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 版权信息 书名：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作者：郭沫若出版社：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12-01isbn：978-7-5456-0376-7 《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版权信息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爱下书小说网全文字更新,牢记网址:.aixiashu.info 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 中国近现代史的壮观画卷 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曾经说过：“在庞大的郭沫若的作品中，最优秀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马上决断是困难的，但最能发挥他的特点的，除了诗之外，历史剧和自传大概是不会有很多异议的。”的确，除了在新诗和历史剧领域有所建树外，郭沫若的自传创作卷帙浩繁，也自成特色。 郭沫若的传记作品，总计有《少年时代》《学生时代》《革命春秋》《洪波曲》四卷，洋洋百万余字。 它展开了一幅极为广阔壮观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画卷，也记述了传主郭沫若独特的个体发展历程。 借用他自评《水平线下》的话来说，传记 “具体地指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本卷《洪波曲》收《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苏联纪行》《南京印象》等。 《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大体上是记1938年一年间的事，包括上海南京沦陷、保卫大武汉、长沙大火、汪精卫叛国等。 《苏联纪行》是1945年6月至8月的访苏日记。《南京印象》记下了1946年上海****代表在下关车站被国特殴打的情景。 郭沫若（1892—1978），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 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 前记 解放前一年一九四八年寓居**时，夏衍同志在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茶亭》。 在他的鼓舞和督促之下，我把在国民党管制区的抗日战争的一段回忆写出，逐日在报上发表了。 所写的是上海、南京失守后，准备保卫大武汉而终于放弃了大武汉的那一阶段。 写到长沙大火、退驻桂林、准备撤退至重庆，我在**的寓居生活要结束了。 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的前夕，我要离开**，进入解放区了。 因此，我的回忆录便自然告一段落。《人民文学》愿意把这一阶段的抗战回忆录重新发表，我现在把旧稿整理了一遍，定名为《洪波曲》，让它再和读者见面。 这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的回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不够全面的反映。 经过一遍重新整理，觉得把这一阶段的回忆写出了还是有好处。当时如果不写，在经过十年后的今天，大部分的记忆会完全消失了。 就请读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资料吧。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第一章 南迁 一、脱离孤岛 上海成了孤岛之后，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各报都改变了论调，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了。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各处街头巷口的小书摊也完全改变模样。上海是瘫痪了。 文化工作者留在这样的地方已经完全失掉作用，大家都在考虑着并计划着怎样脱离这个孤岛。有的北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则转移到大后方去继续工作。后者有采取了集体行动的，如像戏剧界的朋友们便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分别向后方出发；也有采取个别的行动。我就是后一种人之一。 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上海的，这个日期在我可记得很清楚：因为它和我从日本逃回到上海时的日期巧合，那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七月二十七。我在上海算整整住了四个月。 和我同路的是一位曾经到过南洋的广东人，北伐时在总政治部做过工作，可是他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那时有过这样一种打算，想到南洋去，向侨胞募集一些款项来办报或者搞其他的文化工作，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位同路人。 离开上海是清早，坐的是一只法国邮船。这船是靠在公和祥码头的，不能够直接到达，所有的乘客都用小划子由黄浦滩边分批送去。 邮船靠的地方和当时日寇的主力舰有名的“出云号”毗邻。当载着我们一批的小划子到达邮船的时候，出云舰附近飞起了一只水上敌机，飞到邮船的头上来，故意地十分低飞，绕船三匝而去。这样耀武扬威的恶作剧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乘船的人大家都沉默着表示愤怒。 上了船，船上的管事们要求乘客们躲进舱里。据说，要出了吴淞口之后才能安全。 其实这只邮船原是值得日本鬼子投下几枚**的，而它却没有投。出了吴淞口后我才知道，船上满载着国民党的所谓党政要人，差不多全部的所谓上海闻人，都在这只船上。我们自己的朋友也不少，廖夫人和邹韬奋便都不期然地也同在这只船上。 二、遥望宋皇台 到了**之后，我住在六国饭店。一个人在三楼临海的一间房间里住定了，情绪相当寂寞。 南京**的抗战态度，住在上海的四个月是已经领略够了的。在军事上虽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在政治上却只时而做些姿态，丝毫也没有改变作风的诚意。尤其对于民众动员工作，他们是死不放松的。你要说他们不动员吧，“抗敌后援委员会”的组织到处成立了，但无非是借故敛钱，包而不办，占着茅坑不拉屎而已。 自己虽然有决心，想到南洋去募款，但也没有把握。南洋不曾去过，募集是不是可以成功？成功了，仅仅靠着文笔的宣传，又会有什么效果呢？ 前途的渺茫，不免增加了自己的惆怅。假如是到了北方去，那情绪又会是完全两样的。我很失悔，为什么没有和周扬同志一道去延安？ 这些情绪为那阴郁的天气成了内应，夹攻着我。我站在骑楼上望着烟雾迷蒙着的海，烟雾迷蒙着九龙对岸的远山，不知不觉地成了两首旧诗。 十载一来复，两番此地游。 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其一）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其二） 十年前的一九二七年，我是到过**的。那是在“八一”革命遭了挫折后，我从神泉乘帆船浮海而来。那一次在**住了将近一个月，曾经往宋皇台去游览过，也曾发过一些感慨。尔来已经整整十年了，中国的情形进步了多少呢？十年内战，逼得革命的人民武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暴侵略，像海啸一样，几个月期间席卷了半个中国。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丝毫也不知道悔过呢！ 宋皇台不又成为了时代的象征吗？ 我的古物学的知识也曾经告诉过我：那三两个堆积在一段高地上的庞大的顽石，说不定会是冰河时代的孑遗，其中会包含有更丰富的科学的意义；然而它们所关联着的一段历史悲剧，却沉重地压抑着我。 历史在它长期停滞的期间，就像流水离开了主流一样，只是打回旋。 宋朝在南边搅完了，明朝又到南边来搅完，现在不又是宋末明末的时代了吗？ 冲破那种回旋，不让历史重演，正是我们当今的急务。 三、街头遇故人 由上海撤退的朋友，经由海路南下的，大都以**为中继站，在这儿停留一会儿之后再转入内地。因此，在这并不怎么宽大的岛市，只要你一出街去，便差不多随处都可以碰见熟人。 就在我到**的第二天，我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转雪厂街的十字街口便遇到一群朋友，那是从日本被迫回国的林林、姚潜修、叶文津，和两位没有到过日本的小姐，一位是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另一位是我现在的爱人于立群 。他们在上海时在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里工作，我们是时常见面的。尤其是立群，我们有好几次还一同上前线去慰问过抗战将士。就在大场失守的那一天晚上，她也和我和别的朋友们同车上过前线，我在中途分了手，到昆山去了。她们折回上海，车过大场时便遇着敌人的大举进攻，几乎成了炮灰。 立群是《大公报》的驻日记者于立忱的胞妹，她们是于式枚的侄孙女。原籍虽然是广西贺县，但她们都生长在北平。她们的家庭悲剧，由官宦人家成为破落户的经过，立忱在日本时曾经告诉过我。立忱为了贫病交迫，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四个月，回到了上海，但不久便自杀了。她的丧葬，差不多完全是立群和她的一些年轻朋友经手措办的。在那时，立群已经和林林他们常在一道了。 七月我也回到上海，经过林林诸位的介绍，我认识了立群，顿时感到惊异。仅仅二十来往岁，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的人，对一般时髦的气息，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一个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而她对于抗战工作也很出力。“八一三”以后时常看见她在外边奔跑。 当大家正筹划着怎样离开上海转移到后方去的时候，立群本来已经参加了洪深所领导的一队演剧队，在临走的前夜我劝她改变了计划，不如和别的朋友们取海道绕到武汉去，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她听从了我的劝告，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们比我先一天离开了上海。 在他们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的行期也已经定了，但我为保密起见，却没有告诉他们。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几天之后，一定可以在**会面。几天之后，果然遇见了，在他们却可算是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立群先看见了我，向来不大说话的她，首先叫了出来。 “哦，我们还怕你要死守上海呢！”郁风接过去，带着几分夸张的调子这样说。 他们是住在海陆通旅馆的，商量的结果，就在当天下午都搬到六国饭店来了。 四、辗转反侧 **的救亡工作在当时也相当紧张，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在进行着出国的事，连护照都已经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劝告：到南洋去并没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国内先搞好一个基础，再去募集也比较容易一些？ 这意见我采纳了，想到不如索性把《救亡日报》提前恢复。假使这一着成功，那么好些朋友的工作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但要把《救亡日报》恢复，根据地最好是设在广州，可能时就使它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吧。假使设在**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可不是“救亡”而是流亡了。 就这样，在**待了一星期光景，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广州去。林林、潜修、文津、郁风、立群，也都同路。 广州，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我是住过三个多月的，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旧地重游了。市面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在郊外听说多开拓出了一些住宅区。我得到朋友的介绍，便到“梅村”去找一位姓李的。他是湖北人，在曾养甫下边做工作，他的太太在北伐时的汉口我们是时常见面的。 那是两层楼的房子，还有些附属建筑和庭园，相当阔气。是两家人在合住，李太太之外，另一家是谌小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他和我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对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国共合作的恢复，是我和曾养甫的功劳。”——这话，他以后还向我提说过好多次。我也问过朋友，据说他们经过间接的关系最初送达过一封信，倒是事实。 主人派了一间小楼房给我，小巧玲珑，应该是可以舒展地睡一觉的。但不知怎的，我在那头一天晚上，在那样清静的别墅里，却辗转反侧地怎么也不能睡熟。 睡不熟，一个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又在那儿酝酿着诗了。这次做的却是一首七律：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澣弦。 昨夜宋皇台下过，帝秦誓不有臣连。 五、碰壁之余 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要办报，不能不打通党政军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希望他们出些钱。这种工作，照我的性格来说，是有点不相容的，然而我自己却主动地来担任了。 尽管是怎样化了石的广州，经受着抗战的大风暴，也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鼓动。时而有敌机的空袭。市面上偶尔有画着虎皮般的装甲小炮车出动，防空设备虽然十分简陋，但也总在设备了。军队里也在开始恢复政治工作，有好些地方在开短期训练班，想火迫地训练出一些宣传人员。至少为抗战而宣传，是不犯禁的了。 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参加了好些次欢迎会、讲演会，也被官方的训练班请去讲演过。广州无线电台也请我去广播，我的广播词是《动员民众之必要》。这倒真是一个核心问题，然而这个核心却和在上海、南京一样，根本没有被人重视。并不是民众不肯动，而是当局害怕民众，害怕民众动。这样能够抗战吗？抗战能有前途吗？ 我靠着居停主人的介绍，去见过一次曾养甫（那时的广州市长兼财政厅长）。我把恢复《救亡日报》的意思向他提出了，不用说是希望他津贴一点。他对我说：你最好向吴主席提出，只要他答应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吴主席是吴铁城。凑巧得很，隔不几天，他请我到他官邸去吃晚饭。席面是很丰盛的，有好些人同席。席上谈到抗战如持久，将来各种物资都会缺乏，白报纸的来源也会大成问题。因此，他说广州的报刊实在太多了，应该取缔一下才行。这样，先给我一杯闭门羹，使我连开口的余地都没有了。 我想，这一定是曾养甫干的鬼，他们是串通好了的。看来这广州之行，只会是一张画饼。广州都是这样，到南洋去又会怎样呢？本来并没有存多大希望的我，到这儿倒认真地开始失望了。 然而，意外得很！在毫无希望的地方却又钻出了希望来！ 那是一位“军人”，在他看见我四处碰壁的时候，却向我开出了一个条陈：你何不去见见余幄奇（余汉谋）呢？ 余幄奇，我无一面之识。那位“军人”便自告奋勇，替我当了说客，而居然也就说通了。 余汉谋请我到他军部里面去见了面。他没有等我开口，便说他愿意支持《救亡日报》，每月愿捐助毫洋一千元，按月支付；从十二月便开始，可以作为开办费，容易周转一些。 他能这样“慷慨”，我是能够了解的。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直系，为了好买空卖空，不免也来小试一下两面三刀。 六、“拍拖” 《救亡日报》的复刊有了着落，朋友们的工作岗位也就定下来了。林林、潜修、文津、郁风都决定暂时留在广州帮忙编辑，同时打电去上海，请总编辑夏衍迅速赶来。我自己是依然想到南洋去的，只等夏衍来，把一切关系接头好了，便慢慢动身。 荏苒之间快要过新年了。住在梅村不大方便，我又受到“军人”的邀约，索性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和他同住。在那时他还为我介绍了些工商界的朋友，打通了些社会关系。吃蛇肉，吃狗肉，游荔枝湾，逛六榕寺，听广东戏，访胥户船，日子倒也过得着实古怪。南京城的沦陷，“国民**”的西迁，军事阵地的转移，在广州看来，似乎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事。 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却接到了一通由武汉打来的电报。内容倒很简单：“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陈诚。”就只有这么几个字。自京沪失守后，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经移到武汉，陈诚在那儿担任着警备司令，我是知道的。但他有什么“要事”要和我商量呢？这倒是一个闷葫芦了。 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到武汉去一趟。这一去是有必要的。到那边去看了一趟，再转赴南洋并不算迟。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出来了，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 这样一来，立群可有伴了。她本来是要到武汉去的，便和其他的朋友们分开，也搬进了新亚酒楼。她一搬来，不声不响地整天价只是读书写字。她写一手黑顿顿的大颜字，还用悬肘。这使我吃惊了。我从前也学写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工夫的。我便问她，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她告诉我：是他们的家传，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颜字的严肃性可能起规范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我也陪着她写了几天大颜字。 夏衍是在五号这天赶到的，我们也欢迎他住到新亚酒楼。一切关系很容易地交代清楚了，《救亡日报》在元旦已正式复刊，在长寿东路还找定了一个社址。我留在广州的任务算告了一个段落，我是可以走了。 六号的晚上，我们便乘粤汉路的火车，由黄沙车站动身。我和立群，另外还有一位姓苏的青年同路，这也是“军人”介绍给我的，希望他能在路上照拂我们。 很多朋友都到车站上送行，有一位工商界的朋友再三叮咛地说：“到了武汉，千切不要做官啊！无官一身轻，希望你早些回广州来！”这话使我很受感动。——但这位朋友，在广州沦陷后他却变了节，真真是一件遗憾的事。他是应着“当事者昏，旁观者清”的老话，他懂得“无官一身轻”，却没有懂得“无产也一身轻”的。 在昏黄中火车快要开了，我们从窗口伸出头去向朋友们一一惜别，握了不仅一次的手又彼此再握。 最后，夏衍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告诉立群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大家都在爽朗地笑，但我自己明白，我笑得要算最不自然。可不是吗？我在精神上已经紧紧地把她“拍拖”着了。 第二章 动荡 一、到了武汉 粤汉路的火车，费了三天三夜把我们驮到了徐家棚车站。那是九号的傍晚。在昏茫中胡乱地接受了汉口的一家小客栈的招贴，受着接客先生的领导，渡过了江。 客栈小，已经人满为患，但在楼上却替我们通融了一间大房出来。鸦片烟的臭味，麻将牌的闹声，神女们的惨笑，这些倒很协调地在奏着美国式的爵士音乐，整夜向我们围剿。然而武汉已经是抗战的心脏了！ 第二天和警备司令部通了电话，并打听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出乎意外地更打听到叶希夷（挺）也在这里，已经成立了“新四军办事处”。我同时和两个办事处也通了电话，周公（恩来）在开会，接电话的人要我到下午三点钟再打电话去。希夷接到电话，却答应先来看我们，叫我们在客栈里等。 不一会儿放了警报。当时的汉口，对于一般市民还没有防空设备。预行警报中，街上虽然也有不少的人在乱跑，但大抵是跑到江边或郊外空旷处去躲避的。不高兴躲的人，也就根本不用跑了。我们也没有跑，一直把客栈房当成了防空壕。在紧急警报放了之后，只有这时，全市是悄静无声。我为了好奇，曾走出骑楼去望了望，受到街上防护团员的干涉。这干涉可非常严重。不一会儿防护团员集中了好几个人，涌进楼房里来了。 来势凶猛得很，大有非把我逮捕起来不可的冲劲。他们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只差没有说出口来，而我却替他们说出了。 “你们以为我是汉奸，在骑楼上跟敌机送信号，是不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你说！”一位承头的中年人，抓着我的左手膊，摇了我好几下。 跟我同来的苏君，他着急了：“你们不能这样不讲礼，这是郭副主任！” “副主任？什么副主任？”承头的仍然不服气地问，不过气已经有点软了。其他的人更失掉了初来的勇气，有的已经在朝门外退。 “什么副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你们忘记了？” 这是北伐当年的旧官衔，就和“死诸葛”骇走了“生仲达”一样，这旧官衔却骇走了防护团。北伐当年的总政治部，在武汉是有过威风的，我在当年也常常参加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这几位准备来抓我的人，说不定都听过我的讲演。于是他们起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角度转变，开始向我道歉起来了。 这样一来，倒弄得我有点难乎为情。本来是我做错了事，反惹得别人来道歉。 二、“委屈” 警报解除后，希夷来了。 我们在三个月以前是在南京见过面的。那时候在集中江南各地的红军部队，准备改编为新四军，由他担任军长。经过了三个月的筹备，工作是就绪了。他的办事处才成立不久，但说不定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他不久便要上前线。 我问到他：陈诚这次找我来是什么意思？ “不外叫你做官吧，”希夷回答说，“把你羁縻着啦。我们去找找周公，他一定会知道得更详细。” “我刚才打了电话去，接电话的人说周公在开会，要我三点钟再打电话去。” “那怕是接电话的人不知道你。……不过，他们确实是很忙的。那么，我们这样吧，先去看看黄琪翔。” 我便被希夷拖着到法租界的璇宫饭店去见到了黄琪翔。由于他的陈述，我才戳穿了一个闷葫芦。 原来国民党的军队又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边分设四厅，总务厅之外设一、二、三厅，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大家的意思要“委屈”我来担任第三厅的厅长。 “这实在委屈了你，”黄琪翔好像已经做了副部长那样，很客气地说，“陈诚的意思原想设三位副部长，但‘老头子’说别的部都只有两位，政治部不好设三位。不过另外还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便是一方面聘你做指导委员，这样表明你的地位是在厅长之上。我自己呢，”琪翔接着说，“可能要兼第二厅的厅长。” “要说委屈，倒委屈了你们啦。”我回答着，“地位我倒是满不在乎的，你们能保证有工作做吗？” “你做厅长当然有工作了，倒是副部长是空架子呢。” “做卖膏药的工作？老实说，我实在是做够了。问题是能不能切实地干民众动员的工作？” “慢慢来吧，今天还不敢怎么说。假设我做了第二厅厅长，我相信和你的宣传，准定配合得起来。” “不过我可相信，第三厅厅长可以让我做，第二厅厅长决不会让你做。” “现在恐怕还说不定……” “老郭的话是对的，”希夷接过去说，“我也是敢于相信的。假如‘老头子’会让你做第二厅厅长，他为什么不让你或者恩来做政治部部长呢？你在保定（军官学校）不是做过陈诚的老师，恩来不是政治工作的原祖吗？就让老郭做其实也是可以的，为什么一定要叫陈诚来做呢？” “你们都未免太理想了一点，”黄琪翔也有点无可奈何地这样说，“其实已经是进步了，比起陈立夫做第六处处长来啦！” 这话在当时是谁也不好否认的。第六处便是新政治部的前身，那也是抗战开始后才在军事委员会下边成立的机构，现在又要改为政治部，由陈诚来代替陈立夫了。这在当时，倒的确有点像，不仅换了汤，而且换了药。作为药的成分不是连周恩来和黄琪翔都要加入了吗？ 从璇宫饭店出来之后，希夷要我们索性搬到他的办事处去住，我们自然是很高兴的。于是便从小客栈移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 三、“一道去挤” 晚上在八路军办事处周公的房间里，看见了周公、颖超、王明、博古、林老和董老。 王明是第一次见面，博古三个月前在南京见过一次，其他都是十年不见的老朋友，十年后又能在武汉重见，的确算是一个奇迹了。 这儿和新四军办事处只隔一两条横街，同在日本租界里面，原是日本人的一座什么洋行。但只有这儿的情形完全不同，空气是十分紧张的，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忙着工作，没有看见一个闲人。 大家热烈地叙了旧情之后，便谈到了恢复政治部的事情。 周公所说的情形和黄琪翔所说的差不多，但他说到第二厅厅长来却和我们的见解相同。他说，那是不会让黄琪翔或其他第三党的朋友兼任的，可能落在范汉杰或者康泽的头上。——这推测是准确的，隔不了好久，康泽果然被任为第二厅厅长。 我在那时，表示了我不愿意干的意思。我首先说：我自己耳朵聋，不适宜于做这样的工作。其次我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第三，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我的。 我这些话却受了批评。主要是王明表示了意见。他说，目前的局面是靠着争取得来的，虽然还不能满意，但我们还得努力争取，决不能退撄。能够在两方面都通得过的人，目前正感需要，还少了一点。我们不是想官做，而是要抢工作做。我们要争取工作。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共产党首先便能谅解，青年们的谅解是不成问题的。 这样的话，虽然说得我无法反驳，但我并没有到心悦诚服的地步。我只漠然地感觉着工作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反动派的顽固，我是领略够了的。北伐期间我领略了两年，抗战以来也领略了四个月，冰炭要想相容是可能的吗？而且还有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大敌当前，日寇的顽固，我更是前后领略了二十年来的。我们的工作假使没有效果，要受历史上的批评。 周公说话了。他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上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接着是另外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让我们一道去挤吧。” 四、傀儡的试探 南京的国民**，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去了，但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差不多都先后集中到武汉来了。武汉成为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 《新华日报》创刊了。邹韬奋和柳湜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复刊了，空气的确是在变。沉睡了十年的武汉，似乎又在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势了。 当然，我是尽量地领教了各方面的朋友们的意见。使我感觉着有点惶恐的，大家的意思差不多都一致地认为时局在逐渐好转，而我的退撄是大不应该。我们平常在批评国民党的关门主义，今天在打开门了，而我们却不肯进去，这不是授国民党以口舌，让他们再关上大门吗？就再低一点的位置都要就，千万不应该考虑到地位的高低！ 我受着这种进步意见的促迫，实在不应该再有二句话好说。何况第三厅厅长的位置何尝低！据说厅长的官阶是中将，这在别人已是求之不得的了。我自己是标榜着“救亡工作者”的人，难道还要高抬自己的身价吗？ 然而，不幸得很，进步的虽然尽管进步，而在不进步的一方面，情势却丝毫也不显得进步。单从政治部的人选上来说吧，其后逐渐明了了的，是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都是复兴社的几员健将。和这样的一群人物，我能够去共同工作吗？特别是第三厅副厅长的刘健群，这到底是一位监军，还是事实上的厅长，而让我做一名傀儡呢？ 陈诚本人那时是红得发紫的，他曾经到太和街来访问我三次。他不会是专门来访问我。太和街二十六号本是希夷的办事处，里面还住着陈铭枢，周公也是住在近处的。每逢他来，同时也要把周公请了来。他每来一次，总要谈到我的就职问题。头两次我只答应他，愿意帮忙设计。到了第三次，刘健群的副厅长已经揭晓，我便更有所借口了。 “刘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让他做厅长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 “你的大名是连借用一下都不允许的吗？” 陈诚的大名倒不愧是“诚”，在不经意之间，竟把他们的用心透露了。这不分明是要我做个傀儡！ 地位是不必计较的，工作是应该争取的，但是，傀儡呢？ 五、二月六日 二月六日—— 这个日期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陈诚请吃中饭，我在头一天晚上得到了通知，但奇妙的是同时请了黄琪翔，却没有请周恩来。我揣想：这里可有什么文章。于是在六号上午过江赴约的时候，我把阳翰笙也拉着一道去了。翰笙的职务是商量好了的，万一我做厅长，他便担任秘书。在这一天呢？更是要委屈他，担任我的耳朵了。 到了陈诚的公馆，果不出所料，并不是寻常的请吃饭，而是召开第一次的部务会议。除掉恩来之外，所有拟议中的高级人员都到了。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秘书长张厉生，总务厅长赵志尧，第一厅长贺衷寒，第二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加上身份未明的翰笙和我。 在吃饭之前，有一些闲话式的讨论。有一则是集中攻击女职员，他们认为政治部应该以不用女职员为原则。贺、康、刘三位主张得最坚决，以为用女职员有百害而无一利。陈诚也表示赞成，他说他最不满意的是女子穿军装，头发用电烫，脚上有的还要穿高跟鞋，真是对于军人的侮辱。他说，他以警备司令的资格，以后要严加取缔。 在吃饭之后，正式谈话要开始了，弄得我有点进退维谷。我同翰笙商量了一下想先退席，翰笙主张听听他们的高论也是好的。结果我们留下来了。 先颁发了几张油印文件，其中有一张是《政工人员信条》，这是我初次在武昌和陈诚见面时，替他拟的，据说得到了“最高”的批准，决定作为一般政工人员的手则。在这里的第一条，明白写着这样的规定：“在彻底从事抗敌救亡的原则之下精诚团结，全体人员不得以个人或所属党派利益为本位，从事个别活动。”这在当时是国民党的正式文件承认各“党派”的第一次表现。但在另一张文件（名称仿佛是《政治部组织大纲》）的前文里面，却特别强调着“一个主义、一个**、一个领袖”。我看见了这三个“一”，弄得来更加如坐针毡，浑身都在发烧，差不多快要光火了。 会议开始了。部长，副部长，秘书长，总、一、二厅长都说了话，但只是报告了些筹备上的经过，倒也并没有什么“高论”。顺次轮到了我，陈诚便请我说话，我也就只好发言了。 “首先要告罪，”我说，“我自己实在太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这会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的。” 我这样一说，弄得陈诚满脸通红。 “因此，”我继续着说，“我并不是以第三厅厅长的资格来说话，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资格来说话。” 我在这样的冒头下边，承认我自己在精神上并没有做到接受这个任务的充分准备。 “宣传工作，”我继续着说，“在一般人看来，好像很轻松，但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对象来说，有军队宣传，有国际宣传，有对敌宣传。从方法上来说，有笔舌宣传，有艺术宣传，而笔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艺术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部门。这里须得有不少的专家来参加，决不是做厅长副厅长的一二个人便能够了事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今天不忙说要物色这样多的专门人才是困难的事，而尤其困难的是这样的专门人才大体上都不是国民党党员。假设我们要拿着‘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人才，那我就敬谢不敏，实在连一打也找不到。” 康泽、贺衷寒等人在面面相觑。 “因此，我以朋友的资格，”我又重说一遍，“希望大家认清楚这工作的困难，而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假使门关得太严，不仅外边的人才不能进来，连里面的人才也都要从窗口跳出去了。任何人来做厅长都可以，但首先总要把这些原则弄好，不然，谁也不能希望工作会有成效！” 我把话说完了。陈诚说都可以照着这些话做，以后可以尽量商量。 接着，会也就散了。 六、逃走 自己实在是不愉快，今天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还在那儿耍手段呢？ 当我们回汉口，坐在轮渡的舵房窗口的时候，我对着翰笙，把自己的意思说明了。我在当天晚上便要往长沙去，请他把开会的情形去告诉周公，希望也把我的意见向他说说。 他们今天既是召开部务会议，为什么不先向我们说明？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一点。既开部务会议，为什么又不请周公？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二点。刘健群的委任，事前并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合作？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三点。 要我担任第三厅厅长，我的要求是，至少应该争取到这样三个起码的条件：（一）工作计划事先拟定，不能受牵制；（二）人事必须有相对的自由；（三）经费确定。今天，这三项一项都没有提到，没头没尾地便把我拉上台，这倒类似乎强奸了。 我担心去见了恩来，又会被朋友们挽留下来，便决意不去，只请翰笙一个人去。 翰笙也赞成了我的这些意见。他说：工作是要争取的，但绝对不能苟且。他相信，周公会同意我的意见。假使我去长沙，翰笙说，他自己也想回四川去省亲去了。 我们在日租界分了手，我回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 我立刻收拾着行李，十万火速地准备出发，就生怕有人要来捉拿我的一样，弄得立群和苏君都有点诧异了。 我只对立群说：我要到长沙去，说不定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陕北，那我们虽然远隔了，但是，是后会有期的。颖超很关心你，你的一切行动就请依照颖超的指示吧。 那时候，希夷已经上前线去了。同住在二十六号的虽然还有不少的人，但我向谁也没有告别，便径自走了。就只让立群和苏君两人送我。 立群沉默着，一直没有说什么话。 我们过了江，又到了徐家棚车站，时候也依然是黄昏。回忆自然是免不了的。从广州到达这儿，不知不觉地便过了一个月，时间真是过得好快！ 我已经上了车，从窗口上望过去，看见月台的那一边，翰笙和李一氓跑来了。我还有点担心：他们是来挽留我的吧？怕要把我拉下车去。但我的靠着一鼓作气的逃跑，实际上已经有点回旋的余地了。我同立群的感情早已到了难于分离的程度，我这次一个人跑掉，看见她那沉默的态度，知道她心里是有些忧郁的。我不走，不也是可以的吗？心里同时也在这样问。 翰笙们跑拢来了。 “呵，好得很，我们还怕赶不上呢！我们是到过太和街的。” 他高兴着这样说，隔着车窗递了一个字条给我。那是周公写给我的： “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事忙，不能来送行，祝你愉快。” 当我把字条看完了的时候，翰笙又在窗外接着说： “告诉你，我也很快就回四川去了。假使明天有船，就在明天。” 开车的哨子响了，大家都愉快地和我握手。立群也紧紧地和我握了手，但她却始终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 第三章 再动荡 一、在长沙 长沙，这个屈原流浪过的地方，贾谊哭泣过的地方，我在北伐时曾经短期间工作过的地方，隔了十二年我又来了。 北伐当年的老朋友们呢？大抵都不在了。郭亮被砍了头，夏曦病死了，好些人在北边打仗……我所访问的对象，是在办着《抗战日报》的田寿昌。 寿昌是在抗战发生、“八一三”以后，才得到自由的。“八一三”以后，他从南京迁到上海，和我曾经聚首过一个时期。我同他和夏衍，有好几次一道上前线，对抗敌将领们打过气。在上海未成为孤岛之前，他先回到了长沙，赤手空拳干起一个小型的日报来了。 报馆在一家电影院的前楼。虽然当中有一间很宽敞的大厅房，但仅作为过道或吃饭的地方。大家都集中在东头的一间长条房间里，这间房间是值得同情地被偏劳了。空间小，人手多，办公室、会客室，都是它在兼差。在一壁还堆了几个被卷，不用说，它在晚上又在担当寝室的任务了。 虽然是在上午，在一般的报馆里应该是清闲的时候，这儿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有的在高谈阔论，有的在打扎包裹。寿昌却坐在面街的窗下，挥笔如闪电地在赶写原稿。 寿昌热烈地欢迎着我，他向我说的头一句话便是：啊，你来得恰好，今天中午我们正打算去吃“李合盛”。 这“李合盛”是神交已久了。它是长沙的一家有名的老教门馆子，据说门面坐场一点也不讲究，然而所做的菜是好得不能形容。寿昌在好多年辰以前就向我推荐过：假如到了长沙，一定请我去吃“李合盛”。 寿昌替我把一房间的人都介绍了，其中有廖沫沙，有音乐家张曙，有寿昌的两位弟弟三爷、五爷，大公子海男，一位舅舅，还有一位电影明星胡萍，一位女记者熊岳兰等等。 “好，我们就走，吃李合盛去，大家一齐去！”寿昌挥着手这样叫着。 于是乎我们便被浩浩荡荡的队伍所簇拥，向着李合盛进军。 就像一对凯旋将军一样，寿昌和我，肩并肩地，走在最前头。 我一面走着，一面才把我的来意向他说明。我说，我是为避难而来，我不想进政治部，打算到南洋去募款，来干我们的文化工作。 寿昌开始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便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我走的是分裂路线，是逃避，是退撄。他说：我们正在号召团结，应该要拿出诚意来。事实上在今天也不能不利用政治上的关系，不然，一切工作都不容易做通。 我略略含着反驳地回答了这么一句：看来，你的政治性实在比我强得多。 二、五伦之一 街头有不少卖地瓜的，湖南人叫做凉薯，广东人叫做砂果，这东西似乎只出产于四川、湖南、广东这三个省份。这是我小时候爱吃的东西，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我很高兴，便花了两毛钱买了两大串，准备提到李合盛去，作为食后的果品。 在街头走了一会儿，果然名不虚传地在一条相当杂沓的背街上，瞻仰到了那神交已久的老店。它老的贵庚，怕已经有一百岁的高龄了。居然是有楼的，但好像连背都驼了。 上了楼，时间还早，楼座都还是空的。 寿昌大约是怕我会幻灭或者藐视，他又开始做着义务宣传：停不一会儿你便可以看到，这儿的座位是要候补的呢。 事实上我一点也没有幻灭，更何敢藐视。我在那似乎有点微微动摇的楼板上走着，倒在凛栗地起着敬老的念头。 在一间楼房里满满坐了两大圆桌，桌面宽，筷子长，汤匙大，充分发挥着湖南席面的三大特色。 菜上桌了，除牛肉牛百叶之外，也有鱼，也有鸡，好像也没吃出什么特别的味道，但同样也在发挥着湖南菜的三大特色：咸、辣、多。寿昌是喜欢吃牛百叶的，尽管分量已经够多，而他一叫就是双份。 来客倒的确不少，当我们吃得快要终席的时候，楼上楼下都坐满了人，就在我们的一间房门口，已经有好些人在那里候补着了。 寿昌指着这样的盛况给我说：你看，怎么样？名不虚传？ “果然是名不虚传。”我这样说着，但我正剥食着地瓜，那雪白的地瓜心已经进了我的口里：“啊，你们这儿的地瓜真好！又甜又嫩！” “你喜欢这东西吗？” “我小时候顶喜欢吃，民国二年离开四川以后，只有十二年前在广州吃过。但广东的，渣滓很多，四川的，也没有这么甜、这么嫩。” “你喜欢吃，那就好了，这一向正是吃凉薯的时候。” 走出李合盛的时候，迎头碰着两位朋友，一位是曹如璧，另一位是他的夫人梁淑德，他们是到报馆去得到消息赶来的。曹如璧，我在上海见过，他的夫人是第一次见面，据说是岭南教会学校出身，在担任着长沙妇女协会的秘书。但这位夫人身材矮小，在栗色的圆脸上架着一副相当深度的眼镜，看起来倒还像一位女学生。 寿昌和他们商量了一下，他把淑德特别拉了过来，向着我说：淑德是我们顶好的朋友，他们住在南门外留芳岭，房间宏敞，地方清静。淑德愿意招待你去住。我相信，你一定会住得很适意的。 在外表看来，好像超脱一切的寿昌，他对于我的关心，竟这样周到。他既使我享用了名肴名果，又为我解决了住宿的问题。我在心里着实感谢着他。无怪呵，古时候的人要把朋友算作五伦之一了。 三、留芳岭 留芳岭！这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什么诗人所命的名，不仅字面大有诗趣，而且对于实际也尽致地发挥了美化的本领。在这儿的周围并没有什么“芳”，也没有什么“岭”，只是一簇常见的类似贫民窟的城市尾巴。但在那当中却耸立着一座不太高明的中西合璧式的新建筑，那便是曹如璧夫妇的住居了。 是有楼的一列三间的砖房。他们只赁居着楼下的靠北的一边。一间前房很宏大，一间后房较小。前房做着客厅，后房做着寝室。他俩在客厅的靠后一隅替我安下了一尊床，还从友人处借了一部屏风来间隔着了。地方的确是宏敞，清静，更加上主人的殷勤，使我相信着，谁也会住得很适意。 就在这留芳岭，第二天我会见了徐特立老先生。 徐特老当时也由延安回到了长沙，我早就听见好些年轻朋友说，徐特老的精神很好，一点也不老，他一做报告便可以做三四个钟头。 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把这样的一位好老人画出。老人是矮个子，但那么结实，穿着一身延安制的灰布棉军服。巴旦杏的脸那么红润，一对眼睛那么有神，一嘴稀疏的胡子那么坦白，嘴里几个缺牙那么含笑，一头斑白的长发那么纷披。这不就是“诚实”本身的形象化吗？ 这位老人一出现在前厅，但奇妙的却又有另外一位老人和幽灵一样地浮现了出来。那便是反动派的商山四皓之一的吴稚辉。那个庞大、臃肿、肮脏、龌龊的“虚伪”的形象化！假使有谁肯把这两位老人画在一道，那就会成为对比法的一项最好的教材。 老人使我特别高兴，出乎意外地他竟赞成我到南洋去。他说：替反动派做宣传，绝对不可干。我还替你提出个具体的步骤。你假如弄到钱，最好是在衡山附近办个西南学院，来推进青年的革命教育。那样才是根本的办法。 老教育家斩截地对我这样说，声音是那么刚健，像乡里老百姓说话的那样，而又那么地振聋发聩。我顿时起了一个幻想：西南学院一成立，就推戴这位老教育家做院长，不就会形成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园地吗？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特老也还是太乐观了一点。在反动派的天地里面，哪里会容得你来干革命教育呢？这固然是后事，但也有不太后的事可以证明。特老住在长沙其实并不那么自由，在他的后面经常有特种尾巴。在其后不久，他竟至长沙也不能住，只好北上了。 留芳岭哟！到底是哪一位诗人替你取下了这样好的一个名号？ 四、不平衡的天秤 在长沙，我实在是有点忧郁。 时局在大动荡，我的心境在别种意义上也在大动荡。 我自己实在是不愿意再当冯妇，经过徐特老的一番话，在这一倾向上，又加上了一个有重量的分铜。 但一般的朋友们也在相对的一个倾向上加上重量。 武汉方面的朋友不断地有函电来催促，有的是劝勉，有的是严词责备。 陈诚也有几次简短的电报来，还通过黄琪翔和其他的人，表示了他一定要请我回去，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甚至于这样说：要等我回去，三厅才开始组织。假如我不回去，三厅就尽它虚悬在那儿。 黄琪翔在传达这些意见之外，不断地来过好几次信，他的措词有时候严烈到这样：你假如要再开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当成朋友了。将来的历史也不会容恕你的！ 但是，一切的工作果能有推动的希望吗？南京、上海的情形可不必说了，广州、武汉的情形也可不必说了，眼前的长沙又是怎样呢？一切不都是同样地包而不办，办而无法，而且还在粉饰太平吗？ 那时的湖南主席是张治中，和平教会的晏阳初正揽得火热。他们要办什么乡村教育，设什么模范县。我自己实在叨光得很，有一晚是在主席官邸的夜宴上同席，就由于张的介绍，才第一次和我们贵同乡见面。想不到那位寡白得有点像尼姑的“川老鼠”，他竟有那样大的抱负：他能改良农村，使湖南的老百姓们都穿上皮鞋！ 可惜日本人也太爱开玩笑，时而也要开几架飞机来空袭空袭这个太平盛世的桃源。最初一次（大概是二月十号）炸了长沙车站，等飞机跑了，房子烧了，然后才放出警报。 自从有了这一次的“马后屁”之后，长沙也就开始“积极防空”起来了。每条街上在街边隔不十来家铺面便建立一座“防空室”。那是用木板建筑的，可有一人高，在顶上堆一层沙袋。这样就说是在“防空”了。长沙的市民倒给了这些新建筑一个很合理的利用——临时茅房。 还有更悲惨的悲剧逼到眼前来了！ 《抗战日报》本身不就是一个悲剧？尽管靠着寿昌和其他的朋友们在那儿苦撑，然而事实上是在干着“无米之炊”。白报纸成问题，印刷费成问题，就是同仁们的伙食费都是七拼八凑地勉强敷衍的，薪水更是说不上了。津贴请不到，管制却不请自来。为了团结，大家都得忍气吞声。 悲剧的最**是出现在我到长沙后的一星期左右。一位报馆同事的家里就因为生活困难，发生了一件母子自杀的悲剧。 这是谁的罪呢？热诚爱国的文化人不仅被逼得贫病交迫，更甚而家破人亡，这到底是谁的罪呢？ 罪犯们都有一双血手，但在这双血手上时时又带上一双白手套。谁能够安心地去和他们握手？ 我的心境，是放在一个不平衡的天平上的，我实在没有办法控制着它，使它不动荡，不再动荡。 五、使酒骂座 寿昌的耐性，我实在是佩服。他的处境应该比我艰难得多，却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来鼓舞我，安慰我。 他号召过长沙文化界为我召集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欢迎会，又时而动员朋友请我吃饭，请我讲演，请我写字，更时而陪我去听湘戏，进咖啡馆，游岳麓山。我凭吊过黄兴墓、蔡锷墓，也凭吊过屈子庙、贾太傅（谊）祠，都是他自去或请朋友做向导，陪同我去的。 有一次，他拉我去拜访过胡萍的家。那实在是可怜的家！家在贫民窟里，内部也很不整洁。明星在生病，明星的老母亲也在生病，只有一位七八岁的小弟弟招待着我们。这也应该算得是一个悲剧吧？ 报馆的楼下就有一座咖啡店，每到夜间，大家的紧**作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便到那儿去，喝一杯咖啡或一两杯酒。有时候是合伙，有时候是我请他们。听说，胡萍就是那座咖啡店的女招待出身，因此那儿的女招待员们似乎都有些自负：仿佛每一位的将来都有成为电影明星的希望。 寿昌是这儿的北辰，只要他一进门，真真是“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女招待们都要来簇拥着他，把希望的眼光投注在他身上。 那儿有卤鸡翅膀，寿昌顶爱吃，去一次总要吃它十好几只，但我自己却照常喜欢吃我的凉薯。 有一次，就在那咖啡店的门口，我又买了两毛钱的凉薯，准备分给大家吃，之后，再带些回留芳岭去。平常买两毛钱凉薯，分量是很多的，但这一次却少得可怜了。我便向那卖凉薯的老人质问： “为什么今天两毛钱的凉薯这么少呢？” 那老人很闲泰地补足分量，笑着说：“我是怕你拿不动呢。” 惹得站在一旁的寿昌大笑起来，他以后还把这件小插话，作为幽默的材料，告诉过很多的人。 寿昌这样鼓励我，安慰我，实在是费尽了很大的苦心，但我却万分不应该，我有一次很对不住他，也对不住很多朋友。 那是一天星期的晚上，我托寿昌在一位朋友家里备了两桌便饭，准备大家痛快一下。朋友们买了好几瓶虎骨酒。我自己是容易冲动的人，一时控制不住，便对两大圆桌的友人，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 虎骨酒，看起来，吃起来，都有点像五加皮。是不是真正有老虎的骨灰在里面，老虎的骨灰究竟有怎样的作用，我不知道。但那酒着实很厉害，把两个席面敬完了之后，我醉了。接着我对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批评起来，而且由批评而斥责，愈来愈猛，终竟完全失掉了知觉。 第二天清早醒来，发觉自己是睡在报馆的西首房里，三爷和海男在照拂着我。我问到晚上的情形，他们开始不肯说，但到后来还是三爷告诉了我。 他说我骂了一切的人，指着男的骂为男政客，指着女的骂为女政客。骂大家都在玩花头，一点也不落地生根，眼睛只看上层，不看下层。他又说，我也骂了自己，打了自己三下重实的耳光，连连骂自己是政客，政客，混账的政客！ 三爷和海男都隐隐在得意，他们说：我们倒很好，并没有挨骂。 六、入地狱 立群留在武汉，差不多三天两头地总有一封信来，或直接，或间接地，通知我一些消息。起初她本来进行着去北边读书的事情，后来又被朋友们把她留着，不叫她走了。隔了十天左右的来信说：不久她也要到长沙来。我正期待着，但接着的第二封信，却又说不能来了，还要缓几天。每次的来信，差不多都要提到大家的意思，要我无论怎样不要太性急地离开长沙南下。 我离开了立群，是精神上另一种意义的苦闷。她能快来，我自然很乐意；慢来，我也只好耐性地等了。 二月，转瞬已是二十六号，我离开武汉已经二十天了。这一天的上午，我从留芳岭的寓所走出，在大路边，正想雇一部洋车，坐进城去找寿昌，忽然看见寿昌坐在一部洋车上迎面而来。寿昌一看见我，顿足停车，向着我喊：武汉的朋友来了！ 寿昌跳下了车，我才发现被他挡着的后一部车上坐着立群。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时我也看见立群的脸忽然涨得通红，把头埋下去了。 一同折回到寓所。立群带来了很多信，有周公的，还有其他的人的。 立群从口头告诉了我：陈诚对周公有了明白的表示，要我立刻回去，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又说：副厅长的人选也不成问题了，那位刘健群惹出了什么桃红事件，已经跑到重庆去了。 立群没有表示她自己的意见，但我看她把我留在武汉的行李一件也没有带来，毫无疑问，她也是赞成我赶快回去的。 我迟疑着也没有立即表示意见。 寿昌在一旁催促：这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 “那么，你是愿意入地狱了？” “当然，不会让你一个人受罪！” “好吧，”我决了心这样回答，“我们就去受罪吧。不过，我的问题很简单，说走随时都可以走。你呢？现在就要看你了。” 寿昌大笑起来，掉头对着立群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呵！” 立群又涨红了一次脸，又把头埋下去了。 商量的结果，寿昌要求给他一两天的余裕，让他把《抗战日报》交代清楚，并且还准备邀一两位朋友同去。就这样我们便决定乘二十八号的早车，一道去武汉。 当天晚上寿昌又邀约了好些人去吃一次李合盛。立群却和我一样，也爱吃湖南的地瓜。她是生在北京，在上海待了几年的人，地瓜不仅没有吃过，并且没有见过。立群说：这真是平民化的食品，外皮像番薯而能够自由用手剥，内容真像地梨。 第二天的天气很好，我同立群两人过江，尽兴地游了一次岳麓山。住了二十天，我居然成了一个老长沙了。贾谊在这儿偏要哭，怕还是想做官的心太切了吧。我要走了，倒觉得长沙很值得留恋：这儿仿佛是一个乐园呢。 乘上二十八号的早车。同行的是寿昌、三爷、张曙。也有不少的朋友在车站上送行。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火车开动了。 第四章 筹备 一、约法三章 奇妙得很，回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居然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朋友们得到电话的都来了，见了面第一句，差不多都是：啊，回来了！回来了！回过头看到立群，又差不多都是：不辱使命，大成功！大成功！ 陈诚当天晚上在汉口开会，他也赶来了。 我向他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三）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 陈诚回答得很干脆，件件依从。 我问他：事业费究竟可以有多少？请指示一个范围，让编制预算时有个标准。 他踌躇了，不肯说出个一定的数目，但他经过了考虑之后，回答了这样一句：国防军少编两军人，你总会够用了吧？ 他这话似乎还慷慨，这表示着他认识到宣传的力量至少可以抵得上两个国防军。当时国民党的一军人，月费是在四十万元左右。 就这样，我便答应了开始筹备。请给我一个月的余裕，在四月一号正式开锣。 “不会是‘万愚节’的笑话吧？”他幽默地这样说。 “呵哈，四月一号是万愚节。”我也笑起来了，“但不要紧，我这话是今天说的，不是四月一号说的，决不食言。” 恰巧周公也来了。大家又谈到指导委员的问题。陈诚说他准备聘朱家骅、王世杰、陈布雷、谭平山、陈立夫；在陈立夫的名下特别加上一句说明：因为立夫是政治部的前身第六处处长。 我们向他推荐了沈钧儒 、陈铭枢，和当时尚未成为顽固分子的孔庚。这在后来，他只聘了陈铭枢，而回避了沈和孔。 周公向他说：你以前不是说，要聘沫若为指导委员吗？ 我抢先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做了你们的部下，不能再来指导你们了。 陈诚也就抢着说：那我们就不请你指导了。 二、人事和计划 政治部的组织，厅以下的规定是每厅二处，每处三科。因此，我和主任秘书阳翰笙在最初便只能按照这样的编制，来安排人事和计划。 第五处（依一、二、三厅的总次第）我们决定它掌管动员工作。其下第一科主要担任文字编纂，第二科担任民众运动，第三科担任总务和印刷。 第三科请尹伯休担任科长。除此之外，处长和另外两位科长，我们请衡老（沈钧儒）物色并权衡人选，结局是胡愈之任处长，徐寿轩（代表东北救亡协会）任第一科科长，张志让任第二科科长。 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其下的第一科担任戏剧音乐，第二科担任电影制放，第三科担任绘画木刻。 这一处的处长是田寿昌，他动员了洪深来当第一科长，徐悲鸿来当第三科长。只有电影制放科是因袭了前武汉行营政训处的遗产，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兼任了第二科科长。 正在组织的途中突然接到“最高”的手令，要新设一个对敌宣传处，由三厅管辖，于是三厅便多添了一个第七处。处长，我们本来想请郁达夫来担任，但那时他远在福建，而工作又迫不及待，便只好改请范寿康担任了。 第七处也照例分为三科。第一科管设计和日文翻译，由杜守素担任。第二科管国际情报，由董维键担任。第三科管日文制作，由冯乃超担任。 这一批处长和科长以及许多的科员，如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差不多都是知名的文化人，地位是相当高的。就如董维键博士，一般的人或许不十分知道，他便曾经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以厅长而来就科长，可以说是降二级录用了。 当这样的名单拟出时，老实说，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大相信：这些先生们都肯来就职吗？然而结果，除徐悲鸿一人之外，竟毫无例外地都没有问题。单只这一事，也就尽足以使陈诚感到满意，而且惊诧了。但惊诧的倒不止陈诚，而是整个政治部，整个看肖神的国民党党官。 再说，就是徐悲鸿的不肯参加，也是有这么一段插话的。 徐悲鸿那时住在重庆，他接到寿昌的通知，不久也赶到了武汉。但他走错了路，他没有到昙花林来找我们，却跑到政治部本部去了。我接到本部的电话，赶去看他，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陈诚的办公室里面。 我们本来不大熟，寿昌那时也因事过江去了。一见面，我便感觉到调子有点两样，徐悲鸿呈现出一个不十分愉快的脸色。我把情形告诉了他，委婉地请他帮忙。悲鸿说：我不准备做官，我要到广西去，要挂我的名字也可以。他更补上了这么一句：我的名字就被利用，也不会用烂。我有点吃惊了。我劝他一道去找找寿昌。他说，要急于上火车，不去了。于是我们便只好分手。 这事情弄得我有点茫然。但我也并不是不能了解：这和我的出走长沙，不也是大同小异的吗？我揣想：悲鸿是可能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看到陈诚把他请进了部长室，当然也是表示了相当敬意的。但这敬意明白地还不够。尽管怎样忙，为什么不派部汽车送他到昙花林，而要把他一个人撇下呢？请也不容易请来的人，请来了，却又被一股怪气冲跑了。 三、昙花林 昙花林在武昌城内的西北隅，在文华大学的对面。地方很宽大，房屋很多，但建筑都很旧，涂上的红油漆都已经快泛黑了。照名称看来，在前大约是什么佛教的建筑吧？这一段古我却没有工夫考过。政治部刚成立的时候，这儿曾做过本部。要经过一条很窄而长的背街才能到达，那条背街只能够勉强通过一部小汽车。大员们嫌交通不便，不久便乔迁了。于是这样大的一个地盘便留给了我们。场面真够大，大到尽可以在里面办一座综合大学。 地方尽管大，但三厅的人后来有一个时期却把它挤满了。 各处、各科和秘书室，在编制中正式的名额就有三百多人。加上附属团队：孩子剧团，抗战宣传队四队，抗敌演剧队十队，漫画宣传队一队，还有各科处的雇员、公役、卫士等等，合共总在两千人左右。此外制片厂的几百人和电影放映队五队驻在汉口的杨森花园，还没有计算在内。 空地很多，周围的树木也很多。附属团队在受着短期训练时，空地有时成为操场，有时成为戏场，差不多整天都有弦歌之声在浩荡地激扬着。我们的门禁并不森严，外来群众是可以随意出入的。不知道的人或许会以为是游戏场了。 但这个僻静的地方，不久便成了敌人轰炸的目标。当敌机空袭的时候，往往在周围投弹，也引起过不少的牺牲。 对面的文华大学是教会学校。因为隔得太近，怕遭殃，便在每一座房顶上画出一面大花旗，作为保护。当时日寇的空袭并不厉害，一切防空设备都有点近于儿戏。昙花林里面，政治部本部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防空室，是在空地中像坟墓那样用红砖砌成的。那只可避免一些破片的波及而已。 因此每到有空袭的时候，很多人不肯进防空室，随意在树下或者房屋里躲避一下了事。但也有极少数的人跑文华大学的，胆大者便讥刺为“跑租界”。 不幸的是有一位“跑租界”的却遭了殃。有一次文华大学的一座大教室当头中弹，好些人被炸死，其中有我们一位接近国民党的高级科员。 还有一次，是附近城外的一株柳树中弹。树下正躲避着几位公务人员，全被炸死。我曾经去看过。有两位的脑髓震飞了，只剩下一个空壳。那个**的目标当然也就是昙花林了。 这些人的生命真是有点类似“昙花”，但昙花林本身却是命长，敌弹一次也没有命中过。 四、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的隶属于第三厅，是在筹备中完成的，我自己认为是最满意的事。 这个剧团是在“八一三”以后上海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面的一部分小朋友们所组成的。差不多各省的人都有，年纪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八九岁，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波澜曲折的经过，假使有人把他们逐一写出来，尽可以成为一部抗战的侧面史。可惜现在人是老早分散，资料也散失了。但有些小朋友，在今天已经成为大学教授或者钢铁般的战士，那是值得安慰的事。 这个剧团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做过很多工作，或者到电台广播，或者到各处收容所里去轮流服务。因此，有一个时期，立群也和他们发生过密切的关系。那的确是一群天才儿童的集合，组织能力强，工作效率高，也很有机智，能适应种种恶劣的环境。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他们化整为零地，装着难民的孩子逃了出来。经过徐州、开封、新郑等地，逃到了武汉。在他们逃到武汉时，我正在长沙。他们先分别向市**、市党部和什么抗敌后援委员会等请求收编，但那些党老爷们、官老爷们却要解散他们，把他们分发到各处的难童收容所里面去。这，他们是死不愿意的。正当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来找我想办法。这是义不容辞的，而且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觉得比第三厅的组织还要迫切。 我为了这事，专门去找过陈诚，建议由政治部来收编，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三厅。陈诚同意了。这问题便告了一个段落。不过到后来还有过一些小波折。在一次部务会议上提出这个决定来报告，有些人横生枝节。 张厉生说：那些耍猴戏的娃娃们会做什么！由部里出些津贴把他们安插进各个小学里去好了。 康泽说：要收编，只能作为民众团体，应该归第二厅管辖。 但陈诚大概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威信，维持了原议。 就这样，孩子剧团便得以隶属于第三厅第六处第一科，而成为我们的一个优秀的宣传单位。 他们始终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丝毫也不肯懈怠。他们在武汉，在长沙，在衡阳，在桂林，都做了很多的工作。由桂林步行到重庆，沿途工作着，留下了很好的影响。到了重庆之后，也曾到川南、川北好多县份去起过示范作用。然而在时间的进行中，逐步受着限制、迫害、隔离、摧残，而终被解散了。这些都是后事，我在这儿就只能够提示一下这么一个梗概。 五、鹿地亘夫妇 在**的时候，有一次在九龙的某旅馆的电梯里，由陈烟桥递了一张字条给我。那是鹿地亘写的，说他在上海受敌人迫害，已经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逃到了**，但生活无着，要我给他们想些办法。 我那时抱歉得很，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而且连信也没有回。 但在筹备第三厅的时期中，要搞对敌宣传了，这使我感觉到是鹿地的很好的工作机会。 一次在陈诚的公馆里吃午饭，我对他说：对敌宣传要搞好，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譬如我自己，前后在日本待了二十年，而且过的生活差不多和日本人同样，然而我的日本话便没有到家。 他开始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这样说道：“你在客气吧？任何日本通，谁还通得过你？” “不，事实上并不是那样。”我继续着，“凭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学一种外国语，要从小时候起就受过外国人的小学、中学的教育，那样才可以到家，但那样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国人了。如果上了二十岁才到外国去开始学习的，即使学到老，也不见得会到家。我顶不高兴，有些人跑到英国、美国去，三两年回来，便装出一个了不起的样子。其实那些都是骗子！” 陈诚笑起来了。他反问我：在目前哪儿去找日本朋友呢？ 我便推荐了鹿地。我说：鹿地是日本的反战作家，帝国大学毕业，和冯乃超同期。他现在受着迫害，在**过逃亡生活。我相信，假如我们邀请他，他一定会来，而且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陈诚立地同意了。于是他和我联名，当下发了两通电到广州去，一通给《救亡日报》的夏衍，一通给当时的保安处长某，是陈诚系统的人。请他们设法把鹿地亘夫妇护送来武汉。 这样便丝毫也没有阻碍，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鹿地夫妇也就安然到达了。 剩下的是他们的待遇问题。当陈诚接见了他们之后，他和我商量到这个问题来了。我提议聘鹿地为设计委员。那时政治部是有一个设计委员会的，安插了很多知名之士，车马费每月二百元。照鹿地的资历来讲，他当然可以做设计委员。 陈诚说：他们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月二百元怕不够用，索性请他们夫妇两位都做设计委员吧。 于是，这一个待遇问题也就决定下来了。 设计委员本有留部和属厅的两种。鹿地夫妇被指定属于后一种，他们在事实上便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在这儿也想说点后事。 他俩其后留在中国八年，和抗战相终始，在前期的宣传工作中帮了很大的忙，而在后期却受尽了限制和迫害。那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六、典型作风 筹备工作费了一个月的光景。靠着很多朋友的努力和帮忙，整个的组织机构和工作计划，以及各种重要的人事问题，大体上都得到了解决。我们确实有把握在四月一号开锣了。 但有一件事情却始终得不到解决。那就是约法三章中的最后一章：事业费的问题了。我很想抓紧着陈诚给我的一句话：少编两个国防军，你总可以够用了吧？ 然而我所抓到的，却是最后的那个问号（？）。 根据两个国防军的经费，我请各科各处的负责人订出自己的预算，再汇合起来成为厅的总预算。 大家斟酌损益地差不多费了两个星期，把预算搞出来了。总数是每月事业费七十二万元。这在事实上并没有超过两个国防军的经费。 在第一次在汉口招待全体设计委员共同午餐之后，我坐上陈诚的汽车一同过江。我把两厚册预算书，亲手交给了他。他问我：总数有多少？我把数目告诉了，而他只含着笑说：回头慢慢研究吧。 这一“研究”真个是“慢”而且“慢”，很久没有下文。经过了多方催促，算间接地知道，数目太大了。那么两厚册预算书，我们为图迅速起见，只备了一份，却没有发还，倒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数目既过大，就只好重新改编了。 怎么改编法呢？ 在那时我们认为电影的宣传效果是很大的，打算在**设一个第二制片厂，以便在海外容易取材而且经济。这项的费用在第一次预算中要算最大，部方认为不必要，当然也就只好删去了。其他的工作倒也比较灵活，钱多多做，钱少少做，项目保留，数目缩小，如此而已。 但缩小到什么程度呢？ 标准依然没有指示，大家只好又来揣摩着，索性翻它一个筋斗，由七十二万改成二十七万。照着这样的比例，在各种必须保留的项目下，大刀阔斧地砍削。 又费了一星期左右，第二次预算编成了。离开锣期的四月一日，已经没有几天，想迅速得到解决，又由我直接提交给了陈诚。 这一次倒比较爽快，对方把总数看了一下，当面给了我一个回答：数目不要确定，临时由部里开支，不很好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还嫌数目太大了呢？经费不确定，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工作。”我有点不大高兴地这样说着。 他迟疑了一会儿，又问我：是不是可以再削减呢？ “当然可以，削到零，我最高兴，那我就得到解放了。” 陈诚又笑起来，他说：“不要生气，让我和恩来他们再商量一下。” 于是那第二次预算书又同样地遭到了石沉大海的命运。 这事对我倒并不是什么打击，反而是一种启示：小处敷衍，大处不放松。这就是反动派的典型作风！ 让我也再说一点后话吧。三厅的预算，在工作开始之后，很久都没有成立。一直到武汉撤退、长沙大火，政治部已经迁到了衡阳之后，才得批准了四万多块钱的预算。在这之前，我们一直做的是零工。有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沈从文之流，曾经造过三厅的谣言，说三厅领着庞大的经费，没有做出什么工作。但也有的朋友说三厅在武汉时代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轰轰烈烈，空空洞洞。”轰轰烈烈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情绪。可惜组织民众的权限不在我们手里，而是事事被反动派对消，结果便只能落得个空空洞洞。 第五章 宣传周 一、起死回生 四月一号，第三厅果然如期开了锣。这个万愚节，倒真真正正成为了我们这一群愚人的节日。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抗战，为了救亡，大家从这一天起，便对陈诚、张厉生之流，称“职”称“呈”起来了。 第三厅的成立，后于政治部的成立整整两个月，在那两个月期间，政治部是无声无臭的，这可使陈诚感受着了寂寞。在三厅开锣的头一天傍晚，我请他来向大家“训话”。之后，他对我说：好不好很快地来一个扩大宣传，把恢复政治部的意义宣传出去？ “很快地？怎么样快法？” “三几天之内。” 我感觉着有点困难。刚要开锣，连人马都还没有十分齐备，怎么便好来演一出大戏呢？万一动员不起来，怎么办？但我也不好示弱，只好答应他：同大家商量。 陈诚却真个着急，他顿时开了一个手条给我：“发付第三厅扩大宣传周临时费一万元正。” 没有把握的我，回头和翰笙、寿昌、浅哉（洪深）、季龙（张志让）诸位一商量，他们却是有充分把握似的，都主张干，借此大显一下身手，把抗战的意义拼命地高扬一下。 于是我们便开始筹备，从四月五号起（这日期记不大清楚，或许还要早一二日）举行扩大宣传，持续一个礼拜。 首先值得提起的，我们在筹备工作上便打破了国民党包而不办的作风，采取了民主的态度——办而不包。我们邀请了当时武汉三镇的各重要机关和团体来共同筹备，请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汉口市党部、汉口市**、卫戍司令部、商会、文化团体、新闻记者和学生青年的组织。除极少数是自己朋友之外，认真说，请来的都是一些“老爷”。但也要感谢那些“老爷”，他们是只要出名而不要出力的，差不多把一切事情都让给我们办了。 七天的宣传每天有一个主要节目，如歌咏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等。当中的一天晚上要举行火炬游行，临后一天白天要举行大示威游行。在这之外，还要准备很多宣传品，组织各报纸每天出特刊，开讲演会，进行中、英、日文的广播节目。规模是相当宏大的，大家的工作也是相当紧张的。 但是—— “有把握吗？”这几天见着的熟朋友，差不多第一句就是那样问。他们很关切，怕没有把握。 事实上我也始终是没有把握。毫无固定的群众基础，仓促之间，究竟谁能够有撒豆成兵的本领呢？ 武汉三镇，自北伐以来，在刀光血影之下已经窒息了整整十年。谁能够一吹嘘就使得一个死都市重新苏活转来呢？ 二、洪钧运转 想来怕也只好说是运气吧？ 宣传周开始的第三天便遇着台儿庄的大胜利，当时的军事消息是做着这样的报道的： 台儿庄当面之敌，经我军于六日夜开始总攻，内外夹击，敌尚据险顽抗，肉搏相持，战况之烈，空前未有。迄今晨三时，敌弹尽援绝，全线动摇。我军士气益振，乘胜进击，将敌一举聚歼，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敌死伤二万余人，我缴获步枪万余支，轻重机关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战车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虏无数。敌板垣及矶谷两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 抗战到那时已经九个月了，除在最初期八路军在平型关一战得到辉煌胜利之外，国民党军队老是在转移阵地，节节后退。两句相当巧妙的辞令：“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而为大胜”，差不多三岁儿童都可以背诵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在台儿庄才突然来了这样一个“空前未有之大捷”！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对于饥渴着胜利的老百姓，即使小败已经就是好消息了，何况还是“大捷”，更何况还是“空前未有之大捷”！掳获那么多，而所歼灭的又是“敌板垣及矶谷两师团主力”，这战争不是打赢了吗？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都是敌人的精锐部队，侵华的急先锋，却都被“歼灭”了！ 在今天看来，这消息是有点令人发噱的。事实是敌人从台儿庄一带做了战略撤退，以便做全面性的进攻，而我们的“军师”们却把它夸大起来，真真正正地做了“扩大宣传”。这本来是“军师”们惯用的老套，然而在当时竟使一般人都被卷进胜利的陶醉里去了。 七号，消息传播开来，当天把那火炬游行提早举行。真个是家家庆祝，人人称贺，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来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 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是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那是有绝对弹性的气球，只要压力一松，它不仅立即恢复了原状，而且超过了原状。 但这是谁的功劳？朋友们多在向我们道贺：第一炮公然打响了，响得这么宏亮！——老郭的运气好！——三厅的运气好！…… 怕也当真只好说是运气好吧？—— 笑话！清醒的人们，我相信，并不会作这样想。三厅的同人们和一切参加工作的朋友们都尽了至善的努力，是没有问题的。台儿庄胜利的夸大报导帮了很大的忙，我们也不好否认。但谁也没有预料到那效果竟来得这么大。 最大的因素是别有所在。 什么是这最大的因素？ 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具有着打破一切枷锁的潜在意志！ 三、“四面倭歌” 八号是歌咏日。 照既定的计划，上午在汉口北郊的旧华商跑马场，举行广场歌咏会，而继之以歌咏游行。 这照推测，应该是比较沉寂的一天，因为能够参加歌咏的队伍是不会太多的。在筹备期中，我本不赞成在广场上举行，而寿昌却坚决主张，结果还是他得到胜利。 寿昌、冼星海、张曙这几位朋友真有本领。在几天工夫中，不知道竟从哪儿产生出了那么多的歌咏队来！ 寿昌说：这是几年来所播下的种子，今天是我们的收获日。 我的容易兴奋的情绪，又顿时激昂起来了。 寿昌要我致开幕词，我便即兴地吼出了一篇《来他个“四面倭歌”》。这场开幕词，被保留了下来： 歌咏是最感动人的。歌咏的声音能把人们的感情意志立即融成一片，化为行动。 从积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团结自己的力量。从消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涣散敌人的军心。 汉高祖的谋臣张良便曾经利用过歌咏的力量来涣散了楚霸王的兵士。楚霸王尽管有拔山盖世之勇，终于敌不过歌咏的声音。 目前我们的敌人尽管是怎样横暴，尽管有多量的大炮飞机，我们要准备着用歌咏的力量来把它摧毁。 张良给了楚霸王一个“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就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四面倭歌”。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宣传，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最近鲁南方面的连战连捷，尤其台儿庄空前的胜利，是值得我们歌咏的。 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应该光复的还有好几省的土地，我们应该歼灭的还有很不少的敌人。 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来更加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把一切的失地收复，把全部倭寇驱除。 我们要把我们的歌声扩展到全武汉，扩展到全中国，扩展到全世界。 我们要把全世界的友人鼓舞起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打倒帝国主义！ 这些话假如要过细推敲起来，其实是有毛病的。分明四面唱的都是中国歌：如像《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之类，如何能说是“四面倭歌”？但希望朋友们也不要以辞害意。中国的新音乐，在民族的觉醒上，在抗战的推进上，乃至在敌寇的投降上，的确是有着它的功绩。新音乐的建设者们，如聂耳，如黄自，如任光，如张曙，如冼星海，都先后把生命贡献给了祖国，他们永不会磨灭的。 歌咏的声音，无疑是扩展到了全世界，扩展到了全中国，至少就在当天的的确确是扩展到了全武汉。 民气果真是发扬起来了！……但是，真正意义的“收获”呢？ 四、阻碍横生 党老爷们是害怕人民的，特别是害怕人民的那股活气。假使人民一活了，党老爷们便要死了。 陈诚要三厅搞扩大宣传周，本心是想为新成立的政治部，为他这个政治工作的入伍生，增加一点光彩。但没有想出武汉的民气竟那么一点就燃了。于是乎他，和他的一竿子人，就又害怕起来。 那时候国民党的党本部躲进了重庆，有几位留在武汉的高级人员，如宣传部长邵力子等，作风比较温和，人手少，也不能有什么作为。检查机构还没有成立，一般的言论倒还比较自由。然而严厉的检查工作却在政治部的内部开始了，而我们三厅就是被检查的主要对象。 三厅的朋友们都是自由惯了的，要做出适合党老爷们口味的八股来，大家都已经感觉着头痛。我自己为慎重起见，在开始时对于每一种宣传文字都要过目，有时还要加以大刀阔斧的改削，简直成了一个改国文课卷的教员。尽管这样慎重，弄得朋友们都不高兴我了，然而，依然一出马便闹出了岔子。 在宣传周开幕的头一天，适巧筹备会赶印出了一种极小极小的小册子，是老向著的大鼓词《抗战将军李宗仁》。李宗仁在那时是指挥着台儿庄那一方面的军事的。因为那几天太忙，这份原稿我却不曾过目，印出之后在会场上分散，我便感觉着有点不安。但想到是老向著的，这本来是他们国民党的人，而且用的是筹备会印行的名义，我也就没有过于拘泥了。但等到分发到陈诚的手里，他便立地向我抗议。 “这个小册不妥当，不能替任何的个人将领宣传！是不是已经散发出去了？” 幸好还没有散发。于是便在当场把全部的印刷品扣留了起来。 这事情我以为大约不会发展了，但没想出在第五天上突然接到本部来的一道训令。训令上说： 查三厅近所印行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帖。“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我明白这是借题发挥，事实应该还是“李宗仁”那个小册子种下了前因，而做过火了的扩大宣传得到了后果。 但我很不客气，把这训令的前半驳斥了回去。 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 关于这项驳斥，以后没有下文，但在事实上“人民”和“祖国”等字样成为了一般的禁忌。党老爷们一看见“人民”便要联想到“人民阵线”，一看到“祖国”便要联想到“工人无祖国”。谁要用这些字眼，谁也就在企图赤化了。 ——侥幸得很呀，孙中山先生，多亏你死得早。不然，恐怕你也要受陈诚、张厉生之流的申斥。说得不好，还会把你抓起来，拘禁几天！ 五、审查 第二天，也就是扩大宣传周的第六日，上午适逢是部务会议。照例是由部长、副部长、秘书长、各厅厅长、副厅长和秘书处长出席，设计委员会的秘书和有关的人列席。 政治部的组织，秘书长之外还有秘书处长，是由柳克述在担任。这位宝贝是交通大学出身，留学英国，在战前曾著书讴歌凯马尔巴霞的土耳其。他是陈诚的心腹。 设计委员会的秘书是何联奎，我只知道他是北大出身，也是陈诚心腹之一员。设计委员会本来是在编制外的，故只能列席。 另外还有一位陈诚的私人秘书谢然之，这天也列席了。他曾担任过瑞金《红旗报》的编辑，被俘后投降，由陈诚资送他到日本去住过一个时期。他也是心腹集团的一个人，所有陈诚的应酬文字或讲演稿等，大抵是由这位小人物（人的确是矮小）在代庖。 这三位小角色再加上秘书长的张厉生，事实上执掌着政治部的内政大权。 张厉生在那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照道理，他的地位应该在政治部的部长之上，然而他却屈尊做了秘书长。他对于陈诚的卑躬屈节，委实是一位典型的幕僚。 这一天的重要议案，是由张厉生提出的，要组织审查委员会，请讨论它的组织条例。据提案者说明，本部的单位很多，所有一切对外文件，应求内容统一，故有设置审查委员会的必要。请通过组织条例，以便立即着手组织。 组织条例很简单，只有寥寥的四五条，详细的条文我自然不记得了。最主要的骨干是这样的：本部部长由设计委员中指定委员若干人组织审查委员会，所有本部一切对外文件须经审查核准后始得印发。 这无疑是张、柳、何、谢四大秘书的绞心杰作，而他们的用意也就不外是绞杀三厅。我不能容忍，我正面开炮了。 我说，照条例看来，这审查委员会是在编制外的。假使部长要组织一个秘密的智囊团，那我们无话可说。但既把条例公开，这条例首先就是一个不通的文件。部内各级都有负专责的人，责有攸归，为什么还要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既要组织这个会，假使是由副部长、秘书长、各厅厅长来担任委员，那倒还不失一个民主的组织，为什么一定要限于在设计委员中由部长指派？留部设计委员假使没有事做，尽可以指派到各厅处去服务。这样成立一个超越的机构，岂不是在政治部之上有了太上政治部？我这个厅长就可以不必要，部长以下的各级负责人员都可以不必要，为什么一定要床上叠床，屋上架屋？再请问，这若干人的设计委员是不是都是万能者？一切对外文件包含着各种国语和各种艺术部门，如绘画、音乐、电影、戏剧等等，请问在设计委员中究竟有哪几位是这样万能的专家，而且可以保证工作效率？照我看来，拟这条例的人根本就是外行，这位先生的头脑首先就值得“审查审查”的。…… 我说得相当火辣，又弄得陈诚红了脸，四大秘书中至少有三个也红了脸。 一、二两厅的人没有说话，只是笑着看肖神。因为他们和四大秘书乃至部长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他们在实权上的冲突，有时候还复杂到我们所能想象的之外。 周公没有说话，他自然不便说。 剩下黄琪翔来做仲裁人。他说：审查委员会作为辅佐部长的幕僚机构是可以组织的，条例大有商榷的余地，保留下来随后从长讨论吧。 这样算圆了场，然而“审查”的铁箍咒，毫不容情地套在我们的头上来了！ 六、假警报 就在斗了审查条例的同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陈诚给我一封亲笔信，信封筒上画了三个“十”字。我诧异了，有什么紧急要事吗？ 打开来看，却使我更加诧异了。 据情报，明日扩大宣传周大游行，将有奸人准备利用，乘机捣乱，望兄注意。弟已同时关照兆民兄（康泽），请渠协助，妥为戒备。 就只这样简单的一个内容，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奸人”到底是谁？是汉奸？是敌寇？有这样大胆的家伙敢来捣乱吗？这简直是神经过敏了！诧异之余，我只好以一笑付之。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这是我们的工程圆满的一天了。费了六天工夫，把武汉三镇的民气着实鼓动了起来，我们估计在这最后一天，可能有十万人以上参加大游行。 这也应该是翰笙最高兴的一天，善于适应的翰笙，他担任着运筹全局的责任，和各方面的关系打得很好，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仅如愿以偿，而且在好些成绩上竟是超过了愿望。他本来是住在武昌的，这一天也很早地便过江来了。 我把陈诚的信给他看了，他却爽朗地叫了起来：“笑话！啥子奸人呵！谁要来捣乱就请他来，老子才不把他捶成肉酱！” “真是无聊的事，”我接着这样说，“喂养一切情报员，吃饱了没事做，造假情报。” “关康兆民什么事呢？要请他来‘协助’？”翰笙有点愤慨了。 “大约要他发动起别动队来保卫会场吗？”我作为笑话地说。 但我们也没有十分介意，在八点钟左右，一同坐着汽车到北郊外的大会场去。 天色有些阴晦，说不定会下雨。这倒是唯一值得担心的事。费了六天工夫，希望在这最后一天显出一个大场面，总要不要下雨才好啦。 到了会场，一切布置都已经停妥了。群众在陆续到场，从南从北，歌声不绝，口号如雷，各色的大旗横招，迎风招展着，闪入会场。 我们登上了讲演台，指挥的人用扩音器在指挥着群众依次地各就自己的岗位。 照着预定计划，是九点钟开会，十点钟起开始大游行。离开会的时间愈近，群众来得愈加踊跃，广场前的大横道被拥塞着了。然而不作美的天色，却愈来愈阴晦，看来，的确免不得要下雨，而且要下大雨了。 八点半钟左右康泽公然也来了。他以他那十分僵硬的、木偶式的步调和动态，走上台来，跟着他的还有宪兵第某团的团长，和一些我不认识的要员。都是武装而佩着手枪的。 康泽来和我拉手，那肥厚的手和那鹅顶般的前额下一对竖眉和爆眼，早把他想要说的话提前说出了，而他那同样僵硬的舌头才慢吞吞地向我说：“辞修昨晚有信给我，要我来帮忙，维持秩序。” “谢谢你们，他也有信给我。你能够相信，会有人敢来捣乱吗？” “哎，说不定呢！”他又慢吞吞地歇了好半天，“我们做稳当一点总好，有备无患啦。” 雨终竟落下来了，果然落得很大。 但是群众依然在踊跃着来，广场上的人淋着大雨也没有动摇。我们心里正发着会心的微笑。 然而奇怪得很！在那样的滂沱大雨之中公然拉出了警报来。这可不是玩的！宪兵团长抢过扩音器，便命令群众迅速解散。这样一来，队伍便完全零乱了。 康泽又慢吞吞地和我再拉一次手，而又慢吞吞地启动他的方腮：“游行是只好作罢，我们可以走了，啊？”微微侧着头点了一点，他再以他那十分僵硬的、木偶式的步调和动态走下了台去。 我同翰笙两人只好鼓着眼睛相向，什么话也没有说。 ——哼！岂有此理！不仅造假情报，而且造假警报！怒火在心里我遏勒不住。 第六章 低潮期 一、邓演达再世 陈诚，在抗战初期不知底细的人们对他有些幻想。其所以然的缘故不外有这两种：第一，在淞沪战役时他担任左翼军指挥，确实还打过几仗。第二，政治部的组织使国共合作在形式上具体化了，而且还网罗了一大批文化人，增加了他的身价。 你想，连周恩来都做了副部长，这还了得！ 但其实这位以剿共起家的丘八，他懂得什么政治，更懂得什么文化！他的身材矮小，一举一动都在模仿着“吉纳拉里西摩”，武汉的外国新闻记者给了他一个绰号叫pocketgeue a-lissimo（大元帅的袖珍本）。其实更确切一点说：他不过是傀儡师手里的一个木头人而已。 那位傀儡师，本来并没有心肠抗战，只是由于内外的逼迫，出于不得已，才让自己手中的傀儡出来不时表演一些姿态。表演给谁看呢？一方面是表演给老百姓看，另一方面也是表演给敌人看。 老百姓说：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了！十年内战，招来了敌寇的大侵略，你现在不能再打内仗了！你要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呀！你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呀！西安事变留下了你的老命，那意思你要明白！ 是呀！——傀儡师不仅用唱白来回答，而且也用姿态和傀儡的表演来回答：我现在已经不打内仗了，我现在正在讲究精诚团结。你们没看见吗？我恢复了政治部，把共产党和一大批左翼文化人都团结起来了。我和苏联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有很多苏联顾问和空军都来帮我国打仗。你们没看见吗？ 老百姓是容易受骗的，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然而敌人——那彻底的小人——却不容易受骗。 当敌人在上海发动“八一三”战役的时候，我们的傀儡师那时在南京急急忙忙地便于八月二十一日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还不够，又在九月二十二日和共产党发表了共同宣言“共赴国难”。（当时有人作这样的解释：“共产党赴国民党之难。”） 这意思是很明白的，除了对内的敷衍之外，对于敌人是在这样说：你不要再逼我了，日本老爷，你再逼，我就要赤化了呀！ 然而日本人没有理会，不仅拿下了上海，并拿下了南京。 敌人拿下了南京之后，没有向西追进，而发动了鲁南战役，想打通津浦路，使东北、华北、华东滨海地区在大陆上连成一片，因而又给了傀儡师以表演的机会：这次就是在武汉的一段表演了，连我们自己都成为了傀儡的傀儡。 这一场表演的意义，在今天也是很明白的。除了对内的敷衍之外，对于敌人是在这样说：你公然要再逼我，日本老爷，你看我硬要赤化了呀！ 然而日本人也暂时没有理会，他一心一意地在攻打徐州。本来是姿态，哪里会认得真来？你要认真而且受骗，那是活该！然而陈诚倒因此而坐享盛名了。 在武汉当时，这位邓演达的旧部（邓在第四军任团长时，陈是营长），随着政治部的复活，认真仿佛着邓演达的再世。 谁能说不像呢？邓演达在北伐时的武汉，除担任政治部主任之外，兼充湖北省**主席，国民革命军武汉行营主任，而陈诚在抗战时的武汉，除担任卫戍司令之外，实授政治部部长，不久也兼充湖北省**主席。六臂三头，后先辉映，无怪乎这个小木头人，有时候也就真的“不可一世”了。 二、李公朴被扣 就在扩大宣传周完结后不久，有一天，三厅的同人们大多数才穿上新制的军装，开往政治部本部去做纪念周，便轰轰然听见这样的传说：李公朴被陈诚扣留了！ 详细的情形究竟是怎样，我至今都还不知道。 有的朋友这样说：公朴从华北回来，在这天清早去见陈诚，毫无忌惮地批评了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陈诚听得不耐烦，一时火发，便把他扣留了。 公朴那时还年轻，说话有时不加考虑，因此他就在进步人士方面也曾受到一些误会。不幸他又碰上了那正炙手可热的陈诚。陈诚虽然貌似浑厚，而心地是异常阴险的。他在西安事变时，也曾吃过苦头，因此他最恨救国会的朋友们。过于轻率的李公朴，可以说是冤家碰着对头了。 但在那时毕竟还是在讲团结的时候，国民党外都诚心诚意地在讲求团结，国民党内也尖心尖意地在企图团结。陈诚却未免把自己的威福作得过早了一点。 公朴被拘，大家为了团结，并没有把事件扩大，营救和抗议在不公开的幕后自然是费了苦心的。 陈诚呢，为了掩饰自己的急躁，却不能不寻找一个口实，他便一口咬定：公朴煽动工潮。这自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那时候汉阳兵工厂的工友们是有着请求减工加薪的酝酿的，因为工作十六小时以上而薪金照旧，实在太偏枯了。但国民党当局却一味予以弹压。他们的理论是：在抗战期间，只能谈忍痛牺牲，不能谈改善生活；假如要谈，那就是鼓动阶级斗争，破坏抗战。 说来也真是好笑，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就在那抗战前后竟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只要在字面上一提到工农就仿佛是赤化。“工会”要改为“公会”，“农村”也要改称为“乡村”。今天的年轻朋友们不会以这为神话吗？是的，国民党反动派就确实在我们眼前造出过这样的神话时代。 李公朴对陈诚的谈话想来也谈到过汉阳兵工厂的问题，于是他就被戴上了一顶红帽子，成为鼓动工潮的赤化分子了。 但赤化分子就有罪吗？周恩来副部长难道不是共产党员？ 听说我们的周副部长，关于李公朴的问题，严烈地向陈诚抗议过： “你不能用政治部的名义来扣留李公朴，因为我是参加了政治部的，我是副部长！”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来扣留！”陈诚不顾前后地这样顽抗，但其实他应该说：“我以卫戍司令的名义来扣留。” 李公朴的被扣留，事实上和张学良一直到今天都还被扣留的情形，完全是一样。简简单单地说，就是反动派的作威作福，图谋报复，没有什么理由可讲。 不过李公朴在当时毕竟还算是幸运，他只被扣留了一个月的光景，终竟恢复了自由。 这段插话我把它写在这儿，不妨把用意自行揭露吧。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陈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武汉，一般的人民权利是受着反动派的怎样严烈的限制。当然一切都是在进展的，反动派也在变本加厉。 三、竞争者出现 自从康泽奉命以假警报解散了我们的扩大宣传周的大游行之后，这位英雄对于三厅的工作竟以竞争者的姿态，事事出头干预，而且争夺。 例如编印《敌寇暴行实录》，这毫无疑问是应该归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办理的，而二厅要抢着做，说康泽的别动队在沦陷地区可以收集多量的资料。但这项名誉却被一厅的贺衷寒抢去了。部里决定组织一个编纂委员会，由一、二、三厅派员参加，以贺衷寒任主编。这在我们倒是无可无不可的，我们的作风是“办而不包”，反正有工作做便好了。事实上这部书的产生，从收集材料到编纂、印行，以至保管、分发，一直都是由三厅的人做到了底的。 我记得，印刷是由我们出头交涉，由商务印书馆的**分馆承担的，全是图片，编印得相当精美。虽然后来在长沙大火中损失了不少，但印刷的数量很多，我相信在各地的图书馆或者个人的藏书中一定是还有保留着的。 抢对敌宣传品的编制，未免太不近情理。然而比这更加名正言顺的抢夺，是整个五月的工作，差不多全被二厅抓过去了。 五月是革命的月份。一开头就是“五一”劳动节，接着是“五三”的济南惨案，“五四”的文化运动，“五五”的革命**，“五七”、“五九”的国耻纪念，更加上最后的“五卅”。这假如要放手做工作，正是好机会。 然而康泽却抓紧了这个机会。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以十分坚决的态度，要抢做五月份的工作。他说：五月份的节日，差不多都和二厅的业务组织民众有关，应该让二厅来主持。结局是他占了胜利。外边有人说：我为这事和康泽争持得很厉害，其实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们的预算一直没有成立，只要工作费不给你，你便无法进行工作。因此这革命的五月倒反而成为了我们的闲散的一月。“五一”，在康泽主持下，无声无臭地度过了。“五三”至“五九”，被规定为“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由二厅与军政部的兵役处主持，三厅则从旁协助，也无声无臭地度过了。“五卅”，在筹备当时便讲定归并在“五三”至“五九”里面，更无须乎再来“雪耻”了。 一切真是理想地做得来无声无臭。这在我们，有些朋友也乐得看肖神，认为他们是失败了；但在他们，其实正是大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企图的正是要无声无臭，他们是怕刺激日寇的！ 日寇在当时正在加紧进攻徐州，这可能使反动派产生了一个幻觉。他们认为日寇的不肯直接进攻武汉，或许是怕他们当真赤化了，故不再相逼。 当然，除掉这个幻觉之外，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深入膏肓的**病——害怕民众。 四、徐寿轩辞职 第五处第一科科长徐寿轩的辞职，大约是在五月初旬吧，我现在记不大清楚了。 徐寿轩本来是国民党的进步分子，而同时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干部。他因为进步得太快，致遭国民党的敬远，而为东北同乡梅佛光、刘不同等所排挤，在战前便跑到法国去考察了一次。刚好回国，被邀加入三厅，在他是抱着相当高的工作热情而来的，但在入厅之后他的工作热情受到严重的打击。 为了印行《抗战将军李宗仁》，首先便得到一个黑点。部内竟因此而开始了文件审查的限制，于是乎一科的工作便根本无法展开，徐寿轩便不得不拂袖而去了。 我说拂袖而去，这倒并不是修辞，因为徐寿轩临走的时候曾经和我动过声色。 一科的朋友们平常做杂志或新闻副刊的文章都是很拿手的，但那种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左翼文体，却不适宜于对士兵、对民众的宣传，当然也更不适宜于“官厅”的体制。因此所做出来的文章，十有九八不能适用。可以适用的，送到部里去又每每受了批驳。这可使徐寿轩大不耐烦了。 有一次他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拿着一通辞呈和我认为不大适用的好几篇文章，他说：这些文章在我认为都是很好的，就刊登在大杂志上也可以毫无愧色。然而这也不适用，那也不适用，不知道要什么文章才适用！这科长我实在做不来，我不干了！ 我劝他冷静一下，不必那么气愤。 他更气愤地说：我就是冷静不下来了。我如果冷静得下来，我可以做更大的官了。 说罢，他把辞呈放在我的桌上，径自走了。 徐寿轩就这样，终竟无可挽回地走了。我为这事非常抱歉。要说梧桐一叶落而知秋的话，徐寿轩这一走也就表明了三厅的秋天的到来——不，或许可以借此认明，三厅的一出马便是肃杀的秋天。凡是参加三厅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这个见解，因为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经常在苦闷中过日子。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地做，做的结果立地便被反动势力对消，有良心的人你叫他怎么不苦闷呢？ 但关于徐寿轩的辞去，我今天依然有点抱歉。在这里有两件事情应该补叙一下。 第一件是《扫荡报》的接收，我们推却了。《扫荡报》（就是今天的《和平日报》的前身）本来是复兴社的机关报，但在名义上是属于行营政训处的。因此在政治部成立后，这报也应该隶属于第三厅。但我们在接事时，考虑到无法应付，便只好推谢了这项责任，由陈诚自己派何联奎去接收了。后来为这件事，陈诚和贺衷寒等人竟闹出正面冲突，我们倒并不曾因此而后悔。 第二件是一科原拟出一种月刊。假如在就职之前，我单独把这件事向陈诚提出，或许是可以通过的。但我没有采取这样的步骤，让月刊的计划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项，在总预算中提出去。预算一被拖延，于是月刊的计划也就拖延了。待到接事以后，工作一开始便受了限制，再要单独提出月刊的计划，便再无通过的可能了。 就这样，没有一个发表言论的机关，遂使一科的朋友们英雄无用武之地，而逼得徐寿轩急流勇退，在我实在是感觉着遗憾。 五、一桩大笑话 三厅副厅长虚悬很久，我曾推荐一位中共的朋友，没有得到通过。后来是范寿康向我进言（我倒不知道是不是出于陈诚的授意），何不推荐范扬？他说：范扬是陈诚的同乡，与陈有密切的关系，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出身，司法行政的专家，和我们要算是先后同学。如范扬得任副厅长，一方面可以保持和陈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堵塞着再有刘健群那样的人从天而降。 范扬是设计委员，我和他并不熟悉，我却毫无保留地采纳了这项意见。虽然还延宕了一些时日，但他业经内定，早就移到昙花林内寄宿了。 有一次我同范寿康两人，在范扬的寝室里闲话，谈到了党籍的问题。我告诉他：其实我从前有一个时期也是国民党员，我的入党恐怕比陈诚还要早，但在宁汉分裂的时候我被开除了。 范扬听着极感兴趣，他便说：现在要恢复党籍是很容易的啦。 我回答他：当然很容易，不过在目前党籍的有无反正是无足轻重的了。 我对于他只说到这里为止，但不知怎的，他却把我的意思误解了。隔不两天（日期我记不清楚了，大约在五月中旬），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兴致冲冲地拿了一份中央社当天的通信稿来。其中有一条是国民党的最高决议，恢复了三十几个人的党籍，其中有一个是我。在这三十几人中把中共的领袖差不多全部都包罗了进去。 我感到很大的诧异：怎么不征求本人的同意便可以决定呢？中共领袖们的同意是征求过的吗？ 范扬满得意地跑来向我说：我把你前两天同我的谈话，向陈部长报告了。他很高兴，立地向“最高”报告，便决定了下来，把你的党籍恢复了。 但到了晚上，仅仅相隔三四个钟头的光景，中央社的下一次通信稿又来了。这次又有一条国民党的最高决议，是取消前一次三十几人恢复党籍的决议案。 这倒真是可以令人捧腹的一件笑料，这样的最高党议，不真是出于儿戏吗？ 事实上是这样，事前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征求过同意。当第一次消息发出之后，中共办事处严正地提出了抗议，因而便有了第二次的取消。这一消息，在武汉是没有见报的：因为当天更正，当天来得及抹杀。但在偏远的地方，如像重庆，却都是见过报的。 这个大笑话，包含着一个大阴谋。当时的反动派正高唱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滥调，有时很奇怪地竟向国际宣传，说“中国已经没有共产党了”。为了满足这种主观愿望，故而来这一策略的试探。假使第一消息发出后，没有遭到立即抗议，或抗议而不严烈，那就正中下怀：国民党的确“融化”了共产党，中国也就当真没有共产党了。 笑话，的确是天大的笑话。但在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我自己对于范扬这位副厅长的推荐，也得算是不小的笑话。 六、胡愈之上台 胡愈之任第五处处长，是大家所一致期待着的，但他到任得最迟。他本来留在上海在从事《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经不过朋友们的再三敦促，一直到五月中旬他才赶到了武汉来。那时候我记得是在徐寿轩已经去职之后了。 胡愈之到达武汉后，对于就职一事也煞费踌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好几位朋友在汉口一家饭馆里面请他吃饭，为了敦促他就职，我几乎向他下跪。 愈之迟疑了一个星期的光景，终竟就了职。这对于在低潮期中苦闷着的同人，尤其在科长离职之后的一科，好像是一支强心针。愈之的作风非常利落，他一上任便订下了一个突击计划，以工作比赛向第六处挑战。工作确是紧张过一个时期。 然而，愈之所能做到的，遗憾得很，也只能是强心针的作用，并不能够把三厅的苦闷根本消除。三厅是受着先天性的继子虐待的，有人甚至说“三厅是变相的反省院”。事业费的预算不让通过。下级政治部无权指挥，并连有关的工作报告都不容易得到。因此一切的经常工作都无法展开，尤其是文字上的工作。（第七处的对敌工作，情况稍微不同，因为没有别的机构和我们竞争。）受着了这样的限制，即使愈之怀着很大的雄心，抱着很高的责任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同样受着了苦闷的感染。突击计划只推行了一个星期光景，便又消沉下去了。 有工作没有本领做好，是一件苦事。有本领没有工作好做，更是一件苦事。我们是找工作做的人，重要的工作摆在面前，触目皆是，而却不让你染手，有良心的人谁个能够不苦闷呢？ 愈之是做文章的老手，而且是素来讲究效率的人，在我今天回忆起来，他所做的工作，很奇怪，我只能记忆得一件，而且是无足轻重的一件。 那是“六三”的禁烟纪念。这个纪念日照道理上讲来，应该不能说不重要，然而就和禁烟是奉行故事的一样，禁烟纪念，一向也只是奉行故事而已。 但我们本着找工作做的精神，想把这个纪念来强调一下。因为那时日寇在沦陷地区正在推行其毒化政策，烟禁是废弛了，而且把红丸、白面、***、吗啡，大量倾销，借以从根腐化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我们是应该借这个机会，一面揭破敌寇的阴谋，一面唤醒国人的警觉的。 我们拟订了一个扩大禁烟纪念的计划，想大规模地做它三天。计划呈出之后，却只抢来了一篇文章做，而禁烟纪念本身依然由禁烟委员会和市**奉行了故事。 做了一篇什么文章呢？那就是替“最高”草拟“为禁烟纪念告人民书”。“最高”的文告一向是由陈布雷执笔，这一次，或许因为计划是由我们提出的，却被批交三厅拟具了。 我为慎重起见，请愈之拟了一篇，我自己也拟了一篇，一并送去。文章后来成了一篇杂烩出现，便是，愈之的取了一部分，我的取了一部分，加上陈布雷的一部分，可能还经过“最高”批改，倒真真正正成为了四不像。 第七章 保卫大武汉 一、计划“七七”纪念 台儿庄的空头胜利，我们虽然闹了一次扩大宣传周，并没有把敌人骇退。敌人照着它的预定计划进攻徐州，五月十九日终竟把这个陇海线上的重镇攻陷了。敌人最初的计划，据传是将采取大迂回的包围战略，沿陇海路西进，再夺平汉线南段以拊大武汉之背。但这一战略，由于六月十一日的黄河决堤，使豫东成为泽国，也就化为了泡影。 那次黄河的堤岸在开封西北五庄、京水镇、许家堤等同时溃决，我们对外的宣传是说由于敌人的狂炸，但其实是我们前线将领奉令掘发的。这是我们的传统兵法——“水淹六军”。但敌人被淹没的非常有限，而我们民间的生命财产倒遭受了无可想象的牺牲。敌人的迂回战略受了挫折，却采取了正面进攻的战术，以五路大兵由长江下游水陆并进，直接攻取武汉，于是使苟安一时的当局也不得不发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呼声。 这时须得我们做做工作的机会又算到来了。 是在六月十二日安庆失守以后的事。在一次宣传会报上，讨论到了纪念“七七”周年的问题。 这宣传会报是自三厅成立以来的一个经常的聚会，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中央社、卫戍司令部、军令部、政治部，三厅的重要人员参加，以后又加上了三青团。每礼拜定期举行一次，交换情报，决定工作方针，颁发每周宣传大纲，而一切工作大抵是由三厅总其成。 这一次讨论到了“七七”纪念，照例又推定了我来拟具计划。计划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纪念方法，另一部分是《抗战年鉴》的编纂方针。前一部分是我拟的，主要是规定“七七”为抗战纪念日，通令全国普遍开会纪念，举行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正午十二时全国默哀三分钟，颁发告人民书，告前线将士书，告国际书，进行征募寒衣、药品、献金等计划。扩大慰劳运动，慰劳前线，慰劳后方，慰劳伤兵，慰劳征属等等。后一部分主要是周公拟的，规模很宏大，由**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门提供该部门所属材料，限期完成。（这一部分后来未能圆满实现，因各机关多不负责，只由三厅编辑了《抗战一年》以为替代，由我们经手编到了三年为止。）我把两部分计划合并起来，当晚便提交给陈诚。那时陈诚、周公、黄琪翔和我，都住在珞珈山的武大教授宿舍里面，我们要算是比邻，消息是比较灵通的。“最高”有时候也住在这儿的官舍里。那个计划，大约陈诚当晚便提交了上去，第二天我们在部里见面的时候，他便把原计划递交了给我，上面有着批示：“全部照计划进行。”因为我写计划书时，用的是洋纸印的原稿纸，因此在第二部分的编纂计划上还有一个眉批：“以后印书一律使用土纸。”这或许是对于我使用洋纸原稿纸的警告吧？ 就这样，计划得到批准，工作也就无可延宕，而且顺理成章地落到三厅的肩头上来了。 二、特别召见 关于“七七”周年纪念的筹备，我们采取的依然是“办而不包”的办法，把官方的党政军各机关和民间团体都邀请了来。但这一次的陈诚，惩于前一次扩大宣传周的过火，却不肯多出钱。前一次他慷慨地批拨了一万，这次却只肯出三千（这数目我记不清楚，恐怕比这还要少）。假如不够，要我们叫其他的机关和团体凑集，这事情自然是很难办的。 正在筹备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侍从室的电话，说：委员长召见，要我立刻就去。 这一特殊方式的召见使我诧异了。平常的“召见”大抵是在两三天前由交际处来一通知，通知时日，届时前往应召。那样的时候，人数大抵多，你必须在侧室里等候，挨到轮次，再被点呼入内。 为什么要单独召见我呢？我实在诧惊得很：是不是他得到什么情报，认为我闹出了岔子呢？ 我赶到了湖北省**，立即被引进了客厅，使我出乎意外的，召见我的人已经坐在里面等着了。 他起来，握了手，和我寒暄了一下，要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开始说话了。 “你所拟的，唵，关于‘七七’纪念的办法，我看是，很周到，唵，很周到。近来是不是已经开始筹备？” 我把筹备已经开始的情形报告了他。 “辞修给了你多少钱？” 陈诚那时又兼任着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为了布置防御工事，已经到阳新的长官司令部去了。 我又照实数告诉了他。 “哦，那太少了，那太少了！唵，你看，唵，要多少钱才够用？” “这很难说的，钱多多办，钱少少办，实在说不出一个标准来。”我这样回答了。 “不妨盛大一点啦，前一次台儿庄的时候，你们用了多少钱？” “那时辞修给的是一万。” “那么这样吧。”他拿起茶几上的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准备要在签条上写，“一万五千块钱，可够吧？唵？” “假如连《年鉴》的印刷费也加进去，那恐怕就不够。” “不，《年鉴》到出版时再说。”他已经在签条上写着了：“发第三厅特别费一万五千元正，军需处长周。”又接着说，“这样可以够了，唵？大概可以够了，唵？” 我拿着签条，要准备走了。他又留着了我：“啊，还有一件事。唵，那三种文告，哎，就是告人民、告前敌将士、告国际，请你们给我拟好，唵？拟好之后，送来我看。你以后随时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要钱用，随时告诉我啦，唵？” 我每逢被召见一次，总想很快地便能离开，愈快愈好。但这次要起草文告，却不能不请求他作些指示了。他也指示了一些意见，终于让我离开了。 三、“奉旨出朝” “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道，遇水造桥。” 鄙人面奉御旨，办理“七七”周年纪念——有人早就这样替我宣传出去了——应该是威风八面的事，可不是吗？ 威风确是不小，而且是使地不动而山不摇了。 谁能说不灵验呢？往常总是争这争那的二厅、一厅，这一次可不争了。往常总是碍手碍脚的四大秘书，这一次可不碍了。 有了特别费，政治部以外的党政军各机关，已经认定的款项都豁免了。担任了工作的，还可以到筹备处领取工作费。因此一般的工作态度也就似乎更加皈依佛法了。 尤其有趣的是陈诚的态度。 他在“七七”前几天从阳新赶回来了。有几个大场面是须得他来参加的，他为什么不赶回来呢？ 政治部认捐的三千元，起初也是豁免了的，但他却自动地叫总务厅拿了出来。他还对我说：尽可能地盛大地做吧，特别费不够，政治部还可以再拿钱。 在五号傍晚，记不清是开了什么会之后了，在辉煌的电灯光下，陈诚和我，还有其他的人，在汉口的一座临着花园的走廊上闲谈。黄琪翔和吴国桢是在座的，这我记得清楚。 话头自然谈到了纪念会的各种布置，大家都热情地期待着，认为情况一定会热烈非常。 我说到献金台的布置上来。武汉三镇一共设五座固定的献金台，汉口三座，武昌、汉阳各一座。每一座都请一位要人的夫人（这可不知道是出于谁的提议）做台主，吴国桢和黄琪翔的夫人都是答应参加的。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置放在卡车上，汉口两座，武昌一座。 我把这些情形一说出了之后，出乎意外地是陈诚大反其对。他说：“不行！这一项一定会大失败！哪里会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你台上来献，没有钱的人根本不会来献。” “但‘献金’一项是原来的计划啦。”我抗辩着。 “我是说你‘献金台’的计划不行，‘献金’是行的，我们找有钱的人来摊派，那是行的，但你要大家自动地来献，谁肯来呢？你们一定会大失败。” “我也不敢说一定就会成功，不过也不妨试它一试。” “不行的，”陈诚很坚决，“成绩太坏，才叫难看啦。有很多外国新闻记者在这里，这是国际观瞻所系，我看是很成问题的。” 经陈诚这一谈，大家都像风信旗一样，倒在他那一边去了。特别“国际观瞻”几个字，似乎发生了很大的魔力。 “怎么办呢？”陈诚问着我，有点替我焦急的样子，“好不好把这一项目取消呢？” “那可不行！”我也坚决地回答着，“是由筹备会经过大家决议所举办的，而且在报上宣传了好几天，没有理由来临时取消。我虽然不敢说一定会大成功，但我敢于相信不至于就会大失败。一般人民的抗战热情是很高的，积少成多也必然可观的啦。但我们所着眼的，倒还不在钱的多寡，而是在那热情的高度。” 陈诚看见我也顽固，却缓和下来了，他又考虑到了别的补救办法。他显得慷慨地这样说：“那么这样办吧，由政治部献金一万，作为全体同人们的捐廉。”一面说着，他一面关照黄琪翔。 同时吴国桢也受着怂恿，他答应向三业俱乐部（是妓院业、戏园业、茶酒馆业）征募三万元。 这样便已经有了四万元的底子，陈诚和大家可安了一些心，认为面子可不至于太不好看了。 是的，应该感谢他们的帮忙，但这帮忙的动机是什么呢？谁能说不是因为我是“奉旨出朝”的吗？ 四、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是七月六号开始的，接连举行了三天。每天在武汉三镇分别举行盛大的集会，晚来更有火炬游行，热烈的情绪不亚于庆祝台儿庄胜利的时候。 详细的情形，我现在已经不能记忆了，但有几件事情我却记得很清楚。 三镇虽然同时分别举行大会，汉口的会场事实上是处在领导的地位，这里的规模自然最为宏大。 开幕的一天，在汉口方面我们请了张一麟老先生来做主席致开会辞。读者或许会感觉着诧异吧：怎么在这样的纪念大会上突然请出了张仲老来呢？ 张一麟做过袁世凯的秘书长，但他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便和他决裂了。抗战发生，这位老先生很积极，曾经倡议组织“老子军”，以图杀敌致果。最值得令人惊异的，他还是推行新文字很热心的一个人！以年逾古稀的一位老翰林而赞成新文字，已经就不容易，而且推行得很热心，这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吗？ 因此，我对于这位老人是怀着敬意的。在淞沪战役中，我曾往苏州去访问过他，而且在文字上也称赞过他，虽然被当时少数“左”得可爱的人匿名写过文章来咒我，说我“瞎捧土豪劣绅”。 还有一件大事，是国民参政会也在同一天开幕。张一麟是参政员之一，以最年长的耆宿关系，已推定由他在参政会上致辞。因此，我便想把这个“民意机关”和我们所主办的“七七”纪念大会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意识之下，我们便请张仲老来主持汉口的会场。而请陈诚去主持武昌方面的会场。 那天是晴天，为了避免空袭，大会定在八时开会。张仲老准时到了会场。但毕竟时间太早，集会的规模太大，而且是群众性的集合，不免有点拖延，没有可能准时开会。这可使张仲老着急了，因为参政会那边是八点半钟开会，他非赶去不可。 矮小的张仲老把他的童颜愈见涨红起来，星眼愈见睁圆起来，鹤发似乎有要直竖的形势，向着我抗议：“你们这可不行！我，我还得赶到那边去致辞啦！” 我向他道歉，也安慰着他，说：“顶多会迟到一二十分钟，我相信会来得及的，那边未必就能够准时开会。” “中国人办事就是这样马虎了！” 我受着严词谴责，但我心里却愈见尊敬着他。真的，我们实在是太马虎，假如像这样的老先生更多得几位，中国不会更好一点吗？ 但还好，迟了不上一刻钟，竟在**而热烈的情况下宣布开会了。 张仲老的致辞很简单，他以充分的热诚鼓励了大家，提高了大家的希望。他认为“七七”是中国人最光荣的一天，比起双十节来还要光荣。他希望大家加强团结，抗战到底，让中国人永远竖起一条脊梁。 张仲老把话说完之后，便匆忙地走了。他是否赶上了参政会那边的开幕，我没有过问。 但我敢于相信，那边也一定没有准时开会的。 谁能够说中国的官僚办事能够比民众团体更遵守时刻？ 五、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在当时是为一般人所相当重视的，张仲老的那样认真，也就是绝好的证明了。 但其实那只是一套戏法，而且是照例的那一套，在今天是谁也不能否认了。 参政会的前身是所谓国防参议会，那是在“八一三”之后（八月底）在南京成立的。那时，邀请了各党各派的领袖人物参加，起初是十五人，后来添到二十几人。每周开会一二次，听听报告，备备咨询，既无组织条例，更无办事细则，事实上只是一种官办的座谈会而已。那时中央的代表虽被邀请了，但始终不曾出席。 现在这个细胞又扩大起来了，由二十几人扩大成为二百人，名称也由国防参议会一变而为国民参政会，不仅有了组织条例，而且还有党议的根据。 三四月间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得到了四项决议：（一）设立总裁，（二）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三）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四）筹设国民参政会。这不就是法统的根据吗？在《抗战建国纲领》上，也明明白白地有着这样一条：“组织国民参政会，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想及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这就更俨然是一个民意机关了。 《组织条例》是四月十二日颁布的，到了六月二十一日又经过修改，据那头一条的规定也是说；“国民**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虽然是“**特设”的，而且只限于“抗战期间”但总之是为了“集思广益”、“团结力量”呀！单是这些好听的辞令，已尽可以使不少的人陶醉了。 但它的实质是怎样呢？二百名参政员中有四分之三是国民党员，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士仅占四分之一。最有趣的是国民党虽然把各党各派的领袖差不多全部邀请了，而却不承认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的合法存在；所以各党各派的领袖们虽然“参”了“政”，但是在国民党的眼里也只是无党无派的“信望久著”或“著有信望”的“知名之士”而已。（在那时所谓“社会贤达”一个名词还没有产生。） 国民党反动派的三一主义——所谓“一个主义，一个**，一个领袖”，就跟三期梅毒上了脑的一样，始终是无法炮制的。《抗战建国纲领》里面虽然也来过另一套辞令，高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其实也不过是换了一套衣裳而已。朕即国家，朕即民族，故朕即至上，此“一个领袖”也。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故军令必须统一，政令必须统一，此“一个**”也。意志集中于我国民党，力量集中于我国民党，一切集中于我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此“一个主义”也。 要说这三一主义是一种狂想，那么国民参政会正是这一狂想向客观的投影之一。 然而它依然是有作用的。作用是什么呢？与其说它是适应了民主的要求，而出于无可奈何的搪塞，毋宁是有对敌宣传的奥妙。 敌人是最怕中国内部团结的，团结的确是一种武器。敌人进攻上海并威胁南京的时候，那“一个领袖”把这个武器小小地虚晃了一下，那便是国防参议会。敌人现在正五路进兵，进攻武汉了，于是又把这个武器大大地虚晃了一下。意思是很明白的，是想把敌人骇住，不要来！ 说穿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只是纪念“七七”的杂耍中的一个节目而已。 六、献金狂潮 但请看看老百姓的意气吧！ 使陈诚最担心而为他所最反对的献金台，在纪念的各种节目中，却收到了破天荒的最大的成功。这真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掀翻了整个的武汉三镇。献金的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人与人之间在作比赛，台与台之间在作比赛，简单的一句话，简直是狂了。 拿日期来说，原来只规定三天，但到第三天晚上献金的人依然川流不息。足足又延长了两天。 拿献金的数目来说，五天的结果，现金和物品的折价，超过了法币一百万元——这在当时不用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 拿献金的种类来说，有法币，有外币，有银元，有铜元，有各种各样的物品：金手表、金手镯、白金戒指、黄金戒指、银盾、银杯、银盘、银首饰、大刀、草鞋、布鞋、西装、中装、药品、食品……凡是可以搬动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应有尽有。 拿献金的人来说，人数总得在一百万以上。而人的种类，是什么都有。擦皮鞋的小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洗澡堂里揩背的、茶楼酒店的堂馆……是主要人物，甚至于连叫花子也有。这些人，而且是极热心的义务宣传员，跳上献金台，放开嗓子便宣传，回到自己的岗位也在不断地宣传。他们自己不仅献一次两次，甚至献十次二十次，时时都在献，天天都在献。那一百多万元的数目主要就是靠着这些贫穷的爱国者，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地凑积起来的！有钱的人自然也有，且看那金手镯、白金戒指等便是证明，但为数断不会有贫穷人多，所捐献的总和恐怕也赶不上。那几天当中，有好多义务宣传员是吼破了自己的嗓子呀！有好多动人的插话不断地发生着，不断地传播着呀！ 新闻界是尽了宣传的能事的。那些时日的武汉报纸保存着极丰富的、令人感激得流泪的纪录。可惜这些资料，我在目前不能得到，我不能写出些更具体的事实来，使未身当其境的朋友们也同样感泣一下。 总之这是一次出于自发性的极其盛大的民意表现。我敢于这样说：那几座献金台，作为民意机关的价值，实在是远远超出乎那个二百名参政员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之上！ 关于献金账目的报告，我们曾经有一本专书发表，是冯乃超负责编辑的。因为人数众多，数目零碎，不仅在编辑上费了很大的工夫，就在印刷上也费了很大的工夫。翻来覆去只是那些姓氏和数字，不知添铸了多少的铅字呀！但这书，我认为是最可宝贵的纪录，这是真真实实的人民的行状，其中浸润着多少爱国者的宝贵的心血呀！ 这书可惜我目前手里也没有。谁有这本书的，我希望不要轻视了它，不要以为只是一些市井小民的零碎账目而任意把它扔掉。我希望把它当成一部大有神圣意味的圣经贤传看待——不，这样还说得太菲薄了。认真说，假如今天谁还保存着这本书，我倒要奉劝他，把它当成国宝，子子孙孙永保用。 第八章 推进 一、文化的触角 三厅自四月一号成立以来，到办完了“七七”周年纪念，已经整整三个月了。预算得不到批准，原订的工作计划好些都无法进行。三个月来只做了一些零星的工作，而且是偏重于红白喜事。朋友们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感觉着苦闷，有了工作便忙得不亦乐乎。但等工作一完毕，又静了下来，苦闷却更加深沉了。 我们经常在检讨自己，想改换一下这种寒热症式的作风，而在可能范围内确定一个工作方针。 本来在从上海撤退的时候，文化界的朋友们虽然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念，要把文化的触角尽量往民间伸出去。这一意念，在当时是表现而为文化人的内移。 但内移文化人，除掉一部分去了延安之外，差不多又集中到了武汉。不仅从上海来的，还有远自平津、东北和其他各地来的，结果是使武汉又成为了第二上海。集中着很多的人在一个城市内，已经是一种浪费，何况工作又不容易展开。这岂不是自投反省院，自进集中营吗？ 散开，打破这个变相的反省院或集中营的局面，认真把文化的触角尽量地伸到各地，伸到后方，伸到战区，伸到前线，甚至伸到敌后！ 伸到后方去倒是比较容易的。日寇不断地在进袭，不单是水陆并进，而且是水陆空品进。在空中虽然靠着苏联的义勇队和飞机为我们保卫，替我们打过好几次漂亮的空战，但在“七七”周年以后，武汉的被炸更加频繁了。因此，一切公私机关或个人已经加紧在疏散了。文化人中有些向来反对“前线主义”的勇士们，也就更奋勇地在向重庆或成都方面跑去。 更要紧的还是伸到战区、伸到前线去工作。虽然被那些少数的勇士们指斥为“前线主义”，似乎有伤文化和文化人的体面，但为事实所需，这工作倒也绝不是嘁嘁喳喳的“批评”所能左右的。问题倒是在——怎样才可以使文化触角伸到前线，伸到战区。 在这儿三厅的存在确实是发挥了一些作用。当时很多勇敢的新闻记者上前线，是三厅在签发通行证。关于这件事情，我相信朋友们都还记得。但除这之外，三厅本身也加强了慰劳前线和伤病兵和抗属的工作，加强了把精神食粮运输到前线的工作，加强了附属团队巡回各地的工作——在武汉撤守以前，我们陆续送出了九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训练着四个电影放映队，而让孩子剧团不断地在后方流动。 假使要用批评的眼光来看三厅，认为它的存在在抗战期间多少有过一些贡献的话，那倒不在乎它在武汉三镇前后所做过的几次轰轰烈烈而却空空洞洞的扩大宣传，而实实在在是在这些文化触角所给予各战区和后方的安慰、鼓励和启迪。虽然由于前方也一样受着限制，工作并不能顺畅展开，而有时还需要有更艰苦的适应，但至少总把反动势力的嚣张牵制着了一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人下了乡，受着了老百姓的熏陶，使先天带着舶来气质的新文化本身换上了民族气质。这在演戏或歌咏方面特别显著。这是一件大事，我希望批评家们应该把眼光扩展到这一个圈子里来。 二、慰劳工作 靠着“七七”献金，我们成立了一个慰劳总会，统筹一切的慰劳工作。这个会由公私机关合组而成，是一个民间团体的形式，但事实上是由三厅在主持。会长是陈诚，副会长是马超俊和我。后来移到重庆，由于社会部成立，又加上一个副会长谷正纲。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厅改组，结果这个会便被谷正纲抢去了。 整个地说来，慰劳总会在抗战期间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的。其所以然的缘故，当然要感谢武汉三镇的爱国市民，为了保卫大武汉他们捐献了自己的心血。武汉三镇后来虽然并没有保卫好，在“七七”纪念之后仅仅三个半月便沦陷了，使三镇的爱国同胞们遭了敌伪的蹂躏，而且受难了七年，但我今天敢于负责地说：爱国同胞的“七七”献金，在慰劳总会的支配下，不仅没有一分一厘的浪费，而且是把一个钱当作了十个乃至一千个在使用的。 在我个人所负责处理的范围内，有几笔大数目我记得很清楚。 一笔是请准了二十万元的外汇，到**采办医疗器材和药品，这是当时前方所急需的。尤其像奎宁丸，虽然是很普通的药，但受着敌寇封锁，却非常缺乏，差不多宝贵得就和珍珠一样。 那时是阳翰笙和程步高担任了这项任务。同时我还请他们多带了十万元的法币，在广州各地采办普通的慰劳物品，这要算是第二笔。 第三笔是在九月中曾经组织过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南战场是陈诚所主持的第九战区，北战场是李宗仁所主持的第五战区。我们用现金慰劳，各战场送了五万元。钱是由慰劳团亲自送到前线交给司令长官的，下落是怎样，我们就不敢保险了。 这三笔经费的用途，主要是出于我的主意，故我记得很清楚。其他六十万左右的用途，都是有过报告的。好在慰劳总会是各机关、各团体所共同组织的，而且还有审计处的代表在内，金钱出纳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倒在个人经手采办物品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揩油。在这一方面，我也不敢说我们能够绝对保险。 但关于阳翰笙、程步高所经手的一件，那要算是数目最大而且最容易舞弊的一件，却是点滴归公，一本万利，劳苦功高，令人感谢的。 两位的到达**似乎是九月初头的事，他们把物品采购停当，正要启运的时候，不幸广州突然沦陷了（十月二十一日）。于是我便叫他们索性购买十部卡车，并载足充分的汽油，改由海防入口，把物品运至昆明，再由昆明运至重庆。 这是很麻烦的一段工作，足足费了半年多的工夫才算完成了。 这的确是阳、程二位的一件大功劳，虽然他们在胜利后并没有得过什么“胜利奖章”，但谁能够抹杀这两位的成绩呢？ 请想想看吧，他们用二十万元外汇采办的东西，到了重庆，时价已经要值五百多万了。连张厉生都非常高兴，把这件事情向“领袖”报过功，而且在军事委员会的会报上作为政治部的工作夸过大嘴的。 请想想看吧，那些珍贵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后来是分成了十一份，十个战区各一份，陈诚替他在恩施办的联合中学要了一份去。各战区的是由一九四〇年南北两慰劳团带去的。那究竟安慰了多少战士？ 请想想看吧，抗战中各机关在**采办的物资，堆积在**不知腐烂了多少，堆积在海防不知腐烂了多少，堆积在昆明更不知腐烂了多少！然而阳、程二位所采办的物品却确实的到了重庆，而且确实的到了战区。 这假如不能算是功劳，至少总不能算是罪过吧？——嘿嘿，然而妙处就在这里，恰恰是认真办事的人，就是值得怀疑的“坏分子”，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尺度。阳、程两位是太认真了。假使聪明得一点，索性把那些东西吃掉，或者转一个手，或者在昆明什么地方开它一个西药店，我敢于保证：他们一定是获得了双份“胜利奖章”的。 不管怎样，我敢于向武汉的爱国市民们说出这样的一句：你们的血汗钱并没有白费。 三、战地文化服务 当时的战地最感迫切需要的是两种东西，一种是伤病缺乏医药，另一种是精神缺乏粮食。前一种我们让慰劳总会经办了，后一种是须得另想办法的。不仅一般的书报，狭义的所谓精神食粮不能到达前方，就是一般的宣传品也大成问题。照道理说，这应该是后方勤务部主办的。再说小一点，也应该由政治部的总务厅主办。然而它们却偏偏不办。它们所要照顾的是腰包，而不是脑袋呀！ 没有人办吗？正好，就让我们来承担吧。因此在一次的宣传会报上，我便提议了组织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把一切精神食粮和宣传品，设法运到前方，并推荐何公敢来主持这项工作。 何公敢是隶属三厅的设计委员，他有事务才干，三厅的几次预算，都是他领导编成的。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过发行的工作，他是国民党所能放心的人，请他来主持战地文化服务处，那是不会有问题的。 结果，我的提议果然得到通过。战地文化服务处成立了，在形式上虽是各机关合办的，而在事实上是隶属于三厅。三厅派去参加这个机构的人相当多，有卢广声、宗君仁、管长原等。还有很多是外来投效的青年，待遇非常菲薄，均甘之如饴。这可要算是武汉时代的一种特色，大凡由各地来的流亡青年，都踊跃参加救亡工作，而以待遇菲薄为荣，愈菲薄才愈荣耀。武汉时期一过，这种情绪便逐渐消失了。 战文处在汉口设有总站，在长沙、桂林、上饶、西安等处均设有分站，成立以后确实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公私机关的宣传印刷品，可以达到前线而且妥为分配了。尤其在武汉撤守、总站辗转移至重庆以后，战区广泛，而交通阻隔，工作已经十分困难了，但因为我们有十来辆卡车（有十辆是翰笙由**运回，有二辆是武汉撤退时购买的），组成了一个交通队，定期分走南北，把这困难克服了。 战文处和慰劳总会的工作是密切地配合着的。卡车载宣传品上了前线，回车便把各地可做慰劳用的物资采办回来，同时也可以替别的机关代运必要的物品。新闻记者要上前线当然也可以利用。因此大家都感觉方便。 然而在国民党的顽固分子的眼中却成了宏大的钉。部内张厉生、贺衷寒之流，起先是制造谣言，说“三厅走私”。但使他们奇怪的是谁也不相信。接着他们又改换调门，说战文处是中共的运输机关，专门替中共运输宣传品。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三厅快要改组之前的一两个月，有一次贺衷寒竟于夜半突然搜查服务处的堆栈，但什么也没有查出。同时又搜查了第二天便要开赴西安的一部交通车，把所有包装好了的书报通通打开了。然而，可怜，大部分又都是三青团的印刷品。这样，就让那位“太保”把自己的清睡牺牲了一个整夜。 顽固派的神经衰弱、疑神疑鬼，老实说，实在是到了可惨的程度！三厅如要把战文处做中共的运输机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何至于要拉何公敢出来做处长呢？何公敢是国民党员，是孤军派的健将，有一个时期他和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倒是很接近的。居然要把红帽子戴在何公敢头上，岂不令人啼笑皆非吗？ 然而那些宝贝们是不可理喻的，在搜查事件之后不久，竟无理由地终于把战文处取消了。劫收了我们的卡车和汽油，作为了政治部专用跑城乡两地的交通车，跑不了好久，都跑烂了。 前线上的精神饥饿呢？后来也很少听见人呼吁了。那是有原因的。大家都在武装走私，根本失却了精神，因而也就没有饥饿了。 四、抗剧九队 抗敌演剧队成立了九队，也是“七七”周年以后的事。这是六处田寿昌、洪深、张曙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各地流亡到武汉来的救亡团体的演剧队改编成的，由上海流亡出来的占多数。胜利以后有两部影片曾风行一时，《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中有好些情景就是取材于这几个队的。 关于这几队的编成和以后的经历，寿昌曾经写过一篇很详细的报告，记得在什么戏剧杂志上发表过，可惜现在无从查考。 他们在编成之后到分发到战区之前，在昙花林受过两个月的军事训练。这些大抵都是意志坚决、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待遇不用说也是非常菲薄的，然而也一样地甘之如饴。他们在分发到战区以后，所经历的各种艰难痛苦，那真是罄竹难书。他们有的在前线上阵亡了，有的病死了，有的整个队坐过牢（派往山西的第三队被阎锡山关过很久）。经过不少次的改编、淘汰、掺杂、分化，有的番号取消了，有的完全变了质。但有的在七八年的炼狱中一直维持到了胜利以后。这各队历史，假使由各队负责的同志写出来，再集合成为一本书，我相信是很有价值的。我希望朋友们联络一下，订出一个计划来，把这项工作做出。这机会，我相信不久是会到来的。 原队编成时的负责人和分发地点，我现在列表如下（主要是靠着乃超的记忆）： 1抗敌演剧二队首任队长为郑君里，后由吕复接任。 2应为徐世津。 3《沫若文集》第九卷原作“刘曼生（？）”，现据作者修订手迹改正。 4应为陆万美。 附带着我想叙述到寿昌所组织的地方剧训练班。 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便能和民间艺人搞得很熟，这是寿昌的大本领。在“七七”周年纪念以后，为了保卫大武汉，他竟把武汉三镇的主要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了。楚剧班、汉剧班、京剧班、评剧班和杂耍，都集中了起来，经受过一个时间的训练。一方面把时势问题和抗战意义向他们灌输，另一方面也想改造他们的习惯，让他们了解一些新的戏剧艺术。 旧剧艺人们是很热心的，平常有什么号召的时候，他们赞助得很起劲。如像演剧献金的义举，他们是不惜功力的。受训的时候，他们也很热心听讲。在武汉撤守时，如楚剧班，抛弃了自己多年的生活地盘，随军撤退，流亡到四川去了。这不是很可感动人的事吗？ 楚剧班的队长我记得是王若愚，本来是演丑角的，五十多岁，人很诚恳。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一看见我们便称我们为“老师”，其实我们所能帮助他们的实在太少了。到了重庆以后，他们曾在“一园”长期演出，以维持一班人连眷属的生活，生活是很艰苦的。后来受着压迫，又流亡到了泸县。再到后来便不知道怎样了。 五、抗宣四队及其他 抗敌宣传队四队是胡愈之和张志让负责组成的，比抗剧九队的成立稍迟。队员大抵是从当时有名的救亡团体，如蚁社、青年救国团（一般称为青救）、民族先锋队（一般称为民先）等，所选拔出来的。 抗宣性质和抗剧完全相同，他们所经历的艰苦也真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在三厅改组以后，所有抗宣、抗剧一律奉令改为“抗敌演剧宣传队”，合并而成为十队，他们是真真正正地化合了。 我在这儿仅靠朋友的帮助，把四队的经过简略地写些出来（主要是吴荻舟告诉我的）。 第一队的队长是吴荻舟，起初是留在武汉随部工作的，后经长沙大火，在湖南、广西、广东、赣南各地活动，并且流动到过越南边境。 第二队的队长是何惧，先分配到平江。于武汉撤守后由浙赣路到上饶，在赣东、浙西一带流动。 第三队的队长是郑含华，先分配到沙市、荆门一带，后至老河口、襄阳、樊城以及巴东等地活动。 第四队的队长是徐梓，是派到第八战区的，经过河南向西安一带活动。后来似乎和抗剧第三队合并了。 放映队四队的成立要比抗宣四队更迟，我只记得在武汉撤退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毕业，沿途跟着三厅走，在长沙和衡阳等地都还在受训。 放映队的组织比较困难，因为它至少须得有一架放映机和可以放映的影片，这些都多少要涉及一点专门的技术。而且放映机万一有了毛病，工作便会停顿。因此他们后来只能在陪都附近工作，所发挥的效能没有抗宣和抗剧那样广泛。 这四队主要是郑用之负责组织的，我只记得总队长是欧阳齐修（翰笙的从弟），其他各队的队长我不记得了。队员是由考取收录的，和抗宣与抗剧的性质不大一致。但从这些队员中大约也培植了些电影工作人员出来。 郑用之是以六处二科科长兼任着中国制片厂的厂长的，中制毋宁是他的主职。那时设在汉口北郊的杨森花园，原是行营政训处的附属机构，由我们接收了。但我们的接收只是关于业务的一方面，而没有过问它的财政经营；那一方面我们让陈诚的直属——总务厅去和贺衷寒相碰去了。 中制在抗战初期是有成绩的。那儿无论在编剧、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方面，都集中了不少的人才。那些人差不多都是电影界的精华，而他们也都是受着极菲薄的待遇，专诚为抗战服务的。就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才有胆量，接受中制的业务督导。 公平地说，中制的影片如《热血忠魂》、《保家乡》和《抗战特辑》，的确是发挥过教育宣传的力量。抗战开始时，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它曾派员去特摄。为了摄制阳翰笙的《塞上风云》，更曾派遣大队演员和工作人员由导演应云卫率领到榆林去，途中经过延安。它和中央宣传部所管辖的中央摄影场比起来，要勇敢得多，而且活跃得多。 但凡是稍有可取的东西，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都是坏的。像郑用之那样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员，和贺衷寒接近的人，主要就为了经济上的摩擦，和陈诚搞不通，和后任的张治中也搞不通。在重庆时还被张治中抓去关了一年，中制被搞得一塌糊涂，已经是无声有臭了。（请注意：并不是无声无臭！） 六、衡山先遣队 在当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计划，万一武汉撤守，准备把衡山当作为抗战的大本营。 因此，当武汉开始疏散的时候，政治部便决定把一部分人预先撤退到衡山去，三厅自然也不能例外。 三厅派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各处各科的人都有，是由杜守素率领前去，而同时把孩子剧团也一道带去了。 杜守素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平常称之为杜老。他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出身，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博士的高足，要早我四期。抗战前在上海被反动派抓去坐过几年牢，抗战开始前才得到自由。当淞沪战役时，张发奎担任右翼军指挥，坐镇浦东，要求我们替他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队，由钱亦石任队长，杜老曾任科长，亦石不久病死了，杜老便选升为队长。他在战区里奔波了好几个月才加入了三厅。现在我们又要委屈他带着先遣队到衡山去了。 是的，的确不能不说是“委屈”。衡山在当时仍然要算是后方，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正像要打到火热的时候，谁愿意到偏僻的地方去，过冷静的办公厅生活呢？而且部方的负责人是张厉生（已升任为副部长），他是专门做内部工作的人，谁更能愿意在他下边受冷气呢？因此各处处长谁都不愿意到衡山，连副厅长范扬都不愿意去（他得留在武汉尽“监军”的任务），苦差事便只好落在杜老的肩上。 但杜老也乐意担任这项差事。他虽然是一位经济学专家，而对于国学却有深湛的素养，他在先秦诸子中喜欢墨家的逻辑，而在生活上也颇有那种勤苦节约、摩顶放踵的精神。但他是为了人民大众，而不是像墨家那样为了“王公大人”——他是窦尔敦，而不是黄天霸。这就使得他为了革命的利益，甘愿吃苦，而且仿佛愈苦而愈甘的那样。 先遣队到了衡山，很有趣的是驻扎在文庙里面，一位墨家巨子真真正正地和孔门圣人分庭抗礼起来了。而更有趣的是，杜老的作风竟使部方的张厉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内部工作极有条理，卫生勤务非常整饬，桌上无隔宿的公文，杏坛有漏夜的弦歌，特别是同去的何成湘是把《总理遗教》读得烂熟的人，弄到部方有好些文件都非请三厅拟稿不可。张厉生好几次在纪念周上都当众宣扬，要大家以三厅为模范，学习三厅。而在私下对人赞扬杜老，他说：像杜守素这样的人倒不像个左派，像杜守素这样的人可惜我们国民党太少了。 就靠着杜老这种稳健的作风，使先遣队在衡山的对外工作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阻碍，特别是孩子剧团，在他的指导之下加强了内部学习，而在巡回工作中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他们在驻扎衡山的短期中，曾经到长沙、衡阳、湘潭等地去做工作。在前曾经蔑视他们是“耍猴戏的娃娃儿们”的张公厉生，也公然看中了他们，每有群众聚会，都要让他们表演表演，仿佛是替他增光的少年先锋队。 当然不高兴杜老的也不乏人。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幸子便是这其中最激进的一个。此外还有少数职员的女眷，她们是从城市里初次下乡的人，和乡下生活是不大容易合拍的，于是便惹起了物议：“奇装异服，妖艳过市。”杜老便不能不加以干涉，于是乎她们也就来个反攻，说杜老“老气横秋，顽固透顶”了。 但杜老这样程度的“顽固”倒是我们大家所赞成的。 在这儿还应该补写出重要的一笔。在三厅成立的当时，有过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为了避免意外的阻碍，除了附属机构之外，不录用女职员。这在当时是为前进的诸大姐们所谅解的。为了迁就，我们大家是受着怎样的委屈呀！ 该章节已被锁定 《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该章节已被锁定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爱下书小说网全文字更新,牢记网址:.aixiashu.info 第十章 战区行 一、到宋埠 自八月以后，敌人的攻势节节进展，更不断地轰炸武昌，因此武昌便差不多成了一座死城。**机关和市民，有的疏散到后方，有的转移到对岸的汉口。汉口市区，因为有租界和敌产的掩护，始终不曾被炸，倒反而呈现出一时畸形的繁荣。 政治部在分发了一部分到衡山去之后，不久也就迁移到了汉口江汉关码头附近的敌产三井洋行里面。那是四层楼的一座宏大建筑，第四层是屋顶室，堆积了一些不甚重要的商品和家具。三厅的人最多，占有了整个的三楼。二楼是部长、副部长办公处，秘书室和一、二两厅。底层的一半是总务厅，另一半是慰劳总会。 我们的工作按照着计划在推进。厅本部的昙花林在加紧训练团队，战文处在布置宣传站，制片厂在招收放映队，慰劳总会在征募寒衣，黄鹤楼大壁画的制作，《抗战一年》的编纂，“七七”慰劳献金的收集和整理，使厅内的同志们认真减少了无事可做的苦闷。但在那些之中，慰劳工作可要算是中心工作。 九月初旬武汉三镇的慰劳团往北战场的第五战区，我自己也是参加了的。那时候司令长官部在宋埠。去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连人带慰劳品，坐满了两卡车。这是由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组织成的，组织的经过我已经模糊了。 午后出发，天黑的时分到了宋埠。在一个祠堂里面看见了李宗仁。他很兴奋，对于每一个人都送了一张一尺大的在台儿庄照的相片。相片中的神气是很俨然的，左手撑着腰，右手扶着火车站的大站标，上面横写着“台儿庄”三个字。他在每一张上都亲笔写上“某某先生（女士）惠存，李宗仁敬赠”等字样。我在心里暗暗地佩服他：假如要设立一个自我宣传部，这位乡村教师有充分的资格荣膺部长。 大家被留着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有苏打饼干、沙丁鱼、新鲜果品之类，平常的人就在后方也未见得能够吃到的。住在后方时，有“前方吃紧，后方尽吃”的口碑流传，到了前方来，又算把前方的情形弄通了一点，前方也并不“吃紧”，而同样是“尽吃”。不过，我的话应该要保留一部分。我们所到的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前方，而且还只是长官司令部啦。 但在这儿倒有一件事情值得特别感谢的。 中日正式开战已经整整一年，我还是负责指导对敌工作的人，却到这儿才第一次看见一个日本俘虏。实在感谢得很，当大家吃过饭之后，承蒙司令部把这个标本拿了出来，使大家得饱眼福，似乎大家也都特别表示着高兴。 俘虏是一位青年人，三十岁左右。一眼看去，倒也并不怎么猛恶，反而有点觳觫的神气。我们用日本话叫他坐，他听了很感安慰的样子，坐了。拿了一支香烟给他，他说了一声“亚力加朵”（谢谢），吸得很有滋味。 “你不要害怕吧，我们是要优待你们的。战争不是你们的错，是军阀的错。等战争完结了，我们又要把你们送回去的。”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俘虏说他是大阪的一个小商人，今年三月才入伍，由朝鲜到沈阳，再转入关内战场，不久便被俘虏了。说着，他从身上搜了一张纸头出来递给我，据说是在战壕里拾得的。 我接过手里一看，看出是第三厅所印发的六种“通行证”之一。上面有图画，有优待俘虏规定的译文。这可使我高兴得几乎要得意忘形了。哎，可惜，没有镁光照相机，不然的话，我不也可以把左手撑着腰，右手和这位俘虏先生拉拉手，照出一张相片来吗？谁能说这不就是我们三厅的“台儿庄”呢？ 和俘虏也还说过一些不十分重要的话，现在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和俘虏分手之后，我们又上了卡车，连夜赶回武汉。到达武汉时是第二天天亮的时分了。 二、到浠水 在九月中旬，由慰劳总会又组织了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同时分头出发，这次的规模更加宏大，除各机关、各团体的代表之外，还有演剧队、放映队参加。我自己因为曾经去过北战场，便加入了往南战场的一组。 但我在这儿先叙述往北战场一组的情形吧。乃超是参加了这一组的。我要把他的手记抄录在这儿，因为这是第一手的资料： “九月十七日同沙千里、钱俊瑞等出发往五战区。十八日在宋埠，遇金山、王莹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多人。参加了战区政治部应景组织的‘九一八’纪念会，到会者仅保甲长十余人。我们的参加使他们出乎意外。” “十九日慰劳独立营，教授广西军日语喊话。” “二十日赴浠水前线。” “二十一日深夜李宗仁在前线指挥所邀谈。” “二十二日献旗，见李品仙将军，赴前线炮兵阵地。” “二十三日回宋埠，此地离前线指挥所后退一百多公里。与战区政治部李秘书、杨组长谈话。他们是贺衷寒系统的人，在前方打狗吃，臭名昭著。” “二十四日敌机袭宋埠，弹落隐身处约二十公尺。与在此地工作的演剧队第四、六队队员帮忙救伤。演剧六队中牺牲了一位同志。” “二十五日赴长官司令部交涉车辆回武汉，又遇敌机轰炸。” “二十六日天未明离宋埠回汉口，到达时尚在晨光曦微中。” 这手记虽然很简略，但确实是最难得的资料。（我要告诉读者，我这回忆录差不多是完全凭着回忆在写，连当时的报纸都无法弄到一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往北战场的朋友们确实到过最前线的，看情形似乎司令长官的指挥所也移在浠水最前线了。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教授广西军日语喊话”，这项工作即使不是出于五战区前线负责者的要求，至少是得到了他们的允许。这是不可以等闲视的。 对敌宣传在战争中应该是很重要的中心工作。我们主要负着这项工作的责任，虽然没有什么人来同我们竞争，但总得不到充分的配合。 我们对于这项工作是规定了这样的步骤的：（一）研究敌情；（二）指导各级工作并制作宣传品；（三）教育俘虏；（四）组织日本士兵反战。但这些工作在武汉时期所做到的非常有限。我们编印了《对敌宣传须知》、《对敌宣传标语口号集》，分发各级政工人员。此外还印制了无数的标语、传单、六种彩色通行证（叶浅予、梁白波作画），每种有四五百万份。然而必须和我们配合的机关是可以把你气死的。首先是航空委员会不负责任，很少用飞机散发。其次是后勤部不负责任，囤积起来不肯运往前方。再其次是前方不负责任，有的用来糊房壁，有的任意扔掉。曾经有人从前方拾得几大捆回来，交还我们。 俘虏更是无法接近的。俘虏归军政部管辖，我们曾经建议过多少次，想组织小规模的战地收容所，以便开展工作，但都遭了批驳。“台儿庄胜利”的时候，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徐培根曾来电话，说将有大批俘虏过境，要我们准备宣传。为此曾动员了漫画宣传队赶了一个夜工，第二天到大智门车站去张贴。结果连一个俘虏也没有看到。 俘虏自然也是有的，被囚在常德和西安两地，和我们相隔得太远。武汉撤退前，我们只分别派人去视察过一次。鹿地亘和廖体仁到过常德，鹿地还写了一本《和平村记》，后来在桂林的《救亡日报》上连载了。至于从常德俘虏中抽选了一部分出来组织“反战同盟”，那更是到了重庆以后的工作了。 乃超是对敌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到了一次前方，在慰劳之外还照顾到了他的本位工作。他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五战区对于对敌工作还相当认真，浠水前线确曾看见有我们日文传单散发在阵地上，只可惜散得过早了一点。 乃超的这次所见，和我前一次赴宋埠时所见到的那位俘虏，从身上搜出了通行证来的，倒可以说是得到实质的印证了。 三、到阳新 我是参加了南战场慰劳团的，但我的出发却要早两天。这儿很幸运的是我写了几天的日记，不仅没有丢掉，而且随带在身边。这自然可以减省我的回忆的吃力。 “九月十五日礼拜四” 中午偕立群及妇女工作队负责者二人在又一村用饭。饭后往云秀处休息片时，朱洁夫赶来，言谢仁钊来电话，前方开来迎接的汽车即须开回，相约于三时前在怡和街聚齐。看表已二时，因即决定出发。偕立群回杨森花园，匆匆收拾行李，同乘汽车往怡和街。顺道往国际宣传处约曾虚白。同行，曾虚白欣然允诺。行前数分钟曾回厅与三位处长告别。胡愈之本拟托病辞职者，却已到厅视事。 “在江边与立群分手。过江已近四时，分乘汽车二部出发。但车刚开动即来空袭警报。司机之一自告奋勇，倡言‘索性冲出城外去吧！’于是集中乘者于一车，开足马力，疾驰过武昌市。出市后，前有卡车数辆鱼贯而驰，尘烟腾上，司机颇为着急：‘这目标太大！’说犹未了，复又惊呼：‘哦！前面那三只不就是敌机吗？今天闯到祸头上来了。’立即停车。大家下了车，果有三机在云端飞翔。人众即散开，机头向东飞去了。待到走回公路时，机头又转而向西，人众又急四散。” “弥天都是白云，间有乌云散布。敌机回旋侦伺，俄顷复不见，同行者决意不顾危险，仍上车急驰而前。” “抵咸宁，天已黑。折入城中用晚餐。食后复就道，行不远，车轮一胎泄气，抛锚约一小时，换胎后继续前进。俄而车又抛锚，乃左侧前轮脱去了螺丝钉四个，只剩下一个，轮胎便打斜了。司机下车从其余三个轮盘上各取下一个螺丝，以事补救，勉强渡过了难关。”正是，有诗为证： 五人生命寄一螺，怪事今宵意外多。 漫道沙场征战苦，老爷车子费张罗。 “十二时半到达目的地点，睡于北土塘的一座极简陋的小学校里。” 这目的地便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的阳新了，事实上离最前线还有很远很远。北土塘是地名，在富水之北，水南地面即为南土塘。记忆是模糊了，那“极简陋的小学校”的情形是怎样丝毫也不记得。 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我到战区时独于要去邀约曾虚白？曾虚白又是什么人？这点倒不妨在这儿略略加以说明。 当时曾虚白和董显光在担任着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在系统上隶属于国民党的宣传部，而事实上却是一个独立的机关。自三厅成立以后，关于国际宣传，国宣处是和我们合作的。每逢星期一召集一次外国新闻记者，报告军事和政治上的情形，是两个机关联合主办。每周的宣传会报，董、曾二人也循例参加。我们还曾经共同编制过一种画报，由三厅的叶浅予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是附有英文和俄文说明的。（这画报的编制后来因为蒋不满意，被勒令停止了。） 因为这样，我和曾虚白是时常见面的，虽然并没有什么交情，但也并没有什么恶感。他曾向我表示，有机会想到前线去看看，故我邀约了他。他的父亲是《孽海花》的著者曾朴，这，或许也可以算得是一种文字因缘吧？ 谢仁钊是何许人，或许也值得介绍一下。这人在北伐时，在我所主持的南昌总政治部做过科员，那时他倒是“左倾”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听说他在美国住了几年，抗战开始时才回到国内来。他在依附着陈诚。但也摇摆不定，时而搞搞国民外交协会，捧吴铁城；时而又搞搞文化工作，捧梁寒操。和方治是同乡，也一同搞过党务。我也弄不清楚，不知道他究竟属于哪一“统”了。 四、在阳新 请原谅，我要依然抄录我自己的日记。 “十六日礼拜五” “晨起偕曾虚白外出散步，步往纱帽盒，在一大祠堂内，得见参谋长施北。（此人曾在东战场见面，那时他在担任薛岳的参谋长。）留用早粥。折归后不久，陈诚偕朱代杰、谢仁钊同来，谈颇久。（朱代杰是北伐时政治部的旧同事，触犯了蒋的怒鳞被迫去职，在苏联学习了几年，但不知怎样，学成了托派嫌疑者回来。）” “时有空袭，以哨子作警报。” “午饭后苦无事，又与曾虚白出游。向南走不远，过一小川，即地图中有名之富水也。水浅川狭，本可徒涉，然有船渡。船身颇大，与水不相称。乘船渡江即为南土塘。人家墙壁上多红字标语，晨在北土塘亦有所见，颇疑有流动宣传队曾到此工作，但在南土塘所见，其一则明署‘中国共产党阳新县第十区第十三支部’字样，至此始恍然大悟，此地曾为苏区。” “途中见一衣履整饬的老人，叩问之，颇能详道往事。言彭德怀曾到此。此地人多打游击。后红军撤退，村上遭劫，被屠杀者一半以上。” “沿富水直上，颇觉山气宜人。但山浅，多被剔光，种以番薯。有直剔至顶，而番薯亦种至顶者。浅识者或当誉为废物利用，而其实乃洪水之祸源，可叹。” “政治工作大队第二队本邀余于午后四时前往谈话，归已逾时，住处被移至崇德祠。前任负责人翁从六亲来邀迎，正拟偕行，陈诚派人来接，遂往纱帽盒共餐。食后再往大队驻扎处徐家沱，朱代杰同行。与队员诸兄姐相别，瞬已经年，久别重逢，情逾骨肉，竟有因感激而流泪者。开会，听队员做报告，并提出问题讨论，甚为诚恳。” “归宿处已逾十二时，正拟就寝，武汉各界慰劳代表团到。” “陈诚来，与余同往迎接，因复照拂至三时顷始就睡。” “立群为余送来毛线衣一件，手电筒、毛毯、蚊帐各一具，得此如获至宝。前方早寒，晨夕仅御夹衣已不济事，然闻前线战士仍多着单衣。” 在这儿我要把政工大队说明一下。 这是淞沪战役时陈诚要我替他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团长在初是袁文彬，男女团员五十人左右，是一群在上海读书的爱国青年。和钱亦石、杜守素所领导的那个服务团，在张发奎部下所成立的，是兄弟组织。那个成立在浦东，这个成立在昆山。在战地上辗转服务了一年，团员们吃苦耐劳，过着士兵同样的生活，做了不少的工作。就是陈诚自己也常常对着我称赞他们。然而他们是始终受着歧视的。 谁都知道，国民党在考核人员上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律：凡是愈能吃苦耐劳的人便愈有共产党的嫌疑。因此这一队的人也就大都有一顶红帽子戴在头上。 政治部恢复之后，团长袁文彬（后来在苏北被反动派处死了，连尸首都不知所在）加入了三厅工作，服务团便改由翁从六负责。团员有的牺牲，有的退伍，减少到了只余二十三四个人。 第九战区成立后，国民党自己成立了政治工作大队，企图把他们合并，但没有成功，故改成了政治工作大队第二队，第一队不用说就是那些党少爷们的队了。翁从六退为战区司令部的服务员，第二队是由一位姓卢的女队员做着队长。 但这一队人在武汉转移阵地之后，不久也终于遭了解散。队员们的下落，我失掉了记忆。我只记得离队较早的翁从六后来做了桂林救亡日报社的经理，再以后的情形我也不知道了。 五、到武宁 “十七日礼拜六” “晨，代表团商议，拟先见陈诚。用电话向陈探询，言将自来。来时聚谈颇久。会有敌机来袭，在附近投弹，一副官来报告：敌机共六架，三架往阳新镇投弹，三架在纱帽盒上盘旋。”人众因各散开。“马彦祥、鹿地亘、林犁田诸位曾往阳新镇看炸后情况。归云阳新镇仅系一条直村。敌机沿镇投弹，但仅炸中镇头镇尾，余均落村外川边，并无死伤。” “一时顷与鹿地、朱洁夫等入富水游泳，水最深处仅及胸。” “本拟午后四时行献旗典礼，恐敌机复至，改至五时。三时左右，朱代杰来访，约外出作舟游。仅于川边坐息一小时顷，遄返。” “行献旗典礼时，众推我做主席，由李德全献旗并致辞，颇有条理。礼毕用食。食后与众人告别，随同陈诚赴武宁。开车时已九时。夜中通过武宁城，二时半顷到达目的地。” “留宿前方指挥所，候朱洁夫所解行李，不至，颇焦灼。仅用毛毯一张裹体取暖。室中终夜电话不断。” “十八日礼拜日” “昨夜睡仅二小时。七时顷起床，盥漱毕，见公役将行李携来，喜出望外。言卡车走错路，来时已就寝，故未惊扰。早餐后，陈诚言王芳舟（即现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此人与余同县，并系所谓‘世交’）即在附近驻扎，嘱朱代杰做向导，伴余往访，曾虚白亦同行。蒙前方以小车来迎。一时顷至翁家，得晤张志和，而王却不在，盖已赴指挥所。途中曾遇其车，可谓失诸交臂。” “留用中饭以后复以原车回，在途遇王芳舟，照例是药片眼镜，用一口嘉定话，大诉其苦。据说装备尚未齐，而敌人集中火力攻彼防线。友军自私，各不相顾。杂系和嫡系待遇不同。杂系挡头阵，嫡系督后队。送死而已，送死而已。……复被邀返翁家，同用晚饭。归时已七时半。” “十九日礼拜一” “晨七时顷同陈诚往翁家，对王芳舟干部讲话。” “都是四川老乡，但军容甚不整饬。” “天雨，留用中饭后始归。归后往政工大队处，朱代杰复同行。病者甚多，二十三人中得疟疾者二十一人，缺乏奎宁，多已呈现浮肿。途中见尚有新鲜玉米，卢队长允以犒享，乃派人往五里路外求之。天将晚，陈诚派人来接，等我同用晚饭，只得遄返。玉米未能领情，实一憾事。” “饭后，陈约同赴武宁城对第八军第三师及十五师讲话。本军乃陈嫡系，军长为李玉堂，一山东大汉，抵军部时，在门外相迎，毕恭毕敬。” “夜中接到汉口董显光来电话，言英、法不愿战，欲用和平手段，解决德、捷问题，势将牺牲捷克。” “二十日礼拜二” “微雨竟日。上午与朱代杰、曾虚白同出散步，十一时过始归。中午用白兰地。” “午后政工大队送来煮玉米，大喜过望，分享之。我自己吃了四个。” “与谢然之谈及瞿秋白及其他诸友。” “夜饭时复用白兰地。饭后大谈其鬼。” “昨今两日据云前方汽车告罄，无法动身，大约明日可以回武汉。” 六、回武汉 日记自十五日至二十日只写了六天，便中断了。 动身回武汉似乎就是二十一日的清早。一架大卡车，除我同曾虚白之外，乘车者尚不足半打。动身的时候，政工大队的人都来送行，连发着寒热的也来了，真真是有说不尽的依依不舍的情趣。 我们的归途并没有走原路，而是绕道经由修水、平江、长沙，更沿粤汉路而回到武汉。 到长沙时去见过张治中，蒙他在城外的别邸里请吃了一顿晚饭，并蒙招待在青年会的楼上住了一夜。 归途要走这样的迂路是陈诚为我们布置的，但为什么要这样走，那意思我至今都还不明白。是卡车别有任务，还是为了免掉在途中遇炸的危险呢？ 回顾一下这几天中的战区生活，未免过于空洞。我曾屡次要求上真正的前线去看看，但都没有邀准。据说很危险，而且没有必要。每天都受着殷勤的招待，尤其朱代杰、谢仁钊诸人，差不多朝夕相从，厚情可感。只是在武宁时政工大队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并不是在服侍你，而是在监视你。或许是吧？但那样也未免太辛苦了。 是二十三日回到武汉的。第二天便是“九一八”七周年纪念扩大宣传周的第七天。我在那一天晚上广播过一次，题目是《后方民众的责任》（已收入《羽书集》），把战区的见闻报告了一下。那倒多少可以补充一下我的日记的空洞。 那儿提到了南战区的敌人情形。据说敌人的第九师团、第一〇六师团和波田支队，几乎全被歼灭。有第十一师团、第十六师团和近卫师团新近开到。但敌军士气不振，有“造病”运动发生。前线多疟疾与痢疾，敌兵便存心饲蚊或着凉，以图转入后方疗养。 我军却非常英勇，南区多山，每与敌人争夺一山头，屡得屡失者每达四五次。有轻伤不下火线的风气。例如有李树兰营长在岷山、大屋一带作战，负了相当重的伤，上级命往后方治疗，而李营长拒绝了。 前方疾病苦多，药品苦少。敌人常施放毒气，有时甚至用飞机散播。天气逐渐寒冷，战士尚着单衣，晚间顶多只有军毯一条。问题颇为严重。 这些大都是听来的，而且多出自陈诚之口。就中关于寒与病的两个问题，却多少是我亲眼看见而且亲身经历过的。我也承认这问题相当严重。后勤工作没有做好是无可讳言的。前方的将士们身当其境，自然要发牢骚，而后方的负责者却讳莫如深，生怕别人提到。 记得在我去战区之前不久，沈衡老和邹韬奋诸位也曾到过九战区。回到武汉时衡老对记者作了一番谈话，说及寒病交迫的情形在前方非常严重。竟惹起了“老头子”的盛怒，说是扰乱军心，增长敌人志气，曾在报纸上着人痛加驳斥过。 因此我在广播时也曾考虑到这讳疾忌医的深入膏肓的毛病，但我把话说得委婉了一些，结果倒也没有触犯到那一片的逆鳞。 在这儿，我还须得记录一段小插话。 运我们回武汉的那位卡车司机，是从马尼拉刺回国服务的一位华侨青年。据他说，他在马尼拉还是有自家用的小汽车的。回国以后被派在九战区服务。不久便得到了疟疾，隔两天发一次。就在回武昌的那一天，在路上他的病发了，我劝他停下来休息，他却不肯：因为前方急于要车子。于是在发寒冷的时候，他把军毯来裹在身上仍然开驶着。待到发出了大烧，终竟不能支持了，不得已才停了车，倒在路旁的草堆里睡了一个多钟头。 这位司机的姓名，可惜我现在忘记了。他这种爱国的热诚，难道又不是可歌可泣的吗？但我敢于相信：这位朋友一定是被人当着共产党在看待的。他后来是否回到了马尼拉，我不敢保险。 第十一章 生活面面 一、物外桃源 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 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而临湖又还有浴场的设备。离城也不远，坐汽车只消二十分钟左右。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在校舍之外，有不少的教员宿舍，点散在山上；大都是三层楼的小洋房，有良好的卫生设备，冷热水管，电气电话，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由学校自备发电机或总站来供应的。有人说，中国人在生活享受上不如外国人。但如到过武汉大学，你可以改正你的观念：在这个地方，在生活享受这一点上，那些擘划者们，至少是把外国人学到了。 武汉成为了抗战司令台之后，武汉大学疏散到四川我的家乡乐山县城（旧时嘉定府城）去了。剩下的校舍成为了军官训练团的团部。于是这儿便成为警戒区，或者也可以说是紫禁城了。“最高”兼任着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较大的几座教员宿舍便成了他们的官邸。戒备是很森严的，没有“特别通行证”或各种交通工具的方便的人，根本便无法进出。 我自己很幸运。因为范寿康原是武大教授的关系上，由于他的斡旋，让我把张有桐教授的宿舍顶下来住了。（应该声明，并没有顶费。）我的“特别通行证”，凑巧还保留在手边，那是“洛字第二一八号”，是四月二十六日填发的。有“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团长”的官章，填发员是熊鸿，这人倒不知道是何许人了。 这宿舍在大学区的深处，背山面湖，汽车可以直达。一共是三层，底层是地下室，那儿有用人室和厨房。其上的两层都有客厅，有书房，有寝室，有浴室，有可以眺望湖山的月楼。假如你要游水，再下一个坡，你便达到那细沙平铺的湖岸了。假如你要登山，再上一个坡，你便达到了珞珈山的山顶。大约在前一定有什么诗人在这儿流连过吧，山名“珞珈”不也就可以想见了吗？ 我们——我和立群是四月底由汉口的太和街搬到这里来的。不久黄琪翔搬来了，做了我们的邻居。那是一栋比翼建筑，站在月台上两家便可以打话。更不久，周公和邓大姐也住到靠近山顶的一栋，在我们的直上一层，上去的路正打从我们的书房窗下走过。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好邻舍，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当时的生活尽管是异常忙碌，差不多每天清早一早出去，要到晚上，甚至有时是深夜才能够回家，但在夜间月下的散步，星期日无须下山，或者有友来访的时候，可留下了不少的甜蜜的回忆。我们在东湖里游过水，划过船，在那岸上的菜馆里吃过鲜鱼。浓厚的友情，闲适的休憩，是永远也值得回味的。 而且，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做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实在一点也不错，武汉大学那个区域，的确是武汉三镇的一个物外桃源。 二、随风吹散 在好些利用星期到东湖来访问我们的朋友当中，《大公报》的张季鸾是很稀罕的一位。 我记得是五月中旬的事，他是和王芸生两人同来，立群还亲自做过饺子来款待他们的。 张季鸾和我们的友谊应该说是双倍的。他和我是日本的先后同学，同属于大高俱乐部（日本帝大及高等学校的同学所组成），而且同是拿笔杆的人。 他和立群，可又算得别有渊源了。 大家该还记得，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两个月，有一位《大公报》的女记者在上海自缢的事吧？ 那就是立群的大姐于立忱了。她是北平女师大出身，因为搞政治活动入狱，获释后加入了天津《大公报》。但不久得了肺病，便到日本去就医，她是受着《大公报》津贴的。养了两年病，虽然渐就痊愈，但还没有断根。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一天一天地明目张胆起来了，东京留学界的爱国分子自然不能够坐视。立忱因此也就稍稍有点活动，不料竟受了报方的警告。张季鸾写信给她，要她回国，不然报馆的津贴是要停止的。立忱被迫便于三月返沪，而于五月自缢了。死时留下了几句哀切的遗言：“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好像是在述怀，也好像是在求恕，一个浪花便永远消逝了。 据立群告诉我，立忱死后，张季鸾在营葬上曾经帮过一些忙，还有意建立墓碑，结果因抗战爆发，没有实现。 张季鸾和立忱是有情愫的，曾经写过很多信给立忱，信都写得很长，而且缠绵缱绻，竭尽了倾倒之忱。魏晋体的毛笔字颇为典丽，署名却都是“幼林”。幼即是季，林即是鸾的音变，是毫无疑问的。 那些信在复员后我都看过。从那内容看来，张季鸾很明显的是有过不合理的要求，而遭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们便保持了很深切的柏拉图式的爱。——然而这爱，却不料经不住思想的冲突、经济的压迫，终竟溃灭了。 立群对我说，张季鸾曾经向她要过几次，要她从大姐的遗物中清理出来，交还给他。在上海时，因为抗战爆发，没有来得及交出，复员后张季鸾却成了故人了。 就这样，张季鸾是以双重的友谊来访问我们的，我们委实也竭诚地招待了他，陪着他去游了半天的湖，在湖里那座小岛子上的湖心亭凭眺了周围的水光山色。张季鸾似乎也很得意，他还大声地哼出了他最得意的昆曲。 送他们走了之后，我同立群两人在山道上散步。立群告诉我：张季鸾又问起了他给姐姐的那些信，要她设法从上海寄来。他还警告她：“你不要和他们混在一道噢，旋进了漩涡是很危险的噢！”才到汉口的时候，他这样警告过她，今天又这样警告了她。 “你说，他所说的‘他们’里面有没有包含着我？” “那还消说得。” “然而不然，我看我的两面派似乎已经快到家了。” “怎么的？” “你在厨下做饺子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工作问题。我说：‘工作做不通，为什么要找我出来干宣传，我真不了解。’王芸生批评我‘勇气和决心不够，应该放手做’。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说我脚踏两边船，应该死心地踏上一边。张季鸾便把他的意思补充明白了。他很持重而平淡地这样告诉我：‘有机会多找岳军（张群）谈谈吧，岳军在蒋面前是很可说话的。’你看，他这样对我关切，他所说的‘他们’里面，难道还会包含着我吗？” “看来，他们今天来还是有意思的，并不是专门来游山玩水。” “今天的张子房，有时候也要游游山玩玩水的。” 这是我们在那东湖边的山道上随风吹散了的一些话。 三、看起了西园寺 大学下边的游泳场是相当完备的，不仅有水上的设备，还有岸上的娱乐，有茶点，有中西餐，有书可看，是训练团的军官们集中的地方。星期日更有好些党国要人前来光临，情况是很热闹的。 有一天清早，是在七月间吧，我陪着一些人（这些人的姓名也不记得了）偶然走到了我所忌避的这儿，劈头便遇见了张群。他一个人靠在一张帆布睡椅上望湖。这是我们到武汉来的第一次见面，自然免不得要有一番寒暄了。 “很久不见了，好吗？”我和他握着手这样说。 “是啦，我们是很久不见。四月里我有过一封信给你，不是说我们‘彼此多忙，憾无良机把晤’吗？” 经他这一说，我愕然了。 北伐时，在宁汉快要分裂之前，张群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代理过参谋长的职务，我们在南昌是同住过几个月的。我当时在漩涡中看得很清楚，大革命的变质，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毁弃，这位张先生实在要负很大的责任。 大革命失败后，我到日本去亡命。经过了十年，一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我又才回国来了。回国是七月二十七日，事前是得到南京**的谅解的。八月初取消了我的通缉令，九月尾上我应“召见”去过一次南京。 张群那时亲自对我说，**允许我回国，是在庐山会议时他对蒋提出而得到谅解的。通过陈公洽（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再由郁达夫（当时在福建省**任事）通知了我。那是五月里的事。当时没有公开请我回来，是顾到我的安全。但到事变发生后，我竟“毅然”地回来了。 照这样看来，我是应该向他感恩的了。然而我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为什么要去说情，而他的说情又为什么能够邀准，那秘密我是知道的。 还是让我自己来揭穿吧。在日本亡命，一方面受着家累，一方面受着日本宪兵与刑士的双重监视，无事可做，我便把很多时间费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我在东京先后印行了八九种这类的研究，借以供家养口。日本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读到了我的书，他恭维了我。于是日本的学术界和新闻界便鹊噪了起来。传到我们贵国更锦上添花，竟说到西园寺和我成了至交，“二二六”事变时，西园寺跑到我的寓所里避过难。造这些谣言的人，起初是想把我送葬的，意思是说，“郭沫若已经准备做汉奸了”。但谁知道却发生了意外的效果。 十年没有过问政治，在专心考古，是西园寺的“至交”，号为“知日派”的张群，难道还不想把这样的人来利用利用吗？所以张群的说情，并不是看起了我郭沫若，而是看起了西园寺：蒋之允许取消通缉令也并不是欢迎我郭沫若，而是欢迎西园寺呀！ 虽然抗战了，南京**一直在和日本勾勾搭搭，而张群和张季鸾也就是这勾搭的主要引线人。他们之所以要我回国，其主要目的也不外是要一位“西园寺的至交”来帮帮这样的忙而已。 话得说回来了。四月间三厅正开始工作的时候，张群向我推荐了一个人，拿着他的信来见我。这人的姓名我不记忆了，是张群的亲戚，一位日本留学生。编制已经满了，无法安插。如推荐为设计委员时，资望又不大够。我倒很坦白地回了一封信去，希望张群直接去信给陈诚，陈诚一定会买他的账，可以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出来的。 这件事以后没有下文。但没有想出隔了三四个月，我们在东湖第一次会面，而张群却把那推荐书的词句记得那么清楚。 愕然之**别了。以后这位张“大宰相”便和我很少有私人的交际。虽然有时在会议场上见了面也点点头，但谈话的机会却是很少的。 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我知道他一定在后悔，他是认错了人。然而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始终没有把人认错。 四、坐朝论道 军官训练团是高级将领的短期训练班，受训者是将官阶级，大抵是由远远的各战区调来的。以三个月为一期，在武汉时代只办了两期便结束了。 做到了将官还要调来受训，从表面看来当局对于军事科学似乎非常重视，而其实是别有用心的。那主要是一种封建的洗礼，用以收拾杂牌或分化杂牌而已。 中国社会是尊师重道的，每家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近年来“君”虽然变成了“国”，而“师”的地位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却是更加隆重了。当局在训政，“师”不就等于“君”吗？这都还太空泛。假使高级将领一受了训，那就本来是分属君臣的，更兼谊契师生而情同父子了。“最高”一人岂不便在受训者的祖先堂上占了五分之三的香位，直“与天地参”了吗？ 知道这通算盘，你便可以知道为什么总有人爱当校长，爱训练军官。算一下吧，黄埔军校的校长，陆大的校长，警官学校的校长，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前任中央大学校的校长……俨然是一位泛校长主义者。而军官训练呢？搞过庐山训练，眉山训练，现在又是珞珈山训练了。 就在这珞珈山训练的时候，我相信恐怕就是师道的尊严登峰造极的时候。尽管敌人在毫不容情地凌厉，然而全国民情振奋，都一心一意在拥戴着一人，作之君而作之师。自有历史以来，任何帝王的金冠，我不相信还有比这“民族领袖”的徽号更加辉耀的吧？ 请看这辉耀的最集中的表现吧。每星期一例行的纪念周，这时是联合举行，所有武汉三镇党政军高级机关的高级人员，都奉命到训练团的团本部来参加，小汽车不用说要像龙虱过街一样布满武汉大学的校庭，霎时间真显得是猛将如云而谋臣如雨。 请看那座两面全是玻璃窗，可以容纳两三千人的高大礼堂吧。仪式将要开始之前，左文右武，整整齐齐，济济跄跄。在那武将班头，你会经常看到好些威风八面的将军，一个个佩剑戎装，精神飒爽，真是满颈子的星斗，满肚子的军粮呀！文臣要逊色一些，因为国民**和中央党部已经搬到重庆去了。但也不要失望，你在这儿也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候补“大宰相”，候补“大汉奸”，而阴阳界的小区区也是僭列在里面的。 忽然军乐齐鸣，全场肃然鹤立。如此三五分钟，那位“与天地参”者，稳移玉步，跨进礼堂，眼睛在睥睨，嘴唇在紧张，白手套分外的白，三星牌分外的黄。两肘略弯，两臂略弓，这一略示的随便，分外的鹰扬。而后面则跟着“袖珍本”陈诚，“盖世太保”戴笠，登坛分站两侧，一如关平、周仓。威仪之盛，呜呼，应叹观止矣。 一切到这里为止，场面是很**的，但可惜是有声影片，主角演员一发出声来，情调可就要打破了。 乐止，行礼如仪，训话开始。一种咬字不准确的宁波官话从尖锐而亢燥的嗓子里很勉强地逼出，为了调整脑细胞的联系，每一句话中，差不多都要插进一些“这个是”。多的时候，甚至可以插到五个。 “今天啦，哎这个是，这个是，要给诸位，讲一讲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亲亲与尊贤’。（贤字的声音被读如县，并特别拉长而打一个漩涡。）” “哎，这个是，这个是，哎，这个是‘中庸’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呵，治国平天下之道呵。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要亲亲与尊贤。” “什么叫亲亲呢？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凡是本党的同志就都是亲。凡是本党的同志，我们都要亲信他，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就是亲亲。” “什么又叫尊贤呢？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不是本党的同志，只要他有本领，哎，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就叫他做官。……” 这样的一篇大道理，翻来覆去，差不多要讲一个钟头，不过“这个是”起码要占四十分钟。 但有时候却不讲“中庸”之道，而是即景生情地怒骂起来，骂得来真是脸红筋胀。假如有戴军帽不整的，他必然要骂他侮辱军人人格。（那时候还不兴美国式的歪戴帽子的风气。）又假如有谁从裤包里搜出了抄本来，他必然要骂他不懂西洋规矩，替中国人丢脸，西洋人的裤包是藏擤鼻涕手巾的，如何可藏抄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日本人才来侵略我们，欺负我们了。…… 但是好，这样骂人的时候却是口角生风，不再有“这个是”的打搅了。 五、御前会议 日期记不准确了，大概是八九月间的事。日寇在南海的一个岛子上登陆。（我记得好像就是西沙群岛，登陆后不久又撤退了。） 为了这事，蒋邀请了七八个人在汉口的官邸里吃夜饭，商量怎样来宣传。 被请的人中，我记得清楚的，有张季鸾、陈博生、王芫生、陈立夫和我，此外还有一二位，却怎么也想不出来了。侍从室的陈布雷，他是以招待员的身份，斡旋于宾主之间的。 大概顾虑到我的听觉不敏的缘故吧，陈布雷把我安置在蒋的旁边。其次便是张季鸾、陈博生等，在一个不甚大的楼上的客厅里坐满了三方，陈立夫坐在座尾上。 蒋开始提出了问题：日本人登陆某岛，你们怎么看法？ 他侧问着我。照次序该我说话了，我也就只好说出了我的见解。 “这可能是日本海军向英法，特别是英国的试探。假如英法没有什么反应，他可能在华南发动战事。日本人的陆军派和海军派，意见是不甚一致的。陆军主北上，海军主南下。陆军派在张鼓峰试探了一次苏联，失败了，故海军派又到南方去试探。” “英法会怎样呢？” “我估计英、法会不动。英、法在东方的军事准备不够，在欧洲更采取着绥靖政策，他们会作壁上观的。” “日本人的第二步呢？” “日本人是攻弱不攻坚的，只要英、法不动，日本人便会大动。” “该怎么宣传？”蒋考虑了一下，又这样问。 我没有懂到他所问的意思，只好说：“只好用实力回答了，发动华南民众……” “不，”他插断了我的话头，“我是问该对英、法怎样宣传啦？唵？” 这一追问，使我更加茫然了。我是认为英、法是不会动的，又怎样去向他们宣传呢？我踌躇着没有再回答。 蒋的视线向众人瞻视了一巡，接着连连说：“该怎样宣传啦？唵，该怎样宣传？” 奇妙得很，大家都望着没有回答。 “我看啦，唵，”停了一会儿，结果是蒋自己说出了，“这个很是严重的。这个是，哎，这个是，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我们应该，这个是，把英、法鼓动起来，要他们出来这个是干涉。要是他们不动的话，哎！这个是，这个是，他们的利益就要受侵害的。英国的**、南洋，法国的安南、广州湾，就要受侵害。还有英国在华南的利益啦！英国是不能坐视的。唵？唔？这个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啦！这个是，哎，这个是，我们应该这个是这样宣传啦。晤！唵？” 大家都表示好像得着了天启的一样，点头的在点头，称是的在称是，而张季鸾更持重安详地说话了。 “委座的看法是很透彻的。英国自从把日、英同盟废弃以来，一直就在防备日本。英国人是重实利的民族，自己的利益受了威胁，是决不会坐视的。今天的太平洋上是日本与英美的冲突，我们把事件的深刻意义和危险性向他们说明，假使能由英、美、法三国联合起来干涉，就跟以前三国干涉使日本退回了辽东半岛一样，日本的大东亚侵略战都可能适可而止啦。” 问题就这样得到一个结论，向国际宣传，强调太平洋上的“九一八”。决定由陈布雷整理出一个声明来，明天见报。 吃饭了，在邻接的餐室里一条长餐桌上，四菜一汤，是中餐西式的吃法，量不多，大家都吃得非常客气，毫无疑问是谁也没有吃饱的。 这样的御前会议我是第一次参加的。以后在武汉快要撤退前，我也还参加过一次。但那一次讨论的是些什么，我却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在来宾里面，又添了朱家骅、张公权、胡愈之三位。 六、妇女工作 一般地说来，武汉时期的妇女界是非常活跃的。尽管希特拉的徒子徒孙们在高喊着“回厨房去”，在反对“花瓶”，而进步的大姐们却不顾一切地在埋头苦干。像上海时期那样上前线的机会，在战地服务的机会是减少了，而慰劳、保育等切实的工作却更唤起了广泛的注意。内容决定形式，呢绒哔叽换成了阴丹士林，不也就是一项极显明的形象化吗？ 在这时，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地在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邓颖超、史良、曹孟君诸位大姐在积极推动，使不少的孤儿，在战争中失掉了父母的，保留下了他们的小生命。另一个是难民妇女工作队，负责人是张启凡、胡绣枫，立群也在参加。这后者，是把难民收容所里面的年轻的妇女们发动起来，为伤兵服务。人数虽然不多，只有一百人左右，而工作却很有条理。她们经常分组轮流到各伤兵医院去替伤兵写家书，洗衣服，饪烹调，打扫病房等。这不仅使伤兵得到了切实的慰劳，而且把难民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倒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虽然在外表上毫不显得辉煌。 据立群告诉说：伤兵的生活是够悲惨的。他们大都不是重伤，假如是重伤，早就被丢在战地里死掉了，但一个个都被弄成了半死。医院的办事人是极不负责的（伤兵医院是贪污腐化被暴露的最先例），不上药，不换绷带，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充分的饮食，没有干净完整的被褥，有的甚至没有病床，垫着几根草就睡在水门汀的地面上。伤兵们当然是痛苦不堪，悲愤莫名的。单是一身的虱子也就可观，任凭你怎样洗都洗不干净，看见这些情形真是令人生气，但是谁能奈何呢？ 工作队的经费：主要是靠着慰劳总会津贴的，但有时也向宋美龄所领导的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去领洗衣用的肥皂之类的物品。据说这样去领取物品却是最伤脑筋的事。在妇总里面有几位死硬派的女豪杰，以陈逸云、唐国桢为首，一切都是包而不办。谁要办，她们就尽力破坏。你去领肥皂吧，她就说你浪费，要出风头就得自己出钱。她们把别人的服务认为是出风头，但其实谁还有她们的风头出得够呢？ 这儿有宋美龄“九一八”劳军的故事，当然也还是立群告诉我的（这时我到第九战区去了）。 “九一八”要到了。武汉各报上早就大事宣传，宋美龄要在当天亲自去慰劳伤兵。这可把伤兵医院的人们忙坏了。他们拼命地打扫，整顿，布置，就像要过新年那样。奇妙的是睡水门汀的有病床了，每人都盖上了崭新雪白的被条，药品和绷带都换上了。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第一夫人”出现了。身穿蓝布工人装，脚着帆布胶底鞋，被一群同样装束的女豪杰们簇拥者。好平民化呀，没有坐汽车，而是走路来的！雪白的大夫和护士们今天也特别的整齐严肃，在前面开道。中国制片厂、中央摄影场、中央社、新生活社，一切的开麦拉曼（摄影师）都动员了。于是伤兵医院变成了好莱坞，一些半死半活的伤兵也就成为了演配角的临时演员。演员们的报酬呢？就是“第一夫人”亲手散发的毛巾一张，罐头一听。 主演者的飒爽的风姿是很不错的，有人说她比得上英格丽·包曼呢！ 镜头拍了，天使之群一窝蜂地散了。慰劳品的罐头由妇女工作队的人替伤兵们打开了来，一罐二罐都是黄豆。怒不可遏的伤兵们通通痛骂起来了。 “她妈的！谁稀罕她妈的这臭黄豆！把老子们来开玩笑！……” 骂得真是厉害，可惜那“第一夫人”已经走得天远了。 然而还有戏在后头呢。“九一八”一过，那崭新雪白的被条又不见了。睡水门汀的人又睡在水门汀上，床和被条又钻进哪里去了呢？ 第十二章 疾风知劲草 一、到歧亭去 大武汉的保卫战有时确实烈烈轰轰过一阵，但敌人志在必得，而当局却志在保全实力，早迟必然要撤守是已经成了定局的。特别在九月二十九日田家镇要塞失陷之后，长江门户差不多等于洞开，大武汉委实是动摇起来了。**机关、民间工商业，在业经部分撤退之后，又在开始再撤退了。 拿我们政治部来说吧。在十月初头又把秘书处、一二两厅全部、总务厅的更大部分，撤往衡山。总务厅只留下少数办交通和必要事务的人，副部长周恩来和秘书长贺衷寒只留下自己的随从秘书。我们三厅的人则由范扬和范寿康又率领了三分之一，撤退到长沙。就这样武汉三镇便差不多整个成为了一座空城了。 政治部的疏散虽然偏向着南边，但我们对于北战场也并没有完全冷落。在这儿倒有一件说来令人惭愧的记忆。 北战场的五战区是由好些文化人的组织散布在那儿的，我们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和第六队被派遣到那儿去了。此外有由上海流亡出来的剧队两队，一队是金山、王莹所领导，另一队是万籁天所领导。还有臧克家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团。有了这些组织的散布，长官司令部的进步分子便有人计划着，在司令部下边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并有意思要胡愈之去领导。 这消息对于我们当然很愉快：我们趁这个机会又可以把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安置在北战场了。 因此在十月八日那一天，愈之便约了好些朋友一同往歧亭去访问李宗仁。那时五战区的司令部已经移到歧亭了。 下午五时顷两部汽车同时出发。我们的一部坐着愈之、乃超、立群和我，另外一部便坐着胡绳、钱俊瑞、沈兹九、陈北鸥。这另一部的朋友们主要就是未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了。我和乃超、立群是陪着去观光而同时打气的。乃超特别细心，还从我们三厅的日文铅字中检了一套出来拿去做礼品，这不用说是以备做对敌宣传的工具了。 车子出发后不久，我们的一部便抛了锚。修好了，再跑，但又抛了锚。 那天是中秋，月亮倒满好。我们站在路边望月，等着车子的修理，但车子却老是修理不好，而且使司机绝望了。据他说：根本没有办法。 在路上我们也拦过好些过路的车子，但都不肯搭载我们。另一部车子又已经老早跑往前头去了。乃超和愈之两人便决定去碰运气，在附近去找寻车子的修理站。我在心里想：这不等于是海底捞月吗？弄得不好，便只好走路回去了。然而奇怪，隔了一个多钟头的光景，乃超他们坐着一部工程车转来了。海底公然捞到了月！ 乃超告诉我：我们去东碰西碰，碰了好几处钉子，结果找到了这位同志（他指着开工程车的人），找到了他的临时修理站。这位同志说他认识愈之，非常热心地愿意帮忙，便自行把这工程车开来了。工程车是有起重机的，我们几个人便都坐在那起重机的周围，让我们的小车子被拉着，又继续前进。 这真是再愉快也没有的事，在绝望当中竟又生出了希望。 二、坐冷板凳 工程车把我们拉到了司令长官的指挥所，那位很殷勤的青年又拖着我们的小车子去修理去了。他同时告诉我们，他顺便要去通知招待所里的人，帮忙打听我们另一部车子的下落。这样殷勤而负责的人是很少见的，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乃超和立群也都忘记了。 我们在指挥所门前，向站岗的通了姓名并说明了来意，要求见司令长官。站岗的叫我们在门外的凳上坐着，他进里面去替我们通报了一回。我们坐着老是等，等了一个多钟头，里面却没有消息。我们又请站岗的再去通知，他转来告诉我们说：副官处说的，司令长官睡了，不能惊扰他，要等到清早才可以引见。 这样坐冷板凳怕只好一直坐到天亮了。 又是乃超自告奋勇，他要去找寻招待所，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 乃超去了，又有一个钟头光景，有一部卡车开来了。据说是招待所开来接我们的。我们满以为是乃超去接洽来的，被接到一座农家院子去睡了个半夜。但到第二天清早看见乃超的时候，才知道昨晚的车子并不是他去接洽的，接洽者毫无疑问又是那位修理站的青年了。乃超告诉我们：他在晚间过于冒昧，胡乱去闯，闯上了好几处哨兵。问口令，答不出。有好几次刺刀刺到自己的胸膛。但幸好他是广东人，说出广东话来，那些广西兵便没有刁难他。他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钱俊瑞、陈北鸥他们。再开车子来接我们时，知道我们已经被接走了。 又经过这一番周折，愈是感谢那位修理站的青年。然而我真不应该，我把他的姓名完全忘记了。 我们到五战区来，须得再说一遍，是为了司令长官的李宗仁要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而且打算聘胡愈之为主任委员的。这一个使我们兴奋得夤夜赶上前线的好消息，等天一亮，让我们探听一下现实情形的时候，使我们自己感觉着有点惭愧了。原来那位司令长官并没有这个意思，而是他的部下有一二人在这样拟议。更有一二位买空卖空者，便把我们动员了起来，是要我们到前线来学毛遂自荐的。这简直是笑话了！但是我们能怪谁呢？ 司令长官第二天中午时分和我们见面了，还陪着我们吃了一顿中饭。我们没有学自荐的毛遂，对方也没有提到文化委员会的事，不，反而在气色和口吻之间有点奇怪，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突然又到了前方。 我们真是在白昼做梦！但这，又能怪得谁呢？买空卖空的人自然有，但谁叫你相信？谁叫你对于一位本质是法西斯的李宗仁轻易发生幻想？ 特别是我自己，我在今天思前想后，实在是感觉着惭愧。我是太无先见之明，而太不以前事为师了。 怎么说太无先见之明呢？散布在五战区的各种文化人的组织，后来不久便先后被迫解散或转移，如像臧克家、姚雪垠那样的人都不能够待下去了。那样的法西斯二等头目能够望他们重视文化吗？ 怎么说太不以前事为师？北伐时，当革命初被出卖的时候，我在安庆曾劝说过这位二等头目声讨出卖革命者蒋介石，他装醉，马虎过去了。到后来清党的时候，他清得比任何人还要彻底。这些往事我怎么那样的健忘？ 人真是容易发生幻想的动物，而幻想更偏爱这个二等头目，大约貌似忠厚，便是他的唯一可取之处吧？我希望今天还在发生幻想的人们早一点像我一样自感惭愧。 三、两件珍品 在这儿想补叙一件事。我们在干对敌宣传，印了无数的日本文宣传品，而且当武汉要撤守时，我们还把一套日文铅字亲自送到五战区来做了礼品，那么这些日文铅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大家都知道，在抗战胜利后党老爷们是大大地发过劫收财的，但其实在抗战开始时便已经有人发过了。汉口是有日本租界的，抗战发生，日本人撤走，剩下的房廊财物自然便被劫收了。 不过劫收的人是手高眼低，有好些很可宝贵的东西，他们却没有要。就因为这样，我们到武汉虽然很迟，而日本人的《汉口每日新闻》的印刷机和日文铅字，却是原封未动。日本领事馆的档案和图书，也是原封未动的。我得到这个消息还是在三厅未开锣之前，便向陈诚建议，才由总务厅去把这些东西接收保管了起来；三厅开锣之后便移交给我们了。就这样，一套完整的印刷机和日文铅字，便成为我们的对敌宣传的武器了。 比这更值得夸耀的，认真说，倒是那些日文的排字工友们。他们在艰难的日子中保存了机器，保存了铅字，而且还参加了对敌工作。有几位更跟着我们撤退，经过长沙、衡山而到桂林，在桂林还工作了一段时期才分了手的。这热诚，难道又不是可歌可泣的吗？ 在总务厅未去接收之前，工友们是自己吃自己的。在总务厅去接收了之后，照顾得也很不周到。有一位工头主要也就为了生活艰难，受了国际宣传处的买贿，把铅字的铜模盗卖了。这到后来很妨害了我们的工作：当我们的铅字减少而用淤了时，屡向国宣处借用铜模，总借不到。党老爷们的德政是一言难尽的。 顺便让我提到那从日本领事馆接收过来的档案吧。那在别种意义上是很可宝贵的资料。门类多，方面广，很多是日本的情报员由各地所送来的消息。其中也有些相当高级的情报员，例如现任青岛市市长某（这人的姓名我现在怎么也想不出，倒无心故意替他隐讳）是日本帝国大学出身，曾在日本人经营的南浔铁路上服务，他就不断地打了不少的关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我曾经抄录了来送给陈诚，要他向当局人提醒，对于这样的人应加以注意。 现在想起来，我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这其实有什么稀奇呢？那时候汪精卫在做国民党的副总裁，周佛海在长宣传部，陈公博、曾仲鸣等一切低调俱乐部的人都还健在。那些不都是日本的高等情报员吗？就是“最高”的周围又何尝没有这样的人？在抗战期间，他的一举一动敌人无不了如指掌。那不就是很明显的证据吗？事实上这也就是所谓“曲线救国”了。我在当年实在是无知，但到后来也渐渐地懂得一些了。我要当局加以注意的那位市长某，的确是特蒙惠眷，后来便逐渐飞黄腾达了起来。由一位不知名的铁路管理员一跃而成为中美合作的生产局副局长、交通部次长、大连市市长（未能到任）、青岛市市长。这位情报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同美国发生了不解缘，或许还应该感谢我做了他的情报吧？反动派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人，能向日本人打情报，正是证明他能“曲线救国”而又有外援。这不就是做大官的两项大政治资本吗？ 的确，我近来时在这样想：汪公精卫可惜死得太早了。假如他还活在今天，美国人一定要让他东山再起的，他的商品价值难道还比不上罗哈斯、李承晚，“乡下姑娘”李宗仁之流？请想想看，“和平”调的卖唱，本来要算此公是开山的啦！ 四、文艺活动 在武汉时期文艺界是一团和气，可真是做到了“虚怀若谷，四蕴皆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不分党派，不分新旧，把所有拿笔杆的人都团结了起来。作为会的机关杂志有《抗战文艺》（月刊），由罗荪、蓬子、适夷、以群、乃超诸人主编。此外有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半月刊），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文坛在表面上还不算寂寞。但是，实际呢？ 战争的刺激性在初期实在太强烈，大家都被兴奋着，沉不着气。报告文学盛行一时，小说和多幕剧绝了迹，诗歌在做着浮泛的叫嚣。但等抗战的形势持久化，而且虚伪化，大家便都又有点泄气了。这时期正给予作家们一个深切的反省机会。为了抗战，为了胜利，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而在动员和组织民众上，文艺也正好是犀利的武器。然而怎么样使这认识化为实践呢？ 文协在这时也适当地提出了“文章下乡”和“文章入伍”的口号，但可惜只能限于口号。反动派掌握了一切，不仅文章下不了乡，文人就根本下不了乡；不仅文章入不了伍，文人就根本入不了伍。——曾经入了伍的团队接一连二地在被淘汰，被驱逐。怎么办？勇敢的，继续远走延安；留下的，便伴随着空洞的口号。后来连这空洞的口号也换了调门，换成为“文章出国”。出了吗？出了多少？谁也不知道。因而也就有少数的个人英雄索性高蹈，讽刺“前线主义”，而强调“宣传不是艺术”。这其实又是人生派与艺术派论争的改头换面，问题在文艺家自己是没有得到解决的。 正当的解决是在延安。几年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文艺以工农兵为对象”和“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指示，而且不仅是指示，并为文艺工作者布置了执行这指示的场所——工厂、农村、军队。才像是太阳出了土，使进步的作家们不再彷徨歧路了。 在武汉当时，文艺性的聚会似乎不多，或许也怕是我自己参加得太少，但有一次聚会我是参加了的，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便是十月十七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了。 会是由文协、三厅、鲁迅纪念委员会三个单位发起的。地点在青年会西餐部的楼上，时间是傍晚，汉口的文化人已经疏散得可观，吃西餐的差不多没有人了。我们三十来个人在那广漠的楼座上，围坐着一个长餐桌，纪念我们的文艺巨人。人数虽不多，而情绪却是很虔诚而悲壮的。 大家推我为主席，我自然说了话。我强调了鲁迅的人民立场。他的小说主要是以人民为题材，而他的杂文则是对反人民者的投枪。对象不同，因而文体有别。小说平易近人，杂文则陵劲淬砺。我们是应该抓紧那种精神，而分别学习。 周公、梓年、愈之、乃超都说了话。 周公的话最为精彩，他主要是强调着鲁迅的战斗精神。鲁迅一生是处在革命时代，特别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的气焰异常紧张，而鲁迅坚守革命阵地，不屈不挠地和恶势力搏斗，为新社会催生，一直战斗到死。鲁迅是最倔强的斗士，最慈爱的导师。我们纪念鲁迅，也就应该学习鲁迅这样的战斗精神。不仅限于文艺界，应该超出文艺界。特别在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要反对中途妥协，反对消极应付，反对第五纵队的出卖，反对个人主义的高蹈。“疾风知劲草”，我们在今天的“疾风”之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鲁迅一样的“劲草”。 据乃超告诉我，那次周公的演说辞本来是整理好了的，由《新华日报》的青年记者李密林带往重庆，不幸坐船“新升隆”号被炸，连人带原稿一并沉没进长江里去了。 五、等待爆炸 我们是在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汉口的杨森花园，那儿在做着电影制片厂。制片厂在九月底全部疏散到重庆，我们便又由杨森花园搬到鄱阳街一号。这是在一座教会旁边的二层楼上，大小有三间房，有浴室、电话，是相当舒适的。 据说这层楼房本来是一位牧师住的地方，战事发生，牧师走了。起先是陈铭枢在住，其次是鹿地亘和乃超同住。鹿地亘夫妇在第二次疏散的时候，先送到长沙去了，乃超便让给我们。我们住进这儿，但也只有三个星期光景，政治部又不能不做第三次疏散了。 这次很彻底，全政治部所留下的不到二十人。副部长周恩来，秘书长贺衷寒，自非留下不可。三厅就留下我和胡愈之，其余的大抵是总务厅的人。 疏散期是十月二十一日。三厅被分派到一只小轮船，由水路开往长沙。我让立群也搭上这只船先到长沙去。当时无论走水路、陆路都相当危险，敌人早知道武汉要撤守，每日连续不断地在轰炸火车和轮船。往长沙、往长江上游的轮船，有好些次遭了难。这样的离别，无论行者、居者都不敢保定：究竟能在什么时候再见。 清早，我从鄱阳街送立群到码头，三厅的同志和公物也大都上了船。一只小轮船，上下两层都挤满着人和行李。有几个放映队和演剧队须得同路，挤得来真是水泄不通。这时是孙师毅在代替阳翰笙的主任秘书的职务（翰笙到**采办药品去了），经他的经营擘划，倒也安顿得井井有条，大家都好像是很愉快的。救亡歌曲不断地在唱着。 但我自己并不想讳言，我在隐隐地感觉着怅惘。和许多朝夕共处的同志要分手了，和立群也要分手了，就像要移植一株树木，而同时又生生地从树上摘下一条丫枝想要插活那样，实在感觉着从此的前途有点吉凶莫卜。这或许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吧？但我并不讳言，我是强为欢笑地和各位朋友告了别，和立群告了别，而在我心里暗暗地祝福他们能够平安地到达长沙。 送了行，我转到三井洋行。顿然感觉着房子特别的宽大了。整个的一层三楼，大大小小十几个房间，一个人影也没有。有些丢下来的办公桌椅倒满不在乎地闲散在那儿。一些杂乱的纸头堆积在四处。为什么那样仓促，连纸头都不火化呢？这是应该原谅的。 这三井洋行自十月中旬以来早已成为一座等待爆炸的**库了。照当时的规定：撤退时要把汉口的主要敌产炸毁。三井洋行便是其中之一，早就由工兵团的人穿通了各层，埋上**，并安上引线，只等到必要时点火。在这样一座等待爆炸的**库里，平时连吸烟都是禁止了的，谁还敢轻易举火呢？ 不一会儿，愈之也孤影悄然地来了，两个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冷静之中倒充分感觉着兴奋。 是的，我们是不能不兴奋的，我们还得做好些应当做的工作：为报纸写文章，在汉口市内布置对敌的墙头标语，应付国际新闻记者，有时还得照顾到市内的治安…… 人手虽然只有两个，但三厅还没有完全撤离武汉。 六、飞将军自天而降 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大部分朋友们也在同一天上了船，准备撤退到重庆。因此，在当天下午，周公便搬到了鄱阳街来和我同住。我们在这里是准备着欢迎一位自天飞来的稀客的。他本来说二十一日会来，但因气候的关系没有起飞，致使危城中的朋友们多抱着遗憾，迫不及待地走了。朋友走了，而我们所期待着的远客却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飞到了武汉。 那是谁？ 那就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了。 能不出乎意外吗？在武汉快要陷落的时候，却从华北的前线飞来！我们是阔别了十一年的再见。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后，周公和我先入汕头，朱总司令镇守三河坝，自从那时以后我们便分了手。没想出十一年以后，经过不小的陵谷变迁，在这临到陷落边缘的危城，我们又能够再见。 朱总司令到后，由周公引导，和那位“最高”见了面。他们谈了些什么，我没有过问。 晚上是康泽招待，请周公和我作陪。这样一位显客的到临，尽管是在“孤城落日”的时分，做主人的竟轮到了康泽名下，也可显见招待者的毫无热诚了。这倒是理所当然的，要向反动派求热诚，岂不是等于向乌龟求一点热血吗？ 朱总司令来得匆匆，去得也匆匆。他就在鄱阳街一号和我们同住了一夜，二十三号的上午他又飞回前线去了。 在他临走之前，我们在书房里畅谈了一个清早。他要我写些东西给他作为纪念，我信笔写了几句白话诗，内容已经忘了。待我回头请他也写些东西给我时，他也信笔写出了一首白话诗。诗题是写着《重逢》。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 敌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相见—— 必期在鸭绿江边。 第十三章 撤守前后 一、“正义之剑” 保卫大武汉之战，先后支持了四个月以上，比起保卫大上海来多了一个月；比起南京的五天，广州的一天，当然更不可同日而语了。主要的原因，自当归功于民气、士气的旺盛。但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不能忘记的，便是苏联的顾问团在帮助我们策划，更有苏联的飞机和义勇队在帮助我们守卫上空，并配合着前线作战。 苏联曾以sb轰炸机和e—15与e—16战斗机源源向我补充，详细的数目可惜我不知道。苏联义勇敢死队号称“正义之剑”，在空战中有不少的人受了伤，更有不少的人牺牲了。详细的人数可惜我也不知道。 苏联朋友是不喜欢自我宣传的，他们决不像美国那样，把“援助”、“救济”等字样刻在自己的额头上。苏联义勇队，生活纪律特别严，他们是在飞机的银翼下过着天幕生活的。无论星期或节日，决不到市面上招摇。像后来的美国兵那样旁若无人地四处胡闹，坐着吉普车乱撞，乱拉女人，那更是无法联想的了。因此一般的人很少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抗战前期苏联朋友曾经帮了我们许多的大忙，而且，为了保卫大武汉，更有过不少的义勇队为我们把性命牺牲了。 当时苏联未同日本宣战，故援助的情形不愿公开。反动派是讳莫如深的，更乐得有所借口了。反动派从来不曾把苏联援助的情形发表过。平时把苏联顾问团和义勇队，当成间谍一样监视着，一些照拂顾问团和义勇队的人们，大抵都是“统”字号的朋友。他们有时还在小圈子里面放些谰言对苏联诬蔑。他们昧着良心这样说：苏联送来的飞机并不是好飞机，派来的人员也并不是好人员，苏联把我们中国当作战地演习。 但大家总还记得吧，在二次大战中，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大将崔可夫将军，扭转了欧洲战场的胜负，那是全世界知名的人物了。他在回国之前是在中国充任过总顾问的。我们能说这是苏联派来的不好的人员吗？ 武汉上空有好几次的保卫战，事实上都是苏联义勇队的战绩。就我亲自看见的一次来说吧：四月二十九日是日寇的所谓“天长节”（“天皇”的生日），那天敌机大量侵袭武汉，据说是费了两星期的筹备的。那天的天气很好，上午我们正在武昌城内陈诚的公馆里开宣传会报。空袭警报发了，大家都进了园子里的防空室，我却在室外眺望。 晴朗的太空中泛着团团的白云，高射炮更射出朵朵的绒花。高射炮的轰鸣、飞机的拍音、**的爆炸、机关枪的连响，构成一个四部合奏。双方的银翅在日光下穿梭翻腾，或上或下，或反或侧地搏斗。据术语说，那是在演着“狗斗战”（dog-fighti g），怕应该称为“鹰斗战”（eagle-fighti g）吧。忽然有的放出红光，泄着黑烟，划空而坠，有的又在空中爆炸了。真是有声有色，鬼哭神嚎的画面呀。那样足足有三十分钟光景，宇宙复归于沉寂了。那是最热烈的一场大空战，辉煌的战果，是击落了敌机二十一架，我方损失五架。 “正义之剑”不仅斩杀了空中的鹰，而且还斩杀了水上的鲛。据统计，在长江里面炸沉了敌舰九十二艘，炸毁了十六艘。这些毫无疑问，也就是延缓了武汉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惜得很，我自己没有参与过这一方面的工作，不能知其详。我希望参与过的朋友们能够把详细的情形报导出来，让全中国的人民认清楚这些“正义之剑”，更拿来和今天的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比较一比较。我们中国人民也应该是一把“正义之剑”，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 二、四巨头会议 武汉要陷落是早在预料中的。但在武汉陷落之前四日华南重镇广州突然毫无抵抗地先陷落了。那真正是完全出乎意外。敌人仅有三千人，而我守军十师，一夜之间，闻风逃遁，真真是无上的耻辱。这儿不是孙中山先生生聚教训了多年的地方吗？这儿不是革命的发祥地吗？盘踞在人民头上的一些中山先生的叛徒们，平时作威作福，蹂躏人权，战时鹤唳风声，抱头鼠窜。他们的罪恶深重，难道还不应该上二十四次的绞刑架吗？然而那些“将军”们、大员们却依然延年益寿，直到今天，还在剿民的破阵里呜喑叱咤呢！ 广州的失陷，使已经动摇着的武汉更加动摇了起来，毫无疑问对于进攻武汉的敌人则更给予了刺激和鼓舞。敌人进攻武汉使用了十二个师团，连后方兵力共有二十五个师团，人数在一百万左右。前线补充五六次，伤亡二十余万，费时四个多月。敌人是好大喜功、贪多务得的，侵占广州的消息，难道还不促使他们更要加上火力，做疯狂的比赛吗？在那最后的几天，特别对于我们撤退的车船频加空袭，那便是疯狂比赛的最具体的表现了。 开往长江和湘江上游的船只在那几天接连被炸，载着《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一部分人员的新升隆号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二十二日离开武汉之后，在当天便遇难，而使好些朋友成了烈士。这样，不用说使得武汉三镇，特别是一些中下层被留下的公务人员，更加人心惶惶了。“最高”的那位是有飞机可坐的，可用不着担心。次一等的也有自己的小汽车可坐。再次便须得坐卡车，坐轮船。卡车和轮船的目标更要大些，而船在水上是无路可逃的。因此大家都回避水路，虽然水上的船已经很少，能够坐船也要算是万幸了。 我们政治部的几位高级人员，周公是有汽车的，我是有汽车的。我的车子可供我和愈之撤退时的使用。贺衷寒是有汽车的，但他的汽车先送了家眷。他原来的预定是率领残余的部员全部坐船。船是太古公司的一只小火轮，已经最后一次开往上游去了，目的地是宜昌。但由市**、政治部、国际宣传处和其他的机关，联合出了重价包了它，要它开到沙市之后，便把乘客卸下，中途折返。船回武汉时是二十三日的下午，准备在二十四日夜间再最后一次撤离武汉。然而我们政治部里却起了一个小小的波折。 事情是这样：本来决定坐船的贺衷寒，临时生了变动，怎么也不肯坐船。贺衷寒是党国要人，他要顾惜生命是可以理解的，而奇妙的是残留的部员们一听说秘书长不坐船，便像一群小孩子失掉了大人带领的一样，全部哗噪了起来。 ——秘书长不坐船，我们也不坐船！ ——秘书长怕危险，我们就不怕危险？ ——秘书长的命值钱，我们的命就不值钱吗？…… 为了这件事，竟使副部长召开了一次“四巨头会议”，商量解决的办法。 贺衷寒倒很坦白，他不仅坚持自己不坐船，而且主张大家都不坐船。他说：他的小汽车已经叫人由长沙开回来了。坐船实在很危险，遇炸无法可逃。坐车虽然也一样危险，但是还有可逃之路。 这点道理谁都是知道的。但事到临危，哪里去找车子呢？不仅人须撤退，而且还有些笨重的公物。 问题的解决倒很简单，愈之和我答应改来坐船，以安定人心，把我的小汽车留下来，让给贺衷寒的随从秘书易来安坐。——这部车子，在逃难途中，倒救了白崇禧的命。白崇禧在汉宜公路上逃命的时候，一部小汽车和一部指挥车都抛了锚，结果是把两部车子丢了，挤掉了易来安（大概挤到贺衷寒的车子上去了），改坐了我的车子。这是周公后来告诉我的。汉宜公路上的狼狈情形，可惜我们失掉了观光的机会。 三、昧着良心 二十四日，照例还是到三井洋行办公。在这一天的清早我替《扫荡报》写了一篇准备明天见报的最后的社论。 当时武汉的报都先后转移阵地，停刊了，就只有《新华日报》和《扫荡报》准备出到最后一天为止。这都是周公的意见。《新华日报》是中共机关报自然没有问题，《扫荡报》在形式上隶属于政治部，也得服从副部长的命令。要出到最后为止当然要牺牲一部分的机器和铅字，但为了表示中国人的不屈服，这牺牲是不能放在打算里面的。何况在当时机器和铅字也没有办法运走！因此，倒给了《扫荡报》一个光荣的报国机会。这个最反动的报纸，从它的创刊一直到改名为《和平日报》的今日，值得夸奖的表现恐怕就只有这么一次。 这个最反动的报纸在平时是不欢迎我们的文字的，意识稍微清楚一点的人谁也不愿意替它写东西。但在这光荣表现的一次上，却连写社论的人都跑光了，乐得我来承乏。其实贺衷寒也尽可以写的，想来是静不下来，不能执笔了。 虽然承乏地写了一篇《武汉永远是我们的》（这篇文字收录在《羽书集》里面），在我却并不是怎样光荣的事。认真说，我也是昧着良心，在那儿替别人圆谎，昧着良心在那儿帮忙骗武汉的市民。 文章写得很勉强。 分明是保卫战没有做好，弄得来只好抛掉武汉三镇的市民而各自跑掉，而我偏这样说：“我们的保卫大武汉之战，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的能事！” 分明是有人没有尽心力去保守祖国的疆土，没有决心和敌人拼命，而我偏这样说：“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死拖换取硬打！” 我像传声筒一样也传播了“最后决战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广大的乡村与民心”，传播了“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话是多么响亮呀，但我敢于保证那些话里面有一分一厘的诚意吗？ 广州的突然沦陷，分明大大地影响了我们，而我偏说是“保卫武汉的持久战使敌人发生了焦躁，敌人是在更加紧地向着灭亡的道路上奔跑”。在我们自己呢，更亏我说得出“愈益增加了我们的敌忾，愈益团结了我们的内部，愈益鼓舞了我们的百粤健儿”，而且我还敢于“坚决地相信，华南的战局今后是要完全改变形势的”。 说得真是好听：“武汉临到垂危，但于整个战局也无多大影响！” 说得真是好听：“一方面既尽了持久战与消耗战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尽了减轻牺牲、保全实力、掩护后方的能事！” 说得真是好听：“我抗战的中心力量并无亏损，反而争取了主动的地位，环阵于武汉的四周！” 说得真是好听：“我们的武汉并不是对于佛朗哥的马德里，而是对于拿破仑的莫斯科！” 说得真是好听：“禁不住要以激越的腔调来高呼：武汉永远是我们的！” 哼！这哪里是郭沫若在做文章，而是蒋介石在做文章呀！骗！骗！骗！帮忙尽心尽力地骗！骗到了武汉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是骗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但这，在我是甘心的吗？ 不妨让我再说一遍吧，我做第三厅厅长，根本就是不愿意的，原因也就是不甘心昧良。然而为了抗战，为了争取那一人戴着抗战的帽子，就是昧着良心也只好委屈委屈，这倒不仅是我一个人，不仅是在写这一篇《武汉永远是我们的》的时候了！ 肉麻当有趣地我们不知道喊了多少万声的“最高领袖”呀！喊一声“领袖”立一次正，更不知道立了多少万次的正呀！今天回忆起来，我不仅该向全国的同胞、向全武汉的市民告罪，就是向自己的喉咙和两只腿也该得告罪的。 四、西崽典型 每逢星期一的下午，照例是要召开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的。这是由三厅和国际宣传处联合举行，地点便在怡和街的国际宣传处。那也是一座敌产，有楼，是双开间前后两进。这儿在前不知道是日本人的什么公司，就在楼下左侧的后厅里，经常开会的地方，在一个角落里，还剩下一座美国制的大保险箱，因为没有钥匙，始终没有打开过。 二十四这一天适逢是星期一，在怡和街召开了一次最后的招待会。我和愈之都去参加了。这一次到的外国记者特别多，他们是以送葬的意义来参加的。因为他们都没有逃走的必要，只消安安稳稳地睡他一晚上，便要看到“改朝换代”的压轴戏了。 平常在这会上，主要是由军令部的人来报告军事消息，但在这一天却根本没有人来。军事消息事实上也无须乎再报告了。大家都是知道的：敌人在北战场占领了信阳、黄岗，先头部队逼近了黄陂；在南战场占领了阳新、大冶，正向咸宁挺进；武汉已经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下了。一点也没有问题，今天的“青天白日”明天便要换成“清早的太阳”。 吴国桢是当时的汉口市长，自然轮到他来替武汉三镇发丧。照例是那一套骗人的话： ——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的能事。我们的最高的战略是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在保卫大武汉的长期战中，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做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的建设。我们现在要转移阵地了。我们放弃城市，转移到四周作战，正是依从了我们最高的战略，争取了主动的地位。我们是坚持持久战与消耗战的，战争的时间愈延长愈于我们有利；战场的面积愈扩大愈于我们有利。委员长早就说过“最后决战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广大之乡村与民心”，最近又有明白表示：“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我们是坚决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 这就是所谓抗战八股，他说的和我说的，完全是一模一样。但外国记者们却不大满意这一套，而另外提出了一些问题。 他们问到广州沦陷了，失掉了一个主要的国际交通路线，是不是会影响抗战？ 他们问到朱总司令为何来武汉？来了为何又去了？ 他们问到武汉撤守，炸毁敌产的预定计划是不是要实施？ 前二个问题是照着八股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却吐露了一个大受欢迎的消息。吴国桢很郑重地说，自然是用英文说的：经过几次的磋商，最高当局在今天上午已经决定，尊重国际友人的意见，为保全市面的安宁，汉口市的敌产，不施行炸毁了。 外国记者们不期然地欢呼了起来，接着是一阵热烈的鼓掌。 这真是出乎意外！要炸毁敌产，有些外国的外交官在出面干涉，我是知道的。结果我们必然会屈服，我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洋记者们听到这个消息而那样欢迎，我却根本没有料到。是意识到帝国主义的胜利吗？但至少失掉了看火烧罗马时的奈罗皇帝的快乐吧？ 招待会完结了，记者们也先后散了。吴国桢走到那个大保险箱旁边，细细地端详起来。董显光非常高兴地走去向着他道谢并道喜：“今天成绩满好，大成功！大成功！全仰仗你这位大市长！” 吴国桢也很得意地谦逊着：“这要感谢老头子，不然我们今天不会使得他们满足的。”忽然话头一转指着了保险箱：这个“塞胡特”（英文safety，就是保险箱）打开了吗？ ——“哪里，简直没有办法！”董显光摊着两只手表明真是没有办法的那样说，但突然意识到我们还在面前，似乎有点不大自然地又和我们拉起手来：“羡慕得很呢，你们今晚上就上船了吗？啊，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老头子还不走啦！啊，再见，再见！古德拜（英文good-bye）！法惠尔（英文fa ewell）！……亚丢（英文adieu）！……” 五、朝鲜义勇队 从国宣处出来之后，愈之因为还有别的事情和我分了手。我们约好了回头在鄱阳街聚齐，只等天黑，便一同上船。我趁着有这一段空闲时间，便坐着小汽车在汉口市上巡视了一趟。 特区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法租界已经戒严了，不能进去。绕道驶向日本租界。沿途所经过的所谓华界的市面是很凄凉的，差不多家家都关门闭户，只剩下一些饮食店还在半开门。车子绝了迹，但奇怪的是有好些黄包车被抛弃在街头，没有人照料。这光景使我闷了一下，我开始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但略一回想，也就立地了然了。这是有人在拉夫，把一些黄包车夫，不是拉走了，便是骇跑了。这样一领悟使我立地联想到“七七”献金时，很多黄包车夫和码头工人们热烈献金的盛况。才仅仅三个半月啦，保卫大武汉的成绩就是这样了！ 日本租界更仿佛是一片墓地，这里原本预定炸毁，居民都老早搬空了。但惹人注目的是在街道的墙壁上，或在马路的正中，用沥青粗大地写着日本文的标语：“兵士在前方流血，财阀在后方享乐”，或“兵士的血和生命，将军的金g勋章”。这些还是我昨天拟好的文句，而今天已经爬上了墙壁，爬上了水塔，横陈在马路的当中了。 这是应该向朝鲜义勇队的朋友们致谢的。他们在这快要撤守的前几天被动员了起来，担任了这项工作。根据三厅所颁发的《对敌标语口号集》和临时由我所拟具的若干条，尽可能地在汉口市上涂写。就靠着这些朋友们的认真工作，就我所亲自见到的，他们的的确确是把汉口全市造成了一座精神堡垒了。 这话倒并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故意地夸夸其谈，而是有着事实的根据的。后来我们根据俘虏的口供，得以知道敌人在占领武汉后，特为这些标语大伤脑筋。他们整整花了三天工夫来洗刷那些标语！但写在街头的尽管洗得干净，印进脑子里的未必便洗得干净。 我的车子在经过后城马路的时候，写标语的人还在继续着工作。他们三五成群地有的扛着沥青或油漆，有的扛着梯子，勤勤恳恳地在那儿争取时间——工作。 我得承认，这是我最受感动的一幕，然而也是我最感惭愧的一幕。那些都是朝鲜义勇队的朋友，明明白白地没有一个中国人在里面。我们中国应该是有不少懂日本文的人才的，留学过日本的学生，起码总怕有好几十万吧？然而在这武汉临危的时候，替我们写对敌标语的，却只有这些朝鲜的朋友们！ 朝鲜义勇队的组织，在初是属于政治部第二厅，归康泽管辖的。在武汉要撤守的时候，暂时又拨归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去了。但我们是可以间接指挥的。组织的情形我不大清楚，在思想上可能相当复杂。这是朝鲜朋友们的通病，他们的小党派很多，平常总是很不容易统一。但他们是膺受着亡国的惨痛的，流亡到中国来从事抗日工作，在他们自己的心理上，与其说为了帮忙我们，倒毋宁是克尽他们的天职，因此，一般的说来，他们的爱国情绪，比起我们受足了买办教育熏陶的中国人，实在是要高超得不知道多少倍。因此，参加这义勇队的朋友们，尽管受着康泽、贺衷寒的控制，而在爱国行动的表现上是脱离了一切的羁绊的。 在汉口市巡视了一会儿之后，回到鄱阳街，愈之先坐在那儿等着了。周公因为事情忙，关照过吃饭时不要等他。我同愈之便草率地吃了最后一顿晚餐。饭后再到三井洋行去，总务厅的人们已经在搬动行李，准备上船了。 我们想找贺衷寒，向他告别，但找他不着。他往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 在七点钟的时候，周公却赶了来，和大家握了手。 我们于是便赶向码头，开始了不宜见天日的逃亡之路。 六、报应昭彰 上了船，坐的自然是头等。大餐间里的辉煌的电灯和布置，使得我有点炫目。在把房间看好了之后，我仍然走到舱外来，在甲板上站着，向空漠中瞭望。 天空是一片墨黑，武汉三镇鸦雀无声，长江在混茫中吐着冷气。这就是武汉三镇将临末日的景象。感触是有点茫然的。——在这儿不知不觉地便待了八九个月，忙也忙过一些时，但却忙了个什么来呢？不完全是一片空洞吗？ 想起了朱总司令临走时的气概和他所给我的诗。他是那样坚毅地回到前线去了。他是有把握的，而且能有把握。他能够“支持华北抗战”，也一定能够“收复中原”。但是，我们呢？我自己呢？能有把握吗？能“去支持南天”吗？在不自由的天地里谁能够保定：我们不又是由空洞走向空洞？ 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开在我的面前，使我不能不睁大眼睛凝视。那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景！明天谁又能保定：不就在这武汉三镇再一次展开呢？…… 茫然了一会儿，又回到舱里去，索性蒙着头睡了。 船本是预定在九十点钟开的，为了要等待一些要人，一直等到了清早四点钟，要人们却一个也没有来。自然是害怕水上的危险，而改走了旱路了。这倒也值得感谢，使我对着那垂危的都市又多陪了一夜。 到了四点钟毕竟开船了，天还没有亮。在汉口的东北角上已经隐隐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了。 船走得很慢，在本身的载重之外还拖了一个很大的拖驳。天大亮的时候到了簰洲——在地图上长江在大转弯的那个地方。我又站在甲板上瞭望。东北角的天际遥遥地冒起了浓重的烟峰。那一定是大武汉的一部分在被焚烧了。 淋漓的血景又在眼前展开着，然而是更遥远而模糊了。 坐在船上认真说倒顶舒服，尤其坐沙龙的人天天顿顿都是西餐，应时还有茶点，那简直是如登天堂了。我和愈之在船上要算是最高级的人，市**有一位会计科长，算占第三位。要人们都没有来，因此我和愈之也就成为了船上的大总统和副总统了。说句老实话，自有生以来，实在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安富尊荣。不仅本部的总务厅要把我们奉为上司，就是别的机关的人们见到我们也好像毕恭毕敬，俨然下属。 船既走得慢，因为拖着庞大的拖驳，害怕搁浅，晚上不敢行驶。因此，不仅白天过得很安稳，在晚上睡觉是尤其安稳了。 难道就没有敌机来空袭吗？有是有的，每天白天都有一二架凌空而来，盘旋而去，但却不肯投弹。这是因为船上插着英国旗吧。再则日本人的情报异常灵敏，他一定早已知道要人们都不敢坐船，而剩下来坐船的人是值不得一炸的了。 但总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吧？比如每天不能看报，得不到任何消息，总是烦闷的吧？——多谢操心，这样的缺憾却一点也没有。那位市**的会计科长带有一架很好的收音机，据说是公物。我们把它摆在大餐间里面，随时开收，全世界的消息都是可以收听到的。 时节是季秋，正是天高气爽的时候，而又连日快晴。两岸的风物都历历如画，连新升隆号和其他炸毁了的船只还抛弃在沿岸，我们都可以看见。何曾有丝毫的危险呢？连自己都有点难乎为情了，在国难期中享受着这样的生活！ 汉口是一天一天地远了。平常由汉口到沙市是只要两天的，但我们的船却费了四天四夜。船上既少运动而又吃得太好，假使长久地这样过活下去，谁还能想到抗战呢？生活太好的人不想抗战，谁能怪得他们？ 然而，对于我们，这一对暴发的大总统和副总统，昭彰的报应出现了。船上既少运动，而又吃得太好，吃到了二十八日的下午到达沙市的时候，不期然地，都把肚子——吃坏了。 第十四章 流亡 一、在沙市 在沙市，我们有一个宣传站，是刘明凡在主持。 二十八日下午到达沙市之后，我们去找明凡，无心之间却碰到乃超。乃超是二十六日的清早从长沙开了一架卡车来接我们的，他早一天到达当地。 根据明凡的报告，我们知道周公和许多要人们于二十五日即到达沙市，留居一夜之后便都渡江南下了。乃超和周公恰好在途中错过。那是二十六日的夜里，乃超到达澧县，周公也到达澧县，但周公和白崇禧受了县**的招待，宿于县署，而乃超则睡在车上，因此便失诸交臂。这不用说是后来才知道的。乃超说：他到澧县时，县城戒严，知道有什么要人到了，他便根本没有进城去。 和乃超的再见，是很高兴的事。虽然仅仅相隔了几天，但都是透过了一道生死线而来，仿佛就好像二世重逢的那样。 虽然彼此都平安，但可以说多少也是出于幸运。 乃超说，他们撤往长沙的一批，在路上便险些遇炸。二十一日离开汉口后，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到达新堤。那儿的公安局为他们开了一个联欢会。就在这开会的时候，他们的坐船移动了。原来靠船的地点，有别机关的船开去停泊，却被炸沉了。相隔不到半个钟头。这，也只好说是偶然的幸运了。但他们也还好，以后便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到湘阴。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到长沙。二十六日清早乃超便乘卡车来接我们。 ——得不到你们的消息，大家都很惦念。依然是乃超在说：谣言很多，沙市的情况也无从知道。有的人甚至说周副部长还留在武汉做地下工作，你们恐怕也无法脱围。来的时候，本来想带抗剧第五队同来的，但洪深认为还须得训练，也就中止了。 沙市的动乱，看起来比武汉还要厉害。秩序是紊乱透了，市面总有好几天没有打扫，商店多只是半开门。但据明凡说：暴风的中心已经滑过去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那几天，车滚马腾，天崩地塌，把整个沙市闹得来只有沙而没有市。 晚上，市商会的人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很早的晚饭，并在一座银行的楼上替我们备下了房间。重要的负责人大都走了，只剩下些不甚重要的人物。他们所最关心的，就是——日本人究竟会不会来？这话是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够回答，因为只要他们高兴来，便随时都可以来。 饭后，天色还没有黑尽，我一个人到街上去观光。看到有两三家类似荒货店又类似古董店的铺面，并没有关门，那却诱起了我自己的一个野心。——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在这样并不能算是头等的通都大邑的口岸上，说不定会有什么名贵的东西埋藏着，待我发掘的？假使有得个把殷、周的古器，那才是新大陆呢！ 我进去看了，而且仔细地看了。可惜，大抵也都只是一些荒货。但在其中的一家里面有几片砖砚，有的竟有年号。但那样笨重的东西怎好携带呢？为了作为到过沙市的纪念，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面汉镜，又花了一块钱买了一对小铜花钵。这一对铜花钵大约是三五百年前的旧物，身上各有一条龙和一个太阳，底上铸有篆文“内用”二字。该不是明室大内的用品，是李自成南窜时丢在这里的吧？管它的！仅仅一块钱，就作为五金材料买，也并不会亏本。 二、惨目的光景 二十九日清晨，到宣传站去和乃超聚齐，动身往长沙。 时间还早，我便在附近的街头行（街名我失记了）。我发现就在宣传站侧近隔不两家铺面的一栋院子门口有士兵站岗，而从那门口望进去，却仿佛住着一大群乞丐的集团。这使我诧异了，我便索性踱进那院子里去。 我当天穿的是军服，而且还带着证章，这样的装束是企图在路上唬骇唬骇人，省些麻烦。效果立地昭著了，当我一踱进那院子，站岗的便向我立正敬礼，丝毫也没有阻拦。 疑似乞丐的那一大群人，事实上并不是乞丐，而是一批比乞丐还不如的壮丁。那真是一个惨目的光景！那些壮丁们在每一个人身上穿着一件卫生衣，不用说是暑天穿上身的。本来的白色已经变得和泥土一样了。大框小洞，带片披襟，甚至有的一边袖筒短了一截。大多数是没有穿裤子的。头发和胡子至少有三个月没有剃。每一个人都在冷得发抖。周身的皮肤在土色的质地中蓝一处、紫一处的显些不规则的斑痕。有的人看来连站都站不牢了。有的挤着睡在一团。有的挤着坐在一团。也有极少数倔强的人还在行动着。地上略略有些稀疏的稻草。 这些就是“壮丁”！这些就是准备“执干戈、卫社稷”的我们的同胞兄弟！这受的是什么待遇呀？我真是愕然了。 壮丁们看见我进去，自然也惊愕了一下。但睡着的睡着，坐着的坐着，并没有动。走动着的走动着，也并没有停止。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面，都饱含着一种在饥饿状态中所独有的冷焰。谁也没有发出声音。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到这儿好久了？一天吃几顿饭？归什么人在管？……我这样问着他们，但谁也不肯回答。我恐怖起来了。那每一个人的眼睛中的冷焰，似乎随时都可以爆发。我不寒而栗了。 退出，向着站岗的我又问了一番，他也只是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一些。但我算弄明白了这一点：那些都是四川送出来的壮丁，在等待什么管区来编队的。 回到宣传站去，我把这个光景向乃超和明凡谈到，要明凡调查一下，并设法干涉一下。 明凡说：那批人从四川送出来已经有一个月了。早就向那负责的人提醒过，但他们推说没有经费，说经费被四川境内的人吃了。要入了伍才有办法。 乃超接着说：这情形是并不稀罕的。在二月里，由广西送到武汉的壮丁，我是亲眼看见过的，还不是完完全全和这一样？那样的冬天，也仅仅穿一件破卫生衣，大多数没有裤子。那时我们倒发动了一些民众团体，赠送寒衣，局部地补救了一下。但那样，当然也是无补于事的。整个的机构是腐化了。 说来也真是有点伤心，就那样我们据说是在动员，是在抗战，而且我们天天在说“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我是敢于保证的，在抗战八年中这样被糟蹋了的同胞，所谓由壮丁而弱丁，由弱丁而病丁，由病丁而死丁，比起作战阵亡或为日寇所屠杀的，起码会超过一百倍！ 这样的壮丁即使少数残留了下来，编成了队伍，战斗力难道还会强得起来吗？陈诚、刘峙、胡宗南、汤恩伯、顾祝同、罗卓英之流为什么一上阵就只好赛跑，逞腿长，他们的队伍为什么都像鸡蛋一样一碰就破，难道还不能理解吗？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何应钦，的确是功居一等了！最高统帅，的确是“军事天才”了！而抗战竟公然支持了八年。这，岂不是一个奇迹吗？ 不！假如真有奇迹，那倒是笑话了。老老实实地说吧，一点也不奇。那是中国人民另外有一支钢铁一样的队伍在发挥着认真的抗击和牵掣作用。那便是始终在敌后发展着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谁如不了解当时的情形，不妨想想今天的情形。 今天的情形是怎样呢？ 日寇那一层阻挡被抽掉了，鸡蛋直接碰上了钢铁。是人民报仇雪恨的时候了。 三、惹得人憔悴 由沙市到长沙足足费了两天工夫，但沿途的情形已经很模糊了。 途中经过了一些山路，自然是有些秋景的，如像霜林红叶之类，但没有留下怎么深刻的印象，也没有感触到有什么风景特别秀逸的地方。澧水和沅水是渡过了，所谓“澧有芷兮沅有兰”的那种芬芳气韵，却也丝毫没有嗅到。 我们头一天晚上也是落宿在澧县，是在城外一座鸡茅店里。地方很阴暗，没有电灯。虽然是座县城，但和乡村相差得不远。洗脸的一个旧木盆，也是用来洗脚的，盆脚很高。这，是留在我脑中的很明显的一个记忆。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常德打尖。地方倒很开朗，也曾经受过敌机的光顾。这儿是有一个俘虏收容所的，鹿地亘和廖体仁来调查过。我同乃超也动了一下念头，想去看看，但为了要赶到长沙，便只好作罢。我趁着大家还在休息的时候，也在城里跑了几条街，想买些小型的土产，如像玩具之类，作为纪念。然而玩具之类的东西都是洋货，而且都是粗制滥造的东洋货。我对这买办文明的彻底感叹了一番。最后，只好在一家银楼买了一颗银制的小荔枝。这也是留在脑中的又一个记忆。 过益阳的时候，渡过了资水，在一段高地上有座宏大的白鹿寺，隔江和县城对峙。周围松柏挺立，颇占形势。公路经历其下，是一个站口。我们的卡车也停下来休息了好一会儿。这白鹿寺据说是李自成失败后逃来做过和尚的地方，照道理当然是值得去登临了。但不幸的是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传说，因此我在心理上起了一种反驳，竟连那寺门都没有去瞻仰一下。 李自成失败后，最后走到通山县的九宫山，仅带着少数随从，脱离了队伍，遂为当地的地主势力所杀害。根本没有经过这儿。他所留下的农民队伍还不少，是由他的高氏夫人和侄子李过率领着，加入了南明，归何腾蛟节制，一直抗清到底。李自成本人哪里会中途落伍，跑来当和尚呢？有的人认为这是读书人怀念李自成，本悼惜英雄之念，不忍说他被杀，故假托为僧，予以善终。这样说来，倒好像还是有良心的读书人的一片好意了。但其实是受了奴才教育的无聊的读书人，对于李自成的诬蔑，企图泯灭叛逆者之异志，以直接间接效忠于本朝而已。 三十号晚上已经很迟，到达了长沙。落在离水陆洲不远而和它成垂直的一条街上。街名忘记了（似乎是西湖路），院子名却还记得，是“陶园”。鹿地亘夫妇、尹伯休、罗髫渔、朱洁夫都住在这儿。立群也和他们同住在一道。 大家看见我们到了，自然是欢天喜地的。特别是立群，她赶快关照人去通知周公。她说：周公刚才还打发人来探听消息，他关心得很。他很失悔，不该让你们坐了船呢。…… 船是意外迟延了，消息也隔绝了，日子愈长，愈使得大家心焦，都以为我们是凶多吉少，在船上遇炸了。主观上的悬念和客观上的享受相隔得多么远呵！ 是的，仅仅十天不见，我看见立群是憔悴了许多。 四、长沙种种 武汉撤守后，长沙暂时成为军政荟萃的地方。就在那十月和十一月之交，“最高”和军事委员会的各部会长官都集中在那儿，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部也移到城东门外来了。从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开过几天高级军事会议，以检讨作战经过，是南岳会议的准备会。但在这个会议之后，军政重心又暂时移到衡山去了。 三厅前后由武汉撤退下来的两批人，在这儿驻扎在水风井的长沙师范学校。那个学校是在教育厅和民众教育馆的背后，学生们早被疏散到别的县份去了。 前一批是由范扬和范寿康率领来的，到得较早。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月的滞留了。但这一批朋友在长沙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是很隔膜的。遗憾得很，我搜不出什么回忆来写。但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工作好做的。首先是这儿不是可以做工作的环境。在省**主席张治中之下，潘公展在做着秘书长。那些党老爷们和官老爷们一向就把民众封锁着，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不允许你外来的人过问。而我们的二范又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过境主义者，他们更不会去争取工作做了。在这样内外相得之下，或许可以说，没有工作正好是一项成绩。 第二批到来之后，却又是疏散工作伤脑筋的时候了。各机关都在闹着疏散，省**的各厅已先后疏散到沅陵。从武汉撤退下来的则更往南撤，我们三厅也就不能不从事准备了。就在这时我们的那位副厅长的范扬干下了一项小小的“德政”，使我留下了一个很不愉快的记忆。 十二月里，在重庆不记得要开一种什么会，部里派范扬去参加。他便关照三厅的副官处给他备一部卡车。这事我是不同意的。三厅的交通工具原来只有两部小汽车是部里发下的。在武汉撤守之前不久，我采纳了朋友们的意见又买下了两部卡车，以供战地文化服务处运输宣传品之用。不消说在流亡途中也就是用作重要的疏散工具了。摆着那样的一个局面，摆着那么多人员和公物，我们就仅仅靠着这两部卡车和两部小汽车，而范扬却偏偏要调一部卡车往重庆，这是怎么也难令人容忍的。我答应派一部小汽车给他，沿途有汽油站可以加汽油，坐小汽车走长路当然要更舒服一点的。这样吩咐了之后，我和周公一道往衡山去了。不料隔了三天回来，范扬竟逼着副官处把一部卡车开走了。据说他还有十来个朋友，几十件行李，一架小汽车容纳不下。我真是快把肚子都气炸了。我把一位武汉大学出身的姓葛的副官痛斥了一场，他竟流了眼泪。 当然事情也并不能怪他，他只是受了逼迫，而且也没有想到放走了一部车子会有那么严重。因此，我是了解的，他所流的眼泪，并不是表示他自己的后悔，而是表示对于我的抗议。那眼泪的意思是说我过于暴躁了，或许是怪我对于范扬有什么意见，我是在作威作福。 不错，我的性情是有点暴躁的。有时候发起脾气来我自己也不能够控制。但我为了一部车子，为什么要那么暴躁，隔不几天葛副官自己也就明白了。 五、一幕滑稽插剧 我同周公到衡山去，记得是在七号的晚上。那一天晚上是唐生智请客，在城外的一座大公馆里吃了一席很讲究的湖南菜，还吃了有辣味的浏阳豆豉。我们是在那公馆的花园里上车动身的。 说起这一番宴客，倒可是一场错中错的滑稽插剧，回忆起来颇足令人捧腹。 当时有一位唱京韵大鼓的女士，姓名我记不清楚了。——滑稽剧的起因就由于这姓名的误会，而我偏偏忘记了，记性真是太坏。她到了长沙，我们曾发动她在青年会唱过一夜新编的有关抗战的大鼓书。 隔不两天，是五号的晚上，军令部的第一厅厅长刘斐，表字为章，在z总顾问的寓所里和我见了面。他对我说，他见报，看到了某某女士的名字，他是认识的，原本是上海的舞女。但不知几时唱起大鼓来了？ 我有点诧异，从那京韵大鼓女士的面容和生活态度上看来，怎么也和上海舞女联想不上。 ——你怕弄错了人吧？她不像舞女啦！我很郑重地这样说。 ——不，一点也不错，姓名的确是那样，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于是刘为章的要求来了。——好不好把她约来，我们来个跳舞晚会？ 刘为章是湖南人，属于桂系，据说他是南京**的有数的战术专家。他和我在北伐时便认识了，很喜欢跳舞，和何应钦、贺耀祖诸人形成着一个跳舞集团。在武汉时代，他们每礼拜至少要跳舞一次的。有时候是“走国际路线”，在苏联顾问的公馆里举行。有时候却假座江海关码头附近的一座郭姓的广东人公馆，邀请一些名媛淑女参加。不蒙见外，他们也每每请我去“参观”（我是跳不来舞的），但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请立群去跳舞，我自然很明白。） 武汉撤守了，将军们逃亡到长沙，跳舞会也就逃亡到长沙。 ——好不好呢，刘为章执拗着说：请她来跳舞？我可以去发动孟潇（唐生智的号），让他请客。他的厨子是有名的湖南厨子。我们借机会也可以大吃他一顿啦。 反正我是一位观光者，既有湖南名厨得饱口腹，又何乐而不为呢？只是我给他说明：我没有多的时间了，在七号晚上，我要同周副部长到衡山去。 ——那好，刘为章仿佛自己做主人那样说：我们就定在七号晚上吧。我在七号晚上也是要到衡山去的，我们就连周副部长一同请好了。我们关照大家的车子都集中到唐公馆，吃了饭，跳一会儿舞便一同出发。好吧？ 话就那样决定了。于是七号的晚上唐孟潇果然就大宴其客。有周公，有我和立群，有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自然有刘为章。另外还有两位地方上的大员，对不住，名姓我记不清楚了。 唐孟潇在北伐时是经常见面的，但自抗战发动后，才第一次见到。十年契阔了，免不了有一番的叙旧。他颇有点员外的风度，招待起朋友来倒还洒脱得很。 最后是刘为章派车子去把那位唱京韵大鼓的女士接来了。完全不对头！那位四十以上颇为寒酸的江湖女士，除立群和我之外，对于满座的大员全不认识，慌起来了！但也只好作为上宾款待。 弄得刘为章好不尴尬呀，他把我拉在一边去说：不对，弄错了人。 ——我原给你说过，怕你弄错了人啦！ ——算了吧！我们回头也可以请她唱一曲大鼓，大鼓。…… 我在肚子里实在好笑。但得多谢这一错中错，那晚的湖南名厨的确不错。尤其是那浏阳豆豉。因为立群说：那实在好吃。唐孟潇便立地命人送了我们两罐。 六、纷乱如麻 从唐公馆动身往衡山，周公让我和他同车。刘为章为了好谈话，也让他的小汽车和卡车吊在后面，坐上了周公的车子。是很晴明的月夜。但离长沙不远，在一处幽暗的山道上，对面一部卡车像狂牛一样跑了来。这边连忙避让，连车头都让出了公路，结果终竟被碰上了。算还好，只碰坏了车门的把手。假使略略错前错后，要不碰伤前面的司机，便会碰伤后面的周公了。 狂牛卡车还想逃跑，但它却陷入了重围。后面有刘斐的小汽车和卡车挡着，前面又追来一部卡车，原来也是被狂牛碰伤了，赶来追究的。狂牛在前头刚好碰了车，不负责任地慌张而逃，又碰上了我们。不足五分钟它便闯祸两次。但那样的事情是常见的。那是后勤部的车子，后勤部多把一些应急的学兵来开车，时常在公路上闯祸。 周公的车子被拉回长沙去修理，我们自然又改乘了刘为章的汽车。 到衡山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为了要和陈诚商量，今后三厅的人事部署。周公是有更重大的使命的，我记不清楚了。 照原先的预定，在武汉撤退后，衡山是要设立大本营的，军事当局留在前方指挥作战。因此所有军事委员会的各个机构便须得有一番新的部署：留一小部分人参加大本营，把大部分的人转移到重庆。三厅自然也就不能不做这样的准备了。 第二天在衡山半麓的一处风景区，一座临着山谷的小洋房里遇着了陈诚。古人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我在当时却有了一个新的灵感，是“天下名山陈占多”。大约他也是沾“最高”的光吧。真是名山有主，仿佛只要是风景区，总会有陈诚的份。 然而，计划却又有了变更。据陈诚说：大本营不再设立了，还是保留军委会，可能分设西南、西北两行营。西南行营设桂林，西北行营设兰州，军委会仍驻重庆。三厅也得分为三部分。留在本部的缩小组织，废处减科，原来的三处九科只能保存四科。他叫我就照着这样的步骤另改编制，但一切人事问题，等撤到桂林之后再说。 这不用说又是一个伤脑筋的大变革。但我们只好照着命令准备，不好有什么推诿了。只要肯认真抗战，这种精兵简政，分头并进，倒也似乎更要合理些了。 九号回到长沙，久有辞职之意的胡愈之，趁着有改组的消息，便在这时离开了三厅。 十号岳州失守，长沙的情形更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竟连公安局的警察都在开始撤退了。 三厅呢？情形是同样纷乱的。人太多，公私行李在两千件以上。除本厅之外还带着四个放映队和几个演剧队。放映队在训练中，演剧队有些是从战区退下来的，也须得重新分发。这纷乱如麻的错综，把我们一群文化人弄得来实在有点无法应付了。 最伤脑筋的是交通工具的缺乏。火车虽然照常在开，但已经麻痹了，供应不灵，不容易轮到我们名下。公路车更是少得可怜的。孙师毅从汉口开来的一只小火轮，他虽然还把它保留着，自己甚至在船上办公，但因上游水浅也不能再使用了。两部卡车被范扬开跑了一部。两部小汽车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拿着这些伤脑筋的问题，首先便把主任秘书的孙师毅累倒了。孙师毅是工于设计的，他的计划书经常是满满一提包，因此“孙师毅的提包”很有名，在我们圈子中是常常拿来开玩笑的。但这一次的提包却泄了肚子。 在得到大家的同意之后，十一号晚上孙师毅便乘着一部小汽车先走了。同车的有夏衍、池田幸子和立群。他们是先到桂林去，为三厅布置一切。 怎么会有夏衍同车呢？在这儿请让我简单地补叙一下： 夏衍是《救亡日报》的主笔，在广州沦陷的那一天清早，他才和报社的同人们由广州步行逃出，在路上走了十天走到了桂林。他把同人们寄留在桂林之后，又由火车来到长沙，是八号到达的。 夏衍在长沙期中，就和师毅两人同住在那只小火轮上。正逢着这样纷乱如麻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连静下来谈话的机会都没有，又匆匆让他先回桂林去了。 第十五章 长沙大火 一、撤退——再撤退 搞文化工作的人，平常摇动笔杆和嘴唇的时候，似乎也还能头头是道，但临到艰剧的时候，却是捉襟见肘了。 三厅的从长沙撤退便给予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首先是我自己毫无应变的才干。平时一切事务上的工作都是靠着朋友们执行的，到了变时，朋友们不能应付，那我就更加束手无策了。 照现在说来，当时就待在长沙，不撤退也未尝不可以，为什么要那样“庸人自扰”呢？但在当时却谁也不能预料到敌人的行径。敌人在十号占领了岳阳之后，他如要长驱直入，谁也是不能阻挡的。长沙不是连警察都已经撤退了吗？ 我们的撤退本来是预定的程序，比起任何中央机关来，已经要算是最后的了。十号起交涉火车，没有办法；交涉公路车，也没有办法。十一号清早，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六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完全成了画饼。于是便不能不下最后决心，自己想办法了。 幸好周副部长在长沙，他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才连夜连晚地亲自督率着，决定了一个撤退的计划。 他把人员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的人走路，步行到湘潭。另一部分的人可以到车站上去候火车，据传十二号有火车开出。 行李也分成了两部分。笨重的公物由火车运，轻松的由卡车运。私人行李，每人只准带两件，一律由卡车运。卡车，这时我们又有两部了。在十一号我临时买了一部破卡车，虽然又哑又瞎，但机器还能用，还可以在公路上滚动。在这之外，又把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部借来帮忙半天。就靠着这三辆卡车，在长沙与下摄司之间，来回搬运，到搬完为止。火车行李由坐火车的人押运，卡车行李由各单位留下负责的人押运。 出发是第二天清早。这一天是孙中山的诞辰，我们在操场上还举行了一个纪念会。周副部长讲了话，并趁着这个机会替走路的人详细地给了行军的指示。他要大家特别注意，因为敌机可能来空袭。行军时不可密接，要保持着相当的间隔，须时时照管空中，万一发现敌机，便须得迅速散开。 周公的计划很周到，指示非常细密，我这里只能记得一个梗概。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条理来，使浑混一团的大家的脑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觉。 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 纪念的仪式完毕了。走路的由田寿昌领队，坐火车的由范寿康领队，各自分头出发。行李的处理，由洪深作总提调，并尽可能与两队的人员保持联络。我和少数的人如像张肩重、张曙也留在最后，帮忙照料一切。 照道理，我们的撤退，应该可以做到有条不紊的理想的地步了。 二、“风平浪静” 三部卡车在公路上来回搬运，各各来回走了四次左右，天已经黑下来了。 周公在清早给了大家指示之后，还时常到水风井来查看情形。他看到一切是照着计划在进行，行李已经运走了四分之三，在火车站候车的人们虽然还没有动身，但晚上准有车可以出发，他是感觉着可以放心了。九点钟左右，他还同陈诚、张治中们通了电话，探问前方的敌情，都说没有什么动静。特别是张治中，他所说的话，周公还照样转告了我们。 ——张文白说：“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他接连说了两个“风平浪静”呢。今晚上大概不会出什么岔子了，文白还邀我到他那边去闲谈。 探听了前方的消息，周公算更加放心了。他已经两晚上没有睡觉了。他告别了我们，要回办事处去好好地休息一夜，明天清早动身。 夜境的确是风平浪静的，我们的人是快要走光了，行李也剩不了许多了。忙了一整天的局面，看看是到了终场的时候。长沙师范的校舍毕竟还是宽大。 市面也一样风平浪静。虽然警察撤走了，但在戒严期中，街上早就连人影都没有了。一小部分的党政次要们清早在教育会坪举行总理诞辰纪念大会，原宣布在晚上要火炬游行的，但也没有影响。大概准备没有周到，停止了吧？ 肚子饿起来了。清早吃了一顿早粥之后，伙夫们已经跟着出发。中午在街头胡乱吃了一些东西搪塞着，但没有考虑到晚上的事。到了晚上来，却什么也买不到了。 洪深是有准备的。他从外表看来好像是一位粗线条的人，做起工作来很紧张，也很能敢作敢为，不怕得罪朋友，但他同时也很仔细，在猛勇冲锋的时候，好像同时连退路也是考虑到了的。周公这次把他挑选来作为撤退计划的执行人，真要算是适材适所了。他尽管忙了一天，却早买了烧饼来在那儿当晚饭吃。 肚子饿，看着洪老夫子拿着烧饼在啃，似乎比受电刑还要难受。自己感觉着能力实在太差，不仅没有本事照顾别人，竟连自己的衣食住行都照顾不周到了。文化人的可怜相哟！ 是要想个办法才行，我悄悄走向那邻接着操场的大厨房去，想找些残羹剩饭来缓和一下肚子里的内乱。 厨房里的电灯还是辉煌着的。但我一进门，立刻便看见了张曙。他已在那儿向碗柜里搜查了。 ——什么东西也没有！真是收拾得好干净呢！张曙向我发着失望的声音。 我也进行着再搜查：假使有些米，我们也可以自己煮些粥吃的。嘴里说着，心里也有些自负：日本生活前后过了二十年，烧火煮饭的这点本领还有。 所有的缸罐都看完了，除掉水缸里还剩着些水之外，一颗米粒、一片菜叶都找不到。伙夫们真是了不起，简直是坚壁清野啦。 但可万幸呵，最后我有了一个大发现！我发现在一只大木桶的底子上还剩下些清早吃剩的残粥。出发时太迫促了，吃了饭没有洗桶。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曼那”了。 当然，也还得讲讲卫生，张曙把残粥刮进锅里，我便在灶下生火。 总得有点盐味才行呀，但连盐的残屑也没有。 ——呵，皇天不负苦心人！张曙忽然大声叫出，原来他从碗柜顶上一些陈年的废积里面找出了一牙盐姜，那湖南的名物，切得像云母一样的盐姜。姜的本来的红色都已经翻黄了。张曙把来洗干净了，劈了一半给我。 啊，那滚热的稀饭和多么鲜味的盐姜呀！ 三、良心的苛责 十二点钟的时候，张曙把放映队第三队的大部分行李押走了。行李就只剩下第三队的一小部分和第四队的全部，另外还有一大桶汽油。只消再来一趟卡车便可以运完了。 这时候，行李已经完全搬出街头。张肩重在外面看守，洪深在内面守着电话。我则时而跑进跑出地两头照看。在火车站候车的人时常有电话来，等了一天，火车都还没有开。但军事上并没有什么消息。 戒严着的，连人影都没有的街头，渐渐有些异样了。有些穿蓝布制服的警备队三五成群地出现。奇妙的是有的人提着洋油桶，有的人又提着小火炉，身上都挂着步枪。在我们搬行李上车的时候，这样的人已经来催过我们——快点吧，是不是快完了？我们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不做声，又各自走开了。 一点钟后，立在操场上看见市内有两三处起火，敌人进了城吗？但又听不出枪炮声。洪深所守护的电话，失掉了作用，和四处的通话都不灵了。我又到街头去看。这时三五成群的警备队更多了。有的气势汹汹走来干涉我们，问我们是什么机关？有的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去撞各家人家的门。我更走出大街去看，三五成群的警备队每隔十家光景便是一队。一样的装束，一样背着枪，提着洋油桶和小火炉。街头的火已经更多了。天心阁都燃起来了。天心阁是长沙城内最高的地方，那儿一起火，便好像是举起了烽火的一样，全城的火柱接一连二地升上。三五成群者更加活跃起来，撞门的撞门，开桶的开桶，都在准备放火。 ——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大胆地喝问着。 ——奉命放火！那些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敌人进了城吗？ ——早就杀过泪罗了！ 火头愈来愈多，我赶回学校去，洪深也从校内走到街头来了。我们估计，两部卡车在几分钟内便可以回来，火车站上的人是须得去把他们救出的。我和张肩重便坐上小汽车想赶到车站去叫等车的人赶快回水风井，以便搭卡车逃难。 然而火势齐头爆发，一霎时满城都是大火。通向车站的街道，两边夹成了火巷。我要司机往前冲去，司机几乎要骂起我来了。 ——冲！你想做肉弹子！这瓦斯令经得起大火里一烘，你的车子还不炸？ 谁有办法呢？一街都是火海，一街都是人海，一街都是车子海！ 放火的人似乎很有计划地为逃难者开了一条路，有那么一条街却没有放火，人和车子就像流水归了槽的一样都涌向这儿。车子便立地陷入了重围，只能进，不能退。进，也是像蜗牛一样，慢慢在地面上梭动着。 ——糟糕！车站上的人怎么办呢？洪老夫子呢？周公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们呢？我就这样各自先走了？ 坐在车子上不断地受着良心的苛责。 沿途的情景真是惨目。公路上拥塞着逃难的人，拖儿带女，扛箱抬柜，哭的，叫的，骂的，裹着被条的，背着老年人的，负着伤的，怀着胎的，士兵，难民，杂乱成一片。喇叭不断地在叫，车子不断地在撞，狼狈的情形真是没有方法可以形容。 这样撞了一个半夜，在天亮的时候车子撞到了湘江边上，过河就是下摄司了。河上只有一架渡筏在渡车，连夜不停地。我们的车子接上去的时候是第二百七十九部。 自己是逃出来了，但就好像临阵脱逃，犯了一次大罪的一样，心里老是受着苛责。 周公究竟怎样了呢？洪深怎样了呢？车站上的人怎样了呢？那里面是有乃超和鹿地亘的。假使他们有了什么短长，我为什么却只顾到了我自己？…… 四、第三次狼狈 靠着张肩重的奔走，和押运行李先到下摄司的人接上了头。 接着和周公、洪深也陆续见面了。 周公是同叶剑英一道逃出的。八路军办事处已经疏散就绪了，剩下周公和剑英两人打算静静地休息一夜。他们太疲劳了，睡得很熟。在大火中被闹醒了，想从大门出来，停在门外的小汽车却不见了。再折回后门时，后门附近也着了火，两个人两手各提着一只重要的提箱，便从大火中冲出。走到半路上才搭上了我们的一部卡车。 洪深是乘着那部又哑又瞎的破卡车逃出的，剩下的行李已经来不及装车了。他乘在破卡车上，据他说：一手提着铅桶，一手拿着个手电筒，时而打打电筒代替头灯，时而敲敲铅桶代替喇叭。开到半途，卡车抛了锚，便把它丢掉，走路赶来了。 周公十分愤慨。他向来是开朗愉快的脸色，对于任何人，处到任何难局，都绰有余裕的恢宏的风度，在这一次，的确是表示着怒不可遏的神气。汽车不见了，还是小事；长沙烧成那样，不知道烧死了多少伤兵、多少难民，而敌情怎样却是一点也不清楚。这些，我相信，就是使得他不能不愤慨的原因。 他把处理三厅的意见向张肩重指示了一番，于是又拉着我和剑英两人乘着卡车，折回长沙去，想探看一下究竟。 公路上的车子跑完了，逃难的人还在路旁拖着疲倦的脚，但也没有初出长沙时像水破闸门一样的拥挤了。铁路上有一串列车被两个车头拖着，像恐龙的角鳍那样，车外都载满着人，在慢慢地爬。 我们折回到离长沙不远的一段高地上，那儿是有一座关帝庙的，大火正在加紧燃烧。长沙全城笼在一丛火烟里，那火烟的威势好像要把整个的天宇都吞灭。 ——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长沙的。周公感慨着说：假如敌人是进了长沙，那一定要穷追的，不会全没有动静。…… 再前进也探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又乘上卡车折回了。沿途收拾了不少三厅的掉队的人。我们发觉，我们的撤退计划的另一部分也意外地失败了。 这一部分的失败，领队的寿昌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寿昌是长沙人，平时的生活很重纪律，能走路更是有名。 他自加入三厅后，始终都穿军装，马裤上套一双长筒马靴。在厅里每天一清早起来便率领着第六处和附属队的朋友们做早操，早操后再开始办公。对于他的军装和早操，有好些过惯了浪漫生活的朋友在背后还说过一些闲话。 其实能这样整军经武，作为一个文化人，用以矫正文弱的积习，倒是值得称赞的。因此在撤出长沙时把步行的队伍让他领率，大家都觉得他能胜任。临行时他的气宇很轩昂，也充分表示着他有胜任的自觉。 然而文化人的积习毕竟太深，尽管有全身的戎装和马靴也管勒不住。孙中山诞辰那一天，天气很好。队伍一出城，一和大自然的风光接触，于是文人气习便解脱了羁绊。据说沿途都在游山玩水，遇到有什么风景好的地方，便停下来流连流连，或绕道去牵就牵就。有的人又喜欢照相，第六处的摄影同志随处在拍照，以留纪念。就这样，一个队伍弄得五零四散了。 这一失败，严格地说，比大火中的狼狈还要厉害。有好些走散了的人，或者跑进了湘潭城，或者待在沿途的农家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直到了第三天，才把他们收集齐了。 坐火车的一批是十三日的晚上才到达下摄司的，他们的遭遇又是别一种狼狈的情形。 据乃超告诉我，火车是在大火当中才开出来的。开车的时候有好些伤兵在车站上打滚，想爬上车，但没有办法搭载。车由两个车头拖着，爬得很慢。有的地方两边两岸都是火，车就从那火巷中爬出。坐在车上的人，只好把头埋着，连脸都炘得不能忍耐了。一车子的炮弹和汽油，幸亏没有爆炸。长沙车站丢满了东西，我们的笨重公物，不用说也全丢掉了。 五、收容和整顿 十四那一天就停在下摄司，费了整天的工夫从事人员的收容和行李的整顿。 这一天的工作也全靠着周公的指挥和调度，从再度的混乱中又整理出了一个眉目。 我们的确是打了一次大败仗，不是败于敌人，而是败于自己。 洪深是受了嘉奖的，他有应变之才，能胜任繁剧。周公又指定他作为计划的执行人。他执行得也颇有快刀斩乱麻的风味。当其整顿行李的时候，他把各处科的好些公物一火而焚了。私人的行李也限制极严，决不容许超过两件，也决不容许超过斤两。后来有好些人批评他，怨恨他，说他毁弃了不少重要的东西。甚至于还有人这样说：那样的整理法，谁又整理不来？但这些闲话都不过是哥仑布的鸡蛋而已。 要在事后来说话，人人都可以做诸葛亮。你尽可以说，连从长沙撤退这件事，整个都是多事。因为敌人根本没有进长沙。但在当时谁能预料呢？当时的情势，一切都是天变地异。敌人要来，随时都可以长驱直入。因此，当机立断，正是当时的要求。假如有聪明的朋友，能在这失败中得到了学习的机会，那倒会是获益不浅的了。 当天也是晴天，时而有敌机飞来侦察，我们的人员便散布在田野里，守看着眼前的公路上进行着宏大的车辆展览。真是各种各样的车子都有。小汽车、卡车、炮车、坦克车、指挥车、装甲车，平时所不容易见到的东西都展开在眼前。有载探照灯的，有载高射炮的，也有载着沙发椅的，殷殷洪洪，烈烈轰轰，把公路地皮辗进了心骨，黄尘一直蒙上了公路树的树顶。 为什么敌机不来轰炸？这倒是一件怪事啦。——事情是后来才知道的，在大火后四天，敌人方面没有关于长沙的情报。四天之后，我们去从事长沙善后，他的广播又才开始提到长沙。从这来推测，大约在大火当中敌人的情报网也被烧掉了。这，或许要算是不幸中之一幸吧。 关于周公的汽车，在这儿有一段小小的插话。 在大火中以为失掉了车子，事实上并没有失掉，而是在车上睡觉的司机，一觉醒来看见满城大火，他怕汽油爆炸，便死命开走了。开走后没有办法开回，便只好逃跑了出来。 这真是一部数奇的汽车，在前我们同赴南岳的时候被碰坏一次，这回在大火中受了虚惊，停在下摄司，就在十四日的晚上又真真正正被人偷走了。——偷车的是后勤部的人，偷到了桂林，后来在桂林才被查出。 十五日全体人员到达衡山，和原驻衡山的三厅人员合流。 在衡山驻了一夜。十六日的清早在一座很宏阔的庙宇里整队，准备向衡阳出发。这个庙原是第二厅驻扎过的地方，二厅已经撤往衡阳。庙的名字我记不起了，只记得庙前很空阔，有一条宽大的溪水横流，庙里驻的是道士。当我们在那儿聚集着等待整队的时候，老道士一人捧了一个小皮箱来献给我。据说是在防空室里捡到的，恐怕是二厅丢下的东西。 我们把小皮箱打开来看了，的确是二厅遗留下来的。那内容的重要可以说是二厅和二厅厅长的全部生命——二厅的关防、官章、厅长杜心如的私章、密码电报若干种、军委会的电报用纸及其他。丢掉了这样重要的东西，假如是在清朝当年是会丢掉脑袋子的。衡山隔长沙那么远，而二厅的狼狈情形，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些东西，后来我们到了衡阳的时候，当然都奉还了。不过我还可以保证，他们一定会把密码电报大大地改编过一道。 整队向衡阳依然是由于交通工具不够，要一部分人走路。在这一次的领队原已决定由黄埔二期的尹伯休来担任，不幸地迟了刻，于是临时又改由洪深担任了。这一次便再没有掉队的情形。受了名誉处分的伯休，是有一半功劳的。他自告奋勇去打前站，打尖宿营，都做得井井有条，真可以说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六、长沙善后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模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只可惜日本人开玩笑，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摊烂污，烧了百多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病员和老弱病废的市民，到底谁来负责呢？ 在行政上的处分是——十八日枪毙了三个人，警备司令鄷梯，警备第二团长徐崐，公安局长文重孚。 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事后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流传得很广。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在这里面把“张治中”三个字嵌进去了。“五大政策”记不清楚；“十万元”是国民**对长沙市民的抚恤金。少得太可怜了。 然而冤有头，债有主，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据我们后来所得到的确实消息，张文白在十二日上午九时，曾接到蒋介石的密电，要他把长沙全城焚毁。因此关于长沙大火的责任应该由蒋介石来负，连“三个人头”认真说都是冤枉了的。 行政处分只在平息人民的怒气，对于满目疮痍并没有丝毫的裨补。警察是跑光了，省**的高级人员跑到了沅陵。于是长沙善后这一工作却又意外地落到我们三厅的头上。 十六日我们到达衡阳三塘之后，十七日便奉到命令，要三厅派人火速赴长沙从事善后。这一工作，周公又指派了洪深，要他带领若干得力的人员和两个抗剧队在当晚便赶赴长沙。当大家上卡车的时候，田寿昌自告奋勇，临时参加了。洪与田是大火后最初入长沙的人，掩埋死尸，抚慰居民，安插伤病，恢复交通，实在做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十九日又由乃超和我另外带了一批人去支援。这时候的善后办事处是设在财政厅里面的。当我到长沙后的第三天，省**的各厅才有人从沅陵回来参加工作。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来财政厅拜会我们。我们倒也感觉到有种说不出的情绪。 陈诚和周公都到长沙来过。陈诚是很得意的，长沙善后由他的“部下”来做了一个开端，当然替他增光不少。周公看见大家做得井井有条，也很愉快。我自己很明白：这些完全是在长沙大火中被他短期训练出来的学生，经过了几天的坚苦锻炼，他的学生们是有些进步了。 流离的人逐渐回来了，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勇气已被鼓舞了起来。以后的工作便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了。那得让人民的创造力去自谋发挥；而为了减少摩擦，也得早让那些党老爷们去部署他们的威福。 长沙经过大火，大概烧去了十分之八九，而有趣的是我们住过的水风井却没有烧掉。长沙师范里面我们还存着一大桶汽油，竟依然无恙。这大约是我们走得迟，放火队被阻碍了的缘故吧？ 我们是二十六日回三塘的。在这之前，我应平江张发奎之邀，曾偕乃超、寿昌二人去访问过他一次。那是二十四日的事。当晚由张做向导，同去看过一次杨森。那位多子将军送了我们好几根茶树根子的手杖。他谈到地方上有些迷信观音的人在酝酿反战运动，也谈到一些下级政工人员不守纪律，专做特工，一遇紧急，便先行逃跑。仿佛抗战不力就只有那些迷信的地主和特务的政工那样，我们也姑妄听之而已。 但两位将军和我一样都有点奇怪：为什么日本人却停止了进攻？ 第十六章 入幽谷 一、近卫声明 日本人在拿下了广州和武汉之后，便很踌躇满志地没有再加紧进攻，那是很有道理的。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师者上也”，那批矮腿邪眼的孙子高足是在那儿实验着不战而屈人了。这意识很鲜明地表现在近卫的两次声明里面。 第一次声明发表于十一月三日，在武汉撤守之后，长沙大火之前。很简短，文不过三段，字不过五百，然而却很扼要而有斤两。 第一段一开首就这样说：“帝国陆海军，此次仰赖陛下震武棱威，攻陷广州及武汉三镇，戡定中国各要地，国民**由是降为地方政权。”很值得玩味。这是说征服中国的大功业已告成，所谓国民**是值不得作为大规模的军事对象了。故接着便下一转语：“但该**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这更明明是替“该**”指示出了一条自新之路：只要你不“抗日”，不“容共”，那便再不打你了。“抗日”倒无所谓，因为你已“降为地方政权”，无足轻重。最要紧的是不能“容共”！ 第二段申述所谓“建设新秩序”，要“由日、满、支三国相互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以“达到共同防卫，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这就更明白地替“地方政权”指示出了今后的任务：“共同防卫”——**反苏。 路子已经开好，“至于国民**，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第三段），招降纳叛，明目张胆了。“另由其他人员”，看来好像是把蒋介石、汪精卫都除外了，其实这儿正是文章，只要你自己不想除外，那就不算除外。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在军事方面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方面便是国民党反动派以外的一切进步分子了。 这一政治攻势异常猛烈，在今天看起来，我们可以说就是这篇文不上三段、字不满五百的东西决定了“地方政权”今后整个的动向。 汪精卫是被诱引出去了。这位“副总裁”在十二月十八日飞出重庆，二十一日又飞出昆明，飞到了越南的河内。接着是二十二日近卫又有第二次声明，更索性把“共同**”的要求提出了。“**在东亚之势力为吾人所不能容忍。日本认为日、支两国为表现日、德、意三国之**精神，亦应有必要成立**协定。”“日本为达到此项目的，要求在华驻兵，并要求将内蒙划为特别防共地带。”于是而有汪“副总裁”的艳电（十二月二十九日）响应，公开通敌，赞成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副总裁”是这样了，另外一位“正总裁”是怎样的呢？作风是不同，角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却同是一出戏。自从武汉撤退以后，一直就是积极防共、消极观战，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没有的证明吗？ 在武汉时代本来决定在撤守之后要在衡山设立大本营，继续积极抗战。后来这个计划无形无影地打消了。这不是比汪精卫的艳电还要更有实质的响应吗？ 长沙大火之后，也还开过一次堂皇的南岳会议，决议了好些方案，像煞有介事。当时曾提出了这样的两个口号，“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我们做宣传的人竟曾为此而大感高兴。但在今天看来，从此纸上抗日、事上反苏，不就是“宣传重于作战”吗？防共积极、抗战消极，不就是“政治重于军事”吗？ 我们，实在是太天真得可爱了。 二、流连南岳 南岳会议是在十一月尾上召开的，我只是在闭幕的一天赶去参加了一次，依然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场面。我当时倒有过一点惊异，在抗战应该吃紧的期间，为什么要集中这么多的高级将领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参加的人，粗略地估计，总怕起码有三百，都是一些将官阶级。这些人在紧急的关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来从容论道，不认真是一件奇事吗？ 会闭幕后，当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但我们却被留了下来：原因是“最高”的一篇闭幕辞，要我亲自带到桂林去付排，而文稿尚须“文胆”陈布雷整理。这一整理费了很多时间，不仅当天夜里没有弄好，连第二天一个大清早都没有弄好。因此我们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岳。 那篇闭幕辞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东西，那儿空空洞洞地没有说到什么，重要的只是谈了一个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初练水师，一战为太平天国所败，想扑水而死，为部下所劝止。嗣后乃返衡阳练兵，才转败为胜，终把太平天国平定了。（因手中无书，说不定有些错误。）由这便搭到对日抗战。虽然战败了，不要气馁，要学曾国藩再接再厉，收到最后胜利。这个故事的征引实在不伦不类。抗御外侮、转败为胜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他不肯举，而偏偏举了一位内战专家、民族叛徒的曾国藩。尽管多少是有点本地风光，但那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居的人不是早就存心在鼓励内战吗？ 但我们实在太天真了，要专候整理，并像赍送圣旨一样，专送桂林，为此更累得周公也被牵连着多住了一天。 不过有了这一天的耽搁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登了一次南岳。我不记得是谁先提议的了，就在那第二天的上午，周公、贺衷寒和我，我们三个人约着去登山，都相约不坐轿子。这倒给我留下了一个意外的纪念。 南岳衡山是被人传说得十分**的，古代作为五岳之一，祭秩比于三公。特别是有了韩愈《谒衡岳庙》的那一首诗，在读书人的脑中，仿佛它真像是一个“天假神柄专其雄”的神物，时常在“喷云泄雾”。但事实上倒并不怎样神奇，特别由我这个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看来，它实在平常得很。除在山脚下有一些风景区之外，山上都显得非常索寞，既没有什么“松柏一径”的大树，也没有什么“粉墙丹柱”的灵宫。我们只走到半山的铁佛寺便歇下了。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小庙，但还好，周围倒是有些林木的。贺衷寒说，再往上走过了南天门，风景就更好了。但我们没有再往上走，并不是我们没有脚力，而是太寂寞的山景没有引诱我们的魄力！ 铁佛寺的老和尚替我们预备了一顿中饭，把庙里自做的豆腐卤拿出来做菜。那倒是再好也没有的珍品啦。小方块的豆腐，糟得很透，色虽灰败而味道很鲜。我们吃了一盘又一盘，把罐子的储蓄都吃光了。和尚很高兴，就好像做了一场大功德，当然我们也并不是白吃的。 在那铁佛寺下边不远处有李泌的读书室，这是所谓名胜古迹了。我一个人特别走去看了一下，那更是使人失望得很。不要说什么“邺侯家藏书，插架三万轴”，就是三本《三字经》都从那儿找不出来。一列三间的小祠宇，庸俗得实在是无法形容。 但这一次的登山，我却有了一首记游诗，是在那下山途中勉强凑成的。 中原龙战血玄黄，必胜必成待自强。 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 云横万里长缨展，日照千峰铁骑骧。 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 为了附庸风雅，不得不矫揉造作一番，骗骗自己而已。 那天的天气倒是满好，并没有像一千多年前的韩愈那样，逢着“阴气晦昧”的秋雨节，而劳他“潜心默祷”。众峰是很朗壑的，虽然并不怎么“突兀”，也不显得有所谓“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那么生龙活虎般的活跃。但山外的眺望为韩愈所忽略了的却很有可观，七十二峰都一一呈列在目前，好像万马奔腾。韩愈只照顾着衡岳本身，而失掉机会照顾到岳外，我很替他可惜。 三、桂林种种 十二月二日清早由衡阳坐火车动身，三日清早到了桂林。这次有火车的方便，自然没有前两次那样狼狈了。 到了桂林之后，主要的工作是把三厅的人员分了三分之一留下来参加行营政治部，由张志让主持，行营政治部主任是梁寒操。另外的人员便陆续由卡车运往重庆。只有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别致，他们自告奋勇，决定步行，沿途工作，走向重庆。他们这一计划后来是很完满地成功了。 那时候陶行知也在桂林，他召开过一次小朋友的大会，似乎就是生活教育社的年会吧。他曾经邀我去演讲，我说过“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有了改变了，并不是下一代不如上一代，而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这一转机，就是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给予我的。 长沙大火后有一家白报纸的囤积店没有烧掉，却又搬运不出：因为在善后期中火车只限于军运，断绝了商运。那家囤积商便向三厅求售。令数很大，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商人作为烧掉了，要价比成本还要低。我把这事向陈诚提出过，要政治部买下。陈诚到长沙时给了我一个手条，交总务厅办，而总务厅的那些颟顸老爷却始终没有办。到了桂林那纸商又来找我，我便独行独断地索性由三厅来收买了。这到后来一直供给了政治部好几年的使用，而且还使第二代厅长何浩若，第三代厅长黄少谷，各各都揩了一笔大油水。 救亡日报社的朋友们到了桂林本来打算立即复刊的，但因经费无着，地方上的当局也无意帮忙，以致虚悬着。我扭着陈诚，向政治部要津贴。他很勉强地答应了每月津贴二百元。这津贴的数目虽然少，然而是中央机关所津贴的报纸，对地方党部的麻烦也就是一副挡箭牌了。同时又由夏衍到**去筹了一笔经费，于是这份文化人的报纸便在翌年元旦又在桂林复刊了。——这报纸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去勒令停刊的。 立群在十一月十一日和夏衍、孙师毅、池田幸子等同车，离开了长沙之后，她比我先到桂林。她曾经在省**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但不幸在十一月底遭了轰炸，除了随身穿着的一点衣服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被炸光了。人没有牺牲自然是件幸事。 立群还有一位母亲，是岑春暄的侄女，本来是在行政院任职的，南京失陷时带着一位十三岁的**逃回桂林。她们也是什么东西都丢光了，暂时住在水东门的娘家——岑氏宗祠里。据说，依旧时的封建习惯，凡是出了嫁的女子便不准在娘家过年，看看要到年末了，又只得从宗祠里搬了出来。这一老一弱的今后的生路，我们也是须得负责的。这件琐屑的私事，多蒙朋友们的帮助，却解决得最理想。小妹立修，我们要她参加孩子剧团，她很踊跃地参加了。岳母岑蕴文搭着苏联顾问团的小汽车，先我们到重庆。她们两母女不久更由重庆到了延安，于今是比我们更自由，更幸福了。 在桂林我们住在乐群社，有乃超和杜老同住。不久翰笙由**回来了，他所采办的医药用品，留下了程步高负责搬运。他们的辉煌成就，我在前面是已经叙述过的。 乃超在计划设立日语训练班，打算训练一批人员出来，加紧对敌宣传工作。为了这项工作，他和鹿地亘两人留在桂林，一直住到第二年的五月。但工作却受到梁寒操的种种牵掣，没有达到理想的地步。原先本打算由三厅直接办理的，梁寒操生吞活夺地抢去，乃超和鹿地便只以顾问的名义留下。虽然也招了生，开了班，但所注重的不是日语训练而是思想训练。这就是武汉撤守后，国民党反动派所奉行的一贯的国策——照着近卫声明所指示的途径：消极抗战，积极防共。三厅由凌迟而至于处决，所有一切对于抗战有益的工作，从此以往都逐渐被限制，被毁灭了。 我和立群两人是于二十七日飞往重庆的，但在这之前还遭遇过一些悲欢离合。 四、舟游阳朔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 桂林人是很爱夸引这两句话的。到过桂林而且游过阳朔，我自己也能承认，这两句话并不算夸大。桂林和阳朔的山水（认真说，只能是山）的确很奇特。那些水成的石灰岩，经受了无数万年的风蚀雨削，一座座的山峰各不相连，拔地而起。而千万个峰顶各呈奇状，或如乱叠云母，或如斜倚画屏，或如螺，或如菌，或如书帙在架，或如矛头插天，象鼻、狮头、马鞍、人帽，无形不备。这种山型，我在别的地方不曾看见过。安徽人艳称黄山，但从照片上看来，黄山之奇似乎是在层崖叠嶂间多生小松，而这样的黄山松在桂林、阳朔也并不稀罕。我得承认，桂林、阳朔的山水，在它们的奇拔秀逸上的确是甲于天下的。如果要说到雄浑磅礴，那就完全说不上了。 山是水成的石灰岩，因此便有不少的钟乳洞，在桂林有“无山不有洞”之称。最大的七星崖要算是最大的钟乳洞吧。洞里当然更有些奇形怪象的东西，石笋、石柱、石笔、石帘，叩之有声如钟，成于石浆如乳。但那种不见天日的洞中景物，倒不如在光天化日之中的地上景物，来得更能引人入胜了。 那时候白鹏飞（表字经天）在做广西大学的校长。我们是日本帝大的先后同学，因此他很殷勤地招待了我们。他请我到良乡的大学里去讲演过，据说那校舍是岑春暄所捐赠的，这和立群自然有一番渊源了。校舍的园林相当讲究，有一株很大的红豆树，为我生平第一次所见。那样小巧玲珑的红豆，所谓“相思子”，才是结在那样高大的乔木上。 有一次经天雇了两只船，邀约杜老、何公敢、立群和我，同游阳朔。因此我们便得以尽量地领略了桂林和阳朔的风味。 去的一天在下着微雨，在漓水边坐上了两只有篷的木船。大家都带着被条准备在船上睡一夜。殷勤的经天夫人沈兰冰女士更采办好了一天多的粮食，好几瓶茅台。她决心在船上亲手烹调来款待我们。这样的贤主人的确是难得的，情谊既浓重而风韵又清新。在那奇山异水之中，漂泊了一天一夜，即使不是苏东坡，也尽可以写出一篇《阳朔赋》了。 漓水很清洁，水流很缓，平稳地在两岸的山峰中迂回。有点微雨，更增加了情调。空气是凄冷冷的，远峰每半藏在烟霭之中。时有水鸟成群而游。整个的情景好像是在梦里。 白经天爱唱黑头，时不时要突然来几声《黑风帕》，于是便使得群山震恐，两岸都发出回响。 我在武汉时曾经买过一只手枪，备而未用，这次是随身带着的。中午时分，经天夫人在烹调的时候，我开玩笑地说，打一只水鸟来做菜吧。拔出枪来，砰的一声——水鸟惊跑了。两岸突兀在幻境中的寒山也几乎惊破了。 经天夫人的烹调很拿手，碰着我们这四大家族，都是饕餮大家而兼高阳酒徒，那就相得益彰了。盘盘必须扫地，罐罐必须嗑干，有酒便醉，无话不谈，真真是放纵地过了那么一天多并不雅的粗人豪致。 立群，她看见经天夫人的忙碌而高明，兴致冲冲地去帮忙而学习。于是增加了一段有趣的插话。 晚上经天夫人在油炸落花生，立群接过了手去代她管锅。我在舱里闻到花生的枯味了，走去看时，花生米在滚热的油里已经都焦了。立群说：还没有炸脆呢。油炸花生米是要冷了才脆的，她还不知道。吃的时候，花生米已经带苦味了。我说：满好，这可以帮助消化。 第二天上午到了阳朔。回桂林时是坐汽车，汽车的速度太快，陆上便没有水上那样的风趣了。看来所谓“山水”，的确是山与水相连带的。 五、张曙父女之死 在桂林期中敌机也经常来轰炸。当时一般人对于空袭并不大感觉恐怖，有警报时每每不肯躲。再加以敌机是从广州起飞，预行警报和紧急警报之间距离很短，躲有时也来不及。因此有的人也就索性不躲了。就这样张曙父女便遭了悲惨的牺牲。 有一天中午，张曙回家吃中饭，和他的夫人周节女士据说是有点意见上的龃龉。一家人正开始吃饭，警报来了。夫人跑到附近的城门洞口去躲避，张曙和他一位三岁的**却没有同去。警报解除后，父女两人被炸死在花园里。女儿抱在父亲的手里已经血肉模糊，父亲的脑袋被炸成了一个空壳。周节回家，看见这样的光景，立地晕倒了。苏醒转来，一时精神失常，见了任何人都喊“张曙”，而又不断地唱着张曙所谱的《洪波曲》。 张曙是最初参加三厅工作的同志，他和冼星海两人在抗战歌曲的传播上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他这样惨烈地遭了牺牲，同人们都由衷地表示了哀悼。我们把他埋葬在桂林城外的冷水亭，是我替他写的墓碑。当时以为从此在桂林城可以留下一个胜迹了，然而隔不两年寿昌到了桂林，前往扫墓，竟发现墓被铲平了，碑也被打断了，在一个小沟上做着桥。寿昌有文纪其事。 我和张曙，特别在长沙大火中有过一段分姜分粥的往事，他的一死更十分引动了我的感触。我做了好些诗词对联来挽他。为了纪念故人，就我所能记忆的抄录一些在下边吧。 挽词（调寄《望海潮》） 武昌先失，岳阳继陷，长沙顿觉孤悬。树影疑戎，风声化狄，楚人一炬烧天，狼狈绝言筌。叹屈祠成砾，贾宅生烟，活受阇维，负伤兵士剧堪怜。 中宵殿待辎轓，苦饥肠辘转，难可熬煎。白粥半锅，红姜一片，分吞聊止馋涎。南下复流连，痛几番狂炸，夺我高贤。且听《洪波》一曲，抗战唱连年。 挽诗之一 宗邦离浩劫，举世赋同仇。 报国原初志，捐躯何所尤？ 九歌传四海，一死足千秋。 冷水亭边路，榕城胜迹留。 挽诗之二 成仁丈夫志，弱女竟同归。 圣战劳歌颂，中兴费鼓吹。 身随烟共灭，曲与日争辉。 薄海《洪波》作，倭奴其式微。 挽联之一 一片血模糊，辨不出哪是父亲，哪是女儿；父女共捐躯，剩有管弦传革命。 连年战坚苦，端只为救我国家，救我民族；国民齐努力，誓完抗建慰忠魂。 挽联之二 慈于为人父，忠于为国民，一死献宗邦，双手未遗弱女。 下之穷黄泉，上之穷碧落，九歌招毅魄，千秋长护旌旗。 挽联之三 壮烈唱《洪波》，洞庭湖畔，扬子江头，唤起了三楚健儿，同奔前线。 点滴遗冷水，八桂城中，七星崖下，痛飞尽满腔热血，誓报此仇。 挽联之四 黄自死于病，聂耳死于海，张曙死于敌机轰炸，重责寄我辈肩头，风云继起！ 《抗敌》歌在前，《大路》歌在后，《洪波》歌在圣战时期，壮声破敌奴肝胆，豪杰其兴！ 六、弓与弦 十二月的月杪，虽然战事暂时停止了，应该说是最多事之秋。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态度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由貌似积极转向彻底消极，由勉强对外转为专门对内了。 汪精卫既以十八日逃出重庆，飞向昆明，二十一日又逃出昆明，飞向河内。从此脱离了抗战阵营，走上了他的“曲线救国”之路。接着是日寇近卫内阁继十二月三日的声明之后，又于二十二日来一个第二次声明，明白地提出了“共同**”的建议。二十九日汪精卫急忙来一个艳电响应，极尽了串演反派的能事。 这些都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在“副总裁”汪精卫的艳电响应之前，却还有人更抢先的，便是“正总裁”的蒋介石在二十六日所发表的长亘五千字的响应了。响应的方式自然不同，一个是串演反派，另一个是伪装正派。伪装正派者对于近卫的第二声明是逐句逐字地加以驳斥的。措辞很严峻，不厌烦复。对方说一字，一定要还十字，对方说一句，一定要还十句，于是原声明仅仅五百字的东西，竟回答以十倍以上的长文。两国交兵，长文骂阵，这岂不是一件滑稽的大事吗？ 敌人的指示是国民党“停止抗日容共”或“共同防共”。假使真是有抗日的决心，那就该一反其道而行。怎样一反其道而行呢？很简单，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恢复转来，和苏联更加亲密，和共产党更加合作，把抗战的基础建立在动员工农民众上。那就是最好的答复。说得更具体一点吧，赶快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立即组织战时内阁，把中共的领袖都请出来，共同参与国政；把作为装饰品的参政会索性晋升为真正的民意机关，使它有立法并监督行政的大权；同时惩办那些贪污腐化、自私自利的无能卖国分子。那就是最好的答复。只要你真正在抗日，哪有闲工夫在纸上发泄，和敌人隔海骂阵呢？ 所行所为一切都照着敌人的指示在做，抗战的大本营不再设立了，连专做红白喜事的三厅——一个比较积极抗日的文化人集团，都尽力地加以分割并缩小了。敌人是很聪明的，你只在文字上显得嘴硬，而言行不符，它还不会会心微笑吗？一个五百字的声明，你用五千字来驳斥，那正证明了你对于声明毕恭毕敬地读得十分专心，你是已经受了动摇，你是使敌人收到了攻心的效果，从此你们就可以以心传心了。 岳州拿下后敌人不再进，长沙大火后敌人也不再进，这是敌人的示惠，放长了缰绳，来坚定你对于“声明”的了解。两位演员的了解力都很不错，一反一正，一内一外，收到了应合之妙。 因此，汪精卫的出走，在国民党反动派里面，早就有人明白地说过，那是“最高”一人的苦肉计。当时太天真了的人们还有点半信半疑，如今看起来，此一计也，不仅是“苦肉”，而且是苦心了。我们是后知后觉者，看到了陶希圣活着受宠，看到了周佛海死而哀荣，看到了张松献地图，日本人又成为良友，一场闹剧看了十年，才看漏了台。 然而老百姓毕竟是聪明的，前好几年，在川南乡下早就流行着这样的一首民谣： 弓与弦 你是弓，我是弦， 你走曲线我直线， 反正大团圆。 一手弓，一手箭， 盘马弯弓杜美原， 箭箭射燕然。 从前我对这民谣不大了解，现在可完全了解了。弓是谁？弦是谁？用不着再说。“杜美原”不是“土肥原”的变音吗？“燕然”不是以音近而影射“延安”吗？ 摆在眼前的形势谁都是知道的！弓已折了，弦也快要断了。土肥原被宣布了死刑，延安已成为解放中国的圣地。 后记 感谢朋友们的诱掖和鼓励，让我写出了这十几万字的《洪波曲》，现在是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了。 为了适应于日报的连载，分章分节来写是预先决定的。每节不能超过千五百字，而在每一节中须得构成一个小的中心，使它自成段落，也是预先决定的。开首写的一两章偶然写成了每章六节，因此又自行套上了一重枷锁：以后的各章都写成六节。节自成段落，章自成段落，这确是太把自己苦着了。 资料很缺乏，当年的日报和杂志一份也没有在身边。从前偶尔记过的一些日记，但都散佚了，有的也不在身边。因此，唯一的资料差不多是全凭自己的脑子中所残留的记忆。就像挖煤的一样，每天从自己的脑子里尽量地挖。然而存煤实在有限，挖出来的又多只是些碎屑，没有斤两。 当年共事的朋友们，寄居在**的实在太少了。要想请教也无从请起。旧时的生活太狭隘，反动方面的资料除自己的直感或旁敲侧击之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日本方面的情报更感缺乏。因此有些推测，未便绝决地写出。例如在长沙大火后，我估计敌人必曾有比近卫声明更露骨的引诱和行动，如密使往还之类（这在后期是司空见惯的事）。 就因为这些，文字实在不容易写好，写得也很吃力，我实在厌倦了。大体上只写了一九三八年这一年的事，这可以说是在蒋管区抗战的**期。这倒可以成为一个段落。移到重庆以后，一切的情形更加变坏了。因此，我要请读者原谅，我就在这移到重庆之前把笔放下。 有很多朋友帮了我很大的忙，我非常感谢。乃超和立群是帮忙最多的，有好些事是靠他们的手记或记忆而写出的。 多谢各位读者的耐心，多谢《茶亭》编者和《华商报》一切朋友们的厚谊，我们每朝相对谈心者三个多月，现在要暂时告别了。敬祝各位健康、愉快、进步。到明年——也差不多就是明天，一同歌颂人民的新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我离开**赴解放区的前三天，是那天清早把全部赶写完的。为了掩饰我已经离开**，不要让文字在副刊上中断，匆匆忙忙地多写了一星期左右的分量留下。 真是快，一转眼今天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后的第三日了。仅仅相隔两年，所写的东西，读起来就已经有隔世之感了。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于北京 前记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晚上，苏联大使馆的费德林博士来访，他递给我一封信，是苏联科学院邀我去参加第二百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会将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两地连续举行，自六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会期半个月。各国的学者除掉法西斯国家之外都受了邀请，我国有两位，除我之外，另一位是丁西林先生。这自然是很光荣的事，多年的宿望得到了这样意外的满足。 朋友们都替我庆贺，开会欢送，设宴饯别，整整忙了十天。特别是立群，她快要为我忙坏了。拖着幼小的三子一女（顶大的汉英才六岁，庶英五岁，世英四岁，民英两岁），还要为我整备行装，并奔走其他的事务。 六月九日乘美国军用机离渝，道经印度、伊朗，飞往苏京。满以为在十六日以前一定可以赶到，但不料在路上耽搁太大，一直到二十五日才到了莫斯科。庆祝大会已经移到列宁格勒去了。我虽然在二十六日的晚上也飞到了列宁格勒，算只仅仅赶上了大会的闭幕。好些贵重的学术报告不曾听到，并且失掉了在大会上正式表示庆祝的机会，实在是美中不足的一件憾事。 同被邀请的丁先生比我到得更迟，他是六月二十九日才到莫斯科的。我们彼此谈笑话，说我们都是落伍者，幕外人。这自嘲实在有说不出的辛辣味。中国的科学落后，仰仗别人的交通工具往来，就是做客也做不过别人的冠冕呵。 但我自己算好，在苏联受了特别的优待。我曾经飞到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中央亚细亚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又游览过托尔斯泰的故居雅斯拿雅·坡里雅拿；参观了好些研究所、博物馆、工厂、集体农场、大学校、中学校、幼稚园；欣赏了话剧、歌剧、木偶剧、音乐、跳舞、绘画；把晤过好些工人、农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工程师。在苏联足足滞留了五十天。时期虽然并不算长，但所看到的似乎比住了五十年的人还要多。 我自己是抱着唐僧取经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苏联去的，有了这样好的机会，应该多学习一些东西回来，但我却同样抱歉。苏联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时期毕竟太短。自己的准备也太不够，尤其是言语不通，要全靠朋友翻译，耳朵又聋，连译辞也听不完备。我真有点“如入宝山空手回”的样子。十分抱歉，把朋友们的期待辜负了，尤其是苏联人民的厚谊。 朋友们很关切，在种种场合要我做报告，我做过了，而且翻来覆去地做过了。朋友们不能满足——事实上是我不能使他们满足，还望我写些东西出来。大约以为我还有什么好的资料保留着的吧。我现在索性把我这几十天的日记倾箱倒箧地整理出来，作为芹献。但要告罪在先，假如不合口味，依然不能满足，不要以为苏联就只是这样或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 日记 六月九日 天气热不可耐，昨晚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醒来的时候还不到四点钟，趁着立群和孩子们还在睡，索性把积下的字债还清了，一共写了四十二张。 吃早饭的时候，世英问我：“爹爹，你到苏联去，好久回来？”我回答不出，眼泪有点汹涌。 自己的心境是在哀乐之间。能够到苏联，自然是多年的夙愿，但把年青的立群和幼小的儿女留在重庆，于心实在难忍。假使可能的话，我想在国外久住，或者索性往英美去游历一番。究竟什么时候回来呢？实在回答不出。 发现洗脸时所常用的一面镜子被用人打破了，心里很不愉快。为什么不早不迟，独于在今天我要动身的时候，镜子要被打破呢？尽管说那是迷信，心里总有点黯然。 送行的朋友不断地来，有带照相机来的，也照了好几张相。立群说我的头发太长，应该赶着去理一次发，九点半钟的时候，我在忙乱中把汉英一同带了出去，在附近一家极简陋的小理发店里把头发剪了。汉英，我们是打算让他到飞机场去送行的。回家的路上，我不免有几分凄凉地告诉他： ——汉英，你要大些。爹爹走了，你要好生听妈妈的话，不要和弟弟妹妹们一同懊气。 他默默地在我旁边走着，没有作声。他似乎已约略知道了一些别离的滋味。十一点五十分的时候，同朋友们一道用中饭。送行的人太多，只好轮流着立食。 刚好把中饭吃完，苏联大使馆的汽车来了。立群叫用人们把小的孩子们带开了，免得他们啼哭，连汉英她都临时改变了计划，叫他去睡午觉，不让他到飞机场去了。 朋友们送我到市民医院门口，握手告别了。只有少数的人，分乘着两部汽车，向枇杷山驶去。 天气热得难耐，到了大使馆的时候，安南略先生接待着我们，开了几瓶香槟酒以壮行色。飞机是两点钟起飞，时间已经迫促，没有多作逗留，便赶着动身。米克拉雪夫斯基参事也赶来了，他本打算到飞机场的，但因中暑，有些热候，便中止了。 安先生，苏牧先生，立群，我，同坐上一部汽车。要回国述职的邵鲁诺夫秘书，他同行李另外坐着一部，由枇杷山出发，经由两浮支路，驶向九龙坡的飞机场。 九龙坡离城十二公里，飞机场临着长江，并不甚大。这儿立群和我都是第一次来。飞机站是一层的建筑，背着江面，周围有些洋槐围绕着。站内进门处一左一右有两个柜台间，左手是美国人办公的地方，右手的是中国人。一进站，先在右手间投到，据执事的人说：中国人出境还要有外事局的许可证，不然便不能起飞。这一消息出乎意外。因为时间太迫促了，还要回城办许可证，万万来不及。外事局照别国的惯例应该是管理外国人出境的事情，今天刚刚相反。打电话进城去一时得不到着落，安先生又连忙派了一部汽车回城，请大使馆就近办理，我们便坐在站里等候回信。 费德林博士赶来了。制片厂的司徒慧敏和另外的几位摄影同志也赶来了。等到快要两点钟了，许可证还没有消息。执事的人来催问，假使得不到许可证，要到美国人那边把乘机证取消。我心里为这事反而有点高兴：今天能够不走，索性走不成，倒更好。人事是尽了的。外交部发了护照，美军司令部也特别优待，没想出还有这么一道难关。 然而碰巧，飞机迟了刻。不仅二时没有到，就是三时，三时半，都没有到，而许可证也同飞机的迟到在比赛，迟迟地得不到最后的着落。时间沉闷地过着，热，汗，电扇鼓着温风。 快要到四点钟了，对山有号角的声音，报告飞机到站。那就是我们所等待的飞机。乘机的人都在做准备了。许可证还没有送到。执事的中国人又来说，要去取消乘机证了。但就在这时候，右手内部的办公室里面又有人出来，说是接到城里的电话：许可乘机。这一来我好像得了赦令，但又好像受到了判决，无论如何非走不可了。我有点茫然。立群为我倒了一杯凉水来让我喝，又把手巾蘸湿让我抹了一次脸。送行者的姓名都被调查了，我们便动身走出机站。立群只同我说了一句话：到那边去少喝些酒啊。我在心里发了誓，绝对要记住她的叮嘱。 在一架中型的运输机下和大家握别，摄影的朋友们不断地摄影。当我和立群握别的时候，费博士很愉快地说：假使在我们苏联，是要来这一套的。他把两手比成拥抱的形式。但我们没有拥抱。 上了飞机。立群在下面对我说：他们还要我们演一个场面。慧敏导演着，要我从飞机上和立群握手。管飞机门的一位美国青年，含着笑，闪开了。摄影完毕，碰的一声，铁门关上了。 飞机上的座位在两旁的窗下，可以坐三四十人光景，但乘机的只有九个人。座位两旁有系腰的板带，要起飞了，机师叫把板带扣上以免震荡。待飞到了上空，又叫把板带解扣。后来在下降的时候也这样，对于旅客的便利，注意得相当周到。 坐在飞机上起初也还是有点茫然，待一飞定了，在上空发生着清凉的感触，脑子里的回忆就像突然开了闸的一样，汹涌了起来。 八年的抗战当中，自己所曾参与过的差不多每一个场面都交错地迅速地插换着，但一想到前途便突然现出一片白光。计自四点二十分起飞，七点二十分到达昆明，在空中足足飞了三个钟头，脑子里的回忆也汹涌了三个钟头。 昆明的飞机场很大，不断地有飞机起飞或降落；有大风，只见尘沙蒙蒙。天气倒很凉快，有点像重庆的晚秋。飞机站很简陋，墙是土砖砌成，屋顶有些漏洞。来去的都是美国的士兵，人数很多。在站上办好了手续，要明天午后四时才能继续航程，当晚便落宿在飞机场内的美军招待所。那是临时性的白落库（ba ack，即营房），每间屋子里面对放着四尊床，在屋底靠窗一张长条桌。我们落宿的一间已经先有两位美国兵住着，正在光着身子在电灯下纳凉，看见我们进门，他们把衣服穿好出去了。 浴室里面只有漏篷设备，冲浴了一次，同邵君往食堂进餐。定食，很简单，但很丰富。咖啡盛以庞大的乳白玻璃盅，可以任人牛饮，这却需要相当粗大的神经。 一切都是美国式，虽感方便，但亦颇觉生疏。很想到昆明市上去看看，听说还有十来公里，没有交通工具，也就只好作罢。未出中国境便已经成为一个外国人了。 六月十日 晨六时起床——时间还是重庆的战时时间，应该才只五时。太早，其他的人都还没有什么动静。到盥洗室里去洗了脸，回到居室时，发觉手表还放在盥洗室里，连忙回头去找寻，不见了。一位老公役，中国人，在那儿打扫。我疑心是他拾去了，但也不好诘问。他看见我的情形，很安闲地问我：是不是在找表？我答应了他，他从衣包里取出了表来还我，神色愈是安泰。我起了肃敬的念头。盥洗室里面有禁制：“用水有毒，不能进口”。有一个大水囊挂着，我知道是漱口用的，囊脚有几个水塞，但不知道怎么开。我在这时才请教那老公役，他把两个指头套上水塞的两翼，用拇指把挺出的活塞向内压，水便从水塞下的一个小孔里面流出了。我非常感谢。今天真是吉利，一清早便遇着这样的大好事。 昨晚睡得不甚好。天气凉，我盖上了毛毯，本很暖和，但不知道怎的，两脚的鱼肚筋老是抽筋。 在食堂里用了早饭，请食堂中的一位中国仆欧引路，我们到达了公路，在那儿搭上了美国军部的交通卡车，便往昆明城里去。公路两旁的风景树很茂盛，树叶肥厚，有点亚热带树的风味，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乘十余公里达到城区，街道却很凌乱猥杂，苍蝇、垃圾、乞丐触目皆是。吉普车穿梭式地来往，看起来美国兵好像比昆明市民还要多——当然这只是我的错觉。实际是遍街都是闲人，和重庆市头并没有两样。想象中的昆明是要更美丽些的，我有点失望了。 昆明朋友们的住处，我一个也不记得。开始想到正义街去访一位报馆里的朋友，但想在清早，过记者生活的人恐怕还没有起床。在街头看见有“联大工学院合作社”的招牌，走进去探问闻一多、吴晗的住址，知道他们住在城外，路太远，而且又是星期，不一定在家。没有办法，只好在街头流浪。 街上有黄包车，车夫的云南话却不大好懂。我问他们昆明有没有中苏文化协会，他们也很茫然。我改变了计划，向街头过路的学生样的青年问，这一问却立地收到成功。一位操广东音的青年告诉我：在拓东路胜利桥侧临江里。他叫我们回头走，走不好远的那座桥就是胜利桥，过桥倒左手，沿着城壕的那一带就是临江里了。我们照着路向走，果然找到了一家门户，有绿色油漆的铁栅门，悬着“中苏文化协会”的长牌。 秘书杨须知和其他五六人正在楼下的会议室里面准备开座谈会，要讨论关于苏联的什么。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的，但一说明便都成了熟朋友，受着了很恳切的招待。我打算会田汉、光未然、闻一多、吴晗诸位，一位朋友乘着自转车便去分头通知去了。邵先生参加了座谈会，我却坐在一边把清早没有写完的一封信又拿出来写，想赶着付邮寄给立群。 我手里只有一节长不满一寸的断铅笔，还是今天清早在寝室里的长桌上拾得的。 ——你没有钢笔吗？一位朋友问我。 ——有是有的，被人抽去了。这儿又引起了我一段新鲜的回忆。 是六号的晚上，文委会的旧友们在我家里，开过一次小规模的饯别茶会。并不怎么宽的书房里，坐了四十来往个人。我挂在壁上的上衣插着钢笔，第二天清早才发现不翼而飞了。大约是谁取下来记录，忘记了插回原处的吧。 那只钢笔在我是很值得纪念的，那是墨色有黄环带的一只头号派克。前几年写史剧《屈原》的时候，写得太快，把笔尖触断了。费德林博士也有一只同样的笔，他便送了我。断了的笔尖，后来修理好了。同样的笔我便有了两只，因此笔套头便每每混用。然而区别毕竟是有的，费博士赠我的一只笔杆上刻有一个“费”字，我自己的一只笔套头上的塞子是掉了的。结果遗失了的是我的笔杆，费的笔套，留下的是我的笔套，费的笔杆。这样值得纪念的东西，我不愿意它再遗失，便留在家里让立群使用，我是打算到了加尔各答买一只新的。 杨秘书把自己的钢笔借给我，我把信写完了，便托他用航快寄出。 光未然来了，太不凑巧，听说田汉下乡去讲演去了。本来在中午是有一次聚餐的，寄寓昆明的前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朋友们要做一次会合，就因为田有讲演，赶不回来。改到晚上去了。 乘自转车的朋友也回来了，接着是闻一多和吴晗两位。多年不见了，意外的会合使得大家都兴奋，又因时间短促，更觉得珍惜。大家都希望我能够再留一天，邵秘书也有这个意思，我倒很想早走，希望能够去赶上科学院的开会。这只好等飞机来决定了，假使午后四时没有飞机，我们就断然留下。 在冠生园一同吃了一顿中饭。把饭吃完之后，已经是两点钟了。王晋笙赶了来，很有点不自然的样子。他一见到我便提到《孔雀胆》的上演税。《孔雀胆》去年十一月在昆明上演，收入在一千六百万元以上，照百分之三的比例，应该付我至少四十万元的上演税。但他一直拖欠着。他说了一些抱歉的话，又说要利上加利地付还，决不失信。我自然也感谢了他。（不过在我整理日记的今天，上演税还是没有消息。） 是上飞机的时候了，大家要一同去，却没有方便的汽车。在这儿晋笙卖了力气，他去找了一部很古式的大轿车来，坐上了十几个人。到了飞机场的时候，四点钟确是有飞机，便只好同大家告别。 飞机是五点钟起飞的，机型较大，坐满了美国的士兵，一共有五十来往个人。飞得很高，甚为平稳，曾用氧气口罩一次，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适。只是冷得有时不能支持，我把随身带着的毛毯裹上了。约略飞了两个钟头的光景，在密支那降落，乘客们通下机用晚饭。热意如蒸，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钟头之后又继续飞行，又曾用氧气罩一次。乘机的人多裹上毛毯，在机底上和衣而卧。将近十二时，到了加尔各答。邵先生的行李很多，而且都很大而且重，在机场上逗留了很久。一位彪形大汉，面孔有点像斗牛狗一样的英国警吏紧紧跟随着我们。把行李捆上一部吉普车，在街道上跑了很长的时间。虽然已是深夜，但街道两旁时有牛车往还，有不少的印度人在露天中过夜。跑了半小时光景，车子驶进了一座大建筑的前庭，停住了。我以为是旅馆，进去之后才知道是税关。还不是办公的时候，彪形大汉叫我们等候。到了一点过钟才开始检查，彪形大汉的那双眼睛，鼓得像两盏头灯。邵先生是外交官，他的行李是不受检查的，我的两口皮箱便受了彻底的光顾。算好，我自己并不是违禁的人，也并没有携带什么违禁的物品，虽然麻烦了将近一个钟头，算也通过了。 行李检查完毕之后，本该出关了，但找不到旅馆。邵秘书和我都是初次来印度，毫无经验，便只好坐在税关里面过了一夜。 六月十一日 宏大的税关在半夜经过了一番忙乱的检查之后，税警们都散了，只剩着煌煌的电灯照着几圆屋顶电风扇在那儿焦躁地旋转。几位印度仆欧，就像烧焦了的几架死尸一样在水门汀的地面上陈睡着。 六点钟的时候，有一位红头巡捕进来，把仆欧们蹴醒了。有几个拿了一种特殊的扫帚来拖地。那是用绳子绑的一大簇的植物纤维（似乎是麻），有四尺长的光景，没有把柄，只是用绳子拖。用起来好像很不方便，但看他们悠闲地拖来拖去，似乎也不十分费力便把地面拖干净了。 我走出庭前去看了一下，看见了那儿的街名是滑铁卢路（wate looroad）。街沿上也还睡着好些印度人。不少的灰颈乌鸦在街上争吃老鼠。 七点钟的时候，邵秘书和苏联商务代办处通了电话，不一会儿有一位苏联朋友坐汽车来照拂我们。原来那税关的楼上便是一家大旅社，是有楼门可通的。我们被引向右手的楼门，但还锁着，只得又退回来，坐着汽车，转了一个街角，便到了旅舍的门口，是g eateaste hotel（大东旅舍）。 旅舍的客房听说已经住满，在一八七号房里已经住了三个人了，临时又安上两尊行军床，勉强住下。在食堂里用了早饭，将近十点钟的时候，商务代办叶尔辛来访，有五十上下的年纪，人很精干。他立刻带领我们到普列妥里亚街去办登记手续。因为税关警吏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钤记，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在外人登记处去登记。 登记处把中国人和别的外国人是分开来了的，管理中国人登记的也是一位中国人，但他却不说中国话而说英国话。这位先生算对于我特别客气，没有什么刁难，给了我一张登记证，限于十五日内离境。这些限制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在限制者或许会觉得这十五日的期限已经够长，但在我自己倒也并不觉得这个期限的太短。假如当天便能够起飞，我倒是心香祷祝的。 登记手续办完之后，随着叶尔辛先生到他的代办处去坐了一下，一个大厅的正中有几位男女职员在那儿学习英文。叶代办很忙，他另外派了一位年青的朋友陪伴我们到美军飞机场去打听飞机的消息。 热带性的阳光很强烈，加以昨夜未睡，两眼的结膜发炎，颇感觉不舒服。 市街建筑相当讲究，爱用紫红色，表示着印度的地方色彩。交通工具应有尽有。也有人力车，比中国境内的要大些。每每看见两个美国大兵同坐在一部人力车上，意气扬扬然。拉车的印度人，个子都很小，裸着黑得放光的身子，弓着背在前面拉，一面跑，一面拍着右侧车柄上的铃子，响出一种特殊的韵律。运搬货物多用牛车，用两条牛拖，黄牛多白色，也有水牛，但角作畸形，总觉得有点异样。街头巷尾每见纯粹印度人的小店，席地而坐，和日本风俗颇相类似。 飞机听说要后天才有，但因邵秘书的行李过多，照所规定的重量六十八磅超过了几倍，要向重庆总部请示，到了后天再去讨回话。 午后一时顷回到旅舍，以湿手巾蒙目，午睡移时，补足了昨晚的睡眠，眼结膜的发炎渐渐好些了。 六月十二日 正是吃芒果的时节。芒果将近二十年不吃了，甚有风味。早饭后，随邵秘书出外购物，价昂物劣，一样呈现着战时状况。想买一支自来水笔，四处找寻不可得。在一家商店中遇见两位中国青年，觉得很亲切，我便和他们打招呼。彼此本不相识，但国外相逢，俨如旧友。一位k君，在远征军部服务，据说明日将返八莫，再经由昆明回重庆，大概月底可望到达。一位y君，是要到伦敦去的，在等飞机。我告诉他们想买自来水笔，他们说只有黑市才可以买到，中国街有卖的。我到这时才知道加市还有中国街（chi atow ）。我要求两位同道去访问中国街，他们答应了，邵秘书不愿去，便只好暂时告别。 三人坐黄包车到了中国街，街道狭，房屋矮小，一切情形俨然如像在中国。在一家姓秦的杂货店里面买了一对新型的派克笔，一支钢笔，一支铅笔，去钱三百一十卢比，折合美金一百零三元。中国街有一家中国菜馆，是西式三层楼的建筑。k君约去用中国饭，馆内陈设也多是中国式。无心中遇着了他们二位，算多少知道了一些印度和加市的情形。听说在军事吃紧的时候，远征军很受欢迎，现在日本人打退了，远征军全部快要撤退回国了，印度的英国当局显示着有急于送客的意思。又听说外国兵不许进中国街，不然中国菜馆的生意定然要应接不暇。 目疾渐就恢复。傍晚邵先生回寓时，购物颇多，以一沉香匣见示，雕镂颇为工致。 六月十三日 早饭后与邵秘书同到美国军部，乘机事尚无着落。据说重庆总部尚无回电，午后二三时顷可再往探听消息。我开始感觉着焦躁。 同往新市场（newma ket），是印度人开的各色各样的小商店的总汇。纯粹印度式的水瓶很有美术风味，但不多见。街头充塞着洋货，纯粹的印度货以手工品为多，象牙雕刻，沉香匣，漆花皮箧，触目皆是。 水果颇多，凤梨、香蕉、芒果、荔枝、桂圆、类似杨桃的小果。花类亦多，莲花、晚香玉、茉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奇花异卉。 贫困的印度人，有的年青，有的年老，有的是满有力气的中年，手里各执着一个藤篮，追随雇客兜揽肩荷的生意。好些顾客买了东西，放在藤篮内，让他们顶在头上跟着。这些印度人，每每在后脑勺上蓄有一小撮头发，如像中国守孝的人蓄的孝辫那样。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风俗，上流人中便很少见，大约是有阶级性的吧。劳动力的浪费，和我们中国一样，实在有点惊人。 阅报，见有《全印泰戈尔纪念会募集纪念金启事》，措辞甚为佳妙。 泰戈尔去世三年有半了。流年轮转而去，但他的记忆将要常青地留存，每年的夏季，春季，雨季，将要启示他的制造的幻想所具有的不可穷歇的美与力。要使泰戈尔的记忆永存，没有比这更适当的纪念物，便是让我们生活于他的精神中，让他的言语在我们日常用语中回响，让他的理想标志着我们国民意识的最远的地平线。他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最伟大的圣者们中之一。他是不朽精神的永恒的门卫。 我喜欢泰戈尔，读到这些词句使我回忆起了二三十年前读他的诗和剧时的碧玉一般的情趣。同室有一位印度人，我很想向他打听一下关于这纪念会的情形，我把报纸给他看，但他很漠然，就好像根本不知道有过泰戈尔这人的存在。那是难怪的，他是一位做车胎买卖的商人，据他说他在孟买有一座大车胎工厂。他也是在等飞机，想飞往开罗。 午后八时顷邵秘书回寓，飞机仍无着落。同进食堂进膳，今夜有舞会，地狭人稠，毫无虚席，但多是英美人，以美国军人为多。值得奇异的，是无论男女，没有一个印度人。不，有的，有的只是印度仆欧，而仆欧里面却没有一个印度以外的人。英美人的世界主人翁的面孔，在这样的食堂里面，特别放大了镜头。 食后与邵同出散步。旅舍门外有不少的印度男子卖花。有一种白色的花颇像茉莉的，有香，穿成长串的花环逢人兜卖。卖花的是男子颇觉稀奇，逢到男子也要兜卖，也值得诧异。因此，卖花的也每每受人白眼。有一对美国兵从旅馆里走出，一位卖花的赶上去，兵的一位把花环拉去，嗅了一下，说：你看我是买花的吗？各自走了。 公园的树木很苍郁，特别在夜里显得有浓厚的神秘味。大概因为昆虫、蚊蚋很多的缘故，公园中很少有电灯。因此在那蓊郁的林木中也少有人去纳凉，虽然在那儿比别的地方要凉爽得多。返寓，已十一时过，在楼下的大敞间里面用饮料。有人在一侧的壁次弹钢琴，拍掌之声时起。弹者乃美国军人，颇为纯熟。一位波兰人走来打招呼，能讲上海话。他说他从上海来，不久要回上海去，夫人是广东人，还留在上海。我问了些上海的情形，他极口称赞上海的繁华，言下不胜回味。我感觉着无聊，各自上楼来了。 六月十四日 早餐时与邵秘书同进食堂，有一人在偏僻的一隅独据一席者，邵秘书说：那是苏联驻重庆的商务副代办，才从莫斯科来，将往重庆，同样在等飞机。 食后与邵秘书同到军部，仍言邵秘书行李过重，尚无回电。 如行李照规定减少，则午后七时即可起飞。不然仍须等待明日。邵秘书仍决定等待。纪念会是明天开幕，反正赶不及，我也反而悠然了。 见报，载希特勒的前任副官肯宁堡谈述希特勒的私生活。希与情妇叶娃·布朗同居多年已有一子一女，而公开场所决不让叶娃出席。但在柏林临陷落前却和叶娃结了婚，据说是好在上帝面前说话。大流氓惯讲伪道德，古今中外竟找不出一个例外来，倒是有趣的事。但希特勒是否已经见了上帝，那真是只有上帝知道了。 午后又同邵秘书往新市场，邵秘书的行李已经过重，但他又买了一些东西。我很佩服他的沉着而且彻底，他丝毫也不焦躁，事事都处之泰然，真是值得佩服。我也买了一个花漆小手提包和一个介壳撇针，想拜托商务副代办为立群带去。 晚饭后邵秘书约出去兜风，坐上汽车足足兜了一个多钟头。 汽车是敞篷的老爷车，不自然的风兜得太久，头部微微作痛。我劝邵秘书停止，但他似乎还感觉着没有十分够味。体力不强，连兜风都不够格，自己觉得惭愧。 六月十五日 早饭后邵秘书又约我同往新市场，邵秘书又买了一些东西。 归途在街头遇陈友仁先生之次公子，能操英语、俄语，均颇纯熟。自言将往美国。我起初把他当成外国人去了。 邵秘书往军部打听消息，我一人回寓。无事可做，甚感焦躁。只好与立群写信，报告了些离昆明以后的情形。不一会儿邵秘书返寓，言今晚七时半即须离此。又算过了一道难关。邵秘书把这消息告诉了我之后，他一转身又出去了，他说他还要买些东西。中国领事馆有人打电话来，自己的两耳重听，听不清楚对方所说的。我只问明了领事馆的地址，公园街十八号，我便一人坐了一部人力车去。会到了陈总领事，他告诉我，英国航空公司有电话通知，十九号有飞机，留有空位。我开始不大明了这个缘故，但想到一定是丁西林在重庆办的交涉，所留的空位一定为的是他，并不是为我。我把这个想法陈述了，并说我当晚就要搭乘美国军用机起飞。把这些话说明了之后，又匆匆忙忙地回寓。我身上只有印度钱一个卢比了，这是坐搭克西车的起码价钱。我便雇了一部搭克西，两眼不断注视着车外的价标器。假使一超过了一个卢比，我就没有办法付钱。还没有赶到旅馆，价标器的字在动了，我便赶快叫司机停车。去钱一个卢比，剩下了两袖清风。 回寓后邵秘书还未回，不一会儿有人送了几口大皮箱和布囊来，是邵秘书赶着去**的。我替他代收了。邵秘书回来之后，帮着他把行李装换了一遍，箱笼焕然一新，由重庆装来的一些帆布口袋和旧皮箱，他便把它们丢了。我感觉着有点可惜。 七时离寓，先到军部，再转吉普车至机场。在机场上为行李过重，又小有一些纠葛，但结果是通过了。 上飞机后准九时起飞。这一次的是客机，座位设备均颇考究。左侧双座，右侧单座，中央为通道。有通气孔，有电灯可自由开闭。我们坐上了第五排的左侧的双座。乘机者仍纯属军人，也有女兵。 三时在新德里下降用餐，休息约一小时后复起飞。 六月十六日 九时顷到卡拉奇（ka achi）。途中所见多系不毛之地，一望砂原，无丘陵可见。河道是泥流。 下机后，在机站上又有警察检查护照，要费两道手续，相当麻烦，但比初到加尔各答时已经客气得多了。检查完毕之后，取得行李上机站楼上的旅舍。机站甚大，除办公房屋之外兼营食堂和旅舍。旅舍一室二床，甚整洁。急行沐浴一次。 离渝八天了，在渝的朋友们必以为我已经到了苏京。参加大会，但谁知我还在这儿上不粘天，下不粘地。 午后三时突然接得通知，将继续航程，飞赴阿巴旦（abada ）。飞机将开往开罗，大约因为要经过红海，在乘机之前，机师将乘客集中于一室，实演救生服的佩带；同时又有电影加以说明。这是预防飞机在海上出事时的万一的准备，佩着救生服的人登上救生艇以免于难。 四时四十分起飞，十一时四十分，到达阿巴旦。足足飞了七个钟头，因系高飞，颇觉寒冷，但等飞机一下地，顿如入了火狱。落宿于白落库第三十五号第八室，室中尤热不可耐。屋顶有电风扇一具，通夜不停。 六月十七日 邵秘书的行李过重又发生问题，在加尔各答的停顿，在阿巴旦又将重演。 阿巴旦在波斯湾的脚底，地属伊朗。这儿应该是古代巴比伦以来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文明发祥的地方，但目前所见全是一片半沙漠的地带。机场有沟渠，是人工挖掘的，只有沟渠两旁有些青草。美国人从别的地方移植了一些椰子树来，在近处造成了一带椰子林，但那些树木都还在方生方死之间。足见在未有沟渠和椰子林之前，完全是不毛之地了。 清早，太阳还未十分上升的时候，也觉得有些凉意。但随着太阳的上升，空气增加着灼热，吹的风好像是在流着火焰。我得到一句类似诗的句子：“六月的火焰流出阿巴旦的黄沙。”想到《西游记》上唐僧取经，经过火焰山的故事，足见作者对于南方气候确有经验，并不是全凭想象。 食堂很大，席面如一次坐满，可能容纳三四百人。两侧壁上有中、苏、英、美四国领袖的画像，以国旗为背景，画着半身。画者的伎俩并不高明，显然是出于爱美者之手。斯大林像有点蹊跷。苏联的国徽是铁槌与镰刀，像中只画了镰刀而无铁槌，而且相互间的位置颇有镰刀加颈的形势。早餐时邵秘书将此幅画像向我指示，表露不满，但我早已看出了那里面的毛病了。画者或许是出于无心吧。 夜有新月在天，这是在这海角天涯的唯一的相识。 六月十八日 时时思念重庆，乡愁不能遏止。 我对于重庆本是极端憎恨，觉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恶劣的地方。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但我今天离开了它，却不免怀着无限的恋慕。我的朋友，我的家，都陷在那儿，那儿就好像我的天国。 昨天的重庆在我还是地狱， 今天的重庆在我却是天堂。 我的亲人们都陷在那个地方， 纵使是热风如火，热汗如汤， 我也愿意躺在那儿的垃圾堆上。 六月十九日 阿巴旦市街离机场尚远，可惜未能前往一巡视。机场内有警告牌示，于恶性疟疾、肠伤寒、回归热之外，有性病的一项。邵秘书告余云：当地的性生活极为糜烂。 热不可耐，在中午以后温度当在华氏一百二十度以上。口渴，室中无水，要到办公站或食堂去才能有凉水可喝，但等你走到那儿喝了两杯回来，已经又不济事了。自己的身体好像整个变成了沙漠，水灌下去立即干没，一珠汗也发泄不出来，这不是沙漠现象吗？汗，大约是未达到皮面便被蒸发了？ 伊朗仆欧时来扫地，只有十五六岁的一个孩子，觉得很可爱。但他已经喜欢吸香烟。他来时，邵秘书便和他做一次宝贵的交易，以一支香烟换取二盅冷水。 ——古代四大文明之一的发祥地，为什么今天成为了这样呢？一个始终梗在我心里的问题，我说出了口来。这儿不是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古代巴比伦文明灿烂过的地方吗？为什么成了这样的沙漠呢？ ——你中国今天又有什么发明呢？出乎意外地那驯如子羔的仆欧这么反诘了我一句，我喝着的凉水好像变成了一瓢热汤。七时得到通知，以为当晚可以起飞了，如获大赦。在小站上把宿舍的账结清了，赶到大站去又为行李生出了一番纠葛，当晚没有飞成，只得又回到小站。前住的宿舍已经另外住人了，换到白落库第三十三号的第四间，房间窄小，里面只有一尊小铁床。交涉的结果，移到白落库第十二号，这倒很大，是一个通敞间，帆布行军床排成两横列，约有六十尊，但一个人也没有。这倒确实是兵房，在前的小间安放铁床的，倒还是低一级的官佐室了。无电风扇，勉强就寝，热得不能安眠。 六月二十日 晨五时顷起床，喉嗓干燥不堪，嘴唇已经被烤焦了。 邵秘书往大站去交涉飞机，我一人留在房里看守行李。不一会儿小站上有人来通知，有飞机飞往德黑兰。我便赶着把行李一切运到了大站上去。邵秘书在那儿等候，他已进早餐，我因肠胃不调，未进食。 飞机于六时三十分起飞，中途停机两次，十时十五分到达德黑兰机场。在这儿，俄国机场与美国机场毗邻，邵秘书下机先到俄国机站上去了，我一个人在美国机站上留守。 在飞行中沿途所见也多是不毛之地。经过一段险峻的山岳地带，那些山岭的形象和色彩都俨如骸炭，峭削嶙峋，不生草木。愁惨的灰紫色有些令人生畏。有的山头带着冰雪，足见得它们的高峻。山下也有些蜿蜒的河道，每每断岸千寻，深谷万仞，想来那些山骨都是些石灰崖，融冰下注，积久崩颓，故形成了那样的形势。 机站很小巧，一个人坐在一只藤条椅上，混混蒙蒙地回味着途中所见。时有和风吹拂，颇觉爽适，气候恐比阿巴旦相差三四十度。 突然一位中国人推开机站前门进来，直接走到我面前向我打招呼。他是驻德黑兰中国大使馆的秘书吕式伦，得到机站的电话，特来接我。并且说，大使李铁铮也来了，在汽车上等待。正在这样说的时候，前门又被人推开，进来一位魁梧的中国人，穿着栗色的西装。吕君即连忙向我介绍，那便是李大使了。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很感谢了他的盛意。 邵秘书把全部行李都取到了，载上了一部吉普车，要到旅馆拏德里去。李大使有意招待我们，想要我们到大使馆去住，邵秘书辞谢了，意很坚决。结果是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先到大使馆去坐谈一会儿，再往旅馆里去和邵秘书同住。 大使馆是租住的，陈设相当堂皇。喝一盏盖碗的中国茶，特别感觉着隽永。真是奇怪，不喝中国茶也仅仅只有十天，就像阔别了十年的一样。 我想写封信回国，但听说至快要两个月才能到达，我大吃一惊。原因是用中国字写的信要经由开罗，在开罗经过检查之后再寄往中国。“行路难”并不专限于人的身体了。 德黑兰周年不雨，农作物的灌溉全靠山雪的融流。听说伊朗**中有专门管水的官，分区给水，颇有条理。 德黑兰是伊朗地主荟萃的地方，街市已经充分现代化了。交通工具多用汽车和马车。虽无电车设备，但亦无人力车。马车马纯系高头大马，便是汉代人所说的“天马”了。街名，店号，门牌号数都是伊朗文，不准纯用外国文字。街路树特别茂盛而壮大。这些都是前任老王的德政。他除整饬了德黑兰的市容之外，还完成了很多公路和一条横贯全国的铁路。这铁路在战时物资的运输上是有了贡献的。老王是亲德派，在这些建设后边自然有德国人帮忙。德国被赶走了，现在据说是在同盟国的势力之下。 单从表面上看来，德黑兰被选为了第一次三巨头会议的地点，实在是再适当也没有。地点适中，气候舒适，生活方便。然而德黑兰也有它的里面。大概的人家都有小巧的庭园，园中除花木之外必备水池，池大者可供游泳。就因为这私家庭园的发达，德黑兰没有公园。德黑兰也没有大学，没有大规模的剧场。饭馆、旅馆的庭园里面大抵有小型的舞台，可供杂耍戏剧等的简单演出。德黑兰人也喜欢吸鸦片烟，连十二岁的孩子都已经有人染上了这种嗜好。鸦片是黄土，据说比印度出产的还要好。鸦片就叫着“阿芙蓉”，原来这样的一个雅名，它的老家就是这伊朗王国。有机会倒很想去参观一下这“阿芙蓉”是怎样吸法，听说也用火烧，但没有中国人讲究。我们真可谓“青出于蓝”了。 王室是大地主，里海南岸的膏腴地带都是王产。甚至连老百姓的住家都要向王室租借，王室也就是一个伟大的房东。这些也都是前任老王的一代所置备下来的，老王同时也是一名大瘾客。老王本来是一位军人，就因为有军队，便升到了大地主政权的独裁者的地位。战事发生后他是在非洲庾死了。 在阿巴旦所发生的疑问，到德黑兰来，算得到了一部分的解决。是这都市的畸形繁荣，地主政权的超度榨取，使农村沙漠化了的，难道不是吗？ 旅馆拏德里在一条大街上，后面也有庭园，也有一座小型的舞台。旅馆兼营餐馆，树下陈列着好些餐桌。在园中与邵秘书同用午餐，馆中用人均能操俄语，在邵秘书甚感方便。餐事不甚佳，蔬菜如黄瓜、番茄之类，均不甚新鲜。用啤酒，五六年来不曾享受了。邵秘书喝着啤酒，一面自言自语地说“苦尽甘来”。足见在阿巴旦的四日间的生活，对于他也没有什么甜蜜的回味。 饭后邵秘书外出，要往苏联大使馆和旅行社去。回寓时甚晚，经过情形，未蒙见告。 夜间庭园中有人结婚，贺客颇多，男女均着西装。新娘入场时，群客皆拍掌。新娘头顶白纱，身着白服，亦一西式婚礼。舞台上有跳舞，有爵士音乐。 六月二十一日 昨夜睡颇熟，半夜醒来，颇觉寒冷，乃将毛毯盖上。 清晨与邵秘书同出，散步街头，余因上衣未烫，只着衬衫。街头行人多着秋装，衣履整饬，领带华丽。着伊朗古装者罕见。苦力佣贩则多着衬衫而无领带。 已不见水牛。多水果店，莓子，樱桃，巴旦杏，触目皆是。樱桃有黑紫色者，颗粒甚大。梅龙瓜已上市。有卖玉蜀黍者，货摊平荷于驴背，四处行动，当街烧熟出售，颇动人食兴。有抱水瓶沿街卖凉水者，水瓶长颈细腹，与印度瓶之短颈鼓腹者恰成对照，而各具美观。波斯人美觉似尚纤细，色彩则爱好青绿，但表现于毡毯者，情趣复稍有不同。 十一时顷武官黄子安来访，黄君乃峨嵋人，来伊朗尚未及半年。余复叩以伊朗情形，因得有所补充。 伊朗今王甚年轻，只有二十五岁。政权操在国会，国会为二百余人之土豪权贵所把持，小党林立，人数和党籍都不固定，今天为某一问题意气投合了便合起伙来，明天为了别的问题，又可以随便拆伙。组织内阁如像轮流请客，今天你做东，明天我做东，换来换去还是在那些人里面兜圈子。只有一个党，叫“人民党”，人数是固定了的，但只有八个人，据说是亲苏的党。目前正在政潮中，内阁还没有成立。 黄君坐移时而去，约于午后三时顷再来，同往参观博物馆。黄君去后，接着便是大使馆的吕式伦秘书来访，吕秘书传达李大使的意思要我到大使的别墅去同用午餐，并请邵秘书同行，但邵秘书不在寓，我只留下条子，与吕君同往大使馆。再从大使馆和李大使一道到城北的山庄。 庄在山下，离城不及十公里。山头有积雪，山下地带较城区更为凉爽。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儿备有避暑的地方，暑间的外交中心便移到了城外。听说，往年的中国大使馆还没有别墅，是今年才租定的。原是一对孪生王子的离宫，这在便宜上倒可称为“孪生山庄”了。 李大使夫人是政治部旧同事张宗良之妹，长沙人，很能饮酒。已有七女一子，带到了德黑兰来的是三女一子，余都留在了重庆。夫人很贤淑，招待客人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们在花园的花树下和公子小姐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嗑了好几种洋酒。我自己感觉着已经有八分的醉意了。回到客厅的时候，李小姐拿出一本手册来要我题诗，我糊里糊涂地写了一首打油诗上去。一开首我记得是“人言此地德黑兰，在我浑如是庐山”，中间有一句是“玫瑰花开六月寒”，最后一句是“归来当使酒瓶干”。以外的便记不清楚了。 饭后曾往附近皇宫大旅社参观，相当富丽堂皇。又在一处酒吧吃了两杯冰淇淋，酒吧有如公园，游泳池颇大，但天气甚凉，没有感觉有入水的必要。由酒吧退出后，寻司机不见人，结果他是到附近去过瘾去了。烟云满面的那位伊朗人司机，我早就料定他是一位瘾君子了。 回寓时已五时过，邵秘书已归，言三时顷曾有人来访，那一定是黄君，自己失约，颇觉抱歉。 晚间庭园中复有娱乐准备，观客络绎不绝。俄而，台上开幕，似话剧，闻系用俄国话表演，演出的目的是为救济苏联战时孤儿募金。 六月二十二日 邵秘书早出，一人留旅馆中。无人可谈，无事可做，无报可读，昏昏欲睡。有伊朗文报纸，自然看不懂。也有俄文报纸，也还是看不懂。自离开了印度以来，差不多就离开了整个的世界。寂寞地在室中徘徊，突然想到希夷（叶挺的字），但希夷还有一个爱女在他的身旁，应该是可以得到些安慰的。 你的笑容呵竟引起了我的悲痛， 每当我把你的写照翻看了一通， 我的泪泉不免要漾起一番波动。 这也许便是我这后半生的受用。 祖国的前途使我呵增加了朦胧， 世界太不平衡，强梁者过于骁猛， 友人说我回时当回到北平城中， 我感觉着这样的预期类于做梦。 本领未免太低，责任又过于隆重， 赤手空拳，有谁能鼓舞我的余勇？ 我好像鱼离了水，飞鸟进了囚笼。 我悲悼安息的文化已渺无遗踪， 招来了一个回音：中国有甚不同？ 知道羞耻的人，试问有何地自容？ 三点钟了，邵秘书还未回寓，肚子饿得不能忍耐了，想用午餐，我便按铃叫人。一位老阍人进来，讲英文，不懂，讲德文，不懂，比手势，他恍然大悟了。他回头去跟我倒了一杯开水来。我又用手势比刀叉式的用法，他又恍然大悟了。他回头去跟我取来一把吊刀。再跟他比手势，他却茫然了。他回头去叫了一位年青的听差来。这位听差也依然不懂英文和德文，但他却懂到我的手势。他回头去给我拿了一张菜单来。但菜单却是我所不懂的俄文。第三次来了一位司务，他却向我说法国语，虽然彼此还是不能畅通，但算他聪明，他跟我把餐事送来了。一生菜，一汤，一牛排，一冰淇淋。——哑子旅行的喜剧。 正在开始吃，邵秘书便从外回来了。他说，他也还没有吃饭。“事情太多，都是为别人的事情忙”，带着很忙的神气这样说，我很羡慕他。飞机的消息他没有提到。 六月二十三日 早食后同邵秘书出去游街，邵往苏联大使馆去了，我便一人由原道回到旅馆。 我听说飞机起飞照例是一大清早，已经十点过钟了，还没有什么消息，我相信今天又不会起飞了。想到一个人哑坐在旅馆里的无聊，又想到昨天对黄武官失约，应该向他道歉，而且还很想去参观博物馆，因此我便决心往中国大使馆去。 在街头雇了一乘马车，我不知道是什么街名，只向车夫指了一个方向，说往中国大使馆。车夫在街上费了很多周折，问了好几次路，算终究把大使馆找着了。武官处本不在大使馆里面，但由电话的通知，黄武官也就乘着汽车来了。另外还邀约了使馆的雇员伊朗人的贝克先生（peke）同路，我们便向博物馆驶去。贝克，人很诚恳，通英、法语，听说对于历史和考古学都颇有素养，参观博物馆，得到了他很大的帮助。但可惜时间太短，没有工夫做充分的研究。 馆中陈列彩色陶器甚多，大抵出土于素沙（susa），有破片，也有许多完整的器皿。色彩，花纹，形式，都和我国甘肃、河南等地所出土的极相类似，二者必为近亲毫无可疑。 有由里海海岸出土的龙泉窑绿色大磁盘，比我所藏的（七年前在武昌费二十元购得者）较小，色较绿，但风味极相近。盘心有莲花莲叶，系隐花，也全然一致。据这看来，似乎我所藏的也是真龙泉了。 安息时代的石刻甚多，多系浮雕。有一石刻大狮爪，甚庞大，照那比例看来，整个狮身会比实物大到一百倍。 有蒙古人侵入时代的蒙古文布告二大幅。一幅捺有“辅国安民之宝”数大印，印大可八寸见方，朱文。另一幅也捺有数印，字较小，只能辨出末尾“之宝”二字。二幅均嵌于木框中，钉诸壁上，但应横置者却被误为竖置，以致篆文愈难辨认，实一遗憾。多***古教堂中的遗物，木刻祈祷盦，《可兰经》文壁毯。陶棺一具，形如中国鞋，细长，有盖，盖上有人头，颇类饕餮。有波斯王与俄军作战之大壁画一幅，嵌于壁，听说是从宫中壁上剜取下来的，陈列在这儿，意思是在表示波斯人的英勇。画中波斯王有大髯，波斯军均作雄赳气昂之态。俄军成方阵，用洋枪，占右上部一角，人颇矮小畏缩。这自然是出于画家的敌忾，落到深染法西斯流毒的前任老王眼里，自然又高兴把它搬出来炫示了。 十二时当闭馆，过了时候了，馆中执事特别优待，不仅陪着我们参观完毕，而且还叫人打开了一间别室。室中陈列的全是中国瓷器，据说是往年一位波斯王到中国去的时候所带回的物品。大抵是清磁，以康熙年代的出品为多。也有几个龙泉窑大盘，色都较绿而形较小。多青花大瓶，也有三彩，器底著大明年号，恐怕是赝物。门楣上悬一白磁盘，上有波斯文，疑是波斯王的署名，是到了中国后自行烧制的。匆遽间忘记了问明国王是谁，是在什么年代。 草草参观完毕，贝克先生在中途告了别，黄武官邀我到公园饭店午餐。名目虽叫“公园”，事实上只是饭店的园子。餐厅纯西式，隔席有一男一女，黄与之打招呼。女的装态颇妖异，黄云“她是德黑兰交际界中的神秘女王，人称为‘公主’，不知道是出自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还是印度的什么王族。她时而穿印度装，时而穿埃及装，交际界中人颇为之倾倒。男伴是犹太人，伊拉克的富豪”。男的是伊拉克人，大概没有问题的，女的在我看来倒像是西班牙人，色白，皮下有相当的脂肪，人矮而不小，那是怎么也不致错误为东方人种的。左颊有一大黑痣，或许是人造的所谓“美点”。单眼皮，睫毛是安上去的。 二时半回寓，邵秘书很惋惜地告诉我，我赶脱了一趟飞机。原来十一时有飞机往巴库，临时决定，要把我送到巴库，再由巴库转机飞莫斯科，目的在使我能够赶上二十四日的莫斯科的胜利游行。四处找我，未能寻得，飞机还等了半个钟头光景，终于起飞了。这一错误使我非常难过，但除自己抱怨自己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话好说了。傍晚我一人留在房间里面，电灯也不想扭开，黑黝黝地坐着自怨自艾。一位不相识的人来访，是苏联旅行社的人。他告诉我，后天清早有飞机飞莫斯科，要我们早做准备。我请他坐，他不肯坐。站着把这几句话说了之后，他又走了。 六月二十四日 去国不觉半个月了，音信不易通，是一苦况。 晨食时苏联旅行社的人又来了，还是昨天来过的那个人。他说，明天的飞机只能让我一个人先走，邵秘书的行李过重不能够同行。明天清早四点半有车来迎接。又说：得到莫斯科的电报，无论怎样，非把我先送走不可。就这样我和邵秘书便不能不分手了。饭后同到旅行社去买票，决定在明天清早一个人动身。 回寓后，大使馆来两次电话，说今天是星期，李大使在孪生山庄招待外交界的朋友，可以尽情游泳，希望我去参加。我因为怕误了行期，只好辞谢了。结果是海维谅坐起汽车来接我，传达李大使的意思一定要请我去。并且说晚上还有一处上流伊朗人的家庭晚会，也希望我去参加，好看看伊朗人的家庭生活。我为这邀约感受着厚谊，但我依然辞谢了。 邵秘书约我出去走街，在太阳光中，差不多走了两个钟头，但总走不掉心中的懊悔。正午十二时过回寓，吃了一些巴旦杏、紫樱桃。 无事可做，只好索性睡觉。糊里糊涂地睡了半天，做了一些不成条理的怪梦。被捕，下狱，出狱，又被捕…… 晚上邵秘书约去看电影，是美国片子，叙一位从征的音乐家被俘，在若干年后又和他已经再嫁了的夫人和女儿团圆的故事。电影场没有屋顶，听说其他的都是露天，这是周年不雨的好处。月亮已渐渐转圆，由影场的左后隅升上，别有风趣。像在这样的晚上能在莫斯科参加胜利游行，是多么愉快的事呵！ 六月二十五日 晨四时半，旅行社派车来接，邵秘书亲自送我到飞机场，我和他握别了。晨风感觉寒冷。有俄国夫人送别丈夫的，临别时果然拥抱。飞机是准五时起飞，也是运输机，乘客只有九位，但行李山积，把机中的空隙几乎塞满了。听说大部分是美国军部的行李。 一个人乘机作哑旅行，回忆到民国三年的年初一个人乘火车往日本东京时的情况。那时候也是哑巴，年龄虽然老了三十二岁，而不能说话的苦味，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同。但那时候是真正的一个哑巴，而现在却不是真正的一个哑巴了。留在日本的儿女，留在重庆的儿女，都在跟着我飞。前者的生死存亡至今莫卜，跟着的说不定只是灵魂了。 生别常恻恻恻恻至何时 孤鸿翔天末天末浮云低 北山有网罗雏稚不能飞 南山无乐土难得一枝栖 哀鸣不相闻冷雨湿毛衣 飞机飞过里海，似乎在沿绕着海的西岸。我坐的一边是背着朝阳的，由对面的窗眼透视出去，时常看见海边，海水碧绿，平静无波。背侧一望无垠，海水在阳光中反射着白光。 七时半到达巴库，油田在平畴中，井橹林立，很像我们四川的盐厂。四川的盐井相传发明于秦时的李冰，在封建时代便能有那样的工业，不能不令人惊叹。但油井却未能发明，而直到今天，四川依然没有第二个李冰，也不能不令人惊叹。 在巴库要检查护照和行李，乘客全部下机，到机站上听候检查。我自己是有苏联大使馆的“照会”的，行李在免检之列。“照会”的内容写明着我去参加科学院庆祝大会，要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凡苏联的官吏和公民，在我往返的途中，都应给我以方便。经检后，机站的负责人应该把“照会”还我，但他却没有还。我向他要，他说是给他的，我也就没有再事追问。到了莫斯科后，反正是不成问题了。 同机有法国的外交官夫妇，人甚和蔼，年龄怕将近六十了。他们的座位和我邻接，我因为略略让过一下座，外交官便事事关切我。我看他在读莎士比亚的诗集，可惜我的英语程度只有看书的本领，不能够和他详谈，甚至连他的姓名，我都客气着没有攀问。 机站的广厅内，在前壁的左右隅，有列宁和斯大林的超等身的塑像，均系米黄色。列宁在右，右手握着《真理报》，左手执着上衣的前襟，右脚前进一步，左脚尖踮着地。斯大林在左，左手扶着回栏或讲坛，右手亦执着上衣的前襟。英气勃勃，但亦和易近人。 广厅左侧的正中处有一通道。乘客被引向这一通道，左转，折入检查室。室的右手一半是食堂，有三张小方桌斜放着。靠右壁是柜台间，食品陈列在柜台上，黄油和黑鱼子都是过天秤称量出售的。 我身上没有一个俄国钱，我也不懂一句俄国话，虽然行李不受检查，我只坐在检查室里看着别人的行李受检查。肚子是饿了，但没有可能向食堂走去。那位法国老外交官和他的夫人坐在食堂里的一席，他看见我一个人在检查室里枯坐，便走来邀我去用早餐。我对他说明我没有钱，他说不要紧的，他请我。我便大着胆子，也怀着谢意，去和他们同席。吃了两片面包，一小碟黄油，一小碟黑鱼子，两杯红茶。外交官给我馈了，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食后等了很长的时间，飞机又才继续起飞。飞得不很高，略略有些簸动。向机下展望，一望青黄色的草原，渺无边际。在草原上有许多不定型的黑团点缀，就像整个的大地，面就了一张豹皮地毯。那些黑团不知道是什么，要说是浮云的投影吧，既不与云团符合，而本身也不动移。（这到后来我知道了，是一些焦炭地面，那儿的黑土是可以做燃料的。）天际有白云成阵，就像四面雪山环绕着的一样。飞到十二时左右，气候逐渐感觉寒冷，听说还要飞五个钟头，我自己发起愁来了。自己身上穿的是夏服，大衣和毛毯都锁在箱子里面去了，而是压在行李堆的脚底的。 一点钟的时候又停机一次，听说是斯大林格勒，但没有看见城市。（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机场离城市还有四十公里。）机场不甚整饬，可以露天大小便，大有东方风味，大约是才经过战事的缘故吧。 应该是进午餐的时候，但我不好意思向站上走去。假使去了，又由那位老外交官为我付钱，那是有点难乎为情的。我便为了面子牺牲了肚子。算好，饿虽然饿，但因天气凉爽，口却不甚渴。在机场内盘桓了一会儿，又回到机上去。因为有人下机，取去了行李，我的压在脚底的皮箱却袒露出来了。我便把冬大衣取了出来，算是把寒的忧愁解消了。 休息了一个钟头的光景，飞机继续起飞。老外交官问我，为什么不进午餐？我只好说不大舒服，不想吃。他是随身带有两件大衣的，一件春大衣，一件冬大衣，他要借一件给我。他说：回头会冷的，你身上穿得太单。我告诉他，我已经把大衣取出来了。他这样在微细的地方，事事关注，使我感激。 原说五点钟左右可以到莫斯科，我便忍饥耐渴地等待着这五点钟。好容易等到五点钟了，莫斯科却没有到。在飘雨，离开重庆以后，才第一次看见下雨。雨有时很大，有时突然又晴了。这晴雨的变化，不用说只是飞行途程的变化。北国是要寒冷得多，飞度并不高，穿上冬大衣都感觉着冷。能把大衣取了出来，真是一件大幸事了。 一直到九时半，才到了莫斯科的中央飞机场。莫斯科虽是阴天，却没有下雨。飞机场上有人来接，我认得的是大使馆的秦涤清和李清盛两位，他们是得到德黑兰大使馆的通知。齐赫文斯基也赶来了，是重庆的老朋友，现在在外交部服务。他的中国话很纯熟。经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其他的几位先生。科学院的代表特罗伊次克，他是一位老学者，胡须都白了，是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栗文松，他是协会的东方部长，很年轻，怕只有三十岁左右，还有一位能说中国话的是苏布拉清太太，她也是属于对外文化协会的。 科学院的大会已经在昨天晚上移到列宁格勒去了。昨天的胜利示威游行，遇着大雨，在军士的游行之后，市民的游行便中止了，但依然是壮观。大会的代表和来宾们在参观了游行之后，便乘着火车往列宁格勒去了。 栗文松部长很殷勤而有力地挽着我，不断地用英国话向我慰问，我感受着兄弟般的情谊。不知怎的，肚子却一点也不饿了。只是坐了整天的飞机，耳朵愈是闭塞，就像自己的脑子，在皮骨之下另外又加上了一层包裹的一样。 在机站上的宾馆中休息，等待行李。在宾馆中又遇着了那对老外交官夫妇，他们也有人来接。我重新对他表示谢意，他又把他的夫人向我介绍了一遍。可惜我依然客气着，没有攀问他的姓名。 同乘着汽车经由通往列宁格勒的大道上驶入高尔基路，途中经过了普希金广场和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一直到了红场附近。在照片和电影里面久已熟悉了的红场，克里姆林宫的尖塔，尖塔顶上的金星红星，都呈着欢喜的颜色在表示欢迎，好像在说：“老乡，你来了！” 是的，我来了。我确是到了莫斯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样。我当然不懂话，但当一个赤子初到他的家的时候，他能懂话吗？ 落宿于红场附近的“国家饭店”（natio alhotel），第二三〇号房。决定明天乘飞机往列宁格勒。十一时入浴一次，热水满盆，为数年来所未有事，正整十二时就寝。 六月二十六日 一觉醒来，已经是大天亮了，看表却才仅仅三点钟，疑心表是停了。上它两手依然是满的，疑心表是坏了。分明天是亮了的，只好起床，但馆内馆外都毫无动静。走到楼口的柜台间去看，挂钟也依然只有三点过。 问题得到解决了：莫斯科天亮得快。 把行李检点了一下，准备只带一口小手提箱去，到列宁格勒是只有三两天的耽搁的。 苏布拉清夫人来了，约我同到食堂早餐。食毕她又告辞而去，她说要去替我买干粮，准备在飞机上用的。 齐赫文斯基来了，手里提着一口皮箱，很匆遽地一进门便向我说：我陪你到列宁格勒，九点钟的飞机，已经八点半了，我们要赶快动身。 我说：苏太太刚才来过，去办干粮去了，是不要等她？ ——等不及了。 旅馆里的执事来了，把行李点交了给她，要她保管，我自己也提起一口小提箱，便跟着齐同志出发。 刚走到电梯口，苏太太抱了一大包干粮从电梯里出来，她说：替你们把干粮办来了。我另外还有事，不能送行。 齐同志把干粮接过了手，随即一同跨进电梯。 乘着汽车到了飞机场，特罗伊次克先生早在，他把旅行证和飞机票交给了我，同时又送了我一个科学院的纪念章，圭形，有撇针可挂，我便把来挂在衣领的左襟上。 到了九点钟，飞机却没有准时到。前线的红军正在部分复员，复员的红军是有乘机的优先权的，因此飞机不够分配。的确，机场上不断有飞机降落或起飞，上下的大抵都是军人，虽然也有少数的公民，但恐怕不及百分之二十。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什么阔佬，这和别的地方只有阔佬才有乘机身份的毕竟不同。 飞机一直等到午后五点过钟才到。 在这期间，我们乘着汽车回到国家饭店去过两次。第一次去取来三种书，《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是预备送给科学院作为纪念的。第二次去取《世界史年表》，以备万一要做报告时的使用。 带来的干粮也在三点钟的时候打开来吃了。面包、黄油、干酪、香肠、还有茶叶和干饼，后两者留着没有用。特罗伊次克先生，我们也请他吃了。他在机站上足足陪了我们一天，我过意不去，请他老先生先回去了。 最后我们还巡览过莫斯科的市容。到过红场，从列宁墓前经过，再沿着莫斯科河，把克里姆林宫绕了一转。“克里姆林”据说就是堡垒的意思，是蒙古人侵入时开始建筑的。也到过体育场，把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入莫斯科时所住过的那间屋子也绕了一遍。 依然是运输机。沿途都是低飞，足足飞了三个钟头，飞到了列宁格勒。阿列克塞也夫院士和另一位科学院的代表在机场上迎接。我坐上了阿院士的车，齐同志和另一代表同车，向市内驶去。阿院士是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大家，今年六十二岁，苏联的汉学家差不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从前到过北京，所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曾翻译司空表圣的《诗品》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能讲中国话，但他的中国话每每是纯粹的文言。身体很魁梧，衣服很朴素，用着一只丁字形的大手杖，很有些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袁同礼、顾颉刚、马衡诸君无恙乎？阿院士在车上问我。 我回答道：无恙。诸位都在重庆。 ——胡适博士，近来见解有变乎？ 我不明白所问的是何种“见解”，踌躇着没有回答。 ——他认为施耐庵高过司马迁，《水浒传》胜过《史记》，不免是偏激之见哉。司马迁毕竟是大天才，《史记》是一世界大杰作。我没有表示意见。在我看来，两位古人都是伟大的作家，两部书也都是伟大的杰作。这或许骑墙得一点，但事实上是时代不同，性质也不同，我们似乎可以不必强为轩轾。 阿院士说他打算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用外国文写中国文学史，首先须得把中国历代的代表作翻译成外文，这是一项极艰剧的工作。阿院士正不辞劳苦地在从事着古典作品的翻译。他翻译了陆机的《文赋》，谢庄的《月赋》，宋玉的《风赋》等，甚至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之类也翻译了，实在是值得惊佩。阿院士也主张翻译一定要信、达、雅，而特别注重雅。假使失掉了原文的美，那就等于把原文糟蹋了。他这样说。 汽车停到了加斯妥里亚旅馆（hotelcasto ia）的门口，把房间看好之后，阿院士和科学院的代表告退了。房间是三二四与三二五的联号，一共是三间，一间客厅，一间寝室，一间洗澡间，陈设颇为堂皇，有点像王宫的感觉。但听说当列宁城解围之后，久经饥饿的市民曾被收容在这里疗养，久的有住了三个月才恢复了的。 到食堂里用晚餐，各国的学者差不多都聚集在这儿，但也有趣，大抵总是依着自己的国籍，自然而然地分据着个别的席面。各国的新闻记者都有，同样地受着招待。在这儿遇着胡济邦女士，她是大使馆的职员，以新闻记者的资格出席的。在去国之前邵力子、王昆仑和戈宝权兄都曾经向我介绍过，我到了这边，便可以请她帮忙。满以为在莫斯科便可以见面的，是她先到列宁城来了。她的身材不高，两颊和嘴唇的胭脂很红，眼眶染着蓝黛，头发蓬在前头像宫女髻，一身橙红色的西装，这在我习惯了看阴丹布的眼睛不免有点眩晕。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李约瑟博士（needham）也碰见了。他看见我很高兴，他说：你来得真好。大家都在说，为什么中国学者没有人来，我做过两次报告，都是替中国学者说话。我差不多成了中国代表。 李博士把几位英国学者给我介绍了，其中一位是赫胥黎。他是《天演论》的作者的孙子，和威尔士父子合著《生命之科学》的一位生物学家。 饭后齐赫文斯基同志回家省亲去了。齐同志是列宁城的人，他的父亲是军医，听说在围城期中他一直是留守着的。胡济邦和另一位中国记者来访，后者是朱庆永，曾经做过中大教授，他现在是中央社社员。 ——你有什么表示庆贺的东西带来？胡济邦问我。 ——我只带来了我自己著的几部书。 ——别国的学者都有很精致的“祝词”，在大会上当场诵读了之后，便奉献给科学院，你有准备吗？ ——丝毫也没有，我有点着急了。来的时候，走得很匆忙，大家也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上来。 ——回到莫斯科去再想办法吧，朱庆永插说着，在大使馆里面总有办法可想的。 ——别国的学者差不多都做了报告，你怕也免不了的。 ——有必要时也可以做，关于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东西，我还可以应付得来。 还讲了好些别的话，我提到昨天德黑兰到莫斯科的一段无钱哑旅行，彼此都笑了，胡济邦便把她的手提包打开，取出了几百个卢布来递给我，她说：请你留用吧。 但我想，反正在这儿做客，用不着钱，我便辞谢了。 六月二十七日 晨六时起床，趁着齐同志还在休息的时候，我赶快写了一篇《祝词》和一封致科玛洛夫院长的信。我的《祝词》，是在信笺上用钢笔写的，没有装潢，并不精美，但其中包含了我自己的诚意，而且我相信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的诚意。 祝辞 全人类都在景仰着苏联的伟大的成就，在不足三十年的期间建立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全世界都在庆祝着苏联的伟大的胜利，在不足四周年的爱国战争中把最凶顽的法西斯野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灭了。 这空前的成就和胜利绝不是偶然的。今天我们迎接着苏联科学院第二二〇周年纪念，恰巧提出了一个极深长的启示。在这儿，科学是纯粹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人民结合了。 这便增加了科学的力量，也增加了人民的力量。这便是苏联的建国成功和抗战胜利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苏联科学院在彼得大帝的雄图之下成立，在人民领袖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促进了这科学与人民的结合，我是衷心庆祝而景仰着的。全中国的人民和学术界都是衷心庆祝而景仰着的。我愿意把我们的声音传达出来。 我们敬祝苏联科学院的伟大的成就，苏联科学院领导着世界文化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发展，使人类理智获得永远的胜利。 苏联科学院万岁！ 苏联科学院的领导者们万岁！ 伟大的人民领袖，科学的开拓者与保护者，斯大林万岁！ 苏联科学院惠存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晨于列宁格勒 郭沫若敬祝 天气异常晴朗，按照大会的日程，今天是参观郊外的名胜和战迹，恰好是最适宜于郊游的一天。九时顷出发，在大旅社门前有不少的小汽车和公共汽车。我们坐的是公共汽车第一号。已经上了车了，李约瑟博士来和我打招呼，他告诉我，立地要回莫斯科去了，并为我介绍了一位美国学者卜蒲（pope），他是考古学方面的专家。我们从汽车窗口上匆匆忙忙地说了几句。 ——中国的青铜器，卜蒲说，其实是导源于波斯，在古代巴比伦的时代传到中国去的。 ——我在大体上同意你这个意见。 卜蒲听我这样说，他非常愉快地又和我握一次手，表示感谢。他也要回莫斯科，而且还要到德黑兰去，要去赶飞机，等不及让我说出我的意见，便又握手告别了。 我说“我在大体上同意”，这是应该加上很长的说明的。中国的青铜时代，有确凿的地下证据的，是从殷代末年开始，但殷代的铜器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必然还有它的先行时代无疑，而这先行时代在中国境内还没有找出。或许是来自巴比伦吧？已经有彩色陶器留下了上古中西交通的纪录，这部纪录也未始不可以用青铜来做它的篇页，但可惜卜蒲的证据我没有详细问明。不过据我在德黑兰博物馆的观察，彩色陶器的联系虽然毫无问题，而铜器的沟通却没有得到那样的联想。 汽车出发了，似乎是向着东南方在走。有俄、英、法合璧的说明小册以为向导。汽车里面又有一位女向导员，人很年轻，英文异常流利，每到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便用英文来说明。她把说明小册的英文部分似乎已经读得来倒背如流了。 市内看不出什么战痕，破损的房屋多被修复，有的虽还在修理，但也破坏得并不厉害。一到近郊，情形便完全两样了。街道上还有堡垒正在拆毁，拆毁的人听说就是德国的俘虏，真可以说是“作孽自受”。铁轨的三脚架，钢骨水泥的三角锥，四处都是。铁轨是从火车道或电车道拆下来的。三角锥被称为“龙齿”，是阻止坦克的障碍物。这些大体都是德国人留下来的。工场地带有好些大建筑还只剩下残骸，时而有未遭摧毁的起重机，就像恐龙的骸骨一样，伸长颈子在天空中耸立着。 在普尔珂夫山下停了车。山，只是一带很平缓的小丘陵，但在这儿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山上本来有天文台，完全被摧毁了。立在山头，在左前方，远远可以望见列宁格勒全市。山上的草木和中国境内所见的毫无差异，车前草、蒲公英、连翘、蓟团之类，好像全未经历过浩劫的一样，在炸坑的绝底也畅茂地生发着。新闻记者们不断地摄影，各国的学者，有的女的或眷属，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摘取一束野花在手里，显示着郊游的满足。 最辛苦的是女向导员了，不仅时时要向自己所接待的宾客指点并说明，而那些宾客们一下了汽车，就像散了的羊群一样，要团结在一道，却不很容易。在和平时代回到了自然界中来，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学者们，也都好像变成婴孩一样了。 胡济邦也拿着一个莱卡杂在记者群里面拍摄，她想照我的相，似乎对不准镜头，旁边一位南斯拉夫的记者帮了忙。胡济邦走来向我说：好些外国记者都在探听你的履历，究竟怎么介绍？她为这事很着急，但在我很淡漠的。假使对于我毫无认识，就介绍了，也等于明日黄花。 回到汽车上的时候，乘客很不容易聚齐。就在这等客的时间，一位塔斯社的记者，经过齐同志的介绍，要我发表感想。我便把我的感想略略整理了一下。 到了普尔珂夫山，才见到战事的激烈和德寇的凶顽，同时也才见到苏联人民和红军的英勇。山川草木和我的故国很相仿佛，尤其是仿佛江南的风光，我到了这儿，也就仿佛到了江南。像这样战斗激烈的地方，在江南也有不少，但到今八年了，我们还没有把日寇赶走，我们的同胞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在我钦佩苏联的人民和红军的另一面，我深深感觉着惭愧。 汽车驶向另外一条公路，开到了普希金宫，又停下了。这原来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夏宫，在他未即位之前的一七九六年伽德琳二世女皇时代建立的，是建筑家卡莲序（qu-a e ghi）的杰作。宫外有普希金读过书的贵胄学校，壁上有“普希金读书处，一八一一——一八一八”的铭刻。大约就因为有这样的缘故吧，宫名是改用着诗人的姓氏了。 宫是二层楼的建筑，巴洛克式的，内部毁坏得最为厉害，所有的壁画和装饰全被拆毁了，嵌木细工的楼板，几乎没有一片是完整的。宫中有教堂，是伽德琳女皇祈祷的地方，也毁坏得不成名器。原有的一间中国室，其中所陈列的全是中国出产的物品，家具纯全是竹制的，竟连影子都没有了。 和宫内的巴洛克式布置极尽了人工美的成对照，宫外的庭园却很能发挥自然美。有湖水湾环，可以弄舟。湖畔绿草如茵，林木参天，时闻清脆的鸟语。林中在前原有各种大理石小雕像的配置，已被毁弃，但在外表上看来，倒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亏损。临湖有一座长方形的水殿，大理石造，有好些小雕像也被残毁了。壁上斜乱地刻画着西班牙文：“不许小便”。这类的字样有好几处。听说围攻列宁城时，西班牙的蓝色师团是驻扎在这儿的。 要走了，年青的女向导又在那边团结宾客，这一次比在普尔珂夫山上更要困难了。各车的人混合在一道，有的还流连在宫里，有的已分散在林中，有的搭上小汽车索性先回城市去了。我同齐同志两人也想先走，便向女向导告辞了出宫，但没有搭上小汽车的方便。 宫外有一个小型的广场，临街有一些长椅以备游人的休息。在和普希金宫成斜对的街角上有一个小型的公园，里面有普希金的铜像，那还是学生时代的普希金，身着长大衣，倚坐在一个长椅上，脱帽置于其侧，前有遮阳，形如军帽。诗人似在思索，或是疲倦。据说这是一九〇〇年雕刻家巴赫（bach）制作的，战时安全地被掩埋了，最近才恢复了原位。 我也有点疲倦，并不是有意模仿普希金，便退回到广场，也选了一个长椅来倚坐在上面。是要准备做诗吗？不，只是等候着同车的人聚齐。 四点钟的时候回到了旅馆。用过中饭后，齐同志又约我去游览市容，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就在旅馆附近的街心，立着尼古拉一世的铜像，端整地骑在马上。齐同志说：这位反动的沙皇应该把他拆毁的，但为保存艺术品的关系，把他保存了下来。 铜像正对着伊萨克教堂，转过教堂的那一面去，在不远的一段园地上又有彼得大帝的铜像。大帝骑着奔马，马的后脚踏着一条蜿蜒的长蛇，前脚双举，仿佛要腾空而上。这是十八世纪的名雕刻家华里珂涅特（falko et）的杰作，把彼得大帝的雄图大略，充分地形象化了。蛇是象征波罗的海，寓意是要踏破波罗的海的封锁。 两尊铜像都是骑在马上的，而且同向着一个方向，因此在列宁格勒市民的审美眼中又把它们构成为一个联图。齐同志告诉我，列宁城有一句俗语，叫作“矮子想追革命家，被教堂挡着”。这话里面具有着深刻的批评，“矮子”自然就是尼古拉一世，这样不开明的君主要想步彼得大帝的后尘已经是一个妄想，而不幸在这中间还有一座“教堂”挡路。 列宁城整个是在涅瓦河的三角洲上，市中河道与桥梁很多，特别在滨海的地带被分划成无数的洲岛。有一区域被称为基洛夫群岛，是为了纪念基洛夫（ki ov）而得名。岛上有森森的古木，优美的花圃，各种文化娱乐的场所，是工人们休息的地方。人工美与天然美，配合得十分妥帖。在那儿闲步着，沿着皎洁的阳光，吸着清新的空气，耳之所接，目之所承，我感觉着都是一片的闲适。 有一处临海的平台，有石栏可凭眺。石栏的两端有两个狮子相对，前腿的一只在戏弄圆球。平台的两侧有石级，可步入海中游泳。我们也在这儿凭眺过一刻，海水在夕阳光中反射着璀璨的虹彩，只微微漾出一些舐岸的声音。 游人很稀少，大约因为不是星期，或许也怕是列宁城市民伤亡太重的缘故。在围城两年的期中，听说连饿死的也在十七万人以上。因此，这样的英雄城市在外表上却显示得异常肃静，和莫斯科的印象不同。 齐同志说：他是列宁格勒人，他喜欢列宁格勒。我虽然不是列宁格勒人，让我平心静气地说一句话，我也喜欢列宁格勒。七点钟的时候到市**去，应市长的邀宴。市**就是有名的士摩伦宫，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指挥作战的地方。来宾怕有两千人的光景，苏联科学院的各位院士、外国的学者、保卫列宁城的各位英雄，及其他。 在前厅里面宾主云集当中，我第一次会见司徒鲁卫先生，他是奴隶制研究的专家，担任着科学院东方学院的院长。身体魁梧，腰背挺直，头发已经斑白。他是非常有礼貌的；他不通中国话，我们的交谈，全靠齐同志翻译，每逢说话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他一定要把右手掌举到胸前敬礼一次。他说：“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形成了例外。”我的一些粗枝大叶的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他差不多都知道，愈见增加了我的敬意。 由前厅的正面通到横长的食堂，主席设在左侧，席后有舞台装置，宾席是四列横队，与主席成垂直。我们坐在第七席上。和我对面坐着一位老画家，也是科学院的院士，他向我问到徐悲鸿。他说：徐悲鸿往年经过莫斯科，他们曾经见过面。（这位老画家是很有名的，可惜我忘了记下他的名姓。） 市长很精干，主持觞政，甚有条理。每逢酒过一巡，即简单发言，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科学院的学者、各国的来宾、红军、红海军、各业的英雄……而干杯。每提名一次，全场即鼓掌应之。发言者均简短，不做长篇大套的演说或“训辞”，即此已是值得效法的一件大好事。 市长的旁边坐着科学院院长科玛诺夫院士，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须髯都已经全白了，行步虽然要人扶持，但精神尚属矍铄。各国的学者们都轮流着去求市长和院长干杯。阿院士走来，特别引我去向市长与院长介绍。市长异常高兴，称我为“中国人民的代表”，立刻干了一杯。植物学世界权威的科玛诺夫院长，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研究过中国的《本草》，我对于中国的植物科学向来表示敬意。”老先生的话是很诚恳的，中国的《本草》确是一种带有科学性的药用植物的研究，可惜自明以后这项研究便沉沦了，刻本是依样葫芦，事实上是连“样”也走了。医师，认真读过《本草》的，就没有好几位。 菜是很丰盛的。舞台上有歌舞和音乐助兴。酒是不断的醴泉。伏特加、香槟、葡萄，长筒的枪弹，尖底的圆锥，不断地向嘴里射击。我自己感觉着有点不能支持了。但我看见那些老教授们却是愈来愈见精神焕发，秃着的头迸射着珍珠，在电灯光下放着虹彩。有的互相拥抱，接吻接出了声音。齐同志告诉我，这是俄国的旧礼节，年轻的人就不来这一套了。我自己大约是已经不年轻的缘故吧，很想去抱着那些老教授们接吻，但我还是忍耐着了。十一点半了，朱庆永走来告诉我：他得到一个消息，宋子文已经由重庆起飞。他担心我醉倒，促我退席。退席的人已经很频繁，我们也就和齐同志一道退席。走出大门的时候，看见胡济邦的背影，被两位外国记者搀扶着，上了汽车。朱庆永说：她已经喝醉了。 天还没有黑尽，列宁城真可谓不夜城了。 六月二十八日 照日程今天上午是参观巴甫洛夫研究所。这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脑子的作用，有名的制约反射说便是巴甫洛夫所倡导的，他逝世后，他的业绩为承继他的学徒们所承继着。我是学过医的人，对于巴甫洛夫的研究很感兴趣，很乐意去参加这一项的参观，但在八点钟的时候接到阿院士的电话，十一时在东方学院有学术报告，要我去参加。我是东方人，关于东方的学术报告，我自然非去参加不可了，于是我便放弃了前者。 早饭后与齐同志乘车再游基洛夫群岛，这样开朗、清和，而又闲适的地方，实在是得未曾有。或许在时季上也有关系吧？阳光和蔼，空气清醇，使我相信了在地上确是有天国。 十一时到达东方学院。会场在三楼的一间长条房间里，当中一张长案，四面围坐着听讲的人约略有四十人光景。司徒鲁卫院长主席，他在致开会辞中特别提到我，把我详细地介绍了一遍。报告者一共是三位。首先是一位老学者报告关于伊朗古文书的研究。其次便是阿院士，他把他所翻译的《月赋》、《海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滕王阁序》，逐次地朗诵了一遍，腔调异常的铿锵。读着《好色赋》的时候，听的人都发了笑。在这时主席宣告中休，但在休息之前允许了我临时发言，表示我的谢意。主席在刚才的开会辞中，对本人特别表示欢迎，我非常感激。我这一次受到邀请，来参加苏联科学院的第二二〇周年的庆祝大会，我是怀抱着玄奘赴印度时的那样的心情来的，可惜在路上耽搁太久，失掉了许多宝贵的参观和学习的机会，实在是一件憾事。 但我今天来参观东方学院，拜听了各位先生的报告，我得到了很多的教益。苏联学者在研究学问上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审慎的方法，我将要带回中国去，使中国的学术界也能够兴盛起来。科学要为人民服务，科学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人民要被科学武装，人民才会发挥伟大的力量。这科学与人民的结合，只有在苏联是确实地做到了。这种实践的精神，我也一定要带回中国去，使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学术界，对于今后的世界文化能够做出新的贡献。我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学术界托我带来了一个希望，便是希望中苏两国的学术界能够得到密切的联系，中苏两国的人民能够更加增进亲密的兄弟般的友爱。 胡济邦也在听讲，她向我进言，报告完毕后，应该去参观阿院士的书斋。我同意了，她便也征得了阿院士的同意。在我发言之后，阿院士先走了，说回头开汽车来迎接我们。中休之后接着是史登博士（d .stei ）的《管子与希腊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我非得静听不可。在听讲中阿院士曾经来催过一次，但我不便中途退席。这样竟使史登博士特别加速了他的报告的语调，我心里很感觉着不安。报告将近一个钟头完毕，毫无疑问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可惜我不通俄语，只能靠齐同志和胡济邦告诉我一些大意。齐同志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只说关于《管子》一书的年代没有明确的判定或许是白璧的微瑕。《管子》书并不是管仲做的，也并不是春秋时代的书。关于这个问题，有罗根泽所著《管子探源》，有参考的必要。这书虽然也并不就是结论，但它确实提出了好些新的问题。 等史登博士报告完毕，我们走下楼时，阿院士已经走了，听门上的人说，他回头再来。我们便在楼下的一室参观苏联科学院自成立以来的关于植物学方面的出版品的陈列。两百多年前的珍贵的出版品很不少。在还没有参观完毕的时候，阿院士又乘着汽车来了，我向他深深地道了歉。 阿院士的书斋里面所藏的中国书很多，壁上有黄庭坚所写的诗，是拓本。阿院士说，他喜欢黄庭坚的字。又说，“入其室即知其人矣”，确是这样。蒙以中国茶款待，一面饮茶，一面谈到中国和日本的茶道。日本的茶道，我认为是从潮州、福建等地输出的。因而便谈到韩愈。阿院士说，中国人所供的财神在南边的恐怕就是韩愈。这见解很新鲜，我没有详细问明根据，或许是因为韩愈有《送穷文》的缘故吧？临行，阿院士把他所翻译的《诗品》和《聊斋》一样送了我一本，还用汽车一直把我送到了旅馆。 中饭后与齐同志两人往参观列宁博物馆，馆内所陈列的系列宁城保卫战的战绩。双方的各种武器，各种详细的数字，立体的平面的各种模型图和各种地图，把整个战况活现在参观者的眼前，设计的缜密灵巧实在值得惊叹。 在围城的初期，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时，一切供应线都切断了，只有靠空运救济。但这供应量不够分配，全城的居民在这时期饿死的人很多，有全家饿绝了的。馆内在一个玻璃匣中便陈列了一例。那是一位姑娘的日记，她用铅笔记下日期和时刻，那一天她的亲爱的祖母饿死了，那一天是她的妈妈，那一天又是她的弟妹，直到没有日记的一天，当然就是她自己死了。就这样，七口人家一共死绝。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东北方的拉多加湖结冰了，冰上便开出了一条运输路来。然而在这冰路上却依然发生了障碍。冰已经结得够厚了，司机们照着自己的经验以为可以毫无问题了，然而汽车驶去往往陷进冰里。在这儿便表现了苏联科学家们的威力。科学家们被召集了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约斐教授的研究室里也终于得到解决。 汽车在冰上开过的时候，它所引起的振动对于冰的破裂有重大的关系。这种振动以每小时约二十英里的速度进行。假使汽车的速度快于每小时约二十英里，那便没有问题。假使是缓于每小时约二十英里，那便是在振动上加上了汽车的重量，结果便起破裂。 问题一阐明了，困难也就得到解决。冰上行车的规程便有了新的订正。每小时的速度不能小于二十英里。前后两车之间至少要相隔若干的距离。不得由对面驶来的车旁边驶去。 这是苏联科学战胜了自然，战胜了法西斯的一个宝贵实例。在回莫斯科之前，齐同志要去向他父亲告别，我便要求去拜见他的父亲。在这儿我看见了苏联的家庭，父子之间非常动人的情爱。 家是在一处僻静街道的楼上，当我们的汽车驶到门口的时候，齐同志先上楼去通知。有七八个男孩子走来围着汽车张望，我便把汽车门打开，欢迎他们到车上来。他们非常的高兴，一下便把汽车坐满了。司机只是笑。苏联的孩子们非常天真，他们对于外来的人并不感觉生疏，不用说更没有丝毫侮蔑的情态。他们真好像是生在乐园里的天使一样。我爱他们。像这样在自由的天地中所陶养出来的第二代，应该说是真正的人类的开始吧。 齐同志下楼来了，他看见一车的小孩子，开朗地笑了。“苏联的孩子们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得没有王法。”他这样说。我们上楼去了，车子就让给孩子们占领着。 齐同志的父亲是很魁梧的一个人，他以满腔的诚意接待着我们，非常的兴奋。他忙着这样，又忙着那样，一面吩咐着他的一位新续弦的夫人，一面又自己动手，想用尽一切的方法来使我们熨帖，使我们满足。他本是普通医师，战时担任军医，现在也还是。围城时他自然没有离开。住宅壁上有好些弹痕，他一一指示给我们看了。室中的餐桌上已经陈出了餐事。我们在旅馆里吃了中饭才不久，实在没有方法再吃，但经不过齐老的恳切劝侑，结果还是喝了三杯伏特加，又喝了一杯咖啡。夫人也很殷勤地款待着。她亲手做了一个大蛋糕，截了一大半来包好，要我们带到火车上吃。 ——因为你在中国，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便续了弦，你不反对吗？齐同志把他父亲对他说的话翻译给我听。 ——这是父亲的事，我无权过问。他又说：我是这样回答了。父子之间这样的毫无隔阂，实在是美丽的事。像在我们中国，上了年纪的父亲便每每武装着自己就跟硬壳胡桃一样，续了弦，谁还会向你儿子道歉呢？你要反对吧，扭着耳根向后母叩头就是。到莫斯科的火车有八点和十点的两趟，八点的是特别快车。我们为了要去赶这趟快车，便只得匆匆告别。齐同志和齐老拥抱了。我也和齐老拥抱了，他不断地说“谢谢，谢谢”。我们下了楼，孩子们从车里下来了，其中的一位搂着我要和我拥抱。我们也拥抱了。差不多每一个孩子都拥抱了。齐老夫妇站在楼头的月台上送别，邻室的人都出到月台上向着我们挥手。小朋友们等我们的汽车开动之后，还追送了一程，喊着“乌拉”！ 八时前一刻赶到车站，是特别快车“红色的箭”。起初被分配在第一列车，四人同一车室，其余二人系新闻记者。继经齐同志向车长交涉，上车后在鲁班站上换到最后一列车，二人一室。室内宽敞，有寝台，有盥洗间，甚感舒适。 沿途所见均是战场，森林和村庄多整个被焚毁。铁桥被炸断，尚未修复，系用临时架设的木桥代替。本是双轨的路线，现也只是单轨，因为有一半被德寇拆去做工事去了。因此车行颇缓，平时十个钟头可以到达莫斯科的，现在需要一倍以上的时间。 六月二十九日 夜在车上睡眠，颇为安稳。六时顷醒来一次，继复入睡，再醒已八时，齐同志已先起床。 盥洗毕，将昨日所受干粮复行分食。齐同志对于中国外交史很感兴趣。他在研究“孙中山的外交政策”，准备作为考副博士的论文，不久便要提出了。将来的博士论文还是想取材于外交史。他谈到《鬼谷子》，我告诉他是伪书，就是苏秦的存在都成了疑问，中国的学者和外国的学者，近来颇怀疑苏秦是小说人物。中国外交大率起源于春秋列国盟会，至战国时而成为纵横捭阖，秦汉以后的四裔交涉，或则和亲，或者用武，视彼此国势而定，殊无原则可言。车至加里宁站时，做第二次停车，天雨。站上有复员的兵车，系由前线凯旋者，人人皆有喜色。 午后一时顷到达莫斯科，天仍雨。齐同志送余至国家饭店，已改换至二三二号室，有浴室设备。室在三层楼的东南隅，颇深邃。窗外即是美国大使馆的**，停了不少的汽车。齐同志以电话通知对外文化协会之后，便回外交部去了。 傍晚有人送戏票来，是科学院招待全体外宾，在国立剧场看歌舞。同时齐同志也来了，他是来陪我到剧场去的。他说：“今天是最后一次奉陪，明天宋子文要到，外交部的事情要忙个不停了。”同赴剧场，座位在二楼第十五厢，就在当中的旧皇室间的右手第一间。一个包厢中有七个座位，正前凭栏有三座，阿院士和我和另一位老将军。阿院士昨晚乘的是十时的火车，刚到莫斯科没有好一会儿。 剧场甚为壮丽，全部红漆飞金，光彩夺目。舞台正面垂着红色海虎绒幕，也是金线全面绣花。一共有九层楼，大概可容纳三千观众。 歌舞节目分两部分，第一部现代形式，第二部民族形式。在第一部里面有一项节目是男女合舞，男的名梅瑟勒尔（me-see e ），女的名列拜辛斯卡亚（lepeshi skaya），听说都是第一流的大舞星。舞毕大受欢迎，安可儿者数次。 ——君对此跳舞乐乎？阿院士问我。 我看阿院士不曾拍掌，揣想他是不甚感兴趣的，因此，我便笑而不言。 阿院士自言自语地说“无礼”，接着又说了一个“无耻”！接着是一项女高音独唱，也博得热烈的喝彩，也安可儿了好几次。 ——君对这歌乐乎？阿院士又探问我。 我依然笑而不言。停顿了一忽，阿院士这样说：“喉咙大，吼得高！” 中间有一段休息时间，离开座场，在外围的游廊里漫步，遇着特罗伊次克先生，他告诉我：丁西林已经到了，但他还没有见到面。游廊壁上满悬着科学院列位院士的放大相，阿院士的相也在里面。这些文化英雄们受着国家这样的表扬，令人更深切地感觉，苏联并不单是红军的国度，而同时是学者的国度。 第二部的民族舞，以前在电影里面，虽然不止一次地早就观赏过，但实地的印象毕竟不同。奇异而艳丽的装束，淳朴而开朗的表情，原子能放射式的动态，炫目，开心，令人无条件地陶醉在欢乐的海洋里。在看过一次乌克兰舞之后，阿院士又问我，乐乎？我这一次没有隐藏自己的意见了，我说：“这是艺术上的集体农场，农民艺术的高度组织化。”但我这样说，似乎没有得到阿院士的同感，他丝毫也没有表示意见。阿院士似乎很受了宋明道学家的影响。 十二时顷回寓，雨已经住了。丁西林确是到了，和我同室。 他交了一封信给我，是立群的信。 六月三十日 立群的信是六月十二日写的，内容很简单，但却紧紧地抓着了我。我翻来覆去地读，已经能够暗诵了。 你安心地去完成你那伟大的使命吧。家中一切都平安，只是寂寞得难受。因为你走的路太远了，怎么能够安定呢？同你在一起的时候不觉什么，事实上分开了真觉得自己是一条迷了路的小羊，既年青又无智。唯一的希望是你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并时常能得到你的消息。你走之后，即接到公家发给的三千美金外汇，此款在重庆不能兑现，拜托丁先生将汇票带去，你在那边设法吧。期限只一年，过时便将作废。…… 相别已经三个星期了，汉英的学校应该是放暑假的时候。文委会已经裁撤了，我又不在家，恐怕他们要下乡去住都不可能了。假使全家能同到莫斯科来，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呵！单是这凉爽的气候已经就是很可宝贵的了。这儿的天气只抵得上重庆的晚秋。十二时顷中国大使馆有车来接，我和丁西林两人同往克鲁泡特金巷访问傅大使。适逢其会，阿院士也在。阿院士和傅大使很能谈得上来，在列宁格勒时他曾经告诉过我，“傅大使很有文采”。不一会儿阿院士告辞了。傅大使留我们吃中饭，据说三点钟的时候，宋子文和彼得罗夫大使将要到达，大使馆的人都要到飞机场上去迎接。他要丁西林和我也同去。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先到飞机场，适逢波兰总统刚走，机场上正把波兰国旗换成中国国旗。 不一会儿外交部次长洛索夫斯基到了，人很矮，戴着眼镜，须发都斑白了。假使不是穿的官服，很像位大学教授。他说，他到过汉口和上海。我忽然想起，那是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的事。那时候北伐军已经肃清了长江流域，第三国际工会曾经在汉口开过一次太平洋劳动大会，洛索夫斯基当时是国际工会的书记，我在汉口曾经听过他的演说。隔了将近二十年，世界几经沧桑，洛索夫斯基也老了，但他那慈祥恺悌的面貌是愈见发福了。莫洛托夫也到了，各国的使节也到了。有乐队和仪仗队。摄影师们在不断地工作。 ——难得我们碰着了这样的一个场面。丁西林在一旁对我说。三点一刻钟的时候，空中有拍音，飞机果然到了。迎接的人簇拥上去。握手，握手，握手。在中国使节团之外有彼得罗夫大使，米克拉雪夫斯基参事，伊三克秘书同行。米参事告诉我：有封信，回头给你送去。 宋子文当场讲了话，也翻译了。仪仗队严整步伐，致敬。大家分别坐上汽车。 大约是在火车上受了凉，我自己有点伤风的气味。胡济邦说她有药，便也同车到大使馆，把药取了回来。回寓时已四时将近，正想休息，大使馆一位姓唐的来了，他说对外文化协会欢宴外宾，要我们赶快去。我们说是明天下午两点钟。他说，不是，是今天。但在清早九点钟的时候，苏太太来电话，不仅我一个人听成明天，就是丁西林也是听成明天的。我们在电话里面还追问过好几次。姓唐的坚持着是今天，而且对外文化协会正在找寻我们。这样，又只得赶到协会去。果然是今天的招待，外宾们都在散了。在这儿，苏太太、栗文松部长、凯缅诺夫会长很恳切地接待着我们，在别室里特别又为我们整备了酒肴。有了这一错误，多少感觉着有些不安。苏太**慰我们说，以后有事我还是不要打电话，我还是要亲自来。 有大汽车送客，回寓时已经将近六点钟，雨又下起来了。伤风渐成事实，微微感受着一些热候。但在这时候又有一位女同志送来了请柬，是克里姆林宫的夜宴，但只有我的一张。女同志穿一身黑衣，英国话说得很圆熟。她是科学院的人。我对她说：我有点不大舒服，我不打算去。她说：你非去不可，一定要去才行，我陪着你一道去。这样我便只好跟随着她去。在旅馆门口坐上了一部汽车，车上已经有三个人，是蒙古的学者。一位年青的用英国话问我：你懂不懂法国话？我答应不懂。以后我们便只默坐，看来他们是不懂中国话的。 克里姆林宫离旅馆很近，对街便是，但汽车行驶须得绕道，街上交通管制，极有条理。在宫前停了车，进门处检查了护照，入宫被引进了一间白色大理石的殿堂。石壁异常光美，全体刻着条文，金字，大约就是苏联宪法。我就的是第二十五席，恰巧李约瑟博士也同席。黑衣女士看见我认得李约瑟，她很高兴。她说：那就很好了，李约瑟博士是很亲切的。 席次的排列和列宁格勒的士摩伦宫夜宴差不多，右手一排主席，其后有舞台。宾席成纵列，恐怕有四十席光景，每席可能坐三十人。酒肴果品极为丰盛，每人还有两包香烟。 我到了不一会儿，主席上的主人们，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其他常见的各位苏联领袖们都先后就席了。李约瑟身材高，他先看见斯大林出席，他把所见到的一一告诉我。斯大林穿的灰色元帅服，须发都已经灰白了。李约瑟说，他恐怕坐不了好一会儿就要退席的，今晚的会恐怕要闹到半夜过。这预测，后半是猜准了，夜会直到十二时后才散会。但前半却没有猜准，斯大林和其他的领袖们，一直陪坐到了席散。 莫洛托夫做主席，一切作风也和列宁市长相同。间歇谈话，间歇干杯，绝无长篇大套的“训辞”。说了话的人不少，但斯大林却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是很愉快的事。一位大领袖倒不在乎每宴一次客，一定要来一套大演说的。诚信已孚，思想已移诸实践，不说话比说话还要伟大。无聊的口水话，不兑现的空头话，翻来覆去地占领时间，唯一的好处或许是自己觉得威风。 歌舞的节目没有间断，斯大林似乎特别感觉兴趣。他是侧着身子往后看的，每一节目完毕他都很热心地拍手。最后一场是红军歌舞，时间最长，每一位演员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灵魂，全部生命，都融注在那最高的欢乐里面去了。旋回踊跃的猛烈，令人感觉着那整个的肉体是钢铁炼成，钢条发动的。 李约瑟告诉我，他不两天要回重庆去了。我便在当天的节目单上简单地写了一些离开印度以后的情形，托他给立群带去。他很高兴，他说：我一定要亲自去访问你的夫人。我很感谢他，得到这样一个好机会，实在是一件愉快事。 将要散席的时候，丁西林走到我们的席上来了。原来他也被邀请了，只是请柬送到了大使馆，来得比我迟。他坐的是第三十二席，与彼得罗夫大使同席。 归寓后，急入浴，水已不温，匆匆就寝。 七月一日 早餐八时至十二时； 午餐一时至五时； 晚餐七时至十时。 在这个期间之内，进食堂去，随时可以进餐。 伤风成事实。早饭后十一时顷，苏太太来，约我们去参观东方文化博物馆。我们参观了中国、日本、伊朗各室。关于日本方面的搜集较为精粹；伊朗的，在我参观过德黑兰博物馆之后，自然是“曾经沧海”了。中国的相当杂，古物多是赝品。但这不能怪苏联方面搜集得不精，而是要怪我们中国人作假的恶习太厉害。我倒想建议，把中国历代的文物，或者翻砂，或者复制，有系统地作为国家礼物，向各主要盟国分赠一套。这样不仅可以敦睦邦交，也是介绍中国文化的一项方便。丁西林也很赞成我这个意见。在很多的现代物品中，我看到齐白石的《螃蟹》，徐悲鸿的《猫》，刃锋的木刻《高尔基》，还有古元的木刻一张。 临行时馆中负责人赠我一张照片，大概是《贵妃入浴图》，画者无名，画很精细。站得远的贵妃比站得近的男女侍者更大，上身与下身也失掉比例，但这正是中国古画的特色。或者是元明人的法物吧？ 归途丁西林欲瞻仰红场，遂乘车经由红场，在列宁墓前经过，并驶及普希金广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最后到了体育场。天雨，体育场未开放，复由原道回寓。 因微有热候，感觉着不舒服，午饭后即休息，醒来时已经五点钟了。 七时顷齐同志来，交来米参事带来的立群的信。他说，我不打扰你看信的时间。把信交了，他就走了。信内有照片四张，是临行时所照，剪报一纸——《端午节零绪》，读之令人感动。重庆有霍乱流行，很值得忧虑。 栗文松部长与苏布拉清太太同来，约我们到国家剧院看芭莱舞。今晚是特别招待宋子文和他所领率的中国使节团。演出的节目是柯夫曼的童话剧《硬果钳子》，柴珂夫斯基作曲，这是极有名的芭莱舞，听说演出的机会不容易遇着。 圣诞节的夜。有富贵人家宴客，一魔术老人携带一木偶，即硬果钳子（木偶的口一张一闭可将硬果咬破），赠予主家的**。有一顽童用种种恶劣的恐骇手段想夺取，但没有成功。**受惊，就寝后，即幻为梦境。梦中仙境有各种民族的歌舞，波斯、埃及、印度、希腊，均属写实。但柴珂夫斯基生前不曾见过中国舞，其中有一对中国人的舞态全是他想象出来的，把中国人漫画化了。假使可能的话，改成唐宋的古装舞，似乎也不会损坏全剧的调和。 二楼正中的贵宾室（帝俄时代的皇室座）上面交悬着中苏两国的国旗。当莫洛托夫陪着使节团出现在贵宾室的时候，全场都热烈鼓掌，表示欢迎。第二幕、第三幕的开幕前也热烈鼓掌，闭幕后使节团临去时更鼓掌不息。我们是坐在池子里面的，座位是右手第十一排第二十七至三十。 回寓后已十时过，胡济邦来，她是陪着使节团在楼上看。据她说，这样热烈的欢迎，比丘吉尔来的时候有过之无不及。听说明天上午又被招待，参观克里姆林宫。 东方学院有信来，是俄文的，幸得胡济邦帮忙翻译，知道是明天中午司徒鲁卫院士将做报告，约我去参加。伤风愈见进行，趁水热，急忙浴沐一次，就寝。 七月二日 中午本应该去听司徒鲁卫院士的报告，但在十一点钟的时候，接到苏夫人的电话，说午后一时半有事，她要来当面邀约。并叫我们在一点钟的时候用中饭，不要离开旅馆。听讲的事只好作罢。一时顷用了中饭，苏夫人果然来了。原来也去参观克里姆林宫的博物馆。步行前往，经过红场，沿着莫斯科河，把克里姆林宫几乎绕了一个周转。前一次坐汽车时转瞬即到，步行起来却很走了一会儿。天晴衣厚，发出一身大汗，或许是因为伤风。 博物馆中所陈列的是历代沙皇的用具、武器、马车、衣袍、冠带、星章等，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说明者十分恳切，专门为了我们两人，每一事物均加说明，甚可感谢。同时还有一大群苏联公民也在参观，也有说明的人领导着。 有拿破仑的大理石等身像一尊，头上戴着月桂冠，是一八一二年进攻莫斯科时他亲自带来的。他的意思，打算把俄国征服之后，就以这个“胜利者”的姿态立在莫斯科。然而一败涂地，这个“胜利者”没有方法逃走，便成为了永远的俘虏。我感觉着这是对于黩武穷兵者的极深刻的讽刺。参观完毕之后，在题词簿上我信笔题了这么几句： 集工艺之美，聚珍宝之光， 帝王生活诚然富丽堂皇， 到今朝尽归诸人民玩赏。 试问权威何在？春梦几场？ 最可怜是拿破仑一世石像， 一个永恒的俘虏自行送上！ 陈列品中也有一些中国物品，但并不怎么名贵。有不少的金钱、银钱，满拟在这里面找得出尼古拉二世加冕纪念币，竟未发现。（立群有这样的一个金币，一面有尼古拉二世和后妃的像，另一面有王冠，有文曰“与上帝同在”。这大约是李鸿章参加俄皇加冕礼时所得，立群的祖父于式枚，是李鸿章的秘书。） 归寓后，伏伊丁斯基博士（voiti sky）来电话，约明日午前十时来访。适胡世杰在室，我向他探问，才知道伏伊丁斯基博士在约飞之后曾经到中国做过代表，现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像这样由政界退回书斋，或由书斋进入政界，在苏联是常有的事。世杰这样说。像彼得罗夫大使，他本来是研究院的研究员，而且还研究过杨朱、王弼、王充，他现在进入外交界了。九时顷，苏太太来邀往看木人戏。剧场很小巧，可容三四百人。舞台上有灯光布景，和普通剧场相仿佛。剧名《鹿王》，一切颇有艺术味，唯意义不甚了了。大率有一国王，自言能变化任何动物或鹿，其宰相欲篡位，猎鹿谋杀之而强娶王姬，但结果终归失败。终场后大受喝彩，艺员各拥所操木人出场道谢，甚有情谊。 七月三日 今日快晴，伤风渐愈。十时顷伏伊丁斯基博士果如约而至，齐赫文斯基同志同来，约于后日往历史研究所做报告，我答应了，并求齐同志做翻译，他也慷慨地答应了。 外文书籍出版部来电话约会，约以午后二时。届时来二人，一俄国女士，中国话极纯熟，一山东同胞，胸上带有徽章。来访的目的，主要是想知道外文部的书籍在中国读者间的反响。这情形我不十分明了，我只把带来的书送了一部分给外文部。 五时顷，莫洛托夫在外交宾馆招待外交界，主宾是中国使节团，丁西林和我也在被邀之列。先到大使馆，再同行赴会。各国来宾甚多。建筑甚为华丽，壁上挂满名画。齐同志告诉我，这在帝俄时代原是一位富豪的房子，打牌输掉过。革命后已收归国有。彼大使，米参事，罗申武官，伊三克秘书都在。胡济邦给我介绍了一位导演家，人很高。他说，很愿意导演一个中国戏，要含有哲学意味的。胡济邦便推荐我的《屈原》。伊秘书说，那很好，我愿意担任翻译。话就说到这儿为止。 六时顷回寓，有人送了艺术剧院的戏票来，一共三张。说是朱君**的。想来一定是朱庆永，但他本人却没有来。到时候了，我们便留下一张在柜上，各自到剧院去。剧院离旅馆不远，前天朱君约我们游街时，曾经给我们指示过。我们到了剧院附近，院外簇拥着不少的人，一位中年妇人，看见我们手里拿着戏票，以为我们是卖飞票的，便向我们买票。 走进门时，又有工人模样的人也要抢买我们手里的戏票。进门后走错了路，走进吃食店里去了，遇着一位红军军官，他也向我们买飞票。结果还是这位军官把路向给我们指示明白了，我们才得走进戏场。场面并不大，只有池子，没有楼厢，怕只能坐六百人左右。这是以演出契诃夫的剧本而著名的剧场，幕上有海鸥的徽记。所表演的是农奴解放时代的故事，闹剧的性质很浓厚，我们只看了三幕，没有看完。 在第一幕闭幕的时候，苏太太也来了。她大约是在旅馆里探听到了我们的去向。谈剧情，在她也不甚了了。我们把刚才遇着三次买飞票的情形告诉她，她说：我们苏联人是极喜欢看戏的，莫斯科的剧场尽管多，但依然不够分配。有的人想看戏而没有票，有的人有票或许不能看，所以便有这买飞票的现象。 我真是很爱慕这样的国民，他们真正了解对于人生必要的娱乐。这自然也是物质条件使他们这样的，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保障，做了好多工便有好多报酬，医疗助产是官费，用不着有了今天愁明天，得到甘肃望西蜀。他们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便会要求正当的享受了。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之民欤？这是古人的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在苏联则是现实。 七月四日 晨起准备明天的报告，《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十二时顷完成。 午后胡济邦来访，将延安版《屈原》借去。同时邀约外出，丁西林同她出去了，我因为想约齐同志来商量报告的翻译，没有同去。 有人来电话，接话时知是李立三。约以七时来寓一晤。接着又是电话，这回是苏太太。耳聋，听话很不方便，听出是凯缅诺夫先生约谈，但总听不出是什么时候。苏太太说，她要来，我便只好等待。 苏太太来了，约谈是六时。但已经五点半钟了，只好留下字条，请立三在九时再来。同时请苏太太和齐同志通电话，告以报告已经写好，随时请来商量。 赴对外文化协会，与凯缅诺夫会长谈约一小时，商量我在苏联参观的步骤，允为订一个月的计划。丁西林主要的是看自然科学方面，和我便不能不暂时分开了。丁西林依然是科学院的客，我便改为对外文化协会的客了。 九点前一刻，齐同志来，我把报告稿交给了他。他走了。不一会儿立三也来了，十八年不见，他比从前消瘦了好些。他说我的相貌一点也没有变，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立三在苏联已经十五年了，已娶妻生一女，女已二岁。他在外文书籍出版部做工作，《俄罗斯人物》和《考验》都是他所翻译的。他很思念国内的朋友，差不多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 我们同到高尔基大街去散步。他指着一座大厦给我看，他说：“这是以前的第三国际招待所，现在改作别用了。恩来来时，是住过的。那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好多大的建筑，现在是大厦凌云，鳞次栉比了。”的确，为了放宽街面，有的高楼大厦正整个往后移，而同时又在向空中发展。这是原来的基础好，改造起来也比较容易。 立三住在郊外，坐地下车约四十分钟。我们步到普希金广场又折回，在转向旅馆的街角上握别了。 七月五日 读葛洛斯曼的《生命》毕，写一小队红军潜伏炭坑与德寇作战，备极艰苦，终得脱险的故事。要这样才可以算得是真正的“地下军”。齐同志本约十时至十一时顷来寓商讨报告的翻译，十一时将近，胡济邦来，催去访问亚布雷丁。亚布雷丁是作家协会的秘书，胡济邦已经用电话同他约定了，说我十一时将往拜访。这使我有点为难。万一齐同志来了怎么办呢？据说，作家协会很近，亚布雷丁在那边等，我也就只好先去访问了。恰巧，在横过高尔基大街的时候，在街头和齐同志对碰着了。约好在一点钟的时候再来。亚布雷丁年近六十，见面时表示热烈的欢迎。往年我们曾经通过信，我送过他一小条四川出产的竹丝帘（毋宁改称为绫），他说，他的夫人（哲学教授）甚为珍重。办公室很窄，壁上有巴比塞、萧伯纳等作家的相。亚布雷丁也要我的相片。我请他向塔斯社要，几天前塔斯社曾有记者到我寓里照过相的。 作家协会有《文学报》，是周刊，他要我发表谈话，作为对于苏联人民和作家的致意。电话中约好了艾德林翻译。明日午前十时再在作家协会会面。 与齐同志商讨译稿，直至三时半始完毕。齐同志字斟句酌地十分认真，有些地方我劝他马虎一点，然而他决不马虎。这工作态度使我钦佩。中国话和中国文太不严密精确，翻译成外国文字是一件相当吃力的事。齐同志在百忙中帮我这样大的忙，我的感激是无言可以表达的。他在中国的时间并不久，而他的中国话的发音和了解都非常正确，进步之速足以惊人。这除他有聪明的禀赋之外，工作态度的不苟且，应该是使他成功的重大原因。 齐同志把译稿弄完之后，回去吃饭去了，我也下楼进食堂用膳。等了一个钟头，餐事不见送来，后来才知道丁西林先进食堂时，送出的是两人份，我的一份已经没有了。讲演的时间快到了，又只好回到房里。 四时四十分顷齐同志又来，同往历史研究所。那是在一座大厦的二楼上，在一间会议室中由伏伊丁斯基博士主席。伏博士先把研究所的业绩简单地陈述了一遍，关于东方的历史主要的是研究近代史。太平天国的运动、辛亥革命、太平洋问题等，是各位研究员的中心问题。接着便是我的报告。我主要的说到抗战以来的历史研究，通史的酝酿，古代社会的争辩，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关心，封建制长期停滞的探源。我说得很简单，但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我读我的原稿，齐先生读他的译稿。听讲者将近四十人，似乎都还感觉兴趣。文化协会的东方部长栗文松先生和苏太太也在听讲。讲完之后，栗文松告诉我，希望把这同一报告，在文化协会再做一次，日期和时间决定后通知。我自然乐意接受了。 七月六日 今日快晴。九时过胡济邦来，同往作家协会，与艾德林谈话。 归寓已十二时，苏太太在寓等待，当即同往参观列宁博物馆。说明者为一女士，甚为恳切周到。但须经翻译始能通晓，颇费时间，只看了楼下一层，改日再往参观楼上。 晚，外文出版部约往谈话。我把战时的文艺活动报告了一番。听讲者半系中国人，但除立三外，无一相识。 七月七日 晨起草就《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日前与凯缅诺夫会长谈话时，曾提及要我在对外文化协会对苏联文艺界做一次报告，日期随后通知，不得不早做准备。 十一时顷苏太太来，说有好消息，对外文化协会招待我去游伏尔加莫斯科运河。不一会儿康屈拉雪夫同志来，同乘吉普车，经由高尔基路、列宁格勒大道，到达运河码头。同游者为英国康特伯里主教约翰孙博士（d .h.joh so ，dea ofca te bu y），他的一位助手戴先生，另一位参加科学院纪念会的伊朗学者。主教身材很高，脸呈红铜色，头秃，仅后脑勺上蓄有半月形的银丝鬈发，年龄当在七十以上。身上穿的是羽缎缁衣和扎脚裤，颈上带着一个十字章。他是有名的“红色主教”，对苏联极表同情，是英苏文化协会和援苏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到莫斯科没有两天。 运河不很宽，怕不足三十公尺。河岸很整齐，时有森林蓊郁，映带着一些精巧的农家木屋，浑如图画。河水呈淡茶色，沿途两岸都有不少的人游泳。浴着太阳光的儿童们每每向着我们的汽艇欢呼。汽艇甚开朗，在两旁宏大的玻窗下边各有相对的座位，夹着固定在窗下的一个小茶几。带有不少的饮料和食品，对着晴光碧岸，喝着香槟葡萄，诚然是称心乐事。 艇行可两小时，到达了一处水道分叉的地方，汽艇停泊了。但不能靠岸，跳板也不能及岸，幸好有一位中年人在近侧驾着一只小艇在钓鱼，靠他来接应，把我渡上岸去了。 大家上岸都解衣入水，连那七十多岁的老主教，他也精**裸地跳进水里游泳了起来。我因为伤风还没有十分痊愈，踌躇着没有下水。钓者看我在岸上徘徊，他用德国话和我攀谈。他问我，为什么不下水？我只说我没有带浴衣。他说，那成什么问题！你看那位老英国绅士不是裸体吗？我受了他的鼓励，也就解衣入水，来回游泳了一会儿。 伊朗的代表，在岸上把手表掉了。四处找寻不得，被一位船上的女水手发觉，掉在靠岸的水里。她脚上穿着长筒皮鞋，很矫健地跨进水去，拾了起来。——连手表都高兴下河洗澡啦！有一位用英国话这样说，大家都发出了一阵哄笑。 归寓时已六时过，发觉上衣上所佩带的科学院纪念章在艇上遗失，甚为惋惜。 七月八日 润色《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 十二时顷仍由苏太太做向导，继续参观列宁博物馆的楼层。 列宁的生平，自幼至于逝世，均有条不紊地陈列着。有实物，有照片，有模型，有画面，最后还有电影。我们不仅接触了列宁的手泽，还听见了列宁的声音，更仿佛感受了列宁的呼吸。 一九一八年遇刺时的黑色大衣，悬在一座玻璃橱里面，伤在左膊及左肩胛处，有红线标识。列宁的书斋照样陈列着，壁上有一九二二年的日历，有“禁烟”字样。只有这一点列宁和斯大林不同，他是不吸烟的。一九二二年列宁死时情况及其遗容，在一片红旗簇拥中，令人涌出热泪。棺墓模型的两侧，有各国的唁电或纪念文字，嵌饰在壁上。右壁有真茹暨南大学华侨学生会及其他由中国去的唁电。 参观完毕，我在纪念册上写了这样几句： 一代的伟人， 无产阶级的父亲， 全人类新历史的开创者， 你的遗像永远如生。 人民的欢乐，将和你的 勋业，永远长存。 在街头闻雷，声如排炮，与中国雷声不同。略洒细雨。三时过返寓。 六时顷，苏太太复来，约乘地下电车，往文化公园。 地下车站极堂皇，全用大理石砌成，每一个车站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装饰，听说是世界第一。全长达八十公里。日本东京也有地下车道，视此自大有逊色。 文化公园离红场并不远，只隔两个车站即到达。游人甚多，有大小规模的娱乐场。有一露天剧院，名“绿色剧场”，规模之大可能容纳万人。我们在这里又看了民族舞和红军舞。有一节目系二童子角力，结果只是一位大人所演。衣服作二童子状，一童子之足乃以手代者，演出时惟妙惟肖，绝不意其为一人。 归时苏太太告余云：明晨当往斯大林格勒，约有十余日勾留。得此消息，颇感兴奋。 七月九日 晨六时起床，收拾行装。直等至十二时将近，苏太太才来，立即催促动身，想同齐同志通话，把《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交给他，也来不及了。仍然是康屈拉雪夫用吉普车来迎接的，到了机场已经十二时，有专机在等待着。同行者仍然是约翰孙博士和戴先生，有文化协会的副主席卡拉冈诺夫奉陪，此外还有康屈拉雪夫、苏太太和另一位女英文翻译。 三时四十分到达斯大林格勒，机场上有市**代表、党部执行委员、驻军代表前来迎接。汽车行四十分钟入市，落宿于唯一的一座宾馆，是由破屋稍加葺缮以作应急之用的。市上已通电车，司机是女性，做清扫工作者也多是女性。沿途所见，一片破残，但街道已经清理得相当整洁了。 五时日蚀，蚀自第一象限起，最后才如新月。街上的人多用玻片着烟，以事观察。 晚饭很丰盛。食后参观宾馆周围的战迹。在一处街角上有一座大厦是以前的合作社，战时是德军司令部，后来被俘虏了的德国元帅鲍卢士就住在这儿的地下室里。周围有严密的保卫。斜对角上是市立剧场，剧场不用说也残毁了，还剩下好些壮丽的雕像拥卫着忠骸。在这剧场背后（西面）的一段空地上有一座地底室——是在战时所掘的，深入地下，共有五层，有手摇发电机发电，这是英勇的红军的一个作战中心。我自己用脚步来测量，这儿和合作社相隔，仅有五百步路的距离。 负卫生行政的责任者瓦西列维奇博士，他听说我学过医，便和我特别亲密，一面为我陈述既往，一面又为我指示目前，可惜他所说的我不能够一一记忆。 据他说，自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的二月，那五个月的期间是最危急的时期。单是敌机的轰炸，所投下的**一个月有三十三万个之多。儿童都送走了，老病的有一千人左右住在地下室。此外的人都参加作战，妇女们也同样参加。大夫们左边挂着药囊，右手提着武器也同样参加。不仅是做到逐屋战，而且是做到了逐楼战。就这样一直战到了红军的来援。德国的军队四十万人，战死了十五万，其余都被俘虏了。红军战死了的人数比较少，只有五万人。 学校已首先恢复，工程师宿舍已经建立，在一座学校的比邻。全国有名的大工程师多集中到了这儿，集中精力，要从新建设一座崭新的斯大林城市，要不负“斯大林”的英名。斯大林城市的人现在有一个口号，是“我们保卫了斯大林格勒，我们要再建斯大林格勒”。不错，全斯大林城市的市民都像具有这种精神。他们虽然受了那么空前的浩劫，却好像从火里再生的凤凰一样，个个都是那样的开心见肠，积极进取。 ——伏尔加！伏尔加！我们的美人呵！ 在街上走着，走到望见伏尔加河的时候，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洛伯钦，举出双手这样叫出。 另外一位委员问我：伏尔加像不像黄河？ 我说：更像扬子江。 ——是扬子江大，还是伏尔加大？ ——扬子江大。 他表示着失望的神气，说：不行，不行，一定是伏尔加河大，伏尔加大！伏尔加，伏尔加，我们的“玛都序卡”呀！（“玛都序卡”是母亲之意。） 实在的，伏尔加河是已经够大了。浩浩荡荡，混混茫茫。水是淡黄的，平铺着，呈出深厚的流动。但和扬子江还不能相比。我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扬子江的情况。 木造的码头是完整的，但也并非新造，我很诧异。问明缘故，才知道是由别的城市迁移来的。 乘汽船渡河，在一处砂岸上大家解衣入浴，河水很深，离岸不远即不能透底。 七月十日 晨六时起床，瓦雀在街头噪晴，阳光照入东窗，颇有夏意。 斯大林城市可云创剧痛深，全市无一家完整房屋。居民多住于原系三四层楼房之底层或地下室，上无屋顶。 八时顷早餐。食后乘汽车往市外参观拖拉机工场及红色十月工场。前者在战时改为了坦克修理厂，现在已经又在制造拖拉机了。后者是炼钢厂，规模很宏大，由熔炉看到制成钢板。 两厂在战时所受损坏很重，还未十分复原，听说不久前在附近都还有过延性**爆炸。工人中有德国俘虏，希特勒的“最优秀的日耳曼选民”，末路如此，大有意思。但在待遇上和普遍苏联工人别无区别，不经说明，我看不出他们会是俘虏。 参观了红色十月工场的附属学校，已放暑假，只有工人眷属在一课堂上补习，演算代数的高次方程式。工人眷属竟有补习高次方程式的必要，使我感觉惊异。学校是战后二月中所新建的，图书室所藏书籍还不甚丰富。 工人住宅系木造小屋，自成一区域。系由别处运来，只需四十八小时即可镶斗完成。其中有由芬兰运来者，乃作为战争赔偿之一方便。 游了马麦也夫山（mamaev）。山亦为平缓之一丘陵，战事在此最为激烈。山头展望可及五十公里之范围。遍地都是弹壳、机枪子弹带、炮弹破片、水瓶、钢盔之类。山上有二堡垒，相隔不及十公尺，其一为德寇所占，遂成对垒。 游山时有人做向导，因德寇所掩埋之延性**尚未扫清，时而爆炸。小径在委黄的浅草中蜿蜒，如行不由径，便有触雷的危险。因此，在离径稍远的山坳处，便每有白骨散见，由那破烂了的军服军帽看来，可以看出是一些阵亡了的日耳曼豪杰。 归途入市后，在鲍伏洛夫屋前摄影留作纪念。鲍伏洛夫是红军的一位下级军官，他领导着红军九人把守着一座两层楼的房屋，周围都是敌人，但他始终不屈，坚持了两个多月，一直到解围。解围时，九个人已经只剩下三个了。子弹粮秣，都是在夜间潜出搬运接济的。这间房屋将来要永远保存，屋壁上有题字：“鲍伏洛夫及其同志们坚守不屈之处”。 一时顷归寓，颇觉疲倦，记述日记中即成假寐，乃就枕休息移时。 中食后四时顷复出往参观市立病院。病院是英国援苏委员会捐款所修，我们所参观的是第三座。据说在斯大林格勒之外也还有英国捐款所修的病院；美国捐助的却没有。院中用品，甚至如玻璃杯之类，亦系英国所捐助。这些正是约翰孙博士的功绩，斯城的人感谢他，他自己也很感觉着愉快。可惜他那愉快的程度，我没有方法体验。我是中国人，我假如也在斯城看见了中国人所捐助的病院，那么我也就可以明确地体味得到约翰孙博士的快乐心境了。 院长是女医，全院大夫，男者仅三人，其余都是女性。产妇颇多。月中的母子，平安地睡在新修的病室和洁白的寝台上，看来真有形容不出的幸福。苏联的医药治疗本来一律都是公费，而产妇入院尤其有优先权，这是母性保护的绝好的善政。医药费是苏联国家预算的一笔很大的开支，据说仅在斯大林格勒区域，每年经费便是十二万万九千万卢布。 在国内早就听说费拉妥夫院士移植眼球角膜成功了，使盲者得以重见光明。我以此事扣问陪着我们参观的一位眼科大夫叶略谢夫斯基，他说，这是事实，就是他自己也能施行这种手术，一百人中大多数的人结果良好。 医院参观后，复往伏尔加河水浴。在白桦林中举行酒宴，喝了不少的伏特加和香槟。船在夜色迷茫中，咏而归。 站立在英雄城的彼岸，望着斜阳， 青翠的白桦林诱发着我的遐想。 我也浴沐了，感觉着十分的清凉。 我也干了杯，谈到了人民的解放。 “中国的历史是曾经大放过光芒， 中国人民的前途依然不可限量。” 我也干了杯，表示了自信的坚强： “中国的人民不会负友人的希望”。 绛黄的流水在我眼前浩浩汤汤， 成阵的红霞不断的演变在天上， 我仿佛是回到了我自己的故乡。 亲爱的，你是伏尔加？你还是长江？ 清快的，你是伏特加？你还是高粱？ 伟大的斯大林，我遥遥祝你健康。 夜看电影，在一废墟上露天放映。先是旧金山会议的新闻片，在代表中想寻出董老，竟未见。其次是斯大林格勒的复原工作情形。 回到宾馆后，在食堂中复有盛大的夜宴，主人为中国人民干杯，我又干了几杯。 七月十一日 晨七时入盥所，无水。一位老妪，人非常慈和，她提着水瓶来为我盥沃，我很感谢，但也感觉着不安。 此间人喜欢饮黑面包水，色微黄而略带酸味。投入冰与糖，实为无上的饮料。 早食后，十一时顷出游伏尔加。在汽艇中由工程师做了关于再建斯大林城市的报告。有详细的设计图、案图指实，一一加以详细的说明。据云全部计划完成将费十五年，分三个五年计划而执行之，将使斯大林城市成为一座完全新式的都市。市长六十公里，宽仅一公里半至七公里。仅于沿江马路设电车，因电车之轰隆声有损市之宁静。市内将有三条横贯大道，交通以汽车行之。房屋将由低而高，近江者低，离江远者逐渐增高。将多设果树园与菜圃。中央区设一大公园。北部亦将设一大公园。两园之间以树列道相联贯。油库将移于市外。斯城以前树木甚少，外来人颇以为异，将更加意培植。 在伏尔加与顿河之间，战前曾有凿通运河计划，并已开工，但为战事所阻。据云工程颇不容易，因为顿河流域高于伏尔加河流域。运河计划暂无复兴之意。须待全市重建工作完成后，即将继续。 船在江中往来游弋，在上流处右岸，临江有小建筑一簇，云即保卫斯城的名将崔可夫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当时崔可夫将军所指挥的战线甚为辽阔，全长约三百公里。外国武官曾来观察，咸称此地下室为一绝好的军事博物馆。可惜我们没有去做详细的考察。 船靠彼岸，于昨日入水处更有入浴准备。那位慈和的老妪在砂岸上敷就了几处毛毯，让各人把衣履脱陈在上面。带有浴裤的人很少，男人们大都精**裸的，就像才从娘肚皮里生出来的一样，跳进伏尔加河里面去。浴后，慈和的老妪又来为我揩脚，我真真是变成一个小孩子了。白桦林中又有酒宴，我又痛饮了不少的香槟。 三时顷回寓，略记日记不能成字，只得倒在床上休息。 七时顷赴市**招燕。得见英国所赠斯大林城市之剑与盾，罗斯福所署名的颂词，两者均甚辉煌。但可惜我们中国却没有丝毫礼品。市长和易近人，十分诚恳，毫无矜持气味。余醒未解，又复用酒，尚幸主人见谅，未至醉倒。 席间得知明日将飞往中央亚细亚之塔什干，今晚乃饯别。在塔什干将有一星期左右之勾留。 十一时四十分始返寓。 七月十二日 六时半左右早餐毕，市长及其他负责人均来送行，蒙赠照片一套，均系在斯城所摄。 至飞机场时，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临时接得莫斯科来电须回莫斯科，不能同游。七时四十分起飞。十一时十分左右在阿克休宾斯克降落，中休。机站楼上，四壁多油画，有一幅画列宁伏草地读书，另一幅画斯大林偕伏罗希洛夫与人民共话。休息一小时后复起飞，四时三十分到达塔什干。乘汽车入城市。 塔什干是乌兹别克的首都，有新旧二城。新城系革命后所建立，已充分近代化，街头有电车，中央区公园中林木甚为茂盛，近代建筑颇有伊朗风味，色尚淡青。渐驶向旧城，则近代化程度逐渐减低。街路多以小石铺面，未加水门汀或柏油，两侧多土面，并有阳沟露出。但水甚清活。墙屋颇带东方情调，多用日晒砖砌成围墙。 街头每见奇风异俗。每有女子头顶一件大罩袍，脸前垂一黑色厚纱幔，浑如鬼神出现。**少妇喜画一字横眉，因眉浓，眉根接近，遂索性用浓黛联接之，别有风趣。曩曾见画新疆风俗者有此习，塔什干地近新疆，乌兹别克人亦系突厥近亲，风习自有相近者。男女均喜着花衣，戴绣花小帽，色彩斑斓。居民族系亦颇复杂，有黑发方面，毫无西方风味者，殆蒙古人之后裔。此种人每戴一种毡帽，颇类戏台上的英雄帽，只是不挂狗尾而已。 在近郊处下榻于一宾馆，颇为幽静，花草甚多，林木森森，果实累累。 白杨、白桦、桑树、木槿、凤仙、芙蓉、美人蕉、白玫瑰、灯盏花、苹果、林檎、梨、杏、水蜜桃、无花果、葡萄，差不多都是国内所常见的花木果实。触目皆是，应接不暇。只是没有芭蕉。得到两句诗：“林檎委地无人拾，芙蓉花大桑叶肥。” 园之一隅有浴池，水色青黄。水亦山头冰雪所化。由水渠灌溉，每日午后必放水一次，故浴池之水常保灵活。 傍晚被邀往参观一摄影场，在一小型放映室中看放电影。一种是塔什干的建设事业，一九三一年成水闸，土壤大见改良，物产丰盛，尤以棉花为最。此片在重庆时曾见放映，到此更增加了本地的认识。另一种是塔什干的***教徒在爱国战争中的热烈表现，献金、出征、为战争胜利祈祷等，极尽了爱国的热诚。礼拜仪式与中国清真寺中所见者完全相同，唯念诵经典之声甚为宏亮铿锵，中国似已失传。清真寺的建筑，在中国也失掉了它的本来的艺术价值了。 七月十三日 宾馆系平房，余一人独据一室，甚为宽敞。昨夜因不甚舒适，未进食。二时顷曾醒来一次，觉寒，遂将大衣盖上，盖因地域高，故气候温和耶？此等情形，为重庆所绝无。六时顷起床，盥漱，喉部有着凉之意。 早饭后，八时顷出行，先往市**拜会市长，其次往访科学院。 科学院在一九三七年成立，在前本是苏联科学院的一个地方分院，一九四三年改为乌兹别克共和国国立。内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技术科学，第二部分文化科学，第三部分气象数理。从事研究者有三百余人，其中有一百五十人为乌兹别克人。有大规模的出版计划，但因正式成立并未久，尚未实现。图书馆藏书颇富，共有一百五十万册，一百四十种以上的各种言语的书籍。 工程师阿士珂新斯基报告，大约涉于专门，译者最不得要领，主要似谈到水渠的开凿及水力发电厂的规模。有五个宏大的水力发电厂业已大部分完成。将来如全部落成时可能发生一千万基罗瓦特。的电力，而在革命前是只有二万至四万基罗瓦特的。 地质学家乌克隆斯基报告，从事地质调查者有一千余人，发现煤矿甚多，已开始采掘。铁矿亦甚多，尚未利用。铅矿亦不缺乏。大抵南部地质似印度，北部似西伯利亚西南部。 东方古典文学家安得力夫报告，指示了各种的古文书，就中有蒙古文的资料。突厥文古典的搜集有六百种之多。 乌兹别克全国六百万人口，塔市一百万。计有大学二座，研究所三十七座，从事教育者四万余人，一半以上是乌兹别克人。各处城市都普遍地有戏院、电影院的设立。病院亦甚普遍，革命前全国医师仅三人，现在不仅城市中医院林立，即每一乡村都有病院或大夫了。医药免费，教育亦免费。 临别时蒙赠书四册，一本是发掘报告，一本是诗，另外两本是小说。小说中有一本是杨（ya 是一位苏联作家的笔名）的《成吉思汗》。 接着是访问***教的长老。昨晚在电影中所见到的教长和他左右的人都十分恳切地欢迎着我们。开始是到了教长的书斋，席地而坐，在地上铺了很多华贵的毡毯，还有厚大的坐褥以为靠背和靠肘之用。壁上也悬挂着华贵的毡毯。在极长的矮桌上陈列了无数的果品，有红茶，有饴糖，有蜂蜜，有烧饼。烧饼实心，洼陷如圆帽，其色金黄。主人辄代为劈裂，拌蜂蜜而食，甚为可口。 十一时顷，教长率领客人至教堂礼拜。拜殿颇宏大，可容纳千人以上，人已跪满，在堂外空地中复跪满了更多的信徒，当在三千人以上。大多系老人，青少年亦间有之，但为数颇少。 拜殿门前有方形月台，高出庭面几级，客人被引上月台，坐在石栏杆上观仪。一切仪式与影片中所见者相同，读经赞礼之声非常中听。 祈祷毕，庭中有一老人走至月台下，挨次捧约翰孙博士及余之手而吻之，双泪交流，口中喃喃有声，不知所作何语。——这大概是表示感激的意思吧？人颇贫窭，曾指其破裤相示，究亦不知其何意。 教长退出拜殿后，又把客人邀引至其别院，大事款待。此次系一庭园，右侧为一水塘，蓄水，疑可游泳。中央为过道，道旁有杨树、桑树、白杨，森森成列，浓阴叠地。临塘有木栏，有席面设于其下，仍席地而坐。一切供张均比前次书斋中更为华丽，更为丰盛。左侧为花圃，有红色玫瑰花正在开放。 背方塘，面花圃而坐，余倚桑树一株，以厚褥垫背，颇为怡然。洋糖、方糖、冰糖、蜜糖、饴糖，糖之种类更见加多了。水蜜桃、樱桃、葡萄、巴丹杏、莓子酱、牛奶酪、圆洼大烧饼，更陈设得毫无虚隙。这不仅只是口腹的大享用，而同时也是眼睛的大享用了。有小榧实，味胜胡桃，惜剥食时稍嫌费事。叉烧羊肉，叉长二尺，每人五叉，每叉五肉，以手摘食，食后手指即以两唇抹之。 食间，一青年牵黑色绵羊一头步入席次。青年一手牵羊，一手执桑叶二片。羊无角，头小，尾大，垂耳，细颈，时举其头食青年手中桑叶。两眼清明，甚觉可爱。余问此何意？乃知羊将被宰割以享客，将求教长施以法语，颇觉不忍。俄而被牵入后院，一声惨叫，想必是羊子死了。 院后右方为一坛坫形，高出园地二级，护以土墙。墙上满悬花毯，地上亦有花毯敷陈。继复设长案，长老肃客移座至彼处，俨如古代酋长生活。包饺以大盘陈出，做法与中国同，多下胡椒。包饺食毕，重整席面，又有抓饭，以大盘盛出。饭中拌以美龙瓜片，笔以叉烧羊肉。主人以手抓而食之，客则侑以刀叉。 三时半回寓，正记日记，苏太太来告，仅有一小时停留，晚时将往观剧。往浴池游泳，水深处可没顶，颇凉。有二人同浴，但均不能游泳者。浴后复于园亭中续记日记，略用茶。 五时顷随众出，在阿加德米戏场看演《奥赛罗》（“othe-llo”）。串演奥赛罗者乃“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艺术家”希达雅妥夫（ab a khidayatov），串演其妻德斯德孟娜者为伊香杜拉叶娃女士（sa ahisha tu ayeva），她也保有“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的头衔。两位都是乌兹别克人，演出的台本是乌兹别克的诗人、同时也是乌兹别克科学院的院士，格富尔·古良谟（gafu guliam）的译本。剧院的建筑已经够庄重，而整个的演出，以及灯光、布景、服装、道具、音乐、效果等，无一不达到惊人的高度。 在剧院中招待来宾的主人是乌兹别克的外交部长，人不甚高，但颇英发。他很佩服梅兰芳博士，梅博士到莫斯科时，他还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还相信着往年的传说以为梅博士已去世，甚为惋惜。我告诉他，梅博士尚在人间，而且在上海。他大吃一惊：——那么，不是投降了日本？ ——不是，他已经蓄了胡子，表示了消极的抵抗。 ——哦，那就好了。 他放了心，就好像关切着他自己的贴亲者那样。 这位外交部长又叩问了约翰孙博士，请他提出关于演出上的批评。老主教认为演出的成绩很好，就在伦敦舞台上所演出的也不过如此。只是英国人的性格冷静，因而在舞台上的奥赛罗便比较沉着。那种沉着的奥赛罗，搬到塔什干来，恐怕是不会受欢迎的。塔什干的奥赛罗，搬到伦敦去，恐怕也不会受欢迎。 这话说得很巧妙，在约翰孙博士，显明地是认为塔什干的奥赛罗过于矜持了。伦敦的奥赛罗我没有看见过，塔什干的奥赛罗，确实是用了全心全力所演出的爆炸性格。在我，毋宁是喜欢后者。因为奥赛罗本是摩尔人，而且是武人，剧情也是因为短见邪猜而生出的悲剧，就在莎士比亚的性格构造中，想来也不会是把他当成沉着的人看待的吧？ 这本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戏剧本身在我自己却不甚喜欢。剧情系由误解而成悲剧，悲剧即无必然性，因而也缺乏历史的时代意义。我在前读剧本的时候便有这种感觉，今天第一次看到演出，虽然演员们都用了很大的推敲琢磨，而结果终没有压迫人的大力。奥赛罗只是一位糊涂的大傻子而已。《哈姆雷特》也在同一舞台上演出过，有照片陈设在游廊壁上的饰窗里面。这件事本身便具有着高度的文化意义。 七月十四日 清晨独步园中，忧国之念不可遏止。国在人为，乌兹别克在帝俄时代乃受高度压制之殖民地，革命以后不足三十年，羁绊解除，人民康乐，羡慕何可极？而返观我国，则外患未除，内忧未已，水深火热，地狱无殊，我虽遨游天外，能无介然于怀？即景生情，乃成诗三章。明知涉于感伤，不能自已。刘后主入魏，曾云“此间乐，不思蜀”，余来塔什干，独有“此间乐，愈思蜀”之心。地狱正需人，我何当久于天国淹留？ 清晨入园林，杲杲明东日。林檎枝头青，坠地无人恤。亦有胭脂花，亦有白蝴蝶。凤仙花正开，芙蓉笑生靥。美人隔云端，相思肠百摺。 晨风溢清凉，草木凝青苍。花枝纷烂缦，皎皎映朝阳。鸟语空中闻，时复见翱翔。回忆水牛山，三径谅已荒。狐鼠正纵横，徙倚断人肠。 临流濯我巾，巾秽犹能洁。牢忧荡我肠，百摺浑欲折。纵有林泉幽，纵有歌舞绝。天国非人间，人间正流血。不当归去时，此心将毁灭。 早食时闻讯，苏联**赠与约翰孙博士以红旗奖章，宾主咸举觞称贺。又闻柏林三巨头会议为期已近，美总统杜鲁门已由华盛顿起飞。 十二时过，乘车往参观一女子中学。女校长乃乌兹别克人，人甚矮，左鬓有红痣一片，头梳两长辫。乌兹别克女子大抵喜辫发，**有作无数小辫垂于脑后者。学生亦均系乌兹别克人。校长在办公室内先做一番报告之后，即领往参视图书室和教室。图书室中所陈列书籍不甚多，书橱中有一册《中国苏维埃》（一九三三年版），系俄文，国内未曾见。 一教室正讲授动物学，黑板上画着阿美巴与草履虫等，讲坛上陈列标本甚多，有黄牛解剖图一具。学生席上均敷花毯，学生亦均着盛装。另一教室，黑板上有代数多项式分析。 全校学生共六百人，教员三十二人。教员中有三人任初年级者，系中学毕业生，余均大学毕业，差不多都是乌兹别克人。授课均用乌兹别克语，俄语只是第二必修科，做高级研究的准备。中学及小学高年级男女分校，系战前一二年开始施行。小学低年级及大学，仍系男女合校。改革制度的缘故，是因为女子在十岁与二十岁之间的智慧发育比男子较早，合校便不免互相迁就，使男生女生均受损失。 校庭中有小学生露天唱歌，并做种种游戏，或演民族歌舞。邻近树荫下有寝床设备，以供午睡之用。这是暑期休息团，其中有乌兹别克以外的儿童远来参加。 一时返寓后，四时顷复出往参观斯大林纺织工场。六时半回寓。 工场甚宏大，计有第一第二两工场，我们只参观了第一工场和各种附属工厂。每一工场都是六座工厂所组合的。第一座是坦花工厂，把棉花在机器上坦成长板。第二座是使这长板划成无数甘蔗粗细的棉条。第三座，把这棉条纺成纱线。第四座，把这纱线延长。第五座，使它牢实。第六座织成棉布。每座工厂一望都是机器的海。机器都是电气发动的。厂内的空气要保持一定的高度，也不断地散布着水蒸气，颇觉懊热。工人几乎全是女工。 替我说明的是一位英国学者，他在这工场里协助工作，苏联**曾经赠以列宁奖章。据他说，一位女工要管理三十六部机器，二千锭纺锤。工作每日八小时。纱线如断，电机即自行停止，有小红电球发光指示断处，结上，电机又自动运转。他为了使我更加明白，在第六工厂时故意在一部织机上把纱线掐断一根，机器便立即停止了。一一都如他所说明，他把眼光向我表示，似乎在说：“你看，稀奇不稀奇？”他又把机器上的标识指示给我，那是表明着“制造于列宁格勒”。他这一指示，大约是怕我怀疑，苏联的机器也只是一些舶来品吧。据说，第六工厂织布机共二千五百部，每日产布二十五万公尺。第二工场的机器比第一工场的更要新式。 附属工厂做漂白、染色、印花及配备零件等工作。花样甚多，有专门图案家设计，优秀者于薪给之外有各种奖金。印花机器，有的一套可印十一种颜色。 要人人都有衣穿， 而且要穿得好看—— 在从前只是一个梦想， 在今天我看见了这样的生产。 斯大林工场哟，机器的海， 你是社会主义的摇篮， 你的规模，世界所罕。 参观完毕后，工场长要我们在纪念簿上题字，我便写了这几句。事实上最值得看的还是工人村落。工人的福利是照顾得很周到的。工厂之外有花园设备，树木繁茂，浑如公园。约翰孙博士对此极为赞奖，据他说，“工场内的设备，英美人可能办到，或许有的还要更加完善；工人村的设备便为英美人所无法企及。”——这很明显的，便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前者是资本家做主人，而后者则主人就是工人。 夜八时顷，赴国立剧院看歌剧《乌**·柏格》（“ulugbeg”）。这是十五世纪撒马尔罕的国王，生于一三九三年，卒于一四四九年，中国的史书称为“兀鲁伯”。（《明史·西域传四·撒马尔罕》：“明成祖永乐十二年，赐其头目兀鲁伯等白银彩币。”）又叫作“兀鲁伯米尔咱”。（同上，“宣德五年秋冬，头目兀鲁伯米尔咱等遣使入贡”。）“米尔咱”（mi za）其实就是头目的意思。兀鲁伯是建立莫卧儿帝国的铁木耳的孙子，是蒙古人的后裔。他是一位开明的国王，爱好天文学和数学，尽力输入了波斯文明。他有著作传世，叫《天文图谱》（“catalogueoftheheave lybodies”），在其殁后三百年，印行于英国的牛津大学，曾经再版数次。列宁格勒的普尔珂夫天文台还保存着他的一部分手稿。 这样一位开明的国王，不幸却有位极反动的儿子，他的名字叫着阿布杜鲁·拉迭夫（abdutif）。他乘着国王领兵出御外来侵略的时候，在国内和保守势力深相结托，暴虐人民，残害忠良，并依靠外力，结果把他父亲诱杀了。 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但在这故事里面，作者珂志洛夫斯基（a.kozlovsky）却加上了一条恋爱的副线。女主人公是一位中国的歌姬si dua fa （新东方？），她由中国的使节进献给兀鲁伯，兀鲁伯便当场把她许配了他的儿子。因为戴着面罩，谁也不知道她是绝代佳人，但等面罩一揭开，父子均为之瞠目了。歌姬也不喜欢拉迭夫，而却喜欢国王。有一夜潜入国王的天文台，窃听到国王对于自己的恋慕独白，她也就把自己的热烈的情意表白了出来。国王以礼自持，而歌姬却转爱成憎，于是使父子之间于新旧的隔阂之外又加上了恋爱的葛藤。王子阴谋日益进展，为歌姬所知，歌姬对于国王情心不死，乃与其忠仆va boda （万宝丹？）潜逃，向国王告密，并劝国王勿回撒马尔罕。国王不听，姬遂自杀。 这副线我相信一定是加添上去的，而且有点不大自然，但为使场面复杂化，或许是不得不这样的吧。有了这一穿插，自然是便于插入各种歌舞的节目，增加了异邦情调。舞的姿态中有把刺绣手势组合成为了一个联舞的，一切腰肢和手腕的动作都带中国式，这无疑是梅兰芳博士所留下的影响。外交部长今天也在。艺术导演阿希拉菲（muhta ash afi）和他的夫人也都问到梅博士，他们都是在莫斯科看见过梅博士的演艺的。阿希拉菲是荣膺斯大林奖金的音乐家，并有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的头衔。 演出的成绩是很辉煌的，这效果对于英国的两位客人比昨晚《奥赛罗》的效果更大，约翰孙老博士就因为看了这一歌剧，便要求要到撒马尔罕去凭吊。这是在我们的旅行程序中所没有的。 七月十五日 六时顷起床，盥洗收拾毕，留在房中整理日记。 十一时顷出参观果树实验场。全场面积约二十平方公里。半为果树园，有由中国输入的桃和李，苹果树的种类甚多，石榴有大至一磅重的。我们只参观了一部分苹果园和葡萄园。 场长哈密果夫先生，骤看去颇像中国人，只有四十来往岁，非常的笃实诚恳。据他说，在六月结实的苹果在前只有两种，现经改良已有十二种了。在七月结实的已有七十种之多。八月结果的在前只有四种，现有八十种之多。此外还有九、十、十一月结实的。 果树苗及果品输往各地的数量在战争期中有些波动，但也逐渐在增加，有一个表，可以使人一目了然。 果品吨数树苗株数 一九四一三八五七〇，〇〇〇 一九四二三四二五〇，〇〇〇 一九四三四八一一六，〇〇〇 一九四四五六七四〇，〇〇〇 树苗输出的株数在战时减低得最厉害，但在今年已经要恢复战前状况了，一九四五年才过一半，输出数目据说已经达到三万株了。 场长，有《果实园的发展与树木的保护》的近著，毫无疑问是把学识与经验融合而为一的著作家。“树木的保护”，据我所亲眼看见的情形，真好像婴儿受着保护一样，用意是很周到的。正是结苹果的时候，苹果树上，果实累累，有各种各样的支撑的方法。有的是围墙式，有的是车辐式，有的是宝塔式，有的是扇面式，据说一共有九种方式。目的不仅在帮助枝条免致断折，而且要它们更容易接受阳光和空气。为什么要有九种？据说是在实验中，要看那一种方式为最有效。 葡萄园地约一平方粨，年收三百吨。紫色者多，实正熟。巡览时，场长每人折赠一簇以解渴，味甚清新。隙地多种水杨，目的在伐取其条枚，以为葡萄支柱。 参观毕，在研究室后面的森林中受招待。席设大树荫中，但非席地。席上陈设甚为丰盛，与***教长处所受招待相似。但有葡萄酒，乃场中所自酿。有鸡血红李子一种，云是中国种，其大者如拳，为中国所未见。亦有抓饭，主客一律用刀叉，而不用手指。余戏以手指抓食，因不得其法，一手都粘满饭粒。主人皆大欢笑。与我对面坐者为一年青的女研究员，乌兹别克人，眉黛虽洗去，眉间隐痕犹在。她含着笑教我以抓法。先取饭上叉烧肉置于盘边，用二、三、四指将饭耙掩肉上，三指齐用力将饭与肉在盘边压成一团，举起来以拇指一推，便全部进口了。真是抓食得非常灵巧而轻便，一粒饭颗也没有粘着。我又跟着学，饭粒多压扁了，粘在手指上愈见不能送脱。女先生及侧近的人又是一番好笑。有诗为证： 一字横眉额下齐，浓情怫郁正相宜。 指头痒痒频抓饭，赢得黧颜一解颐。 树阴罩着席面，有阳光从叶间筛下，增加了席面的光彩陆离。空气是那样的新鲜，葡萄酒是那样的清醇，人是仿佛在天上。正在这样作想时，约翰孙博士起来说话了，他说：“我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国里。”啊哈，真是人有同心，心有同理了。 场长夫人也在陪客，她很年轻，穿着乌兹别克的花衣，盘着长辫。她的官比场长大，是乌兹别克农林部的副部长。她有一个孩子，仅仅周岁光景，她抱来同场长和我，一同照了一张相片。临别，场长夫妇对于每位客人送了无数的水果。 午后三时顷，往访十公里外的一座集体农场，名称叫“第十八届共产党代表集体农场”。主席乌司马诺夫和其他的领导者欢迎着大家，先到一座土墙院子里面的一个园子里。在一个墙角上有一大土炕，有屋顶罩复，两面靠墙，两面开敞，墙上和炕上都是华丽的毡毯。有席面，如凹字形，缺口向外。席上有更丰盛的陈设。客人被肃上土炕，席地而坐。主人群即殷勤侑食，连称“巴塞，巴塞”（请请）。但多苍蝇，肥大惊人，密集不散，一位蛮魁伟的主人站在凹字形缺口当中，手提着一件大衣作为风扇，用力地扇来扇去。 先用了一会儿茶，接着便被导引着出外巡视。 领导者言，该农场系一九三一年成立。共有一千二百人，其中壮年八百五十人，有男子三百人已上前线，还未复员。有马一百二十匹，都是英国种，战时送了九十六匹上前线，并供应了一百一十四乘马车。全场面积六百五十平方粨，有棉田一百五十平方粨。战前每年一平方粨可产棉花二千〇五十公斤。战时却增产至二千五百公斤。此外有洋葱田、蔬菜田等，战时生产均超过了战前生产。今年计划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三百（即仅仅半年，已超过了一年计划的三倍）。耕田用拖拉机，但亦见有用二牛耦耕者。 在棉田旁一座小亭中休息，农主们从田中摘取了无数的黄瓜和番茄送来，请客人食用解渴。黄瓜在苏联颇见珍贵，在莫斯科的宴会上也每每有生黄瓜上席。洋葱正开花，一望无际的球团，起初不知是什么东西，农主也从田里拔取了几根来分赠客人，全长几乎和我的身长（五尺五寸）相等。 巡览了一会儿之后又回到刚才的土炕上，这次更送了酒和抓饭来。酒都是家酿的葡萄酒，用着大碗当茶喝。 对着大土炕在园地里又安放了一张小木炕，五位民间艺人坐在上面。两人弹阮咸（细颈琵琶），一男一女，载弹载唱，其余三人均是男子，亦同声唱和，一人手执磁盘一面，以手指甲敲打节拍。歌声琴声都和中国相似，只是歌词意义不明。声音异常高亢，特别是那位女音乐家，她是用尽了她的全力。她的脸特别的黑，嘴特别的大，一字眉特别的粗，就像一条扁担。弹唱既酣，全场的农主都唱和起来了，大家都拍着手掌以代节拍。女音乐家索性由木炕上走下地来，穿的是破旧的皮鞋，她跳舞起来了，一面高歌，一面跳舞。好几位女主人也跳舞起来了。腰姿的款摆，脚步的密移，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原始的风味。 在约翰孙博士和戴先生相继发言之后，大家也要求我发言。 我这时是坐在园子里的花树下，我起来说，我不发言，我要朗诵一首即兴诗。我先把诗意说给苏太太听，请她翻译了之后，我便朗诵起来。 党代表的集体农场， 真个是人间的天堂！ 亲爱的人们 一个个和天神一样。 世界上再没有 这样好的地方！ 葡萄美酒，当作茶汤。 击掌高歌，震破土墙。 亲爱的人们 你们是幸福无量！ 我庆祝你们的健康， 我庆祝人民领袖的健康。 乌拉，苏维埃人民！ 乌拉，斯大林！ 大家都狂热起来了，同声高喊着“乌拉，斯大林”！大家把我簇拥着，那位以大衣代风扇的伟大汉子走来两手一抱，一下子便轻轻地把我举到了空中。我也回抱他，但他的两只腿就像在土里生了根的两条铁柱一样，怎么也扛不动。还是主席示意他，他自己跳了一下，把两脚拔起了，但几乎把我压倒。他吃抓饭是用一大把抓，但也抓得很精巧，手上不粘饭粒。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他在左手的拇指上顶上了一簇尖饭，就像尖头京帽一样。他举到我嘴边，要我吃，我便把它吃了。几位女主人都向我翘举起大拇指，高兴得不亦乐乎。有一位男主人向我说：“你今天不要回去了，就留在我们这儿过夜吧。”他一面说，一面做睡觉的手势。 主人们拿出了花衣花帽来，约翰孙博士一套，戴先生一套，我一套。立即替我们穿上了，衣如僧衣，无纽扣，用一张花绢包单做腰带，一位女主人说，我的穿法最好。但我的头太大了，帽子不能戴，主席当场在好些位头上揭下了帽子来试，但都不合适。只好仍旧把一顶花帽子顶在头角上。 每人都被赠送了一大簇花，几篮黄瓜和番茄。三部汽车要离别农场的时候，女主人们多涌到我的一部汽车来，依然翘起大拇指。 夜，往国立剧场听音乐演奏。剧场是昨晚演《兀鲁伯》的剧场，指挥也是阿希拉菲。第一部是近代音乐，第二部是民族音乐。水平和莫斯科、列宁格勒无别。最值得注意的，是刚才在集体农场见到过的一些主人，差不多都在场欣赏。农民能欣赏近代音乐，这文化程度之高是足以惊人的。 七月十六日 在室中，靠着苏太太的帮助，整理昨日的收获，已十二时过，有人来邀往参观博物馆。约翰孙博士们已先动身，我们赶去时，楼上已经观览毕，只在楼下看了一遍。所陈列的均系现代画，各种画品画材均有。临行蒙赠油画一小方，女馆员在画背用铅笔写乌兹别克文字，横行，由右至左，写得非常迅速。 归时已近二时，闻尚须参观历史博物馆，希望在此能获得一些有关中国的资料。 三时顷往历史博物馆，约翰孙博士等不感兴趣，未去。与中国有关系之古物甚罕，仅于历代货币中发现“崇宁通宝”一枚，崇宁乃宋徽宗年号。但乌兹别克在汉为罽宾，在隋为漕国，应该还有早于宋徽宗时的东西，或许有而未及陈列的吧？有全部用绿色细宝石所嵌成的马具，颇多。此种嵌石细工，据说明者云“为乌兹别克民族所独有，四世纪时输入中国”。但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古物中已有嵌石细工的实例，虽然没有这样的精巧。这种细工为战国前所无，当系输入，但无须乎等待四世纪。疑是前四世纪之误，但问诸说明者，亦未得其究竟。 帝俄时代的乌兹别克所受者纯系殖民地待遇。刑罚极其惨酷，一切文化施设全无，学校如中国旧日散馆，鞭扑犯跪，毫无区别。此等旧时情况有各种实物及绘画示例，与今日乌兹别克相对照，真是有天堂地狱的区别了。 六时顷往参观化学工场。工场由四个工厂组合而成。第一厂施行水的电气分解，由水中采取氢气。第二厂由大气中采取自由氮气。第三厂似乎是制造硝酸。第四厂制成硝酸铔（nit a-amo ium）。这样便完成了人工肥料制造的历程。原则本很简单，规模却很宏大。工作者也多系女工，第三工厂因为有毒性，臭气特别大，女工随身都有防毒设备的携带，生活待遇要比一般优厚。每日仅七小时工作。今年计划业已完成，即是半年之内完成了一年的生产。 使用人工肥料的结果，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四十。 塔什干天气，四月至十二月无雨；十二月，一月，二月，多雨及雪，时而今日雨，明日雪，或午前雨，午后雪。冬季甚短。最低温度为摄氏十八度，但只一个月光景。周年无大风。 七月十七日 晨七时顷起飞，赴撒马尔罕。飞仅一小时即到达。这是铁木耳——兀鲁伯时代的旧都，都市的近代化程度虽不及塔什干，但十三四世纪时代的古迹甚多。 入市后被导入一座花园，花木繁茂。在一座凹字形的大船房中休息，各面均有回栏，栏外有藤萝掩映。小憩后复入市参观古迹。 先到一处乃三座寺院所合成，建筑年代不同，一建筑于一四〇〇年，一建筑于一四三五年，又一建筑于一六八〇年，但建筑形式均约略相类似。正中一圆顶结构，左右二圆塔对峙。塔之内部有螺旋梯阶可上，梯道既狭且暗，几至匍匐始可攀登，颇为不便。但当我们登临圆塔之一时，约翰孙老博士以七十余岁高龄，竟矫健如青年毫不畏缩，至可感佩。塔顶在初疑是钟楼，楼毁，只余一面平坦，立其上颇感眩晕，无栏可凭，无柱可倚，如遇大风，似难着脚。 建筑均系用小砖砌成，颇精巧。砖均上釉，多系青绿，色彩如新。全身施以大小花纹，均系《可兰经》文字。基底部础石，亦多深勒《可兰经》文。 继又到一寺院，当中圆堂屋顶已圮，左右两塔乃系八角锥体，亦全身施花，规模甚为宏大。据说明者云，此乃铁木耳之妃所饬造。妃笃信宗教，趁铁木耳出征时饬人建筑，并限期完成。后铁木耳凯旋，见寺成，大不愉悦，发兵逮捕工师，仅获其二弟子。问师何往？答云：师尊道行高超，已向天外飞去。这或许是民间所附会的传说，但足以想见，铁木耳和兀鲁伯一样，是不大重视宗教的。《明史·撒马尔罕传》“城东北有土屋，为拜天之所，规制精巧，柱皆青石，雕为花文，中设讲经之堂，用泥金书经，裹以羊皮”，所说或许就是这座古寺吧？庭园略偏左处有一露天经案，用石砌成。案形如v字，以供经典展陈于上。据案之大小以推测经典，宽当逾五尺，长可一丈，真可算得是伟大的书本了。气候似较塔什干稍热。将近中午时复折回花园。园中有小浴室，可行漏水浴，即行入浴一次。浴后用中饭。同席有老作家一人，言在《文学报》上看见了我的照片和谈话，甚表亲昵。 市长年仅三十左右，人甚和易，食后承以当地情形见告。撒市人口凡十七万六千人。有寄宿中学十二（女中一，男中十一），普通不寄宿者三十，其中收容一年级至十年级者二十，收容一年级至七年级者十。小学校七座，幼稚园二十座。大学一座。研究所七座，为农业、电影、计划、人民经济、医药、教育及教育行政等。离市十公里处有集体农场，产葡萄，每平方粨产一百五十吨。有自备发电厂，用拖拉机耕种，但有稻田，仍由人工种植。工厂有棉、糖、罐头、皮革、啤酒等。 休息移时后，复出往参观兀鲁伯的天象室。室之所在处为一带平缓的丘陵，颇似废墟。室于一九〇八年为比雅特金博士所发现，博士死于一九三二年，其墓即在室前不远处。室窄而深，屋顶很高，其形穹隆，有圆孔二。底壁近屋顶处有方形天窗一。室底有弧形隧道，深入地中。隧道可容一人步行，两腋以石为垣，其高及腰。垣端平滑，即呈弧形，每隔约三尺处即有刻痕，殆以三十六等分表示周天三百六十度。每一刻痕之次即于圆圈中刻一文字，字不识。室壁上原有各种天文图像，十六世纪时有英国学者曾将图像抄录，寄回英国（牛津大学出版者殆即此），今已磨灭。丘陵之下有一小溪，水甚清洁。参观天象室后，即来溪边小憩。溪畔居民云，少女如入此溪中水浴者，即可获得如意郎君。约翰孙老博士亦善诙谐，他说：可惜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却没有一个少女。 继往近处参观铁木耳家属的陵堂。这是好几座陵堂集成为一条巷道，建筑均甚完整，和午前参观过的寺院一样的精巧华丽。其中有一座是中国匠人所造。 铁木耳和兀鲁伯的陵堂却不在这条巷道的范围内，而是单独在另外一个地点。结构最为宏大，当中者亦为穹隆大屋顶，地底室中有铁木耳之墓，椁为黑玉所琢成，立体长方形。十八世纪，波斯人入寇，曾将石椁劫去，但复由波斯王饬令送回。一九四二年曾由苏联考古学家开椁验视，内有木棺，棺内有骨殖及金线刺绣之破片。此等遗物均已送入博物馆，唯未审系何处博物馆。（金线刺绣可能是中国的赐品，在兀鲁伯时代，《明史》中明言“特赐王及王妻子彩币表里”，铁木耳时代亦曾贡赐往还，彩币的赠予也可能是有的。）铁木耳的墓侧有兀鲁伯墓，椁乃青玉琢成，较小。此外尚有一二墓，乃兀鲁伯之臣下陪葬者。 铁木耳陵堂系一四〇四年兀鲁伯时代所建立，已就颓圮，市**正加意修缮，使恢复原状。闻每年古物修缮费不下一百万卢布云。 五时顷复乘原机返塔什干。宾馆女主人特为余制包饺，食时亦用醋，与中国北方习惯全同。盛意可感。女主人有一女一子，女在大学研究医学，明年即将毕业。子仅十一二岁，尚在小学肄业中。 七月十八日 十一时出往参观“棉花研究所中央精选站”。一时半返寓。 本站领导苏联全国一切棉花研究站，有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和方**的工作，生物学的，工艺学的，统计学的等。时时发现新种。苏联棉种百分之九十产于本站。 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大多数系用美国种，纤维仅长二十八毫米，收获不大。 一九三二年发现新种，纤维长三十一毫米，系由亚洲种与美国种配合而成。 一九四〇年开始输入埃及种，纤维更长，收获更大，但有棉病同时输入。研究结果，防止成功，乃得新埃及种，系由栽培种与野生种配合而成，更能耐病。此项新种，干高，球大。丝长五十毫米，早熟，收获大，耐病力强。此乃苏联新发现，为全世界所无。 在一九三二年，纤维长者仅占百分之二，目前则长三十三毫米以上者已占百分之九十。 有各色棉花，褐色，黄色，绿色，粉红。有纤维粗大者，可作为羊毛代用品。绿色棉花为马克西勉可氏所发现。 棉田宜先种芦赫尔拏草或苜蓿一二年或三年之后再种棉花，则成绩更佳。苜蓿不及芦赫尔拏。但后者似为中国所无。 明日将返莫斯科，因所得各种赠品，无物容纳，拟买皮箱一口。五时顷入市，购求皮箱竟不可得。这可证明苏联的一切生产是怎样有组织，有计划。苏联并非贫困到无皮革可制皮箱，只是战时生产集中于军需及其他更迫切的日常必需品，皮箱之类当会在停止生产之例了。作战四年间，既成的皮箱当然是不会再有存品了。 夜在宾馆中有盛大的饯别晚餐，参加者为乌兹别克科学院主席和副主席，及戏剧音乐界名人。歌星哈里马·拏西洛娃女士（halimanashy ova）居主席位，她是乌兹别克人民艺术家，曾经获得斯大林奖金。面目颇类蒙古人，黄黑而宽阔，神采奕奕，头上梳着两条长辫。席间自动唱歌，手执一磁盘，以指甲敲打节拍，与日前在集体农场所见者相同，大约这便是乌兹别克的民族形式之一。 演《奥赛罗》中之德斯德孟娜者与余邻座。余与之握谈，誉其演技之佳。德斯德孟娜之幽娴贞静，适如其量，和奥赛罗之慓悍粗率，也适成对照。她很高兴，自言心脏衰弱，艺恐不能更见精进。面色颇苍白，确是不甚健康。奥赛罗亦在座，人甚沉静，与舞台上所见者迥然不同。 在席上，继约翰孙博士之后我也说了这样的几句话。 “到塔什干来住了一个礼拜，受着恳切的招待，我非常感谢。在这一个礼拜中，我参观了新的乌兹别克，也参观了旧的乌兹别克。乌兹别克人民毫无疑问是有很高度的文化的。新的乌兹别克是人民的乌兹别克。工业、农业、学术、教育、戏剧、电影、音乐、绘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足三十年的努力，从旧的乌兹别克蜕化而为新的乌兹别克，这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敬祝各位主人的健康。” 七月十九日 六时顷赴飞机场，晨风大有寒意。飞机已向空中蹓跶，俄而飞回，即便起飞。在机中颇感疲倦，时时入睡。十一时半到达阿克休宾斯克，仍在此小休，一切风光依然如旧。休息可一小时，又继续起飞。六时二十分到达莫斯科。莫斯科时间要晚三小时有奇。 回寓后始知丁西林恰于今晨离莫斯科返国，在衣橱内发现他所留下的一张字条。 今晨乘飞机离莫斯科返国。到重庆后就去看你的太太，报告你的近况。希望不久就可以在重庆会面。 西林，七月十九日晨一时半。 相聚曾十日，相别复十日，一旦远离，颇觉房中过于空阔。入浴一次，用中饭后正拟午睡，送水果的人来了。水果是由塔什干空运回来的，梨、杏、番茄、黄瓜等分量很多。水果在莫斯科是珍品，我便趁新鲜，把来分送了人。 闻中苏两国曾发表共同声明，宋子文已于五时前离莫斯科返国，等柏林会议结束后，还要再来继续谈判。 九时顷傅大使以汽车来接，前往晤谈，至十一时始归。原来去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苏时，傅大使亦曾往塔什干。塔什干尚有中国领事，此在事前毫未知悉。 七月二十日 上午在寓润色讲演稿《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 中饭后苏太太来，约往参观历史博物馆。馆中由旧石器时代起陈列到现代，甚为井井有条。一部完整的苏联历史更被形象化了。这是绝好的历史教育。只需在半天之内，谈笑之间，便可以温习一遍国史或甚至人类史，苏联新爱国主义之蓬勃发展，不是偶然的。 见到乌克兰托里坡尔吉（t ipolji）的彩陶，年代约在四五千年前。这在学者间也判定为与巴比伦彩陶有密切关系。色彩文样虽颇相似，但质厚而器较大。它和巴比伦彩陶间的亲密似乎还不及中国彩陶与后者间的。 有几片汉瓦，文为“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是一九四一年出土于贝加尔湖区的卡拉斯诺雅尔斯克省内。有纯汉代式的中国建筑的基址被发现，发掘者为基塞列夫教授（p of.kiselev）。据说明者云：“教授之意以为乃纪元前九十九年李陵降匈奴后所建，两个月后当有详细报告问世。”我很希望能够见到这项报告。在我的想法恐怕不会是李陵的居趾。馆中所陈列者只有瓦当和一铜制兽环，这些应该都是由中国传去的。北匈奴境内没有可能自行制造。李陵降匈奴后，虽然做到左贤王的高位，无法从中国境内输入这些物品。假使在发掘品中还有更确凿的证据可以断定为李陵遗物，自当别论。假使不然，可能是汉家的公主下嫁时，王室为慰藉她的乡愁，特别建立此屋以为陪媵的。我也叩问了，此外还有些什么物品出土？说明者亦不知其详，只言尚有陶器。 建筑中有炕二，以备取暖。兽环饕餮有角，颇大，足征其门不小。瓦当亦甚大，足征其屋亦不小。在贝加尔湖区有此发现，则苏武牧羊处的北海便是贝加尔湖（“贝加尔”即“北海儿”的音变），可以毫无疑问了。 七月二十一日 晨起时，天雨。未几雨霁。 十时顷齐同志来，共同译述《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正译述间，胡济邦来，塔斯社记者来，苏太太来，齐同志遂先去。塔斯社记者问我游斯城和塔什干的感想，我得到机会把我的感想整理了一次。 这是两座对照的城市。斯城受战祸最为剧烈，塔什干则未受战争的直接影响。但斯城的伟大胜利是有无数塔什干的伟大建设以为后援的。我很感谢对外文化协会的凯缅诺夫会长，他特别选择了这两座城市给我们看。我们看到苏联红军的英勇，而同时也看到了苏联人民和苏联学者的英勇。尤其在我自己，因为是中国人，更增加了无限的景仰和勇气。中国还在日寇的铁蹄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一样，把祖国解放出来？中国也建设了三十多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乌兹别克的人民一样，把祖国建设成和平幸福的国家？能够的！但需要一个前提，便是国家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国家，人民然后才能够拿出自己的力量。 午后本来打算去参观革命博物馆的，苏太太说，博物馆今天休息，须得改变计划。 胡济邦便提议往参观农奴村。这也是一种博物馆，系就农奴时代的地主庄园而成，其中一切陈设可以看出农奴时代的面貌。但乘车前往时，馆正在修葺中，也不能参观。我们便在馆外的园林里散步了一会儿。算好，我因牙根发炎，头部正感觉着闷痛，经那林中新鲜空气的涤荡，便渐就平复了。 三时半回寓，在食堂中用食时，复遇着在德黑兰同机的那对老外交官夫妇，他们仍是笑容可掬。 写就《苏联印象》以备广播。 傍晚，朱庆永来，邀出散步。经过红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的河边。步道十分清洁，岸上有石堤可供凭倚。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朱君提出了王安石、王莽和秦始皇。秦始皇是应该肯定的，他收到了统一中国的功劳。中国历史的趋势虽然已趋向于统一，但由秦始皇袭六世的余威，雷厉风行，故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功效。当然，论开创的勋业，我们不能忘记商鞅。论思想的启承，我们不能忘记吕不韦。 朱君说，苏联的学者也有人赞扬秦始皇，更有人主张两汉也还是奴隶制的。卓文君的父亲有家僮千人，程郑亦有家僮数百，足见当时还是奴隶生产。有名的“张安世有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遂富于大将军霍光”，这奴隶生产的证据似乎更见确凿了。 中国的奴隶生产在春秋末年已经开始扬弃，经过陈吴革命之后便来了彻底的蜕变。卓氏、程郑的例子只是边鄙的现象。张安世的例子也只是前时代的残余，是特殊的变例。汉代如还是奴隶制，那么大将军霍光的奴隶应该比张安世的还要多，而且都应该是有手技作事的。张安世纵有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断不会便富于大将军霍光了。故张安世的例子不仅不能证明汉代是奴隶制，反而是适证其反。 缓步，把克里姆林宫绕了一周，在北面草园中略坐片时。已经七点钟了，管园的人吹出哨子，游人均退出草园。 回寓后接到大使馆的电话，明日星期，傅大使约往乡间游玩，十时半将有汽车来接。 七月二十二日 十时顷苏太太来，传言明日十一时，东方语文大学要我去做语言学的报告，我感觉着有点惶惑。因为我对于语言学毫无研究，怎么能做报告呢？我疑心是传言有误，请求作罢。 十时半与胡世泽同车至使馆。被招待者尚有女客三人。一为计划经济学院学生，与胡济邦同学，已颇有年事。一为女作家，曾翻译美国赫尔曼的剧本，在上演中。又一为歌剧演员，原籍西班牙，闻其子年已二十。 汽车往东行，可一小时许到达银松林。乡馆在松林中，是一座旧式的农家屋。园中颇有花草，有洁斯曼正开，其香甚微。胡济邦云，在苏联很少香花。我想到日本也是这样，日本的兰花根本不香，梅花也少有香气。这无疑是地质里面缺乏了什么的缘故。天气本很晴朗，原拟在松林中席地坐谈，不料突然大雨。雨不一会儿也住了。 中饭后有桌上游戏种种，但我均不内行。又有音乐跳舞，我也只能作壁上观而已。 五时顷与秦秘书同车先归。秦君云八时半将再来邀赴使馆晚餐。至时秦君果来，遂复同往。傅大使及其他客人均已回馆，食事纯是中国风，颇合口味。 使馆中的陈设，宫灯，地毯，紫檀家具，一切都是中国出品，颇为堂皇。建筑也相当讲究，据说在帝俄时代原是一位贵族为他的宠姬所置的别业。革命后，贵族亡命，宠姬落魄，曾经屡次要求愿入使馆服务，未能如愿。结果是有一项秘密被发觉了。由逃亡向国外的贵族写给他宠姬的信里泄漏了这项秘密。在浴室里的墙壁里藏匿着两个宝石匣，在一座木橱顶上还放着一个。按图索骥，全部都被收获。放在木橱上的一个，经历了多年，都未被人觉察，是值得惊异的事。 七月二十三日 九时顷齐同志来，继续译述《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至十一时将半，东方大学代表来，请去做报告，讲题不拘，我因毫无准备，只好请求改期。至一时将近，译事始告竣事。 三时顷，出往参观革命博物馆。大部分内容和列宁博物馆所陈列者相同，列宁与革命是分不开来的。列宁死后的文物则多集中于斯大林，斯大林与革命也是分不开来的。 有一个地底室的模型，列宁与斯大林曾潜伏其中工作，仅一井眼形的通道，并须由侧穴绕行，始能出入，然而仍被破获了。这种坚苦卓绝的典型的地下工作精神，令人感奋无似。 历年十月革命节，由各国所赠送的礼品多所陈列。斯大林六十岁时的寿礼纪念品更有一专室陈列。各种礼品都是些经心结构，极尽了精巧的能事。在寿品中发现了中国的一种，是在一幅红缎上写黑字，这要算是最简单的一种了。好在红黑分明，一眼看去，谁都晓得是中国的东西。 晚八时，对外文化协会有欢送约翰孙博士的送别晚会，被邀往参加。来宾甚多。老博士的精神非常焕发。协会赠送了一张大幅的油画肖像，鹤发童颜，相对而笑，老博士的心境，其乐可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仁惠的友情者得到仁惠的友情，在这儿是丰满地被形象化了。但也有下了种不仅不结实，反而飞沙走石的硗确的土地，苏联人民的心在我眼前也活鲜鲜地呈现着，丝毫也不硗确。 在这儿见到鲍罗廷。将近二十年不见面了，起初我没有认出他，是他自己先向我寒暄。他说，他年纪已经老了，而我却丝毫也没有变。鲍罗廷倒看不出什么老象，比北伐当年似乎更加壮健。上唇上隆起着的一簇焦黄色的胡须，似乎也更加有力。他在主编着英文的《莫斯科报》，这是我在莫斯科所能阅读的唯一的报纸，我感谢了他。他似乎有点回避我的神气，和我没有说上几句话又走开了。我很想对他说，“中国的人民是记得你的，并没有把你忘记”；但没有得到说出的机会。 有音乐，有跳舞，我只能在一隅作壁上观。《宁死不屈》的作者果尔巴妥夫走来问我：你有什么不乐吗？有，就应该一概丢开。该快乐的时候，为什么不跳舞？ 我只说：我不能跳舞。 果尔巴妥夫也说：我也不能跳舞。 结果彼此都笑了。但我感觉着他毕竟有眼光，我自己心里委实是有不能释放的隐忧。我羡慕苏联人民和苏联作家，他们的国是建成功了，战是抗胜利了，他们能够由衷的快乐。但是，我能够吗？ 果尔巴妥夫和我差不多高矮，颇为精干，直爽，真有“宁死不屈”的风度。 儿童诗人马尔沙克也在。他向我极口称赞中国的国画，但叹息对于中国的诗却无缘接近。他问到了老舍，老舍的诗在一本中国诗选译的小册子里面选译了几首。 ——中国也把我的诗介绍了，我很高兴。我很愿意多读中国的诗。中国是不是也有儿童诗人？ “中国是不是也有儿童诗人呢？”我自己回答不出。只好忍心说一句：没有。我们中国的诗人和文学家似乎从往年科考时代的文人气习里还没有十分解放得出来，写诗作文为的是自己的功名，对象是能够给自己以功名或利禄的读者，谁还来管你一般的老百姓，更谁还来管你一般的黄口小儿呢？中国的儿童比鸡鸭还要不值钱，活生生的到处丢，哪还说得上为他们写诗或文学！但我毕竟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些“家丑”，我却没有“外扬”。还有好些人向我问到了梅兰芳博士。梅博士留在苏联的印象极深，他的演艺和中国画似乎是被认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两大要素。这在尊重民族形式的苏联是应该的，但我们在这儿似乎应该有一番更迂回的内省。我们的旧东西自然是好，这就是所谓“国粹”，我们早已经知道保存；但我们反映新时代，表现新生活的东西，却还没有充分的被人重视的分两。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 七月二十四日 十时半往参观列宁图书馆，承东方部部长诘谢列娃女士接待，甚为殷勤。女士身材极矮，骤视，颇类日本女人。全馆书籍闻有一千万册。东方部所藏者多系普通书籍，有满文“五经”及《四部丛刊》。（《四部丛刊》应为四千册，但馆中仅收到二千册。诘部长问我：是否尚未刊全？我也不知其究竟。）有抄本部，多系地图，有《潮惠地图》，《贵州防苗区域图》及各种《夷民图》，均系清代物。此外尚有奏札之类，目录不甚完备，不知是否尚有其他名贵珍品。 馆分新旧两部。旧馆颇狭隘，新馆甚为宏大，但尚未完工。 闻今年**已支出六百万卢布以为建筑费，年底如不能竣事，明春必底于成。 得晤副馆长，亦一女性，巨目炯炯发光，甚有威严。 五时过东方语文大学代表复来交涉讲演事，决定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往讲《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据云该校分中文、日文与蒙古文、伊朗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阿富汗文六部，只研究语言、历史、地理。校长为费辛科博士（d .feice ko），中文部部长为哥洛托克夫教授（p of.ko otkov），另有鄂商阴教授（p of.osha i ），讲授《说文》。 七月二十五日 肠胃失调，决断食一日。 十时顷，往克鲁泡特金街，参观托尔斯泰博物馆。天雨，在途几经探询，始得馆址。 馆共十室，一老年妇人担任说明。据云馆舍建于一八一七年，为意大利工程师格里哥列所设计，但托翁生平并不曾在这儿居住。第一室仅一托翁铜像。第二室为签名处。第三室极大，为雅斯拏雅·坡里雅拏乡居及家眷资料。第四室，关于塞帕斯妥坡里的资料。第五室，关于《战争与和平》，原稿共二千五百页，改稿十一次，费时五年。其中鲍尔孔斯基公爵的模特儿即是托翁的外祖父，大眼睛玛利亚即是他的母亲。第六室，关于《安娜·卡列尼娜》，四十八岁时所写，曾经修改四次。在此时期中已为农民及儿童写作教本。第七室，晚年生活。第八室，关于《复活》。第九室，关于《哈德儒·牟朗谟》及临终前后。第十室德寇暴行。德寇曾占据雅斯拏雅·坡里雅拏四十五日，颇加毁坏，欲纵火焚烧，未果。陈列资料极为丰富。铜像，画像，照片，画片，原稿，校稿，日记，书简，印本，各国的译文，外国学者或作家的来信，印本中的插画底稿，各项著作中的环境与模特儿，无不应有尽有。关于中国方面的资料却寥寥无几，仅在第十室内得见“五十年代”版的《战争与和平》一部，夏衍署名寄赠的改编剧本《复活》，盛家伦作曲的《卡且林娜》五线谱，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八日的《复活》公演签名。 四时顷复往参观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蒙赠全集两套，胶片录音二张及其他。 博物馆即马氏住宅，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居此。楼上进门处衣帽手杖均悬挂如故。食堂兼会客室，寝室书房，一切陈设亦均如故。 食堂中的玻璃橱内原有香槟酒一瓶。战争时女馆员们并未撤退，曾发誓：如敌人被逐退，由莫斯科至斯莫棱斯克之后，即开瓶庆祝，故今已成空瓶，横置于橱内。 马氏能画，与人谈话间所漫画的长颈鹿等尚被保存。也能自制简单的家具，寝室中有曲尺及三角板等悬挂于壁上。生前曾担任五十种报章杂志的记者，各种记者证被保存在一个玻璃匣内。曾经三次外游，自称“诗人大使”。 战争时所有重要的遗品均已收藏入土。房屋及各种物品均有详细的图案，以备万一一切均遭毁灭，可以依样复原。 楼下有小型讲演室及图书馆。馆中所藏均系马氏著作与有关书籍。中国方面资料仅有桂林出版的《野草》一期，延安出版的《大众文艺》二份，《新华副刊》一份，如此而已。 馆外有花园，战时曾改种马铃薯，现已半就荒芜，闻不久将有命名为“马雅可夫斯基”的坦克开来，陈列于此。 在参观中不断地想到了诗人的名句。 对于诗人并不是八小时， 而是十八小时的白天。 诗歌——也就像镭的开采。 开采一克镭， 要一年的劳动。 你用尽气力 一采了一千吨的字块， 只为了 一个字。 在陈列品中看到了一册被弹打穿了的马氏诗集，是红军战斗员基里洛夫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从斯大林格勒寄赠的，在斯城最艰苦的日子中不曾离开它。参观完毕，我依照马氏诗型在纪念簿上写了这样的感想。“进攻阶级”是马氏用语。 革命的 诗人， “进攻阶级”的 伟大的儿子。 中国人 早就知道 你的名字。 你的歌声 如像风暴 飞过了 中央亚细亚。 任何的 山岳 沙漠 海洋 都阻挡不了 你！ 你， 坦克车， 快速度飞机， 真理的使徒， 你的时代 是 永远的世纪！ 七月二十六日 晨草《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至九时顷完毕。这可以说是我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提要。文学的起源是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的。自从社会内部有了分化，文学也就有了分化。一般的所谓正统文学是走上层路线，愈走愈狭隘，愈走愈板滞。而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者则留在民间，走着下层路线。这种作品每为正统文学所不齿，以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等正统文学走到绝路的时候，却又每每仰借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来输血，而等到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一登上了大雅之堂的时候，便又愈走愈狭隘，愈走愈板滞。中国的文学，反复地走着这样迂回的路。我们的努力是要使我们的文学成为人民的文学，永远走着它本来的路向。 外交部万西珂夫同志和东方大学的代表相继至。万同志也愿意去听讲，我们一同等候汽车，直至十二时前一刻始得动身。大学在莫斯科北郊，车行二十分钟即到达。中文部长哥洛托克夫教授到校门迎接。哥教授的中国话最为纯熟，被他引导着上楼，先到校长室与费辛科博士谈话片时，略用茶点后，即在别一会儿议室中开始讲演。听讲者四十人左右。我一面照着我的原稿作朗诵式的讲演，哥教授便应声翻译，这是要有很大的本领才办得到的。讲演历二小时完毕，听者似乎还表示欢迎。 归寓后午睡甚酣，醒来时，看表已经五时半了。立三来电话，言六时将来访，届时果来。告我以英国选举，工党胜利的消息。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七月二十七日 十时顷复往历史博物馆，拓“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瓦当。共三枚，各拓二张，以一份留赠博物馆。 “天子千秋”四字居中，余六字分列左右：与普通制钱文序相同。字均反书。秋字有一枚作火，实因火旁太大，致无隙地，故字未写全，好为穿凿的人或许会以为汉人秋火二字通用了。三时半杨新松来邀往作广播。电台闻即旧时专收中国学生的东方大学。电台远东部主任珂尔米珂夫亲自招待，因通日语，彼此甚感方便。广播须同时录音，开始广播之前曾试音二次，用意十分周到。广播约十分钟完毕。完毕后即听到录音放送，不大像自己在说话。 杨新松和孙克英（即孙维世）同车送我回寓。杨君自言幼时来莫斯科，最初是一个裁缝学徒。后来又到海参崴，在那儿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又回到莫斯科。他得到读书的机会，便锐意研究中国哲学。战前他在某大学教中国哲学史，战争开始后他才到电台上来服务的。由裁缝学徒做到大学教授，使我特别生出敬意。他要我把广播的原稿送给他，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克英是亡友孙炳文的**。炳文在一九二七年被褚民谊出卖，在上海遇难，那时候克英似乎只有两岁光景。“八一三”前后，曾经在上海见过，后来到了延安。六年前，恩来折臂来莫斯科就医，克英被携带同来，现在已经成人，我完全不认识了。她在这儿研究戏剧，听说成绩很好，俄文的程度也比久住莫斯科的人高明。学校在暑期休假中，她在电台上暂时协助工作。她很关切地问到恩来的健康。我把恩来送我的延安版的《甲申三百年祭》转送了她。她又向我要求《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的讲演稿，我也给了她。她说，讲演时她也在，并且还到学校门口迎接过我的。我却丝毫也没有注意到。她听说我晚上还要到对外文化协会去做报告，担心我一天所做的工作太多了。其实这算得什么，我倒很愿意能够很忙，愈忙愈能够扫荡心里面的不必要的忧虑。 七时顷，万西珂夫同志与齐赫文同志同来，随即同车往对外文化协会。凯缅诺夫会长，卡拉康诺夫副会长，都很恳切地接待着我们。听讲的人已经坐满，大部分是在约翰孙博士送别晚会上相识的面孔。我们立即开始报告。我报告《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我读原稿，齐同志读译稿，各人对读一节，约一小时光景完毕。齐同志再继续报告《苏联战时文学在中国》，也费了一小时光景。齐先生的口齿很清白，声音也很宏朗，报告印象极佳。 报告完毕后也有酒宴，也有跳舞。副会长要我把原稿留下作为纪念，我自然是很高兴地答应了。 七月二十八日 十时顷历史研究所西蒙尼芙斯卡雅女士与列宁图书馆诘谢列娃女士来访，西女士能谈中国话。她们两位昨晚都在文协听讲。来访的目的是要我帮助收集材料。她们都在准备着考副博士的论文。 西女士在研究唐代诗人元稹，她需要元稹的《长庆集》，还需要《西厢记十则》。 诘女士在研究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她要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等一切的材料。这些材料似乎在中国并没有具体的收集，我只介绍了陈真如，希望她直接和他通信。 英国工党大获胜利，得席位三八九席。保守党惨败，仅得一八〇席。现由工党阿特里组阁，丘吉尔被聘为政治顾问。这一变化实在有点突然，不仅一般的人没有预料到，就是丘吉尔和阿特里自己恐怕也没有预料到。这次选举，尚未复员的一百万士兵未及投票，如果参加，胜负的比例恐怕还要更加悬隔。这是英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保守党的政策不能解决战后的问题，人民便自然地背弃了它，第一次欧战后的情形更加把镜头放大了。第一次欧战后，保守党失势，工党遂代之而崛起；但工党一登台之后，立即右倾，麦克唐纳之流竟得到了爵士而成为了贵族，于是工党便受到了人民的裁判。这一次工党的胜利，应该是又一次的考验。假如它的领导者们又照着麦克唐纳的步骤走去，为政权而出卖政见，那将来所受到的裁判，必然会更加严烈的。 午后三时往参观特列洽珂夫斯卡画馆（t etyakovska-yagalle eya），从中世纪以来的绘画雕刻一直陈列到现代的作品，据说所藏品共有二万五千件，所陈列的仅仅二千件，但已经是洋洋大观了。 古画差不多完全是宗教画，我不感觉兴趣。关于农奴时代的辟洛夫（pe ov）的批评画，我觉得最好，这和戈果理、托尔斯泰的小说有着同样的精神。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似乎一直是俄国画的主流。 但我是一位门外汉，我只跑马观花地看了一点半钟。这种类似暴殄的看法是不能够得到什么正确的观感的。假使是专家来到这儿，就是对于某一张画，某一个雕刻，或许都要费好几天的工夫来吟味的吧？ 归途我提到想看电影，《柏林》（“be li ”）正在放映中，我听见人说剪辑得很好。向导者苏太太便答应为我买票，约定九时回话。十点过钟了苏太太才来，她说，票不好买，只能看最后的一场，是十一点钟开演的。十一点前二十分同出，电影馆在相隔不远的“首都大旅舍”（hotelmet opolis）的楼下。看的人真是拥挤。影片是柏林会战的纪录，但剪辑得确是巧妙。把会战时的情形和希特勒得意时的情形时时用对比的方法双管齐下，极尽了生动活泼的能事。柏林已残破不堪，市民争食及窘迫的情态超出了想象以外，一老妇人以手指从水车口刮水而嚼。这是什么人使他们成为了这样的呢？这应该是发人深省的地方。我只感觉着了唯一的一点美中不足，那便是没有把希特勒活捉着，让他亲自来看看：他给他的同胞们所造下的罪孽。 终场时已十二时十分。在街头遇万西珂夫，苏太太告诉他，明天午后要引我去参观军事博物馆，请他设法派部汽车。 七月二十九日 前日，中美英曾共同宣告，劝日本无条件投降。今日报载日本同盟社讯，日本不重视这项劝告，仍将作战到底。 革命工人阿里鲁也夫（alliluyev）逝世，年七十九岁。列宁、斯大林做地下工作时常聚会于其家，加里宁主席等为之发丧。十一时顷朱庆永来，复同往莫斯科河畔散步。天气快晴，街头多卖冰淇淋者，十卢布一包，可抵重庆所贩卖者四客。我们买了两包。在街头一面走，一面吃，这是苏联通常的习惯。朱君寓“首都大旅舍”，邀往共午饭，应之。“首都”不及“国家”整洁，听说国际记者多住在这里。朱君房里堆满了不少的书籍，我感觉着他确实还保存着学者的态度。他告诉我，他回国后还是想当教授。我想，那应该是比较好的事。 我们谈到了苏联的妇女问题。毫无疑问，苏联妇女争取到了和男子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待遇，无论在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上都被动员了起来。婚姻问题已经十分郑重化了，离婚已经不那么容易，特别是有党籍的人假使要闹离婚，会影响到他（或她）在党内的或社会上的地位。保护母性的条例也有改订，战前母亲有十一位儿女的便授以苏联英雄衔，战争发生后改为只须有七位了。 朱君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男女地位是平等了，然而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领袖们却很少女性。这在我看来，只是时间问题。苏联建国还仅只二十七八年，假使再过二十七八年，那情形或许会两样。 关于家庭制度的保护，苏联也并不是在往后退。男女受着平等的教育，得到平等的地位，婚姻上的悲剧便自能减少。在这样合理的社会里面还要闹离婚，那当然是须得用另一种尺度来裁断了。 午后等汽车，至四时始至。往参观军事博物馆，馆中所陈列的纯是这次爱国战争中的纪念品和掳获品。 一九四一年德国缺乏防寒准备，以报纸为坎肩，以草为长筒鞋，极惹人注意。所俘获的德国军旗极多，其中有一八一三年的古物。德国人的传单标语里面很多狂妄绝顶的语句：有一例是：“de russemussste be damitwi lebe ！” “俄国人必须死绝，好让我们活！”为了一个民族的生，一定要把另一个民族杀尽，这成什么话？单只这一个标语，也就尽足以把希特勒、戈培尔之流抓来，碎尸万段！ 德国士兵中也有厌战的。有一个木制的大十字章，中心画一只虱子。这是一位德国士兵的作品。德国的十字章，中心是一只飞鹰，以虱子代替飞鹰，以木质代替金属，明显地表示着厌战或反战的意思。这在平时，只能当成为疯人的作品了。然而在一切都发了疯的时候，价值在倒逆中发生价值。 纪念品里面有阵亡了的瓦图丁将军（vatudi ）的遗物，俄国被俘士兵所吃下的木条的残余，保卫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各种战绩，斯大林格勒市长受剑像，崔可夫将军的石膏像等。 盛纳宣传品的木弹极有意思。宣传品用飞机投散时，如是散章会在空中吹散，如加拴索不易落到目的地点，用木弹形式来投掷真是再巧妙也没有了。这一简单的发明，我们搞了对敌宣传多年却不曾想到。日本人也不曾想到。 博物馆的旁边有一座大公园（我不记得它的名字，只是公园外的街心有座“红军剧场”，是我所能明记的唯一的标识），游人众多，如过盛节。我们进里面去看了一会儿庭球的比赛。园内也有小剧场，有一处正在上演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光》。向导者主张去看，但我感觉疲倦，只在树林里面坐了好一会儿，等到汽车来，便提早回来了。 七月三十日 昨晚十时即就寝，今早醒来，仍然不大舒适。眼涩，喉嗓干燥，大约是吸烟过多。 胡济邦来，言王世杰改任外交部长，不久将和宋子文同来，继续中苏谈判。大使馆里面的人好多都搬出来住旅馆，以便腾出房间供使节团住宿。她现在是搬到了“首都大旅舍”。我们同到高尔基大街的一座大饮食店里面去吃了冰淇淋，一客之多仍足抵重庆四客，也同往莫斯科河边上散了一回步。克里姆林宫下的是菩提树林，据说开花时有微香。在地下车道前和我分手，约好晚上到高加索饭馆吃羊肉。 午后一时顷栗文松部长来，同往史丹尼斯拉夫斯基街看漆器展览，是帕契赫、麦契拉、费多斯基诺、哈鲁易诸民族的作品，作风大抵相同，是以民族固有的技术为基础而施以近代艺术的改良。漆上绘画，多摹名画，有托尔斯泰像，有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图等，甚为精巧。这方法在我国亦可仿效，可惜天天高喊保存国粹的人们却丝毫也不注意到匠人的保护，听其湮灭。 七时顷，胡济邦再来，同往高加索饭馆，在高尔基大街马恩列大学附近。每人吃了一盘生菜，一盘烤羊肉，用了两杯葡萄酒，喝了一瓶矿泉，费了三百卢布。（合美金六十，合目前法币九万三千元。）听说这比战时已经便宜了三倍了。 归途遇雨，各自匆匆回寓。 七月三十一日 昨夜雨颇大，屋瓦庭园皆湿，风有寒意。 十二时顷往参观诗人莱尔蒙托夫博物馆。 诗人以一八一四年生于莫斯科的一位退职军人的家庭，三岁的时候失掉母亲，便寄养在塔尔罕的外祖母的庄园里，这是很富庶的贵族家庭。父亲和外祖母之间经常不和睦，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让给她教养。这种痛苦的经验和农奴制度下的庄园的情况在诗人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的痕迹。 一八三〇年进了莫斯科大学，在这儿没有找到友好的环境，和一些保守的教授们时常发生冲突，遭受了考试不及格的报复，只住了两年，便不得不离开学校了。 嗣后他进了彼得堡（列宁格勒）的近卫军军官学校。在一八三四年毕业，他便得到了他的军人的资历。这位年轻而多才多艺的军人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颇受欢迎，但他“在音乐和舞蹈的喧闹里，在野性的低声絮语里”，是感觉着“又寂寞，又哀愁——在心魂烦闷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握一握手”。诗人老早就是一位叛徒，和统治阶级站在敌对的地位的。 一八三七年二月普希金和一位流氓决斗致死，而这流氓事实上是沙皇的宫廷所派出的杀人犯。这事件强烈地激动了莱尔蒙托夫的怒火，他写成了《诗人之死》的一首吊诗，痛骂统治阶级为“天才与自由的刽子手”。这便震呆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他看见刚刚死去了的普希金又借尸还魂了。于是莱尔蒙托夫的一生便从此更遭受磨难，一直到死。 诗人就因《诗人之死》被充军到高加索，但高加索的伟大的自然风物和流窜在那儿的十二月党人们的斗争精神，却更加丰富了诗人的生命。 流窜生活经过了一年光景又回到彼得堡，在这前后是莱氏创作的**期。他的第一部自印的作品《鲍罗金诺》于一八三七年出现，托尔斯泰称之为《战争与和平》的“种子”。《关于商人卡拉斯尼科夫之歌》于一八三八年问世，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证明着诗人精神与人民精神在血统上的嫡亲关系。” 一八四〇年的春天横祸又来了，仅仅因为和法国公使的儿子决斗，**又把他流窜到高加索。在这时他曾经参加过战争，行动异常勇敢。他的长官曾向**请求赦免他的前愆，他在这时潜回彼得堡请示，然而结果是限他在二十四小时内重返高加索。 那些“天才与自由的刽子手”们，仅仅把诗人流窜，自然是不能满足的。他们又唆使了一位流氓马尔丁诺夫，借口莱尔蒙托夫的小说《并世英雄》里面暴露了他自己的阴私，要求决斗，诗人仅朝天放枪，流氓却狠心完成了刽子手的任务。这是一八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事，诗人仅仅二十七岁。 这是专制魔鬼们摧残文化的一个标本。 馆中举凡关于诗人的生活和创作的资料均有丰富的陈列，画片照片等极多。诗人亦善画，画亦优入专门之域。假使不受摧残，不知道还要留下多少更伟大的业绩了。 八月一日 对外文化协会对于外国学者征求关于科学院纪念会的感想，将汇为专集，我也在被征求之列。清晨执笔，因我对于纪念会，事实上等于未能参加，故只泛泛地写了一些关于苏联学术界的一般的印象。 午后参观奥斯托罗夫斯基博物馆。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的作者，两部书在中国都已经有过译本。 奥氏为西部乌克兰人，生于一九〇四年。家境甚为贫困，有二姐一兄。几至乞丐为生，但他的母亲决不让自己的儿子过这样不成器的生活。很小的时候便去做苦工，在一家旅馆里充当小使，沉重的担荷每每超过他所能有的力量。 继后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努力自修，两年期间把大学的五年课程完毕了。他屡次参加了反波兰的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在前线受了伤。后来又患肠伤寒，剧烈的神经痛，卒致四肢瘫痪，双目失明。这时奥氏才仅二十四岁。 这位就跟献身精神的具体化一样的斗士，就这样在足以令人渗出血泪的万种苦难中被捆扎而穿透着，他的斗争门径似乎是完全断绝了。然而自己正是“从暴风雨里面所诞生”出来的钢铁炼就的儿子，他丝毫也没有挫折自己的斗志，他又选择了文艺这项武器，在他盲目而瘫痪的一片黑暗中，打出了万丈光芒的炫目的铁火。 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还能够自己勉强动手。他用硬纸挖成横的空条格，把这蒙在原稿纸上，在空格里写字，以求勉强贯行。后来连这点程度的自动都失掉了，他只瘫睡在床上口授，让人笔记下来。在这样的情形下边，便产生了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的两部著作。前一种是得到了列宁奖章的。 他很恋慕莫斯科，而且愿意住在莫斯科的中心区。一九三〇年移到莫斯科居住，现在的博物馆就是从那时住到一九三六年逝世为止的房子。他的居室，一切陈设都保存着生前的原状。那是一间长条房间，左手当中靠壁顺放着一尊床，床头一张小茶几上放着一部打字机。 右手与床平行，放着一张沙发，沙发的前头是一张大书案，再前头便是临街的窗壁。在书案背后的左壁上有一盏电灯，上面罩着一张红巾。 博物馆的馆长便是奥氏的夫人，她把我引到这寝室来，特别把一根拦路的红绳解开，让我在沙发上坐下。她说：奥斯托罗夫斯基在生的时候是极喜欢朋友的，尤其喜欢青年朋友。朋友来便坐在这沙发上。他更喜欢人家在他的床前跳舞。他说过，一个不知道跳舞的人，是不知道人生的。 夫人把书案上的留音机开开了，让我听了奥氏对乌克兰共青第十八届大会的广播演说。声音很有力量，绝不像是一位病人。夫人又说到录音时的困难。奥氏是全凭暗诵睡在那儿广播，目不能看原稿，旁人又不能替他提词，只好用一根线拴在他的手上，万一有了错误，便牵动线子以促起注意。然而奥氏的记性很好，他的演说一点也没有波折。 这样的一位斗士实在是令人感奋。他的创作就这样是由生命所凝成的，他和普通的职业作家不同，但批评家说，他所写的内容比爱伦堡的更加有力而且生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英、德、法文的翻译。在书架上有一本日本文的翻译，译者是杉本良吉，一九三六年白扬社出版。奥夫人取下来求我解释，我把序言翻译了给她听。 纪念簿上要我写我的感想，我写了。 在艰难困苦中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真像铁在熔炉中受着烈火的锻炼，你毕竟成为了钢。 你的眼睛虽然盲了，但你比任何人还要看得远，看得更加仔细，透彻，正确，明亮。 你的身体虽然瘫了，但你的斗志比任何人还要充沛，你的工作能力比任何人还要坚强。 你的生命虽然谢了，但你的精神寄托在每一个为真理，为正义，为人民而战斗的人们的身上。 你，献身精神的化身，一切苦难的征服者，永远高唱着真理战胜的凯歌，你万代青年的榜样。 接连两天，看了两位作家的博物馆，真是绝好的对照。尤其是两种政治对于文艺家的态度，一种是唯恐文艺家不早死，一种是用尽各种方法，要使他多活一天。“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尽管有些沙皇的亚流，还昧着良心，倒黑为白。 八月二日 整日在寓读《苏联国内战争史》，无人来扰，颇觉闲适。午后四时半往访哲学研究所。这和历史研究所同在一栋大厦里，但在三楼。 所长斯威特洛甫（svetlov），副所长鲁宾希契因（rubi stei ），历史哲学部主任瓦谢齐克（vasechkii）同任招待，杨新松做翻译。我先把中国哲学界的情形报告了一番。接着是所长报告。 研究所共分六部：一哲学部，二辩证唯物论部，三历史唯物论部，四自然科学部，五美术哲学部，六心理学部。六部之外有研究班，三十人，杨新松在这儿担任中国思想宗教史。 苏联哲学界目前所着手的工作有下列各项： 一，俄国哲学史的编纂，由哲史部主任瓦谢齐克主编。 二，俄国各民族哲学史。 三，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哲学史（世界哲学史第三卷）。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这些都是大部头的著作。比这更普通的，有逻辑教科书，大学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年底可出版），大学用西方哲学史（亚历克山得罗夫新著）等的编纂。 作为专题研究的，有： 一，列翁诺夫（leo ov）的辩证论方法（大著作）。 二，列慈尼珂夫（rez ikov）的关于认识论的大著作《在现代语言学条件下的理解问题》。 三，皮舍夫斯基（peshevsky）的《批评德意志的宗族主义的理论》（这是属于历史唯物论的范围）。 四，社会问题方面，目前所注意的是《苏维埃社会的诸关系》、《新爱国主义的来源》等科学理论与现代生活的综合。 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论，有： 一，哲学院院长瓦维洛甫（vavilov）所担任的《由物理化学论因果律》。欧美有些反动的学者认为因果律已经动摇了，这工作是对于这种反动学说的反驳。 二，雅诺夫斯卡雅（ya ovskaya）的《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与数学问题》。 三，基德罗夫博士（kid ov）的《由理论方面综合化学的成绩》。关于美术哲学部，这一部的主任便是对外文化协会的凯缅诺夫会长，在编制中的著作有： 一，《十九世纪俄国美术史》。 二，《马克思主义与美术》。 关于心理学部，研究的范围为：一，一般心理学的理论问题；二，人的心理；三，动物的心理（作为人类思想的来源或为实用）；四，心理学史。在编制中的著作，有： 一，奥罗伊希清（o oistei ）的《心理学基本问题》（修正再版）。二，基德罗夫博士的《心理学教科书》。 所长很详细地把这些工作情形告诉了我，我感觉着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们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便是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外，特别注重历史，而并不看轻各种基本的学术，如逻辑和心理学等。这似乎是值得做我们的参考的。 谈话告了一个段落，被所长领导着去参观各个研究室。规模不很大，有点像讲堂的形式，一个研究员一个座位。因为在暑期休假中，研究员大都到别处过休假去了，剩下的只有三五个人。 七时顷回寓，路过莫斯科大学时，杨新松把招生牌示中有“原子核物理”一项指示给我看。他对我说，苏联的理化科学家正集中精力研究原子能，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把原子核冲破，因而也谈到了宇宙线的问题。我请杨君在夜间再到寓里来详谈，在九点钟左右，他果然到了。 地球上有放射性的物质如镭铀等被发现后，放射能的测验便成为科学界所普遍热衷的问题。地上的放射能离开地面一定的高度之后是要由逐渐减衰而至消失的，然而经过高空测验的结果，却有相反的现象出现，便是有更强大的放射能存在着，它无分昼夜，一样的强大。它的力量超过了目前科学界所已经知道的任何的东西。例如x光线虽然有强大的穿透能力，但用一英寸厚的铅板便可以抵挡着它，而这项高空中的放射能却可以穿透十八英尺厚的铅板，九百英尺深的水，一千六百英尺厚的岩石。这断然不是地上所有的东西，因而被命名为“宇宙线”（co**icrays）。它的本质不明，不知是从宇宙中的什么地方射来。这项强大的宇宙线，假使利用来冲击原子，那么原子核便容易被击破而放射出原子能。苏联的科学家们也正集中精力从事于宇宙线的研究，就是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都不曾停止过。 接着又谈到医学上和农业上的新奇的发明。 关于医学，眼角膜的移植我是知道的。心脏的移植据说在蛙的实验上已经成功了。癌肿也得到了根本治疗的办法。 关于农业，西伯利亚已经有多年生的小麦，寒带果树已经发明了数百种。这些工作是由齐清博士在领导，他耐心地做着种种的交配实验，结果是成功了。寒带果树，耐寒早熟，卧植以防风患。就这样，靠着种子的改良，使从前不宜于种植的地方也有了方法可以利用了。 此外如像靠着化学肥料和蓄水池的设备也使中央亚细亚的广大不毛之地化成了沃野。关于这情形我在塔什干是亲眼见到过的，但据说在哈萨克共和国的巴尔哈胥湖一带，这个现象尤为显著。农场有苏维埃农场与集体农场两种。苏维埃农场是国营，规模宏大，机械化、电气化的程度甚高，一切设备如城市。集体农场是民营，向国家租借土地和机器做集体耕种。收获所得以百分之若干献纳**作为地税与机器消耗费，以百分之若干作为农场公益金及储蓄，余由农场成员依工作单位而分配。农民甚富，每每个人捐献飞机，飞机损失又再行补献。 机械化现状，用拖拉机耕地，用康拜因机收获，用飞机播种、施肥、散药杀虫等。有汽车澡堂以供工作者沐浴。 八月三日 九时顷往参观电车工人幼稚园。有一位市教育局的女士一同前往。 园系一九四二年战争中所建立，共有园生一百二十人，七十人寄宿，余者不寄宿。教职员共二十二人。分三组管育，第一组四岁至五岁，第二组五岁至六岁，第三组七岁（本组在本年九月即升入小学）。 园舍甚整洁，一切设备也很周到。有课堂，有寝室，有食堂，还有病孩卧室。这病孩卧室，据说冬天不烧火炉，用毛口袋取暖。每天九、一、四、七等时进食，四时系茶点，午睡二小时。晨午各沐浴一次，夜洗脚。水由暖而凉。食时每日二人轮流服役，年少者免役。 学费每人每月二十九至五十五卢布，但实际用费每人实需一百六十卢布，故取费最多者亦只实际用费的百分之三十。军人及儿女多者取费少。有病时全由公家疗养。 在课堂中全部男女园生都是裸体，我很惊异。因为莫斯科天气很凉，我自己身上穿的是冬服。我怕他们会伤风，但据辅导员告诉我，这样已经养成了习惯。在室外游戏时，由辅导员执有环边鼓一面以作指挥，可任意做种种姿态，或步方木。菜圃、花圃均由园生自行栽种。课堂中也有木盆种植花草，于网栏内养畜天竺鼠之类的小型动物。 在第一组的课堂中看到演纸人戏。有小型舞台，舞台面系厚纸剪成。台前有小椅排成座位。园生入场时，有人收票。拍收票者手掌三下，表示卢布三枚，换票一张，所演者为鸡狼犬的故事。出场动物也都是厚纸剪成。鸡被狼诱，犬往救之，如此者反复三次。一辅导员在幔后操作发声，一辅导员坐台侧朗诵剧本。演毕，拍掌。辅导员复将鸡、犬、狼持出，向观众致谢。一切步骤如正式舞台。 看见辅导员为园生们一个个做午浴，之后便进食堂吃午饭。 园生均着工作衣。各生先就座，服役者二人运送盘餐。每人黑面包二枚，汤一盘，汤中有肉，但无黄油。盘餐分量系由辅导员分配。 园生们看见我这个外国人都很高兴，送了我很多他们自己所画的画。还有一位小朋友把他头上从郊外所采来的花圈也送了给我。我感受着很大的光荣，连忙拏来顶在了我自己的头上。 我也看见园生们午睡，小小的寝台上铺着柔软而整洁的寝具。一转瞬间全体园生都在床上睡熟了。那些姿态，真是令人怜爱。我也受了午饭的招待，吃的比园生们的常食丰富无比。食后饮茶。市教育局的女士又细细向我谈到莫斯科市的一般幼稚园的情形。 据说莫斯科共有幼稚园七一四座，暑间有五百座已临时移下乡间。今年园生共四万六千人。经费战前每月约六百八十万卢布，战时迄现在是六百九十万。在夏季中用费特别大，莫斯科于冬季缺乏阳光，故须于暑间运送儿童至乡下或南方，多做日光浴。战时有未疏散的儿童也有幼稚园的设备，系在地下室中。 我受着了很恳切的招待，得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之后，便向园内的各位辅导员告别。临行时还送了我一大簇鲜花，这都是小朋友们在花园中所自己栽种的。 三时顷回寓。今晚当在对外文化协会做历史报告，将前次在历史研究所中所做报告略略加了一些补充。五时顷齐赫文同志来，旋即同乘汽车往协会。 报告时系由司徒鲁卫主席，他是从列宁格勒远来的。听讲者五十人左右，威丁斯基博士、费辛科博士等均在座。历一小时完毕，有种种质问，均为之做答。之后，在地下室中有电影招待，系战时消息片的剪辑。 归寓已十一时，晚餐时间己过，因未进食，肚饿，甚为难耐。但饥饿亦甚有味，初出国时因饮食改变，每每终日不知饥饿。今知有饥饿，自是愉快事。 八月四日 上午十时顷往波德钦病院访托鲁特涅甫博士（docto t ut ev）。博士是苏联有数的耳科专家，我请他为我检查。 我把我的病历告诉了他。十七岁时（一九〇八年）曾患重症伤寒，愈后，两耳即重听。一九二七年年底在上海又患一次斑疹伤寒，很沉重，愈后，两耳更加重听，直到如今。 托博士把外部检查了一遍，验明没有其他的病患，又让我进一间密闭的验音室里检查听力。室甚小，不足一立方丈。四壁完全密闭，不与外部通声息。自邻室发音由电线导入，由强而弱，以验取听阈的界线。有音即按铃为号，以至不能听取为止。这种设备，在二十年前，我在日本学医时还不曾看见过。 检验完毕，约定于下星期一（六号）的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之间再往听取检验的结果。 十二时顷回寓，在楼下账房处遇秦涤清，言柏林会议结束，昨日已有公报发表，斯大林委员长似已回到莫斯科。又言中国使节团六日动身来苏，他来预订房间。 今晚原定乘夜车往托尔斯泰的家乡雅斯拏雅·坡里雅拏，但因天雨，乃约定改期。 八月五日 今天是星期。上午十时顷胡济邦与一老女画家同来，言在地下车中相遇。胡济邦也在学画。她们谈得投机，便一同到我寓里来了。 老女画家说要给胡济邦画一张油画像，也打算替我画一张。我提到不久要到雅斯拏雅·坡里雅拏去，回来之后可能要做回国准备了，作油画是来不及的。 济邦问我：为什么不多留？来一次不容易，而且也应该顺道往英、美去看看。 其实我也是这样作想的。但在苏联是做客，主人正是多忙的时候，我丝毫也不能帮忙，在情理上也不便久留。上月四号，凯缅诺夫会长允许为我订一个月的游览计划，今天刚好满一个月。我已经得到了消化不完的收获，尽可以满载而归了。回到国内去多少总可以有一些能够做的事情。说到往英、美去观光呢，可惜我是不能够去观光的。 不一会儿苏太太也来了。她告诉我：车票已经买好，今晚一点钟乘夜车往雅斯拏雅·坡里雅拏，由邵鲁诺夫做伴。老女画家取出铅笔和纸来替胡济邦画了一张素描，但不大像。提到了我的年龄，她竟说我顶多只有三十八岁。 ——赶快打电报回去告诉太太吧，胡济邦取笑着，太太会开心的。 ——假使我真显得这样年轻，太太倒会不放心了。 大家笑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 晚间胡济邦又来过一次。送来两本关于雅斯拏雅·坡里雅拏的向导书，一本是英文的，一本是俄文的，都有一些插图。我把英文的一本立刻看了一遍，算得到了一番准备知识。 听说大使馆方面已经接到了对外文化协会的请柬，订于九日中午正式招待我，有中苏两国大使做陪。但这请柬我却还没有接到。 胡济邦说，这可能是送别宴。她希望我过了十二号走。十二号是体育节，在红场举行，这是每年一次的盛会，非看不可的。我也怀抱着这样的希望。 等到夜半，邵秘书来了，因为时间不待，我们便赶上车站。搭上了四人一室的寝台车。开车时间正整一时。 八月六日 七时起床，切用干粮。同车厢者另有一位女眷，乃教育界中人，回图拉省亲。以干粮分赠之，蒙购莓子相酬。 天雨，甚悔来时未借雨衣。望天能转晴，不然，在乡间参观，颇多不便。 过图拉时有兵车一列停于车站，闻系复员红军。十时顷到达雅斯拏雅·坡里雅拏车站，在这儿也停着一列很长的兵车，从车后绕道渡过车站去。和车站接连着还有好些建筑，前面有一带木栏杆，在每个正方形中，斜对角地架着撑柱。在栏杆后面有稀疏而整齐的一列白桦树。雨算住了，空气很湿润。我在月台上走着，想到托尔斯泰生前是时常在这儿往来的，仿佛他的呼吸就在自己的周围一样。 从车站到托翁的庄园（现在的博物馆）还有三公里路远，听说有汽车来接，但因我们在那一长列的兵车后绕道，费了些时间，司机已经把车子开走了。幸蒙站上的人指示，我们又横过铁路去，搭上了一架载草的卡车，在公路上走了两公里的光景，便在一条支路上把我们放下来了。那条支路就是通往博物馆的路。 虽然大雨初过，路道并不十分泥泞。在途中遇着一位中年人，他正是往博物馆去的，沿途替我们做了向导。据他说，昨天是非常晴朗的一天，来博物馆参观的，将近有一千人左右。我很失悔，倒是前天晚上动身来，不是刚好了？庄园现在等于是公园，每逢晴天，就到晚间来，都有很多青年前来散步。行路间，远远望见有一座白垩的楼房，据说是托尔斯泰中学，内部已经为德寇所摧毁，尚未恢复。路的右手又有一带白垩的建筑，夹在森林里面，据说是托尔斯泰医院，也被德寇摧毁得很厉害，现在已经部分复原了。 走到了门口，那就跟门阙一样的一对矮圆塔是绝好的标识。 塔盖是荷叶形，周身都粉刷过，有门，里面可以容人，或许是农奴时代站岗者的岗位吧。完全是乡间的景致，门道上有些牛粪杂在泥里。进门处的左手有一间小屋，大概是从前的门房。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传达，跟着那位中年人一直走进去。在森林的树列中走了好一会儿，走到了一座院落，有两位绅士出来迎接着我们，一位年青的就是本馆的职员蒲清，另一位中年的，能讲法国话，是莫斯科博物馆科学部职员，谢坡希尼可夫。他们先道了一番歉，说汽车没有把我们接上，惹得我们在泥涂中走了路。接着引我们到了一间行馆里休息。 行馆小巧玲珑，有电气设备，壁上有托翁画像及其著作中的画面，如《卡秋霞受审》、《安德雷与拿达霞》等。有鲜花两瓶，阿芙蓉，大莲花，六月菊，上面还有露珠。另有三小盆单瓣的凤仙花，两蓝一白。正面一带玻窗，面临菜圃。圃中菜蔬甚为肥硕，不知其名，叶似瓢儿菜。远处可以望见一带村落，在前本是农奴的住处。 盥漱毕，我立在窗前眺望，一位工人模样的人从菜圃里走来向我道歉，原来他就是司机。我求他握手，他不肯，表示手上有汽油，但我们还是握了。 十二时顷馆长邀食。馆长就是托翁的孙女，她有着双姓，是托尔斯泰雅一叶先宁娜（tolstya-ese i a），有三十以上的年龄，身材高大，态度十分大方。我看见她也佩带着科学院二二〇周年的纪念章，原来博物馆是隶属科学院的。她说，她在列宁格勒的士摩伦宫，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都曾经看见过我，还在对外文化协会听过我的报告。但因为没有介绍，我一直到今天才认识了她。 食堂是在托翁住宅的旁边一座俄国式的农家屋里面，屋壁用整个的圆木材镶成（不是解成木板），不十分高，但在冬季一定是很暖和的。男客除我们之外，有蒲清、谢坡希尼可夫，另外还有两位女客。食品很丰盛，有黑面包、酸牛奶、黄油、蜂蜜、黄瓜、肉饼等，听说都是庄园里自己生产的。食中谈及馆中工作情形：（一）研究作品，（二）接待参观，（三）研究托翁与东方哲学，尤其与中国的思想之关系。 原来雅坡庄园本系托翁的外祖佛尔康斯基公爵的产业，母氏于归，作为陪媵，遂为托氏所有。有东西二馆，东馆即托翁住宅，西馆在前本是学校。在东西二馆之间本有正屋，有楼，早被焚毁，今已成为一片森林。托翁生于正屋，因正屋既毁，常笑指示于人曰：“我生于树林上的空中。” 食后往西馆参观，系十八世纪式建筑，二层。所陈列者为家族、生活及创作等史料，蒙蒲清为一一说明，真真是如数家珍。 我真感谢他，仅仅在一两个钟头之内，我等于读了一部顶详细的托尔斯泰传，而且比任何详细的传记还更有收获。 托翁早年为农民兴学甚费苦心，西馆原为师范学校，此外所立学校凡二十所。此事甚遭当时地主阶级与**当局之忌，曾有宪兵前来搜查，托氏曾经逃避过一时。一八六二年托翁外游所购回的计算器大小二具，尚悬于壁上，颇类算盘，但横长而子少。各国的学者和作家的来信很多，我在这里面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名片和这同一个人所写的一张明信片。 游学英印国私费学生长 孔宪立字天增（m .t.c.k.） 广东南洋生长人 明信片是用英文写的，只看见表面，称托翁为“欧洲圣人”（“thesageofeu ope”），所署年月为“一九一〇年三月”，只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这位孔先生或许还存在也说不定。 一九一〇年也就是托翁逝世的一年。他在死前，曾留下遗嘱，所有土地及他的著作权都赠予农民。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八日离家，后在阿斯达坡佛（astapovo）小车站上病倒（这个小车站本打算去，可惜没有去成），十一月七日逝世。在逝世前五分钟索菲亚夫人赶到。（夫人小托翁十六岁，托翁逝世后九年有半的一九一九年去世，年七十六岁。）九日举行葬仪，墓在庄园林中。 革命前索菲亚夫人曾要求沙皇**把雅坡庄园收归国有，俾以保存，**未允。革命后一九二一年，列宁手令加里宁收归国有，改为博物馆。一九三九年人民委员会令莫洛托夫，把博物馆由教育部改隶科学院。 德寇占领雅坡凡四十五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德寇第一辆战车开入馆门。附近本有大规模的托尔斯泰病院，占领后付诸炸毁，而却以馆为临时医院，不知是何居心。退出时大肆毁坏掠夺，但因红军进度迅速，未及炸毁。托翁墓侧林木被伐去一一三株，掩埋寇尸七十五具。恢复后寇墓已夷平，以填炸坑。附近中学校，在托翁诞生一〇〇年纪念时命名为托尔斯泰中学，有图书三万五千册均被焚毁。病院亦系同时命名。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博物馆修复原状。于时战线尚近。举行恢复纪念会时，附近人民参加者凡二千人，**、科学院、红军，均派有代表参加。 明年为本馆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云。 出西馆后在馆外长凳上略作休息，再向西行有菩提树的甬道，托翁生前常散步于此。大木森森，殆难合抱，唯其中亦有年小树木填补空穴者，乃依列宁指令所补栽。列宁于一九二〇年参观莫斯科托翁博物馆时，在照片中见菩提树有已枯朽者，即指令负责人应即行补栽，并加意保护。 爱国战争中斯大林注意保护本馆亦不遗余力，德寇未到前所有重要物品均已尽先疏散，德寇退出后尚在战争激烈进行中复尽先将本馆修复。**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无微不至的。 庄园全面积凡四百平方粨，一切附属建筑均三十五年前旧样。北面一片森林，据云凡三万五千平方粨，远者名曰界限林，与防卫鞑靼战争有关。 西馆之西北亦有一带建筑，十八世纪式，本为佛尔康斯基的织布厂。厂后一带空地，今种洋芋，据云本系苹果园，四一年冬严寒，果树尽死去，将来仍拟恢复。再西南行，又有一果树园，据云在前有树一万二千株，今已寥寥无几，仅存八百株左右了。折向西北行即入大森林中，肃穆清冷，如返太古。在一溪壑回环处，有浅冢横陈于树下，别无碑碣铭识，这便是托尔斯泰的墓了。墓作长方形，长不过丈二，宽不过四尺，高出地面仅尺许。其上平坦，全体护以新鲜的蕨薇及蓝色的钟形花。因树列阴森，日光稀少，花草不能繁茂，故必每日摘取应时花草以护墓。我在墓前默立了数分钟。万籁俱寂，诚适宜于善尽其生职者的安眠了。近墓处用树枝弯作弓形以界道，除此以外，一切均纯任自然。周围德寇坟墓已渺无踪迹，树木被砍伐者也丝毫不见其遗痕，似乎是从来未被骚扰过的一样。 由原道折回，经过西馆背后时，蒲清指着地下室的出口说：德寇死尸先陈于地下室，即从此出口运往托翁墓侧埋葬。 折回东馆，建筑形式本与西馆全同，唯因家族人口添多，略有增筑。西翼有凉厅，建于一八七〇年。馆后有厨房，建于一八九〇年。托翁居此凡五十五年，重要著作均成于此。一切均保持一九一〇年托翁离家时原样，战争中被破毁处已于翌年五月完全修复。 有老树一株在馆之西北隅，树下有木凳半环，农民来见托翁者例于此木凳上坐候。有小钟横钉于树干上，往年唤农民上食时即鸣此钟。树龄当在百年以往，心已中空，一九二三年**令加意保护，填以石灰。庄园中一切树木均于同时责成专家，严加保护。 游毕，下榻处已由行馆移至东馆楼层，余室在后列东北隅，甚宏敞。壁上多挂油画，乃佛尔康斯基公爵的旧物。 七时顷用晚膳，有小果实一种，红色，略似樱桃而小，且系浆果。闻亦有白色与黑色者，平生第一次见之。略带酸味，拌蜂蜜或白糖而食。俄国话叫“斯莫洛丁拿”（smo odi a），不知中国亦有此物否。（案中国名“醋栗”或“酢栗”，日本人训读为sugu i者即是此物。） 食后蒲清复邀出散步，馆长随后赶至，谓天候将变，恐有雨，不可远行。天空确实有些不稳的模样。折向东馆前面走去。前面有花园，园中有芍药，乃托翁在世时所栽。再右折向南行，复有菩提树甬道，大抵均属百年前古木。行约二百步，左侧又有甬道横出，树列相同。折入此横道，行不数十步，又一白桦树甬道纵走。甬道纵横，树列参天，所挟隙地则为草原。如天晴，在草原中偃卧或露食，应是无上乐事。在白桦树甬道中更向南行，有人声自身后灌木丛中呼出，回顾乃一对中年夫妇，据云系托翁之孙在莫斯科大学担任英文教授者及其夫人。教授亦予余等以同样之注意，言将有雨，不宜远行。别后略前行，进入灌木隧道。右手有小池。其前有敞路横走，为车马通行之路，布满泥泞。时闻雷声，天色突变，浓阴袭人，雨瞬息可下。匆匆折返，方及馆檐，骤雨即倾泻如注。 雨俄而霁，蒲清偕拉略诺夫博士 io ov）来访。拉博士亦馆中职员，正从事研究托尔斯泰与中国思想的关系。他带了一部分的材料到我房里来，有他的打字手稿和托翁的各种有关文件，在电灯光下，很恳切周到地把他研究所得一一为我陈述，使我得到了很大的收获。（这是最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学者态度，中国的学者一有了什么新的资料每每是倚为奇货，门外不传的。这种垄断的态度也阻止了中国学术界的进步。） 托翁晚年，在一八八〇至一九一〇年间锐意研究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曾有不少次的引用和介绍。全集第四十三卷中有关于中国哲学的引用，《孔子》十八句，《老子》三十五句。第四十四卷中有关于《孔子》、《老子》、《墨子》及《书经》的介绍。一八八四年开始提到老子。他读过迦鲁斯（pauleca us）英译的《道德经》，后来又得到海辛格（heysi ge ）的译本，但他都不很满意。他在一九〇九年和一位日本学生姓小西（ko ishi）的每日讨论，就靠着小西的帮助把《道德经》重译了一遍，在一九一三年出版。一九一〇年出版过一本《老子》，是一本小册子，封面上画有老子骑青牛图。 一八八八年开始提到孔子和孟子，他读的是吉姆斯·来格（jameslegge）的四书和五经，认为“应使孔子哲学普遍化”。他喜欢《诗经》，认为“在这书里面得到极大的人生力量”。同在一九一〇年出版了《孔夫子的生涯与哲学》，也是一种小册子。关于墨子也有一本小册子，叫《墨翟——关于其兼爱学说》，出版于一九〇九年。 此外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四日他曾和中国的一位有名的学者通信，这位人的名姓，我特别请拉博士用俄文写出，是ЧЖАhЧnh-tyh（张青同）三个字。这个人在国内有人认为是“钱玄同”，钱玄二字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张之洞”，之字被对音为Чnn，因字形相近，末一字母被误认成为h去了；在俄文草书，二者是尤其相近的。我要求看托翁的原信稿，据云保存于莫斯科博物馆。回莫斯科后当再往调查。（回莫斯科后，因不久即返国，此事未曾做到。）以年龄和资望说来，以张之洞为合格。此人并无回信，或许原信没有送到。 一九〇六年曾和辜鸿铭通信，此信已刊入全集。 一九〇八年曾接受辜鸿铭所寄赠的两种英文著作。一种是《theu ive salo de ofco ductoflife-aco fu- catechi**》（《人生行为的一般信条——一种的孔门问答》，恐怕就是《中庸》），另一种是《g eatlea i gofhighe educatio 》（《更高教育的大学问》，恐怕就是《大学》）。此外还接到过一本法文的著作。一九一〇年七月曾阅读上海出版的《thewo ld''schi esestude tjou al》（《寰球中国学生报》）。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极感兴奋。他曾经说：“如果还年青，定要到中国去。” 八月七日 醒来时已经天明，但因表停不知时刻，以故亦不能睡稳，只好起床。估计似乎只是四五点钟的时分。 九时顷早餐。餐后即参观东馆，托翁生前的生活状况。先从楼下看起，从西北隅的门道先入一室，有书橱二靠后壁。右壁后半有一枪橱，其中藏猎枪五，短铳一，早年喜猎时所用。晚岁乐道，素食，不复行猎。有鹿角饰于枪橱上。左壁近后隅有门，通入一小室，与增筑的厨房相通，只备杂用。门上有时钟一具。门楣旁挂一皮囊，云系送信件之用。 图书凡二万三千册，其中一万四千册有托翁亲笔标识。战时贵重之物均已疏散，仅笨重者留存，多被德寇加封，上题“准备运回，作为战利品”。时间不及，未能运走。德寇系以东馆为其宿舍。 由室之左前隅转上楼层。 上楼朝后转，在过道上陈有托翁病椅一事，一九〇一年至二年在克里米亚养病时所用。前进即入食堂，横长，通贯楼层，地板乃嵌木细工。正中横陈一大长餐桌，夫人席在北端，托翁恒坐于其右侧第一席。席面右侧蔬食，左侧荤食。左侧首席为贵宾席。早餐时托翁则坐于南端。西南隅有一大圆桌，系由已毁之正馆中移来者，有梭发及坐椅数事，做重要谈话时就座于此。西北隅一小圆桌，有藤椅数事，做普通谈话时就座于此。两圆桌间有长藤椅，其前有一小方茶桌，嵌木细工，下层置放着棋具。此外靠壁尚有坐椅数事。壁上悬挂油画像五幅，其次第由南而北为（一）三女玛丽亚，（二）托翁壮年，（三）次女拿霞，（四）托翁晚年，（五）夫人索菲亚。初进门处（即东北隅）有平面大钢琴二架。东壁南端有门通小客厅。门与钢琴之间，靠壁一高背靠椅，托翁恒坐此椅上听琴。东壁上亦悬挂油画像五幅，其次第为（一）外祖母佛尔康斯基公爵夫人，（二）外祖父，（三）曾祖父，（四）祖，（五）母。曾祖父为人贪吝，晚岁盲目，终日只知点数钱币。但其钱币为其管事以白纸易去，毫不知觉。转入小客厅，乃夫人索菲亚的会客室。托翁处女作写于此室。入门处右侧靠壁一琴桌，索菲亚曾于此为托翁缮写《战争与和平》，易稿凡十次。屠格涅夫曾四次来访，其最后一次，即在此室中诵其散文诗中之《犬》。 再进为书斋，此为楼层前排的正中室。有一大书案纵置，与背壁成丁字形。背壁上有隔板二格，上格整列辞典一套，下格插放晚年所好书籍。其中有迦鲁斯的老子《道德经》，里封面上译者名下有二印章，一文为“在美德国学士”，另一为“迦鲁斯印”。书中有托翁用铅笔所标记的章数及注意线。托翁所译《道德经》的原稿也插放在一道。 书案东侧为托翁座位，有坐椅甚矮，几如小儿玩具。余曾试坐之，亦颇舒适。据云托翁喜坐矮凳。椅后有一黑皮大炕床，战时未移动，德寇曾加以破损，有数处刺刀的伤痕。床侧有小矮条桌一事。西壁下圆桌一，壁隅靠椅一。托翁每晨坐此读信，每晚坐此读书。圆桌上展陈着多士托弈夫斯基的《克拉马若夫兄弟》，页数是第一四二页。这是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托翁离家之夜所读过的书和页数，美国爱迪孙所赠的录音器一具在东南隅通往寝室的门次。正面有双门，其外为一带月楼，下临花圃。更进为寝室。室颇小，形亦不甚正整。铁制寝台窄而低，头靠东壁。其上有夫人手织的睡毯。妹氏所赠的毛线花枕。壁上有夫人油画像一帧。法文译本《托翁全集》在东南隅壁上一小搁架上。床前有双门，其外亦通月楼。床后有衣橱一具。后壁正中一盥洗柜，其侧有铁哑铃一对。壁上左手挂有马缰及马鞭，右手挂衣帽及手杖等。面盆系磁制，乃祖传，闻出国旅行时亦随身携带之。药瓶之类颇多。 由东北隅侧门步出为一廊道，隔廊有一室，门正对。其室即夫人寝室，甚宽敞。四壁满悬大小照片，余均夫人生前所喜之物。夫人操持家政甚勤。有《手记》出版于一九四〇年。又有《我的生活》一书，叙自一九〇四年至一七年，因战争发生，尚未出版。一子名瓦里奇者，甚慧，夫人极钟爱之，七岁时夭折；放大照片一张悬于南壁正中处。东南隅有十六世纪的金嵌圣像一具。大衣橱二，德寇曾加封拟运走者，封条依然存在。 由夫人寝室退出，估量形势，始知余所居室即在背侧。经由廊道北进，西转入一室，颇宽敞（此在托翁寝室背后），有大写字台，南北纵置，其后靠壁有长条梭发。此室初无专用，后为秘书室。秘书古塞夫教授（n.ngusev）现存，今在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服务，西壁正中处有门。门右壁上有捷克斯拉夫的人民于一九〇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所赠的一帧油画，作家央古斯（ya gus）被焚杀图。央古斯被缚于木桩上，跪地受焚，有圣影亲吻之。被焚时为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 再进为图书室（此室在书斋之背后），百分之四十为法文。有一大橱为父母所遗旧法文书籍，托翁幼时习读之。晚年曾学荷兰文。此室闻被毁最烈，但已完全恢复原状。 再进即上楼时之过道，病椅所在处。有英国制古式大钟一具在门次，倚北面南。下楼，正对处壁上有炭坑工人倦卧于炭车上之画像。托翁悬此像于此，意在使自己及家人每日不忘工人之痛苦。庄园附近有一炭坑，革命后已经完全近代化了。那儿是另外一个世界和时代。 下楼复回到初进馆时的一室，此室在猎枪橱与书橱之间还有一个门道通往前室。入前室后向导蒲清先引我们左转，穿过楼下诸室，直抵东头一室（此在楼层托翁寝室之下），再倒转来对于每室加以说明。 东头一室，顶作穹隆形，据云《战争与和平》第一部写于此。 八十岁后，亦多在楼下写作。一九一〇年托翁之女阿理克山得理雅在此室居住，十月二十八日之夜，托翁离家出走时曾来叩门以示告别。其时医生捷克人马克里次克同行。次室本为保姆室，一九〇四年以来马克里次克医生住于此。 再进即回到西头。此室分为两半，东半为客房，屠格涅夫、高尔基等曾下榻于此。《安娜·卡列林娜》即执笔于此室。西半乃托翁死时遗体停放处，有一矮木凳，乃吊者踏脚其上以瞻仰遗容之物。于时吊者凡八千人，教会方面无人参加。西壁正中处有一处龛，置其兄尼可来塑像一具。托翁笃爱此兄，早岁与此兄在高加索所同猎取的鹿头高悬于南侧壁上。托翁每挂帽及手巾于鹿角上。南壁有门可通外圃，托翁之棺即由此荷出云。 以上将东馆参观完毕，由原道走出。一大群的参观者和我们擦身而过，等他们进去了，我们却折入了西翼之凉厅中休息。蒲清英年焕发，虽谆谆说解，历时甚久，而毫无倦容。在索菲亚夫人室中时，曾指西壁所悬相片之一告余，乃其亡父，为索菲亚夫人之友，并系诗人云。可知蒲清和托翁家族要算是世交了。我很感谢他，他说这是他的分内事。他希望我谈说我的感想，我也谈了。他要我回头写在纪念册上。就这样略作休息后，我们又继续游览。 先到了托尔斯泰中学，被毁甚烈，正堂有一极大的托翁石膏全身立像尚完好。教员住宅已不留痕迹。近处有幼稚园，已修复，现兼中学之用。收容学生八百人。明年动工恢复，**已允拨款五百万卢布云。 托尔斯泰病院已部分恢复，可容患者一五〇人左右，未入内参观。 经由麦地草场等折返园林，野花颇多，多不知名。有草似艾，叶较纤小，有微香，闻当地农人云，冲水服用，可以疗疾。松林挺直，为托翁夫妇所手栽。林中多白菌，可食。林际，有在数株松木下用白桦条干所钉成之长凳一处，托翁于林中散步时，恒坐此凳上休息。余等亦于此小坐，背草原而面松林，眼前一片蓊郁，渺无涯际。蒲清时言，有画眉鸟之鸣声，余因耳背，寂然无闻。有雨意，遄返。在西馆后面参观养蜂场，凡有蜂箱一二〇个，均置放于地，如小屋而斜顶（闻此乃新法，其作人字形者乃旧法）。养蜂者以黑网蒙头盖面，一人用烟熏，一人揭去箱盖之一，从箱中取出一木框，框内无数蜡房，满贮蜂蜜，即以见享。蜂蜜透明如黄玉而有暖意，如此食蜜，实为生平第一次。蜜蜡嚼后，呈白色，毫无风味。余初不知亦随蜜咽下，后乃效法余人吐出。所谓“味同嚼蜡”者，实际经验也是生平第一次。 归室后复被介绍至楼下室与托翁之长子塞尔格老翁见面。此室即在余所居室之直下。此室及其前邻一室由**指定归托翁遗族住居。塞尔格老翁年已八十二岁，前往莫斯科时，因下电车失慎，一足受伤，左目亦因故失明，以致卧床不能起。浓髯雪白，骤视，俨如托翁再生。塞翁虽在耄年，复膺伤病，但意识清明。自言恐将不能再起，甚愿中国人民能免除战争祸害，享受和平幸福。 ——我的父亲生前是最关心中国的，晚年所爱读的是中国的《孔子》和《老子》。 塞翁这样向我说，他那恳切而慈和的态度使我受着很深刻的铭感。 他谴责了日本。对于美国的援助，他问了我一句：美国不是在装备中国的军队，尽力帮助中国吗？ ——是的，我回答了他，美国是在帮助中国的**。 对于我这样回答，塞翁有点诧异，他思索了一下，又问：那不是一样的吗？ ——假使是为了对付日本，那自然是一样。假使别有用意，那就不一样了。 塞翁没有再问了，他只又重说一遍：我总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免除战争祸害，享受和平幸福。 退回楼上后，拉略诺夫博士复来就教，他拿了一本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托尔斯泰全集》，问我是否看过。我在日本时是曾经看过，但我很抱愧，实在并不曾通读。拉博士说，苏联所打算出版的全集一共是九十一册，其中作品四十五册，日记十三册，书简三十册，传记三册。战前已出三十八册，日后当继续刊行。 中饭后，蒲清把纪念册拿来了，上面多是外国的学者、著作家们前来参观时所留下的题识。老约翰生博士的题识也在，他比我要早来几天。我又略略考虑了一回，也写出了我的感想： “我像一个巡礼者来到雅坡，呼吸着伟大的哲人所遗留下的静肃的空气，我更具体地认识了托翁的崇高的人格。他的书斋、寝室、客厅、书籍，虽然都被寂静地遗留着，但他们都好像在告诉我：‘先生刚出去，正在林子里面散步。’” “一切都这样地朴素、自然，而又这么地整齐、肃穆。这样宏大而清新的环境正不愧是托尔斯泰的摇篮，也不愧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林娜》那些伟大作品的摇篮。” “一切都和大自然在拥抱，一切都和老百姓在拥抱。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更容易了解得那博大的农民爱和人类爱，何以能那样地磅礴。” “不断的人民行列前来瞻仰。托翁有知，我相信，一定在解颐微笑。他那脸上所有的深刻的愁纹怕已经消失了吧。” “各国的学者、思想家、作家，不远千里万里地远来，决不是徒然的。到了这儿谁也会发出更深切的内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使命要怎样才可以完成？” “但我同时也更具体地认识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是他们的合理的领导把这人类的壤宝保存了下来。一切为了人民。使这优秀的文化遗产不仅教育了本国人民，而且教育了人类。” “我为同胞爱和人类爱的情绪所饱和了，我虔诚地表示着我由衷的谢意。” 把感想写好之后，与馆长和蒲清诸人再往托翁墓前告别。馆长从墓上抽了一片薇叶和一枝兰花给我，作为纪念。（这花和叶一直到现在还夹在我的日记簿里面。）转来，我以为立刻便可以告辞了，但馆长说还要吃了晚饭才能走。八时顷用晚饭，事实上我一点也不饿，恐怕是由于我吃蜂蜜过多。饭后，馆长送了我一本一九四二年新出版的《雅斯拏雅·坡里雅拏》，她在卷头题着这样的语句： 为了郭沫若先生来访托尔斯泰的故乡， 在这愉快的纪念之上把爱和敬意送给中国的人民。 托尔斯泰雅·叶先宁娜 我怀着无限的谢意告了别，就在那有报食钟的古树下乘上了汽车。一位女馆员陪伴着我们，一直坐到了图拉车站。在站长室里等待，直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搭上了由克里米亚开来的夜行车回莫斯科。 八月八日 车上醒来已六时，天雨。八时顷抵莫斯科，坐地下车回寓。刚回到自己的房间便有电话。邵秘书把电话接了，他说苏太太立刻要来，他便告辞而去。 不一会儿苏太太果然来了。她非常的抱歉地说，五点钟的时候就坐起汽车到车站上去接。第一班车没有接到，在车站上一直等到现在。第二班车到的时候，她每个车窗都看望过，却没有把我们找到。 我感谢了她和协会的盛意。 在食堂吃早饭时遇着蒋经国、卜道明诸位。蒋说在加尔各答遇见了丁西林。卜说，他把《屈原》的剧照带来了，已经交给傅大使。 在席间我才知道，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这是才发明的新武器，比英国十一吨重的地震弹（ea th-quakebomb）要超过二千倍，比二万吨的*****还要猛烈得多。听说广岛市已经完全毁灭了。 广岛市，我曾经游历过。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次的军事教练在那儿打过野外演习。它是在濑户内海的边上，附近有一个有名的宫岛，是日本三大名胜之一，风景很不错。市内河道颇多，日本人称之为东方威尼斯。日俄战争时，日军的大本营设在这儿，明治天皇曾亲自到这儿来督过战。那儿有一座师范大学，经常有中国留学生在那儿肄业。这次假使还有人在那儿，当然也会同归于尽了。 昨夜在图拉车站等车的时候想起了立群在九龙坡飞机场上送行时的情形，又回味到了她给我的信上的一些话。有点民谣式的情绪在回旋，直到今天清早，在火车里勉强作成了一首诗。 送郎送到九龙坡，郎将飞往莫斯科，我欲拥抱奈人多。 适彼乐土爰得所，纵不归来亦较可，可怜留下一个我。 握手告别说什么，只道少饮莫蹉跎，牙关紧咬舌头锁。 铁门掩闭一刹那，风起扬砂机如梭，纵欲攀援可奈何？ 天有云兮云有波，山有树兮树有柯，我如木鸡回旧窝。 忽闻儿女语伊哦，要我飞去寻爹爹，顿教眼泪自滂沱。 四时顷胡济邦将《屈原》及剧照带来，剧照共五十二张，前在重庆时曾见展览。济邦言已买好戏票二张，约于今晚同往观剧。但四时半苏太太来，言与莫斯科大学校长已约好，五时往访。又七时顷栗文松部长将来访，有事奉商云云，与胡济邦所约遂不免龃龉。 五时往访莫斯科大学，学校在旅馆东首，只隔三四间街面，蒙校长、考古学部部长、历史学部部长接谈。据云全校学生八千人。但目前在暑期休假中，教授和学生都已离校赴休养地或修学旅行。内部组织共分十部：（一）历史，（二）地理，（三）数学，（四）物理，（五）化学，（六）生物学，（七）考古学，（八）言语学，（九）法律，（十）哲学。在学期间五年。一、二、三年级普通课程，四年以上专修。中学毕业成绩优秀者免考。 大学生毕业须受国家试验，除专门之外，须考哲学、唯物辩证论、历史辩证论、政治制度等。每年五六月准备报告，七月受试。通过后就职或进研究班继续研究，成为副博士、博士等。有各种奖金，除普遍的斯大林奖金外，莫大自身有诺曼诺夫奖金。前者有卢布一百万与十万两种，后者有二万五千至一万五千两种。获得斯大林第二奖金者在莫大已有六十四人。更有各种奖学金，获奖者学生每人二五〇至五〇〇卢布，研究生八〇〇，得斯大林奖金者由学校更奖以一五〇〇卢布。 谈话约一小时半回寓，济邦已在室中等待，七时顷栗部长来，言明日对外文化协会公宴，一时半将有汽车来接。示以《屈原》及剧照，栗部长要求明日携往协会展览，并望将舞台面详细注明。看戏太迟，因作罢，济邦约往街头看体育节的准备。红场附近的大小街道上都有男女集团在锐意练习。午夜已过，情绪甚为热烈。 八月九日 晨六时起床，将《屈原》剧照详细注出。 八时过在食堂遇熊式辉、沈鸿烈诸人，闻昨夜广播，苏联已对日宣战。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苏联人民也以极沉着的态度接受着这一消息，在一般社会情绪上没有引起丝毫的波动。 九时半苏太太来，亦言及对日宣战事。乘车同往访托鲁特涅夫博士，听取听觉检验之结果。本当在礼拜一（六日）前往，因赴雅坡，遂至延期。 博士告余注意四项：（一）严忌烟草，（二）严忌奎宁，（三）用电气治疗，（四）注意鼻道的卫生。假使能够遵守这四项注意，可望转好，至少不会更坏。 我告诉他：重庆对于耳疾尚无电气治疗的设备。 博士大吃一惊，他说：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怎么会没有？但在别的国家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在我们中国并不平常。反过来，在我们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在别的国家却是很不平常的。好在博士又说：电气治疗无关重要，要紧的还是一二两项。这是属于自己分内的事。这，我可以发誓，绝对终身奉行。博士很关心中国的耳鼻咽喉科的一般情形，据他说，世界各国的学者差不多都是消息相通的，只有和中国的学者还无法互通声息。我答应回国后把这项意见传达给这一科的专家们。（我要告罪，回国后并没有机会把这意见传达，我今天就算在这《纪行》里面，把它公布出来，希望专家们注意。假使要和苏联学术界发生关系，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驻华代表做中介，我想是很方便的。） 在医院的庭园中坐候汽车，展阅新闻，见有关于***的消息，广岛一弹炸平了四平方公里。杜鲁门的声明也见披露。一时顷栗部长来，邀往对外文协参加公宴。我们到得比较迟，客厅里面已经宾主云集了。中国方面有傅大使、钱参事、胡济邦，苏联方面，凯缅诺夫会长特别为我介绍了好几位新见面的来宾：名作家爱伦堡、西蒙诺夫，作家联盟的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邓金，苏联**直属艺术委员会主席赫拉卜青科，苏联**直属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库兹明尼赫教授，科学院通信院十康那德教授。此外我认得的有彼得罗夫大使，米克拉雪夫斯基参事，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司徒鲁卫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费维特洛夫教授，东方语文大学校长费辛科博士，诗人马尔沙克，以及外交部与对外文化协会的朋友们。 宴会开始了，凯缅诺夫会长致辞，朗诵着打字的原稿，由远东司副司长万西珂夫同志翻成中文，中文的译稿也是预先准备好了的。从这里可以看见，招待的准备是怎样的周到。最有意义的是这日期特别选在今天，苏联对日本宣战的今天，这绝对不会是偶合。欢宴的消息，大使馆方面在五号便已经得到通知，可见苏联的宣战日期在五号以前便已经决定了。凯会长的演说是特别强调了今天的这一个历史性的日期的。 会长开始是对于我的称誉，但也含着鼓励的意思。他说我“在中国人民的英勇的过去中，找到了富有生气的传统精神，促进今日的民主中国为国内的团结而战，为消灭外来的侵略者——强盗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我虽然并不敢说就“找到了”，但正尽力在“找”，而且是向着这个“促进”的方向在“找”的。 接着，话头一转，便是：“今天是意义重大的一个日子。苏联国家忠实于对盟邦的义务，已经对日本宣战了。我们现在可以干杯，祝我们共同斗争的胜利。” 凯会长的演说相当长，打字稿一共有四张。他引用了普列哈诺夫所曾称引过的古话：“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中国是苏联的朋友，故中国敌人的日本也就是苏联的敌人。反过来是：“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日本是德国的朋友，而且是仇视全人类的，故日本也就是苏联的敌人。他明朗地宣示着：“复仇的日子已经破晓了。由于联合一致的努力，就要把这个共同的敌人完全打败了。” 接着傅大使说了话，强调了中苏两国传统的友谊和文化的交流。 会长要我说话，我请求齐赫文斯基为我做翻译。我表示了对于文化协会与凯会长的深厚的谢意，为我订了周详的计划，使我在短时间之内游历了不少的地方，得到了很丰富的学习机会。尤其在今天，这样历史性的纪念日，受到盛大的招待，使我感受着没世不能忘的光荣。中国人民的最亲爱、最忠实的朋友，今天对我们最执扭、最残酷的敌人宣战了，我相信英勇的苏联人民和强大的红军，必然会给予日本法西斯强盗以神速的一蹶不振的打击。中国人民将要翻身了，这快乐和感谢必然像电气一样，传遍了全中国，感触了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灵。战争的胜利是前定了的，但在赢得了胜利之后还需要进行猛烈的斗争，便是要根绝法西斯的意识。这是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只有在进步的民主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够获得持久和平的建立。我们愿意和苏联的作家们、学者们、一切的文化工作者们，紧密地携手，来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 彼得罗夫大使致词，为中苏两国的联合武装力量的胜利干了杯，为中苏两国的领袖干了杯。 两位大使目前正在为中苏条约的协定而繁忙着，他们是在百忙中抽出了时间来参加宴会的，在彼大使致词完毕之后，两位大使也就联袂地先行退席了。 到会的差不多每一位来宾都对我说了一番鼓励的话。使我印象最深的是爱伦堡的新鲜而富有文学意味的说辞。两只军舰在海上相遇要互鸣礼炮，一位作家遇着另一位作家必然要向他敬礼。他接着又说，听说我是中国作家中的浪漫派，浪漫派是永远年青的，他要歌颂中国的青春和我的青春。爱伦堡似乎是颇以浪漫派自居的。 在国内听见人说自己是“浪漫派”的时候，感觉着是在挨骂，但今天却隐隐地感觉着光荣了。是否浪漫派，自己不敢保证，但说到年青，倒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因此我在宴席之后，在客厅里面，对于全体的鼓励，作了这样的总的答词。 “我把各位的诚恳的鼓励，作为对于中国人民全体的说话而接受了。中国在全世界的独立国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青的一个。自己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青的一个。我们是处在方生方死之间的，但我们决不让死的老是拖着活的。我们要使方死的迅速死去，方生的蓬勃成长。苏联和苏联作家是我们的模范，希望以兄弟的情谊，永远缔结着我们的文化联盟。” 傍晚的时候散会，凯会长送了我一尊象牙雕刻的列宁像，是演说的姿态。大衣和上衣是敞开着的，右掌向前伸出，左手握着上衣的胸襟。站立在一个圆台上，台底刻着雕刻家的姓和年月日，是lomo osov19-30/Ⅻ/40（罗摩诺索夫，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至三十日）。神采奕奕，如闻其声，真是极可宝贵的一个纪念品了。此外还送了我好些美术书籍和古本的托尔斯泰著作，有不少的插画。米参事和齐同志送我回寓，在寓前彼此分手。 晚间栗文松部长来访，言明日得休假，将离开莫斯科，特来告别。他送我一本科学院第二二〇周年的纪念册。又拿出了一本往年我五十岁时重庆世界语学会所出的专号来，因为封面上有我的肖像，他要求我署名，作为纪念。我把从塔什干寄来的照片中选了一张来送他。自从我的两脚踏在莫斯科的地面上以来，栗部长以一贯的情谊关切着我，我很感谢他。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到中国来，我将以同一的情谊向他报答。 八月十日 午前整顿行装。 午后二时顷齐赫文斯基来，约同往列宁图书馆为翻查魏绛和戎事。《史记·晋世家》与《魏世家》均甚简略。寻《左氏春秋》，竟不可得，幸于《四部丛刊》中得到《春秋分记》一书，始得查出。 出馆后即同往高加索饭馆，由米参事做东。进馆时遇一军人向余握手寒暄，一时不能辨别为谁。齐同志告诉我：这就是作《宁死不屈》的果尔巴妥夫了，他要到满洲去参加对日战争。我生出了无限的敬意和羡慕。 到馆不一会儿，米参事和他的一位朋友马尔珂夫同志也来了。 马同志是苏联新武器“卡秋霞”大炮的设计人，真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我们立刻便成了多年的知己一样。 喝了不少的酒，已经是半醉的时分了，一位年老的侍者走来报告：“无线电广播，日本人无条件投降！” 好快！出乎意外的快！干杯，干杯，不断地干杯，自己完全失掉了意识。…… 醒来的时候是睡在一个梭发上，我听见无线电在放送音乐。齐同志来扶起我，拿着一个刷子，尽力替我刷衣裳，我才知道我竟至呕吐了。他向我介绍了马尔珂夫夫人。我才知道到了马同志的家。但是究竟是怎样到的，什么时候到的，在什么地方呕吐的，我丝毫也不知道。昏昏蒙蒙地走进马同志的书斋，看见齐夫人也来了，米参事应着无线电的音乐在那儿跳舞。他一看见我，便和我拥抱起来对舞，但我的脚是虚飘的，他的脚也不稳，乓董一声跌倒在地。两人的头碰在壁上，膝碰在地上，幸好都没有碰破。米参事的一个大拇指用纱布裹着了，我诧异。齐同志说，他用刀把手割伤了。马夫人还在那儿忙着准备晚餐，齐同志赶紧催促着我们告辞，我们告辞了。马同志打了电话去叫汽车来，把我送回了旅馆。 八月十一日 昨夜大醉，左侧胸部作痛，此因呕吐所致。发现手表玻璃已碰破，不知作尽了何等丑态。 十一时顷苏太太来，今日节目乃往参观中央铁道工人病院，病院规模甚为宏大，每天将近有七千人的患者就诊。院长波布洛夫斯基十分殷勤，他始终陪伴着我，把全院参观了一遍，都一一为我加以说明。 铁道病院是独立成为一个系统的，全国有十万人以上的医师从事于这一系统的工作。中央医院附设有大规模的研究所，凡在地方服务的医师每三年一次必须轮流来中央继续研究，以交换经验并获得新知识。医院本身，每日有晨会，每礼拜二午后一时有大会，均系研究性质的会报。 铁道工人每年须施行四次健康诊断，每一条铁路有五百种以上的卫生设备、托儿所、休养所、病院、产院。每一车站必有一治疗室，每年关于铁道工人的卫生费用为一千万卢布。 院内设备异常完备，水疗室、电疗室、各种光线的疗室、外科手术室，无不应有尽有。 外科主任卡仓斯基教授（p of.kaza sky），他兼管着输血的部门，有干血能保留三年，使用时使成为液体，可省去检定血型的麻烦。输血管比美国所用者小，一管足够一次输血之用，使用时较为方便。 卡教授对于食道癌的手术新近成功，以人皮制造人工食道，截去癌肿部位之后以人工食道移接，据云手术六例已成功五例，仅一例失败。这对于食道癌的治疗应该是一种福音。虽然癌肿的游走络（metastases）不容易除尽，还不知道有效的年限究有多久，但比以前的坐待死亡总要好得多了。 整形外科很发达，因战争而损坏外形者，尽力使其完整，失掉了官能的力求其恢复。神经被截断了的可以联结起来。 院中招待午餐，食品甚为丰盛，但因伤酒，食欲不佳。 四时顷返城，车至一处十字街口，遇康德拉雪夫，邀往合作社购物，是凯缅诺夫会长的指示，一定要为我的夫人和儿女购买礼物。我感觉着非常的不安，但始终无法辞卸。 返寓后，国家出版局代表来访，邀往谈话。艾德林担任翻译。 国家出版局是管辖苏联全国出版事业的机关，权限甚大。负责人说，今后打算尽力介绍中国作品，无论古典的或现代的都要翻译介绍，希望我开一个书目。我在咄嗟之间就我认为值得介绍的，从古代一直到近代，开了一通。 艾德林先生翻译了白居易的诗，不久将由出版局出版，他要我为他写一篇序，我答应了。 谈话完毕之后有电影款待，是美国新到的片子《纽约的歌声》。女主人公是一位声乐天才，其兄在纽约某钢琴家家中当仆欧，女往依附，经种种曲折，结果与钢琴家结为伉俪。故事甚简单，主要节目是在声乐与钢琴演奏。 八月十二日 晨草《白居易译诗序》，写至十时顷刚才完稿，苏太太来，邀往参观体育节。警卫颇严，红场四周的街道都为警卫者所横断，须得转弯抹角，经过不少的侧巷，始能进入红场。凭柬入场后，站在请柬上所指定的第十七栏的前区。这是在列宁墓右侧的第二栏，论理应该是很好的地位，但因前面有一列照相者临时安置的平台，便把视线挡着了。 今天是星期，是我到莫斯科以来的第一个好天气。列宁墓两旁的各栏上下都站满了观客。听说普通人不能入场，不久同样的节目将在体育场举行，到那时便是向群众开放。 十一时顷斯大林和苏联**的各位要人们入场，一片海潮样的掌声和欢呼。他们登上了列宁墓，斯大林站在偏右手的一边。访苏中的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大使哈立曼被邀上了墓台，站在斯大林的两侧。克里姆林宫的塔上有声音宣布开会。音乐同喷泉一齐喷射，红场轰动起来了。 这是苏联人民的大检阅。各民族的代表团，各种机关的代表团，次第出场。形形**的旗旛，形形**的装束，形形**的节目，形形**的姿态，炫目地光怪陆离。简单的鼓音敲打着进行的节拍，在**华丽的秩序中行进着。一切都在流动。天顶上的白云，地面上的建筑，一切都在流动。无数的喷泉在右手的一座塔亭上不断地飞升。忽然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小气球在左手向空中飞扬起来了。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绿色的，都竞争着往上升，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时，又都徐徐地向西南流去。 天在动，地在动，人在动， 红场的上下化成了一片音乐， 在平匀壮健的节奏中，沉，浮。 欢乐，健康，美妙，轻灵，英勇， 古代希腊罗马的群神再生了， 缤纷着炫目的风姿，体态，笑容。 五色斑斓的旗旛的海，海， 万口同声的欢呼的海，海， 克里姆林的红星分外猩红。 胜利完成了，宇宙这样的晴明， 慷慨地泛滥着阳光的融晶， 黑暗已潜藏得无踪无影。 由十一时站至三时半，一直受着阳光的直射，自己的腰部因为曾经患过加列斯（ca ies），不能经耐久站或久屈，感觉着有点不能支持了。我看见有好些人在走了，我也就对不住，只好离开红场，虽然我看见斯大林和其他的要人们依然在列宁墓头站立着。回寓后吃了中饭，躺在床上休息。有人叩门，是胡济邦来了。她是才从红场回来的，已经将近五时。她和大使馆及使节团的人们站在列宁墓左侧的第一栏，足足站了五个半钟头，连腿都不便走路了。斯大林是一直站到了最终才退场的。我佩服这位人民领袖的惊人的健康。 八月十三日 午前立三与外文出版部另一女代表来访，求将《考验》与《在辽远的北方》阅读数章，对于译文加以严格的批评。 二人去后即开始阅读。《在辽远的北方》，译语确太生硬，有些习惯语竟忘记使用，如一本或一册书作“一个书”，一只或一口皮箱译为“一个皮箱”之类。这大约是俄国朋友翻译的，不然便是离国太早或太久的中国人。《考验》无此毛病，虽略嫌过于使用文言。 二时过，苏太太复来，约往参观斯大林汽车工场，坐地下车前往。 工场是一九三三年改造的，规模很宏大。场长列罕屈夫是**委员，领导了本工场凡二十年，由一个小型工场改造成为了今天的局面。全部共分三十二部门，各部门为一独立工厂制造各项零件，而有机地联络着，直到第三十二工厂把一部汽车完成，驶出工厂为止。但轮胎系由别处做好运来的，仅此为例外。我们去参观的时候，适逢场长在招待别的参观人员，遂由副场长领导我们。坐着小汽车只参观了三个部门，假使要全部看完，再参观两个工人村落，恐怕要费三五天工夫。 工人村落，设备甚为完善。有医院、戏院、电影院、音乐堂、浴池等。有饭堂十五座，托儿所六座，可容纳三千以上的儿童。又有儿童休养所，每年夏季可轮流休养一月，每月可容纳二千余人。 生活用具，如刀叉及一切用品，乳母车、小儿自转车等都由工场以次等原料自造。 有寄宿小学与寄宿中学各一所。更有大规模的研究院，每日工作完毕后自由进行研究。有文化俱乐部，可容纳二千人左右。工人，仍多女工。每日工作时间，目前为八小时。男女工友多长于体育，各种运动设备，应有尽有。 关于工人生活设备，曾经**检定，据云于五百余单位中以本工场为第一。 工场在战前除制造载重卡车外，并制造小汽车。战争发生后，小汽车的生产停止，目前专造载重三吨的卡车，每天可生产一百五十辆。不久将恢复小汽车的制造，生产一种新型的，定名为“齐斯一一〇号”（zis—110）者，已经设计完善，甚为轻便。卡车亦有新型，将使载重增加。 工场在一九四一年德寇进逼莫斯科时，曾将机器撤往乌拉尔区。现乌拉尔区工场照旧生产，并未迁回。本工场的重要机器是重新安置的。——这个说明使我感受着最大的兴会，便是因为战争的关系，苏联的生产机关却增加了一倍。 因为时间关系，仅仅参观了三个部门，开始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虽然只看了三个横断面，但如像看了一个三幕剧，整个的工程已经可以了解了。 蒙副场长以战前本工场所造的小汽车送回，车颇结实，且亦十分新颖，比起美国汽车来并无逊色。 晚继续读《考验》，读了楔子和前四章。略略把自己的意见写出了。 八月十四日 晨八时顷赴首都大饭店访朱庆永，拜托他把护照代交大使馆办手续。一二日内有同使节团同机回国的可能。 归寓后，立三和外文出版部的另一代表来访，我把两种阅后的书交给了他们，毫无掩饰地陈述了我的意见。 十二时顷苏太太来，又催往合作社买物，固辞不得，只好同行。想为儿女们买些玩具，但因战事关系，玩具多停止生产。几年前在重庆曾购得苏联制的各种玩具车辆，均有发条，有橡胶轮胎，能自动运转者，乃不可得。又想购买皮箱一只，亦不可得。这些现象并不表示着苏联物资的彻底缺乏，而是表示着生产计划和管制的彻底严密。这是值得注意的。 苏太太谈及“中国城”（“kitai-go od”），言在今红场地带，与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河相近，有些地方犹有遗址。本系商业区，鞑靼人、波兰人时来焚毁。一五三四年曾增修，周围三公里，有门七道。除这之外，据说基辅附近也有同样的建筑，但都是商业性质云。 胡济邦送来礼物多件，古版《战争与和平》三巨册，书中插画甚多。 晚齐赫文斯基及其夫人同来告别。齐同志明天将往列宁格勒向他父亲辞行，因为他不久也要到中国去。他抱歉，在我离开莫斯科时不能送行。 八月十五日 晨往首都大旅社访朱君，得知上午十时，宋子文与美国大使哈立曼同机赴美。近日大使馆工作甚为忙碌，昨夜工作至四时以后，闻中苏友好条约业已签字。 午后得知中国使节团明晨启程，我可同机起飞，仍经由德黑兰、加尔各答回国。 晚，胡济邦来，同往大使馆，向傅大使及其他友人致谢兼告别。和对外文化协会通电话，拟亲往向凯缅诺夫会长辞行，闻已离会，遂作罢。我留了一封辞别的信，托济邦转交。 夜半十二时过，苏太太来寓，携来礼品甚多，并吩咐旅馆执事照拂一切。盛情可感。 终夜未能入睡。三时一刻侍者来叩门，即起床收拾一切。 八月十六日 四时顷乘车赴大使馆，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尖塔上的红星是安置有电灯的，在晨空中放着光明。 四时半由大使馆出发至中央飞机场。官方送使节团者有外交部次长洛索夫斯基以外多人，机场上悬有国旗。对外文化协会方面有理事基斯洛娃女士代表凯会长专门来送我，苏太太和康德拉雪夫也来了。在清凉的晨风中，一一握了手，一一告了别。我怀着一种离开学校时的情绪上了飞机。 飞机于五时起飞。午后一时顷到达巴库，和来时从前门进站者相反，此次是由后门进站。列宁和斯大林的两尊魁伟的塑像依然生气勃勃地俯瞰着我。 在站休息一小时后，又继续起飞，午后四时顷抵德黑兰。 就这样我在苏联境内的五十天的生活便成为了一段永远值得回味的过去。 《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日记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爱下书小说网全文字更新,牢记网址:.aixiashu.info 附录 《苏联五十天》（《苏联纪行》） 俄译本序 五十天的苏联之行是我终生最难忘的一件事。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多么令人兴奋。而更加令人兴奋的是，我在苏联亲眼看到我理想中的种种梦幻已经得到真正的实现。没有到过苏联的人是难以想象出苏联人民的善良、勇敢、忠诚和在劳动中，以及在一切事物中的欢乐，难以想象出这些优秀品质的深刻与强烈的。 我感谢苏联人民，在这五十天当中它给予了我兄弟般的情意。 自那以后，已经时过两年，但是我觉得这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所有我曾经见过面的那些可亲可爱的朋友们，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我相信，我对他们的记忆将永远如初。 非常遗憾，我不通俄语。因此，一路上许多可宝贵的知识我都未能学到，也不能充分地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凡我访问过的集体农庄、工厂、学校、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教育机构的领导们，总是亲切热情地迎接我。他们教会我许多东西；我相信，这些好客的老师正希望知道，这些知识被我领会和运用得如何。 幸好有两件事可以减轻我的内疚。 首先，我要感谢b.h.罗果夫先生，把我的《苏联纪行》这本书译成俄文。这使苏联的朋友们有可能了解我在五十天中研究苏联的成果，也使我能够再次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我的老师们会不会满意，我不敢说。但是我这个老学生是在尽力而为的。 其次是在我之后，作家茅盾和他的夫人访问了苏联。尽管茅盾先生也和我一样不通俄语，可是他在其他许多方面比我条件要好；他在苏联停留的时间要长得多，访问的地方也多。他有可能了解很多我在苏联没有了解到的东西。特别是苏联近两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也正渴望知道这些。茅盾很快就要回到上海了。他的日记和关于苏联的文章会比我的纪事更详尽。它们将成为我了解苏联的第二课。 借此机会我再一次深深感谢苏联人民，感谢访问期间教我和助我的所有的朋友们。尤其是要再一次向苏联科学院已故院长В.Л.柯马罗夫表示我的诚挚的敬意。 郭沫若 1947年4月15日于上海 第一章 初访蓝家庄 车道两旁的翠绿，在薄暗而清凉的朝气中和人一道醒来，彼此呈献着无言的亲密。 这样最值得令人回味的印象和我阔别了好几年，去年（一九四五）的六月尾上，由列宁格勒乘火车回莫斯科的时候，曾经温习过一次，这一回由上海到南京，又在南京附近再行见面了。如果有什么神秘事物存在，那深浓的翠绿，肃穆而葱茏地呼吸着的翠绿，似乎就可以称为神秘吧。那是并没有好长的一段时间，等那早晨的薄暗逐渐化除，翠绿的神秘意，乃至亲密意，也就逐渐消逝了。在苏联境内所见到的多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那翠绿的神秘意也就更加深浓，在江南所见到的多是一望平畴，神秘意虽然要逊色些，但亲密意似乎是要浓厚些的。 就在翠绿的亲密意逐渐消逝干净的时刻，火车到了南京，是正整早晨六时。有点渺茫，有点荒伧，车站上没有碰见一个熟人。有长条的红布横幅的标帜张挂着，是欢迎青年军复员的。那已经是前两天的事，标帜却还没有取下。 但也并不比到了外国那样生疏，我们两个人，冯乃超和我，各人提着一个手行李，跟着人流一道，稍微落后地流出车站。有不少的黄包车夫、马车夫、汽车夫，前来欢迎着我们。 ——先往哪儿去呢？我向乃超商量着。 ——到参政会去找雷震吧。 ——太早，不行的，还没有到办公的时候。先到民主同盟的办事处去吧。 乃超把手册取了出来，查出他所记的地址是“安家庄十六号”。——不对，我记得报上所写的是“蓝家庄”。 雇了一部汽车，决定先到蓝家庄去。应该送进博物馆去养老的一部老爷车驮着我们，喘气连天地在南京市中颠簸。走过了些大街，也走过了些小街。最引人注意的是有好些空旷而荒凉的地面，在大多数矮陋的街市房屋之中每每突然又现出一两幢庞大而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这些中西合璧的宫殿，大率都是官厅了。实在有点不大调和，仿佛把十来个世纪紧缩在了一个镜头里面。大街是近代式的，很宽，没有电车设备，似乎愈显得宽。就因为这显得太宽就连那些应该是巍峨的新宫殿都显得太矮了。偶尔有些高大的洋楼，也愈显得出类拔萃，连宫殿似乎都在向洋楼叩头了。 突然又横过了一段铁路轨道，前面显现出两幢文庙式的新建筑。左手的一幢，在正门上挂着“选贤任能”的横匾。司机告诉我们：这就是考场了，是考做官人的地方。 汽车从这考场前向右转，第二幢原来就是考试院，要这才更像文庙。门前隔着公路凿就了一个半月形的池子，自然是取象于旧时的泮水，但可惜池面太小，而且有一角已经塌了。池子更前面的广场里面，有一座不知是塔还是亭的建筑，倒有点像从前焚化字纸的字库，却是透空的。 经过考试院之后，突然进入乡村。渡过了一道快要腐朽的木桥，汽车停止了。司机说：已经到了蓝家庄。 不错，就在路的左边，有一座单独的破洋房立在四面的田地里面。虽然只剩下空洞的残骸，但门口的蓝磁门牌上，确实是写着蓝家庄十五号。 下了车，想找寻“十六号”的所在。正抬头四望，没想出就在破洋房的左手，稍后的一幢的洋楼上，看见了罗子为。 ——呵！我不禁欢叫了出来：对了，那儿就是了！ 这一发现所给予我的快感，实在是难以形容，或者不免夸大了一些也说不定，我感觉着我就像经过了长期航海之后的哥伦布，果然发现了新大陆。 第二章 漫游鸡鸣寺 子为一看见我们，他也很高兴地跑下了楼来，欢迎着我们。 我们经过一段玉蜀黍的地面走到办事处的门口。原来门牌也还是十五号，假使没有这样偶然的邂逅，我们不知道还要费好多周折的。 门开在侧面，进门的左手有一幢新建的木造小屋，只有五尺见方光景，是作为门房用的，但是空空如也，并没有设置看门的人。 正屋是一列三间的二层洋房，听说原也遭了破坏，是新修缮好的。 太早，好些先生们还没有起床。子为先把我引进楼下右手的前房里去，那儿是朱蕴山和卢广声两位住着。 我们盥漱了，上楼见了梁漱溟和沈衡老。梁漱溟有文事在手，衡老还要做他的早操，我们便暂行告辞了。打算到外边去用了早点之后，再回来向各位请教。 朱、卢、罗、冯、郭，我们五个人走出办事处。 在破木桥附近的一家路旁茅屋门前，各人吃了一碗豆浆和一些烧饼、油条。茅屋里面苍蝇很多，门前却没有苍蝇，不知道什么缘故。 朱蕴老说：苍蝇喜欢黑暗啦。 但也不尽然，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是常常看见遍地都是苍蝇吗？大约还是有臭味的缘故吧。门外有风，把所有的臭味都吹进茅屋里面去了。苍蝇阁下们自然也就集中到了那儿。 反正时间还早，我们便决心散步，向考试院那一方面走去。 走过考场，再有一幢宫殿式的建筑，是中央研究院。同样是绿色的琉璃瓦，飞甍跃瓴，涂饰着各种的彩色。院内的树木多，而且紧贴在鸡鸣寺的山麓，这使建筑布置比起考试院与考场来要显得紧凑一些。不过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场所，总觉得未免过于华丽了一点。我们中国人总爱讲究场面，而不大照顾内容，这或许也就是所谓“国民性”的一种表征吧。 比起这些新式的宫殿来，鸡鸣寺是更加俗化了。 那样有名的一座古寺就近在眼前，登临的兴趣，在我个人是为好奇和贪便宜的心事所策进了。山并不高，磴道多由明清时代的古砖砌成，只有这一点多少有点古意。庙宇和墙壁都涂成了土红色。山门上的装饰和庙内的佛像，一律都土俗不堪。没有一座年代古远的碑碣，也不见有什么题咏，真是一座煞风景的俗庙。我替那满山的树木怀抱着不平，甚至连那“鸡鸣”两个字也都替它怀抱着不平了。 寺的正殿背后是观音阁，拜殿前面的窗下摆着一排茶桌。拜殿的右手更推广出去，有一座宏敞的茶室，想见到这儿来吃茶的人一定很多。把这儿作为消闲眺望的地方，倒也并不很坏。 窗外是城墙，墙外是玄武湖，湖外陈列着紫金山。玄武湖里面有些洲岛，水上浮着一些荷叶，应该是风光明媚的地方，但不知怎的却没有引起我的美感。紫金山上，我嫌它缺少树木。假使经过长期的植林，把那个半裸体的三角锥掩复起来，或者会更美丽一些吧。 我们在观音阁的正前选了一张坐席，品着茶，时而望望湖，时而望望山，时而谈谈时事。 子为告诉我：窗子外边，城墙内部的一段地带，就是梁武帝饿死处的台城。我想起了“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的两句古诗来，但却又没有看见有什么柳树。 在观音阁的神案下立着三个签筒。 ——求签吧！看二十二日休战期满了后怎么样。 我先去抽了一签，是第三十五签上中，除乃超而外，各人也都去抽了一签。 第三十五签的签文是： “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 除却眼前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 这真切合时事，好像是说：***议将要重开，而且三人小组也会得结果了。大家都感觉着很有趣味。笑了。 朱蕴老抽得第三十九签下下： “天边消息应难问，切莫私心强望求。 若把石头磨作镜，精神枉费一时休。” 这也很合时事，特别是“若把石头磨作镜”真是好句子。南京不就是石头城吗？想要使它明朗化，似乎是千难万难了。两条签文相反得有趣，大家也笑了。 茶喝到没有味道的时候，我们转回到蓝家庄。 第三章 拜码头 ——住所找定了吗？章伯钧在楼层中的会客室迎头接着我，这样问。 ——我们才到，还没有找定呢。回头想去找雷震，想请他跟我们设法。 ——假使找不着，就住在我们这里吧。 我笑着指着进门处的那间阍人小屋说：就请把那一幢分配给我好了。 ——那可不行呢！此时罗隆基由西首的后房中走出，提出了严重的抗议：那是整整的一幢啦，分配给了你，你会把家眷都带来了。说得大家哄堂笑了一阵。 楼头的走廊上放了好些藤椅，梁漱溟要大家坐到那儿去，他把第三方面的活动和谈判的经过情形，很简单地叙述了一遍。严肃的面容俨然地表现着时局的严重性。 离二十二日上午休战满期只有两天半光景了，双方的协议没有可以接近的征象。**方面所坚持的马歇尔元帅的最后决定权，虽然由**发言人一再对外表示为仲裁权或公断权，但有关的正式文件，无论中英文都是使用的“最后决定权”字样。整军方案，**不仅要求中共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还要退出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以及一切铁道交通路线。这个方案到十九日才提出，听说中共方面对于这没有考虑的余地。 午后四时，第三方面的代表们（包含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在国民大会二楼邀请**代表茶会，报告和中共方面的磋商，并听取**方面的意见。 和雷震通了一次电话，相约十点钟的时候，在参政会会面。离十点钟不远，适逢有一辆便车，我们便搭乘着赶到市中心区。 参政会在国府路的中段，就在新修的国民大会堂的东侧原有的美术陈列馆里。西式建筑的国民大会堂虽然粗糙，也还有相当气派，坐北面南，在街头东西二侧有两座红柱大牌坊，横额是“国民大会”四字。本来是赶在五月五日开会的装饰，因为延期，牌坊红柱的泥衣，有的地方被擦褪，露出了木骨出来，没有加以修理。 走错了路，走上了美术陈列馆的二楼。原来那儿是国民大会筹备处，参政会是在楼下的。 在楼下先拜会了参政会的秘书长邵子力，承他在办公室里面接见了我们。 ——我是来拜码头的，时局很可乐观吗？ ——你是认为可以乐观的吗？邵老笑着反问我。 ——我看见报上，说你总是表示乐观的。 ——我是盲目的乐观啦。把不大的两只手在眼前远远罩了一下。 ——那么邵老是悲观了？ ——也不尽然。 ——究竟问题的症结是在哪里呢？ ——彼此猜忌，不相信任。 ——这是抽象的说法，更具体一点呢？ 邵老没有立刻回答。 我提出了所谓“仲裁权”的问题，我说：据报上所载，听说马歇尔对于这项大权的接受都有点踌躇啦。 ——在他当然会客气，不过要给他，他还是会接受的。邵老回答得很坦率。 我又提出了整军方案的问题。我也坦率地诉述我的感觉：我觉得**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增加问题的困难，并不足以帮助问题的解决。那好像是要中共全面投降了。 邵老对于我的诉述没有正面驳斥。 又去会了副秘书长雷震。雷震是日本帝大出身的先后同学，他比我迟几期，而比乃超早一期。蒙他的关顾，在中央饭店替我们开了一间房间，并且从二十一日起还要派一部汽车给我们用，这倒是值得感谢的事。 第四章 梅园新村之行 梅园新村也在国府路上，我现在要到那儿去访问。 从美术陈列馆走出，折往东走，走不好远便要从国民**门前经过。国府也是坐北向南的，从门口望进去，相当深远，但比起别的机关来，倒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宫殿式的外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形体太小，并不威武。虽然有点近代化的写实味，也并不敢恭维为艺术品。能够没有，应该不会是一种缺陷。 从国府门前经过，再往东走，要踱过一段铁路。铁路就在国府的墙下，起初觉得似乎有损宁静，但从另一方面想了一下，真的能够这样更和市井生活接近，似乎也好。 再横过铁路和一条横街之后，走不好远，同在左侧的街道上有一条侧巷，那便是梅园新村的所在处了。 梅园新村的名字很好听，大有诗的意味。然而实地的情形却和名称完全两样。不仅没有梅花的园子，也不自成村落。这是和《百家姓》一样的散文中的散文。街道是崎岖不平，听说特种任务的机关林立，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三十号的周公馆，应该是这儿的一座绿洲了。 小巧玲珑的一座公馆。庭园有些日本风味，听说本是日本人住过的地方。园里在动土木，在右手一边堆积了些砖木器材，几位木匠师傅在加紧动工。看这情形，周公似乎有久居之意，而且似乎有这样的存心——在这个小天地里面，对于周围的眼睛，示以和平建设的轨范。 的确，我进南京城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南京城还是一篇粗杂的草稿。别的什么扬子江水闸，钱塘江水闸，那些庞大得惊人的计划暂且不忙说，单为重观瞻起见，这座首都的建设似乎是刻不容缓了。然而专爱讲体统的先生们却把所有的兴趣集中在内战的赌博上，而让这篇粗杂的草稿老是不成体统。 客厅也很小巧，没有什么装饰。除掉好些梭发之外，正中一个小圆桌，陈着一盆雨花台的文石。这文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也就象征着主人的精神。西侧的壁炉两旁，北面与食厅相隔的左右腰壁上，都有书架式的壁橱，在前应该是有书籍或小摆设陈列的，现在是空着。有绛色的帷幕掩蔽着食厅。 仅仅两个月不见，周公比在重庆时瘦多了。大约因为过于忙碌，没有理发的闲暇吧，稍嫌过长的头发愈见显得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境遇是最难处的，责任那么重大，事务那么繁剧，环境又那么拂逆。许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但却丝毫也不敢放松，不能放松，不肯放松。他的工作差不多经常要搞个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时间供他睡眠，有时竟至有终日不睡的时候。他曾经叹息过，他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无益的谈判”里继续不断地消耗了。谈判也不一定真是“无益”，他所参与的谈判每每是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是和他所花费的精力比较起来，成就究竟是显得那么微末。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的悲哀，这样一位才干出类的人才，却没有更积极性的建设工作给他做。 但是，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的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祝祷他的健康。 我自己的肠胃有点失调，周公也不大舒服，中饭时被留着同他吃了一餐面食。食后他又匆匆忙忙地外出，去参加什么会议去了。 借了办事处的一辆吉普车，我们先去拜访了莫德惠和青年党的代表们。恰巧，两处都不在家，我们便回到了中央饭店。 第五章 国民大会场一席谈 国民大会堂大约是首都的最新建筑吧。在大体上可以说完全竣工了。工程师是谁？不知道。建筑的规模，显然是一座剧院的形式。会场可能容纳两千人光景，座位密密麻麻地楼上楼下都已布满了，名额已经增到了二千四百，超出了的四百个座位，不知道怎样安法。 每个座位前，即前座的靠背或栏杆上，有活板可以抽出平放，作为临时的写字台，并有电铃的装备表示发言的席次。只有这一些是议场的设备，其他似乎都是戏场。正面的舞台上摆设着一些座位，可惜台面小了一点，不适宜于戏剧的演出，要放电影，那是可以胜任愉快的。楼层后壁的几个方孔，明显地便是为放电影用而设的了。听说会场的关于声音方面的设计很费苦心，发言能够贯彻，没有回音。是否如此，未曾试验。 一个近代国家，在她的首都，至少应该有一座国立剧场的。 苏联莫斯科的国家剧院是帝俄时代传下来的建筑，极尽华美的能事。日本东京的帝国剧场也并不弱。和这些比较起来，我们的国民大会堂即使要作为国立电影院或剧院，似乎都太简陋了一点。 ——你是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黄任老在二楼的会议室见着我，这样说。 ——还是乘第三等车到南京的。张君励又补充了一句。 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的所谓社会贤达，统称为第三方面。无党无派在这第三方面里面当然又是第三方面了。除莫德惠、王云五之外，我算是来参加会谈的第三个人，可是我乘的却不是第三等车而是头等车。张君劢估计到我没有钱，是对的，但他却没有估计到我也是一个中国人，虽然没有钱，可以借外债来撑持“体面”的。我还曾经后悔，买票过迟，没有买到睡车票呢。 到会的人还踊跃，除主人全到了之外，**方面的代表有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五位；还有经济部部长王云五不知道该算在哪一方面，即使是无党无派，但已不是“社会贤达”而是“庙堂显达”了。王云五自己似乎也觉得有点难处，他向来是喜欢说话，而且是最会说调停话的人，却始终没有说话。**根本没有召集***议的意思，而且尽力避免商谈政治，很巧妙地把一切问题都集中到军事上去了。社会一般的注意也集中到了和战问题，而把民主不民主的政治问题似乎也闲却了。在这时候靠着第三方面的代表们的努力，非正式的邀集谈话，谈的也还是偏于和战的问题，而且也并不能作最后决定。在这种仅仅是政治清谈的场合上，谈时既不着边际，索性不谈，事实上倒也是很省事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也仅仅是坐在那儿旁听，不，一大半是旁看。因为我的听觉不敏，像青年党党魁曾琦的发言，声音既低，又带点嘶哑味的，我差不多连一句也听不到的。 各方面的代表在辩论坛坫上都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说话很有分寸，既不轻易刺激对方，也不失掉自己立场。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也不至使问题更加纠纷。 吴铁老却不愧其名为“铁”，在他发言的时候接连的说了好几次“四十八小时”，而且更说已经不够“四十八小时”了。这是计算到二十二日正午休战期满时的钟点。频繁的提出这样的时间来，在听的人自不免要感受着恫胁。南京《中央日报》今天的社论正是用的《四十八小时》这个标题，俨然是一座**库。小来小打，大来大打，最后还打算请外国人来帮忙打，用以辩护为什么要给外人以“最后决定权”。认真说，那真是一篇老实透顶的宣传文字。——大家正在苦心孤诣地设法调解，为什么要那样急躁呢？ 俨然的梁漱溟有点不耐烦的样子，他这样说着，也批评到《中央日报》的社论。 妙处是在吴铁老的转圜：那是新闻记者的惯技啦。不写得耸动些，报纸是没有销路的。假使我来写，或许还要更凶些。真是谢天谢地，幸好吴铁老不会屈就《中央日报》的主笔。不然的话，我们中国人的神经应该要用钢铁来铸成。 由四点谈到六点，散了会。我把鸡鸣寺求的签给邵力子看，他也说满有趣。下楼，走出美术陈列馆的前庭的时候，一群新闻记者拥在那儿，有一部分人向邵力子围上去，探听“好消息”。邵老指着我说：他有“好消息气”，他有。他在鸡鸣寺求了一条签。 就这样，观音大士竟替邵力子解了一次围。 第六章 以文会友 二十一日的清早，参政会派的车子来了，是一部吉普车。借用的期间只有二十一与二十二两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大约因为二十二日的中午休战便要满期了，满期后的政协代表便无须乎再事奔走的意思吧？然而也好，像南京这样一座大城，有得一车代步，确实是很值得感谢的。 这样一座堂堂首都竟没有电车设备。公共汽车少得可怜，因而也就挤得可怕。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就靠着一条京市铁路，从下关一直穿到雨花台。靠着火车在都市中做交通工具，恐怕是世界上罕见的奇事吧。京市客车听说约略每三十分钟开行一次，在没有其他方便的地方，有这客车自然也很方便，总比走路或坐人力车快些，车费自然也比人力车公道。 主要应该怪八年间的敌伪统治，是毫无疑问的。搞了八年，像这样平坦而广漠的都市竟没有搞出一条电车道，流行全世界的地下车道自不用说了。听说日本人的治华政策是北主南从，从南方吸取养料去培植北方。第一步是东北，第二步是华北，东北、华北的建设都很有可观的。这样便自然引起了南方普遍的凋落与北方城市的繁荣。日本人走后，择肥而噬的人因此也就忙着要去“接收主权”了。这一接收于是又把北方繁荣的城市大部分打成了一片凋落。由北而南的蹂躏者，我们知道是日本人，由南而北者的国籍倒真应该检查一下了。 吉普车的司机是一位年青的朋友，他和我一样才从后方来，对于南京的路径丝毫也不熟悉。上午十点钟，我和费德林博士约好，要去访问他。为了找寻大方巷的苏联大使馆，我们在南京城里跑来跑去，足足找了有一个钟头。地址实在太偏僻，居民大概都有戒备，就到了大方巷附近也不容易问清。想找寻一面苏联红旗，找着了，但车一转弯，又看不见了。因为房屋太矮，旗杆不很高，故不甚显著。想起了重庆枇杷山的苏联大使馆，那真是有天渊之别了。 高耸在山头的一座城堡式的建筑，襟带双江，俯瞰全市。红旗一面迎风招展，附近至少一公里的半径内似乎都可以望见。每逢十月革命或红军纪念节，山头贺客云集，馆厅可以容纳千人。……但这儿是大方巷。不知本来是哪一位二三流人物的公馆，今天突然升了格，房屋本身的外貌就好像我们整个中国成为了“四强之一”或“五强之一”的那样。 汽车、卡车在馆前的空地、馆内的庭园里，露天陈列着。一进门，在廊道上摆着办公桌，接受外来的文件或访问。好几位在重庆常见的熟面孔，站在进门处呈现出欢迎的喜悦。 费博士的办公室就在进门后右手的一间，依照苏联的习惯，他的办公席和接客席，在室的东北隅，丁字形地斜陈着。 博士现在是大使馆的参事。大使听说昨天到上海去了，还有一位米参事，今天午后也要到上海去，经由海参崴回国。大使馆的高级人员要算只有费博士一人在负着留守的责任了。使我十分感激，而且敬佩的是，在繁忙的公务之下，在这样炎热的暑天，而费博士还在继续着翻译我的剧本《屈原》。 博士是受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戏剧协会的委托，把《屈原》介绍过去，可能的话，打算在今年秋季的戏剧节演出。在十分认真而不肯丝毫苟且的苏联朋友，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而这任务的接受却又碰在还都迁馆的青黄不接的时候，作为作者的我，实在是感觉着有点不安。博士有好些关于译述上的问题要向我提出，在重庆是没有工夫做到，一月前在上海见面时也没有工夫，没想出问题竟拖到了南京来才得到解决。 博士的译稿已经快要完工了，和着好些公事文件一道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把《橘颂》和《礼魂》两首，索性用近代语翻译了一遍。主要是采取了意译的办法，译得非常自由。博士得到我的译稿，他表示着很大的满意。第四幕泽畔行吟时所吟出的《惜诵》断章，我劝他省略了，要用那么一景时，尽可以用《橘颂》来代替。就这样解决了一些难题，在我自己也起了这样一种心事：就在原作中，像《橘颂》、《礼魂》那样难解的古文，与其照原文直录，让演出时发生困难，使听者丝毫也听不明白，不如索性用译文倒更为妥当而调和了。 在剧本写作的当时，我写得很快，那是一九四二年正月二日开始执笔，十一日完成的，仅仅费了十天。因为写得太快，把一支派克笔的笔尖都断了。那时候在重庆是不容易另配或修缮的，也就是费博士，他听见了这个消息，便把他自己用的一支派克笔送给了我。这笔我是随身带着的，翻译《橘颂》和《礼魂》的时候，我用的却是博士的派克铅笔，等我把译文写完，博士又把他的铅笔向我递出。 ——这枝铅笔奉送，作为纪念，和那支钢笔配合起来。博士这样说。 我感觉着受之有愧，但这样可珍惜的情谊又真是却之不忍。 我结果是默默地接受了，不知道说什么话的好。 第七章 二十四小时了 中午应周公之邀赴梅园新村。他今天显得有些焦急。我看他实在忙得太过火了。陆定一回延安，董必武去上海，一切对内对外的重要的事情差不多全靠着他一个人在应付。时间逐渐地逼紧了，不是“四十八小时”的问题，而是二十四小时的问题了。而问题却丝毫也没有谈拢的迹象。 我看到了一通**方面的文件，是三人小组**方面的代表徐永昌的公函，强硬地坚持着美方的“最后决定权”，毫无转圜的余地。署的日期是十九日，今晨（二十一日）才送到。 ——这不分明是写着“最后决定权”吗？ ——英文文件也是一样。用的是fi aldecisio 字样。 ——那么，宣传部长彭学沛简直在玩戏法了。他前天在报上发表谈话，还说本来是“公断权”，是翻译弄错了的。 关于**所提出的整军方案，八路军退出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及一切重要的交通路线，我早就听说是难于接受的，周公也把原件和对案给我看了。对案一共是四项：第一项主张立即下令全面停战，第二项陆续着手恢复交通，第三项实行二月二十三日的整军方案，合理地加以补充，这三项由军事三人小组协议处理；第四项是要求重开****会议，解决一切政治上的悬案。 对案是周公的手稿，字句斟酌地改了又改，显示着费了很大的苦心。 照我自己的意思，重开****会议或恢复综合小组，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不民主化，一切军事问题无论怎样谈来谈去都无法解决。这在年初****会议召集的前后，本来是有过热烈的争论的。**和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一部分主张先军队国家化，而后政治民主化；和这立场相反的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而后军队国家化。争持的结果，二者同时并进，周公曾喻之为“如行路时之左右脚，不知孰先孰后”。但在五月五日**还都之后，无形之中把政协小组和宪章审议委员会停开了，一切的商谈都集中到了军事问题。这样的办法本来是和****会议的宗旨违背的。周公现在把重开***议又提上议程，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他不把它列为第一项而列为第四项，用意也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对案系对整军方案的答文，在行文上自然只好先军事而后政治了。但这样持重而审慎的对案，和**对案相隔太远，明显地没有得到协议的可能。我是这样感觉着，周公虽然没有说，也必然是这样感觉着的。事关千百万生灵的死活，而时间又只有二十四小时了。你叫他怎么能不焦急呢？ 原稿的结尾处起初是很通套的，却改成为“事急时危，谨此建议，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这样的几句话不也就很明显地表示了周公的心境吗？ 没有等到吃中饭，听说马歇尔有电话相邀，周公又匆匆忙忙地出外去了。他的“食少事繁”使我为他忧虑。 周公忙得十万火急，而我自己却是闲得没法开交。我自己究竟有什么事情好做呢？临行过于仓促，除掉准备送客的几本《十批判书》之外，别的书什么也没有带来。回到寓里，索性躺在床上展开自己的书来读。 来了一个新的见解。《荀子》书中屡屡斥骂“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足证荀子当时，这三家儒者还有相当的人数。然到《韩非子》的《显学篇》提到当时的儒家八派的时候，说“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子思本子游的弟子，“子思之儒”即“子游氏之儒”是可以了解的，而却没有重要的“子夏氏之儒”。这个问题，我以前悬为疑案而没有得到解决，躺在床上突然得到了一个答案。法家多出于子夏之门，前期的几位主要人物，如李悝（亦即李克）、吴起、商鞅，都是子夏的弟子或再传弟子。韩非是这一派的云仍。韩非提儒家八派而不提子夏氏的一派，可能是没有把这一派当成儒家，或者是为祖师讳，不敢提出来责骂。其他八派之被提出，都是作为责骂的对象的。……这一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在我的脑中迷糊着，它倒很有些催眠作用，把我送入了睡乡。 醒来时已经快要三点钟了，赶着跑到蓝家庄去参加三点钟的第三方面的座谈会。出乎意外地，一向很俨然的梁漱溟却是面有喜色。罗隆基向来是满不在乎的，也好像更加开心了。 ——休战延期八天，罗隆基朗爽地说：是马歇尔元帅上午亲自去见蒋主席，请求休战延期，得到了延期八天的允许。马帅请周恩来去，通知了这个消息，恩来先生刚才打电话来通知了我们。 就这样，虽然并不是永远停战，仅仅延期八天也使得大家松了一口气。 座谈会所讨论的是中共的四项对案，已经有油印的函件送到了。多数的意思也都倾向于重开***议，即使不能正式召开，也希望能够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决定由无党无派出名，二十二日午后三时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邀请中共代表商谈，二十四日午后四时假国民大会堂邀请**代表。 第八章 谒陵 中山门外通向紫金山下的中山陵的路，怕是南京所有的最好的一段公路吧。水门汀面铺得很平坦，打扫得也很干净。两旁的路树，树皮青色而有些白晕，不知道是阿嘉榎还是白桦。剪齐了的头进发着青葱的枝叶，差不多一样高，一样大，正是恰到好处。在我是九年不见了，一望的松木已经快要成为蓊郁的林子了。空气新鲜，含孕有相当浓烈的臭氧的香味。 九年前，正当淞沪战事很紧张的时候，我曾经来过陵园两次。但两次都失掉了谒陵的机会。一次是在雨中，一次却遇到空袭。今天多谢八天的休战延期，更多谢费德林博士开了汽车来做伴，我们一道来谒陵。 中山陵的样式，听说是取象于自由钟。从地图上看来确实有那样的味道。陵场的规模宏大，假使在飞机上鸟瞰，钟形一定了如指掌，但从平地望上去却是很容易忽略的。钟口是向着上面的，我不知道，设计的当时设计者究竟是怎样的用意。这样岂不是倒置了吗？自由钟应该向着人间，为什么向着天上？中山先生是执掌自由钟的人，陵墓应该安置在钟柄上，为什么反而安置在钟口上去了？这用意我实在不明白。 陵场基地是用水门汀面就的，呈出白色。碑亭陵寝等一切的建筑都是白壁青瓦。毫无疑问是象征着“青天白日”。宏大的碑亭里面的一通宏大的石碑刻着：“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中山先生于此”。 文字很简单而有力。这可表明中山先生所受的是党葬了。从“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来着想的话，或许正是应该。但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的我，我感觉着中山先生是应该膺受国葬或人民葬才合适。假使碑文能改为“国父孙中山先生之墓”，那不会更简单而有力吗？我在脑子里画了一个图案，想把那倒置的自由钟再倒过去。基地不用白色的水门汀，而改为红色的大理石，象征着“青天白日满地红”。那样或许和中山先生的博大的精神，崇高的功业，更相配称吧？ 虔诚地在陵墓的坡道上走着，一面走，一面浮泛着一些印象式的，或许是不应该有的思索。 阳光相当强烈。到了郊外来，紫外线更加丰富，又是走的上坡路，虽然有不断的清风涤荡，总感受着热意的侵袭。谒陵的人差不多都把外衣脱下了，但我为保持我的虔敬，我连我中山装的领扣都没有解开。 日本鬼还算客气，对于陵庙还没有过分的摧残，听说仅在西北角上有了一些破坏，都已经修补好了。在陵庙下的一段平台上安置着一对大铜鼎，左右各一，显然是被日本人移动过的。左手的一只在腹部有一个炮弹的窟窿，这更表明日本人曾经移到什么地方去作过试炮弹的靶子的。 陵堂有兵守卫。右侧进门处有题名簿，让谒陵者题上自己的名字。中山先生穿着国服的大理石像正坐在中央，我们走到像前去行了最敬礼，并默念了三分钟。我感觉中山先生的周围孤单了一点，假使每天每天有不断的鲜花或禾穗奉献，列陈在四周，或许会更有生意的吧？守卫如能换成便服，或许也会更适当一些的吧？ 陵堂的内部非常朴素，两侧和后壁的腰部嵌着黑色大理石，刻着国父手书的《建国大纲》和其他文字，都是填了金的。这些便是唯一的装饰了。可惜中国的雕刻界还不甚发达，在我想来，四壁如有浮雕，刻上中山先生的生平，主要的革命战役，应该是题内所应有的文章吧。这些是容易做到的事，在将来或许也会逐渐实现的。 步出陵堂，居高临下，眼前一望的晴明，大自然正在浓绿季中。但一接触到袒呈在右手前面的南京城市，却不免在自己的眼前罩上了一层无形的薄雾。由高处看都市，本来是最不美观的，没有十分建设就绪的南京市，愈加显见得是疮痍满目。但我又一回想，制止了我的感伤。中山先生无疑是更喜欢那亟待拯救的人间的，他是人民革命家，他不会长久陶醉于自然风物里面，而忘记了人民。自然地又联想到了列宁墓所在地的莫斯科红场。墓是红色大理石砌成的，与人民生活打成了一片。或许中山先生是更喜欢那种作风的吧？…… 衬衫已经湿透了，谒陵既毕，我想是可以解衣的时候了。在步下陵道的时候，我便脱下了我的中山装。费博士却忠告我：那样是会着凉的。我又只好穿上了。 顺便又参观了明陵。那些石人、石兽的行列很有古味。石兽中的一个被人打碎了。费博士说：他前次来时都还是完整的。这不知道又是什么人的恶作剧了。石兽中有麒麟、马、骆驼、象等，两两相对，或跪，或立，体态凝重，气韵浑厚，实在是值得加意保护的东西。所有的石像，身上都涂过青绿，已经斑驳了。像与像之间有嫩松栽植成行。这些大约是为避免成为轰炸的目标，在敌伪时代所造下的伪装吧？ 廖仲恺先生的墓就在明陵的西边，我们也去参拜了。墓场的结构朴素而庄重，建筑时一定是费了苦心的。可惜保卫得不周密，颇呈荒芜的景象。有些地方颓败了，并未加以修理。墓场全体，在一切的石质和水门汀上也都是涂过青绿的。不知是谁呈献在墓前的花环，已经老早枯槁了。 ——仲恺先生假如不遭暗杀，中国的情形或许又会两样吧？这样的感想不期然地又浮漾了起来。 可诅咒的卑劣万分的政治暗杀！ 可悲痛的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 第九章 失悔不是军人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的最后一进。因为今天是做三分之一的主人，在两点半钟的时候我提前赶到了。 研究所正在修缮，在装门上的花格，漆楼梯上的栏杆。我在杂沓中被领导着上楼，而傅斯年却打着赤膊刚好从左手最末一间的后房中走出。手里拿着一把蒲葵扇，和他有点发福的身子两相辉映，很有点像八仙里面的汉钟离。这不拘形迹的姿态我很喜欢，但他一看见我，发出了一声表示欢迎的惊讶之后，略一踌躇又折回后房里去了。他是转去披上了一件汗衫出来。 ——何必拘形迹呢？打赤膊不正好？我向他抱歉。 傅斯年只是笑着他那有点孩子味的天真的笑。他只连连地说：还早还早，他们都还没有来，我引你去见济之。 济之就是李济博士的表字，他是在安阳小屯发掘殷墟的主将。前一向在报上看见他到日本去清理古物去了，当然他是才从日本回国的。 毕竟搞学问的人又另外是一种味道。穿过廊道在东头的一间相当宽敞的后房里面见到李济之。另外还有两位学者也经过介绍，可惜我的耳朵背，没有听出是谁。李济之的上身穿的是一件已经变成灰色的白卫生衣，背上和肘拐上都有好几个窟窿。这比起那些穿咔叽服、拴玻璃带的党国要人，觉得更要发亮一些。 ——有一些安阳发掘的古物，你高兴看不？李济之很不见外，他立刻便想把他最珍贵的东西给我看。 ——我当然高兴看。 他把我引进邻室去，里面堆积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木箱和一些空的玻璃橱。情形是很零乱的，因为还没有着手整理。 ——这些都是日本人留下的，我们运到内地的还没有复员。 他把一口大木箱的盖子揭开，里面还有一层玻璃盖，下边透示出一整箱黄色的大土块，印着局部的器形和花纹，纹样和青铜器或白陶上所见到的相仿佛，大体是一些雷纹和饕餮之类。 ——原器大概是木器，木器朽了，在土上留下印痕。为了保存它，我们把整个的土挖了来。迁移的时候，因为笨重，没有搬走。玻璃盖是日本人后配的。 接连开了好几个木箱，都是同一性质的东西，有的呈朱红色彩，有的有种种形状的介壳的象嵌。原器究竟是些什么形式，还没有作充分的研究，或许也怕是无从复原了。但从这些印痕上可以看出器皿的宏大精巧，而殷代当时的王者生活是已经相当的富丽堂皇的。 ——日本人里面究竟也还有些学术种子，他们晓得宝贵这些硬黄土，不仅加以玻璃护罩，而且还把每一箱硬黄土都摄制成了原色照片，向学术界提供了研究的资料。来不及搬走，也还能够原物封存，没有加以毁坏，倒是值得嘉许的一件事。 李济之把原色照片也给我看了，我在这儿很不应该地联想到了我们的一些接收大员们来。我们那些大员们其实也很知道宝贵另一种硬黄色的东西的，而且有本事把别人辛辛苦苦地培养了二十年的细菌饿死了。这真真是一个绝好的对照！ 是什么料子毕竟还是什么料子，假不过来。日本人虽然失败了，但那是他们的帝国主义的失败，法西斯侵略主义的失败，日本人民的勤劳苦干的精神倒是不能抹杀的。他们在短期内把一个落后的蕞尔小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精神。建设的遭了毁灭是一个悲剧。这悲剧倒同时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因为时间短促，只草草率率地参观着，一面听着说明。傅斯年也跑来了。 ——喂，他们都到了，就在等你一个人了。 罗隆基也跟着他跑过来了：怎么样？你在这儿考古？ ——我回到了我自己的本行。 ——你的本行怕更好是进中央医院吧。 实在是只好割爱，跟着罗、傅两位跑到了西首的前房里去。 那就是傅斯年的办公室了。室颇宏敞，南面一带玻璃窗，外有树荫远映。 ——这是个好地方，可以取而代也！罗隆基笑着说。 ——你以什么资格来取而代呢？傅斯年回答他，又反过来向我说：联合**成立，我们推你为国师，你可以来代了。 ——轮不到我名下来，你的姓就姓得满好，你不是太傅吗？傅斯年，又天真地笑了。 参加谈话会的人确实到了很多。中共方面的代表到的是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周公因为有其他的事，没有出席。 董老是才从上海回南京的，由他把近来商谈的情形和中共的态度报告了一番。 在这期中傅斯年因为有事，坐起他的吉普车到外边去跑了一趟回来。他却买了一把新的纸扇来要我替他写一面，我就在他的办公桌上写了。他又叫我索性在另一面上随便画几笔，这，我却失悔我从前没有学陆军。假使我是一位中国军人，那我一定具有这样的胆量：使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的。 在大家把话谈完之后，我依然恋恋不舍地跑去找李济之。他把从日本带回来的新出的一些考古学上的著作给我看了。日本人在满洲鞍山一带大事发掘，发现了无数的黑陶。这黑陶文化得到证明，是由渤海沿岸一直达到了江浙。那么正当日本军人在制造“满洲国”和关内分离的时候，而日本的学者倒替我们证明了满洲在远古已经和内地是完全分不开的。 第十章 疑在马尼拉 回到中央饭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想到不会再有什么事情了，便把吉普车遣回了参政会。算从二十一日起，借用了两天，满期。 刚好把吉普车遣走之后，忽然想起明天是星期，不妨借这个机会，约些朋友们去游玄武湖。乃超前天曾经去游过一次，盛称湖里风凉，景致很好，因此便打动了我的游兴。 朋友们所住的地方都没有电话，明天游湖，今晚便须得先行通知。车子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便只好就近到梅园新村去，暂时借用中共代表团的车子。 代表团也有一辆吉普车，是从马歇尔那里借来的。我们借了来，先往新菜市去访侯外庐，他的地方住得最远。然后回头再约靖华、亚克、锡嘉诸位。 我和乃超都只穿着衬衫，加上西装裤，司机同志也穿的是便装。当我们的车子在中山路上向北路转拐的时候，后面受了警告，司机停了车。原来是一位美国宪兵驾着一辆吉普车在追赶我们。 司机把执照给他看了，我们更说明了缘故，他略略刁难了一下各自走了。我们又继续行程。 外庐住处是新菜市七号。到了新菜市，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七号门牌。问了街上的站岗的警察，警察也不知道。他只是说：来问这七号门牌的人很多，但确实不知道在什么去处。 那儿是京市铁路和街道成十字的地方，也刚好是一个站口。我们下了车，分头去寻找。我沿着铁路线往西走，路线下是一带种菜的地面，隔着便是一带贫民窟。想来总不会是在这儿的吧，姑且也去问问，出乎意外地却问着了。就在贫民窟里面，稍远处有一家较高的房屋，那便是七号了。 我转身去把乃超招呼了来，一同在铁道的边沿上走。翻过了铁蒺藜的栏栅走入菜地，秽气是很浓重的。走到了那座较高的房屋面前，果然是七号，而且果然是外庐的住处。我的心境黯淡了起来。我们现在是胜利了，还了都，但这不是比流亡在重庆时还要落难吗？ 外庐出来欢迎我们，进了他的居室。有点像鸡毛小店的一间客房，窗口面临着外面的菜地，和铁道相隔不足十公尺。这就是外庐的书斋了。说得文雅一点，倒确实是“开轩面场圃”。比起李济之的破卫生衣来，毫无疑问是更有光彩的。 ——找到这样一间住处，好不容易。中苏文化协会至今还没有找到办公的地方呢！外庐毫不介意地这样说。 听说时局艰难，办事棘手，中苏文协的会长、副会长都有点消极。副会长的另一位陈立夫，向来是不管事的，倒曾经表示，他打算积极过问了。这倒很有趣：陈立夫竟然如此胆大，不怕人家说他是亲苏分子。 约好了外庐，他一直把我们送到车站，我们又上了车。这回是要到兴华旅馆去找曹靖华。 真是背时，在鼓楼附近又碰到了美国宪兵。这一次的美宪老爷是两位比较高级一点的人。我和乃超的英国话都不行，下车来多方替他们解说。正在难解难分之际，不幸又来了一部宪兵车，刚才干涉过我们的那位宪兵坐在车上，另外还有两位女兵。他们也停了车。那位宪兵一看清了我们，便说：这是我刚才干涉过的，我叫他们停在街头等我的。这样一来，那两位比较高级者的一位，便不由分说，下出命令，要我们的司机跟着那部宪兵车走。一位女兵，随即很矫健地跳上我们的车子，叫司机坐在车后，她夺过轮盘，自行开驶起来。 就这样，司机成了俘虏，我们被解除了武装。我有点不大相信，我们是在南京——中国的国都，而应该是在马尼拉——菲律宾的首府。我们安慰着司机，请他放心前去，回头到周公馆去，请人去营救他。 落了难的我们两个无籍侨民，只好在马路上步行了。幸好离兴华旅馆已经不远，很快地便找着了靖华。靖华到南京来已经快两个月了，一直住在旅馆里面，他大喊吃不消。他的夫人甚至说：不如索性回重庆的好了。 我们把落难的情形告诉了他们。靖华说：这样的事情时常有，大概那几位m.p.怀疑司机偷了吉普车来做生意，不怎么严重，说明了便会释放的。我们也算安了心，想坐三轮车回旅馆去。靖华劝我们不如坐京市客车，又经济，而且还要快。 真是应该向美宪老爷们道谢，使我们得到一个机会，领略了京市客车的滋味。在无量庵车站上等车，不期然地又遇见了亚克和锡嘉，他们是正想乘火车到旅馆里去看我们的。由无量庵到国府站，车票二百元，确实是很便宜。但车上的乘客拥挤不堪，完全和难民车一样，连车头上都挤满了人。 第十一章 游湖 一出玄武门，风的气味便不同了。阵阵浓烈的荷香扑鼻相迎。南京城里的炎热，丢在我们的背后去了。 我们一共是六个人：外庐、靖华、亚克、锡嘉、乃超、我。在湖边上选了一家茶馆来歇脚，我们还须得等候王冶秋，离开旅馆时是用电话约好了的。 一湖都是荷叶，还没有开花。湖边上有不少的垂柳，柳树下有不少的湖船。天气是晴明的，湖水是清洁的，似乎应该有游泳的设备，但可惜没有。 阵列着的一些茶酒馆，虽然并没有什么诗意，但都取着些诗的招牌。假如有喜欢用辞藻的诗人，耐心地把那些招牌记下来，分行地写出，一定可以不费气力地做成一首带点词调味的新诗，我保险。 时间才十点过钟，游湖的人已相当杂沓。但一个相熟的面孔也没有。大抵都是一些公务人员和他们的眷属，穿军服的人特别多，我们在这儿便形成了一座孤岛。 刚坐下不一会儿儿，忽然看见张申府一个人孤零零地从湖道上走来。他是显得那么孤单，但也似乎潇洒。浅蓝色的绸衫，白哔叽的西装裤，白皮鞋，白草帽，手里一把折扇，有点旧式诗人的风度。 ——一个人吗？ ——是的，一个人。 我在心里暗暗佩服，他毕竟是搞哲学的人，喜欢孤独。假使是我，我决不会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我可能跳进湖里面去淹死。但淹死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孤独。忽然又憬悟到，屈原为什么要跳进泪罗江的原因。他不是把孤独淹死了，而一直活到了现在的吗？ 张申府却把他的孤独淹没在我们六个人的小岛子上来了。我们的不期而遇也显然地增加了他的兴趣。 接着王冶秋也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在美军军部服务的人，是美国华侨的第二代。 冶秋是冯焕章将军的秘书，他一来便告诉我们：冯先生也要来，他正在会客，等客走了他就动身。 这在我倒是意料中的事，不仅冯将军喜欢这种民主作风，便是他自己的孤独恐怕也有暂时淹没的必要。我到南京来已经四天，还没有去拜望他，今天倒累得他来屈就了。 十一时将近，游湖的人渐渐到了**。魁梧的冯将军，穿着他常穿的米色帆布中山服，巍然地在人群中走来了。他真是出类拔萃地为众目所仰望，他不仅高出我一头地，事实上要高出我一头地半。 我们成为了盛大的一群，足足有十一个人，一同跨上了一只游艇。游艇有平顶的篷，左右有栏杆，栏杆下相向地摆着藤杌藤椅。在平稳的湖面上平稳地驶着。只有船行的路线是开旷的，其余一望都是荷叶的解放区。湖水相当深，因而荷叶的梗子似乎也很长。每一片荷叶都铺陈在湖面上放怀地吸收着阳光。水有好深，荷叶便有好深，这个适应竟这样巧合！万一水突然再涨深些，荷叶不会像倒翻雨伞一样收进水里去吗？要不然，便会连根拔起。在湖上游船的人并不多，人似乎都集中到茶酒馆里去了。也有些美国兵在游湖，有的裸着身子睡在船头上作阳光浴。 湖的本身是很迷人的，可惜周围缺少人工的布置。冯将军说，他打算建议由国库里面提出五千万元来，在湖边上多修些草亭子，更备些好的图书来给人们阅读。这建议是好的，但我担心那五千万元一出了国库，并不会变成湖畔的草亭子，而是会变成马路上的小汽车的。图书呢？当然会有，至少会有一本缮写得工整的报销簿。 冯将军要到美国去视察水利，听说一切准备都已经停当了，只等马歇尔通知他船期。冯将军极口称赞马歇尔，说他真是诚心诚意的在为中国的和平劳心焦思，他希望他的调解不要失败。听说有一次马歇尔请冯吃饭，也谈到调解的问题，他竟希望冯帮忙。冯将军说：这话简直是颠倒了。我们中国人的事情由马帅来操心，而马帅却要我们中国人帮他的忙。事情不是完全弄颠倒了吗？是的，马歇尔在诚心诚意图谋中国的和平，我能够相信一定是真的。就是他的请冯将军帮忙，我也能够相信是出于他的诚心诚意。但我自己敢于承认我是一位小人；在我看来，马歇尔倒始终是在替美国工作。中国的和平对于美国是有利益的事，故而他要我们中国人替他帮忙。要争取和平，中国人应该比美国人还要心切。事实上也是这样。不过争取和平有两种办法，有的是武力统一的和平，有的是放弃武力的和平；而不幸的是美国的世界政策和对华政策所采取的是第一种倾向。这就使和平特使的马歇尔左右为难了。消防队的水龙，打出来的才是美孚洋油，这怎么能够救火呢？ 但我这些话没有说出口来，不说我相信冯将军也是知道的，只是他比我更有涵养，更能够处之泰然罢了。 中国人的一厢情愿自然是希望美国人帮忙中国人的解放，帮忙中国的建设，然而马歇尔可惜并不是真正姓马。 船到两座草亭子边上的一株大树下停泊了。冯将军先叫副官上岸去替每一个人泡了一盅茶来，接着又叫他买馒头，买卤肉，买卤鸭，替每一个人买两只香蕉。茶过一巡之后，副官把食物也买来了，一共是荷叶三大包。真是好朋友，正当大家的食欲被万顷的荷风吹扇着的时候。于是大家动手，把藤茶几并拢来放在船当中，用手爪代替刀叉，正要开始大吃。冯将军说：不忙，还有好东西。他叫副官从一个提包里取出了一瓶葡萄酒来，是法国制的。冯将军是不喝酒的人，他说，这酒是替郭先生拿来的。这厚意实在可感。没有酒杯，把茶杯倾了两盅，大家来共饮。不喝酒的冯将军，他也破例喝了两口。 这情形令我回想到去年七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在莫斯科，舟游莫斯科运河，坐的是汽艇，同游者是英国主教和伊朗学者，但感情的融洽是别无二致的。天气一样的晴明，喝酒时也一样的没有酒杯。转瞬也就一年了；在那运河两岸游泳着的苏联儿童和青年男女们，一定还是照常活泼的吧。当时有一位苏联朋友曾经指着那些天真活泼的青少年告诉我，那是多么可爱的呀，不知怎的世间上总有好些人说苏联人是可怕的人种。但这理由很简单。不仅国际间有着这样的隔阂，就是在同一国度里面也有同样的隔阂。有的人实际上是情操高尚，和蔼可亲，而被某一集团的人看来，却成了三头六臂的恶鬼，甚至要加以暗杀。问题还是在对于人民的态度上，看你是要奴役人民还是服务人民。这两种不仅是两种思想，而且是两种制度。只有在奴役人民的制度完全废除了的一天，世界上才可以有真正的民主大家庭出现。 值得佩服的是那位在美国军部服务的华侨青年，他对于饮食丝毫不进。听说美国军部有这样的规定：不准在外面乱用饮食。假使违背了这条规定，得了毛病是要受处分的。这怕是因为近来有霍乱的流行的缘故吧？平时在外间喝得烂醉的美国大兵是很常见的事，然而今天的这位华侨青年倒确确实实成为了一位严格的清教徒了。 把饮食用毕，大家到岸上去游散。不期然地分成了两群。冯将军的一群沿着湖边走，我们的一群加上张申府却走上坡去。一上坡，又是别有天地。原来那上面已经辟成了公园，布置得相当整饬。这儿的游人是更加多了。茶馆里面坐满的是人。有些露天茶室或餐厅，生意显得非常繁昌。也有不少的游客，自行在树荫下的草地上野食。 我们转了一会儿，又从原道折回湖滨，但冯将军们已经不见了。走到那大树下泊船的地方，虽然也泊着一只船，但不是我们的那一只。毫无疑问，冯将军们以为我们不会转来，他们先回去了。我心里有点歉然，喝了那么好的酒，吃了那么多的东西，竟连谢也没有道一声。但我们也可以尽情地再玩了，索性又折回公园里去，到一家露天茶室里，在大树荫下喝茶。 第十二章 慰问人民代表 由玄武湖回城已经是五点钟左右了，我约乃超到鼓楼公园附近去拜访李任公。我们坐着三轮车。 在四月尾上我离开重庆之前，任公同一位老画家李铁夫到我寓里来访问过，今天要算是到南京来回拜。 ——李铁夫是值得认识的一位奇人，我对乃超说。他原籍广东，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位老朋友，已经八十五岁了。他搞革命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出世。一二年前才从美国回来，李任公对我说：他回国来要画五个人的像，孙夫人、毛**、周恩来、冯焕章，还有一个是我。但我想，这第五个人怕不是我，而是李任公自己吧？ ——他们两位曾经去游过峨眉山和青城山。八十五岁的李铁老在登峨眉山的时候，那样险峻的山地，一律是步行，既不肯坐轿子，也不肯坐背子（峨眉山上的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是一种简单的木架，人反坐在上面，被背上山）。但照他的外貌看来，只能看出是五六十岁的人，高长而瘦削。 他喜欢喝茶。和任公同在昭平的时候，一清早起来，要走二十里路的山地到一个小镇上去喝茶，来回就是四十里。他处之泰然，决不肯买些茶叶回来在家里喝。每天不问晴雨他一定要去走那许多路。 见到了任公，他的左眼正在发炎。大概是在休息吧，他趿着拖鞋，穿件相当旧的蓝绸长衫，衣领没有扣好，稀疏的头发是茸耸耸的。这样极家常的态度和他的公馆相当配称。公馆很宏大，在敌伪期间被日本人占领过未经修理，陈设和外表都显得闲散。我问到李铁老。他刚好出外去了。他到了南京来也还是天天要出外去走街，不管天气怎么热，太阳是怎么大。 ——晚报上说，任公又接着告诉我们：今天清早上海的人民代表来京请愿，有五万人大游行。代表们怕也快要到南京了。 ——我倒很想去欢迎他们，可惜没有汽车。我这样说。 ——我的汽车，刚才冯焕章打电话来借去了，不然我可以送你到下关去的。 闲谈了一会儿，我们便告辞了。这一次我们却成了南京通，又走到无量庵去，坐京市火车回中央饭店。 回到饭店不久，梅园新村派人来，说：周公有事，请我赶快过去。 我过去了。首先遇着颖超大姊，她见到我很高兴地叫出：啊，你来了！恩来很担心你。你知道吗？上海代表在下关被包围，挨打了！ ——唉？这在我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实在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又继续着说：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啦！为什么这样蠢？ 周公也进客厅里来了，他和我一面拉手一面说：我担心你到车站上去了呢。 ——要是有汽车，我一定去了。 ——参政会不是有汽车给你吗？ ——只让我们坐了两天，今天没有了。 ——我们有车子的啦。 ——昨天晚上受了m.p.的干涉，不愿意再讨麻烦了。 ——那倒真凑巧，要不然，一定又碰上。 ——更凑巧的是刚才到李任公那里去，他的车子也被冯先生借去了。假使在，他也会借给我坐到下关去的。 以后是不断地在电话上的报告和对于党国要人们的交涉。参政会的秘书处来过电话，邵力子亲自来过电话，市**的负责人，交通部部长俞飞鹏都先后来过电话……而且有的不仅一次。所说的情形都不同。或者说，难民早被军警解散了，代表已被保护，分别送进了旅馆。或者说，代表们受了误会，开始被军警扣留了，后来已经疏通，平安无事了。就这样一直拖延到十二时左右，又得到最恶的情报。代表们仍然被包围在车站上的待车室里，暴徒们从窗外跳进去，砖头、石块、玻璃瓶、痰盂、椅凳乱飞，代表们不仅流血，而且有的有生命的危险了。大家只好扼腕。由七点到十二点，足足有五个钟头。大员们的种种拖延或支吾，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义！ 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将近两点钟的时候，又得到较为平稳的最后的消息。受伤的代表们由警备司令部护送到太平路的中央医院里去了。虽然没有死人，然而伤势很沉重。有人提议：应该赶快去慰问。周公问我去不去，我答应去。于是我们便分乘着两部汽车，赶到太平路的中央医院。 半夜已过，没有月光，医院的外部情形丝毫也不清楚。只知道进了大门后还转了一些黑路，在一个空地里停了车。一进门，就在那底层的敞厅里看见了代表们。乱纷纷的一厅子里都簇拥着人。 我首先看见一个人仰睡在一条长凳上，我去问，原来就是吴耀宗他连连说：我不要紧，我没有受伤，我没有受伤。 反过身来，在地下又看见阎宝航睡在担架上，衣裳扯烂了，脸上和身上有好些血迹，两眼充着血。我们握了手，但他握得还很有力气。 马夷老也蜷卧在侧近的一条长凳上，眼睛闭着，向着凳靠的一面我没有惊动他。 雷洁琼也睡在地面的担架上，左胸部的衣服上一大摊血迹（后来浦熙修女士告诉我，原来是她的鼻血流在雷女士身上的），但她的神志却很清明。 并排着的一个担架上睡着一位年轻的人，那便是学生代表陈震中；他的情形，一眼便使我感觉着严重。他是在昏睡状态中，两手握着向上弯屈就像小儿熟睡了的姿势。我去摩了他的脉，微微有点热候，脉搏快，但还平匀。 还有几位代表坐在靠壁的长凳上，那是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诸位。他们都没有受伤。 胡子婴和罗淑章两位，很紧张地在那儿照拂着一切。她们也没有受伤。 有几位宪兵站着守卫。 淑章把我朝左手引，右转便是诊病室。民主同盟的叶笃义睡在靠内壁的一张长桌上。他受了内伤，听说吐了血。 再进是普通手术室，高集坐在正中的手术台上，裸着上身在受两位年青的医生诊视。身上红一块，紫一块，真可以说是遍体鳞伤。头的右角被打破了，左眼受了严重的打扑。两个眼球突出而充血，脸已经有点变形。 浦熙修坐在这手术室里的一隅，头发零乱，阴丹布走白边的旗袍在胸部被撕得七零八碎。脚上的丝袜也撕烂了，鞋袜上满酱着泥土。她在伤心地哭。 看了里面又跑到外面，我自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另一位学生代表陈立复，他也没有受伤，他把受伤者的名单开了一张给我。 在受伤与未受伤的分化中，我感觉着指导者们是煞费了苦心的。未受伤者当然也有幸而免的人在内，但受伤者平常都是比较积极的人物。这是有计划的行为，怎么也没有方法掩饰。 周公对代表和记者们一一慰问了之后，又叫人去买了些牛奶和饼干来。原来代表们从上海动身到现在，整天都没有进食。他们得到了这些慰劳品，虽然十分菲薄，但却表示着由衷的欣慰。 最令人铭感的是代表们受着那样的恫胁和殴辱，却谁也没有吐露出不必要的牢骚不平。受了伤的固不用说，没有受伤的差不多都上了六十岁，他们为了大家的事，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奔波了一天，到半夜过都还不能安息。我的心里感觉着十分难受。 周公和其他的人因为有别的事情先走了一步，我依然留着。有一位记者来问我的感想，我说，我没有感想。他揣想到我不便说，于是他又拿一张名片给我，说他是《新民晚报》的记者，想解除我的警惕，但我也只好说一句完全出乎意外。实在是言语道断的事情，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几位民盟的朋友们也赶来了。受伤者差不多已经处理停当，高集和浦熙修两位被搀扶着回家休养，其余的均留院。院里没有房间，而且还没有多的空床，有几位就只好临时搭凳子，就睡在待诊室里面。 我到这时候提议：未受伤的几位代表应该可以进旅馆了。听说是已经订好的，就是兴华旅馆。 ——不行呢！罗淑章很焦灼地这样说：我们还不能进旅馆呢！警备司令部还要我们到部里去！ ——什么？我倒真的再吃了一大惊。犯了罪吗？还要扣留吗？ ——刚才在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是这样发落的，我们还要受审问呢。 ——这真是岂有此理！简直不成话！…… 但就在这时候，警备司令部来了一位负责的小员，人很矮，态度却非常的客气。（他曾经说出了他的姓名，但我忘记了。）我向他说：代表们不能进旅馆吗？他连忙地说：不是，不是，是打算由司令部里帮忙找旅馆。假使已经找定了，那就更好了。说到代表们有十几件行李还在车站上，他也连忙自告奋勇地说：我开起卡车去给你们取，你们请推举一个人跟我一道去。 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要挨打，有我乘着啦，我替各位挨打。小员说得异常慷慨。 但依然没有人说去。我也就自告奋勇地说：不要紧的。我也去一个吧。我不相信，谁还要再打！ 有几位代表连忙说：那怎么能够让你去，太不成话。 于是罗淑章才说，她愿意去。她又附耳向我说：刚才在车站上保卫我们的也就是这位小家伙，他现在又变了。 ——旅馆里要不要宪兵保卫？要呢就派，不要呢也不勉强。 又是一番客气话。 我是赞成不要的。代表们有的为慎重起见，还是主张要。结果是要了，于是就由客气小员当场指派了两个人。看来他的身份似乎也并不小。 于是代表们便由罗隆基陪伴着，坐了他的吉普车到旅馆，罗淑章坐着警备司令部的卡车到车站。 今晚这一场悲剧也就到了快要闭幕的时候。我最后还进病室里面去看了一趟。一直朝里走，在绝底处的病栋门前也有宪兵在守卫，但他没有干涉我。我穿的是中山装，挺直地朝里走，在左侧的一间大房间里看见了阎宝航和马夷老。那显然是最普通的病房，病人很多。 两位的病床相连，是在一只角落里，马夷老的更靠角。马夷老依然蜷伏在床上，似乎睡熟了，我没有惊动他。阎宝航的眼睛是睁着的，他看见了我，把左手举起和我打招呼。他的右手，是由两位女护士踞在床边替他检查血压。 我对于几位医生和护士们发生了深厚的敬意。他们和她们是尽了责任的。我感觉着南京城里依然是有很多的好人。 再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四点过钟，但天还没有亮。 第十三章 假如我是法西斯蒂 又轮到做三分之一的主人的机会，这次是二十四日的下午四时，由无党无派的代表邀请**代表谈话。地点依然在国民大会堂的前楼。 主人是莫德惠、傅斯年和我，陪客是民盟和青年党的在京代表，都到了。只有主宾方面到得很迟，等了很久都没有人来。反是上海的人民代表未受伤的几位先到了，是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和学生代表陈立复。 蒉延芳和昨天晚上一样，依然穿的是中国短打。我起初有点诧异，黄任老告诉我，这种装束是他平生的主张。中国式的长袍（其实是满洲来的），拖泥带水，萎靡隳颓，实在是没有短打的灵便、经济，而且好看。然而相习成俗，一般都认短打为下流。即使平常穿短打的人，到了什么正经的场合，也要改穿长袍。而同一的短打性质的西装，却又非常时髦，比长袍更加高贵。这假如要严格地批评时，应该就是奴性的孑遗或者演变吧。总之，蒉老能够穿短打而见党国要人，单只这一点，我就敢于说足够有“人民代表”的资格。 党国要人毕竟来了。首先到的是邵力子，其次的是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再其次是经济部部长王云五。 时间不待，不能再等了。就再等，事实上也就再没有人来。或许是在下关出事的直后，要人们也怕受“难民”殴打吧？ 蒉延芳首先很郑重地把手里拿着的一个包裹打开来，取出了一本纪念册，让大家传观。上面非常整齐地盖有二百几十个团体的图记，证明各位代表的身份。这二百几十个是人民团体，它们所举的代表自然也就是人民代表。然而，有趣的是——所有党政军的机关报或准机关报都一律否认他们的资格，认为是“冒充人民代表”。那么“难民”剧的导演者究竟是谁，不是自己把自己的后台暴露了吗？ 假如我是法西斯蒂，我的作风不是这样。 对于人民代表我一定要恭维上天。我首先派要员到车站去迎接，请他们住上等旅馆，吃上等中西餐，喝上等中西酒。其次替他们盛大地召开一次“南京市欢迎人民代表大会”，让他们尽量发挥和平理论，广播反战演说。而我呢？只简单地说这几句话：人民的意思就是当局的意思，当局是尊重和平的，反对内战的，只有中共的态度似乎两样，请代表们到延安去呼吁，我立地替你们备专机。说了我就做，于是乎我最后便把代表们送到延安去。……或许有人会问我：你那样做，便不算是法西斯蒂了？哼，问题不那么简单。因为我是法西斯蒂，我做虽然那样做，打却还是要照样打。反正是不宣而战，为什么一定要戡乱戡乱的乱吼，弄成为不宣而宣呢？怎么样？高明乎？低暗乎？哼，假使这样一来，我敢于相信我的好些朋友都会佩服我：这家伙！比希特勒还要厉害！然而我们的“难民”老板们却不肯这样办。 既不这样办，竟反其道而行。于是乎便乐得人民代表有话可说，而**代表也就无话可说了。 各位人民代表都挨次说了话，叙述了他们的来意、经历和态度。话都说得非常扼要而动人。他们也表示了对于血案的态度。他们是为和平请愿而来，生死都已置之度外。虽然受了狠心者的殴辱，但也并不想向法庭起诉。他们静候着**当局的适当处理。代表们报告完毕之后便退场，接着才是我们政协代表们的正式的“非正式谈话”。但这谈话我感觉着并不精彩，仿佛是在全武行之后的一点不相干的扫台戏。不过张厉生的发言，却要算是最有精彩的。他那道地的国语，斩钉截铁的口齿，使得每一个字的发音差不多都穿进了我两只重听的耳心。 他首先反复声明他并非代表**，而只是发表个人意见。他个人对于谈判的前途虽然并不悲观，然而也并不乐观。停战，恢复交通，和**所提出的整军方案，**的意思是要通盘解决的。假使不能照着**的提案整编中共军队，即使停战与恢复交通达成协议，也不能签字。假使不能通盘解决，结果是怎样呢？打吗？**不愿意，中共也许不愿意。拖吗？拖不下去了，老百姓不允许拖。张厉生说到这一段落来，特别把声音提高了，口齿愈见斩钉截铁。他说到他的故乡河北的父老们都在埋怨中央，每逢望见中央的飞机过境，希望投下**的心事非常迫切，大有声泪俱下之势。那么，究竟该怎样呢？张厉生虽然没有说出结论，但那言外之意自然是很明了的。他又说到恢复政协小组的问题，据说军事问题不能解决，政协小组在**方面没有意思召开，因为不能解决问题。非正式的作政治谈话是可以办到的，但不消说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张厉生的这番话，我当如上国语课一样，听得很专心。那唇齿的动作，我觉得很值得学习，然而也很难学习。 在这儿章伯钧提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便是青年党的左舜生目前在报上所透露过的一个消息，说**当局将在***议之外采取别种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这别种方式究竟是什么方式？陈启天接过去说：那只是左舜生一个人的揣测之辞，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别种什么方式。 天机泄漏了一半，还有一半呢？——是二分之一的天机。 接着是青年党党魁曾琦发言。他的声音低而且有点嘶哑，我只晓得他在发言，但不晓得发的什么言。他是最后一位说话者，在他说完了话之后，因为民盟要在七点钟欢宴人民代表，于是便宣告散会。 我在散会的纷乱中在一旁向罗隆基请教：刚才曾琦所说的话究竟是些什么？ ——还不是说“不要刺激”嘛，有什么办法呢？夏天来了，要热，也是刺激啦。 ——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的内容？ ——说示威游行要不得，章伯钧接过去说：不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刺激**。大家批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感觉着这一番话很有价值，大约是一字可以值千金的吧？章伯钧准备送我回旅馆，让我坐上了他的汽车，但我在车上向他作了一次过分的要求。 ——索性让我也作一位主人吧，我也参加欢迎他们。 那很好，就请你作陪。 在中途停了一次车，原来章伯钧是去借钱的，他向一位朋友借了一大垛钞票来作为今天请客的用费。 我又回想了一下：假如我是法西斯蒂，一定让我自己来大作主人，根本不让民盟有请客的机会。 第十四章 秦淮河畔 在夫子庙的一家老式的菜馆里，座场在店后，有栏杆一道俯临秦淮河畔。 黄任老、梁漱溟、罗隆基、张申府都先到了，还有几位民盟的朋友。他们对于我这位不速之客开始都有些轻微的诧异，但经我要求也参加做东之后，却都欢迎我作一个陪客。我自己觉得有点难乎为情，又怕人多，坐不下，告退了几次，但都被挽留着。自己也就半分地泰然下去。 我是第一次看见了秦淮河。河面并不宽，对岸也有人家，想来威尼斯的河也不过如此吧。河水呈着黝黑的颜色，似乎有些腥味。但我也并没有起什么幻灭的感觉。因为我早就知道，秦淮河是淤塞了，对于它没有幻想，当然也就没有幻灭。河上也有一些游艇，和玄武湖的艇子差不多，但有些很明显的是所谓画舫，飘浮着李香君、葛嫩娘们的瘦影。 任老在纸条上写出了一首诗，他拿给我看。那是一首七律，题名叫着《吾心》。 老叩吾心短或违？十年只共忆无衣。 立身那许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 渊静被殴鱼忍逝？巢空犹恋燕知归。 谁仁谁暴诚堪问，何地西山许采薇？ （标点系笔者后加，第七句下三字恐略有记误。） 任老没有加上什么说明，我也没有提出什么探询，但我感觉着我对于这诗好像是很能够了解。 任老将近七十了，是优入圣域的“从心所悦不逾矩”的年龄，因而他唯恐有间或逾矩的危险。 十年抗战，共赋无衣，敌忾同仇，卒致胜利，而今却成为追忆了。团结生出裂痕，敌忾是对着自己，抚今思昔，能不怅惘？十年本不算短，然因此却嫌太不长了。 世间竟有这样的流言散布：当局将以教育部长一席倚重任老，用以分化民盟。因而，众口铄金，一般爱戴任老的人也每窃窃私议，认为任老或许可能动摇。这诗的颈联似乎是对于这种流言和私议的答复。我记起了当年的袁世凯似乎也曾以教育部长之职网罗任老，任老却没有入奸雄的彀中。 心境无疑是寂寞的，但也在彷徨。在****会议开会的期中，任老的住宅曾被军警无理搜查过。这样被殴入渊的鱼，虽欲逝而实犹不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职业教育运动是抛荒了。这芜旷了的岗位值得留恋，就跟春来的紫燕一样回到自己的空巢去吧？ 义利之辨不能容你有丝毫的夹杂。孰仁孰暴，对立分明，而两者之中不能有中立的余地。像伯夷、叔齐那样，既不赞成殷纣王，又不赞成周武王，那种洁身自好的态度似乎是无法维持的。“何地西山许采薇？”是想去采薇呢？还是不想去呢？还是想而不能去呢？耐人寻味。 凭着栏杆，吟味着诗中的含义，在我自己的心中逐句替它作着注解，但我没有说出口来。诗是见仁见智的东西，尤其是旧诗。这些解释或许不一定就是诗人的原意，正确的解释要看诗人自己的行动了。 起初很想和韵一首，在心里略略酝酿了一下，结果作了罢。无端地想起了熙宁罢相后，隐居钟山的王荆公，不知道他的遗址还可有些什么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受着时代的限制，却能够替老百姓着想的执政者，恐怕就只有一位王荆公吧？王荆公的政策也不过想控制一下豪强兼并者的土地财富，使贫苦的老百姓少受些剥削，多吃两碗白米饭而已。然而天下的士大夫骚然了。这一骚然竟骚然了一千年，不仅使王荆公的事业功败垂成，连他的心事也整整受了一千年的冤屈。做人固不容易，知人也一样困难。这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类似宿命的斗争。地主生活和地主意识不化除，王安石是得不到真正了解的。在今天差不多人人都可以喊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了，有的已在主张“战士授田”，然而假使你是地主，要你把自己的田拿出几亩来交给耕者或战士，看你怎么样？王安石已经寂寞了一千年，孙中山也快要寂寞到一世纪，遍地都是司马光、程明道，真正替老百姓设想而且做事的人，恐怕还须得寂寞一个时会的。 客人陆续地来了，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胡子婴、罗淑章，还有两位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太多，已经超过了十二位。梁漱溟先行告退了。我自己又开始感觉着未免冒昧，泰然的二分之一又减去了二分之一。 蒉延老比任老要小几岁，但他们似乎是竹马之交。他爱用家庭的韵事来和任老开玩笑，有时竟把任老的脸都说红了。他也相当兴奋，为了下关事件说过好些慷慨激昂的话，又说任老是他所最佩服的人，任老的话就是他的“上谕”。 ——郭先生、罗先生，蒉老念念不忘的是昨晚上我们到医院的访问：你们要交朋友吗，罗老任老是顶够朋友的，我老蒉也是顶够朋友的。 任老把蒉延老和我的手拉拢来，说：好的，你们做朋友。 我只客气地说：我把你们两位当成老师。 ——周恩来是值得佩服的啦，我感谢他，他昨晚上送的牛奶，我吃了两杯啦。 ——任老，你这样穷的时候，还拿钱来请客，我心里难过。将来回到上海的时候啦，我要还席，就在我家里啦。任老，就请你约同郭先生、罗先生、章先生、诸位先生。…… 上了席后，差不多还是蒉延老一个人在说话，喝酒也很豪爽，连我戒了酒的人都和他对了几杯。 任老对我说：不是单纯的商人，他对于教育很有贡献。假使谁有子弟的话，他所创办的位育中学是值得推荐的。你可以安心把子弟寄托在那儿，断不会教育成为坏人。 这话令我回想到我自己的孩子。在上海的，还小。在日本的，一时还不能回国。我问有没有小学部？据说没有。要把自己的子弟教育成为一个不坏的人，实在是今天每一个人的切身问题。伪善者滔滔皆是，尽力在把别人的子弟豢养成鹰犬或者奴才。实在是伤心惨目！ 秦淮河里面忽然有歌吹声沸腾起来。我的耳朵听不清楚是什么内容。想来大约也不外是小调或平剧之类吧。 有一位朋友嫌其嘈杂，加了一句厌恶的批评。但蒉老却满不在乎地说：这蛮有意思嘛。 是的，我也感觉着应该蛮有意思。在我脑子里忽然又闪出了一个想念：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这秦淮河的水必然是清洁的，歌声可能要更加激越，但已经不是人肉市场了。 这是我对秦淮河的另一种幻想，但我不相信它会幻灭。人民得到翻身的一天，人民的力量是可以随处创造奇迹的。 ——这蛮有意思嘛！ 我渴望着：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再游那样的秦淮河，而任老、蒉老，和列位诸老，也都还健在。 第十五章 失掉了一支笔 从十九日离开上海以后，转瞬已就一个礼拜了。初来时只准备耽搁三五天，带来的衬衫和短裤之类，换了便没有洗，快要到再无后备兵可调换的地步了。南京生活是不便再拖延下去了，因此我们便准备明天（二十六日）清早一早乘火车回上海。 首先对于受了伤的人民代表，须得再去慰问一次。他们已经由太平路中央医院移到黄埔路中央医院去了。乃超昨天已经去慰问过，我要求他再一道同去。乃超说，相隔不很远。于是我们便步行。 步行是在重庆的山城受过六七年训练来的本领，操之有素。但不知怎的，从中山东路走向黄埔路，真像由中山县走到黄埔的一样，顽固的路老是走得没有尽头。这理由当然是心理的成分居多。在自己所不高兴的地方，心理作用是可以使空间和时间生出变化的，长的可以化而为短，短的可以化而为长。我对于重庆其实也并没有怀着什么好感，在重庆走路确没有在南京走路这样厌人。恐怕是由于重庆的崎岖曲折吧。崎岖便生出律吕，当你上行时你觉得苦，苦了一段待你下行时又觉得甜。就这样一苦一甜，你在心理上便得到调剂。曲折更容易使你鼓舞勇气，因为目的地点老早就摆在你的面前，路尽管远，而你的目的地并不远。重庆城，一般都感觉着要比较小些，其实假如把它打成平地，它不必便比南京城小。有抑扬顿挫、低回往复的韵文，多读也不厌其烦；呆板无聊，大起一个面孔的官告，就连一句也不高兴多读，就是这同样的道理。 在走过逸仙桥的时候，乃超告诉我一个消息。在南京附近有一座衣冠岛，听说在那儿已经为政治上的人物们准备下了居住的地方，将来内战大爆发，便可能被集中到那个岛上去。 这倒有趣得很，我倒希望它能够成为事实。不肯同流合污的人，现在在这京沪一带，要找一间房子住，找一碗饭吃，是多么的困难呵。有那样慷慨的设施，我倒希望我也有资格，被集中到那儿去。即使那衣冠岛就成为衣冠冢吧，在今天是活着已经比死更难受的。 不耐烦地顶着太阳走，究竟也还是走到了中央医院。这一座中央医院要堂皇得多。是新修起来的，有好些房间都还没有用过。这怕还是敌伪时代的“德政”吧？我们上了三楼，朝西走到了有一名卫兵在把守的地方，果然也就是代表们所住着的区域了。 先看见阎宝航。他在一间小巧的屋子里，一个人睡在一尊中等的铁床上。白垩的房壁是崭新的，玻璃窗是透明的，床上的单布是雪白的，这些印象首先给予人以慰藉。宝航的伤势看来并不那么严重。但我是有经验的人，较场口的“农民”曾经在我的左胸部赏赐了两飞腿，我虽然不曾住院，却也痛了三个星期。宝航看见了我们时的那满面的笑容，对于我并不能隐藏过他那周身的隐痛。我们没有让他多受骚扰，便连忙退出了。 其次看见雷洁琼。她也住着同样的病室，精神也显得正常而且愉快。她把左手的第四指给我看，那儿戴着一只白金戒指。“难民”们要给她勒去，没有成功，却把她的第二指节都捏坏了。伤处略略显示着红肿。 马夷老，陈震中，叶笃义，都去照爱克司光去了，我们没有见到。听说恐怕都有些内伤，但也不一定怎样严重。 慰问完毕，走下医院的前庭，感觉着太热，便把身上穿的中山装脱下来，搭在左肘上，照着原来的路走去。走出医院有五分钟光景，我突然憬悟到插在衣包上的钢笔是松活的，该不至掉吧。连忙检视，钢笔竟不见了。我没有回头去找寻；因为我还不能确定，我的笔是不是放在旅馆里没有带来。 又走到了国府路上的参政会，打算向邵力子和雷震辞行，但会里只剩下两三名公役。一位老公役告诉我们：今天是副秘书长的生日，都到公馆里祝寿去了。在电话里向寿星打了招呼，承蒙明天清早将派一部汽车来把我们运到下关。 出参政会大门时，遇见民盟的罗任一。 ——有什么事情吗？会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呢。我这样告诉他。 ——明天苏北难民要请愿游行，可能捣毁梅园新村和蓝家庄，我来找邵力子，请他想办法。 ——恐怕只好到公馆里去找吧。我顺便又把明天要回上海的事情告诉了他，请他致意各位，我们也就不再往蓝家庄去了。到了梅园新村的周公馆，被留着吃了中饭。先在客厅的壁橱里发现了一盆没有装水的文石。我取了二十二个。 ——那是我一天在街上遇见一位老婆婆要我买的，颖超告诉我：石子都不好，只因为雨花台是革命的纪念地，所以给他买了来。你尽量的挑选吧。 石子实在太大，而且也没有什么文，挑来选去，我结果还是只挑了二十二个。 ——雨花台，没工夫去了，就多谢你这二十二个，作为革命纪念地的纪念。 下午回到旅馆的时候，笔结果被证明是遗失了。这使我感受着一个很大的遗憾。 这笔本来是两枝配合成的。笔杆上刻有一个“费”字，那便是费德林博士送给我的。笔套的顶塞失掉了，那却是我写《屈原》剧本时把笔尖触断了的原有的一支。两枝凑巧，都是一样黑色而有黄环带的头号派克，触断的一枝被修好了，我便时时混用，于是便弄得每每张冠李戴。去年六月到苏联去之前在重庆失掉了一支，今年六月到南京来又把这剩下的一支失掉了。这在我是值得双重纪念的物品，却永远没有再回到我手里的时候了。我感觉着有点遗憾，就好像失掉了两位最好的朋友。 “费”字笔，我永远不能忘怀你。 你在我手中让我写成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 你又让我写出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我们甘苦相共者四年有半， 而我今天却把你遗失在这石头城里。 我唯一的希望，是拾得你者不要是一位法西斯蒂。 假使是一位法西斯蒂把你拾捡了去， 你决不要替他写出《我的奋斗》那样的文字。 “费”字笔，这无可补偿的损失呀， 我要永远的纪念着你，纪念着你。 第十六章 慰问记者 用电话向新民报馆打听到了浦熙修的住址，在大街的灯火已经明亮了的时候，我们又步行到国府路西头去访问。 门牌在街路上中断了，往返了几次，才发觉这位女士是住在一个类似死巷的院落里，里面有好几家人家。她是住居在一座楼上。 几位年青的女客看见我们进门，便匆匆忙忙地告辞走了。浦熙修告诉我们：她们是南京的舞女。 这话在我心里闪了一下光。南京的舞女是被大人先生们所鄙弃的，为了要“维持风化”，南京听说禁了舞。但有这样的舞女肯来慰问为公正而受伤的同性，似乎舞厅比起官厅来还要正派些了。——我这儿有各种各样的人来，浦熙修又继续着说：有好些女公务人员也来慰问，但她们都一致地要求，不要把姓名登在报上。 这话又在我心里闪了一下光。吃了一碗官厅的饭，连慰问的自由都受了限制，而只好偷偷地来。然而冒着失掉饭碗的危险，依然要来慰问，正可见无论怎样铁的管制，人的良心是不那么容易地管制得了的。 浦熙修好像完全复原了，她已经起了床，表情一切比平常显得更有光辉。有一对十岁前后的男女公子在她身边，怡悦的空气在电灯光里发着笑。四处都堆积着慰问品，莲花、白兰花、格拉厥纳斯、美国罐头，在桌上，在床上，在台柜上。 回想起了五个月前的我自己。二月十日在重庆较场口挨了打，一个星期的光景慰问者络绎不绝。鲜花不断地送来，没有那么多的花瓶来插。广柑接到了二十几篓之多。别人发了抗战财、胜利财、接收财，而我却发过“挨打财”。事实证明：人民的心是向着另一方面的。 打手们的指挥者总以为自己做得高明。打了你，你把我没可奈何，而且打了你，你身上总晓得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暂时也实在把你没可奈何，暂时也实在晓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然而正感谢你有这一些的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泛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 在较场口事件后的不知道第多少天，总之是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馆和民主报馆又被捣毁的之后，留渝的政协代表们曾经邀请**代表谈过一次话，**方面有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参加。当时的情形又在我眼前复活。我还没有忘记我在当时所说过的那一番话。 ——挨打在我倒是很大的收获。在我身上多挨几拳，便在朋友身上少挨几拳。在我身上多流几珠血，便在朋友身上少流几珠血。在我算尽了保护朋友的责任，我已经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在这之外，我还得到了不断的鲜花鲜果的慰问，国内国外的同情，国内国外的报纸都在替我宣传，说我郭沫若挨了打，我简直一眨眼便成为民主英雄了。假使说是被打死，那不是更饬封我为民主烈士吗？ ——打了我的人怎么样呢？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了我。那种心怀内疚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而且就是他，使得法纪荡然，使得**的威信扫地，他到底有什么收获？…… 这些话不仅我一个人会说，我相信无论在西安，在北平，在南通，在下关，在其他各地，继较场口之后所有挨过打的人都是会说的，而且说得比我或许还要圆满。我在浦熙修的全身表情上，也看出了这些话的响亮的声音。 ——骇退得了人吗？熙修的气概分外轩昂，她的头频频地动着：真是骇退得了，那么较场口事件以后便不会再有接二连三的“较场口”，二月十日以后便不会再有六月二十三日了。五个月以前浦熙修慰问过郭先生，五个月以后郭先生又来慰问浦熙修了，单只这一件小的事件便足以证明打是没中用的啦。要说有用的话，那只在反的一方面。 ——你怕还是多休息一下的好吧？我把我学过医的意识发抒出来了：我相信你的身子一定还是到处都在痛。 ——只是头还有点发昏，头发扯掉得太多。大家这样的关心我，使我感觉着比没有挨打以前更有精神。 ——那是你感觉着兴奋的缘故啦。其实你还是应该多休息一下的好。 我们问明了高集的住址，原来也就在国府路的东头，走过两座红牌坊，就在和国府斜对着的一条侧街里面。我们告辞了，再去慰问这另一位为争取报道自由而受伤的朋友。 高集是《大公报》驻京办事处副主任，他就住在办事处里面临街的一间小房里，那在前是日本人住过的地方，仅仅草席除掉了之外，一切都还是日本配备。 高集的情形要严重些，他还睡在床上。左眼一大块皮下出血，暗紫而带青，看情形怕还要两个礼拜才能吸收得干净。他看见我们到了，很想从床上撑起身来，还有点吃力的样子，我前进几步赶快把他压下去了。 他的精神却很镇静，没有悲愤，没有诉苦，也没有追述下关的情形。他只向我们说他准备出国，想到国外去学习。 环境比浦熙修的住处更嘈杂，内外都不宁静，实在是一点也不宜于养伤，而伤者也似乎根本没有养伤的兴趣。他虽然躺在那儿，分内事务的处理显明地是没有懈怠的。 夫人高汾。——我们平常呼之为“小高”，在亲自服侍着她的先生，面容显得十分憔悴。怕整整两天两夜都没有休息吧。小高是我们救亡日报社出来的一员女将，她是我们家里嫁出去的姑娘，我恨我没有力量可以减轻她的劳瘁。连我们的老家救亡日报社不是都老早被横暴所毁灭了吗？ 目前是悲剧的时代，然而也正是群神再生的时代。四处都弥漫着飞扬跋扈的旧时代的阴魂，然而四处也都闪耀着圣洁无私的新时代的晨星。 第十七章 南京哟，再见! 清早起来检点行李，乃超和我各各流了一身大汗。 我们空起身子到南京来，哪里会钻出来行李呢？那是翦伯赞和杜守素的书籍，托人从重庆运到了南京，现在我们又受委托，要由南京运往上海。杜老两件，翦老一件。 杜老的两件实在把我们难为着了。一件是竹篾包，用极细的棕绳，单线地捆成原稿用纸形式。另一件是破旧的洋铁皮公文箱，也只将就着箱上的细棕绊绳随便拴扎了一下。这怎样能够上火车呢？经不得两提两掷便要完全垮掉。时间也来不及了，另行包装固然不可能，就要再买绳子来加上也没有那样的余裕。怎么办呢？留下，等下一次的机会吗？ 但是，我们要代替杜老，多谢翦老。 翦老的一件，那老实的程度可以说是处在另一端的地极。本来是皮箱，外面还有布套。布套外面，两头又都捆扎着极老实的麻绳。对不住，翦老，我们只好把你的麻绳偷用了。 把两条麻绳解下来，绑在杜老的身上，于是问题便得到解决。汗水流了，心里正感觉着愉快。就在这感觉着愉快的时候，周公突然走进我们的房间里来了，接着又是李维汉，范长江。他们是来送行的，这样浓厚的情谊使我吃了一惊。 ——哦，这么早？吃惊发出了声来。 ——我们昨晚一夜都没有睡。 我明白了，今天不是说“苏北难民”要示威游行吗？为了预防万一，有些重要的东西当然不能不检点。今天的梅园新村必然是演的“空城计”吧？ 要说话都感觉着是多余的，然而也没有多谈话的机会了。参政会的汽车夫也来了。我们便立即动身。 周公们把我们送到旅馆门口，用力地握了手，大家都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声“保重”。我们上了车，车子也就开动了。 南京城依然和七天前初来时那样，白眼地看着我们来，又白眼地看着我们去。 到了下关车站，人是相当嘈杂的。乃超把几件大行李带去打行李票，我站在车站的当中守着几件小行李。 不期然地碰着李仲公和他的夫人，他们是要往苏州去的，也在守着小行李等行李票。 这位北伐时代的老朋友，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年来只充当着一位立法委员，处在赋闲的境遇。他的身体不大好，把南京城里的一座公馆卖掉了，要移家到苏州去养病。这突然的邂逅，打破了我的孤独感，就好像在黑夜的海洋里望见了一只同样在海上行船的桅灯。但没有好一会儿，仲公的行李票打好了，他们便先进月台里去了。 行李票打好了的人都匆匆忙忙地赶进月台，嘈杂的车站上疏疏落落地没有剩下多少人了。乃超进了票房之后，老是不见转来。行李的检查显然是很严格的，我老远望见有好几名宪兵在那儿监视着，有的更亲手翻箱倒箧地检查，就好像通过国境时税关上的人怕人漏税的那样。 等得焦躁来做伴了。它向我说：怕会赶脱火车吧。焦躁也等得不耐烦，又各自走了，接着来的是无可奈何的镇定。第一趟赶脱就赶第二趟吧，走不成，索性留在南京，倒也可以再看热闹。心境一镇定，思虑苏活了起来，有了些回旋的余地了。 首先想到的，是企图发现几位“苏北难民”。无疑，在车站上一定是有好些“难民”英雄的，但却辨别不出谁就是谁。英雄们或许已经集中到别的地方，准备游行去了吧。 这儿在三天前正是大打出手的地方而今天却是太平无事了。三天前的血迹什么也看不出。究竟代表和记者们是在什么地方挨的打呢？人可以怀疑根本不曾有过那件事。 忽然觉悟到一个真理。大家都在渴望和平，就好像和平已经飞到天外去了。人民代表来为的是找回它，美国的五星元帅来帮忙找了半年，我这一次来也糊里糊涂地摸索了七天，然而和平不就在眼前吗？没有大打出手的人就是和平了！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真理！ 中国的轨道，摆在眼面前的就只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消灭大打出手的人，另一条是实现民主政治。不照着这样做，一切的一切都是轨外行动，那必然要闹出乱子。 火车出了轨，唯一的步骤自然就是把它搬上轨道来。这一工作或许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我敢于相信，顶多让“英雄”们再扰攘几年吧，迂回曲折或甚至头破血流的结果，终归于走上消灭大打出手和实现民主政治的两条轨道。…… 乃超到头也把行李票打来了，他连连地说：好不麻烦！好不麻烦！ 我们也就只好埋着头，喘着气，提着小行李，匆匆忙忙地赶进月台，幸好火车还没有跑掉。 头等车里面已经坐满了人，而且还有站着的。我发现车厢的右前隅有两列座位空在那儿。 那儿为什么不好去坐？——那是宪兵座位呢！乃超告诉了我。我才看见窗棂上果然有“宪兵座”几个红字。这对于我倒是一个新鲜的东西。这在战前没有看见过，在国外也没有看见过，无疑是可以称为新国粹了。 只好站着。但不一会儿开车的哨子响了，车上又下去了好些送客的人。于是我们两个人又才隔离着找到了两个座位。李仲公夫妇却不在这个车厢里。 火车毕竟在轨道上跑起来了，轨外的一切无情地被留在我们的后面。 中国的前途，我相信就是这样。 ——南京哟，再见！ （本书参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注释，个别条目有修改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