口的一把扫帚，轻轻地扫着牛身上的屎，一块块干干的牛屎，慢慢地被我打扫得掉在地上。两头牛的身上渐渐露出了原来的黄色，浑身上下也显得有了精神。我又拍了拍它们的头，走出了牲口棚。 我回到家，把我看到的情况给父母和全家人一说，大家都挺高兴，只要我们的牛不受制就行。但我并没有把所有的情况给他们说清楚，完全省略了牛圐圙里臭气满天，屎尿横行的样子：反正说了也没用，只能让大家心里更加难受。 只要他们不受制就行，反正到哪也是要干活的，这我就放心了。父亲说。 但我知道，我这样的谎话是隐瞒不了多久的。父亲迟早会看到真实的样子的。到时候会不会要责备我呢？我真的不知道。 三 狐疑难解观主角 在现代社会，要想了解一个人，其实是很容易的，在现代信息面前，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在裸奔着，完全没有隐私可言。每个人都是一串数字，全都挂在网上，你要想了解他，太容易了。还要有了解一个人的手段，有几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手机电脑和电视。还有少数人像马吉平这样的人，就是电子书。 我打开他的电子书，里边足足有几十本书。有军事的，政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历史书占了很大一块，各种版本的史书都有。还有在一般书店里都很难看到的大型字典。没有一本是娱乐的和网络。再看看他的书柜，柜子里的书虽然不多，但档次很高，有关二战的书占了很大一块，还有蔡东蕃的《中国历代史通俗演义》。甚至还有不少医学著作。有《本草纲目》，《医宗金鉴》，《黄帝内经》，《实用临床医学》等等。这使我非常怀疑：这些难道是他读的书吗？他能读懂吗？是不是别人的书放在这儿了？或者是因为他太出名了，拿这些书来装装样子。不过，这不难，跟他谈谈这方面的知识，是真是假，真懂还是装懂，一问便知。来日方长，我慢慢地一定能把这些都搞懂的。 他忙着炒菜做早点，我打开电视，他看的是网络电视。真没想到，在这样偏僻的农村，竟也实现了一网通，电脑电视手机，一根线接进来，什么都能看到。 电视是智能电视，有50多英寸。这种电视盒子，几乎能收到国内所有电视台的电视，足足有几千套。几乎能看到全国各县级以上的所有电视台，非常之多，也非常之杂。如果电视没有收藏夹，根本无法看。我打开他的收藏夹。只见收藏夹里边所有的电视台，全是记录和纪实性的，没有一家是电视剧和娱乐性的。包括央视的新闻频道，农业军事频道，法制频道，科教频道，记录频道，老故事，历史频道，人文杂谈和本省的几个纪实频道，以及本县的电视台。还有外省的几个地方频道。全是记录真人真事的东西。这完全能看出主人公的追求和爱好。 不一会儿饭熟了。他把饭菜端在茶几上，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边吃饭边看电视。他炒了两个菜，一个是鸡蛋炒青椒，金黄色的蛋，青翠欲滴的青椒，秀色可餐；另一个是西红柿炒莜面。主食是窝头和馍馍，饮料是这里人常喝的米汤。我用筷子搅了搅米汤，黏稠黏稠的，筷子挑起来还能拉出短短的细丝。而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小米，黑米，燕麦片，大米，绿豆，黄豆，豇豆，还加了冰糖。豆子和黑米是昨天晚上就泡好的，所以就很容易煮烂。看看碗里的米汤，红黄黑绿白，五彩缤纷，真是色香味俱全。我还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丰富的米汤。 马叔看着我喝的香甜的样子，给我解释说，米汤是我们这里必须喝的东西。不管再穷再苦，一天三顿饭，一早一晚是非喝米汤不可的。所以，我们这里的主妇，一早一晚打招呼，不说别的，第一句就问，熬上了没有？话都没有说完全，说者听者都清楚。这个“熬”就是指熬米汤。只不过现在的米汤和过去的米汤根本没法比：以前喝的米汤，一般只有米，有几颗豆子就不错了，半勺米，要熬一大锅，喝的只是个味道。而现在的米汤，喝的是营养，口感还要好，营养还要全面，关键是现在东西的样数多了，人们也不差钱了。 他说，本来他自己是不喝米汤的，不是不感兴趣，而是嫌麻烦。一个人喝一碗，熬上一锅。少了没法熬，多了喝不了，主要是要喝牛奶：如果喝了米汤，牛奶就没法喝下去了，米汤和牛奶只能二选其一。虽然米汤口感好，营养也不差，但跟牛奶比较起来，还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高。所以，他一早一晚喝的都是牛奶。但他考虑到我们城里人不差牛奶，虽然也可能喝到米汤，但不一定能喝到这么好的米汤。他为了让我体会农村人真实的生活，就让我喝米汤。他自己就从今天开始也开始喝米汤了。 这让我很感动，连忙说，不要给我搞特殊化，您平时吃什么喝什么，我也吃什么喝什么。 这不是特殊化，他笑着说，这其实就是我们农村人的日常生活。只不过我是特殊一些吧，让你喝米汤，要比喝牛奶还省得多。我是很会算账的。 他开着玩笑，慢慢地和我的年龄差距，身份差距拉近了。我说，这就好，不管你省不省钱，绝对不要让我吃我经常吃的东西。我一定要想在你这儿吃到我绝对没吃过，但对你们又是最平常的东西。不光好吃不好吃，省钱还是费钱，越是土的越是好的。不是常说的吗，越是适合自己的东西，越是好的。我现在到你这里来，就是要寻找你们这里对我最合适的东西的。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对我来说是一点都不适应的，甚至是腻歪的和厌恶的。越是原生态，越是古老的土味的，才是我最喜欢的。 他听着，吃惊地望着我说，那就太好了，鱿鱼海参，有钱也买不到。海味是没有的，山珍不敢说珍贵不珍贵，但一定是拥有的，我一定满足你。 太好了，我说，这西红柿炒莜面就算是吧？ 还不能算，这在一般的饭店里也都有，包括杂面抿尖。 我在你们这里吃的第一顿饭，还真的是杂面抿尖，的确很好吃的，我说。 我敢肯定，还有你没有听说过，没有吃过的，你多待上几天，大叔我一样一样做给你吃。等你把各样的饭食都吃过了，我再拿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吃时，你再走也不迟。 好吧，我回答道，恭敬不如从命，我一定要品尝品尝您的手艺。 电视画面上，正播放着一则有关电信诈骗的报道，我们的话题便落在电视上：我发现您的收藏夹里面，没有一样是电影电视和娱乐方面的频道，您平时不看这些吗？ 我根本不看这些，一点意思都没有，全是胡编乱造的。不是宫廷剧，就是一点也不真实的战争片，要不就是娱乐明星们吃喝玩乐的镜头。对人的思想个性，品德知识，一点作用也没有。原来我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大学教授知识分子，那么多的白领明星，骗子们的一个电话，就能把他们骗得倾家荡产。他们可是聪明人了，而他们要骗我，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我却是一个文盲。现在我算明白了，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不看这些新闻，尤其是不看法制类的新闻。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电信诈骗这一说，所以上当受骗在所难免：他人的教训就是自己的经验。所以，多看反面的东西，反而能使自己变得聪明些：真理是在批判中发现的，而不是在歌颂中发现的。电影电视娱乐明星们的表演，不过是疯子在演，傻子在看罢了，一点意思和意义也没有。我是从来不看这些的。 这让我非常惊讶，这难道是一个农民一个文盲吗？一个大学教授又如何呢？ 那你看电视全看这些了，这就一点娱乐的意思也没有呀。 我疑惑地问。 也不全是，他说，我主要看纪录片，如果没有好的纪录片，宁可看动物世界。但也看娱乐性的东西，不过这些也不是纯娱乐的，是幽默新闻。就是用幽默娱乐的方式来传达真实的新闻事件，别看是幽默新闻，但很多东西是很深刻的，分析非常到位的。比如福州电视台有个聊斋夜话，长沙电视台有个观点致胜，安徽台的公共频道，浙江公共频道，江苏公共频道。还有一个法制60分钟，不知道是哪家电视台的，反正很多电视台都在播。全是新闻，法制，社会热点，这是我每天必看的内容。不要小看这些地方小台，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敢于讲真话，报道及时，挖掘深刻，很是耐人寻味的。我真非常感谢现在的网络电视，给我增加了不少的知识。 他的话让我非常惊异，他说的这些电视频道，连我这个见多识广的新闻记者，有的都闻所未闻，而他居然天天都在看。我不得不说，我这个采访对像是找对了：这绝对不是个一般的人。 我和他说好，绝对不要按城市的标准来招待我，越是土的越是廉价的，越是本地的，越是在山坡沟壑里能找到的食材，越是我喜欢的。就把我当成是几十年前的一个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山村里有什么就让我吃什么，不要额外的找所谓的高档的、价值和价位都高的东西。 他连连点头，表示一定尊重我的意愿。 我要帮他收拾碗筷，他坚决不要，说在这里非常生疏，东找不着西，不让我帮忙。你们城市里的人，我知道一天不上一下网也是不行的。他让我去看电脑，就去收拾碗筷去了。 我打开他的电脑，网页里的内容又让我大吃一惊，那居然不是一般的网页，而是个人定制的私人网页，完全是他平时经常看的内容。除了凤凰网等知名网页外，有本土的在线网页，百度贴吧，还有图书馆，凯迪社区，天涯论坛，全能搜索，有关历史军事科技等著名的和不著名的网站，还有他自己的微博。连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是谁帮他完成的呢？ 我试着打开他的微博，居然不用密码，直接就能打开，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的粉丝居然有一千多，关注有三千多，微博也有几百条，他的网名叫乡里草民，虽然是自谦，但感觉也有一种坦荡潇洒的韵味儿。 我有着一肚子的狐疑，怀疑这是他的微博吗？一个文盲的微博，真的不敢想像！ 不一会儿，他用一块毛巾擦着手走了过来，笑着说，过去叫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能知道过去的事，不一定能知道现在的事。可现在有了这个电脑，特别是这个微博，简直太厉害了，世界就在你跟前，千里万里发生的事情，马上就能看到，只要你关注了那个地方的一个网友，简直就是同步。 这个浏览界面谁帮你做的？我好奇地问。 我自己做的，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奇怪，根本不像个老年人，完全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一样，对什么都好奇。我看到界面右上角上有那么一个花花样的东西，我好奇地点开。发现它能把你喜欢的网站，通过这个小方法，放到浏览界面上来。只要把那个网站复制过来，网名写上就行，这样就不用放到收藏夹里的。因为收藏夹里使用起来不太方便，还占有空间。 哦，我算是明白了，可是，我发现你注册的这几个网站都不用输密码，很多网站打开一次都要输密码，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跟浏览器有关，他说，有几个浏览器，他们有记忆密码和用户名的功能。只要你注册成功，输入密码以后，它显示有个似乎要保存密码和网名的提问。你只要点成了保存，以后就不用再写密码。这是自己个人的电脑，又没有什么隐私，完全可以公开化。我就用这样的浏览器，非常方便。真的要感谢这些开发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方便。 我非常地惊异：这真是一个爱动脑筋爱学习的人。难怪他从来没有上过学，可现在用起这些现代化的电子产品，简直是游刃有余，简直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文化人，还应用自如。我面对他，还真有一些自愧不如了。 那你怎么样想起要读书了？一个从来没有读过书上过学的，就怎么能学到这么多的知识呢？ 我费解地问道。 唉，他叹了口气说，这也是没法子的呀。我成了致富带头人，被选上了县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是要写议案的，可我连个名字也不会写。整个人大政协里面，我是唯一的文盲。人家别人好歹也有个小学或者中学学历，我一个大字也不识，根本没法完成这个东西。虽然心里有想法，但也没法表达，根本就不称职。求别人给写，一回两回还行，次数多了人家也厌烦。不写吧，自己又觉得不称职，非常为难。很多议案，只有找我的侄子帮忙。他是政协委员，也是民盟成员，文化也高，只得由他替我来写。时间长了，他说你干脆认字读点书吧，求人不如求己。 你想他这样说，不是为难我吗？要不是我是他叔叔，我总以为他是跟我开玩笑的。要不就是厌烦了，不愿意帮我的忙了。因为他可是大学生呀，而我连我的名字也不会写，怎么认字？怎么来写议案？ 他对我说，这不是开玩笑，因为他从他的经历，完全证明，一个人要想学习，要想读书，跟学校跟老师根本没有关系。人是有很强的自学能力的，只要有条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学习，实现任何目标。 我不客气地说，他完全是胡说。因为我知道，他不仅上过小学，初中高中，还上过师范和大学，完全就是从学校出来的，怎么能跟学校和老师无关呢？ 他给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我才不得不相信他说的话。原来他是六六年入学，七四年高中毕业的，从小学到高中只读了八年。而这八年，也没有真正去读：不是游行示威，就是背毛主席语录，学工学农，把地里的苗子和草一起除掉，谁也不敢说他们不对。他能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还出席过全县学毛主席积极分子代表，八九岁就是全县的风云人物。正因为如此，他说他所有的知识，除了毛主席语录，什么也没有学会。因为他是文科生，但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没有文科生的所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地理。政治课是假的，语文课也是政治课，甚至连汉字也没有认识多少。所以，他说真正的知识，特别是文科知识，完全就是他自学的。原因是他的汉语拼音学得最好。因为我们村在他之前，从来没有学校，他也算是运气好的。因为x开始了，有一个大城市的女知青为了逃避插队，跟着她的新婚丈夫来到我们这里。她的丈夫是农科站的技术员，她因为没有工作，就在我们村当上了代课老师。人长得很漂亮，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我们村办起了第一所学校。所以我的侄子作为他的学生，汉语拼音学得相当好。 他说他唯一感谢的老师，就是他的这个启蒙老师，教给他汉语拼音。他高中毕业以后回村里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仅仅只有十六岁，但他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小孩，爱读书，但找不到任何可以读的书。课本根本没用，课外书也没有。他就用汉语拼音这个优势，背新华字典和汉语成语小词典。在农村两年，这是他唯一读过的两本书，他把这两本书背得滚瓜烂熟。以后所有的知识都是他自学的。所以他说，只要你愿意学，我教你汉语拼音，只要把汉语拼音学会了，就去背字典。字典上的字只要背会五分之一，你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文化人。剩下的就是怎么去读书了，所有的书我都提供给你。 我对他的提议将信将疑。但为了不被人小看，跟人大代表的身份相配合，我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他的要求，就跟着他学汉语拼音。好在现在的条件非常好。他给了我一个学习机，上面就有怎么教汉语拼音的。他又给了我一个新华字典。我很快学会了汉语拼音，按照拼音看新华字典，看现代汉语词典。这汉字的关就过了。他又借给我很多书。后来为了方便我阅读，还给了我一本电子书。他把他下载的书，他自己读过的书，都给我拷到这个电子书里。好在现在我也学会了，我自己也有电脑，也能够找到我要看的网站，自己下载书。没事了，就读上几本，只当做是消遣嘛。咱又没有什么追求，只要能完成政府交给我的任务，我就心满意足了。只是让我不满意的是，在我的履历表上，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填写的还是文盲。因为填写任何学历，我都涉嫌伪造，我哪敢去犯法呀。 他苦笑着说。 我听着他缓慢的叙说，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在社会转型时期，从一个诞生文盲和流氓的时代，转型到崇尚知识，崇尚文明和崇尚文化的时代，生活在这个转折型时代的人们，一切皆有可能。同时，我为他和他的那个神秘的侄子，顽强的自学精神所感动。而他现在的文化程度，认知水平，完全不亚于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现在不是在实行一个等同于或者相当于这样的时尚吗？很多有权有钱的人，他们没有接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就填这一个等同于大专文化。很多人干脆到大专院校，交上一笔费用，就成了在职研究生，摇身一变，成了有学问的人。你也完全可以这样做的。 唉，何必呢？我读书学习，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了解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不管穷也罢，富也罢，得势也罢，失势也罢，明明白白活一辈子就好。人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来了？就是要了解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来的。认识得越多，了解得越多，人就活得越充实越明白；越充实越明白，人也就有了存在感和价值感。我觉得我现在就挺好，根本不需要沽名钓誉，向别人证明自己。现在这个社会，你要想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其实是很容易的，不是我侄子求学的那个时代了。现在的小孩，多么的幸福，因为他们有书可读。而我的那个侄子，他为什么要读字典？就是因为无书可读。但最笨的办法恰恰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很多人别看文化程度很高，并不是所有的字都能认识的。不客气地说，包括你们央视。我看到那个法制栏目上，飘着的字幕，经常写着，一个暴躁的父亲，居然残忍地“弑”儿子。那个字虽然也有杀人的意思，但它是特指的：只指晚辈儿杀长辈儿，或地位低下的杀地位高的。不是指一般的杀人，完全用反了。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咱们中华文化，中华文字，是非常博大精深的。 我听着，还真的替我们的同行感到惭愧。不过，这个字的意思我是知道的。但好在不是我出了这样的问题，也不必在这个老人面前感到自责。所以说学习是终身的：不要以为我们从学校出来了，我们有了吓人的学历和文凭，我们就拥有了一切知识，我们就什么也知道了。 下午，他领着我到地里，一人拿了一个小铲子，提了一只塑料袋，去刨黄蒿苗。过了清明节，正是黄蒿苗生长的时机。田地的地畔地塄上，到处都长着绿油油的黄蒿苗。学名叫茵陈，既是蔬菜，又是中药，是保肝养肝去肝火的良药。气温虽然还有些微冷，但这种生命力极旺盛的草就迫不及待地生长出来了，给黄土地装点上了一抹绿色。 我们一会儿就刨了一大袋子。拿回来，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一个一个地把根部掐掉，摘掉死叶子，再用清水淘洗。田园里的尘土非常多，清洗了四五遍，才把泥土洗净，黄蒿苗才显出翠绿的颜色来。 我问他要做什么菜，他说做黄蒿苗谷垒。 这谷垒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没听说过？是哪两个字呀？ 他说，就是傀儡，把人字边换成“饣”字旁，是一种最古老的饭菜，很多文献里面都有记载，但他们用的都是错别字，只有这两个字才是最准确的。 这更让我惊讶，我敢肯定，99%以上的人都不认识这两个字，怎么他这样一个号称文盲的人能知道呢？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字吗？还是他自己想像出来的，我表示深度的怀疑。 他看着我迷惑的脸色，笑了笑，从书柜里拿出一本书来，是一份厚厚的词典。淡黄色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大的字：《嵎州方言词典》。他把词典递给我说，这些字在这本字典里面都能查到，是我侄子编写的。他说我们的方言，经过他考证，就是古代的一种官方语言。他因为背字典都背出来嗜好了，就收集整理我们的本土方言，自编自写了这样一本书。甚至连排版包括封面设计，都是他自己做的。 我接过书，翻到封底，看到了搜集整理排版都是作者自己做的，甚至还有自造字这样的内容。 什么是自造字呢，我困惑地问他。 就是因为这些字太古老了，一般的字典里根本没有，甚至连电脑里也没有。电脑里最全的字库叫《字符映射表》，好多字也没有。他只能用造字程序自己来造，所以有很多字就是他自己造的。 这令我更加惊讶，难怪马吉平这样优秀，他有这样一个酷爱钻研和学习的侄子。当然也是他的老师。我很快查找到了我们即将要吃的那个叫“谷垒”的东西，他的解释是这样的：把菜丝用面粉搅拌起来，放在笼中蒸熟，拌上香油蒜泥等佐料食用，也可以用油来炒制。 我仔细地翻阅着这本厚厚的词典，的确有很多字，我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马吉平看着我困惑的样子，解释道，也许他说的是有道理的。比如，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们叫香菜，我们叫芫荽；你们叫星星的，我们叫星宿；你们叫黄鼠狼，我们叫黄鼬；你们叫猫头鹰，我们叫xun（“熏”+“鸟”）鵩；你们叫和子饭，我们叫圪饘。你们叫獾的，我们叫猯子。你们叫玉米，我们叫玉tāo（“禾”+“兆”）黍。我们把洗衣服叫洗濯，把洗澡叫洗盥，给牲口洗澡叫溞洗。按照字典里面说的，你们说的话是方言，而我们说的恰恰是标准语书面语。这样的例子，这本书里还有很多，你没事了翻着看看。另外，我们把背后说人的坏话叫舙派。而就像在《红楼梦》那样的名著里，这个用三个舌头组成的字，出现的却不是它的本字，而是用的别字“花”。把刚生下的小婴儿叫尛娃子；把形容小或者少的东西，叫一圪尟尟，尐尐的一点儿。这些奇怪的音节其实都是有相对应的汉字的。我们把我叫做“阿”，不是念a而是念e；我们把我们叫做卬们。我们把谁叫做“孰”，这可是个典型的文言词语，既古老又高雅。我想古时候的人，完全可能都像我们这样说话的。这恐怕对你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人，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我听着他说的话，真的是一脸的诧异。觉得这里的人真是非常的奇妙，这些语言真的是高雅而别致。这可是跟他们这里的经济文化有多么的不协调。说明在古代，这里的人，文化水平并不是太差的。 还有，他说，我们这里把“小”叫侯，好像这个是从公侯伯子男这样的爵位里边来的，侯跟公比较起来，侯当然是第二个，也是小的意思吧？当然这可能是牵强附会，不过还是能说得通的。 比如书里说，人们常闂人的“龟孙子”。其实这个“龟”不是乌龟的龟，而是回归的“归”：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叫归省。娘家侄子的孩子，称呼她叫老姑姑，而她称呼这些孩子们，就叫归孙子：自然不是乌龟的龟，而是回归的归了。这句话也就不是闂人的话了。 我们这儿还有一句闂小孩的话，叫侯死孩儿，其实也不是闂人的话：不是指死去的孩子，那个死是开始的“始”，指刚生下的小孩，我们这里叫尛娃子。 为什么人死了要说终年多少岁？终生就是指人的一生，终就是死去，“始”就是开始，指刚生下的尛娃子。“始终”就是指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们把肥胖叫xi，那个字是大字下边一个准旨的旨。在古代，这个词本来是指脂肪的脂，后来被准旨的旨假借走了，才在它的旁边加了一个肉月旁，才有了现在这个脂肪的脂。你想像一下，一个人身上有大块的脂肪，他肯定是一个肥胖的人。看看我们的方言有多么厉害，多么形象。但这些字别说字典里了，连电脑里边都没有，只能自己来造字。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方言词典，而且是我们这里人生活的百科全书。你要了解我们本地人，有了这本书，风俗习惯，生活特点，吃喝拉撒睡儿童游戏所有的活动，都能够找到。给我们县的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你走的时候我送给你一本，最好能帮一下，给中国语言学会那些专家们看一看，不要让这样非常有价值的书给埋没了。 我翻着这本书，听着他的解释，完全被震撼了。绝对没有想到，这一个号称贫困落后的地方，居然有这样的，完全可以达到非物质文化水平的东西。我回去以后，一定要报道一下，推荐一下，绝不能让这么好的东西，就这样被埋没在这封闭保守的地方。 晚上，他把洗好的黄蒿苗从面盆里拿出来，放在案板上，切成小段，放在另一个面盆里，舀了一碗面粉，边往黄蒿苗上面撒，边用筷子不停地搅拌着，一层层的。又把切好的葱叶撒在上面，再用筷子搅匀。这时正好锅里的水烧开了，他放好蒸笼，铺上打湿了的笼布，将拌好的黄蒿苗倒进蒸笼里，又在上面加了一层蒸笼，把馍馍和窝头放进去，盖好盖子。等锅里的热气腾腾的上升之后，便改成小火，慢慢地蒸着。过了二十分钟，他打开锅盖，只见翠绿的黄蒿苗变成了墨绿色。他把锅里的水倒出，倒了一些食用油，等油热了，把切好的姜葱蒜倒进去，用铲子搅了搅，然后把蒸好的黄蒿苗，倒进油锅里，不停地搅拌着炒。厨房里顿时香气扑鼻。炒好后，他拿出两只碗来，抄到碗里边，端到茶几上，把窝头和馍馍放在盘子里，也拿到茶几上。拿出两袋牛奶说，今天由于要蒸黄蒿苗，不方便熬米汤，就喝牛奶吧。 我说，好吧，怎么方便怎么喝，牛奶更有营养。 他打开电视说，你平时都看什么电视？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往往要边吃饭边看电视，这样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时抓，也许能治消化不良。 我平时很少看电视，大多数时候上网看手机，你看什么我就看什么吧，我说。 好吧，他说，由于平时不看电视剧，看的东西非常杂乱，咱们先看看传奇故事吧，看看金飞先生又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我是他忠实的粉丝。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让我非常惊奇的世界，虽然离我们不远，但也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网络电视就有这个好处，十年的内容都能看到，只要你有时间，完全可以一集一集地看下去，不受时间的限制。这个节目可能收视率高，更新得也及时，咱们看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电视开了，说的是一个，有关老年人被收藏诈骗的故事。 我好像无心看电视，非常关注饭碗里的黄蒿苗。这真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绵软香甜，药典上是中药，而且是治肝病的要药，但一点没有药的苦味，非常香甜可口。我连窝头和馍馍也没有吃，又取了一大碗，连着吃了两碗。 等我们吃完饭后，节目也播完了，他让我看看直播节目，自己去收拾碗筷。 他把洗好的碗筷放到橱柜里，来到我跟前，坐在沙发上说，昨天晚上有一站到底的节目，咱们现在看看吧。 我惊异地看着他，怀疑我听错了，惊奇地问，你还看这样的节目？那可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顶尖学生参加的节目，难度深度广度均非常高，很难明白的。 确实是难度太大，他说，真不知道哪来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知识，好多我也不懂，但我就是喜欢，喜欢了解这些。我是这些年轻人的粉丝，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面孔，学富五车的学者，好像自己也变得年轻了，也有学问了。我非常敬佩他们，他们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和希望，知识的明星要比那些演艺明星，更值得我们去追捧，敬重和热爱。可惜了，像我这奇怪爱好的人，真的是不多。大家一下聚拢起来，一看电视，全是那些明星们的八卦新闻和他们表演的那些节目，在我看来，一点意思也没有。当然这也不是我天生的，也是受了我那侄子的影响。他就是这样看电视和上网的，他有三大法宝，我还比他多一点，我有四大法宝，是我了解这个世界的强有力的武器。 哪四大方法？我好奇地问他。 电视电脑电子书，这是他的法宝。我除了这“三电”以外，还比他多一样法宝，就是收音机。人老了，晚上睡不着，醒来以后，如果睡不着，就听收音机，天南海北的事情，都能知道，就像那法国电台说的一样，打开法广新闻，世界就在你面前。 除此之外你还看哪些综艺节目？我问道。 多了，他说，比如你们央视的机智过人，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汉字听写大会，还有最强大脑等等。这让我看到，中国人非常聪明，勤劳和善良，那根本不用说，只要社会体制正常，政府极力提倡，中国人民的创造发明和聪明机智，完全可以爆发出来，华为的成功不就证明了吗？ 他从茶几的抽屉里，拿出了一盒芙蓉王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摇摇头说我不抽烟。 你们年轻人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不错。他说，我也不抽烟，买烟只是为了招待客人，男人的三大法宝，我一个也不会。 什么三大法宝？ 我奇怪地问。 就是抽烟喝酒搓麻将嘛，我连麻将的原理都不懂，从来没有涉及。坚决奉行六不主义原则，所以我才能对这个世界了解得那么多。 他把香烟又放进茶几里，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 什么是六不主义？ 我好奇地问。 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搓麻将外，上网不打游戏，不看直播，不玩手机。除了栽树种地，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读书，除此以外，实在没有别的爱好。在别人看来我活得没滋没味，无聊傻蛋，但我自得其乐，乐在其中，不知老之将至。 他笑着说。 难怪难怪，我一下明白了，难怪他一个文盲，一个农民，居然懂得那么多，了解那么多，有那么多的深刻的认识和见解！他在利用一切机会和时间，拼命地来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这要比那一般的所谓知识分子，更有知识，更有思想。我忽然发现，我对他的认识和理解，实在太肤浅了，完成有必要沉下心来，认真地挖掘他灵魂深处的东西。也许我对他的了解，仅仅是九牛一毛，我一定要让他以最透明的形体，最真实的思想站在我面前；我要像一个精确的ct一样，看清他的五脏六腑，让他整个人都晾在阳光下。通过我的这支笔，剖开他灵魂深处的庐山真面目。这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完成的。但我有耐心，有毅力，一定会圆满地结束这一次的采访的。 我期待着！ 四 梁上君子是童子 慢慢地我长大了。虽然不能像大人一样干活，但也能帮助家里做些零碎的活。因为现在已经是农业社，像我这样的半大孩子，还不允许到地里干活，因为没法算工分。但好歹有自留地，我就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学着做农活。就像爷爷说的，农业社呀，就是好，什么也不用我们操心，什么也不用我们管。只要听队长在窑洞顶上喊上一嗓子，全村人就拿着工具，跟着他去地里干活。干到一定的时间，他说要休息，大家就能休息一会儿；他说回家，大家就拿起工具回家了。顶多在休息中间，顺便刨挖一些柴火，回家的时候扛在肩膀上，在院子里边晒干，一天三顿饭的柴火也就有了。我的几个好朋友，都比我大几岁，像王和平，刘虎平，李三成，他们跟我哥哥是同岁，都已经到地里干活了。这让我很自卑，觉得自己根本不如他们，只能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学着干农活。虽然气力不行，但在爷爷和父亲的帮助下，慢慢地也学会了从种到收的各种农活，就是到农业社干也没有问题。 后来，队长突然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了一晚上的会，上面来了大干部，向我们传达上级的精神，说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我们村里了，要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去迎接。迎接的办法就是所有的人都不用做饭了，全部到村里边一块儿吃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放开肚皮吃。家里的锅碗瓢盆也就没用了，全部要上缴到集体的食堂里去。大家觉得非常新奇，不可思议，但领导说话一定是没错的，听上级的，干部的话，一定让我们能过上好日子。 生产队的大院子里就盘好了几个大大的炉子。后边的窑洞里边放满了肉蛋白面小米。中午的时候，大家都纷纷涌到队部大院，每个人都拿着一只大大的饭碗，锅里边炖的是一锅一锅的大杂烩。雪白的白面馍馍，一笼一笼地摆在那里。人们随便舀着一碗一碗的大杂烩，拿着一个一个的大馍馍，圪蹴在院子里大口大口地吃着。人们平时都非常恓惶，连肚子都很难填饱，已经很久没吃到这么好的饭了。 我自己也舀了一碗，连馍馍也没有拿，跟全家人圪蹴在地上，围了一圈，连话也顾不上说，大口大口地吃着香喷喷的大杂烩，把肚子撑得滚滚圆。直到一口也吃不下去了，才走到那个大盆旁边，用盆子里面的水把碗筷洗净，一摇一晃地走回家。 回到家，全家人像过年似地高兴得合不拢嘴，知道我们的好日子真的来了。 过了几天，生产队把全村的壮年劳动力，全部集中到花果山去大炼钢铁。因为炼钢需要木材，一般的村子里都没有木材，只有一些能做饭的柴火。而花果山有着浓密的树林，把树砍伐掉，就能用来炼钢。 哥哥和王和平他们，也都跟着村里的人到花果山炼钢去了，村里全剩下的就是女人和小孩，还有干不动活的老人。同时，把各家各户所有跟铁有关系的东西全拿走了，包括铁锅勺子铁铲，甚至大门上的铁环，箱子上的铁扣铁关，全被撬得拿走了，整整地拉了几平车。 这样家家户户的大门小门和箱子柜子都无法上锁了。好在当时大家都很穷，全村人也没有人去偷东西，所以家里的东西一般也丢不了。 但这种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食堂里的饭菜，先是猪肉粉条，豆腐这些副食渐渐地也没有了。后来，饭菜也全成了定量的，大人小孩也不一样，刚刚能吃饱；再后来根本就吃不饱，每天喝点菜面糊糊。 我和母亲，不得不提着篮子，到野地里去挖野菜，蒲公英苦菜，捋槐花榆钱钱。每天挖回来，用没有收走的砂锅，搁点儿食盐煮着吃。 地里没有野菜的时候，我们就剥榆树皮，在院子里边晒干，用碨磨成粉，跟野菜掺起来，熬着喝糊糊。 虽然勉强能填饱肚子，但没有什么营养，家里人全瘦成了一根柴。就这样，奶奶和母亲，还要跟着全村人干活去。由于青壮劳力全部炼钢去了，成熟的庄稼收割不回来，玉米摊在地里，大片大片的土豆，由于没人去挖，全被大雪埋住了。到第二年春天全部烂在了地里。 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地在后半夜，拿着一只小镢头，挖了不少烂土豆，又担心被母亲和奶奶看见，就在东边的那口塌了一半的破窑洞里，用大土块支起砂锅，点起柴火煮着。等火熄灭了，我把土豆捞出来，顾不得烫嘴，就一口一口地大口吃了几个。 不一会儿，肚子里咕咕咕的发出了叫声，鼓胀鼓胀的。我以为是吃饱了，但是很快，就上吐下泻，我赶紧跑到茅房里，又拉又吐，好像要把肠子也吐出来了。母亲听到响声，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 我拉完以后从厕所里走出来。她问我怎么了？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她看了一眼破窑洞里的砂锅，什么都明白了说，你是不是吃了烂土豆？ 我点了点头。 那可是有毒的，她说，根本不敢吃的，你是不想活了吗？要能吃，那几十亩地的土豆，早叫全村人吃完了，你能想到的，大人还想不到啊？ 可是，我实在是太饿了。我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说。 我看着母亲枯黄的脸和像柴一样枯瘦的手，知道她也更饿得厉害，只是她能向谁说呀！ 回到家里，大家都呆呆地坐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人喊大家去出工了。因为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谁还能去干活呢？ 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不忍心就这样把我饿死。她想来想说，你还是到花果山去看看吧，看看你哥和你爸他们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 我在食堂里喝了一碗只有几粒米的米汤，吃了半条窝窝头便上路了。 我们村离花果山也不远，不到十里地，一会儿就走到了。 远远地望去，只见一块硕大的平地上，伫立着好几座大大的火炉，火光冲天，映红了半个天空。有的在砍伐树木，有的往火炉里扔铁矿铁砂，有的在拉着一个个硕大的风箱，呱哒呱哒的响声，远远地就能听见。 我走到跟前，刘虎平和李三成，每人拉着一只风箱，头上都冒着汗珠，好像很吃力的样子，但他们一个个脸色红润，身体状况很好，虽然那风箱很是沉重。王和平正圪蹴在另一只风箱前，用斧子往拉杆上揳着一只楔子，修理着坏了的风箱，又把掉下来的鸡毛，用细绳子缯在一起，绑在风扇上。 我哥呢？我问离我最近的王和平。 你哥是搞后勤的，在前面毓猪呢。 我来到前面的猪圐圙旁边，只见哥哥佝偻着腰，站在圐圙门口的一口大铁锅旁边，用一根很长的木棍馇着猪食。铁锅下边火炉里的火轰轰地燃烧着。 他看见我直起身子问，你来干什么？ 哥，我饿。我都长这么大了，可什么也干不了，还天天要妈恏顺着，实在不忍心。可住舍的人，妈和奶奶也没吃的，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低低地几乎是带着哭腔说。 哥哥的脸一下沉下来了，眉头紧紧地皱起来，看看左右无人，悄悄地说，你先在工地上玩着，到晚上再走，听我安排，可是不敢声张啊。 我轻轻地点点头，便在工地上各处瞎转。我找到李三成说，你能不能跟领导说一下，让我也到工地上来干活。 他点点头说，好吧，等我换工时，我给领导说一下。 一会儿，轮到他休息了，他领着我走到办公室，跟一个叫刘主任的人说，我想到工地上来炼钢。 你多大了？刘主任看着我问。 十二岁了，我说。 那不行，我们工地上最小年龄是十五岁，就像李三成他们一样大才行。 我们无奈地走出了办公室，李三成责怪我，怎么不把年龄往大说？不过他说，工地上的活儿是很攰的，你这么小，也是吃不消的。 中午下工后，人们全部集中到工地的会场中心。只见有两个人左右架着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人来到会场中心，一下把他的衣服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然后一人拿着一根皮带抽打着他。宽阔的脊背上，打出了一道道的血印子。 那人一个劲地求饶，脸上现出绝望的神色。那个刘主任站在他面前，用指头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地日吷着，闂他吃里扒外，不务正业，不经领导批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给别人去干活，无组织无纪律，必须予以严惩。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吓得远远地站着，不敢到跟前去。直到打人的那两个人把他拉着走了，观看的人也纷纷散去，到食堂去领饭吃去了。我不是工地的人，也吃不上饭，只得到毓猪的地方等我哥。 我呆呆地坐在工棚里的凳子上，闻着猪圐圙里时不时飘过来的臭气，肚子里“咕咕”地叫着，好像肚皮都贴到后背上了，人整个地成了一片纸。 我不知道哥哥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只要是能填饱肚子，野菜猪食都行。不一会儿，四面漏风的门开了，哥哥端着一碗干面条走了进来，他把那碗面递给我说，赶紧趁热吃吧，不敢叫工地上的人看见，吃完了赶紧走。 那你吃了吗？我问他。 这你别管，你光吃你的，他低着头说，我总会有办法的。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只得赶紧低着头，右手拿起筷子，像饿鬼似地拨拉开了，根本没有发现哥哥在干什么。等我吃完了，才见他在一只茶缸子里倒上开水，从怀里掏出两个冷馍馍，泡在开水里的，连喝带吃着。 你怎么在吃冷馍馍呀？我摸了摸冷冰冰的馍馍问他。 唉，他叹了一口气说，就这还是偷来的。我趁火房里的人不注意，偷偷在怀里藏了两只冷馍馍。因为这里是工地，不会给来的客人饭吃的，除非是检查工作的领导，外人是吃不上饭的。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停下了手中的筷子，知道我吃的是他自己的饭。我吃了他就没饭吃了。我和我的父母，根本不可能在他这儿找到任何可吃的东西，他根本没办法管我。我惭愧地低下头来，不知说什么。虽然肚子根本没吃饱，但我实在也吃不下去了，只得慢慢地把剩下的几口饭扒拉到肚子里，放下了碗筷。 吃饱了吗？再吃点泡馍馍吧，哥哥问我。 吃饱了，我说，那两个馍馍能给你填饱肚子吗？ 差不多了，他说，反正我也不干重活，毓猪的活儿不攰，少吃点也不会饿的。 他们为什么要打那个人？我把刚才在工地上看到的情况问他。 唉，还不是因为饿，他说，你没看那个人有一米九。他是工地上个头最大的人，气力很大，饭量也大。工地上要到河沟里担水，路程远，一路都是上坡，非常攰，没人愿意干。因为他老实，力气大，主任就让他干。好在这种活儿是包工活儿，只要把一天的水担够，人就可以休息了。但定量饭他吃不饱，供销社就让他给担水，挑了水可以让他吃饱肚子。他反正也闲着，肚子又饿，就给他们担水，担完水就可以管饱肚子。他就答应下来。但这事被领导知道了，因为他擅自给别人担水，没有征得领导同意，就让民兵教训他。他以后就不敢给别人担水了，但只能饿肚子，因为他的饭量比别人都大。 原来是这样。我实在不明白，他把该干的活全干完了，闲着没事儿，挣口饭吃，怎么又犯了纪律了？我一个小孩子，虽然是这样想，但无论如何是弄不明白的。 吃完饭，哥哥把碗筷洗了，让我赶紧走，不要让领导看见，怀疑他给我吃了东西，要不也可能被打一顿。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到他这儿来就是让他想办法，给我点吃的，也能给爸妈弄点吃的。因为大家都没吃的，可他现在要赶我走，怎么办？ 家里没吃的了，我饿得不行，咱爸咱妈也没吃的，你就不能想点办法？我央求着说。 他一下低下了头，脸色很难看，眉头紧紧地皱起来，一句话也不说。想了半天，才悄悄地说，那你哪儿也别去，不要出这个屋子，不要让人们看见。等天黑以后，我给你准备一些吃的，可是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要是觌面让人看见，可不得了啊，更不敢给别人说啊。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我也不小了，我也不傻，只要能吃饱饭，不要饿肚子，你想什么办法都可以。 他毓猪去了，我像一个贼似地躲在他的房子里，不敢出去。外边的工地上热火朝天，火光冲天，烟雾弥漫，风箱“呱嗒”、“呱嗒”的响声，人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时时从破烂的屋外传进来。但我心神不宁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等着天气赶紧黑下来，好让哥哥开始行动。我不知道他会想什么办法，但一定不是光明正大的办法，但只要能填饱肚子，我们实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好容易挨到天黑了，几米之外就看不到人影。我悄悄把门拉开一道缝，朝外面看去。除了工地上冒出的火花，四周都是黑咕隆咚的。哥哥悄悄地从门缝上挤进来，把一个小布袋塞给我，里面鼓鼓囊囊的装满了粮食。 他小声告诉我，这是猪饲料，有一些草叶子，但大部分还是粮食揧成的，人也能吃。你可要小心，不能让工地上的人看到，更不能让村子里的人看到，不要走大路，要走小路，小心别掉到沟里去。本来我这里有手电筒的，但也不敢给你，手电筒一亮，就会有人看见的，你只能就这么摸黑走了。 我点点头，把那个装满猪饲料的小布袋，紧紧地袺在衣服里，用两只手紧紧地抱住，生怕它跑了去。 哥哥拉开门，朝四周看了看，见附近没有人，冲我招了招手。我便紧紧地贴着墙壁，警觉地看看四周，迈开双腿，消失在浓密的黑夜中，深一脚浅一脚地上了小路。仔细地通过微弱的光线，辨别着有些灰暗的路面，生怕一脚踩空掉到沟里去。 我时不时低下头，总以为怀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觉得猪都比我们人吃得好。工地上的猪，每天都吃的这些东西，而我们全家人是万万吃不上的。可我不知道回去以后，正直善良的父母，怎么样看待我们弟兄俩的行为？这可是做贼呀，我们祖祖辈辈没有做贼的，今天犯在我们兄弟俩的手里，会打我吗？会闂我吗？还是会高兴地赞美我？给大家活命的猪饲料，当然也是活命的粮食！我紧紧地搂着它，生怕一不小心掉到沟里去，我自己的命丢了，父母也要饿肚子。我抬起头，远远地望着村子，黑墨墨地看不到边儿，天空大地黑魆魆地，像一团浓浓的黑漆，在紧紧地包裹着我，好像是一个巨大的魔鬼，要把我吞噬了。我尽快地加快了脚步，怀抱着伟大的希望，朝着充满着绝望的村庄和绝望的家走去。 五 自由市场看变迁 第二天，吃过早饭，马叔问我，今天你怎么安排？想看看什么？ 他一下把我问住了，我主要是想了解他这个人，并且通过他这个人，了解他所住的村子，和他所在的这个县城，以及全县所有的情况。特别是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的情况。但这是一个大题目，一下很难完成。 我想了想说，咱就先从表面了解起吧，以后再逐渐地深入，不是说客随主便吗？由您安排吧，反正我是要好好了解你和你们这里的一切的。我一切都听你的。 他打开手机，看了看手机上的日历说，这几天正好是农历的三月古会，你可能没有见过我们的大集，我们把逛古会，叫做赶会，咱爷俩就去赶赶古会吧。顺便去打一壶醋，有一家私人做的醋，是纯粮食生产的，酸齼齼的，质量很好。醋壶太脏了，我先磢一磢，清洗一下。 我说好吧。 他从厨房里拿出一把醋壶，在大门口捡了一把小石子，灌进醋壶里，又往里边加了一些水，把盖子拧住，使劲地摇着，不一会儿，醋壶便干净如新。我这才意识到，他所说的磢可能是一句方言，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脏醋壶洗净的。我真是佩服他们的智慧，而且还有专用词语。 他家的醋就是好，他说，就是用罢的醋壶子，闻起来还是弸酸。 他锁好门，拉开汽车门坐在副驾驶上对我说，你会开车吗？ 当然会，我说，不过没有开过这种电动汽车。 那你就试试吧，他说，会开汽车，电动汽车就更会开了，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 我说，好吧。 我便坐在驾驶室里，关上车门，启动了汽车。 这种车确实是好开，操作简便，速度也不快。出了村口，上了主路，车越开越快，道路两旁的树木和田野，像一个个醉汉，摇摇晃晃地从车窗旁边一掠而过；蔚蓝的天空上，点缀着一朵朵淡淡的白云，像不小心被风刮起的一块块松软的棉花糖，悠悠地在漂浮着。偶尔有一些鸟儿，在天空中飘逸地飞过，身姿矫健，快如闪电。车窗外边浓郁的春的气息，透过一条条缝隙，时不时飘进车里来，清新而温馨，如沐春风，如饮醇酒，不一会儿汽车便很快驶进了城里。 路该怎么走啊？我问马叔。 广场北边，离你住的那个旅店不远，跟着国道走，过了广场就看见了。 我点点头，因为那块地方我已经来过了。便继续开车，远远地看见广场那个巨大的雕塑，过了雕塑，便看见了集会市场，我们把车远远地停在前边的停车位上，步行着朝集市走去。 这是一个对开八车道的新建路，集市占了右侧的四车道，旁边的岔道上，直通外边的滨河大道。所以这里的车流少，离市中心也近，主办者便把这里建成了农历古会。 远远地就听见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大大小小喇叭里的叫卖声；临时搭建的棚子，帐篷，五彩缤纷，鳞次栉比，占据着道路两旁。穿戴时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南来北往，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各种小吃的香气弥漫在空中，时不时飘进人的鼻孔，引诱着我的味蕾。只想展开大嘴，吃遍一切。大大小小的棚子里，分门别类地摆着各种小商品，五颜六色的布匹，琳琅满目的日用品，形形色色的鞋类，款式各异的衣服，1－10元不等的各类小商品，摆得满满的。还有现做现吃的各类食品，面包，膨化食品，现榨的香油，现做的花椒大料和调味品，比比皆是。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冲击着我的耳膜。 这在都市里是极少能见到的，令我目不暇接，耳目一新。我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一样，跟着马叔，步履蹒跚地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不愿意放过一切场景，一个人物，一切可能被我疏忽掉的东西。 我们来到一元店铺跟前。只见小商品，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个塑料栏筐里。我看见一个框子里，一个小镜子和一把小梳子，用一个小塑料袋包装着，两样商品只有一块钱，显然是为出门旅游的人准备的，好让大家时刻注重自己的形象。没想到竟这么便宜，我花了一块钱买下来，装在随身带的挎包里。 现在都到网购的时代了，怎么这种古老的古会，这样的红火热闹？我费解地问马大叔。 他笑了笑说，你不也看到了，也买到了，这样一块钱的两样商品，你怎么网购啊？快递费至少也都10块钱了，就算一次快递10件，连邮费也得20块钱，这样一件也算下两块钱，还要等待，还看不到真面目，还要去取，多么麻烦。你现在这样，面对面的交易，不愿意要了还能当面退换，价廉物美。网购是永远代替不了的，当然了，这不光是为了买东西，还有更深刻的理由。 更深刻的理由？我非常纳闷，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是三月古会，很快就要耕种了，一方面是要买耕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散聚在四面八方，平时难得一见。只有在这种时候，大家才可以会见亲朋好友，共叙友情，顺便买点东西，看看老人亲情。既是一种购物行为，又是一种友情、亲情交流的活动，精神物质双丰收。重要的是没有店面，成本极低，商品自然也价廉物美。所以普通的人，一般不会在门店买东西的。同样质量的东西，古会上要比门店里边便宜一半还要多。这就是到现在互联网的时代了，这种古老的集会，还会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后来如此。怪不得男男女女，一个个打扮得非常新潮，就像过盛大节日似的。 不过，马大叔说，我们这儿的人是非常讲究面子的，吃的好不好根本不重要，衣着打扮，完全不亚于大都市。你看看那些女人们，年龄那么大了，还染个红头发，打扮得像妖怪似的，但这恰恰反映了时代的进步，没有人会对她们说三道四的。 记得我们县里，第一个穿裙子的人，几乎被全城人闂得狗血喷头，不光背后舙派，甚至还敢当面闂，完全把她当成是小姐一样看待的。可现在你看看，冬天不穿袜子，夏天戴着口罩，穿着满是破洞的烂裤子，打扮得像乞丐一样，就是最时髦最有钱的嬬子。说明我们的钱多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打扮自己了，朝前走到头了，知道得往后退，就退到讨吃要饭的时候了。人家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丐装。这让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完全不可思议，但也不会反对的。我的孙女就穿着这样的服装，我也不会拿一块补丁给她补上破洞的。 他说着，摇摇头笑一笑，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和事，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会发生，改革开放以前，根本是不可想像的。 你也许想像不出，过去，我亲眼看见，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拿着一副钉鞋工具，刚在人行横道上放下，就被管理人员没收了。那可是他吃饭的工具呀，没有了，让他怎么活？没人管他，不让个人干任何经营活动，而政府集体企业，也没有这样的服务项目，所有人的鞋坏了，只能自己来修。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钉鞋工具。那时报纸上宣传，一个财政局长如何勤俭节约，孩子们的鞋坏了，都是他自己买钉鞋工具来修的，还被当做美好的品质去宣传炒作。其实那根本就是无奈。因为就没有一个钉鞋的人来给人们服务。只要有一个人就马上打击，工具没收，人被赶走。除了供销社服务站，再没有任何地方，你能买到任何需要的东西。这样琳琅满目熙熙攘攘的景像，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而以前别说买东西了，你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连一个钉鞋的瘸子都要被赶走，这样大这么多的商品买卖，那简直就是罪行，谁敢冒这个险？ 他感慨地说。 我们边说边走，只听前面的喇叭里传来了一声声的吆喝声，臭豆腐，臭豆腐，湖南正宗的臭豆腐，毛主席亲笔题词的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心中怀念毛主席，嘴里品尝臭豆腐，快来品一品尝一尝。 我们听着，互相看了一眼，会心地一笑。马叔说，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让伟大的领袖成了臭豆腐的代言人？毛主席要是听见了，会把他们抓起来的。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做生意的人，那时候叫割资本主义尾巴。 他低低地说着，眼睛瞟着左右，似乎害怕让人听见。 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看看马叔说，你是不是害怕别人听见？ 他尴尬地笑笑说，心有余悸。你没经过那个时代，不知道信口开河会带来什么样的代价。 不远处传来了喷鼻的香油味儿。我们抬头看去，只见有一个摊位上，有人当场制作香油，一瓶瓶半斤3两装好的香油，摆了一桌子。桌子旁边有一架机器，不停地压榨着香油。一滴滴棕红色的香油，顺着出口，流进一只只的小瓶子里。机器旁边敞开口子的尼龙袋子里，放着一袋子一袋子的芝麻，桌子旁边的小喇叭里，不停地传出一声声的吆喝声。 我们走到跟前，马大叔买了一瓶香油，大瓶10元，小瓶6元。他买了一大瓶，跟我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地方生意好的原因，货真价实，原汁原味，原料是真的，加工过程你可以当场监督，一点掺假的可能都没有，而且价格低廉，要比那些所谓的大品牌，质量更好，价格更低。主要是吃着放心，所以，这就是这古老的古会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我非常认可的点点头说，你们这小地方人，真是能享福啊。 渐渐地，我们终于走出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到了集会的尽头。那里停着一辆面包车，车顶上有一个小喇叭，不停地传来几声吆喝，免费照相，免费照相，中年以上的人免费照相。 还有这样的好事？我们满腹狐狸地走到跟前。只见照相的中老年人特别多。原来并非是全部免费，只照相是免费的：贴一个膜10块钱，装一个相框35。我发现除了特别吝啬的人，大多数人至少还贴一个膜，很多人选择装相框，免费照相的只是极少数。这就是他的广告费用。为了减少免费人的数量，他极力宣传，如果不贴膜，照片很快就会坏掉，变得面目全非。还把不贴膜的几张相片放到车跟前，让人们看看免费的下场。这种恐吓是非常到位的，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不免费。令我惊奇的是，不管被照相的人穿着什么衣服，甚至有没有头发，但照出来的照片，男人一个个气宇轩昂，女人一个个靓丽多姿，端庄秀丽。衣服也是各式各样的，西装旗袍，颜色各异，款式新潮。一个邋遢老相的农村老太太，照片上出来的却是身着华丽旗袍的民国淑女，真是让人惊叹。 我隔着车窗往里面看。 原来车里边有一个女人，正操作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男人照好的相片，全部上传到她的电脑里边，她把下载好的各式各样的风景片，各种款式的男女衣服，通过ps软件，合成出来。电脑连着打印机，很快便打印好了。这样一张靓丽的照片便出现在人们面前。这真是现代高科技的威力。这样一对其貌不扬的夫妻，居然能制造出质量这样好的照片，真是令人惊叹。面包车东侧，在一个塑料支架上，悬挂着制作好的领袖照片，有毛主席像周总理的照片和习主席像，连相片框子跟他出售的别人的相片一样，也是一张35块钱，有不少人在买习主席的标准相片。 这些领袖相都是哪来的？马大叔不解地问。 网上有啊，我说，很简单，从网上下载到电脑里的，打印出来，比自己照的要标准的。 那你发现了什么没有？他思索着说。 主要还是买习主席的相片。我说，没有人推动，没有红头文件，没有社区街道干部的指导，不是影视明星，不是网络红人，也不是帅男靓女，完全是自发的，主动的，发自内心的；他们愿意花钱，把自己心中的偶像悬挂在房子的正中间，看一看心里也踏实，这是对领袖人物最大的肯定。 是啊，他说，市场经济是最公平的东西，它的公平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精神等各个方面。从敲锣打鼓请毛主席像，到静悄悄地购买习主席像，完全体现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一个人要从内心里被人尊重和爱戴，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不是被强迫和引导的。对两个领袖的不同态度，前者虽然不花钱，白送的，但未必全是大家自觉自愿的；后者虽然自己花了钱，但内心里是高兴的，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单从精神层面来说，这也许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之一吧？ 我对他细致地观察和深刻的分析，非常赞同，连连点头称是。 这就是人民的选择呀，他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你不觉得这里还缺少一个人的照片啊？ 是谁呀？我说。 刘主席。他说，虽然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他执行的是刘邓路线。对我们农民来说，所有的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刘主席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四大自由啊。其实除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刘主席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叫三和一少，是针对外交政策的。如果九四年刚解放的时候，就执行刘主席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我们不敢说超过美国，但gdp世界第二，至少可以提前20年！可惜啊，人都是势利眼，没人会想起这个同样伟大而悲惨的人。因为不管对与错，他是个失败的人，不光是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对他个人而言也是同样的。另外也许就是命运吧。他那个人就是生得有些丑，不是说命由相生吗？也许命中就注定了他会有那样的结局的。也没有人把他的相制作出来，在市场上出售。也许商家是非常精明的，他知道这个人是没有卖点的，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谁。 什么是三和一少啊？我非常困惑。我这个见多识广的记者，文化水平要比他高得多，但面对这样一个文盲，这样一个老农民，我却幼稚得像个小学生。 我好奇地问。 就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要减少，对苏联和西方发达国家要和好。我们国家还很穷，人民非常贫困，不能让人民饿着肚子去救助别人，也不要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跟西方发达国家搞得水火不容。当然了，他的官大嘛。这句话的专利是另一人，是他最早提出来的。刘主席是引用的他的话的。 他像一个教授一样地说。 而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对内对外政策，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这十二个字，而他就因为这十二个字，悲惨地死去了，简直是死无葬身之地。这是我们党、国家和我们民族的悲哀啊！ 他微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离开集市以后，马叔开着车来到超市。超市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柜台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跟大城市的超市没有什么两样。在卫生纸摊位前，有个衣着时髦的女人，向服务员打听一种品牌的卫生纸，服务员摇摇头说没有这种品牌。那女人失望地摇摇头走了。马叔看着我笑，轻声说，看看现在的人活奢到什么地步，擦屁股的纸还要品牌。不是她理想的牌子不要。你知道改革开放以前，在我们农村是用什么东西擦屁股吗？ 那还不是用纸呀，除了纸再能用什么呢？ 我说，非常奇怪他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除了纸还能用什么来擦屁股吗？ 不不，他摇摇头说，纸对我们来说完全就是奢侈品，饭都吃不饱谁还能舍得用纸来擦屁股？连学生写作业都用不起纸，别说在以前了，就是我的那个侄子上学的六七十年代，小学生写作业都没有本本，用的都是石板，写字是用石笔。还有那更穷的连石笔也买不起，就到河沟里找来紫红色的软石，自己来磨笔。在石板上写好作业，要小心地用襻襻提着让老师看。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擦掉。你想，用纸来擦屁股，谁能用得起啊？ 那怎么办？总不能让屁股上的屎留在裤子里吧？ 我困惑地问。 用土疙瘩。他笑着说，在地里干完活回家的时候，每人提着一个蔂儿，捡一些大小适中的土疙瘩，回来放在茅坑的旁边，上完厕所后就用这土疙瘩来擦屁股。等下次去干活的时候，再把这些擦过屁股的土疙瘩装进蔂儿里，倒进地里，还是不错的肥料。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简直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但看着他真诚的眼睛，我不得怀疑他说的是真话。但我很难相信，当时的农民竟然能穷到这种程度，落后到这种地步！贫穷和落后是一对孪生兄弟，仓廪实则知礼节。现在，恐怕再落后的人虽然不至于选择有品牌的卫生纸，但也绝不会用土疙瘩去擦屁股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一定要建立在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在你们大城市，在工厂和工人多的地方，恐怕这全是天方夜谭。但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特别是我们这些山区农村，你根本想像不出贫穷落后到什么地步。如果我不对你说这些，你能想像到吗？甚至你的父辈祖辈们恐怕也是想像不到的，更别说经历过了。 的确是，我说，尽管我的父母和我的祖父母们也时不时给我讲一些他们过去的事情，虽然也贫穷和痛苦，但绝对没有你说的这样的贫穷和痛苦。 所以，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早早地死掉，还能活到今天，能赶上我们今天的太平盛世，梦里都会笑醒的。虽然我经历过那么多的贫穷和痛苦，但一切都过去了，我会像珍惜我的生命一样，珍惜今天幸福的生活的。 他割了两斤肉，打成肉馅，又买了一些调料，姜葱蒜，还到对面的饼子铺上，买了十几个烧饼，又开着车来到南面的自由市场，在一个馍馍摊位上，分别买了一些窝头和馍馍。 这就是城乡差别，马叔说，尽管有了汽车，但还是不太方便，只能多买一些放到冰箱里，要不然还得天天开着车到城里买东西。多亏有了冰箱，虽然吃的都不是新鲜的，但总是方便一些，你也只能入乡随俗跟我这个懒人遭罪了。 不，我说，我们天天吃外卖，天知道那些外卖是怎么做的。那些东西能说是新鲜的吗？是在什么地方做的？也许就是在猪圈里厕所里做，这个谁知道。人家把昨天的剩菜剩饭重新加热一下卖给你，谁能知道啊？看上去一样的口感好，色香味俱全，像你这样的，至少知道我是吃的什么，怎么做的。别把城市人的生活就看得那么高大上，其实不比你们好多少。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不然我心里会不安的，他笑着说。把买的东西一样样放在后备厢里面。 你买了那么多饺子馅，是准备吃饺子了，我问他。 当然，他说，我给你做的是三鲜饺子。 三鲜饺子，哪三鲜？我问道。 暂时保密，回去你就知道了，他诡秘地笑了笑说。 第二天，我们早早吃了早饭，带上铲子和小镢头，每人拿了一只小塑料袋，把工具装在袋子里，锁上门，到地里去挖野菜。这大概就是他说的三鲜饺子，我们来到他自家的果园里。 他把小镢头给了我说，你年轻力气大，到果树下边去刨小蒜，我去挖蒲公英，苦苦菜和马齿苋，你能认得小蒜吗？ 能认得，我说，中医上不是叫薤白吗？ 对，就是它，你捡大的刨，把它加在野菜馅儿里，馅儿的味道会更好。 他指了指远处的树底下说。 原来，小蒜喜欢背阴的地方，树底下最多。 我来到最大的那棵果树下边。只见果树下边周围一片绿茵茵的全是小蒜。我一镢头一镢头地挖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挖了半袋子。回头看看，只见马叔的塑料袋子里野菜也挖得满满当当的了。我们坐在树下边，又把各自挖的东西全倒出来，一个一个地在挑选着，掐去根部，扯掉死叶子，然后再重新装进袋子里。 这会儿是农历的三月，你要是早上一个月来，这小蒜是最好吃的时候，当然个头没有这么大，也没有这么丰满。 他指着我挖回来的小蒜说。 为什么呀？难道还有时间和季节性了？ 我费解地问。 当然了，我们这里有一句谚语，叫做“二月里的小蒜，想死老汉”。你看看，连什么都看淡了的老汉，都要因为小蒜害上相思病了。 他笑着说。 别看这些都是野菜，其实他们都是中药材，苦菜叫败酱草，马齿苋和蒲公英，也是中药，他们都是清凉下火的药，清肝利火。春季的时候，人们的肝火普遍旺，这些野菜正好早早就长出来了。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也是我们的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 他看着挑拣好的野菜说。 你也懂中医？ 我想起他书柜里的那么多医书，便有些怀疑地问他。 略知一二吧，他说，其实，中医中药才是我们最大的国粹。我们的民族几千年来越来越强大，人口越来越多，完全就是中医中药为我们保驾护航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多少懂点中医中药，一来为我们的健康服务，二来也不会被假冒的所谓保健品所欺骗，他说。 有那么多人买保健品，那些保健品到底是真是假呀？我问道。 保健品就是一个伪概念，他坚定地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从来没有人提过什么保健品，连这样一个名词都没有。现在人们有钱了，对健康越来越关注了，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打出了所谓保健品的旗号，到处骗钱。如果说还有所谓的保健品，那它一定是中药，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全是假的，就是别有用心的欺骗。 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一个农民，一个号称是文盲的人，怎么敢下这样的断语呢？我表示不大相信。 你不相信是吧？他说，那就说明你对中医中药还不太了解。中医学上把中药，就跟人一样，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没有任何副作用；中品药，偶尔有一些副作用；下品药副作用就太大了。所谓的保健品，我说是真的保健品，就是把中品和上品药，组合起来，做成制剂，起上一些神神叨叨的名字，加上一些高科技的名词，印上华丽的包装，就成了百病都治的神药，就能卖上天价。尤其是食药两用的中药，更是最安全的，服用上多少也没有副作用的。大多数中药里边的甜味药，都是此类药。因为中医学上说，凡甘皆补。滋补的中药当然有保健作用，所以也就可以成为保健品。这还是有良心的，而大多都是不知道用什么制作的，没有任何正作用，甚至是非常有害的。既然如此，用中上品药正儿八经开上方子，在药锅里煮着服用，尽管用，又价廉，完全可以达到保健的目的，为什么要用保健品？你见有几个中医师买过保健品？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不得不相信，他书柜里的那些中医中药书，绝不是摆设，但理论上这样说，还不能让我信服。 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 有呀，他说，我有一个表弟就是卖保健品的。他有一种保健茶，号称是能治百病的。一小袋泡一杯，一袋30块钱。我看了它的成分，那还真是一个中药方子，不是假的，叫甘麦大枣汤。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了，它是由三味药组成的：甘草，大枣和浮小麦。甘草在这地里遍地都是，大枣最便宜的时候一块钱一斤，浮小麦在加工厂里边，当垃圾倒了，30块钱能买多少？那一袋连五毛钱也不值。这还是有良心的，他敢把成分标出来，让懂得医药知识的人，能知道他是用什么做的。而更多的，他用什么做的你都不知道，这样的东西敢吃吗？完全就是谋财害命。咱们现在把这两袋子野菜，稍微加工一下，给起上一个古怪的名字，完全可以当保健品出售的。发点大财是没问题的，但这不是缺德的事吗？正直的人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跟保健品打交道的人，卖的是骗子，买的是傻子。千万不要去和这个发生一点关系。不是害人就是被人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 我听着他说的话，不得不相信，他对中医中药，可不只是略知一二那么简单。 就按你说的，服用甜味的中药用来保健，那也不能随便服用吧，我反问道。 那当然，他说，人体其实就像一棵大树，由树根树干和树梢组成。树根就是人的肾，树干就是人的脾胃，树梢就是人的头面四肢，树根和树干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医把肾叫先天之本，把脾胃叫后天之本。保健就是保本啊，就是补肾健脾。而人的身体又是由气血阴阳组成的，根据对自身的判断，缺什么补什么。这些都有专用的中成药制剂的：补中益气丸是补气的，养血归脾丸是补血的，六味地黄丸是滋阴的，桂附地黄丸是壮阳的。很多人把阴阳分不清楚，其实，阳是功能性的，阴属物质性的。物质是主要的，功能是对物质的转化。无阴不生，无阳不长。阳气就像是水泵，阴血就像是井里的水。首先井里要有水：人的身体就像是一块田野，有水才能通过水泵，抽到田野里进行浇灌。所以，水才是最重要的，主要的和先决的条件。因此，中医上说，人的身体是，阳虚一二三，阴虚七八九。所以补肾，首先是要补阴而不是补阳：水泵不能比水还多，不然抽的只是空气，不但把水泵烧坏了，可能把田野里边的一点水分也耗干了，得不偿失。但市面上所谓的补肾药，其实大多是壮阳药，不仅没用，还是有害的。因为它补充的不是物质，而是功能：没有物质，功能越强大，消耗得物质越多，人的身体就越虚弱。所以那些所谓补肾药，是万万不可服用的。除非你七老八十了，元气非常衰微，那也没有必要服用广告上吹嘘的那么厉害的药，桂附地黄丸就是最好的壮阳药。 原来如此！我看着这个一脸沧桑的农民，他竟然懂得这么多。难怪他的身体这么好，却从来没有服用过任何保健品，他是如何懂得自己保健的。 其实，他拍了拍沾在手上的土说，为什么说六味地黄丸是保健圣药？道理就在这里。而地黄在这个方子里边又是核心药品，以地黄为中心的养生药品，还有很多。比如，除了六味地黄丸是补肾的外，杞菊地黄丸是用来补肝的，麦味地黄丸是补肺的，归芍地黄丸是补血的，石斛地黄丸是补脾胃的，明目地黄丸是护眼的，知柏地黄丸是去火的，天王补心丸是补心的，虽然没有地黄二字，但核心原料还是地黄。你说我们北方的天气，是干旱的时候多，还是雨涝的时候多？ 他转过头问我。 当然是干旱的时候多，我说。 所以，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大自然，我们的中医中药就叫自然疗法。我们的身体也是干旱多雨涝少——火多水少，所以如果你要保健，就要补水。当然是指中药里边的水，补水就是补阴血。只要水分充足，人的身体就一定会强壮。中医讲究的是治未病。未病就是还没有发生的病。这意思很明确，就是保健，保护你自身的身体健康，用你自己的身体健康抵抗疾病。掌握了这个要领，我们经常服用一些滋补阴血的中药制剂，就能够达到保健的目的，也就是最好的保健品，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那些注重美容的婆姨人，与其花上大价钱美容，还不如服用价廉物美补水的中药，三个月下来就会水灵灵的，既健康又漂亮，完全可以素颜示人，美容店也得关门大吉了。 我回去的路上，思索着他的话，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回到家里，他剁馅，我和面，不一会儿就做出一锅用野菜制作的三鲜饺子。放在盘子里的，搁在茶几上，蘸着酱油醋和蒜做成的佐料，香喷喷地一口一个吃着。不，我吃的不是饺子，而是中药，他们叫蒲公英，败酱草，马齿苋和薤白。 六 铤而走险大团结 我们每天谈着主义真理，想必讨论这些东西的人，他首先是吃饱了肚子。如果每天饿着肚子，他一定会说，吃饱饭就是最好的主义，最大的真理。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浮云，一切都是吃饱了撑的。无聊的人的主观意识，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生存就是最大的主义和最大的真理。 我半夜三更回到家里，心惊胆战地站到父母面前，把在怀里抱着的猪饲料拿出来放到他们面前，心怀恐惧地望着他们。在昏黄的油灯下，等着一声声最粗暴的日吷，最严厉的斥责。 但他们看着那一包足以让大家活命的东西，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接受了我这个第一次当小偷偷来的赃物。母亲甚至下意识地咂着嘴巴，嘴里的涎水似乎都要流出来了。 因为铁制的水瓢都被收走了，父亲就用瓢葫芦做了一个水瓢。我先把猪饲料倒出来，倒在洗脸盆里，用水瓢舀了几瓢水，倒在盆子里泡着。父亲无力地靠在被垛上，耐心地等待着。我自己跑了好几里的山路，又冷又饿，也实在没有力气了，坐在炕沿上，静静地等待着。 到了后半夜，母亲到外边看了看，整个村子都黑灯瞎火的，人们都睡着觉了。她让我到窑洞的对面，这样能看到整个村里的情况。因为只要谁家烟囱里冒烟，队干部就会抓起来，拉到会上批斗的：不允许自家做饭，所有的人也没有粮食。所以，凡是做饭的人，他们家的粮食一定是偷来的。被抓被罚被斗争，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抓一个准。 我站在村子对面的山坡上，担心看不到整个村子的情况，费力地趴到一棵大树上，像一只信鵩一样，警惕地观察着各家各户的情况。只要谁家的灯亮了，我就马上学猫叫，通知母亲赶紧灭火，要不然被人举报了，我们全家就会被抓起来的。 好在人们早就饿得爬不起来了，晚上没有任何活动。很多人连灯也不点，早早就睡下了，没有人半夜三更起来的。所以母亲就很放心地把那包猪饲料给煮好了。等猪饲料煮熟后，母亲端着油灯从屋里走出来。我就知道火灭了，我也不用放哨了，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家里。全家人就围着洗脸盆，用木头做的勺子，一勺一勺地轮流喝着猪吃的饲料，真比现在的过油肉还香还好吃。 鼓励是一个人成功或者失败的一个最强大的推动力。好的鼓励，可以让人进步，让人向上，最终成为一个成功者；坏的鼓励，可以让人倒退，让人堕落，最终成为一个失败者。但有的时候，鼓励也是人生存的一个不二法则。给炼钢务工的社员毓猪的哥哥，他掌管的资源，给了我最大的鼓励，也得到了父母的默许。我也知道，这种违规违法的东西，是犯罪的，是被人不齿的，是缺德的。但生存的法则就是最大的法则。当我们面临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道德法律，礼义廉耻，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只有三个字：活下去。而当活下去成为人最重要的人生砝码到时候，强有力的动力也就在其中了。哥哥的资源，我的偷拿偷用，成了大家活命的唯一的源泉。尽管父母口头上也责怪我，不能这样做，不能拿公家的东西，这是犯法的。但当他们吃饱饭以后，就再也不会反对我这样做了。 母亲担心我遇到狼，把家中唯一含铁头的苗子给了我。那尖尖的铁翅，足以让狼感到害怕，也足以给我壮胆。尽管这样母亲还是不放心。她一直要陪同着我走到村口，一直到路的岔道口，还要远远地望着我。直到我消失在茫茫的月色中，她才摇晃着虚弱的身子，缓缓地回到家里，等待着我给他们偷回来活命的猪饲料。 现在我稍微长大一点，村里的狼也不多了。要是在小时候，我就是饿死也不敢一个人黑天半夜出去的。那时候狼非常多，有小孩经常被叼走。人们都不敢直接叫狼的名字，而是叫它“怕怕”。我一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把狼叫做怕怕。等我读了书以后才知道那叫讳名，跟皇帝的名字一样让人敬畏。足见小老百姓是多么的弱小，只要比自己强大的力量，都要战战兢兢，连名字都不敢称呼的，尽管它们是凶残的狼。那时候，只要听见村子里人匹马虎，呜儿嘶叫，一定是有了狼了。狗在这个时候才敢去躖狼，直到把狼躖得出了村子，才能得到一点安宁。好狗死到狼手里，还真不是随便说的。我伯伯家的狗，就因为躖狼，跟狼结下了仇，它们联手用计，把它引诱到一个山崾子里，中了埋伏，活活的被咬死吃了，只剩下了几根骨头和皮，非常惨烈。 哥哥担心我到工地去的多了，引起别人的怀疑。 尽管我还是一个孩子，他让我在黑天半夜里，等人们都睡了觉以后，才让我去。而且也不敢把猪饲料放在他那里。他也是在半夜里偷偷地包好，放到村子下边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他知道我拿着苗子，那树很粗，不借助工具是爬不上去的。他就用一根长长的棍子，把东西挑起来，放到树洞里去；在皮子上捆绑了一根铁丝，可以用棍子的斜叉挂住。我也在苗子的头上用粗铁丝做了一个钩子，借着月光，把苗子的头探进树洞里，慢慢地把那包东西勾起来，抱在怀里。鬼鬼祟祟地看看四周无人，便沿着沟里边的小路，深一脚踩一脚地回到家里，给饿着肚子的父母一点活命的粮食。最大的担心是被人发现而抓起来，如果那样抓起来的，可就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全家老小。而我就是全家的罪魁祸首，把全家带进地狱里的首要分子，罪恶昭彰，罪大恶极。 我们做得都很诡秘，一切都在后半夜进行，没有被人发觉。但每次都不敢多拿，偷的多了怕人家发现。我自己年龄也小，走的又是山路，也拿不了多少。父母也不敢吃得多了。每天偷偷地煮上一点，只要饿不死就行。把没有吃完的猪饲料，在后边毓过猪的猪圐圙里，挖了一个坑，放在里面，再把猪食槽子放在上边，盖得严严实实地，周围都是猪粪，没有人发现里边的秘密。 但这样的好事并没有持续多久。哥哥因为表现良好，领导把他调离毓猪场，让他到工地上管理炼好的钢。他本来不想去，因为他毓猪，也能把家里人给顺便填饱肚子。但他又不敢不去。照看炼好的钢，当然是件好差事，不必干活，实际上也不用担心别人偷走。那一块块掺杂着泥土和杂质的所谓钢，就是一些铁疙瘩，什么用也没有，不会有人偷盗的。 这样就断了我们家的粮食，全家人重新陷入到饥饿之中。饿得头脑发昏，眼花缭乱。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那几年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其实是很高的，主要是浪费了，没有颗粒归仓，全烂到地里了。如果自己去收，当然不能叫收，应该叫偷，粮食还是很多的。地里的玉米长势良好，但看田的人看得很紧，没人敢随便去偷的。但是到地里挖野菜，照看庄稼的人是不会管的。 家庭主妇们纷纷挎着竹篮子，到地里去挖野菜，专门走到玉米地的深处，顺便掰下几株嫩玉米藏在野菜下边。照看庄稼的人其实是知道的。因为他的家人也要活命，他家的婆娘也是这样干的，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大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就把集体的玉米棒子拿回家里去了。 我和母亲也常常这样做，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是这也是一个技术活，人不能集中到一起，毕竟是偷盗，谁也不会让谁看见。另外，不能在一块地里掰得多了，更不能把一株玉米上的棒子全掰掉，离得很远才会掰上一颗。而且要捡玉米棒子多的玉米秸秆，只掰其中的一株，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还有被狗啃掉剩下一半的，这样的玉米棒子，即使被抓住，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处理的。因为掉在地上，很快就会被烂掉了。 干部们实际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大家都要活命，只要上面不催得太紧，不抓得太严，也不会较真儿的：在活命这一点上，官方和民间往往能达成共识。 我跟着母亲和村里的妇女们，偷盗队里的玉米棒子，完全没有偷拿猪饲料时候的胆怯和恐惧。有这么多人壮胆，我似乎比他们更勇敢胆大，往往筐子里偷拿的玉米棒子更多，只要在上面盖一层野菜就行。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这句著名的谚语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风靡全国：不管是农民，还有工厂的工人。只要厂里有的东西，他们家里也有，并不像现在人们常说的那样，那个时代的人就是那么纯正廉洁。但这其实不是什么好事，我只有12岁，正是个性形成，思想形成，长知识和长见识的时候，而在我的人生哲学里边，最成功的就是偷东西：只要把别人的东西偷偷地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带来利益，就能够享受它的成果。 这种强烈的意识灌输到我的脑子里，之后慢慢地就变了，变得在我的眼睛里，别人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优美的，都是值得攫取和占有的。尽管有些东西我家里也是有的，比如一个破盆，一把斧子，一只杯子，但我总觉得别人的总比我们的好。只要我拿到手里，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就好像我得到一张奖状，一枚奖章；就像学生考上了大学，当官的得到了提升和任命，甚至像影星获得了奥斯卡奖一样。 渐渐地完全背离了物质本身，而是一种需要，一种追求，甚至就是一种荣耀。尽管结果往往是受到谴责，甚至是殴打，但我只要这种得到，不管一切，不计后果，得到的过程就是我最大的享受。偷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偷盗了，而是为了得到我的心理需求，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为了这种满足感，我不光是偷别人的东西，甚至还偷自家人的东西，自己亲戚的东西。 有一次，我跟着母亲到了我的姨姨家。 那时候，生活条件也有些好转，社员们有了猪饲料地，也分得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大家可以种一些小杂粮。 她家种的是荞麦，给我们做的吃了羊肉荞面圪饦。这是我们当地一种最好吃的饭食。但临别的时候，我偷偷地把她家的一把梳子装进口袋里拿回了家，害得我大姨在梳头的时候找不到梳子，只得用手指头来梳理。而我们家却多出了一把梳子，谁也没有在意，以为是谁捡来的。因为没有人怀疑谁会偷一把梳子的。我甚至还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把她刚用桄子桄好的一桄线也偷偷地拿走了。可这么多的线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布，既不能做衣服，又不能做被褥，也不是我们男人们用的东西，可我还是把它偷了回来。 直到有一次大姨来到我家，而我正巧又不在，她发现了她的梳子和线，才知道是被我偷走了。我回到家后，为此，母亲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母亲暴打，她的眼睛里喷着火，嘴角吐着白沫子，边打边闂，闂我是个贱骨头，是个贼，偷东西偷到自家大姨家里去了，全家人的脸都让我丢尽了。父亲也在旁边大声闂，说全家人从来都是清正廉洁的，清清白白的，怎么就出了这样一个贼娃子？ 我从来没有见他们这么暴怒过，对我这么愤怒。我记得当我偷偷地把猪饲料拿到家的时候，他们只是表现得担心和害怕，而不是愤怒和谴责。而现在为什么会对我这么痛恨？现在想起来，偷猪饲料是为了活着，虽然政府和队干部绝不会原谅，但自己对自己是可以原谅的；可偷别人的梳子，而且是偷自己亲戚家的梳子，关键是偷来也没用，因为自己家也有梳子，这就难以理解，无法原谅了。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偷这把梳子？我留的是光头，根本用不着梳子，父亲和哥哥也是光头，只有母亲能用得着梳子。但她连年操劳，头发脱得也没有多少了，自己的梳子也用不着多少，还要偷别人的梳子呢？我为什么要偷这没用的东西？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无法为自己辩解，不能祈求原谅，只能闭着眼睛，听任母亲的拳头打在我的背上，打在我的屁股上。我能做的只是亲自把梳子还给大姨，请求她们原谅。好在大姨一家也没有责怪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因为梳子对我没有任何用处，甚至对我家人也没有任何用处，完全就是匪夷所思。 但我好像不吸取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用我们村里人的话说，我是越活越倒流了。年龄越大，身体越壮，品德越坏。因为大家一定要把我当成贼，我也确实是个贼：只要看到我，就要保护好他们家里所有财产，一块肥皂，一双破鞋，一只烂脸盆，甚至一个掏大粪的大粪桶，也可能一个不留神就给我拿走了。 一开始，人们只要发现丢了东西，就能到我家找到，一找一个准。因为我从来不会把偷来的东西藏起来，偷回去就随便扔到哪里。 火气大的人把我揍一顿，把东西拿走，火气小的把我闂一顿。也有那没火气的，只拿东西不打不闂，让我心存感激。 时间一长，我自己好像也已经麻木了，我觉得偷窃别人的东西不是个丢脸的事情，甚至不觉得被人闂辱也是个丢脸的事情。村里的人好像也麻木了，因为对我无可奈何，再加上都是一个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好多人都是亲戚，好在东西根本丢不了，只要发现东西不在了，就到我家里去找去，我并没有藏起来。他们把东西再拿回去，顶多表达一下对我的不满，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 这样偷的和被偷的，好像就是一种游戏似的。但到了外村就不一样了，只要把我抓住，简直能打个半死。 我的名气也渐渐地大了起来，甚至全县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著名的小偷。很多人只要丢了东西，就怀疑是我偷的，到我家里到处乱找，甚至无缘无故地把我打一顿。 我知道自己是冤枉的，但面对着认识和不认识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充满着仇恨。我完全就是这个县里边的民贼，我是百口难辩。到最后，我就是想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我太出名了，完全就像古代的那些犯人一样，脸上刻着字，打着标签。反正那个时候，也不讲什么法制，对付我这样的人，也用不着公安和警察，民众可以随便打闂，即使交到公社里边，也是由办公室来处置的，有专门关押坏人的学习班，强迫劳动改造。不必审判，也没有什么时间限制，说抓就抓，说放就放。 更多的时候是在生产大队和地富反坏一起挨批斗。这个时候我倒反而不怕了，因为批斗还算是文明的：喊上一段口号，有积极分子带头把几十年来的所谓罪恶，讲上一遍又一遍，听的人差不多都会背了。在这种高压之下，我的毛病好像也改正了一些，看到别人的东西，也不一定心痒难耐，非得去偷不可了。 然而，没过多久，身体一向健康的父亲突然病倒了，大口大口地吐着酸水，脸色蜡黄，肚子疼得在炕上打滚。 哥哥已经成了家，他的孩子众多，根本拿不出钱来，而我自己别看是著名的小偷，其实从来没有偷到过一毛钱。一来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钱，二来就是有点钱，也隐藏得极为隐蔽，我根本就偷不到。只能偷一些没有用的破烂的日常用品。全家人看着我，虽然口里没有说，但心里会闂我，白当了一回小偷的名字，却没给家里偷回来一毛钱，完全就是个废物。 我也知道自己是个废物，但这个时候自己是不能作为废物存在的。父母养我生我，我不能不管，我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救自己的父亲。我看了他们两眼，默默地走出了村子。 我知道我们村是最穷的村子，就算我能偷到，也不可能偷到多少钱的。在农村，家家穷得连肚子也填不饱，每个人都想当小偷，都想偷别人家的东西，但谁家也没有东西让你偷。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为著名的小偷，但并没有偷到多少钱的根本原因。而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工农差别越来越大；工人的待遇要比农民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而工厂里边的厂长，恐怕是那个时候最富裕的人。 我想了半天，决定到城里去，到工厂去，到工厂最有钱的人那里去。无论如何要偷到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偷一些毫无价值的破盆烂家具了。我把目标选定在汽车配件厂。 那个工厂离我们只有30多里地。吃过晚饭以后，看着躺在炕上痛苦呻吟着的父亲，我没有犹豫，悄悄地走出了村子。等走到城里，已经到了半夜时分，正是我们这种昼伏夜出的人进行行动的绝佳时机。我以前办事到过这个厂里，知道厂长在后院住着，靠东边的一个独院，三间平房。 我躲在厂子对面的一棵大树后边，静静地看着厂里边的电灯一盏一盏地熄灭了。已经到了后半夜了，我才蹑手蹑脚地走到的厂长家的院墙跟前，轻轻地从墙上翻到院子里，借着朦胧的月色，走到门跟前，这才注意到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原来屋里没有人。 我心中暗喜，在院子里四处张望着，看到窗台前放着一根火箸，便用那根铁火箸插到门关上，用力一撬，那门关便从里边抽出来了。 我轻轻地打开门走进去，摸到箱子跟前，箱子居然不锁着。 我打开箱子。箱子里边放着两只包袱，一只新的，一只旧的。我把包袱拿到窗台跟前的桌子上，打开一只旧的，里边有一些旧衣服。我照原样包好。又打开另一只包袱，也是一些旧衣服。我一件一件地翻着，直到放到最底部，发现下边有三张大团结！ 我惊喜的心怦怦地跳着，赶紧拿起揣在口袋里，把包袱包好，又放进去，把箱子关上，走出门。我又从墙上翻出去，紧紧地攥着三张大团结，像疯了一样朝我们村子里跑去。 但我不敢马上给父母送过去。我在窗户上听着，好像父母都睡去了，我自己另外住一孔土窑洞。我紧紧地攥着那三张大团结，当时面值最大的钱睡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天亮，我才给了我哥，让他带着父亲去看病。我哥看着我手里的钱，足足看了半分钟，也没问我这钱是哪里来的，便用生产队的小平车，推着父亲到公社医院，给父亲去治病。 我是做贼心虚，也没敢跟着去，担心他们问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问钱的来历，我是没法说清楚的。好在父亲的病也不重要，是胃溃疡，输了一些液体，买了一些药，便回到家里了。 那是我第一次成功偷到一笔巨款，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惭愧。总算自己尽了一点孝道，尽管这样非常不光彩，但也只能这样了，只是觉得对不起那个厂长。当然也担心事情败露，如果那样可真的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下场在等着我。尽管我已不是第一次偷东西了，但这么大的钱，我还是第一次偷到。我常常因此而坐卧不安，心怀忐忑，好像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要爆炸似的。 七 文明示范展精神 夜晚回到过去，白天再回到现实中来。我好像完全被他带走了，在过去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搞得我都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过去了。我好像还没有从他偷窃到的改变他父亲命运的三张大团结中回过头来，脑子里一片混乱，甚至有些晕头转向。 他是个非常勤奋的人，天刚亮就早早起来了，打扫室内外卫生，准备早餐。他把鸡蛋、牛奶和卷心菜，加上发酵粉发好的面粉，用电饼铛烘焙成饼子，又香又甜，非常好吃，菜蛋奶齐全，营养很丰富。我真佩服他的手艺，我自己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只是吃过饭以后，实在不好意思被这样一个老人伺候着，就帮他洗洗餐具，算是没有白吃饭。 刚吃过早饭，他的手机铃声响了，而铃声居然是“走向复兴”，声音慷慨激昂，充满着豪情，听着让人振奋。这让我非常惊讶，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使用这首歌作为手机铃声。对方是村里的人，好像是要给他送东西来。他回答让他抓紧点，不然自己就要出去了。在等来人的间隙，我对他的手机铃声提出了我的疑问。 这首歌最能代表我的心情和我的想法。他说，音乐是要给人以力量的，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唱红歌？就是因为不管那些歌是真情还是假意，但他的用意都是积极向上的，铿锵有力的，给人以鼓舞的。而现在的一些流行歌曲，那些活的非常舒坦的歌手，却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歌曲的旋律也是软绵绵的没有力量。如果一个旋律不能给人以舒服和激情，那完全就是噪音。而这首歌完全反映了我的心声。再者它的音量也很大，对我这样听力不太好的人是非常适合的。 你也喜欢音乐？我怀疑地问。 当然，现在有了很好的电子产品，我的mp3因为内存太小，我又换了一个有7个g的大卡，下载了有800多首歌。从民国到现在我喜欢的歌，几乎是一网打尽。每天睡不着或者没事的时候，打开来听一听，那比喝了酒还舒服，完全能让人陶醉的。 我吃了一惊，真没想到这样一个农民，居然有这么高的品位。我很想看看他到底有哪些歌。他说在mp3里看不见，电脑里有，打开电脑，在“我的音乐”里查看。 我打开他的电脑，打开音乐文件夹，真的是大吃一惊，确实有800多首歌，全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不光有内地的，还有台港澳的，邓丽君的，应有尽有。他的欣赏水平真是高，我不得不感叹。 我刚合上电脑，院子里来了五六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提着几只塑料袋，里边鼓鼓囊囊地装满了东西。他领着来人打开东面的一间空房子，里边儿分门别类地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塑料袋。他把塑料袋放在地上的电子秤上，一袋子一袋子地称量者，还拿出一本儿表格，寻找着这几个人的名字，把称过的重量记在表格里。过了秤登记好以后，人们纷纷都走了。他把那些袋子又分别放在各处。这让我非常困惑，不知他在干什么。给我的感觉好像这些袋子里装的都是垃圾。 马叔，你这到底是干什么？我困惑地问。 收购垃圾。他指着一堆一堆的塑料袋说，这边的是纸类包装袋；这边的是塑料的；那边的是铁制品。那一堆是能回收的玻璃瓶。你怎么还收废品啊，你难道缺钱花吗？我困惑地问。 不是，完全是尽义务，得不到一毛钱。如果你要上升到什么高度的话，也能算是为人民服务吧。 他有些开玩笑地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是不明白，疑惑地问。 我不光是人大代表，还是村里的文明示范户。给了这么高的荣誉，自己不带头示范一下，岂不愧对这“示范”二字？我就先从回收垃圾开始，让他们在家里按照能回收的标准分好类。我回收登记，用自己的三轮车免费拉到城里的收购站卖掉，再给他们分钱。这样的事情已经做了几年，大家都享受到了这种回收的好处，谁也不乱扔垃圾了。你看我们村里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塑料袋，纸袋和饮料瓶。这些通过我的手都变成了钱。时间一长，村里的人我和收购的老板，大家都建立了非常信任的关系，全以我的登记为准，谁也不怀疑我从中做了手脚欺骗双方。现在我自己也不用去送了，只要收购满了一车，打个电话，老板就亲自上来用车拉走，也不用过秤，以我登记的为准，按登记付钱。我只不过是称一下登记一下，举手之劳。这样一来，就让村子里的卫生环境得到很大的改观。真是应了那句话，废品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吧。现在上海开始垃圾分类，而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一点都不新鲜。而我们的经验，慢慢地也就推广开了，附近的几个村子也是这样做的。不过遗憾的是，没有人愿意像我这样地付出，慢慢地也就没人管了，还依旧是脏乱差。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所以村子里的人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多少有点感谢的意思吧。 他淡淡地说，脸上现出无所谓的神色，好像是一件根本不值得提的事情。要不是我追着不放，他也许不会说的。 可是，最能影响环境污染的还是厨余垃圾啊，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我又问他。 那就更简单了，他拉开门领我到院子里，指着院子里的菜地说，厨余垃圾是最好的生物肥料，对农村来说是花钱也买不来的。各家院子里都有很大的菜地，剩菜剩饭菜叶，地里边随便挖个小坑埋进去，过上几天就成了很好的肥料，既污染不了环境，还肥沃了土地，一举两得。你到夏天来看，我们各家院子里边的蔬菜长势非常好，一点化肥也不用的，完全就是有机菜。 那还有污水呀，洗锅涮碗洗衣服的水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污染源呀，我说。 他指了指墙角的一个有镂空的铁盖子说，从污水管道走了。当然这难度比较大，如果说可回收的垃圾，多少还能赚点钱的话，但去污水是要花钱的。尽管现在大家都有钱了，但公共事业要让大家出钱，还真是件难事。我知道要是向大家收钱，人的性格不一样，收入不一样，品格也不一样。要让大家交钱恐怕有少数人是不太好办到的。虽然我现在不是村里最富裕的人，但这个小村子的人，多少都沾点儿亲戚关系。我带头拿出一万五，又找到村子里最富裕的几户人家，大家都凑了一些钱，买了塑料管道，让全村人各家都出人出力。先从总管道挖起，各家的分管道自己挖。农民最不缺少的就是力气，要让他们干点活是没有问题的。只用了四五天时间，就挖好了坑道。有一家人在城里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他们回来免费给大家把管道装好。全村人的污水就全部排出去了，一点都没有污染，比他们城里人还干净。 他有些自豪地说。 那污水能排到哪去呢？最终还不是污染了？我有些怀疑地问道，你们村里又没有污水处理厂。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住在塬面上，村里人本来就不多，产生的污水也不多。院子里和屋檐上的雨水，也从污水管道里走，对污水起着净化淡化和冲刷的作用；水流在下边的深沟里，全是黄土表层，流动不远就渗得没了。山沟里也没有什么水源，什么也污染不了，只要村子里没有污水，一切就都干干净净的。 我想了想，确实是这样，垃圾没有污染，水没有污染，那么空气呢？你们村里人不是烧柴火，对空气的污染同样大，冬天会产生雾霾的。我还是不太明白，疑惑地问。 你看，他抬起头，指着屋顶上的太阳能说，这不是普通的太阳能，是光电一体化的供暖设备。大晴天的时候，太阳能就能提供整个房子的取暖需求；如果是阴天，天气太冷的时候，就自动转换成电能，用电来供热。而且在白天太阳热的时候，可以把多余的太阳能转变成电能，就能供黑夜取暖，根本花不了多少钱的。甚至比烧煤还省钱。当然，一开始投资的时候，比煤炉要贵得多。但只要花上几千块钱，就可以使用好多年。重要是卫生清洁，还非常安全。当然，这样花钱的事情是不好推广的。尽管大家钱不少，但该节省的还得节省，因为大家穷怕了，知道没钱的时候是什么滋味。但大家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我是在全村第一个用这种光电一体化取暖的人。大家看到我家里温暖如春，烟囱也从来不冒烟，空气清新，环境整洁，重要的是花不了多少钱。一下就推广开来，各家各户全部装上了这种设备。全村没有一家用柴火和煤炭做饭，雾霾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冬天的时候到我们村子里面住来吧，保证比你在北京住得还舒服。 你们真是超前，我由衷地感叹道。 他回到屋里，打开电脑，把刚才登记的那些收购的废品，又一家一家地登记在电脑的表格里。每一家有一张表，上边写清了时间、斤数和钱数。 怎么记在本子上，还要往电脑里面打呢？我困惑地问道。 电脑比人脑强大。他边打着字边说，电脑有搜索功能，你要查谁家的，什么时间的，什么东西，一查一个准。要不然一笔糊涂账，我自己没收别人的一毛钱。众口难调，万一有个难说话的，说我做了手脚，电脑就能给我质证清白。另外，这也是一个数据，能说明我们垃圾分类，文明示范的效果和成绩，可以为村委会汇报时提供一份翔实的资料，也是帮助他们工作的。 你可真是个有心人，我由衷地感慨说。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呀！多动动脑筋，防止老年痴呆，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对大家也没有坏处。既然双方都有好处，为什么不多做呢？他登记好后，关了电脑说。 今天咱们有什么活动？我问他。 先近后远吧，我先领着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村子，再看明天以后还干什么。 他说着，领着我出了大门，把大门锁上。我们两个人边聊着天，边沿着村子的水泥路慢慢走着。 出了村子，沿着公路两旁，全是一株一株的伞形的苹果树，像一把把大伞似地仰视着蓝天，以最大的面积，吸收着天上的太阳光。令我惊奇的是，果树底下的地，既没有草，也没有庄稼，而是长着不知道什么的植物，密密匝匝地，刚刚冒出土，翠绿翠绿的。 地里的都是什么庄稼？我问。 那叫地参，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各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都非常丰富，号称是种在地里的牛奶。而且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只要种上一季，在以后完全不用播种。一到春天自己就重新长出来了。因为生命力特强，秋天收获以后，是刨不尽的。第二年春天自己就会重新长出来，完全就是懒汉的庄稼。这还要感谢你们中央电视台。我几乎天天看你们电视台的农业节目。你们第7套有个科技宛，详细报道了这种植物的经济价值和种植特点。我花了四百块钱，试种了五分地，长势良好。我自己首先在我的果园里种植，很快就推广到全县，这叫林下经济。因为果树的间隔大，空着的地也是浪费了，完全可以种一些不影响果树生长的低矮植物。这种东西不用管理，它唯一要吸收的就是钾肥。只要把秸秆烧成灰，上在它的根部，就是它的肥料，一举两得。而且产量非常大，一亩地要达到四千多斤，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村里人见我除了果树之外，还有这样一笔不少的收入，就向我要种子，很快在全村中推广开了。一斤一块钱还要卖四千多块钱。地头价一块钱一斤，而零售价要卖到两块多。我们的地完全就是产金子的地，想不发财也不可能的。 他有些自豪地说，脸上现出灿烂的笑容。 按您的说法，好像你们村子里边全发了财了，难道没有穷人吗？ 当然有，主要是孩子多，或者是生了大病或者慢性病的人。村里人还是老脑筋，多子多福的观念非常重。孩子多了负担重，还要接受教育。对这些人，计划生育根本没用，我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人，有时候也要帮扶他们一下。孩子上学，老人生病，我们都给捐一些款。但我有一个原则，救急不救穷，救穷不救懒。如果自己不努力，只等着别人帮助，对这样的人说句难听的话，穷死活该。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是值得同情的。一定要同情和帮助那些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改变不了现状的人，而不是懒得坐在家里躺在床上，等大家来帮助的人。不过这样的人在我们这样的村子里是没有的。 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离开了村子，走下了水泥路，走在了一段狭窄的土路上。那条路逶蛇蜿蜒一直延伸到土坡的尽头。 走着走着突然没有路了。脚下是一个深深的断崖，扶着断崖口的一株槐树，探头朝下望去，只见一排排破败不堪的窑洞，全部坍塌了，只留下土窑洞底部的小半截。有的院子还在，甚至院畔里还有几棵槐树。但所有的路都断了，人根本无法走下去。好像是几千年以前早已湮没了一个古村落，完全就不是人甚至连动物住的地方都不像。 这里是……我迷惑地望着他说，难道是……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说，你也许根本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村子。所有人都住在这些破败的窑洞里，从出生成长到死亡，祖祖辈辈都是住在这样的地方，从来没有人离开过。如果不是一家一家地迁到上边的平房和砖窑洞里，你可以想像，这一孔一孔的土窑洞全部倒塌，我们全村人可能就已经灭绝了。别说现在过着现代化的生活，恐怕连死骨头都找不到了。 看着眼前的景像，我惊讶得舌头吐出去，都缩不回来了：这难道也是人住的地方？不比动物的巢穴好多少，跟非洲原始部落里的那些人有什么两样？完全可以想像，在一盏昏黄的油灯周围，在一张破草席上，像泥塑木雕一样坐着满脸菜色的一家人，抚摸着咕咕叫着的肚子，渴望着一条窝头，甚至一张大饼的生活。白天辛苦劳作一天，晚上只能想像着能填饱肚子的食物，给自己画一张大饼，天天带着遗憾睡去；带着疲惫的身体，默默地像奴隶一样地做着活，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们这些80后，90后和00后，盖上十八床辈子做梦也是梦不见的。 哪里是你的家呢？我望着下边面目全非的地方问。 那不是，他指了指院畔里有一株国槐的地方说。 我朝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黄土埋了大半个院子，一排三孔窑洞全部坍塌了，只留下后半截儿窑洞的底部，根本看不出原来的一点样子。只有那株国槐还非常挺拔，挺立在院畔里，守护着已经消失了的村庄。一切都像梦幻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 耳听不如目见，一切都在不言中。 我们又重新返回村子里。什么叫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眼前一排排的平房和小二层楼；水泥路两边，一盏一盏的太阳能路灯。家家户户屋顶上，一排排的光电太阳能一体化设施，以及体现着现代信息化的一根根三网合一的光纤和停在家家户户大门口的小轿车，农用三轮车，在春天温馨的阳光照射下，那样清新，那样夺目，跟刚才那破败不堪的地方形成鲜明的对比，仿佛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我非常感慨，农业农村和农民，是我们国家一切工作之母。只有他们发展壮大了，才能给我们以能源，以力量，以血液和肌肉，甚至是生命。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如果让你在一吨黄金和一块面包之间作出选择，恐怕所有人都会选择一块面包的。因为面包可以使人活下去，黄金再多再好，也是没有这样的力量的。而眼前的这个老人，和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人，就是给我们提供血液，肌肉甚至生命的源泉和力量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没有理由不保护他们，爱护他们。因为农业是国家的命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只有让农民拥有了土地，才能充分地利用土地，给我们的国家命脉增加新鲜的血液和肌肉，国家的命脉也就会日益健壮和强大。所以，只有让农业发展起来，农民强大起来，我们国家的根基才能更加稳固和强大。作为一个农业记者，我更没有理由不为他们呐喊、呼吁，为他们的成功欢呼，对他们的痛苦安抚，让他们永远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福利，永远做土地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信念，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一根标杆，一根坐标，一盏鲜红鲜红的路灯，给所有人以希望，以生命的源泉和力量。 八 亵渎神灵愧难当 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我还以为我跟上鬼了。我妈经常到庙里给我上香，祈求神仙能够让我改正我的这些罪孽，不要让我无缘无故地去祸害别人，把人家的东西无缘无故地往自己家里拿。全家人甚至以为我是跟上毛嘴神了。因为那种土神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偷盗别人家的东西，而且来无影去无踪，外号叫偷食嘴。 我也非常痛恨自己，没人的时候用拳头砸自己的脑袋，扇自己的耳光，甚至好几次在墙上把头撞起好几个大包，好几天都消散不下去。 有一次，我拿了人家的一只洗脸盆，被人家堵在半路上。男主人还没有说什么，但他家的老婆和孩子，一口一口朝我脸上吐唾沫，把我家祖宗三代日吷了个遍，闂得我恨不得变成老鼠钻到地底下去。 我知道，我还没有麻木，心还没有完全死掉，我还是有尊严的。但天天自己伤害自己的尊严，重要的是这些伤害没有带来一毛钱的利益，全偷的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让我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我到底是怎么了？只有那30块钱，还的确实实在在的是钱，也让我提心吊胆的，担心哪一天警察找上门来，或者被关在公社的学习班里劳动改造，不给饭吃。我真的不知道我做的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时候强迫自己不要乱偷乱拿别人的东西，但好像根本就管不住自己：只有把别人的东西拿在手里，放到家里，我的心里才能安稳一点，舒坦一点。如果好长时间不做这样的事情，我心里像猫爪子抓鱼一样，说不清是痛还是痒，是烧还是烤？浑身难受得坐卧不宁，用手指头狠狠地掐着自己大腿上的肉，使劲地拧着，常常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用这种肉体上的疼痛来取代心灵上的痛苦。 但真的很难改变，很难管住自己。为了赎去自己的罪孽，为了取得村里人的原谅，我常常主动帮他们干活。不管谁家有什么事情，只要让我看到听到，也不怕人家鄙视和日吷，往往主动上门，不声不响地拿起工具给人家劳动：修房子打顶，到城里去拉煤，送病人住医院，死了人给人家挖坟墓，一切红白大事。根据自己的身份，做最低贱，最苦最攰的活，只求着人家的谅解。时间一长，虽然人们对心中的困惑没法解释，因为连我自己也解释不了，但人们好像觉得这是我自己管不住自己，不是要有意而为之的。人还是不算太坏的，善良勤劳，肯吃苦，这是大家对我一致的评价，除了小偷小摸外。这是我永远改变不了的坏毛病，人生中永远没法抹去的污点，但我也只能这样了。好在村里人们渐渐地原谅了我，以后也没有人再闂我，更没有人打我了。只不过把我偷去的东西，如果他们还需要，再从我家里拿回去，只是麻烦要重新搬运一回罢了。虽然麻烦点，但比起我对他们的付出，完全是值得的。如果就这样持续下去，我的生活也就马马虎虎，可以平静地过下去了。虽然我这个罪恶，一时难以改变，但习惯成自然，村里的人也就完全接受和接纳了我。我也能像大家一样，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辈子也就这样过下去了。 然而，一场摧枯拉朽的风暴，从京城传到省城，又从省城传到县城，从县城传到公社，又从公社传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子里来了。而我这个特殊的人，是注定不会躲过这场风暴的，还被迫要成为这场运动的潮头兵和弄潮儿。比起小偷小摸被人打被人闂，更让我痛不欲生，没齿难忘：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如狂风暴雨一样推进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村。而我这样为人所不齿的人，竟然会成为这场运动的风云人物，比当窃贼惯偷更加名声远扬，闻名遐迩。只是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这名声是臭名恶名还是好名美名？反正是出了大名。 首先是大学毛著。要求大家都背毛主席语录，但全村人几乎都是文盲，没有几个人认得字，这重担自然就落在学校、老师和学生的身上了。 我的那个侄子聪明、勤奋，记忆力特别好，在全公社中小学背毛主席语录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和他的老师成了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八九岁的小孩子，居然在万人大礼堂里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体会报告，风光一时。他和老师自然成了全村人学毛主席语录的辅导员。 吃过晚饭，队长胡明生把全村人都集中在饲养牲口的窑洞里，他和老师轮流教大家。他们念一句，所有的人跟着也念一句。好在他们选用的都是最简单的毛主席语录，字数少，大家记得也快。在不识字的人中间，我是背毛主席语录最多的人，这大概可能因为我的记忆力好吧。以后我认了字，开始读书，读过的书大都能记得，这大概是爹娘给我的一点能力吧。大家都还是有好奇心，没有见过毛主席，很想听听他老人家都说了些什么。好多话，其实我们根本不懂，只能机械地背诵。 但这种轻松的学习，在老师和他出席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回来以后，味道就变了。只有八岁的侄子，左臂上佩戴着一个菱形臂章，上面印着“毛主席思想宣传员”几个金色的大字，那完全就是他的尚方宝剑：他带着同学，中午在我们下地干完活回家吃饭时，十几个小孩子把我们堵在村口不让走，强迫大家每人必须背会一条毛主席以后才能放行。好在他选择的一些语录都是简单的，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 我是第一个背会被他放行的，但大部分根本不会背。面对着这样一个毛孩子，他的叔叔伯伯，甚至父亲兄长们，所有的长辈，都不敢说一个“不”字。肩上担着沉甸甸的砍来的柴火，满头的汗水在大太阳下，一滴滴流在地上，但谁也不敢擅自走开。好在那小子脑袋还算机灵，他让大家集体背了一段语录，总有人会背，大多数人跟着咿咿呀呀地发出声音，也就算背过了，才让大家回去吃饭休息。也没有什么人敢责怪他，因为他是按上边的命令去做的。好在这种强迫的办法并没有实行了几天，在家家户户请回毛主席像以后，就再没有强迫大家背毛主席语录了。为了请主席标准像，本来很穷的村里，还购买了一套响器，有唢呐锣鼓钹等乐器。 在请毛主席像那一天，全村居然罕见地放了一天假，要求每个人都把最好的衣服穿上。胡明生，吴兆成，刘明柱，带头敲锣打鼓，把全村人集中在打麦场上，排成三行纵队。公社主任亲自把一张张毛主席像交给每一家选出的代表，亲自监督，一家家地把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贴在窑洞的正中间，全家人毕恭毕敬地站立起来，朝着主席像三鞠躬。 我们全家人，望着神采奕奕的毛主席像，从心里感谢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平安度过了饥饿的年月。现在不仅有了自留地，还有很大的一块猪饲料地，家家户户养起了猪。虽然一头猪饲养一年，只能卖几十块钱，但也能多少贴补一些家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过了不久，队长胡明生从公社开会回来，从公社里带回来县上给下达的指示精神，说是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村子东头的那座小庙就属于四旧，是牛鬼蛇神，必须扫荡干净，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明天上午就去拆庙。 大家一听，脸都吓白了，都说是队长奱包子哩，谁也不敢相信，竟有人敢去拆除庙宇！那完全就是找死啊。那可是神仙啊，保佑全村老小的平安幸福的，谁要是敢拆除了，完全就是大逆不道。不仅会给自己带来祸害，还要祸害全家人，甚至是全村人。千百年来，所有的人毕恭毕敬，顶礼膜拜的神仙，竟然要被砸毁拆除，没有人敢第一个动手。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表态。 你们难道都是死人吗？还要我一个个点名吗？这可是从北京传达下来的文件，是国家的政治运动，你们谁敢不响应？不想活了是不是？你们谁有几颗脑袋？敢对抗国家省市县和公社的紧急命令？ 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中年人，酱紫色的脸上，洋溢着愤怒，眼睛里喷着火，好像要把大家都融化掉。但几千年来，祖祖辈辈，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要拆除寺庙，这全村人的希望和精神的依托。不管他如何发火，没有人主动响应。到第二天，他站在场畔的最高处，粗声大气地喊着，让社员们到庙院去拆寺庙。但全村人第一次违背了他的意愿，谁也没有出门，都静悄悄地待在家里。 我和全家人一样，四口人坐在土炕上，谁也不作声。父亲说，这个胡明生，完全就是胡来。那么小的一个庙，他强迫大家去拆除，他自己为什么不去拆除？他家里的人为什么不去带头拆？还不是心里害怕，害怕遭到报应！等着吧，他这个瓷器活儿恐怕是揽错了。 法不责众，任凭他喊破嗓子，也没有办法。只得召集大家继续在地里去干活。但公社和大队领导下来督查，见庙宇还是完好无损。大队主任吴兆成，支书刘明柱，当着公社主任的面，扬言要撤除他的职务。那时候村子里也没有红卫兵，要不然这样的任务，红卫兵是当仁不让的。但这样的小地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组织，只能由社员自己来完成。胡明生黑丧着脸，把三个人请到自己家里，好酒好菜地招待着，央求他们帮他想个好办法。他们想了个什么办法？当然我们都不知道，显然是在商议对策。因为就算是把胡明生撤职了，小庙更拆除不了了。 那天中午，刚吃过午饭，积极分子杨明成就把我叫到队办公室。 公社魏主任，吴兆成，刘明柱和平生，大概早就恭候我多时了。他们客气地让我坐下，胡明生甚至还给我倒了一杯水：从来没有人这样尊重过我。我感激地接过水杯，差点把水洒在地上，不知道他们叫我干什么。 马吉平，你干过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已经忘了？要不要我提醒一下你？魏主任却黑着个脸，恶声恶气地对我说。 我一下子吓懵了，想起了那半夜里偷盗的三十块钱，是不是被人家发觉了？公社甚至大队都有处置坏人的权力：批斗抓捕，关进牛圐圙里，不让吃饭，给他们掏大粪，甚至被殴打，完全是常有的事。我是不是也要被抓起来？ 但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装作困惑地问，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情。只要是我做过的，我都老实交代，但我一下想不起来你说的是什么？能不能提醒一下我？ 你自己干的好事还要主任提醒吗？吴兆成大声喝到。 你还敢对领导干部提这样的要求吗？我看你是干什么吃的？杨明成也狐假虎威地大声呵斥着，一副狗腿子的模样。 公社所在地的村支书丢了五十块钱，是不是你干的？你可真会干，把人家的门关撬坏，又照原样安装好，让人家好长时间都没有发觉，魏主任提醒我说。 这种讹诈，给我栽赃陷害的事情，已经不是一次发生了。但我真正做过的事情，他们其实不知道。他们强加给我头上的事情，没有的事儿，我当然根本就不怕，也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就承认的。 谢谢您的提醒，我说，如果您不提醒，我还真的不知道，那家人丢过钱，而且是好长以前的事情。既然你们怀疑是我干的，为什么当时就不抓我批斗我，关押我，怎么现在才提出来呢？ 我声音平静地提出了我的疑问。 对反动分子的镇压，什么时候也不过时！对你这样的坏人，就是要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你不要狡辩，吴兆成恶声恶气地说，我们也不跟你废话了，反正你干过的那些坏事，从队里到公社，大家都掌握着，现在魏主任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只要你把那个庙宇拆除了，就不会把你抓起来，甚至在全公社巡回批斗。但如果你不干，马上就会让武装部指挥民兵，把你抓到公社，到那时就由不得你了，你看着办吧。 原来如此！他们要强迫我干谁也不敢干，不愿干的缺德事！ 我一下子脑袋“嗡嗡”作响，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是该硬撑下来还是坚决拒绝。我一时拿不定主意。 你们能让我回去跟家里的人商量商量吗？这么大的事，我一个人也不好做主。 我跟他们央求着说。 好吧，魏主任说，你赶紧回去商量去，在下午三点以前，你必须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三挪地朝家里走去。心里狠狠地闂着自己：马吉平，马吉平。你这个败家子，你这个丧门星，你这个扫帚星，你怎么还不死啊？你祸害自己还不算，还要给全村人带来灾难，你让娘老子怎么活？让哥哥一家怎么活？如果神仙要怪罪下来，全村人全家人都要跟着你遭殃啊！可如果你不去干，就要被关在黑牢里，受尽折磨，不光要饿肚子，还要天天遭受人格侮辱，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 我回到家，面对着眼巴巴地看着我的父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向他们开口。可眼看着上工的时间快要到了，我不给他们答复，就要把我抓走，作为生我养我的爹娘，同样是痛苦的。我只能硬着头皮，把刚才公社大队和小队三级干部给我下达的任务说给他们听。 父母一下便僵在那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他们像我一样，根本没有想到是要让我去拆除寺庙。他们的意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没有央求人家吗？看能不能通融一下，父亲似乎还抱着一线希望地问。 什么话也说了啊，根本没用。要么去拆庙，要么让我去坐牢还被要巡回批斗。 我长叹了一口气说。 唉，孩子，粗胳膊拧不过大腿，看来不答应是不行了。善良的母亲说，你就答应下来吧，在你拆之前，我先到庙里烧上一炷香，替你央求一下佛爷，请求他老人家原谅你，不要把灾祸降到你的头上。 她说着，苍老的眼睛里落下了眼泪，赶紧到箱子里拾翻了一下。把当初腊月三十用过的香和纸张，悄悄地塞到怀里，惦着个小脚，悄悄地到庙里烧香去了。根本不敢让领导看见，要不然会罪加一等的。 我和父亲心怀忐忑地等着母亲，只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祈求神仙能放过我和我们一家，以及全村人。不要因为我的罪过，把灾难降临到大家身上。 好在小庙离我们家也不远。过了一会儿母亲就回来了。她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似乎神仙已经原谅了她这个倒霉的儿子，不孝的子孙；好像她这样的举动就上了双保险，任凭我怎么做，也不会把灾难降临在我们头上了。 孩子啊，去吧，去答应人家吧。只是你拆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把神仙弄坏了，弄疼了，让他老人家跟着你受罪。记住你娘的话，在神仙和领导之间，我们只能选择领导，因为人家活着的时候管着我们呢，神仙是管死后的事情的；就算将来让你下地狱，你现在也只能得罪神仙了，没有别的路走啊。只是你要小心再小心。我已经替你祷告过了，你也不要太担心，神仙是不会怪罪你的，更不会怪罪咱们全家的，你就去答应人家吧。 我听着老人家絮絮叨叨的叮嘱，眼泪差点流下来。我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家门，望着呆呆地坐在炕头上的亲人，知道这劫难是逃不掉了。但愿神仙只把灾难降临在我一个人头上，让我下地狱入油锅，刀砍火烧，不管如何惩罚也不要让他们因我而遭难。 当天下午，三级领导召集全体社员集中在庙院里，看我拆除神像和庙宇。 人们都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看着我。我不敢看大家的眼睛，低着头像一个罪人一样走到神像的跟前，心里默默地祈求着祷告着，请求他老人家原谅我。因为我实在是被逼无奈，我不得不伤害他毁灭他，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不敢看他的那双大眼睛，甚至不敢摸一下他那颗大大的脑袋。我记得小时候到庙里边去玩，知道神仙后边拴着一根绳子，绳子是钉在墙上的。现在只要把那个绳子砍断，神像就会倒下去。神像有一人多高，他盘腿在一个莲花上坐着，神情慈祥，嘴巴微微笑着，似乎在看清看透了人间世事。身上涂的油漆，由于年长日久，已经斑驳脱落，露出了里边的土灰色。所有的人都静悄悄的，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好像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一个像贼一样，像土匪一样，看着眼前这个猎物，要把它消灭殆尽。我绕到他的身背后，闭住眼睛，挥起斧头朝着那个绳子砍去。只听见“咚”的一声，硕大的神仙身体一下向前倒了下去，头一下撞在地上被撞得粉碎。我的心里发出一声“啊”的声音，呆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人们纷纷退到一旁，飞溅起来的尘土，一下弥漫着整个庙堂。我胆战心惊地走到神仙跟前，伸出双手用力地搊着，想把他搊出庙院，搊到下边的深沟里。但我无论如何是搊不动的，我求救似地看着几个领导，说我实在是搊不动，能不能让别人帮帮我？ 那是一块土疙瘩，你就不会用大锤砸碎了，用平车拉着倒掉？吴兆成轻蔑地看着我说，以为我是个猪脑子。 我知道这种请求是毫无用处的，没有人愿意来帮我的忙，但一时也找不到大锤。我也不忍心把他打得浑身碎骨。忽然想起哥哥家有一根撬棍。 我赶紧跑回去，到哥哥家取来撬棍，插在神像的身体下，一下一下地撬着，慢慢地把他撬出了庙院，挪到院畔里。最后一用力，只听见“砰”的一声，神仙便掉进了下边的深沟里，不见了踪影。我攰得大口大口地圪蹴在地上喘着气。 魏主任说，还不赶紧加劲儿干，把房子也拆了？ 我大口喘着气说，您放心，神仙都敢捣毁，神仙也没了，这个破庙宇当然也没用了，让我喘口气，我一定把它拆掉。 队长胡明生，看看上工的时间到了，对我说，你下午就不用到地里去了，把庙拆了，算你的工分。大家赶紧上地去吧，不要再看了。以后谁也不准到这里烧香磕头，不然魏主任会派民兵把你们抓到公社里去的。记住啊，谁也不准再到这里迈进一步，赶紧走吧。 领导们和社员纷纷散去了，我一下子瘫软在地上，好像再也爬遃不起来了。我看着空荡荡的庙宇，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这辈子是很难翻身了。 看看左右无人，我跪到没有神像的佛龛前，嘴里喃喃地说，佛爷呀佛爷，我把您搊到深沟里去了，现在仍然让我拆你的家，但我一定保留下来，绝不再拆了。等您将来回来的一天，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有一个能保佑全村人平安幸福的地方。我不会把你的家拆除的。不管他们怎样对待我，就是让我坐牢批斗，甚至是杀头，我也绝对不再动您的家园一砖一瓦的。只求您不要把灾难降临到我娘老子的头上，不要降临在我的家人头上。如果你要怪罪我，你就狠狠地惩罚我吧，怎么惩罚都不过分！神仙爷爷呀，请求你原谅我吧，原谅我这个罪人吧，我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呀！ 空荡荡的庙院里，微微吹来的风，把我带着哭声的祈求的声音，传到天空中，传到深沟里。也许能让那被我亲手搊倒在沟里的佛爷听见，能多少原谅一点我罪恶滔天的罪过吧？我默默地祈求着，呆呆地坐在破败不堪，空空荡荡的庙院里，好像自己也成了一座泥塑木雕的神像…… 九 梨博园里话农经 听他讲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亮了，似乎还沉浸在他过去的情境中，没有从他提供给我的那个氛围中解脱出来。好像我自己也回到了过去，正在跟他一起把那个根本无辜的佛像雕塑，正在怀着一万个不愿意，费尽全力往山沟里推下去，心怀愧疚，绝望无助。 但再睁眼看看现实，阳光灿烂，窗明几净，温馨和谐，充满着暖暖的幸福之感。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云泥之判。现实和过去，今天和昨天，同样一个人，完全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人和鬼的差别。他昨天的生活，完全就是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表面上他是一个人，但他扮演着一个魔鬼的角色：不知道替什么人在残害无辜，毁灭信仰，泯灭良知。 我看着一脸和蔼，善良淳朴的马吉平，无论怎么样也难以想像他的昨天，过着那样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生活。而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确实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而不是跟着他拆除寺庙，毁坏神像的连自己也感到是一个疯狂的人。不知道他今天有什么安排？还有什么活动？ 我到这里来是有使命的，当然不仅仅是要了解他这个人，而是通过他这个人，了解他和他以外的人和事，以及他所处的环境。他过去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这个小县城里人们的生活。既要有点，又要有面：点面结合，增加了解的广度；过去和现在的结合，增强了解的深度。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这样的采访质量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早晨起来，他从面袋里舀了一碗面，倒在面盆里，从水瓮里舀了一瓢水和着面。和好后用手蘸着水不停地搋着，又在上面扣了一个小盆子让面饧着，准备好，等中午回来后做发面饼子。 早饭以后，我帮他洗刷着锅碗，他站在镜子面前用电动剃须刀刮着胡子，仔细地端详着他的形象。边刮边说，荀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在我年轻的时候，三天五天都不洗脸，衣服也很长时间不洗，活得非常邋遢，有一种活一天算一天的感觉。现在人老了，反而穷讲究，总担心哪一点做得不好让人笑话。 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说，一个连活命都顾不上的人，大家都一样，谁还注重仪表面容？不光是你一个人，恐怕那个时代谁都是这样的。咱们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不光想了解你，也想了解整个县城和县域的情况，看看改革开放40年，你们整个县有什么变化。 好吧，他说，我们县最大的变化就是发展了水果业。如果没有水果，还是传统的大田耕作，只种玉米谷子，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根本谈不到发展。一亩地一千来斤玉米，抛掉投资，一斤八九毛钱，一亩地的纯收入也就几百块钱。就算有二十亩地，一家的收入也就万把块钱。子女上学，老人养老生病，自己的门户礼仪，根本不够花，连生存都是个问题。而二十亩地的梨和果，产值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好几倍甚至是几十倍。村里在城里买楼房的，开小车的，没有一家不是有果园的。县里为了纪念我们的水果业绩，还修建了一座梨博园，咱们就参观梨博园吧。 收拾完房间，我坐上他的车，在柏油路上飞驰电掣。不到一个小时，我们便来到了那个新建的景点。车子停在大门外的停车点上，高大的门楼，雕龙画栋，上面写着三个大大的立体字“梨博园”。金黄色的大字在阳光的映射下熠熠生光。一条笔直的水泥路，直通到最里边。水泥路的右边，有一座不大的湖泊，湖边上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大字“鸳鸯湖”。湖水呈现着碧绿色，静静地映衬着蓝天。湖的旁边有一口深深的水井，水井似乎很古老。围着井口的石板，早已磨得光滑圆润。令人惊奇的是，井口还竖着一只古老的辘轱，摇把打磨得油光锃亮，上面还缠着一圈一圈的绳子。绳子还很新鲜，显然是现在才缠绕上去的。探头向里边望去，井水早已枯竭，只看到一个深深的黑洞。我站在井口边，让他用我的手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以作留念。 再往里走，就是一株一株的参天大树了。树冠苍天，树枝犬牙齿互，层层叠叠，非常古老，让我惊叹这梨树的生命之旺盛。树的周围打起了小小的围栏。围栏上的木牌上，根据梨树的特点，取了一些富有诗意的名字：龙腾虎啸，寿星报时，凤凰展翅，夕阳黄昏。对面建了一座有四五米高的观景台，木质的台阶，踩上去有一种对生命的依托感。站在高高的台子上，整个景区一目了然。对面是一块很大的草地，草地上建了一些小亭台楼阁，给游人以休憩之用。青草刚刚萌发，细腻地紧贴在地上，青翠欲滴，郁郁葱葱。抬眼望去，高远的天空蔚蓝蔚蓝的，偶尔有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过来，点缀期间，让天空显得更加蔚蓝辽阔。两面山坡上的树木和青草，正在吐着绿芽，萌动者朝春天走的脚步。 我们走下观景台，往右面拐上了一个小坡，是一座小巧的动物园。景区是不收门票的，动物园要收票，每人10元钱。马吉平要给我买票，我坚决挡住了：到他家白吃白喝，还让老人伺候着，无论如何这点钱不能让他花的。我买了两张门票，给了他一张。我们沿着通道走了进去。动物园并不大，也没有猛兽和大型动物，只有几只猴子和一些鸟。有鸵鸟，鹦鹉等一些常见的鸟。这对我一个从大城市来的人来说，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俩很快走了出来，我非常困惑，看着马叔说，怎么你不是说参观梨博园吗？怎么又像公园又像动物园？除了几棵大梨树，什么也没有呀。还有一座宾馆，怎么也跟这个梨博园扯不上关系啊。我们北京也有一个梨博园，在北京的大兴县。那可是真正的梨博园。到那里参观，就可以看到有关梨的所有的一切。而在你们这里，说句难听的话，完全就是个四不像：什么都扯上点关系，动物啦，景观了，但其实什么也没有。难怪这里除了我们俩连一个游人也没有，实在不能算是一个景点。 我说出了我的观感。 马叔笑笑说，你真不愧是记者啊，真是一针见血。刚刚建起的时候还红了一阵，因为媒体宣传，我们县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景点，还开了旅游专线，每天都有旅游专车。本地的，外地的也都来看过，但看了就后悔，就失望。特别是外地人，人家说还不如他们小区的一个花园好，没有任何观赏价值，完全就是赔钱赚吆喝。据说建这个景点花了几千万。重要的是，本来就没有这笔开支，用的是上级拨来的治理小流域的钱，完全就是资金挪用。当然也是巨大的浪费，这就是权力不受监督的最小的例子。一把手任性，一拍脑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集思广益。领导不是万能的，专业的事情必须请专业的人士来策划，不能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不然还要学者干什么？还要专家做什么？专家就是专门研究一方面学问的人。领导不是专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但他们是决策者，他们完全可以决定事情的成败和走向。这几千万的命运，就这样打了水漂。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土地都是征用的农民的，每年都要给人家交不菲的土地费用，还要养活那么多动物。我们俩给他们贡献的两张门票，二十块钱，恐怕就是他们今年所有的收入了。 他说着，裂开嘴巴笑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对于一个关心社会，热爱生活，注重公益事业的人，他这笑显然是苦笑。 依你说，这所谓的梨博园就不该建？要是建建成什么样的才好？ 我探求地问他，想看看他这个农民水平高，还是书记水平高，跟这个梨博园的建设者决策者到底有多少差别？ 你说我们这里缺的最多的是什么？他反过来问我。 贫困县，当然是钱了。而能产生钱的当然是产业。有了好的产业就有了钱，有了钱就能把贫困帽子摘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我回答道。 不错，正是这样，他说，所以我们建设这样一座梨博园，首先要考虑的是产业，考虑的是农民的利益，怎么样才能为农民创收。如果我是领导，我绝对不建设这个由水泥钢筋构成的冷冰冰四不像的东西的。而是要建成一座有生命的，真正能体现梨树和博物两大特点的真正的有生命的园林。 怎么才能达到你这样的目的呢？我对他的提法感到很新奇。 很简单，他说，把这个项目交给农业和科技局来完成。把这个沟里所有的土地分成小块，把全世界所有的梨树品种，只要在北方能够栽种的，全部移植过来。每一小块栽种一个品种，把这里办成梨树的试验田，交给拥有土地的农民管理，由农业和科技人员指导。到收获季节，让游客们到这里来采摘品尝。口感好的，销路好的，产量高的，容易栽培的，保留下来。没有经济价值的，再换上一种试种。如果经济价值高，根本用不着政府去推广。我们农民就会削尖脑袋去栽培种植的，就能把全县建成一个梨树品种大博园。到时候，就现在这样的地方，不红也不可能，自然就成为真正的旅游景点了，还能给农民创造很大的经济价值。全县还会有贫困户吗？我们政府领导的成绩就不用宣传，也会举世瞩目的，对他们的前途也帮助很大。这么好的事情，一个错误的决策就搞砸了。这里的农户每年都要向政府要征土地的钱，常常因此上访，把后任领导搞得焦头烂额，得不偿失。 我惊奇地望着他，我真怀疑我面对的是一个农民，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农民。我不得不把他当做专家来看，而且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看法，很有见地的思想者和操作者。 你不是人大代表吗？这么好的想法，你怎么不写进议案里，也许领导看到以后会采纳的。 我困惑地问他。 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政府的决策，人家是圈子里边转着的。而圈子里的人，哪个敢给一把手提建议？敢给提建议的人又不知道。如果这样重大的决策，放到人大政协会上，让大家讨论，恐怕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至少我会把我的想法写进我的议案里去的。但人家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就是参加两会时，坐着车让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政绩的。这个时候木已成舟，别说提建议了，只有大声地说好，一切都好。文人墨客还被组织起来，写诗歌散文，赞美这个景点如何了得。我们只能给人家拍手，就算你有勇气说出来，除了得罪人，甚用也没有了。 我惊讶地望着他，突然明白有一句谚语，叫山高皇帝远。越是偏远的地区，越是穷困的地区，权力越是大的不得了。有的甚至就是无法无天。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如果组织机构不能监督，就什么样的监督都没有了。不同于大城市，还有高级知识分子，还有记者媒体，而这样的小地方，权力就是一切。 那你能说说这都是为什么吗？我似乎有些明知故问地说。 一把手的权力不受监督吧。他说，当然也跟个人的素质有关系。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诸葛亮的名言吧。诸葛亮之所以成为诸葛亮，除了他个人的智慧外，集思广益也是他一个最重要的人格特点。一把手权力本来很大，自己又把自负当成自信，从来不听外界的和专业人士的看法，任性而为。重要的是跟他的个人利益没有关系，几千万扔了，扔的也不是他自己的钱。如果这个产业是他的，他一定会精打细算，多方论证，轻易不敢下结论，不敢随便上马的。我们这小地方，也只当是一个缩影吧，比起全国来说，我们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全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几十亿的别墅，说拆就拆了，完全可以拍卖，把拍卖得来的钱保护环境，举办公益事业，对肇事者给予几倍或者十几倍的罚款，罚得他们倾家荡产也是一种巨大的惩戒，比判刑还要严厉得多。拆除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啊，成千上万吨的垃圾往哪倒？真不知道那些大人物是怎么想的。 像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是最大媒体的记者，面对着眼前这个经历坎坷的农民，就像个洗耳恭听的小学生。这固然跟我的工作风格有关，但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的采访对像，他确实是一个值得我去请教的人。 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他说，我们现在真正的是法治社会，看一看你们媒体的报道，这些年平反了多少冤假错案？说明我们现在的政府，越来越重视法治了，所以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立法。如果不立法，像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很多。顶多算是工作上的失误，不可能追究领导的法律责任的。不管把工作干得砸到什么地步，无论把国家的钱财浪费了多少，这样的决策者仍然会踩着这样的政绩，光荣提拔，官越做越大，事越办越糟。 怎么才能用法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看着他说。 立法嘛，毛主席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现在对贪污和受贿打击很大，中央巡视组一来，贪官污吏惶惶不可终日。可对由于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浪费的人，没有任何处罚。我们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应该在刑法里面加一条罪，叫浪费罪。只要有了这样一个罪名，决策层的领导们，他就一定要慎重，就绝对不敢一拍脑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一想到这样做的后果，谁也不傻，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何况这样建设浪费后面的猫腻还有多少？我们局外人当然根本不知道。 我真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他这样一个人放在这个小县城里，完全就是一种浪费。他应该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那样的机构里边，参与重大决策，一点也不比那些专家学者差。 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反而做到了。 上了车以后，我替他开着，他坐在副驾驶上，很有些自豪地说。 你做了什么？我看着前面的柏油路，似乎不太经意地问。 以前是政府强迫我栽树，我享受到了栽树的福利，就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开辟了一块梨树试验田。我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了解适合北方栽种的梨树品种，每一种都买上十几株，比较试种了几十种。在经过好几年的试验以后，终于找到了一种非常适合我们这里栽种的梨树品种，是一种甜度极高，颜色鲜艳的新品种。由于还没有命名，我根据我们自己的特点，我把它叫作嵎州红梨。产量非常高，口感非常好，每亩产量纯收入要达到一万多。我们村里的人是最早栽种这种梨树的人。县里领导还真不错，听到我试验成功以后，很快命令各乡镇推广，成为我们县继苹果产业以后，又一种新型的产业，成为我们农民创收的第二大支柱型产业。这大概是我当了好几届人大代表的原因。要不是年龄问题，我可能还会继续干下去，给我一个表达我思想和想法的平台，多少还是能起一点作用的。你来的不是时候，如果是秋天，收获的季节，一定会让你吃到我的嵎州红梨的。 他有一些自豪地说。 听着他轻描淡写的叙述，我不由得心生感慨：政府花了几千万，用水泥钢筋做成了一堆什么也没有用的东西。而一个历经生活坎坷的农民，用自己一点有限的收入，敢于创新，勇于探索，从政府强迫他栽种果树，到自己自觉自愿地来搞果树新品种的试验。强大的政府没有做到的事情，一个渺小的农民却做到了。这里的变化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是一种历练，一种信念，一种思维的转变，一种新思想的形成。这要比单纯地栽种几棵树，赚上几万块钱，更要有价值，有意义的多。什么叫新型农民？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赔了还是赚了。观念的转变就是最大的转变，勇于探索，敢于试验，不怕失败，屡败屡战，这才是真正的新型农民。 十 神树底下难乘凉 虽然全家老小不得不支持我鲁莽的行为，拆除了我们村里的庙里，但我知道，他们内心是非常恐惧的。谁都可以得罪，只有神仙是不能得罪的。虽然他摸不着，看不见，但他是能看见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甚至是想什么的。虽然父母哥哥不责备我，但我内心非常惭愧。我并不担心我自己，我冒犯了神灵，他怎么惩罚我都是对的，我永远不会埋怨他。但我最担心的是他株连家人，把怨恨和惩罚降临在我父母的头上。那我下一辈子就会下阿鼻地狱的，会让我下油锅，上刀山的。虽然我们还像平常人一样，平静地生活着，但每一个人心里都惴惴不安，心怀恐惧地等待着上天收拾我们的时刻。 更让我担心的是，那小庙我并没有拆除，只当着众人的面把神像搊到沟里去了。如果知道我没有拆了庙，很难想像会怎么收拾我，至少也会跟地富反坏分子一起拉到台子上去批斗的。不过，虽然闯祸的是我，但全村人都害怕被惩罚，包括那些令我拆庙的领导。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到旧庙院里看了一眼。谁也不知道，庙其实根本就没有拆除。不仅如此，队上因为我比别人多干了活，还给了我一天的工分，算是给了我一点小小的安慰吧。 然而，这种平静并没有过多久，很快就被另一件事打破了，再次让我陷入两难的选择中，不知道该如何办。 我们村的村口，离公路不远处，有一棵硕大的柳树。那柳树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好几个人都抪不过来。里边已经空了，干枯了的树芯子碎成了小木块。冬天的时候，从树旁经过的人，如果感觉到太冷，常常登到树心的中间，躲风避雨。只有外边是一层厚厚的树皮和木质层包裹着。只有两根树杈，一根长，一根短，呈“v”字型指向天空；两根树枝都有几个水桶粗。那根最长的树枝，横跨过路的上空，探到对面的土地上面，像一座拱形桥。最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两根硕大的树枝上，居然长出了许多细嫩的枝条，柔软细长，跟两根古老的树枝呈鲜明的对比。那些细嫩的枝条上，生长着一串一串的嫩树叶。那叶子跟普通的柳树叶完全不同。翠绿翠绿的，非常圆润，敦厚，像一枚枚小小的铜钱。微风吹来，随着细嫩的柳枝上下飞舞，生机勃勃，跟古老垂暮的柳树和树枝，形成鲜明的对比。如同祖父和孙子一样，好像是几代人同时长在一棵树上，令人非常惊叹。 两根最粗的树枝上，有很多天然形成的小树洞。一到春天，树洞里都住着一对儿一对儿的黄鹂鸟，在田野里觅食，给刚孵出来的小鸟毓虫子。清脆响亮的鸣叫声，如同唱着歌唱春天的歌曲，给古老的柳树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不仅如此，它不仅外观跟别的柳树不一样，还有很多神奇的传说，是远近闻名的神树。谁也不敢冒犯的，冒犯了就要受到报应。 相传，那棵柳树居然有影像功能。据说，有个在地里耩地的人，由于天太热，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挂在树枝上，下了工回家时忘记抲了。等他回到家，口非常渴，等他揭开水瓮一看，柳树就在那水瓮里边。他的衣服就挂在树枝上，就跟现在在电视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吓得他赶紧盖上水瓮，从家里拿了香和黄表纸，赶紧来到树底下。又是烧香，又是磕头，请求神灵原谅他，不该把衣服挂在树上。 那其实是他多心了。他并没有冒犯神树，神树是在帮助他，提醒他，他的衣服还在他身上挂着，让他来取的，完全是在做好事。 当然，如果有人真的冒犯了他，他也会进行无情地惩罚的。 相传，有一个女人，由于她是从外村嫁到本村的，不知道神树的来历。她路过树底下的时候，想起家里没有柴火了，回去做饭还没有烧的。看见树身上有不少干枯了的树枝，就随手掰下一些，顺便带回了家，用这些树枝来烧火做饭。可到了晚上，她刚睡下，下身就大出血，想了各种办法也没法止住。全家人吓坏了。还是她的公公看见灶台跟前还没有烧完的树枝，询问她这些树枝的来历。她说是在村口那棵大柳树上带来的。全家人一听更吓坏了，知道她闯了祸，赶紧准备了祭品，带着她来到村口的柳树下边。全家人跪了一片，烧香献祭，磕头捣蒜，央求神树能够保佑大家，原谅这个女人的罪过。因为她是外地人，什么也不懂，冒犯了神灵，以后绝对不敢再冒犯了。全家老小好话说了一大堆，等回到家里，那个女人下身的血一下就止住了。没吃药没打针，完好如初。 从那以后，村里人完全知道他的魔力，没有人敢冒犯他。每年的大年三十，除了到寺院里进献贡品，还要到神树下边烧香祷告，祈求神灵能够保佑全家全年平安。大家知道，如果对他非常恭敬，不要冒犯他，他不仅不会降祸于大家，还会保佑全村人的。比如，人们可以到他的树心里边，到他的肚子里边，躲风避雨，一点问题都没有。神树和神庙，是我们村的两大神仙，是全村人的精神支柱，我们只有尊敬和拥戴，没有人敢冒犯他们。 在把神庙拆除以后，没有人想到这棵神树。因为拆神庙是上边指派的，全县统一行动，最后所有的寺庙都拆除了。但神树是我们村独有的，上级并没有要拆除神树的要求。但不知为什么，公社突然来了人，还是那个魏主任。他说有人举报，这棵柳树是封建迷信，完全是破四旧的范围内，必须砍掉。 就像拆除神庙一样，没有人愿意干，也没有人敢干的。还是老办法，三级干部们又全想到了我这个倒霉蛋，这个闻名遐迩的坏人，一个著名的笨贼。我要是不干，肯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当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这就是我是光棍一条，没有妻子孩子。就是神灵怪罪了我，要惩罚也只惩罚我一个人，不会把惩罚的鞭子抽到孩子和妻子身上的。没有家室的拖累，无牵无挂，死活不怕。 我又一次被叫到了生产队的办公室，魏主任首先表扬了我。说我是一个勇于改正缺点承担责任的人，将功补过，上次拆庙拆得非常好，公社还表扬了我。现在要把一个更重要的担子放在我身上，让我担负起破四旧立四新的光荣任务，再接再厉，再干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我其实已经早就料到了，知道他们要让我干什么。但我还是故作糊涂，明知故问地说，像我这样没本事的人，还能再给你们干什么呢？ 你们村的村口是不是有一棵神树？ 他问道。 是的，我说，这大家都知道。 这是封建迷信，绝对不能让他存在的，必须砍掉。这光荣的革命任务就落到你的头上了，你一定得承担下来，他说。 这光荣的革命任务，你们最好让积极分子来干。我又不是什么好人，光荣的事情让一个坏人来干，不是有损于这种光荣吧？ 我不知道突然能想起这样的话来，也许是自从那次强迫拆除寺庙以来，我也不会再害怕他们了。反正是这样了，我的待遇还不如地富反坏分子，总来是个总来了，愿怎么就怎么吧。 你怎么敢那样对领导说话？大队主任吴兆成愤愤地说，因为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全村人甚至全公社人的事情，是要你将功赎罪，改过自新的。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能放过。要不然公社的学习班就是为你这样的人准备的。 反正你已经干过一回了，支书刘明柱说，你不过是担心神仙要惩罚你吗？可你把庙拆除了，把佛爷爷也扔到沟里去了，有哪个把你怎么样了？你不还活得好好的吗？半个小时就挣了一个工分，等于别人干了一整天，还免于受到惩罚。这事情怎么也划得来，你还是要认真考虑一下，不要把人家的话当成耳旁风。 你们不是说有人举报了吗？那一定是积极分子呀，这么好的事情应该让积极分子去干。我是将功赎罪，人家可是立功受奖呀，这么大的好事，怎么不先让这样好的人去干呢？偏要让我来干，你们这不是活挼人吗？ 我反问道。 你不要这么麻麻缠缠的了，队长胡明生说，你干脆点吧，到底是干呀不干？干也是一句话，不干也是一句话。人家领导忙得很，不能天天跟你耍嘴皮子的。 我愣愣地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混乱。知道我仍然是两种选择：要么坐牢批斗，要么就按人家的要求，把那棵不知生长了几辈子，不知道有几百年了，跟村里人相处了好几辈子的大柳树，毁坏殆尽，连个影子也不会留下。村里人的念想，神树的威力，也许就要被我一斧子一斧子砍得没有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一看推脱不了了，只好说，让我跟家里的人商量一下行不行？这关系到全家人的命运，我也不敢一个人做主呀。你们要知道，那棵神树的魔力有多大？一旦显了灵，我们全家都会跟着我倒霉的。 你说什么？魏主任的眼睛一下瞪大了，你还在宣扬封建迷信，我让你破四旧，你竟敢在我面前宣传四旧，你这是反对革命，罪加一等。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了。 好好好，好好好，我绝对不敢再胡说了。我一定听您的，听你们革命干部的，不过允许我回去跟大人商量一下，我看他们也不敢不听你们的，只是事先告知他们一声行吧？ 我一下吓坏了，赶紧央求说。 几个三级干部，互相对望了一眼。魏主任说，好吧，你赶紧回去商量，等到下午一定要回答我。不然我就打电话叫来民兵，让你到学习班好好学习学习，把你这颗封建顽固脑袋改造过来。 好吧好吧，我说，我一定听您的。 他们好容易先放开了我，让我走出了队办公室。我的腿像灌满了铅，沉重地一步三挪着，慢慢吞吞地往家里走。一路上我不知道怎么对父母说，怎么才能求得他们的原谅。我不断地给他们闯祸：如果我不是个贼，我不是个著名的坏人，谁也不会让我干这最缺德冒烟的事情的。 我恨我自己，没有尊严，没有出息，不要脸面，不能让家里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天天让年迈的父母提心吊胆的。我这样活着还算个人吗？我看着家家户户烟囱里冒出的烟，全家人住在虽然破烂不堪，但也温馨和谐的土窑洞里，平平淡淡也平平安安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只有我这样一个倒霉鬼，一个狼不吃狗不啃的人，没事找事，每天都给自己，给自己的老父母，甚至也给全村人带来麻烦，带来灾祸。如果把保佑全村人的神树给砍了，以后如果村里的人出了什么事，不要了我的命了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神树比神庙对于村里人来说更为重要。因为神庙还没有惩罚过村里人，也谈不上保佑过村里人。没有人实实在在的受过他的惩罚或者是庇护。但神树可是实实在在地保佑着村里人，也惩罚着村里人。这都是有传说的，甚至实实在在就有人经历过。我就算自己不怕死，不怕受到惩罚，可是如果给全村人带来灾祸，我以后还在这个村里怎么活？还让我的父母和哥哥怎么活？马吉平呀，马吉平！你可真是个祸殃子，扫帚星，你还活着干什么？你怎么还不去死呀？ 我边向着回家的路上走着，边从心里诅咒着自己：你什么时候才能活出个人样来呢？你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算哪一壶呢？ 回到家里，母亲正在做饭。每天窝窝头把大家都吃腻了，今天是中秋节，谁也吃不起月饼，但生活还得改善一下。瓦瓮子里还有一点白面，母亲正在把红面放在面盔子里，用开水烫着。看样子是准备给我们做红皮面了。红面是用高粱米做的，不能做面条，因为容易糊锅。就把红面用开水烫过，增加韧性，再在外边包上一层白面，叫红皮面。切成粗壮的面条，煮一下，可以当面条吃，是那时候少有的美味。粗粮细作，完全是凭借家庭主妇的手艺。原料都是一样的，就看谁有本事，能做出与众不同的食品来。 我其实早就饿了，但砍神树的任务，好像把我的肚子也填饱了。看着母亲下在锅里的红皮面，我是一点食欲也没有。我坐在炕沿上，几次想开口，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知道话一出口，这顿饭大家都吃不下去了。我只能忍着，等着吃完饭再说。好歹人家领导让我下午去回话，吃过饭以后再说还不迟。 不一会儿，红皮面熟了，母亲给我们每人捞了一碗面。父亲坐在灶台边的后炕里，母亲给他加好菜，调料就在灶台上。他弯下腰，顺便倒了一点醋，搅了搅便吃了起来。无论如何，这碗饭我还得吃下去，我不能让父母看到我心里的难受和痛苦。我走到菜锅跟前，见锅里是土豆萝卜丝。我抄了一铁匙浇菜，槣起一口尝了尝，觉得不用放盐了，就只加了一点醋，搅了搅，圪蹴到门口，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好久没有品尝到这种美味了。白的土豆丝，黄的萝卜丝，虽然是素饭，也没有多少油，但即使这样的饭菜，也很少能吃到。看到美食，我竟然暂时忘记了压抑在心头的那块石头，好像食欲也一下调动起来了，便跟平时的饭量一样，吃了两大碗，把肚子饓得鼓鼓的。 今年的麦子长得还不错，母亲用铁匙掁着锅底边洗锅边说，交够了爱国粮，剩下的可能还不少，年底要是再能分点麦子，我给你们蒸碨碨吃。 你做梦圪吧，父亲说，能吃上两顿肉醢子扁食就不错了，还想吃碨碨？你做梦圪吧。就分的那点麦子，要是推硙磨面，还不够填硙眼呢！ 讨论和实现，看来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如果一个人哄弄不了别人，能哄弄自己也是一种本事，这大概是我们这种人与生俱来的本事。 看着他们心情很好，我把干部们给我安排砍树的事，心怀忐忑地给他们说了。他们先是脸上一愣，但很快就释然了，好像一点也不出他们的意外。 唉，母亲首先说，虱子多了不咬人，掉在茅坑里了就不要怕屎臭。硬跟人家对着干，咱没那个力量，不答应怕是不行的，就应承下来吧。 但父亲提醒我说，那棵树不要说是我们全村全公社了，就是全县也找不到比它更大的树了。答应是可以答应的，但工分是不能少的。一天两天你根本砍不掉。我们靠工分活着，没有工分吃什么喝什么？这一点上一点也不要让步。不然就绝对不能答应。冒着凶险去完成他们的任务，又不给或少给工分，杀了头也不不行的。 我一下明白过来了，我最担心的就是父母，有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就什么也不怕了。我赶紧来到生产队办公室，他们也已经吃了饭了，大概已经等了我多时。我一进门就说，我完全听你们的安排，一定帮助你们完成破四旧的任务，一点问题也没有。 三个人吃了一惊，不知道我怎么转换得这样快。 那你就抓紧吧，魏主任说，马上就可以干了。 树实在是太大了，一般的工具根本不行，钢锯也不能用，只能用斧头砍。一般的斧头也不行，还得用大板斧才行，让他先准备一下工具吧，刘明柱说。 也好，吴兆成说，毛主席不是说不打无准备之战吗？磨刀不误砍柴工，就让他准备一下吧。不知道哪里才有板斧，还得四处打听一下，这种斧头不太好找。 可是，我转头冲着胡明生说，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那么大一棵树，我一个人干，这工分你们得给我考虑考虑。 这倒也是个问题，胡明生说，给你五个工吧，五天还干不完吗？ 不行，我说，你想想看，几个人都抪不过来的一棵大树，就凭我一个人一斧头一斧头地砍，驴年马月才能砍得完？全家人就指望着工分活命的，我替你们完成这么大的任务，五个工根本干不完。 那你说要多少？魏主任说，老刘，要叫你干，你说得几天？ 这是，刘明柱思考着说，谁也没干过，工程量也的确大。这事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大家心里谁也明白，就不要在工分上跟他多计较了吧。 好吧，胡明生说，你说要几个工吧？你提一下你的要求。 十个工，我坚定地说，少了一分也不行，就这样十天也不一定能干得完啊，如果干不完，你们能给我加分吗？ 三个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法回答我。 好吧好吧，魏主任说，刘支书说得也对，我们要看重政治价值，在经济价值上就不要跟他多计较，就算是对他一个奖励吧。 你们可不要诓哄我啊。 我说。 我们这么多人当面说，谁会诓哄你呀。 胡明生肯定地说。 就这样，大家一致同意给我十个工分。这也许是我们村最早的包工到人的吧，跟包产到户是一个概念。 回到家，我跟父母一说，他们倒是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父亲担心我在十个工作日之内完不成任务，说要帮我一起干，早点完工。我不同意。一来担心父亲受到惩罚和报应，二来不能干得太快。太快了，以为我占了便宜，社员们会眼红的。最快也不能低于十天，最好能够超出十个工分，还能跟他们讨价还价，让他们觉得我吃了大亏了，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的。 就跟拆神庙一样，我们害怕神树惩罚我们。等到黑夜吃过晚饭以后，我们三口人悄悄地出了村，来到村口的神树下，一起跪在他面前，点上香，烧了纸，恭恭敬敬地磕了头，祈求神仙能够原谅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出于无奈，不要把灾祸降临到我们头上。那粗壮的神树，高高地挺立在我们的头顶上，在天空中画出一个很大的剪影，如同来自天空中的一座巨大的神殿，覆压在我们的头顶上，要把我们压扁摔碎。我们心怀恐惧，忐忑不安地离开了他那巨大的身影回到家。三个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只觉得灾难可能时刻都会降临在我们头上，但谁也没有力量来躲过他。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王和平家借来了一把砍树的大板斧，早早来到神树下边，定定地看了它半天，就像看着一个巨人。树身非常粗壮，足足有好几庹长。我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实在不敢冒犯它，碰撞它一下。但那三个大干部好像比这个树的巨人还高大。他们搊着我，押着我，赶着我，我不得不闭着眼睛举起了斧头，狠狠地朝着那树身砍了下去。 他像一个老态龙钟的巨人，表面上虽然高大挺拔，但整个身体已经枯萎了。只要把外边那一层厚厚的皮砍开，里边就是一堆堆干枯了的树芯子，用手都能掰下来。只要把这一圈的树皮掰掉，整个树就会轰然倒下，根本用不了十天。我心中暗喜，便加快了砍伐的速度。我之所以选在早上开工，就是担心村民们来围观。把我推在风口浪尖上，他们自然有一种安全感，一种优越感，从而从心底里鄙视我，嘲笑我。那种感觉绝对不好受。好在大家都忙着去地里干活，正在收秋的大忙季节，也就忘记了我这个人的存在。当然也忘记了村口这棵关乎着全村人命运的大神树。 第三天，外边包的厚厚的树皮已经被我砍掉了三分之一。可是一块坚硬的树皮，还是把我的手上劙开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我赶紧把沤木块点着，用烧成的灰紧紧揞在伤口上，才把血止住。我坐在厚厚的树皮上，用手指头按着伤口，咶了一口气，歇了一会儿。当心再干活把伤口挣开，就扛着板斧回家了。 当天晚上母亲突然感冒了，清水鼻涕不停地往下滴，说话也齆声齆气的。我吓了一跳，以为神灵降祸到我们家了。但当父亲把生姜和葱胡子熬了一砂锅，让母亲喝了，睡了一夜后，第二天便奇迹般得好了。但感冒影响了她的胃口，我觉得我是有罪的。尽管她的病好了，但我总觉得跟我砍伐神树有关。想到家里还有不少高粱，能让她吃点好的，好减轻点我的罪恶。便对父母说，家里也没有细粮吃，还有不少高粱，让我到城里换点粮票，买几个烧饼吃吧。 母亲舍不得，首先反对。父亲说，换就换去吧，咱不好吃懒做，可一年四季也吃不到一点细粮，实在也嘴馋得不行了。 我知道，父亲这样说自己嘴馋，是要挡住母亲的口，不让她反对。看她掉了胃口，想让她改善改善，并不是他自己想吃。 反正我是包工活，到时候干完就行，没有人来管我。第二天，我称了十斤高粱扛在肩上，就朝三十里外的城里走去。等我到了城关粮站，已经上午十点多了，换粮票的人很多，队列排得长长的。我赶紧排到最后边，生怕有人抢上来。快到中午下班的时候才轮到了我。那个被称为粮票大王的人，看着我布袋里的高粮，恶心恶气地说，不行不行。我们只收玉米，不收高粱，你赶紧拿回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我一下愣住了，辛辛苦苦走了三十里路，扛了十斤粮食，到头来一句不行就打发了我。 凭什么？我说，高粱不是粮食吗？谁规定的高粱不能换粮票？你们拿出根据来，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谁欺负你了？这是我们的规定，规定是你制定的吗？你想违反规定呀？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还有这么多人要换粮票，就算你是条龙，一条龙也不能挡住九江的水。 他忿忿地说。 全县人的粮票都由他一个人管着。出差的，上学的，生病的，坐月子的，没有细粮吃，想换点口味的。只要想吃食堂里的饭菜，没有粮票连一口也吃不上，谁也拿他没办法。 想想母亲生病时发黄的脸，一年四季也吃不上几口细粮的全家人，我非常愤怒，大声地跟他争吵着。但他坚决不给换。这时有个穿干部服的人走了过来，冲着我说，小伙子，不要跟他吵了，我跟你换吧，你这一袋子是多少斤？ 我一下就愣住了，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好事，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便跟他说，有十斤，咱们还是到磅子上秤一下吧。 我扛着高粱，跟着他来到院子中间的磅子跟前，把高粱放在磅子上，正好是十斤。 你给我拿到家里去吧，他说。 好吧，我一下像放下了千斤重担，跟着他来到家里，把粮食倒进一只大塑料桶里，他给了我十斤粮票。我非常困惑，疑惑地问他，您要这高粱干什么？ 磨成红面，做红皮面吃，我们也想改善一下生活。 他说。 原来是这样。我恍然大悟，城里人想吃我们村里的饭，也算是改善生活了。 我把面袋子叠好，藏在怀里，来到东街头的饭店，用二斤粮票给父母买了十个饼子。刚要出门，饭店里喷鼻的香味儿，让我迈不动脚步。看着桌子上的客人们香甜地吃着一碗一碗的肉炒面，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吃过。我的涎水都快要流下来了，我几乎没有犹豫地来到窗口，花了三两粮票三毛钱，买了一碗肉炒面，端到桌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得我汗流满面，一口口的涎水跟面条搅合起来，飞快地落进了我的肚子里。一碗面根本没有吃饱，还想再买一碗，脑子里突然涌出了母亲那张蜡黄的脸。我一下怔住了：马吉平，马吉平，你这个混蛋！你怎么这么嘴馋？可怜的父母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肉炒面，你凭什么就敢自己去吃？你不断地给他们闯祸，丢他们的人，败他们的兴，还花他们的钱去大吃二喝，你看你是个人吗？ 我一边日吷着自己，一边低着头，匆匆忙忙地走出了饭店，走出了那条不长的街道。我越想越恨，越想越后悔，不由得伸出右手，抽着我的嘴巴，“啪啪”地打了起来，一下把牙花子也打破了，满嘴的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落在我的手心手背上。 我看见不远处的拐角处，有一个水龙头，赶紧走到跟前，拧开水龙头，用凉水漱了漱口，又把水含在嘴里，停了半天，总算止住了血。因为吃得太快了，对那面条的印像并不深。这时候我才慢慢地想起，我吃的那所谓的肉炒面，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面条，而是两搅面：就是一半玉米面和一半白面掺合起来做成的二面条。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炒肉面，甚至连我包里买来的十个饼子，也全是一半玉米面和一半白面掺合起来做成的两搅面，只不过比单纯的玉米面稍微好吃一点罢了。 走到村口，路过陂池的时候，我看见自己脸上还有血迹，就用陂池里边的水洗了一把脸，才回到家里。 十一 今昔相比两重天 今天有什么安排？ 吃过早饭，我帮他洗刷了碗筷，对马叔说。 村里的你已经见过了，咱们今天到城里看看吧，天气也好，看看我们县城的风貌。 好吧，我说。 我们便开着车上了马路，三十里的路，半个小时就到了。令人惊奇的是，整个街道上我们转来转去，车都停的满满的。一直到南大街的街头，才有几个空车位，我们把车停好，锁上门，便来到了街上。 我们是从南边来的，南大街好像是最繁华的一条街，也是最长的一条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风格各异的牌匾，挂在店铺的上面，造型别致，名字新颖。街道非常整洁，几步远就立着一个垃圾桶，全是那种小型的桶。环卫工人们身穿环卫服，手里提着扫帚和垃圾袋，不停地巡视着，只要有一片纸张，一点垃圾，很快就会收拾干净。一辆垃圾车播放着环卫工人之歌，缓缓地驶过来。店铺两边的工作人员很快便自觉地提着垃圾袋垃圾桶，走到垃圾车跟前，倒进里边。歌声停下后，便开始播放环卫公司的规定：垃圾车定时回收垃圾，要求人们不要把厨余垃圾和自己屋子里边的垃圾，倒进垃圾桶里，而要等车过来以后，倒进车里直接收走。街面上不再放大型垃圾桶，希望经营户们要爱护环境，积极配合。 这还真有点都市风格，我看着马叔叔说。 确实是，他说，以前就是那种大垃圾桶，敞开口子，谁家也想倒垃圾，但谁家也不愿意把垃圾桶放在自己家门口。常常因为这个跟环卫公司的人顶牛。现在好了，这些小垃圾桶，都是一般垃圾，没有那种散发着臭味的厨余垃圾。人们反而自觉自愿地向环卫部门要垃圾桶。当然了，这也有两面性。 有什么坏处吗？ 我问他。 流浪汉和流浪狗，这下就断了他们的粮食了。他说，现在的流浪狗和流浪汉，要比过去的县委书记的生活条件还好，这下他们可享受不上这么高水平的生活条件了。就从垃圾上也能看出社会的巨大变化，完全是今非昔比。 这怎么说呢？ 我惊异地望着他。 过去任何一家的垃圾堆里，包括饭店里食堂里，都不可能有剩饭剩菜倒出来的。就算是有，也绝没有过油肉肉炒面，大鱼大肉这样的东西。面条都是两搅面，有一半粗粮。而现在你到那个车上看看，最差的盘子也是炒豆腐，炒莜面。县委书记家，也不可能经常吃到的。普通老百姓连想也不敢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有这么多好吃的，还想倒掉？那是要犯天条的，叫暴殄天物。我们古代的人创造了这么一个最厉害的名词，就是要反对浪费的。但现在，浪费最大的就是饭店，流浪汉和流浪狗天天吃的都是食堂里的东西。 我们正说着，见前面真的有一个流浪汉，在垃圾桶里翻找着吃的。但他确实很失望，这些小垃圾桶里确实没有什么可吃的。 现在社会福利这么好，怎么还有流浪汉？他是外地的吗？ 我困惑地问。 不，大叔说，他就是我们本地人，还有三间平房，老婆好像离婚了，但他是有孩子的。 那怎么没人管呢？孩子不管，政府部门也没人管呀？ 我说。 他不让管呀，你给他把西装穿上，让他住在宫殿里，天天吃着大餐，他还会逃跑的，还是要捡垃圾吃。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这样就非常快乐，我们不是讲什么幸福指数吗？显然他认为他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他是不是开玩笑说。 我不相信，您在开玩笑。 真的，他说，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完善，无儿无女的五保护，政府全部兜底，生老病死全部管。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一般人都高，根本用不着捡什么垃圾吃的。只是这个人是脑子受了刺激了，跟几个兄弟姊妹分财产的时候，受到了不公正地对待，一时想不开就这样了。他用这种方式活着，也许才能找到心理平衡。要理解这一点，媒体上不是报道有一个著名的流浪大师吗？你作为记者肯定知道。他还是国家公务员，读的书很多，脑子也不糊涂，而且还有工资。但他就愿意选择这么一种生活方式，还成了网红。这恰恰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不缺德不违法，怎么做都是对的，快乐就好。想必这个人是快乐的。你到垃圾桶里看看，垃圾桶里扔了的那些衣服，随便一件都要比他穿的衣服好得多。他完全可以捡起来穿到身上去。但他偏偏就要穿着破衣烂衫。渴了也不会喝人们给送的矿泉水，却在水洦洦里用手掬着喝雨水。他不愿意跟我们这些俗人一样过世俗的生活，也许他还是一个高人呢。 我被他的幽默逗笑了，跟这样一个老人在一起，一点都不觉得有代沟感。我想一想，他真说得有道理，那个网红流浪大师，完全可以验证他的判断。 我们边逛着边谈论着，他的思维，他的知识，他对人生社会的分析，令我非常惊诧。感觉他绝对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他的思想是建立在读了无数书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那些人文类的书籍，要不然他就不会有这么深的见解了。 我是个车盲。他说，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有十二家车行，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人人都有车，有车有楼房，是现在年轻人结婚的标配，少一样都不行。房价车价都是年轻人给拉起来的，你看看街上有多少车？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名字。在我看来，所有的车都是一个样子。你们叫小轿车，而我们以前叫圪蟆车。 什么叫圪蟆车？ 我困惑地问。 这是一种形象的叫法。你看这小轿车，一个一个都像癞蛤蟆，我们把蛤蟆叫圪蟆，小轿车当然就叫圪蟆车了。 你们可真会想像，我笑着说，我和他挨着看了一遍，一直走到鼓楼跟前。我对他说，车很杂，什么牌子的都有，日系车和国产车多，还有少数几辆是宝马和奔驰，你们这贫困县的人真有钱。 我感慨地说 这个叫藏富于民。一旦新的国家制度建立，首先要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而不是横征暴敛，强征强购。我们几千年的光荣传统，现在又重新做到了。过去林说国富民穷。他还真说得对：国家造原子弹，造人造卫星，支援第三世界人民，三年困难时期还大量出口粮食，甚至还购买黄金，说明国家并不穷，是老百姓特别是我们农民穷。可现在，连狗也许要比过去农民的日子过得好。 你这怎么说呢？我惊讶地望着他。 这可不是我胡说，这是真的。我表妹家的宠物狗，它居然能分清五毛钱的火腿肠和一块钱的火腿肠的区别：如果是一块钱的火腿肠，它就吃；如果是五毛钱的话绝对不吃。而我们小时候，别说小时候了，就在我年轻的时候，连火腿肠是什么都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你说现在的狗，不比我们当时的日子过得好吗？当然，我这话可能会惹出麻烦的。咱们不要跟狗比，就跟人比吧。《水浒传》中的武大郎，那可是那个时代的弱势群体。但他每天吃着吹饼，回到家还炒盘子，还有漂亮的媳妇，住着楼房。尽管房子是租来的，但他的日子绝不比我们现在的人过得差。而要跟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民相比，人家简直生活在天堂上，恐怕县委书记也没有他的生活好。 我抬起头想了想，他真的说得很对，的确是这样。 你真是能注重细节，我感慨地说，还有哪些地方能看出我们现在比过去变化大吗？ 那太多了，比如，过去人们办婚丧大事赴宴，不愿意跟小孩子坐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懂得礼仪，只要盘子一端上来，很快就一抢而空，大人根本抢不过他们。可现在，小孩子们都懒得去赴宴，根本不愿意吃这些大餐，宁可在家里吃自己的。即使赴宴跟大人坐在一起，也吃上几口就走了，没有谁会抢着吃的。过年也没有过年的味道，原因就是我们天天都在过大年。因为过年就是为了吃顿好吃的，吃一顿饺子。现在饺子还稀奇吗？花上几块钱就可以在超市买上一斤饺子，煮一下就能吃。没有强烈的愿望，任何东西都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这恰恰能证明我们现在不差钱了：不差食品，不差衣服。现在很多人过年，自己根本就不做了，在饭店吃饭。那更有钱更讲究的，旅游过年，到外地甚至到外国去过年。我们这里现在也能办签证了，有很多人出国。当然经济条件还不是那么太好，很多人出国是去看望孩子的，因为孩子在外国留学。 他感慨地说。 我想了想，还真是这样。 正说着，我们来到鼓楼跟前。鼓楼像一座塔一样伫立在四条街道的中心，总共有四层。外墙呈枣红色，基础是古砖垒起来的有四五米高。第一层是一个方形平台，四个立面正对着四条大街。第二层以上是木质结构，雕梁画栋，飞梁斗拱，造型奇特，色彩鲜艳。四个角的龙脊上面挂着四个风铃，微风吹来，叮当作响，好像给喧闹的街道伴奏着音乐。四条涵洞贯穿期间，直通东西南北四条街道。洞门口立着几个宣传牌子，有消防部门的防火防震宣传，有学校升学情况的通报，还有环卫公司的垃圾分类宣传。 他凝神望着高高的平台上面，神色凝重地说，现在不让实行个人崇拜了，要不然，我一定在这几个平台上，塑造三个铜像，以表达我的心情。 你要塑造什么人的像呢？ 我看着他说。 你们央视媒体不是常常说，中国人民有三个“起来”吗？ 他反问我说。 是的，我说，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有三个国家领导人，正是让我们实现了三个“起来”的：邓小平，胡主席，习近平。邓小平分了地，让我们站了起来；胡主席给我们免了农业税，还有各种补贴，让我们富了起来；习近平给我们办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土地确权证，退耕还林，帮助贫困户脱贫，让我们强了起来。这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而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句难听的话，我们农民完全就是趴着走的，而我连趴着走的权利都没有，完全就是跪着走，爬遃着走的。三个“起来”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但这想法，恐怕是永远实现不了了，我只能心存感激。 他由衷地说。 我看着他几乎有些虔诚的样子，完全理解了他的想法。虽然他的人生经历只讲了不到一半，但我完全了解了他的过往，实实在在就是这样的。经历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如果没有他那些真实的经历，他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这是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由衷地呐喊。不掺半点假，没有任何虚伪的高调，只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情感。 我们正说着，只见鼓楼北面，离我们不远处，是一处公交停车点。有一位老人正拄着双拐，艰难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好像在等着车。他的一条腿断了，只有半截大腿，在等车的间隙，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仔细地翻看着。我见马大叔的目光，也落在他身上。他指了指那人小声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他故弄玄虚，只好反问他。 他可是我们县大名鼎鼎的军长。他笑笑说。 你别逗了，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这是个军长，打死我也不相信。就这样一个人，他连个村长也不像，还说是什么军长！ 我坚决不相信。 不跟你开玩笑。他说，他的确是个军长，还当过七天县委书记，他们那个军叫6792军。我要提醒你一下，这是个年月日。 哦，让我想想。我突然想了起来，差不多叫了起来，你是说，文化革命，造反派，这个派成立于1967年9月2日，我说得对吧？他就是这个军的创立者，当然就是军长了。 你可真聪明，让你当记者真是作对了。他是当时血气方刚的青年，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学生会主席。想一想他当时的号召力有多强。他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很快就发展成好几千人。不到十天，他的组织就造了县委和政府的反，夺了县委书记的权，把县委书记也软禁起来，他自己当上了县委书记。不过，好景不长，另外成立的一派叫115师。这你想必也知道，他是林的军队，很快把他们赶跑，师长当了县委书记。后来又有个三八派，三八派是保皇派，有政府支持，把两个造反派赶出了县委。三八派的头头掌了权，保护县委领导。如果就这样下去，大家还能相安无事。但两个造反军团极不相容，互相残杀开了。他们就在这个鼓楼上边，每家装了一个高音喇叭，站在上边散发传单，展开辩论。后来发展成推搡武斗，这位军长就是被人从鼓楼上搊下去的，摔断了一条腿。他们兄弟相残，给了保皇派极大的机会。三八派趁机派民兵把两个造反派赶出了县城。只要抓住就把他们关在群众专政指挥部，严刑拷打。因为三八派掌管着全县的民兵武装，民兵们都是有武器的。造反派的总部在师范，三八派就带领民兵攻打造反派总部。我的一个表姐夫当时也是民兵，他们半夜里攻打进去。一般的人都放了，每人拿一个大手电，只抓当官的。但当官的有人掩护着早跳墙逃跑了。所以，也没有抓住什么人。但大家都收获了不少战利品，我的表姐夫是一个牡丹牌收音机。那是当时的奢侈品，质量非常好，他用了几十年，一直听到两千年才坏的。 从那以后，我们县城就是三八派一家独大。造反派就像过街老鼠。半夜偷着回来看一下家人，也得赶快逃走，不然就会有居民举报，三八派就会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群专指挥部。所以，别看那时社会非常混乱，到处都在打人杀人，我们县城却非常平静，连一场真正的武斗都没有。就是因为这位军长的一条腿，换来了三八派名正言顺地镇压，其他两派，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民实在应该感谢他，应该给他记一大功的。如果没有他的牺牲，不知道会送掉多少人的性命：宁做和平犬，不做离乱人。就像伊拉克，伊拉克人民我想是非常怀念萨达姆的。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但我从各种渠道也了解了它的惨烈性，但没有想到在这个小县城，居然会风平浪静。 所以，他接着说，伟大领袖看到文化革命太乱了，他就动用军队，让军队来支左啊。但大家都是革命者，都是造反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完全就是难为军人的。军人也没法分别，他们只能支持一派，打压另一派。但到了我们县，723布告公布以后。我记得有一个翁团长，他带他的部队军管，到我们县没事干。因为不管什么派，我们县只有一个派，叫三八派，而三大派又是保皇派，原来的所谓x一个也不少。他只好自任县委书记，支持唯一的三八造反派，非常轻松地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就完成了他的使命。 我听着他讲过去的事情，真是一惊一乍的。在那个惨烈的时期，这里居然是一个世外桃源。难怪人们活得这样安逸宁静，x在他们这里还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就已经自己结束了。而结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军长被人从鼓楼上推下来了，就这么简单。 也该给你们的鼓楼记在功劳簿上，我笑着说。 的确是这样，他说，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墙，他掉下来，也断不了腿；断不了腿就给三八派找不到借口。借口镇压115师的时候，也顺便把他的6792军也给收拾了，真是一举两得。虽然以后也有一两次的反复，两个造反派联合起来，在市总部的支持下，也有一两次把失去的权力重新夺了回来。但始终没有得势，权力始终在保皇派的执掌之下，整个社会比较安稳，没有发生过大的乱子。当然也死过人，不过不是武斗打死的，大多是自杀的。特别是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这实在是我们全县人民的运气。我们这里风水好，什么风吹过来，包括那所谓的x，在我们这儿根本就掀不起什么风浪的。 他半是自嘲，半是自豪地说。 我们俩再看看，只见公交车开到跟前停下来，那位功臣，艰难地站起来，拄着双拐，慢慢地上了车，用一张卡刷了一下，坐在最前面的座位上。等人们都坐好了，新能源电动车无声无息地开走了。 他刷的是老人卡，马叔说，坐公交车是免费的。他当年造反的时候，连公交车长什么样他都没见过。可现在他坐的是免费公交车，还是新能源车，还用着智能手机，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不管是工人军人，还是红卫兵造反派，都应该好好反思反思，到底哪个时代更优越更美好？要自己动动脑筋。 我思索着说。 的确是这样，马叔也附和着说。 我们继续沿着北街往前走。来到当地最大的超市跟前。超市门口人流密集，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旁边有一条小巷，一直通到外面的国道。巷口立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长寿巷”三个字。 他指着那三个字说，这个名字是这几年才起的。其实原来根本不叫“长寿巷”，而是叫“卖柴巷”。我们当年几个年轻人，半夜里砍来的柴就是在这里卖的。当天晚上就被拉到台子上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一回，还被扣了一天的工分。这是当年唯一允许做买卖的地方，唯一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的地方。其他的你就是卖一颗鸡蛋也不行。但是，只允许买卖柴火，其他的买卖一律不准干。只要发现，一律没收东西，人也要被抓起来。这个巷子本来没有名字的，久而久之，大家就叫它卖柴巷了。 为什么？难道这里是特区吗？也在实行一国两制？ 我疑惑地问。 不错，的确是这样。他说，在我们刚起步的时候，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心在农村，农民就是主体；而我们进了城以后，中心在城市，市民和工人就成了主体，农民就被边缘化了。一切都围绕着市民和工人来运转：市民叫供应户，粮食完全可以保障，粗粮细粮都有；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工人简直就是特权阶级的化身。因为工人和市民都要生活做饭，他们的粮食和钞票都有保证，跟农民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粮食是从国库里领的，不是从农民的田地里购买的。他们对农民唯一需要的就是生活做饭的柴火。因此，就允许农民在这里卖柴火，把他们的生食做成熟食。所以，一切主义，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需要什么主义，我们就利用什么主义。尽管可以不赞成，但不一定不使用和利用！我们就可以从这条小巷的变化中，完全可以理解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重要性了。在那个时代已经在使用了，只不过是只做不提罢了：对人家的统治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对人家的统治无利的，对的也是错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无关乎主义，更无关乎路线。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城乡对立，工农对立——已经早已超过了差别的层面而是已经到了对立的层面了。 他意味深长地说。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深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要改成长寿巷了？ 我非常地困惑。 这也是领导意志啊。本来政府要明确这些道路巷口的称呼，做一些规范是好事。但名字是约定俗成的，不能随便改的。据说这个巷儿里边有个长寿老人，活了一百多岁。领导一拍脑袋，就把它改成了长寿巷，好像这个巷子里的人全能活到一百岁似的。我们家亲戚，包括我认识的人，小时候大人给小孩子起名非常随意。尽管他们上学后也起了一些正规的名字，但直到七老八十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正式的名字叫什么，只清楚他们小时候的名字。比如女孩叫嬬子，男孩叫流子。这是两种表示性别的称呼。根据他们的排行，比如老二是嬬子，就叫二嬬，老三是男孩，就叫三流。我认识的好多人中，都七老八十了，人们见了他们还是叫小孩的名字：二流，三流。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因为跟他们的孙子甚至是曾孙子和玄孙子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 他笑着说。 完全就是长官意志，我也跟着说，这大概也是你们这样一个小城市的特色吧，领导就是一切，一把手的话就是圣旨。 你说得很对。 我们继续往前走。只见在新华书店门口，一个垃圾桶旁，一位老太太正提着一大包衣服，一件一件地往垃圾桶里面塞着。我和马叔走到跟前，那些衣服还非常新，有内衣毛衣和外套。 怎么这么好的衣服就扔了？ 马叔问。 唉，老人叹了一口气说，不知道现在的人是烧的不行，还是这衣服就是坏不了。反正每年到新年，大家都要换新衣服，旧衣服就不穿了。箱子里扔得满满的都是。我们也不想换衣服，但子女们说是要孝敬我们，也给我们买新衣服。不穿觉得不尊重人家，穿了，这些旧的全浪费了，只能往垃圾堆里扔了。心里也觉得可惜，可实在是没办法。现在的人，有了几个钱就烧的，不知道姓甚叫甚了。 老人边塞边抱怨地说。 马叔和我对视了一眼，笑着说，您老人家不要往这里边扔了，我给您找一个扔的地方。出了北大街，有个小广场，广场旁边放着几个衣柜，叫一家衣善，专门回收旧衣服和旧鞋帽的。你把这些旧衣服塞进去，扫一下码还有积分。积分是可以换奖品的，还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你扔在垃圾桶里还污染环境的。 老人惊异地望着我们，不相信地说，还有这样的地方，还有人要旧衣服？ 真的有的，他说，我们正巧路过，就带你去吧。 老人又把塞进去的几件衣服掏出来，又放进袋子里。我顺便往垃圾桶里瞅了瞅，里面居然有一堆馍馍，甚至还有半袋白面，也许是放久了，变质了吧，我心里想。 我帮她拎着，我们三个人朝北门口走去。 我们找到了他说的那个回收旧物品的铁箱子。我们按照要求，帮老人把衣服分门别类地放到箱子里去。只是她不带手机，也无法扫码。反正也是扔的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奖品回报，不污染环境，有人把她带走帮助别人，这也是值得的。 小广场旁边有一家信用社，马叔说他要办社保一卡通。我们走进去，见大厅里人挤得满满的，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有人跟工作人员吵着要号码，工作人员说早就发完了。人们说昨天他们就排队，今天也领不到，双方争吵不休。 马叔看了一下，赶紧退了出来，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工作人员，又是专业人士，又有高学历，这种办事效率，我实在不敢恭维。我都来了好几趟了，每次来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等了，等他们所有的人都办完了我再办吧。 这不是人太多吗？我听他好像也不满，但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没有必要抱怨人家。 你有所不知，他说，我们和他们的矛盾，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完全是自己制造矛盾，给我们设置障碍，也给他们自己制造麻烦的。 您这是怎么说呢？我费解地问。 这很简单呀，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每天只能办30个人，也就只能发30个号，发多了他们办不了。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要强迫他们办，我们要的就是那个号。我们有了号，号排到什么，我们就什么时候来，领了号我们就走了，根本不会找他们的麻烦。我领的是最后一个号，我难道能第一个来强迫他们办理吗？只要换一种方法，来一个人就给发一个号，领了号的人，只要轮不到他今天办理，他马上就会走人，多话都不会跟你说的，更不会跟你争吵了。你把每天要办的那个号，随便打印一个条，贴在柜台上。有号的人来看一下，知道我今天办不了。一天按30个算，我的这个号可能排到哪一天。我到那一天来，马上就办了。就没有必要挤下这么一大堆人，而且连别的业务也不好办了。全是办理一卡通的，就这么一点道理，他们都不明白，我真替他们感到惭愧。 原来是这样，我的这位大叔，我真的对他该刮目相看了，他一下就看出了问题的症结，马上能想到解决的办法。 那你跟他们说一下不就好了吗？我提醒他说。 我？他笑着说，你说我说的人家能听吗？能按我的办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机关作风。事事都要听领导的，领导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领导让我到河里洗煤球，我也要去洗，反正污染了河源河水，也是领导让我干的，对和错跟我没有关系。永远不会想到我要创造性地去工作，自己动脑筋，自己想办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我不想去找麻烦的。尽管这事跟我也有关系，我也是等号的那一个人，但我还得耐心等。我既不会跟那些脾气暴躁的人一样去吵，也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诸葛亮去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吧。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我觉得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这是他老人家里边的话。我就是那个自由主义者，当然也是我们的毛主席反对的那个人。 我微笑着看着他。这是一个有经历的人，经过世事变故才有的深刻的生活体验。学会自己哄自己，更要学会自保，自己保护自己，这是生活教给我们的人生准则。 广场旁边，紧邻街面的一侧，有几家猪肉摊子。我和马叔走到跟前，问问猪肉的价格，一斤12块5，并不比北京的肉价低。 离开肉摊，我们沿着国道，在人行道上继续往北走，国道两边其实还是街面，依然店铺林立，人声鼎沸。 你知道吗？马叔说，刚才你问肉价的那个人，那可是个名人的后代，世家子弟。 你就跟我开玩笑吧，我笑着说，一个断腿军长，现在有一个屠户，世家子弟，你不会说他是从紫禁城里出来的哪位王爷的后代吧？ 差不多，他说，要论实力，当然不是王公贵族可以比的，但要论名气，他的父亲要比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名气还大。当然那时候叫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不知道主任叫什么，但绝对知道“一刀准”。 什么叫一刀准？我疑惑地问。 就是一刀切下去，你要几斤是几斤，要几两是几两，一点都不会差的。他卖肉从来不用秤，肉案上放着秤，你可以随便称，半两都不会差的，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 哦，我明白了，你竟然吓唬我，这叫杀猪世家。 我没说错吧，他得意地说，所以叫世家子弟。 你也许不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权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服务行业的人。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特权阶层，每一个行业都只有那么几个人垄断着。全县的每一个人离开他们你绝对办不成任何事情。你只要吃一两肉，都离不开这一刀准。那时候卖肉是带骨头的，骨头的大小多少，全凭他的刀子说话，有关系的人，骨头就少一点；没关系，你就多一点。当大官的连骨头都不会带，只卖纯肉：垄断就会产生特权，只要有特权就有腐败，什么时候也是这样。 他若有所思地说，在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每一个行业都有风云人物，一个个都是大名鼎鼎。 有哪一些行业的？ 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因为我是个80后。 有屠户崔，打铁牛，镶牙马，粮票孙，鞔罗李，钉蹄成，劁猪吴，电影胡。当时的影剧院叫大礼堂，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16排座位是最佳位置，是专门给县上的领导留的。如果领导不来看电影，宁可让座位空着，也不让别的观众坐，公开讨好领导，行使特权。一个个都神气活现，不可一世。我的那个侄子，他有个同学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但他从来没有求她买过东西。这让他的同伴们非常讨厌他，说他是死脑筋。如果他们有这样一个同学，想买什么能买不到呢？他们小时候因为买不到扑克牌，只能自己用硬纸板来画。一副扑克牌居然要五毛钱，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天活，都买不到一副扑克牌的。就那样还要走后门。那个粮票孙就是我昨天给你讲的那个粮票大王，他姓孙。也许你根本想不到，到了80年代末，所有的票证都作废了，他也下岗了。我在工地上打工干活的时候，著名的粮票大王竟然跟我一块在工地上，拿着一把铁锹搅拌混凝土，跟我们一起拉着绳子行硪，还时不时跟我们一样要受工头的龌龊气。从天堂跌到人间来，终于跟我们这些最底层的农民，在一个起点上，在一个起跑线上，共同赚钱养家生活了。这也许是改革开放其中的一个成果吧：让这些不可一世的人也成了普普通通的打工一族。我想，现在在网上，怀念过去的时代，借怀念红太阳，借钟馗打鬼，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可能就是他们这类人。当然还有那工人阶级，他们很快被我们农民取代了。有一个全新的名词，叫农民工。我们农民总是在什么最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时候，只要穿一身工作服，即使缺胳膊少腿，脑子也不好使的人，也能把农村里边最漂亮的嬬子娶去，当他们的老婆！工农差别，完全就是天壤之别。现在的农民工，把农民和工人绑在一起，工农差别一下子就不存在了。这大概是那最得意的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而对我们来说，就像回到天堂上一样。 他颇有感触地说。 而我听着，就像听着一个传说，一个遥远的故事，听得我一惊一乍的。好像离我们非常遥远，其实根本就不远，只不过眼前的这个人经历过，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吧？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变化是多么的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多么的巨大：现在的扑克牌是一块钱一副，按照过去的换算标准，恐怕得几十块钱了，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边谈着边往前走。到了一座桥跟前，站在桥上看，不远处还有一座石拱桥，有五个孔洞，桥面上栽满了柏树和松树，成了一个绿化带，想必是旧桥了。 马叔指着那个桥说，我也不懂，是不是这种桥是我们祖先的发明？这个桥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以前洪水特别大，桥又特别小。洪水一来常常都要漫过桥面，但只把上边的栏杆冲毁，整座桥毫发未损。那质量真正的是好。现在的桥高了，但洪水非常少，再大的雨，连桥墩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不然的话，那旧桥可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旦挡住洪水的旧桥坍塌了，就可能把新桥冲垮，但现在水土保持得非常好，根本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他可真是个细心人，没有让他当领导真是屈才了。我心里想，这样的问题他都能发现。真的，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可怕的，当然，现在可能就是真的不会出现了。 过了桥是一个小区，都是统一修建的那种6层楼房。他指指那些房子说，你能想像出这个小区过去是干什么的？ 我怎么知道？我不是你们本地人，我也没有经过那个时代。 我说。 过去是火柴厂。 他说。 什么？你们这还有火柴厂，我不相信地摇着头。 真的，他说，不仅有火柴厂，工厂太多了，你恐怕很难想到。 都有些什么工厂呢？我说。 化肥厂，毛巾厂，电厂，水泥厂，农机厂，酱醋厂，饼干厂，柄把厂，果脯厂，甚至还有汽配厂。除了军舰，飞机造不出来，我们几乎什么也能造出来，他开着玩笑说，这些厂现在差不多全部变成了住宅小区，只生产人，不生产东西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厂啊？我迷惑得很。 当时国家提倡办五小工业，叫小而全，一个县要不出县城，就差不多全能自给自足，完全就搞成了独立王国。而我们现在要求的恰恰相反，叫大而专，分工越来越细。就连我们农民农村也是，养鸡的绝不养牛，养牛的绝不毓猪。如果一个家里鸡牛羊猪鸭，全都有，根本就赚不到钱的。所以这些工厂的下场和这些工人的结局，完全可以想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他们现在吃着大餐，用着智能手机，坐着高铁，领着不算多也足够养活自己的退休金，很怀念过去时代的原因：我想这原因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有存在感，价值感，被人重视，受人尊敬。现在就算是衣食无忧，没人看得起他们；回忆他们灿烂的人生，不过就是光着脚，用脚来踩黑酱的原料，让它更加均匀。哪个有勇气说出他们的这些曾经灿烂的人生呀？ 他笑着说。 你说什么？你说做酱的时候是用脚踩的，开玩笑吧你？ 我不骗你，全是真的。那些所谓的工厂，就是一些小作坊，全是人工做的。不用脚踩，总不能用头顶吧？只是把脚洗净就算了，反正脚洗净以后，要比手干净得多。全县就他们会做酱，不必担心卫生，因为他们自己也要吃的。 算了吧，我说，听着都叫人恶心。 当时还有一首流行非常广的顺口溜，真实地表达了那个时候人们的生存状况，他说。 你说说看，我对他说。 酱不黑，醋不酸，电灯不明，街道不平；火柴没脑脑，毛巾没毛毛，把把尽壕壕；面包赛过耐火砖，化肥还没猪粪好。这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产品质量的准确评价：这都是民间诗人，大概几千年前《诗经》里的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吧？让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倒闭，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让这些混日子的工人下岗，把铁饭碗变成泥饭碗，由擅长端泥饭碗的农民代替工人光荣上岗，成为新时代的农民工。什么岗位不值钱，我们农民就争先恐后地去干：农民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当农民；工人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当工人。什么时候市长不值钱了，也就轮到我们农民当市长了。如果说南方某个小作坊式的工厂倒闭了，也不能引起什么反响吧？但小作坊式的国营单位倒闭了，就了不得了。工人下岗了，非常委屈，对政府非常重要，这都是体制的弊端。改革开放以前的体制，完全就是养活懒汉的，现在在网上表达对当今社会不满的人，完全可能就是当时在这些小作坊上上班的伟大的工人阶级。 他笑着说。 我们一路聊着，一路往后走，很快走到了我来的时候的广场。他指着那广场说，你也许根本想不到，这里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河湾，聚集成一个水塘。夏天的时候是小孩的乐园，大家都在那里洗盥，现在却成了巨大的广场，真是沧海桑田啊！ 再往后走，路边有几栋房子，有一个三层楼的小院，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嵎吉高速公路项目部，有不少人进进出出。 马叔指着那个牌子说，又一条高速公路马上就要开工了。原来的那条高速公路绕远了，要到省城比国道还花的时间长。这条高速要开通了，到省城要缩短一半的时间，有两个小时就到。你们看看地里，人们正在忙着栽树，就准备开高速的时候让高速赔偿的。树苗要比粮食作物赔偿得多。这就是我们农民的狡猾之处，爱占小便宜。现在国家和政府给赔偿得相当多，正常赔偿就满足了。一亩地要给到六万块钱。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一亩地如果种玉米，亩产按一千斤算，一斤八毛钱，抛去成本，顶多能卖到六百块钱，六万块钱是一百年的收入。这种赔偿你不满足还要怎么样？谁能活到一百年，而这一百年你还在干活呀？有二十亩地就是百万富翁，还要用这种办法来套取国家的赔偿。 这也不能怪农民，自私是人的本性，我说，这种小聪明谁也会耍，跟职业身份没关系。城市里的人面对拆迁还不都是这样？特别是城中村，你说要开发，恨不得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房子，哪里人也一样。 也是，他说，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度，不把握好这个度，情理法上说不过去的话，再强硬的人也会吃亏的。修东面这条高速公路的时候，有人就不满意，阻挡施工，工程拖了很长时间，问题得不到解决。施工方干脆用黑社会的手段，把那个带头人的腿打断，赔了几十万居然私了了，公安部门也没追究双方的责任。几十万的赔偿，跟工程的耽误的进度比较起来，是很合算的。老百姓是不同情那个打断腿的人的。可见什么时候还有一个公正的东西，只要公家给得很正常，大家都不要吃亏，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广场北面，是一栋连一栋的大楼，全是各单位的办公区，一家比一家气派，一直延伸到最北面的消防队。 这就是我们原任县委书记的功劳，马叔说，就是咱们参观的那个梨博园也是他的杰作。他给我们贡献了一座新城，还有一条非常宽敞的滨河路，跟那个小小的梨博园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那是他交了的学费，毕竟他的贡献要大得多。我估计可能他周围缺少一个智囊团，而自己的部下，大家都明白，但谁也不会说的。这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皇帝为什么能被忽悠，就是因为部下不敢讲真话。原来的办公区实在是又老又旧，确实应该改变，还不如我们的农家小院，但现在好像也太大了，一个单位也没有多少人，很多房子都空着，全是在浪费。 西面是一座医院，医院外面的巷子里，两边都是平房，门口无一例外都摆着花圈，纸张和各种祭祀用品，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你知道这条小巷叫什么吗？马叔问我。 我哪知道，不就是卖死人用品吗？好像里边还有棺材，我说。 对，我们当地人都把它叫做阴槽一条街：医院是让人活着，如果让人活不了，过了墙就是另一个世界，就是人生的终点。生和死就隔着一堵墙，就这么简单。 他感慨地说，这让我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死人还有什么有趣的事？ 我费解地问。 死的人是死的，但对活着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件要紧的事情。当时人们很穷，棺材寿衣都是个大问题。有一个村里的人，他很爱面子，想体面地给自己的父亲做一身寿衣，但他又没有钱。革委会副主任的父亲去世了，他居然想到挖开坟墓去偷人家的寿衣，结果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判了五年徒刑，他说。 还有这种事？我惊讶地问，盗窃别人家的坟墓，怎么跟现行反革命的联系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那时候刑法不健全，也没有什么盗墓罪吧，现行反革命是一个万能的蔂儿，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人家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的革命家，你把人家的坟墓挖了，那当然是反对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了。 他似乎是勉强地说。 也许是吧，如果我是那时的法官，我可能也想不出能用什么办法来定他的罪名。 我由衷地说。 从中间的侧路拐出去，就到了新建的滨河路，双线四车道，非常宽敞。大货车一辆接着一辆来来往往，一来就是一大串。滨河路旁边，把河水用挡水板挡住，形成一个个人工湖泊，整个河道就像一座湖泊，河道两旁，各建了一条景观道，长长的仿石板路，一直通向两面的远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跨河大桥，连接着河对岸的村子。青绿色的河面，映衬着蓝天和两边发绿的树木。河面上有一些水鸟在嬉戏着。河道两旁的树上有不少喜鹊和灰喜鹊，叽叽喳喳地叫着。空气清新，幽静温馨，跟上边往来穿梭的车辆，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漫步在景观道上，看着眼前的美景，感觉到非常惬意。 马叔指着我们的脚下说，在建这条滨河路之前，这里全是垃圾污水，臭气熏天。只有发洪水的时候，才能把这些垃圾冲走。周围的人们，经常盼望着就是夏天到来，等夏天来的山洪，不然就要在这种臭气熏天的环境中生活。现在这么好的环境，谁也舍不得往里边扔东西了，污水也有专用的管道，一直延伸到城外的污水处理厂。全城的污水都进不了河里，这是对我们全县人最大的贡献。他走后留下了赞美无数。实实在在的政绩，根本不用宣传，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宣传的。 你知道吗？他指着指滨河路和国道之间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说，这盏路灯是用三条人命换来的，这在你们大都市恐怕是闻所未闻的吧？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有那么严重吗？我不相信地说。 真的，他说，滨河路修得非常宽敞，完全是从河道里垫起来的，被人们目为奇迹，来往车辆畅行无阻。但配套设施却没有跟上，整个县城从来没有过红绿灯，人们出行也没有什么绿灯行红灯停的概念。这么大的公路上，人流密集的十字路口，却忘了安装红绿灯。三个小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被一辆路过的大挂车撞得血肉模糊。管理部门这才想起这里应该安装红绿灯的。所以说，这盏红绿灯是用三条人命换来的。足以说明，我们不管经济上落后，观念上落后，在管理上也同样是落后的。可现在你看，几乎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这恐怕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吧？ 我前后左右看看，还真如他说的那样，确实是变化很大。 不知不觉中，我们从南到北，整整的转了一圈，几乎把整个城都走完了。我们沿着滨河路一直往南走，眼前是一幢幢的高楼。 马叔指着那些高楼说，这是滨河路的副产品。原来这一块都是居民区，滨河路一建，把整个居民区都挡在下边，滨河路就在他们的头上，一下就成了棚户区。国家进行棚户区改造，很快就变成了我们县最高档的小区。别处的房价仅仅两千块钱，有的只有一千多，而这里的楼盘每平米居然达到三千八，就是这样也是供不应求，全让有钱人和年轻人买去了。 我们走下滨河路，走到小区前边的街道上，前边是另一座小区，也是几十层的高档小区。 这里的地方，想起来都让人后怕，可现在这里建的房子，就是供不应求的。 马叔指着一幢一幢的高楼说。 有什么怕的？你别吓唬我吧。 我冲着马叔说。 还真不是吓唬你。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只有我们这里特有，叫“出西门”，是闂人的话。如果有人说让谁出西门，那就意味着是死囚犯人，是要被杀头的。这里是自古以来的一个刑场。当然也不是专门的刑场，只是一个河滩。因为离市城中心远，就成了专门杀人的地方。所有的死囚都是在这里被砍头的，都叫出西门。以前被判了死刑的犯人，要从北街的监狱里边拉出来，经过西街，一直走到这里，被执行死刑。这就形成一个风俗，凡是办喜事的车队，绝对不走西街，这种风俗直到现在还盛行。因为那是不吉利的，但是大家似乎忘了，杀人的刑场更不吉利。但大家还是挤破头的去买这里的房子。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也一定要让位于实际应用。当刚需大于意识形态的时候，意识形态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可见现在城市的扩张是多么的疯狂。只要是城中村的土地，不光过去是什么样的用处，现在全成了黄金土地，没有人想起这是一个曾经血淋淋的人头落地的地方，却停满了小车，装上了电梯。 他像一个哲学家似地说。 不过，他说，这里的房子跟我们刚才路过的那个小区的房子还是有区别的。这里原来是耕地，而且还是水浇地。那个书记神通广大，也办不下产权证，只能给大家办得是小产权证。而那个棚户区改造的是大产权证，也就是我们说的大红本的。所以这两家的房价是不一样的。不过在我看来，两个小区都在中心地段，小产权也是产权，不可能把这么大的小区，平白无故就拆掉了。像这样的小区，我们这里有六七个，无疑是提升城市品位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城市没有高楼大厦，好像就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当然也提升了人们的愿望，给大家互相攀比和夸耀，提供了一个平台和依据。 我们说着，走进了小区中间的步行街。街道不长，但两旁店铺林立，从衣食住行，到各种服务都有。穿过步行街，眼前豁然开朗，怎么这么熟悉呀？我仔细一想，这不是我刚来的时候打听他的农贸市场吗？ 马叔说，咱爷俩就是在这儿见的面，现在我们又来到初次见面的地点，真是缘分啊。 说着，我们俩都大笑起来。 好了，他说，我们这座小县城的过去和现在，全给你讲完了，优点缺点，成功失败，好的坏的，民间的官方的，也只能给你提供这么多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没有去。 什么地方？我问他。 火车站，他说，你不看看公交车上写的吗？几乎每一辆车都有一个火车站，那是公交车的终点站，也是火车的始发站。从前我们这里的人说，我们这里可能通火车，都会被人闂一顿，说他完全是做梦。现在梦想真的成真了，咱们看看去吧。 好吧，我说，最后一站火车站见。 不过，那地方有点远了，我们开车去吧。 我们从农贸市场逛上来，逛到南街我们停车的地方。我们开上车，有十几分钟便到了郊区的火车站。 我们把汽车停在停车场，步行上了一条不太长的坡，便到了火车站前边的一个小广场。车站不大，有一个不太大的候车室，客运车还没有通车，门也锁着。我们站到侧面的一个高台上，看见一辆长长的运煤车，像一条钢铁巨人，从轨道上缓缓地驶过来，鸣了几声汽笛，驶向远方。 马叔说，这实际上是一条运煤专线，主要运从陕西过来的煤。终点在山东日照，然后通过航运出口。客运只是捎带，离省城太远，基本没有多大价值。将来就是客运车通了，到山东陕西比较方便，到省城还是要走国道和高速公路的。但毕竟我们这儿的小小山区也通了火车，这是我们全县人最自豪的事情。 我望着通向远处的这条钢铁巨人，看到了这个小县城巨大的变化。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绝不是几个跳梁小丑能否定得了的；螳臂挡车，是绝对不会阻挡历史车轮滚滚的洪流的。历史的车轮一定会沿着这已经制定好的正确的轨道，走向遥远的远方的。 十二 禾苗无辜泪满田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上级并没有指示要让砍伐神树，只是要让拆毁寺庙的，但为什么要强迫着我去砍伐神树？因为神庙几乎各村都有，是普遍存在的，各级造反组织和后来的革命委员会，要求各村拆除寺庙是有要求和规定的。但神树是极少存在的。可能在我们公社只有我们村才有，不是普遍性的，不可能命令我们村来砍伐神树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有人告了密。那告密的人并不是别人，就是杨明成！ 杨明成是退伍军人，思想非常积极，表现非常好。只要生产队有什么事情，特别是政治上的事情，他一定要主动冲在前面，不怕惹人。只要能有进步，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当然这不包括体力劳动。他这么积极，主要是要摆脱干体力活，而能摆脱干体力活的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当队长，甚至是大队长和公社领导。所以他事事总是冲在前面。一张脸长长的像一张驴脸，眼睛经常细眯着，时刻都留心着害人的点子。那脸跟一般农民的脸不一样。我们的脸都是紫红色的，只有他的脸是白色的，好像太阳的紫外线根本拿它没办法，完全就是白脸奸臣。因为他的人性实在不好，村里乡里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没有人像他一样，这样赤裸裸地欺负人。就是队长主任和大队支书，如果不是硬着头皮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他们也绝对不会干这些被千人指万人闂的事情的。所有的人都视为神圣的东西，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一样害怕神灵降祸于他们。但他们为了保住乌纱帽，为了自己的前途，不得不完成这些任务。就是那些思想积极的人，包括杨明成这样的人，他们可以得罪人，欺负人，但绝对不敢得罪神灵，亵渎神灵的。只能强迫我这样著名的贼，谁都可以欺负的人，去干这些缺德冒烟的事情。所以，虽然我磨磨蹭蹭，干一天歇半天，用了十几天时间才把伫立在村口的不知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柳树砍伐掉。硕大的树身和树枝，在路边的地里扔了满满的一地。白花花的木质，一大块一大块的，有的本身就是干枯的，很容易点着火，绝对是上等的柴火。但全村的人上地干活，几乎每一天都要路过，男女老少，大人小孩，绝对没有人敢捡起一块拿回家去，我自己更不敢。 在把整个树全部砍伐掉以后，母亲带着我半夜里摸着黑来到树跟前。树让我砍伐得只剩下一个硕大的树根，像一个巨大的木墩子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我看着我自己闯了的祸，就像杀了一个人似的，腿都软了。在我一个人硬着头皮干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当母亲带着我走到他老人家跟前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就是个杀人犯，就是个恶魔。我和母亲直挺挺地跪在他面前。母亲把准备好的纸点着，又把拿来的香点上。我们边磕着头，母亲低声地向神树祈求，祈求他原谅我这个罪人，不要把灾难降临在我的头上，不要惩罚我们全家。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的。老人家的眼睛里闪着恐惧、委屈和痛苦的光。她的声音是那样的微弱，悲凉和凄惨，在静谧的旷野里，是那样渺小微弱和无助。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罪恶，我犯了弥天大罪。但我又无可奈何，虽然全家人没有一个人责怪我，母亲还安慰我。但我知道，我这个不孝之子，迟早会害了他们的。因为我什么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带来的只有恐惧和痛苦。完全不敢想像家人将来会怎样，谁知道哪一天神灵会现身，把我犯过的罪过集中起来，不仅要收拾我，连父母甚至兄长一家也不会放过。 母亲祷告完了，那只留下根部一小段的树根，似乎发出“嘶嘶”的响声。母亲赶紧对我说，不要怕了，不要担心了，你看你看，神灵已经答应我们了，他已经原谅你了。 我的神神啊，母亲她几乎要喊起来了，您就放过我们吧，放过这个不懂事的年轻人吧！我们下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要想办法报答您的恩情的。只要眼下让我们过了这一关，虽然他多少是伤害了你，把你变成这样一块让人害怕的，只剩下的一段树根，但我相信你会保佑他的。因为你是神灵，你法律无边，他是伤害不了你的。虽然表面上把你砍倒了，但你会活得比过去一样更加高大，谁也没有办法伤害到你的。他还给你留了一段树根，没有通根把你给破坏了。凭您的本事，你这么大的根，用不了几年，很快就会再次生长出您的儿子孙子和子子孙孙后代的，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我想只要我活着的时候，一定能看到您的子孙后代，从你的根子上长出来的。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好像在安慰着神灵，生怕神灵听不见她的话。吓得我赶紧左顾右看，生怕让村里的人，特别是积极分子杨明成听到，那我这几天就白干了，说不定会抓到会上被批斗的。连这个胆小怕事，战战兢兢地活着的母亲也不会放过的。 好在已经快到半夜了，村里的人早就睡下了。这里离村子也比较远，没有人听到母亲这些在杨明成看起来非常反动的话的。 好像神树真的听懂了我母亲的话，全家人平安无事。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最为担心的是队长骗了我，说好的给我十个工，如果没有登记上，我就白干了。 我跑到记工员家里，看了看工分表，还真的给我记了十个工，旁边批注着“包工砍树”，我这才放了心。 杨明成因为告密有功，公社和大队为了奖励他，想让他当队干部，但所有的职务都满员，没法安排，就让他当了个技术员。这当然是非常好笑的：没有哪个村里会有什么技术员。这么简单的农活，傻子也会干，种地要什么技术？何况他的技术也不比别人强。每天只想着出人头地，升官发财，根本没有心思干农活。他在等待着机会，而这机会很快就来了。 县里的造反派要求，根据中央的精神，要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大会。生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是队长了。他很快组织同样要求进步的年轻人，参加了6792军战斗团。县里的总部，每个人给他们发了一个红袖章，每个人用别针别在左袖子上。天天开会，部署组织给他们布置的战斗任务。所有的组织机构全部瘫痪了，所有的干部全部失灵了。这个原来在他们面前唯命是从，唯唯诺诺的手下，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敢跟他们对着干的造反派。他很快就组织了夺权斗争大会，把全村的人组织起来，在打麦场上开大会，顺便把村里边成分不好的人也抓起来，跟队长胡明生一起参加批斗。有富农分子刘和东，反革命分子胡东升和坏分子鲍海平等几个人。 人们都在场地上席地而坐。临时搭的台子面前，队长胡明生跟这些地富反坏站在一起，腰弯成弓形，一个个像一只只大虾，低垂着头。威风八面的胡队长，一下好像一只放长了时间的茄子，软塌塌得只剩下一张蔫皮了。 杨明成手里举着一本鲜艳的毛主席语录本，带头喊着口号，挨着把这些人打倒了一遍。最后的口号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明生！砸烂胡明生的狗头！胡明生不低头就让他灭亡！ 然后历数胡明生的罪恶：他干活不出力，只让大家多干，他自己经常偷懒；把吃夜宵饭剩下的白面油和调料，全部据为己有，是严重的贪污分子。思想反动，对地富反坏分子心慈手软，很少召开批斗大会。对敌人的软弱，就是对人民的犯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不但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更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不破不立，破就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由于他平时扮演的都是配角，社员们很少能听到他长篇大论的讲话。今天站在台子上，大家才知道，这杨明成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居然会背这么多的毛主席语录！而且完全能够做到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当场宣布，夺取了胡明生生产队长的权利，自己当上了生产队长。还把那枚红色的印章，用左手高高举过头，让全体社员看。最后领着大家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 那场面，那气势，真不愧是退伍军人，一个在大锅里吃过南瓜饭的人，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物！ 我不是什么好人，不可能加入红卫兵组织。但我的几个好朋友，王和平，刘虎平，和李三成三个人，也同时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但他们好像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要随大流，不加入好像自己就是另类。因为大家都要参加的，特别是年轻人。但他们并不佩服杨明成，不认为他是个好人。但人家是退伍军人，表现又积极，也的确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县里造反派的支持，也就跟着大家一起参加了6792军造反派组织，是公社造反派在村里的分部。 杨明成之所以那天没有把我当坏分子抓到台子上批斗，还是因为我的革命行动比他们还早：我拆除神庙，砍伐神树，完全就是革命行动，替他们红卫兵干了他们想干没有干成的事情，算是戴罪立功，放过我一马。在这件事情上，我还真的感激他。因为我绝对应该是被拉到台子上批斗的一员。我在五类分子中，应该属于坏分子一类。 新官上任三把火。杨明成当上队长以后，组织村里的红卫兵开展了第一次重大革命行动，就是拔除小块地的苗。 小块地就是除了生产队的土地和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和猪饲料地以外的，生产队不便于耕种的荒废了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山坡洼地，没有连成一片，不便于耕种，都长着荒草，所以叫小快地。社员们就偷偷摸摸地趁一早一晚，不在集体土地上干活的小时间，把这些土地开垦出来，种些蔬菜庄稼，以贴补家用。干部们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因为他们自己的家人也偷偷摸摸地干这样的话：虽然他们自己不敢干，但绝不是不愿意干。只要多一小块地，就能改善点生活，让全家人填饱肚子，填补口粮不足的缺陷。但杨队长要对这种现像开刀了。让人们看着他点上一把火，让全村人知道他的厉害。 他首先在会上宣布，让大家各家拔掉各家的苗子，如果自己拔了，写个检查就可以过关；如果自己不拔，队里就组织人员拔除，还要罪加一等。 但没有人听他的话。因为如果按他的要求做，就等于承认那块地是自己开垦的，等于说自己就是坏分子，可能还要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和处罚。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小块地里，拔除自家地里的苗子的。 那天早上刚吃过早饭，杨明成就派人把我叫到生产队办公室。我不知道他找我干什么。在办公室里，还有他手下的6792军的红卫兵，大家都严阵以待，好像要干什么大事情一样。 马吉平，他对我说，我对你还不错吧？ 不错不错，我赶紧说，你对我太好了。 但我心里闂他，如果不是你告密，我怎么敢去砍伐神树呢？你可把我给害惨了，你不仅把我害惨了，连我的一家人也害惨了。但我哪敢说？ 夺权斗争大会，我没有把你拉到台上批斗。本来你也是坏人，应该跟地富反坏站在一起挨批斗的，但我没有把你揪上台，放你一马，对你够宽容的了吧？ 他夸耀地说。 就是就是，我赶紧说，你一直对我非常好。 现在要给你布置一个任务，要你将功补过，立功赎罪，要不然每次批斗，肯定少不了你。 他明确对我说。 是什么任务呢？我吓得脸都快白了，知道绝不是什么好事，战战兢兢赔着小心问他。 今天上午，我们要把小块地的苗子拔掉，你也必须参加。 他坚定地说。 可我，我什么也不是，也不是你们组织的红卫兵，也不是地富反坏……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厉声呵斥起来，什么？你敢说你不是坏分子，你没干过坏事？我没把你抓起来交到公社，送到群专指挥部，算是对你宽容的了。甚至在村里也没有让你站在台子上参加斗争大会，够给你面子的了。你还推三阻四，敢不服从我的命令？ 我服从我服从，我赶紧说，我知道被抓起来，站到台子上挨批斗的滋味。全村人全家人，亲戚朋友，像看耍猴子一样看着我。脸面扫尽，无地自容，那真比坐牢还难受。在村里还是乡里乡亲，不看僧面看佛面，确实还给我面子。如果要交到公社，甚至交到县里的群专指挥部，真的会让我蜕掉八层皮的。我只要能在村子里接受惩罚，不管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不把我交上去就好。 我赶紧把利害性替他说了一遍，以求他的宽恕和原谅。 好吧，他说，我们事先都侦查好了，知道哪些是小块黑地，要分工拔掉，各干各的。你的任务就是拔掉村子对面三里坪上那几块黑地的苗子。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哪些是小块黑地，哪些是咱们队里的地。你能不能给我指认一下？ 我装作糊涂说。 你别装蒜了，你那点小聪明还能骗过我？他冷笑着说，咱们天天在地里干活，每块地从种到收，不是干了一天了。只要你没有干过活儿的地，只要不是每家的自留地和猪饲料地，全是小块黑地，都要拔除的。 可是，我还是想办法推脱，就算是我知道队里的土地，但我怎么能知道哪是自留地和猪饲料地呢？ 你不要故作糊涂了，你家的自留地和猪饲料地在哪里你不知道？咱们村里的自留地和猪饲料地都是集中分的，都在三道坝上。其他地方都没有自留地和猪饲料地。除了生产队耕种的土地，全是小块黑地，你不要推三阻四了，你到底是干不干？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看样子马上就要把我抓起来了。 我干我干，我一定全部拔除，一苗也不会剩下的，我赶紧说。 好吧，他回过头对大家说，接到上级号召，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连《人民日报》都发表社论了。我们敢不行动？我们现在要拔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苗，捍卫的就是社会主义的草。宁可让土地长草，也不能让它长出斜苗歪苗和黑苗祸苗！大家赶快统一行动吧。要记住，一定要连根拔除，不能给资本主义留下任何一点祸根，来祸害我们伟大而光辉的社会主义事业！ 他声音铿锵，挥舞着强有力的手臂，命令大家立刻行动。 我回到家，父亲问我去干什么？我不敢说去拔苗，只是说去锄地。我怕他再问下去，问出真相。因为我知道，他活了大半辈子了，绝对没有听说过，好好的苗子要被拔掉的，宁可让长了草，也不让长粮食。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人这样做过，这大概就是叫史无前例吧。他是从万恶的旧社会过来的人，如果让他知道，以他的人生经验，就无法想到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如果再让杨明成等人听见，那可不得了，说不定他老人家明天晚上就会被揪到台子上批斗的。 我赶紧从东边的破窑洞里拿起锄头，一个人来到村子对面的三道坝。 我当然知道哪几块是小块黑地。因为那几块地我们从来没在地里干过活。这几块地可能不是一家种的，面积都不大。有的种的玉米，有的种的高粱，还有的种着豆子。我看着长势良好的苗子，到了秋天就是黄澄澄的粮食：你蒸着煮着炒着焙着炸着烤着烧着煎着熬着都能吃，那是每一个人活命都必须用到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好容易种出来长成苗子了，眼看就要成了毓到口用来活命的口粮了，却要被我一锄头一锄头地连根刨去。这不是拔苗子，简直就是图财害命！但我哪里敢违抗命令，就是现在让我真的杀人，我也顾不了许多了，不忍心也得忍心，心不狠也得狠！ 我举起锄头，好像对它们充满仇恨似的，狠狠地一锄头一锄头地挖着，恨不得挖地三尺，连它们的毛根子都除掉。毁苗容易种苗难。好几块地里的苗子，不到一个上午，就被我刨得干干净净了。那健壮的苗子，立刻在太阳底下被晒成了蔫蔫的干条，彻底失去了生命力。我舍不得把它们全扔掉，在上地的时候就带来了一只蔂儿，把刨下的苗子全装进蔂儿里，好拿回家去毓猪。 我对面村子里的人，不时地朝我这里看着，没有人敢过来阻挡我。因为谁也不敢承认这地是他开的，地里的苗子是他自己种的。我们是革命行动，他们可是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这个罪名谁也害怕。 第二天，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杨明成向社员们宣布，为了表彰我们的革命行动，对昨天参加拔苗的社员，每个人记两个工。 但大家听着，参加的人也不激动，不觉得自己占了什么便宜；没参加的人也不眼红，不觉得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好像大家都麻木了，不管人家杨队长说什么干什么，听一听就算了，谁也没有什么反应。 虽然这些年粮食还基本够吃，但总是没有花的，油盐酱醋，没有钱买。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布票，因为没有钱，谁也买不起布料，很少有人做新衣服。大家都是穿着带补丁的衣裤。谁要是搞点什么副业，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叫资本主义尾巴，非要割掉不可。包括养鸡，买卖农副产品，打工，都是不允许的。但只有一样是允许的，那就是卖柴火。因为城里的人家家户户要烧煤炭，烧煤炭就要有引火的柴。政府和集体又没有专业人员去砍柴。只能到市场上去买。这大概是那时候唯一的副业，唯一的市场经济，允许社员们自主经营的唯一的商品，也是大概可以赚到零花钱的唯一的办法。 但要赚这种钱并不容易。因为生产队是不允许不干集体的活，私自去到山里砍柴的。就算是你生病还要请假，何况你去搞副业。所以人们只能在有月亮的晚上，趁着月色，在生产队下工以后，赶紧拉着平车上路，到山里去砍柴，再连夜拉回来。第二天早上，在县城唯一的，允许自由交易的巷口卖掉。 八月十五的晚上，我和王和平，刘虎平，李三成四个人，每人借了一辆小平车，连饭也没顾上吃，每人拿了一条窝头，背了一壶水就上路了。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走到司马沟。前边的柴火早就让人砍的没有多少了，我们只得往深沟里去找。很快就在左边的山坡上有一片树林，树木不大不小，有小碗那么粗细。太粗了砍不动，太细了又不值钱，只有这么大小粗细的才刚刚合适。 由于在路上吃了窝头，大家没有休息，赶紧用各自手里的斧头，乒乒乓乓地就砍伐了起来。朦胧的月光下，一棵棵树木被我们从根部砍倒，把树枝砍掉，只把树干脱下来，很快就装满了各自的平车。用绳子从两边紧紧地把车刹好，以防掉落下来。然后坐在平车跟前，喘了几口气，不敢耽误时间，赶快就拉着走出了山沟。 山沟里的路很难走，但一出了山沟，走到公路上，马上就轻松起来了。挂在车辕上的拉绳，也不用使劲地拉了。我们故意把后边装得重一点，这样不用使劲驾驶，拉起来也轻快一些。但这种办法只适合平路和下坡路，上坡路是根本不行的。 但我们的力气也快耗尽了。离城里越近，两条腿也越重，实在想停下来喘一口气，休息一会儿。但谁也不敢停下来，因为必须在天刚亮就要卖掉，赶快卖掉还要到地里干活。不然今天就要扣工分，还要挨队长的呵斥，甚至还要当坏分子被拉到台子上去批斗，就得不偿失了。 那时谁也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紧赶慢走，还是走得太慢。离县城还有很远，天气已经大亮了。不管怎么样拼命地跑着，知道今天早晨根本不可能上地去了。不知道杨明成会如何处罚我们。我们几个人心里都明白，谁也没有说话。知道我们闯下大祸了，想多砍点柴，多卖点钱，装得太多了，也因为走得太远了。如果就在沟口捡点柴火，也许早就回来了。 等我们赶到卖柴火的地方时，太阳也升起一竿子高了。巷子里早已聚集起来很多市民。我们的几车柴火，根本没有跟人讨价还价。因为经常有这种买卖，价钱一般是固定的，所以我们的柴很快就卖光了。大家卖的钱都差不多，都是2块多钱。这差不多是我们五天的工作日，非常划算的。不管杨明成会怎样处罚我们，反正钱是赚到了，这对我们多少是一点安慰。 反正早上的活是耽误了。我把小平车送了以后，回到家，把钱交给母亲，等吃过早饭以后，我才去上地干活。 一天无事，我以为杨明成把我们忘了，不过是耽误了一个早上时间吧，扣上半天的工分，生产队也不吃亏。但我还是想错了，到了晚上，队里的喇叭突然响了起来，说是晚上要放映电影，让大家去看。 到了晚上，人们纷纷拿着大小凳子，到打麦场上去看电影。放映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据说神通广大的杨明成跟电影队长有很好的个人关系，他才能搞到这么好的电影，才能把大家都吸引过来。如果是八个样板戏，恐怕他的批斗大会是不好开的，大家都不来他也没办法。 我看得聚精会神，深深地被里边情节所吸引。那个间谍满脸是血从被枪毙的死人堆里爬起来，那场面深深地震撼着我。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电影里面有那么多的死人。 正当大家全神贯注地看电影的时候，电影突然停了下来，电影屏幕上方的灯突然亮了。杨明成突然从后边闪出来，大声地宣布，把坏分子给我拉上台来。 这场面人们并不吃惊。因为一般地看电影，特别是看好看一些的电影，都是要开批斗会的，今天自然也不例外，不知道哪些倒霉蛋又要被揪到台子上去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有两个民兵把我拉起来，揪到台子上去了。脚上的鞋也被他们踩掉了，手臂被圪捩着，连鞋也不能抽一下，只能趿拉着。被揪到台子上的还有王和平，刘虎平和李三成，我的三个同伴。这下我全明白了：昨天我们走了一夜的资本主义道路，今天晚上就要让我尝一尝社会主义铁拳的厉害了。虽然我心里没有准备，但这场面见得多了，还有另外三个人陪伴着，我也就不怎么害怕了。 昏暗的电灯下面，我们几个人互相对看了一眼，大家只有苦笑。当然不管是我们几个人，老牌的地富反坏分子，当然也要参加陪斗的，他们一个个也被揪了上来。 杨明成大声地宣布着我们的罪状。说我们擅离职守，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半夜三更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想发财，不看道路，不辨方向，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他随即宣布，对王和平，刘虎平和李三成的处罚是，开除他们的红卫兵，撤销他们的红卫兵资格。 宣布完以后，他们三个人又回到了原位。只有我跟老牌的地富反坏分子站在一起挨批斗。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组织和职位，只能挨斗了。人家比我多一层防护服，只亮了一下相就平安无事了。只能让我加进坏分子的行列里参加批斗了。我经常小偷小摸，早就该定为坏分子了。现在自己跳了出来，完全是咎由自取，只能乖乖地接受批斗了。 但电影还要接着演，批斗只是一个小插曲。他好像对我还不解恨，最后宣布，扣除我们今天一天的工分，才让我和其他的老牌地富反坏分子回到原地坐下。 听到这个宣判结果，我长出了一口气。实在该庆幸的，他并没有没收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赚的钱。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2块5毛钱，对我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 这样一想，心里也就很快踏实了，老老实实地坐在地上，仔细看着那些游击队员是怎么样跟法西斯进行斗智斗勇的。我最担心的是回到家去父母会不会责怪我。如果让我把钱交出去，我一夜的辛苦就白干了。至于丢人败兴，我倒是不觉得，没偷没抢，用自己的辛苦劳动来赚钱，没什么丢脸的。要是比起我偷人家的一个破脸盆，一把烂锄头来，一点也不丢人。但把好端端正在生长的树木砍掉，连想都没有想，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环境保护的概念，只知道树木是用来建房子和烧火的，保护不保护什么用也没有。 十三 江湖庙堂架桥梁 据说这个县有一千多平方公里，差不多有三个新加坡的面积大。但人口只有十万左右，典型的人少地多。但大多是山地丘陵，可耕地并不多，所以根本不像平川县一样有那么富裕。县城很小，但还是附近几个县最大的县，比这个县更小的县城的人，还有不少移民到这里，显示在他们看来，堪比大城市的风光。但整个县城，我们爷俩不到两个小时就逛完了。今天不知道他安排我到哪里参观去，我对这个山区小县还能了解多少？ 吃过早饭，我问马叔，你还有什么能给我拿出来的地方让我看看，恐怕也没有多少地方了吧？ 有啊，他说，还有两个更著名的地方，你都没有去，4a级风景区，今天让你一饱眼福。 这样一个小地方还有4a级风景区，我深感怀疑。但看着他坚定的样子，好像就是真的。 那咱们就出发吧，我期待着呢，我笑笑说。 我们开着车，再次进了城。这次没有在城里停留，直接向东边的一座山脚开去。远远地望去，只见一座浑圆的，如同一只大馍馍一样的山，伫立在县城的东边。高高的电视塔，屹立在最高处，俯瞰着全城。正值孟春季节，山上的树木远远望去，一片葱绿。 我们开着车，一直沿着山间的公路，开到半山腰上。山坡的南面有一个公园，门口写着森林公园。我们把车停在门口，走了进去。其实不是公园，而是一个小广场。水泥地面，外面有三面是深沟，周围立着栏杆，防止人们掉下去。边上安着一些健身器材。北边是一座烈士陵园，埋葬着各个时代牺牲的烈士。这些地方也没有多少观赏价值。我们继续开着车往上走，一直走到山顶的最高处，开到电视塔的门口。 电视塔旁边有一个小二楼，住着两个管理人员。我们站在电视塔旁边的栏杆儿旁俯瞰着山下。树木多是松树柏树，全是人工林。经过一冬的孕育，叶子都泛着一层一层的绿晕，重新回归了青春。也有一些其他树木，郁郁葱葱，层层叠叠，沐浴着春天暄暖的阳光，把生命健康的绿色，奉献给整个世界。树梢上，树底下，有不少鸟儿叽叽喳喳地鸣叫着。有不少灰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在林间穿梭着；山鸡野鸡，不时发出呕呕的叫声，扇着翅膀飞来飞去。空气中弥漫着负离子的气息，温馨惬意，沁人心脾。有几只喜鹊，不断地煽动着尾巴，喳喳地在树上鸣叫着。 足足有三十多年没有见到喜鹊了。马叔指着那几只喜鹊说，看到它们真有一些亲切感。我们这里本来没有灰喜鹊，现在生态好了，这几年才有了。我们当地人居然认不得这种鸟，把它叫长尾巴喜鹊。但过去传统的很多鸟现在都不见了，实在叫人遗憾。 有哪些传统的鸟呢？我好奇地问。 最多的是鸽子。还有黑老鸹，红嘴鴳，火燕儿，黄鹂鸟，还有花鸨。连麻雀和鹐树圪喯儿都没有以前多了，不知道这些鸟都到哪儿去了。不过那些祸害庄稼的瞎豗也少了。要在过去，他们在地里豗起一堆一堆的土，比猪的豗劲儿还要厉害，把庄稼连根就叼到洞里去了，不管用什么手段也根本没办法除掉它们。现在也许是它们的天敌多了的缘故吧？ 他有些感慨地说。 他可能说的是方言，有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可能他说的这几种鸟类，有一种是乌鸦，我也没有仔细问。 我们抬眼望去，整个县城尽收眼底。滨河路国道，犹如两条巨龙，并驾齐驱，直通南北。中心城市和北城新区连成一片。可以看到最南边的大桥，过了那座大桥就出了城市，通向南边的市里。北边新城区和滨河路的连接处，是我从省里来的方向。从北到南，高楼大厦林立。形形色色的小轿车，像一只只甲壳虫，缓慢地在城市的河里游动着。远远地还能隐隐约约听见，街道铺面的喇叭里传来的叫卖声，给这山的宁静增添了一丝丝生息。 你对我们的森林公园有何看法？他偏过头问我。 名不副实。连一条小路也没有，人进不到森林里边，就谈不到公园二字。没有把人和森林融为一体，只是修了一个小广场，供人们晨练的吧？ 我说。 如果要是我，我当着这儿的一把手，就不会建那个梨博园：把那几千万的投资，投资到这座森林里。到青岛市，把人家的那个著名的景点，信号山公园复制过来，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只不过在这森林里，树林下边，建一些小亭子，小阁楼，修一些小凳子小椅子。建几条从山下通到山顶的小路，曲径通幽。人在森林中活动，鸟在树梢上鸣叫。每个树冠都是一把巨大的伞，给人们遮阳蔽日，让人们在夏天有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虽然不至于像人家的那样成为著名的景点，但也很值得一看。可现在你看看，我们连跟前也到不了，全是树木杂草，连一条羊肠小道也没有，还不如从前的样子。 他感慨地说。 以前是什么样子？我好奇地问。 你说的是哪个以前，他说，其实这个山有两个以前。 你别卖关子了，我笑着说，以前以后怎么还有两个三个的？怎么说呢？ 老早以前，他说，这座山就是自然形成的森林，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反正祖祖辈辈县城的人就享受着它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各种树木郁郁葱葱，乔木灌木杂草，形形色色，乔木众多。大大小小的树不知道有多少。从山脚到山上，有自然形成的小路。虽然不像青岛的信号山那样是人工修建的便于人行走的路。但人们也可以方便地从山脚走到山顶来。每到假期，这里是中小学生学习的乐园。他们把他们的作业课本带到树底下。特别是备考的学生，带着一壶水，拿一点小吃，就可以在这山上待一整天。清新的空气，幽雅的环境，鸣唱的小鸟，安静的环境，能增加大家的记忆力，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场所。我的那个侄子考大学，就是在这座山上完成的。山上有专门的护理人员，尽管那时候家家都烧着柴火，但谁也不敢砍掉一棵树。那护理人员非常厉害，就住在山上的窑洞里，白天黑夜都坚守着。人们只敢拿枯死的一些树枝，只要活着的树，没人敢砍掉一棵。这是座县城天然的氧吧，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福利。 那第二个以前呢？我非常好奇，怎么还会有两个以前？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县是全省开放的试点县。来我们这里参观的人是一波一波的。省市县，甚至国家领导人都来参观，还有外国人，红极一时。甚至还办起了大学，是省农大的分院。说起来你都不信，我们这个小县城曾经有两座大学，x中有医学院，是中央进行三线建设的成果。准备跟苏联打战，把重点建设项目和学校，都转移到偏远的山区。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农大分校，还有农科院。但都是短命的。医学院只有设施，就没有开业，农大也只招了一届学生，又停办了。所以你看看我们的中学，基础设施相当好，那都是按大学的要求建的。只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好的硬件。不管人也好，组织也好，集团也好，一旦发达了，不管是真发达还是假发达，往往会头脑发热，甚至不可一世。当时的县委领导，觉得有这么多的大人物来参观，兄弟单位来学习，甚至还有外国友人，现在的招待所根本不能招待这么尊贵的客人。要到一个风景好，视野广，空气新，离中心城市还不远的地方，建筑国际大宾馆。这东凰山就成了最佳选择，其结果可想而知。 他意味深长地说。 那不挺好吗？我插嘴说，把宾馆建在森林里边，当然得占一些地，要毁坏一些树林，也不至于对这座山造成多大的危害吧。 你这样想当然还算好的，可人家领导不这样想。他认为这些树会阻碍人们的出行，影响大家的视线。于是就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发动周围的村民、市民，把所有的树木砍伐一空，一下子把这座山砍得光光的，像一个秃头和尚。 啊？我大吃一惊，还有这样的领导！简直就是暴殄天物，煮鹤焚琴，怎么这么愚蠢啊？ 我不禁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有伤人家尊严的话。 可不是吗？简直是天外奇闻！你看你看，如果权力不受监督，一旦要任性起来，简直是无坚不摧。那破坏率是多么的可怕。如果是一般人，那叫砍伐森林罪，是要被判重刑的。而人家不仅没被判刑，还摇身一变升成了副厅级。这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是在x那样的非常时期。 那结果呢？我非常好奇，困惑地问。 结果当然是笑话。哪个大人物会住到这个县城里的？人要来看一下是因为工作关系，何况他所谓的改革也是吹出来的，完全就是皇帝的新装，不幸被那个小孩子说出了真相。但吹牛皮不犯死罪：如果这个真相不被戳穿，他完全可能升市委书记的。因为上上下下的人都跟着这个疯子扬沙子，大家也是这个链上的一部分。他把大家都拉了进来，谁也拿他没办法。只能给他一个人大副主任，算是对他吹牛皮的一点安慰，也算是封口费吧。但他这么做可把县城的居民给搞惨了：一到下暴雨，山上的洪水加泥土横冲直撞，家家户户门如临大敌，都用沙袋来堵洪水。县医院都被淹了，医生病人只能挪到二楼以上。泥土冲到公路上，等天气一晴，汽车过来吹的满天尘土。行人要走在路上，回到家都要塳一身灰尘，把整个县城搞得乌烟瘴气。可见水土流失是多么的可怕。搞好生态保护环境，跟生产粮食，发展工业，同样重要，甚至要放到首位的。要不然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是有深刻的教训的。 竟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人是什么文化？脑子不对了吧？我好奇地问。 你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来，一个有文化的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的。一个造反起家的农民，一个开小四轮的，除了胆子大，能跟上级搞好关系，实在没有什么别的能力。那是那个时代，特别是八十年代的特点：所有的行业，不光是领导干部，连医生教师这样的职业，说穿了全是农民工。 你这是危言耸听，我不赞成他说的话，反驳道。 我是说我们这儿，跟你们的大都市是不一样的。你想想看，改革开放一开始，原来各单位那些有文凭和水平的人，不是右派，就是外地的，又快老了，不能干活了。外地的全部通过关系回去了，本地有文化的人也到外地去了。教师和医生都差不多：一个农民工，先干代教民办，然后又转正，摇身一变就成了教师。还有一部分是工农兵学员，跟农民也差不多。一个农民工，到医学学校进修上二年，摇身一变就成了医生。这就是我们当时八十年代的情况。表面上有这身份那身份，归根结底全是农民。身份只不过是披了一层外衣，骨子里还是农民，只不过不是文盲罢了。你可以想想我们这儿落后到什么程度。根子上还是x害的。如果没有x，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他微皱着眉头说。 我低头想了想，还真是的。难怪山区直到八十年代还是落后，主要是教育和科技落后，青黄不接。这种情况直到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到这里以后，才有所好转，这种情况在边远山区是普遍存在的。 不过，他接着说，我这样说，实在感到对不起他。这位领导其实对我是有恩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你也不会见到我，咱爷俩绝对不会认识。我可能还是一个穷愁潦倒的，只懂得面朝黄土背朝天，种上几亩薄田，勉强能糊口的最底层的贫困户。到现在，我一定是政府的脱贫对像，你也绝对不会采访我的。 他抬起头似乎是思索着什么，轻声对我说，我之所以把你带到这儿，是因为这座山跟我的命运关系太大了。是这座山，是我栽的树，把我跟这位领导能够联系起来的。 这怎么说呢？他越说我越糊涂了。 强迫让我摘果树的，就是这位领导。改革开放以后，要对外取经，他取来的真经就是，要想富先栽树。但我们这里的人太保守了，谁也不愿意做。 为什么？我说。 因为不仅是我们县，整个北方来说，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商品经济的观念，完全就是自给自足。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种的苹果就是我们自己吃的。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东西能卖，还能卖到很远的外地，卖到大城市去。粮食可以保存，天天都需要。而苹果又没法保存，种下苹果吃不掉，只能烂掉倒掉，那不是政府害人吗？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他最信任的那个人，就是他的亲信，是我们乡的乡党委书记，他是立了军令状的，一定要在我们乡，在我们村，试点成功。他们就拿我开刀，强迫我栽种苹果树。我就是这样成了所谓的致富带头人的。跟当年强迫让我把人家的庄稼苗拔掉是一样的，所以我得感谢他。 他脸上现出快乐和幸福的笑容。 原来如此！生活真是比戏剧还要精彩，从强迫他拔庄稼苗，到强迫他栽树致富，完全体现了两个不同的时代特征，却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完美地体现出来了。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采访对像。可是，我还是非常疑惑。 这跟这座森林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这山上的树也是你砍的？又是你栽的，我问他。 这位领导是个最复杂的人。我们县有两大支柱产业，一是果业，一是烟草业。这是改革开放的两个巨大成果，全是他推动完成的。这是他的功劳，应该永远记住他；但这座森林又是他亲手毁的。我不是出了名了吗？当上了人大代表，可我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干什么的。后来我才知道，我居然有选举县长的权利！难怪开两会的时候，我们参观的车出去，一路上警察给我们行礼，其他的车辆纷纷给我们让行，非常受人尊敬。住着高级宾馆，吃着几十个的盘子。我从一个贼，一下成了和县长书记握手的人，完全就是天壤之别。如果他没有强迫我栽树，我绝对没有今天的。所以我得一辈子感谢他。可当了人大代表以后，不光是要选举县长，还要写议案，反映社会问题的。可我是一个文盲，根本不会写。这些责任义务是根本完成不了的。可我如果不写，我就是失职的。好在我的那个侄子，他是政协常委，文化高，我只能让他代写。好在我们不是一个系统，但可以反映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叫提案，他把他写的提案内容，就变成了我的议案。这样我们反映同一个内容，还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可时间一长也不行。我跟你说过，我的侄子就教我学习汉语拼音，背诵新华字典，读了大量的书，慢慢地也就称职了。这座山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叔侄俩全力推动得结果：他不断地写提案，我不断地写议案，而且联合多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联名签字，几乎每年都要写。终于引起了一位新来的县长的注意，他是个口碑很好的领导，非常注重两会委员和代表的建议。他把连续几年委员和代表的提案和议案，整个翻阅了一遍，发现提得最广最多的，就是东凰山的绿化问题。他终于下定决心，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他的任期内，终于把这座山的树全部栽上，又经过几年的护理培植，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了。 原来是这样！我恍然大悟，感慨地说。 他强迫我栽树，让我发了财，出了名，成为人大代表；我通过写议案，把他毁坏的森林又重新恢复到原样。也算是我对他帮助我的一种回报吧：如果这个森林不恢复到现在的样子，恐怕县城的人每当看到这座光秃秃的山，都会想起他这个人，就会把他闂上一顿的。所以，我的命运和这座山完全可以说是联系在一起的。 您可真是一个奇特的人，我笑着说，生活先把你踩在脚下，又把你顶在头顶上。 我现在总算正常了：既不在脚下，也不在头顶上，一个平平常常的老人，能够安度晚年就不错了。辉煌也罢，屈辱也罢，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人生一辈子，就像烧了一炷香，烧完了，也就成了灰了，什么也不会留下的。所以人不管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永远要以平常心对待最好。 不过，这座山表面上绿化得很好，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你发现了没有？ 他看着我说。 我望着郁郁葱葱的山下，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问题，便摇摇头说，我真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树木太单一了，他说，表面上这些树木非常值钱，大多是松树和柏树。但违背了森林绿化的特点，因为树木有互生性，只有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种类，共同生活在一起，才能互相竞争，互相保护，生命力就更加旺盛。乔木灌木草木一样都不能少，如果只有几种树木，一旦发生病虫害，那是毁灭性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惊讶地说，你还懂得植物学？ 哪懂啊？他谦虚地说，这只不过是些常识罢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难道连常识也不懂吗？ 虽然他表现得非常谦虚，但足以说明他读的书多而杂，什么也知道一些，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只有饱经风霜，阅历丰富而又读书颇多的人才可能会有这样有哲理的想法的。 从山上下来，他又带着我去游览西凤寺，西凤寺正好在东凰山的对面。我们过了大桥，很快就到了寺院的停车场。 他指着不远处的寺院说，我说的就是这里，4a级风景区。在以前，要是遇到天旱年景，经常有法师在这里提祃子求雨：用铁祃子打着赤裸裸的背，甚至要打出血来。有时还用铁钎子从左右两块腮帮子穿过去，居然不出血，令人非常惊奇。后来随着各种运动的到来，再也没有人敢这么做了。 来到买票口，他拿出身份证，领了一张免费的票。他说本地人只要带身份证，可以免票游览。他要给我买票，我坚决不让，在他家白吃白住，不能让他再破费了。我自己买了一张门票，我们爷俩沿着台阶，一直朝寺院走去。 寺庙小巧玲珑，占据了整个山头，穿过不长的一段涵洞，我们便到了下院。无梁殿坐西面东，是僧众诵经的禅堂。殿中有木雕楼阁和数十尊铜铸佛像。韦陀殿与无量殿隔院相对。殿内的韦陀像是由整块楠木雕刻而成的，其面貌威武，雕刻工艺十分精湛。上院有大雄宝殿，是寺庙的正殿，有著名的悬塑。正面排列的五个相互连通的佛龛。佛塞中药师、弥陀、释迦、毗卢、弥勒诸佛面目俊逸、仪态祥和，端坐莲台之上，全身金光闪闪。莲台下，七宝莲池中，八功德水微波荡漾，舟楫、仙鹤游弋其间，宛如仙境。五尊圣佛两侧分立胁侍的十大弟子造型优美，生动传神，表情含蓄，惟妙惟肖，如真人大小。殿南山墙上塑有“四方三圣”、“四大天王”等佛教故事。殿北山墙上塑造的是须弥山上33层“忉利天”佛教故事和释迦牟尼的本生故事。 这是我们县的眼珠子，马叔笑着说，如果没有这个地方，你说外地人到我们这里来，连看一眼的东西都没有，所以保护得非常好，也有很多有趣的传说。 有什么传说呢？我好奇地问。 之所以保护得这么好，传说神佛的肚子里有三颗珠子。一颗叫避火珠，一个叫避尘珠，一个叫避水珠。所以你看到了吗？几百年了，所有的塑像还是那样金碧辉煌，鲜艳如初：拥有了避尘珠，灰尘塳不到佛像上面，水也淹不了，火也烧不到，他笑着说。 这怎么可能？我深度怀疑。 传说嘛，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他说。 参观完后，我们顺着台阶往下走，他指着左手的沟里说，这沟里的水是全县最好的水，现在被人家开发了，当矿泉水卖的。如果全城停水停电，这里的水就是大家最好的水源，家家户户都到这里取水。下边修了一条栈道，可以直通到山顶，给大家休闲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地方。但现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虽然拿着身份证可以免费进来，但如果不带身份证，整个景区哪也去不了。原来的售票处就在这个涵洞门口，不在前边。下边的整个地方，包括这个沟里和湖面，人们可以自由来往。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是个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可现在把门设在广场门口，就挡住了大家的出路。谁出门溜达会带身份证的，不小心丢了，得不偿失。只能把大家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小小的广场里，出来进去非常不方便。其实设置门是为了收门票的，如果外地游客来，他们要参观的是寺庙，绝不会到后边的深沟里游玩去的，绝不影响他们的收入。可这样一来，收入并不会增加一毛钱，但把全县人挡在了景区的外边，给大家出行休闲避暑，到沟里去取水，非常不方便。这大概也是有权任性吧。 他笑着说。 主要还是没有摆对位置，只把自己当作是业主，而没有当成是物业。还有什么好地方？我是京城来的，当然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4a级风景区，实在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是带着使命来的，不是来游玩的，我提醒马叔说。 好啦，我带你参观一个你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知道你对这些所谓的景点没有兴趣。我们的眼珠子，恐怕还不如你们的一个手指头值钱。 他笑着说。 我们开车出了城县向北开去。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在公路旁边，突然出现一大片仿古建筑。瓦灰色的砖墙，穹窿形的窗户，雪白的院墙，钩的细细的砖缝，飞檐斗拱的屋檐，让我仿佛走进了徽派建筑群中。我绝没想到，在小县城的郊区，还有这样一个所在。 我满怀狐疑地跟着他走了进去。小区有一座座的小独院联排建筑，好像是刚刚完工，还没有交付使用。我们推开一座院子的大门走进去。里边的格局却是现代的，卧室厨房，客厅书房，应有尽有。尽管还是毛坯房，但把这种传统和现代结合得天衣无缝。再往进走是一座深沟，空气清新，两旁的植被非常好，大树小树栽满了山坡。小区前边，有一条小溪，清澈的溪水静静地流淌着，一直穿过公路下边的涵洞里，注入公路下边的河道里，仿佛走进了一个世外桃源。 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我困惑地问。 如果你退休了，不去工作了，让你到这里养老，你愿意不愿意？ 他没有回答我，反问道。 我当然愿意了，简直是世外桃源，我由衷地说。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绝对容不下你来住，连我也没有资格。这一片仿古建筑群的主人，我想你做梦也想不到的。 他故弄玄虚地说。 富豪大亨？文人墨客？演艺明星？ 我把我能想起的，有资格住在这里的人说了一大堆，但他都摇摇头。 我告诉你吧，住在这里的是贫困户！这是扶贫部门，专门为贫困户设计和修建的。有的不花一毛钱，有的只掏一点钱，就让他们住在这里，享受着连你们都市人都眼红的待遇。现在的贫困户的住宅条件，反而比有钱人住得更好。 他淡淡地说。 啊？我大吃一惊，这也太奢侈了吧，你们怎么能这样扶贫啊！ 我困惑地问。 一点不奢侈。他说，我非常了解，别看这么气派，造价并不高。不知道这是谁的主意。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钱还是那么多钱，但把这个房子建的别具一格，就非常引人注目，非常讨人喜欢了。我们这里人一般创造性太差，但这确实是人家扶贫部门了不起的创造。谁看了这里不想住进去？外墙的这些仿古砖，其实是一种什么材料，贴上去的，也不太贵，里面其实是普通的红砖。 原来如此。我深深地为这些人的创造性所折服！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小地方，竟有这样一个所在。我非常感慨，觉得真的此次不虚此行。我赶忙拿起相机，一座一座地挨个拍了下来。我要让别的扶贫部门看看创造性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是我们创造性工作的大忌。这个经验，完全值得推广。我非常感谢马叔，这本来跟他自己没有关系，但却给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十四 战天斗地深翻田 够不够二百六。这是当时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其实这就是一个国家制定的政策，当然也许是我们当地的土政策。这是一个口粮分配政策：就是不管够不够吃，不管大人小孩，每个人一年的粮食口粮都是二百六十斤。现在看来，每年是三百六十天，一天不够一斤粮食，而且干得都是强度很大的体力活，根本不够吃的。如果一年的工分值连口粮款都交不上，折算下来，连这么点粮食都分不够。爱国粮是一定要交的，集体储备也要足够留的。而能分配的口粮就是这么多。孩子多的人，有的小孩吃得少，勉强够吃，但粮食款又交不够，常常被扣口粮。没有孩子，像我这样的，虽然缴粮款没有问题，但是，根本就不够吃。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现像并不是现在才有，过去同样有。不过现在的对策往往是个人对公家。过去的对策是集体对政府。干部们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自留地的面积是固定的，但他们可以借口地的质量不好，就给多分一些。当时别的副业是不让做，但鼓励毓猪。路边的街上经常写着一个口号：大养其猪。报纸上也有，鼓励大家毓猪。还给毓猪的人家分猪饲料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干部们就在这上面做文章。只要有人家毓猪，往往都能分到很大的一块猪饲料地。这样往往弥补了口粮的不足。这就苦了猪了：猪饲料地产的粮食，那可怜的猪是绝对吃不上的。它们平时吃的就是泔水和青草。只有到被杀头的那一个月，才能吃点给它们分的地里产出的猪饲料，真正的最后的晚餐。那时候的猪一年才能出槽，猪肉的质量特别好，一家燣肉，左邻右舍都能闻着肉香，跟现在的猪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虽然猪肉好吃，没有哪家舍得杀一头猪吃的。一头猪能卖五十块钱，还有布票，甚至还有饲料补贴，可以到城关粮站领一定数量的玉米，是一个家庭重要的收入。几乎每家每户都毓猪，至少毓一头。但多了也毓不起，因为每天都要去拔猪草，还要给队里干活，只能在下工后上工前，间歇的时间来毓猪。 我们这里是山区丘陵地带，不适合种小麦，主要种的是玉米高粱。所以一年四季几乎很难吃到白面。种上一点小麦，还要上缴爱国粮。生产队再截留一部分，分给社员们的口粮里很少有细粮。人们对白面馍馍和面条的盼望，就如同穷光蛋想吃到鱿鱼海参一样。干部们也不例外，他们更想吃点细粮。生产队的粮库里是有小麦的。如果要想吃到这些小麦，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班。全体加班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夜战。所以每到秋天，往往要进行收秋夜战。本来根本没有必要，不加班秋收也能顺顺利利地提早完成。但是上上上下心照不宣，都达成一种共识，不进行夜战秋庄稼是收不完的。 那年的秋天，玉米长势良好。下午在收工的时候，杨明成站在地头大声对大家说，今天晚上要夜战刨玉米。大家回去把小镢头全部准备好，不要到时候耽误工夫。松动的要固定牢，谁要耽误了就别想吃到夜战饭。 加班本来是苦差事，但我们听到晚上要加班夜战，简直高兴得比赴宴还痛快。龙口夺食本来是指夏收的，但由于我们这里小麦产量少，就把这个词搬运过来，把秋收夜战也叫作龙口夺食，完全是名不副实。 很多人晚上就攒肚子。所谓的攒肚子就是不吃饭，让肚子空着，等到下一顿饭，就能多吃点。夜战饭是管够吃的，而且是让人流涎水的面条。这种诱惑，让大家不顾健康，很多人连晚饭也不吃。而且收秋是重体力活儿，要等到干完活才能吃的，至少要在12点前后。但因为嘴太馋了，重要的是不用吃自己的，不吃白不吃，少吃白少吃。 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吃晚饭的时候，父母都在吃，每人一条窝头，只有一盘干腌菜，那就是全家的副食。我也攒肚子：虽然也想吃，但想起那白花花的馍馍，那细长细长的面条，就觉得不能吃这个亏。家里的窝头吃多了，就给生产队省下来了。重要是这么好的好饭，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地方才能吃。我强忍着，不愿意吃家里的窝头。但母亲心疼我，用筷子敲着碗说，饭是公家的，命是自己的。要干差不多四个钟头的活，你不吃饭饿坏了，你要生了病让谁管？我们都老了，还得靠你的，你要把身体折腾坏了，我们靠不了你，你又靠谁去？ 父亲也说，少吃点可以，但不能不吃的，因为你是去干活的，不是赴宴席的。 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掰了一块窝头，用筷子槣起盘子里的干盐菜，把那块窝头吃进肚里，垫了垫底。 晚上，全体劳动力被集中到上坪里连夜收割玉米。每人拿着一把小镢头，每人两行，站成一排，齐头并进。只见朦胧的夜色中，玉米叶子在每个人的头顶上摇晃着，随着人们手中小镢头地飞舞，一株株玉米，像喝醉了一样倒了下去。每隔一段，把刨下的玉米秆一秿子一秿子地收拢在一起，成为一小堆，等到明天上午让妇女们来掰玉米。 一开始，大家都卖力地刨着，我手中的小镢头挥舞着，感觉到力气蛮大的。但渐渐地大家都没有力气了。谁也知道，晚饭吃得少，或者就根本没有吃。队长杨明成大概也饿了，他喊大家休息一会儿，我们便坐在砍倒的玉米秸秆上，大口地喘着气。 不知杨大队长晚上给我们吃什么？王和平问旁边的刘虎平。 羊肉萝卜臊子荞麦面，李三成笑着说。 过油肉馍馍鸡蛋汤，我在旁边也附和着说。 做你们的美梦吧，刘虎平说，这些年你们谁吃过这样的饭？梦见的吧？顶多是几碗干调面，有没有菜还说不定呢。要不就是滒锅面，就算有菜也是萝卜丝土豆丝南瓜条。 大家过足了口瘾，不得不继续再起来干活。大家都互相询问着，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因为按照惯例，往往要干到午夜12点才能下工，不然就有骗取吃夜战饭的嫌疑。全村只有杨明成一个人有手表。他是退伍军人，不知道是退伍以后有的还是部队上就有，反正神气得很。谁要关心时间，只能问他。当然家庭好一点的人，家里还是有一块马蹄表的。 好容易熬到12点，随着杨明城说了一声，下工了，大家如释重负地拖着疲惫的双腿，连小镢头上边的泥土也懒得去擦，冲着村东头的杨明成家走去。 院子里摆着几口大锅。队长老婆和几个妇女已经按时把饭做好了。我们赶紧放下手中的工具，连手也没有洗，每个人拿起箩筐里的大碗和筷子，就到锅里去捞面条。我自己也捞了一大碗，来到一张桌子跟前。上边的小碗里放着几样调料，有醋酱油和盐，连点腌菜都没有，真正的干调面。大家纷纷圪蹴在院子里，大口大口地馕着。我虽然吃了半块窝头，但肚子里早饿了，筷子槣面条，一个劲儿地往口里扒拉。本来是早就盼望要吃的面条，应该细嚼慢咽，细细地品味才对，但这样狼吞虎咽，根本吃不出面条的滋味。我由于吃了半块窝头，吃了两大碗，就觉得快饱了，又用筷子调了半碗，加了点佐料，吃了几口，觉得太胋了，就又槣了一筷子盐，吃了两碗半。 王和平边吃边给我们谝他的饭量如何大。刘虎平听着，没好气地说，赶紧齺你的饭脑汁吧，要是齺得慢了，你就等着饿肚子吧。 他抬头看了看锅里边的面条确实是不多了，吓得赶紧停下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边扒拉着面条，一连咥了好几碗。 回去的路上，很多人挺着个大肚子，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不知道谁吃了几碗。王和平说他肚子疼，不断地按压着肚子。李三成对他说，你是吃多了，不敢停下，还是要多走几步，慢慢地消化了就不疼了。我想这不是活受罪吗？还是我的母亲有先见之明，让我吃了点窝头，不至于因为白吃饭吃多了，让肚子跟着受罪。 虽然要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但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可杨明成绝不傻，他好容易得来的权利，绝对不会因为吃一顿饭而被剥夺的：这事不能多干。要让上级知道了，你们白天不好好干，专门搞个夜战来吃集体的饭，完全就是弄虚作假，欺骗上级。 收秋以后，一直到第二年春天的农历三月，差不多有五个多月，是农家最清闲的日子。本来我们受些穷也就罢了，还有五个月的休养生息，积攒体力，还能迎接下一年的农活。但那时候要战天斗地学大寨，要变冬闲为冬忙，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立刻就展开了。主要是深翻土地，而且还不能一个生产队单独搞，要大兵团作战。有一种热闹辉煌轰轰烈烈的效果。每年冬天往往把全大队的人集中到一个生产队去搞深翻土地运动。 那年冬天，轮到在我们村搞深翻土地运动。这种大兵团作战，往往要安排在公路边，能让上级领导看到，能让记者拍到。而我们的村子正好在公路边，非常适合这样的大兵团作战。 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青年突击队，铁娘子战斗队，猛虎下山队，甚至还有老大娘战斗队。一面面鲜红的旗帜插在公路两边的山头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呼呼地飘扬着。高音喇叭里不断地传来战天斗地学大寨，虎头山上展雄风的歌声，鼓舞着士气。 公路两边的田地里，以生产队为单位，划成一块一块的，分兵作战。 我穿着一件破棉袄，里面也没有衬衣，根本挡不住往里边灌的寒风。就用一根麻绳紧紧地捆在腰里，这样能挡一挡寒气。 我拿着一把十字镐，跟大家一起使劲地刨着地。一镐头下去，只能挖出一个手指头大小的土块。土地硬得像铁块，都发黑了，根本刨不动。那时候天气异常寒冷，马路上都冻得裂开了缝。根本不像现在温室效应，冬天不冷，夏天也不太热。 这样的效率实在太低了。可能中午时分县里和公社的检查团就要过来。几个队干部急得脑袋都快要炸裂了。支书刘明柱把吴兆成和杨明成叫到一块商量对策，还把李三成也叫来。李三成自从被开除红卫兵组织以后，因为表现良好，虽然杨明成对他不感冒，但支书和主任很看得起他，把他任命为青年突击队队长。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用火来烤。 于是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四处寻找玉米秸秆。把它们抪在地里，放在冻土上。人们纷纷拿出火柴，用玉米叶子把秸秆点燃。一时间烟雾滚滚，火光冲天，就像到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给这场战天斗地的战役，增添了热闹非凡的景像。 随着浓烟的散去，坚硬的冻土终于有些松动。我又重新拿起镐头，使劲地刨了起来。果然比刚才要容易得多。我首先在三个侧面，掏一条小缝，然后再正面用镐头深深地挖下去，使劲儿一撬，就可以撬起一大块冻出来，把冻皮揭掉，剩下的就是虚土。别的弱一些的劳动力和妇女，用铁锹铲着往下深翻，至少要翻到两尺，本来要求深翻到一米的，大家偷工减料，翻到两尺也就停下了。 我正干得起劲儿，队长杨明成走到跟前，看到我这样干，还表扬了我几句。说我善于动脑筋，这样效果要明显得多，苦干不如巧干，劳动也要有创造性。 他的口才很好，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但我知道，如果有人表扬我，特别是领导表扬我，一般没有我的好果子吃。一定要让我干别人最不愿意干的活，这我已经领教过多次了。 与其被动还不如主动些，说明自己表现良好，愿意积极配合领导的安排。 我赶紧说，杨队长有什么安排？愿意听您吩咐。 是这样，这是战天斗地学大寨，深翻土地立新功，对我们对来说是非常荣幸的事情。看一看有多少人到我们这里来战天斗地，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表现得更好。为了让你改造得更好，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他严肃地说。 我早知道有这一套，精神上早有准备，便赶紧配合着说，您说让我怎么干吧，我一定听你的。 上级领导对我们这一次战天斗地大干快上非常重视。县革委会，公社革委会的领导都要来参观，还有记者要报道拍照片，要上报纸的。给你一次露脸的机会，你可千万不要放弃，要积极配合。 他进一步说。 好我的杨队长，你真的快要把我急死了，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能不能赶紧说清楚点。 好吧，他说，到时候你把上衣脱掉，一件衣服也不要穿。当然裤子是不能脱的。光着脊梁，就用这把镐头，使劲挖着地。领导看见一定会表扬你的，记者可能就会给你拍照片，你就等着上报吧。 这么光荣的事情，怎么就让我来做呢？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个著名的坏人，著名的贼；让我来表现，不是我不愿意做，这不是给咱们生产队脸上抹黑吗？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反驳道。 但我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大冬天的脱光衣服，谁能受得了？要是真的这么光荣伟大的事情，做梦也轮不到我。不过是谁也想不干的倒霉事，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我不得不去做罢了。 正因为你有这样的表现，我们是为了挽救你才给你这样的机会的。这可不是我命令你做的，这是支书主任跟我们一块商量好的。你要不做，让别人做了你会后悔的。你得罪我可以，咱们是一个村的。但人家支书主任把你汇报上去，说你不接受改造。公社早就想抓你成为全公社的典型了，是大队和我们生产队两级干部千方百计地保护你，才没有把你上交出去。如果公社对你不满意，再把你上交到县里的群专指挥部，你想一想你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我听着他的话，脊背上冒着凉气：群专指挥部完全跟阎王殿一模一样，再硬的人进去也得蜕八层皮，我可受不了。他还是个玍脾气，又打着完成政治任务的口号，我哪敢怠慢？他嘴角吐出来的热气，我感觉到比凛冽的寒风还寒冷。每一股都刺着我的皮肤，像针扎着一样。我在这么大的力量面前，根本无法做出任何选择。 好好好，我说了我就听你的吧，没有问题的。我赶紧表态，但我还是不甘心，紧接着说，这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在工分上，你能不能给我加点？我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付出得也多，至少能在工分上给我一点补偿吧？ 这好说，杨队长爽快地说，给你三个工。就干那么一会儿，顶你干三天行不行？ 我不知道他竟答应得这么爽快，赶紧说行行行。 现在看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干部们在经济上是不太计较的，最在乎的是他们的政治表现。 那你赶紧准备吧，我让人到前边去放哨。一旦领导的车队过来，你就赶紧脱掉衣服干。我也不会让你干得时间长，把你冻坏了我也不好对你娘老子交代的。 他叮嘱说。 没什么好准备的。我说，就这一件破棉袄，一把就扯掉了。 绳子是多余的，我先把绳子解掉，就算是准备好了。 好吧，他说，你先假装着干，不要使力气。等我给你打了手势，你就赶紧脱了衣服，用吃奶的劲儿去刨。不要看人家，更不要看领导。只盯着土地干你的活，什么也不能听，什么也不要说。一定要把后背对着公路，不要把你的头面对着公路。一定要麻利点，不要奤奤地叫人笑话，丢了咱们村里人的脸。 好好好，我说，我一听你定的安排。 杨队长走后，我用镐头半天碰一下地面，一块土也刨不下。因为我没有用什么力气，其他人看着我，露出非常诧异的神色。看着我在磨洋工，觉得我的胆量太大了，在这么大的场合下，居然敢这样，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但有杨队长给我撑腰，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只是时刻留心杨队长给我的手势。 过了一会儿，只听见有人说“来了”，“来了”，“快点”，“快点”。所有磨磨蹭蹭的人都立刻挥舞着铁锹镐头，飞快地干了起来。这已经成了惯例，因为这种劳动表演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所有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办。杨明成手一挥。我赶紧一把扯掉破棉袄，挂在路边的树上，脱掉烂背心，往双手里吐了两口唾沫，挥舞着镐头，使劲儿地刨了起来。 顿时，脊梁上立刻像敷了一块冰，冷得我哆哆嗦嗦的；凛冽的风吹过来，像无数根针扎在我的身上，刺痛刺痛的。鼻子里的清水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滴在冰冷的冻土上。我尽力地面朝东边，把宽阔的脊背面对着公路，让那块肉面以最大的篇幅裸露出来，以引起上级领导最大的关注，让记者快门好对准它，而不是我的脸面。 坚硬的土块在我眼前飞溅起来，打在我的脸上，非常疼痛。嘴巴稍微张开，小一点儿的冻土块便钻进了嘴里，立刻化成了泥。我不得不把嘴巴抿得紧紧地。 我虽然专心刨着冻土，耳朵里却聆听着后边的动静。盼望着这些大人物们赶快过去，盼望着我的脊梁那块最大的肉面，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欢乐，带来一些成就感。随着我力气的发挥，渐渐地身上不感觉到太寒冷了，头上还冒着细微的汗珠。一丝丝的热气在我眼前漂浮着。但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虽然有三个工分的鼓励，但是这是代表村里，代表大队，给全村人和全大队人来争光的。绝对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马虎。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车按着喇叭过来了。有很多领导的声音，在议论着深翻土地和粮食生产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是一种科学的发明，一定要加强。好像大声赞美着杨明成，吴兆成和刘明柱，说他们组织得好，发动得好，群众干劲非常大。还听见有记者拍照片的声音，“咔嚓”、“咔嚓”的。 但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为了抵消寒冷，我拼命地刨着，快把我的力气也用尽了。我非常盼望他们赶快走开，赶快结束这轰轰烈烈的视察工作。赶快给上级领导汇报，让他们得到表扬。至于我能得到什么，根本不重要。连个正面的脸也看不到，只有一块肉囊囊的脊背。也多亏看不到，如果要看到我的正脸，我就更加臭名远扬了。给生产队争到多少光不说，我自己的损失就更大了。得不偿失，我可不愿意出名。 过了好一会儿，大人物的说话声，记者照相的声音，渐渐地远去了。这时候，一个人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我光光的肩膀，轻声说，你表现得非常好，不要干了，赶紧把衣服穿上吧。 我抬起头，看见是队长杨明成，便有些感激地放下镐头。先把破背心穿上，又从公路边的树上取下破棉袄套在身上，又重新把那个破麻绳系在腰间，坐在镐把上大口地喘着气。攰得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一动也不想动了。心里觉得给我三个工，他们一点也不吃亏。这种活让谁干谁会干？我便心安理得地休息起来。干部们也不催着我。直到我觉得再这样坐下去，让人们说偷懒不说，重要的是不干活太冷了，身上也出了汗，容易感冒的。我又重新加入了战天斗地的行列。 但干了没有一会儿，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让大家停下手中的工作，要开工地批斗大会。 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四处寻找玉米秸秆，放在屁股底下，按照生产队的秩序，坐成一大片。支书主任和各村的队长，都站在上边那块地的地塄边，就像一个高高的台子。大队主任吴兆成主持会议，首先有支书刘明柱讲话，人们稀稀拉拉地鼓着掌。 刘明柱站在地塄边，大声地说，我们之所以组织这次大会战，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秋天，粮食产量不如去年，受到了上级领导尖锐的批评。说我们之所以成绩下降，就是因为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对阶级斗争抓得不准不狠不灵。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精髓，没有落实深翻土地的号召，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改正这两个错误，进行深翻土地的大会战，最好的标准要翻到一米深，至少也要达到70公分。所以我们就要变冬闲为冬忙，组织大家进行这场战天斗地的深翻土地大会战。争取明年的产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还要狠抓阶级斗争，狠狠批斗地富反坏右。把各村的反动分子给我抓上来！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早已严阵以待的大队民兵立刻行动，把混在人群里的各村的地富反坏，反动分子，像拎小鸡一样一个一个地揪到地塄下边站成一排。 看到这阵势，吓得我赶紧闭上眼睛。等我睁开眼，杨队长不知什么时候站到我跟前，他低声对我说，你也得上去。 怎么我也要被批斗啊？我刚才给你们干了那么重要的事情，也算立功赎罪了吧，怎么还要批斗啊？你不表扬我也就算了，你们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吧，欺负人也不能这样欺负吧。 我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勇气，从来不敢跟领导发火，但这一次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没把我冻死，攰死，不给我评模范，表扬我了，还要让我跟地富反坏一起接受批斗，还有理没有了？ 不是，杨明成赶紧说，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呀，咱们村的坏人太少。你看看，这一长串，差不多有二十个人。吴主任觉得这太不公平，我们村才有三个人，你也应该上去凑数的。还是我说你现在的表现这么好，让你去凑数，说不下去。但人家不行，我怎么说人家也通不过。说怕别的村里边闂他，袒护我们村。人家挨批斗的有好几个，我们村只有三个人，实在不平衡也不平等了。让他的工作不好干。要不是我对你说情，人家早把你抓上去了。你看那些人谁跟他们商量的？从衣领上就拎上去了。跟你还是不一样的，我答应他们跟你商量一下。 我看着他哭丧着的脸，好像真的是没法子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吴兆成绝不是吃素的的。但这对我公平吗？他们玩平衡，让我去玩火，烧死我不心疼是不是？ 随你便吧，我不答应，你把我揪上去我就跑。除非你把我打死，我给你们付出的也够多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偷小摸的贼。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人，就算是坏分子吧，可我给你们付出的也太多了吧？将功赎罪，永远也赎不完罪了吗？ 我愤愤地说。 这不是跟你商量吗？杨明成有些央求地说，你多少给我一点面子吧。 这时支书刘明柱也走了过来，对我们俩说，怎么样？还没有商量好呢。你们不要等批斗会结束了还没商量好，那时候大家面子可就都不好看了。 可是，杨明成说，他的表现你也看到了，实在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就放过他这一回吧。 不行，他说，人家别的村早就有意见了。你们村抓出来的阶级敌人，实在太少，人家早就不不满意了。这样吧，多给他补偿些就行了。他光着身子干活，给了多少个工？ 三个工，杨明成说。 好了，刘明柱说，你再给他加三个工。让他就在台子上站一会儿。站一会儿给三个工，你还不划算吗？你要再硬下去，工分没了，说不定还要把你上交到公社和县里边的群众专政指挥部，这合算吗？你也不是三岁小孩，你划计一下，这账算不来吗？ 我没有问题，一定同意，马上就让记工员给你计上，一天六个工，够照顾你了吧？ 杨明成说。 我知道，这是人家的底线了。经济上给我的的确实是不少，干一天顶得上干六天，傻子也能算得出来。至于脸面吗？连里子也丢得没了，还要什么脸！再说了，看看台上站着的，老老小小的，人家不怕你怕什么？人家不觉得丢人，你觉得丢什么人？ 想到这儿，我赶紧说，好好好，好好好，我一定答应，赶紧上台。 话还没说完，我赶紧上去站在那一伙坏人旁边，像他们一样低着头，向全大队的老老小小低头认罪。 好在这场面我已经见得多，也干得多了，已经成了老油条了。就跟我旁边的这一串串人一样，早已习惯了：被批斗，就像吃饭上厕所一样，每天这样做都不会厌烦的。站在台子上人就像霜打了的黄瓜，苶呆呆蔫蔫地佝偻着身子，头发乱蓬蓬地奓着，像一只只帽帽鸡。 好在时间也不长，刚想着可能批斗会就要结束了。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几个民兵下去走到人群中，像打雷一样，三下五除二，圪洅洅地就把一个年轻人拉到上边来，站到我们这一伙坏人的前边。他好像挣扎着，嘴里说着什么，说我是无意的，又不是故意的，我就随便说了一句闲话，又不是反动的，抓我干什么？ 你还想狡辩？你这个反动分子，给我捆起来。 随着大队主任吴兆成一声令下，几个民兵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一根细麻绳，搭在他的肩上。左右各有两个民兵，把他的双臂挌擸起来，很快就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捆得像一个粽子一样。他被迫把腰深深地弯下去，头也快顶到地面上去了。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这场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只听吴主任说，反动分子就像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要时刻防止他们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农业学大寨。双流生产队的万大成，就在我们开会中间，竟然散步反动言论。说我们深翻土地发展生产，顶个毬哩。胆敢污蔑我们今天的革命行动。对这样的阶级敌人，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要把他交到公社，让公社革委会对他进行严肃的处理。 原来是这样。这是一句脏话，是我们本地方言，“毬”好像可以代替一切，表现不满，埋怨，糟糕，没用等等一切不好的情绪，都可以用这个字来代替。他大概被哪个积极分子听见了，马上给领导做了汇报，立刻就被作为典型把他抓了起来。 在下工以前，吴主任好像还不解恨，虽然给他松了绑，但还是让民兵围成一个圈，把他围在中间，你揎一把，他搊一掌，把他搡来搡去。我们把这种整人的方法，叫做传弶弶，是一种非常侮辱人的群体行为，在当时批斗时，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直到把他揎得倒在地上，精疲力竭，爬不起来为止。 这种震撼足以让所有不满的声音发不出来，静若寒蝉，呆若木鸡。轰轰烈烈的深翻土地大会战第一天，就以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束了。以后天天要进行这样的会战，一直干了一个多月。 由于是各村分工，包块完成，把好好的土地挖成一道一道的壕沟，并没有把各家的都连接到一块，外村的人就全部各回各家了。我们村的人只好来继续平整，但把整块的地平整完根本不可能。只能把高处的往低处铲一铲，这样就把好好的土地，变成了波浪形，起起伏伏的，实际上是对土地的一种破坏。只不过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做个秀罢了。对于我们村不仅没有用还有害的。而这种打着深翻土地的名破坏土地的事情，各村都要轮流进行一遍才会罢手。 深翻土地的会战结束了。但变冬闲为冬忙的政策是不能改变的。寒冬腊月实在是没个好干的，唯一能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城里掏大粪。一担一担地担到地里，跟黄土搅拌在一起，堆成小堆。等到明年春天种地的时候，摊开来，作为肥料。倒也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所有的队干部都会想到做这件事情，所有的农民也都只能做这一件事情，竞争就非常激烈了。 自己家的大粪全让我们上到自留地和猪饲料地里了，根本不可能上到集体的土地里。只能到城里去掏大粪。我们村由于离县城远，只能用驴车来拉。生产队到工厂的机关里要来废弃的油桶，把它改造成大粪桶，安在平车上，让驴骡马拉着，到城里去掏大粪。 但由于冬天掏大粪的人太多，我和王和平，刘虎平，李三成三个人，走遍全城四条街，也没有掏来几担大粪。一个粪坑连一两桶也掏不满，李三成便提议咱们到招待所去试试。 招待所在鼓楼迤东，路并不远。但我们知道，招待所根本不让掏大粪的人进去。我们三个人便来到招待所的外墙。外墙紧邻着新华书店，墙里边就是招待所的厕所。我们看看左右没人，就翻墙进去。只见茅坑是锁着的，有一个水泥做的盖子，上边还有一把锁。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为什么大粪坑还要用锁锁起来，难道他们是吃大粪的？ 刘虎平试着把锁子拉了一把，居然拉开了。原来这是一个空锁子。 大家心里很高兴，打开盖子，有大半茅窖，几乎快满了。王和平翻过墙，李三成站在墙头，把我们的大粪桶一个一个地递进来。我用茅勺，一勺一勺地掏着，很快掏满了一桶。刘虎平就接着李三成放下来的扁担，用钩子挂在提梁上，慢慢地吊上墙去。又从墙上吊到墙外边；外边的王和平接着，放到巷口里。 就这样我们已经掏了有五六桶。就在我埋头掏第七桶的时候，突然有个上厕所的人，高声大气地闂着走了过来： 哪里来的贼娃子？你们从哪里进来的？怎么胆敢偷我们的大粪！想不想活了你们？你们是哪个生产队的？我要找你们队长去。 听到他的闂声，站在墙上的李三成，纵身跳下墙去先跑了。刘虎平也一下翻到墙上，一闪身就跑得不见了。我刚直起腰，就被那个胖胖的人给揪住了。他紧紧地抓住我不放，我奋力地挣脱着，但看看身边，就剩下我的两只大粪桶了。我要跑了，这两只粪桶和扁担，肯定要不成了。 我只能低声央求着他说，我们实在不知道你们招待所的大粪不让掏，要知道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不敢来的。 你完全是狡辩，你是掏大粪吗？你完全就是偷大粪，就是贼。你们要是掏大粪，为什么不从大门上进？为什么不敢公开出入？为什么要翻墙？翻墙跳窗的不是贼是什么？你给我说！ 我真是无话可说，但我还是跟他说，就算我们做得不对，可又没偷你们的东西。你们这些大粪总是要往外运的吧？我们帮你们清理卫生，难道哪做错了吗？再说我们也是头一次，如果知道你们这么严格，我们再不会来了，你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你他妈不要胡搅蛮缠，这时又走来三四个人。其中的一个人大声闂道，好像是那个看门的：你们这些贼不是一次两次偷我们的大粪了。你看把墙上的砖都踩得掉下来了，还说不是第一次？你这是惯犯，不要饶了他！ 这个人就不是什么好人，其中的一个人好像认出了我，他可是个著名的贼，盗窃大王，马吉平。在他们公社和他们大队，不止一次被收拾过了，还敢来偷我们公家的大粪，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我一下吓得脸都白了，什么话也没有再敢说。 哦，这就是那个最著名的贼啊？另一个人说，真是贼胆包天，不收拾一下，他不会吸收教训的。话没说完，他的一个耳掴子就朝我挕劀了过来。其他的几个人也一拥而上，又踢又打，直到打得我鼻血都流出来了，他们才住了手，气哼哼地又日吷又闂着地走了。 我圪蹴在地上，捂着流血不止的鼻子，欲哭无泪。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外面接大粪桶，偏偏选择到最里面，偏偏我又是一个著名的贼。伙伴们都跑了，只把我留在这里受这种惩罚。就因为给人来清理垃圾，收拾拉下的最脏的东西，竟然还落下一个偷盗的罪名？我竟受到这样的惩罚，天理良心，这世界上还有理吗？ 圪蹴了半天，我在墙上抠了两块黄土块，昂起头，塞进鼻孔里。如果那个锁子不是坏锁子，也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看着那把锁子，一脚把它踢进茅坑里。又发疯一样地提起已经快装满大粪的茅粪桶，全部倒在厕所后边的空地上，又舀了两勺，洒在墙上，才用扁担把空着的大粪桶从墙上吊下去，自己翻过墙，担上两只空空荡荡的大粪桶，沿着原路返了回去。 事后才知道，这样的大机关为什么要把大粪坑上锁的真正原因。 原来这些大户产生的粪便多。由于要变冬闲为冬忙，掏大粪的社员太多，竞争过于激烈。郊区种菜的生产队，就跟这些机关签订协议。机关给他们提供粪便，他们给机关提供蔬菜。用蔬菜来换粪便，各取所得。像我们这种农村，特别是离城市远的人，根本没有这种交换的条件，只好选择偷盗。难怪他们对我们这么愤怒！但对于我们确实是不知情，是别的窃粪贼们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但人家干得好，没有被抓住，把我们抓住了，就以为是我们经常偷他们大粪的人。所以对我非常愤怒。我偷的不是大粪，而是南瓜白菜胡萝卜。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但我偷大粪，确实是偷。因为那不是大粪，而是蔬菜！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也就释然了。好像挨打也是应该的：谁让你在人家嘴里边抢吃到口的东西呢？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太好！ 十五 走马观花看变化 第二天早晨，早早起来，马叔就忙碌开了。他和我一起把土豆洗净，把土豆皮削掉，用礤子擦成丝，放在榨汁机里，打成土豆泥，放进笼里蒸着。蒸了二十多分钟，然后放在案板上，用刀子切成条。每人拿了一个小碗，放进了醋、酱油、盐和香油，又加进了油炸蒜泥，用筷子夹起长条，蘸着碗里的佐料，非常好吃。 他说，我们把土豆叫山蔓菁。用它做的这种食品叫山蔓菁晶，是我们乡下的快餐，非常方便食用。但只吃这一种不太好，吃多了会烧心的，要加一些主食。所以我还准备了豆包，窝窝头和烧饼。他指着豆包说，这是小米做的，营养价值高，你多吃点。 我对他昨天晚上讲的偷大粪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怀疑他是编的。但他说这都是真的，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所以他们偷大粪，其实是大年初一。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更怀疑他的说法了：这怎么可能啊？大年初一还要干活，还要掏大粪，甚至是偷盗大粪？简直就是奇闻。 那是一个创造奇闻的岁月，他笑着说，一切都有可能。因为上级要求大家变冬闲为冬忙。冬天是不能休息的，但又没有活可干，只能没事儿找事儿，没活儿找活。所以只能深翻土地：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翻下去。由于生土没有什么营养，直接影响产量，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活动。但谁也不敢说，在数九寒天，土地冻得跟铁一样硬，实在刨不动了，深翻土地的工作也只能停止。剩下的就只有掏大粪了。但全体农民都在掏大粪，城里边的厕所根本就不够掏，很快就掏得没有了，甚至不得不去偷到大粪。重要的机关，人家跟郊区的菜农是有合同协议的：他们给菜农们提供大粪，保护厕所；菜农给他们上交蔬菜，用大粪来换蔬菜，非常合算的。难怪人家要那么愤怒了，我们偷的其实不是大粪，而是蔬菜。 那你们大年初一去掏大粪，怎么还能碰上人呢？机关不是放假了吗？ 我困惑地问。 我也不明白，怎么能出来那么多的人呢？事后我才知道，那几个人是利用大年初一放假赌博的。正好碰上了我们，要不然我也不会挨打的。 我大吃一惊，根本不相信，那样一个时代还有人敢赌博，这可能吗？ 我向他提出了我的疑问。 完全是真的，他说，别看那个时候管得严，抓得紧，其实主要是对思想犯政治犯，胡说八道的。那个说了顶个“毬”的人，当着众人的面被五花大绑捆绑起来，在公社的学习班关了七天。如果不是他们家说情送礼，很可能送到群众专政指挥部，甚至送到公安局，当现行反革命判刑的。但对刑事犯法却要宽容一些。也许你不相信，那个时候赌博，小偷小摸，甚至暗中卖x都有的。赌博还有普遍性的。如果抓住了，顶多拉到工地上批斗上一下，劳动上半天也就放了。不会戴帽子，甚至被判刑的。像我这样小偷小摸的人，如果不是人家政治上需要利用我，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但我很特殊，跟政治运动无可奈何地联系起来，就让我不得安心。当然跟着这个，我在经济上也沾了不少光，这样也能让我心里多少平衡一些。当然了，大年初一掏大粪，只是做个样子，响应号召的，顶多掏上两三天。过了正月初五，按我们现在的标准，这应该是上班的时候，我们却正式放假了。因为实在也找不到什么活可干了。大年初一掏大粪，只是为表演用的，并不是要天天去掏大粪的。 因为大粪实在掏得没有了，大小队干部们实在没有辙了，不知道让大家干个什么。让大家闲下来又不敢，不知道什么人出的主意，说是煤炭灰也可以当肥料的。于是全村的所有劳动力，都到城里的机关的垃圾堆里，用筛子来筛他们倒出来的灰渣。如果还能掏到大粪，就把用大粪搅拌起来，堆到地里去，涹上一个冬天，第二年播种的时候，作为底肥用。没有大粪，就把炉灰撒到地里，当做肥料。这种炉渣灰能不能做肥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草木灰是可以做肥料的，因为它的钾肥含量多。但到了第二年，它的危害性就显示出来了：凡是用了炉灰的苗子，发黄枯萎，严重减产。可能是这种煤炭灰火性大，把苗子都烧坏了。再以后大家就再也不敢用这种用煤炭灰做肥料了。 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最听话的，正因为如此，政府就具有极其强大的调动能力，只要上面的政策对头，什么事都能做好的。可惜在那样的年月，政策就是错误的政策。我们常说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其实真正犯错误的不是老百姓，恰恰是我们制定政策的那些大人物。 看我们现在，我们农民实际上休息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因为我们这里的无霜期短，冬天非常休闲。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差不多有四五个月是没事干的。但这种冬天的瞎忙活，不仅没用反而有害。首先是破坏了土地的营养，导致减产。我们得不到休息，又困又攰，顶风冒雪，非常寒冷。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量也增大了，却没有什么产值，而且是负产值。干得越多，损失越大。结果是我们的工分值，越来越贬值。如果冬天不干活，我们的工分值可能值五毛钱，而干了活没有增加，反而能值三四毛钱。 这是怎么说呢？我困惑地问。 很简单呀。因为一个冬天没有产值，还产生了负产值。这就把我们春夏秋三个季产生的产值给缩小了，贬值了。所以工分就不值钱了。 我想了想，的确是这样。 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要允许搞买卖，做生意，就像现在一样，完全可以创造产值。但以前不允许，只有一样生意是允许做的，但那根本没有什么效益，也没有人会做。他说。 什么生意呢？我困惑地说，不是说要割尾巴吗？什么生意可以做？ 卖老鼠药，他笑着说，因为老鼠药，百货商店没有卖的。国家不经营，有一些懒汉，不知道从什么渠道进一些，可以卖的。但所有的人都卖老鼠药，怎么可能赚钱呢？据说我们县生产资料的一个采购，他出差把钱丢了，家也回不去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电话，有电话钱也到不了手。他很聪明，就用蓝砖在石板上磨，磨成一些粉末。把报纸裁成小块儿包起来。找了一个硬纸板，在上边写了四个字，“卖老鼠药”，把假老鼠药很快销售一空。不仅付了房费，还买了回家的车票，甚至还给老婆买了一块围巾。成为大家的笑谈。不知是真是假。 这也可算是一则奇闻了，我也笑着说。 你是来采访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大变化的。可我给予你的负面的东西也太多了。今天咱们换一换思路吧，不要光看我一个人。我只是一个开始的人，现在我早就落伍了，比我强的人多了。我也老啦，文化水平也低，胆子也不大，闯劲儿也太小。比起其他人实在不怎么样。只不过我是最早致富的那个人吧，所以才把你这样的大记者招来了。今天我让你看看比我更优秀，更富有，走在前边的人吧。不过，现在这样的人太多了，之前像我这样的是凤毛麟角。而现在，我的典型意义已经不在了，甚至你连个典型也找不出来了。因为不知道谁是典型，了解哪一家也是大同小异。发财致富之路的途径、过程变化都不大。所以咱们今天就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似地看看，了解个表面吧。因为像这样的致富典型，你要了解得比我们这更多更大，更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所以咱们看看了解一下就算了。你说呢？ 那好吧，我很高兴能看到更多的更广的，更富有的人。要了解整个农村的全貌，至少要把这个县城的全部情况了解清楚，不然就可能以偏概全，就缺少了代表性。 于是，马叔开着车，带着我走遍了全县几个乡镇。他是当地的名人，走到哪谁都认识他。大家都对他非常热情尊敬，所以采访非常顺利。我是以他侄子的同学的名义，大学毕业到农村来实习的。所以大家对我也没有什么防备，跟他能说的也跟我同样能说。 我们首先来到名叫一个神马沟的山上，采访了一个繁殖和推广本地土猪的人。 他在畜牧局的指导下，搜寻和保存了本土的黑猪，作为地方种猪的保种。这种猪本来是不赚钱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猪。生长周期长，生长缓慢，体形小，但肉质鲜美，完全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他千方百计地到小山村里找来几乎绝种的黑猪，从几头小猪不断地繁衍壮大，变成了一个大猪群。他有一个先天的便利条件：自己有一座自留山，黑猪对树林没有破坏作用，不啃树皮，只吃山上的草。而山上还有很多中药材，提高了猪的免疫力，不必喂维生素，也不用打防疫针，完全是天然绿色的产品。猪繁衍成功之后，他先在朋友们中间让他们试吃。大家吃得非常高兴，终于吃到小时候常吃的猪肉了。用几倍的价钱买他的猪肉，渐渐地打开了市场。肉价是一般肉价的几倍，即使那样也供不应求，完全就是歪打正着。这可真用了那句话，没有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如果把我们的本丢了，我们的发展就要受到限制。 我们从山上下来，又来到另一个大镇，这个镇位于东川。那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食用菌的生长。有一个人先试种蘑菇成功。在打开市场以后，由于供不应求，他就带领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开始种植。又先后引进来其他的几种种类，有香菇，花姑，金针菇，还有羊肚菌。由于小打小闹，培育了菌种，就顾不上种植培养，种植培养又顾不上销售。他们就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和个性。有的负责销售，有的负责种植，有的负责育种，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抱团取暖。几年之间迅速壮大。现在的产值已经达到上千万，产品销售到省内外，已经打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一座座的大棚，完全就是金盆银盆，就是聚宝盆，令我非常惊叹。 带我们去参观中药材合作社的时候，居然看见有上百亩的一块地，当然是丘陵地。用推土机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整，全部搭建成太阳能。一大片太阳能板，一望无际，覆盖着丘陵土地，周围没有房子，可能不需要看管和护理，也见不到一个人。估计这种绿色能源，国家是有补贴的，这要比种植粮食作物，赚的钱多得多了。而且是一次性投资，20年收益，不用多管理，不影响其他的生计，完全可以干别的活，别的工作，真可谓是一举多得。现在的农民的创造性和适应社会的能力，真是个马叔当年不可相比的。 你看这些，这一片太阳能板，马叔也感慨地说，现在的这些，绝对不是政府干预的东西。给大家以自由，相信大家的创造力。只要听到什么人赚了钱，他人是绝不会放弃的。跟我那个时代完全不同，现在的人一个智能手机拿出来，想了解什么就能了解什么。 我们来到西川的中药材合作社。社长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合作社的情况。现在的中药材，越来越贵，而粮食价钱却上不去。而本地很多地方本身就生产药材，药典里的很多药材，在这里都能找到。说明这些中药材是非常适合这里种植和生长的。 社长是一个从事中药材收购批发的商家。从他祖父手里就是进行中药材买卖的。他完全知道药材的价格，价位。从外地进的药材非常贵，他就自己先承包了一些地，自己家乡也有地，就开始种植。其他人看到他种的药材，卖得价钱很高，通通向他讨要种子。他就把种子卖给大家，跟大家签订合同，以保底价收购。最早实行订单生产。所以药农对他非常放心。因为他有一个完整的销售渠道，根本不必担心卖不掉。但是由于人们有的急于发财，不能按年代生产。因为药材要求多年生草本植物，对年代的要求非常高。如果不能达到年限，生产的药材就不合格，就不能达到治病的药效，也卖不上好价钱。所以他就成立了合作社，制定了规章制度，严格制定了种植标准，要大家严格遵守。如果谁家的达不到标准，就坚决不收购。这样药材的质量很快提高了，销路很好。大家都按规矩行事，都发了财，也不再急功近利，把生产一年多的药材都卖了，像种植粮食一样。同时，药材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不用什么管理，自己腾出手来还可以做生意，干其他的事情，一举两得。有土地的人，为了省事，也为了多赚钱，就纷纷加入了他的药材种植合作社。社员越来越多，规模不断地壮大，渐渐地成了一种新型的产业。重要的是，医疗部门，个体医生，不必到外地去进药，成本就降下来了。给病人开的药，价钱也就低了，病人也得到了实惠。种植药材的，开药方的，服用药的，三方获利。完全就是给本地人带来福祉的好事情。他们的合作社名气非常大，特别是临近几个县的中药材，都是用的他们合作社产的药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得到了可观的发展。 从药材合作社出来，我们又开车到了另一个乡镇，去参观另一个奇特的人。因为他养殖的东西，跟别人都不一样，他养的是美国火鸡。他的火鸡养殖场在一个山沟里，沟口用铁栅栏挡着。这个沟很奇特，口子小，越往里越大。所以他把山沟的口子用铁栅栏圈起来，里边的火鸡就出不来了。 我们到来的时候，他正在喂火鸡。那硕大的身躯，鲜红的肉瘤，在这样的小县城里非常显眼。因为人们从来没有吃过，甚至连见也没有见过火鸡。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想起饲养这种东西。而令我们又意外的是，火鸡并不多，跟这么大的养殖场不相匹配。 他见到我们，停下手中的活说，这是一种季节性的东西，专门为过洋人的节日提供的。现在不是销售旺季，要到冬天圣诞节的时候。 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这真是个有头脑有超前意识的人。 你怎么想起来饲养火鸡的？我问他。 咱们中国人爱过节日，特别是年轻人。不光过我们自己的节日，还过外国人的节日。圣诞节就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一到每年的圣诞节，城里非常热闹。教堂里就更不用说了，各种仪式都有。但唯一缺少的就是火鸡。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虽然平时可能不太好卖，但人们为了尝个鲜，也会买的。圣诞节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所以我就引进了。广告往出一打，因为我这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年就销售一空。很多人因为订不到，吃不到火鸡，埋怨我骗了他们。从我这样的经历，我就印证了一个商业上最基本的规则，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前我转。一定要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没有冒险精神，超前意识，你一辈子都休想发展。你别看我现在的鸡不多，等你到圣诞节看去，满沟里都是，上千只的火鸡。在圣诞节前，就销售一空了。这些火鸡是饭店平时定的，和为喜欢吃的人准备的。就这样平时效益也不错。 他自豪地说，离别时一定要送给我们一只火鸡。我们拒绝了。 你可真有超前意识，我赞美说，你知道还有谁像你这样一种有超前养殖的人？ 有啊，他说，就在前面跟我们临近的那个村里，有个人养殖麝香鼠发了财。你们感兴趣，到那去看看吧。 马叔知道那个村子。我们开着车，很快到了他说的那个村里边，找到了养殖麝香鼠的人。 他带着我们参观了他的麝香鼠的房子。一座座的大房子里，又分别隔开了，成了一个个的小房子。那胖胖的麝香鼠在小房子里。有的静静地躺着，有的吃着饲料，还有的无聊地看着墙壁。 你怎么想起来养殖麝香鼠？我问。 我自己略微懂点中医，他说，现在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非常多。而麝香是治疗这种疾病的最好的药。它要比云南的三七还要好，价格昂贵。只是它是动物，不好养殖。但我是个不信邪的人，既然这个东西能赚到钱，这一定要把它养殖成功。我专门跟人家养殖专家学习了一年，又买了少量的种鼠进行了试验。慢慢地积累了经验，就开始大量地养殖，慢慢就成了规模。我的麝香鼠生产的麝香，质量非常好，卖到好几家制药单位，成为他们固定的客户。现在的产品是供不应求。我还准备扩大生产，把我的技术教给他们，带着我们全村人致富。因为你规模越小，成不了气候，效益就越小。小打小闹，小农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以后就是大农业，大设施，高科技。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以后连农民也干不成。我的儿子，就让他报了农业大学，专门学习养殖。以后就到我的厂子里就业，我们父子一起创业。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的。 我们对他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啧啧赞叹。 参观了这几家有超前意识的农民，真感觉到现在的农民今非昔比：这就是现代农民应有的精神。如果谁的思想还停留在那种原始的生产观念和生活状态中，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的。 我们返回到城里，在饭店里吃了午饭。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小饭店居然卖玉米面条。而且是纯玉米面做的，没有任何添加剂。有没有加别的粮食？有没有加白面？这令我和马叔非常好奇。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玉米是不能做面条的。马叔不是还跟我说过，他们最好的面条，就是红面，就是用白面包红面，切成非常粗壮的面条，在锅里煮。单纯的玉米面是不能做面条的。 我们怀着好奇心，向店老板打听这面条是哪来的。令我们惊奇的是，就是在本地生产的，就在不远处的西大街，一条小巷子里面。 我们按他留的地址，来到那个巷子里。从黑色大门里走进去，是一座大院子，有五间平房，里面传来了机器的轰鸣声。 我们走进去，只见几个人正在生产玉米面面条。我们跟他们打了招呼，看着是怎么生产面条的。只见工作人员把玉米面倒进机器的进口内，水管子自动往里加水，很快搅成面糊状态。在经过机器的时候，有一个加热部件，几乎要把那个面糊加熟了，冒着热气。在经过机器的强力挤压，面条的性质就变了。变得柔软而坚韧，富有弹性。再经过烘干设备，很快就变成了能食用的面条。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机器居然是他本人发明的。 我们跟他攀谈了起来。原来他并不是城里的居民，还是一个小山村里面的农民。他有一个爱好，非常爱好吃面条，但又非常喜欢吃粗粮，特别是喜欢吃玉米面，虽然粗粮里边也有面条，比如荞麦面，大豆面，完全是可以跟白面一样吃面条的，但玉米却做不成面条，一煮就糊。他就要想方设法，自己制作一种能制造面条的机器，目的就是为自己服务，让自己能吃到用玉米做的面条。为此他请教了专家。专家告诉他，要让粮食增加硬度和韧性，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温度和压力。温度越高，压力越大，硬度和韧性都好。 根据专家给的这两个条件，他反复研制，不断改进，终于做成了。这是第三代的玉米压面机，非常成熟。不但自己食用，而且在城里开了专门的样机房，产品不仅卖到全县，卖到全市里去了。连省城的大超市都有他的产品。并且注册了自己的品牌。下一步他就要扩大再生产，生产出更大的机器，满足大生产的要求。因为这些小型机器，生产能力小。但这不是主要的，他主要还是卖机器，他们的机器卖到了好几个省，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现在压面，主要是供自己吃，也给全县的食堂饭店送自己的产品。既赚了钱，也满足了自己食用，一举两得。 从那个压面机场出来，我们走到了回家的路上。我开着车，马叔坐在副驾驶上。 怎么样？他对我说，开眼界了吧？看看这些人，比你大叔要强了不知有多少倍！这就是以后农村的希望，农业的希望，更是我们农民的希望。希望你能多多关注他们，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了解到他们。 一定的，我说，我就是专门来做这个事来了，这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使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让我了解到这么多的人和事。 我更要感谢你，如果你不来采访我，我过去那么多的事情，都不知道该给谁说。因为谁也不想听这些让人不舒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而我又压在心里，很想跟人说，但又不知道跟谁说去。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敞开心扉的机会。这是用钱也买不到的，大叔我真的从内心里感谢你。 他由衷地说。 十六 他祖无辜奈何天 本来，两个造反组织被保皇派赶走以后，全县的工作基本稳定了，社会也看不出有什么混乱，大家几乎就跟以前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公社和大队甚至决定要把造反夺权的杨明成赶下台，重新让原来的队长胡明生上台。甚至要准备把杨明成送到群众专政指挥部，让他享受享受被专政的厉害。 然而，这种平静没过多久，被打散的造反派集中在市总部。他们现在才知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他们自己内讧，却成就了保皇派。他们共同的敌人，不是他们两派，而是三八保皇派！ 在市总部的支持下，两派举行了大联合，悄悄返回县里。他们吸收了过去没有枪杆子的教训，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多么伟大的真理。采用了毛主席的伟大军事决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他们每个公社派了一组人马，缴了民兵的枪支，把各公社的电话机抢走，让他们无法报告总部。武装起来的造反派连夜赶进城里，把三八派的革命委员会大小领导全部抓起来。并且命令革委会主任下令让各厂矿学校的民兵连长来县里开紧急会议。等这些武装力量到来，他们便把他们一网打尽，两只造反派联合起来，重新夺取了政权。 但全县的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所谓的不利就是不能造反了，不知道还能造谁的反：走x派被打倒了，地富反坏早就斗垮斗臭了，寺庙文物也全破坏完了。他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他们中间的联络员，从京城和省城带回来的消息是，现在的造反派要更进一步，更上一个台阶儿，就是要挖反动分子家的祖坟。因为他们很多人在解放前早就逃跑了。我们斗垮斗臭的只是没有跑掉的人。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虽然他们很多人都跑到了台湾，香港和海外，但他们的祖宗还在，祖坟还在。只要挖掉他们的祖坟，比把他们自己斗垮斗臭还要厉害。还要让他们痛心疾首，苦不堪言！ 所以，重新掌权了的造反派，要求查找反动分子家的祖坟，挖掉祖坟，飞骨扬灰，让他们从根子上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参加了6792军造反军团的杨明成，立刻又变得扬眉吐气，不可一世了。他坚决贯彻上级的指示，寻找反动分子的祖坟。当然这不包括现在正在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因为他们几乎隔三岔五就要被拉出去批斗一番，没有必要再动他们的祖坟了。要挖的祖坟就是人现在不在中国，逃到海外的那些反动分子。各公社，各大队和各村，都要逐一排查，上报新的县革命委员会。 但我们是山区小县，在旧社会能当上反动分子的人并不多。因为那是要读书的。我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大多数人没有读下书，当然也当不成官，更当不成大官。能够得上这类人的，可谓是风毛麟角。只要能成就一番事业，成了大才子，就会闻名遐迩，最著名的有三家，几乎是人人皆知。 在民国时期，有三个著名的才子，他们都通过读书考试，当上了国民党的高官。除了一家是财主子弟外，另外两家都是寒门子弟，完全靠刻苦读书，成了才：一个是省高院的院长，一个是省财政厅厅长，一个是国民革命军十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可见土老帽阎锡山还是很重视人才的。但人家财主家确实是眼光远大：当高院院长的儿子，看到国民党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他就让他的儿女们，全部参加了解放军。因为他的孩子文化程度高，成为解放军的高官。在国民党政权灭亡以后，人家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孩子，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后来还成为新政权省政府的参议。而政治部主任，因为他是文官，也没有参加什么大战。再加上他的职位也不高，只是一个少将，家乡观念也很强，并没有逃走。解放以后成为管制分子，经常参加劳动改造。而财政厅厅长，跟阎锡山关系非常好，就跟着跑到台湾了。他的儿女们到了英国和美国，也都很优秀。但很不幸的是，他家的祖坟就在我们村，完全符合挖祖坟的条件。因为他们在国内地没有人了，只有祖坟。 接到任务以后，杨明成组织基干民兵，让大家去挖祖坟。但没有人答应他。因为这是在乡下，在村里，不是在城里，在工厂。参加红卫兵的年轻人，他们的一切都要听大人的，听父母的安排。一般的活动还可以，但太出格的绝对不允许。特别是这种挖祖坟缺德冒烟的事情，千百年来，除了土匪恶棍，没有谁会做的。因为他会受到报应的。在别人家的坟地上拔苗草都是忌讳的。所以，无论杨明成如何威逼利诱，没有人响应他。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人家跑了，但人家还是大家族，虽然不在村里，但城里还是有人家家族的人的。而那些人也都不是一般人。谁要挖了人家的祖坟，恐怕将来会遭报复的。神灵会报应，活人会报复，这两样加起来，他的动员根本没有意义。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如果这是好事情，他作为造反起家的生产队长，为什么不自己去干？这不是一个立功显摆的好机会嘛！其实他自己比谁都清楚，只不过想把别人当枪使，让别人给自己当炮灰罢了。谁也不傻。可任务要是完成不了，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杨明成就去威胁大队主任吴兆成和大队支书刘明柱，他扬言，如果他们不协助他完成任务，就把他们交到总指挥部。不但要夺了他们的权，还要当做漏网走x派抓起来批斗。 主任和支书知道他们在这样的运动中，没有像胡明生一样丢掉乌纱帽，已经是大幸了。现在再不立功赎罪，别看杨明成是队长，但他现在的势力要比大队主任和支书都要大得多。他们根本惹不起他。但他们也没辙，动员谁也没办法。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他们动员不起来。总不能让地富农反坏分子去做这样的革命行动吧？他们大概同时都想到了我，我这个老游击队员，运动干将。因为我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又不是地富，反革命分子，只能算是坏分子。但也不是政治上的坏分子，只是有点小偷小摸，差不多符合他们的条件：这样的人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人。正好可以让我积极表现，戴罪立功，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三位大人物同时光临我家。这让我们非常意外。父母客气地把他们让得坐在炕上，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支书刘明柱首先说话。他对我这近几年的表现赞不绝口。说我服从组织安排，比如拆除寺庙，砍倒神树，冬天光着脊梁刨冻土。原来的一些毛病好像也改正了，再没有给他们增添麻烦。 主任吴兆成也说，你的确表现不错，每次任务都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以后要想办法让你当模范的。 杨明成说，我们生产队对你也不坏。虽然你干了大家不愿意干的事情，但在工分上还是对你照顾的：你干一天，等别人干好几天。以后只要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照顾你。 我们三个人直愣愣地望着他们，知道是黄猺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比别人的工分高的确是事实。但别人给再高的工分也不干。我完全是被强迫的。对他们的赞美，我没说好，也没说坏，只是洗耳恭听，看他们要狗嘴里吐出什么像牙来。 大家都沉默了。昏黄的油灯下，三个大人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谁也不想先开口，好像都盼望别人先说话，自己在帮腔。我和父母三个人同样是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要让我们干什么。到底有什么好事或者坏事在等着我。但绝不是好事，一定是坏事。但能坏到什么程度。我是想像不出来的。因为阶级敌人早就被批倒批臭了，神庙也拆除了，神树也砍倒了，还能让我再干什么呢？总不能让我去杀个谁吧？ 等了半天，还是吴兆成先开口了，他看着我说，你知道霍家山吧？ 知道啊，我说，这谁都知道，他不就是二战区的财政厅厅长吗，怎么啦？ 他们家的祖坟在我们村是吧？他又说。 在啊，不就是在三道垴埋着吗？我肯定地说，他们家的人解放前就跑了。打听人家祖坟干什么？ 我困惑地问。 三个人又沉默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 现在的形势你也知道。等了一会儿，杨明成接着说，革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到了最关键时刻。那些反革命反动分子，他们人虽然跑了，但他们的根子还在这里。他们的根基还在这儿。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连根拔除，彻底把他们消灭，不能留一点痕迹。对反动分子的心慈手软，就是对革命人民的犯罪。对霍家山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绝对不能让他们留在我们革命人民的土地上。要让他们灰飞烟灭，像空气一样化为乌有。 他声音高亢，气宇轩昂，革命名词一串一串的，让主任和支书钦佩不已。但我听他说的话，我一下明白了他要找我干什么。他要让我挖霍家山的祖坟！这可不是人干的事。我绝对不会答应的。但我没有吱声，看他们还要怎么表演。 这时，三个人又都不说话了。昏黄的油灯下，三张脸蜡黄蜡黄的，越看越像寺庙里的牛头马面，让我厌恶。但也让我不寒而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躲过这一关。因为这跟拆除寺庙，砍伐神树，完全不一样。寺庙和神树是全村人的，是大家的。生产队是代表大家代表全村代表集体的，我拆除寺庙，砍伐神树，也是代替大家干活的。我得罪的是神灵，但没有得罪全村人，和这一回根本不一样，这是害人的。而且是害人家的祖宗的。只要不是土匪恶棍，不是痞子无赖，谁也不会做这种缺德冒烟的事的。 我的父母也愣住了。可能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人，一个组织，几个头面人物，代表组织的干部，居然会刨人家的祖坟！恐怕祖祖辈辈的人都没有听说过，更没有去做过这种缺德冒烟，败八辈子祖宗兴的事情。却让我这个倒霉鬼来干了。我完全是在败我祖宗的兴。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等了半天，杨明成终于开口了。他说，咱就打开窗子说亮话吧，马吉平。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地找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光荣的革命任务，让你去挖霍家山家的祖坟。一定给你记一个很高很高的工分，怎么样？明天就干吧。 我还没有开口，我的父亲就火了。他把抽着的烟袋锅，狠狠地磕在灶台上，高声大气地说，杨明成，你操的什么球子心？挖人家的祖坟，光荣的革命任务？你不是积极分子吗？你不是生产队长吗？你怎么不去挖？你大队长为什么不去挖？你支书为什么不去挖？全村有这么多人，怎么就要强迫我们马吉平去干？欺负人也没有这样欺负的！他就算是个贼娃子，怎么就要逼着让他干他不愿意干的事情呢？ 母亲也听不下去了，她对他们说，你不是说这是光荣的任务吗？光荣的任务就要让光荣的人去做。他是你们眼中的坏人，怎么能让坏人去干光荣的事情呢？那不是给光荣脸上抹灰吗？你们不怕上面怪罪你们吗？说你们利用坏人，完成光荣的革命任务，我还替你们担心呢。 这不是让他戴罪立功吗？吴兆成说，没有把他交到公社学习班，没有把他交到县上的群众专政指挥部，还不是我们保的？要不然交出去，死不了也蜕八层皮。他能这样完好无缺地坐在家里跟你们一块又吃又喝吗？ 你这话说得不对，父亲说，他不是反动分子，他是个贼娃子。反动分子要交到你们说的公社学习班，群众专政指挥部。他是个犯人，犯人应该交到公安局，该逮捕的逮捕，该法办的法办，不是一码事。别把我们当成傻瓜。你们不把他交出去，不过就是想要利用他，让他帮你们完成你们完成不了的政治任务，我们当大人的，绝对不能答应的。 他们大概想不到，老实巴交的父母，竟然表现得这么强硬。跟前两次判若两人，他们好像也不敢硬逼。刘明柱只好说了声，大叔您不要发火，有事好商量，咱们以后再说吧。 三个人非常不满地拉开门走了出去。 我没想到，平时看上去少言寡语的大人竟然这样会说话。连我都没有顾上插口，就把这三个瘟神说得哑口无言，气汹汹地走了。但我知道，这事根本没完。虽然我心里绝对不会答应。我们家祖祖辈辈，除了我这样一个贼娃子，都是正直善良诚实的人，没有人干过一件让人说不出口的事情。正因为我有这样的坏毛病，才被人家抓住把柄，无情地、无限度地被利用，没完没了了。我不知道，明天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但我这次绝对要立场坚定，绝不让步。不然，这可比我小偷小摸更恶劣，绝对要被所有的人指着脊梁骨闂的。那还真是活着不如死了算了。这样一想，我就什么也不害怕了。 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动静。我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我依然平静地按时上地干活，吃饭睡觉，跟大家一样，过着平平常常，简简单单的生活。 然而，有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杨明成派人来叫我，我知道还是那件事，但我又不能不去，只好来到队办公室。 他看见我说，你现在高升了，我也拿你没办法。你爸你妈就把我们挡住了。我连你家的门也不敢进去。现在不是我叫你，是大队主任和支书叫你。我是协助人家工作的，咱们到大队部去吧。 去就去，我说，你让我到哪去我就到哪去。 大队部离小队部也不远。小队办公室在村子的正中心，大队部在公路边上。我们两个人走了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大队部。 大队要比小队大得多。一座四合院，办公室在北面，一排五孔砖窑洞。东面是磨面房，房子里的机器正嗡嗡地运转着，正在磨面。南面是小卖部和酱油醋厂。 主任办公室在正中间的那孔窑洞里。由于大队部离农修厂非常近，就借农修厂的变压器安上了电灯。办公室里灯火通明，跟黑灯瞎火的生产队形成鲜明的对比。 主任和支书大概等候我多时了。 他很客气地把我让在椅子上，还让工作人员给我倒了一杯水。刘明柱笑眯眯地对我说，马吉平，你想好了没有？你不能完全听你爸你妈。他们懂什么？你要为你的安全和前途考虑。按他们说的把你交到公安局，公安局可是要判刑的，要送到市里的第三监狱服刑的。那像现在在村里一样天天回家，吃住都在家里，多么自由随便，还能挣工分。 警察对劳改犯，跟批斗不是一码事儿。天天要严刑拷打，干最重的活，连饭也吃不饱。送到劳改队，活着回来的也没有几个，你难道不怕死吗？ 吴兆成也说，他好像不是真的吓唬我，他家的一个亲戚好像就是死在劳改队的。 我虽然有些害怕，但还是无动于衷。 我说，你们说得也许是对的，但我爹我妈说的，难道是错的吗？他们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吧？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呀。 我们就是要让你做出选择的，杨明成说，你可以选择不干，就跟以前的拆除寺庙，砍伐神树一样。但你经常偷人家的东西，被抓住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每一回都是我们保护你，教训你一顿，批斗你一回，你毫发未损地回到家里，吃饭睡觉，跟平常一模一样。但你不听我们的，听你父母的，我们完全可以把你交出去，交到公安局。你是惯偷，绝对会判你重刑的。十年八年能不能见到你的父母还不一定。说不定还会死在那里，连死骨殖都找不到。如果把你交到公社学习班，你非受皮肉之苦不可。如果公社拿你没办法，交到群众专政指挥部，你又不是没有听说过它的厉害，比渣滓洞还可怕。不把你打得断腿折胳膊，你是出不来的。你看着办吧。咱们都是一个村的，我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有人是会敢把你怎么样的。如果你不听从我们的安排，那没办法。因为你不是一个正常人，更不是一个好人。把你交上去，我们完全是有理有据的，绝不是亏待你，你可要想仔细了。 杨明成的确是名不虚传。确实是有点儿才能，但有才无德，要是使坏，比一般的人更厉害十倍百倍。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绝对不能答应。以前的那些事，尽管很为难，我最后也听从了你们的安排。但这样的事情，我如果做了，我是无法做人的。你们看着办吧，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知道，这样缺德冒烟的事情，就算我愿意干，我不光害了自己，连娘老子都害了。我已经让他们丢人败兴，在村里没法做人了。再去无缘无故挖人家的祖坟，我不怕被人戳脊梁骨，他们可是害怕的。所以，尽管我很担心人家怎么处罚我自己，但我还是坚定地说不。 你可真是咬住x巴连萝卜也换不下来了，吴兆成见说不动我，气势汹汹地闂了一句粗话。 三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他们不约而同地走了出去，到最西边的那孔窑洞里，商量对付我的办法。 空洞洞的窑洞里，一盏昏黄的电灯下边，我像一截木头似地呆呆地枯立在桌子中间，脑子里一片苍白，好像连点想法也没有了。麻木得像一条冻僵了的鱼，任凭人家开膛破肚，去烧去炖，去煮，去油炸，什么也管不了了。 等了半天，三个人同时回到窑洞里，刘明柱对我说，你先回去吧，不过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你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不听我们安排的后果。 我会好好考虑的。我有气无力地说，慢慢地拖着两条好像灌了铅的腿走出了大队院子。抬头望去，深蓝深蓝的天空中，悠悠地飘着几朵云，时而遮住了闪闪发光的星星，时而飘过明亮的月亮，给大地投下一朵漂浮着的阴影。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杨明成就派人叫我来了，我跟着跑腿的来到办公室。他阴沉着脸说，你今天不用上地干活了，我们已经管不了你了，你现在翅膀硬了，今天放你一天假。不过，你不能回家，要你到公社革委会去一趟，看人家魏主任怎么说。也许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他们的厉害，但还有比他们更厉害的。但这次我是铁了心了，善良的母亲和父亲，以前还支持我的，现在他们坚决表态，绝不会让我干这缺德事。我虽然没本事，也不是什么孝子，但娘老子的话我还是要听的。 于是，我冲着他说，随你的便吧，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好吧，我还没有这权利送你的，我把你交到大队部，人家才有资格把你交上去。 于是，我跟着他来到大队部，吴兆成主任亲自带着我来到了公社。 公社设在公路边。一座大院子，前边是一排瓦房，后边有一排砖窑洞。领导们的办公室就在瓦房里。他们可能提前就商量好了，双方也没有多交谈，吴兆成把我交到办公室，交给新办公室穆主任，转身便走了。 穆主任对我还很客气，让我坐在椅子上，还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心怀忐忑，哪有心思喝水。不知道人家要怎么处置我。 过了一会儿，魏主任走了进来，他是原来的办公室主任，夺权斗争以后，他连升三级，一下成了革委会主任。同样还叫魏主任，但早已今非昔比了。 魏主任，我看到他，赶紧站起来打招呼，因为我是认识他的，想给他一个好一点的印像。 他赶紧走上前来，用右手示意我，坐下坐下，请赶紧坐下。 我坐在椅子上，只做了一半，身体直立着，害怕表现出对人家的不尊敬。 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咧开嘴笑着说，你的情况大小队长都给我讲了。你们村子很特殊：村子小，十家九亲，大家都碍于情面，工作难以展开，只得请你帮忙。可你又坚决不配合，只好让我来给你做工作，怎么样，还没想通？ 不是想不通，是没法想通。我说，抓阶级斗争，挖反动派的祖坟，这完全就是革命行动，要革命的积极分子来干才对。这么了不起的伟大事业，可你们让我这样一个小偷小摸的贼娃子来干，不是有损于你们这光辉的事业吗？有那么多的积极分子，那么多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那么多要求进步的人，怎么就单单选中了我呢？你说我能想得通吗？ 你这种想法可就有问题了，他用三个指头敲了敲桌子说，你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就是要把机会让给你。不要以为我们就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想要革命，想要挖反动分子祖坟的人多了。不要以为我们离开你就没法革命了。而是要让你接受改造，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让你立功赎罪，改过自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是个文盲，大老粗，知道我怎么样也说不过你。我总是没理的。但不管你怎么说，让我去挖人家的祖坟，我真的做不到。 我声音不高，但是坚定地说。 你这个坏分子，盗窃犯，顽固不化，屡教不改。我看你还是想自绝于人民吧。你怎么敢这样对敬爱的魏主任说话？有你这样说的吗？你有什么资格敢顶撞他？敢不接受他的指令？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一旁的穆主任用手拍着桌子，两只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冲着我大声咆哮着，看样子恨不得扇我两个耳光。 我没有理他，想起了样板戏里的狗腿子，反而坐回椅子里，把腰杆挺得笔直，眼睛盯着那棕红色的桌面，一句不吭。 如果我拿你没办法，魏主任说，那就只好交给公安局了。你干的那些事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民群众就不管你了，让法律管你去吧。到时候判了你的刑，你可不要埋怨我没有给你机会。 我知道他们这样威胁利诱我，实际上是舍不得放过我，让我去坐牢的。他要让我当枪使。因为他家和吴兆成主任是亲戚关系。要不然，不会因为吴兆成工作上的事，亲自审问我了：给他施加压力，以革命的名义，他组织不起人，就夺他的权。为了权力，他就可能会自己去挖人家的祖坟的，不会让我替他当炮灰的。当然，因为我是盗窃犯，他也不是吓唬我，把我交出去，我判刑是一定的。当然，公安局现在的权利，一点没有群专指挥部大。群专指挥部关的人要比看守所关的人还多。公安局是不敢随便到群专指挥部抓人的，除非他们主动把坏人交出来。 你随便吧，不管什么人，要让我挖人家的祖坟，我绝对办不到。 我说。 你说什么？穆主任恶狠狠地说，什么挖人家的祖坟？这叫挖反革命反动分子的祖坟懂不懂？像你这样的坏人，你们家的祖坟也该给挖了。 我一听这话，实在是按捺不住了，气忿忿地说，你想把这缺德冒烟的事情也强加在我们头上。虽然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们家可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你为什么不会挖你家的祖坟？你要把你家的祖坟挖了，我就挖我们家的。 听到争吵声，屋子里一下进来六七个人，都是年轻人。穆主任大概没有想到我敢顶撞他，扑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气急败坏地咆哮着，你说我们的革命行动是缺德冒烟，你对革命是什么态度？你还想挖革命者的祖坟？你这个反革命坏分子，看来不教训你，你是不服气是不是？你还想挖我家的祖坟，你是谁？我是谁？霍家山是谁？能相提并论吗？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话没说完，他冲过来冲着我的脸，啪地就是一记耳光。 我一下火了，虽然经常被人批斗挨打，但那确实是我的错。而这挖祖坟的事，我没有一点错。我也站起来，愤怒地说，你是办公室主任，革命干部，比土匪还坏，凭什么打人？是你说要挖我们家的祖坟，不是缺德冒烟吗？谁家的祖宗也不能挖！千百年里哪有挖祖坟的人？就算是土匪恶棍，日本鬼子的祖坟，挖了也是缺德冒烟的。从来没有这样干的，只有你们这样的人才敢干。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几个红卫兵一拥而上，把我从身后抪住掯在桌沿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雨点般的拳头打在我的头上，打在脸上，打得我晕头转向，头脑“嗡嗡”地作响。我高举起双臂，抱住头，以减少这无情的革命的拳头的打击。 这时，魏主任喊了一声，别打了，别打了。 这些人才停下了手来。 魏主任拿了几块卫生纸走到我跟前递给我，让我擦着从鼻子和嘴角流出来的血。冲着我说，马吉平，我要你仔细想一想，这儿的人可是多了，不是一个两个人。你想一想你刚才说了什么？你可要对你说的话负责的，仔细想一想，不要忘了。 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一声声洅洅的惊雷，从我头上炸开：我真是慌不择言，饥不择语，愤怒之下，信口开河，说了几句完全可以给我带来危险的话。但现在绝对收不回去了，就像水泼在地上一样。 我慢慢地用卫生纸擦拭着血迹，一言不发，只能听他发落了。 连土匪恶霸，日本鬼子的祖宗也不能挖，挖了就是缺德冒烟儿。你想一想，这是什么言论？这是反革命言论！如果在这以前交出去，你顶多是一个盗窃惯犯，现在性质就变了，你可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了。你连进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权利也没有了，只能把你交给公检法了。现行反革命是什么罪？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恐怕谁都清楚，你也不傻，你看着办吧。 他冷冷地说。我觉得他牙齿缝里冒出来的都是一股一股的寒气，像一柄柄的刺刀，直接刺进我的心窝里了。我知道，现行反革命是那个时候最严重的罪名，要比杀人放火爆炸投毒判得都要重。有不少人因为这个罪名而被枪决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还有年迈的父母。我可以受苦受罪，受累受气，但我真的不想死。可我说了这么几句该死的话，完全就是自掘坟墓。想到这，我的脊背上一阵一阵地冒着寒气，两条腿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真怕他把我交到公安局。说不定哪一天西门外法场上，我的头上就会吃进两毛钱的一颗洋花生，白的红的脑浆瘫了一地。气得半死的父母跪在河滩里，给我收拾尸体，还要交两毛钱的子弹费！ 我听你安排，我该死，我不该胡说八道！我不该跟你们这些了不起的革命者顶嘴。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全心全意，不打折扣。只要您不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别说挖祖坟了，让我杀人我都干。 我几乎是大声地，恶狠狠地表了态。 你他妈又在胡说，我看你还是欠揍。穆主任恶狠狠地说，我们是让你革命的，不是去让你杀人的。谁让你杀人了？你还想当杀人犯呀？ 狗腿子往往比主人更要恶劣。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养狗？狗就是这样在主人面前表现的。狗仗人势，我落在人家手里了，百口难辩。 我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确实又在胡说。我昏了头，我再也不乱说乱动了，只有规规矩矩，立功赎罪，接受改造。 好吧，魏主任说，你今天说的这一切，我们就不记录在案了。更不会上报，就等于你没说好了。但你以后要吸取教训。对你们这种人，你们要永远记住一句话，永远要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讲价钱，不能给条件，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我永远要铭记在心里，我向您保证。 我赶紧表态说。 好吧，这事我们也不管了，你回去到大队找吴兆成，刘明柱，听他们的安排吧。 你要干得好就干，要是干不好，就算不把你送到公安局，送到群专指挥部，但公社的学习班你是注定了，不要跟我们耍花招。 穆主任在我背后大声警告我。 我不会的，我一定不会的，一定听你们的。 我边说边保证，走出了公社大院，回到村里，赶紧到大队部报道。吴兆成和刘明柱很高兴，他们一致同声说，还是人家公社的魏主任有办法。他们领着我找到队长杨明成，安排我去挖霍家山家的祖坟。 杨队长也很高兴，让我赶紧行动。我也不敢回家去，不敢让父母知道。就在杨明成家，拿着镢头，铁锹和一把斧头，来到三道垴霍家山的祖坟前。 坟地坐东朝西，面积并不大，看样子是三代人。最西边的那座坟可能就是霍家山父亲的。我们这里强调入土为安，不管再有钱的人，修建的也都是土坟。不像现在，一般的人也要修建砖坟，甚至是石头做的坟墓。更没有水泥钢筋。所以虽然是高官，但他们家的坟墓也跟普通人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坟地四周栽着柏树，非常挺拔，拱卫着坟墓。 本来，这么大的革命行动，是要组织全体社员来围观的。甚至要让记者来采访的，但他们让一个坏分子来干，而不是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实在是偷来的锣不敢敲。只能在几个干部的监督下，让我一个人来悄悄地做。只是不知道杨明成从哪里拿来的照相机，不停地按着快门。 是不是所有的坟墓都要挖，还是只挖霍家山父亲的？要是全都挖，恐怕一时半载是挖不完的。我看着祖孙三代的坟墓，犯愁地说。 远的就算了吧，刘明柱说，主要是他的老子培养了一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把他老子的坟墓挖了就算了。其他人也没有培养反动和反革命分子。他的老子是有罪的，他的祖父和曾祖父，谁知道是些什么人，就免了吧。 其他两个人也没有说话。我赶紧挥起镐头，先把坟墓跟前的祭桌撬开，下面底下就是通道。我便用镢头一镢一镢地刨挖起来。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挖开的，三个人也等得不耐烦了。杨明成帮着我把立在坟墓前的那块石碑搊倒，对我说了句，我们走了，你要赶紧挖，不能拖了工。 可是，我低声对他说，你准备给我几个工？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挖完的，我也实在不容易，你能不能多给我几个工？ 六个工怎么样？他回头对我说。 太少了，我赶紧说，你让我赶工期，我不吃饭，不睡觉一定加班，赶紧完成你的任务，但你得给我个加班费吧。六个工就是连明昼夜不休息也干不完的。我说，你想，埋葬一个人，得有多少人干？还是往里边填土；我现在是往外翻土的，要比埋葬人费力得多了。 好好好，你说得也对，就给你记十个工吧，可你得抓紧啊，不要嚤拖拖的磨洋工。 好吧，我说。 他们都走了。我瘫坐在地上，摸着胮得胀乎乎的脸，看看坟墓上随风摇曳的蒿草，欲哭无泪。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如果自己不急不择口哪能有这种结果！可是转念一想，我要是硬着头皮不干，不管是公安局还是群专指挥部，都没有我的好果子吃。这不过是在干活，要比跟着生产队干活划算多了，最多也不会干十天的。除了名誉上不好听，还不跟平整土地一样呀？经济上是很划算的。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顶着干呢？又不是挖自己家的祖坟。虽然他的名字叫霍家山，但跟无主祖坟差不多。虽然城里有他们家家族的人，但现在这种形势，他们都自顾不暇，还能管他们祖坟的事情？想到这，我反而觉得自己以前是多么的傻，何必要白白挨人家的耳光呢？顺着人家的指令去做，能留个好印像，工分说不定比这个还要高的。杨队长倒是这点算是好的，从来不在工分上跟我计较，只要在行政上听他的命令就行。 马吉平啊，父母老了，不明事理，你怎么也要顺着他们听从他们的了。人家打你也是应该的，因为你实在太傻了。 想到这儿，我的心里似乎又平衡了，一下干劲倍增，挥舞着镢头，很快就把墓道挖开了。又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把土扔到两边。这样一直干到中午，我才回到家。父母问我今天干什么去了，怎么没见我去上地。我谎称说，大队抽调我到毓猪场去帮忙，饲养员请假了，我要替他好几天的，暂时不会到地里去干活了。 我从来不撒谎，第一次撒谎，父母完全相信了。这次干这种活也很机密：除了我，只有几个干部知道，社员们都不知道。所以就能顺利地瞒过父母。 在我干的中间，几个干部几乎每天都要来查看。杨明成拿着照相机，每来一次就拍一张照片。他要给他组织上去汇报。三个人都同时叮嘱我，等把棺木挖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们打招呼。 就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终于挖到内部了。我只是半息半干磨洋工。不敢干得太快了，让队长觉得我得到的工分太多，后悔了再扣我的工分。 我借着从道口透进来的光，看见棺材已经沤掉了。木头盖子也塌下去了，压着下边的骨头。我不敢动了，缺德冒烟四个字又重新涌上我的心头。我又为我的想法而羞愧：不管能挣多少工分，这种害人家八辈儿祖宗的事，真不是人做的。 我吓得赶紧给那两副棺材跪下，嘴里喃喃地说，霍家老爷子，请你们原谅我吧，原谅我干的最缺德的事。让你们死了都不安生。你将来要惩罚我，让我下地狱，下油锅，上刀山，怎么都行。这全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缺德事，跟我的娘老子没关系。你们老两口子可千万不要怪罪于他们，我也是被逼无奈啊。我不愿意挖你们的坟墓，还被人家打了一顿。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你们就原谅我这一回吧。原谅我这个败家子，丢马家的人，败马家的性。害得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一阵阵阴森森的风，从墓道里吹进来，吹得我毛骨悚然。浑身打颤，好像浑身的血液也凝固了。我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几乎是手脚并用地从墓道里爬了出来。一下瘫坐在刚挖出的黄土上，好像快要断了气似的，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休息了一会儿，我渐渐地缓过来了，身上似乎也有了一些气力。便赶紧回到村里，向杨明成汇报。他赶紧去叫来了吴兆成和刘明柱两个人，我们一块来到霍家山的祖坟跟前。 他们三个人探头朝里边看着。 该怎么处理呢？吴兆成问杨明成。 怎么处理？按照城里造反派的经验和他们的指示，骨头不能保存，一定要扔了。这叫扬灰灭迹，从根子上消灭反革命。 杨明成坚定地说。 那就赶紧行动吧，刘明柱看着我说。 来的时候，杨明成让我拿了几个化肥袋子，好装尸骨头。 我赶紧拿着袋子，钻进坟墓里，根据棺材头上的图案，判断出男女主人。先拿一根有绿色图案的袋子，把男主人的骨头一根一根捡着装到里边；又拿出一只有红色图案的袋子，把女主人的骨头一根一根地捡起来装到里边。袋子很大，每个人装了一袋子。我一只手提一袋子，把他们的死骨头拖了出来。 怎么处理啊？我拿着袋子问杨明成。 前边不是一条沟吗？他说，倒在沟里就算了。 好吧，我说着，一只手提着一只袋子，走到坟地前边的沟口。但我还是多了一个心眼。我并没有提起口袋去倒，而是抓住那只有红色图案口袋的口子，使劲儿一扔，只听“咚”的一声，扔到沟里不见了。我又朝前走了几步，抓住有绿色图案的另一只口袋，也扔到沟里去了。我拍了拍手上的土，来到他们跟前。 你的表现很好，刘明柱说，杨队长，给他多记几个工。 也就是，一个人挖这么大的坟土，不是件容易的事，吴兆成也说。 没有问题的，杨明成说，我事先已经告诉他了，一定要给他比平时的工分要高得多，算是对他的奖励吧。 我拿起工具，跟在他们屁股后边，回到了村里。 杨明成格外开恩，说我辛苦了，让我休息一天再上工。 当天夜里，我不停地在做着噩梦。一会儿看见霍家山领着返乡团带人回来了，举着枪正在枪毙我；一会儿看见他的老父亲活了，说我把他的房子拆了，要我给他重新建房子。他的老母亲指着我的鼻子大声闂着非常难听的话。一会儿看见几个张牙舞爪的恶鬼，抓着我的双臂，拖着我的双脚，把我拖到一个阴森森的阴曹地府里，正在接受阎王的审问……一夜噩梦连连，让我心惊肉跳。 真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做了亏心事，自己也不会放过自己的。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我背着父母，悄悄地拿出了家里藏着的香和白纸，揣进怀里，到水瓮里装了一壶水。到供销社买了一盒饼干，来到霍家山的祖坟前。我把这些祭品先放好，抓着沟坡上的小树，慢慢地从沟上爬到沟底下，来到扔尸骨头的地方。我之所以分开扔，就是怕把两个人的骨头混淆在一块；之所以装在口袋里，是不愿意把他们的尸骨头扔掉。不然，我的良心一辈子都要受到谴责的。就在我答应下来挖坟墓的时候，已经早就想好的。现在就按我想好的办法行动了。 我下到沟里。还好，因为我是整袋子扔下去的，而且袋子口朝上，骨头基本没有掉出来几块。我把洒落在袋子周围的几块骨头，又分别捡起来装进去。又用家里带来的细绳子，把口袋扎紧。借着山坡上的小树，背了两趟，才慢慢地把扔到沟里的两个老人的尸骨头又重新背了上来。 我看着两个人的骨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可能不会来检查了，因为那么深的沟里，他们也不会下去看的。现在怎么保存他们的骨头不被发现？想来想去，上边有生产队的一片树林，非常浓郁，一般人轻易不到里边去。我拿起铁锹，把两个袋子绑在两头上，放在肩上担起来。从树林子里走进去，走了好长一段路，觉得比较安全了，才放下来。正中间有一小块空地，没有树木。 我便把袋子放下来，拿起铁锨，用力地挖了起来。好在刚下过雨不久，土地还不太硬，很快便挖了一个深深的坑。我又返回去，来到墓道里，把原来准备的另外两只化肥袋子拿出来，重新回到林子里。正好四个袋子，每两个的图案都是一样的。我把红色的图案和绿色的图案，两个袋子分别套在装骨头的两只袋子外面，这样就增加了它们的厚度，不容易被损坏。我又用细绳子把两个袋子重新扎好，图案朝上，并排放到坑里的。又把挖出来的土回填进去。看到周围的树都是槐树，而不远处有一棵小柳树。我知道柳树的生命力非常强，很容易存活。就用铁锹把它连根挖出来，栽到这个刚埋好的坑上边，又用土把根部包好。 做完了这一切，我跪在小柳树面前，把饼干摆在树根前，拿出白纸，用火柴点着，又把手里的香点着，插在土上，使劲地磕着头。嘴里喃喃地说，老人家，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你们先就在这里安息的吧。我给你们换了一个新家，这个家不如原来的家好，你们也就凑合着先住着吧。等我有条件了，有办法了，也没人管了，我一定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家里，就请你们原谅我这一次吧。不要怪罪于我，更不要怪罪于我年迈的父母。他们跟你们一样，也都是善良正直的好人，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 我心里不断地默念着几个字，绿男红女，绿男红女…… 林子里刮来一阵风，刚刚栽到坟坑上的小柳树，也随着风轻轻地摇曳着，发出“嘶嘶”的响声，好像是两位老人听懂了我的话，是他们发出的声音。我好像心里也得到了安抚，平静地，长时间地跪着，跪了很久很久…… 十七 缤纷世界觅瑕疵 如果不是听他亲口说，我真的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但他说了我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心里默念着绿男红女，绿男红女这样的话。 吃过早饭，在我们又准备第二天的行程的时候，我向他提出了我的疑问。 他笑着说，我挖人家的祖坟，的确是被逼的。但我知道，他们只是为了向上级交差，同样是应付差事，我为什么就不能应付差事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不可能完全按他们的要求去做的，那样我会下地狱的，我自己良心上也是过不去的。我就耍了个花招，这花招我早就想好了。所以我就提前准备好化肥袋子。化肥袋子是尼龙做的，如果风吹日晒，很容易被风化，但如果埋进土里，一百年也坏不了。我就准备好，在他们离开以后，把装着骨头的袋子，找个僻静的地方放好。为了区分男女，我根据袋子上的图案，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绿色的，绿色的装男骨头，红色的装女骨头。因为我不识字，担心忘记了，就反复地默念着，绿男红女，绿男红女，担心以后忘记了。 哦，原来如此！他可真是个有心人哪。我心里想。 我还害怕以后忘记了，特意在埋他们的土包上栽了一棵柳树，以便和周围的槐树区别开来。如果以后人家的后人找来了，我好跟他们有个交代。 那后边，改革开放以后，有人找来没有？ 我担心地问，如果人家找来，他会怎么应付？ 找来了，他说，而且那阵势真的是非常吓人。连我们的县委书记都没有资格陪同，是市委书记和统战部长亲自陪同着来的。大车小辆停了一路。原来人家的后代，儿子和孙子，在美国发展得很好，非常有钱。他们回家乡来，一方面是回来投资的，另一方面也是寻根问祖的。他们的父亲早已去世，他们是带着使命，带着父亲的嘱托，回家乡来寻找他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 你可想而知，杨明成，吴兆成和刘明柱他们，完全吓傻了。他们千方百计地往我头上推，但人家是什么人？什么不知道？凭我一个穷苦老百姓，无仇无怨，怎么敢平白无故地挖人家的祖坟呢？ 但我更害怕：一听到他们回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具体实施的就是我，是我亲手挖了人家的祖坟。而人家又是这么的得意，势力这么大的人。一个生产队长就能让我们挖人家的祖坟，而主家是市委书记亲自陪同来的。那势力要比一个生产队长，不知要大上几千几万倍。面对这样的主家，我是人家的仇人，还不把我千刀万剐了？ 我一见到人家，衣冠楚楚，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的样子，吓得脑子都短路了。如果不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真的会给他下跪磕头，祈求饶恕的。但我实在没有那个勇气，只能带着他们，当着那么多领导的面，找到了那棵柳树。 那棵柳树已经长高了，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也许是他的祖宗有灵气吧，也让那棵柳树长得亭亭玉立，妖艳多姿。 当我把他领到柳树跟前的时候，他一脸地惊讶。他对我说，我还以为我的祖父祖母的骨头，再也找不到了。因为听队干部们说，是你扔到沟里去了。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保护他们的，我真的要谢谢你。 我一下愣住了，我可是人家的仇人，挖掘祖坟的仇人，怎么能感谢我呢？要一般人还不把我千刀万剐了？ 我一开始不敢开口，连句道歉的话也不敢说。听到他这样说，我才有勇气跟他对话，我赶紧说，霍先生，霍先生，实在对不起！我干了这么大的缺德事，是应该下地狱的，是应该我向您道歉的，你这样感谢我，更让我良心不安了。我实在做得不好。但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而且还是偷偷摸摸背着别人做的。 当听到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大小队三位大领导，吓得赶快偏转头，不敢看我。我知道，我这样做不管救了我，也救了他们。如果真的把人家祖父祖母的骨头扔的连面也见不了，首先要收拾的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怎么样对人家交代？怎么面对市县乡三级的大领导！应该感谢我的不是霍先生，而是这三个魔鬼一样的人。 解铃还须系铃人，马先生，他说，就请您把受到您保护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祖父祖母的遗骨取出来吧，他们一定会感谢你对他们善意的保护的。 我听着，眼泪差点流了出来。我是不是跟上魔鬼了？怎么能对这样好的人，对他们的祖宗下手呢？ 我赶紧回答说，我忘了拿香和纸张，也没带水，应该祭奠一下的。我当初赔葬他们的时候，还买了一盒饼干，给他们烧了纸点了香磕了头。对已经过去的人，这事是不能含糊的。 霍先生吃惊地睁大眼睛，一下感动得流下泪来。他激动得抓着我的手说，马先生，您可真是个好人呐。您的大恩大德，我的父母和祖父母，在天上也会感谢你，保佑您一生平安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也一下流出来了。我说，我这么做真的不是为了你们，是为了我良心的平安。因为我干了一件最缺德冒烟，最应该下地狱，最叫人小看的事。我这么做只是祈求你的祖父母原谅我。原谅我害了他们，让他们离开好好住的地方，一下成了孤魂野鬼。我只能再给他们安排一个新家，但这个新家实在是太简陋了。我只能加了一棵树，是一种装点，也能跟周围的树区别开来，以后容易找见。 他这时才注意到，他祖父母坟头上的树，跟四周的树都不一样。他把他的家人分别介绍给我。他们一个一个地表达了对我的感谢。有一个年轻人感叹地说，这实在不能怨你，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我当时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敢多问。后来，我背了字典，认了字，还背了汉语成语小词典，才知道它的真实意思。这更让我感动了，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不恨我的原因。这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里，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永远是对的。迟早会对你有回报的。不仅对自己有回报，对那相关的人也是一种回报。比如杨明成，吴兆成和刘明柱等人，多亏我留了这样一手，没有全部听从他们的安排。要不然，他们会吃不了兜着走的。我倒大霉，他们也好不到哪去。 那最后的结果呢？我被他说得也感动了，实在觉得我采访这样一个人，是非常值得的，非常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 我关心地问。 因为绿男红女，这四个字我牢牢地记在心里了。把树砍倒，把袋子取出来的时候，还是非常完好的。因为我在袋子外面又套了一层袋子。我告诉他们，绿色的袋子里边装的是他们的祖父，红色的袋子里面装的是他们的祖母。我专门用带着的图案做了区分。这样他们就更加感动了，临走的时候，给我放下二百块钱。在那时，二百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不敢接受，还是在市委书记的劝说下，我才战战兢兢地收了下来。真是坏事变好事，坏人变好人，也就是一念之差。如果我当时不动这个善良的一面，我绝不会是这样的结果的。我的下场会是怎么样的？真的是不可想像呀。他们带着祖父母的遗骨到了市火葬场。火化以后，带着骨灰回到了美国。还给我留了联系方式，但我哪敢跟人家联系呀？ 他感慨万千地说。 这真是一个最好的结局，带着惨烈开始，带着温暖结束。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还多少给我们一些值得肯定和赞美的地方。这也许就是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才有的吧，我心里说。 我被他讲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感慨万般，差点忘了今天要做的事。让我好像跟着他还生活在昨天。 我赶紧说，马叔，今天有什么安排？ 他一下愣住了，一时想不起还能安排我到哪里去采访，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 我说，我到你这里来，主要是采访你，也顺便采访你们整个县的三农发展情况，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采访：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光明的还是阴暗的，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印像。你可不能专捡好听好看的让我去见面采访。其他方面，比如负面的，用你们的话说，上不了台面的事情，我也要了解一下。 他抬起头想了想说，这还真不好了解。官断十件事，九件民不知。我们这些局外人很难了解到的。不过，我们县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叫好人村，你不妨去看一看。 我听着，一下笑了。说，我让你带我了解负面的，你却给我提供了一个好人村，好人村哪能采访到负新闻呢？ 也说不定，他说，你们这些无冕皇帝，打造的假典型，假正面形象还少呢。说不定你还能在最光明的地方，看到最阴暗的角落。 好吧，我说，听你的安排。 这个好人村并不远，就在紧挨马叔所在乡的另一个乡镇。开车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村子很大，比嵎厍村要大得多。村子好像挺富裕的，平房小二楼，鳞次栉比，整洁干净。 我不是正规采访，不能正面亮出自己的身份来。好在马叔在这个村里有许多认识的人。他找到了住在村子东头的一家。他家还住在砖窑洞里。主人是个脸色红润的中年人，叫林再生。 虽然是窑洞，但窗户改造成玻璃窗户，窑洞的墙面上贴着砖窑专用的pvc板，雪白雪白的。地上还铺着地板砖。砖窑的窑面上也用白色瓷砖装修过。看上去要比平房甚至楼房还要漂亮整洁。而且这种窑洞冬暖夏凉，比楼房更适于人类居住。把古老和现代结合得非常好，有古老的实用性和现在的美观性。这些人也真会生活。 我心里说。 我们坐在主人家的沙发里，边喝着他沏好的茶水，边嗑着葵花子。 我好奇地问他，你们村怎么能叫好人村呢？这名字怎么来的？ 我们村出了一个孝道敬老先进模范。为了以点带面，县里的文明办就把我们村打造成一个好人村，到处宣传推广。好像是我们县里的一张精神文明的名片，在全省都出名了。只是我们也没有什么感觉，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跟以前没有什么变化，也不知道谁比谁好，或者谁比谁坏。人家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宣传？ 林再生淡淡地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典型示范村。但林再生好像比我还看得更深更透。因为他是直接体验着，所谓耳闻不如眼见，眼见减少一半。听他这么一说，再联系马叔说的，这不过是一场炒作吧，没什么实际意义的。 那你们这好人示范村，有什么样的典型事例呢？除了政府报道的那个孝道敬老模范以外。 有啊，他说，宣传部还组织我们全村的年轻人，给父母洗脚的活动。还上了报纸，上了电视，很是热闹了一阵的。 什么？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宣传部让大家给大人洗脚，还是政府组织的，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 真的，你到网上搜索去，我们村可出名了。所有的结了婚的没结婚的人，都不让干活去，把大家集中在村里的广场上。一家一个洗脚盆，排成队。父母大人穿上最新的衣服，坐在凳子上。村民把以前学校用过的锅炉也打开，烧了一大锅炉热水。大人们脚前放着洗脚盆。孩子们不管大小，还有那五六十岁的老小孩，也圪蹴在脚盆跟前，给大人们洗着脚。电视台的记者拍着镜头。洗完脚以后，每一个儿子和女儿，包括媳妇，都要给大人发红包，表示对大人的孝敬。很多人不好意思，甚至连大人的脚也没见过，扭扭捏捏的。特别是儿媳妇，给自己家的父母也从没洗过脚。现在因为我们是好人示范村，要表现出大家都是好人，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给公婆洗脚。那场景非常热闹，因为我们是大村子，集中起来很不容易，连外面做生意的都回来了。我们的干部们组织能力是非常强的。 他笑着说。 这也能当做他们的正经，当做宣传的材料宣传吗？我深感怀疑，这岂不是搞笑？当好人做文明人，不是给洗洗脚就能好的，能成为好人的。父母亲当然需要关怀。在农村，他们更需要的是金钱上的给予，精神上的嘘寒问暖，语言上的关心，而不是洗脚。别说农村的人了，就是城市的人，有谁给父母洗过脚呢？如果洗脚能够代替了孝敬，代替了关怀，那就什么也不用做了，天天洗脚也会有人做的。而事实上他们的生活都成问题，他们看病也是问题，能在经济上给予资助的就了不起了。这洗脚的待遇，只有一个人能享受到，那就是慈禧太后。除此之外，相信这洗脚只是一个炒作，一次表演。在这以后－－恐怕就没有以后了。我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工作方式，感到好笑。完全就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难怪马叔说，也许能发现灯下黑，这还真的被我们发现了。 你怎么看这样的洗脚活动？我问他，你参加了吗？ 我能不参加吗？领导三令五申，要是不参加，以后的扶贫救济，各种好处，就怕没你的份儿了。我也是硬着头皮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第一次给我爸我妈洗了脚。但你猜怎么着？回去以后我爸我妈把我闂了个狗血喷头。说你不能做点正经事吗？如果我连脚也洗不了了，那我就快死了。等我快死的时候给我洗脚还不迟。地里的活你都帮不上忙，我生了病你都给不了我几块钱。快过年了，你打工都顾不上回来看上一眼。就洗一下脚，能算你孝敬我吗？你哄鬼去吧，连鬼也哄不了。 我只能给他们道歉。说我也实在没办法，但人家政府要组织，我不响应也不行。以后我就多帮你干些活儿，多在经济上帮你一下。洗脚的事还是你们自己洗去吧，因为我连我自己的脚也懒得洗。 我们听着，都不禁要笑起来。马叔说，你找我还是真找对了。如果你下乡，要找宣传部，你能找到这样的素材吗？也许你也会跟人家一样，报告我们这里一个著名的好人村。好人村的全体村民，为了孝敬父母，统一组织起来给父母洗脚，把父母感动得热泪盈眶。全都竖着大拇指说，我能有这样的好儿子，好媳妇，真是积了八辈子的德了。 林再生和我听着，都笑了起来。 林再生听着这话，脸色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他好像有点害怕，赶紧问马叔，你领着的这个年轻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是记者吧，可是不敢把我说的话报道出去，要不然我可吃不了兜着走的。 不是不是，马叔知道他说漏了嘴，赶紧打圆场说，他是我表侄的同学，是新闻系的大学生。快要毕业了，推荐他到我们村来进行实习的。还没有参加工作，当然他是新闻系的，实习也是采访嘛。 哦，这我就放心了，林再生笑着说，我还以为是真的记者，吓了我一跳。他们这完全就是欺负我们农民：他怎么不让教师医生，律师，法官，警察，当着镜头面给他们老娘洗脚呢？一个堂堂的宣传部长他自己应该带头啊。怎么没在电视上看到他给自己的老娘洗脚呢？去强迫我们给自己的父母洗脚，根本不是把我们农民当人看，而是当猴耍的。 听见了吗？马叔说，这就是最真实的声音。最能反映这个时代，真正代表民众的声音。那些坐在衙门里的，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边搞文字游戏，发号施令的人，是绝对听不到这种声音的。你这回可真是赚了。 告别了林再生，我们上了车，边开着边谈刚才发生的事情。 马叔说，这还不是你们记者搞的鬼，他这是抄袭人家的专利。最早报道的是一家学校。校长组织全体学生给父母洗脚，成为一个重大新闻，到处炒作。这位校长大人其实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以后效尤者越来越多。这股邪风竟然刮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被这些无聊的人但作宝贝发扬光大。这其实就是一个负新闻，你们记者是要亮明自己的观点，持批判态度的，却当做正面来宣传，完全是在误导公众。真实的情况你现在听到了吧？传统文化绝不是穿着汉服，洗一次脚，背几句经典能达到目的的。毁树容易栽树难，要真正把破坏了的传统文化落到实处，没有三五十年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只能在表面和皮毛上做文章，一文不值的。 您批评得对。我对他的见解和认识能力非常佩服。他这是拾人牙慧，把别人扔掉的垃圾当作一种新的发现来炒作。完全就是皇帝的新衣：自己本来没有穿衣服，还自我感觉良好，还作为政绩四处夸耀。看看这些人回到家是怎么评价他的，完全就是在搞笑。随着自媒体的发展，这些搞宣传的人早该下岗了。自己想不出什么新点子，把这样的歪点子拿过来。干得越多，副作用越大，不仅没用，反而是有害的。 我感慨地说，不过，我要你找负面的东西，这个根本谈不上是负面，只能算是一个无聊可笑的东西。当一个人无能还要逞能的时候，他所能收获的就只有负能和笑能，此外不可能有别的能量，更不可能有正能量了。 可不是嘛。马叔说，不过，也许他们的父母一辈子都没有洗过脚，也是一种卫生文明的普及，还能打破长辈晚辈之间的羞涩感，方便以后能够有所亲近，还是有积极意义嘛的。 哦，我想起来了，他坐在副驾驶上，拍了拍脑袋说，我认识一个著名的反腐斗士，全县所有负面的东西都能在他那儿找到。我一时没有想起来，把你领到这样一个能产生喜剧的地方了。 反腐斗士？还有这样的人，我怀疑地问，他在哪里？ 就在城里，要不要我领你去？他说。 当然了，我求之不得，赶紧领我去吧。 我催促他道。 根据他的指引，我把车开进城里，来到了我那天看到的几座高档小区有步行街的那座小区。 我们把车开到楼下边的停车场里。他家住在十楼。我们来到楼门口，马叔敲了敲门。门开了，一个瘦高瘦高的老年人打开了门。他们互相打着招呼，原来都认识。 马叔把我介绍给他，说我是新闻系的大学生，搞实习的。 我赶紧说，我是来向前辈学习的。 因为我听马叔说，他是市日报的特约记者，文章写得特别好，口才也利落，所以我这样说。 他把我们让进去，坐在沙发上，房子大概有一百多平米，装修豪华。各种大家电应有尽有。墙上还贴着壁纸，窗台上摆着各种花卉，一朵朵的鲜花，争奇斗艳。 他个子很高，头发有些花白，脸上布满皱纹，脊背也略微有些驼，但清癯矍铄，身体硬朗，非常健谈。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他的名字叫侯耀儒，跟马叔同龄，师范文凭，显然是六十年代初的师范生，老知识分子，市日报的特约记者，农民日报的通讯员。当然都是业余的，真实身份是工会干部。 听马叔说，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文采口才都很好，曾经是县委副书记的秘书。但他非常孤傲，藐视权贵，那么好的机遇，却连个副科级也没捞上，只安排到一个清闲的部门，只领工资不上班。这给他的业余写作提供了方便。曾经用一个市日报的空信封，把一个乡党委书记吓得几乎要尿裤子了。说有人把他举报到市报纸了上，报社让他来核查一下，要登报了。 这位书记干的损害群众利益的事多了，他都不知道是哪一件事。当然连问也不敢问，赶快就把他请到饭店里好吃好喝，还给了他一千多块钱的封口费。请他给他报道他的先进事迹，给了几千块钱的报道费。他写了他的先进事迹，收了封口费和稿酬，又给了报社相关人员一些好处费。这位问题多多的书记，就摇身一变成了人民的好父母官。这成了他最得意的杰作：他反腐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捞钱。给好处就表扬他，不给好处就揭露他。官场上的人都非常害怕，对他恨得牙痒，但也无可奈何。 马叔其实早就给我提过这个人，只是他现在才想起来，让我们初次见面。 侯老师，我这样称呼他，老师是一个通用的名称，对有文化的人，有技术的人来说，不了解他的身份，用这种称呼最合适。 在你报道过的人和事中，给你留下最大印像的有些什么？ 太多啦，我从十六上就开始写新闻稿，写到七十多岁了。我还出了一本书，送你一本，你回去慢慢地看。 他说着，从书柜里拿出一本书来，书名叫《岁月留痕》。前面有照片。我看了看目录，真是他一生写作的总结，正面的最多，也有反面的。 我想知道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我很年轻，太远了就不想了解了。 有啊，他说，有石礅交警，有桥上栏杆烂，桥下土成山。前者是权力滥用。后者是不负责任，各种垃圾往河里倒，水利环保互相推脱，谁也不管。 后边的这条消息很明白，但什么叫石礅交警呢？ 我困惑地问。 就是用石礅当交警，代替交警啊。他说，你逛过我们的县城了吧？ 是啊，我说，马叔带着我走遍了全城。 最繁华最热闹的是哪里？他问道。 当然是鼓楼南大街了，我说，那可能是你们县的商业一条街。 的确是。如果突然有一天，就在南大街靠近鼓楼的一侧，用铁栏杆和石头墩子，把道路挡住，只留下如同那购物中心，或者影视中心进场的时候有护栏的通道。你是路人，你要从那里经过，你会怎么想？ 他反问道。 我会骂街的，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脑残，怎么会想出这样的坏点子啊？没学过大禹治水吗？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典故：人流就像河流，越是密集的地方，越是要迅速通过，绝不能阻挡。阻挡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那是什么人干的呢？ 我很奇怪地问。 谁敢这么干，只有交警队呀。还是人家新来的交警大队长的杰作。其结果呢？一到上下班高峰，学生行人挤成一团，连自行车也过不去，完全就是破坏交通。但就是这么明显的错误，县委政府的那些大人，不是看不见，全县人也都能看得见。因为那是全县最热闹的地方，经过的人非常不满。但因为是大众的东西，谁也不会找领导去。我就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市日报上，取了个题目，就叫石礅交警。上报的第二天，交警队很快就拆除了。交通迅速畅通无阻。人们说我是见利忘义，写报道只为钱，可我也写出了正义的东西。这件事如果我不报道，县委通讯组会报道吗？绝对不会的。他们只会跟着领导的屁股转。我没有赚到一毛钱，完全就是公益性的。可得罪了交警队的大领导，我不怕被报复吗？我要是不出手，官方没人管，民间别看有十多万人，谁也不会管这些闲事的。我尽管要钱，但也要正义；要钱是为了生存，要正义是为了我灵魂的安宁，这两样并不矛盾。 他有些自豪地说。 你这也算是为人民服务了，我赞美道。 谈不上。他说，主要是实在是看不下去，因为路我也要走啊。主要还是为人民币服务，主观上为人民币服务，客观上为人民服务：大家都在为人民币服务，我凭什么会去为人民服务？当然啦，我实际上最后还是为人民服务的。郭沫若不是说，他要为人民鼓与呼，但实在看不出他哪里鼓哪里呼了。我不过是有偿呼吁，每呼吁一次二百块钱。最早的时候只有二十块钱。水涨船高，物价上涨，我也不得不与时俱进。 他摇晃着头说，不知道是自豪，还是自负。但我一下觉得这是一个直率的人，难怪他连个副科级也没捞到，领导是不喜欢他这样的人的。 在你写的各类材料里面，有没有什么典型的东西？ 我探究地问。 太多了，他说，不光我们县的有，周边几个县的都有。 他说。 我吃了一惊，这个人还真是名气大，连外县的人居然也来找他。难怪那些大小领导们都怕他，可见他的实力有多大。 那你举几个例子我听听，我说。 有村民小组长，他早就把村里边的扶贫户给报上去了，扶贫部门也批下来了。他自己就把政府给扶贫户下拨的款，全部冒领了。直到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自己居然是扶贫户，找到他打算去告状，还反映到驻村干部那里。驻村干部居然说，现在正在扫黑除恶，你要是上告去，正好撞到枪口上了，要把你当黑社会抓起来。驻村干部不仅不主持公道，还跟冒领他们扶贫款的村长，共同勾结，肆意威胁扶贫户。 他淡淡地说，一种见怪不怪的样子。 我却非常吃惊，居然还有这种事。如果不是马叔找到这个人，我真没法了解到这些真实的情况。 还有呢，我问他。 你们看到我们现在最高档的小区了吧？那个是棚户区改造样板工程，有钱有权的人，年轻人结婚办喜事的，纷纷购买，房价一直飙升，房子都快卖完了。 看到了，我说，确实是不比我们大都市的小区差，无论格局还是绿化，休闲娱乐设施，都非常到位。 让你看到的那是表面的：合同上写的是两年回迁，现在都快过了十年了，还有好多回迁户迁不回去。人家好端端的家园被拆了，虽然不太好，但也可以安安心心地住着。现在建成高档小区了，别的八竿子打不着人纷纷入住，享受着拆迁带来的福利和快乐。但给政府和开发商贡献出地皮的拆迁户却四处流浪，回不到自己曾经的家园了。 他说。 还有这样的事情？我非常惊讶，说，怎么会这样呢？ 除了官家和商家双方当事人，其他人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关部门从来没有给大家一个合理合法的解释，反正是解决不了，你爱谁谁去。两大强势群体博弈，却让弱势群体作为他们的牺牲品和炮灰，完全就是无法无天。 侯耀儒有些激动地说。 拆迁户为什么不找他们？ 我说。 这不是找的我写材料正找他们哩。他说，还有更离奇的呢，有一部分回迁户，连他们的房子也给卖了。他们的合同现在成了一纸空文，找开发商和城建部门，他们说另外给他们建房子。说给他们的是高层，却不给他们换合同，而他们原来的房子早就卖了。现在如果开发商和城建局再不管他们，他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起诉现在的住户。而人家不仅有合同，连土地证和房产证都有，他们能不能告状还是两码事。这到底是为什么？谁也不得而知。因为按常理来说，如果合同有变化，要重新安排房子，几十分钟就可以换成新合同。但现在也不给他们换，几十万的房产，完全可能打了水漂。他们现在能做的只能等待。从签订拆迁合同到现在都快过了10年了，连抗战也早结束了。你们也看到了，那房子都快卖完了。而他们的房子，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以前还有一纸合同，房子在哪大家都很清楚，还能看到自己的房子。现在自己的房子已经成了别人的了，合同还是原来的合同。在法律上来说，他们的房子已经不存在了。很有可能是政府对开发商有什么承诺没有兑现：有钱的斗不过有权的，只好拿弱势群体来撒气，让这些弱势的拆迁户当他们的马前卒，去跟比他们还强大的政府搏斗，完全就是松鼠斗大象。问题同样不能解决，只能让这些弱势群体跟着受害受累受苦了。 我吃惊得睁大了眼睛，此类事情虽然在大城市也有，但没有这么离奇的。换个合同举手之劳，于情于理于法，都是应该的。房子如果迟交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连个合同都不给换，不是官僚主义，就是工作作风有问题。否则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至少要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说明和解决方案吧？ 官断十件事，九件民不知。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和特色。政府的行政作为能否在阳光下公开运行，也是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是民主和专制的根本区别。 马叔看着也说，他说的这事其实我也知道。这其中就有我那个侄子的房子。他也是回迁户，直到现在也住不进去。他还是政协委员，民盟成员。即便是这样民主党派的人，连自己的权利也维护不了，也得跟别的弱势群体一样告状上访。 真还有这样的事情？我困惑地问他，这是为什么？ 山高皇帝远嘛，侯耀儒说，每个官府的人都是土皇帝。他们把老百姓就当成傻子一样，本来是很有理的事情，错在他们自己，居然拿黑社会来吓唬他。驻村干部是维持正义的，很快就被收买了，跟不法村干部勾结在一起，胡作非为。上级让干部们下乡包点，但有些干部懒得去下乡，就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我亲眼看见，扶贫局的一个女领导，就在前边公路上的那个拐角处，有一处移民楼，一些老人们经常在楼下的台阶上坐着聊天。她就坐在那些老人中间，请人用她的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给领导汇报，说她是在下乡跟扶贫对像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把上级领导当成瞎子和傻子欺骗。 我们不是有各级巡视组吗？不是还有中央巡视组，这些人怎么敢这样无法无天？ 中央巡视组是不会到我们这样的小县城来的。市里的巡视县里的，县里的巡视乡镇的，他们是什么关系？上下级关系，被巡视的对像都是他们任命的，跟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好比老子下去检查儿子的工作，无论他有什么问题，临走都会拍拍他的脑袋，以后要注意啊，不要再给老子惹事了，收敛一点就行。你说有用吗？这种形式就是电子猫。 他一针见血地说。 什么是电子猫？我问。 只能听见猫的声音，看不见猫的行动，只不过是吓唬吓唬而已。中央的政策确实是好，老百姓打心眼儿里赞美；中央制定的经是好经，但让地方上的歪嘴和尚念歪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卖经换钱，党中央的利剑，到最后一公里就成了强弩之末，根本就到不了那乡村里。别看村干部是选举的，但他们选举的时候都是有投资的。有投资就要有回报，就要产生利润。这是一场买卖，他不会赔本赚吆喝的。这种所谓的巡视，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这还真是个有思想的人，“卖经换钱”，就这四个字，就把反腐行贿受贿，利益输送，所有的就都概括得清清楚楚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难怪说民间有高人。 我心里想。 那政府有那么多的监督机构，就没人管了？ 我问。 管什么？有钱有面子的事，大家争着抢着管；惹人恶人的事，都一推六二五。你看那个梨花节，什么用也没有，完全就是劳民伤财。但大家都抢着争着去办，既有面子，又有实惠。哪个傻瓜自己花钱来看梨花？几乎所有来参加梨花节的人，都是被邀请的：不是名人就是媒体，要不就是高官，白吃白喝，临走还要领礼物。花着纳税人的钱一点也不心疼。 他有一些愤恨地说。 真没想到这样一个贫困县，居然也有所谓的节日。中央的本意本来就是要通过办节日搞旅游，拉动内需，带动市场的，说白了就是要让赚钱的。可现在很多地方——在全中国这样的地方太多了，比这规模更大，浪费更多的到处都有。办节日搞旅游，完全就是赔钱赚吆喝，就是胡折腾。正如这位侯耀儒老先生说的，完全背离了办节日的初衷，糟蹋国家的钱，当然也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钱办这样的节日，恐怕除非把刀子架在脖子上！ 虽然我赚了一点钱，他说，我这是挑虫子的报酬。我挑的是蛀虫，虽然收了一点劳务费，但我收的心安理得。我一份儿材料写出去，甚至帮助他们去申诉，把他们成千上万的损失就挽救回来了，我收钱一点也不过分。对公益性的违反公众利益的事情，我实在看不下去的东西，我完全是主动去曝光的，不怕因此而使自己受到打击和伤害。向腐败分子分一杯羹，不能让他们把改革开放的红利全都吞了，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不怕得罪权贵，只要我不缺德，不违法，何惧之有？ 从侯耀儒家出来，因为离公路近，我们就没有开车，步行着往超市走。准备到超市买点东西以后，下来开车回家。因为在超市附近停车比较困难，我们边走边交谈。 怎么样？马叔说，对这个人印像怎么样？ 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缺少的，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敢于挑战最强势的。如果社会上多一些这样的人，那些胡作非为的人多少会有些收敛的。我纳闷的是，他一辈子这样做，他把权力部门叫官府，官府的人怎么就没有收拾他？显然人家对他是恨得牙痒。 我困惑地问马叔。 我跟他是一点远方亲戚，他又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我对他太了解了。他有自己的底线，如果我要是官府的人，怎么给他定罪呢？他写的材料首先是真实的，不是假新闻；他没有跟材料上写的人收取钱财，不存在敲诈勒索；钱是他们主动给的，他又不是国家政府工作人员，也不存在行贿受贿的问题。两个罪名都安不到他头上，只能算是封口费。而他这个人又有他的底线，从不开口要钱要东西，给多少都行，绝不讨价还价。反映他们的问题，触及了他们的软肋，花上千儿八百去消灾，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顿饭钱而已。根本不算什么，根本不会把他怎么样。这就是他一辈子平安无事的原因。这就像是知假买假，主观上是为自己赚钱，客观上也打击了假冒伪劣，法律不仅不会对他惩罚，还要给予保护，道理是一样的。 他分析着说。 没想到你还懂法律啊，你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我困惑地问他。 皮毛皮毛，只知道一点皮毛吧，全是你们央视上学的。今日说法，法制在线，你们的12频道，都是我每天必看的节目。看得多了也就知道了。其实看电视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多看点反面的东西还是有用的：他人的教训就是自己的经验，这是一句非常有用的话。 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我能够采访他从心眼里高兴，这真是一个方方面面的知识都拥有的人，别说一般的农民了，一般的知识分子恐怕也没有他知道得多。 今天你领我找这个人，还是找对了。要不然就不可能发现，我也不可能知道当前农村还存在这么多的问题。 我说。 这很正常，马叔说，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只是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套用我们的伟大领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不过，他说，我对他梨花节的看法还是有一定保留的。因为我们的苹果和梨已经成了一大支柱型产业，几乎所有富起来的人都是果农。虽然我们种植管理没有问题，但销售却是一大问题。如果政府不大力推广，不大力宣传，知名度不够，销售不出去，我们就赚不到钱；如果赚不到钱，好容易发展起来的支柱产业，就可能由于打击了果农的积极性而毁于一旦。所以举办梨花节，表面上花了一些钱，但它是巨大的隐形广告，告诉世界上的人，这里有很好看的梨花，一定就有很好吃的梨。它的正面因素，积极意义还是不能抹杀的。 我点头称是。 我知道他读过不少历史书，不少是当代史，便问他说，什么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呀？ 主要是谈论到当时三年困难时期所存在的问题。老人家说，成绩是九个指头，问题是一个指头。可比较起来，现在同样也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不过这个关系是要倒过来说的：问题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有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而在过去，不能说没有成绩，但总体来说有成绩也是倒退中的成绩，成绩是一个指头，问题却是九个指头。完全跟现在相反。只要一个人真正了解了那段历史，就不会睁着眼睛胡说八道了。 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点点头，知道他说得都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从他的电子书中看到，他对从民国以来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当代史，几乎是了如指掌。也许比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都要知道得多：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一个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是没有资格对现实说三道四的。 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街上最大的超市跟前。他指着超市边上的一片小树林说，这也是石礅交警，跟他报道的那个反面典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这是怎么说呢？怎么跟他报道的石礅交警是一回事儿啊？ 我说。 当然也有区别：那个是挡住行走的人群车辆，让他们变得更加拥堵，关注度比较高。而这里是静止的，在闹市中心，寸土寸金。人一定是这里的中心，这里有这么一片空地，老年人没有休闲的地方，只能占了人行道，打牌下棋；自行车摩托车没有放的地方，占了停车道。而有这么一块黄金地段，却栽了这么多树，把人挤得没有地方去。而且正好在公共卫生间的旁边。卫生间一停水，这里就成了拉屎撒尿的地方。你到里边看看去，臭不可闻。这么明显的错误，没有人管。我们有那么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家苦于没有写的提案议案，这不是最好的材料吗？只要提上去，一个上午就能改正，但没有人关注它。只可惜我现在不干了，要不然我一定会写成议案报上去的。这么好的一块地段，让没有用的树，把人应该占据的空间挤走。这让我想起电视上曾经有过的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女生，她非常喜欢被子，就买了几十床被子。床上堆满了被子，搞得她没有睡觉的地方，只能在地板上睡觉。被大家嘲笑，说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你瞧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跟这个愚蠢的女人有什么区别呢？ 我按着他说的走到树林跟前，往树林里一看，果然卫生纸大便，到处都是。人为地制造肮脏和垃圾，真不知道这些管理部门是怎么想的？怎么这么点简单的问题都看不出来，却让一个乡下的老农民看得清清楚楚。 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不是以前的人大代表吗？当你写议案和提案的时候，总要给予解决的办法吧。 我说。 很简单呀，他说，现在不是老龄化社会吗？把这没用的木头房子和小树林全部拆除。在这里建几座小凉亭，安置一些座椅板凳，给离退休干部和老年人一个活动的场所，让大家聊聊天，打打牌，不要让他们占据人行道，阻挡大家的出行。你看老百姓对他们是什么评价！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知道他们怎么不能动脑筋想一想。在人与物之间，人一定是第一位的，物质是为人服务的。把这个关系要颠倒了，那可能脑子就出问题了，不是傻子，就是心眼坏了。 你还真会用网络用语，真会赶时髦，完全超越了你的同龄人。 我由衷地赞美他。 不要光说好听的，他说，我是不是自己的心态有问题？怎么老能发现问题？发现人家做得不对的地方。怎么那么多大小人物，大大小小有文化有官职的人，谁也看不到呢？我这是不是非常危险？以后是不是不要多管闲事呢？ 不，我对他说，这跟你读的书多有关系，特别是读人文这方面的书。这些书就是分析社会分析人的行为的。别看他们职位高，学历高，你读过的书，他们未必都读过。不是你心态出现了问题，是你有这个发现问题观察问题的能力，而他们都没有。想必这些城建部门，他们也想把这个城市治理好，要不然就不会栽上这么多的松树柏树了。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如何？在实用和美观之间，哪一个轻哪一个重的问题。他们搞不清楚，他们不知道，实用永远是第一位的；美观，完全要服务于实用。小树林是美化环境的，但如果把人挤的都没地方待了，甚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这种所谓的美不仅没用，反而是非常有害的。这就是读书多的好处。 是不是所有的书读了都有好处了？他疑惑地问我。 不是的。我说，现在的书太多了。古人说的开卷有益，现在却不能照单全收了：有的书不是开卷有益，可能就是开卷有毒了。读有害的书还不如不读。一定要有选择地读。你为什么水平比他们高？你读的书都是非常有用的，有社会价值的书。包括你看电视，上网听收音机，看电子书，跟他们看的读的都不一样。不是你的心态不对，而是你的水平和境界比他们都要高。 我由衷地赞赏道。 你算了吧，你别把我吹到天上去，我年龄都这么大了，要摔下来可就活不成了，你还是让你大叔多活几天吧。 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父子俩互相对望着，哈哈大笑起来，一同走进了琳琅满目的超市。 他在超市里买了一些日用品，走出超市，旁边有一些小商贩卖农副产品。他走到左面卖粗粮的地方，买了几斤黄色的面。他指着购物袋里的面说，这叫秫谷米面，用石硙磨的，口感特别好，专门用来做糕面的，回去给你做油糕吃。 十八 自绝于民难自绝 渐渐地社会都恢复了平静：该做的该批的该打的都进行完毕了，该夺的权早就夺了；该上台的上台啦，该下台了也下台了，我们照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用当时的一句玩笑话说，瞎子送大粪——跟着驴走。杨队长就是那头带头的驴，他把我们引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他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但他注定了不是一个安生的人。他对眼前的权利根本看不上：队长不是他要追求的目标。他追求的目标是大队主任支书，甚至是公社主任。但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突出表现自己，取得上级领导的重视，必须再弄出一点动静来。不然天天就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没法抓了，生产好像也就上不去了。但还再用老一套，实在也是黔驴技穷，无可奈何了。 他看看被他斗倒斗垮斗臭的地富反坏分子，一个一个地在眼前像过电影一样地过着，越过他可能越觉得少点什么：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村里没有地主，只有一个富农，也就代替了。反革命？有一个历史有问题的人，算是反革命。坏分子？我马吉平当然就是坏分子了。只是一个右派，我们村里根本没有，就是全公社好像也没有。因为我们这儿是农村，没有什么有文化的人。但是在城里有。城里的人虽然也全部是在城里的，但有不少人就出生在农村，甚至是从农村长大的，成年以后在城市参加工作的。他们即算是城里人，其根子也算是农村人。 造反起家的杨明成，做了一番仔细地调查。他终于查清楚了，我们村其实是有右派的，只不过他当了教师，是一中的骨干教师，叫江维东。他的父亲也当了一辈子教师，现在已经退休了，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养老，叫江泽辉。父子俩是我们村少有的文化人，德高望重，非常受人尊敬。由于江维东水平实在是太高了，再加上我们是山区小县，人情世故还是很大的。所以虽然把他打成右派了，并没有送去劳改，还在学校里正常教书。只是经常要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而杨明成打听到的情况是，隐藏很深的江维东终于被学校的革命小将揪出来了，隔三岔五就在学校操场上被批斗。 杨明成就像发现了新大陆。凭着他和6792军造反派的关系，联系到学校的造反派，说江维东是我们村的人，要借用一下，揪回到我们村进行批斗。红卫兵小将们当然愿意，多一些批斗的人，就多了一份力量，就能把这些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和右派分子批倒批臭。 于是，这一天，生产队社员全体放假一天，连电影也不用演了，专门召开批斗大会。还请来公社大队两级干部观摩，要当做经验向全公社推广，给了杨明成极大的面子。他也非常得意，指东道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以往的批斗大会大家见得多了，早就批斗得腻了，人们根本不感兴趣。批斗的和挨批的人，也全都麻木了，根本一点兴趣也没有了。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加入了新鲜角色：一个文化人，一个要脸面，有知识有尊严的人，也被拉回来跟这些土里吧唧，傻大黑粗的人一块挨批斗，多少有一些新鲜感。至于同情心，怜悯之心，正义感，似乎早就不存在了。所有的人都是一些机器，一些木头做的机器，只要打开开关，就能按设置好的程序运转；所有的开关都掌握在小队大队和公社当权者的手中，人家让这些机器怎么转，就跟着转，不会停顿，更不敢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转的。 刚吃过早饭，人们就三三两两地相跟着来到打麦场上。重大的活动往往在这里举行。因为这是村里最大的场地，包括演电影和批斗大会等。 老人和妇女们为了舒服一点，还拿着小板凳，或者拿一块纸板子作为坐具，坐在前面。男子汉们则大部分站在后面。最前面摆着一排从学校里搬来的课桌，拼在一起作为主席台。桌子上放着从大队借来的麦克风。上边地塄上的柱子上挂着一只高音喇叭。桌子后面坐着杨明成，吴兆成，刘明柱还有公社来的穆主任和魏主任。 靠打麦场的东侧有一间小房子，是秋夏两季打完粮食以后，因为粮食要晾晒，担心被人偷走，让照看粮食的人住着。我们这些被批斗的对像早早就被关在这间小房子里。 杨明成派民兵来叫我的时候，我还跟他商量。我说我帮他干过那么多的事情，这样的批斗会就不要批斗我了：我毕竟做过别人都不愿意干的事情。但杨明成坚决不同意。 他说，你多干了是不假，但多给了你工分，早已两清了，跟批斗不批斗没有关系。从公社到生产队，早就把你当成坏分子了，不能给你留情面的。要是把你放过，让别的人怎么办？再加上这回跟以前都不一样，当然主要不是批斗你，但陪斗你还必须去的。主要批斗对像是江维东。 我没有办法，只能跟着民兵来到那个小房子里。 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床。我们几个人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圪蹴在地上。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江维东了。他也已人到中年，两眼无神，目光呆滞，枯黄色的一张马脸，毫无血色。头发也乱喷喷的。身为教师的他，好像还不如我们这些当农民的有精神，苶头搭脑地，如同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他圪蹴在地上，一句话也不说，只低垂着头看着地面。偶尔抬起头来，也看着灰蒙蒙的墙壁，好像在想着什么。 这时，只听见杨明成大喊一声，把反动分子给我带上来！ 门“咚”地一声被打开了，进来几个民兵。每两个人一左一右揪住一个人的双臂，使劲往后抬着，另一只手压着肩膀，把我们压成了弓形，揪到台子跟前。大家弯着腰，垂着头，站在那一排桌子前面，弯弯得像一只只的大虾。 我站在右面的最边上，江维东站在正中间。他好像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场面，弓着腰，低垂着头，一双呆滞的眼睛，看着地面。 杨明成敲了敲麦克风，大声宣布批斗大会现在开始，请魏主任讲话。 魏主任讲了这次批斗大会的重要意义：发现了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新的阶级敌人，对臭老九也不能心慈手软。他们对学生灌输反动思想，散布反革命言论。江维东就是这样的代表，把他抓回到家乡批斗，就是要从根子上铲除他的余毒。从生他养他的地方，把他罪恶的毒素清除掉，不能再饶恕他，让他毒害我们的下一代了。 他的重要讲话，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掌声。紧接着，支书刘明柱，主任吴兆成也做了重要讲话。他们主要认为，粮食产量上不去，还是对阶级敌人斗得不狠。以前把该批的和该斗的，全都斗垮斗臭了，却遗落了一个隐藏在学校里的阶级敌人。这是我们生产上不去的主要原因。经过这次批斗以后，我们的粮食产量一定会上一个很大的台阶的。 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听着，面无表情，神色平静。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更没有怜悯，就好像在地里除草，收割庄稼一样。好像这一排站着的不是人，而是一棵一棵的玉米和高粱。 杨明成队长做了总结发言。他充分肯定了各位领导深刻的见解。批判很到位，给我们全村人民以深刻地启发和热烈的鼓舞。非常感谢各位领导的莅临，给我们的批斗大会以正确的指导。大会以后，我们要化斗争为力量，努力抓革命，狠狠促生产。要革命生产两丰收，以革命促生产，以斗争促革命。要把对阶级敌人的恨，化作对社会主义的爱。化仇恨为力量，用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思想武装头脑，狠斗私自一闪念。大斗促大上，大上促大干，以实际行动纪念夺权斗争一周年大会的胜利召开。 他的口才特好，赢得了领导们的赞赏和群众热烈的掌声。最后依然是呼喊口号。杨明成一下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只要召开批斗大会，只要有阶级敌人在场，他就会拿出红宝书，用红宝书作为武器，敲打着阶级敌人的后脑勺，以表现他的积极性和对阶级的人的满腔仇恨。 在这样的场合，他当然绝对不会放弃他的表演的。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本袖珍红宝书。鲜红的塑料皮上，头戴军帽的毛主席像神采奕奕。他从桌子后边走到前台来，用左手高高举起红宝书，走到站在正中间的江维东的后边，用红宝书的书脊，狠狠地砸着他的后脑勺，声嘶力竭地高喊： 打倒右派分子江维东！ 他每喊一句，大家都跟着喊一句，还把左手高高地举起来： 打倒富农分子刘和东！ 打倒反革命分子胡东升！ 打倒坏分子马吉平！ 打倒坏分子鲍海平！ 批斗大会还没开完，学校来的红卫兵小将就接人来了。大会刚刚结束，不知杨明成怎么想的，他看着灰头土脸要离开的江维东，好像在跟红卫兵小将们商量着什么，那些年轻人点头表示同意。 在宣布散会以后，我正准备回家。杨明成来到我跟前，把我叫住说，你先不要走，还得再办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我停下来问他。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他不想告诉我。 我就圪蹴在场院里静静地等着。我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好事情绝对轮不到我。但我实在不知道他让我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有一个民兵拿着一块白布，上边用毛笔写着三个大大的字：臭老九。 杨明成接过白布条递给我说，你用别针把这块布别到江维东的后背上。 他还给了我几个别针。 你这是干什么？我刚伸出去的手，突然像被马蜂蜇了一样，猛地缩了回来说，我绝对不干。 你不干是吧？看你那个倯样子吧。你可别忘了，你在公社革委会说过的话。你是要当坏分子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还是要当现行反革命送到公检法？不是被叛重刑，就是拉到西门外枪毙，你看着办吧。 他的话并不重，声音也不高，但我听起来就像如雷贯耳，炸得我头昏脑胀。我别无选择，只能说，好好好，不就是用别针别在衣服上吗？这比挖人家的祖坟轻松多了，我干我干。 我心里想，这实在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是右派分子，当然也是臭老九，这事谁也知道。不过是贴在背上，让大家看一看罢了。这对一个人也没有什么损害：又不打，又不闂，又不是去砍头。如果在我背上贴上坏分子三个大字，我也无所谓的，该干啥还干啥。因为你本来就是坏分子，大家都知道的。就算把你的名字做成胸牌别在胸前一样，实在没什么的。 这样一想，我心里也就安心了。拿过杨明成手里的别针，走到江维东跟前，用别针把白布的四个角，端端正正地别在他的后背上。虽然布的质量不好，有些枵薄，但用在这类的事情上还是没有问题的。他也非常配合。乖乖地把后背亮给我，让我把“臭老九”三个大字，别得端端正正地，白底黑字，非常显眼。 杨明成亲手把江维东交给红卫兵小将。他们把江维东押在最前边，排着队，沿着村里的土路，一路高喊着口号朝城里走去。 我们也都回到了家里，一场全新的批斗大会也就结束了。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全村人又重新恢复到正常状态，该干什么干什么。人们平静地上地收工吃饭睡觉，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因为这样的批斗大会，进行得实在太多了，实在太平常了，谁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然而，批斗大会过后第二天，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就从城里传来：江维东跳楼自杀了！他跳的不是一般的楼，而是城中心的那座鼓楼。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上去的。他可能是站到楼的最高处跳下去的。脑浆迸裂，在鼓楼的西面，血搅着脑浆流了一地。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鼓楼就是最高的楼。一般的二三层楼上跳下来是死不了的。 他是在早晨，被晨练的人们发现的。发现的时候早就死了：还穿着原来的衣服，后背上还别着我亲手给他别上的三个大字——臭老九。 因为他是一中的名师，城里的人都知道他。人们通知了公安局，公安局通知了学校，把他拉回去，找到了他的家人。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这种横死的人，是不能回到家乡埋葬的。只能在东凰山上挖了个临时的坟墓，就把他草草埋葬了。 我听到这事以后，非常地震惊，也非常地害怕。由于等我知道的时候，他们全家人都到城里去料理他的后事去了，我也不敢到城里去帮忙。 本来，在一般的时候，如果村里出了这种丧事，我往往第一时间都要去帮忙的。不论是谁家出了这样的事情。但现在我帮不上忙，也不敢去帮忙。因为我知道，他的死和我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他被批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也没有想到死。为什么在我们村里被批斗以后就去跳楼呢？完全可能跟他背上的那三个字有关系。因为据从城里回来的人说，他一路被押解着，穿城而过，从南街到北街，一直要到他所在的中学。一路上观看的人络绎不绝，人们指指点点议论着。还有那不知真相的年轻人日吷着，甚至还有不懂事的小孩子往他身上扔石子。一个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怎么能承受这种侮辱？压力突破了精神承受能力，是只能选择死的！ 我后悔啊！后悔不该听杨明成的安排，要顶住压力。虽然我不往他背上别“臭老九”三个大字，别人也会往上别的。但我别了，我就脱不了干系。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 在江家人为他办理丧事的那几天，我茶饭不思，觉也睡不着。我对自己恨得牙痒：当时还真不以为是什么事，不过就是往衣服上贴了几个字了。但现在看来，那三个字简直是他的催命符。如果在小范围内，在家里，在单位里，还影响不大。但那是在成千上万人的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之中，一个有尊严的人，怎么能受得了呢？ 马吉平啊，你这个混蛋！我一遍遍地日吷着自己：你怎么净干这种蠢事呢？你能不能多少聪明一点，不要干蠢事，不要害无辜的人不行吗？他杨明成也就是吓唬你啊。并没有真的把你送到公检法，真的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甚至是枪毙的呀。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软骨头呢？人家一家人能放过你吗？ 等到江家办完丧事回到村里，我战战兢兢地来到江家，一看到江泽辉老人，我一句话没有说，就给老人家跪下了。我一遍遍地给他磕着头，恶毒地日吷着自己。 江伯伯，你杀了我吧，是我害了您的儿子。是我逼死了他，要不是我，他也不会走那一条路的。我不是人啊，我是魔鬼，我是畜牲啊。你怎么样收拾我，你怎么样惩罚我，一点都不过分。我不敢请求你原谅我，我只想请求你好好惩罚我，让我顶他的命都行。 唉，江伯伯叹了一口气把我扶起来说，你不要这样对待自己了，你也是没有办法的。我来惩罚你，谁来惩罚我呢？他的事也有我一个呀。 啊？我几乎是惊恐地叫了一声，怎么回事啊？到底是怎么了？ 那三个字是你贴上去的，这不假。可你知道那三个字是谁写的吗？他用指头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那可是我写的。要说是害他，我也是杀死我儿子的刽子手啊。我心里能好受吗？ 他悲惨地说着，摇了摇头，现在的社会形势，谁也没办法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语，而在以后，在霍家人回来取他们祖宗的死骨头的时候，又第二次听到。 我们两个都成了凶手，害了一个无辜的人。现在我还得反而安慰他：因为比起我来，他是父亲，他更痛苦，更痛心疾首，生不如死。我现在心里反而有了一丝安慰，这意味着杀人的罪名，有两个人分担，总比一个人强。而跟我一起分担这罪名的，竟然是他的父亲，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我的恐惧和内疚，好像也减轻了一些。 他不仅没有责怪我，还把办丧事时吃剩下的餭儿给了我几块，让我回去给我妈吃。我跟他说了一些宽心的话，从江家的大门上走出来。刚走到半路上，一个女人迎面而来，他是江维东的妹妹江莲花。 她看到我，眼睛里冒着愤怒的光，脸色通红，眼睛瞪得比牛铃还大。她看到我，还没说话，就朝我脸上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双手叉腰，把我迎面挡住，破口日吷起来，嘴角喷出来的唾沫星子，不断地朝我脸上喷上来： 你这个贼娃子，三只手，心眼子化了脓了，烂到底了。天天做着丢人败兴的事：偷人家东西，好好的寺庙叫你拆了；砍伐村里的神树，挖霍家的祖坟，坏事干尽。我哥没有惹你没有撩你，跟你无仇无怨，你把那骇人的诅咒话，就敢往他背上贴！人家让你死，你怎么不去死？让你贴那害人的字，你就去贴？你这样的人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要脸不要脸？一个害人贼，活在这个世上就是来祸害人来了：害了神，害了人；害了死人害活人！你的命还没有猪的命值钱，还没有狗的命值钱：猪狗都死了，你怎么还不死？不要以为我们家人好欺负，正经的好人都不敢欺负。你这样一个贼娃子三只手，害人精，怎么有胆量，有脸面来欺负我哥？这下你高兴了吧？他死了，你该回去喝酒了，跟你那害人的组织领赏去吧。你给立功了，你们升官发财了——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升官发财了也不如狗：狗还不会随便咬人的，可你害起人来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她的声音异常尖锐，引得几乎全村人都出来观看来了。 我定定地立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浑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我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进去，离开这个令我可怕的世界。我的两只手不停地在抖动着，浑身一阵凉一阵热，就像打摆子一样。 看热闹的人，以前对我的行动，包括拆除神庙，砍伐神树，也没有什么议论。但现在不同了，人命关天。人们纷纷议论着，一开始声音很低，我听不清楚，渐渐地声音就高了起来： 真不害臊，看把人家害的，一条人命好好地说没就没了。 这都是报应：他拆了神庙，砍倒了神树，得罪了神灵。神灵就让他干坏事，然后再无情地收拾他，会让他下地狱的。 你们不知道，他把霍家山家的祖坟都挖了！ 这可是真的。这么缺德冒烟的事，这家伙都敢干？ 还是人不是人？ 畜牲也做不出来这些事！ 猪狗不如！ 这种人就是人渣，造粪机器，白活了。 活着还不如死了，人是有脸面的。 没脸面的人还不如畜牲…… 人们后边还说了些什么，江莲花还闂了些什么。我一概不知道了，头脑里一片苍白，但意识还是有的。我立刻转身，像做了贼一样，飞快地跑了起来，一直往前跑，一直跑，跑得我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一直跑出村子，跑到十八亩渠的上面。下边的沟里，是从四周山坡上的雨水流下去，逐渐形成的一个深潭。绿汪汪的水，深不见底。我几乎想都没想，纵身一跃，撕心裂肺的喊了一声： 这世上的人啊，你们好好活着吧，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你们了！ 只听见“咚”的一声，我一下笔直的插在了水里。我眼睛紧紧地闭住，生怕一睁开眼还能看到这个世界。知道用不了几分钟，我就会成为一具尸体，慢慢地变成一堆骨头：这就是我最后的归宿，我的葬身之地。 然而，等了半天，我居然还能呼吸。我睁开眼睛，我居然还活着！手里抲着的几块餭儿也掉进水里顺水漂走了。头顶上热辣辣的太阳在照着我。我低头一看，水并不深，还没没过我的腰，但下边淤泥却很深，把我的双脚连同双腿，深深地陷了进去。我试图把双腿拔出来，但一点劲也使不上。虽然我自己也会凫水，但什么用也没有。我知道自己是死不了了，没想到水并不深。因为我们劳动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沟里有一沟水，但谁也没有下去过，不知深浅。没没过我的头，也没有把我淹死。但现在死还不迟。我两眼一闭，把头使劲扎进水里，水呛得我连连咳嗽：自己让自己窒息，绝对是件困难的事情，这种死法绝对不容易。我实在憋不住了，只能抬起头，露出水面。我连委屈的泪水也没有了，只有对自己的仇恨，对自己的鄙视。 马吉平呀，马吉平！不是人家日吷你，你确实不是人，你确实连猪狗都不如。你还没有活过多少年，但干过的坏事却是数也数不完的：偷人家的东西，挖人家的祖坟，害人家的性命，拆人家的神庙，砍人家的神树，坏事做尽。你只有用死来向全村的父老乡亲谢罪。可现在的问题是连死也不好死了。 我抬起头，望着蔚蓝的天空。天上飘着几呆浮云，有一些鸟儿从浮云边上轻轻地掠过，飞向远方。水沟的四周，长满了青青的野草，翠绿欲滴，倒映在蓝色的水里。野菊花，苦菜花，蒲公英花，星星点点地开在山坡上，像一双双鄙视的眼睛，注视着控在水里的我。正值中午，太阳晒得非常炽热。我垂下头，喝着胸前的水，又用双手捧起水浇着头，驱散着上升的热气。丑陋的枯黄的马脸，倒映在胸前的水里，随着水波的晃动，扭曲着变形着，一摇一晃地，像一张张牛头马面，妖魔鬼怪。 我就这样站在水里。这里离村子远，也没有人到这里来干活，我就是喊叫起来也没人听见。况且我也不准备叫喊，我只想死。 我就这样一直定定地在齐胸口的水里站立着，一直站到太阳落山。我非常攰，想坐下来休息休息，但根本无法坐下来，只要坐下来，水就没过了我的头，我就非常痛苦，又赶紧站起来。 你是不是怕死啊？我问自己，只要把头伸进水里，坚持上一会儿，你就一命呜呼了，可你怎么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啊？ 半夜里，水温迅速下降，冷得我牙齿打战，浑身发抖。身体受了凉，肚子里的凉气不断地往上涌，嘴里不停地打着嗝喽。我不停地搓着手，按摩者双臂，不要使自己冻僵。慢慢地回想起了白天的时候，围观的人们对我的日吷－－我忽然觉得，如果我死了会怎么样呢？我的本意是，我要用我的死来向江伯伯一家，向全村人来谢罪的。但如果我真的死了，人们并不会原谅我，还会诅咒我，死得好，早该死了：大家会高兴的。根本得不到他们的原谅！那我不是就白死了吗？我的死还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那还不如硬气地活着，厚着脸皮活着：我就不死，看你们要怎么样？没有人会站在你的立场上想问题的。他们只想到你损害了全村人的利益，把他们崇拜的神毁了，神庙拆除了，神树砍倒了，把一个最有文化的人也逼死了。可谁会为你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做能行吗？ 所有的人都围着自己的圆心想问题，没有谁为别人的那个中心圆想一想，看那个圆心里到底有什么？是红的还是黑的？ 想到这里，我反而吓了一跳。为自己突然的跳河自杀行为而后悔：一定要活着出去，我心里对自己说。 这时候，我才忽然觉得，你是多么的自私，多么的愚蠢。只顾了自己的脸面，自己的尊严，怎么把生我养我的老娘老子都忘了？虽然你自己是个废物，什么用也没有，不能给父母带来幸福。但总是一个活人，四肢健全。他们有个三长两短，就是跑个腿，端个茶递个水，也还是用得着的。你把他们抛给哥哥，他家人口多，连自己也管不了，哪能管得了父母？再说了，刚刚如果在水中把你淹死了，把父母气得半死不说，还要给你收拾尸首：他们连个棺材也给你买不起，你让他们怎么办？不是死了都要祸害他们吗？你这个蠢货，你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东西！ 我不停地闂着自己，迷迷瞪瞪地在水中好容易挨了一个夜晚，我自己也清醒过来了。但肚子饿得“咕咕”叫。虽然水还算干净，可以喝上几口，但离两边的岸上很远。岸上的草了，什么东西根本吃不到。我会被困死在这里，我大声地高喊着： 救救我啊！我掉在水塘里了，谁来救救我啊？ 只有山沟里传来的崖娃娃（回声），一遍遍地重复着我的声音，听不到任何反应。我绝望地环顾四周，再看看眼前的水，忽然发现，水位好像在下降。我的腰也快露出了水面。原来这并不是固定的水潭。是下过雨后，从上游下来的水，一时流不出去，慢慢地汇集在这里。前几天刚下过雨，所以就汇集了很深的水。但雨水停了以后，由于是黄土高坡，渗漏得非常快，再加上现在是夏天，下漏上蒸，水位下降得很快。但我的双腿是陷在淤泥里的，即使水全退了，我也很难自己拔出来。水面上时不时飘过来一些小虫子，还有耍水娃娃和不小心溺在水中的蚍蜉蚂儿。我飞快地用手猛地抓上一只，塞到嘴里去，连咀嚼也不用咀嚼，囫囵就吞下去了。虽然虫子很小，只有一圪尟尟，但数量还不少，我不断地抓着，吃着，渐渐地好像也不太饿了。只是觉得非常攰，但也无法圪蹴下来，只能直挺挺地站立着。 第二天的下午，水渐渐地消退了，露出了下边的淤泥。我试图把双腿拔出来，但无论如何都拔不出来。淤泥如同一个吸盘器，把我的双腿紧紧地吸附在里面，纹丝不动。但有一个好处是，我可以坐下来了，坐下来休息休息。我坐在淤泥上，但也不敢坐得太实，恐怕连整个身子都陷进去。那可就真的活不了了。我求生的愿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 虽然我能休息了，但要命的是，水退了，漂在水面上的那些小虫子也都消失了。虽然它们只有尐尐的一圪丢丢，但由于数量多，只要不停地抓来吃，也不至于太饿。可这会儿我饿得几乎前心贴后心，肚皮深深地凹进去，胉籁骨也一根根地裸露出来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多亏现在还能坐下来，如果还像以前那样站着，我一定会倒在水里去被活活淹死的。 第三天的太阳，又红彤彤地照常升起来，照着深深的泥潭。到了中午，太阳异常炽热，整个泥塘上冒着热气。软乎乎的淤泥渐渐地变成了潮湿的泥土。我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如果泥土干涸了，可就把我固定到泥潭里，再也出不来了。半硬半软的泥土，是最好挖掘的时候。虽然我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但还是用劲儿伸出双手来，左右开弓，分别在左右腿边，挖掘着泥土。很快便挖出了两个小坑，我使劲左右摇了摇腿，用双手撑着地面，用力一拔，双腿上升了一截。我又再次把小坑往大扩了一些，往深挖了一些。我又站起来，左腿站立着，右腿使劲一提，居然抽了出来。但鞋和袜子都留在了里面。我再用右腿跪在地上，左腿使劲一抽，也抽了出来，鞋和袜子也同样留在了里面。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下像一摊烂泥一样躺在泥潭里，再也不想站起来…… 我看看自己浑身上下，又是泥，又是水又是土，知道自己终于活过来了：既然没有死成，还是应该好好地活着。 我连滚带爬地爬遃着来到沟坡上，拔出苦菜，蒲公英，灰灰菜，大口大口地咀嚼着，吃得满口发绿，嘴角淌着绿色的草叶汁。直到实在吃不下去了，嘴里打着饱嗝儿。衣裳也褿得成了泥轱辘。只得把衣服裤子全部脱下来，铺在山坡上，让太阳晒着，不一会儿就晒干了。我又把衣服重新穿好，手脚并用地从山坡上爬了上来，站在沟口上。朝着已经没有水了，变成泥塘的河沟，愣愣地看了半天。觉得我自己是从鬼门关上回来的，好像又是重新出生了一回。 我沿着山坡上的一道砭砭路，一步三挪地往回走着，虽然自己不想死了，但以后的日子怎么活下去？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十九 守护农田抓窃贼 为了对付保皇派，本来剑拔弩张的6792军和115师两个造反派，在市总部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联合起来，成立了新的造反组织。他们半夜里杀回县城来，用领袖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理论，缴了公社民兵的枪，很快重新夺取了政权。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农村的民兵只有枪，没有子弹。如果枪没有子弹，那就跟烧火棍子一样，什么用处也没有。真正拥有武器，拥有子弹，甚至还有重型武器的民兵，恰恰是各机关，厂矿学校的民兵。他们根本就没有动这些人。 过了不久，机关的民兵，在县武装部的统一领导下，统一行动，迅速包围了县革命委员会。他们边往大院里冲，边朝天空鸣着枪，步枪冲锋枪，还有机关枪，浩浩荡荡。等他们拿起从民兵手里抢来的79步枪进行自卫时，却发现一颗子弹也没有。就算有子弹，也根本不是这些荷枪实弹、训练有素的机关民兵的对手。吓得他们赶紧从后门逃跑了。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没有伤亡一个人，三八派重新掌握了权，完全就跟玩儿戏一样。 但这对我们全县人民好处太大了：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社会混乱，老百姓只愿过个安生的日子。没过多久，随着支左部队的到来，翁团长接管了革命委员会，社会就更加稳定了。他是支左部队，但哪一派是左派？军人也没法分清楚。好在我们现在只有一派，而且还是保皇派。这对这个团长来说，可能是再好不过了。从那以后，一直到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叫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我们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非常平定安稳。 像我们这个嵎厍村当然也不能例外。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乱斗乱抓乱批的事情。对地富反坏右，大家也大多麻木了：天天把这几个老不死的押着站在台子上，天天说着同样的话，有些审美疲劳了，实在是无聊得很啊。大家已经不再感觉到这场政治运动的存在了，甚至好像已经结束了。 我从那个山沟里的泥潭里逃出来以后回到家里，对这场经历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这是头一次对你说。因为对于自杀，那个时候有个很流行的口号，有点像现在的网络流行语，叫自绝于人民：不仅不会同情，还会鄙视甚至是仇恨。而像我这样自杀未遂的人，如果让人们知道了，更增加了一条罪名，更会让人们嘲笑鄙视，甚至是侮辱的。 江伯伯经过这样一场变故以后，连气带病，不久便去世了。江家的人，特别是江莲花，她慢慢的好像也想开了。因为他哥的事，连他的老父亲都参与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家都是被迫无奈，没有谁要故意害他。以后虽然见了我不说话，但也再没有闂过我。这场风波好像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我自己的生活也重新归于平静和正常。 第二年夏天，在玉米快成熟的时候，有一天快要下工的时候，杨明成找到我说，马吉平，你干脆照看庄稼大田吧。这几年你表现得不错，本来大队决定表扬你，让你当模范的。可像你这样的特殊情况，又不能把你的事情报上去，害怕挨头子。我只能多给你记些工分，在经济上照顾你；照看大田庄稼，不用干活，是个轻松的差使，你看行不行？ 我吃惊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仿佛不认识他一样。因为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过话，绝对是强迫命令和威胁似的。这回可是太阳从西面升起来了。后来我慢慢地想起，造反派被赶走了，他自己可能也岌岌可危，执掌不了几天权了，担心我恨他，就这样来安慰我。可实际上我并没有这样想：他还是在威胁我，还是在害我。因为照看大田庄稼，表面上是个轻松活儿，但绝对是要得罪人的。对偷庄稼的人，你要是不管，领导们就要收拾你，说你不称职；如果你要管，都是本乡本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抓住谁就得罪了谁，就会成为对方的仇人。很多人不想干，道理就在这儿。 我并不怕受苦受攰，不是那种干活伄伄儅儅的人，虽然照看农田苦不重，但要管理人得罪人总觉得伈伈惶惶，害怕叫人黑忾厌恶。 但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人家能用商量的口气跟我说话，已经算给了我很大的面子了。我不敢说我不干。我只能对他说，这确实是个好事情，不用干活，四处转转就行了。可这种好事情，像我这样的人干，名不正，言不顺：我自己就是个贼，让我去抓贼，那被抓的人能服气吗？不闂我八辈祖宗就算不错了。你说这合适吗？ 我也用商量的口气跟他说，我说的当然也是实际情况。 这也没什么，他说，你那个毛病现在好像都改正了，再没有听说过你犯那样的事情了。一码归一码，只要你不再干那样的事情，就不会被人家抓住把柄的。谁家锅底没有黑？哪有那么完全清白的人。我看你还是按我说的去办吧。 我知道，我在我们村，对人家领导的命令是不能拒绝的，拒绝了，后果很严重。能跟我商量已经算给了我最大的面子了。再说了，村里的婆娘们，借着到地里拔猪草在猪草下面藏玉米棒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完全就是公开的秘密。只是胆小的少拿点，胆大的多拿点。连大小队村干部的老婆们，也跟其他的婆娘们没有什么区别，照偷不误。乌鸦和黑老鸹，完全一个样。至于说大面积的在黑天半夜去大规模地偷，根本不存在：天天在批斗在抓，在判刑，没有人敢犯这样的重罪的。实际上这差事确实是不错。想到这里，我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我拿了一只长长的苗子用来防身，也可以用来打狗。因为那些狗饿得不行，常常在玉米地里掰着吃玉米棒子。那些玉米秸秆倒在地上，被啃了一半的玉米棒子，都是流浪狗干的。苗子的把子坏了，一头成了个末夵夵，铁头也按不上了，只得重新换了个把子。还顺便抲了一把有一拃长的攮子，别在腰里以防万一，饿了时还能用来削东西吃。 生产队还组织了专门的打狗队，打偷吃玉米棒子的狗，但非常不容易。因为狗跑得比人快，你根本抓不住它。只能采取很多人包围捕杀的办法：组织青壮劳力。先由一两个人侦查，看哪块地里有狗。然后大家每人拿着一根棍棒，把玉米地里的狗包围起来，围到一处，然后乱棒打死。打了好几次，把打死的狗剥了皮，在饲养房里放在大锅里煮。从地里干活回来的人，每人都可以分到一碗。但狗肉是热性子的，夏天是不适宜吃的，常常把人们吃的嘴角起疱。又不得不去刨苦菜蒲公英煮成水去下火。 我肩上扛着苗子，在地里四处巡查，密切关注着玉米地里的动静。这实际上是责任心很强的一个事情，你只要巡查得勤快，那些想偷玉米棒子的人，就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一旦抓住可就没有好果子吃的。然而到地里去拔猪草的妇女们，却是没办法阻挡的。因为家家户户都毓猪的，又给猪吃不起猪饲料，只能毓猪草。到玉米地里拔猪草，既给生产队除了草，又给猪找到了吃的，可谓是一举两得。但对这种拔猪草的妇女们，不能不管。因为她们在猪草下边，大多藏着玉米棒子。可又不能真正的管。 快到中午的时候，拔猪草的妇女们要回家做饭。我就赶紧走到村口，像电影上查路条的人一样，把她们全部挡在路上，一个一个地检查。我把手放在竹篮上面的草上，抓起一把，看一下。看见草下边没有玉米棒子，就放行了。但我不能把草抓得太多。如果抓得太多，往深处看，十有八九是能抓到现行的。完全能够看到她们偷掰的玉米棒子。但我一定不会这样做。这伙人也干得多了：她们知道玉米棒子不能藏得太多，多一半还是猪草。每次藏上三五个就不少了。而且大家偷玉米棒子的时候，绝不连着偷。而是隔着很远，掰上一株。而且选那种一株玉米结上几株玉米棒子的去掰。这样就不留任何痕迹。大家心照不宣，相安无事。我的工分也就赚得轻松惬意，从心里感谢杨明成。虽然多半有些强迫，但也的确是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活。 这天上午，我从前沿圪壩巡查回来，刚刚走到上坪里。突然听见玉米地里传来轻轻的，“啪啪”的响声。我赶紧提起苗子，蹑手蹑脚地从玉米林子里钻了进去。突然看见，在玉米地的中间，有三个妇女正在掰玉米棒子。看那身影，不是我们村里的，我大喊了一声，哪里来的贼？怎么敢偷我们村里的玉米？ 她们听见我的喊声，扔下手中的玉米棒子，像兔子一样地往外跑，我在后边紧紧地撵着。边撵边高喊，不要跑了，再跑看我挕掴不死你们哩！ 两个年轻的跑得快，很快跑出了玉米地。但那个老年女人，长着一双解放脚，根本跑不动。我很快就追上了她，一把拽住了她的胳膊，大声喊着，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她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在颤抖。颤巍巍地央求着我说，大哥大哥，这位好大哥，您就行行好，放了我吧。我也是实在饿得不行了，想掰下两株玉米棒子，填填肚子…… 我一下愣住了。她的口音，是我们熟知的我们省的另一个县的人，是全省著名的贫困县，也是全省人口最多的县。人多地少，根本吃不饱，常常到我们这里来流浪乞讨。所以听那口音，我就知道她是哪里的人，但我总不能放走她们，只能扯着她的衣服不让走。 这时，已经逃出玉米地的两个年轻嬬子又返了回来。她们看见我揪着老人，齐刷刷地跪在我面前，连那个老人也“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三个人六行眼泪，齐刷刷地流了下来。她们不断地给我磕着头。 那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嬬子说，我的好大哥，求求你了，我们母女三人，求求你了。我们有好几天吃不上饭了，天天吃野菜，吃的天天拉肚子，把人都要吃得虚脱了。万般无奈，只能到你们的地里掰上几株玉米棒子，哄一哄饿扁了的肚子。没想到被你抓住了。求求你了，你看我的老妈，瘦成一张皮了。她老人家能不能活得下去活不下去，能活几天都说不了。你就让她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让她能吃口饱饭吧。你就放走她，要杀要剐，就杀我们，剐我们吧。就让我的老娘逃一条活命去吧。求求您了，我的好大哥，您就放过我们一码吧…… 她说完，那个年纪小一点的嬬子也在流着眼泪央求我。她们的老母亲，好像连个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 我一下愣住了，凭着三个女人的力气，又饿着肚子，她们一个也别想从我手里跑掉。但如果要放了她们，如果让大小队的干部知道，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可看她们有这么可怜，如果不是饿得走投无路，她们怎么会跟狗一样去掰得吃生玉米棒子呢？将人心比自己，如果我和她们一样，我也会偷着去吃的。 玉米地里潮湿闷热，热辣辣的太阳照下来，把炽热的阳光洒在她们干枯的头发上。一片一片的玉米叶子，微微摇曳着，不时刮着她们的脸颊。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浸满了汗珠。汗水泪水在她们枯黄的脸上横陈竖淌着，一滴一滴地滴在松软的玉米地里。 母女三人直挺挺地跪在我面前，仿佛是刑场上的三个死囚，只等着我发出一声执行死刑的判决。我活了半辈子，还是第一次有人求我，有人给我下跪。而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求过我，我有的只有被批斗，打击，呵斥和侮辱。我知道走投无路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真想把她们给放了。 我该怎么办？发点善心，放了她们？我可就没好果子吃了；如果把她们交上去，批斗，坐牢，关到公社的学习班……我实在不忍心。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虽然我很同情她们，但毕竟不是我们村里的，不存在面子上的事情。我还是决定把她们交上去。 我对她们说，我也知道你们实在是没办法了，但照看田地庄稼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权利处理你们，我也没办法，只得把你们交到队里去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会给队长说好话的，请求他们放过你们，请你们相信我。 那个年代，不管是我们村里贫穷，我想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的，日子过得都是囷儿没囷儿稐儿没稐儿的。谁也救不了谁，谁也管不了谁。 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吗？老年妇女说，别人又没看见，你就装作没有逮住我们吧。 我实在没办法，我对她们说，我真没那个胆量。万一要被人家知道，要是处理起来我，要比对你们的处理还要重的。 她们哪里知道我的处境。我在村里边的地位，还不如这三个逃荒的女人，要不然也就不会让我照看庄稼了。完全是在考验我。如果把她们放了，我不被送到公社学习班，也会再次被拉到大会上挨批斗的。 我把她们掰下来的玉米棒子拿起来，把每一个玉米棒子上的叶子扯起来两片儿，互相绾在一块，穿起来。总共有五个，提在手里，作为赃物准备上交。 她们看见没办法了，也知道跑是跑不过我的。只能一言不发地跟着我回到村里。 这时正好收工了，社员们也回到家里了。我把她们交给杨明成。他也非常吃惊，因为从来没有遇上这样的事情。他也不好处理，因为没有先例，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让我把她们带到大队部去。 母女三个非常害怕，胆怯地望着我。那眼神里透露着恐惧和绝望，但也只得跟着我走。 大队部的窑洞里，正好支书和主任都在。他们好像在研究什么工作。我把她们领进窑洞里，说明了情况，并把五颗没收来的玉米棒子放在办公桌上。 刘明柱和吴兆成也非常吃惊。因为他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居然有外县逃难的女人，偷吃队里的玉米棒子！ 支书刘明柱，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客气地让她们坐下，每个人还给倒了一杯水。她们根本不敢喝，直愣愣地看着支书。 他先没有谈怎么处理他们，而是详细地询问起了她们的生活情况，逃难的过程。 母女三个，还没开口，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还是那个年龄稍大的嬬子带头说，我叫明花香，我妹妹叫明丽香，这是我妈。我们那里的情况，你们可能也知道一些，穷的没法活。我爸长期患病，也没钱给看，拖得都快不行了，就这样也没法让他活下去。仅有一孔土窑洞，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塌了，把全家人都埋在里边了。我和妹妹在窑洞的最后边，我妈和我爸在前边。窑洞的前半块全塌了下来，把我爸和我妈都埋住了。我们姐妹俩赶紧去刨。我妈还好，只拿了下半截，我们把她刨出来了，但我爸整个被埋住了。我们拼死拼活地刨，手都抠出血来了。等我们把他刨出来，他早就没气了。活着的人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了。死了的人，连口棺材也给他买不起。我们只能把他从埋他的那孔窑洞里刨出来，用我们全家人铺的簟把他的尸首卷起来，挖了个坑就埋葬了。因为给父亲治病，还借了不少外债，住的窑洞也没有了，天天有人来催债。我们母女仨实在没法活了，只能流浪逃难，跑到你们县里来了。天天凭着野菜和果子填饱肚子，吃得大家天天拉肚子。实在是没办法了，看见你们地里的玉米棒子，就想掰得吃上几个，要不然连逃难的路也走不动了。却被你们这个很负责任的大哥给抓住了，落到了你们手里。求求你们，看你们也是大干部，你们大人不记小人过，大恩大德，就放过我们一回吧。我们就是下辈子当牛做马，也要千方百计地报答你们的恩情的。 求求你们了，老女人沙哑的声音说。 求求你们了，放过我们吧。 两个嬬子异口同声地央求说。 说着，娘儿们三个又不约而同地直挺挺地跪在办公室的地上了，泪流满面。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听着这凄惨的声音，眼泪差点流了下来。 刘明柱赶紧把她们扶起来，让她们坐在椅子上，再次把水杯递给她们，让她们喝点水压压惊。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吴兆成也惊奇地问。 好像他们俩也被他们悲惨的遭遇感动了，根本不再问如何处罚的事情，而是关心着她们的命运了。 唉，能怎么办呢？她们的母亲叹了口气说，只能到处乱跑了。走到哪算哪，死到哪里算哪里。我们母女三个的活路，不知道在哪里。活没活着的地方，死也没死的个地方。我那个倒霉鬼男人，好歹还有个死的地方，我们就是连个死的地方也找不到啊。 支书和主任两个面面相觑，他们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你们，刘明柱说，三个女人，孤儿寡母的，看着你们也可怜，这几株玉米棒子，你们连吃也没吃到口，就被我们逮着了。你们放心，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处理你们的。我只是觉得你们这样四处流浪，也不是个办法。有没有考虑找个什么人？什么地方落下脚？ 母女三个一下愣住了，他们好像绝对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情会落到她们头上。明花香说，怎么不想啊？我们天天都在想。可哪有这样的机会呢，哪有这样的地方啊？有谁会收留我们的？难道你们愿意让我们在你们村落户，当个社员吗？ 吴兆成说，我们实在看见你们太可怜了，真的愿意帮助你们。但是平白无故，我们也没法收留你们：如果你们能在我们村找个人，看样子，你们两个女娃，还没有成家。如果能在我们村找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嫁给他，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能给你们上户口，就能成为我们村的社员。你们俩愿意吗？ 真的？她们的母亲一下睁大了眼睛，三个人又一起直挺挺地跪在了支书和主任面前，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恩人呀，我们可是碰上大恩大德的恩人了。 支书和主任赶紧把她们搀扶了起来。 明丽香流着眼泪说，只要给我们一条活路，给我们指出一条活路，别说找个对像嫁人了，就是让我们给当牛作马也行。只要不让我们四处流浪，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有口饭吃。我和姐姐，我们随便找个什么人都行，哪怕是瞎子瘸子哑巴，只要给我们一条活路。你们当领导的能给我们落户口，给你们当社员，你们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救命恩人了，你说呢，姐姐，你说行吗？ 她回过头问她的母亲和她的姐姐。 你想得太对了，明花香说，我跟你想的一样。 不能啊，她们的母亲说，那不是我把你们全害了吗？ 为了活命，还能有什么挑肥拣瘦的。这两位恩人，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活路，一条活命的路，我们早该知足了。 明丽香说。 不过，你们先别太高兴了，刘明柱说，我们这个村不太富裕，但比别的村子还要好一些。我们村除了一个人，跟你们两个嬬子年龄相当的，全都成了家结了婚了。所以你们没法选择，只能选择唯一的一个人。 我听着，脑袋里“嗡嗡”地响。这位书记大人，这位主任大人，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想出这样的点子来的。在我的印像中，他们经常就是逼着我，让我干不想干的事，像瘟神一样害我。可现在，他们说的这唯一的一个人，就是我，就是我马吉平。亏他们能想得出，这不是乘人之危吗？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了救人家，还是为了害人家。我可是个著名的贼啊。虽然不至于瘸腿折胳膊，也不是老的不可救药，但名声不好呀。她们能受得了村里的人指指点点吗？我听了他的提议，真的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明花香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姐妹俩绝不是说假话，随便什么人，只要能收留我们，别说是嫁给人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嫁给牛驴骡马，我们也一点不后悔。只要让我妈能活下去，我们也能活下去。那您说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不用说，吴兆成笑着说，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三个人愣住了，一起抬起头望着我。我吓得赶快把头低下去，脸上一阵阵发烧。 见过面了，在哪见的？但明丽香好像明知故问。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刘明柱指着我笑着说，你们俩谁愿意嫁给他？ 这场面我头一次见到，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我是个著名的贼，每天被批斗，呵斥，打击，侮辱，生不如死。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找个女人，结婚成家，更不会想到找个外地的女人成家。 大家一下全都僵住了，场面有些尴尬。谁也没有料到是这样的结局。他们母女仨，三个贼，和我这个抓贼的人，怪不得人家当支书和主任，就是连我都想不到。我怎么在抓住她们的时候没想到把她们接到家里，让她们中间的一个给我当压寨夫人呢？而现在，天天让我害人的两个支书主任，去给我找媳妇。我真的是尴尬得无地自容，就像站到批斗会上挨批斗一样，不敢看坐在前边的三个女人。 刘明柱看看表说，时间不早了。这样吧，他冲着我说，马吉平，我也没问你同意不同意，就给你做主了，以后会怎么样？我也没把握，你先回去吧，回去等好消息。至于你们，他对那母女三人说，几个玉米棒子，至于吗？这个吉平也太认真了，这么点小事，根本不必交给我们，直接把人放了不就行了？当然也是坏事变好事，也许你们以后不会再流浪了。你们就不要吃什么生玉米棒子了，跟着我到我家去吃饭吧。 母女三个人一下愣住了，再一次给他跪下了，含着泪一声声地喊着，他是恩人，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我也实在看不下去了，赶紧一闪身出了门往家走，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受。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家里会多出一个女人来，而现在，居然可能会多出三个女人来。我不知道，这对我是好处还是坏处？我怎么能养活了她们？她们能接受我这个贼吗？我是个有命无运的人，已经习惯了天天碰上倒霉的事；要是有一件好事、幸运的事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怙得住。我回去怎么对我的父母讲？他们会高兴还是会痛苦？ 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