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197653》 第1章 从豫湘桂惨败说起 引言：不得不打的立国之战 “七十年了，老战友，我非常想念你们……我迎接你们回家！” “迎棺椁！敬——礼！” 2023年11月23日，运—20接迎，歼—20战机护航，双“20”列阵长空，机场“过水门”迎接，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归国。 铁血今犹在，山河已无恙，长空祭忠魂，英雄归故乡。 从2014年至2023年，一共有938名烈士魂归祖国，英雄回家…… 2024年9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93岁的山东荣成籍抗美援朝老英雄黄宗德，被授予无上荣耀的“共和国勋章”。 在1953年的金城反击战中，22岁的黄宗德打掉敌地堡3个，毙敌7人，只身俘敌22人。因表现英勇，他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并荣立一等功。 老英雄被搀着从轮椅站起来，起身，敬礼......那一刻，所有人红了眼眶。 70多年了，每次接受荣誉奖章时，老英雄总是忍不住想起逝去的战友，难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的老连长、副连长牺牲了，打得肠子都流出来了，趴在地堡里。有个新战士叫蒲中华，打负伤了，他就趴到铁丝网上，他说‘班长，班长，从我身上过吧’。我就从他身上过去，他牺牲了……我只是幸存者，死去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024年10月16日，山西大同，出租车司机徐师傅接到一位新乘客，他瞟了一眼顿时大吃一惊，那竟然是一个胸前挂满军功章的抗美援朝老兵。 这是抗美援朝老英雄王玉龙。老爷子今年已经93岁高龄了，参加抗美援朝那会也就才20岁出头！到了地点后，爷爷想掏车费，徐师傅立即拒绝了，表示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不料下车之后，老兵爷爷直接给徐师傅敬了个军礼！ 徐师傅事后回忆起来，激动地说：“当时我差点跪下来，我怎么能受得起您这个礼啊！” 1951年，王玉龙进入朝鲜战场，负过六次伤，炸弹、燃烧弹、子弹都经历过，光重伤就有5次，但他顽强的活了下来。老爷子在采访中说：穿上军装以后，就时刻准备着牺牲。朴实的话语，让人泪目。 这篇报道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也有不少志愿军家属的网友，动情的回忆起来： 网友“富贵在天，时来运转”晒出了一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并配文：“我爷是六十三军的，牺牲在朝鲜了。”青山处处埋忠骨，魂落他乡护国人…… 丹东的网友“海蓝色”说：我听我爷爷说，当时回来的志愿军是哭着回来的，问为什么哭的时候，他们说，不想回来，就想牺牲在朝鲜为战友报仇。个个都是杀神，眼神都像刀似的，全都是竖着眉毛。 我家就在丹东，那些人回来的时候都是从我家这里回国的。当时有个年轻的兵，兜里揣着救他的班长的指骨，回来以后用个绳挂在胸口，为了救他，他的班长被炸碎了。 可谁知道他班长的名字？哪个英雄事迹里说过呢？也许战场上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有多少是湮灭在时空里的普通一兵…… 网友“小崔说什么”晒出一张父亲战斗侦查时的照片，配文：我家的英雄，铁原阻击战后完整回来，寿终正寝，已去跟他的战友汇合…… 网友富贵爸爸发了一张炕上摆满军功章的照片，没见到老人的样貌和名字，就如英雄不图名利…… 网友“回归原点”说：我外公参加了朝鲜战争，每次祭奠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他，我就记得老人家一句话：美国兵，没什么可怕的，子弹还能打不死啊……多么质朴的一句话。 网友韦明虎这样说：“知道为什么美国人痴迷于超级战士改造计划吗？因为当年他们在朝鲜战场上见识过，什么是超级战士。” 这些都是我们最可爱的战士，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于国人来说，始终有着特殊的情感与意义。 这些最可爱的人，他们用一代人的鲜血，为我们拼出五代人的和平与幸福，历史不应忘记，英雄应该永远被我们铭记。 我想，这就是这部书的意义所在。让我们跟随这些跨时空的回忆，一起回到74年前的抗美援朝，感受那炮火纷飞，铁在烧的年代吧。 74年前，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远东空军飞临朝鲜，干涉朝鲜内政。 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 10月19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占领平壤，期间美军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无论是国力还是军力，同美国的悬殊程度，都是以几十倍几百倍的差距来衡量的。 当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9.2美元，而美国则高达1979美元，是中国的68倍。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中国却只有61万吨，只有美国的144分之1。 当时，美国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事装备，美军地面部队已实现全面机械化摩托化。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中国要不要出兵？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52岁的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下，进入了朝鲜战场。 前前后后，总共有240万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打响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家卫国。 在极端困苦的境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紧密协作，连续展开了艰苦卓绝又气势恢宏的 5 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挫败敌军进攻，稳定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据守飞虎山、激战松骨峰、战德川阻击三所里、鏖战长津湖，彻底扭转战局，迫使敌军退至三八线以南。 第三次战役突破临津江、突破汉滩川、突破济宁里，全歼英重坦克营，成功收复汉城，迫使敌军撤退。 第四次战役阻击汉江南岸、反击横城、战斗砥平里，志愿军损失较大，但歼敌八万余人，遏制敌军北进。 第五次战役雪马里围歼、铁原阻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进一步扩大了战果，为停战谈判创造条件。 此后更是构筑起坚如磐石般的纵深防御阵线，施行多次进攻战役，击溃“绞杀战”、抵御“细菌战”、浴血上甘岭、打响金城反击战，铸就了气势恢宏的战争壮举。全国人民发自肺腑地赞誉志愿军将士为“最可爱的人”！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动用了近三分之一的陆军兵力、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为这场战争的开支战费高达400亿美元。 中朝军队在后勤、兵力、火力、天气都不占优势的环境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至此，历时2年9个月零8天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1.1 原来根源在豫湘桂的惨败 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源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武力干涉，并企图将战火蔓延至中国。 至于朝鲜战争的根源，则在于美苏两国将朝鲜人为的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导致两边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对立，最终引发了战争。 那么，美苏为何要将一个国家一分为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切竟然可以追溯到6年前中国在豫湘桂战场上的惨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召开了开罗会议，确定战争中各国的协调问题和战后利益分配。 开罗宣言表示：战争之后的中国领土恢复到甲午战争以前的区域，也就是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掠夺我的台湾澎湖列岛还给中国，同时的潜台词还有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 在当时,朝鲜全境被日本占领，朝鲜政府流亡在中国重庆，罗斯福建议中国在驱逐了境内的日本军队后，帮助朝鲜政府重新建立政权。 罗斯福这样的考虑是出于在战争之后遏制另一个大国的想法,决定在东亚扶持中国，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东西夹击那个大国。 1944年，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苏联红军彻底将德军赶出国土，欧洲战场形势明朗；太平洋战场上，经过莱特湾海战和菲律宾战役，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已经破败。 但是在中国的正面战场上，却发生了一场大溃败，在这场战役中，国军第一、第九、第四战区被击溃： 8个月中，中国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50-60余万，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豫中会战37天失38城）、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万人民。 这就是由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三场会战组成的豫湘桂战役，也叫豫湘桂大溃败。 我们先说一下为何日军要发动这次战役。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陆军共有51个师团（其编制相当于一个军）。其中，10个师团驻守日本本土，3个师团驻扎在印度，关东军拥有13个师团，而中国战场则部署了25个师团。 这意味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日本无可争议的战略核心。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军事力量部署也逐步进行了战略转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了13个师团，从关东军抽调了7个师团，从日本本土又调集了5个师团，总计25个师团被派往东南亚战场。当时，日军的陆海军主力都在东南亚地区与美军激战。 虽然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得到了补充，但补充的大多是未经严格训练、缺乏实战经验的新兵。同时，大部分师团未能保持满编，属于所谓的乙类或丙类师团。 侵华日军的最高作战单位是师团，一个完整的师团编制仿照德国，初期兵力约为1.8万人。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主要通过海路向东南亚运输物资和兵员。然而，随着日本在中途岛和瓜岛接连遭遇失败，海军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减。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的潜艇也开始活跃于中国南海，频繁的骚扰使得这条海上运输线变得极不安全。 由于日本工业基础薄弱，几艘运输船或货轮的损失对其来说都是重大打击。因此，日本计划在中国大陆开辟一条新的运输线，从东北直通越南，以确保东南亚战场上的日军能够得到充足的补给和兵力。 另外，当时美国在中国东南和华中地区设立了多个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起飞的美军远程轰炸机不仅能对驻华日军实施轰炸，甚至可以直接攻击日本本土。 这意味着美军随时可能对日本本土展开大规模空袭，令极力维持“本土无战事”的日本大本营感到极度恐慌。因此，摧毁美军在中国东部的空军基地，也成为了日本预定的战略目标。 因此，日本在中国战场兵力极度不足的情况下，发起了“大陆交通线战役”（日方称为一号作战）。由于战事相继扩展至河南、湖北、湖南和广西，中国方面将其称为“豫湘桂战役”。 为了一号作战这场“亘古大远征”，日本投到中国关内的直接军费，达到创纪录的278亿日元，相比周边战场可谓鹤立鸡群，被各类“理性人士”、“专业人士”吹了几十年的太平洋战场，美英法澳荷新等盟国一起上，也才不过消耗日本121亿的军费。 这笔近300亿日元的军费，用于一号作战的大致不下200个亿。要知道，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海军一共造了600多艘军舰，包括21只航母，及“大和”、“武藏”一类，总共也才花了70亿多日元。 当时，长年抗战，早已让中国经济不堪重负，物价飞涨三百多倍。1942年，国民政府好歹还从美国对外总援助中分到1%－2%，到了1943年，就只分到区区0.5%左右。 巨大的盟国压力，日益失血的军队，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得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忧外患。 罗斯福拒不履行承诺，不提供国府望眼欲穿的10亿美元贷款，在他看来，几百万之多的中国军队，抽出二十万出兵缅北，实在九牛一毛， 这笔贷款正是他施压的利器。 拉到印缅训练营的大量国军新兵，哪怕像第14师这样的主力部队，都因面黄饥瘦，身体不良，而被一批批的遭到盟方退货。 再这样下去，中国战场可能被遗弃。 国军看起来有320个师，其实真正有战斗力也才70个左右，滇缅开打，先后投入相当于7个军20多个师的兵力，还把国内唯一的战略炮兵：重炮第10团派了过去。 国内更加空虚，蒋介石想再拼一把，力求美方将用于轰炸日本本土的b-29，拿来配合陈纳德的14航空队，打击日军地面部队，填补出兵滇缅的力量空缺，却被美国陆军部一口拒绝：驻华b-29只负责轰炸日本本土。 这7个军如果有一半能用到湖南，日军很可能止步于衡阳。国军也就不会在日军整个防线被打得摇摇欲坠的最后一刻，功亏一匮。 1.3 豫中会战：打通长江以北 1944年4月17日，冈村宁次率领5个师团和3个旅团，总计15万人，向郑州和洛阳发起进攻。 负责防御的是中国第一战区，国军在此部署8个集团军共17个军40万人，司令长官为蒋鼎文，副司令长官为汤恩伯。国军数量虽然比日军多出两倍，但战斗力却羸弱不堪。 第一战区占据了黄河南岸，依托天险防御，理论上说应该是固若金汤。蒋鼎文长期以来盲目自信，觉得抗战最为艰难和危险的阶段已然过去，似乎只要按兵不动便能够获得胜利。 他主军河南两年多，从未用心训练备战，黄河南岸的防御简直如同虚设。对于日军在南岸的桥头堡（仅步兵两个大队驻守）也不闻不问，甚至在日军开始修复黄河铁桥之时，依然无动于衷，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不止一次收到日军即将进攻的警报，但是都被有意忽视了。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对待抗战的态度消极怠惰，不仅不致力于提升军事能力，反而终日沉溺于政治权谋，与国民政府高层勾连攀附，已然由军人堕落为政客。 同时，他纵容麾下士兵滋扰百姓，肆意掠夺，致使民不聊生，河南百姓遂将“水、旱、蝗、汤”视为四大祸患。 此外，汤恩伯与上司蒋鼎文长期不和，彼此争斗不休，极大地破坏了第一战区的军事生态。 在豫湘桂战役开始的时候，汤恩伯手下的部队率先遭到冲击，然而坐拥近30个师的蒋鼎文居然作壁上观不予增援。 汤恩伯为保存手里的嫡系部队第13军，竟然命令由河北民军组成的、缺乏训练的武庭麟第15军（仅两个师）保卫洛阳。 而新编第15军是最早遭受打击的部队，在其旗下暂编第28师消耗殆尽的时候仍然命令暂编第29师（约6000人）守卫许昌，石觉的第13军竟丝毫不予增援。 上行下效，军队高层尚且如此，中下军官系统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众多军官滥用职权，从事武装走私活动，甚至与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更有甚者，将军中武器拿去变卖，全然不顾敌军威胁。 当时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言：“如今走私经商的，非政府机关，即当地驻军，而往昔那些靠走私经商的生意人，反倒无路可走，皆因被军政机关所取代。” 与国民党军官酒足饭饱、脑满肠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士兵的困窘处境。士兵们的粮饷常被克扣拖欠，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本就收入微薄的士兵生活愈发艰难。 除军饷难以按时发放外，士兵们还要忍受单薄的军服和恶劣的伙食，长此以往，国军内部逃兵、开小差现象屡见不鲜，军纪风气每况愈下。 在豫中会战中，状态萎靡的中国守军根本无力抵御日军的凌厉攻势，荥阳、郑州、许昌、漯河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 尽管日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且处于进攻一方，最终仍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战果，不仅占领了沿线各重要据点及古城洛阳，还击溃了国军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打通了平汉铁路南段，成功贯通了长江以北的大陆交通线，远超预期地达成了战役目标。 在短短37天的时间里，豫中38座城市全部沦陷，第一战区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40万大军如纸糊一般全线溃败，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也在撤退过程中英勇牺牲。 日军在取胜后，利用汤恩伯溃败留下了100多万包粮食收买民心，而汤恩伯的部队一路受到民众袭击，相当狼狈地退出河南。 此次战役还发生了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当日军攻入河南中心地区，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抬担架运伤员，肩挑车推为日军送给养。 根据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战史》记载：国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失惨重，军官伤亡817人，士兵伤亡人，日军伤亡约4000人。 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统计显示，日军伤亡3350人，中国军队阵亡人，被俘7800人。 蒋介石虽深知国军的糟糕状况，然而这般惨败，也着实超出了他的意料。盛怒之下，将蒋鼎文、汤恩伯二人双双革职，但国军的颓势并未有任何好转。 1.4 长衡会战：引起西方担心 豫中会战结束后不久，1944年5月27日，日军再次发起长衡会战，也称湖南会战，目标是进攻长沙和衡阳。其战略意图在于占领中国的湘桂铁路、粤汉铁路及京汉铁路南段沿线的主要地区。 简而言之，豫中会战旨在打通北京至武汉的铁路，而长衡会战则意在贯通武汉至广州铁路的北段。 此次战役由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日军共投入8个师团、1个飞行团及部分海军力量，参战兵力20万。 豫湘桂战役的核心，在湘。 湖南战场一旦被打穿，想指望白崇禧的桂系死守广西是不可能的。抗战一再证明，军阀是靠不住的，张学良不守东三省、汤玉麟弃守热河、宋哲元失平津、韩复榘弃守山东、粤系轻易丢失广州、龙云暗中勾结日本，无不如此。 5月7日，重庆再收到极为准确的情报，日军为南下平汉线准备了10个师团。 这一次，蒋介石才判断出日军意图，但对日军拼死一搏的决心仍缺认识，他向第9、第7战区多次发出指令，命令积极备战，严阵以待，可是没有一个总体性的作战方案，特别是没有以湖南战场为中心，做全盘部署。此时湖南战场只有10个军约26个师的兵力。 河南前线的国军在短短三周内迅速溃败，让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始料未及。 5月末，薛岳才发现日军的规模，这才临时向重庆告贷，从第3战区借26军、从6战区借73、74、79、100军；向白崇禧借46军，也向7战区也就是他的广东老家借62军。 即使如此，9战区前前后后能使用不过17个军，共42个师+3个团，另有4支挺进队。这些部队或因常德会战伤亡惨重（特别是10、74、73军这些中央核心），或因调到后方补充整训，满员率仅一半不到。全战区在册兵力也不过人。 即将面对的，乃是十个师团的日军，再佐以两个独立旅团、三个补充旅团，约合十七个炮兵联队的强大火力，以及规模空前的工兵、辎重、汽车、铁道、通信兵等技术部队，总计二十五万至二十八万人。 国军平均每个团（约一千八百人），需应对日军一个大队（约一千一百人）外加一到两个炮兵中队。 勉力支撑的薛岳，于右翼寻觅战机，趁日第二十七师团尚未抵达，以川第四十四军和中央第三十七军一部截住日第三师团，集中川第二十军、滇第五十八军、央第七十二军以及第一八三师围歼日第十三师团，猛打五日，日第十三师团虽已力竭，然而薛岳中路更加空虚，被日军四个师团长驱直入，直抵长沙。 薛岳不复往昔之锐气，将长沙交予粤第四军，自己则一口气奔至百公里外的耒阳遥控指挥。 令人费解的是，薛岳临行之际还设下一局，令战区总参谋赵子立、粤第四军军长张德能，炮兵主官王若卿三人共同守卫长沙，且彼此之间互不统属，未明确谁为总指挥。以致日寇即将兵临城下，城内却三人三台戏，争执不休。 赵子立一个政治素人，看问题冷静客观，没那么多杂念，他主张重点守岳麓。 军长张德能早就习惯了薛岳的家长式做风，4军凡事都得薛插手，薛说了算。张跟赵争了半天，各自分家。 4 军的 3 个师，仅以 1 个师镇守方圆 50 里的岳麓山，另外 2 个师则负责守卫市区。待到战斗打响，张德能方才意识到岳麓山的重要性，然而他却犹豫了两日。 最终在催促之下，他才勉为其难地临时调兵过江增援岳麓山。怎奈船只早已被粤军拿去运送民财，一时之间，船少人多，再加上临阵变动，市区的留守部队误以为他们要逃跑，无心抵抗，纷纷涌向渡口，致使秩序大乱。 最终，市区未能守住，岳麓山也失守了，还酿成了淹死千人、被俘二千的惨剧。更多的人溃散到周边各县，收拢的仅有 6500 人。这支素有“粤军之母”之称的主力军，就这样丧失了再战的能力。 最为可惜的是炮兵，据 9 战区炮兵指挥部参谋长陈宏樟回忆，150 榴弹炮 6 门、苏制 762 野炮 11 门、德制卜福式 75 山炮 12 门、美式 75 山炮 12 门、37 战防炮 4 门，全部落入敌手。 即便战况如此，赵子立依托岳麓山轰击江东市区的 58 师团，仍然造成了不小的杀伤。据高木义辉的回忆，58 师团进攻市区颇为不顺，一度受阻两日，“战死者、负伤者不断出现，士兵数量持续减少”。 后来拿下市区，师团也减员颇多，“兵员非常减少，不论如何都要设法补充”，师团不得不中止追击，在长沙不远的湘乡停兵不进，“等待着补充的到来，并等待着体力的恢复”。 强攻岳麓山的日34师团，遭遇守军一轮又一轮的反冲击，216联队攻山4天就战死75人，可见整个师团伤亡必不在少数。 薛岳不知是何心态，不光断送了同僚的前途，还葬送了他仅有的嫡系粤4军，葬送了张德能，葬送了军参谋长罗涛溪 、还有猛将杨继震。还葬送了中国战场所剩不多的炮兵集群。 短短三日，长沙便被日军攻克。 敌军既未受到迟滞，也未受到实质削弱，这给蒋介石带来了巨大压力。在盟国的斥责之下，他不得不于衡阳硬扛日寇。 倘若薛岳仅止于此，那豫湘桂战役的结局或许不至于如此。 令人无法原谅的是，他明知日军一号作战的主攻路线，是攻占衡阳，继而沿着湘桂线向西南直入广西。 身为中国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于公于理都应在湘桂线设立指挥中心，集结所有兵力，围绕此中心展开衡阳会战。如此，北可支援衡阳，南可保卫桂黔大后方。 然而，他却避开日军的主攻方向，率领几个主力军迅速撤至湘东南、湘赣边一线，在那里作壁上观。虽说是守卫粤汉线，实则是等着看白崇禧的笑话，看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常队长的笑话。 打下长沙后，日军分兵10万，进攻衡阳。 当时守卫衡阳的任务由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承担，尽管兵力仅有1.7万，而且这支部队刚从前线撤回，正在进行补充和修整，是一支残缺不全的军队，面对10万日军，形势极为不利。这场血战，持续了整整47天。 方先觉的部队不仅奇迹般地坚守了47天，还对日军造成了重创。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最为惊人的伤亡比例，正是在衡阳保卫战中创造的。 日军死伤人数超过6万，其中2.9万人阵亡；战场上直接被击毙的高级指挥官多达300余名。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因为日军进攻衡阳的总兵力不过10万。 日军战史中记述：“此役，牺牲之大，令人苦骇，是苦难战役。” 然而，作为包围方的日军，后勤供应源源不断，不仅弹药和粮食始终充足，伤兵也能够撤回休整，同时还能不断得到增援。 尽管10万日军伤亡超过6万，但围攻衡阳的兵力反而增至11万，而且这11万人全都是战斗力完好的士兵，所有伤员已被撤至后方接受治疗。 相反，方先觉部队的可战之兵从1.7万人锐减至仅千余人，双方的兵力对比由最初的1比6扩大到了1比100，甚至连浮萍都已吃完多日。 方先觉决定向日军有条件投降，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确保存活官兵的安全，并给予休整时间；收容和照料伤兵，郑重安葬阵亡将士，同时保留第十军的建制”等。 至此，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落下帷幕，日军随即进城。 在这场战斗中，衡阳城几乎被日军炮火彻底摧毁，全城近五万栋房屋中仅有五栋幸存完整，成为中国境内唯一一座被日军炮火完全摧毁的城市。 在整个豫湘桂战役中，唯一的亮点就是衡阳保卫战。 在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发出了决意赴死的“最后一电”，然而最终他并未殉国，而是向日军投降。这成为了他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污点。 然而，鲜有人对他提出责难。 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把大义留给国家，把生命留给伤兵，把骂名留给自己”。 设想如果每座城池都能坚守47天，日本侵略者能有多少个47天可以在中国肆虐？以1.7万人的部队对抗10万日军，接到的命令是坚守7至10天，而承诺的援军一拖再拖，始终是一次又一次的“明日必到”。 如此情形下，方先觉不仅率部坚守了47天，还歼敌6万。 在豫湘桂大溃败的背景下，若方先觉都不能称为英雄，那么那些守城仅3天便撤退的将领又能算什么？ 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人数达90,577人，而日军的伤亡人数则为66,809人。 根据日军第11军的统计数据，中国军队阵亡人数为66,468人，被俘22,460人，缴获武器相当于约10个师的装备。截止7月20日，日军战死3,860人，负伤8,327人，另有7,099人因病减员，总伤亡人数19,286人。 依据日方统计，双方的战损比接近1:10。 这两次战役的失利令盟军各国深感震惊，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致电蒋介石，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战场局势的担忧与不满。 1.5 桂柳会战：战损了四十万 攻陷长沙，占领湖南之后，日军冈村宁次部与横山勇部会合，开始对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发起进攻。战斗至今，日军的意图已经显而易见，目标就是打通陆路交通线并连接越南，广西无疑是其下一个攻击对象。 在前两次胜利的鼓舞下，日军随即发动了桂柳会战。作为进攻方的日军，其总兵力仅为16万。 日军休整补充完毕后，广西兵力依旧薄弱，常公多次致电薛岳，要求 20、26、37、44 军赶赴广西协防，各军军长皆以公心为重，服从大局，意欲率军西进广西。 然而，薛岳却心性失常，继续加以破坏，不仅自己不去，还胁迫 44 军军长王泽浚留下，又耍阴谋分散 37 军的兵力，杨森无奈之下只得率领 20 军，孤军入桂。 杨森、王陵基等人虽已脱离薛岳，抵达广西，但却无新的核心人物，斗志与军心皆已混乱，难以形成合力。 负责戍守广西的是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他统率 9 个军，总计约 20 万人马迎敌。广西战场乃是豫湘桂会战的最终战场。 与豫湘战场不同，广西位处西南边陲，与越南接壤，倘若广西沦陷，不但会令华北、华中、西南地区的日军势力连成一体，更会打通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日军的陆路交通线，因此广西之战绝不容有失。 此前的衡阳保卫战为广西赢取了 47 天的战备时间，无论从战略意义还是战术准备角度审视，广西的战场势必是一场背水之战、决胜之战。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短短三个月，张发奎的 20 万大军便被击溃，丢盔弃甲，日军一举攻占广西，兵锋直指贵州。 失败的根源，主要是蒋介石领导的重庆政府，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地方派的利益关系之上。 长期以来，桂系与国民政府之间矛盾重重，早在 1930 年中原大战时，桂系势力就曾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兵戎相见。虽然后来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双方的矛盾始终存在。 抗战初期，日军来势汹汹，双方尚且能够携手共同抗敌，但到了抗战后期，日军势力渐微，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便再度凸显。 李宗仁、白崇禧料定日本败局已定，故而竭力暗示广西桂系势力保存实力，白崇禧宁可放弃土地，也绝不让自己的桂军拼死血战。 尽管张发奎身为第四战区司令，其实是一个光杆司令，4战区的实际指挥权在“小诸葛”白崇禧那里。张发奎的命令如同废纸一般，即便是蒋介石来了，也难以调动。多种因素共同酿成了豫湘桂战役中最为惨痛的一幕： 广西大后方聚集的各省上千万民众，在日军的杀戮下仓皇大逃亡，大批民众被杀或因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而死。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身为广东人，对广西防务竟漠然视之。他笃信有薛岳第九战区作掩护，第四战区便能安然无恙。在后续的作战会议上，这位司令长官竟言道：“广西之事，与我何干？” 而蒋介石手下的王牌嫡系新一军、新六军等美械师均被调往滇西、缅甸作战，虽然广西战场形势危急，但蒋介石根本拿不出有效兵力御敌。 9月初到10月，日军一路南下，如摧枯拉朽般横扫广西，到11月上旬向桂林、柳州发起总攻。 在形势岌岌可危时，白崇禧居然还想要主动出击，搞一场大会战，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他说：“我们只用几个师便可以守住桂林！” 为了防守桂林，白崇禧将两个毫不相干的师（第31军188师和第46军170师）放在城内，尽管国军战士英勇奋战，但是势单力薄的国军并不能击退日军的进攻。 除了守军以外，在外围的几个师不断被抽调到其他战场，根本无力支援。 “友军有难，不动如山”。 柳州也是只守一天就垮了，整个广西也只守了十来天，白崇禧的桂军溃退入贵州。 日军以3000余人的兵力沿公路追击，如入无人之境攻至独山，逼近四川，在遭到第29军军长孙元良率领的9000人的反击后，被迫撤回广西河池。 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而美军支援国军的陆军航空队 30 架支援机也在这一战役中被日军摧毁。 第三战区位于淞沪、浙江、江西一带，作为敌后战区，其兵力配备远不如第一、第九战区这类主力部队，如果在豫湘桂作战期间，能够对长江水道、后勤兵站进行袭扰，仍然可以迟滞日军的行动，但是同样消极的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并没有下达此类命令。 到12月初，从中国东北直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全部被日军打通，至此桂柳会战以国民党的失败宣告结束。 1.6 苏联出兵东北租用旅顺港 这场战役从1944年4月中旬持续至12月，历时8个月。 在此期间，国军损兵超过60万，失去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贵州的一部分。 洛阳、长沙、福州、桂林等四个省会城市相继失守，郑州、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146个中小城市也随之沦陷。 此外，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及36个机场也失去控制，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侵占，6000余万军民落入日军统治之下。 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就杀害1.9万余人，妇女被侮辱6000余人。湖南着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为敌所占，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 令人痛心！实在是耻辱！ 豫湘桂战役中至少2.5万日军死亡，加上伤病者共十万人。日军虽然占领了不少地方，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也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由于分散了兵力，可以说日军是战役胜利，战略失败了。 1944年底，豫湘桂会战结束之时，英美苏盟军在全球各大战场上接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势如破竹，捷报频传。 唯独中国战场，在面对日军已抽调走精锐，剩下乙类、丙类部队的情况下，竟然仍然打出了这样的局面。 这场战役极大地削弱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信任。美国政府开始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能力产生严重怀疑。 在此之前，罗斯福虽然了解国民党军的战斗力不强，但他认为，如果能用美式装备对军队进行武装，至少能够与日军的二三线部队抗衡。 但当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惨败的消息传回美国时，美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媒体甚至直接批评时任总统罗斯福，指责他支持了一支在中国早已失去民心的军队。 蒋介石身边的美方军事顾问史迪威也直言不讳，建议美国不要再对国民党进行无意义的投入。 经过这一战，罗斯福已不再期望国民党军队能够清除中国境内的日军残部了。他认为，蒋介石政府只要能够撑到美军登陆，就已经算是成功了。 如果美军单独对抗日军，损失必将会非常惨重，这在之前两军交战时都有印证。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作战十分顽强，每次与之交锋，美军都要承受巨大的伤亡。 以1945年初的硫磺岛战役为例，美军付出6821名士兵阵亡的代价才得以占领岛屿，而日军的多人中，仅有约1000人选择投降。 如果美军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去逐一解放中国大陆的数百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关东军占据的东北地区，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在罗斯福看来并不值得。 然而，如果在中国大陆尚未完全解放的情况下宣布盟军胜利，又无法处理如此庞大的日军。这种两难境地便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美军认为行动不划算，国民党军队又战斗力不足，最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苏联人身上。 1945年2月，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迎来了美、英、苏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乔大叔的会晤。他们在会议中讨论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以及大国利益的重新分配，主要涉及德国的战后处理、波兰问题、远东问题和联合国的相关事宜。 此时，由于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的糟糕表现，蒋介石已失去参会的资格。 在会议上，罗斯福请求苏联派兵进入中国东北，剿灭日本关东军。乔大叔表示，苏联可以出兵，但必须附带条件。既然中国能够恢复到甲午战争前的领土状态，那么苏联也必须恢复到日俄战争前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并且要求外蒙古独立。 所谓的日俄战争前的势力范围，指的是1904年时远东的局势。当时，沙俄正在策划黄俄罗斯计划，整个东北已经被纳入沙俄远东总督府的管辖，旅大地区（苏联称为关东州）是该总督府的驻地。 罗斯福认为，这样势必侵害中国的主权，国民党政府绝无可能接受。他表示，只要能够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其他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美苏双方最终达成了以下协议： 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苏联对日本正式宣战。作为苏军出兵的回报，美苏双方共同同意保持外蒙古事实上独立的现状，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千岛群岛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向各国开放使用，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 同时，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国东北境内的东西、南北两条主要铁路干线）。 以上种种，都为1950年的抗美援朝，埋下了伏笔。 第2章 乔大叔的远东棋局 1949年，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经历了残酷又艰苦的战争，终于从废墟中站了起来。 1950年，这是艰难起步的第一年，中华民族的身上千疮百孔，满布创伤。 在14年抗战和4年解放战争后，新中国的经济数据惨不忍睹： 与此前最高年产数据相比，农业产值下降20%、粮食产量下降24.5%、棉花产量下降一半，煤产量下降一半，钢产量下降八成。 经济数据大滑坡，但肩负的责任却越来越大，需要养活的人越来越多。1950年财政需要养活的人口有500万的军队，900万的公教、企业人员。 同时，由于1949年全国普遍受灾，还有4000万农村灾民、400万城市失业人口，庞大的人口需要国家的救济。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的财政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三分之一，1950年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物资严重短缺，通货膨胀数据也十分恐怖。从1949年7月到1950年1月，短短四个月，货币就膨胀了13.6倍。 资本残余势力，在经济战线上，也在不断的发起亡命冲击。1950年初，相继爆发了“银元大战”和“米棉大战”，13个重点城市物价指数比1948年底上升超过70倍。 在国际上，美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就持续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 1949年，美国对华汽油出口减少94%，煤油减少99%，燃料油减少93%； 1950年1月，美国商务部停止精炼油对华出口； 2月，美国要求英国对华禁运； 3月，美国宣布《战略物资管制办法》，对机器设备、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化工原料等660余种商品对华贸易实施管制； 4月，美国以削减贷款要挟所有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禁运战略物资至中国。 1950年，也是解放战争任务最复杂的一年。 我们同时要面对的，是尚存百万的国民党残兵，是大后方的数千股土匪，是数十万潜伏各处的特务分子，以及台湾、海南、青藏高原三大天险据点。 蒋介石败退之前，在西南布局了所谓的“西南游击根据地”，专门培养了4700名骨干，分散在云贵川的深山老林，15个游击区、65万土匪武装，威胁着新中国大后方的安全； 大西北，22万土匪依旧顽固不化，还在做武装割据一方的美梦； 150万解放军化整为零，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剿匪战争。 在海南岛，薛岳率领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在50余艘军舰的保护下，构建了陆海空一体的“伯陵防线”，解放军四野将10万大军屯在海岸，却因为缺少海军而举棋不定。 在宝岛，200公里的海峡，是当时只有陆军的解放军难以跨越的天堑。解放军50万大军屯兵在此，渴望能得到正在筹建的海空军支援。 海军司令肖劲光压力山大，这年3月，他去沿海考察防务，因为没有军舰可用，只能向渔民租了条破旧渔船，渔民非常惊讶：“你是海军司令还要租我的渔船？” 四野将士眼见海军支援无望，在1950年3月5日，在没有飞机、军舰的情况下，冒险发起了海南岛战役，开启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后一场木帆船大兵团的登陆作战。 四野战士乘坐着木船，在苍茫的大海上，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寻求到战机，击毙了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王恩华，硬是用木船打赢了现代军舰，薛岳目瞪口呆。 海南岛的胜利极大，鼓舞了粟裕攻台兵团，全国资源向台海汇聚，正当解放战争第五大战役即将发起、统一大业即将实现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 在祖国的西南，刚独立的第三世界领袖印度正在趁火打劫，青藏高原被尼赫鲁视为大国缓冲区。在这件事上，美国、英国甚至那个大国，都站在印度那一边。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版图，雄鸡昂首，看上去好像一切理所当然。但实际上，那是1950年，在祖国疲惫不堪的情况下、解放军将士用热血和信念，艰苦换来的成果。 18军3万将士从四川出发，开启三千里雪域高原的长征，没有公路可用、后勤极度匮乏。 10月，几乎与志愿军入朝同一时间，昌都战役正式打响，18军将士用14天时间，在青藏高原上强行军1500里，跨越金沙江、澜沧江两大天险，负重翻越12座海拔超过4800米的山口。 因为抗美援朝的高光，这一战在国内少有人知，但从艰苦程度来看，与当时第九兵团在长津湖的情况不相上下。 这仅仅是开始，后面还有更艰难的拉萨远征。一路上，就连耐寒耐缺氧的骡马，都累死了三分之二。 18军军长张国华说：“为了西藏解放，我们爬也要爬到西藏去。” 1950年1月，60岁的胡志明在山林中赤足穿行17天，绕过法军重重封锁来到北京，恳请新中国援助越南人民赶走法国侵略者。 5月，金日成来京，请求新中国尽早在东北边防部署兵力，并“交还”四野里的数万朝鲜人部队与装备。 在南部边疆，新中国排除万难让2万越军主力入境休整，提供装备、给养和训练，用最好的资源，为胡志明打造了一支铁血雄狮。 陈赓大将、韦国清上将领衔40余位身经百战的指战员亲赴越南，并在5月中旬拿出了仅有的2000吨大米，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取得边界战役的胜利。 在中朝边境，林彪将四野中的朝鲜战士集中编为一个加强师，配上四野最好的枪械弹药让他们带给金日成。 1950年的中国，从国家到集体，从集体到个人，感觉随时都会倒下。 那一年，20-40岁青壮年的平均体重只有52公斤、身高仅有161.5cm，文盲率高达80%，农村文盲率更达到95%，甚至远远不如隔壁印度。 那一年，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女性只有42.3岁。贫穷，战争，饥饿，自然灾害，疾病……这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的沉重包袱，压在了每个中国人的身上。 所以，1950年的冬天宋时轮率领第九兵团战士入朝的时候，连朝鲜人看了说，天呐，这样的“乞丐部队”怎么可能打得赢美国。 1949年到1950年，自然灾害动不动就是百年一遇的强度。 1949年，一场全流域洪涝灾害淹没了1.2亿亩耕地，粮食减产220亿斤，灾民4000万，其中1000万是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重灾民。 1950年夏天，鄂豫皖连降暴雨，流域内4.3亿亩土地被淹，1300万人受灾，津浦铁路两旁一片汪洋，绵延数十里看不到头。 唯一可慰藉的就是，我们还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以及肥沃的原野，大好的河山。 1950年是新中国最艰难的岁月，也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年份。 每一条战线上，都在进行着逆天改命一般的艰苦奋斗。 千头万绪中最需要解决的，是1945年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附属协定。 在条约里，除了那些“友好合作”、“共同对日”的空泛言辞外，最重要的还包括以下几点： 1.日本投降后，外蒙古将举行独立公投，国民党政府尊重并承认公投的结果； 2、中苏双方共同管理长春铁路，管理期限为30年； 3、旅顺港作为中苏双方共享基地，使用期限为30年； 4、大连为一个国际自由港。 该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当时国民党政府从法律层面上，承认了雅尔塔协议中，强加给中国的秘密条款，这无疑是一种丧权辱国的行为。 条约签订不久，苏军便进驻东北地区。 在得知苏军进入东北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决策，从晋察冀边区和山东调派大量精锐部队及干部前往东北，协助苏军打击日军。 此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结在华南地区，一旦日本投降，东北将出现权力真空。提前占领东北，将对未来全国局势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我方派遣特使，多次向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询问，如果美军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发动战争，苏联方面将作何反应。 彼得罗夫的回应是，苏联不希望看到国共之间爆发战争。 此后，事情便再无下文。 局面变得十分僵持。 蒋介石得知解放军进入东北后，十分忧虑大后方的国军因“抗战”不能及时赶赴东北，进行地盘接收，使得共产党占领东北。 为此，1945年9月11日，宋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向美军提出请求，希望借助美军强大的运输能力，将大西南的国军运送至东北和华北，以争夺地盘。 美国政府立刻表示同意，并提议美军可以提前登陆，先占领地盘，等到国军抵达后再进行交接。 这也正是抗战胜利后，北京、青岛等地出现大量美军吉普车横行的原因，而这一切都拜蒋介石的大后方抗战战略所致。 根据该计划，美军将分别在天津、大连、烟台、青岛和秦皇岛登陆，随后国军将进入东北地区以及平津。 二战的创伤，让乔大叔不愿在此时与美军正面冲突，却又不甘心轻易放弃对东北的影响。在得知蒋介石的计划后，他建议中国共产党将军队部署于沈阳和山海关，以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同时，他暗中指示，将存放在沈阳、本溪、四平、长春、安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的日军武器库存及苏军缴获的关东军装备，透过秘密途径，大部分都转交给驻守东北的解放军。 根据解密信息，这批武器包括30万支步枪（以38式为主），1.3万挺机枪（主要是歪把子和92式），1.1万具掷弹筒，以及2500门山炮和迫击炮。 此外，还包含足以支撑两年高强度作战的物资和弹药，外加大量日军的军服、棉衣、军靴和钢盔，足够装备五十万兵力。 这次援助的意义仍然极为重大。 尽管这些日本制造的武器在当时已经落后于时代十年，但作为一整套系统化、通用化的军事援助，对解放军四野后来建立完善的军备体系（后勤、维护和弹药供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解放军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日制武器，操作起来也非常顺手。在近距离火力支援方面（如迫击炮、掷弹筒、班用机枪），即便与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军相比，也不存在明显的代差。 此外，日本在投降前曾提出“宁可放弃本土，也要保住满洲”的策略，计划要求满洲的军事实力足以支撑两年高强度战争，因此东北地区储存了大量弹药。 这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成立以来，首次拥有了充足的弹药补给。以上便是四野38军和39军在入朝初期大量使用日本武器的原因。 1945年10月4日，乔大叔不仅提供军事装备，还要求中国共产党迅速接管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并派遣部队集中力量守卫山海关、营口、安东、葫芦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这是从抗战爆发到1945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苏联仅有的一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援助。 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依照苏联的方案，迅速占领战略要地，掌控东北地区，为与蒋介石的军队作战做好准备。 然而，当乔大叔获悉美军已经在渤海湾多个港口登陆时，他意识到美军要亲自出手，去支持国民党政府。如果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占领东北，便极有可能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 这次援助仅仅维持了36天，便戛然而止。 二战结束后，乔大叔的核心策略是维护现有利益，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这一原则贯穿直到他去世。 最终，在各方妥协下，东北的基本局势得以确定：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哈尔滨、沈阳、长春等重要城市，掌握了铁路要道；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在周边的中小县城站稳脚跟，发展根据地。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苏联的这次变卦事件或许反而是一件好事。在接收日本武器后，东北民主联军一夜之间暴富。 八路军入关时，算上原有的东北抗联和其他抗日武装，总兵力不过15万人左右。进入东北后，部队人数增至19万。然而，在接收日军装备后，却获得了足以装备50万人的武器和大量弹药。 在由出关八路军和东北抗联基础上新组建的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中，曾出现了武器充足却无人使用的罕见局面。 由于形势紧迫，只得加速扩军，大量收编流匪和地方保安武装，总人数约为7万，使得东北民主联军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展至30万人。 然而，这些新增部队缺乏坚定的战斗意志，作战时常随局势变化而摇摆不定。在随后进行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中，大量士兵临阵脱逃或投降。如果此时与实力正盛的国民党军队正面交锋，胜负尚难预料。 乔大叔还是很希望看到中国共产党能够统一整个中国的。毕竟，在苏联的后方有一个共产党大国，对苏联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少他不用再担心西伯利亚大铁路被切断的风险。 二战结束后，在众多新成立的共产党国家中，与波兰、匈牙利等依赖苏联力量驱逐法西斯的东欧国家不同，南斯拉夫和中国是两个独立的例外，这两个国家的共产政权建立过程中，苏联的影响并不显着。 在苏军到来之前，南斯拉夫游击队已经稳固了他们的地位，全国超过一半的领土由铁托领导的武装力量掌控，最终90%的国土都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解放。 因此，苏联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力并不大，也没有驻军。铁托领导的南共具备很强的独立自主性，双方在1948年彻底决裂。 在中国这边，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凭借自身力量击败了国民党政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也非常强。一方是充满强烈控制欲的大国沙文主义，另一方则是拥有高度独立性的崭新政权，在这种局势下，冲突的爆发无可避免。 为了控制局势，必须让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陷入困境。 这并不难，只需激化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即可。而且，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能够转移美国在欧洲与苏联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使其无暇在西欧发起针对苏联的行动。 第3章 新中国的艰难抉择 3.1 不冷淡也不亲密的关系 1949年1月21日，杜鲁门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了。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出任美国国务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年，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收效甚微，毫无建树，一片狼藉。 当时国统区经济体系近乎崩溃，政治体系危机四伏，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在解放战争战场上，国民党反动派节节失败，已呈现崩溃之势。 面对国会和报刊舆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艾奇逊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改变。艾奇逊向杜鲁门谈到，美国政府需要把援蒋失败的情况公之于众，应准备一份过去五年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文件，并向公众发表，以证明错的是国民党，而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杜鲁门同意了艾奇逊的主张，国务院随即在远东司成立班子，编辑发表的文件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强调这是今后一段时间美国政府最重要的行动之一。 他一再催促加快编辑，并指示前任国务卿马歇尔将军通读全部文件，还要求在白皮书开头写一个短文件，阐述全书中心思想。 马歇尔在任时，曾担心这是对蒋介石的落井下石，拒绝这样做。这次，美国行政机构内的军方、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以及国民党政府都表示强烈反对。然而，杜鲁门不为所动。 1949年8月5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彻底暴露了美国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搞意识形态划线的实质，也暴露了“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 针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变化的情况，伟人指出： 帝国主义凶恶的本性是不会改变，应当“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对于还在动摇、犹豫的这些人，我们要去争取。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技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 彻底打乱了美国的布局计划。 10月2日，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 10月3日,美国政府表示，关于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正在讨论中,目前没有定论。 艾奇逊在向杜鲁门分析远东局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并非直接依赖于苏联，独立性远高于其他共产党国家。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这是中国共产党自立独立自主的坚实后盾。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此前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中美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取得进展。 要是美国在这个时候帮助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或许能换取中国共产党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但这样的话，美国也没有了谈判筹码，国际道义形象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可一旦此时中美关系破裂，少说也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10月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美国可以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前提是需要满足以下三项条件： 首先，新政权必须具备独立掌控整个中国的能力； 其次，新政权必须继续履行前任政府的国际责任，这一条表面上看似苛刻，实则空洞无物。当时除了已经割让出去的领土外，中国几乎已不再承担任何不平等条约下的义务。 沙俄的租界和特权早已被列宁废除，德国的租界和特权在一战结束后被废除，日本的租界和特权在抗战爆发后消失，美、英、法的租界和特权也在二战期间被废除。 如果非要说还有什么国际责任需要履行，大概只剩下苏联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权了。 最后，新政权必须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这一条则纯属为了凑数，不必多加解释。美国提出的这些条件，其实是一种外交暗示，意味着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给了新中国一个台阶，方便他借坡下驴。 之所以采取这种低姿态，是因为此时美国在西欧面临极大压力，不能继续在东方也陷入紧张的局势之中了。 以1950年为界，欧洲的力量格局已经出现了显着的不平衡。 自近代以来，西欧和中欧传统上有五个主要国家，分别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请注意，这里是1950年的欧洲，而不是1990年的欧洲。 此时的西德作为战败国，尚未拥有武装力量，也未加入北约，完全依赖美、法、英三国的军队进行保护。当时的西班牙，是弗朗哥领导的亲法西斯政权，非北约成员，与美国的关系极为紧张，甚至一度中断了外交关系。 意大利刚刚经历了二战，军备几乎损耗殆尽。尽管此时意大利的陆军人数不算少，约有10个师，总计15万人，但由于二战期间意大利是法西斯阵营，美军不愿立即为其提供武装支持，加上其本身实力不济，战斗力令人担忧。 换句话说，当时西欧五大国中，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实际上只有英国和法国能够对抗苏联。在西方阵营的整个中西欧地区，能依靠的也只有法国陆军和驻扎在欧洲的美军。 1950年，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包括第一步兵师、一个步兵团以及治安部队，总人数约为5万人；法国虽然拥有西欧最强的陆军，但其超过一半的兵力部署在海外殖民地，特别是在印度支那联邦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越南、缅甸和老挝，当地的战事也相当紧张。 法国本土仅保留了约6万人的5个师；而英国的情况与法国相似，超过一半的陆军驻扎在海外，本土仅有3个师，约4万人。 像荷兰、丹麦、比利时这些国家，在苏联坦克洪流来袭时，能指望它们吗？ 换句话说，即便把意大利那10个连卡车都无法完全配备的师算上，再加上丹麦、荷兰和比利时的4到5个师，整个西欧也仅有25个师。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半仍未实现摩托化，依然是传统的步兵师。 再看看苏联那边儿，情形要好得太多。 苏联在东德部署了4个集团军和两个独立加强师，在波兰部署了2个集团军，在罗马尼亚和奥地利各部署了1个集团军。 上述共计33个机械化师，均为经历过二战考验的部队。而这些仅仅是苏联在欧洲的驻外军队，并未包含其本土的军队，也不包括当时驻扎在旅大的近20万苏联士兵。 接下来谈谈苏联盟国的军事实力。 以1950年为节点，波兰拥有14个师，捷克斯洛伐克拥有11个师，罗马尼亚有8个师，保加利亚则有6个师，匈牙利的规模为5个师，连阿尔巴尼亚也有6个师。而已经与苏联交恶，但仍属于东方阵营的南斯拉夫则拥有多达20个师。 包括苏联驻东欧部队，不计入南斯拉夫的军事力量，东方阵营共有50个师，所有部队均依照苏联的编制。虽然东欧国家的装备略逊于苏军，大多是苏军淘汰的二战装备，但实力肯定强于同时期的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甚至与法国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 如果苏联在1950年进行全面动员，至少可以动员200个师，其中大部分是二战老兵，同时苏联的库存装备足够武装400个师。 那么，为什么东西方阵营的军事实力如此悬殊，却仍能在欧洲维持战略平衡呢？ 答案有两条： 其一，乔大叔朴素的实用主义思想； 乔大叔是个实用主义者。他从不掩饰自己在能力范围内的要求，一切都建立在实力基础上，行事风格直接明了，直来直去，国家利益计算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而且，他对二战后苏联的现状，感到非常满足。苏联不仅恢复了1904年的领土面积（除了波兰和芬兰），还将整个东欧置于掌控之中，甚至占领了普鲁士人的故乡柯尼斯堡（后来被苏联改名为加里宁格勒）。 这一成就超越了任何一位沙皇。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扩张，而是应该稳固已有的成果。再加上苏联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创伤，急需休养生息，此时不宜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其二，美国人拥有原子弹。 到1950年，美国拥有300颗原子弹，而苏联仅有3颗，核力量的对比极为悬殊。尽管双方向对方本土投掷原子弹存在困难（缺乏有效的投送工具），但打击彼此在欧洲的驻军则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由于欧洲的力量格局失衡，美国的战略重点必须置于欧洲，并始终保持一支能够随时支援欧洲的军事力量。这也决定了美军不可能在其他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 鉴于以上情况，美国非常乐意与新中国维持一种既不冷淡也不过于亲密的关系，唯一的底线是避免军事对抗。 然而，这种暗示并未引起中国的关注，当然，也不排除中国有意忽视的可能性。 早在《论人民专政》一文中说：当时的外交政策只能选择倒向苏联。不仅因为美国长期对蒋介石提供大量援助，还因为当时中国城市中大量资产掌握在美国资本手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各大城市接管资产，场面之混乱和血腥程度堪比清初的跑马圈地。凡是国民党军政要员看中的房子，便随意将其冠以“逆产”之名，诬陷房主在抗战期间通敌叛国是汉奸，继而强行没收。 这种强盗一般的接收，导致国统区众多工厂和企业倒闭，物价飞涨，各种物资极度短缺。美国借机大量倾销战争剩余物资，随后将所得资金用于低价收购因破产而抛售的资产，使得美国资本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实际掌控了各大城市的产业。 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新中国的建设将无从谈起。 新中国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官僚资产和外资资产的没收行动，中美关系由此开始恶化。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此时除了表示抗议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军事行动，也没有表露出干涉新中国解放台湾的意图。 3.2 中苏较量的莫斯科之行 1949年6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访问。 在这次访问中，乔大叔建议： “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国应该共同承担更多义务，并进行某种分工。我希望中国今后能够更多地负担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指导和援助。” 还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革命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如今又转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承担起对东亚各国革命的指导责任。” 简而言之，苏共将负责欧洲的革命运动，而中共则承担起亚洲的革命任务。斯大林的这一“革命分工”绝非简单的口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直接影响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与行动。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输出革命”。 从“抗法援越”、“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这个担子，我们一挑就是数十年。 1949年7月1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决议，鲜明地表态支持苏联。 那位伟人在废除外国在华所有特权后，于1949年12月首次出国访问，前往莫斯科。这次访问，特意带上了江西竹笋、祁门红茶、湖南湘绣等满满一火车礼物。 此次莫斯科之行，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废除国民党时期签订的旧约，并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争取到苏联的资金援助与技术支持。谈判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百年的命运。若有丝毫轻率，刚刚完成民族独立的中国，恐怕将难以再进一步。 中国历来的传统是“守在四夷”，即将国境线扩展至能力所及的最远处，凡事尽量在境外解决，除非特殊情况，绝不干扰内地的发展与建设。 可抗战胜利后，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区完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1947年初，苏联在旅顺部署了第39集团军、一支联合舰队以及5个空军师，这支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强大武装力量实力非凡。而且，旅顺的海军基地正好卡在渤海湾的关键位置。 因此，苏联之行压力巨大。 苏联通过对日宣战，才获得了东北的安全缓冲区、外蒙古的控制权，以及大连港和旅顺基地，当然不愿轻易让步。 从22日到30日，整整8天毫无进展，外界猜测纷纷。 3.3 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然而，国际局势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美国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 美国扶持的国民政府失败，使其在东亚失去了原有的势力范围，这让美国感到极为不满。然而，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 中苏两个大国，如果达成同盟，那将是极为可怕的局面。因此，美国的外交重点在于拉拢中国，同时挑动苏联的猜疑。若能导致中苏关系的不和，美国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在东亚的损失。 作为美国的异父异母兄弟，英国可能已经有所察觉，并准备与缅甸和印度一道，承认中国的外交地位。 1月26日，美韩两国政府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按照该条约，如果金日成发动对南朝鲜的进攻，美国必定会出兵援助。这一局势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乔大叔对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的整体战略考虑。美国的介入让乔大叔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他绝不可能与拥有全球最大、战斗力强大的陆军的中国彻底决裂。迫于形势，乔大叔不得不调整原先的态度，迅速安排了双方的会谈。 1950年1月2日，在国际形势和舆论压力下，乔大叔初步同意废除旧约，重新签订新约。他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传达了一个消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与新中国重新签订条约，让《雅尔塔协定》见鬼去吧。 随后，在外有英美拉拢、内有利益交换的背景下，中国和苏联于1950年1月22日终于完成了谈判，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根据条约，中国收回了已经失去5年的东北利益：苏联将在1952年底前无偿移交中长铁路，苏军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并在对日和约缔结后解决大连港的问题。 关于外蒙古问题，条约中未作任何提及，意味着双方默认了外蒙古的现状。 对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当时的外蒙古已经公投，已无论是否承认其独立，皆已成定局。蒋介石政权先行签署条约，随后外蒙古又进行了全民公投，再加上苏联的支持，新中国凭借当时的微弱实力和有限的影响力，几乎没有可能收回。 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基于现实，而是依赖幻想和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最终必将导致一无所获。 当时贫弱的新中国最重要的利益是什么？就是夺回东北的主权，保证领土不丢失。 从中国的战略利益来看，外蒙古与东北不可同日而语。 通过艰苦的谈判，终于成功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盟友，苏联向新中国转让了大量财产，归还了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的所有权利，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苏联与中国结成的军事政治同盟，实际上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重要战略举措。对于苏联而言，这项条约至关重要，不仅保障了苏联7500公里边界的安全，还确保了苏联在与美国对抗中拥有一个最为可靠且体量庞大的盟友。 失去的东北，终于通过谈判收回来了！ 但条约里还是留下一个隐患：中苏友好互助，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与军事及其他援助。 经中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共同对侵略者作战。至此，朝鲜战争前的世界格局基本形成。 鉴于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多次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计划，而苏联自然也不愿放弃远东的不冻港。这对一个对土地有强烈执念的国家而言，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乔大叔支持北朝鲜的行动，实际上是出于以下四种可能的考虑： 第一种走势：北朝鲜利用苏联支援的大量装备和贷款，出其不意的突袭之下，是必然可以击败南朝鲜的。元山，仁川，釜山，济州四个都是天然良港，作为苏联支持的回报，金日成已许诺统一后租借给苏联。这都是很不错的不冻港，完全可以顶替失去旅顺和大连的损失。 第二种走势：美国出兵干涉，北朝鲜奇迹般的顶住了美国的进攻。那苏联就等于用极少的物资，利用一个代理人缠住了美国，苏联可以趁机在欧洲大幅扩张势力，美国不敢有任何动作。 第三种走势：美国出兵干涉，北朝鲜失败，中国不出兵干涉。北朝鲜失败，金日成将被迫退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美国把战火烧到东北边境。因为中国薄弱的海空力量，长期的军事对峙将造成极大的压力，极大可能向苏联求助，苏联就能继续名正言顺的在旅顺海军基地和大连港驻军，继续拥有面向太平洋的出海口！ 第四种走势：美国出兵干涉，北朝鲜失败，而中国出兵干涉。很显然，中国是不可能单独抗衡美国的，依然必须要请求苏联的军事援助。一旦苏联地面部队进入东北，那等于重新获得了驻军权。通过保持苏联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存在，就可以重新拿回新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失去的利益。 当时的苏联认为，中国是不太可能直接派兵参战。毕竟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而且进入他国领土作战，也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不仅要防备敌方，还要警惕盟友可能突然撤退或不服从指挥。 当时，除了中国自己，其他所有的国家，都不相信中国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第4章 不得不分裂的南北朝鲜 第四章 朝鲜分裂内战爆发 4.1 不得不分裂的南北朝鲜 朝鲜自古以来饱受日本侵略，多灾多难。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日本就占领了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地区（今斧山、金海一带），并不断进行扩张和蚕食。 直到6世纪中期，半岛上的新罗王国才成功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境。 7世纪中期，日本天智天皇借支援半岛上的百济王国之名，再次派兵入侵朝鲜。为应对这一威胁，新罗善德女王被迫向中国唐朝求救，最终唐太宗派大将李积出兵，才将日军击退。 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国内的“战国”局面，实现了统一，再次对外扩张。他于1592年和1597年两度发动对朝鲜的侵略。面对丰臣秀吉的进攻，朝鲜李氏王朝不得不请求中国明朝的援助，明军两次出兵，最终成功将侵略者击退。 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崛起，而清朝政府则逐渐衰落。借此契机，日本加速推进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侵略政策。1895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日本从此掌控朝鲜。1905年，日本进一步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到了1910年，直接吞并了朝鲜。 朝鲜灭亡后，朝鲜人民不甘心屈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持续展开多次反抗斗争。其中，最为着名的是1919年的“三·一”运动。1919年3月1日由数千名学生在汉城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开始，随后迅速演变为超过30万人参与的示威游行，最终发展成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民族大起义。从3月持续至5月底，波及全国，参与人数超过200万。尽管如此，这场运动还是被日本军警残酷镇压了下去。 “三·一”运动失败后，不愿屈服于亡国命运的朝鲜爱国志士，基本选择了三条救国的道路： 第一部分，以金九为首，流亡至中国，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随后在上海卢湾区淡水路上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曾刺杀日本将领，并组织了以宣传为主的朝鲜义勇军。 第二部分，以李承晚为代表，流亡美国，期望通过争取美国和欧洲的支持，来实现朝鲜的独立，他们在美国期间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 第三部分，是以金日成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守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势力一度猖獗。随着1941年6月苏德战争的爆发，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1941年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上，美、苏、中、英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德、日、意三大法西斯国家的失败命运从此不可避免。日本法西斯的覆灭，也为朝鲜民族的解放带来了希望。 1943年12月，美、中、英三国首脑在埃及会晤，发表了着名的《开罗宣言》，明确承诺：“三大盟国深知朝鲜人民长期遭受奴役，决定在适当时机，使朝鲜获得自由与独立。” 在稍晚几日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苏、英三国首脑会晤后，罗斯福与乔大叔再次探讨了朝鲜的未来。罗斯福表示，朝鲜“尚未具备建立并维持独立政府的能力，至少需要经过四十年的托管”。对此，乔大叔表示赞同。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再次讨论了朝鲜问题。2月8日，罗斯福与乔大叔举行会谈，在双方讨论苏联参与对日作战的条件后，罗斯福提出了关于领土托管的议题。他建议在朝鲜人民尚未做好自治准备之前，由苏联、美国和中国的代表共同对朝鲜实行托管，并强调托管期限越短越好。 可能是因为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在1944年3月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和印度支那实行托管的计划，罗斯福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 乔大叔赞同托管的提议，但他仍然建议邀请英国参与其中。于是，中、美、苏、英四国在战后对朝鲜进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了下来。但会议并未解决具体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 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后，于1945年5月底派遣特使霍普金斯前往苏联会见了乔大叔。 乔大叔在会谈中表示，关于四国托管朝鲜的政策并未发生变化。 1945年8月8日，根据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苏联履行承诺，在对德战争结束三个月后，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零时，百万苏联红军对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与此同时，苏联的几个红军师也越过东北边境，迅速向朝鲜推进。当时，美国军队正忙于在冲绳岛作战，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美军部队也有上千公里之远。 苏联红军的行动让美国十分焦虑，担心朝鲜半岛会完全落入苏联人的掌控。当晚，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等部门在五角大楼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方案：如何才能不让苏联在远东占到便宜，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在远东的利益？ 在一番紧张的讨论之后，一位从未去过朝鲜，名叫迪安·里斯克的年轻上校参谋，受命在30分钟内在朝鲜半岛的地图上划出一条能被苏、美国双方接受的对日作战“分界线”。这位上校沿用了19世纪欧洲殖民者瓜分非洲的思维方式，拿起一支红色铅笔，果断利落地在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北纬38度线的边界。 令美国人感到颇为意外的是，苏联并未对这条分界线提出异议。 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的南翼部队，在太平洋舰队的支援下，迅速切断了日本关东军与日本本土的联系，12日占领了北朝鲜的雄基、罗津、清津、元山等港口，24日又攻下平壤。随后，苏联红军在三八线处戛然停止，不再继续进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引发了远东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同年9月，美国陆军在朝鲜半岛南部受理了日本的投降。 为划分对日本占领区的受降范围，经过苏联与美国协商决定，以北纬38度线为界线，以北为苏军的受降区域，以南则为美军的受降区域。正是这条三八线，硬生生地将一个完整的国家分割为两部分。 从此南、北朝鲜成为敌对双方。 北朝鲜的面积为22.11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900万；而南朝鲜的面积为12.27万平方公里，人口则有2000多万。 曾经的朝鲜爱国者们也陆续返回祖国： 二战期间，以金日成为核心的朝鲜劳动党成员，在中国东北和苏联流亡，这次随着苏联红军进入了北朝鲜。 流亡在中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朝鲜临时政府成员，以及为美国人所熟知的李承晚，则随同美军一起抵达了南朝鲜。据传，每位归国者在登机前，都必须先签署一份支持美军的声明，方可登机。 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反法西斯同盟也因此自然解体。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势力范围的争夺，美苏两大超级大国逐渐对立，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迅速拉开帷幕。在这种情况下，争夺原本应当独立的朝鲜控制权，现在就成了苏、美两国与两个阵营进行冷战的具体表现。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指出：“美国在朝鲜没有长期的利益，所希望的是朝鲜成为阻止苏联进攻日本的缓冲区。”他还写道：“从美国的角度看，最终将是美国独占整个朝鲜。” 苏军进入朝鲜后，支持朝鲜劳动党组建临时政府，不久便在北朝鲜成立了由金日成担任委员长的临时人民委员会。随后展开土地改革，地主阶级遭到清算，没收的土地被党委员会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农民。同时，工厂、矿场和水力发电厂相继复工，军队的编练工作也在有序进行，各项事务进展顺利。 与北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控制的南朝鲜为了稳定局势，只能依赖原有的日本统治机构。1946年2月，驻南朝鲜美军司令霍奇邀请李承晚、金九、金奎植和吕运亨等人组成一个顾问性质的联合委员会，即国民代表民主议院，由李承晚担任议长，意图建立新的政权。然而，由于李承晚和金九等各派政治主张不同，矛盾重重，导致迟迟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过渡政府。 根据开罗宣言的精神，1945年12月27日，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达成一致，决定由驻扎在朝鲜的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组成联合委员会，协助南北朝鲜迅速建立统一的临时政府，并对朝鲜进行为期三年的托管。然而，由于苏美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消息传来，南朝鲜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军进行了镇压。自那以后，美国在南朝鲜人民心中，就是第二个日本。因此，在1946年，驻朝美军的处境十分被动，针对美军的袭击事件频繁发生，南朝鲜政府不得不实施战时军事管制，严格执行宵禁和武器管理，并在各大重要城市增设岗哨，进行严格盘查。 此时的北朝鲜，土地改革已顺利完成，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获得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由衷地支持朝鲜劳动党。随着朝鲜局势日益稳定，苏联也开始逐步撤军。 在面对国家分裂局面的情况下，北朝鲜的金日成建议召开一个由“南、北朝鲜所有民主政党、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当前措施之一”。 1948年，会议在平壤召开，南、北朝鲜共有56个政党，454人参会，其中240人来自南朝鲜。会议明确反对南朝鲜单独举行“选举”，并向美、苏两国发出电报，要求撤军，让朝鲜人民在无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会议的联合声明指出：“绝不承认南朝鲜单独选举的结果，也绝不承认和支持这一‘选举’产生的单独政府。” 美国非常清楚，如果按照金日成的方案进行全朝鲜的统一选举，鉴于他当时作为“抗日英雄”所享有的声望，最终结果必然是产生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并且得到大多数下层人民支持的劳动党政权，而这是美国坚决不愿看到的。 与此同时，为了尽快摆脱南朝鲜的泥潭，1947年底，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项议案，建议在1948年11月之前，南北朝鲜同步进行联合选举，由联合国派遣人员监督整个选举过程，最终选出一个统一且为朝鲜人民所认可的政府。不久后，该议案顺利通过。 1948年5月，联合国代表抵达南朝鲜，着手组织朝鲜大选。同日，北朝鲜劳动党政府宣布，既不参与选举，也不承认其结果。 1948年7月12日，在美国的掌控下，南朝鲜无视北方的反对，举行了单方面的“选举”。8月15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大韩民国宪法》，宣布“大韩民国”成立，并单方面推选李承晚为大韩民国总统。为了确保李承晚集团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美国军政府在选举前两周，特意将驻军数量增加了近50%，在军港部署了驱逐舰和巡洋舰，同时警察人数也增加了40%以上。 大选前四天内，被逮捕的所谓政治犯多达人。 当天，美国远东战区司令麦克阿瑟亲自抵达汉城，祝贺李承晚当选，并出席了他的就职典礼。 就这样，大韩民国在朝鲜半岛南部正式成立，随后联合国承认其合法地位，并将其接纳为成员国。 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金日成担任国家元首兼内阁首相。随后，苏联及东欧的各个共产党国家纷纷承认并致以祝贺。 就这样，一个拥有两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在一夜之间被分裂成了两个彼此仇视的敌国。 第4章 都想取得统一的金和李 4.2 都想取得统一的金和李 1948年12月31日，苏联军队全部撤离北朝鲜。 1949年6月30日，美国军队也全部撤离南朝鲜。 这两个大国的撤离，留下了两个敌对的小国，任何力量的失衡或外部的干预都可能引发剧烈的动荡。 先来谈谈李承晚方面。 李承晚1912年流亡美国，在海外从事独立运动。此时的李承晚已声名在外，被视做独立运动的精神领袖，他同时被三个韩国临时政府任命为总理、执行总裁等职务。 1919年9月，三个临时政府合并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李承晚被推举成为首任临时大总统。努力了20多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1940年，李承晚写了一本名字叫《日本内幕记》的书，书中不但描述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而且判断日本有称霸世界的动机，很快也会与美国交战。 仅仅一年多以后，日本果真偷袭了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由于成功预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李承晚一跃成为美国知名人物，也在美国政要的心目中挂了号。 到二战结束以后，在朝鲜半岛建立统一政权问题的问题上，美苏分歧进一步加大。美国需要在朝鲜寻找一个可靠的代理人。李承晚德高望重，又在美国有很高知名度，是一个适合的人选。 1948年7月20日，李承晚被议会选为韩国首任总统，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正式成立。 为了巩固李承晚的统治，美军在撤离前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主要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有超过15万支美制和日制步枪，2000多门各类火炮，以及5000辆坦克。 此外，美国还动员了85万人力修建了仁川—汉城—斧山的战备公路，并扩建了以金浦机场为核心的飞行基地，改造了浦项和丽水的港口；在木浦、墨湖等地新建海军基地，并在三八线沿线构筑了数百公里的战场工事和交通壕。 李承晚计划在两年内组建15万国防军，并颁布了《兵役法》，规定凡是17岁至60岁之间具有劳动能力的南朝鲜人均需服兵役。 截止1949年4月15日，三八线发生了 37起破坏规定的事件，其中 24 起发生在3月15日至4月15日期间，局势不断恶化。5月起，更严重的冲突发生了。 5月初，韩国军队突袭了松岳山，但被击退； 5月21日，韩军又在黄海南道壁城郡一带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六月初； 6月末，韩国“虎林部队”，在实施秘密渗透行动时，被朝鲜人民军围歼，“虎林部队”共150人，死亡106人，被俘44人； 7月25日，韩军对松岳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一度占领松岳山，后于29日被朝鲜人民军击退。 而这恰好是苏联军队先撤离朝鲜半岛之后的一段空档期，形势对韩国有利。韩军一系列主动进攻表明，实力占优的李承晚，希望抓住时机，凭武力统一朝鲜半岛。 但由于朝鲜半岛是冷战的边缘地带，在美苏的干预与施压下，随着韩军在三八线一带的小规模军事冲突持续失利，“北进统一”的行动搁浅了。 我们再回看北朝鲜的金日成政权。 1945年8月9日，在乔大叔的一声令下，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日本关东军，顺带解放了朝鲜。日本投降后，苏联和美国达成一致，以三八线为界，各自接受日本投降，导致朝鲜半岛南北分裂。 1945年9月19日，33岁的抗联教导旅大尉营长金日成乘坐苏联军舰回到朝鲜。回来之前，他已经被内定为北朝鲜未来的领导，并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见面。1946年1月，副委员长金日成被扶正，正式成为北方领导。 金日成同样对统一充满了渴望。 北朝鲜此时占据了朝鲜半岛57%的面积，人口却只占40%；而南朝鲜则拥有43%的面积，却汇聚了60%的人口。乍看之下，双方似乎势均力敌。然而，朝鲜半岛北部为工业区，南部为农业区，所以从综合国力而言，北朝鲜无疑是占优势的。 不仅在国力上占据优势，北朝鲜在军备方面更是显得尤为突出。 此时的韩国军队由8个步兵师和一些独立部队与分队构成，总兵力为6.5万人，并且严重缺乏重型武器。韩国渴望得到的坦克、飞机和大型海军舰船，都没有被留下。彼时的美国不愿提供进攻性武器，以免激发它们的野心。 当然，李承晚背后还有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力量，包括三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和第5空军集团军，以及美国第7舰队。但当时的美国在亚洲采取战略防御姿态，并不愿为韩国提供太多支持。 苏联方面虽然也撤出了军队，但却持续向朝鲜提供坦克、重型火炮、飞机等大型武器装备。到1950年初，朝鲜人民军已拥有10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和1个摩托化步兵团，正规军人数达13.5万，装备有1600门各类火炮、258辆坦克和172架战斗机。 在这些士兵中，大约有2.95万人是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返回朝鲜的朝鲜族士兵，他们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十分强大。 此外，苏联还派遣了大约3000名军官，以军事顾问的身份驻留在朝鲜，每个朝鲜军队师级单位都有15名苏联军官。相比之下，美国留在韩国的军事顾问团仅约500人。 1949年3月，金日成作为国家元首，首次携次帅兼外务相朴宪永访问莫斯科，急切地向乔大叔提出通过武力实现朝鲜统一的设想。乔大叔劝金日成好好考虑：统一当然是好事，但是不能通过武力解决，因为你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 乔大叔还特别明确地告诫金日成：?“只有在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时，你的军队才可以越过‘三八线’。?” 金日成意识到，朝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大问题！从莫斯科返回平壤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派遣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内务副相金一将军，前往北平寻求援助。 伟人说：“苏联和中国都会站在朝鲜一边，必要时中国会派兵援助你们。” 得到了承诺，金一又急忙提到此行的主要问题：“如果南朝鲜现在进攻我们，我们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防御。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朝鲜族人的部队带回去。” 东北解放后，朝鲜族部队被编为三个师：李德山的164师驻长春，方虎山的166师驻沈阳，另有一个156师随林彪的四野南下，一直打到了海南岛。 1949年7月20日，原四野的164师和166师携带全部武器装备，齐装满员进入朝鲜，随后被朝鲜方面改编为人民军第5师和第6师。这两支久经沙场的部队，迅速成为朝鲜军队的中坚力量。 1950年3月，156师与其他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也被运抵元山。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向朝鲜移交了三个建制齐全的野战师，约人。再加上此前移交给金日成的吉东警备1旅2团的两个营1200人，以及后来从延边及周边县征招的4200人，总人数达人。 为了装备这支在中国战场上历经考验的精锐部队，金日成不惜以9吨黄金、40吨白银和1.5万吨含铅矿石换取了苏联价值1.38亿卢布的装备。 金日成逐渐掌握了一支精锐的军队。 1949年6月美军撤出南朝鲜后，金日成认为机会终于到来。 9月，他与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及总顾问拉祖瓦耶夫中将共同策划了一项名为“瓮津半岛作战计划”的军事行动，进行一次战略试探，部队沿“三八线”展开，先攻击瓮津半岛。如果美国没有作出重大反应，他便打算顺势发起全线进攻。 什特科夫将这一作战计划提交给莫斯科，苏联中央政治局经再三讨论以后认为：不能采取军事行动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如果这样做，后果必然是导致美国干预，致使远东出现战争危机。 9月24日，这份文件传达给了北朝鲜，同时还附上了乔大叔写给金日成的一封私人信件。乔大叔的立场没有改变，依然建议金日成等待时机。 金日成阅完信后，极为失望。 1949年底，金日成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拜见了乔大叔。但乔大叔还是没有同意他立即出兵，并建议金日成先征询北京的意见。金日成情绪跌至谷底。 1950年1月17日，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即将前往北京（当时北平已更名为北京）履新。为此，中国驻平壤大使馆为他举行了一场欢送宴会，金日成、什特科夫和拉祖瓦耶夫均出席了此次活动。 席间，金日成趁着酒意，眼含泪水的说：“什特科夫同志，拉祖瓦耶夫同志，南朝鲜的几千万同胞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乔大叔同志却说，必须等到南朝鲜主动进攻我们时，我们才能以反击之名攻过去。可我等了这么久，李承晚始终没有动手。再这样拖下去，朝鲜人民对我的信任就会逐渐消失。我没有时间再等了！我必须立即前往莫斯科，与乔大叔同志当面讨论南方局势，以及对李承晚军队发起进攻的问题。” 金日成还对两位苏联高官说道：“现在，我的人民军比李承晚的军队强大得多，只要乔大叔同志同意，如果发起全面进攻，三天内我就能攻克汉城！” 什特科夫回去后，撰写了一份详细的长电报，将金日成在宴会上的表现报告给莫斯科。并特别提醒道：“金日成是在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他在整个谈话中反复强调，希望听取斯大林同志对朝鲜南部局势的看法，因为他（金日成）一直有进攻的打算。” 1950年1月30日，乔大叔提笔给什特科夫草拟了一封电文：“你的报告我已经收到。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情绪，但他应当明白，要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他想和我讨论此事，我随时愿意接见。请转告金日成，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提供帮助。” 然后，乔大叔又提出了一个条件：“苏联现在极度缺乏铅，我们希望每年从朝鲜这里，至少能获得2.5万吨的铅。希望金日成同志不要拒绝。如果金日成同志需要我们的技术援助或苏联专家的帮助，我愿意提供支持。请将我的请求转达给金日成，并请他告知我他的意见。” 次日，什特科夫向乔大叔电报回复道：“金日成同志看了您的电报后欣喜若狂。他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只等您的召见。” 苏联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旦成为全球大国，必然会竭尽全力争取一个太平洋上的不冻港，以作为其海军自由进出太平洋的基地和出海口。 而中苏两国签署的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迫使苏联放弃了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两至三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在1950年初，美军也密切关注到三八线以北的异常局势。美国陆军部第二处在开战前一个月，也就是5月的军情报告中提到：三八线以北两公里范围内所有居民已经被疏散，铁路的民营运输已经全部停止，仅供军队使用，边境处有大批朝鲜武装人员入驻。 根据上述情况，美军推断，北朝鲜计划在6月份跨过三八线，对南朝鲜发起进攻。 直到1950年5月13日，距离朝鲜战争爆发仅一个多月，金日成才抵达北京，并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中国根本无法提出反对意见。 在获得中国和苏联的承诺后，金日成返回朝鲜，对军队进行整顿。 显而易见，南北朝鲜都在积极备战，都想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到1950年4月，南朝鲜的兵力约为十万余人，其中在三八线附近集结了5个师，并得到了加强炮兵和其他技术兵种的支援。为了配合南朝鲜的“北进统一”计划，美国的高级军官们纷纷抵达日本，以强化美军在远东地区的部署。 美国第七舰队增加了2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同时，美国空军还将3个b-26和b-29轰炸机联队、6个歼击机联队以及2个运输机联队集中在日本的前沿基地。 而北朝鲜方面，此时已经拥有了超过15万兵力，编制为10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和一个空军师。军事实力已经超越了南朝鲜。 第4章 终于打起来的朝鲜战争 4.3 终于打起来的朝鲜战争 1950年6月1日，乔大叔批准了金日成的作战计划。 他的战略思路清晰明确：从苏联的安全利益出发，莫斯科既要牢牢掌控战争的指挥权，又必须避免公开参与到战争中。 6月7日，金日成以“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再次发布了《关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案的呼吁书》，提议召开南、北朝鲜各政党和社会团体代表的协商会议，商谈统一的条件和大选程序，并建议在8月举行全朝鲜的民主选举。 在发动突袭之前，金日成对南方展现的是一波接一波、充满温情的和平呼吁。与此同时，6月10日，金日成召开了师级以上干部会议，发布了部队展开移动的命令。 不出意料，6月11日，南朝鲜拒绝了金日成提出的和平统一呼吁。令金日成很没面子的是，他派往汉城与李承晚政府谈判的三名代表，竟然集体向韩国申请了政治避难，成为“共和国最令人憎恶的叛徒”，并且泄密了人民军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计划。 然而，韩国方面却认为这不过是金日成策划的“卑鄙的小伎俩”，对此重要情报置若罔闻。这种反应也和杜鲁门在6月10日发表的声明有一定关系，杜鲁门称“苏联及其盟国的共产主义阵营在不断扩张”， “美国不会自我孤立”，且“将建立自由世界同盟”。 从6月17日至20日，平壤广播电台的和平呼声愈发响亮。到了战争爆发的前三天，仍然在起劲地向李承晚摇晃橄榄枝。 6月19日，金日成再次放出烟雾弹，提议北方最高人民会议与南方国会联合起来，组建一个统一的全朝鲜立法机构。南朝鲜再度拒绝。 6月24日，北朝鲜的7个师已经自西向东，在三八线以北完成了部署。 同一天，苏联的军事顾问视察了三八线的防线，然后遵照乔大叔的命令，全体撤回平壤。 最初的进攻计划是由朝鲜人民军作战部独立完成的，之后作战部部长俞成哲将计划拿给苏军顾问团征询意见。 苏军顾问们看了计划后，纷纷皱眉，认为这是一份极其糟糕的作战方案，完全缺乏步炮协同、工兵使用以及后勤配置等基本常识。总顾问拉祖瓦耶夫表示，还是由我们来制定吧。因此，朝鲜最早的进攻计划实际上完全由苏联顾问团主导制定，最终经莫斯科总参谋部审核通过的。 这一计划被命名为“反攻”，仍遵循乔大叔的设想：南朝鲜军队首先挑起事端，北朝鲜人民军再进行反击，进而直捣汉城和釜山，将李承晚的部队逼入太平洋，实现朝鲜全境统一。 擅长大规模军事作战的苏联人，制定的进攻计划极为精密细致。计划规定，人民军于6月25日凌晨4点，先突然展开40分钟的炮击，等到4点40分炮火延伸后，坦克部队迅速越过“三八线”，后续步兵师，或乘坐苏联卡车，或徒步紧随其后，各自从什么地点穿插、突破，都有严格详细的规定。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战争最终爆发。 上午9点，在战争爆发五小时后，平壤向全球发布了一则爆炸性的消息： “今日清晨，南朝鲜伪政府的国防军越过三八线，对朝鲜人民军发动了进攻。这场战争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蓄意发起的。目前，朝鲜人民军正在进行激烈的防御战，顽强抵御入侵者。” 南朝鲜方面的说法则颇耐人寻味。 在战争爆发后，李承晚的国家广播电台宣称，南朝鲜政府军正一路凯旋，逐步逼近平壤，解放北朝鲜指日可待。 与此同时，美国驻东京的远东司令部也收到了一份情报，但其内容与南朝鲜的报道截然不同。美军情报指出，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军主力已越过三八线，对南朝鲜发起了全面进攻。 事实上，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南北双方都在积极备战，三八线两侧早已是剑拔弩张，发生了数百次冲突。究竟谁先开火，这已不再重要。但从双方的备战情况，以及各自谋划“统一”的军事计划来看，北朝鲜无疑准备得更加充分、更为有效。 北朝鲜在人数上占据压倒性优势。他们在战线上集中兵力，在一些关键作战区域的兵力对比，高达5比1甚至6比1。 北朝鲜大炮数量是韩国的三倍，而且几乎每门大炮的射程都超过了韩国。朝鲜军队可以站在韩国反击炮火无法触及的地方，随心所欲地轰击韩国阵地。 然而，数量和火力上的优势，并非北朝鲜取胜的唯一关键，他们还拥有苏联提供的150辆t-34型坦克。南朝鲜军队手中没有任何可以对抗坦克的装备，他们既没有自己的坦克，也缺乏穿甲弹、作战飞机和反坦克地雷。 因此，这些重达32吨、装甲厚重、轮廓低矮、配备85毫米高速火炮的庞然大物，成为了一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突击力量。不仅如此，金日成还拥有180架攻击力强劲的雅克战斗机。 在朝鲜半岛西端的礼成江上，工兵们已经搭建好了浮桥。 在开丰和延安两地，大部分俄制t-34坦克和半数的北朝鲜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将在这里发起对汉城的主攻，进攻路线将沿着议政府（地名）走廊，这条自古以来入侵汉城的路线展开。 令韩国人倍感屈辱的是，在韩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才同意向韩国军队提供一批急需的通讯设备和装备零件。 然而，这批援助物资的优先级在美国出港时被排在了相当靠后的位置，直到战争爆发四天后才通过远洋货轮运抵釜山。而更令人失望的是，到岸的竟然只是价值250美元的几大捆军用电话线。 李奇微在回忆录中提到：“南朝鲜军队所以缺乏武器装备，缺少受过训练的指挥人员，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朝鲜在战略上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作战。因此，我们不愿充分武装南朝鲜军队，不愿采取有力措施克服其指挥人员存在的不足之处。这些指挥人员的军事知识，确实太差了。?” 除此以外，由于美国的刻意限制，南朝鲜军队不仅缺乏重炮、坦克和反坦克武器，更没有空军和海军。从“三八线”以北地区传来的各种军事情报，让李承晚深感自己的军事实力薄弱，长期陷入恐慌、沮丧和怨恨之中。 朝鲜战争，说到底是在雅戈尔体系，也就是美苏两极的世界格局背景下，一个被分裂的民族，开展的一场寻求统一的内战。它是朝鲜民族被人为地分割所造成的悲剧。南、北朝鲜均不甘心于自己国家被分裂，是这场战争的内因；外部世界的干预，则是这场战争的外因。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波及中国东北边境。 我国政府迅速采取外交行动，利用多种外交手段表达中国立场。 第5章 美国的全面介入 第五章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1 美国的全面介入 1945年，二战结束，世界秩序重新洗牌，但战胜国中的英国和法国都在战后陷入了经济和政治危机。 相比之下，美国赚得盆满钵满，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然而，美国并不满足于霸主地位，他们渴望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宰，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 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朝鲜半岛三八线的附近，雷鸣电闪，大雨滂沱。 就在这劈劈啪啪的大雨声中，无数的广播里，突然传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原来是金日成政府，正在义正严辞的指责南朝鲜的李承晚政府，在美国操纵下，武装侵犯三八线以北的地区，朝鲜人民军已经开始奋起反击，宣称一定要把卖国贼李承晚的挑衅，如暴风骤雨般打下去！ 凌晨4时，无数信号弹升起，近千门各种口径的火炮，纷纷发出怒吼，无数条飞旋的弹道划过夜空，将黑夜映得通红，霎那间，韩军阵地就成了一片火海。 7个师，10余万人的朝鲜人民军跃出战壕，以坦克为先导，越过三八线，潮水般地向南边涌去。 朝鲜内战爆发了！ 开战后，经过充分准备的朝军主力兵分4路，势如破竹地迅速南下：第一路攻翁津半岛，第二路攻开城，第三路攻春川，皆以苏式t34-85型坦克为先导；第四路为两栖部队，沿东海岸线南下，在江陵地区登陆。 对于北朝鲜突然发起的进攻，不管是美国总统杜鲁门，还是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都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并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据麦克阿瑟回忆，朝鲜战争爆发那天凌晨，他是在睡梦中被报警电话叫醒的，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时“有一种离奇的噩梦似的感觉”，并自言自语道：“这怎么可能。” 战争爆发的消息通过新闻记者和各国驻韩大使迅速传遍了世界。 美国驻韩大使约翰·穆乔于1950年6月25日8点，将一纸电报发至国务院，报告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向韩国部队发动了进攻。 他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猛烈的袭击，同过去那种边界巡逻的冲突不同，是对韩国的全面进攻。随后穆乔发电报要求紧急向韩国军队提供弹药援助。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马上授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的副手内斯特·格罗斯去找联合国秘书长、挪威人特里格韦·赖伊，请求召开安理会，以便得到联合国对美国而后所采取行动的支持。 正值周末，美国许多政府官员都在度假或外出。杜鲁门也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度周末，他已经收到了艾奇逊的初步报告。因为还没有战争的进一步消息，艾奇逊建议总统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休假。杜鲁门去了他兄弟维维安的农场，出席晚上举行的家宴。 杜鲁门第二天中午前返回了独立城的家中，他估摸着艾奇逊会来电话。果然，中午12点35分，杜鲁门接到了艾奇逊在度假地马里兰州打来的电话，建议他尽快返回华盛顿。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说服安理会，在6月25日下午2点，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朝鲜战局。但是在安理会通知苏联代表出席时，苏联方面拒绝了参会。 与此同时，13点57分，杜鲁门也乘坐“独立号”总统专机，从堪萨斯城机场起飞。 在舒适的总统座机上，杜鲁门眺望着舷窗外层层叠叠的白云，心情实在无法平静。 二战后，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力量都变得相当强大，在欧洲核心区，左翼思想深得人心。1947年乔大叔成立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也在其中。 美国政府一直习惯用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来对待几乎每一个美苏对抗的事件。在杜鲁门看来，肯定是苏联唆使朝鲜越过三八线进攻韩国。 如果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挑战不做出干预与回应，共产党一旦在朝鲜成功，他们在其他地方也会这样干，比如在西欧或者中东、越南、缅甸和马来西亚…… 再说了，如果美国对朝鲜入侵的行为置之不理，曾对朝鲜长期实行殖民统治的日本就会产生恐慌感，会使部分人认为，尽管日本与美国结盟，但并不能由此保证免遭苏联侵略。 相反，美国对韩国进行迅速、果断的支持，可以消除日本人对他们自身命运的疑虑，从而增加日本接受美国保护的安全感。何况日本的工业潜力对美国又极为重要呢。 总之，由苏联支持北朝鲜发起的对韩国的侵略若取得成功，将对美国在西欧的声誉造成重大破坏，也会导致欧洲人对美国的实力与意志产生深深的怀疑，更使韩国、日本这些亚洲盟国失望。 杜鲁门如此展望世界，使他在飞返华盛顿的途中，就已经倾向于进行干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杜鲁门把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请到他的座舱，商量一旦局势严重，财政部将要采取的措施。 两人同意重新制定下一年度预算方案，斯奈德建议：“如果情况严重，我们应当着手研究目前的税额要增加多少，以确立哪些新的税收项目。”杜鲁门表示同意，说：“要极为小心谨慎，避免出现过于庞大的财政赤字。” 飞行途中，杜鲁门发出电报，要求艾奇逊及军方高官和外交顾问，19点半到白宫斜对面的布莱尔大厦开会。此时白宫正在装修，杜鲁门一家暂时居住在布莱尔大厦。 刚访问韩国回到东京的杜勒斯，几天前还到三八线视察过，没想到战争就在自己眼皮底下打响，感觉到被北朝鲜人狠狠打了脸。 6月25日10点35分，情绪激动的杜勒斯在东京给国务卿艾奇逊发电报，说如果韩国不能抵住并击退进攻，应该使用美国军队，哪怕这样做会冒引起与苏联冲突的风险，“坐视韩国遭受无端进犯，会灾难性地引起一连串极易导致世界大战的事件。” 杜勒斯是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应使用武力介入朝鲜战争的人。 艾奇逊在当晚的会议前就给杜鲁门看过这封电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还引用了该电报。显然它对布莱尔大厦会议上决定出动美国海、空军投入朝鲜战场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的国家机器行动迅速。在杜鲁门返回华盛顿之前，艾奇逊已于6月25日11点30分召集国务院与国防部及军方的主要人员开会。 艾奇逊认为，北朝鲜的进攻，是明目张胆地挑战美国所拥有的国际地位。美国是大韩民国的保护者，而韩国这一地区对日本的安全又非常重要，因此必须使用武力作出回应。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也主张采取坚决措施，介入朝鲜战争。他认为，为了抵抗苏联的侵略，美国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而朝鲜的行为“提供了理想的时机和地点”。 经过商议，他们同意美国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且通过了具体的行动计划。 该行动计划建议：立即向韩国军队提供武器和其他装备；派遣空军保护在韩国的美国公民安全撤离；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向北航行，进入宝岛海峡，以防战争扩大到该地区；增加对印度支那地区反共产主义力量的军事援助。 会议一结束，参联会先斩后奏，在没有经过总统批准的情况下，将计划通过电传会议（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远东军总部的一种通信方式）通知了东京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更是斩而不奏，已经将计划中的一项——向韩国提供军事装备付诸实施了。 从美国到欧洲，当政者都非常担心“共产主义有占领西欧的危险”。现在北朝鲜公然挑起吞并韩国的战争，说明这种危险已经蔓延到亚洲。 在杜鲁门飞抵华盛顿时，安理会正在纽约成功湖畔（联合国大厦未建成之前的总部所在地）召开着紧急会议。 朝鲜和韩国当时都不是联合国成员。美国代表提议请韩国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观察员张勉出席会议，这一要求获得了批准；南斯拉夫代表则要求让朝鲜外交官也出席会议，但遭到否决。 张勉在会上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是一次灭绝人性的罪行，联合国在韩国的建国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有责任协助他的国家对抗侵略。 苏联代表拒绝出席安理会。而美国正求之不得，向安理会提交了所起草的、指责朝鲜“对大韩民国的无端侵略行为”的提案。这一武断结论在安理会遭到了激烈反对。 挪威代表和埃及代表指出，“这是一场朝鲜人之间的战斗，从根本上讲是他们之间的内战，侵略只能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的行动。” 所以他们反对使用“侵略”一词。 法国代表则提出，既然要求在朝鲜实现停火，那就应该要求交战双方都停火，不能只要求北朝鲜停火。只有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完全支持美国的提案。 经过激烈辩论，美国只得同意将提案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去掉“侵略”字眼：“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构成了对和平的破坏。” “要求立刻停止敌对行动，促请北朝鲜当局立即将其军队撤至北纬三十八度。”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实施这一决议。 当时安理会11个成员国，以9票赞成，零票反对（苏联缺席，南斯拉夫弃权）通过了第82（1950）号决议。 该决议没有指责朝鲜是“侵略者”，在联合国及安理会之后的一系列决议中，始终没有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定义为“侵略”。 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北朝鲜会理睬这项决议。美国要求朝鲜立即撤回至三八线以北，朝鲜拒绝，决心收复整个朝鲜半岛。 四个小时后，杜鲁门又在布莱尔大厦召集了13位负责全国军事和外交的高级官员，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是： 艾奇逊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陆军部长弗兰·佩斯，海军部长弗兰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及其他三名联席会议成员。 会议开始后，首先是艾奇逊根据美国驻汉城大使穆乔通报的情况，汇报了朝鲜局势。 艾奇逊还在他的发言中说，国务院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发出照会，要求苏联尽力说服北朝鲜从三八线以南撤回军队。 汇报完毕，杜鲁门要求艾奇逊提出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建议。随后，艾奇逊抛出了当天早些时候在国务院和军方召开的会议上，他们所起草的行动计划方案。方案提出了三项建议： （一）授权麦克阿瑟向韩国运送军援计划以外的武器和其他装备； （二）动用空军掩护美国妇女和儿童撤退，对企图阻挠撤退的一切北朝鲜飞机和坦克进行还击； （三）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防止中国进攻宝岛，同时劝阻国民党人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与会者认为，美国不能放弃对韩国的帮助。 但美国出面援助韩国，苏联会不会介入到战争中？这也是他们有所忌惮的。 经过对比分析，与会者认为，苏联在二战中受到严重影响，元气尚未恢复。在美苏军事力量对比中，美国占有很大优势，苏联不敢动手。于是大家一致同意行动方案。 会议最终做出决定：授权美国远东陆海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使用一切可用的武器和弹药，支援南朝鲜；命令美国远东司令部和第7舰队,迅速派遣海空军力量，协助南朝鲜的防御战。 美国高层判断苏联不会介入朝鲜战争并非毫无根据。就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国务院情报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有关朝鲜战争的情况报告，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利用代理人实现其战略意图的一场战争。 报告就朝鲜战争爆发的背景、与苏联的关系、苏联的意图及战争对远东格局的影响、美国的相应对策等问题作了全面分析。 中央情报局局长罗斯克·希伦科特也报告说，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打算支援北朝鲜，远东苏军也没什么动静。 杜鲁门决定采纳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建议，指示三军参谋长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一旦联合国那边搞定出兵程序，即命令美国地面部队赶赴韩国。 杜鲁门还命令驻扎在菲律宾的第七舰队立即启程北上，但在该舰队到达指定区域之前，暂不发表任何声明。 他还要求麦克阿瑟派出一个调查组前往韩国，对援助的方式和怎样使用远东的美军力量作出第一手评估。 美国此时认为，朝鲜背后力量要么是苏联要么是中国，而中苏已经签订了同盟条约，因此朝鲜出兵，必然是经过中苏双方协商的。此外，还命令美国驻日本的四个陆军师，随时准备美军的直接介入。 此时，乔大叔非常希望在远东地区爆发一场大规模冲突，这正是他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原因所在。 这场战争会让我们与美国陷入对立局面，一方面迫使我们不得不向苏联寻求帮助，另一方面则能够牵制美国，让它没有精力应对欧洲，从而缓解苏联在欧洲的压力。 更为关键的是，一旦美国开动战争机器，美国的核力量将不会首先打击苏联，从而为苏联争取时间，制造更多原子弹。要知道，当时美国拥有300颗原子弹，而苏联仅有3颗。 乔大叔这一招四两拨千斤运用得极为巧妙。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组建“联合国军”，并任命麦克阿瑟为总司令，全面参与朝鲜战争。 是年，麦克阿瑟已年满七十。 麦克阿瑟是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军事政治名宿”。在美国，拥有最高军衔的“五星上将”的他，被人们尊称为“麦帅”、“战神”、“二战英雄”；在日本，一手主导了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被岛国民众敬畏的称之为“太上皇”；而在韩国，其又被称为“民族救星”，享受着韩国民众的崇拜。 除此之外，他频出的各类“金句”，至今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他的桀骜不驯，乃至他使用的玉米芯烟头、派克金笔等等，也都影响着时代潮流，直到今天。 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克阿瑟是传奇一般的存在。 可是军衔和职务的步步高升，却无法掩饰麦克阿瑟在战功上的匮乏。二战前，唯一值得一提的“功绩”，是在1932年亲自带兵镇压了洛杉矶发生的“叛乱”，而对手是要求改善生活的贫困退伍老兵，可谓是相当讽刺。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很快对麦克阿瑟驻守的菲律宾发动袭击。然而，“西点精英”出身的麦克阿瑟却是束手无策，空军还在在机场上就被消灭，面对登陆的日军，更是节节败退。而麦克阿瑟，作为驻菲美军的最高长官，竟然置麾下8万多军队不管不顾，乘坐一艘鱼雷艇开溜跑路，（其中美军约1万余人）。 在日本强弩之末的时候，麦克阿瑟总算硬气了一次，采用“跳岛战术”，重返菲律宾。登陆的时候带了不少记者，要求从多个角度对他拍照，提前还彩排了好几次，才留下菲律宾登陆的经典照片。在这波操作下，麦克阿瑟晋升五星上将。 将日本天皇拉下神坛，当上日本的“太上皇”。当时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在“密苏里”战列舰上接受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时候，带去了五只派克笔，写俩字就换一只，事后还送给了不同的人，比日本岗村宁次拒不肯上交佩刀，可高明多了。 作为军队指挥官，麦克阿瑟乏善可陈。但作为政治家，确实有一套。成为驻日盟军司令后，日本天皇亲自前去探望麦克阿瑟，早有准备的麦克阿瑟将天皇拉到镜头下，留下了那张着名的合影，照片上的日本天皇使劲地挺直腰板，站在比他高了不止一头的麦克阿瑟旁边，像个小丑。 日本天皇就这样被扯下了神坛，麦克阿瑟不仅改写了日本宪法，还收下了天皇献上的“昭和女神”—原节子，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太上皇”。 麦克阿瑟的“牛气人生”，却在朝鲜战场戛然而止。 一开始，杜鲁门就说不要惹恼了中国人，而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却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军队。在海空的支援下，登陆只有2500人民军驻守的仁川时，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语录“回家过圣诞”。不成想，在志愿军面前一败涂地，三年的圣诞都没能过成，后来实在打不过，想要撤退，杜鲁门气的要死“当初告诉你别过三八线，你不听。不行，你不能退，必须进攻”。最后，还是撤了他的职。 朝鲜战场上的惨败，麦克阿瑟没有丝毫歉意，回国后，脸不红，心不跳的高调演讲，说出那句“老兵不死，唯有凋零”，令无数美国大众动容。 伟大的麦克阿瑟，他亲手粉碎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第5章 被迫迎战的中国 5.2 被迫迎战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 这个刚从战争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国家，还没有完全解放全部领土，人民解放军仍在向西南和西北挺进： 第一野战军正向新疆进军； 第二野战军已经深入大西南的丛林，准备进入西藏； 第三野战军部署于东南沿海，清剿岛屿上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为进攻宝岛做准备； 第四野战军刚刚解放海南，正处于休整阶段。 同时，西北、西南、中缅和中越边境还有超过百万的国民党残匪亟待清剿。 在已解放的广大地区，仍然存在着与新生人民政权作对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亟待彻底清除。 连年战争，导致中国本就脆弱不堪的民族工业，被彻底摧毁，而处于原始耕作状态的农业更是荒废凋敝，国家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 1950年，美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2938亿美元，而新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574亿元人民币。 按照当时1美元兑换2.75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约为208亿美元，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两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以战争缴获为最主要军事武器来源的人民解放军，是从使用大刀和长矛作战的红军发展而来的。 尽管随着战争胜利，装备有了显着改善，但每个军仍只有190余门70毫米火炮，这还不到美军一个师装备数量的一半，并且大部分还是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旧式火炮。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拥有正规化的海军和空军部队，防空武器也十分稀缺。新中国的军队依旧是一支以“小米加步枪”装备的部队，“小米”的供应并不十分充裕，步枪也来自不同年代、类型的武器。 当时，在那位伟人的案头，堆放着一大批急待处理的重要文件： 一份是即将颁布的一部重要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意味着在3.1亿人口的解放地区要进行土地改革，这是新中国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一法令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法。 另一份文件是8天前由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暂行办法》。长期的战争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民众的生计问题亟需解决，而粮食是首要问题。 为应对这一紧急状况，政务院决定拨出20亿斤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但这是否能真正缓解困境，尚不得而知。 另一份重要的文件是西南军区上报的关于匪患严重的报告。虽然建国已有数月，但分布在偏远地区的原国民党散兵和土匪仍有约40万人之多。 报告指出，四川地区在2月，贵州在3月，云南在4月，土匪开始蠢蠢欲动。这些土匪散布谣言，声称蒋委员长即将反攻，新政权不可能长久，进而威胁群众，破坏交通，抢掠物资。 他们残忍地杀害了政府和军队工作人员，人数超过2000人。经过半年的剿匪战斗，虽然大部分土匪已被消灭，但仍有不少漏网之鱼潜伏藏匿，这成为新中国的一大心腹之患。 ……以上种种，不胜枚举。 所有这些都表明，除非有特殊原因，不然新中国绝不会主动去和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交战。 理由很简单，因为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着太多的问题，可谓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急需要集中精力解决自身的问题，根本无暇去顾及外部事务。 第5章 北朝鲜疯狂推进 5.3 北朝鲜疯狂推进 朝鲜战争爆发后，南朝鲜政权基础薄弱，战争中的组织效率低下。尽管配备了美国的武器装备，还有美国的顾问协助，但南朝鲜军队大多数都是新编练的，士兵缺乏实战经验，战斗力相对较弱。 相反，北朝鲜政权稳固，组织能效高；人民军大多是曾参与朝鲜抗日战争的老兵，其中还有大量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朝鲜族士兵。即便是新兵，也大多数是刚刚获得解放的工人和农民，具备显着的政治优势。 正因如此，北朝鲜军队在战争初期，迅速占据上风，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仅用了三天，北朝鲜人民军便分东、西两路直取南朝鲜首都汉城。 6月27日深夜，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眼见局势危急，便在战争爆发不到50小时之际，带着家人和几位亲信幕僚，趁着夜色乘坐专列逃离汉城。临行前，他甚至没有向美国大使穆乔透露半点消息。 6月28日，北朝鲜人民军攻占了汉城。连接南方的唯一通道——汉江大桥，在慌乱中被炸毁，导致南朝鲜的第二师、第三师、第五师、第七师，以及首都师的主力部队，因退路被切断而全军覆没。 战争爆发时，南朝鲜军队人数超过10万，28日汉江大桥被炸后，逃过汉江的仅剩2万余人。 汉江大桥被炸断后，南朝鲜士兵纷纷向南溃逃，有的借助木筏，有的干脆直接跳入汉江，凭体力向南渡江逃命，不少人被湍急的江水吞噬，所有的武器装备也都遗失殆尽。 正如《美国陆军史》所描述的那样：“韩国部队以惊人的速度崩溃。” 麦克阿瑟深知，依靠南朝鲜军队扭转朝鲜战争局势已无望。 6月28日，美国远东陆海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飞抵距汉城南部50公里的水原。 他在此地接上了正在避难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随后与一名将军及两位参谋乘坐吉普车向北行进，直抵两军交战的前线阵地。 在听取前线军官的汇报并亲自考察战场形势后，他得出结论：仅凭南朝鲜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挡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当天傍晚，他返回东京，并向华盛顿发出了一份报告，详细阐述朝鲜局势，同时建议美军直接参战。 6月28日深夜，麦克阿瑟发电报给华盛顿，语气强硬地向杜鲁门总统施压，表示南朝鲜形势已岌岌可危，要求立即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参战。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早在杜鲁门批准美军空军飞赴朝鲜进行轰炸时，已经构成了违宪行为；而如今美国若想直接派出陆军参战，则尤为需要联合国通过一项承认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提案。 纽约时间6月27日深夜，美国以联合国安理会的名义组织召开会议，讨论朝鲜问题，蒋介石集团派代表出席。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抗疫并缺席。 在美国的操纵下，一个以联合国名义公然干涉一个国家内战的提案通过了：“向韩国提供必要的援助，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国际和平和该地区的安全。” 从此，美国干涉朝鲜内战的军事行动，打上了“联合国”的旗号，它不仅使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合法化，而且还获得了使战争进一步升级的权力。当天午夜，杜鲁门回信表示同意麦克阿瑟的建议，并下令驻扎在日本的美国第24师进入朝鲜参战。 在联合国提案通过12小时后，北朝鲜军队便攻占了南朝鲜首都汉城。 麦克阿瑟又于30日访问台湾，意图向全世界宣告：美国决心与蒋介石集团共同保卫台湾。蒋介石欣喜万分，立即表态愿意派兵加入“联合国军”。 麦克阿瑟的此次台湾之行，彻底使美国与新中国站到了对立面，这对朝鲜战争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既微妙又重要的影响。 杜鲁门在白宫紧急召集会议。 经过深入讨论，会议否决了蒋介石要求参战的提议，决定立即派遣两个美国师进入朝鲜战区。然而，美军进入朝鲜后，局势并不乐观，接连遭遇失败。 6月30日，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指示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让他命令美军第二十四步兵师迅速进驻朝鲜。 该师师长威廉率先出发，随后，集团军司令迪安少将也抵达朝鲜，并被任命为美军驻朝鲜陆军部队的指挥官。同时，第二十四步兵师二十一团的一营营长史密斯上校被任命为特遣队队长。 7月1日，美军派遣一支加强步兵营作为先头部队在釜山登陆。 7月5日清晨，美军第24步兵师全面登陆朝鲜半岛，在指定区域内开挖战壕、布设地雷，完成了防御工事的准备工作。 朝鲜人民军到达大田，正迎头遇上从日本大摇大摆赶来参战的美24师。师长威廉·费舍·迪安少将曾率美第24师曾在太平洋战争中屡立战功，荣获得杰出服务十字勋章。 对朝鲜人民军自然没放在眼里，在韩军记者面前轻蔑地将朝军称为\"农民军\"，还开玩笑地说:\"我很想尝尝平壤冷面！\" 然而，这碗平壤冷面明显不容易吃到。 当天，北朝鲜军队的一个坦克团，推进到美军在乌山的阵地，该团配备了38辆苏制t-34坦克，后方跟随两个北朝鲜的步兵师。 史密斯的部队刚刚在乌山阵地布防，便遭遇了南下推进的朝鲜人民军，并爆发了首场战斗。美军在登陆朝鲜之前，过于自信，认为这些东方士兵瘦小不堪，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甚至可能一见到高大的美军士兵便会仓皇而逃。 正因如此，尽管乌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他们仍仅派遣了一个加强营进行防守，且自认为兵力足够。 然而，激战持续了数小时，到了下午，朝鲜人民军逐渐收紧包围圈。面对敌军的猛烈攻势，史密斯最终难以支撑，被迫下令突围撤退，并宣布了撤退顺序。 然而，美军士兵在撤退过程中却变成了一场逃命的竞赛，最终全军覆没。美军总部并未如实公布此次战役的真实情况，只宣称600名士兵中有150名阵亡、72名被俘，至于轻重伤员则未被统计在内。 随后，北朝鲜军队持续向南推进，进抵南朝鲜的临时首都大田。 麦克阿瑟得知战况后，立即下令南朝鲜所有部队集结，坚守大田。同时，他命令驻扎在日本的美军第一骑兵师（全机械化）和第25步兵师迅速前往朝鲜半岛。 加上先前已登陆的第24步兵师，在7月7日至7月20日这13天内，美国驻日第8集团军的四个师中，有三个满员师约7万人成功登陆朝鲜半岛。 7月7日，英国和法国联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由美国总统杜鲁门作为联合国全权代表处理朝鲜事务。同时，提案要求凡是支持该提案的国家，都应派遣部队组成联合国军，并由杜鲁门统一指挥。 7月24日，联合国军正式成立，“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在日本东京设立，麦克阿瑟被任命为总司令。 该提案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获得了通过。 美军前线指挥官、第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决意利用锦江这一天然屏障，抵挡人民军的进攻。他向部下下达命令：无论何时，第二十四师都不得在锦江一线后撤。 7月14日拂晓，朝鲜人民军的前锋部队推进到锦江北岸，与美军第二十四师交火，正式拉开了大田战役的序幕。 这场战斗中，美军再次遭遇惨败。第二十四师损失惨重，人员减少了45%，装备损失达60%，连师长迪安少将也最终被俘。 朝鲜人民军继续胜利前进，不久就把美军压至洛东江一线，东南一隅之地。 7月19日，人民军第3师开始对大田发起猛攻，位于大田机场的美军炮兵阵地被朝军使用m-30榴弹炮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师坦克营配备的m24坦克在t-34坦克面前竟如同一张薄纸，被打得四处冒烟。当天晚上，美军第24师被合围。 7月20日，北朝鲜军队出动约8万人的两个军团，发起了北朝鲜的第三次战役，目标是通过速战速决实现胜利。 金日成将自己的指挥部前移至汉城，以便直接掌控战役的进展。此次战役的目标十分明确：攻占釜山，将联合国军队赶入大海，彻底消灭南朝鲜军队，实现朝鲜全境的统一。 朝军步兵和坦克蜂拥杀入大田市区，并对第24师残余部队展开围歼。 下午17时许，美军第24师开始放弃有组织抵抗，分散突围。由于联络问题，迪安找不到任何部队，最后他只好带领师部机关人员夺路而逃。 仅仅一天时间，美韩联军的大田防线就被攻破，驻守该地的美军第24师遭受重创，损失接近一半，被迫后撤160公里，几乎丢弃了所有物资。随后，美韩联军撤退至最后的战略要地——釜山。 朝鲜人民军穷追猛打，直逼釜山。 一个月后，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在全罗北道珍郡附近被朝鲜游击队俘虏，这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最高级别的战俘。被俘时，原本体重170磅的迪安体重只剩70磅。 当朝鲜军官端出平壤冷面时，迪安狼吞虎咽连吃了好几碗，并认为“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美味了”！ 美第24师的惨败让美军的防线出现了真空。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大吃一惊，立即命令第8集团军其余部队暂停前进，向后收缩到釜山周围，就地构筑环形防御圈。 朝鲜人民军则趁胜挺进，7月24日占领木浦，7月31日攻占晋州。至此，朝鲜人民军已占领朝鲜半岛90%的土地，92%的人口。 南朝鲜残军和美军困守釜山。 这块周围不足50公里的最后国土一旦失守，联合国军就只有下海去喂鱼了。因此，麦克阿瑟给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上将下的命令是：死守南方防线，不得后退！ 朝鲜战争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朝鲜人民军节节获胜，并把联合国军围困在釜山周围，离胜利似乎只剩一步之遥。 金日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最后的一步，他是永远没有机会走完了。因为在这一个月内，战争形势已开始发生剧变。 第5章 中美双方的部署 5.4 中美双方的部署 7月27日，首任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一边向华盛顿汇报情况，一边告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美韩联军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团司令，都不得撤离朝鲜半岛。必须要么坚守釜山，要么战死沙场，不会有类似敦刻尔克式撤退的机会。 在命令前线死守的同时，麦克阿瑟着手从国内调遣部队，驻扎在美国本土的第2、第3步兵师以及海军陆战队第1师迅速整备，准备奔赴远东。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陆军先后投入了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最多时战场上有名士兵参战；空军则投入了五分之一的兵力，期间共出动数万架次飞机，战场上同时作战的飞机数量最多达到1700余架；海军方面，美国几乎动用了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出动舰艇210艘，海军航空兵参战的作战飞机达到383架。在为期三年的战争中，共有十几个师级单位参与了地面战斗，朝鲜战场上长期驻扎和活动的主要是7个师级编制的地面部队。 美军的配置堪称豪华。 第1骑兵师（1st cavalry division, usa），独立战争时期由华盛顿组建的第2骑兵团，后与第3和第7骑兵团合并成立。历经印第安战争、墨西哥远征，参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被誉为“开国元勋师”。 而美军的第一海军陆战师（1st marine division, usa）更是享有极高的声望，曾参与瓜岛登陆战、硫磺岛战役以及冲绳岛战役，最终登陆日本，被罗斯福总统授予“优异部队”称号，成为首支获此殊荣的部队。 此外，美军的第2步兵师、第3步兵师、第7步兵师、第24步兵师、第25步兵师、第40和第45步兵师，皆是参加过二战的精锐主力师级作战部队，战斗经验丰富，能征善战。 1950年7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出兵决议后，16个国家开始筹备派遣军队，组成了联合国军。这支联合国军包括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作战部队，此外还有来自瑞典、印度、丹麦、挪威和意大利的医疗队。 值得指出的是，韩国军队也在“联合国军”的指挥下行动。因此，如果将韩国军队计入，联合国军一方的参战国家总数实际上应为17个。 “联合国军”侵朝部队最多时人数达93.26万，受“联合国军”指挥的韩国部队则超过59万，两者总计超过152万人。 其中，美国派遣的军队人数最多，超过30万； 英国位居第二，出兵1.45万人； 加拿大排名第三，派出8123人； 土耳其则以5400多人位列第四。 其他参战国家按兵力多少依次为：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泰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哥伦比亚、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南非。 英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一举派出了三支精锐部队。 两个步兵旅，分别为第27旅和第29旅，共计作战人员人，长期保持在朝鲜战场上轮换部署的，有两个旅的规模，出兵人数位列第二。特别是英国的第29旅，旗下的格劳斯特团、北桑伯兰团和厄尔斯特团，都是拥有光辉历史和卓越战绩的王牌部队。 加拿大派出的帕特里克公主轻骑兵旅，共有7720名士兵参战，外加海空后勤支援人员，全部由二战老兵组成，出兵人数位列第三。 据传，土耳其旅的旅长亚兹吉准将为了能够指挥该旅加入联合国军，主动请求降职一级。该部队由3个步兵营、若干炮兵和工程兵组成，总人数超过5400人，作战部队中排名第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五个以盎格鲁-撒克逊族裔为主、语言相通、文化一致、宗教信仰相近、血缘关系密切的国家组建了“五眼联盟”。 这个联盟比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同盟更加紧密，其核心任务是，在成员国之间共享各自掌握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密切关注朝鲜局势的发展。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尤其是美军第七舰队封锁宝岛海峡之后，中国政府始终对朝鲜战争的动向保持高度关注。 如果朝鲜战局恶化，北方蒋介石军队与美军将会跨过鸭绿江直逼东北； 在南方，有第七舰队强大海空力量的支持，蒋介石也可以反攻大陆。 显然，国内外敌人勾结里应外合，完全有可能将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 为了防患于未然，果断地制定了战略部署。 7月中旬，那位伟人将驻扎在中原地区的国家战略预备队，共三个野战军、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和三个工兵团，调往东北鸭绿江沿岸。同时，在黑龙江屯垦并准备集体转业的第42军，也停止农耕作业，奉命前往丹东。这些部队整合组成了东北边防军。 日后，这四个野战军声名远扬，它们分别是“万岁军”38军、“东北虎、常胜军”39军、第40军和“旋风纵队”第42军。 与此同时，还要求各大军区务必在六个月内完成剿匪任务，整装待命。 金日成万万没料到，他企图通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竟会引来“联合国军”的干预。在紧急情况下，他请求乔大叔出面干预，希望能通过苏联在联合国的影响力阻止联合国军的介入。 乔大叔也意识到事态已经扩大，便指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恢复参会，阻止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8月1日，苏联代表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苏联代表马利克提出了一项提案，要求朝鲜战争各方立即停火，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然而，该决议仅获得3票通过，最终被否决。 8月30日，朝鲜人民军发起了釜山战役，迅速突破洛东江防线，直指釜山。 在此前的战斗中，人民军采用了二战时期苏联的战术，通过集中装甲部队突破美韩军队阵地的一处，然后向两翼敌军的侧后方进行迂回。 这一战术屡次奏效，连机械化的美军也无法招架。 美军抵挡不住，并非因为战斗力不足，而是由于参战时，韩军几乎被消耗殆尽，兵力严重不足，各处阵地都难以防守，更别提拿出多余的军队，与敌军进行机动作战、迂回作战。美军只能分散防守，坚持守住防线，最终却被逐一击破。 然而，到了釜山，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美韩联军在釜山外围布置了防御，这就是着名的釜山环形防线。这个防线面积很小，长度仅约160公里，并且呈扇形结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侧翼。 与此同时，美军的两个师也相继登陆，各个方向的兵力部署非常密集，这是美军第一次在各个战线上拥有了足够的兵力。 朝鲜这边，虽然此前战事进展顺利，但存在一个极大的隐患。 随着他们不断向南推进，补给线越来越长。而美军的海空军不断进行袭扰，导致前线部队的物资和粮食供应开始出现短缺。粮食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可以从当地掠夺，毕竟南朝鲜本就是粮食产区。然而，弹药和武器的供应却是个大难题，当地并没有这样的资源。要想有炮弹使用，必须从几百公里外运送，极为不便。 釜山附近5000平方公里的区域，此刻已经部署了约10万美军，而北朝鲜进攻的军队人数也大致相当，约为10万。 双方在百余公里的战线上陷入了拉锯战，每当北朝鲜人民军试图推进，都会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战线因此陷入僵持。人民军的力量在持续消耗，已经接近崩溃。前线再也无法获得任何补给，所有的战场优势已转移至美军一方。美军往往不惜投入数千发炮弹和几十架飞机，哪怕只是打击有一个人民军战士在活动的地方。 金日成和人民军的将领们，深知时间对他们极为不利，寄望于此役取得最后胜利，迅速结束战争。为了这一目标，他们竭尽全力，甚至不惜将人民军的最后一丝力量孤注一掷。 战斗惨烈程度超乎想象。以至于以后活着回到北方的人民军将领们，发明了一个在朝鲜妇孺皆知的名词——“洛东江岁月”?。 通过这场战斗，人民军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他们的战斗力，凭借一股顽强拼搏的精神，竟然再次赢得了重大胜利。到9月3日，沃克将军感到惊慌失措，因为人民军已经在五个方向上突破了他的防线，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9月3日，沃克在稳住阵脚后，展开反攻。 第五陆战团率先出击，人民军的防御阵地瞬间化为火海。 次日，美军摧毁了九师司令部，人民军吐了口血后，又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给了美军一拳，再次把美国人打退。这是人民军回光返照的一击。 到了9月5日，沃克手握二十万大军，面对仅有六万的人民军，且在火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居然开始考虑是否应该退守至最后一道防线。第八集团军甚至拟定了9月6日清晨撤退的命令。 然而，沃克在清醒过来后果断撤回了这一命令。 从那天起，直到仁川登陆为止，沃克没有再发动大规模反击，而是通过持续的小规模战斗，牵制住人民军的主力。被人民军锁在釜山笼子里的第八集团军，准备在第十军仁川登陆后一举突破人民军包围圈，两路人马会师后，彻底的围歼人民军主力。 而此时的人民军，杀红了眼，只要稍微恢复一点力气，就再次奋不顾身地冲向美军，全然不知巨大的危机已经降临。 “他们是出色的军人。”回想起那场惨烈的釜山之战，骄傲的麦克阿瑟，终于在心中对人民军由衷地感叹了一句。 早在8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便展开了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兵棋推演。 他们深入分析了美军第八集团军在二战中的作战历史，得出结论认为：釜山环形防线只是美军的正面牵制力量，美军极有可能在吸引北朝鲜军队南下后，在朝鲜半岛北方进行第八集团军最擅长的两栖登陆作战，然后从中部拦腰切断北朝鲜军队的补给线、联络线，将北朝鲜军队困死在釜山外围。 关于登陆地点，总参部曾拟定了四个选项，分别为仁川、海州、南埔和兴南。 而美军在准备实施登陆时，也列出了几个备选地点，即仁川、海州和南埔。 最终，总参部判断，美军极有可能将登陆地点定在仁川。 总参谋部将这份报告通报给了金日成。不仅中国，苏联也察觉到了朝鲜战场上潜在的重大危机。在朝的苏联军事顾问，同样对美军可能发起的两栖登陆作战进行了分析推测，但他们认为仁川不太可能成为美军的登陆点。 从客观角度来看，仁川的确并非理想的登陆地点。 通往仁川港的航道只有两条，分别是飞鱼峡和东航道，但这两条航道早已布满水雷。此外，仁川的浅滩不适合大型军舰停靠，而且其沿岸的防御工事也相当坚固。 中国总参的观点认为，作战应从敌方的思维角度考虑。那些港口宽阔、水深适宜、容易登陆的地点，必然会受到人民军的严密防守，反而不利于部队展开。而相对不适合登陆的地方，正如二战中的诺曼底，其背后的交通条件和地形特征非常适合展开纵深攻势。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仁川，尽管当地自然环境恶劣，且存在诸多登陆障碍，但也正因如此，在这里登陆，才能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 遗憾的是，朝鲜并未接受中国总参谋部的建议。 随后，麦克阿瑟在东京的作战会议上力排众议，坚决选择仁川作为登陆地点。他在陈述理由时，与中国方面的预测惊人地一致。他指出，由于仁川巷道已被布雷，且登陆条件极为恶劣，敌人不会预料到进攻会在此处展开。此外，攻占仁川的胜利还可以避免因在更北方登陆而面临严酷的冬季作战。通过在仁川的行动，联合国军可以切断朝鲜的补给线。 而仁川之所以被选中，还因为它靠近汉城。 由于受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影响，再加上美国反情报网络的误导，朝鲜方面将后方主力部队部署在了仁川以南的群山地区，只有少数部队向仁川调动。 然而，这些部队的机动速度过于缓慢，直到美军开始登陆时，他们仍未能及时抵达。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的局势依然还有一线生机。 美军选择在北侧登陆，是因为北朝鲜的后方空虚，此时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进驻北朝鲜后方填补这一空白，美军即便成功登陆，也无法实现战役目标。 而最理想的填补力量，正是集结在鸭绿江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当年蒋介石双拳出击，一拳指向山东、一拳指向西北，那位伟人就曾果断命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如今他兵强马壮，岂能看不到其中的利害关系。 然而，中国此时并未出兵。 《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大国参战必须审时度势，切不可轻启战端。 尽管不直接介入，中国仍采取了“出而不战”的部署，营造出如猛虎隐于山中的战略态势，有效威慑各方敌对势力。这一策略与上述道理完美契合。 当时，朝鲜在发起战争前并未通知中国，金日成自尊心强，不愿中国干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主动出手。无论是人性还是国家行为，都是如此——只有等到他被打得奄奄一息时，才会对我们的援助心存感激。 第5章 重新夺回了汉城 1950年9月12日午夜，威风凛凛的麦克阿瑟，率领司令部全体成员，在日本佐世保登上了“麦金莱山”号旗舰。 舰队拔锚起航，目标直指仁川。 舰队的二百多艘大小舰艇排列整齐，破浪前行，仅航空母舰就有六艘。 麦克阿瑟百思不得其解，金日成的人民军怎么还有力量，猛攻被包围在釜山滩头环形阵地的沃克？沃克手上可是有20多万人的军队，而攻击他的人民军只有区区6万多人。 自9月10日开始，联合国军动用了6艘航母上的500架舰载飞机，对仁川及其周边地区展开了大规模且高强度的轰炸行动。 9月14日，麦克阿瑟抵达仁川港外时，仁川早已被炸成了一片火海，被炸得最惨的是仁川屏障月尾岛。美国海军航空兵一次就朝小小的月尾岛上扔下了九千五百磅凝固汽油弹，驱逐舰七十五分钟内射出一千七百三十五发大口径炮弹。 战后朝鲜统计，这个小小的岛屿平均每平方米吃了四颗炸弹炮弹。一名美军飞行员则报告说：?“整个外岛就像从头到尾犁了一遍。?” 1950年9月15日凌晨，麦克阿瑟率“麦金莱山”号舰一马当先，引领舰队冲入飞鱼航道，开始实施登陆仁川的“烙铁行动”。联合国军特混舰队抵近朝鲜西海岸，从清晨5时开始，开始炮击仁川岸防工事。月尾岛遭到不间断的轰炸，短短45分钟，美军的4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将2880发炮弹，以排山倒海之势倾泻到仁川港。月尾岛上除了几根骷髅架子一样的树干外，似乎什么也没剩下。 下午5时31分，第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登上仁川，到当日晚潮结束时，1万8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上百辆坦克和机械化车辆，上千吨物资都已上岸。 麦克阿瑟赌赢了，全世界为之震惊。仁川登陆，让麦克阿瑟罩上了战无不胜的神圣光环：“麦克阿瑟的巧妙一击，彻底改变了朝鲜战争的进程”！ 同一天，北朝鲜司令部命令所有外国人(主要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以及党政干部，立即撤离他们早已占领的韩国首都汉城。苏联专家顾问优先撤退。 在汉城议会大厦已经开始做升迁梦的北朝鲜干部们，竞相抢夺任何机动车辆上的空位置，仓惶逃离汉城。一辆满载党政精英的火车，刚出汉城即遭轰炸，伤亡惨重。北朝鲜军事指挥中心在突然攻击中措手不及，一片混乱。 他们的情报部门先前判断：在仁川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登陆是不可能的。 9月16日，毫无战斗经验的人民军四十二机械化团的九辆t-34坦克，艰难地抵达仁川，试图阻止正在装卸物资的美军。美国海军立即出动多架f4u海盗式舰载战斗机，对北朝鲜军队展开攻击，缺乏防空掩护的装甲部队成为了活靶子，几乎全军覆没。 同一天，金日成终于明白过来，中国同志的预言是正确的——美国人确实要在仁川登陆！驻扎在汉城的第八师第二十二团被紧急调往仁川，但一切已为时过晚。 美军的飞机和炮火织成了一片火墙，而人民军连最基本的集结都无法完成。 眼见局势急转直下，金日成迅速派出他的次帅、内务相朴一禹前往中国，以金日成的名义首次正式向中国发出紧急请求：恳请中国出兵援助。 9月17日晚，美军攻占富平时意外发现，他们之前留在这里的两千多吨弹药，竟然丝毫未动。美军兴奋不已：“这简直是上帝送来的补给品！” 随后，金浦机场也被攻克，守卫这个大型空军基地的400多名人民军，竟然在跑道上连一枚地雷都没有布设！ 9月19日，美国陆军工程兵修复了一条长达13公里、通往内陆的铁路，随后大量美军运输机开始络绎不绝地将兵员、武器和弹药运往金浦。 9月21日，美军开始进攻汉城。 向这座城市发起进攻的是美国海军陆战一师，这是美军中一支久经沙场的王牌部队，有着响亮的“美利坚之箭”称号，他们的师长叫做史密斯。 9月22日，联合国军共计名士兵、6629辆车辆和吨补给物资，全部顺利投放至朝鲜半岛。 当日，美军进军至汉城，并派出一支部队向东推进，试图切断朝鲜半岛的南北交通线。同时，麦克阿瑟下令驻守釜山的第八集团军全面对北朝鲜军队外围发起反攻，意图牵制北朝鲜主力回援。此时，与仁川登陆的美军第10军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准备对北朝鲜军队展开夹击。 金日成在得知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后，立即电令驻扎釜山外围的北朝鲜军队，全线发动总攻，务必消灭美第八集团军，然后北上回援。南方的北朝鲜军队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对釜山防线进行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击。 尽管几次突破了美军的防线，深入纵深区域，但防线缺口很快又被封堵。这场惨烈的战斗持续了三天，到了9月23日，北朝鲜方面的物资供应线完全中断，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北朝鲜军队的弹药、燃料和炮弹耗尽，无法继续作战，被迫开始后撤。 人民军损失惨重，总参谋长姜健在安东遭遇空袭阵亡。 当日，金日成元帅悲痛万分，下令全军向三八线以北撤退。 美第八集团军随即展开追击，而北朝鲜军队北撤时，恰好遭遇从仁川南下的美军第十军，结果被包围在南朝鲜中部山区。由于燃料和炮弹的严重短缺，朝鲜人民军的重型武器损失惨重，坦克无法前行，大炮被迫遗弃，最终由撤退变成了全面溃败，团级以上的编制悉数瓦解。此时，三八线已被美军切断，北撤的通道彻底封死。 美军如同驱赶羊群一般抓捕人民军，在北撤过程中，朝鲜人民军十万大军中，两万阵亡，五万被俘，另有两万多人四散而逃。靠着顽强的信念，剩下的两三万人终于活着回到了北方，金策大将、金雄军团长、金武亭军团长、方虎山师长等大多数高级将领幸免于难。 我们再看向汉城。 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的七个美军师中，陆战一师是唯一不缺员的部队，而其他的美军师如第2师，第7师，第24师等几乎都缺员严重，每个部队至少缺5000人。所以在向北进军的过程中陆战一师成为了一支尖兵，当25日的凌晨到来时陆战一师第一团的团长切蒂·普勒已经率领军队渡过汉江，并攻占了汉城西南部的一个制高点。 26日上午陆战一师的另外两个团，左侧方向的陆战第七团和中部的陆战第五团，也相继对汉城发起了进攻。经验丰富的中国归朝老兵组成的独立25旅，坚守汉城。 战斗相当的激烈，北朝鲜人民军虽然在这里只有一个师在驻守，却寸土不让。他们在每一个房屋内和美军发生战斗，这种残酷的巷战让陆战一师的官兵同样损失惨重。 美军被整整拖住了半个月。独立25旅的英勇战斗，为人民军在南方作战的主力部队，开辟了一条撤回北方的通道。 9月27日，美军成功占领汉城。 美军进城后，目睹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惨剧。 北朝鲜军队在撤退前，将城中曾为南朝鲜政府效力的公务员和警察押出，集体处决于街道上，随后用坦克碾压他们的尸体，致使遍地的遗骸被碾得面目全非，绵延数公里。 不久之后，美军再次目睹了另一场悲剧。韩军归来后，凡是曾为北朝鲜政府效力的人，无一幸免地被逮捕，并遭受各种惩罚的羞辱与折磨，许多人在这过程中被折磨致死。 9月28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在离开三个月后再次回到汉城。 面对北朝鲜的败局，最高兴的应该就是韩国总统李承晚。曾几何时他是这座城市乃至半岛南部的“主人”。然而，当战争来临他打算誓死扞卫这座城市的时候，他的总统府却遭到了朝鲜雅克式战机的扫射，这使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撤退。 就在开战仅3天时这座韩国首都便被人民军攻占。李承晚在满目疮夷的废墟上痛心疾首，并在失而复得的国会大厦前感慨万千，悲喜交集。 从六月二十六日到九月底三个月时间里，北朝鲜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已经造成南韩十一万多人死亡，十多万人受伤，五万七千人失踪，三十一万多个家庭毁灭，二十四万多个家庭家破人亡。如今3个月已经过去了，随着美军的到来，半岛局势也发生了扭转。一路溃逃的李承晚，在美军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这座丢失了90天的城市，他的兴奋可想而知。 他站在总统府前发表讲话，手里颤抖着拿着预先准备好的演讲稿。还未开口，他的眼泪便夺眶而出。他摘下眼镜，擦去泪水，试图继续说话，却仿佛被定住了一般无法发声。 最终，他干脆放下演讲稿，再次擦了擦眼泪，然后用并不浑厚的声音大声喊道：“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让我们感谢拯救我们民族的英雄吧！” 此时，麦克阿瑟面带笑容地走上讲台，宛如一位救世主般。 他先是做了一场演说，意气风发：“承蒙仁慈的神的眷顾，我们军队战斗在人类最伟大的希望与感召的旗帜之下，联合国解放了朝鲜这个以往的首都。这个城市已经从共产主义统治的专制下挣脱，它的人民再一次拥有机会，为了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保持自己不变的生活信念……”。 然后麦克阿瑟对着观众说道：“总统先生，现在，我将汉城再次交还给您！” 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麦克阿瑟旋即向新闻界宣布：北朝鲜军队基本消灭，战争即将结束。剩下的事只是结束战争，大韩民国的军队自己就可以做到。 接下来，李承晚向军队发布命令:出兵北朝鲜，无论是否有美国援助！ 南朝鲜的军队斗志昂扬，首先越过三八线，踏入了北朝鲜的领土。据当年南朝鲜军人李在田(lee jae jeon)回忆他们进入北朝鲜时的心情时说：“当我们反击越过三八线时，我们每一个人，士兵和老百姓，都觉得现在我们要统一整个朝鲜了。” 在一片胜利气氛中，斗志高昂的美国军队也越过了三八线。 美国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曾经敦促不要越过三八线。 他们相信，一旦美军跨过三八线，入侵北朝鲜，苏联和中国军队将介入战争。如果这样，就违背了美国维护亚洲和平的初衷。但是他们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原因之一是，仁川登陆的奇迹树立起了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绝对权威。 当这位将军试图以进攻北朝鲜、消灭金日成政权、民主统一朝鲜而再度创造奇迹时，美国政府内部从上到下，包括一向对韩战持反对意见的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没有一个人质疑这位常胜将军的决定。 当年参战的美军中尉伯西，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仍然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他笑着说：我觉得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了。他如今虽然有了充分反省的心态，却仍然一边反省一边笑说:“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不该笑，但是我必须笑。我当时真的认为我们赢了这场战争，而且我觉得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我们抱着很高的希望进入了北朝鲜。” 虽然在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收复汉城靠的绝大部分是美军的力量，但这也丝毫不影响韩国在战后每年都举行收复汉城纪念仪式，到今年2024年，已经是第74年。 今年的汉城收复纪念活动由韩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汉城市政府协同主办，于9月28日在汉城市政厅前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海军的骄傲，人民的骄傲”，海军陆战队司令金桂焕、退伍军人代表、海军陆战队现役和预备役军人代表以及普通民众代表等约1600人参加了活动。 金司令在纪念讲话中表示：“收复汉城胜利的背后，凝聚着为保卫共和国自由与繁荣的崇高价值观而奋斗的老兵们的血、汗和泪。” 他又补充道，“韩国海军陆战队将继续以最强大的力量保护大韩民国。” 和74年以前的李承晚一样，充满了自信。 第5章 抗美援朝的决定 5.6 抗美援朝的决定 1950年6月上旬，我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伟人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确定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部署了1950年的中心工作。但半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打乱了党和国家的任务实施和工作安排。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之际，伟人就已高瞻远瞩，提出要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并部署边防军兵力在鸭绿江边； 8月上旬，朝鲜半岛南端的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警觉到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会增加，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9月中旬，美军7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 联合国军向北一路推进，越过了三八线。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实际越界向北的是南朝鲜军队，而联合国军则停留在三八线附近。 南朝鲜军队进入北朝鲜境内后，几乎未遭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他们一路势如破竹，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逐渐退至鸭绿江边，形势岌岌可危，几近崩溃。 1950年10月1日，麦克阿瑟通过东京的广播电台，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金日成随即带着朴宪永赶往中国大使馆，了朝鲜人民军绝不投降、并将进行焦土抗战的决心。随后，写信给北京，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兵入朝的请求： 您对朝鲜人民为祖国独立与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多方面的支持，我谨代表朝鲜劳动党，向您表达最诚挚的感谢！……在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之前，局势对我们来说并非不利。 敌军在接连的败仗中，被我们压缩至朝鲜南部的狭小区域，我们有望赢得最终的决定性胜利，美帝国主义的威信已降到谷底。 然而，为了挽回颜面，并达到将朝鲜变为其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迅速集结了几乎全部驻太平洋地区的陆海空军兵力，于九月中旬以压倒性优势在仁川登陆，随后占领了汉城…… 当前的战况异常严峻。尽管我人民军对敌军的登陆展开了顽强抵抗，但前线的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自战争爆发以来，敌军每日昼夜不息地出动约千架各型飞机，对我前后方进行任意轰炸。在我们几乎毫无防空力量的情况下，敌军的空中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 在各条战线上，敌军在空军掩护下，调动大量机械化部队对我展开猛烈进攻，导致我方兵力与物资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后方的交通、运输、通讯及其他基础设施也遭到大规模破坏，使得我方机动力进一步削弱。 敌人的登陆部队已与南线部队会合，成功切断了我军南北部队的联系，致使南部战线的人民军陷入被分割、孤立的境地，无法获得武器弹药补给，通讯中断，甚至有部分部队被敌军分散包围。 我们判断，敌军很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发起进攻。如果我们无法尽快改善当前的不利局面，敌军的计划极有可能得逞。要确保我们的运输、供给和部队的机动力，必需具备强有力的空军力量，而我们却没有充足的飞行师…… 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绝不允许敌人将朝鲜变为殖民地或军事基地。我们一定要立下誓言，哪怕付出鲜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和民主而斗争到底！ 我们正全力以赴，编组训练新的师团，并将南部的十几万部队集结于对作战有利的地区，同时动员全体人民，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目前，敌人趁我们处于危急关头，丝毫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如果他们决意进攻三八线以北，仅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将难以抵御这场危机。 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特别的援助。如果敌军进攻三八线以北，我们急切期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直接出兵，援助我军作战。以上是我们的意见，恳请您给予指示。 ——金日成 为了节省翻译时间，金日成直接用中文撰写了这封信。如今，这封信仍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公开展出供人参观。 10月1日晚，中央紧急召开政治局。与会人员全部眉头紧锁，大部分不同意出兵：建国才几个月，要休养生息；对手太强大，为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大国，不划算。 会上决定4日召开扩大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讨论。 并将不出兵决定，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乔大叔。 10月3日凌晨，中国政府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政府，郑重表明对朝鲜战争的坚定立场：美军正在企图跨越三八线，扩大战争规模。如果美国军队真的采取这一行动，中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必将进行干预。并请印度向美方进行转达。 然而，正在取得胜利的美国政府和军队，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没有对局势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导致朝鲜战争进一步升级。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0月4日下午到5日全天，接连开了3次。 10月4日下午，会议气氛异常沉重。对于出兵一事，赞同者寥寥，反对的声音却相对较多。 10月5日下午，继续召开会议，大将军立场如下： “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宝岛，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建设。就算我们打败了，顶多也就是解放战争推迟了几年。中国有的是山，咱们上山再接着打。?” 紧接着，表示愿领兵前往朝鲜作战。 与会者慨然。 聂荣臻后来回忆道：“大将军在会上的坚定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伟人说：“得贤将者，兵强国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在得知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后，金日成随即放弃了撤往东北沈阳的计划，改把鸭绿江南岸朝鲜一侧的江界，作为战时首都。 根据中朝双方协议，中国政府仍然允许朝鲜将被打残的部队，送往东北进行整编和训练。 朝鲜人民军的第67、68、69师及特种部队共人，集中在湾沟地区；第32、75师及特种部队人，集中在和龙地区；计划在1950年11月5日前，再在延吉地区集结3个师及人的特种部队。 此外，朝鲜人民军的步兵学校和政治学校撤到了通化，坦克训练团撤到了汪清，航空学校则撤到了延吉。为领导这些共十几万官兵的训练，北朝鲜政府专门成立了由民族保卫相崔庸健负责的指挥部，并设立了三个军级指挥所。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封锁政策，新中国难以通过外交途径与这些国家直接沟通。鉴于印度总理尼赫鲁，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和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个人坚持不结盟的中立立场，同时也与美英两国有较多联系，因此中国选择印度，作为与西方沟通的第三国。 10月6日上午，召开军委会议，讨论了入朝作战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以及指挥所组建等问题。在出国前后的宣传报道方面，方针如下： “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导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10月7日，联合国召开大会，通过了美国提案： 首先，联合国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整个朝鲜的稳定； 其次，在联合国的指导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促使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 实际上，这项决议的真实意图是为美军越过三八线提供法理依据。 10月8日，美军跨越了三八线。 中央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命令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所辖4个野战军、3个炮兵师立即整装待发，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由东北军政主席高岗负责调配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物资。 当晚，中央派遣总理等人前往苏联，旨在询问苏联对中国出兵的态度，并请求苏联提供武器和空军支援。 10月9日，总理阐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说明了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 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以及提供陆军轻武器的制造图纸，供中国仿造。 当日，战火已蔓延至中朝边境，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在炮火中化为一片火海。 由于当时志愿军空军力量有限，难以承担战争中的空中掩护和防卫任务。在美国空军掌握制空权，严重威胁中朝军队后方保障和交通线的情况下，苏联空军的支援显得尤为关键。 谁知，这个节骨眼上，美国一架轰炸机，误炸了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苏联军用机场，苏美双方都担心引发冲突。10月12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告知，苏联空军尚未做好准备，苏联派遣空军可能会遇到困难。 13日，就苏联反应，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就算没有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 伟人会上表示： “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 “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允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0月18日，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入朝作战的部署与方针。 最终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既定计划于10月19日入朝作战。 伟大的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序幕。 尽管苏联空军在战争初期无法进入朝鲜，但承诺将对中国领土进行空中保护，并慷慨地答应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 那时候的中国，要单独应对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单是供应足够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自身就无法完成。 以1951年第一季度为例，朝鲜战场所需弹药约为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即便是在加班加点的情况下，也只能生产出1500吨。 当时，全球唯一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武器弹药的国家只有苏联。苏联基本满足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需求，尤其是在停战谈判开始前，几乎有求必应。 1950年11月7日，伟人在发给乔大叔的一封电报中提到： “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有12个军，计36个师，但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 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换装备工作可能要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 具体要求是：14万支苏式步枪及5800万发子弹，2.6万支苏式自动枪及8000万发子弹，7000挺苏式轻机枪及3700万发子弹，2000挺苏式重机枪及2000万发子弹，1000支飞行员手枪及10万发手枪子弹，还有1000吨tnt炸药。 11月9日，乔大叔回电表示，同意为36个师提供这些步兵轻武器，并承诺1951年1至2月全部运抵中国。苏联没有食言，这批武器的到货数量与中方要求的完全一致。 志愿军因此得以在朝鲜陆续为34个师更换装备，剩余2个师的武器则用于补充消耗，或分配给军校和军区进行训练。 同时，我们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艇和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计划派遣海军司令肖劲光前往莫斯科进行商谈。乔大叔次日便复电表示同意。 11月17日，总理致电乔大叔，告知“新的战役即将开始”，并指出“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受敌机轰炸”，前线作战形势十分紧迫，急需从驻扎在旅顺的苏军部队中调拨500辆汽车。 当日便收到回复： “为尽快将汽车交付您，我已指示军方不是从旅顺调拨旧车，而是从满洲里交付新车。 11月20日将向中方代表移交140辆，11月25日至26日再移交255辆，剩余车辆将在12月5日前尽快发出。此外，还将在满洲里站另外交付1000辆汽车。” 对于提出的为中国正在组建的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苏联军事顾问的请求，也予以满足。为了增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还无偿提供给中国372架最新型的米格-15战机。 1950年9月，四野炮1师正在佳木斯开荒种地，发展生产。这时朝鲜半岛以局势紧张，就在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釜山登陆的时候，四野炮1师接到指示，停止一切农业生产活动，集结待命。我军抗美援朝已经箭在弦上，部队开展了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 班组人人都要写决心书。 四野炮一师26团5连副指导员麻扶摇，在写决心书时，创作了这样一首诗： 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国野心狼。 在第二天的部队动员大会上，麻扶摇上去念了这首诗，赢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会后，他将这誓词抄写在连队黑板报上，这是见诸于文字的第一次发表。在随后的团誓师大会上，他再次代表5连登台宣读誓词。很快，部队的油印小报，把他的誓词登了出来。 部队随后也就开拔到朝鲜，投入了战斗。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华社派出了100多位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奔赴朝鲜战场，进行采访报道。 新华社资深记者陈伯坚被派驻到朝鲜前线进行采访。在境内安东对炮一师的战前动员的采访中，他在某连的墙报上发现了这首诗。他抄在了笔记本上，并在文字上稍作修改。 1950年11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陈伯坚的战地通讯《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这首诗。其中，把“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在显要的位置刊登了这首诗，名字叫《打败美帝野心狼》，引发了强烈反响。 当天，中国文化部艺术局的周巍峙正在田汉那里开会，当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当时麻扶摇所写的出征诗后，很是欣赏，深受其中英雄气概所感染，激动不已，马上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一边开会，一边轻声哼唱，很快完成了重新谱曲。 同时，他把“抗美援朝鲜”改为“抗美援朝”，并以诗中最后一句“打败美帝野心狼”为题，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歌曲发表在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上。后来，一家青年杂志评论这首歌曲，说它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进行曲。周巍峙受到启发，便将歌名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很快，这首歌广为流传起来。当唱到了麻扶摇所在部队的时候，首长和战友们惊喜地问麻扶摇：“这不是你写的词吗？”麻扶摇平静地说：“不知道是不是我写的。这两个字‘跨过’，肯定不是我写的。”他当时认为，这几句誓词，谁都写得出来。它表达的是志愿军官兵的共同心声。 1951年3月，陈伯坚从朝鲜战场回国休整，解放军总政治部跟他说，这首志愿军战歌获得了一等奖，要把这笔奖金发给歌词作者。陈伯坚连忙解释他不是这首诗的原创者，这首歌词的原创作者另有其人。 1953年，在全国开展的群众歌曲评奖活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获得一等奖。为了给作者发奖，有关部门辗转查找，才在炮一师找到了词作者麻扶摇。从此，《志愿军战歌》的词作者，才改署麻扶摇的名字。 写这首歌时，麻扶摇23岁，周巍峙34岁，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时代战歌。这首歌曲，从作词、谱曲、发表，到唱响全国，仅有一个多月，一鸣惊人。歌词仅有43个字，却呼出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第6章 跨过鸭绿江 确定指挥权 10月19日，美军攻陷平壤。 南朝鲜部队负责东线的进攻。麦克阿瑟指示西线的美军第10军从仁川登船，从海上绕到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出现在东线北朝鲜军队的后方，配合在东线的南朝鲜部队攻克元山。当美军抵达时，元山早已被南朝鲜军队攻下。 这样，美军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全线逼向鸭绿江。 根据麦克阿瑟的最新命令，原计划中第8集团军从平壤一线北进、第10军在元山登陆后东西对进合围的方案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各部队分散行动，沿不同路线向北推进，穿越朝鲜北部山区，剿灭沿途的北朝鲜残余部队，最终抵达鸭绿江即为胜利。 换句话说，任务的目标就是到达鸭绿江。 10月19日，平壤沦陷的当天夜晚，38军、39军、40军、42军共四个军，及配属的炮兵、高炮、运输和后勤部队，总计26万余人，分别从三个不同的地段跨越鸭绿江。 此时正值深秋，东北大地寒风刺骨，初雪漫天飘舞。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上，成千上万的士兵与战马汇聚成一道汹涌的洪流，源源不断地涌向前线。 所有援朝部队白天隐蔽，夜间出发，过江行动每天从黄昏开始，至拂晓结束。 战士们头上戴着用树枝和树叶编织的防空圈，手臂上绑着一条白毛巾，以便相互识别。凡是带有中国字样的标志，一律不得佩戴，甚至连帽徽也要摘除。而如今广为流传的那张志愿军渡江的照片，其实并不是第一批跨越鸭绿江的志愿军。 部队过江进入朝鲜后，立即潜入山林，在夜色掩护下，按照命令进行隐蔽行动，白天休息夜晚行军，走山林险路，隐秘地向前推进，直奔向鸭绿江疯狂推进的美李军而去。 后来，西方对中国军队的隐秘性和突袭能力深感震惊： “三个师从鸭绿江边的安东出发，差不多18天的时间，昼伏夜出，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从晚上7点一直走到凌晨3点，凌晨5点，他们要挖掩体，伪装所有的武器装备，然后吃饭。 平均每天行军23公里，共行军430公里，到达了北朝鲜东部的集合地点； 在白天，只有侦察部队外出行动，去寻找第二天的宿营地。主力部队都静止不动加以伪装；以航空照片和空中观察是无法看到的。” 为防止被发现并遭到空袭，当时部队制定了铁的纪律——白天只要有敌机临空，所有官兵必须原地不动，以个人的牺牲换取全体的安全，即便炸弹落在头顶也不得移动半步，以避免暴露目标导致更大的损失！ 为了防止过早同敌军接触，便于我军歼敌，还要求已过江的部队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20公里不走，让敌进至上述地区将其歼灭。 志愿军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成功避开了敌军的空中和地面侦察。当数十万志愿军深入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时，“联合国军”竟然毫无察觉。志愿军要充分利用这一突然性，给予骄傲自负的麦克阿瑟致命一击。 麦克阿瑟，此时依然乐观的以为：中国介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志愿军过江时，朝鲜北部邻近鸭绿江的地段，已经是一片战火。 10月19日至22日，志愿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全部进入朝鲜。与此同时，第50军和第66军作为战役预备队于10月底也相继入朝。 到11月初，志愿军共派遣6个军，包含18个步兵师和3个炮兵师，总兵力共30万人。 当时，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总人数达到了42万（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然而参与向北推进的前线部队仅有13万，其中包括美军4个师、英军1个旅以及韩军6个师。 每当夜幕降临，志愿军在秘密行军中，总会遇到一批批溃退的北朝鲜军队。志愿军中不少是来自东北的士兵，通晓朝鲜语，双方沟通并不算困难。 这些溃退的士兵神情恍惚，毫无战斗意志。当他们看到志愿军手中的武器甚至还不如自己的装备时，纷纷摇头叹息。有些人拉住志愿军，焦急地询问：“有飞机吗？有坦克吗？”当得知没有时，沮丧地转身离去。 10月21日凌晨四点，温井西北约30公里处的一个废弃金矿——大榆洞，两军统帅终于会面。 先向金日成通报，志愿军已开始行动。首批入朝参战的部队包括四个军、十二个步兵师和三个炮兵师，人数约为26万。此外，作为预备队的两个军，大约8万人也将在近日入朝。 为防止突发情况，中国还计划抽调二十多个师，作为第二、第三批部队入朝，总兵力投入将达到60多万人。 随后，又对金日成讲述了拟定的作战方案。志愿军打算在平壤、元山线以北至德川、宁远线以南打防御战，争取保住一块根据地，半年内敌军来攻则依托阵地将进犯之敌分割歼灭。 敌不攻则我不动，半年后利用苏联运来的新型武器换装部队，空中和地面均具有压倒优势后再打出去。 但这个计划能否实现让人担心，因为美李军前进速度太快，希望人民军能尽可能迟滞敌军前进，为志愿军进入阵地构筑工事争取时间。 人民军主力被隔断在敌后，都在忙着撤退，连联络都困难无比，送信得靠人提着脑袋越过战线用腿跑，出去的人连一个都没有回来，全部消失在残酷的战争旋涡里了，谈何迟滞！ 金日成手上只有不到四个师的兵力，还有一个工人团。一个坦克团在长津附近，一个师驻守在德川、宁远以北，一个师在肃川，另一个师在博川。 而且，这些部队都是刚刚组建的新编队，不仅武器匮乏，人员不足，兵员也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完全没有战斗力。 在听取了朝鲜战况后，再根据敌军迅速推进、以及我军难以占领预定防御阵地的战场实际，先前“先行防御、再行反攻”的战略计划，已无法实现。原有部署必须调整，要放弃以防御为主的方针，主动寻找战机，在机动中歼灭敌军。 由于之前异常顺利的进军，美军的第8集团军、第10军和韩军队都在分头冒进，完全不顾军队的阵型，部分军队为了早点到达鸭绿江，完成麦克阿瑟的任务，甚至出现以营、连为单位狂飙突进的现象。兵力纵向十分分散，这已经犯了兵家大忌。 10月21日凌晨至上午8点，电波在大榆洞和北京之间不停穿梭。 中央接连三次指示：“现在不是考虑防守反击的时候，不是等待部队集结后再打击敌人的时候，而是要抓住战机，力争在几天内对敌人展开打击。志愿军应立即投入战斗，通过运动和穿插将敌人分割包围。” 10月21日中午12点，13兵团司令员邓华和副司令员洪学智赶到大榆洞，与大将军会面，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10月24日，韩先楚、解方以及第十三兵团的指挥机关抵达大榆洞，各军和师的联络迅速打通。当晚，在大榆洞一个简陋的工具棚内，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会上建议将第13兵团领导机关改为志愿军领导机关，同时原13兵团的指挥人员也将升任为志愿军的指挥人员。 这相当于让第13兵团全体指战员整体提升了一个级别，后续入朝的其他兵团也将由他们进行指挥。 在抗美援朝期间，共有六个志愿军兵团入朝作战，分别是由邓华指挥的第13兵团、宋时轮率领的第9兵团、陈赓和王近山的第3兵团、杨得志的第19兵团、杨成武的第20兵团以及董其武的第23兵团。 这六个兵团在战场上均取得了显着的战绩，然而从整体战果来看，第13兵团的表现尤为突出。 第13兵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四野的第13兵团，最初编有第38军、第47军和第49军。随着国内局势逐渐稳定，该番号曾于1950年4月短暂撤销。然而，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迅速恶化，1950年7月，13兵团再次组建，下辖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四个军。 这支部队源自四野，与其他野战军相比，四野各军的规模和装备优势明显。四野刚出关时，每个纵队的人数至少有五万，最多可达七万，规模远超第一野战军的一个兵团。 第四野战军的武器装备也十分精良。在解放东北的战斗中，四野击溃了数十个装备美式武器的部队和半美式装备的师团，其中包括国军五大主力中的新1军和新6军。这些国民党军队不仅火力强大，装备先进，其被缴获的装备极大地增强了四野各部队的战斗力。 此外，四野非常重视战术研究，提出了许多战术思想，例如“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四快一慢”、“四组一队”等，这些战术在基层部队中广泛传播。 另外还经常举办训练班，对基层指挥员进行系统培训。虽然四野部队的单兵素质未必比其他野战军更强，但其基层指挥员的战术水平却无疑非常高。 在志愿军第13兵团入朝之前，军委对13兵团和15兵团的领导进行了职务互换，将1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与15兵团司令员邓华的职务调换，使两个兵团的指挥员全部更换。 由此，邓华担任13兵团司令员，洪学智和韩先楚分别担任13兵团副司令，12兵团参谋长解方则调任13兵团担任参谋长。这一调整显着优化了志愿军13兵团的领导班子。 志愿军第13兵团下辖的四个军中，有三支堪称四野顶尖的王牌劲旅，分别是第38军、第39军和第40军。再加上四野的第42军及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等部队，共同组建了东北边防军。 当时，东北边防军的设立主要是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因为美军与联合国军已在釜山地区配合南朝鲜军队进行防御。中央最初判断，只要美军不过38线，这支部队的任务便仅限于边境防御，而不会直接介入朝鲜战场。 随着1950年9月美国成功发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陷入困境，战况逐渐恶化，朝鲜军队节节败退，中国的立场也随之发生转变。 面对威胁，中国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势而起，其中首批进入朝鲜战场的部队便是志愿军的第13兵团。1950年10月19日，这支部队踏上了朝鲜的土地，正式开启了他们在异国的战斗征程。 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中央下令调动50军和66军也加入13兵团，以增强作战力量。新加入的50军是由辽沈战役和长春起义中的国民革命军60军改编而成，而66军则起源于华北军区的第1纵队，这两支部队都以善于打硬仗而闻名。 此时的13兵团规模庞大，由六个军组成，每个军下辖三个师。此外，它还包括炮兵师、工兵团、高射炮兵团及后勤等多个单位，总人数超过30万。 10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并正式任命大将军为志愿军总司令兼政委，全面负责指挥作战。 邓华被任命为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负责干部和政治工作。 洪学智担任第二副司令，分管司令部事务、特种兵及后勤工作。 韩先楚则被任命为第三副司令，不具体分管事务，主要负责到部队督促并检查作战情况。 解方担任参谋长，杜平出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步伐坚定，浩浩荡荡进入到朝鲜半岛作战的时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众人眼前，那就是指挥权的归属问题。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场战争是“抗美援朝战争”，那中朝两方的军队到底是该听从中方的指挥，还是由朝方进行调度？ 这是战前的首要问题，因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队的联合作战，在战争中难免会有分歧或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在关键时刻，决策的权力显得至关重要，不然就会停留在无休止的争论中，贻误军机。 首先我们看一下对手，也就是“联合国军”。 所谓“联合国军”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盟友组成的一支军队，美国军队是整个“联合国军”的构成支柱，而且美国当时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主力，也是整个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支军队由美国全权指挥、麦克阿瑟成为“联合国军”的总司令也是顺理成章的。 可是我们这一边，面对这个问题就非常棘手。 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是美国悍然出兵朝鲜半岛，插手朝鲜半岛上的统一战争，“联合国军”入侵朝鲜轰炸我国边境，我们为了保家卫国，这才抗美援朝的。 而朝鲜这边，是不愿意交出指挥权的，原因有二。 一是，朝鲜战争是一场基于民族主义情感而发动的统一战争，金日成是一位民族主义情结很浓厚的领导人，实现朝鲜的真正“复国”，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他很想亲手实现。 二是，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在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战争。朝鲜半岛是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出国作战，如果反客为主，在情感上和客观实际上都不好接受，这是朝方的视角。 可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而且还是和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作战，一旦指挥出现问题，几十万将士们的生命怎么办？ 当时将士们在朝鲜前线作战，在后方的国内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地支持抗美援朝运动，甚至连在功德林接受再教育的国民党将领们都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 对于我们来说，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战争，更是重塑中国人民信心和凝聚力的关键转折点，所以我们也对指挥权非常看重。 因此对于指挥权问题，中朝双方各有各的考虑，也各有各的难处，双方对彼此的想法都是心知肚明的，就这么一来二去之下，在战争部署前的磨合阶段，产生了不小的分歧，这对于两国联合作战来说可不是一个小问题。 毕竟在决策层面的分歧是一定会放大反映在战场上，这点是最严重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半岛上的第一次战役就受到了这种分歧的影响。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上的第一战，也是新中国面对强大的美国军队的第一战，发生在1950年的10月25日，这个时候朝鲜已经进入冬季，天气比较寒冷，刚刚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撞上了美国军队，“联合国军”此时未发现志愿军入朝，仍大胆前进，兵力逐渐分散，第一战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打响了。 这一打起来，战术指挥层面的问题可就反映在了战场上，因为缺少统一的指挥调度，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无法步调一致协同作战，没有相互之间的配合，双方只能各自为战，各打各的，完全发挥不出原有的战术配合和灵活作战的优势，单纯的火力比拼根本没办法和美国军队抗衡。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两国军队的语言不通，没有办法迅速有效地沟通，再加上志愿军刚刚入朝作战，双方军队缺少磨合，调度上非常混乱，甚至还出现了互相误伤的“乌龙事件”。 在第一次交锋过后的仅仅9天，也就是1950年的11月4号，志愿军第39军的战士们对位于博川东南方向的美国军队第24师展开了围攻。 但是由于中朝两方之间沟通不畅，信息传递速度慢，加上缺少统一的指挥调度，在这一时间正向顺川地区进军的朝鲜坦克师误以为我军是韩国军队，结果造成了误伤，被围攻的美国军队也趁机从包围圈中逃脱。 这次乌龙事件所带来的积极一面就是让志司认识到统一指挥权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的。这一认识有助于避免在后期造成更大的无谓伤亡。 志司建议成立一个中朝联合指挥部，以这个指挥部作为统一调动指挥的大本营，保持在对于战场指挥上的协调一致。 可是民族情结很重的朝方人员，不太能接受这个提议，他们对于朝鲜人民军的独立性是很看重的，毕竟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朝鲜半岛从经历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到被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大国”一分为二，已经太久没有过主动权了。 双方就这样在协调调度和统一指挥的问题上僵持住了。 关于统一指挥权的问题，如果单纯是我们和朝鲜双方争论，实际上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大国领导人作为调停者的话，整个事情就好办多了。 那么对于中朝联军的指挥权问题，从目前解密的苏联档案与中国的档案记载，乔大叔在指挥权归属的问题上选择了中国。 因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斗表现大家是看在眼里的，无论是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来说，我国都明显要强于当时的朝鲜人民军。 11月8日，电告中国驻朝鲜大使代办，建议金日成在10日前后利用战役间隙与志司众人会面，以便商讨在朝鲜作战和物资供应事宜，以及朝鲜人民军和相关机关进入东北后的训练、安置等其他问题。 眼看着战争一天一天的继续，可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迟迟没有解决。志司只好再次向中央发电请示。 1950年11月12日，中央回复电报，首先提示要注意在前线工作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指出：“要待打了很多胜仗，中国同志的意见在事实上多次证明是正确之后，那时才会被朝鲜同志所赞同和信服。” 11月12日，中央再次向金日成和志司传达，对外发布的声明需更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支部队是“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下参与作战”。 11月15日，金日成和苏联方面代表什特科夫专程来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挥部，这一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最重要的中朝联军统一指挥权问题。 会议中，我方提纲挈领地指出，朝鲜半岛地形非常狭窄，整体上来看是南北方向狭长，而东西方向距离比较短，如果说没有统一的调度和指挥，很容易就会发生误击的乌龙事件。 短短的一段发言，既对朝鲜战场的具体情况做出了概括，又对上一次的乌龙事件表明了态度，对于我方意见，朝方人员虽然是无法反驳，但是出于民族感情，他们的态度依然很强硬。 我方又提出：中朝双方，以及苏联方面的代表一起，组成一个协调指挥小组，对朝鲜战场的作出统一指挥。 听完了这个建议之后，金日成虽然没有明确同意，但是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11月中旬，中共中央致电乔大叔，提出建议，由金日成、大将军和苏联驻朝鲜大使组成三人小组，统一指挥在朝鲜作战的三方力量。 乔大叔回电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希望朝鲜执行大将军的方案。收到电报，金日成迅速回电：“您关于统一指挥问题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和及时的。另外，我们也认为该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员无疑是应当由中国人来担任，而其副职则由朝鲜人担任。” 就这样，在我国和苏联的努力下，以及朝鲜方面的配合，最终平稳顺利地解决了军队指挥权归属的问题，既照顾到朝鲜人民军的民族情绪，又兼顾到朝鲜战场上的现实情况。 12月上旬，中朝双方同意立即成立联合司令部，双方一致同意推举大将军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 此举旨在更加有效地打击共同敌人，实现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所有作战及相关事宜，并且有权指挥所有与作战相关的交通运输（如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无线电话电报等）、粮秣筹措以及人力物力的动员等事宜。 关于朝鲜后方的动员支援、补充训练及地方行政恢复等工作，联合司令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向朝鲜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议。联合司令部的所有命令将通过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统一下达。 1951年3月中旬和8月上旬，先后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以及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联合指挥机构等，隶属联合司令部管理。 这一系列机构的设立，有效解决了中朝两军在协同作战中的指挥统一问题，确保了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的高效运转。 第7章 第一次战役(1)温井打响第一枪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6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一场战役，历时13天。 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进展迅速，气焰嚣张，10月10日占领元山，19日占领平壤。 “联合国军”占领平壤以后，更加无所顾忌向北推进。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取得这场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叫嚷要在“感恩节”(当年为十一月二十三日)前结束战争。 于是命令部队以最快速度向中朝边境推进，妄图在严冬大雪来临之前，前出到中朝边境，抢占要点，堵住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一举消灭人民军，摧毁朝鲜人民政权，占领朝鲜全境。 10月20日，西线南朝鲜第2军团的第6、第7、第8师进到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距离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只有90~130公里；而东线的南朝鲜第1军团首都师已占领五老里和东海岸的洪原地区，进至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 而此时，志愿军仅有4个师又1个团渡过鸭绿江，进到义州以东和朔州、满浦以南地区，各部队距离预定防御地区还有120~270公里。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先敌进入预定地区，组织防御。 在反复审视地图并判断态势后，麦克阿瑟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确认了当天纸面上的胜利。心情大好的他，在午后正式下达命令，废除了“非南朝鲜部队，不得靠近中朝边境”的指令，要求各部尽快全面向鸭绿江推进。 “联合国军”于10月21日，开始由平壤、元山一线，向朝鲜北部边境全线推进。 为此，美军集中了4个军共10个师另1个旅又1个团的兵力，约13万多人，分东西两线，以师甚至以团或营为单位，采取长驱直入、速战速决的方针，分兵多路，沿交通线向中朝边境疾进。伪军为先导，美、英军殿后，并以车载步兵为前驱。 主力在西线，由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 在西线左翼集群中，美第8集团军展开5个师又1个旅，以美第1军指挥英第27旅、美第24师、南朝鲜伪1、伪7师由平壤、沙里院地区，沿京义铁路(汉城至新义州)向新义州、朔州、昌城、潼方向推进。 英军率先推进，美军第24师紧随其后。而韩国伪7师则尾随前进，随时准备跃进占领中朝边境的新义州。 在西线右翼集群中，以南朝鲜伪2军团指挥南朝鲜第6、第8师，由成川、破邑、阳德地区沿满浦铁路(满浦至顺川)，向楚山、江界推进。韩国伪6、伪8师在德川至球场洞的道路上急速推进，准备攻占朝鲜的临时首都江界。 另以美军骑兵第1师和第187空降团位于平壤、肃川地区，作为集团军预备队。 东线由直属东京“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美第10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指挥。 在东线，美第10军展开4个师，以南朝鲜伪1军指挥南朝鲜首都师由咸兴、兴南北进，占领北青、新兴，然后沿海岸铁路线直扑图们江； 南朝鲜伪3师主力暂时留驻元山，接应美第10军登陆，然后向长津方向推进。以美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分别在元山、利原登陆，然后向长津、江界、惠山镇推进，他们的目标是穿越云山，攻占中朝边境的水丰水电站一带。 然而，就在这几天，朝鲜的战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北朝鲜人民军主力第4师残部，在宁边正面进行顽强的最后防御，而同样负责防御的朝鲜新兵师第18、第31师，自志愿军入朝以来，加速向中朝边境撤退。 原本负责金日成战时前敌总部一带防御的第26师，在接到志愿军换防任务后，也不断回避着伪8师的攻击，最终干脆北撤，潜入妙香山的群山之中。 西线战区的朝军防线崩溃在即。 然而，战况紧急，部分志愿军主力军、师、团依然处于失联状态。 这天，志愿军抵达前线的部队，大多在翻译、联络员的引领下，换防气息奄奄的朝军残部防区。然而，由于志愿军各部，出国后一直保持无线电静默，导致大榆洞志愿军总部和第39军等部队依然处于失联状态。在无法得到志司总部、北京命令的情况下，失联的志愿军各军、师只能按计划继续向前推进。 期间，他们只能通过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的朝鲜战争报道来判断前方局势。 幸运的是，继10月23日找到第118师，并将其部署至温井地区后，24日晚间，志司与第40军主力重新取得了联系。根据志司的命令，该军主力迅速在温井一线展开战斗部署。在这一特殊时刻，第40军成为志司应对危局时所能掌控的少数几支主力部队之一。 温井里是位于清川江下游河谷的一处战略要地，其西南方10英里处是云山，东方的熙川为韩国第2军的集结之地，北方的古场洞距离鸭绿江约50英里，与温井之间有公路联络。 由于中朝边境多山而崎岖，因此使得温井成了少数能从南方通往鸭绿江畔的关口。这种地势令韩军的调动大受阻碍，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而言却是个实施伏击战的理想地点。 10月22日，韩国伪2军的伪6步兵师集结于顺川、新仓里之间。在此之后，美韩联军加快了北上速度，韩国伪6师主力部队，开入价川、宁边而逼近熙川，伪8师和伪1师则分别抵达宁远和军隅里。志愿军主力距离预定区域尚远，已经来不及在熙川以南打击韩军。 10月24日时，韩国伪6师已经从熙川向西开攻，同日就拿下了温井。 接着，伪6师的第2步兵团准备由温井开赴北镇，而其第7步兵团从温井向古场出发，直接威胁到志愿军的交通线。 由于联合国军尚未察觉志愿军已经入朝参战，又预期朝鲜人民军无力发起反抗，因此在各部队之间没有加强协调。但在这样的情形下，韩6师7团之下的部队还直接抵达鸭绿江畔，完全没有注意到周边的威胁。 1950年10月24日，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场战役——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历史的衔接竟是那么奇妙，昌都战役结束的第二天，抗美援朝第一战打响了！ 初冬的寒意在夜幕中弥漫，带着一丝血腥气息。从莫斯科和北京远眺，云山的夜空映照出一片红光。 10月25日刚过子夜，第40军120师360团换上朝鲜军服，顶上了朝军防线。随即，第360团与韩军第1师的前锋部队展开激烈交火。 360团团长徐锐，正是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那个率领一个营深入厉家窝棚、摧毁廖耀湘兵团指挥部的副团长，他所指挥的部队战斗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尽管双方兵力相当，但韩军不仅获得美军战机的支援，还拥有坦克和自行火炮，单兵武器性能也优于志愿军。 因此，虽然志愿军战斗经验丰富，却因急行军而重火力未能及时到位，在双方正面遭遇时，已无施展战略战术的余地，只能就地修筑工事，以防御战方式抵御在美军远程火力掩护下韩军的猛烈进攻。 360团与韩军伪1师一部的激战一直持续到27日夜晚，韩军损失近300人，但始终无法突破云山防线。 深夜，伤亡严重、身着朝鲜军服的360团将防线交给志愿军第39军时，联合国军依然误判这支部队为由中国志愿者和朝鲜新兵组成。他们的依据之一，便是360团比朝鲜人民军的装备还要差。 正是360团打响了志愿军入朝参战的第一枪。 当天，第360团与韩国军队伪1师的先头部队展开激烈交战，志愿军在温井一带的南下穿插行动中再次与北进的韩军正面相遇。此时，联合国军终于确认，志愿军已派出规模可观的正规部队进入朝鲜参战。 朝鲜战争的进程从此开始发生逆转。 10月25日凌晨，40军之下的2个师都前往指定的阻截位置——第118师抵达北镇以东、第120师进入云山以北。 40军第118师，是1948年11月，由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7师改编组建，邓岳任师长，李伯秋任政治委员。 118师师长邓岳在12岁就加入了红军，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投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后西征转战，建立川陕根据地。长征时，三过雪山两过草地。接着奔赴晋东南和冀南，英勇抗击日寇。 然后率部到东北，参加东北保卫战、辽沈战役，继续入关追击，参加平津战役，南下两湖、两广，参加汉口、衡宝等着名战斗，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是首攻海南岛的主力部队。海南战役一结束，又率部首批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该师前身是1940年9月组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旅，1942年 8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1旅，1943年3月番号撤销，旅机关编入鲁中军区机关。 1945年8月中旬组建山东军区第3师；1946年7月31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辽东第3纵队第7 师，1948年1月改称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7师，“战斗力顽强，作风顽强，战斗积极性高，有朝气，善于夜战及爆破，兼备野战运动与城市攻坚，为东北头等主力师”。 1948年11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第118师，辖352、353、354团。 352团的前身是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初，山东潍坊鲁东起义组建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7和第8支队；1939年改编为山东纵队第1支队；该团是抗战时着名的鲁中老一团。 353团的前身是1938年1月，山东泰安徂徕山起义组建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4支队，在汇入了莒县十字路起义武装、淄博黑铁山起义之抗日救国第5军一部后，编为山东纵队第4支队；是抗战时着名的鲁中老二团。 354团前身是1945年8月由本溪煤矿特殊工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后编为冀热辽16军分区21旅62团，其2营是抗战时八路军鲁中军区老部队。 在战斗爆发之前的部署中，40军的任务便是准备到温井以北和以西地区、并在当地对韩国伪6师施以包围和消灭之术。 南朝鲜军第1师先头部队为抢头功，以坦克14辆、自行火炮1门，后随摩托化步兵成一路行军纵队沿云山至温井公路继续北犯。7时许，南朝鲜军进入我第120师360团阻击地域。360团战斗经验丰富的徐锐团长沉着冷静，继续往里放敌人。 行进途中，一位小个子军官从吉普车上跃下，将一位“阿爸吉”（朝鲜语中对老大爷的称呼）从车上拽下。小个子军官指着山头发问，反复询问，然而老者只是摇头，默不作声……我军战士皆为老者的铮铮铁骨所折服，人人义愤填膺，誓要为朝鲜人民报仇雪恨，握枪的手都因愤怒而微微出汗！ 但由于没有接到命令，他们不敢擅自开枪…… 此时，敌军大部队已进入我军的有效射程范围。小个子见老者始终摇头，急得直跺脚，竟抬手给了老者两个耳光，随后又拔出配枪，欲将老者击毙。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忍无可忍的一排长刘汉生高声喊道：“打！” 石班长随即扣动扳机，小个子应声倒地…… 紧接着，团里的炮兵和火箭筒一同开火，炮弹在敌群中接连爆炸。猛烈的炮火，吓得敌坦克急速后退，退至九龙江畔的大桥旁。敌军的步兵则暴露在阵地前，陷入一片混乱。1 营营长宋汉珠见此情形，当机立断，紧急命令 1、3 连发起进攻。 勇士们犹如猛虎下山，枪弹、手榴弹如雨点般射向敌群。直杀得敌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惊慌失措，狼狈逃窜……经过短暂的激烈交锋，共俘虏敌军 30 余人，击毁吉普车 1 辆，缴获步话机 1 部。 云山方向间洞南山，伪1师先头部队被击退，敌似被打懵了，许久没缓过气来，敌团长赵在美心中纳闷：自仁川登陆以来，从未遇到顽强抵抗。这里的\"人民军\"怎么这样厉害？！ 为挽回面子进行报复，他调集20余门榴弹炮、14辆坦克，掩护两个营的兵力，向间洞南山发起疯狂进攻，企图开辟通路。 敌榴弹炮、坦克激烈轰击，空中又飞来20余架飞机轮番投弹、扫射……顷刻间，在不足500米的阵地上，已落下1000多发炮弹，炸得树木折断，山石横飞，弹痕累累，大火熊熊，浓烟滚滚，阵地已经变成一片火海，伪1师又发起漫山遍野的集团冲锋。 3连连续击退敌人6次进攻，阵地上只剩下18位勇士在继续战斗。敌人在坦克、火炮的掩护下，趁着我军手榴弹、枪弹稀少，竟有20多个敌人乘势攻了上来，白刃战十分激烈，阵地已有丢失的危险。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英雄的3班长石宝山，为保护朝鲜的革命根据地和祖国人民的安全，立即奋不顾身地抱起两根爆破筒，拉下导火索，勇猛地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石宝山，是志愿军出国作战，第一位牺牲的\"王成式\"的英雄！120师师史是这样记载的：\"石宝山同志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的第一位决死献身的伟大英雄。他是我师的骄傲！是志愿军的骄傲！也是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英勇献身的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的突出代表！\" 敌久攻不下，赵在美便改变战术，重新调整部署，调集坦克掩护，从间洞沟口迂回3连之侧背。敌之企图被营长宋汉珠识破，他见敌坦克好似移动的碉堡火力威胁最大，便命令2连组织打坦克，牵制敌人，保证3连侧翼安全。 2连连长郭善训，战斗经验丰富，组织爆破组和火力掩护组，由3排长邵振东负责，携带7根爆破筒，冒着敌机轰炸和炮火的封锁，沉着地冲过200米的开阔地，占据了公路左侧的有利地形。 敌坦克抵近，9班长秦永发抱起一根爆破筒坚定地说：\"排长，我先上。如果牺牲，马天池接着上。\"说完，他和马天池一道，在火力的掩护下，冒着敌坦克射击，敏捷地匍匐前进。 二人刚绕过路边的草垛，迎面开来一个庞然大物，一人多高的履带，装甲足有102毫米厚，车上炮塔像一座旋转的大碉堡，安装有90毫米的大炮。轰轰隆隆前进，碗口大的石头都被它碾得粉碎，地面被压得不住地颤抖。 事后得知：这是 m -46\"潘兴\"坦克，是二战末期，由美国约翰·丁潘兴将军发明的，战斗中威力很大。 面对庞然大物，秦永发毫不畏惧，趁坦克盲目射击，敏捷地几个箭步窜至第一辆坦克旁边，接近尾部，拉开导火索，迅速将爆破筒插进履带。秦班长刚想滚下，忽见坦克一颠，爆破筒掉了下来。 这时，滚动的爆破筒\"啦啦\"冒着白烟，随时都有爆炸危险。秦永发情急之下，冒着生命危险，眼疾手快抓起爆破筒，复插进尾部的发动机，随身滚下公路，随着一声巨响，坦克履带哗啦啦落地，瘫痪了。 这是志愿军出国炸毁的第一辆坦克，后边的见势不妙，掉头便逃。宋营长趁势，令1、2连出击，解除了敌人对3连侧后的威胁。 战后，秦永发成为志愿军第一位反坦克英雄，马天池也荣立战功！ 与此同时，10月25日8时， 118 师方向，侦察员察觉温井之敌已出动，旋即向师部呈报。邓师长闻之甚喜，搁下烟，抄起电话机向志司禀报。 洪学智副司令员抢先接起电话问道：“你是何人？” “我是邓岳，向您报告，敌军已出动。” “美军，还是韩军？” “侦察员听声，不是美军，像是韩军。” “是韩军的话，你们就大胆地往里放，让敌人钻进''口袋''，聚而歼之。” “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邓放下电话，披上大衣步出指挥所，透过望远镜望见：温井通北镇之公路上，两水洞方向已尘土漫天，蔽日遮天……渐次传来马达之声。与此同时，354 团参谋长刘玉珠瞧得更为真切，他恐战士复仇心切，难以沉稳，遂通告各营。 \"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不要过早暴露自己！加强戒备。\" 敌人行进速度慢慢腾腾…. 志愿军 40 军 118 师师长邓岳，果断下达命令，指示先头部队 354 团迅速就地隐蔽，构建严密的伏击圈。 此伏击圈的位置，恰在温井至两水洞的公路旁。东侧是茂密山林，极利于隐匿；公路西侧，则是宽阔的九龙江；且随着公路延伸，山谷渐趋狭窄，是打伏击的绝佳之地。时间紧迫，354 团各营依照分工，争分夺秒挖掘掩体，精心伪装，构筑坚固野战工事，严阵以待，静待来敌。 354 团团长褚传禹与政委陈耶，边做安排边深入研究部署及战法： 3 营驻守富兴洞、239.8 高地，负责拦击头部；1 营据守长洞、丰下洞，配备团属炮兵，负责斩断腰部；2 营镇守 216、409.5 高地，此处至关重要，配备两挺重机枪，由 2 营副营长戴成宝亲自指挥，负责截断尾部。 戴成宝曾在海南战役时率先登陆，直插敌纵深二十余里，摧毁敌炮阵地，为大部队登陆提供掩护，发挥过关键作用。 不难看出，他们运用的是\"三先\"战术：拦头、截尾、斩腰，狠狠地打击敌人！ 迎面之敌是接到团部命令，北上进攻北镇的韩国陆军伪6师2团前卫部队第3营。 从温井向北镇推进的伪2团3营，是一支约500人的分队，外加12门榴弹炮。前面的两辆中卡已进入我118师射程之内。 戴成宝见两辆中卡后面，紧跟7辆牵引火炮……心说：奇怪，敌无尖兵，前导却是大炮，这不是犯兵家之大忌嘛！ 去北镇的道路，伪7团在昨晚安全走过的，所以3营没有采取特别警戒措施。因为南7团已了抢先，3营出发晚，且慢慢腾腾。 3营前卫部队已超过354团设防范围，此时电话尚未接通，敌已先我骑兵通信员，直闯至118师师部驻地。敌两辆中卡开到公路拐弯处，发现路边树下停着吉普车，便开枪射击…… 师部指挥车挡风玻璃被打得粉碎，车中睡觉的司机被惊醒，滚下车跑进树林隐蔽；睡在涵洞的报务员惊醒，抱起电台向山上转移……师部闻讯，邓师长急忙命师侦察连阻击。 耿文廷连长带队紧急抢占制高点，并命令机枪、60炮等武器向敌猛烈开火。敌人遭到突然阻击，分散到路边水沟或树林还击，但认为是小股部队，不大在乎…… 富有战斗经验的耿连长，见此情景，便命令60炮和机枪集中火力向敌汽车猛烈射击。敌前面的汽车刚转弯想跑，被击中，横在路上不动了，堵住后面的车。车上敌人惊慌失措纷纷往下跳…… 邓、张见此情景，急调两水洞以北的353团1、3营跑步增援，配合354团围歼敌人。 此时，354团得知师部已经打响。参谋长刘玉珠立即下达命令：\"打！狠狠地打！\" 1营从长洞、212高地；3营从富兴洞及北山；2营从丰下洞……战士们在高山上居高临下猛烈射击，战斗非常激烈。 战斗越打越激烈，刘玉珠见是火候，及时下令\"出击！\" 部队立即采用\"三先\"战术：先敌开火，先敌出击，先敌冲杀，从高山上猛冲下来，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将山下敌人分割成三段，猛冲猛打。霎时间，山坡上、稻田里、沙滩上，杀声四起，刺刀寒光闪烁……敌人被打得大炮未开架便丢弃逃跑。 在战斗激烈瞬息万变的情况下，邓岳让参谋们随时了解全面情况。他却让电话员要通最最关键部位216高地的电话：\"戴成宝，能顶得住吗？\"这时，\"口袋\"里的敌人拼命往外冲，外面的敌人拼命往里攻。 \"没问题。请师长放心，我决不放走一个敌人！\" 果不其然，敌团长金凤喆见3营遭受袭击，十分危险，急命2营接应。敌人以密集炮火向216高地实施轰击，炮弹像冰雹般落下，大地震颤，树木被打断，烈火燃烧，阵地陷入一片火海，沙石横飞，烟尘滚滚。最前沿的8班英勇还击，敌人几次进攻均被击退。 疯狂的敌人又发射火箭弹，炮弹打哪里，哪里燃烧。8班的勇士们毫无惧色，他们就地翻滚，扑灭身上的火。从一个弹坑跃到另一个弹坑，以步枪、手榴弹顽强地与敌人周旋，先后打退敌10余次的冲击……终因敌人的炮火越打越凶，8班勇士们全部为国壮烈牺牲，前沿阵地失守。 戴成宝得悉，心中十分悲痛。在这关键时刻，为封住口子，不让敌人攻进接应，便急令2排赶去重新夺回阵地，进行阻击…… 为确保主峰，控制公路，戴迅速返回主峰组织战斗。 公路上的敌人，被我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犹如苍蝇乱了营，往汽车底下钻，往桥洞里躲，丢下未开架的大炮，往九龙江逃跑…… 位于丰中洞的2营，见敌人向河边逃窜，四平战斗的登城英雄、毛泽东奖章获得者副连长王和高，见时机已到，便命令炮手何易清：\"给我瞄准最南面的汽车打！\" \"是！\"小何急忙调好450米的距离，\"轰\"的一炮，正中最南头的汽车。燃烧的汽车堵住了后面汽车去路。小何高兴得急喊：\"尹祯祥可装弹！\"炮弹接二连三地飞进敌群爆炸，炸得敌人鬼哭狼嚎。 我军猛冲猛打，接应的敌2营被击退，逃回温井；\"口袋\"里的敌人惊慌失措，到处乱窜……这时353团赶到，配合354团和师部侦察连，满山遍野地抓俘虏，被赶进九龙江的敌人，也被炮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只有极少数逃了命！ 16时，战斗结束，118师歼灭了自誉为\"精锐\"的第3营和一个炮兵中队，共毙、伤、俘敌480余人，缴获火炮12门、汽车38辆，各种枪支163支……并生擒美军顾问少校赖勒斯。 第118师师部驻扎在距离道路不远的一个山坳中，正好处于韩军盲目射击的覆盖范围内。师长邓岳气愤之下，立即命令第354团和353团沿着公路布置伏击。第354团则采取迂回战术，从敌后包抄。 118师侦察连从高处突然发动反击，击毁了韩军前方几辆探路的军车。虽然这次伏击只有一个连参与，声势并不大，但韩军误以为遭到了朝鲜游击队的袭击。 由于在越过三八线后，多次遭遇人民军伏击，韩军自信的认为这次袭击也能够化解。并且韩军急于向北推进，便做好战斗准备，打算一边作战一边突进。 然而，他们却不知已闯入了志愿军第354团精心布置的伏击圈内，这支部队人数多达4000余人。 早在战斗打响前，118师就曾经给埋伏部队下过命令，入朝第一仗，敌人情况不明，不宜胃口过大，所以要把敌人的先头营放过去，由伏击部队截击后面的敌人，同时确保主力部队全歼这个先头营，来一个开门红。 伏击部队严格执行了这项命令，随着第一波敌人通过之后，第二波敌人很快来到了面前。就在伏击部队准备把这第二波敌人截成两段的时候，忽然前方响起了枪声，看来是敌人的先头营已经与侦察连交上了火，无奈之下，伏击部队只好也打响了战斗。 一开始，第二波敌人被我们打蒙了，先后发动了两波试探性冲锋，都被志愿军打退。可是很快，敌人就回过味儿来，迅速调来了几个火箭筒，对着志愿军的埋伏阵地开了火。 当时顶在埋伏阵地首位的，是118师354团4连8班，自然的，这个班承担了敌人大部分的火力。虽然如此，8班战斗得格外顽强，他们足足抵抗了3个小时，挡住了敌人一个营的进攻，最后全体壮烈牺牲。 在8班牺牲后，他们的阵地被敌人短暂占领，可是很快，他们的战友就通过一次冲锋，成功夺回了这块阵地。 整个阻击战持续了近6个小时，354团牢牢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成功挡住了敌人后续的增援部队，粉碎了他们与陷入包围圈的先头营会合的想法。这波敌人眼看突破我军战线无望，便只能仓皇撤退。 其实，温井初战并非部署作战，而是在两军交锋后展开的机动战斗。这是第118师354团在无线电静默，无法与师部联系情况下，根据战场态势，自主决定、临机处置展开的一场战斗。 第118师354团率先发起战斗，果断应对并主动出击。在战斗过程中，他们尽量隐藏火力，力求不暴露志愿军的目标，凭借以多打少的优势迅速结束战斗，最终取得了丰硕战果，这也恰好契合了遭遇战中“先发制人”的要义。 午后，韩军察觉情况不妙，立即停止攻击并开始撤退，混乱中还俘虏了几名志愿军士兵。此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正面面对的是整整一个志愿军步兵师。惊慌之下，韩军停止推进，转而就地设防。 团长向韩伪6师报告，但却无人相信，收到的命令仍然是坚守温井。 无奈之下，韩军只能尽可能收缩部队，在温井仓促布防。此时，随着第118师前线战斗的打响，志愿军的目标已经暴露，韩先楚果断决定，提前执行占领温井的计划。 下午，他命令已抵达温井附近的第40军第118师和第120师，左右钳击、强攻温井。 这是一场志愿军入朝之后第一场激战。 韩军第6师第2团收缩在温井，兵力约3000人左右，除了全套美式单兵武器外，还配备了速射炮和高射炮等装备。与在野外遭遇伏击时的混乱不同，韩军在坚守工事、防守作战方面表现突出。 当时，韩军一面呼叫美军战机支援，一面组织反击，抵抗得尤其顽强。 志愿军以5个团率先发起最初的攻击。冲锋号响处，志愿军发起多次势在必得的营、团规模的冲锋，但因为受到美军强大的空中火力压制，志愿军一直没有打破韩军团级战斗群的防御圈。 夜幕降临，在失去美军战机支援后，韩军畏惧夜战，志愿军抓住了战机。 26日凌晨0时，韩先楚调上军属火箭炮营，一声令下，无数火箭弹拽拉着血红烈焰直奔韩军阵地。 随后，志愿军118师和120师主力两面夹击，吹响军号，发起声势浩大的步兵冲锋。在漫山遍野的高呼声中冲来的志愿军面前，韩军第2团猛烈的火力完全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韩军官兵开始绝望，他们丢下武器开始溃逃。 驾车逃离温井数公里，韩军团长咸炳善一度企图组织防御准备再战。然而，在朝鲜游击队带领下，志愿军很快便尾追赶来。惊慌失措的韩军官兵再也不打算抵抗了，咸炳善只得下令撤退。 此时的第2团已经没有一个完好的连级单位，几近灭团，全团3,100人中有2,700人，向清川江美军骑1师的防区方向狂奔逃窜。2团3营的美军顾问葛连·琼斯中尉脱逃不及，成为俘虏，最后死在朝鲜的战俘营中，另一名顾问保罗·莱尔斯上尉也被掳走。 第40军占领温井，缴获韩军各类火炮12门、汽车38辆和其他的一些装备。相比起来，韩军1个团残余的装备，和当时第40军的1个师大致相当。可见，志愿军以纯粹的步兵，能够打下温井，其实也不容易。 26日清晨，温井战斗的战报已经送达北京和东京的决策者手中。 在联合国军右翼集群向北攻势中，温井不仅是联合国军重要枢纽，同时温井也囤积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是整个联合国军右翼集群的各单位，位于前敌战区的主要后勤基地。 联合国军如要维持向北攻势，夺回温井恢复补给线便是前提。如要取消向北攻势，夺回温井也便于部队集结、撤退。 而这一切，最让人纠结的就是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的判断。 而要在这样规模大小的作战中得到可靠的判断，似乎又是困难。 温井的失守，令麦克阿瑟深感郁闷，他原本还兴致勃勃地期待，能速战速决呢。 也就温井激战当日，大宁江畔，人民军一反仁川登陆后的萎靡，居然在博川防线，和联合国军左翼主力美军第24师、英军第27旅等前出部队，拉开架势大打出手。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看来，这是一场规模、烈度都远远超过温井战事的激战。 得到苏联新式坦克、重炮补充，在强大火力掩护下，齐装满员的人民军第17坦克旅和朝军第46师步兵协同，向英军第27旅发起气势恢宏的攻击。 这样的攻击，完全不像是一路败退，基本处于最后崩溃状态下的部队。 人民军士气之高昂，装备之完整，攻击之犀利，使英军第27旅的前锋部队几乎无法抵挡，不得不放弃部分阵地，向后撤退。 此次人民军的反击，令美军第1军司令官佛兰克和英军第27旅旅长考德大为震惊。随即，英军第27旅全线展开，企图拦截朝军。 当时，人民军装备了苏联最先进的t34坦克和su76自行火炮，与英军摆开炮阵，对战对轰。一时之间竟然相持不下。 这场战斗是朝鲜战争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坦克与自行火炮对决。 正当两军激战正酣之际，从云山出发准备进攻水丰地区的韩军第1师，也传来了不利消息。在进攻人民军防线、实施穿插的过程中，韩军多次与身份不明的部队发生激烈交火。韩军多路战术分队的进攻屡屡受挫，无奈被困于云山一带。 当天，志愿军只有第40军一部暴露目标。 在朝鲜军第17坦克旅和第46师的反击作战掩护下，更多的志愿军正身穿朝鲜军服，携带简陋的武器，穿越崇山密林。志愿军与朝鲜军交替出击，志愿军主力换上没有徽记和标识的朝鲜军装等种种做法，都使得麦克阿瑟与美军第1军司令官佛兰克，无法在杂乱无序的若干战斗中，梳理出头绪来。 他们清楚在中朝边境地区，朝鲜人民军有大量新组建的部队，但无法确定温井出现的这些没有标识的朝鲜军装士兵，究竟是朝鲜军还是中国军队。 麦克阿瑟思考以后，仍坚持执行原定作战计划，命令全军继续向中朝和苏朝边境推进。 10月26日夜间，联合国军的主力部队，美军第24师和英军第27旅一路推进，却在博川被人民军顽强阻挡。 与此同时，韩军第1师试图向水丰地区穿插的先头部队，也被困在云山的人民军防线上。 突然出现的中国军队，迅速击溃了韩军第6师第2团，占领温井，切断了联合国军西线集群东西两翼的联系和退路。 至此，联合国军试图通过“圣诞节攻势”，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遭到志愿军与人民军的多路反击，战线连续数日陷入胶着，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10月26日，温井激战的消息传至北京。 伟人为此致电第40军：庆祝你们初战胜利。 邓岳打响温井伏击战的同时，韩伪六师7团居然穿插到了中朝边境的楚山，行军过程中，并未与中国志愿军几十万的部队相遇。美国人战后说他们“奇迹般穿过了针眼”。 7团顾问美军少校弗莱明兴奋至极，走上鸭绿江冰封的江面狠跺几脚，大笑着说：“哈哈，我成名了，我是第一个到达鸭绿江的美国人！” 那些曾被人民军打得晕头转向的韩国兵更疯狂，他们唱啊、跳啊，然后在弗莱明指挥下架起机枪、大炮，对着江对岸的中国境内猛烈射击！ 一串串子弹射向中国领土，一发发炮弹在中国境内爆炸！ “南朝鲜军队炮击中国领土”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志愿军，志司直接电令118师（离伪6师第7团最近的部队）师长邓岳：“你部立即回师，迅速消灭伪6师7团，务必全歼这支疯狗部队！” 第40军118师刚刚激战两水洞，后又攻克温井，现在在志愿军虎将师长邓岳的率领下又不顾疲劳挥师北上，向祖国的边境鸭绿江畔进军，准备彻底扫清敌人对我国边境地区的威胁。 师长邓岳率118师，两昼夜强行军300余里，于10月29日拂晓，在龙谷洞一带将正在南逃的南朝鲜伪6师第7团包围。 118师前卫353团，在团长黄德懋率领下，与朝鲜人民军一个战地防炮连协同下率先向逃跑中的伪6师第7团发起攻击，遇袭之后的韩军第7团，在飞机和炮火支援下反攻志愿军阵地，却未能成功，反而被志愿军迂回包围，第6师师部命令该团人员抛弃重型装备，穿越山区向桧木洞突围。 察觉了韩军动态的志愿军118师，不等148师到场支援，直接发动最后攻击。黄德懋担心日久生变，就大胆向师长邓岳提出一个夜袭计划： 由353团趁夜突破敌人防御阵地，同时命令352团（团长罗绍福，湖北麻城县人）从左翼迂回，354团沿右翼穿插，分进合击，彻底歼灭敌伪6师第7团。 邓岳批准了黄德懋的夜袭计划，夜袭部队轻装前进，枪支上刺刀，左臂上扎上一条白毛巾用来作为敌我识别标志，部队隐蔽搜索前进。 夜袭突击队夺取敌人阵地制高点和重武器火力点后，先是使用手榴弹和重机枪攻击，伪6师第7团瞬间乱作一团，反扑的敌军成片倒下，连敌指挥所的军官都四散突围逃命。 “竟然敢向中国境内开枪放炮，务必全歼！”这是118师全体将士都明白的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使命。重机枪扫射后，邓岳下令：“全体上刺刀，杀光这帮疯狗！” 118师的将士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向敌军，即使碰到小部分残敌突围，也追上歼灭。 伪6师第7团约2700人，就这样灰飞烟灭，全部死在了鸭绿江畔。美军顾问哈利·弗莱明少校，全身受伤15处后，被中国士兵活捉。 韩国伪6师和伪8师第10团在温井战斗中受到重度打击，再加上延伸到鸭绿江的过长战线，伪6师已经丧失了战力。 温井战斗，揭开了中国入朝参战的序幕。 经党中央批准，1950年10月25日，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第7章 第一次战役(2)云山的王牌对决 到10月底，联合国军在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兵力迅速增加，至美军3个师、英军1个旅和南朝鲜军2个师，总人数达到6万至7万。 然而，美军此时仍错误地估计志愿军的总人数仅约5000人，并认为他们装备了大量过时的日式二战武器，轻重机枪种类繁杂，装备混乱。正是这种误判，使得美军认为志愿军不堪一击。 麦克阿瑟仍在分兵冒进。伪第6师主力已进到熙川，伪第1师还在攻击云山以北我军阵地。美24师、英27旅已分别窜到了泰川、定州。整个西线敌军右翼全是伪军，目前他们已被我阻击在温井、云山一线动弹不得。左翼的美、英军因未遇我军阻击，已开始突前。 我军计划先集中38军和40军两个师，再加上42军一个师，共六个师兵力，消灭熙川的伪6师和伪8师两个团。 同时39军至云山西北地区，阻击伪1师北进及向熙川的支援，66军则阻止美英军的前进。 38军做“拳头”，一举捶垮西线敌军的右翼，打开缺口后插向敌军左翼背后，将西线敌军包围消灭在清川江以北！ 10月28日，整整一天，敌我双方主力都在对峙，然而伪6师7团在准备逃跑。 再不能这样对峙下去了。拖下去我大军入朝的情况必将暴露，敌人一旦警觉收缩，仗就难打了。 你不敢打过来我就杀出去，还是要抓住西线敌军右翼狠揍，打伪军总要省力一些，对左翼美军放它一马，让它继续北进分散兵力…… 此刻，西线的志愿军可以集结10至12个师，约12万至15万兵力，具备明显的兵力优势。 第39军计划采用正面突击与侧后包围相结合的战术，首先夺取云山，随后向龙山洞方向推进。志愿军采取大规模迂回战术，准备切断联合国军的南北退路，将他们围歼于清川江以北。 云山是朝鲜平安北道云山郡政府所在地，通往温井、昌城、宁边和博川的四条公路交汇于此，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交通枢纽。 为了隐蔽作战意图，并形成围歼云山敌军的有利态势，10月25日晚，第39军兵分两路，翻越山岭极速向云山城进发。次日傍晚，左路第117师推进至云山西北5公里的鹰峰洞。 28日午夜，第117师借助夜色掩护快速向东推进，迅速控制了云山至温井公路以东地区，随后跟进的第116师接管了鹰峰洞两侧的阵地。 右路第115师，则于29日抵达云山以西的龙兴洞一线。 至此，第39军从东北、西北、西南三面包围了云山的敌军。 39军的战斗力一直很强悍，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那位伟人称赞为“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红军第25军，是“徐老虎”徐海东麾下的军队。 这支部队走出了数百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其中名将韩先楚便是杰出代表之一。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之一，作为从湖北红安出发的铁军，他们创造了多项历史纪录。 尽管这支偏师只有三千人，但出发时间最晚、到达陕北却最早。与三路主力红军在途中减员大半的情况不同，这支孤军奋战的铁流一路血战，最终与刘志丹部会合时，人数比出发时还增加了数百人。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在长征途中建立了陕南根据地。 当年伟人率领缩编后的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队伍仅剩三千人，实力还不如早已到达的红25军。 红25军毫无保留地从仅有的七千块大洋军费中拿出了五千块，送给了当时极度困窘的中央红军。随后，这支部队整建制编入中央红军，改称第15军团。正是依靠这支部队的加入，毛泽东得以重建拥有两个军团的红一方面军。 这支王牌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西南，纵横万里，鲜有敌手。 抗日战争期间，开赴太行山区，在黄克成大将的率领下南下创建苏北根据地，成为新四军王牌主力第三师，战绩斐然，令日军闻风丧胆。 解放战争爆发后，三师的三万五千将士挺进东北，发展成为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 成为共产党进入东北的最早、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为共产党彻底占领东北立下了卓越功勋。 1949年全军整编时被列为第四野战军第39军。这支部队深受所有中共领袖和解放军将领的珍视和喜爱。 朝鲜内战爆发后，1950年10月四野第39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政治委员徐斌洲，开赴朝鲜参战。吴信泉是1930年参军的老红军，治军严明，心思细腻，战斗经验丰富。 自第一次战役的硝烟初起，至第五次战役的决战时刻，吴信泉始终都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坚如磐石的中流砥柱，是一个常胜将军，连高傲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也不得不承认：“他（吴信泉）真是一个可怕的人”。 作为四野战军“三虎”之一的39军，在朝鲜战场大放光彩，不仅从未战败，而且还用低劣的武器戳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5个第一： 第一个“第一”，是打败了美国“开国元勋师”——骑兵一师； 第二个“第一”，是39军116师率先收复平壤； 第三个“第一”，是39军通过战场喊话，迫使美军一个黑人工兵连集体投降； 第四个“第一”，是39军在第三次战役率先攻入汉城； 第五个“第一”，是39军歼敌3300多人，俘获美军800多人，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生擒美军最多的纪录。 各部队行动进展顺利，42军的两个师已在东线黄草岭牢牢守住，令十万敌军无法前进一步。39军已三面包围了云山的韩1师，准备再次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吸引敌军前来救援云山。唯独38军没有按时到位。 39军113师在28日到达熙川后，直到29日傍晚才发起进攻，当113师攻入熙川时，韩8师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两个团的战果仅是击毙、击伤和俘虏敌军19人！ 志愿军原计划在11月1日19时30分发起进攻，但敌情突变。驻守平壤的美军第八集团军预备队——美国骑兵第一师北上云山，准备接替南朝鲜军第1师的防务。然而，南朝鲜军在美军尚未完全接防时便开始撤退。 第39军虽得知美军骑兵第1师已向云山地区靠近，但并不清楚他们已接替了南朝鲜军的防务，因此一直在为围歼南朝鲜军第1师做准备。直到进攻展开后，第39军各部队攻入敌阵，这才发现他们面对的竟是美军，且正是“王牌”骑兵第1师。这一发现进一步激发了第39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 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王牌部队之一，由国父华盛顿亲自组建于独立战争期间，享有“美利坚开国元勋师”的盛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屡立战功，常常作为先锋部队作战，从未尝过败绩，因此赢得了“常胜师”的美誉。 尽管如今已改编为重型机械化步兵师，但为传承传统，该部队依旧保留“骑兵师”这一番号，全体官兵都佩戴着一个马头徽记的臂章。现任师长霍巴特·盖伊也是一位广为人知的将领，虽然军衔仅为少将，但他曾是“二战”中巴顿将军的参谋长，被公认为美军中的“装甲战术天才”。 当南朝鲜第一师在云山受阻时，沃克立即打出了这张王牌，他向霍巴特少将下令：“我要你这支王牌部队冲破阻碍，直抵鸭绿江。” 这将是一场顶尖对决，强者与强者的巅峰较量！ 云山是朝鲜云山郡的首府，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通往朝鲜北部山区的门户。这个小小的山城战略地位极其关键，一旦攻克，便可直扑清川江平原，势必震动美军。 兄弟部队的捷报频传，尤其是第40军吃了“肉包子”，对于荣誉感极强的第39军刺激很大，全军上下斗志昂扬，只等敌军送上门来。 现在，终于等到了动手的机会，39军的将士们憋足了劲儿，准备一口气将南朝鲜第1师生吞活剥，没想到竟遇上了美国人！ 为确保首战必胜，云山战斗的总攻时间调整了3次。 10月30日，第39军在完成对云山之敌的三面包围后致电志愿军总部，建议10月31日19时30分发起总攻。志司指示：总攻云山，应待志愿军第38军主力，攻占球场、院里，威胁安州，调动美第24师回援时为好。 11月1日，39军决定于当日19时30分对云山发起总攻。 上午，军部命令王扶之率领343团南下，截断云山敌人的后路，阻击美军北上的增援。 正午时分，儒将王扶之率343团强行军，抵达敌人的主要补给线——从龙兴洞通往云山的公路。343团，这支经验丰富的老红军部队，在美军飞机和炮火的层层封锁下突围，抢先一步切断了公路。 就在野战工事还没有修筑好的时候，骑5团团长约翰逊上校派出的北上巡逻队已经抵达，那还有什么好说？双方立刻交上手，志愿军初次与美军交战就打了个满堂红，猛打几分钟后，卡车上的六十个美军士兵，就剩了几个命大的跑回去，向团长约翰逊报信。 约翰逊上校一听就急了，立即意识到情况的严峻：冲往云山城的第八骑兵团，后路被切断了！他当即下令：“第一营出击，立即击溃堵在公路上的敌人，打通通往八团的道路！” 第一营刚走，他又亲自率领二营出发。血战开始了。 坦克炮弹、重炮炮弹将王扶之团的阵地打成一片焦土，几十架美军战斗机随后又飞过来投下炸弹，还洒下倾盆大雨一般的汽油，343团阵地立成一片火海。 当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约翰逊命令冲击开始，一波又一波美国步兵在重型坦克配合下向343团阵地冲去。所有将士从火海中冲出来打得美国兵落花流水，一次小小的反击，四十多名美国兵就成了的俘虏。 美国兵一次又一次冲上去，然后一次又一次留下遍地死尸退回来。他们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人能在凝固汽油弹那种地狱烈焰中生存下去的！ 五个美国兵痴痴地看着一个中国兵勇不畏死地举着手榴弹冲上了一辆正在猛烈射击的五十五吨重的坦克，随着坦克炮塔里发出的沉闷爆炸声，坦克边上被吓呆了的五名美国兵一齐向这个名叫王友的中国战士举了手。 343团越战越勇，一直打到傍晚，骑5团仍不能前进半步。眼看敌军飞机在夜色中不敢出动，美国兵也疲惫不堪的时候，王扶之下令1营出击。美军被揍得连连后退，1营大获全胜，其中第1营1连全歼美军b连，以1个连歼灭美军1个连。 王扶之把救援云山城的骑5团打得溃不成军，成功地截断了骑8团的退路。 得知情况不妙后，韩伪1师立刻开始撤退。 下午3点多，我前沿观察员发现，云山外围的敌坦克、汽车、步兵开始向后移动，云山街附近的敌人往来频繁。 在察觉云山之敌有后撤迹象时，吴信泉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抓住敌军后撤混乱的时机，提前总攻云山。 15时30分，39军炮兵和配属的两个炮团又一个营向云山猛烈炮击。仅仅几个小时，39军39军第116师、第117师向云山城发起全面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期间，担任主攻的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密切注视云山城内敌军动向，并积极做好一切进攻准备。 11月1日下午，第116师观察所发现云山外围高地上的敌军在炮火掩护下后撤，同时云山城内有敌汽车不断向南移动。敌军已经发现志愿军的进攻意图，准备逃跑，师长汪洋立即向军首长建议提前发起进攻。 吴信泉决定将总攻时间提前到17时，并向志愿军总部请示。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志愿军总部批准。为争取时间，志愿军第116师首长，在第一梯队团主官尚在会议结束后返回部队的途中，便下达了发起进攻的命令。 云山战斗发起总攻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多小时。 正是这宝贵的两个多小时，抓住了美骑兵第1师第8团和南朝鲜第1师第15团的换防混乱期，而且美军对新接防的地形还不熟悉，兵力火器都还没有部署好。 战前，志愿军经过缜密侦察，发现美军和南朝鲜军采取的是宽大正面上防守若干重要支撑点、以立体火力网加以联结的防御战术。 担任正面主攻的志愿军第116师，一改过去集中兵力兵器于狭窄正面大纵深的战斗队形，以两个梯队战斗队形在约4公里的宽大正面上，选择敌若干相距较远的防守要点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夺取，以打开进入敌阵地纵深的缺口。 在主力突破正面后，又采取大胆穿插迂回、直达敌防御中枢云山镇的侧后，以断敌退路、包围攻击。战斗中，志愿军第116师第347团不顾龙浦洞北山和277.4两高地之敌的猛烈阻击，直插云山镇西侧和西南侧后，包围攻击云山之敌。 志愿军第116师第348团突破前沿后，面对左翼262.8高地之敌威胁，直插云山东南交通枢纽之三叉路口，从侧后攻击云山镇之敌。这两个团从东西协同一致，合围歼灭了云山镇敌之主要集团，实现了预期计划。在正面攻击中，突破前沿后以主力从两翼深入敌侧后包围歼灭敌人的创造性战术，是取得云山大捷的重要因素。 志愿军还创造性使用了一招妙棋：派出“尖刀连”插入云山城，直捣敌军指挥所。11月2日，在志愿军第116师第347团和第348团各自打下一个山头后，师首长命令第二梯队第346团第2营第4连以强袭突入云山城，在敌人心脏内开花。 这种将近战夜战和小分队灵活的包围迂回战术结合起来的创新战法，产生了巨大威力。 黄昏时分，担任先遣任务的116师346团4连，迈着整齐的步伐朝云山城开进。他们穿过敌军的防线，径直插向云山，沿着通往龙山洞的主干道前进，队伍井然有序。 当他们抵达必经的三滩川大桥时，几名美国士兵正叼着香烟，懒散地站在桥头闲聊，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美军误以为是友军，志愿军战士甚至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 顺利过桥后，4连继续沿主干道向北推进，悄然接近美军骑兵第8团第3营营部，随后突然发动猛攻。转瞬之间，志愿军战士已经冲入军营，猛烈的火力瞬间倾泻而出，主力部队也从四面八方发起全面进攻。 曾经自负的美军大兵很快抵挡不住，开始沿着公路仓皇逃窜。而在他们身后，一路上是衣着单薄的中国士兵，肩扛着并不精良的武器，用脚板奔跑在冰冷的异国大地上，追击着美国人的汽车。 志愿军战士们甚至勇敢的冲进美军车队，与人高马大的美军展开白刃战。志愿军老兵赵顺山回忆说，当时他与战友于世雄、田有福一起和美国兵扭打起来，美国兵用手枪向于世雄腹部一枪，愤怒的赵顺山则用洋镐狠狠地敲进美国兵的脑壳。 仅仅几个小时，39军就旋风般席卷了云山外围阵地。一阵激战过后，美国人丢了城外所有阵地，开始向云山城内狼狈逃窜。 这时才发现打的是美国人，而且还是美军王牌骑一师！ 吴信泉掂量了一下，对政委徐斌州说：?“吃肉啃到了一块硬骨头，怪不得火力这么强，原来是美国人的王牌军。继续给我打，老子才是王牌！” 徐斌州听到以后，也十分激动：?“出国的第一仗，就与美军王牌干上了，真是好运气，应该告诉战士们，充分发扬咱们39军近战夜战的本事，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先从气势上压倒敌人！” 战士们英雄豪气更盛，一个个喊的震天响：?“它是王牌，老子就是王中王，专克狗日的王牌军。就是三头六臂，也要拔下你的角来!” 39军的3个团从东、西、北3个方向，先后攻入云山市内，与美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杀声四起，刺刀见红。美国兵从未见过如此神速的猛扑，更不适应近距离的白刃战，渐渐乱了阵脚，溃不成军。 战斗进行到23时，云山城外的所有高地，已经尽数落入39军之手，此时只剩下云山城尚未攻克。随着四连在中心地带突破，三十九军的主力部队从四面八方涌入云山城。 11月2日凌晨1时30分，第348团第2营主力，行至距离云山南部2公里的公路交叉口，发现美军1个榴弹炮兵营，在坦克和步兵的掩护下向南撤退。第2营立即抢占了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对敌军实施拦截。 指战员们首先炸毁了敌军的先头坦克，阻断道路，趁敌军混乱之际，冲入敌阵，与其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斗。随后，该营4连1排乘胜夺取了云山机场，缴获了敌机4架。 此时，美军骑兵第8团指挥机构和第3营，已被志愿军第345团压缩包围在诸仁桥以北、立石下洞公路以西的河滩开阔地。被围的美军多次在坦克掩护下向诸仁桥发起冲击，试图突围至龙山洞方向。 志愿军一个连凭借桥头两侧有利地形，在团主力支援下坚决阻止敌军逃脱。美军见无法突围，只能构筑工事，企图固守待援。为了营救被围困的部队，联合国军派出了美军骑兵第1师第5团、第7团和韩军第8师的两个团。 在美第1军军长米尔本和骑兵第1师师长盖伊的亲自指挥下，美军骑兵第1师主力，对志愿军第343团在龙头洞地区的防线，展开了连续猛烈的进攻，试图打通一条通路，接应被包围在诸仁桥地区的第8团残部突围。 343团奋勇抵抗，坚守阵地，成功将美军骑兵第1师主力阻挡在龙头洞以南。 11月2日下午，被围的美军在1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以火炮和坦克掩护步兵，用两个多营兵力对志愿军第343团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尝试突围。 美军的密集炮火和凝固汽油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火海。战斗持续数小时，343团坚守住了阵地，美军骑兵第5团怎么都难以突破，迫使美军放弃北援云山的企图。 在战斗中343团第1营第1连全歼了一个美军连，以一百人的连队灭了同为一个连的美军，塑造了典范，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此时，美军第5骑兵团被打残，第8骑兵团的逃跑路线也被切断，美军第8骑兵团的帕尔默这个时候依然打算向北攻向鸭绿江，只命令一个营守住后方，而此时南朝鲜军队早已经被志愿军的勇猛吓怕了，干脆溜之大吉，这样一来帕尔默的部队，就必须提前接管南朝鲜军队原来的阵地。 11月3日晚，39军发起了总攻，8个团同时出击，美军顿时被打懵了。战斗持续数小时，云山外围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阵地全部被志愿军攻占，39军几乎全歼了被围困在诸仁桥以北地区的美军，一大片尸体倒在了云山城外。 美军第1军军长米尔本看到如此形势，无奈之下，命令军队迅速南撤，不再进攻，骑兵第1师师长盖伊很是不甘，自己作为美军这支“荣誉之师”部队的指挥官，却第一次给这支部队抹了黑，希望继续战斗，挽回败局。 但米尔本心意已决：“我明白你要说什么，我和你们一样痛恨这个决定，但我对此承担责任，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让我心碎的决定。” 米尔本命令美军撤出了战斗。 部分美军最终突围。 至此，云山战役大捷。 云山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与美军部队在朝鲜战场的初次较量，被国际军事界评价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 志愿军以劣势装备，重创了号称“王牌师”美军骑兵第1师，歼灭美军1800余人，击落和缴获飞机7架，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火炮119门，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范例，也取得了与美军和“联合国军”作战的初步经验。 美国、日本均记载了这场战役，尤其是美军对志愿军夜战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把云山战斗作为模范战例收入军官基本教材《作战理论入门》一书，认为对中国军队来说，云山战斗是与美军的初次交战，尽管对美军的战术特点和作战能力还不十分了解，但“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忠实地执行了那位伟人的十大军事原则。对孤立分散的美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包围，并积极勇敢地实施了夜间白刃战”。 这一胜利，极大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也进一步坚定了志愿军的战斗信心。 在39军打响云山之战的同时，40军也展开了猛烈的反攻行动。 他们俘虏了美国第24步兵师的情报科少校，并缴获了两件新奇的“洋玩意儿”：一根又短又粗、圆溜溜的铁管子，和一门炮弹身上布满小孔、尾部像喇叭的怪异火炮。 这两样东西从团一级到师、军，逐级送往志愿军司令部，却没人能够辨认，只好送回四川绵阳的一家兵工厂。专家们一眼认出，这就是“巴祖卡”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这两种新型反坦克武器随即被大量仿制，并迅速装备到志愿军部队中。 很快，中国的新式89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在朝鲜战场上大显身手，摧毁了大量美军坦克，为一年后在文登里挫败美军的“坦克劈入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7章 第一次战役(3)黄草岭艰苦阻击 在第38军、39军和40军西线激烈战斗的同时，第42军124师、第126师在东线黄草岭、赴战岭附近，牵制敌军，125师则配合38军歼灭西线的敌人。 当时敌军在朝鲜的西部战线上部署了13万人，在东线战场共部署了4个师 ，约8.5万人，其中美军5.1万人。我军在西线的兵力有23万人，但在东线却只有42军的两个师，共约3.1万人。就兵力对比而言，双方差距不小。 毫无疑问，东线战场的重任压在了42军军长吴瑞林的肩上。 好在东线美韩军，并未将全部兵力都投到与志愿军交战的方向，而是分成若干路，沿海岸公路或相互隔离的山间通道，分头前进，兵力分散。美军东线总指挥，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后来不无后悔地说: “我军过于分散了。” 黄草岭是朝鲜半岛东北军的军事要地，一旦让敌军越过这里，那么他们就能对我军实施东西夹击，如此一来我军便会处于危险地带。因此，守好黄草岭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也是大将军让42军据守在这里的重要原因。 黄草岭附近山高林密，很适合防御，美军机械化装备无法展开的地形优势，42军凭借山地顽强阻击美军的进攻。但当时朝鲜的天气不是很好，仅10月份，气温就已经低至零下10度。 处于第42军当面的，先是韩军首都师、第3师，后为美军第1陆战师，共约3.5万人，从数量上讲，兵力优势并不大。但第42军兵力相对集中，并占有地形之利，有打好阻击战的条件。 吴瑞林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勇猛，给部队下达的作战口号是：“据险坚守，和敌人决一死战，要将黄草岭和赴战岭变成鬼门关，除了游魂和俘虏外，一个敌人也不准放过去！” 10月19日，第42军主力由辑安渡江入朝。 10月21日，大将军在给邓华并报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应“以一个师迅速进至长津及其以南，以德实里、旧津里线构筑纵深工事，保障翼侧安全和江界后方交通”。 志司将长津与熙川并列，视为志愿军必须“确实控制”的两大枢纽部位。 10月22日，受领阻击东线进攻之敌、保障西线主力作战的任务。此时，韩军第3师已逼近长津湖的门户黄草岭，当地人民军防守兵力只有两个连，形势十分危急。 中央和志司在筹划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行动时，对长津湖地区的关注度一直就很高，因为一旦长津湖门户失守，朝鲜东北部山区两条主要铁路、公路就会落入敌手，长津枢纽亦完全向敌方敞开，志愿军整个战线就会失去稳定。 根据中央和志司的指示，第42 军于22日13 时下达“控制长津、坚决阻敌”的电令。 按原先计划，作为第 42 军先头师的第124师，入朝后第一步任务是为后面的第126师打前站。 那位伟人认为，按当时敌情，东线打阻击，1个师就够了。 23 日，第124师和第126师各车运1个营赶到黄草岭和赴战岭，抢在韩军之前进入阵地,，25日拂晓即与韩军交上了火。 25日17时，第124师报告： 东线敌军北犯兵力增多，除黄草岭以南上通里有韩军1个步兵团，坦克、炮兵各1个营外，五老里还开来汽车40余辆，另有一部韩军从新兴里进到赴战岭以南，可能由此北进，以配合西线美韩军攻熙川的行动，或者向袂物里（江界以东）实施战役迂回。 这样一来，东线形势骤然趋紧。 这样，第124师任务有了改变：不去小白山，而是留下来专任黄草岭地区防御。至此，东线打阻击的兵力便从原计划的1个师增加到2个师，由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直接指挥。 27日，第42军主力全部进入黄草岭、赴战岭地区，做出战前部署，这一部署的重点在黄草岭地区，但一线陈地只摆8个营，其他大部兵力(18个步兵营中的10个)均作为军、师预备队放在二线。 这样一种配置，是考虑到山区沿通道作战，战场地幅行限，兵多了摆不开；将较多兵力控制于二线，既可视情况前出增强一线防御，又便于组织反击和应付意外情况。 从地形上看，黄草岭和赴战岭均位于狼林山脉以东盖马高原南坡，面向东海岸的咸兴、北青，是由沿海向内陆推进的一道天然障碍。黄草岭主峰海拔1457米，赴战岭主峰海拔1445米，山体高大，纵横绵延丛林密布，十分险要。其地势，南坡较陡，北坡较缓，利于守而不利于攻。 第42军在黄草岭的阵地，包括1115高地、草芳岭、烟台峰、松茸洞和鹰峰等制高点，可瞰制从咸兴经五老里至泗水的铁路和从咸兴至江界的公路。赴战岭防区内的白岩山、白亦山等制高点，则可瞰制由五老里至元丰里的铁路、至广大里的公路。 邓华后来分析说，第42军在东线本来可以进行运动防御，让进攻之敌缓进，但因看到黄草岭地形很好，便采取了坚守防御，在黄草岭一带与敌人展开反复争夺，因而造成较大伤亡。 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四野诸军中，第42军是建立较晚的一个军。42军作战进攻多、防御少，且军事训练方面重点也多为进攻战术的养成。第42军一进朝鲜，首战便担负打阻击的任务，并且是在人地两生的异国抗击骄狂突进的强敌，这对该部是一个严峻考验。 据第42军战史资料记述，当第124师副师长肖剑飞率先头部队到达黄草岭地区时，遇见朝鲜人民军领导人崔庸健，他身旁的苏联军事顾问，问肖剑飞：志愿军一个军有多少坦克、大炮？有多少飞机支援？ 肖剑飞回答：飞机一架没有，坦克一时来不了，火炮也不多。 苏联顾问听了大失所望，说：兵器火力与美军对比悬殊太大，这样的劣势，再加上毫无空军支援，是很难完成防御任务的。 肖剑飞解释说，黄草岭地形有利，只要控制要点，做好工事，组织好火力，卡住口子，加上我们官兵的战斗精神和作战经验，是能够挡住敌人进攻的。可苏联顾问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打好这一仗。 最先与第42军交上手的是韩伪3师及首都师一部。 27日晚，为引诱韩军出来以争取反击机会，第124师主动放弃草芳岭阵地。28日、29日两天，韩伪3师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开始进攻，势头颇猛。 第371团四连坚守烟台峰阵地，两天内遭敌1个连至2个营攻击20余次。该连“在粮食不济，1仅以土豆草根充饥，弹药耗尽则以石头代替的困难情况下守住阵地”，歼敌200余人，战后获“烟台峰英雄连”称号。第370团4连在类似情况下坚守阵地两天三夜，获得“黄草岭英雄连”称号。 29日黄昏，第124师发起反击。 16时30分，50余门山炮、野炮、榴炮开始制压射击；17时，发起总攻。参加反击的共8个步兵营。右翼3个营攻烟台峰，切断敌南逃退路；左翼1个营进至芦草坪与上通里之间，准备打援和截击逃敌；正面4个营，在人民军3辆坦克配合下，分路向烟台峰攻击，在与右翼攻击部队取得联系后，对敌实施会歼。 作战中有坦克配合行动，在志愿军入朝后进行的五次运动战战役中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攻击发起后，各路部队之间的协同出了差错。 左翼1个营因走错了路，未能按时赶到预定地点堵住敌人。 右翼攻击部队进至指定位置后，因没有听到友邻有动作，怀疑整个战斗计划有变化，加之天已破晓，竟自行撤回。 于是，此次反击未能按计划全歼韩军第26团，仅将其击溃。 此后几天，韩军伪3师2个团再次向黄草岭阵地发起攻击。 11月1日，美陆战一师接替韩军进入交战地区。该师为美军精锐，在太平洋战争历次岛屿进攻战和仁川登陆战中有上乘表现，尤以火力和机动见长。 2日，陆战一师第7团在50余架飞机、40余辆坦克支援下向烟台峰、松茸洞等阵地发起猛攻，一度夺占了志愿军阵地。 这时，42军侦察到一个情报：陆战一师的炮兵配置在龙水洞，离主力有10公里，但警戒兵力只有一个营，于是42军124师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发起反击，夜袭龙水洞，把敌人的大炮端掉。四个营的偷袭队伍，在夜幕笼罩下整装出发。 由于时间仓促，这次反击行动并未经过军的批准。 一营首先摸到了美军阵地，但一起行动的二营却迟迟不见动静。跟随一营行动的371团副团长果断表示：不等了，开干！美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失十几门大炮，但毕竟人多势众，反应过来后一波反攻，又把大炮抢了回来。 二营为何姗姗来迟？原来，尖刀班敏捷地摸进美军的一处高地时，只见工事里的美军裹在睡袋里鼾声如雷，只露出几个脑袋。几个士兵一拥而入，正要动手，一个士兵忽然惊恐地喊道：鬼！有鬼！他这一喊，其他人也纷纷掉头，呼啦啦跑了个精光。 带队的副营长赵继森怒发冲冠：有鬼也得拿下阵地！二营继续攻击，这几个美国兵在睡梦中成了真正的枪下之鬼。赵继森借着微弱的夜色一看，原来这是几个黑人，志愿军战士来自农村，没见过黑人，所以才吓了一跳。 只有三营运气不错，他们一上来就在龙水洞西侧全歼美军1个加强排。被偷袭的美军营地，将大炮坦克随意地摆在河滩上，几个哨兵正有滋有味地喝着洋酒，所以他们轻松地穿越美军警戒区，手榴弹齐下，十多门火炮统统报销，熟睡的美军也大多被击毙。 3 日拂晓，三营插至敌阵纵深。带队的三营参谋长邢嘉盟深入虎穴，继续往美军防线纵深突击，又遭遇一个营的美军。该营见敌方汽车在公路上往来不断，便打了一个伏击，击毁吉普车、卡车9辆、榴弹炮3门。 美一军急调1个团兵力，在60余架飞机支援下，将三营团团围住。由于敌我打成一团，美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却不敢投弹，给三营创造了机会，一直坚持到翌日黄昏，共歼敌330人，自身亦伤亡200余人。 三营边打边撤，躲进大山，在敌侧后隐蔽穿行两天三夜，未眠未食，仅以山泉、野果解渴充饥，，靠吃野果充饥，于三天后才回到大部队。 由于美韩军兵力增加，第42军部队粮弹奇缺，数次反击未能达成预期效果，反而因调动频繁、人员疲劳、建制紊乱，出现严重困难。 11月4日晨，美军趁第42军调整部署尚未就绪，以40余辆坦克为先导，后面紧跟汽车、装甲车200余辆，沿公路直插真兴里。守备在公路两侧高地的第124师两个营被分割孤立，仍顽强作战；人民军剩下的几辆坦克自行向美军反击，均被击毁。 11月6日6时，第42军致电志司，建议将配属第38军参加西线作战的第125师归建，以增强东线防御力量。 这表明，要是没有力量加入，并向敌侧后实施反击，黄草岭地区正面防御将难以持久。 此时，志愿军主力西线反击已告结束，第42军保障主力作战的任务也随之完成。当日，彭德怀指示第42 军撤离黄草岭，转向西线作战，将现有阵地移交给已开进朝鲜担负东线作战任务的第9兵团第20军。 第42军部队撤出后，美军于8日进占黄草岭，但不再敢大胆冒进，只以少数部队进行试探性攻击。 从10月27日在东线展开防御，到11月7日撤出黄草岭阵地，42军13昼夜连续作战 65 次，歼敌2774人。其间，第124师几遇险情，几度转移阵地，最终还是抗住了敌人轮番进攻，共歼敌 2048人，其中美军787人。 第42军自身伤亡也不小，仅第124师战斗减员即1435人，包括战死425人，失踪165人，被俘20人。 就志愿军各军战果来说，西线打得最好的39军，歼敌1800多人，东线42军，以2个师，抵挡敌军8.5万人达13昼夜，更好的侧应了西线战事。 所以，整个第一次战役，打得最好的军，42军名副其实。大将军和志司对第42军东线阻击表现赞赏有加，将《四十二军守住烟台峰实战经验》，转发全军并报中央军委。 第40军在温井重挫伪六师，第39军围住了云山城，第42军在东线阻敌也打得有声有色。联合国军在打击之下一路往南溃败，不过彭德怀可没想让他们轻松跑回去，早就安排了一支部队要穿插到敌军后面，也就是军隅里、新安州一线，进行两面合围，打算尽可能多地歼灭敌军。 接到穿插阻击任务的部队，是志愿军第38军，时任军长梁兴初。 为什么把这个任务交给38军？自然是因为38军是一支能打恶仗的猛军。38军前身就是四野的王牌，头等主力，以善打硬仗闻名。往最早说，这支部队可以追溯到 1928 年平江起义，也就是说这支部队是由大将军带出来的。因此，他对38军的厚望可想而知。 然而号称王牌主力的第38师却开局不利，遭遇当头一闷棍。38军本是作为战役预备队，谁知刚刚入朝，就接到命令进攻熙川。部队慌慌张张地出发了，可是狭窄的公路上人山人海，败退的北朝士兵、机关车辆和逃难的朝鲜人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让军长梁兴初大为光火的是，军司令部的一辆车发生了车祸，死伤数名总部人员。 在进攻熙川的路上，38军 112 师师长杨大易遇到了一个北朝鲜军的老战友，此人本是杨大易在四野的部下，见面自然要叙旧一番。不过这位老战友满嘴负能量，先是说美军飞机厉害，对志愿军的实力表示质疑，当听说38军要打熙川时，这位同志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不行，熙川有一个美国黑人团！ 杨大易大吃一惊。之前不是说是韩军的一个营吗？怎么变成黑人团了？这战斗力能一个样吗？杨大易不敢私自做主，赶紧汇报给梁兴初，梁兴初又上报给了志愿军司令部，这一来一回的就耽误时间了。 后来去熙川一看，哪有什么黑人团，本来就是韩军，一通折腾后发现是子虚乌有。推迟一天发起进攻的38军冲进熙川，发现韩军早已逃之夭夭，歼敌计划落空。 按照计划，38军应该在10月28日到达预定位置，但赶到已经是11月2日。而此时联合国军已开始全面撤退，最终的结果就是，38军穿插不力，没截住联合国军，导致志愿军对敌军进行合围的计划落空，第一次战役的战略目标也没有实现。 第7章 第一次战役(4)初步稳定了战局 第一次战役是在“联合国军”退向清川江以南，志愿军转入追击，全线逼近清川江边时，突然结束的。 在云山以东，第40军以第119、第120师分两路向宁边、博川攻击前进，于11月2日逼近宁边。 在泰川、龟城地区，第66军与美军第24师形成对峙。第50军全部由安东过江，并以第149师迅速前出至大馆洞、秕岘地区，准备协同第66军作战，合力寻歼美军第24师。 在清川江河谷地带，担负战役迂回任务的第38军以第113、第114师沿江并肩而下，于11月1日晚攻占球场，2日晚攻占院里，从侧后对清川江以北的美、英、韩军部队形成威胁。 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全线告急，右翼韩军第2军团已经溃退；左翼美军第24师和英军第27旅孤军前出，面临被侧击的危险；处于中间位置的第1骑兵师和韩军第1师，更是在志愿军攻势下饱受煎熬。 于是，11月1日20时，沃克决定：暂时放弃向鸭绿江推进的计划，清川江以北的第8集团军部队全线后撤。 在不利条件下主动后撤，无可厚非，但是，沃克这个决定却遭到麦克阿瑟的责难。 身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听到第8集团军向清川江撤退的消息后，立即让远东司令部代理参谋长希基给沃克打电话，质问他为何出此下策。 从沃克下令后撤，到11月3日清川江以北第8集团军的部队，全部撤到指定位置，组织高效，运动快速，显示了一支摩托化、机械化军队具有的快速机动能力。 志司为发展战役胜利，曾电令全军采取一切办法，迅速抓住敌人，不让其从打击范围内逃脱。志愿军各部迅速转入追击，但因38军的延误，未能切断敌军后路，正面也没能将敌军抓住，收效很少。 除第120师第359团在龙渊洞附近，将垫后的美军第24师第19团拦腰截断，歼敌一部，毙伤俘敌300余人，缴获汽车81辆、榴弹炮4门外，其他部队并无多少斩获。 短短两天之后，第8集团军就在清川江南岸一线构成新的防线。 11月4日，志愿军各部分别推进到清川江北岸。此时，如果志愿军继续前推，势必要在敌方阵前强行渡江，面对“联合国军”绝对优势的空炮火力，和已经集中起来的兵力，是很难占到什么便宜的。 大将军于4日15时，致电中央并高岗，提出结束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共歼敌超过1.5万人，伤亡1万余人，敌我伤亡比为1.6:1，粉碎了“联合国军”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朝鲜全境的企图，并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据军委作战部统计，第一次战役参战6个军，减员最多的是在云山与美军第1骑兵师进行过直接较量的第39军，其次是在黄草岭地区艰苦阻击美军第1陆战师的第42军。 正在志愿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时，志司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 考虑采取诱敌深入，适时地放弃阵地，诱敌进入预定战场，再合围歼灭。 取得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胜利的志愿军，开始全线后退。 尽管第一次战役以志愿军的完胜圆满告终，但在战役结束后，志愿军也出现不少的畏难、退缩情绪，以39军为例，部分干部对敌人过于高估而导致的畏缩与误失战机，39军反映，“过去在国内作战中，从来没有这样多干部装孬种的”。 各种埋怨，比如埋怨美机猖獗、敌我炮兵火力对比差距大、上级抽调干部过多导致部队干部成分新，“116师的干部说：上级把干部都调空了，全师的团长、政委只剩下一个老的了，其余全是新提拔的。三四七团说他们团的干部一代不如一代。 部分人员存在悲观甚至绝望情绪，认为战争没有尽头。存在急躁情绪，轻敌，打莽撞仗，缺乏持久作战准备，希望早日回国。 39军政委李雪三在总结报告写道，在云山战斗之后，官兵好的方面是对美军战斗力有了一定的认知和信心，摸清楚韩军一触即溃、美军缺乏突击精神（当然，从1951年1月25日开始，再也不敢再说这种话）；另一方面有部分人产生了怕飞机、怕炮火等情绪，认为敌人“不是纸老虎，而是铁老虎”了。 加之供应困难，部队中产生了埋怨情绪，有的战士因对情况不明而发牢骚说：“吃的糊涂饭，走的糊涂路，打的糊涂仗。” 第一次战役39军和志愿军的思想情绪尚在摸索阶段，初次出国作战产生负面情绪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负面情绪很快就会被第二次战役的大胜一扫而空。 1950年11月5日，中央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请求苏方为志愿军提供轻式武器装备。1951 年1月起，苏联按合同陆续将武器装备运到中国，迅速装备了志愿军。 1951年7月，经过全盘考虑，出于作战需要和武器正规化的要求，总理拟定向苏联购买武器装备的订单，中央军委下达从 1951年8月至 1954 年 10 月 60个师的换装计划。 1951年下半年，朝鲜战场出现了谈谈打打、边谈边打的情况，苏联方面对中国的订单没有按期兑现。 总理向苏联方面发去电报，说明了战场情况并催促交付武器装备。在周恩来的努力下，1952年8月，中国接到10个师的军事装备，其中3个师的装备交给朝方，7个师的装备用于赴朝志愿军志愿军武器从整体上得到了改善，作战火力得到了极大提高。 第8章 第二次战役(1)中国不会出兵的 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历时48天。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给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重大的打击。 西线志愿军部队，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东线将敌阻于黄草岭一线。挫败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一次战役为志愿军进一步作战提供了信心和有利条件。为了大规模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彻底扭转朝鲜战局，北京和志司迅速开始策划第二次战役。同时，第9兵团的入朝，也使得东线从次要战场变为重要的歼敌战场。 第二次战役分为东线和西线两个战场。 东线在长津湖地区展开，这就是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残酷的长津湖战役。 而西线的战斗在清川江一带进行，因此第二次战役又被称为“清长之战”。 联合国军方面，麦克阿瑟加强了一线作战的力量，将在汉城的美军第25师和新到朝鲜的土耳其旅、英军第29旅调至西线，从美国本土调美军第3师至东线。 在前线的“联合国军”地面作战部队增至5个军13个师3个旅和1个空降团，计22万余人，比第一次战役增加8万多人，且主要是美英军队。敌空军也增加了2个新式喷气式战斗机联队，共拥有飞机1200余架，加上坦克900余辆。 由东西两线展开，西线由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3个军8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分左中右3路向中朝边境全力进犯；东线以美第10军率5个师向中朝边境全力进犯。 其中美军3个师沿长津湖向江界方向实施攻击，与西线第8集团军形成钳形攻势，拟在朝鲜北部的江界以南会合，围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朝北地区。另指挥南朝鲜第1军2个师沿东海岸向图们江边推进。 志愿军方面，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为加强我东线作战力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决定增调第9兵团入朝参战，全力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第9兵团3个军分别于11月7日、12日、19日由辑安、临江入朝。 我前线作战兵力得到极大增强，已达9个军30个师38万余人，为敌前线地面作战部队的1.72倍。其中东线敌9万余人，我15万余人；西线敌13万人，我23万余人。东西两线一线作战兵力对比，我军均占有一定优势。 11月4日，在第一次战役即将结束时，大将军根据敌人可能重新组织进攻和我军疲劳、粮弹供应困难等情况，致电那位伟人和中央军委，提出了采取“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针，“如敌再进，则让其深入后歼击之。”并依此作了迎敌再犯的部署。 11月8日，志司根据东西两线敌人进攻的态势，和中央关于下一步任务的指示，为粉碎敌人再犯企图，提出了“决于东西两线均采诱敌深入，先歼其侧翼一路，尔后猛烈扩张战果之方针”。 11月9日，那位伟人回电同意志愿军下一步作战方针和部署，同时明确提出了第二次战役我军的目标和任务：“争取在本月内至十二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为达成二次战役的战役目标，志愿军党委决心集中兵力，向敌实施反突击，力求歼敌至少六七个团，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朝鲜战争形势。 “联合国军”这边，虽然遭遇了志愿军的迎头打击，但被歼灭的主要是韩军，美军主力未受大的损失，再加上对志愿军的兵力和实力并不清楚，因此，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并不放在心上。还是坚持通过军事进攻，迅速占领整个朝鲜的既定方针，并拟定了新的总攻势计划。 他准备先通过地面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以查明志愿军的实力和企图，同时用航空兵摧毁与封锁我后方交通和补给线，并炸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阻止中国继续向朝鲜战场增加兵力。 然后，发起“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在朝鲜北部，围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赶在鸭绿江冰封前攻占全朝鲜。 美国国内对中国大规模进入朝鲜，感到非常担忧。他们并不是害怕打不过中国，而是担心中国的参战会将苏联拖进来，到时候局势将难以控制，甚至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美国总统杜鲁门感到非常紧张，询问麦克阿瑟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看法。对此，麦克阿瑟提出了两个观点： 首先，中国人不可能大规模进入朝鲜参战，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参战毫无意义。如果中国真的有意保朝鲜，在美军仁川登陆时就会介入进来了。如今战火已经逼近鸭绿江，此时出兵能有什么作用？用小米加步枪，去对抗美军的飞机和坦克吗？ 其次，退一步说，即便中国大规模参战入朝，仍然没有必要担忧。原因与前述相同，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综合国力，美国对中国都具有明显优势，完全是降维打击，绝不会对联合国军的推进速度产生任何影响。 他向杜鲁门郑重承诺：不必担心，看我如何在圣诞节前结束这场朝鲜战争。 美国人曾这样评价麦克阿瑟：“朝鲜战争前他是神话，朝鲜战争后成了笑话。” 事实上，麦克阿瑟的表演型人格，确实对朝鲜战争的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大量的回忆录中，美国军政要员们一致指责是麦克阿瑟导致他们判断失误，以致美国陆军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败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眼泪汪汪的说：“他总是把我们当成一群毛孩子。” 但公正地说，麦克阿瑟固然傲慢自大，然而美国的高层也同样是瞎子，他们闭起眼睛拒绝承认中国出兵这个残酷的现实，比他们后来痛骂的麦克阿瑟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麦克阿瑟承诺中国不会出兵，杜鲁门和华盛顿的高层们放下了心。他们虽然不喜欢麦克阿瑟这个人，但却对他的军事才能深信不疑。然而，仅仅一天之后，麦克阿瑟就让他们大为恼火。他竟然不向华盛顿报告，就想再次招惹中国人，他要去轰炸鸭绿江大桥！ 11月5日，麦克阿瑟召见了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迈耶中将，对他说：“乔治，去炸掉鸭绿江大桥，把你所有能飞的飞机都派上，连续轰炸上两个星期。彻底摧毁敌人的所有交通运输，以及工厂、城市、村庄，全部都给我毁掉。” 斯特拉迈耶小心翼翼地向麦克阿瑟提醒，参联会早已下达的禁令，不准对距离满洲边境五英里以内的任何目标进行轰炸。立刻遭到麦克阿瑟的怒斥：“我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我只要求四个字——执行命令！” 斯特拉迈耶中将识趣地敬了个礼:“yes,sir”。 过了一天，麦克阿瑟才儿戏般的告诉了五角大楼，而此时，上千架美军战斗机,已经装满燃料和弹药，准备起飞了。而被麦克阿瑟训斥一番的斯特拉迈耶中将，直到机群起飞前三小时，才努力说服自己，鼓起勇气向远在华盛顿的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做了汇报。 华盛顿一下子炸了锅，鸭绿江大桥是一座界桥，有一半属于中国，麦克阿瑟竟然去轰炸它！两个小时不到，麦克阿瑟手中就拿到了参联会的回复，不仅重申了五英里禁令，还询问了他炸桥的理由。 “这些蠢货，我真不该当初允许他们从西点毕业。”麦克阿瑟一边看着电报，一边无奈地摇着头。或许是他脑中的梅毒病菌又在作祟（麦克阿瑟的私生活十分混乱，饱受梅毒困扰，一度被称作“梅毒司令”，正是梅毒侵入了他的脑部，才导致他晚年行为如此乖张），他随即满怀激情地向记者们发布了一则声明：“共产党竟让军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这是从人类战争以来，最令人生厌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随后，他立刻又义正言辞的向华盛顿发出最强烈抗议：“无数的人员、物资，正通过鸭绿江上的一座座大桥，从中国东北源源不断地运到朝鲜，这使我们随时面临被全军覆灭的危险，阻止敌人增援唯一的方法，就是炸掉这些桥梁，并且还要对中国东北，所有支援中国军队进攻的设施，进行最大程度的破坏！ 在我提出最严重抗议的同时，我将暂时停止攻击，遵循你们的指示……由于我认为你们的命令可能引发一场重大灾难，我希望立刻将事态的发展呈报总统。” 麦克阿瑟两天前刚向华盛顿保证，中国没有也不会出兵，仅仅两天后，他就改了口，宣称原本不会参战的中国军队，要全歼他的部队！真不像一个高级统帅应该有的样子，颠三倒四，出尔反尔。 这封抗议信立刻在华盛顿掀起轩然大波，谁也没料到麦克阿瑟的反应如此强烈，而且他完全推翻了自己在11月4日对敌军实力的评估，这让华盛顿震惊不已。 杜鲁门无法承担因不炸毁大桥，而导致麦克阿瑟的部队全军覆没的责任。他看着那封“抗议电报”，气得浑身发抖。痛骂了一阵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麦克阿瑟的轰炸计划。他一边哆嗦着签署轰炸命令，一边咬牙切齿。他确实拿麦克阿瑟没辙，作为总统，竟然被前线指挥官牵着鼻子走，杜鲁门快被气哭了。 “麦克阿瑟如果胜利倒也罢了，真要出了什么问题，他肯定会把责任推到我头上。是你不让我轰炸才会失败——他一定会这么说，他绝对会厚着脸皮这样说的！” 11月9日，总攻势计划得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这是美国高层，无奈之下做出的妥协。但他们给了麦克阿瑟一个无比荒诞的指示：“只允许轰炸鸭绿江大桥靠近朝鲜的一侧。” 这一命令后来成了整个美国空军的笑柄。 大规模轰炸正式展开。美军在两个周内，接连不断地出动上千架飞机，对北朝鲜进行狂轰滥炸。无数炸弹倾泻而下，将清川江以北的城镇、村庄、铁路、桥梁炸成了一片废墟。并对鸭绿江上的国际桥梁也重点进行轰炸，意图切断中国军队人员和物资的运输补给通道，连接中朝两国的鸭绿江大桥也未能幸免，中国境内的那一段桥梁同样被炸断。 大轰炸的那一天，发生了一件看似微小却意义重大的事件：一架美国空军的f-80战斗机在鸭绿江上空击落了一架苏联制造的米格-15战斗机。飞机是苏联的。 此时，中国同志们已经将美军逼退至清川江以南，看来美国人也并非不可战胜。若此时苏联不加以援助，恐怕会让人看轻几分。几天后，在莫斯科郊外的机场，一支由苏联空军中精选出的精英飞行员队伍整装待发，准备奔赴朝鲜战场。 率领他们的是苏联空军头号王牌、三次获得“苏联英雄”这个全苏最高荣誉的阔日杜布，在“二战”曾击落了62架德机。整个苏联只有三个人，三次荣获“苏联英雄”，阔日杜布是其中之一。 苏联空军入朝作战时有许多严格的禁令，比如不得出海、不得追击敌人、不得进入距离战线六十英里以内的区域，甚至还下令飞行时必须使用中文通话。 但是在瞬息万变的生死决斗中，哪有时间遵从命令，空战仅仅进行了两个星期，苏联飞行员们便集体决定违抗命令，开始在电台中用俄语进行交流。 师长阔日杜布生怕引起高层的训斥，多次怒骂率队作战的团长佩利亚耶夫上校。 最后，上校忍无可忍：“他妈的，你自己去打一仗试试！” 讽刺的是，杜鲁门同样也怕。所有曾与苏联飞行员交战过的美军士兵，一下飞机就遭到严厉的警告，要是将空中的遭遇泄露出去，将面临军法的惩处。 由于两国都不愿因此引发大规模的直接冲突，导致战争升级，双方对此都保持缄默。 在这场无法公开的战争中，苏联空军损失了345架飞机，超过200名飞行员阵亡，共击落了约980架美军飞机，而新成立的中国空军，也击落了330架。 苏联空军还诞生了一位在喷气式空战史上，战绩无人超越的王牌——苏联英雄佩利亚耶夫上校击落了23架美机，还击伤迫降了美军一架最新型的f-86战机，这是苏联最珍贵的战利品。 当时苏联空军也只能出动几架战机在鸭绿江上空对美军飞机进行偷袭，作战范围极其有限。后来，志愿军推进到三八线时，苏联空军依然不能飞越平壤，兵力最强时也不过两个师，飞机总数不超过三百架。他们的主要作用还是在于激励中朝两军的士气。毕竟，苏联也参战了！ 11月9日，麦克阿瑟重新表现出乐观态度，向华盛顿宣称，自己有能力“阻止足够规模的增援部队，跨越鸭绿江”，因此中国军队对他的部队不会构成实质性威胁。 事实上此时鸭绿江已完全结冰，江面数百公里范围内，均可供车辆和人员通行，麦克阿瑟想通过空中轰炸封锁地面战场的计划因此化为泡影。 麦克阿瑟也向全世界喊出了他的计划，那就是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共投入13个师3个旅又1个团共22万人（主力置于西线），于11月24日分兵东西两线，开始大举进攻。 麦克阿瑟计划从西线和东线齐头并进的“钳形攻势”，最后在鸭绿江边会合，梦想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让小伙子们都回国过圣诞。 11月13日，大将军在朝鲜北部的大榆洞，主持召开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会议总结了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对第二次战役的方针、任务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和部署。 会议决定“在我空军、炮兵、坦克尚未得到适当组成前，我军仍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并明确下一次战役仍“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将敌人诱至对我有利的战场加以歼灭。一方面可以缩短我运输线，大大减少志愿军的补给困难；另一方面，也会使我军对战场情况更加熟悉，便于更好摸清敌情； 再者，可使集中强大之敌，变得分散孤立，造成敌纵深力量的薄弱，便于我敌后穿插，寻机各个歼敌。 第8章 第二次战役(2)诱敌深入的战术 1950年11月在发起空中战役的同时，麦克阿瑟更关心“怎么迅速发起地面进攻，并最终向鸭绿江发动总攻势”的问题。 他“对此几近于走火入魔，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 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他面前有三条路：“向前挺进，按兵不动，或者向后撤退”。 第一条路，向前挺进：如果我向前挺进，中国人可能不致大规模干预，而战争即告结束。 第二条路，按兵不动：如果我按兵不动而等待观望，那就有必要选择一道防线筑壕防守。但是那里没有天然障碍物的地形可以利用，而且以我微薄的兵力将不可能建立一道纵深的防线，以抵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中国人。 第三条路，向后撤退：如果我按兵不动，则他们有足够的兵力将我军围困，而且还可以从满洲增调生力军。这将意味着我全军最终会被歼灭。…如果我向后撤退，这将同我接到的命令相抵触，并使朝鲜战争取得胜利结局的任何机会趋于破灭。 麦克阿瑟的“总攻势”构想其实很简单，它实际上是一个月之前“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时制订的全面进攻计划的翻版。 一是最大限度地投入兵力在全线发动进攻； 二是以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为最后目标线； 三是将进攻力量进行相互分离的两线配置。 沃克指挥第 8 集团军在西线，阿尔蒙德指挥第 10 军在东线，协同发起钳形攻势，以全面清除北朝鲜抵抗力量，最后达成对全朝鲜的占领。 有所不同的是，此次攻势增加了进攻兵力，前推了攻击出发阵地，行动上则以试探性进攻为前奏，初始阶段稍稍增添了几分谨慎而已。 然而，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对此疑虑重重，信心不足，以各种借口加以拖延过早发起攻势。 沃克的态度当然不能让麦克阿瑟感到满意。 麦克阿瑟认为，沃克一面表示要恢复进攻，一面又为采取行动设置许多前提条件，显然是在拖延时间。对于麦克阿瑟来说，时间压倒一切，他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破坏自己的既定方案。 于是，他严令沃克立即发动进攻，不许拖延。 沃克被麦克阿瑟逼到了墙角，他没有选择：要么按麦克阿瑟的命令立即行动，要么走人。 在麦克阿瑟的催促下，沃克终于下达了恢复进攻的命令。 虽然沃克已估计到向北进攻的道路上，肯定会碰到中国军队，但他对对方的兵力和部署仍然几乎一无所知。 与上次战役相比，第8集团军的这次攻势在兵力上增加了个军（美军第9军），因而正面兵力密度有所增加，攻击力量有所增强。 但从整个布势上看，战线上的薄弱部位依然如故。 在东线，有独立指挥权的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11月11 日下达了作战部署令，将第10军及归其指挥的韩军第1军团分成4路，分别向北、向东推进，其阵势就像一个伸开的巴掌，几个指头分别指着不同的方向。 上次战役中，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在东、西两线战场各自为战，未能形成合力。 这次筹划新的攻势，麦克阿瑟显然注意到这一点，一开始就强调两线部队的协同。 他要求第10军作为“联合国军迂回作战北侧的铁钳”，与西线第8集团军一起构成钳形攻势，在鸭绿江边实现“合钳”。 但从实际部署上看，两线部队仍未建立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协同关系。 在第二次战役的战术安排上，两国的军事指挥官思路相对一致，都采取了一种两线夹击的“v”形战术。 麦克阿瑟计划的是从西线和东线同步推进，实施“钳形攻势”，并在鸭绿江边合围。 而彭德怀则设想绕到联合国军的背后，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 在第一次战役接近尾声时，大将军已经预见到联合国军必将再次发起进攻。毕竟美军在这场战役中的损失并不严重，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遭受太大挫折。如果仅仅因为中国军队入朝就选择退却，美军的颜面何在？ 因此，大将军制定了“诱敌深入，包围歼灭”的战术，打算将联合国军引诱至预设的战场，再进行包围并歼灭。这种类似包饺子的战术，实际上有两个核心要点： 一是如何诱使敌人逐步进入预设陷阱， 二是如何穿插到敌后完成合围。 这两项显然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任务。 这一招能否成功，得看当面的美军、韩军肯不肯往志愿军的“口袋”里钻。 按麦克阿瑟的要求，沃克的第8集团军须尽快向北发起进攻，由此来看，把它引到套子里来似乎不成什么问题。 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矛盾： 如果美韩军进攻动作过快、过猛，可能出现志愿军尚未在预定战场完成准备，便要仓促应战的局面，这样，诱敌便成了纵敌，敌军长驱直入，直捣腹心，反倒会造成已方的战略被动。 正如洪学智后来所说： 现在看起来，诱敌深入似乎很简单，但在当时，确定这个方针并不简单，并不容易。 一方面有巨大风险，一方面也很困难。当时敌人正在一个劲儿地猛攻，我们自己打得也很疲劳了，诱敌深入，在什么地方部署口袋？怎么个诱法？用哪个部队来诱？都得费一番运筹。这些充分显示了大将军的军事指挥艺术。 为了诱敌向北，同时又不让其走得过快、过远，大将军作了一番设计和安排。 通常，诱敌讲究的是“示弱”，以使对方对己方能力作出过低的误判，从而放胆突进，跌入陷阱，而此次志愿军首先摆出的却是一副强硬姿态——以顽强的阻击来对付“联合国军”的先期进攻。 其目的，一是切实抓住敌人，表现出志愿军确有在战场上与之一搏的意愿，而不是虚晃一枪，另有他图；二是控制住敌方行动的速度，使志愿军主力有时间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展开，以逸待劳，从容迎战。 撤退的速度不能太快，过快撤退只会让联合国军紧紧追随，完全无法将部队集结并调动到预定的战场上。 也不能退得太慢，退得慢了很容易陷入敌人的包围圈。在缺乏后勤补给的情况下，面对联合国军的钢铁洪流，基本上就是走投无路。 而更加困难的是，深入敌人后方的穿插行动。相比麦克阿瑟的战术安排，彭德怀的计划显然更加险中求胜。 穿插迂回意味着无法携带太多的粮草辎重。如果你携带大量后勤补给，就需要大量的运输车辆，还有大量的人力和物资消耗，那还算是穿插吗？敌人也不是瞎子，对吧？ 试想一下，一支没有后勤补给的部队，面对全副武装的联合国军，如何突破敌军防线？即便突破成功，深入敌后，没有粮食补给，也缺乏武器弹药，若敌军要向南撤退，如何凭血肉之躯阻挡敌方的飞机和坦克？ 我军在执行穿插迂回任务时，通常要求战士们轻装上阵，随身携带几天的干粮和弹药，以便快速突进至预定目标。然而，这种战术的实施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对战士的忍耐力和纪律性有极高要求。 人们常说，新中国的轻步兵达到了人类历史的巅峰，尤其擅长大规模的穿插迂回作战，这是我军的独特战术。在朝鲜战场上，正是凭借这一绝技，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战果。 迂回穿插的战术，往往会导致粮食和弹药的供应中断，通常情况下，部队会因此陷入绝望甚至崩溃。然而，翻阅志愿军的战史，这类情况却屡见不鲜： 营长牺牲了，连长立刻接替；连长牺牲后，排长继续指挥；排长再牺牲，班长站出来承担责任。如果连班长也牺牲了，战士们就会自发地顶上去指挥战斗。这种组织能力和荣誉感，全世界有哪支部队能做到？其他国家的军队能不能做到呢？其实真做不到。他们不是不理解这个道理，但他们就是无法实现。论忍耐力、纪律性、荣誉感和组织性，新中国的军人当属世界之最。 按志司部署，西线第39、第40、第38、第42军各以1个师留在一线打阻击，以运动防御对付进攻的美军、韩军，且战且退，逐步将其往“口袋”里引；主力则迅速与敌脱离接触，撤至预定地区隐蔽待敌。 担负诱敌任务的部队，按常规大都使用非主力部队，但志司此次却拿出西线志愿军的主力军，第38军中的主力师第112师来诱敌。 第8章 第二次战役(3)飞虎山惨烈五日 众所周知，麦克阿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狂妄自大。 尤其是到了朝鲜战场后，一连串的胜利让他开始幻想拿下整座朝鲜半岛。志愿军抵达朝鲜半岛后迅速赢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但麦克阿瑟依然认为我们派来的兵力有限，对战局影响不大。 此时，中国各部队正在向预定区域集结。 而麦克阿瑟也已下令西线的联合国军部队展开试探性的北进行动。 飞虎山位于仁川东北方向，山势险峻，横在军隅里和价川北面，南可控制朝鲜东西交通枢纽、价川，西可威胁敌军补给站——军隅里。 军隅里和价川，都是联合国军配合东线的美第十军，完成麦克阿瑟“钳形攻势”的必经之路，控制飞虎山便可以控制平壤至满浦的公路。 在西部的整条战线上，以南朝鲜第七师和美军一部在价川和军隅里地区的前进最为迅速。为了不让联合国军北进的速度太快，影响中国军队的调动和威胁中国军队的侧后，必须依据飞虎山之险进行阻击。 这个任务交给了第38军。 解放战争后期，1纵改编为第38军，足足有5万多人，跟随四野大军入关南下，一路上所向披靡，攻克天津、横扫湖南、远赴广西、云南，从最北边的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最南边的中缅边境，立功无数！ 所以，第38军是有资格骄傲的！ 但没想到的是，到了朝鲜战场后，第一次战役就给38军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任务交给了38军112师355团，团长是范天恩。 范天恩出生于1922年，是山东人。也就是在他出生的那一年，中国从日本手里收回了山东的部分主权。可是不久之后，日本对中国开展了侵略战争，国家各地都是战火纷飞。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范天恩养成了坚毅勇敢、不屈不挠的性格。他非常厌恶日寇，对其恨之入骨。 日军侵略山东后的第二年，年仅16岁的范天恩就加入了游击队。他对于日寇深恶痛绝，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外来者赶出中国。虽然范天恩的年纪很小，但是他敢拼敢干，得到了“范大胆”的外号。后来还担任过连军政指挥员。 抗美援朝开始之前，范天恩是38军军部的作战科长。战争爆发之后，刚刚结婚的范天恩主动要求参加志愿军，后被任命为112师335团团长。范天恩从军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出众的作战能力。 335团号称“铁血团”，在38军所有团中最为骁勇。团长范天恩绰号范大胆，不仅非常酷爱打仗，而且还十分勇猛，军长梁兴初对其非常欣赏。 在日本出版的《朝鲜战争名人录》里面，对志愿军的收录大多是军和师以上的干部，但是有一名团长赫然在列。他就是范天恩。范天恩的名字，估计大多数人并不熟悉。这也难免，毕竟团长这个职务在军队序列里那简直是太多了，绝大多数都不知名。 范天恩团长是值得被历史铭记的。 他带领的335团，在第二次战役中表现得极其英勇，堪称最为猛勇的部队之一。起初，他们承担了诱敌深入的任务，随后又成功完成了穿插合围的壮举，简直是一个奇迹。 范天恩举起望远镜，目光凝视着对面的巍峨群山，心中已逐渐勾勒出初步的作战方案。他转头问身旁的二营副营长陈德俊：“德俊，你觉得怎么打？” 陈德俊细细打量飞虎山，稍作沉思后答道：“右侧是山脊，海拔700米。我认为从右边突破，沿山脊直攻主峰。” “右边是新翻的土，可能藏有南朝鲜军，往左稍微偏一点，从洼地爬上去进攻。明天早上5点发动攻击，你估计多久能拿下？”范天恩肯定了陈副营长的判断，焦急地询问道。 “九点差不多。” “好，就按这个计划打。动作要迅速，千万别和南朝鲜军纠缠，否则我们会吃亏……”范天恩手一挥，战斗的号角已然吹响。 如果志愿军成功占领飞虎山，撤退中的联合国军后路将被切断，这也注定了强攻飞虎山是一场血战。驻守飞虎山的是韩军的第七师。 最近几天，335团一直在迅速推进，战士们粮袋中的食物已所剩无几。最初还能每天吃些煮玉米粒，但当他们抵达飞虎山时，连玉米粒也不复存在。饥饿的战士们大多处于半虚脱状态，随身携带的弹药已经消耗殆尽。 在这样的情况下，1950年11月4日拂晓时分，335团毅然对飞虎山发动了进攻。 天空中开始飘起了细密的雨丝，飞虎山仿佛披上了一层轻柔的薄纱。在这静谧的氛围中，担任主攻任务的二营副营长陈德俊，放下了除了武器弹药之外的所有装备，迅速向飞虎山冲去。 当他摸索到飞虎山主峰下那片宽达两公里的开阔地时，发现美军第二师的一个炮兵营正在封锁这里。陈德俊立即下达命令：“做好隐蔽，准备好手榴弹。” 战士们悄然逼近美军军营，随即齐齐甩出了手榴弹。 随着爆炸声接连响起，美军营地内顿时充斥着哀嚎，敌军伤亡惨重。短暂的胜利后，二营的战士们没有恋战，迅速穿过开阔地，继续向飞虎山方向发起突袭。在飞虎山一线，志愿军战士与南朝鲜军第七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这是南朝鲜军在熙川首次与志愿军正面交锋，便遭到了志愿军第38军的沉重打击。 在下午3点，在主力部队炮火的强力掩护下，敌军有线通讯网线被炸断、各部队失去联络、战斗力无法有效集中，志愿军战士们抓住这个短暂机会，发起了进攻。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335团奋勇向飞虎山顶峰推进。临近主峰时，敌我双方终于爆发了预料中的白刃战。浓厚寒冷的白雾中，随处可听到肉搏的喘息声、咒骂声和呻吟声…… 由于我军火力不足，只能通过残酷的白刃战消灭敌军。而飞虎山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联合国军的炮火异常猛烈，使得整个战斗过程异常惨烈。 在二营抢占飞虎山主阵地的同时，范天恩抓住战机，指挥部队扩大战果，命令一营和三营继续向军隅里发起进攻。二营的四连和五连坚守飞虎山主峰，五连三排则在主峰南侧延伸出的两个小山头上布置了几十米的防线，这里正是南朝鲜军进攻飞虎山的必经之路。 不到一天时间，我军便攻下了飞虎山。山顶细雨早已不知何时停歇，取而代之的是浓重的雾霭，硝烟弥漫之下，太阳的影子早已消失不见。 范天恩缓步行走在阵地上，目光掠过飞虎山经过激烈战斗后被弹片、炮火和火焰肆虐过的满目疮痍。曾经郁郁葱葱的飞虎山，在这场大战之后，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风貌。 美军并非对志愿军的行动毫无预判。 短暂受挫后，南朝鲜军第6、7、8师以及美军第24师一部，迅速对飞虎山至德川一线展开反攻，重点集中在飞虎山一带，发动了猛烈的反扑。 “报告！”不知何时，通信员已经站在了身后。 “说吧。”范天恩心中一紧，猛然转身看向通信员。 38军接到命令，停止向军隅里推进，立即掉头撤退。这次撤退不仅仅是38军，所有部队都将撤退，唯留335团坚守飞虎山。 听完情报后，他的心又一次揪紧了。 为什么要死守飞虎山呢？我们来看一下飞虎山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飞虎山位于仁川东北方向，山势险峻，横在军隅里和价川北面。 价川和军隅里都是联合国军配合东线的美第十军完成麦克阿瑟“钳形攻势”的必经之路，控制飞虎山便可以控制平壤至满浦的公路。 这是是中美双方南进和北退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为了不让联合国军北进的速度太快，影响中国军队的调动和威胁中国军队的侧后，必须依据飞虎山之险进行阻击。 如果飞虎山失守，敌人直接冲破防线，那么之前的一切牺牲将会付诸东流。范天恩十分清楚，335团在飞虎山的阻击战关系重大。 如何以一个团的兵力顶住西线美军的全面进攻，以及如何让一个团打出主力部队的气势，是这场战役的关键与难点。 要做好防御，首要任务是挖掘工事。当335团的作战任务从进攻转为防守时，范天恩立刻意识到，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抢修工事，是当前部队的头等大事。 志愿军深知美军炮火的威力，如果没有工事掩护，面对美军的大炮和飞机轰炸，简直就是白白送命。然而，由于之前的任务以进攻为主，连续作战的战士们为了减轻负担，只携带了战斗武器，突然的战斗任务转变让他们措手不及。 瑟瑟秋雨，长途奔袭的汗水，让战士们的衣物层层尽湿，虽然雨住了，但是深秋的丝丝寒风，使战士们不禁阵阵发抖。但时间就是生命，战斗的紧迫感让他们已无暇去思考太多。抢修战斗工事的命令，已转瞬传遍飞虎山阵地的各个角落。 没法办，形势紧急，只能用手和刺刀挖那些坚硬的石头，没一会双手都鲜血淋漓。疲惫的战士们借着身体的重量用刺刀狠狠地刺向地面，撬起石头。但无奈刺刀受力面较之铁锹实在是太小了。急红了眼的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手刨土，然后将土和石头用自己的手掌、衣服以及一切可以装东西的容器往外搬运。 很快，坚硬地石头碰掉了他们的指甲，看似稀松的土壤也磨破了他们的皮肤，小雨好像受到战士们热火朝天干劲的感召，又赶来凑热闹，一时间，战士们的指尖上的殷红与雨水混合在一起，仿佛要把这方热土染红。 幸亏文化教员戴笃伯冒死送了一批小铁锹上来，这才解决了问题。335团的士兵们看见小锹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范天恩激动地拍着戴笃伯的肩膀说：“你这个知识分子行！” 高强度的劳动渐渐地让本就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战士们感到体力不支、眼冒金星，浑身开始冒虚汗，手脚发软开始不听使唤。335团都已经断顿好几天了。后来机枪手梁仁江发明了啃石头的办法，因为一啃石头就有口水，心理上就感觉饿劲就能差一点，这个方法马上推广到全团，阵地上瞬间响起了一片啃石头的声音。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被轰炸得满目疮痍的阵地上，一群穿着破烂棉衣浑身血污的中国军人，一手拿枪，一手拿着一块石头放在嘴里，此起彼伏地回响着啃石头的声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在此期间朝鲜人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得知志愿军一个团在和数倍于己的敌人战斗后，主动给战士们送饭，运输弹药。后来朝鲜人给阵地送饭用的一只木盆，作为历史文物，现在还珍藏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因为这只木盆，对当时的335团来说，太珍贵了。 第一天（1950年11月4日） 为了夺取对军隅里的控制权，敌人对飞虎山阵地展开了猛烈的反扑。美军凭借先进的军事装备，展现出强大的火力优势。在飞机和火炮的密集掩护下，成群的敌军迅速向飞虎山阵地涌来。 敌人的猛烈炮火将石块炸上天空，瞬间化为粉末，树木也在烈焰中燃烧殆尽，成为焦炭。南朝鲜士兵更是将三排阵地周围的树木和干枯的草丛全都点燃。三排的阵地顿时被浓烟和火海吞没，炙热的火焰笼罩着战士们，他们被困在战壕中，无法动弹。 南朝鲜士兵利用烟雾和火光的掩护再次向阵地发起冲锋。 三排长马增奎带领士兵埋伏在阵地侧翼，目光紧紧盯住从山下步步逼近的敌人，命令道：“敌人不到二十米，不准开枪！” 当敌人逼近到阵地前30米时，机枪手刘玉田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率先扣动了扳机。步枪组的战士们几乎同时投掷出手榴弹，前排敌人瞬间被击倒十余人，余下的残敌惊慌失措，纷纷调头逃回山下。 这一天，英勇的三排在击退敌军的多次进攻后，稳住了防线。 第二天（1950年11月5日） 黎明的黑暗被一声炮弹的爆炸轰鸣打破，敌军的进攻再次拉开序幕。在美军的逼迫下，南朝鲜军连续发起了五次进攻，并在飞机和炮火的支援下猛烈进攻，最终占领了飞虎山西侧的第二座山峰。 负责守卫这里的四连战士们，怀着\"绝不让敌人得逞\"的坚定信念，一次又一次地与敌军展开激烈争夺，成功地重新夺回了这座山峰。这一天，敌军企图使用火攻，通过飞机投下大量燃烧弹，试图占领飞虎山。 滚滚浓烟弥漫，战士们被呛得剧烈咳嗽，滚滚浓烟使战士们剧烈地咳嗽起来，眼泪瞬间模糊了视线，鼻涕也不受控制地挂满了脸庞。但战士们满不在乎地用衣袖一抹，跳出战壕。继续投入到战斗中，战士们越战越勇，数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第三日（1950年11月6日） 傍晚时分，敌人已经连续发动了五次进攻，第三次甚至险些占领飞虎山阵地。机枪手刘玉田在机枪被炮弹炸毁后，毫不畏惧，迅速投出了三枚手榴弹，成功将敌人再次击退。然而，尽管敌人被击退了，三排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时只剩下六人。 三排长马增奎将士兵们集合在一起，望着眼前一个个已经几乎辨认不出的战士，沉声说道：“同志们，我们必须守住阵地，寸土不失！”刘玉田推开脚边敌人的尸体，从地上捡起一挺机枪，坚定地说：“我在，阵地就在！” 七班长刘德兴愤然大吼：“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是我们的！” 话音未落，远处的枪声又密集响起。 与前几天组织有序的冲锋不同，美军开始分散作战。在这混乱中，志愿军也一时难以判断敌人的方向。在弥漫着烟雾、能见度极低的战场上，我军战士与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近身肉搏战。 五连战士李兴旺头部负伤，他正坐在战壕里，吃力地为自己包扎伤口，全然没有意识到，三名美军已悄悄逼近到他身后。就在这时，敌人猛然扑上，将他按倒在地。 突如其来的敌人让李兴旺心头一震，但多年的战斗经验使他迅速恢复冷静。他假装顺从敌人缴枪的要求，突然猛地一脚，将正对面的美军踹下了山崖。紧接着，他转身从另一名还在愣神的美军手中迅速夺回自己的手枪，手腕一抖，就是一枪，正中那名美军的面部。 随后，他顺势向后倒地，灵巧地翻滚躲避了第三名美军射来的子弹，并从倒下的美军尸体旁抽出一枚手榴弹，奋力向前投掷。手榴弹直奔第三名美军而去，吓得对方发出一声尖叫。随着手榴弹的爆炸，第三名美军的半边身子被炸得血肉模糊，倒在地上痛苦哀嚎。 这一天，李兴旺所在的排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阵地上仅剩排长和三名士兵依然屹立，所有的弹药都来自于牺牲的战友和倒下的敌人。 第4天（1950年11月7日） 顽强的敌人不甘心失败，连续发起了7次进攻。尽管志愿军面临弹药匮乏和食物短缺的严峻形势，他们依然咬紧牙关，坚守阵地，顽强阻击，始终没有让美军再向前推进一步。 在中国解放战争中荣获“独胆英雄”称号的士兵李永桂，在阵地被敌人点燃的汽油吞没于火海时，不甘被困的他率先从战壕中跃出，直冲敌阵。 头顶浓烟，背后火光映照，他宛如战神降临，吓得敌人纷纷掉头逃向山下。眼看阵地上的弹药即将耗尽，他主动请战，承担起弹药补给的任务。他一口气冲回连部，带回十几颗手榴弹和一挺机枪。 然而，在第二次补给途中，飞来的榴弹不幸炸断了他的左腿。李永桂强忍剧痛，拖着一条断腿将一箱机枪子弹艰难地送回阵地。到达后，他再次爬回战壕，拿起倒下战友的枪，嘶吼着向敌人开火，愤怒的子弹不断射出。最终，这位出身贫寒的青年战士，因为失血过多而英勇牺牲。 就这样经过四天激战，335团几乎弹尽粮绝。 这时天空又下起了雨，志愿军战士被雨淋湿的棉衣上开始结冰，整个335团的将士们饥寒交迫，极度困乏，他们互相依靠在一起进行取暖，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发出怨言，也没有丝毫沮丧，有的只是战友间的相互鼓励。 第五日（1950年11月8日） 坚守飞虎山阵地的第五天，是335团阻击敌人的最后一天，但也是最困难的一天。 美军在接连的失利后逐渐失去了耐心。 清晨，美军出动了80多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将飞虎山的志愿军阵地反反复复炸了一遍又一遍，炮击结束后，敌军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 潮水般地敌人一起涌上山坡，335团全体将士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志愿军的刺刀、工兵锹、石头、牙齿全都派上了用场，喊杀声、惨叫声、爆炸声不绝于耳，撼人心魄。 就这样一直混战到天黑才将敌人击退。 这一天，战场上英雄事迹层出不穷，处处可见。 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六名勇士浴血奋战。 七班副赵才山尽管一只手臂被炸断，血流如注，但他顾不上包扎，依然坚持战斗，直至英勇牺牲。 三排长四处游走，指挥战斗，始终奋勇当先。一颗炸弹在他身前爆炸，牺牲前他仍怒视敌人…… 一名身负重伤的志愿军战士临终前嘴里念叨的并不是家人，而是反反复复说着同一句话：“我们是志愿到朝鲜来打鬼子的，我们是志愿到朝鲜打鬼子的……”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志愿军战士，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此次飞虎山阵地争夺战中，面对韩军第7师一个整师和美军一部，以及八十多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的狂轰滥炸，志愿军335团以一个团的兵力，靠着捡取牺牲战友和敌军的弹药，硬是在飞虎山上，坚守5天5夜，成功击退敌人57次，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9次，以少胜多，歼敌1800多人，其中3排独自作战死战不退，战至只剩3人，毙敌400余人，成功守住了飞虎山阵地。 飞虎山战役之后，麦克阿瑟着急了。 他本想着圣诞节能回家过节，但前线部队连飞虎山都无法攻克。 为了加快地面的推进速度，同时打消前线疑虑，麦克阿瑟向杜鲁门申请，出动近百架战机对鸭绿江进行不间歇轰炸，与其说申请，不如说通知，因为他根本不把白宫那帮人放在眼里，杜鲁门也心知肚明，麦克阿瑟不是他能管得住的。 所以他说，只要不炸到中国东北地区，你开心就好。白宫的人想的是，既然主宰不了朝鲜战场的发展局势，那无论最后什么结果，也别找我背锅。 同日，也就是11月8日，志司下令335团在完成飞虎山阻击任务后，向温井方向边打边撤。 杨大易师长下达命令：“立即撤离飞虎山阵地，向后撤退三十公里！” 范天恩眼中布满血丝，愤怒地咆哮道：“再退就退到鸭绿江了！拼死拼活地死守，还没等到向敌人发起进攻，就要撤退？我不干！” “执行命令！”杨大易也愤怒地咆哮起来。他也是一肚子怒气，美国的飞机袭击了他的司令部，整整230名官兵牺牲，他的内心也在滴血。 范天恩最终还是服从命令，率领全团官兵撤离了他们曾经浴血奋战过的阵地，在离开前他们向那些长眠于此的战友们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含泪走向了下一个未知的战场。 范天恩率领部队撤出飞虎山后，麦克阿瑟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中国派遣的军队数量有限，且物资补给面临困境，因此不足为惧。 随着“联合国军”逐步陷入包围圈，第二次战役也随之拉开帷幕。 112师335团先是假装主力部队，一边作战一边后退。到了11月17日，他们停止反击，快速撤退，将从国内带来的武器全部抛弃，同时释放俘虏，营造出完全无法抵挡、拼命逃窜的假象。 为什么敢扔掉武器？因为335团换装了，他们几天前在飞虎山捡到了更先进的美式装备。果然，美军中计，开始在西线展开全面进攻。 11月中旬，西线的部队已经全部部署完毕。从西向东，依次为50军、66军、39军、40军、38军和42军，皆严阵以待。 第8章 第二次战役(4)战德川取三所里 德川，位于大同江北岸，东邻孟山、西接价川、南靠北仓里，有东西、南北两条主要公路在此交会，是这一战线上的重点地区。 同时，这一地区也是“联合国军”东西线的接合部，占据此地，对于志愿军将敌人分割包围，打开战役突破口十分有利。 在志愿军入朝前，中央在研究并确定作战方针时，曾计划在德川、宁远一线以南、平壤、元山一线以北构筑数道防线，想先稳固阵地，再逐步扭转局势。然而，由于“联合国军”轻敌冒进，分兵多路，已深入我军原定防线纵深，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敌军很可能再次发起进攻，准备再战。 德川方向极为重要。 在德川地区进行防御任务的是志愿军第42军第125师。 按照志司的总体部署，125师必须在此坚守一段时间，牢牢把握敌军进攻的关键，以实现诱敌深入的战略目标。 11月5日至13日，南朝鲜第8师多次向我军在德川的阵地发起攻击。经过反复争夺，到15日晚，我军仍然控制着德川的大部分阵地。 在战场上，志愿军战士们展示出他们的独特本领，时而进攻，时而撤退，沿途故意丢下破旧的衣物、残破的武器弹药，呈现出一副大败退的景象。 为了让这场戏更加逼真，甚至连第一次战役中俘获的上千名美韩联军士兵，也在一番“教育”后被放走了。 临走时，还特意对他们说：“我们放了你们，以后别再用凝固汽油弹炸我们了……” “我们人不多，只是想保护鸭绿江上的几个水电站，如果没有它们的电力，东北的工厂就没法运转了……” 为了配合诱敌行动，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新华社以“朝鲜北部某地”为名，在国内发布了一则简短消息：“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参加下，朝鲜人民军获得重要胜利，十一天歼敌六千，收复广大地区。” 连这份为鼓舞国内人民而发的新闻，都大大缩小了战果。 经过一系列欺敌策略的实施，志愿军的将领们焦急地注视着麦克阿瑟的反应。 美军推进太慢了。 志司下达命令：立刻电告各部队，再次主动后撤十几公里，放弃任何形式的阻击和反击，大步后撤，注意，不要露出破绽！ 为进一步引诱敌军深入，志司下令42军第125师，自11月17日起撤离德川，并在撤退途中，故意遗弃部分装备和物资，制造出“仓皇逃窜”的假象。 敌军终于上钩。 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错误的行动，麦克阿瑟再一次开始了不顾后果的冒进。 自18日起，西线美第8集团军全面大胆北上，11月21日，西线联合国军——美第8集团军，全部进入麦克阿瑟制定的“攻击开始线”： 左翼是美第1军（辖美24师、英27旅、韩1师），中路是美第9军（辖美25师、美2师、美骑兵1师、土耳其旅），右翼战斗力最弱，配置了韩第2军（辖韩6师、韩7师、韩8师），联合国军整体部署前重后轻，主要兵力装备均部署在第一梯队，战线呈扇面展开。 中路的美第9军为此次攻击的主力部队，负责正面突击，其余方向也需各自肃清自己作战区域内的志愿军和人民军。 联合国军的部署十分简单，就是依托优势火力一路平推，但这样的部署却存在致命的弱点，扇面散开的兵力配置，导致联合国军三个方向间难以形成有效地支援，并且越往北推进，战线正面就拉的越宽，而第二梯队和预备队配置相对薄弱，无法有效填补前方形成的空隙。 抓住了这一致命弱点的志愿军，决定不设预备队，以左攻中守右牵制的办法来应对联合国军的整体压制。 11月22日和23日，麦克阿瑟继续加快向北推进。他是如此轻敌，志愿军甚至仅靠收听来自美国、日本和南朝鲜的广播，就能大致掌握敌军的动向及其目标。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保密工作做得极为出色，甚至直到三十年后，美日军界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率军入朝作战的是林彪和黄永胜。 一场彻底扭转朝鲜战局的大战即将展开。 按照我军战前部署，38军和42军，作为主攻，抓住敌薄弱的右翼猛打，穿插迂回到敌人后方，彻底切断东西线美军的联系，两面合围，关门打狗，实现西线战场的战役大包围。 中路的39军、40军则负责阻击敌人最强的第9军，拖住其东援的步伐。 左翼的66军、50军负责牵制敌右翼，同时，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 这时候，志愿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50军，第66军，已经全部部署到位。 而此时的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还没意识到灾难即将来临，正不知死活地一路北进，进入了志愿军的预设战场。 以美第8集团军为主的敌军，其进攻正面已从最初的约80公里扩展至约300公里，各作战师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空隙。 在德川地区集结并备战的是南朝鲜第7师，其左侧是美第2师，右侧为南朝鲜第8师。 如果能够重新占领德川地区，歼灭南朝鲜第7师，便能切断西线战场美军与南朝鲜第2军团的联系，同时为志愿军向西南方向迂回美军侧翼扫清道路，从而实现对更多敌军的分割包围。 为达成这一目标，志愿军司令部决定派遣第38军率先消灭该敌军，为第二次战役的展开奠定基础。 第一次战役后，38军在朝鲜战场上，战绩并不理想，从指挥员到战士们，都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 然而，此时志司却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付给第38军，这表明对该部队的高度信任。 志愿军副司令韩先楚，亲自前往第38军进行战前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全军上下。各级指挥员和战士们纷纷表示要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为第38军和志愿军争光，部队的士气也因此显着提升。 目前，38军的作战任务已经十分明确，他们的目标就是攻打占据德川的南朝鲜第7师。 根据预定计划，全面进攻将在10月25日展开。当时志司给38军下达的作战任务是：全力攻克德川，随后全军迅速迂回至敌军后方。 38军深刻吸取了之前的教训，进行了周密的侦查，担负穿插任务的他们开战后绝不恋战，遇到敌人就用小股部队顶住，大部队坚决地穿插下去，还提出了“爬山就是为了包围敌人，只要爬过去就是胜利”的战斗口号。 梁兴初设下伏兵，令第38军侦察科长张魁印与第133师侦察科长周文礼，率领一支约600人的先遣队，深入敌后，摧毁德川通往顺川和平壤的大同江上的公路大桥：武陵桥。 这次必须下狠手，一个敌人都不放过。 炸桥的时间不得迟于 26 日早上 8 点。 10 月 24 日夜，大战前夕，38 军侦察科长张魁印、113 师侦察科长周文礼亲自率领 321 名英勇之士踏上征程。他们携带一百多公斤炸药、一部电台以及数名翻译。他们肩负的使命仅有一项，那便是炸毁武陵桥，截断敌人退路。 当队伍抵达浦洞时，惊觉此处有大批敌兵驻守，他们能望见敌军巡逻的身影，能听闻敌军帐篷内的交谈声和音乐声。经过哨岗时，敌人盘问他们的身份和去向。向导沉着应对，机智答道：“从前面来，往后面去。”这模棱两可的回答，竟让他们顺利通过了哨岗。 过了哨岗，他们发现这里有众多敌兵运输物资的车辆，这些车辆还主动为小分队让行。事实上，即便敌人未察觉他们的身份，他们也始终高度紧张。他们的袖中暗藏着手榴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不久，敌人识破了他们。 在激烈的战斗中，侦察连一班长郭兴运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张魁印用一个朝鲜人遗弃的柜子，将郭兴运同志安葬在附近。随后，他们继续前行。 深夜，一座大山横亘在他们面前，挡住了去路。此山名为后游峰山，翻过这座山，他们便能抵达目的地武陵里。后游峰山高达 1105 米，最陡峭之处可达 70 度，山势极为险峻。若无向导，想要翻山越岭，实非易事。所幸，他们偶遇一位朝鲜大爷。经翻译介绍，朝鲜大爷得知这是前来援助他们的中国志愿军。他毅然主动为张魁印担任向导，引领他们前往山的另一边。 11 月 26 日凌晨，历经艰难险阻的攀爬，他们终于成功翻越了这座大山，抵达武陵里。此刻，距离梁兴初规定的炸桥时间仅余三个小时。张魁印仔细清点人数，而后沉稳地对大家说道：“我们的使命是炸桥，全国人民正翘首以盼我们胜利的佳音，我们务必让他们听到胜利的轰鸣。”战士们士气昂扬，齐声高呼定要炸掉武陵桥。 六点左右，张魁印率领奇袭队朝桥头挺进。守桥的韩国士兵刚刚起床，尚未及躲入碉堡，就被志愿军消灭。守卫之敌准备不足，顿时四处逃窜。有的被击毙，有的被俘虏，有的逃入山中，狼狈不堪。张魁印带领士兵，在初结薄冰的冰面上向桥墩前行。抵达桥墩附近，他们发现桥墩高达五米。没有梯子，队员们便搭起人梯，将一百多公斤炸药运至上方。 紧接着，他们点燃引线，迅速撤离。恰在此时，武陵桥上驶来一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敌军车辆，炸药爆炸后，桥体与车辆一同腾空而起，爆炸声震耳欲聋，武陵桥爆破任务圆满完成。 此时的时间是7点30分，比梁兴初规定的爆破时间还早了半个小时。听说张魁印成功炸毁了武陵桥，梁兴初十分高兴，要给张魁印记头功。 这次杰出的特种行动以后被拍成了家喻户晓的电影《奇袭》。 驻守德川的南朝鲜第2军团伪7步兵师，是一支全副武装的精锐部队，也是南朝鲜军队的主力之一，满员时约有一万余人，师长为申尚澈准将。 此前在飞虎山争夺战中，伪7师的官兵表现出色，成功阻止了志愿军攻占价川，保障了联合国军的后路安全，因此声名大噪。南朝鲜陆军部多次发布嘉奖令，并迅速对伪7师进行了调整和整编，使其在短时间内恢复战斗力，再次投入到作战前线。 自圣诞攻势以来，伪7师的进展顺利，沿途只遇到一些连级规模的狙击，未发生大的战斗。 在麦克阿瑟此次攻势中，南朝鲜第7师的任务，是负责在从德川区域向右至宁远附近的大同江江岸、左至龙门山右侧大约35公里的宽广地带进行作战。 具体部署如下： 第8团位于右翼，负责占领宁远西北方向的丰田里一线； 第3团位于左翼，占领德川以北约7公里的安上里一线； 第5团布置在德川以西约10公里的西仓一线； 第18炮兵营部署在德川以北7公里的沙坪里，为前线各团提供火力支援，并合力向妙香山和熙川一线推进。 沙坪里位于德川以西大约7公里处，是南朝鲜第7师第18炮兵的阵地。该地为一片起伏不大的平地，但并不算开阔，实则由几个低矮的山丘组成，第18炮兵营的数十门火炮便错落地设置于这些山丘之上。 25日黄昏，德川城四周就已枪声大作，炮声不断。陆续传来的消息，向驻守在这里的第7师师长申尚澈展现着志愿军进攻的意图，这次这是一次坚决果断的大规模战略性进攻。陆续传来的消息使他感到四面楚歌。 志愿军第38军在第42军的积极配合下，出敌不意地发起了“千里奔袭”，从南朝鲜第7、第8两个师的结合部直插进去。38军的三个师为了按时到达预定攻击地点，忍受着极端疲劳和严寒，一刻都不敢停歇，强行军向目标地点奋力跃进。 东路113师，25日晚上九点，由113师师长江潮率部，准备从古城江、新坪里涉过大同江，穿越南朝鲜第7师和第8师的结合部，从右翼迂回至德川以南，截断南朝鲜第7师向南的退路。 到了大同江边，师长江潮和政委于敬山亲自带头脱下棉裤和鞋袜，绑在身后，带领全师官兵跳进冰冷刺骨的大同江，迅速向对岸冲去。 这时，正好赶到的一个南朝鲜步兵营，当看到一群浑身都是“冰碴儿”的志愿军士兵，端着刺刀朝他们“发疯般”冲过来的时候，一个个全吓得“半死”，双方还没交手，南朝鲜军就已溃不成军。除了被打死的，113师的将士们几分钟之内就抓了一百四十多人。 113师就这样边打边跑，直到占领德川南面的遮日峰、葛洞时，师长江潮才顾得上看看手表——26日早8时整，赶到了！南朝鲜7师又一条退路被斩断。 中路则由38军副军长江拥辉亲自指挥114师，发起正面强攻，由北向南直取德川。114师341团，首先击溃南朝鲜军第8团2个营，随即向德川发展进攻。341团查明敌军炮兵阵地位置后，组织精悍的小分队，冲破敌军严密的火力封锁，直插沙坪站，于26日7时歼灭南朝鲜第7师榴炮营。 第114师顺势前进，战至11时，成功推进至德川城的北面和东面，高地已被114师部队全面控制。南朝鲜第7师的主力部队，约6000余人，已被志愿军从四面八方逼入狭窄的大同江河谷。 由军直属侦察连、第113师侦察连及两个工兵排组成的侦察支队，在战斗打响前秘密渗透到敌军后方。到26日8时，他们抵达德川西南的武陵里，成功炸毁了公路大桥，击毁并截获敌军车辆40余辆，切断了第7师南逃北援的通路。 至此，第38军已成功将南朝鲜第2军团伪7师，在德川地区从四面包围。 伪7师所在的这片河谷，面积不过10余平方公里，114师的战士们，此刻隐蔽在附近的各个山头，暂时停止了对敌军的进攻。他们已经十多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现在敌人已被包围，战士们开始吃些随身携带的干粮，养精蓄锐。 根据副军长姜云辉的部署，114师此时仅负责围困敌军，等待更多部队集结，计划在晚上九时发起攻击，利用我军擅长的近战与夜战，尽量减少伤亡。这是因为南朝鲜第7师的火力配置完整，战斗力不容小觑。 然而，被困在河谷中的南朝鲜伪7师已经开始感到焦虑不安。 师长申尚澈深知，若继续滞留在此，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第2军团的刘载兴中将，同样关注第7师的处境，但却无计可施。德川的所有通道都已被第38军切断，而其他部队也正遭受志愿军的猛烈进攻，简而言之，没有任何援军能够前来救援这支部队。 最终，刘载兴下达了撤退命令，指示申尚澈带领部队突围，沿北仓向顺川方向移动。中午1点左右，申尚澈命令炮兵对东面和北面的高地实施炮火打击，与此同时，全师迅速登车，准备突围。 顿时，山谷中炮火轰鸣，马达声震耳欲聋。借助炮火掩护，南朝鲜第7师分成三路，向德川西南方向突围。 第38军军长梁兴初果断决策，将原定于晚上发起的总攻提前，展开对敌军的围歼战。 26日下午3点，志愿军38军对德川南朝鲜第7师发起了总攻。各个部队轮番对敌军阵地展开猛烈冲锋，战场上几座山头的号兵吹响了冲锋号，号声在山谷中回荡，充满了肃杀之气。 与此同时，匆匆赶到的114师炮兵也开始对山谷中的敌人进行炮击，双方炮弹呼啸而过，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身穿棉衣的志愿军战士纷纷从石缝、草丛和岩壁后面冒出，犹如潮水般向河谷中的敌军扑去，硝烟迅速弥漫在整个战场上。面对绝境， 南朝鲜的士兵无处可逃，只能拼命抵抗，组成一道道火力网，企图阻止志愿军突入他们的环形防御圈。战斗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原本微弱的阳光也被浓厚的烟雾彻底遮蔽，天空阴暗不见。 下午6点左右，从多个方向赶来的志愿军增援部队陆续投入战斗。巨大的压力迫使南朝鲜军队的防御圈不断缩小，面对敌人的退缩，志愿军战士士气高涨，从隐蔽处迅猛冲出，展开了对敌军的最后总攻。 夜幕已深，志愿军的部队源源不断地赶来，轮番投入战斗，而南朝鲜人却再无指望获得任何援助。114师的战士迅猛地插入敌阵，溃散之敌分为几块。 绝望的敌人中，有些人开始投降，另一些则借着夜色四散逃命。最大的一股溃逃敌人约有千余人，他们成群结队地向南方狼狈逃窜，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不分高低。指挥官早已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全军陷入一片混乱，唯一的念头就是向南逃跑。南方才是他们的家，而且那里有他们的友军。 坚守南面山头的志愿军几个连，已经遭受重创。 当敌军潮水般发动最后一次冲击时，志愿军已无更有效的办法阻止这股敌人的逃亡。 最终，敌人冲破了一道口子，向南狂奔而去。 大约晚上8点，山谷中只余下零星的枪声。志愿军开始清理战场。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114师彻底歼灭了南朝鲜第7师师部及其下属的第5团和第8团，共歼敌3000余人，并缴获火炮156门、汽车218辆。在长长的俘虏行列里，还有以根波为首的美军顾问团共10人。 11月25日至26日，不到24小时内，德川的韩军伪7师，大部分已被38军歼灭。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道：“在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下，韩国第2军团在短短二十四小时内已经完全瓦解。” 在38军围歼韩军伪7师的同时，42军在军长吴瑞林指挥下，也对南朝鲜伪8师展开了行动。 42军的一个尖刀营悄悄潜入南朝鲜军的阵地，用匕首割断了敌军士兵的喉咙，随即扑向宁远城外的屏障——566高地。 虽然南朝鲜士兵刚从睡梦中惊醒，但他们的抵抗相当顽强，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这让南朝鲜军吃了大亏。刺杀是中国步兵的拿手绝技，尤其是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这项技艺显得尤为重要。 当年对抗日本时，多位统帅都亲自参与编写了刺杀教程，这些以血的教训总结出的技术连被俘的日本军官都感到震惊，南朝鲜士兵更是难以应对。566高地上，韩鲜语“杀”声更是喊得震天响，久经白刃战阵的中国兵却根本不做声，战斗时喊“杀”是会惊动敌人、耗费体力的。 一阵肉搏战后，大喊大叫的南朝鲜士兵，纷纷惨叫着倒在了地下，不声不响拿着刺刀狠捅的中国老兵们冲下566高地，打垮了另一个南朝鲜连队，跟着就闯进了宁远城。 城外打得热火朝天，城内一片寂静。 带尖刀连的副营长孙光山一脚踹开南朝鲜伪8师10团指挥所的房门，包括副联队长在内的三十多名十团军官一起举起了手。到了天亮，连逃跑的10团团长也被迂回部队抓住了。 此战过后，南朝鲜伪8师也几乎全军覆没！ 那天晚上，志愿军战士们都是端着三八大盖发起冲锋的，到天亮结束战斗时，他们都已经肩扛美国m1加兰德半自动了。一夜之间，南朝鲜军的两个师就已经全线崩溃！ 仅一天时间，联合国军西线战场右翼就全线崩溃。 战役的缺口被彻底打开。 中路的39军、40军也不示弱，向正面的美2师、25师发起了进攻，虽然美军强劲的火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志愿军士兵的身影依旧在夜色中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成捆的手榴弹、爆破筒扔向了美军的坦克，爆炸声、碰撞声此起彼伏，美国战史这样记载： “中国军队用步枪和机枪猛烈射击，抛出了看起来是永不告罄的手榴弹，他们冲上美军阵地，用刺刀把美军士兵刺死在散兵坑里。” 战斗持续了两天，作为主力的中路美军就已经支持不住了。 这期间，39军甚至俘虏了美25师24团c连，这也是整个朝鲜战争中，向志愿军投降的唯一一个完整的美军连队。 这时候，最蒙圈的是麦克阿瑟。 前两天刚吹完牛说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今天就让中国人打得节节后退。 麦克阿瑟召集相关人员，跑东京去开了个会，一直从晚上讨论到凌晨，最终做出了两个字的决定：撤退！美国人根据前线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再不全线撤退，那就很可能全军覆没。 后来这次会议被美国和日本军史学家共称为“最奇怪的会议”，前方崩溃在即，指挥官居然跑到后方清谈，足见被一巴掌从天堂扇到地狱的麦克阿瑟，已经方寸大乱了。 不过麦克阿瑟可没想背这个锅，而是直接甩给了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那帮人。都怪你们不让我轰炸鸭绿江大桥和中国本土，你们这些卖国贼！ 杜鲁门目瞪口呆。昨天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形势一片大好，胜利就在眼前，才一晚上的功夫，你就跟我说朝鲜局势已经超出了本司令部的驾驭能力？ 我们可不关心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到底谁背这个锅，都说了不让你们回家过年，你们就必须在这儿过！战场局势到了这个程度，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联军为堵缺口，急调土耳其旅由捷川向德川方向、美军骑兵第1师(机械化师)由顺川向新仓里方向机动，以阻止志愿军前进。 戛日岭位于德川以西20公里处，有道十余米宽的险峻垭口穿过岭背，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穿过垭口，这是通往军隅里的必经之地。整个嘎日岭，东西穿过一条海拔810米的高地，在“814”与“805”高地之间，形成一个狭窄的50米垭口。这是美军向西推进、夺回德川等重镇的咽喉要冲。谁若把控住这条喉咙，就等于牢牢掌控了整个战场的命脉。 在一战和二战中，土耳其的立场一直比较摇摆。 一战时，土耳其与德奥同盟国结盟，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然而，战后却被战胜国瓜分，成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国。为了生存，土耳其政府不得不转向强国寻求支持。经过与英国的亲密合作后，土耳其逐渐向美国靠拢，成为了美国的盟友。直到1940年代末，冷战升温，土耳其一直站在西方阵营的前列。 朝鲜战争爆发后，土耳其也积极响应，派遣了5000人的精锐部队参与作战。 土耳其旅属于联合国军第25师，这些土耳其士兵个个身材魁梧，留着大胡子，腰挎土耳其弯刀，看起来十分凶悍。美军第9军军长库尔特中将对这些土耳其士兵十分满意，破例将这支队伍编入了其麾下的第25步兵师，打算将这群战斗力一看就爆表的土耳其部队当成一支奇兵使用。 指挥官是塔辛-阿齐兹准将，经历过加里波利等着名战役的洗礼，为了能亲自率领部队出征朝鲜，他主动申请降了一级。土耳其旅据说打仗极野蛮，崇尚白刃冲锋。 11月26日清晨，薄雾还未散去，哨所就传来急促的警报声。一支千余人的敌军，正扑面而来！阿齐兹准将立刻下令全军戒备，火力掩护第一线。近两小时激战后，营地里再次恢复了宁静。土耳其旅总共打退了1000多人“敌军”，并俘虏了200多人。 这时，一名美军联络官过来，看到俘虏后，十分无语：“这...这哪里是什么敌军，分明是我们自己的友军！”原来，他们抓了刚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韩伪7师。 11月27日黄昏时分，寒风凛冽，暮色渐浓。第38军接到进攻嘎日岭的命令，立即行动起来。114师直扑中心目标嘎日岭，努力夺取这一战略要地。 342团团长孙洪道，曾在嘎日岭附近作战，对这里的地形环境很熟悉。他急忙部署，以三营为主力，分两路进攻：一路由政委王丕礼，率领7连沿公路正面直扑；另一路，孙洪道亲自率8连从侧翼绕后攻击。9连和机枪连，担任预备队。2营，则作为团预备力量，以应对可能的变化。 入夜，戛日岭的主峰燃起堆堆篝火，土耳其人先到了。 偷袭土耳其旅！ 为避免行军时脚步声惊动敌人。所有战士都脱下棉鞋，赤足踩在白雪之上，悄无声息地向敌阵地渗透。随着夜幕低垂，他们隐蔽在林木丛中，静等发起总攻的时机。 近了，更近了，连烤火的土耳其士兵说话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孙洪道一挥手，成群的手榴弹立刻飞向一堆堆篝火，烤火的土耳其兵随着被炸散的火堆四处飞溅。仅仅20分钟，戛日岭主峰便落入志愿军手中。 “这是中国军队！” 阿齐兹准将沉着镇静地边说边扔下自己的帽子，高喊：?“以此为界，后退一步者杀！” 土耳其人拿出同沙皇俄国打仗的蛮劲，组织起反冲锋，凶狠反扑。靠野蛮是打不了胜仗的，当场就有40多人阵亡，20余人被俘虏。 342团共打死打伤俘虏土耳其士兵300多人，之后顺利占领了嘎日岭，继续追击。11月28日，在价川阳站附近再次和土耳其部队碰上，这次和土耳其士兵交火的是38军342和340团。 土耳其旅奉命在阳站北山附近阻击志愿军，他们拥有一个榴弹炮营，配备有重火力武器，并占据了所有高地，设置多个火力点对志愿军进行封锁。志愿军采取“三三战术”向土耳其阵地发起冲锋，在30分钟内接连拿下3个高地，并从四面完成了对土耳其旅的合围，此战我军共打死打伤土耳其士兵580余人，沉重打击了土耳其人的嚣张气焰。 战斗至11月30日，土耳其旅已经有741人被打死，超过2000人负伤，244人被俘，还有163人下落不明。与志愿军交手仅仅3天，土耳其旅已被打残。 此时，西线战场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朗，美第9军所辖的2师、25师，骑兵1师、土耳其旅以及韩1师，已经被中国军队三面包围，留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向南撤退的道路，而三所里正是这条道路上的咽喉，如果这里堵不住，那么整个第二次战役只能变成一场未达成战役目标的击溃战。 1950年11月27日晚，志愿军第38、42军分别向军隅里、三所里和顺川、肃川攻击前进，实行双层战役迂回，以切断美军第8集团军退路，这是能不能歼灭美军的关键。 担任外层迂回任务的42军遭受到了顽强阻击，由于志愿军士兵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同时，后勤补给跟不上导致了严重的弹药缺乏，加之缺少正面攻击美军阵地的有效手段，倒在阵地前的志愿军尸体足以构成另一道防御屏障。 穿插的42军损失极为惨重，未能成功完成迂回任务，外层的美骑兵1师逃出了包围圈。 38军负责了内层迂回，其中38军113师负责向关键点三所里方向穿插。 113师江潮得到军部命令，在美军之前，夺下三所里。并交代： 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绝对不能够放弃，就算是爬也要爬到三所里。 夺下三所里后，哪怕是钉也要钉在三所里，切断敌人逃跑的后路。 三所里位于朝鲜价川和平壤之间，是美军南撤的必经之地。只有在美军之前抢占三所里，志愿军的包围计划才能够成功。 虽然113师的士兵都是刚刚经历了战斗，疲惫不堪，但当接到命令后他们立刻重抖精神，奔赴三所里，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到一天了。 在出发之前，为了防止美军的侦查，江潮下令将电台关闭，暂时断绝和司令部的联系。还指示所有的战士，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一旦遇见了敌人要用最短的时间以最小的损失消灭敌人，然后尽快赶路。 一路全是险峻崎岖的山路。 113师在途中遇到了4股南朝鲜散军，并和他们产生了小规模的激战。战士们边跑边打，击垮敌军的同时，仍然一步不停地向三所里狂奔，感觉已经要熬干身上的最后一丝精血了。 一些战士跑着跑着，就倒在地上就此不起。一些战士疲倦到极点就躺在路中间，被后面的战友踩醒后，揉揉眼睛再接着跑。还有的战士，不小心掉下了万丈悬崖。 最苦的是炮兵，沉重的部件和炮弹压得他们腰都直不起来，却一步都不能脱离步兵。 现在，支撑113师前进的已经不是体力，而是纯粹的精神力量了。 在翻越海拔1250米的长安山时，所有的军官冲到前面开路，战士们结成一长串人链互相拖拉前进。 113师全员已陷入疯狂的状态。 那时候，上到师长下到炊事员，所有的人思维都凝固了，疲倦至极的大脑里只有“三所里”三个字，所有的脚掌已经不是靠体力往前迈动，而是靠非凡的意志力在推进。 路上，113师还差点被前来巡逻的美国空军发现。面对可能会全军覆灭的危险，江潮兵行险招，淡定指挥将士们丢掉身上的弹药干粮，伪装成刚刚战败而归的韩军。 就这样，113师全师将士，大摇大摆地在美国空军的眼皮子底下行走，成功地骗过了美国空军，避开了美军的轰炸和扫射。 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晚上，113师的官兵们正在悄悄创下一项至今没有任何军队能打破的世界纪录。 整整一夜，志愿军指挥部无人入眠，大家都在等着113师的消息。 志司将领们，都血红着眼睛围在报务间，几十部电台都调在113师的频率上，113师失踪已经整整一夜了。 谁也不知道，机警的113师指挥员们为预防美军测向，实施了无线电静默，这无疑是中国军队一次极为成功的电子战。 突然，志司的报务员们一起大叫：“通了，通了！找到113师了，他们到了。” 14小时，113师用双脚，边打仗边行军72.5公里，那还是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实际距离比地图上的72.5公里这个数字要长得多，而且一路走的还全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这真是奇迹！ 这个数字，也创造了世界步兵战争史上空前的纪录，至今没有任何国家的军队能打破。 1990年，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中，极其现代化的美、英军重型装甲部队在平平展展的伊拉克沙漠上，面对已经一败涂地的伊拉克军队，每昼夜的进攻速度也只有50公里到60公里！ 113师也因此赢得了“飞虎师”的美誉。 “我部先敌到达三所里！” “敌人企图经三所里撤退。” “请示我部任务。” 一条条信息，雪片般飞到志司。 赶到三所里的113师根本来不及休息，又立即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工事修好才5分钟，南逃的美军就到了。 多么宝贵的战机。 正是因为113师的早到，将敌人死死困在阵地前，为主力部队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为聚歼敌人创造了条件。 三所里阻击战开始了。 11月29日，志愿军正面部队开始向被包围的美军发起正面突击。 为了摆脱志愿军越来越猛烈地压缩，美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三所里的38军阻击阵地展开了猛攻。 那是一场中国军队用十几门迫击炮、几百挺机枪、几千支步枪和刺刀，同美国军队几百架飞机、几百辆坦克、上千门大炮展开的决斗。 从西线溃退下来的美军急红了眼，美第2师、第25师土耳其旅残部，和美国骑1师、南朝鲜1师都陷入了三面包围。 打不开三所里，就是死路一条！ 炮弹带不走了，全部打出去！ 美军一个支援炮兵营22分钟发射3206发炮弹，创造了单炮每分钟8发射弹的世界最高纪录！步兵都滚下车来，冲锋去！被逼到绝路的美国人居然搞起了“人海冲锋”，成百上千地对着113师阻击阵地猛攻！ 美国远东空军能动的飞机全来了，几百架飞机轮番对113师阵地狂轰滥炸…… 短短22分钟，在美军的炮火攻击下，阵地血流成河，宛如人间炼狱。 面对这样险恶的情况，113师团结一致，听从指挥，有条不紊地继续战斗。 他们选择道路两侧的高地作为主要作战阵地，并且采用“纵深梯次”的配置，对美军进行殊死搏斗。 在战斗中，113师战士们以顽强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抢修阵地，不给美军丝毫的机会，最终抵挡住了美军一次又一次地攻击。 那地狱火海般的高地上，不可能再有人类生存，但每当美国兵要去占领那些似乎已空无一人的高地时，志愿军又开始了疯狂的射击、刺杀。 “中国人似乎根本就不会受到炮火的伤害，美国士兵对于能在那种情景下生存下来的中国士兵突然怀有一种本能的敬畏的宗教情绪！” 六个多小时美军竟未能前进一步。 最近的时候被围美军已经能够看到北上前来救援的骑一师坦克上的白色星徽，但就是这短短的几百米却冲不过去，因为那里有志愿军。 当夜幕降临之后，一向狂妄自大的美军在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激战后，开始变得恐惧，中国军人的意志令他们感到害怕，于是便纷纷弃械而逃。 在113师的坚守下，仅仅相隔不到1公里的南北美军不得相聚，始终无法会合。 在“三所里阻击战”中，113师以顽强的抗击成功地阻击了美军，切断了美军的后路和支援之路，为我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提供了保障。 志司注意到，三所里以西还有一条公路由北向南贯通，一个小镇龙源里卡在那儿。敌军在三所里被阻，肯定会改道龙源里南逃。 志司立即下令给113师，你们还得堵住龙源里。志司心急的报务员，将龙源里打成了龙泉里，但那已经不要紧了。 113师指挥官们早已经派一个团赶了过去。不但如此，极富主动精神的113师指挥官们还派了一个营炸掉了通往安州的公路大桥。 113师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这就是永垂中国军队征战史的三所里、龙源里阻击战。 至此，联军整个战役布势彻底动摇了。 让我们把表针拨回到1950年11月24日上午。 就在志愿军将士在前线激战时，伍修权也在联合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展开唇枪舌战。伍修权、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乘坐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在纽约机场降落，出席联合国大会。 中国代表团到纽约的当天，正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前夜。 11月27日上午11时，伍修权率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会的会场，为了一睹新中国代表的风采，许多人都千方百计的想要弄到一张旁听证，其中不少是在美国的华侨、华裔。 伍修权进入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苏联代表团团长维经斯基正在讲话，但听说中国代表入场后，立即中断了演讲，并向大会介绍中国代表： “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的邀请下，现在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的活动获得成功。” 按照时差推算来看，113师穿插三所里走了几个小时后，伍修权正带着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会现场。 因为是第一次到异国他乡，代表团各个成员都显得很小心，据伍修权后来回忆： “当时大家看到地毯上因静电擦起的火花，都会想一想，这是不是什么特殊的特务装置。为了防止被窃听，大家不在房间里谈论工作，需要商量事情的时候，就到饭店旁边的一个公园里，边散步边商量。” 1950年11月28日，伍修权正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这也是新中国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 “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宝岛这一非法的和犯罪的行动。”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矢口否认武装侵略，伍修权则针锋相对，其讲话稿是出自于颇有文采的乔冠华之手。 “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7舰队和第13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 伍修权转向现场，提高了音量道： “不是的，美国第7舰队和第13航空队并未跑到别的地方，他们在台湾。任何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宝岛。” 当时，会场上还有蒋介石当局的代表蒋廷黻，在下午他用一口流利的英文发言，对新中国进行污蔑。 伍修权当然不能容忍他颠倒黑白，直接要求发言，得到了大会主席的同意。 “你不能代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只有我们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你做美国的走狗，做美国的应声虫，这就是你的职业。连中国话都不会讲，我怀疑你还是不是个中国人！” 让伍修权印象深刻的是，他是在联合国大会现场，听到了二次战役胜利的消息。 据伍修权回忆： “我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听到二次战役胜利的这个消息的，而且很巧合，中国代表团到会的那一天，正巧是战役发动之日，我在报告中有一段话，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打退一切侵略者。” 尽管在美国操纵下，我国的提案并没有获得通过，但伍修权此次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却极大的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苏联的《真理报》甚至评价： “联合国中第一次响彻着中国人民代表的声音，这个声音所代表的政府其稳固与人民对它的拥护在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11月29日，西线联军开始全线溃退，他们已经由“向北进攻”变成了“向南大溃退”。 在美军高层后为问责此次溃败时，美第8集团军认为此次德川战役的失败原因，是因为自己始终未能弄清志愿军准确的参战人数，他们只能进行这样牵强的解释：“我们跌入了中国军队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骗局中”。 因为“中国军队已经命令所有番号和称呼全部下降两级，即把军叫做某某部队，让人听上去像个团，师让人听上去像个营，团让人听上去像个连。” 而 38军第112师此时接到的命令是，占领和三所里、龙源里成鼎足之势的松骨峰。 松骨峰的地理位置与三所里、龙源里一样，也是通往顺川的必经之路，只有这三个口都堵住，才能彻底截断联合国军的南逃路线。 第8章 第二次战役(5)松骨峰惨烈阻击 1950年11月6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联合国军”沉重打击。面对溃败的联军部队，麦克阿瑟被迫下令全线撤退。 志司见到“联合国军”的逃跑态势后，为了扩大第二次战役的战果，立刻下令志愿军第38军对逃跑的美军进行追击。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追击战。 “联合国军”刚刚经历了几场大败，军心涣散，在接到麦克阿瑟的“撤退”命令后，很多部队都没能按照制定的路线进行撤离。 美军步兵第2师在撤退时，遇到了分岔路口。 一条是沿着军隅里——安州方向撤退，不过在这撤退条线路上，已经有美24师、25师和韩1师，如果贸然从这条路上撤离，美2师势必会与其他部队造成拥堵，不利于快速撤退。 美2师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只能沿着军隅里——顺川方向进行撤离。不过，美2师师长凯泽少将却从联军指挥部那里得知，军隅里——顺川这条撤离路线的战略要地，龙源里和葛岘，已经被志愿军占领了。 美2师参谋长艾普利上校拿出战略地图仔细查阅了一番，然后对着师长拍着胸脯保证道：“敌军的机动能力远不如我们，就算撤离路线已经被他们占领，但人数绝对不会多，我们完全能够凭借强大的火力突破阻击阵地！” 听完参谋长的汇报后，美2师师长凯泽少将于11月29日晚向全军下达撤退命令。而然，凯泽的这个命令，让他后悔终生。 就在美2师下达撤退命令之前，38军军长梁兴初急电112师师长杨大易，下达了一项紧急命令：“马上派遣部队前往书堂站，占领此处高地，截住美军，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 接到命令的杨大易犯了难，因为他的手里只剩下1个336团可用，而且这个团在梁兴初军长下达命令之前，也已经被杨大易派出去执行其他重要的阻击任务了。 不过得亏336团刚出发半天，及时派人追的话，应该还能追回来。 杨大易派出侦查科科长魏德才，沿着336团离开的方向一路追去。但336团怕耽误了师长下达的阻击任务，一路急行军，行进的很快。魏德才追了好久，还是没能追上336团的尾巴。 不过魏德才也算是运气好，虽然没能追上336团，但碰巧遇到刚完成诱敌深入任务，正在返回途中的335团。没错，正是刚刚结束飞虎山阻击战，范天恩率领的335团。 335团诱敌深入，已经向北撤退到花坪站，又怎么可能出现在南边的松骨峰？ 这是因为范天恩擅自改变了作战地点，按理说是违反战场纪律的。 335团原本接到的命令是退守花坪站并向正面敌人发起进攻，40军的一名参谋也专门找到范天恩，告知他们将接替335团的阵地，让335团跟随40军向前作战。然而，范天恩觉得跟着40军没啥硬仗打，在无法联系上师部的情况下，便擅自决定去追赶师部主力。 经过几天几夜的追击，335团最终在戛日岭与112师会合。 当时112师接到的命令是前往占领松骨峰，师长杨大易正为兵力不足而发愁，335团的突然到来令112师师长杨大易惊喜不已，直呼“天兵天将”。就在范天恩还没有反应过来时，杨大易直接给他下了一个紧急阻击命令：前往书堂站，占领松骨峰高地！ 见到有仗要打，范天恩没有丝毫犹豫地接过军令，率领335团奔赴书堂站！而此时的范天恩还不知道，松骨峰将会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松骨峰位于龙源里东北，是军隅里通向顺川公路旁的一个小山头，与龙源里和三所里呈鼎立之势，是价川、军隅里敌军与凤鸣里敌军，向龙源里、顺川撤退的必经之路，只要控制住这一制高点，往南逃的美军就无法通过。 松骨峰地形复杂，尤其是在一个大转弯处，联合国军的机械化部队经过此地时不得不减速慢行，正是我军设伏歼敌的理想地点。随着志愿军包围圈逐渐缩小，美军若无法打通松骨峰这一通道，等待他们的只有全军覆没。 11月30日清晨，335团终于赶到书堂站附近。可就在范天恩部署军力安排时，不远处已经传出了美军坦克装甲车的轰鸣声，原来是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了书堂站附近。 范天恩心知情况紧急，立刻下令给335团1营：“不惜一切代价，抢占松骨峰，坚守到天黑。如空山无人，则你应做好坚守工事！”要求1营务必抢在敌人先头部队赶来前，占领松骨峰高地！ 1营营长王宿启率领战士们赶到松骨峰之后，发现此处已经被友军114师部占领。于是1营王宿启在与友军简单交涉后，留下驻扎在松骨峰高地附近，而最为重要的松骨峰则交给3连驻守。 营长王宿启给3连连长戴如义交代：“你们连留在此处阻截敌人，主要任务是拖延美军逃跑时间，等待我军主力赶到全歼敌人！”戴如义接到命令后立刻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335团1营3连加上所有干部不过118人，而他们将要面对的是美军1.3万人的整整一个师，这场阻击战注定是一场记录史册的战斗。 松骨峰高地说是高地，其实海拔也不过200多米，而且是石土堆叠起来的小山包，坡度非常平缓，没有有利地形来组织防御。而且松骨峰距离公路仅120米，敌人只要全力冲锋，20多秒的时间就能从公路跑到高地脚下。 更要命的是，335团3连刚刚占领高地，敌人就攻了过来，士兵完全没有时间构筑工事，只能依靠地形进行反击。再加上松骨峰位于公路转弯处的突出部，十分容易成为美军集火目标。 这一切都注定了松骨峰阻击战必将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攻夺战。如果不论规模，只论战斗的惨烈性，松骨峰阻击战完全可以与后来的上甘岭战役齐名。 当3连的战士看到眼前光秃秃的高地，他们心里很清楚要完成阻击任务，或许比牺牲更困难。即便如此，这些战士还是义无反顾的冲上了松骨峰高地。 而对美军而言，松骨峰的争夺战就是一道单选题：要么夺下松骨峰，要么死。 1950年11月30日6时30分，第335团1营3连118名志愿军战士，抢先占领松骨峰东侧、书堂站北侧的无名高地，不到5分钟，都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听见隆隆的马达声由远及近。这是在军隅里遭到40军痛击败逃下来的美军第2师。美2师先头部队赶到了松骨峰高地附近，其中美9团率先对3连驻守的松骨峰发起了第一波冲锋。 疲惫不堪的3连还没来得及休息，就和来势汹汹的敌军狭路相逢。面对公路上潮水般涌来的敌人，3连官兵立即把疲惫和饥饿忘得精光，他们相互鼓励着，准备战斗。距离公路最近的只有20多名志愿军战士，他们拼死接连报废的两辆坦克，将道路堵住。 美9团的先锋部队在冲击松骨峰时，发现了此处高地已经被志愿军占领。于是慌忙向美2师发去急电，表示需要重火力支援。 志愿军与美军先头部队交火不到半个小时，不远处的道路上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天空中也响起了飞机的引擎声。美军在第一次攻击，直接出动了8辆坦克、11架飞机和十多门火炮，想要一举拿下松骨峰来为后续部队开路。 3连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在出发前舍弃了重型装备，战士们手中的武器，只有机枪、步枪、手榴弹和少量的爆破筒、炸药包。面对美军炮火的狂轰滥炸，3连的战士只能隐藏在挖好的战壕中躲避。 当炮火渐渐停息，美军组织起了陆军冲锋，数十名美军从松骨峰的不同方向一起进攻。3连战士们朝着冲锋的美军一轮猛射，短短片刻就留下了诸多具美军的尸体。 此时，师长杨大易焦急地关注着3连的动向，他站在师指挥部的山头上，目光所及，从药水洞到龙源里的公路上，敌军的汽车和坦克铺满了道路，多得看不到尽头。为了打通这条路，敌军集结一个连，百余兵力，疯狂进攻3连阵地。 美军先用飞机和火炮将松骨峰进行了全面轰炸，随后步兵发起冲锋。位于阵地前沿的3连3排，灵活调整战术，等敌人进至距离阵地约30米时才开火，轻松打退了敌人。 30日上午九点，不甘心的美军增加了一倍兵力，朝3连阵地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同样被志愿军轻易击退了。 经历两次失败后，美军不再敢轻敌，他们改变战法，用空军掩护的方式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猛攻。他们一次性出动了上百架次飞机，对松骨峰进行狂轰滥炸。飞机炸完，还觉不够的美军又以坦克引导步兵的战法，向松骨峰阵地发起猛攻。同时，坦克和大炮也不断向山头倾泻炮弹，最长一次连续轰炸了五十分钟。 阵地上只剩下一片火海。 美军的炮火停止后，在上午10点，美2师师长下令韩3团、美9团和美38团再一次组织百人进攻。其中南韩军队居然趁着志愿军休整期间摸到了前沿阵地附近，几乎就要冲上高地。 就在此危急时刻，美军也没想到南韩军队居然能顺利冲上高地，美9团依旧将火炮瞄准向了高地，而炮火正好对准了南韩军队，美军的炮火几乎全部轰在了南韩部队当中，韩3团在美军的轰炸中损失惨重。 美军见到打的是友军，于是赶紧停止火炮轰击，而3连的战士见到南韩军队被自己人炸得七荤八素，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好机会，于是立刻冲出阵地与南韩敌军展开了白刃战。 对于志愿军战士来说，白刃战几乎还没有怕过谁，很短的时间内，志愿军战士经过残酷的近身肉搏后，几乎将高地附近的南韩军队全部歼灭，让敌人闻风丧胆再次败退。 让美韩军士兵倍感恐惧的是，在这么猛烈的轰炸过后，3连战士在3连指导员杨少成的动员下高喊着“人在阵地在”，竟然又纷纷从弹坑中站了起来，有子弹的继续射击，没子弹的用刺刀冲锋，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砸，甚至用牙齿咬。每个人腰上都会别着最后一颗手榴弹。这个手榴弹的用处就是，到最后实在伤重不行了，就会用最后的力气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松骨峰面临危机之际，正在往前赶的335团团长范天恩焦急万分，他看着敌机不断呼啸着猛冲向松骨峰，他不确定3连能否支撑到大部队赶到。急坏了的范天恩冒着暴露部队位置的风险，命令位于松骨峰公路东侧的2营以火力支援3连。 关键时刻，1营营长王宿启派3连左侧的1连，从侧面攻击敌军，与3连战士一同冲出阵地，端着刺刀与美军进行肉搏。在2营和1营的帮助下，3连已经只有少量武器弹药的志愿军愣生生用刺刀逼退了美军的第三次进攻。 美军在心理上产生了恐惧，他们从未见识过如此血性的对手。第四次进攻时，美军再次调整战略部署，他们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出动了一个营的兵力。 在面对数倍的敌人，没有一个人选择后退，即便很多战士在战斗中身中数枪，依旧忍痛咬牙向敌人拼杀！被炮火炸平几米的松骨峰高地已经被鲜血染红，残酷的阻击战，已经持续了6个多小时。 在阵地上的火势最为凶猛时，敌人如潮水般涌向3连4班的阵地，4班的战士们准备开火。然而就在关键时刻，重机枪的枪管被烈火烧得弯曲，无法继续射击，急得射手李玉民满脸是汗。他果断丢下重机枪，弯腰捡起牺牲战友的步枪，义无反顾地冲向敌人。 在激烈的战斗中，李玉民的大腿被子弹击中，鲜血不断涌出。他强忍剧痛，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子弹，硬生生插进伤口止血。随后，他奋勇扑向敌人，与其展开白刃战。刺刀被捅弯了，他用枪托砸；枪托砸碎后，他便抱住敌人拼命摔…… 美军的第四次进攻依旧以失败告终。 这轮进攻后，松骨峰阵地前已经堆满了美军的尸体。美2师整整四次冲锋，全部被正面阻击的3连和侧方支援的1连、2连击退。打退美军第四次进攻后，3连只剩下了一半人，骨干连一半都不到。 连长戴如义和指导员杨少成把党支部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 杨少成说：“咱们连是有光荣传统的连队，个个都是颗‘钉子’，天大的压力也要钉在地上。” 戴如义对众人说：“千斤重担咱们3连也要担起来，敌人没有退路，咱们也没有退路。一句话，和他们血战到底。” 此时距离松骨峰阻击战打响已经过去了5个多小时，美2师一个师在面对志愿军一个连的兵力时，居然没能短时间突破防线。随着时间不断流逝，凯泽少将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本的气愤变为了恐慌。 如果美2师不能尽早离开书堂站的话，那么将会面临志愿军大部队的合围，到时候能否全身而退由未可知。这种情绪严重影响了他对战场的判断，反而全部“押宝”美军强大的火力优势，再一次对松骨峰高地进行了轰炸。 下午1点左右，他们刚开完会，美军就再次发起了狂轰滥炸，这一次，美军是铁了心要把3连团灭了。这次猛攻，美军动用了18辆坦克，数十门火炮、32架飞机，最要命的是这次狂轰滥炸，持续了近40分钟。此次美军选择使用燃烧弹进行攻击。一连串的燃烧弹将整个高地变成了一片火海。 一时间，整个松骨峰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紧接着，400多名敌军再一次组织起了进攻。 连长戴如义怒指山下的敌人，咆哮道：“顶住！” 敌军蜂拥而上，占领了山头，志愿军们被压制到了山脚。飞机投下的汽油弹在志愿军身上引燃了火焰。 志愿军战士们没有后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敌军蜂拥而上，占领了山头，志愿军们被压制到了山脚。飞机投下的汽油弹在志愿军身上引燃了火焰。 三连的战士们如同钉子一般牢牢地扎根在山上：排长牺牲后，班长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继续顶上……最后炊事员和通信员也投入了战斗。 这是三连最后的时刻。 也是三连最荣耀的时刻。 半个小时过后，3连的阵地接连被突破，连长戴如义在战斗中双腿被炸断，依旧趴在地上向敌人进攻，最终英勇就义。 335团3连指导员杨少成，在与敌人进行白刃战时，端起刺刀奋勇杀敌。面对数量远超自己的美军包围，他毫不犹豫拉开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邢玉堂，这位在抗美援朝战史上留下英名的烈士，在被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的情况下，带着呼呼燃烧的火苗端着刺刀冲向美军，连续捅死了几个被吓傻的敌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抱住一个美国士兵死死不放，直到两个人都被烧成焦炭。 “排长牺牲了，我们的副班长牺牲了，班长挂花（受伤）了，真正战斗兵就剩我自己了。副连长说子弹我也没有，手榴弹也没有，你告诉你们班长，剩下一个人也要把我军阵地给守住。人在阵地在。” ——志愿军第63军189师 杨恩起 战士 连长、指导员阵亡，副连长接起指挥大旗继续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副连长战死，排长接过指挥大旗依旧浴死奋战！ 面对志愿军这样的士兵，这仗怎么打？ 美国士兵对中国军人充满了深深的恐惧，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会表现得如此疯狂。更让他们困惑的是，为什么岩石都被炮火翻了几遍，中国人还炸不死，美军竟然生出一种“宗教情绪”般的敬畏。 美军的第五次冲锋再次失败，松骨峰阵地依旧牢牢掌控在我们手中！ 这场激烈的战斗已经持续了整整八个小时，而此时，坚守在松骨峰阵地上的113连战士，仅剩七人。其中一名战士袁启楼，全身多处负伤，血肉模糊，一颗子弹从头部侧脑打进，从脑门中穿出，经过战地抢救，他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到了傍晚，1营营长王宿启带人到松骨峰高地打扫战场，当他们见到松骨峰上惨烈的一幕后，忍不住留下了泪水。 战场上场面异常惨烈，烈士们的遗体呈现各式各样姿势，有的抱住敌人的腰，有的抱着敌人的头，有的掐着敌人的脖子一起倒在火海里，还有一位战士,手里紧紧握着手榴弹，弹体上沾满了血浆，他和敌人死在一起，脑浆迸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 335团3连凭借百人的力量，在毫无防御工事的条件下，抗击了硬生生顶住了拥有绝对火力优势的美军第2师连续八小时，近百门火炮和上百架次飞机支援下的5次冲锋，愣是没有让敌军攻下一个小土坡，还歼敌500多人，战损比高达1:5！ 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松骨峰阻击战结束后，335团1营3连只剩下7人活着，但依旧保留了该连的番号。志愿军总部授予3连“攻守兼备”锦旗一面，整个3连记集体特等功。志愿军第38军授予3连“英雄连队”称号，成为了3连永不磨灭的番号！ 美国国内在得知松骨峰阻击战的战况后，《纽约先驱论坛报》将此次战役称为“史上最大的败绩”！ 松骨峰阻击战，后来被作家魏巍写成了一篇战地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 “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敌人的死尸像谷个子似得在山前堆满，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枪支完全摔碎，机枪零件到处都是……有一名战士，他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边耳朵……” 魏巍深入朝鲜战场，从一名营长口中了解了一场悲壮的战斗。回国后，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怀着对战士们的崇敬，他将这次战斗写进了报告文学。 松骨峰的英雄事迹传出去后，无数人为之动容，就连斯大林都热泪盈眶，称赞道：“这是支伟大的部队。” 中国军人从此有了一个崇高而亲切的称呼：最可爱的人！ 很多人都问他，你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题目怎么想出来的。他说真不是想出来的，就是从心里蹦出来的，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我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一切，告诉给我们祖国的人民。想告诉他们，我们的幸福生活，就是这些战士们这样的奋不顾身、英勇牺牲换来的。 38军在执行穿插任务时，最为艰难的并非如何突破敌后，而是如何坚守住敌后的阵地。 毕竟，美军的退路被阻断后，势必会拼命打通撤退通道。 而38军下属的112师、113师、114师，在美军猛烈的炮火轰击中，始终像钉子一样牢牢坚守在阵地上，直到接到追击的命令，圆满完成了彭德怀赋予的作战任务。 这一行动成为第二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所在。 美国第9军，眼见在三所里突围无望，又被39军和40军从背后猛烈攻击，慌乱之中，他们丢下了全部两千辆汽车、几百辆坦克和上千门大炮，轻装转向西面，与美军第1军会合。 更让麦克阿瑟心惊的是，又有一支中国部队，正在向肃川、顺川方向推进，美国骑兵第1师正在拼死阻止他们南下。而这支部队正是42军的战士们，他们甚至连鞋子都没有。若是42军真的突破至顺川、肃川，第8集团军将彻底陷入绝境，除了跳下中国黄海外，别无退路。 在这场大战中，美国第2师几乎全军覆没，能够逃回去的兵力仅占编制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这支部队损失了所有的数百辆坦克、数百门火炮和上千台车辆。 美国人将这场惨败比喻为遭受印第安人的笞刑，并将那条山谷命名为“印第安的笞刑场”。 凡事讲求认真的日本人在史料中居然弄了一幅印第安人的笞刑示意图——两长排印地安人挥舞鞭子猛抽从行列中穿过的罪人——这幅图的确能简洁明了地说明这个师遇到的一切。 美25师、美骑1师也均遭重创。 整个第8集团军，于12月1日沿着肃川一线的沿海公路仓皇南逃，仅俘虏就有三千人被送进了中国军队的手中。 “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撤退”拉开了序幕，在短短十天内，美军溃退了300公里。 第8集团军一路撤退，一直退到三八线才收住脚。 在西线战斗中，我军歼灭了韩伪7、伪8师以及土耳其旅大部，并给号称“永远不是第二”的美2师毁灭性打击，重创美骑兵第1师、第25师。美军在无奈之下，无法打通南撤的路线，最终不得不抛弃大量辎重，绕道安州，逃回顺川。 此战，美军损失惨重，志愿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美国国内媒体疯狂报道，称：“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这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最惨的败绩，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军事灾难。” 志司发文，全军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自此，“万岁军”的美誉传扬遍及华夏大地…… 49年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两队来自北京的孩子正在进行一场猜歌名比赛。当比赛陷入僵局时，其中一队的孩子忽然全体起立，齐声唱起歌来：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 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平江起义上井冈，铁流向北方， 大战平型关，敌寇心胆寒， 南征北战，艰苦又顽强。 跨过鸭绿江，碧血洒邻邦， 血染战旗红，威名天下扬…… 当主持人和其他孩子询问这是一首什么歌时，那群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大声回答：“第38军军歌！” 12月6日，39军攻入已经沦陷49天的朝鲜首都平壤。 中国军队大胜已成，朝鲜战局被彻底扭转！ 第8章 第二次战役(6)冰天雪地长津湖－1 九兵团急调长津湖 志愿军战史将长津湖地区称为“朝北苦寒之地”。 “苦”意指贫瘠，“寒”则代表寒冷，这两个字正好揭示了该地区作战环境的极端恶劣。彼时，长津湖地区气温已低至零下30度，且地形复杂，甚至连野生动物都难以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美国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曾放言，长津湖地区根本不适合进行军事行动，甚至连成吉思汗也不愿征服这片土地。 为了尽快在朝鲜站稳脚跟，原计划作为二线部队、稍晚入朝作战的第9兵团，被紧急调往前线。这是稳定战局、推动整个战争进程的战略力量。 东线战场不仅存在威胁，也潜藏着战机，是最需要，也是最能发挥这支战略力量作用的地方。 第九兵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命令，以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各一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归第三野战军建制。 司令员宋时轮，湖南醴陵人，黄埔五期学员，来自红一方面军。他耿直豪爽、雷厉风行、个性突出；信念坚定、老成持重，战斗风格勇猛顽强，善于组织阻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宋时轮率领的华野10纵军纪严明，善打阻击，上蔡阻击战、桃林岗阻击战、徐东阻击战等，仗仗精彩，赢得了“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美名。建国后，宋时轮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是我军着名的军事教育家。 政委郭化若是福建福州人，黄埔四期生，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在军委领导机关担任要职，被誉为“主席的军事高参”，解放战争时期到华东战场锻炼。 建国后，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还是我军第一个研究mzd军事辩证法的人，被公认为研究《孙子兵法》最有权威的专家，伟人评价：“古有孙子，今有郭子”。他的性格偏静，善于思考，与宋时轮正好互补。 第 9 兵团乃三野实力最为强劲的一个兵团。 20 军由原 1 纵改编而成，军长刘飞、政委陈时夫，下辖第 58、59、60 师。此军系新四军之老部队，作战经验丰富，执行命令果断坚决，善于野战条件下的攻防作战，乃是陈粟首长麾下着名的叶王陶部队之核心。所属 58 师具红军之基础，于战争岁月历经诸多恶仗硬仗，创造众多以硬取胜之范例，在多次重大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该师战斗作风坚毅顽强，能攻善守，擅长野战条件下的攻防作战，以长于穿插、顾全大局及勇挑重担而闻名。 27 军由原 9 纵改编，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下辖第 79、80、81 师。此军源自胶东老八路，为三野战斗力最为强大的主力军之一。部队作风勇猛强悍，技战术水平颇高，进攻、防御、野战、攻坚皆备，尤以攻坚能力强劲而着称。所属 79 师乃是一支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而成的英雄部队，亦为三野之头等主力师之一。于济南战役中，该师 73 团以压倒一切敌人之英雄气概，率先突破济南内城，为战役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获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之荣誉称号。 30 军由原 12 纵改编而成，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下辖第 88、89、90 师。此军乃由新四军华中军区第 5、6 军分区地方武装发展而来的一支主力野战部队。这支苏北子弟兵既无红军部队为根基，亦无新四军主力团队作骨干，然其能听从指挥，甘于吃苦，善于运动奔袭，不惧强敌，敢于亮剑，历经诸多硬仗、恶仗。89 师作为军主力师，敢打敢拼，智勇双全，其 265 团于盐城战役中获授“叶挺部队”称号。 33 军由渤海纵队与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第 59 军部队合编而成，军长张克侠、政委韩念龙，下辖第 97、98、99 师。该军主体为渤海子弟兵，思想觉悟颇高，具有蓬勃朝气及英勇无畏、前赴后继之顽强战斗作风。国民党第 59 军是一支声名远扬之部队，起源于中原大战后由西北军余部组建的第 29 军。该部于抗战时期转战大江南北，屡立战功，官兵皆骁勇善战，思想进步，具高度爱国热情，被日军视为强劲敌手。 1950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将9兵团主力（20军、26军、27军）北调山东，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此时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全兵团共3个军12个师15万人。 志愿军于1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位于东线的9兵团奉命歼灭美第10军进至长津湖的敌人。侵入这一地区的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是东线“联合国军”的主角，下辖3个陆战团、1个炮兵团以及坦克营和工兵营等支援部队，总兵力约2.5万人。 为了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麦克阿瑟调集了前线的13个师、3个旅和1个团，共计超过22万兵力，配备1000多辆坦克、1万多门大炮以及1200余架飞机，企图一举越过鸭绿江，彻底结束战斗。 志司决定利用美军的轻敌心理，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部署。命令宋时轮率领第9兵团下辖的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前往长津湖隐蔽待命，以逸待劳，待美军深入伏击圈后，再发起歼灭战。 11月3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要求第9兵团率领20军、26军提前进入东北。接到命令后，第9兵团官兵们轻装简行，迅速前进。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士兵，都没有在意自己只穿着单薄的衣物，肩上扛着的弹药，背上携带的给养是否充足。他们坚信，抵达东北后，兄弟部队会为他们提供补给。 然而，11月6日，当他们抵达山海关时，第9兵团突然接到军委的紧急电令，要求他们不再在沈阳和辽阳停留，而是直接经过沈阳，从丹东入朝参战。 突如其来的军情变化令指战员们大感意外，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在途中补给物资了。列车抵达沈阳后，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在车站看到第9兵团的官兵们没有配发棉鞋、棉帽，只戴着大盖帽，脚上穿着翻毛皮鞋，也没有大衣，顿时惊愕不已：“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穿单衣去朝鲜，不要说是在冰天雪地里打仗，就是在屋里睡觉也不行啊！” 贺晋年要求紧急停车两小时，以便从东北军区部队调拨厚棉衣和棉帽。他将日本投降后缴获的5万件棉大衣全部拿出，还动员自己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立即脱下冬装，换给南方来的战友穿。因此，电影中“车站工作人员脱下衣服扔给7连战士”的情节，是有历史依据的。 即便如此，第9兵团的物资补给依然极为不足。 《20军长津湖战役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由于我军入朝仓促，一切冬季物资未能补充齐全，如我军棉鞋、棉帽、棉背心、大衣，除一个师大部领有棉帽外，其余均未能穿上，弹药和手榴弹全军平均每人只有二个，兵站未能及时设立，所以粮食未能运上。 一下火车，十几万身着华南温带冬装的官兵立刻开始抑制不住地发抖，连宋时轮和陶勇也在不停地哆嗦。而此时，九兵团的团级以上干部们还没有领到棉衣。刚入朝的第一天，两位将领就察觉到情况不妙，竟然冷到这个地步，首日便有七百人因寒冻伤！ 他们后来才得知，1950年的这个冬天是朝鲜五十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地上的积雪深达一尺，白天最高气温也仅为零下二十摄氏度，夜晚的严寒更是难以想象。 而他们所在的长津湖战场，是朝鲜北部最严酷寒冷的地区，海拔平均在一千至两千米之间（类似中国的避暑胜地庐山），林木密布，几乎无人居住，只有几条山间小路供通行。 九兵团仓促入朝，每个班的十几个人却只有一两床棉被，到了夜晚，士兵们不得不将棉被铺在雪地上，十多人挤在一起，相互依偎，用彼此的体温来抵御零下45摄氏度的严寒。别说保暖了，不被冻僵已经算是万幸。每天早上点名时，队伍总会短上一大截…… 部队最为痛苦的莫过于后勤供应跟不上。 东线只有一条山间公路可以勉强走车，时常被美国飞机在空中监视和袭击。 27军四十多辆满载物资的卡车，很快便被凝固汽油弹烧毁殆尽，部队只好亡命徒一般轻装前进。在如此严酷的寒冷条件下，即便是摄入大量高热量食物也难以顶事，可部队连能充饥的冷土豆和炒面都供应不上。 有的女同志为了背一袋粮食上山，竟然累得吐血。战斗打响后，投入战斗的志愿军部队中，有的少则两天、多则九天没有吃上一口热食。为了避免敌机侦察，连火都不敢生，饥寒交迫的战士们连热水都无法喝上一口。 武器装备的情况也极惨。 东线位于高寒山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每一发子弹、每一份干粮都必须由士兵肩扛背驮地运送上去。20军的步兵每人仅携带了80发子弹，而由于地势险峻，大口径火炮难以运输，只能全部弃置在鸭绿江以北。 部队被迫携带中小口径的迫击炮上山，可炮弹又带不了多少，82迫击炮只能带弹90发，60迫击炮只能带60发，手榴弹居然成了重武器。这仗是真难打了。 宋时轮和陶勇无计可施，只能让26军留在二线，前线的两个军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无法保障，怎么可能再增加一个军呢？现在，现代化战争又向中国的将领们提出新课题了，从建军之日起就一切取之于敌的中国军队，开始领悟到现代化后勤体系的极端重要性。 1950年11月5日22时，北京发电，明确指示第9兵团入朝后由志愿军总部统一指挥。翌日10时，志司向宋时轮、陶勇传达任务和行动部署，并将该电同时转发给正在黄草岭地区掩护第9兵团推进的第42军。 志司在接管第9兵团指挥权后，首次提出了东线作战的完整构想： 以第1陆战师为主要打击对象，优先消灭其两个团； 战场选择在长津湖东西两侧，理想地点是旧津里和长津线区域，若能再向北推进则更为有利；作战方法是引敌深入，结合正面阻击和侧后袭击； 作战力量主要是第9兵团的两个军，分别在长津湖以西和以北集结，并与已在该地区的第42军协同作战。 在志司看来，面对美军冒进的情况，最佳策略是将第1陆战师引至旧津里及其北部地区作战，拉长其战线，便于东线志愿军集中兵力从其侧后发起迂回攻击； 若美军不冒进，则应将攻击重点转向南部的五老里，切断其深远后方的退路，从而在长津湖东西两侧及其南部，形成围歼第1陆战师主力的态势。 然而，随后作战的进展并未按预定计划进行。 首先，第1陆战师进入长津湖地区后，主攻方向并未朝北推进，而是改向西方，迫使第9兵团不得不将作战重心相应向西调整。 其次，由于西线作战的需要，原本在东线作战的第42军未能留在长津湖地区配合第9兵团行动，而是全部撤出东线，调往西线德川和宁远战场。同时，第9兵团的部队也未能深入到可以对五老里进行侧后攻击的位置。 从战役全局来看，第42军调往西线，进一步增强了西线作战的力量，为在德川、宁远方向顺利打开战役缺口，并为取得清川江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42军西调，却削弱了东线的战场力量。 42军主力入朝后，一直在东线作战，已熟悉敌情和战场环境，并占据了较为有利的阵地，既能从正面阻击敌军，又能从翼侧威胁敌人的侧后方。 42军调离后，阵地仓促移交给了刚抵达长津湖战场的第9兵团部队，行动衔接上存在困难，并且迫使第9兵团分兵填补42军留下的空缺，导致攻击兵力分散。这一情况对之后的长津湖之战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这期间，志司根据敌情变化，不断调整东线作战构想。 在11月8日10时电报中，将第9兵团作战指标确定为歼灭美军4个团，分两步执行：第一步，首歼第1陆战师2个团；第二步，再歼来援的第7师2个团。大将军指出“此役关系重大，不可迟延”，这句话，对宋时轮来说，当是沉甸甸的。 第9兵团在各项准备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出动入朝，这一状况对后来的作战行动影响甚大，以致造成严重损失。战役结束时作总结，部队有一种埋怨情绪，认为兵团领导不体恤下级，“只顾上情，不顾下情”，有“个人英雄主义”。 宋时轮解释道：“当时局势危急，如不迅速入朝作战，东线发生意外，影响西线战斗，直接有关整个朝鲜战局。故我兵团为了情况的紧急需要，不得不仓促入朝。” 第8章 第二次战役(6)冰天雪地长津湖－2 全歼王牌师的计划 11月中旬，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与美军第七步兵师，共计十余万人，沿着咸兴至江界的公路，开始向金日成的临时首都江界发起进攻。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是东线“联合国军”的核心力量，堪称王牌中的王牌。其前身最早可追溯至1775年成立的海军陆战队第1连，是陆战队中历史最悠久的部队之一。 自1941年组建以来，该师经历了瓜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等惨烈战斗，即便面对日军最精锐部队，也未曾尝过败绩。这支部队与中国也有着不小的渊源。 1900年，它作为八国联军中的美军部队侵占了北京；1945年再次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登陆；1946年，该师的官兵又制造了qj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和我军可谓是“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美国海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一向谨慎，尤其是经过42军之前的阻击战后，他更加警惕。当那些阻挡在前方的中国士兵，突然不见踪影时，史密斯率领部队越向北推进，内心就越沉重。 脚下是一条狭窄、崎岖不平的碎石路，蜿蜒穿过陡峭的狼林山脉沟壑，弯弯曲曲地延伸向北面的中国。 如果在美国，这条路连乡村小道都算不上！ 而如今，他和步七师共计四万多兵力、两百辆坦克、六百辆汽车，竟然沿着这条杂乱无章、名不副实的道路拉长了百公里的纵深。 抬头望向两侧陡峭的山岭，死鹰岭、剑山岭、荒山岭、雪寒岭、德洞关……单从这些地名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凶险。 只要中国军队从山上冲下来，截断任何一段道路，最为精锐的陆战一师和曾横扫太平洋的步七师，都会被困死在这冰天雪地之中。 史密斯下定了决心，遇到中国人，立即撤退！ 第七师师长戴夫·巴尔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将领。 11月21日，他的第十七团终于攻到了鸭绿江畔的惠山镇，得意洋洋地在江边面对中国的方向升起了星条旗。军长阿尔蒙德专程飞来为十七团授勋，这是战争中唯一到达鸭绿江边的美军部队！ 连麦克阿瑟也特地发来贺电：“就在二十天前，第七师才刚在利原滩头进行两栖登陆，如今他们在崎岖陡峭的山地中艰难跋涉了两百英里，并在寒冷的气候下战胜了顽强的敌人。这一壮举必将载入军事史册，成为一项卓越的成就。” 然而，收到这份贺电的巴尔却毫无兴奋之情，反而低声对史密斯抱怨道：“是他逼着我不顾一切向前推进的！我们没有侧翼掩护，天气糟透了，而我的补给从来没有超过一天的份量。现在倒好，好像占领鸭绿江边的一个前哨阵地，就能赢得这场该死的战争似的，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们现在身处这个荒无人烟、根本没有道路的鬼地方，还是小心为妙吧！天啊，我的士兵中已经有十八个人因为冻伤失去了双脚！” 又一场寒流来了，每天的最低气温已经达到零下45摄氏度到50摄氏度，美军所有的机械化车辆每两小时必须发动15分钟，否则它就再也不能动了。那些卡宾枪冻得和干树枝一样一碰就断，连钢铁都受不了，更别说人了。 从来没有在高寒地区打过仗的美国兵受足了罪，尽管有暖和的睡袋，想穿多少就有多少的衣物，不限量的食品，但是所有的人还是患上了冻疮，手脚冻得发黑。 一个幸存下来的陆战队员回忆： 多穿衣服保暖是不可能的，你被手套、风雪大衣、长内衣、头兜和所有的东西捆得紧紧的，在爬山的时候肯定会出汗。结果是，一旦你停止前进，汗水就会在你该死的衣服里结冰。 唉，你想和一支m1式步枪或老卡宾枪和睦相处，简直是异想天开，那钢铁的家伙是冰，你的手会被它粘住，甩掉它的唯一办法就是舍去一层皮。 我的嘴张不开，我的唾液和胡子冻在一起了。耗费几百万美元研制的特制冬季缚带防水鞋，在严寒中几个小时不活动，就让你难受，汗水湿透的脚慢慢肿起来，疼得要命。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亚洲的漫天风雪之中？ “就是这等情况，阿尔蒙德还在要求进攻，进攻！”史密斯师长对愚蠢的军长充满愤恨。 就在第7师快到达鸭绿江的时候，第1陆战队到了旧津里。 志司判断，第1陆战师进至旧津里后，可能转向柳潭里西进，这就使它与第7师接合部留下一个不小的空隙，有利于志愿军各个歼敌。 为此，志司于12日10时30分电示宋时轮并报中央军委。 看到提交的东线作战方案后，中央认为针对第1陆战师的围歼部署兵力不足，指出：美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九兵团的26军应靠近前线，作战准备必须充分，战役指挥必须是精心组织的，请不断指导宋陶完成任务。 志司原本计划用4个师对付美军的2个团，但中央仍感到把握不足，认为兵力“似乎还不够”，主张再增派一两个师作为预备队。 于是，志司提出先用7个师歼灭敌军3个团，这正是对先前以4个师歼灭2个团计划的调整，体现了伟人足量用兵的指示精神。 根据中央和志司的指示，第9兵团对入朝作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做出了详细的部署。按照作战需求，兵团首长机关迅速分为前方和后方两个指挥所。 宋时轮亲自率领前方指挥所先行出发，以便尽快掌握战场动态，研究并确定作战方案；副司令员陶勇与参谋长覃健则负责后方指挥所，组织后续部队有序进军。 宋时轮分析认为，美军进入长津湖地区后可能有三种动向： 一是沿长津湖向西推进，二是向北进攻，三是停留在旧津里一线不再行动。 针对这三种可能性，兵团前指在19日制定了三个歼敌方案。这三个方案，都提出阻、隔、围、歼多种手段的组合运用，基本决心是“求歼美陆一师两个团，钳制美七师两个团，力求歼一部”。 截至11月24日，第9兵团掌握的最新敌情为： 韩军第3师第26团已先行抵达社仓里，可能会向仓里和新德里发起进攻，以支援第1陆战师的行动； 第1陆战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至长津湖东侧的新岱里和新兴里一线，正向湖西的柳潭里前进； 美军第7师的主力部队已抵达惠山里，其第31团仍然驻扎在长津湖东北的广大里和元丰里一带，开始分兵向北推进。 当天20时，第9兵团发布作战部署电报，明确指示： 将长津湖东、西、南三面的下碣隅里、柳潭里、新兴里区域作为主要歼敌战场，集中第20军和第27军的主力部队，首先在下碣隅里、新岱里、旧津、柳潭、新兴里一带歼灭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部队。 完成这一任务后，再消灭美军第七师第31团及陆战一师的增援部队。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志司有个顾虑：如果西线先行开战并取得胜利，东线的敌军可能会迅速撤退，从而导致原计划的歼敌目标无法达成。因此，曾考虑过提前一天在24日发起东线作战，也可以与西线同步，于25日一同发起，具体时间则由宋时轮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决定。 实际上，此时“联合国军”东、西两线已呈完全隔绝状态，两线接合部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隙，使得两线变成了两个独立的战场。在这一情况下，东线作战何时发起，不一定非得与西线同步，完全可以根据当面情况作出自己的安排。 从战场态势看，西线的敌人进攻速度比较快，已经比东线更早进入了志愿军预定作战地区，不能再等待下去；另一方面，第9兵团仓促入朝，直到西线打响，该兵团各部都还没有运动到位，在作战发起时间上实在难与西线取齐，更别说先于西线打响。 主要原因是第20军部队在开进和展开过程中出了问题，担负攻歼下碣隅里任务的第58师前进中被大山阻挡，深雪封道，无法通过，只得绕道而行，无法按时赶到攻击出发位置。因此，宋时轮请求将东线发起作战的时间，往后顺延了三次。 26日14时，距预定攻击发起时间还有2个半小时，第9兵团下达命令“攻美陆一师改为27日晚发起战斗。” 第8章 第二次战役(6)冰天雪地长津湖－3 天寒地冻里的挑战 根据当时的战场实际情况来看，想对陆战1师使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并非易事。自11月11日美军第10军在长津湖地区重新展开攻势后，陆战1师的推进速度极为缓慢，“蜗行”前进，直到24日才完全进入长津湖区域。 师长史密斯冷静而谨慎，他没有麦克阿瑟、阿尔蒙德那种稳操胜券的乐观，相反，对让陆战队在如此恶劣的地形、气候条件下向北深入疑虑重重。 在他看来，更合理的进攻路线应当是沿着东北部海岸前行，因为在那里，陆战队不仅可以获得来自海上的各种支援，又便于施展陆战队最为拿手的两栖包围攻击战术。 而眼下，这支海军陆战师被调往远离海岸的高山深谷中，被当作普通山地部队使用，侧翼暴露，后方空虚，这让他感到不满和消极抵制。在他的指挥下，第1陆战师不断减缓前进速度，尽力避免在自己不愿意且不擅长作战的区域陷得过深。 11月25日，志愿军在西线展开反击。 麦克阿瑟指示阿尔蒙德迅速采取行动，以支援第8集团军的作战。阿尔蒙德随即将第1陆战师的进攻时间定在11月26日，但由于进攻准备未能完成，不得不推迟至27日。 中美两军都将东线战场的进攻时间定在11月27日。 区别在于，美军计划于当天早晨发动攻势，而志愿军则选择在傍晚展开进攻。 此时，中美双方派往长津湖作战的兵力分别为：美陆战1师和第3、7步兵师以及韩国第1军团约10万人。志愿军则是第9兵团所属的第20、26以及27军约15万人。 朝鲜已进入严冬季节。 今年的气温比往年更早下降，且幅度更大。十月刚开始，长津湖地区便迎来了降雪，气温迅速下滑。到了十一月，气温已跌破摄氏零度，放眼望去，尽是冰雪覆盖的世界，寒冷至极。 1950年11月初，第9兵团接到命令后，悄然开始翻山越岭。他们身着单薄的衣物，昼伏夜行，在严寒和饥饿中不断前行，最终静悄悄地抵达了预定的战场。11月15日，美军“攻占”了下碣隅里，而就在10天前，这里还是志愿军第42军第124师的指挥所，敌人果然上当了。 长津湖地区位于濒海城市咸兴以南70公里，距北方内陆重镇江界约140公里。该地区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东海岸向北朝鲜战略后方进行迂回进攻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志愿军在东线预设的主要歼敌战场。 长津湖实际上是长津江被截流后，在群山之间形成的一个大水库，其形状和蓄水面积不仅取决于周围的地形，还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湖面南北狭长，北起葛田里，南至福高峙，延伸约19公里；东西方向较为狭窄，水面宽度大多在1至3公里之间，其中以东岸的新兴里至西岸的柳潭里一带的湖面最为宽阔，达到约10公里。 湖两岸为连绵的山地，山峰海拔约1300米，山上植被茂密，适合隐蔽防空，但不利于大规模部队的行动。 长津湖的南北两端连接长津江，除了北端的葛田里和南端的下碣隅里有公路桥可以通行车辆外，其余湖面在结厚冰之前只能通过船只渡过。 当敌军进入长津湖地区后，宋时轮决定首先消灭美军第7师的31团，待取得胜利后，再对付陆战1师的增援部队。 由于第7师的整体实力较为薄弱，优先攻击第7师的31团不仅可以让部队积累实战经验，熟悉美军的作战方式，还能为随后全力应对更强大的敌人做好准备。 长津湖战役发起时，湖面开始结冰，最初冰层较薄，在冰面上行走尚存危险。几天后，冰层逐渐加厚，吉普车也能够在冰面上行驶。从鸭绿江边通往长津湖的道路既狭窄又稀少，只有从江界和厚昌江口出发的两条公路可供车辆通行。 其他如长津至云山里、云山里至袂物里、德实里至柳潭里、柳潭里经闲上里至社仓里的道路，路面狭窄且年久失修，积雪覆盖后结冰打滑，行车十分困难，严重影响第9兵团炮兵的机动、作战物资的运输以及伤员的转移。 11月27日傍晚，志愿军第9兵团第20军已经部署在长津湖西侧，第27军则布防于长津湖北部和东北部。第9兵团进入长津湖地区时，气温骤降至零下40度，极寒的天气成为了他们面临的最严酷挑战。 由于缺乏防寒和防冻的准备，短短几天内，部队便大面积出现冻伤减员，对战斗力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影响。第27军战史记载，许多连队的冻伤率高达85%；汽车因冻滑损坏率达到25%，甚至出现了“人被冻僵，马蹄冻掉，车开不动，镐不入土，有饭不能吃，有枪打不响”的严重情况。 与志愿军相比，美军在防寒防冻装备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1陆战师部分官兵曾远征冰岛，积累了在严寒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元山登陆后，陆战队军需部门提前将御寒的冬季服装运往前线。到11月初，补充战斗损失的应征人员普遍完成了营级规模的寒区作战训练，并换上了特制的冬季服装。 陆战队官兵所配备的御寒装备包括棉衬衣、毛内裤、绒衣、绒裤、多功能外套、野战夹克、防寒风雪大衣（带有兜式防寒帽和厚内衬）、羊毛长围巾、皮手套，以及在长筒战斗靴内加有两三层毛毡垫。 防寒服与风雨登山服相似，具备防水性能，不易被雨雪渗透。相比之下，志愿军所穿的棉制服装，一旦内部的棉絮被雨雪打湿，便会迅速冻结，且极难晾干。 对美军来说，效用最大的御寒装备有两种：一是鸭绒睡袋：二是保暖帐篷。 鸭绒睡袋平时可以卷成筒状，绑在士兵帆布背包的底部，夜晚展开后便能钻进去睡觉，也能用于暖脚或急救伤员。陆战队士兵在战壕中常常将睡袋拉开，裹住膝盖或腰部，以防止身体被冻僵。 美军的标准帐篷多为四方形或圆锥形，边长约16英尺（接近5米），中间有一根支柱，内部可以使用柴油为燃料的标准火炉或小型供暖器进行取暖。在严寒环境下，这些装备对预防士兵冻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即便是装备精良的美军陆战1师也有2000人在战役中被冻伤，而衣着单薄的志愿军将士所面临的困难更加严峻。他们中有人头上只裹着毛巾，有人披着毛毯，身上穿着所有能找到的御寒物品。 由于极寒的天气，煮熟的土豆很快就冻成了冰块，放进嘴里咬不动，吞下去后又难以消化，许多人因此腹泻不止，体力大大削弱。更糟糕的是，有时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一顿冻土豆，战士们经常在饥肠辘辘中行军作战。 许多老兵回忆，饥寒交迫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国内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也感叹，在长津湖作战的艰辛超越了当年红军长征时的困难。 当志愿军官兵不得不以冻土豆充饥的时候，美军官兵每天却能够享用种类丰富的“c口粮”。 这种口粮的包装类似鞋盒，里面装有8个圆形罐头，分别盛放着汉堡、鸡肉、火腿、菜豆、香肠馅饼、烤饼、水果罐头、巧克力和硬糖。此外，还配有盐、胡椒粉、小包的速溶咖啡或可可，一包卫生纸以及几根香烟。 美军战史记载，对于陆战队士兵而言，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加热罐装肉制品，以及烧水冲泡一杯他们偏爱的速溶咖啡。这种近乎“奢侈”的食品供应，对于在饥寒交迫中奋战的志愿军官兵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后勤保障就是战斗力。中美两军在后勤保障上的差距，远比武器装备的差距更加显着，甚至更加致命。 从交通条件来看，“联合国军”所在区域的后方道路相对较为通畅。 咸兴至下碣隅里和柳潭里的道路为二级公路，适合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通行。此外，从咸兴向北通过五老里到达塘丰里，再通往中朝边境的惠山市，也有一条二级公路；另一条一级公路从咸兴经由地境，通往社仓里。 与此同时，从咸兴经五老里到丰流里（距离新兴里东北方向约10公里），还存在一条与公路平行的窄轨铁路，原本用于运输木材，但已被美军飞机炸毁，不能通车。 第8章 第二次战役(6)冰天雪地长津湖－4 太轻敌的阿尔蒙德 长津湖战役交战双方，都是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 志愿军第九兵团由20军、26军和27军组成，近15万人，是一支相当过硬的部队。孟良崮战役中大败张灵甫，淮海战役中俘获杜聿明，解放大上海后又被称作“霓虹灯下的哨兵”，英名远扬，威震八方。 第9兵团第20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以“跑得、饿得、打得”着称，是全军闻名的王牌军，曾经与国军两支王牌军同时作战。 第27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也是一支非常擅长打硬仗的王牌军。 美军包括海军陆战第一师和第三、第七步兵师，以及韩国第一军团，约10万人。 海军陆战队第1师，组建于1941年2月1日，约1.6万人，是一支两栖步兵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从组建以来，这支军队参加了太平洋战争里的瓜岛战役、格洛斯特岬战役、贝里琉岛战役、冲绳岛战役等多个战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未打过败仗，号称王牌师，堪称美军的骄傲，3次获得总统优异部队的嘉奖。陆战1师在长津湖遇上的是志愿军第9兵团第20军。 美第7步兵师隶属于美国陆军战斗序列，是陆军当中的精锐部队。第7步兵师有两个团参加了仁川登陆，即31团和32团。其中31团在第一波登陆仁川，第32团随第二波登陆。随后，美军第7步兵师先后参加了汉城战役和北上之战，直至在长津湖遇到志愿军第9兵团第27军。 美第3步兵师是美国陆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先后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抗美援朝战争时，这支军队虽然参加了长津湖战役，却没有遭到志愿军第9兵团的包围，幸运地逃过一劫。战役打响后，第3步兵师在咸兴接应败退下来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随后一起往南撤退。 10月间，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时，韩军第1军团是在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的指挥下进行作战的。到10月底，麦克阿瑟一纸命令将该部的指挥权交给了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由此，阿尔蒙德成为了“联合国军”东线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在作战指挥上实际上获得了与沃克平起平坐的地位。 第10军军爱德华·马洛里·阿尔蒙德中将，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曾经先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二战后期，他担任过盟军总部的参谋长，协助麦克阿瑟开展工作。 阿尔蒙德对麦克阿瑟忠心耿耿，但指挥冒进、生活奢华。即使在战场上，依然要每餐享用上好的红酒和牛排、有24小时热水的露营车，同僚们估计，大约有3000左右的士兵，专门为军指挥部在战场上的奢侈享受服务。 在第一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在西线遭遇重创，被迫撤退至清川江边；而在东线，志愿军第42军成功阻止敌军于黄草岭一带。 尽管东线部队也遭受了一定损失，但仍保持进攻态势。东线的美韩联军共计5个师，最早进入战场的是韩军首都师和第3师。这两个师越过三八线后，打得顺风顺水，势头很盛。 美军第1陆战师和第7师分别在元山和利原顺利登陆，未遭遇任何抵抗，部队装备精良、人员齐整。与此同时，美军第3师刚在日本完成整训，正向东线战场推进。 无论是战场形势还是部队状态，东线的第10军都优于西线的第8集团军。尽管从兵力上看，第10军人数少于第8集团军，但阿尔蒙德掌控的这5个师共计10万人，相当于西线“联合国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较之西线，东线最大的优势在于便于组织后勤供应。 第10军能够依靠元山、兴南、利原等港口获取作战物资，而沿海岸线推进的韩军也可以借助坦克登陆舰进行沿海补给，后勤物资供应不像西线那样面临困难。 阿尔蒙德对于部队北进信心十足，“他最渴望的是，能够在他的竞争对手沃克将军之前抵达鸭绿江边”。 第8集团军在西线遭遇挫折，而东线又出现了中国军队的身影，这一度让阿尔蒙德停顿了下来。然而，仅仅几天后，随着麦克阿瑟下令重新发起进攻，对麦克阿瑟言听计从的阿尔蒙德，很快又头脑发热起来。 11月10日，远东司令部情报处向陆军部递交了一份报告： 一支中国军队已经在长津湖和赴战湖一带集结，对第十军的当前作战区域，构成了重大威胁。这支中国军队也许现在就有能力在东线夺取主动权和发起反攻，对当面的“联合国军”形成包围，并可能推进至兴南以北或以南地区。 这条重要情报并未引起陆军部的重视。 他们更愿意相信远东司令部联合战略计划，以及作战部门的判断：认为第十军对面的中国军队仅有区区7500人左右，这样的兵力不足以构成严重威胁。 11月11日，阿尔蒙德发布了第6号作战命令，指示部队向北部边境推进。 远东司令部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部门，对第10军的作战计划进行了审查，并围绕麦克阿瑟提出的“怎样才能更好地支援第8集团军”这一问题，强调该军的行动应突出以下关键点： 向朝鲜边境推进并歼灭敌军部队； 与第八集团军保持联络，确保其右翼安全； 阻止敌军从北部侧翼插入第八集团军的防区； 清剿游击队并在占领区内建立行政机构。 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部门认为，这些行动既能使第10军保持进攻锐势，又能将后勤补给方面的困难降到最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行动还可与第8集团军形成东西呼应之势，达成对敌方的侧后包围。 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个行动存在一定的风险。关键问题在于，第十军的战线可能会被拉得过长，一旦西线的第八集团军无法跟上第十军的推进步伐，东线左翼将有暴露的危险。 然而，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阿尔蒙德，都没有对第10军，主要是第1陆战师越来越暴露的翼侧给予足够的重视。 麦克阿瑟所关心的，是在最寒冷的节气到来前尽快推进到北方边境，达成占领全朝鲜的最终目标。为此，他要求第10军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对担任主攻的第8集团军提供支援。 阿尔蒙德则认为，支援第8集团军的最佳策略，并非立刻向西推进，而是先继续北上，等到抵达长津湖地区后，再转而向西，去切断正在西线战场与第8集团军作战的中国军队的后方交通线。 11月15日，麦克阿瑟致电阿尔蒙德，指示他制定一项计划，在部队抵达长津水库以北的长津城附近地区后，转向西方发起进攻。 尽管该指示没有要求第10军调整原定的作战计划，但再次明确规定，该军到达长津湖后，主要进攻方向并非直接向北，而是先向西，然后再转向北。 这样，第10军的行动被纳入了麦克阿瑟总攻势的整体布局中。按照麦克阿瑟的命令，阿尔蒙德制定了新的推进计划，沿下碣隅里至武坪里的轴线向西展开行动。相比之前的方案，这一计划更精确地体现了麦克阿瑟的意图。 作为麦克阿瑟最忠诚的属下，阿尔蒙德一心想要成就麦克阿瑟的英明，抓紧时间催促各部向鸭绿江突进。 此时，东线美韩军各部已在约240公里宽的正面沿4条轴线并行展开： 在惠山镇东南约48公里处，韩军第3师占领了合水； 在合水东北约64公里外，韩军首都师正在逼近东北海岸重要的港口城市清津的外围；第1陆战师占领了长津湖南端的下碣隅里，并向柳潭里推进，准备进一步向西发起进攻； 1950年11月21 日，在下碣隅里东北约112公里处，第七步兵师的先头第十七团抵达鸭绿江边的惠山镇。 阿尔蒙德惊喜万分，屁颠屁颠地驱车到了鸭绿江边，和第七步兵师师长戴维·巴尔少将，以及第七师副师长亨利·霍兹准将、第七师炮兵指挥官荷马·奇佛准将等人合影，拍照留念。 合照完毕，阿尔蒙德还眉飞色舞地给十七团授勋，说“这是战争中唯一到达鸭绿江边的美军部队”。 昏头昏脑的麦克阿瑟给阿尔蒙德以及第七师发来贺电，极其煽情地说： “仅在二十天前，第七师才在利原滩头实施两栖登陆，在崎岖陡峭的山地中前进了两百英里，并在严寒中打败顽敌，这件事将作为一件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载入史册。” 面对这样的褒奖，第七步兵师师长戴维·巴尔少将并没有迷失自我，他在阿尔蒙德召开的庆功宴上不断发牢骚、说怪话。 阿尔蒙德在宴会上大讲第七师的功绩，他就在下面悄悄地骂他的娘： 是他逼我不顾一切前进的，没有侧翼的保护，天气极其恶劣，我身上的补给从来没有超过一天的用量，好像占领鸭绿江边的一个前哨阵地，就tmd赢了这场该死的战争，这真让人弄不明白，在这个根本没有路的鬼地方，咱们还是小心点为好!天哪，我已经有十八个士兵冻掉双脚了!” 陆战一师的师长史密斯和麦克阿瑟、阿尔蒙德等人是面和心不和的，特别爱听别人说麦克阿瑟、阿尔蒙德的坏话，他就用心地记下了巴尔说的牢骚话，后来载入了他的回忆录中。 1950年11月23日，长津湖战役前，当天是感恩节。 美第十军，把节日的氛围被渲染的特别夸张。 餐桌上铺着餐布，摆放着餐巾，瓷器，银器和刀叉；有烤火鸡，炸薯条，牛肉馅饼…… 还有鸡尾酒和精美的姓名卡片。 美国人相信最艰苦的时期即将过去，拿下朝鲜就可以回家了。 而在华盛顿的官员，这个时候甚至已经开始考虑起了关于战后和中国谈判的事情了。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在中美第一回合的较量中，联合国军已经被毙伤俘敌1.5万余人，但是麦克阿瑟仍然认为这些装备低劣的中国部队的出现，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中国只不过是在象征性出兵而已。 感恩节的第二天，24日早晨十点，麦克阿瑟非常嚣张地发表了一个特别的公报，向全世界宣布开始发动圣诞总攻势，扬言中国人无力大规模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 当天，麦克阿瑟批准了阿尔蒙德的作战计划，所作的唯一改动是将第10军与第8集团军的分界线重新加以调整，把第1陆战师作战区域向西和向南作了延伸。同时，麦克阿瑟授权阿尔蒙德，自主决定进攻发起时间。 阿尔蒙德决定，于11月27日上午8时发起进攻。 关于对第10军的进攻计划，李奇微后来评论道： 它看上去像是一次纯粹的图上作业，出自外行人之手。它虽有理论上的吸引力，但完全不符合现实：一个巨大的山岭地带，基本没有陆地交通线，开始行动时，很快就要面对从北极圈吹来的冬季寒风。 第8章 第二次战役(6)冰天雪地长津湖－5 分割包围的第一战 雪寒岭、荒山岭、死鹰岭、剑山岭，志愿军九兵团第20军和第27军的10万大军，跋涉在一个又一个连名字都透露着寒气的山岭上，在几乎没有补给，严格进行隐蔽的情况下，创造了连续行军十天，平均日行军三十公里的速度，于26日在美军侦察机的眼皮子底下，集结在了长津湖的指定战斗位置上。 美国军事评论家约瑟夫曾感慨道：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军队的强行军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 而9兵团第26军一开始作为预备队，后期投入战斗比较匆忙，直到12月9日美军全部通过水门桥后才投入战场，并没有发挥出真实战力。综合各种记录来看，志愿军与陆战1师正面作战兵力对比大致在4：1至6：1之间，志愿军有极大的兵力优势。 美军这边，作为麦克阿瑟最忠诚的属下，阿尔蒙德催促各部加快向鸭绿江突进。 为此，阿尔蒙德将第十军兵分三路： 左路是美海军陆战1师，沿长津湖西岸行进，这是主力部队； 中路是美7师，作为支援部队，穿过新兴山谷，沿长津湖东岸，直抵与东北相望的朝鲜边境小城惠山津； 右路是韩首都师，沿海岸线北进。美第3师11月下旬刚抵达朝鲜，和韩3师负责元山警戒和接应。 美第10军沿着朝鲜东北部广阔的崇山峻岭推进，事实上形成了从西到东9个无法相互支援的战斗群，战线长达400公里。 除了陆战1师保持互为犄角的作战队形外，其余8个都是团级战斗群。而且各个部队的行进路线被一道道山脉隔断，均处于孤军深入的险境。 11月21日，美7师的先头部队，抵达鸭绿江边境小城惠山津，一路上，除了在白山城与志愿军发生了一次小型战斗外，并未遇到什么阻碍。这更坚定了阿尔蒙德的信心，催促陆战1师加速挺进长津湖区。 陆战1师师长，是史密斯少将。 与阿尔蒙德的浮浪轻率不同，史密斯是一个老兵，二战时参加了残酷的贝里琉岛战役，冲绳战役。他谨言慎行、坚强严峻、尊重对手，作战准备一丝不苟。 陆战1师在抵达长津湖的路途中，两次抓到志愿军俘虏，都相继透露了大军伏击的消息。 第一次在11月8日，陆战1师在古土里附近抓获一名掉队的志愿军，该士兵透露说中国决定在朝鲜投入24个师。如此重大的军事部署竟然出自低级别的士兵之口，阿尔蒙德不予置信。 第二次是11月24日，陆战一师进占柳潭里，意图抵进鸭绿江。柳潭里诡异的气氛使得史密斯变得犹疑，史密斯即刻下令就地构筑阵地宿营。 当日，陆战1师 7 团，抓到了三名中国士兵。确切地说是遭遇，这三名士兵无法忍受极寒饥饿逃命出来，已经精神恍惚，在湖边漫无目的地游荡。 随后中国俘虏带来的口供让人心惊，分析判断：至少有一个中国军级建制以上的部队，要开始进攻美军陆战一师，同时，还有中国军队将攻击下碣隅里——那是陆战一师在南边的退路。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准备围歼陆战一师！ 阿尔蒙德不断催促陆战1师前进，但史密斯却极其谨慎的推进部队，限制先头部队的前近距离，并加强队伍之间的联系，确保面临突袭作战时，陆战1师作为战斗整体能有效反击。 为避免明显的对抗上级，史密斯尽可能拉慢前进节奏，但在11月24日，陆战1师还是不可避免的抵达了长津湖西岸。 11月26日，美军第7师31团级作战队向陆战1师靠拢，进驻水库东面新兴里。兵力包括美7师31团和32团各1个营、第57野战炮兵营两个连以及第15防空炮营一个连。 因美7师31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被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授予“北极熊团”称号，并亲自授予“北极熊”旗，志愿军普遍称该队伍为“北极熊团”，应该说略有误会，这是一支混编的加强团级战斗群。 11月27日黄昏前，中国9兵团的七个师已经埋伏在长津湖周围，对长津湖西岸美陆战1师和东岸麦克莱恩特遣队张开了一张大网。 此时，他们完全不知志愿军入朝总兵力已超过30万，更不清楚此时有10万大军早已占据有利地势，经过零下40度的极寒环境中潜伏了6天6夜，正以虎视眈眈的注视着他们。 11月27日18时30分，宋时轮下令：第20军、第27军立即向长津湖地区展开进攻！当天，阴沉的夜空被厚厚的云层笼罩，凛冽的寒风在群山之间呼啸旋转，令人感到彻骨冰寒。 志愿军的计划是由北向南，将美国陆战一师和美七师分割包围在长津湖周围的几个地区。 在长津湖西南，志愿军5个师围剿陆战1师4个团。 27军的79师和89师、20军的59师，3个师打击柳潭里陆战1师的第5团和第7团；若不克，则由59师向南攻占德洞岭关，切断下碣隅里和柳潭里之间的联系；20军58师主攻下碣隅里陆战1师指挥部；20军60师封锁古土里。 在长津湖东面，志愿军共五个团围剿美7师31团。 志愿军兵力为27军80师的238、239、240团加上81师242团，以及11月30日抵达新兴里的27军81师241团。 伏击如暴风雨般来临，战斗在11月27日夜间21点打响。 美军的五处战斗部队被志愿军分割包围。 第27军80师以两个团（第238、第239团）进攻新兴里，另以一个团（第240团，减去一个营）攻打内洞峙。 配属作战的第81师第242团，则插入新兴里与后浦之间的高地，切断敌军退路，形成战术包围。 整个夜晚，第80师在新兴里和内洞峙地区歼灭、击伤并俘获敌军400余人，但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部队减员高达全师三分之一。 而进攻柳潭里的是第27军79师，他们打的是一场更为艰难的仗。 79师前身为1938年胶东天福山起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后成为第三野战军头等主力师，擅长攻击作战，内战时期在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战役中都有上乘表现。 柳潭里地区驻扎的部队是美军王牌中的王牌——陆战一师。 这支部队最早可以追溯到1775年的海军陆战队第一连，参与过美国建国以来大部分战争，从来没有吃过败仗。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陆战一师和志愿军第九兵团的装备对比。 空军方面 美军陆战1师：每个步兵营都配备有前线航空控制人员，可以随时用无线电呼叫航空火力支援。 志愿军第9兵团：没有空军支援，防空武器基本为零。这直接导致志愿军只能在夜晚行军和进攻，白天则是美国人的天下。 坦克方面 美军陆战1师：每团有一个坦克营，下辖四个坦克连，共有70辆坦克，包括m-26潘兴式坦克和m-4a3中型坦克。每个陆战团的反坦克炮兵连另有5辆坦克。 志愿军第9兵团：无坦克和任何装甲车辆。 通信方面 美军陆战1师：每个陆战团一直到排级都拥有完备的电台等联络设备，可以随时获得空军几乎是不间断的火力支持。 志愿军第9兵团：通信器材奇缺，只有团以上部队才有少量无线电台，营采用有线电话。营以下则主要用军号、哨子、信号弹和手电筒等联络。 陆战一师的装备，已经超过志愿军全军重武器的总和。 另外，他们还能随时得到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的空中支援。 双方装备差距实在太大。 以至于在长津湖战役打响后不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德尔玛军营里，一位军官得知在朝鲜中国人已经包围陆战一师之后，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我只能说我真为那些中国人感到惋惜。” 这位准将没过多久就会知道，他到底应该为谁而感到惋惜了。 柳潭里是美军东线进攻的出发地，第1陆战师已在此集结了三分之二的攻击力量，其中包括刚从新兴里调动而来的陆战第5团，以及先期抵达的陆战第7团和第11陆战炮兵团的两个榴炮营。 东线原计划以志愿军4个师歼灭其2个团，中央依然觉得力量不够，指示应再增派1到2个师。 参加攻击柳潭里的部队是志愿军第27军79师三个步兵团以及师附属炮团、归第27军指挥的第20军59师两个团、以及第20军89师的一个团，第27军94师的两个团为预备队，双方在柳潭里地区的兵力对比大约为1:4—1:5。 担任主攻的是第27军79师。 第79师当时下辖四个团，第235、236、237三个步兵团外加一个师属炮团，共约一万四千余人，师长是肖镜海。全师当晚呈三角队形发起攻击，主攻为第235团，助攻为第237团，第236团担任师预备队。 其中235团是着名的“济南第一团”，团长是一步一个脚印升职上来的王歧秀，据三野战史评价，第235团作风顽强，攻防能力俱佳，特别擅长攻坚作战，堪称第27军的“第一主力团”，也是三野最为强大的主力团之一。 235团攻击目标是距离柳潭里最近的1282和1240两个高地； 237团负责攻击柳潭里西北的小德村和1403高地，小德村西山，1384高地； 236团在后担任师预备队。 当日，美陆战1师以10个步兵连围绕柳潭里建立了环形防线。陆战1师在柳潭里布防时出现了致命延误：原计划第二天补充一个坦克排进入防线。 结果当晚9点，志愿军向柳潭里发动总攻。这样，陆战队就只能单纯以步兵抵抗中国军队的冲击，其火力配置甚至赶不上东岸的麦克莱恩特遣队。 更为要命的是，随着志愿军冲锋抵近柳潭里，炮群暴露目标，却又由于气温陡降，榴弹炮冻结在原地，根本无法移动。 因此，11月27日晚的柳潭里之战完全是一场步兵战。也就是说美军在这场战斗中并不具备绝对的火力优势，两军的战斗意志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 头天晚上，第79师组织各团悄悄接近美军阵地附近侦察，对各个攻击部队的出发地点，运动路线，攻击目标都做了实地考察，做好了充分的计划和准备。 1950年11月27日深夜，柳潭里攻击战发起。 这是一次典型的战术性夜袭。 志愿军发起夜袭，正是基于第9兵团在国内屡次夜战经验，一则以夜袭抵消美军空袭和远程炮火，尽量发挥兵力优势；二则以美军战斗意志薄弱，疏于防范，发动夜袭，出其不意，即可争取战役主动。 79师主攻的方向是柳潭里最为关键的屏障—西北和北部的几个山头阵地。 要进攻柳潭里，就必须先要突破柳潭里以北的1282高地、1240高地、1384高地、1403高地点等美军以加强连级别兵力，严密守备的前哨警戒阵地。攻击一开始，各部队便在柳潭里周围的高地，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作战极为艰苦。 由于是夜间混战，加之高原山区通讯不畅，双方的重炮用处不大，主要是迫击炮、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等步兵武器的厮杀。 志愿军有限的迫击炮受冻变形不能使用，步兵持有的枪械，也有大量撞针受冻变形，难以使用。最有效的攻击，就是依靠冲锋，不惜代价抵近美军，然后以手榴弹投掷，通过近战，击垮美军。 依照之前在国内对国军作战经验，如此猛烈冲锋发起夜袭，抵近以手榴弹近战，大多可以速战速决，赢得胜利。 不过，79师的第一波进攻没有突破美军的防御。 美军前沿阵地设置大量的铁丝网障碍、地雷，极大阻碍了志愿军步兵冲锋。美军前线虽然也有迫击炮受冻变形，但是美军其余重机枪、各型小口径火炮依旧可以组织威力极大的火力网，使得志愿军在火力弱势情况下，伤亡极为惨重，却极难冲锋抵近，近战制敌。 战事变得胶着起来。一旦夜袭失去速战速决可能，战局也就变得更为危险。 就在柳潭里外围枪声响起不过10分钟，美军密集发射照明弹，照亮柳潭里上空，犹如白昼。同时，美军部署在柳潭里核心阵地的1个营建制的155mm榴弹炮群和1个营建制的105mm榴弹炮群，按照前线美军引导，快速向志愿军攻击集群发起了猛烈炮击。 密集的高强度、高烈度的火力急袭，以及照明弹此起彼落映照战场，使得在国内战争积累了丰富夜战经验的志愿军，陡遇全新战场问题。 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无线电通讯装备极为欠缺，仅在师、团级别使用。当时，第9兵团参战各部极缺无线电通讯装备，长途行军，发起夜袭，志愿军更无足够物资、时间为各主攻营、连单位牵置电话线。 因而，柳潭里激战之时，志愿军团级指挥往营、连之间，只能依靠通讯员跑步传递信息，辅以军号、口哨、信号弹、手电筒光完成战时通讯。战时通讯无法得到保障，冲锋部队虽然英勇，但是攻击效率大受影响。 第235团1营营长迟念佳率先向1282高地发动进攻，配合本团特务连和机炮1连共五个连的兵力，轮番攻击防守高地的美军。 1282高地，是柳潭里北面最重要高地。不仅庇护柳潭里美军主阵地，而且还庇护着柳潭里的美军至关重要的榴弹炮阵地。 按照国内战争的经验，以济南第一团一个加强营的兵力攻击一个山头（连级阵地），应该是手攥把掐。但235团1营的运气不佳，遇到对手是士气旺盛的陆7团e连的两个排。该连曾在烟台峰对阵四野第42军的战斗中有过上乘表现，战斗力强，还有个美国着名悍将排长杨西中尉。 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多次进行肉搏战。 杨西右脸中了一枪，子弹从后脖子下面打出去，右眼球都打出来了，显然这是因为争夺山头时开枪的志愿军在上面，杨西在下面。 按美军e连的士兵回忆，杨西模糊中掏出手枪击毙对方，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眼球放回眼眶，竟然继续打。然后在山头间又跑又喊，每出一声都要吐口血，场面惊人。 天气严寒，双方水冷重机枪都受到影响，志愿军用棉被包裹也无用，基本是轻武器拼搏与刺刀工兵锹肉搏。美军e连连长阵亡，副连长代替指挥后重伤，各排各自为战，士兵伤亡惨重。由于1282高地的位置非常重要，美军先后派出五个排陆续增援1282高地。 连长菲利浦斯满目赤红，捡起一支步枪插入雪地，怒吼道：“我他妈就在这守着！”话音未落，便被乱枪射杀。 连长菲利普斯阵亡，雷蒙德中尉接任，随后负伤死亡，排长杨西中尉被炸双目失明，但e连仍然没有放弃阵地。 两军抵近鏖战，1282高地吃紧，高地背后的美军跑群几乎没有步兵守卫。于是，激战之时，美军再无退路，只得以两个155mm、105mm大口径重炮群，40余门重炮，几乎以90度仰角，向1282高地集中火力，实施无间歇射击，火力强度、烈度，远非淮海战场国共激战，双方在数十平方公里战场投入十余门重炮的火力可比。 简单火力换算，一门大口径重炮，最少可以相当1个步兵连。 因此，美军在柳潭里的2个炮群，火力大约相当志愿军的5个步兵团。 然而，由于没有无线电保障，再加上初战对美军情况了解不多，使得无论坐镇江界指挥全局的第9兵团司令宋时轮，还是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副司令陶勇，以及其他军长、师长们，均无法在激战之时，对1282高地作战进行适时指挥，快速调整。 现代战争，节奏既快，变数极大。指挥稍微滞后，前线官兵就会遇到相当的麻烦。 整整一夜，第79师第235团等攻击部队按照战前预定计划进攻，都是遭遇美军炮群以密集弹幕阻挡，伤亡惨重，无法争取实质性突破。 28日天明时分，志愿军235团1营集合剩下的士兵以排为单位再次冲向山顶，全部英勇牺牲。1282高地的主峰仍在美军手中，235团1营仅占领了部分高地，但五个进攻连队基本打光，剩余人员不得不合编为一个小连，80人左右，撤出山头。山坡上来不及搬运的志愿军烈士遗体，就高达三百余具。 美军在1282高地的1个加强陆战连，除冻伤、轻重伤和阵亡之外，幸存者也仅30来人。 进攻1240高地的是235团2营，营长是马永清，对手为陆战一师7团d连。 第2营在夜间行军时走错了道路，拂晓前发起进攻。 战斗发起之时，志愿军冲锋集群吹响口哨，军号，于积雪深达半米的山坡，一步一步地艰难、缓慢地移动着冻僵身躯，向美军阵地发起仰攻。 志愿军的严明纪律和战斗意志，使得美军震惊。 这一幕，美军参战者回忆录记载： “摇摇晃晃，像僵硬的木头一样……虽缓慢，但却坚定的在加速、在冲锋！” 通常，美军陆战队一个连有2挺重机枪、10挺以上的轻机枪和数门轻型迫击炮。此外，便是配属作战官兵的各型当时火力最为猛烈的自动、半自动单兵武器。 而他们对面的志愿军，已经苦苦行军一周，兜里可能只有几颗土豆，一排子弹。这点微不足道的物资，可能就是他们在未来数天激战里，所能用的、关乎生死的全部单兵物资。 志愿军仰攻美军阵地，没有炮火准备，迫击炮、步枪等等武器也大多被酷寒冻坏了枪栓、撞针，少量能够发射的迫击炮，也很快耗尽了炮弹。 结果，235团2营“因冲击队形密集，遭敌火力和反冲击之杀伤，大部失去战斗力”。美军7团d连，这个200多人的美军陆战连，遭遇冻伤、轻重伤和阵亡减员，最后打得也只剩16个人，连长赫尔上尉也负伤，退路也被切断，但仍然死战不退。 235团2营经过一夜战斗后也基本丧失战斗力，团长王歧秀看到攻击部队伤亡殆尽，不得不调动平时舍不得排的3营增援。3营7连是着名的济南第一连，是3营三个钢、铁、锤连队之一的钢连，由7连副连长的辛殿良亲自带队增援1240高地，与美军形成对峙。 这里要点明的是，7连副连长辛殿良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 相对第235团，当夜第237团的攻击较为顺利。因为237团负责攻击的三个高地距离柳潭里比较远，即便丢失也不会对柳潭里形成威胁，所以美军没有发出死守的命令。 甚至入朝第一天就遭到美机轰炸营部（营连干部中仅存活一名查岗外出的副指导员）的第237团3营，也顺利攻占小德村西山，但第237团在居高临下向柳潭里突击时，经过一片开阔地时，遭受美军来自两个方向的火力夹击，三个营基本丧失战斗力。 据第237团2营6连迫击炮班战士沈云田回忆，“打到第二天天亮时，指导员清点人数，连里就没剩几个人了，迫击炮班算是最好的，活着的只剩5人”。 第79师对柳潭里的进攻，以27日晚最为猛烈，算是一鼓作气。虽然占领了柳潭里西北部几个高地，但距离柳潭里较远，作用不大。最关键的1282与1240高地都仅仅是部分占领，形成对峙局面。 79师第235团，共6个步兵营，仅在一夜之间，就损失了5个营。虽然1282高地，调上了3营铁8连投入战斗，但很快就消耗殆尽，连长济南英雄李永江阵亡。 第27军79师下辖的3个团中，只有负责从东面迂回的第236团伤亡较小。 这并非因为该部队表现得特别出色，而是由于向南迂回时，旧邑的里江成为阻碍，导致当晚未能按计划展开行动。 当时志愿军所用的地图是30年前由日本人绘制的老版本，长津湖水库尚未完工，地图上标注的地形与实际情况存在诸多出入。 第236团抵达江边时，因寻找渡口而耽误了时间。事实上，当晚气温骤降至零下27摄氏度，江面早已结上厚厚的冰层，足以让人马通过。然而，当他们发现可以直接踏冰渡江时，天已经大亮，战机因此错失。 经过11月27日夜间的战斗，美军发现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举世罕见。志愿军也开始明白：陆战1师的火力优势远超想象，而且陆战1师的战斗精神也远远超出预料。 后来，中国的抗美援朝战史中，客观且公正地将陆战一师评价为“美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在所有减员人数中，除了因火力造成的伤亡外，冻伤的比例竟然高达三分之一。查看当时志愿军的战报，频繁可以看到“伤亡严重”“大部分伤亡”“失去战斗力”“大部分失去战斗能力”等词句，令人触目惊心。 28日79师投入了师预备队236团，守卫这些出发阵地的236团，又不得不暴露在美军优势的航空和重炮攻击之下，以1240高地为例，28日拂晓投入236团2营，两天后2营打光，1营奉命接替。 据236团1营教导员李炳章回忆，1营上山后展开1连和3连，天亮后美军的飞机和大炮发挥了优势，没工事没战壕，光秃秃的山顶上挨炮弹，其3连仅剩6－7人。 这时236团政委温茂卿打来电话：老李啊，你们是否缴获了美国骆驼牌香烟？如果有的话，派人送点到团部。气得李炳章大叫：“送你个球！不知道我的3连仅剩7个人了吗？” 实施两翼迂回，是第79师当日攻击部署的重要环节。然而，承担迂回任务的两个团均未能成功完成任务，导致全师陷入正面强攻的被动局面。到28日清晨，部队仅攻下柳潭里以北的多个高地，与敌军呈现对峙状态。 从28日起，志愿军已经无力再度发起全面攻击，在剩余的四天里不得不转入对即得阵地的防守，等待军预备队第94师援兵的到来。 第27军在长津湖两侧发动攻击的同时，第20军各部按照计划，分别在长津湖以西和以南展开了行动。 第58师推进至下碣隅里以南的上坪里和富盛里，从东、南、西三面对下碣隅里形成包围态势； 第59师攻占了下碣隅里西北的死鹰岭和西兴里，切断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的联系； 第60师占领了下碣隅里以南的乾磁开至小民泰里一线，截断了由下碣隅里向南的交通线，并派出一部分部队向古土水及其南侧的黄草岭推进，准备阻击从兴南北援的敌军； 与此同时，第89师逼近社仓里。 就此，第9兵团第20军、第27军尚有建制完整、基本齐装满员的5个步兵师，分路穿插，完成了对长津湖地区的美陆战1师，及配属美陆战1师作战的美7师第31团战斗队包围在柳潭里、新兴里和下碣隅里等几个孤立据点中，切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络，为下一步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简而言之，志愿军第9兵团主力10余万人，以优势兵力，对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各部约万余人，基本形成了包围态势。 长津湖战役由此全面打响。 然而，志愿军缺乏通讯设备、后勤保障及相应重武器装备，虽然完成了对美军的包围，要想围歼美军，确实非常困难。 其中，在美军主力防守的柳潭里地区，为美陆战1师第5团、第7团等主力，虽然失去大多外围阵地，但是凭借美军空援和柳潭里强大火力，美军依然与志愿军形成对峙。 这时，宋时轮在远在100公里之外的第9兵团指挥部判读战况，认为柳潭里美军为美军陆战1师主力，兵力为战前预判2倍。 同时，宋时轮也得到了下碣隅里为美陆战1师基地及防务空虚的报告。 就此，宋时轮决定避实击虚，命令放缓进攻柳潭里，调整主攻，转向新兴里和下碣隅里。 命令下达，第27军即刻将预备投入1282高地兵力转向下碣隅里，第79师也就只得赶在天亮美军战机攻击之前，快速从占领美军的阵地撤退。 由此，志愿军未及破坏缴获的数门重炮，以致美军失而复得。 第27军等部放缓了对柳潭里的进攻，尤其放缓了对1282高地的进攻，使得美军在长津湖战区的主要重炮部队得以幸免。此后，这支重炮部队则成为美军对志愿军威胁最大的地面火力集群。 1950年11月28日，西线战场的美第8集团军与志愿军西线兵团在清川江一带，正面展开激战。就此，志愿军援朝参战既成事实，麦克阿瑟迫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逼压，沮丧命令西线部队撤退。 同时，麦克阿瑟也给阿尔蒙德下达命令，要求东线美军第10军各部退往兴南港。 第8章 第二次战役(6)冰天雪地长津湖－6 下碣隅里的攻坚战 长津湖战区遭遇百年一遇的极端低温、暴风雪天气，再加上长津湖地区复杂的山地、交通情况，为交战双方制造了极大的困难。 1951年11月28日，美军将领们，包括麦克阿瑟在内，依据飞机侦察获取的志愿军动向进行了分析，认为战区的公路因积雪未消，志愿军受制于这一恶劣的自然环境，难以再调动更多兵力，无法继续发动如同11月27日那样的大规模进攻。 然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史密斯的判断却截然不同。 史密斯清楚地意识到，局势已经变得极为严峻。下碣隅里不仅是陆战1师的指挥中心和补给基地，还是美军在长津湖战役中进退的必经之路，其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史密斯判断，这场战斗的核心位置必然位于下碣隅里。 11月28日清晨，一夜未眠，坐守兴南司令部，靠着现代化通讯工具，指挥陆战1师在长津湖作战的美军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急电麦克阿瑟、阿尔蒙德等人，要求航空兵力支援，并从兴南司令部，乘坐直升飞机赶往长津湖地区下碣隅里。 28日上午，史密斯的直升飞机上在长津湖地区几个主要的战略要点往来飞行，他在观察志愿军运动和两军对峙态势以后，即向阿尔蒙德报告陆战1师各部在长津湖地区的危险处境，再次申请航空火力和空中支援。 史密斯通过无线电通讯向驻防柳潭里的陆战7团团长利兹伯格下达命令：“掘壕据守！” 接着，史密斯又给下碣隅里美军下达了同样的“掘壕据守”命令。 掘壕据守，看似呆板，在实战中，一旦有了强大的现代化火力支持，任何神机妙算、运筹帷幄的战术，都难以将其攻破。 同时，史密斯要求下碣隅里美军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在一周之内，抢修、扩建一个简易机场。 史密斯又下令，驻扎在古土水的第1陆战团，派出精锐部队向北发起进攻，以打通与下碣隅里的联系。他则按照第10军司令官阿尔德蒙的指示，在下碣隅里设立了联合指挥所，统一指挥美陆战1师和美7师31团。 史密斯的这一系列作战指令，极大强化了美军在下碣隅里的防御情况。 中午时分，阿尔蒙德乘坐直升机抵达下碣隅里，同行的还有第7师副师长霍兹等随行人员。此刻，第10军原定的进攻计划，显然已无法继续落实，但阿尔蒙德仍然不愿立即做出调整。 他对关于中国军队的情报持怀疑态度，认为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中国部队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而空中侦察却毫无发现，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他坚持，除非麦克阿瑟下达新的命令，否则现有的进攻计划不能轻易终止。 史密斯对此表示反对，拒绝接受。 美国战史对阿尔蒙德与史密斯的关系进行了详尽分析，指出史密斯是一位经验丰富、性格沉稳的老兵，但略显刻板；相较之下，阿尔蒙德则表现得性格强硬、行事粗暴，好胜心极强，并且对麦克阿瑟唯命是从。 关于此事，美国战史给予了如下评价： 此役史密斯最受赞誉的两点是： 首先，他成功的将前线的两个陆战团，在柳潭里进行整合，避免了因兵力分散而导致被敌人逐个击破的危险。 其次，他果断将三分之一的兵力投入到守卫后方的补给线，并全力补强下碣隅里的作战基地，特别是修建了一条后来被证明至关重要的飞机跑道。 阿尔蒙德未能成功说服史密斯，意兴阑珊的他动身飞往了新兴里。 在那里，他为第31团战斗队进行了战前动员，鼓励他们不要被“几个中国洗衣工”吓倒，勇敢的继续向北推进，直抵鸭绿江。对于那些在前线艰苦作战的士兵来说，这个命令显得极为荒谬且不切实际。 阿尔蒙德刚离开，便有人愤怒咒骂，甚至把他临时授予的勋章扔进了雪地。相比之下，远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则表现得更加紧张和忧虑。 他们致电麦克阿瑟，要求撤销所有与防御计划相冲突的指令，并采取措施整合东西两线的作战力量。 麦克阿瑟并不支持将第8集团军与第10军在朝鲜“蜂腰部”形成一条防线的计划，然而他也明确指出，第10军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收缩至咸兴和兴南地区，摆脱在长津湖一带被孤立和包围的局面。 11月28日白天，美军为恢复各部队间的联系并打破分割包围，在大量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支援下，对志愿军发起了反击。 清晨6点，美军从后浦方向出动12辆坦克，向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242团驻守的新岱里阵地发起进攻。然而，经过一番激战，在损失了4辆坦克后，美军被迫撤退。 拂晓时分，美军从南北两侧发起猛攻，目标是志愿军第20军59师（辖第175、176、177团）驻守的死鹰岭东、西两侧阵地，意图打通柳潭里与下碣隅里，并接应死鹰岭西北角残存的美军部队。 与此同时，柳潭和困水里的美军也在北侧展开了行动，对志愿军第59师175团的阵地进行了四轮猛烈的攻击，尤其是在1419.2高地的争夺战中，战斗尤为激烈。 白天，美军占领了这座高地；到了夜间，志愿军发起反击，又成功将其重新夺了回来。南面的美军从下碣隅里出发，多次猛烈进攻岭东第59师177团的西兴里阵地，但均被志愿军击退。 11月28日晚，第27军80师（辖第238、239、240团）与81师（辖第241、242、243团）的部分部队，再次对新兴里和内洞峙展开攻势。第80师238团与第239团分别从两个方向进攻新兴里，冲入村内。 因遭遇敌军自动火器和坦克的猛烈反击，部队伤亡惨重，进展极其缓慢，最终不得不在拂晓前撤回。 与此同时，第80师240团在进攻内洞峙时，得到了6门75毫米山炮的火力支援，并在进攻前实施了5分钟的急速火力压制。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最终成功击溃了驻守该处的美军。 11月29日凌晨4时，美军在内洞峙弃尸300余具，留下4门榴弹炮后撤离，随后与新兴里的美军会合。由于第80师未能成功发动对新兴里的第二次进攻，因此未能按原计划转移兵力，去支援和配合友军在下碣隅里的作战。 第27军79师负责柳潭里的作战任务，但当晚并未展开攻击行动。 在抵挡美军反击的同时，宋时轮与陶勇指示各部队，重新调整部署，并计划于28日晚再度发动进攻。当天16时，宋时轮和陶勇向第27军军长彭德清与政委刘浩天发去电报，传达了歼灭敌军的命令。 正当美军在下碣隅里紧张备战之际，第9兵团第20军58师（辖第172、173、174团），已于28日凌晨3时抵达长津湖战区。第58师制定了“南北两侧佯攻策应，东西方向主力夹击”的作战计划。 在长津江东侧，命令第172团从松亭里向北进攻，夺取东山的制高点作为据守据点；同时，命令第174团派出一个营，负责攻打水曲里，切断下碣隅里与新兴里的联系。 在长津江西侧，第173团从红门里出发，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目标直指京下里及其周边的机场。 第174团的其余两个营则由南向北发起进攻，首先歼灭岛内的敌军，随后与江东主力配合，合力围剿下碣隅里的敌人。 58师前身是新四军1师1旅，后为华东野战军一纵1师，是标准的粟裕嫡系部队，时任师长兼政委黄朝天。 第58师师长黄朝天，年仅14岁便投身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役及二万五千里长征，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在战前，他提出要集中优势兵力，快速分割敌军，避免与敌人陷入僵持或逐次投入兵力的局面，严防混乱或兵力过于集中。 他与师政委朱启祥和参谋长胡乾秀明确了分工：自己留守江西负责指挥，而朱启祥与胡乾秀则前往江东执行作战指挥任务。 58师由172、173和174三个团组成，全师1.5万余人。 第58师匆匆赶到，却遇到了重重困难。 第58师接到命令后，于22日冒着风雪启程，翻越东白山。行军途中，依照30年代日军绘制的旧地图行进，由于地图存在误差，地形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加上风雪阻隔，根本无法翻越。部队的进程被严重延误，他们一周时间才抵达战场，士兵随身携带的干粮几乎消耗殆尽。 第58师必须迅速结束战斗，才能退下战场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 在紧急情况下，第58师师长兼政委黄朝天急于求胜，决意速战速决，调动全师兵力，分路在下碣隅里以南的上坪里、富盛里地区隐蔽展开，从东、南、西三面，形成对下碣隅里的包围态势。 美军这边，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根据27日晚的战况，以及下碣隅里侦察部队的报告，判明志愿军有一部兵力肯定已经包围了下碣隅里。于是史密斯任命陆战1团3营营长里奇中校为指挥官，统一指挥在下碣隅里的所有美军，全权负责下碣隅里防务。 美军通过空中侦察，和伪装成朝鲜老百姓潜入58师阵地的韩军，基本摸清了58师的部署，里奇判断志愿军的主攻方向将是南和西南。 28日夜幕降临后，风雪愈加猛烈，夜间气温骤降至零下40摄氏度。 这种极端天气，直接挑战人类的生存极限。 就在如此恶劣的、灾难般的极端气候下，一场人与人的，同时又是人与自然的大战，又开始了。 晚上10点半，下碣隅里，美军阵地前的绊索照明弹爆炸了。在或惨白或幽绿色的照明弹映照下，美军哨兵惊愕地发现，志愿军正趟着没过膝盖的积雪，向下碣隅里的机场防线发起猛烈冲锋。 引爆绊索照明弹的，是负责侦察和进攻的志愿军前卫小股部队。 这是第58师以及整个三野，在国内战争中积累的宝贵实战经验。为了提升作战的精准性与效率，围攻时通常先派出小股部队进行初步攻击，借此试探敌方的火力强度和防御情况，待确定主要进攻方向后，再集中优势兵力与火力发动针对性进攻。 志愿军的侦察进攻迅速结束后，第58师立即选择地势较为平坦的左翼，做为主攻方向，集中18门82毫米迫击炮、54门60毫米迫击炮，作16分钟的炮火准备。 第58师在穿插进攻下碣隅里的过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为了确保部队的攻击力，各部不惜减少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携带量，硬生生将大部分迫击炮，以及为每门炮准备的100发炮弹运送到战场。 正因如此，到了战斗当天，第58师已经几乎断粮。 不过，由于携带了大量的迫击炮和炮弹，下碣隅里的攻击行动，是志愿军在长津湖战役期间，唯一一场火力较为猛烈的战斗。 炮火准备完毕，志愿军随即展开全面进攻。 霎时间，零下40度的冰雪荒原不再沉寂，地面沸腾了起来，哨声、军号声、喊杀声、枪炮声交织着回荡在整个夜空…… 志愿军第58师以夜袭见长，攻击力极强，是华野和三野的首要主力师。 在战斗打响前，第58师师长兼政委黄朝天发现下碣隅里的防御相对薄弱，随即下令，以第173团担任左翼、第172团担任右翼、第174团作为预备队，向下碣隅里发动了一场志在必得的猛烈攻势。 然而，经过史密斯在28日一天的调动部署，下碣隅里原本仅有3个连的美军作战部队，现已增援至58个单位，超过3900人被编入防御阵列。 这些部队被编为下碣隅里卫戍部队，由美陆战1团3营营长托马斯·里奇统一指挥，围绕下碣隅里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环形防御体系。 这也导致战事变得异常激烈。 零下40度的严寒，极大地限制了志愿军的火力运用和冲锋展开，许多迫击炮弹落地未炸，完全失效。漫天的飞雪夹杂着狂风，再加上过膝的积雪，使得志愿军的冲锋步伐大大减缓。 志愿军的进攻迟缓，给予美军从容调整火力的机会，转而以远程优势火力，压制志愿军攻势。 朝鲜战争可谓机械化战争发展至巅峰之战。在战场上，美军凭借机械化火力，灵活应战，速度显然远远快过志愿军的步兵冲锋。 志愿军损失严重。 此时，第58师已经察觉，下碣隅里战场的实际情况与之前掌握的情报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战斗已经打响，已无调整机会，只能按照既定计划推进进攻。 第173团在西线和南线的战斗中，率先从左翼向美军的主防御阵地发起冲锋。第172团则在东线担任配合作战任务。 左翼的地形虽然看似平坦、防守薄弱、易于突破，但实际上美军不惜一切代价在此布置了大面积的雷区，布满炸弹、地雷、铁丝网、绊索照明弹以及用手榴弹引爆的5加仑汽油罐等各种防御手段，火力凶猛，防守异常严密。 尽管志愿军在冲锋前进行了炮火准备，但他们所使用的迫击炮，虽然适合国内火力较弱的战场环境，却在面对美军布置的防御体系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军的防线由坦克和雷场等设施构成，仅依靠迫击炮进行清除和压制，显然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在志愿军的炮击过后，美军的雷场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此刻，志愿军冲锋的步兵已经临近美军阵地，不得不以血肉之躯，前赴后继地冲过美军的雷区。 雷场中爆炸声此起彼伏，志愿军各部队吹着口哨、喊着口号，彼此呼应，不断向美军阵地发起冲锋。 当时，由于史密斯一再要求美军加强火力，美军不仅在机场外围阵地设立了雷区，还部署了由轻重机枪、无后坐力炮、迫击炮、坦克炮、榴弹炮等多种火力构成的浅纵深防御。 战事突发之际，美军各部展开猛烈射击，志愿军顶着密集火力突进，伤亡惨重。 下碣隅里之战是一场典型的夜战。 不过，由于史密斯紧急调拨的夜视设备，美军的指挥官、观察哨、炮兵及主要火力，都能够借助这些科技手段，对战凭借夜战经验而展开夜战的志愿军。 两军装备差距悬殊，战况异常严峻。 11月29日子夜，虽然美军以猛烈火力，进行覆盖和拦阻，但是第173团3000多名战士，毫无畏惧，迎着弹雨，轮番发起强攻。在付出极其惨重的牺牲后，他们最终逼近了下碣隅里以西，京下里小村的美军阵地。 然而，志愿军虽然历经艰险，成功接近了美军阵地，却没法对付潘兴坦克的有效武器。无奈之下，只能凭借炸药包、爆破筒，以及自己的血肉之躯，与驻守京下里的美军坦克展开殊死搏斗。 近两个小时的激烈血战，第173团伤亡惨重，战斗力明显削弱。与此同时，随着战线的拉长，战况愈发激烈，通讯不畅，由于，第173团伤亡过多，建制已经混乱，部队陷入了营、连各自为战的局面。 第173团几乎已丧失了战斗能力。 在最后关头，第173团的一个分队，约两个连的兵力突入下碣隅里，甚至迫近史密斯的指挥部。 然而，由于志愿军连、营级单位尚未装备无线电通讯设备，第173团一部在攻入下碣隅里后，无法与第58师指挥部取得联系，陷入到既没有友军协同配合，又无法获得后方的补给和最新指令的尴尬境地。 于是，志愿军眼见击退美军，便进入了他们的帐篷和附近的民居内，搜寻食物和衣物。 战机正在失去…… 11月29日，凌晨两点。 就在第173团一部冲入下碣隅里的同时，第58师第172团的4000余名官兵作为右翼，正在对下碣隅里东线及东丘制高点，发起同样猛烈的进攻。 其中，驻守东丘的美军，主要是隶属于美军第3师的一个采用“帮对体制”的工兵连。所谓“帮对体制”部队，指的是由美军与韩军按大致4:6的比例组成的部队，因此整体战斗力较差。 当战斗打响时，志愿军发出红色信号弹，指示进攻。早已潜伏在山间的志愿军战士，立刻展开行动。昏暗的信号弹光映照出山峦的轮廓，伴随着志愿军的呼啸冲锋，天地震撼。 美军居高目睹这一幕，震惊不已，迅速放弃了极其重要的东丘主阵地。随后，这支美军撤退到山坡斜面，在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勉强在机场前方构筑了一道防线，进行抵抗。 志愿军突袭夺取了东丘制高点，牢牢控制了通往古土里的要道。 这样一来，不仅将整个下碣隅里尽收眼底，甚至凭借一颗步枪子弹，就能击穿美军在下碣隅里的环形防御阵地。 这种局势，令美军感到十分紧张。 美军的运气不错，东丘激战结束后，一名美军通讯兵由于没能及时撤离，躲藏在山岩中，避开了志愿军的战场清理行动，随后他利用scr-300便携电台，与下碣隅里的美军指挥所成功取得了联系。 美军在下碣隅里战场兵力不足，此时突然得到通讯兵的引导，迅速集结远程火力，对东丘发动了猛烈的炮击。 下碣隅里是美军前方部队的后勤基地，弹药实在是太多了，里奇调集了大部分火炮，用12门105毫米榴弹炮和30余门迫击炮，对东丘展开了压制性炮火袭击。 美军仅在半小时内，便向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东丘阵地，倾泻了近2000发榴弹和4000余发迫击炮弹，如此猛烈的火力，58师172团的战士们前所未见。 这样的火力密度形成的火墙，别说是志愿军，任何生物都没法通过的，这样一来，志愿军就无法利用东丘形成突破。这也是没有办法，火力差距太悬殊了。 于是172团在东山转入防御，并打退了里奇在5时20分组织起来的反击，315人的美军反击部队伤亡170人以上，东山在志愿军手里纹丝不动。这是当时里奇能拼凑出来的全部兵力了。 当时，第173团的一部分正好突入下碣隅里，而第172团已经占领了东丘的制高点。那么，根据某些战史的设定，如果第173团和第172团能够指挥得当，抓住战机，协同对下碣隅里发起夹击，是否有可能扭转下碣隅里的战局呢？ 答案是：大概率无法实现。 原因在于寒冷、饥饿、火力不足、通讯不畅以及复杂的地形。 尽管第173团一部已深入下碣隅里纵深，但由于迟迟未能收到新的作战命令，饥寒交迫之下，他们不得不分散到美军驻地和附近的民居等地，寻找食物和御寒物资。 同样，激战过后的172团一部，在占领东丘后，也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中，迟迟没有接到新的作战命令，只能留守原地，静候指示。 此外，自28日夜间发动攻势以来，激战一直持续到29日深夜。志愿军在寒冷的旷野中奋战，粮食和弹药耗尽，体力不支，已难以承受最后的进攻。 而且，也缺乏无线电通讯设备，无法及时调整作战计划，粮食和弹药又无法得以补充，只能眼睁睁地错失战机。 截至11月29日凌晨2点，第172团和第173团的攻势相继受挫，伤亡惨重，战况陷入僵持。第20军第58师决定派遣预备队第174团，发起最后一轮攻势，力图赢得最终胜利。志愿军调集兵力，迅速转向下碣隅里机场，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下碣隅里战斗已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此时此刻，双方官兵在茫茫雪原上往返厮杀，激烈鏖战，枪炮拽光明灭闪烁，死亡与酷寒密布于深邃、幽暗而又无休无止的漫天风雪夜，血腥、冷酷至极。 美军依托强大的火力网顽强抵抗，然而志愿军战士毫不畏惧，不顾生死，一次次向美军阵地发起冲锋…… 战斗与前一天柳潭里的初次交锋相似，志愿军如潮水般的猛烈攻势，总是被美军密集的火力网阻挡在阵地前方。 但志愿军依旧顽强无畏，在稀疏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掩护下，不断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势不可挡，一波一波，无休无止。 在连续顽强的进攻下，志愿军最终凭借轻武器，摧毁了结合部的坦克，一度突破了美军在下碣隅里机场的防御圈，冲上机场跑道，并与正在施工、备战的美陆战1师工兵连，展开了激烈的混战。 此时，美军在下碣隅的兵力已然耗尽，只能动员约50名通信兵、工兵营指挥所的后勤人员等，组织反击，试图封堵突破口。 美军局势变得危险起来。 志愿军如潮水般展开攻势，迅速向机场纵深推进，丝毫无视美军的零星抵抗。 与此同时，作为志愿军的主要支援火力，60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伴随步兵冲锋前移。美军在环形阵地上匆忙堆放的弹药和油料，裸露在外、堆积如山，已处在志愿军迫击炮的射程范围内。一旦遭到攻击，即便只有一发炮弹命中，都会可能引发一场震天动地的大爆炸。 这对美军来说，是极其可怕的情况。如果志愿军确实对这些物资发起了袭击，那么在很大程度上，长津湖战役的战史将因为这场大爆炸，而不得不重新书写进程。战后，史密斯回忆起长津湖的激烈战斗，心中充满忧虑的同时，也暗自庆幸美军能够避开这场劫难。 29日凌晨3时后，下碣隅里战斗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的时刻，可能是因为战事激烈，也可能是因为志愿军太渴望得到这批物资补充，未对美军物资进行袭击，忽略了这一战机。 与此同时，美军集中火力和兵力，先后对志愿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机场、东丘、京下里小村等地，发动了又一轮猛烈反击。 在机场战事僵持的关键时刻，下碣隅的美军指挥所内，参谋、文员、工兵和驾驶员等纷纷武装起来，对志愿军展开了反击，进行近战，甚至发生了肉搏战。 美军的战斗意志顽强，士气高昂，几乎可以与志愿军媲美。 在激烈的战斗中，美军再次凭借其夜视设备的优势，掌握了夜间作战的主动权，通过猛烈的火力压制，迫使志愿军后续部队后撤，致使最早冲上跑道的志愿军官兵，成为孤军。这支志愿军部队，经过顽强奋战，最终全体壮烈牺牲。 随后，美军立即展开了对机场的抢修工作。 时间飞逝，黎明已悄然逼近。对于志愿军来说，没有空中掩护，失去黑夜便等于丧失了战机。因此，志愿军必须在天亮前抓住最后的时机，继续展开突击，力求尽快解决战局。 经过持续6、7个小时的激烈交锋，志愿军的粮弹几乎耗尽，伤亡惨重。虽然仍在奋力进攻，但实际战斗力已逐渐减弱，攻击显得越来越无力。 这时，交战双方都在全力以赴，进行天亮前的最后的搏杀。 不过，志愿军受制通信不畅、粮弹短缺，兵力优势难以发挥。同时，占据美军受暴风雪影响，以优势的地空远程火力援助战场效率极低。 更为凶险的是，就在双方激战的这天，寒流持续袭击盖马高原，长津湖夜间气温跌落零下40度以下，如此酷寒天灾威胁，使得交战双方既要疲于激战，又要与大自然搏杀，为风雪灾民，遭遇数量极大的非战斗减员，都是处境非常艰难。 天亮之前，双方都将预备队投入战场。 11月29日拂晓，6时，第58师集结约1500人，以营连为单位，发起了这次突袭的最后一轮冲锋。 然而，这次攻击依旧未能成功。 天亮前，美军h连恢复阵地。美军i、h连仅伤亡79人。 打了一晚上没啃动美军后，58师错误判断，认为下碣隅里的美军有1万余人。 随后，第58师开始撤退，悄然脱离战线。 黎明时分，暴风雪早已不知何时悄然止歇。 凝视着眼前辽阔而空旷的雪原，回头望去，战地救护所内满是痛苦哀嚎的伤员。经过一夜激战的美军官兵感到庆幸，难以想象昨晚竟然发生了如此惨烈的战斗。 阵地余烟袅袅，本来洁白雪原被炮火、硝烟、鲜血、腐炭污染，斑驳难看。如此场面沉浸彻骨酷寒，正将昨晚的战争与死亡，塑造成一个惨淡清晨的碑刻。 北风凄厉，阵亡者遗体为严寒冻结，依然是他们最后战斗的姿势。 在这般严酷的寒冬和惨烈的战斗中，长津湖战区的美军官兵，在一夜之间，意识到兵临绝境。然而，由于未接到撤退的命令，他们只能坚守在柳潭里的阵地上。 战后，第20军在检讨中写道： “第58师未能完成歼灭下碣隅里敌军的任务，主要是由于在战斗组织、指挥和战术指导上存在严重失误。主力过早投入，攻击点选择不当，加之通信联络不畅，导致江东与江西无法协同作战，最终被敌人各个击破。” 这场战斗中，一线部队指挥员伤亡严重，这既体现了他们身先士卒的崇高精神，同时也暴露出部分指挥员过于专注个人杀敌，未能充分履行指挥职责的不足。 根据第58师战后检讨的总结：“此次战斗中，许多指挥员只依靠个人的勇敢，未能履行指挥员应有的职责，亲自冲锋在前，却忽视了对部队的统领，结果导致指挥员伤亡比例过高，部队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从而削弱了整体的战斗力。” 11月29日清晨，陆1师师长史密斯发出指令，命令驻扎在下碣隅里以南18公里处古土水的联军陆1师第1团组建一支特遣队，火速前往增援下碣隅里。 就在这一天，美军第1陆战师主力与第7师第31团战斗队，共计1.8万人，已经在长津湖地区被志愿军第9兵团包围。美军部队被分割成五个部分，分别被包围在柳潭里、德洞山、新兴里和下碣隅里四个孤立据点内。 长津湖地区第1陆战师主力被分割包围的消息迅速在美国政界和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震动。作为美军的王牌部队，第1陆战师一直被视为精锐中的精锐。如果他们在长津湖战役中全军覆没，对美国而言，这将是一场难以承受的巨大灾难。 这一天，史密斯师长已获得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批准，可以指挥撤退。他着手策划撤退行动，并分析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的战况。他推测，中国军队可能缺乏足够战力和后勤补给，来维持纵深冲击。 因此，他决定利用这一优势，依托下碣隅里据点和机场，制定一个的全面撤退计划。 29日上午，史密斯召集联合指挥部的幕僚、参谋和军官们召开会议，共同探讨撤退计划。在会上，史密斯对大家郑重承诺：“孩子们，我一定会带你们安全撤离。” 随后，史密斯在此次作战会议中发布了三项作战指令： 首先，是重新夺回东丘的制高点； 第二，需加快扩建下碣隅里机场的步伐； 第三，要求分散在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陆战1师及第7师麦克劳恩战斗群等各部队，立即向下碣隅里集结，准备从长津湖地区进行全面撤退。 会议刚结束，美军就立即集中力量，向坚守东丘的志愿军第172团各营、连的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势。 当日，战场笼罩在严寒之下，山头遍布冰层，极端气温与复杂地形，使双方地面行动都变得艰难无比。 激战持续至黄昏，坚守东丘各高地的志愿军第172团各部虽然失去与团、师指挥部联系，但是他们在粮弹告绝，伤亡惨重之下，却数次击退优势美军的进攻。 第172团的阻击作战中，出了一位新中国首位特等功臣，特级战斗英雄，他就是杨根思。 1950年9月，杨根思光荣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后来我们通常将此次参会的英模人员统称为“全国战斗英雄”，这是杨根思第七次获得荣誉称号。 在会议期间，杨根思听说美帝国主义的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畔，并派飞机轰炸和扫射我东北边境，他感到非常愤怒，用自己的笔写下了：“杨根思决心保卫世界和平！” 会议结束后，领导批准杨根思可以回家看看，但他听说自己所在的部队已经北上到达了兖州，准备入朝参战，于是他直接购买了去兖州的车票，在那里赶上了大部队。 1950年11月7日，杨根思正式跟随部队入朝参战，他被任命为志愿军第20军58师172团3连连长。 连队入朝时已是冬天，由于物资补给不够到位，很快有人冻伤，所有人的耳朵、手脚都被冻得裂开口子。杨根思发动各班研究防冻的土办法，有的班将毛巾剪成两块，缝在军帽两边捂住耳朵，有的班把引火的玉米壳用来包脚垫鞋。 在杨根思的带领下，全连169人没有一个非战斗减员。 11月28日晚，志愿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完成了对下碣隅里的包围，上级知道美军的王牌陆战1师天亮后必定会突围，命令杨根思带领3连坚守1071高地，这是美军突围的必经之路，杨根思向上级保证：人在阵地在！ 杨根思回到连队以后，根据地形对防守进行了周密的部署，1071高地东南的小高岭是阻击美军的第一道防线，但这里受地形限制，只能摆开一个排的兵力，杨根思决定亲自带领3排驻守在这里。 原本生龙活虎的战士们，如今全都饿得无精打采，有的在系着鞋带，有的在整理手榴弹袋，所有人都默默无语，没人开口。营部的通信员挑着两小筐土豆，赶来救急：“杨连长，这些地蛋是团部批准发给我们前卫营全营的。营长指示，应该优先给三连。” 杨根思亲手将地蛋分给每位战士，每人三个，大家啃了几口，随后便上了阵地。 11月29日，成群结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猛烈地向1072高地发起冲锋，甚至出动了八辆坦克。每次冲上来都被打退，接着再度进攻，却又丢下一片尸体仓皇撤退。杨根思甚至亲自带领一名战士，用炸药包炸毁了一辆重型坦克…… 激战从清晨持续到中午，杨根思已经无法记清楚击退了美军多少次进攻，只见几百具美军的尸体早已堆满了小高岭。 幸存的战士们望着不远处机场上起降不停的美军飞机，满心遗憾地感叹道：唉，根本不用动用重炮，只要有一门迫击炮，发射几发炮弹，那机场就会被摧毁，包围圈内的上万名美军也就全军覆没了！ 巨大的轰鸣声从天空传来，杨根思抬头望去，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上百架敌机密密麻麻地分成几层，疯狂地向他们扑来，竟然只是为了轰炸仅仅十几名中国战士！与此同时，地面上百余门重炮也开始猛烈轰击阵地。 美军决心要夺下杨根思的阵地，因为这里不仅能俯瞰机场，还牢牢卡住了公路的咽喉！美军的狂轰滥炸持续了许久，炮火终于停息时，杨根思对那些从废墟中爬出来的战士们坚定地说道：“只要有我们的勇敢，就没有敌人的顽强！”这句话后来成为中国军队广为传颂的名言。 在击退敌人8次冲锋后，阵地上仅剩下三人。杨根思叫来了已经打光了子弹的重机枪排长：“带着负伤的射手赶紧撤退，快撤！” 排长正等着他的下文，杨根思却说道：“不用多说了，指导员会把三连带好的……”两名伤员含泪向他敬了一个礼，然后撤出了阵地。 此时，阵地上只剩下杨根思一人，天色已经接近黄昏。他率领一个排歼灭了数百名美军，还留下了两个活口，足够回本，真是大赚了一笔！ 杨根思整理着满是烟熏痕迹的军装，环顾着已经空无一人的阵地，将能找到的所有tnt炸药一块块收集起来，捆成了一个重达几十斤的炸药包。随后，他寻到一个能避开敌方火力的地方，安静地躺了下来，等待美军的下一次冲锋…… 一阵猛烈的炮火覆盖过后，美军很快又发起了第9次冲锋。 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高举着蓝色军旗，带领着几百名美军大摇大摆地向高地走去，确信这里的中国军人已经全部阵亡。此时，杨根思站了起来，果断拉燃导火索，径直冲向那面美国军旗，那里聚集了最多的美军。 看到这个冲锋而来的中国士兵，美军旗手顿时慌乱，丢下军旗掉头逃跑，几百名美军陆战队员也跟着慌乱撤退。面对这个视死如归的中国战士，有人爬，有人跑。 杨根思毅然踏过那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旗，继续冲向四散逃窜的美军士兵，英雄杨根思壮烈地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 杨根思牺牲时，年仅28岁。 杨根思被誉为新中国首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颁发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大将军为他亲笔题词，称赞他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 1951年12月11日，他生前所在的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 我们再回到11月29日早晨。 陆1师师长史密斯29日清晨下令下碣隅里以南18公里处古土水的联军陆1师第1团组织一支特遣队，迅速增援下碣隅里。 按照志愿军的战役计划，在第58师围攻下碣隅里时，提前穿插到古土水与下碣隅里之间第60师以及师属炮团的具体任务是：战役打响后，占据有利地形，监视古土水的美军，彻底切断古土水与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相机配合第58师攻占下碣隅里。 当时第60师为了穿插迅速到位，甚至下令轻装扔掉大衣，后也成为导致第60师严重冻伤的原因之一。 接到史密斯的命令后，古土水的联军组建了一个特遣队：英海军陆战队第41分遣队（235人）、陆1团3营g连（205人）、美步7师第31团（北极熊团）1营b连（190人）、陆战1师坦克营d连的两个排、陆5团反坦克排、陆1师直属队的人事情报后勤通讯战勤宪兵和韩军，陆1师摩托化营和美陆军377卡车运输营负责司机与卡车运输步兵，共有921人，17辆坦克，100余辆卡车。 因为负责带队的是一个叫德赖斯代尔的英国海军中校，故按照美军惯例，称为德赖斯代尔特遣队。 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特遣队从古土水出发，很快就遇到了第60师沿公路布置的三道防线与壕沟路障，激战爆发了。 战斗激烈，第60师的两个团基本丧失战斗力，该师仅有的两名华东一级战斗英雄毛杏表与寿志高（连级）双双牺牲，联军方面德赖斯代尔身负重伤。 德赖斯代尔特遣队虽然突破了两道防线，但由于勤杂人员与100余辆汽车的拖累，行动速度非常缓慢。到了下午4时左右，英军一辆弹药车被志愿军的炮弹击中，猛烈的爆炸与大火将特遣队的行军队形切割成两段。 这时无线电里传来师长的命令：不惜代价，向下碣隅里攻击前进。因为德赖斯代尔已经身负重伤，部队由陆1团g连连长希特尔上尉代理指挥，两人商量了后决定：后卫部队转向返回古土水，前卫部队（陆1团g连、坦克连、部分英军与北极熊连1个排）则由坦克开路强行突击前进。 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前半段，突破了20军60师阻截，17辆美军m26坦克、英41突击队四分之三的兵力、美陆战1团g连的全部人马和少量美31团b连的官兵，还在冒着志愿军的射击向北前进。 第20军60师，以一万二千余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在占据有利地形，提前修筑工事以逸待劳的情况下，虽然歼灭200余名敌军，也抓获了200余名俘虏，但最终没有能够阻挡住不足千人、杂牌拼凑的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实在无法算作圆满完成任务。 虽然第60师对此战的战斗伤亡和伤员无人处理后冻伤的情况缄口如瓶，但从几天后陆1师全体撤离长津湖，再次路过此地，第60师只能出动两千余人的兵力阻击来看，此战的伤亡应该不小，特别是连华东一级战斗英雄，这类重点受保护的对象，都不得不拿出来拼了，可见兵力也是用到了极限。 晚上7点左右，德赖斯代尔特遣队的前半段，开到距离下碣隅里只有两公里的位置。在这里，志愿军58师173团对他们进行了顽强阻击。志愿军居高临下的猛烈火力摧毁了几辆特遣队的卡车。许多志愿军战士，随即从公路两侧的高地上蜂拥而下，向公路上的特遣队前半段杀来。 见此情景，西特上尉手提一支卡宾枪跳下车子，来回走动，命令士兵们立即下车防御。接着，他又跑到打头阵的17辆m26坦克处，用卡宾枪接连敲打坦克的两侧，为坦克指引射击方向。 这样，西特组织起了公路上的防御，使部队没有陷入进一步的混乱，而是有条不紊地以坦克和步兵的火力构成了一道弹幕，打死了许多涌上来的志愿军战士。不过，仍有一小队志愿军战士面对着火网勇敢地冲到了美军坦克面前，用炸药包炸毁了一辆m26坦克。 最后，志愿军173团的官兵们见公路上的美英军队已经构成一道密集的火力网，根本无法冲垮，因而退回公路两侧的高地上。特遣队清理掉公路上被摧毁的卡车和坦克，继续前进。 晚上7点15分，美军看到了正在修筑下碣隅里机场的陆战队工兵点起的探照灯灯光。随后，在闪亮的探照灯灯光的照映下，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前半段的车队鱼贯进入下碣隅里环形阵地。增援进入下碣隅里。 虽然德赖斯代尔特遣队遭受重创，但其精锐，400名作战队员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成功到达下碣隅里，为此后几天下碣隅里保卫战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使得整个战局逐渐向有利于联军的方向发展。 德赖斯代尔特遣队虽然完成了任务，但是代价却是非常大，特别是将非战斗人员与物资列入特遣队，使之成为步兵的累赘，不能不说是一个败招。 里奇中校立即将增援部队中的陆战1团g连调到东丘正面，替换了在那里构筑防线的勤务兵、通信兵以及麦亚斯的乌合之众，在东丘山脚下下和西坡上建立起了一道比较像样的防线。而随g连一同到达的英41突击队的主力则被里奇布置在下碣隅里镇内，担任预备队。这支美军部队非常重要，为后来美军守住下碣隅发挥了重要作用。 夜幕降临，风雪骤然停歇，明月高悬，星光寥落。 陆战1师派出去的韩国便衣侦察兵回来了。他们伪装成平民，察明了志愿军58师的集结地点。美军随即派出了夜航飞机，在引导照明弹的协助下，对东丘及其周边的多条道路和村庄进行了侦察和轰炸。 当时，第58师正准备发动夜间袭击，作战部队已在下碣隅里周围埋伏、部署并进行调动。美军在地面特工的指引下，发射了照明弹，照亮了整个战场，发现志愿军人数众多，随即美军出动所有夜航飞机，对下碣隅里周围地区，进行了多轮覆盖式的大规模轰炸。 1950年11月29日夜间，美军战机进行的轰炸持续了一整夜，这是在长津湖战役期间，美军首次派出机群进行的大规模轰炸。 遇此空袭，第58师不得不放弃当晚的进攻计划，隐蔽起来。这次轰炸给予58师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为夜间总攻而进行的集结行动，在严重的空中威胁下被迫终止。 只有173团在后半夜对h连和i连的阵地进行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试探性攻击，但经过短暂交火，进攻不久就停止了。这样，下碣隅里美军度过了基本平静的一夜。 志愿军减缓了攻势，美军则加快了部队的收缩行动。 11月30日，德赖斯代尔特遣队中的陆战1团g连再次反攻东丘，未果。 这时，美军陆战1师第1工程营的一部分，以及美军第31团团部和坦克连，共约300名士兵和16辆坦克等部队，陆续撤回下碣隅里。 就此，美军在下碣隅里的防御力量得到了显着提升，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已经超过了志愿军第58师。此时，仅靠58师的兵力已完全不可能夺取下碣隅里。 11月30日入夜后，乌云在下碣隅里上空重新聚集起来。月亮不见了，下碣隅里又陷入一片黑暗和寒冷中。志愿军再次对下碣隅里发动大规模夜袭。 58师的进攻方案为： 172团和173团仍按28日夜的进攻方向，分别向东丘正面和下碣隅里南面、西南面出击。原为预备队的174团在这一夜也投入战斗，和173团一同冲击下碣隅里南面、西南面。 这样，志愿军172团就将面对美陆战1团3营g连和美7师31团坦克连的阵地，173团和174团则将面对美陆战1团3营h连、i连的阵地。从这样一种配置中，可以看出58师已经下了全部血本。 58师以陆战队的h连和i连为主攻对象，用两个团从这里进攻，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其击破，从这里彻底摧毁下碣隅里环形阵地。 由此，第58师三个团的进攻方向就全部撞在了三个美陆战队步枪连的枪口上。陆战1团g连、h连、i连是美军在下碣隅里仅有的三个步枪连，其防守的地段也是整个环形阵地最为坚固的地方。 战事至12月1日天亮后结束。 经过11月28日夜和30日夜对下碣隅里的两次猛攻，58师的减员数量在6500人左右。其中，有1500人战死，包括被敌军地面火力打死、死于空袭、冻死；近5000人被地面敌对火力、空袭击伤或被冻伤，大部分是冻伤。 剩下的官兵们也都冻得发僵，又累又饿，不少士兵三天没有进食，携带的弹药也消耗殆尽。58师全凭极度顽强的信念坚持着。因为58师已经失去了攻坚战力，只好原地监视下碣隅里美军，并等待26军增援。 12月5日，26军76师和77师到达下碣隅里，78师还在途中。此时58师已经冻饿交迫，减员严重，172团、173团和174团缩编为35个排，仅剩800人。 然而，远在江界的第9兵团司令部，却并不了解下碣隅里前线发生的细节。 当时，宋时轮等人根据陶勇的作战报告分析敌情，乐观认为，经过志愿军两天数次夜袭，美军加强下碣隅里防御，实属与被围柳潭里、新兴里等地的美军一样，都是应对无策，坐等被瓮中捉鳖的无奈之举。 为此，北京根据第9兵团上报战况，专门致电第9兵团： “围而不歼，让其日夜呼援，这样便吸引援敌一定到来，使我有援可打”。 这时，第9兵团确实对美军下碣隅里飞机场的战役价值评估，有所误差。 因为缺乏与美军作战经验，宋时轮、陶勇等人，在基本脱离了美军对战役简易机场的常态利用的认识上，简单认定美军的下碣隅里机场，如同淮海战役中被包围的国军机场。事实上，中美两军鏖战长津湖的关键，确实就是下碣隅里这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小的简易机场。 说到底，还是第9兵团对美军与国军的装备差距、战力差距、作战思维的差距等等情况，缺乏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最后，第9兵团制订了攻击、控制下碣隅里飞机场的计划，不使被围美军撤走，以及调整兵力，准备对美军第5、第7两团之南退部队予以歼灭。 同时，留下美军柳潭里固守部队围而不歼，以利钓鱼，以及向南预备打援古土里援军，最终实现全歼长津湖美军的新的作战计划。 国内战争经验对宋时轮、陶勇等人决策长津湖战役影响极大。被围长津湖的美军，绝非被围淮海战场的国军。远不是被包围了，就可以用围点打援的军事行动，辅以老乡过来吃白面馒头的政治分化，即可解决的问题。 我们再说回58师。 20军58师移交阵地，执行兵团下达的命令，穿插向古土里以南的黄草岭，堵截陆战一师退路。 12月8日，58师以黄草岭为核心，依托两侧地形有利的高地，阻截美军南撤。 172团在黄草岭阵地与敌激战。 此时，58师伤亡和非战斗减员已非常严重，战斗力已经下降到了谷底，因此战至15时，1350高地、1304高地和黄草岭阵地已全部失守，58师拼尽最后努力将173团和174团所有还能作战的人员集中起来，编成四个连，由58师参谋长胡乾秀亲自率领，进行反击才夺回了1304高地。 但是美军飞机发现并攻击了志愿军前线指挥所，包括胡乾秀和174团政委郝亮在内的指挥所人员全部牺牲，胡乾秀也是长津湖之战中，志愿军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 16时，美国陆战5团前头部队1营也投入了战斗，与陆军暂编营共同攻占1457高地，见天色逐渐暗下来，陆战5团1营便停止前进，以一个连守备1457高地作为屏障，主力则在公路附近构筑工事，就地组成环形阵地。 由于8日夜间气温的急剧下降，造成了志愿军大量冻伤减员，所以9日的战斗，美军遇到的阻力相对减轻了很多。陆战7团1营击破沿途轻微抵抗，一路南下，直抵水门桥。 10日下午，在古土里与真兴里之间的20军58师和60师经过连日苦战，两个师合在一起还能作战的人员也不超过200人，根本无力阻止美军陆战1师南撤，20军军长张翼翔实在不甘心，命令60师参谋长蔡群帆率领这一百多人衔尾追击。但给美军陆战一师已造成不到太大困扰了。 至此，58师开始了为荣誉而战，他们在长津湖战役中的使命也基本完成。 58师先后三次对下碣隅里进行攻坚。 第一次因投入兵力过少，没有使用好预备队，导致功败垂成； 第二次即11月29日晚上的进攻，因战前部队集结遭到空袭，攻击规模比较小； 第三次攻坚，投入全部兵力，但美军的增援兵力和坦克火炮已到位，导致伤亡很大，没有取得战果。 随后，全师穿插黄草岭堵截美军，在美航空兵轰炸及地面部队的攻击下，经受了再一次打击。 此后，再难以形成战斗力。 第8章 第二次战役(6)冰天雪地长津湖－7 新兴里围歼北极熊 长津湖之战的进展，引起中央、志司的关注。 1950年11月28日15时，志司致电询问下一步歼敌的计划。当时，志司察觉到东线战场可能全歼美第1陆战师的机会。要求宋、陶不仅要歼灭来援之敌，还要考虑乘胜向南发展。 当日24时，中央复电志司，并通知宋时轮、陶勇，指出： 下午15时你们发给第9兵团的电报中提到，“是很正确的”，并指出“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一个南朝鲜师，是完全可能的”。电报最后写道：“望你们鼓励士气，争取大胜。” 对于第9兵团而言，这份电报既带来了鼓舞，也增加了压力。 当时，东线联合国军兵团为美第10军阿尔蒙德麾下的美军3个师，韩军第1军团，正摆开非常松散的阵型。其中，美军第3师处于殿后位置。 美军第3师是美国陆军精锐之师。参加过一战、二战。一战时，以防守反击作战成名，深得美军名将潘兴将军赞誉，称他们是“马恩河磐石”。 二战期间，参战北非战役、西西里岛登陆战、法国南部登陆战等战役，是美军在欧洲战场连续作战时间最长的部队。 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急于用兵，便将驻防欧洲的美军第3师急调朝鲜战场。 第3师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朝鲜战场，正逢长津湖战役爆发，匆忙赶至元山、兴南，身为美军王牌部队，却尚未进入战时编制，作战部队官兵缺员极大，实为一支空架子部队。 这时，全师能够作战的，是装备精良，齐装满员的第9、第10、第39战地炮兵营、第58装甲炮兵营、第3防空炮兵营等五个炮兵营，以及第64坦克营。 因而，阿尔德蒙将该师列为美军“帮对体制”部队，一面抓紧补充兵员，一面将其作为防守部队，以其强大的远程火力，部署元山、兴南一线，负责防守整个第10军向北攻击的后方滩头、港口。 ——所谓“帮对体制”，即美军该师至少补充30%-60%的韩军官兵的混杂编制。 当时，美军第3师有着5个齐装满员的炮营，装备超过120门的包括155mm、105mm口径重炮在内的各型火炮，以及30余辆各型坦克。虽然无法快速机动作战，但是，如是实施防守作战，其火炮和坦克的火力强度，足以相当于志愿军26个营的火力。 在美军第3师的前面，三个向北推进的作战集群，一线展开。 最东端，在向北进攻的右翼海岸线地区，为韩军第1军团。 韩军第1军团下辖韩军首都师、第3师及其他配属部队，沿海岸线向茂山、合水及中朝苏三国交界处进军。当时，韩军第1军团以首都师为前锋，一路攻击，并没有遇到有力抵抗，甚至抵达了离中朝边境不远的清津地区。 接到总撤退命令，韩军第1军团，有着美军掩护其左翼，正面朝军兵力薄弱，海岸线交通相对便利，又有美军舰队掩护优势，因而得以迅速转身，顺利向南撤退。 在韩军第1军团以西，位于联合国军东线兵团的居中位置，在长津湖以东及赴战湖等地区的联合国军，则是美第7师主力。美第7师名气不如美第3师，早先也是美军急于用兵朝鲜而投入战场的“帮对体制”架子师。 该师虽然火力配备较弱，但是编入了大量韩军新兵，因而兵力充足。 29日凌晨，进攻新兴里的部队再次遭遇挫折，内洞峙与新兴里的美军已经合并为一股力量。第80师的战斗与非战斗减员人数已达全师兵力的三分之二。 一支拥有上万人的主力部队，仅仅两天时间便损失了超过6000名士兵。 敌军虽已被包围，却无法彻底歼灭，反而给我们造成了严重损失，这种困局绝不能再持续下去。此刻，第9兵团迫切需要一场决定性的歼灭战。 1950年11月29日凌晨，日本，东京。 就在志愿军与美军鏖战下碣隅里之时，在千里之外的东京，联合国军总部，麦克阿瑟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会议，华盛顿官员、联合国军官员、韩国军政大员，以及西线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和东线美军第10军司令官阿尔蒙德等人参加。 这是军史上着名的“东京会议”。 东京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执行在前一日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国防部长马歇尔提出防御与撤退的计划。 这天，对美国而言，朝鲜战局非常糟糕。 除却东线长津湖战场发生的激战，在西线清川江战场，志愿军第13兵团在朝军主力部队配合，主力全出，穿插跃进，对包括美军第8集团军、韩军的联合国军主力，发起了全面攻势。 尤其志愿军第38军第113师运动穿插至三所里，并且龙源里一线顽强抗击，断阻了联合国军主力美军第9军南退，及美军第1军北援的联系。 而后，志愿军第38军主力与第40军一部协同作战，对正在向南撤退的美军第8集团军形成侧击态势…… 战场形势如此陡变，使得联合国军在军事上十分被动。 鉴于志愿军东、西两线大兵团出击，对联合国军东、西线集群形成极大威胁，中国大规模派兵援战朝鲜已经成为事实，麦克阿瑟最终决定东西两线兵团同时向南撤退。 同日下午，按照麦克阿瑟和东京会议部署，美第10军司令官阿尔蒙德正式下达东线兵团总撤退命令。 麦克阿瑟和联合国军总部并没有部署相应的防御撤退作战，而是命令美军第3师守备元山、兴南一线滩头阵地，韩国第1军团、美第7师主力分别向咸兴、兴南撤退。 1950年11月27日，志愿军27军80师（238团、239团、240团）、81师（242团）4个团，在夜晚向新兴里之敌发起突然袭击，前线指挥员是27军副军长詹大南。 经过27日一夜激战，各团控制了新兴里外围几乎全部高地，完成对美军的合围。而且打完才从俘虏口中得知打的不是陆战1师，而是步兵7师，并且不是之前侦察报告的1个营，而是1个整团。 而根据美军的记载，27日晚的战斗，4连打掉的其实是美31团3营，应该还有美31团前进指挥所的一部分。 美第7步兵师第31团级战斗队，通常被称作麦克莱恩特遣部队（后来被称为费斯特遣部队），麦克莱恩特遣部队由以下部队组成： 第31步兵团的第2和第3营；第31坦克连；费斯中校指挥的第32步兵团第1营；第57野战炮兵营，配备105毫米榴弹炮；第15防空炮兵营（d连）由辆高射炮车（配备双40mm加农炮的m19和m16四-.50半履带车）的一个排。 总的来说，麦克莱恩特遣队共有3200名士兵，其中包括700名韩国士兵。 这应当是美军一个步兵团的兵力。 长津湖战役打响之时，麦克莱恩为使部队占据更大的防御纵深，因而分兵在新兴里、内洞峙、后浦等地设置主要阵地，互为犄角，相互策应。 其中，内洞峙阵地为美第7师第32团第1营、31团重迫击炮连防守。 新兴里由美第7师第31团第3营、第57炮营2个连及第15防空炮营1个连防守。 后浦由美第7师第31团团部和一个装备22辆坦克的坦克连防守。 新兴里激战期间，麦克莱恩数次调整部署，将自己的指挥所和第31团直属重迫击炮连设置在内洞峙和新兴里之间，以便指挥和联系两个不同团序列的2个步兵营。即第31团3营和第32团1营。 此外，麦克莱恩将团部仍留在后浦，负责新兴里至下碣隅里的联络，以第57炮兵营一部和防空炮营1个连围绕新兴里而收缩防线，向北、东、南三个方向游走、展开，形成强大火网。 而这三个方向，正是志愿军第80师的主要攻击方向。 新兴里是位于长津湖东北端一个相对独立较大村落。 在新兴里攻防战打响之时，志愿军因为情报预判失误，向美军阵地发起营、连规模冲锋，迎面突遭美军4辆m19双联装40毫米自行高射炮、4辆m16四联装12.5毫米自行高射机枪的强大火力拦截。 如此强大的火力，使得11月27日、28日夜间的战事之惨烈，让时任担负突击的第240团1营营长，后任第27军副军长的邵名泽将军记忆犹新，唏嘘万千： “……火力密啊，机枪打得呜呜的，就象是刮风。 侦察不准确，敌情没搞清楚，以为是1个连，一打发现是1个营，打不动了。 （美军）坦克围成一个圈，手榴弹砸上去象是挠痒痒。（我军）打了一夜没有收获。” 正是因为新兴里地势狭窄、险要，美军凭借村落据险死守，以自行高射炮和自行高射机枪平射，使得鱼贯而入，向新兴里冲锋的志愿军遭到极大伤亡。 美军强大火力压制，步兵冲锋进退两难，为打破美军火力拦截，志愿军第80师炮团的92步兵炮连的5班长孔庆三指挥架炮还击。 冻土坚硬，无法挖掘设炮，情形危急之时，深知步兵炮强大后坐力远非肉躯可以抵抗，孔庆三却是决然以肩膀顶住步兵炮支架，命令开炮。 炮声响时，孔庆三遭后坐力撞击，吐血阵亡。 1952年，孔庆三为志愿军追记特等功，追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新兴里攻防战持续11月27、28两夜，美军既靠新兴里等环形工事之强大的速射火力和榴弹炮火力自保，又有美军校炮飞机临空指挥作战，提高了作战效率。 战事白热化的时候，美军航空部队派驻新兴里的地空联络员史坦福上尉，冒险呼叫空中火力支援，呼叫攻击距离越来越近，直至相继阵地约15米左右。 如此地空协同的近距离精确攻击，有效滞缓了志愿军攻势。 重磅航弹和凝固汽油弹频繁落下，热浪灼面，冰火交袭。 连续两夜激战，美军新兴里阵地被炸的已无完土，美军最高指挥官麦克莱恩上校，也遭遇狙击阵亡。最终，美军被迫放弃内洞峙阵地和阵亡者尸体，炸毁4门榴弹炮，夺路狂奔，逃入了新兴里阵地。 为此，志愿军第80师参战3个团轮番冲锋，伤亡惨重。 战前加强兵力担负主攻的第238团退下战场，全团被缩编为每连大约50人的6个步兵连。第239团伤亡及各种减员更大，被缩编为3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1个迫击炮连。最后参战的第240团减员情况稍好，未做缩编。 第80师连续两日夜晚强攻新兴里，付出代价极大。 新兴里的美军负压应战，同样精力交瘁、疲惫不堪。 28日上午，“麦克莱恩上校意识到问题仅仅出现在南面，他评估了费斯营在夜间对中国人的表现，他认为相当不错。随后他被3营重新夺回炮兵a连火炮的报告分散了注意力，相信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 这一天中午，阿尔蒙德乘直升机来到麦克莱恩上校的前进指挥所，随后他和麦克莱恩上校一起开车到费斯营的阵地，到达时间大约是14：00。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次访问是美军历史上最离奇、几乎是闹剧的事件。 麦克莱恩上校和费斯中校向阿尔蒙德中校简要介绍了当前的情况。阿尔蒙德将军告诉费斯，要重新夺回c连在夜间失去的东部山脊。他还告诉麦克莱恩上校和费斯中校，他们还必须准备攻击水库以西的中国部队。 阿尔蒙德很快就匆匆飞走，“他访问那里的主要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显示存在感，并在前往下一个位置之前,分发一些勋章”。 11月28日白天，位于后浦的美军坦克连试图突破1221高地，以打通与新兴里的联系，在损失了4辆坦克后不得不撤回。 11月28日晚，随着中国人开始从试探性攻击，发展为对费斯营阵地的全面攻击，麦克莱恩上校开始意识到这一阵地已经站不住脚了。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单位面临的真实情况。 长津湖东岸的80师连续两晚向内洞峙和新兴里的美军发起进攻，虽然重创了新兴里美军，但内洞峙费斯率领的32团1营并无大碍，且两部美军于29日上午合兵一处。此时的80师伤亡已达三分之二，同样也是无力再战。 不过27军发现，相较于柳潭里的陆战一师，长津湖东岸的美军部队战力稍逊。于是决定先集中力量歼灭新兴里美军，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陆一师。 指战员决定以79师在柳潭里牵制陆1师，另调81师主力增援80师，围攻新兴里，彻底歼灭该部美军。但增援的81师241团无法于29日当夜赶到新兴里，提供炮火支援的炮16团同样也无法抵达，于是29日夜仅以80师余部对新兴里美军进行袭扰。 11月29日2：00，麦克莱恩上校和费斯中校定下突围决心，费斯营已经无法守住目前的阵地，希望得到坦克连和2营不会到达了。这时，内洞峙的美军第7步兵师32团1营基本准备完毕，开始缓慢南撤。 中午13：00，32团1营到达新兴里31团3营阵地。这一段5--6公里的突围道路走了9个小时，沿途遭遇了志愿军的截击，美方记载：“麦克莱恩上校在穿越冰面，试图阻止他认为是3营的士兵对费斯营误射时，被中国人击伤随后俘虏。” 麦克莱恩被俘（后伤重死亡），3营和57炮兵营营长均负伤，费斯中校接过了阵地上所有部队的指挥权。部队名称也由麦克莱恩特遣队变更为费斯特遣队。 位于后浦的麦克莱恩特遣队后方指挥所收到消息，2营不会到达了，中国人已经切断了从江东里山口的道路。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通讯先进的美军竟然没有将此消息用无线电告知麦克莱恩和费斯。在后浦的美七师副师长霍兹决定前往下碣隅里，看看能否从海军陆战队那里得到什么帮助。 中午，德雷克上尉带领31团坦克连向北第二次打通新兴里的尝试依然无果而终，但新兴里的美军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听说助理师长亨利·霍兹准将将要派陆战队的坦克部队前来营救，他们似乎看到了援军的希望。 美军c-119运输机下午的空投补给不算成功，空投下来的都是在日本预先打包好的标准应急包裹，并未完全解决新兴里美军的需求。 11月30日上午8时，美第7师副师长霍兹，指挥后浦阵地集中12辆坦克和约1个步兵连的兵力，向北攻击1221高地，再次尝试打通与新兴里的联系。 不过，麦克莱恩特遣队，虽然调拨给了美军陆战1师，但因为事出匆忙，两部美军军种、兵种和序列不同，导致通讯频率、密语不同。 也就在新兴里激战之时，史密斯的陆战1师指挥部，只能通过几辆停在下碣隅里的陆军坦克配载电台，或者战机电台中转，才能和费斯特遣队取得联系。 战后，美军考察新兴里战事，将美军通讯不畅，视作费斯特遣队遭到失败的主因之一。 美军后浦分队向北出击，兵力弱小，坦克无法爬上冰冻山坡，攻击乏力。 这次攻击，美军电讯联系也是费时费力，联系不到柳潭里等美军陆战1师的及时地面火力援助，因而沿途受志愿军打援部队顽强阻击，旋即潦草收兵。 也就在美军试探性向北攻击的同时，这天上午，阿尔蒙德在下碣隅里召开会议，召集第1陆战师和第7师的师长，讨论撤退计划。 会上，阿尔德蒙要求史密斯，统一指挥将古土水以北的所有作战部队，独立向南撤退。 鉴于下碣隅里在之前受到的袭击，美军将领们均认为要保住这个美军撤退的长津湖战区总据点，必须再从驻防古土里的美军陆战1团调兵，组建一个由英军、美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步兵混编的作战分队，北上支援、强化下碣隅里防御。 同时，阿尔德蒙命令打通下碣隅里至新兴里的通道，以接应正面临险境的第31团战斗队顺利撤退。 不过，史密斯接到命令之时，陆战1师及配属部队，处于被志愿军第9兵团完全包围之中，同时，更受山地高原地形、恶劣低寒气候等影响，要想自行突围，向元山、兴南等地美10军的滩头阵地撤退，非常艰难。 然而，史密斯并没有修正阿尔德蒙总撤退计划的权力和余地。 东线方向其他部队，也都采取了收缩措施。 第7师从惠山镇撤退至兴南； 第3师负责保卫水洞至兴南的交通线，并封锁社仓里东向道路，同时派遣部队确保元山的安全； 与此同时，两个韩军师停止进攻，向咸兴收缩，并为美军第10军右翼提供掩护。 作为联合国军东线兵团最高统帅，阿尔德蒙草率决定分三路实施的总退却计划，给陆战1师及其配属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会后，史密斯与第7师师长巴尔达成共识：先从柳潭里开始撤离，待那里的两个陆战团撤回下碣隅里后，再派遣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北上，解救被困在新兴里的费斯特遣队。 会议结束，在阿尔蒙德离开前线之前，第一批运送伤员的运输机从下碣隅里机场呼啸腾空。美军长津湖地区的总撤退行动开始了。望着几架运载伤员的飞机腾空而起，巴尔心情沉重。 他决意乘直升机飞往新兴里，亲自向费斯特遣队下达突围命令。 巴尔心情明显不佳，对下属的问候爱搭不理，下飞机后直奔费斯的指挥所而去。两人会晤半小时后，巴尔便匆匆离去。 撤退路上费斯对随行军官说，师长没有下达任何撤退的指令，也无法提供任何支援。 事实上，巴尔师长飞来新兴里之前，刚在下竭隅里同第十军高级指挥官们开完会，会上阿尔蒙德把长津湖地区的所有部队都交给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少将指挥。 如此一来，巴尔也无法再对费斯特遣队下达任何命令。陆战一师在柳潭里和下竭隅里被志愿军围困着，一时半会儿也无法支援新兴里美军，费斯特遣队只有自己可以依靠了。 撤退命令传达下去，整个新兴里美军阵地陷入了空前绝望。 后浦美军固然大概率得到安全撤退，但是，新兴里美军南撤往后浦方向，无兵接应，如是被志愿军顺势占领，那么，美军等于在无形之间自断了南撤路线。 如此形势，要让已经激战多日的势成孤军的新兴里美军自行完成撤退，无疑使得费斯中校倍感沮丧、头疼。 对于巴尔下令先于新兴里美军撤退之前而弃守后浦，美军战史即认为，这一命令为孤军态势的费斯特遣队的突围行动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是最终导致了费斯特遣队遭遇伏击、全军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费斯得知弃守后浦，非常失望。不过，他还是接受了巴尔命令，开始指挥新兴里美军收拢兵力，准备撤退。不料，祸不单行。 午后，史坦福陆空联络组继续呼叫美军战机，对新兴里外围纵深实施掩护，同时空投急需的高机子弹、高炮炮弹。然而，美军战机匆忙之间，仅为新兴里空投了高机子弹，却误将高炮弹投向了后浦阵地。 等到士兵们打开空投物资发现误差，天色已晚，美军飞机已经无发起飞再次空投。 费斯闻讯，当即傻眼。 美军4辆自行高射炮为对抗步兵最大威力武器。更是新兴里美军抵抗优势志愿军围攻的最强火力。如今，美军因为弹药缺乏失去最强火力，使得情况变得糟糕起来。 当时，美军连续激战，4辆自行高射炮被击毁1辆，如今弹药紧张，也就只得将为数不多的炮弹平均分配给3辆自行高射炮，以便实施单炮、点射。 临近突围作战，美军自行高射炮缺乏弹药，只能实施单炮、点射，火力自然是大大减弱。 撤退之前美军弹药补充出现重大失误，即被美军视作费斯特遣队最终遭到击败、击溃的主因之一。 与此同时，志愿军正在重新集结兵力，预备向新兴里发起最强攻势。就在30日这天，第27军94师进入长津湖战区，成为第9兵团参战的第8个师。 第27军军长彭德清手上有兵，闻悉新兴里战报，为急于打破美军长津湖地区最薄弱环节，即下决心从周围部队抽调兵力、弹药，以支援、加强由副军长兼第80师师长詹大南指挥的新兴里战场。 不过，激战到现在，志愿军的粮荒情况也是更加严重。 当时，长津湖战役爆发，志愿军入朝参战既成事实，美军舰载机即轮番拦截、轰炸从辑安边境的前川兵站至长津湖前线的补给线。 如此空袭威胁，致使志愿军汽车损失极大，第9兵团既无法将第26军送往长津湖战场，同时，近200公里补给线靠民工、骡马维持，已经无法维持长津湖10余万作战部队的粮食消耗。 大战在即，新兴里前线的志愿军一线预备冲锋官兵，得到配给的不过是一二枚冰冷的土豆，或者一把才从冰雪覆盖下的农田里掏出来的稻谷，甚至一块树皮…… 连续激战，体能消耗极大，仅靠这点食物，常人怎么能有正常运动的体能？ 志愿军在爬冰卧雪准备进攻之前短短数小时内，即出现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 这时，在风雪漫天的盖马高原，对志愿军而言，酷寒、饥饿已经成为比美军更凶险的敌人。然而，激战与冲锋还得继续。 11月30日，黄昏，凛冽的寒风漫天呼啸，瞬间，晴朗天空再次乌云密布，很快，天色黯淡低沉，暴风雪再一次席卷而来。 这天，长津湖战场气温再次陡降零下30度以下。 这时，新兴里西岸，柳潭里美军陆战5团、7团等，正在集中、整备坦克、装甲车和其他车辆，销毁无法带走的物资，同时向四面可疑目标发射榴弹炮。 他们预备打完所有炮弹，然后开始撤退。 炮声隆隆，隔湖遥遥传来，震荡寒空。 柳潭里美军正在撤退，气候转向恶劣，使得美军夜航战机无法升空，种种不利情况，使得同样正在准备撤退的新兴里美军不免心慌意乱。 志愿军这边，第9兵团直到这时，通过俘虏的供词和现场观察，才对眼前的敌情有了较为准确的掌握，发现新兴里、柳潭里几个据点的美军兵力远超战前的预估。 根据美军部队的番号和编制人数估算，新兴里地区驻有美军约5个营（实际超过3个营），总兵力约为4100人；而柳潭里地区则有7个美军营，总兵力约8000人，并且装备有大量的坦克和火炮。 前几次攻击接连受挫，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对敌情缺乏了解。根据新获取的情况，宋时轮和陶勇重新调整了攻歼的重点和顺序。在此之前，新兴里和柳潭里两个点是同时展开行动的，没有明确的主次顺序。 鉴于目前已经确认新兴里的敌军为第7师的一部分，而柳潭里则是第1陆战师的主力，宋、陶两位将领，依据集中兵力优先攻击弱敌的原则，决定先行消灭新兴里的敌军，得手后再转向柳潭里，进而一举歼灭第1陆战师的主力部队。 当得知柳潭里、新兴里第一夜攻击中所遭受的损失时，宋时轮内心感到无比痛惜。 战役刚刚开始，负责正面进攻的第27军两个主力师就已经几乎损失了一半兵力，这让他不得不开始思考：照这样的打法，第9兵团还能坚持多久？东线的作战任务还能顺利完成吗？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时轮的决心并没有动摇。 这时他意识到，一旦让美军从东线北部突破包围，志愿军西线将面临巨大威胁，整个局势将陷入被动。因此，他果断决定，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战斗！此刻，任何的犹豫或退缩都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不能后退，退则全军覆没，退则全局皆失。 他指示第80师并通知第27军的领导，各团要调整建制，重整战斗组织，继续执行消灭正面敌人的任务。同时，他电令预备队第26军迅速向长津湖地区进发，投入战斗，以弥补作战部队因大量伤亡造成的人员不足。 夜间11时，费斯特遣队正在准备撤退。但是，也就在这时，在新兴里四周，志愿军军号已经在夜晚的寒空中响起，抗美援朝最有纪念意义的一战在新兴里打响。 80师全部3个不足额的团（第238团、第239团和第240团），加上81师241团，以及炮16团，共5个团，由27军副军长兼80师师长詹大南统一指挥，向新兴里发起四面猛攻。 前几次总攻新兴里虽然失败，但是80师师长詹大南和作战部队对新兴里地形已经非常熟悉。因此，总攻发起，詹大南指挥部队寻迹之前冲锋路线，以第238团从东南、第239团从南、第240团从东北、第241团从西全面展开，对准新兴里村同时发起了向心突击。 为准备这次战斗，第27军军长彭德清下令全军抽调、集中弹药，保障新兴里前线。因而，志愿军在总攻发起之时，历尽千险，以骡马牵引9门75mm野炮和400发炮弹进入了新兴里战场，为步兵冲锋进行了足足40分钟的炮火准备。 这是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志愿军最强的一次炮火急袭。 最初，第27军配属炮16团，有9门105mm榴弹炮和18门75mm野炮赶往长津湖战场。 然而，牵引火炮的骡马不知空袭危险，每遇险情总是躲避不及，为此使得炮团沿途遭到美军空袭，人员、骡马伤亡极大，最后，只有9门野炮如期赶到了新兴里战场。 总攻开始，随着火炮急袭，弹道暴露，为避免对方火力袭击，炮兵完成炮击就应该尽快转移阵地。 可是，因为志愿军炮16团沿途行军，骡马伤亡极大，缺乏牵引畜力，难以及时转移，而后，炮16团在撤退之时遭遇了美军空中火力急袭，损失极大。新兴里激战以后，在后续的长津湖战役期间，第27军的有限炮兵战力几乎全部耗尽，再无炮袭美军作战。 不过，美军方面却不知志愿军炮兵的具体情况。 当时，志愿军大炮神奇出现地势极为复杂的新兴里战场，并且实施了长达40分钟的较猛烈的炮袭，不仅对美军费斯特遣队却是极大震慑，同时，这场炮击也误导了阿尔蒙德和史密斯等人对志愿军战力和战场情况的重新判断。 随着志愿军第9兵团10余万人陆续投入战斗，阿尔蒙德、史密斯对于长津湖战况判断更为谨慎。史密斯担心志愿军会加强炮火和其他技术武器、重武器的投入，更是谨慎要求费斯特遣队寻找战机，尽快自行突围、撤退。 然而，炮火准备结束，志愿军旋即向新兴里发起了总攻，美军全无撤退战机。 这个深夜，又一场激战开始了。 瞬间，激昂的军号、刺耳的哨子和狂暴的呼喊，夹杂着铺天盖地的爆炸声、枪炮声，犹如狂潮漫卷新兴里村落和四周原野。 前几日，第80师曾与美军数次激战，伤亡惨重，深知美军战力强劲远超国军。因而，他们再与美军交手，不敢轻敌，在得到兵员、弹药补给，再次进入战场，即非常谨慎发起进攻，多是老兵带领新兵，分散突击，阶段跃进。 不过，第81师第241团却是才上新兴里战场，首次与美军交战。 第241团急于求战，不知美军火力凶猛，因而战事一开，即在发起第一波次的冲锋时候，投入2个营7个连兵力，全部沿公路及路边沟壑、山坡展开，向新兴里村落发起波浪冲锋。这时，美军哨兵发射照明弹和阵地前绊发照明弹交相腾空，此起彼落，映照新兴里如同白昼。 新兴里村落正面狭窄，背靠山地，本来就极不利于步兵冲锋。 就此，第241团的冲锋官兵一旦暴露旷野，遭到美军m19双联装40毫米自行高射炮和其他明暗火力居高临下的直瞄射击、迎面拦截。 激战数十分钟，第241团伤亡惨重，战力减半，攻击停滞。不过，美军终究连续疲战，急于撤退，火力也较以前减弱太多，尤其美军自行高射炮因为弹药不足，只能单炮点射，火力锐减。 因此，美军虽然全力火力遏制了第241团攻势，战至子夜以后，向东南方向进攻的志愿军第238团却趁虚而攻，分路跃进、穿插，首先撕破了美军环形阵地，冲入新兴里村落纵深。 而后，志愿军与美军在新兴里村落里面逐房争夺，展开近战。 志愿军第238团分路穿插进攻，猛然靠近贴身近战，一时之间，使得及不习惯近战、夜战的美军阵脚大乱，十分被动。 夜战近战，美军既无夜航飞机助战，也无远程炮火支持，甚至反制步兵冲锋的最强武器自行高射炮和自行高射机枪均是无法使用，因而，美军只得不断收缩兵力，被动遮挡志愿军攻势。 战至12月1日黎明3时，志愿军第239、第240团第一梯队冲锋部队顺势强攻，分路突击，相继打开了美军环形工事的多个突破口。 这时，美军新兴里环形防御阵地已经被多点突破，美军几乎全面崩溃。 然而，志愿军连续攻击到最紧要关头，因伤亡与弹药消耗极大，攻击力持续减弱，虽然激战打乱了美军阵脚，却始终无法一击决胜。 新兴里村里村外，地形破碎，沟壑分割，非常不利于大规模步兵展开。 不过，志愿军装备落后，无法以火力压制美军，只得以步兵投入狭窄战场，添油加兵，轮番冲锋，凭借官兵顽强战斗精神，强攻撕破新兴里美军防线。 如此冲锋艰难，使得志愿军第一梯队冲锋多点击穿美军环形防御，却因自己伤亡过大，弹药消耗太大，也就逐渐失去冲击力。尤其因为志愿军弹药保障不力，以及迫击炮弹供应困难，包括极寒天气使得大多数迫击炮弹无法使用等等限制，使得志愿军以步兵冲锋虽然夺得并且控制了新兴里四周高地，却无法以有利地形对美军予以炮火打击。 最终，志愿军只得以步兵冲锋取解决眼前的、复杂的美军目标。 于是，美军抓住志愿军攻势减弱战机，重新构建多个更小环形工事，以各种轻重武器在新阵地前面形成密集火网，互为犄角，与志愿军展开激战。 同时，美军向阵地外不断发射五颜六色的曳光弹，混淆志愿军冲锋。 战事危机之时，美军以重火力拦截志愿军冲锋道路，以榴弹炮几乎90度的仰角，齐射阻拦志愿军冲锋路线，以自行高射机枪等重火力集中封锁环形阵地突破口，疯狂以强大火力压制，最终使得志愿军后续部队屡次冲锋失败，无法及时赶至支援。 第二波次援军迟迟无法到位，使得第一波次冲锋部队处境更为艰苦、危险。 美军在有效遏制、断阻志愿军援军及第二波次进攻以后，旋即引燃新兴里村落里失守的房屋、车辆，再以轻、重机枪迎面压制志愿军前锋部队攻势，组织兵力，屡屡从两翼发起逆袭，逐个抢夺被志愿军占领房屋…… 激战至此，本来士气低落的美军费斯特遣队身处绝境，受求生欲望驱使，反而不惜余力对战志愿军的攻势，甚至在绝望至极之时，也是冲出战壕，近距离冲锋，投掷手榴弹…… 新兴里激战，是朝鲜战争期间极为罕见的，有中、美两军军史记载的第一次短兵相接时，相互投掷手榴弹拼杀的激战。可见美军步兵危急时候，照样近身拼命。 因为低估了美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以及轻信了这样的低估，志愿军官兵为此吃亏极大。战到后半夜，美军集中弹药，以自行高射炮、自行高射机枪火力对志愿军突破口进行封堵射击，志愿军伤亡过大，只得停止了第二波次的冲锋。 就此，志愿军第27军突入新兴里环形阵地的前锋部队，和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在下碣隅里激战，突破冲上美军机场跑道的前锋部队非常类似，在志愿军第一波次冲锋已经突破、撕开、并且几乎崩溃美军环形防御的关键时刻，始终没有得到后续部队的有效支援…… 于是，一夜激战，终究功败垂成。 新兴里战事变得更加混乱起来。 拂晓以前，天光昏暗，作为志愿军前敌总指挥，第27军副军长兼任第80师师长，詹大南因志愿军无线电台、话务机极度匮缺，既无法第一时间收到各地战报，也无法以电讯即时指挥作战。忧心忡忡着时而读表，时而望天。 如今天色渐亮，如是天气晴好，美军战机临空助战，志愿军为避空袭也就只能退出战斗，假设如此，志愿军一夜浴血强攻，牺牲也就难免付诸东流。 这时，詹大南守在前进指挥所别无他法，只能眼睁睁看着美军一次又一次从几乎被击溃的危境中，不断施以针对性逆袭，扳回战局并且重新修补被打得破烂不堪的防御线。 就在两军胶着混战之间，终于，天还是亮了。 12月1日，狂风漫卷，大雪纷飞，持续酷寒。这样的天气，显然限制了美军的空中行动。为此，费斯特遣队官兵们盼来天亮，却更是深陷绝望。 这时，鏖战整夜，疲惫不堪的美军费斯特遣队，接到下碣隅里陆战1师指挥部通报，一方面，因为极端气候限制，在天气好转之前，无法得到空中支援。另外一方面，随着柳潭里和后浦的美军都在向下碣隅里撤退，滞留在新兴里的费斯特遣队孤悬在外，已经成为真正的孤军了。 现在，费斯特遣队只能依靠自己完成突围。 如此战局变化，都被詹大南看在眼里。 天亮以后，攻击部队陆续以通讯兵将作战情况报送前指，詹大南则综合各部战况和伤亡情况，认为新兴里美军火力与战斗力大大降低，同时外无援军，恶劣气候也使得美军无法空援，继而判断战场形势有利。 就此，詹大南电话请示彭德清，继而下令参战各部在天亮以后务必继续强攻新兴里，以求全歼该费斯特遣队。 12月1日上午，深陷绝望的美军费斯特遣队再次迎来志愿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新兴里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对志愿军而言，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天气如是晴好，美军战机临空助战，志愿军即将失去战机。因而，眼前新兴里天空阴霾低沉、黑云密布，就是志愿军最后的战机。 就此，志愿军以第238、第239、第240团，以及缩编、补充后的第241团轮番向费斯特遣队固守的新兴里阵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战至此时，交战双方都很清楚，新兴里激战已经到了决定生死的最后关头。 为此，一波又一波的年轻的中国战士在酷寒、风雪和密织的火网中缓慢、坚定地冲锋，不断倒在冰与火的冻土上……志愿军这般浴血冲锋，也给费斯特遣队造成极大伤亡，使得美军也是无法支撑最后的防御。 这时，美军方面经过数日激战，尤其经过昨晚激战，新兴里环形阵地的伤员救护所挤满了超过500多名美、韩伤兵。 美军的伤员救护所的保暖帐篷不够，床位不够，药品和医疗器材匮缺，许多轻伤员被简单注射一支吗啡，即被放置呛满硝烟的露天、背风的野外。救护兵们不停息地熬着咖啡、热汤、热水，里里外外往来奔波，不停息地灌喂着伤员，以维持他们生命。 然而，这个白天，漫天风雪，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很多轻伤员甚至无力哀嚎、呻吟，即在酷寒中无声无息死去。 战至上午9时，又一架舰载机穿越云层，冒险到达新兴里上空，与新兴里史坦福陆空联络组取得联系，通报美军舰队气象预报中午天气将会好转，届时，舰载机群将予空中支援等消息。 然而，这时费斯特遣队再无苦守新兴里的决心。 于是，费斯中校在地空取得联系以后，当即要求陆空联络组向舰载机及下碣隅里的美军陆战1师前进指挥部和空中支援管制中心报告，说明新兴里已经无法坚守，费斯特遣队即将实施突围，请求美军地空予以支援。 12月1日上午10时，费斯召集各部，安排撤退次序。美军鉴于高射炮弹和高机子弹几乎用尽，也就分拆保留唯一的自行高射炮，配属第32团第1营，作为前驱开路。 以2辆自行高射机枪配属第31团第3营作为后卫。 而后，费斯下令第57炮营和重迫击炮连打掉所有炮弹，然后破坏火炮，徒手炮兵改作步兵，保护600名无法行走伤员乘坐的由卡车和吉普车组成的移车队。 12时前后，果然如美军舰队预报，新兴里上空乌云散去，一抹冰凉的阳光透过昏沉的硝烟，不经意地落洒在弹坑密布，黑白斑驳的冻土上。 美军舰载机出现在新兴里上空，呼啸往来间，往美军阵地和志愿军攻击之间投掷了凝固汽油弹。顷刻，新兴里村落四周烈焰腾空，萧杀的热浪冲撞着凛冽的极寒，拉开了新兴里激战的最后一幕。 12时45分，美军在打完所有炮弹，并且以燃烧弹销毁了拖车、105mm榴弹炮、及其他的车辆、设备、器材。而后，费斯特遣队各部抢在志愿军被美军战机压制，暂时无法发起冲锋之前，集结到往后浦、下碣隅里的公路，开始南逃。 然而，费斯的突围行动事出匆忙，计划既不周密，在上午10时决定突围，延迟至12时45分才开始突围，全无突围中途阶段性目标。 当时，新兴里至下碣隅里公路约20公里，美军显然无法在天黑以前赶至、靠近下碣隅里。因而，如是野外天黑遭遇志愿军伏击、围攻如何应对，美军也是全无把握。 实际上，美军放弃新兴里阵地而匆忙撤退，加速了其遭遇围歼的过程。 就此，12月1日中午，志愿军第238、第239、第240团在美军刚刚撤退以后，即分路攻占了美军在长津湖最北端的主要据点新兴里。 这是志愿军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发起以后，相继向柳潭里、下碣隅里等美军阵地攻击失利之后，夺得的美军在长津湖最北端的主要据点。而后，急缺物资，尤其匮缺粮食的志愿军各部冲进新兴里，为饥寒逼迫，放缓追击美军，开始逐房寸土地寻找可用可食的美军物资、罐头、衣物、棉被。 费斯特遣队的车队沿公路没跑多远，还是遭到志愿军第241团的阻击。 这时美军听见枪响，再无冲锋斗志。为此，史坦福陆空联络组紧急召唤美军战机予以支援。接到呼叫，美军舰载机迅速赶至战场，向阻击、扼守公路两侧的志愿军第241团第3营第8连阵地，投掷了杀伤力极大的凝固汽油弹。 数弹投下，美军空袭距离之近，不仅将志愿军阵地化为火海，也误伤了10多人在公路旁边激战的美军，引起了美军车队的全面混乱。 然而，飞机离开，阵地上最后一位志愿军战士阎洪全依然守在阵地。这时的美军，士气崩溃在即，虽然面临阎洪全1人防守的阵地，费斯竭力督促也无法组织部队予以攻击。最终，美军绕避了阎洪全的阵地继续难逃。 为此，阎洪全也得以幸存，为8连唯一的生还者，得到志愿军授予的立一等功，获二级英雄称号。 此后，美军车队沿途多次遭遇志愿军阻击部队拦截，前进速度缓慢，耗时2个多小时才得以行军不过3公里，来到新兴里以南的一座断桥。 等到美军抛弃油料耗尽的自行高射炮、自行高射机枪，最终艰难过河，又遭志愿军第242团第3营据守1221高地，以密集火力予以迎头阻击。 1221高地为志愿军第27军在战前预设的最后一个营级阻击阵地。如是美军突破这层阻击，将不会再遇到志愿军规模化的阻击。 为此，交战双方展开了最后的激战。 激战中，志愿军按照指挥，集中火力射击美军司机，致使其伤亡极大。然而，当时美国人会驾驶汽车年轻人颇多，因而激战中每遇司机中弹，总有会驾驶的美军官兵争抢、接替驾驶，继续突围。 因而，美军车队虽然遭到猛烈的还击，却依然艰难而缓慢地前进着。军官和士官伤亡很大， 逐渐丧失了对部队的切实掌握，如担任侧卫和后卫的部队，在第一座断桥处 就没有控制附近要点进行掩护，使车队遭到很大伤亡。 不过，虽然美军车队还在撤退，但是，随着车队军官、士官不断伤亡，费斯虽然努力指挥，却无法切实控制、指挥部队行动。 最终，费斯终究无法唤起这支混杂有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和韩国人的败军已近崩溃的士气，以至于人人都在竞相逃跑，沿途如是遇到阻击，既无勇气予以地面反击，更无一人愿意留作后卫，掩护撤退。 美军撤退逐步演变成一场狂背。如此每遇险情，唯有依靠史坦福陆空联络组紧急召唤美军战机予以支援脱困。费斯无奈之下，为了提振这支败兵士气，只得亲自提枪前后指挥部队，带队冲锋。如此几经激战，费斯被手榴弹炸成重伤，随即死在车上。 这支绰号“北极熊团”的部队，两任指挥官都死在了长津湖。 通过美军残兵的口碑相传，费斯在最后关头的战斗表现，以及他身先士卒带头冲锋，被美军高度赞誉并且追授了国会勋章。多年以后，美国通过基因比对，在朝鲜找到了费斯的遗骸，然后，他被迁徙回国安葬。 不过，在当时激战中，因为费斯阵亡，彻底使得这支士气本就濒临崩溃的费斯特遣队残军最后崩盘。 费斯阵亡不久，天色渐晚，风雪大作，美军失去指挥官，队形大乱，再无前队、后卫之分，诸多车辆一窝蜂夺路而逃。不料，逃跑之中，却偏大多车辆汽油耗尽，危机之时，又遇到志愿军主力由新兴里方向追击而来…… 在四处雪原军号、口哨响起之时，费斯特遣队残部分成数股，四散而逃。 此后，志愿军主力俘虏了绝大多数美军车队的轻伤员。同时，包围了逃往后浦野外的美军第32团第1营残部，并且在12月2日拂晓将其围歼。 但是，就在风雪大作的夜晚，美军四散奔逃，从新兴里尾追而来的志愿军也无法予以全部拦截、全歼，因而，还是有大量的美军残部四散逃走。混乱中，负责陆空联络的史坦福毁灭电码本，捣毁电台，东躲西藏，逃回了下碣隅里。 此后，他参加了美军陆战1师的下碣隅里撤退行动。 12月2日，天亮以前，在下碣隅里的美军陆战1师不断收容着三五成群、仓皇溃逃而来的费斯特遣队官兵。他们被营救时，或者失声痛哭，或者惊悸惶恐，或者伤重，气如游丝。 当时，被救回的特遣队官兵大都带着冻伤和战伤，尤其饥饿交加，完全没有任何军人的形象。他们为激战、严寒、饥饿、困倦轮番折磨，完全就是一副灾民的形象。 是役，根据美军方面资料，美军在新兴里的麦克莱恩特遣队及费斯特遣队官兵为3288人，其中“帮对体制”编入韩国壮丁515人。最终，费斯特遣队得以突围到达下碣隅里的官兵共约1600人。 这些撤退官兵里面，其中1150多名伤病员航运后送釜山、日本等地。剩余490名状态较好官兵被编为陆军暂编营，参加了陆战1师的陆上撤退行动。 最终估算美军在新兴里战斗中包括阵亡、失踪、被俘的人员战损为1700左右人，大约为美军第7师第31团完整建制人数3780人的45%。 在新兴里战事尾声，费斯特遣队在突围时遗弃了大量物资和装备。志愿军239团冲进新兴里阵地之时，第239团第3营通讯班长张积庆缴获麦克莱恩之美军第31团军旗北极熊旗帜。 战后，这面旗子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2月2日凌晨4点，新兴里的战斗告一段落。 在志愿军的战史中，新兴里战斗被誉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装备劣势全歼美军一个现代化装备加强团的典范战例”，并且“创下了我军历史上首次歼灭美军一个建制团的纪录”。 根据美国官方战史记载，该团战斗队共有3288人，其中包括515名韩国籍士兵。最终，仅有1050人成功逃脱，其中大部分为伤员，肢体健全者仅有350至380人。这意味着，该部队损失近3000人，损失率高达85%。 第31团战斗队指挥官麦克莱恩上校和继任指挥官费思中校先后阵亡，军旗也被缴获（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中国战史称该部美军被全歼，实有依据，并无夸大。 新兴里激战，志愿军重创、击溃了美军这个作战群，却并非全歼美军第7师第31团这个建制团。所谓北极熊团依然存在于美军序列。 此后，美军在釜山重新补充第31团，并且在1951年2月，将其归建美军第7师作战序列。1952年10月，美军第7师第31团作为美军第一批地面部队，参战了着名的上甘岭战役。 参战新兴里之战的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第81师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经过这次作战，第80师、第81师遭遇作战伤亡减员，冻伤、饥饿和疾病减员极大，战力衰减，几乎无法继续长津湖战役的后续作战。 在这场战斗中，第27军全歼了号称“北极熊团”的美军第7师第31团战斗队，共计毙伤敌军2807人，俘虏384人，敌军损失总数达到3191人。 我军缴获汽车184辆、坦克1辆、各类火炮137门，并击毁敌方汽车161辆、坦克7辆。我方第80、第81师伤亡总数为4330人，其中连级以上干部135人。敌我双方伤亡比例为1：1.36。 如果算上因冻伤等原因导致的非战斗减员，第27军付出的代价将更加惨重。 1950年11月30日到12月1日的战事，可谓长津湖战役第一阶段战事的尾声。 这天，美军全面展开长津湖地区总撤退行动，不过，行动不利，其最北端新兴里战场美军费斯特遣队遭到了志愿军覆灭性打击。 与此同时，驻防柳潭里的美军陆战第1师的第5团、第7团也开始向下碣隅里全面撤退。 这本来是第9兵团发起长津湖战役的第一个主要攻击目标。 然而，在志愿军侦察、发现这支美军开始撤退，并且极速向第9兵团前指报告敌情之后，陶勇这才从新兴里战场转过视线，非常吃惊地发现，因为酷寒、饥饿导致的非战斗减员，以及连日来在柳潭里、新兴里和下碣隅里激战的惨重战损，负责柳潭里正面的第20军在急切之间，已经无法抽调主要兵力予以反应。 为此，第20军只得抽调很多战术单位，在柳潭里至下碣隅里道路两侧，依靠有利地形节节抵抗，实施战术阻击。 陶勇也好，第20军也好，并没有奢望依靠这些小规模的阻击，能够给美军2个团的陆战队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认为这样不断地阻击，总会迟缓美军的撤退。 如此拖延美军的撤退动作，志愿军如果加大运输和机动，那么，第20军既能够等待盼望已久的粮食、弹药，留在长津地区在为预备队的志愿军第26军也许就可以及时赶到战场。 就此，志愿军就会有希望追击、包围被迟缓的、从柳潭里撤往下碣隅里的美军。 美军陆战第1师的第5团、第7团为美军在长津湖地区的主要作战部队。当时，史密斯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两个团南撤下碣隅里的安全，反而因为前日下碣隅里激战，以及志愿军在新兴里激战投入野炮，更加顾虑下碣隅里及野战机场的得失。 为此，他思虑再三，谨慎决定以驻防古土里的美军陆战1师第1团编组特遣队，北上支援下碣隅里。 就此，志愿军继续实施阻击战和大兵团运动，预备向美军陆战1师主力发起围歼战。同时，美军陆战1师各部正在继续加紧向下碣隅里撤退，美军在古土里基地也完成了一支由美英联军混编的、由德赖斯代尔中校指挥的\"德赖斯计尔特遣队\"，准备北上援防下碣隅里。 在史密斯看来，保住下碣隅里，等待美军陆战第1师的第5团、第7团从柳潭里南撤，以及\"德赖斯计尔特遣队\"北上而会师下碣隅里，那么，美军就基本完成了长津湖地区主要作战部队的集结。 这样，美军就有了从长津湖地区实施路上总撤退的足够兵力。 就此，双方调兵遣将，长津湖战役也就开启了第二阶段更为惨烈的对战。 第8章 第二次战役(6)冰天雪地长津湖－8 这一条漫长的血路 在1950年11月30日到12月1日的作战中，志愿军第27军不惜代价，猛冲猛打顽强作战，在新兴里歼灭了美军麦克莱恩特遣队及费斯特遣队，美军残部退往下碣隅里。 此时，志愿军在西线的反击已取得重大胜利，美军第8集团军从清川江一线全面撤退，使得孤立于朝鲜东北角的美军第10军更加陷入困境。特别是在长津湖地区被分割包围的第1陆战师，面临全军覆灭的巨大风险。 11月30日，阿尔蒙德决定第10军全军，向咸兴和兴南地区全面撤退，命令柳潭里的陆战1师第5团和第7团“同时而迅速地撤向下碣隅里”,并派遣一支强有力的增援部队从下碣隅里北上，解救第31团战斗队；随后，在美军第三师的策应下，一同向南突围。 柳潭里的美陆战1师第5团和第7团,接到向下竭隅里突围的命令后，便开始调整防线，并加紧接收空投给养，储备撤退需要的物资，清点无法带走的装备以全部销毁。 当日19时20分，陆战1师正式发布了从柳潭里撤退的命令。 长津湖战役第二阶段的战事，徐徐展开。 新兴里战斗结束后，柳潭里迅速成为长津湖地区作战的焦点。 柳潭里是由5座孤立的山群围绕的一个小型盆地，是交通要塞，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西线的美第8集团军，战略位置尤为重要。 志愿军第9兵团在第一阶段的柳潭里、下碣隅里、新兴里等多地激战中，伤亡与非战斗减员极大，无法形成团级规模及以上的进攻，不得不减缓攻击节奏，继而将最后攻击决胜的希望，寄托在远在百里之外的长津湖东北厚昌及江口、长津一线的第26军的2个师8个团的身上。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宋时轮、陶勇心急如焚。 他们判断美军收缩长津湖部队，必将急速撤退。 为抓住最后的战机，第9兵团频繁急电，催促江界第26军昼夜兼程向下碣隅里前进。 同时，在第26军行军没有赶到战场之前，第9兵团电令第20军，设法阻敌于柳潭里至下碣隅里一线。 中美两方将领，虽然面对的是同一个长津湖战场，但史密斯的作战构想，与习惯了孟良崮和淮海战役打法的宋时轮、陶勇的作战构想，确非一个频道。 志愿军即将重心放在第26军的8个团向下碣隅里穿插的行动。 美军方面，则将重心放在柳潭里美陆战1师第5团、第7团等部向下碣隅里撤退的行动。 长津湖战役中，在第9兵团3个军里，第20军参战最早，作战区域横贯柳潭里、下碣隅里及古土里以南，战线最为宽阔。 在国内诸如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作战中，第20军可以凭借根据地群众保障后勤，与装备、机动能力大致类似的国军对抗，打出不俗战绩。然而，在进入朝鲜的长津湖战场以后，即遭遇盖马高原百年一遇冰雪灾害。 极寒环境，又无保障后勤，有限的弹药粮草全凭各师、团、营部队随行携带，数量极为有限。因而，在经过200公里急行军冲向战场，数日激战，伤亡惨重，尤其酷寒极端气候致使伤病冻饿极大减员以后，第20军快速消耗。 后勤保障跟不上，志愿军伤员下不去，弹药粮食和援军也上不来，更加上战线拉的长，兵力分的散，战力损耗也极大，第20军要想快速集结部队阻击美军，很不容易。 可是当下第26军还没有赶到战场，第27军在新兴里激战以后战力耗竭，虽然集中部队向柳潭里往下碣隅里简易公路机动，甚至平行追击，却无法滞缓美军撤退行动。 恰好部署柳潭里以南及下碣隅里附近的第20军，正好挡在柳潭里美军退路上，自然也就成为第9兵团阻敌、歼敌的主力。 下碣隅里一线的第20军第58师全力以赴，设置层层阻击，尽量滞缓美军撤退。 然而，被围困在柳潭里的陆战一师第5团和第7团，并没有坐等第27军发起进攻，而是率先决定撤出柳潭里，试图向下碣隅里突围。 11月30日，柳潭里的美陆战1师，在接到向下竭隅里突围的命令后，便开始调整防线，并加紧接收空投给养，储备撤退需要的物资，清点无法带走的装备并全部销毁。 虽然两军交手不过数日，美军还是对志愿军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并由下碣隅里指挥部为柳潭里美军拟定突围、撤退计划： 陆战7团戴维斯中校的第1营为前锋，于行动前夜提前出发，越野增援德洞山口，首先确保德洞山口，接应并掩护主力撤退； 陆战7团第3营左翼，陆战5团1营为右翼，保障发起突围作战； 陆战5团第3营为撤退第一梯队，与主力交替掩护撤退； 为加强撤退的突击力量，下碣隅里方向还以直升飞机为柳潭里仅有1辆谢尔曼坦克派来乘员与炮手； 陆战5团第2营作为全军后卫，在确保1294高地，策应、掩护陆战5团第1营、第3营撤退，掩护、接应德洞岭阵地美军撤退以后，转入后卫，在主力完成撤退以后相机撤退。 根据这一计划，美军突围部队分为前、后、左、右与中央两个梯队等6个战斗群。撤退之时，美军各战斗群均在火力射程之内，形成火力互相支援、互为犄角态势。 如此展开行动，美军各战斗群相互策应，以公路为核心，形成一个巨大的环形防御圈。这个巨大的环形防御圈，本身就有极强的地面火力，又得到美军地空远程火力全天候保障、掩护。 所以，志愿军在无更强大火力情况下，要依靠轻装步兵击垮美军这个运动中的环形防御圈，可谓艰难之极。 12月1日清晨，柳潭里以北的美军陆5团3营和陆5团1营，陆续从1282、1240和1167一线高地撤出。 之前，美军装备105mm榴弹炮的第11炮团第3营，装备155mm榴弹炮的第11炮团第4营，都部署在柳潭里。撤退之时，这些重炮的炮弹已经用完，美军请求炸毁这些榴弹炮，以求轻装撤退。 不过，他们的这一请求没有得到下碣隅里指挥部同意。只得用车辆拉驼，尽量保证牵引榴弹炮的撤退。 临走时，美陆战1师还为85名阵亡的官兵举行了葬礼，将他们遗骸掩埋在雪地里，作了准确记载，然后心情沉重地分队向南撤退。 柳潭里美军向下碣隅里撤退，必须要突破志愿军第9兵团第20军的防区。 而负责截断柳潭里美军退路的，是志愿军第20军59师175团1营和2营的部队，分别守卫1542和1419高地。 12月1日晚19点，1419高地上的志愿军第59师175团2营，自29日凌晨到现在，已坚守了近三天，29日就曾与尝试打通公路的陆1师激战，伤亡不小，此时在美军陆7团1营的进攻下逐渐难以招架，之后便撤出了阵地。 12月1日晚21点，美军陆7团1营离开1419高地，直奔东南方的死鹰岭。午夜时分，继续向南的美军又遇到了驻守在公路东侧1520高地，志愿军175团2营和176团两个连的阻击，双方激战了一整夜。 志愿军知道了美军陆1师撤出柳潭里的意图，因此第27军决定出击，由79师从西向东打，刚赶到战场的94师从北向南打，第20军59师则在正面阻击陆1师前进。 从北向南进攻的94师，多次试图突破陆5团1营的防线，均未成功，且伤亡不小。 从西向东进攻的79师237团和235团，与美军在1276和1542高地上反复争夺，美军且战且退，并在半山腰建立防线，用迫击炮和空中支援火力压制山脊上的志愿军，以阻止志愿军冲击公路上的撤退队伍。 12月2日天亮后，美军陆5团3营，再次向1520高地发起进攻，正午12点完全占领了1520高地。美军的车队每前进一步都受到志愿军的阻击，撤退的进度非常缓慢。 美军陆1师负责北面防御陆5团2营且战且退，此时美军的兵力已不足以让他们占领撤退道路两侧的所有高地，美军队伍两翼的防线都只能维持在半山腰或山脚。 虽然美军撤退道路两侧的高地大部分都被志愿军控制，但因此前的战斗伤亡过大已无力对美军发起大规模攻击。 由于237团在争夺1276高地的过程中伤亡太大，235团3营教导员迟浩田，带领一个近2个排的突击队，沿着山脊往北攻，连续攻克四个高地，2日上午十点半，占领了1542高地和1276高地，与237团接上联系，这对敌人突围部队侧翼构成了极大威胁。 迟浩田带领突击队，歼敌数十人，而突击队仅牺牲一人，受伤一人。后来这次战斗被我军第九兵团，报道到了全军，详细的经过也被二十七军印发全军。 迟浩田，时年21岁，出生在山东，从小跟随父亲走南闯北，身强体壮，又颇懂御寒之术。此次零下三十多度气温，全营上下，就他一人没被冻伤，堪称奇迹。 在长津湖这次攻坚战中，迟浩田是华东三级人民英雄，而且辛殿良更加了不得，他先后立功十多次，是华东一级人民英雄。这两人都是我军的基层骨干人才，居然会出现两人在一起冲锋的事。 当军长彭德清听说一个排有两个战斗英雄，既高兴又担心，两个人如果有一个出现闪失。对全军士气影响太大，马上下令，迟浩田回营里指挥，辛殿良回连部指挥。 战后，3营教导员迟浩田和7连副连长辛殿良都被评为一等功臣。 1996年12月，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率团访美，接待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对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肃然起敬。 原来，他的父亲维克托·克鲁拉克就是当时的陆战一师副师长。父亲告诉他：“打了一辈子仗，没有遇到过这么厉害的部队。”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12月2日上午11点25分，美军陆1团1营，越野机动，翻山越岭，脱离公路逶迤东行，与坚守在德洞山口的陆7团f连汇合。 美军陆1团1营此次越野机动死鹰岭的意义重大，一旦占领了美军撤退必经之路上最重要的关口——德洞山口，就可以保证美军陆1师撤退路线的畅通。 在陆战第5和第7团从柳潭里突围的同时，长津湖地区以外的美韩各部队也陆续分路撤退，目标是咸兴地区。 根据东线战场局势的变化，中央军委预测美军可能有两种动向： 一是可能全线撤退； 二是可能对被围困在长津湖地区的第1陆战师进行大规模增援。 因此，中央要求第9兵团加快歼灭被包围的敌军，同时做好应对增援部队的战斗准备。 在那位伟人看来，东线战场的重点仍然是大量歼灭敌军。至于具体的歼敌策略，他主张采取“围点打援”的方式，建议对柳潭里的敌军“围而不歼，迫使其日夜呼援”，以吸引援军前来，创造出“有援可打”的局势，从而扩大歼敌规模。 关于歼敌的目标，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歼灭被围困的第1陆战师主力，还要包括前来增援的韩军两个师以及美军第7师的一个多团。 他认为，如果能够各个击破这些敌军部队，朝鲜战局将得以扭转；反之，若让东线美军成功集中至咸兴一带，将不利于下一步的南下作战。 然而，“围点打援”策略并未得以实施，因为柳潭里的敌人已经迅速突围，“围而不歼”的局面已无法实现，只能加快追击，务必不让敌人从重重包围圈中脱逃。 第9兵团重新调整作战部署： 由第27军和第20军第59师迅速歼灭试图突围的柳潭里之敌； 命令第26军从长津湖以北的文岳里、袂物里向南进军，接替第20军执行攻击下碣隅里的任务； 同时指示第20军的第60师和第58师向黄草岭地区推进，第89师留部分兵力在社仓里警戒，主力前进至黄草岭以南的上通里和下通里，阻止美军南撤和北援。 一场突围与反突围的殊死战斗，沿着柳潭里至兴南港的战线上全面展开。 不论是突围的美军第1陆战师，还是一路紧追围堵的志愿军第9兵团，各部队都在这条路上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苦磨难，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正如美国战史作家所言：“回顾陆战队的历史，没有什么比他们从柳潭里突围后，在途中经历的更为艰难困苦。” 志愿军从柳潭里开始展开围追堵截。 第一步，是阻止柳潭里美军突围回撤至下碣隅里。美军从柳潭里突围南撤的道路上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囦（yuān）水里以南的1419.2高地，另一个是位于新兴里（湖西）与西兴里之间的死鹰岭。 从地图上看，这两个位置分别位于德洞山主峰（1652.6高地）的西北和正南，一高一低，扼守着美军南撤柳潭里和从下碣隅里向北增援的必经要道。柳潭里美军南撤，下碣隅里美军北上接应，都需经过此地。 长津湖战役打响后，负责切断敌军的第20军第59师围绕1419.2高地和死鹰岭展开了激烈争夺，1419.2高地更是三次易手。 朝鲜战争虽然相距二战终结不过5年，然而，当时美军的战术、战法，尤其多军种多兵种协同作战，已经得其国力、科技、军力的不断提升，而得到突破和提高，因而使得朝鲜战场攻防节奏更快、火力烈度更高、战场情况更为复杂、多变…… 从这个角度看，美军从柳潭里往下碣隅里的突围，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面部队突围行动，而是美军以其空中力量替代地面部队成为突围的主要突击力量的军事行动。 在这次突围作战中，地面部队实际上已经成为次要突击力量。 在柳潭里撤退之时，美军随时都有舰载机在撤退路线上空巡航，即便夜里，也有夜班飞机。如此全天候地空协同作战，至今，也无几个军事强国能够做到。 为了精确引导舰载机群协同作战，美军提前向撤退部队的每个作战群，部署了一个配备电讯设备的地空战术联络组，由一位资深飞行员军官和几名陆战队士兵组成。 地空战术联络组配属地面部队行动。他们既在战时调度美军舰载机实施攻击，更在美军舰载机难以分辨目标的关键时刻，为舰载机提供地面情况，设定最佳攻击航线、角度，以及随时性调动美军舰载机对地面战场实施空中近距离支援。 美军舰载机除却在德洞岭等关键战场实施火力压制，为保障美军南撤，甚至还在美军步兵道路两侧设置的环形防线前沿50米处，进行凝固汽油弹、集束火箭、20毫米航炮炮弹以及500磅航空炸弹的攻击。 从柳潭里往下碣隅里的普通山地公路的两侧，美军战机连续不断丢下的凝固汽油弹，几乎将积雪点燃了。 然而，这天夜间大雪，美军夜间飞机巡航延误，第59师以连、排战术分队潜伏、渗透美军营地，夜袭了美军陆战5团3营后面的炮兵第3营。 激战不过数分钟，冲锋的志愿军就炸毁了美军1门105mm榴弹炮和多辆卡车。在那个时代，导弹尚未普遍使用， 105mm、155mm榴弹炮，是地面战场的超级武器。 此后，志愿军陆续发起规模不大的出击，迫使美军慌乱退却，抛弃了炮第4营的8门155mm榴弹炮。 美军理念重在舍炮保人，为了不让志愿军得到这些威力巨大的重炮，史密斯亲自下令，派出飞机予以全部炸毁。 志愿军打掉了美军几乎1个155mm榴弹炮营，实为难得的胜利。 第59师在发起攻击当天便成功占领了死鹰岭，但仍有部分美军顽强坚守在一个数百米长的马鞍形高地上（美军战史称其为“福克斯高地”)，迟迟未被肃清。 第59师在战后总结报告中写道：“为争取全胜，不惜一切代价与敌争斗，最后把全师尽有之力量都使用了，毫无本位观念，最后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 第20军的报告中也带着遗憾提到：柳潭里逃敌经过西兴里一带向下碣隅里撤退时，情形极为狼狈混乱。如果当时再有一个完整的作战团投入战斗，便有可能将其大部分甚至全部歼灭。 阻止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的美军两部会合，是粉碎第1陆战师突围计划的关键一步。 如果这一步未能实现，那么对于第59师而言，除了因为严寒和饥饿导致的减员影响战斗力之外，从战术角度来看： 首先，未能在1419.2高地部署强有力的部队进行坚守，尤其是在12月1日，该部队以5个连的兵力并付出300人伤亡的代价，重新夺回高地后，却只留下4个班驻守，导致高地再次失守。美军因此迅速突破缺口，直接冲到死鹰岭下，致使第59师迅速丧失了防御纵深。 其次，没有能够迅速清除死鹰岭上的美军残余部队，使他们得以在这个关键隘口扎下根基，埋下了无尽的隐患。 12月2日夜，志愿军第27军整理、抽调官兵加强第79师第236团，以此再次对美军殿后的陆战5团2营防线，发起了团规模的进攻。 虽受断粮、缺弹、酷寒、疲劳诸多不利因属限制，志愿军第236团这次夜袭，还是极为勇悍，数次穿插突破，击穿了美军陆战5团2营防线。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美军地空战术联络组召唤美军夜间战机赶到战场。美军夜间战机按照地面指引，向美军阵地前50-200米范围实施集束火箭覆盖射击，这才勉强稳住了美军阵脚。 拂晓，美军战机飞离，志愿军第236团再次组织兵力，又向美军发起突击。 如此攻击连绵不断，使得美军急于撤退却无法行动，官兵均是心慌意乱。 美军再次召唤飞机掩护，战至午后，美军这才凭借其空中掩护，断阻了志愿军的冲锋，掩护了断后的美军陆战5团2营的撤退。 在柳潭里往下碣隅里的突围与阻击作战中，志愿军不断发起战术性突击，与美军频繁的空中火力掩护、突击，成为了战场最常规的作战。 当时，拥有“cv-32莱特号”、“cv-45福吉谷号”、“菲律宾海号”、“普林斯顿号”，护卫航母“培登海峡号”、“西西里号”，轻型航母“巴丹号”等7艘各型航母的美军第7舰队游弋兴南外海。 这些航母的舰载机编队与驻防日本、韩国的美军第5航空联队、美海军陆战队第33航空大队协同，可以迅速赶往长津湖战区助战。 美军为断阻志愿军部队、物资进入战区，空袭轰炸范围更是从长津湖战场延伸至江界往长津湖之间的广袤区域。美军舰载机加强对志愿军补给线的空袭，袭击目标尤其对准了道路、村落、民宅。 也就在此期间，正在往战区行军的志愿军第26军在极寒风雪环境下，遭到美军狂轰滥炸的极大威胁，被迫宿营荒山野岭。官兵餐风露宿，无法生火，甚至军部、师部需要调动部队悬挂军用地图也是无法办到，其中艰难，实难想象。 美军凭借如此强大的火力掩护，虽然迟缓，却还是通过了志愿军主要阻击地区，继续向下碣隅里方向缓慢撤退。 第27军这一阶段的作战未能有效集中兵力于柳潭里至下碣隅里公路两侧，尤其是在1419.2高地到死鹰岭隘路附近的有利地形上，没有形成合围歼灭的态势，这也是未能达成追击歼灭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由第27军指挥的追歼部队名义上包括4个师（其中第20军的第59师也归属第27军指挥）。 除了负责正面阻击任务的第59师外，第79师和第94师从柳潭里向死鹰岭方向进行平行追击，第81师则在死鹰岭以东进行机动作战。 实际上，主要的战斗场面始终由第59师单独支撑，其他3个师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79师在攻击柳潭里后元气大伤，可用兵力不足一半。当美军在柳潭里突围时，该师的通讯中断了一整夜，错过了出击的最佳时机。 第81师刚刚结束新兴里的战斗，只有两个遭受重创的团抵达长津湖西岸，主要部署在文川里和长兴里方向。 第94师的位置过于靠后，直到11月29日才抵达长津，距离柳潭里战场仍有50多公里。在匆忙南调的过程中，部队出现大量冻伤和掉队减员。加之1419.2高地过早失守，等该师赶到时，美军突围部队已经南下，错失了歼灭敌军的最佳时机。 自第5陆战团和第7陆战团突围之际，海军航空兵舰载机从“菲律宾海”号、“礼智”号和“培登海峡”号航空母舰上起飞，以及从连浦机场起飞的陆战队航空兵飞机，一直为突围部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近距离火力支援。 突围部队行军的上空，持续有20到50架飞机盘旋，不断将凝固汽油弹、集束火箭、20毫米航炮炮弹以及500磅航空炸弹，倾泻在志愿军的阵地上。仅在12月3日当天，陆战队航空兵为突围部队提供的空中掩护飞行次数就达到145架次。 猛烈且持续的空中打击，极大阻碍了志愿军的作战行动，导致志愿军部队无法集结足够的兵力进行有效攻击，甚至难以接近公路上的美军突围车队。 战后，第27军批评第81师“行动迟缓”，第79、第94师“行动不够大胆”，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美军飞机的空中封锁和轰炸干扰密切相关。 12月3日凌晨4时左右，被志愿军围困在柳潭里等地的美军狼狈突围到死鹰岭，在下碣隅里的美军的接应下，向死鹰岭阵地发起了猛攻。 美军调集了坦克和火炮对志愿军阵地进行了集中轰炸，此外还有多架飞机狂轰滥炸，平均每平方米就落下20发炮弹。 坚守在主峰的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 1营，只剩下了60余名战士，就是这些战士凭借着轻武器和手榴弹，反复打垮了敌人的8次进攻。 但是，由于已在深雪里，坚持作战已经6天6夜，加上志愿军战士们身上穿的只是薄薄的军衣，根本难以抵御零下30度左右的严寒，60多人全部冻伤了，而且十分严重，没有一个人能够挪动半步。 因此面对着死鹰岭下仓皇逃窜的敌人，战士们只能用牙咬开手榴弹的后盖，把手榴弹投向敌群。弹片虽然对敌人有杀伤作用，却不能阻挡大股敌人的突围行动。 而美军由于急于逃命，也没有再对死鹰岭志愿军阵地发起攻击。就这样，战士们在山顶上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在丢弃了重装备之后，沿着死鹰岭山下公路向东逃去。 这天黄昏，由于敌人大部已向下碣隅里方向撤退，我军据守在西兴里一线的部队奉命转移，大家才发现坚守在死鹰岭上的部队没有撤下来。 师长戴克林在地图前反复看了好几遍，和几个师领导说：“人家一个松骨峰，38军都万岁了，咱们打得怎么样，怎么死鹰峰177团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时一个参谋跑来报告，美军陆战1师的大队人马已经通过了死鹰岭，正在向下碣隅里而去。戴克林一听勃然大怒：“给我接177团，把这个连长给我毙了！” 电话线还没接通，电话铃先响了，177团政委胡益打来电话汇报情况，胡益告诉戴克林，防守死鹰峰两个山头的1营只剩下60多人，全部冻伤失去战斗力，不要说开枪，连爬也爬不动时，已经派人把他们背了下来。师司令部的所有人听说之后，都痛心无比。 坚守1519高地的177团2营6连更惨烈，全连125名战士除了1名通信员和1名掉队的战士，全部冻死在雪地里。 在上海战士宋阿毛身上，发现了一张纸片：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们的阵地上。 戴克林听到这里，扔下电话嚎啕大哭……政委何振声还在一边紧着安慰他：“师长，你不要这个样子……”可是话还没说一半，自己一下失声，哭的比戴克林还厉害。 12月3日拂晓，从柳潭里南撤的美军陆战1师第5团、第7团等部得到了美军下碣隅里指挥部通报，得知又有志愿军新番号的生力军进入战区。 美军加紧撤退行动，并加强出动舰载机、海军陆战队飞机，猛烈对道路两端高地等疑似目标，实施空中火力打击。 美军各部急于撤退，车辆人员拥挤在前往下碣隅里的狭窄的简易道路上，尤其打空了炮弹的榴弹炮，炮管上捆绑着阵亡者遗体，被汽车牵引前进，行动迟钝而缓慢。 撤退美军数次提出炸毁这些榴弹炮而轻装前进，但是都遭下碣隅里指挥部的否决。 黎明之前，天宇浑然，夜色漆黑，视线朦胧，酷寒刺骨。 按照前几天的作战情况，这应该是志愿军最佳的出击时机。美军所有能够开枪的官兵都是子弹上膛，神经质地警惕着道路两侧高地，频繁扣动扳机实施火力侦察。然而，枪声停下，唯有狂风呼啸，所视之内渺无人踪。 美军风声鹤唳，慌乱间并不知道，志愿军经过数日激战，不仅伤亡惨重和酷寒、饥饿、伤病导致的大量非战斗要减员，还因后勤保障不济导致作战部队粮弹匮缺。如今，到了作战关键时刻，却几乎再无办法聚集一支成建制的营级作战部队投入战斗了。 同样是在12月3日，另一边，奉命向下碣隅里一线穿插的第26军军部和前锋部队长途行军，在酷寒、断粮及美军舰载机威胁下，急速行军至新兴里。 第26军才进长津湖战场，不熟悉美军情况，前期驻防新兴里的第27军部队交接疏忽，使得行军疲惫的第26军在匆忙间，即将后勤基地设置在了新兴里。 上午，美军战机出现新兴里上空。 美军战机对照之前的航空照片，即对所有稍微变化的可疑目标予以狂轰滥炸…… 美军这次轰炸，袭击了第26军的前锋部队，以及第26军随行携带的有限的弹药、粮秣等军用物资，对第26军后续行动影响极大。不得已之下，第26军只好急电本来殿后的吴大林第88师，要其加速运动，绕道南下，寻求对下碣隅里美军进行总拦截。 以第88师兵力，对美军实施总拦截作战，简直是难以实现。 12月3日上午9点，美军陆5团3营和陆7团1营在空中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开始进攻在死鹰岭防守的志愿军59师177团1营，已在海拔1520米的死鹰岭守了五天五夜的志愿军177团1营，已无力继续阻止美军的攻势，中午12点，美军完全占领了死鹰岭高地。 这时，第9兵团部署在下碣隅里外围的志愿军各部，发现了美军南撤部队，我志愿军以惊人的勇气，连、排单位，向美军发起近距离突击。这种突击规模不大，分次突袭的志愿军不过数人、十余人或者数十人。 但是美军不明所以，眼见志愿军突袭规模不大，但是如此突袭从公路两侧高地不断发起，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美军在后来记述战史之时，将柳潭里突围称为“印第安笞刑”。 在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古老刑罚，即受罚之人从排成两列手持笞杖的行刑者之间走过，一路饱尝雨点般落下的笞杖。 这是第20军和第27军在下碣隅里附近的部队的最后的阻击战。 如此小规模的近距离突击，虽然无法予美军致命威胁，却也使得美军指挥官深感不安。 3日下午16点30分，史密斯闻讯，从下碣隅里派出德赖斯代尔特遣队41突击队，在一个坦克排（6辆坦克）的支援下，沿公路北上，接应从柳潭里南撤的美军陆1师。 从柳潭里突围出来的美陆战1师冲到了第27军81师243团1连的阵地前。1连在阻击战中出敌不意，歼敌60余人，缴获坦克3辆，汽车20辆，大炮16门。 战至夜间，风雪再起，气温陡降。 12月3日晚19点，从柳潭里撤出的美军陆1师队伍开始陆续到达下竭隅里。此时，整个撤退队伍绵延数英里。史密斯顾虑柳潭里美军撤退，请求出动夜航战机。 是夜，美军夜航飞机强行出动，多批次赶往道路上空不断投掷照明弹，往靠近公路的疑似有人出没的荒山野岭，更是不惜血本地丢掷凝固燃烧弹。 撤退期间，仅是舰载机和海军陆战队飞机，即为柳潭里撤退的美军，进行了147架次飞行，有利保障了美军的撤退行动。 12月4日凌晨1点，志愿军81师243团，把距下竭隅里约两英里的一处小桥炸毁，美军的撤退队伍停滞不前，双方开始交火。 下午，下碣隅里的美军出动约两个连，在坦克的掩护下，西进接应柳潭里逃敌，243团腹背受敌。而1连的阵地，正在美军援军的必经之处。 战斗中，“孤胆英雄”陈德生独自一人就击毁美陆战一师3辆坦克，毙伤4名坦克手。而连长黄万丰带领的整个1连，在这几天的阻击战中共歼敌220余名，俘虏60余人。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第27军授予陈德生“孤胆英雄”的称号，记特等功，还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 军首长向他颁发了军功证书和军功章，并在大会上号召全体战士学习他英勇机智的战斗精神。新华社也从朝鲜前线发回电讯，详细地报道了“孤胆英雄”陈德生的战斗故事。 连长黄万丰，在第二次战役中立一等功，获二级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从朝鲜回国后，后升任81师副师长。 12月4日下午2点，陆战一师的五团与七团从柳潭里成功突围，最终撤回到下碣隅里，但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1500人伤亡，先头部队的伤亡率高达56%。 从柳潭里到下碣隅里，22公里的路程，他们耗时三天才走完，平均每小时只能前进280米。这是一段通往地狱的道路。 至此，散落在长津湖的美军各部，基本在下碣隅里完成集结。 这时，美军共有陆战1师官兵约8000人、美第10军直属部队约1500人、美第7师残部约400人、英国第41特遣队125人，总兵力约1万余人。此外，在下碣隅里的几座战地医院和村镇民房里，还有美军伤病员约5000余人。 兵力得到加强同时，美军在下碣隅里的地面火力也得到加强。尤其那些在撤退之前、途中，几次险遭摧毁的打空炮弹的105mm榴弹炮，被突围美军历经艰险带回了下碣隅里，得到弹药补充之后，在后来成了美军总撤退行动的强大掩护火力。 也就在12月4日这天，随着占领新兴里、柳潭里，以及对美军追击战告一段落，志愿军第20军、第27军的各个后勤医院、救护所开始大规模救护伤员、病员。然而，面对众多的伤、病员，志愿军医护人员辛苦奔忙却碍于人手不足，物资匮缺，有心无力，唯有潸然。 因为部队缺乏极寒地区的防冻防寒常识，为伤病员烤火取暖，更是酿成严重后果。第9兵团官兵入朝作战，多配发了上海翻毛皮鞋，可是，因为烤火耽误，很多伤员在脱鞋之时，或者连皮脱掉，个别或者用力过猛，甚至连脚都掰脱掉…… 至于烤火取暖冻伤的四肢，医生触碰，伤者冻伤发黑指头、趾头往往应声落下。 然而，更严酷的是在朝鲜作战，没有国内战争时期的后勤保障。 因而，在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等激战区域，战后，志愿军派出医护人员人手不足，无法及时抢救散落战场的志愿军伤病员，使得志愿军伤病员在清醒之时，只得从雪地爬回后方，自行求生。 志愿军在长津湖战役伤亡和非战斗减员极大的原因，在作战激烈，天寒地冻之外，后勤无力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一惨痛教训，也使得北京和志司总部在战后对后勤工作予以了空前高度的重视。 在这次阻击中，第27军94师是表现最差的部队。在仅仅参加几个小战斗的情况下，战斗伤亡580人，其中牺牲159人，失踪58人，负伤363人；减员的大部分均为非战斗减员，高达3010人（冻伤2400余人），其中牺牲为302人，减员总数为3591人。 当时94师中281团的任务是往边境线上的惠山镇开进，阻击去那边的美军第7步兵师。师直率280团及282团为预备队，于12月1日11时许接到命令投入战斗。 当时59师在柳谭里至下碣隅里一线阻击，79师从西侧，94师从东侧形成两翼夹击的态势，以求在美军陆战队突围途中歼灭该敌。如能完成这一部署，从事后来看，能够起到较好的歼敌效果。 然而94师两个团出师不利。 280团奉命从江桥通过，280团1营首先攻打囦水里西北高地。然而280团的战前侦察出了严重问题，并未实地勘察，只是询问了当地百姓，获悉“江桥可通过，而桥东江水深达三丈，无法通过”。 其实，旧邑里江早已结冰，完全可以从冰面穿过。81师243团就是从长津湖东侧穿越冰冻的湖面，部署到了湖西侧。79师之前也把江水结冰的情况转告94师，但280团的部署依然没有考虑这些信息。这个谜一样的操作，给94师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280团还想当然地认为美军只有少量掩护兵力。实际上，他们遭遇的是美军后卫部队之一，陆战5团1营整整一个营。280团1营于12月1日夜赶到战场，火力侦察后发现美军后卫部队根本不是想象中的小股兵力，该营竟然私自撤出战斗。部队失去控制，向北溃退。 得知280团1营擅自撤退，师部震怒，再次命令280团必须坚决进攻，可是这次进攻遭到做好准备的美军火力猛烈袭击，激战三小时后，1营遭受重大伤亡。而在1营西侧的2营经过一个半小时激战，也遭受很大伤亡。 随着美军陆战5团、7团战斗群突围行动的展开。280团在12月2日5时，绕道进至命令要求的1446及1469高地。随后282团在3日1时跟随进至这两个高地。在280团机动的同时，79师235团已在公路以西展开，并在2日凌晨对美军展开攻击，美军侧卫陆战7团3营打得非常吃力。 迟浩田率部在一个半小时内，连夺四个山头，美军陆战7团3营被志愿军驱逐到公路上，志愿军79师部队，甚至冲进公路上的美军后勤部队大打出手，美军形势一度岌岌可危。 然而280团却因为行动迟缓，直至2日5时才进至1446及1469高地，未能投入战斗。282团更不用说了，等到仗打完了，美军突围部队都前进了，才姗姗来迟。 本来如果94师部队和79师部队同时展开攻击，将形成两翼夹击美军的态势，是有希望吃掉突围美军一部的。 在接下来的行动中280团奉命配合驻守最后关口——西兴里的二十军59师，而282团奉命从突围美军的东侧翼发起进攻，结果这两个任务94师均未能完成，再次没能及时赶到指定位置投入战斗，主要原因还是行动迟缓，在山中运动时迷路了，结果导致部队被严寒冻垮，未战即丧失战斗力。 至此，94师280团和282团结束了在长津湖战役中的战斗任务。 最终结果，280团只打了两个小仗，战斗减员384人，非战斗减员1197人，歼敌仅40人。 282团战斗减员77人，非战斗减员1220人，歼敌数量为零。 奉命北上阻击美军第7师的281团战斗减员99人，非战斗减员304人。虽然歼敌仅42人，但三次战斗都是胜仗。 加上师直和炮兵团，94师总计减员3591人，歼敌仅82人。（以上歼敌数量为击毙、俘虏，美军和韩军伤员均被带走，未能统计）而二十七军歼敌总计4777人，94师却只取得歼敌总数大约2%的战果，可以说是严重的拖了后腿。 在长津湖战役结束后的1951年2月，94师被撤销了番号，仅有281团基本保留了下来。 第94师按下不表，我们再说回正题。 战至此时，作战双方与强敌对战，与极端气候和自然环境对战，都是疲惫不堪。 战后，美陆战1师在战史记载柳潭里突围，深感突围之艰难：“综观陆战队的历史，再没有什么比从柳潭里突围途中所忍受的一切更为艰苦的了。” 极端的气候，极端的地形和极端的战争，为美军陆战队带来了极端的记忆。 这也是连续作战多日，几近弹尽粮绝的志愿军第20军和第27军参战各部的最后努力。 下竭隅里作为美军前线补给基地的，弹药、食物补给和医疗用品应有尽有，此时陆1师师长史密斯力主建造的下竭隅里简易机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国空军动用c-47运输机，从12月1日下午至12月5日晚，共运出了4312名伤员。这对陆1师之后成功带着所有装备、成建制的撤回兴南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军陆1师合兵一处，补足了弹药和给养，撤离了伤员，部队调整了建制，并获得了一两天宝贵的休息时间。准备工作都已做好，只等着12月6日黎明的到来，他们就要踏上南下兴南港的征程。 第8章 第二次战役(6)冰天雪地长津湖－9 二十六军永远的痛 1950年12月4日，柳潭里与下碣隅里的美军成功会合后，第9兵团将作战重点转移至下碣隅里。对美军而言，从柳潭里顺利撤退至下碣隅里，士气上无疑是一种振奋。 两地的美军汇合后，集结在下碣隅里的美军，总兵力达到人。 其中，除了第1陆战师的主力部队外，还包括第10军直属部队约1500人，从新兴里撤退的第31团战斗队残余部队385人，德赖斯代尔特遣队的残部125人，以及少量韩国军警。 总共有约1000辆各型车辆。下碣隅里的工事十分坚固，物资储备充裕，并且还有一个机场，能够与后方保持稳定的空中联系。 对于第9兵团来说，歼灭第1陆战师主力的机会仍未完全失去。 长津湖战役打到关键时期时，20军和27军都已经无力再战了，不是不想打，而是因冻伤冻死减员实在太多了，两个军的建制都打乱了，比如师长下命令，一个团去伏击，实际上能派出的才不到半个团，而团下面的营长和连长都不全了。 当长津湖战役进行到关键时刻，宋时轮急令后方的战役预备队，第26军是迅速插到五老里以北地区，切断长津湖之敌南逃的道路，堵截住南逃的陆战一师。 第26军的前身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由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属鲁中军区主力部队发展而来，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纵队之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战斗无数，战功赫赫。上海战役结束后，第26军一直作为解放宝岛第一梯队，驻扎在苏南地区。 长津湖战役打响后，第20军位于长津湖的正西方向，埋伏在美军沿长津湖西侧的柳潭里向西发起进攻的必经之地，最终围住了美军陆战一师； 第27军埋伏在长津湖以北、狼林湖以西的地区，最终围住了美军第7步兵师。 第26军地处江界地区的东北方向，离长津湖较远，所以成了长津湖战役的总预备队。 第26军军长张仁初，时年41岁，曾在长征中担任攻克腊子口天险的红军突击营营长，作战勇猛。11月19日，他与政委李耀文共同率部从临江入朝，部队集结在以中江镇为中心的区域，作为兵团预备队并负责后方警戒。 正常情况下，1个军有3个师，但是，为了保障入朝作战的需要，1950年11月，第26军在原有第76师、第77师、第78师的编制上，增加了原30军的第88师，变成了4个师。 五老里位于黄草岭与咸兴（兴南）中间——是长津湖与赴战湖南下道路的交汇处，卡住了五老里，就彻底截断了长津湖之敌经咸兴港从海上逃走的通道。 但令张仁初等军首长挠头的是，五老里距离26军现在的驻地，仅直线距离就上百公里！这个命令对26军来说非常困难，不仅是饥寒交迫，更重要的是距离太远， 26军老兵吴大伟说：“我们与20、27军的距离竟达到二百五六十里路，还都是山路，想随时投入战斗是不可能了，只能加快速度疾赶。” 还没等张仁初等研究出结果，晚19时，兵团部又下达新的指示要求26军于当晚赶到指定位置，接替20军，于3日晚19时，向下碣隅里之敌发起攻击！ 当时，军部驻扎在文岳里，第76师和第77师分别驻扎在新兴洞和福洞，驻扎在最北面的88师驻扎在熊洞，距离预定战场70多公里。张仁初等在地图上经过简单测量，26军各师距离下碣隅里约在50至70公里，部队很难在一夜间全部赶到作战地域，并完成攻击准备。故电报请示兵团部，是否可推迟至4日再发起攻击？ 在等候上级命令的同时，向各师下达命令：立即向长津湖战区疾进。 兵团部回电，同意26军意见——推迟至4日晚21时发起进攻。 军部随即向各师下达战斗任务： 第76师负责攻占三德峙（下碣隅里东部）的南北高地，并从东向东南方向发起进攻； 第77师则担负夺取笠峰（位于下碣隅里西南）的任务，从西向西南展开攻击； 第88师负责控制松亭里（下碣隅里南部），部分兵力向南警戒，主力则自南向北发起攻击。 这个部署的核心是先包围下碣隅里，形成兜底之势，随后多方会攻。 张仁初和李耀文决定：各师在4日凌晨2点前必须占领指定阵地，并于当天17点前完成所有攻击准备，晚上19点正式发起总攻。 然而，接连发生的种种状况，导致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第26军因为安排在后面参战，其实也憋足了劲，比起20、27两个军，也有时间提升装备水平，配备了3个炮兵营，和步兵同时开进，不过当时还只是骡马运输水平。骡马和重型装备，大大增加了部队在冰天雪地里奔袭前进的难度。 美军的飞机和严寒的天气，死死拖住了第26军的后腿。 东线开战后，美军强大的空军，马上加强了对北面而来的志愿军部队的侦察和阻击，这就给26军的开进，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宝贝一样的三个炮兵营，瞬间就被毁在飞机的炮火轰炸中。 冰封雪冻中，通信兵费尽努力也无法保证通信正常联络。在风雪泥泞的路上，部队挣扎前进近一个星期，战士们没有一口热饭吃，没有挡风的地方休息，日夜兼程，等到赶到下碣隅里，这支部队是怎样的疲惫不堪可想而知。可是这里的战场，还得当他们是宝贵的有生力量来使用。 首先赶到战场附近的是26军前指，在副军长张铚秀带领下，于12月4日凌晨，便乘车赶到刚被27军打下的新兴里，尔后迅疾架设电台与各师进行联络。然而，由于各师都忙于收拢部队出发，造成通信部门组织混乱，不是对下电台忘了带报话机，就是对上电台的译电员未跟上，机要人员也未能跟随，导致电台只能接收不能发出，致使与兵团联络中断长达24小时，与各师的联络中断了10小时。 由于联系不上各师，搞得刚刚到任的副军长张铚秀非常恼火，只好派通信员徒步前往各师进行联络，并授权他们催促各师首长，必须按时进入进攻发起地域。 在这段时间内，部队的推进也出现了问题。 3日晚，第77师按照军里的作战部署，一路由德实里、西德里南下，插向位于长津湖南边的下碣隅里西侧。仅从地图测量，直线距离约有四十五公里，但实际路程则超过此数。由于部队3日凌晨方进抵驻地，当晚立刻就出发，没有来得及提前侦察道路，结果队伍刚出发不久，就在从高山流向狼林湖的旧邑里江畔受阻！ 因江水过深不能徒涉，不得不向西绕山而行。由于临时调整行进路线，延长了行进距离，再加上暗夜走错了路，4日天亮时部队刚走到交别隅里、西木里一线——距离目的地至少还有四十公里左右。 为防止敌机轰炸，只好停止前进，将部队隐蔽起来。 问题出在了第88师。 在接到军部的任务已经是夜间，此时的官兵大都已经休息。88师师长吴大林考虑部队疲惫，没有立即组织部队出发，耽搁了15个小时。直到3日下午，师长吴大林和政委龚杰、副师长王海山，才率领主力262团和263团南下。 第88师因为2日夜没有按照命令行军，耽误了时间，3日夜间急忙赶路，计划在一夜之间行进70公里。 然而，当走到一半时天已大亮。被美军侦察机发现，部队遭到空袭。先头两个团行进途中遭遇轰炸，带队的副师长躲进路边一辆废弃的美军坦克里，当美军飞机离去后，这位副师长仍然不肯出来。根据九兵团参谋长覃健战后调查的结果，此后该副师长竟然有意躲避指挥责任，达三天之久。 由于发现（该师）部队没有按时到达，师长吴大林指定一个科长（高森）及电台留在新垈里，他与政委等则返回去寻找部队，造成该师与军部及前指失去联系。部队被迫停下来进行隐蔽防空。 如果不是师长“抗命”不遵，88师就无需“冒进”（白天行军），部队也就不会遭到敌机轰炸。 最终，只有师长吴大林和政委龚杰两人独自驾车赶到了军指所在地。 到4日拂晓时，除了第76师按时抵达并接替了第58师的防务外，第77师和第88师都未能到达预定位置。由于三分之二的攻击部队未集结，显然无法按原计划发起攻击。 因为电台联络不畅，这一情况未能及时向兵团报告。直到5日早晨，兵团来电询问攻击进展时，第26军才报告称未能按时发起攻击，需推迟至5日晚才能行动。 由于77师与88师所部均未按时赶到指定位置，军部严令两师5日凌晨必须尽快到位，并于当晚向下碣隅里之敌发起攻击！26军之所以下达如此严厉的命令，是因为柳潭里被围的美陆战师两个团等主力，在上百架飞机和远程火炮等掩护下突破了20军与27军所部的重重阻击，于4日下午全部逃进下碣隅里与其师部及守敌会合。 据说26军司令宋sl接到报告后十分恼怒，喝问26军为何还未展开进攻？当听到26军的两个师还在路上消息后，气得“一拳头打在用木板拼成的桌子上——木板折断，地图、铅笔、茶缸散落一地”！ 张仁初等26军首长又何尝不是焦急万分！ 然而，5日晚，第77师和第88师仍未按计划到达。 当天，第77师被旧邑里江阻挡，因不清楚江面已经结冰可以通过，师指挥员率部队绕行长津湖北岸，结果不仅多走了很长一段冤枉路，还导致部队陷入混乱。77师经过一夜急行军，师部只率领230团和299两个团赶到葛田里左近，而231团及炮团则落在西木里一带。葛田里距离下碣隅里作战地域，还有差不多还有30公里！ 最离谱的是88师。第88师其前卫两个团从新岱里一出发就走错方向，原本只要绕过76师位于下碣隅里东侧的阵地，再往南走两至三公里，便可进抵军部指定的松亭里阻击地域，可就如此简单明了的十几公里路程，88师居然走错了，据说一直走到赤浦洞附近才发觉方向不对，在夜间迷失在了大山中。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88师指挥员非但盲目跟进，甚至得知后也并未迅速纠正，竟然再次擅自改变军部下达的计划，反而干脆停下来宿营，导致全师掉队和减员人数高达2500人。因为第77师和第88师尚未到达，5日晚无法发起攻击。 如此一来，26军位于下碣隅里战场地域，还是只有一个76师！军部制定的5日晚攻击下碣隅里敌军的计划，再次泡汤！张仁初感到既愤怒又无奈，只能再次拨打电话给兵团，请求将攻击的发起时间再延后一天。 攻击下碣隅里的行动两次推迟，张仁初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他下定决心，一旦发起进攻，绝不能有丝毫的耽搁，务必在一夜之间完成任务。 然而，战场上最为珍贵的战机，已在一再拖延的行动中悄然流逝。 如果26军能于3日晚上发起进攻，下碣隅里的敌军自顾不暇，就无力支援柳潭里南撤之敌！而如果下碣隅里能被及时拿下，柳潭里的逃敌也难逃被歼灭的厄运！可因为26军没有及时赶到战场发起攻击，致使整个作战计划夭折。这也就是为何战后九兵团上上下下，全都怪罪26军的根本原因。 12月5日上午7时，北京发电：“除歼灭被围之敌及准备打援外，如能以一个军的主力，再歼灭社仓里地区美三师的两个团，则意义极大。” 由此可见，那位伟人对在下碣隅里地区实现预定歼敌目标仍持乐观态度。他认为，除了下碣隅里的第1陆战师主力外，还应考虑扩大歼敌规模，将社仓里的美军第3师两个团纳入歼击范围。 12月6日拂晓，第77师前卫两个团终于赶到，但其231团及炮兵团则还被落在大后面。 这时，美军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下，向第76师坚守的东山阵地发起猛烈进攻。至下午15时，阵地被突破，守在山上的志愿军战士大部伤亡殆尽，周边数个重要制高点均告失守。16时30分，76师发现下碣隅里敌军在调整部署，遂向上级报告，敌军有可能即刻向南突围！ 实际敌军是在为第二天的突围行动做准备。由于其时志愿军缺乏通讯工具及相互之间的通讯联络，26军并不晓得古土里以北约六公里处的水门桥，于12月4日再次被志愿军20军第61师炸毁。 美军后勤部门正忙于制作八套钢制的车辙桥组装部件，7日方可从日本东京空运到战场，然后才能在被炸毁的桥梁处，重新架设载重50吨、可以共撤退部队所有车辆通过的桥梁。也就是说只有等桥梁架设好之后，下碣隅里的美军才能与古土里美军会合，然后才能一起向南突围。 所以当志愿军第76、77师发动攻击时，在敌军的严密防守之下，多次出击均未奏效，而且部队伤亡很大，仅227团歼敌一个连。 张仁初随即命令第76师和第77师迅速发起反击。然而，由于部队连续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且因严寒与饥饿导致减员严重，再加上地形和敌情不明，攻击准备不足，多次冲锋均未取得效果，反而造成了严重的自身伤亡。 第26军在战后检讨中表示，当天打了一场“糊涂仗”。 12月6日下午，88师师长吴dl等人来到白岩里由于路上遭美军飞机轰炸，乘坐的吉普车被炸翻，电台被炸毁、警卫员牺牲，吴dl也负轻伤。军部命令88师所部归76师指挥，但吴dl却不愿意留在该师师部协同指挥，而是与参谋长离开去找部队，结果因方向不对又走不动了，结果7日脱离部队整整一天。 12月7日凌晨，美军开始在下碣隅里实施突围行动。 这时，88师先头两个团，终于抵达指定地点，比原定时间晚了整整3天。 第26军命令第88师坚守独秀峰、笠峰等重要据点，同时要求第76师和第77师不惜一切代价强力出击，力争在下碣隅里与松亭里之间歼灭敌军。为了能使88师赶在敌人之前抢占下碣隅里，20军和27军各派出部分部队对敌人层层阻击，使美陆战一师每小时只能前进300米。 前卫263团刚赶到指定的阻击地域，就犯了个极不应该的错误。263团团长发现公路的积雪上有清晰的车辙印，误以为美军已经过去了，对于撤退还是等待犹豫了好一会，最后下令回撤。可就在部队下山过公路的时候，美军突围而出的坦克开过来了，部队往山上跑时，遭到坦克、自行火炮等猛烈打击，伤亡惨重。战后该团团长被撤职。 下碣隅里之敌首先突破上碣隅里76师226团阵地。由于76师所部经过六天一夜的激战，加上饥寒交迫，部队减员很大，因此没能守住。76师228团赶到独秀峰没一会儿，大批美军就冲过来了！ 由于尚未来得及构筑防御工事，失去了阻击优势，阻击阵地很快就被突破！ 仓促占领阵地的第88师第262团和第263团与突围中的美军展开激烈交火。 美陆战5团战斗群的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等大批车辆，迅速向南边的上坪里冲去。志76师228团则从新组织部队，从后面追赶。可惜的是，由于88师赶到战场的部队，只有不到两个团——262团途中遭敌机轰炸损失一个营。又因为263团团长指挥失误，致使该团还未正式开打就损失过半！幸好263团没有放弃！在团长指挥下，剩余部队顽强进行阻击，为后面的262团赢得了构筑简易工事的宝贵时间。 此战262团打得十分英勇，虽然是仓促应战，但在团长张元和的指挥下，该团一营和三营死战不退！在228团和263团残部的支援下，一直坚持到下午15时，但终因伤亡过大失去了大部分战斗力，这股敌军才在古土里敌军的接应下突围而去。 第77师第230团的一个营，在京下里进攻时伤亡过半，而一个连在攻打机场时全员阵亡。 由于大量减员，第76师仅能组织5个营共1500人参战，但仍未能阻挡敌军的撤退。 阻击部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为88师争取时间，但88师却没能按时完成前插任务。如果88师能在此时全部赶到，或者263团团长的指挥没有失误，下碣隅里的敌军突围很可能失败。只要能坚持到17时天黑，失去空中支援的美军，大概率突破不了志愿军阵地。 美国人称12月7日黎明前和上午在下碣隅里展开的突围战，为“整个长津湖战役中最为壮观，争夺最激烈的战斗”。 海军陆战队在战史中对这场战斗的描述如下： 陆战队士兵从未见过如此大量的中国士兵蜂拥而上，也未曾面对如此顽强的反复进攻。夜空时而被曳光弹织成火网，时而一颗照明弹划破黑暗，发出刺眼的光芒，将疾步前进的中国军队暴露无遗，迫使他们在原地成片卧倒。 陆战队的坦克、大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发挥了巨大作用，战果辉煌，但中国士兵依然源源不断地涌上前线，视死如归的精神让陆战队员们心生敬意。有时，他们会冲到手榴弹投掷的近距离，然而却又在枪林弹雨中倒下。 12月8日一早，美陆战一师等部在大量飞机掩护下，继续向南突围。 此时古土里以南，只有20军的少量部队，而且由于冻饿，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美军主力很快通过了古土里以南的隘路，走到水门桥附近时，一边攻占周边的制高点，一边抓紧时间架设被炸毁的桥梁。26军军首长明知战机已失，仍决定集中最后的力量继续发起冲击，勉强组织了76师和77师剩余的五个营约一千五百多人，于9日凌晨，赶到古土水以南的水南里、古兴里地区，但敌主力已过去，只抓住了留在后面的小部队。 12月10日，由于冻饿及缺少弹药，部队实在是打不动了，所以只好命令部队到古土水以南的水会庄一带集中。 12月11日下午，南逃的美军除坦克等装甲部队留在后面掩护，其余已全部撤过真兴里，这里已没有志愿军的阻击部队。 当晚21时止，由长津湖地区逃离的美（联）军部队，在美3师及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已全部进入咸兴至兴南间的集结地域。美军在下碣隅里的成功突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大的空中掩护力量。 在突围之前，远东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运输机，频繁起降于下碣隅里那条仅有标准跑道长度40%的简易跑道上，6天内运送出4468名伤员和137具遗体，并接回了537名康复归队的士兵。 同时，空投了共计372吨的物资。美国战史认为，这次大规模的空运行动是下碣隅里突围成功的关键因素。 为了掩护下碣隅里的美军部队突围，除了远东空军的参与外，海军和陆战队航空兵也投入了所有可用的空中力量，其中包括7艘航空母舰和4个攻击机中队，舰载与陆基飞机总数超过500架。 突围的美军不仅在白天随时能获得数十架飞机的伴随掩护，夜间也有夜航机提供不间断的空中支援。这支强大的空中力量如同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守护着突围中的美军。 与其他战场相比，美国海军航空兵（包括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对第1陆战师的空中支援效果尤为突出。 这主要归因于海军航空兵与陆战队之间的紧密关系，远胜于陆军与空军之间的联系。据美国海军战史记载，在下碣隅里突围期间，海军和陆战队航空兵采用了一种更加高效的近距支援战术。 他们在突围部队的三个前卫营翼侧各部署了一支车载前哨航空指挥组，前方还派遣了一架战术航空定标机。 当目标出现时，定标机会迅速通知前哨航空指挥组，引导f4u“海盗”式战机和ad“空袭者”式战机利用集束火箭、凝固汽油弹和航空机炮进行精准打击。 “海盗”式飞机执行一次近距支援任务时，通常携带的武器包括20毫米航炮弹800发、8枚5英寸火箭弹、两枚150加仑的凝固汽油弹，任务续航时间为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空袭者”式飞机的载弹量更为可观，通常携带400发航炮弹、3枚150加仑的凝固汽油弹、12枚5英寸火箭弹或12枚250磅的破片杀伤弹。它的载弹能力与二战期间的b-17重型轰炸机相当，并能在携带这些弹药的情况下在空中飞行4小时。 由于地面无线电的精确引导，即使凝固汽油弹在距己方部队几十米的地方爆燃，也不会造成误伤。 “海盗”战斗机从兴南附近的连浦机场和航母上起飞，在突围部队的上空编队飞行，每次出动三批，每批8架，分别在1000米、3000米和3300米的高度轮流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 正是依靠这种有效的空中支援体系，从下碣隅里突围的美军才得以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失，顺利撤至古土水。 第26军在战后总结中认为：当时完全有能力全歼下碣隅里的敌军，尽管第26军的决心坚定，部署也较为周密，但“由于主观方面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未能及时解决，导致未能完成预定任务”。 为了阻止美军从下碣隅里突围并继续向南逃窜，第9兵团再次调整部署。命令已南移至黄草岭南北的第20军主力依托阵地逐层阻击，命令第26军自下碣隅里向南追击敌军尾部，命令第27军立即经社仓里向咸兴以西发起攻击，切断敌军的退路。 然而，处于前方阻击位置的第20军部队因连续数日的饥寒交迫，体力严重虚弱，冻伤减员愈加严重，战斗力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 第9兵团的“头等主力师”——第58师，目前能够继续战斗的仅有35个不足编制的排，约800人，不到原有战斗力的十分之一。 当美军从下碣隅里突破第26军阵地，沿公路全力向南突围之时，第58师已经无力阻止。12月7日14时30分，美军从下碣隅里突围的部队突破了第58师的防线，逃入古土水。 从下碣隅里到古土水的距离约为18公里，美军撤退共耗时40小时，平均每小时前进450米，途中伤亡616人。 古土水以北虽然地势海拔较高，但地形相对平坦。可是从古土水向真兴里进发时，地势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经过黄草岭隘口的那段山路，狭窄且险峻。 这是一条沿着山崖蜿蜒而下的单行道，一侧是陡峭的峭壁，另一侧则是深不可测的沟壑，路况极为恶劣。美军在突围后南撤，正是这段路途最为险峻艰难。对于第9兵团来说，从古土水到真兴里，依然是歼敌的最后一次机会。 此时，第九兵团各部的战斗力已降至谷底，而突围的美军也已疲惫不堪，几近崩溃。如果此刻第九兵团能够再加大一分打击力度，封锁住美军后撤的最后一道关口，第1陆战师的命运依然会很惨。然而，志愿军部队已是强弩之末，难以再对美军造成更大的打击。 战后，第20军遗憾地指出：“由于阻击打援部队与攻击部队之间未能紧密协同，导致错失了三次歼灭大量敌军的绝佳机会。” 第一次是在柳潭里的敌军溃退到下碣隅里时，攻击部队未能及时发起进攻，致使柳潭里的敌军与下碣隅里的敌军汇合。 第二次是在下碣隅里，敌军向古土水方向逃窜，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途中没有遭到我方攻击部队的打击，使其得以从容集结，并增强了向南撤退的决心。 第三次为古土水的敌军，进行了三天的集结，但攻击部队未能及时展开行动，导致敌人从容不迫地全数南逃。 这三次都有可能大量歼灭敌人，甚至全歼，但当时只有一些零散的阻击打援部队，未能对敌军造成重创。我们认为，如果当时攻击部队与阻击打援部队能够密切配合，这场战役的结果将会截然不同。 随着战役的结束，志愿军东线第9兵团所部开始打扫战场，向后方运送伤员及收敛烈士遗体。 望着牺牲在战场上烈士们的遗体，尤其是被冻死在阵地上勇士们保持冲锋姿态的躯体，几乎所有收容人员及部队的战士们都洒下了热泪！ 由于26军上来的过晚，致使美陆战一师等部脱逃，未能完成歼灭敌军的任务，20军、27军以及后勤部门禁不住将怨气撒到26军身上！据26军的一些亲历者回忆，甚至有些后勤部门人员公开宣称，车辆优先拉其他两个军的伤员等，26军的自己承担！26军的战士们没有叫屈或发牢骚，而是默默地组织部队，硬是自己用担架等将伤员及烈士遗体抬回后方。 战后，9兵团撤到后方，永兴地区，进行集结休整、总结经验教训，并调整部队的编制。 在志愿军总部二次战役总结会上，参战的各军大都受到总部的点名表扬，唯独26军遭到一顿臭骂，张rc被骂的钻了桌子底。 坐在旁边的邓h突然冒出一句：“你26军不行就回去！” 张一听，禁不住血往头上涌，立刻从桌子下面站起来吼道：“叫谁回去？！决不回去！下一仗再打不好，我让警卫员提我的头上北京！” 过了两天，9兵团部也召开总结会。事后回忆：总结会议气氛很压抑。 会议一开始，就听宋大喊一声：押上来！ 押上一个营长和教导员。然后又大吼一声：拉出去枪毙！大家吓得全低下了头。 随后宋便开始做战役总结，越说越生气，然后禁不住开口骂人！ 直接就点了26军的名，并骂军首长指挥不当，一再耽搁攻击时间。 张rc从来就没打过如此窝囊的仗，憋了一肚子火，在总部挨骂他无话可说，但战前他多次打电话给兵团部领导，要求允许他派军里的作战和侦查人员提前去前线调查，但均遭到拒绝。听到将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顿时火就压不住了。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边说：宋司令，我讲两句。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谁家打仗把预备队放在二百里地开外？！谁命令抛弃火炮？！这是谁指挥打的个吊仗！” 会场顿时炸了锅。 政委赶紧跑过去拉住他：“冷静，冷静！少说两句。” 张rc资格很老，是参加过参过黄麻起义的老同志，红军长征一、四方面军草地会师后，带领四方面军的294团补充进红一军团，第一仗就赢得红一方面军喝彩——被主席称赞为“打腊子口的英雄”！长征结束伤痊愈，即被任命为红5团团长。抗战初期115师的几次重大战役，如“平型关战斗”和“广阳之战”等无役不胜！ 东进山东后，升为686团第三任团长——该团主要是由原红三军团缩编而成，在“陆房血战”及“三打白彦”等战斗中的表现名震山东根据地，一直是罗rh和陈g的手下爱将。解放战争时期，先是担任山野八纵参谋长、48年升任纵队司令，该纵被华东地区国民党军称为“排炮不动，定是八纵”。 大概是因为另外两个军打得比较好，26军召开长津湖战役经验教训总结时，兵团首长亲自到场，在团以上干部会上做了讲话并定了调子。根据26军战史记载，主要总结了四个大的方面问题：一是思想准备不足。二是后勤供应脱节。三是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四是组织纪律性差。不言而喻，后两条是重点。 除了进行评功授奖及评选团营连英模等外，重点是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组织处理，对于此次作战中因失职没有完成任务的二百多名各级干部，分别视具体情况给予撤职、记大过或警告等处分。从人数推测，估计除了76师及78师之外，大部分挨处分的各级干部，主要为77师和88师的。88师受到军里表彰的，大概只有262团及其团长张元和。 减员超过三分之二的88师，被裁撤缩编成一个团，师长和政委被双双撤职。 长津湖战役，26军并没有发挥出真实实力。 华野的“四大天王”，毫无疑问是新四军嫡系20军、23军、24军，以及许世友带出来的27军。第二梯队，就是以攻坚着称的26军和以防御见长的28军，都是“排炮不动”的角色。 后来在四次战役的时候，1951年2月7日，志愿军第26军奉命由永兴出发，于15日进抵抱川、涟川地域，准备执行防御作战任务。总部交给的任务是：在正面四十公里宽、五十五公里纵深的地域，从三八线以南开始实施运动防御。要求阻击当面敌军至3月底，最后的防线不能超过三八线以北的葛末山至高台山一线。 在此后38天的防御战中，26军所部顽强奋战，发扬“八纵八纵，排炮不动”的优良战斗作风，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胜利完成防御任务后，于3月31日晚，奉命撤回了三八线已北指定区域。 第8章 第二次战役(6)冰天雪地长津湖－10 惨烈的最后阻击战 此时，第9兵团已经没有可用的预备兵力了。 因战损巨大，后勤无法保证，没有更多办法的宋时轮只好使出内战法宝：断桥破路。宋时轮指示第20军在敌军撤退的必经之路上，破坏道路、炸毁桥梁，将敌军困住，伺机予以歼灭。 第20军军长张翼翔立即下令，炸毁古土水至真兴里道路上的所有桥梁，尤其是要彻底炸毁古土水以南狭窄路段上的“水门桥”，同时固守水门桥边的1081高地，封锁断桥，彻底封死敌军南逃的最后一条通道。 根据国内战争的经验，这一策略能够将敌人逼入绝境。对于依靠轮式和履带式机动的摩托化、机械化部队来说，一旦桥梁被毁，道路中断，且无法回撤，就如同插翅难飞。 当时，第1陆战师配备了坦克和各类车辆上千台，无路可走就等于束手待毙。然而，美军不同于国内战争中的国民党军队，它具备强大的现代化工程保障能力，能够迅速清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12月1日，20军炸毁了水门桥，桥下是万丈深渊，被困在桥边的美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命运。然而，美军陆战队工兵迅速修建了一座木桥，重新恢复了通行。 12月4日，志愿军再次炸毁水门桥，美国工兵随后又搭建了一座钢制车辙桥。 12月6日，志愿军加大了破坏力度，彻底摧毁了桥基，旧桥已无法再修复。 12月7日上午9时半，美远东空军第5航空队出动，将在日本制作完成的8套钢制的车辙桥板和木制的车辙桥组件投向古土里环状阵地内。美军随即投入两个工兵排将组件运至水门桥附近，当天没有施工。 12月8日，水门桥再遭志愿军敢死队爆破，但仅仅将横断缺口扩大了1米多。不过，这一米多的宽度已超出美军原计算宽度，必须填筑缩短跨距才能安装组件。美工兵曾打算用周边散落的冻硬的志愿军遗骸填筑基础，又顾念\"太无情了\"，改用炸药炸散冻土填充沙袋。更幸运的是美军发现了日本人建电站时留下的木材。 12月9日白天，陆战1师第1工兵营进入现场保护，开始修复作业。下午3点，水门桥修复。美军连夜撤退，没有停歇。陆战第1师全部过桥，与陆战一师师部会合。 12月11日，美军炸毁水门桥。 美军的先进手段与快速反应让志愿军深感震惊，美军现代化装备的作战优势，在这座桥梁的搭建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许多过去的作战经验和方法显得不再那么有效。 说完水门桥，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战场上去。 在12月6日到7日期间，美陆战1师主力已经从下碣隅里向古土里的撤退结束了。现在，美陆战队面前的障碍只剩黄草岭。只要向南通过黄草岭山口，美陆战1师主力就算退出了盖马高原。 宋时轮决定依靠黄草岭这道最后的天险，以手中残破不堪的10个师进行最后的阻击，争取把美陆战1师主力困在盖马高原的出口处。这是中国第9兵团围困美陆战队的最后努力，将投入所有在盖马高原上的兵力，不计损失地拼死一搏。 第9兵团在最后的阻击阶段经历了一场极为惨烈而充满悲壮的战斗。 美军在修复桥梁之前进行了侦察。陆战第1师巡逻队发现水门桥南1081高地有志愿军埋伏。 1081高地地势险要，位置非同寻常：站在该高地上，向北可以钳制水门桥，向南则能瞰制黄草岭山口。公路的一边是高山的岩壁，另一边就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万仞悬崖。 更为要命的是，此段公路极其狭窄，只能单车通过。车辆只能一直向前或一直后退地通过此段路。因此，陆战1团1营必须将1081高地上的中国军队全部肃清。 而此时，防守1081高地的志愿军情况非常不好。志第20军60师180团1营2连合并3连1个排，负责防守该高地。该部于12月初陆续进入阻击阵地，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补给困难和防寒手段奇缺，志180团2连的冻死冻伤减员极其严重。 12月8日凌晨，古土里、真兴里一带被狂风暴雪席卷。 南逃至黄草岭的敌军与北援至真兴里的敌军，全力夹击1081高地，这是最后的关口。 美陆战1团1营a连向1081高地发起正面进攻。b连从a连的西侧，进攻中国180团设置在1081高地西坡下的阵地。美军出其不意的夜袭令中国军队损失巨大。 为避免不必要伤亡，一直到傍晚，美军没有再继续进攻。 在美陆战1团1营进攻1081高地的同时，聚集在古土里的混编陆战1师开始向南撤退。因暴雪无法转运阵亡人员，撤退之前，在古土里环形阵地内为117名阵亡美陆战队员、英陆战队官兵举行了葬礼。这些尸体的埋葬地点被详细记录，于战后由北朝鲜政府根据美方提供的资料挖出，和柳潭里的85具美陆战队员尸体一并交还美方。 这样，美陆战1师已经完成了长隘路撤退的第三步。 该师现在已经退出盖马高原，只需向南到达兴南港。 12月8日下午18时，宋时轮致电大将军，汇报部队所面临的极其严峻的困难，并向北京和志司保证：“对当前任务将全力以赴，坚决完成，请放心。” 此时，第9兵团各部队已丧失组织有效作战的能力。第27军的4个师在整顿战斗组织后缩编为40个连，每个连的战斗人员仅剩四五十人，全军总计不过2000多人，战斗力相当于一个团。 第20军的情况则更加严峻，其第58、第60师所有能够作战的人员加起来仅有200人左右。尽管如此，张翼翔依然指示第60师参谋长蔡群帆，率领这些残余的人员紧跟在渐行渐远的美军后方，穷追不舍。 第20军杀红了眼。 志愿军的不断追击，美军陆战第1师损失过半，士气崩溃，沿途丢弃了大量重型装备。史密斯带领残部通过水门桥后，继续向咸兴方向逃窜，而20军的战士们依然拼死拦截，不顾一切地奋勇作战。 此时，他们离后方更远了，驻守在此的中国士兵早已完全断了补给。美军士兵频频看到赤脚的中国士兵向他们发起冲锋，面对这般景象，仿佛置身梦境一般。 当晚，暴风雪继续，气温降至零下三十度。美陆战1团1营暂停进攻，转入就地防御。该日战斗1营损失为：阵亡13人，战伤17人，冻伤67人。阵亡士兵和伤员被连夜运回后方，其余官兵在风雪酷寒中宿营。 暴风雪下了整整一夜，陆战1团1营整个晚上都没有遭到袭击。 12月9日拂晓，雪停了。美军迫击炮手首先将仅剩的炮弹全部打向1081高地。接着，又召唤空援对山顶展开反复轰炸、扫射。在此期间，a连的陆战队员们向山顶迫近，对1081高地山顶形成了合围之势。轰炸一结束，a连官兵就立即涌向山顶。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没有遭遇志愿军的还击。登顶的陆战队员看见了壮烈的一幕：防守1081高地山顶的中国180团1营2连官兵大部冻死或战死，活着的士兵也已僵硬不能移动。这一景象，深深地震撼了美军。 双方在12月8日、9日两天围绕1081高地进行的攻防战中，志第20军60师180团士兵战死和冻死人数达到500人以上。志第20军58师172团的一个营在“水门桥”附近的高地上几乎全员冻僵，因而无法继续抵抗，最终阵地被敌军占领。 第20军的战史记载了当时的战斗情况： 在阵地上，部队在冰天雪地中掘冰筑雪，艰难作战。战士们不分昼夜地坚守在雪地里，三天、五天，甚至一整周……前所未有的冻伤严重威胁着整个部队。随着时间推移，战士们的手脚逐渐失去知觉，变黑、溃烂，脚、袜子和鞋子黏在了一起，紫黑色的血迹斑驳。 剧烈的疼痛如同刀割针刺般折磨着他们，但战士们的顽强意志丝毫未被动摇。他们仅靠少量的布条和棉花简单包扎伤口，用滑行、爬行，甚至翻滚着身体，继续坚持战斗。 美陆战1团1营的损失是：战斗伤亡47人，冻伤190人。其中，减员最严重的是负责主攻1081高地的a连——该连在开始进攻以前有223人。1081高地之战结束后，减员至111人。 在长津湖之战中，先后涌现了三支“冰雕连”：分别是20军59师177团6连、20军60师180团2连以及27军80师242团5连。除了个别掉队的战士和一名通信员外，所有官兵都在阵地上冻死……因冻伤导致的减员超过了战斗中的伤亡。 宋时轮并不甘心眼看着第1陆战师从眼前逃脱，他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困难和代价，继续组织所有尚能勉强作战的人员，力争消灭向南突围的敌军和援军的一部分或大部”。 9日，南逃至黄草岭的敌军与北援至真兴里的敌军全力夹击1081高地，这是最后的关口。第20军58师和60师在连日激战后，战力已经耗尽。第60师180团和179团的一个营在美军的南北夹击下，坚守在门蚬与堡后庄之间的阵地，经过两天的顽强奋战，团长阵亡，参谋长重伤，300名战士几乎全数壮烈牺牲，最终阵地被敌军突破。 “这些中国士兵忠实地执行了他们的任务，没有一个人投降，顽强战斗到底，全部坚守阵地直到战死，无一人生还。” 美国人充满尊敬地记录了这些中国将士的英勇事迹。 12月9日，彭德怀致电宋时轮，并同时报告毛泽东和高岗，强调应立即停止执行“围敌打援”的计划。 12月10日17时，突围的敌人全部逃过黄草岭。尽管第20军因饥寒和战斗造成了严重减员，第58师还是将第173、174团所有能坚持战斗的人员集中起来，编成4个连，只有一百余人，由第58师参谋长胡乾秀率领，全力展开反击。指挥所遭遇空袭，包括胡乾秀在内，指挥所内无一人幸存。胡乾秀成为长津湖之战中牺牲的志愿军最高级别指挥官。 在12月10日、11日，从古土里撤下来的名联合国军安全退入了黄草岭山口以南的真兴里。 12月12日，在美军第3师的接应下，陆战1师终于脱离了长津湖的重重包围，撤至五老里，成功逃出生天。随后，他们一路向南，逃往东海岸地区。如果没有第3师和大量飞机的持续支援，这支美军王牌部队很可能已在长津湖被我军全歼。 12月14日，该师与美军第10军其他部队一起进入兴南地区。为了阻止志愿军的追击并掩护兴南的撤退行动，美军调集了大量地面炮兵和海军舰艇，通过交叉运用炮兵火力、舰炮火力和航空兵火力，在兴南港外围形成了一片严密的火力封锁区。 在整个撤退过程中，仅舰炮便发射了多达3.4万发炮弹和128万枚火箭弹，火力密度甚至超过了仁川登陆战。与此同时，推进至兴南港外围的志愿军部队已难以发动大规模的突击作战，主要以零星射击和小规模小队的袭扰行动为主。 “逃到咸兴的陆战队官兵已是疲惫不堪、狼狈不已，钢盔、胡须、大衣和皮鞋上都覆盖着厚厚的冰霜。轻伤员相互搀扶着，面露痛苦之色，艰难地迈着沉重的步伐，m1步枪歪歪斜斜地挂在他们身上。随行的车辆上载满了昏迷不醒的重伤员，有些人甚至被捆绑在汽车的散热器上，冻得如同一块块坚硬的木板，身上布满了未凝固就已冻成团的粉红色血块。” 然而，士兵们庆幸且愉悦。现在，他们已经从重围中杀出，退出了酷寒的盖马高原，相比之下，接近海岸的平原显得温暖如春。只需再向南，他们就能完全脱离危险，到达兴南港乘船了。 “在陆战队的历史中，从未遭遇过如此惨烈的艰难和困苦，这无疑是一场堪比地狱的旅程。” 自长津湖东岸新兴里开始，战火摧毁了新兴里与柳潭里的村庄，村民过冬的杂粮与土豆也都没有了，地处高寒带的居民无以为继，只能追随联合国军南下。这支难民队伍，一开始的时候只有几千人，路上不断有人加入，到达兴南港外围，已有十万之众。 12月10日美军撤退装船，拥挤在咸兴到兴南的公路和铁路线上，聚集在码头港口空地上的大批难民忍受不了饥饿和严寒，开始涌向美军驻地，美军只能就地为他们搭建帐篷，并提供食品。在美军原撤退计划中并没有如此大规模的难民撤退计划。 第十军团司令阿尔蒙德，决定并签发最终命令：we go together！[一起走]，令即刻停止装载辎重弹药，让难民上船。阿尔蒙德少将最终命令的这句话，在之后成为了美韩合作的标语。 美军十军团经同美海军方面联络，要求紧急增拨船只救援难民。根据新计划，所有韩国海军的舰艇均不参战，又在朝鲜当地雇佣了一批渔船和客轮，都用来运载难民。为使平民安全撤离，兴南外围火力网延时两天，并增加舰炮配值。 12月23日运载难民达到峰值。 两艘美海军坦克登陆舰来到兴南，专门装载难民。装载量最大的梅瑞迪斯胜利号也计划当日启航，这艘船上有一对从兴南逃难出来的年轻夫妻文龙炯和姜韩玉，他们在巨济岛住下来，1953年，生子文在寅。梅瑞迪斯胜利号撤退航行期间，诞生5个孩子，被美军命名为：泡菜1号、泡菜2号、泡菜3号、泡菜4号、泡菜5号。 12月24日下午，随着最后一艘美国军舰驶离兴南港，东线美军撤退行动正式宣告结束。兴南大撤退，联军一共后送兵员人、车辆辆、物资35万吨、朝鲜难民人。美十兵团和韩一军的主力基本上全部撤出。这些兵力在之后的战斗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联军撤离兴南期间，东线各部战斗伤亡计为：战死705人，负伤3251人，失踪4862人其多为韩军，合计8818人。 史密斯师长站在军舰上，手中握着人员实力统计表，忍不住浑身颤抖。从元山登陆到撤回咸兴，陆战一师在战斗中减员4418人，非战斗减员达到7313人，这支曾经是美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1950年12月24日，亚洲时区的平安夜，随着美第10军的撤离，持续20多天的长津湖战役，以志愿军的惨胜宣告结束，这也意味着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东部战场，正式落下帷幕。同时，麦克阿瑟希望在圣诞节结束战争的计划也随之破灭。 中美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联合国军阵亡超过人，其中美军阵亡人数达到约2.4万，多个美军兵团被成建制歼灭。志愿军第九兵团伤亡达人，另有人因冻伤失去战斗力，冻死4000余人。 第27军的战斗报告中提到：“在战斗中，士兵们在积雪地上露营，脚、袜子和手都冻得像雪团一样发白，连手榴弹的拉环都无法拉动。引信失灵，迫击炮因寒冷收缩，七成炮弹未能爆炸，士兵的手皮肤甚至与炮弹和炮身黏在一起。” 战斗结束后，整个9兵团被转变为突击治疗冻伤的战地医院。许多没有经验的卫生员使用火焰加热伤员的冻伤部位，导致了不少人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 9兵团不仅因冻伤导致减员高达30%，而且在作战中，多数部队依然沿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的战术，采取密集的人海战术冲锋。在西线，4野部队采用三三制战术，3个班（9个小组）最多可以展开800米的攻击宽度；而在东线，3野9兵团甚至在100米宽的正面投入了3个连（27个班）的兵力进行冲锋，攻击兵力密度是西线的数十倍！ 9兵团的志愿军战士勇气令人敬佩，但在美军密集火力网下的牺牲也极为惨重。 西线的13兵团以1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敌军2.2万，交换比达到1:2.2，成功打垮了美军第8集团军。 而在东线，9兵团冻死冻伤的减员就高达3万，连同作战伤亡，总减员达到4.8万，只歼灭敌军1.4万，交换比达到3.4:1，错失了全歼美军陆战1师的宝贵机会。 因严寒失去战斗力的九兵团，未能参与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中央军委原计划将九兵团调回国内休整，但将士们坚决反对，最终九兵团的战旗再次出现在第五次战役中。 在此期间，苏联方面关于志愿军作战情况的内部报告中，也提到了志愿军在战役中暴露出的若干不足之处。 第一点，兵力和装备在全线分散部署，未组织突击集团；其次，各部队在各自独立的方向发起进攻，未能在敌人薄弱环节集中力量实施强有力的突击。 第二点，由于没有组织第二战役梯队，导致第一梯队所取得的战果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三点，部队行动缺乏果断，尤其是负责正面进攻的部队，这给了敌人可乘之机，让他们毫无阻碍地后撤并重新部署。 第四点，第13兵团在西线于敌军最危急的时刻，主要兵力在横渡清川江时停止了进攻。彼时，凭借第40军、第38军和第42军的兵力，完全可以轻松包围敌军。 第五，东线第9兵团的第20军和第27军在完成对敌军的包围后，行动迟缓且缺乏果断。而作为预备队的第26军并未用于对咸兴方向的突击，从而未能形成外部合围圈。 12月25日圣诞节。 这天晚上，已到达南朝鲜的美陆战1师官兵，享用了丰盛的圣诞晚餐。在师部，史密斯师长召集起手下的军官们痛饮。营地里，陆战队员们则在开心地大嚼火鸡，狂饮啤酒。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恶梦般的长津湖。他们再不用担心能冻死人的严寒和潮水般的中国大军了。 同日，志第27军进入一片废墟的兴南。 第8章 第二次战役(7)打赢了信心有了 1950年12月24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取得了胜利。 此次战役中，志愿军共动员了9个军、30个师，总计38万人，歼灭敌军3.6万人，其中美军2.4万人。 这一战役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不仅收复了平壤和朝鲜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失地，还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挫败了\"联合国军\"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企图，这场胜利被称为永载共和国史册的“清长大捷”。 志愿军在作战中伤亡3万零700人，另有5万人因寒冷受伤。 在这场震撼世界的大规模战争中，大将军给自认为了解中国的麦克阿瑟上了一堂关于战役学的生动课。他运用了中国军队传统的穿插迂回战术，彻底颠覆了麦克阿瑟的认知。 正如中国着名战史学家徐焰所言：“一种独特的战术，往往比先进的武器更能展现出强大的威力。” 战役结束时，恰逢西方“圣诞节”的前夕。美国摄影记者大卫·邓肯询问一名美国士兵：“如果我是上帝，你最想得到什么？” 士兵低下头，沉默片刻，艰难地吐出了一个词：“明天”。 许多美国士兵再也无法迎接明天的到来，其中包括了绰号“斗牛犬”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退途中，沃克不幸遭遇车祸，命丧于圣诞节前夕。他的上将军衔只能由美国国会追授。 而麦克阿瑟所吹嘘的“圣诞节攻势”彻底化为乌有，反倒是死亡的阴影成为美国士兵收到的“圣诞礼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五次重要战役中，若论哪一次最为精彩，战果最为丰硕，莫过于第二次战役。这场战役不仅是朝鲜战争期间对美军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还被称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在第二次战役打响前，中国领导人对战局的判断逐渐变得乐观起来。 11月13日，那位伟人在总理起草给乔大叔的电报稿上批注：“据我观察，朝鲜的战局是有可能扭转的。” 11月14日，他在新华社编发的《综合各方对朝鲜战争反应》一文上作出批示：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我志愿军入朝反应慌乱，束手无策”； “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袖与人民对中国志愿军抗美作战深感振奋，我国的国际地位因此显着提升，国内民心也大受鼓舞，畏惧美国的情绪大为减弱”。 11月18日，他致电志司，特别强调： “美国、英国和法国对我们束手无策，各国都弥漫着悲观情绪。只要我们的军队再取得几场胜利，消灭数万敌军，国际局势必将发生改变。” 第二次战役发起后，战事进展顺利，中央认为朝鲜战场上已经出现了“我军大举歼灭敌军、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绝佳时机”，并要求志司“激励士气，争取大胜”。 根据当时的形势，“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主要是指如果此次战役能够实现既定的歼敌目标（西线“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歼灭两个美军师及一个南朝鲜师”），将能够迫使美国“知难而退”，从而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尽管最终的实战结果在歼敌数量上未能完全达到预期，但战役本身所产生的战略效应却远远超出了战前的估计。 通过这场战役，中国开战之初的被动局面得以彻底扭转，中朝军民士气高涨，重新点燃了将美军逐出朝鲜半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之光。 中国出兵朝鲜仅一个半月，战场局势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至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已经从鸭绿江边推进至三八线，除了襄阳，三八线以北的朝鲜领土全数收复，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延安两个半岛也已落入中朝军队的掌控。 这一重大胜利，在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前及初期都是难以预料的。 接下来，朝鲜战场的局势将如何演变，战争双方是会在三八线附近停下，还是继续推进，一时间成为局内外人士热议和思考的焦点。 美国决策层围绕着扩大战争、在既定限制下继续作战，还是选择就地停战的问题，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内部和盟国间的讨论。中国方面则面临着是乘势而进，还是见好则止这样一个重要而微妙的战略选择。 从战场局势来看，志愿军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遭遇突袭后，陷入了恐慌，全军上下对战争的前景充满了悲观情绪。 然而，这场战争远未呈现出压倒性的局势。 志愿军入朝后接连奋战，因无法得到充分整补，当部队推进至三八线附近时，战斗和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衣食匮乏，已显露出极度的疲劳状态。 一方是疲惫不堪的部队，另一方则是心怀恐惧的部队，因此，下一场战役无论对哪一方来说，行动都将带有明显的勉强色彩。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次战役的筹备开始展开。 志愿军向南推进，不久便面临是否跨越三八线的抉择。 12月8日，大将军致电北京，针对下一次战役是否越过三八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否跨越三八线的关键应在于越线后能否实现歼灭敌人的目标： 若能消灭美韩军各两个师或给予其致命打击，则“进越三八线，相机夺取汉城”；但如果无法达到上述歼敌目标，即便能够越线，也应暂时不越，以避免增加下一步作战的难度。 为创造越过三八线作战的条件，他还列出了战役准备中需解决的问题，如补充部队兵员、改善后勤补给，以及空军进驻朝鲜境内机场以掩护后方交通线等。 鉴于这些准备工作需要时间，大将军认为，“决战攻势”应推迟到明年3月上旬开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战役12月4日这一天，中朝两军正式成立了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由大将军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中朝部队的作战行动。 第8章 第二次战役(8)深远的政治影响 1950年11月7日——12月24日爆发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积极配合下，在朝鲜北部的地区，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反击作战。 这场战役把我军运动战水平发挥到极致，可谓是大开大合，酣畅淋漓，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大胜利。整个战役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就有2.4万余人。 另外，缴获击毁各类火炮10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0余辆、汽车3000余辆，缴获各型飞机6架。 特别是彻底挫败了麦克阿瑟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狂妄企图，一举将战线向南推进100多公里，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敌占区，沉重打击了“联合国军”的嚣张气焰。 从战役全局的角度看，这是一次从根本上扭转朝鲜战局的决定性战役，战后美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纽约先驱论坛报》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不仅如此，战役的结局令欧洲也感到震惊，这个结果无论如何也与他们的传统想象对接不上，怎么也不明白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何敢于同世界上头号强国较量，并且还能完胜。 在第二次战役尚未结束时，北京已着眼于如何充分利用战役的成果，以争取最有利的军事和政治结局。 11月30日指示：“不要提出过冬休整的口号”，以鼓舞志愿军继续奋战。 12月2日指示：西线各部队调整部署，主力部队向平壤与元山之间转移，以进一步扩大作战成果。 当中央察觉到平壤的敌军出现了“一夜数次惊恐，极度慌乱”的情况时，便立即作出了判断： 敌军“似乎正在准备撤退”，遂命令派遣强有力的侦察部队接近平壤，“进行威慑性侦察，观察敌情并加剧敌方恐慌”； 同时指示：“我志愿军休整五日后，若平壤敌军未撤退，则准备先击败平壤附近的敌军，随后包围平壤，研究攻城策略。若平壤敌军已撤，则向三八线推进。” 当天晚些时候，在“基本确认平壤敌军正在撤退”之后，便指示志司率部队“向平壤进军，伺机收复该地”。 4日新华社电讯：“东西两线的敌军已陷入极度恐慌，急于逃亡。平壤城内的敌军正在疯狂地屠杀百姓，焚毁物资及全城的发电设施，熊熊大火吞噬着整个平壤。朝鲜人民军与我人民志愿军正全力向平壤推进。” 6日新华社电讯：“12月6日下午2时，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正式进入平壤城。” 随后，美军撤退的速度之迅捷、距离之遥远，远远超出了中国领导人及前线指挥的预料。 这段时间里，志愿军的进攻目标、终点和结束时间始终在不断调整和变化，而这些调整和变化往往取决于部队行进的速度和距离。 作为经过长期艰苦战争磨砺的杰出军事家，中国领导人们深知在劣势装备下，与强大敌人优势装备抗衡的艰难，尤其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便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的不易。 两个月前，当志愿军刚刚越过鸭绿江时，大家对与美国军队的较量结果，感到十分不确定。毕竟这是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现代化装备、掌握战场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过德军和日军的世界第一强军。 而且，当时的志愿军连空军力量都没有！ “如果敌机对我方造成的伤亡和干扰过大，导致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那么在我方飞机条件尚未成熟的半年到一年内，我军将面临极为困难的局面。” 然而，仅仅一个半月后，志愿军在极其落后的武器装备和极为恶劣的后勤供应条件下，面对严重的空中威胁，就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这场胜利带来的精神鼓舞作用是巨大的，也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次战役结束时，中央对美军的战斗力，作出了相对低的评价，指出“美国军队的战斗力甚至不如国民党的一些能战部队”。 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的战场表现显得更加糟糕，这进一步让我们坚定了对美军作战的信心，“能不能打”已经不再是问题，接下来要思考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赢得最终胜利。 12月1日，正值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激战之时，苏联向北京发去贺电：“你们的胜利不仅让我和我们的领导同志感到高兴，也让全体苏联人民无比欣喜。” 还表达：“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及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敬意”。 整个苏联社会对中国军队能够凭借如此简陋的武器战胜“联合国军”，深感钦佩。 苏联方面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胜利，与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中的胜利相提并论，认为这次胜利标志着中国军队已经跻身世界强军之列。 这样的评价对中国领导人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反映了苏联这个最为重要的盟友，对朝鲜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寄予了更高的期望。 苏联承诺道：“务必在1951年3月前，迅速完成对中国36个步兵师的全部装备订单，还要立即运送三千辆汽车过去！” 美国人说：“中国的强大军力击碎了美国传统的理想和正义观，美国人或许从未遭受过如此重大的打击与挫折！” 麦克阿瑟则痛苦地意识到，他对中国的认知在一夜之间完全过时了，“必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在全新的局势下，面对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全新强国，进行一场全新的战争！” 对这场胜利最精准的评价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大战略学者罗伯特·奥内尔。 多年后，他在自己的着作《清长之战》中写道：“中国凭借这场胜利，一跃成为一个再也无法被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1950年11月，中国没有在清长战场上取得主导地位，后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必将截然不同。” 这是一场改写世界历史的战役，中国人大胜！ 第9章 第三次战役(1)目标缩小能吃就吃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持续了8天。 志司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很可能演变为一场持久战。尽管中国军队的精神力量和战斗意志十分强大，但由于国力极度贫弱，无法充分发挥。卓越的指挥才能，在美国强大的物质实力面前，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志愿军的各位将领在胜利面前，依然保持着对局势的清醒判断。作为其中一位代表，长期在前线奔波的“旋风司令”韩先楚，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他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源于敌军对我方虚实不明、轻敌冒进的弱点。然而，当敌军开始变得谨慎，甚至高估志愿军的实力时，志愿军绝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或头脑发热。 前线上的韩先楚，亲眼目睹了美军强大的火力，和充足的物资供应，令他感到极大的冲击与震撼。对面的美军直升机频频飞来，不仅运来弹药、食物、睡袋和药品，还能迅速撤走伤员。而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却饥肠辘辘，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在冰天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追击，在冻得坚硬如铁的堑壕中苦苦的坚守，战斗的时候，也只能在雪地上铺一条毯子，趴在上面射击…… 他们的脖子上挂着的一条长长的米袋子，维持日常的供给，而美军一个五公斤的铁盒打开，营养搭配得当，盒子里甚至还准备了香烟、火柴，甚至手纸。 韩先楚称这是美军的“整体国家实力”。 每一位曾经踏上朝鲜战场的中国军人，都深深感受到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的这种“整体国家实力”带来的巨大冲击。正因为亲身经历了朝鲜战争，归国后的将领们无不成为推动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豪言壮语再难让他们失去理智，朝鲜战场让他们对物资与精神力量的对比，产生了深入骨髓的感悟。 言归正传，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了三个攻势战役。 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都是以攻势对抗攻势的反攻行动； 第三次战役则是针对已经做好防御准备的敌人展开的进攻，战役的主要行动形式是攻坚突破并向纵深推进。 这场以疲惫之师对抗惊恐之敌的进攻战役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二次战役西线的主要战斗行动刚刚结束，志愿军总部便开始规划下一个战役的进攻方向和目标。 12月8日13时，志司向西线的6个军发布了开进部署命令： “为挫败美伪军固守三八线的企图，首要任务是消灭伪一师、伪六师、美廿四师和美骑一师，要求在十六日拂晓前抵达战役攻击的准备位置，计划十七日展开战役进攻。”当时确定的攻击目标，直指平壤以南的中和、祥原、遂安一带的敌军。 同日18时，志司向中央军委作出报告： “下一次战役预计可在十八九日展开，预计月底前结束。如果能按计划完成歼敌目标，则会越过三八线，伺机攻占汉城；如果未能实现目标，则将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处停止作战，待明年再战。” 志司焦急地在君子里司令部等待中央的回电。 12月13日，中央的回电终于到了，明确指出：从国际局势来看，必须粉碎美英利用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战的阴谋，必须越过三八线！ 新的战役即将开始，志司将领们内心却充满矛盾：从军事角度来看，战争不宜打，但从政治层面而言却不得不打。在收到指示要越过三八线的电报后，首先表示赞同，随后大家讨论如何越过三八线。 并提出第三次战役中的“稳进方针”——专门打南朝鲜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 志司认为：“我们一定要慎重，做到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之后采取‘稳进’方针。突破即是胜利，千万不要打得太远、太深，否则会有很多困难，对我们不利。歼敌，能歼多少算多少，歼多了更好，歼少了也无妨。总之，突破三八线后，根据情况适可而止。” 12月19日深夜，志司一方面坚定了作战的决心，积极展开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再一次向中央提出建议。这个进谏不仅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 在我看来，朝鲜战争依然将是一场相当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敌军已从进攻态势转为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战场范围缩小，增加了纵深优势，这对他们的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步推进的策略。 要避免过度消耗部队的战斗力，尽管目前形势还未达到极限，但我军已经两个月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整，物资补给也未能及时到位，再加上气候寒冷，这些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在8日的电报中建议暂时不越过三八线作战。收到你13日的复电后，现已遵照指示越线作战。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失败的可能性不大，但攻击受阻、胜利成果不显着的风险依然存在…… 计划先集中四个军歼灭伪军第一师，然后伺机歼灭伪军第六师。如果战役进展顺利，再攻击春川的伪三军团；若形势不利，则适时收兵。 12月21日，中央复电，明确表示完全赞同这个作战思路，指出当前美英军队集中在汉城一带，进攻条件不佳，我军应以伪军为主要打击目标。 从总体战略来看，只要能够消灭全部或大部分伪军，美军将陷入孤立状态，无法在朝鲜长期驻留。如果能够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将更容易解决。关于此次战役，如果战局顺利并能找到足够的粮食，春川、加平、洪川一带可能会有机会歼灭更多的伪军。 并指出，这次战役的主动权掌握在我方手中，因此可以从容不迫地展开战斗，避免让部队过度疲惫。对于适时收兵、适可而止的建议，表示认可，并强调：“如果战斗进展不顺利，就应当及时撤退，转移到合适的地点整顿休息，再伺机作战。这一意见也是正确的。” 二人在战略和战役两个层面达成了对作战方针的共识。 随后，志愿军领导人进行了商讨，并征求各部队的意见，最终敲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方案。与此同时，韩先楚受命前往前线指挥作战，他在对敌情和战场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后，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19日中午12时，他致电志司，提出以春川为中心建立基本战役布局的建议，核心在于尽可能多地歼灭布防在一线的韩军。对于集中在汉城方向的美英军主力，他的建议是先在其侧翼制造威胁，之后视情况再进行侧后方的攻击。 李奇微当时认为，中国军队有可能将其最强的力量集中在第8集团军防线中心的西侧，而在东侧则可能进行次要攻击。 韩先楚提出以春川为主要打击目标，这显然超出了李奇微的预期。 稍后，志司正式发布了作战部署令：西线志愿军将6个军编组为2个突击集团，分别称为左纵队和右纵队。 其中，右纵队由第38、第39、第40、第50军组成，配备了6个炮兵团，负责主攻任务。右纵队由韩先楚统一指挥，计划在永平以西30公里宽的战线进行突破，向议政府方向展开进攻。 左纵队作为辅攻力量，由第42军和第66军组成，并配属了一个炮兵团。由第42军军长吴瑞林和政委周彪共同指挥，他们将在永平以东36公里的正面发起突破，进而向加平和春川方向展开进攻。 志愿军六个军共23万人，以及人民军三个军团共7万余人，浩浩荡荡地向朝鲜南方进发。 与此同时，在大后方，为了确保数十万大军的补给，全中国上下都已全面动员，号召大家务必完成炒面煮肉的生产任务。炒面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便食品，由小麦、大豆、高粱米或玉米按照一定比例炒熟、磨碎并加盐制成。 在打仗的时候，志愿军战士随身挎一根炒面袋，饿了就抓一把炒面塞进嘴里，再就上几口雪，便能继续战斗。这是当时中国军队能够获得的最佳野战食品。这种食用便捷的炒面伴随着战士们取得了无数胜利，大家感激的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然而，炒面作为军队长期的主食是行不通的。负责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回忆道，炒面的含水量很低，长期吃很容易上火，许多战士因此患上口角炎，甚至出现肚胀的情况。另外，炒面营养成分单一，也缺乏维生素，许多战士因为长期吃，甚至患上了夜盲症。 面对这些问题，洪学智不得不集思广益，绞尽脑汁寻求解决方案。最终的办法虽然简单有效，却令人心酸：一是煮松树叶子喝；二是闭着眼喝活蹦乱跳的蝌蚪。 由于国力的孱弱，虽然中国军队英勇善战、堪称举世无双，却依然遭受了诸多艰难困苦。 一直想上前线的洪学智，没有得到批准，被命令把后勤的重任给承担起来。 接连两次战役，都因为后勤问题而遭遇重创，部队中怨声载道。 韩先楚所反映的部队困境更让洪学智寝食难安。他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改善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让前线的将士吃饱穿暖，打败美国人……” 洪学智几乎被逼到了绝境，意识到若要打赢现代化战争，必须彻底改变那种“小米加步枪、仓库设在前方”的传统后勤模式，在他的脑海中，已开始酝酿一场关于中国军队后勤系统的重大变革。 第9章 第三次战役(2)李奇微走马上任了 在朝鲜战场上，沃克与麦克阿瑟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人们私下里热议的话题。麦克阿瑟对这位曾是巴顿麾下、指挥装甲兵团、有着“猛犬”之称的将领沃克并不抱有好感，也缺乏信任。同样，沃克对麦克阿瑟那种自负、傲慢的态度也心存不满。 即便在麦克阿瑟指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威望正如日中天之时，沃克也不甚服气。他认为，仁川的胜利只是表面现象，并未一举歼灭朝鲜人民军主力，至于后面的行动，无论战术上还是战略上，败笔居多。 他认为，美军在匆忙越过三八线时，就已经埋下了众多潜在风险。过了三八线后不顾前方敌情，在东西两线间隙拉大和部队翼侧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贸然突进，更是将美军置于危险境地。 他抱怨说，麦克阿瑟坐在东京的大楼办公室里，对着墙上的地图，向前线发号施令，与战场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脱离战场实际。他在前线根据实际情况所采取的合理措施，却常常因为麦克阿瑟的干预和指责而无法实施。 第8集团军败退后，沃克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挫败感。他私下向亲近的人透露，他认为自己的指挥权被撤销，可能已是早晚的事。 12月3日，沃克下令放弃平壤，将部队全部撤到临津江一线。 这一天，恰是他61岁生日。 第8集团军的撤退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以至于战地记者们纷纷用“沃克飞快地逃跑了”来形容当时的场面。尽管如此，中国军队并未发起追击，这让沃克感到困惑不解。他不确定这是否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还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限制，或者中国军队正在策划一场规模更大的迂回行动。 在12月22日，沃克下达了一项命令，要求摧毁三八线以北的所有即将被遗弃的桥梁和隧道，无论是公路还是铁路。工兵指挥官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询问是否可以仅破坏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而对其他桥梁则只破坏一个桥孔，这样在未来的反攻中，只需进行简单的修复就能重新投入使用。 沃克坚决地回答道：“全部彻底摧毁，无需考虑再次利用的可能性。” 第二天，沃克就因车祸丧生。 12月23日晚，时年五十五岁的美国陆军副总参谋长李奇微中将，接到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的电话，只听到电话里头急切的说：“马特，马上赶到五角大楼开会，出事了，沃克死了。” 此前，参联会与麦克阿瑟有过约定： 一旦沃克出事，其第一接替人为马修·李奇微，第二接替人为范佛里特。 因此，沃克死讯一传到东京，麦克阿瑟就电告参联会，要求李奇微马上到第8集团军上任。 李奇微于1917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当时该校校长正是麦克阿瑟。 在西点军校期间，李奇微军校生展现出成为一名出色职业军官的所有潜质。他仪表堂堂，性格严肃而简朴，并且担任了军校橄榄球队的队长。这一职位并非轻易获得，橄榄球是美国最为狂热的运动，而西点的橄榄球队更是美军的象征，许多曾在这个队长位置上的人最终都成长为陆军的中流砥柱。西点军校的经历为李奇微铺就了辉煌的职业道路。 然而，李奇微对他的校长麦克阿瑟并不十分“感冒”。麦克阿瑟那种“夸大其词、吹嘘自己的恶习”，和“把子虚乌有之事归功于自己的癖好”的习惯，让李奇微对他保持距离。 军人的机会在于战场。 在经历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漫长等待之后，李奇微少尉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担任第82空降师师长的机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空降师作为一种新兴兵种出现时，李奇微将军以其思想的灵活性和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推出了创新战术，超越了大多数美军将领。1943年7月，在西西里岛的登陆战役中，他指挥第82空降师，成功实施了美军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夜间空降行动。 阿登战役期间，担任战略预备队的第18空降军紧急增援前线，为战役的最终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时任军长李奇微遂以战术机敏、行动果断享誉美国陆军。 从那时起不过短短十年，他便升任陆军副参谋长的职务。 李奇微凭借卓越的个人才干证明了自己快速晋升的理由是充分的，他以“坚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指挥能力”在美军中声名远扬。同僚们普遍认为，李奇微终有一天会登上美国陆军权力的顶峰。 在任何国家的军队中，像李奇微这样锋芒毕露、精力充沛，正值上升期的将领，都是最难应付的角色。李奇微来到五角大楼后才得知，麦克阿瑟早在沃克尚在世时，就已将他视作沃克的继任者…… 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不满由来已久，首先，麦克阿瑟这位老将，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对总统的权威和陆军指挥层缺乏应有的尊重。其次，他在朝鲜战争的理念上，与美国政府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在杜鲁门及其亲信们看来，这场战争仅是一场局部冲突，美国的重心应始终放在欧洲，不可能将所有资源投入到远东地区。因此，他们认为在适当时机应当及时收手。 麦克阿瑟则从军人角度出发，极力主张将战争推向更大规模，并且频繁地发表与美国政府立场相悖的言论。最终，杜鲁门总统忍无可忍，决定将他撤职。 在1944年，李奇微便已荣升为三星中将，其资历之深厚不言而喻。加之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卓越表现，由他来接替麦克阿瑟的全部职责显得尤为恰当。事实上，杜鲁门、马歇尔（时任国防部长）、布莱德雷（参联会主席）以及柯林斯（陆军参谋长）或许早已对此有所考虑。 李奇微到任第八集团军是1950年12月26日，仅仅四个多月后就飞往东京接任联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军总司令，明显是有点预谋的。再过一个月以后的1951年5月，李奇微顺理成章晋升陆军四星上将，职衔正式配套，当然，这是后话。 12月26日，李奇微与麦克阿瑟在东京见面，麦克阿瑟明确表态： “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自己作出判断。我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我对你是完全放心的。” 李奇微拜见麦克阿瑟后，立刻离开东京，直接飞往南朝鲜的大邱机场。 历经两次战役，美军在与中国军队的交锋中，对于对方的优势和短板已有了深刻体会。彼时，有两份美军文件曾对此进行过较为详尽的剖析。 其一为志愿军所缴获的第 8 集团军司令部《战斗情况报告第六号》。此报告以参与过军隅里地区作战的美军第 2 师所属 16 个步兵连官兵的口头反馈为依据整理而成，其核心内容在于解析中国军队进攻行动的战术特征，尤为强调了中国军队在侦察、火力运用等方面的薄弱环节。 报告指出，据对美军 16 个连的调查，除 2 个例外，在战斗中遭受攻击的美军阵地，其位置在战前均未被中国军队精准掌控，打的基本都是遭遇战，“敌我双方在最初都颇感意外”。即便那些被中国军队成功攻克的指挥所、炮兵阵地和后方关键设施，也多属偶然，而“并非详细侦察与精心计划的成果”。 在火力方面，据报告所述，中国军队的炮火效力有限，难以对美军构成重大损失，士兵们对此并无畏惧。在战斗中，对美军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精准的机枪火力，而非被过度渲染的手榴弹。 尽管中国军队在近战中倾向于使用手榴弹来解决问题，但其实际战斗效果并不理想。 究其原因，其一，“中国士兵臂力较弱，不适合投掷手榴弹”（据统计，中国士兵在平地从下而上投掷手榴弹的最大距离为 20~25 码（18-22 米））；其二，“手榴弹本身的杀伤作用有限”（美军士兵在战斗中被手榴弹炸伤的情况较多，炸死的情况较少，似乎只有在身体或头部与手榴弹直接接触时才会导致重伤）。 若按照杀伤效果，对中国士兵手中武器的实际威力进行排序，位列首位的是轻机枪，其次是迫击炮（通常口径为 60 毫米），再次是手榴弹、汤姆式手提冲锋枪和步枪。 另一份材料乃是第 8 集团军作战研究室的《关于中国作战状况的评估备忘录》，是以第 1 陆战师于长津湖地区之作战经验为根基所撰写而成的。备忘录明确指出：于长津湖地区，中国军队“从未成功将我军包围，亦未曾将我军任何重要部分予以分隔，更未突破我军整体防御阵线之简易外用攻势”；中国军队各师投入作战后“仿若迅速耗尽其预先储备之物资。因再补给未能及时跟进，彼等之战斗力于当时便不复存在”。 在炮火方面，中国军队6次进攻都得到小型炮兵部队的支援，但每次都不超过2~3门炮，而且炮弹还被限制，只使用数发。他们的主要攻击武器，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以及冲锋枪、步枪和木柄手榴弹。 在设置障碍方面，虽然他们在“最关键的地方，适当地使用了炸药”，并能“用最少的炸药，达到最大的伤害效果”，但由于没有重型的爆破器材，只能对几座小型桥梁造成破坏，而无法用巨石切断整条道路。 备忘录描述了寒冷气候对中国军队造成的严重影响，称“我们发现敌方的许多士兵，在没有被子弹或弹片击中的情况下就死了，是严寒冰冻的牺牲品”。 备忘录还写道： “在反复进攻同一阵地的过程中，他们对火力的运用几乎没有或根本就没有变化，要么由于极其缺乏物资，要么只是缺乏战术素养，当他们扩大进攻，有可能获得局部胜利时，他们有时却停止强夺敌方的阵地。” 以上两个文件，一份出自西线的军隅里，一份出自东线的长津湖，代表了美军一线部队对中国军队作战特点的感性认识。这显示出，经过实战，美军对中国军队的弱点已略有认知，虽然这些认知仅局限于技术和战术层面，尚未上升至战役层级。 然而，就整个美军部队来说，因失败导致的恐慌情绪，此刻仍在不断蔓延，直至李奇微上任时也未能得到扭转。 李奇微着手整顿第八集团军那种精神萎靡的状态。 他首先做的事情是将第八集团军司令部餐桌上那肮脏的床单和盛饭的瓦罐统统扔掉。这个经常接待世界知名人士的司令部，居然用这些破烂东西来招待宾客，足以说明部队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荣誉感。 李奇微是带着“一旦实力允许便立即恢复攻势”的念头进入朝鲜战场的。 接下来，李奇微开始与所有的人和事作对。李奇微对部队的现状感到极度沮丧，第八集团军的士气已然崩溃。士兵对指挥官失去了信任，而指挥官也不再相信自己能赢得战斗。整个部队上下无心恋战，所有人脑子里只想着如何回家。 李奇微决定先给军官们“洗脑”，他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演讲：“每个人都给我听好了，如果美国步兵的先辈们看到第八集团军现在的样子，肯定会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看看中国军队，他们吃的是什么？是生玉米粒和煮黄豆！对你们来说，这接受不了吧？他们一直在夜里行军，他们可以用牛车、骡马甚至人力来运输武器和补给。而我们呢？我们的军队一离开公路就无法作战，不重视夺取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和利用地形，不愿意离开车辆，结果最后一败涂地！” “要牢记你们是步兵，必须有强悍的步行能力！中国军队并非天兵天将，他们和我们一样，依靠双腿和步兵武器作战。他们连架像样的飞机都没有，坦克和大炮数量也少得可怜。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全靠人力畜力运输，这无疑会限制他们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我们第八集团军不能一味采取退却的战术，只要条件允许，就应当展开攻势。当然，进攻必须有条不紊，避免再次犯下分兵冒进的错误。” 李奇微已经看透了志愿军的弱点。 他认为，只要美军不改变对公路的过度依赖，就无法在朝鲜山地战胜拥有上述优势的中国军队。李奇微要求美军放弃舒适的条件，“进山搜寻敌人并将其钳制在阵地上”。 “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 李奇微身着标志性的“酷装”，终日穿梭于前线部队，不辞辛劳地四处视察、监督、激励、打气。然而，整个部队的士气与斗志，绝非数句高亢训话所能激发。沉闷、消极的状况，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扭转。 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李奇微唯有秉持务实之态度，将工作重心置于筹备“抵御中国极有可能于元旦发动的攻势”之上。数日后，志愿军果然发起新一轮攻势，李奇微又将直面整个战线的再度崩溃，进而不得不组织一场新的大规模撤退。对美军来说，最烦恼的莫过于：在长时间里一直无法掌握中国军队的兵力、配置和行动意图。 李奇微到任后视察各个军、师指挥部，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当面到底有多少中国军队，只是在地图上胡乱插上许多小红旗，每面小红旗代表中国军队的一个师。在一份内部情况简报上，李奇微看到地图上标绘的敌情竟是“一个大大的红圈，圈内潦草地写着一行数字——17.4万”。 沃克生前估计，中国军队下一个攻势可能在圣诞节(12月25日)发起。 李奇微是在平安夜那天上任的，他预测，中国军队的攻势“肯定要在元旦发起”。 对于中朝军队的兵力，当时美军估算为44万人，其中，中国21个师差不多27万人，北朝鲜军队12个师，加上在南朝鲜的游击部队，共计约16万人。除此之外，估计还有65万人集结在中国东北，另有25万人的军队正从中国各地向东北集中。 而“联合国军”总兵力共约36.5万人，地面作战力量只有25万人，其中美军10万人，韩军14万人，其他国家1万人。 李奇微认为： 虽然中朝军队在数量上超过“联合国军”，但美军炮兵和坦克力量更强，并且掌握着制空权；虽然无法阻止中朝军队的夜间进攻，但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对其加以打击： “在夜间收缩部队，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了白天，再以步坦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 他要求：“在周密地勘察并精心构筑后方阵地之后,再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 他指示：“不允许丢下任何部队让敌人压垮和消灭；要奋力解救被切断的部队，除非主要指挥官本人确认，解救这些部队会损失同样多的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 当他发现一位军长在给一位师长的指示中，有“不惜一切代价”扼守某个阵地的内容时，马上下令把这段话勾掉。 他说：只有集团军司令本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除非他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决不要下达死守阵地这样的命令”。 李奇微有在朝鲜打下去的决心和自信，同时也担心“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 他强烈要求，“如果作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严防走漏风声”。 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李承晚政府提供的数万名劳工，在可能后撤的地区大力构筑阵地，在距前沿远达300多公里的深远后方,构筑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地域，命名为“戴维斯防线”。 到12月底，第8集团军已在预定防御地区形成了“一条从临津江到三八线的总战线”。 除严重受损的4个美军师（第1陆战师和第2、第3、第7师)分别在三七线以南的堤川和大邱、釜山地区休整补充外，其他部队均已到达议政府至汉城以南的机动位置。 第一线展开韩军8个师和土耳其旅，由西至东分别为：韩军第1师，土耳其旅，韩军第6、第2、第5、第8、第3、第9师和首都师。 美军第1骑兵师和第24、第25师，英军第27旅为第二梯队。 这一部署的特点是，韩军位于一线，美英军退居二线，大部集结于汉城周围及汉江南北交通要道上，摆出了一个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随时按计划后退的姿势。 李奇微指示，要为配置在最危险地段上的美军第1军和第9军专门制订后撤计划，事先明确这两个军撤退时组织协同的有关事项，同时，在汉江架设了供撤退用的舟桥。 后来的实战表明，李奇微确定的部署和采取的作战方针，对于发挥美军作战优势，利用和扩大志愿军方面固有的弱点，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联合国军”防线逐次后移，进攻中的志愿军部队在后勤补给方面遇到的困难将越来越大，以致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一时间和空间达到进攻的顶点。 在李奇微眼中，坚守三八线前沿，涵盖汉城地区，并无过多战略意义可言；所谓的汉江天险，在江面封冻之际亦不会有太大战术价值；而汉江以南五十公里处的三七线一带，乃是半岛南部最为狭窄之处（所谓“第二蜂腰部”），沿小白山山脉北麓尚有东西走向之路可供利用，乃是“联合国军”稳固防线、由守转攻的理想阵地。 即使在当前位置无法立足，联合国军仍有可能继续向南撤退，利用锦江、小白山脉和洛东江等天然屏障，他们将拥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度。应当说，李奇微对于中国军队进攻作战的特点和规律的掌握，有着深刻的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其前任所难以企及的。 他所实施的策略和措施，不仅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而且非常实用。这似乎预示着中美两国军队之间的竞争将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军队的强项和优势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制约，而其弱点和不足则可能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 后续的战斗将会愈发艰难。 第9章 第三次战役(3)作战计划精细之极 按麦克阿瑟12月8日命令确定的防线，李奇微部署从临津江到三八线的总战线。 在这条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纵深60公里的总战线上，设置了两道基本防线。 第一道防线(a线)西起临津江口，东经栗古里、龙绍洞、背后岭、芳东里，沿三八线到东海岸的襄阳。 第二道防线(b线)在第一道防线南边60公里处，西起高阳，东经议政府、加平、自隐里至东海岸的冬德里。 为了加大防御纵深，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北纬37°线，还准备了c、d、e三道机动防线，由南韩抽调大批民工进行构筑。 c线从永登浦沿汉江南岸，经杨平、横城至东海岸的江陵； d线从水原经利川、原州、平昌至三陟； e线沿北纬37°线，从平泽经忠州至三陟。 为了不退回到釜山，李奇微还指定工兵出身的加里森·戴维森准将，在靠近釜山地区设置一道防线，即原来的洛东江防线，以保卫釜山港地区。此地构筑了大部分堑壕体系、炮兵阵地，还设置了大量的铁丝网。 此时，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的地面部队总兵力为36.5万人，其中作战兵力25万人，美第10军统归美第8集团军指挥。 美第10军（指挥美陆战第1师、美第7师和美第3师）在大丘、釜山地区，美第2师主力在37°线以北的堤川休整。 第一线展开8个南韩师，及美英军主力在议政府至汉城以南的机动位置，具体部署由西至东： 美第1军指挥2个师加3个旅： 第一梯队，南韩第1师防守临津江口至舟月里地段，土耳其旅防守汉城以西盐河口至金浦地段； 第二梯队，美第25师、英第29旅、英第27旅分别在汉城西北高阳及汉江南岸安养里和水原地域。 美第9军指挥3个师： 第一梯队，南韩第6师防守舟月里至梁文里地段； 第二梯队美第24师、美骑兵第1师分别在议政府、抱川及汉城以东雌马场里、金谷里、道谷里地域。 南韩第3军团指挥3个师： 南韩第2师防守梁文里至榻豆郁地段， 南韩第5师防守榻豆郁至背后岭地段， 南韩第8师防守庆云山至揪田里地段。 南韩第2军团指挥2个师： 南韩第3师，防守揪田里、甲屯里地段 南韩第7师位于春川、横城地区，作为韩国陆军本部预备队 南韩第1军团指挥2个师： 南韩第9师防守甲屯里至道采洞地段 南韩首都师防守道采洞至东海岸地段 另美第2师主力在堤川，一部在洪川；美空降第187团在军浦场，为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 联合国军的部署特点是南韩军队守第一线，美英军守第二线，且大部分集结于汉城周围及汉江南北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摆出能攻能守的态势。 12月19日，韩先楚奉命到一线指挥作战，在对敌情和战场形势作了深入分析后，建议： 第 38 军须经涟川东径直挺进加平，围剿该地之敌，切断春川伪军与汉城的联系。得手后，派遣一个师向春川发起攻击，主力则集结于加平及西北地区； 第 39 军经由涟川向春川南部挺进，迅速占领洪川，截断伪军南逃退路，随后再派遣一个师向春川进发； 第 40 军朝加平进攻，若遇敌增援，则与第 38、第 39 军协同作战，“以三个军的主力将其歼灭”； 第 42 军抵达华川及其以南地区； 第 66 军经平康至春川东南部，对春川之敌实施包围； 第 50 军向东豆川地区挺进； 朝鲜人民军第 1 军团向开城、汶山进军，与第 50 军共同控制并威慑汉城之敌，配合东面作战；人民军第 3、第 5 军团迅速向荣州、原州挺进。 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一带的防御部署，以华川-春川-原州的中央公路（29 号公路）为界，该线以东全部由韩军负责防守，以西则是美军第 1、第 9 军的责任区域，然而其一线防御也主要由这两个军所属的两个韩军师（第 1、第 6 师）承担。 韩先楚提议构建以春川为核心的基本战役布局，尽可能多地歼灭在一线布防的韩军。 对于集中于汉城方向的美英军主力，他的意见是先在其侧翼形成“威胁”之势，下一步再视情施以侧后攻击。 据美军战史记载： 李奇微当时判断，中国军队可能将其最强的力量集中在第8集团军防线中心地域的西侧，这预示着主要进攻将来自穿过元山至汉城走廊的33号和3号公路；而在它的东面，可能实施次要攻击，或者是在西南方向经由春川至汉城的轴线，或者是向南经由29号公路，穿过春川和原州，企图侧翼包围汉城上方的第1军和第9军。 韩先楚建议以打春川为重点，显然超出了李奇微预计的范围。 12月22日，针对敌情变化，志司正式下达作战部署令：以歼灭临津江东岸迄北汉江西岸地区一线布防的南韩第1、第6、第2师及第5师一部为目的，进攻部署如下： 西线志愿军6个军编组为2个突击集团，当时称作左纵队和右纵队。 右纵队由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50军组成，配属炮兵第1师全部和炮兵第8师共6个炮兵团，担任主攻，由韩先楚统一指挥，在永平以西，宽30公里的正面一字排开，实施突破，朝议政府方向发展进攻。首先集中3个主力军歼灭南韩第6师，再歼南韩第1师，得手后以抱川、纸杏里、黾岩里为目标扩大战果，具体方案由韩先楚部署。 以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一部在海州警戒，主力由开城地区向汶山的正面佯攻，钳制汶山敌人，配合志愿军作战。 左纵队担任辅攻，由第42、第66军组成，配属1个炮兵团，由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统一指挥，在永平以东宽36公里的正面实施突破，向加平、春川方向发展进攻。以5个师兵力担任进攻东起春川西北40里的马坪里、西至永平地区的南韩第2师及第5师一部，首先集中兵力消灭永平至迄龙沼洞地区的南韩第2师1~2个团，得手后再向东逐次歼击。 以志愿军第66军1个师由华川南渡北汉江，向春川以北地区积极运动，钳制该敌，配合主力作战。该师与杨口、麟蹄的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密切联系，策应人民军该两军团南进攻击，得手后以加平、龙上里、清平里为日标扩张战果，切断春川、汉城交通。 第三次战役的主要战场，位于三八线以南、汉江以北、临津江以东、北汉江以西的区域。该地区东西两侧被江河阻隔，前方有高山作为屏障，形成了一个口小底大的袋状地形，易守难攻。 从三八线向南延伸，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条是京元公路上的议政府走廊，另一条是从华川经春川、洪川通往原州的中央公路。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南进的路线，大致沿着这两条主要通道展开。美军认为，这条路线与半年前人民军南下进攻的路线大体相同。 志司在分析战场的地形特点及敌军部署时指出： 从战术角度来看，临津江自东北流向西南，沿着涟川与汶山之间，成为敌军天然的侧翼依托。春川位于北汉江与昭阳江的汇合处，而从春川到加平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供发电用)。 涟川至春川一带（位于北纬三十七度五十二分五秒之间）是南北的分水岭，地势狭窄，山川交错，两翼依靠大江，构成了一个良好的防御区域，是汉城北部的重要屏障。如果有较强部队防守，这里将很难攻占。 然而，当前该地由伪军一师和六师驻守，这两支部队之前已两次失败，新兵居多，预计攻克难度不大。杨口、麟蹄以南，原州、平昌以北的地区是一片大山区，尽管有南北走向的道路，但由于山高谷深，地势极为险峻，物资供应也困难，大规模部队的调动和展开十分不易。 志司将此次进攻的主战场设在汉城以北，重点突破临津江，正是基于对该地区地形和“联合国军”布防特点的充分考量。志愿军三个主力军从中央战线并肩实施主要突击，同时志愿军一个军和人民军一个军团在右翼策应，以强击弱，不难实现战役突破。 而在东部山区，由于地形复杂，大部队迂回展开困难，因此只能作为辅助方向，志愿军两个军和人民军两个军团分路突进，能推进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不再进行大规模向西的迂回行动。 如果战况顺利发展，第66军或第42军可占领春川、洪川，人民军部分部队则可占领襄阳、江陵，进而控制东海岸山区，便于粮食和弹药的运储，为春季攻势做好准备。 12月27日，韩先楚接到志司的通报，得知抱川地区有美军一个团。同时，侦察报告显示，在永平以东、以南，抱川至议政府一线附近，发现了美军的炮兵阵地和守备力量。 为应对这一情况，韩先楚当天对第38军的部署进行了调整，明确要求该军“在歼灭伪六师后，再围歼抱川之敌，同时防备抱川敌军的西援”。 议政府是汉城外围的一座小城，现今人口仅有十四五万，因古代李氏朝鲜在此设置议政府而得名。从军事角度来看，这座城市的战略意义在于控制揪哥岭地沟带的入口，成为防卫汉城的要塞之一。 从汉城经由议政府向北，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条途经东豆川里，经涟川和市边里，最终通向平壤（33号公路）；另一条经过抱川，途经金化和平康，通往元山（3号公路）。议政府正位于这两条南北要道的交汇点。道峰山、水落山、天宝山等群山环绕其周围，为这座重要的军事重镇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韩先楚遵循志司的意图，将主攻方向定在东豆川里至议政府一线。然而，当他察觉到美军在抱川一带部署时，依然保持高度谨慎，不仅迅速调动兵力进行监视，还建议左纵队与其协同作战，准备实施截击和围歼。 从志司与韩先楚之间的往来文电中可以看出，志司将主要作战方向的指挥全权交由韩先楚负责。韩先楚则依据确定的战役方针，对右纵队4个军的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并对左纵队2个军的行动提出了建议，展现出高度的主动性与灵活性。 韩先楚认为，此次战役面对的是已有防御准备、阵势齐整的敌军，因此进攻必须做好充足准备。只有当后续部队全部集结完毕，经过必要的休整，协调组织妥当，并调整好进攻的时机与阵地，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战的威力。因此，他强调，各军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积极性和责任感，积极思考对策，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敌人。 12月28日，韩先楚以志愿军司令部前线指挥部的名义发布了第三次战役的战术思想指示。 该指示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此次战役的战术指导思想： “口子不宜张大，不要到处抓着敌人吃不下，必求全胜，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层层包围敌一点或一股，将其干脆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增援，集结主力求得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 12月29日11时，韩先楚发出电令，再次明确总攻开始时间及有关协同事项： 突破三八线，歼灭伪6师，作战二天，于三十一日黄昏开始总攻。 38、39军统应于31日16时40分炮兵开始射击，17时步兵开始总攻。 40军应于31日20时开始攻击（炮兵可在黄昏时，每连以一门炮试射二三发即停射，以便夜间能准确掩护步兵攻击)。步炮协同，通联，共同看地形，确定突破及射击目标，互架电话。 步兵突破后，炮兵以一部火力过临津江，支援步兵纵深作战，江无法通过应将炮火尽量前移。我随四十军指，突破时在仙游洞（涟川西）。 韩先楚认为，这次战役的攻击对象是已经摆好了阵势的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准备必须充分，要等到后续部队全部到齐，并作必要休息，组织好协同，调整好位置和时间后，方能充分发挥作战威力。 为此，他“要求各军要有高度的政治积极性、责任心，多想办法，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由此可见，在发起第三次战役前，志愿军总部不仅对战役的部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持续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也加强了对部队行动的战术指导，尤其关注关键性的战术环节。 相比前两次战役，此次指挥与筹划的精细程度更为突出。 这是由于部队在前两次战役中积累了丰富的对美军和韩军作战经验，为更高层次的总结和提炼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并为更广泛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另外，尽管此次战役的发起显得有些勉强，但整体上仍属于有备而来的主动出击，且准备时间相较前两次战役更为充裕（各部队进入进攻位置有4天或更长的时间），这使得战役的计划性得以增强，也使对作战问题的研究和准备更加细致周密。 在第二次战役中虽然歼敌约3.6万人，但我志愿军也伤亡减员4万多人。其中志愿军第9兵团因在第二次战役中冻伤亡较大，集结在咸兴地区休整。 此时，志愿军在第一线的6个军约23万余人，朝鲜人民军在第一线的3个军团约为7.5万余人。第一线兵力共约30万余人。 至12月30日，各军全部完成战役展开。战役达成了突然性，特别是志愿军第39军116师，将7500人的突击部队及70门火炮隐蔽一天一夜未被敌人发现。 1950年12月31日17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按照预定计划，经过短促的炮火准备之后，在1951年元旦即将来临之际，向联合国军的三八线防御阵地发起进攻。 第9章 第三次战役(4)临津江突破打满分 李奇微走马上任之后，按照“保存力量、逐次防御”的方针，迅速在三八线以南地区，构筑了两道基本防线，同时在第二道基本防线和三七线之间，还部署了三道机动防线。 从战场局势来看，美军第一基本防线的西段是临津江一线，只要志愿军突破了临津江，那么汉城就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因此，敌人在临津江一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临津江防线建成之后，被南朝鲜军称之为“固若金汤的防线”。李奇微在视察之后，也夸赞说是“铜墙铁壁的临津江”。 1950年12月31日傍晚，中朝军队在约200公里宽的正面上，从西边临津江畔的高浪浦里，到东边昭阳江畔的麟蹄，对“联合国军”三八线防御阵地，发起了全面进攻。 这场战役是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后，志愿军与人民军在统一指挥下首次共同进行的战略性进攻行动。将总攻选在这个时间点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眼下正是年末时分，圣诞节刚刚过去，而元旦又近在眼前，两者之间仅隔一周。连续的节日气氛往往让人放松警惕，而此时发动进攻，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另外，这也是志愿军为了实施“月夜攻势”而做出的选择。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拥有压倒性的制空权，白天的空中威胁尤其严峻，因此志愿军只能在夜晚进行作战行动，尤其是在月光明亮的夜晚。此前的两次战役，都是在满月之夜发起的。 第一次战役于10月25日发起，恰逢农历九月十五； 第二次战役则在11月25日展开，正是农历十月十六； 两次战役的日期，都是当月月亮最圆的日子。 第三次战役发起于农历十一月二十三，尽管已错过了满月之夜，但后半夜仍可借助半轮明月。七天后，战役进入尾声时，进入完全不见月光的朔日。 在联合国军的基本防线上，驻守着美军的第1和第9军以及韩军的第1、第2和第3军团，整体兵力相对有限，尤其是部署在第一道防线（a线）的八个韩军师，战斗力尤为薄弱。 韩国战史对这条沿三八线设置的联合国军基本防线，作出了如下评述：整个战线长达220公里，都是山岳地带。 在战争中精疲力竭的第一线各师，各担负宽达20-30公里防御正面，各师以连、排为单位占领据，点式阵地，编成主抵抗线，但没有强大的预备队，阵地纵深也很浅，因此，万一某一点被突破，整个防线就有崩溃的危险。 志愿军前线共投入了6个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50军、第66军），总计约23万人。再加上人民军的3个军团（第1军团、第2军团、第5军团）共7.5万人，参战兵力超过了30万。 右集团（右纵队）四个军的攻击顺序如下： 位于左右两翼的第38、第39军于16时40分开始炮火准备，30分钟后步兵发起攻击；位于中央的第40军和战线西端的第50军稍后行动。采取两翼迂回与中间攻击相结合的战法，首先从左右两翼突破，接着向侧后迂回；正面部队抓住敌人，在迂回部队截断敌人退路后，与之配合实现围歼。 这正是韩先楚所提到的： “正面部队不宜投入过多兵力，也不宜发动过于急躁的进攻，必须严密监视并牢牢牵制住当前的敌人；等到迂回部队抵达后，再与其协同展开攻击（无论是战役还是战术层面都是这样）。” 右翼突破的主力部队是第39军，正面迎战的是驻守在临津江南岸的韩军第1师。临津江源自太白山脉的西坡，河流自东北向西南流淌。 从涟川以西到高浪浦里，这段江流蜿蜒曲折，沿着三八线附近穿行，最后在汶山西南汇入汉江，再向西流入大海。临津江的下游距离汉城75公里，江面宽度在60至170米之间。 第39军突破的区域，南起新垡，北至土井，正好是临津江穿过三八线的那一段。这里正面狭窄，沿江多为陡峭悬崖。 在战前的预估中，计划在进攻发起后，第一夜突进8公里，展开5个团的兵力。从这一部署来看，第39军此次作战既重视歼灭敌人，又兼顾阻挡援军。 军长吴信泉认为，能否完成这两个目标，不仅对左右两翼——左邻第40军、右邻第50军的行动至关重要，还将对整个战役的整体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 当面守敌为战斗力较强的韩伪1师。 在表现一片惨淡的韩军之中，伪1师一直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朝鲜战争打到现在，伪1师不仅从未遭受过太大的打击（除了最开始在汉城被自家人炸了后路那次），而且还是第一个攻进平壤的联合国军。 伪1师的师长白善烨毫无疑问是韩军中的最强指挥官，在第二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包括美军大多抵挡不住志愿军的冲击，白善烨却能指挥南1师跟当面的66军打得有来有回，最后几乎毫发无损地安然撤走，导致66军未能完成突破包围的任务。 美国顾问曾经如此评价：“伪1师的战斗力可以跟美军媲美。” 鉴于过往的优异战绩，白善烨本人对自己的部队有着充足的信心，他在临津江边摆好阵势，决定死守首都防线。 伪1师下辖3个团，并由美军加强三个炮兵营，在临江一线设防，修筑了层层防御工事，筑成了纵深9公里的三道防御阵地，构成完整的工事障碍和火力配系，正在以逸待劳，依托险峻地形固守。 守军基本阵地以支撑点相依托组织防御，除沿江陡岸有一遒连续堑壕，每个高地均设堑壕、隐蔽部和土木质发射点。营防御地域内还有3~4道通往后方的交通壕。 临津江南岸敌前沿阵地设有铁丝网2~3道，沿江两岸均埋设反步兵地雷，在车辆易通行地段布设混合布雷场，主要渡口构筑了明暗地堡群，火力强大。 在江对岸两三公里处，有两个高地（147.7高地和182.0高地，分别位于积城的东西两侧），如同两把铁锁，牢牢控制着通往纵深的公路通道。 不过，这一次南1师遇见的对手，跟以前有点不同。突破临津江的先头部队是我志愿军第39军116师。 如果说112师是38军的王牌，那么116师就是39军的王牌。112师是全军闻名靠打出来的精锐，116师也是靠入朝作战五次战役实打实打出来的精锐，被称为志愿军第一王牌。 116师的前身是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最终在解放战争中成为四野36个师中，公认的最能打的第5师。 5师是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攻、猛追”闻名，被称为“三猛部队”，善于运动野战，攻击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的头等主力师。四野最有个性的传奇虎将，敢指挥林总的钟伟将军就出自5师。 5师改编后的番号即为第39军116师，他们在突破临津江时创造了战术奇迹。 师长汪洋是抗战时期参军报国的知识分子，抗战干部中能升到他这个级别的并不多，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儒将。而政委石瑛则是四野着名的虎将，走到哪里都要掌握全局，宁愿不当副军长也要担任师政委。 这两个人非常合得来，配合默契，带出了一支能征惯战的钢铁雄师。 战役发起之前，这两位沙场宿将率领团以上指挥员，在冷气逼人的茫茫雪地里爬来爬去，对元堂里到石湖全长约65公里的预定突破地点，进行了长时间反复勘察，为即将到来的大战选择最佳突破口。 汪洋发现，预定突破的地段可根据地形分为东西两部分，各有其优缺点：西段从元堂里到戊浦段，位于临津江的大转弯处，江岸向北弯曲，形成一个明显的突出部，使得敌军的防御侧翼暴露。此外，江面宽阔、水深较浅，地势相对平坦，是进行江河进攻作战的理想位置。 朝鲜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正是在这一地区成功渡过了临津江。 由于进攻方具备显着优势，该区域自然而然也成为敌军防御的重点，防御工事也极其坚固。然而，该地段两岸地势较为平坦，在敌方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既不利于部队隐蔽行动，也不利于突破江防后向纵深推进。因此，汪洋认为这里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部署地点。 新岱至土井段的东段，临津江向南蜿蜒，敌军的两翼火力因此能够形成交叉封锁，两岸地形起伏不平，南岸则是高达10米的悬崖。这些表面上似乎不利的因素，反而让敌人低估了该地段的防御，导致其在兵力和工事上均比西段更加薄弱。 此外，江北岸为小起伏的地形，几条自然沟与临津江大致平行，沟深约1.5至1.7米，稍作改造便能成为部队隐蔽的理想地点。再者，地势也较高，有三处高地能够俯瞰敌军的主要阵地，此外还有部分松林，有利于兵力及物资的隐蔽布置。 回到部队后，两人心里已经有了打算，经过商议，决定兵行险招，将目标定在临津江向敌方弯曲、易守难攻的东段区域。当他们向39军军长吴信泉汇报作战方案时，提出的理由是：不仅我们清楚这一地区对我军不利，敌人也同样知道，因此防守必然会有所松懈。 两人还向吴信泉汇报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决定：他们计划提前一天一夜行动，将7500名士兵和70门火炮，悄然埋伏在距离敌人阵地前沿仅150至300米的区域。借助丘陵、山包、雨裂沟等天然地形，隐蔽修建工事和掩蔽部。 吴信泉军长一向善于出奇制胜，但这个作战方案还是让他感到出乎意料。按照他最初的战役部署，是让包括116师在内的两个师协同作战，这样可以确保顺利突破临津江。 然而，汪洋认为，临津江两岸的地形狭窄，不利于大部队展开攻势，因此他主动建议让116师独立承担主攻任务，负责突破临津江防线。在突破之后，117师作为二梯队投入战斗，进一步加强纵深攻击。 没料到这两位得力干将竟完全否定了军中的作战计划，准备采取险招，力求出奇制胜。 吴信泉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决定将军部下属的两个炮兵团全部配属给116师。 根据西集团的命令，原定于12月31日17时发起总攻。然而，夜幕已逐渐降临，不利于炮兵瞄准射击，可能会影响炮击的效果。如果提前发动，总能见度会有所改善，但敌方空军活动频繁，贸然进攻恐怕会损失惨重。 为此，师长汪洋召集炮兵主任和作战科长，要求他们利用一周时间，反复核实日落时间和敌机离开阵地上空的时间。最终确认日落时间为17时03分，敌机离开的时间为16时40分。两者之间有23分钟的间隔，既没有敌机干扰，能见度也很理想。于是汪洋建议将总攻时间提前20分钟，定在16时40分。 该建议上报后，迅速获得了批准。 为了避免敌人察觉进攻出发阵地，116师率先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他们派出116师348团，连续十天在高浪浦西段的破袭阵地正面，发起猛烈佯攻，成功分散并迷惑了敌军的注意力。 由于敌方掌握了制空权，一旦我们的作战意图被暴露，后果将极其严重。 116师决定将江北岸的一条自然沟壑，改造为隐蔽的出发阵地，安排一梯队提前潜入。经过一天的潜伏，计划在攻击日的黄昏发动进攻。可是这次作业面临敌军航空兵低空侦察的严峻挑战，整个白天，敌机都在上空盘旋。 因此，无论是开挖作业本身，还是对原有地形地貌的破坏，甚至挖掘出的土石的处理，都不能暴露战役意图。开工时间的选择尤为关键，过早施工增加暴露风险，过晚则可能影响战役的顺利发起。 经过精确计算，决定在进攻发起前三天，组织全师半数兵力进行土工作业。 从29日开始，到30日晚间结束，116师在距离敌人150至300米的区域内，宽约2500米、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构筑了316个隐蔽部（其中包括25个伤员隐蔽部）、3000个防炮洞、18个营团指挥所、50个弹药器材储藏室以及80个炮兵发射阵地，能够容纳7500名士兵和80余门火炮。 整个阵地都位于地下，地面上看不到任何人或物，地貌保持原状。时值隆冬，地面冻硬如石，部队缺乏施工工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土方工程，堪称奇迹。 吴信泉下达命令：“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凡是暴露目标者，一律以战场最高纪律处理。” 他打电话对汪洋说：“这是死命令，必须确保所有人都清楚。” 为此，116师制定了严苛的潜伏纪律，明确规定凡是暴露目标或泄露机密者，一律处以极刑。此外，阵地周围1000米以内的电线、车辙印和脚印等痕迹均被白雪覆盖，交通壕内则插上稻草并铺上一层薄雪，白天严禁任何人员、车辆或马匹活动。 在隐蔽潜伏的阶段，部队规定每天必须确保供应两顿热食，尤其是在发动进攻前要吃热饭、喝热汤，并增加油脂和肉类食品的摄入，以提高御寒能力。 而且各连炊事班都在拂晓、黄昏或者夜晚，利用民房挡好门窗或散烟灶制作熟食，通过交通壕将热饭热汤送到各班，既保证了热食供应，又防止了暴露目标。 116师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东段南岸的悬崖。 如果部队渡江后未能迅速掌控悬崖顶部的防御阵地，那么江面和河滩上的志愿军战士，将成为敌军炮兵与航空兵火力的首要目标。 为此，汪洋连续三天匍匐在江岸前沿阵地，仔细观察悬崖的每一个细节，从上至下、从左到右。他注意到，这片悬崖并非坚不可摧，其表面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长短各异、高低不同的雨水冲刷出的裂沟，这些天然形成的“台阶”可以为部队攀爬时所利用。 116师随即组织各团对悬崖进行了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最终确定了突击连可以利用的四条攀爬路线。其中三条是由天然雨裂沟相连形成的，另一条则是敌人取水时所使用的小路。然而，守军对这条小路极为重视，不仅在两侧布满了地雷，仅留出可供两三人并行的狭窄通道，还在路面浇水结冰，极大地增加了攀爬的难度。 116师最终想出了应对之策，在总攻发起后，一方面集中迫击炮，对小路进行猛烈轰炸，引爆路旁的地雷，另一方面在冰面上炸出弹坑，为突击连开辟前进的道路。 接着，116师广泛开展军事民主，号召战士们通过“提问题，想办法”的方式，讨论完成任务可能遇到的难题及其应对措施。官兵们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 有的战士提出，可以用雨布改造成“水袜子”，解决徒步涉水时的防水问题； 有的建议，用草绳绑在鞋底，或在梯子上绑草捆，以防止攀爬时滑倒； 还有人提议，用凡士林和猪油涂抹手脚，以防止冻伤； 工兵们则提出，可以提前潜渡江河，剪开铁丝网并拆除部分地雷引信，待总攻开始后，再用炮火进行轰击，进一步清除障碍。准备工作甚至精细到派人探查各处江水的深度，对于有冰凌的江面，还特意带回冰块查验其厚度。 在临战前，第一梯队的各级干部骨干，从班长到团长，连续三晚展开抵近侦察，进一步熟悉地形和敌情，确保每个战斗小组都明确自身的任务，甚至详细到梯子应架设在什么位置，以及从什么地方攀爬悬崖这种细节。 12月30日，恰逢进攻前一天，第116师的突击部队，包括配属的炮兵在内，共由7个步兵营、7个山炮、野炮和榴弹炮营、8个团属步兵炮连，以及整个师团指挥机关组成，借助夜幕的掩护，悄无声息地隐蔽抵达了进攻出发地。 在美军看来，志愿军的炮兵火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并不代表志愿军没有运用火炮的能力。志愿军深知，充分发挥有限的炮兵火力，是迅速攻破敌人坚固防线的关键所在。 临津江战役，正是志愿军入朝后，火炮集结最为密集的一场战斗。 在战前，师炮兵营营长杜博担任师炮兵主任，负责协助组织指挥全师炮兵的使用及协同计划。他的指挥着师里配属的军队炮兵团，共计86门各种火炮。 杜博深刻领会了师首长的作战意图，将观测到的敌方火力点和障碍物标上编号，绘制成“实景图”，并计算出射击参数，然后将任务分配给具体的火炮。为了确保射击精确并成功打开突破口，他根据日落时间、我军火炮数量和弹药储备，详细制定了炮火准备程序和射击时序。 根据计划，炮火支援共消耗3880发炮弹，其中炮火准备阶段发射2260发，支援突击部队冲击阶段发射1330发，纵深战斗阶段发射290发。 实战结果显示，这一程序和时间安排异常周密、严谨且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对炮弹消耗的预测非常准确，实际只发射了3669发炮弹便顺利完成了预定的炮火支援任务。 31日凌晨，临津江畔突降大雪，两岸瞬间银装素裹，整个大地仿佛披上了一层天然的伪装，为116师进攻的出发阵地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一梯队的突击部队因此更加隐蔽，潜伏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大雪彻底覆盖了所有进入阵地的痕迹，地面上不见一人、一枪、一炮、一马，甚至连一根电话线的踪影都没有。天亮后，敌军飞机在低空盘旋侦察了一整天，却毫无所获。这无疑再一次创造了奇迹。 12月31日这天，李奇微亲自乘坐飞机进行了一次低空巡视，但当他俯瞰临津江北岸的各个村庄和道路时，丝毫没有察觉到志愿军即将展开攻势的任何迹象。 为了吸引临津江对岸守军的注意，吴信泉命令驻守在高浪浦里的第115师用少量兵力进行牵制，就算暴露在敌军炮火下，也要通过局部的牺牲，换取整体的胜利。 在这次战斗中，鉴于一线部队获得了大量炮兵增援，第116师在作战准备阶段特别强调步兵与炮兵的协同作战。 增援的炮兵与师属炮兵被重新编组为三个炮兵群，其中两个炮兵群部署在前线，负责直接瞄准射击，支援第一梯队的两个团突破敌军前沿；而师炮兵群则位于二线，主要任务是压制敌方炮兵，并支援纵深作战。 12月31日下午16时40分，汪洋师长通过电话联络系统发布了总攻命令，随即展开炮火准备。34门直瞄火炮采用“重复射击”方式，对敌军正面2公里范围内的40个火力点，进行了毁灭性打击，摧毁了敌军前沿80%的目标。 率先冲出阵地的是扫雷班——第346团第4连3班。班长张财书战前在决心书上写道：“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排雷任务。钩子断了，用手拉；手断了，用脚踢；脚断了，用身子滚也要为突击部队开辟一条通道！” 张财书比冲锋部队早20分钟出发。他只有20分钟，这个时间是炮火准备和步兵冲击之间的短暂一瞬，他要在这个瞬间尽可能多地扫除冲击部队将要经过的道路上的地雷。 由张财书、赵振海、金玉山组成的扫雷小组，每人手持一根一丈多长的木杆，冲下了山坡，立刻受到对岸密集的机枪子弹的拦截。三个人不顾一切地冲过60米长的开阔地，一头扑倒在一个沙丘上，没有伤亡。 张财书在沙丘上探头看去，江边一片平展的沙滩就是敌人的雷区。这里是突破口，部队马上就要从这片沙滩上冲过去。正因为是突破口，所以没有事先在这里扫雷，怕的是暴露突破的位置。 一个小凹地是白天侦察好的。张财书滚到凹地里，把长长的扫雷杆伸出去。 这根扫雷杆的顶端有个钩子，钩住前面连接地雷的钢丝，一扭，几颗地雷一起爆炸了，沙石飞进。硝烟和沙土落下之后，张财书刚要往前爬，发现扫雷杆被炸断了。 他急促地爬了回来，看见赵振海正趴在金玉山的身上大声地喊着什么。金玉山被机枪子弹击中，牺牲了…… 张财书抓起金玉山留下的扫雷杆再次冲上去。在第二个扫雷点，他又钩响了几颗地雷。 这次引起的是连续的爆炸，没等爆炸停止，他又冲向第三个扫雷点，但是，他发现手中的扫雷杆又被炸断了。 他又一次返回，拿起最后一根扫雷杆。临走还是那句话：“赵振海！隐蔽好！如果我不行了，你上！” 张财书已经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会被子弹击中，他几乎是跑向了第三个扫雷点。他连续钩响了两串地雷，被钩响的地雷距离他太近，几乎就在他的身边爆炸了，他觉得身下的大地一下子陷进去，然后又被弹向天空。 他的左腿和右手已经没有知觉，脑袋发胀，嘴里咸咸的。他下意识地伸出左手寻找扫雷杆，举起来的是半截木棍。“赵振海！赵振海！”他声音嘶哑地喊，“上！上呀！” 没人回答。赵振海卧在沙丘上，已经牺牲了。不是赵振海不懂得隐蔽自己，他是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张财书扫雷，故意明显地暴露了自己。 这时，我志愿军更猛烈的炮击开始了。 17时，火力急袭信号发出，随之猛烈的炮火压制了第一道堑壕内及其附近的敌方有生力量。 三分钟后，所有炮火集中瞄准突破口进行猛烈轰击，同时对敌方炮兵阵地实施压制，令其无法发射任何炮弹。 张财书知道，自己的部队就要开始冲击了。连长说过，冲锋前有三分钟最猛烈的炮火准备。如果不能把地雷扫干净，将有无数的战友倒在这里。 他往前看，布在冲锋道路上的那一串串地雷，细细的钢丝在炮火刺眼的闪光中一闪一闪的。张财书把手上的木棍向那钢丝扔过去，地雷没有爆炸。 17时04分，一串信号弹升起来了。战友们冲锋的呐喊响起。随着炮火支援的紧密协同，116师的步兵发起了冲锋。 潜伏了将近20小时的战士们从堑壕和掩体中跃出，不顾零下二十余度的严寒，踏入寒冷刺骨、齐腰深的临津江，开始徒步涉水前进。 12月，正是朝鲜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一位住在临津江边上的朝鲜向导说：“我在这里住了40年，从未听说过谁敢在这个时候涉水渡江。” 志愿军没有任何的渡船和摆渡设备，战士们义无反顾地踏入冰水混合的江中。极寒的冰河在疯狂消耗着战士们的体力，不幸中弹的战士几乎立刻就被江水卷走。 然而，这根本不足以阻挡志愿军勇士们的脚步，在满天的枪林弹雨中，战士们争先恐后地冲向临津江南岸。 张财书听见了冲锋的号角，战友们的呐喊在身后已经清晰可闻。张财书突然把身体横过来，向那些地雷，滚过去…… 战后，身负重伤的张财书荣立一等功，所在3班被授予“扫雷英雄班”称号。 17时08分，左翼346团第1、第4连队奔跑着越过冰封的江面，迅速歼灭了残余火力点内负隅顽抗的敌军，成功夺取了临津江南岸的登陆场地。 17时14分，右翼347团的第5、第7连队徒步涉水穿越齐腰深的临津江，顺着雨水冲刷出的沟壑攀登悬崖，成功攻下敌人的前沿阵地。 李奇微曾吹捧为“铜墙铁壁”的临津江防线，116师仅用十分钟便轻松突破。 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1951年1月1日的黎明前，当东方的地平线上还未露出第一缕曙光时，116师已顺利突破敌军防线，深入敌方纵深达15公里。 116师的战斗，于1950年12月31日下午16时40分打响，至1951年1月1日凌晨6时结束，仅用14小时便完成了夺取要点、控制道路、歼灭敌军的战役突击任务，共毙伤俘敌1049人，缴获各类炮32门，各式枪械289支，以及汽车4辆。 第117师迅速展开行动，承担迂回任务，从第116师左翼投入战斗。至1日凌晨5点前，接连击破前方敌军的五次阻击，推进至纵深15公里，绕道至东豆川里以南，成功切断了韩伪1师和其右侧韩伪6师的联系。 1951年1月3日，116师347团攻占釜谷里，重创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团，大部分敌军被歼灭，击毙600余人，俘虏60余人，并缴获大量汽车和坦克。但347团在战斗中损失惨重，随团指挥作战的116师参谋长薛剑强不幸牺牲，团政委任奇智与参谋长王如庸也均重伤。 1月4日，116师348团率先攻克汉城，成功进驻南韩总统府。紧接着，348团迅速向“三七线”推进，顺利占领水原。116师展现出非凡的机动能力，以惊人的速度突破敌军防线，向敌后纵深突击100余公里，成为志愿军中作战纵深最远的师。 1951年1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出通报，对这场战斗给予高度评价，认为116师这种认真负责、英勇果敢的战斗作风，值得全军学习。第39军授予第116师第346团第1连、第4连和第347团第5连、第7连“临津江突破英雄连”称号。 1951年1月25日，116师副师长张峰参加了在君子里志愿军总部举行的中朝高级干部会议，并做了该师突破临津江战斗的经验介绍，受到了大将军、金日成首相以及其他志愿军高级首长的一致好评。 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将116师的突破战斗总结为“三险三奇”： 一是突破口选得险，但很奇，即敢于把突破口选在临津江弯向敌方的地段，一反兵家的常规，出其不意而制胜。 二是进攻出发阵地选得险，但很奇，即大胆地把近8000人的进攻部队和武器提前一天隐蔽在进攻出发阵地上，而没有被敌人发觉，起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三是炮兵阵地选得险，但很奇，即大胆地把50余门火炮设置在距敌前沿300米处进行直瞄射击，准确地摧垮了敌人的工事。 刘伯承在创办南京军事学院时，将这一战例纳入战役系的教学内容，并称这场战斗可以“打个满分”。中国军队总参谋部也将这次战斗视为师级进攻的典范，印发材料供各大院校和部队学习。 历史既能激发情感的力量，也能赋予理性的启迪。 70年后，再次回顾第39军116师突破临津江之战，缜密的作战筹划、充分的战前准备、指挥员高超的指挥艺术，和部队官兵高度的军事民主，依然是我军的一笔宝贵财富。 第9章 第三次战役(5)突破汉滩川的防线 12月12日，38军各部由驻地出发，挺进“三八线”。 时值寒流袭来，气温骤降，大雪纷扬，三千里江山，冰天雪地，行军非常艰难。敌机为阻止志愿军，不停地扫射、轰炸，旨在“三八线”以北制造无人区。12月23日，38军抵达临近“三八线”的涟川以东、永平里以北地区。 “三八线”以北有块朝鲜人民军根据地。人民军的一军团曾打到半岛南端的洛东江，美军仁川登陆后奉命北撤，当他们撤到此地时，美军已越过“三八线”侵占了平壤。一军团就留在“三八线”中部山区坚持游击战，在敌后破坏道路、桥梁。 第二次战役后，他们就准备迎接志愿军，当三十八军先遣团到来时，这里到处都有“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标语。朝鲜群众热情地为部队腾房子、烧开水。 根据指示，“志司”决定集中9个军（军团）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三八线”既设阵地的防御。决定第38、39、40、50军、加强炮兵6个团组成志愿军右路纵队，由韩先楚副司令指挥，于高浪浦里到永平地段上突破，首先集中力量消灭韩伪6师，再歼韩伪1师，得手后向议政府方向发展胜利。 战役发起时间定于1950年12月31日17时。 第38军作为右集团左翼突破的主力，其面对的敌人是韩军第6师，阵地主要位于汉滩川一线。按韩指部署，此战首歼目标是韩军第6师。 第38军的任务，是自君子洞至永平的4公里地段，突破汉滩川，首先歼灭永平之敌，尔后向东豆川、纸杏里方向进攻，并以一个师占领七峰山、旺言里阵地阻敌北援。另以一部，监视抱川之敌。最终与正面攻击和右翼迂回部队相配合，对第6师实施围歼。 梁兴初接受任务后，率军指挥于12月26日进至“三八线”北侧的葛岘洞。 38军的侦察科副科长张魁印带着他的侦察分队，来到了汉滩川畔永平以北地区。不用说，张魁印这次任务不光要侦察对面的敌情，而且还要向第二次战役一样，“奇兵闯关”插入敌后。 然而，让张魁印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但碰上了与39军相同的境遇，而且汉滩川对岸的敌军还派出了巡逻部队，敌军的大炮也间隙性地开炮，企图封锁汉滩川畔以北的每条路口。 张魁印亲率侦察分队，在敌人前沿阵地反复进行火力侦察，想着能像第二次战役一样，从敌人两支部队薄弱环节插进去。失望的是，此时的敌军，已经不是之前打仗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局面，不但在结合部构筑坚固的支撑点工事，而且还加大了纵深阵地的防御。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敌军一边加强防御的同时，一边竟然也派人跑到志愿军的前沿阵地搞侦察。张魁印副科长率领的侦察分队，无法在战前插入敌后，就只能在待几天等总攻打响后，随突击队一起插入敌后了。 此时的38军指挥所，也在一片焦虑之中。 离1950年12月31日准备发动的新年攻势已经没有几天了，如果38军在总攻前还不能摸清敌情和道路，打起仗来一旦出现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38军命令342团担任“抓舌头”的任务，孙洪道团长命令7连代理副连长邱力海，带一个排从汉滩川一个豁口插进去，抓一个俘虏回来。团政委王丕礼打气说：“抓不回俘虏，能带回两个当地的老百姓来也好嘛。” 结果，这位侦察参谋出身的副连长，打起仗经验不足，带领一个排刚渡过汉滩川，就与对岸敌军的巡逻队发生遭遇战，不但牺牲了两个战士，还没能把遗体带回来，就仓促地撤出了战斗。邱副连长害怕事后追究责任，还找来两个汉滩川以北的老百姓滥竽充数。 邱副连长所作所为，把团政委王丕礼气坏了，他大声地训斥：“邱力海，你耍滑头！枪一响丢了牺牲的战友不管，你还有一点战友情吗？你说，是戴罪立功？还是撤职查办？” 邱副连长作为干部，自然知晓纪律，他很清楚，外出“抓舌头”没完成任务，还丢弃了伤员和烈士遗体，这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他马上向团政委表态，一定要戴罪立功。第二天夜里，他成功完成了“抓舌头”的任务，并把两位烈士的遗体找了回来。 志愿军第 38 军的一位团长，在率 5 连执行抓俘虏任务时，差点沦为了敌人的俘虏。 一天拂晓前，该团长率 5 连，前往敌军巡逻哨频繁出没之地设伏。多次抓俘虏没有成功的团长，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睡觉，疲惫至极，在安排了一名哨兵后，就沉沉睡过去了。 谁知道，这名放哨的战士也困倦不堪，倚靠在树上，竟然也昏睡了过去。 偏巧此时，附近山上下来敌军一个排。见有志愿军，直接准备冲上去将其包围。 敌人架好机枪占据有利地形后，也效仿志愿军的惯用之法，喊话要求 5 连战士缴械投降。团长被敌人的喊话惊醒，刚起身，外面骤然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紧接着枪声与更多的爆炸声激烈地响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5 连一位机敏的班长，悄然取了一枚手榴弹，趁敌人不备，直接将拉弦的手榴弹，掷向敌机枪手，敌人惊恐万状。随着手榴弹的爆炸，5 连战士展开反击，交战中，一名敌军士兵的脚被炸伤，无法行走，五连战士将其抬起，拉着他往回奔，团长忙碌数夜的抓俘虏任务，终获成功。 正因战前一系列成功的抓俘虏行动，38 军摸清了对岸敌情，在炮火准备 10 分钟内，成功于汉滩川江边架起一座浮桥，先遣部队仅用 10 分钟便通过了浮桥。在后续的战斗中，创造了每攻克一处敌人防守的高地，所用时间均未超过 10 分钟的罕见纪录。 12月31日，第38军与第39军同时发起攻击。经过简短的炮火准备后，第一梯队的两个师齐头并进。38军仅用了10分钟，就在汉川滩上架设了一座浮桥。 放着武汉监狱长不当，一心要到朝鲜打美国人的曹玉海，率部作为尖刀营突击成功，放倒一片敌军后才发现这批尸体的鼻子特别大，是美国人，原来还以为守第一道防线全是南朝鲜兵呢！这一下曹玉海更加来劲，一举攻克了号称“固若金汤”的敌阵地不说，竟又以一个营孤军插入敌后四十多公里。 第二天，这支由猛狮带领的英雄营，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泅渡汉江，对敌军老巢发动了突然袭击，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仅美国士兵就被歼灭了330余人，还缴获了40多门大炮和30多辆汽车，都够装备中国军队当时的两个炮兵团了。 在国内战场立过无数大功，入朝后屡克强敌的曹玉海此役后得了个美称“钢铁营长”，他所率的38军114师242团一营被誉为“铁军”。 第113师仅用20分钟便强行渡过汉滩川，突入韩军第6师的防线。 第114师很快取得突破，随即迅速向纵深推进。 18时30分，军长梁兴初向韩先楚及志司报告： “113师和114师分别于17时半和18时突破三八线，目前正向上楸洞和楸洞里进攻。敌军抵抗不力，仅用炮火试图阻挡我们的前进。” 关于志愿军各部强行渡过临津江与汉滩川的战斗经过，战史着作中往往着墨不多，容易使人看轻了其中的艰难。然而，根据第38军军史的记载： 这次战役虽然在紧张和残酷程度上不及前两次，但其艰苦程度却超越了入朝以来的任何一场战斗。那一夜，38军突破汉滩川时，风雪交加，气温降至零下20c左右，官兵们忍受着极度严寒，涉过齐腰深的冰水，面对的不仅是敌军布设的雷区、铁丝网和密集的枪弹，还要克服接连不断的冰崖雪坡。 鞋袜与冰水紧紧冻结在一起，刺骨的寒风无情地扑打在身上，湿透的衣服很快结上一层冰壳，身体如同被刀割般疼痛。官兵们戏谑地称那时是“穿着盔甲与敌人赛跑”。 在战斗中，他们还必须克服物资供应不足、衣衫破烂、鞋子磨损、营养匮乏以及体力严重透支等重重难关，的确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恶战。若没有如钢铁般坚韧的战斗意志，这种仗是无法打下去的。 1951年1月1日12时，第114师完成迂回任务，深入敌方纵深约20公里，成功占领东豆川东南的七峰山。此前，右翼第39军第117师已于当日凌晨5时突入敌后15公里，绕至东豆川南部的湘水里和仙岩里一带。 左右两支迂回部队均已到达东豆川以南之线，按预定计划，应在此处形成对韩军第6师的合围。 然而，第114师抵达七峰山时，发现只有一支千余人的韩军部队正向议政府方向撤退。经过一场阻击战，击毙和俘虏敌军400余人。第117师提前迂回到位，虽然成功切断了韩军第6师和第1师的联系，但未能捕捉到第6师的主力，仅歼灭了600余名逃敌。 9月1日下午5点，第38军报告称：“东豆川伪第六师大部分已南逃。”原定首要歼灭的韩军第6师的目标未能实现，主要问题出在负责正面突破的第40军所辖区域。 根据韩的部署安排，第40军位于第38军和第39军之间，原定计划是在左右邻军发起进攻3小时后再展开行动，然而实际上他们在40分钟后便提前进入战斗状态。 第40军最初接到的任务是向战线中央的加平方向推进。12月25日，韩方将任务调整为从正面突破临津江和汉滩川的防线。 韩先楚特别指示：\"为了确保40军能够顺利抵达进攻的准确位置，39军应当让出外峨嵋、广洞里、东中里线（含）以东的区域，38军则需将水回洞、栗洞、美罗洞线（含）西南的地区腾让给40军。\" 经过这一系列的部署调整，第40军的集结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各军，韩指因此延长了整个战役的准备时间。即便如此，直到攻击前夕，原本配属第40军作战的两个炮兵团也只有一个到达，另一个团在途中遭遇敌机空袭受阻，只有一个炮连最终赶到。 第40军从峨嵋里至高滩展开突破，以2个师对抗守敌5个营，兵力上占据了明显优势。攻击一经发起，第118师面对的敌军工事坚固，火力猛烈，战斗异常激烈。至1月1日拂晓，敌军在美军飞机的掩护下向南撤退，第118师随即尾随追击，向南推进。 与此同时，第119师在韩军第6师与第1师的交界处展开突破，进展十分顺利，当夜便推进了12公里，拂晓时，部队已经抵达东豆川里东西一线。 然而，就在此时出了意外。 根据第40军战役总结材料的记载： 第119师主力抵达东豆川以西的安兴里和上牌里一带后，随即派出一个连队占领东豆川里东侧的山头，并在凤岩里地区拦截了由百余辆汽车组成的韩军车队。 然而，“营长由于情况不明，误以为东豆川无敌，并且北面不会有敌军，遂命令已占领东豆川的连队撤回…… 待团部查明情况后，再次下令返回进攻时，敌军大部分已向南逃脱，错失了歼敌的良机。”第118师突破后，“因为白天不敢发起战斗，未能趁胜追击，敌人便趁机从容撤离我军正面攻击范围，逃之夭夭。” 根据美军战史的记载，韩军第6师当时已经被打散，完全失去了组织能力。到1月1日黄昏，该师师长已完全无法控制部队。美军紧急调派大量车辆，将该师残余部队接应撤往汉江以南。截至3日上午9时，共收拢约6000名官兵，约为该师编制人数的一半，但其中只有2500人为作战人员。 对于志愿军而言，这场战斗仅能称作一次击溃战。战役结束后，军委作战部制作了战果统计表，在“歼敌建制”一栏中，韩军伪6师没有一个营或团级单位被列入其中。 尽管如此，整体而言，右翼部队成功突破了临津江与汉滩川的防线。 就在 12 月 31 日的这个夜晚，美第 8 集团军的指挥部里，前沿部队的求援电话此起彼伏，告急的电报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双眼布满血丝的李奇微瞬间陷入了焦躁与慌乱之中。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志愿军便能在从东到西数百公里的战线上成功达成全线突破？为什么，由十万劳工修筑的前沿阵地，会如此脆弱不堪？ 为什么，自己亲自把关的防御方案，还有配备多层火力阵地的防御体系，竟未能起到丝毫作用？ 第9章 第三次战役(6)左集团的战果更大 与右集团相比，由第42军和第66军组成的左集团军，取得了相对较多的歼敌战果。 根据军委作战部当年的战役总结材料，在统计歼灭敌军部队番号及兵力的表格中，被列入“歼灭”一栏的韩军部队番号分别为： 伪2师的第31、第32团全体，伪5师的第36团全体、第35团大部以及第17团的1个营，伪8师的第21团大部，这些南朝鲜部队全部位于左集团的进攻区域内。 根据志司的命令，左集团由第42军军长吴瑞林和政委周彪统一指挥。 志愿军总部下达给左集团的第一阶段任务为：42军及66军主力消灭春川西北地区之伪2师及伪5师1个团。66军以1个师由华川南进，向春川以北及东北之伪2师主力、伪7师佯攻。 据此，左纵队计划以5个师自春川西北20公里之马坪里、西至永平地区一线发起主攻。其中，主力集中于永平（不含）至龙沼洞地区以绝对优势兵力率先歼灭南朝鲜军1至2个团。打开突破口后，再向东扩张战果。 吴瑞林的目标是先占领交通枢纽济宁里，切断伪2师和伪5师南逃的退路，配合正面进攻的第66军，围歼这两支南朝鲜部队。 在解放战场上隶属第四野战军的第42军，是由之前的第五纵队改编而成的。 要知道，解放时期的第四野战军，是产王牌军数量最多的一支枭雄劲旅。像万岁军第38军、旋风军第40军、塔山猛虎军第41军、常胜军第39军、攻坚猛虎军第43军，都是来自第四野战军。 这样一来，第42军在四野就显得很渺小了。 在1950年，第42军被划归东北军区。 同年10月，第42军改编成志愿军第42军，入朝参战，此时的军长是吴瑞林将军。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第42军首战告捷，成功阻挡敌军王牌陆战一师，取得了黄草岭阻击战的胜利，圆满完成上级交给该军的作战任务。在第二次战役中，第42军又一举打垮了韩伪8师。 在第三次战役中，124师再次和66军联合作战，在济宁里击溃南2师团， “三八线尖刀英雄连”就是此战打出的，而且这也是韩2师团在运动战中对志愿军的唯一一次大败。 42军辖三个师，分别是124师，125师和126师。42军能成长为我军主力部队，有人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124师表现十分出彩，正是因为124师的表现，才撑起了42军的荣誉。 左集团负责正面进攻，进攻区域从永平（不含）到马坪里，宽度为36公里。 与韩先楚指挥的右集团需要首先突破临津江和汉滩川形成的江河障碍不同，左集团面对的是从涟川到春川的南北分水岭，正面较窄，地形复杂，山川交错。其西侧是汉滩川，东侧则依靠北汉江。进攻从前沿突破至纵深发展，基本都在险峻的山地隘口展开。一线韩军阵地多依托山区的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坚固密集，呈线式布防，但其兵力相对分散。 42军第125师负责主要突击任务，第126师从侧翼担任突破，第124师则跟在第125师后面，沿着突破的缺口向敌人纵深地带进攻。 第126师于12月31日17时40分开始对峨洋岩发起攻击，并在当晚22时成功打开缺口。到次日1月1日清晨，部队已经推进至花岘里和机山里东南。 然而，第126师在完成峨洋岩突破任务后，未能按计划继续乘胜追击，而是停下来整顿休息，错失了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机会。 第125师在突破道城岘的战斗中遇到了较大困难。该师于31日18时30分开始进行炮火准备，计划在20分钟后展开攻击。 然而，由于第一梯队的第374团走错了路，一直走到了悬崖边，未能按时发起进攻。随后，第二梯队第373团投入战斗，但由于敌方火力猛烈，地形不利，突破行动仍未成功。从战斗过程看，当地地形非常复杂，敌军的火力密度也很大，所以进攻难度很大。 124师提前上场了。 125师没能打下预定目标，再拖下去会影响整个战役的进程，吴瑞林不得不把124师拉了上去。吴瑞林派作战参谋骑马赶到，向第124师师长吴克之传达了迅速加入突破道城岘战斗的指令。吴克之，这位曾担任琼崖纵队副司令员的师长，立刻召集第372团的团长和政委，当面安排行动计划，并亲自前往前线指挥。 为了弥补战斗人员的不足，42军从炮兵和勤务人员中抽调了400多人补充进124师。穿插战斗必须轻装简行，124师全师只带轻武器，唯一的“重火力”就是82迫击炮，师属山炮营和团属步兵炮连都没有参战。 志愿军此时还没有换装苏式装备，枪械弹药型号繁杂，口径不一，因此战前全师按照弹药口径调整了枪械，尽量做到后勤简化。补充后，战士们每人携带了1.5个基数的弹药，以及5天的干粮。 此时的志愿军已有一定御寒经验，战士们利用棉被、毯子，每人制作手套和棉袜，另准备了草鞋、草绳和草袋以防滑。 这里的地形是悬崖绝壁，只有一条小路通往主峰。敌军阵地已得到全面加固，而且能得到附近美军榴弹炮的支援，所以志愿军不可能从正面进攻得手。 1951年1月1日凌晨1点，第124师372团顶着严寒，踏着积雪，攀登着海拔700米、坡度在30至70度之间的陡峭山坡，与第125师第373团配合发起攻击。 124师前期侦察工作做得好，他们利用地形掩护，组织突击队从敌军背后发起突袭，从沟口爬到距离敌前沿不到百米处。 各战斗小组相互掩护，连续炸掉几个火力点。至凌晨3点30分，成功占领了道城岘。 突破口打开后，42军军长吴瑞林下令124师进攻济宁里，直捣敌人的纵深地带。 124师师长苏克之迅速展开部署，将372团放在最前面，担任前卫，师指挥部跟在372团后面，后面是371团和370团。 苏克之认为，372团擅长进攻，适合打前锋，370团擅长防御，可以在后面掩护。这次穿插作战和第38军113师的三所里穿插战斗有诸多相似之处，124师不顾敌军飞机威胁，敢于大白天行军，而且一路上连续与韩军作战，击溃多路敌军。 尽管是在敌重兵纵深内穿插，但志愿军选择的这条道路恰好是敌军的薄弱地带，而且高山林密、白雪皑皑，都是天然的隐蔽伪装网。 虽然途中多次与敌遭遇，但志愿军发挥近战优势，始终和敌人搅成一团，敌军分不清敌我，因此也发挥不了作用。 第124师穿插部队由战斗力最强的5个步兵连担任先头部队，主力部队则呈梯次配置，轮番推进。从道城岘到济宁里，沿途山势险峻、地形复杂。在攻入的过程中，充分的战前准备发挥了显着作用。 在战役准备阶段，通过审讯俘虏和走访敌占区居民，详细掌握了敌情和地形的情况。 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对地图的研究与运用，要求干部熟练掌握地图，并进行背诵。特别是突击团、营及正式参谋以上的干部，必须记住并背诵从道城岘到济宁里线沿途村庄的地形，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向导资源的不足。 在纵深穿插过程中，为了能够迅速行动，全师采取轻装前进，不携带乘马和重炮；以轻便火炮、重机枪和火箭筒组成伴随火力队，将火力前移。 各级指挥员超越通常指挥层级，团长直接指挥突击营和连，副团长则负责火力队的指挥，师长和参谋长与突击营同行，政委和副师长率领本队紧随前卫团之后，边战斗边前进，交替推进，昼夜不停。 上下层级遵循同一原则：无论多少人，前队不等后队，后队紧跟前队，确保在18小时内前进150里，打10场战斗，穿越3条海拔700米的崎岖山道。 372团二营的教导员王恒一和十连连长王清秀率领一个重机枪排和两个步兵排，奋勇从南朝鲜溃军中杀出一条血路。杨清秀性格火爆,作战时总爱冲在最前面。这次他派出尖刀排开路,冷树国就在其中。这个年轻人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前两次战役他都没立下什么功劳,这回说什么也得好好表现一番。 冷树国，辽宁省盖县人，出生于1931年，1947年7月入伍参加革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9岁的冷树国跟随部队入朝作战，在志愿军第42军124师372团4连5班担任班长，是全连最年轻的班长。 部队抵达赤木里时，距离目标还有60里，372团迅速向敌军纵深猛然突击。沿途的南朝鲜士兵像猴子般打几枪便迅速缩回，但这支不足百人的中国小队，却如千军万马般，直插敌军几千人的腹地。 在奔袭途中，冷树国带着5班的4名战士疯狂冲了下去，跑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成为了“尖刀排”里的“尖刀组”。 五名志愿军战士发现两名美国军官试图炸桥，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大喊：“抓美国鬼子！”那两名美国人吓得连忙跳上吉普车逃走，五名战士紧追不舍地沿着公路狂奔。教导员担心他们寡不敌众，急忙带队跟了上去，然而人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五名战士一路追击，途中歼灭了五名南朝鲜士兵，点燃了一辆汽车后继续前进。 冷树国带着5班跑得太快了，把后面队伍甩开了5里路。这让后面的战友们很担心，怕五班遇到太多的敌人无法应付。一场别开生面的追击就开始了，2排拼命地追5班，4连拼命地追2排，372团拼命地追4连……整个通往济宁里的公路上，志愿军战士们都在拼命跑。372团穿插得太快，就连敌机把他们当成拼命逃跑的南朝鲜军队了，没有轰炸和扫射。 跑在最前方的冷树国等五人，追到了一个叫“道大里”的村庄时，发现庄里足足足聚集了好400多人。五人胆大如虎，竟然向道大里发动了猛攻。5人兵分两路，从村子两侧摸过去。 冷树国爬到一个山坎上，发现下面有个吉普车，4名南朝鲜军官上车正要走。冷树国端起枪就是一梭子，这4名军官没来得及还击就都被打死了。 另外几名士兵也接近了村子，把手榴弹朝敌人扔了过去。村子里顿时一片混乱。这边五个人打得热火朝天,敌军却渐渐回过神来。他们发现志愿军人数并不多,开始组织反击。子弹呼啸着从冷树国等人身边飞过,情况越发危急。 但五个人咬紧牙关,就是不退。他们知道,只要再坚持一会儿,大部队就该到了。果然,没过多久,杨清秀带领全连战士赶到,一举将残敌击溃。 这五名战士又继续往前奔跑，呼吸声比坦克还粗重，手上的血管鼓胀得像筷子一般。他们心中立誓，非得立下大功不可。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辆吉普车，冷树国发现有1个人高马大的美军军官，坐上吉普车要跑，他一下就冲上去，就把这个美军军官给抱住，然后卯足了劲给来了一个抱摔，把这个美军军官从车上一下就给砸到地上了，直接投降了。 然后再看那400多个南朝鲜军被撂倒好几十以后都跑没影了。这时，后面的部队也赶上来了，就把这个美军军官交给后面赶上来的部队。后经审问才知道，这名美军军官是南朝鲜二师三十二团的一名军事顾问，美国陆军少校军衔。当这名美军少校得知冷树国他们只有5个人时，惊讶得合不拢嘴。 然后这5人接着往前冲，一口气干到了济宁里。 刚到地方就看见公路上有几十辆敌人的卡车，冷树国抬手一枪，把最前面的车给打爆，整个路就被堵死了。他们5人就开始各种手榴弹开撇，好巧不巧把手榴弹扔到弹药车里去了，直接把整个公路都快被炸开花了，等4连的大部队赶到的时候，这路上好像就经历过炮击一样，没个好地方。 这时，第372团2营也冲到了济宁里，全营集中8门迫击炮和4挺重机枪开火，毫不犹豫地展开进攻。半个小时就打垮了守军700多人，俘敌30余人，一举攻占了济宁里。 372团团长张景耀赶到后，狠狠一拳砸在冷树国的胸口，赞道：“好样的！”上下打量一番，才发现他的鞋早在激烈的战斗中跑丢了，双脚站在寒冬腊月的雪地上，冻得通红，于是下令：“给英雄找双鞋穿！” 战后统计，冷树国带着5班5个人，18个小时急行军75公里，打了7仗，打死打伤敌人150人，有4名是军官。还抓了40多个俘虏，他本人亲手活捉美军少校军官1人。 在这次战斗中，冷树国带领的“尖刀组”行被42军授予“追击英雄小组”称号，冷树国被授予“追击英雄”荣誉称号。 1952年6月29日，42军给冷树国记一等功； 7月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决定授予冷树国“二级英雄”荣誉称号； 同年7月，冷树国等人被朝鲜金日成首相授予“二级国旗勋章”和“战士荣誉勋章”； 1952年9月26日，冷树国被大将军指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应邀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月1日12时，第124师抵达济宁里以南的石长里，成功切断韩军伪2师的退路。此役共歼灭敌军2721人（其中俘虏2068人），缴获各类火炮92门（包括榴弹炮13门）及百余辆汽车，自身伤亡209人。歼敌数量约占左集团歼敌总数的近40%。 124师在本次穿插作战中8个小时打了大小9仗，按时占领济宁里，切断了韩军两个师的退路。随后又和66军部队一起携手作战，重创韩军的三个团加两个炮兵营，一共歼敌2700多人，而自身伤亡仅170人，伤亡交换比高达15:1，以极小代价取得重大胜利，是志愿军有一个极寒天气下穿插作战的典型战例。 隶属于左集团的第66军，在行动中也表现出色。 第66军奉志司命令，由第42军首长吴瑞林负责调度，各部需在12月31日8时40分之前，陆续到达攻击准备位置。 这支军队发动攻击的方式与其他部队有所区别。 总体而言，第三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后各次战役中炮兵参战规模和炮弹发射量最多的一次。第一次战役中，实际参战的炮兵部队只有5个营，每营配备12门火炮，总计60门火炮。 第二次战役参战炮兵部队更少，总共仅有48门火炮，平均每个军只增强了5门火炮。这两次战役中，参战炮兵一共发射了1054发炮弹，平均每个军仅能获得36发炮弹支援。 相比之下，第三次战役参战炮兵部队共有7个团，装备106门火炮，发射炮弹总数达到4287发，是前两次战役总和的4倍，这成为战役顺利突破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第66军在此战中，依然未能获得任何炮兵部队的增援。虽然在进攻区域内，兵力是敌军的三倍，但炮兵火力的对比大致为1:1，仅稍微占据一些优势，几乎没有形成有效的火力优势。 面对这种情况，军长萧新槐采取了一种较为特殊的突破策略，在攻击前不进行火力准备。利用风雪天气和有利的隐蔽地形，他率先在敌方防御阵地前的障碍区域秘密开辟通道，随后发起突袭，令敌方火力难以有效发挥，从而取得行动的突然性。 12月31日19时50分，第66军主力发起攻击，迅速突破龙沼洞、马坪里、圆坪里一线，向济宁里方向展开进攻。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96师前卫团（第587团）在一夜之间推进了20公里，歼灭并俘虏敌军806人（不包括伤者），自身仅伤亡94人。 截至1月1日下午，第66军主力已与第42军第124师会合，将韩军伪2师大部分及伪5师一部分围困在修德山和上下南淙一带。 经过整夜激战，至2日拂晓成功完成围歼战，彻底歼灭韩军伪2师第32团两个营、伪31团和第5师第36团各一个营，以及一个炮兵营，共计毙伤俘敌3200余人，缴获各类火炮60余门、汽车40余辆。 这场围歼战是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全建制消灭敌军数量最多的一次战斗。 1月3日上午9时，志愿军总部特意发出电报，庆贺第66军取得歼敌的重大胜利。 在第一次战役中，第66军因行动迟缓，未能抓住向龟城前进的美军第24师，结果在志愿军党委会上被大将军点名批评。该军共有26名干部因害怕牺牲、惧怕艰苦、指挥不力以及执行命令不够果断坚决等问题而受到处理。 在第二次战役中，该军同样表现平平，尤其是第197师因误判和战术不当，错失战机，再次遭到志愿军总部的批评。 然而，在此次战役中，第66军一次战斗便歼灭敌军3200余人，歼敌数量位居志愿军各军前列，可以说夺得了胜利的首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歼敌战果较大的军队分别为在战线两翼作战的第66军和第50军，而这两个军在志愿军编制内并非一流主力。 第9章 第三次战役(7)全歼了英重坦克营 1951年1月3日，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中展开了追击行动。 高阳位于议政府至汉城公路的中段，距离两地各约30公里，东南部为山区，由美第25师和英第29旅共同防守。美军为了自身撤退，特意命令英军第29旅的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和英皇家重坦克营在议政府一带进行掩护。 1月3日凌晨，第50军149师奉命向高阳和汉城方向展开追击行动。高阳位于议政府至汉城的公路上。志愿军占领高阳，既可以拊汉城侧背，又可以断议政府英军的退路。 149师在高阳以北1公里处的碧蹄里，击溃美25师第34团1个营的阻击，俘虏了美军28人。149师乘胜进军，占领高阳，随即向高阳东南仙游里进攻。 仙游里位于议政府至汉城公路以西，英第29旅掩护分队，在此阻击志愿军。 1月3日拂晓，志愿军第149师以2个连的兵力展开攻击，不到半小时，便占领了仙游里的195.3高地。这一来，就把位于佛弥地的英国皇家第八骑兵团直属重坦克营与其英步兵第29旅主力分割开了，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攻歼态势。 第149师一面在仙游里死死挡住英第29旅主力，不使其增援，一面抓紧围歼英重坦克营。第149师446团迅速对皇家重坦克营达成合围。 英国第29旅是由着名将领蒙哥马利指挥过的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与诺曼底登陆行动。英军重坦克营，清一色的\"百人长\"式坦克，装备着当时最大口径的105毫米坦克榴炮，其火力之强，连美军的坦克也难以匹敌。 这样的坦克营英军总共没有几个，英29旅拼死命要把他们救出来，从议政府赶来的1000余名英军官兵，配合从仙游里退下来的皇家来复枪团残部，在近200门大小火炮的掩护下，轮番向仙游里高地猛烈反扑。但始终没能突破我军的防线。最后迫不得已只得放弃。 趁你病，要你命！ 3日夜，志愿军第446团第2营开始向皇家重坦克营发起猛攻。 在这场战斗中，第149师446团各连虽然缺乏反坦克作战经验，但他们组成了战斗小组，使用集束手榴弹、炸药包和爆破筒来摧毁坦克。先是击毁敌方的先头坦克，接着切断敌军队形，然后在敌军混乱之时，采取单兵和小组的方式发起攻击。 446团2营5连刚占领阵地20分钟，陷入重围的英军就开始向南突围。 先是一辆装甲车气势汹汹地扑了上来。可黑夜里一不留神儿从1米高的公路上窜下来，一头扎进稻草堆里，一时间竟挪不动窝了。5连抓住机会，把所有机枪都冲着装甲车开起了火，车上的机枪被火力死死压住。 然后志愿军步兵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围住装甲车。只见装甲车里伸出来一面小白旗，4个吓得面无人色的英国佬，高举着双手从里面钻了出来。其中还有一名少校分队长。 不到5分钟，又有3辆坦克冲了上来。第一辆一路打着曳光弹，第二、第三辆喷着长长的火焰。这是喷火坦克，志愿军战士们大都没见识过。 但已经明白了它们的弱点，这些家伙夜晚行车，不敢开灯，根本看不见也听不见外面是怎么一回事儿，那猛烈的炮火全是盲目射击，没什么了不起。战士们用炸药包、爆破筒，三下五除二便炸毁了这三辆坦克。自己无一伤亡。 5分钟后，又冲上来3辆坦克。 这种战法无疑是英军的败笔。 这种3辆一次的战术，完全抵消了一个重坦克集团在机动力和冲击力方面的全部优势，5连官兵照方抓药，又报销了3辆坦克。 后面的坦克搭载着大量步兵，陆续向5连冲了过来。打得兴起的5连这会儿斗志正盛，机枪、冲锋枪像刮风一般将搭载坦克的步兵刮落在地，爆破手们也不爆破了，纷纷跳上坦克用手榴弹敲打着坦克炮塔，大声喝令英国鬼子们赶快投降，交枪不杀。 最后冲过来的3辆坦克表现得最硬气。这3辆坦克上坐满了人，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喷火器、坦克炮拼命地扫射、轰击，在周围形成了一堵火墙。但也经不住志愿军战士们一通手榴弹、爆破筒地招呼，没几分钟这3辆坦克也给干掉了。 这一夜，5连机枪班副班长李光禄，共炸毁3辆坦克。李光禄，机智勇敢，孤身闯入坦克群。他将爆破筒塞进一辆重达五十多吨的“百人长”式重型坦克履带之间，成功将其炸毁，自己也因爆炸昏迷。 苏醒后，他再次奋勇跃上一辆巨型喷火坦克，炸得这庞然大物到处喷火。然而，这还未结束，李光禄居然顽强地爬向第三辆满载汽油的小坦克，将其彻底炸毁…… 5连打得热热闹闹的时候，4连、6连也在另一个方向上，把皇家重坦克营给堵住了。 4连战士顾洪运在用爆破筒炸毁两辆坦克后，手中只剩下一颗手榴弹，毅然爬上第3辆坦克，掀开炮塔举着手榴弹喝令里面的英国兵投降。英军从来没见过这么打仗的人，纷纷举起手来。顾洪运炸毁和缴获的坦克堵住了英军坦克的去路，其余坦克均被缴获或击毁。 这是一场血肉之躯对抗钢铁装甲的惨烈战斗，共摧毁和缴获坦克31辆，装甲车及汽车24辆。其血腥场面与惨重伤亡，超出常人想象。 李光禄和顾洪运因此荣获特等功。 战至凌晨，第446团共毙伤俘英军官兵300余人，毁伤和缴获\"百人长\"式重型坦克31辆、装甲车1辆、牵引汽车24辆。英军的重坦克营，就这么在一夜之间给解决得干干净净，一辆坦克也没跑掉。 5连拔了头筹，击毁坦克12辆，装甲车1辆。 整个第149师的战果是：全歼英步兵第29旅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1营及第8骑兵团直属重坦克营，毙伤俘敌690余人。 这是第50军历史上最风光的一仗。 第446团没有任何象样的反坦克武器，完全靠炸药包、反坦克手雷、爆破筒与\"百人长\"搏击。 战斗结束后，第50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郑竹书专门到现场核实战果，他描述了所见到的情景：一辆被炸毁的英军坦克上，伏着一名在击毁坦克时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他的一只手伸进坦克窗口，已被炸断。坦克内部，四具英坦克兵的尸体歪斜着躺在那里。 许多志愿军战士在攻击喷火坦克时被活活烧死，尸体焦黑，四肢蜷缩成团，肉体被完全烧尽。与这些志愿军战士一同被烧死的，还有第446团的一位副营长。 这是英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遭遇的首次重大挫败，也是中国军队迄今为止歼灭的最大编制的敌军坦克部队。令人震惊的是，这支坦克部队完全被志愿军步兵分队用轻火器和炸药包消灭。 第50军原为起义改编的部队，其前身是国民党六十军，隶属于滇军系统，曾被蒋介石的嫡系势力蔑称为“六十熊”。后来，在军长曾泽生的带领下，这支部队于长春起义。尽管入朝后的前两次战役表现平平，但佛弥地战斗的胜利，让他们一战成名，被伟人赞作“六十凶”。 与此同时，志愿军第39军347团奉命前往釜谷里，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截断从议政府通往汉城的公路，令英国皇家来复枪团，这支自称为王牌的英军装甲部队陷入困境，无法脱身。 英国皇家来复枪团是英国皇家陆军第29旅中的“王牌部队”。他们在二战期间声名鹊起，以单兵素质优异着称，每名士兵都具备狙击手般精准的射击能力。这支部队风格独特，以“自由”着称，每个士兵在复杂战况下都能根据个人判断选择最佳行动方式。 因其卓越的战斗力和辉煌战功，团内所有士兵都佩戴着象征荣誉的“绿色老虎”袖标。进入朝鲜后，团长阿尔斯特更是嚣张至极，曾夸下海口称：自己一个团就能打败志愿军一个军。 1月3日凌晨，39军116师347团抵达距离汉城30公里的釜谷里，占据于此就可以切断联合国军南撤的后路。 随即英绿老虎团向347团发起猛攻，双方围绕这座小高地展开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攻防战。 为突破志愿军的防线，英军一方面发起冲锋，另一方面则使用重火力轰炸阵地及后方的补给线路。 347团7连，这只从红军时期转战至此的连队，防守的制高点卡在撤退公路上非常重要。经过几轮猛烈炮击，补给通道完全被切断，7连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弹药迅速耗尽，但英绿老虎团的进攻却依旧不停。 7连面对数量十倍于己的英军，毫不畏惧，在一天内成功击退敌人的数十次进攻，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30岁的116师参谋长薛剑强牺牲。战斗到最激烈时子弹耗尽、指导员张鼎先牺牲、排长全部牺牲，整连仅剩17人，连长厉凤堂也身负重伤，倒下前将指挥权交给司号员郑起。 次日，经过又一天的激烈战斗，仅剩7人，但英军始终未能推进分毫！ 英军绿老虎团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发起最后的冲锋，企图夺取阵地。郑起拿起冲锋号英军听到号声仓皇撤退，郑起靠吹号吓退了英军的又一次冲锋。 就在郑起吹响军号的同时，347团团长李刚和政委任奇智率领的团主力正赶往支援的路上。他们距离停在山下公路上的英军车辆和驻守部队不远时，突然听到山上传来的震耳欲聋的军号声，只见英军慌乱地从山上冲下来，直扑汽车方向。 支援部队一时不明情况，但英军的慌乱引起了李刚的注意，他果断下令集中火力攻击英军的汽车。当英军冲到山下时，迎接他们的是347团猛烈的枪炮火力。 347团击溃了绿老虎团，歼灭敌1个营。七连抵挡英军精锐团一天一夜，打退7次进攻，毙伤敌军200余。 釜谷里战斗结束后，郑起用军号震慑敌军的事迹广为传颂，志愿军总部因此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的称号。如今抗美援朝博物馆中，绿老虎团的团旗旁边就是郑起那只铜号。 郑起所在的连队也获得了一个新的称号——“钢七连”。 第9章 第三次战役(8)打过汉江攻下汉城 志愿军右集团的4个军，在东场里至永平地段突破南朝鲜军防御，对南朝鲜伪1、伪6师展开猛攻。 第39军在炮兵支援下，于新堡、土井地段突破。以猛烈的炮火摧毁了南朝鲜第1师前沿火力点，压制了其纵深炮兵，并在前沿为步兵开辟了两条道路。 担任突破任务的第39军116师于高浪浦里东南强渡临津江，迅速突破了南朝鲜伪1师的防御正面。 经过一夜战斗，至 1951年1月1日拂晓，第116师13个小时前进12至15公里，毙伤俘南朝鲜军1000余人，完成了突破任务。战至2日中午，志愿军右集团和人民军第1军团推进到坡州里、仙岩里、七峰山及议政府东北一线，突入敌军防御纵深达15至20公里。南朝鲜伪1、伪6师惧怕被歼，仓惶南逃。 左集团在永平至马坪里地段突破后，担任迂回任务的第42军124师，不顾敌机威胁，昼间坚持作战，沿途大小战斗10余次，于1日12时前出到济宁里以南地区，切断了南朝鲜第2师退路。至2日，第42军、第66军主力于修德山、上下南淙地区，在第124师协同下，歼灭了南朝鲜伪2、伪5师各一部，毙伤俘3200余人，随后继续发展进攻，占领加平、春川。 在东部战线的人民军第2、5军团，于战役发起前，先后突破三八线向洪川、原州方向渗透迂回，前出至洪川西南新垈里地区，迫使南朝鲜第3师南逃。 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迅猛攻势下，1月2日，“联合国军”开始放弃议政府、加平、春川的基本防线后撤。3日，志愿军右突击集团及人民军第1军团，向汉城方向追击作战，第50军在高阳以北碧蹄里击退美军第25师1个营的抵抗后，进至高阳以南佛弥地截断了英军第29旅退路，经3个多小时战斗，全歼该旅第1营及1个坦克中队，毙伤500余人，俘少校营长以下189人，击毁和缴获坦克31辆、装甲车及汽车24辆。 第39军在议政府西南与美军第24师第21团遭遇，歼其一部，后又在议政府以西釜谷里歼英军第29旅2个连。第38、第40军追至议政府东南水落山地区，击溃美军第24师第19团。左集团第42军主力和第66军1个师分别由加平、春川渡过北汉江向洪川方向追击。人民军第2、5军团则继续在洪川、横城地区截击南朝鲜军。 志司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行动，进一步加快进攻的节奏并加深打击力度，力求获得更多战果。战役进程随之迅速推进，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志愿军的强大攻势使汉城迅速陷入危急境地，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轻松占领。当志愿军兵临城下稍作犹豫时，守卫汉城的美韩联军惊慌失措，仓皇撤离，只留下了一座早已化为废墟的空城。 随后，汉江防线全面失守。 当志愿军抵达汉江北岸时，南岸的敌军已提前放弃了阵地撤退。志愿军顺利渡江，未遇敌人阻击，先遣部队迅速推进至水原、利川、原州一带。原本带有诸多勉强的战役，进展竟如此顺利且迅速，战果再次超越了战前的预期。 在这种情势下，是应当继续大规模南下，还是见好就收，局内外的各方人士产生了诸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此时，战争的决策者和战役的指挥官，再次面对预见能力与掌控能力的重大考验。 在突破三八线作战即将展开前，负责指挥右集团四个军的韩先楚于12月29日上午11时向志司发电，预判战役开始后敌情可能出现两种变化，并提出了两套应对方案。 第一种可能是敌军向汉城及汉江以南撤退，这种情况下，应当展开攻城行动：“第五十军沿铁路追击南逃之敌，一部分兵力及炮兵前进至金浦对岸，炮击金浦机场；第三十九军派出一个师追击敌军，伺机占领汉城，并争夺汉城江桥；第三十八军则派出一个师向东面的仁仓里进军，拦截骑一师的敌军。” 另一种可能是，“美军依靠炮火和空中支援，强力固守高阳和议政府以北地区”。因此，“计划由40军及38军一个师歼灭抱川的敌军，39军控制德亭里铁路两侧区域，监视议政府的敌军动向，同时以38军主力部署在抱川西南以截击援军，50军则向汶山推进，积极牵制高阳方向的敌军”。 志司于当日午夜24时回电： 此次战斗若能歼灭伪1师、伪6师、伪2师、伪5师的大部分或全部，美军可能会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汉城，退守汉江南岸；二是固守清平里、议政府、高阳一线。如果敌军放弃汉城向南撤退，我50军将通过议政府进军，人民军第1军团则从汶山向汉城发起攻击，50军需迅速占领汉城的江桥并加以巩固，城防任务由人民军第一军团负责。 若美军继续坚守议政府东西线阵地，我右纵队应暂停对面之敌的进攻；若左纵队在春川地区的围歼行动尚未成功，则应调派适当兵力协助完成围歼任务。 在志愿军成功突破战线正面之后，\"联合国军\"的反应果然如志司与韩先楚在战前所预料的那样。 李奇微的首要行动是阻止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进攻。他不仅调动部署在第二线的美英军队前往第一线，堵住防线上的空隙，还采取了关键措施，命令远东空军全力出击，对沿各条南下通道进攻的志愿军和人民军展开猛烈的轰炸。 美国方面估计，这次轰炸给中国军队带来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在志愿军发起攻势的最初两天里，李奇微时而乘汽车，时而搭乘小型联络飞机，穿梭于前线各地，亲眼见证了战局的迅速恶化。在听取了所有军长和师长的意见后，他最终决定采取第二步措施：放弃汉城。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 “我早已明白，当中国军队全力进攻时，汉城无法长时间守住。第8集团军的战略是尽可能重创敌军，然后迅速撤离，退守新的防线。” 由于中朝人民军队攻势凌厉，李奇微被迫于1月3日晨下令，“联合国军”从3日15时开始全线撤至汉城以南组织防御。美第8集团军在撤离汉城的同时，用汽油、炸弹对汉城、仁川、金浦机场等地进行了疯狂破坏。汉城的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等遭到严重损坏，许多建筑物被毁。 听闻李奇微将要放弃汉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焦急不已：“李奇微将军不是说过要长期驻留朝鲜吗？可他刚到朝鲜才一个星期，怎么就要撤出汉城了？难道他指挥的军队只会撤退？”对于李承晚的质疑，李奇微根本不放在心上，这个傀儡有什么资格告诉自己怎么做，他的一切都是美国给的。 随即，李奇微反击道：“你应该到前线去瞧瞧南朝鲜的军队，是如何像羊群一样溃逃，而不是可怜兮兮的坐在这里！这样的部队，如何执行我的反突击计划？坚守阵地无异于等死……我李奇微只不过是撤出汉城，我仍然还留在朝鲜！” 满腔怒火的李奇微挂断电话，立刻命令帕尔默准将全面负责汉江大桥的交通管制，第八集团军数十万人的生死都系于此桥。他严令道：“给我拦住那些难民，从下午三点起，禁止一切非军方车辆和行人通过，以我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第八集团军顺利地通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汉城数十万难民涌上大桥，那可真是给中国军队大大帮了忙！” 一队队士兵缓缓涌过汉江桥，浩浩荡荡的机械化部队从江面上的浮桥上缓慢驶过，沉重的重型武器，甚至将浮桥压进了冰冷的江水。李奇微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只要中国军队用几门重炮轰击，第八集团军就彻底完了！” 韩先楚清楚地看到敌军正在溃败。十几万美军正拥挤在那座桥上！只要有大炮，哪怕只有一门，朝着汉江桥猛轰一阵，这些美军就别想逃了。可惜啊，炮兵根本跟不上，一门炮也没有。他的部队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在冰冷的雪地里奔跑。想到这里，无奈的韩先楚，愤愤地跺了跺冻得杠杠硬的泥土。 对于李奇微来说，放弃汉城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并非一个难以做出的决策。在他看来，汉城作为韩国的首都，放弃它更多地是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军事上却并没有太大价值。 因此，当他离开设在汉城市的第8集团军指挥部时，竟然还有心情让勤务兵把一件破旧的法兰绒睡衣钉在办公室的墙壁上。上面写着“谨致中国志愿军司令官”，并以“第8集团军司令官”签名。美国的战争史中描写到，李奇微离开汉城指挥所时回头一望，看到那件睡衣的下摆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带着一丝嘲弄的意味。 1月3日12时，正值李奇微发布撤退命令之日，志司提出了“战役第二步部署”的设想，并向韩先楚及各军首长征询意见。事实上，在这份征求意见的电文发出之前，韩先楚已于2日8时30分向右集团各军下达了“攻击议政府及追击敌军的部署”。韩先楚判断，“清平里、议政府、高阳一线的敌军极有可能向南撤退”。他据此作出决定： 如果议政府和高阳一线的敌军已向南撤退，第40军和第38军则分别向清平里、磨石隅里以及九岩里方向进军，准备渡过北汉江；第39军将通过议政府向金谷里地区推进，视敌情决定是否渡过汉江；第50军则从高阳出发，向汉城发起进攻，趁敌军混乱时迅速占领汉江大桥，伺机渡过汉江，并将汉城的防守任务移交给人民军第1军团负责。 仅仅一个半小时后，韩先楚再次发来电报，表达了他对战场局势变化的新见解。 韩先楚认为，既然敌军撤退迅速，难以捕捉，继续追击只会让部队徒劳疲惫，不如派少量兵力进行尾随跟踪，并在汉江南岸保持一个桥头堡阵地即可。至于整个战役，到此为止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 志司依然坚持趁胜追击，进一步扩大战果。他认为，如果志愿军主力停留在汉江北岸按兵不动，敌军很可能会在汉江南岸转入防守态势，这将不利于下一步春季攻势的准备。因此，当前的进攻行动还不能中止。 1月3日白天，第38军第114师的两个团（第340团和第341团）在汉城北面的水落山与敌军接战。地图显示，水落山如今位于首尔郊区范围内，距离汉城仅一步之遥。 下午16时，第38军电告韩指称“汉城敌军似有撤退迹象”，已命令第114师“派遣部分兵力接近汉城，侦察敌方工事和动态，主力部队随时准备占领汉城”。然而，正是这片刻的拖延，使得第38军错失了率先进入汉城的良机。 1月3日18时，韩先楚下达命令：第38军派第113师向汉城东南推进，第114师向汉城东部进攻；第40军派第118师进军汉城东北方向；第39军派第116师向汉城正北发起攻击；第50军则向汉城西部及西南展开攻势，力求在汉江北岸围歼在“联合国军”撤退过程中担任后卫的美军第24师。 直到此时，志愿军方面尚未掌握美军对汉城是选择坚守还是放弃的确切情报。正向汉城逼近的志愿军右集团各部队，因局势不明朗而放慢了前进速度。 1月4日12时，第39军军长吴信泉电告韩指：第116师已派遣部队向汉城搜索前进，但尚未收到关于敌军是否已全部撤离汉城的报告。 当天下午，战火弥漫的南朝鲜“首都”汉城迎来了中国第39军第116师和人民军第1军团的进驻。至此，第39军成为了同时解放朝鲜平壤和汉城这两座首都的英雄部队。这也是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人第一次打进外国的首都。 第50军第149师442团1营也在当晚进入了城内。 在此过程中，除了人民军的一部队与美军一个坦克营交战，击毙敌军200人，缴获坦克两辆、汽车46辆外，其他各部队未发生重大战斗。由于美韩军在撤退时对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收复后的汉城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古都的风貌彻底消失。 次日，汉城和平壤两座朝鲜半岛上的核心城市同时响起240门礼炮的轰鸣，庆祝中朝军队取得的巨大战果。 中国军队攻占汉城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上下为之振奋，最后一丝关于能否战胜美国的疑虑也随之烟消云散。天安门广场上，人们彻夜举行庆祝活动…… 汉城被占领后，是否渡过汉江继续向南追击，意见出现了分歧。 吴信泉致电韩指和志司首长，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我军突破临津江后，敌军所受打击并不严重，估计他们可能会退守汉江。因此，若我军继续南下追击至汉江以南，需做好充分的准备。 （1）汉江大概还没有封冻，具体渡河地点的侦察需要一定时间。 （2）由于炮兵弹药尚未补充完毕，当前尚无法渡过临津江。 （3）部队自三十日晚进入阵地以来，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无法得到休息，极度疲惫，急需恢复体力。 （4）部队中有千余名伤病员分散在各地，仍需将其集中后再进行转运。 （5）部队亟需补充粮草和弹药。 （二）如果敌军不守汉江并继续向南撤退，而我军追击难以进行大规模歼灭战，建议仅派遣数个支队，协同人民军渡江，占领三七线以北区域。 这个建议大致反映了志愿军各部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志司在分析了攻占汉城后的局势以及下一步战役的需求后，提出了“乘胜再鼓一把劲”的要求，最终决定让部队继续渡过汉江作战，迫使汉江南岸的敌军后撤，为春季攻势的准备创造有利条件。 人民军第1军团留下1个师接替防守汉城，主力部队则渡过汉江，伺机夺取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右纵队（集团）仍由韩先楚统一指挥，命令第50军一部迅速控制汉江桥梁，占领汉江南岸的滩头阵地。 如敌军继续向南撤退，则紧追并占领水原待命；第38、第39、第40军原地休整3天（至7日止），准备从清平川附近渡过北汉江，首先进攻驻守杨平的敌军，随后由东南向西北推进，攻击利川、广州、水原、永登浦地区的敌军；吴瑞林与周彪继续统一指挥第42军和第66军，方虎山仍负责指挥人民军第2、第5军团，按照原计划消灭洪川、横城地区的敌军后待命，并在右纵队再次发起进攻时，准备配合作战。 这一部署中，右集团三个主力军的运用尤为引人注目。 首先，渡江路线选择了清平川的上下游区域，而不是正面直接渡过汉江，主要原因是北汉江在清平川附近的河面已经结冰，便于大部队顺利通过。其次，进攻路线计划从杨平向南推进，抵达利川后再向西转向，到了水原后再折向北，绕过南汉江以西的一大片区域。 如果美韩军队坚守汉江南岸防线不动，这次包围打击行动便可能顺利展开，从而在汉江以南形成大规模围歼战的局面。 然而，美军撤过汉江后，并未将新的防线设在汉江南岸。李奇微认为，汉江已经开始结冰，作为天然屏障的战术价值即将丧失，因此不适合用作新防线。他最初计划让美军主力退守水原至杨平一线，但由于洪川失守，右翼安全无法得到保障，遂决定进一步向南撤退，将新防线设定在三七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和三陟一线。 这条防线在原州以西与战前划定的“d线”重合，而在原州以东则向南回缩，最远处甚至退至“d线”以南约60公里。新防线距离汉城大约55公里。\"联合国军\"撤退的部队乘车疾驰，仅需一两个小时便能抵达。而对于完全依赖步行，且白天还必须隐蔽防空的志愿军来说，这无疑是一段不短的路程。 1月5日中午，第39军侦察分队报告称，汉江以南15公里范围内已无敌军踪迹。吴信泉于当日下午15时将此情电报彭德怀、韩先楚等人，建议第50军连夜渡江，其他各军则无需再经清平川绕道，可直接从汉城过江。 从5日晚开始，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陆续跨过汉江向南推进。到8日，右集团各部相继占领了水原、金良场里、金浦和仁川等地；左集团各部则攻占了砥平里、杨平、骊州、利川、洪川等地区。与此同时，人民军第2、第5军团也占领了原州和横城，并继续向荣州方向追击。 从5日开始，除了少数执行威力侦察任务的分队外，志愿军主力基本上已经在战场上与美韩军队脱离了接触。 8日，“联合国军”在中朝人民军队打击下，撤至北纬37°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鉴于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志愿军和人民军并未能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联合国军”的后撤似有计划进行，企图诱使中朝人民军队深入后重演仁川登陆的一幕。 在志愿军内部，由于连续作战加上持续推进，后勤线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单位都需要人员补充才能重新恢复战斗，同时因为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志愿军与人民军内部也开始出现轻敌思想，对于停留在三七线以北，甚至是准备放弃汉城都有所怨言，认为可以从北到南一次解决，将美军彻底赶下海。 为了遏制这种想法的蔓延，彭德怀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前还专门开过一次会议，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深刻分析才使得志愿军内的轻敌思想被遏制。 为解决志愿军南进过远而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同日，志司果断决定停止追击行动，志愿军及时停止了脚步，开始转入防御态势，一边努力维持后勤线完整，一边防备联合国军反击，第三次战役即告结束。 第9章 第三次战役(9)果断结束这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的纵深大致限定在三八线以南、汉城以北的数十公里的有限区域内。至于是否攻占汉城、是否渡过汉江，都不在事先设定的目标之列。 在实际的战役进程中，志司果断决定终止这次战役，这一决策成为最为关键的转折点。 1月4日，志愿军与人民军进入汉城，标志着第三次战役的攻势达到了顶点。 根据战场态势的发展，志司一方面决定继续加大压力，进一步将敌人从汉江南岸驱逐，进而占领金浦和仁川，以巩固对汉城的控制； 另一方面则指示各部队不得追击过远，对南逃的敌人只追至水原即可，然后在此待命。 这时，汉城解放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中朝人民欢欣鼓舞。平壤上空礼炮轰鸣，北京的群众则纷纷上街，彻夜庆祝。 《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祝汉城光复》，文章称： “汉城是朝鲜至关重要的战略重地。汉城的再次解放，令美国在朝鲜失去了战略核心。前进！向大田进军！向大邱进军！向釜山进军！将拒绝撤离朝鲜的美军侵略者赶下海去！” 金日成在命令平壤和汉城两地以240门大炮鸣放24响以示庆祝，并宣称：汉城的解放是一次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必须意识到，离开朝鲜的时刻已经到来！ 志愿军前线将领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他们认为，依靠志愿军现有的力量无法将敌军赶入海中。 首先，志愿军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极度疲惫，减员严重，亟需补充和休整。 其次，尽管第三次战役取得了胜利，但美军主力并未被彻底消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虽遭遇失败，但其后备力量依然雄厚，技术装备远胜一筹，敌我力量对比并未发生显着变化。 再次，志愿军的战线迅速向南延伸，运输线已扩展至500至700公里，加之敌机的疯狂轰炸，运输工具匮乏，补给愈加困难。部队所需的粮食大多依赖于当地筹措，但当地群众的余粮有限，难以满足需求。最后，东、西海岸的防御空虚，侧翼暴露无遗。 在第三次战役中，尽管敌军已经构筑了坚固的防线，但他们并未坚守阵地，而是有计划地向南撤退。如果我们贸然快速南进，一旦敌军从侧翼或后方登陆，实施南北夹击，那么极有可能再次发生类似仁川登陆后的局面。 当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在胜利的表象背后看到了“志愿军随时可能面临厄运”的危险，这种直觉与内心的忧虑让他深感不安，甚至到了“几天几夜难以入睡”的地步。 这展现了一位成熟高级指挥员的远见卓识与清醒判断。 志愿军总部的其他几位领导人意见一致，未曾出现分歧。而身处前线指挥部的韩先楚也发电给志司，强调此次战役中的参战部队几乎全是老兵，前线部队已经极度疲惫，面临着诸多困难。 沿着三八线南部的群众纷纷逃离，敌人的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掠夺一空，致使部队在吃饭和休息方面都面临极大困难，体力显着下降。再加上后勤补给跟不上，前线部队急需粮食、弹药和鞋子等补给。如果不增派新的力量，仅凭现有兵力发起大规模攻势，显然是不现实的。 1月6日24时，志司向志愿军左右纵队指挥员韩先楚、吴瑞林及人民军第5军团军团长方虎山发电指示，命令各部队立即停止追击，在原地集结待命，并加强警戒和防空，防范敌军反扑。电报还对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后的工作进行了安排。7日晚，召集中朝两军领导人开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会上提出： 从各方面来看，敌人显然在诱导我军进一步推进，试图制造我军后方补给困难，同时让东西两侧海岸暴露出来。随后，敌人将利用其海空军的优势，从侧翼或后方海岸实施登陆，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意图再次重演仁川登陆的伎俩。对此，我们联合司令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陷入敌人的陷阱。 8日，志司向中央军委发去电报，报告第三次战役已告结束。 在此期间，中央军委及作战部对朝鲜战局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 如果能获得空军的支援，或者有两三万辆汽车用于运输，或者立刻投入两个兵团的战略预备队，志愿军便能够继续向南追击，扩大战役的胜利成果；然而，这些条件当前一个都不具备，继续追击将会非常危险。 因此，同意志司决定，停止追击，结束战役。 第三次战役自1950年12月31日发起，至1951年1月8日结束，历时8天8夜。在此期间，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成功突破“联合国军”设立的三八线防御阵地，攻占汉城，并将战线推进至三七线附近，向前推进了80至110公里。 在此次战役中，据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战争史》记载，共歼灭敌军1.9万人。 当年军委作战部统计显示，共击毙、打伤和俘获敌人人，其中击毙和打伤敌人总计5979人，俘获敌人7030人。而美英军中被击毙、打伤和俘获的共计1590人，敌人被歼灭的数量在三次战役中为最少。缴获各类火炮456门，缴获及击毁坦克和装甲车共计54辆，缴获及击毁汽车423辆，整体缴获量也显着低于前两次战役。 此次战役中，志愿军战斗减员共计5039人，非战斗减员人数则超过战斗减员，达到9975人。其中，逃亡、掉队和因病送医的人数分别为1977人、3051人和3443人。这显示出，由于部队长时间连续作战且无法得到休整，疲劳程度加剧，非战斗减员已经成为影响部队战斗力保持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1月8日，志司向中央军委报告第三次战役结束的当天，中国驻朝大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发来电报：金日成首相计划于10日前来商讨作战事宜。在电报中，柴军武提前告知了他所掌握的情况：金日成认为部队的休整时间不宜过长，大约一个月就足够了；如果休整时间拖得太久，河川结冰融化后，部队的行动将变得更加困难。 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朝方领导人曾对志愿军停止追击的决定表示不理解。经过双方的协商沟通，最终达成了共识。如今，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身为朝鲜的领袖，金日成只希望尽早实现朝鲜的统一，下令停止进攻的命令，让他感到非常难受。1月10日，金日成在柴军武的陪同下，来到志愿军总部所在的君子里。 在第三次战役发起之前，志愿军总部的人员从大榆洞向南转移，途经北仓里和玉泉站，最终于12月18日抵达成川郡的君子里。从此，志愿军总部（兼中朝联合司令部）便设立在当地的一个矿区内，直至第三次战役展开。 当晚22时，展开会谈。 首先向金日成介绍了志愿军的现状，并对当前敌情进行了分析： 志愿军入朝作战已超过两个月，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战斗中伤亡人数超过5万。此外，由于疾病和冻伤逃亡的人员约有4万，总计减员达9.1万。目前运输条件十分困难，粮食、弹药、棉衣和毯子无法运达，导致作战部队人员体力严重下降，兵力极为不足。部队迫切需要进行休整和补充，同时改善运输状况，以便为下一次战斗做好准备。当前，敌军在前线的兵力仍有二十多万，并已在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完成防御部署。 敌人在这条战线上布防相比退守洛东江更容易对付，我军应做好充分准备，力求在下一次战役中消灭更多敌军，避免其主力撤退并集中在釜山狭小区域，这一点极为关键。从各方面分析，如果不再歼灭敌军七八万人，且没有其他特殊的政治变故，敌人不会主动撤出朝鲜。因此，尽可能在朝鲜境内消灭敌军，是最具意义的策略。 金日成表示，志愿军确实需要休整，但应尽可能缩短时间。可以先派出三个军队南下，剩下的部队再休整一个月后继续南进。 志司认为这可能会迫使敌人放弃更多地方。然而，目前军队非常疲惫，且未得到补充，既没有车辆运输部队，也缺乏坦克和飞机的掩护。只能依靠夜间徒步行动，与敌人的摩托化部队竞赛，想要在追击中消灭敌人非常困难。 而且，过早地将敌人逼退到半岛最南端的狭窄区域，不仅对下一战役中的分割歼敌不利，还会加大作战难度。 金日成说：无法消灭敌人的情况下，扩大领土同样十分重要。 志司认为，与其首先扩大领土，不如优先消灭敌人。只要敌人被消灭，领土自然而然就会获得。当前的关键在于继续争取胜利，彻底击溃敌人。 金日成词穷理尽，没有立即表态，打电话要求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连夜赶来参加会谈。 于是，会谈暂时中止。那天晚上，金日成在志愿军总部留宿，一夜未眠。 11日，金日成搬救兵的时候，志司也收到中央发来的急电：“如朝方同志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以南进，则亦建议提议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电报内容并未明确指示是否应结束攻势转入休整，而是表示朝方可根据自身判断进行处理。这一电报对正在与朝鲜领导人当面沟通的志司来说，提供了一个避免直接“顶牛”处理问题的灵活方式。 9月11日下午，朴宪永奉金日成之命，赶赴君子里参加会谈。 会谈一开始，朴宪永就坚定地表示：“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推进，美军就必然会撤出朝鲜。美军在朝鲜已经支撑不下去了，他们现在需要有个台阶下，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他们就有了退出朝鲜的台阶。” 他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去追，他们就找不到台阶下，就不会退出朝鲜。” “你们从哪儿瞧出了美军在朝鲜支撑不下去了？” “美国是个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不到无产阶级民众的支持，而资产阶级自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军侵略朝鲜，既失去了民心，又没有道义，肯定支撑不下去！” 让人啼笑皆非。 志司：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现阶段尚不足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再歼灭美军3到4个师、约5万到6万人，这一因素就会转变为有利条件。两个月后，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力量将比现在强大得多，届时可以根据局势决定是否南下推进。 朴宪永说道：到那时，美军可能就不会撤退了。 金日成插话道：志愿军最好在半个月内有三个军向南进攻，其余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继续南下。 志司说道：既然你们认为我军一旦向南进攻，美军必定会撤退，那么将从仁川到襄阳以北的整个海岸线的警戒任务和后方交通线的维护，交由中国志愿军负责。人民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等军团，约12万人，已经休整了两个月，可以继续由你们指挥，按照你们的意愿向南推进。如果美军如你们所设想的那样撤离朝鲜，我自然会为朝鲜的解放而欢呼庆祝。如果美军不撤退，志愿军将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南下。 金日成和朴宪永着急了，人民军还没有恢复元气，怎么能单独向南进军，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进行试验，就会付出成千上万人的代价。 在反复阐明情况并据理力争之后，金日成和朴宪永最终承认自己存在速胜思想，并表示既然志愿军尚未准备好，那么就休整两个月。1月12日，志司致电北京，汇报会谈结果，表示金日成已同意暂停南进，进入休整。几天后，志司领导人前往金日成处，再次进行深入商讨，并于18日返回。 于19日通过电报向中央通报了商谈的情况，并指出： 金日成和其他朝鲜领导人深知，仅凭朝鲜人民军的单方面力量去追击南撤的美军和韩军，是不现实的，也是一种冒险的举动。他们还表示，他们已经召开了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认同中方提出的关于为未来的进攻做好准备而需要休整两个月的建议是正确的。 中央把志司的两次来电都转交给了乔大叔。 乔大叔迅速回复了电报，明确表示：“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问，真理掌握在中国同志手中”，并赞扬大将军在如此劣势的装备下，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杰出的军事天才。 君子里这场争论，体现了在战争指导上两种不同思想的分歧。朝方领导人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希望一举解放全朝鲜，虽说这一心情可以理解，但如果真照此执行，不仅在实际作战中难以实现，还必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大将军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面对战争，并展现出对战局发展的深远考量，未被各方的议论、指责或质疑所动摇，坚持了正确的判断。这种坚定的立场在避免因战略指导失误而导致战争进程再次逆转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几年后，他回忆道： “我一辈子打了许多仗，从未感到过恐惧。然而，当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一直推进到三七线时，我四下环顾，确实感到非常害怕。当时我不是担心个人安全，而是看到几十万中朝军队面临敌人的猛烈攻势，心里不禁感到极度恐惧。 我几天几夜辗转难眠，总是思索如何摆脱这个困境。我们军队推进到三七线后，已经向南方扩展了几百公里，后方的物资供应线本就难以维持，这时敌人又用飞机对我们的运输线进行猛烈轰炸，使得志愿军的物资、粮食和弹药供应变得极其困难。 空中敌机的轰炸、地面上美军的坦克大炮、两侧沿海的美军舰队，使得敌人即便不上船，也能将炮弹打过来。此外，正值寒冬，冰天雪地，战士们不仅吃不饱穿不暖，非战斗减员也逐渐增多。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志愿军随时可能面临更大的灾难。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作儿戏，因此必须果断停下来，停止推进，并做好应对敌人反攻的各种准备。” 李奇微自然也不会忽视这一点。他不仅没有如金日成所预期的那样在遭遇战斗时轻易撤退，反而准备进行果断的反攻。美军计划趁志愿军孤军深入时，发动第二次仁川登陆。然而，志愿军并未落入圈套。 于是，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仅十余天后，全线后撤的“联合国军”迅速集结了最精锐的美军部队打头阵，动用了联合国军5个军16个师及3个旅，外加1个空降团以及全部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地面部队，总兵力达25万余人，向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了猛烈反扑。 这次反扑从最初的局部试探，迅速升级为全面进攻。由于志司及时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并主动撤退，放弃汉城，采取机动防御的战略，成功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朝鲜战争双方在战场上的攻防态势，再次经历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换。 刚刚完成休整部署并计划两个月后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的志愿军和人民军，猝不及防地被迫提前结束休整，仓促迎战，瞬间陷入了相当被动的局面。 第9章 第三次战役(10)美国人的外交圈套 在中朝双方为是否继续南下激辩之际，美国的军政高层也在为接连失利后该如何脱困而苦思冥想。就在此时，麦克阿瑟再次对杜鲁门施压！ 一封接一封的电报不断从东京发往华盛顿，麦克阿瑟强烈要求扩大战争规模，甚至不惜引发世界大战。他提议空袭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海，并动用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还计划攻击中国东南沿海。为此，他甚至秘密邀请了何应钦访日，共同谋划国民党军队参战朝鲜。 关于扩大战争是否会导致苏联人参战，麦克阿瑟的态度简单明了，只要再给我四个师就足够了。否则，如果不满足他扩大战争的请求，那就从朝鲜撤退！到时候可别怪我，这可是你们拒绝了我的要求！ 华盛顿的政坛老手，岂能看不出麦克阿瑟的那点小把戏。 国务卿艾奇逊挥舞着电报，一语道破麦克阿瑟的伪装：“这如果同意了，将成为被后世评判的文件。麦克阿瑟为了在局势失控时让自己免于责任，向我们施压，逼我们让步，这个桀骜不驯的将军已经无可救药。” 五星上将、深沉稳重的国防部长马歇尔，看到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对部队士气低落的指责，不禁摇了摇头：“当一位将军开始抱怨他部队士气的时候，正是他该反思自己士气的时候。” 杜鲁门气得两眼发直，麦克阿瑟这个混账，为了自己的面子，竟然不惜让美国卷入一场世界大战。 1951年1月9日，在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下，参联会正式否决了麦克阿瑟建议对中国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的提议。同时，参联会再次向麦克阿瑟下达指示：在“首先保障你部队安全以及保护日本这一基本任务”的前提下，“坚守每个阵地”，并“尽可能重创朝鲜境内的敌军”；“如果你判断，为了避免重大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而撤退是必要的，你可以将部队从朝鲜撤回日本”。 麦克阿瑟认为，华盛顿的这一指令是个“陷阱”，因为它“懦弱地回避”了承担撤出朝鲜这一“棘手决定”的责任。他随即发回电报，提出了两个质问： 首先，当美军兵力不足以同时兼顾守住朝鲜和保护日本的任务时，究竟应将哪个作为优先重点？ 第二，尽管华盛顿表示已授权他，在必要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从朝鲜撤出，以避免严重损失，但对何种程度的损失可以被视为“重大损失”，并未做出明确界定。 很明显，麦克阿瑟再次将“球”踢回了华盛顿。 是否撤离朝鲜，应该由华盛顿来做出决定，而非他自己。无非有三种选择：第一，继续努力在朝鲜维持长期驻扎；第二，在有限的时间内暂时停留；第三，迅速撤出半岛，尽量减少损失。他明确要求华盛顿给出明确答复，“从这三种选项中做出选择”。 参联会的回复表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在当前条件下，加上中国军队的持续进攻，我们不得不认为，长期坚守朝鲜阵地已不再可能。” 与此同时，杜鲁门以个人名义，耐心地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冗长的私人电报，一方面强调必须坚持在朝鲜作战，另一方面也坦承，军事上可能会面临不得不撤出朝鲜的局面。这封信由杜鲁门派往南朝鲜实地考察的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专程送到东京，亲手交给了麦克阿瑟。 在信中，杜鲁门向麦克阿瑟表明了这样一个“底线”： 如果在朝鲜本土据守一个关键地区已不可能，而你又认为某些上述的重要目标是合理且切实可行的，那么可以选择在朝鲜沿海的各岛屿，尤其是济州岛，继续进行抵抗，以支持这些目标。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如果不得不撤离朝鲜，必须向全世界明确表明，我们的这一行动是迫于军事上的需要，除非侵略者的行为得到纠正，否则我们在政治或军事上将不会承认撤离的结果。 艾奇逊评论说，这封信“措辞巧妙”，是“总统发挥想象力，为他的战区指挥官写的一封既亲切又周到的信件”。然而，其他一些美国人则认为这封信是“虚与委蛇的典型”，充满了“模糊和暧昧”。 实际上，杜鲁门在信中明确表达了他的意图：在不扩大战争的前提下，美国必须在朝鲜战场上继续作战，因为这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除非遇到军事上无法承受的极端情况，否则美军绝不能从朝鲜撤退。 对此，麦克阿瑟根据自己的理解表示：“我们必将竭尽全力去完成这一任务。” 同时告知他的下属： “诸位，我们关于是否撤离朝鲜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我们决定不撤退。” 然而，麦克阿瑟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始终未能达到杜鲁门的预期。不知为何，他坚信自己的立场与参联会“完全一致”。这一点让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极为不满，甚至斥责他“厚颜无耻地扭曲我们的意图，擅自发表意见”。 尽管麦克阿瑟声称“不会撤退”，但他的司令部仍然在为撤退进行计划准备。按照麦克阿瑟的指示，远东司令部的参谋们制定了详细的撤退方案，内容涵盖撤离地点、撤离所需的时间、撤离人数及其安置地点等，并明确了由哪支美军部队负责掩护最后的防御圈。由此可见，无论是华盛顿的决策层，还是东京的远东司令部，当时都将撤离朝鲜视为一个切实可行的选项。 然而在朝鲜战场的指挥官李奇微看来，彼时并不存在，未来也不会出现那种迫使美军撤出朝鲜的最糟糕局面。 虽然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势，李奇微本人进行了多次撤退部署，包括放弃汉江南岸阵地和撤离汉城等行动，但他从未真正考虑撤出朝鲜。他一直在寻求一条能够让美军立足，并在稍作调整后再次反攻的防线。 起初，他规划了一条从西南向东北延伸的斜线，连接水原、杨平和洪川，作为设想的防线。然而，很快他发现敌军在洪川方向撕开了一个巨大缺口，于是不得不进一步后撤，基于沃克之前设定的“d线”重新划定防线。 这条新防线从平泽-安城-长湖院里-原州，向东延伸至海岸。李奇微安排美军第1军在平泽至安城的防线上布防，第9军则在竹山里至长湖院北侧布防。他最终决定就在这条防线上抵御中国军队的进攻。 让李奇微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军队并没有继续向南推进，反而选择与联合国军脱离接触。凭借敏锐的战场直觉，李奇微迅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深刻含义。他判断，中国军队的攻势可能已经达到了难以为继的极限。 艾奇逊经过反复思考，运用他那法律人的思维，最终决定冒险设下一个外交陷阱。1951年1月13日，美国促使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先停火后谈判的“五步建议”，并将其递交给中国。 他推测中国必定不会接受这个提议，既然如此，美国不妨投赞成票，这样既能顾及盟友的意见，又不会让美国陷入必须接受不愿意承担的条件中。更为关键的是，这可以将拒绝和平的责任完全转嫁给中国。不得不说，艾奇逊对中国的心理判断非常准确，他设下的这个外交圈套果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对联合国“三人委员会”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 该委员会成立之际，中国便作出宣布： 中国代表既未参与联合国成立该委员会的讨论，也未表示赞同，因此该委员会是不合法的，中国政府不打算与其进行任何接触。 这不仅让人想起抗日战争结束时，美国曾派遣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小组”调停国共冲突，结果却导致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的历史教训。 1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决定：关于朝鲜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我们的立场是先谈后停，而非如美帝所愿的“先停后谈”。次日，起草了一份致朝鲜政府的备忘录，向朝方阐明中国的立场：目前美国因在朝鲜的失利急于寻找出路，最好是实现“光荣停战”，否则，将陷入“有限制的战争”。 然而，“光荣停战”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而“有限的战争”却让英国、法国、印度等国感到恐惧。因此，直到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才提出了先停战后谈判的提案。只要先实现停战，美国便能保存其实力，并帮助李承晚保留一定的地区和军事力量，而谈判则可能将停战的时间无限期延长。 如果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该议案，我们在明确拒绝“先停战，后谈判”这一原则后，将主动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四项主张。 柴军武将此备忘录呈报给金日成，并作了说明：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得到苏联政府的同意并愿意给予支持，中央非常希望了解金首相的看法”。与此同时，该备忘录也送达了大将军。 大将军在表示赞同备忘录所阐述的政策立场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若停战期限延至三月底，不但不会影响朝鲜的战事，反而有利于局势发展，因为这将减少敌机的活动频率，有利于各项准备工作的顺利开展。” 显而易见，大将军对于停火的看法，与备忘录中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作为前线的大军统帅，他更加关注战场的实际局势。在此时停火，不仅仅是对美国有利，对迫切需要休整的志愿军而言也是有利的，这可以为志愿军争取两到三个月的准备和休整时间，对未来的作战十分有利。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因为当时主导决策的仍然是政治方面的考量。 2月1日，我国复电联合国，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实质上拒绝了联合国已通过的三人委员会方案。 我国的这一反应，恰好符合了美国的预期。 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满怀期待并确信，中国将会拒绝这项决议（事实也正是如此），从而促使我们的盟友回归较为理性的态度（这也果然发生了）”，从而“使美国在东西方世界都受益匪浅”。 艾奇逊精心策划的外交陷阱取得了圆满成功。 接下来，美国采取了一连串的举措： 在联合国中，策动联大提出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在欧洲，推动北约加速组建一体化军事力量；在日本，积极策划单独与日本签订和约，并加快日本的重新武装进程；在国内，强化实施扩军备战的各项措施，全方位提升继续进行战争的力量基础。 柯林斯、范登堡回美国后，他们带回的消息让华盛顿欣喜若狂——麦克阿瑟在放屁，战局已经好转。中国军队因运输线延长，补给困难，已不能有效作战。李奇微是个帅才，已经整顿得第八集团军日见起色。不但如此，他决定马上就要大反攻了！ 美国政府立刻采取了强硬态度。与此同时，日夜奔波于前线的李奇微为第八集团军补充了大量老兵，并将从元山撤回的美十军部署到前线，还调集了许多新型武器。在此期间，李奇微在朝鲜重整部队的工作也取得了显着进展。第八集团军不仅稳固了现有阵地，还开始为反攻做好了准备。 此时，李奇微指挥的前线作战部队包括七个美军师、八个南朝鲜师以及两个英国旅，总兵力达到二十五万。而志愿军的一线作战部队仅有二十八万，其中志愿军仅有六个军、约二十一万人。尽管在兵力上稍占优势，但火力上的差距却是数倍之大，更不用说关键的后勤对比了。 由于外交应对不当，中国方面因此遭遇了许多不利局面。 其实，早在此之前，中央曾判断“打过三八线好谈”，然而，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获胜并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后，却并未立刻按照这一判断采取行动。不仅未能有效利用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愿望，给美国制造更大的外交困境，反而缓解了美国的外交危机，使自己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孤立。 从军事角度来看，拒绝停火带来的不利局面更是迅速显现。我们一再强调，先停火后谈判将会让美军获得喘息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个阴谋。然而，实际上，战场上不仅是美军急需喘息之机，几乎已处于力竭气衰、疲惫不堪的志愿军，同样亟需一个休整的机会。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地面战场由于双方军队暂时脱离接触而陷入短暂的平静，然而美军的空中打击却从未停歇。志愿军在后方的运输和部队调动，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若能实现停火，至少可以争取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进行休整和补给，这无疑有助于志愿军为下一步的作战做更充分的准备。 此次外交处理不当，根本原因在于志愿军入朝后接连取得三次胜利所带来的乐观情绪。尽管志司一再强调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包括主要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人，对形势的认知仍然不够到位。这种普遍存在的倾向，成为在停火问题上决策失误的主观原因。 美国军事历史作家约瑟夫·格登对此发表了以下评价： 对于中国人而言，反对停战带来了巨大的人为灾难。他们自恃甚高，显然确信联合国多数成员会支持他们的主张，因此拒绝了一个比两年半后他们最终接受的条件更为有利的结束战争的机会。 第9章 第三次战役(11)亟需休整的志愿军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下一场战役何时打响、如何进行？ 当时中朝两军从上至下的共识是继续推进进攻。用志愿军党委正式文件中的一段话来概括就是：“争取在下一个战役打响后，连续作战，一鼓作气全歼敌军，彻底解放整个朝鲜。”然而，战场局势的变化再次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不到半个月，全线撤退的“联合国军”便以美军最精锐的部队为先锋，向志愿军和人民军发动了反攻。起初，这种反击仅是局部的试探，但很快便演变为全面的进攻。朝鲜战争双方在战场上的攻防态势，再次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刚刚完成部署并计划两个月后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志愿军和人民军，不得不仓促结束休整，立即应对敌军进攻，一时间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 1月8日，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高岗发电报汇报志愿军情况，指出：“当前战斗部队兵员不足，补给匮乏，士兵体力严重下降。如不进行休整和补充，改善运输与供应状况，难以继续作战。” 在第三次战役发起前，志司已对部队的疲劳状况深感担忧，认为“虽然还未达到极限，但部队已连续两个月未得到休整”，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实在是勉为其难。 在遵照中央的指示越过三八线后，部队消耗殆尽，作战能力已经严重透支，几乎达到了极限。志司深刻意识到，若不及时进行休整，不仅无法发起下一次攻势，甚至有可能引发战局逆转的危险。 这一判断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 志愿军入朝后，75天内连续发动了三场战役，几乎是一次进攻紧接着另一次进攻。尽管战绩辉煌，举世瞩目，但此时已呈强弩之末之势。 一些兵团和军队甚至被重创，已无法继续作战。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突出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的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与刚入朝时相比，总减员人数几乎达到了三分之一。 其次，后勤补给不及时，粮草和弹药的消耗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充，甚至连被服、鞋袜等基本生活用品也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障。严寒中，士兵们在冰雪覆盖的地面上行军时没有鞋子，只能剪下毯子裹在脚上御寒。 部队入朝后，一直处于不断移动的状态，白天需上山隐蔽以防空袭，夜间则进行连续的行军与作战，导致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不少单位的组织纪律出现松懈，事故频繁发生，各种不良倾向也逐渐滋长。 根据志司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志愿军西线6个军在三个战役中伤亡约3万人，另有因冻伤、疾病及逃亡导致的减员在2万至2.5万人之间；东线第9兵团的战斗伤亡及冻伤、病、逃人数总计约4万人。依据该报告，西线与东线相加，志愿军的总减员人数已达9.5万人。 通过相关史料的核实，志愿军的实际减员数可能比上述统计数字还要更多。 在20世纪80年代，解方主持编写《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时提供了一组数据： 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的战斗减员为人，第二次战役为超过人，第三次战役为8373人，三次战役的战斗减员总计达到人。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当年军委作战部的统计结果。而且，这仅仅是战斗减员的数字，尚未包括同期的非战斗减员。 根据当年军委作战部的统计表，三个战役中的非战斗减员合计为人。然而，实际情况中，仅第二次战役志愿军的冻伤人数就达到了人，其中东线第9兵团有人冻伤，冻伤发生率为22.4%（其中三、四度冻伤占27.4%），冻死者占冻伤伤员的3.7%；而西线的6个军也有10%的冻伤发生率，总人数为人。 包括事故伤亡、疾病、逃亡、掉队等因素在内，非战斗减员的人数总数不会少于战斗减员的人数。换句话说，志愿军在前三次战役中的战斗减员与非战斗减员总数估计可能达到15万人，甚至可能超过这一数字。 部队的人员大幅减少，必然导致作战能力的下降，甚至逐渐削弱。 这已经在上述四个军队参与的三次战役兵力变化中有所体现。 第一次战役时，参战的4个军总兵力约为17.4万人，平均每个军有4.35万人。 到了第二次战役，4个军的总兵力下降至15.9万人，平均每个军的兵力不足4万人，减少了9.1%。 第三次战役中，4个军的参战兵力再次减少，总人数降至14.6万人，平均每个军仅剩3.65万人，继续减少了9.1%。由此可见，随着战役的推进，各军的兵力逐渐减少，后续作战能力也越来越乏力。 在第三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各部队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兵员缺编问题。 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入朝时，编制兵力基本维持在4.5万至5万人左右，第50军和第66军相对较少，入朝时人数分别为3.6万和3万多。 然而，至第三次战役结束时，除了第39军仍保持4.5万人外，第38军剩3.4万人，第40军为3.5万人，第42军为3.6万人，第50军剩3.2万人，而第66军仅剩2.5万人。 第9兵团的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损失惨重，剩余的作战兵力更为有限，不仅无力参与第三次战役，甚至在战役结束后的两三个月内，依然难以重新投入战斗。 为了弥补志愿军的兵员损失，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国内征募新兵以及抽调老兵入朝参战。 除1950年11月决定从中南军区调派5000名新兵以补充第38军和第40军外，还确定了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3月为第一个补兵期，计划为整个志愿军补充总计12万人（其中新兵8万，老兵4万）。 实际入朝兵员约为10.7万人（其中新兵7.7万，老兵3万）。在3月上旬，兵员陆续过江，其中补充第20军的新兵最早到达，时间为3月15日至18日，其余各军的补充兵员大致在3月底才能到达部队。 因此，到了第四次战役打响时，志愿军前线部队依然未能及时获得充足的兵员补充。 为了缓解兵员暂时无法及时补充的紧迫局面，各部队纷纷通过大幅压缩直属单位编制来应对，尽可能从机关、勤杂人员，甚至炮兵和工兵分队中抽调人员，补充到前线步兵连。然而，这一措施在连续三个战役中反复实施，已达到极限，潜力几乎耗尽。 实际上，更为严重的问题不仅是一线部队兵员不足，连排级基层指挥员的严重伤亡和大量空缺对部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更为显着。 时任第39军116师347团团长的李刚，在回忆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部队的情况时感慨道：“自入朝以来，部队伤亡过于惨重，连排干部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入朝时的连长如今只剩下一个了。多么渴望能有一次休整补充的机会啊！” 第40军119师359团反映，此战打得异常艰苦。第三次战役后，全团的营级干部已经换了一轮，连级干部更是更换了三次。 此时，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也陷入了自入朝参战以来最为艰难、最为严峻的阶段。 后勤补给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在于后方缺乏物资，而是难以将后方积压的物资迅速、充分地运送到前线。由于进入朝鲜后连续参与了三场以机动战为主的战役，战况的变化极为迅速，战线的流动性也非常大。 第一次战役打到清川江边，第二次战役逼近三八线，第三次战役又推进到三七线附近。部队以大踏步前进，不到三个月，战线就向前推进了400至500公里。由于原本后勤运输力量就很薄弱，远远无法跟上战役发展的速度和节奏，导致中间出现空虚、前后出现脱节的情况。 负责后勤保障的各部门和单位，都是在战争初期匆忙组建的，人员来自各地，既没有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也缺乏相应的业务能力，保障水平难以满足出国作战的特殊需求。 在第一次战役中，由于作战时间较短、运输距离不远，部队携带的物资尚且充足，补给方面暴露的问题不多。然而，从第二次战役起，随着战线的推进，运输线不断拉长，部队所携带的物资基本耗尽，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开始变得紧张。到了第三次战役，部队越过三八线，运输线进一步延长，物资供应更加难以及时送达，后勤保障的问题也随之全面暴露。 在前三个战役中，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主要由后勤分部和兵站负责组织实施。分部领导前沿兵站，以“接力”的方式伴随作战部队向前移动设立兵站，并将后方或中途兵站送来的物资，根据部队的武器装备、人力马力、补给标准及作战消耗情况进行分配和补充。 然而，在战线快速推进、运输力量不足以及敌机严重轰炸破坏的情况下，这种跟进补给的速度远远慢于预期，甚至大大落后。 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前沿兵站勉强追随着作战部队前进，但与后方兵站失去联系，造成中间断层，急需的物资无法送达前线，前方只能干着急。 第二次战役后期，兵站设于德川、兰田一带，与已推进至三八线附近的部队相距约350公里左右。到了第三次战役时，前方兵站虽然已经前移至加平、抱川一带，但后方兵站仍停留在中坪地区，前后之间相隔约450公里。 按理说，这样的距离在保证正常运输效率的情况下不应该成为太大的问题，但当时的最大瓶颈恰恰出现在运输环节。运力不仅严重不足，运输组织方式也极其落后。起初，汽车部队以班、排、连的建制单位集体行驶，敌机一旦空袭，往往一炸就毁掉大片车辆。 有的部队进入朝鲜的第一个月就被炸毁了141辆汽车。为躲避敌机轰炸，运输方式改为单车分散行驶，然而这又带来了管理上的诸多困难，导致翻车、偷盗、失火、失踪等损失频发，“怕死保命、车辆长期滞留不归”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运输车队去前线一趟往往需要十天半个月，运输效率急剧下降。由于运输不畅，大量物资堆积在鸭绿江边和北朝鲜后方，前线部队却面临弹药短缺、粮食匮乏的困境，士兵们衣衫破旧，饥寒交迫。再加上战线流动频繁，作战部队位置经常变化，好不容易将急需物资送到指定地点，部队却已经前进或转移，导致物资依然无法送到前线士兵手中。 因此，一些部队干脆派人直接在公路上截取物资。比如，第42军的一支部队曾经一次性领取了足够全师使用的主食，这导致了供应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了补给上的困难。 从三次战役的情况来看，粮食和袜子（包括主副食品）以及被服的供应最为紧张，紧随其后的是马料、油料、装具、器材和药品等物资。弹药供应暂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主要归功于各分部和军队将大部分运输力量集中在弹药的紧急运送上，再加上部队重型武器较少、作战消耗不大，以及缴获的弹药数量相对可观。以第38军为例，第一至第四次战役中弹药的消耗量仅为补给量的57.8%，占缴获量的38%，两者相抵后仍有不少余量。 第26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弹药消耗，轻武器仅为0.2个基数，重武器也仅为0.5个基数，远远低于部队的携行量。弹药补给的主要问题在于种类不匹配，送来的多是日式弹药，而早期入朝的部队大多使用美式武器。有些部队在申请弹药补充时未能明确说明具体品名，导致收到的弹药型号不符，出现了供需错配的情况，造成了浪费和损失。 在这一时期，粮食供应不足成为首要问题。志愿军入朝后不久，各部队相继出现缺粮挨饿的情况。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作战部队的主食供应情况即使较为理想的，也只能达到标准供给量的40%至50%，大多数部队仅能获得约30%的供给。 第39军在第三次战役期间的粮食供应量仅占应得量的13%。在第一次战役中，第42军于黄草岭阻击战中断粮三四天，不得不靠挖土豆果腹。第40军的7个营曾经连续三天没有粮食。第66军在第二次战役的22天里，只得到公斤生熟粮，这一数量甚至不足全军一天的用量。 在这种情形下，前线部队除了依赖自身携带的干粮外，唯有通过就地筹措和缴获来补充不足。美军战史资料中频繁描绘了中国士兵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堆和废墟中寻找食物充饥的场景，这足以反映他们当时的饥饿程度之严重。 当时，新华社的军事记者华山前往前线部队采访，了解到官兵们对后方物资供应普遍存在不满。士兵们向他反映，他们已经打了三个月的仗，虽然得到了短暂的休整，却依然吃不上饭，连油也见不到。 按照以往的惯例，战斗前后都能吃上好的补给，但在朝鲜战场上，不仅战前没吃饱，战后也依然挨饿。结果，“战士们在冲锋时，有的倒下后再也爬不起来，有的因虚脱昏倒，还有的眼睁睁看着敌人逃跑，却因为体力不支无力追击，只能趴在山头上哭泣，痛失了艰苦行军后即将到手的歼敌良机”。 部队官兵普遍患有夜盲症，棉衣破损，棉鞋开裂脱底，这些问题虽存在，但大家并没有太多怨言。然而，战斗结束后的休整期，后方运来的物资仍然无法保障，整个军队只能领取到十几桶豆油。不满情绪不仅存在于士兵之间，高级干部也表达了不满。 华山叹了一口气：祖国的抗美援朝热情未能通过有效的运输手段传递到前线。 从第二次战役起，炒面逐渐成为主要的野战食品。 到了第三次战役，前线所运送的干粮大部分是炒面。炒面因其体积小，便于携带和食用而被广泛使用，但由于多为手工制作，质量参差不齐，在缺水的情况下难以吞咽，且长期食用容易引发消化不良和体力下降的问题。 后勤部门后来对炒面供应总结出两条经验教训： 一方面，在供应炒面的同时，未能妥善解决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导致部队普遍出现营养不良现象，夜盲症、口角炎等营养缺乏性疾病日益增多，严重影响了官兵的身体素质。 第二，在具备做饭条件时没有及时改为供应生粮，导致部队对炒面产生了厌烦情绪，随意丢弃，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在三次战役期间，被装供应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志愿军入朝后不久，气温逐渐下降，第二次战役更是在寒冬时节展开。 尤其是在东线战场，气温骤降至零下30c以下，第9兵团各军队匆忙入朝，未能及时领取和更换寒区的冬季装备，导致大量士兵因冻伤而减员，许多部队因此丧失了战斗能力。除了冬季防寒装备的问题外，鞋子以及伤员更换用的血衣、血被也成为当时严重困扰的问题。 由于部队入朝后长期处于行军状态，翻越山岭，进行长途跋涉，鞋子磨损严重。由于无法及时得到补给，部分部队甚至出现战士赤脚在雪地中行军的情况。 志司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到此事，心情尤为沉重。 血衣和血被是战场救治伤员时必不可少的军需物资。在三次战役期间，尽管后方前线输送了超过十万件血衣和血被，但由于大部分物资堆积在鸭绿江边，真正送达部队的数量却寥寥无几。 在第二次战役中，第20军的一个医疗队收治了1800多名伤员，但手头却只有90床血被，甚至连一件血衣也没有。当时正值寒冬，气温低至零下30c，伤员们穿着破旧且沾满血污的棉衣，在严寒中痛苦不堪，伤情因此更加恶化。 另外，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那就是对伤员的救治与后方转移。据当时的统计，志愿军在入朝初期，战场上伤员的死亡率较高，达到了35%至45%，且伤后再次受伤的情况也较为频繁。在三个战役中，伤情的具体分类为：枪伤占31.5%，炸伤占62.8%，烧伤及其他类型的伤占5.7%。 由于前线急救力量匮乏，各级救护机构距离阵地较远，大多数伤员被送到团治疗点时已超过六小时。再加上伤员的转运和治疗多在夜间进行，且缺乏合适的房舍和手术条件，救治效率难免受到影响。 在前三次战役中，伤员的后送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第一次战役期间，由于战线距离边境较近，伤员的后送主要依靠步行、担架和少量汽车。到了第二次战役，后送线的延长使运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伤员的后送困难显着增加，尤其是在东线战场，大量伤病员滞留在军、师医疗所，等待转运，境况异常惨痛。 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后，后勤和救治力量更加无法跟上，许多作战师只得自行组织部队撤回伤员，甚至有些部队出现了遗弃伤员的情况。 当时，伤员的后送主要依赖回程的汽车捎带，但由于运输部门未明确规定汽车回程时必须承担这项任务，部队只能派人在公路上拦车。如果没有汽车，便组织30到50人的队伍，用担架抬运伤员。在这一过程中，时常出现伤员掉落的情况，导致死亡率有所上升。 伤病员归队率偏低，同样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根据志司军务处的统计数据，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期间，第38、第39、第40和第42军后方转送的伤员总数为人，但仅有584人返回部队，归队率仅为3.7%。同期，转送的病员总数为7214人，然而归队的仅为297人，归队率为4.1%。 为了解决伤病员归队率偏低的问题，志司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包括： 轻伤轻病尽量留在队伍中，如无法留队应争取在治疗期间留下；提升后方医院和战地手术能力，杜绝途中人员失散情况，降低因伤致死和病亡率；各级单位需建立归队管理机构，定期开展归队组织工作；各部队应派遣一定数量的干部到后方医院进行归队动员等工作。 上述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志愿军部队此时已极度疲惫，亟需时间进行休整。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未能如愿，美军的进攻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第四次战役因此被迫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中打响……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1)李奇微窥探天机 1951年1月25日-4月21日，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历时87天。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场出现了短时沉寂。 美军派出的侦察分队也没有发现中朝军队有发起攻势的动静。在阵地前方10公里范围内，甚至没有发现对方军队的存在。 布莱德雷回忆，那些天，他和五角大楼其他高级将领紧张得“都屏住了呼吸”。他们实在不能确定，李奇微能否顶得住中国军队的再一次进攻。 然而，李奇微却有自己的判断和计划。中朝军队之所以没有继续向南追击，反而主动与“联合国军”部队脱离了接触，只能说明一点：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向前推进了。他断定在短时间内，中朝军队不可能恢复攻势行动，这正是第8集团军转入反攻的极好机会。 双方都在利用这段时间，筹划和准备下一次战斗，并且不约而同地将着力点放在进攻上。 但是，双方在进攻发起时间上，一个先，一个后。 志愿军方面，把下一次进攻战斗预定在春季到来时发起，准备拿出两个月左右的休整期；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方面，却迅速完成由退到守、由守转攻的转换，抢在志愿军之前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接连的失败让“联合国军”深受打击，尤其是汉城的丢失，加剧了“联合国军”内部的矛盾，为了挽回颓势，美国迅速从欧洲、美国本土和日本抽调大批二战老兵，补充在朝鲜的部队，仅12月一个月就按计划补充了3.3万人。 大量的坦克、火炮也陆续运到朝鲜，包括10个野战炮兵营和通过紧急海运送来的140辆中型坦克。这些装备的到来，使一线部队的火力和突击力得到大幅提升。 美军决定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夺回汉城，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压回到“三八线”以北。 美军在战场上的快速补充和恢复能力，着实令人吃惊。这与志愿军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第二次战役，美第2师和第1陆战师分别在西线和东线战场惨遭重创，被迫撤到后方整补，但前后只用了30天时间便可重新投入战场作战。 而在同一个战役中，因严重减员而在后方休整的志愿军第9兵团各军，3个月后仍然不能重上前线，担负作战任务。双方在作战能力恢复上的明显存在差距，对与后面战役的衔接与转换上，无疑有重大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影响甚至是有决定性的。 1951年1月初，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后，中朝军队一线兵力，为志愿军6个军（21万余人）、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共27个师（7万余人）共28万余人。虽然，志愿军接连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士气高涨。但由于连续作战，部队极度疲劳，补给困难，但尚未组织休整，难以继续作战。 1951年1月15日，第三次战役，刚结束一周，“联合国军”利用中朝军队转入休整的间隙，以汉城为主要突破口，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统一指挥，共纠集16个师又3个旅1个空降团， 及在朝鲜的全部炮兵、 坦克和航空兵，共23万人。首先发动了，代号为“猎狼犬行动”的，试探性进攻，旨在摸清当面情况。 一个加强团的美韩军在水原与利川之间开始试探性进攻，每天用汽车装上步兵跟在小群坦克的后面，在宽大正面上进行火力侦察，一旦碰上中国军队主力就立刻后退，然后用炮兵、空军猛轰中国军阵地；如果发现对方阵地薄弱，立刻强攻抢占要点。 在短短一周内，美军三次进出乌山里，四次进入金良场里，三次夺取利川，来回穿梭，忙碌不已。这正是李奇微所创造的“磁性战术”。他试图通过这种紧贴敌军的战术，持续与希望休整的中朝军队保持接触，消耗对手的体力，同时查明敌军的具体部署位置。 这样，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的攻与防、进与退，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主动与被动，便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 此前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并正在全力准备下一个进攻战役的志愿军和人民军，不得不转而以防御姿态仓促应敌，而一路败退的“联合国军”一时间又变成了进攻者，再次掌握了战场行动的先机和主动。 这一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奇微。 李奇微来朝鲜接掌第8集团军指挥权后，一开始就想恢复攻势，但由于志愿军迅速发起了第三次战役，使他这个设想无法立即在战场上实现。 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上的基本防线一夜之间被志愿军突破，为应对危局，李奇微只能将全部精力放在安排“联合国军”部队有组织的撤退上，从三八线附近一路向南撤退，一直退到三七线附近，才算站稳脚跟。 面对这一颇为尴尬的局面，李奇微既不像麦克阿瑟那样，竭力鼓吹要么扩大战争，要么撤出朝鲜，也不同于华盛顿的军政首脑和政府高管，不愿扩大战争，还不愿撤出朝鲜。 当东京和华盛顿的文臣武将们，正在为是坚守还是放弃朝鲜争论不休，把哪条防线作为美军在朝鲜的最后防线大伤脑筋的时候，萦绕在李奇微头脑中的，是何时和如何转入新的进攻。 为了便于策划进攻行动，李奇微把他的前进指挥所搬到了野外的帐篷里。他认为：“作为直接指挥战斗的指挥所，不应当设在大城市的大楼内，容易从身体上和思想上与部队人员隔离开来，很难同他们的部队打成一片。最终，上级机关与部队之间无法做到相互尊重与信任；而这种尊重与信任则是取胜的重要条件。” 和时常叼着雪茄的麦克阿瑟不同，李奇微无论走到哪里，他的军用夹克上总是别着两颗甜瓜式手榴弹。用美军士兵的话来说，同样是司令，但麦克阿瑟热衷于和几千公里外的高层吵嘴，而李奇微却是来战斗的。 李奇微前线指挥所的位置也有些特别，设在紧靠第1军军部的地方，这样做，可以节省警卫勤务人员，也方便利用该军现成的情报网、通信网，展开指挥动作。 按他的指令，在距指挥所不远的一处河滩上，紧急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起降他专用的b-17轻型飞机，使他能方便地在前线指挥所和设在大邱的指挥所基地之间来回往返。前线指挥所的成员也被压缩到最低，除他本人和两个得力参谋外，只有一个勤务兵、一个专车司机和一个电台车司机兼报务员。 在前进指挥所帐篷里，李奇微终日坐在一张胶合板制成的折叠式小桌旁，全神贯注地研究陆军制图局专门为他绘制的作战地域地形图，与助手一道反复思考和拟制作战计划。 参谋出身的李奇微，是崇尚技术优势的美军中少见的谋略型人才，这位指挥过西西里岛和诺曼底空降作战的老将，对战局有着极其敏锐的观察力。他像是一个最出色的数学家，喜欢把真实的战场看成一道数学题，每一步都要经过最为缜密的构思和计算，包括研究对手的弱点和习惯。 在三次战役后，李奇微整夜不眠地研究战报和战况，只为更精准地找到志愿军的薄弱之处。在分析战场地形方面，李奇微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他将大量时间用在研究地图上，凡有不明白的地方，就亲自乘飞机到现场作低空观察。 他在回忆录里写到：“总之，一直到感到自己在夜间也能摸清作战区域的道路才肯罢休。对我们正在作战的和打算控制地区内的每条公路、每条大车道、每座山头、每条溪流，以及每条山脉，我都像熟悉自己家的后院一样熟悉。所以，在我筹划部队进入某一地段作战时，我就能知道步兵是否可以背负武器、弹药和口粮，去攀登二千英尺的山岭，是否能把重装备运进去，是否能渡过江河，以及能否找到可供轮式车辆行驶的道路。” 李奇微打电话给第五航空队司令官帕特里奇，说道：“帕特，我们一起上天兜兜风吧，去看看中国军队在做什么？” 帕特里奇少将驾驶着一架老式的ah-6教练机，载着李奇微，利用望远镜细致地侦察搜索中朝军队的阵地。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在空中飞来飞去，眼前尽是墨绿色的松林，随着山势蜿蜒起伏，厚厚的白雪覆盖了大地。眼都看花了，也始终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影。 随后，他迅速返回骊山的第八集团军指挥所，再次取出与中国军队交战的机密战斗记录，仔细翻阅，陷入了沉思。 1950年10月26日，美军首次遭到中国军队的大规模攻击。八天激战，至11月2日，中国军队停止了进攻，“联合国军”被迫撤退至清川江南岸。 11月25日，美军二次进攻鸭绿江时，遭遇中国军队的再次反击。到12月2日，中国军队停止了进攻，整场战斗持续了八天。 12月31日，中国军队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进攻，战斗也是只持续了八天。 为什么中国军队每次攻击都只持续八天？ 李奇微一番思索，找到了答案：无论中国军队的攻势多么凶猛，也只能维持最多一星期。这就是所谓的“礼拜攻势”！“只要坚守住中国军队的进攻七天，就可以在他们粮弹耗尽时发起反攻！” 他强压内心的激动，坐下开始思考第二个问题：为何中国军队总是在夜间发动进攻？由于强大的美军空中力量的存在，中国军队在白天基本无法行动，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为何他们的攻势总是集中在每月初和月底这几天呢？ 李奇微仔细翻看了日历，顿时恍然大悟！中国人总是在月圆之前的几天发起进攻，因为随着战斗的进行，月亮会越来越圆，光线越来越亮，直到他们的“礼拜攻势”达到高潮时，月亮正好处于最亮的状态。 中国人选择在夜间作战，是为了避开强大的美军空军的轰炸，充分发挥他们在夜战中的优势。要想进行大规模的夜间作战，月光照明至关重要。 这就是所谓的月夜攻势！ 李奇微感觉自己洞悉了天机。 老天爷，美国人肯定可以在朝鲜站得住脚了！不仅如此，我还要向北发起进攻！进攻！ 为了破解礼拜攻势，李奇微酝酿了一场的反击计划： “联合国军”主力向后退却，全部集中部署在三七线附近地区，前线不做有力抵抗，引诱志愿军继续向南推进。等到志愿军进入“疲劳和补给困难时期”后，美军立即发起强力反击，并通过海空军掩护，从朝鲜东西海岸登陆，突袭志愿军侧后方，切断补给线。 李奇微手上的“联合国军”部队，总兵力已达36.5万余人，超过了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前线兵力，而且是以逸待劳。 李奇微推断，西线中国军队的主抵抗线，在水原、金良场里、阳之里一线以北地区，但没有发现，东线北朝鲜军队的主抵抗线。遂决心将作战重点放在西线，集中美第1军、美第9军主力，沿水原至利川一线，攻击北进，直到发现中国军队的主抵抗线，尔后予其以大量杀伤，并相机夺回汉城、仁川和金浦。 与此同时，在中东线，以美第10军和韩国第1军团、第3军团继续实施战斗侦察，寻找北朝鲜军队的主抵抗线，配合西线作战，确保美第9军的侧翼安全，并将战线推进到杨平、横城、江陵一线。 在具体部署上，自西至东，以美第1军指挥美25师、美3师、英29旅、土耳其旅为第一梯队，沿金良场里以西地域向水原、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由韩1师担任预备队； 以美第9军指挥美骑1师、美24师、英27旅为第一梯队，沿金良场里以东至骊州间地域向汉江北岸实施主要突击，由韩6师担任预备队； 以美第10军指挥美2师、美空降187团、美7师、韩5师、韩8师为第一梯队，沿骊州至平昌以东地域向横城、洪川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由韩2师担任预备队； 以韩国第3军团指挥韩3师、韩7师为第一梯队，在平昌以东地域并肩向北推进，掩护美第10军的右翼，由韩9师担任预备队； 以韩国第1军团指挥韩首都师，沿东海岸向江陵方向推进；以美陆战1师、韩11师配置于义城、大田地域担，任美第8集团军的总预备队。 经过对美第8集团军的整顿后，李奇微于1月27日，集中25万大军。同时，美国海军也组织特遣舰队，在西海岸外海用舰炮火力，支援美军作战。在二百公里正面上，发动代号为“霹雳行动”的全线反扑。 朝鲜战场上最严峻的，第四次战役，就这样打响了！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2)自己空军参战了 1949年7月，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受命组建空军。 刘亚楼是一名充满传奇色彩的将军，他曾经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陆军，但是却建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支空军队伍，并且在朝鲜战场上一鸣惊人，让美国惊呼不可能！ 刘亚楼成为空军司令的五天后，就雷厉风行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办航校”！ 刘亚楼在会议中指出，这个事情很紧急，航校一个小时都不能拖，一个月！只能给一个月，航校就要开学。 一个月的压力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负责干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可是努努力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刘亚楼却继续说道：“我这次要组建六所航校，12月1日必须正常开学！”刘亚楼带着负责人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这段时间几乎成了刘亚楼一生中最忙的一个月。经过连续二十多天的奋斗，六所航校最终如期开学。 有了航校就可以培养出来飞行员，可是有了飞行员没有飞机怎么办？刘亚楼首先想到的就是从苏联引进战机，不过一开始的时候，苏联只肯提供米格-9战机，而不肯提供更加先进的米格-15战机：“米格9对于你们来说已经足够了，难道你们是在质疑我们苏联战机的先进性么？” 1949年8月，刘亚楼受命访问苏联，亲自进行谈判。三场谈判后，双方草签协议书，苏方向中方出售434架飞机、派遣878名专家和顾问、帮助开办6所航校等项内容的协议书。苏联最高层还特批向中国捐赠300多架米格15战机。 协议既签，刘亚楼马上向中央电告会谈详情，建议按协议加速筹建工作，同时建议军委“准备组织伞兵”，做为今后作战之需。 1950年4月11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方案。 5月9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此方案，决定以航校速成班第一期学员为主，由歼击、轰炸、强击航空兵团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 6月19日，空军在南京组建了“太平洋部队”（混4旅）。第一个驾机的是投诚起义、在美国学过飞行的刘善本，担任了混4旅的副旅长。 这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支空军，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也从零开始，“一步登天”。新中国年轻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建立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猝然爆发。刘亚楼奉命紧急组建志愿军空军，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志司一次次催促空军参战，可是我们1949年12月1日航校才刚刚开学，现在的飞行员也仅仅只有几十个小时的飞行时长，而且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人。 空军司令刘亚楼快被逼疯了，也把手下的人逼得快要疯了。 然而，现代化的军种岂是那么容易掌握的？志愿军入朝的当天，空军也从上海开始向北进发。 可是，当军列行驶到天津时停了下来。激动得难以入睡的飞行员们，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军列又回到了上海！ 原来，他们训练时候飞的都是老式螺旋桨飞机，现在必须换装新式喷气战斗机，才能与美军空军抗衡。 入朝作战初期，中央多次给志司发电，询问敌军飞机的杀伤、威胁有多大。在中央看来，志愿军空军从白手起家到升空作战，至少要半年到一年，尤其开头会很难。 刘亚楼和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多次沟通后决定：空4师和3师率先进入安东浪头等前沿机场，在秘密入朝的苏联空军掩护下实战演练，集中100～150架飞机待命。 飞行员们刚刚掌握喷气式战斗机的起降技巧，刘亚楼就急着把部队拉到了安东。 结果到了安东，又被现实打击了，天气条件恶劣，而大多数飞行员只会飞一些简单的动作，这时候把他们送上战场贸然参战，一个也活不下来。 在朝鲜战场上，当时空军的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拥有近2000架各型战斗机、歼击机和轰炸机，参战的更是曾经威震一时的美国第五航空队。 美军飞行员大多数都经历过二战，可以说是久经沙场，且每名飞行员在喷气式战机上的飞行时间平均超过1000小时，战斗经验非常丰富。 相比之下，中国空军仅有不到200架各型号战斗机，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空军直到1950年才装备了米格-15战斗机，导致飞行员对喷气式战斗机的平均飞行时间不到20小时。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实战经验。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由此显得格外悬殊。 为了弥补双方实力的差距，特别是迅速提升飞行员的飞行时长，大队长李汉向上级提出了“飞航训练法”的军事建议。 他建议与当时的苏联和朝鲜盟军一同驾驶飞机，从鸭绿江边起飞至清川江，从新义州飞到安州，涵盖陆空和海空的飞行，通过空军入朝的过程来训练飞行员。这一建议得到了上级的赞赏与批准。 李汉，曾就读于华北联合大学，1938年成为八路军文工团员。 1944年到延安后学习航空，还当过秘书，1946年6月被选入东联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和林虎等人成为同学，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 1950年6月，李汉通过速成班后编入空4混成旅10团，12月任104部队（空4师）10团28大队长，进驻浪头机场轮战。 12月4日，刘亚楼在中央和志司的压力下，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决定以空军的种子部队空4师为核心，按照大队为单位进驻安东，并在苏军的协助下进行实战训练。在中国空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三次北上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志愿军空军番号，起初没有空1师。主要考虑，是“第一”为番号的部队，是一种重大荣誉，刘亚楼的主张是，要看各支空军部队今后的战功和表现，再确定把“第一”的番号授给谁。 随着飞航训练法的实施，中国空军飞行员的飞行经验和技能得到了快速提升。在一次紧急着陆任务中，李汉大队长在盟军面前成功完成了一个完美的三点着陆，令盟军飞行员们深感震惊和钦佩。 1950年12月21日，方子翼率空4师10团28大队到达了东北安东浪头机场，开始熟悉战区情况。苏联空军不让志愿军飞行员单独升空作战，但是战局发展太快。 1950年12月28日，28大队在完成入朝军事部署后，获得中央军委批准，正式投入战斗。当天午后，基地雷达发现美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群出现在朝鲜宣川、定州、安州上空，意图突袭安州的重要设施及清川江大桥。 28大队按照计划，与苏联空军协同作战。李汉亲自率领四架米格-15战斗机出击，迎战敌人，这是中国空军历史上的首次战斗出航。当编队飞越铁山上空时，发现敌机群正以低空飞行，距离我方约30公里，并处于云层下方。 苏联盟军发现目标后迅速俯冲穿过云层，与美军战机展开了近距离的空战。与此同时，李汉率领28大队的4架战机跟随冲入战斗，但由于经验不足，在冲出云层后发现自己位置不当，未能找到美军飞机。这场战斗是李汉带领中国空军的首次参战经历。 此后，李汉率领28大队多次执行战斗任务，然而遗憾的是，都未能与美军飞机正面交锋。 1951年1月21日，浪头机场骤然响起战斗警报，美军20架f-84战斗机轰炸平壤—安州铁路。 空4师师长方子翼命令李汉率领28大队8架飞机起飞迎战。 大队长李汉立即带领飞行员们迅速登上米格战机。这次中国空军总共出动了8架战机，与友军一同参加空战。出发时，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将是中国空军与美军战机的首次真正交锋。 根据后来的战报，美军当时派出了20架f-84战斗轰炸机，沿着平壤至新安州一线对铁路线进行轰炸，试图切断我军的后勤补给。 大队长李汉带领队伍迅速起飞以备作战，但在2号机准备起飞时，由于地勤机械员的失误，导致飞机起飞失败。因此，28大队临时调整了战斗序列，用3号机替代了2号机的位置，结果原定的2号机和4号机未能起飞，实际只有6架飞机完成了起飞。 当飞至宣川上空时，4号机的飞行员注意到右上方有两架美军飞机高速掠过，但它们并未进入对中国空军构成威胁的攻击位置，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的迹象。李汉下令28大队保持战斗队形，继续向安州方向搜索推进。 当飞机快接近安州上空时，李汉终于发现美军f-84轰炸机在约1000米的高度对清川江大桥进行俯冲轰炸。李汉迅速将飞机俯冲，首先进入了美军战机的作战空域。美军在看到中国空军战机的出现后，显得有些愣神。 李汉抓住机会，立即命令28大队进行空中迂回，他亲自驾驶战机率先到达距离4架美军战机左侧约400米的攻击位置。在美军尚未反应过来时，他迅速瞄准并开炮，将其中一架击伤。随后，3号机和4号机也相继向其他3架美军战机开火，但遗憾的是未能直接命中。 这场战斗，正是人民空军在朝鲜战场上首次具有实战意义的空战——清川江空战。 在这场小规模的遭遇战中，李汉率先斩获战绩，成功击伤一架敌机，打响了胜利的第一枪。这也是我军空军首次在与美军的空战中取得击伤战机的战果。 中央军委接到战报后，特意发电嘉奖28大队的全体指战员。李汉和28大队第一次击伤、击落美军f-84，给空4师加分不少。 不久，李汉和林虎又被指定为复杂气候飞行训练班的负责人，成为全天候飞行的领军人。104部队及时开展向李汉学习的运动，首战告捷的李汉总结了三点经验：决心，勇敢和战术。 中央军委指示：清川江空战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战斗，中国空军在此战中取得了首次胜利！今天我们能击伤美军战机，下一次就能够将其击落！希望空军各部队继续保持状态，奋发努力，再创佳绩！清川江空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参战空军的士气，从此中国空军加大了空中巡航和主动出击的频率。 1951年1月29日下午，基地接到侦察报告，美军一支战斗机群正在安州、定州上空活动，企图袭击安州火车站并再次轰炸清川江大桥。接到消息后，28大队大队长李汉立即下令，派出8架战机起飞，前往安州、定州上空对美军战斗机群进行拦截。 当我军8架战机飞抵安州战区上空时，发现美军16架f-84型战机分为上下两层，正对安州火车站和清川江大桥实施攻击。面对美军在数量上的明显优势，李汉果断指挥8架战机迅速爬升，抢占有利的空中位置。 美军8架战机受到集中的攻击，突如其来的袭击让美军措手不及，失去了高度优势后，他们试图分散逃离。李汉迅速加速追击美军3号机，距离逼近至300米时，三炮齐发，将其击落。 此时，处于下层的美军战机试图拉升高度，意图对中国空军发动反击，但担任掩护任务的2中队6架战机凭借高度优势，以猛烈的炮火将其全部驱散。与此同时，李汉在追击中又击伤了一架美军战机。至此，安州、定州空战正式结束，我军取得了胜利。 中国空军飞行员李汉，曾在文工团服役，凭借其精湛的飞行技巧和无畏的战斗精神，成功击落美军战机，开创了中国空军的历史性胜利！ 这一壮举极大振奋了空军的士气。中央军委在得知消息后，随即向全军通电嘉奖李汉及空军28大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李汉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等功臣和二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李汉晚年十分热衷于速度，亲手制作了一辆既不像小汽车也不像摩托车的动力怪物。他驾驭着这辆自制的怪异交通工具，在石家庄的街道上飞驰，兴奋不已地给它取名为“李汉跳蚤”。 中国空军的首次作战令大将军对战争的最终胜利更加充满信心，然而眼下，他仍需为这场战争中的一场战役的成败全力以赴。 空军的胜利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现在只能用于提升士气。飞机数量有限，飞行员经验不足，只能在家门口对敌方进行一些骚扰行动。米格机航程有限，无法深入前线，而朝鲜的机场也全被炸毁了。 况且，谁会为了眼前的饥荒去消耗未来的种子呢？ 我们不能把辛苦培养出的宝贵力量轻易耗尽。 在空军首次胜利的兴奋逐渐平息后，志司再次投入到对地面作战的深入研究中。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3)霹雳行动的应对 在朝鲜战争的运动战阶段，志愿军仅有的一次防御性战役就是第四次战役。 根据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部署，自1月中旬起，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主力部队除了少量兵力负责一线警戒外，已全部撤至汉城、横城以北地区进行休整。 根据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部署，自1月中旬起，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部队均撤退至汉城、横城以北地区休整，只有少数部队负责前线警戒任务。 1月25日，美军的“霹雳行动”已全面展开。同一天，志愿军与人民军的军师级干部齐聚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君子里，举行为期5天的两军高干联席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前三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分享交流，并庆祝已取得的胜利。 122位中朝高级干部，分为六个大组，围坐在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矿洞内，座位是由两块砖头上搭一块木板拼成的。即便是中朝两军最高规格的“峰会”，条件也只能如此。 大将军做了题为《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结尾部分，成为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篇章： “因此，所有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支持朝鲜人民，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朝鲜人民军，支持朝鲜劳动党，支持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像亲兄弟一样团结在一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战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视为己任，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突然，一个情报参谋匆忙走了进来，递给大将军一沓电报。 “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前线侦察部队已经报告，李奇微开始发起进攻了。现在的形势很不妙，打得不好就可能要遭遇失败。李奇微只要发动大规模进攻，汉城恐怕是守不住了。” 当时，中国军队连续三次入朝作战，首批入朝的六个军已是精疲力竭，伤亡严重，减员极大。第三次战役时，参战的多为部队的老骨干，而国内原本计划补充六个军的四万老兵和八万新兵却迟迟未能到达。 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几个军的机关人员不得不被补充到一线连队。任何部队都对这种做法感到忌惮，因为精英骨干若被拼光，部队的战斗力框架也将被打垮，严重损伤元气，这并非仅靠补充兵力就能解决的问题。一线部队已无法再战，而后续入朝的部队暂时也无法顶上。 十九兵团还在东北换装苏式武器，三兵团则尚未出川，东线宋时轮的九兵团因严重冻伤减员，暂时难以恢复，正在元山、咸兴一带休整，短期内无法投入战斗。如此一来，志司只能调动手中仅剩的六个疲惫不堪的军队，联合人民军的三个军团迎战李奇微。 此前，按照高岗的建议，为了为下一阶段在朝鲜战场开展包括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等多军兵种力量的联合作战做好准备，志愿军各师、团分别抽调一名正职或副职的军事指挥员及参谋人员，从前线返回东北参加为期一个月至40天的训练班。 该训练班由苏联顾问担任教员，主要进行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培训。 中国军队正在悄然经历一场重大变革，逐步从国内战争那类较为初级的作战方式，向当时最先进的现代化战争模式转型，但这一过程仍需时间。 因回国参加活动，导致志愿军前线各师、团的军事主官在美军反击开始时，大多未能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通过这些活动安排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对美军新一轮攻势的迅速到来，既缺乏战略预警，也没有进行实际的作战准备。 直到1月27日24时，“霹雳行动”启动后的第三天，志愿军司令部才下达了“要求各军立即进行作战准备”的预备命令。 因此，各军需立即着手进行作战准备。首先，要确保准备足够的五天干粮。同时，38军和40军应督促安东带来的第一批新兵尽快到达，并及时补充到部队中。具体安排由各军首长在回部后传达（高干会将在29日结束）。 此时，美军已借助对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的试探性攻击，掩护主力完成部署调整，展开战役行动。27日当天，美军在全线发起了大规模反攻。由此可见，志愿军和人民军最初并非有计划地参战，而是因不得已放弃原定的休整计划，仓促应战。 当志司下达预备命令时，志愿军和人民军各军（军团）的正职领导正聚集在君子里参加高干联席会议，需三天后才能返回指挥岗位。部队既未获得兵力增援，物资补给困难的局面也未得到缓解。 第9兵团的3个军仍在咸兴、元山一带休整，暂时无法投入战斗。目前在前线的志愿军约有6个军，兵力约21万，人民军的3个军团则有7万多人，总共可投入作战的兵力约28万。相比“联合国军”25万地面部队的总兵力，人数上的优势已经微乎其微，而在技术装备、后勤补给以及海空力量等方面的劣势则更加明显。 在严峻的形势和巨大的困难面前，志司的忧虑是显而易见的。在志愿军司令部下达作战预令的同时，电告中央，提出了下一步行动的设想： 为了给志愿军和人民军争取休整时间，避免在不利条件下被迫作战，可以暂时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前线部队可以宣布支持限期停火，并后撤15到30公里，以此换取“联合国军”停止进攻。同时，还可以考虑暂时放弃仁川及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 这项建议是正在参加高干联席会议的领导人商讨后提出的，体现了前线领导人的一致看法。但是，中央否决了这一提议。 1月28日，接到志司来电的次日，伟人亲自撰写了复电。 在这封电报中，他判断美军进攻的主要目的，是迫使志愿军后撤，重新占领汉江南岸阵地，控制仁川，并将汉城置于炮火威胁范围内，进而在此基础上，强迫中朝方面接受他们提出的停战条件。 并认为，在这种局势下，如果中朝军队表态支持有限期停战并后撤，显然是向敌方的强大压力低头示弱。即便能够因此达成停战协定，也将导致中朝在政治和军事上陷入不利局面。 因此，他强调这既是“不合适的”，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明确指示，志愿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 其目标不仅在于稳固汉江南岸的阵地，还要将战线向南推进，突破原州，进一步向三七线以南的荣州、安东方向发展，并占领大田、安东以北的区域。 为实现这一战役目标，伟人一方面承认“确实存在很大困难”（如兵员未补充、弹药不足等）；但另一方面，也认为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在他看来，尽管志愿军缺乏弹药补给，仍然不算是特别大的障碍，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推进，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兵力，仍是有能力做到的。 一个认为自己有能力作战，另一个则认为没有能力；一个主张进攻，另一个主张撤退。 自志愿军入朝以来，罕见如此巨大的意见分歧。 1月29日，原本仅为期四天的中朝干部联席会，变成了第四次战役的动员大会。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4)必须向南打过去 中央在复电志司的同时，还将该电报转发至莫斯科。两天后，乔大叔回电表示：“我已收到您1月28日发给志司的电报，赞同您的观点。从国际角度来看，不让敌军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便使中朝部队对敌方进攻力量实施重大打击，这是完全正确的。” 后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多数人对电报中提出的主张持否定态度，认为如果当时接受了志司关于停火撤军的建议，局势可能不会后来如此被动。 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 尽管当时要求向南进攻的计划的确超出了志愿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忽视了战场的现实情况，但对于此时不宜宣布停火撤军的判断，却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就在10天前，中国政府刚刚拒绝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提出的“先停火再谈判”决议，如果此时按照彭德怀的建议转而支持停火，并以中朝两国军队的名义发布这一决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外交上，都会显得非常不合适。 更何况，美军此次进攻的目标是将战线推进到汉江以北，至少打到三八线附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朝军队宣布停火撤退，将战线维持在汉江以南，也与美军的战略目标相去甚远，美方绝不会同意。 既然志愿军停火撤退也无法阻止美军的进攻，那么眼前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作战。当时的问题并非是否进行第四次战役，而是这次战役应当如何展开。面对美军的猛烈攻势，志愿军的首要任务显然是组织防御，而非立刻向南反攻。 然而，中央却要求志司集中主力，沿着原州-荣州-安东的轴线一路南下推进。这种指挥显然与战场的客观形势产生了背离。 虽然持有不同看法，但在收到中央的复电后，志司依然以此为基础，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做出了相应的战役部署。在部署第四次战役时，大将军感到比第三次战役时更加勉强。 他认为，即便这次战役能够按照预期歼灭两到三万敌军，美军依然可以凭借其技术优势与志愿军抗衡，从而使志愿军难以获得两至三个月的休整时间。最令其忧虑的是，如果南下攻击受阻，未能达到预定的战役目标，整个战局就有可能陷入被动局面。 鉴于此，志司建议中央加快后续部队的入朝准备，以便在需要时稳定战局。至于要求将战线推进到大田、安东之线以北的地域，志司在具体作战部署中并未详细提及，只是模糊地回应了一句“首战得手后再看情况”，留下了一定的余地。 2月4日，金日成再次来到君子里，与大将军就第四次战役问题进行了磋商。大将军先向金日成汇报了当前的战场形势，特别是第50军在汉江以南的防御作战情况。金日成对此表示认同，认为应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轻视敌人。 同时，他提出，此次如果无法打到安东和大川地区，能够守住汉江南岸一线也算是不错的成果；等到准备充分后，特别是修复飞机和机场（如果没有飞机，坦克的作用也有限），若能在5月发起总攻，那就更加理想。 大将军建议，如果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就拟给伟人发一封电报，除了调动第19兵团之外，原计划从西南调来的三个军依然希望能够调过来。 2月5日，志司电告中央，报告与金日成会谈的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大将军对这次战役所表达的“勉强态度”，仅限于高层内部的意见交流，这并未对前线部队的动员及各项实际准备工作产生影响。 为使部队迅速由休整状态转入作战状态，大将军签署了志愿军政治部的政治工作指示。指示中指出：由于敌军向我方进攻，原计划的两个月休整工作应立即停止，全面转入作战。此次战役是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部队普遍存在休整需求，作战思想准备不足，兵力尚未补充，粮食和弹药等物资问题也未完全解决。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全力以赴，确保此次战役取得圆满胜利。 志愿军政治部的这份指示非常值得一读，它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志愿军如何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 即使面对困难，我们也必须迎难而上。如果因为畏惧困难而选择逃避战斗，未来将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不仅会拖延朝鲜战事的进程，还会让我们在争取最终胜利时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志司与中央军委在战役后勤保障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部署。 1951年1月下旬，在沈阳召开了第一次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 会议结合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千条万条，后勤运输是第一条”的方针，并确定了保障前线供应的七项措施，其核心在于全力打造一条“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此次会议对加强志愿军后勤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朝鲜战场的后勤领导机构得到完善，后勤力量也进一步增强。 2月，中央军委任命周纯全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为第一政委，同时由周纯全、张明远和杜者蘅组成前方指挥部。 截至1月26日，由东北和西南军区抽调人员组成的第5分部，华东军区第29军后勤部改编的第6分部，以及由西北军区第3、第7军和新疆、陕西军区抽调人员组成的第7分部相继入朝。在第四次战役开始时，后勤分部已扩展至7个，辖有29个大站、39个医院、10个汽车团和2个大队、5个辎重团和10个营、5个警卫团和2个营以及11个担架团。 铁路和公路的抢修力量显着增强。铁道兵第3师和第2师相继进入朝鲜，工兵部队扩充至7个团，抢修能力得到了提升。 根据原计划，这一阶段的后勤准备工作主要围绕两个月后即将发动的春季攻势展开。为此，第1分部从中坪转移至南汉江地区，第2分部则由咸兴调动至春川、洪川一带，堪称一次“千里大搬迁”。 其他分部的部署也进行了部分调整，各军后勤部门则忙于筹备部队休整期间的物资供应。然而，正当后勤部署的大规模调整如火如荼进行时，第四次战役突然爆发，打乱了原定的计划。此前未解决的后勤供应问题尚存，新问题又接踵而至，导致工作一时间陷入仓促与被动的局面。 在此期间，美国空军对志愿军后勤运输线的轰炸破坏出现了新的动向。 前三次战役中，美军飞机的空袭主要集中在公路、车辆、物资囤积点以及部队驻地，通常以小股飞机在白天低空巡逻，遇到人员即开火，见到车辆便攻击。 自2月起，轰炸的重点逐渐转向了铁路，使用大规模编队机群投下大量炸弹，目标主要是火车站、隧道，尤其是桥梁。 第四次战役打响后，鸭绿江上的辑安、上河口和安东三座大桥相继被炸毁，交通一度中断。同时，朝鲜境内的大宁江、清川江、大同江等主要桥梁也频繁遭到破坏，修复后又再次被炸。车辆和物资的损失相当惨重，仅在2月份就有485辆汽车被毁。 第五分部在1月至3月间，仅油料损失就达1200桶。美军对志愿军后勤运输线的破坏愈发严重，再加上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部队主要在三八线以南至三七线的“三百里无粮区”内作战，粮食等物资的筹措变得极为困难，使得战役初期的后勤保障工作就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势。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5)西顶东反的构想 第三次战役后期，西线志愿军各部在追击逃敌时陆续渡过汉江，于1951年1月7日前推至水原、金良场里一线；8日，人民军第1军团占领金浦、仁川港。 桥头堡阵地，也称滩头阵地，是进攻军队跨越江河障碍作战时预先在对岸占领并固守的一块地方。建立桥头堡阵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敌方利用宽大水障凭险据守，使己方在跨越江河进攻时提前获得一个前进基地。 在汉江南岸桥头堡阵地执行警戒和掩护任务的是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其中，第50军部分部队向前部署至水原至金良场里公路以北区域，主力则位于汉城与水原之间；第38军第112师则布防在京安里地区，而军主力则远在汉江以北、议政府以东地区集结休整。 此外，人民军第1军团有两个师配置在金浦和永登浦地区，负责海防警戒；第42军第125师则部署在南汉江以东、阳德院里西北地区，担负汉江南岸阵地翼侧的掩护任务。 志司决定在汉江南岸建立并保持一个桥头堡阵地，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为了巩固对汉江以北区域，特别是对汉城的控制，确保汉城不在美军远程炮火的威胁范围内；其次，作为未来春季决战攻势的前进基地。 在这两点中，后一点比重更大一些。从这一角度来看，汉江南岸的桥头堡阵地更多是按照进攻的需求设置的，一旦春季攻势展开，它将成为志愿军西线部队的进攻出发点。 因此，志司命令第50军占领汉城后继续向前推进，迅速派遣一支有力部队控制汉江的桥梁，确保占据汉江南岸一定纵深的区域；若敌军继续向南撤退，则立即尾随追击至水原待命。与此同时，第38军等部队在攻克杨平后，从东南向西北方向进攻利川、水原，前出至南汉江以西区域，与第50军在汉江南岸的阵地形成呼应态势。 当时，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通过分析战场态势，发现中朝军队在汉江以南的部署存在不足，指出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汉江以南的兵力过于分散，未能形成完整的防线。 他建议将人民军第1、第5两个军团及志愿军第50军等部队调至前线，以巩固骊州、利川、水原一线的防御。同时，他强调应加强对敌方的侦察，以保障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在汉江以北的休整。 然而，志司并未完全采纳沙哈罗夫的建议，不赞成按照坚守防御阵地战的思路，在汉江南岸设防，同时也不愿在这一方向上投入过多兵力。 当时志愿军能够投入前线作战的共有6个军，其中仅有第50军和第38军的一个师驻扎在汉江以南，其他部队则集中在汉城以北的高阳、议政府、加平等地进行休整。由于持续作战且未获得补充，驻守汉江南岸的部队已经十分疲惫。 以第50军为例，该军在第一次战役时仓促入朝，经过三次战役后，全军兵力仅剩3.2万人，人数在志愿军的6个军中排名倒数第二。 尽管第38军是志愿军的主力部队，但由于大量的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部队也只剩下人，在原第13兵团的4个军中兵力最少。多数战斗连队的兵员仅为出国时的三分之二，少的甚至不到一半。第38军112师在前几次战役中，一直承担主要作战任务，已被消耗殆尽，抵达汉江南岸时疲态尽显。 此时，汉江南岸还有人民军第1军团的两个师，但每个师的兵力仅有数千人，作战能力有限，并且被美军的登陆佯动牵制在海岸方向。 与美军在这一方向投入的兵力相比，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数量已明显处于劣势，更何况在炮兵、航空兵及坦克装甲力量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更为巨大。 从客观角度来看，汉江两岸的地形对防御一方极为不利。汉江南北的地形差异显着：江南多为起伏不定的丘陵和山地，而江北则是广阔的低洼平原，几乎没有天然的屏障可供防守。在这种情况下，防御重心只能放在南岸。 然而，南岸的纵深有限，从水原、金良场里、利川、骊州一线到汉江，纵深仅有30到40公里左右。一旦前线阵地被敌方突破，防御方就将陷入背水一战的不利局面。此外，汉江以南的山地，从利川、骊州到京安里一带，山谷多为南北走向，底部交通条件较好，便于机械化部队的移动，这对于进攻方而言也是一种优势。 进一步来说，通过汉江向南抵达水原、平泽，并接近西海岸的江华湾，还面临美军登陆的威胁，尤其是来自仁川方向的压力最大。在这种防御部署中，必须加强对海岸的警戒，预留一部分兵力以应对可能的反登陆作战，这无疑增加了防御方的组织难度。 由此可见，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在设防之初便遭遇了诸多不利因素。 以1月15日启动的“猎犬行动”为起点，美军开始从防守转向反攻。 这一变化在初期经历了一个试探性的阶段。刚开始，美军的攻击行动更多是威力侦察和骚扰性质，未能引起志愿军的高度重视。 1月22日，志司致电中央，汇报汉江南岸的防御部署，判断美军在该方向的调动“似乎是为了加强正面防御，还没有进攻我汉江南岸桥头阵地的意图。志司还认为，对敌方小股部队的侦察活动不必过于担心，可以放任敌人胆子大一些，然后歼灭其几个小股部队，这样局势就会平静下来。 然而，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一判断是有问题的，志司完全没有预料到美军会如此迅速地展开大规模进攻。在1月下旬和2月初，美军相继展开了“霹雳行动”和“围捕行动”，逐步将局部的试探性攻击升级为涵盖西线和东线的全面反攻。 为了应对战场局势的变化，中央决定迅速准备发动第四次战役，其基本设想是： 首先，在西线采取行动，守住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安全，同时吸引敌军主力于水原、利川一带。随后，在东线发起反攻，集中主力突破原州，直取荣州、安东方向。 这一指示，可以看作是“西顶东反”战略的最初版本，也是其最全面的版本。 1月30日，志司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前进部署。 邓华回国处理事务时，彭、韩、洪和解四人正专注于分析敌我形势。 李奇微的攻势重点集中在西线，即汉城和汉江一带，这条战线主要由美军主导，推进速度较快；而东线以伪军为主，进展则相对迟缓。 “这家伙是想先让美军发动进攻，再顺势把伪军也带动起来！” “这正是李奇微的弱点！” “西顶东反！先楚再去西线，组织指挥所，统一调度38军、50军以及人民军1军团，在汉江南岸抵挡住李奇微主力攻击集团的突袭。等邓华回来后，立刻前往东线，指挥39军、42军、40军和66军这四个军团，诱敌深入，放伪军进入后发起反击！力争歼灭一到两个师，然后对敌纵深发起进攻，从东侧威胁西线敌军主力的侧翼，动摇李奇微的战役部署，阻止其继续进攻！” “西顶东反”，概括起来就是：以一部兵力在西线组织防御，钳制美军主攻集团，以主力在中线、东线实施反击，争取歼灭美韩军一部，尔后乘势向纵深发展进攻，从侧后威胁美军主要进攻集团，以动摇其整个进攻布势，制止其全面进攻。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攻防兼备的战役构想，利用防守支援进攻，通过积极进攻和两翼夹击，推动战局趋于稳定。 实现这一构想，最重要的是拿捏好出击的时机和力度。出击过早，志愿军主力来不及集中，预歼之敌也不易突出冒进，形成好打之势；过晚，则可能因钳制方向支撑不住，而导致翼侧暴露，以至无法保证主力完成集结并展开反击。 从出击的力度看，一旦出击，就必须达到打动、打乱敌军整个进攻布势的效果，如此才能动摇敌方的进攻意志，否则，即便能歼灭一部分敌军，也不会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志司对于主力出击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仍然没有十足的把握：此次战役中，双方的步兵数量大致相当，志愿军在前几次战斗中所占的步兵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而在空军、炮兵和坦克等方面的劣势则愈发明显，问题更加突出。加上部队没有能够得到充分休整，士兵极度疲惫，此时仓促应战，战役的组织显得十分勉强，必然会为作战进程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先楚，你的任务可不轻啊！防御纵深只有二十多公里，而正面却有四十公里之宽。河流封冻，美国人的坦克可以来去自如。你要打的是阻击战，这正好让美国人有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火力优势。你不仅不能后退，还要尽量拖延时间，绝不能过快收缩防线，否则时间不够，东线部队就无法及时补充粮食和弹药啊！” 韩先楚缓缓地点了点头，说道：“没错，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志司预计，最糟糕的局面可能是：“主力部队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可能暂时陷入被动。” 为执行“西顶东反”的战略，必须在西线、中线和东线分别组织作战。为此，志司决定将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参战部队按作战方向进行编组，并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设立三个前方指挥所，分别由联司的三位副司令员——邓华、韩先楚和金雄，负责三个方向的作战指挥。 邓华负责指挥由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和第66军组成的中线集团（位于东线右翼），这个集团被称为“邓集团”，其指挥部被称为“邓指”。 韩先楚负责指挥由第38军、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组成的西线集团，通常被称为“韩集团”，其指挥部则被称为“韩指”。 金雄负责指挥由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组成的东线集团（部署在东线左翼），这一集团被称作“金集团”，其指挥部则被命名为“金指”。 2月4日凌晨2点，志司向中央军委发电，汇报前线的情况、战役作战方针以及防御和出击的部署，并详细提出了通过向原州和横城发起进攻以迫使敌军后撤的战役构想。 根据这一计划，汉江南岸的防线力争坚守到6日晚，以确保第42军主力在4日拂晓前集结于砥平里一带，并与第38军第114师协同作战，消灭美军第2师第23团及法军营；如战果顺利，随后向牧溪里推进。同时，人民军第2和第5军团负责消灭位于横城东南的韩军第5师两个团及美军一个营。 志司预见到，若能够在这两处都取得成功，即使敌人占领了汉城，也不会敢于越过三八线。如果能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将攻击推迟到12日前后开始，便有可能使主力部队在原州和横城地区消灭敌军一两个师，从而迫使敌人停留在汉城，或将其逼退至水原、利川线以南的原阵地。 志司再次分析了出击失利可能带来的后果，强调如果我军行动受阻，敌人必将进攻三八线。尽管洪川、春川一带的山区适合抵抗作战，但当地无法就地取粮，后方运输困难，补给难以为继，若形势严峻，只能被迫放弃该地。 在整个反击部署过程中，首先要求邓集团的各个军队按时抵达指定区域，并完成集结和展开。由于这些军队当前驻地距离预定集结区域尚有80至130公里，需要进行远距离的侧向运动。 在各军中，第42军最早行动，于2月2日晚间出发。第39军、第40军和第66军的主力部队分别于2月5日和6日开始行动，经过数昼夜的急行军，最终在2月9日至11日期间先后抵达指定位置。 2月9日，志司致电中央军委： 邓、金集团计划在十一日或最迟十二日发起反击战役，如能成功歼灭敌军一至两万人，便有可能挫败敌军的进犯企图，并重新夺回三七线以北的地区。战役结束后，主力将在平昌、原州、利川、水原一线以北进行整编补充，预计在三月底至四月初发起下一次战役。若此次反击未能奏效，敌军可能趁胜攻入三八线，此时我方也将利用敌军疲惫之机展开反击，削弱其士气。 电报还指出：“为及时应对以上两种情况，建议将第19兵团分为三路进入朝鲜。” 11日，中央军委复电志司，再次强调：此次战役中，如果我方反击不利，敌军确实有可能越过三八线。然而，若敌军乘胜追击，到2月底便可推进至金川、铁原一线，而第19兵团无论是通过车运还是徒步行军，都无法赶至瑞兴、金川、铁原一带。 如果敌人在到达三八线后选择观望并进行一段时间的整顿，然后向北推进，那么第19兵团在东线有望歼灭敌军1至2个师，打开缺口。如此一来，西线的敌人若冒然前进，有可能被遏制。然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敌军占领汉城后，侦察到我西线兵力薄弱，仍可能继续进攻，迫使我东线撤退。 为了避免上述不利情况的发生，请指示邓华集团在寻找机会歼敌的部署中，务必避免仓促应战。如敌军冒然推进，可诱使其深入，利于我方围歼；若敌军未进，则必须寻找敌方弱点，利用我方优势分割敌军并歼灭其一部分。 这份电报的精神与4日的复电完全一致，尤其是在对邓集团反击作战的要求上，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表述。这清楚地反映出中央军委对这次反击是否能够取得胜利极为重视，并且从一开始就为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性，做好了充分的预案。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6)汉江的最强防御－1 汉江防御战的准备 汉江以南是一块平原地区，美军可以有效发挥其重装优势和火力优势，而没有山地依托的志愿军十分被动。为了掩护大部队北渡汉江，志愿军阻击部队需要用血肉之躯硬顶敌人机械化部队的突破。 西线战役中，究竟应派哪支部队才能抵挡住美军主力的进攻？当时的首选方案是让志愿军主力部队中的38军和39军出战。然而，志司最后选择的是38军（112师）和50军。 之所以选择50军，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量： 首先，50军是一支精于阵地防御的部队。其前身为国民党60军，在禹王山坚守了长达27个昼夜，尽管全军伤亡超过一半，仍成功抵挡住日军两个师团的猛烈攻势，阵地始终未失。在解放战争中，曾泽生任军长时指挥该军坚守吉林市，面对解放军两、三个纵队的围攻，连进城的布告都已印制，但最终解放军未能攻下该城。 第二，在第三次战役中，50军的英勇表现令志司刮目相看。尤其是在仙游里一带，他们成功阻截了英军的皇家重型坦克营。在缺乏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50军凭借血肉之躯，肩扛炸药包和爆破筒，经过三小时的激烈战斗，最终全歼敌军。此外，50军148师442团1营成为首批攻入汉城的部队。这一切都给大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志愿军第38军和第50军以巨大的牺牲代价，在人类战争史上打出了极限战绩，为稳定整个战线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第四次战役开始时，志愿军在汉城南侧的汉江以南，仅部署了曾泽生任军长的第50军。第50军是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就地转入防御的。该军正面对着美军在平泽、安城一线的重兵集结。从平泽经水原至汉城的铁路和公路线，构成了西线美军的主要进攻轴线。 第50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有着一段独特的历史：其前身为原国民党军第60军，曾在辽沈战役后期于长春起义，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隶属于滇军系统。 当年的滇军一点也不差，抗日战争时期，身在中国版图最南端的他们，硬是从云南一路拼杀到最北端的吉林，不仅有着国军部队中最严明的军纪，也有着不容小觑的战斗力。 但由于不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像滇军和川军这样的地方军，往往都得不到国军上层的重视。打仗时，他们总是顶在最前面，但要发放装备武器时，他们又会落到其他部队后面。即便如此，60军还是在抗日战争中打出了自己的风采。 1938年台儿庄战役打响后，60军以一种比较仓促的方式，被投入到阻击战中。他们的一个营在位于台儿庄东南方向的禹王山一带，遭遇了一支强悍的日寇部队。营长尹国华指挥官兵与敌人进行血战，最后除了营长，500多人几乎都壮烈殉国。 60军当时根本连个能依托的阵地都没有，官兵们只能完全靠自己奋力拼杀。在随后的作战中，该军542旅旅长陈钟书都亲自上阵杀敌，最后不幸中弹身亡。开战不过3天，60军便已损失惨重。 最后，60军把禹王山作为自己的中心阵地，顽强抵抗，硬是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还重创了日寇。虽然赢下了战斗，但60军前线作战的8个团里，有7位团长牺牲或负伤。 60军中的大部分士兵皆来自云南，有抽烟的喜好，所以当你看到有士兵背着两杆“枪”，一杆大烟枪，一杆军用枪时，那多半就是来自这支部队的战士了，因而曾经的60军也被人调侃为“双枪将”。 这样一支勇武的军队，让国军内部不少人感到忌惮。抗战胜利后，他们的军长龙云被软禁起来，失去了“领头羊”的60军，要枪没枪，要粮没粮，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力都很差，因而被人们戏称为“六十熊”。 60军全体官兵也觉得很窝囊，担任军长的曾泽生更是厌倦了内战。他们滇军走出云南是为了保家卫国，而不是与同胞搏命，在权衡利弊后，曾泽生决定战场起义，并获得了全体将士们的支持响应。 1949年1月，起义后的60军被授予了解放军第50军的番号，军长依然是曾泽生。 解放军对国民党滇系部队的评价是，这支部队擅长阵地战和山地作战，士兵经过严格的训练，军事技能非常出色，能够吃苦耐劳，善于攀爬山地。他们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即便面临严峻形势，仍能坚守阵地，不轻易撤退。虽然滇系部队在作战中表现出缺乏灵活性和机动性的不足，但整体作战非常团结，并且具有强烈的乡土观念。 虽然解放军毫无芥蒂地接纳了他们的到来，但在50军战士们心中，始终存在着心结，感觉自己在兄弟部队面前抬不起头，憋着一股劲想要为解放军部队做些什么。 朝鲜战争的爆发，就给他们这个机会。 第50军入朝后，前两个战役表现不尽如人意，因而引发了一些议论。曾泽生听到这些风言风语后，曾气愤地表示：“我不当50军军长了，宁愿去38军当一个炊事员。” 直到第三次战役，部队歼灭了英军第29旅的一个坦克营，志愿军司令部为此通令嘉奖，曾泽生这才松了一口气说：“我的部队还是有战斗力的。” 志愿军入朝后，前几次战役主要以运动战为主，第50军善于组织阵地防御的优势一直未能得到发挥。然而，熟悉这支部队的人都清楚，第50军在构筑工事方面极为擅长。每到达一个新地点，无论多么疲惫，他们都会尽力挖掘警戒阵地和隐蔽工事。 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在实战中却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尤其是在面对火力强大、攻击力极强的美军时，工事的构筑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次，彭德怀将第50军部署在汉江以南的最前线，承担主要方向的防御任务，正好发挥了这支部队的优势。 西线的阻击战与前三次的运动战截然不同，这次是一场阵地防御战，摆开阵势，守住阵地便能成功防御，一旦守不住，防线就会被突破。 志愿军早已在美军强大火力的压制下体验过坚守固定阵地的艰难。42军在第一次战役东线作战中，坚守黄草岭，虽然成功保住了阵地，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军长吴瑞林和梁兴初也因此共同遭到彭德怀的批评。 邓华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特意提出了“运动防御”的原则，主张在一个地点坚守的时间不应超过一两天，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敌军还未完全掌握我军的防御部署，空中和炮火的威胁相对有限。然而，在汉江南岸，我军阵地的纵深仅有二十余公里，许多关键地点只能通过战士们的生命来守护。 1月8日13时，军长曾泽生与政委徐文烈发布防御部署命令，明确各师的任务区分及阵地配置：第148师负责掌控修理山的防线，师部主力位于修理山以北地区；第149师则担任文衡山与光教山两阵地的防御，师主力部署在金谷里、板桥里、槐下里以西的区域；第150师调动至东川里以南、金良场里以北、文衡里以西的地域，主力驻扎于金良场里（不含）至金谷里公路东北部，并负责控制石域山的阵地。 为了查清敌情，掌握关键地理信息，做好下一步作战准备，曾泽生指示将军、师两级的侦察分队统一编组成两个侦察队，向平泽、安城及沿海地区展开行动，重点侦察平泽方向。 1月12日，第50军重新调整各师的休整地点，同时将军部从汉城市区迁至汉江南岸的光明里。此举虽然带有防备敌军反扑的意图，但主要任务仍是负责警戒、侦察和休整。 1月15日，美军展开“猎犬行动”。当日13时，正在平泽附近执行任务的军司令部侦察科长报告：“平泽地区发现敌军，约有30辆坦克、40余辆汽车及400多名步兵，今天上午10时开始向北移动，先头部队抵达乌山里后分出一路（约十辆汽车，人员不详）向东行进，距离侦察队驻地仅三里。近来敌军这种活动异常频繁。” 第50军立即命令前出的侦察队迅速破坏乌山以南通往安城和平泽的公路，限制敌方车辆和坦克的行动。同时，采取夜间突袭的方式，积极展开小规模战斗，打击敌方的侦察和警戒部队。主力部队在拂晓前撤回合适位置，避免在白天大部队转移时遭到敌方飞机的袭击。 同时，命令第148师和第150师前沿警戒阵地迅速加固工事，确保主力安全；同时从各师抽调一个精锐营，由可靠的团级指挥员带领，随时准备出击，打击袭扰的敌军。 1月16日，安城和平泽地区北犯美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安城方向，美军对金良场里展开了试探性攻击，投入的兵力多达一个团，配有20多辆坦克和60余辆汽车；而在平泽地区，美军向乌山里发起进攻的兵力也约为一个团，伴随20多辆坦克和40余辆汽车。 第50军命令第150师派出一个团，轻装向金良场里东北方向转移，准备在敌军来犯时，于黄昏从金良场里以南插入，切断其退路并加以歼灭。同时，第148师的一个团也被调至发安场以北地区，从侧翼出击，迎击进攻乌山里的敌军。 当天，第150师第449团一营与美军第3师的部分部队展开了激烈战斗。该营依托野战阵地，以牺牲10人的代价，几乎全歼来犯之敌，缴获了7辆汽车。虽然这场战斗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这是第50军在汉江以南阻击战中的首次胜利。志司特意发来嘉奖电报，表彰他们的“勇猛果敢的战斗精神，希望继续保持和发扬”。 在美军发起“霹雳行动”之后，第50军于1月27日重新调整了防御部署，要求各部严格执行志司关于坚守汉江南岸阵地的命令，“以最大的努力和决心完成这一任务，坚决反对任何犹豫、退缩和后撤的思想，与敌人寸土必争。对那些未能坚决执行命令或不守阵地者，将采取严厉的纪律制裁。” 根据这一命令，第50军各部队在从西侧的野牧里到东侧的安庆川的防线上展开部署，形成两道防御线：第一道防线由修理山、光教山、文衡山等战略要点组成；第二道防线位于第一道防线后方约3公里处，由博达里、内飞山、国主峰等重要位置构成。 当时，军长曾泽生和政委徐文烈前往志愿军总部，出席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军指挥岗位上负责的是刚刚上任20天的副军长蔡正国。蔡正国此前是第40军的副军长，曾参加长征，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东北野战军主力师师长，在塔山阻击战等重大战役中屡次立下赫赫战功。 志司首长在赋予第50军汉江以南防御任务的同时，经过深思熟虑，将蔡正国从第40军调任第50军，意在加强该军的领导力量，确保这一重大任务的顺利完成。蔡正国到任后，主抓作战工作，实际上承担了主要的指挥责任。 此次临阵换将，的确选对了人。在汉江以南的作战中，蔡正国展现了当年在塔山阻击战中拼杀的精神，不论战局多么危急，他始终不曾动摇坚守阵地的决心。在战斗最艰难的日子里，韩先楚打电话询问他：还能再坚持几天吗？他毫不动摇地答道：你让我守多少天，我就坚守多少天。 韩先楚听此答复，亦为之动容。 1月29日20时，尚未归队的曾泽生与徐文烈，致电蔡正国，并指出： “坚守好汉江南岸滩头阵地，关系到第四次战役的胜利和主力部队的战役准备，是为我军出国以来的头等任务”，要“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一切牺牲，决不轻易失去一个阵地，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同时提出“贯彻积极防御、寸土必争的军事思想”，加强对阵地防御作战方法的研究和改进。 曾泽生对防御阵地的兵力与火力配置作出指示： “山顶阵地的火力配备应得到增强，但兵力则需保持精简，主要部队应部署在山顶两侧。这样既能避免在敌方强大火力打击下遭受重大伤亡，又有利于组织反攻，重新夺回失守的阵地。” 曾泽生指出，在防守时的出击动作，需要注意。 “出击部队若只是进行袭扰，效果有限。除了一部分小部队需布置在阵地上外，主力部队应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伺机出击，一旦时机成熟，果断全歼一个连甚至两个连。唯有如此，才能通过主动打击给敌方以重创，使其不敢轻易推进。” 可以看出，曾泽生在防御组织方面，确实展现了很高的战术素养。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6)汉江的最强防御－2 血岭上的英雄儿女 1月25日，经过一番试探性进攻后，西线美第1军于从野牧里到金良场里一线，向我军发起了猛烈攻击。 1月28日，美第9军在金良场里至骊川的正面阵地，再次发起进攻。 敌军的进攻重心集中在水原至汉城一带，沿公路和铁路两侧展开，范围约为20公里。与以往依赖公路为主的进攻方式不同，这次他们更倾向于攀登山头，抢占制高点，采取宽正面的多路突击，有时同时展开多达十五路进攻，每路兵力从一个营到一个团不等。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支援下，敌军对我军防守的各个重要据点发起了全面攻势。 第50军奉命以修理山、帽落山、光教山、文衡山等要地为依托，构建第一道防线；以博达里、内飞山、鹰峰、国主峰等重要阵地为支撑，组成第二道防线；在敌军主力进攻的主要方向上，牢牢控制“京釜国道”的关键要隘，抵御美军第1军全部兵力及第9军部分部队的进攻。 修理山地处汉城南部，植被繁茂，风景优美，是一处极具战略意义的高地。它俯瞰着通往水原、仁川和汉城的主要交通要道，成为北上汉城的必经之路。任何进攻汉城的军事行动，都必须首先经过修理山，因此它成为敌军进攻的首要目标。 山形与砥平里相近，由一片小盆地和四周几座小山环绕。盆地中心坐落着一座古老的寺庙，寺庙的东北侧便是后来被称为“血岭”的修理山主峰（474高地）。占据这一位置可以凭借火力从高处封锁汉釜公路。主峰背面有一条通往草烟洞的蜿蜒山沟，是唯一相对安全的补给线出入口。 往东方向有422高地、181高地和128高地，古寺正北方则分别是440高地和431高地，古寺西南方有265高地和185高地，而东南方则是250高地和210高地。这两个高地的后方是253高地。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8师444团，在团长赵国璋的带领下，奉命坚守修理山。 美军第1军第25步兵师，也被称为“热带闪电师”，负责进攻修理山。他们在第5航空联队战斗机和轻重轰炸机的双重火力支援下，有效封锁了志愿军的前线阵地和后勤补给线。此外，该部队还配备了约70辆坦克、400余门轻重火炮和火箭筒，兵力装备十分强大。 在师长威廉·基恩少将的指挥下，美军第25步兵师作为进攻的先锋，携同土耳其旅、35团和南朝鲜第15团，浩浩荡荡地向修理山发起进攻。 这位曾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麾下担任参谋长的基恩少将，被美军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誉为“忠诚可靠、不屈不挠、性格稳健”。在与志愿军的交战中，他遭遇过惨重的失败，麾下美军黑人团全体投降，最终导致第25师不得不撤回后方进行整顿。 修理山虽然是通往汉城（永登浦）和仁川两条道路的咽喉要地，但由于志愿军重型火力不足，且弹药极度匮乏，实际上很难通过火力有效控制这些公路。 基恩的作战参谋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放弃攻占修理山，利用坦克装甲部队沿着国道和砂石路，向志愿军防御纵深实施突袭。从修理山北侧到永登浦仅有约20公里，从南侧到仁川也不到40公里，且这两条道路路况良好。志愿军的反坦克火力相当薄弱，若坦克部队敢于一搏，不到半天时间便可抵达汉江南岸。 这一提议实际上是直接借鉴了德军的装甲突击战术和苏军的大纵深进攻理论。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第2师在三所里和龙源里成功突围，东线的德赖斯代尔支队反向突入下碣隅里，这些都表明志愿军无法阻止坦克部队沿着公路线进行坚决突破。 志愿军50军在战后总结中也坦率承认： “美军坦克在炮兵的配合下，靠近我前沿阵地射击，专门摧毁我前沿步兵的工事。” “战斗中，敌军少量坦克经常与步兵协同进行侦察，有时一两辆坦克甚至深入我方阵地内部，或绕到我方侧翼侦察，直到黄昏才撤回。” “总的来说，在我方缺乏足够的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敌军坦克的行动显得非常大胆和肆无忌惮，常常毫无掩饰地在我方阵地前活动。” 如果美军同时展开纵深空降作战，迅速瓦解志愿军汉江以南的防御体系，确实是有可能的。 然而，美军第25师师长基恩坚决拒绝了参谋们的建议。一方面，他在1950年8月于晋州附近与朝鲜人民军交战时，曾因绕过山头冒进，遭到埋伏在山上的朝鲜人民军第6师侧击，吃过大亏；另一方面，前三次战役中，美军被志愿军打得心有余悸，因此他决心要先控制修理山，站稳脚跟后再派装甲分队北上推进。 根据基恩的指令，美军第25师于1月28日制定了进攻修理山的计划，具体如下： 1月31日，土耳其旅、美军第35团（附属一个坦克连）以及南朝鲜第15团自西向东并肩发起对修理山的进攻。 夺取修理山后，德尔温支队（由德尔温中校指挥的第89坦克营主力、第24坦克营c连、第27团1营、重迫击炮排、m16自行高射炮排、工兵排及通信、卫生班组成）立即沿京釜国道向永登浦方向发起突进。同时，巴莱特支队（由巴莱特中校指挥的第64坦克营主力、第27团2营为主力）则沿砂石公路向素砂和仁川方向展开进攻。 第24团作为师的后方部队负责留守，任务是掩护平泽-天安-大田的公路，同时确保刚刚收复的水原机场的安全。 他指示部队在前线展开行动，保持齐头并进的态势，严格按照每日计划的行军距离推进。每当抵达预定的调整线时，便果断停止前进，不再继续推进。 如果面对中国军队，必须在战斗前进行强烈的炮火准备，力求摧毁敌方阵地上的所有工事。特别是榴弹炮的近距射击和无后坐力炮对准中国军队工事射击口的精准打击，通常能在进攻开始之前将阵地上的一切，包括中国军人，全部炸毁。只有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才能发起对阵地的冲锋。 1951年1月27日，美军向志愿军主阵地发动进攻，修理山阻击战由此正式打响！ 美军第25师少将师长基恩对中国军队敢于战斗、勇于拼搏的作风，以及出其不意、制胜的战略战术深感畏惧。因此，这次攻击中，他采取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战术——直线作战。所谓直线作战，即以飞机和火炮火力开路，各部队平行推进，不论取得多大的战果，均不得越过当日设定的进攻调整线。 战斗一打响，美军的航空兵便对志愿军阵地展开了多轮猛烈轰炸，紧接着该师的所有火炮又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持续轰击。志愿军阵地顿时陷入山崩地裂、天摇地动的境地，仿佛所有生命迹象都已消失殆尽。炮击过后，各部队开始谨慎地向志愿军阵地推进。 可以说，美军在直线作战中的推进速度相当缓慢，进攻效率也不高，但即便如此，志愿军部队依旧无法展开大规模反击。这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兵力悬殊，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两军之间巨大的装备差距。 美军第25师装备了330多门口径超过70毫米的火炮，此外还有70多辆坦克以及b25和b26轰炸机。与之相比，志愿军第444团不仅缺乏飞机和坦克，更糟糕的是，由于参战匆忙，部队仅配备了几门82毫米迫击炮和92毫米步兵炮，其火力甚至不足敌人的百分之一。 尽管后来部队增配了4门山炮，但对于形势的改善无异于杯水车薪。志愿军眼看着美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肆意轰炸，却束手无策。至今，那些从当年战场幸存下来的志愿军战士回忆起这一幕时，依然愤愤不平地感叹，美国简直是在欺负人。 即便如此，战士们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充分利用掩体，将损失降到最低。在面对敌军步兵如潮水般涌来的攻势时，志愿军战士们与敌人拼死搏斗，毫不退缩。阵地上喊杀声和枪炮声此起彼伏，战场迅速陷入了白热化。 1月28日，美军第25团第2营在21辆坦克的掩护下，向8连防守的250高地发动猛烈进攻，大规模冲锋多达6次，小规模袭击更是数不胜数。8连的战士们高喊着誓死杀敌，坚守阵地，毫不退缩。当子弹和手榴弹耗尽时，他们拔下60迫击炮炮弹的引信，直接投向敌军，最终成功将敌人击退。 29日，美军持续对8连阵地发动攻击，因志愿军火力不足，部队伤亡惨重。 在击退敌人首次冲锋的过程中，八连的副连长和副指导员英勇牺牲。 在击退敌人第三次冲锋时，第八连的指导员负伤，大部分排级干部阵亡或受伤，弹药几乎耗尽，重机枪也已被摧毁。 在击退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八连连长负了伤，全连的手榴弹也已全部耗尽，伤亡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二。 经过激烈的战斗，8连几乎损失殆尽。然而，驻扎在附近的2连和5连迅速加入战斗，最终在18时重新夺回了8连的阵地。 30日，敌人加大了攻势，坚守主峰的2连遭受了严重损失。电影《英雄儿女》中的原型、444团2连战士王英，在机枪手牺牲后顶替了他的职位。机枪在王英手中再次怒吼，迅速吸引了敌人的注意，敌军炮火如雨点般倾泻而下，持续追击着他。王英不断转移机枪位置，敌人的火力也随之而来。 为他运送弹药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他不得不不停地更换人手，直到最后阵地上只剩下他孤身一人。最终，在子弹耗尽、手榴弹用光的情况下，王英抱起炸药包，冲向敌人，与他们同归于尽。 战役结束后，王英被追授特等功勋，他生前所在的班被荣誉命名为“王英英雄班”。第444团2连在战斗结束时仅剩下十余人，而他们接替的8连几乎全军覆没，被迫撤离阵地。 二营的战斗，只是修理山上各处志愿军阵地的一个缩影。战场上，乱石横飞，枪声四起，刺刀染血。然而，修理山的防线犹如一道铁闸，无论敌军如何咆哮冲击，都无法突破。 截至30日，444团所面临的局势已极为严峻。 一方面，一线防御分队的伤亡人数已超过一半，而可以用来反击的预备队愈发稀少，阵地之间的空隙也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连续多日的战斗使部队的后勤支援陷入困境，弹药几近耗尽，补给彻底断绝，部队即将面临缺水断粮的危机。 更加严峻的是，敌军的装甲部队正迅速逼近，眼看就要突破444团与443团的结合部，企图包围修理山的防御部队。然而，444团的官兵们始终顽强抵抗，硬是击退了美军的进攻。 1月31日，美军第25师第35团向修理山的志愿军前沿阵地发起了进攻。 美军首先派出飞机进行扫射轰炸，接着组织火炮进行密集射击，顷刻间高地陷入火海。随后，他们推进直射火炮、坦克及12.7毫米口径的四联自行高射机枪至距志愿军阵地数百米处，对暴露的火力点和掩体进行近距离直瞄打击。 经过多轮次的飞机空袭、近距离的机枪扫射以及火箭弹和坦克的猛烈轰击后，美军第25师前线各部队对我军修理山前沿各阵地展开了猛烈进攻。 左翼的土耳其旅主要攻击我第3营第7连防守的266高地（该高地位于修理山主峰474高地右侧山脊的起点，若成功占领此处，便可沿山脊进攻至440、431高地，逼近修理山主峰）； 中路的第35团第2营则进攻我250高地（这是修理山主峰正前方的独立小高地）和210高地（该高地是通往主峰的山脊起点，若占领后可沿着253高地向主峰推进）； 右路的第35团第1营则向我181、128高地发起攻击。 在麦利特中校的指挥下，担任中路主攻的35团2营，借助配属的坦克连和营内的4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逐一摧毁了700至1100米范围内暴露的志愿军火力点。此外，他们还利用配备的107毫米重迫击炮，以及营和连所属的81毫米、60毫米迫击炮，对半山腰的堑壕进行了破坏射击。同时，4辆m16也在前沿进行机动，对所有可疑地点进行了扫射。 在火力准备结束后，2营左翼第一梯队的f连开始向我3营8连坚守的250高地发起冲击。与此同时，师属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逐渐向250高地后方的反斜面阵地转移。尽管如此，该连仍在进攻过程中受到来自侧翼的火力和手榴弹打击，并在逼近阵地时遭遇迫击炮弹幕覆盖，导致31人伤亡。根据美军统计，志愿军在该战斗中损失43人，主要由于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的杀伤。 e连作为2营右翼第一梯队，负责攻击修理山前沿的210高地。在发起进攻3小时后，该连成功占领了210高地，并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休整。此时，连长格兰德打算借机继续攻占253高地。 然而，当他向营长麦利特汇报这一计划时，营长却命令他等待。原因是上级刚刚通知，从航母起飞的“海盗”式舰载机即将抵达并提供支援。为避免误伤，格兰德的e连暂时不能对253高地发起进攻，甚至炮火也被禁止，以防弹片伤害到低空飞行执行轰炸任务的友军飞机。 格兰德从12时35分开始等待了整整一个小时，眼看着253高地上的志愿军搭建临时工事、架设机枪，并从高处俯视着向e连猛烈扫射。格兰德中尉主张立刻发起进攻，却被麦特利营长否决。麦特利说道：“小心点，这是中国人，没那么容易上当，等空中支援吧！” 他们对已占领的阵地心怀恐惧，惴惴不安，不知道中国军队是否另有图谋。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了大约一个小时，果然，来自中国军队阵地的猛烈枪声骤然响起，机枪子弹如暴雨般倾泻在美军士兵的头顶。 中弹的美军士兵痛苦地滚到岩石后，尖锐的喊叫声刺痛了其他士兵的神经，让他们心生不安。受伤的士兵拼命呼喊着排长的名字，而此时排长自己也躲在另一块岩石后，喘着粗气，拿起无线电向中尉报告：\"我们陷入困境了！我们陷入了困境！\" 中尉则迅速向上级麦利特营长发出求援：“阵地已被突破！我连的两翼已经被摧毁，再也无法坚守了！” 麦特利营长无奈再次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大约在下午15时，麦利特营长已无法再继续等待，便下令e连在师属榴弹炮以及团、营级迫击炮的火力支援下，迅速攻占253高地。在一轮火力准备之后，格兰德率领1排向右侧的草幕洞棱线进发，同时3排则朝着左侧的253高地展开进攻。 当3排前进至210高地和253高地之间的鞍部时，突然遭到253高地上2挺轻机枪和大量步枪的猛烈火力集中过来。从轻机枪的数量推测，守卫该高地的志愿军兵力大概只有两个班左右。3排被253高地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在山麓的鞍部，无法继续行动，排长阿卜拉哈姆只能通过步话机拼命请求支援。 同时，逼近草幕洞棱线的1排也遭到了志愿军数十人的反冲击。不过，1排凭借强大的火力将其击退后，约一个排的志愿军利用地形优势，一边在棱线上与1排对峙，一边从侧面射击被压制住的3排。 格兰德见第三排随时面临覆灭的危险，立即向营长麦利特汇报，请求撤回该排。在炮火的掩护下，第三排趁乱撤回了210高地。刚刚回到高地，麦利特一下午念叨的“海盗”式舰载机终于登场了。 16时30分，美军的a-7“海盗”式攻击机群抵达，盘旋片刻后，迅速俯冲，黑压压的一片，对中国阵地展开了猛烈轰炸。冲天的黑烟和火焰遮蔽了西沉的夕阳，瞬间使天空变得昏暗。然而，这些飞机并未按照步兵的要求投掷凝固汽油弹和白磷燃烧弹，而是自行发射了一连串火箭弹。攻击的目标也搞错了，实际上打击的并非253高地，而是修理山的山顶（事后查明，此次攻击并未对志愿军造成任何损失）。 紧接着，他们发现中国军人在熊熊火焰中依然屹立不倒，持续进行射击，完全不为所动。其中两名中国士兵镇定自若地操控着一门追击炮，毫不理会眼前的局势，坚决进行阻击。“中国军人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力让他们感到恐惧，这就是中国士兵顽强抵抗的铁证，”格兰德连长后来回忆道，“他们的从容令人胆寒。” 在210高地艰难坚守了一夜后，格兰德直到次日（2月1日）拂晓时分才意识到，志愿军已自行撤离了253高地。随即，他带领连队占领了空无一人的253高地，并开始为下午向修理山（474高地）发起进攻做准备。与此同时，作为配合，左翼的土耳其旅计划从西侧山脊发动攻击，经过440高地夺取修理寺。 右翼的35团1营原计划进攻从修理山东北高地延伸至422高地的山脊线。然而，午后天气骤变，乌云密布，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的炮火支援，进攻被迫推迟到次日。当晚风雪交加，e连由于未携带衣物和睡具，在夜袭的恐惧与刺骨的寒冷中，又艰难度过了一夜。 2月2日清晨，风雪虽已停歇，但大雾却再次弥漫。直到10点30分左右，雾气才稍稍散去，美军这时才开始发动进攻。e连沿着山脊线分兵两路展开行动：第二排沿山脊左侧前进，第一排则沿山脊右侧行进，第三排则留守在253高地，作为预备队。 253高地距离修理山主峰474高地的直线距离为700米，垂直高差为221米。两个排在岩石上艰难攀爬了整整一个半小时，终于抵达主峰边缘。刚刚探出头，便遭到来自对面431高地（即修理寺）的猛烈射击…… 土耳其旅不是刚刚报告他们轻松占领了修理寺吗？事后调查发现，土耳其旅确实轻而易举地从440高地攀登到了修理寺，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在440高地至修理寺棱线的南坡上，隐藏着伪装严密的火力点和堑壕。志愿军冷静应对，故意放任土耳其兵通过，直到美军出现在修理山主峰（修理山主峰与修理寺隔谷相对，距离很近）时，才发动射击。 当e连全员攀登至修理山主峰后，格兰德为各排划定了防御阵地。第一排负责主峰东北侧，第二排驻守西南侧，并派遣一个班与修理寺的土耳其旅进行联防，而第三排则布置在中间位置。 东北侧的1排迅速报告，在山顶浓雾中发现有两路纵队正朝连队的背后移动。格兰德连长立即向营部询问这些队伍是否为友军，但营部无法作出判断。随后，格兰德又拨打了土耳其旅部的电话，但接电话的土耳其官兵竟然没有一个人懂英语…… 夜幕降临，四周枪声四起。首先，手榴弹在第一排阵地外约15至20米处爆炸，紧接着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声接踵而至，第一排瞬间被迫撤离了堑壕。与此同时，土耳其旅阵地上也传来密集的枪声，随后有三名浑身是血的土耳其士兵逃到第二排阵地上，声称他们整个营都已被击溃。 二排排长西布莱迅速赶到连部，向连长汇报这一重要情况。连长格兰德对此表示怀疑，并告诉西布莱，若修理寺方向的敌人攻过来，就要立刻将接合部的那个班撤回来。 当2排长跑回阵地时，又有16名土耳其士兵正在等待向他报告他们的溃败情况。不久，e连的炊事兵在送热饭上山时，也证实在途中遭到来自左右翼的射击，亲眼看到土耳其军队混乱不堪地向山下逃窜。此刻，格兰德已经确信土耳其人正在溃逃，立即向麦利特营长汇报并请求炮击修理寺。麦利特随即致电土耳其旅长塔辛·亚兹齐进行核实，但被亚兹齐否认。 然而，麦利特的话还没说完，30名惊慌失措的土耳其士兵就已经闯入了他的指挥所……即便如此，亚兹齐仍然拒绝相信自己的部队已经溃败。看到这位曾亲历一战加利波利战役的老兵如此顽固不悟，麦利特只能无奈挂断了电话。 当美军对土耳其旅旅长破口大骂，指责其轻易失守阵地时，旅长却不慌不忙地回应道：“我们的士兵说，你们美国人不也丢了阵地吗！” 后来，美军的军事教材对朝鲜战争中440高地的战斗有这样的记载：“斯基纳中尉展现了顽强的勇气。当士兵们不愿意发起冲锋时，中尉便一边跳一边喊。于是，萨马中士和沃拉中士也齐心协力，鼓励士兵，并踢着他们的屁股向山顶推进。大约一分钟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在中尉的指挥下，大家一起冲下了山坡。” 在结束了对土耳其旅的作战后，志愿军迅速对格兰德的e连展开猛烈攻击。第1排首先损失了10名士兵，不得不撤退至第3排的右翼。志愿军紧追第1排，逼近第3排阵地边缘，双方隔着美军白天临时垒起的石墙互相投掷手榴弹。 就在美军山顶阵地几近崩溃的关键时刻，他们的通信和炮兵优势再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e连的有线通信已经被志愿军切断，三台无线电报话机中两台也被摧毁。格兰德依靠剩下的唯一一部报话机，拼命请求炮火支援，特别是155毫米榴弹炮发射的照明弹，将狭小的山顶照得如同白昼，使得山道上志愿军的增援部队无所遁形。 美军炮弹如雨点般密集落下，但志愿军依旧从西南侧突破了e连2、3排的接合部，成功冲上山顶，与美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据美方战史记载，当晚美军伤亡46人，志愿军则在山顶核心阵地，留下了12具烈士遗体。 3日凌晨3时，核心阵地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随后志愿军与e连2排在修理寺展开机枪对射。到早上6时，志愿军对2排和连部后方发起猛烈攻击，e连此时轻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已全部耗尽，步枪弹药也所剩无几。 连长格兰德向营长麦利特报告称：“我连已陷入溃败或覆灭的险境。”最终，2月3日10时，失去战斗力的e连被g连换防。傍晚时分，土耳其旅在g连的支援下再次夺回修理寺。然而，日落后，土耳其部队再度发生“营啸”，全员撤离，弃守阵地，溃逃至g连的修理山防线…… 至2月4日，444团顺利将防线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第8师第1联队，圆满完成了修理山的防御作战任务，许多英勇的战士也在此长眠。 1951年2月5日，第444团经过10天的激烈战斗，承受了重大伤亡后，奉命收缩阵地，撤至汉江南岸的二线防御阵地。 从1月27日到2月5日，美军第25师及“联合国军”部队在整整十个昼夜中经历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尽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始终未能向前迈出一步，也未能攻占修理山。战后，美军将这座浸透鲜血的山岭称为“血岭”，可见当时战斗的惨烈。 在这场阻击战中，第50军148师444团的志愿军战士们无所畏惧，整整十个昼夜坚守在被敌人不断摧毁的工事中，面对如雨点般密集的炸弹和炮火，在火海中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无论是火力压制、白刃战，还是肉搏战，当子弹耗尽、手榴弹用完时，战士们就用石头作为武器，甚至用血肉之躯与敌人的钢铁对抗，誓死不退。他们顽强抵抗，连续十昼夜将美军第25师牢牢阻挡在“血岭”前，令美军损失惨重。 战后，获得“修理山连”英雄称号的444团第4连在战斗中伤亡惨重。上阵地时共有128人，但撤下阵地时仅余28人，其中大部分是连部的勤杂人员和炊事员。 第444团团长赵国璋为了夺回阵地，多次派遣所属营连的干部率部反击。然而，这些被派出去的干部往往非伤即亡。2月2日午夜，在“血岭”峰顶，发生了一场刺刀见红的激烈肉搏战。444团的志愿军指战员们借夜色掩护，奋不顾身地突入敌阵。 弹尽粮绝后，他们拖着伤残的身体，手持刺刀、枪托、修筑工事的铁锹和洋镐，在“血岭”顶峰与敌人展开惨烈的近身搏斗。最终，所有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无一生还。 在一次反击战结束后，志愿军第50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郑竹书看到一名从战场归来的战士。这名战士见到首长后，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咬下来的敌人耳朵，那只耳朵是黑色的。 为了确保指挥畅通，团部通讯排不得不不断派人修复被敌人炸毁的电话线。然而，每次派人出去，都意味着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到最后，通讯排只剩下排长一人。那天，就在赵国璋眼前，通讯排长刚从指挥所冲出去，便被一枚呼啸而至的炮弹炸飞到空中。 英雄机枪手钱树俊，是275.9高地上战斗表现最为出色的战士之一。他与战友们精准掌握了敌人的进攻套路，敌人总是在猛烈的炮火轰炸后，步兵在坦克和机枪的掩护下，先推进到半山腰的一片岩石下隐蔽，随后再发起进攻。而在冲锋前，敌人通常会先吹响哨子。对此，钱树俊等人并不急于射击，若敌人不露头或距离较远，他们保持沉默。等到敌人从岩石后爬出，进入有效射程时，机枪、步枪便突然开火，紧接着手榴弹也“嗖——嗖——”地掷了出去。 钱树俊的机枪格外凶猛，射击精准，火力凶狠，每次都能放倒好几个敌人。常常打得敌军狼狈不堪，丢盔弃甲，甚至丢下尸体仓皇逃窜。敌人对他那凶猛的机枪火力恨之入骨，专门调派火力对他进行压制。 然而，钱树俊灵活机动，不断变换机枪阵地，敌人的火力始终无法击中他。一次，钱树俊刚从掩体中探出头，敌人的机枪立即响起，一颗子弹擦过，正好击穿了他的帽子。他看着地上被打穿的帽子，反倒憨笑着，从地上捡起帽子，又若无其事地戴在了头上。 有一次，钱树俊刚向进攻到半山腰的敌人射出一梭子子弹，敌人所在的对面高地上立刻喷出四道火舌，密集的机枪子弹像雨点般落下，将他死死压在单兵掩体里，土石四处飞溅。直到志愿军阵地这边的60迫击炮成功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后，钱树俊才得以脱身。而那天，钱树俊共打了73梭子，射出1300多颗子弹，每一次都让敌人狼狈不堪。 战后，钱树俊被第50军授予了“修理山英雄机枪手”的光荣称号。 修理山阻击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在汉江阻击战中的一次关键行动，成功地配合了志司“西顶东反”战略的顺利执行。这场战役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主力在东线集结并发起横城反击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6)汉江的最强防御－3 死守落帽血战白云 美军西线第1军在军长约翰·奥丹尼尔的指挥下，率领第3师、第25师、第9军的第24师部分兵力，以及英军第29旅、土耳其旅和南朝鲜伪1师，首先对野牧里至金良场里的区域发起进攻，目标直指朝鲜水原城至汉城公路和铁路两侧约20公里的地带。 帽落山位于汉江南岸，海拔380米，距离汉城约30公里。朝鲜半岛上着名的京釜公路从它的一侧穿过。帽落山的正面是236.5高地，与主峰相连，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铁路和公路在此并行，铁路的西侧是修理山，而东侧则是帽落山。帽落山与修理山共同构成了守卫汉城的两大门户，要进攻汉城，必须通过此地，因此这里成为了防守的最佳地点，攻守双方在此相遇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战斗打响之前，志愿军第50军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副军长蔡正国已在野牧里至安庆川以西区域展开部署，依托修理山、帽落山、白云山、光教山和文衡山等重要据点，构筑了第一道防线。该防线正面约38公里，正是敌军进攻的主要方向。 第50军以善于防守着称，工事构筑方面颇具心得，这也是志愿军司令部敢让50军承担这一战的重要原因之一。驻守修理山第一道防线、负责阻击任务的是志愿军第50军148师444团，而在帽落山第一道防线进行阻击的则是第50军148师443团，团长为朱光云，政委为华文。 根据朱光云和华文的战略部署，443团第3营第8连和第9连分别部署在帽落山主阵地及236.5高地；第7连则在前出至谷沙川的113.8高地一线，担负前沿警戒任务，以保障帽落山主阵地的安全。第2营则占领五华里一线阵地，负责机动作战任务。各营迅速进入各自阵地，展开工事构筑，形成侧向射击和交叉火力网。 1951年1月26日，美军第25师在师长威廉·基恩少将的率领下，出动十余辆坦克，为200多名士兵提供掩护，向由7连2班坚守的前沿警戒阵地——113.8高地一侧发起试探性进攻。 汉江防御战中，帽落山、修理山和白云山的“三山阻击战”正式打响。 美军第25师师长威廉·基恩少将原本也在撤换名单之列，但李奇微可能考虑到完全更换所有指挥官并不合适，再加上基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程参与了太平洋战争，表现卓越，因此给予了他一次机会，让他戴罪立功。 因此，威廉·基恩少将此次前来，是怀着卷土重来、洗刷耻辱的决心。 鉴于之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威廉·基恩指挥美军第25师，依靠大量坦克和飞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稳步推进，展现出一种稳妥谨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 1月26日，第25师的美军发起了试探性进攻，数百名士兵在几十辆坦克的掩护下，弯腰前行，缓慢地向113.8高地爬去。正当他们接近山顶时，突然遭遇猛烈的火力，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以及手榴弹同时发起攻击，瞬间十余名美军被击毙。 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美军被迫撤退。 基恩少将恼羞成怒的看着美军撤退，意识到那支多次让他挫败的队伍就在眼前。他冷笑着，开始调集兵力，准备再战。 443团团长朱光云见敌军溃退，心中明白美军第25师必然会发动大规模进攻，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于是，他立即命令全团官兵加紧抢修工事，强化掩体，迅速运送粮弹并救治伤员。 1月27日上午大约10点，美军开始进攻113.8高地。天空中8架轰炸机呼啸而过，地面上十余辆坦克和数十门火炮同时开火，猛烈轰炸443团的警戒阵地。瞬间，焦土飞扬，火光四射，硝烟弥漫，帽落山顷刻间沦为人间炼狱，山顶、山腰、山腹甚至山脚到处都被炸得满目疮痍、残破不堪…… 大约两小时后，敌人的轰炸停止了，大批美军和南朝鲜伪军隐藏在坦克后面，重新对7连1排和3排的阵地发起冲锋。同时，另一股大约100余人的敌军，也向3排的阵地发动了夹击攻势。 50军在阻击战中展现出极为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坚韧的防守能力，令美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次进攻前，美军都会先派飞机和重炮进行轰炸，确信阵地上的工事和守军已经被彻底摧毁后，才会发动步兵进攻。 如果此时志愿军开火，美军步兵便会暂停攻势，继续让炮兵轰炸一段时间，直到他们认为阵地上再无活口，步兵才继续推进。志愿军总结出经验，前线尽量少留兵力，等美军步兵接近时再进入阵地，力求将敌人放到50米内再进行射击。 守卫帽落山的148师443团便是这样与敌军反复争夺各个阵地，当敌人靠近时，他们的射击也更加精准。 志愿军官兵们静悄悄地伏在战壕中，静待美军步兵逐步逼近。忽然，7连连长夏居云一声大喝：“打！”战士们立刻紧握武器，齐齐向敌人开火，迫击炮也同时朝着敌群猛烈轰击。伴随着震耳的爆炸声和机枪的“突突”声，山坡上瞬间倒下了一片美军士兵，尸横遍野，伤者满地。 美军被这一幕吓得慌乱失措，纷纷寻找掩护，进攻阵型顿时露出破绽。夏连长果断下令，7连的战士们抓住机会，个个奋勇向前，犹如猛虎下山，挥舞着闪亮的刺刀，冲出战壕，直扑敌军。 美军士兵尚未撤退到山下，就被指挥官端着督战的机枪逼迫着重新返回，再次向山上发起冲锋。没过多久，他们又被打退下山，随即又被强迫折返。仅在这一天内，志愿军7连的官兵就进行了8次白刃反突击，美军除了在我军阵地前留下200多具尸体，什么也没有获得。 然而，战斗愈发激烈。敌军接连不断地发动轰炸，一次次猛烈的冲锋袭来，阵地上临时构筑的散兵坑和堑壕被炮火炸得支离破碎。重型迫击炮和榴弹炮像冰雹般密集地倾泻下来，刚刚修好的工事再次被炸毁，修筑了又被摧毁。第三排的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最终，阵地上只剩下田文富孤身一人。 田文富是云南雨城区多营镇上坝村一个贫困农民的儿子。1948年，他被国民党强行征召，用一根绳子捆绑进了国民党第60军。在军中，他受尽折磨。 在解放战争时期，田文富跟随部队参加起义，但他没有领取返乡的路费，反而选择加入了解放军，经过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的一名战士。1950年10月，他随曾泽生将军率领的第50军前往朝鲜战场，担任148师443团7连3排的机枪手。 在那一天，面对敌人疯狂的炮火，田文富一边注视着敌人弓着身子向他的位置爬近，一边回头望向倒在身边的战友遗体。他的脸上早已干涸了泪水，双眼中只剩下愤怒的火焰。他想起战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下一个兵，也要坚守阵地。” 他心中坚定下来：我要与阵地共存亡！ 趁着美军尚未全面攻上来的间隙，他不断穿梭于战壕中，收集所有剩余的武器和弹药。他把装满子弹的冲锋枪和卡宾枪，以及已经拧开尾盖、拉出火绳的手榴弹，分别放置在几个精心挑选的射击点上。随后，他脱下帽子和大衣，做成一个人形的伪装物。接着，他在腰间别上了一颗已经揭开后盖、准备在关键时刻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光荣弹，静静地端着机枪坐在战壕中，等待敌人的来袭。 他发现敌人已进入射程，立刻端起轻机枪猛烈扫射。随后，他敏捷地翻滚到另一个位置，迅速投出几颗手榴弹。紧接着，他转身移动到新的掩体，拿起冲锋枪继续猛烈攻击敌人。 这场战斗打得美军措手不及，他们完全无法判断我军阵地上还有多少人在坚持作战。当他们在山坡上看到一顶志愿军的帽子隐约显现，甚至还能模糊地看到衣物在晃动，便不停地朝那个方向开火。 田文富独自在阵地上机智灵活地奔跑、射击，数次击退敌人的大规模进攻。每当危急关头，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瞥向腰间别着的那颗光荣弹，仿佛随时都可能迎来最后的时刻。 幸运的是，敌人撤出了战斗。随后，增援的战士们再次回到了阵地。这时，田文富已被敌人炮弹掀起的泥土掩埋，战士们合力将他从土中挖出。令人惊讶的是，他虽多处受伤，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他们仔细清点了阵地上的十几处位置，发现那些机枪和手榴弹依然稳稳地放在战斗阵地上，而那件被敌人射得满是弹孔的棉衣，依旧挺立在风中飘扬。在这场战斗中，田文富一人使用了近800发机枪子弹，以及数不清的步枪、冲锋枪子弹和手榴弹，消灭了50多名美军。 那件破烂不堪的棉衣最终被送到了443团的政委华文手中，华政委满含热泪，一一数着，竟发现上面有53个弹孔。在战争结束后，田文富被授予50军的“英雄机枪手”光荣称号，并荣获一次二等功，随后，他还得到了朝鲜领袖金日成的接见。 田文富的军帽与大衣如今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世人瞻仰与缅怀。 2004年，田文富老英雄特地带着妻子和儿女前往博物馆，和家人一同追忆自己当年参与那场战争的岁月与经历。 在帽落山战斗进入最为艰难的时刻，志愿军1排的战士们在成功抵御敌军14次猛烈进攻后，1排重机枪组的弹药手身负重伤倒地，副射手壮烈牺牲。此时，阵地上只剩下前来支援的重机枪手刘荣和一名叫牛文举的战士…… 就在这时，一枚炮弹在他们旁边爆炸，刘荣眼前一黑，当场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慢慢醒来，发现牛文举已经牺牲，重机枪也被炸毁。刘荣抬头一看，发现一队美军正弯着腰，悄悄地向山上爬来。 此时，他手中既没有重机枪，也没有手榴弹，但敌人已经近在咫尺。他艰难地爬起身，怒吼着像猛虎般扑向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军士兵，两人在山坡上扭打翻滚。千钧一发之际，刘荣抓起身旁的一把十字镐，猛砸压在他身下的美国兵，顿时血浆四溅。其余的美军吓得魂飞魄散，发出惊恐的叫声，转身仓皇逃向山下。 1月29日中午，美军一个团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向我3营驻守的帽落山236.5高地发动了猛烈进攻。凶狠的美军见自己被对面的志愿军牵制许久，愈发暴怒，频繁集结兵力与火力，对236.5高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锋。 8连连长英勇牺牲后，副连长王景凤接过指挥权，继续带领战斗。他高声激励战士们：“帽落山是汉江南岸阵地的门户，即便我们全员牺牲，也绝不能失守！” 第五天下午，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8连多次击退敌人的猛烈进攻。面对源源不断的敌军增援，蜂拥而至，全连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弹药耗尽后，他们便用石块砸，用刺刀刺，用拳头挥击，甚至用牙齿撕咬，整个高地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 到1月29日上午11时，防守236.5高地的443团8连只剩下2名轻伤员和6名重伤员，共计8人。伤员们聚在一起，待美军攻上阵地的最后时刻，拉响了集束手榴弹，与十余名美军同归于尽。236.5高地最终失守。 在付出巨大代价攻占236.5高地后，美军又迅速转向，发起对志愿军帽落山主阵地的猛烈进攻。443团机关的所有勤杂人员也全员投入到运送弹药的任务中。 朱光云团长命令4连连长赵其功和指导员浦绍林对236.5高地的两侧展开反击。副连长王建书率领1排战士从正面发起进攻，却遭遇敌人的猛烈轰炸，十余名战士被炸倒，王建书身受重伤。连长赵其功继续带领战士们奋勇冲锋，前面的勇士倒下，后面的勇士随即冲上。 机枪班战士胥正午在冲锋途中，被炮弹片击中大腿，主动脉被切断，鲜血如泉涌出，生命垂危。然而，他依然坚持战斗。在血液即将流干的短暂时刻，他继续操纵机枪，为战友们的冲锋提供掩护，直至耗尽最后一滴血，英勇牺牲。 志愿军战士们奋不顾身，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夺回了236.5高地北侧的两个阵地。然而，刚刚进入阵地的他们尚未得到片刻休整，便遭遇美军坦克、榴弹炮的猛烈轰击和两架飞机的轮番扫射。顿时，236.5高地北侧陷入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的混乱中，1排的战士伤亡惨重，超过10人受伤，连长赵其功也在炮弹袭击中身受重伤，不得不被抬下阵地。 148师在此次阻击战中的火力支援极为匮乏，战斗初期，全师的炮弹总数不足三百发。而在战斗开始后的前三天内，所有炮弹便已耗尽！随后的战斗中，前线战士每天能获得的炮火支援甚至不到三十发，连敌军一次炮击的零头都比不上。 战斗开始后的几天里，战士们的弹药逐渐短缺。直到1951年2月1日，部队才终于收到上级补给的2.9万余发子弹。然而，对于数万人的大部队来说，这些弹药分配到每位战士手中时，每个人也仅仅得到几发而已。 除了弹药的匮乏，战士们所处的环境更是难以想象。数九寒冬，他们连一双御寒的棉鞋都没有。严寒的天气让一些战士冻得无法站立，被抬下战场时不得不截去双脚。 2月2日中午，美军第25师出动一个团的兵力，借助大量飞机和30余辆坦克的支援，再次对帽落山主阵地发起多路进攻。 战斗进行到这个阶段，443团的兵力已经所剩无几，千钧一发之时，442团迅速派出第3营第9连前往支援。在王连长的指挥下，442团的官兵与同时从三路发起进攻的美军和南朝鲜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王副连长双腿被炸断，他强忍着巨大的痛苦，仍然趴在阵地上坚持指挥战斗。 在密集的枪炮声中，443团和442团9连的战士们毫不畏惧地冲向敌阵，迎面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经过一番拼杀，他们击毙了上百名敌人。两路美军惊慌失措，不得不狼狈撤退，再次从山上退了下去。 2月3日清晨，美军再次向帽落山主阵地发动了团级规模的进攻，几次冲锋均未成功。直到下午14时30分，美军出动飞机，对我军阵地密集投掷燃烧弹，瞬间将阵地变成火海。尽管如此，志愿军战士们依然顽强坚守，并不断组织反击，英勇对抗美军。 此时，帽落山主峰上仅剩下一个排的兵力，牢牢掌控着主峰阵地。当天晚上22时左右，443团顺利完成了坚守任务，除4连的战士留守主峰阵地作掩护外，其余部队已转移至鹤岘洞一带。深夜时，4连余下的战士们在指导员浦绍林的带领下，向敌人发起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大量杀伤敌军后，全部安全撤离阵地。 至此，第50军443团的英雄们在帽落山与数量是我军十倍的美第25师及南朝鲜伪军激战八昼夜，歼灭敌军1500余人。 而149师坚守的白云山更是一场恶战。 在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内，第四次战役展厅里悬挂着一面巨大的锦旗，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停下脚步驻足观看。锦旗高180厘米，宽84厘米，顶部装饰着五角星，底部则以山峰图案点缀，中央赫然写着几行白色大字：“白云山团”。 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完整步兵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白云山团”锦旗作为一百面战旗中的一面，荣光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检阅。 这面锦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白云山团”又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白云山位于朝鲜汉江的南岸，山势高耸，左侧有光教山，右侧是帽落山，三座山峰彼此依靠，形成一个非常有利的防守地形。更重要的是，通往汉城的铁路和两条公路从水原穿过，就沿着这些山的山脚延伸。敌军若想向北推进，必经白云山区域。面对如此兵家必争之地，奉命防守西线的志愿军第50军军长曾泽生，早就将149师（师长金振钟）447团（团长张振山）布防在这一区域。 对于出身云南的447团官兵而言，他们对山地作战极为熟悉，深知要想打好依托山体的阻击战，坚固的防御工事是关键所在。防御工事不仅能为战士们提供安全有效的掩护，抵御敌军各种强大武器的攻击，还能保障各战斗部队之间的顺畅联系，从而更好地进行协同作战。因此，每次随50军出征朝鲜战场时，他们在战斗前都会挖掘坚实的工事。 同样，这次接到命令到达白云山阵地后，团长张振山立即率领447团的指战员们，对白云山主峰的防御工事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他要求这些工事不仅要与白云山的地形相适应，还必须具备抵御敌军重型武器和空中炮火轰炸的能力。 447团的战士们依照火力配置，设立了22个重机枪发射点和47个轻机枪发射点，并为这些位置修筑了坚固的掩体。这些掩体之间的角度经过精心设计，形成了斜射与直射相结合的交叉火力网，几乎没有任何死角。 同时，他们还开挖了300多个战斗小组掩体和50多个用于躲避敌人轰炸的猫耳洞。为了增强战斗中的灵活应变能力，战士们还修建了大量预备性掩体，以便在战斗局势不利时能够迅速转移至备用位置，继续对敌方实施有效打击。 为确保通信顺畅并防止敌方轰炸，447团要求通信兵在架设电话线时必须铺设双线路电话线，同时选取隐蔽位置，减少被轰炸的风险。 朝鲜的一月，冰雪覆盖，大地寒冷，寒风如刀。447团的全体战士顶着刺骨的严寒，毫不停歇地奋力修筑工事。 然而，正当白云山主峰的工事正在紧锣密鼓地修筑时，战士们却在同为447团阻击阵地的光教山上发现，那里是一座典型的石山。薄薄的冻土层下隐藏着坚硬的岩石，导致挖掘工作进展极为缓慢。尚未完成工事建设之际，敌人便急不可耐地发起了进攻。 1月25日，白云山阻击战正式打响。美军第25师出动了两个团，集结了上百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坦克，对志愿军前沿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密集的炮火一波接一波地袭来。 轰炸声音渐渐停止的时候，志愿军战士知道，敌人步兵的地面进攻开始了。 就听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刻冲到战壕前沿阵地，做好了战斗准备，静静地等待着敌人进入我军火力打击范围，于是，一声大喊，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头上倾泻，敌人的攻击顿时受阻，再发起进攻，又再一次被志愿军顽强的压制住，无法前进，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敌人不得不停止下来，直到这个时候，战士们才有机会整理补充弹药，修复工事，掩埋战友，然后在连长的指挥下，重新将战士们进行编组。 27日黎明时分，美军一个营在5辆坦克的配合下，分成三路对白云山前沿阵地兄弟峰展开了猛烈攻击。447团动用3个连的兵力在峰下设伏，成功击毙敌军60余人。 29日清晨，在超过30架飞机和30多门火炮的掩护下，美军步兵发起进攻，成功占领了328高地。当天午后，第447团展开反击，重新夺回了该高地。 1月30日，美军出动50架飞机和30余门火炮，对志愿军阵地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疯狂轰炸，447团的野战工事被彻底摧毁。随后，500多名美军士兵对白云山阵地展开猛烈进攻。面对敌人的疯狂进袭，447团第6连顽强抵抗，在两天内击退了敌人8次冲锋。 2营6连一百多名战士，几番激战下来，只剩下指导员和3名战士了，他们仍然巧妙地利用地形坚守阵地。在反复争夺的激烈战斗中，防守在261.5高地的另一支小分队，与美军激战4小时，最终全体英勇牺牲，261.5高地失守。 但兄弟峰阵地依然岿然不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兄弟峰上坚守的2营副营长李盖文用电话向营长孙德功报告：“放心，有我李盖文在，兄弟峰丢不了！” 与此同时，6连连长郭嘉兴率领3排战士袭击佛堂洞以东之敌，被敌人发现后，郭嘉兴带头突入敌群，一边扔着手里的手榴弹一边用手里驳壳枪射击，子弹打光了，就顺手捡起地上的步枪，用后把和敌人拼命，直至中弹牺牲。 一名志愿军老战士回忆，兄弟峰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的1发炮弹呼啸着飞过来，“轰”的一声巨响，几个战士就被炸飞了，当场就牺牲了3位战友，其他几个身负轻伤，没办法在这个位置了，班长就命令转移一个地方，继续战斗，这时候，战士们杀红了眼，子弹打完了，就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与敌人混战打在一起、抱在一起、滚在一起......战斗间隙打扫战场时，我亲眼看到有位牺牲的战友嘴里还咬着敌人的半个耳朵。 在经历了三天的激战后，为保存有生力量，兄弟峰上的剩余下来的战士们开始有序撤退，将敌人引向身后的光教山和白云山主战场。 2月1日拂晓，美军出动30多门火炮和20余架飞机，掩护200多名士兵向光教山发起进攻，同时投下大量燃烧弹。志愿军447团4连与敌人展开激烈交火，最终因弹药耗尽、补给断绝，阵地被美军占领。随后，志愿军重新集结力量，对光教山发起反攻，并成功收复失地。 2月3日，美军动用了20多架飞机、80多门火炮和30辆坦克，对光教山和白云山进行猛烈轰炸，随后分三路出动500余人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志愿军第8连在光教山奋力抵抗，与美军展开激烈战斗，击退了美军四次冲锋。 最终，由于伤亡惨重，弹药耗尽，阵地不幸失守。美军随后对志愿军447团的阵地发动了七次连续冲击，志愿军以少量兵力轮流上阵进行顽强阻击，始终保持火力压制，多次挫败美军的进攻。 那时候，149师师长金振钟也不断地对前线下达命令，每次都大声地喊：“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阵地给我夺回来！”而447团的前线指挥员们也都知道，只有坚守住阵地，多守一天，就能给后面阵地上的战士减少一天的压力。于是，阵地白天失守，夜间又夺了回来，打到弹尽粮绝，衣服被汗水、血水浸透再结冰，吃着掺了沙土、裹着地上雪的炒面悍不畏死地战斗着。 我军通过反复的阵地争夺战，以空间换取时间，拖延敌人的攻势，同时以时间换取空间，稳固了我军的防御态势。 后来，447团防御作战经验，由志司向志愿军各军、中央军委并东北军区作了通报，要求各军进行阵地防御时，必须先做好工事修筑，采取疏散的纵深的兵力配备（也就是兵力前轻后重，武器前重后轻），才能更有效地减少伤亡，保持防御的稳定性，必须以短促、突然、猛烈的火力，配合阵前的反冲击，才能有效地阻止敌人的进攻； 必须做好对敌实施反击的充分准备，较大的反击必须在夜间进行，才能收到大的效果。通报提出，不能死守一地，在争取到一定时间或无力防守时，应主动地转移阵地，并尽力坚持夜间转移，以减少伤亡。上述战术指示，及时指导了汉江南岸部队的防御作战。 光教山激战了三天，被美军夺下了阵地后，美军立即调集全部军队对白云山集中发起冲击。 孤军奋战下，防守白云山主峰的战士们没有丝毫胆怯，他们凭借优良的防御工事，依靠灵活战术，击退了美军的一次次进攻。2月4日，敌人以重兵连续发起7次猛烈进攻，一次比一次更疯狂，志愿军伤亡过重，弹药耗尽，敌人也依然无法拿下白云山上的阵地。 时任447团2营营长孙德功回忆： “在我东西不到800米，南北不到500米的阵地上，一天竟降下100多吨炸弹，炮弹90多吨，每平方米落下的弹片足有3公斤之多，岩石变成灰，树木变成粉末。 死算什么，拼一个够本，拼两个就赚，眼睛一闭一了百了。 那时候的战士真是能吃苦啊，5连2排排长战斗中卧在一片烂泥里，就他一个人一挺机枪的扇面射界里，足足躺下了三四十个美军。 三个多小时打退了敌人7次进攻，战斗结束才发觉站不起来了，也没受伤但两腿就是不听使唤。抬下去就截肢了，严重冻伤，多可惜啊！唉……” “在白云山的战斗中，许多阵地白天失守，我们便在夜晚立即组织兵力发起反攻。收复阵地后，迅速修复工事。第二天，在对敌人造成大量伤亡的情况下，选择性地撤出工事已被敌人的空袭和炮火摧毁的阵地。然而，一到夜晚，又重新组织反击。就这样，撤出、反攻，再次撤出、再反攻。” 2月5日，447团接到志愿军总部的命令，阻击任务已圆满完成。当晚，在夜色的掩护下，这些奋战了整整11个昼夜的英雄们陆续撤离白云山，标志着白云山阻击战的胜利结束。 至此，英雄的50军149师447团，以344人伤亡的代价，成功歼灭了1400余名敌军，圆满完成了白云山防御阻击任务。志愿军总部因此授予其“白云山团”的光荣称号，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获此殊荣的成建制步兵团。 在与敌人反复交锋、喋血鏖战的11天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竟未能前进一步，始终被阻挡在白云山之外。 原抗美援朝老战士吕品说：敌强我弱，我们为什么能够胜利，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字：敢！敢于近战、敢于夜战、敢于拼刺刀，刺刀见红，就靠这个敢，赢了。 《歌唱白云山》由作家刘白羽作词，音乐家郑律成作曲，曾在志愿军中广泛传唱。这首歌的歌词激昂：“巍峨的白云山，屹立在朝鲜的汉江之南，麦克阿瑟妄图从此进犯，我们的英雄让他止步在山前。英雄傲然屹立在山巅，他们的光辉事迹，灿若星辰。中朝人民同声歌颂，英雄精神铭刻心间。汉江的流水，千年不息地奔流不尽，白云山，白云山，巍峨的白云山！”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6)汉江的最强防御－4 我们终于能抬头了 第50军在阻击中发现，此次美军进攻表现出一些新特点。 每日开始攻击时，先以侦察机在阵地上空低飞盘旋，为空、炮火力指示目标，继以排炮射击，飞机轰炸扫射，投燃烧弹并施放烟幕，掩护步兵运动至阵地前山沟死角内，再以坦克掩护少量步兵前进，作试探性攻击；遭打击后，再重新进行炮击、轰炸、扫射，如此反复，以暴露防御阵地上的火器位置，用火力加以摧毁，最后发起猛攻。 攻击均在白天实施，每日10时左右发起，12时至15时最为猛烈；若不能得逞，黄昏时缩回攻击出发位置构筑工事，防备夜间反击。 面对这样的敌人，第50军防御中面临两大威胁： 一是敌炮兵、航空兵的猛烈火力毁伤；二是敌坦克在阵前肆无忌惮的活动。 由于天寒地冻且缺乏作业工具，防御工事构筑十分困难，只能在雪堆上浇水，冻成冰块后堆砌成工事，抗毁性很差。花费一夜工夫堆成的工事，敌人1个小时炮击就能将其全部摧毁。当敌发起攻击时，防御部队只能在失去工事依托的条件下与之对抗，往往遭受很大伤亡。 此外，由于缺乏反坦克手段，敌人坦克敢于径直开到志愿军阵地前活动，往往面向志愿军防御阵地一线排开，形成一个弧形半包围圈，以坦克炮实施抵近射击，或从防御间隙渗透，实施侧后攻击。 伴随坦克在阵前活动的还有m-15半履带式四联装自行高射机枪，对防御部队的危害程度不亚于坦克。 据有关战史记载，美军对修理山303高地的一次攻击，坦克群抵近射击的火力构成是：以30门76~90毫米坦克炮瞄准山顶附近的机枪枪眼射击，以60挺车载机枪和6组四联装自行高射机枪（共24挺)对正斜面的堑壕射击。射击方法是：给每个坦克排（各5辆坦克，共5门坦克炮、10挺车载机枪)规定一个射击扇面，各扇面之间的间隙由四联装自行高射机枪火力予以补充。一天之内，仅5组四联装自行高射机枪就发射了5.2万发12.7毫米子弹。 在这样的火力威胁下，第50军部队阻击作战付出了很大代价。 1月31日电称：“敌自25日开始以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向我50军及38军112师攻击，占我野战工事约七公里。我仅有步兵武器及少数山炮，且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坚持抵抗。因敌火力猛烈，我伤亡相当大。” 2月2日电称：“美第一、第九军及英、土、希部队和伪一、六师沿南汉江西岸至水原线向北猛犯，我50军及38军112师、42军125师共计伤亡约8000人，敌人伤亡亦有4000人以上。 2月4日电称：“50军及38军112师伤亡过半（42军125师亦不少)，难以支持现有阵地，力争支持至6日晚。” 第50军部队在汉江以南一线的阻击作战，为仓促转入防御的志愿军各部提供了重要借鉴。根据第50军的阻击经验，志司于1月31日下达战术指示，指出： 进行阵地防御，必须做好工事，采取疏散的纵深的兵力配备（每一阵地只以少数兵力加强轻武器进行防守），才能减少伤亡，保持防御的稳定性；必须以短促、突然、猛烈的火力，配合阵前反冲击，才能有效地阻止敌人的进攻； 必须做好对敌实施反击的充分准备，较大的反击必须于夜间进行，才能收到大的效果。指示还特别强调：防御时不能死守一地，在争取到一定时间或无力防守时，应主动地转移阵地，并尽力坚持夜间转移，以减少伤亡。 1月31日，志司通电表扬第50军：“你们在连续多日的激战中顽强坚守阵地，反复进行争夺，充分展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你们的英勇表现极大鼓舞了全军，尤其是148师，堪称全军学习的榜样。现予以通令表扬。同时，我们已命令三分部迅速将弹药前送，望你们继续坚守阵地，灵活组织反突击。只要阻止敌人推进，争取到战役准备时间，第四次战役的胜利便可确保。” 以彭德怀、邓华、金雄、朴一禹名义，向志愿军各军、人民军各军团，通令表扬了第443团7连、第444团8连、第447团。通令说:“以上三个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是值得全军学习的，特通令表扬。” 到2月初，第50军前线部队已难以继续坚守原有阵地。 2月4日，阻击战仍在激烈进行时，金日成前往志愿军总部了解战况。志司告诉他，第50军伤亡惨重，目前还能作战的部队只剩下大约7个营。当时，志愿军一个军通常编有27个建制步兵营，这表明该军已损失超过三分之二的战斗力。 2月4日13点30分，志司同时发出了两封电报。 一封电报发给第38军及韩先楚、邓华，命令第38军在侧翼支援并配合第50军作战。电报中强调：如果敌军对第50军展开猛烈攻击时，你们可根据实际情况派出小股部队侧击敌人，以缓解敌军对第50军的压力。夜间派遣小部队积极渗透，进行袭扰，埋设地雷，破坏敌军的白天进攻计划。 另发一份电报给人民军第1军团以及第50军和韩先楚，指示： 第1军团接替第50军部分阵地。电报中称：为保持汉城南岸的阵地，牵制敌人主力行动，以便我军主力在预定地区发起进攻。 第50军已连续作战十昼夜，战力大幅削弱，正面过宽，无法继续承担纵深布防任务。为缩短第50军防线并增强纵深防御力量，决定将军浦场、果川、南泰岭公路（含)及其以西的区域交由第1军团接防。请接电后迅速派遣干部与第50军接洽，了解具体情况并进行地形侦察，最好今晚完成，最迟于明晚（五日）前全部接防。 根据此电令，人民军第1军团接管了第50军所防守的西段14公里正面防线的防御任务。 2月4日、5日，汉江以南的战斗愈发激烈。美军第25师、第3师及土耳其旅集中力量猛烈进攻第50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的防线，每天出动坦克100至200辆，飞机数十架至上百架，疯狂轰炸中朝军队阵地，使之化为一片火海，以掩护地面部队轮番冲击。 尽管工事几乎被完全摧毁，志愿军和人民军仍顽强抵抗，反复争夺阵地，弹药耗尽后与敌人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战况极为残酷。 5日晚，第50军部队陆续向后进行了有限的转移。 经过激战至2月7日，50军成功将联合国军阻截在汉江以南的内飞山、文衡山、武甲山和杨子山一带。联合国军在14昼夜的战斗中，仅推进了18公里，却遭受了极为惨重的伤亡。 此时，汉江江面已逐渐解冻，江南岸的防御区域在二线阵地被突破后进一步缩小。为了避免陷入背水一战的局面，韩先楚建议将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撤至汉江北岸，并通知各相关部队：“立即做好转移准备，至于主力是转移还是继续坚守，将由我最后决定，届时另行通知。”根据这一部署，第50军主力开始向北岸转移。 韩指对转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作出具体指示： 首先是“秘密而迅速地、安静地撤出战场，保持组织性，避免混乱和暴露意图”； 其次是“掩护部队必须掩护有力，沉着应对敌人进攻，并配备反坦克力量”； 再次是“应优先撤离伤员和轻便物资，干部要严格掌握部队动向，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最后是“渡江时避免拥挤，以防冰面破裂，并确保行进路线正确”。 第50军主力北撤后，留下一部分部队在江南岸进行顽强阻击，以拖延敌军的进攻。最初，驻守江南岸的兵力包括3个团和另外2个营，分别由第149师和第150师的副师长各率领1个团。同时，人民军第1军团的主力也撤至汉江北岸，继续进行防御作战。 第150师的第450团和第448团一营作为最后撤离的部队，坚守广州、二圣山等阵地，奋勇抵抗敌军整整十昼夜，最终于2月17日撤回江北归队。 第50军在汉江以南的阻击战，成为其入朝作战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章。 韩先楚在电报中向曾泽生表示：“你部经历了三次战役，尤其是此次为期半月有余的防御战，表现得非常出色。”为了完成这次防御任务，第50军付出了巨大代价，战斗中减员极为惨重。 2月8日，美军逐渐向汉江推进，并于10日占领了仁川。50军撤退至汉江北岸后，面对“联合国军”愈发猛烈的攻势，毫不退缩，继续坚守阻击了一个多月。 3月15日，第50军奉命从汉江北岸撤退，先行抵达肃川，随后返回国内进行全面休整。在为期50天的汉江南北阻击战中，50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汉江两岸，共歼灭敌军1.1万余人。50军坚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其中有7个整连、31个排、138个班全员战斗至最后一人。 50军入朝时共有名官兵，经历了一、二、三次战役，特别是残酷的第四次战役汉江血战后，伤亡减员超过1万人，全军最终仅剩人。 浑身沾满硝烟的曾泽生前来志司复命，被赞扬道：“五十军打得好，你指挥得好！我要给你补充兵力，苏式武器到了，优先给你们五十军换装！” 听到这话，曾泽生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在国民党军队中混了二十多年，作为滇系部队的军官，他和手下士兵备受蒋介石嫡系的歧视与冷遇。别说是补兵换装的好事了，蒋介石几次三番想对他这支云南部队下狠手！仅仅两年前，他还率部在东北与解放军殊死拼杀…… 曾泽生含泪说道：“我们50军总算能在兄弟部队面前挺直腰杆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就因为五十军是由国民党改编而来吗？我和你一样，出身于旧军队的杂牌湘军。我从来没把你们当外人看待！” 询问伤亡情况时，曾泽生满怀沉重地递上了一张纸，说道：“这是各师今天报上来的还能继续作战的兵力数字。” “伤亡如此严重，为什么不早报告？有困难就应该早点提出来啊！” 曾泽生心里其实颇为纠结，因觉得自己是起义部队出身，难免有些自感低人一等，便默默承担了所有困难，从未诉苦。 “你告诉部队，我向50军的同志们鞠躬致敬！” 话音刚落，便深深地向曾泽生鞠了一躬…… 1955年，在怀仁堂，曾泽生与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并肩而立，接受授衔，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百名中将之一。 1951年，作家魏巍将自己在前线的见闻与采访整理成战地通讯《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生动地描绘了西线战场的艰辛与激烈。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经历了无数次激烈争夺。战士们嘴唇干裂，耳朵震得发聋，眼睛熬得通红。他们用干裂的嘴唇吞咽一口干炒面，再含一口雪……”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6)汉江的最强防御－5 有只孤军死守汉江 在汉江以南阻击作战中，与第50军并肩抗敌的是第38军。 38军建军史上最严峻的考验到了！ 当友邻部队相继撤往汉江北岸时，唯独38军不能撤退。他们的阵地正好位于东西线敌军的结合部，为了确保东线邓华集团能够顺利反击，他们必须在汉江南岸以背水一战的方式顽强抵抗，牢牢遏制西线敌军主力的进攻，同时切断东西线敌军的联系。 此刻，西线几乎所有敌军的攻击重心都集中在38军身上。 骑兵第一师、美军第24师、英国第27旅、希腊营以及南朝鲜伪6师……一支支敌军部队正蜂拥而至，向38军那狭小的防御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第38军主力于1951年1月8日至12日到达指定地区进行休整。军部和第113、第114师分别驻扎在汉江以北、清平川以西、抱川以南、仁仓里以东的区域。只有第112师留在汉江南岸，负责在第50军防区以东的京安里南北一线防御，防线从东边的价军山延伸至西边的泰华山，面对骊州、利川和金良场里一带，防御正面宽达40公里。 从1月15日到26日，美军第9军不断派出部队，规模从数十人到一个营，最多可达一个团，频繁向第112师前沿阵地进行侦察或试探性攻击，多次进出，其中三次进入利川，又两度撤回。 第112师派出小股部队与敌人周旋。25日晚，师侦察队派出一个班袭击驻守在杨村里北山的敌军，俘获了美军第1骑兵师第7团的10名士兵。由于周围局势复杂，无法将俘虏带走，便留下其中一人作为联络员，其余全部击毙。 26日，第38军根据志司的指示制定了作战计划，确定由第112师负责执行，采取“宽正面六十公里，选重点配置二线防御”的方针。第一道防线从堂谷里（金良场里以北约7公里）开始，依次经泰华山、广岘直至天德峰。第二道防线则由旺谷出发，经过577.2高地、陶雄里、新垡里、中岳美，直至南昭洞，作为预备阵地。 第一线部署5个营，依托高地构筑防御要点，每个要点布置1个连或1个排。师部保留4个营作为机动预备力量，随时准备打击利川、杨村里、阳智里和金良场里的敌军。 第112师作为第38军的主力部队，素以擅长进攻而闻名。 在入朝前，第13兵团在一份报告中对第38军下属的3个师分别作出了以下评价： 第112师“擅长攻坚和野战，但防御经验较少，民主精神不足，略显骄傲”； 第113师“具备突击能力，追击战斗猛烈，但比不上112师稳重，防御经验不足，纵深作战不够熟练”； 第114师“在攻坚和野战方面不及112、113师，但防御战表现突出，能在防御中沉着应对、坚守阵地，即使遭受炮火轰击也不轻易退却”。 很显然，防御战并非第112师的传统优势。然而，自从入朝以来，这个“防御经验不足”的部队却屡次承担起防御的重任。在第二次战役中，第112师先后在清川江的飞虎山和龙源里西北的松骨峰进行阻击战，并取得了出色的战绩。此次，他们肩负起汉江以南的防御任务，再次面临新的挑战。 自1月27日起，美军第24师、第1骑兵师以及韩军第6师共约5个团，在飞机、坦克的协同作战及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接连对鼎盖山、泰华山、天德峰等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 第334团在与敌军首次交锋时，采用了“拖延”战术： 一个连队兵力驻守山头，山脚下仅布置一个班。敌军在上午发起进攻时，这个班便在前方进行阻击，边战斗边向主峰后撤。当敌人接近主峰准备进攻主阵地时，天色已晚，迫使其停止攻击。到了夜间，这个连队便组织力量，夺回白天失去的山脚阵地。第二天，循环再次开始。 自1月28日以来，38军112师的战士们彻夜难眠，随着不断的争夺，双方的攻防战斗日益激烈。敌机在空中肆虐，向阵地倾泻了数以千计的高爆弹、燃烧弹和照明弹，炸弹如雨般落下。大地之上，成千上万的各式炮管，日夜不停地发射着装满烈性炸药的炮弹。炮火将高地上的每一寸土地都犁得松软，防御阵地的山头几乎被削去了一米。 炮击结束后，大批坦克和无数敌军纷纷发动冲锋，虽被击退，但又一次次重复着轰炸、炮击与冲锋的轮回，这正是李奇微的“火海战术”。而此时，台湾的国民党高兴不已，称之为：“火海洗人海。” 曾与日本人拼刺刀、把蒋介石从东北逼退至南海、又挺进朝鲜的无数英雄，最终倒在了那些默默无闻的高地上。第112师前线阵地因正面过于宽广、兵力配置薄弱的不足逐渐暴露。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弹药的耗尽，多个阵地相继失守。 1月31日，泰华山阵地、鼎盖山阵地和天德峰阵地相继失守。同日，第112师的一线防线全面被敌军突破。 当日14时，第112师发来电报：“经过连续几日的激烈战斗，损失惨重。目前，334团2营、335团2营、336团2营和3营各连步枪兵人数最多的仅余30余人，最少的不足20人，弹药平均消耗达七成，二线阵地已无法形成有效防御。” 在此之前，第38军指挥部已预见到第112师难以在前线长时间坚守，遂决定将其后撤至发利峰一带，构筑纵深防线。同时，命令第113师第337团前往京安里地区，归第112师指挥，以增强纵深防御力量。 31日凌晨2时，志司电令第38军政委刘西元和参谋长管松涛，从部队中抽调一至两个团控制外杜陵里东西两侧阵地，协助第112师确保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安全；并命令军主力部队进驻玉泉里、杨平、元德里一带，做好与第42军协同作战，向骊州及其南部地区发动进攻的准备。 这个电报之所以仅提到“刘、管”，而没有提到军长梁兴初和副军长江拥辉，是因为梁兴初当时还在志司开会，而江拥辉则回国参加诸兵种合同战术集训。因此，汉江阻击战爆发时，军的两个主要军事指挥员都不在指挥岗位上。 第38军在投入汉江以南的阻击战时，起初便有寻找机会对敌军侧后发起进攻的意图。随着第112师前沿阵地的失守，志司决定将该军的主要力量全部调至汉江两侧，同时也考虑与左翼的第42军协同作战，对敌军的侧后进行打击。尽管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通过侧后攻击来稳固正面防御的想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未被放弃。 自2月1日起，随着第112师调至二线阵地，第38军全体部队也相继投入汉江以南的战场，阻击作战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月2日夜晚，美军第24师动用两个营的兵力，轻装快速推进，借助夜色从洗月里沿南汉江间隙潜入第38军的防御纵深。借着浓雾的掩护，美军实施了侧翼迂回，于拂晓时分占领了山中里。美国军队首次尝试夜间穿插迂回作战！ 他们一路推进至第113师侧后的山中里及洗月里地区。刚刚投入江南战场的第113师第338团和第339团部分兵力，加上军侦察队，总计约五个营，迅速对这一批敌人展开了包围。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洗月里和山中里的枪声逐渐平息，美军两个营基本被全歼，338团的战士遗体也布满了山谷丘陵。 中国军队通过电台与美军沟通，确保他们安全运走了死者和伤员。美军确实按约而来，直升机往返了一个上午运送尸体，而美国空军也罕见地未对中国军队的收尸人员展开攻击。此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获敌人280余人。 许多坚决执行命令的干部和战士，在面对严重的伤亡和弹药、粮食极度短缺时，愤怒地咆哮起来：“还要不要38军了？是要让我们和敌人同归于尽吗？为什么把38军这样用，骨干都快打光了！” 2月4日13时30分，志愿军司令部向第38军发出电报指示：“你军务必迅速在汉江南北两岸的樊川里、观音里、杨家山、金寿里、中山、杨平、白云峰、陵内里以及礼峰山等地布设纵深防线，修筑工事，确保稳固这些阵地。” 2月5日晚，第114师从杨平渡过南汉江，加入防御战。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由于当年腊月没有三十，按照传统习俗，这已经是阴历年的除夕。 至此，第38军所属的3个师已全部抵达汉江以南的战场。 除夕这一天，中朝联司（志司）决定将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撤回至汉江北岸。这一汉江防御部署的调整，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汉江南岸的防御区域逐渐缩小，冰封的江面随时可能解冻，若在南岸部署过多兵力将面临巨大危险。然而，为了掩护东线的反击准备，西线仍需坚守，以吸引美军主力至西线正面。因此，当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逐步向江北收缩时，第38军则采取了相反的行动，将所有兵力压向汉江南岸。 这种反复的进退，使得第38军阵地在敌军进攻面前愈发突出，陷入了背水而战、三面受敌的险境。 2月6日，第38军再次进行了部署调整： 第112师负责防守白马山、龙头里、中悦美、长深洞至建业里（不含）一线，前线部署两个团，后线一个团；第113师配属第341团，负责防守建业里（含）、南沿岘、外杜陵里、大石里、洗月里及杨平至介军山一线，前后线各部署两个团；第114师（不含第341团）驻扎在京安里和上樊川里。 此次调整缩小了防御的正面范围，同时加深了防御的纵深。 12月7日，梁兴初等军师团领导终于从沈阳返回三十八军军部，当晚立即召开了军师首长作战会议。梁兴初扫视着在座的众将，他明白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今晚，50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将陆续撤过汉江，南岸只会留下孤军奋战的38军。之前的防御作战中，还有其他兄弟部队共同分担压力，而现在所有的重担将完全落在38军的肩上。 “……我已经命令工兵连修复汉江大桥，将粮食和弹药抢运过来。”梁兴初首先向干部们传达，军长了解大家的困难，正在全力解决问题。 “我现在没有兵员，志司那边也暂时没有，但不久在安东集训的战士们就会补充到部队。师团指挥员必须保留一部分骨干，在阵地上的兵员没有全部打光之前，尽量从排长、副排长、连长、指导员和营长、教导员中调出一个人，务必要保留一部分骨干。否则新兵补充进来后，没有人指挥怎么打仗！”梁兴初的这番话深刻地说明了老兵对一支部队的重要性。 梁兴初在安抚部队后，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阵地必须坚守！如果我们的阻击线被突破，别说东线的反击，整个战线都会崩溃！大家要牢记38军的光荣传统！上级赋予的任务必须完成，绝不允许有任何借口！为了确保东线部队能够顺利发起进攻，38军必须拼死守住汉江南岸！谁都不准再提撤退，谁也不许发出任何带有山头主义的抱怨！” 梁兴初非常清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唯有把部队逼到绝境，才能激发出反击的力量，绝不能让山头主义和撤退的侥幸心理动摇军心。 自8日起，美军第9军加紧向汉江方向推进，第38军正面临的战斗形势愈发紧迫。38军为阻挡西线美军主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继续这样作战下去，即便是号称“万岁军”的部队，也无法承受如此大的消耗！ 大将军电告邓华，务必在2月11日对东线的敌军发起反击。 心里清楚这是勉为其难，因为东线各部队已撤离战线一百多公里，准备休整。刚抵达休整地点又接到反击命令，只得匆忙撤回。此时，前线仅有人民军金雄集团的二军团和五军团逐步抵抗北进的敌军，为邓华集团的前进提供掩护。 2月13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与政治部发布通报予以嘉奖： 我38军坚守汉江南岸阵地，已经历了整整十七昼夜。尽管美军凭借大量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昼夜不停轮番进攻，但都被我军英勇顽强的防守和持续反击所击退，给敌人造成了沉重打击。 截至目前，汉江南岸的主要阵地依然巍然屹立，成功分割并孤立了敌军东西两线，为我军主力对敌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特此通报表扬，并希望该军指战员继续奋勇拼搏，争取战役的最终胜利。 经过17个昼夜的激烈战斗，第38军伤亡惨重。尽管各师已经将教导队和机关勤杂人员充实到前线，但兵力依然不足。每处阵地仅有3至5人，或十余人把守。在这极端艰难的环境中，第38军在阵地上又顽强坚守了整整五昼夜。 根据副军长江拥辉的记述，当时他从国内匆忙赶回前线，途中遇见运送伤员的车辆，几乎全是第38军的受伤士兵，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炮火所伤。有些伤员抱怨道：“彭总不太了解我们38军的特点，偏偏让我们死守阵地。敌人用的是火海战术，山头被炸得平平的，连草木都烧光了，守在山上真是憋屈！” 这些牢骚话，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阻击战的艰辛。将第38军部署在汉江以南，进行如此高代价的阻击，其目的是为了给东线的反击争取时间，创造有利条件。当时，掩护邓集团主力向预定反击方向集结、展开并发起进攻，是一切考量中的重中之重。 不仅如此，在江南阻击战最为艰难的时刻，西线部队肩负起了牢牢牵制面前敌军，并做好准备通过出击行动支援东线作战的任务。 在东线反攻展开前，韩先楚要求第38军“不惜一切代价，采取积极行动，坚守现有阵地”；与此同时，还需准备派出1个团向梨浦里东北方向进攻，切断梨浦里至曲水里的公路，阻止敌军向东增援；另派2个团沿梨浦里至利川的公路向南发动攻击，并组建小规模破路部队，利用美军第1骑兵师与第24师之间的空隙渗透敌后，破坏金良场里至利川、长湖院里至安州的公路交通。 12日，横城和砥平里地区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韩先楚又制定了“追击歼敌方案”：命令第38军主力向利川发动攻击，得手后从金堂里进攻至长院湖里，截击长湖院里的敌军；同时，命第50军尚能作战的部队再度渡过汉江，向京安里和白岩里方向进攻；此外，命令人民军第1军团进驻金良场里，随后继续向南推进，威胁安城和平泽的敌军。 此时，第38军正面防线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月14日上午9点30分，韩先楚向第38军发来电报： “你军在江南三面受敌，坚守阵地，作战顽强英勇，对东西两线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你们部队的困难和疲劳可想而知。然而，50军及1军团经过半个月的阻敌作战，伤亡惨重，消耗巨大，加之部队新组建，士气低落，难以积极配合你军作战。 尽管如此，我们正全力动员和组织50军及1军团的一切可能力量，视情况配合你军及全局作战，但估计对缓解你们正面压力的效果有限。现在，邓集团已开始对砥平里东南地区的敌军进行攻歼，我预计今明两天你军的压力会有所减轻。望你勉励全军，继续与全局作战相配合。” 由于砥平里攻坚战的失利，中东线的反击部队不得不撤退，并转入机动防御状态，韩指和第38军原本计划的出击与追击方案因此未能实施。 2月15日，志司致电韩先楚，调整西线集团的作战部署，指示第38军“尽可能减少前线兵力，每个阵地只保留一到几个战斗小组，如遇敌军猛烈进攻则逐步收缩，主力转移到南汉江以北，并在南汉江以南的黄谷里、三日谷、退村一带构筑较为坚固的野战工事”。 16日下午3时，韩先楚发布了新的江防部署。当天，汉江两岸纷纷扬起了雪花。 梁兴初与刘西元发布了向江北转移的指令： 第113师在当天傍晚移至江北，第112师则于当晚过江，第114师则在次日黄昏跟进。同时，第113师与第114师各留1个团（第338团、第341团）继续在江南岸防守，\"以多个战斗小组分散布置在现有阵地，逐步抵抗，拖延敌军前进速度\"。 此时汉江的冰层正发出阵阵啪啪声响，江面即将解冻。 第112师师长杨大易乘坐吉普车渡江时，由于冰层无法承受车辆的重量，行驶至江心时，忽然只听见一声脆响，“啪”的一声，车头陷入了冰窟窿，险些引发一场严重事故。 或许由于此前顽强的抵抗给进攻的敌军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当第38军部队撤向江北时，正面的敌军并未轻举妄动，除了频繁派出飞机进行侦察外，也没有像往常那样以团、营规模对志愿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2月17日晚，驻守江南的部队主动展开进攻。到18日下午2点，所有驻守部队已全部转移至江北。随着汉江冰面逐渐融化，最后过江的部队成员之间保持了将近百米的距离，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对岸。 次日，汉江的冰雪彻底融化。当地的群众说道：“志愿军真是命大，南下时，原本多年不冻的江水忽然结冰；北撤时，刚过江冰便融化，仿佛有神灵相助。” 第38军在汉江以南的阻击战至此圆满结束。 在汉江以南的阻击战中，中朝方面参战的部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第50军以及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美军则动用了第1军和第9军两支部队。自1月25日美军发动“霹雳行动”起，至2月18日第38军全部撤至汉江以北，战斗持续了23天。 这场战斗是志愿军进入朝鲜后规模最大的野战阵地防御战役，发挥了牵制敌军主攻集团和配合东线主力反击的重要作用。在作战过程中，中朝联军共消灭敌人超过1万人，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38军阵亡3359人，负伤8279人，减员超过一半，第50军则仅剩下3个建制团单位。 在志愿军西线部队（韩集团）于汉江南岸顽强阻击敌军的同时，邓华指挥的中线部队（邓集团）各部队按照既定计划，迅速推进、集结并展开行动，筹备发起一场旨在扭转整个战场攻防态势的战役行动。 志愿军的中线集团由第39、第40、第42和第66军组成，其兵力占整个一线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彭德怀将这支主力部队部署在正面战场的中央，旨在形成一支强大的攻击力量。他还命令东线金雄指挥的人民军三个军团协同作战，计划通过一次猛烈的打击，冲击并打乱李奇微的整个进攻部署，从而扭转自美军发起“霹雳行动”以来，志愿军在战场上陷入的被动局势。 西线第38军和第50军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将美军主力牵制在汉江前线，正是为了为此次出击赢得时间、创造有利条件。这一战略安排，再次体现了伟人一贯强调的“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的原则。 邓集团的行动正是这场战役的核心所在。原本鲜为人知的横城和砥平里，由于其位于战场的枢纽位置，迅速成为了战役的焦点。以这两个地方命名的两次重要作战行动——横城反击战和砥平里攻坚战，成为决定战役进程走向的关键。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7)砥平里还是横城 以阿尔蒙德为军长的第10军正按预定计划，以原州-横城-洪川为攻击轴线，展开所谓的“围捕行动”。第10军是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从长津湖战场撤下来的。在长津湖之战中，这个军在指挥关系上，不受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节制，而直接听命于东京的麦克阿瑟，军长阿尔蒙德（同时兼美军远东司令部参谋长）甚至一取得与沃克平起平坐的地位。 在第二次战役之后，第8集团军全线撤退至三八线以南，第10军的部队从兴南乘船，通过海路运往釜山等地，并在南朝鲜重新部署。从此，第10军不再具备独立地位，正式并入第8集团军的编制，接受其作战指挥。 在第三次战役期间，李奇微将第10军作为加强第8集团军前线防御的预备力量。为实现这一目的，他对该军进行了重新编组，将得到补充并增强了法国、荷兰和泰国部队的美军第2师、第187空降团，以及韩国第2、第5、第8师，全部置于第10军指挥之下。 原第10军麾下的3个美军师中，第3师被调往西线，加入第1军的作战序列；而另外两个师（第1陆战师和第7师）则在后方加紧整顿补充，作为集团军的预备队。 “霹雳行动”发起后，为了确保西线美军主力右翼的安全，并从侧翼和后方对志愿军的汉江防线构成威胁，李奇微指示阿尔蒙德与韩军第3军团协同作战，在中线和东线发起一次类似“霹雳行动”的进攻行动。 按照李奇微的意图，阿尔蒙德于2月1日制定了代号为“围捕行动”的方案，旨在围歼当前敌军，避免敌人重新编组和补给。行动计划将战线推进至江陵、大关岭、下珍富里、洪川及汉江一线，占领汉城并攻占三八线的前沿据点。 在制定“围捕行动”计划时，阿尔蒙德只是大致了解到自己面前有两个朝鲜人民军军团，对于是否存在中国军队以及其数量，则知之甚少。 为了解情况，他决定先通过“结合威力侦察的局部战斗”进行摸底。美国战史记载，这次行动主要由美军主导。然而，从阿尔蒙德的部署来看，美军第10军的主要力量依然集中在战线正面较为靠后的区域，负责沿横城至洪川轴线向北推进的主要是韩军。 阿尔蒙德让韩军打头阵，并非要将其作为主力使用，而是把它当作前方的搜索部队，去侦查尚未完全掌握情况的中国军队。韩军将领白善烨后来回忆道：“第10军在作战时总是将韩军放在前面充当盾牌。” 阿尔蒙德还出于另外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他判断，眼前的人民军两个军团在此前的战斗中已经受到重创，战斗力大幅削弱，而经过整编和动员的韩军第5师与第8师，现已具备与之抗衡的实力。 其次，在作战编组方面，他对前线韩军部队采取了特别的强化措施，不仅确保他们能够得到美军的掩护和强有力的支援，还专门编组了美军部队伴随韩军行动，而不是让韩军完全单独作战。 美军为配合韩军行动，派出了分别隶属于第2师和第7师的第21支援部队和第7支援部队。每支支援部队包括一个装备105毫米榴弹炮的轻型炮兵营、一个配备155毫米榴弹炮的中型炮兵连、一个使用半履带式四联装自行高射机枪的自动武器连，以及一个摩托化步兵营，具备强大的火力和机动能力。 除此之外，还从美军第2师、第7师和第187空降团抽调兵力，组成了5个装甲突击队，每个突击队由一个摩托化步兵连和一个坦克排（配备5辆坦克）构成，其中两个装甲突击队直接配属给韩军第8师。为了提供更紧密的火力支援，第10军还派遣炮兵指挥官至两个韩军师，负责在作战区域内协调所有炮兵力量。这些举措显着增强了韩军第5师和第8师的作战能力。 阿尔蒙德这一部署的另一个优势是，为整个攻击行动提供了相当的后续力量，这一优势在后来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正因为有美军的支持，并且美军在韩军背后助阵，尽管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横城方向的进攻取得了成果，消灭并击溃了前进的三个韩军师，但由于美军主力未遭受重大打击，因此不仅未能撼动整个“联合国军”的战役部署，反而让美军得以凭借充足的力量迅速展开反击。 “围捕行动”原定于2月5日上午8时发起，但在此之前的一周，美军第2师与韩军第5、第8师已经沿着原州至横城和原州至砥平里的两条轴线展开了行动。在这一方向上，志愿军第42军第125师负责一线警戒。而在洪川与横城之间，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也在集结。 志司始终密切关注着美韩军队在中线和东线的动向。 在筹备“西顶东反”行动时，彭德怀为此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2月6日，中线志愿军主力补充完粮食和弹药，7日晚即开始行动。从出发地到达集结地的距离大约为200公里，要求在4天内完成行军，并在作战准备就绪后，计划于12日晚展开攻击。 在这段时间内，战场上有两个不确定的因素： 第一，西线汉江以南的阵地可能撑不到12日晚，一旦西线失守，中、东线的进攻就难以展开；第二，中线敌军北犯速度较快，迅速逼近横城至砥平里一线以北。如果敌人在这一方向切断具有重要战役价值的杨平至洪川的公路，反击部署也将遭到破坏。 从杨平到洪川的这条公路，志愿军称之为“洪杨公路”，而在美军地图上标注为24号公路。它不仅是战场上横向调动的重要交通要道，也是连接东线和西线的关键联络线。一旦对该公路的控制权丧失，不仅会极大阻碍志愿军反击部队的集结和部署，还会对汉城的侧翼和后方构成严重威胁。 为了避免上述不利情况的发生，志司于1月30日21时下达了命令： 第42军主力于2月1日晚提前出发，集结于龙头里和砥平里一带，准备向位于骊州与原州之间的文幕里及其东南区域发起侧翼攻击；人民军第5军团则集结在横城及其东侧的鹤谷里、巨坪里地区，计划向位于原州以南的神林里进攻； 与此同时，人民军第2军团集结在原州东北的上安兴里、云桥里以及其南部地区，准备向堤川方向发起进攻。随后，他又指示第38军“配合第42军向骊州及其南部地区展开攻击”，并命令第66军提前派出一个师，“控制洪川及其南部的要点”。 这也是一个通过进攻来实现防守的策略。 志司特别强调：“敌军近日北犯进展迅速，各部在行军过程中应抓住时机抢占先机，并随时做好准备，趁敌军行进或尚未稳固时，力求在运动中出其不意予以歼灭。” 志司将砥平里及其以南地区的控制，视为此时稳固中线态势并掩护反击兵力集结的关键所在。砥平里地处杨平与横城之间，距杨平西面13公里，距横城东面约30公里，距离洪川东北方42公里。 美军战史指出，砥平里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占据此地便能掌控多个方向的机动路线——向西可沿2号公路（横城至汉城）通往杨平，向东北可沿24号公路（杨平至洪川）抵达洪川，向南则可通过24号和24a公路（后浦里至砥平里）进入杨平与骊州之间的南汉江河谷。 因此，“一旦控制砥平里，就会对汉江以南的美军第1和第9军的正面部队形成包围威胁”。之所以重视砥平里，主要是因为该地的得失将直接影响对杨洪公路的控制权。 因此，在“围捕行动”全面启动之前，砥平里以南的战斗已经悄然展开。 战后，美军的战史专家从朝鲜战场的数百场战斗中精心挑选出20场具有代表性的战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解读。其中，发生在此时间段并位于砥平里附近的“双隧道伏击战”便是这些战斗之一。 双联隧道坐落在砥平里西南约三英里处，此地有一条公路穿越两条隧道之间的铁路，因此被称为“双联隧道”。 1951年1月27日，美国军队第2师第23团接到命令，派出一支侦察队前往双联隧道进行侦察。在与志愿军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交火后，该队迅速撤回营地。紧接着在1月28日，第二支规模更大的侦察队又被派遣出发。 美军第23团1营b连1排排长芬德森中尉率领的巡逻队共有60人，装备了大量重型武器，包括八支勃朗宁自动步枪、两挺机关枪、四挺轻机枪、一个火箭发射筒、一门60毫米迫击炮，以及一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和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他们乘坐一辆重型卡车和九辆吉普车，同时还有一架小型侦察机在空中伴随行动。 美军在砥平里东南约10公里处远远发现了志愿军125师的侦察人员，双方交火数次后便各自撤离。当晚，阿尔蒙德接到报告后，命令新任美军第2师师长拉夫纳少将次日继续派战斗巡逻队前往砥平里方向，并要求与美第9军第24师第21团的巡逻队在砥平里以南会合。 接到师长命令的美军第23团团长弗里曼，将任务指派给了1营。新任1营营长罗素少校召集了c连连长米切尔中尉，命令他在1月29日继续向砥平里方向进行巡逻。营作战参谋拉多少校向米切尔说明，计划在10点30分与第21团穆勒中尉领导的巡逻队在茂村南方20公里处会合，随后共同行动，务必避免与中国大部队交火。 1月29日8时，米切尔率领由44名官兵组成的巡逻队，在获得d连增援的1门75毫米无坐力炮、1门57毫米无坐力炮和2挺重机枪后，分别乘坐2辆3\/4吨卡车及9辆吉普车出发。在最后，美军第23团的助理作战参谋斯塔伊上尉也加入了巡逻队，负责与第21团巡逻队进行联络。 在下午1时，两支美军巡逻队汇合后，开始朝茂村进发。此时，美军的总人数达到了60人，装备包括2挺重机枪、4挺轻机枪、8支勃朗宁自动步枪、1具火箭筒、1门60毫米迫击炮、1门75毫米无坐力炮、1门57毫米无坐力炮以及若干加兰德步枪。同时，空中还有一架炮兵联络飞机全程伴随。从一个加强排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火力配置无疑是相当可怕的。 美军的目标是一处位于砥平里东南约5公里的山谷。山谷内有一条铁路，连接汉城、杨平和原州，铁路穿过山脊线的隧道后向东南方向转弯。铁路上方还有一条乡间公路，从铁路穿过后直通西北方向的砥平里。山谷的东南方向是453高地，而稍远一点的西南方向则是鲸山（542.5高地）。这两座山上没有高大的树林，只有矮小的灌木和稀疏的松树。 山谷北面则坐落着一个小村庄，名为茂村。 1951年1月29日，美国军队第23步兵团的一支机动巡逻队在战略要地砥平里东南约3英里处的一个铁路涵洞内遭遇了志愿军第42军125师375团的伏击。经过激烈战斗后，美军意识到他们已经闯入了志愿军第125师的前哨阵地。 第三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在战线的最东端留下了125师，驻扎在南汉江以东的地区，距离茂村相当遥远。那么，茂村一带怎么可能会有志愿军呢？ 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的关键在于杨平。如果李奇微敢于对杨平发起突击，志愿军将面临巨大的失败风险，但李奇微却不敢这样做。 李奇微不敢轻举妄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彭德怀会忽视杨平的重要性。彭德怀在部署时，必须防备美军对杨平的突袭。早在1月27日之前，彭德怀已命令42军军长吴瑞林，要求42军立即停止休整，迅速前往龙头里地区进行阻击，以掩护全军主力向东集结。 吴瑞林命令125师师长王道全，率部队迅速前往龙头里以南地区展开阻击。彭德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部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杨平是西线志愿军主力向东转移至横城、砥平里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杨平还是志愿军38军背后最重要的退路。一旦杨平被美军占领，志愿军不仅只能全军撤退，被迫提前转入机动防御，等待第3、第19兵团到位，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而且部署在汉江南岸的38军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杨平必须坚守，而第125师则肩负起防止美军第10军沿南汉江从侧翼突袭杨平的重任。然而，由于李奇微不敢发动对杨平的突击，战局才演变为后来的横城反击战和砥平里战斗。 那李奇微为何不敢对杨平进行突袭呢？ 第一个原因是大家较为熟悉的，李奇微总结了美军在前两次战役中失利的教训，采用了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作战方式，使各部队紧密配合，彼此靠拢，不给志愿军留下任何穿插的空隙。 第二个原因在于李奇微发起的“霹雳行动”实际上也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勉强进行的反攻。当时参与长津湖战役的美军第十军刚从釜山登陆，仍需时间休整，无法立即投入战斗。 因此，李奇微无法在整个攻势中都保持紧密的阵型。事实上，第8集团军的攻击主力集中在汉城以南的汉江南岸。李奇微通过先前的侦察了解到，这一带并无志愿军的主力部队驻守，这对屡次受挫的美军来说，是一次重整旗鼓、重拾信心的绝佳机会。 尽管由于兵力不足，美军第9军和第10军之间的杨平、骊州轴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隙，但李奇微认为，东线美军第10军所面对的人民军战力已经大幅削弱。虽然第10军中的美军部队仅有第2师，其他则是韩军部队，但面对已受重创的人民军，这些部队不足以对第10军构成实质威胁。 最为关键的杨平和骊州轴线，李奇微指示美军第9军的第24师（第21团）和美军第10军的第2师（第23团）各派出一个团，形成横向联系，以确保这一结合部的安全。 第三个原因是，李奇微和大将军一样，都处于战场的迷雾之中。他对杨平方向志愿军的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不敢轻易发动攻击。向杨平方向突击的美军势必会陷入孤立，孤军深入敌方腹地。缺乏绝对准确的情报，李奇微无法做出这样的决策。 志司同样需要面对战场迷雾，与李奇微获得的情报清晰度相当。志愿军已经确定了西线美军第1军和第9军的部队番号，而美军也识别出了对面的志愿军50军和38军。 实际上，在“霹雳行动”期间，美国军方的许多将领都预见到志愿军可能会在东线展开反攻，但李奇微对此却未予理会。此时，李奇微所犯的错误与麦克阿瑟如出一辙，都是由于部队分散，导致孤立突出的部队遭受了志愿军的反击。麦克阿瑟的分散体现在整体战线的广泛分布，而李奇微则是在整体战局中某一方向上显得孤立突出。 麦克阿瑟因轻敌而陷入困境，而李奇微则因对敌人的畏惧而采取紧凑阵型。他担心部队分散会被志愿军乘机击溃，然而由于兵力不足，虽然李奇微在西线可以保持紧凑，却无法在整个战线上部署足够的部队。如果志愿军第9兵团能够参与这场战斗，美军再次溃败的可能性将极大。若李奇微在此役中失利，他将在美国国内受到贬斥，声名扫地。然而，李奇微的运气不错，志愿军第13兵团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李奇微为何在麦克阿瑟已经犯下错误的情况下，仍然重蹈覆辙呢？高级指挥官往往源于兵种部队，这使得他们在视野和对战场全局的把握上存在不足。以李奇微的能力，如果在二战时期指挥集团军以上的部队，必定会遭到德军那些经验丰富的猛将的重创。 对于志司而言，尽管无法准确判断东线会有哪些敌军部队，但可以确定韩军必定是主力。在美军主力集中于西线的情况下，实施“西顶东打”的战术是破局的关键。因此，杨平在彭德怀的战略中成为攻防的核心要点，必须有一支部队负责防范美军对杨平的突袭。 这支部队正是第125师。 1月28日，中美两军的侦察部队在砥平里东南10公里处相遇，这一情况向志愿军和美军发出了相同的信号——敌军就在附近。美军选择继续进行巡逻侦察，以掌握具体情况；而志愿军则决定设下埋伏。王道全指示375团团长赵立贤，提醒他美军可能会在今晚或明天再次出现，要求他立即组织伏击。 收到命令后，赵立贤感到十分高兴。自375团入朝以来，已经经历了三次战役，却连一场仗都未打过。于是，赵立贤将任务交给了3营。3营在茂村设立了伏击点，并在28日晚将茂村围得水泄不通，静待美军进入。然而，整整一晚上过去，美军却未曾出现，导致大家等得筋疲力尽。 29日，已经到了中午，依然没有美军的踪影。 此时，埋伏在茂村南山的375团3营9连听到了一阵机枪声（这是美军巡逻队进行的机枪火力侦察），随后张德发成功俘虏了美军上尉斯塔伊。连长魏思福判断，己方既已俘虏美军指挥官，驻守在山谷南侧的美军迟迟不见指挥官归来，势必产生怀疑。根据当前形势判断，指望美军自行进入预定的茂村伏击圈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目前只有趁美军尚未掌握局势时，主动采取行动。为此，必须迅速夺取位于美军东南侧的453高地，以掌控战斗的制高点。因此，命令一个排迅速向453高地奔赴，同时自己则带领两个排向山谷南侧接近美军巡逻队。 斯塔伊被捕时，美军巡逻队正在嘈杂地用餐，完全没有注意到张德发用冲锋枪击毙司机时发出的短促枪声。然而，天空中的美军联络机却发现了正在迅速逃跑的志愿军。此时，飞机上的美军第23团1营主任参谋恩根少校（一些国内书籍错误地将美军的营主任参谋翻译为副营长，实际上，美军的营主任参谋相当于志愿军的营参谋长）立即通过无线电与地面上的美军进行了联系。 可对空联络的电台却在斯塔伊的吉普车上，米切尔和穆勒都未能听到恩根的紧急呼叫。毫不知情的米切尔依旧驾车朝茂村驶去。 当美军抵达双联隧道的铁轨时，穆勒猛然瞥见9连快速接近，紧随其后，米勒也发现了这一情况。带头的美军吉普车立刻疯狂掉头。9连3排副排长隋景春迅速行动，举起一枚手榴弹摧毁了前面的吉普车，后方的志愿军战士们随即开火。 米切尔大声喊道：“全员掉头，迅速原路撤退。”瞬间，美军陷入了混乱。然而，就在米切尔转身的时候，他注意到志愿军正在453高地的山脊上攀爬，并且他刚刚停车的地方已经被志愿军设置了路障。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两名美军中尉连长却爆发了争吵。穆勒坚信，唯有抢占453高地才能带来一线生机，而米切尔则一心想着立即沿着来时的路逃命。最后，穆勒怒吼道：“我们必须爬上山顶，中国人也在往上爬，这是唯一的机会！”就在穆勒怒吼的同时，飞机上的恩根几乎说出了相同的话，但地面的美军根本听不到，恩根只能返回加油。 米切尔尚未打算放弃自己的立场，正欲继续争辩，突然间，车队中一辆吉普车被志愿军击中，驾驶员迅速弃车而逃。这辆车立刻阻塞了整个车队的前半部分。此时，米切尔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迅速改口说道：“所有人，立刻上山！” 美军迅速放弃了所有重型武器，仅带上两挺轻机枪、一具火箭筒、八支勃朗宁自动步枪和一些加兰德步枪，迅速朝山上攀爬。求生的本能促使他们如飞般地前进。此时，美军正从北坡上山，而九连的一排则从南坡攀登，眼下就看谁的速度更快。 按说在这样的时刻，所有人都应意识到只有攀登山峰才是生存之道。然而，9名美军却毫无察觉，急促的攀爬让他们气喘吁吁，疲惫不堪。最终，这9个人坐在沟里，无论如何也不愿再爬上去。 从军队的角度来看，此时军官或士官应该强行命令这些美军继续爬山，不论是通过殴打还是枪械威胁。然而，米切尔和穆勒正忙于逃命，没人理会这9名美军。其实米切尔在二战时曾经负伤，此时自己也开始掉队了。只有排长潘罗德对着他们吼了几声：“快走，混蛋们！快走！”然而，这9个人仍旧纹丝不动。接着，他们看到附近有几间茅草屋，便一头钻了进去，像鸵鸟般把自己藏起来，以为这样就安全了。 当9个美军疲惫不堪地瘫坐在地上喘息时，他们稍微恢复了一些，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此时，7连3排8班的志愿军已经追赶而至。直到这个时候，9个美国兵才真正感到恐惧，立刻拿起武器冲出茅草屋，向志愿军追击部队开火。枪声刚响起，其中一个名叫安德森的美军士兵就被吓得将枪丢在了身后，他慌乱中傻乎乎地爬起来去捡枪，结果被志愿军一枪击毙。 紧接着，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另一名美军诺曼。机枪手米勒手持美军逃命时带出的两把机枪中的一把，开始猛烈开火。紧随其后的7连8班班长陈兴元迎着子弹冲了上去，然而米勒发射的子弹竟然一颗都没打中，可能是因为他手抖得太厉害了。 陈兴元迅速扑向米勒，米勒挥出一记右勾拳，但被陈兴元灵活低头躲开。趁势抓住枪管，反将机枪夺了过来。陈兴元随即举枪射击，米勒和周围的美军纷纷中弹倒地。 就在陈兴元大肆屠杀时，曾在回国后将自己吹嘘为英雄的美军福柯勒尔和佩特拉塞维奇悄悄逃走了。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们疯狂地朝山上奔跑，试图找到自己所在的大部队。然而，没跑几分钟，两人便被子弹击中了小腿，成了俘虏。只有米勒的副射手安塔兰，身为关岛人，悄悄躲在一旁，脱下衣服，扔掉头盔，凭借自己一张亚洲人的面孔成功逃脱。 中弹后，福柯勒尔竭尽全力撑起身体，双手高高举起。佩特拉塞维奇则对他说：“我正等着看看你会怎么做。”说完，他立即也将双手高举起来。 两人被带下山后，第9连正在忙于烧毁美军遗弃的车辆。福柯勒尔受伤倒在地上，但无人理会他。车辆烧毁后，第9连又投入到围剿逃上山的美军中。趁乱之际，福柯勒尔艰难地爬进一堆草丛中躲藏，最终成为了第二个幸存者。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实际被俘的美军数量远超纸面统计。原因之一是志愿军延续了国内战争的做法，让美军俘虏自行前往后方接受收容；另一方面，志愿军作战部队通常忙于追击，无法及时处理这些俘虏，导致许多美军俘虏趁机偷偷逃脱。 回国后，福柯勒尔声称这9名美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事实上他们在与7连8班的短暂交锋中便被俘虏。 对美军而言，损失9名士兵并非完全是坏事。首先，这9名士兵有效地挡住了志愿军的追击，为其他人提供了上山的机会；其次，这9名美军并非步兵，战斗力有限，也不是某些书籍所称的新兵。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但均属于技术兵种。 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遭受重创，美国国内急需补充二战老兵，然而由于病急乱投医，未能建立起良好的补充制度，优先补充步兵的做法导致许多宝贵的技术人员被错误地调配到步兵部队，最终造成了损失。后来，美军在稳住军心后，才逐渐纠正了这一问题。 陆军必须保持较高的体能标准，这一点将永远不会过时。 凭借这9名已失去战斗力、无法再攀登的美军作为掩护，40多名美军顺利爬上了453高地主峰北侧的一座山顶，建立了射击阵地并开始反击。此前刚刚歼灭这9名美军的7连8班，在距离美军山脚仅几米的地方遭遇了美军的密集手榴弹攻击，不得不撤退。如果没有这9个人作为掩护，美军的伤亡将会更加惨重。 志愿军方面，9连担任占领453高地主峰的任务，负责切断敌军退路并阻击增援部队，而7连则负责围歼这股美军。 尽管美军仅剩一挺轻机枪，但他们仍拥有八支勃朗宁，火力依然十分充足。七连迅速占领周边的高地，并架设缴获的机枪，为步兵的攻击提供火力掩护。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自动火器划出的弹道遍布美军占据的小山头周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剩余的美军几乎全部阵亡。 美军的伤员痛苦地哀嚎，米切尔对他们说道：“求你们别喊了，这样会暴露我们的方位。”与此同时，7连甚至一度冲上山顶展开了肉搏战。当美军排长潘罗德看到志愿军冲上山顶时，立即对部下喊道：“快躺下，装作死去的样子。” 然而，美军空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 13时30分，美军第23团团长弗里曼上校收到了1营主任参谋恩根的报告。弗里曼立即指示2营f连出发进行救援，并请求第5航空队迅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14时15分，一架“蚊子”飞机抵达现场，开始用烟雾标记志愿军的火力点和阵地。16时30分，第一波由4架美军飞机组成的空中力量抵达，开始对7连进行猛烈轰炸。紧接着，第二波4架次飞机使用了凝固汽油弹，有效压制了7连的攻击。 下午5时30分，美军增援部队第23团f连抵达453高地南侧。随着9连的机枪声响起，前两辆吉普车“嗖”的一声急停，美军迅速跳下车准备迎战。然而，第三辆车的驾驶员则直接把车开进了路边的沟里，向f连连长泰瑞尔上尉说道：“上尉，我们最好先躲在沟里，否则中国人的机枪会要了你的命。”泰瑞尔对此表示十分赞同。 经过一个小时的拖延，美军f连最终决定发动进攻。20时30分，美军右翼的第三排成功占领了453高地，发现志愿军的阻击部队已经撤退。 尽管第三排成功占领了453高地，但他们并未向前推进去救援前方被围困的美军，而是选择等待第一排的到来。晚上21时，一名美军医务兵从包围圈中逃出，声称被围的美军已经有四分之三的人员伤亡，他此行是为了寻找车辆和药品。然而，这实际上是个谎言。美军在空袭后通过空投得到了弹药和药品，美军战史中得意地提到：“c连无视中国人，成功取回了所有空投的物资。” 左翼一排终于在22时30分出现，据称是“因道路难走”所致。 一排到达山顶后，泰瑞尔决定继续推进展开救援。琼斯排则全力射击并发射炮弹，缓慢推进。23时，f连终于接近被包围的美军阵地，但他们却发现此处已无中国军队。 此时，7连和9连已奉命撤离战场。 最终，美军巡逻队共60人遭遇伤亡和被俘，其中48人被俘，16人阵亡，30人受伤。被俘的两人中，斯塔伊幸存，而佩特拉塞维奇不幸遇难。 这场战斗原本计划伏击进入茂村的美军，然而，局势突变，9连连长魏思福果断决策，立刻率部队出击，并迅速派出一个排占领453高地，成功切断美军的退路。尽管9连在实际作战中几乎没有取得歼敌的具体战果，却成功围困了美军的巡逻队。 因此，125师师史中提及此战时只提到9连，而没有提到7连。7连在随后仓促的出击行动中，虽然表现得十分勇敢顽强，但由于组织不力，未能消灭被包围的美军，战果不甚理想。至于在天黑后撤出战斗，显然是上级的决定，推测可能是美军航空兵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及地面战斗给志愿军造成了较大伤亡，因而决定不再进行夜间作战。 美军在战史中对这场战斗的描绘是：在激烈的近战中，第3营在防守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尽管如此，美军凭借密集的炮火支援以及超过80架次的空中打击，最终成功迫使中国军队撤退。 第125师在这场战斗中遭遇了严重损失，三个团（373团、374团、375团）合计有3600名士兵阵亡，这迫使他们在2月1日退出了战斗。而与此相比，美军的伤亡人数仅为56人。 这是一场朝鲜战场上相对冷门的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对于屡战屡败、士气低落的美军来说，却起到了提振士气的作用。因此，双联隧道战斗成为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标志性战役之一。美军将其与军隅里战斗、长津湖战役、砥平里战斗和“伤心岭”战役等着名战役相提并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他们对这场战斗的高度重视。 当志愿军即将发动进攻时，驻扎在横城和砥平里的美军与韩军，已在整个战线形成了孤立突出的态势。驻守这两个突出部的分别是美军第2师的一部分及韩伪5师和伪8师。 美军第2师原本隶属于第9军，在第二次战役中于军隅里和龙源里一带遭到志愿军的沉重打击。根据美军的战史记载，仅在11月25日至30日间，该师的战斗伤亡人数就达到了4500人，其中包括237名军官。 按当时编制计算，这一伤亡数字占全师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非战斗伤亡，全师减员总数达到8662人，超过了全师总额的一半。更为严重的是，武器装备的损失也相当惨重，共有64门火炮和上百辆汽车被毁或遗弃。 美军战史指出：“这一数字明确显示，第2师已无作战能力。” 在遭受重创后，该师主力曾一度撤退至三七线附近的堤川进行休整，并转归第10军指挥。在第三次战役期间，该师被调往原州负责防御任务。期间，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以该师训练水平欠佳和非战斗减员率过高为由，要求李奇微撤换师长麦克莱尔，改由军参谋长克拉克·诺夫纳接任。 实际上，麦克莱尔刚刚接替因清川江战役惨败而被免职的凯泽，担任第2师师长才一个多月。诺夫纳接替麦克莱尔，意味着第2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更换了两位师长。 “围捕行动”开始时，第2师按照团和营的编制组建多支队伍，以威力侦察为前锋，行进在中线美军的前方。 2月2日，该师一部抵达横城，3日又推进至砥平里。在它的东侧，是沿着横城至洪川轴线向北推进的韩军第5、第8师，及美军第2师第9团组成的支援部队。 2月7日，韩军第5、第8师在美军两个营的配合下，继续向前推进，逐步抵达横城以北和以东地区。而驻扎在砥平里地区的美军则保持原地未动。 在志司的密切关注下，这一动向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中线、东线反击时机的掌控以及首战目标的确定。 在第四次战役初期，志司曾先后提出两个作战方案：一是由第42军从砥平里南部进攻骊州，二是让人民军第2、第5军团进攻横城。然而，由于担心面对的敌军力量较为强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战斗胜利，最终这两个方案均被取消。 志司认为，要实现“西顶东反”的战役目标，中朝军队一旦发起进攻，必须确保行动具备决定性。要么不反击，一旦反击，就必须取得足以影响全局的成果。 然而，由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要创造出能够打赢这样有把握之仗的条件并非易事。一方面，西线战局告急，2月3日敌军已突破汉江以南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也岌岌可危，难以长久坚守。 2月5日晚，中朝联合司令部决定将第50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调往江北，汉江南岸仅剩第38军独自坚守，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另一方面，中线的邓集团各部队仍在推进和集结，尚需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反击作战的准备。 虽然志司于4日下达了“提前集结完毕，提前开始战役反击”的命令，但各参战部队直到6日才能全部行动，比原计划只提前了一天。原定12日晚发起的反击，最快也只能提前到11日晚，依然仅仅早了一天。为了抓住战机，志司要求邓集团所属部队加快行动步伐，并对各军的开进时间、行军路线和行进速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具体的规划，亲自进行督导。 为掩护邓集团各军的集结和开进，志司多次指示负责牵制和阻击的部队缩小阵地，控制重要点位，坚持数日，以确保反击部队顺利部署。 2月7日14时，志司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先攻击韩军第5师和第8师（横城方向）；第二种方案是优先进攻美军第23团及法国营（砥平里方向）；第三种方案则是同时对这两处敌军展开打击。 对于这三个方案，最初倾向于优先攻打砥平里。 2月3日，美军第23团抵达砥平里的当天，志司立即致电第38军和第42军下达指示： 第114师归属于第42军指挥，首先歼灭美军第二师的第23团及法军营地，此举非常好。4日，志司向中央汇报道： “四十二军主力将在四日拂晓前后集结于砥平里附近，随后与三十八军一一四师联手，首先消灭美军第二师的第二十三团及法国营。如果顺利完成任务，将继续向牧溪里推进。” 志司最初将解决砥平里问题列为优先任务，并计划尽早、迅速发起进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线战场的巨大压力所致。他判断，汉江以南的第50军和第38军最多只能坚守到6日晚。如果能在此之前对砥平里的敌军展开反击，便可有效缓解西线的压力。 然而，原定于4日或5日对砥平里的攻击并未如期展开，其主要原因在于作战准备尚未完全到位，贸然行动的成功几率较低。此外，砥平里和横城的敌情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志司在发电征询邓华、韩先楚等人意见时，并未透露任何倾向性，而是将几个方案一并呈现，供他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从以上电文可以看出，这次反击首战目标的选择基于两个前提：首先，第39、第40军作为反击主力，能否按时在预定地点展开；其次，该方向的美韩军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会推进到什么位置。 鉴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志司一方面命令第42军等承担掩护任务的部队坚决阻止敌军推进，确保主力部队能够安全集结；另一方面，要求后续各军加快行军速度，并将第39军和第40军的集结区域从龙头里和阳德院里一带向西调整，以缩短前进距离。 另外，还要求第42军“及时将当前情况通报给各军，并认真研究战役部署，待邓华同志抵达后提供参考”。 8日16时30分，因迟迟未收到邓华的回复，志司再次发电，要求尽早发起攻击，强调要抓住战机。之所以选择先攻砥平里，是因为担心横城和砥平里的两股敌军会合，导致志愿军错失在中线和东线反击的良机；或者，如果西线抵挡不住，美军主力向东调动，整个反击计划将被完全打乱。 因此，尽管尚未收到邓华的反馈，志司便已提前决定“集中三个军的主力，优先歼灭砥平里附近的敌军”。 韩先楚主张优先攻占砥平里，不仅因为这样可以减轻西线的防御压力，更因为他预见到“歼灭砥平里敌军后”可能会导致“敌军全线崩溃”，从而更有利于韩集团与邓集团的联合作战。 接下来的几天里，韩先楚始终在为配合砥平里作战而制定西线各部的出击方案。他不仅要求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坚守江防，并为“向预定地区插进”做好准备，还特别指示第38军“无论付出何种代价，必须采取积极行动”。 在巩固现有阵地的同时，第38军还要准备派出一个团向梨浦里东北方向发起进攻，切断梨浦里至曲水里的公路，阻止敌军从该地向东合围；此外，另派两个团向梨浦里至利川的公路发起攻击，并组织小部队深入敌后破坏道路。 作为中线邓集团的指挥官，邓华主张首先攻打横城。 他最初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邓华在此将作战重点放在砥平里以北的杨洪公路一线（广滩里、三加里、龙头里皆位于此线上），计划集结第39军和第42军的主力，总计5个师兵力，集中攻打美军的两个团；同时以第66军、第42军的一个师和人民军的两个军团，分别对韩军第8师和第5师发起攻击；而第40军的主力则前推至原州西北，负责阻击援军。 这与志司在7日提出的三个方案大致吻合，同时也未明确指出先攻打哪里。 关于先打砥平里的电报签发于8日16时30分，而邓华的“预先作战方案”则在8日12时签发，时间上比彭德怀的电报早了四个半小时。然而，志司的电报中并未提及邓华在电报中提出的意见，反而写到“如何具体部署请邓华同志速决速告”，这表明彭德怀在拟写先打砥平里的电报时并未看到邓华的“预先作战方案”。 志司在发出“先打砥平里”指示后不久，又改变了主意。8日23时，再次致电邓华、韩先楚和金雄，在这份电报中，调整了原先“先歼灭砥平里之敌为利”的判断，改为“先攻打横城附近之敌”。然而，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决定。 此后，志司签发的作战电报中，对首战目标的表述出现了多次反复。 9月10日凌晨1时，再次致电指示邓华： “我们于九日20时集中主力先攻打砥平里，两个电报中的具体部署存在一些差异，最终如何进攻，由你来做最后决定。” 邓华在收到电报后，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先攻打横城。根据当时的战场态势来看，砥平里和横城的敌军都处在突出部，这为我方攻歼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鉴于当时的兵力状况，志愿军并不具备同时消灭两处敌人的能力，只能选择先集中力量攻击一处，再对另一处采取行动。首先攻击砥平里有其优势：可以直接动摇敌军西线的主要进攻力量，减轻汉江以南的防御压力，同时还能缩短第39军和第40军向战区的进军距离，减轻部队的疲劳。然而，问题在于砥平里的美军战斗力较强，如果在一两个昼夜内无法迅速解决战斗，周围敌军可能从三面增援，给反击部队带来不利局面。 首先攻击横城的好处在于，虽然敌军兵力众多，但主要是韩国部队，战斗力相对较弱，尤其是其两翼暴露，这为邓集团的主力在东线人民军的配合下实施合围提供了有利条件，初战获胜的可能性较高。然而，问题在于横城距离西线战场较远，即便成功后继续向南推进，若遇阻力，也难以动摇美军的整体进攻部署。 总的来说，先攻打砥平里还是横城，各有其利弊。 攻打砥平里虽然风险较大，但收益也更加可观；而攻打横城风险相对较小，但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决策的关键在于对风险、代价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志司之所以在首战目标上犹豫不决，正是因为既希望争取最大的利益，又不愿承担过高的风险，因而左右徘徊，一时难以找到理想的平衡点。 韩先楚之所以重视对砥平里展开攻歼，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在这一地区发起进攻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凭借他的指挥风格，他愿意为此承担风险，甚至不惜付出代价。 邓华经过全面权衡后，最终决定首先攻打横城，这是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妥的策略。换句话说，在权衡风险与收益的过程中，他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那一方。 需要指出的是，志愿军在前几次战役中的成功经验，对此次战役首战目标的选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都是通过反击取胜，战术上选择在韩军薄弱处打开突破口，随后顺势而进，迂回打击美军主力的侧后方，造成其整体部署混乱，迫使美军不得不全线撤退。 这次战役的反击依然选择了首先攻打横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前两次战役的反击模式。作为志愿军统帅，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军事民主的风范，通过广泛听取意见并勇于自我否定，实属难能可贵。 当时，志司与邓指之间没有有线电话的沟通，而无线电话在战役开始前无法使用，只能通过电台联系。然而，涉及战役部署的电文通常较长，一个往返过程往往需要数小时，这必然会延误战机。为确保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参谋长解方改变了司令部的工作流程，指示志司和邓指的作战、机要以及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班由两人值守。 大将军一旦开始口述电文，志司内部便立刻展开流水作业：起草一组、翻译一组、发送一组，确保电文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发出。通过这一方式，从发电到收到回电，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解方将这种方式称为“救火车”，后来逐步发展为一种制度，并有了正式名称——“电台全程预告”。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8)横城反击获全胜 为了指挥横城反击作战，邓华率指挥所前进至洪川西南约14公里处的牧谷，通过无线电向下越一级（至师级）进行沟通联络。 1951年2月9日14时，正式发出了关于“横城地区作战部署”的电报。 根据这一部署，负责在横城以北执行攻歼任务的有第40军和第66军的全部力量，第42军的两个师，第39军的一个师，共计9个师。与之对峙的是美韩军大约4个团（包括韩军第8师和美军第2师中的一个团），因此志愿军在兵力上具备绝对优势。 攻击计划定于11日17时展开。与此同时，邓华在部署反击行动后，还特别向各部队发布指令，强调：“此次反击战，我军集中了九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目标是逐步包围并切断横城及以北地区的敌军四个团（包括一个美军团和一个伪军师）。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完全有信心取得全面胜利。” 命令下达后，邓华最为关心的是，各部队能否迅速抵达预定位置，按时展开并发起进攻。 当时，第66军的问题反映较为突出。第三次战役结束后，该军在华川以北休整，军部设在五圣山南侧的上甘岭。接到参与横城地区作战的命令后，先头部队第198师于2月3日率先出发，随后军主力依次按照第196师、第197师及军直属部队的顺序，于6日17时出发，经过四天行军抵达洪川地区。由于出发匆忙，部队甚至没有领取鞋子和重迫击炮弹。 根据邓指的部署，8日14时，第66军应派出两个师（第197师、第198师）在洪川以南及西南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从横城、广滩里向阳德院里、洪川进犯的敌军，另派一个师（第196师）进至洪川东南的坐谷里一带，准备从楸洞里对横城敌军的侧后发动进攻。 9日15时，邓华电令第66军：指示一九七师和一九六师迅速且坚决地进军至大官垡里、堂巨里、栗洞里、新村地区（横城东北），以便于10日晚对横城以南展开攻击，切断敌人的退路。邓华强调：你军能否消灭伪8师将对任务成败起决定作用，务必不惜一切代价，坚定完成任务，切勿误解为其他。 10日13时，邓华察觉第66军行动迟滞，可能会对后续作战产生影响，随即发电催促：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按照9日15时的命令执行。 11日凌晨4时，邓华再次致电军长萧新槐和政委王紫峰，并向志司报告，要求他们准确把握时间节点，指示196师务必迅速插入德高山和曲桥里一带，切断敌军退路，否则歼灭敌军的任务将难以完成。 第66军来电反映时间紧迫，邓华回复表示：作战的发动时间确实较为匆忙，但这种安排是必要的，不能再延误。 11日9时30分，距离预定的攻击发起时间不足8小时，邓华向志司报告，表达了对第66军等部队可能无法完成迂回敌后切断敌军退路任务的担忧。他在电文中提到：虽然以九个师的兵力进行攻击有望取得胜利，但负责东面切断敌军退路的第66军（实力较弱）执行命令不够坚决，并多次抱怨，恐怕难以完成任务（切断横城敌军的退路）。此外，第117师距离较远，一夜之间难以插至横城以北。 正当邓华敦促第66军加快行动时，左翼的人民军金雄部队也提出了推迟进攻的请求。 根据9日20时中朝联司的部署，金雄集团所属的人民军第2军团主力应在自主峰、大美山和泰歧洞一带进行防御，积极牵制韩军伪3师、伪7师和伪9师，同时派遣部分部队深入敌后，破坏公路桥梁，伏击并阻击援军。第3、第5军团则需集中兵力向梨湖洞、烽火山和下安兴里发动进攻，消灭韩军第5师的一部分，取得胜利后继续向横城东南方向进攻。 上述行动将对邓集团在横城地区的反击起到重要的协同作用。 然而，10日下午3时，金指来电向联司汇报部队的情况，称第3军团原计划向鲁川里和许方里一带集结，但目前尚未收到具体报告，部队的确切位置不明。攻击发起前一天，竟有一个军团神秘失踪，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晚22时30分，金指再次拨通了联司的电话，但签署文件的人竟不是金雄本人。 电报内容：金去二军团需要在11日早晨前返回，而3军团的部队尚未汇合。 大战临近，肩负指挥重任的主官却不在自己的岗位上，导致联司下达的作战部署未能进行任何研究和执行规划，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然而，电报的最后却留下了一个颇具个性的表态：“已征求邓的意见，打就打。” 同日13时，邓华致电彭德怀、朴一禹、洪学智、解方，并请求将此意见转达给金雄，强调出击时间不应因人民军方面的原因而被推迟。 在横城反击发起前，志司已将“人民军是否能够按照预定的战役部署截断敌军退路，以及66军是否能依照邓的指示完成任务”，视为此次战斗能否取得圆满成功的关键。然而，由于作战准备匆忙以及组织指挥上存在不足，这两个关键点在战役初期便出现了问题，显然对后续的反击进程产生了不利影响。 2月10日晚至11日中午12时，邓集团各部队陆续抵达预定地点。 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准备作战的时间为5至17小时不等。 第42军是最早到达集结地域的部队，他们的准备时间长达近40个小时。 11日17时，邓集团在横城东北的三巨里至低平里以东的瑟峙一线，展开了一场横跨约33公里的横城反击战。 这次反击，志愿军集结了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部队，并尽可能调动了大量火力支援。尽管计划中的歼灭目标仅为横城地区的韩军1个师和美军1个团，总计约2万余人，志愿军仍调集了4个军的力量，投入战斗的部队多达9个师，总兵力达10万人，兵力对比达到了5比1。 在横城西北的主要突破区域，投入了6个师兵力，形成了7倍于敌的绝对优势。 志愿军作战中一贯面临的最大弱点是火力不足，而这次战役则尽全力加以弥补。 根据统计，参与横城反击作战的各级炮兵共投入了679门各类火炮（包括迫击炮）和285具火箭筒。虽然敌军拥有555门各种火炮、930件反坦克武器以及数十辆坦克，火力优势仍然不明显，但相比之前已有了显着增强。这无疑为反击胜利增加了不少胜算。 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作战再次成功实现了行动的突然性。 根据美军战史的记载，“围捕行动”开始后，美军始终未能准确掌握中线志愿军的动向。从2月7日开始，北上的美韩联军各部队连续遭到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顽强抵抗，寸步难行。阿尔蒙德因此命令韩军伪5师转入东部防御，并将作为预备队的韩军伪3师投入战斗，与在横城方向进展较好的韩军第8师一同，继续向洪川进攻。 然而，在9日和10日这两天里，这两个师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使得韩军第8师在整个战线中的位置更加孤立。与此同时，航空侦察发现北汉江以东、杨平至砥平里以北地区有大批志愿军部队集结，且地面上有数支纵队正从洪川以西向横城方向推进。 第8集团军的情报官福格逊上校据此向李奇微递交了一份据称“高质量”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军队正集结于北汉江河畔和24号公路（杨平至洪川）之间，兵力包括第42、第39、第40和第66军，总计约11万人。 报告还指出，最有可能的进攻路线有两条：一是沿着汉江河谷向骊州进攻，二是沿29号公路（春川至忠州）攻向原州，然后继续南下直逼忠州后方，也不排除中国军队可能采取向西南迂回的战术，对西线的美军形成包围态势。 然而，报告声称，中国军队不会立即发动攻击，而是会等到第9兵团从元山推进到能够提供增援的有利位置，这最早也要等到2月15日。 李奇微在阅读了这份报告后，于11日晚向阿尔蒙德下达指示：美军第2师与韩军第8师可以在各自防区内沿24号公路展开巡逻行动，但不要继续向北推进，以免过于突出，成为中国军队集中攻击的目标。 美军战史指出，福格逊的报告在很多方面已经非常接近事实，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无凭无据地将第9兵团的抵达视为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前提，从而错误判断了进攻的时间。 2月11日晚间，横城反击战在美军未能充分预料的情况下突然爆发。 横城反击战之所以能够出其不意，既得益于西线韩集团在汉江以南的牵制行动，也归功于邓集团通过快速机动部署抓住了战机。这次美军进攻的主战场在西线，第8集团军的主力大部分被牵制在此。 韩集团各部顽强阻击，为邓集团的反击兵力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当中线美韩军冒进至横城以北时，战场上形成了一个轮廓分明的突出部，正面达13公里，为邓集团的反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目标。 这一态势刚刚在战场上形成，邓集团各部队便迅速行动，边开进边调整部署，仅用几个夜晚就到达了展开区域。稍作准备后立即发起攻击，行动和部署的迅速远远超出了对方的决策反应周期，尽管敌方有所预感，但仍然出乎其意料。 在战役布局和战术设计方面，横城反击展现了其独特之处。 首先，在战役中采取多层次的迂回策略。 邓集团采取了梯队加战役预备队的布势进行反击。 第42军与第40军右翼部队率先突入至横城以北的广田、台峰及上加云以北的高地，形成两层包围的内线正面；与此同时，第42军第125师插入横城西南的介川里、回岩峰地区，切断了横城与原州之间的联络。 第66军左翼在横城北部发起突击的同时，派出两个师从横城东部的弓川里、介田里迂回，抵达横城南部的德高山、曲桥里，与第42军第125师共同形成包围圈的外部正面。韩军第8师的纵深部署仅有18公里，志愿军只需一次突击便可击穿其防线底部。 邓集团将突击力量编成一个梯队，集中全部兵力于首次突击行动中。这一做法不仅显着增强了初次攻击的强度，便于迅速打破敌方的防御部署，同时也确保了有足够的力量进行纵深穿插，切断敌军退路，使其迅速陷入无路可退、无援可及的绝境。 其次，在战术层面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策略。 韩军伪8师在横城以北的兵力部署为三个团呈一线展开，各团之间存在较大空隙。第21团与第10团之间相隔约5公里，而第10团与第16团的间距也达1.6公里。 这不仅有利于志愿军从接合部突破，还能在突破后迅速向敌军侧后进行穿插迂回，切断其整体战斗队形。首先将前线敌军分割成东西两部分，继而将其主力与原州的师指挥部及预备队在南北方向隔离开来。 将敌军分割成彼此孤立的多个部分后，从各个方向同时施加压力，既能阻止他们分散撤退，又能防止他们聚集形成顽强的防御阵地，从而有利于实现围歼的目的。 在横城反击战中，第40军118师、第39军117师，表现得尤为出色。 118师在之前的休整中，从机关抽调人员补充了基层连队，再加上少量新兵的加入，基本上做到了齐装满员。每个团下辖3个步兵营和1个120mm迫击炮连，每个营下辖3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配重机枪6挺、81mm迫击炮3门）。每个连6挺轻机枪、3具火箭筒。全师自动武器比例较高，美械约占1\/3。 为加强该师的力量，温玉成特意把预备队119师的主力团355团也调给他们，还加强了军属炮兵团和预备炮兵29团。 温玉成对118师师长邓岳说：我把看家的老本都压在你身上，压轴好戏就看你的了。 118师负责第40军的主要突击任务。在师部会议上，邓岳明确自己的想法，拿出一个团插到敌人背后，断敌退路。为什么要用一个团呢？邓岳说用一个连是撒胡椒面，用一个营是小菜，只有用一个整团才有威力。 从横城到洪川和龙头里各有一条公路，这两条路到广田后交汇，正好是一个“y”字形。邓岳就是要把一个团插到这个“y”字三岔路的中心点上去，彻底堵死韩军第8师21团向横城后撤的退路，眼光的确够毒。 这是一步妙棋，同样是一步险棋。从出发地到广田有50里路，这个穿插距离说远不远，但说近也不近，而且这一带的地形完全不了解，一个团孤军深入插进去，是有很大风险的。不过，邓岳心中自有把握。 师长邓岳确定作战方案，第353团在左翼，第354团在右翼，从上苍峰里到鹤洞之间实施突破。第352团作为尖刀团，从第353团和第354团之间向敌军纵深插入。配属的第355团为预备队，紧随尖刀团之后，随时准备支援作战。 为了迅速切入敌军阵地，打乱其防御部署，该师采用了并肩突破、并肩推进、穿插分割、腹内开花等战术，牢牢瞄准了横城西北公路交叉点的广田。 在作战过程中，各团不断向尖刀团靠拢，一边战斗一边合围，随着战斗的深入，力量愈加集中，始终保持强大的突击能力，确保能够冲得进去、站稳脚跟、守住阵地。 在第118师的所有行动中，第352团作为尖刀部队，按时突入预定位置至关重要。352团是全师乃至整个40军最强的一个团。他们的任务是务必在天亮之前穿插到广田，断敌退路。 352团的前身是抗战初期成立的山东鲁中军区老1团，是山东八路军中赫赫有名的主力团，挺进东北后便是东野3纵7师19团。团长罗绍福是1930年参军的老红军，曾经给邓岳当过班长。 为了确保穿插行动顺利展开，首先必须解决避免走错路线的问题。然而，352团团长罗绍福文化程度有限，不会看地图，在黑暗中以及陌生地形下带领部队前进面临不少困难。邓岳特意吩咐团政委邹屏光负责组织图上作业，组织指挥人员在战前认真进行图上作业，熟悉沿途的地名和地形地物，保证不走错方向。另外让汤仲景参谋长随352团行动，以增强指挥力量。 穿插战斗是无后方作战，得不到任何补给，因此352团在出发前带足了弹药，每支步枪200发子弹，轻机枪1500发子弹，重机枪4000发子弹，每门炮50发炮弹，手榴弹每人6枚。 从2月11日下午开始，353团和354团分别向左右两翼发起进攻，突破韩军阵地。352团迅速从两山之间向敌纵深穿插，迅猛而果敢，仅用5小时便迅速推进至广田和台峰一线，顺利突破敌军第一道防线。第352团这一英勇的战斗举措对扰乱伪8师战斗队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行动中遭到韩军炮火打击，团参谋长冷利华不幸牺牲。 352团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踩着没膝深的积雪，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行。当地地形复杂，加上积雪覆盖，连当地向导也迷了路。7连连长张洪林用指北针带着部队硬闯，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走出了翻过了这片高地，于当晚22时穿插到了预定位置谷村，比邓岳规定的时间早得多。 整整一个团就这样翻过了大山，敌军毫无察觉。 罗绍福随即命2营和3营南北两面夹击广田之地，1营守住沟口，堵住溃敌。 第352团尖刀营在行至广田附近时，恰巧与北上增援的美军第2师野战炮兵营遭遇，随即展开激战，352团3营长李玉才立即组织三个连抢占高地，埋伏在山地两侧，轻重机枪一起开火，将最前面的汽车打爆，后面的车辆连环相撞。 第352团3营8连被赋予了切断敌军后路的重任，他们必须坚守在“y”字型公路的咽喉要道上，阻止敌人逃窜。看见美军车队乱哄哄地逃，立马就手榴弹、机枪一起上，把美军打得晕头转向。可美军也不是吃素的，出动了两辆大坦克冲在前面开路。战士于水林一看，二话不说，拿起反坦克手雷孤身一人冲向敌阵，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精准的投掷技巧，成功炸毁了两辆坦克，为连队赢得了宝贵的反击时间。 在激烈的战斗中，于水林不幸被敌人的机关枪击中，右臂严重受伤，鲜血染红了战衣。但他没有退缩，而是用左手继续投掷手榴弹，直到将敌人逼至绝境，单手把八个美军给俘虏了。 3营的指导员翟文清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战后，于水林因伤势过重，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从此成为了一名独臂英雄。他的英勇事迹在部队中广为传颂，被授予了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并获得了一等功勋奖章。伤愈后，于水林默默地离开战场，回到了家乡，在河村的马场中工作。 1963年，已晋升为副师长的翟文清在内蒙赤峰，意外地与失散多年的战友于水林相逢。这次的相遇让他深感惋惜，为于水林争取到了应有的伤残军人退伍待遇。这位默默耕耘在马场中的英雄，得到了他应有的尊重。 这场遭遇战之后，3营和2营分别占领了广田的南北山，全团转入阻击，打退韩军第8师数次进攻，直到志愿军各部赶到，韩伪8师溃散。李玉才指挥全营歼敌650余人，击毁了敌人的坦克两辆，缴获汽车137辆，各种炮24门，高射机枪九艇，他们营荣立集体二等功，获勇猛穿插歼敌获胜锦旗。可惜的是，就在352团圆满完成穿插任务后，3营长李玉林被一颗流弹击中而牺牲。战后追授一等功。 这场战斗中缴获的火炮数量极为可观，足以装备中国军队一个甚至两个炮兵师。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炮1师老兵回忆起横城反击战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嘿，大胜仗！到处都是炮，我们骑在那些大炮上，舍不得下来！” 美国人称这场战斗为“整个战争中美军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共有532人丧生”。美军的历史学家含泪写道：“当时，一支美军炮兵连在护卫队的掩护下，沿着横城西北约三英里的一条狭窄公路向北行进，显然没有任何侧翼保护。随后，中国军队突然涌向美军炮兵。五百多名士兵中，只有三人幸存。” 第118师的战绩得到了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通报表扬，第352团的2营和3营分别被授予“战斗英雄营”和“尖刀英雄营”的称号。邓岳后来回忆说，这一仗打得比他们入朝以来的任何一场战斗都更加痛快。 虽然在第一次战役中攻打温井，第二次战役中攻打军隅里，第118师的表现也很出色，且得到了表扬，但作为主力师，邓岳和其他几位师领导总觉得这些战斗没能打得干净利落，甚至还“心里憋着一股窝囊气”。直到横城之战，他们才真正感觉到“从头到脚的舒畅”。 激战整整一夜，南朝鲜伪8师在志愿军层层包围下死伤惨重。美军出动飞机掩护南朝鲜军溃兵及美第二师撤退，等待联合国军的是来自志愿军39军117师战士们的火力全开。 第39军117师在配属第42军作战时，负责执行战役穿插迂回任务。 在接到任务后，该师接连遭遇了一系列意外：首先，在向龙头里行进的过程中，遭遇敌机突然袭击，副师长受伤，师政治部主任牺牲；随后，在向敌人纵深地带穿插时，由于天黑路滑、山路陡峭狭窄，前卫团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里迷失了方向。 事故发生后，师长张竭诚沉着应对，各级指挥员果断决策，带领部队翻越高山，从冰雪覆盖的陡坡滑滚而下，硬是在规定时间内抵达指定地点，成功抢占了鹤谷里与夏日之间公路两侧的战略要点，切断了韩军伪8师南撤与横城敌军北援的通路。 当天8时，韩军伪8师的两个团在美军部队和航空兵的掩护下，试图从夏日地区突围，却被第117师拦截在阵地前。一群一群如潮水般的美韩联军在空军的掩护下艰难撤退，殊不知117师已构筑工事等候多时。随后，一场围绕新村、上下加云至大谷地段的激烈突围与反突围战斗随即爆发。 两军照面，火力全开。美韩联军面对117师，在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疯狂且不要命的向117师阵地发动死亡冲锋，10余架美军飞机一波又一波的不间断的对117师鹤谷里、夏日一带阵地狂轰滥炸，阵地都被削平了。 10时30分，横城的敌军派出两个营，在坦克、炮兵和飞机的支援下向北突进，企图解围，结果被第117师成功击溃。当日傍晚，在张竭诚的指挥下，第117师对被压缩在狭长道路上的美韩军残余部队发动了最后一轮攻击。连续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 在战斗进入最后阶段时，师指挥所和警卫分队也加入了围歼逃敌的行动，甚至连师报社的女编辑都亲手抓获了一名俘虏。这场战斗中，第117师的实际兵力仅为7000人，但俘虏敌军超过3000人。 横城一战，志愿军39军117师共歼敌850人，俘虏3000余人（俘虏美军800人），缴获汽车坦克200余辆，火炮100余门，连创三大记录。一次战斗俘虏美军最多；一个师缴获最多，歼敌最多。 中朝联司通电表彰：在此次战役中，你师成功切断了敌人从横城以北撤退的通道，俘获敌军3000余人，有力阻止了敌军北援，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战斗风范值得高度赞扬。 战后，张竭诚晋升为第39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相比之下，第66军的行动并不算顺利。 彭德怀在战前曾强调，第66军能否按照邓华的指示完成任务，是战斗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一。在攻击发起前，邓华多次批评第66军动作缓慢，并严格要求其在规定时限内行动。然而，由于该军进攻迟缓，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对敌军进行有效打击。 根据邓指的指示，攻击的发起时间定在2月11日17时。 第40军和第42军均按计划准时出击，并迅速突破敌军防线。第40军118师在广田取得控制，第42军124师则成功占领石子洞，内层切断任务在短短6小时内完成；与此同时，第40军117师攻占了鹤谷里，外层切断任务也在12小时内完成。到12日早晨，第40军和第42军已经成功割裂了敌军的阵势。 相比之下，第66军的动作明显滞后，直到10日18时才完成战术部署。第66军196师在10日凌晨5点抵达坐云里、跃马岱一带，距离展开地域仅有10至15公里。若当晚组织开进，仅需4个小时便可到达目的地，然而直到11日凌晨5点才到达，耽误了7个小时。 第66军198师于7日进驻上高岱和五音山一带，直到11日午夜24时才从五音山等地展开攻势，比邓指原定的时间延迟了6个半小时。 在兵力运用和战斗部署上，第66军存在一些问题。根据邓指的要求，第66军应以一个师的兵力攻击并歼灭上茶峰里、雉洞、草塘地区的敌军，主力则应从弓川里、介田里迂回至横城东南，首先占领德高山和曲桥里，切断敌人的退路，然后再对横城发起攻击。然而，该军却分出一部分兵力向碧鹤山及上下加云方向进攻，这与邓指的计划不符，偏离了主攻方向。 担任侧后迂回切断任务的两个师，其进攻路线违背了战术原则：右翼的第196师从西北向东南推进，左翼的第197师则从东北向西南前进。这两条路线相互交叉，不仅导致混乱，还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各团之间也存在类似现象，导致作战时往往不得不越过友邻的战斗队形，从而带来不必要的困难。直到13日凌晨4时，第196师才全部抵达曲桥里，比邓指的要求晚了将近一天。同时，第42军第125师负责外层迂回的任务，但阻截行动不够及时，结果导致横城美军第2师的一部分、韩军伪8师师部以及韩军伪3师的大部分部队得以逃脱。 根据战史资料记载，横城反击战中各部队的歼敌情况如下：第66军歼敌5501人，第40军歼敌4079人，第39军第117师歼敌3334人，第42军歼敌2506人。 根据这项统计，第66军的战绩在各军中名列前茅。 虽然这个统计包括了第66军在五音山地区，发起横城反击作战前的防御作战歼敌数，但客观而言，第66军在横城反击作战中仍然取得了重要战果。如果没有上述问题出现，其胜利必然会更加显着。 在志愿军于横城以北发起反击后，人民军金雄集团也在横城东北方向展开攻势。至13日，他们已推进至横城东南的乌原里、下安兴里一带，并消灭了韩军伪3师和伪5师的部分部队，有效配合了对邓集团的作战行动。 至13日清晨，横城反击战告一段落。 据志愿军统计，在反击中，全歼了韩军伪8师的3个团、美军第2师的一个营，以及美韩联军的四个炮兵营，另歼灭了韩军伪3、伪5师的部分部队，总计约1.2万人。战斗中缴获各类火炮（包括60毫米迫击炮）139门、火箭筒122具、各式枪支6200支、坦克7辆和汽车550辆。此外，志愿军还俘虏了南朝鲜兵7100人、美军500人。这场战斗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俘获南朝鲜军人数最多的一次。 志愿军方面损失了21门各类炮和1232支各型枪支，作战中减员达4141人。敌我伤亡（包括失踪和被俘）比例为3.72:1。 横城反击战是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首次发起并取得胜利的攻势作战。 李奇微在回忆横城之战时，对南朝鲜人严厉斥责：我们被迫再次放弃一些地区，美军第2师在中共军队的进攻下，再次首当其冲，遭受了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尤为惨重。这些损失主要源于韩伪8师的仓促撤退。 伪8师在敌军一次进攻下全面崩溃，导致美军第2师的侧翼完全暴露。韩军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志愿军心生极大畏惧，几乎将他们视为天兵天将。因此，韩国军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信心，而那些脚穿胶底鞋的中共士兵突然出现在韩军阵地上，总是吓得许多韩军士兵丢盔弃甲，仓皇逃命。 根据美军的战史记载，在横城之战中，韩军伪8师除了少部分部队外，“大多数被包围于山区，最终被全歼或俘虏”。13日，该师有263名军官和约3000名士兵成功突围，被美军收容，其中有一半是后勤人员。 全师的战斗损失共计323名军官、7142名士兵，以及几乎所有的武器装备。加上其他美韩军队的伤亡情况，此次战役“联合国军”的总伤亡人数为韩军9844人，美军及其他“联合国军”部队（主要是荷兰营）损失2018人。 这一数字与志愿军方面的统计大体相符。 在所有损失中，令李奇微最为恼火的当属武器装备的损失。 根据美军的统计，韩军损失的武器装备包括14门105毫米榴弹炮、901件班用其他枪械、390部无线电发报装置和88辆汽车；而美军的损失则为14门105毫米榴弹炮、6门155毫米榴弹炮、277件班用其他武器、195部无线电收发装置、6辆坦克和280辆汽车。 李奇微将此次损失归咎于部队“领导力的薄弱”，并下令展开调查，追究指挥官的责任。然而，随后调查结果却排除了美军指挥官的责任，认为主要责任在韩军，特别是韩军伪8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且彻底溃败”，导致美军侧翼暴露，使得志愿军得以从后方渗透并切断了美军的撤退路线。 在各方都认可的情况下，邓华晚年却懊悔不已，将这一判断定为自己一生中的决策失误之一：“要是执行韩先楚的建议先打砥平里就好了。横城战役虽然歼敌数量很多，但是容易，打得不是要命的位置，砥平里虽然小，虽然难打，但打的是七寸，打的是要害。” 横城一役，是志愿军打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反击战，但是也给了美军充足的准备时间。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9)砥平里吃了大亏 1989年的春天，一个美国历史学家访问韩国，他是来收集与朝鲜战争相关的史料的。为此，他走访了三八线附近的许多战场遗址。在途径一个名叫砥平里的小村庄时，他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发掘出了19位中国志愿军士兵的遗骸。 这批遗骸后来由韩国政府妥善收殓。1989年的5月12日，当时还没有建交的中韩两国，在联合国的协助下，进行了一次烈士遗骸的交接。韩国政府在板门店将19具志愿军烈士遗骸移交给了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这批遗骨后来被安葬在了位于朝鲜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 然而让人好奇的是：砥平里只是三八线南边、北纬37度线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距离韩国的首都首尔有80公里。为什么这么多志愿军烈士的遗骸会出现在那里？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那里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横城反击作战取胜后，志愿军按既定计划，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砥平里。 1951年2月11日18时，横城反击战发起后1个小时，邓华在命令各部对横城以北之敌实施围歼的同时，电示作为预备队的第39军主力及第42军第126师：“向砥平里之敌逼近，以监视该敌，如发现南逃，即应以勇猛动作截断该敌”。 12日8时，志司发电致邓华及第39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指出： 韩军伪8师已基本被歼灭，战役的突破口已经打开，敌军可能动摇。应考虑如何使用第39军主力及第42军126师，最好是以一部分兵力正面牵制砥平里之敌，主力则迂回至敌军侧后，趁其撤退时在运动中加以歼灭。 在志司和邓华看来，砥平里的战斗是横城反击作战结束后顺势而为的行动。 他们认为，一旦横城以北的缺口被突破，砥平里的敌军必然会动摇并开始撤退；在敌军撤退过程中歼灭他们，应该并非难事。 此外，攻打砥平里的兵力早有部署——第39军的主力原本承担着机动作战任务，此时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在顺势解决砥平里问题时，志司和邓华更为关注的是从横城向原州推进扩大战果的行动，因为相较而言，原州方向对整个战役的全局影响更为重要。 12日，志司分别向邓华、韩先楚、金雄发出数封电报，内容均涉及向原州及其南部地区的进攻计划。 十几天前，中央在给志司下达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的电令时，曾提出一个目标：以主力向原州方向突破，成功后直取忠州、荣州、安东。彭德怀当时对此感到十分为难。然而，横城反击作战获胜后，向南推进以实现毛泽东此前设定的目标，似乎又变得有了希望。 当然，志司也深知，尽管横城反击作战取得了胜利，但战果毕竟有限，尚不足以撼动敌军的整体攻势布置。敌军既可能放弃横城，也可能在横城、原州地区重新集结兵力，形成纵深防御。 因此，“只有在消灭美军两三个团以及伪军两三个师之后，39军、40军、42军才能向原州以南和长院湖地区推进，威胁敌人后方的供应线，这样才能迫使东西两线的敌人撤退”。 于是，迅速利用横城北部打开的缺口，扩大战果，成为接下来的主要任务。邓华依据志司的指示，迅速制定了“歼灭逃至原州敌军”的计划，并将该部署下达给各军，同时上报志司，转交韩先楚和金雄。 当时的设想是，在解决了砥平里问题之后，进攻原州的行动将全面展开。然而，无论是彭德怀还是邓华，都没有预料到砥平里会爆发一场意义重大且深远的恶战。 在他们看来，横城一旦攻占，砥平里将变得更加孤立。此时该地的美军已无处可逃，成为易于攻克的目标。这一看法与横城反击发起前将砥平里视为坚固防线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志司和邓华对砥平里的敌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一致认为该地敌军战斗力强，难以攻克。 志司在2月8日致邓华、金雄、韩先楚及各军军长的电报中，以及10日致中央的电报中，都明确指出砥平里的敌人是劲敌，如果强行进攻，一两天内难以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决定先攻打横城，而不是砥平里。 横城出击获胜后，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人对砥平里的敌军判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被视为劲敌的对手，瞬间被认为不堪一击。 并且这种看法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竟无人提出异议。这一现象正折射出横城胜利后指挥官心态的转变。 邓华判断美军即将在砥平里撤退，此时他最为关切的是抓住敌军，防止其逃跑。他认为，只需迅速调动几支部队，从南方包抄、北方施压，便能解决问题。 很遗憾，当邓华倾向于先攻打横城时，李奇微的判断却与韩先楚一致。他坚定地认为“砥平里是阻挡中国军队推进的关键所在”。 如果志愿军成功占领砥平里，美军第九军在西线的右翼将完全暴露。一旦志愿军从砥平里发起进一步进攻，李奇微的防线就会全面崩溃，西线美军将失去进攻据点，迫不得已大幅撤退。 邓、韩之争的核心就在于这一点。韩先楚认为，西线的大量牺牲是为了东线反击铺路，而东线反击的真正目标是打开缺口，绕到西线美军的侧翼，进而迫使李奇微全线后撤，以稳定战局。基于这一战役目的，砥平里才是扭转局势的关键。 如果只是攻下横城，无论歼敌多少，也只能算作一次战术胜利，只有拿下砥平里才能真正改变全局。先攻下横城再打砥平里，会让我军锐气消耗殆尽，而美军则能依靠其强大的机械化力量迅速增援砥平里，堵住缺口，这样东线的反击就无法实现迫使李奇微停止进攻的目标。 果然应验了韩先楚的不幸预言。在横城战败之后，李奇微全力调兵增援砥平里。 根据美军战史记载，志愿军在横城进行反击后，美军曾一度考虑从砥平里撤退。 阿尔蒙德推测，横城之战结束后，中国军队的下一个攻势目标将会是第10军的核心防区。为了防止中国军队向己方纵深发起突袭，他决定在原州前方构筑牢固阵地，并与右翼的韩军第3军团相连，形成一道新的防线。 当横城以北的韩军各部在遭受重创后纷纷向南撤退时，砥平里两侧的美军部队也在加速撤回。在这样的局势下，从砥平里撤离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第23团战斗队的指挥官弗里曼也打算撤退。 2月13日中午，阿尔蒙德乘坐直升机抵达砥平里，弗里曼亲自向他建议：为了避免被包围，部队应尽快撤离砥平里。当天晚上先撤出后勤部队，次日再撤出主力部队。 阿尔蒙德同意了这一安排，计划将撒下的第23团战斗队部署到约20多公里外的骊州地区，与西线第9军的防线接轨，目的在于阻止中国军队向骊州至原州一线以南进行机动作战，或向北发起牵制作战。 然而，李奇微坚定地否决了这一方案。 13日中午，麦克阿瑟再次飞往水原，听取了李奇微关于作战方针的汇报后，他指示第8集团军必须坚守汉江一线。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军队目前尚不足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因为他们的“作战能力与其距离鸭绿江的远近成平方或立方反比”。他坚信，美军能够守住汉江防线，直至“最为关键和决定性的一战到来”。 他发出警告：“一旦我们撤出这条防线，形势将失控，何时才能重新稳住局面将难以预料。” 李奇微向麦克阿瑟保证，他会命令西线美军全力固守汉江边的阵地。同时，他指出中国军队在横城获胜后，很可能趁势向汉江以南展开迂回攻击，这将对西线美军的侧后造成重大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横城以西、如今已成为“孤岛”的砥平里，其战役意义开始凸显。 如果撤回该地美军，虽然可以让一个团级战斗队摆脱险境，但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将极其严重，不仅会使西线美军侧翼暴露，还可能动摇整个第8集团军的战线，进而使美军前期的作战成果付诸东流，并且未来的反击行动也将失去支撑。 因此，当面对是否撤退砥平里的方案时，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 李奇微不仅下令死守砥平里，还要求东、西两线的美军迅速集结兵力支援砥平里。他的这一决策对后续战局的发展，产生了连他自己也未曾预料的影响。 志愿军在战前估计砥平里的美军兵力不足4个营，甚至可能只有一两个营。然而，实际情况是，驻守砥平里的美军以第2师第23团为主，并与法国营组成了一支加强团的战斗队。 该部队的总兵力包括4个满编的步兵营，以及第1突击连、第37野战炮兵营、第503野战炮兵营b连、第42自动高射武器营b连和第2战斗工兵营b连。加上炮兵和坦克分队的力量，美军兵力合计相当于6个营，总人数在6000到7000人之间。 炮兵和坦克分队配备了24门105毫米和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51门迫击炮、21辆坦克，以及6部半履带式四联装自行高射机枪和4门履带式双联装自行高射炮。正是这些装备为美军后来在砥平里成功固守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当时志愿军的部署调整中，已显露出某种轻敌的情绪。原本计划集中8个团用于攻打砥平里，其中包括第39军的115师343团、344团，第40军的119师356团、357团，120师359团，以及第42军的125师375团、126师376团、377团。此外，还包括炮兵29团的2个连，炮兵42团的1个连和炮兵45团的1个营。 在满编状态下，志愿军的8个步兵团加上配属部队，兵力总数接近3万人。然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经过前三次战役，志愿军各部队的减员极为严重。以40军为例，入朝时该军有人，而到第四次战役参战时，人数已减少至仅人。由此可以推测，每个步兵团的兵力大致在1500到2000人之间。结合加强和配属的部队，志愿军在砥平里参战的总兵力大约为1万5千人。 由于时间紧迫，无法及时调集部队，导致砥平里的兵力瞬间减少了一半。攻击兵力减少的直接原因在于，原本计划用于砥平里的第39军主力，并未处于预定位置。在准备和执行横城反击作战的过程中，第39军被拆分使用，第117师归属第42军指挥，承担横城西北的穿插迂回任务；而第115师和第116师作为邓集团的预备队，负责机动作战。 军长吴信泉对此部署感到不可理解，特别是对第115师和第116师的使用方式颇为不解。他们先是被命令东进至龙头里，还未完成集结，又被转命南进；横城战斗刚结束，第115师又被要求掉头向西，参与砥平里的战斗。 吴信泉埋怨道：部队在战场上这样兜兜转转，拖下去也会被拖垮。 由于第39军主力暂时无法到达，邓指决定由119师师长徐国夫负责此次行动的统一指挥。40军119师的356团和357团，120师359团，以及42军125师375团共四个团将共同进攻砥平里。这一安排不仅使攻击兵力减半，还导致参战部队在建制上分散——这四个团分别隶属于两个军、三个师。 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邓华总结了此前几次战役的作战经验，特别强调“对美军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为基础”。他还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标准：在运动战中，对韩军的作战应保持三比一的兵力优势，某些情况下可以二比一；而对美军作战则通常需要五比一的优势，偶尔可以三比一，“若进行攻坚战，兵力还需进一步增加”。 然而，此次进攻砥平里时，双方兵力对比远远未达到这一标准。 最初计划动用8个团，若砥平里的敌人确有撤退迹象，这样的兵力或许还算充足，但现实情况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流动的敌军，而是固守的防御部队，且实际参战兵力还减少了一半，首日投入战斗的兵力甚至更少。仅从这一点看，胜算已十分渺茫。 更糟糕的是，进攻砥平里不仅兵力不足，而且全然缺乏对攻坚战和啃硬骨头的充分准备，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砥平里是一个坐落于山区的小镇。这里有两条公路分别从骊州通向杨平和洪川，在小镇的边缘交汇。此外，一条从原州通往汉城的铁路也从小镇的南面经过。镇内有一条溪流，自西北方向流向东南。 小镇四周被一圈低矮的山丘包围，北面是凤尾山（216高地），南面是望美山（397高地），西北面是葛芝山（345高地）。凤尾山东南侧的229高地和望美山北山脚下标高不过百米的马山，是距砥平里最近的两个制高点。 第23团战斗队于2月3日进驻砥平里，至志愿军发起进攻时，已有10天的防御准备。在此期间，美军进行了挖掘壕沟、修筑地堡、布设地雷和照明汽油桶，并且测定了射击参数，组织火炮试射，协调步兵、坦克与火炮的协同作战，同时还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 当志愿军开始进攻时，砥平里已经成为一个戒备森严的据点堡垒。 在砥平里这样的地形上组织防御，通常情况下，防御战术要求将设防重点放在外围高地的控制上。然而，这次美军的防御部署却打破了常规。指挥官弗里曼上校将所有兵力集中在以小镇为中心的一个较小区域内，形成了一个直径约1.6公里的环形防御圈。这个防御圈的核心布置了6门155榴弹炮、18门105榴弹炮、12门四管速射自行高炮，以及20辆坦克和51门迫击炮。 防御圈内的大部分阵地并未设置在高地之上，而是位于高地边缘或靠近小镇的几个低矮山丘上，甚至有些阵地设在结冰的稻田中。尽管这样在某些方向上放弃了外围制高点的控制，但由于防区范围的缩小和兵力密度的增加，反而增强了防御的抗打击能力和韧性。 防御兵力的配置如下：4个步兵营沿着环形防御圈展开，法国营驻守西侧，北、东、南三面则由3个美军营分别负责。另有一个突击连和一个战斗工兵连作为预备队待命。一线各营、连、排的阵地严密相连，毫无间隙。前沿阵地及各接合点均铺设地雷，拉设铁丝网，并辅以火力覆盖。坦克以及具备平射功能的双管高炮和四联装高射机枪已进入阵地，既增强了一线防御火力，又可作为机动火力点灵活运用。 榴弹炮和迫击炮被部署在防御圈的中心，以便对远处高地上的敌方攻击部队进行火力打击，从而阻止敌人用轻武器对防御圈内的目标实施有效射击。 弗里曼甚至命令士兵泼水结冰，以阻挡志愿军战士们的冲锋。同时，空运来足够维持十天的食品和堆积如山的弹药。这么一番布置，砥平里已然变成了一个难以攻克的钢铁堡垒。 在战后总结中，志愿军认真回顾了砥平里美军的防御部署特点，并指出： 防御的突出之处，在于精准抓住了志愿军攻击火力不足的弱点，因而大胆将兵力集中靠拢于仅约2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这样既无需顾忌对方火力打击，又能形成有利的集中防御态势。 具体表现为：兵力密集，具备反击能力；火力集中，可形成密集火网；防守区域小，指挥灵活，行动统一；不易被分割且便于空投补给，即使被包围，也能长时间持续作战。 志愿军在砥平里发动攻击的部署基于两个错误判断：首先，低估了正面敌军的兵力，将一支完整的美军加强团级战斗队，误认为是实力较弱的小股部队；其次，未能准确预测敌军的下一步行动，将已决心死守的敌军误判为即将撤退、无意抵抗的部队。结果，一场攻守易势的激烈血战在砥平里展开，志愿军也为轻视敌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51年2月12日，第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前往邓指的驻地放谷，接受任务指令。 邓华当面对他说明：由第119师组成前线指挥部，部署在长海北侧，统一指挥本师第356团、第357团，以及第120师第359团、第125师第375团，并在军炮兵团的配合下，于13日晚开始进攻砥平里。 邓华对徐国夫说道：砥平里的敌军不足四个营，必须迅速抓住机会，千万别让他们逃脱。对此，徐国夫立刻建议，由于对敌情和地形不熟悉，参战部队尚未集结、调整到位，师部与各团之间也缺乏有效的沟通联络，未进行实地勘察，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因而请求将攻击时间推迟一天。 事实上，徐国夫之所以请求延迟攻击，还有一个未曾明说的原因，那就是他指挥的这四个团战斗力并不强。第119师中最强的第355团已被调配至第118师参战，尚未归队；剩下的两个团，第356团和第357团，在战斗力上只能算是三等团；而第120师的第359团在此前的战斗中伤亡惨重，尚未得到整补；第125师的第375团与敌军对峙多日，部队也十分疲惫。 以这样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进攻已经做好防御准备的敌军，徐国夫心中没有太大把握，因此建议推迟一天进攻，这样，第355团或许能够归队参战，战斗将会更加顺利。然而，邓华以敌人可能趁夜逃遁为由，拒绝了这一请求。 9月13日上午，徐国夫按照邓的指示，召集四个团的指挥员开会，安排战斗部署。 13日17时30分，第119师指挥各部队陆续向砥平里展开攻势。 第一晚的战斗进行得跌跌撞撞，颇为不利。 从接到任务那一刻起，徐国夫就隐隐感到不祥，战前准备工作都没有来得及怎么做，就投入了战斗。地形没实地勘察，地图和实际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对敌情也不够了解，东线指挥部说砥平里只有一两个营的敌军在逃命，但侦察报告却显示，敌军不仅没有撤退的打算，反而在大规模挖掘工事，准备死守，并且人数远远超出一两个营。 更难受的是，参与围攻砥平里的部队建制混乱，前后投入了三个军的八个团，有些团长的名字他甚至都叫不出来。此外，由于通信落后，各团在战斗中完全无法协同，只能各自为战。 按照计划，第119师指挥下的4个团从东面和北面进攻砥平里，然而，当晚与美军真正交火的只有第357团和第359团。奉邓指命令配属第119师的炮兵第42团，由于白天遭到敌军空袭，陷入瘫痪，未能进入阵地。第375团通过401高地后与师部失去联系，未参与战斗。 第376团按照计划推进至363和319高地，未发现敌人。继续向前行进至望美山、马山一线时，天色已亮，于是停止了攻击行动。实际上，他们并未与砥平里驻守的美军发生交火。 第357团和第359团各投入两个营，夜以继日地与砥平里的敌军展开激烈战斗。然而，兵力未占优势，炮火支援更是匮乏，增援的炮兵未能带来任何火力，甚至连部队自有的迫击炮也因弹药不足，无法提供最基本的火力支持，因而无力攻破敌人的坚固防线。 经过一整夜的激烈血战，徐国夫的两个团奋战至天明，却未能攻下敌军的主阵地，反而造成了大量伤亡，远超预期。 在这晚，美军的火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砥平里防御圈内布置了96门各类火炮，包括坦克炮、迫击炮以及可平射的高射炮，每门火炮平均发射250发炮弹，总共射出了2.4万发炮弹，给志愿军的攻击部队带来了严重的伤亡。 这一夜，砥平里其他几个方向的志愿军也遭遇了不小的困难。39军的团长王扶之，在占领一个山头后以为打到砥平里了，然而仔细核对地图时，却发现不对：“妈的，怎么是马山……” 这一带尽是连绵的山岳和丘陵，地形和高度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了晚上，更是难清晰的辨认出到底是什么山。 42军的张志超团长还要离谱。他在击溃一股美军后，激动地报告“已经占领了砥平里！”实际占领的地方，是和砥平里很像的一个地方，叫田谷，也是一片开阔地带，还有样子差不多的房屋、公路和铁路。除了铁路的走向有些不同，其他地方简直和砥平里一模一样。田谷和砥平里只是朝鲜中部成千上万个外观相似的山村中的两个。等到情况搞清楚时，天已经亮了。 第377团在占领望美山后继续向北推进。 14日凌晨，第39军第115师派出两个团参与战斗。 这次攻击暴露出了两个在指挥和协同方面的显着问题： 首先，攻击部队编制繁多，且彼此缺乏沟通，导致多头指挥、各自为战的局面。尽管战前明确规定主要攻击部队由第119师负责指挥，但由于诸多行动需要军一级单位之间的协调，实际上第119师无法发挥主导作用，仍然必须依赖邓指直接下达命令。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晚邓指甚至未与第119师保持联系，各师团之间的通信联络问题更加严重。结果，各部队各自为战，行动毫无统一，打到哪里算哪里。 其次，攻击发动得非常仓促，部队行动也显得急促而混乱。由于担心敌人会撤退，上下都过于强调“快”字。部队从接到攻击命令到实际发起攻击，仅有一个半小时，根本来不及做充分准备，只能临时应对。这导致原本应是攻坚战的行动变成了零星的袭击战，甚至让美军误以为志愿军只是进行了试探性的侦察，并未施加实际压力。 吴信泉回忆，当天许多部队是怀着“发洋财”的心态前往砥平里的。 第115师原本计划采取两个梯队的部署方案，但负责担任第二梯队的团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砥平里敌人并不多，甚至听说敌人有逃跑的迹象，如果安排在第二梯队，恐怕什么都捞不到。 14日拂晓，攻击部队未在天亮前疏散掩蔽，而是遵照邓指的命令，坚守外围已取得的阵地，准备在次日夜间再度发起进攻。 这一举动导致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由于砥平里周围都是低矮的小山丘，面积狭小，毫无遮挡，完全暴露在美军的火炮、坦克、高射机枪以及步兵自动武器的直接打击范围内。 此外，数十架飞机在空中整日不停地轮番轰炸扫射，山丘顷刻间化为火海，人员伤亡极为惨重，第359团3营几乎全军覆没。与此同时，师、团指挥所与前线阵地的联系中断，想要撤回部队已不可能实现。 14日凌晨5时，邓华致电彭德怀，汇报砥平里战斗的最新情况。 这时候，邓华重新调整了部署，决定于14日晚间，继续派遣第119师、第120师、第126师和第115师的6个团发起对砥平里的进攻。 而美军正遵照李奇微的指示，迅速调动兵力，封堵志愿军在中线第10军和西线第9军之间撕开的缺口。同时，美军正积极增援砥平里，力图稳固防守，以牵制志愿军的行动。 由于志愿军阻挡了第10军派出的援兵，第2师第38团在原州西南的文幕里附近，导致其无法向西推进，李奇微因此改令第9军派出强有力的一部队向砥平里突进。14日，第9军将第1骑兵师第5团和第8团调至梨浦里，韩军第6师部署在骊州与利川之间，英军第27旅则布置在骊州与文幕里之间，以掩护西线翼侧，策应第10军，阻止中朝军队向原州方向的进攻扩展，并对砥平里形成威逼态势。 第1骑兵师第5团在增编了2个野战炮兵营、2个坦克连和1个工兵连后，组建为一个支队，被称为“柯罗姆贝茨特遣队”，直接向砥平里发起攻击。战场局势逐渐发生转变。若敌方援军大量增援，砥平里攻势受阻，战斗陷入僵局，整个战局可能会逆转。 14日下午5时，彭德怀致电邓华，强调“攻歼砥平之敌，必须充分准备应对援军”。至此，彭德怀深刻认识到，砥平里已成为当前战略的关键，攻守成败直接关系全局走势。 正因为如此，他在电报中特别强调：绝对不能在砥平里和原州两地分散力量！敌人既然顽强抵抗，我就必须集中全部火力实施毁灭性打击！各部队务必要清醒认识到，如果能彻底、干净地歼灭一个美军团和一个法军营，同时妥善应对援军并击溃其部分力量，敌人的整体防线必将崩溃。 然而，此时第39军的领导人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14日13时，第39军曾发电命令“歼灭砥平里之敌”，然而仅仅两小时后，军方领导致电邓指与志司，建议“停止对砥平里的进攻”。 电报内容如下：砥平里敌军兵力约八千人，且集中在有利阵地，具备一定的防御设施（如地堡、铁丝网）。我方攻击部队仅有六个团，准备不够充分，仓促发动攻击未能奏效。为稳妥起见，今晚暂不发起进攻，待集中强大炮火和调集新的兵力后，再进行总攻。第39军的建议未被邓指和志司采纳。 让我们重新回到14日上午的战场。围攻砥平里的志愿军，几乎都是最早入朝的老兵，见过美国人的飞机无数，但从未见过在这么小的地方竟然集中如此之多！大量敌机从早晨到中午一直进行轰炸。到了中午，砥平里被包围的美法联军竟然派出坦克突围！西线的惨烈阻击战场景在这里再次上演，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士兵倒在了美军的火力网下。 终于熬到了天黑，白天出击的美法联军已全部退守到环形防线之内。夜晚是中国人的主场。14日夜间，第119师从北方突袭，一度攻占凤尾山的主要阵地；第115师则从南方突入，于次日凌晨2点成功打入砥平里镇内，给守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使美军指挥官弗里曼受伤。 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志愿军火力不足的劣势再度显现。虽然他们在多个地点突破了美军防线，但缺乏足够的力量扩大战果。美军飞机投下大量照明弹，强烈的白光刺破夜空。上万名志愿军从四面八方向着方圆不到两平方公里的砥平里防线发起猛攻，而美军则利用炮火在志愿军进攻的路上，织出一道火力屏障，大批志愿军步兵倒在冲锋路上。 志愿军炮兵焦急万分，眼看着只要有足够的火炮和弹药，他们完全可以用猛烈的炮火将这片像猪圈一样大小的阵地夷为平地，把六千美法联军炸得灰飞烟灭。然而，现实却让他们无能为力。负责提供火力支援的主力部队，42炮兵团，由于马匹受惊，再加上惨遭空袭，整个部队被炸得支离破碎，无法赶到战场。 攻击部队仅有3个炮兵连，十几门火炮，总共不过四百发炮弹，弹药在不到两分钟内便消耗殆尽。凭借着无畏的精神，他们奋战至午夜，步兵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突破层层炮火封锁，逼近敌人的环形防线。 志愿军以血肉之躯奋力抗击敌军的钢铁防线，虽付出巨大伤亡，最终却未能彻底解决问题。激战到黎明时分，仅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敌人在砥平里的防御范围，却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其防线，砥平里仍未攻下。 战场局势陷入僵持，形势对志愿军愈加不利。 15日上午11时，邓指再次部署加强对砥平里的攻坚战以及阻击援军的行动。12时，邓华发布命令：“于十六日黄昏再次进攻砥平里”。 直到此时，邓华仍坚持继续战斗，但考虑到此战的攻坚特点，决定暂停一天，集中力量进行准备，计划在次日黄昏再度发起进攻，力争在一夜之间拿下砥平里。同时，他决定下一次进攻由第40军军长温玉成和政委袁升平指挥。 对于这次部署，吴信泉表示难以理解，尤其对交由温、袁二人指挥感到困惑。在他看来，温玉成对砥平里的局势没有邓华了解得透彻，指挥能力也不如邓华出色，更何况第40军军部还位于洪川以北，距离砥平里太远。 他表示，既然邓提到的电报能够直接发给承担攻击任务的3个师，那么他完全可以亲自指挥，为什么还要中途授权给第40军呢？ 当天12时30分，吴信泉致电邓指，建议由邓统一指挥和具体部署，集中力量发起攻击。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炮兵的火力支持，并指出如果炮兵准备不足，则不宜贸然发动进攻。 温玉成对于承担砥平里战役的指挥任务感到相当为难。 横城反击战结束时，第40军的三个师并不在他直接掌控之下，第118师被临时划归第66军指挥，同时担任邓指的预备队；第120师则配属给第42军，南下准备攻打原州；第119师则直接由邓指指挥参与砥平里战斗。直到砥平里的进攻两次失利后，才明确由第40军统一指挥。 有战史研究者因此推测，这实质上是让温玉成来“收拾残局”。 久经沙场的温玉成也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这到底打得是什么乱仗？ 事实上，邓华对指挥关系的调整，原本是为了区分围绕砥平里的两个作战任务——攻坚和打援，并分别赋予第40军和第39军相应的指挥职责。这样不仅有助于行动的统一，也能使前线指挥员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灵活应对。然而，由于当时各军、师的建制多已被打乱，且彼此之间未能建立有效的通信联络，这一调整实际上增加了指挥和协同的难度。 查阅志司当年的相关文件，发现一封来自第42军领导的电报，内容表达了对砥平里之战前景的极度担忧。该电报的发报时间为15日11时。 此时，第42军与第66军共同承担牵制原州敌军的任务。此前，第42军曾向邓指建议，将第39、第40军的3个师分别调往原州西北和西南方向，“再打一场大仗，以便更好地策应砥平的作战行动”。然而，由于砥平里多次攻坚未能奏效，他们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向志司建议，需要考虑下一步的攻防转换策略。 根据志司发出的文件，邓华和彭德怀直到15日午后才相继做出决定，认为在砥平里继续推进已不再合适。 15日下午1点，邓华打电话给彭德怀，请示接下来的行动计划。这封电报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对砥平里的攻击，但邓华对于能否再度取得胜利显然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疑虑。 在他看来，解决砥平里问题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攻击部队至少需要两天的准备时间；其二，阻援部队必须在3至4天内抵挡住各路援军。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局势，他提出了一个预案：如果攻克砥平里的计划未能实现，主力部队将撤至横城以北，待条件成熟后，再伺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由于美军增援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攻击准备时间的长短，邓华命令各军、师部队：白天要加强伪装和隐蔽，阻援部队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同时，派遣小分队携带报话机潜伏在公路附近，侦察敌情并及时汇报。邓华还指示，所有电台和报话机必须全天24小时保持开机监听，防止漏接下级的报告。 不久，一个重大情况上报：美军第1骑兵师的“柯罗姆贝茨特遣队”当天清晨推进至砥平里南约6公里的曲水里。随后，该部队以23辆坦克组成装甲纵队，在航空火力的掩护下，突破了第42军第116师和第39军第126师的重重阻击，并于当日黄昏突入砥平里，与第23团战斗队成功会合。 有情报显示，来自骊州的韩军第6师和英军第27旅的先头部队正向砥平里推进。与此同时，西线美军第9军的各个部队已在骊州和长湖院里一带构筑了防御纵深，中线的美军第10军也在原州和武陵里一线建立了新的防线。 砥平里敌军实力增强，攻克难度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美军东西两线在原州、骊州地区的新防线已然构筑，借助横城反击战所打破的缺口向敌方侧翼和纵深推进的有利时机也随之消失。 15日下午14时30分，邓华发出停止进攻的密语代号，并立即起草电报发往各军、师单位，明确指出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决定停止对砥平里的进攻。各部队当夜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这一决定同时上报给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 志司对砥平里之战的得失，以及此战对整个战役进程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在美军完成部署调整的情况下，即使15日夜间能够解决砥平里的问题，从全局来看也已经慢了一步，难以迫使敌军撤退。 要实现既定的战役目标，必须从根本上动摇敌方的进攻部署，不仅需要尽早歼灭砥平里的敌军，还需击溃并歼灭相当数量的援敌，使志愿军主力及时推进至长湖院里以南区域。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实现这些目标面临诸多困难。 攻打砥平里由于增加了准备时间，不得不推迟到16日黄昏才能发起，而阻击援敌也难以取得预期的歼灭效果，志愿军主力南下至长湖院里的行动更是难以达成。因此，在收到邓华关于撤出砥平里战斗的电报后，志司于17时30分立即回复，表示同意他的决定。 18时30分，邓华致电彭德怀、洪学智和解方，同时通知金雄和韩先楚，汇报停止对砥平里攻击后的部署调整情况。 根据时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回忆，邓华在下达停止进攻和部队转移命令时，心情颇为不安。他担心志司可能不同意他的决定，并作出其他安排，这样一来，部队将不得不再次进行部署调整，势必增加行动的难度。直到收到彭德怀的复电，邓华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关于停止对砥平里的攻击，战史研究者的观点存在分歧。有些人认为，即便美军的装甲增援部队已经成功进入砥平里，这并不代表原定的歼灭目标无法实现。 当时，美军第9军的其他两支援军都被阻挡，原州方向的第10军也无力进行强有力的反击。此时，志愿军已在砥平里地区部署了充足的兵力，经过充分的准备，完全有信心一举歼灭砥平里的敌军。然而，就在总攻发起前的几小时，邓指下令撤出战斗，导致砥平里攻坚未能成功，实在令人惋惜。 客观来看，当时的局势决定了停止攻坚的利大于弊。即便攻下砥平里，也难以对整体战局产生显着影响，何况继续攻坚无疑会加大伤亡，为一场局部战斗付出过高的代价，最终却无法对全局产生实质性帮助。因此，放弃这样的战术成果是合理的选择。 2月16日拂晓前，砥平里进攻部队陆续撤出战斗。与此同时，前出至原州附近的志愿军也开始转移，向砥平里以北的龙头里至横城一线及洪川以南区域集结。 战后，357团团长孟灼华哭着向上级报告：毙伤美军800余人，自身伤亡1830人。 砥平里攻坚战的失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美军打过许多硬仗，但没有一场比砥平里战役更具“巧妙、英勇与顽强”。 在这次战斗中，美军投入步兵第2师第23团、第1游骑兵连、第37炮兵营（105榴弹炮）、第503炮兵营b连（155榴弹炮）、第82自动高射武器营b连、第2工兵营b连，坦克一个连，第2医疗营1个排，法国营（配属韩军1个连），共计约6000人。这样的阵容，已经算是一个超级团战斗队。 美军第2师本来就是朝鲜战争中美国陆军最强的一个师，是美国陆军第二王牌部队，仅次于在欧洲的第1师。美军第2师前几次作战后，新补充进去的人员中，大量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另外美军第10军还给第23团配属了法国营1020人，全是有经验的老兵。 整补后的美军第23团，其步兵的实际战斗力反而比入朝时更强。加上加强、配属美军第23团的部队，在砥平里的美军第23团战斗队，实际上已成为当时美军最强大的团级战斗队之一。 这也是美国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要求第23团战斗队坚守砥平里的原因之一。如果美军当时的最强部队都不敢坚守或者不愿意坚守，那这个仗没办法打了。 志愿军在砥平里战役中，先后投入了8个团。在满编情况下，志愿军参战8个步兵团加上配属部队总兵力将近3万人，但必须强调的是，经过前三次战役，志愿军各部减员非常严重。到第四次战役时志愿军参战的各团兵力仅为第一次战役前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由此可以推测每团大约在1500到2000人左右。加上加强、配属的部队，志愿军砥平里参战总兵力大约在1万5千人。 砥平里战斗，志愿军对美军兵力对比为：2.5：1，这差不多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对美军进攻作战的平均水平；但火力对比却是1：33（综合重火器数量和火力密度），远远低于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期间平均水平，更不要说与阵地战期间相比了。 美军战史记载，第23团战斗队在这场战斗中给志愿军造成了4948人的伤亡，此外，柯罗姆贝茨特遣队则给志愿军造成了超过500人的伤亡。在砥平里防御圈内，共有79名中方战俘被俘。综合这些数据，志愿军在砥平里战场的总战损人数超过了5500人。 由于美军在计算敌方战损时常使用估算数字，并且往往夸大和渲染，数据往往存在较大水分。志愿军方面并未对砥平里之战进行完整的战损统计，仅在第40军的检讨报告中提到，该军三个团的战斗中“击毙敌人800余人，我方伤亡失踪人数达1830余，敌我伤亡比例大约为一比二”。 如果参照第40军3个团的战损情况推算，志愿军在此战中的总伤亡应在3000至4000人之间。而美军第23团战斗群伤亡人数是404人。志愿军与美军伤亡比为8比1，纵观整个抗美援朝战争，这个伤亡比确实吃了大亏。 从这一点来看，这场战役确实是得不偿失的。 西方的战史对砥平里之战的结果，尤其是它对后续“联合国军”作战的影响，评价颇高。对美军而言，砥平里之战在心理层面具有某种转折性的意义。 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简史对这场战斗的评价是：“砥平里战斗是美军在与中共军作战中首次获得战术上的成功，这不仅激励了全军的信心和希望，还消除了美军决策层对战局发展的疑虑。这场胜利的意义堪比英国第八军在阿拉曼的胜利，也被称作‘第二个仁川’。” 《韩国战争史》如此夸耀：“第2师在砥平里的英勇坚守，后来被证明是扭转共产党进攻局势的关键转折点。” 在此前的战斗中，美军每次遇到志愿军的迂回包围，通常在稍作抵抗后便迅速撤退，以避免被全歼。然而，经过砥平里战斗后，他们对志愿军在攻坚方面的弱点有了充分认识。再遇到志愿军的迂回包围时，美军开始敢于坚守阵地。只要能够顶住夜间的攻击，坚持到天亮，就能在空中力量的掩护下强行突围，或等待援军到达，恢复原先的阵地。 砥平里之战表明，志愿军由于火力不足以及“月夜攻势”的局限性，难以在一次战役中彻底歼灭美军一个整编团。志愿军不得不以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建制单位，去对抗美军较小、较少的建制部队，并在相对狭小的区域内保持过高的兵力密度。 一旦遭遇敌方火力的覆盖，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与此同时，美军团级部队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敢于与志愿军师级甚至军级部队抗衡，这无疑增加了志愿军在攻防作战中的难度。 在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曾对战场上的这种局面进行过相关分析。 他指出，如果你无法消灭敌人的一个营，他们就会以营为单位展开行动，一个整编师能够分成二三十股来围追堵截你，导致敌人无处不在，使你时时不得安宁，处处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日夜疲于转移。最终，部队无法得到休整，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局势愈发艰难。 相反，如果你能歼灭敌人的一个营，它便不敢再单独以营行动，而是改为团的规模，这样就变成了七八路。如果你能消灭敌人的一个团，它也不敢再以团独立活动，而是以旅为单位行动，结果就成了两三路。如果你能击溃敌人的一个旅，它便不敢再以旅为单位单独行动，最终只能以师为单位，变成一路了。 这一分析，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军的作战。 在砥平里战役之后，着名将领邓华在志司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邓华的检讨不仅上报了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司令部，还直接送达各军以及韩指、金指，向上级、同级和下级同时承认自己的过失，承担应有的责任。 据当事人透露，有些军长之前对邓指有不满，但在阅读电报后深受感动，因此改变了看法。对于砥平里之战，志司并未过多指责。后来，志司在召开总结会时提到砥平里攻坚失利的情况时，只是提到邓华同志发了个电报给各军，并没有再进行批评。 邓华的挚友韩先楚至死都认为还是应该先打砥平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多次提及不能忘了砥平里的教训，即使在邓华落难之后，也没有顾及邓华的面子。 砥平里的失利使彭德怀稳定战局的希望破灭，东线的反击未能实现打破敌军战役布防的目标，西线的阻击因此也变得毫无意义。1951年2月16日，38军全线撤回汉江，标志着惨烈的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的结束。 砥平里之战后，中朝军队开始进入了全线防御态势，这一仗也就此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老将心中永远的痛。 坊间有个说法是，原志愿军39军军长吴信泉中将，听说了砥平里发现了19具志愿军遗骸的事后，白发苍苍的他泪流满面。这其中或许有对战斗失利的不甘，但更多的应该是对自己麾下那些牺牲于此地的将士们的深切思念吧。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10)万岁军中英雄营 厚厚的一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英雄模范单位名录》，承载着人民军队辉煌的历史篇章。翻到第三卷第1534页，扑面而来的硝烟味令人仿佛置身战场，一段简洁而震撼的文字映入眼帘： “志愿军第38军114师342团1营，从抗美援朝战争的朝北反击战到汉江南岸守备战，次次战斗都承担了主要突击任务，以善打硬仗、恶仗而闻名。” “1951年2月，在汉江南岸的守备战中，1营奉命坚守350.3高地，营长曹玉海、政治教导员方新连续7天未眠，带领全营官兵顽强坚守阵地6个昼夜。尽管兵力不足百人，他们仍与敌军展开激烈对抗，坚持奋战1天，击退了美军骑1师1个团在24架飞机、52辆坦克和50门火炮配合下的7次猛烈进攻。曹玉海、方新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全营歼灭美军680余人，圆满完成了坚守任务。” 在东线战役的时候，西线只剩下三十八军这一道薄弱的防线阻击敌军。一旦38军的防线被敌人突破，西线的敌军将从这个缺口直插中国军队后方，围困东线的邓华部队！ 即便东线的部队能成功撤退，整个战线也将全面崩溃。政委、教导员和指导员不断向坚守的战士们讲述形势的严峻性。事实上，战斗打到这个阶段，连曾经的懦夫也都已成为勇士。 牺牲极为沉重。 曹玉海驻守的350.3高地是38军防御阵地的关键所在，极其重要，却又极其难守。这个小高地位于前线最突出的位置，三面受敌，局势险峻。当38军副军长江拥辉得知114师342团将坚守350.3高地的任务交给了1营时，他内心五味杂陈。 他深知，谁被派往350.3高地，谁就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江拥辉对1营营长曹玉海，这位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了解至深。对于这样一位出色的干部和如此优秀的营，他心中充满不舍，但为了全局，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江拥辉亲自召见曹玉海，当面交代任务。 这次任务重要又危险，江拥辉也不说虚的，上来就说：“敌人一定会倾尽全力进攻，你们能守住吗?”曹玉海知道这必然是九死一生的局面，但依然毫不畏惧地看着江拥辉的眼睛，坚定地回答：“我们营从未打过败仗，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曹玉海是38军公认的最强营长。 1945年6月，日寇看到盟军发起诺曼底登陆，担心盟军在亚洲战场也来一次登陆，于是对可能登陆的青岛、烟台一带发起大扫荡。其中有近千名日伪军队对青岛重罗山一带扫荡，曹玉海在坚守龙古山和重罗山阻击战中，因作战勇敢，被当时的滨海军区直接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在着名的四平血战中，曹玉海在消灭敌伪武装“铁石”部队五千余人的战斗中，负伤不下火线。在保卫四平战斗中，他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猛烈轰击，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曹玉海几次负伤，送下阵地包扎后，又立即重返前线。战后，曹玉海被军部评为战斗英雄、保卫四平十勇士之一。 曹玉海所在的1纵队3师9团还参加了1947年夏、秋、冬季的三大攻势，又参加了三打四平和最后攻占四平恶战，还参加了辽沈战役的黑山阻击战、辽西会战，直至解放沈阳。 在东北解放后，曹玉海又跟着四野入关，又打了天津战役；平津战役打完又参加了渡江战役，这么几年时间下来，曹玉海先后在战斗中立功7次，其中立大功3次，获奖章5枚，并数次被评为战斗英雄或战斗模范。 1949年，曹玉海追击残敌到江西境内时再次负重伤。在养伤期间，1950年9月，曹玉海还出席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并且出访苏联。 因曹玉海多次负伤，组织决定让这位战斗英雄转业到湖北武汉监狱担任监狱长，别打仗了。 曹玉海也同意了，在曹玉海养伤期间，还和照顾他的护士恋爱了，现在一转业也刚好可以在新中国幸福生活。 但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此后美军迅速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38军114师接到紧急命令北上，曹玉海知道消息后，马上联系老部队，想再次入伍。 曹玉海先找到了342团政治处副主任孙永章，要求归队。政治处副主任决定不了，114师也决定不了，最终上报到了时任中南军区组织部部长梁必业那里。 梁必业说：“别人的事都好办，你这个事不好办，因为你已经转业了。” 曹玉海说：“老首长，我是在114师342团长大的，你想一切办法，让我回去吧。” 在曹玉海的恳求下，终于回到老部队38军担任114师342团一营营长。 进入半岛后，1950年11月1日，曹玉海所在342团，首仗就把韩伪六师19联队的一个营全歼，还顺手俘虏了5名美军顾问，这也是我军首次俘虏美军军官顾问。 在二次战役时，曹玉海带领两个连一举占领了阳站，消灭了土耳其旅一个加强营600余人。 三次战役时，曹玉海带队突破敌人“钢铁防线”，突入敌人纵深40余公里，歼灭美军330余人，获各种火炮40余门，轻重机枪20余挺，汽车36辆。 江拥辉从师长翟仲禹那里听了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对这个高瘦的山东汉子十分敬佩。目送曹玉海离开时，江拥辉心中万分难过，和美军硬碰硬地去消耗这样一位“钢铁营长”和他的英雄营，实在不值得啊！ 自入朝以来，曹玉海率领的1营在三次战役中战无不胜，屡次建功。在一次战役中，他们俘虏了南朝鲜军400余人；二次战役的阳站战斗中，曹玉海的部队成功迂回穿插，歼灭了土耳其旅的一个营，人数达550余人； 而在第三次战役中，他们突破了美军严密的防线，穿插推进40公里，沿途消灭美军330多人，缴获各类火炮40余门、轻重机枪20多挺以及36辆汽车。如此一支“钢铁营”和“钢铁营长”，哪个指挥员会不珍惜？ 曹玉海从军部返回后，立刻展开了战斗部署：为1连配备了一挺重机枪和一具90火箭筒，负责坚守350.3高地的正面阵地；将2连的1、2排布置在350.3高地左侧的276.8高地，作为警戒阵地，监视左翼来敌，同时支援1连的战斗；3连则部署在350.3高地主峰。三个连队呈品字形分布，形成犄角之势。 抵达阵地后，1营立即着手修筑野战工事。每名士兵负责建造2至3个立射掩体；班排构筑带有1米厚顶盖的防炮洞掩体和机枪掩体，并配备备用掩体；连队修建战斗小组之间用两道交通壕连接的通联工事，在高地反斜面上修建可容纳三四十人的防炮洞和野战工事；营部构筑出一个由交通壕与射击工事相连接的完整防御体系。此外，阵地上还布置了用于分散美军火力的假掩体。 2月7日清晨7时，美骑1师向1营的前沿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势，开战之初便展示了所谓的“范佛里特弹药量”威力。密集的航弹与炸弹如同倾盆大雨般从空中倾泻而下，瞬间将1营阵地化作一片火海，造成人员与工事的重大损失。 在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后，美军第1骑兵师的步兵自信满满地认为山顶的志愿军已经被彻底消灭，他们吹着口哨，得意洋洋地向276.8高地攀登，没想到却遭到了志愿军战士的猛烈反击。美军连续4天反复发起冲锋、实施轰炸，再次冲锋和轰炸，尽管战术不断调整，却始终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情绪逐渐变得焦虑不安。 在这四天中，第一营官兵齐心协力，面对敌人毫不退缩。饥饿时就抓一把炒面充饥，口渴时便捧一把雪解渴。敌人炮火袭来，他们迅速钻入防炮洞避险，敌军冲锋时则立刻冲出阵地迎战。在彼此的鼓舞和支持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2月11日凌晨6时，美骑1师在受到上级训斥后失去了理智，为了夺取一个不起眼的警戒阵地，竟持续炮击了整整4小时。大约在10时，2个美军步兵连在坦克的掩护下发起了进攻。由于2连1排仅配备步兵武器，他们只能在敌人逼近前沿时才进行突然开火。经过40分钟的激烈战斗，1排连续击退了敌人的两次攻击，歼灭敌人60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严重的代价。 下午14时，2连1排已经成功迟滞美军进攻长达4天，但仅剩5人生还，伤亡惨重。1营因此命令1排残存人员向后撤退。此时，1排的班长潘学仕，双腿已被炸断，作为阵地上唯一的指挥员，依然坚守。接到撤退指令后，这位彝族青年奋力坐起，对剩下的4名战士果断下达命令：“你们撤，我来掩护！” 然而，战士们却迟迟不愿行动，舍不得将班长独自留在阵地上。正当此时，敌军炮火骤然响起，局势愈发危急。眼见无法说服大家，潘学仕神色凝重，严肃地下令：“把伤员带走，把手榴弹留下，立即执行命令，不准违抗！”望着失去双腿、目光如炬的班长，刘福等4人满怀无奈，只能遵从。他们临行前将机枪子弹压满，并将最后一枚反坦克手雷放在班长身旁，含泪告别。 刘福等人刚刚撤离阵地，便听见潘学仕的机枪声骤然响起，美军的进攻随之展开。没过多久，一声反坦克手雷的巨大爆炸声传来，机枪声戛然而止，警戒阵地上的枪炮声逐渐归于寂静……众人不约而同地朝276.8高地望去，沉重地摘下了帽子。 2月12日，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时刻。 面对美国精锐王牌骑一师的进攻，曹玉海与他的好友、营教导员方新七连续七昼夜不眠不休，成功击退了敌军上百次的攻击。每天，曹玉海所辖的一营要承受来自美国军队的几万发炮弹和几百枚炸弹的轰击。在“钢铁营长”阵地前，美国军队不知道丢弃了多少尸体。然而，英勇的一营最终也消耗殆尽。 曹玉海上阵时，将营指挥部设在主峰的三连阵地，表明他决心与阵地共存亡。拂晓时分，他站在主峰上，双眼血红地凝视着山下，那里是利川、水原和龙江三城通往汉城的三条公路交汇处，必须死守的关键要地。 曹玉海深吸了一口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的晨雾。 曹玉海心中暗想，自己大概撑不过今天了。昨日，2连只剩下了四名战士，今天轮到坚守主峰的3连了。身为一名从人民军队中成长起来的孤儿，曹玉海早已决意将自己的一切献给这支英雄的部队。 对于这样的真正军人来说，死亡根本不值一提。或许唯一让他牵挂的，便是那位将他抚养长大的嫂子。炮弹的呼啸声传来，预示着骑一师的进攻再次拉开帷幕。与此同时，教导员方新与战士们的誓言声响彻主峰上空： “为了保卫新中国，为了保卫朝鲜人民，为了维护1营的光荣，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敌人的七次进攻再次被击退。下午3点，团长孙洪道来电询问战况，曹玉海冷静地回答：“人越来越少了，但请团长放心，有我曹玉海在，阵地就还在。” 尽管曹玉海手下只剩下30多人，他依然没有请求增援，因为他明白，全团也不过剩下一百多人了。孙洪道被曹玉海的镇定打动，心中稍感宽慰，然而就在此时，电话里曹玉海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团长，敌人包围了营部！我跟您告别了，团长！” “曹玉海，如果情况真的无法挽回，就立即撤下来。天黑后再伺机反击，不要盲目硬拼！”孙洪道焦急地跺着脚喊道。他宁愿放弃阵地，也绝不愿意失去这样难得一见的营长。 “来不及了，团长。” 曹玉海放下电话，奋力迎战敌人。 两颗子弹瞬间射向他的头部和胸膛，但他依然强撑着睁开眼睛，对班长徐金说出最后的话：“一定要守住阵地，要是有机会，替我告诉俺嫂子，我没有给她丢脸！” 话音未落，他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战士们看到营长牺牲，纷纷大喊为营长报仇，再次击退敌人的进攻。 1951年6月25日，志愿军总部追认曹玉海烈士为“一级战斗英雄”和“特等功臣”。 教导员方新拿起电话，将营长曹玉海牺牲的沉痛消息报告给团里，悲恸至极，泪水夺眶而出，话语哽咽。过了一会儿，他才艰难地说道：“我们还有20多人。”孙洪道团长一边放声痛哭，一边拼命想冲向阵地，为部下和战友报仇，政委王丕礼则紧紧抱住他。 曹玉海牺牲后，他的好友和搭档、教导员方新继续拼命地冲锋杀敌。这位曾经的政工模范干部，再也不喊任何鼓动的口号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杀！为曹玉海报仇！连番打退敌人的反攻后，连长赵连山几次催促方新撤下阵地。 根据部队规定，营长牺牲，教导员必须下去。如果两个主要指挥官都阵亡，英雄营未来由谁来带？太伤部队的元气了，只要保住一个主要干部，营的光荣传统就能延续。 方新冷静地坐在战壕里，专注地将驳壳枪里的子弹一颗颗压满。就在他不停地装填弹药时，激烈的枪声再次响起。赵连长抓起两颗手榴弹，冲着方新大喊了一句：“教导员，再见了！”随即便冲进了弥漫的硝烟中…… 战斗愈发激烈，敌人如狼群般从四面八方猛扑而至，方新被重重包围。子弹耗尽后，他迅速捡起一枚已经拔掉引信的迫击炮弹，奋不顾身地冲向敌群，将炮弹狠狠砸下。随着天崩地裂般的巨响，大地为英雄的壮举而颤抖，群山回荡。 炮手傅国良60炮筒被炸飞了，炮盘被炸碎了，他也负了伤。但他找回炮筒，手扶炮筒继续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战后，傅国良被志愿军司令部追记一等功，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18岁的战士王启春端起枪冲向敌群，一连消灭20多个美国强盗，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后，王启春被志愿军司令部追记一等功，并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当夜，1营完成了阻击任务，114师340团7连和师警卫连上来接替了350.3高地阵地。 7天6夜，1营用生命和鲜血打退了敌人对350.3高地的十几次进攻，歼灭美军685人，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绩。 1951年6月25日，志愿军总部追授方新烈士为“二级战斗英雄”和“一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当晚，114师340团7连和师警卫连上来接替350.3高地的防守，1营成功完成了阻击任务。在撤离时，超过200名战士英勇牺牲，永远长眠于高地之上。阵地上只剩下两位战士坚守，一个是3连连长赵连山，另一个是1班副班长刘占清。此时，赵连山的枪中仅剩4发子弹，而刘占清的枪里也只剩3发。战后，赵连山和刘占清都荣获了一等功。 曹玉海和方新以生命践行了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在持续七昼夜的激烈战斗中，他们所率领的营队成功歼灭了685名美军士兵，创造了志愿军营级单位歼敌数量的最高纪录。 战后统计显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尽管1营连续作战且缺乏补充，仍成功歼灭美军、南朝鲜军和土耳其军共2034人，其中包括1451名美军。1营不仅在志愿军38军中歼敌数量最多、战果最为辉煌，甚至在全军营级单位中也位居前列。 志司为此授予该营“抗美援朝英雄营”的光荣称号。以这场战争的名称命名一个步兵营，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誉。同时，一营三连还被记特等功，荣获“二级战斗英雄连”称号。 1954年1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再次根据38军的推荐，授予1营“攻守兼备”荣誉称号，并颁发锦旗，以表彰其在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攻势如猛虎、守势如泰山的战斗作风和卓越战绩。曹玉海、方新、潘学仕等英烈若有知，必能含笑于九泉。 2000年4月，重情重义的38军在几十年的不懈追寻后，终于在山东省莒南县，找到了曹玉海的嫂子王月花，此时，王月花已年逾八十四。直到这一刻，她才第一次得知，自己挂念了几十年的小叔子，竟是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是与黄继光、杨根思齐名的英雄人物。 万岁军中英雄营！ 38军竭尽全力顶住了西线那条岌岌可危的防线。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11)全线转运动防御 1951年2月16日，砥平里攻坚受阻，志司和邓指决定退出战斗，并停止在中线和东线的进攻行动。 2月17日24时，志司致电各军并报告中央军委，对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第二阶段以运动防御为核心的作战构想。他决定全线暂时转为防守态势，不再固守某个据点，而是采取机动作战部署，以保存实力，避免过度消耗，伺机再发起反攻。 为了更有效地组织防御，志司将参与防御作战的所有兵力划分为一线和二线两个梯队，构建了梯次配置的防御体系。还规定了“撤退指标数”，要求各军每日的撤退距离必须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大致为每天一至两公里。 志愿军的将领们计划通过这一防御策略争取两个月时间，集结兵力，改善运输条件，囤积作战物资，以此引诱敌军深入。当增援部队到达后，再将敌军歼灭在汉江以北。这一决策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 志愿军和人民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这是在横城反击未能取得全胜、砥平里攻坚遭遇挫折后的无奈选择。总体而言，志愿军总部关于在准备条件下转入决战性进攻的战略意图并未改变，暂时采取防守姿态只是由于当前兵力不足、形势不利所采取的权宜之策，属于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安排。 志司要求运动防御持续两个月，这个时间期限是根据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的进驻、集结及作战准备所需时间来确定的。在第一批部队入朝之前，中央军委就已经开始规划第二批和第三批部队的编组工作。 由于志愿军在入朝初期的作战相对顺利，除了原计划第二批参战的第9兵团所属3个军在11月上旬紧急入朝承担东线作战任务外，中央军委暂时并未对其他拟参战部队的调动作出紧急安排。 1951年1月下旬的时候，联合国军在美军的指挥下全面发动反攻，第四次战役提前打响，朝鲜战事逐渐显现出长期化的趋势。中央军委认为，美军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扩大其占领区域；二是阻止志愿军在前线进行必要的休整和补给，从而增加志愿军的力量消耗，使战局朝着对美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挫败美军的企图，确保志愿军获得休整和补充，从而有利于长期作战的坚持，成为战争指导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2月7日，中央军委对朝鲜战场的轮番作战兵力编成，提出了具体指示。信中详细安排了志愿军三番作战的兵力配置，特别是第二番兵团各军的出动时间、顺序以及作战准备事宜，同时也对第一番各军撤退至后方进行补充休整的时间和地点，作了明确规定。 在中央军委调动国内部队准备轮番进驻朝鲜之际，朝鲜战场的局势逐渐严峻。第二批部队的迅速到达对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战役运动防御作战显得尤为紧迫。 在提前发起第四次战役后，前线兵力不足的问题愈发凸显。若不及时解决这一问题，志愿军地面部队的数量优势将不复存在，整个战局必然陷入被动局面。 因此，志司在向中央军委汇报第四次战役部署时，特别强调了兵力不足对战局的影响，并建议第19兵团迅速前往安东进行补充和整训，以便随时准备投入前线作战。在确定横城反击计划时，他又提议军委调整第19兵团的进军计划，立即命令其分三路入朝，以应对战场形势的变化。 志司强调，在部署第四次战役时，比第三次战役时更加勉为其难，其原因正是兵力不足所致。眼看着前线战况日益紧张，而后续部队迟迟未能到达，这让人十分焦虑。在这段时间里，志司一方面指挥前线的战斗，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后方部队的推进进度，日子简直是在掰着指头数着过的。 在志愿军砥平里战役失利并全线转入运动防御后，前线对后援的期待愈加迫切。为了争取时间，确保第二批部队能够顺利开进、展开并完成作战准备，志愿军司令部（中朝联合司令部）在2月17日下达运动防御部署命令当天，志愿军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前线各军党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司令部的作战部署得到全面落实。 战场上主动与被动的变化，紧密关联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确保第二批部队的顺利推进、集结和参战，成为这一时期扭转战局的关键前提。实施为期两个月的机动作战防御，实际上是通过牺牲空间来争取时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被动的，但作为两次战役间从防御转向进攻的过渡，这一策略却蕴含着积极的意图和主动的内涵。 此时，美军发起“霹雳行动”全面反攻已超过20天。尽管前线部队在此过程中遭遇了一些损失，各师仍然保持着完整的战斗力，具备继续推进攻势的能力。 在后方完成整顿补充的两个美军师——第1陆战师和第7师再次投入前线。同时，从本土调来的野战炮兵部队以及1.13万名作战人员也陆续进入朝鲜战场。美军还对朝鲜和日本境内的9.2万名后勤支援部队进行了精简，精简下来的大批人员被编入在朝鲜的作战部队，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美军的整体战斗力。 回顾志愿军的表现，这段时间的战斗异常艰难，尤其是负责阻击和攻坚的部队，在美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伤亡人数大幅上升。 2月18日，邓华致电志司： 一线6个军经过20多天的激战，第50军和第38军的许多部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第66军的实际战斗力也只能相当于一个师；第42军和第40军的一些单位同样受到了重创，例如第42军有5个团、第40军有3个团，每团只能缩编为3到5个步兵连。第120师第359团的一营仅剩50余人，二营只剩80多人，三营也只剩下200余人。军、师各级直属部队多次抽调补充，已经无人可用，只能缩编各建制单位。 此外，根据志司军务处对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在本次战役第一阶段中的战斗减员统计，这四个军参战总人数为人，战斗减员达人，超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的战斗减员总和，且是第三次战役战斗减员的四倍多。 人民军方面的损失同样十分惨重。隶属于金雄集团的两大主力军团——第2军团和第5军团，由于伤亡过重，不得不进行缩编调整。其中，第2军团撤销了第31师，而第5军团则裁撤了第38师和第43师。 除了上述兵力对比的变化之外，双方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变化对作战进程的影响更加深远。在砥平里战斗发生之前，美军对中国军队怀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感，尤其对中国军队在夜间攻击能力和包围迂回战术方面，感到深深的畏惧。 通过砥平里战斗，美军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军队在攻坚能力和后勤保障上的不足，逐渐变得敢于与中国军队进行正面交锋。有时美军甚至主动靠近中国军队，频繁保持近距离接触，紧紧缠住对方，运用所谓的“磁性战术”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持续打击，逐步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削弱其锐气和战斗意志。 这一战场上的变化被美国人称为“朝鲜战争中的葛底斯堡”。这表明，在美军看来，砥平里之战确实具有“拐点”意义。砥平里之战前后，朝鲜战场的局势开始发生显着变化。 美军并非一开始就完全察觉到这个转折点。 截至2月18日，第8集团军参谋机构向李奇微提交的报告中，依然建议美军在原地坚守防御，待春季结束后，按计划逐步收缩兵力，最终撤退至釜山防御圈内。 这使得李奇微再次大发雷霆，因为他已经从战场形势的变化中看到了新的契机，坚信美军当前“应当主要考虑如何展开进攻”，而非停滞不前，更不该后撤。他将报告丢在一旁，另行制定了一个全新的进攻方案。 1951年2月19日，李奇微在骊州召开作战会议，与会者有第9、第10军军长和第1陆战师师长，围绕他的意图研究确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李奇微将此次攻势称为“屠夫行动”，以突出其目的是大量削弱并消耗中朝双方的有生力量。“屠夫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在西线，控制汉江南岸一带；在中线，推进至砥平里、横城、芳林里一线以北地区；在东线，前进到江陵以北，拉直由堤川向原州东南延伸的战线凹部。具体的作战部署是从两个方向发起攻击。 一个方向是从原州出发，沿着29号公路向横城以北推进；另一个方向则是从宁越出发，沿60号公路朝平昌以北前进。这一部署形如一把张开的铁钳，直逼中朝军队北撤的主要通道，目标是在“堤川突出部”北上的志愿军和人民军。 李奇微为“屠夫行动”设定的目标线被称为“亚利桑那线”。根据任务分工，美军第9军负责沿29号公路向北推进，而美军第10军则沿60号公路向北发起进攻。 基于此，“联合国军”进行了如下部署调整： 西线的防务由美军第1军负责，麾下包括两个美军师、一个韩国师以及一个土耳其旅。美军第2师和第25师担任主力进攻，分别在汉城以南和京安里以北并肩展开，向汉江南岸推进；韩军第1师则负责确保金浦和永登浦地区的安全。 “屠夫行动”的主要战场在中线，由美军第9军负责，指挥4个美军师、1个韩军师和1个英军旅，展开北进攻势。进攻路线自南汉江以西的砥平里向北延伸至原州以东。第1骑兵师和第1陆战师承担主攻任务，分别沿砥平里至洪川和原州经横城至洪川两条轴线发起攻击。 东线的进攻任务由美军第10军和韩军第3、第1军团共同负责。美军第10军下辖1个美军师和2个韩军师，韩军第3军团下辖3个韩军师，第1军团则拥有1个韩军师。进攻路线从平昌、旌善沿至东海岸的江陵一线向北展开。 韩军伪2师、伪3师以及英军第29旅作为此次战役的预备部队。 美军第187空降团先在堤川东北地区集结，随后转移至大邱机场，计划在敌后方展开空降作战。 在制定“屠夫行动”计划的过程中，李奇微始终未能完全掌握中朝军队的实力及其部署。当志愿军主动从砥平里撤离，并全线向北转移时，李奇微依然怀疑这可能是一个旨在诱使美军上当的圈套。 根据美国官方战史的记载，李奇微在对潜在对手尚未完全了解、且明知敌方后备力量一旦参战可能迫使他取消进攻计划的情况下，仍然着手推动并发起了“屠夫行动”。 因此，他在部署行动时依然保持谨慎态度，将“敌方后备力量的能力预估为能在24小时内抵达前线”，并特别下达指示，强调“不可毫无节制地向北推进”；各部队在行动时必须协调一致，“避免一切不顾后果的无序推进”。 李奇微强调：要在最大程度上削弱敌人，同时尽可能降低己方伤亡；保持各主要部队编制的完整性；谨慎行事，避免因敌方的诡计或我方的冒失行动而被敌人包围并各个击破。我们的追击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只能在确保强有力的支援下进行追击，或者至少在部队能够及时脱离敌人、进行局部撤退的情况下才进行追击。 在“屠夫行动”发起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令李奇微极为不满的插曲。 那天清晨，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往原州。 李奇微清楚，这位刚刚丢尽颜面的“联合国军”司令正是来摘桃子的。此刻，麦克阿瑟正处于极度的尴尬之中。当志愿军打到三八线时，为了推卸责任，他大声宣称，全世界都知道朝鲜战局必败是因为杜鲁门束缚了他的手脚。可谁能想到，现在居然是李奇微打退了中国人，世人会如何看待他呢？难道他那一世的英名竟然要沦为全世界俗人的笑柄吗？ 为了挽回面子，麦克阿瑟在东京对媒体大肆吹嘘，声称美军之前的撤退是“精妙的战略行动”，意在“拉长中国人的后勤线”。仿佛不是志愿军将他击退，而是他为赢得新的战略胜利而故意设下的迷阵。并声称：“现在的局势证明了我的战略是有效的！” 为了向世人展示他所谓的巧妙战略行动的成果，麦克阿瑟再次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报复措施。他计划轰炸中国本土，支持蒋介石对中国东南沿海的进攻，并封锁中国的所有海上交通。最引人注目的是，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宣称，他打算在中朝边境设立一道放射性废料区，以核废料将朝鲜与满洲隔离，他甚至已经决定使用哪种核废料，钴。 李奇微满怀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地目睹了麦克阿瑟当面将他的功劳一举夺走！更让人恼火的是，李奇微曾向麦克阿瑟展示过一份注明“仅供参阅，不许抄录”的“屠夫行动”内部文件，结果，转眼之间，麦克阿瑟就向随行记者公开宣称，美军将根据他的命令展开新的进攻。 李奇微对此感到极度愤怒，因为这不仅泄露了美军即将发起进攻的机密，还把他精心策划的行动归功于麦克阿瑟。李奇微痛心地说：“这一突然的声明，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事实上，“无论是麦克阿瑟本人，还是他的参谋人员，都在‘屠夫行动’的构想和制定中毫无贡献”。 2月21日上午10点，“屠夫行动”按计划正式展开。 此时，志愿军西线各部队已于18日撤回汉江北岸。 韩指确定的防御布局如下： “充分借助汉江这一天然屏障，将敌军阻挡在汉江南岸，牢牢守住北岸及汉城的有利阵地；同时，在纵深地带部署第二、第三道防线。” 韩先楚推测，敌军在遭受打击后，需要几天时间进行调整才能重新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几天后汉江江面将解冻，冰块堆积，水位上涨，持续大约10天左右。各部队依托江防顽强抵抗，亦可坚持约10天左右。这样一来，汉江北岸的防御总共可以争取到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韩先楚指示：各部队必须全力坚守第一线阵地，务必阻止敌军迅速突破江防、进占汉城。除了用于守卫江防的兵力和火力外，各师还要专门组建突击团或突击营，制定反击预案，以便在敌军突破江防时，能立即发起反攻，将其消灭。在江防布置完备之后，再组织团级以上的指挥官、参谋人员和工兵前往第二线查看地形，修筑工事和指挥观察所，划分防区阵地，架设电话线路，制定详细的防御计划，以确保一旦第一线阵地失守，部队能够迅速转入第二线防御作战。 鉴于运动防御行动的实施过程相当复杂，且对整体性和计划性要求较高，而下级指挥员普遍缺乏相应的经验，韩先楚要求高中级干部“亲自深入基层，协助设防和布置，坚决反对只在上层发号施令、打电话，却缺乏具体指导的严重问题”。 由于西线各部队在汉江以南连续进行了二十多天的阻击战，伤亡惨重，减员严重，部队已极度疲惫。退守江北岸后，许多官兵情绪波动，普遍表示宁愿进攻而不愿防守，尤其是第38军部队的反应最为强烈。 针对这一情况，韩先楚特别致电第38军强调： \"必须彻底纠正部队只愿进攻、不愿防守的思想，反复强调此次防御对于争取时间的重要性。你们在江南的防御作战表现出色，接下来的防御战中，更要发扬主力部队攻守兼备的优良作风，务必打好第一场防御战，才能赢得两个月的宝贵时间。\" 根据第38军军史的记载，该军当时的兵力已降至入朝以来的最低水平。每个步兵连的战斗人员中，人数在5至40人的约占一半，41至60人的约占四分之一，而超过60人的不足四分之一。枪支和弹药更为匮乏。在防守汉江南岸时，有些班级仅配备三四支枪，其他人只能依靠手榴弹作战。 尽管如此，部队在经过短暂的动员后，立即投入到沿江一线的防御作战中。 第50军与人民军第1军团在第38军撤退至江北重整防御之际，也随即向江北收缩，整顿散乱的队伍，并负责汉城正面及其西北地区的防御工作。 据相关史料披露，当人民军第1军团遵照韩指命令撤往江北时，遭到了朝方高层的批评。人民军总部来电质问该军团领导人：为何放弃仁川？电报中写道：“仁川不守，汉城将被孤立，势必失守。” 该军团参谋长将此情况报告韩指，韩先楚随即致电志司，请他向人民军总部解释：“放弃仁川，并非我们主观上随意决定不守，而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判断，如果不撤退，我仁川部队将面临被分割歼灭的危险，因此命令第1军团撤往江北，以防守汉城。” 此前，为配合横城的反击，韩指曾命令第1军团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沿公路向水原、乌山里方向前进。该军团共派出一个团参战，但在战斗中遭敌军冲散，只有约400人得以返回。 为了避免此次失利使该军团领导层再次受到朝方高层的指责，韩先楚电请志司转告金日成：“一军团虽在执行任务时存在问题，但派兵行动乃是我的决定，若非我的决策，此次事故本不会发生，因此不应责备他们，我承担全部责任。” 这一情况表明，两军在联合作战时，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仍存在一定差异。 “屠夫行动”在中线发起了最为激烈的攻势。 在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支援下，美军主力以团或营为单位，分多路向砥平里以北及横城地区展开攻势。进攻中，尤为强调坦克与摩托化部队的冲击力。每次进攻目标时，甚至会动用数百辆坦克、装甲车和汽车，这在此前的几次战役中相对罕见。 然而，事与愿违，天气并不如人意。 “屠夫行动”发起的第一天，恰逢一场罕见的春季大雨突袭。这场大雨自2月21日开始，持续不停地下了超过40小时，直到23日才停歇。 美军的车辆和人员刚刚离开进攻出发位置，就陷入了雨水的泥泞之中，飞机也无法起飞。更为致命的是，设在冬季干涸河床上的指挥所和补给仓库在一夜之间被暴涨的河水冲得支离破碎，有线通信网络和补给线路全面中断。 雨停之后，积雪逐渐融化，雪水与雨水汇聚在一起，江河中迅速形成了洪峰，冲毁了从骊州到砥平里之间的所有桥梁，原本可以徒步涉过的河流也变得无法通行。 各种道路都化作泥泞不堪的沼地，行人和车辆纷纷陷入其中，无法脱身。 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发动攻击，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就在此时，又一场悲剧发生了：2月24日，中线美军指挥官、第9军军长穆尔少将乘坐直升机前往战场视察，途中直升机坠入浑浊的汉江，当场去世。这是继第8集团军前任司令沃克因车祸丧生后，另一位美军高级将领在朝鲜战场上意外遇难。 李奇微迅速提名陆军战争学院院长斯威因接任第9军军长，并在提名审核期间，指定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暂时接管该军的指挥。在美国陆军历史上，从未有过让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担任陆军军一级作战部队指挥官的先例。 尽管李奇微已提前向第9军的参谋部门和各师师长打招呼，要求全力配合，但陆军内部的抱怨声依然不断。第1骑兵师指责史密斯“过于注重合理性”，认为这“抑制了骑兵师的大胆进攻”。然而，实际情况是补给出了问题，“各部队忙于修复责任区域的道路”，因此不得不暂缓进攻。 随后，南朝鲜一军军长、备受美国人青睐的名将金白一少将，在视察前线时从三千米的高空坠落，最终粉身碎骨。事后，南朝鲜军方试图收集一些遗骸为其处理后事，然而，无论如何搜寻，都无法找到任何曾证明金白一存在的痕迹。 在中线战场负责前线防御任务的是志愿军的第42军和第66军。 根据邓的部署安排，这两个军在横城、中元山以北、洪川以南的区域构建了三道防御阵地，计划在第一道防线坚守至少十天甚至更久。 邓集团的第39军和第40军则集结在洪川东西地区，作为对前线防御部队的机动支援力量。同时，他们还准备在敌军发起进攻时，伺机歼灭其部分兵力，从而挫败敌军的冒进企图。 第42军和第66军在连续作战中极度疲惫、部队伤亡惨重且未能得到补充、粮食和弹药供应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再次被迫转入防御状态。 在前段作战中，第42军又减少了2427人，子弹剩余仅为平均基数的一半，炮弹更是严重不足，粮食供应也远远不够，补给的被服极为稀少，每人只发了一双棉胶鞋，而用于构筑工事的工具更是匮乏。 第66军的减员情况更加严重，按照邓指的说法，该军实际上仅能相当于一个师的使用规模。 为了完成任务，第42军迅速展开动员，从军师两级机关的直属队中抽调了780名勤杂和警卫人员，增强了前线步兵连队的力量，并为班排配置了关键骨干，以提高其独立作战能力。从2月19日起，该军在指定阵地上坚守了整整12天。 第66军各师在横城反击战后，曾一度逼近原州，推进至平庄里、德高山、讲林里、九万里、红桃山一线。与此同时，部队还安排干部向南进行地形和道路的勘察，为下一步向原州、神林里发起进攻做准备。17日接到转入防御的命令后，第196师和第197师分别移防至横城以南和以东地区，负责正面抵抗，并将一线阵地设于阳德院里、上茶峰里、釜刚里、大官岱里一线以南。 然而，当部队按照计划向指定区域推进时，敌军已经抢先一步占领了阵地。第66军只得在遭遇战的情况下进入战场，边作战边就地修筑工事，最终在第一道防线上坚守了19天，圆满完成了防御任务。此次战斗，第66军再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196师全师的战斗人员锐减至不足千人，第586团更是被缩编为仅剩3个步兵连，绝大多数战士都由后勤人员补充。 到3月6日，“联合国军”经过15天的连续进攻，每日推进不足1公里，最终抵达汉江南岸，从杨平、横城至东海岸江陵一线，将原本战线的突出部分拉平。虽然“屠夫行动”的既定目标线已经实现，但李奇微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未能围歼前出的人民军第2、第5军团，也未能给原州以北和砥平里地区的志愿军以重创。 美国官方战史中对此记载：敌军巧妙地避开了代价高昂的战斗方式，从“联合国军”精心设下的陷阱中成功脱身。 在美军发动“屠夫行动”期间，大将军返回国内，战场指挥暂时由邓华代理。 在将部队全面转入运动防御的过程中，邓华注意到，美军和韩军以6个师的兵力从平昌到砥平里一线齐头并进，完全依靠炮兵、航空兵和坦克的火力对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阵地进行摧毁。尽管他们的推进速度因天气因素和防御部队的逐次抗击而不快，但始终掌握着主动权；相反，志愿军和人民军只能一边战斗一边后撤，处境十分被动。 他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仍然必须依靠反击这一有力的手段。 2月17日，志司下达防御部署时，曾计划进行反击，设想将第39军和第40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军一部。 邓华重新审视了这一案件后认为，结合当前的战场形势，仅凭两个军的兵力发起局部反击，难以撼动敌军的整体进攻部署。要扭转当前被动局面，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组织规模更大的反击行动。 2月28日，邓华与朴一禹、洪学智、解方联名致电，提议在3月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反击。3月2日，大将军在返回朝鲜途中，途经沈阳时看到了邓华发来的电报，立即复电邓华并上报中央军委，明确表示3月份进行这样的反击战不合适。 不同意在三月份发起较大规模的反击，理由有三：首先，时间紧迫，来不及充分准备；其次，前线缺乏粮食和弹药储备，无法保障作战需要；最后，提前行动可能暴露下一战役的意图，导致敌军不敢深入到三八线附近的预设战场。因此，他认为在三月发动大规模战斗胜算不大，还是应按原定计划加强准备，待到四月再大举出击。 在不具备反击条件时，应谨慎忍耐，伺机而动，这样的做法是恰当的。 3月5日，彭德怀抵达安东，当晚便跨过了鸭绿江。9日，当他返回志愿军总部指挥岗位时，美军已经展开了代号为“撕裂者”的新一轮进攻。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12)发起撕裂者行动 “撕裂者行动”是“屠夫行动”的进一步延续与发展，作为美军自1951年1月15日展开“猎犬行动”以来发起的攻势系列中的第5次行动。 这一行动仍然是李奇微精心设计的，其基本思路与之前几次行动相似，主要目标依旧是“打破共产党军队的平衡并使其遭受最大程度的损失”。不过，这一次李奇微在原有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夺取地面目标的任务。 在汉城附近对中朝军队展开侧翼包围，迫使其退至临津江以北，并将战线推进至接近三八线。 “撕裂者行动”计划于3月1日实施，其部署为：首先从中线发动进攻，随后向西侧展开突袭，目标是夺回汉城。李奇微的判断是，中国军队的主力依然集中在中线；一旦在此处取得突破，就可以撕裂中朝军队在接合部的防线，从而为战役上的分割创造决定性条件。 这次攻势被命名为“撕裂者”，正是因为反映了李奇微的这一战略意图。李奇微为“撕裂者行动”设定的目标线称为“爱达荷线”。该线自汉城以东8英里（约12.8公里）的汉江起点向东北延伸至春川附近，然后转向东南直达海岸。 从地图上看，这条线在汉城以东勾勒出一个宽阔的凸起，中央位置是洪川和春川这两个重要关口，仿佛一枚巨大的楔子，深深插入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整个防线中部，北向直指三八线，西向则对汉城形成侧后方的威胁。 根据李奇微的排序，“撕裂者行动”首要目标是消灭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其次则是对汉城进行迂回作战，最终夺回该城市。 与麦克阿瑟相比，李奇微对汉城的重视程度要低得多。自美军发起反攻以来，麦克阿瑟始终渴望重新占领汉城，而李奇微则更专注于“以最小的代价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失”，因此收复汉城只是他的次要目标。 李奇微的观点是，即便要收复汉城，也应尽量避免正面进攻，建议采取“从东侧发动侧翼攻击，或者仅仅制造一种威胁态势，迫使敌军主动撤离该地区”。 正如李奇微所言，要将“一把匕首插入敌人的心脏，准确地说，就是直指敌方司令的头部”，这样一来，就能迫使他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在我方控制了制高点的极为不利情况下发动进攻，要么放弃南朝鲜的首都。 “撕裂者行动”的发起时间受到多种条件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前方作战物资的储备情况。由于雨水和融雪对公路、铁路造成了严重破坏，加之美军在撤离横城时销毁了大量储备物资，一线部队的供给出现了严重不足，特别是在食物、成品油和弹药方面。 因此，李奇微要求所有一线部队必须维持5天的物资供应量，而实现这一标准至少需要5天的紧急运送时间。李奇微对志愿军可能的反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制定了一个备用方案：如果新的情报表明敌人有明显的进攻迹象，则“撕裂者行动”将被取消。 根据美军当时掌握的情报显示，中国方面在汉城与太白山脉的山脊之间部署了6个军队，朝鲜则有4个军团驻扎。推测他们可能会在3月15日发起反击。由此可见，李奇微决定实施“撕裂者行动”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冒险性。 为了策应这一行动，李奇微还策划了一次策略性的佯动：在朝鲜西海岸展开了一次两栖登陆假动作，意在牵制敌方的预备力量，同时将敌军的注意力从即将进行“撕裂者行动”的中线战场引开。 3月5日，第八集团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基本达到了五天的标准。与此同时，第九军和第十军的部队已推进至“亚利桑那线”。目前，没有明显迹象显示中国军队将进行反击。 因此，李奇微正式命令于7日清晨发起“撕裂者行动”。 “撕裂者行动”已在西线、中线和东线全面展开。 西线由美军第1军负责，主要执行牵制任务，仅派遣右翼的第25师突破汉江防线，随后沿着北汉江两岸向北推进。 美军第九军负责中线作战，重点部署在第一骑兵师和第一陆战师，沿着洪川至春川的轴线发起钳形攻势。 东线由美军第10军以及韩军第1、第3军团负责，他们将从当前阵地出发向北推进，同时确保东西方向的主要公路（即从平昌至江陵的20号公路）的安全。 整个行动按照一系列的调整步骤分阶段进行。 第一条调整线为“奥尔巴尼线”，设在美军第1军、第9军和第10军前方8至20公里处。其西段跨越礼峰山和龙门山一带，东段则向五音山地区推进，形成了对洪川的俯瞰态势。 第二条调整线被称为“布法罗线”，从“奥尔巴尼线”的东西两端分别向北延伸。其西端由美军第1军右翼部队推进至18号公路以北，进一步加大对汉城侧翼的威胁；东端则由美军第9军主力负责，主要任务是夺取洪川。 最后一条被称为“开罗线”的调整线是专为美军第9军设计的，其大致路线从加平延伸至寒溪以北，目标明确指向春川。这条线标志着第9军在向“爱达荷线”发起进攻的最后阶段必须攻占的关键点。 李奇微下令对此次进攻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作战计划仅限于极少数人知晓。为了防止新闻媒体提前曝光行动意图，攻势发起前一天，李奇微亲自召集记者召开会议，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不得对外透露任何与这次行动相关的消息。 为避免麦克阿瑟像上次一样前往前线作秀而导致泄密，李奇微特意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信，“礼貌地请求”麦克阿瑟在行动开始前不要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对“撕裂者行动”的保密程度甚至影响了华盛顿军事当局对朝鲜战场局势的了解。美军战史中记载： 陆军作战部长泰勒将军对“撕裂者行动”的详情毫不知情，这甚至在行动开始后仍无人告知他，这让他感到极为不满。 行动发起十天后，他要求麦克阿瑟详细汇报远东司令部和第8集团军发布的作战指令。对此，麦克阿瑟的回应是：“司令部并未计划‘撕裂者行动’，也未发布过任何相关的作战指令或命令。整个行动完全是由李奇微主导完成的。” “撕裂者行动”展开之初，美军设定了两个主要攻击目标。 西线右翼的关键行动是由美军第25师率先强渡汉江，然后向北推进展开攻势。 第25师于2月28日抵达汉江南岸，并在接下来的6天里进行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该师接到的任务是：在两水里附近的南北汉江汇合处渡江，随后从金谷里向清平进攻，抵达“奥尔巴尼线”，控制通往春川的18号公路，形成自东北方向迂回汉城的态势。土耳其旅将配属该师一同行动。 3月7日凌晨5点50分，第25师展开了渡江行动前的火力准备工作。 参与火力准备的包括10个野战炮兵营，共计148门火炮，另有100辆坦克、48门重型迫击炮，以及25部配备四联装的自行高射机枪（合计100管12.7毫米机枪）。美军战史将此次火力准备形容为“这场战争中最猛烈的炮火攻击之一”。 除了地面火力的支援外，空中还有十余架飞机执行直接火力支援和空中封锁任务。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美军分为两路，以坦克涉水为先导，强行渡过汉江。 坚守江防阵地正面的，是志愿军第38军第114师。 韩先楚曾预计可以利用汉江的天然屏障进行阻击，从而争取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然而，美军在发起渡江作战的当天就突破了江防，足以见得其攻势之凶猛。 美军的另一个攻击重点位于中线。 在此，第9军所属的5个师（旅）从西至东多路展开，对洪川正面发起攻击。 美国第24步兵师、第1骑兵师、英国第27旅、韩伪6师和美国第1海军陆战师。 在这其中，左翼的第24师与强渡汉江的第25师互相策应，其他部队则在杨平至横城以东的狭窄地带展开，呈并列态势，主要由第1骑兵师和第1陆战师发起进攻，英军第27旅和韩军第6师居中配合，多路分进，各个箭头直指洪川，形成合围之势。 承担这一方向防御任务的是志愿军第42军和第66军的部队。 第42军一线阵地自西面的中元山延伸至东边的圣智山，由第124师和第126师共计5个步兵团负责防守，配属军炮兵团（缺少2个营），承担正面抵御任务。二线阵地位于罗山、凤尾山、鹰峰山、东银、梅花山一带，第125师及第124师的1个团在该区域修筑工事，同时准备机动应对。 3月7日战斗打响，8日时前线阵地便被突破。部队伤亡严重，最少的团只剩下800多人。由于二线阵地大部分工事尚未完成，在敌军的猛烈进攻下难以站稳脚跟。美韩军察觉志愿军火力薄弱、工事不够坚固，对二线阵地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击，并大胆进行迂回，导致防守形势更加严峻，防线难以维持。 10日，第42军部队渡过洪川江，经过清平川抵达清平至加平一带，重新进行防御部署；第124师和第125师则转至洪川江沿线，逐步展开阻击。第66军自2月16日起转入防御，至“撕裂者行动”发起时，已坚守了20天。在阳德院里、上茶峰里、釜刚里、大官岱里一线的前沿阵地被敌军突破后，该军调整了部署，将主力转移至梅花山、五音山、御踏山的第二线阵地，继续进行阻击作战。 根据美军战史的记载，第9军在该方向的进攻只遇到了“敌人轻微至中等程度的抵抗”。第1骑兵师和第1陆战师稳步推进，除了韩军第6师外，各部队于3月12日傍晚抵达了“奥尔巴尼线”。 在“撕裂者行动”中，志愿军再次陷入激烈苦战，执行阻击任务的各部队均遭受了重创，屡次面临失地失人的困境，局势极为危急。 以第42军为例，该军减员累计已达1.3万人，步兵连中人数最多者不足百人，许多连队仅剩十余人。为了坚持作战，该军采取了边打边整顿的措施，将编制不完整的分队合并缩编。除了第124师的第370团和第372团能够维持原编制外，其余各团均被缩编为1个营或2个营，全军的作战能力仅相当于入朝时的三分之一。 3月8日12时，志司发布防御战术指令，要求各部队改进阻击战术。指令中强调，当前作战方针的核心在于“依托有利地形，积极开展机动作战，以最小的代价造成敌方大量伤亡，并尽可能延长战斗时间”。为此，各军、师应综合分析敌军的进攻特点，优化防御战术，同时密切掌握战况发展，确保在关键阵地的防守与反击时机得当。 本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后，志司在20天内已连续发布了第三次防御战术指示。 自志愿军入朝以来，主要作战任务多为进攻战，防御作战的研究较少，经验也相对不足。基层部队在防御战术方面的素养普遍较弱，因而在战场上难免遭受损失。当全线转入机动作战防御时，志愿军司令部连连发布指示，要求改进相关战术问题，这对提高部队的防御作战能力、减少伤亡，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然而，提升部队的防御战术水平需要经过一个认知和实践的过程。 第42军在战后总结中指出，这一阶段，部队对司令部相关指示的原则仍“未能深刻认识与落实”，“不是积极地观察地形，合理分配兵力和组织火力，巧妙打击敌军，而是试图依靠兵力硬挡敌人，不愿利用阵地逐步抗击。结果，某些阵地在配置上加强了前沿，却忽视了纵深，守备时前沿伤亡惨重，纵深兵力空虚，最终被迫撤退，甚至人地两失，无法实现持久守备。” 与此同时，部队还出现了一个让人忧虑的现象： 随着部队转入防御阶段，官兵的思想出现了波动。杜平指出，当时许多人产生了疑虑，部分官兵对战争胜利的信心有所动摇。有些战士表示：“敌人的炮火太猛烈，难以抵挡”，“光靠我们这几个军很难取得胜利”。 还有一些干部提出疑问：“这场战争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为什么我们的炮不发射？我们的飞机为什么没有出动？”特别是由于防御作战造成较大伤亡，怨言更为突出，认为“打防御战不划算”，并担忧“这样继续下去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在这种情绪影响下，部队管理松弛，出现不愿修筑工事、不愿进行防空、行军过程中随意掉队、违反群众纪律等不良现象。 当时的一个消极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逃亡途中掉队。 根据第42军的相关资料，在转入运动防御后，为加强一线作战力量，该军将机关勤杂人员及部分炮兵、担架兵等共计2000余人精简，补充至前线步兵分队。 由于这批人员缺乏实战经验，并且是在极为残酷的战斗条件下被补充到一线，因此大多数人情绪不稳，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现象。第371团步炮连补充至步兵连的人员，几乎全部逃跑；第124师精简的60余名机关勤杂人员，原本准备补充到一线连队，一夜之间便有40余人逃亡。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第42军，其他部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辽东军区的领导报告说：最近一些逃兵携带武器，成群结队，时常发生抢劫等违法行为 志司认为：安东的逃兵收容数量竟已达到数百人，其他地方可能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要求通知东北各省军区和政府进行收容；对于情节严重者，必须就地进行公开审判，并给予纪律处分。对于一般的逃兵和落伍者，需收容后进行教育，并分别通知志愿军各军派人将其带回原部队，同时在各部队中开展反逃亡的政治工作。 长期身处残酷的战争中，无疑会在精神和生理上带来巨大的折磨。 尤其是在战场陷入被动局面、战斗失利、伤亡增加、局势持续紧张、人员极度疲惫、供应困难、饥寒交迫，各种危险接踵而至时，部队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部队的思想状态，志愿军政治部将思想教育的重点放在“加强胜利宣传，增强守备信心”上，反复向部队说明：我们虽经历了重重困难，但所取得的胜利意义深远；尽管面临不少挑战，敌人的处境比我们更为艰难；只要我们坚持两个月，新的强大后续部队就会到达，敌人必将遭遇更大的失败。 此外，部队还广泛开展了“反对不良倾向，巩固部队建设”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革命气节教育”。这一教育明确指出，投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是每个中国人不可承受的耻辱。 由于志愿军中那些逃跑或投敌的人员，大多是曾在国内战争中投降或被俘的原国民党士兵，因此，思想教育中特别强调要做好这些“解放战士”的思想工作。教育中指出：“过去为蒋介石卖命，后来向解放军投诚是一种光荣的选择，但如今与美帝国主义作战，投敌则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严重背叛。”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13)不得已放弃汉城 1951年3月9日，西线汉江防线已被全面突破，中线第42、第66军也撤出一线防御阵地，退至凤风尾山、鹰峰山、梅花山、五音山之线。 3月10日，中朝联合司令部进一步强调要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原则，构建“控制要点要道、隐蔽疏散、宽大纵深、前轻后重”的防御体系。针对敌军猛烈的炮火和大量使用坦克进攻的情况，明确提出了防御兵力部署、工事构筑以及火力组织的具体要求。 关于前沿兵力不宜过多配置，火器尽量集中于前梯队的指示，后来被总结为“兵力配备前轻后重，火器配备前重后轻”，并成为志愿军这一时期防御作战的重要指导原则。 从3月10日开始，第一梯队各部队按照预定计划边战边退，逐步向北转移。与此同时，第二梯队部队在指定区域展开，准备接替防御任务。 志司不仅从战略和政治的高度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还在战役战术层面作出了部署，并给予了具体的指导，以应对这次运动防御行动。 放弃汉城是这一时期采取的一项重要且敏感的举措。 第四次战役打响时，汉城曾被确定为必须坚守的目标。 1月28日，中央在电报中指示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指出：敌军企图在当前形势下重新夺回仁川和汉城南岸的桥头堡，并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炮火威胁之中，随后再提议停战和谈。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乔大叔对此表示赞同，他回电指出：从国际角度来看，阻止敌军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便中朝联军对敌方进攻部队进行重大打击，这一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2月3日，西线美军突破了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汉江以南的第一道防线，继续向第二道防线推进。4日，志司致电中央，指出在汉江以南执行阻击任务的第50军，及第38军第112师已经伤亡过半，难以继续坚守现有阵地。 如果东线主力能够成功反击原州、横城，那么可能会迫使进攻的敌军停留在汉城，甚至将其逼退至水原、利川一线以南。然而，如果反击不顺，敌军可能会向三八线进攻，届时不仅汉城难保，连适合防御作战的洪川、春川枢纽也不得不放弃。 当天，金日成前往中朝联合司令部，了解前线局势及联司的作战计划。金日成的看法是，如果第四次战役无法推进到大田和安东一带，能够坚守汉江南岸的防线也算不错。 显而易见，金日成对于放弃汉城是极为不愿的。 有人提出不应将第38军这样的重要部队留在汉江以南进行消耗战，志司回应道：“政治形势决定了我们不能过早放弃汉城，否则我们该如何应对？”这表明，对于汉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能不放弃，但也不能过早放弃”的矛盾。 2月7日，西线的志愿军撤至汉江以北，汉城已进入美军远程火炮的射程范围内，守城条件已完全丧失。 随后，中央指出：我军计划让美军推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政治上，敌军若再次占领汉城，越过三八线，难免会引发一番波动，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可以说，到这一阶段，撤离汉城的决策已基本敲定，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把握撤退的时机。 根据志司的设想，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机动防御将把临津江口至白积山一线作为最终控制线，形成一条由东南向西北延展的半侧面阵地，吸引敌军深入到汉城和东豆川公路两侧地区。 随后，部队将从东北向西南发起进攻，力图将敌军切断在汉江以北，或者在敌军半渡汉江时，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那么撤离汉城就成为“引诱敌人深入，将汉江置于敌人背后，再次发起进攻”的战役计划组成部分。 鉴于美军在重新占领汉城后可能迅速北上，从而对整体反击部署产生影响，志司还决定：“我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作战计划，要在汉城地区尽量沿汉江北岸抗击，时间拖得越长越好。” 换句话说，即便撤离汉城，也要打上一段时间再撤，充分利用汉江作为屏障，以便实现三八线以南争取两个月时间的整体战略部署。 直到美军展开“撕裂者行动”，于3月11日推进到清溪山和龙门山一线，志愿军才全面撤离汉江北岸的阵地。 第50军主力撤退至汉城东北的回花里和磨石隅里一线以北；第38军主力则转移到加平以南的祝灵山、松罗山等阵地。从这一天开始，汉城实际上已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 当日上午9时，志司向中央军委发电：“为了持续打击敌人，缩短我们的防御线，并争取时间，我决定放弃汉城，采取机动防御策略，以保存有生力量，并引诱敌人主力穿越三八线。” 同时，还通知金日成：“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敌人，不必过于在意某些城市的暂时得失。”驻守在汉城附近的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直到13日晚才全部撤离汉江阵地，比志愿军各部撤退的时间晚了两天。可以想象，该部在采取这一行动时，那种难以舍弃的情感。 3月14日清晨，中朝军队完全撤离汉城。15日下午3时，美军第3师与韩国第1师进入汉城。而在此之前，美军第1骑兵师已占领洪川。 在中朝军队撤出汉城的当天，中共中央发电报给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大军区，强调指出：鉴于我军此前几次通过诱敌深入取得胜利，群众对此次后撤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反应。然而，消息公布后，仍需在口头宣传中多加解释说明。 对外宣传时，统一了说法： “在敌人尚未被大量歼灭之前，他们的进攻不会停歇。我们抗美援朝的任务，是与朝鲜人民共同击败美帝国主义，解放朝鲜。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集中力量大量歼灭敌人，而不应过于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若汉城能继续掌握在朝鲜人民军手中，固然理想，但如果在守城与歼敌之间无法两全，根据我们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选择后者无疑是最为有利的策略。” 李奇微对重新夺回汉城并未表现出过多的兴奋。他在自传中提到： “撕裂者行动的目标不仅仅是收复首都或占领新的领土，更在于俘虏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同时缴获并摧毁其武器装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行动未能完全成功，因为敌军在向北迅速撤退时，仅进行了阻滞战斗。” 这表明，李奇微并未因占领汉城而得意忘形，他依然专注于打击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并因此进一步扩大了“撕裂者行动”的范围。 根据李奇微的计划，“撕裂者行动”的主要目标并非汉城，而是在中线的洪川-春川一带。随着洪川和汉城的相继攻克，李奇微决定在中线继续加强攻势，趁势夺取被视为此方向“最重要据点”的春川；同时，在西线以临津江为目标继续推进，试图再次寻找机会消灭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 在战术设计方面，空降兵出身的李奇微决定采取一个果敢的策略：在地面部队发起攻击的同时，派遣空降部队从中朝军队的后方进行空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用地面进攻的“铁锤”，然后在空降部队提供的“铁砧”上将敌人击溃。 此刻，志愿军正在按照计划进行前后梯队的交替作战。 第一梯队各军（第50军、第38军、第42军、第66军）陆续撤离现有防御阵地，向后方指定位置转移；第二梯队各军（第26军、第39军、第40军）则在预定区域占领阵地，继续承担机动防御任务。 负责春川方向防御任务的是第40军。 根据志司的部署，第40军作为实施机动防御的第二梯队，任务是在洪川江以北依托现有阵地进行纵深部署，接替第42军阻止敌军推进。当第39军、第42军和第66军通过后，派出一个师在春川以南掩护主力部队向北转移，并在华川以北区域继续展开纵深阻击。 3月14日17时，志司通过电令要求第二梯队各军在接替防御后，必须坚守7至8天，并且“务必力争超出这一时限，不得少于此时间”。 17日凌晨4时30分，第40军接到志司在16日午夜24时发出的电报，命令部队向昭阳江以北转移。然而，在志司的详细部署还未下达前，第40军就已指示所属部队当晚立即北移。 不料稍后又收到志司正式部署的电报，明确将北移时间统一定为19日开始。此时，第40军各部队已开始行动，军部与各师的电台联系中断，导致无法及时停下部队。 军长温玉成只好向志司发电进行检讨：“对于十六日二十四时的电报未能深入研究，未能充分领会志司的意图，部署转移时过于仓促。” 第40军撤到昭阳江以北后，春川成为一座空城。李奇微原本预计，攻下春川势必经历一场激战，因为这里是中朝军队的重要补给站和交通枢纽。与此同时，情报显示，中国军队在洪川至春川之间的29号公路附近有“组织顽强迟滞战”的迹象。 因此，他决定在春川方向采取强硬的空降突袭行动，特别制定了代号为“老鹰”的空降计划，打算将第187空降团投放到春川以北，切断春川盆地通往北方的通道，并与第9军的正面进攻部队会师，夺取春川并歼灭当地的中国守军。 然而，19日美军第1骑兵师的一支巡逻队抵达春川时，却没有发现任何中国军队的踪迹。 李奇微亲自冒险乘坐一架轻型飞机直接降落在“这座被废弃的城市中”，然而他“失望地发现，敌人什么都没有留下”。 李奇微称，占领春川是“撕裂者行动”的“一项额外成果”。美军战史记载，占领春川标志着“撕裂者行动”所有主要地面目标的实现。 由于提前占领春川，原定于22日清晨在春川以北执行的“老鹰”计划空降行动因此被取消。 几天后，第187空降团在另一个方向上发挥了作用。 美军战史记载，尽管“撕裂者行动”实现了主要目标，但在摧毁敌军部队和资源方面却远未达到预期的成功。 大多数艰苦的战斗发生在3月上半月，预计造成了中朝方面数千人死亡。而自3月15日以后，随着中朝军队的快速撤退，这一数字几乎没有显着增加。 即便是在被视为中朝军队补给枢纽的春川地区，依然未能找到任何储备物资。因此，“总体而言，敌军最高指挥官至今已成功保全了前线的大部分部队及补给资源”。 就在中线美军因未能对中朝军队造成更大损耗而感到懊恼时，西线美军却有了新的发现，这让李奇微意识到前方有机会歼灭大规模敌军。 根据美军当时掌握的情报，西线人民军第1军团的3个师驻扎在议政府以西的区域，依托临津江下游河段，地理位置极易受到攻击。 如果在临津江渡口附近将其北移通道封锁，就能形成对这三个师的包围圈。李奇微决定，以第187空降团在临津江渡口附近的汶山实施代号为“战斧”的空降行动，以支持美军第1军的地面攻势。 这次临时增加的空降作战，被李奇微命名为“勇敢行动”。 3月23日凌晨，72架c-119和48架c-46运输机将第187空降团空投至汶山地区。随同空降的除了3400多名伞兵外，还有轻型坦克、吉普车以及105毫米榴弹炮等重型装备。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这是美军在战场上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空降行动。李奇微亲自乘坐飞机，在空降场上空盘旋以监督战况，并在一条堤道上降落，进行贴近指挥。 然而，这次空降行动同样未能实现既定目标。人民军第1军团早在3月18日便下令，所属的第8、第17和第47师于20日至22日从当前驻地出发，在汶山以北约25公里的高浪浦里渡过临津江，成功突破美军的包围圈。 李奇微耗费大量精力策划的这次空降行动，最终还是再次落了空。 截至3月底，中朝军队在第二道防线坚守了20天（自3月12日开始），顺利完成了预定的阻击任务，主力部队已全线撤至三八线以北的附近区域。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也已全面推进至三八线。 4月21日，志愿军在三八线附近成功阻挡了敌军的行动。与此同时，志愿军的二线兵团也已经抵达了集结地点，敌军被迫停止进攻，第四次战役宣告结束。 这场战役持续了87天，是五次战役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中朝军队共歼灭敌军7.8万人，其中志愿军歼敌5.3万人；同时，中朝军队的伤亡人数超过5.3万，其中志愿军伤亡人数超过4.2万。敌我双方的伤亡比例为1.5:1。 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志愿军圆满完成了防御任务，不仅为二线兵团的集结赢得了时间，还为随后的第五次战役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从第一次到第四次战役，我们制定的作战方针都是要歼灭美军一两个师、南朝鲜军若干个师，但每次都未能达成这一目标，显示出我们的作战计划过于雄心勃勃，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 中央和志司深思熟虑，迅速调整了作战方针，将原先的“大举歼敌”转变为“打小规模歼灭战”，并从“速胜”的目标改为“准备持久战斗”，确立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同时指出，历次战役表明，我军实施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规模迂回，试图一次性包围美军几个师、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难以实现完全歼灭的目标。 今后，只要求我军每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到两个整营，已经足够。如果连这样也难以实现，那么每次战斗每个军歼灭敌军一个整营便合适，逐步积累小胜，最终形成大胜。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14)麦克阿瑟被撤职 麦克阿瑟出身军人世家，年少成名，从西点军校毕业到晋升五星上将，履历光鲜。他为人高傲自负，热衷于将自己的个人魅力完全的展现，军事风格以大胆、冒险着称。尼克松就曾经评价他：“麦克阿瑟的一生，天不怕、地不怕，有时甚至近乎野蛮，但他就是这样一个半神话式的人物。” 麦克阿瑟对美国三军统帅杜鲁门多次公开表达不满，故意不执行政府命令，多次公开发布和美国对外国策不符的宣言。 在战场上的指挥表现，更是乏善可陈。在战争刚爆发的前期，狂妄自大，一度叫嚣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让“孩子们回家过圣诞。”整个朝鲜战争中，除了仁川登陆、奇兵突出外，也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战绩。 第二次战役被志愿军教训一番后，又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他的失败，是美国杜鲁门政府阻止他轰炸中国东北导致的，他口口声声要扩大战争，去轰炸中国东北的军事基地，甚至还想动用原子弹。 在第八集团军原司令沃克死后，新派来的李奇微接管了第八集团军，并在第三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中和志愿军打得有来有回，算是挽救了联合国军一溃千里的局势。 这个时候，麦克阿瑟不知羞耻的跳出来，想和李奇微争功，他一方面公开抨击杜鲁门的战争政策，一方面又一直贬低李奇微的战绩，称李奇微的战术是“手风琴式的战术”，志愿军一进攻就撤退。 甚至在接受采访时，极其带有侮辱性的批判李奇微，是自己“手下最差指挥官”。然后又大肆宣扬联合国军重返三八线“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给自己邀功。 1951年1月28日，麦克阿瑟突然飞抵水原，面对记者的时候他宣称：“7个月前，我正是在这里开始圣战。我们现在奋斗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朝鲜半岛了，而是一个自由的亚洲。” 麦克阿瑟的这番狂言，立刻被一个英国记者发布在了伦敦的报纸上。 英国政府非常不安，之前他们参战，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士兵战斗力孱弱，以为很轻松就打赢了；而且之前美国一直说只是发动一场局部小战争，英国既能蹭到名也能蹭到利。 但是麦克阿瑟的这番话，以及志愿军强大的战力，一下子让英国人惊觉，麦克阿瑟不仅仅想打一场局部战役，而是想打一次针对中国、甚至是苏联的全面战争，这完全不是英国参战的诉求，这样发展下去，会把整个英国给陷入到战争泥潭的。 1951年4月11日，李奇微陪同陆军部长佩斯视察前线，二人正在说笑时，一个记者突然莫名其妙地询问李奇微：“将军，是否接受我的祝贺？” 李奇微不知所云，那记者笑笑不再作声。 那天夜里，雷声轰鸣，风雨交加。佩斯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连连震惊，急忙把李奇微叫到身边：“马修，总统已经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现在你成为了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以及远东美军总司令！” 李奇微也惊愕万分：“天啊，总统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事实上，杜鲁门别无选择，如果他不赶紧撤掉麦克阿瑟，这个家伙就要骑到他头上作威作福了！ 1951年3月底，随着“联合国军”持续向北推进，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重新被提出，并成为西方世界争论的中心。 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而言，这条横贯朝鲜半岛的纬线似乎带有某种“不祥的预兆”。 自战争爆发以来，三八线上的每一次攻守与进退，都伴随着战局的剧烈波动，潜藏着无法预见的巨大风险。如今，美军再次逼近三八线，半年前冒然越线北进、最终陷入陷阱的痛苦记忆再度被唤醒，许多人不禁质疑：是否还有必要再次冒险？对此，麦克阿瑟的回答依然是肯定的。 在“撕裂者行动”展开之前，麦克阿瑟早已指示远东司令部的联合作战计划部门制定了一项“长期作战计划”。该计划不仅涵盖了第8集团军的当前攻势行动，还暗含着更为宏大的战略目标。对此，麦克阿瑟如此表述： 现在，我着手制定一个长期计划，旨在消灭朝鲜境内的中国军队。我的首要目标将是他们的补给线。只要我们针对有限的目标，在多个分散的地点使用地面部队持续发动袭击，就有望收复汉城一带，并将其作为未来作战的基地。 接着，我将动用大量空军清剿北朝鲜北部的敌军后方。如果届时仍然不允许我攻击鸭绿江对岸集结的援军，或是不允许摧毁桥梁，那么我将会在敌方的主要补给线上铺设一片放射性废料——原子产品的副产物，以此切断朝鲜与满洲的联系。 在北朝鲜，这种破坏使它丧失给养。如果我能获得使用国民党军队的许可，那么在他们的支援下，加上美国增援部队即将抵达，我将能够在朝鲜北端的东西两侧，同时展开两栖登陆和空降作战，从而形成一张巨大的罗网。 这样，中国军队不久便会因缺乏食物而陷入困境，或被迫投降。在没有粮食和弹药的情况下，他们将毫无还手之力。这种情况有点像仁川登陆，只是规模要大得多。 对于麦克阿瑟而言，“撕裂者行动”仅是他“长期作战计划”的第一步，要实现战争的最终胜利，必然还需进行更多、更大规模的后续行动。为此，他致电参联会，明确提出在跨越三八线的问题上，“不应再对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施加额外的军事限制”。 关于是否跨越三八线的问题，李奇微与麦克阿瑟并无太大区别。李奇微称三八线为“那条毫无意义的界线”，认为其“既无法防守，战略上也毫无价值”。根据他的判断，中朝方面正在准备发动新的攻势，“鉴于此，最好的做法是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而不是被动等待敌方采取行动”。 因此，他主张美军尽可能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以打击中朝军队的兵力集结和物资储备。未获华盛顿批准的情况下，麦克阿瑟便同意了李奇微的建议，命令第8集团军在抵达三八线后继续向北进攻。 根据美国人的说法，在这一阶段，华盛顿的决策层进入了一个“政策真空期”。 所谓“真空”，是指在是否大规模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国务院与参联会因意见分歧相互推诿，故意不做出明确决定。 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包括那些出兵朝鲜的国家，都将坚决反对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因为一旦越线，早前提出的停战计划将彻底破灭。同时，战争的扩大将迫使美国将更多的军事资源投入到相对次要的亚洲战场，并大幅增加苏联干预甚至全面战争的风险。 因此，虽然艾奇逊并未明确提出禁止美军再次越过三八线，但他主张应避免“大规模的跨越行动”。 艾奇逊的主张遭到了参联会的反对。以布莱德雷为代表的五角大楼将领与远东的麦克阿瑟和李奇微持相同观点，认为任何限制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的规定，都会给中朝在北朝鲜从容集结军队的机会，最终可能使美军处于不利境地。 这些将领宣称，他们基于“共同的军事经验”所作出的判断是： 如果三八线成为军事行动的界限，那么，面对敌方的人力优势，作战并击溃其新攻势的准备都将成为空话。围绕这一问题，华盛顿的决策圈子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方互相推诿，始终没有达成明确的意见。五角大楼要求国务院先确定美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而国务院则要求五角大楼先明确美军在朝鲜的作战范围。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妥协的结论： 在目前的形势下，华盛顿应避免就是否跨越三八线的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以免将战略底线暴露给对手，并影响美军在战场上的行动自由。 这实际上为美军再次越过三八线开了绿灯。然而，当时更具决定性的问题并非是否跨越三八线，而是如何掌控朝鲜战争政策的整体方向。 美国对朝鲜的战争政策与其全球战略紧密相连。 对杜鲁门领导的决策团队而言，朝鲜战争被视为“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大陆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美国毫无疑问必须进行军事干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展现其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决心和能力。然而，美国也不能让自己在朝鲜陷入一场漫无边际的持久战争，因为这不仅会削弱其在欧洲战略重点上的投入，还可能促使苏联大规模介入，进而引发全球范围的战争。 中国参战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政策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 一方面，它必须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坚持作战，努力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另一方面，它也采取了一些自我限制的措施，防止战争扩展到中国境内，从而将朝鲜战争控制在一个可以有效管理的有限范围内。 出于以上双重考虑，当1950年底“联合国军”全线退至三八线附近时，华盛顿曾试探性地表达过通过谈判实现“光荣停战”的愿望。 麦克阿瑟坚决反对华盛顿的这一政策意向。作为亚太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他始终对杜鲁门所制定的“先欧洲、后亚洲”的全球战略排序持有异议。 在他看来，唯有全力以赴打赢眼前的朝鲜战争，美国才能保障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全。为此，他强烈主张扩大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哪怕可能因此冒着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 他提出建议：封锁中国沿海区域，动用海空力量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同时“放蒋出笼”，让国民党军队投入朝鲜战场，并从台湾向中国大陆发动牵制性的攻击。 由于这些主张与杜鲁门的意图背道而驰，华盛顿因此屡次将其否决。 在李奇微的指挥下，“联合国军”展开反攻，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从“霹雳行动”到“撕裂者行动”，最终将战线从三七线附近推回至三八线附近。按照这个进度，想把中国军队驱赶到几百公里外的鸭绿江，不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还不知道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 既然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那么政治解决自然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实际选择。到1951年3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内部逐渐形成了主流观点：必须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来处理朝鲜问题，最理想的方式是由总统根据盟国关于在三八线附近停止战斗的建议，发表一项声明以进行试探。 因此，国务院起草了一份总统声明的草案，其内容如下： 目前战线已重新回到三八线，这为该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全奠定了基础，所有真正渴望和平的国家都应当能够接受这一基础；联合国统一指挥部也已准备好执行能够结束战争并确保战争不再爆发的部署。这一部署将为解决朝鲜问题提供更广泛的空间，其中也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可能性。 杜鲁门认为，“提出这一旨在寻求和平解决的建议，既没有威胁也没有谴责，或许会获得积极的回应”。 这份声明草稿以密件形式送往东京，旨在征询麦克阿瑟的意见。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由杜鲁门亲自操控的重大政治外交举措，竟因麦克阿瑟的一次意外插手而彻底被打乱。3月24日，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满怀信心地宣称：美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揭示出，外界对共产党中国军事力量的渲染和夸大远超实际。除去人力资源，他们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显得极为薄弱。 声明中指出，随着现有大规模毁灭性手段的不断发展，单靠人数上的优势已无法弥补这些手段固有的脆弱性。而对于海上和空中领域的掌控，实际上也意味着对补给线、交通运输的全面控制，这在当前的重要性及其决定性作用并不亚于以往；再加上如今敌人在地面火力上处于劣势，力量的差距因此愈发明显，即便他们凭借狂热的勇气或付出大量生命的代价，也难以扭转局势。 随后，麦克阿瑟放出狠话：“要是联合国放弃了试图将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克制态度，同意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的沿海和内部基地，那么中国将即刻面临军事崩溃的危险。” 最后，他郑重宣布：“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随时愿意与敌军司令员在战场上会面，共同寻找一切可能的军事途径，以真诚的态度努力达成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避免继续流血。” 麦克阿瑟的声明无异于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美国及其盟国将全力摧毁中国！若按他的设想行事，世界大战必将爆发。此声明引发全球强烈谴责，甚至连美国的西方盟友也将其视为向共产党宣战的“宣战书”。 这一公开声明不仅打乱了杜鲁门政府在调整朝鲜战争政策上的步伐，还触犯了政治上的一大禁忌：在关乎国家战争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一位战区司令竟然越权夺走了总统的话语权。麦克阿瑟的言论彻底破坏了杜鲁门计划从朝鲜撤出的策略，愤怒的杜鲁门向手下表示：“我从未低估我与麦克阿瑟之间的分歧。我曾希望他能够尊重总统的权力，但我意识到，除了解除这位国家最高战场指挥官的职务，别无选择。” 在回忆录中，杜鲁门写道： “这是对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所下达命令的公然违抗，是对宪法赋予总统权力的严重挑战，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无视。由于这一举动，麦克阿瑟已让我别无选择，我再也无法容忍他这种不服从领导的行为。” 由于麦克阿瑟的名望和影响力仍然令人有所顾忌，杜鲁门没有立即宣布解除他的职务。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件为杜鲁门提供了一个更加合适的理由，坚定了他撤销麦克阿瑟职权的最终决心。 4月6日，他主持召开了一场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麦克阿瑟的问题。 4月11日，杜鲁门签署文件，正式解除麦克阿瑟的驻日本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司令部司令及美国远东陆军司令等职务，并任命李奇微接替他所有的职位。 消息传出，全美国人民大跌眼镜。这位被誉为＂太平洋的凯撒＂的将军，竟然被总统解除了所有指挥权。 在最后关头，杜鲁门还对麦克阿瑟进行了极具羞辱性的打击，借机发泄了长期积压的不满。他选择通过召开记者会的方式宣布解职决定，令麦克阿瑟毫无准备。更讽刺的是，麦克阿瑟竟是从妻子早晨收听的广播新闻中才得知自己被解职的消息。 根据华盛顿的计划，罢免麦克阿瑟职务的消息原本应由正在访问南朝鲜的陆军部长佩斯亲自飞往东京，当面告知麦克阿瑟。然而，由于一系列技术上的意外，这一消息并未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传达，而是通过商用无线电台直接送到了东京。 当所有人都对此消息感到震惊时，毫不知情的麦克阿瑟仍在他的官邸与客人共进午餐。据说，这个消息是由他的副官“泪眼婆娑地”首先告知了麦克阿瑟的妻子，随后由她转达给麦克阿瑟本人。 麦克阿瑟因此大为不满，发出了诸多抱怨： “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严厉的解职手段，既没有申诉的机会，也没有辩护的权利，更不顾及过去的表现”；“没有任何一个办公室的听差、打杂女工，或是其他任何仆人会被如此无情地剥夺起码的体面而被解雇。” 杜鲁门解释道，麦克阿瑟被解职的原因在于，这位将军不仅反对政府的政策，还通过公开违抗其最高指挥官的行为，对这一政策发起了挑战。 在朝鲜战争的整个进程中，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它意味着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最终确立。 李奇微总结认为，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否应对中国进行“预防性打击”，以“削弱中国的战争能力”； 其次，全球战略的优先级是“欧洲优先”还是“亚洲优先”； 再次，在朝鲜战场上，是要把西方盟友拉入战局，还是由美国“独自承担全部责任”； 第四，是否在朝鲜采取“全面战争”还是“有限战争”的策略； 最后，关于国家政策的决定权，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军事当局的绝对指挥权。 李奇微表示，华盛顿决策层曾经对麦克阿瑟的所有建议进行了深入、细致且全面的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不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不能改变“欧洲优先、亚洲次之”的全球战略排序，不能破坏美国的集体安全政策并导致西方联盟瓦解，不能因追求“彻底的决定性胜利”而在亚洲大陆这片无底深渊中投入全部力量，陷入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李奇微认为：在作出决策之前，麦克阿瑟当然有权利也有责任对某项计划的正确性发表意见，并提出个人建议。然而，一旦总统的决定已经传达给他，继续与总统争论便既不属于他的权限范围，也不符合他的职责要求。 麦克阿瑟的不当言行，实际上将朝鲜战争中的政策分歧提升到了“政府当局与军事当局谁主导谁”的政治层面，最终使他在“这场战争带来的最为敏感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布莱德雷在文中提到： 作为总统兼军队总司令，杜鲁门已经制定了朝鲜战争的政策。而麦克阿瑟显然对此持反对立场，并且公开进行了挑战和抵制。能否贯彻这一政策，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现在的关键并非判断谁对谁错，而是军队最终必须由文职官员掌控。杜鲁门作为总司令，拥有完全的权力撤换任何对抗他政策并失去其信任的将军。 随着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也真正完全回归到了杜鲁门所确定的“有限战争”方针上。这项政策的核心内容是： 在不扩大战争范围的情况下，稳步向朝鲜北部推进，待占据有利位置后，再依据“实力政策”展开行动，或与中朝方面展开外交谈判，或继续军事行动，以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调整，在世界战争发展的历史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后来被称为西方战略家三大发明之一的“有限战争”理论（另两大发明分别为“危机管理”理论和“军备控制”理论），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4月16日，麦克阿瑟带着满腔的不甘和愤怒，离开日本，踏上了归国之路。 他已经离开美国长达十五年。 麦克阿瑟在日本的角色超越了军事领袖，他是实际操控者，甚至被认为是日本的“五星天皇”。当他离开日本回国时，只通知了少数高官并未通知其他人。 但当麦克阿瑟坐上汽车时才发现，从他下榻的官邸直到厚木机场上百万日本人自发的站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 当车队经过时，传来日本人发自内心的高呼声：大元帅！大元帅！大元帅！…… 麦克阿瑟热泪盈眶。 当时有无数日本人写信给麦克阿瑟要求赠送自己的田产、传家宝、房契，更有无数的日本女性大胆的在信中表示要为将军献身，那些勇敢的女子信中直接写到“请让我为您生个孩子吧！” 。天皇更是亲自到使馆为麦克阿瑟送别，麦克阿瑟激动的紧紧的握住了曾被自己羞辱过的裕仁天皇的双手，而裕仁天皇则痛哭失声，泪流满面。 麦克阿瑟被视为“日本的征服者”，他在太平洋战争中率领盟军对日本展开了毫不留情的进攻。尽管他严厉对待日本，但日本人却对他崇拜备至。 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对强者有着近乎痴迷的崇拜。越是受到强者的压迫，他们越愿意臣服。这种心理在二战后的日本尤为突出，甚至影响了整个岛国的文化和社会。 尽管麦克阿瑟及美国大兵在日本驻扎期间的行为应该引起民愤，但日本人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崇拜和敬畏。这种反常的情感可能源于日本经济复苏和快速崛起，以及他们对美国的感激之情。 麦克阿瑟返回美国后，等待他的并非群嘲和冷遇，而是一场盛大的英雄欢迎仪式。当他的专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时，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涌向机场，只为一睹这位＂战败将军＂的风采。从旧金山到纽约，再到华盛顿特区，麦克阿瑟所到之处，无不是万人空巷、鲜花铺路。 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为何会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答案或许就藏在当时美国社会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冷战时期的反共情绪高涨，麦克阿瑟那种强硬的对外政策，恰好迎合了部分美国民众的心理。他们将麦克阿瑟视为反共斗士，认为他的撤职，是软弱的政府对共产主义的妥协。 麦克阿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民意，他充分利用这次＂败而不衰＂的机会，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巡演。在国会的告别演说中，他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那篇着名的老兵永不死演讲，引发了全美国上下的共鸣。 “自从我在西点的草坪上宣誓以来，世界已经历了无数变迁，儿时的梦想和希望早已消散无踪。但我仍然记得那首曾广为传唱的军歌中自豪的叠句：老兵永不死，只是渐渐凋零。”这篇演讲不仅让麦克阿瑟的支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铺平了道路。 正当人们以为麦克阿瑟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最高点时，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在1952年的总统大选中，尽管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远超现任总统杜鲁门，但麦克阿瑟却连共和党的提名都没能获得。麦克阿瑟总是在叫嚣战争，宣扬战争，谁又会喜欢一位喜欢战争的总统呢。最终，另一位战争英雄艾森豪威尔成为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并最终入主白宫。 麦克阿瑟的政治梦想就此破灭，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公众视野。他做了一家打字机公司了董事长，依旧活跃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接受采访。也许对败给中国人民志愿军耿耿于怀，利用他的威望，继续建议扩大朝鲜战争，更建议让美国经济封锁新中国，还怂恿蒋介石反攻大陆。他那强硬的反共立场和鹰派言论，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1962年5月，这位世界闻名的将领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在自己军事生涯的起点——西点军校发表了着名演讲《责任.荣誉.国家》： 我的生命已近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昔日的风采和荣誉已经消失。它们随着对昔日事业的憧憬，带着那余晖消失了。昔日的记忆奇妙而美好，浸透了眼泪和昨日微笑的安慰和抚爱。我尽力但徒然地倾听，渴望听到军号吹奏起床号时那微弱而迷人的旋律，以及远处战鼓急促敲击的动人节奏。 我在梦幻中依稀又听到了大炮在轰鸣，又听到了滑膛枪在鸣放，又听到了战场上那陌生、哀愁的呻吟。 然而，晚年的回忆经常将我带回到西点军校。我的耳旁回响着，反复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是我同你们进行的最后一次点名。但我愿你们知道，当我到达彼岸时，我最后想的是学员队，学员队，还是学员队。 我向大家告别。 这也成为他最后的风光时刻。 两年后，麦克阿瑟在华盛顿陆军医院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杜鲁门的政治生涯，也因结束麦克阿瑟的军事生涯而遭受重创。次年，他深知竞选无望，便选择体面地宣布不再竞选连任总统，从此退出政坛。 这场二人之间的争斗，最终以两败俱伤告终。 第10章 第四次战役(15)吴信泉水淹美军 从志愿军总部确定以运动防御，争取两个月时间的作战方针后，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最后阻击线，即下一次战役的进攻发起线划在什么地方，便成为战役指挥员和战略指导者反复权衡的一个问题。 最初，志司设想下一次战役应在三八线以南的有利地形上展开，因此，运动防御的最终阻击线应设定在三八线以南的一个适当位置。2月17日，中朝联司向各军发电报并上报中央军委，在电报中明确表示： 志愿军和人民军所争取的最终控制线，位于汉城至洪川一带及其北侧，西起斗浦里、金谷里，东至白积山。这条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且西端位置更加偏北。 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下一步行动可以以此线为依托，诱使敌主力深入汉城至东豆川公路两侧区域，暴露其侧翼与后方。我军主力则可从东北向西南发动进攻，力争将敌军切断于汉江以北，或在其半渡汉江之际，分割包围并各个歼灭。 2月19日，志司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再次明确表示：“下一战役应在三八线以南展开，这对我们有利。”他给出的理由是，该地区地形较为有利，包含春川以北、以东的大山，以及汉江、涟川江、临津江等河流交织其中。 待第二番部队的九个军全部抵达战役预定位置后，第一番部队即可实施诱敌深入的战略，令敌军推进至东豆川、春川线以南，然后发动全面歼灭行动。 然而，在防御作战中，首先是因为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遏制“联合国军”的进攻势头，其次是志愿军第二批部队的开进和集结需要较长时间，最终导致阻击线不得不多次向北调整：从最初的三八线以南，汉城至洪川线以北地区，逐渐退至三八线以北。 3月9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在部署第二梯队参战时决定：下一阶段作战将继续采用运动防御的策略，通过逐步阻击的方式，逐次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转移。 随后，联司根据作战进展、新入朝部队的推进速度以及战场地形，将下一战役的进攻起始线，即运动防御的最后阻击线，调整为从西海岸的长渊里，经新院里、青石头里、白川里、漏川里、朔宁、大光里、芝浦里、华川、杨口、麟蹄，直至东海岸的襄阳一线。 这条线大致位于三八线以北约5至10公里处，较彭德怀2月17日电报中最初设定的“最后控制线”相比，向北退后了30至50公里。 4月5日前后，“联合国军”在中线和西线相继越过三八线。 志司分析指出，在“联合国军”进入三八线之后，接下来可能会有两种行动选择：首先继续北上；其次是暂时停留，经过大约半个月的休整和补给后，再继续进攻。 志司向各部下达指示：“为了确保我后续兵团集结完毕，能够有计划地展开进攻战役，必须从三八线起争取二十至三十天的准备时间。” 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前，他曾与李奇微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进抵三八线后的作战计划。麦克阿瑟对形势非常乐观，坚信“在当前条件下，联合国军毫无疑问能够占领整个北朝鲜”。考虑到华盛顿可能会下达限制越过三八线的命令，他抢先指示李奇微：“只要后勤补给能够支持作战，第8集团军就应立即向三八线以北发起进攻。” 3月24日，麦克阿瑟再次飞往朝鲜，与李奇微就新制定的北进攻计划进行了详细讨论。该计划的目标线设定在三八线以北10至20英里（16至32公里）处，大致沿礼成江逆流而上，在金川附近转向东南方向，延伸至华川水库后再向东延伸至海岸线。 这条线位于中朝联司所划定的最后阻击线以北。 接下来的几天里，李奇微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对北进计划进行了调整，原本集中兵力在西线的临津江至礼成江一带围歼朝鲜人民军的方案，改为转向中线“铁三角”地区的争夺。所谓“铁三角”，是指以平康为顶点，铁原和金化为底部的三角形区域，正处于整个战场的中央位置。 该地区有多条干线公路贯穿，并有铁路网纵横交错，东北通向元山，西南通往汉城，西北连接平壤。李奇微认为，这一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是中朝军队的交通运输枢纽和后勤补给基地，还是东、西两线战场的关键通道。 “联合国军”若要向三八线以北展开进攻，必须高度重视对“铁三角”的争夺与控制，以确保现有阵地不仅能成为持续进攻“铁三角”的前进基地，还能够作为应对敌军反扑的坚固防御支撑。 李奇微修订后的进攻目标线被称为“堪萨斯线”。这条线的起点位于临津江口南岸，沿江而上，向东经过华川水库，然后稍向北越过三八线，再折向东南，直至东海岸的襄阳附近。从地图上看，除了临津江一段外，整条线大致与三八线平行，大部分区域位于三八线以北约20公里处。 为了占领“堪萨斯线”，李奇微决定发起一项代号为“艰难行动”的新攻势。根据计划，美军第1军和第9军将负责占领从临津江到华川水库的“堪萨斯线”西半段，而美军第10军则负责占领从华川水库到昭阳江边的24号公路部分。同时，韩军第3军团和第1军团将负责攻占24号公路到襄阳之间的区域。 4月3日，麦克阿瑟最后一次飞抵朝鲜，与李奇微共同商讨并确定了“艰难行动”的部署。李奇微向麦克阿瑟汇报称，第8集团军所能占领的最前沿阵地就是“堪萨斯线”，而这同时也是中朝力量最为强大的战线。对此，麦克阿瑟表示赞同，并指示他：要对这条战线发动猛烈进攻，但在向北推进、突破该线时，必须格外谨慎，注意把握好行动的尺度。 在发起“艰难行动”之前，李奇微还曾计划实施另一项名为“无畏行动”的军事方案。该计划旨在指挥美军第1和第9军向“铁三角”地区发起进攻，分别占领“堪萨斯线”以北的两条新目标线——“犹他线”和“怀俄明线”。 此举将使中部战线向三八线以北推进约20英里（约32公里），在临津江与华川水库之间形成一个向北延伸的突出部，从而对铁原至金化一线形成居高临下的优势，为进一步进攻“铁三角”创造有利条件。 志愿军总部早已对美军的这一图谋有所预见，并在4月5日向各部队通报：“判断敌军将继续越线，重点进攻铁原、平康、金化、金城和兔山地区，且可能在元山、通川一带实施登陆。” 4月初，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展开代号为“艰难行动”的攻势，目标是占领“堪萨斯线”。 此时，按照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部署，担负防御任务的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队已在指定的防御区域完成了部署。人民军第1军团和第19师负责在礼成江以西地区布防；刚刚抵达前线的志愿军第19兵团则负责礼成江至朔宁之间的防御任务。 志愿军3个军（第26、第40、第39军）作为战役的第二梯队，承担了运动防御作战任务，在三八线以南阻击敌军20天后，逐步撤至三八线以北重新布防，形成从朔宁延伸至上万洞并沿北汉江西岸展开的防线；与此同时，人民军金雄集团则在北汉江东岸至东海岸的襄阳地区布防。 4月5日前后，美军第1、第9军所属部队在西线和中线越过三八线，向铁原方向发起进攻，遭遇中国第26军的顽强抵抗。 宋时轮第9兵团下的第26军，是三个军中最早结束休整并重新投入前线作战的部队。该军于3月15日接替第50军，在西起龙渊里、东至后坪的40公里宽正面展开防御。最初，他们在三八线以南阻击敌军长达16天，随后转移至三八线以北的种子山、釜谷里和君子山一带，继续组织防御，成功阻止敌军从涟川向铁原方向的进攻。 该军于4月1日发布了作战部署命令： 第76师作为第一梯队，部署在汉滩川南北地区，力争在15天内完成任务；第77师和第78师作为第二梯队，部署在汉滩川以北至铁原之间，争取再用20至25天的时间推进。 该军队分析研判认为，本阶段的作战存在许多有利条件： 左右两翼都有友军协同作战，无需担心敌军从侧后迂回；部队已积累了在三八线以南16天的阻击作战经验，对敌情较为熟悉。防区地形险要，且有汉滩川作为天然屏障，后方补给线短，依托主力部队；增援兵员也即将到达。因此，第26军对完成任务充满信心。 根据李奇微的记述，美军在向新的目标线推进过程中，遇到了敌军不同程度的顽强抵抗。当地形对志愿军有利时，他们便挖掘战壕据守；而当地形有利于美军快速前进时，志愿军则迅速撤退。 时任第26军副军长张铚秀在《阵中实录》中曾写道： 在这一阶段，美军的攻势已显疲态，士气低迷，对阵地的攻击显得不够积极；“我们的一些阵地因不打算坚守，在给予敌人一定打击后便进行了转移”。 在美军进攻的正面，有一道宽阔的水障形成了屏障。 美军的新作战计划“狂暴作战”旨在推动联合国军继续向北推进，目标是到达“堪萨斯线”。该防线起自临津江口南岸，经过板门店后斜穿三八线，延伸至涟川以北，最终抵达华川水库。堪萨斯线大致与三八线平行，进一步向北推进，如果能攻下铁原和金化，便可深入北朝鲜境内。而华川水库不仅是堪萨斯线的终点，也是这次美军作战计划的最终目标。 狂暴作战打响后，联合国军各部队纷纷向预定目标进发，其中美军陆战一师的任务是夺取堪萨斯线的终点——华川水库。华川水库绵延十余公里，形成一道巨大的水上屏障。李奇微将此水库视为北汉江下游美军阵地的重大隐患，担忧中国军队可能会炸毁水库大坝，导致江水泛滥，从而阻碍美军行动。 然而，根据其部下工程师的分析，炸毁如此规模的大坝不仅需要庞大的工程量，还需大量炸药，而中国军队当前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会选择开启大坝的闸门放水。 据估计，当华川水库蓄满后，若所有闸门同时开启，北汉江在“堪萨斯线”附近的水位将会上涨约10至12英尺（3至4米），届时春川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将遭遇洪水淹没。 在华川水库一带布防的是第39军第115师344团。 作为“第一个进入平壤，夺回朝鲜首都；第一个打进汉城，夺取南韩首都”的第39军，在整个战略北撤时，作为第二梯队被留下，在东线断后，帮助大部队有序撤离。当第39军115师部队完成洪川到春川的防御作战任务后，敌我双方又在华川山谷遭遇。 华川，地势险峻，交通不便，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险地，吴信泉当然不会恋战。他的对手，是重新占领了汉城的李奇微和他的陆战一师。李奇微在实施“撕裂行动计划”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味冒进，而是有所忌惮的。因此，他并不急于与志愿军短兵相接，而是想通过炮火和直升机机降作战，轰炸补给线，切断第39军的退路，将39军困死在华川。 敌人“狂暴作战”刚一开始，他们就已准备好用大水来阻碍敌军的进攻。恰巧连日大雨，水库中的水位已经接近大坝的顶部。 吴信泉与军部参谋们一道视察周边环境，发现华川地区因修建水坝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他忙叫作战参谋铺开地图，又对照附近地势看了又看，经过深思，他召来了侦察科长蔡愚：“你立即带上联络员前往华川水库进行侦察，弄清楚大坝的闸门和蓄水量的情况。”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吴信泉的心中成形。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吴信泉在军事会议上掷地有声的话语，让在场的将领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但很快，当“水淹美军”的作战计划浮出水面时，众人无不拍案叫绝。吴信泉的命令简洁而有力：关闭水库闸门，蓄水待敌。同时，115师需在288.4高地严阵以待，成为阻止美军北进的铜墙铁壁。 4月8日上午9时，115师作战科副科长沈穆跑来向吴信泉报告，经过10来天的蓄水，水库已蓄满，湖水都快漫到大坝顶部了。吴信泉高兴的一拍大腿：“天助我也！” 沈穆问：“是不是让工兵埋雷炸坝？” 吴信泉斩钉截铁地说：“不炸坝，只开闸放水。留着大坝，战后还可以给朝鲜人民发电、灌溉。” 华川水库大坝共有10个闸门，但由于发电机被破坏，闸门无法正常升起。尽管尝试了各种方法，最终只成功开启了4个闸门，另外6个则仅稍微抬起了一点。即便如此，下泄的水量仍然在短短半小时内使整个北汉江水位上涨了2米，冲毁了下游的一座浮桥。 汹涌的洪水席卷而出，将美军的帐篷、辎重以及刚架设的浮桥全部摧毁，公路也被冲断，成功阻止了敌军在下游的进攻，堪称朝鲜战场上的“水淹七军”。 美军立即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去夺取大坝，关闭闸门。袭击部队主要由陆战一师七团组成，经过李奇微的审核批准后，特意为这支部队增配了一个特种兵连。但由于山峦重重，伴随雨雪和大雾，无法为支援的飞机指引目标，远程炮火也无法发挥作用。特遣队兜转一圈后返回起点，夺坝行动最终失败。 4月16日，美军第1陆战师派出了一支突击队，这次他们吸取了教训，放弃了白天乘车的方式，改为夜间徒步慢慢接近水库，然后发动突然袭击。这种战术原本是志愿军常用的，如今被美军借鉴了。当时，水库周围水势汹涌，为了避免弄出声响，美军突袭部队选择乘坐橡皮艇靠近水库。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被我344团发现，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交火。 美军的突袭部队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登陆点。 尽管如此，美军凭借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试图绕开正面攻击，从侧翼寻找突破口。他们的第3团开始向陆路通往水库的288.4高地发起进攻。288.4高地面积不足500平米，由志愿军344团1连驻守。美军原本认为凭借他们的人数和火力优势，拿下这座高地并不困难，但很快他们便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 美军的两次地面进攻均被1连顽强击退，随后按惯例展开了火力覆盖，炸弹、燃烧弹和凝固汽油弹如雨点般倾泻在288.4高地上，瞬间将这片小小的区域变成了一片火海。美军认为阵地上已无防守力量，再次发起攻势，然而再度遭到志愿军的猛烈反击。 在这座288.4高地上，双方进行了长达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美军发动了十余次疯狂的进攻，最初派出一个排，后来增至一个营。然而，尽管美军两营几乎失去了作战能力，并付出了428人的伤亡代价，但他们依然一无所获，阵地依旧牢牢掌握在344团1连的手中。 水库的水被排干后，美军认为继续争夺已无意义，于是撤出了战斗。 直至4月16日，大坝才重新被美军攻占。 足智多谋的吴信泉，利用三国襄樊战场上关羽水淹七军的古老战术，将最现代化的美陆战一师阻滞了整整7天。这7天，为我军的撤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战斗结束后，344团1连荣获39军军部授予的“288.4高地守备英雄连”光荣称号，连长赵志立立下了二等功。 华川水库防守战使李奇微的全面进攻计划彻底破灭，这一战役也深深印刻在了美军的记忆中。 在后来的板门店谈判中，美军特意提到了这场战斗，志愿军代表则告知他们，当时防守288.4高地的部队仅有一个连队。 美军不相信这一情况，因为他们自己派出了一个团，动用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强大的火力。在他们看来，守军至少应该是一个加强营，才能解释为何迟迟无法攻克，这样他们才有借口为自己的失败辩解。因此，美方特别提出要见守军指挥官，想确认到底是一个营还是一个连。对此，志愿军自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当赵立志来到板门店时，美国人依旧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是被拉来作伪证的。 面对质疑，赵立志开口说道：“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步兵连长。我率领连队与美军交战的那天，正好是我22岁生日。我们驻守的288.4高地，地形险峻狭窄，正面不到500平方米。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这样的地方只能容纳一个连的兵力，根本不可能部署一个营，更不用说什么加强营。在火力覆盖下，任何人都不会在这种阵地上放置一个营。” 之后，赵立志详细讲述了当时我军的兵力部署、高地周边的地形以及战斗经过，与美国方面掌握的情况完全一致。这让他们再也无从怀疑，终于相信守军确实只有一个连。 赵立志年纪轻轻便展现出如此坚定的战斗意志，令美国人深感钦佩。随后，他们还特意撰文，将文章刊登在各大报纸上，称他为“东方直布罗陀战役的胜利者”。 李奇微对华川大坝的这场战斗记忆犹新： “4月9日，我的左翼和右翼部队到达了进攻出发地。突然，敌人打开了华川水库基部的多个水闸，在短短一小时内，江面水位急剧上涨几英尺，导致我们架设的浮桥被冲毁，我们不得不将另一座浮桥拖回岸边以防被冲毁。 进攻因此暂停。我们立刻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前去夺取大坝并关闭闸门。然而，由于能见度极差、地形复杂、敌人顽强抵抗以及登陆工具不足，这次尝试并未成功。直到4月16日，范弗里特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后，华川大坝才最终落入我们手中。” 4月12日23时，中朝联司发布了关于“最后阻击线”的命令，确定以金川、渭川里、朔宁、场巨里、文惠里、山阳里为最后阻击线，同时明确这条线也将作为下一次战役的进攻出发点。通过地图对比可以看出，这条“最后阻击线”与3月14日划定的三八线以北“主阵地线”的走向大致相同，只是在局部位置做了一些调整。 此时，由美军主导的“联合国军”攻势已持续逾70天，部队普遍表现出疲态，除铁原和金化地区外，其他各地的攻击势头明显减弱。 对此动向，中朝联合司令部于4月15日12时向各部发出电令： 目前敌军尚未得到补充，且已极度疲惫，争取在四月下旬发起反击战役对我方有利。为引诱敌军再进一步，以便我军发动攻击，决定自十七日夜起，我三十九军、四十军和二十六军的主力部队全部撤至十二日23时指定的最后阻击线（高台山、大德山、大成山和鹫峰一线），并摧毁撤出的阵地工事。前线仅留少量部队监视敌情，进行侦察，如敌军推进，我方则后撤，无需进行阻击。 至此，志愿军和人民军通过运动防御成功争取了两个月的作战时间，达成了预期目标。随着各部队于17日晚奉命主动后撤，作战行动从之前的逐步阻击转变为逐步诱敌。到4月21日，“联合国军”在开城、高浪浦里、三串里、文惠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被志愿军和人民军成功遏制，未能实现占领铁原、金化地区的计划。同时，志愿军的第二梯队也按计划完成了战役部署。 第四次战役落下帷幕。 第四次战役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被迫展开，整个行动显得相当勉强。 在美军主导的“联合国军”突然发起全线反击后，志愿军被迫应战，整个战役期间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势，争取主动权，遏制敌军进攻，并为下一步的攻势创造条件，志司（中朝联司）精心筹划并组织了一场战役级别的横城反击战。然而，这次反击未能实现预定目标，随着砥平里攻坚战的失利，志愿军不得不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 志愿军入朝后的历次战役中，只有这次战役具有防御性质，并且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行动方式也最为多样，既包括坚守防御和运动防御，还在防御中转入进攻，进行战役反击。志愿军在人民军的配合下，以劣势装备抵抗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凭借优势火力发动的立体进攻，顽强坚持了87天。这种形式的战役作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中前所未有。 这场战役的持续时间创下了朝鲜战场的纪录。志愿军在此次战役中积累的防御作战经验，为之后的战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韩先楚在总结第四次战役的运动防御作战经验时强调，朝鲜战场上面对的是全面现代化、拥有高度技术装备且掌握制空权的美军。志愿军在每次大战役结束后，必须争取一定的时间来准备下一场战斗，通常需要通过防御手段来创造战机。因此，试图避免或不愿进行防御作战的想法是错误的。 但由于敌我双方在装备和技术上存在巨大差距，面对敌人的进攻，必须采取运动防御策略，主力部队应避免与敌军主力直接对峙。在敌军强大的炮火、空袭以及坦克攻势下，无法依靠固定防线进行死守。 朝鲜地形狭窄，回旋余地有限，志愿军兵力庞大，加之出国作战，交通运输和补给线路显得尤为复杂庞大。每次战役之后，部队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休整，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运动防御的灵活性。 在防御作战中，若无固定防线，部队将持续转移，无法为反击和进攻做好准备。因此，在防御指导上，应明确指出，除非有特殊需要，不应让主力部队直接与敌军对峙消耗，也不应固守固定防线。同时，要防止形成不愿在特定条件或情况下，必须在某一位置坚决阻击敌人的思维模式。 为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应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以及下次战役所需的准备时间，在主要固定防线之前，部署一支有力的部队，建立深度或短距的缓冲区，实施机动防御，阻击敌军的进攻，争取宝贵时间，从而避免主力陷入对峙消耗。 例如，在这次战役中，志司在防御部署上预先设置了三道防线，整个防御纵深约为50公里。主力部队位于最后一道防线，缓冲区则留有一支精锐部队，负责控制与扼守关键要点和交通要道。在敌人进攻时，采取坚决的阻击、反击、袭击和伏击战术，以消耗敌军并延缓其前进，争取所需的时间。 为了全局胜利或掩护主力部队撤离，一些承担防御任务的部队有时根据战役需要，必须在特定位置上与敌军进行坚决对抗。例如，第50军和第38军在汉江南岸顽强阻击敌军，持续了半个月之久，这是必要的。 韩先楚在2月底回国治病期间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上述意见，并通过电报呈报彭德怀。周恩来看到后觉得非常好，还特意推荐给毛泽东审阅。 在第四次战役的后期，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攻防对峙，双方逐渐将重心转移到为下一次战役的较量做准备。此时，双方既无心也无力在当前战役中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强度因此逐步减弱，使得这场战役成为了向下一次战役过渡的一个阶段。 这也是第四次战役的一个显着特点。 针对这一情况，洪学智进行了如下分析： 在整个机动防御阶段，我们选择了暂时避免大规模交战，因为我们尚未得到必要的休整，需等后续部队的到来。敌人展开兵力后也没有进一步的增援，只能使用磁性战术来缠扰我军。我军与敌人对峙，敌人施展其磁性战术，而我则采用机动防御的策略，旨在拖延敌人的攻势。当敌人推进时，我随之后退；当敌人停滞时，我也保持原地不动。我们都在尽量避免伤亡和消耗。 纵观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占据了一个相对特殊的位置。 战争中的攻防转换，不仅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未来战争的走势奠定了基调。事实上，这已经表明，无论是美军还是志愿军，在现有条件下都无法彻底击败对方；美军无法将志愿军驱逐至鸭绿江边，志愿军同样也无力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 然而，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一客观事实。尽管此时美国已经开始尝试调整其战争政策的基本思路，中国领导人也从全局角度提出了\"不能速胜则应准备缓胜\"的指导方针，但总体而言，双方对于这场战争的特点与规律仍未达到充分的理解。这也意味着，朝鲜战场上的战争机器仍将沿着既定轨道凭借惯性继续运转一段时间，一场更为激烈的厮杀即将到来。 在第四次战役中，双方的损失都超过了前三次战役的水平。 根据军委作战部1951年7月的统计，此次战役中，中朝军队共歼灭敌军人。其中，毙伤人（美英等国军队为人），俘虏8112人（美英等国军队为571人）。毙伤人数远多于俘虏人数，这在防御战中是常见现象。 对于志愿军来说，此次战役缴获的武器装备数量为历次战役中最少，而自身损失的武器装备数量却是历次战役中最多的一次。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伤亡人数，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记载为4.2万余人，再加上朝鲜人民军的伤亡人数1.05万余人，总计伤亡人数达5.3万余人。 根据军委作战部1951年7月的统计，此次战役中志愿军的伤亡情况如下：阵亡人数为人，负伤人，失踪人数为4394人，总计伤亡人数达人。此次战役中，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失踪人数显着增加，甚至超过了前三次战役失踪人数的总和（前三次战役中的失踪人数分别为625人、2829人和328人，总计为3782人）。 这一现象也反映了防御作战中转移撤退行动的一个新情况。 第11章 第五次战役(1)二番部队前线集结 对于第五次战役准备来说，最主要的是第二番作战部队向前线的开进、集结、展开和完成作战准备。 第二番作战部队由第19兵团、第3兵团和第9兵团组成。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分别在1951年2月中旬和3月中旬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第9兵团原本就在朝鲜境内进行整编补充，并已派出1个军参与第四次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其余2个军则于4月中旬集结在三八线以北的平康、淮阳地区。 第五次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由第二番部队的三个兵团负责，这是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安排。 原第13兵团的4个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作为第一批入朝部队，以及紧随其后的第50军和第66军，已经连续进行了4次战役。 近半年的战斗中，部队一直未能得到休整和补充，减员情况十分严重，官兵们身心疲惫，实在难以再承担大规模作战任务。 要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就必须将大量的精锐力量投入战场。在第二轮作战部队中，第19兵团的3个军是最早进入朝鲜的。 在东北边防军刚刚组建时，中央军委就已将第19兵团确定为战略机动力量，部署在三线。根据计划，他们将在第9兵团（第二线兵团）之后跟进，必要时进入朝鲜参战。 第19兵团的前身是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亦即广为人知的“杨罗耿兵团”。 在解放战争后期，第19兵团改编归属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序列，受彭德怀指挥，参与了大西北的进军行动。新中国成立后，兵团指挥部迁至西安，所属部队分别驻防于陕西、宁夏等地。 1950年10月5日，奉命向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带集结，完成换装、整编任务，并开展了适应入朝作战的战前训练。 195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第19兵团19兵团下辖第63军、第64军、第65军，司令员是杨得志，政治委员是李志民，郑维山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先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第19兵团是最早在入朝部队中更换苏式装备的单位。这次装备升级主要集中在步兵的轻型武器，涵盖了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以及高射机枪等。 除了兵团和各军直属队以外，9个步兵师的全部武器都更换为苏式枪械。具体包括步枪支、冲锋枪6588支，轻机枪1880挺、重机枪485挺，并配发了2个基数的弹药。 这些武器刚从苏联运抵，还密封在箱子里，外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防护油。在这些武器中，最受欢迎的当属配有转盘弹匣的轻机枪和高射机枪，它们射程远、火力猛、杀伤力强。相比之下，苏式步枪显得笨重，操作不够灵活。 2月5日零时，第19兵团所属各部队从山东启程，乘火车向北方进发。 鸭绿江大桥上，满载兵员和装备的火车，一列又一列地向东疾驰，桥下冰封的江面已经开始解冻。 其中一趟军列，最前面的4节车厢，是19兵团的临时指挥部，车厢里载着包括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在内的兵团指挥机关全体人员。这4节车厢后面，加挂了10余节载满重型装备的平板货运车皮。 此时，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30余万中朝军队夺回了汉城，攻占了仁川，将美军和李承晚军队赶过了“三八”线。 2月17日黎明时分，军列经过一夜疾驰，到达朝鲜平安北道，前面就是定州。为避免沿途军列遭到敌机空袭，先期入朝的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在定州南面的这段铁路边，专门开挖了两个隐蔽列车的山洞。 为防天亮后遭到敌机空袭，杨得志命令列车就地停下，把兵团指挥机关乘坐的4节车厢与后面载运装备的平板车皮断开，让火车头把这断开的军列，分别送进两个山洞里隐蔽，等天黑后再走。 隐蔽在山洞里的这一个白天，敌人的飞机先后对这一路段轰炸了3次。开火车的铁道兵战士告诉杨得志司令员，这样的情况对于铁道兵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就是敌人所谓的“绞杀战”，目的就是要切断我军的铁路运输线。 熬到晚上，杨得志命令军列继续前进。隆隆声中，火车头从对面山洞驶出，从后面抵近19兵团指挥部乘坐的这4节车厢。 按以往操纵常规，火车头先要从后往前，将这4节车厢推向山洞另一边的出口，然后在扳道员的配合下，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扳道，将已经分成两截，藏于两个山洞的两段军列重新连接后，才能够正常行驶。 这时意外发生了。 “哐当”一声，火车头从后面顶住这4节车厢开始缓缓向前移动，向山洞的另一边出口慢慢驶去。 刚出山洞就是一个大下坡，4节车厢的速度突然就开始加快，巨大的惯性将车厢里，一些还没有坐下来的人，一个个全被甩朝后面，摔在车厢地板上，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懵了。 4节车厢顺着坡道疾速滑行，仍在不停地加速中，兵团作战科副科长余震急匆匆地跑到司令员杨得志面前说道：“糟糕，后面的火车头没有挂住我们的车厢！” 杨得志扭头透过车窗向后望去，果然，4节车厢后面，火车头还停在山洞洞口，距离他们却越来越远。刚才火车头“哐当”一声从后面顶住车厢，不知道什么原因，火车头连接车厢的挂钩却没有挂住车厢，但火车司机却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火车头将这4节车厢推出山洞洞口，却又偏巧是下坡路段。于是，这4节车厢载着整个19兵团指挥机关，像匹脱缰的野马一样，扔下火车头，风驰电掣地往前奔去。 杨得志大喊：赶紧扳闸！ 一群人呼啦一下子拥向各个车厢尽头，拼命扳动制动闸，但车厢仍然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沿着下坡的铁轨奔得越来越快，只见车外模糊的山崖和树木从窗边飞速地往后划过。 这4节车厢里，可是第19兵团指挥机关的全体人员，一旦发生意外，其后果不堪设想。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郑维山三人都是一头冷汗。万一真的出了事，整个19兵团的指挥系统就全完了。 这样的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将会对我军在整个朝鲜战场上的部署，产生重大影响。 过了七、八分钟，随着坡道放缓，列车稍微慢下来一些，大家猜测，前面应该就是定州车站了。但更糟糕的情况却突然出现了，虽然实施灯火管制，但大家仍然隐隐约约看到几百米外的正前方，同一条铁轨上竟然停着一列火车。 4节车厢以很快的速度逼近前面那辆停着的列车，警卫排的战士早已经围在几位首长周围，组成了一道人体盾牌，尽全力护卫首长安全。 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个影子从月台上窜下，飞奔向铁路，扳下了道岔。19兵团指挥机关全体人员乘坐的这4节车厢，在最后的一刻，驶上了另一条铁轨，呼啸着与停着的列车擦身而过。 进入平路，滑行的车厢在轨道上慢慢减速，终于在一公里外停了下来。 当杨得志司令员和几位首长走回车站月台时才发现，刚才跳下月台，发疯似地奔向铁路，迅速扳下道岔，救了全车人性命的，居然是一个十四五岁的朝鲜男孩。 男孩背上斜背着一支老掉牙的步枪，嘴里不停地向双手哈着热气，冻得通红的小脸上，一双大眼睛笑意盈盈地看着这群志愿军官兵们。 双方语言不通，杨得志司令员一把抱过小男孩，高高举起，在原地激动地转了几个圈。 男孩不知道的是，他今天救下来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的整个指挥机关，这里面包括日后的两位共和国上将和一位中将。 回到车厢，杨得志司令员长舒一口气说道：“如果不是这个朝鲜小男孩扳开道岔，我们整个兵团指挥部，等于让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就端了“老窝”！” 兵团进入朝鲜境内后，整个行军历时整整一个月，其中实际行军时间约为20天，每天前进35至40公里，夜间行军，天亮时休息，历经艰难险阻。 士兵每人负重达40公斤，除了携带个人武器装备，如枪支、弹药、手榴弹和背包外，还要额外背负一周的干粮和两枚迫击炮弹。 正值初春时节，寒意料峭，平地积雪厚达10至20厘米，低洼处积雪甚至齐腰深，一旦不慎陷入雪中，往往需要几人协力才能拔出。如此长距离的徒步行军，使得官兵体力消耗极为严重。 第3兵团紧随第19兵团之后进入朝鲜。 第3兵团是西南军区为参战朝鲜特别组建的全新兵团，与原第二野战军的第3兵团并无关系。中央军委任命原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为新第3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 陈赓于1月率先入朝，参加了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并进行了战场考察。由于腿伤复发，他不得不返回东北进行治疗，因此第3兵团入朝时陈赓未能到岗，军事指挥由王近山负责。 王近山，二野中威名赫赫的将领，刘邓的得力爱将，因作战疯狂而被称为“王疯子”。他在战场上悍勇无畏，拼命厮杀。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王近山率领一支小部队返回延安途中，主动寻找战斗机会，意外击溃了冈村宁次的华北日军“剿匪”观察团。 该团由180多名日军高级军官组成，全为中队长以上级别的将佐。王近山率军猛扑，将这批日本中高级军官悉数歼灭，光是相当于西方准将的大佐就斩杀了六名，还将一名少将旅团长劈成两半！ 在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展现了真正的英雄气概。他的指挥风格极为大胆勇猛，堪称不折不扣的战将。中央曾多次称赞他：“王近山敢于打没有命令的胜仗。”邓则认为王近山的“疯”，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 王近山身上满是战伤，身体受到了严重创伤，左臂上的伤疤深得难以测量脉搏，右大腿因骨折变短，与司令员陈赓并称“三兵团二瘸”，两人一个左腿短一个右腿短，一起走路时常引发哄堂大笑。 此外，他胸前有子弹穿透的伤痕，一前一后两个疤痕，头顶上有三处大疤，顶门软塌塌的，一按就会陷下去。 即便如此，他在听到枪声时仍会毫不犹豫地冲向前线： “他们有多少兵？连李承晚的伪军加在一起也敌不过咱们的一支军区，根本比不上我们一个淮海战役！我看把美国鬼子赶下海不成问题，朝鲜那么大的地方，在三八线上撒尿就能尿到釜山去！” 第3兵团比第19兵团晚一个月入朝，抵达朝鲜时正值初春，气候乍暖还寒，气温时高时低。白天阳光照耀，气温回升，积雪融化，路面泥泞不堪；而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地面薄冰凝结，踩下一步，冰水混着泥土没过脚踝，鞋袜裤脚瞬间湿透，寒意直刺入骨。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第3兵团士兵的平均负重虽较第19兵团略轻，但仍超过30公斤。每日行军35至40公里，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部队已感到极度疲惫。 与第19兵团和第3兵团从国内开进不同，另一个编入第二番作战部队的第9兵团是在朝鲜境内完成了作战准备。第9兵团下辖的3个军中，第26军于2月中旬率先进入议政府地区，按照志司的部署，接替前线部队，参与机动作战防御。 随后，第20军于3月28日，第27军于3月31日分别从咸兴和元山之间的区域南下，至4月15日，全部在平康、洗浦里及新高山、淮阳之间地区完成集结。 至此，作为生力军的第二番部队下辖的3个兵团、9个军，已全部抵达预定位置。 除此以外，志愿军第39军、第40军也被划入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作战序列。再加上朝鲜人民军的3个军团，中朝军队在一线集中了60万参战大军。 志愿军决定在西线战场的汶山到春川的战场结合敌人战友部署纵深小的特点，采取战役穿插和战术穿插相结合、战役迂回和战术迂回相结合的特点，歼灭“联合国军”的7个师旅。 在朝鲜战场上作战时，志愿军面临的最大劣势是缺乏空军力量，前线部队无法获得任何空中支援，后方的运输线也无法得到基本的空中保护。 以美国空军为主导的“联合国军”空中力量在朝鲜境内毫无顾忌地进行疯狂轰炸，给志愿军的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了持续的严重困境。 从国内筹集的大量补给物资，只有六到七成能够成功运抵前线，其余部分在运输途中便被空袭炸毁。如果在第五次战役中依然无法解决空中掩护的问题，战役的准备和执行将继续受到薄弱后勤保障的制约，很难取得理想的战役结果。 派遣空军入朝参战，确保为后方运输线提供必要的空中掩护，这一问题已作为从志司到中央的紧急事项，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能够进入朝鲜境内执行空中掩护任务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正在组建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二是拥有世界第二大空中作战实力的苏联空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空军组建初期，采用了“依托陆军建空军”和“在战斗中成长”的方针，从陆军中抽调了12个师部和49个团部，作为空军建设的基础力量。 1950年6月，首支空军航空兵部队——第4混成旅正式成立；同年10月，驱逐第3旅也随之组建。此后，这两支部队分别改编为空军第4师和第3师，成为最早组建的师级航空兵作战部队。 10月20日，志愿军首批部队入朝的第二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汇报了空军参战的准备情况：根据已经组建的空军部队及航校毕业学员组建新部队的情况，空军在1951年2月之前完全无法大规模参与朝鲜作战，最多只能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游击式袭击。 到1951年2月，预计能够派出2个驱逐团（65架飞机）、1个轰炸团（27架飞机）和1个冲击团（25架飞机）参战；到6月时，总共可以出动6个驱逐团（100架飞机）、4个轰炸团（120架飞机）以及1个冲击团（25架飞机），共计11个团，约330架飞机，投入作战。 中央指示刘亚楼： 已在辽阳的第4混成旅旅部可率领第10团，与第3旅的第7团合并，组成一个喷气式师，力争在12月前挺进至安东，进行保卫边境空域作战的学习。 12月3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呈交了一份报告，指出： 在美帝具有强大的空军情况下，我新建的不大的空军部队，如果零零碎碎地去同敌人进行纯粹的空战，就是说训练好了一个大队就马上使用一个大队，一看见敌人飞机就想要打他，结果就必然形成和敌人拼消耗，这对于我方是最不利的，而美帝则恰好欢迎这个办法。 因此，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战斗训练的第一批空军部队，我认为不应该过早的零碎的使用，而应该将训练出来的空军部队逐渐积蓄起来，并进行继续训练。 在积蓄到一定数量时（至少100到150架以上，即明年三、四月间)，选择一个适当时机集中地分批使用出去，直接掩护和配合前方地面部队，完成一个战役和战斗，解决一定的战斗任务。 报告里的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12个字，成为中国空军入朝参战的方针。 尽管前线和后方都急切要求空军尽早投入战斗，刘亚楼却展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坚定。 他认为，刚刚组建的空军部队立即参战并不合适，只能让完成战斗训练的飞行团，以大队（10架飞机）的形式轮番跟随苏联空军进驻安东机场，并以小队（2架飞机）为单位嵌入苏联空军的作战队形，选择敌情较轻的时机进行实战演练。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来学习空战。 1951年1月21日，空四师师长方子翼带领第10团第28大队进驻安东浪头机场，成为中国空军首支投入战斗的航空兵大队。 2月17日，第28大队派出8架飞机执行战斗任务，追击美机至安州附近。尽管最终未能追上，最近时双方距离约为20公里，但空军首长依然给予了鼓励，称此次行动已有进展，并希望今后能继续把握有利时机进行实战演练，争取与敌机交战。 21日，美军出动约20架次的b-29远程轰炸机，由f-84战斗机护航，在新义州东南80公里的宣川上空对铁路进行轰炸。 第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领6架米格-15战机起飞应战，并在安州附近上空击伤1架f-84战斗机。交战中，李汉大队损失1架飞机，1名飞行员牺牲。 29日，李汉再次率领8架米格-15战机参战，在定州以西的空域击落和击伤了各1架美国f-84战机。这一战果标志着中国人民空军在朝鲜战场上首次取得战绩。 空军领导人对参战部队取得的初步战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这表明年轻的中国人民空军具备作战能力。然而，他们同时提醒，在出动迎敌时，仍需采取稳妥的方式，任何急躁的行为都是不应有的。 在二月下旬，空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入朝参战的事宜。会议得出结论：参战势在必行，且所有准备工作必须在三月底之前完成。 参战可能有三种结局：第一，损失惨重，却收效甚微；第二，虽有较大损失，但取得了一定成果；第三，损失较小，且效果显着。会议明确方针：“我们全体同志要全力以赴。” 3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了“空军出动计划”： 4月计划部署4个航空团，包括1个喷气机团、1个驱逐机团、1个轰炸机团和1个冲击机团；5月则计划再部署6个航空团，其中包括3个喷气机团、2个轰炸机团和1个冲击机团。 3月15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空联司”）在安东正式成立，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兼任空联司司令，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与朝鲜空军司令员王涟分别担任副司令员。 中国在积极准备派遣空军入朝参战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苏联的支持，推动苏联空军加入朝鲜战场，以弥补中国空军作战能力的不足，力图在战场上与美国空军形成有效抗衡的局面。 当时，苏联空军的实力虽与世界第一的美国空军存在一定差距，但整体上仍属同一水平。如果苏联空军能够积极投入战斗，便有可能在朝鲜战场的空中与美国空军展开较量。 1951年1月，刘亚楼建议，针对3月份的战役，待下一次战役打响时，至少应派出两个苏联空军师前往朝鲜北部执行掩护任务。 二月下旬，向苏联提出请求，希望苏联空军能进入朝鲜，承担掩护平壤、元山一线及其以北机场的任务，并希望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能迁入朝鲜境内。如果不这样做，朝鲜的机场将无法建成，中国空军也将无法参战，坦克和炮兵的运作将会遇到极大困难。 乔大叔在处理空军使用问题时，明确划定了一条界限： 苏联空军只能在中国志愿军入朝两个月或两个月半后才能出动，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中国境内，不得进入朝鲜参战。但他很快突破了最初设定的限制。在志愿军入朝后的第十天，斯大林便派出飞机参战，打破了飞机不越过鸭绿江的规定，将空军的活动范围推进到了朝鲜境内的浅近纵深。 随后，又陆续作出决定： 自1月10日起，派出飞机为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提供空中掩护。自3月20日起，进一步将掩护范围向前推进，覆盖至顺川一带。 前者的活动区域位于清川江以北，而后者则跨越了清川江的界线。 在收到中央转发的志司电报后，乔大叔迅速回电： “同意将由别洛夫指挥的第151和第324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至朝鲜境内，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随后他又主动提议： 鉴于“即将到来的重要战役……前线必须集结尽可能多的歼击机”，我们决定从苏联调拨一个规模较大的歼击机师前往安东，以便将原计划驻守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支援那里的战役。 这个表态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中国领导人迅速展开行动，着力为苏联空军和志愿军空军进入朝鲜创造有利条件。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在朝鲜境内建设机场。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飞机的轰炸破坏，北朝鲜境内所有机场均已无法使用。没有可用的机场，无论是苏联空军还是志愿军空军，都无法在朝鲜境内扩大作战范围。 根据中国方面既定的空军出动计划，再加上苏联空军可能参战的力量以及朝鲜人民军可投入的航空兵部队，中、朝、苏三方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空军部队将扩充至十七个团，具体为： 志愿军有10个团，朝鲜方面派出3个团，苏联则出动4个团。其中包括11个驱逐机团（8个米格-15喷气式飞机团，1个拉-9、1个拉-11和1个雅克-9式飞机团），此外还有3个轰炸机团（配备杜-2和波-2式飞机），以及3个冲击机团（配备伊尔-10式飞机），总共509架飞机。 随后，乔大叔决定再增派一个由三个团组成的空军师（装备90架米格-15喷气式飞机），这样一来，计划进入朝鲜参战的飞机总数将达到599架。 3月9日，中央在听取刘亚楼汇报中、朝、苏三方关于机场使用划分问题的会商结果后，指示继续做好准备工作，力求实现“友我一齐出动”。 3月22日，中央指出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机场的建设。没有足够的机场，就无法让如此多的飞机进入朝鲜参战；而机场的数量只能逐步增加，因此空军力量的扩充也只能循序渐进。 为了确保空军按计划在朝鲜执行任务，需要在清川江以南地区修建14至15个机场，使中、苏、朝三国空军能够形成三线配置的前沿部署。 最为关键的是在平壤以北、安州以南的区域修建喷气式飞机机场，以供苏联空军的两个师（每个师下辖两个团）使用。只有苏联空军的飞机率先进驻并稳固阵地，提供空中掩护，中国空军才有可能跟进进入。 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面临诸多困难，其中尤以三方面最为突出：首先是劳动力不足；其次是缺乏必要的设备、材料和工程技术人员；最后则是空中掩护的不足。据估计，当时在国内建设一个喷气式机场平均需要约24万人力。 根据计划，第一阶段为苏联空军建设四个喷气式飞机场，预计总共需要96万劳动力。 在当时的条件下，朝鲜方面根本无法提供如此多的人力。 金日成曾亲自承诺派遣两个新兵师来参与机场建设，最终实际派来的人员却只有3000人，与原先承诺的人数相差甚远。 中央很无奈：“金首相所承诺的一切，下级难以实现。” 所以，机场的修建工作主要由中国方面派遣部队来负责。 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最棘手的问题在于缺乏空中掩护。根据既定方案，平壤以北的四个机场需要由苏联方面派出的8个高炮团提供空中防护；在苏联高炮部队抵达之前，这一任务暂由中方承担。 这四个供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在3月下旬开始建设，但到第五次战役爆发时仍未完工。4月16日，即在第五次战役发起前一周，中央报告指出： 目前最为艰难的是空军，而在空军中，机场问题尤为突出。位于平壤以北的四个供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直到五月中旬前都难以完工。至于平壤以东和以南的四个供我方空军使用的喷气式机场，由于力浦和沙里院无法建成为喷气式机场，因此至今尚未确定新的场址。 同时，苏联空军在五月初无法出动，我方空军在缺乏掩护且无可用机场的情况下，本次战役实在无法参与。目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尽快加快机场建设，并利用国内机场来掩护平壤以北的交通运输，以减轻前线补给的压力。 自3月17日起，美国空军对朝鲜境内正在建设的机场展开了高强度的轰炸破坏行动，拉开了美军战史上被称为“机场之战”的序幕，机场建设面临的形势愈加严峻。 由于机场条件的限制，不仅在第五次战役中，中、苏、朝三方空军未能按计划投入朝鲜作战，在随后的多次战役中同样如此。 这不仅使志愿军地面部队始终无法获得任何空中支援，无法在战场上实现陆空协同作战，而且后方目标，尤其是后方运输线的空中掩护问题也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显然，空军参与朝鲜战斗的关键不在于决心的坚定，也不是空军自身的准备情况，而是受制于机场这一至关重要的基础条件。 第11章 第五次战役(2)越来越知彼的美军 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 在第四次战役中，当志愿军向北撤退时，指挥部反其道而行，向南推进。志司的将领们冒着深入敌占区的危险，为第五次战役的筹备做准备。在整个3月期间，志司始终在思考何时发起第五次战役，重点关注的是第二批部队进驻和作战准备的进展。 志司反复强调，在第二批3个兵团9个军全部集结到位之前，志愿军的兵力相比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没有优势，尚不具备大规模出击的条件。如果此时“联合国军”继续向北大举推进，志愿军只能采取机动防御，逐步抵抗，延缓敌方行动，以空间换取时间。 对于汉城、洪川、春川等要地皆可暂时放弃，允许“联合国军”推进至三八线南北区域，待第二批部队的生力军到达后，再转入反攻。基于这一考虑，第五次战役的发起时间不断被调整，先是从4月中旬推迟到4月下旬，接着又从4月下旬推迟到5月上旬。 然而，进入4月后，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促使志司对战役的发起时间重新进行思考，并最终决定提前发动战役。这个变化是基于对美军可能在志愿军侧后进行登陆作战的估计和判断。 3月27日，志司在致第3、第9、第19兵团的电报中，对当时敌情作出了如下判断：“自一月二十五日起，敌军发动进攻，伤亡已不低于五万。虽然得到了部分补充，但由于长期作战，疲劳问题非常严重。基于以上情况，敌军当前的意图可能是控制三八线，及其以北不远的地区（大约十至二十公里范围内），巩固三八线，等待增援和休整补充，随后将英军、土耳其军、法军、希腊军等部队调渡临津江，继而向北推进。这种可能性较大。” 很显然，直至此时，志司的关注点依旧集中在三八线的正面战线，对侧后登陆的威胁，尚未作为一个显着的问题提上日程。 仅仅过了一周，志司在指示各军迅速向预定地区集结的电报中，关于敌情判断的部分突然增加了新的内容：敌军继续越线的判断，重点是进攻铁原、平康、金化、金城和兔山地区，同时可能派一部分兵力在元山、通川登陆（陆战二师、空降十一师驻扎在日本），意图切断我军东西联系并威胁我方退出三十九度线以南地区。 美军可能在元山、通川登陆的这一预判，很快成为志愿军总部决定提前发动第五次战役的主要依据。 4月9日，志司致电柴军武，请他转告金日成，进一步加深了之前的判断。 当时正面战场上共有美军7个师、韩军7个师，另外还有英军和土耳其军队3个旅（其中英军2个旅、土耳其1个旅），再加上美军的1个空降团以及其他小国的部队，总兵力大约24万人左右。 志愿军总部预测，从4月至6月间，美军可能会增援不少于12万人的后备力量。同时，志司特别留意到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发布的消息，即将武装力量扩充至350万人，并调派2个国民警卫队师前往日本。 此外，还有其他消息也引起了志司的警觉。 比如，有传闻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已有3万人在1月前被运至济州岛，韩军至少有2个师约3万人（也有说法称有4个师）正在日本接受训练。此外，美军在日本还部署了1个陆战师和1个空降师，并计划在1月和2月内在本土征召4万名新兵，3月再征召8万名，预计在4月底或5月初派遣至朝鲜前线。 虽然事后来看，以上消息中有许多并不准确，有些是误传，甚至完全是虚假信息，但当时美国确实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其在朝鲜的兵力部署，这无疑会对志愿军的后续作战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志司表示：“由于敌人拥有这些预备兵力，必须考虑下一次战役的时间，同时还要警惕敌军可能在我后方登陆。” 还说：“最理想的作战时机是现在，因为敌军已经十分疲惫，后备兵力尚未增援到位，但事实上，当前条件无法实现这一点。” 为什么无法实现呢？主要原因是第二番部队尚未完成集结，无法把握当前较为有利的时机（敌军刚刚抵达三八线南北，尚未站稳脚跟，后方援军也尚未到达）。尽管如此，志司依然强调应尽早开战，并提出“十五日之内，最多不超过二十日开战较为理想，若再拖延就不利了”。 根据中央提出的\"准备战争要有长期打算，但尽量争取短期内取胜\"，以及志愿军后续部队集结完毕后\"再展开强有力的新战役\"的指示，志司与人民军协商后，决定在\"联合国军\"登陆之前发起第五次战役。 志司认为，如果不及早发起反攻，等到敌军增援力量到达，并在志愿军、人民军的侧后实施登陆，即便第二番部队全部到达，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力量有所增强，仍难以在两线作战中掌握主动权。为了迫使美军放弃登陆计划，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必须在美军增援到来之前，以及其侧后登陆之前率先展开战役反击。“抢”字正成为此次第五次战役准备的核心基调。 杨得志的第19兵团和陈赓的第3兵团是第二次入朝作战的主要力量。 志司计划利用这两个新兵团以及东线刚刚休整完毕的宋时轮第9兵团，作为主力发起第五次战役。西线那支在四个战役中坚持作战的6个军将不再参与此次战役。在战争开始之前，志司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写道：此次战役至关重要，是一场大规模的厮杀。 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必须解决掉敌军的几个师。志愿军司令部在战前动员大会上明确了作战目标：击溃韩军第一师、英军第29旅、美国第三师、土耳其旅以及韩军第六师等五个师（旅），从而彻底扭转战争的军事实力对比，形成战场优势，将美国军队从半岛上逼退。 为了实现歼灭美军整师的目标，志愿军不断向前线增派作战兵力，将刚刚开始更换苏联装备的第3兵团（包括第12军、第15军、第60军）和第19兵团（包括第63军、第64军、第65军）纳入第五次战役的参战序列。 同时，参与过长津湖战役的第9兵团（包括第20军、第26军、第27军）也被划入第五次战役的作战部队。此外，志愿军的第39军和第40军也被编入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加上朝军的三个军团，中朝军队在一线共集结了60万参战大军。 志愿军决定在西线战场的汶山至春川一带，针对敌军部署纵深较浅的特点，采取战役与战术穿插相结合、战役与战术迂回并用的策略。由第9兵团和第19兵团对敌军实施迂回包围，第3兵团正面进攻，目标是歼灭“联合国军”的7个师旅。 在部署上，志愿军集中了3个兵团共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主要突击方向为西线，从汶山里至春川之间发动进攻；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从金化至加平间开辟战役缺口，将“联合国军”东西两翼割裂，防止其相互支援。 东线则由人民军2个军团牵制美军第2、第7师，阻止其向西增援。志愿军3个军部署在肃川、元山和平壤一带，人民军2个军团驻防淮阳和沙里院，分别承担反登陆和反空降任务。 “先发制人”发起第五次战役的计划，几乎遭到了所有将领的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应该让“联合国军”深入到金化、铁原一带，再进行反击。这样，志愿军不仅能够以逸待劳，关门打狗，而且还能更有效地将敌军分割包围，成建制地加以歼灭。 在作战会议上，洪学智率先发言：“我建议让敌人进入金化、铁原地区后再进行攻击。如果我们在铁原、金化以南发起进攻，敌人一旦撤退，就无法实现成建制歼灭的目标。我们可以让敌人深入一些，然后在中间拦截，这样更容易解决问题。同时，刚入朝的部队也能以逸待劳，获得更多的准备时间。” 不仅洪学智表示反对，第一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也纷纷发言，皆认为洪学智的作战方式更为优越。而前线的韩先楚副司令员对此也持相同看法。 “这仗你们到底还打不打？” 整个场面瞬间陷入了沉寂。 解方思索片刻后说道：“我再仔细想了想，确实有其道理，考虑得也十分周全。”解方这番话并非随风转舵，而是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当时，已经有情报显示美军计划在中国军队的后方进行大规模登陆行动。 如果情报属实，几十万大军正在准备正面作战，转向应对将极为困难。大将军的战略意图是抢在美军登陆之前发起进攻，彻底粉碎他们的登陆企图，决不允许美军在我方侧后开辟新的战场。 洪学智开口道：“该打还是要打的。我们作为参谋，职责就是提出建议，供您参考。” 邓华也说道：“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是否采纳由您决定。您一旦做出决定，我们一定坚决执行。” 面对统帅的坚定态度，负责参谋工作的将领们在激烈争论后，只能表示由统帅决定最终作战计划，各大兵团誓言坚决执行。 几年后，他承认：“洪学智的意见是对的。” 当时参会的宋时轮、洪学智、解方、邓华、韩先楚等人皆为久经沙场的名将，而在涉及整场战役中成千上万战士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他们之所以选择妥协，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如果选择将敌人引入而不是主动向南出击，那么一旦美军进行侧翼和后方的登陆，形成前后夹击，志愿军几十万大军即使想调头也会非常困难，更遑论对敌军进行有效的围堵打击。 第二个原因是军中普遍弥漫着轻敌的情绪。 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年时，中央军委摒弃了以往每打一仗便休整一次的传统策略，转而采取轮番作战、轮番休整的新战术。新鲜部队源源不断地补充入朝，大量苏式武器相继换装，后勤辎重保障的人员数量也迅速增加。 这一切使得朝鲜战场上的官兵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前四次战役在弹药短缺、粮食不足的情况下都能取得辉煌战果，如今第五次战役的保障条件远比以往充足，击溃美军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全军上下弥漫着轻敌的心态和急于作战的氛围，对美军的变化却一无所知。当时我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美国人的防御如同鸡蛋壳，外表虽硬，但戳破之后便是空的。”因此，我军深信只要能突破美军的正面防线，胜利便唾手可得。 轻敌情绪泛滥、急切渴望作战，而对敌情一无所知，第五次作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1951年4月初，“联合国军”再度越过“三八线”，并计划在中朝人民军队的侧后方实施登陆作战，配合正面攻击，试图将战线推向平壤和元山一带。 4月15日，第3兵团和第9兵团的两个军（第20军、第27军）刚抵达集结区域，尚未来得及整顿便接到命令，立即开赴进攻出发地。根据志愿军总部的命令，各参战部队必须在18日前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并于20日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计划于21日或22日黄昏发起战役反击。 战役发起时间的提前，直接导致了准备时间的缩短，许多方面因此准备不足，而这些不足在战役进程中必然会逐步显现。志愿军最终确定第五次战役的发起时间为1951年4月22日，正因此，第四次战役的结束时间也定在了4月21日。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其继任者为时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而接替李奇微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则是后来因“范弗利特弹药量”广为人知的范弗利特。 一边是新官上任、气势汹汹的美军，另一边是增援了六个军，蓄势待发准备反击的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为庞大的第五次战役，正在酝酿之中。 第五次战役是中共中央确定“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这一指导方针后展开的首次行动。尽管新方针明确指出战争的未来有长期和短期两种可能性，但在主观指导上，当时仍然注重尽量避免战争拖延，力求缩短战斗时间。 基于这种认识，第五次战役被视为决定战争是持续长久还是迅速结束的关键战役。无论是志愿军首长的动员令，还是志愿军政治部的政治工作指示，都是从这一角度阐明了此次战役的意义。 志司为第五次战役设定的战略目标是，以西线进攻为主，三个兵团和十二个军（包括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分成三路展开行动。中央突击由三兵团（王近山兵团）负责，左翼由九兵团（宋时轮兵团）展开，右翼由十九兵团（杨得志兵团）实施穿插迂回，力争在汉江以西全歼联合国军的五个师。 东线的北朝鲜人民军第3军团和第5军团作为支援力量，负责阻止韩军向北推进。 此时，志愿军在前线拥有3个兵团、11个军和33个师，此外还有3个炮兵师和1个高炮师，总兵力达54.8万人（不包括人民军）。与“联合国军”的地面作战兵力相比，志愿军的数量优势为2.02：1。尽管志愿军的兵力相比以往战役有了显着增加，但要一举消灭敌方8个建制师和旅，其中包括3个美军师，显然是一个过于严苛的目标。 然而，对于这一高指标，在战役发起前，从上到下都表示赞同，没有听到任何异议。这种情况表明，各级领导人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对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评估以及对战争进程复杂性和艰难程度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不足。 虽然在新的战争指导方针确立后，战略层面上已经提出了纠正急于求成心理的要求，但在实际的战役筹划和准备中，这种心态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扭转。 美军针对志愿军的春季攻势准备，采取了主动应对策略，通过各种手段紧紧牵制志愿军前线部队，持续消耗其有生力量和物资储备，令其难以获得喘息和休整的机会，进而破坏其进攻部署。 志愿军在整个第五次战役的准备过程中，始终经历着多次攻防交替的对抗。 志愿军采取了以防御为基础的应对策略，通过压缩防线来换取集结反击力量所需的时间。而美军则通过频繁的进攻行动，旨在干扰志愿军的作战部署，同时密切关注志愿军反击的迹象，随时准备从进攻转为防御，甚至撤退。 自1月15日“猎狼犬行动”展开以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美军接连执行了“霹雳行动”“围歼行动”“屠夫行动”“撕裂者行动”“狂暴行动”“艰难行动”和“无畏行动”等。这些行动无一例外都带有攻击性、试探性，并且充满了相当大的冒险性。 试探的目的在于通过攻击来寻找并定位面前的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旨在了解他们的位置、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尤其是确定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和作战意图。 冒险的行为，便是在明知对方正大规模集结兵力，一旦准备完毕就会立即展开反击的情况下，依然不断主动进攻，并在西线、中线、东线三处同时保持咄咄逼人的推进态势。到三月底，“联合国军”已经全面推进到三八线附近。此时，中朝军队的兵力集结态势已愈发显着，更有一条令美国人深感不安的消息传来，苏联可能会出兵。 因此，李奇微将早在1月初制定的撤离朝鲜计划下发给驻朝美军各军军长，要求他们在必要时参照执行，并告知，只有在以下情况发生时，才会亲自下令立即撤退： （1）苏联凭借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了干预；（2）与此同时，中共军队与朝鲜人民军全力投入战斗；（3）敌方在采取这些行动时，巧妙选择了能够最大化利用天气条件的时机。 3月31日，麦克阿瑟向陆军部汇报称，进入4月之后，中国军队随时有可能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他推测，目前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兵力约为27.4万人，此外，中国东北地区还驻扎着47.8万人的正规军。而北朝鲜方面可用于进攻的兵力，包括游击队在内，大约有19.8万人。 两天后，麦克阿瑟飞抵朝鲜，与李奇微商讨第8集团军的下一步作战计划。 李奇微表示，他计划在完成“狂暴行动”后，立即展开“无畏行动”，让第8集团军继续向西部中心地带北进20英里（约32公里），以摧毁中朝军队的主要兵力和补给集结地，并破坏其进攻部署。麦克阿瑟对此表示支持，赞同发起“猛烈攻击”。 李奇微的计划是，通过绕到敌人后方进行猛烈打击，来牵制敌军可能发动的攻势。同时，他还强调要加强对第8集团军的掌控，严防部队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贸然推进，以免陷入敌人的圈套。 与此同时，李奇微还提前做好了在必要时转入防御或后撤的准备。他在“无畏行动”展开前，制定了一个应急预案，以便在面对中朝军队反击时，能够迅速撤退至“堪萨斯线”。 为了避免撤退时出现混乱，李奇微明确规定，只有在接到他本人命令的情况下，各部队方可撤退；整个撤退行动必须按照预定的多道调整线有序进行，采取边打边退的方式，一边抵抗一边撤离，实行“旨在对敌人造成最大杀伤的机动性、积极防御”。 由此可见，在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之前，美军已经做出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制定了以攻对攻的策略，还预先安排了防御和撤退的多种方案。 就在“无畏行动”命令下达的前一晚，李奇微突然收到了通知： 杜鲁门总统任命他前往东京，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他目前担任的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则将由范佛里特接替。 4月12日，李奇微飞往东京会见已被免职的麦克阿瑟。由于中国军队的大规模攻势即将来临，而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仍在赶赴任职的途中，李奇微没有立刻接管远东司令部的指挥权，而是在当天夜里返回朝鲜。 这次飞行充满了惊险，当事人在日后提及此事时依然心有余悸。那天夜里，为了送李奇微返回朝鲜，乘用了陆军部长佩斯的座机。然而，由于机组飞行员对朝鲜机场的情况并不熟悉，飞机在凌晨1点错降到一个仅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 降落过程中，飞机险些撞上机场一侧的山峰，随后颠簸着滑行到一条不适合该型号飞机降落的临时跑道，差点冲入机场边缘的稻田。最终，飞机的四个轮胎全部爆裂。李奇微形容这次着陆为“令人胆战心惊”，并称之为“机械上的奇迹”。 4月14日中午，范佛里特抵达朝鲜。 李奇微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这位新任司令，随后当晚飞往东京。 范佛里特被称为美军的“战术专家”，他的地位是通过在作战部队中的不断拼搏逐步提升的。范佛里特之所以在美军中声名远扬，除了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领部队首先攻占犹他滩头，并在一天内获得三枚“十字英勇勋章”外，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大量使用炮火，甚至为此获得了一个独属于他的专有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 充满攻击精神的范佛里特不愿坐等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决定展开“无畏行动”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他命令美军第1军和第9军向“怀俄明线”推进，同时指挥第10军以及韩军第1和第3军团占领杨口至松山岘一带的“亚拉巴马线”。此次攻势定于4月24日发起。 此刻的美军，与当初志愿军刚入朝作战时的反应相比，已经发生了显着变化。经过半年多的战场对抗，再加上广泛运用空中、地面、海上侦察力量以及特工手段，美军对志愿军的进攻特点和战术套路已变得相当熟悉。 在研究这段战史时，可以发现，总体战役情况来看，美军的分析判断并未像前几次战役那样出现重大失误。相反，志愿军在敌情判断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美军可能进行侧后登陆和即将从国内大规模增兵朝鲜这两方面，基本上都是误判。 近期，李奇微围绕着制造美军即将在中朝军队侧翼和后方登陆的假象，展开了一系列的欺骗与佯动策略。除了此前提到的内容外，李奇微在2月制定“撕裂者行动”计划时，还在西海岸策划并指挥了一次两栖登陆的佯动战术行动。此外，他还试图趁此期间通过美军的部队调动，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战略欺骗。 2月25日，参联会通知麦克阿瑟，将于4月间把已转入现役的国民警卫队第40、第45师开往日本，归远东司令部指挥，同时明令这2个师只能部署在日本，“不得使用他们在朝鲜与敌军作战”。 李奇微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加大侧后登陆佯动的欺骗力度，建议麦克阿瑟对这2个师的出发作公开报道，并且暗示这2个师可能在朝鲜半岛执行两栖登陆任务。 此外，李奇微还利用中方误以为美军第82空降师已经到达日本的情况，建议通过媒体抛出一则将对第82空降师分3批补充兵员6000人的假消息，进一步制造即将在朝鲜实施空降作战的假象。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情况，中国方面并没有能够窥测到内幕，反而通过种种表象得出了美国将由国内向朝鲜大举增兵，并即将在中朝军队侧后实施“第二次仁川登陆”的判断。这个判断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志愿军指挥员的思维，对第五次战役的准备和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果是负面的。 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可以说，到第五次战役时，在“知彼”这一点上，志愿军的对手已经不再输于自己了。 1951年4月21日，美军再次全面越过三八线，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连续一个月顽强阻击他们的志愿军，此时却突然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没有大规模反击，甚至只剩下零星的连级以下的遭遇战。对此，范弗利特下令所有部队暂缓向北推进。 他们通过侦查和情报工作得知，这半个月以来，志愿军在前线增补了大量军级单位，并正筹划发起新的战役。可是，对于他们而言，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因为我方的11个军，早已在距离他们大约20公里的前方集结待命。 第11章 第五次战役(3)雪马里围歼英精锐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在三八线附近全面打响。 战役一开始就遇到了情况，平壤东边，志愿军最重要的后勤储备所三登即被炸，损失粮食300万吨以上。我军火力薄弱，后勤跟不上，又毫无制空权，在西线难讨到便宜。 志司调整部署，志愿军西线作战由王近山指挥的第3兵团（包括第12军、第15军和第60军）正面发起突击，将东西线敌人分开；宋时轮指挥的第9兵团（下辖第20军、第26军、第27军以及13兵团中伤亡较少的第39军和第40军）从左翼进攻，以空前猛烈的炮火猛轰南韩军防线。杨得志指挥的第19兵团（包括第63军、第64军和第65军）从右翼展开突击，吸住美军主力。 同时，人民军第1、第3、第5军团在两翼实施包抄，进行战役迂回。 在这次战役中，负责左翼出兵任务的第9兵团，共编有5个军，是所有兵团中兵力最雄厚的一个。第39军正面迎战的是美军的第1陆战师，紧随其后的是美军的第1骑兵师，这两支部队都是美军的王牌，因此敌情顾虑也比较大。 战役初期，第26军和第39军仍然侧重于两翼防守，只有居中的第27军、第20军和第40军承担进攻任务，正面从葛岘洞到将军山，战线宽约15公里。宋时轮后来分析，按照通常的作战原则，在如此狭窄的战线上应该只使用3个师，但当时却部署了6个师，主要是因为担心一线突击兵力不足。 因此，决定由第20军和第40军并肩突入，突破后向两侧扩展，彼此形成互相依托的态势；同时，第27军负责向永平方向阻击，防止美军第25师增援，确保第20军的翼侧安全，实际上起到了钳制作用。由此，第9兵团的攻击部署形成了“以第20、第40军为主攻，第27军钳制”的配置。 4月22日傍晚，全线反攻正式打响。 第40军的两个一梯队师作为战役突破口的部队，于16时至18时之间发动了攻击。 4月23日，第40军继续推进攻势。 在团参谋长刘玉珠的指挥下，第40军118师354团3营，不畏敌军的空中和炮火封锁，翻越海拔超过1000米的高山，沿途突破敌军五次阻拦，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迅速向纵深推进，终于在当日午夜24时抵达加平东北的沐洞里。 3营一举创下世界陆军作战史上，攻击速度的世界纪录。 但由于刘玉珠率部冲锋太快，与大部队脱离。一下子冲进了英军王牌部队27旅防御阵地，这27旅是英国皇家卫队出身，下辖3个步兵营，一个坦克营，一个炮兵团，一个迫击炮连。火力配比超过刘玉珠所部30倍，而且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因此说，无论是作战经验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远超过刘玉珠这个营。 由于是夜晚，刘玉珠所部根本不知道对面的敌人是谁，以为还是韩国军队，于是双方趁着夜色打了一夜，于是又一个世界军事史上的战争奇迹诞生了，500名志愿军战士居然打穿了6000多名英军防御阵地。 等到天亮以后，500名志愿军战士已经纵向插入英军1500米处，直到现在刘玉珠所部才知道和自己打仗的是谁，而此时的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也得到了英军的报告，英军27旅遭遇攻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刘玉珠所部500人真是英勇的一支队伍，8个小时急行军60公里，追击十倍于己的韩国军队，一路上打了六次胜仗，后在被英军包围的情况下。居然打穿了十倍于己的英军包围。 但此时已经天亮，英军已经看清了志愿军的实际情况。 现在刘玉珠所部已经是孤军深入，陷入英军包围之中，在此情况下，刘玉珠稳住心神，就地阻击英军前进。而英军在看清形势以后，开始对这支孤军深入的志愿军展开围剿，我军的伤亡越来越大。但英军由于怕死，也不敢冲锋。 这时候，团参谋长刘玉珠和3营营长李德章都希望自己留下，而掩护对方离去，这份感情真的很难得。最后，团参谋长刘玉珠带着警卫班冲向英军，壮烈牺牲。由于敌众我寡，最后营长李德章也重伤倒地，500名战士几乎全部阵亡。这时候我军大部队赶到，英军只好后撤，营长李德章被抢救过来。 战后，志司给这个营立四个一等功。 英军27旅在给联合国军报告里写道：属于我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要想击败中国军队，除非上帝戴上钢盔去参战。 李德章1994年病逝，朝鲜战争时任40军政治部主任的李伯秋特赠挽联一副： 难得志宏胆大，身先士卒，万事汤火不避； 向来心直口快，坚守信义，一生肝胆照人。 第120师的表现同样不凡。该师的第360团在进攻过程中发现美军一支炮兵部队正沿公路南撤，立即展开冲击，将敌人逼到一处绝境，一侧是陡峭悬崖，另一侧是河床。迫使敌人弃置全部装备，狼狈逃窜。战后清点的战利品包括155毫米自行榴弹炮12门、105毫米榴弹炮10门、75毫米战防炮3门、高射机枪25挺，以及若干辆坦克。 4月24日，第120师成功占领马坪里，并推进至预定位置。 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第40军深入敌方纵深50多公里，成功完成战役割裂任务，歼灭了韩军第6师和美军第24师的部分部队。与此同时，第39军的第115师和第116师在华川附近展开攻势，配合第40军第120师的一部兵力，将美军第1陆战师隔离在北汉江以东，并迫使其后撤。 第20军、第27军和第26军在正面敌军展开进攻的同时，第40军和第39军也在实施战役分割。 按照战前部署，第20军和第27军作为兵团的一梯队，主要向机山里和抱川方向发起进攻，第一阶段歼灭英军第27旅，第二阶段分割并消灭美军第24师；第26军作为二梯队，首要任务是进行牵制，确保第27军右翼的安全，随后配合第20军和第27军围歼美军第24师或第25师的一部分部队。 由于英军第27旅在战役发起前已撤出前线，由第28旅接替并转为预备队，因此该方向的攻击重点转移到了韩伪6师和美军第24师。 第20军和第27军的部队在第一夜均成功完成了突破任务，到23日夜晚，两支部队分别推进了15到20公里。 美军战史对这一方向美韩军队的溃败情况作出了如下描述： 晚8时，中国第20军60师部队对韩伪6师防线发起猛烈攻击。在缺乏炮兵支援、仅有少量其他火力配合的情况下，前锋第179团突袭了韩军伪6师2团的一个营。敌军通过防线中央的一个缺口突破，一部分部队绕到第19团和第2团的背后，另一部分则继续向第7团发动进攻。 在短短几分钟内，韩军的两个团便陷入了激烈的混战。随后，第七团紧随溃退中的第二团步伐，也加入了慌乱逃亡的队伍。武器装备和车辆被抛弃，散落在无人驻守的阵地上以及撤退的道路上。 随着韩军四处溃逃，原本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援的炮兵部队暴露在敌军眼前。韩军第27炮兵营的士兵抛弃了武器仓皇逃窜，而美军炮兵虽带着全部装备试图撤退，却在狭窄的通道上遭遇敌军袭击。大批涌动的人员和车辆最终堵塞了道路。 当美军第2化学迫击炮营c连、第2火箭炮兵连与第92装甲炮兵营汇合时，所有主战装备已悉数遗失，而第987装甲炮兵营也仅带回了半数的武器装备。 经过整整一个夜晚的撤退，韩伪6师的师长及其参谋机构在距离原阵地以南10英里的地点集结了约2500名官兵，建立了一定的秩序。这一过程中，美军第24师的右翼和第1陆战师的左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 由于面对的敌军迅速溃退，第9兵团各部队的突破并未遭遇太多阻碍，但这对实现歼灭敌军的目标十分不利。宋时轮和陶勇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连续下达指示，要求各部队不要让正在撤退的敌人逃脱。 然而，由于战前第9兵团各部的部署仅限于突破并分割眼前之敌，并未预料到敌人会如此迅速撤退，也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导致部队普遍反应不及时。 在接到兵团的多次指令后，各军进行了重新部署，要求部队遇敌时，不论其部别和番号，只要有机会就迅速包围并歼灭敌人。尽管如此，因敌军撤退速度极快，仍无法成建制地将其整团或整营包围并歼灭。 第20军在战后总结中，对此次美军的撤退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归纳出六条： 首先采取进攻姿态，互为策应，以猛烈炮火进行拦截，各部迅速收缩，无论编制如何，皆向主力集结。 第二，派遣小股部队担任后卫任务，依托公路沿线各据点逐步接应，撤退队形则安排坦克为前导和后卫，并派遣飞机进行掩护，部队沿着公路多路纵队推进。 三是在撤退时若遭遇堵截，便动用飞机和炮火进行猛烈轰炸，并以坦克为主力沿公路争夺制高点，若未能成功，则由步兵另寻小路突围；若遭遇腰部或尾部袭击，则趁混乱中迅速逃窜。 四是寻找我方的薄弱环节，借助强大的炮火、飞机和坦克掩护，强行突围，或者派遣少量部队猛攻我方主阵地，吸引我方主力注意，而其主力则趁机突围逃跑。 第五，当我在打开缺口后向纵深穿插时，敌方则以两翼主力向纵深集中，力图利用地形或要点重建新的防线，以阻止我方进一步推进。 在撤退道路的两侧及重要地段埋设地雷（包括多种杀伤人员的地雷），同时利用飞机或炮火摧毁桥梁，以拖延我方追击。 韩军的撤退行动与美军有所区别，表现为“依仗外援，气势汹汹而来，但在被我方突破后，便迅速溃散隐蔽，或分散成小股潜逃至指定位置重新集结；遇到我方大部队时则分散隐蔽，若遇到我方小部队则进行袭击杀伤”。显而易见，志愿军当时尚未掌握有效的战术，能够在敌军以这种方式撤退时将其成建制地全歼。 在战斗中，第20军曾遇到一次绝佳的机会，能够大量歼敌。 4月25日拂晓，第20军60师的前卫团（第179团）因为走错了路，误打误撞地爬上了云岳山。大约8时，他们在山顶意外地发现美军第24师的主力正在沿着山下的公路撤退。放眼望去，车队绵延不绝，首尾相连，接近千辆。 然而，面对陡峭的悬崖峭壁，部队无法及时发起进攻。第60师立即向军指挥部报告，并命令后续的第178团迅速前出，配合歼敌，计划在14时前做好出击准备。可是，由于进攻时间拖延太久且对敌人的监视不够严密，该敌军于中午13时向南撤离，只有后方约一个步兵营因滞留而被截断。 第60师直到15时才发起攻击，最终只俘虏了50余名敌人。这原本可以成为一场盛宴的战机，结果却变成了一道小点心。 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一下联合国军在撤退过程中所采用的“磁性战术”。不得不说，李奇微是美军为数不多的军事天才。他发明的磁性战术，便是利用快速装甲部队的机动性向敌方穿插，辅以空降部队机降与地面主力部队的配合，对敌人施以机动化打击的战法。在这其中，“敌后空降”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抓住敌人缺乏大纵深防御的弱势，使其处于运动战中难以及时调整，对其做出阻击的战术。 而大纵深防御，就是指在军事领域，一种以多道防线、多层配置为基础的作战策略。 在“磁性战术”中，当志愿军突破一道防线或进攻到一个新阶段时，就会遭遇“联合国军”设立的强大抗击和反击力量。 志愿军就不得不在消耗大量兵力的同时，进行反复穿插迂回，实现突破。这就给“联合国军”提供可乘之机，他们就在等待这个时刻，一方面，出动部分兵力与志愿军拉扯。另一方面，则把重心放在后撤上，借助机械化和摩托化装备速度快的特点，拉开距离，建立新阵地。 “联合国军”每次战败撤退的距离为20到30公里，而志愿军徒步一夜的距离也差不多是20到30公里，如此吻合的事情，绝非巧合。美军机械化部队每次撤退30到50公里只需要1到2小时，而我军却需要付出几乎一夜的时间。 当次日已经行军疲惫的志愿军趋于迫近时，“联合国军”早已占领阵地。 志愿军之前以战役突然性和凭借出奇制胜的战术优势难以发挥出来，自然而然，也就难以获得歼敌战果，运动战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天明追击到敌人预设阵地后，会遭到敌军空炮火力的袭击。当志愿军不敌火力后撤时，“联合国军”就又集中力量全线反扑。轰炸机在天上对地面进行轰炸，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相互配合，对志愿军进行纵深打击。 磁性战术，很好的克制住了志愿军的锋芒，让人有一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 在抗美援朝第四次、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就大肆采用这种“磁性战术”，使我军损失惨重。 这种战法可以说李奇微深深的抓住了志愿军后勤补给困难的弱点，进行的针对性战术。这次战役发生时，“磁性战术”已被熟练运用，但具体的执行者并不是李奇微本人，而是接替他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范弗里特。 志愿军的三支突击兵团出其不意地迅速突破了范弗里特的防线，但他依然镇定自若，一边指挥部队有序撤退，一边组织对志愿军的有效反击。联合国军迅速调整，范弗里特严格执行“磁性战术”，指挥联合国军主力向平壤方向撤退。 临津江北岸驻扎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第63军，作为渡江的第一梯队。该军下辖的187师、188师、189师曾是华北和西北战场的主力部队。两个月前他们刚参与了第四次战役的阻击战，如今他们人员完整，士气高涨。他们还刚刚从国内换装上苏联制轻武器，并增加了炮兵配置，在平均火力上超过了先期入朝的部队。 第63军军长傅崇碧出奇制胜，巧妙利用敌军认为中国军队不敢在白天行动的心理弱点，指挥187师在白昼时分多路隐蔽接近临津江，执行右翼出兵任务。 第63军187师于4月23日凌晨，强渡临津江，迅速攻占英29旅的防御阵地。187师勇猛穿插，越过崎岖山路，粉碎敌人拦阻，夺取了绀岳山这个制高点，切断了英29旅和美3师的联系。 随后，187师向沙器幕方向渗透，切断了雪马里地区守敌的退路。入夜之后，中国军队一举突破敌人在临津江设下的严密防线，迅速冲过去包围了掩护美军撤退至汉城的英国第29旅。最先被消灭的是英29旅的比利时营，顷刻间灰飞烟灭。中国军队的战功簿上再添一笔，又一次击败了一支国家军队。 4月24日凌晨，第187师560团主力前后夹攻，攻占了雪马里北部的高地，将英军第29旅的格罗斯特营（全称为“格洛斯特郡团第1营”）以及配属的炮兵和坦克分队，约1000人，全部包围在雪马里地区。 格罗斯特营是英军的一支老牌劲旅，因1801年在埃及远征期间于亚历山大战役中表现优异，获准在军帽后佩戴“皇家徽章”，因此被称为“皇家陆军双徽营”，也有“光荣的格团”之美誉。 面对这支英国精锐部队，志愿军战士毫不畏惧。其中一位名叫刘光子的战士，冒着英军密集的弹雨，独自冲向敌方阵地。英军士兵惊恐地发现，这个战士的裤子已被子弹撕成碎片，四周尘土飞扬，子弹四处飞射，然而他却奇迹般地越冲越近。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不怕死的战士，吓得口喊“上帝”四散逃跑。刘光子冲上阵地后，焦急得直跺脚，大声喊道：“这么不禁打，还叫什么皇家鸟营？”他一边喊，一边朝溃散的英军扫射，没想到几发子弹竟把藏在他脚下山坳中的一大群英国兵给惊了出来。 这群人突然从茅草丛中冲了出来，吓得刘光子一激灵。他先甩出一颗手雷，随后一手端着冲锋枪，一手握着另一颗手雷，猛地跳上英军中间的一块大石头，高声喝道：“龟儿子，给老子老实站好，举起手来！不然全杀了你们！”这群英国士兵被吓得魂飞魄散，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敢有，全都乖乖举起了双手…… 刘光子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了一等功，并获得了二级孤胆英雄的荣誉称号。他以单枪匹马活捉整整63名英国俘虏，创造了志愿军中个人抓俘虏数量最多的纪录！ 英军在被围之后，很快意识到面对的是一支强大的对手。他们迅速做出了保命为重的决定，这正是英美作战的一个特点。士兵们在纵深炮火的掩护下向南突围，在晨雾中遇到了560团1营的截击，被迫缩回雪马里及235高地，进一步陷入志愿军的包围圈。 该部队被包围后，立即在“联合国军”内部引发了恐慌。李奇微接到消息后，迅速飞往朝鲜，与范佛里特、第1军军长米尔、本以及负责指挥第29旅作战的美军第3师师长索尔等人一起，商讨解救方案。 在第二次战役中，英军第29旅下属的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1营，曾因掩护美军撤退而被志愿军全歼。而在此次战役中，该旅又因负责掩护美军翼侧，再次面临相似的命运。 这对美国来说，实在是一件难以向盟友解释的尴尬局面。从军事角度看，失去一个营仅具战术意义，但从政治层面，它可能对美英关系以及“联合国军”内部的凝聚力造成不小的影响。 因此，李奇微把解救这支英军部队看作一项重要任务，决定派出美军第3师第5团的两个步兵营，辅以一个坦克营和一个野战炮兵营，组成一支强大的救援力量，并与韩军第1师协同作战，从西向东发动反攻，力图在志愿军的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将格洛斯特营从绝境中解救出来。 同时，英军第29旅也组织了救援行动，在24辆坦克和十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向雪马里地区发起攻击推进。 志愿军阻援部队依托有利地形，顽强展开阻击，给美军、英军和韩军的各支救援部队造成了重大伤亡。尽管最近的救援部队距离被围困的英军不到2英里（约3.2公里），却始终未能与其会合。 25日上午8时，担负主攻任务的第187师560团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对被压缩在雪马里狭小地域内的英军残部展开最后一击，彻底歼灭了被围之敌，缴获火炮26门、坦克18辆、汽车48辆，以及大量作战物资。这支皇家精锐部队的覆灭给英国军政当局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美英之间的矛盾。 尽管格洛斯特营全军覆没，但他们坚守阵地长达60小时，成功牵制了志愿军的进攻部队，为美军的撤退和防线重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战后，韩国将格洛斯特营最后坚守的雪马岭西山（235高地）重新命名为“格洛斯特山”。 2010年11月11日，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韩国首都出席“g20”峰会期间，特意前往这一高地，向“朝鲜战争中一场残酷战役的遗址敬献花圈，并进行默哀”。 志愿军第63军在这场战斗中全歼英军一个营，这是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少有的成建制歼敌战例之一。然而，军长傅崇碧对此并不完全满意，因为战前该军的任务是全歼英军第29旅，尽管歼灭了格洛斯特营，但最终仅削弱该旅约四分之一的兵力。 第11章 第五次战役(4)血染临津江南滩岸 当第63军正与英军第29旅激烈交战时，担负战役迂回任务，第19兵团主力之一的第64军，却陷入了困境。 第19兵团64军奉命在临津江以北高浪浦里地段进行突破，而后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切断敌军退路，阻敌增援，并相机占领汉城。65军为兵团预备队，负责协同第3兵团、第9兵团会歼美军第24师、第25师。 64军的决心是，首先以191师配属炮兵第8师31团、40团，192师为第一梯队，打掉韩军第1师团在高浪浦里的警戒阵地，夺取临津江桥和石浦里涉渡场；而后两个师迅速过江展开部队，并肩向议政府实施战役穿插；190师为第二梯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64军当面之敌为韩军第1师团，师团长为姜文奉准将。当时他手下有如下部队，第1师团下辖的第11联队为左翼，负责防御汶山以北的堂洞里至栗谷里一线；第12联队为右翼，负责防御斗浦里至马智里一线； 第15联队为预备队，在大古灵一线待命；反坦克营在汶山西侧的临津江江口，配属的韩国海军陆战队第5独立营防御金浦；身后为韩军第17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美军第999装甲炮兵营（m40 155毫米自行火炮），第176野战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提供火力支援。另有美军加强的第73（重型）坦克营（巴顿坦克） 韩军第1师团把主力部署在临津江南岸的高地群上，江岸边只部署少量的警戒部队，搜索（即侦察）部队负责江北的搜索警戒。 非常明显，韩军的防御战术还是先将志愿军放过临津江，以强大火力进行阵前战斗，以强大预备队进行反冲击，试图歼灭志愿军渡江部队于江南的高地群前。 韩军第1师团师团长姜文奉还命令对高浪浦里、开城进行重点侦察；警戒部队上升到排一级，提高迟滞作战能力；基本阵地构筑成据点式防御网，以加强纵深。 临津江，对于志愿军来说并不生疏。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是以强攻方式突破这道水障的。 但是，本次战役面对的临津江防线，与上一次战役相比有所不同。那次，在江边占领防御阵地的是刚刚遭受志愿军沉重打击而从清川江地区一路溃逃下来的、惊魂未定、立足未稳的韩军残破之旅，士气低沉，抵抗意志不强。 而这次战役，沿江布防的韩军第1师、英军第29旅等部，是在“撕裂者行动”中突破第38、第50军汉江防线后一路打上来的，战斗作风较前硬朗得多，组织防御的手段和战术也有所改进。 以前“联合国军”在临津江主要采取据江岸而守的传统战法，防御阵地没有什么纵深，一旦突破江防，整个防御体系很快就会瓦解，而这次防御虽也注意了对江河水障的利用，但并不是简单地沿江岸布防，而是将主阵地放在距江岸数公里的弥弛寺、绀岳山一线高地的斜面。 对高浪浦里渡口凸出的江湾三角地带，则以绵密火力加以控制，使志愿军一过江就会陷入这一平坦、狭小、背水的火网地带，在炽烈火力下遭受重大杀伤。 此外，担任防守任务的“联合国军”部队还向江北派出多支警戒巡逻分队，采取积极攻击姿态： 一面实施侦察、搜索，查明志愿军部署和进攻准备情况，一面采取阻滞行动，挤压志愿军前方地域，使江防主阵地与志愿军攻击部队之间拉开20~25公里的距离，大致相当一夜行程，使得志愿军发起进攻时，不得不过早展开部队，难以对江岸主防御阵地实施突然袭击。 4月19日，64军接到第19兵团下达的战役预先号令。曾思玉向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提出，64军及炮8师开进道路仅一条公路，步兵尚未进入冲击出发阵地，炮兵也尚未进入射击阵地，来不及准备，有仓促作战的问题，想多要一天时间。 杨回复：这是全局问题，就不要提意见了。 和杨得志通完电话后，曾思玉立即乘车赶到第一梯队师，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迅速跑步进入冲击出发阵地。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梯队师勉强赶到，才按志司规定时间发起进攻。 第64军从高浪浦里和石浦两处横渡临津江。 在高浪浦段，临津江江面宽约100至150米，水深达1.5至2米，水流湍急，难以涉水通过。然而，在下高浪浦有一座水泥桥，上高浪浦有一座水下木桥可以通行。 战斗打响后，第191师571团4连击败驻守上高浪浦的韩军第12联队3连一排，成功夺取了水下木桥，并击溃了长佐里的韩军警戒部队。高浪浦里的韩伪1师团搜索连和第12联队搜索连等部队被迫放弃水泥桥，撤退到江南。 第191师571团顺利控制了临津江上的桥梁，和第192师3个团得以顺利渡江。过江时恰逢海水倒灌，水位骤然上升，导致在徒涉过程中约有200余名士兵溺亡。 与此同时，572团在石浦里涉渡时刚有一个营过江，就遭到美韩联军炮兵的猛烈阻击，伤亡惨重。 4月22日当晚，由于两个师的指挥机构均未能渡江，军指挥部与各师的联络完全中断，已过江的部队失去了统一指挥。 4月23日凌晨4时，64军191师和192师的近五个团成功登上临津江南岸，随即对韩军的主阵地发起猛攻，迫使韩军伪1师在江岸的警戒部队纷纷撤退。 拂晓，多支队伍聚集在狭小的江湾三角区域，场面异常拥挤，而这正是敌军预设的火力控制区。韩伪1师据守弥弛寺一线主防御阵地，与第64军形成对峙。 第19兵团各部的进攻，以扫清临津江北岸敌人小股前伸兵力为开端。 韩国军队判断志愿军的主攻方向是其第12联队右翼的第3营，于是清晨时分出动了2个预备营来配合第3营进行反击。192师在22日晚的激战中占领的韩军阵地，包括128高地、于义洞、廉安里南山和食岘里北山等地，仓促转入防御状态，陷入了激烈的战斗。 战斗中，部分阵地被韩军重新夺回，韩第2营甚至在美军第73坦克营的支援下突破了食岘里，推进到斗芝里西北侧的江边。191师的主攻方向是坡平山，相较于192师，进展略为顺利。部队沿坡平山东侧山脊南下后，韩军第12联队第1营及搜索连抢占了弥陀寺，并展开反击。 经过一下午的激战，191师成功夺取了弥陀寺西北的讷老里125高地，但未能继续推进。在191师和192师与韩军激战的同时，两个师的指挥所和炮兵第8师的部队却被阻滞在江北，电台几乎全部损坏，与下属部队失去联系。炮兵第8师因晚上不敢开灯，白天不敢行驶，未能投入战斗。 23日天一亮，美国空军第5航空队起飞1000多架次飞机，对志愿军、人民军全线突击部队进行狂轰乱炸，其中执行对地支援的架次为340架次。在64军部队上空约为20-30架次。 在敌空炮火力及韩军步兵拼命抵抗下，64军过江部队始终不得进展，而韩军判断志愿军主攻方向为其第12联队右翼的3营，在清晨就出动预备队2营配合3营进行反击。 192师部队在22日晚激战中占领的韩军阵地128高地、于义洞、廉安里南山、食岘里北山等仓促转入防御，纷纷陷入苦战之中。 激战中，部分阵地被韩军夺回，韩军2营甚至在美军第73坦克营支援下突破食岘里，打到了斗芝里西北侧的江岸边。 191师部队主攻方向瞄准的是坡平山，进展稍比192师顺利一点，部队沿坡平山东侧山脊南下后。韩军第12联队1营及搜索连抢占弥陀寺，并展开反击。经一下午激战，191师夺取弥陀寺西北的讷老里125高地，但未能继续进展。 当191师、192师部队与韩军激战之时，两个师的指挥所和炮8师部队却受阻于江北，部队电台基本被打坏，与下属部队失去联络。炮8师部队因晚上不敢开灯，白天不敢行驶，未能投入战斗。 对64军的进展情况，志司焦急万分，发报给杨得志：“你们必须继续努力，组织火力与运动相结合的作战，勇猛地向议政府及其南北线挺进。否则，正面之敌将节节抗击，退至汉江南岸，增加渡江开展战局的困难，望深体此意，坚决执行之。” 23日15时，兵团司令杨得志急得红了眼，连发两封电报催促他们突围，措辞之严厉十分罕见： “江南之敌为英二十九旅、伪一师全部仅两万余人，虽有工事，火力强，飞机疯狂轰炸，但散布于四五十里宽的正面。 我军主力已停于江南狭小背水地区，如不坚决攻击等于死亡，势必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会造成更多的困难。各军师本日晚应按原定任务不顾一切牺牲，组织火力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坚决攻歼该敌。 六十四军各师如不猛插进到目的地完成战役任务，会要遭到革命纪律的制裁。” 杨得志命令曾思玉迅速突破，向敌人纵深穿插，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当时，曾思玉与第二梯队的190师失去了联络，他灵机一动，直接联系了该师前卫569团的指挥所，命令团长罗保顺：“告诉陈信忠师长，你师立即过江，投入战斗。”并要求他们在4月24日10时前到达，同时一边执行任务一边向师长报告。此时是23日下午。 挂断电话后，曾思玉立即乘车前往第190师指挥所，找到师长陈信忠，亲自指示他将部队分成“三五一组，分散过江”。同时，第191师右翼需自行选择穿插路线，前卫团由师参谋长张怀瑞带领，并注意通过电台和报话机与军部保持联系。 第190师接到命令后迅速展开行动。 18时30分，569团3营加强1营机炮连，成功从高浪浦里渡过临津江。他们一路高喊着“插上道峰山人人立功，插不到道峰山人人受军纪制裁”的口号，副团长李振堂率该营和侦察支队一路猛打，经过20小时的急速推进，前进了60公里,到达议政府以南的道峰山。 最终，与军侦察支队配合，于24日14时30分成功占领道峰山，这支部队因此被称为“道峰山英雄营”。遗憾的是，该部的电台在行动中被毁，导致与上级的通讯中断，未能及时上报他们的成功到达。 杨得志命令曾思玉的同时，也命令65军军长肖应裳指挥部队从高浪浦里、新岱渡江，向弥陀寺发展进攻。23日傍晚，194师、195师分别在高浪浦里展开渡江，与正在渡江的190师发生了严重的拥堵，各部队都抢着过江，反而造成堵塞更加严重。 而美军大规模使用照明弹，炮兵校正飞机在空中为美军、韩军炮兵群指示目标，封锁江桥。194师581团、582团过江时，浮桥被炸断，许多指战员掉入江中，在湍急的临津江中奋勇向前，很多人在江水中牺牲。 直到24日拂晓，高浪浦里方向渡江的部队才全部通过临津江。这也是后续部队未能跟上569团3营的重要原因。 由于前方第64军191师、192师和193师的推进受阻，江南滩头狭窄的约20平方公里区域瞬间挤入了志愿军6个师，导致了极度的混乱。在敌方空中和炮火的持续打击下，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总数达到数千人。 权威的中国战史记载：“这是志愿军战史上的一次深刻教训……” 在美韩军队的炮火阻击下，64军的渡江部队未能突破敌军防线，血战20小时后，最终只有569团3营加强1营机炮连和兵团侦察支队成功突围。 这两支小部队连续二十个小时不眠不休地拼死奋战，一路击退美军七次阻击，深入敌军纵深六十公里，一举占领了位于议政府旁的制高点道峰山，成功切断了汉城以北敌军的退路。 这一举动打乱了敌军在汉城以北的部署，各路敌军纷纷向道峰山涌来。这两支中国部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整整坚持了三天四夜。在绝望的形势中，孤军坚守三天三夜，全军覆没,至死也没有等到援兵。 65军军直属队和193师在新岱方向渡江，情况相对较好，师长郑三生和政委史前进率先带领前锋团强行渡江。部队渡江后，已经是24日拂晓，193师继续向弥陀寺方向推进进攻。 4月23日晚，64军已渡江部队继续发动攻击，终于在韩军第11联队与第12联队的结合部斗浦里形成突破。然而，由于后续力量不足，未能进一步扩大突破口。 24日拂晓，已渡江的部队再次遭到美军空中和地面火力的猛烈打击，但各部队在轰炸和炮火中奋勇作战，逐步突破韩军第12联队的主要阵地，后者已难以抵挡。然而，191师和574团依旧在弥陀寺以北、以东的区域受到阻碍，未能进一步推进。 当天中午，韩军第15联队在23日已占领的法院里一线，联合美军第73坦克营的第2营展开猛烈反击，在四方山、麻山里、斗浦里一线与64军展开激战。此次反击非常成功，韩军步兵在美军坦克的掩护下，一直追击到斗浦里的江岸边。 在韩军预备队和美军第73坦克营发起反击之前，192师的部队已成功击溃了驻守斗芝里180高地的韩军第12联队9连，并进一步攻占了357高地，为193师部队开辟了通路。 随后，193师578团向弥陀寺进军，并于16时发起进攻。该团2营英勇突进，连续9次发起冲锋。到晚上20时，5连仅剩19人，组成突击队，最终攻上弥陀寺496高地，击溃了韩军第12联队1营和师团搜索连，成功占领弥陀寺。 令人惋惜的是，一直坚守在前线指挥的578团团长田润生、政委刘荣光和参谋长孙庆明在前沿指挥所遭炮击，不幸牺牲。 至此，64军和65军的部队才得以全面展开。韩军第1师团的第12和第15联队于25日凌晨再次发起反击，但被志愿军击退。 随后，韩军第1师团被迫后撤，且战且退，标志着战斗最激烈的阶段结束。 我们再来看中路。志司为第3兵团设定的任务是通过中央突破实现战役目标，第一阶段有两个主要的歼敌任务： 首先是在战役发起的第一夜全歼土耳其旅； 其次是在涟川地区会歼美军第3师主力，得手后向哨城里和钟悬山发起攻击，配合右翼的第19兵团和左翼的第9兵团，围歼美军第24师和第25师。 在所有志愿军突击兵团中，第3兵团的进攻正面最为狭窄，只有15公里宽。全兵团共有3个军，平均每个军的正面宽度仅为5公里，受山地地形的限制，部队展开行动的区域更加狭小。 因此，第3兵团的第一梯队实际上只能勉强展开5个师，每个师只能沿1到2条山脊线前进。首歼土耳其旅的任务由第12军负责，第60军则在其左翼，任务是切断美军第25师与土耳其旅的联系，阻止其向西增援。 在“联合国军”部队中，土耳其旅也算得上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劲旅。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曾与其交手，对其顽强的防御作风印象深刻。 此次作战，为了集中兵力火力以便歼灭敌军，第12军将所属和配属的炮兵全部增强至第一梯队的第34师和第35师。然而，直到战役发起的前一天，各炮兵部队仍然远在距离40至80公里的集结地内。 接到任务后，炮兵急忙组织开进，但由于道路拥堵，行进艰难，加之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最终仅有三分之一的炮兵到达了前线。为了完成射击准备和步炮协同的组织工作，第12军不得不将攻击时间推迟了两个小时。 攻击开始前，炮火准备采用逐次集中射击的方式。攻击发起后，炮火则进行分段掩护。首夜共发射野榴炮弹860发，超过战役第一阶段炮弹发射总量的一半。在炮火的掩护下，攻击部队向涟川东部的法化洞和富兴洞方向展开突击。 23日零时40分，突破了正面敌军的全部防御阵地。这次，土耳其旅并未展现誓死守阵的决心，只做了些许抵抗便迅速撤退。第12军的攻击部队当夜歼敌人数仅约300人，原计划一夜全歼土耳其旅的目标未能实现。 在第12军展开攻击的同时，左翼第60军的一梯队，第181师也迅速突破了土耳其旅的防线，并紧追撤退的敌军，深入敌后10余公里。 23日拂晓，先头部队第541团占领了汉滩川北岸的釜谷里。此时，敌军阵形已完全混乱，第181师原本接到的阻击美军第25师西援的任务已无需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师能根据战场形势果断组织部队迅速渡过汉滩川，无论是向东豆川里还是向抱川突进，都有可能截歼一部分撤退的敌军。 然而，攻击发起后，该师与军指挥所失去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联系。军长韦杰“插向东豆川里”的电报，一整天都未能发出，导致第181师当晚滞留原地，\"错失良机，令敌军从容南逃\"。 第15军负责正面突击，任务是消灭美军第3师的主力。根据计划，他们首先要歼灭第65团，然后在第12军的协同下，围歼第3师师部及另一团部队。 4月18日晚，第15军接到命令，要求必须在19日之前抵达出击位置，时间异常紧迫。步兵每晚行军40至45公里，勉强赶到，但掉队者众多，炮兵更是无法按时抵达，也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步炮协同。 15军一度想建议推迟战役发起时间，话到嘴边又咽下。 考虑到战役开始时任务繁重，而炮兵无法跟上，加之地形受限，兵力难以充分展开，秦基伟决定仅使用2个师4个团应战。 为避免战斗打响后敌军集中，变成难以攻克的“硬核桃”，他计划先进行小规模的分割，歼灭一个营后再逐步扩大胜利成果。 在攻击发起后，第15军一梯队的主力对涟川西北的美军第65团及菲律宾营发动猛攻，攻占了玉女峰、塔巨里一线阵地，成功打乱敌军。 然而，敌军迅速发起反击，已夺取的阵地再次失守，部队被迫重新组织进攻。战斗中曾出现极为有利的战机，但由于部队“不够顽强、不够机动，放跑了敌人”，“两个师均未能完成任务”。 23日下午，土耳其旅从汉滩川向南撤退，美军第65团也已全部撤离涟川西侧，与美军作战远比战前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为了不让敌人从他的包围圈中逃脱，他于当天15时发布了新的部署调整命令。 这次调整中，将攻击的重点放在涟川至议政府走廊的中部区域，也就是涟川以南、东豆川里以北的地区。军团指挥部判断，美军第3师和土耳其旅撤退的唯一通道便是这条路。 要求第181师迅速赶往东豆川里以北的哨城里，截击土耳其旅，并阻止敌军增援北方；同时命令第35师和第34师分别向哨城里和全谷里（哨城里以北）前进，形成包围圈，确保敌军无法逃脱。 第3兵团各军奉命迅速南进，截至24日清晨，已有6个师顺利渡过汉滩川。当天午后，兵团指挥部发布命令，计划围歼哨城里之敌，决定“以六十军主力阻击美军第二十五师，十二军和十五军则负责围歼哨城里、全谷里地区的敌军”。然而，这一计划难以付诸实施。 其原因有三： 首先，未能准确把握与敌交战时的打击、停顿、推进和撤退的节奏与速度，整体行动慢了半拍； 其次，敌方的航空兵和炮兵火力威胁极大，部队在白天行动困难重重； 最后，美军的撤退组织方式让第3兵团部队难以适应，始终无法紧盯目标、跟进作战并有效歼灭。 该兵团所面对的美军有三个师，撤退时组织得相当严密。 先用少量坦克和步兵与志愿军保持接触，掩护主力有序撤退，白天行军，夜晚停歇，沿途依托新构建的阵地组织抵抗，削弱志愿军的攻势。 而第3兵团的3个军进入纵深后，只有2个炮兵营和少量随行火炮提供火力支援，远远无法达到所要求的对敌方3至4倍的火力绝对优势，即使成功阻截敌军，也难以形成包围歼灭的效果，多次让被围困的敌军成功突围。 几天后，第3兵团作战区域再度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26日，该兵团各部暂时中止攻势，在松隅里至德亭里一线以北（即东豆川里与抱川之间）稍作休整。 第12军34师106团因未收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仍按照原定计划于当晚向抱川以南穿插推进。27日凌晨3时，部队抵达抱川以南的竹叶山地区。天亮时，发现竹叶山南侧，从寺谷到松岘的公路上，有一支由300多辆满载步兵的车队。 该团立即上报情况，并迅速展开攻击部署。然而，部署尚未完成，敌军便在多个炮兵营和4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率先发起了攻击。 此时，第106团已经连续奋战了四个昼夜，粮食断绝长达两天，士兵们饥饿疲惫，但依然斗志高昂。尽管没有工事掩护，也缺乏火力支援，他们仍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弹尽之后，士兵们用石块奋力砸击，直到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全团伤亡过半，团长宋崇魁壮烈牺牲。 当日上午，兵团指挥部收到第34师的报告后，迅速命令第12军第35师立即出击富坪里，与第34师协同作战，歼灭敌军；同时指示第60军向抱川南部集结，作为第二梯队；第15军则向议政府进逼，清剿外围敌军，并做好全歼议政府敌军的准备。 遗憾的是，由于战场指挥和通信不够顺畅，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傍晚时分，从竹叶山进攻至富坪里的敌军（后证实为美军第25师、第24师及土耳其旅的一部分）突破了第106团的防线，向南撤离，成功突围。 后来才得知，第106团进入竹叶山时，第34师的第101团和第35师的第104团也在26日抵达了竹叶山附近。然而，由于各部队之间缺乏沟通，彼此不清楚对方的位置，尽管相距不远，却无法协调作战，未能形成统一的战斗力。 4月28日，中央给志司发来一封电报，内容如下：“从此次敌人边战边退以及此前沿海的袭扰情况来看，敌人可能有诱导我军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意图。目前应当在敌人登陆前做好准备，避免陷入被动局面。” 4月28日，志愿军的三个兵团推进至距离汉城不远的加平、春川地区，而美军主力则撤退至汉城和汉江一带布置防御。此时，汉城内再次陷入混乱，局势如同一锅沸腾的粥。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这座倒霉的南朝鲜首都已四次易手，如今又面临即将第五次被攻占的危机。然而，志愿军并未计划进攻汉城，因为追击部队在前线已经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 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第一阶段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七天七夜，至四月二十八日结束，刚好为期七天。正如李奇微所描述的那样，志愿军的攻势被称为“礼拜攻势”，因为志愿军士兵所能携带的粮食和弹药最多只能支撑七天。 在这期间，志愿军已向南推进了六七十公里，杨得志兵团更是直逼平壤南郊。美国军队经过87天的进攻所夺得的土地，志愿军仅用七天的反击便收复了大部分。 至此，第一阶段的战斗正式宣告结束。 4月29日，志司下令，全面停止对联合国军的追击行动。 第一阶段的战斗取得了显着成果。最具意义的是，自美军在1月底至2月初发起“霹雳行动”等攻势以来，志愿军再次由防守转为进攻，重新掌握了全战场的主动权，一举扭转了持续两个多月的被动局面。 尽管志愿军成功突破全线，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并进入了积极进攻的状态，但在歼灭敌人方面的效果相对有限。 志愿军在第一阶段共歼灭敌军余人，但未能彻底击溃敌军整体，与预期歼灭五个师的总体目标尚有一定差距。 尽管志愿军多次成功将美军成建制包围，但在美军强大火力的立体化防御下，手持轻武器的志愿军始终无法突破。 例如，中路的40军120师359团在追击过程中包围了美军一个炮兵营。两个连队不顾伤亡，轮番发动进攻，连续奋战三天三夜，最终只剩下不足百人，依然没能攻克。而当美军这个炮兵营成功突围时，据说仅有十五人伤亡。 重型武器与轻武器的差距，竟然如此残酷。 第11章 第五次战役(5)军团番号竟被撤销 志愿军为准备第五次战役耗时数月之久，战役发起时投入了第二番参战部队全部3个兵团的生力军，还有第一番部队2个军及人民军3个军团助战，一线兵力空前雄厚，但第一阶段作战打了7天就停了下来，没有达成预定的歼敌目标。这样一个结果，无论是志愿军总部，还是各参战部队，都是不满意的。 当联合国军撤离后，整个战线向东转移，而东部的防御则由南朝鲜部队负责。 志愿军面临一个问题：停止进攻后，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最主要的，已经有情报显示，美军已经准备开始全线反击。在粮食和弹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如果志愿军选择固守防御，将难以抵挡美军的猛烈炮火，这正是第四次战役中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仓促撤退？更是下策。 数十万人马的撤离，如果没有充分准备，极易酿成大祸。志愿军司令部经过商议，决定绝不能让美军从容反击，必须将主力从西线调往东线发起进攻。至于选择东线的理由，其实并不复杂，因为驻扎在那里的主要是战斗力较弱的韩军。 志愿军总部从局势中敏锐地发现了机会：既然第一阶段的作战未能顺利在西线啃下美英军这块“硬骨头”，不妨在第二阶段改变战略，把主攻方向转向东线，针对实力较弱的韩军下手。只要能大量歼灭韩军的有生力量，美军也将陷入孤立，力量削弱，从而为决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具体思路是，让十九兵团继续在西线牵制美军主力，同时三兵团和九兵团悄然转移至东线，集中力量进攻韩军第三军团和美军第二师。 在志愿军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之际，“联合国军”仍在进行部署调整。 5月8日，李奇微前往朝鲜前线进行视察。 范佛里特亲自面请指示： 如果中朝军队近期不展开进攻，那么第8集团军能否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对此，李奇微给予了肯定的答复。随即，范佛里特迅速开始筹备新的进攻计划，并将进攻日期定在5月12日。 然而，随之而来的情报显示，中朝军队正准备发起新的攻势。 5月12日，李奇微向华盛顿报告：“这次攻势可能随时爆发，尤其是在接下来的72至96小时内。” 因此，范佛里特决定将原定的攻势行动无限期推迟。 李奇微的预判这次是正确的。 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第二阶段攻击，果然在他预测的96小时后，于5月16日发起。 然而，李奇微和范佛里特都没有准确猜测到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主攻方向。自从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以来，李奇微始终认为汉城是志愿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和必夺目标。范佛里特的观点与他相近，同样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汉城正面及其西翼战场。 他们一致认为，志愿军即将展开的第二阶段攻势，主力仍将集中在西线或中线，最有可能的进攻路线为从议政府至汉城、北汉江一带，以及春川至洪川的线路。 于是，范佛里特于5月4日对部署进行了调整，着重加强了中西部的防御，并将美军主力集中在汉城正面及其翼侧的迂回路线。 李奇微未曾预料到，志司此刻并没有将志愿军主力调往西侧，而是将兵力转向东部，集中力量在东线发起进攻。 在这一过程中，战役欺骗和保密措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进入第二阶段作战构想的制定阶段起，志司就亲自把战役企图的隐蔽性视为一项关键任务来抓。4月28日，在致宋时轮、陶勇、王近山等人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此行动务必要极为隐秘。” 4月29日，志司指示第19兵团在汉江北岸进行渡江佯动，并特别叮嘱杨得志和李志民：“此电务必严加保密，绝对不要传达，阅后立即焚毁。” 5月8日，在对第二阶段作战指导的几个关键环节做出指示时，特别强调各兵团领导要严格保密作战意图，封锁一切消息，务必防止敌军察觉志愿军的大规模东移行动。 在各种战役欺骗手段中，规模最宏大的行动是第19兵团在汉城及汉江方向展开的积极佯动。这一行动由大将军亲自策划，并在他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实施。 4月29日，志司指示第19兵团将主力集中于议政府、内阁里、高阳一线以北，派遣小股部队靠近敌方进行侦察和警戒，并同时进行多种渡江南进的假动作，以牵制敌主力留在西线，便于志愿军主力在下月初从东线发起进攻。 5月8日，杨得志、李志民和郑维山发布了作战指令，决定本兵团（及人民军第1军团）“在高阳、议政府和清平川的宽广正面上寻找两到三个目标（每个目标配备一个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尤其是炮火，进行彻底歼灭。 同时，采取积极行动钳制美军主力于西线，以利于在东线消灭敌军；兵团主力应控制在清平川西北地区，为第二步适时渡过汉江、扩大战果创造条件。” 虽然第19兵团此阶段的任务是牵制敌人，行动以佯攻和迷惑为主，但杨得志等人依然从实际作战的角度进行了严密部署，毫无虚张声势的意思。这一系列佯动成功达到了预期的迷惑效果。李奇微对中朝军队在汉城方向的频繁动作尤为关注，并据此判断汉城地区可能正在酝酿“第二次危机”。 为了阻止志愿军向南推进，特别是防止他们再次占领汉城，范佛里特紧急调整了兵力部署，集中力量加强西线。他将大部分兵力，尤其是几乎所有的美军师，部署在他认为威胁最大的中西部地区。在中西线战场上，美军共投入6个师，英军和土耳其各派出1个旅，韩军则有3个师，形成了以汉城为核心的前线密集防御体系。 相比之下，东线战场则完全由韩军负责，配置了6个师，自西向东依次为韩伪3师、伪5师、伪7师、伪9师、伪11师和首都师。这些师全部部署在前线，兵力相对薄弱，且阵线存在较多空隙与暴露的翼侧。 同时，美军第3师、第187空降团和英军第29旅作为预备队，分别驻扎在京安里、永登浦和金浦地区，主要用于支援西线的作战行动。这种西重东轻的部署，显然给了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东线发起进攻的有利条件。 这条匆忙建立的防线，成为“联合国军”由进攻转为防御，并伺机由防御再度转为进攻的关键依托。随着这条防线的确立，整个战线的轮廓发生了显着变化。在此之前，李奇微划定的主要阵地线为“堪萨斯线”，该线位于三八线以北，与三八线大致平行。 随后，通过“撕裂者行动”，战线进一步逼近“铁三角”地区，并在铁原、金化一带向北突出一个“大肚子”，形成了一个向外凸出的弧形战线。 范佛里特划定的“无名线”向南退至三八线以南，与之前的战线相比，春川以西的部分后撤了36英里（约56公里），而春川以东则后退了20英里（约32公里）。这样一来，原本向北突出的那个“大肚子”便消失了。 同时，在这段时间里，东线的韩军不仅没有撤退，反而向前推进了15公里。整个战线因此形成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倾斜的斜线，韩军的前沿阵地突出至昭阳江东南、县里一带，翼侧暴露，成为防线的薄弱环节。 范佛里特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但他认为不会引发什么重大问题。在他看来，韩军有能力坚守东线阵地，因为“他们面对的北朝鲜军队兵力较弱，加之太白山脉高耸入云，成为天然屏障，极有利于防守”。 5月9日，志愿军主力奉命执行东线出击任务，开始向东挺进。 由于保密工作中出现了漏洞，部分人员在被俘后泄露了机密信息，从10日开始，美军逐渐察觉到中东战线的异常动向。美军战史记载，到5月13日，通过空中侦察、地面情报以及平民和俘虏的报告，第8集团军已经明确得知中国军队正从西部和中西部地区向东线调动兵力。 5月14日晚，一件堪称抗美援朝历史上重大事件的事情发生了，这也成为我国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志司高级将领们共同商议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的人选，洪学智感到情况不妙，默默躲在一旁，不发一言。 他实在不愿意兼任这个司令职务，因为他舍不得放弃自己长期从事的军事工作去转做后勤。直到晚年，他才透露另一个原因：“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实在太难，我担心做不好，万一搞砸了，无法交代！” 洪学智默不作声，倒是其他人讨论得十分热烈。邓华、韩先楚、解方和杜平纷纷发言，都赞成老洪兼任。见此情形，洪学智终于忍不住了，开口道：“我不能兼这个司令。” 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洪大麻子今天这是怎么了？ 洪学智一心想推掉这差事，说道：“之前让我负责，我也没做好。现在再让我兼任后勤司令，还不是一样搞砸！其他事情我都能干，唯独这事不行，还是让别人来吧。” “你不干，谁干？” 洪学智想让邓华接手，邓华则表示自己要协助老总作战，还兼任副政委负责政工，实在忙不过来。洪学智无奈，又把任务推给韩先楚，但韩先楚摇着头：“我老是在一线督促检查，怎么能兼任后勤司令？” 这时，洪学智真的急了：“那就让后面派人来嘛！李聚奎、周纯全都可以嘛！”这两位都是中国军队资深的后勤将领，李聚奎更是跟随大将军参加平江起义的红五军老兵。 可问题是，这两人都是东北后勤的负责人，根本抽不开身。 “后面的任务也很重，他们主要负责那边。” 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不干？行啊！你不用干了！” 洪学智知道哪有这样的好事，他小声问了一句：?“那谁干呢？?” “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吧！” 洪学智也害怕了：?“老总，你讲这个话，可是将军的话了。?” “是我将你的军，还是你将我的军，啊？?” 洪学智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当上了志愿军后勤司令。 这一逼，竟逼出来了后来中国军队中唯一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总后勤部长。 就这样，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开始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应现代化战争需求的完整独立的后勤供应系统。 5月14日和15日，由于持续的降雨和大雾，空中侦察无法展开，地面巡逻也因能见度低而无法有效执行。然而，第9军派出的威力侦察队以及深入加平东北山谷地带的第187空降团，依然分别发现了中国军队大规模集结的迹象。到16日，更多的情报表明，中国军队的东线部队可能已经向春川及更远的地方推进。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军队即将在东线展开大规模行动。 直到志愿军第二阶段攻势的开始，美军内部对中国军队为何突然将攻击重点转向东线依然感到困惑。既然中国军队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由于进攻力量的消耗需要投入后续兵力来展开第二阶段攻势，那么为何不直接在西线战场顺势用兵，迅速夺取汉城，而是选择调动兵力东移，转而对高大崎岖的太白山区发动攻击呢？ 实际上，志愿军东进的调动是一种逆向用兵的策略，选择了敌方认为不可能作为攻击重点的区域，从而出其不意。再加上战役中巧妙的欺骗手段，成功实现了“声西击东”的效果。这次志愿军的部署调整，是通过战场上的长距离横向运动来完成的。 在敌情复杂、空袭威胁严重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的大规模部队行动相当困难。从5月9日晚开始，到16日17时止，第3、第9兵团各部队迅速推进，分别抵达了预定位置。 各部队虽然按时到达了预定位置，但整个开进过程十分艰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混乱的。由于春川以东地形以大山区为主，南北走向的山脉将地形切割得支离破碎，东西方向的道路稀少，导致大部队横向调动非常不便。 在第3兵团和第9兵团组织部队前进时，多个军队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山间狭窄道路上并肩行进。为了避免空袭，白天基本无法行动，只能集中在夜间赶路。夜色中，道路狭窄且状况不佳，行军时间紧迫，各部队都急于赶路，因此纷纷提前出发，导致大量车辆、骡马、担架和各类人员一齐涌上狭窄的公路。 彼此混杂在一起，互不相让，尤其在狭窄地段，往往拥挤得寸步难行。 1951年5月16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 东线的主战场集中在以县里为核心的区域。志愿军和人民军此次作战的主要歼灭目标——韩军第3师和第9师，部署在县里以北及麟蹄东南一带。 战前的分析指出，要实现围歼的目的，关键在于两个步骤： 一是迅速突破昭阳江的防线；二是进行远程穿插迂回，提前切断韩军的退路，确保在他们撤退之前完成战役和战术上的多层合围。实战过程中证明，第二个步骤不仅更为困难，而且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 志司一方面指示杨得志率领第19兵团在东线对平壤进行佯攻，以吸引联合国军的主力；另一方面，他命令第3兵团和第9兵团于5月16日傍晚在东面发起总攻。部署在县里地区的韩军伪3师和伪9师，隶属于第3军团，该军团由刘载兴（后来成为韩国国防部长）担任军团长。 为了防止志愿军迂回攻击并切断后方补给线，刘载兴曾在上南里以北的大岩山和五马峙山岭部署了一个团。然而，这一部署遭到了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的强烈反对，美军的地盘，怎能允许韩军随意布防！对此，刘载兴作出了解释：“五马峙是我军的战略重地，我们在此驻守，对美军行动并无任何影响。若美军决定让其指挥下的韩军伪七师在此设防，我们便可撤离。” 阿尔蒙德坚持不予批准，经过多次交涉无果，该团最终于5月11日撤离五马峙。最终，志愿军在发起进攻后迅速突破至五马峙，一举截断了韩军在县内的退路。刘载兴愤怒地说道：“美军第十军军长的固执和指挥上的失误，最终导致了我们双方的惨败。” 占领五马峙的志愿军部队是第20军第60师第178团。 第20军的任务是从蓝田里和九万里一带突破昭阳江，向富坪里和美山里方向发动主要突击，切断韩军第7师与第9师的联系，并与人民军第5军团协同，形成对韩军第3师和第9师的包围态势。随后，部队将自南向北进攻并歼灭县里、龙浦地区的敌军，同时以一部兵力协同第27军消灭韩军第7师。 由于军长兼政委张翼翔在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回国养病，第二阶段的作战指挥重任便由副军长廖政国接替承担。 第20军负责进攻正面宽度为15公里，廖政国决定将部队编为两个梯队。 第一梯队由两个师组成，右侧为第60师，左侧为第58师，分别在蓝田两翼展开突破行动；第二梯队为第59师，紧随第60师之后，视情况投入战斗。 廖政国的意图十分清晰：将兵力集中在主要突破点，形成强大的攻势，确保一击即中；向纵深穿插时，选择韩军第3师与第7师的接合部，以便迅速突破，快速推进，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 16日16时30分是志司统一规定的战役开始时间。 这一天，天空阴云密布，细雨绵绵，浓雾弥漫在昭阳江的两岸。 担任主攻任务的第60师（配属有炮兵第26团、第11团2个营和第17团1个营）于16时30分展开炮火准备，这一行动比原计划提前了1小时。 这一变动是由彭飞师长提议的，并获得了廖政国的同意，随后上报兵团批准。彭飞认为，该师突破昭阳江后需要进行较长距离的穿插，而初夏夜晚时间较短，若行动过晚，可能会来不及。因此，他决定将攻击时间提前1小时，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最终证明，这一调整是正确的。 炮火准备效果显着，第60师正面的敌军阵地被彻底摧毁。下午5时左右，各突击连开始向河岸推进；5时30分，部队涉水过江，最快的突击连仅用9分钟便抵达对岸；至6时20分，占领了阴阳里以北一线的高地，成功打开了向纵深突进的通道。 第58师作为助攻部队，由于在进攻前临时向南调整突破位置，战斗准备显得较为匆忙，炮兵也未能及时转移阵地，导致炮火准备的效果受到影响，未能对守敌形成有效压制。部队连续发起三次突击均未取得成功。 重新整顿队伍后，于19时顺利渡过昭阳江。 韩军伪7师的阵地首先被攻破。 根据韩国战史的记载，一开战，第7师便遭遇了敌人前所未有的猛烈而精确的炮火攻击。师指挥所与前线各团、营完全失去了联系。师长金烔一只得通过右邻部队的转报，才得知本师的主防线已被突破，部队也已经被击散。 第20军各部抓住敌军混乱之机，迅速向纵深展开突击。 第60师第178团负责抢占五马峙和美山里的关键据点，构筑内层包围圈。该团第二营借助刚刚突破的缺口，迅速向既定目标挺进。 在穿插行动中，先头连两次因追击逃敌而误入歧途。指挥员果断指示他们立即返回，同时命令后续分队迅速接替先头连，毫不迟疑地向预定方向快速推进。 在12个小时内，经历了13次大小战斗，向前推进了30公里，歼灭敌军500余人，缴获汽车70余辆。至17日早晨7时30分，成功占领五马峙及其两侧高地，顺利切断了通往县城以南的公路。 中朝联司发来电报，嘉奖第178团。 不久之后，第58师的先头部队第173团于18日凌晨1点攻占了龙浦公路以西的高地，与人民军第5军团第6师合力夹击，共同形成了对县内韩军包围圈的内侧正面。 此时，负责对外正面建立包围圈任务的第27军迂回部队，正迅速向砧桥推进。 从第27军的进攻出发点到砧桥，图上的距离大约为60公里，超过了内层迂回部队穿插距离的两倍。 根据兵团的命令，同样要求在战斗发起的第二天拂晓前赶到。凡是有山地行军经验的人都清楚，仅仅在崎岖的山路上连续行进60公里一夜已是极为艰难，更何况整个行程还包括从突破前沿阵地到克服纵深障碍的诸多战斗。 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第27军未能果断采取穿插迂回战术，导致对面的敌军从容撤退，不仅未能完成歼灭敌人的任务，反而在行军过程中遭到了敌军火力的打击。该军迅速总结了这一教训，决心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战斗中打出优异表现。 为了确保按时完成穿插任务，军长彭德清决定逐级强化指挥。军部指挥所与承担纵深穿插任务的第81师同行，各级指挥员则深入到下级单位，师级到团、团级到营、营级到连，逐层进行越级指挥。 第81师分为两路穿插：左路由第242团，右路由第241团，齐头并进。 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为了改善出击条件，这两个团提前展开了战斗，目标是清除敌军的前哨警戒阵地。 第242团提前清除了正面障碍，占据了有利的出发阵地，出击时进展较为顺利；第241团由于未能事先拔除前沿的“钉子”，在攻击开始后只能从警戒阵地展开战斗，延缓了突破进程。再加上兵力使用不当（将突破任务与迂回任务同时交给一个营），导致耽误了5个小时。 第242团突破后沿着公路展开穿插行动，先头营采用奔袭战术，在途中经历了18次战斗（其中最大的一次歼灭了韩军一个营），以每小时4到5公里的速度边打边前进。到17日凌晨5时10分，部队占领了砧桥以北的上南里、严达洞附近高地，成功切断了通往县城的公路。 该营刚刚进入阵地，韩军南撤的部队便出现在面前，发现退路已被切断，不得不再次撤回。11时，第242团全体成员已抵达砧桥地区。 该团因此荣立集体三等功，先头营被授予“穿插战斗模范营”称号。 第20军插入五马峙，第27军攻占砧桥，均按时抵达预定地点。 这两支部队始终遵循“宁可拼杀出一条血路，也不绕行爬山”的原则。面对敌人时，他们宁愿奋力冲破封锁，也避免耗时耗力地绕山而行。在穿插过程中，部队始终保持随时战斗的准备，一旦出现状况，立即按照遭遇战的方式应对。 遇到小股敌人时，不做停留，派少量兵力进行警戒或驱逐；若遇到较大情况且无法绕行，则用部分兵力牵制敌方，主力仍继续向目的地推进；如果前方被阻挡、两侧无路可走，就集结所有火力，拼尽全力猛攻猛冲突破。 在穿插行动前，部队进行了彻底的轻装整理，除了携带枪支、弹药和作业工具外，每名士兵只携带一块雨布和一双鞋。然而，仍然调配了一部分人员，尽量多地携带伴随火器的弹药。 每个连队的火器弹药携带量如下： 60毫米迫击炮配备20发弹药（5人操作），90毫米火箭筒配备10发弹药（6至8人操作），美式重机枪（重量20公斤）配备600至800发弹药（5人操作），苏式重机枪（重量45公斤）配备600至700发弹药（6人操作）。 营级火力除配备迫击炮和五七无坐力炮外，还通过驮载与人力搬运相结合的方式，携带2门山炮随队前进。在纵深作战中，这些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20、第27军部队展开迂回穿插的同时，与其协同作战的人民军部队也按计划展开了行动。第5军团第6师第1团于17日清晨攻占了县城以北的贵屯里，随后在白天持续行进，并于当日13时30分抵达镇东里南山，成功切断韩军向东南撤退的路线，与第20军的迂回部队完成会合。 中朝联司对该团的出色表现还专门发出通电嘉奖。 第20军、第27军以及人民军第5军团第6师顺利完成穿插，形成了对内、对外的双重正面合围，对韩军在县里的包围圈造成了极大影响，显着推动了战役的进展。 然而，此时的包围圈仍然不够完整且不够严密。由于人民军第2军团绕道太远，加之雪岳山的阻隔，行军受阻，未能按计划在坊内里和梨岘与第27军合围。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现歼敌的目标，一方面必须继续完成外层包围，确保将预定的歼灭对象封锁在一个大包围圈内；另一方面则要在战术上进行小规模的分割包围，分头截击各部韩军，既防止其分散逃脱，又不让他们重新靠拢形成新的防线。 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宋时轮命令各部队迅猛出击，按照既定计划快速突入、猛烈打击，精准完成包围任务，力争在拂晓前后摧毁敌方指挥部和炮兵阵地，为白天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此时，韩军在县里地区的防线已濒临崩溃。战后，美军以韩伪3师和伪9师在县里地区的失败为例，指责韩军作战能力不佳，并因此取消了第3军团的番号。对此，韩方人士颇有不满，认为虽然韩军确实未能抵挡住中朝联军的攻势，但美军第10军在邻近地区的表现也难辞其咎。 由于该军与韩军第3军团的作战分界线划分不当，加之该军指挥的韩伪5师和伪7师阵地首先被志愿军突破，最终导致县内韩军侧后受围，陷入了中朝军队的“口袋”之中。 韩国战史记载，当美军第10军防区内的韩军第7师主阵地被突破，部队被打散时，第3军团参谋人员曾向刘载兴军团长建议：与其被动等待中国军队的进攻，不如主动将第3师和第9师从县里一带撤退至上南里一线。刘载兴将这一建议上报至韩军陆军总部，并请示了拥有作战指挥权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部。 得到的答复却是：“无论发生任何情况，绝对不允许撤退。” 范佛里特的决心是坚守阵地，绝不允许韩军在战斗中轻易后退。据称，当日美军第10军还向刘载兴报告称，其左翼的韩伪7师“依然在顽强战斗”。实际上，这支由美军指挥的韩军部队早已分头撤退，而志愿军的迂回部队已经穿越了该师的防区，直奔预定的合钳地点。 17日凌晨4点，上南里北面的五马峙被切断的消息传来，韩伪3、伪9师顿时陷入混乱。前线部队迅速撤离阵地，四处逃散。在县里地区重新集结时，各部队的编制已彻底紊乱，士气跌至谷底。刘载兴完全没想到，危机竟会如此迅速降临。 为了扭转局势，刘载兴在美军顾问的陪同下，乘坐轻型飞机飞抵县里。在与韩伪3、伪9师师长商讨后，决定由伪9师主力突破五马峙，打开撤退通道；第3师则在现有阵地进行环形防御，随后逐步跟随伪9师转移；撤退目标为苍村里东西连线。 这次撤退行动由第3师师长金钟玉指挥，而刘载兴则以请求炮兵、航空兵支援及协调空投补给为由，飞回下珍富里的军团指挥部。 然而，还未等韩军有所动作，志愿军的迫击炮弹已经落在县里与龙浦之间的公路上。韩军官兵早已如惊弓之鸟，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兵败如山倒，情形惨烈不堪。 志愿军战史记载韩伪3、伪9师大部被歼，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两个师的大部分人员四散逃脱，实际歼敌人数仅有8000余人。不过，这两个师的重型装备却悉数落入志愿军之手。彭德怀曾用“易打难捉”来概括韩军的作战特点，而此次县里的围歼战结果不尽如人意，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仅仅三天时间，邵阳江防线便彻底崩溃。志愿军成功击溃了韩伪3师和伪9师的大部分兵力，并击退了韩伪5师和伪7师。经过6天激战，歼灭敌军人，赢得了第二阶段的胜利。 由于韩军的迅速崩溃，不幸的是，美军第二师再次被志愿军包围。实际上，美军第二师在之前的几次战役中已经两次遭遇包围，尽管如此，至今尚未出现成建制的全军覆没。 李奇微和范弗里特大怒，愤怒地表示，这样无能的部队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直接撤销了南朝鲜第三军团的番号，并下令限期解散。 请来支援的外军竟然命令解散了本国的军团级部队，南朝鲜人对这一事件几十年后仍耿耿于怀，认为这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极大羞辱。南朝鲜第一军军长从此多了句令人啼笑皆非的口头禅：“所谓联合作战，就是一个字——‘忍’。” 我们一直无法想象美军的物资充裕程度有多么令人惊讶，但只要看看美军第2师38团三营的防御阵地，就能一目了然。三营的防御工事用了6000根钢筋，堆起了237,000条沙袋，铺设了385捆蛇形铁丝网，前沿还密布着防步兵地雷。 为了突围，一个炮团竟然发射了12,000发炮弹。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直观的感受，但只需了解志愿军在前四次战役中总共才用了不到6,000发炮弹，双方的巨大差距便可见一斑。 到了5月21日，早已不堪重负的补给线终于彻底崩溃。志愿军的师长们连稀饭都喝不上，60军军长傅崇碧一天的口粮仅仅是从大道上捡来的几颗炒黄豆。 王近山兵团的许多士兵由于饥饿，竟然啃食树皮和草根，导致中毒死亡，被迫停留三天等待补给。而美国人则派出两个师进行摩托化行军，十几个小时内行进了百余公里，迅速封堵住了缺口。 由于供应紧张，部队已极度疲惫，实在无法进一步扩大战役的胜利。志司于是下令东线部队停止进攻，命令三个兵团撤回涟川、金化一带，进行整顿休整。 至此，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宣告结束。 第11章 第五次战役(6)180师近全军覆没 志司敏锐地察觉到，从4月开始向“三八线”以南推进的部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他们也付出了十分惨痛的代价。 特别是志愿军的补给线在敌机的扫射下根本跟不上部队的步伐，前线的部队也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撤退的“联合国军”还不忘销毁一切能被志愿军缴获的粮食和枪支。 美军正在酝酿一个天大的阴谋！ 美军很有可能准备对我军实施战略包围，这样一来的话，志愿军主力三个兵团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志司当即下令：“前线所有部队停止进攻。”志司判断美军正在酝酿一个阴谋，等我军给养断绝后，予以歼灭全军主力的重大阴谋。 5月21日，志司下令，要求前线各军迅速后撤，转移至“三八线”附近进行防御。 这一命令让金日成感到十分困惑，他不明白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多次催促尽快展开追击，扩大战果。然而，志司拒绝了金日成的建议。 见劝说无效，金日成甚至提议单方面行动，亲自率军追击美军。 “在战场上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往往意味着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我们中国有句古话，‘穷寇莫追’，如果我们继续追击，极有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此外，这一决定并非我个人擅自下达，中央也明确指示我们不要轻举妄动。在此前的战斗中，主席对战场形势的预判一向非常准确，我们应当信任他的判断。” 金日成听完解释，虽然内心依然有些不甘，但最终放弃了乘胜追击的念头。 志司的设想本无问题，但李奇微的行动速度更胜一筹。 就在志愿军发布后撤命令的前一日，这位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美国将军便已下令反攻，精准地抓住了志愿军前线物资耗尽的时机，发起了反击。其实，“联合国军”于5月20日利用中朝军粮弹已尽，补给不足，部队疲劳的弱点发起了进攻。 李奇微认为：联合国军在不断得到美国空军的支援下，克服着敌人越来越弱地抵抗，不断向前推进。敌人在如下一类地区的抵抗是很顽强的，那就是地形对他们有利的地区，道路狭窄或无路可行的地区。 联合国军全线进攻，以中部战线为重点，企图利用我军部署上的间隙和兵力薄弱的地区，投入快速突击集团，割裂歼灭我军，进而夺占“铁三角”（铁原、金化、平康）地区；如果有利，则直出元山。 中朝军队正面于21日就开始了抗击敌人的进攻。 1947年夏，晋冀鲁豫军区集中地方武装合编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第24旅。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始称180师，归第18兵团60军建制。 180师在解放军百万大军中不算一支头等的主力部队，在志愿军第60军中声望也远不如179师和181师。1951年2月，在跨过鸭绿江之初，组成这支默默无闻的队伍的新战士、学生兵和起义人员还不知道即将踏上极其悲壮的征途。 在发起第五次战役时，为加强主攻力量，志司和3兵团先后调走了60军的179师、181师，分别加强给了主攻方向的15军、12军。 第3兵团60军180师担任第二梯队，未直接参与进攻作战。 5月16日，战役第二阶段发起时，第60军奉命在揪谷里、大龙山地段积极牵制美陆1师、美7师，力求歼敌一部，阻止美军救援东线主战场。 在179师、181师被先后调走之后，60军手上唯一能用来完成任务的，就只有军中战力最弱的180师了。 180师奉命在春川、加平正面选敌弱点攻击，16日晚渡过北汉江，占领杜武洞、杏村里一线，继之，奉命向九峦山、孝子洞、通谷里攻击前进。 5月19日黄昏占领通谷里、远水洞、万村洞、336.8高地等。 在180师一路势如破竹之时，3兵团直接给180师发出电报，要求180师作为兵团预备队，由兵团部直接指挥。 60军参谋长邓仕俊回忆道： 这个时候，（60军）军部实际上成了一个“空军”司令部，韦军长、袁政委和司令部的同志从全局利益出发，坚决贯彻上级指示、命令，积极组织180师执行，及时掌握和反映情况。 在解放军作战历史中，各军之间相互调配很常见，但直接把一个军3个师全部调走的情况，非常罕见。 5月20日该师与敌激战，夺取数处阵地。 5月21日，180师完成进攻任务后，态势突出，为巩固阵地，顽强抗击美7师的进攻。538团2营给了敌人重大杀伤，守住了阵地，但补给不济，伤亡严重，6连仅剩20余人，仍坚守阵地。539团2营在九峦山也击退了美军的进攻。 同日，60军军长韦杰收到了3兵团下达的电令。60军的3个师归建，并担负掩护全兵团向后转移的任务。 就这样，一直到了5月21日，第五次战役进攻阶段都结束了，60军的三个师才回到了韦杰手中。 而60军的3个师，此时散布在整整150多公里宽带的战线上，需要在面对敌人攻击的情况下，做高强度的横向移动，才能够重新汇合。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完成阻击任务，是相当不容易的。 前几日，尽管手上没兵，韦杰却不停地跟踪60军的几个师的动向，时刻为下一步的部署做着预案。当部队归建之后，韦杰没有浪费一点时间，用最快的速度拿出早已设计好的下一步作战计划： 1、179、180师向北渡过北汉江，在春川西北区域建立防线； 2、181师全速赶回，作为第二梯队。 3、各部于5月23日晚开始行动。 事后分析，韦杰的部署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能够按照这个计划执行，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5月21日战役结束命令下达后，180师根据就地防御，阻敌北犯的命令，决定在汉江南岸组织三道阵地防御。 60军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指示和3兵团首长命令，令180师担任掩护主力后撤任务，要求阻敌3至5天。规定180师北渡北汉江，移至春川西北地区防御，于5月23日夜开始行动。 5月22日，志司直接向39军下令，要求3兵团预备队39军提前一天出发，22日黄昏向北撤离，“避免和大军挤占道路”。 朝鲜东部的道路狭窄难行，前期部队转移时，曾经出现大量部队间相互挤占道路的情况，而如今几十万大军马上就要撤退，志司希望能够降低道路的负担。 命令本身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却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原先命令是全军统一在23日撤退，现在志司自己下令39军22日撤退，传递给各兵团的信息是：可以安排部队提前后撤。 于是，就在收到这条命令之后，3兵团发出电令，要求15军提前在22日出发后撤。15军的撤退，意味着180师左翼防线的提前消失。 在春川一带的整条阻击战线上，180师能够依赖的只剩下右翼的63军了。 到目前为止，180师的处境也还没有非常危急，即使侧翼暴露，只要及时注意敌军动向，本就准备后撤的一部队，随时可以灵活机动的向北撤离。 谁知23日的一封电报，却彻底改变了180师的命运。 5月22日，志愿军的攻势刚一停歇，范弗里特便迅速发起了反攻！ 骑1师7团突击队、美25师“德尔温装甲支队”、美10军“牛曼尖兵”特遣队等装备精良的重装甲支队，正猛烈地向中国军队的撤退路线进行夹击。在这些特遣队的身后，是一直蓄势待发的十三个师！凯旋而归的中国军队猝不及防地遭遇打击，顿时惊慌失措。 “牛曼尖兵”不足一个连的部队在短短三小时内，在中国军队最关键的地段纵深穿插二十公里，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抢占了天险昭阳江北岸的渡口，狠狠地切入刚在东线大捷的宋时轮兵团侧翼。 与此同时，他们成功包抄至仍滞留在三七线附近的27军和12军背后，导致中线15军和60军右翼完全暴露。随后，60军防线被突破，中线的王近山兵团与东线宋时轮兵团的联系彻底被切断。 此时，东线形势已极为危急，而中线局势也急转直下。 我军的战役部署瞬间被打得支离破碎，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阻击线都无法形成。 美7师进攻重点指向九峦山、通谷里，180师539团与敌反复争夺，杀伤敌近200人，击毁敌坦克16辆，通谷里被敌占领，该团集中力量扼守九峦山。 就在180师与美军激战时，3兵团突然紧急向所有部队发出急电： 由于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12军5000名伤员全部未运；15军除已运走外，现水泗洞附近尚有2000名不能行动之伤员；60军也有1000余伤员。 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伤员之后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 第三兵团鉴于运输力缺乏，伤员转移缓慢，决定原地掩护伤兵转移。 此时在北汉江南岸地区只有180师担负防御任务，因此180师负责在、正屏山地区抗击敌军进攻，争取5天的时间。 这一刻起，180师的任务彻底改变。 之前180师的任务是“向北撤离，到春川西北方向建立阻击防线”。这意味着180师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部署，只要能够在春川附近阻击敌人，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在这条电报之后，180师的任务变成了“原地坚守，直至伤员撤离”！ 在战场上，前线部队不会知道后方实际的物资、伤员转运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唯一知道的，就是上级命令他们在这里坚守多久。这期间，除非上级改变命令，否则他们决不能后撤。 60军军长韦杰坚决执行了兵团命令，他除了把3兵团电报转给180师之外，还连发4条电报，强调180师须在北汉江南岸坚守3-5天，不惜一切代价，为伤员转移争取最大空间。 也就是说，这几天内，180师必须死守北汉江的南岸，一步不能退。 23日下午，郑其贵正在根据命令部署汉江南岸的防御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令他顿感不妙的消息：侦察兵发现，右翼的63军，不见了！ 63军是在美军的重压之下撤退的。63军军长傅崇碧发现侧翼已经有美军出现，63军有着被敌人包围的可能，做了紧急撤退。 由于63军和60军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兵团，相互之间并没有通报的义务，因此63军在紧急撤退时并没有告知身边的180师。 180师此时处境万分紧急，在63军撤走之后，180师是整个战线上唯一一支突出的部队，不仅两翼没有任何掩护，身后还是北汉江！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王近山的三兵团刚开始撤退，电台车便被敌机炸毁，兵团部与下属部队彻底失去联络。他的60军180师两翼已完全暴露，实际上已被包围。 而配属给宋时轮的12军退路也被截断。 从此以后，180师与总部脱离了联系，始终没有联系到其他任何中国部队，继续苦苦挣扎着。 180师受命扼守春川、加平、北汉江以南地域执行此任务。背水设防，兵家所忌。 且本师右翼暴露，左翼179师位于大龙山，也开始转移。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卜振邦向师长郑其贵建议：以部分部队边打边撤，将师主力撤过邵汉江。 郑其贵说：“没有军级指示，我无权改变就地阻击掩护的命令”。 于是，全师仍执行就地坚守的命令。 5月23日继续抗击敌人，美7师从左翼插至春川，美24师、南朝鲜军第6师越过加平，180师处于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危险处境。 据参谋长王振邦回忆说，他与段龙章副师长再次建议“师主力迅速撤至北汉江”。师长与军首长联系后，仍坚持不能北撤。 60军军部此时已经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接到180师的消息之后，韦杰第一时间就准备改变180师的部署，让他们立刻渡过北汉江，并火速发出电报向3兵团兵团部请示。 韦杰万万没有想到，3兵团的电台，沉默了。发出上午那一封“停止撤收”的电台之后，3兵团就撤收了自己的电台，开始向后方转移，也因此失去了和其他各军的联系。 这一失联，居然就是整整3天。 兵团5月23日晚由古滩岭向沙金鹤转移行经山阳里以东地区，遭敌机终夜封锁轰炸，电台、汽车被烧毁两辆，电台人员及机要人员跑散，译电员饿饭两天步行至沙金鹤，至26日人员才到齐恢复联络。 等不来兵团回复的韦杰，陷入了和郑其贵一样的难题当中。由于并不知道兵团内其他部队伤员转运的情况，韦杰实在难以在短时间内决定是否让180师后撤，只好下令180师就地阻击。 23日这个宝贵的夜晚就这么过去了。 5月24日，180师的左翼右翼均有大量的联合国军正在向前运动，180师马上就要陷入包围！ 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再次提议：留下少量部队，主力立刻渡江！否则就来不及了！ 但是，军部的最新命令一直没有下达。 根本不需要180师汇报，韦杰非常清楚眼前的局面：再不让180师渡江，180师就将陷入三面敌人，背水作战的绝境。 这时，12军军部及其所属两个师、27军主力以及60军180师全被美军切断在三八线以南，战场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 敌人继续进攻，180师顽强防御。尤其539团5连坚守的土木洞阵地，击退敌人8次冲击，歼敌120余人；该团1背反击462.3高地，经过激战，夺回该高地。 下午4点，有着几十年战斗经验的韦杰知道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再也不能等了。 韦杰咬牙向电报员口述了自己的决断：180师立刻渡江，在北汉江北岸继续阻击敌人！ 5月24日晚，180师遵令北撤。 尽管韦杰最终下定决心“抗命”行事，但他的命令仍然来得晚了一些——24日白天，联合国军已经占领了北汉江的主要渡口。 180师全师近万名官兵，只能靠着先头部队在对岸拉起的3根铁丝强渡北汉江。 180师的宣传干事张泽石清楚地记得这次渡江的惨烈： 江面笼罩在美军投放的众多照明弹的亮光中，美军的炮弹不断在拥挤着的人群中爆炸，溅起高高的水柱。到处是人仰马翻，无数伤亡战士被江水冲走，江面被鲜血染红了。 我跟随队伍跳进齐胸深的水中，双手拉扯着架设在江面上的铁丝，拼命奋力向前... 一发炮弹在我前面不远处爆炸了，浑浊血污的江水向我兜头喷淋而下。 等我使劲摇头吐出污水睁开眼睛，发现我前面的担架没了，抬担架的两个战友已被冲出老远，而我旁边的那匹骡子也倒在水里挣扎着，我急忙寻找那个女战友，只见她就在我身后，头还露在水面上。 我立即赶过去抓她，但抓住的仅仅是她那顶漂浮在水上的棉军帽。她人已经被无情的江水冲走了... 5月24日晚上7点，暴雨如注，雷声轰鸣，电光闪烁，气氛极其紧张。刚从空寺洞志司调任楠亭里志后任司令的洪学智，突然接到了志司打来的紧急电话：“立刻回来，有急事！”洪学智刚想追问，电话那头已不耐烦地挂断。 洪学智心头一震。昨晚他才冒雨离开志司赶到楠亭里，怎么今天又要返回？ 显然是出了大事！此刻，志司只剩大将军一人在前线坐镇。前方伤亡惨重，韩先楚已被派回国调兵，邓华在夜间行军时被吉普车的挡风玻璃撞伤脸部，重伤也已回国治疗。 忧心如焚的洪学智没多久便驱车冲进茫茫的雨幕中…… 雨下得极大，仿佛天穹破裂一般，哗哗的雨声震耳欲聋，几步之外就看不清前方的景象。道路上积满了水，河沟子也涨得溢满。这场大雨在洪学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途中他险些连人带车被洪水卷走。 凌晨两点，洪学智终于抵达志司。 “前所未有的情况发生了，60军出了问题，180师与军部、第三兵团以及志愿军司令部全都失去了联系，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电台联络上……” 这时，180师已经错误地毁掉了电台，全师分散突围……志司除了通过电报命令181师和45师折返去解救180师外，已无其他办法。然而，这两个师同样伤亡惨重，粮弹耗尽，命令几乎形同虚设…… 此时，洪学智在处理完180师的问题后，发现地图上美军距离志司仅有六七十公里，而志司周围竟然没有志愿军的部队，只有一个警卫团在其身边。志司面临危险！ 洪学智感到焦急：“不行，我们必须立即调动部队到铁原前线，坚守空寺洞前面的防线，否则空寺洞司令部将会陷入危机！” “各个部队一边阻击敌人，一边进行后撤，任务繁重，伤亡惨重，调动哪支部队都不容易，实在难以办到！” 这位以果敢坚毅着称的中国统帅，难得露出了犹豫之色。部队实在太艰辛了。 “那也得想办法调，赶紧找办法！”洪学智一眼就盯上了正在阳德休整、距离空寺洞后方一百多公里的42军。 “别让42军休整了，赶紧让他们来这里！务必守住铁原通往空寺洞的这个要隘，确保总部的安全。” 42军刚经历血战，才刚撤到阳德。 洪学智态度非常坚决：“刚到也得来，没到也得来，老将不在，棋还怎么下？这事你不用管了。我亲自通知他们，全军立即赶到，连夜行动。” 42军军长吴瑞林接到电报后，眼睛瞬间通红：“这样太拼命了，这样下去很可能会被俘虏！”衣衫破旧的他立刻召集部队说明情况，刚从激烈战斗中撤下的42军将士们齐声呐喊：“誓死保卫总部！” 那些满身硝烟、忍饥挨饿，甚至身上还绑着绷带的中国战士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前线。42军刚夺下阵地的第二天，美国人便赶到了，吴瑞林一看，不由得惊得跌坐在地，真是悬啊！好在司令部镇定了下来，60军180师的情况也弄清楚了，该师遭受了重大损失。 其实当时180师已经脱离了最危险的境地，此时美军的包围圈仍未成型，只要180师坚决向北前进，是有可能在美军合围前回到志愿军主力阵线的。 韦杰的决断，是给予了180师最后一线生机的。 5月25日，第180师539团到达明月里，发现西南侧306.9高地被敌占领，2营4连立即反击，歼敌50余人，夺回阵地；16时南朝鲜军一个连向九唇岱山攻击，5连奋力抗击敌人，击退敌10余次冲击，共歼敌130余人，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全连仅剩10余人。 538团6连在沙岘山击退美军三次进攻，歼敌l0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10余辆。当晚，全师奉命继续北移。大家忍饥耐劳，以野菜、野草充饥，因中毒和疲劳，减员不少。 5月26日，美24师攻占间村，美7师攻占马坪里，韩伪6师占领芝岩里，180师陷入合围。 60军首长令180师： 派2个团沿公路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派1个团沿土山路到加德山，两面阻击联合国军，以掩护全兵团3000余伤员撤退。 与此同时，60军命令179师立刻前往马坪里地区，在史仓里-马坪里一线建立阻击阵地。 60军的这条命令，实质上是安排180、179师在马坪里地区汇合，形成一个纵深阻击阵地。 所有的情报都显示，在5月25日，马坪里地区只有少量联合国军，只要179、180师此时奔赴马坪里来个夹击，一定能够打通道路。 韦杰为180师争取到了最后一个逃生期。 郑其贵接到命令之后立刻进行了相应部署，安排538、539、540三个团依次北撤（540团负责掩护阻击），向史仓里方向前进。 万万没有想到，就在180师主力已经出发向北之后，60军军部突然接到了已经失联3天的3兵团发来的电报，命令道： 180师应以两个团在加德山一线阻击敌人。”——这也就意味着，3兵团要求180师“原地阻击”！ 这和60军刚刚下达的命令刚好相反！ 不难想象，郑其贵和180师指战员们接到3兵团电报时候是怎样的复杂心情。收到兵团的命令后，180师的大量官兵着急地向郑其贵反应，此时已经不单是战况紧急的问题，全师上下已经连续挨饿了几天，现在战斗力已经非常低下，应该迅速北撤。 郑其贵痛苦下达命令：遵照兵团命令行动。 于是，已经出发北行1个小时的538团被叫了回来，180师完全遵照兵团命令，在加德山一线建立了阻击阵地。 郑其贵师长令前沿各部队坚决阻击敌人；令参谋长卜振邦率后勤、机关及伤员千余人立即北移。此时前沿战斗激烈，伤亡较大。旋又接军部命令，黄昏后向鹰峰突围，有部队接应，越过公路，马坪里以北就是我军阵地。 王振邦参谋长率领后勤人员北移中，遭敌阻击，未能突出合围。 师首长在538团指挥所召开会议，决定全师分两路突围。 一路以538团为前卫，师直、540团随之突围；539团为另一路，向鹰峰靠拢。两路突围部队一与敌顽强战斗，克服了粮绝弹缺的困难，终于打开口子，于27日拂晓到达鹰峰，两路部队会合。 5月26日晚，军部先后令181师、179师出动接援，因联络不畅，距离太远，山高路小，计划未能实现。 接着，180师再次陷入合围。 5月27日，为扩大占领地域，180师首长令538团攻占鹰峰以东高地。538团将班长以上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利用晨雾向敌突然冲击，占领了高地。 539团把到达的兵力编成5个班，于19时攻占鹰峰主峰，歼敌一部。当日18时，军部电台与180师取得联络，军首长令180师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同时亦令179师取捷径向史仓里之敌反击，再次接应180师。 陷入重围的180师战士原本情绪沮丧，当听到“只要突围到鹰峰就能获救”的消息后又注入了生机，尤其是得知60军将派179师前来接援的部署之后倍受鼓舞。180师于是兵分两路，向着鹰峰开始突围。 这时，部队己断粮一周，弹药缺乏，人员疲劳，建制混乱，情绪低落，有战斗力的仅千余人。 郑其贵师长决定，他和政治部主任吴成德率539团1营向鹰峰北打开口子，由段龙章、王振邦组织其余部队跟进。如果突围不成，各部利用空隙分散突围，到史仓里集中，并令砸毁电台、火炮。 尽管战士们情绪高涨，此时的180师面对的局面仍是极度凶险，180师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回忆到： 由于军批准时间较晚，还要爬1400多米高山，为了赶路，力争在夜间冲出山口，各级干部没来得及侦察道路和现场明确任务，与进一步周密布置，政治动员也不充分，只说突出合围到达鹰峰就是胜利。 （突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突围途中遭到敌炮火严密封锁，为了撕开通往鹰峰的口子，我团四连连长孙兆光带领全连与敌人的坦克同归于尽，五连连长乔廷虎带全连与挡道的敌人坦克死打硬拼，全连只剩下12个人，三营在公路上与敌摩托化步兵死拼，向敌人冲杀，因伤亡惨重已失去继续战斗能力，但仍保障后梯队通过... 在连日的苦战和断粮之后，面对着敌人强大的机械化部队，180师此次突围已经完全超越了自己的极限，整整三分之二的部队在突围路途中走散，抵达鹰峰的部队合计不到2000人，有不少战士由于体力严重透支而晕倒在爬山的路上。 由于连日暴雨，负责接应的179、181师均未能按时抵达鹰峰。此刻，反而是机械化的美24师抢先占据了鹰峰山阵地。 180师最后的突围希望在这一刻破灭。 得知鹰峰已被敌占领，60军紧急调整部署，让179、181师部队转向史仓里攻击前进，接应180师。5月27日下午6时，60军向180师下达了向史仓里突围的命令。 这个时候，郑其贵手上实际上已经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了。 由于26日晚的突围组织混乱，加上政治动员过于简单，仅告诉大家“过了公路就是自己阵地”，结果“部队一过马坪里、城隍堂向公路就失掉掌握，散不成军，到鹰峰以后，全师无一完整建制连队，再不能进行大的战斗。” 收到军部的命令后，郑其贵做了最后的努力，将180师剩余的战士集中起来重新编组成3个连，向史仓里攻击前进。 面对联合国军整整3个机械师的包围，这支已经断粮多日、没有任何重武器、且士气低落的微小突围部队，根本没有任何希望。 180师最后的突围努力失败了，至此，全师所有建制全部打散。 28日凌晨，郑其贵下达了最后的命令：砸烂电台，烧毁密本，全师分散突围。 538团参谋长胡景义于5月29日率两个营约50余人到军部报到，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率300余人到达史仓里以北，后分散突围人员陆续到达，于6月中旬全师集中近4000人。以上是180师回撤中的作战情况和遭受损失的主要经过。 180师伤亡3000余人，被俘3900余人，此一战实在惨烈。 180师的惨重失利，原因复杂，既有上级指挥的问题，也涉及兄弟部队的配合，但更多的是源于其自身的不足。 相比于那些经历过多次大战的中国老牌部队，这个师，正如彭德怀所说，确实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师。 它的历史相对较短，直到1947年才由山西地方部队扩编组建。当时，解放战争已经捷报频传，该师在相对顺利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壮大，从未经历过特别复杂的困难，领导层普遍缺乏独立指挥作战的经验。 出征朝鲜前，部队还补充了大量刚刚投降的国民党俘虏……当这些不利因素逐渐积累，180师的重大失败也就显得在情理之中了。 断粮时，他们竟未意识到可以宰杀几百匹骡马充饥，而任其四散逃走；不但未积极联系外界求助，反而摧毁电台、烧掉密码；在面临突围时，不是集中力量，而是解散部队，听天由命，各自逃命。 5月27日时，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等人已经逃出，数百名干部和骨干也成功越过了战线。事实上，他们能活着回来本身就表明，如果当初没有解散部队，而是坚定地组织突围，180师完全有很大希望突围成功。 解散部队、分头突围的决策，让志司怒不可遏。 180师的1.1万名士兵中，损失达到了7千人，其中被俘人数近4000人。这是志愿军在战争中遭遇的最大一次被俘事件。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带领33人在语言不通、地形陌生的南朝鲜坚持游击战整整一年，最终也被捕。 在朝鲜战争中，吴成德是被俘的中国官兵中军衔最高的一位。 一年之后，吴成德回到了祖国。受制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加之中国军队顽强抗争到底的传统，吴成德在敌后坚持战斗了一年，经历了无数难以言表的艰辛与痛楚。最终，他不得不离开了自己视为生命的军队，并失去了珍视至深的党籍。 180师的重大损失成为了志愿军心中永远的痛楚。直至临终，韦杰军长仍在颤抖着手撰写那永远无法完成的180师损失总结。韦杰被撤职，师长郑其贵也被撤职并留党察看一年，副师长段龙章同样撤职留党察看一年。 整整一代的中国将领们对此事一直感到深深的遗憾。 令人欣慰的是，180师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这次事件之后，主席亲自拍板，让180师留在60军序列中继续参与抗美援朝。 在新任师长李钟玄的带领下，180师痛定思痛，全师上下发愤图强。 在1953年的夏季反击战中，愤怒的180师找到了自己雪耻的机会，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如摧枯拉朽一般攻占了韩伪5师的全部阵地，歼灭伪军1500余人，把阵地向前扩展21平方多公里。 伟人在谈到1953年6月朝鲜接连打的几个胜仗时曾说：“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在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正是指180师打出的这一光荣战绩。 在之后的金城反击战中，180师更是直插敌军纵深，在背水作战、没有后方支援的条件下击退敌人3个师百余次反扑，坚守三天三夜，歼敌7000余人，最终占领敌军阵地58平方公里，是参战24个师中占地最多的一个师。 第11章 第五次战役(7)铁原血在流铁在烧 1951年5月22日，美军在四百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全面反击。 这次，由范弗利特接任指挥，他采用了穿插迂回的战术。 美军此次反击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组建了“特遣突击队”，通过高度机动的坦克部队深入志愿军后方，进行穿插和迂回，切断志愿军的撤退路线。 联合国军的迅速反击完全出乎志愿军的预料。 在联合国军发起进攻时，志愿军主力刚开始撤退，一下子防线上出现了很多个缺口，而这些缺口正好成为联合国军战术打击的目标，志愿军很快就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 在东线，截至5月24日，美军的一个坦克突击队已深入到志愿军“第二次春季攻势”的出发点昭阳江。紧随其后的是美第十军，他们迅速向北推进。这意味着，志愿军的第12军和第27军在三七线已陷入了敌我夹击的困境。 在西线，随着人民军第1军团的撤退，第65军侧翼暴露，迫使其不得不迅速撤离。而这一撤退，第3兵团与第9兵团之间的缺口就暴露在了美军面前，美军主力趁机沿着这一缺口快速向北推进。 换句话说，志愿军的防线尚未建立，就已经被美军突破并插入了后方进行分割。 当前局势已极度危急。 5月22日晚，志愿军第15军与第63军从180师左右两翼开始向北撤退，原本由三个兵团坚守的前沿防线，此时仅剩180师和179师的535团驻守。 联合国军掌握了这一动向后，迅速调动美军第7师和南朝鲜第6师，从180师后方发起突破。同时，美军第24师和南朝鲜第2师则正面进攻180师。 为了掩护八千多名伤病员的撤离转移，180师被联合国军的优势兵力围困。面对强敌，尽管拼尽全力抵抗，但无力回天，整个师几乎全军覆没。 180师的艰苦奋战，为后来63军在铁原构筑防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联合国军对铁原发起总攻时，第五次战役的第三阶段，也就是转移阶段进入关键时刻。 铁原，这座看似平凡的朝鲜小城，却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铁原、平康、金化一线被称为“铁三角”，山脉连绵，高耸的山峰彼此呼应，是朝鲜中部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之一。 铁原地区公路与铁路网密集，几条重要路线交织纵横，构成了朝鲜中部的交通枢纽。而铁原向北，正是是朝鲜半岛上少见的大平原，如果美军占领了铁原，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将一马平川，后果不堪设想。 铁原当时也是志愿军最重要的补给基地之一，存放着数万志愿军的物资，志愿军的伤员、后方机关都正在从这里撤退。 可见，无论是从防守角度还是进攻角度来看，铁原都是物资调配和兵力集结的理想之地。这片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重地，是任何军事家都会不惜代价争夺的目标。 之前，由于战线在前方，铁原的战略部署并没有展开转移。而随着敌军的快速穿插，铁原一下就暴露在了敌军的铁骑之下。将敌军抵御在铁原之外，为志愿军伤兵、战略物资的转移留取时间，已成为重中之重。 尤其是，5月28日，在涟川以南进行阻击任务的65军防线被美军突破，铁原一线告急，一旦被美军穿插包抄成功，正在后撤中的整个志愿军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5月31日，美军中线部队已逼近涟川、华川一线，距离铁原仅一步之遥。此时，志愿军的当务之急是在铁原前线阻挡美军，借此牵制敌军，为近10万处于险境的部队争取更多时间。 这个任务交给了第19兵团的63军，军长是傅崇碧。 63军，前身是华北野战军3纵，首任司令杨成武，后继司令郑维山。在入朝作战时，郑维山已升任第19兵团副司令，时任军长是傅崇碧，政委是龙道权。尽管63军在郑维山的带领下，是华北野战军的头号主力，但与战力凶悍的三野、四野各部相比，并不占优势，在我军整体排名中，实力中等。 当全线撤退时，63军原本驻守在汉江南岸，但由于两翼已被美军占领，一支美军正从侧后包抄。若退路被切断，63军将陷入绝境。傅崇碧果断决策，指挥部队向汉江北岸撤退。在极度饥饿、疲惫不堪以及美军攻击的重压下，部队终于艰难撤至涟川。 志司直接电令傅崇碧，令其指挥63军全军及第65军194师，以4个师的力量迅速在涟川、铁原之间，东起古南山，西至临津江畔，于正面25公里、纵深20公里的地域组织防御，坚决阻止敌军进攻。 命令明确指出：“要不惜代价，坚守阵地，阻止敌人进攻，无上级命令不准撤退。” 随后，又将命令告知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而且进一步加重语气： “即便把63军打光，也要在铁原坚持15至20天！” 志司要用63军以鲜血换来时间，建立三道防线，同时调集兵力，以备敌人深入三八线以北后，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傅崇碧看到这份电报时，顿时愣住了。 从汉江撤退到涟川的过程中，一路上遭到美军的围追堵截，部队减员极其严重，军力已经从入朝时的3.2万人，减员到了2.4万人。而且弹药极度短缺，甚至连炮兵都被迫充当步兵使用。 至于伙食，粮食早已断供，包括傅崇碧在内的所有人，每天只能靠少量黄豆勉强维持饥饿。尤其是在经历了美军强悍炮火的威力之后，如果要固守阵地，别说坚持15天，能撑5天都已经是个奇迹了。 军令如山，傅崇碧没有表达任何异议。 反倒是十九兵团的兵团长杨得志感到心里不安，纳闷老傅为何没有提任何困难？ 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傅崇碧当然也深知这一点，问题并非是怕死与否，而是在美军飞机、坦克和大炮的轰炸下，血肉之躯如何能抵挡得住？然而他更清楚，在如此恶劣的战况下，即便提出困难又能改变什么？ 第63军正面迎战的是由范佛里特指挥的美军骑兵第一师、步兵第25师以及英国步兵第28旅等部队，总兵力超过5万人，装备火炮多达1300余门，坦克数量则超过180辆。 第63军加上配属部队总共不过2.4万余人，更何况既无飞机也无坦克，因此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敌军都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此时，傅崇碧和第63军已经下定决心，宁愿全军覆没，也绝不撤离阵地。63军视自己为一支以军建制编成的敢死队。 63军军史最悲壮的一场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联合国军，傅崇碧很快就对63军及65军194师做出了部署。 但部署出现了一些问题。 涟川到铁原，拥有一条铁路，一条公路，两条路并行在一起。 铁路在东，公路在西。傅崇碧判断，敌军的进攻方向应该是沿公路北上，涟川至铁原的公路、铁路以西，为敌军的主要攻击路线，采取了重兵防守。 他将187师部署作为我军右翼主力，负责防守玉女峰以东、涟川至铁原的公路、铁路以西地域的防御（含涟川至铁原的公路、铁路）。 为了加强187师的防守，军部还将炮兵44团、63军炮兵团均配属给187师，加上187师炮兵，63军在右翼一共有3个炮兵团。 这还没完，在187师的右翼，玉女峰以西，又将配属给63军的65军194师防御在此，以防止敌军的侧面包围。 在涟川至铁原的公路、铁路以东，则部署189师来防守，作为我军的左翼。 由于傅崇碧判断此处不是敌军的主要进攻路线，于是没有给189师部署炮团。189师的身后，只有自己的炮兵团。不过因为之前遭到美军空袭，只剩4门山炮和4门重迫击炮。 63军的防御阵型呈品字形，187师与189师并列在前线布防，188师则在后方设立二线防御阵地。此时，63军的兵力约为2.5万人，而他们面对的美军和韩军共有4.7万人。更不用提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单就兵力而言，已经悬殊极大。 实际上，无论是63军、19兵团，还是志司，都对能否在铁原前线坚守美军15天毫无把握。不仅心中没底，甚至感到毫无希望。 原因并不难理解。 只需再看看重炮的巨大破坏力，便能清楚地认识到，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是多么艰难。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敢与否的问题，而是在重炮轰炸下，许多人都无法填补损失。因此，我们常常说，那些诋毁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人海战术”的人，要么是无脑的，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根本不值得争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对于63军而言，全体官兵即便战至全军覆没也毫不退缩，但问题在于，单凭牺牲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一旦阵地失守，影响的不仅仅是眼前的战况，甚至关乎整个志愿军部队的生死存亡。随后，令人震惊的场面出现在全球军事学者的视野中，令他们无比震撼。 189师代师长、政委蔡长元在接到任务命令之后，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形势，他知道189师这一仗面临的是生死之战。 蔡长元的作战能力，是在实战中累积而来，他是一名儒将，外表非常文雅，但作战经验丰富，且打法极凶悍，他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乎所有的战争，他都没有缺席过。 在多次和敌军的对抗中，蔡长元发现了联合国军行军时的薄弱点，原来，美军每次撤退时，都必须是一条完整战线一起行动。这就类似于“美式橄榄球战术”，而李奇薇采用这样的战术的原因在于：他不敢把自己的后面和侧翼暴露给敌人。 为了避免把自己的后面和侧翼暴露给敌人，他每到一处，都必须完全把志愿军的阵地拔掉才敢前进。 钉子战术！ 蔡长元决定将全师7000余人进一步分割，不设预备队，直接组成200多个作战小分队，分散到20公里宽，25公里深，总计500平方公里的庞大区域，依托散布各处的山丘建立了200余个简陋的小防御阵地。 这个方法可以大大降低美军火力的密度，最主要的是能有效拖延美军的攻势，让美军只能逐一占领每一个小阵地才能继续前进。 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我军“集中优势兵力”的老传统，也违反了国外军事学家“部队伤亡超过30%就失去战斗力”的理论。 189师师长蔡长元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其实很明确。阻击美军并非为了击退敌军，也不是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而是为了尽可能拖延阻击的时间。 与其将兵力集中在一起承受美军猛烈的炮火轰炸，不如让美军逐个阵地去“拔钉子”。确实，美军对每个小阵地都具备绝对的压倒性优势，但要清除如此众多的小阵地，必然使他们的进展变得缓慢。 美军不拔除钉子行不行？显然不行。 这就像古代的攻城战术一样，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地攻打？绕过去不行吗？当然可以绕过去，但前提是你必须能够承受敌人从背后发起袭击，甚至面临被前后夹击的风险。 然而，这样的战术，全世界恐怕只有新中国的军人能够做到。因为每一名士兵都清楚，他们面临的不是概率性的牺牲，而是必然的赴死。 可以设想一下，眼前一个个小阵地相继被敌军攻占，战友们在自己面前接连倒下，自己或许就是下一个。换作常人，早已心理崩溃，不是选择撤退，就是准备投降。 然而，新中国陆军之所以被誉为轻步兵的巅峰，绝非偶然。这个荣誉，正是那一代军人凭借坚韧的意志、严明的纪律和无畏无私的精神所赢得的。 战斗部署之后，63军参谋长杜瑜华（1955年大校，1961年少将，曾任189师师长）不太放心，前往前线视察，见蔡长元把189师成一个梯队部署，不设预备队，担心纵深不足，于是决定将全军预备队188师从187师背后改置于189师之后，集结待命，随时增援。 同时，命令炮8师43团配属给188师，正在赶来途中。事实证明，杜瑜华的安排极具预见性，对于后来的战事有很大的帮助。 铁原阻击战自1951年5月30日凌晨打响之后，63军的情报再次发生错误，189师防区面对的敌军是两个师，美军第3师和韩伪9师团，可63军得到的敌情通报中是没有美军第3师。189师方向迅速面临巨大压力。 按道理，美军第3师应该远在东线。可是，在美军发起进攻之前，火速将东线上作为预备队的美3师调到西线，加入到了铁原进攻线上。189师面临的压力剧增。 而作为我军主防，美军助攻的铁原公路西侧的187师阵地上，面对的则只有仅仅只是美骑1师的骑兵7团。面对我军阵地两个师外加4个炮团的防御，作为助攻的骑7团进展不大，而且伤亡惨重，并没有取得像样的进展。187师方面的表现相当不错。 但是189师一方，面临的压力就高山一样大。在第189师防御正面，美军每天以3～4个团兵力发动进攻。 自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之后，美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是范弗里特，作为战争狂人，范弗里特命令在一小时之内，将4500吨（注意，是吨而不是枚）、约发炮弹倾泻在63军的阵地上，将美军采用的标准弹药量提升了5倍以上，因此还创造了一个名词——范弗里特弹药量。 63军的战士回忆：“美军打炮根本没法形容，就连落地的爆炸声都听不到，炮弹打过来就跟刮风一样。”当时的美军飞行员们从空中向地面看去，认为：“在那些发生战斗的地方，不可能再有什么生物存在了”。 在这样强度的空地火力下，美军同时还以万余兵力和数十辆坦克排成横阵，发动所谓的“墙式进攻”，以为这样就可以摧毁我军的战斗意志。 189师的情况就是坚决执行命令，彻底死守，丢了阵地就拼死反击，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战士，美军就休想踏上阵地一步，不少连队都是成建制地牺牲，很多志愿军官兵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189师凭借师长蔡长元组建的怪阵，使得炮火之下幸存的我军战士，在炮火过后迅速组织起有力的反击。面对优势的敌人和火力，如果只是依靠简陋的野战工事一味死守，那必定无法支持太久，只有依靠反击，才能真正抵挡住敌人的进攻。 189师组织了多支穿插作战的敌后战斗小组，由于装备有限，大部分作战单位没有随身无线电，这种散兵战术几乎在其他国家的军队看来是无法想象的。这些穿插部队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穿插本身给敌军带来的困扰。 因为距离太近，害怕误伤，没法呼叫炮火打击和空中支援，这让习惯了火力掩护的美军，被搞得手足无措，如果对这些穿插部队置之不理，很可能导致人员遭到突袭，后勤补给和辎重也可能遭到严重破坏。 直到战斗结束，这些穿插部队都在骚扰着美军，不仅成功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还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士气和资源。 美军虽然凭借压倒性的火力暂时占领几块阵地，但自己也必定遭受巨大的伤亡，而且在针对每块阵地缓慢而痛苦的拉锯战中，美军的锐气几乎被消磨殆尽。 面对189师顽强的抵抗，美24师少校罗伯特形象地描述道：“我们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发力的陆地沼泽，总觉得找不到要打的目标，却又发现目标到处都是……” 6月2日，范弗里特在进攻中遭遇重挫后发表了一份内部声明：“志愿军以超强的意志力，在铁三角和周边地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到了6月3日，当63军军长傅崇碧询问蔡长元战况时，蔡长元没有要求援军，只说：“你们把二线阵地准备好。” 蔡长元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不要让我们白白牺牲。” 就这样守到6月3日，189师整个师几乎打光，就是不退一步。夜间，63军预备队188师在师长张英辉的率领下赶到战场，正式接防189师。 这时的189师原有9400人的部队，只剩下2800多人可以作战，被缩编为一个团，作为军预备队，另有2000多人的伤员转运到后方治疗，有5000多名志愿军战士的英魂永远地留在了阵地上。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志愿军主力争取了宝贵的四天时间。 接下来轮到高台山一线阻击的188师上场了。与189师的阵地防御相比，188师采取的是机动防御。188师，最早属于冀中军区九分区，也是着名小说《敌后武工队》的原型。这是一支靠“麻雀战”、“地道战”成名的部队。 当张英辉到达战场后，发现铁原城内遗留了大量韩军的战壕和防炮洞，这位经验丰富的地道战专家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把在华北地道战中积累的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指挥188师在铁原城内挖出了八横八纵的大规模的地道防御网，而且堑壕挖得又宽又深，尤其是面对敌军的一面泥土一定要松软，后侧则要坚硬，这样坦克经过时，车头会栽进坑里，车尾朝上，一时半会儿开不上来。 这样，志愿军的部队可以很轻易地用简陋反坦克武器炸坦克侧面的履带和顶部薄弱的装甲。整场战斗中，188师摧毁了超过100辆坦克和装甲车，也让铁原城成为了美军装甲部队永远的噩梦。 为了克服弹药不足的弱点，张英辉把麻雀战、狙击战和地道结合起来，子弹不多，但经过了冀中长期的抗战，神枪手可不少，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养成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哪怕是面对绝境，也不急不躁。战士们组成了众多狙击小组，专门对美军的军官、机枪手和炮兵进行了精准狙击。 于是，铁原战场上一度出现了奇怪的战斗场面。美军一方炮声隆隆，枪声密集，而志愿军一方却只有稀稀落落的枪声还击，但却压得美军无法前进半步！ 第188师563团3营8连连长郭恩志带领全连官兵，奉命担负铁原地区255.1高地阻击任务，却将美国王牌部队骑兵一师牢牢阻挡在铁原主峰255.1高地之外，为志愿军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255.1高地上的炮火却越来越猛烈，8连却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63军军长傅崇碧听闻这个消息后，对563团团长马兆民说： “不论如何，都要将8连接回家。哪怕只剩下一名战士！” 随后，马兆民以及3营指导员刘国欣一同挑选了40多名战士前去营救。 可惜敌人的炮火太猛，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无法通过敌人的包围圈。 就在大家都绞尽脑汁为营救8连想办法时，8连连长郭恩志却带着战士们平安返回了营指挥所（400高地）。郭恩志带着40多名战士不仅躲过了轰炸机和大炮的轮番轰炸，还以牺牲16人为代价，换取了800多名美国大兵的性命。 这一切，还要从郭恩志独创的“三朵花”战术说起。 “梅花”是指我军用炮弹在敌人前后左右四个方位分别打一枚炮弹，等这四颗炸弹一爆炸，敌人就会本能地向中心聚拢。 当“梅花”将敌人聚拢在中间后，机枪手再对着敌人疯狂扫射，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歼灭更多的敌人。 这个步骤则被称为“一串红”，寓意着机枪扫射过后，会溅起一大串敌人的血。 在“梅花”和“一串红”都完成后，早已埋伏好的突击小组像“荷花”一样，从两侧将敌人包围住，用手榴弹、刺刀等武器尽可能多的消灭敌人，让敌人插翅难飞。 8连连续奋战4昼夜，打垮敌人一个加强团的13次冲锋，以伤亡16人的代价，毙敌800余人的辉煌战绩，荣获“特功第八连”称号，连长郭恩志被记特等功，荣获“一级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一个美国老兵战后谈起那场战斗，直接怀疑人生： “我们使用任何武器都不起什么作用，我们用飞机轰炸也不起什么作用，我们派炮兵上去也不起什么作用，我们把所有装备全用上了还是无济于事，每当我们试图强攻就会损失成百上千的士兵。” 美军所面对的是他们无法真正理解的中国士兵——即便在弹尽粮绝的绝境下，依然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甚至纵身跳下悬崖，冲入敌群拉响手榴弹。 尽管63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却让美军的推进缓慢，见正面推进速度缓慢，美军就企图利用机械化部队快速通过，通过铁原东南的87号公路直插志愿军后方。 这时，一座标高279.5米，叫做内外加山的小孤山，就成为了铁原东南的天然屏障，也是阻止美军快速穿插的最后防线。 6月9日，美军逼近了铁原城，188师564团成为了守卫铁原城的最后一道防线。 564团并无险要之地可守，城外唯一的地形优势仅是一座名为内外加山的小土包，高度不过区区200米左右。这根本无法抵挡美军的进攻。188师564团派遣了最能打的5连，共70余人去防守内外加山阵地，这也是564团能投入的全部兵力了。 内外加山的北侧不到100米处有一个水库，炸开这座水库能有效迟滞敌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但执行阻击任务的第5连也将因此被困山上。 炸还是不炸？564团团长曹步墀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6月10日清晨，形势万分危急，驻守在内外加山的564团5连，毅然决然选择了自断退路、炸开水库、集体赴死的壮举。汹涌的洪水阻挡了美军坦克的前进，却也切断了5连的退路。眼看美军即将攻入铁原城，坦克群却陷入到了泥潭之中，这自然让美军恼羞成怒，再次上演了“范弗里特弹药量”，飞机和重炮对内外加山展开狂轰滥炸，对内外加山展开了长时间的报复性炮击。 奔腾的洪水阻挡了美军足足一天的进攻，而5连的战士，无一人生还。 打到这个时候，志愿军在铁原前方的防御空间已经基本被用光，整个阵地只剩了窄窄的一条，因此也出现了多次死打硬拼的战斗，这让志愿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 63军已经基本断粮，只能忍痛杀战马充饥，而且由于战斗太激烈，根本没时间把肉煮熟，战士们只能趁炮火短暂的间隙，匆匆忙忙轮流抓一块肉，囫囵吞下，就再次投入战斗。 战斗持续到6月9日晚上，张英辉的188师也打到了油尽灯枯，其主力563团基本打光，师部的警卫连、炊事班、文工团全部投入了战斗，甚至军长傅崇碧门口的卫兵也都调去支援188师了。 由于整个防御阵地上，189师与199师一侧是敌军的主攻方向。187方面面临的压力相对要小一些，因此187师的战斗力也保存的相对完整一些。作为同师部队，不能眼看着兄弟部队拼光，187师一方也在战斗的间隙，时不时分过去一些兵力去支援189师及188师。 等打到6月9日时，即便战力相对完整的187师，手上也只有一个团的战力了。 63军傅崇碧决定最后撤下188师，换187师过来正面阻击敌人。187师长徐信抵达战场后，也发现了新的战机。 美军一方，也在多日的交战中，摸出了一套对付掘壕固守的志愿军的有效战法： 白天，他们大量向我军阵地投掷凝固汽油弹，把铁原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这种汽油弹就算在大雨中仍能燃烧，给志愿军战士带来重大的伤亡。 夜晚，美军则收缩阵地，选择开阔地把坦克和装甲车摆成一圈乌龟阵，炮口向外，人员在圈子内休息，哨兵向周围彻夜打照明弹，一有风吹草动就枪炮齐发，让志愿军不能靠近夜袭。 这时，187师的师长徐信，向军长傅崇碧提出了启用大炮，向美军主动进攻的建议。 在63军的炮火分配上，187师配属了3个炮团，等于是全师的炮火全集中在了187师了。 在前些天的血战中，187师一直没有动用炮火。 一来，是没有炮弹，后方一直没有将炮弹送抵前线；二来，有限的炮弹，也被徐信克制着没有使用，因为徐信很清楚当时的制空权完全掌握在美军手中，一旦过早使用火炮，如果没能及时转移，很可能会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 美军一方，一直没有遭受我军的炮火攻击，还以为志愿军早就没有远程火力了，于是压根就没做防炮准备。 现在，敌军夜间的龟缩式防御阵法，人员与火力猬集在一起，就成了大炮的活靶子，这简直就是我军炮火攻击的绝佳时机。 当187师长徐信提出动用我军炮火的时候，已经计划将军部战力直接投入战斗的傅崇碧，顿时眼睛一亮。于是，傅崇碧集中全军所有的各类火炮以及一些火箭炮全部交给了187师。 徐信干脆把仅存的步兵兵力放在二线，先不靠近美军阵地，炮兵也不设指挥部了，分散开来，自由射击，反正那么大的目标打着什么算什么。 6月10日凌晨，187师的炮兵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进入阵地。凌晨2点，63军沉寂了许久的大炮终于打响了，炮兵各自为战，在最短时间内把炮弹打光，战士们把压抑了多天的怒火，战友牺牲的悲痛一股脑倾泻了出去，对面美军上百辆坦克围成的营地顿成一片火海。 一时间，美军阵脚大乱，原本用来防御的装甲车和坦克此刻却成了他们逃离炮火的障碍。炮火击中了美军营地中堆放的弹药，引发的爆炸比志愿军的炮火还要猛烈，美军士兵死伤无数。 美军也曾开炮还击，但是很快发现，根本找不到志愿军火炮阵地所在，四面八方都是炮弹，压根没法还击。 趁着美军混乱之际，187师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对美军发起了猛烈反攻，虽说没把敌人完全打退，可也让敌人遭到了进攻开始以来最严重的伤亡。 就在美军即将攻入铁原之际，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 在10日天亮后，损失惨重的李奇微不得不下令暂停进攻。他用飞机侦察后得知，尽管63军的防线在历经十几天的血战后已近乎崩溃，可志愿军的主力部队，像第47、第42、第20、第27军，已经在铁原的后方构建起了牢固的防御工事。 这时，再耗费更多弹药也没啥好处，就只能让范弗里特停止攻击。而伤亡过半的63军，也总算在12日晚接到了志愿军司令部让他们后撤休整的指令。 志司打电话给63军军长傅崇碧，通知他铁原的物资和伤员已经提前转移完毕，且后方的志愿军主力防线已构筑完成，要求63军迅速撤离阻击阵地。 63军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开始向伊川撤退并进行休整。 1951年初，63军入朝时的总员额为32,425人，铁原阻击战前，63军约有2.4万人。战斗结束后，幸存的战士已不足万人，有的连队甚至全军覆没。按照当时志愿军的编制，这意味着，除了后勤、卫生、行政、文教等非战斗人员外，全军步兵分队的一线战斗人员几乎伤亡了70%左右。 一般来说，一支部队伤亡30%，就算残废了，基本上就失去有效战斗力了。伤亡70%，基本上等于是全军覆没了。 13天，63军一共在铁原坚守了13天！ 志愿军第63军面对美军兵力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在其疯狂的进攻下，几乎将全军视作一支庞大的敢死队，硬是顽强地将美军阻挡在铁原以南，持续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为后方10万志愿军主力的从容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最后，撤下来的63军士兵连续吃了好几天稀饭，因为他们的肠胃早已过度饥饿，无法承受太多食物的重担。63军军长傅崇碧则在这短短的13天中，体重减轻了整整25斤。 63军，就是以这样的战绩，以惨胜的方式完成了“铁原阻击战”，完成了了不起的盛举。第63军以一军之力圆满完成了“铁原阻击”的任务，成功将危局转为安稳。 铁原阻击战，让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再次盘活了，以时间换空间，志愿军的整个军事体系，再次成功运转起来了。 “祖国感谢你们。” 63军的将士们听罢，忍不住泪如雨下。牺牲的战友实在太多了…… 傅崇碧军长满脸泪水，哽咽着吐出三个字：“我要兵。” “再给你补上两万。” 不到一个星期，63军就得到补充。 63军在“铁原阻击战”中的英勇表现，成功粉碎了美军围歼志愿军的企图。正因如此，历史对63军和“铁原阻击战”一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6月10日后，北上的“联合国军”在我军顽强阻击下，进攻势头逐渐减弱，最终被迫停止。对此，李奇微无奈承认：“敌人再次利用空间换取了时间，并成功在大部队和补给毫发无损的情况下脱离了险境。” 因此，第五次战役于1951年6月10日宣告结束。 抗美援朝战役，由此进入第二阶段，相持阶段，也即以战促和的阶段。 从此以后，朝鲜战场再无大规模战斗。 在铁原阻击战展开之前，由于志司命令各军向后方撤退，63军在得到命令后，在未告知左翼第3兵团第60军的情况下突然撤退。尽管63军的撤退符合志司命令，而且也是战场情势所作出的部署，而且63军和60军分属两个兵团并没有相互告知的义务，但是第63军的撤退确实导致了180师侧翼暴露。 后面由于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导致失去保护的180师严重失利，全师人共损失7000人，其中5000余人被俘，最后在分散突围的情况下才保存了一定的有生力量。但无论如何，180师的被围歼，都是整个抗美援朝期间遭遇的最大失利。 如果63军跟180师并肩作战、层层阻击，也许美军就无法推进那么快，也许也就不用打铁原阻击了。但历史很难评说。 63军无论怎样辩解，客观上弃兄弟部队于不顾的事实都相对存在。这可能也是63军长傅崇碧在1955年授衔时只被授予少将的受影响因素之一。 毕竟，抗美援朝不少军长都被授予了中将，傅崇碧同为军长，却只授予少将。他手下的188师长张英辉、政委李真，189师师长兼政委蔡长元在1955年也都被授予少将军衔。187师长徐信于1955年被授予大校，1964年晋升为少将。 历史只会记住高光时刻。 提到傅崇碧，大家记住的只有他的“铁原阻击战”，这的确也是他一生中最闪亮的时刻。整个军事生涯，傅崇碧更多都是担任政委等文职工作，作为军事干部，63军军长是他为数不多的一线军职。 铁原，是属于整个志愿军的高光时刻！ 第11章 第五次战役(8)南芝浦里的五换一 在63军血战铁原的同时，15军临危受命，也在南芝浦里的角圪峰、鸣城山和朴达峰一带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5军的军长秦基伟，这位后来成为中国80年代国防部长的将领，展现出非凡的睿智与卓越的指挥才能。 秦基伟，1914年11月16日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3岁参加黄麻起义，21岁当师长，23岁单枪匹马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自任总指挥，是红军西征失利以后保留下来的少数火种之一。 1938年4月2日晚上，秦基伟支队出击太原，一下子砍了100多个汉奸的脑袋，所有被杀的汉奸尸体上都有一张标语：凡给日军通风报信带路者均同此下场。一时间吓得鬼子和汉奸晚上不敢出门。 1947年8月，还不到33岁的秦基伟，就被刘邓首长看中，出任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可以说是当时整个野战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 因为9纵刚刚改编为二野15军，战斗力还比不上2纵、4纵、6纵等老牌部队，所以15军一开始并没有被列在入朝作战名单上，是秦基伟跟刘邓首长软磨硬泡“争取”来的。 1951年3月，15军才抵达朝鲜战场就赶上了第四次战役，随后马不停蹄打了第五次战役。 4月22日，15军29、44师相互配合，在十多个小时的战斗中将“菲律宾营”歼灭大半，迫使守敌溃退至汉滩川南岸。29师强渡汉滩川建立桥头堡，与残敌形成对峙局面。 4月23日，44师也渡过汉滩川，在大田一带消灭了美军3师7团2营的两个连，一路追杀到汉城以北的议政府，44师师长向守志觉得不对劲：因为这次美军的撤退明显从容得多，除了一些锅碗瓢盆，其他啥也没缴获。 不对，里面有诈！ 向守志和29师师长张显扬通气以后，觉得情况不太对劲，便下令不追了，全军留在议政府。因此，15军接到撤退命令时比其他部队要从容许多。 15军是一支成立不久的新部队，由太行军区十几支地方部队于1947年整编而成，然而在这位来自红安的将领调教下，他们被锻造为一群猛虎。秦基伟虽然有个外号叫“秦大刀”，可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才。接到志司撤退命令后，特地把手下的9个团长全部叫来，一个个把撤退时间、路线讲得清清楚楚。 至于后勤部队，他命令参谋长张蕴钰全权组织撤退工作，把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部扔掉，反正也是缴的美韩军队的，现在暂时还给他们，将来还是要问他们要的。（张蕴钰日后成为了为中国核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这位果断干练的指挥官抵达勤杂分队后，立即吹响紧急集合号，将近千名勤杂人员迅速聚集起来，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向后转，跑步前进”的命令，带领他们丢下所有物品，迅速撤离了驻地。 秦基伟果断的决策，使得15军全师得以顺利撤退，只有高炮团违反规定，擅自选择在白天出发，结果不仅没能打下敌机，反而被敌机轰炸，损失了十九门高炮。仅仅因为这件小事，秦基伟还痛心了很长时间。 就这样，在前两次战役中已经伤亡减员三分之一的15军，基本上没遭到什么大的损失，就撤到了金化以南的芝浦里。就在这时，秦基伟接到了志司的命令：立即在金化以南组织防御坚守十天，不能放一个敌人跑到金化！ 芝浦里防御战与傅崇碧63军的铁原防御战，共同稳定了战线，扭转了对志愿军的不利战局，而此战中“联合国军”的伤亡高达15军的近5倍。 铁原和金化是志愿军战线上两个最脆弱的点。 如果守不住金化，宋时轮的第9兵团与朝鲜人民军就会被堵在三八线以南的平原地带，暴露于“联合国军”强大的空中火力之下，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志愿军的物资补给已经见底，战士们来到战场后必须解决吃饭问题，除了当地百姓的支持外，志愿军主要靠挖野菜充饥，条件非常艰苦。甚至连押送的美国战俘也跟着战士们一起学会了挖野菜充饥，饥饿的战士们甚至从路边的马粪中，扒出泡胀的黄豆来果腹…… 正是在这样的惨烈场面下，当彭老总亲自要求秦军长坚守十天时，15军的将士们重新杀回战场，抢先占领了角圪峰和朴达峰。防守阵地宽9公里，纵深19公里。芝浦里地区是铁原、金化的屏障，是联合国军进犯铁三角地区的必经之路，也是掩护策应27军、12军及180师向北回撤的重要阵地。 只要芝浦里这个大门不丢，金化就稳如磐石。 从地形上看，有两条公路穿过15军的防御区域，西边公路从角屹峰下穿过，东边公路从朴达峰下经过，秦基伟以29师为右翼，于角屹峰一线构筑阵地；45师为左翼，于朴达峰一线组织防御；44师为二梯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15军经过连夜抢修工事，29日晚就完成了作战准备。 15军45师领到了防御任务，他们将主要阵地放在了芝浦里的朴达峰，这里离金化几十公里，地形狭窄，便于阻击。45师134团在团长段成秀的带领下进驻朴达峰。 1951年5月31日早上，美军第25师和加拿大第25旅向朴达峰一带进发。 空军提前开始对朴达峰阵地进行密集轰炸，134团阵地遭到3波燃烧弹和高爆炸弹的轰炸，还未开战就已经遭受伤亡。空军轰炸后，联合国军加拿大第25旅于30日在坦克和重炮的火力掩护下，向朴达峰一带进攻，志愿军战士死守朴达峰及其附近山头，和加拿大军反复争夺，伤亡很大。 志愿军最大的问题是缺粮少弹，人可以吃野菜，但是枪炮没弹药就是烧火棍。为了节省弹药，志愿军只好进行夜战，白天加拿大军用炮轰冲上山头，到了夜间，志愿军再派尖刀排上去抢回来。 加拿大军十分害怕志愿军的夜战，所以整晚以几分钟一发的频率发射照明弹，重火力随时覆盖可疑地点，让尖刀排战士伤亡惨重。 5月31日到6月2日，朴达峰阵地数次易手，加拿大军占领了一半的山头，重火力没日没夜对志愿军进行打击。在这期间，145团3营7连驻守朴达峰西北高地。 6月2日，天还没亮，敌两个营向7连进攻，双方激战至中午，7连因伤亡过大，阵地大部被敌占领。二排阵地只剩下战士刘兴文与机枪排负伤战士赵金平两人，他们仍然坚守阵地，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 二人采取分工协作战术，远处之敌由赵金平用机枪消灭，抵近之敌由刘兴文用手榴弹和爆破筒消灭，同时经常交换战斗位置，迷惑敌人。从当天中午打到夜幕深沉，战斗了七八个小时，击退敌人11次冲击，毙伤敌100多人，守住了阵地。经过此战，7、9连仅剩下40余人还能战斗。 6月3日，伤亡惨重的加拿大军退出战斗，美军第25师接替它进攻朴达峰。 加拿大旅被打残退出战斗，跟他对抗的3营7连更是伤亡惨重，全连只剩下7个战士。3营立刻调动8连和9连支援7连，7连和9连组合成一个连继续作战，8连作为战术预备队随时堵口子。 就在这次调动中，从134团警卫连主动调往8连的柴云振，找到3营长武尚志，要求承担进攻任务。 当时美军一个师就有72门105mm及以上口径榴弹炮，64门40mm高射炮，还有大批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 美军的炮弹打得跟不要钱一样，山呼海啸的105mm和155mm炮弹砸在志愿军头上，把朴达峰整个削成了荒山秃岭。 “美国佬的炮弹真他妈的多！” 在朴达峰的45师师长崔建功恨恨地骂了一句，他的134团，在敌人一轮又一轮似乎无休无止的炮火轰击中损失不小，入朝作战才2个多月，多少跟着他在大西南出生入死横扫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好战士就牺牲了。 一年多之后，崔建功将在另一个地狱般的战场，见识到当时世界上最猛烈的炮火，并指挥了一场最畅快淋漓的炮火反击！ 志愿军战士们利用阵地优势与敌人不断周旋，同时为了使敌方不敢进行大规模火力覆盖，战士们也尽量拉近与敌方的作战距离，贴身肉搏也是常有的事，好在15军的战士们单兵作战素质极强，根本不怕这样的肉搏。 战士们采取了十分高效的作战，美军一般会先派出尖刀排先行进攻，战士们会将美军慢慢放进来，等到敌军进入手榴弹的攻击范围之后，就一同丢出手榴弹对敌军进行第一轮打击，随后趁着敌人混乱之时，战士们一起冲出工事，用刺刀迅速解决战斗并且撤回工事。此后美军派出的几波进攻都被这样化解了，这样的战术给敌军造成了极大的损伤，使敌军一时间停下了脚步。 不过敌军的机械部队很快到来了，面对敌军的坦克，志愿军战士们采取的策略则是先集火排在首位的一辆坦克，等敌方露出破绽之后，再消灭失去坦克庇护的敌军，依靠这样的战术，再一次瓦解了敌人的攻势，并且仅用了一天，我方仅用一个营的兵力就消灭了150多名敌军，我军的伤亡则仅有一人不幸牺牲，两人负轻伤。 在第二天的进攻中，美军基本上还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共计八次的进攻都被一一化解，所以美军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第三天就不一样了，第三天的时候，美军集结了很多火力，各口径的大炮加上飞机等重型武器，直指朴达峰主峰。 一开始，炮火就开始响彻了朴达峰的阵地，长达九个小时的轰炸将阵地的土几乎都翻了一遍，战士们面对炮火丝毫没有畏惧，他们先是在工事中躲避，但还是很不幸有一些损失，但是一旦当美军的轰炸停止，战士们又开始了反击。 战士们前赴后继，每一个岗位上的战士们都坚持着，等到实在不行的时候就会有下一位战士接上，副指导员刘汉同志在战斗中头部负了伤，还奋战在岗位上，他向美军扔了7颗手榴弹之后冲入敌军，英勇的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正是有无数这样的战士，才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二营用与日俱增的伤亡人数将美军死死拖在了朴达峰的阵地前。 每一个山头的争夺最终都演变成了白刃战。柴云振当时是8连7班的班长，但是他手下只有8个战士。山头上的7连和9连几乎全军覆没，3营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关键时刻。 6月3日晚，营长让柴云振带7班夜袭，去夺朴达峰主峰周围的两个高地。 9个人要夺回两个高地，这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柴云振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面对两个山头，柴云振把7班战士分为两组，一组人在侧面佯攻，放枪吸引美军的注意力，自己则带4个人从高地后方爬山上去。 柴云振趁着两发照明弹之间的时间迅速行动，接连夺下了两处高地。 6月4日清晨，组织了几次冲锋，都被志愿军战士拦下，他们居高临下投掷手榴弹和爆破筒，给美军造成很大麻烦。美军无奈之下，对我朴达峰阵地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狂麦滥炸，14时，朴达峰阵地最危险的时刻到来，当时美军以3个营的兵力分多路攻击3营阵地，占领了7连阵地，并逼近3营指挥所。 3营一面组织勤杂人员阻击敌人，一面命令8连7班班长柴云振，立即带领全班向敌反击。在这期间，7班3名战士牺牲，只剩下5个人，柴云振带战士再次参加战斗，在防守高地战中阻挡美军一个营进攻，7班再牺牲3人。 美军已经占领高地，3营的指挥部岌岌可危，在武尚志的命令下，所有的人员都被组织起来参加阵地战。柴云振所在的7班被补充了2人，柴云振带着这4个战士再次接到任务，要趁黑摸掉美军占领的7连阵地。 他们先是在摸索战场的时候，阴差阳错地来到了一个布满乱石的地方，树根下还传来阵阵交谈的声音。 柴云振判断这是敌军的指挥所，就向里边扔了几发手榴弹，炸了美军的营指挥部，随后突袭了美军的机枪阵地，用敌军的机枪开始射击，阵地上的敌军被打死了几十个。美军听到枪声和爆炸声后迅速支援，7名战士和美军发生激烈的交火，除柴云振外全部牺牲。 听见枪声与爆炸声，有四名美军冲了上来，围住柴云振。其中三人被他用冲锋枪扫射身亡，剩下一名黑人士兵未能及时脱身，与柴云振在山顶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柴云振和这名黑人在阵地上扭打，黑人咬掉了柴云振的一根手指，而柴云振则挖掉了黑人一只眼珠，并用石头猛击黑人头部。身高一米九几的黑人，被一米六的柴云振吓得魂飞魄散，捂着流血的眼窝逃走了。 柴云振在坚持到战友孙洪发赶来之前，已经因伤重而昏迷过去。柴云振一个人躺在一堆敌人的尸体中间，已经奄奄一息。经过战地医院的统计，他身上总共负伤达24处，伤痕遍体，肤如刻划！ 6月5日5时，美军第25师纠集了5个营的兵力，又向我发起新一轮进攻，我7连、9连兵力不足，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7连阵地再次易手，3营立即命令8连支援，2排排长蒋得林带领5班，在我军纵深炮火的支援下，冲上阵地，协助7连、9连将敌击退，再次恢复了阵地。 此后，伤亡惨重的联合国军没有再发起大规模的进攻，6月7日，134团奉命撒出朴达峰。 整个朴达峰阻击战，45师134团3营挡住加拿大旅和美军25师10天，毙敌1300多人，击落美军战机2架，坦克一辆，完成了15军军长秦基伟传达的命令。 如果说朴达峰阻击战斗取得胜利是依靠战士的英勇顽强，那么角屹峰阻击战斗的胜利，称得上是步炮协同的经典之战。 为了守住角屹峰，秦基伟将军直属第9炮团拔给防守角屹峰的29师。炮团参谋长赵梗带领一营和二营，提前到达芝浦里地区的维纳阵地，等炮兵们赶到战场时，战斗已经开始了。 赵梗迅速派人与驻守角屹峰的86团联系的时侯，前沿步兵二营营长徐德堂打来电话，请求炮火迅速支援。他告诉李梗，美军10多辆坦克和几十辆满载步兵的汽车已进入到云川里。这个地方位于角屹峰右前山麓的公路线上。 当时李梗刚到战场，炮位没有确定，基准点也没找好，射击坐标体系也没有建立，观察哨还没派出，如何支援？赵梗仔细观察阵地，盯着巍然高耸的角屹峰，心中一阵狂喜，角屹峰直刺云天，正好是一个理想的天然瞄准点。 他命令所有火炮向角屹峰山顶瞄准，达成集火射向，美军措手不及，顿时死伤大片。 徐德堂不断地向炮兵报告美军行动情况，为炮兵开火指示目标。第9团火炮根据步兵的反馈，不断随着美军的运动而调整射向，配合第86团顽强抗击着美军。 为了消灭我军炮兵，美军出动了大批轰炸机，对86团和炮兵第9团的防御阵地，进行了狂轰乱炸。在我高炮部队的掩护下，敌机不敢低飞，轰炸效果大打折扣，炮兵第9团也在应对敌机轰炸及敌炮火攻击上，做了充分准备，损失不是很大。 6月4日，美3师一部在坦克的掩护下，突入角圪峰主阵地。 得知这一消息后，志司立即打电话到15军，接电话的是15军谷政委： “守不住角屹峰，我撤销你们的番号！” 6月4日黄昏，86团团长王芳压力山大，命令部队反击。15军师团两个炮兵群同时朝美军开火，在强大炮火地掩护下，86团向美军发起了反击。激战后，重新夺回了角屹峰。 为了守住阵地，86团团长王芳决定组织一次反击，他与赵梗合计后，握住赵梗的手说：“伙计！就靠你们的大炮帮忙了！”赵梗回答：“我们用400发炮弹，祝你成功。” 反击前，师、团炮兵群先是一起开火，进行炮火准备。 一时间，志愿军的炮火惊天动地。 炮火一延伸，王芳亲自率团预备队向敌人发起反冲击，战士们如同下山猛虎一般，扑向美军，喊杀声响遍山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美军抵挡不住，纷纷溃败，角屹峰上布满了美军的尸体和被击毁的坦克。 王芳从前方给赵梗打来电话，兴奋地说：“角屹峰是属于我们的！它现在就在我的脚下！” 15军在芝浦里地区整整顶了10天，付出了1200人的伤亡代价，但他们成功毙伤敌军5700人，还击落了四架敌机，成为少数在五次战役中战果大于损失的部队之一。 战后，志司给15军发电报：秦基伟，我十分感谢你们！抗美援朝战争中享受到这一“待遇”的，除了“万岁军”第38军，就只有秦基伟的第15军了！ 从此，15军这支年轻的部队用自己的战功，在大将军脑海里刻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当时机到来时，把更重的压力和更大的荣誉交给了这支部队。正因如此，后来才会选择15军防守五圣山，并进而打出了震惊世界，气吞山河的上甘岭战役奇迹。 一年之后，满身伤病的柴云振领了一张三等乙级“残废军人证”，带着一千斤大米票证的“复员费”，悄悄地回到了四川岳池老家，从而与所在部队失去了联系。 柴云振的英勇事迹在危急时刻为全线阵地化险为夷作出了巨大贡献。战后，他被授予特等功勋章和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由于到处找不到柴云振，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这两枚军功章在15军的军部档案室里锁了整整三十年，朝鲜政府还给“烈士”柴云振画了像，一直挂在平壤的朝鲜战争纪念馆里。 1980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袖金日成访华，前往北京参加中朝共同举办的“纪念抗美援朝30周年大会”。 会谈中，金日成突然说出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柴云振，这是个消失在中朝两国30年的战斗英雄。柴云振是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勋章的拥有者，在着名的“朴达峰阻击战”中一人端掉美军指挥部，毙伤敌人数十人，最后和敌人肉搏而身受重伤。 金日成对柴云振的下落非常关心，如果对方健在，他要见见这位英雄；如果柴云振已经去世，他一定要去英雄的墓前祭拜。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件事，下令全军和全国开始“寻找柴云振”的活动。 1983年，15军偶然得知柴云振仍然生活在四川老家，便在《四川日报》上连续刊登寻人启事，寻找这位曾经的英雄。 老兵柴云振被接回了15军，但是此时15军的官兵连军官都全部换了茬，部队已经没有人认识他这个老兵了，当年的战友柴云振也全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位名叫孙洪发的战友把他背下了阵地。 为了确认无误，15军紧急联系了早已转业，将近60岁的孙洪发。孙洪发一下火车就认出了柴云振，二人这对生死战友紧紧相拥，泪流满面。 几年后，当柴云振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去朝鲜访问时，在平壤的纪念馆里，发现里面有一张“烈士”柴云振的画像，朝鲜解说员竟然面对面地对柴云振介绍他作为“烈士”的英雄事迹。 当得知面前这位老人就是画像上的“烈士”时，在场的朝鲜人民无不唏嘘流涕。他们当场摘下画像赠送给老人，作为永久的留念。 第11章 第五次战役(9)黄朝天抗命守华川 5月21日，志愿军歼敌4.6万余人，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战果，但志愿军的补给已经严重不足，处于粮弹两缺的危险境地。 于是，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1日下令各军全线后撤，转向三八线附近进行防御，而美军敏锐地发现了志愿军这一弱点，因此快速展开行动。 西线的美1军，目标是志愿军64、65军，而中线的美9军，目标则是志愿军63军和第3兵团。 5月23日，东线的美10军也开始向志愿军9兵团展开反攻。 反攻过程中，美军与装甲部队开路，组成大批先遣队，在撤退的志愿军各部之间不断寻找空隙、穿插分割，企图切断志愿军的退路，进而实现歼灭志愿军主力的野心。 在各路追击中，向春川、华川方向突击的美9军是这次行动的重点，他们一旦成功，美军就可以分割志愿军东、西联系，进而包抄东线或西线的志愿军，实现围歼。 在击溃180师后，美9军得以长驱直入，很快就再度突破东线志愿军20军的侧翼防线。麾下美7师的17团于5月27日早上抵达华川，而在华川，志愿军第9兵团与美10军进行了多日激战。 原本经过苦战，第9兵团已经基本甩掉了美军，然而美7师的意外出现，彻底切断了第9兵团的退路，此时第9兵团如果不能尽快打破美军的封锁，那么数十万人将有性命之危。 就在十万火急的时候，一支没有接到过任何命令的志愿军部队却挺身而出，顶着战场抗命的罪名，主动担起了阻击任务，这支颇具传奇色彩的队伍就是志愿军第20军58师。 此时作为20军的王牌58师正在奉命撤离，师长黄朝天，1915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东村乡，父亲是一个农民。 黄朝天的家境十分贫寒，为了生存在黄朝天10岁的时候，跟着村子一个篾匠学手艺，却遭到这个篾匠的压榨，不仅手艺没学成，反而还倒贴进去不少。 1928年，红军来到了黄朝天的家乡，我党在这里实施着各项改革政策，黄朝天也被共产主义思想所感染，于是便加入了革命事业之中。 1930年黄朝天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黄朝天在日常的训练以及战斗中，表现得十分优异，所以在1931年，黄朝天担任陈毅的警卫员。 1933年，黄朝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全部的五次反围剿战，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决定开始转移。 1934年10月16号晚，大部队开始撤离，可是在路过一条河流的时候，这里的桥梁被敌军炸断。 上级领导命令黄朝天务必在天亮之前修好桥梁，保证主力部队的撤离，黄朝天当即斩钉截铁地说道，“请领导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抗战爆发后又被任命为河南省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第二野战军第3纵队第8旅参谋长，率部参加淮海战役。 1949年2月，又被任命为20军58师副师长，带领战士们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以及上海战役，立下赫赫战功，而58师也被誉为“百旅之杰”，是公认的华野王牌！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黄朝天带领58师赴朝作战，在长津湖战役中，黄朝天率部追击美军王牌陆战一师，给予美军以重大打击。 可是此战过后58师也是伤亡惨重，所以就退入后方进行休整，一直到第五次战役展开，58师才再次接到上级的作战任务。 此时黄朝天正率部奉命撤离，而前进的目标地域就是，我军东线的后勤中心——华川，这里囤积着我军大量物资，还有设有兵站和医院。在撤离的命令下达后，因为美军的行动速度过快，所以囤积在这里的物资以及兵员都没来得及撤退，一旦美军成功攻克华川，那对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1951年5月27日，上午10:00左右，美军先头部队第7师第17团进入华川兵站，这一地区内，几乎所有的志愿军兵站的后勤，医护人员，伤员等，总计超数千人，被美军杀害殆尽！ 当174团的战士们冲进美军曾经占领的战地医院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目眦欲裂：空旷的场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无数具志愿军战士的尸体，他们大多身着病号服，有的还打着绷带，显然是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美军残忍杀害的。 据事后了解，整整一个下午从华川城到华川水库的公路上，美军运送尸体的卡车，一直没有停过…… 还是在1951年5月27日，凌晨，志愿军58师正陆续通过华川时，师长黄朝天却注意到一件怪事，在部队周围竟然一直是美军炮弹的爆炸声。 当时师长黄朝天和政委朱启祥正在指挥所研究地图， 173团驻地方向突然传来轰隆隆的炮响，黄朝天立马意识到出了意外情况大声说：“不对头，是密集炮火，要出事！” 要知道自己的后面还有60军、27军以及朝第5军团的部队，可是敌人的炮弹，却落在了自己这里，听声音，离这里也就只有10多里，后方一定出了意外。 丰富的战场经验让黄朝天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对。 朱启祥立马向173团打电话询问情况，可始终都没有接通，朱启祥急出了一头汗。他对黄朝天说：“看来美军已经追到我们的后方，说不定这个时候已经到达北汉江了，173团那边可能是遭到了美军的进攻！” 美军距离已经这么近了，一旦被他们抢占了汉江大桥和华川，那么后续部队以及伤员和物资都无法转运。志愿军东、中两大集团之间的联系也会被切割断，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部队最终被敌人包围吃掉。 如果按照原先的命令，继续移动到指定地域，明天就能安全抵达，但是敌人就会占领华川然后分割志愿军整个防线，第9兵团其他部队，以及行动缓慢的炮兵、医院、伤员和大量辎重部队，很可能会被一网打尽，对于大局而言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58师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先把我们部队展开，设法通知173和174团，坚决控制北汉江大桥和华川城区，172团待命出击！”黄朝天师长，双拳紧握砸在了桌子上，狠狠说：“干了！” 如果部队遭受的损失太大，这个责任谁能承担的起，可是，58师师长黄朝天，这个铁血汉子，经过短暂的犹豫后，顶着巨大的压力，还是坚决的行动了！ 黄朝天还是决定从大局出发，毅然冒着抗命的危险，收拢部队就地展开阻击，继而掩护后续部队的转移。 能够一切以大局为重，冒着抗命的风险，主动承担责任，不顾自身部队的困乏和武器弹药的稀缺，敢于迎难而上，不亏为铁军的风范。他或许不知道，正是由于这个决定，最终挽救了无数东线志愿军，甚至彻底改变了朝鲜战争的走向。 得知58师主动担任阻击后，志愿军司令部对58师大加赞赏，第9兵团司令宋时轮也连连称好。 不过，58师虽然决定留下阻击，却得不到任何支援，麾下3个团，除172团还较完整外，173团在战斗减员后，已经缩编为5个步兵连；174团虽然还有6个步兵连，但每个连实际上已经缩减成2个排，整个58师只剩下9000多人。 此外，58师的弹药也严重不足，机枪弹只有编制的一半，迫击炮和火箭筒的弹量更是只剩下三分之一，手里总共只有4门107毫米迫击炮、9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和27门82毫米迫击炮。。直到6月1日才得到了师炮兵团16门75毫米山炮和加强的炮兵11团3营12门105毫米榴弹炮的支援。 而他们要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美7师、美24师21团以及紧随其后的韩伪6师，共计3万人的大军。 且不说美7师是作为美国陆军中战力排名第二的存在，就连韩伪6师也不好对付，这支部队曾多次和美7师协同作战，双方配合相当默契，连志愿军都吃过他们的亏。 现在，这群联军又装备了200余辆坦克、500多门火炮，气势汹汹地向58师防御阵地这边涌来，敌我兵力差距三倍之多，火力更相差超过百倍，58师阻击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对于整个58师而言，这无异于是一个九死一生之局。 仓促之间部署的防线也是布置的正规正矩。20军副军长廖政国紧急赶到58师阵地，交代部队必须按照“火力前重后轻、士兵前轻后重”的配置，将主力配备在将主力集中在7公里的正面，特别是阻击高地的两侧，层层设防形成梯次大纵深防线，白天坚守，晚上反击，不惜代价也要把美军给拦住。 只有在继续防御明显不利情况下才退守下一个阵地，这样既可以不轻易放弃阵地，也可以避免一味死守而导致的人地皆失，能够有效地消耗敌军，争取时间。 5月27日，志愿军的惊天一战华川阻击战正式打响，58师以一个加强连对进占华川的美军“特遣队”实施突击，迫使其撤出划船。 按照部署，58师以第173、第174团为第一梯队，第172团为第二梯队，在两侧组织防御，不断实施反冲击，以此争取时间。 58师的反击非常有特点，当敌人冲击遭到了火力杀伤力，队形开始混乱的时候，先是以一、两个战斗小组从侧翼反击，进一步造成敌军的混乱。 这时候，正面的防御分队再在火力的掩护下，全力组织反击，继而挫败敌人的进攻，而且反击距离都是控制在50米左右，能避免遭到敌人火力的杀伤，非常的有效果。 173团5连在坚守341高地战斗中，就以这种战术敌军从1个连到2个营多次进攻，成功坚守了五天之久。 营、团二梯队则是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和恢复阵地，如果是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就不求占领阵地，一旦得手就迅速撤回。如果是为了恢复阵地，则在占领阵地迅速完成防御部署，留下守备分队，主力则撤回后方，以免遭敌火力杀伤。 一番苦战下，58师不仅顶住了美军的攻势，还反击得手，救出兄弟部队伤员300余人，一些后续部队也得以顺利转移，当经过血战重新夺回华川城的志愿军，进入到空无一人的后方医院和被美军摧毁的兵站，以及走过江边时，发现了大量被美军残忍杀害的志愿军伤员和医护人员。 他们陆续看到了，很多痛苦不堪的悲惨场景！许多被美军屠杀后，漂浮在北汉江上志愿军伤员尸体，大量散落城区各处的，没有来得及收敛的警卫，医生护士的尸体！ 当时的志愿军战士们，个个目眦欲裂，悲愤不已，仇恨点燃了胸膛！ 得知情况后的174团团长，彻底愤怒了！没有去做任何请示，他毫不犹豫的下达命令，全部处决了美军第7师第17团的这批俘虏，为昨日惨死在华川的战友们，连夜报了仇。 此次杀俘事件，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唯一一次成建制的违反俘虏政策！ 华川阻击战后，志愿军第58师174团团长莫昌福，团政委项远及其他官兵，违反军纪受到处分。尽管174团，因集体违反军纪，全团没有了军功，可这些热血的志愿军官兵，他们都是英雄！ 这场阻击战才刚刚开始。 一旦28日，美军主力到达，战斗惨烈程度将成倍增加。为了完全挡住美军，58师决定立下前沿阵地、基本阵地、团预备阵地和师预备阵地这四道防线，节节抗击美军。其中前沿阵地最重要，58师必须一直坚守到部队全部安全转移。 已经来到58师前沿阵地的20军副军长廖政国，也认识到了情况的严重不利。 如果美军在华川站稳了脚跟，继续北上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立即命令58师在华川以北地区展开防御。 28日白天，58师先接到了第9兵团副司令员的电话，命令任何部队到达华川都要就地转入防御，不惜任何代价，抗击美军进攻。接着又接到了兵团司令和志愿军总部的正式命令，要求58师在华川展开阻击，坚决阻敌北犯粉碎敌军的闪击战。 美军2个团以及韩军一部分在60多辆坦克的配合下大举进攻，再次占领华川，并继而北上。58师当晚组织反击，夺回白天失去的部分阵地。 仅仅一天的时间，身处一线的173团和174团就因伤亡惨重，黄朝天被迫将预备队172团也投入了战斗，但与此同时，美军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依旧寸步难行。 29日，投入战斗的172团与174团协同向美7师、南朝鲜军6师团反击，连夺两座高地，一直打到恢复全部前沿阵地，并把南朝鲜军第6师团打得节节后退，成功接应27军一部北上。 173团亦反击城山得手，并迅速派部队进至洪村、新村山沟，抢救出兄弟部队大量伤员、物资，并掩护其兵站、医院转移。 5月30日，美7师和南朝鲜第6师团再次猛攻，172团接替174团防务，会同173团再次挫败美军进攻企图。 当日晚，后续部队全部顺利通过美军封锁区，58师胜利完成第一阶段任务。 至此，美军围歼志愿军的企图已经被58师彻底粉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唯一可能赢得战争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不过美军此时仍未死心，31日晚再次大举进攻。 6月1日美军改变战术，不再向东线突进，而是全线推进，打算以机动优势追上志愿军。 这样一来，志愿军大部虽然已经脱离险境，但美军随时可能会追上，所以58师必须继续坚守，第二阶段任务由此开始。 按照计划，58师放弃了前沿阵地，转而退守基本阵地，准备分段抵抗、节节阻击美军。 战斗到第二天，58师又放弃了基本阵地，转入团预备阵地，至此只有9000多人的58师已经激战了7天，伤亡惨重，但在他们的有力阻击下，敌军7天下来也只前进了4公里不到，原先猖狂北进的气焰受到重挫。 此时，距离58师完成任务还有整整6天，6天之后志愿军将彻底完成防御部署，届时所有美军都只能望而却步。可是再坚持6天，太难了，更何况部队已经断粮了两天。 更糟糕的是，美军似乎也看出了58师的窘境，于是美7师和韩伪6师，各以1个团的兵力向侧翼迂回，企图将58师拦腰截断。危急时刻，好在志愿军派出的援军突然赶到，这才勉强挡住了敌人的攻势。 6月5日，此时战斗已经进行到第10天，58师只剩下最后一道阵地，但敌军也只前进了8公里。 6月6日，眼看58师似乎已经无力抵抗，美军又开始进攻，就在这关键时刻，着名的172团3连，以1个连全歼美军1个连，取得胜利，这极大地鼓舞了58师的整体士气，也打掉了美军的嚣张气焰。 终于，在6月8日晚，奉命前来的60师接替了58师，58师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出战斗。 在华川阻击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58师173团3营7连，坚守在华川北侧的无名高地上，面对数倍于己的美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战士们高喊着“向我开炮”的口号，与敌人同归于尽。 58师172团5连，在阻击美军坦克部队的战斗中，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炸药包，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燃烧瓶塞进坦克驾驶舱，以血肉之躯阻挡钢铁洪流的冲击，他们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击毁美军坦克数十辆，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步伐。 在这一战中，58师涌现了11个战斗英雄，这是和上甘岭战役中诞生战斗英雄数量是一样的。 1951年6月底，志愿军总部召开第五次战役总结会，特意在会上点名黄朝天： “你这次逆天抗命，抗得好，必须狠狠地奖励你！” 志司通令嘉奖58师，并将58师在阻击战中的反击战术经验通报全军，组织全军学习58师的作战经验。 五次战役以后，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有过一番评价： “打得急了一些，打的大了一些，打的远了一些。” 可提到了黄朝天的58师，宋时轮完全换了一副口气： “黄朝天有胆量，能打仗，敢打仗，也会打仗，20军58师，不愧是百杰之旅的英雄部队。” 华川阻击战，志愿军20军58师，在缺粮少枪又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全师9000人浴血奋战，以伤亡2795人的代价，硬是挡住3万敌军10个团，长达13日的疯狂进攻，彻底打碎为了美军全歼志愿军的企图，间接拯救了东线的10万志愿军，使得朝鲜战争转危为安。 在华川阻击战的同时，西边也爆发了震撼世界的铁原阻击战，华川阻击战和铁原阻击战，一东一西并列成为了志愿军的阻击战奇迹。 战争结束后，从朝鲜回国后，黄朝天升任20军副军长，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中被授予少将军衔。1987年，黄朝天在南京逝世，享年72岁。 第11章 第五次战役(10)目标太大远超能力 第五次战役，志愿军一共投入了3个兵团、11个军、33个师，此外还有炮兵师，人数到达了60万，在地面战争中占据着极大的优势。 刚刚入朝的两个兵团，听之前的老部队介绍经验时，都以为美国人的防御是鸡蛋壳，一旦破了以后就好打多了。部队里开始盛行一瓶牙膏理论：只要把从国内带来的牙膏用完了，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这时的美军以及联合国军，又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北上，把战线推到了“三八线”附近，打算以此为基础，和中朝军队进行谈判。1951年4月，“联合国军”率兵跨过了“三八线”，打算从中朝联军的后侧方登陆。 中朝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在敌军的登陆之前，率先发起第五次战役。战役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很简单，长期准备战争，争取短期解决。灭敌几个师，挫其锐气，夺回战争主动权。 第五次战役在1951年的4月22日正式打响，当时我方两线作战。在西线的部署，以第3兵团从正面突击、第9兵团在左，第19兵团在右，实施战役迂回，分割围歼当面之敌。 东线是人民军第3、5军团，对阵韩军两个军团。 我军第9兵团在左侧，很快突破了地方的防御，很快将美军、南朝鲜军一部分兵力歼灭。40军深入敌军内部，完成对敌军的分割。正面的战场上，和美军、土耳其军队作战，右侧的19兵团，也很快突破了临津江。 江南岸面积狭小，我军6个师遭到了敌军的猛烈进攻，伤亡严重。 中朝人民军队经三昼夜连续作战，虽在加平方向打开战役缺口，对西线\"联合国军\"翼侧造成严重威胁，但是美军利用快速机动迅速补上了战役缺口，最终整个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第一阶段的战争很快结束。 在后期党委会上，第一阶段5个师被敌军围着打的错误被指出，因为第3兵团指挥时，用兵过多，导致战场拥挤，这是第一阶段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也是组织出现问题的表现。 眼见西线没有取得重大战果，志愿军决定主力转移到西线大规模歼灭韩军。 1951年5月16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打响，第3兵团、第9兵团隐秘东移，第3兵团中央突破，切断了东西两线敌人的联系，第9兵团及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采取正面突破、两翼迂回、层层包围歼灭了韩第3军团。 前期我军有力牵制了敌部分主力，保障了部队推进。 由于志愿军穿插较远，后勤难以承受，部队吃不上饭，弹尽粮绝，已经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力气了，只能原地等待补给，美军抓住这个空档，利用快速机动能力，迅速从西线调了两个师到东线堵住了战役缺口，战线又被拉平，只好结束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错误更多，当时战场上，违背志司指示，第三兵团擅自将180师、179师，从川春西转到了川春东北战场，结果正面进攻变得薄弱，这是一错。 60军主力东调后，又迅速在寒溪地区投入战斗，这是二错。 本来180师当时还有友军协同作战，结果没想到过早把39军的两个师调走，导致180师被孤立，这是三错。 之后我军决定后撤，打算把主力部队移动到“三八线”，在南面只留下了少量的人马。我军面对敌军的进攻措手不及，在转移组织中计划不够严密。 有的军队已经进入了防御状态，而有的军队还并没有进入防御地区，甚至都没有很好的控制公路，导致我军的防守防线出现了多处故障。 休息好了的“联合国军”很快抓住机会反扑，并且利用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大胆穿插到志愿军后方，企图利用中国军队的穿插迂回的战术围歼志愿军主力。 我军最后损失惨重。被美军穿插得七零八落，连一条像样的阻击线都没有，于是就爆发了惨烈的铁原阻击战、南芝浦里阻击战、华川阻击战。 但这其中最让人痛心的，是志愿军第180师的重大损失。 当180师为其他的军队保驾护航、协助撤离以后，整个后方却只剩下了这一支孤军。所以从大方向来看，第五次战役失败的原因，是组织不力，对敌军不够了解，指挥明显出了问题。 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战损8.5万人。能有这么高的伤亡数量，和当时志愿军急躁，以及部分人员指挥、组织不当有密切关系的。除此之外，美军的武器装备、后勤资源等方面，也都优胜于我军，于是在重重因素之下，尽管第五次战役我军胜利，却并不圆满。 曾经发生过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它深刻地展现了180师的重大损失在志愿军内部引发了多么激烈的争论与痛苦。据3兵团12军代军长肖永银少将在其传记中记述，12军入朝后，在第五次战役中的表现并不理想，志司高层因此大为恼火，甚至带着嘲讽地说道：“人家是权威，咱是丘八，你们不是刘的兵吗？不是很讲究战术吗？你们怎么不讲究？” 客观来说，这番话确实有些过于严厉了。 这句话一出，原本就满腔怒火的12军将士愈发激动：“你把我们的手脚都绑住了，让我们怎么打仗！”王近山甚至在总部会议上拍桌子：“这叫什么打法？这样打下去，还有多少人填进去都不够！” 12军副政委李震亲自执笔，撰写五千言长文，联名呈交中央军委、第三兵团总部！ 志愿军的所有官兵都深陷于痛苦的反思之中。 张口太大，试图一口吞下美军，结果敌人没消灭，反而磕到了自己的牙齿。这场战役的目标远远超出了我军的能力范围，速战速决解放南朝鲜的计划成了泡影。我们必须重新评估美军的战斗力。 我军装备过于落后，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我们需要研究全新的作战方式，建立新的后勤支持系统，引进新的装备。总而言之，我军的现代化之路还很漫长，“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的传统思维必须彻底摒弃。 那些曾经帮助我们赢得无数胜利的传统法宝，该丢弃的必须果断丢弃，而能帮助我们赢得现代化战争的新事物，无论其来源是敌人还是其他，都需要学习。 中央彻底调整了自己对朝鲜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决心与美国人长期对峙，直到完全拖垮对方为止。“我军在每次战斗中，消灭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的美英士兵就足够了。”这便是抗美援朝时期着名的“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 让我们客观地对第五次战役进行总结。 从战损情况来看，此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共动用了17个师，约34万兵力参战；中朝方面则派出志愿军11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共计42个师，参战总人数超过68万。我军共歼灭敌军8.2万人，但自身损失也达8.5万人（其中志愿军损失7.5万人，主要发生在部队撤退阶段）。 在中期撤退时，约有2万人失踪，尤以王近山的第三兵团因一时混乱失踪人数最多，达1.6万人，超过一个整师规模，这是志愿军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一次如此严重的损失）。这种伤亡极为罕见。 特别是志愿军第64、65军在临津江一役中的惨烈遭遇，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悲痛的一幕。 在回顾第五次战役的结局时，常常提到一个词——“不圆满”或“很不圆满”。 这种“不圆满”首先体现在敌我双方的战损比上： 在这次战役中，中朝联军虽然消灭了8.2万敌军，但我军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和逃散的人数达到8.5万，甚至超过了歼敌的数量，教训可谓十分深刻。 从战役目标来看，在发起第五次战役前，我们的小目标是成建制歼灭联合国军的几个师。然而，实际战果仅为歼灭了南朝鲜的4个师，联合国军方面除了英军损失接近一个旅外，美军部队并未成建制受损，整体目标并未实现。 我们的宏大目标是将美军赶回海边，但实际情况是战线反而被推后了30到40公里，志愿军在前两个阶段取得的战果几乎全部丧失，前线甚至退至比第四次战役前更为靠后的地方，因此这一目标未能实现。 中央对这次战役的问题总结为“三个一些”，即“打得有些急，打得有些大，打得有些远”。 所谓“打得急了一些”，实际上指的是战役发起的时机问题。由于战前过于担忧美军可能在侧后实施登陆，导致在准备尚未完全就绪的情况下，仓促发动了此次战役，结果从一开始就使得战果大打折扣。 所谓“打得大了一些”，实际上是战役企图的问题。一次战役就想歼灭美军几个师、数万人，歼敌目标设定过高，贪求过多，远远超出了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再加上战术运用上存在的不足，最终导致在战场上无法有效打击敌人，既不能达到预期的歼敌效果，反而使己方伤亡增加。 所谓“打得远了一些”，是指战役企图过于宏大，进而引发了战役保障和战局控制方面的问题。为了达成既定的歼敌目标，志愿军深入敌方纵深，进行了长距离的突袭，最远已逼近三七线。这种推进导致了两大难题：一是后勤补给难以跟上，二是停止进攻后难以摆脱敌军的反扑。在战役后期，部队蒙受了较大的损失，这与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 接下来谈谈具体战场的胜败情况。 西线最初的攻势结果勉强算作平局，虽然推进速度很快，但歼敌数量有限，且自身损失不小。接着东线的进攻起初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很快转为惨败。在随后的全面防御阶段，西线的阵地全部失守，整个战线相比开战时向北被推回了30到40公里，可以说是小败。 总的来说，我们的确失败了，美军也仅仅获得了一场惨胜。单从对有生力量的杀伤效果来看，这次战斗比抗战时期国军所谓的任何一次“大捷”都更像是真正的大捷。 第五次战役失败的直接原因有两个： 首先，在发起西线攻势的初期，未能充分诱敌深入，结果在反攻时无法追击，也难以形成包围。 其次，在发动东线攻势后，宋时轮军团孤军南下，深入敌境追击，犯了兵家大忌。作为宋时轮兵团右翼的中路王近山兵团，本应在战役开始后迅速向宋时轮兵团靠拢，以保护其侧翼。 然而，由于王近山兵团既未能攻克面前的敌人，又因宋时轮兵团南下速度过快，导致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空隙，使得美军有机可乘进行穿插。 尽管王近山兵团未能突破面前的敌人，但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因为他的第3兵团已经借给了宋时轮两个师，而他面前却有四个敌军师，这也确实难以攻克。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人民军的3个兵团全部部署在最东侧，也就是宋时轮兵团的左翼，然而左翼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敌军。况且，左翼临海，敌人不可能从海上穿插。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兵团并没有随宋时轮兵团南下深入，而是在宋兵团之前就已经北撤了，这到底是配合不当还是另有原因，至今不明。 这使得宋时轮的两翼力量出现不平衡，反倒是较为薄弱的一侧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此外，180师之所以陷入包围，主要原因在于其所处的位置位于王近山兵团的最南端，承担着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和保护宋时轮兵团的任务。然而，这一至关重要的位置却交由战斗力相对较弱的180师负责，这样的安排确实存在明显的问题。 长期以来，第五次战役一直是一场被忽略的战争，然而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这都是中国主动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单次对外战役。 中国先后派遣了3个兵团，共计11个军、33个师和4个炮兵师，外加朝鲜人民军的3个兵团，总兵力接近70万人。与之对阵的联合国军与韩国军队地面部队合计出动了6个军、17个师、3个旅和1个空降团，总数34万人，加上海空军，总兵力超过40万。 这场战役是海湾战争之前局部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即便放在世界大战中，能超越此次规模的战役也是屈指可数，且大多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 这样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毫无疑问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在如此规模的战役中，依靠轻步兵在狭小区域内进行穿插，已无法实现分割包围的效果。任何穿插行动如果没有后续部队的持续增援和稳定的后勤补给作为保障，极有可能因前线位置过于突出而被对手反制。 当然，这并不是说穿插战术不可行，但前提条件是，必须集中使用成建制的机械化部队，确保能够快速突破、迅速穿插，并且还需空中劣势不至于过大，以防止敌方空降或破坏补给线。 显而易见，那时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和海军的战略性登陆佯动，足以弥补其陆战部队兵力上的不足，因此，想要将美军赶回海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勤保障是一个重大问题，在任何开展延展性进攻之前，必须确保后勤通道的顺畅，否则将会自掘坟墓。 在防御作战中，仅依靠表面阵地进行防御会导致过高的伤亡，因为美军在白天拥有强大的空中优势，并且辅以地面装甲力量的突击，使得阵地难以防守。 综上所述，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前，已不适合继续对美军发起大规模进攻，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也是为什么第五次战役成为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的最后一场战役的原因。 第五次战役毫无疑问取得了显着成果，彻底挫败了“联合国军”试图在朝鲜中部蜂腰地带建立新防线以配合正面进攻的作战计划，成功扭转了第四次战役以来的被动局势，并大量消耗和缴获了敌方的物资与装备。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交锋迫使“联合国军”重新审视志愿军的战斗力，被动转入战略防御，从而为停战谈判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中美两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均有所转变。 我们先来谈谈美国。 当美国初次进入朝鲜战场时，其目标是直抵鸭绿江，进而统一整个朝鲜。然而，随着中国志愿军的入朝，并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战役，美军被逐步逼退至三八线，甚至汉城也一度被中国军队攻占。此后，美国政府的策略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第三次战役的后期，杜鲁门政府便已打算以三八线为界，体面地退出朝鲜战场。从5月2日至5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为期两个星期的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应对朝鲜战局。最终，委员会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通过谈判来结束朝鲜战争。 杜鲁门在5月15日同意了委员会的提议，并做出了以下批示：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只要苏联未在朝鲜或其他地方卷入战争，美国的首要战略重点应放在防止苏联在西欧的可能侵略上，绝对不能在其他地方浪费资源。 美国对观点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志愿军展现出了极为强悍的战斗力，想要攻占北朝鲜几乎已变得不可能。战争持续一年多，美军伤亡人数已达到十万，军费开支也飙升至惊人的一百亿美元，相当于二战中美军首年军费的两倍。 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说法，“朝鲜战争仿佛一个无底洞，联合国军根本看不到任何胜利的曙光。” 另一个原因在于美国对其战略重心的考量。美国始终认为，朝鲜战争背后的主谋是苏联，而苏联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亚洲。对于战略重心放在欧洲的美国而言，这无疑是陷入了苏联精心设计的圈套。 对于麦克阿瑟坚持扩大战争的主张，杜鲁门认为这是极其愚蠢的。即便美军全力以赴推进到鸭绿江边，中国方面也会誓死抵抗，这样一来，战争将会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正是美国政府绝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主张战争扩大化的麦克阿瑟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听命的李奇微。 再来谈谈中国。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主要目标是“保家卫国”，确保东北边境的安全。 随着前三次战役的迅猛推进，中国方面逐渐变得乐观，认为将美国势力逐出朝鲜并非不可能。然而，随着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的结束，我们也逐步意识到一个问题：面对美军的现代化装备，要想彻底击败他们，必须持续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最关键的是，我们还需要建立一支同样配备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军队。 对于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这件事即便动用全国的力量，依然难以实现。 最重要的一点，实话实说，我们入朝参战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帮助小金统一朝鲜，而是为了保卫中国的边境安全。如今战局发展到这个阶段，将战线维持在三八线附近，已成为中美两国都能够接受的结果。 因此，中美双方达成了共识，停战谈判成为共同的决定。 第12章 第一次停战谈判 在中国人总结教训时，美国人又求和了。 尽管在第五次战役的尾声阶段取得了几次小规模的胜利，但美国人深知，这场战争已无望取胜。 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能够守住三八线已经是极限。当美军再次回到三八线时，美国以及其西方盟国中所有具备战略眼光的人都意识到，这是结束战争的最佳“心理时机”。 整个西方都意识到，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并非在战场上拼搏的中朝和美军及其盟友，而是袖手旁观的那个大国。 英国人向美国指出，美中之间的冲突就像鲸鱼和大象打架，虽然双方互伤不多，但中国对美国、联合国，尤其是对英法的间接伤害却要大得多。 英国参谋长会议甚至认为，即使没有第三方干预，如果中国与西方正式开战，也将使西方遭遇致命的失败。 英国首相艾德礼多次告诫杜鲁门，那个大国才是主要敌人，挑衅中国是没有必要且不明智的。最终，美国政府痛苦地达成了共识：“在尚未触及共产主义世界核心的情况下，只有愚人才会选择与中国对抗。” 如今，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在朝鲜越是陷入困境，真正的敌手，便越能从中获利，而自身的损失也随之加剧。同时，与中国开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与中国展开谈判！ 在杜鲁门下达同意谈判的指示后，1951年5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开始着手行动，努力寻求建立与新中国对话的外交途径。 1951年5月31日，美国外交部委托已经离任的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以老朋友的身份拜访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利克。 寒暄过后，凯南话锋一转，提到了朝鲜战争，并透露出美国有意停火的立场。马利克凭借职业的敏锐，很快察觉到凯南此行的真正意图，随即将这一消息迅速传递回莫斯科。 莫斯科随即与朝鲜方面取得联系，通报了美国的立场。 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已取得重大胜利，战线向南推进了四百公里，远离了中国边境。然而要彻底战胜美国，完全将其逐出朝鲜，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来说，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不可能为了向苏联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朝鲜打败美国人而耗尽已经要见底的国库。 更何况，中国人省吃俭用购得的苏联武器中，竟有一部分是二战时期美国依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装备，许多坦克是苏军在二战中使用过的旧货，甚至还有一些枪支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式武器。 此刻，苏联对朝鲜的影响力，已经变得非常有限。无论金日成如何倾销矿石，都无法满足人民军对武器装备的需求。 6月10日，第五次战役结束，美军虽然勉强获胜，但依然未能将战线向北推进。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突然现身于一次联合国的官方活动，并发表了一段与活动主题无关的讲话。他表示，苏联认为，朝鲜交战各方已经到了展开停战谈判的合适时机。 当日，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美国外交部的关注。紧接着，杜鲁门指示美国驻苏联大使前往会见苏联外交部长，询问马利克的发言是否可以代表苏联的官方立场。对此，苏联外交部明确予以了肯定的回应。 6月25日，美国故技重施，在一场与朝鲜战争毫无关联的典礼上，杜鲁门发表讲话，声称美国愿意在朝鲜战场展开停战谈判。 当天，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表明中国方面支持马利克提出的和平建议。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致电李奇微，指示他在6月30日向朝鲜人民军通报以下内容，并要求通过所有可能的宣传渠道，包括传单和新闻广播等，反复加以发布。发布内容如下： “本人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受命与贵军就以下事宜进行谈判：因获悉贵方可能有意进行停战磋商，旨在结束朝鲜战场上的一切敌对行动和军事冲突，并愿意适当保障停战协议的执行。 在收到贵方对此函的答复后，我将派遣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谈的具体日期，以便与贵方展开会议。我建议，会议地点可以选择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进行。美国陆军上将，马修·李奇微。” 7月1日，北京通过广播电台发布了中央拟定的答复文件，电文内容如下：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我们已经收到你在6月30日发布的要求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经授权，我们声明，同意与贵方代表会晤，商讨停战事宜。 关于会谈地点，我们建议选在38线附近的开城地区。如果贵方同意，我方代表计划于7月10日至7月15日期间与贵方代表举行会谈。朝鲜人民军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 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中国军队管辖的开城一个名为来凤庄的地方正式展开谈判。 7月10日清晨，联合国军代表乘飞机抵达距开城十公里的板门店，随后换乘汽车，悬挂白旗前往谈判地点。谈判现场由中朝方面的宪兵负责警戒，开城为中心、半径五英里范围内被划为中立区。 联合国军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中将乔伊，代表团成员多为职业军人，主要担任参谋职务，南朝鲜第1军团军长白善烨也在其中。中朝方面的代表包括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以及参谋长解方。 “克农同志，我已点将让你前往开城，同美国人谈判，坐镇指挥。” 李克农，这位被誉为“红色谍报之王”的传奇人物，是中共情报界“前三杰”中唯一的幸存者。 李克农智勇双全，堪称奇才，他去世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竟放假三天，庆祝这位最可怕的对手的离世。李克农是人民解放军中唯一一位未曾上过战场的上将。在他传奇的一生中，谈判占据了重要地位。 这位神秘的幕后英雄时常走到台前，展现他炉火纯青的交流技巧。 长期的革命生涯铸就了李克农坚定的信念和严谨的作风，而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则赋予了他宝贵的对敌斗争经验和卓越的应变能力。 李克农如今身兼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和军委情报部长的职务。中央选派这样一位人物与美国人进行谈判，堪称知人善用。 李克农此时哮喘病严重复发。 多年来持续的战地生活让他的神经高度紧绷，如今战事结束，紧张的状态骤然放松，再加上胜利带来的喜悦，身体很可能无法承受如此剧烈的变化。 李克农担心自己病重误事，便提出是否让伍修权或姬鹏飞代替他前往朝鲜。 中央慎重考虑一番：“还是你去吧。” 李克农毫不迟疑：“我立刻准备出发。” 后来，李克农差点因为心脏病倒在朝鲜。 在随后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挑选了新闻局长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助手共同参与谈判。 这位中共“南北双乔木”之一的南乔木乔冠华，才华横溢、思维敏捷，对国际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成为李克农的助手可谓再合适不过。乔冠华后来也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声名鹊起。 在谈判代表团即将启程前，中央明确指示他们的方针是：“行该行之事，止不可不止之步。”他强调，原则性问题绝不能妥协，而对于非原则性问题则应灵活处理。将谈判的重点放在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上。 在致李克农的电报中，指示道：必须以对方同意将撤出全部外国军队列入议程为前提，我方才可以考虑对其他议题进行进一步商讨。 9月5日，柴成文特意从平壤赶到安东，迎接李、乔两人渡江，随后一行人拜见了金日成。 经过中朝两党协商，决定由李克农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前线工作，乔冠华协助。按照中国传统的保密规定，中国的谈判代表团对外称为“工作队”，李克农被称为“李队长”，乔冠华则被称为“乔指导员”。 他们二人作为幕后核心，不直接露面，实际与美国方面接触的则是五位谈判代表。 首席代表为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将军，其余四位成员包括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曾在抗战期间活跃于太行山的朝鲜义勇队员、现为人民军将领的李朝相，以及原八路军团长、现人民军第1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少将。 同时，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担任首席联络官，中国驻朝武官柴成文则担任志愿军联络官。 为了隐蔽身份，他们按照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保密规定都改了名字，金昌满改为张春山，而原名解沛然的志愿军参谋长，和中国驻朝武官柴军武分别更名为解方和柴成文。 由于李奇微来信表示美方三名联络官中军阶最高者为上校，金昌满少将不得不化名为张春山上校，而柴成文则仅具备令人发笑的中校军衔。在随后的谈判中，代表团被划分为三线。 第一线直接与美方展开针锋相对的交锋，由军队代表南日、邓华、解方等人担任； 第二线是具有丰富外交斗争经验的乔冠华，他主要负责贯彻中央指示并提出具体的谈判方案；第三线由中国政府代表李克农坐镇指挥全局。 谈判一开始，白天由前线军队的代表与对方代表面对面争吵，夜晚则由一线和二线人员向李克农汇报，共同研究新出现的问题，最终由李克农进行归纳总结，并发电请示国内。 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军代表团率先进入会场，径直坐在了会议室中面朝南的座位上，并在桌上放置了一面联合国的小旗帜。根据国际惯例，南向的位置通常由胜利方占据。 在第二次会议中，中朝代表率先进入会场，占据了面朝南的位置。他们还将面朝北的位置上的椅子换成了一排矮凳，并在台面上摆放了一面巨大的朝鲜国旗。 随后，双方围绕地点和会议程序展开了长时间的磋商与博弈。 随谈判代表团一同到来的还有双方的记者。由于谈判期间几乎每日讨论的内容都相似，他们感到极度乏味，于是开始在会场外打牌和赌博。 其中最受欢迎的赌注是“这次谈判将持续多长时间”，而设定的最长期限为五个星期。他们可能无法想象，仅就会议程序达成一致，双方就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 在中朝紧锣密鼓准备谈判的同时，美国任命了远东海军司令乔埃海军中将担任首席代表。 这位海军中将给中朝谈判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的谈判过程中，他表现得非常沉着老练，其谈判技巧给中朝方面的许多新手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只能坚定执行杜鲁门、艾奇逊和李奇微的指示。显然，在几次谈判中，他的态度并非出于个人意愿，而是在返回后才接到命令改变立场。谈判联络官柴成文在回忆录中对这位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给予了公正且不乏褒奖的评价。 乔埃受命后，推荐了他的副参谋长勃克少将担任谈判代表。除此之外，还有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齐少将、范弗里特的副参谋长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第一军军长白善烨少将共同担任代表。 柴成文用简练的笔触勾勒出这些人物的特征：“克雷奇将军善于分析，富有辩才；霍治将军……为人朴实，心直口快，不善言辞，总是叼着一根雪茄；而勃克将军虽然确实智慧过人、才华出众，但在谈判中并未显现出明显的优势。” 柴成文没有对南朝鲜的白善烨做出评价，因为他不过是个傀儡。 其实，仅从双方谈判代表的构成，就能看出中美两国与各自盟友之间的实质关系。中朝一方的五名代表中，有三位是朝鲜人，这表明在战场上承担了大部分任务的中国，依然对危难中的朝鲜保持着完全平等和尊重的态度。 而对方的五名代表中，美国人占了四个席位。在自视甚高的美国人看来，南朝鲜能有一个名额，已经是给了李承晚很大的面子。 在谈判过程中，白善烨充分显示出他不过是个摆设，几乎没有被允许开口。与张春山、柴成文等三位中朝联络官对接的，是态度轻佻傲慢的美国空军肯尼上校和举止较为文雅的美国陆军穆莱上校。 这位肯尼上校在与中朝方面首次接触时，竟直接坐在了志愿军代表的座位上。 当朝方联络人请他坐到指定位置时，他竟傲慢无礼地回道：“不，我坐在这里挺舒服。” 回去后，这位肯尼上校竟然还不知羞耻地向乔埃上将邀功：“第一个回合我赢了。” 还有一位南朝鲜的可怜联络官李树荣中校，美国人从未对他有过重视。一次休会期间，他们竟然忘记了这位中校，任他滞留在中朝方面的区域内，吓得他当场尿了裤子。 中朝方面只好用言语安抚，还请他吃了一顿饭，随后通过无线电话通知美方前来接人。 7月10日上午10时，双方代表在庄里的过厅内会晤后，走进大厅会场就座。 美国代表乔埃中将的脸色极为难看。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战场上却无法击败一个刚成立一年的贫穷国家，而他自己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代表前来对方控制区进行谈判，这使得乔埃以及其他美国代表心中充满了痛苦。 同行的南朝鲜联络官李树荣中校因过度紧张，坐下时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个尴尬的意外没有引来会场上任何人的笑声。双方在战场上已是杀红了眼，他们心知会场虽然没有枪炮声，却同样是一片激烈的战斗场地。 朝鲜停战谈判在尴尬的李树荣中校再次落座后正式开始，这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次正式谈判。 从7月中旬起，双方终于展开了关于停战的讨论。 中朝双方带着极大的和平诚意参与谈判，曾认为谈判会迅速结束，因为他们的原则性建议并不过分。他们仅仅要求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同时停止所有敌对的军事行动，确认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并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朝鲜的所有外国军队。 中朝方面在后期才意识到，参与谈判的乔埃等人也希望尽早达成协议。乔埃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他曾预计只需两个月便能完成谈判。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场谈判竟然拖延了整整两年，期间双方还付出了数十万官兵的伤亡代价。 美军代表指出，现有的战线并未充分体现美军的真实实力，因为停战线不仅仅涉及领土，还涵盖领海和领空。 当时，美军的飞机能够自由进出朝鲜全境，海军舰艇也可以驶向任何港口。因此，中朝方面必须在陆地上退让，以弥补美军在海空领域的优势。根据美军设定的停火线，中朝军队需让出1.2万平方公里的实际控制区域。 中国方面参谋长解方表示，正因为美军在海空力量上占据优势，志愿军才只控制了这么小的区域，否则早已将联合国军驱逐入海。 虽然美军在海空方面占有优势，但中朝军队的陆军实力同样强大。当前的战线恰恰是双方力量对比的真实体现，并不存在谁弥补谁的说法。 由于美方始终拒绝将“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纳入谈判议程，双方各执己见，谈判一度陷入僵持状态。 随后，美国不仅拒绝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甚至还否认了自己此前提出的以三八线为界停火、恢复战前状态的建议。 当时，双方在战场上各自控制了部分原本属于对方的战前区域。中朝方面占领了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地区和延安翁津半岛，而美韩方面则掌控了三八线以北的金化至杆城一带。相比之下，美韩方占领的区域比中朝方稍大一些。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两次公开提议在三八线停火，但令人意外的是，当谈判正式开始后，中朝方提出将东部山区归还美方，而将西部平原让给中朝方，以恢复战前三八线的边界时，美国方面却拒绝了这一提议。 他们的理由十分奇怪，他们认为，若以三八线为分界，从地形上来看，美军在东线撤退后难以重新夺回，而中朝在西线撤退后则容易再次收复。 对此，被称为“军中诸葛”的解方，立即驳斥了提出这一观点的霍治将军，使他哑口无言：“我们现在讨论的究竟是停止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商量停火后再打更大的战争呢？” 中央一眼就看穿了美国人的意图：“美国为什么原本支持在三八线停战，而现在却反对呢？原因就在于三八线停战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如果在三八线停战，就更加明确地表明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侵犯了北朝鲜的独立，而现在则是恢复了原状……” 美国人现在的提议是，不仅要求在当前他们略占上风的军事实际控制线上停火，还要求中朝方面单方面从现有阵地全线后撤三十六至六十八公里，腾出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对其海空优势力量的补偿。 李克农异常敏锐：“看来，对方已经不再像凯南与马立克约会时那般急切了。” 确实，美国政府中的鹰派认为与中国进行谈判已经很失面子，而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完全能够争取更多的利益。美国人也意识到自己的要求并不合理。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现有的战线，依赖的是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 李奇微后来也曾表示：“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并且牢牢控制着海域，中国人可能早已将我们压垮了。” 会议进行到第24天，8月4日中午，一支全副武装的中国连队为了抄近路，在行军途中徒步穿过了美国代表团的驻地。美国代表团随即上前阻拦，双方爆发了言语冲突，但未发生武力交火。 美方随即向中朝提出抗议，指责中国军队违反了“中立区”内不得驻扎武装部队的协议。中国方面虽立即表示歉意，但美国代表因早已不满，随即宣布会议无限期休会。 然而，五天之后，美国代表再次联系中朝双方，表示可以重新召开会议。 美军此时主动恢复会谈，源于李奇微的新一轮策略。谈判停滞后，李奇微多次向华盛顿致电，提出若不对中国军队施以痛击，谈判将难以取得进展。 而在第五次战役中，尽管联合国军兵力处于劣势，却成功遏制了中国军队的攻势，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因此，李奇微判断，再发动一次攻势，能够迫使谈判桌上的中国人让步。 8月中旬，华盛顿回复表示同意该方案。 8月19日清晨，九名中朝军事警察在中国排长姚庆祥的带领下，于中立区执行巡逻任务，突然遭到南朝鲜军队三十余人的乱枪袭击，姚庆祥立刻倒在血泊中。 尽管手中持有武器，他并未还击，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国际问题，宁愿牺牲自己……”他直至牺牲也坚持履行谈判协议。 一位朝鲜母亲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紧紧抱住姚庆祥，泣不成声地说：“不要把他送回中国，他是为我们朝鲜献身的，让他永远留在这里吧！” 在场的中朝战士和当地群众无不为之动容，纷纷落泪。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中立区枪杀国事警察姚庆祥事件。 随后，美国飞机竟然多次对中朝代表团驻地进行轰炸扫射。美国联络官肯尼上校在现场勘察时，指着弹坑中的弹片，吹了声口哨说道：“见过炸弹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会是炸弹。你们说飞机来了，那架飞机有几个发动机？” 中朝代表气得浑身发抖。 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中朝代表团的成员们，除了张春山和柴成文带着一部无线电报话机留在开城与对方保持联系外，其余人员被迫进行疏散转移。一会儿搬到这里，一会儿转到那里，工作无法进行，连日常生活也变得无法正常进行。 最终，李奇微在东京宣布：“凭借‘联合国军’的力量，我们能够到达‘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 第13章 血染岭与断肠岭 8月18日，范弗里特在东线美十军防线内发起了夏季攻势，他要用胜利夺取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几十万发炮弹飞蝗般落在朝鲜人民军八十公里宽的防线上，上千架次美国飞机扔下雨点般的炸弹。火力准备结束后，南朝鲜第一军对丁字峰、美10军对血染岭和昭阳江东岸一齐发起攻击。 “联合国军”1951年夏季攻势第一阶段开始了。 韩头号王牌师，首都师师长宗尧赞准将指挥所部攻击了924高地。此时，朝鲜中部连日暴雨，降雨量达到四十年来的最高纪录，雨水几乎淹没了人民军阵地上的野战工事，战士们浑身浸泡在污水中顽强抵抗。 战斗异常惨烈，924高地失守时，壕沟中积满的血水即使在暴雨中也难以被冲散。 那夜，暴雨如注，人民军在雨幕的掩护下发起反攻，将南朝鲜军全歼在924高地上。次日白天，南朝鲜军在更强大的火力支援下再次冲上高地，双方在滂沱大雨中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雨势之大甚至让人难以睁眼。 经过多次猛烈进攻，南朝鲜军最终攻入了人民军的主阵地——965高地。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山头上，人民军第13师第21团与韩首都师第26团展开了持续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 双方激战到最后，弹药都已耗尽，士兵们只能在山上以石头互相搏斗。在这场血战中，由于敌军炮火过于猛烈，人民军不得不在白天暂时撤离阵地以减少伤亡，夜晚则全力反击，奋力夺回阵地。 8月24日晚，人民军排长李明植英勇牺牲，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枪口，确保了部队反击的胜利。他是人民军中的英雄人物，地位如同中国军队中的黄继光，在人民军战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经过数日的激烈战斗，韩首都师付出重大伤亡，仅仅占领了几座毫不起眼的小山包，最终也无力继续发动进攻。与此同时，“联合国军”在加田里地区的进攻也遭到了严重挫败。 在南朝鲜首都师进攻965高地时，南朝鲜第十一师由吴德俊准将指挥，猛烈进攻了884高地。这个高地距离海岸仅有16公里，处于美国海军大口径舰炮的射程之内。 美国海军动用了新泽西号和威斯康星号战列舰，使用406巨炮为吴德俊的进攻提供了火力支援（四十年后，这两艘战列舰又在海湾地区对伊拉克军队进行了轰击）。406巨弹每枚重达一吨半，其威力可见一斑。 人民军的阵地已被彻底摧毁，韩军的一名少校营长郑唐喆顺利登上了884高地。该高地位于丁字山高地群的末端，占领此地将直接威胁到人民军在南江南岸阵地的侧翼。范弗里特和南朝鲜参谋总长李钟赞中将专门发来电报，祝贺部队成功夺取这个小山头。 如芒在背的人民军当夜冒雨发起反攻，再次将南朝鲜军赶下山去。次日，美国军舰发射了更多炮弹，郑唐喆营长却比上次更为轻松地重新夺回高地。21日晚，大暴雨倾盆而下，浓雾也随之而来。 人民军将士们高喊着口号，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再次将南朝鲜军击退。恼羞成怒的南朝鲜军第三次发起进攻，占领了山头，但人民军依旧采用相同的战术，夜里再次将阵地夺回。每当双方争夺一次高地，山坡上就会遗留下一片被雨水浸泡得惨白的尸体。 日本人写道：“884高地三次被夺下，又三次被夺回，尽管军方首脑曾为此高兴到发贺电的地步，但最终这个重要据点还是未能守住。” 范弗里特脸色阴沉地来到南朝鲜军的指挥所督战。战场上的进展远未达到“联合国军”的预期！牺牲了这么多士兵，却只拿下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山头，这个现实让他难以接受。 在开城会场无所事事的南朝鲜代表、第1军军长白善烨索性返回部队，亲自上阵指挥作战。他于26日再次发动进攻，经过三天的激战，终于攻下了丁字峰。然而，此时南朝鲜第1军已被重创，士兵的鲜血混杂着雨水，将几座小山头染得通红，而他们所获得的，仅仅是几个毫无战略价值的小制高点。 战后，连韩军自己都在质疑：“那些小山头上流下的鲜血，真的值得吗？” 韩军在亥安盆地东侧浴血奋战，而美国第2师则在西侧的987高地发动猛烈攻势。然而，人民军几记重击打得美国人脸面无光。美国人痛苦之余，给这座高地取了个名字，叫“血岭”。 进攻发起的那一天，美军第2师师长拉夫纳少将，将配属给自己的韩伪五师36团当作炮灰。韩伪五师当时正在整训阶段，师长闵机值准将，这位将军因其出色的战斗能力而受到赞誉，后来还担任了南朝鲜的参谋总长。按理说，正在整训中的部队是不应参战的，但在美国人看来，他们的血显然比南朝鲜人的更为珍贵。 美国人打着“锻炼韩部队”的幌子，堂而皇之地把韩军士兵推向了前线，让他们代替美军步兵去攻打山头。不过，拉夫纳师长倒是相对维持了一些体面，给韩军提供了充足的火力支援。 七个营的美国炮兵支援了这次进攻。在四公里宽的攻击正面上部署了两百门火炮，平均每公里就有五十门。拉夫纳师长对炮兵下令：“这次攻击弹药无限制。” 据日本方面统计，在为期9天的战斗中，拉夫纳共消耗了36万发炮弹，平均每门炮射击2860发，每天单炮发射量高达720发。仅炮弹的费用就达到了1000亿日元！ 这就是被美国国会议员认为是浪费美国纳税人财产的，所谓“范弗里特弹药量”。迷信火力的范弗里特要用钢铁和火焰取得“联合国军”想要的战线。 据美国战史记载，目标高地与中朝炮兵阵地被炮弹的烟尘彻底笼罩，仿佛一切生命都被摧毁。然而，人民军战士不仅在这惊人的炮火中幸存，还让“联合国军”横尸遍地。进攻的韩军最先遭遇的，是遍布的地雷。 传言这些地雷正是后来在南越也被广泛使用的中国制造的小型地雷。日本人回忆道：“进攻首日，韩军从早晨一直与地雷奋战到夜晚。”这一天，除了在雷区遗留下大量尸体，背回无数断腿断脚的伤员之外，美第2师拉夫纳师长和韩伪五师36团的黄烨团长一无所获。 第二天，进攻仍在继续。到晚上，美国军队仅剩下两个排的两个连队。人民军聪明地将掩蔽体建在了反斜面山顶，当美国军队进行炮击时，他们躲在山顶背面的洞穴中，炮击一旦停止，就迅速冲上山顶与步兵展开近战。 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九天，双方士兵的鲜血将几座山头染成了红色。美国随军记者在山脚下看到，血水将山头完全覆盖，他们惊恐地喊道：“bloody ridge”（血染岭）！ 这一别称很快与其他山头的别称一起传遍了世界。 东线坚守阵地的人民军面临极其艰苦的环境。此时，朝鲜中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持续暴雨，小溪都变成了五十米宽的大河，人民军战士整日泡在积水淹没肩膀的战壕里，只露出头部和双手奋力作战。弹药和粮食只能通过小木筏和简易索道运送。 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人民军对敌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围绕这片高地的战斗持续了两个月。1211高地被朝鲜人民称为“英雄高地”，其意义与中文中“上甘岭”所代表的精神相同。 南朝鲜军被击溃后，美国的王牌部队，海军陆战一师亲自出马，结果依然被打得狼狈不堪。即便是美国大幅缩水的伤亡数据也不得不承认，在进攻血染岭的三周时间里，他们损失了超过2700人。 美国人痛苦地发现，耗费了三周的时间、无数的金钱和巨大的伤亡，竟然无法拿下一个面积仅有四平方公里的小山头。人民军声称歼灭敌军余人，防守的主要阵地毫发未损。 范弗里特上将如今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偏执，与麦克阿瑟一样，他渴望扩大这场战争。除了他的好战性格外，还有一个无法明说的私人动机，为爱子复仇。 范弗里特的儿子是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部队的一名中校，范弗里特对他寄予了全部的期望。然而，这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在轰炸志愿军后勤枢纽物开里时，竟被洪学智指挥的中国高射炮部队击落，最终尸骨无存。 在之后的谈判中，范弗里特特别要求中朝方面提供他儿子的消息，但中朝方面除了确认曾击落过一架轰炸机外，还能给出什么其他答复呢？小范弗里特早已化为乌有。 老年丧子的范弗里特报仇心切，可是战场上连根稻草都捞不着。 他一意孤行，在失去那么多士兵的性命后，仍然不甘心。在血染岭战斗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他制定了一个名为“猛禽之爪”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在于从东线人民军的侧后发起登陆战，并同时调动中线和东线正面部队向北大举进攻，将战线推进至金化—金城—金刚山—长箭一线，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此时，李奇微开始有了谈判的意愿。夏季攻势刚一展开，他便发现战果与预期大相径庭。用无数生命和巨额财富换取几个无关紧要的山头，即使是美国人也难以承受如此代价。 后来，中国人讽刺美国人总是“谈判时想打仗，打仗时又想谈判”。此时，开城的谈判已经完全中断，李奇微除了依靠武力迫使中朝方面退却，别无他法。 然而，前线战局的报告“连最勇猛的将领都感到震惊”，对朝鲜方面的损失只能是粗略的估计，而己方的损失与弹药消耗却是冷冰冰的现实。范弗里特发起的“猛禽之爪”行动所带来的损失大到无法承受！更何况，政治上也无法接受。 李奇微拒绝了范弗里特提出的登陆作战计划，坚持让其按照既定的正面进攻方针继续作战。范弗里特对此深感失望，迫于无奈，只能启动缩减版的“猛禽之爪”行动。他不仅命令南朝鲜第五师继续争夺“血染岭”，还下令美军第二师夺取931高地群。 结果情况更加糟糕，继“血染岭”之后，美国人又遭遇了“伤心岭”惨败。朝鲜人民军不仅折断了范弗里特的“猛禽之爪”，还将猛禽打得毫无生气，形如一只死鸡 。这个“伤心岭”，即851高地，被日本人形容为：“这座山岭让胆小者望而生畏，其从主脉向东西延伸出的无数支脉，宛如鱼的背骨，令人不寒而栗。”可见该高地地势险峻，极易防守且难以攻克。 亲眼见证了851高地战斗的美国记者发出了“heart break ridge”（断肠岭）的呼声。这一名称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悲痛之情，今后每当美国人回想起在这座山岭上所付出的巨大牺牲，都会感到肝肠寸断，心如刀割。 而主攻断肠岭的则是美军第2师第23团。 西点军校出身的阿达姆斯上校，身高超过两米，以其勇猛果敢着称。他的前任弗里曼上校因坚守砥平里而闻名，阿达姆斯一直渴望取得更加辉煌的战绩，超越前任，然而事与愿违，他最终却因战败而名声大噪。23团刚刚出发，迫击炮弹便如雨点般密集地落下。 美国的军事记录中，提到人民军炮击的精准时，写道：“此次炮击仿佛经过了精密的计算，从第一发起便是效力射，整个纵队都被精准捕捉到了。” 在断肠岭的战斗中，人民军巧妙地运用了迫击炮。事后美军统计，阵亡者中有五分之四是被迫击炮所伤。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阿达姆斯上校的第一梯队毫无进展。试图攀上棱线一举夺取断肠岭山背的行动，仿佛闯入了黄蜂的巢穴。美国第2师因此陷入了困境。 人民军第6师的师长洪宁少将不仅智勇双全，还通过猛烈炮火，攻击美军的后勤补给线，并派遣侦察组向那些趴在石头山上，无所适从的美国兵猛扔手榴弹。 五天后，美国第23步兵团几乎全军覆没。曾在洛东江一战成名的9团团长林奇上校，眼见战友惨遭重创，决定挺身而出，请求从侧翼发起进攻，对断肠岭展开攻击。同时，由金容培准将指挥的韩伪7师也加入了战斗。 原本对断肠岭这个小高地的攻击，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阿达姆斯上校深感羞愧，于是他在9月21日和23日竭尽全力，倾尽23团的最后一丝力量发动进攻，但最终依然被顽强的人民军击溃，仓皇撤退。 血腥的断肠岭之战持续了整整两周，尽管美国人最终将整个法国营都投入了战斗，851高地依然巍然屹立。 以坚韧着称的阿达姆斯上校也撑不住了，亲自向师长杨格建议停止攻击。无奈之下，杨格师长与巴亚斯军长于9月27日决定暂停进攻。自信满满的杨格师长不得不痛苦地承认：“（851高地之战）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从8月18日起，在经历了一个月的暴雨激战后，美国军队发动的“夏季攻势”以惨败告终。尽管美国方面投入了七个师的兵力，范弗里特在人民军80公里的战线上仅推进了两到八公里。此次“联合国军”夏季攻势伤亡惨重，但成果却微乎其微。 “血染岭”和“断肠岭”的血腥场面对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使他们闻之色变，惊慌失措。与此同时，在中线和西线，志愿军则趁机展开激烈进攻，占领了不少美国军队的山头。 李奇微表示：“‘血染岭’之战以及邻近的‘断肠岭’战斗，或许是迄今为止最为激烈、最为惨烈的交锋。” 美国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感叹道：“这场战役不仅时机不当，地点不对，连对手的选择也是错误的，注定是一场失败。” 美军第23团团长亚当斯作为一线指挥官，在战后直言不讳地对第2师师长杨格表示：“若继续以当前规模作战，简直是自杀。” 而杨格在“详细分析了此次攻击”后，毫不犹豫地得出了这是“彻底失败”的结论。 彭德怀和志愿军众将听罢，皆大笑不已，显然守住防线、进行阵地战已不成问题。第六次战役的时间再次推迟，实际上已宣告取消。此前五次战役中使用的运动战战法被弃用，中国军队即将开启全新的阵地攻防战。 美国人试图通过使用机枪和大炮来进行辩论，结果在战场上只得到了一个“悲壮”的结局。随着国际社会对停战的压力不断增大，杜鲁门也开始考虑恢复谈判。美国方面显得相当顺从，主动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恢复谈判的理由。 9月10日凌晨，血染岭的战事正酣，断肠岭大战即将拉开帷幕的时候，一架美国飞机闯入开城中立区上空，在满月的映照下进行扫射，导致几幢民房遭到破坏。这一事件，便成为了双方恢复谈判的契机，史称“满月里事件”。 这次出席现场调查的，不再是那个胡搅蛮缠的美国空军肯尼上校，取而代之的是表现沉着冷静的陆军戴罗上校。中朝方面的张春山上校指着弹痕说道：“人证、物证俱在，你们违反协议的事实不是已经非常明确了吗？” 戴罗上校手持皮尺，来回测量，说道：“我并没有看到是我们的飞机。”恰巧这时，戴罗话音刚落，天空中传来巨大的飞机轰鸣声，由远及近，渐渐变得震耳欲聋。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的混合编队再次飞临中立区上空。 中朝联络官抬手指向天上的飞机，用讥讽的眼神看着戴罗上校，让他一时尴尬无比。 当天夜里，美军总部电台承认了此次事件是由“联军”飞机造成的。次日，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乔埃正式致信南日，承认“满月里事件”系美军飞机所为，并表达了遗憾。随后，正值伤心岭战火四起、美军进攻屡屡失利之际，李奇微主动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承认事件责任并再次表达歉意。 中朝以轻蔑的目光注视着美国人那令人作呕的表演。 他们已经看透了，对方是否承认那些不断破坏谈判的事件，根本不取决于所谓的“调查结果”。如果不需要承认时，美国人甚至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白天说成黑夜。如今美国人主动认错，显然是想为恢复谈判寻找借口。 但为了给和平一线生机，中朝决定给美国人一个台阶下。 9月19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致函李奇微，指出鉴于你方对近期“联合国军”破坏开城中立区事件表示遗憾，并承诺对开城中立区协议的破坏负责，为了避免这些未解决的事件继续阻碍双方谈判的进程，我们建议双方代表应立即恢复在开城进行的停战谈判。 然而，意外发生，李奇微在三天后突然再次来信，不仅推卸历次事件的责任，还将拖延谈判的责任归咎于中朝方面，最后要求更换谈判地点，并建议联络官于次日在板门店会晤，讨论双方都满意的复会条件。 实际上，美国政府内部的鹰派人士心有不甘，李奇微也正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 夏季攻势损失了数万士兵，耗费了大量物资，最终却一无所获。 李奇微、范弗里特以及美国的军官们经过讨论，竟然一致认为，这样的结果并非两军实力对比的正常反映，而是由于美军自身在战术上犯下了错误，特别是过于局限于有限的正面攻击和兵力投入，才导致了失败。他们相信，如果发起大规模进攻，美国的机枪和火炮仍然能够为美方争取到想要的谈判成果。 24日，双方联络官在后来的世界闻名的板门店进行会晤。那时的板门店只有一座草房，双方联络官甚至没有板凳可坐，只能站在路边交谈。由于美国人仍然心怀战意，谈判自然无法取得进展，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李克农这段时间吃了一惊，得了一喜。 惊的是因工作过度，某日心脏病突发，倒在地上差点送命，幸亏医生有经验，往他嘴里塞了一片急救药，让他原地躺了一个多小时才救过来。醒来后，李克农坚决反对向中央汇报此事，代表团还是向周恩来发电报告，周恩来急派伍修权来换李克农。 伍修权人虽来朝，李克农却以“临阵不换将”为由坚持留在开城。 喜事也不小，李克农当了爷爷添了孙子。南日大将特来祝贺，李克农笑眯眯地请南日给不能见面的孙子起个名字，南日略一凝思：?“我们舌战在开城，就叫开城怎么样？?”李克农哈哈大笑：?“这名字有意义，就叫开城！” 消息传到北京，李克农家人十分高兴，也盼望谈判成功，李克农早日凯旋，又把“开”改为“凯”?，既取谐音又有双层含义。 李克农以他的机敏洞察到了美国人的小算盘：“这次谈判并非胜者与败者之间的对话，平心而论，这只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后的谈判。然而，对方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自诩为世界头号强国，总是摆不下他们的架子；而我们则是刚刚取得胜利的人民，任何人想要压倒我们都不可能。 他们想要压倒我们，而我们又不肯屈服，这势必导致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方的策略是，打的时候想着谈，谈不出结果就又想打，打不出效果又重新谈，谈的时候又想拖延，总是无法痛痛快快地达成协议。因此，我们的同志千万不要急躁，急也无济于事。” 正如李克农所预料的那样，9月29日，\"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在长达两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发起了美军指挥官们期盼已久、寄予厚望的大规模进攻。九个师在上千架飞机和几千门大炮的配合下，猛烈攻击西线的中国军队阵地。 李奇微的“秋季攻势”再次拉开帷幕。 第14章 来自后勤的挑战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战争，交战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装备异常悬殊。 我们面临的对手，是拥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军。 美国是高度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力量居世界首位。其军队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技术装备。 它把自己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并且运用了除原子技术以外的现代军事技术的一切成果。 在长期的国内战争中，我军习惯于从敌人手中缴获所需的武器装备，从战区群众中征集所需的衣食和物资，这就是所谓的“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 而在朝鲜战场，地域狭小，又经历战争洗劫，作战地区群众所剩无几，志愿军作战物资靠就地征集极为困难，而美军败退后即使有作战物资丢弃，也常将其炸毁，志愿军取之于敌十分困难。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地筹措”和“取之于敌”的供应方式，已经适应不了出国作战的客观要求，志愿军绝大多数的军需物资，都需要从国内进行统筹供应，然后再由志愿军后勤部门，几经辗转，运往前线。 巨大无比的军事物资消耗，加上朝鲜特殊的作战环境，对志愿军的后勤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其后勤保障准备如下： 步机枪弹药按5个基数，炮弹按20个基数准备，各先行运抵集中地区2个基数和5个基数，每团携带炸药2000斤； 从第四野战军和东北地区共抽调汽车1000辆，从东北地区动员大车4000辆，担任运输； 按31万人员、3万牲口、1000辆汽车准备； 准备3个月的粮草、汽油，在部队完成集结前，先运1个月的粮草、汽油； 赶制服装，每人单衣、棉衣各1套，另准备其他装具，按收容4万名伤员准备医院及5000副担架等。 尽管如此筹措，当年10月志愿军入朝后，战役意图非常受制于后勤能力。 第一次战役时，战线距我国国境线只有几十公里，可当战役进行到第10天，部队前进到距国境线170千米，粮弹就供应不上了，只能被迫停止进攻。 前三次战役，后勤部门对全军的粮食供应，仅达到需要量的1\/4左右，弹药只能做到重点补给。第四次战役，因为缺粮，两个军被迫推迟出发，由一开始的进攻，被动转入机动防御。 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参战的11个军中，仅1个军补充了9天粮食；第二阶段，9个军参战，有4个军未补足粮食。粮弹供应不足，是志愿军不得不停止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志愿军作战只能靠自身携带粮弹，带几天也就代表能打几天，每次战役只能持续7至10天，这被敌人称为“礼拜攻势”。 更严重的是，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始终要面对美军空袭带来的巨大威胁。 志愿军入朝后，美空军兵力大多用于重点破坏我后方的物资补给，致使鸭绿江北和铁路沿线大量的物资无法运出。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敌军共出动104万多架次，投掷和发射各种弹药69万多吨。 敌机的狂轰滥炸，使志愿军后方人员、物资等遭受严重损失，交通运输线经常中断，物资无法及时补充前线，作战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美军掌握了制空权，每天出动的飞机平均接近800架次，最多时超过2400架次，昼夜不停地进行巡逻和猛烈轰炸，见到中朝两国的车辆或人员便立即发动攻击。 由于朝鲜国土狭小，所有城市和乡村几乎都被炸成废墟，桥梁和道路也全部被摧毁。美军的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拥有大量火炮和坦克，火力强大，机动性高，进行的是现代化的多兵种联合作战。 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战争留下的弹痕满目，国家亟待重建，经济基础极为薄弱。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没有空军和海军，陆军装备也非常陈旧，基本依靠步兵和少量炮兵进行作战。这种情况使得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行军、作战和后勤补给方面面临极大的困难。 行军的艰苦程度堪比战斗。 一位老同志回忆说：敌军的作战物资可以依靠汽车运输，而我们却只能靠自己携带。每个人都必须自备一个月的口粮和超过20斤的熟食，还有个人的衣物、被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武器弹药，以及战场上挖掘坑道所需的铁锹、铁镐等工具。每名战士的负重都超过了120斤。 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大背包，行动的艰难可想而知。 进入朝鲜后，敌机频繁空袭，我们只能夜间行军，白天则在山沟里休息。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我们专挑小路前行。 身上的负担实在太重，压得人步履蹒跚，每次短暂停歇时，士兵们只能靠一根木棍支撑着身体，想坐下后再站起来就难如登天，往往需要同志们相互拉扶，才能重新站立起来。 在这艰难的行军中，大家通过互相帮助，体质好的同志帮体弱的背东西、扛枪，彼此鼓励，一步步艰难前进。 我们最盼望阴天和下雨，虽然湿重的物品让负担更重，但这样我们可以走大路，敌机无法袭击，行军速度也能加快。从熙川到仁川，不到300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一个多月。生活条件同样艰苦，没有蔬菜就找野菜吃，喝冷水，吃炒米、炒面维持生存。 断炊是常有的事。 一位老同志回忆：阵地上的生活极为艰难，随身带的粮食和干粮吃完后，由于后勤补给不上，就只能断炊了。最好的主食不过是高粱米和玉米碴，根本没有蔬菜和肉类，许多战士因此患上了夜盲症。 有一次战斗，炊事班在炮火中无法把饭送上来，我们整整战斗了一天，连一口东西都没吃，饥渴难耐。正当大家焦急万分时，有个战士发现沟里有人影在动，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炊事班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来送饭。 我们立刻派人去接应，但美军对阵地的封锁非常严密，飞机见到任何目标就进行追踪轰炸，投掷炸弹和汽油弹，结果炊事班的同志全体牺牲。我们没能吃上饭，只能在山里寻找野果充饥，等野果吃完了，就去挖野草根吃。 山上没有水源，后勤也无法送水上来。我们组织了夜间抢水行动，但美军的照明弹和探照灯彻夜照射，夜空亮如白昼。一颗照明弹可以持续照亮二十多分钟，接连不断的照明弹在天空绽开，随时可能暴露我们的行踪。 虽然每次行动都组织了火力掩护，但下山找水的战士几乎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很难再回来。偶尔一次成功了，也就等于挽救了全体战士的性命，保住了部队的战斗力。 寒冷是极为严峻的敌人。 一位老战士回忆起他所在的第66军196师586团，攻克华岳山时的战斗经历。他说： 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开始撤退。当时，虽然连队在战斗中阵亡和负伤的战士并不多，但冻伤的却超过了三分之二，导致整个连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遍地冰雪，天寒地冻，气温达零下 40 摄氏度;二是战斗时间长，整整一天一夜;三是缺乏防寒设备和防寒经验，战士们大多穿胶鞋，所以被冻伤的很多。 他说，自己和大多数战友的双腿和脚部组织已经冻坏，为了减轻冻伤，只能让战友破开河上的冰，用冷水泡脚，试图把冻住的鞋子和脚分开，但效果并不明显。此时，他们已经无法站立，更无法行走，只能靠着毅力匍匐前进。 当时没有担架队，也没有救护人员，大家只能用刺刀敲打着僵硬的双腿，发出梆梆的声响。就这样，他们爬行了大约三四里路，终于到达了一个小山村。村里的房屋大多已被敌机炸毁，只有半山腰的一间草房还完好无损。 到达时，大家的膝盖和棉裤都已经被磨破，鲜血直流。因为没有医生，只能撕破米袋和衣物，简单包扎伤口。重伤员被安置在唯一的草房里，其他战友只能用稻草围住，在露天度过寒冷的夜晚。 白天，敌机频繁轰炸，有的战友在轰炸中受伤。两三天后，师部终于派来了医疗队进行救治。经过热敷，他们的双脚肿胀不已。医生为他们的脚部涂上碘酒消毒，然后用绷带包扎。每次换药时，绷带都连着血肉和脓水一起被撕下，痛苦难以忍受。那些冻伤更为严重的战友不得不截肢，甚至有一些人因感染破伤风而失去了生命。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后勤工作中，周恩来负责担任“总后勤部长”，而前线军事的总指挥由彭德怀担任。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越边境，参与朝鲜战争。在出兵之前，详细部署了部队在武器弹药、车辆补给、伤员救治以及后勤人员调配等方面的工作，并明确提出要依靠国内供应进行作战的方针。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总后勤部长亲自关注并解决了从后勤保障所需的干部、部队、车辆、物资、经费、运输问题，到争取苏联军事物资援助以及停战谈判等各个方面的事务。 总后勤部长亲自部署并检查了70万人的后勤供应计划执行情况，并根据战场形势及时进行补充和调整。由于朝鲜北部在入冬后气候极为寒冷，部分部队缺少足够的冬装，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每天两次打电话催促后勤部门加紧生产和运输。 中共中央确定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后，总后勤部长安排军委总后勤部派员前往东北调查后勤供应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1951年1月下旬，总后勤部长与聂荣臻等人前往沈阳，参加了由李富春主持的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会上，针对志愿军服装不适宜作战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 例如，他建议将不便于防空和爬山的大盖帽改为“解放帽”；将不易脱下的套头式单衣改为开襟式。此外，为了防止山地作战时衣服被树枝勾住，或者棉絮坠落影响保暖效果，建议将志愿军的棉服改为加绗线的款式，这种设计后来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志愿军服装。 关于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总后勤部长从武器弹药的配备、粮食的供应与携带，到衣帽、鞋袜等细节，事无巨细地进行精确计算和审核。他曾表示，只要东北方面有需求，我们将全力以赴，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成为坚实的后盾。 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聂荣臻肩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重任。 无论是志愿军的编组、训练、集结，还是武器装备的运输、后勤保障、军工生产等，他都需要统筹安排。同时，伤病员的安置、兵力的补充、部队的轮换以及干部前线见学等各项工作，聂荣臻也都亲自部署和实施。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抗美援朝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尤其是吃饭难的问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道，当时军委总后勤部刚刚成立，机构不够完善，基础薄弱，作战物资的保障主要由东北军区负责，华北军区也承担了一部分任务。 聂荣臻多次提醒军区后勤部门，强调抗美援朝是全党全军的头等大事，是重中之重，只要前线需要的物资，我们有的必须提供，缺少的也要想尽办法筹措，务必尽量满足前线的需求。 他还特别嘱托，凡是途经华北前往朝鲜的部队，军区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尽可能为他们补齐所需的弹药物资，并安排一次团以上干部的聚餐。 由于战线的延伸和美军飞机的频繁轰炸，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变得愈加严重，物资运输困难重重。在那段时间里，聂荣臻几乎每天都接到关于前线供应问题的电报，有时一天会收到一大堆。 他印象深刻的一些电报包括： 有部队在第一次战役中饿了整整三天；有的部队只能靠稀饭维持战斗；还有的部队一边作战一边派人挖土豆来填饱肚子。而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第二次战役期间，正值朝鲜最寒冷的季节。 在这场战斗中，我军歼灭敌军3.6万人，但自己伤亡超过3万人，且有5.1万多人因冻伤失去了战斗力。 志司曾发来一封电报，内容只有简短的六个字：“饥无食，寒无衣。” 聂荣臻读后，心情无比沉重。 为了将物资送到前线，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为了解决志愿军的吃饭问题，国内迅速组织和动员东北、华北的城市大规模生产炒面。随后，武汉、南京、长沙等地的机关和市民也纷纷参与到炒面制作中。 不久后，数百万斤炒面被集中运往前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部队普遍反映，长时间食用炒面配雪水导致腹胀和腹泻，副食品的匮乏也让许多人患上了夜盲症，结果还是造成了大量非战斗减员。 各种消息不断传回后方，通常先由总参进行汇总，然后由聂荣臻负责落实。他们制定了许多应对措施：增派汽车团、申请购置车辆、紧急培训司机、增调工程兵修建道路、调集抢修铁路的人员和设备、抽调大批医护人员前往战场、加紧组织高射炮部队的训练并尽快派遣出国参战、责令总后勤部改进被服和装备，改善熟食供应……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整个后勤工作都是在总后勤部长的领导和关怀下展开的。关于这方面的每一件事情，我几乎都要向他请示。他事无巨细地过问……总之，他为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 1951年8月18日至9月18日，9月29日至10月22日，联合国军相继展开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 1951年8月，美军依托其空中优势发起了“夏季攻势”。 时任美国远东空军司令的奥托·威兰制定了“空中绞杀战”计划：动用了约1600架飞机，占朝鲜战场空军总兵力的70%左右，计划在90天内摧毁北朝鲜的铁路系统，力图使其“铁路运输彻底瘫痪”，切断志愿军前线与后方的联系，达到“窒息”志愿军前线部队的目的。 在朝鲜铁路网的咽喉要道“三角形”地区，这段仅80公里长的铁道线每天都遭到美军200架次以上飞机的轰炸，投下的炸弹总数高达3.8万枚，几乎平均每半米就有一枚炸弹。而在朝鲜全境1200公里的铁路线上，美军共投下了超过10万吨炸弹。 洪水肆虐，加之敌军轰炸，志愿军的补给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前线部队的存粮一度只够维持不到一周，后方部队也只能勉强支撑不足两周。1951年9月，前线士兵已经开始挖野菜、剥树皮，甚至煮皮带来充饥。 当年在吕宋岛，山下奉文因为畏惧美军的制空权，不敢暴露自己的补给线，结果只能任人瓮中捉鳖。志愿军不愿重蹈覆辙，要想避免这种困境，必须勇敢地把补给线摆上台面，堂堂正正与美军空军一较高下。因此，学会如何在现代战争中构建“钢铁补给线”是至关重要的！ 战争是人力与物力的较量，尤其是在面对拥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帝时，若没有最基本的物资保障，战胜敌人将无从谈起。 ——志愿军党委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 为了维持兵力优势并防备美军可能在后方登陆，志愿军在朝鲜的兵力已增至77万人，分梯次布满整个北朝鲜。由于当地并非产粮区，志愿军所需的粮食、弹药和后勤物资全都依赖国内运输。然而，洪水冲毁了大量铁路和公路，许多山区道路被淹没，几乎无法修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奇微抓住了时机，决定发起一场新的战役。 这次战役是一场空地协同的立体作战。空中力量以朝鲜北方的铁路为主要目标，实施了着名的空中封锁战役，即“绞杀战”。 同时，地面部队发起了夏季攻势，进攻的主要方向集中在人民军防守的北汉江东岸，从艾幕洞至东海岸高城，约80千米的防御正面。自8月中旬起，联合国军从前线到纵深共建了三道防线，部署了18个师、1个旅和1个空降团，并联合韩军进行战役前的准备。 此时，美军提出恢复谈判，正是为了争取更多时间，完成这次战役的部署。 8月19日，美军联合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集结了约三个师的兵力，发起夏季攻势，目标是朝鲜人民军从北汉江到东海岸约80公里范围内的防线。 同日，中国军事警察在中立区巡逻时，遭遇了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的攻击，排长姚庆祥当场中弹遇难。随后，双方代表迅速赶往现场进行调查。通过提取的子弹口径确定，这些武装人员使用的是美制武器。 根据现场勘察和目击者的证词，这些武装人员从南方，也就是美军控制区渗透进来，人数大约为30人。中朝代表随即向美方提出了质询。8月21日，美国代表作出回应：联合国军无法约束南朝鲜游击队的行动，此次事件与联合国军无关。 8月22日晚10点20分，一架美军战斗轰炸机进入中立区，低空盘旋五圈。首先投下了两枚照明弹，随后又投下了四枚燃烧弹和十二枚航弹，全部落在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附近。美军之所以选择轰炸中国代表团驻地，是为了寻找开战的借口。如果能顺便炸死几位中朝军队的高级将领，那对他们来说更是意外之喜。 8月23日，中朝代表向美方发出通知，要求终止谈判。接到这一通知后，美军谈判代表威胁道：“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来替我们辩论吧！”紧接着，美军便展开了他们早已策划好的攻势。 首先谈谈这场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的空中绞杀战。 实际上，美军这种战术早有前例可循。 二战期间，美军曾对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后勤补给线发起过一次战略性空袭。意大利北部多山，交通线一旦中断，修复起来极为艰难。此次空袭给驻意大利的德军造成了严重打击，有效阻碍了德军对意大利的掌控和支援。 美军此次的战术是，在朝鲜北部划定一个重点打击区域（北纬38度15分至39度15分），并通过大规模的空中火力对该区域进行持续的轰炸，主要目标是志愿军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系统。 李奇微在制定计划时说道：“我们要用空中轰炸这根绳子，慢慢地把中国巨人勒死。” 美国人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极度的自信，甚至在绞杀战刚刚开始时，远东空军第五航空队司令埃佛勒斯特中将，便自信满满地对记者们表示：“如果我们对铁路实施全面的阻滞突击，就能削弱敌人到如此程度，使得第八集团军能够通过一次地面攻势将其击溃，或者迫使敌人主动将部队撤退到满洲境内附近，从而缩短其补给线。” 洪学智在回忆起当时的心境时，用了十二个字：“日不能安，夜不能寐，心急如焚！”作为志愿军的后勤司令员，他肩负着确保近百万大军粮草充足、弹药充沛的重任，可想而知他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见到疲惫不堪、脸色青黄的洪学智，对他说：“洪大个子，敌人打算把战争转移到我们后方了。这将是一场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前线由我负责，后方则是你的职责。你一定要全力以赴打赢这场战役，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洪学智奉命离开。 根据当时美军情报部门的分析，在前线战区，中朝部队共拥有60个战斗师，每个师每天需要的补给量为40吨。由此推算，中国的后勤部队每天至少要运输2400吨的物资。如果每辆卡车的载重量为4吨，那么一天的补给就需要600辆卡车来运输。 考虑到从鸭绿江到志愿军前线往返需要10天，整个运输任务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才能完成。而如果使用火车，每天则至少需要120节车皮才能将物资运至前线。因此，一旦公路和铁路线被切断，中朝前线的军队将陷入混乱，无需交战。 为了实现战役目标，李奇微对责任区进行了细致划分，将之前确定的重点攻击区域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交由三支不同的部队负责，这三支部队是美空军第五航空队、美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队和第77特混舰队。 在重点轰炸区域，平均每天出动5至6批次，每批次由60至100架飞机组成的大编队，集中对目标进行投弹。在一条长达73公里的铁路上，美军共投下了枚炸弹，平均每隔不到2米就有一枚炸弹。 尽管如此，美国人仍觉得不够，他们还在投掷的炸弹中掺入了大量定时炸弹，这些炸弹在落地时不会立即爆炸，而是在志愿军后勤保障部队修路时突然引爆，这样不仅破坏了道路，还对人员造成了伤害。 截至8月底，重点攻击区域内的所有铁路和桥梁均已瘫痪，无一能够通行。部分前线的志愿军甚至连续半个月无法获得粮食供应，只能依靠挖野菜充饥，出现了粮食断供的情况。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再次发起夏季攻势，局势已经变得异常紧迫。 1951年9月，美军海空力量共出动飞机3027架次，10月增至4128架次，11月更是飙升至8343架次。 美军炸毁后由志愿军修复的桥梁多达190座次，之后这些桥梁再度遭到破坏，又再次被修复。同样，铁路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先后被破坏并修复的地点超过4000处。 在此期间，大量物资在途中被炸毁，而前线部队的必需品中，仅有一小部分能够顺利运达，远远不足所需的四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粮食断绝，甚至连弹药也无法送达。前线地面部队在抵抗美军夏季攻势时，曾出现过用石头抵御敌军的情况。 朝鲜战争发展到现在，已演变为一场后勤对抗的战争。这种局面不同于三大战役时百万群众推车运送物资的情况，志愿军面临了全新的挑战。为了突破李奇微的防线，洪学智采取了四种策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第15章 绞杀与反绞杀战 1951年7月。 北朝鲜爆发了40年未遇的特大洪水，铁路和公路桥梁，大多都被冲毁，交通阻断，北朝鲜主要江河上的铁路桥梁毁坏94座，中断运输最久的竟达一个半月，公路桥梁也被冲毁了50%，志愿军后勤物资集散地的三登地区一片洪水汪洋。 这不仅仅给朝鲜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灾难，更不好的是，也给前方作战的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了巨大困难。 这时候，第五次战役已结束快一个月了。 敌我双方对峙在三八线上，战局已经慢慢的趋于稳定，停战谈判也已经开始。 美国所谓的停战谈判，实际是因为在战场上占不到便宜、打不下去了的时候，才被迫进行的。只要稍有机会，立即就会露出狰狞面孔，翻脸不认人。 李奇徽对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说道: “在两军停战谈判、战线稳定的这个阶段，我们再去使用空中力量支援地面部队，去反复攻击前沿敌军，这绝对是对我们巨大空中威力的浪费。” 李奇徽认为，应该趁着洪水泛滥，中朝军队的后方道路运输不畅之际，集中美国空中力量，对志愿军后方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彻底瘫痪志愿军的交通线。以使志愿军的前线军队陷入无粮无弹的困境中。 “我们的优势是在空中，敌人的优势在地面，我们要善于运用空中力量这把刀，去切断他们的交通，割断他们的咽喉。” 孙子曰：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自古以来，打仗拼的就是后勤。 如果后勤交通被截断，什么强军都会崩溃。不得不说，李奇徽真一位是具有敏锐战场嗅觉的将领。 用空中轰炸对手的后勤交通体系，美国在二战时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44年3月，盟国空军对意大利境内的铁路线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空中打击战役，号称为“绞杀战”，最终成功的瘫痪了德军的交通。 而朝鲜半岛的地形，和意大利非常类似，所以美军把即将发起的空中打击行动，很得意的也称之为“绞杀战”，他们把朝鲜半岛看做昔日的亚平宁半岛，要在这里重演美军的辉煌。 范佛里特很赞同李奇徽的提议，他附和说道:“对，我们就是要从空中绞死敌人！” 美军不顾正在进行中的和平谈判，调集了70%的空中力量，悍然发动“绞杀战”。 “绞杀战”的具体战法，是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定一个阻滞地区，以绝大部分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进行长时间毁灭性的轰炸，用以切断志愿军后方交通线，阻滞我军前后方联系，窒息我军作战力量。 所以，“绞杀战”又称为“阻隔战”、“窒息战”。 为实施“绞杀战”计划，美国远东空军研究了中朝军队的后勤系统，认为在北朝鲜没有支援战争的重要工业，其主要作战物资均来自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苏联的西伯利亚。 美军估计，在朝鲜沙里院一线以南的战区内，中朝军队驻有60个师、每师每天至少需要40吨补给品才能维持有限的战斗，因此每天就必须运送到沙里院一线以南2400吨补给品。 这些补给品主要靠卡车和火车运输，每辆卡车载重量为2吨，运送一天所需的补给品即需1200辆卡车。卡车从鸭绿江到前线往返一趟需10天，按5天计算，大约需要6000辆卡车。 而使用火车比使用卡车经济的多，火车每节车箱载重量为20吨，每天只需120节车厢就能运送所需的补给品了。 所以美军断定“北朝鲜的铁路运输系统对中朝军队，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决定对北朝鲜铁路线实施“全面的空中封锁战役”。 1951年下半年，驻扎在朝鲜的美军航空部队每日平均出动超过900架次，其中90%的力量专注于打击中朝军队后方的运输线。 美国远东空军对铁路实施攻击有三种方式：炸断铁路桥梁、摧毁铁路车辆、破坏铁轨和路基。 美军计划在朝鲜半岛选定宽度为纬度一度（北纬38度15分到北纬39度15分）的一个地带，将南北交通干线七条主要运输线分为三个责任区，分别由第5航空队、海军陆战队第1航空队和第77特混舰队进行轰炸。 准备“摧毁各条线路上的每一辆卡车和每一座桥梁”，“瘫痪39度线上各铁路运输终点站和前线之间地区内敌人运输”，使之“经常处于不能使用的状态”。 美军出动第5航空队所属各战斗轰炸机联队封锁朝鲜西北部的铁路线；远东轰炸机指挥部的b-29型飞机轰炸平壤、新安州、顺川等地的重要铁路桥梁；海军第77特混舰队3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飞机攻击东北海岸的铁路线。 美国空军的飞行员许多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过上千个小时的，飞行技术很好。而且有空战经验，经常进行超低空飞行，十分狂妄。美军以平均每天32架到64架的飞行大编队出动数次，不分昼夜地轰炸志愿军后方铁路、公路、桥梁和人员、物资、车辆。 开始是反复轰炸清川江、肃川江、秃鲁江、德池江、沸流江上未被洪水破坏和正在抢修的铁路桥梁，接着又逐个逐段地轰炸当时还在通车的新安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区的铁路和桥梁。到了8月底，能通车的铁路桥梁仅有几个地段约150公里。 到了8月底，我军前方部队发生了粮荒，许多二线部队已经靠野菜充饥了。 同时，美军对我交通线上运输车辆的针对性轰炸破坏，也逐日增加。 白天，成群结队的战斗轰炸机像蝗虫群一样盘旋在公路上空，搜索寻找我车辆物资掩蔽部，对一切所能发现的车辆与人员进行扫射。并在重要桥梁和路段上投掷了大量的定时炸弹和一触即发的“蝴蝶弹”。 夜间，美军出动轻型轰炸机分区在交通线上空搜索，投掷照明弹，对每一个目标进行跟踪追击。 美军扬言，要“摧毁北朝鲜所有的铁路公路交通”，和“每一段交通线上的每一辆卡车与每一座桥梁”。 当时，美军的作战飞机有以南朝鲜为基地、日本本土和冲绳为基地的战斗轰炸机、轻型轰炸机、截击机、战略轰炸机、舰载航空兵和空运师的各种类型飞机1700余架。 其中包括美军当时最先进的f-86型喷气式战斗机和可装载千磅炸弹的b-26、b-29型战略轰炸机。美军动用了其空中力量的80%，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几乎全部执行这一任务。 b-29重型轰炸机是袭击志愿军交通线最主要的空中力量。 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堪称螺旋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战略轰炸机。其强大的作战能力令人惊叹，翼展达到43米，单架载弹量超过9吨，最大航程超过5600公里，飞行速度可达574公里每小时，毫无疑问是空中霸主。 一架b-29可以投掷足以摧毁整支车队的炸弹，其重型航空炸弹单枚重量接近一吨，能够炸出直径12米、深5米的巨大弹坑。 在轰炸志愿军的交通线，特别是大桥和隧道时，美军还使用了重达5.6吨的“橱柜”式巨型炸弹。二战期间，英军轰炸机曾投下一枚“橱柜”，直接摧毁了法国西海岸的一条隧道，事后德军仅清理碎石就耗费了整整三个星期！ 此外，美军还广泛运用了b-26“劫掠者”轰炸机来袭击仓库、桥梁等小型目标，同时使用f-80“流星”喷气式战斗机（世界上首款喷气式战斗机）对志愿军的车队、火车头以及高射炮阵地进行扫射和轰炸。 9月至11月，美国空军对朝鲜北方铁路的轰炸破坏力度逐渐加剧。 据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统计，美国空军9月出动飞机3027架次，破坏铁路（包括车站）648处次，破坏桥梁57座次；10月出动飞机4128架次，破坏铁路1336处次，破坏桥梁77座次。 必须将那些肆无忌惮的美国飞机击落！ 为了与敌空军争夺制空权，1951年9月至12月志愿军反“绞杀战”全面展开，志愿军空军奉命担负保护平壤以北主要交通线。 9月下旬开始采取轮换作战的方针，陆续投入作战。 到12月底，共出动五个师飞机3526架次，击落敌机70架、击伤25架。 志愿军空军积极作战，同敌人空军展开争夺局部地区制空权的战斗，很快迫使美国空军战斗轰炸机的活动空域缩小至清川江以南，b-29战略轰炸机从10月起转入夜间活动。 在高射炮兵配合下，志愿军空军夺取了清川江以北一定空域的制空权，这一地区被美国人称为“米格走廊”。 在洪学智的指挥下，还组织起分布在朝鲜各战场的高射炮兵部队，全力以赴保护后勤线。 洪学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一生战功赫赫。 他1913年2月2日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汤家汇（今属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3月在本县参加游击队，5月参加商南起义，加入了共产党。 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洪学智历任排长、连长、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 1938年起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团长，后在苏北历任抗大第5分校副校长，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副师长。 部队进军东北后，任黑龙江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 1950年参与指挥海南岛登陆战役和解放万山群岛之战，10月参加抗美援朝。原曾考虑让他做军事指挥工作，最初是主管志愿军司令部各项工作，最后，志司将志愿军后勤的重担，压到了洪学智的肩上。 洪学智接受如此重要的任务后，在成川香枫山“志后”司令部，组织起来反“绞杀战”的复杂工作。 这是志愿军的后方铁道部队、工程部队、运输部队、公安部队、高射炮兵、航空兵和兵站仓库、医院诸兵种联合作战，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打的一场大规模的后方反“空中封锁”战役，是一场大规模的空袭与反空袭战争，一场现代立体战争。 现代战争的后勤工作非常复杂，志愿军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具有空中优势、掌握制空权的美军，反空袭的斗争，是保障我军运输不中断的重心。 当时志愿军防空作战能力比较弱，在这种情况下，突破敌人空中封锁、保障物资弹药及时运往前线，就成为决战是否取胜的焦点。 关键的交通枢纽、渡口、敌机封锁地带，哪里是关键，洪学智就出现在哪里。他经常到“三角地区”（清川江至大同江之间的铁路、公路交通枢纽）、元山敌机封锁线、物开里、沙里院等敌军重点空中封锁点去现场督战，指挥部队防空、抢运和抢修关键设施。 其他志愿军后勤系统的首长也都在现场指挥，组织运输和指挥抢修铁路桥梁。铁道兵第1师第1桥梁团抢修满浦线东清川江大桥3号桥墩时，铁道兵副司令员李寿轩，就亲自在现场指挥。 全国解放时，中国军队仅有8个高炮团，这些高炮团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的陈旧炮械。当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时，只有一个高炮团配备了36门日制七五高炮，随军入朝作战，不得不留出12门高炮来保护鸭绿江渡口。 初期入朝的六个军队，每个军队仅配备了18挺高射机枪用于防空。在这种情况下，几十万志愿军只能依靠这24门老旧的高炮和一百多挺高射机枪来对抗上千架美军战机，惨状可想而知。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国的地面防空部队迅速扩充壮大。 1951年春，志愿军拥有4个高炮师，每个军和每个地面炮兵也编有一个高炮营。后来，国内空军所属的部分高炮部队也入朝参战。由后勤司令部直接指挥的高射炮兵部队，包括4个团和25个营，主要负责保护铁路桥梁和仓库区域。 为了确保夜间行车的安全，志愿军还对后方运输线的防空哨所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在32条共2500多公里的公路上，部署了名兵力，设置了1300个对空监视哨，有效保障了汽车部队的安全运输，使得汽车损坏率在1952年第一季度降至2.3%，第二季度进一步降至1.7%。 于是，志愿军高炮部队与美军飞机之间的激烈战斗展开了。新成立的中国高炮部队装备简陋，人员不足，且战士们缺乏实战经验，许多人在仅有的20多天训练后便被派往朝鲜战场。 美国飞行员们很快意识到，朝鲜的天空不再是他们可以随意驰骋的地方，四处弥漫着高射炮弹爆炸时飞散的致命碎片，和腾起的灰黑色烟团。 高射炮炮位上的座椅全是铁制的，坐上去感觉像坐在冰冷的铁块上，没过多久，屁股就被冻得麻木不已。然而，战士们却片刻不能离开，因为敌机随时会窜来，战士们一旦离开，敌机来了就来不及还击。 时间久了，大家的脚都长了冻疮，肿得像馒头，连布鞋都穿不进去。有一名一炮手，脚底板溃烂，流着黄水，无法踩下底盘，导致二炮手无法发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找来一根木棍绑在腿上，把棍子的下端顶在底盘上，开炮时一边用脚向下踩，一边用手握住木棍向下压。这样双管齐下，底盘就能踩下去，让二炮手顺利发射炮弹。 高炮部队的条件实在是太苦了，但他们一心想狠狠打击入侵的豺狼，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与敌偕亡的狠劲，打得飞行时间平均超过1000小时，作战经验丰富的美军飞行员鼻青脸肿，找不着北。 高炮部队的作战绝对超出了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极限，因为敌机可以随时移动，向高炮阵地发起凶狠突击，而高炮一旦部署好了就无法移动，成了活靶子。 战斗机的机炮射速极快，一片弹片便足以将人拦腰斩断。汽油弹投下后，爆炸瞬间血肉四散，甚至连完整的尸体都难以找到。 面对如雨点般射来的机炮炮火，战友们在身旁接连倒下，血浆飞溅，几乎无人能不心生恐惧、呼喊逃命。然而，志愿军战士却毫无畏惧，镇定自若地操纵着沉重的苏制37式高射炮，与呼啸而至的美军战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到1952年，中国高炮部队每个月平均击落60架美军飞机。夜间防空部队则用无数探照灯的光束交错照射天空，强烈的灯光常常让美军飞行员感到头晕目眩，甚至产生错觉。有四架b-29重型轰炸机虽然没有被击落，却在这种光照下失控坠落了！ 1951年6月9日，25岁的高射炮兵刘四在美军空袭黄江大桥时，面对全班战友全部牺牲或受伤的惨烈局面，他毅然奋勇作战，独自操控高射炮。在1000米内，他精准点射，成功击落一架美军战机，因而荣立一等功。 志愿军高炮独立31营3连，刘四所在的部队，后来荣获了“一等功臣连”的称号。在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仅刘四所在的3班那门高炮便击落了12架敌机，击伤16架。全连72名战士中，有35人负伤或牺牲。 1952年5月8日，洪学智来到楠亭里仓库视察时，正好赶上敌机对楠亭里库区发动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袭。美军派出上百架飞机，对志愿军的楠亭里仓库展开猛烈轰炸。 负责守卫仓库的志愿军高炮独立24营，依靠装备的12门高炮和16挺高射机枪，与数量如蝗虫般密集的敌机展开了长达13个小时的激烈对抗。 即使是久经沙场的洪学智，在山坡上的隐蔽棚内目睹这一场景时，也感到血脉贲张。他全程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战斗，看到英勇的高炮战士在敌机如蝗群般的轰炸下，顽强奋战，奋勇还击。 美国的重磅炸弹一批批尖啸着，掀起了高炮阵地周围冲天的烟柱；一排排高射炮弹怒吼着，在美军飞机周围炸开，形成密集的火网。高机连的四挺机枪也不甘示弱，清脆的啸叫声不停回响，喷出的致命火舌凶狠地扑向俯冲而来的敌机。正在观战的朝鲜百姓不仅欢呼雀跃，激动得跳了起来，还冒着生命危险，不断地奔上山为高炮营运送炮弹！ 这是一场极为悬殊的战斗，即使算上所有高炮和机枪，每门高炮或机枪也要同时应对四架敌机，而敌机只需一发机炮就能摧毁一门高射炮。 在战斗中，第24营的战士们面对如雨点般密集的炮火与炸弹，表现出无比的冷静与坚定，无畏牺牲。在全营伤亡67人、战损超过30%的情况下，他们顽强地抵御住了美军多达400架次飞机的猛烈轰炸，成功击落敌机7架，击伤18架。 楠亭里的仓库得以保全，数万志愿军的弹药、粮食和被服也得以保存。然而，一批批中国高炮战士倒在了炮位上，一批批朝鲜百姓在运送炮弹的路途中也相继牺牲。 敌机接连在空中被炸成粉碎，更多的敌机带着浓烟火光拼命向南逃窜。那些侥幸跳伞逃生的美国飞行员，在空中摇摇晃晃，随着风势飘荡…… 经过连续十二小时的激烈战斗，美国远东空军终于不堪重负，被迫撤离战场。而一个中国高炮营，竟然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互有攻防！ 这是中国高炮部队在朝鲜战场上打得最为出色、最为英勇的一次战斗，而这支英雄部队的番号正是高炮24营。 提到防空作战，其实并不只是简单地用炮打飞机，其中蕴含了许多技巧和诀窍。 例如：当时美军由于缺乏有效的夜视设备，为了提升轰炸的精准度，他们常常选择在月圆之夜进行大规模出击；并且为了保证任务结束后能得到足够的休息，他们通常会在夜晚的22:00到24:00之间抵达战场。 志愿军的高炮部队察觉到这一规律，便在该时段全员待命，集中火力打击敌机。 再比如，除了对重点目标进行重点防护外，志愿军高炮部队还采取了伏击战术。他们在美军飞机经常飞越的区域埋伏，并且每次攻击后迅速转移阵地，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也取得了显着的效果。 同时，志愿军还发动朝鲜广大群众开展打飞机运动，怎样运用现有装备以劣胜优，想出来各种办法。比如设置假目标，引诱敌机低飞进入我军轻武器射程内，同样能打掉敌机。有一个汽车司机就用4发步枪子弹，打掉了一架飞机。 在新幕附近，志愿军一个连队开军事民主会，大家出主意研究怎样打飞机。一位老炊事员提出一个办法，叫“兔子蹬鹰”。即有意识的设置假目标，使敌机真假难辨，诱敌机上当。 战士们在山谷中的公路上用木头、树枝做成假大炮、汽车，上面盖上树叶，看上去似乎是伪装，沿公路一排排立着。敌机果然以为是志愿军向前机动的炮兵部队，一架接着一架俯冲下来，超低空飞行扫射。 这个时候，志愿军埋伏在山顶上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当即打落一架敌机。战士们都高兴地说，这是防空作战中“诱敌深入”的战法。 物开里是重要交通枢纽，敌人的“绞杀战”开始后，敌机天天到这里轰炸。志愿军掌握了敌机的活动规律情况后，在夜晚秘密把一个高炮营调了过去，有12门高炮和4挺高射机枪。 一天，敌军4架f-86战斗机r来轰炸了，敌机向低空俯冲下来。高炮营高射炮突然一起开火，当场将4架敌机全部击落，并在物开里西侧唐仁里南山坡抓到一名美军飞机驾驶员。 志愿军高炮部队采取各种战术打击敌机，特别是设假目标做诱饵引敌机进入埋伏圈集中火力打击战术，非常有效。 这个时期，志愿军高炮部队每月击落的敌机提高到60架左右，其中多为游击炮所击落。在固定阵地上击落一架飞机平均要消耗2000多发炮弹，游动作战击落一架敌机则平均只消耗300发炮弹。 绞杀战期间，志愿军后方高射炮部队共击落敌机236架，击伤847架，探照灯部队还照落敌机4架，其战绩远远超过了同期志愿军空军的成果。 志愿军高炮部队的积极作战，在保卫后方交通线、粉碎敌军“绞杀战”中立了大功。 美空军对志愿军实施的“绞杀战”，既没有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后方运输线瘫痪，也未能迫使中朝方面在停战谈判中屈服。 1952年5月31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会上亲口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美国远东空军在对他们的“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也承认：“由于共产党后勤系统的灵活，绞杀作战未获成就”。 30年后，美国一位学者发表文章，说他希望有机会见一见志愿军指挥反“绞杀战”创造世界军事史奇迹的将军洪学智。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引起了美国军事学术界的极大重视。 第16章 专业的排弹部队 在“绞杀战”中，为了摧毁志愿军的运输线，美军想尽了各种办法，可以说，美国炸弹厂的工程师真是挖空心思，各种缺德的歪点子层出不穷。 美军为了达到完全封锁志愿军后方补给线的目的，大量投掷航空炸弹，可是飞机的滞空时间非常有限，飞机走后怎么办？ 美国人开始增加投放大量能够钻入地下几米深的定时炸弹，让这些炸弹错开时间爆炸。其炸弹的引信故意设置成延时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天不等，给志愿军的抢修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这种设置不仅对我们的后方运输线构成了持续威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战士从未见过这种炸弹，也没有接触过暴露在外的电线和时钟。而且这些炸弹的体积庞大，几百公斤的弹体，能把人吓个半死。而且拆除炸弹时需要处理的爆炸引信极为敏感。 炸弹从几千米高空投下，往往会导致引信产生裂纹、弯曲或变形，大幅增加了拆除的危险。所以说拆几千米扔下来的几百公斤的航空炸弹，和电影里的几公斤的手工炸弹危险性根本无法相比。 美军投下的不仅仅是直接杀伤的凝固汽油弹和航弹，还有各种类型的炸弹。 有些炸弹装有重力感应装置，一旦车辆碾压或排雷人员触碰就会引爆。这种炸弹的装药量通常不大，爆炸时往往只会炸断人的一只手或一条腿，虽然不至于致命，但伤员既不能继续作战，又需要他人照顾，还要消耗粮食，反而加重了志愿军的负担。 有些定时炸弹则设置了三个引信，其感应机制是，只要拆除其中任意一个就会引发爆炸。也就是说，除非能够同时拆除所有引信，否则无论拆除哪一个都会引爆。 最臭名昭着的是m83蝴蝶弹。一般都装在m15a2 子母弹箱内构成子母弹，24枚一组，不仅可以定时，还能够反排爆，也就是一排弹就炸。之所以带“蝴蝶”两字，是因为其外形有两片翅膀一样的金属夹片，从飞机上掉下来时，类似飞动的蝴蝶。 “m83蝴蝶弹”是美军专为攻击我军后勤人员和平民设计的一种集束炸弹。其总重1.73千克，战斗部内装有0.23千克的tnt炸药。 空投后，随着下落速度减缓，战斗部的保险会自动解除，外壳在空气阻力作用下展开，旋转翼随之弹出，稳定弹体，使其进入战斗状态。落地后，这些弹体常挂在树枝、屋角等处，成为极为敏感的触发地雷。一旦有人或车辆经过，便会感应起爆，杀伤半径可达60米，甚至有能力穿透坦克的装甲。苏联人将其称为“莫洛托夫兰”。 m83的引信机械延时及反排爆时间在出厂时已设定，可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引信，以满足特定的延时和反排爆需求。 安装了延时引信的m83，依照不同的保险间隔，有些会在20分钟后爆炸，有些是半小时或一小时。这种逐次引爆的方式，不仅妨碍救援行动，还对志愿军轰炸后进行的抢修工作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绞杀战期间，美军在朝鲜战场投下了超过四万枚m83型蝴蝶炸弹！ 铁蒺藜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军队作战的铁质尖刺障碍物，撒布在地面上以阻碍敌军行动。在古代战争中，它常被用于迟滞敌人的进攻。 在二战末期，美军进攻冲绳岛时，日军曾经使用铁蒺藜对付美军车辆，给美军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美军也将日军在冲绳岛使用的铁蒺藜（又称三角钉）空投到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上，给志愿军的车辆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夜间行车时，志愿军司机稍有不慎，车轮就可能被轧破爆胎。要知道，当时天然橡胶正是以美英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的重要物资之一。 那么，志愿军是如何突破敌人的空中封锁，化解“蝴蝶弹”和三角钉对后勤补给线构成的威胁呢？为此，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推行了一种类似“分片包干”的管理制度。 为确保公路运输的安全顺利进行，志愿军在主要公路干线上布设了对空监视哨，平均每隔两公里设置一个哨位。 这些哨位不仅负责在美军飞机进入空域时鸣枪警报，还承担防范敌特、引导车辆隐蔽、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清除美机投下的定时炸弹、“蝴蝶弹”和三角钉等任务。 对付三角钉的方式是，当敌机飞过后，志愿军战士和朝鲜百姓迅速拿起大扫帚开始清扫。敌人扔多少，他们就扫多少。 随后，战士们将这些三角钉收集起来，一部分被投放到阵地前沿，作为防止敌人偷袭的障碍物，另一部分则带回屋里，当作蜡烛台使用，效果非常好。 对付“蝴蝶弹”，起初，战士们发现“蝴蝶弹”在空中乱飞，就在远处用步枪打，但是效果很不理想，仍然撒的满地都是。 后来，战士们想了个简单的办法，用敌人丢弃的电话线，几根连接在一起，结成网，两边拉直，间隔60-100米，两个人拉着在公路两边飞跑。这样，这些“蝴蝶弹”就噼噼啪啪的爆炸起来，像放鞭炮一样，非常热闹。 这些措施实施后，大大减少了汽车损失，提高了公路使用效率。汽车每季度损失率由入朝初期的近50％，到1952年第一季度已降至6％。 排除这些炸弹的任务是志愿军第23兵团。 该兵团的前身是北平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军队，兵团司令依然是由当时起义的国民党将领董其武担任。接受任务时，董其武表态：他会带领部队筑起一条炸不毁的钢铁运输线。 他们的职责主要是排除美军投下的定时炸弹，并负责空袭预警。这项任务极其艰巨，后来统计的伤亡数据显示，他们的伤亡率，尤其是致残率，远远高于前线作战部队。 在朝鲜后方的“钢铁运输线”上，我们还设有专门负责排除炸弹的部队。其中，郭金升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日夜奋战在铁路线上，凭借无畏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多次化解了死亡的威胁。 起初，为了消除这些定时炸弹的威胁，通常采用绳索拖离的方式，将炸弹拉至空旷地带进行引爆。然而，这种方法风险极高，有时在捆绑炸弹时便可能引发爆炸。 郭金升善于思考，工作之余便开始研究这些定时炸弹。 他眼光狠狠地盯着插在路基旁的两个绿油油的定时炸弹，默默地沉思。几天来，定时炸弹这个可恶的名字，毒蛇一般地咬着铁道兵的心。 前些日子，大队政委说：美军为了挽救军事上的失败，又叫嚣什么“绞杀战”，对我铁路大量投掷定时炸弹，企图断绝志愿军补给线，使我前线部队陷于弹尽粮绝的境地。 中朝铁道部队为了保证前线的胜利，在敌人重点轰炸区展开了抢修抢运的斗争。“白天无铁路，夜晚要通车”——这是当时朝鲜铁路线上与敌人斗争的残酷现实。 然而，定时炸弹一直是铁道抢修部队的凶恶敌人，它给予铁路线的威胁一天比一天大，军民为它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这一天，在刚被轰炸过的线路上，定时炸弹又出现在路基旁。郭金升想起以前的惨痛情景——第一中队的同志们，在拉定时炸弹的时候，炸弹突然爆炸，十几个人有的牺牲，有的负了重伤。 “我去拉掉它！” 36岁的郭金升走出队伍，站在分队长面前。 这是1952年2月里的一个清晨，雪花在他黄绿色的军装上，浅浅蒙上了一层，他像战士请求战斗任务那样，等待着分队长的指令。 “我也知道太冒险，”郭金升看出了分队长的心情，一边解释，一边用手指了指远处冒着白烟的山洞口：“可是，到晚上，列车要从这里通过，前方正需要弹药和粮食……” “是啊，现在正是军事运输紧急时期，保证运输畅通是我们铁道兵的职责。不过，对付定时炸弹我们还没有经验，需要特别慎重啊！” “报告分队长！”郭金升又上前一步：“只要动作快，就会减少危险，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就在郭金升向分队长请求的同时，又有十几个同志走出了队伍，希望一同行动。 分队长的眼睛离开了定时炸弹，扫视着战士们沉静严肃的脸庞，向站在最前头的郭金升点了点头，信任而又不忍心地说： “好，你先去把它拴好吧，千万小心！” 郭金升得令后，立刻拿起木杠、粗铁丝向定时始弹大步走去。 十步、二十步……和定时炸弹的距离在一步一步的缩短，他全身的肌肉也在一点一点的紧绷。他的脚步急速又沉稳地在雪地上走着，眼睛却在小心仔细窥测着定时炸弹的动静。 郭金升匍匐着身体，精细而敏捷地在定时炸弹周围察看了一下，然后蹲起身子，一条腿跪在雪地里，把铁丝牢牢捆在定时炸弹的弹体上，整个动作时间不到5分钟。 郭金升绑好了定时炸弹，分队长便带着战士们，一拥上前，拉起长长的绳索，向荒野里跑去，刚走出不远，这个胖乎乎的绿玩意，卡在一个被雪覆盖的弹坑里，拖不动了，而此时它离开路基只有几十公尺，不能放在这里！ 郭金升一斜身跪在雪地上，两只手伸在定时炸弹下面，拼着全力往上推。分队长在他对面，一只脚蹬着坑沿，尽力往上扒。但是，这胖家伙却像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 “时间不短了，万一响了……”念头在郭金升的脑子里飞速闪过，头上的汗又冒出来，旋即结成了冰珠。他伸手抓起一根木杠，插进弹体下面，猛力往上一撬，大喊一声：“拉！”定时炸弹蹭的一下，被从坑里拽了出来，战士们又牵着它向远离路基的荒野里跑去。 大家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两颗定时炸弹拉到了远离铁路的荒野中。 晚上，郭金升倒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的心仍像悬在空中一样。一合上眼，白天拉弹的事和一中队牺牲、负伤的人影便闯进脑海。他问自己：难道每次都要用生命同炸弹来拼吗？ “不能老是这样啊，得想个法子治服它。” 他思索着定时炸弹的构造。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做了许多假想：它发火有一定的时间，会不会像闹钟上的铃铛，有个特殊的装置呢？这特殊的装置，会不会和螺丝一样，一拧就下来？ 郭金升随着部队，冒着敌机轰炸、扫射，整整抢修了两天的线路。虽然工作紧张，但他却没有丢掉拆卸定时炸弹的念头。 第三天下午，线路修好了，大家就地休息的时候，郭金升趁机向上级提出了拆卸定时炸弹的要求。他向领导讲述了那天晚上的思考，并提出许多观点。 几位领导经过慎重考虑，答应他先去作试试。 郭金升得到批准，兴奋又忐忑地向躺在荒野里的那两颗丢掉的定时炸弹走去。 郭金升谨慎地把定时炸弹看了一遍，又仔细检查了定时炸弹的引信。他发现引信安装处，有一条细微的缝隙，周围并没有焊接或钉的痕迹。这证明他的设想是正确的，更加坚定了拆卸的信心。 于是，他一条腿跪在地下，一条腿顶着定时炸弹，用手抓住了引信。当出汗的大手接触到凉冰冰的引信时，一股冷气由手心嗖的一下，直透郭金升心底：“会不会一动就响啊！” 这个念头就被他自己驳倒了：“如果一动就响，美国人怎么能装上呢！” 他抓住引信就拧，却拧不动。 “难道不是螺丝扣的吗？”他仔细看了一下，断定不是用别的方法装上的。 凑近再看，发现了秘密：原来，弹尾引信的反拆卸钢珠被外套管的螺丝卡住了。郭金升拿起一块石头，照弹尾引信的外套管小心地砸了几下。 外套管连同弹尾引信有些活动了，他又用手拧，引信外套管随着他飞快转动，渐渐松动，离开了弹体。 成了！ 接着，他又如法炮制，卸开了第二颗。郭金升成功了，他顺利拆除了两颗定时炸弹！ 郭金升终于揭开了定时炸弹的秘密，掌握了炸弹技术！ 陈指导员激动万分，紧紧握住郭金升的手，大喊道：“老郭，你开辟了破定时弹的道路！” 陈指导员第一时间将郭金升能拆除美军定时炸弹的消息上报给了铁道工程总队。 “郭金升卸开了定时炸弹！”这消息像捷报一样，很快在部队中传开了。 通过反复的观察与琢磨，他对这些炸弹的起爆原理逐渐有了初步了解，并掌握了拆除的技术。以定时炸弹为例，这类炸弹通常装有防拆的钢珠，首先需要将钢珠卸下，接着再拧下引信。失去引信后，炸弹就变成了哑弹。 此后，郭金升还摸索出了拆除凝固汽油弹、航空炸弹和地雷等美军多种炸弹的技巧。 自1952年春季起，他在一年内成功拆除了50多种类型的炸弹，总计1129枚。这其中包括386枚各类重量的大型定时炸弹和743枚小型炸弹（包括蝴蝶弹）。从这些拆除的炸弹引信中，他共取出了27吨高性能炸药。 原本志愿军平均每拆两枚炸弹就会牺牲一名排弹手，郭金升等于一人挽救了300名志愿军战士的生命。拆除后的炸药，全部被志愿军用来开山碎石，修复被美军炸毁的公路。 上级特别重视郭金升的经验，称赞他是“排弹能手”，还把他调出原单位，让他专门做排除定时炸弹的工作，并且特地派了两个技术人具，帮助他研究定时炸弹的性能和原理。 从此以后，郭金升常常出现在铁道上、公路上、隧道口和大桥边。凡是见到郭金升的战士，都尊敬地称他为“卸弹大王”。哪里有定时炸弹，就打电话找他去排除。 郭金升还将教会了许多战友排爆技术。志愿军铁道兵成立了拆卸定时炸弹训练班，他担任教员，把自己的经验和作法介绍给大家。200多个学员经过短时间的学习训练，投入到了大范围的排弹工作中。 郭金升将自己摸索出的这些方法在志愿军中广泛推广，培养了200多位拆弹高手。这些人被派往或调入工程总队其他分队，以及志愿军铁道兵部队，涌现出大批“郭金升式”的拆弹英雄。英雄的战士散布于各地，哪里出现定时炸弹，哪里就有人排除。 郭金升和他的战友们在没有精致的防护服、没有精细的探测仪、没有先进的拆弹工具没有更多的保护措施下，冒着生命危险，戴着口罩，拿着简单的工具，顶着敌人盘旋的飞机，昼夜不停，穿梭在各个战场，直接在战场上紧急作业。 其中，他的大徒弟陈璞独自拆除了116颗定时炸弹，荣获一等功。 1952年6月，郭金升被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特等功臣称号，并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授予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郭金升是铁道工程队唯一的特等功臣！ 当年9月，铁道工程总队召开第一届庆功大会。 郭金升被战友们选为国庆观礼代表，归国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和人民的表彰。 1970年3月23日，陕西咸阳市，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分区工会副主席郭金升逝世，终年54岁。几个月后，他被有关部门追认为革命烈士。 第17章 一条钢铁运输线 “志后”还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把整个战区后方建设成统一的四通八达、坚不可摧的兵站运输网。这一后勤体系，在朝鲜战场上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1951年，刚进入阵地相持，两个月内连降暴雨，北朝鲜40年未遇的特大山洪也来了，江河水位一夜间暴涨3-11米不等，我方纵深地域内，铁路、公路、桥梁大部毁断，兵站、仓库、物资集散地损失严重，大量物资不是被冲走就是浸泡在水中，一线部队平均只有一个星期的存粮，许多阵地已经开始挖野菜了。 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第一次停战谈判，本来就谈不拢，7月下旬洪水一来，美方就不谈了，李奇微命令对北朝鲜实施“空中封锁交通线”攻势，出动海空军战机，对朝鲜北部的铁路、公路、桥梁实行不间断轰炸。 美军扬言要“发挥空中力量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的效果，来惩罚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摧毁在满洲（指中国东北）边界上的朝鲜这一端的全部国际桥梁”和由边界往南至战线这一区域“所有的交通工具、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直到“战术态势或停火协议使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时”为止。 在孤注一掷心态的驱使下，美军将投入到朝鲜战场的1700余架作战飞机中的80%，都用于实施“绞杀战”。因防空战斗激烈，以至破坏如此之大的1951年朝鲜洪灾，反倒不被经常提起了。 狂轰滥炸之下，志愿军交通线损失惨重，仅头两个月，铁路桥梁被炸掉165座，多数线路中断，后方的重车不能前运，前方的空车不能回送，铁路运力被打掉了一大半。 公路也被炸的弹坑累累大部瘫痪。最要命的是铁路桥，修的速度赶不上炸的速度，其中西清川江、东沸流江、东大同江大桥是运量最大的三个卡脖子地段。美军每天出动约300架次飞机进行轰炸，清川江、大同江、沸流江大桥一时难以修复，许多物资都积压在江岸。 志后司令员洪学智冲到渡口，大叫：”运上去一袋粮食，就是一份光荣！” 桥修不好，但运输不能停，志愿军后勤拼了命：高炮掩护，集中铁路、工兵、装卸、汽车等部队，加上大批朝鲜百姓，在洪水汹涌的几个月里，无数人淋着暴雨顶着弹雨扛大包，把物资从北岸的车皮上卸下，在激流中一船一船摆渡，再搬上南岸装车前运。空中美机昼夜轰炸扫射，后勤部队知道，一步也不能退。 “志后”运输科将之前准备好的预案和方法都拿了出来，分段组织运力，铁路线被炸断的改用汽车，不能用汽车的改用马驮，马驮不了的就用人扛。 4个大站的几千名指战员和5个汽车团的1000多辆汽车，集中到了清川江、大同江、沸流江三江边。指战员们夜以继日，倒运走了西清川江桥头的600余个火车皮的物资、东大同江边的1100余个火车皮的物资，以及东沸流江岸270余个火车皮的物资。这就是“反绞杀战”当中赫赫有名的“倒三江”。 当时，中国唯一的铁道兵部队连同司令部一同迁往朝鲜，直接归属于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管理，番号变更为志愿军铁道兵团。 该兵团在入朝之前增加了5个新兵独立团，总计补充了9000名新兵。结合原有的铁道兵部队以及朝鲜铁道工程旅，志愿军在朝鲜北部铁路线上的抢修力量已经达到7万多人。 1951年9月8日，司令部在安州设立前方指挥部，统一负责指挥铁道兵团各师（团）、工程总队以及朝鲜人民军的各铁道联队。 铁道兵在初期的抢修斗争中，实施了重点抢修的策略，将主要兵力集中在“三角地区”（清川江至大同江之间的铁路、公路交通枢纽）及东、西清川江和东大同江三座桥梁上，这些区域都是前线的关键部位，暂时搁置了平壤至物开里段的抢修工作。 在双方争夺焦点“三角地区”的过程中，志愿军最初派出了一个铁道兵师，而人民军则投入了一个铁道联队。后来志愿军又增派了一个铁道兵团和一个工程总队的大队，同时人民军也增调了一个铁道联队。 高峰时期，中朝两国的铁道兵密度达到了每公里平均244人。 整个朝鲜半岛1200公里的铁路线上，单是志愿军就动用了7万名铁道兵，他们昼夜不停地奋战。此外，志愿军还通过5个新兵独立团的9000名新兵，不断补充铁道兵的力量。 在“倒三江”的军民身边，铁道兵冒着敌机的轰炸反复修复桥梁和铁道。桥梁每天都被敌机炸毁，每晚都会修复通车，铁道兵1师一个连队血战百岭川大桥，连续奋战76个昼夜，抗击美军26次大规模轰炸，全连伤亡99人，仅余40人依然完成了抢修任务。 铁道兵特等功臣郭金升是拆除美军航弹的专家，他独自一人成功排除了603枚美军投下的定时炸弹，所挖出的炸药总重量竟达27吨之多！ 十个师的中国铁道兵和国内入朝的铁道技术人员，共计十九万人，他们不仅展现出无比顽强的战斗意志，还拥有极其聪明的头脑，创造了许多在世界铁路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的伟大成就。 在一座正桥旁边，他们修上几座便桥，炸了这座，那座照用。打到后来，机智的铁道兵们在白天干脆取下z字梁和钢轨等重要部件，美国飞机一看桥是坏的也就懒得再炸了。到了晚上，中国的铁道兵跑出来把钢梁路轨轻轻巧巧一架，满载军火的列车立刻轰鸣着冲上前线。 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史料里都记载了美国空军在这方面受骗的恨事。 最有效的办法还有“片面运输”?“合并运转”?“顶牛过江”?“当当队”?“水下桥”?“爬行桥”?，等等。 北朝鲜铁路基本单轨，美机又普遍轰炸，许多铁路场站不能会车，中国人干脆在可通车的夜晚，所有列车都向同一方向（或北或南）单方面发车，每列车的间隔一般都只有五分钟。这种办法收到让人难以置信的效果，中国军队曾在一条单轨铁路上创造了一夜开往前线四十七列火车的世界纪录，相当于和平时期行车数的二点五倍，这叫“片面运输”?。 为突击抢运，中国人将两组以上的列车连成一组，同时用二三个车头牵引这条远远超过一般列车长度的巨龙。这种办法可以发挥突击抢运的最大效果，这叫“合并运转”?。 那些夜里抢起来的铁路桥承载能力差，经不起车头的重压，中国军队干脆在火车过江时将车头调到列车尾部，用车头顶着较轻的车厢过桥，桥对面再用另一个车头拉走，这叫“顶牛过江”！ 充足的人力，英勇的战斗，再加上片面运输、顶牛过江、合并运转、爬行桥、水下桥等等一系列技术创新，在美军轰炸顶峰的1951年10月7日，“三角形”地区的铁路线竟然奇迹般的全线通车！仅在10月16日到22日的一周中，“三角形”地区就通行列车1947列，大大缓解了前线困难。 战争期间有十万吨美国炸弹落在仅有一千多公里的朝鲜铁道线上，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空前纪录。但炸弹落得越多，中国军队的铁路运输量增加得越快。1951年7月美机对铁路轰炸次数为1月的五倍，中国军队的铁路运输量却相当于1月的两倍至三倍。到1952年1月，美机轰炸次数相当于上年1月的六十三点五倍，可是同期北朝鲜铁路运输量又增加到上一年1月的二点六七倍！ 1951年9月至12月，朝鲜铁路计划过车列，实际过车列，硬是顶着1600架飞机的狂轰滥炸超额完成任务！ 在未修复的地段，则组织汽车、马车、人力车进行长区段的接力式倒运。在紧急情况下，也采取过汽车远程直达运输的办法。 美国空军发言人公开声称：?“共产党中国不仅拥有几乎无限的人力，而且拥有相当大的建造力，共军在绕过被破坏了的铁路桥梁方面表现了不可思议的技术和决心！……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顽强的铁路修筑者！”连凶悍的范弗里特都服了气，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称中国军队取得扞卫铁道之战的胜利是“惊人的奇迹”?。 “惊人的奇迹”不但发生在铁路上，同时也发生在公路上。在万里公路线上，洪学智见修路工程量太大，脑瓜一转，又想出了一个“承包修路法”?。 洪学智找到志愿军副司令陈赓：“建议全军一起大修公路，除一线部队外，不管是机关也好，部队也好，勤杂人员也好，都要上。另外，朝鲜群众也得上，因为人民军也要补充啊，道路不通，大家都困难。具体方法是统一布置，合理分工。每个军、每个师、每个团明确保一段，限期完成，一个月之内无论如何要通车！” 雷厉风行的陈赓当即召开会议：“这如同打仗一样，是战斗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夜以继日，全力以赴。?” 开完会，陈赓、洪学智带着承包修路具体方案去见彭德怀，彭德怀看完方案后大喜：“我正为运输线发愁呢！这办法好！按这个方案下命令吧！这是战斗任务，所有部队都要集中力量搞。要迅速恢复被冲毁的公路，要普遍加宽公路，修几条标准公路，有战略价值！” 志愿军二线部队的11个军、9个工兵团以及志后三个工程大队，数十万官兵在朝鲜上百万百姓和二十万人民军的协助下，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路抢修热潮。 仅在25天内，就在朝鲜境内建成了一张总长2450.5千米的庞大网状公路系统，沿途修建了1206座桥涵。不仅修复了被洪水冲毁的所有原有公路，还新开辟了多条迂回公路，使北朝鲜的公路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网络。即便有任何一段道路被飞机炸毁，备用路线也随时可用，而受损的路段通常能在一夜之间迅速恢复如初。 敌机的轰炸再也无法阻断交通，洪学智自豪地形容道：“东方不亮西方亮，条条道路通前线！” 1951年下半年，全军共修建了700多公里的新公路，架设和加固了70多座桥梁，修缮了400多个涵洞，使得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平壤至元山的南北一线出现了8条主干公路和若干支线，成功解决了东线的供应难题。 到了1952年夏天，志愿军修路的规模更大，共投入人工工日237万个，在各个方向加修纵横干线，新修横贯路、支路、预备路和迂回路。 这样，不仅有4条公路干线由鸭绿江边贯通战区前沿、还有数条道路沟通朝鲜半岛东西海岸、不仅各供应区有1至3条干线、各军、师有1至2条干线，团至前沿也有2至3条运输便道。 这就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网，即使一线被炸断，仍能通过支线迂回供应。同时，选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兵站，形成了分散、纵深、梯次的网状兵站布局，并按作战方向和东西海岸供应区成梯次配备。 事实上，志愿军运输队最为担心的并不是直接遭到轰炸，而是道路和铁路受到破坏却无法及时发现。由于白天行军极其危险，志愿军无论是公路还是铁路运输，通常都会选择在夜间进行。然而，夜间行进时，破损的道路或轨道很难被发现，尤其是铁路，一旦无法及时察觉，后果可能就是车毁人亡。 因此，志愿军充分动员了朝鲜当地的居民，在铁路沿线的村庄设立联络点，一旦某个地方遭到破坏，便立即向志愿军报告。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很有效的。由于朝鲜北方大部分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志愿军、人民军的群众基础很牢。无论哪里遭到轰炸，都会立刻有报告传来，随后附近的居民便自发赶来协助志愿军修复道路、桥梁和铁路。 抢修过程中，志愿军充分利用了群众的智慧，创造性地采用了如架设临时桥梁、白天拆除晚上再复位，或用枕木排架填补巨大的弹坑等方法，不仅节省了抢修时间，还迷惑了敌方飞机，减少了桥梁的损毁，提高了运输的效率。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到1951年10月，铁路运输已经可以保持连续半个多月的通行。 10月下旬，敌机的轰炸封锁愈加疯狂，导致志愿军在前线的铁路运输再次中断。然而，经过重新部署力量，到12月铁路运输再次全面恢复畅通。同时，由于志愿军空军和高炮部队的保护，敌机的封锁压力显着减轻。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8月至10月，志愿军在封锁区内通过铁路运输的作战物资总计达到节车皮。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自1952年初开始，志愿军基本实现了随时修复的目标：当天被炸，晚上即修复，确保了当晚通车。 1951年11月初，由23兵团负责建设的朝鲜北部3个大型机场，也开始投入使用，为志愿军飞机提供了稳固的陆基作战平台。 “绞杀战”原本计划在90天内结束，但到了90天时，美国人惊讶地发现，“北朝鲜的火车仍在不停运行”。不仅如此，铁路运输量还在持续攀升，1952年1月的运输量相比1951年1月增长了两到三倍。 原计划的“绞杀战”无法按时结束，战线从90天被一再延长，最终持续了300天。 然而，美国空军依然不愿承认失败，强硬表示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击毁了相当于“苏联卡车总产量15%”的车辆，并坚信只要继续轰炸，最终能够将中朝两军的卡车全部摧毁。当苏联卡车无法再填补损失的缺口时，便是“绞杀战”胜利的时刻。 “天上点灯、地上撒钉、路上炸坑，专打汽车兵！”在朝鲜战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那个年代，我军驾驶员稀缺。在敌人看来，打死一个中国汽车兵，就可以饿死、困死前线一个排甚至一个连的兵。 志愿军在战争中，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公路运输组织策略，专门应对高强度空袭的条件。 首先，在公路沿线，布设了数千个防空掩蔽部和数万个对空观察哨，无论何时，卡车遇到飞机来袭都能迅速藏身于掩蔽部中。 然后，运输卡车采取小编队形式行动，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指挥部则前移办公，现场指挥；各汽车团依托对路况的熟悉，分段负责运输，像接力赛一样配合默契，与敌机斗智斗勇，各显其能。 再者，英勇的志愿军驾驶员们专门总结出了一整套应对空袭的作战方法。在白天将车辆隐蔽得毫无痕迹，在夜间躲避照明弹的威胁，悄然融入茫茫夜色，如何熟记路线，熄灯高速行驶，如何合理装载，以减少被击中的损失。 27军后勤部的特等功臣邹天仁安全驾驶了公里，甚至有些汽车连队全年未损失一辆车。 如果美军了解到志愿军汽车的季度损失率从入朝初期接近50%，逐步下降到1951年第三季度的5.5%、第四季度的4.6%，1952年第一季度的2.2%，直到1953年仅剩0.5%，大概要三观尽毁。 在去年（1951年）7月之前，敌机共击毁了5057台车辆……而从去年8月至今年（1952年）4月，共有476台车辆被击毁……相比之下，去年7月前每月平均损失为654台，而去年8月到今年4月，每月的平均损失降至62台。 ——1952年6月，洪学智《九个月来的后勤工作情况》 通过全军上下的努力，志愿军的后方交通线终于建成了以兵站为中心，铁路和公路相结合，与后勤分部、兵站、仓库及军以下各级粮弹库等前后贯通、左右衔接、彼断此通、纵横交错、打防结合的“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绞杀战”的设计者和组织者，美国空军，在战史里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军队还是能够为他们在前线的军队进行补给，并在前方地域建立后勤补给品堆集所……共产党军队在整个战线的火力比过去强大得多”。 志愿军后勤供应最危急的关头终于度过了。 第18章 中国空军在崛起 绞杀与反绞杀的斗争在继续，中国军队在残酷的实战考验中正悄悄建立一整套现代化的后勤体系，中国军队总后勤部的创始人洪学智正在积累着全套最现代化的后勤管理理论。 现在，洪学智终于可以睡几个好觉了，他打赢绞杀战的信心越来越足了，他可以用来和美国空军对抗的现代化军兵种越来越多了！ 自从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结束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表现得十分尽心尽力。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开始入朝参战之后，斯大林下令在中国东北组建了苏联第64歼击航空军，军长由别洛夫空军少将担任。 第64航空军的编制并非固定，部队会定期轮换。大多数情况下，其下辖2至3个歼击航空师、1个独立夜航歼击机团、2个高射炮师、1个探照灯团，以及1个航空工程兵师和若干保障分队。全军总兵力约为2.6万人，各部队通常每8到12个月进行一次换防。 在1950年至1953年间，朝鲜战场的大部分空战任务由这支部队负责执行。在这期间，苏联空军和防空军先后派遣了12个歼击航空师、2个独立夜航歼击机团、4个高射炮师、2个探照灯团、2个航空工程兵师，以及部分保障分队和海军航空兵的2个歼击机团轮流参战，参战总人数大约超过7万人。 苏军参战部队在作战区域和服装等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所有参与作战的苏军人员必须穿着志愿军制服，行动时禁止飞越顺川至兴南一带。 第64歼击航空军最初驻扎在中国东北的纵深机场，主要活动于新义州至江界一带的鸭绿江沿线，这片区域后来被称为米格走廊。他们的核心任务是保护中国东北的大城市、交通线、桥梁以及部队集结地，执行防空任务。 1951年3月，苏联空军为了缓解日益增加的后勤运输压力，进驻了位于鸭绿江畔的丹东浪头机场，作战区域逐步扩展至朝鲜的平壤至元山一带。 1951年9月12日，空四师第三次进驻安东浪头机场，在友军带领下小打小闹锻炼部队的日子过去了，现在空四师要受苏联罗波夫军长的直接指挥，承担明确的作战任务。粗具规模的中国空军要拿世界最强大的美国空军当陪练、打大仗了。 浪头机场，米格-15战斗机发动机的狂啸声震耳欲聋，中国空军的种子部队空四师每天都以大机群的团编队和师编队出动，看到美国飞机就冲上去猛打。仗越打越好，越打越激烈，到9月25日，大规模空战进入高潮。 当天，空四师先后派出四个团次的编队进行升空作战。 到了下午，110架苏军飞机飞抵安州参战，罗波夫军长下达命令，让四师十二团的十六架飞机协同作战，以保护金川里大桥。十二团一大队的大队长李永泰在发现敌机时兴奋得要死，心中不禁感叹，这还是第一次在实战中遇到敌机！ 李永泰毫不犹豫地带领六架米格战机向八架美国最新型的f-86“佩刀”战机冲去，f-86“佩刀”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李永泰刚将敌机打散，抬头一看，天哪，哪里只有八架敌机，到处都有美机在冲过来！中国飞行员立刻就陷入与数倍之敌的混战中。 一名新飞行员刘涌新，首次上战场却表现的特别出色，他以一架战机对抗六架敌机，激烈交火后成功击落了一架f-86战斗机。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击落美国空军的f-86战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战机也不幸被击中，刘涌新在低空跳伞时坠地身亡，英勇牺牲。 12团2大队大队长华龙毅，在短短一分钟内击落了两架美军战机。面对扑上来的14架敌机，他左冲右挡，又伤两架，这时华龙毅才发现自己座机的座舱盖都被敌机打掉了！幸运的是他的跳伞成功了。 李永泰驾着战伤累累的座机返场后，全机场的人都围着他的飞机瞪大了眼睛，这架米格-15中弹竟达三十多发，全机受伤五十六处，座舱盖都被打了个窟窿。如果不是钢板挡了一下，李永泰就要魂归蓝天了！ 李永泰创造的奇迹连苏联人都惊动了，罗波夫军长专门赶来察看这架伤痕累累的米格机，这位见过大场面的苏联军长看完了，竟激动得伸出大拇指：“哈拉哨（好），这不是飞机，这是空中坦克！” 从此，李永泰在中国空军中有了个“攻不破打不烂的空中坦克”的美称！ 这场大战下来，刘亚楼高兴极了。 中国空军在正面对抗中，竟然以少胜多，击败了美国空军的最新型战斗机群，这无疑表明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 刘亚楼激动之下专门发来一份电报：“空四师12团的飞行员虽是新手，但敢于与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较量，在百余架飞机的空战中表现得冷静沉着，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胜利。” 这场战斗也让美国空军大为震动。脾气暴躁的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勃然大怒，扬言要给中国空军一个教训。 接下来的两天中，规模更大的空战爆发了，结果令美国远东空军第五航空队感叹：“这三天的战斗成为历史上最漫长、最大规模的喷气式战役！” 他们还承认：“志愿军空军极大地妨碍了联合国军对铁路的空中封锁行动。”与此同时，“战斗轰炸机只能抛弃炸弹，四处逃窜，别无他法。” 美国空军不得不下达一个令人痛心的命令：“战斗轰炸机今后不得再在‘米格走廊’内执行封锁交通线的任务，今后只能对清川江与平壤之间的铁路进行攻击。” 初入战场的中国空军，与盟军联手，在“米格走廊”创造了响彻全球的空战传奇。 空四师第三次参战历时38天，这期间他们共出动飞机508架次，经历了10次空战，其中7次是与敌方200架以上的大机群交锋，共击落敌机17架，击伤7架，自己被击落14架，受伤4架。刘亚楼对师长方子翼说，这是在“交学费”。 中国空军的空四师是首支战斗部队，按照国际军事惯例，这支部队本应命名为第一师。但刘亚楼赋予了“空四师”这一番号独特的意义。 其一，他希望空军能传承井冈山红四军的革命精神； 其二，他特意将“第一师”番号空置，以激励全军。他曾明确表示：“谁表现得最好，‘第一师’的番号就授予谁！”这种“激将法”备受许多名将推崇。最终，志愿军空四师以卓越的战绩夺得双重荣誉，成为中国空军的“空一师”。 中国空军在激烈的战火中历经磨炼，不断壮大。 空四师冲锋在前，空三师紧随其后，奋勇向前。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支在一年前还只是陆军独立第209师的新部队，在首次亮相时便大获全胜。经过86天的激战，空三师共击落和击伤敌机64架，展现了非凡的战斗力。 未来的中国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中将，以及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赵宝桐上校，均出自这支部队，他们后来都成为了赫赫有名的王牌飞行员。 王海或许是除刘亚楼之外，最为人熟知的中国空军人物。早在航校时，他的出色表现就赢得了日本教官的赞赏，这位教官曾竖起大拇指称赞：“王桑，你非常勇敢，将来必定大有前途。” 然而，这位教官绝对想不到，他的这位勇敢聪慧的学生，日后竟在朝鲜的天空中成为中国空军的“射手王”。作为奖励，他所在的大队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王海后来还成为了中国军队首位飞行员出身的空军上将。 在残酷的空战中，王海率领他的部队击落并击伤敌机共计29架，创造了中国空军大队歼敌的最高纪录，“王海大队”因此成为世界空军史上闻名遐迩的“王牌飞行队”。 王海个人也击落并击伤9架美机，至今保持着中国空军个人战绩的最高纪录。在一次战斗中，王海大队与一支特别狡猾的美国飞行部队交锋，面对四倍于己的敌机，王海指挥部队展开激烈战斗，仅用15分钟便击落并击伤了6架美机。 王海亲自击落了一架敌机，目睹了那名美国飞行员跳伞后坠向海面的情景。他并不知道这位飞行员名叫加布里埃尔，更没想到将来他们会再次相遇。 1985年，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来访中国，他对中国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说道：“我就是那个被你打下来的飞行员！” 战斗结束后，王海得知对手的番号，心中既惊讶又欣喜，原来他们交战的竟是美国空军第51大队！这可是美国空军三大王牌战斗机大队之一！中国飞行员成功击败了美国的王牌部队！ 刘玉堤是中国空军中一位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他的勇气非凡、技术高超、天赋出众，连李汉都对他深感钦佩。这位来自沧州的英杰，在15岁时便已经成为了小八路。 在航校进行俯冲训练时，刘玉堤竟然把带飞的日本教官吓得几乎瘫痪。这位连单飞资格都还没获得的学员，居然敢把飞机俯冲得如此之猛，仿佛要让飞机嗅到草地的气息才肯拉升！ 日本教官颤抖着从座舱里爬出来后，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刘玉堤，然后瞪着眼睛大声吼道：“八格牙路（浑蛋）！你以后了不得，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大的空中英雄！” 果如日本教官所言，刘玉堤在朝鲜战场上击落并击伤了8架美军飞机。 某次战斗中，他孤身闯入由60架美机组成的庞大机群中，在一阵上下翻飞之后，竟击落了4架美机。 那些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飞行员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架中国战机，在脱离战斗前，竟然在他们庞大的机群中优雅地完成了一个精妙的半斤斗翻转。随后，这架打光了炮弹的战鹰迅速升至8000米高空，飘然离去…… 更令人惊奇的是，1958年国土防空作战中，刘玉堤再次击伤了一架蒋军飞机，那时他已经担任师长。多年后，那名蒋军飞行员特意找到已退休的刘玉堤，见面时几乎恭敬到想要拜倒在地。他问刘玉堤：“当年您只要再追几秒钟，我就不仅仅是受伤，而是被击落了，为什么您没有继续追击？” 刘玉堤大笑道：“空军不让我参战，我可是偷偷飞上天和你交手的。那次我一上天，部队就不断下令让我返回，催得紧得不得已才下来。不过，也算不错，要是那次把你打下来了，今天我们就见不上面了。” 赵宝桐同样是一位英雄，他与王海并列为中国空军在朝鲜战场的射手王。他总共击落和击伤了9架敌机，其中击落敌机8架，比王海还要多。 他的中队被誉为“英雄中队”，遗憾的是，名声过于响亮，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各派都想借用他的名号，使他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刘亚楼乘势而为，仿佛变戏法般地派出一批批中国幼鹰，冲入战火连天的朝鲜天空中历练成长。空二师、空十五师、空十七师、空十二师、空六师、空十八师、空十四师、空十六师……这些中国新编飞行部队的名字，接连出现在美国远东空军的战报中。 随着中国飞行部队的作战愈发猛烈，远东空军的损失也变得日益严重，一位又一位美国王牌战机相继坠毁…… 拥有双料王牌称号的哈罗德·爱德华，被19岁的中国飞行员韩德彩击落，随后被俘。爱德华面对韩德彩大喊：“不要开玩笑！” 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自己这个拥有三千小时飞行经验、曾击落十架敌机的美国空中英雄，竟然会败给一个飞行时间不到一百小时、年仅十九岁的年轻小伙。 哈罗德的坠机事件震惊了整个美国。美联社怀着沉重的心情报道：“美国最顶尖的喷气式空战英雄，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在9月7日的行动中失踪……” 关于空战的震撼消息越来越多，连戴维斯也被击毙了！ 美国空军沉痛宣告：第334中队的中队长乔治·a·戴维斯中校，在2月10日的空战中不幸被击落。戴维斯的牺牲成为朝鲜战争中最令美国震惊的消息之一。他被誉为美国军方公认的“最杰出的喷气式战斗机王牌”，享有“百战百胜”与“无畏善战”的美誉，是一位备受尊崇的“空中英雄”。 生前，戴维斯屡获殊荣，他的战死在美国国内以及空军内部引发了巨大震动，恐惧迅速蔓延至远东美军的每一位飞行员心中。 英国电台透露：“戴维斯周日外出执行任务后未能归队，这让在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飞行员陷入了低迷的情绪。” 远东空军司令威兰沉痛地宣布：“戴维斯的牺牲是远东空军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是一个深重的损失。” 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将领开始承认对手的强大：“我们正与一个强大且经验丰富的敌人在空战中交锋，这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展现出所有的技能、领导经验和坚定的决心。” 戴维斯的牺牲在美国及西方世界引发了强烈震动。空战本质上是一场融合了个人经验、智慧与勇气的较量，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国人难以接受这样一位杰出的英雄竟在朝鲜战场上殒命。对此，共和党大声疾呼：“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绝望的冲突。” 戴维斯的妻子正在华盛顿参加抗议活动，美国国内民众纷纷走上街头示威，甚至英国的普通百姓也闹着要求丘吉尔撤回军队。 戴维斯的遗体在朝鲜三光里以北的山坡上被发现。在去世前，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了11架米格战斗机和3架杜-2轰炸机，成为“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战绩最为辉煌的王牌飞行员。如果算上他在二战期间的战果，他的总击落记录达到了21架敌机。 击毙戴维斯的是中国飞行英雄张积慧。 美国人始终不愿承认戴维斯是被中国人击落的，认为如此出色的白人顶级英雄只能被另一名白人击落，因此认定是苏联人所为。连苏联空军也将击落戴维斯的荣誉归于自己。 苏联空军这种行为显然是在争功，他们当时明知是中国飞行员张积慧击落了戴维斯。当天上午，只有中国空军在清川江上空作战，而戴维斯的遗体和座机残骸就位于张积慧跳伞地点约五百米范围内。 直到2001年，苏联空军的一位将领撰文确认了张积慧的战绩，美国空军这才终于放下了他们那五十年来始终不肯低下的傲慢姿态，向中国空军表示了认可。 2001年，美国人也悄然公布了一条让全球航空界震惊的消息：曾担任第51联队队长的美国“二战”着名空中英雄加布雷斯基，竟然也曾在战斗中被击落。幸运的是，这位广为人知的美国英雄在跳伞后得以获救。 为了稳固军心与民心，美国空军竟将加布雷斯基被击落的消息，封锁了整整五十年！击落他的正是中国飞行员李兰茂，遗憾的是，由于美国方面的隐瞒，李兰茂因此错失了几枚本该属于他的勋章。 2004年，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击落或击伤七架敌机的中国王牌飞行员蒋道平，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空军司令部的专门信函。信中确认，依据美国空军最新解密的战斗资料，1953年4月12日，蒋道平击落了美军三料王牌飞行员麦克康奈尔上尉。 麦克康奈尔据称在朝鲜战场上创下了击落十六架敌机的记录。被蒋道平击落后，麦克康奈尔坠入海中，随后被一架美军h-19型海军搜救直升机救起。他于1956年在一次试飞事故中不幸身亡。美国后来为他出版了传记，并拍摄了以其事迹为基础的电影。 中国空军的英勇作战对美国空军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美国人也承认，远东空军“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恐惧与不安，心中充斥着焦虑、胆怯、末日降临般的绝望和无助”。厌战情绪如瘟疫般在远东空军内部迅速蔓延。 1951年初，美军在第四次战役后重新夺回汉城，并恢复了朝鲜半岛中部地区的机场。这使得美军的作战飞机能够从这些机场起飞，直接飞抵鸭绿江畔，同时美军对沿途志愿军的运输线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轰炸，给前线志愿军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为应对这一局面，斯大林展现了罕见的国际主义精神，决定派遣苏联当时最精锐的航空部队——由二战苏联空军第一王牌伊万·阔日杜布大校指挥的第324近卫歼击机师和第303近卫歼击机师。这两支部队分别在1951年3月下旬和6月下旬抵达安东附近的基地。 这两支部队是苏联的王牌空军，其中许多飞行员曾在二战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甚至有不少是王牌飞行员。他们在飞行技术和作战能力方面与美军第4战斗机联队的老练飞行员不相上下。 在美军展开绞杀战的过程中，这两支部队肩负了艰巨的防空任务，直到1952年1月初才撤离。而正是在这一时期，米格走廊逐渐形成。 1951年11月1日，苏联空军和美国空军在中朝边境上空首次发生了接触。这次相遇颇为尴尬，双方都感到意外。虽然进行了对射，但这种交火更像是鸣枪示警，并未造成伤亡。 11月8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苏联空军首先击落了一架美国p-51战斗机。p-51，即着名的野马战斗机，曾在二战中以其卓越的单体战斗力闻名，是当时最强的螺旋桨战斗机。然而，在喷气式飞机的威胁面前，它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中朝边境上出现了喷涂志愿军标志的喷气式战斗机，这让美国人大为震惊。美军前线的飞行员多次向空军司令部报告，表示难以置信：“几个月前还不熟练驾驶汽车的士兵，如今竟能操控喷气式战斗机进行垂直爬升，占领制高点后再俯冲进行扫射。” 到1950年年底，美国通过无线电监听已经得知，这些喷气式飞机的飞行员操着一口流利的俄语。至此，美国高层已经意识到苏联已参战，但无人愿意提及此事，以避免战争进一步升级。 随着基层飞行员的反馈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平息这些传闻，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亲自前往朝鲜视察。回国后，他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共产主义的中国在一夜之间已经跻身世界级空军强国之列。” 他刻意抬高中国空军的实力，借此掩盖苏联飞行员大规模参战的事实。 苏联对此始终保持沉默，每次新闻发布会上，这个问题都会成为焦点，而苏联方面的回答始终如一：“不知道。不了解，不回复。” 尽管美苏双方的飞行员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两国官方依然不愿揭穿这层隐形的面纱，保持了一种默契的沉默，这也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公开秘密。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宣布，苏联空军曾击落过1309架美国飞机。 直接负责指挥中国飞行部队与美国远东空军对抗的将领是刘震和聂凤智。这两位都是中国陆军的传奇人物，他们凭借非凡的天赋和惊人的努力，迅速成功转型，成为了连全球最强的美国空军都感到畏惧的卓越空军指挥官。 空联司首任司令员刘震，曾任中国陆军第39军军长，与韩先楚同为红安老乡。两人在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中曾同班作战，战场上更是互救性命。开国的军长们无一不是卓越的战将，刘震在地面战场上尽情施展才华后，又将他的智慧带向蓝天。 这位来自红安的飞将军，打出了着名的米格走廊，并与部队一起总结出世界空战史上喷气时代的重要空战理论。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空战战术理论。 空联司的第二任司令员是前27军军长聂凤智。他是许世友最为欣赏的爱将，在国内战争期间，他的部队率先渡过长江南岸。 聂凤智的抗美援朝生涯是在烟雾中度过的。每天走进指挥所后，他只需要一根火柴就抽掉四五包不带过滤嘴的中华烟（后来，聂凤智终因肺癌辞世）。 按世界标准，击落五架敌机的驾驶员被称为王牌，聂凤智打出了可以站成好几排的中国王牌…… 聂凤智没上过什么学，他的部下却称他为“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不但拼命申请多派知识分子，而且大大地重用他们。 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侦察参谋熊德伟，窥破美国轰炸机航线规律，直接找到聂凤智请求改变高炮炮位—“如果炮位这么一变，b-29飞过来就丧命”！ 聂凤智二话不说，当即专题研究。 第二天，七架曾在太平洋战场上叱诧风云的美国b-29重型轰炸机，就被中国炮弹击成满天碎片，数十名美军飞行员也在瞬间化为灰烬。 刘亚楼欣然表示：“聂凤智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 在短短两年内，中国空军从无到有，把残酷的朝鲜战场当作训练场，奇迹般地从一个航空兵师和几十架作战飞机，迅速发展到拥有23个航空兵师和近3000架飞机的规模，其空战实力仅次于美国和苏联。 中国空军仿佛一夜之间迅速崛起，以令人瞩目的速度从全球百余个国家空军中的末尾攀升至世界第三。凭借其卓越的贡献，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中。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共计出动了26,491架次，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自己损失了231架次飞机，另有151架次被击伤，116名飞行员碧血染长空。有两个鲜为人知的消息，志愿军牺牲飞行员遗体只要能找到的都运回了中国，新创的军种必须有自己凭吊英雄的地点。 1965年5月，中国空军的缔造者，55岁的刘亚楼，因肝癌英年早逝。 第19章 烽烟滚滚唱英雄 在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所装备的高射炮多为缴获自日军的八八式75毫米高炮和九八式20毫米高炮，作战能力相对较弱。 高炮1团3营的3个高炮连在云山战斗中英勇支援，虽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但仅击落了2架敌机，最终这3个连的高炮几乎全部被摧毁，11名战士英勇牺牲。 然而，形势很快发生了转变。 1950年11月，麦克阿瑟调集大量飞机对鸭绿江上的四座大桥进行轰炸，却遭遇了刚刚部署到位的志愿军苏制高炮严密火力网。交战首日，志愿军高炮17团便成功击落4架敌机。随后，美军海空力量悉数登场，包括f-51、f-4u、ad-1等螺旋桨战机，以及f-80、f-84等喷气式战机，甚至b-29战略轰炸机也轮番上阵，持续轰炸了整整一个月。 然而，四座大桥岿然不动，反倒是美国飞机被我高射炮兵击落了18架，另有百余架受损。最终，美军无奈放弃了对鸭绿江大桥的攻击计划。 这些武器装备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从苏联购买的。 一门高炮的价格就高达数万卢布。而高炮只是建设防空网众多环节中的一个环节，像搜索雷达、火控雷达、对空指挥仪、歼击机、探照灯以及人员培训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现代化的防空网完全是用资金堆砌出来的。 金钱并非万能，但没有钱却是万万行不通的。 幸运的是，志愿军得到了新生共和国强大的物资支持。 195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达到213.24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81.5亿，1953年汇率：1美元=2.617元人民币）。而相比之下，民国时期财政收入最高的1936年，其收入还不足2亿美元。 1953年，中国钢产量已达到177万吨，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在1920年代的钢产量水平。相比之下，1935年国民党结束所谓“黄金十年”时，其控制地区的钢产量仅有5万吨。 这是五亿中国人民通过驱除寄生虫与吸血鬼，建立现代化政权所创造的奇迹。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陆续派遣了4个野战高炮师、21个城防高炮团、60个独立高炮营、1个探照灯团、5个探照灯营和4个雷达站，参战人数接近十万。 空军先后派出了9个师18个团的歼击机部队，以及2个轰炸机师的部分部队轮流参战，一线兵力始终保持在3至4个师、6至8个团之间。苏联空军则派遣了12个歼击机师、4个高炮团和2个探照灯团参与轮战，前线的歼击机数量稳定在170至240架之间。 根据战后美国海军和空军公布的数据，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损失了1466架战斗机，而美国海军损失了1248架战斗机。包括其他国家的损失在内，“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总计损失了超过3000架飞机。 1952年5月31日，范弗里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坦承：“尽管‘联合国军’的空军和海军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试图切断共军的补给线，但共产党军队凭借难以置信的坚韧毅力，仍然成功将物资送达前线，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在1953年夏季攻势前，洪学智已在前线储备了24.8万吨粮食和12.38万吨弹药。 金城反击战中，志愿军动用了1094门大炮，在重点战区每公里配置120门大炮，这一密度已达到了苏德战场的常规水平。在金城战役的28分钟炮火准备阶段，志愿军向联合国军阵地倾泻了1900吨炮弹。 在战争后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配备了更多的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尤其是从苏联引进的喀秋莎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威力巨大，在战场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位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喀秋莎炮的强大威力。 他提到，苏联制造的喀秋莎火箭炮炮弹体积庞大，可同时装填16发炮弹，分为上下两排，通过电发火点燃发射。在短短一秒钟内，16发炮弹就如同16条火龙般飞向敌人的阵地，呈梅花形散落开来，杀伤力和震撼力都极其强大。 炮弹落地半径50米范围内，即便敌人躲在掩体中也难以幸免，一样会被震得七窍流血、昏迷不醒。当时，敌人曾污蔑我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原子武器，其实那正是喀秋莎火箭炮的威力。 接下来再谈一谈志愿军的空军。 1950年10月13日，驻上海的苏联空军部队准备回国，向中国有偿移交了该部队使用的38架米格-15战斗机，以及其他一些作战飞机。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别洛夫部队也向中方移交了122架米格-15。 苏军之所以在此时移交米格15，原因是他们即将换装更为先进的米格15比斯。这款机型是米格15的重大改进版本，整体性能得到了显着提升。 这是中国最早获得的一批米格15。 1951年初，苏联在推销米格9战斗机被拒绝后，在同年6月至8月期间，向中国无偿提供了372架米格15战斗机。 1951年底，中国再次采购了244架米格15战斗机。 截至1951年底，中国共接收了654架米格15战斗机，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8个空军师。 1951年12月，中、苏、朝三国的空军统一由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指挥，编制包括苏联空军的3个师、中国空军的4个师以及朝鲜空军的1个师。此外，中国还在第二、三线机场部署了4个空军师，主要任务是为前线机场提供防空掩护。 1951年1月21日上午，美国空军出动20架f-84战斗机，对平壤至新安州一线的铁路进行轰炸。中国志愿军空军第4师师长方子翼命令第10团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领6架米格-15歼击机起飞迎战。 在安州地区，双方相遇时，f-84战机正在对清川江桥实施俯冲轰炸。理论上，志愿军此时占据了高度和视野的优势，原本是一次极好的战机。然而，志愿军过早开火，暴露了位置，导致美军迅速察觉。美军战机立即中止轰炸，随即垂直爬升，并分成两组行动，一组迎面对志愿军发动进攻，另一组则向南方撤离。 李汉率队追击南逃的美军飞机，并成功击伤其中一架。然而在追击过程中，6号机飞行员赵志财不幸被美军击伤，他在跳伞时因高度过低而英勇牺牲。 以上所述正是早期志愿军空军与美军交锋的缩影。空战与陆战截然不同，并非只要给你一把好枪，几天后便能熟练掌握。尽管志愿军装备的飞机性能优于大多数美军战机，但由于作战经验不足，战损比显得不够理想。 尽管如此，志愿军空军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苏空军的频繁拦截，很快迫使美军战斗轰炸机的活动范围退至清川江以南，并使得b29战略轰炸机机群从1951年10月开始转入夜间行动。 在这场长达10个月的绞杀战中，志愿军空军成功击落了122架美军飞机，并击伤了41架。其中，美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少校也在与中国飞行员的交战中被击落并丧命。 自1952年初起，志愿军的补给问题基本通过以上四个措施得以解决。 1952年5月31日，范弗利特在汉城的记者会上无奈地承认：“尽管联军的空军和海军竭尽全力，试图切断共产党的补给线，但共产党凭借着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依然将物资运送到前线，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被炸毁的铁路，很少有无法在24小时内修复的”；“绞杀战的结果令人感到失望”。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携手，经过十个月的反“绞杀战”，成功突破了美国空军的空中封锁。从此，志愿军后方交通线全面贯通，纵横交织，形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难题，取得了战略性的重大胜利。 在这场战斗中，志愿军付出了2300余人的伤亡代价，损失了超过80架飞机、30多门高射炮、502台机车以及4550辆车辆。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总共击落了359架敌机，并重创了888架敌机。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高射炮部队都进入朝鲜参战，共有4个师、3个团和50个营，分别负责前线和后方的掩护任务。 此外，在反绞杀战中有一位女战士必须要专门提一下，她就是解秀梅。 1951年11月30日下午，解秀梅刚从山上打柴回来，回营路上，忽然遇到了9架来势凶猛的敌机。敌机接二连三地低空俯冲，在志愿军病房附近投下炸弹，手术所的房子被大火包围，空气中是飞扬的尘土和硝烟，死亡逼近。 所有的人员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转移。 大家在帮助一个又一个伤员陆续转移后，才忽然发现，身负重伤的605团排长李永华不在其中。解秀梅得知李永华没有转移，毫不犹豫地冲进熊熊大火的屋子，冒着被滚滚浓烟和肆虐火舌吞噬的危险，奋不顾身地把李永华背了出来。 刚出门外三四步，\"嘭、嘭\"，两个汽油弹落在手术所的房顶上。顿时房子被冲天大火吞没。火星溅了他们一身。 解秀梅急忙扑灭了李永华身上的火焰，背起他就跑。 这时，敌机更加疯狂起来。成串的炸弹惊天动地般落在他们的周围。李永华生怕在这种万分危险境地里自己连累了她，便急促地催她：“快放下我，赶紧隐蔽！”解秀梅一心要将李永华救出去，咬紧牙关，全然不顾自己的性命，坚决地说：“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 解秀梅背着李永华艰难前行，只见山上烟火弥漫，什么也看不见，冲出一段路后解秀梅在磕磕绊绊中不慎摔倒在地。敌机还在不停地轰炸，路过的房子火光冲天。 衣服着火了，解秀梅急忙把火扑灭，背起李永华又继续往前奔跑。敌机发现了他们，对准他们俯冲轰炸起来。 在撤离的最后时刻，突然，一颗炸弹直向解秀梅的头顶上落下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解秀梅马上放下伤员，转身迅速把他压在身下，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以免他遭受伤害。 炸弹投下来后，气浪冲天，飞起的碎石和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解秀梅的棉衣棉裤被打破好几处，胳膊也受了伤，手上流满了鲜血，李永华安然无恙。 解秀梅顾不得伤痛，奋勇爬起来，又背起李永华使尽全力赶快向前跑。终于把李永华背到了山地防空洞。李永华得救了，解秀梅却浑身无力地瘫软在了地上。 解秀梅舍生忘死勇敢救出重伤员的英雄事迹，在朝鲜战场上广泛传颂。 1951年，解秀梅荣获志愿军总部为她记“一等功”英雄称号，同年，经过战火的洗礼与考验，解秀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1月18日，解秀梅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回国汇报。5月2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解秀梅荣幸地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1952年5月25日，女战斗英雄解秀梅斗志昂扬地重返朝鲜战场前线。 10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在平壤隆重召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纪念大会。解秀梅作为志愿军代表，荣幸地向金日成举杯敬酒，金日成亲自宣布，授予解秀梅朝鲜最高荣誉勋章——国旗勋章。 在尽人皆知、广受喜爱的电影《英雄儿女》中,就有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英雄王成的妹妹王芳在前线慰问中，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危急时刻，王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战友老李同志，而她自己却受了重伤。 更感人的是王芳那曲“风烟滚滚唱英雄”的《英雄赞歌》响彻中华大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解秀梅就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真实原型。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前后总共产生了154名一等功臣，解秀梅则是其中唯一的女战士。 第20章 夜月山阻击奇迹 进入8月，停战谈判陷入僵局，“联合国军”在东线对人民军发起夏季攻势。 在此形势下，中央接受了邓华关于“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的建议，要求志司“计划一下，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 志司的意见是“九月不举行大的战役进攻时，可选择伪军突出部队举行局部进攻”；攻击对象，可选择临津江西岸韩军第1师第11团，和北汉江西岸韩伪6师19团，理由是“其他美军布防尚未发现其弱点”。 8月23日，由于美方在开城中立区制造挑衅事件，停战谈判被迫暂时中断。 中央指示：我军应在军事上加紧备战，以应对敌人可能发起的进攻。 志司当天即电令前线各军，在进行第六次战役其他准备工作的同时，挑选敌军阵地中较为突出的连、排据点展开反击，既可摸清敌军阵地状况，也能配合人民军在东线的作战行动。 截至9月上旬，志愿军一线的5个军总体上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 各部队以精锐兵力针对敌军阵地薄弱、兵力较少且孤立突出的前哨据点展开攻击，取得了一定的战果，推动了敌我接触线的前移。 9月中旬过后，志愿军防线前方，尤其是刚刚接防的第67军所面对的敌军，出现了异常动向。 9月21日，美韩军队在金化以东，第67军200师599团的防御区域内，发动了一次代号为“拍击”的试探性攻击行动。美军战史将这一行动定义为“航空兵、坦克兵、步兵和炮兵的综合攻击作战试验”，而在中国战史中，这一行动则被称为“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 参与此次攻击的部队包括美军三个营（第25师的一个营和第7师的两个营）以及韩军五个营（伪2师的三个营和第6师的两个营）。此外，参战力量还包括十余架飞机、七十多辆坦克以及一百多门105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 此次行动的目的，除了试验利用先进技术装备进行空地联合作战外，还意在吸引中朝军队的注意力，以隐蔽其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意图。 志司对这次作战高度重视，于22日21时致电第20兵团并第67军、第26军：“面对敌人的试探性进攻，我们绝不能示弱。第67军和第26军的阵地务必坚决巩固，加强炮火组织，必要时不惜动用喀秋莎火箭炮，坚决阻击敌人，绝不轻易放弃阵地，并借此机会大量杀伤敌军。” 关于这次战斗的情况，第200师作出了以下报告： 21日，敌军在空中力量、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下，以5个营的兵力，向我方正面发起全面进攻。敌军第一线投入54辆坦克，敌机轮番进行了54次轰炸扫射，炮火发射超过两万发。在一天内，我军共击退敌人29次冲锋，摧毁坦克18辆，坚守住了阵地。 ,主要原因是： （1）坚固的工事已经建成，这是确保此次战斗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之一。部队接防后，对前线工事进行了广泛的加固与扩建，尤其是增加了单人掩体的数量（目前仍在持续修建中）。这些措施极大增强了部队坚守阵地、阻击敌人的信心。 （2）9月12日部队与敌方坦克交战后，部队总结了作战经验，进一步强化了反坦克组织。在此基础上，通过精心部署和对地形的改造，充分展现了打击敌方战车的威力。 （3）精心策划并实施了隐蔽而突然的炮火攻击（包括92步兵炮、82迫击炮、60炮等），对敌方造成了重大伤亡。同时，注重步兵团、营与炮兵的协调配合，有效实现了大量歼灭敌人的目标。 但是我方的通信联络在战斗中暴露出很多缺点，主要是营以下通信联络未得到解决。如当日四时敌炮火开始袭击后，我连、营及观察所线路全部被打断，有的断到数里内找不到线，且前接后断，有的单位终日不通。 步行机、报话机数量少，技术不熟练，损失也大（被敌炮及飞机击毁)，班、排、连大部联络中断，给指挥造成了极大困难。 我们需要迅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来扭转当前的局面。 志司将第200师的报告转发至各兵团和各军，并要求他们认真加以研究。 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对此次战斗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认为，美韩军这次的“实验”实际上是现代化武器装备下立体战争的一个缩影。面对美韩军队空中力量、炮火支援、步兵和坦克的联合进攻，第67军在前沿阵地仅损失了4个班，却成功歼灭了敌军上千人。 这场战斗带来的战役战术指导启示是： 坚定执行不轻易放弃阵地的原则，积极进行防御，大量歼灭敌军。通过运用阵地阻击、坚守阵地、前线出击、阵内反击、伏击、夜间小部队袭扰敌后以及炮火游击等多种战术手段，完全有能力阻止敌人的进攻。 9月29日，志司向前线各志愿军部队发出指示电，要求各级指挥员深入研究地形，掌握敌军行动规律，并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应对预案，从而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 针对9月中旬以来部分前沿阵地失守且无法收复的情况，该电文特别强调：“对我方已设防的坚固阵地，绝不可轻易放弃。” 这一天，美军西线第1军向铁原以西，由第47军防守的天德山至大马里一线阵地，展开了攻击。中国战史将这一天标记为“联合国军”秋季攻势的起点，而美军的战史则认为秋季攻势开始于10月3日，即范佛里特确定的“突击队”行动发起日。 秋季攻势是停战谈判开启后，“联合国军”在全战线发动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战役。志愿军从抵御这场秋季攻势开始，全面进入阵地战阶段。 10月1日，范佛里特正式发布秋季攻势的作战命令。在此之前，美军第1军已于9月29日率先发起攻击。该军在前线部署了4个师，从西向东依次为：韩伪1师、英联邦第1师（由英军第28旅、第29旅与加拿大第25旅组成)、美军第3师、第1骑兵师及其配属的1个泰国团和1个菲律宾营。 西线志愿军的防线由第19兵团指挥的三个军负责，防区西起礼成江口，东至铁原西北的驿谷川南岸，正面宽度大约为80公里。 第65军负责的防线正面宽度约为40公里，占据了整个防线的一半，其主要任务是保障开城地区的安全。 在敌军的秋季攻势中，开城方向并未发生大规模战斗，西线战场的主要战事集中在第64军和第47军的防区内。尤其是第47军负责的临津江东岸高作洞至铁原西北大马里约30公里的正面，成为整个西线战斗最为激烈的区域。 第47军的前身是四野第十纵队，这支在辽沈战役中的黑山阻击战中声名远扬的劲旅，由军长曹里怀、政委李人林率领。47军于4月入朝，最初作为志愿军的战略预备队，驻扎在平壤附近，负责支援前线作战并防备敌军在侧后方登陆，同时还承担了抢修顺川等四个机场的任务。 6月，志愿军总部决定将第47军划归杨得志指挥的第19兵团，先派第140师（师长黎原，政委赵平）接替第65军的防务，负责在临津江东岸执行防御任务。 该师正面对的美军为第1骑兵师，部署在桥洞、夜月山、天德山一带。双方阵地之间形成了一片宽约5至15公里的缓冲区。美军在白天占领夜月山、天德山等重要位置，夜间则撤退，仅留少量兵力负责警戒。 刚抵达前线的47军140师师长黎原，在未向高层请示的情况下，利用美军换防的空档，迅速下达了进攻命令。他指挥的部队接连攻克了美军骑兵第1师所占据的夜月山、天德山等关键高地。特别是位于33号公路西侧的487高地，其位置紧邻公路，志愿军在此高地的火力压制，迫使美军的补给线中断。 487高地，也就是夜月山。 这是夜月山的首次战斗。在这场战斗中，47军以压倒性的优势轻松取得了胜利，并成功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 在师长黎原的指挥下，部队成功将阵地向前推进了15公里，这不仅显着提升了临津江东部的防御能力，还使得美军在涟川至铁原的交通要道处于我军的俯瞰之下。但这一作战行动在当时却遭到了军中部分领导的批评：“上级并未命令你发起进攻，你为何擅自行动？要是部队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你还能继续担任师长吗？” 第47军的领导层对此次作战行动存在一些质疑，但志司这边，却予以全军通报表扬。 33号公路作为美军运输线路上的关键动脉，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当志愿军成功占领了俯瞰这条公路的487高地时，指挥部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但对于美军而言，这一情况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 美军第1骑兵师被赋予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西线对487高地发起反攻，以夺回失地。然而，尽管他们全力以赴，最终却未能取得胜利。 47军140师419团8连3班因其英勇表现被授予“英雄班”的荣誉称号。 在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上，8班级荣幸地成为了一百面荣誉旗帜的代表之一。 这是夜月山第二次战斗。 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第9军军长霍格以及第1军军长奥丹尼尔共同商定，将骑兵第1师的北部防区转交给美军第3师。根据这一决定，第3师将归属于第1军的指挥之下，并承担起攻占487高地群的任务。 美军决心派出一支超级加强团，以确保取得胜利。 此时，驻守在487高地的是志愿军47军140师419团的9连。 在9月17日的黎明时分，他们迎来了换防的时刻，与141师423团6连进行了交接。然而，那天清晨，浓雾笼罩，视线受到极大限制。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军选择了对487高地发起攻击，他们的进攻时机把握得非常精准。 在志愿军的阵地上，战士们正忙于换防，而美军却对一个不起眼的小高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担任警戒任务的2班战士温奇友，心中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昨天美军对我们的阵地进行了侦察，现在又是这么大的雾，他们会不会趁机偷袭呢？” 他迅速找到了副排长潘光仔，并向他汇报了自己的计划。潘光仔在听完后认为这个想法很合理。尽管141师423团6连6班已经接管了阵地，他还是下令1班和2班立刻占领阵地，以防范美军可能的偷袭。同时，141师423团6连6班也主动参与了战斗，与140师的战友们并肩作战，共同抵抗敌人。 刚刚进入阵地的140师419团9连的1班和2班，以及141师423团6连的6班，不久便听到了众多人攀爬山坡的声音。原来是美军第65团3营的k连和l连，他们距离我方阵地仅约20米。 在关键时刻，志愿军识破了美军的偷袭行动。 要不是温奇友的机智应对，487高地很可能在瞬间被攻陷，正在换防的两个连，也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厄运。 战士们迅速拿起武器，三个班的火力全开，美军k连和l连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突如其来的手榴弹和弹雨打得措手不及。然而，他们并没有将偷袭转变为强攻，而是直接逃离了山头。 正当志愿军严阵以待时，一个前出的反坦克小组立下了奇功。 在浓雾的掩护下，美军企图发动偷袭，然而9连的反坦克小组，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一自然条件。美军坦克先是将一辆被击毁的坦克推到路边，然后机枪手对周围进行了一阵疯狂的扫射。可是反坦克小组早已经迅速的转移了阵地。 紧接着，随着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们成功摧毁了那辆经过改装的扫雷坦克。完成任务后，他们再次消失在浓雾之中。就这样，志愿军反坦克小组利用浓雾的掩护，连续击毁了美军的两辆坦克。 在487高地北侧的战斗已经爆发，美军的偷袭行动未能成功。 因此，美军决定暂时撤退，计划等到天亮雾气散去后再发起猛烈的攻击。但由于美军第65团的团长吉布森上校并未亲临前线指挥，美军未能及时调整战术。当雾散以后，他们仍旧按照原定计划行动。 美军的坦克和工兵部队重新动了起来，他们扮演着吸引志愿军注意力的角色。 这下美军第10战斗工兵营的工兵倒霉了。在志愿军猛烈的炮火下，工兵们遭受了重大伤亡。面对这一局面，第15团e连不得不放弃了他们原本计划从西南侧进行的佯攻任务，转而返回公路两侧，占领阵地以保护他们的工兵同伴。 而美军第64坦克营a连派出另外两辆m46坦克前出扫雷，突然间，之前神秘消失的志愿军反坦克小组再次神奇出现，以准确的火力再次击毁这两辆坦克。 连续损失四辆坦克，让美军第64坦克营营长霍金斯中校恨得牙痒痒的。于是，赶来支援的美军飞机得到了一个任务，必须找到中国人的反坦克火力。正当这个反坦克小组瞄准第五辆美军坦克时，一个美军空中观察员发现了他们，美军飞机呼啸而至，居然用一堆高爆炸弹投向了这个小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而在他们牺牲前，他们再次准确击毁了美军第五辆坦克。 这是一个神一样的战绩，要知道在之前的铁原阻击战中，美军第64坦克营不过损失四辆坦克而已。由于这个反坦克小组一直战斗在最前沿，而且全部壮烈牺牲，志愿军战史并不知道他们的战绩，但美军的记载告诉我们这段缺失的历史。 一个神一样的反坦克小组，无名英雄们永垂不朽。 美军第3师师长索尔已经疯了，命令第7团和第64重型坦克营一部，对志愿军42军继续发起牵制进攻（即第二次白马山战斗）。在487高地方向，撤下上次战败的第65团，改由第15团配属第65团2营继续进攻。其中第65团配属部队的任务是拿下487高地东南侧的志愿军前沿阵地365.2高地，为第15团打开前进的通路。 第15团团长奥尼尔上校命令第65团2营营长约翰逊：“立即占领365.2高地。”美军战史称：“f连奉命执行该任务。” 9月20日，美军第65团f连报告：中国人在重炮轰击下已放弃365.2高地。 可是让美国人没想到的是，在美军重炮停止射击后，志愿军423团6连6班再次占领365.2高地。 9月21日，正当接近365.2高地主峰的美军第65团f连以为自己不会遇到志愿军，将完成一次轻松的占领任务时，突然遭到6班密集的轻武器火力打击。一开始，6班只留了两个观察员，当美军接近时，全班迅速进入了阵地。 美军先头排奋力冲锋，硬是冲过了6班的手榴弹弹幕。 战士李春长刚刚连扔了20颗手榴弹，一个美军就已经冲进战壕，距离他不足两米，李春长眼疾手快，抓住美军的步枪顺势一拖，美军在惯性下倒地，被李春长一个突刺将其刺死。班长牟世清一脚踹倒爬上来的美军，连开三枪将其击毙。 见f连接战不利，美军2营营长约翰逊命令e连投入增援，用两个连攻打志愿军一个班阵地。志愿军炮兵第29团1营立即投入支援，在炮兵支援下，6班大发神威，打败美军两个连，美军伤亡39人。 就这样，美军设计了精心的作战方案（两支强力部队的佯攻，一个营主攻，一个营助攻），一个超级加强的步兵团，一个炫酷的代号（杀手），却被志愿军一个连打败了，以闹剧般的方式耻辱收场。美军伤亡高达200余人，师长索尔少将在日记中写道：这是第3步兵师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见第65团作战不利，索尔大怒，撤下2营，改用第65团3营配属给第15团。美军战史写道：“为了回应中国人对他的反对，索尔命令用燃烧弹和炸弹对中国人进行饱和轰炸。” 美军第15团团长奥尼尔当即命令参谋们制定了名为“摧毁掩体”的火力计划，集中所有的榴弹炮、迫击炮、坦克炮和无坐力炮对487高地进行饱和射击，自然也少不了空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同时，索尔亲临一线，亲自给坦克和无坐力炮指定了射击阵地，命令它们不分任何时段，以直接瞄准射击摧毁志愿军所有的火力点。 至9月28日，美军对487高地的炮击已超过了4万5千发，487高地几乎每天都笼罩在烈焰之中。当时，志愿军尚未构筑坑道防御工事，尽管47军首次尝试了“半坑道工事”，但按照美军的标准，这仅仅相当于拥有永久性工事的坚固防御阵地。 所以美军采取了直接而有效的策略：当105毫米榴弹炮无法摧毁目标时，便动用203毫米榴弹炮，同时利用飞机投掷重型炸弹，准备彻底摧毁志愿军的防御工事。 在美军猛烈的炮火下，志愿军423团6连的处境显得尤为艰难。 487高地作为47军防御体系中最为孤立和突出的一环，其补给线已被美军炮兵彻底切断，使得6连无法获得任何援军和后勤支持。在美军持续不断的炮击下，6连每天都遭受着人员伤亡，而那些被摧毁的防御工事也无力修复。 对于6连而言，似乎很难有什么奇迹发生了。 事实证明，索尔的谨慎是明智的。美军第15团在主攻时，自信满满地认为占领487高地易如反掌，于是以品字形阵型展开进攻。然而，位于前线的1营和2营很快发现，高地上还有中国人。 志愿军的记录中描述了这样一幕：在美军猛烈的火力封锁下，6连的战士们已经连续5天5夜没有合眼，没有进食，没有水源，只能依靠饮用自己的尿液来维持生命。幸存的士兵们个个眼睛红肿，嘴唇干裂到流血，饥饿已经使他们全身无力。 在这种情况下，美军第15团1营、2营居然进攻失利了。 美军称：“中国人阻碍了美军的推进。” 战至9月29日早上6时，美军第15团e连，终于冲进6连的前沿阵地。随后，a连也打开了突破口。美军第15团1营、2营蜂拥而上。但是战至中午，美军还是未能占领整个主峰，6连仍然坚守阵地一角，此时美军伤亡已达39人。 被一个完全被封锁，饿得不成人形的残缺连队打成这样，美军又羞又怒。索尔命令第15团1营、2营稍稍后撤，再次用203毫米榴弹炮和飞机的重磅炸弹猛轰志愿军剩下的阵地。可是直到黄昏，美军第15团依然未占领487高地主峰。 29日晚，6连（欠2班、6班）最后的人员连续发起三次反击，全连除早期运下的伤员外，全部壮烈牺牲。 这是夜月山第三次战斗。 但夜月山的战斗并没有结束。 美军第65团3营在进攻487高地前沿的365.2高地时，遭遇了与第15团相同的困境。他们面对的是志愿军的6连6班，尽管人数不多，但美军始终无法攻克这一阵地。 9月29日凌晨5点30分，根据预定计划，美军第65团第3营对365.2高地发起了攻击，目的是支援第15团。起初，美军的进攻进展顺利，到了6点30分，他们已经突破了6班的防线，占领了365.2高地的东半部分。 可接下来，美军却说：“在接下来的9个小时里，3营试图将中国人141师的人员从戒备森严的西半部阵地赶走，但都没有成功。” 邻近的美军第15团在其战争日记里写道：“疯狂的中国人拒绝了第65团扩大这一立足点的每一次尝试，第65团束手无策。” 随着夜幕降临，美军第65团的第三营决定暂停他们的攻势。 位于487高地前沿的365.2高地，由6班负责守卫。 然而，随着主峰的失守，6班所在的365.2高地与志愿军的主阵地被切断了联系，陷入了美军两个团的严密包围之中。在这种绝境之下，6班似乎难逃一劫。 在9月30日的清晨，6班的成员与前一天相同，共有八人。其中包括2排的副排长王兴邦、班长牟世清、副班长赵玉忠，以及战士李春长、刘春江和黄银生。遗憾的是，另外两名战士的名字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据推测，其中一位可能是金珍彪。 在激烈的战斗中，赵玉忠的腿部不幸被美军的炮火炸断，而其他战士们也各自负伤。尽管腿部重伤，赵玉忠无法站立，但他依然坐在地上，身旁摆放着五箱手榴弹，独自坚守阵地，成功击退了美军的五次进攻，直至壮烈牺牲。 如今，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湘西土匪志愿军”成员金珍彪，很可能也是那场487高地战斗的幸存者之一。当时，金珍彪就站在赵玉忠身边，目睹了这一切。他被吓得不轻，在试图将赵玉忠抬上担架时，赵玉忠却严厉地斥责他：“不要慌！我是共产党员，放我下来，我还能继续战斗！” 在战场上，战士们不停地在阵地上移动，彼此支援，迅速响应任何吃紧的战况，展现出了高度的协同作战能力。美军方面，一个营加上一个连，共计800多人；而志愿军仅有8人。兵力悬殊，达到了1比100的比例。然而，直到中午时分，美军仍未能攻占阵地。 这已经超出了战争史上的任何奇迹，因为无论如何，8个人是不可能对抗800名装备有重型榴弹炮、坦克和空中支援的敌军的。 在美军的重炮猛烈轰炸下，6班的弹药已经耗尽。到了下午，李春长在与美军的激烈战斗中，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此时，6班仅剩下四名战士。副排长王兴邦在阵地上四处搜寻，最终找到了一根爆破筒和两枚手榴弹。 王兴邦对其他三个人说：“我们决不当俘虏。”30日14时许，4个遍体鳞伤的志愿军战士紧紧靠在一起，握着爆破筒，等待着最后的时刻。他们甚至已经没有力气冲向美军同归于尽，只能互相依偎靠在弹坑里静静地等待。 就在这时，援兵突然来了。 在29日中午的时候，当141师师长叶建民，423团团长梁青山、政委李钦哲在指挥所里看到美军第15团进攻主峰失利后，美军多发重炮炮弹，反复轰击487高地的场面时，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都震惊了。 当师长叶建民请求配属作战的炮兵2师29团、30团在美军空地火力压制下，配合反击时，炮兵毫不犹豫就答应了。9月30日，当美军疯狂围攻6班时，炮兵2师动用105毫米榴弹炮20门、155毫米榴弹炮4门，配合141师炮兵团对美军进行了集火反击。 在炮兵掩护下，141师以五个排的兵力进行了反击，其中4连3排和6连预备队2班冲上了365.2高地，看到了已全身脱力，坐在地上紧靠在一起，拿着爆破筒的王兴邦四人。 6连副指导员朱振启率2班和4连3排又打退美军一次进攻，在自己两处负伤的情况下，带回了王兴邦和牟世清。 这是夜月山的第四次战斗。 在30日下午3点，美军第3师在经历了重大牺牲后，成功夺取了487高地。 尽管目前没有关于第四次487高地战斗中美军总伤亡的确切数据，但已知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战斗中，仅美军第65团的伤亡人数就达到了236人。此外，随着即将到来的477高地战斗，美军第3师的伤员总数预计将达到500人。 在2019年1月20日，志愿军423团6连的文化教员刘秉臣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斗，他沉痛地表示：“我们连队共有116名指战员，但经过那场战斗后，幸存者不足20人。” 在这场战斗结束后，志愿军总部授予了423团6连6班“一级英雄班”的荣誉称号。同时，47军为6班记下了集体特等功。王兴邦和牟世清因表现突出，荣立了特等功。而赵玉忠和李春长则被追记了特等功，以表彰他们的英勇行为。 一个连抗击美军一个团又一个营； 一个班抗击美军一个营又一个连。 虽然志愿军的英雄豪杰数不胜数，但这种情况只此一例。 第21章 不当英雄不下山 1951年，随着运动战的结束，我军与“联合国军”进入了阵地对峙的阶段。 在此期间，苏联终于决心大规模援助中国，大量技术装备被交付给志愿军战士。其中，火力强大的苏制火炮开始在我军中广泛配备。 到1951年12月，驻朝部队装备的苏式火炮包括152毫米加农炮36门，122毫米榴弹炮249门，76毫米野炮297门，57毫米战防炮53门，107毫米迫击炮57门，喀秋莎火箭炮72辆，85毫米高射炮120门，762毫米高射炮60门，37毫米高射炮956门。 苏联还派遣了大量经验丰富的军人，指导我军战士学习使用这些武器，并掌握火炮操作技巧。短时间内，我军炮兵的战斗力迅速提升，基本掌握了现代炮战中的间接射击、山地观察、地图射击和统一指挥射击等方法。 在磨炼技巧的同时，我军也积极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中国炮兵师的教导团被改设为文化速成学校，专门为那些来自农村的文盲炮兵提供扫盲教育，甚至连那些出身粗犷的高级军官们也走进课堂，认真听讲。 随着我军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如今我军的炮兵终于能够与“联合国军”一较高下了。 1951年10月1日，范佛里特发布秋季攻势作战命令，战线从礼成江口向西延伸至铁原，约80公里范围内，动用了超过四个师的兵力，同时对志愿军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 此次进攻的重点集中在志愿军第47军防守的高作洞至铁原西北的大马里一线，主攻方向为战线东北角的天德山。 第47军一向以擅长防御作战闻名。在两年前的辽沈战役中，第47军坚守黑山，将廖耀湘兵团的十万精锐牢牢困在该地。 在战前，第47军对前线防御部署进行了调整，将坚守了三个月的第140师撤下，改由第139师和第141师接替防务。其中，第141师的第422团负责天德山地区的防御。虽然我军换上了经过充分休整的两个师，但由于时间紧迫，防御体系尚未完全构建，只能依托现有的野战工事对敌进行阻击。 在应对美军第1骑兵师的进攻时，第47军决心采取“工事加火力”的策略，在现有阵地上展开顽强抵抗。此时，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尤其是大口径火炮的数量显着增加。第47军的火炮配备得到加强，共有215门火炮，其中包括24门“喀秋莎”火箭炮，不仅能够为前线步兵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还能够有效压制敌方的远程炮兵。 因此，第47军对完成志愿军总部交付的防御任务充满信心。与此同时，第47军指挥部一方面命令前线各师、团迅速调整兵力部署，加强重要支撑点的工事建设和地雷布设；另一方面将所属炮兵分成5个炮兵群，按照火炮种类和口径大小进行分级，逐一明确火力打击任务。 关于各级炮兵的任务，47军做出了以下划分： （1）遇敌小部队（班、排）运动或攻击，主要以团属炮火杀伤之，必要时以机动火力支援。 （2）遇敌1个连左右兵力运动或攻击，主要以山炮对其射击，必要时抽1个野炮连或榴弹炮连支援。 （3）遇敌1个营兵力向我运动或攻击，以直接配属步兵团作战之山炮、野炮、榴弹炮及步兵炮射击之，打乱其建制，击溃其部署，迫其过早展开，杀伤削弱其攻击能力。 （4）遇敌1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运动或攻击，所有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均须射击。 （5）在一般情况下，担任特殊任务之火炮（防坦克炮、坦克、统帅部炮兵)不得射击，以免过早暴露。 （6）所有炮兵均有对敌坦克射击之任务，阵地应具有一定的穿甲弹以备使用，遇有5辆以上坦克进攻，榴弹炮即开始对其行移动拦阻射击。 （7）炮火运用的原则是突然的、集中的有效杀伤与消耗敌人生动力量与火器，避免零打碎敲分散火力。 后来实战证明，阵地战的核心手段，就是依靠工事和炮火。 美军在攻击夜月山、天德山及大马里地区时，动用了10个重炮营、超过100辆坦克和40多架飞机，投射的弹药总量远超志愿军，达到数十倍之多。尽管第47军的炮兵在数量和质量上仍处于劣势，但凭借合理的火力运用和工事的有效防护，依然取得了显着的战果。 美军对夜月山和天德山的进攻，战法倒也简单： 先派出小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侦察出志愿军阵地的兵力、火力配置以及薄弱环节，随后进行大规模炮火覆盖，最后由步兵伴随坦克发起冲锋夺取阵地。 简而言之，他们的策略就是想不经过攻坚突破，而是依照“炮火压制，步兵接管”的套路，“火力主导，全面推进”。 第1军军长奥丹尼尔信心满满。 抗美援朝打了一年，双方都已经没了秘密可言。如果说，前三次战役志愿军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从第四次战役开始双方就开始了近身肉搏。 天德山，海拔477米，距离南朝鲜首都汉城直线距离仅有20公里，坐落在临川以北的临津江东岸，东连夜月山（487高地），西连418高地和343高地，扼守汉城到金化的运输大动脉，是141师核心防御阵地，也是47军重要防御地域，位置特别重要。 从态势上看，63军撤离后美骑1师占据天德山、夜月山，但47军接防以后又通过“蚕食”从美军手里夺了回来。 正因如此，美步3师在“清理行动2”拿下志愿军47军141师423团驻守的夜月山和292高地，又把目光瞄准天德山前沿460高地，准备10月3日协同骑1师共同实施“突击队行动”。 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天德山都是三八线上寸土必争的关键所在。 美第1军长奥丹尼尔对美步3师师长索尔信心满满，索尔则把攻占450高地的作战任务给了步3师15团团长奥尼尔，并承诺步3师所有的炮兵随时给美15团提供最强大的火力支持。 美步3师创建于1917年11月的北卡州，成名于一战的马恩河战役，因为防守顽强被冠以“马恩磐石”绰号。二战时期，步3师又在北非、西西里、法国南部连续作战，赢得了声誉。 美骑1师的历史比步3师稍晚，但其第2团组建于南北战争的最后1年1855年。骑1师资格老功勋大，还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不少战役，是美军中傲骄的“开国元勋师”。 但是，志愿军47师也不是泛泛之辈，其前身是成名于黑山阻击战的东野10纵，首任军长梁兴初、继任军长曹里怀都是四野虎将。141师师长叶健民、422团团长郑波也都是身经百战的铁血战将。 郑波在湘西剿匪声名鹊起，缴获了张平的马、瞿波平的枪，还有师兴周的手杖。 47军在湘西改造和吸收了万余出身贫寒的“土匪”，战斗力非常彪悍。 守住天德山，事关粉碎“秋季攻势”全局，此任务交给了第47军141师422团的5连。 5连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英雄连队，组建于1945年秋，他们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 天德山攻防战，是一次真正的王牌对王牌。 一个连对一个团，这注定是一场血战。 美15团通过空中侦察，推断出天德山最多只能驻守1个连。 奥尼尔认为，中国军队的主要抵抗阵地应该位于开城-朔宁-平康一线。他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并非中国军队的主力防线，而只是一些警戒阵地或侦察据点，这些阵地纵深有限，工事也不够坚固，应该不会遭遇像“血染岭”和“断肠岭”那样的顽强抵抗。 在第5骑兵团团长奥尼尔看来，根本不用等到10月3日和骑1师联合行动，只需要出动2个营就可以双管齐下：2营进攻460高地，3营拿下天德山。 然而，9月29日，攻势刚一发起，美军就碰在了钉子上。 骑1师第5骑兵团的3个营，组成了第一波进攻部队。美军的炮火持续了2个半小时，认为460高地早已变成一片焦土。上午10时，美15团步兵开始进攻。 由一个坦克营组成的快速支队，原本计划沿着公路突进，但尚未出发便被拦阻炮火和雷区困在了起点，一整天无法前进。 5连连长杨宝山、指导员阎成恩在天德山使用了铁原阻击战的“添油战术”。 添油战术，有的人称为拉长版的“送死战术”，由于天德山地区狭窄，无论防守还是进攻都无法展开更多的兵力，所以，在特殊地形下“添油战术”反而能够减少伤亡，实现阻击效率的最大化。 当2个排的美军试探进攻进入30米范围，5连3排副排长宫景林、8班长尚玉芝等11人才猛烈开火，打得美军人仰马翻，败下阵来，3排排长刘学武和7班、9班则隐蔽在山后作预备队。 美军的进攻刚被打退，经验老到的尚玉芝就嗅出了异样。 他向副连长张关福建议，美军很快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强攻，不如提前派一个3人小组埋伏在美军机枪阵地附近，自己带领4名战士正面阻击。这是一个大胆的分兵策略，张关福和杨宝山同意了。 果不其然，美15团第二次进攻升格为2个连的规模，而美军的机枪手也像往常一样，意图抢占山梁阵地，被早就埋伏的5连3排8班的3人小组全歼，并用缴获机枪“反哺”进攻的美军。 尚玉芝带领4名战士发起反冲锋，美军2个连的冲锋又被打了下去。接连受挫的美军学乖了，第3次进攻采用了分兵策略，派几个排同时偷袭460高地和阵地背后的2营迫击炮阵地。 危急时刻，2营迫击炮连使用平射对着美军一顿猛轰，然后投出密集的手榴弹雨，美军偷鸡不成蚀把米，反倒损失了偷袭的美军。美军15团团长奥尼尔恼羞成怒，呼叫地空火力进行覆盖。 激战中，3排长刘学武、战士李万发、谢丛恩先后牺牲。杨宝山给8班补充了5名战士，又接连打退美军5次进攻，最后只剩副班长1人。黄昏时分，3排打退美军11次进攻，伤亡17人。 10月1日，进攻天德山南麓的美15团2营比3营也好不到哪里去，连续冲锋都被击退。 根据日本战史研究部门编撰的《朝鲜战争》一书记载，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骑兵师在进攻起点，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拦阻射击”。 第一次的进攻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但战斗带来的人员损耗也是巨大的，5连5连歼敌300余人的同时也伤亡60余人，更是在连长牺牲，全连只剩下指导员、两名伤员和一名通信员的情况下，仍然不肯后退坚持守卫天德山。只有加强给5连的8连1排表现最好，仅伤亡2个人。 美军终于退了下去，杨宝山、阎成恩立即开会总结。 422团马上给5连补充80人凑齐130人，以备来日再战。指导员阎成恩在战斗间隙还不忘动员，让大家背诵5连在天德山主峰的巨石上写下的口号：“争取创造英雄连，不当英雄不下山。” 当天夜里，美骑一师稍事休整后，计划借着夜色再次进攻天德山。然而，当美军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势时，志愿军却突然开始了有组织的炮火轰击。 这次炮击与以往不同，志愿军炮兵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准度和强大火力。据记载，美军损失惨重，每天都有数十车的伤员和尸体被运送出去。就在战斗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刻，一批编号为“84”的战车突然驶入战场——这正是令敌军闻风丧胆的喀秋莎火箭炮。 喀秋莎是在二战中苏联生产的一种自行火箭炮，通常都装载在卡车上。装满一次弹药需要十分钟，但一次齐射就可发射16发口径为132毫米的火箭弹，而最大射程可达8.5公里。 运载车速度快，火力凶猛，杀伤范围大，使用也简单。 往往铺天盖地一阵炮弹发射出去就能毁灭敌军阵地，消灭大量敌军部队。二战中曾被“喀秋莎”给予重击的德国纳粹叫他“斯大林的管风琴”，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火箭炮，但苏联红军十分钟爱它，因为火箭炮的身上有个“k”字母，即俄文的共产国际第一个字母，苏联红军便用传说里美少女的名字为它命名——“喀秋莎”。 一发“喀秋莎”火箭炮弹，长达一个汽车厢，威力一个能顶三个大威力榴弹，一辆“喀秋莎”炮车通常联装12枚火箭炮弹，数秒钟内即可发射完毕。一个团有一百多辆炮车，一次团齐射就是一千多发火箭炮弹同时发射，其威力可想而知。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士兵恐惧地将“喀秋莎”火箭炮称为“金日成的大嗓门”。 当“喀秋莎”大显威风后，中国士兵和朝鲜士兵狂热地爱上了它，称其为“炮兵之王”?，行军路上哪怕再拥挤，一见有“84”车号的车也高兴得主动让路。?“84”是“喀秋莎”部队在朝鲜的车号。 第47军得到了一个完整火箭炮团的增援。 炮兵202团配备了30门喀秋莎，它们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战场局势。反攻之夜，志愿军首先对美军阵地展开猛烈炮火轰击，随后发动了冲锋。 美军误以为志愿军企图夺取阵地，慌乱中全员蜂拥而出迎战。千钧一发之际，志愿军的30门喀秋莎立即锁定目标，发射了一轮齐射。伴随着如“管风琴”般的回响，400多枚火箭弹像暴雨般倾泻而下，顷刻之间，800余名美军被炸得血肉横飞。 在日本撰写的《朝鲜战争》一书中，作者对志愿军的炮火给予了如下评价： “自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炮兵首次如此有组织地进行射击。为了阻止敌军的接近和粉碎其冲击，进行集中射击和拦阻射击自不必说，甚至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炮兵对炮兵的交战，这让美军炮兵十分惊慌。这种战术是中国炮兵从未采用过的。” 李奇微感到震惊，立即指示情报人员查明是否有苏联人参与了战斗。 10月2日，志司电令第19兵团： 敌军在近几个月来连续对我东线和中线发起进攻，均遭到重大挫败，伤亡惨重。最近，敌军又发起所谓的秋季攻势，目标集中在大马里至天德山一线。你们必须依托天德山的坚固阵地，顽强抵抗。 要精心组织火力，尤其要突击性地组织猛烈的近战火力，尽可能大量杀伤敌军。在有利的时机，必须果断灵活地实施反击，歼灭其部分兵力，并继续坚守天德山阵地，彻底粉碎敌军的进攻。 同时，我中线和东线各部队，为防止敌军与西线的进攻相呼应，必须做好坚决反击的准备。 此电报同时发送至志愿军前线各部队。其中关于“必须依托坚固阵地，坚决抵抗”的指示，既是对第19兵团和第47军的明确要求，也是对所有前线部队的共同指令。 同日，美军15团团长奥尼尔终于低下了头，以牺牲80余人的代价试探志愿军火力配置，同时要求美3师师长索尔请求空军出动b26轰炸机，投放1000磅大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无差别轰炸。 10月3日，美步3师和骑1师联合发动“突击队行动”。 美军25架战斗轰炸机、2架b26轰炸机向460高地和天德山投下大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与此同时，200多门重炮向志愿军炮2师29团阵地狂轰乱炸，炮29团30多门榴弹炮损失惨重，大部被摧毁。 轰炸过后，5连和美军展开白刃战，最终美军占据了3排据守的460高地。 战斗中，炮29团2连班长谭朝志，在助手战士汪万泗、高寿南牺牲后，一个人操作美军m2式105榴弹炮，硬是打出77发重量21公斤的炮弹，为5连守住418高地和天德山主峰立下奇功。 10月3日一天下来5连又损失70人，422团马上给杨宝山补充了70人。 10月4日，天德山的攻守进入了刺刀见红阶段。 美15团2营失去战斗力，3营也损失惨重，美步3师师长索尔只好调来菲律宾营接替3营，让预备队1营接防460高地的2营，同时调来美步3师65团3营作为15团的预备队。 与此同时，黔驴技穷的美军再也不讲武德，一口气发射了上百发毒气炮弹。 422团5连130人面对美军3个营2300余人，在这一天牺牲几乎殆尽，5连连长杨宝山也在这一天英勇牺牲，5连只剩17个伤员，其中主峰只剩4个人：指导员阎成恩、1个通讯员和2个伤员。 10月5日上午，天德山东、南、西三面都被美军占领，5连奉命撤出战斗。 美国第1骑兵师连续三天猛攻47军防守的天德山和月夜山阵地，然而除了一天天抬回几十车的尸体和伤员外，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10月5日，第141师在阵地被炸成焦土、三面受敌的严峻形势下，遵照命令撤离天德山阵地，转移至天德山以西区域继续展开防御。 惨烈的天德山防御作战，志愿军422团5连280人，面对美步3师15团、65团3营和骑1师1营、3营共5600余人，阻敌4日并毙敌600余人。5连也只剩17人，后来又陆续牺牲8人。 志愿军“添油战术”最终战胜美军“人海战术”。 战后，志愿军422团5连记集体特等功，并授予“天德山英雄连”称号。 杨宝山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阎成恩记特等功，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谭朝志记一等功，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被志愿军炮兵部队授予“全能炮手”称号。 第22章 首次多兵种协同 为了防止美军趁势北上进攻，志司于6日命令左翼的第42军以晓月山为核心构建稳固的防御体系，设置多重侧射与交叉火力，力求在我方坚固阵地前突然重创敌军。 同时，命令第42军与第47军密切配合作战，如敌军向天德山以西推进，第42军应组织炮火侧面打击敌人；若敌军向晓月山发动进攻，第47军则应组织侧翼火力对敌实施打击。 志司还指示第19兵团：在敌军尚未脱离其阵地及炮火支援的情况下，不应发动大规模反击；待敌方被削弱并陷入疲惫后，再进行较大规模的反击。 具体行动由杨得志和李志民统一安排部署。 志司最后特别强调：“现42军、47军及64军必须竭尽全力坚守阵地，大量歼灭敌军，为今后实施更大规模的反击创造有利条件。” 美军占领天德山后，进攻的方向并未朝北推进，而是转向了天德山西侧、南侧以及驿谷川东南的各个高地。 10日，第140师奉命重新投入前线，接替第139师防守以345.6高地为中心的驿谷川东南阵地。黎原回忆，这一阵地很快就成为了第47军防御方向上与敌军争夺最为激烈的核心，战斗的残酷程度，甚至超越了“血染岭”和“断肠岭”。 “血染岭”和“断肠岭”位于海拔接近千米的高山上，美军的坦克和火炮由于地形的限制，无法进入阵地前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军的火力。 而345.6高地则交通便利。 美军能够同时部署超过20个重炮群，第1骑兵师的战斗力远超当初进攻“血染岭”和“断肠岭”的美韩军部队，且其攻势持续时间更久，付出的伤亡代价也更加惨重。 黎原感慨道：当时之所以能够在345.6高地重创美军，坑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无数次血战中，被敌军猛烈轰炸激怒的中国将士，最终找到了应对“联合国军”空中与地面火力优势的有效策略——这便是“坑道战”。 志愿军的坑道防御体系，日后成为世界各国军界争相学习的对象，实际上是被美军逼出来的。面对美军数百倍于己的火力优势，出身农民的志愿军战士们凭借本能开始挖掘洞穴以躲避美军密集的炮火。 这种单人防炮洞因形似猫耳而被志愿军称为“猫耳洞”，三十年后在中越老山战场上，这个名字再次被广为传颂。 美国人的炮火越猛烈，中国士兵们就越努力地挖掘洞穴，左挖右挖，直到相邻的洞穴连接在一起，最终形成了马蹄形的坑道。 美军战史中对此有这样的描述：“由于中国人构建了复杂的堑壕系统和机动道路，极大削弱了突袭的效果，因此即便投放了凝固汽油弹和千磅炸弹也无济于事。敌军防守顽强，常常战斗到最后一人，导致骑1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常情况是，美军虽然攻下了作战目标，但兵力不足，无法抵挡随后而来的强大反攻。” 10月18日，美军终于攻下了345.6高地的前沿阵地。 从9月29日至10月18日，第47军与美军第1骑兵师、第3师等部展开了激烈战斗，持续了整整20个昼夜。 据志愿军统计，敌军共伤亡两万余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伤亡是由我军炮兵造成的。第47军伤亡超过7000人，美军则向前推进了约4公里，占领了90平方公里的区域。 第47军的右侧相邻部队是第64军的第191师，其防线从临津江西岸的青廷里延伸至高阳岱一带，正面约宽10公里。由于在第五次战役后该师未能得到兵员补充，战斗开始时，全师仅剩6000余人。 当前敌军为英军第29旅和美军第1骑兵师的部分部队，每天出动1至2个团的兵力，伴随40至60辆坦克和20至40架飞机的支援，持续对高旺山和马良山发起重点攻击。 马良山是临津江附近屈指可数的几个制高点之一，周围群山环绕，临江而立，三面高山耸峙，地形宛如马蹄。作为确保开城侧后方安全的关键战略要地，它同时也是贯通临津江、涟川与朔宁的重要交通枢纽。 如果联合国军控制了马良山的主动权，那么攻占开城将变得轻而易举。而开城以北的平原地区，更是极为适合联合国军的机械化部队展开作战。届时，美军只需持续不断地派遣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轰炸，这场战争将会无休止地延续，直到我军再也无力承受。 回过头来看我军的情况，若我们能够持续保持对马良山的控制权，那么联合国军在金城一带就不得不时刻紧盯我军的动向，否则稍有不慎，金城就可能落入我军手中。此时，谁能夺得马良山，谁就能掌握整个战场的主动。 191师部队依托阵地，在炮火的掩护下与敌人展开了多次激烈争夺。 10月4日，英军第29旅与美军骑一师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继续向我军阵地发动猛攻。敌人一波接着一波的进攻接踵而至，炮弹像石子般毫无顾忌地砸向我军阵地，尤其是高旺山阵地，已遭受上万发炮弹的猛烈轰击。 10月5日，英美联军再次向马良山主峰和216.8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驻守在马良山主峰西南侧216.8高地的第571团7连，依托坑道式掩体，阵地十分坚固，灵活机动地反击敌军。英军第29旅的两个营轮番发起了21次冲锋，均被成功击退。战斗一直持续到10月7日，7连共歼敌700余人，自己仅付出26人的伤亡代价。 联合国军不给我军任何喘息的机会，紧接着又对马良山的318高地和216.8高地发动了一轮轰炸。同时，联合国军还派出了60多辆坦克，协同步兵发起猛烈冲锋。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191师的战士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即增派了15个炮兵营、3个高射炮营以及两个坦克连进行火力反击。即使如此，仍然难以遏制敌人的凶猛攻势。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激战，我军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大多已被摧毁，伤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若继续这样作战，将会导致更多无谓的伤亡。此时，我军的二线防御阵地已全部建成，后续的增援也在源源不断抵达。因此，志愿军决定暂时撤出马良山前线，转而依托黄鸡山和白石洞一线展开防御。 与此同时，英美联军的损失同样惨重。英国第29旅的兵力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一，损失超过2600人，已无足够兵力继续支撑他们作战。至此，马良山战役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截至目前，英美联军已成功在马良山地区稳住阵地。英军用第28旅替换了伤亡惨重的第29旅，并通过修建交通壕和地堡形成了网状的环形防御体系。此外，美军骑兵第一师也在侧翼提供了火力支援。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占据有利地形的英军，逐渐变得狂妄起来，频繁对附近我志愿军的阵地进行骚扰，甚至公然炮击朝鲜的村庄。这一系列挑衅行为彻底激怒了我军和朝鲜的平民。我军随即开始调集兵力，准备展开一次反击战。 为了在这场战斗中一举击溃敌人，第64军特别设立了临时指挥部，统筹部署了各个兵种，为此前后准备了整整一个月。这次反击战的火力配置，也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最为豪华的一次。 在炮兵火力的部署上，除了191师原有的炮兵团和那几个分散的炮兵营之外，64军还专门向上级申请调来了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营以及一个火箭炮连进行增援支援。为了这场反击战，我军准备的火炮中，口径超过75毫米的就有60多门！ 时不我待！ 兵力已然集结，志愿军战士们早已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想在战场上狠狠教训联合国军。573团前线调查传回的情报显示，马良山一带的英军阵地上光是地堡就超过百座，阵地前还布有雷区和铁丝网等障碍。 这让64军陷入了困境，面对如此坚固的防御工事，我军很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但担心即使耗费了大量精力，也未必能取得理想效果。为有效打击依托山势修筑的敌方碉堡，经过志愿军装甲兵指挥部的深入研究，最终决定派遣坦克碾压敌人的防线。 在此次反击战中，担任主攻任务的是573团，他们将在三个炮兵营和10辆坦克的支援下，进攻马良山主峰317高地及其西南侧的280高地。与此同时，572团负责助攻，而571团则肩负起掩护573团侧翼的任务，阻击试图偷袭的敌军。 为了确保191师顺利完成此次反击任务，64军特意调派190师前往高旺山牵制美军，既阻止美军增援，又顺便切断英军的退路。64军将总攻时间定在11月4日。为掩盖我军的进攻意图，从10月15日开始，我军便对联合国军展开兵力骚扰，借此迷惑英军。 11月2日，我国志愿军展开了一次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演习”，这一行动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迷惑敌方视线。 11月3日晚间，60余门火炮（其中包括“喀秋莎”火箭炮）对马良山敌军阵地前的防御工事展开猛烈轰击，摧毁了敌军阵地前的大量雷区和障碍物。 在炮火的掩护下，志愿军坦克第1团2连与重坦克连共12辆坦克进入战场，利用预先准备好的掩体进行埋伏，成功避开了联合国军侦察机的侦查。 11月4日，志愿军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刻，人人都整装待发。 随着信号弹升空，收复马良山的全面进攻正式拉开帷幕。 首先，所有火炮齐发，猛烈轰击敌方阵地。炮击间隙，我方坦克瞄准敌人前线阵地，进行精准打击。经过两轮火力压制后，我方火力逐步向敌人纵深推进，将敌军逼入各自阵地。这时，火箭炮开始全面覆盖敌方阵地，继续施加火力打击。 经过这次猛烈打击，英国军队完全陷入了混乱。皇家苏格兰边防团第1营以及赶来增援的美英联军，被装备有重炮、火箭炮和坦克的志愿军第191师3个步兵营击溃，溃不成军。面对志愿军全面压制的装备优势，联军只能使出最后的杀手锏——空中力量。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火力压制，精准的打击让英军察觉到我军可能有坦克参战，于是将这一情报传达给了美军，并要求美军空军以我军坦克为主要打击对象。尽管我军的坦克进行了伪装，但炮口的火光还是引起了美军的注意。 敌机接连不断地分批次俯冲而下，向我军坦克阵地投下50多枚凝固汽油弹，顷刻间，坦克阵地陷入了一片火海。然而，面对美军的猛烈空袭，我军绝不甘于被动挨打，立即派出高射炮组建防空分队，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 三个高炮营和高机营的高射炮、高射机枪同时对空开火，敌军多架飞机受到重创，其中三架当空炸裂，其他几架冒着黑烟坠落地面，变成了火球。仅剩的几架还能飞行的飞机也匆忙投下炸弹，慌乱撤退。此时，阵地上大火开始蔓延，我军的三辆坦克被凝固汽油弹溅射引燃。 此时大家来不及多加思索，只留下坦克上的炮手和装弹手继续对敌展开攻击，其余人员则用附近的泥土扑灭火势。经过奋力抢救，最终成功挽救了三辆遇险的坦克。下午四点，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制下，敌军上百个碉堡几乎被摧毁，我军也随即做好了进攻准备。 在炮火的强力掩护下，572团2营6连作为主攻的尖刀连，势如破竹，仅用了短短10分钟便突破英军阵地。此时，驻守在马良山主峰317高地的英军残部，尚在炮火的猛烈轰击中茫然不知所措，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御，我军已迅速逼近，直杀到他们眼前。 与此同时，573团的尖刀连在216.8高地上也顺利完成了突破。尽管如此，驻守该阵地的英军尚有血性，面对突如其来的局面，他们纷纷装上刺刀，向我军发起了“白刃冲锋”。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选择了错误的对手。经过半小时的激烈交锋，216.8高地的英军最终全军覆没。 直到晚上7点，战斗才正式结束，我军成功从英国人手中夺回了阵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战斗的终结。在收复阵地后，我军立即着手抢修防御工事，并根据之前的战斗经验，特别加强了反斜面坑道的建设。 此时英军已被我军彻底震慑，再加上夜幕渐渐降临，未能及时发起反击，这为我军争取到了充分的时间进行防御部署。 11月5日，天色刚刚破晓，美军的飞机便呼啸着从马良山我军阵地上空掠过，伴随着一波接一波的猛烈轰炸。英军第28旅配合一个坦克营，随即再次向我军阵地发动冲锋。然而，他们万万没有预料到，美军刚刚实施的几轮轰炸，丝毫未能对我军连夜加固的反斜面工事产生影响。当英军发起冲锋时，我军立刻以精准的炮火覆盖敌军，紧接着出动坦克，将尚未抵达我军阵地前沿的英军彻底击溃。 11月6日凌晨，这个早晨格外宁静，不再听到美军飞机的轰鸣声，也没有了震耳欲聋的炮火声，甚至连英军冲锋时的喊叫也消失无踪。然而，到了下午，英军第28旅又组织了几次进攻，但最终依旧以失败告终。 马良山反击战不仅是志愿军入朝后少有的几次“富裕仗”之一，更是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后首次组织步兵、炮兵、坦克和工兵等兵种协同作战的战役，标志着我军作战水平初步进入现代化战争的阶段。 在工兵、坦克、防空部队和地面炮兵的支援下，第191师的三个营仅用了四个小时就成功收复了整个马良山阵地，并击退了敌军援军的反扑，顺利巩固了阵地。此次战斗，志愿军共毙伤美英军1701人，俘虏46人，击落敌机14架，击毁坦克6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辆编号为402的志愿军is-2重型坦克，在此次战役中单车摧毁了敌军6个地堡，并俘虏了10名敌军，凭借这一战绩成为志愿军坦克的代表，甚至被国外游戏收录，成为中国装甲兵的“形象代言人”。 从此直到停战协议签署，联合国军再也没有靠近过马良山。英军在这次战斗中遭受了极大挫折。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64军191师以1700人的伤亡代价，成功歼灭了美军、英军和澳大利亚军队共计4400人，击落敌机14架，摧毁坦克6辆。 志愿军总部致电嘉奖第64军： “敌军此次进攻你们部队，遭遇重大损失，而你们以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在付出极少伤亡的情况下取得了辉煌战果，充分展现了你军在炮火组织和指挥上的进步。希望继续认真研究，以求每次战斗都能再进一步，预祝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10月18日，美军在西线的进攻宣告停止。 志愿军随即宣布，西线美军的攻势已被彻底击溃。 李奇微认为，虽然美军的进攻遭遇到了与第2师在东部地区所面临的同样顽强抵抗和频繁反击，但他们仍在10月19日成功抵达并占领了预定目标，建立了“詹姆斯敦线”，即“堪萨斯线”的一个新突出部，同时解除了敌军对铁原至汉城铁路线的威胁。通过这次西线进攻，美军感到中国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坚守阵地。 美军的战史中记载： “突击队”行动期间，中国人对制高点的守备极为重视。他们从传统的机动防御体系逐步转向了坚固的防御模式。 这种变化表现在深度掩体、复杂的堑壕网络，以及在前线阵地大规模储备食物、物资和弹药，显示了他们企图死守阵地的决心。当骑1师试图突破主要防线时，中国人迅速调动大量新生预备队，不惜耗费储存的炮弹，拼死防守阵地。 直到人员伤亡惨重，弹药几乎耗尽，他们才被迫撤退，骑1师这才最终占领了“詹姆斯敦”作战线。这种经历充分反映了志愿军作战方式正在发生的转变。 第23章 大破坦克劈入战 坦克集强大火力、坚固防护与出色机动性于一体，具备极强的突击能力，被誉为“陆战之王”，是现代陆军的主要作战武器。打坦克尤其是打集群坦克一直是现代战争史上的难题，对于装备差、以轻步兵为主的我军而言更是如此。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投入了大量坦克，尽管受到了地形条件的制约，但还是广泛用于地面部队作战。 美军在朝鲜作战，没有专门的坦克师、团部队，而是从国内的装甲师中，抽调了坦克营、连，配属在陆军师内，每个师基本上配有1个坦克营。美军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锻炼，机械化达到全球巅峰水平。美军一个步兵师有72门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149辆坦克。 美军防御时用坦克作为支撑点，进攻时用坦克开路，后面紧跟着步兵协同作战，数量最多时，高达1400辆。因此志愿军在打坦克的同时，还必须把步兵一起歼灭、击溃。 美军投入朝鲜战场的坦克，主要是m4a3e8、m26和m46三种型号。 其中m4a3e8是二战中大名鼎鼎的m4“谢尔曼”坦克的终极改进型，在防御、机动和火力上，比m4都有重大提升； m26“潘兴”坦克，是美军为了应对二战德国“虎”式坦克，而专门设计制造的一种重型坦克，二战后才重新定位为中型坦克； m46则是m26的改进型，是当时美军最先进的坦克型号。 在这些坦克的正面，常常画着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虎头图案，气势汹汹。 范佛里特在朝鲜战场上革新了美军的坦克战术。 以往，美军将坦克分散在步兵队形中，作为支援步兵的移动火力点使用。而范佛里特则改变了这一做法，他在空袭和炮击过后，先将20至40辆坦克编成集群，率先发起集中突击，随后步兵和工兵紧随其后。坦克集群通过迅速突进，切断我军前沿阵地之间的联系，最终由步兵逐一占领各个阵地。美军将这种战术称为“坦克劈入战”。 自美军在东线展开攻势以来，正是依靠这一战术在前线取得突破，夺取了不少阵地。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反坦克专业力量严重缺乏，面对坦克作战的时候，主要还是用步兵武器打坦克。 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转入主动防御，这时候已经增加了90火箭筒、战防炮、无后坐力炮等反坦克武器，再与步兵、炮兵、战车、工事障碍等结合起来，加上灵活的战术，已经与美坦克有了一战之力。 20兵团下辖第67军、第68军，1951年中旬入朝，司令员杨成武。 杨成武是一名悍将，在长征中任开路先锋团指挥官，亲自指挥过着名的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着名战役。68军根据志司“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于 1951年9月底至1952 年11月初，在北汉江至文登里宽约 25 公里的正面，进行了长达13 个月的防御作战。 1951年9月21日，美第25师、第7师和韩伪2师、伪6师各一部，在75辆坦克、100余门火炮及大量飞机支援下，向志愿军第67军防御正面，甘凤里——北汉江一线，发动了猛烈进攻。第67军防线左右两翼的第200师和第199师，立即进行防御作战。 第200师600团第1机枪连11班，和第3连6班组成了一个反坦克排，在第3连阵地424.2高地山脚下，承担着反坦克任务。21日上午，3辆敌坦克摆出三角队形，沿着金城、金化段公路向前开进。到距我炮阵地500米的时候，战士们用迫击炮接连发射了3发破甲弹。 其中，第2发破甲弹命中了第一辆坦克了望孔，驾驶员当即就跳下坦克，往南逃去。隐蔽在公路东侧的第6班班长阎杰，在距离第2辆坦克约20米时，对准坦克油箱，从侧后方连投4枚手雷，坦克瞬间燃起大火，驾驶员被击毙。 第200师599团3连反坦克班，奉命在回隅、桥田里之间公路的反坦克壕，阻击敌坦克。 21日晨，美军坦克在金化、甘凤里公路上来来回回往返了好几次。 11时许，先头4辆坦克呈菱形队形前进，在开进到距离第3连反坦克班20米远的时候，反坦克班用一个4人小组，瞄准射击坦克后面的伴随步兵，用一个3人小组投掷手榴弹来制造烟幕。班长周清泉投掷手雷率先击中了先头坦克，逼退了其他的坦克和步兵。 第199师596团2营，将1门火箭筒放在了后洞里的南山脚下。 21日8时许，敌占领该山。 第2营赶紧将火箭筒撤了出来，隐蔽在了阵地里。15时，敌3辆坦克开到我阵地前230米的时候，我火箭筒手用仅有的两发弹射击了过去，直接命中第2辆坦克。 激战一整天，第67军全线共击毁敌坦克17辆。 其中，战防炮击毁了6辆，火箭筒、无后坐力炮和苏式手雷击毁了6辆，其他炮火击毁了5辆。志愿军反坦克第一战取得了胜利，为指战员后续粉碎“秋季攻势”、进行反坦克作战积累了经验。 在文登川一带驻守的是人民军第5军团，但经过长时间的艰苦作战，5军团伤亡惨重。1951年9月27日，为了稳定东线的防御战线，志愿军第68军204师配属炮兵第610团、202师炮兵一个连，接防人民军第5军团，西起北汉江、东至文登里东侧635.8高地，文登川一线正面20公里的全部防务。 文登川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谷，宽度从几十米到600余米，纵深超过了7000米。西靠鱼隐山，东依加七峰，北面是柏岘岭。 山谷南端是一个名叫文登里的小村庄，中间则贯穿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末（末辉）杨（杨口）公路，直通我军后方，是我军东线的一个重要门户阵地。山谷内地势平坦，适合坦克部队进出，开展穿插作战，但由于两侧是崇山峻岭，不是很有利于坦克的横向机动。 文登川是美军坦克进攻我军防御纵深的必经之地，能否在此阻挡住敌方大规模坦克的进攻，成为68军防御作战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文登川必须坚决守住。 第68军接防仓促，既没有完整的工事依托，也没有充分的准备。为了能有效阻止美军坦克集群的进攻，我军进行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准备。 杨成武预见到文登里一带将有一场恶仗。他一再嘱咐68军军长陈坊仁，除加强阵地正面防御外，还要注意防止美军坦克冲击。兵团司令部专门发出反坦克指示，提出工事与火力（包括反坦克地雷）相结合，勇敢与技术相结合，打坦克与打步兵相结合，以相互弥补不足，对付美军连续攻击。 第204师以鱼隐山为核心阵地，在文登川之线设置反坦克区，610团部署在左翼。经过一番激烈战斗，610团迅速占领了935.8、709.6等高地。 610团决定将主要兵力与武器集中部署在文登里公路两侧的高地，构筑坚固防线。一营被部署在公路东侧的635.8高地和904.2高地；二营则配置在公路西侧的709.6、642和984.2高地等区域；第三营作为团预备队，位于永青里以北。团炮兵部队在祠场附近建立基本发射阵地，并在上深浦区域构建前进发射阵地，以阻击突入防线的敌军坦克。 然后，在反坦克区内建起了“兵、阵、火、障”四大配系。充分利用山脚塄坎、沟梁等自然地形，利用战前准备和战斗间隙大力抢修工事，白天打，晚上挖，抓紧在山谷狭窄地段和山脚突出部的公路两侧，以堑壕、交通壕和火力发射点，构筑纵深梯次配置的阵地。 并在川地上挖反坦克壕，道路狭窄处设陷坑，和两翼的阵地结合在一起，纵横两向贯通起来，各火力点、各阵地之间以交通壕相连，在道路、河床、稻田地和山坡处遍布反坦克地雷，形成了深达7公里的纵深防御阵地。 另外，我军在作战中将防炮洞和露天发射点结合、基本阵地和预备阵地结合、真假阵地结合，并充分利用山地茂盛林木严密伪装自己，不仅为大量消灭敌人创造了条件，而且有效地保存了自己。 其次，针对自己装备差、火力弱的实际情况，第68军204师在全师内抽调人员，集中了27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12门76.2毫米反坦克炮、4门老式山炮和22根90火箭筒，以及1个工兵连，组成了一个150人的反坦克大队，归第610团指挥，部署在文登川，专门承担打坦克任务。 反坦克大队以反坦克炮为第一层火力，山炮为第二层，无坐力炮和火箭筒为第三层，形成了梯次火力配置。还组织了6个反坦克小组，每组3至6人，装备地雷、爆破筒和反坦克手雷，视情机动出击近战歼敌。 10月3日、5日、13日，西线美第1军、东线美第10军、中线美第9军，相继发起进攻。东线敌军进攻有两大特点：一是使用集群坦克集中向文登里谷地突击，即所谓“坦克劈入战”；二是不惜向攻击的目标倾泻炮弹。 1951年10月6日，交接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美第10军集结第2师，并配属坦克第72营、韩国第8师战车第31大队和法国营，共百余辆坦克，在众多飞机的掩护下，向文登里的志愿军第68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企图凭借绝对优势兵力一举突破文登里，夺取我东线战略要地鱼隐山，深入我防御纵深，破坏我防御体系，占领末辉里以南地区，以配合其在元山的登陆计划。 志愿军第204师在阵地被敌军炸毁后异常艰苦的条件中，和朝军一起顽强抵抗敌军进攻，歼灭美韩联军900多人，初步稳定了作战局面。到10月10日，志愿军第204师顺利和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交接阵地。 10月11日，是我军接防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阵地的第二天。美军在航空兵和炮兵火力支援下，出动10余辆坦克，向志愿军防守的635.8高地展开猛烈进攻。 战斗打响时，敌军将坦克沿公路排成纵队，向我军两侧高地发起冲击。由于我军刚接防此阵地，反坦克火器配置不当，作战体系尚未完善，且反坦克大队缺乏实战经验，导致阻击美军坦克的效果不佳。 204师610团的2连死守阵地，击退敌军7次进攻。但美韩联军还是在12架飞机的配合下，坦克长驱直入，很快突破防线，推进至文登里以北5公里的610团防御纵深处，上深浦地区，接近了团炮兵群的基本发射阵地。 反坦克大队大队长姚希和副团长见形势危急，立即组织炮兵进行近距离火力战斗，阻止敌方坦克的推进。他们命令部署在东侧904.2高地的一营和西侧984.2高地的二营迅速前进，消灭跟随坦克的敌步兵。同时，指示反坦克第一、二中队隐蔽于纵深位置，迅速出击，占领发射阵地，靠近射击，打击敌方坦克。 在排长阎相子的指挥下，第二中队的反坦克歼击小组携带反坦克手雷，借助草丛、沟渠和弹坑的掩护，从侧翼迅速而隐蔽地向敌方坦克靠近。当他们距离敌坦克侧后约10米时，阎相子毫无畏惧地站起身，精准地投出两枚手雷，成功炸毁了敌坦克，成为此次作战中首位摧毁敌坦克的战士。 随后，他们迅速转移阵地，采用同样的战术炸伤了敌军第二辆坦克。 此时，趁着敌军陷入混乱，我方无后座力炮和火箭筒分队在50至100米的距离内开火，再次击伤美军3辆坦克。眼见夜幕降临，美军坦克营营长迈克尔无心再战，下令坦克大量施放烟幕，撤回阵地。 第一天的战斗可谓充满险情。 虽然最终顺利击退了敌人，但由于战士们对苏式装备操作不够熟练，反坦克武器配置过于分散，未能发挥应有的威力，而地雷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我军始终没能找到有效的应敌策略。 美军甚至一度逼近到距离我炮兵阵地仅700余米的地方，幸亏炮兵采用榴弹炮直接瞄准平射，才成功击退了美军的坦克集群。这场战斗还催生了我军一个全新的战斗术语——“闸止阵地”，意指用大口径火炮平射，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连20兵团司令杨成武也按捺不住，拨通了68军军长陈坊仁的电话：“你的反坦克歼击队在哪儿？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司令员的不满层层传达到了前线，610团团长尚志功感到颇为郁闷。当晚，杨成武司令员与610团团长尚志功、政委崔子玉一同前往反坦克大队，向一线作战的战士们询问战况。 杨司令员充分肯定了610团在首日战斗中，顶住了巨大压力并阻挡住敌军坦克进攻的突出战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比如反坦克阵地距离公路过远，敌坦克行进速度过快，导致反坦克火力效果大打折扣。 副团长姚希同提议：“明天我们将无后座力炮从山头前移到山脚下，前推200米。”排长阎相子补充道：“我们小组距离坦克太远，手雷和爆破筒都无法扔上去。在接敌过程中，我组四人牺牲了两人。明天我们打算隐蔽在距离公路两侧20米以内，等敌坦克靠近时再出手。” 杨成武司令员点头说道：“好，在文登川要修筑反坦克交通壕，每个反坦克小组都要配备一个加强班和一挺机枪，专门用来打击坦克后面的敌步兵，掩护反坦克小组接近坦克进行爆破。” 随后，他继续鼓励道：“同志们，不要气馁！这是我军第一次大规模对抗坦克集群，今天顶住了就是胜利。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敌人一定会派出更多坦克，但不要害怕。虽然美国强大，但我们有智慧，我们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杨成武司令员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指战员的战斗意志。 团长尚志功连夜召集紧急作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了作战目标，决定要将敌方坦克阻挡在上深浦以南地区。随后，重新调整部署，将全团的反坦克火器全部隐蔽配置在末杨公路两侧的山脚，与步兵火器相结合，形成了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 军工兵主任兼反坦克大队副大队长谭宝楼，率领军、师下属的四个工兵连和两个工兵排，在公路两侧挖掘了三条深达三米、宽四米的反坦克壕，布置了五个反坦克地雷场。同时，他们在公路两边紧急开挖了总长超过一万米的步兵交通沟，连接散兵坑和猫耳洞，为反坦克小组的灵活机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副团长姚希同将指挥部从山顶迁至山脚下，位于下深浦的西侧，直接指挥两个反坦克中队和六个作战小组。团长尚志功则坐镇上深浦北侧的炮兵前进发射阵地，誓死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即使拼尽全团的力量，也决不允许敌人的坦克越过文登川。 610团的指战员们三连夜在文登川设下了天罗地网，布下精兵强将，静候美军坦克的到来，准备一决胜负。 10月12日，美军第2师出动航空兵，对志愿军阵地发动了持续1个多小时的猛烈炮击，重点打击我军前沿阵地及公路两侧的防御工事。 上午10时，我军主动让开末杨公路南口，诱使敌军深入，进入我反坦克阵地。 美军误以为我军不敌撤退，遂派出48辆坦克，呈梯次队形沿公路推进，并交替掩护向文登川阵地进攻，大批步兵紧随坦克之后。 志愿军则以纵深炮火不断射击敌军坦克和步兵，尽力拖慢敌军的进攻速度。同时，反坦克小组迅速进入战斗位置，耐心等待敌军坦克的接近。 姚希同副团长在前指观察所中清楚地观察到战况，随即指示团炮群对向阳村、内洞和文登里区域展开炮击。我方野炮营的12门加农炮和山炮连的4门榴弹炮迅速开火，给伴随敌军坦克的步兵造成了重大伤亡。 当敌军坦克突破我方第一道火力网，推进至下深浦地区时，通讯线路被敌人炸毁，姚副团长多次尝试联系反坦克二中队，但始终无法接通。为了扭转战局，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前往战壕，组织反坦克二中队利用交通壕隐蔽接近敌方，在100米内用无后座力炮连续发射6枚炮弹，成功击毁美军坦克两辆，重创一辆。 反坦克中队主要依靠无后座力炮来打击美军坦克。公路对面的反坦克第一中队，利用无后座力炮和火箭筒，在635.8高地西北山脚抓住敌军慌乱、坦克行进缓慢、队形密集的有利时机，实施交叉火力的集中射击，成功击毁和击伤各一辆敌方坦克。 与此同时，我方野炮群在文登里北部地区实施了截尾射击，并成功击伤敌军两辆坦克。敌军在接连遭到打击后，动用部分坦克火力进行压制射击，以掩护对受损坦克的修理，其余30余辆坦克则继续向我防御阵地发起冲击。 姚希同立即指挥我方两侧阵地的一营三连和二营六连，用密集的交叉步兵火力封锁被击毁的敌军坦克，阻止其修复，同时掩护我方反坦克武器向前推进。尽管敌方坦克不顾伤亡，依旧拼死向纵深突入，当敌军先头坦克逼近下深浦以北约400米，接近我方炮兵阵地时，炮兵群指挥官尚志功团长下令榴弹炮压低炮口，直接平射坦克。 炮兵连长马福喜对此表示担忧：“团长，我们使用的是曲射榴弹炮，不是平射炮，这样无法计算弹道，炮弹也不知道能打到哪里。” 尚团长却严厉回应：“你明白吗？如果坦克突破过来，我们的阵地就完了！现在不管什么计算弹道，直接用炮管瞄准，压低炮口平射，不然你们就抱着炮弹冲上去！” 马连长一听，立刻大声下令：“各炮注意！压低炮口，用炮管瞄准第一辆车，注意后座力，别被伤到！四号炮准备，开火！” 四门榴弹炮的炮手们从防护板与炮管的缝隙中瞄准敌方坦克，同时开火，精准击中第一辆目标，将美军的陆战之王 m46“巴顿”坦克的炮塔炸飞。 “有效！继续攻击！”团长尚志功兴奋地喊道。就这样，我军的榴弹炮像是刺刀般直刺敌人，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再次摧毁了第二辆敌方 m26“潘兴”坦克。 敌人的第三辆坦克是m4a3e8“谢尔曼”坦克，这款在二战时期声名显赫的坦克，曾从北非战场一路打到德国境内。凭借着厚重的前装甲和105毫米的大口径火炮，它绕过了前面损坏的两辆坦克，直冲我方炮阵地。 我方榴弹炮连迅速集中火力，四发炮弹齐射，“轰”的一声巨响，敌坦克瞬间燃起熊熊烈火。至此，美军的三种主战坦克均被我方榴弹炮摧毁。我炮兵勇士连战连捷，斗志昂扬，又接连击伤两辆敌坦克，炸毁的敌坦克横在路上，彻底阻断了敌军的前进。 战斗持续到下午四点，敌方坦克已经无法继续作战，遂大量释放烟幕以掩护撤退。望着那些狼狈逃窜的敌军坦克，尚团长对炮兵连长说道：“毛主席在抗大学习时就强调过，要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你看，今天榴弹炮的平射效果也相当不错吧。” 马福喜连长满怀喜悦地向团长汇报：“报告团长，经过今天这一战，美军的坦克再也别想通过文登川了。”基于这次战斗经验，我军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称为“闸止阵地”，意思是榴弹炮以平射方式进行防御，作为阵地的最后一道关卡。 敌军坦克在慌乱逃窜中暴露出侧面和后部防护薄弱的弱点，反坦克第一中队迅速抓住这一机会。排长杨仁芬和班长靳秉奎凭借有利的地形，成功击毁了逃在前面的两辆敌军坦克。与此同时，二营反坦克小组在距离敌坦克不足8米处，利用手雷和爆破筒等轻型武器，击伤了另外两辆坦克。 战斗持续到17时，敌军丢弃了18辆坦克（其中10辆被毁，8辆受损），狼狈撤退。十里文登川，顿时成了坦克的展览场，各种被击毁的美军坦克散布在开阔的平原上。 14日清晨，恼羞成怒的美军第2师师长杨格，指挥韩伪8师师长崔荣喜，组织两个连的兵力并配备8辆坦克，排列成“人”字形战术阵型，采取相互掩护、边打边进的策略，向我军发起试探性进攻，企图破解我军的反坦克战术。 第204师首长从612团调来了四个无后座力炮排前来支援610团。 7时50分，敌军坦克逼近至642高地山脚阵地，距离仅约200米时，反坦克第二中队的612团第三营机炮连战士胡连操作无后座力炮连续发射三炮，但无一命中。排长宋有水询问原因，胡连回答道，敌坦克行进速度太快，炮弹落在了坦克后方。 宋排长提醒道：“要稳住，姚副团长曾说过，打运动中的目标时要考虑提前量，你可以瞄准坦克的前方试试。”胡连按照指示，发射一炮，成功击中坦克履带，摧毁了一辆敌坦克。其余坦克见状慌忙后撤，并集火反击，而胡连迅速转移了阵地。 当敌坦克再次发起冲锋时，胡连已经积累了对付坦克的经验和信心，在宋排长的指挥下，将敌坦克放近至百米之内，凭借冷静和精准的抵近射击，连续发射三炮，击毁了三辆敌坦克。 胡连的炮阵地成为敌军坦克的主要攻击目标，敌方坦克迅速转动炮口，对胡连阵地发起猛烈轰击。反坦克炮被敌人摧毁，装弹手祝平安英勇牺牲。胡连随即抓起冲锋枪，对敌步兵展开强烈扫射。 与此同时，剩下的4辆美军坦克在撤退途中，被排长宋有水和班长李风全各击毁一辆。我军的反坦克歼击小组也迅速潜入反坦克壕，通过手雷和爆破筒摧毁了一辆坦克，另一辆则在我军雷区触发反坦克地雷，被炸成残骸。 胡连凭借7发炮弹，成功击毁了4辆敌军坦克，创下志愿军个人单日使用无坐力炮反坦克的最高纪录，并因此荣立特等功，获得“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这一天，敌军出动的8辆坦克还未抵达我团炮兵阵地，就全部被我军轻武器击毁。 从16日到30日，敌军几乎每天都动用十余辆坦克，沿公路对我方阵地进行猛烈射击。对此，我军将反坦克火器前移至阵地前沿，并在夜间趁敌不备，沿公路及其两侧布设地雷和挖掘壕沟，成功炸毁了多辆敌坦克。 随着阻击战的持续，志愿军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反坦克战术，包含“打近不打远”“集中火力打”等战术。 在作战中，反坦克小组持续掌握美军坦克活动的规律，在美军坦克阵地行进的道路上埋设地雷，地雷一直埋设到美军阵地前沿。志愿军反坦克小组抓住美军坦克被炸坏后要返回抢修的规律，在被炸毁坦克周围埋设地雷，连续炸毁多辆美军坦克。 此后，敌军开始频繁变更行军路线，调整作战方式。 我军也随之应变，灵活调整战术，在十余天内又击毁敌军坦克十余辆，重创敌方士气。到11月4日为止，我军在文登里地区共击毁敌军坦克38辆，击伤9辆，彻底粉碎了范佛里特的“坦克劈入战”计划。 战斗进入到11月，志愿军68军204师的反坦克作战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11月4日，6辆美军坦克进入志愿军642高地侧后，志愿军204师610团的6连用无后坐力炮、火箭筒等武器作战，将6辆美军坦克全部炸毁。 11月21日，美军出动21辆坦克刚展开进攻就遭到610团反坦克大队的“专业化抵抗”，反坦克大队早就定好的反坦克战术，手持无后坐力炮等火器炸毁4辆美军坦克，用反坦克地雷炸毁9辆美军坦克。剩下的美军坦克想要撤回去逃命，又被反坦克地雷的拦截，损失惨重。 我们的阵地如同磐石般牢固，无一辆敌军坦克能突破文登川阵地。 68军的战士们在克服了最初的种种不适应后，愈战愈勇。 204师610团三连排长牛瑞山，带领两名反坦克小组成员，通过白天的观察，摸清了敌军坦克的行动规律。夜间，他们悄然穿过敌方封锁线，在敌方坦克行进的路线上埋设地雷，当天便成功炸毁一辆敌坦克。可到了夜里，敌人又将被炸毁的坦克修复并开走了。于是，牛瑞山决定上下埋设两颗反坦克地雷，进一步加强破坏效果。 第二天，敌人的坦克再次被地雷重创，这次损坏极为严重，不仅履带被炸断，甚至连负重轮也被炸飞，完全无法修复。根据敌人在坦克被炸坏后，尝试抢修或拖回的规律，牛瑞山等人采取了在受损坦克周围布雷的战术，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摧毁了敌人的5辆坦克。 随后，他们主动出击，将地雷埋设在敌人驻地的入口及周围，结果敌坦克一出动就被炸毁。我方步兵积极配合行动，封锁敌人试图挖除地雷的企图。 截至11月31日，短短半个月内，牛瑞山同志率领埋雷小组，运用灵活多样的埋雷战术，成功摧毁敌方坦克共计10辆。牛瑞山荣获特等功勋。 在这场战斗中，第68军204师610团首战告捷，战后荣获集体三等功，被誉为“三等功臣团”。 美军所叫嚣的“坦克劈入战”最终宣告失败，文登川一带留下了68辆美军坦克的残骸，美军只能望而却步。此战也迫使美军此后再不敢动用坦克集群进行大规模突击。第68军反坦克战首战告捷，受到了志司的表扬。 志司电示： “你部接替了五军团的阵地，初战便成功阻击来犯之敌，表现甚佳。望进一步细致加强工事建设，组织火力，架设电话，破坏并封锁敌方通行的主要道路。师团司令部及政治部的干部同志应多深入连队提供具体帮助，鼓舞士气，发扬顽强抗敌的精神，杀伤敌军，继续努力争取胜利。” 志司将第68军的反坦克作战经验，传达给志愿军各部队，主要内容包括： 反坦克小组人数不宜过多，通常每组以3至5人为佳。不要畏惧坦克接近，距离越近反而越容易击中目标。无后坐力炮在反坦克武器中表现最为出色，因此要确保携带足够的穿甲弹，每门炮应至少配备30至60发弹药。 尽量形成交叉火力网，并提前商定好协同作战方案。多修筑工事，如每种武器配备1至3个工事，这样不仅能灵活打击敌军，还能迅速转移阵地。多个反坦克小组协同作战时，必须制定作战预案并进行统一指挥。 对于击毁的坦克，需立即焚烧或引爆，防止敌方回收。在反坦克作战中，应灵活运用多种手段和策略，同时配置多层火力，以形成有效的反坦克防御区。 从1951年10月10日到11月21日40多天的激战中，志愿军204师610团的官兵不断地改进反坦克作战的战术，将火箭筒、无后坐力炮、山炮野炮等武器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炸毁炸伤美军坦克68辆，为人民军队的反坦克作战提供了顶级的实战案例。 志愿军入朝后，如何与美军坦克展开斗争始终是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美军坦克在战场上极为嚣张。 尤其在进攻时，美军坦克经常成群结队，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地冲到志愿军阵地前沿，排成一线进行抵近射击，逐一摧毁志愿军的前沿工事和火力点，对防御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第五次战役的后期，美军以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的快速支队，抓住战线的空隙，迅速向志愿军纵深突进，致使志愿军防线尚未完全建立便遭到破坏，局势陷入相当被动。 因此，第68军在抵抗美军“坦克劈入战”时积累的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在近一个月的文登里地区防御战中，第68军204师和202师604团顽强奋战，以自身伤亡2400人的代价，成功歼敌7690人，其中包括美军3390人；击毁敌方坦克68辆，击伤9辆，并击落或击伤敌机12架。 文登川谷地始终牢不可破。 第24章 军血战烽火山 1951年6月底，志愿军67军入朝，没多久，美韩军发起了猛烈的秋季攻势，9月初，第67军来到了硝烟弥漫的金城以南地区，打响了67军入朝以来的第一枪。 第67军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军改编而成。代理军长李湘（后邱蔚继任军长），政治委员旷伏兆，下辖第199、第200、第201师。 第67军驻守在第68军的右侧，两军的防区以北汉江为分界线。当第68军在文登川谷地阻击美军第10军的进攻时，第67军也在北汉江以西、金城以南，展开了迎战美军第9军的防御作战。 第67军在前线部署了第199师和第200师，共两个师，西起芳通里（金化东北)，东至北汉江，正面宽24公里的防线，屏护着通往金城和昌道里的公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刚上阵，第67军就接管了长达24公里的防线。 要知道，按照这一阶段对抗美军的经验，一个满编师按一万八千人计，防线就不应该超过10公里。而67军两个师，不超过4万人，在长长的防线上，一开始兵力就分得有点散。 此时美韩军攻势正旺，美军第9军指挥着两个美军师（第7师、第24师）和两个韩军师（伪2师、伪6师）展开进攻，兵力达五万余人。 其中美7师是号称“滴漏部队”的精锐，完成作战任务像计时的滴漏器一样准时无误；韩2师团、韩6师团则是韩军中战斗力名列前茅的主力师。可见，这几支部队都是美韩军中的硬手，就美24师水一点。 金城以南地势相对平坦，美军认为装甲部队有文章可做，所以在此战中，美韩联军总共投入了200辆坦克。然而，采用并不是“坦克劈入战” 的战术，而是将坦克分散配属到步兵小队中，配合步兵发起冲击，或者通过坦克实施侧后方迂回，分割包围志愿军的前沿阵地。 志司对此早有所备，给67军配备了反坦克炮、火箭筒、反坦克地雷等多种对付装甲部队的武器，67军也花了相当功夫构建反坦克沟、反坦克障碍等各类工事。 10月13日凌晨3点，美韩联军开始对第67军阵地发起进攻，第一天就投入了17个营的兵力，第二天27个营全部都投入到战场中，出动坦克超过90辆。有钱任性的美军，一直拥有巨大火力优势，在一天之内，就发射了高达10万发炮弹，打到了67军的阵地上。 现在的美国，一个月的炮弹产量不过也才7-8万枚，还不够当年这一天用的。 同时飞机还全天持续进行轰炸，投掷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 来势之猛，超过秋季攻势以来的任何一次。 这种铺天盖地的火力打击，美军还没开始冲锋，就把志愿军阵地的战壕、交通沟毁掉了大半。面对如此豪横的打法，此时志愿军还没找到太好的应对招数，67军将士们只得依托残存野战工事，边打边修，苦苦支撑。 金城以南的战场地形比较独特，地势南高北低，美韩联军在南，第67军的前沿阵地在北，低于敌军发动攻击的位置。 南边像赤根山、白石山、黑云吐岭这些大山，都被敌军逐一占据，特别利于观察和隐蔽集结。金城川河谷横贯整个防区，形成多条纵向道路和山沟，有利于敌军的机动和冲锋，但是却把第67军的防御地带割裂成了一块一块，严重影响了排兵布阵的延续性。 虽然第67军一上阵地就花大力气改造地形，加修工事，在纵深14~17公里的第一防御地带，构筑了3道阵地，但时间太仓促了，阵地工事没有能够形成体系，基本上还是以土木结构为主的野战工事，作为防御依托。 攻击开始前，67军对美军投入兵力之大、攻势之猛，事先预料不足，没有充分重视二线、三线的工事修筑，再加上时间也不够，就导致一线阵地被突破之后，二线工事相当薄弱，无法形成有力的纵深防御。 这一仗，第67军打得相当艰苦。 韩伪军步兵攻得很凶，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一波又一波杀向67军阵地。 志愿军200师598团8连在734高地上，与韩伪2师团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血战一整天，双方从一开始的机枪对射，打到互扔手榴弹，最后拼上了刺刀。8连几乎全员阵亡，只剩刘东武排长和一名小战士。又一波韩军攻了上来，刘东武支开小战士后，毅然操起一根爆破筒扑向敌群，壮烈牺牲。 韩伪6师派出两个大队猛攻旧岱里西山，作为韩军战斗力第一的师团，韩伪6师果然够狠，士兵们也不怕被自家火炮误伤，追着延伸的炮火使劲往前冲，一下子就攻上了志愿军阵地。面对凶狠的敌军，守卫旧岱里西山的志愿军199师597团3营更不要命，虽然防线被突破被分割，但3营战士们死战不退，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用重机枪近距离猛扫，手榴弹扔得漫天飞满地滚，连伤员都举起石头跟敌人拼命。 志愿军的顽强防御，虽然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是韩军仗着有兵力优势，不断与志愿军拼消耗，很多阵地拼至最后一兵一卒，还是无奈失守了。这一天，67军歼敌高达5000余人，但自身也伤亡惨重，主力师199师有7个连队几乎拼光。 10月14日这一天，战斗最为激烈。美韩军继续猛攻，志愿军一线阵地多处失守，整个防线被打得支离破碎，美韩军占据几个制高点后，向周边低处的志愿军阵地，疯狂倾泄火力。 一线团阵地几乎全被敌人占领。第199师被迫撤到金城川以北继续抗击。美韩军步步紧逼，继续猛攻志愿军阵地。67军见一线部队伤亡太大，把预备队201师调了上来，又消灭了敌军4000余人。 10月15日，激烈的战斗继续。 血战了三天的敌我两军，都杀红了眼，整个阵地硝烟弥漫，尸体横陈山野。韩伪6师见有些位置刁钻的地堡、阵地久攻不下，发起蛮劲，组织敢死队，士兵满身挂满手榴弹，冲到志愿军防御工事的射击口往里面塞手榴弹；志愿军战士们寸步不让，不是在与敌浴血厮杀，就是埋头抢修工事，虽然人人都疲惫不堪，但是顽强的战斗意志却毫不动摇。 激战的金城地区，顿时成了整个朝鲜半岛的焦点。 志愿军司令部赶紧调集资源，顶着美军飞机对后勤线的轰炸，每天抢运弹药70吨以上，全力保障67军的作战。 三天恶战，67军统计的歼敌人数已飙升到1.7万人，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歼灭敌军的最高纪录，这个纪录超过了38军。 消息逐层上报，连中央都开始关注了，专门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人”的报道，热情洋溢的赞扬了志愿军67军不怕牺牲、勇克强敌的顽强精神，充分肯定了这场大战的巨大战果。 《人民日报》很快传到了前线，指导员、文化教员趁着战斗间隙，一字一句的向战士们朗读了报道，满身硝烟、精疲力竭的将士们欢欣鼓舞，士气大振，转身就浑身是劲的又投入了战斗。 67军虽然也付出了高达9000余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但是士气高涨，整条防线也基本完整，没给敌军可乘之机。美军第7师也因为伤亡严重，在15日撤回至二线休整，由美军第24师接替。 10月16日，志司致电第20兵团、第67军及各部队： 我六十七军在两次防御战中，均表现英勇顽强，虽然自己伤亡较大，但杀伤敌人更多，敌我伤亡成为二与一之比，使敌攻势逐渐减弱，证明该军在战术上、工事构筑上均有显着进步，仍望继续努力，彻底粉碎敌之所谓秋季攻势。 在这封电报中，还对前线其他各部队提出了要求： 敌人此次采取“逐段轮番攻势”以来，各线作战均能英勇杀敌，给敌以极大损伤，盼我各线部队加强工事，讲求战术，好好准备，严阵以待，给犯敌以歼灭性打击，这是最好削弱敌人的机会，为下次大战役奠定胜利基础，尚望全军上下努力为之。 杨成武调68军203师，配属67军作战，接替了67军199师和200师的阻击任务，并于10月15日仓促参战，参与了轿岩山、烽火山一线的阻击战斗。 这个时候，杨成武已将军、师的第二梯队全部投入战斗，兵团手中已无预备队伍，只得请求志愿军司令部调派部队增援。 志司回复杨成武： “以201、203师及202师接替和加强第一线部署甚妥，望照执行。另调一个军接替67军很有必要，前电军委调66军，当再电催促。如该军暂不能入朝，再由三兵团抽一个军调归你们指挥，待军委复电后再告。”后经毛主席批准，把第12军也调配到金城西南，来补充增强第67军防御力量，阻止敌人向金城的进攻。 美韩军这边，在遭遇重大损失后，攻势已明显减弱，但又还没死心，想拼耐力把志愿军耗干。16日下午3时，美韩军队转变了思路，开始对选定的要点，逐次实施重点打击。每攻打一个目标的时候，均投入两个以上的营级部队，坦克投入数量少的时候20辆左右，多的时候达到60辆之多。 对月峰山、梨船洞等要点，美韩军队每天要打出1万-3万发炮弹，要知道当下的俄乌冲突，在漫长的战线上，乌军一天也不过才打出1万发炮弹，由此可见，当年的志愿军承受了多么大的炮火压力。 面对敌人随时随地倾泻而下、似乎总也打不完的炮弹，67军上下都在思考应对之策，还是一线战士率先找到了办法。 志愿军200师598团一个班驻守北汉江桥口山头的阵地，此地颇有战术价值，是美韩军重点攻击的目标，开战后敌军对此阵地的炮击就没停过。 这个班好几位战士都经历过闻名全国的冀中地道战，深知地道的军事作用，也都是土工作业的好手，他们上阵后，就一刻不停的往地下挖。 敌军炮火非常凶猛，志愿军辛苦挖上一晚的工事，常常一个白天就被轰塌大半，但战士们毫不气馁，最后把两个防炮洞从底部挖通了，成了u字型坑道，敌军开炮时，战士们就躲坑道里，敌军步兵冲上山时，战士们就钻出来开火，效果非常好。 67军迅速推广这种战术. 67军来自华北野战军，本来就有丰富的地道战经验，很快就将这些经验与当前的战场情况融会贯通起来，战士们根据阵地地形，因地制宜，陆续修建起“y型三洞口”“x型四洞口”“h型四洞口”“鸡爪型多洞头”等各种形形色色的坑道。 敌军火力凶猛，炮弹足以把山头表面轰得寸草不生，可火炮再凶猛，还能把山头打穿炸平不成？志愿军的坑道工事，迅速把美韩军队最为倚重的火力优势，给降了下来。 68军203师607团四连的反坦克小组，在李清云的带领下，巧妙利用敌方坦克的死角，悄悄地靠近到距离敌军坦克仅仅10米的地方。三人同时投掷出去反坦克手雷，成功炸毁了三辆敌坦克。 敌军试图逃窜时，他们迅速追击，又冲了上去。 李清云再一次用两颗手雷摧毁了一辆坦克，小组战士杨立波把爆破筒塞进了敌方坦克的履带中，也炸毁了另一辆坦克。最终，李清云的小组共击毁了坦克7辆，歼灭敌军30余人。在这场战斗中，李清云英勇牺牲，战后被追授一等功。 第67军当晚做了部署调整，但没能及时收缩次要阵地，加强重点守备，再加上二线工事及兵力部署薄弱，导致美军很快逼近金城以南东南的烽火山、轿岩山一线。 607团2营机炮连12班奉命配合4连，坚守月峰山前沿无名高地。 这个阵地是二营防御的最前沿。阵地前的一条公路从四连阵地中间贯通于敌我双方阵地。敌人出动多辆坦克掩护步兵连续向我军阵地冲击，企图攻占四连阵地，继而夺取月峰山主峰。 因此，打击敌军坦克，守住前沿阵地，成了坚守月峰山阵地里最重要的任务。 4连和炮排12班就担任了这一重要任务。 17日凌晨，30多名敌人从对面山上悄然下山，12班战士郑玉田敏锐察觉到这是消灭敌人的绝佳时机，立即向排长报告。 然后，郑玉田趁敌人毫无防备的时候，果断的使用无后座力炮，连续发射5枚炮弹，成功歼灭25名敌人，其余的敌人仓皇逃窜。 不久之后，敌军又派出7辆坦克对我方阵地发动炮击，郑玉田迅速在山脚下隐蔽，精准瞄准敌方坦克，连发两弹，成功击中一辆坦克，坦克很快着起了火。 为了避免火炮位置暴露，他在发射完炮弹后，毫不顾忌炙热的炮身，迅速扛起炮管撤离。当敌军的坦克向他们进攻时，他们早已转移到了新的阵地。就这样，他们每打一炮便迅速更换地点，不仅成功保护了自己，还在一天内摧毁了敌人的6辆坦克，其中5辆都是由郑玉田亲手击毁的。 敌军损失了六辆坦克，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18日，敌军出动50多辆坦克前来报复，对12班的阵地上来就是一顿狂轰乱炸。但是12班早就已经从月峰山山脚，转移到了另一个预备阵地。他们刚架好57无后座力炮，就见敌人大批坦克汹涌而来。 郑玉田凭借丰富的反坦克作战经验，冷静瞄准并稳重击发，连续发射7发炮弹，摧毁敌方3辆坦克。随后，他扛起炙热的炮管迅速转移。由于郑玉田和战友多次击毁敌军坦克，成了敌军的“眼中钉”，遭到了密集炮火的猛烈轰击。加上炮弹也已经耗尽，没有办法继续还击，郑玉田不幸被敌方炮弹击中，英勇牺牲。 因郑玉田以14发炮弹击毁敌人8辆坦克的英雄事迹，1953年10月6日，追记特等功。 18日凌晨5点，敌军出动50余辆坦克和8架飞机，配合两个团加两个营的兵力，再次对我方展开全线进攻。战斗持续至下午14点30分，我军主动撤离了385.2高地和415高地。 这一天，607团6连1班的战士李飞和他的战斗小组，在坚守月峰山阵地时，与敌人斗智斗勇，凭借巧妙的战术，多次击退敌人，成功粉碎了敌军11次进攻，创造了0:360的辉煌战绩，荣获特等功。 此刻，双方的攻防战已接近白热化阶段。 杨成武指出： “从整个形势看，敌我双方打得都很疲劳，看得出，敌人没有预备队，进攻的势头无法进一步加强了。敌人倘若能够加强攻势，我们也没有力量可以拿上去了。整个预备队都用上了。这时，我们倘若有后备力量，是完企可以对敌进行反击，歼灭更多的敌人的。敌人为了它的疯狂已付出了沉重代价…然而，我们自己也伤亡了一万多人——在一次粉碎敌人攻势中伤亡达万人是罕见的。” 考虑到第67军伤亡很大，志司几度打算将他们撤下来，转移至金城以北、淮阳以南组织防御。彭德怀就此征询了杨成武的意见，杨成武认为部队不能撤，如果撤了，二线工事没做好，反而不好守；当前敌人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我们能挺住，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为此，第20兵团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全体一致决定：当前正是每一寸土地都要奋力争夺的关键时刻，无论战斗多么艰难和残酷，我们都必须坚持下去，务必要稳住现有的防线。 第20兵团党委的意见得到了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的批准。 10月22日，美韩军实在攻不动了，只能鸣金收兵。 从10月13日到10月22日，10天的金城以南地区防御作战，是第67军从未遇到过的火力劣势下的防守战。因为与美军作战的经验不足，阵地设防不够坚固，兵力配置不当，预备队过早出动，终至陷入消耗战，丢失了大量阵地，部队受到很大伤亡。在这次防御战中，第67军及配属的第68军203师伤亡达人，交足了一笔学费。 这10天的激烈战斗中，67军歼敌达2.3万人，第67军及配属的第68军203师伤亡达人，交足了一笔学费；而美韩军统计自身伤亡4500余人，其中美军1700余人，韩军2700余人。 美韩军的大规模攻势虽然被迫停止了，但是金城地区的小规模战斗却一直没停， 双方为了改变阵地态势，你一拳我一脚，持续给对方军事压力。 第67军进行了局部战术反击，对美韩军占据的8个阵地攻击11次，并成功夺回4个阵地，全歼守敌。1951年11月9日，第67军将阵地防务全部交给第12军，尔后奉命回撤休整转为兵团二线部队。 11月初，67军撤下前线休整。67军迟滞了美军的进攻，虽然被敌军占去了金城以南132平方公里的土地，但67军的防御，打出了中国军队阵地防御战的极高水平。 一年后，志愿军轮换防务，第67军重返一线，继续守卫金城地区。 不幸的是，指挥67军在金城以南阵地重创美军的军长李湘，却在1952年被美军的细菌武器感染，得了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然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但还是于1952年7月病逝于朝鲜战场，年仅38岁，由邱蔚继任第67军军长。李湘去世后，聂帅亲自写词哀悼曾经的老战友：我深以丧失了二十年的老战友、青年优秀将领——李湘同志而哀悼！ 1954年9月，第67军奉命从朝鲜回国，调归华东军区建制。在朝鲜战场的3年间，第67军共歼敌人，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各军中歼敌最多的部队。 第25章 空军三炸大和岛 1951年7月开始的停战谈判处于胶着状态。美韩坚称：若想让他们从朝鲜西部诸岛撤退，必须割让开城地区的相当土地来交换，而西部诸岛位于鸭绿江口外70公里的包括大和岛、小和岛及附近的椴岛、炭岛等岛屿，是美韩军深入朝鲜西北部的重要前哨。 大和岛上有李承晚部一千二百余人和四百多美韩军事情报人员，设有大功率的雷达、对空台和窃听监视设备，对我军威胁很大，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又在岛屿撤退问题上纠缠不休，希望能拔掉这个钉子。 对于敌人的纠缠不休，志司决定：?“实施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拔掉这个钉子！” 志愿军总部决定让空军配合陆军进攻大和岛等岛屿，作战方式是先进行一番大规模轰炸，然后步兵直接登陆。对于刚刚成立一周年的人民空军来说，这是首次与陆军展开联合作战，此次参战的不仅有图2轰炸机，还有拉11战斗机，及威力最强的米格-15战斗机进行护航，这种多机种协同作战，也是第一次。 新成立的中国人民空军迫切需要现代化的空中打击力量。图2成为了他们的首选。在朝鲜战争中，图2与米格15战斗机紧密合作，完成了一系列关键任务。尤其是在大和岛上空的作战，它多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志愿军图2轰炸机的护航战斗机，是拉11战斗机。拉11属于是活塞式单发螺旋桨战斗机，一部分机壳还是木头的，速度也只有美军f-86佩刀的一半。唯一有点优势的就是，配有3门23毫米航炮，而美国的f-86佩刀是6门12.7毫米口径的机枪。 虽然拉11机炮的威力大，但是炮弹的重量也大，备弹量总共也就只有200多发。按照空战三炮齐发的惯例，按拉11每秒14到15发的射速，恐怕四秒左右，炮弹就打光了。而f-86佩刀的备弹量，每门机枪都是600发。空战机会转瞬即逝，一旦拉-11的机炮打光，那么在f-86面前似乎也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米格-15是首批成功采用后掠翼以实现高跨音速的喷气式战斗机之一。这种设计超越了直翼喷气式战斗机，具有速度快，机动性强，火炮口径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于地面攻击。为了应对米格-15的出现，美空军将北美f-86开赴朝鲜战场。 人民空军从1950年11月开始，大批引进米格-15飞机。在抗美援朝和同期进行的国土防空作战中，米格-15屡建奇功，成为中国空军战功最为卓着的飞机。王海、刘玉堤、孙生禄、赵宝桐、张积慧、韩德彩、鲁珉、李汉等空军战斗史上的着名战斗英雄，都是驾驶米格-15飞机，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出色的战绩。 书归正传，空军的士气空前高涨，战士们摩拳擦掌，轰炸机部队尤其亢奋，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参战。以前志愿军常常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白天只能藏在山里，到了晚上才能机动。如今，也轮到美国佬领教咱们炸弹的威力了。 韩明阳，中国着名的轰炸王牌，是空八师二十二团二大队的大队长。这条精壮剽悍的汉子，可不得了，把二大队调教成了一支空中飞虎队。在战前比武的时候，他的一中队精准投下的十八枚炸弹，全部命中地靶中心，把靶场炸得面目全非，连布置靶场的人都认不出来，为二大队赢得了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的机会。 这次行动中，韩明阳亲自率领九架轰炸机，满载81枚炸弹，直扑大和岛。 1951年11月6日下午，志愿军空8师的9架图2轰炸机，从中国沈阳于洪屯机场起飞，形成品字形编队，与从凤城机场起飞的空2师的16架拉11战斗机，以及从浪头机场起飞的空3师的24架米格-15战斗机会合后，组成混合编队，执行轰炸大和岛的作战任务。由于保密工作到位，行动突然性强，韩明阳投下的81枚炸弹，有71枚准确命中，命中率高达90%。此次轰炸共炸死敌军六十余人，里面还包括少将、作战科长和海军情报队长，一共摧毁了45座房屋，炸毁了20吨粮食、15万发弹药和2艘登陆艇，目标被彻底摧毁。 轰炸的同时，50军正乘船横渡海峡，直扑椴岛。 一个叫黄金明的副连长，记下了当时的场景： “11月6日，空军与我们协同作战，同志们兴奋得要命，有的唱，有的跳，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协同作战对大家来说，还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但大家都信心满满。10班班长勾云朋激动地说，同志们，空军能够把敌人的目标和舰船炸掉，我们就要保证，不让岛上的敌人逃脱一个！” “当天下午，我带领同志们登上了第一艘船。就在这时，轰炸机群的马达声嗡嗡作响，划过阵地上空，随后一层小黑点从空中向岛上落去。几秒钟之后，椴岛上就已经火光冲天，气浪裹挟着被炸飞的敌舰和建筑，腾起几十米高。我们乘着船，向箭一样冲向岛屿，不到四十分钟，就歼灭了岛上的四百多名敌人。” “第二天清晨，战士们望见岸边残存的几艘破船，以及被炸得支离破碎的敌军弹药库和指挥所，激动地高呼：志愿军空军万岁！……” 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陆海空三军协同渡海作战，作战过程干净利落，漂亮极了。 美军一开始并不相信这是中国人干的，美联社甚至声称“这样的袭击不可能来自中国方面”。直到几天后，美方派人前往岛上进行调查，才确定是中国空军的成功轰炸。 空十师的师长刘善本，是中国内战史上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1946年6月，他单人劫持了一架巨大的b-25重型轰炸机飞赴延安投奔共产党，他见到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主席，我终于到您这儿来了。” 刘善本是国民党第一个驾机起义的飞行员，就在他提着脑袋飞向延安的途中，中国的全面内战爆发了。他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人民的士气，大挫了蒋介石的威风。这位技术精湛的飞行员是共和国的一代天骄，他是开国大典第一个受阅机群的带队长机，以后更是多次担任国庆飞行受阅的总领队。 现在，这位五年前的国民党空军上尉已是轰炸机十师师长了，他也是第一个驾机飞越鸭绿江的中国空军师长。 空八师已经开创了中国空军白天集群轰炸的第一项纪录，刘善本咬了咬牙，空十师不能落后，他要再创造一项新纪录，他要夜间轰炸大和岛！而且，荣誉心极强的刘善本还要组织中国空军第一次电子干扰行动！ 11月29日夜，空十师二十八团夜航大队在大队长姚长川带领下，冲入黑沉沉的天幕。这个大队是刘善本培养的中国空军第一支夜航部队，它是刘亚楼的心头肉，中国空军的宝贝疙瘩。 夜航大队第一轰炸目标是大和岛附近的海上敌舰艇。若敌舰逃逸，改炸第二轰炸目标，大和岛灯塔附近的雷达站。编队长机边领队，边利用机载电子干扰设备，向敌防空雷达进行主动电子干扰，僚机上的射击员们则在飞行中，不断向空中撒播金属锡箔干扰片，这是当时世界空军最先进的作战样式，直到今天也是各国空军标准作战样式。 成立短短一年多，中国空军已经站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之列。 当飞行员抵达大和岛附近时，眼前壮丽的地面景象让他目瞪口呆。 大量“喀秋莎”炮弹的尾焰汇聚成一条巨大的火舌，这是陆军正在对大和岛进行炮击，目的是为夜航的空中编队指引目标。这次行动标志着中国军队又一次创下新纪录——陆空夜间协同作战。 真是可惜，照明弹照亮的海面如同白昼，却空无一物，敌舰早已逃脱！飞行员们难免有些懊恼，要不是那些龟孙子跑得快，夜航大队本可以创造中国军队的新纪录——空中对舰作战！姚长川叹了口气，算了，按备选计划转向第二个目标进行轰炸。 十架轰炸机直奔大和岛而去，一架照明机投下数枚照明弹，借着人工光芒的映照，夜航大队对预定目标进行了猛烈轰炸。飞机返航已久，尾炮塔上的射击员依然能清楚地看到大和岛上熊熊的火光，照亮了夜空。 真是遗憾！ 敌军被炸得心生恐惧，纷纷躲了起来，轰炸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刘善本深感可惜，但其实大可不必。 他的夜航大队，创下了多项里程碑式的记录，如电子干扰、夜间轰炸、照明轰炸等，这些都是当时全球空军难度最高的轰炸技术。而且整个作战计划缜密周全，几近完美。若非敌人狡猾地躲起来，这次行动就完美无缺了。 对手给予了最公允的评价。 远东空军第五航空队大惊失色地向上级报告：“共军首次运用电子对抗和照明手段，对我方战略要地展开夜袭。航线两侧竟然形成了宽达四十多公里的干扰区。” 1964年，中国空军的杰出将领刘善本被提升为少将，时年仅四十九岁。他死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得知他被迫害致死后，愤怒至极。 空十师夜袭未果后，第二天，空八师决定在30日下午，对大和岛发起第三次轰炸。这一行动，成为中国空军历史上闻名的“三炸大和岛”。 但是第三次轰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还沉浸在第一次轰炸胜利中的空八师，上下都有了轻敌思想，此时无论是地面指挥员还是空地勤人员，都认为此次出击会像之前那样顺利。在总攻开始之前，机场大肆宣传3天，连附近的百姓都知道最近又要出击了，提前走漏了风声。 11月30号下午，地面登陆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图-2的临门一脚。 14点，空8师24团的9架图-2整齐列队在沈阳于洪屯机场的跑道上，36名机组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做最后的准备。一大队大队长高月明担任领队长。 另有16架拉-11和24架米格护航。 起飞时间定在14点20分，这个时间是有讲究的：在朝鲜活动的美军战斗机一般在15点就会返航，此后不再出动，我军正好可以趁虚而入。 起飞前，得到情报敌人指挥所设在大和岛灯塔内，轰炸目标由大和岛改为不到20平米的灯塔，目标缩小编队也相应改变，9架图-2原来是品字形编队，现改为每三架一组前中后排成纵向跟进编队，这样每组长机自行瞄准轰炸目标，可以瞄三次，命中率会更高。 但指挥员没将此事通知护航的拉11和米格15，大错铸成却无人觉察，一切都按第一次的成功经验进行。 心急的塔台指挥员，提前30秒就打出了起飞信号弹，发出起飞命令，9架图-2陆续松开刹车，每架飞机携带了7枚爆破弹和2枚燃烧弹，在轰鸣声中滑跑升空！在普通人看来30秒似乎无所谓，但在空战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编成大队纵队经奉集堡出发，由于编队改为纵向跟进，所以先起飞的不用空中盘旋等候，时间缩短，比预定时间早了5分钟进入航线起点！ 当编队飞过航线起点奉集堡时，三个中队的领航员都发现了提前了5分钟。带队机长高月明下令从360km\/h减速到300km\/h，但东北机场正好处于西风带，往大和岛飞方向是顺风，减速后效果并不明显，编队还是快了4分钟。 然而这个情况并没有向指挥部报告，护航机仍然按照预定时间起飞。 正是这不起眼的4分钟，造成了极大的不必要损失。在空中阅兵中经常提到一个词叫“米秒不差”，因为不同的机型从不同的机场起飞，速度、高度、所飞路程均不同，所以需要根据约定时间，首先完成编队，然后一同飞向同一个目标。 这背后反映了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训练水平，在实战中有重要的意义。在飞行中时间偏差一点都会谬之千里，二战时轰炸机在集合点找不到战斗机是常有的事。 空2师4团的16架拉-11歼击机在团长徐兆文的率领下，于14点29分从凤城机场起飞，就这样，在预定的集合地点，拉11没有遇到图2，紧赶慢赶，最后总算在海边追上了。 拉-11飞行员王天保回忆道：“我们还在等待起飞时，轰炸机就飞了过去。我们升空后好不容易才发现图-2，我一直盯着，一直追，直到海边才赶上。” 但最后起飞的米格-15就实在来不及了，虽然它的速度快得多，也没有办法赶赢4分钟。 空3师7团出动24架米格-15，于15点04分从安东浪头机场起飞，计划于15点20分飞到大和岛东北25公里处的身弥岛上空，执行高空掩护任务。 空战英雄刘玉堤也发现了异常：“轰炸机提前了4分钟抵达（注：减速争取回一分钟），战友们起飞后都没有编队，起飞后直接向大和岛方向追去。” 美军早已获得了这次行动的情报，在轰炸机起飞20分钟后，派出了31架f-86，提前埋伏在我军的航线上。对于美军来说，也是一次冒险，交战地点已经到了f-86作战半径的极限，只能坚持几分钟的空战。 9架图2，由原来的品字形编队临时改为纵向跟进编队。 拉-11和图-2经龙岩浦出海，等待已久的、燃油告急的美机发现了我军战机，纷纷发动了攻击。 轰炸机机组看到冲过来的飞机，开始大家还以为米格15赶来了。带队长高月明回忆道： “编队刚出海就看到4架飞机朝我们飞过来，由于海上湿度大，燃油燃烧不充分，后面拖着浓烟，因此看得不是很清楚。” “我们飞过浪头机场的时候，看到米格-15正在起飞，以为是友机。等4架飞机飞近，一个大角度爬升到了1500米，并朝我们开火，我才意识到是敌机。” “我向指挥所报告：发现敌机！但是指挥所不太敢相信，回答：是不是我们的飞机，不要搞错了。” 驾驶拉-11的王天保也看到了这一幕：“敌机在左前方，白花花的一片，我一眼就数出了四五架。他们迅速接近轰炸机，大角度爬升后俯冲攻击。” 竟然全是美军最先进的f-86喷气式战斗机，足足31架！ 要知道当时美空军、海军、陆战队都有飞机，但机型混杂，即有老式的螺旋桨p51野马，也有喷气式f80流星、f84雷电等等，但能与米格15势均力敌的还是后掠翼喷气式f-86。 1951年12月以前美军在远东只有一个联队配备约90架f-86，一半驻防日本，朝鲜半岛只有40多架，此时能够一次云集31架，可以说是倾巢出动。 在美机第一次攻击中，轰炸机3中队左右僚机宋凤生和梁志坚机组就被击落。看到战友牺牲，大家才反应过来，纷纷开始还击，然而唯一能与f-86抗衡的米格-15还没有到位。 面对数量、性能均占优势之敌，护航的拉-11当即投入了与敌机的殊死搏斗，横杀竖挡、左攻右打，拼死保护轰炸机。 拉-11毕竟是末代螺旋桨战斗机，与喷气机有代差，在速度、升限、攻击力等方面，跟f86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战斗十分艰苦。护航的拉-11拼尽全力，与性能远胜于己的敌机周旋。 吴清江是1中队左僚机图-2领航员，他回忆起战斗刚打响时的情景：“当时我正准备瞄准大和岛上的灯塔，美机突然出现，在编队中穿梭射击。” “我回头看到，3中队右僚机图-2的左发已经着火了，射击员王登龙准备跳伞，已经爬出机舱一半了。” 美机完成第一次攻击后，迅速转向，开始了第二次攻击。尽管被打得措手不及，高月明命令一定要保持队形，不要被冲散，并组织火力反击，继续朝大和岛飞去。 只有保持队形才能发射出密集的自卫火力，美军一位飞行员回忆道：“那些中国轰炸机越打越紧，冲不散他们的编队。” 3中队仅存的长机也伤痕累累，座舱被打得千疮百孔。通信长刘绍基在面部受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还击，击落了一架f-86。 副大队长王天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空前绝后的纪录。 当美国战机向轰炸机俯冲攻击时，他不要命地迎头冲上去与其展开了近战决斗。王天保聪明极了，他的螺旋桨飞机对比喷气式只有一个优点，速度慢，带来的好处是转弯半径小。王天保就利用这个优点，在十多架围攻自己的敌机中不停地切半径转圆圈，成群的美国飞行员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狡猾的中国飞行员无计可施。 美军的f-86喷气式飞机虽然速度快，但刚一冲上去，王天保就开着拉-11转个圆圈躲开了。不但如此，他还绕到背后用机炮猛啄f-86的屁股！ 在这场圆圈大战中，王天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 在与十余架敌机搏斗过程中，他先后六次开炮，最近的射击距离竟只有一百米！他竟先后击落击伤四架领先于拉-11整整一代的f-86！这也是世界空战史上以活塞式歼击机对付喷气式战斗机的最高空战纪录。 在王天保的周围，他的战友也在与敌血战，十几架拉-11纷纷用自己的身躯，挡住射向轰炸机的子弹…… 由于双方战机性能差距太大，空二师飞行员周宗汉、何岳新、于长新接连牺牲，三架拉-11栽向大海。 剩下的飞行员眼睛全红了，拼尽全力与敌机缠战在一起，试图掩护又慢又笨、身躯庞大的轰炸机，大队长徐怀堂、飞行员王勇、刘连生也击落击伤了三架f-86。拉-11没有吃什么大亏，轰炸机就惨了。 张孚淡的06号机左右双发都被击起火，这架英勇的中国战机，在浓烟烈火中仍在喷吐火舌拼死反击。 宋凤声的09号机拖着长长的火焰，不顾四架f-86的轮番射击，仍然紧紧跟着编队冲向大和岛。 梁志坚的10号机两翼被打得筛子一般，也在顽强跟队，保持着队形。 邢高科08号机的后舱盖被蜂拥而来的敌机打得粉碎，血葫芦一般的通信长刘绍基，冲上去接过重伤的射击长吴良功，操起糊满鲜血的航炮一阵猛轰，一架f-86被打得在空中慢动作似的翻了一个跟头，接着就凌空爆炸，那个美国飞行员连跳伞都没来得及就被炸成了碎片。 刘绍基创造了活塞式轰炸机击落喷气式战斗机的先例。 三分钟后，顽强拼搏的06号机终于难以支撑，凌空爆炸，张孚淡等四名中国飞行员壮烈牺牲，英魂永归蓝天。 09号机也支撑不住了，火焰已经蔓延至座舱，机长宋凤声神情坚定：“你们快跳伞，我留下来完成任务。”飞行员们岂能临阵退缩，领航员、射击员和通信员在烈焰中镇定自若：“活一起活，死一起死。” 宋凤声情急之下猛然飞起一脚，将领航员陈海泉踢出火光四溅的座舱。就在此刻，他的座机在空中瞬间爆炸，化作无数铝片四散飞舞。陈海泉身受重伤，却成为四架被击落的轰炸机上，16名飞行员中唯一的幸存者。 随后，梁志坚驾驶的10号机，如同一颗流星坠入大海，四名机组成员英勇赴死，坚持到最后一刻，与战鹰一同殉国。剩下的六架满载伤痕的战鹰忍受着悲痛，顽强抵挡敌人四十余次进攻，最终冲破重围，飞临大和岛上空。 美国飞行员慌了，十多架f-86战机围攻着已经重伤的毕武斌驾驶的04号机，猛烈攻击。毕武斌一边奋力闪避，一边指挥射击员和通信员开火还击，但无人回应——两人已经牺牲。编队长机高月明眼睁睁看着零四号机如同一把燃烧的火炬，焦急万分，眼睛都急红了：“零四号，零四号，赶快跳伞，赶快跳伞！” 耳机里，高月明只听到了两句话。 毕武斌先是极为镇定地低声说道：“我的炸弹还没投呢。” 高月明后来回忆时泪流满面：“他的声音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随后，毕武斌高声喊道：“战友们，再见了！”这一声悲壮的呼喊传遍了整个编队。 随后，他毅然推下驾驶杆，驾驶着烈焰燃烧的战机，携带九颗重磅炸弹，直接撞向大和岛上的敌军目标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最后的任务…… 9分钟的空战，空八师轰炸机编队前赴后继，赴汤蹈火，血染长空。 “大和岛神鹰陨落，空中英雄现董存瑞。”这是战友们后来为他撰写的挽联。毕武斌是中国空军史上首位驾机撞敌的轰炸机飞行员。 剩余的五架杜-2轰炸机上的中国飞行员们，抹去脸上的泪水，将所有的炸弹尽数投向敌军…… 这次轰炸的目标是大和岛上的灯塔区域3个敌人驻扎的院落，位于岛的西南角，面积约为50*100米，在作战文书中记载为“轰炸大和岛的灯塔指挥所”。尽管在9分钟的空战中，轰炸机群在不利的条件下奋勇作战，并坚持完成了投弹任务，但从结果看，难言是一次成功的轰炸。 当空三师的二十四架米格-15赶到战场时，油箱告急的敌机，早已撤离。大队长牟敦康紧贴海面驾机搜寻跳伞的轰炸机战友。海面上水花四溅，为了营救战友，牟敦康不幸坠海，英勇牺牲。 当轰炸机部队返航时，只有5架伤痕累累的图-2降落，出击的36人只回来了20人，还有一人跳伞获救。 在这场战斗中，志愿军空军共击落美军3架f-86战斗机，另有5架被击伤；志愿军方面，4架图-2被击落，4架受伤，3架拉-11被击落，1架米格-15失踪，共有19位英勇将士壮烈牺牲。 虽然空军第三次轰炸大和岛遭遇挫折，第五十军军长曾泽生并没有气馁，仍命令部队按原计划发起攻击。第一四八师442团第1营和第3营于当晚乘船疾驶，迅速登岛，经过几十分钟战斗，歼敌249人，攻占了大、小和岛，彻底捣毁了美韩军情报部队的巢穴。 从此，中朝边境的安东市和平安北道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志愿军部队在前线作战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由于战前泄密、时间规划失误、空中协调不到位，给我军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需要好好总结反思。另外美军敢于在作战半径极限拦截，取得了巨大的战果，展现了精湛的技术。在那些攻击中国轰炸机的美国飞行员中，便包括美国着名的空中英雄乔治·a.戴维斯，他个人战绩中还曾击落过三架杜-2轰炸机。 不久后，中国空中英雄张积慧在朝鲜博川上空展开激战，以血偿血，成功击落戴维斯及其僚机飞行员，替轰炸机战友们报了仇！ 第26章 边打边谈新常态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0年10月入朝参战以来，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连续进行了五次较量。到1951年6月上旬，把“联合国军”阻挡在了三八线附近，战线稳定下来。 这期间，战争双方为了取得战场上的有利形势，都在不断的投入。到1951年6月，双方战场上的军事力量，都有了较大的增长。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这边，总兵力由41万余人增加到112万余人，其中志愿军由30万增加到77万，人民军由11万增加到34万，总共有志愿军14个军、10个炮兵师（含高炮师）、2个坦克团及其他勤务保障部队，人民军7个军团。 志愿军各军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编制，2个坦克团共有坦克80辆，刚刚入朝，还没有来得及参战。 共有轻迫击炮（包括火箭筒）以上火炮8500百余门。 人民军也没有装甲车编制，有1个坦克师约100辆坦克，轻迫击炮以上火炮约2500余门。 苏联空军投入了2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共120架飞机，从1951年第2季度开始，掩护清川江以北地区铁路运输，另人民军有1个航空兵师约40架飞机参加作战，志愿军只有1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完成了实战练习，尚未正式参战。 志愿军和人民军没有海军参战。 “联合国军”方面，总兵力由42万增加到69万，其中地面部队总共有美军7个师和1个空降团、南朝鲜军10个师和1个海军陆战团、英军两个旅、加拿大和土耳其各一个旅，以及其他国家的部队共55.4万余人。 其中美军25.3万余人，另有1.2万余南朝鲜人在美军部队中服役，南朝鲜军26万余人，英、法等其他“联合国军”2.8万余人。 “联合国军”部队的坦克由880余辆增加到1130余辆，轻迫击炮以上火炮由2820余门增加到3720余门，另有装甲车490余辆，3.5英寸口径火箭筒7080余具。 “联合国军”空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由20个大队另数个中队增加到23个大队，另8个中队，飞机由1200余架增加到1700余架，其中属于第5航空队指挥的战斗轰炸机、战斗截击机、轻轰炸机、战术侦察机、空中指挥机和空中救护机等各型飞机1030余架，远东轰炸机指挥部指挥的战略轰炸机和战略侦察机115架，第315空运师指挥的运输机220余架，海军舰载机240余架，此外还有炮兵校正机120架。 海军可用于朝鲜海域的舰艇270余艘，包括第77和第95两个特种混合舰队以及第90两级登陆舰队，部署在朝鲜东西海岸和日本沿岸。仅第77和第905两个特混舰队，即编有5艘航空母舰等各种舰只108艘。 从战争双方投入到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兵力上以1.6:1，占有较大优势，但在武器装备上，则处于悬殊巨大的劣势。 “联合国军”占有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一直掌握着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但劣势在于兵力不足，兵源补充困难。 中国革命军队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特点，是灵活多变的战术。 鉴于敌人火力凶猛的特点，志愿军决定施行带有坚守性质的机动防御，在前沿通常以少量部队疏散配置，在二线保留强大的预备队，通过反复争夺来守住阵地。 白天，面对敌人强大的炮火、飞机和坦克协同的攻击，第一线阵地常常失守，到了夜晚志愿军又趁着敌军来不及修筑坚固工事，即刻反击夺回。第二天白天若再丢失，晚间继续反击夺回。进行这种反复争夺战，志愿军的伤亡虽然较大，但对方的损失也实在不小。 由于志愿军方面兵力数量占优，并且后备兵员充足，敢和美军比拼人力消耗。美国军方事后也总结道：“敌人顽强抵抗，往往战斗到最后一人，让骑1师付出了沉重代价。情况往往是，美军攻占作战目标之后，兵力不足以抵御敌方随之而来的强大反击。” 历经20天的争夺，西线美英军仅推进了3至4公里，因损失惨重被迫停止进攻，表明志愿军这种拉锯式的反复争夺防御是行之有效的。 1951年8月18日，“联合国军”趁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志愿军和人民军供应困难之机，发起夏季攻势，主要进攻方向为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朝鲜人民军防守的阵地。至9月18日，“联合国军”除在杜密里以北851高地至1211高地地段继续进攻并持续至10月中旬外，其他地段被迫停止进攻。 为配合人民军作战，志愿军第一线的第64、第47、第42、第26、第27军积极进行有限目标的战术反击，攻击“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多处阵地，共毙伤敌3900余人。在夏季防御作战中，我阵地虽被突入2～8千米，失去土地179平方千米，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奋战，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全线共毙伤敌7.8万余人。 “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被我粉碎之后，并不甘心失败，仍企图以军事压力迫我就范。 9月29日，“联合国军”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发动秋季攻势。 东线的志愿军第20兵团和人民军第5军团一部抵御了敌军的“坦克劈入战”。 在志愿军第67军防御的27公里宽的阵地前，美军出动了280余辆坦克发起攻击，每天发射炮弹5万至10万发，出动飞机达100至130架次，这是朝鲜战争中，美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运用坦克作战。 面对敌军坦克和步兵协同攻击，志愿军第67军边战斗边补充，边抢修工事，白天失去的阵地在夜间反击夺回。各师、各团还组建了反坦克队，在道路上设置了大量障碍物，有效减缓了敌军坦克前进的速度。 经过10昼夜的激烈战斗，敌人在艰难推进了6至9公里后，被阻拦了下来。美军损失较大而战果有限，在此之后再也不敢使用坦克，向志愿军阵地进行穿插。 美方发起的“秋季攻势”以及同期进行的空中“绞杀战”，都是损失惨重却进展甚微，在10月末，被迫转为防御。 敌人停止进攻后，志愿军又展开了部分反攻，在10月底用6个军实施了34次进攻战，每次以歼灭敌人1个连、1个营为目标，经过反复争夺，最终夺回并巩固占领了9处阵地。 在过去一个月的秋季攻势中，“联合国军”成功从中朝军队手中夺去了总计467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这一成果的代价高昂极了。 根据志愿军方面的统计，在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与北汉江以东的人民军，共歼敌、伤敌及俘敌达7.9万人。换句话说，“联合国军”每占领1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要付出170人的伤亡代价。范佛里特策动的夏季和秋季攻势就这样黯然收场。 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认为，美军在夏季和秋季发动的攻势行动，从战略角度来看是失败的。 他在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的报告中写道： 美军在朝鲜战场“施行的占领个别高地的战术，不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全盘战略”；“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李奇微也在回忆录中写道： “由美军第2师和第9军实施的这些进攻行动增加了美军的伤亡，结果，在国内，尤其在国会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国会，人们认为，总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不得不写信将‘国内战线’的这种情绪和看法告诉我。” 不过，李奇微并不承认夏秋两次攻势的失败。 他表示，这两次攻势对美军而言，并不是毫无成果：“这些行动明显地提升了我们的防御状态，同时也让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回到谈判桌前，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李奇微的这番话带着几分自我调侃的意味。 事实上，正是因为美军在这两次攻势中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想要依靠军事力量，迫使中朝方面屈服，是无法实现的。重启谈判不仅仅是中朝方面的决定，更是美国人在战场上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 志愿军、人民军抗击“联合国军”夏、秋两季攻势的防御作战，对整个战争进程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和转折性。 在此之前，志愿军在战略全局上主要是进行反攻性质的作战，防御作战只起局部的或辅助的作用。 当时的战役指导，更多地是在强调防御作战的机动性，注重将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并通过防御，为日后的反攻和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随着秋季防御作战的推进，尤其是在第六次战役计划取消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成为停战谈判的核心争议，志愿军坚守现有阵地的防御战，越来越具备更为重大的战略和政治意义。阵地战不再仅仅是局部的或者辅助性的战斗，而是已成为志愿军的基本作战方式，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1951年10月，中央军委明确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方针：“坚守防御”，并指出： “作战方针应是在现有规模上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以大量消耗敌人、争取就地停战的胜利。” 11月14日，中央发给乔大叔的电报中，对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作出了如下表述： “节约兵力、物力、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从1951年12月开始，战场上再次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机，志愿军和人民军抓住这个机会，在整个战线上，展开了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的大规模筑城活动。 朝鲜战争全面进入了阵地战的新阶段。 在志愿军连续发起五次战役之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的未来发展，有了更为现实的清晰判断，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战争指导方针，实行以作战方针调整和主要作战形式变换，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 就在这时候，美方放出了寻求停战谈判的试探信号，中国领导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适时作出“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政治决定。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奥托·威兰将军表示： 停战谈判的开启，象征着战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交战双方的代表团在开城会见时，都是在为实现早已确定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和战略而努力，这真的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一场新的战争。 敌我双方都放弃了用武力统一全朝鲜，这个相同的政治目的，双方也都放弃了夺取和控制朝鲜土地的军事目的。双方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已变得一致：“在对各自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 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时，引用了一句古语：“行于当所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随着谈判的展开，抗美援朝战争形成了两条战线： 一条是战场上的军事战线，也就是“打”； 另一条则是谈判桌上的政治外交战线，即“谈”。 在这场战争的后期，边战边谈、打谈结合，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愈战愈勇，屡获胜利。终于，美国人在1951年11月23日不得不按照中朝提出的原则，以双方部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达成了第二项议程的协议。李奇微也不再提那个“一万两千平方公里的海空军补偿面积”，能守住现有战线已是万幸！ 11月27日，双方代表团通过了一项协议，规定以战场上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此后，朝鲜停战谈判依次进入了第三、第四和第五项议程的讨论。美国人在该协议中新增了一条内容：“若停战协定在三十天内未能签署，双方将确定当时的接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 战后，双方各自记录了两起颇为有趣的事件。 柴成文回忆说，11月24日，对方坚持要求将高望山到大德山一线的几个山头，划归他们所有，而当时他们的部队仍在进攻这一地区。显然，对方认为胜利已成定局。然而，到了11月27日，美国人却悄然不再提及此事，三天过去了，他们一寸土地也没能夺下来…… 西方着作中曾记载，志愿军代表解方有一次与对方就一个山头的归属问题发生争论。对方坚称该山头属于他们，解方并未继续争辩，而是低声对身边的参谋说：“不用担心，这地方今晚就会是我们的。” 对方的美籍华人吴翻译耳朵很灵，恰好听到了这句话。 他立即向美方代表报告了情况，\"联合国军\"随即加强了防御，严阵以待，誓死守卫此地。然而，第二天解方却带着一脸满足的表情出席了会议，原因是：\"就在那个夜晚，中国军队已经占领了那个高地，是用怎么也没有料想到的大军队攻下来的。\" 美国人还记载了一件与解方有关的趣事：“有一次，中国的解代表发了火，他对着霍迪斯代表大发雷霆，怒骂霍是个王八蛋，声嘶力竭地喊道，只有鬼才会相信‘联合国军’是诚实的，是热爱和平的……” 日本人则唯恐天下不乱地解释道：“‘王八蛋’这个词，在中国是侮辱对方的语言中，最厉害的一个词。” 霍迪斯当时被骂得一头雾水，他不明白为何一向以好脾气着称的解代表，为什么会如此愤怒。日本人则说他“因为事发太突然，（霍）忍了又忍……”。 以后，美国人气愤地将解方称为有时是庸俗的，但经常是很能干的“解少将”，美国公开史料则将解方将军誉为“最可怕的谈判者”。彭德怀则对解方非常满意，多次表示：“这样难得的人才，以后回国要推荐给周总理搞外交去！” 对比谈判代表们激烈的舌战，严格地说，在双方的军事参谋会谈中，由于主要从纯军事角度出发研究问题，气氛比较缓和，问题解决也快。26日下午，在双方把已共同认可的点线一丝不差地从图版上改画到准备草签的地图上时，穆莱上校却把已确定划在中朝方面的1090高地改划给己方。 柴成文愤然说道：“不可以！这已经是昨天达成的协议，不能更改！” 穆莱上校满脸涨红，愤怒地吼道：“我已经退让了四个，等等，不对，是五个山头！该死的，我已经让步让得够多了，让的我头都快要炸了！” 柴成文也大声喊道：“你这样不行，你应该把这种态度收回去！” 一边的肯尼上校自觉过分，站起来，将穆莱改画的线恢复原状，同难堪的穆莱上校嘀咕几句，穆莱冷静下来了，稍过片刻，他向柴成文道了歉：“柴上校，我很遗憾，刚才我不该发脾气，请你原谅。”柴成文点头接受道歉：“这样就对了，我们作为参谋人员，总免不了要合作办事的嘛！” 接触线已经确定，接下来要划定双方各自后撤两公里的非军事区南线和北线。然而，由于接触线蜿蜒曲折，在一些狭窄弯曲的地段，距离不到四公里，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后退呢？中方制图员急得满头大汗，苦思如何绘制。 王制图员手握铅笔，无从下手。 中国代表团人才济济。翻译蒋正豪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主修的是土木工程，他走到绘图桌前，说道：“这很简单，以接触线上任何一点为圆心，以二公里为半径画圆，圆周的轨迹就是南北线。” 制图员顿时茅塞顿开，供第二天草签使用的各退两公里地图，很快就绘好了。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美国方面便尴尬地向中方表示：“我们目前遇到了一个重大技术难题，无法绘制出从实际接触线向南北各退两公里的非军事区边界。这是一个需要专家才能处理的技术性问题，只有等东京的专家到场后才能解决。” 中方人员微笑着摊开地图：“你们看看，是不是只能这样画？” 面对那张无懈可击的地图，美国人顿时愣住了。军事分界线确定后，战场上除了敌人的绞杀线还在继续以外，局势已相对平静了。中朝方面认为停战协议即将达成，毛泽东也发来电报，指示力争在1951年内签署协议。 按中朝方面的设想，剩下的只是按议程讨论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按国际惯例交换各自战俘，这都是一些技术性问题，应该是能很快解决的。他们低估了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狡猾、贪婪，以及向全世界宣扬所谓自由精神而继续冒险的决心。 会谈又卡住了。 令人震惊的是，美方居然不允许北朝鲜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战后修建机场！ 朝鲜代表说道：“我们绝对无法接受你们关于限制机场设备的提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寸步不让，我国的内政绝不容他国干涉！” 美国代表的话语，则彻底显现出霸权主义的本质：“我们现在就是在干涉你的内政。你要是敢修机场，修好了，我就给你炸掉；你再修，我就再炸……你们应该抛弃主权和内政这些毫无意义的词语！” 中朝代表当时被美国人的无耻惊住了。 他们刚开始还以为，这只是美国将军的信口开河，军人在政治上无知一点，并不足为奇。但在以后，看了乔埃将军的回忆录，他们才知道这些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言论的版权，属于美国白宫和国务院。 乔埃则在回忆录中辩解：“战争本身对于双方内部政务，就构成了最大的干涉，而停战则为战争的另一种技术形态，只是因为签署了协定，而减少了干涉的程度。” 这是彻底的强权逻辑。 中朝人员也看透了美国人的心虚，美国人实在是害怕越战越强的中朝联军地面部队，又得到强大空中力量的支援。1952年1月27日，柴成文称“理屈词不穷的对方，有些胡搅蛮缠了”。 当日，双方同意再次休会，只举行参谋会议，就已达成的原则协议做细节的讨论。美国人又要试图用武力压迫中朝方面让步，这次他们选择了细菌战。 第27章 美国发动细菌战 中东社1951年12月5日仰光电，让中国人愤怒异常。 两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称，三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且提出了在冬天进行细菌战计划的报告。 日本人又一次在朝鲜战争中登场了，这三名“细菌战专家”为首的是着名的变态狂—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中国人民对这个恶魔非常熟知，石井四郎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中国东北、犯下无数禽兽不如罪行的“七三一防疫给水部队”创始人兼指挥官。 与他同样臭名昭着的还有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正藏。 这三人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在中国发动了多次细菌战，是令人发指的战犯，甚至连苏联人也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们是苏联提议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五个大战犯中的三位。 为了研究不同人种对细菌的反应，石井四郎等人使用各种手段，用不少苏联人作为实验对象，进行了“活体解剖”等残忍试验。随着时间推移，连许多日本人也开始打破沉默，揭露美国为了利用“731部队”的细菌战经验和成果，庇护了这些早该千刀万剐的罪人，如石井四郎等人，甚至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令其安度晚年，石井四郎等人也自然投桃报李。 1952年1月27日晚8点，多架美军战机飞临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的阵地上空。志愿军部队迅速进入坑道，但没有听到往常的爆炸声。 次日清晨，第42军第375团战士李广福，在驻地金谷里的雪地上，发现了大量的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一夜之间，它们突然不合时令地，出现在金谷里山坡，约200米长，100米宽的寒冷雪地上。 时任第42军第125师，第375团的作战参谋宋春林，第二天天快亮时，起床一看，雪地上到处乱爬的苍蝇、跳蚤等昆虫，就急忙让部队用扫把扫，用火烧。 随后，第375团在外远地，龙沼洞和龙水洞，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散布地带长达6公里。 第42军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初步判断，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当时第42军卫士技术设备，无法确认它们，到底带有何种细菌。因此，立即采取措施，清理焚烧这些昆虫。并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下，将这些昆虫标本，送往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 朝鲜北部的冬天天寒地冻，这些昆虫的出现，明显违背常理。 2月2日，志愿军总部，又一次接到第42军报告，彭老总对此高度重视。当即打电话，向第42军军长吴瑞林，询问详细情况。并指示，立即采取措施，消灭可疑昆虫。志司立即向各部，转发第42军的报告，要求各部严密注意，美军飞机的投掷物。并及时上报异常情况。 此后，志愿军部队，志愿军其他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伊川、铁原、金化等地，也接连发现了，密集的苍蝇、蚊子、蜘蛛等，传播病毒和细菌的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甚至达到，每平方米600只，十分瘆人。 1952年2月11日下午14时，第39军向志司发来电报：第117师第351团阵地上发现美军飞机投下的纸包和纸弹筒，里面装有跳蚤、蜘蛛、苍蝇等昆虫。经检验确认，这些昆虫携带有鼠疫杆菌。 随后，志司派出细菌专家魏曦与昆虫专家何琦，前往39军驻地进行实地调查。对标本重新进行检验后，发现报告有误。有误的原因是该军化验人员对细菌心存恐惧，在检验过程中畏首畏尾，操作失误，导致结果出现误差。 两位专家当场否定了第39军卫生部的检验结论，并提出建议：病菌的检验，应做到严格细致，报道时务必要格外谨慎，否则可能引发军队内部的恐慌，甚至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局面。同时，他们指出，在冬季低温环境下，各类昆虫难以存活，敌方即使发动细菌战，也不大可能通过昆虫传播，反而更有可能使用鼠疫细菌战。 而志愿军的工事和掩蔽部，正好为老鼠提供了不错的寄生条件，很容易导致鼠疫的扩散，因此建议将检验工作的重点，放在鼠疫菌的检测上。 2月17日，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发布指示，要求全军保持高度警惕，防范敌人投放细菌昆虫等阴险手段。一旦发现敌人投放的细菌昆虫，或者其他的可疑物品，除收集并上报样本外，还须立即采取严密的防疫措施，进行消毒和杀灭处理，同时提交详细报告。 与此同时，志司致电中央军委，请求调集国内的鼠疫、霍乱、回归热及脑膜炎疫苗，运送至朝鲜，分发给志愿军和朝鲜的军民。 2月22日，志愿军卫生部经过多次检验，确认了魏曦和何琦两位专家的结论。 随后，志愿军卫生部于2月22日和2月24日两次致电志愿军总部、总后勤部及中央军委，提出建议：由于部分标本未能检出细菌，对于敌方是否已经开展细菌战，应保持谨慎态度。同时，已空运至朝鲜的疫苗和消毒药品，暂时应由志愿军卫生部控制，不要立即分发给部队。 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发表声明称，在平壤北部地区发现了一枚由美国投下的细菌炸弹。该炸弹内装满了能够在严寒条件下存活的苍蝇，这些苍蝇携带着美军植入的高传播性细菌和病毒。他指控美军在朝鲜战场上： “动用了大量针对平民的细菌武器，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野蛮地违反了所有关于战争的国际法规。” 呼吁全球人民共同行动，制止美军的暴行，并追究细菌武器使用者和组织者的国际法律责任。 2月23日，志司致电中央，内容如下： “敌企图以细菌杀伤我大量人员，以逼我屈服就范，甚为明显。如其阴谋失败，可能大量使用毒气，应提起我们严重注意，预为准备。朝鲜气候在三八度线以北，此刻夜晚还在零下五至十度，鼠疫、霍乱两种病菌还不易迅速繁殖蔓延，但至三月半气候转暖，上述两种病菌最易蔓延。” 2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达对朝鲜政府立场的支持，并指出： “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2月25日，中央军委向志司发电： “在组织有关人员全面核实了来自各种途径的报告和检验结果后，认为：许多事实都肯定地证明了敌人是在进行细菌战。完全同意他对敌人进行细菌战和可能使用毒气的判断。今仍不相信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和有害的，若不迅速纠正，将来必误大事。 目前在朝鲜的防疫工作，首先应是统一对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认识，克服各种右倾思想（大意麻痹、侥幸和不相信敌人会撒放细菌等）。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从1月28日首次发现疫情，到2月21日形成决策，中央、军委以及志愿军总部经过了20多天的观察、验证与分析，才得出敌方正在实施细菌战的初步判断，下了反细菌战的决心。 在作出决策的过程中，不仅依据了志愿军部队的疫情报告，还综合了来自各方渠道的各种情报和资料。 1952年2月19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等人召开会议，讨论反细菌战的具体落实措施，确定：立即将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在三天内用飞机，全部运到安东（今丹东），转送朝鲜前方部队，并立即再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鲜。 第二天，根据中央指示，聂荣臻、粟裕等人，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士顾问阿萨杜良，举行紧急会议。向苏联通报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 苏联顾问认为，美军的目标，在于试探志愿军，对细菌战的防御能力，和细菌战的作用。如果志愿军暴露出弱点，必将导致细菌武器，被美军大量使用。 防疫战迫在眉睫！一旦暴发疫情，将直接影响志愿军作战，并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场揭露、控诉美军，细菌战罪行，和进行战场防疫的，反细菌战行动展开了。 但是，如果观察足够仔细就会发现，虽然确实在很多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异常昆虫，通过化验也证明了其确实带菌，但是，始终没有任何一份报告说明其携带的是哪些病毒、细菌，而是用了“xx病毒可能性为大”这种描述。 这时候，北朝鲜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就通过广播在国际上公开指责美军发起了“细菌战”，这一举动未免太过草率了。 这条广播发布后，迅速被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广播纷纷报道，指责美军发动细菌战并使用生化武器。 然而，美国在此事上展现了罕见的沉默。 根据美国战后解密的资料显示，美国情报部门当时的判断是这样的： 1951年夏季，朝鲜大范围爆发了霍乱、伤寒和天花等疾病，但到了冬季，疫情有所缓解。然而，中朝方面预计，随着天气转暖，瘟疫有可能再次大规模爆发。为此，在1952年2月，中朝宣布美国发起了细菌战，试图将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归咎于美国。 一个月后，平壤公布了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美国飞机共计804次在平壤以北地区投放了各种细菌和病毒，扩大到朝鲜北部的7个道44个郡。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军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 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摄影师 赵化说“一到沈阳的时候，沈阳街头，好多女同志都戴着口罩，拿个东西就捡，敌人飞机扔下来的虫子。” 这份报告来自于，辽宁省宽甸县第一区防疫委员会。记载了1952年3月，美军的一次空袭。“农民亲眼看到的，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扔下一个东西，炸开后，地面上每平方米就出现了四五个毒虫。” 后经国内外专家调查走访，全县有12个区46个村，遭到美军细菌战飞机入侵，投放的毒虫有33种之多。这次暴行，后来被称为“宽甸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概。 朝鲜和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防疫消毒卫生行动，中央军委连续发布两次指示：“各级领导和机关，必须将防疫工作视为当前部队和居民事务中的首要任务。” “无论是否有病员出现，都必须迅速果断地开展防疫工作，绝不允许任何犹豫或动摇。” 这一特殊时期，防疫工作，成为反细菌战的中心任务。 国内支援了很多的防疫药品、防疫人员，深入部队进行卫生防疫工作。国内先后向朝鲜前线，派出3批各学科专家，和百名防疫人员。志愿军也加紧进行，防疫和防化培训。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以邓华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他们在志愿军中，和驻区附近的朝鲜军民中，广泛展开防疫动员，和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全军上下一齐动员反细菌战，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士兵们，普遍接受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教育，连志愿军驻地附近130万朝鲜居民，也都注射了疫苗…… 朝鲜老百姓，和朝鲜政府联合起来，漫山遍野，清除、掩埋（被污染的物品）。另外，有一些，水井、粮食、食物，这些都经过正规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另外，每一个人都打了防疫针。 防疫人员拿出来一些药品，专门对症、教会大家，怎么样消毒，怎么样注意。 在前线，志愿军突击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或隔离室，收治被美军投放病菌感染的病人。为确保战士们的身体健康，至同年6月底，志愿军部队鼠疫疫苗接种两次，霍乱、五联疫苗接种一次，注射率达到100%。 主要交通线两侧，和防疫区内，共计450余万朝鲜人民，以及战俘营中的“联合国军”战俘，也接种了鼠疫疫苗。 战士们赶制了大量捕打工具，捕灭带菌昆虫，有效的控制住了，前方疫情的发展。 李永哲，时任第40军第118师炮兵营连长，曾亲自参与了这一运动。他说“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纸袋子，拿着夹子到雪地里，捡苍蝇。” 在全球舆论的强烈谴责中，华盛顿终于打破沉默。 美国坚决否认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紧急电令李奇微，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决否认美军使用过细菌武器，以防中朝方面在板门店谈判中，利用这一点进行讨价还价。 为证明自身清白，美国国会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发出邀请，欢迎国际红十字会派遣调查组，对美军是否在朝鲜使用过细菌武器展开全面调查。 国际红十字会应邀请求入境调查细菌战情况，并向北朝鲜发出电报。然而，平壤方面以该组织倾向于西方，调查结果无法确保公正为由，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 苏联随即表示，可以由他们主导，邀请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中立国家派遣相关人员前往朝鲜进行调查。 朝鲜随即表示同意。 1952年3月3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从内部抽调成员，组建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朝鲜，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金日成在平壤会见了代表团。 这个协会成立于1946年10月，是一个国际性的法律工作者民间组织。其宗旨在于促进法律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友谊；鼓励法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支持维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民主原则；推动各国人民的独立，反对种族歧视，倡导人权保障，并反对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代表团的成员大多来自法律和国际关系领域，只有一人曾接受过系统的生物学培训。 代表团听取了朝鲜医务人员的各类检验报告，并且还检查了朝鲜提供的细菌弹实物样品以及带菌昆虫的标本。 3月31日和4月2日，调查团先后两次公布了《朝鲜战争细菌战调查报告》，确认美国在朝鲜实施了细菌战。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办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办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此外，北朝鲜还带来了两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他们在听证会上向代表团承认，曾多次执行投掷细菌弹的任务。美国第三师士兵马汉·勃朗在证词中表示：“我可以证明，美军曾用细菌炮弹攻击共军……” 志司指出：“敌人的这一罪行绝非偶然。早在去年1月，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就曾到达汉城，目的是为在朝鲜实施这一反人类的卑劣阴谋做准备。然而，敌人为何选择在此时使用细菌武器？事实已经十分清楚。 敌人曾狂妄地宣称依靠飞机和大炮可以无所不能，企图通过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并进一步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 但经过一年多的战斗，他们的计划彻底破产，被迫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敌人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敌人的所有卑劣行径在遭到中朝人民军的沉重打击后，便转而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妄图借此威胁朝鲜人民和中朝军队。” 最后，志司向李奇微发出严正警告：“我要明确告诉敌人，你们企图用所谓‘意义重大的’细菌战，来动摇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注定行不通；你们的如意算盘，必将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中遭到失败。” 1952年3月8日，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侵犯中国领空，并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 同日，诺贝尔奖得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也愤怒的发表声明：“从1月28日到2月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及其后方投放了鼠疫、霍乱、伤寒等可怕的传染病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头脑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想到的行动——居然发生了。 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大会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决议。” 约里奥-居里直接向全人类愤怒疾呼：“五亿男女拥护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禁止这种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屠杀不会重现，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及有人为了强迫他们俯首帖耳而采取的残暴的恐怖办法。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 3月14日，依照中央批示，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开始协调全国的防疫工作。1952年三四月间，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在东北地区国境线、海港、交通要道，设立了66个检疫站，在山海关设立防疫总指挥部，负责过往人员、车辆和物品的检疫、消毒。 全国各地动员群众清理垃圾、保护水源、疏通渠道、打扫卫生，灭蝇、灭蚊、灭蚤、灭虱、清秽，形成了载入新中国史册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此一举迈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连中国的医药事业也随着此次运动而前进了一大步。 4月1日，十九位全人类公认的文化科学界大师向全世界发表了《反对美国细菌战告世界男女书》，直接要求全世界人民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卑鄙、最骇人听闻武器的战争罪犯们绳之以法！ “我们仔细地研讨了有关目前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文件后，深感焦虑和震惊……我们的第二个义务就是保卫所有人民，使之免于细菌战的浩劫。我们认为：只有美国，也就是大国中唯一的国家，才没有批准1925年6月17日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战武器的国际公约……我们同时要求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最卑鄙、最骇人听闻武器的战争罪犯们作为战犯归案法办。” 这份引起世界震动的声明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号召人类起来自卫！” 1952年4月8日，被志愿军俘获的，美国空军领航员肯尼斯·伊诺克，发表名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封公开信》，的广播讲话，揭露了美军高层，企图隐瞒细菌战的事实。 他在这份长达8页的供状中写道：“他（一名上级）告诉我们，我们飞机上的两枚机翼炸弹是细菌弹，要以最高500英尺的高度和每小时200英里的最高空速在朝鲜投下。”并被命令在任务报告中将细菌弹作为普通“哑弹”汇报，“以保持机密”。 随后，25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详细交代了他们参与细菌战的全过程，这使得美国政府处境更加被动。 美军战俘保尔.肯尼斯说“洗澡可以洗干净我的身体，却绝对洗不净我的灵魂，在犯下这样的罪行之后。” 美军战俘奥尼尔说“我的儿子问我，曾在朝鲜干过些什么？我怎能告诉他，说我曾到此地，向人们投过细菌弹，散布了死亡和毁灭。” 被俘美国飞行员的供词证实，细菌战的目标是，测试细菌武器，在不同条件下的效果。由美军各型飞机，通过“哑弹”等可投掷的容器，将带菌、带毒的动物，投放到朝鲜战场。 美军战俘伊纳克说“（不爆炸的）炸弹，实际上是细菌弹。投掷带菌的各种动物和昆虫。” 1952年5月17日，被俘人员的交代材料和录音，在北京和平壤公诸于世。一石激起千重浪，全世界舆论纷纷谴责，不人道的细菌战。 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和美洲和平大会，分别通过决议，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要求立即停止细菌战。1952年2月至4月，先后有1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表声明，反对美军进行细菌战。 在此期间，时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曾在中国当过，22年传教士的文幼章，亲自在东北地区调查走访。以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于1952年4月25日，在英国伦敦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不但在朝鲜，而且，在中国进行了细菌战。”他还说“每一个诚实，而富有正义感的人，都不能不为美国政府，这种野蛮暴行所震动。” 1952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着名的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中国和朝鲜，对美国细菌战事实，进行实地调查。 9月16日，调查团签署并发布，《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指出，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这种遭各国人民一致谴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施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由于细菌战，在美军内部也属于极机密，大多数士兵和军官并不知情。在细菌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些战俘并不相信，关于细菌战的说法。 时任志愿军第9兵团政治部，敌工部英文翻译刘禄曾说“我告诉一个美军战俘，这是你们美帝国主义，搞下来的细菌弹。他不相信，抓了一个小蚂蚁就吃了，结果就拉肚子，三天三夜拉得不行，赶快送医院，把他救活了。然后他气得不得了，写了一个大字报，永远不相信美帝国主义。” 到1952年12月8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志愿军和国内开展的，大规模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和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告一段落，历时将近一年的，反细菌战最终取得胜利。 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奋斗，美军的细菌战最终被完全摧毁。 奇怪的是，中朝在谈判中并未将美军的细菌战罪行摆上桌面。对此，柴成文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揭示了其中的缘由：“杜鲁门政府绝不会公开承认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中朝方面尽管心中愤怒，却压抑着没有在谈判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期待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将此问题提上谈判桌，除了把对方逼到绝境、导致谈判彻底破裂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1952年12月6日，在朝鲜战争激烈进行之际，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弗兰克·h·施瓦布尔（frank h. schwable) 写下了一份震惊世界的证词。 他说：“我说以下的话不是为任何人辩护，包括我自己。我只是描述一个绝对直接的观察：每一个军官，当第一次被告知美国在朝鲜开展细菌战时，都感到震惊和羞愧。” 《人性的瘟疫：日本细菌战密史》一书的作者、美国作家丹尼尔·巴伦布莱特（daniel barentt）称，那些承认参与了细菌战、被遣返的朝鲜战争战俘一回到美国，就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密集审讯，并被威胁会以叛国罪上军事法庭。 巴伦布莱特在《人性的瘟疫》一书揭露了美国在二战后东京审判期间，以豁免侵华日军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得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战的大量数据资料。 现存于美国马里兰州国家档案馆的一份1947年8月1日美国国务·陆军·海军三部协调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机要报告的“结论”部分显示：“日本生物武器研究和作战数据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极大价值，这远远超越了对‘战争罪行’起诉所产生的价值。” 1955年，伊诺克返回美国，面对美军的镜头，他声称自己之前的供词“都是假的”，说“他们（中国人）威胁我，一再威胁我，如果不合作，我就永远没法活着离开”。 而2010年，伊诺克在他德克萨斯州的家中接受了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采访，当被问到中方有否以任何方式折磨他或试图给他 “洗脑”时，85岁的他明确表示“完全没有”。 “肯尼斯·伊诺克1952年供词中描述的许多日期和地点后来都被证实是真实准确的”，节目的旁白说。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就开启了，使用化学毒剂的“潘多拉魔盒”。战争结束后，虽然订立了，禁止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但是，各个强国都没有停止，研究生物和化学武器。残酷的战场，时常成为这种，特殊武器的试验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即设立专门机构，着手研究细菌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包庇日本石井四郎，和北野政藏等，一批罪大恶极的细菌战战犯，利用他们为美国，研究细菌武器服务。 朝鲜战争爆发，再次刺激了美国，对生化武器的研究。美军的一份报纸，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指出“细菌、毒气是最廉价的武器”。 《每日电讯报》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日本静冈县大学教师森正孝称，几名731部队的前成员告知他，朝鲜战争爆发后，石井四郎曾与两名顶尖研究人员前往朝鲜战场“对美进行战略建议”。 1952年3月，日本《朝日新闻》重申了这一说法。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森正孝后来多次前往朝鲜研究这一课题，他还注意到“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的疾病和武器与据说美国针对朝鲜的目标所部署的武器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历史将永远铭刻下美国的这一无耻行径。 纵观全球，只有两个国家曾发动过大规模的细菌战，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就是美国！在这方面，他们甚至超越了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 第28章 救人英雄罗盛教 在此期间，志愿军中出了一位舍身救人的英雄，他的名字是罗盛教。 1952年1月2日清晨，天边微微发亮，远处传来鸡鸣。罗盛教穿上军装，拿上装着几枚练习榴弹的绿色背带军包，叫上自己的好友宋惠云一起去栎沼河练习投掷榴弹。 比这两位军人更先到的是4位朝鲜少年，他们嘻嘻哈哈地奔跑在冰面上。此时的朝鲜正值隆冬季节，河水被冻得十分结实。 少年的嬉笑声传到罗盛教和宋惠云的耳边，他们相视一笑，似乎都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刻。 两人打算避开4个少年，前往更加僻静的地方练习投掷榴弹。 罗盛教和和宋惠云分开，一人往一头去练习。罗盛教走着走着，突然听到一声呼救。 他回头一看，原本活跃在冰面上的4个男孩，现在只剩3个，剩下的三个少年正拼了命地向这边挥舞手臂，大声叫喊着。他虽然听不懂朝鲜语，但是远处少年惊讶、恐惧地叫喊声，还是让他立马意识到前方发生了危险。 原来是一个名叫崔莹的小孩，不慎跌入冰冷的湖水中。刺骨的湖水让崔莹的身体逐渐僵硬，他开始缓缓下沉。 听到呼救声后，军人的身份使他没有多想，立马冲上前去。罗盛教朝着少年落水的方向狂奔，他一边跑，一边把戴在头上的绿色军帽、穿在身上的夹绒绿色棉袄、套在腿上的加绒棉裤一并脱下。 三个少年围在已经结了冰的河面上，他们中间是一个破开的冰洞，“有人落水了！”罗盛教心中一紧。 罗盛教毫不犹豫地跃入冰冷的水窟窿，潜入水底寻找崔莹的身影。 罗盛教在冰冷的湖水中，因寒冷而脸色苍白，浑身青紫，身体不断颤抖。他浮出水面换气后，又迅速潜入水中。 好不容易找到了少年的踪迹。 营救溺水的人，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人在溺水环境下，会拼命拉扯身边一切能够抓住的事物，双脚使劲乱蹬。这对于溺水者和施救者而言都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跳入冰窟的罗盛教显然也发现这个问题，溺水的朝鲜少年似乎不太会游泳，在寒冷刺骨的河水下，他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少年，几次拉扯之下，终于将他送上河面。 就在少年的手刚刚扒在冰面上时，“咔嚓”一声，冰窟旁边的冰层又一次破裂。 刚刚被罗盛教举过头顶的少年，又一次重重摔了下来，刚好砸到罗盛教的手指，然后再次沉入水中。此时的罗盛教已经浑身发紫，四肢颤抖不已，感觉铺天盖地的寒冷侵入身体中，连心脏都没有一丝热度。 没有任何犹豫，罗盛教不顾自己身体，已经达到极限的他，再一次潜入河水深处，将少年的手死死拽住。 带着他一点点、一点点的往上浮，好不容易看到闪烁着光芒的河面，罗盛教用肩膀和手臂将少年托举出来。 这时，罗盛教的战友宋惠云也跑了过来，原来他也听到了呼救声，快速回到村里，带来了一根木电线杆。有了这根电线杆，落水的少年终于找到支撑点，他借着水下罗盛教的力，双手紧紧抱住了电线杆。 宋惠云奋力将他拉上岸，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崔莹是被救上来的。 罗盛教还在水中，却没有被发现！宋惠云四处张望战友的身影，他甚至跑到冰窟旁边，想看看罗盛教是否跳下去救人了，但只见里面一汪幽蓝的河水，并没有半个人影。 这时，旁边的三个朝鲜孩子，仍然在大声呼喊着，表示还有一人在寒冷无比的冰窟窿中。 但由于宋惠云并没有亲眼看见罗盛教跳下冰窟救人，他也听不懂朝鲜语，所以他单纯认为这些孩子是在感谢他。 但是看着这些孩子脸上焦急彷徨的面孔，宋惠云意识到刚溺水的孩子仍然处在危险之中，便让他们赶紧回家，让那个孩子烤火取暖。 孩子们一步三回头，彷徨无助地大哭着。 但终究因为语言不通，能力有限，而且溺水少年身体已经渐渐发紫，他们不得已回到家中，寻求父母的帮助。 没有目击证人的罗盛教，最终被定为“普通溺亡事故人员”。 他所在的侦察连按照指示，购买了几块木板，制作了棺材，并从师后勤部领取了新的军装和军帽，为罗盛教穿戴整齐后，将他安葬在朝鲜石田里的后山。当当地居民得知消息后，提出按照朝鲜的风俗，先将罗盛教的遗体在家中停放三天，然后再举行葬礼。 然而，侦察连的领导认为，罗盛教作为志愿军，所有行动都是自愿的，不应该因此给乡亲们增添麻烦。 次日清晨，全村自发筹集了17斤黄豆和玉米，送来表示慰问，村民们坚持希望按照朝鲜的传统习俗安葬罗盛教。 一位55岁的妇女甚至愿意献出自己未来的墓地作为安葬之地。 连长婉言谢绝了乡亲们的请求，村民们以及崔莹的父母极度悲痛，甚至扬言如果不重新安葬，他们全家将以绝食抗议。 141师的师部正设在石田里，正是罗盛教救起孩子的那个村庄。 叶健民师长乘坐吉普车返回师部驻地，透过车窗，他发现师部大门外已经被层层围住，挤满了许多情绪复杂的朝鲜民众。他们脸上既激动，又悲痛。叶健民立即指示参谋下车了解情况。 不一会儿参谋人员回来了，还带来两个朝鲜百姓代表，他说：“有一个叫做罗盛教的战士，为救一个朝鲜小孩牺牲了，这是群众自发来为他请功。” 随着参谋人员到来的朝鲜老百姓，用一口不流利的中文结结巴巴地说：“长官！被救的孩子叫做崔莹，罗盛教是我们的英雄，他应该得到该有的名誉，请您帮助我们。” 他的话刚刚说完，从人群中冲出来一对母子，他们二话不说，直接跪在叶师长面前，一抬头，原来早已泪流满面。这对母子就是被罗盛教所救的家庭，孩子还小，怯生生地跟在母亲身后，但是心里想着他的救命英雄，眼神中充满歉意和感激。 原来，这些朝鲜百姓是来请求部队同意让他们按照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安葬一名叫罗盛教的年轻战士。他们表示，罗盛教为营救一位名叫崔莹的朝鲜少年，不幸英勇牺牲。 小崔莹的母亲含泪恳切请求道：“元善女大娘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墓地，我们要用朝鲜人民的传统葬礼，庄重地安葬救命恩人罗同志，让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方圆十里八乡的朝鲜乡亲们纷纷赶来，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位普通中国士兵罗盛教的敬意和钦佩，一致要求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叶师长皱一皱眉头，“罗盛教”这个名字出现在脑海中，总感觉怎么这么熟悉？ 突然，叶师长一拍脑袋，他想起之前部队中有一则消息，说是一位士兵不慎溺水身亡，最后被处理为普通溺水事件。起初，他以为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意外事故，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并没有特别在意。 然而，当他看到如此多的朝鲜百姓聚集时，隐隐觉得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于是，他立即命令参谋人员进行调查。当参谋将详细调查结果汇报给师部时，叶健民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罗盛教是为了救人而英勇牺牲，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功臣。 次日，叶健民与两位科长一同前往获救的崔莹家。崔莹与他的母亲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提起罗盛教的英勇救人之举时，母子俩激动得热泪盈眶。随后，叶健民还带领科长来到河边，仔细察看当时的现场痕迹。 冰窟窿尚未完全封冻，参差不齐，如同犬牙一般的冰窟边缘也宣告着当时罗盛教是用尽力气，经历几番波折，才将这个朝鲜小孩救上河面。通过实地考察和听取朝鲜人民的讲述，叶健民对罗盛教的英雄形象有了更深的认识，为有这样的战士感到自豪。 北风呼啸，叶师长严肃地将军帽从头顶摘下，对着逝去的罗同志敬礼。 回到师部后，叶健民立即将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政委彭清云。两人商议后，决定重新拟定一份报告，向上级汇报罗盛教的英勇事迹。叶健民召集师部的主要领导成员，及各团的重要指战员召开会议，会上作出了三项关键决定： 第一，会议高度赞扬了罗盛教的牺牲精神，认为他的行为与战场上牺牲的战士无异，体现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 第二，会议同意了朝鲜人民关于安葬罗盛教的请求，并决定接受朝鲜人民捐献的墓地，为罗盛教举行一次高规格的葬礼。 第三，会议决定撤销之前对罗盛教事故的报告，改为在全师范围内学习罗盛教的行为，并高度表扬他的举动。 会议结束后，141师二千多名官兵齐聚一堂，他们和朝鲜人民一起追悼罗盛教。 在哀乐响起时，21门响炮轰然升天，他带着人民对英雄的思念和崇敬，绚烂在天空中。 部队按照朝鲜当地的最高礼遇为他举行了葬礼，并将他安葬在山坡上，墓地旁种植了一棵松树。在罗盛教牺牲的地方，朝鲜人民立了一块木牌，铭刻着号召所有在朝鲜土地上的人民永远铭记罗盛教同志，学习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141师关于罗盛教事迹的材料和报告被呈报至军部，并逐级上报，最终引起了19兵团首长和志愿军总部的高度关注。 为了缅怀罗盛教勇敢救助落水儿童的英勇事迹，1952年2月3日，志司决定表彰他所展现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他“一级爱民模范”和“特等功臣”的荣誉称号。 在全军中，获得这一称号的仅有四人，另外三位分别是：20军59师177团2营教导员王兴记，20军60师178团火箭筒连连长张益仁，以及27军后勤部第二医疗所副所长孙凤钜。 1952年2月4日，《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一文，通过新华社发布后，罗盛教的名字和他的英勇救人事迹迅速传遍了全中国、朝鲜，甚至苏联和东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许多中小学和高等院校，成立了“罗盛教班”，许多中小学和荣誉军人速成学校，将这篇通讯的主要内容编入语文课本;朝鲜人民也从此唱起了十分动听的歌——“青青河，高高山，中国英雄万万年。我们心爱罗盛教，赞美的歌儿唱不完……” 1952年4月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追认罗盛教“模范青年团员”的称号。 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罗盛教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同时，他牺牲的栎沼河被更名为“罗盛教河”，救人的石田里改名为“罗盛教村”，安葬地佛体洞山也更名为“罗盛教山”。在这座山上建有纪念亭和纪念碑，碑上刻有金日成的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1953年，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随第三届慰问团来到朝鲜，金日成亲切地对他说：“感谢你，感谢你养育了一个好儿子，他为朝鲜人民献出了生命，谢谢你这样伟大的父亲。”在慰问军队时，罗迭开老人被朝鲜人民军视为英雄，众人将他高高抬起。 崔莹和她的父亲见到了罗迭开，心怀感激。崔莹称呼他为“爸爸”，恭敬地献上一包礼物，其中有两套朝鲜民族服装，和他母亲亲手织的一匹家绢。崔莹一家人的举动，让罗迭开逐渐从丧子之痛中走了出来，并为自己的儿子感到无比自豪。 罗盛教烈士的父亲罗迭开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金日成的亲切接见，并当选为第三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及县人大常委。他曾先后八次前往北京、两次赴平壤。 自1956年起，罗迭开多次参加全国烈士军属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次前往北京，其中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七次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1954年，崔莹随朝鲜访华团来到中国，特地前往新化，拜访罗盛教的故乡。 1960年，抗美援朝十周年纪念时，贺龙元帅与罗瑞卿大将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朝鲜参加相关纪念活动。 在活动期间，大家见到了已经长大的崔莹，他已经是朝鲜人民军的排长了。 第29章 独门绝技坑道战 1952年4月28日，李奇微到欧洲接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司令的职务。艾森豪威尔要竞选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按照美国宪法，他必须退役并辞去现有军职。李奇微是怀着谢天谢地的心情离开东京的，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名总算没有又折在朝鲜战场。 他非常幸运，一直活到1993年7月28日才在匹兹堡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四天后，他被安葬在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他的晚年也很凄凉。 由于在朝鲜战场的痛苦经历，李奇微坚决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不愿与中国军队再度交锋。因此，他失去了美国鹰派的支持，最终被闲置。 接替李奇微的是四星上将马克·克拉克，他是李奇微在西点军校的同期校友，二战期间曾是李奇微的上司。克拉克以好战着称，1947年他因公开斥责苏联人是“骗子”而声名鹊起。 他在全国广播中直言：“苏联的行动毫无光明正大的品德可言，他们撒谎成性，把牺牲弱者视作勇敢，是天生的欺诈者。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目标，他们毫无顾忌地一往无前，公开无视条约，毫无道德和人性可言。” 一番严厉斥责后，他得出了一个引发巨大争议的结论：“在和骗子玩扑克时，受害的不是骗子，而是与他同桌的对手。”马克·克拉克将军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来到朝鲜，最终却因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未获胜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指挥官而名留史册。 1951年，敌我双方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对峙局面，随后展开了持续两年零一个月的阵地战。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一直试图用空中优势抵消志愿军在地面上的兵力优势。截至1951年元旦，美国及其仆从国向朝鲜战场投放的作战飞机就达1800架，一年后增加到2124架。1950~1952年，美军对朝鲜的轰炸强度达到顶点，每昼夜1200~1500架次，其中对志愿军防御部队威胁最大的是轰炸机。 1950年6月25日～1952年1月1日，美军在朝鲜战场投下吨炸弹及升凝固汽油。美军大量用战术飞机支援战斗力不强的南朝鲜军队。为支援正面宽10~15千米的一个南朝鲜步兵师的进攻，飞机出动强度达到每天200架次。 在杨得志的19兵团进入防御战期间，敌军向他们投掷的炮弹高达778万发，这些炮弹的数量要用5.1万辆汽车或者4400节火车的车皮才装得下。 19兵团作战科长余震想了解一下战士们所面对的炮火强度，在爬上老秃山阵地后，选了一块一平方尺的地方，竟然从中挖出了大小弹片287块，由此可见美军的炮火多么强烈。 在这样凶猛的火力轰炸下，我方阵地上寸草无生，就连坚硬的花岗岩都被炸成了沙粉。战士们走在阵地上，松软的焦土有时能陷到小腿。 杨得志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道：“我们的阵地最好认，哪座山头、哪块高地光秃秃的，哪里就是我们的阵地。” 一位来自北京的慰问团成员回忆说，志愿军战士将美国飞行员比作吸铁石，“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地将钢铁制成的炸弹投到朝鲜的土地上”。 朝鲜战争期间，仅美国空军就耗资40亿美元，占美军在朝鲜战争总开支的20%。 然而，长期持久作战比拼的是综合国力。如何坚守战线，是所有人，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 在敌我双方进入防御对峙阶段后，美军在阵地上修建了大量的例如典型的环形防御工事，但却很少像对手这样深入山体岩石内部去挖掘坑道，而是利用现有的地形，修砌相对坚固的野战防御工事。 通常修建掩体、临时指挥所或暗火力点时，先简单的根据需要在地面挖一个深坑，在用圆柱形木头倚靠在深坑周围土石方外侧并夯实，然后用沙袋和挖出来的土石方回填四周，最后用更大尺寸的圆木做内部支撑柱和顶盖，顶盖做好后，在上面以石块—土—石块的层次反复铺盖： 当厚度1米—2米时，可有效化解掷弹筒、迫击炮、75mm等小口径火炮的杀伤力；厚度在3米以上时，可承受122mm口径炮弹的打击；若将顶盖和内部支撑柱的材料由圆柱形木头换做钢材的话，其防御等级可提高至对抗155mm口径火炮的毁伤效果。 对于普遍缺乏大口径重炮的志愿军来说，这种防御工事的防护力已足以应对了。相比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嵌入山体岩石式的防御工事，这种防御形式简单快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搭建完毕，对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美军来说，更不算什么难事。 朝鲜战争中，中美在重火力方面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即便到了战争后期，得到大量苏式装备补充的志愿军方面，在火力密度和强度上，尤其是远程重火力打击，就整体而言依旧是处于劣势的一方。 客观上就决定了在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之后，我志愿军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然后考虑的才是稳固防守线的同时如何去寻机歼敌。 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说“美军有强大的空中和地面优势，炮火非常密集。美军的一个军有1500多门大炮，我们的一个军才有36门大炮。能不能坚守阵地，中央是有担心的。” 在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下，志愿军采取保存有生力量的方针：“既然天空是美国人的，那么我们就在地下想办法。” 这与在运动战阶段经常进行迂回穿插，力求尽可能多的包围和歼灭敌人的战术理念截然不同。因此，建立牢不可破的、可以长期坚守的并与地表防御工事相结合的坑道工事，就成为了我志愿军必然要选择的最佳方案。 1951年5月30日，朝鲜永柔，志愿军第47军指挥部内，军长曹里怀手持刚收到的加急电报，快速浏览内容：“你军留一个师继续完成机场修建任务，待志司派部队接替后归建；军部率领两个师于6月10日前，进至南川店、新幕地区，沿礼成江西岸构筑纵深防御工事，坚决阻止敌军北犯。” 曹里怀命令第47军各师于6月3日出发，并确保在6月9日前抵达指定地区，展开防御部署。 6月6日，第140师在行军途中接到志司指令，调整前往武陵洞、长洞和寇洞一带集结。 6月17日，志司下令第47军前往朔宁、安峡、市边里和平山一带，接替兄弟部队的防务，坚决阻止敌军向北进犯。 6月19日，命令第140师及其加强部队和配属分队，接替第65军的防御任务，防区范围从临津江以东的高作洞起，至铁源以西的小峙目止，正面约40公里，纵深约20公里。在此基础上，要求深入分析敌情、地形、作战原则与方针，并坚定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策略。要依托阵地，强化防御工事，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最大限度地杀伤和消耗敌军，成功阻止其进攻，坚决守住阵地。 第140师接防后，必须在两种不同的作战方针间做出重要选择：是像过去几次战役,采取运动战的方针，还是以阵地为依托，采取阵地战的作战方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将敌人消灭在阵地之前还是其他战法。 师长黎原、政委赵平组织召开作战会议，反复研讨志司的命令:“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达到大量消耗敌人和坚决阻击敌人继续向西向北进犯，确保我临津江以东阵地安全。” 同时,详细地分析了战场形势,一致认为： 作战方式变了，前5次战役都是大规模进退、大迂回、大穿插、大包围的运动战，而现在正向阵地攻防战转变； 作战对象也变了,由国内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变为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这就要求在作战思想、战术、组织指挥、后勤供应保障上都要改变,只有改变才能适应新的作战对象； 作战的环境也完全变了,在国内战争中,由广大人民群众运送粮食、抬担架运伤员等全力支援，而现在这一切作战物资供给全靠自身力量，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指挥员的作战观念必须改变； 我军的装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炮兵比过去多了,加强了坦克,新武器也装备了部队,要发挥这些装备的作用和威力就必须改变单一兵种作战的组织指挥，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正像古人所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规律。 会上大家认为,李奇微这个人比麦克阿瑟聪明,他上任不久便摸清了志愿军后勤保障困难,所有作战物资全靠战斗员随身携带,最多只有一个礼拜,进攻一般都选择在月圆之时,因此他称为“礼拜攻势”和“月圆攻势”。 当我们进攻穿插到敌人侧后时,他就命令部队预先有准备地退到既设阵地组织防御,待我携带的给养弹药消耗殆尽,即行反击。必须敌变我也变,如果再照过去的打法,显然不能奏效。黎原师长反复强调,在不违背上级命令的前提下,一定要根据当前敌情、地形，敌变我变,而且要变得快，变得好，变得有章法，变被动为主动，总之变得能打胜仗,完成任务。 第140师第419团进入阵地后，团长胡伯华、政委谢维德在踏勘阵地一圈,决定除利用原先友邻留下的一部分工事外,其余全部进行改造。把原先未形成交又火网、不巩固又暴露的工事,采取先主后次,先前沿后纵深,在山腰部筑成宽80米、12米的循环交通沟。 这主要是考虑美军倚仗其空中优势,握着制空权,每战必派飞机在我军阵地上空进行轰炸扫射,给我构筑工事带来很大威胁。常常是战士们辛辛苦苦一晚上挖的堑壕、交通壕,敌人飞机、大炮在白天只用几分钟就给摧毁了,而且对人员造成了伤亡。 战士们在战斗中不断动脑筋，琢磨如何有效防御敌人的炮火。其中一名战士在交通壕的内壁上挖了一个洞，刚好可以容身，敌人炮击时他便躲进去，效果十分显着，连队迅速推广这一做法。 团长胡伯华看到这一创举后，立即命令全团在敌人进攻方向的背向山坡上挖掘土厚2至3米的j形“谣儿洞”（后来称为猫耳洞），每人须有两个“猫耳洞”阵地，机枪以上的火器都要配备2至3个预备阵地。 随后，他们将这些洞穴进一步深挖并连通，形成u形小坑道，从而构建出猫耳洞、坑道、交通壕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在敌人炮击和空袭时，我军可以迅速隐蔽；而当敌人的支援火力延伸、步兵靠近时，我军则出击歼敌。 这便是志愿军坑道工事与战术的雏形。 如此一来，山地上形成了层层密集的交叉火力网，各点互相支援有力，并有效控制了平原要道，实现了火器分散而火力集中的目标。 在193高地、301.5高地和266高地上，面对敌军1000余发炮弹和4至9架飞机的猛烈轰炸与扫射，阵地始终坚守，工事未被摧毁。在为期10天的防守战中，己方伤亡30余人，歼敌400余人，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而“猫耳洞”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猫耳洞”也存在不足之处，洞口容易在敌方炮火攻击后被炸塌，可能导致人员被埋，且空气不流通，令人感到窒息。因此，战士们对“猫耳洞”进行了改进，挖成两个洞口，呈马蹄形，并在此基础上向内延伸，最终形成了坑道的雏形。 在战斗中，这些坑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保护了我军的有生力量，降低了炮火带来的伤亡。随后，第140师在全线推广这种战术，并将第419团阵地构筑的检查情况上报至志司。7月3日，志司向全军发布通报，推广了419团的做法。 第140师自6月19日接防至7月10日，在为期21天的战斗中，成功击退了敌军数十次进攻，令敌人付出惨重代价，毫无寸进。彻底挫败了敌军企图将第140师从临津江东岸赶到西岸的阴谋，坚守住阵地，并有效消耗了敌军的实力。 同时，在战斗中初步掌握了敌军进攻的规律和特点，部队得到了锤炼，小规模局部战斗的宝贵经验也得到了总结。 黎原师长在总结前21天的防御作战时说道：“这21天虽然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战斗，但也进行了十几次小规模的交锋。在与美军主力及其帮凶的对抗中，我们初步了解了敌人的性格，掌握了其进攻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一次实战中的练兵，为接下来的作战行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正是因为我军创造性地将坑道作业发挥到了极致，逐步抵消了美军的装备优势，使得战线始终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的南北地区。对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报告中失望地写道：“按照我们目前的作战方式，至少需要20年才能推进到鸭绿江。” 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从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由主要用于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阵地进攻。 随着阵地的不断巩固，中朝人民军队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袭击和伏击“联合国军”，抢占中间地带，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并逐渐扩大作战规模。 1951年10月，“联合国军”发动秋季攻势，英联邦师对志愿军，第64军第119师坚守的，马良山阵地和216.8高地发起猛攻。这两处阵地每天都遭到，一两万发炮弹的轰炸。志愿军坚守216.8高地的一个连，依托马蹄形坑道工事，在一天内扛住了美军3万余发炮弹的轰击，击退美军步兵21次冲锋，歼敌700余人，自身却只伤亡了21人。 交战过程中，马良山表面阵地曾5次丢失，每次丢失后，191师都利用坑道再次夺回。英军28旅指挥官对这样的战果很不满，再一次对马良山志愿军的坑道工事展开进攻，但在丢下1740具尸体后被迫撤退。 志愿军191师在马良山两次坑道战中，共计毙伤俘虏美英军4340人，击落飞机14架，击毁坦克6辆。 1951年冬天，志愿军第12军奉命，接替金城地区的防务，时值严冬，天寒地冻，土石坚硬。由于缺乏炸药，加之敌机不断轰炸，坑道工事的构筑变得异常艰难。内有坚石，外有炮火，起初，只有丁子镐和铁锹的战士，每人每天只能掘进十几厘米。 如此速度不要说筑城，就连猫耳洞都挖不出来。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第35师一位矿工出身的，副部长王锁昌，琢磨出来了一个好办法。时任第12军第35师，作战科科长的狄循老人，曾在阵地上见过王锁昌，率战士修筑坑道。 王锁昌根据自己挖矿的经验，摸索出从石缝中，找突破点的掘进方法。大家分组倒班的施工方式，利用弹药箱和敌人炮弹皮等材料，制造工事等，这些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施工进度。仅用40天，就打穿了一条近百米，一人高的坑道。 王锁昌指挥他这个班打坑道，用阵地上的弹药箱，做的小车子，三个人一个小组，几个小组轮流，人休息，工具不休息。李师长听了介绍，很受感动。说他的经验很值得推广。 第12军第35师在前沿阵地召开筑城会议，推广王锁昌摸索出来的作业经验。还给王锁昌班修筑的坑道，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旗洞。 一时间，在朝鲜延绵数百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一场不分昼夜，热火朝天的筑城竞赛展开了。 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利用坑道来规避敌军锋芒并有效反击，成为我军的一项重要战术。在进攻作战中，志愿军可以依托坑道作为进攻的出发阵地，将兵力和武器隐蔽集中于前沿阵地的坑道中，这样不仅缩短了冲锋的距离，减少了冲锋过程中的伤亡，还能保持进攻的突然性和主动性。 在防御作战中，即便敌军占领了表面阵地，志愿军依然可以凭借坑道作为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反击的出发点，有效躲避敌军航空、炮兵和装甲部队的火力打击。同时，志愿军还能通过坑道派出小分队主动出击，不断袭扰地表的敌军，破坏其工事。 坑道虽然是固定的，但志愿军的战术却十分灵活。面对敌人进攻时，志愿军根据敌军兵力规模、攻击强度以及前进方向等因素，灵活应对。结合敌方火力准备、步兵攻击、阵地占领和突入等多种情况，志愿军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坑道攻防战法。 坑道战的那段日子里，美国人在上面打炮，中国人在地下放炮（打洞）?，整个防御阵地内，隆隆爆炸声日夜不停，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举钎，进行着战场建设。 这些地下坑道的95%是由步兵部队挖掘的，主要工具是十字镐、锤子、钎子和锹。由于在岩石上施工困难，志司（志愿军司令部）紧急从国内运来专用的风镐、混凝土搅拌机、气体压缩机等机械，加快了挖掘速度。 战士们也想尽一切办法制造挖掘工具。阵地上有许多美军轰炸后留下的钢铁弹片，许多部队就搭起铁匠炉，用废弹片制造挖掘工具。仅志愿军第12军就建造了40多座铁匠炉，打制了1.6万件新工具，修理工具7.5万件。由于机械化器材严重不足，志愿军战士不得不靠抬筐和小翻斗车从坑道往外运土。 开始建造地下坑道时，志愿军还是以班、排为单位修筑自用的猫耳洞或山洞掩体部，没有考虑到攻势作战的问题。后来坑道越挖越深，并相互连接起来，逐渐将几个山岗和高地连成一片。通过这些地下坑道，战士们可以快速机动到危险的防御地段，这就构成了地面和地下相结合的稳固防御体系。 世界战争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卓有成效的坑道防御网。一个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北朝鲜逐步形成了。在这些地下坑道中，射击工事、交通壕、干道、支道等作战设施一应俱全，连宿舍、饭厅、厕所，甚至礼堂都被中国军队搬入了巨大的山脉中。 至1952年5月，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250千米的整个正面防线上，志愿军共挖掘坑道7789条、长198.7千米，朝鲜人民军挖掘坑道1730条、长88.3千米。整个正面战线宽约10千米的纵深范围内，构成了坚固的“地下长城”，基本形成以坑道为骨干、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 志司还下令沿中和、沙里院、伊川、淮阳一线建立“第二防御地带”其核心也是深挖堑壕和坑道，并在该防线部署更多的志愿军部队。至当年8月“第二防御地带”基本完成。 此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已在三八线以北挖掘了总长约500千米的坑道以及650千米的堑壕和可通行车辆的交通壕，也就是说在每千米的正面就有2千米长的坑道工事，仅中、朝军民从地下挖出的土方就超过200万立方米。 此后志愿军实施防御作战，就有了比较坚固的阵地依托。 这些完善的地下坑道和交通线大都集中在朝鲜中部的山区。美军装甲部队只能通过几条有限的走廊向北进攻，而走廊两侧的制高点均在志愿军坑道工事的控制之下。 志愿军在每座山上都建有堡垒，并挖有大量两层以上的坑道。所有地下坑道都有各自的任务，各条坑道组成了地下网络的主体。坑道顶部距离地面约50~70米，可承受航空炸弹和大口径炮弹的打击。每条坑道都设有秘密火力点。 机枪和反坦克武器配置在坑道内或木质、石质和土质火力点内。同时志愿军还挖掘供掷弹筒手和狙击手专用的地下掩体，在每个火力点和防御枢纽之间都建有地下交通壕。 在某些高地的地下坑道内建有两个出口，一个通往后方，另一个则通往前线。随着战争日益残酷，志愿军提升了坑道的净空，开凿了更宽的交通壕，挖掘了更动更加灵活。 志愿军在地下坑道内设有专门的火炮阵地。当然从地下开炮是十分困难的，不但射界受到严格限制，炮口喷出的火药气体存留在工事内也令人窒息。为此志愿军设计出四通八达的“坑道炮网”，需要打击敌人时将火炮从遮蔽和机动坑道推到开阔的发射阵地，对敌进行急速射后再迅速拉回地下坑道，送到另一个坑道口继续炮击。 火炮坑道可承受500~1000千克炸弹的直接攻击。里面还安排有人员住所及食品储备处、弹药库，在山顶还设立了炮兵观察哨。 平时志愿军在坑道外的地面阵地上只设几个观察哨，放几个狙击手。火炮预先算好射击诸元。美军阵地上稍有动作，志愿军就用榴弹炮、迫击炮隔着山头猛轰。观察哨修正弹着点。美军攻击前实施炮火覆盖时，志愿军便隐藏在坑道内。当敌人的炮火一延伸，志愿军便迅速经交通壕占领阵位，等待敌人发起集群冲击。 1952年6月13日志愿军第12军的一个连利用坑道火力点，在几小时的战斗中就消灭了美第7步兵师120多名官兵。战斗经验表明，以营连为单位建立的地面——地下防御系统是十分合理的。 实际上志愿军前线每个营掌握的坑道长度都在500~600米，而且都有自己的地面和地下防御区。每个营、连又建立了10~12个独立的观察所以控制各个战术要点，还为指挥员提供了面积在100~12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 用作指挥所和观察所的坑道宽1.2～1.5米，坑道上面的覆盖层厚2～2.5米，并严格伪装。1953年后为防美军细菌武器打击，志愿军还建立了密封坑道，指挥员乘坐的嘎斯-69吉普车也能在地下专用坑道里行驶。 志愿军的战时生存问题得到缓解后，持久作战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由于美军经常用凝固汽油弹和机枪攻击志愿军的仓库，因此到1952年上半年志愿军几乎将所有前沿兵站仓库置于地下坑道内。 起初储藏的弹药食品直接堆放在坑道战斗工事内，导致狭窄的坑道出现堵塞，战时无法进行兵力机动，为此志愿军又在主坑道旁边再开挖一些副洞和专门用于存放战备物资、有生力量的坑道，包括寝室、厨房、食堂、澡堂、弹药库、食品库、水井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志愿军发现构建于岩石之下的坑道洞库最坚固，而在夯实的土层下开挖的土洞库则抗打击力不够。在开城附近的平原地带，志愿军的坑道土洞库虽能抵挡凝固汽油弹的攻击，但在雨天却很容易漏水坍塌。技术人员又为这些地下仓库设计了标准型排水系统。 在山区地带，废弃的矿洞是建造仓库的理想场所。位于楠亭里附近的一个矿洞修整后可储存600车皮弹药。1951年5月8日该仓库在一次空袭中遭受美军飞机368架次的攻击，未有任何损失。 在坑道里长期生活绝不是一件浪漫的事。 在美军持续不停的炮击和空袭下，志愿军部队往往要在黑暗的坑道内隐蔽数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天无法见到阳光”。因此怎样对付洞中的黑暗就成为志愿军的大事。 战士们把手边所能找到的东西都改造为油灯，如在搪瓷碗、茶缸、罐头盒、炮弹壳等容器内加上一条棉花搓成的灯芯，灌满豆油，就成了灯。在长60米的坑道内至少需8盏油灯，30盏油灯足可照亮一整条地下通道。 然而一个营的部队平均要把守16条堑壕和坑道，每月需200千克食油才能确保油灯持续燃烧，每个军每月则需要50吨。志愿军本来就没有足够的食油用于部队伙食，更不用说照明了。 到了夏季，志愿军战士待在闷热的坑道内饱受缺水的煎熬。三八线一带的水源地都远离部队的坑道，却距美军阵地较近，而美军火力封锁严密。志愿军后勤部队竭力为坚守部队提供饮用水和水果。 在1953年上甘岭战役的坑道战阶段，志司专门强调：“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记二等功！”为缓解水源压力，部队开始在坑道内修建贮水池和水槽，并趁着冬季封河从江面上切割大量冰块，储存在地下冰库内。 志愿军在坑道作战中也借鉴了一些运动战的模式，即“太阳是美国鬼子的，月亮是志愿军的”。由于志愿军缺乏空中支援，因此所有作战行动都在夜间实施，白天则隐蔽在深深的黑暗之中。 但在缺乏日照的情况下，战士们大都染上了严重的维生素缺乏症。食物几乎全都是炒面，而且无法在白天进行户外活动，由此缺乏维生素h，造成许多战士患上慢性夜盲症，晚上经常需要几个人手拉着手，摸索着上岗，作战大受影响。 这种情况引起了志愿军后勤部门的警觉。他们紧急调运了大量花生、黄豆、蛋粉和猪肝，但是“因为数量少，部队多，一时难以奏效”。后来朝鲜老百姓为志愿军提供了一种通过复杂蒸馏过程提取的专治夜盲症的草药，名为“松针汤”。 “松针汤”不加糖时极为苦涩，但饮用一周后可恢复夜间视力。我国还运来一大批鱼肝油，才使前线战士治好了夜盲症。 1952年8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3个月粮食，都有仓库……” 从实际效果来看，能攻能守的地下坑道和交通壕体系已具有战略意义。 这一切，是中国士兵用双手干出来的，一个连队一个月就常常凿秃上千把钢凿，将几百把十字镐磨成锤子一样的铁块。摊开任何一名战士的手掌，都是一层层极其坚硬的血茧。 随着坑道工事的基本完成，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日益坚固。在1951年的夏秋防御作战期间，美军平均每发射40至60发炮弹就能造成一名中国士兵伤亡。而到了1952年1月至8月，美军必须发射660发炮弹才能击伤一名中国士兵。 时任美第5战史分遣队的指挥官，贝文.亚历山大说“唯一能击倒他们的，是155毫米榴弹炮。那是唯一可以，直接击倒他们的武器。但你几乎不可能瞄准，我们几乎找不到那些坑道，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对于志愿军坚固的坑道工事，阴险狡猾的敌人，用上了“火攻”和“毒攻”。 仅1952年2月底到4月初，美军就向中朝两军坑道，释放毒气30余次。不仅如此，美军还用上了二战中，杀伤力极大的火焰喷射器。 志愿军战士们在坑道口周围，挖了避弹坑，预防敌人占领山脊后，向下扔炸药伤害坑道口守卫人员；在距离坑道口4米内修砌左右交错、有间隔的阻隔墙，防止弹片飞入伤害坑道内人员；从坑道口进入4米之后必须拐弯，以躲避火焰喷射器喷射出的直射火焰；坑道内部还设置防毒门，阻隔敌人释放的毒气；预留清理土石方工具，以防坑道口被敌人堵塞。 范弗里特忧心忡忡，决定效仿中国军队，下达命令设伏并俘虏敌人，既能摆脱无聊状态，又能振奋士气。然而，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战场上设伏，对西欧各国的部队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的任务。 那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在短短一个月内，第八集团军共经历了247次伏击，却没有任何战果。焦虑不安的范弗里特决定再尝试一种新的实验——摧毁枪眼的行动。由于中朝军队阵地坚固，常规子弹难以奏效，他计划集中使用弹道较为平直的火炮，直接轰击志愿军的坑道入口和枪眼，并辅以重磅炸弹，试图炸塌中国军队的坑道系统。 试验给中国军队造成了轻微的损失。 一颗重磅炸弹将梨树洞志愿军一个师指坑道炸塌，那个在云山城外阻击得骑一师寸步难行的团长王扶之被埋在洞里。此时，他已是代师长了。 他的政委沈铁兵掀掉头上的泥土后，边指挥抢救边沉痛地指示：“估计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大概都炸烂了，要给扶之准备口棺材，他是老红军，还要通知一下他的爱人。?” 志司急电：?“不论死活，一定要挖出来！” 抢救部队已感绝望之时，工兵连长忽然发现炸塌的洞体缝隙内飞出两只苍蝇。沈铁兵大喜：?“苍蝇能活，人也能活，挖，快挖！”36小时过去了，奇迹出现，王扶之和作战科副科长王盛轼在不足一点五立方米的狭小空间内被挖出来了。他们还活着，虽然只剩了一口气…… 志司的一封急电，挽救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最年轻将军的性命。经历此劫难后的王扶之，后来担任了中国军队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并出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 志愿军迅速对坑道进行了全面加固，坑道入口的厚度普遍达到了十到十五米，到了后期，有些坑道顶部的厚度从最初的三十米增加到了五十米，连原子弹都无法将其摧毁。此外，坑道至少设有两个出口，满足了防空、防化、防弹、防毒等七重防护标准。范弗里特再次感到无计可施。 1952年4月7日，志愿军的全面工作，由一直享有很高威信，和战功卓着的陈赓代理主持。这时候，令美国人束手无策的志愿军前沿坑道防御工事，也已经接近完工。1952年4月间，联合国军对志愿军阵地发起了60余次小规模攻击，并一度占领了不少表面阵地，但每当夜幕降临，志愿军便从坑道中突袭，给美军以沉重打击。 至1952年5月底，志愿军共修筑了贯穿朝鲜半岛中部地区的坑道1200余公里，交通壕6000余公里，在正面250多公里，纵深30公里内，建立起了以坑道工事为主体，以表面阵地为支撑的野战防御体系。在后来志愿军的阵地防御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着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发疯般的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座小高地上倾斜了大量的弹药，摧毁了志愿军所有地表阵地的防御工事，岩石被炸成了粉末，泥土也被翻了2米多深。 可即使这样，躲入坑道内的志愿军战士依靠完善的坑道防御体系，顽强坚守，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在反攻部队的支援下，最终打垮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至关重要的597.9和537.7两座战略高地。 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坑道的作用功不可没。早在战役爆发的前几个月，驻守五圣山地区的15军就已展开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坑道挖掘工程。 仅仅是驻扎在五圣山上甘岭地区的15军45师就利用收集到的废铁制品，造铁锤1000余把，钢钎2200余个，通过拆除未爆炸的航弹和炮弹，提得炸药3700余公斤，靠着这些原始简陋的材料，挖出合计9000多米长的坑道300余条，坑道内建立粮库60多个，弹药库60多个，每条坑道都配备了许多暗火力点与观察哨。 在坑道外，配置了明火力点、散兵坑、猫耳洞、马蹄形或弓字型掩体，彼此通过总计5000多米长、160余条的交通壕相连接，与坑道工事相互掩护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御网。 战时坑道囤积的战斗人员，避开了敌人重炮和空中火力打击，保存了我方的有生力量，拖住了已占领表面阵地的敌人继续向纵深进攻的步伐，为我方后方部队的反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说，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也是志愿军坑道防御战的胜利。 自1952年秋天开始，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主动对“联合国军”展开进攻。9月至10月间，志愿军对“联合国军”的连、排防御阵地及个别营的防御目标共60个发起全线战术反击，成功占领17处阵地。 1953年5月至7月，志愿军发动夏季反击战役，攻击目标扩大至“联合国军”的营、团阵地及师防御地域。在整个阵地战期间，志愿军依靠坚固的坑道堡垒，与敌军在多个点位反复争夺，成功击退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歼灭敌军数量几乎是前五次战役总和的三倍。 日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军队的战术变化非常明显。在秋季之前，他们一直采用的是高度机动性的防御战术，这也是过去常用的常规战法。然而，一旦边界问题解决后，战术似乎立刻转变为全面的阵地防御。 在纵深二十至三十公里的范围内，他们挖掘了堑壕，用圆木和石料修筑了掩体，并在反斜面上开凿了长长的横洞。另外，炮兵力量似乎有所增强，许多新的炮位横洞在这里那里的山腰间显露出令人恐惧的影子…… 从空中俯瞰，西海岸到东海岸仿佛出现了一个长达二百二十公里、宽二十至三十公里的巨大蜂巢。他们充分发挥了天然的土木作业能力。” 在后来不断的斗争中，直至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一线部队积极总结坑道在使用所发现的缺点，改进不足，逐渐增强了坑道的实用性和适应性，形成了可以“防重炮、防空袭、防毒气（防疫）、防雨防潮、防火攻，防寒冷”等具有多种功能的坑道。 它的特点及作用有以下几种： 第一，异常坚固、安全。打坑道是个费时费力的苦差事，尤其是当时志愿军极度缺乏大型掘进机械，完全依赖人工和少量爆破进行艰苦的坑道挖掘作业，难度可想而知。 在这么差的条件下还能在短短几个月内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坑道建设，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坑道的存在，不仅极大提高了志愿军的战场生存几率，还保护了大量囤放的生活补给品和武器弹药免遭敌人炸弹的毁坏，战斗人员的前出与伤病员的后撤也变得非常的安全和及时。 第二，与地表阵地防御工事及己方火炮配合，阻击敌进攻。当敌人对前沿阵地进行火力覆盖时，大部分兵力躲藏于坑道内，只留少量观察员监视敌人；当敌炮火落点从我前沿阵地向后方延伸时，趁此时间间隙，坑道内战斗人员迅速前出至地表防御阵地，对已发起冲锋的敌步兵予以还击。 另外，通过射击孔或观察口可以及时了解战场形势，呼叫己方火炮火力支援，并按事先标记好的区域实施精确打击，是对付敌方装甲目标和敌步兵以密集队列进攻阵型最有效的手段。到战争后期，随着我志愿军重火力武器的增加，歩炮协同、步坦协同作战已运用的非常娴熟，杀伤进攻之敌的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第三，同早期冀中平原抗日军民的地道战一样，志愿军的坑道除了防守和日常生活外，也便于向敌前沿阵地渗透和突袭。 志愿军在发动攻占敌人盘踞的山头前，往往在敌前沿阵地几百米内的两翼或中央相对隐蔽的地方，秘密的修筑屯兵洞和小型坑道掩体，有的还与后面己方前沿阵地的交通壕相通，这样在夜间输送兵力接近敌方阵地更加的方便，既缩短了攻击距离，减少了战斗时间，也做到了进攻突然性，令敌人防不胜防。 1953年3月26日夜，我志愿军旨在攻占梅岘里东山和马踏里西山的战役打响。 与以往阵地防御战所不同的是，除了在前沿阵地修建了大量的野战防守工事外，美军陆战一师也学习志愿军在两座高地均挖掘了坑道。其中梅岘里东山后侧挖掘了10米和45米长的坑道各一条，马踏里西山东南方向也修建了10米和25米长的坑道各一条。 由于战前的细致侦查，掌握了美军所有前沿阵地的火力点及兵力部署，又根据两山相似的地形反复演习，因此，我志愿军的炮击非常精准，两座高地外围火力支撑点和防守兵力开战后不久即被清除。 负责主攻的志愿军40军358团8连和1连，仅仅用了10多分钟就占领敌地表防御阵地，而后转入坑道继续围歼残敌，经过几十分钟的激烈战斗，躲藏在坑道内的美军或投降，或被消灭，最终被全部肃清，无一漏网。 经过后续战斗的反复争夺，虽然志愿军仅夺取了梅岘里东山，未能占领马塔里西山，但战役最终的结果是我志愿军40军120师358团以伤亡200余人的微小代价，重创敌王牌部队美军陆战一师1000余人的伤亡。值得一提的是，美军修建的坑道工事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加大了美军的伤亡。 据参加此战的志愿军老兵回忆，美军的坑道以志愿军坑道的建造标准来衡量，就是个残次品。无论是坑道顶部厚度，还是坑道口厚度都不达标，坑道内部也无任何防御设施。最离谱的是，其中有一条坑道只有一个出入口，在坑道顶部被志愿军战士爆破炸塌方后，里面的40余名美军竟然被活活闷死。 在争夺美军坑道的战斗过程中，后方美军一度也派出过几批小规模排级单位的增援，但因我攻击部队事先准备充分，早已为炮兵标定好了两山高地后方美军可能增援的线路，因此美军增援部队都被我军炮火阻隔，无法及时到达。即使勉强突破炮火封锁，能赶到阵地上的兵力也所剩无几，对协防坑道内美军反击志愿军的作用微乎其微。 后方美军与坑道内美军的联系在我军火力打击下完全中断，美炮兵丧失了前方美军的观察和指引，只能瞎放炮，对准备进入坑道内志愿军炮击命中率很低；又因为是发生在夜间的战斗，美空军飞机也无法提供有力的支援，只能等待天亮后再行动。所以，美军在地表防御阵地失守的情况下，很难像志愿军那样固守待援，只会被逐个击破，全部失守。 美国人开始带着恐惧称志愿军为“洞中蛰伏的龙”，认为志愿军的防线是“一条无法跨越的死亡鸿沟”。 日本人表示：“中朝军的阵地已经坚固到连勇猛的将领也不敢轻举妄动的地步。” 美军参谋经过研究后，评估进攻可能导致的后果，并向李奇微汇报：“我们是在意识到可能需要付出近二十万人牺牲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 连美国空军也不敢再向北推进。新任远东空军司令温莱特将军表示反对将战线北移，认为“越是接近东北基地，维持制空权并支援地面作战的难度就会越大”。 即便是最为嚣张的美国海军，如今也想退缩了，\"海军也因中朝空军力量的增强，开始担心舰艇遭受损失。\" 在漫长而乏味的阵地对峙中，\"联合国军\"的士气已降至岌岌可危的地步，甚至有人担忧，如果停战不能尽快实现，\"联合国军\"可能会面临从内部瓦解的危险。 第30章 战争之神的威名 2018年，美军参谋学院战斗研究所第13号报告披露，在抗美援朝争中，志愿军仅以一个陆军兵种，就抵消了美军陆、海、空三军的优势。 美军拥有空中优势、火力优势、后勤优势，结果却没能转化成最终的胜利，仅以地面炮火而言，如此压倒性的优势却仍然损失惨重，美军不得不仔细将志愿军研究一番，最终得出了三个结论。 在战争中，美军的重火力几乎一直保持在志愿军的五到十倍左右，哪怕是争夺一个小小的阵地，都会倾泻海量的炮弹，到后期更是出了范佛里特这个不走寻常路的指挥官，在981高地和上甘岭上，“范佛里特弹药量”不断刷新人们对战争的认识。 然而美军却发现，就在他们认为阵地上不可能有生命存活的情况下，志愿军却一次次的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不凡。这种生存能力让美军士兵产生了一种“带有宗教情绪的敬畏”，经过仔细研究，他们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奥妙。 首先，志愿军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高超的战略战术。刚开始美军认为，志愿军不过是一群装备落后的“农民军”，只会用无脑冲锋的人海战术，对于现代化战争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这种想法让美军吃了大亏。 志愿军的指挥员不少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老兵，他们的经验丰富到只需要通过炮弹弹片和听声辨位，就能确定美军前线火炮种类以及准确位置，并据此制定了“二重二轻”的原则，即一线兵力配置轻，火力配置重，二线兵力配置重，火力配置轻。 第13号报告披露，志愿军在对火炮的认识上，完全和美军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让美军感到吃惊。同时报告也承认，志愿军的“二重二轻”并不是一成不变，还会根据美军的火力进行灵活调整，能够在有效降低自身伤亡的同时，给一线的联军部队带来大量的伤亡。 其次是优秀的土工作业水平。在面对美军炮火和空中打击时，志愿军的阵地多采用大纵深的结构。大多数为农民出身的志愿军极擅长土工作业，他们充分利和地形修筑阵地和防御工事，在反斜面挖出人员隐蔽部，又用坑道和正面的防御阵地相连接。 这样人员可以在猛烈的火力打击下存活，又可以迅速进入防御阵地。这些阵地的构筑也极其巧妙，它们即有良好的射界，对重炮也有不错的防护。正是这些土工作业，使得美军的炮火一停，志愿军就能立即出现在阵地上。 最后是一流的伪装技巧。由于志愿军长期处于缺少空中优势的处境，因此摸索出一套高明的伪装技巧。包括人员的伪装、车装的伪装、装备的装备，甚至整个阵地的伪装。比如用原木做的假炮，用稻草做的假人，用木板做的假车等等。这些伪装和周围环境完全融为一体，就算美军飞机靠近也看不出破绽。 在着名的龙源里阻击战中，郭忠田率领一个排，利用假阵地吸引了美军几乎全部火力打击。美军出动数百架次战机，向假阵地发射数千发炮弹和炸弹。而郭忠田的排得以幸免，他们利用手中的轻武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歼敌215人，自己无一伤亡。 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炮兵上。 斯大林有句名言“炮兵是战争之神”。大炮之所以能被称之为“神”，是因为大炮尤其是大口径重炮，至今仍然是战场上的火力骨干，是决定战场形势的重要因素。 当时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一个师就拥有近千门火炮，其中包括72门榴弹炮、120门各种直射炮，以及各种口径的无坐力炮、迫击炮等等。美军在朝鲜的7个师和一个第8集团军总部共拥有6049门各种火炮，其中568门为大口径榴弹炮。 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是首批入朝参战的兵种之一，志愿军炮兵分为军级以上预备炮兵和师级以下队属炮兵。志愿军的第一批入朝部队，4个主力军才有三千多门各种火炮，其中的大多数还是老旧的小口径的山炮、野炮，甚至是迫击炮。7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仅有190门。志愿军的火炮数量少，炮旧、型号多、射程近、威力小。 后入朝的非主力军，火炮的数量则更少。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时，预备炮兵仅有第1、第2和第8炮兵师，共9个团，装备日本和美国制造的旧式火炮，共284门，大多由骡马牵引。队属炮兵主要配备山炮、步兵炮和小口径迫击炮，多由骡马驮载或人力背负，编制主要为连、营级别。 志愿军炮兵指挥机构，随着首批参战部队一起进入朝鲜。 开始为炮兵司令部，万毅任司令员(未到职)、邱创成任政治委员。 在作战双方炮兵数量和装备悬殊的局势下，志愿军炮兵遵循集中使用的原则，将兵力和火力集中于主要方向和关键地段，以获取局部优势；以抵近射击和直接瞄准射击为主，提高命中率。 第一次战役中，预备炮兵的2个团和1个营，被调配支援第39军进攻云山。由于火力集中且猛烈，步兵得以顺利突破敌军防线，迅速攻占云山，几乎全歼美军骑兵第1师（机械化师）第8团。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11月7日，邱创成和匡裕民联名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从朝鲜战场的作战情况来看，“野战炮火必须按照大炮占一、小炮占二的比例配置，并且需要使用较为新式的火炮进行改装，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军、师两级的野战炮兵部队都应配备榴弹炮，而机动炮兵必须装备牵引式大口径火炮，方能具备足够的歼灭性火力。” 此外，他们还建议，在部队改装苏式火炮的过程中，应优先对那些具备炮战经验和技术的部队进行改装，以缩短训练时间，尽快投入作战。 中央军委对此建议给予了高度重视，决定将朝鲜战场上具备炮战经验的三个野战炮兵师调回国内，进行苏式火炮的改装，组建新的炮兵部队。 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采取迂回包围、穿插分割、速战速决的战法，队属炮兵及时支援步兵作战，而预备炮兵则受道路条件限制，多数未能跟上步兵的前进速度。 入朝参战初期，由于志愿军是在运动战中与敌预期遭遇进行战斗，对炮兵部队机动能力有着不小的考验。志愿军炮兵由于火炮少、机动性差、易遭敌空袭等因素，虽然对于战役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往往跟不紧、打不上，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 随后，根据志愿军总部的要求，中央军委调整了原定计划，决定让炮兵第一师继续留在朝鲜，指挥野战炮兵部队，支援第三次战役。 而志愿军炮兵司令部以及第二、第八师师部返回国内，负责改装并组建新的炮兵部队。计划于1951年3月底前，在东北地区完成两个防坦克歼击炮兵师（共120门火炮）、九个火箭炮兵团（共210门火炮）以及三个榴弹炮兵团（共108门火炮）的组建和整训工作。 1951年1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一支精干的志愿军炮兵指挥所，由匡裕民担任主任，贾克担任副参谋长，统一指挥志愿军地面炮兵部队及高炮第61师（另有3个高炮师归属空军指挥所，负责在朝鲜修建机场的任务）。 第三次战役，是志愿军对预有防御准备的美军进行的首次大规模进攻作战。志愿军各部队发挥了出色的伪装技能，以树枝、白雪作为严密伪装，数量庞大的进攻部队在白天终于瞒过了美军飞机和前沿哨兵的侦察，完成了部队的展开和作战准备。 1950年12月31日晚17时，在西线向“联合国军”在“三八线”附近的防线发起全线进攻。 在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炮兵部队为配合步兵突破美军防线，在缺乏弹药的情况下，仍克服重重困难，组织7个团 (野炮和榴弹炮共106门)，在重点突击地段实施火力破坏和监视射击，共发射4267发炮弹。 在第39军116师突破临津江时，炮兵在5公里的正面上集结了73门火炮，以45门火炮开辟通路，以28门火炮压制南朝鲜军纵深阵地上的发射点和炮火，经20分钟炮火准备，将敌前沿工事摧毁80％，并打开两个突破口，保障步兵迅速渡过临津江，完成突破任务。 经过前三次战役的作战，志愿军炮兵部队的人员伤亡较为严重，武器装备也损失不小。为了增强炮兵实力，部分部队被调回国内进行整编补充和装备更换，同时国内也在加快组建新的炮兵部队。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连续三次战役中，第三次战役是参战炮兵和发射炮弹最多的一次。 第一次战役时，实际参战炮兵只有5个营，按每营12门火炮计，只有60门火炮； 第二次战役时，实际参战炮兵只有48门火炮，两次战役参战炮兵共发射炮弹1054发； 而第三次战役参战炮兵7个团共106门火炮，发射炮弹4287发，参战火炮相当于前两次战役的总和，发射炮弹数是前两次战役总和的4倍。 同时，炮兵发挥的作用比前两次战役均好，是战役发展顺利和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受到了步兵好评。标志着志愿军步炮协同作战能力在不断地增强，炮兵大规模运用所收的巨大成效正在慢慢显现。 第四次战役后期和第五次战役中，新建和换装的预备炮兵有4个师共10个团相继入朝，队属炮兵大量增加。其中包括装备苏制122毫米和152毫米榴弹炮的第7师、第21师，和装备苏制76.2毫米野炮、57毫米战防炮的第31师、第32师。 由于我军在机械化装备，空军和地面炮火与美军比占据绝对劣势，因此朝鲜战争初期，志愿军往往碰到一个很头疼又很尴尬的情况：在很多战斗中，志愿军往往能够以优势兵力包围美军，但由于我军在地面炮火占据劣势，我军始终没法包围圈内的敌人展开歼灭战。 在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炮兵火力不足的缺点，直接导致了战役结果不如预期。凭借前几次战役打出来的威慑力，起初的志愿军势如破竹。然而，当他们攻击到砥平里时，却吃了大亏。 砥平里驻扎了美军第2师第23团、法国的一个营、一个坦克连，还有一个重炮营，总兵力超过了六千人。这些部队有环形防御阵地的保护，志愿军的武器很难对他们造成有效杀伤。 1951年2月13日，8个团的志愿军，对砥平里发起进攻。 由于缺乏重武器，我军始终无法攻克敌人的防线。最终，攻击砥平里的战斗未能取胜。而这次战斗的失利，也让一场本可取得的胜仗变成了平局。志愿军对重火力的需求，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为了提高志愿军的作战效率，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中国从1951年开始从苏联进口大口径火炮。当时，我国从苏联进口了多门火炮，这些火炮性能先进，威力大射程远。 在这些数量众多的火炮中，有三款火炮是非常有名的。 第一款是ml20型152毫米加农榴弹炮，这是我国从苏联进口的最先进牵引式火炮，其全重5.92吨，最大射程14.78公里。这样的性能在当时世界各国的重型火炮中都是相当先进的，我国进口ml20型加农榴弹炮，迅速解决了我军的炮兵的短板。 第二款是1938型122毫米榴弹炮，这是我国进口的主力火炮，火炮全重2.45吨，如果我军炮兵使用21.8公斤的炮弹，该炮的最大射程为11.8公里。 第三款是bm13型132毫米火箭炮，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喀秋莎”火箭炮。bm-13型火箭炮，通常配备在吉斯卡车上，携带16枚火箭弹，在战斗中可以迅速发射，在短短几秒内便能将弹药倾泻而出。一次齐射的火力覆盖范围高达4万平方米，相当于95个篮球场的大小，几门喀秋莎火箭炮便足以让战场陷入烈火焚烧的恐怖场景。它不仅打击力强大，还具备高机动性，能够在发射后迅速撤离，令人防不胜防。 到1951年4月，经过重新组建和改编的志愿军炮兵部队陆续进入朝鲜参战。当时，志愿军在朝鲜的地面炮兵部队已增至28个团，其中，第一线作战的11个军分别配备了1个军属野榴炮团。 此外，炮兵指挥所还指挥着4个榴弹炮师（共11个团，其中包括3个苏式122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团，8个配备日式或美式野炮、榴弹炮的团），1个防坦克歼击炮师（4个团）以及1个火箭炮兵师（2个团）。志愿军的火力得到了显着增强。 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的炮兵面临数量不足、性能较差、机动性差等问题，难以有效支援步兵的作战推进。许多志愿军步兵的师、团级指挥员长期习惯于指挥步兵作战，对炮兵的技术和战术不够熟悉，缺乏对火炮性能和战术运用的深入了解。 在实际作战中，因担心麻烦或害怕引发美军飞机及炮兵火力的打击，不愿动用配属的野战炮兵。尤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中，有些师甚至没有使用过山炮，只倾向于使用步兵和携带方便的步兵火炮。 因此，出现了不给炮兵分配任务、分配了任务却不给足准备时间，或者随意分配任务的情况，甚至将榴弹炮与迫击炮混合使用。由于这些问题，步炮协同在运动战期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导致本已数量稀少的野战炮兵未能在作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951年4月15日，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召开了首次炮兵会议，会议强调在作战中要将优势兵力和火力集中于主要方向，贯彻“火力集中、阵地适度分散”的作战原则，特别重视白天的战斗和协同作战，同时加强防空措施和伪装工作。 1951年6月，在志愿军进行持久战准备期间，特别强调了各兵种之间的作战协同。 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强调，要精心组织各类火力和各兵种之间的紧密配合，尤其是步兵与炮兵的协同作战。他指出，突破之后不能认为炮兵就无用武之地了，也不能因为顾虑而不敢使用炮兵，必须为炮兵的跟进提供有利条件。 炮兵的火力支援要持续到战斗的最后阶段。 火力与突击的无缝结合，是未来组织战斗、特别是步炮协同的核心任务，也是所有步兵和炮兵指挥员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 通过研究和总结，志愿军在步兵和炮兵的作战协同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 随着火炮数量的增多和性能的提升，志愿军各级指挥员愈加注重炮兵在作战中的应用。1951年7月，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召开第二次炮兵会议，要求部队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政训练，积极主动地支援步兵作战，大量杀伤和消耗敌人。 这时候，第21师也终于准备就绪，首批喀秋莎火箭炮进入志愿军炮兵21师的阵营。第21师携带“喀秋莎”火箭炮进入了朝鲜。 不过喀秋莎火箭炮的使用却并非易事，它的弹药价格高昂，一发火箭弹成本相当于八两黄金，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每发火箭弹都犹如国家的一块“金砖”。这种昂贵的代价让志愿军不得不精打细算，只有在关键时刻才敢动用这款大杀器。 志愿军炮兵21师的战士们将喀秋莎视若珍宝。 尽管此时的志愿军已经接收了大量苏联重武器，但在装备上仍然与美军存在相当的差距。尤其是美国的空中优势更是不容忽视。“喀秋莎”虽然火力凶猛，但总体体积太大，一旦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必然会遭受集中攻击。 因此，为了做好隐蔽，“喀秋莎”一直都是在小路上行进。进军途中，炮身都被严密遮盖，车头、车顶也都用松枝伪装。这也就造成了一些误会：很多志愿军战士都误以为这些卡车是运输架桥钢架的。 1951年9月1日，“喀秋莎”火箭炮终于等到了出手的机会。根据侦察员的情报，志愿军首长得知，美国第七师的炮兵阵地就在武圣山附近。于是，第21师203团奉调出征，他们用384枚火箭弹，短短几分钟便摧毁了美军第7师的两个营，瞬间消灭敌军七百多人！美国人惊呼：志愿军这是扔了原子弹吗？ 初战告捷之后，志愿军在东线再次发动攻势。21师203团来了一次齐射，消灭五百多名敌人；一个月后，第21师202团，又在天木洞重创敌军，收割了美国骑兵一师的八百多个人头。志愿军的局部火力之强，隐隐有了超过美国的势头。 美军司令官李奇微，甚至以为是苏军直接介入了战争。 在1951年10月的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第47军、第64军、第67军和第68军，除了各军所属的榴弹炮团和师属山炮营外，每个军还额外配备了1到2个榴弹炮团、1个营至1个团的反坦克炮，有些军队还配备了火箭炮团和坦克团。 平均每公里的防御正面上布置了8至10门火炮。各军根据不同火器的性能，合理构建了多层次的防御火网，较好地发挥了炮兵的威力。 第一层防御火网由榴弹炮、野炮和坦克炮组成，实施远距离火力打击，摧毁“联合国军”的坦克，压制其火炮，破坏其攻击部署，杀伤其有生力量。 第二层防御火网则由山炮、迫击炮和步兵炮构成，主要任务是清除第一层防御火网的死角，打击集结和运动中的“联合国军”，摧毁其伴随火炮，阻止其顺利接近志愿军阵地。 第三层防御火网由轻重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组成，专门用来直接打击“联合国军”步兵的冲锋。 有些部队还集中使用野炮、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组成反坦克大队，专门打击“联合国军”的进攻坦克。在1951年秋季的整个防御作战中，炮兵为步兵作战提供了有力的火力支援，步兵普遍感到满意。 10月3日，美军集中9个团的兵力，在坦克200余辆、火炮300余门及大量飞机的支援下，向志愿军第64、第47军防守的高旺山、马良山、天德山等阵地进攻。炮兵组织15个野炮、榴弹炮兵连进行压制与拦阻射击，支援步兵击退“联合国军”35次冲击。 双方激战七昼夜，志愿军毙伤敌6000余人。在天德山方向，在志愿军炮兵和步兵的协同打击下，美骑兵第1师在第一天仅仅是夺取了222高地这个小山丘，而志愿军炮兵火力杀伤的敌人占该方向歼敌总数的1\/3以上。 10月10日，志愿军火箭炮1个团对添木洞以东美军集结的部队行2次齐放，毙伤其500余人。以前志愿军一个团都不一定能够歼灭美军这么多人，现在火炮一轮齐射就做到了。 据美军称，“中国炮兵像这样有组织地进行射击，这还是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国炮兵为了阻止接近的集中射击和为了粉碎冲击的拦阻射击就不用说了，此外甚至还实施了从来没有过的炮兵对炮兵的炮战，这使得美国炮兵很为惊慌。这是中国炮兵从未有过的战法。” 在志愿军第67、第68军防御正面，炮兵支援步兵粉碎美军的”坦克劈入战”。 10月28日，美军坦克42辆沿金城川向金城方向运动，炮兵以2个连的火力对其集中射击，毁伤坦克16辆。在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炮兵共击毁击伤“联合国军”坦克76辆、汽车80辆、火炮33门。 在第47军，炮兵的歼敌数量大约占该军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第67、第68军的炮兵也有力地组织了反坦克作战，充分发挥了火力优势。第64军的炮火组织与指挥得到了志愿军总部的表扬。 自1952年夏季起，在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和大炮运动的支援下，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加强。到1952年9月，与1951年7月相比，志愿军的山炮、野炮和榴弹炮数量从1141门增加到1493门，其中野炮由388门增至507门，榴弹炮由347门增至578门，山炮数量则基本保持不变。 到1952年6月，火箭筒从752具增至3028具，轻迫击炮从4717门增至4899门，重迫击炮从208门增至241门，无后坐力炮从443门增至1030门，火箭炮从73门增至162门。 此时，志愿军炮兵不仅能够与步兵紧密配合，强有力地支援步兵作战，还在1952年4月30日至8月10日期间，对“联合国军”阵地进行了7次大规模炮击，参战火炮达166门。 从秋季防御战役结束到1952年4月的这段时间里，志愿军在第一线阵地大规模地构筑坑道工事。炮兵在此期间，构筑了大量的掩盖火炮重型工事及部分指挥坑道。 6月以后，全线炮兵对“联合国军”炮兵进行多次大规模的炮战，迫使其炮阵地大部后撤，志愿军的炮阵地则普遍向前推进，增大了火力控制纵深。与此同时，广泛开展游动炮射击活动，以单炮或火炮排占领临时发射阵地，突然开火，完成任务后即行转移。 第39军在8月下半月，有44门火炮担任游动炮，共射击283次，击毁击伤“联合国军”坦克4辆、汽车45辆、火炮5门，破坏地堡74个，毙伤敌830余人。 9月18日-10月底，志愿军在全线展开战术反击作战，有大量炮兵配合作战。步兵进行1次反击，平均得到31门火炮支援；反击1个敌军连的战斗，平均有36门火炮参战。 反击开始前，炮兵对“联合国军”主要防御工事进行破坏射击，为步兵开辟通路；反击中，炮兵以短促、猛烈的火力压制“联合国军”炮兵、迫击炮和火力点，掩护步兵冲击或撤退。在攻击的57个目标中，被炮兵摧毁的火力点与地堡平均达总数的70％。 射击精度有很大提高，间接瞄准射击时平均20-30发炮弹即可破坏一个地堡；迫击炮平均200-300发炮弹即可在铁丝网中开辟一条6-8米宽、60-100米纵深的通路。 在1952年夏季的攻防作战和秋季的战术反击作战中，志愿军在兵力和火力的运用上发生了显着变化。通常攻击“联合国军”一个连的阵地时，使用一个步兵连进行突击，并由8到10个炮兵连、30到40门火炮进行火力支援，步兵与炮兵的协同已经相当默契，炮兵的作用尤为突出。 1952年秋季作战中，志愿军第一线部队共配属有野炮、榴弹炮600余门，位于第二线机动的火炮有270余门。通过适时机动，造成局部炮火优势，使炮兵的火力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在上甘岭战役第三阶段（10月30日～11月25日），加强的志愿军地面炮兵有炮2师第28团第3连（日式150毫米榴弹炮）、炮2师第29团第1营（美式105毫米榴弹炮）、炮2师第30团第7、8连（美式155毫米榴弹炮）、炮7师第11团第1营（苏式122毫米榴弹炮）等9个重炮连。经常参加战斗的则有21个连，平均每日参战大口径远射程火炮73门。 为便利指挥作战，于11月2日成立了第15军前进指挥所，第12军李德生副军长负责指挥。同时，临时组成战役炮兵司令部，以炮兵第7师师长颜伏任司令员，该师参谋长王大田和炮兵第2师副参谋长赵井一任副司令员，军炮兵主任办公室副主任靳钟任参谋长。5日再将炮兵重新分配部署，编成2个战役炮兵群、1个战役高射炮兵群、1个团炮兵群。 当时，步兵进行1次反击，平均得到31门火炮支援；反击1个敌军连的战斗，平均有36门火炮参战。反击开始前，炮兵对“联合国军”主要防御工事进行破坏射击，为步兵开辟通路；反击中，炮兵以短促、猛烈的火力压制“联合国军”炮兵、迫击炮和火力点，掩护步兵冲击或撤退。 此时，志愿军在炮火的组织指挥上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将所有火炮按射程远近分为5个炮群，采取二线分散配置，由军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 第二、制定了统一的阵地分区代号，以便迅速精确进行射击。 第三、坑道与炮兵指挥所直接建立联络，使坑道部队可以随时召唤炮火支援，并为炮火校正目标偏差。 同时，还根据各型火炮性能的不同情况，赋予其不同的任务：榴弹炮、加农炮负责压制敌炮火，摧毁敌工事，打击敌二梯队；火箭炮采取面积射击主要杀伤敌纵深炮火和有生力量；迫击炮机动使用，主要拦截敌集团冲锋，射击其他火炮难以打击的死角。 由于步炮协同日渐完善，志愿军炮兵以强大的火力，支援、掩护步兵作战，打退敌数百次冲击。美军在上甘岭伤亡的50%是被志愿军炮火造成的；志愿军炮兵还击毁敌坦克14辆、汽车33辆，炸毁炸伤敌火炮112门；志愿军攻击的57个目标中，被炮兵摧毁的火力点与地堡平均达总数的70%。 志愿军炮兵的射击精度也有很大提高，间接瞄准射击时平均20-30发炮弹即可破坏一个地堡；迫击炮平均200-300发炮弹即可在铁丝网中开辟一条6-8米宽、60-100米纵深的通路，在战役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上甘岭战役中，尽管志愿军的火炮数量和质量尚不及“联合国军”，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作战区域内，集结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133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迫击炮292门，总计发射了超过35万发炮弹，火炮的密集度和炮弹的发射数量都创下了志愿军参战以来的新高纪录。 后来，一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兵说：除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手榴弹、坑道和火炮，是保证我们志愿军最终能够打败以美国佬为首的“联合国军”，取得上甘岭战役胜利，从而彻底解决抗美援朝战争我中朝联军“能不能守得住”的三个关键因素。 “联合国军”方面称：“这是共军炮火最强大最猛烈的一次。” 李奇威在《朝鲜战争》一书中不得不承认，“10月份，在‘联合国军’防线上创造了一天落下9﹒3万枚炮弹的记录。敌人还提高了射击精度，改进了战术，集中火力打击一个单独的目标，尔后不时转移火炮，以避免被我测出其发射阵地的位置。” 美国的战地记者坦言：“上甘岭战斗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大炮发挥了惊人的作用！”美国通讯社也称：“共军的炮火经常使进攻的联军陷于瘫痪，使那些爬上山顶的联军全军覆没！” 这是志愿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炮战，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它体现了志愿军的炮兵经过连日的战火考验，终于逐步成熟，志愿军对炮火的运用走向合理精熟。 值得专门说一下的是，上甘岭战役中，喀秋莎的使用达到巅峰，志愿军将24门喀秋莎火箭炮布置在阵地背后作为火力压制的主力。上甘岭战役中喀秋莎的使用达到巅峰，志愿军将24门喀秋莎火箭炮布置在阵地背后作为火力压制的主力。 在一轮山炮的假射击后，美军士兵大多隐蔽于掩体内，等待炮火平息。然而当山炮射击停止，喀秋莎却随即开火，将敌方刚露头的士兵直接覆盖在猛烈火力中，仅仅13分钟内阵地上空已是火海一片，前方的美军阵地在两轮齐射下土崩瓦解，500余名美军阵亡。 这种场面虽令志愿军欢欣鼓舞，但火箭弹的高昂价格也让将领们心疼不已，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曾批评209团因多打了一轮炮弹，怒叱他们浪费数百两黄金。这样的“骄娇之物”在当时的朝鲜战场上可谓奢侈，战士们笑称“火炮一响，黄金万两”。 陈赓将军也感慨苏联人都不敢像我们这样用喀秋莎，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守住阵地，志愿军也顾不得省钱省弹，在关键时刻毫不吝惜地动用它。尽管火力凶猛，喀秋莎火箭炮仍存在短板，比如缺乏精准制导功能，因此需要依靠饱和攻击来提升命中率。 此外它的体积庞大且装填时间较长，每次齐射后志愿军必须迅速撤离，否则便可能遭到美军反击。志愿军战士通过不断摸索形成了“快打快撤”的战术，即利用夜间掩护进入战场、齐射之后迅速撤离，以躲避敌方空袭。 同时志愿军炮兵也学会了在喀秋莎火箭炮的使用上巧妙施策，例如在敌军阵地前伪装“假延伸”炮火，吸引敌军出动，再集中火力全力攻击。在朝鲜战场上喀秋莎火箭炮不仅是致命武器，也是一种心理震慑。 它的出现给志愿军带来了士气上的提升，同时让美军心生忌惮。 1952年12月16日，中央在总结1952年秋季志愿军作战胜利的原因时表示：“今年秋季作战取得如此胜利，除了官兵的英勇、工事的坚固、指挥的得当和供应的充足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精确确实是制胜的关键因素。” 随着后勤体系的不断完善，让志愿军有了充足的弹药补给，炮兵制式化也让志愿军炮兵没有了口径不统一的后勤保障之忧。1953年，志愿军每天战场上的弹药消耗量，比1952年翻了一倍。原来需要用人去冲锋夺取的据点，现在也改为直接用炮火炸平算了。 1953年初，高存信接替匡裕民担任志愿军炮兵司令员，刘何则担任政治委员。 1953年春，志愿军为粉碎“联合国军”从朝鲜北部东西海岸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在全军进行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为增强炮兵兵力，又有6个炮兵团另4个炮兵营入朝，使志愿军的火炮增加到1.5万余门。 在部署上将入朝时间较长、作战经验较多的炮兵部队，调到东、西海岸，加强侧后沿海的防御力量，并成立东、西海岸炮兵指挥机构，编组师、团炮兵群，组织防坦克预备队。各炮兵师、团都成立筑城委员会，组织领导炮兵部队进行工程作业。 仅炮兵第1、第2师就在西海岸构筑了5公里长的坑道，修建坑道式、掘开式火炮发射掩体320个，观察所、指挥所、掩蔽部等998个。与此同时，各炮兵部队抓紧时间进行抗登陆军事训练，制订炮火保障计划，抢运储备大量作战物资和主副食，抢修火炮、器材、车辆。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志愿军炮兵的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到1953年夏季，虽然志愿军的火炮在质量上依然不及“联合国军”，但其数量已超越了对方（志愿军拥有火炮门，人民军4716门，总计门；相比之下，美军拥有火炮门，其他“联合国军”部队805门，南朝鲜军5228门，总计门）。志愿军的炮火力量已经让“联合国军”感到胆寒。 1953年5-7月，志愿军在反登陆作战准备的基础上，为配合停战谈判，进行了夏季反击战役，先后实施3次进攻作战。 在第一次进攻作战的科湖里南高地战斗中，炮兵集中28个连(120门火炮)，支援第67军步兵5个排另2个班的攻击。由于炮火突然、猛烈，步兵发起冲击后，仅40分钟就攻占南朝鲜军防守的阵地，并打退多次反扑，毙伤敌1300余人。 在第二次进攻作战中，炮兵在北汉江以东集中各种火炮259门，编成5个炮兵群，支援第60军3个团攻击南朝鲜军第5师第27团的坚固防御阵地。作战中，炮兵成功地运用火力假延伸，诱敌进入堑壕，予以大量杀伤。在炮兵火力支援下，攻击部队仅用50分钟就全歼守军，创造了自阵地战以来一次进攻作战歼南朝鲜军1个团的范例。 在支援第67军攻击座首洞南山南朝鲜军的团防御阵地中，炮兵有重点地使用火力，以直接瞄准实施破坏射击，摧毁南朝鲜军的工事达70％，保障步兵冲击成功。 在7月13日至27日，第三次进攻作战的金城战役中，志愿军的火炮数量和火力密度都达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最高水平。在金城以南25公里的正面战线上，第20兵团和第24军炮兵集中各种火炮1100余门，在主要突击地段上构成每公里上面有100-130门火炮的火力密度。其中，中集团正面9公里，火炮385门，平均每公里42门；西集团正面10.5公里，火炮343门，平均每公里32.6门；东集团正面2.5公里，火炮210门，平均每公里84门；第24军正面3公里，火炮221门，平均每公里73.7门。 仅战役开始时，7月13日晚的一次火力急袭即消耗炮弹1900余吨。整个金城战役消耗炮弹1.9万吨，相当于志愿军在第一至第五次战役中消耗弹药总和的2.2倍。 由于有强大的炮兵支援，志愿军仅用1个小时，便全线突破了南朝鲜军四个师的前沿阵地。激战21个小时后，南朝鲜部队全线崩溃，志愿军将战线向敌纵深推进了9.5公里。并在7月17日之后的10天内，粉碎了“联合国军”排以上兵力反扑1000余次，歼敌近4万人。 在争夺一个高地时，我志愿军打退敌73次反冲击，其中敌人被我炮火直接击溃的有56次。 此时，尽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作战平均每公里100～120门火炮的标准还无法相比，但炮兵火力密度已达到了志愿军的最高水平，并且在这次战役中充分发挥了作用。突破中的炮火准备，破坏敌军工事达30%～40%，敌军的地堡和工事被瞬间摧毁，前沿阵地一片火海；在打敌反扑中，敌军的冲锋约40%左右是志愿军炮火击退的。 整个金城战役期间，共消耗炮弹1.9万吨，这相当于志愿军在第一至第五次战役中炮弹消耗总量的2.2倍。 美国后世的战史学家曾写道：“志愿军令人难以置信的海量炮火在头上呼啸，在这种猛攻下，前哨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摧垮。” 战争进行到这时，战场已完全为志愿军所主宰，彻底打没了“联合国军”的战场自信，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在两年零九个月的艰苦作战中，数量不断增大。从运动战初期的3个炮兵师(炮兵第1、第2、第8师)到阵地战初期的12个炮兵师(炮兵第1、第2、第7、第8师，战防炮第31、第32师，火箭炮第21、第22师，高射炮第61、第62、第63、第64师)，到停战前，炮兵已经发展到15个师(包括炮兵第1、第2、第3、第7、第8师，战防炮第31、第32师，火箭炮第21、第22师，高射炮第61、第62、第63、第64、第65、第102师)。 到朝鲜战争停战时，志愿军炮兵已经发展到拥有各种火炮共计门，包括2384门野炮、榴弹炮、火箭炮和山炮，7239门反坦克炮（包括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4046门迫击炮，以及1317门高射炮。此外，志愿军还大量装备了苏式122毫米榴弹炮、152毫米榴弹炮、132毫米火箭炮、76.2毫米野炮和57毫米战防炮。 在正面战场第一线作战的志愿军各军，共配备8389门各种类型的队属火炮和支援火炮。其中包括1575门野炮、榴弹炮、火箭炮及山炮，4095门反坦克火炮（含火箭筒），2330门迫击炮和389门高射炮。 经过运动战时期的锻炼，志愿军炮兵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自己强大的火力，给敌人造成的巨大杀伤，并由此产生了对作战全局的重大影响，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对于我军粉碎敌人的夏、秋季攻势，取得1952年春、夏季巩固阵地斗争，秋季战术性反击作战和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以及获得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金城战役的成功，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美援朝的战争使中国军队在短时间内增添了17个炮兵师，较战争初期足足多出了10个。同时，国家还组建了7所炮兵学校，配套建立了3个炮兵军械和干部训练基地，完善了完整的炮兵培训体系。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炮兵作为陆军的一个重要兵种，与步兵密切协同作战，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并逐步走向成熟。志愿军炮兵随着战争的推进不断加强，并在作战中展现出日益成熟的能力，为战争后期志愿军的持续增强、逐渐掌握主动权，以及最终取得抗美援朝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陆军不但创造了“世界轻步兵巅峰”的传奇，还开始并始终以隆隆的炮声作为它气势磅礴的主旋律。战后中央军委为陆军确定的编制中，炮兵连数量已经超过步兵连，炮兵火力已取代步兵火力成为全军地面火力的骨干。 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在战争期间共毙伤敌军15.8万余人，摧毁或损坏敌方火炮570余门、汽车880余辆、坦克940余辆，击毁敌军碉堡2490余座，极大地推动了战争的胜利。 35年后，美国军方向中国军队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伤亡有62％系炮火所造成，32％系枪弹所造成，4％系地雷造成。 志愿军炮兵在与美军现代化装备的对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第31章 冷枪冷炮打活靶 2022年，张艺谋导演的《狙击手》在全国范围内上映，一经上映之后，该片取得了广泛的好评。而这部影片，也让很多人了解到了现代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狙击作战——朝鲜战场上的“冷枪冷炮运动”。 据初步统计，“冷枪冷炮运动”仅仅开展不过4个月(1952年5月至8月)的时间里，志愿军的神枪手、神炮手们就以各种冷枪冷炮歼灭了超过名美军，其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 1951年秋冬，抗美援朝战争从敌我双方从大开大合的运动战，进入两军对垒的阵地战阶段。 志愿军将士们为了应付这种全新的战争局面，开始在山区构筑新的防御工事，最终他们建成了西起土城里，东至海岸高城，全长250余公里的防御工事。此时两军代表已经开始在板门店地区进行和谈，因此不具备开展大规模战斗的条件。 志愿军按照“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原则，决定坚守现有战线，以阵地战为主，加强和巩固阵地，大量消耗敌人，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对峙并不意味着和平，双方依然使尽浑身解数为自己争取谈判筹码。反映在战场上，就是整条战线上小规模的交火不断发生。 在双方进入阵地战僵持之后，美军为了压制志愿军的活动范围，日常对志愿军阵地展开炮火袭击。这种长期对峙的阵地战，对于志愿军而言，在缺少火炮和武器装备样样不如人的情况下，在阵地作战中总是不占据优势。 当时，美军每个军拥有7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超过1400门，而志愿军每个军仅配备各类火炮198门。由于美军物资补给十分充足，他们甚至用五倍于正常炮击的弹药量来轰击志愿军的阵地，这让志愿军战士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士气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击。 为了避免招致敌军的火力打击，以达到尽快完成坑道工事的目的，我军指战员甚至要求战士们不准随意开枪。而这种忍让行为，让敌军的行为越发嚣张。 当时，双方阵地的平均距离在400至500米之间，最极端的时候，美军甚至把阵地修筑到了距离我军只有100多米的地方。用志愿军战士的话来形容就是：“对面美国佬的眼睛是蓝的还是黄的，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依仗着空中优势和强大的火力，狂傲的美军士兵，不仅在我军阵地前修建警戒阵地，还经常走出碉堡晒太阳，甚至跑到两军阵地之间的河沟里洗澡，态度极其嚣张。 如果仅仅只是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性质也不算多严重，我军也就忍了。但是美军偏偏仗着自己的火力优势，动不动就轰炸我军阵地。敌军火炮日夜不停地轰击我方阵地，平均每天向我重点防御区域发射超过2000发炮弹。敌军的坦克更是肆无忌惮地开到前线阵地，随意射击。 肆无忌惮的美军在阵地上吃喝玩乐，无所顾忌。但是我军这边，只要战士稍微露个头，就会招致美军的一通狂轰滥炸。但是因为禁止开枪的原因，我军战士也无法反击美军。 直到有一位名叫徐世祯的战士打破了这道军规。 在志愿军与“联合国”军队对峙的黄鸡山附近，志愿军的主阵地对面是刚刚换防的英国军队，这些英军士兵每天都在阵地面前载歌载舞，有的时候甚至公然对着志愿军的阵地作出挑衅行动。 有一天，40军355团9连副连长徐世祯再也无法忍受美军的持续骚扰。他决定公然违反“不能随意开枪”的军队纪律，顺手操起阵地旁边一杆“水连珠”(志愿军对莫辛-纳甘步枪的爱称)步枪，自己一个人一条枪，浑身涂满了泥巴，悄悄的潜入了两军阵地的中间位置。 徐世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仅仅一天时间就消灭了整整7个敌人！ 消息传回后方之后，全军士气大振！事后，徐世祯的这种做法反而得到了上级的鼓励，徐世祯的行为也为我军开创了一条全新的打法。 牛皮糖是以糯米和麦芽等为原材料制成的一种黏性很强的糖块，大块的牛皮糖往往有好几斤重。吃的时候，人们都是先用锤子与凿子把它敲成小糖块，方便取用。早在1951年5月26日，中央就已经指示，在朝鲜要“零敲牛皮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小规模的歼灭战，由小规模歼灭战逐渐过渡到大规模歼灭战，积少成多，为我军争取谈判筹码。 虽说中央的指示早就已经下达了，可是五次战役后敌军已经不主动进攻我军了，对面又都是平原地形，我军不占火力优势的情况下，并没有主动进攻敌军。所以说面对下达的指示，前线的指战员们一直苦于没有具体操作方法去执行落实。 徐世祯的这一通操作，为我军的指战员们打开了思路。没过几天，这项运动就普及到了所有驻守在阵地附近的志愿军部队。 从此以后，面对敌人的挑衅，志愿军前线部队指战员们，一边积极构筑和加固坑道工事，一边组织连队及以下的部队，灵活采用伏击、反伏击、偷袭等战术，击杀敌方阵地上暴露的目标，有时甚至通过设置假目标，引诱敌军上当。 1952年1月29日，志愿军司令部向各兵团、各军及炮兵部队下达指示，要求在与敌军对峙期间，指派值班的轻重机枪每日抓住时机，对敌方的小股力量和普通目标进行射击。此外，对于单个目标，还应组织班级特等射手专门寻找并进行射击，以最大程度地对敌方造成杀伤。 在敌军火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志愿军充分发扬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冷枪战术，迅速集中射击能手，利用简易的机械瞄准具，狙击敌军前沿步兵。“冷枪冷炮歼敌运动”还有个名字叫“打活靶运动”，本质上是狙击作战运动，是指狙击手以单枪或单炮隐蔽、突然、准确地射杀敌单个或小群目标的战斗行动。 人们所说的神枪手与神炮手，就是狙击手。 其中，狙击手在使用打冷枪方式歼敌时，一般用普通步枪或狙击枪歼灭1000米以内的目标；狙击手使用冷炮歼敌时，一般是使用轻型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装备攻击500米到3000米之间的敌方集群人员、工事、车辆与坦克等目标。 一般来说，狙击手都需要专业的武器也专业的技能，但是这些东西当时我军都是不具备的，我军的“狙击手”使用的大多都是着名的毛瑟m98k。 这一款狙击步枪无疑是好武器，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已经是五十年代了，毛瑟m98k都是十几年前的东西了，和美军比起来多少还是不占优势。但是我军的“冷枪冷炮运动”，绝对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狙击手这一个兵种。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下，我军的步兵，炮兵，勤杂人员甚至炊事员都被调动了起来。我军在阵地前组织了大量的小班组作战力量，主动寻求机会对敌军的单个目标和小规模目标展开攻击。攻击的手法除了常见的狙击枪之外，还能是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甚至火炮。 在实战中，志愿军官兵还娴熟地使用冷枪冷炮协同作战方式歼灭敌人。志愿军前线部队选拔出精英射手和炮手，组建狙击小组或枪炮联合狙击小组，隐蔽于前沿阵地，或通过游动方式频繁更换阵地。 志愿军的神枪手与神炮手通力合作、密切配合，神炮手负责发冷炮把敌人从工事中轰出来，神枪手则用打冷枪方式，使用步枪、轻重机枪精准射杀暴露在敌军前沿阵地的目标；或者神枪手用打冷枪方式把敌人驱赶到远处后，神炮手则负责发冷炮，消灭敌人。 同时，神炮手们还利用直瞄火炮、火箭筒、无坐力炮，摧毁敌人的土木工事和固定的坦克发射点，并通过野炮、榴弹炮攻击敌军浅近纵深的小股目标，抓住有利时机消灭敌方有生力量。 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冷枪冷炮”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一开始，敌人对这种情况并不在意，认为只是短时间的偶然行为，不料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几个月，冷枪冷炮运动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多的部队、越来越多的兵种加入进来，各部队越打越顺手，越打越灵活，打出了精气神，打出了新高度。 1952年初，驻守在“三八线”中段金化地区的志愿军第26军77师230团率先组织全团特等射手，发起了冷枪运动。230团的特等射手使用各种轻武器，展开了一场“打活靶”竞赛，29发子弹成功击毙或击伤敌军14人，致使对面的敌人在数日内不敢露头。 1952年1月29日，志愿军总部将230团的经验向所有前线部队推广： 在敌我对峙的局面下，针对敌人的小股目标或一般目标，每日派轻重机枪寻找机会进行射击，对于单个目标也应组织值班的特等射手专门寻求射击目标，对敌军造成大杀伤。 志愿军的冷枪冷炮运动由此正式展开。在志愿军的狙击行动打击下，敌军整日躲藏在掩体中，连上厕所也不敢露面，士气跌至谷底。 一开始，美军凭借其强大的火力优势，往往我军开一枪，对方就会回击十发炮弹。由于我方坑道设施尚未完善，炮击时容易造成伤亡，导致新兵对炮火感到恐惧，害怕被炸，不敢轻举妄动。我军经常在白天遭受炮击，晚上修复工事，士气也因此受到较大打击。 后来干部就亲自带头进行示范。 第15军45师135团4连2排的副排长张万春率领全排移动至狙击阵地附近，安排战士们在隐蔽且视野良好的位置观战，而他自己则开始了“表演”。 短短半天时间内，他就击毙了四名美军士兵。每当张万春的枪声响起，美军便会疯狂用12.7毫米重机枪进行扫射。然而，此时的张万春早已悄然转移到另一个狙击阵地，躲避重机枪的火力，让敌人的子弹无功而返。 第15军45师135团2营无后坐力炮排的排长周济成，连装填手都不要，自己在战壕内装好炮弹后，突然起身就射。他灵活地在七个发射位之间来回跳跃，只用了40发炮弹，就成功摧毁了敌人的八座地堡、一门无后坐力炮和一挺重机枪，还击中了敌方的弹药库。 新到阵地的一名战士，因害怕美军炮击，起初不敢离开掩体。作为师傅的周济成亲自为他装填炮弹，瞄准后让徒弟扣动扳机，一炮便击毙了5名美军。此后，徒弟的信心大增，再也不畏惧美军的进攻，甚至在一次战斗中，带伤击毁了一辆美军坦克。 第15军44师130团和131团因距离敌军较远，特地组织了狙击小组，每天凌晨4点带着干粮出发，潜伏在美军阵地附近，有的时候，一次齐射便能击倒十几名正在修筑工事的美军。 志愿军第15军135团1营1连机枪排排长，\"冷枪英雄\"邹习祥，在驻守上甘岭537.7北山阵地期间，用206发子弹击毙203名敌人，成为美军最为忌惮的中国狙击手。 朝鲜战争打响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5次战役后，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赶回了“三八线”，1952年4月，在五圣山附近形成了对峙。五圣山是整个朝鲜中部最关键的防御地段，是志愿军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守住的核心之地。 五圣山南边的上甘岭，是五圣山的最后一道屏障。 当时，邹习祥所在的15军135团1连，就驻守在上甘岭537.7高地北山上，这里距离联军驻守的南山前沿阵地不足百米。为了抵抗联军重武器的火力轰炸，志愿军用铁锹、镐头挖了战壕、地道等防御工事，白天就被敌人摧毁了，就晚上再修复，如此循环。 几次交锋后，志愿军虽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连队牺牲了几批，连长和排长也都牺牲了好几任。 期间，猎户出身的邹习祥，凭借其过硬的枪法和冷静的作战风格，在打死了不少联军士兵，荣立三等功后，被提拔成了机枪排排长。随着战争的拉锯，邹习祥意识到这场对垒，可能短时间内不会结束。 但他不甘于一直被动防御，于是他开始寻找机会主动出击，挫挫联军的锐气。 通过观察，他发现对面的联军，经常在阵地上摔跤嬉戏、席地野餐、喝酒抽烟，有时甚至对着北面撒尿挑逗、口出恶言，肆意挑衅志愿军。一日，邹习祥视察敌军动向时，看到敌军阵地上来了8个人，其中一个军官装扮的人，正对着我军的阵地指指点点。 邹习祥心想机会来了，这一看就是个大官，杀了他，必能打击联军的嚣张气焰。 想到这，他当即转移到战壕，拉杆上膛，瞄准扣机，枪声响起，军官应声倒下。一击得手后，邹习祥马上带领地面的战士退守地道内，他知道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果然，邹习祥他们刚进入地道，阵地上就迎来了敌人好几轮的炮火轰炸。 这一情况被135团前沿阵地观察所知道后，观察员立即上报了团部，团领导听闻后，高兴道：“打得好！继续打下去。”当领导的表扬传到邹习祥耳中后，这极大地坚定了他用冷枪杀敌的决心。 这之后，联军的噩梦来了，只要敢走到南面高地，迎接他们的，随时可能是一枪毙命！ 邹习祥成为了团里有名的冷枪教官，经常被其他部队请去传授冷枪杀敌的经验。他所率领的17名新战士中，有13人成功取得了狙击战果，部分战士甚至单枪匹马击毙了多名美军。 自1952年夏到10月初，邹习祥和战友们共击杀了3558名敌人，而邹习祥个人的记录是203名，其中包含了多名军官。这样堪称恐怖的命中率，让他成了联军口中“狙击兵的神话”， 他驻守的537.7高地也被联军称为“狙击兵岭”。 令人更为赞叹的是，他的狙击小队，全员无一伤亡。 邹习祥被志愿军授予了“二等功臣”和“冷枪英雄”的光荣称号。 1952年9月，19岁的张桃芳随志愿军第24军踏上了朝鲜战场。1953年1月中旬，他进入了一线阵地，而这个阵地正是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英勇牺牲的597.9高地。张桃芳初次上阵，便表现出色，一鸣惊人。 当时他来到前线还不到四个月，年仅22岁。 在前线，老战士们胸前挂满的勋章让他羡慕不已，于是他下定决心苦练射击技巧。正值中国军队积极开展“杀敌百名狙击手”活动，张桃芳热情高涨，连长喊吃饭他都顾不上，一心扑在射击台上。 1953年2月，张桃芳在短短18天里，只用225发子弹，就击毙了70名敌人，几乎每三发子弹就能击倒一个敌人，平均每天消灭三至四人！ 当时志愿军对于战果的统计极为严格，击毙一个敌人必须至少有两位旁证，且被击中的敌人需要在地上躺满十五分钟，确认无法起身，才能算作击毙。24军军长皮定均治军严谨，对张桃芳的战果始终抱有怀疑，甚至亲自来到前线观察，看看他是否夸大其词。 恰巧此时，有两名美国士兵正在争吵，吵得忘乎所以，竟然互相扯着衣领从地堡吵到工事外，完全不顾志愿军狙击手的威胁。 张桃芳见状，笑着对皮定均说：“我帮他们劝架吧。”话音刚落，只见张桃芳端起枪快速瞄准，一扣扳机，其中一名美国兵便应声倒地，另一名吓得一骨碌就滚下了陡峭的山坡。皮定均目睹此景，喜不自禁，当场赏赐了张桃芳一双大头皮鞋。 这时，他才真正信服了张桃芳的战绩。 皮定均拍了拍张桃芳的肩膀，赞赏道：“干得好，去狙击手训练队再学几招吧！”他慧眼识才，希望张桃芳能够打破志愿军单兵杀敌的新纪录。而张桃芳也不负所望。 经过两周的训练，张桃芳的枪法技艺更上一层楼，回到阵地后，仅用13天，便以212发子弹击毙敌军140名，平均每三发子弹就能击毙两人，相当于每天消灭一个敌军班。 这一事迹刊登在24军的《火线报》上，他的战绩让所有战士们心里为之振奋，一时间竟在军中掀起了一股“狙击”热潮，就连炊事班班长都开始时不时端起枪，闭上一只眼，有模有样的练习起来。 炊事班有个战士叫庞子龙，他是给一线战士送饭的，可每次送完饭看战士们狙敌也不禁心痒，于是送完饭也跟着冷枪歼起敌来了。3个月下来，庞子龙毙敌54人，受到了上级的高度赞扬。 在张桃芳的激励下，全班前后共击毙敌军760人，几乎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 由于出色的表现，他们班荣获了集体三等功，九名战士分别立下个人三等功。张桃芳和他的班不仅创造了志愿军个人和班级歼敌的纪录，他个人也凭借精湛的枪法，成为志愿军中闻名遐迩的一级英雄，被誉为朝鲜战场上的头号杀手！ 在597.9高地的这33天里，张桃芳以436发子弹击毙和打伤敌军214人，平均2发子弹，击毙一个敌人，创下了朝鲜前线我军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由于这一突出战绩，张桃芳被授予志愿军总部特等功和“二级狙击英雄”荣誉称号，同时还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一级国旗勋章。他曾使用的m1944莫辛-纳甘步骑枪，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展出。 既然叫“冷枪冷炮运动”，那肯定就不会只有枪没有炮了。只不过冷炮相比于冷枪，局限性还是比较高的。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火炮比较笨重，不宜快速转移，容易招致敌军的报复。 我军的炮手们很快就想到了对付敌人的办法，例如面对不动的坦克，敌人的坦克手多半不在坦克里，这个时候可以放开了打，先让敌人不敢登上坦克。如果敌人就在坦克里，那就在敌人可能活动的地点先校准试射，等到敌人出现的时候一击致命。 而“冷枪冷炮运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冷枪冷炮协同作战。在当时的战场上，我们的冷枪手门最头疼的就是敌军的地堡工事，只要敌军缩起来不露头，那么我军必然是拿敌人没办法的。但是这些地堡能够防得住枪，可是不一定防得住炮。 所以我军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战法，就是炮先打，敌军的地堡一旦被击中，里面的敌人往往就要脱离地堡的保护四散而逃，这个时候我军的冷枪手们就有了充足的发挥空间，能够轻松的消灭敌军，两相配合之下便达成了“冷枪冷炮运动”的最高境界。 在今天，我们往往忽视了冷炮运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冷炮手们的战绩相对来说的确没有那么耀眼。可是在“冷枪冷炮运动”的后期，敌军基本上都不敢露头了，冷枪手们的战果开始逐渐下降，这个时候是冷炮手们将敌军逼出了地堡，有效的提升了“冷枪冷炮运动”的效果。 到了52年8月，炮兵也加入歼敌的行列，60迫机炮和无后坐力炮专门负责500米2000米距离上的敌人、工事、车辆以及坦克。16岁的神炮手唐章洪，一门60炮打得神出鬼没。 自1951年4月随部队入朝参战以来，第15军45师135团炮手唐章洪，参与了上百次战斗，先后共击敌620余人，曾荣获一次特等功、两次一等功，是威震敌胆闻名全军的“神炮手”，他也是志愿军中个人歼敌数、立功次数最多者之一。 五次战役结束以后，第15军转移至中线后方谷山地区整训，清理整编。从1951年5月至10月，第15军先后补入兵员多人，像唐章洪这样一批勇敢又能吃苦的中江兵，最先进入到了这支劲旅，唐章洪被编入了第45师135团82追击炮连1班，成为了一名炮手。 在炮兵技术训练当中，唐章洪刻苦钻研，在多次的军事技能和实弹射击考核当中成绩均是优秀，被评为了“特等全能炮手”。在炮连主阵地，只能对敌前沿阵地寻找目标，一时难以取得战果，通过探索，他后来决定深入前沿阵地，在敌纵深寻找战机。 唐章洪和大家认真开动脑筋，想出了许多机巧的打法，当时他们在448高地右侧的一个小山包上的高地反斜面设炮位，观察哨设在高地山脊前端与炮位有交通沟相连，同时按预案在离炮位40米外的空旷处设置假炮位以诱惑敌人。 待到天亮时，由班长充当观察哨，发现前方阳地村敌人正在搬运东西，唐章洪按事先测好的方位和射击诸元，在发射前10秒拉掉了假炮位埋设的手榴弹引爆线，然后发射炮弹，以假掩真。 “打着了！打着了！唐章洪，再补一发！” 班长在观察哨大喊，又一发炮弹装进炮膛，唐章洪跑过去抢过班长的望远镜一瞧，敌人已经是乱作一团，很快抬走两个人，跑了的不算，他们按规定记为毙伤敌人两名。 至此，按预案大家赶紧收拾火炮，刚钻进了防炮洞就听到了敌人打来了一排排炮弹的爆炸声，但敌人的炮弹全砸在了假炮位上，把地翻犁了一遍，唐章洪他们在防炮洞里乐的很。 从此炮1班的积极性大增，不断在537.7高地北山和448高地两处游动出击，冷炮累积毙敌42名，把敌人打怕了，敌人的人、车都不敢在白天出来了。 唐章洪总结出“六快?四不打”口诀，即“观察快、架炮快、瞄准快、修正快、发射快、撤退快、?太远?不打、瞄不准不打、没把握不打、算不好不打。”还独创了多种战术方法，将敌方的距离和方位标注在木牌上，敌人一旦现身，炮弹便精准地在其附近爆炸。他将这一战术称为“闲时准备忙时用”。 在冷枪冷炮运动中，他在65天内仅用73发炮弹就消灭了101名敌军。 美军被迫将阵地从山前转移到山后，哨兵也躲在碉堡里不敢露面，志愿军基本掌控了敌我阵地前沿的白天活动。战士们开玩笑说,这是将美军直接关进了“禁闭”。 与此同时，我军阵地则完全解放，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行动更加便利。战士们甚至在阵地附近开辟了菜地，九个月的时间里，15军的阵地上共收获了172万斤蔬菜。这极大改善了伙食，增强了士兵的营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后勤压力。 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在驻守上甘岭537.7阵地期间，九个月内共歼灭敌军3558人，全军总计歼敌人，其中冷枪击毙的敌人占40%以上。他们打出的“狙击兵岭”和“狙击棱线”成为朝鲜战争中最为响亮的地名之一，这两个名字甚至被美国和南朝鲜的官方史籍沿用。美国还在1961年拍摄了电影《狙击兵岭》。 狙击英雄张桃芳和神炮手唐章洪的英勇事迹，激励了前线的每一支部队，一时间涌现出大批的神枪手和神炮手。例如，张桃芳的同班战友黄兴海，就击毙或重伤了超过百名敌人。 志愿军中的一些神炮手不甘心被步兵战友甩在后面，扛着轻炮登上山头，展开了世界军史上从未见过的“游动炮”射击战术。他们在山间四处游动，发现目标后立即开炮，随即迅速转移阵地。经过七个月的战斗，这些炮手共歼灭了将近九千名敌军。 其中一位名叫彭良义的19岁迫击炮手，凭借86发炮弹击毙了121名敌人，简直将这项任务当作了个人的乐趣。每天清晨，他都会扛着炮登山，哪个敌军不慎暴露目标，他立刻精准发射致命炮弹。 这位聪明的战士不仅擅长消灭敌人，还费尽心思消耗敌军的弹药。他用厚厚的草灰盖住手榴弹，弹弦系上一根长绳，打完一炮后，他远远地躲开，拉响手榴弹，引发爆炸，草灰漫天飞扬，不仅掩护了自己的炮位，还诱使敌军炮兵还击。 凭借这一招，他曾在一天之内击毙18名敌军，并消耗了敌军400发大口径炮弹。这可不是小数目，400发炮弹几乎等同于“联合国军”一个8门火炮连的弹药基数，需要十辆卡车才能运完。而一发大口径炮弹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一两黄金。 “冷枪冷炮运动”和“挤阵地活动”，使中国军队在僵持阶段，彻底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联合国军”的士气已经降到了谷底。一名投降的南朝鲜士兵透露：“我是新兵，老兵们告诉我，没事就乖乖待在工事里，不要随便出去，志愿军的冷枪非常准，瞄准你的头，就绝不会打到脖子上。” 这种大范围、低烈度的战斗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战果微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的战果相当惊人。如12军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消耗子弹5843发，歼敌2506名，自己伤亡11人，敌我损失比达到228比1。 第15军更厉害，在9个月的时间里，冷枪歼敌8000多人，自己伤亡35人，敌我损失比达到惊人的569比1。15军的一个连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狙杀美军第7师400余人，其中的一个连被狙杀了大半，剩下的人全部患上了神经衰弱，最后不得不撤出阵地，交由韩二师防守。 冷枪冷炮运动中，在“三八线”长达200多公里的阵地上，成百上千的志愿军狙击小组频繁出击，创造了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狙击作战。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5月至1953年7月，志愿军通过冷枪冷炮运动共毙伤敌军5.2万余人，敌我交换比高达1：570，这是现代战争狙击史上的最高纪录。我军有效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巩固了前沿阵地。 单从歼敌人数上看，超过了前四次战役的单场歼敌人数，相当于一二或三四两次战役的总和，和第五次战役相当。最关键的是，己方伤亡极小，弹药消耗极少。 范弗里特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一切都好像回到了三十五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带刺铁丝网、地雷和一连串复杂的堑壕组成的纵深阵地，由炮兵和迫击炮构成的火力组织，侦察、巡逻和袭击…… 这位美国将军内心焦虑不安。前线除了时不时爆发的小规模攻防战，和每日被中国狙击手冷枪冷炮打击带来的伤亡外，整条战线陷入了无所进展的对峙之中，士兵的士气也在不断下滑，更让他无法释怀的是爱子的血海深仇。 范弗里特多次提出要发起进攻，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给军队带来活力。“粗手杖作战”“归乡作战”“筷子十六号作战”“筷子六号作战”，他接连制定了多个作战计划，，先被李奇微、后被克拉克一遍又一遍打了回去。 并不是李奇微和克拉克不想打，而是他们看得比范弗里特更远。他们十分清楚，中朝军队的阵地已难以轻易突破，贸然进攻不仅无法占到便宜，还无法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施加有效压力，最终只会徒增伤亡，毫无收益。 自1951年11月起，双方的激烈对峙持续蔓延，直至1952年7月。而此时，板门店的谈判会场也陷入了整个谈判过程中最为严重的僵局。 第32章 战俘问题的谈判 1952年4月28日，“联合国军”终于被迫放弃了“朝鲜战后不得修复、建设机场以及扩充航空设备”的要求。作为回应，“联合国军”代表也提出，中朝方面应撤回以苏联为中立国监督停战的提议。双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由瑞典、瑞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组成中立国停战监督委员会，对停战情况进行监督。 原以为五项议题中的战俘问题最为容易解决，毕竟，战争双方一旦停战，互换战俘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国际惯例。在这一问题上做文章是最可耻的，美方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 中国代表团颇为乐观：“战俘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收容多少就交换多少。俘虏是最为不幸的人，交换他们既符合国际通行准则，也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预计达成协议应当不会太难。” 其实，不仅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判断失误，连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判断失误了，也认为俘虏问题，主张有多少换多少，预计达成协议不会太难。 只有乔冠华敏锐地察觉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此前，美国范弗里特总部的军法处长汉弗莱上校曾发表声明，声称志愿军第81师23团杀害了美国战俘。令人可笑的是，志愿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的部队，甚至美国国防部也公开表示，汉弗莱的言论毫无事实依据。 尽管李奇微公开表示支持汉弗莱的声明，却不敢安排他与记者见面。更令人费解的是，杜鲁门竟在汉弗莱声明发表的次日跳出来大加指责，称：“中国军队杀害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战俘，这是一百多年来最残忍的行径。” 美国总统竟然支持连美国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里面肯定暗藏玄机。乔冠华敏锐的直觉，展现了他作为新中国外交家的非凡远见。没过多久，他的不祥预感果然应验了。 1952年5月之后，战俘问题成为停战协议达成的唯一障碍。这项议题从1951年12月11日争论到1953年6月8日，才勉强达成一致，耗时17个月又27天，这也是战争拖延了3年才结束的主要原因。 战争一旦爆发，战俘就不可避免。 经过无数次的残酷厮杀，人类终于意识到，战俘在战争中是最为悲惨的群体。 关于战俘处理问题，依据既有国际法，又有国际惯例。 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1929年缔结、1949年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88条规定：“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迟延。”第7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日内瓦公约还规定，其条文适用于一切战争和武装冲突，即使其中一方或双方不承认存在战争状态时也适用。 因此，该公约完全适用于朝鲜战争，况且美国是公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但是作为该国际公约的签署国，美国无视了所有关于战俘问题的国际承诺。甚至连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宾逊也严厉谴责美国对待朝中战俘的行为，称其“与纳粹的暴行毫无二致”。 与此同时，尚未在《日内瓦国际公约》上签字的中国，却严格遵守了该公约的规定。中国对“联合国军”战俘的优待，连李奇微也不得不予以承认。从“战俘问题”这一角度审视朝鲜战争，不难发现，这场战争实质上是文明与野蛮的对决。 1951年12月11日，关于战俘问题的讨论小组会议正式启动。 会议一开始，李相朝代表朝中方面就提出，确定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他指出：只要双方同意这一原则，其他问题都属细节问题，也都比较容易解决。这一原则符合世界战争史的惯例和国际公约。 令人意外的是，美方代表按照美国当局的既定方针，并不打算全部遣返战俘，美方代表利比闭口不提战俘遣返的具体原则，只是含糊其词的说，企求在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在适当的监督下，实现一个早日的、有规定的战俘虏交换。 同日，“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言人李维中校，也在无意中透露了美方的真实意图：“联合国军并不打算将大量战俘还给共军，也不愿意将他们释放。” 美国国防部甚至认为，利用战俘进行政治闹剧的表演相当丑陋。对此，国务卿艾奇逊曾回忆道：“战俘问题不仅在敌我之间引发了争议，甚至在国务院内部也是一个重大争执点……为了确保遣返被敌方收容的战俘，五角大楼却赞成将北朝鲜和中国战俘及被拘留的平民一并遣返，而不管他们的意愿。?” 五角大楼从军事角度思考战俘问题，而政客们却要把这一纯粹的军事问题与政治挂钩。美国人执意要通过战俘问题来抹黑“共产主义世界”，板门店的战俘问题，这个原本十分简单的问题，变得极为复杂。 美国人没料到，他们试图借此让中朝方面难堪，最终却令自己颜面尽失。“事情出乎意料，它成了一个完全无法掌控的怪物，”美国人最后沮丧地说道。 朝鲜的李相朝少将和中国的柴成文上校是俘虏问题小组委员会中朝代表，敌方视他们为“最为老练的谈判者”。 “这一任命被视为中朝双方对俘虏问题的高度重视。与这两人展开智慧较量的是联合国军的代表，刚被任命的海军少将鲁斯本·e.利比和陆军上校乔治·w.希克曼。” 利比少将是美国海军中一位脾气暴烈的老水手，以言辞尖锐、直率着称。美国公开史料评价他为：“无论面对最强或最弱的敌方代表，他都能从容应对，是一个无所畏惧的硬汉。他思维敏捷，学识渊博……是与共方谈判的理想人选。” 希克曼上校是个理性而擅长参谋工作的才能型人物，恰好与利比上校形成了很好的搭配。 1951年12月12日，李相朝代表中朝方面依据国际惯例，正式提出了强制遣返所有战俘的原则，并询问对方是否会作出承诺。并以书面形式提出了5点建议： 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 二、商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有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三、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 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 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的全部战俘名单。 同时，朝中方面表示可以在停战后10天内，遣送所有伤病战俘，一个月内遣送完毕其他战俘。 朝中方面认为，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不是一个公正的国际组织，而是美国操纵下的，敌视、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组织，因此，坚决反对在战争状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由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派员进入朝鲜北方。 并且朝中方面收容了战俘，受到宽待，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物，伤者救治，饮食、被服、居所或娱乐方面都得到完全出合乎人道的待遇，不需要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监督和检查。 但美方仍在交换战俘材料和要求同意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访问战俘营上纠缠，致使该项议程的谈判进行一周毫无进展。连美国人后来都承认：“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接受了这一原则，共方将愉快地提供俘虏名单，并且实际上会同意在板门店进行战俘交接。” 利比少将要求首先交换战俘资料，包括全部俘虏的姓名、国籍及其他证明材料、俘虏营的位置、每一俘虏营里每一国籍的俘虏人数，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视察战俘营，并声称，在没有得到战俘资料以前，美方不准备对战俘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 中朝方面立刻察觉到情况的变化，此时，中朝方面手中的战俘要比“联合国军”方面手中的战俘少得多。仁川登陆之前，朝鲜人民军被“联合国军”俘虏的总人数还不到一千，而他们却俘获了数万南朝鲜士兵和上千名美军士兵。 随着麦克阿瑟发起的仁川登陆，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人民军战俘数量急剧增加，到当年11月，已有13万人被俘，其中朝鲜人民军为11.18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为2.07万人。 在八个月的运动战期间，志愿军共俘虏了名敌军，其中包括6000名美军。然而，在战俘交换名单公布时，美国国防部为了宣扬美军英勇不屈、绝不投降的形象，竟声称只有169名美军被俘，其他人则全部被列为失踪。 但是由于缺乏国际战争的经验，志愿军仍沿袭国内战争时期的老传统，对俘虏进行教育后，大多数予以释放，其中许多南朝鲜战俘甚至加入了人民军。所以到目前为止，中朝方面仅掌握了名战俘（其中包括7142名南朝鲜军人、3193名美军士兵以及1216名其他国家的军人）。 李相朝少将与利比少将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 当利比讽刺中朝方不答应交换名册时说：?“贵官没有准备肥皂和热水就催促快点洗澡吧！”李相朝反唇相讥：?“肥皂和热水都准备了，贵官却不进到澡盆里去。问题是尽快地释放俘虏，所以还是不拘泥于交换名单为好。?” 五天之后，也就是1951年12月18日，为了打破僵局，中朝方面在上午同意于当天下午交换战俘名单。中朝方坦诚大度，认为名单交换并非什么难事，换了名单再交换战俘，停战协议自然就能达成。 朝中方案提交的战俘材料中，南朝鲜军俘虏7142人，美英等“联合国军”各国战俘4417人，共计11,559人，分别按照其国籍使用他们所通用的文字，详细列出了军号、级别、部队番号和战俘营地点，名单一目了然。 中朝方面公布了这份名单后，美方才尴尬地承认迪安少将没有战死，饱受丧夫之痛的迪安夫人自然是喜出望外。 即便脸皮再厚，一直坚持要先交换名单的利比少将也愣住了好一会儿，他心里清楚自己手中的战俘名单到底是怎么回事。果然，当天下午，美方递交了一份几乎如同废纸的资料。美方提交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朝鲜人民军111,774人，志愿军为人，共计132,474人。这一数字比美方曾报告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朝中被俘人员数少44,205人。 而且这份名单上只有用英语字母拼写的名字和战俘编号，没有中国人的汉字姓名，也没有朝鲜人的朝文姓名，更别提核对所需的部队番号、职务或军衔。反观中朝方名单，则详尽有序，每名战俘的姓名、部队番号、军衔、军号完备整齐。 朝中方面要求对方尽快提出完整的战俘资料，并交代4.4万余人的情况。直到41天后，曾坚决表示必须先交换战俘名单的利比，才补交了13万名战俘的详细资料，但对于其中缺漏的原因依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双方交换战俘资料后，朝中代表建议立即确定在停战后迅速释放并遣返全体战俘的原则。美方仍然以种种借口拖延。 借口一，如按朝中方面原则全部遣返战俘，则双方俘虏人数相抵以后，中朝方面净增11万余人，将显着增强朝中方面军队的军力； 借口二，以朝中收容的战俘数与美方所宣布的失踪数不成比例为由，指责朝中方面未提交全部的战俘名单，称朝中提出的战俘数字上差5万人； 借口三，称中国曾将战俘送往中国的东北地区，将朝鲜籍战俘编入朝鲜人民军，企图以此拒不遣返全部战俘。 朝中谈判代表据理驳斥，严词直斥对方的诡辩和荒唐的推论，明确指出，美方所说朝中方面提供的战俘数与美方掌握的数字不符，是因为朝中方面在作战过程中就释放了大批战俘，这一点国际社会上都是清楚的，另有一些人因病死亡。 1952年1月2日，美国人终于拿出了自己解决战俘问题的方案，共有以下6条： 一、选择遣送的战俘应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交换，直至一方已将该方所拘留之战俘交换后为止。 二、交换后仍拘有战俘一方应将选择遣送的全部战俘与他方所拘留之外国平民、以及在停战签字时正在他方所控制之领土内的选择遣送的本方平民及其他人员按一对一进行交换。如此交换之战俘应向对方部队宣誓，此项宣誓应具有之条件为各该人员个人不得再以武器反对释放其本人之一方。 三、所有不选择遣送的战俘应解除其战俘的身份，并应宣誓，宣誓应具有之条件为各该人员个人不得在以武器参加朝鲜战争。 四、所有在停战签字时在他方控制的领土内的任何一方的其余的平民，如期选择遣送时，应予以遣送。 五、为保证关于遣送的选择不至于出现强迫起见，应允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交换地点，与所有战俘及所在所有在停战签字时在他方控制领土内的任何一方的平民进行谈话。 六，第二、第四、第五各节中任何一方的“平民及其他人员”系指在1950年6月25日时的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真正居民。 美方竟然要“一对一”交换！而此时双方战俘数比例是十四比一。美方的方法是如果一方换完了，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战争了”?，然后将其假释，让他们在自己特务机构和军事力量的胁迫下，“愿”去哪里就去哪里。这就是臭名昭着的“自愿遣返”?。 美国的真正政治意图，是借助这种卑鄙手段对中朝进行抹黑，向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中朝是侵略者，甚至连他们的战俘都宁愿选择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而不愿回到自己的国家。 朝鲜方面怒不可遏。李相朝少将猛然拍桌，愤然道：“你们必须明白，战俘的释放与遣返绝非是人口交易。在当今20世纪，这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 “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将诅咒你方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体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的前途。?” 在得知美国的这一方案后，连被中朝方收容的一些美英战俘也感到极为愤怒。毕竟，谁愿意把自己当作奴隶来交换呢？他们愤然向全世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尽管现在已经是20世纪，但在我们看来，我们却像是被摆上拍卖台的商品，用于物物交换。” 遗憾的是，李相朝和美英战俘的质问根本无法触动傲慢的利比。毕竟，美国的崛起本就建立在奴隶买卖和奴隶剥削之上，最终也是通过一场规模浩大的内战才废除了国内的奴隶制度。对于复兴奴隶制这一问题，美国人不会感到半点羞耻。 经过50多次小组会谈后，局势彻底陷入僵局。中方参谋人员反复研究后，提出了一个扫清外围、孤立重点、迫使对方在遣俘原则上让步的方案。1952年2月3日，朝中谈判代表在小组委员会上提出了这个方案： 一、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立即释放并遣返各自所收容的全部战争俘虏。 二、双方同意保证其全部被俘人员，在被遣返后应恢复和平生活，不再参加战争行动。 三、双方同意优先遣返重伤重病战俘。双方在遣返此类战俘时，应在可能范围内同意遣返被俘的医务人员与之随行，以便照顾。 四、双方同意应在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的两个月的期间内，分批遣返双方所收容的除第三条优先遣返者以外的一切战俘。 五、双方同意以非军事区内的板门店为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 六、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即各派校级军官3人成立战俘遣返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督导之下，负责具体计划并监督双方实施本军事停战协定中有关战俘遣返的一切规定。该委员会如对其有关任务的任何事项不能达成协议，应即提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战俘遣返委员会的会址设在军事停战总部所在地附近。 七、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立即分别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到双方战俘营进行就地访问，并在双方交换战俘地点，协助遣返工作。 八、双方同意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尽速并至迟在本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的10天以内，将所有的被俘期间死亡的战俘姓名、国籍、级别及其他有关材料提交对方。 九、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应协助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返回家乡，恢复和平生活。 甲、联合国军应准许并协助原住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北而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前，流落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南的平民返回其家乡。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准许并协助原住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南，而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前，流落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北的平民，返回其家乡。 乙、双方最高司令官负责讲上述协议之内容，在其所控制的地区内广为发布，并责成其有关民政机关，对所有上述愿意返乡的平民予以必要的指导与协助。 丙、双方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及各派校级军官2人，成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督导之下，负责办理协助上述返乡平民通过非军事区及其他有关事宜。该委员会如对其有关任务的任何事项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即提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的会址设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所在地附近。 中朝方面再度做出了巨大努力，为了打破对方“释放战俘等于增加军事力量”的借口，提出了一系列合理措施，包括遣返的战俘将保证不再参与战争行动等。 这个新方案吸收了美方提案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对第四项议程的所有细节问题都做了合乎情理的规定，消除了对方可能提出的所有借口，甚至许多西方记者都评论道：“这是一个无法继续拖延且有望打破僵局的方案。” 就连谈判对手中朝方面的利比也感叹道：“总算靠香烟熏出来了一个方案。” 即便是连谈判代表利比本人都感到满意的方案，依然未能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 对于“自愿遣返”这一议题，美国政府始终坚决拒绝让步。 4月1日，美方提出一项有关遣俘原则的修正条文： 交战双方应释放并遣返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其实施则以停战协定签字前经双方校正并接受的名单为基础。 同时还提出了以下2点“谅解”： 一、美方所收容的一切战俘及被拘留平民，在1950年6月25日居住于收容一方地区者，除愿留原居住地者外，应予遣返； 二、其他战俘，除不以强力及不愿遣返者，予以释放并使其定居于所选定之地点外，应予遣返。 美方虽然放弃了“一对一交换”的无理主张，在名义上肯定了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但在其谅解条文下继续坚持“自愿遣返”原则，实质上仍是反对全部遣返原则。 1952年正值美国大选，杜鲁门担忧在选举年背负朝鲜战争失败的责任，果断拒绝了中朝方面的和平提议，并且反复无常。为了证明有大量被俘人员不愿遣返，4月4日开始，美军对朝中被俘人员进行强行“甄别”，使用威胁利诱，甚至用刺刀和刑具逼迫战俘。 4月19日，美方宣称经过“甄别”，有42,100名朝鲜籍战俘和15,599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遣返概数约为7万人。这7万人概数的准确性连美方自己都表明不能相信。 后来发生在巨济岛战俘营和釜山战俘营朝中方面被俘人员的反“甄别”斗争，更清楚地说明了“甄别”的实质，美方意在扣留朝中战俘的主张，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朝中方面的坚决拒绝。 一位权威的军事战略家对此发表评论：“当对方提出遣返约7万名战俘时，朝中方面所做的各种让步就彻底化为乌有了。” 4月28日，根据美方提议，双方开始举行代表团大会行政性会议（不对外发表消息）。当天，美方代表乔埃在大会上，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最后通牒”性的所谓“一揽子方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继续坚持只遣返朝中方面7万战俘的原议，并说，这是联合国军“最后”的“不可更改”的立场，要求朝中方面全盘接受。 此后，大会休会4天，5月2日，南日代表朝中方面提出对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坚持全部遣返的主张，拒绝接受美方关于遣返7万人的数字。 5月7日，李奇微和杜鲁门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联合国军”代表团提出的所谓“一揽子方案”。 此后，虽然该议程的谈判仍在进行，但由于美方坚持扣留朝中战俘，谈判已完全陷入僵局。这次的谈判之后又中断了半年之久。 1952年7月美军便祭出武力手段，对朝鲜进行狂轰滥炸，朝鲜面临较大压力。7月11日至12日夜，短短一昼夜的时间，美军的轰炸就让平壤居民伤亡达6000多人。因此金日成认为：“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 此时的朝鲜方面迫切的想要结束战争，因为战争如果因为战俘的问题持续进行下去的话，那么对朝鲜的发展将会是巨大的打击，同时在朝鲜方面看来，每日牺牲的人数加起来，甚至因为远远的超过了战俘的人数，所以不如尽早的结束战争，尽快的让朝鲜进入发展中。 朝鲜方面为自己国家的考虑也是对的，但是因为美国方面的不同意，在战俘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上还是不能够退缩的。 在当时的国际情况下，其实朝鲜战争的持续进行，已经是在打破了美国方面的在欧洲的布局，一直以来美苏的重点一直都是欧洲，并且在欧洲还形成一定的对峙，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一定程度上伤到美军的元气，美军大量欧洲驻扎的部队不断地被调遣到朝鲜战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自始至终，苏联对停战谈判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一开始中朝在谈判问题上出现分歧时，斯大林都是坚定地支持中国，认为必须要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 中国为了能让战俘全部回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1952年秋季，志愿军全线发起战术反击作战，共毙伤俘敌多人，我军伤亡多人，美军疲于奔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战争惨烈异常，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建立防线，形成相互对峙的态势。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场上凶险万分，谈判桌上也是刀光剑影。自停战谈判开始，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不断设置障碍，导致谈判多次陷入僵局。另外，美国人认为志愿军发动秋季大反攻，就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向自己施加压力。美国人想要主导谈判，在谈判桌上将自己利益最大化。 为了达到目的，美国人在谈判桌上需要更多的筹码。美国人常说，谈判陷入僵局了，那就让大炮与机关枪到战场上辩论吧。谈判桌上得不到的，那就需要到战场上获得。 1952年10月8日，美国人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朝鲜战场陷入一种打不动、谈不拢的微妙局面。美国人认为急需取得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胜利，逆转攻守态势，证明自己依旧拥有强悍的进攻能力与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扭转战场与谈判桌上的被动局面。 美国人自信可以做到，因为他拥有着优势的航空火力与炮兵火力。 1952年10月，美军发动“金化攻势”，代号为“摊牌计划”，我们称之为上甘岭战役。很明显，这是美军和志愿军的一场摊牌之战。志愿军扛住了敌人发动的秋季攻势，上甘岭战役打得无比悲壮。 上甘岭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历时43天。志愿军与美军反复争夺阵地59次，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成功守住阵地。美军的“摊牌计划”彻底失败，以武破局的幻想破灭。美军从此不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被迫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国内的总统大选也深受影响。 志愿军也主动发起过夏季攻势和金城战役。 战场上接连失败的美国方面，不得不再次回到谈判桌前，特别是1953年2月18日，震惊世界的“巨济岛惨案”，时时刻刻高喊人权的美军竟然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无辜战俘373人，世界舆论哗然。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调整了外交策略，要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当时苏联方面对于战俘的问题提出，是否可以让中立国介入进行协商。或者中美双方先停战，先签订停战协议，关于战俘的问题可以推到停战以后继续慢慢商讨。 当时中方比较认可的办法还是让中立国介入。 1953年4月26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恢复，在这次会议上，中朝双方针对战俘遣返问题提出六条方案：要求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两个月遣返，其余战俘一个月内从拘留方，送交由捷克，瑞士，瑞典，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战俘所有国进行6个月的解释工作，在解释后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遣返，6个月后，仍在中立国看管的战俘处理办法有停战协议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这一方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美国方面对于这样的提议也表示赞同，但就在这时南朝鲜却突然表示不愿意，而这也就导致之后美国改变主意，将所有不直接遣返的朝鲜战俘就地释放。甚至此时还对中朝双方提出的战俘交往中立国的建议，美方以存在实际困难为由加以反对。 对于美国此时突然的行为，中朝方表示不能接受，至此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 为了打击美方的嚣张气焰，显示中朝双方力量，以顺利达成关于战俘的协议，在美方提出就地释放战俘的同一天，志愿军发动了夏季反攻，通过一个多月的反击战，我军突破敌人正面阵地12公里，纵深达6公里，歼低4.1万余人。 志愿军的反击作战终于打破了停战谈判道路上的坚冰，6月8日双方签署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文件，一年多的战俘问题谈判终于获得了解决。 当天，这个新闻成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媒体的头版头条新闻。 最终，志愿军2.2万余人的被俘人员，有6000多人返回大陆，1.4万余人去了对岸，700多人去了中立第三国。据美军统计，在所有的志愿军战俘中，有30%来自原国军部队。去台的1.4万名战俘中，有9234名出身原国军部队。 1946年7月，我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人员数量对比是120万对430万人；到1949年6月，短短三年的时间，就变为400万对149万。国民党军队每年差不多以70万到100万的数量转投解放军，因此解放军当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士兵，也不乏来自黄埔军校的学员。 如此短时间，大规模地吸收敌方兵力，导致思想政治工作无法做彻底。转投人员中，有的人思想不坚定，也有的人在旧军队中散漫惯了，受不了军中的条条框框，所以在被释放之后，便不愿再回到大陆。 另外，被俘人员的文化程度也非常低。 据美方统计，全部战俘中高中以下学历占93.6%，其中只接受过3年以下教育的占36.4%，文盲占44.8%。客观的说，文化较低的人更容易被各种宣传引导。在战俘营内，蒋介石安排的特务，不断对战俘进行所谓的“心理战术”，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俘的选择。 美军在巨济岛修建了12个战俘营，也称为12个联队。志愿军被关押在第70、71、72、86联队。其中第72、86联队，由反对回国战俘控制，尤其是第72联队被美军称为“模范战俘联队”。 美军对战俘营的管理原则总结起来为八个字：威逼利诱，坑蒙拐骗。战俘一进集中营，不仅在吃穿住等各方面待遇极差，而且精神和身体也长期遭到摧残。 初期美军对战俘还没有什么具体措施，但谈判开始以后，为给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制造依据，使出了各种手段阻止战俘回国。 美军在战俘营内专门开办了学校，给战俘洗脑。 每周上3堂课，教员都是来自李、蒋特务，内容无非就是宣传大陆有多么多么不好，去台有何好处。上完课以后，还要强迫战俘们复述内容，讲不出的会遭到殴打。能说出来的，会被当作心得体会拿去登报宣传。战俘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在外人眼里，谈心得体会的人自然就成了叛徒。 这些精神控制时常伴随着威胁，战俘营的特务们经常大肆宣传，回到大陆以后，会遭到各种迫害，折让很多战俘心里产生了恐惧。据战俘回忆，当然战俘营里，时不时的就会传来祖国方面自己的亲人在国内各种运动中遭遇不利的“消息”，这样就导致有一部分害怕回国后被整治的战俘，选择了去台。 为了能够控制战俘营内的战俘，美军从主动投敌的原国军官兵中，挑选出来一些担任管理人员，并抽调了11名原国军军官到东京培训，培训4个月后，有两人分别被任命为第72、86联队联队长，原来所辖的各大、中、小计警备队长也一律由原国军人员担任。 在这些战俘营内，还成立了具有警察、法庭等作用的各种组织，对于不服从特务意愿的人员随意辱骂、殴打，动用各种酷刑。到后期，这些组织越发激进，强迫俘虏们写血书、还在他们的身上，刺上反动标语。 据去台老兵赵英奎回忆，一开始战俘们都不愿意被刺字，有几个态度坚决的，还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上熄灯以后，那几个人被带到营区暗处威胁：“你们究竟是吃软还是吃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如果还是不肯刺，就会受到更残暴的刑罚。不论是回国还是不回国的战俘，后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叫李大安的人，手段非常残暴。 据战俘营老兵张泽石回忆：战俘林学普不肯屈服，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他的胸口，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纹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这一时期，战俘营内甚至出现了纹身比赛来表达“忠心”。第72联队的8000人中有6000人刺字，第86联队中的6000人中有2000人刺字。有一个叫王福林的人，身上竟然刺了136个字样。 在亚洲文化里，身为战俘本身就非常屈辱，这种刺青像是古时候对待犯人一样，即便回国以后不被审查，他们在熟人面前也都抬不起头来。抓住这种心理的特务们在刺字以后，又到处散布假消息，说带有刺青的人，回国就会被处决。 这一切都是为了配合美军提出的“自愿遣返”，表面上看似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但实际上战俘承受着很重的心理负担。据去台老兵赵英奎回忆，一天晚上集合点名时，干部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了，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举手了，晚上大家都睡觉以后，这些人全被带到黑暗处的空地进行殴打。专门挑脚踝、膝盖、臂关节及头部等知觉强烈的部位打，直到失去知觉为止，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 赵英奎认识的一个排长，虽然最终被遣返回国，但他的腿已经被打瘸。 这种血腥的甄别手段，当然无法体现出战俘们的真实意愿。而且由于有美军提供的便利，特务势力始终在战俘营内占据上风，兴风作浪、助纣为虐，最终导致超过三分之二的战俘选择去对岸。 即便战俘营环境的如此恶劣，战士们也并没有放弃抵抗。72联队当中有200多名志愿军战俘签名，坚决反对去台，要求回大陆。由于他们英勇斗争，加上当时板门店谈判还在进行，美军不敢公开破坏谈判，只能同意将这些人转移到第71联队。 当时人民军也成立了地下领导组织，联络点设在巨济岛战俘医院。为了与其取得联系，配合行动，有的志愿军战士甚至不惜自伤，利用就医机会找其交换情报，双方共同策划了绑架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的行动。 中朝战俘拿杜德准将做为人质，要求美国承认虐待战俘行为。在谈判桌上，中朝代表将杜德签字承认的对中朝战俘的虐待行为进行公布，取得了极大的主动权。 在战俘营的志愿军战士们，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也始终未放弃斗争。他们回国的道路充满艰辛和屈辱，每一个能挺过战俘营回到祖国的战士都是真正的英雄。 第33章 人间炼狱巨济岛 韩国巨济岛，是该国的第二大岛屿，风景优美，如今已是旅游胜地。而在几十年前的朝鲜战争中，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随后参战，截止到1951年6月，一年的时间里，联合国军共俘虏了朝鲜战俘约人、志愿军战俘约人。 1951年11月，美军开始在韩国第二大岛--巨济岛，建立了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战俘营，大部分人民军战俘和志愿军战俘被关在巨济岛上。联合国军将所有的战俘按照国籍分开关押，大部分被关在第71、第72和第86号战俘营。 巨济岛位于韩国釜山西南10公里处，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岛上山石遍布，荒僻险峭，几乎找不到大块的平地，极度缺乏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场所。 在这个硕大无朋的临时禁地里，划出了4个大区，每区之间又被划成8个临时战俘营，每个营计划收容6000名战俘，1952年，邻近的小岛蜂岩岛也被纳入了美国的司法体系统之内。 这里根本不是战俘营，而是集中营，是人间地狱。 五层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将各个营区围得严严实实，四个角上设有岗楼，高高耸立，哨兵荷枪实弹，一有动静即可射击，来来回回照射的探照灯，将夜晚也照得亮如白昼。每当战俘们走进收容所，美国士兵们便一哄而上，将俘虏们所有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每五十人推进一个帐篷。 军用帐篷一排排整齐有序地按大队、中队、小队排置在营场上，被俘人员就住在这些帐篷当中。每顶帐篷住50人，从中央挖一条排水沟，两侧铺上席子，没有床，每人只能睡30厘米宽的地方，2人睡一张直接铺在潮湿地上的草席，坐卧都在上面。不准说话，甚至不准东张西望，连上厕所都要打报告。 这条排水沟在两年零三个月里，一直是战俘们挨打罚趴的地方。很多同志在三十年后说到“趴”还心惊胆战。被罚趴在沟里的战俘必须躬腰收腹，仅用四肢着地，坚持不了一会儿，汗水就会从全身每一个毛孔涨出，谁若是坚持不住腹部碰地，大棒就会拦腰打来。 每天的口粮是400克发霉的米饭，开饭时每个战俘只有半小碗饭，70%是带壳的大麦，其余是碎大米，开水5天才供应一次，美军时不时断水断粮，战俘们经常饿得头昏眼花。 平时战俘们要到码头给美军装卸货物，修房子、挖水沟、修公路，动作稍慢一点就要受到毒打或杀害，很多人累倒了，再也没能站起来。 这一切都严重违背了《日内瓦公约》对战俘应给予人道待遇的要求。而更为悲惨的还在后面。 每当一批战俘送到的时候，战俘营的美军就会让其中的指挥官或干部站出来，但是在中国军人的历史传统中，宁可马革裹尸沙场，也不能沦为俘虏，把做俘虏当做最大的耻辱。基本上被俘的中朝指挥官，都没有站出来的，并且在被俘登记的时候，也不会登记自己的真实职务，一般都自称士兵。 但是，不站出来，不代表这些被俘军官会忍气吞声、甘做俘虏。在日后，这些军官暗中组织被俘人员，在集中营成立党支部和各种“回国小组”和美军展开了斗争。这让美军发现，虽然这些中朝军人被俘了，但是他们的革命意志依然十分强烈，甚至坚不可摧。 美军十分恼火，见无法利用中朝战俘中的军官，便决定选拔一支效忠美军的俘虏官。大量美国军队和宪兵随时待命镇压战俘的同时，大批来自美、韩、蒋的特务也渗入了战俘营。他们帮着美军从战俘中选出“俘虏官”，与美国的指挥和行政官员合作，让俘虏官管理普通战俘，建立起一个极为残酷的统治网络。这种管理办法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解决了美军兵员不足的问题，因为管理庞大的战俘，需要大量的美军来确保安全； 第二个好处是可以通过俘虏官来虐杀与美军“不合作”的战俘，这样不仅杀了人，还不脏手。不用承担国际舆论的非议和批评！ 这借刀杀人，可谓狠毒至极！ 我们都知道，任何时候，都会有汉奸。 汉奸一旦沦为敌人手中的工具，在对待同胞的时候，往往会比敌人更狠毒更残忍更决绝更无底线。这是一种非常奇怪而扭曲的心理体现，汉奸希望通过残忍地对待同胞来换取敌人对他们的信任！在巨济岛战俘集中营，在那里的败类身上，得到了非常集中的体现。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全国上下纷纷响应中央号召抗美援朝！一个叫李大安的，趁机进到了辽宁省公路局做了一名司机，没干多久，因李大安的驾驶技术不错，被介绍进了东北军区运输四团。再接着，李大安也随着抗美援朝的军队开往朝鲜。 但是朝鲜战争进行得很惨烈，李大安哪里吃得了这苦，加上贪生怕死，于是便在执行一次运送任务——把春川前线的伤员运送后方的时候，他趁夜揣着一张美军散发的诱降传单叛国投敌了。 李大安投敌后，被押往釜山集中营调查科中国战俘小队。当时，和李大安一块来的，还有两个同类：王耀庭和王琪。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大安来到战俘营的当天夜里，就吸引来了另一名败类，叫唐巨升，东北人，曾在国民党207师当过班长。在唐巨升的撺掇之下，第二天早上，李大安和唐巨升跑到美军看守那里把战俘营里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全部出卖。 美军看守管理部门见李大安一来便立功，加之李大安虽然身材不高，但是粗壮结实、横肉满脸，三角眼看起来很凶狠。便觉得此人是个俘虏官的极佳人选，当天便宣布成立战俘营警备队，让李大安做这个警备队的队长。 这是中朝志愿军战俘营中第一支由投敌战俘组成的暴力组织，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以李大安为首的暴力组织将会做出更多惨无人道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后期补充了大量国民党俘虏进入入朝部队，因审查不严，一些坏分子在朝鲜战场上主动投降敌方。 比如，俘虏营中职位最高的联队长王顺清，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俘虏中首任国民党支部书记魏世喜，原来则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尉（这两人后来成为特务，均被我军捕获并严惩）。后来我方估计，确有约三千名所谓的“反共战俘”不愿回国。这些人与美、李特务勾结，迫害同胞的手段，甚至比特务更为残忍。 从此之后，战俘营里多了一个杀人恶魔——李大安。李大安随身必带两件东西： 第一件是一根结实的粗木棒。根据后来各种资料显示，被李大安的木棒打过的战俘高达上千名，被李大安用木棒打成终身残废的中国志愿军战俘更是多达百人。 第二件是一把是锋利的匕首。李大安手里的那把匕首也很有来历，竟是美军第八宪兵队中校司令从一把美式卡宾枪上取下的刺刀，上面还刻着两个英文字母：us。李大安用这把匕首杀死过4名同胞战俘，剜出过同胞战俘的心脏，甚至还割下了很多同胞战俘的身体上的肉。因此，战俘营中都说，李大安的匕首是被志愿军战俘的鲜血磨亮的。 自从李大安做了战俘营的俘虏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有人说他是活阎王。他不断根据美军的意思，殴打、虐待、迫害志愿军战俘。但他不以伤害同胞为耻，不以做汉奸为耻，反而以杀人为荣、以打人为乐。 比如在巨济岛战俘营时，那里有一位被俘的志愿军营长叫杜资明。他在狱中联合共产党员战俘，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叫“回国小组”，想以此把大家团结起来，和美军做斗争。但很不幸的是，此事被汉奸俘虏官知道后，李大安带着警备队员将杜资明吊起来狠打，而且专打身体的关节，残忍至极，把杜资明打得浑身不能动弹。 类似之事，实在是家常便饭。 巨济岛战俘营第七十二联队，这个被美军对外宣传的“模范战俘营”，全由李大安等叛徒等人控制。在这里面发生了非常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之事。战俘营里的志愿军战俘，不甘于被叛徒败类控制，进行了勇敢的斗争。比如在1951年9月和10月的时候，就发生过“共青团员敌后斗争小组”与李大安等争夺战俘集中营控制权的斗争。 但是因为战俘营的情况复杂，以张达为组长、丁先文等人为组员的共青团员敌后斗争小组被叛徒黄正权出卖，结果被李大安带着警备队抓起来，进行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尽管如此，坚强的张达依然不屈服。 后来张达和丁先文因身体病重被转移到济州岛战俘医院，病好后，让他们回七十二联队，他们说“宁可自杀，也绝不回去”。美军再强迫，张达就装疯，丁先文自杀未遂，此事引起巨大震动，美军只得把丁先文送到由共产党员志愿军战俘控制的七十一联队。在战俘营，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胜利。 虽然张达在七十二联队组织的斗争失败了，但是不久由志愿军某团参谋长杜岗暗中成立的“回国同志战斗总部”，在斗争中取得了惊人突破。 他们趁七十二联队一百多名战俘到美军储运站做苦力的机会，精心组织了一次破坏行动，把美军的两个木结构的大仓库给烧掉了，还全身而退。美军十分恼火，但是却没有查出到底是谁干的。 在1951年11月初的时候，七十二联队在所谓的“自由大礼堂”搞了一场话剧。在战俘营里，这是战俘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也就是战俘自己组团排练节目，然后供大家欣赏。 那天上演的话剧内容是一个志愿军战俘不堪忍受战俘营的虐待，最后胜利逃脱的故事（原来是台湾特务指定的剧目，被舞台上临时改编）。这让负责治安的李大安等人恼羞成怒，便把话剧的主演林学逋抓了起来。 林学逋在参加抗美援朝之前，是川大的一名学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在志愿军某部担任英语教员。不过林学逋非常不幸，他的生命在战俘营里没能走到最后，在1952年4月7日，他的心脏被杀人恶魔李大安用匕首剜了出来，最后残忍杀害。 张子龙烈士遭遇更惨。因为拒绝参加“示威游行”和呼喊反动口号，特务们一拥而上，先狠狠抽了张子龙一顿耳光，然后把他吊起来用皮鞭抽了6个小时。6小时后，特务们又将张子龙倒吊起来，用木棒猛击他的头部，用火烧他的肚子，用大铁钉钉他的脑门儿，用刀子扎进他的太阳穴…… “还没有死，他没有死，割掉他的生殖器！”特务们发疯地喊叫。 鲜血染红了张子龙脚下的土地…… 更大规模的强迫“甄别”开始了。美国人在巨济岛上的空地上搭起一个高大的审查室，所有的战俘都要在刺刀威逼下走进审查室听候宣判。 审查室的出口处由特务排成两条窄窄的通路，一条铺满鲜花，这是到对岸的“自由与光荣之路”?；另外一条路两侧是握着刺刀、匕首的特务，这是“回国之路”?。想回国就必须提着脑袋从这里往外冲，跑慢了不是刺伤就是刺死。第一个往外冲的志愿军烈士石振青，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砍死。 1951年8月3日，李大安为了表现自己的奴才忠诚，率先第一个在左臂上刺了字，以示忠诚，接着又有二百余叛徒跟着他一起刺了字。 接着，李大安为首的所谓的战俘俘虏官开始威逼利诱志愿军战俘刺字，开始的时候以刺字之后可以吃好、不用出工为诱，尽管如此，那些坚强的志愿军战俘依然不为所动，坚决不刺。 李大安见诱惑的效果不明显，便开始强逼，凡是抗拒者，除了毒打，还要进行各种审讯，比如疲劳审讯。更可恨的是，白天不给饭食，晚上把被子没收。 结果很多战俘最后被折磨晕厥或直接打晕，然后李大安便令人趁战俘晕厥，在他们身上刺字。在动员刺字的第一天，当天就有两名战俘被活活打死，一个叫曾玉田，一个叫张克武。 在那白色恐怖中，好多战俘在醒来后，发现身上的字，非常悲痛，便找到刀片忍痛刮去。还有人试图上吊自杀，为此李大安令人把被迫刺字之人的裤带、以及便于自杀之物尽数没收。 比如在志愿军某部担任见习参谋的张达，回忆战俘营的生活时，他写道： “李大安叫人把我抓去，他们又用木棒打我，被折磨昏死几次，他们把我绑在帐篷杆子上，给我刺了字，我回到集中营，立刻用刮脸刀片把胳膊上的字刮掉了。但这个伤疤还留在我身上……” 一开始，李大安还令人把字刺在胳膊上，后来随着该事件的发展，战俘身上不仅增加刺侮辱性极强的字，而且还配了侮辱性极强的图，甚至不仅刺胳膊，甚至还刺额头。比如李大安在自己的供述中，就曾写过对志愿军某部张副营长的刺字经过： “我把他（志愿军张副营长）打了一顿，令人强迫在他胳膊上刺了一个大猪，在猪身上刺了……（备注：八个字）” 就这样，在李大安为首的败类的操作下，到1952年3月的时候，七十二联队战俘营，8千名志愿军战俘，其中6千人身上都被刺上了字。与此同时，其他战俘营被迫刺字的也极多。 更为悲惨的是所谓的“甄别”。 杜鲁门、李奇微和克拉克已经向全世界撒下谎言：“有九万名共产战俘表示，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他们都宁死也不愿回到共产党那里。他们绝不愿意回去。既然这些战俘不愿返回，我们不能不给予他们庇护。若强行将他们送回去，那将是不人道的，相当于将他们推入火坑。” 美国人确实没有用刺刀逼迫战俘们回家，因为他们是在用刺刀威逼战俘们不得回家。美国宪兵整齐列队，手持刺刀顶在战俘的胸前，而美、李、蒋的特务则握着匕首，扛着大棒，站在俘虏身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拒绝遣返”请愿书，强迫他们一个个在上面按下手印。 谁敢不服从，便会遭到一顿棍棒交加的毒打，逼他们再次“考虑”，有时候甚至直接被打昏过去，然后抓住昏迷的战俘手指强行按下手印。最为残酷的则是当场打死战俘，杀一儆百，而如果战俘们敢于集体反抗，装备精良的美军便会立即实施武力镇压。 无数惨无人道的血腥事件接连发生…… 自1951年12月开始，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已经沦为阶下囚的战俘便成为美军的发泄目标。屠s、虐待、刺字、殴打成为了这个圣诞节美军的最新精神胜利法。美军所谓的“甄别”行动很快遭受到了战俘们有组织的抵抗，然而这种抵抗非但没有达到效果，反而让美军愈发疯狂，对战俘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美军战史中显示：仅仅12月18日当天，就有14名战俘被打死，24名战俘被打伤。 1952年2月18日，一支美国部队将62号战俘营5000余人集中包围，由美、李、蒋特务对战俘逐个“甄别”?。中朝战俘不甘受辱，群起拒绝，美国人立刻机枪狂射，坦克狠碾，此次事件，中方被俘人员死亡75人，受伤139人。美军死1名，伤20余名。 据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1953年6月26日的报告： 4月6日，巨济岛第96号战俘营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被强行“甄别”时，共有3000余人遭到殴打； 4月8日，30余名战俘遭杀害； 4月14日，有1500多人被打伤。同日，第93号战俘营要求遣返的战俘70余人，被集合到广场上列队，遭到美军枪杀。 中朝战俘所经历的地狱般遭遇，并不是中国人凭空捏造的。据合众社记者的报道，“巨济岛的集中营已沦为一座恐怖之岛”，“暴乱、酷刑、暗杀等情形交织在战俘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一幅令人恐惧的画面” 。 两位充满正义感的西方人士，英国记者艾伦·温宁顿和澳大利亚记者威尔弗雷德，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对前线、板门店谈判现场、朝中方的战俘营，以及获释的朝中俘虏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战争结束后，他们共同撰写了一本名为《朝鲜战争俘虏问题内幕》的书。 这是一本在西方被禁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书，两位记者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依据停战协定的相关条款，在非武装地带内，巨济岛和济州岛扣押的约8000名朝鲜战俘及1万5千名中国战俘，正在与北朝鲜扣押的350名“联合国军”战俘进行交换。 国际遣委会成立后的几周里，成员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从印度管理的集中营逃出来的俘虏，讲述那些中世纪式的野蛮行径和令人发指的事件。起初，委员们对此抱有怀疑，半信半疑。 但即便是最为怀疑的人也逐渐发现，不同时间、从不同集中营逃出来的人，所讲述的故事几乎完全一致。而且，他们刚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就立刻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众多问题，这无疑增加了其可信度。 显然，没人事先教导他们该如何回答。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1952年9月27日召开的。 那天，65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其中大多数是军官。他们还未下车时，就已撕碎身上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显露出全身布满印记的躯体。在这个大厅里，回荡着持续不断、愈加响亮的哭泣声。根据事先的安排，他们应当一一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记者会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两天前遭受严刑拷打的归俘送到外面抢救。还有一位在讲述同胞们所经历的痛苦时，情绪激动得昏厥了过去，最后不得不把他背到外面救治。 有一个人的耳朵被割掉，腹部还留有一条弯曲的巨大刀疤，那是被国民党的刀子划开留下的。他们当中超过一半的人，因为“拒绝”刻上阻碍他们回归祖国的文身标记，四肢的肉被割得皮开肉绽，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志愿军战俘们回忆说，从8月20日开始，新的文身行动展开了。这是因为特务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战俘将1951年4月刺上的文身标记割去或烙掉，这让他们暴跳如雷。于是，特务们下令对集中营中的所有人进行重新文身。 任何拒绝文身的人都会遭到毒打，并被捆绑在床上。一次文身由三个特务负责，往往要持续长达四个小时。 截至8月31日，关押在十个集中营中的1.5万名俘虏，几乎全员都被纹上了文身，只有极少数例外。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的负责人海恩森当时认为，只要彻底执行文身计划，就能确保这些俘虏不再怀有回家的念头。 在交换战俘的场地上，普利策奖得主、《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凯奇·比奇目睹了一名患有肺结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竭尽最后的力气脱下美制军靴时，感到非常震惊。他带着悲伤的语气问道：“这些人为什么连这样好的军靴都不愿意带走呢？这双军靴质量相当不错啊！我想，在朝鲜和中国，像这样的好靴子并不多见。”由此可见，战俘们对美国人的仇恨有多么深刻，甚至将使用他们的物品视为一种屈辱。 恐怖的气氛和杀戮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直到俘虏们离开集中营为止。 金京淑，一位曾在海州大学就读的女学生，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她被俘于此。这位姑娘相貌美丽，乌黑的秀发披散在双肩。金京淑与她的难友回忆道：敌人以搜查为借口，将她们的衣服全部剥光后，赶进了一个房间。 不久之后，一群赤身裸体的男俘也被强行带入。一个美国军官说道：“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喜欢跳舞，那就跳吧！”在刺刀和手枪的威逼下，他们被迫开始起舞。美国军官们一边吸烟，一边哈哈大笑，显得极为得意，还用烟头灼烧姑娘们的胸部，施行了只有在医学杂志和法律记录中才能见到的恶行…… 在仁川集中营，两位背着婴儿的母亲曾数次在刺刀的威胁下遭受凌辱。期间，她们不得不堵住婴儿的嘴…… 一名因电刑而精神错乱的少女，在前往厕所时遭遇一名美军下士的拦截。尽管她的同伴们拼命营救，她依然不幸遭到侮辱，最终彻底失去理智…… 许多被当作游击队员和朝鲜人民军成员逮捕的孕妇们，在完全没有基本医疗条件的情况下艰难分娩。虽然之后设立了产房，但美国人并未提供诸如奶粉等食物，长期处于饥饿中的母亲们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来喂养新生儿。 23岁的金淑子，皮肤苍白而异常美丽，毕业于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她说道：“我和我的小女儿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我亲眼目睹了一位同志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因为无法忍受婴儿因饥饿发出的凄惨哭声，亲手掐死了婴儿。 我们多次举行示威抗议后，美国人才给婴儿们发放了一些食物。然而，他们随时可以通过中断粮食供应来惩罚我们。我们把写有‘婴儿不是俘虏，他们应当获得人道主义待遇’的标语挂在铁丝网上，但依旧无济于事。”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背着婴儿欢快地唱歌，却遭到美国人的催泪弹袭击。他们向23位母亲和23个婴儿投掷了三十多枚催泪弹，导致许多孩子此后病了好几个月。从停战那天起，直到女俘被遣返回国，敌人几乎每天都向她们投掷一到两次催泪弹。 美国的死亡集中营中归来的俘虏们身上，可以找到通过内外科手段施加暴行的证据。美国的消息也确认了这些远超出医疗范围的骇人犯罪行为。对于这些确凿的罪行证据，恐怕连美国人也无可否认。” 《美国医学协会月报》1953年第四期刊登了一篇论文，作者分析了对1408名细菌性痢疾患者进行的六种治疗方法。其中第六种疗法为：卧床休息、烤电疗法、必要时使用镇静剂、营养滋补及维持疗法等。 简单来说，这几乎等同于不治疗。患者被强制卧床，任由他们出汗、体质愈加虚弱，以观察不干预的情况下疾病扩散的速度以及各种治疗手段的效果。这使得许多病人愈发孱弱，虽然没有立即致命。部分痢疾患者得到了治疗，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试验。 例如，仅四环素的使用上，有些患者每天服用8粒，有些服用16粒，甚至32粒，以此测试患者在饥饿状态下对磺胺类药物的吸收能力。在这样的实验中，许多病人最终因中毒而死亡。 1950年10月至1951年8月间，超过四千名患者相继死亡，死者几乎全部为痢疾病患。当时集中营的死亡人数难以准确统计，尽管如此，医院当局依然将患有严重腹泻的患者送回集中营，使得这些人继续在营中传播疾病，并最终在那里去世。 大量证据表明，在外科领域所进行的试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板门店，众人普遍目睹了许多四肢被截断的惨状，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调查显示，许多人手脚或四肢被切割成几段，宛如割牛尾巴一般。有些人甚至一条腿被截断了五六次。 一些患有与手术毫无关联的气管炎和胸膜炎的患者也遭到多次肋骨切除。从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在这些残忍手术中幸存下来的第一集中营俘虏，仅有37人。 一个名叫金春山的俘虏回忆道，他的五根肋骨被不同的医生分别截断。敌人每次闯入医院时，都会按需挑选病人。若有人反抗，便会被注射一针药物，随后强行带走。 中国的军事外科医生对冻伤的战俘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根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数据，冻伤患者中共失去了267条手臂或腿，这个数字占到了所有在中国接受治疗的冻伤者的惊人70%。他们指出，正是在朝鲜前线的美军医疗部队曾说过这样的话：“长期以来，保存性疗法一直是冻伤治疗的基本原则。” 然而，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纯属于冻伤范围内的肢体下部截肢手术中，有84%的病例是在正确截肢部位上方至少一分米处进行的，甚至有一名患者是在正确位置上方五分米处进行的手术。 在2172名中国受伤被俘者中，几乎有一半遭遇了双肢截断的命运。在所有6000名中国被遣返的战俘中，有1172人属于外科病患，其中84%的人因伤致残，丧失了行动能力。更为惨痛的是，有四人的四肢全被截去，仅剩下无依无靠的躯干。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美国军队中仅有22人被截去四肢；而在朝鲜战争中，整个“联合国军”中仅有4人遭遇同样的悲剧。 面对非人道的折磨，中朝战俘们进行了顽强的反抗。1952年2月19日凌晨，美国远东司令部联络队的哈里逊上士驾驶一架c-46运输机，飞临朝鲜黄海北道谷上郡上空，执行一项绝密任务。他的任务是向中朝阵地后方空投5名特务，这些人是从志愿军战俘中挑选，并经过日本人培训的。 在此之前，哈里逊已经执行了14次任务，空投了34名特务。当时，4名特务相继跳出机舱，轮到前志愿军见习报务员张文荣。这位沉着勇敢的中国战士，一直隐忍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当他跃出机舱的瞬间，果断地掏出手榴弹扔进了机舱，随着一声巨响，c-46轰然爆炸，在夜空中绽放成巨大的火球。张文荣在落地后，立即找到志愿军部队，并汇报了详细情况。 跳伞后被俘的哈里逊上士证实了张文荣的说法：“当我驾驶飞机飞至谷山郡上空时，志愿军的五名战俘相继跳伞，随后机舱内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飞机起火坠落。当天当地并没有高射炮，而且飞机在起飞前也经过了严格检查，不可能是意外事故……” 机智的中国英雄张文荣光荣归队，重新出现在志愿军的钢铁洪流中…… 在巨济岛上，被俘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目睹了一些战俘自发斗争遭到特务有组织、有计划镇压的惨痛教训，从中吸取了人民军战俘在军官领导下进行有组织斗争的经验。很快，他们成立了秘密党小组和群众性的爱国组织。中国战俘营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迅速与人民军战俘的领导取得联系，并共同建立了统一指挥战俘斗争的秘密机构“联川司令部”。 “敢死队”成立后，那些残酷迫害战俘的败类在偏僻无人的地方遭到了痛打，而负责告密和监视的特务也常常“神秘失踪”…… 不久之后，败类和叛徒们再也不敢随意活动了，许多营地变成了“解放区”和“小延安”。在那次“鲜花”和匕首的大甄别中，正因为有地下党的组织，五千多名中国战俘才能冲破刺刀和匕首的封锁，成功跑进直接遣返战俘的602联队…… 1952年5月7日，一起震惊全球的“杜德事件”爆发，使美国颜面尽失。 为了抵抗美军的暴行，以及戳穿美国在全世界面前的虚伪宣传，志愿军第602和第76战俘营秘密组建了反抗小组，联合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共同抗争。 面对全副武装的美军，第602战俘营首先举行了绝食抗争。在绝食抗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方面并未重视，可随着志愿军战俘绝食抗争的延续，美国方面为了平息国际舆论，开始派人和志愿军战俘代表谈判。 为了麻痹对方，志愿军第602战俘营向美方提出要求：除了巨济岛战俘营最高司令官杜德准将以外，拒绝和其他任何人谈判。接到报告的杜德准将随后在大批武装警卫的护送下来到602战俘营，经过简单的恐吓以后，对于志愿军第602战俘营的妥协，自大的杜德准将认为面对美军的强大武装压力，已经从心理上摧毁了志愿军战俘的抗争，由此也产生了狂傲的麻痹心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第76战俘营也随即开始了绝食抗争。有了上一次武装恐吓的经验之后，傲慢的杜德准将只带领了十几名美军就来到了第76战俘营，和志愿军战俘展开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面对志愿军战俘的一系列要求，傲慢的杜德一面散漫的剪着指甲，一面敷衍的应付着志愿军战俘的要求。 1952年5月7日下午3点20分，正在双方谈判期间，一队挑着大粪桶的志愿军战俘从杜德旁边经过。面对刺鼻的气味，负责警卫的美军纷纷躲到一边。趁着美军警戒松懈的同时，志愿军战俘将一桶大粪水泼向了躲在旁边的美军。随后趁着混乱的时刻， 志愿军战俘一拥而上，将目瞪口呆的杜德准将抬进了战俘营。 杜德准将浑身筛糠，像摊泥似的瘫倒在地，连话都吓得不会说了。他再清楚不过他的战俘营里都发生了些什么，老实说，中朝战俘杀他一万次也不为过。 营地门外，大批坦克装甲车和美国步兵已经将76联队围得严严实实，面对他们的是一条七米长、两米宽的英文标语，上书：“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遣返给你们，如因严重的武装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将由你们完全负责。?”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杜德向门外的美军亲书手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枪，并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柯尔生上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撤离第76联队。?” 战俘们给杜德腾空了一个一百人的帐篷居住，还用毯子和白布隔成卧室和办公室，让美军送来了一部电话机让杜德与外界联络，允许外边的美军按时送饭，甚至让美方安排了两个不带武器的美军士兵来服侍杜德，杜德不像在坐牢，倒像在度假。 李奇微、范弗里特都急了，新闻界已将此事告诉了全世界，这脸丢大了！ 范弗里特急派第二兵站司令部参谋长格雷格上校飞往巨济岛平息事态。格雷格来到巨济岛，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让单独关押的人民军13师参谋长李学九上校去说服战俘们释放杜德准将，李学九曾任人民军二军团作战部长，在战俘们心中有很高的威望。 可是李学九上校一进入第76区的院内，突然立即改变态度，成了俘虏的领袖了。上了当的美国人后来咬牙切齿地说“好像是特意派去了一个领导人似的”?。5月7日就这么过去了，中朝战俘们的壮举已经震撼了世界。 5月8日，76号战俘营里开了一次大会。战俘们以大量事实向杜德准将哭诉了美方迫害屠杀中朝人员的罪行，杜德无地自容。大会主席不断问他战俘所说是否属实，面对战俘们被强行截去的残肢断臂和目不忍睹的累累伤痕，杜德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此时，在76联队门外，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已派美一军参谋长柯尔生准将接替杜德的职务。柯尔生上岛，首先调来一个坦克连和一个步兵营，接着又集中了第八集团军的全部一级射手准备镇压战俘。 此举过后还意犹未尽，他又从补给所领来大批防毒面具分发给士兵，他要放毒气血洗战俘营。美国人连杜德将军的性命都不在乎了，老实说，李奇微恨不得杜德马上死掉才好，那他们又可以向中朝脸上抹黑，更有借口残杀战俘。 可是，杜德准将“受到了像国王一样的待遇”?，?连治他胃溃疡的药都被战俘们要求送进来，聪明的战俘们一点儿把柄也没给美国人留下。在此种情况下，朝中战俘代表团就要同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战俘营外的科尔生两个人谈判。科尔生和杜德通过电话交换意见，每天把他们商量的结果，由杜德向全体朝中战俘代表作口头答复；如果大家有意见，再向杜德和科尔生提出，由他们研究后重新答复。 此时，即将离开朝鲜的李奇微正质问范弗里特为什么不执行他“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为了让镇压力量更充实，李奇微甚至向巨济岛上派出了第八集团军的战略预备队—赫赫有名的187空降团。这就是美国将军李奇微在朝鲜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要用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战俘！ 李奇微恶狠狠地给范弗里特下了令：?“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的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要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 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马克·克拉克，同样决定对战俘采取强硬措施。 就因为柯尔生和俘虏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血洗战俘营的计划才没来得及执行，克拉克以后竟在回忆录中恬不知耻地恨恨不已：?“柯尔生和俘虏的谈判，双方都做了一点儿让步，使得实现以武力救出的命令推迟了……和被关了起来的杜德通了电话这件事，反而让柯尔生吃了苦。?” 5月9日，范佛里特亲自到巨济岛来向科尔生面授机宜，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通了电话。 朝中战俘代表团在办公的帐篷里，摆满了各战俘营代表秘密搜集的美军虐杀战俘的文字和图片材料，包括他们自己编写的美军屠杀故俘大事记，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机关报《星条报》、南朝鲜的《釜山日报》，以及美国报刊上登载的片断材料。 5月9日，杜德授意巨济岛战俘管理局和志愿军战俘代表签订了《美方战俘管理局认罪书》和《中朝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的控诉书》，向世界人民揭露了战俘营的真相，并向杜德提出四项条件： 第一，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毒气、细菌武器的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第二，立即停止对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第三，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第四，承认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联合国军”允诺以后按国际法给战俘人道待遇，自愿遣返问题由板门店决定。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安全获释，将不再进行强迫审查，只要经过批准，同意组织人民军和志愿军战俘代表团。这样，除了第二条外，美国人全部承认了战俘营里的残酷迫害。 5月10日，杜德将军被放出了战俘营，中朝战俘一齐列队欢送他。 一个战俘代表问杜德：?“你在我们这里生活了几天，有什么意见？?” 天良未泯的杜德将一张写好的字条交给这位代表：“我在你们这里受到了最高的人道主义待遇。在非常困难的战俘营环境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的谈判中，你们保证了我在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遵守协议，并为实现这个协议而努力。我感谢第76号战俘营的全体朝鲜人民军战俘，祝你们身体健康。?” 被战俘扣押了78小时又30分钟的杜德，在临出大门时，还向战俘代表挥帽告别。同日，柯尔生与杜德签署联合声明，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 但是，在杜德被释放后，美方却彻底撕毁了朝中战俘与杜德签订的协议，接任李奇微任“联合国军”司令的克拉克，立即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了美国人对战俘的承诺：?“柯尔生将军对共产党战俘的答复，是杜德将军的生命在危险中的重大威胁之下提出的。共产党的要求是纯粹的勒索……” 为了整肃战俘营的秩序，1952年5月13日，克拉克直接向负责战俘营警卫工作的美军第二师副师长博纳特下达了整肃命令。 美军首先将战俘代表，除女战俘代表外，其余全部扣留在第76号战俘营，后来又将这些代表作为“战犯”单独关押、审讯。然后把朝中战俘代表团全体成员被当成“战犯”关进监狱，一百多名手无寸铁的人民军战俘，又被美国最精锐的空降兵屠杀。 之后，开始了对战俘营的血腥镇压： 5月15日、17日，美军在战俘营连续枪杀朝中战俘； 5月20日，美方在釜山战俘营屠杀朝中战俘，朝中战俘伤亡86人； 5月21日，釜山第3伤病战俘收容所的战俘反对甄别，升起五星红旗表达他们回国的愿望，美军出动坦克武装镇压，打伤朝中战俘190人，打死35人； 5月29日，永川战俘营3名战俘被打死，10人重伤；5月30日，巨济岛战俘营打死打伤7名战俘； 6月2日，美军打伤巨济岛战俘营4名战俘。 6月10日，巨济岛战俘管理局看守美军，在从东京空运来的美军178精锐合成团的配合下，调集大量坦克和武装士兵，包围了巨济岛第76号战俘营，对中朝战俘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面对美军的暴行，巨济岛战俘营中的中朝战俘，利用少量制造的土武器向美军展开了还击。 面对战俘们的反抗，气急败坏的美军竟然动用了毒气弹和喷火器，对中朝战俘进行了疯狂的屠杀。随后更是用刺刀对倒下的中朝战俘挨个补刀。两个小时之内共打死打伤400多名中朝战俘，第76战俘营更是被彻底摧毁。 同时为了延续震慑效果，不但强迫中朝战俘在身上刻反动标语，更是对倾向于遣返的40多名中朝战俘采取了挖眼，开膛，挖心的残暴行为。 巨济岛事件可以比肩甚至超过二战时期轴心国在集中营所做暴行。 美国虐待和杀害战俘的暴行引发了全球的愤怒，甚至连其最坚定的盟友英国也提出了抗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进一步揭示了事态的严重性，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 英国《雷诺新闻》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巨济岛的事件“让美国的言辞和甄别方式确实开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并表示“自杜德和柯尔生事件以来，人们再也不会相信美国关于战俘不愿返回祖国的说法了”。 在“联合国军”的战俘中，那些被视为在战争史上享受过最人道待遇的英国战俘几乎一致签名，向正在南朝鲜视察的亚历山大将军递交了一封请愿书，呼吁他协助停止战争，停止对中朝战俘的杀戮。 他们还强调：“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未对我们进行任何报复。”甚至，英国政府还强烈要求派遣自己的代表直接参与板门店谈判。 美国政府发言人尴尬地表示：“杜德事件让美国在这一关键时刻，在整个东方蒙羞。” 美国陆军的处境同样极为尴尬。在官方编撰的《美国陆军史》中，军事历史学家拉塞尔·韦格提到：“陆军因巨济岛上战俘的暴动深感难堪，更为一位准将竟被自己俘虏的战俘所擒而羞愧不已……” 美国的正义人士也发声了。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宾逊谴责美国军队屠杀战俘的行为，称其“与纳粹的残暴行径如出一辙”。 一向极度自信的艾奇逊不得不承认：“这场笨拙的军事行动，正如麦克阿瑟将军对鸭绿江发动的灾难性进攻一样，动摇了盟国对我们司令部精明判断力和能力的信任。” 在板门店，连一向脸皮厚如铁的哈立逊也哑口无言。面对南日大将义正辞严的谴责，美国人心知理亏，无话可辩，只能硬着头皮，强装镇定地苦苦支撑。 南日：“你们战俘营内接连发生了多次屠杀事件，为什么一次都没有给出解释？” 哈里逊：“我提议暂时休会。” 南日：“看来你无法回答我的问题。那我再问你，你是否认为，在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公开屠杀后，且没有做出任何负责任的解释，你们现在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集结大批军队，甚至调集喷火坦克，准备继续大规模屠杀吗？” 哈里逊：“（沉默了长达五分钟）我现在以及将来都不打算再讨论这些问题。这些事实在帐篷外已经被提及。我提议暂时休会。” 南日说道：“我方被俘人员的生死安危，与此次会议息息相关。我们现在是在帐篷内开会，而非帐篷外。因此，你必须在帐篷里，而不是在外面，回应我们的提问。” 哈里逊：（无言） 南日：“你们为什么隐瞒了4月10日的流血事件，整整四十四天？” 哈里逊：?（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依旧保持沉默） 南日：“你们凭什么用断绝战俘伙食的手段，来逼迫他们接受你们所谓的甄别？” 哈里逊：?（依旧低着头，保持沉默）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回应关于战俘生命安全的抗议和质疑？” 哈里逊：（沉默了整整五分钟） 南日：“为了让你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这些问题，我同意将会议暂时休会，明天在惯常的时间继续。” 哈里逊：“我同意。”（未等译员翻译完毕，立刻起身离开） 杜鲁门如芒在背，此刻，他已是陷入了内外交困、无计可施的境地。 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涨，几乎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战争已持续了两年零四个月，除了越来越多的裹尸袋被运回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加剧外，美国人民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战果。与此同时，国际上，连盟友都开始对美国发出抗议之声。 尤其糟糕的是，这一年恰逢美国大选，国内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让杜鲁门疲于应对。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四处宣称自己愿为达成“体面的停战协议”而尽力，甚至公开承诺，如果当选总统，他将亲赴朝鲜，结束这场战争。 前面提到的李大安，还专门有他的一个结局。 随着战争逐渐接近尾声、美国人更多开始考量自己的利益。于是，美军打算从这些战俘俘虏官中选一批忠诚的走狗，将其训练，然后派其潜入中国志愿军的腹地，去刺探军情。李大安，是不愿去的，他原想等战争结束去享受所谓的荣华富贵呢！ 但是，美军的命令，他不敢不服从。 在1952年11月底，李大安被美军带到仙甲岛美军特训学校接受训练。 训练结束之后，李大安被带到汉城美军远东司令部派遣队。在那里，美军特务部门要求李大安自己选人，组织一个特别情报小组。李大安就根据美军的意思，从济州岛战俘营选了四名自己的“铁杆”，分别是王勤、刘飞、王怀礼，还有汪柱山。 李大安这四名铁杆，也经过了两个月的训练之后。李大安这个小组被美军正式命名为“李大安特别情报组”。每个人都取了代号，李大安的代号叫鹏飞。他们的主要工作将是以朝鲜北部的飞来峰山区为根据地，向四周辐射，尤其是向中国东北等地区广布间谍网，搜集中国志愿军的军事等情报。 声势搞得挺大、看似挺正规，却没发挥什么作用。 1953年4月22日夜，李大安一伙被美军运输机空降到目的地后，在这片地上连窝都没暖热，方向也许都没搞明白，李大安就被朝鲜碧潼郡内务署给意外抓住了，稍微了解情况后，便将其交给了中国志愿军部队。 接着，李大安被押送回国，关押在北京一监狱。 之后，经过严格审讯、核实后，李大安的罪行浮出水面，令人愤怒不已。看着李大安的供述材料，仿佛就能看到那一个个战友、同胞在李大安的棍棒和匕首下发出疼痛绝望、愤怒的声音，仿佛看到那一个个战友同胞在杀人恶魔李大安的匕首下逐渐丧失了生命。 时至1958年6月15日，各种材料搜集，都已充足，认为李大安犯下了四项重罪：投递叛国罪、屠杀我被俘人员罪、充当美军间谍罪、危害我国安全罪。于是，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就李大安一案向北京军事法庭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李大安。 1958年6月21日，于北京军区看守所，对罪大恶极的李大安进行公开审理。法庭上，对于起诉书中所说罪行，李大安全部供认。 6月24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对李大安做出判决：处以死刑。 审判结果下来后，李大安吓得半死。此时，这个杀人恶魔竟然对死充满了恐惧。为了活命，李大安奢求从轻判决，竟然提起上诉。 于是，李大安的案件最后竟被提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进行再次审理，但是对于李大安这样罪大恶极的杀人恶魔，哪里有可能从轻处罚。7月5日，判决结果出来，申诉驳回，维持原判。接着，该审判结果被送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面前。 董必武看到李大安案的详情后，非常震怒，如此之人，必须死刑。7月7日，董必武亲自签发了对李大安执行死刑的判决的命令。 一个投敌叛国的杀人恶魔，终于被绳之以法，那些被杀害的志愿军同胞，总算可以安息。1958年7月10日16时30分，李大安被押到京郊枪决。 第34章 军兵败白马山 1952年深秋，一份来自朝鲜前线的紧急电报，传到了北京的总参谋部。 当看过电报的内容之后，包括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在内的各级干部们都不由得大惊失色：“志愿军第38军在对南朝鲜军队的作战中失利，伤亡人数达到了6700多人！” 要知道，38军在当时可是我军的精锐之师，尤其是在抗美援朝的第二次战役中，38军凭松骨峰一战名震天下，荣获“万岁军”这一光荣称号，成为了各志愿军和解放军学习和崇拜的榜样。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在原军长梁兴初被调离之后，白马山一战，第38军对战韩伪9师，却损兵折将，吃了大亏，付出了伤亡6871人，其中阵亡2802人的代价，这样的伤亡在此前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本应是新任司令江拥辉展现实力的战役，却成为了一场令人难以接受的惨败。江拥辉本是38军副军长，曾在第二次战役中参与领导38军作战，1952年3月，梁兴初因病回国，江拥辉奉命担任代军长职务。 同年8月，梁兴初被调往朝鲜半岛西海岸海防司令部任副司令，江拥辉就正式成为了38军的新一任军长。江拥辉虽然不像梁兴初那样有名气，但也是一名常胜将军，年仅35岁便担任了王牌军的军长，足以见其实力。有他在，外加政委刘西元的辅助，相信三十八军也不会出什么乱子，但岂料就在江拥辉就任军长后不久，政委刘西元竟然被调回了国内，他的职位由副政委接任，这两个副手搭班子，局面就有些不好控制了。 “巨济岛事件”爆发后，举世哗然，即使是西方世界，也对美国人是指责声一片。 美国人为了转换视线，在1952年7月13日提出一个增加了遣返人数的“新方案”。 克拉克为了逼迫我们签下这“城下之盟”，精心策划了大规模轰炸行动，不但要轰炸平壤，还要轰炸平壤至开城间的交通线，轰炸北朝鲜所有的目标，甚至还要轰炸开战以来的禁区——中朝两国共享的鸭绿江上的水丰发电站。 此外，他还不断调兵遣将，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调动：将三艘航母调到了朝鲜西海岸，又空降了一八七团到前线，然后不断开展各种战斗演习。 克拉克本人还携手范弗里特、李承晚频频高调亮相，到各部队演讲，给士兵打气。 美国海军部长费克特勒也配合着出面讲话，故作神秘地向媒体透露，称原子弹运载机已部署到南朝鲜。 志愿军方面，这时由邓华担任了志愿军代司令员。 邓华看着美国高层这一波又一波的操作，又好气又好笑。 我一、二线的坑道工事已经完成了，第三防御地带重点地区的核心工事，也已经动工构筑，已经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绞杀战”，前线供应应有尽有，前线拥有的大中口径火炮已达三千八百多门，只要敌人来犯，就管教他们有来无还。 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敌人的主动进攻。 经过和第二副司令杨得志、副政委甘泗淇以及“联司”的朝鲜副司令商量，邓华决定出动八个军对敌人的六十个目标展开攻击，既然你不敢过来，那我就打过去！ 1952年9月18，中朝军队在一百八十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动手。从9月18日到9月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的攻击次数就达到了74次，以伤亡1万人的代价，杀伤敌军2.7万人，占敌阵地17处。可以说，如果不是我三十八军在白马山走了麦城，志愿军的“九月攻势”堪称完美。 白马山地处中韩交界的铁原地区，整座山形似横卧的白马，主要包括394.8阵地和281.2阵地，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因联合国军军事补给线位于白马山南，导致白马山成为战争双方攻守的焦点。 双方进入了阵地相持阶段后，白马山这个战略要地在联合国军的控制范围内，这里是联合国军驿谷川北岸的“桥头堡”，如果失去了这个阵地，美军第9军就要南撤，并失去这片区域的交通网。 志愿军如果占领了白马山，就可以进一步向联合国军的控制区进行渗透，同时掌握了白马山一带，可以布置地雷等障碍，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考虑到白马山的重要性，志愿军必须占领它。 这个战略要地，由韩伪9师镇守，师长为韩国陆军上将金钟五，参谋长就是后来的韩国总统朴正熙。韩军除了使用钢筋水泥修筑工事，还埋了许多地雷和坑道。联合国军在秋季攻势中，从志愿军42军中夺取了白马山阵地。为了夺回阵地，42军发起了猛烈的反击，结果以失败告终，南朝鲜军志得意满，吹嘘白马山是“钢铁阵地”。 志司认为不应该让42军再继续打下去了，必须要换部队。 1952年9月，志愿军总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万岁军”38军。38军与42军换防，是志愿军总部特意作出的安排，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赢得了“万岁军”的光荣称号，又在1952年上半年更换了苏氏装备，战斗力不可谓不强。 对于这项重任，38军全军上下欢呼雀跃，新任军长江拥辉更是摩拳擦掌，准备打好这一记“当头炮”。 38军各级军官也都跃跃欲试，江拥辉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我军基层部队求战心切。” 第38军派出114师的2个团，112师的1个团和113师的1个团，共计余人，组成攻击队伍。 为了确保这场仗能打出个样，38军在战前6周就开始了训练，同时又用一个月的时间筹集了大量物资，包括182门火炮，17辆坦克，122挺高射机枪和59门高炮。 训练要求十分严格，以训练潜伏为例，战士们专门找一个有青蛙的地方训练队伍行进，如果途中出现了青蛙叫，则视为训练不合格，一直训练到潜伏行进没有青蛙叫才算合格。通过这种严苛的训练方式，整个部队最后练成了来无影去无踪的“隐形部队”。 值得一提的是，38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做了很大提升，全部换成了苏式新装备，以及最新的通讯器材，重型武器大炮和坦克也增强了，此外还有100多挺高射机枪以应对美军的飞机轰炸，可以说是准备充分。 但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却发生了。 10月2日这天，38军第340团7连的一名文化教员叛逃到了敌营，此人名叫谷中蛟，原先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1949年6月，解放军进军江南时，谷中蛟跟着起义部队一起加入了解放军，因为有些文化底子，部队就安排他在军中做了个文化教员，差不多是副排级干部。 对于贪生怕死的谷中蛟来说，做一个文化教员挺不错的，但是他的功利心却比较重，谷中蛟认为做文化教员没有晋升和立功的机会，于是报名参加了114师340团第三营的突击队。在他心里，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自己镀金，并不是真的想去冲锋陷阵。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支突击队成了第一个攻击地方阵地的队伍，谷中蛟后悔不已。 当时后勤部给前线送来一批棉衣，此时的朝鲜半岛气候寒冷，于是38军在得到补给后，经过协商，决定棉衣先提供给伤病员，剩余的暂时存放进仓库。谷中蛟在得知自己没有发到棉衣后，心中更加愤懑，自己都要上前线了，却连一件棉衣都舍不得发！ 越想越气的谷中蛟，觉得自己上战场也注定会死，那不如投降好了。 谷中蛟出身蒋军，意志本就不甚坚定，借着一次到前线查看地形的机会，跟连长说，要去侦查一下敌情，然后趁侦查的机会，悄悄摸去韩军阵地，主动投降。韩军非常意外，韩军跟我军交战多次，见过无数不怕牺牲的志愿军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拼杀，可贪生怕死的还真不多见，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韩军高层。 韩军立马提审谷中蛟。我军实行的是军事民主政策，所以谷中蛟虽然只是一个文员但也掌握到很多部队的部署问题。谷中蛟主动交代了我军很多信息，其中有一条很关键，那就是我军准备攻打白马山，并说出了一些计划。 虽然谷中蛟知道的计划不多，但是却让我军失去了先机，“突袭”变成零作用，已经起不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而且，这一次的韩军，也很不一样。 一直以来，南韩部队在朝鲜战场都是累赘的代名词，不单我军瞧不起他们，就连联合国军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南朝鲜都弥漫着一种自卑的气氛，而时任南韩领导人的李承晚也发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为了提振士气，获取民心，也为了获得美国的重视，拿到更多的帮助，在白马山战役开始前，他就向山上的驻军伪9师下达了死战的命令。 一边告诉他们，如今的韩军早已备受歧视，绝对不能再出现被轻易击垮的情况，一边又鼓励到，只要伪9师守住，那统一朝鲜半岛就有了希望，届时他们就将是全体人民心中的英雄，他们的壮举就将载入史册。 没有哪个人能够拒绝名垂青史的诱惑，再加上一直以来的屈辱，这也就让韩伪9师的全体官兵一改此前的懦弱，获得了不惧生死的勇气，这一点是三十八军未曾想到的。 而且，韩伪9军还在美军的帮助下，重新进行了部署和调整，投入了更多的预备队，并针对性的加强了炮兵的投入，美国第九军也增派了三支炮兵营进行支援，甚至还出动了一百多架轰炸机，为了更好更精确的打击志愿军，美军更是提前测绘了阵地。 等到一切布置完毕，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和火力配置，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逆差，而此时38军还浑然不知。 谷中蛟的临阵叛逃，让38军军长江拥辉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打还是不打？如果不打，此前的一切努力就白费了，那也太可惜了，如果打，那是趁现在敌人没反应过来立刻打，还是延后再打呢？ 为此38军军长江拥辉召开多次会议，专门商讨这件事。 他说：“我们现在面前无非也就两种选择，打还是不打？如果不打，我军上上下下上万人辛苦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活动就差最后这一下了，现在停下来着实有点可惜； 如果要打，也要分情况，要么就现在马上开打！ 趁着谷中蛟这个叛徒刚到敌军阵营，敌军也才刚得知消息，还在辨别消息的真伪或者还没来得及部署的时候就发动进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要么就再等十天半个月再打！因为敌军刚知道消息后肯定会严加防守，我们贸然进攻肯定攻不破自己还要吃亏；但是我们十天半个月都没有动作的话敌军就会松懈，会揣摩我们的心思，这时候找个时机突然攻过去，打他个猝不及防。” 会上有人提出，38军已经为此战准备了一个多月，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此时放弃，太吃亏。 可是也有人提出反对，谷中蛟已经叛逃，美军必定做好了充足准备，此时进攻，部队损失太大。 于是在经过反复的商讨后，江拥辉便向上级请示，他提出两个方案，第一立即进攻，兵贵神速，趁现在美军还在审查谷中蛟，提前进攻，打美军一个措手不及。第二个是延迟进攻，把进攻计划向后推迟半个月，等到美军对谷中蛟产生怀疑，放松警惕时，发起突袭。 这两个作战方案各有各的优点，可是此时的第三兵团司令王近山，否决了38军的方案。 王近山听完江拥辉的汇报，直接说：“你拿那么大一把牛刀，杀只鸡还哆嗦？” 而此时早已经得到了情报的韩9师立刻加强了阵地防御，不仅连夜建造150多个掩体，而且还增设了多层铁丝网，埋下了大量地雷。 同时请求美军援助，美9军调集六个炮兵营，两个坦克连共44辆坦克，美坦克73营也连夜出发增援。 美3师也调集预备队前进，美第5航空队也派遣战机支援，同时韩8师也调集三个炮兵营支援。 韩9师还提前准备至少可供一周消耗的粮食，弹药以及饮用水，韩9师全体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就在江拥辉思考对策之时，志愿军总部发来命令：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定于10月6号，届时所有部队都将一齐进攻。这下不用他做决定了，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江拥辉也下定了决心啃下白马山这块“硬骨头”。 白马山战役在10月6日正式打响。 白天志愿军的突击部队在高地潜伏了一天观察敌情，随后于6号傍晚朝着白马山高地发起了进攻。 114师第340团一共6个连发动了首次攻击。其中4个连一起进攻的是白马山394.8高地，驻守这里的是韩九师30团部队，同时，另外两个连假装攻击联军部队中法国部队驻守的281高地吸引火力；随后志愿军部队还投入了两个连的兵力去攻占394.8高地。 但与此同时等待志愿军的是早已准备多时的韩军，他们按照提前布置的战略战术，对我军部队疯狂狙击。 联军的炮弹轰炸之密集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他们设置了炮兵观察所可以进行范围性、覆盖性的攻击，据美军战史资料记载，美军一个炮兵连，每门榴弹炮平均两分钟一发炮弹，加上其他的攻击，火力密集程度可想而知。 而这也是敌军的优势所在——足够多的炮兵营、近乎无限供应的弹药物资；于他们来说，打持久战是十分乐意的，因为我军物资补给被阻断后持久战肯定是打不下去的。 在和韩伪九师打了一夜后，我军伤亡惨重，兵力和武器弹药都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伤员及时救治和运送也要消耗部分兵力，而对比韩军，他们背靠后方就有源源不断的物资和支援；虽然也会被我们的火力迅速打残，但是他们随时残了就补人，所以他们的阵地每个步兵团随时都是满人的状态，而我军得不到及时的补充。 这场战斗由于谷中蛟对我军情况的泄露打得无比艰难，形势也很严峻；但是38军作为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是不可能轻言放弃的。 鉴于我军力量在不断被削弱，次日我军预备队第342团借着支援投入到战斗，韩军方面派出了他们9师的主力兵团第28团；我军投入4个连争夺的高地反复易手，联军方面随即展开了增援，美军派出空中部队——立即召集了几十上百辆飞机对我军实施疯狂的轰炸。 由于联军在空中作战的优势很大，我军一下子处于劣势地位。 10月8日，志愿军38军的主力团334团开始加入战斗了，主力团加入战斗战果明显——当天下午就成功占领了白马山顶。占领山顶后由342团接任驻守白马山顶，但是随即却遭受到了敌军大炮的疯狂射击，342团难以招架，韩军29团也在此刻加入战斗，394.8高地又被夺了回去。 但是这样的结果不是因为我军实力和战术的问题，而是敌方对我们的战术部署有了了解而且早有准备，还是联合作战，美军部队对韩军给予了大量的支援。 美军的空军部队派出了轰炸机749架，各种投掷弹约4000枚，火炮炮弹达到18.5万枚！战斗开打了一周，持续到14日的时候，志愿军38军部队已经投入了5个多团的兵力，参与到这场战斗里了，第二梯队的部队全部上过战场了，但就算如此，高地也还是没能打下来。 这时美军3师也在计划加入战斗了，继续战斗下去的损耗肯定会更大，这样的持续消耗，我们是撑不住的！ 江拥辉也十分明确这一点，下命令让全军在15日凌晨撤离了战斗。 江拥辉后来回忆起这场战争的时候，很痛苦，“我们冲出去的兵瞬间就被敌军的火力扫射清掉了，正面冲实在行不通……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最后把自己的颜色全部烧毁，身上绑满手榴弹，拿起手里的铁锹和其他武器冲出敌方，和南朝鲜的士兵贴身肉搏……无数次回想起他们这最后一幕，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们是伟大的中华战士！” 这场战斗从6日开始一直持续了9天8夜，各方都伤亡惨重，根据我方统计：志愿军方面伤亡人数6700余人，敌方伤亡人数更高，有9400余人。由于是联军，所以这个数据是包含了韩军、美军和法国、荷兰军队的总人数。 美军派遣的战斗机被我军成功击落26架，击毁敌军坦克5辆。 由于最后这场战斗是以我军撤离白马山结束的，所以韩军方面把此战称作“白马山大捷”。 战后，韩9师被李承晚誉为“白马师”，成为南韩军队的王牌。 说起来，朴正熙也正是籍此战为政治资本，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 第35章 悲壮惨烈上甘岭(1) 阵地争夺战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在我们还未接触历史的时候，上甘岭战役几乎就是抗美援朝的代名词，特别是早在1956年12月，就有一部叫《上甘岭》的电影上映，更是使得这次战役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上甘岭战役为何能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这背后绝不仅仅只是用一场战事形容来的那么简单。 1952年，是美国第34届总统的换届之年。入夏以后，美国驻欧洲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回国参选，按照美国宪法，竞选总统者不能是现役军人，所以其辞去了军职。 美国白宫随即电令李奇微去欧洲接任艾森豪威尔，作为美国驻欧洲部队总司令、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 远东美军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这一职位由马克·韦恩·克拉克接替，这已经是朝鲜战争三年间的第三位美军最高指挥官了。 早在1951年5月，李奇微就因为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中的卓越表现，而被晋升为上将。从他的新头衔不难看出白宫对他的高度认可。 尽管朝鲜战场战火正酣，美国最为重视的战区依然是欧洲。杜鲁门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克拉克，原因有两个： 其一，朝鲜局势已趋于稳定； 其二，克拉克是自己人。 克拉克与马歇尔（就是提出马歇尔计划的那位）关系密切，而马歇尔曾先后担任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因此他向杜鲁门推荐了克拉克。 克拉克赴任前，作为民主党的杜鲁门特别嘱咐他，要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一场大胜仗，来为民主党的竞选造势。 而刚上任的克拉克也急需通过一场胜利，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他上任后，亲自率领众多参谋人员前往前线视察。 克拉克亲眼见到，中朝方面在长达200公里的对峙线上分层部署了多重纵深防线，每一道防线不仅包含表面工事，还配有犬牙交错的坑道工事。 坑道内部储备了大量粮食和弹药，以逸待劳，准备长期坚守。美军想要在某一点上进行突破，非常困难。 这时候，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提出建议，可以在金化以北的五圣山南麓两个山头打一下。 一方面，这两个山头地理位置突出，相对容易攻占；另一方面，一旦拿下这个突出部，战线就可以向北推进约1100米，获得3到5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域。 这样不仅能够取得战果，还可以在美国国内美化包装成一次重大胜利，对华盛顿方面也算有个交代。 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美军要是能占领三到五平方公里的土地，绝对算是一次大胜了。 为了攻占这两个山头，美军计划投入1个美军师和1个南朝鲜师，外加25个炮兵营（其中包括9个装备155毫米大口径火炮的营），共计280门155毫米重炮和320门105毫米火炮。 此外，还准备让空军的两个联队，派出战斗轰炸机进行火力支援，计划在五天内结束战斗。 克拉克最初听到“高地”时心存疑虑，因为过去他曾经在“高地”攻坚战中吃过亏。但是范弗利特坚定的表示，美军现有的弹药库存，能够提供最强大的火力支持，加上空中力量的最大近战支援，战役的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最终，克拉克接受了这个计划。 范弗利特之所以这么坚定，除了国仇，还有家恨。就在六个月前，他的独子在执行轰炸任务时，驾驶的飞机被击落，因高度太低无法跳伞，当场战死。 1952年10月8日，板门店谈判中，美方代表突然宣布无限期休会。也是在这天，克拉克批准了范弗里特的“摊牌行动”。 站在范弗里特军人角度，他发动“摊牌行动”，也许只是为了争取在金化以北地区的防御优势，又或者只是为了吸引我西方山的兵力，为北进埋伏笔。 可要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上甘岭战役关系到了谈判桌上谁占优势的问题。 也难怪后来上甘岭战役中，哪怕防御再艰难，15军军长秦基伟也依然选择坚守。当美方代表宣布休会的那一刻，志司便意识到，美国人要动手了。 朝鲜战场进入1952年秋季的时候，中朝方面已利用战线上的相对安定，集中力量构筑起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体系，并相应地加强了东、西海岸的防御。 同时，志愿军采取了轮换部队作战方针，改善了装备，储存了大量作战物资，部队士气更加高涨。 在完成迎击“联合国军”可能进攻的一切准备后，为了锻炼部队，大量杀伤敌人，加速朝鲜战争的胜利进程，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稳扎稳打，打小歼灭战，“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各部队从1952年9月18日开始，在各自的正面上，有选择地对敌营以下要点实施了战术性的反击作战。 经过近月的战斗，攻克了敌人前沿战术要点58处，消灭了大量敌人，改善了我军的防御态势。我防线中部的五圣山地区，态势对我极为有利。 五圣山是朝鲜中部的制高点，其南面山脚下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为前沿要点，阵地自然向敌方突出，瞰制敌金化以北地区及交通要道，对敌威胁甚大。 五圣山以西之西方山、平康川为我中线之要冲，地形开阔，有铁路、公路贯我纵深，是敌北犯必争之地，但斗流峰、西方山、王在峰一线高地地形险要，为平康的天然屏障。 该处由志愿军第3兵团15军防守，西邻第38军，东邻第12军。15军前身是1947年8月成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是一支年轻富有朝气的部队。 该军1951年3月在第3兵团内编成入朝参战，先后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平（康）金（化）淮（阳）地区防御作战，战斗力在现代化战争的考验下提升很快。 当时该军下辖第29师、44师和45师，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在1952年4月，15军接替26军在五圣山、斗流峰、西方山一线的防御。 15军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敌人向西方山、平康方向进攻的可能性最大，因此，部署重点放在西方山方向，由军主力第44师及29师87团及配属的7个炮兵营、2个战车连防守。 第45师和2个炮兵营部属在五圣山、中贤山一线，另以第29师85团配置于芝村、灵台一线阵地，86团为军预备队。 45师主力当时拟于10月18日进攻注字洞南山之韩伪2师31团1个加强营阵地，以配合全线战术进攻行动，五圣山及其以南597.9高地和537.7北山仅派了135团一个团进行防守。 537.7高地和597.9高地，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军说的两个小高地，当时并不叫上甘岭，这样的命名方式，并不是因为我军对数字有特别的偏爱，而是因为这两个高地的海拔高度。 因为当时高地阵地太多了，所以通过海拔数值命名的方式，来加以区分。 在这两个高地背后的山谷中，坐落着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这个村庄的名字，才叫上甘岭。 然而，经过几轮激烈的拉锯战后，上甘岭村庄早已变成废墟，如今只作为一个地名保留在地图上。直到二十多天后，战斗升级至战役规模，才因这个村庄的名字，将此次战役命名为上甘岭战役。 在美军发动进攻之前，整个区域的防守任务由志愿军第15军承担。而在这两个高地上，各派有一个连队驻守，兵力与准备进攻的美军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10月4日，美军进攻前的第八天，韩伪2师32团2营的参谋李吉求，带着美军的作战计划投奔志愿军，加入了对方阵营。 志司担心美军是故意派这个参谋假装投诚，提供假冒的作战计划，让志愿军在其他方向集中兵力，来缓解白马山方向的军事压力。所以在战前，志司并没有刻意加强上甘岭方向的防御力量。 美军没有改变原作战计划。 美军认为，一个参谋投敌无关大碍，因为此仗本来就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攻击两个山头，计划就算告诉了对面，又能怎么样。 当然，范弗里特也并不只是个鲁莽的炮火专家。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在这次作战前做了三手准备。 首先，秘密调动了16个榴弹炮营、一个高射炮营、一个火箭炮营、一个重迫击炮连和两个坦克连，到前线安置。 其中，榴弹炮营所使用的m-115重炮，口径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03毫米，单次发射的杀伤范围足以覆盖半个足球场。 这种火力配置对于面积仅为3.7平方公里、且仅有135团1连和9连两个连队分别防守的志愿军阵地——537.7高地和597.9高地，简直是丧心病狂。 其次，联军瞄准目标除了537.7和597.9高地外，还计划同时对44师防守的391高地、芝村南山、上佳山西北的无名高地、419高地以及250高地发动佯攻，为迅速夺取五圣山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为了转移志司的注意力，范弗里特与联军司令克拉克共同策划了一次比仁川登陆规模更大的假登陆，包括“好人理查德”号航空母舰，“爱荷华”战列舰在内一百多条战舰组成的美军联合两栖作战第七特混舰队。 美第八骑兵团奉命紧急前往库底地区，制造出联军主力将在该地登陆的假象。 这一系列连贯的举措确实取得了显着效果，至少在战役开始的几天里，志司注意力始终被牵制在军队薄弱的侧翼，无暇顾及上甘岭的局势发展。 由于范弗里特在战前放的多重烟雾弹，15军最初也并未将防御重点放在上甘岭这边。而五圣山险峻的地势，意味着美军无法发挥他们的重装火力。 换言之，即便是我军在作战中，丢掉了597.9高地和537.7高地，五圣山也是能够守得住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上甘岭战役爆发以后，秦基伟一度很不理解敌军的意图，因为从哪个角度看，美军夺取上甘岭地区都是吃力不讨好的行动。 按照军事角度分析，美军是机械化重装部队，夺取高地本就不是他们擅长的作战方式，他们更应该夺取公路两旁的制高点，借此掩护大部队快速穿插至我军腹心。 在上甘岭战役前，秦基伟曾分析美军最有可能是攻取西方山，因此将所有的重炮集团和主力部队集结于集结于此，还摆了最精锐的44师。 因为靠近西方山有片谷地，一条公路横穿其间，只要穿过这片谷地，美军就能长驱直入，直插平康地区平原，这是美军北上进攻的必经之路。 另外，志司还在西方山布置了38军的112师。但在后来战况激烈的上甘岭地区，15军只布置了一个45师，这个师在上甘岭战役之前，都不算是15军战力较强的部队。 而负责防守上甘岭两处高地的仅有45师两个连的兵力。 597.9高地被划分为12个阵地，由45师135团的9连和8连的一个排共同守卫。 537.7高地则由135团1营1连驻扎，负责守护9个阵地。 上甘岭两个主要的高地其实本身就不太大，这个地方只能容纳两个连，而且从战略的角度去考虑，这个地方也不应该作为主攻的方向，敌人也没有计划要在此投入大量的兵力。 之所以后来打成了那么大的规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甘岭战役期间正好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 15军的军部设在上甘岭以北二十多公里的道德洞，14日当天军部只知道美韩军对45师正面五圣山前沿的597.9和537.7高地、29师和44师正面的391高地、芝村南山、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419高地都发动了攻击，其他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秦基伟命令五圣山侧翼的观察所每半小时报告一次情况，同时请求左右邻的38军和12军通报各自正面的情况。 根据各路情报，秦基伟一度推断美军是想凭借小股兵力，来吸引他西方山上的兵力，所以只要西方山按兵不动，敌人就无计可施。又判断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平康方向，因为那里地势平坦，利于美军机械化部队发挥。 而上甘岭地区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不会成为美军主攻方向。这就导致虽然美军已经发起进攻，但是这两个高地的防守力量仍然没有加强，并非全军布置的重点。 但恰恰是上甘岭方向突遭攻击，并且这种攻击一上来便是“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的。这一情况，大大超出军、师、团各级领导的预料。 10月12日，美军发起了进攻。 10月12日、13日接连两天，联军以320门大口径火炮，47辆坦克、50余架飞机，对十五军30公里防御正面进行了火力试射。 10月14日凌晨4:00，其余地区火力开始降低，更多炮火开始向上甘岭地区转移，联合国军集中了300门大口径火炮和27辆坦克，同时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猛烈轰击，火力密度高达每秒落弹六发。 远东空军的30多架轰炸机也飞到战区上空轮番轰炸，仅一个照面志愿军阵地的表面工事就被全面摧毁，剩下的人只能钻进坑道中躲避炮击。 10月14日凌晨5点，美军、韩军队共计7个营，分为六路展开进攻，对597.9和537.7高地发起进攻。 由美陆军第7师31团负责攻击597.9高地，该团正是第二次战役中在长津湖被志愿军第27军围歼的“北极熊团”。 当时，团长麦克莱恩和继任团长费思相继阵亡，团旗也被志愿军缴获。因此，这次作战可以看作是31团与志愿军之间的一次恩怨交锋。 进攻537.7高地的任务，由韩伪2师32团负责，许多人提到韩国军队时往往会产生误解，认为他们战斗力低下、贪玩散漫、遇事不行、逃跑最快。 但韩伪2师却是一个异类部队，其作战风格阴险毒辣、勇猛顽强、不畏生死，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表现，甚至明显强于美第7师。 1952年10月14日5时44分，无数条闪亮的弹道冲天而起，将黑暗的天空切割得支离破碎，伴随着尖锐的啸叫声，大地开始颤抖。 范佛里特用无限制的弹药量，宣泄着他的愤怒，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炸点接连不断，巨大的冲击波犹如一记又一记重拳，猛砸在坑道内的志愿军战士头上。 战士邹习祥被震得痛感错乱，他总觉得炮弹是从地底下钻上来的，脚底板被得震又麻又痒，根本不像在地上，更像在海浪中间。 不时有战士被震得口吐鲜血，在北山的坑道内，有一名17岁的四川籍的小卫生员，在熟睡之时，就被活活震死了。 这是上甘岭战役的第一波炮击，14日的一整天，美韩军在上甘岭的两个小高地上，倾泻了近30万颗各种炸弹，据幸存的老兵回忆：地狱，恐怕也就是那样吧！ 距离597.9高地一公里远的营指挥所内，135团副团长王凤书正在拿着电话咆哮： “九连长，九连长，喂，喂！” 很明显，电话线早就被无数的炸弹炸断了。 王凤书无法联系上高地上的连队，其具体情况也无从知晓。营部电话班副班长牛宝才走了进来：“团长，让我去查查线吧。” 王凤书看着坑道外如雨点般的炮弹，忧心忡忡，牛宝才拿起两拐电话线，说道：“让我试试吧。”随后便一猫腰，进入了无边的弹雨中。 纵使牛宝才行动再灵活，也无法避免被弹片击中，在用完手中的电话线后，他发现还有最后一段无法接上，于是他用两只手接上电线两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感觉到了电流在身体中穿梭。 牛宝才的身体已经被弹片击中三次，他用最后的意识，保证了3分钟通话，副团长用这3分钟，给前沿高地的两个连，下达了紧急作战任务。 进攻的美军万万没有料到，在那两座遭受多次炮火轰炸的高地上，竟然还有幸存者！ 美第31团的几份作战报告记录得很清楚： “一营、三营抵达各自进攻位置后，计划于6时04分同时发起攻击，左路三营先攻主峰然后沿西北山梁直取派克峰，右路一营则兵分两拨同时攻打桑德山和罗素峰，可是左路伯纳德·布鲁克斯中尉率领的先头连。 l连运动得稍稍靠前了一点，就被一阵密集的来自于山顶前缘据点的手榴弹，锥形炸药包、爆破筒，还有岩石块阻止住了。” 这次美军也没有什么好的打法，后面用重炮、飞机压制志愿军阵地，前面用人（地形崎岖，很多地方坦克上不去）往前冲。 由于提前没有准备，大部分阵地前沿都未布置雷区，所以美军行进比较顺利。而且防守此地的志愿军大都为轮战的新兵，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打过仗，缺乏战斗经验。 一看美军向阵地走就急了，往往是一个班集体出来防守，还没等到美军靠前，就被铺天盖地的火力杀伤了。 从高空俯瞰，597.9高地犹如一个箭头，嵌入美军金化防线，对美军构成重大威胁。9号阵地则是597.9高地的最前沿阵地，6时2分，美步7师31团的3个营，向597.9高地发起步兵进攻。 9号阵地是主峰的门户，位置极其重要，只要9号阵地不失，那么597.9高地就可保无忧。 守备9号阵地的是135团9连3排，九连副指导员秦耿武很会打仗，见美军炮火异常猛烈，心里盘算了一下，如果在阵地上一下投入兵力越多，那么伤亡也就越多越快。 所以秦耿武每次只派3名战士在坑道外，伤亡一名战士，再补充一名，打得从容不迫，9号阵地因此成为597.9高地的中流砥柱，始终顶住了美军的进攻。 如此打法，在坚守阵地的同时，也让美军伤亡惨重。仅仅一个上午的时间，美第7师31团的两个营就被打掉了70%的人马。 美军先头部队l连被压制在阵地前沿洼地无法移动，30分钟内l连所有指挥官均负伤或阵亡，再也无法组织有效进攻。 随后k连接应l连，由k连连长查尔斯·马丁重新组织两支连队展开进攻，但因我军持续用投掷武器保持火力压制依旧无法取得进展。 在9号阵地接敌的同时，7号阵地遭敌a连先头排攻击，11号阵地遭到敌a连余部攻击，驻守11号阵地的我8连1班战士，因同时将全部兵力投入战斗，遭到敌火力覆盖，伤亡殆尽。 仅剩战士杨德甫死守阵地，在击退敌人四次进攻后，杨德甫最终寡不敌众带着最后30发冲锋枪子弹独自退入坑道作战，11号阵地率先失守。 2号阵地8连1排长杨振江随即组织2班进行反击，想要夺回11号阵地，然而二班运动到半道上就被美军炮群的火网罩往，浓烟烈焰中十个人的二班，只剩五个伤员活着爬回来。 上午8时，美军b连加入战斗，双方坚持不下，于是美军c连于10时整投入战斗，继续加强对2号阵地攻势，与此同时进攻537.7高地北山的韩伪32团，也奉命拨出一个排由2号阵地东侧配合c连行动。 11号阵地丢失，2号阵地被敌人重兵合围，导致7号阵地彻底孤立无援，最终在打光了所有弹药后，阵地上志愿军战士用石头跟手上的武器与美军展开了殊死肉搏，全员壮烈牺牲。 7号阵地失守，敌a连经由7号阵地攻击我9号阵地及主峰侧翼。 下午14时，2号阵地宣告失守。 一排长杨振江带着仅剩的几个伤员边打边撤退守坑道，这时候597.9高地的战况已经不容乐观！ 打了8个小时，到中午时分，美军攻击597.9高地的部队第7师31团的2营、3营损失均超过了70%，美军比较忌讳部队成建制消耗，就未敢再使用1营，将第31团撤下去休整，换上第32团接着再战，一直打到黄昏，也未能攻下597.9高地。 天黑之后，135团7连连长李石锁亲自率领二排，对597.9高地的2号阵地发起反击，美军的反应很快，在得知中国军队开始反击后，无数的信号弹、照明弹腾空而起，天空被照得宛如白昼。 孙占元率领突击排对597.9高地2号阵地实施反击。敌人从几个地堡里发射出密集的火力，激战中，一颗炮弹在孙占元身边爆炸，等他醒来时下半身已被鲜血浸透，双腿已经被炸断。 看着身负重伤的排长，战友们要把他抬到坑道里，却被孙占元拒绝了。 孙占元忍着剧痛来回爬行指挥战斗，用机枪射击掩护易才学炸毁了敌人三个火力点。孙占元利用已攻占的碉堡架起两挺机枪轮番射击，接连打退敌人两次冲击，毙伤敌80余人。 就在战友们相继伤亡、弹药告罄之时，敌军再次反扑过来，此时的孙占元拉响最后一枚手榴弹，滚入敌群，与7名敌人同归于尽。 牺牲时，孙占元年仅27岁。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孙占元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的光荣称号。 而537.7高地上的作战则是更加残酷，由于阵地紧邻韩军的南山阵地，一开战志愿军就陷入了三面受敌的危险局面，其中韩伪32团3营9连进攻4、5、6号阵地，10连向西侧2号3号主峰阵地发起进攻，第11连为预备队跟进往西北方向前进。 537.7高地表面阵地工事，没有一寸完好，全部被摧毁，我方战士只能站在深可没膝的松土上拼命开枪去阻拦韩军的进攻，人员伤亡很大。 在退守坑道途中遭遇敌机枪火力拦截，眼看着敌人步步紧逼，阵地中因负伤而昏迷的战士孙子明被枪声惊醒，而后拉响身上仅剩的三颗手榴弹，扑向了敌人成功掩护战友撤向坑道。 孙子明牺牲的时候，年仅23岁，他是上甘岭战役中与敌同归于尽的38名勇士里的第一人，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双方激战一个小时，韩军毫无进展，随即呼叫美军航空兵进行支援，美国第五航空队四架f-51型战斗轰炸机于8时20分编队飞临537.7高地北山上空。 投下8枚共4000磅通用炸弹之后，机群又轮番俯冲下来对高地实施扫射。机群最后一轮扫射刚刚结束，韩第32团预备队11连投入战斗。 该连两个很老辣的射手爬到8号阵地半山腰架起挺重机枪，熟练而准确地将子弹贴着地皮射过去压得守在阵地上的9班抬不起头，韩11连乘机猛攻上来。 紧挨在8号阵地西北边的7号阵地上，8班机枪手陈治国一看这情形刷地调转枪口，想从侧后敲掉那挺重机枪支援9班，可是阵地上所有机枪射台都已被炮火推毁，他的机枪架的位置太低与目标构不成射线。 情急之下，陈治国蹲下身子抄起滚烫的机枪支架搁到肩上，不断请求副连长初盈江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射击台开火阻敌，双方都是正面射击，陈治国很快便身中数弹被打的弯下了腰，身体也因为忍受疼痛开始颤抖。 然而重伤的陈治国没有说别的，只是默默的从蹲姿改为趴在射击台上，艰难地回头示意初盈江将枪架在他背上继续射击。 最终1连打掉敌火力点成功守住了阵地，而陈治国的遗体却在美军后续的轰炸中，化作了上甘岭上的一抔尘土，战后陈治国被追记特等功，授二级战斗英雄！ 激战到下午1时，韩伪32团3营各连无一进展，于是团长柳昌根命令一营一连紧急增援。这是美韩军在上甘岭两个高地投入的第十个步兵连。 而此时的135团1连已经损失了六成以上的兵力，14日战斗当天，6号阵地的5班，打到最后只剩五个伤员，8号阵地的九班，仅剩两人仍在坚持战斗，其中7号阵地7班，在打退敌人四次进攻后，只剩下三个伤员。 时至15时，韩军整整攻击十个小时，终于冲上537.7高地北山主峰，此后北山局势进一步恶化。至16时除9号阵地外，北山阵地相继被韩军攻陷。 韩伪2师当即又调17团5连加强32团，用五个连兵力进行防御。 135团1连连续打退了韩军16次冲锋后，只剩下20多人，全连弹药告罄，无力再战。连长王二只好率所剩20余人，退守2号阵地反斜面上的主坑道。至此537.7高地表面阵地全面丢失。 在14日一整天的战斗中，美韩军投入3个步兵营，18个炮兵营和200余架次飞机，对志愿军2个连又1个排据守的阵地发起凶猛攻击，仅炮弹就打出了30万发，航空炸弹投下500多枚。 而2个高地上的志愿军则打掉了40多万发子弹，扔出了近万颗手雷、手榴弹，打坏了10挺苏式机枪，62支冲锋枪和90支步枪，所有的战略储备在一天之内全部打光。 135团9连几近团灭，1连也只剩下20多人，战况之惨烈可想而知。 在10月14日当天，美军对面积仅有3.7平方公里的两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余枚，志愿军阵地平均每秒钟落弹5-6发，战斗异常激烈。 面对孤注一掷的美军，15军已经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将是一次少有的恶战。但是直到此时，他仍然没有从全军层面调动部队增援两高地。 10月15日，因为伤亡过重，美军休息了一天，这是个十分、十分错误的决定。攻坚最忌讳就是给弱势的守方喘息之机。 而正是这一天，45师组织135团加固了阵地，同时让134团作为两高地的预备队准备参战。 10月16日，美韩军队继续发起进攻，还是老套路，不再赘述。 此时，15军也已判明敌之企图是集中力量夺取上甘岭地区，推断敌人在攻占上甘岭后，会乘势攻占五圣山，从我中线突破，进而改变整个朝鲜战局。 秦基伟当即决定，停止反击注字洞南山之敌的计划，45师指挥所前移至德山岘；军、师组织火炮向上甘岭机动，并组成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 建立后方供应机构，加强后勤保障，除原先储备的弹药外，另为一线部队每连增配8000枚手榴弹，3个月的补给品储备量，并积极组织向坑道补充弹药、食物和饮水。 10月17日，美韩军队继续发起进攻。战斗越来越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天之中几度易手，每次易手就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击和天昏地暗的拼杀，阵地上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高地。 由于战场地域狭窄，最多只能展开2个营的部队，双方只能采取逐次增兵的战术，以营、连为单位梯次投入兵力，在部分地段，甚至一个班、一个班的投入作战。 过去两天中，困扰美军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每秒落5-6枚炮弹，阵地上的中国人还是像打不完一样？ 在17日这一天，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答案。一个韩国营队在攻击过程中突破了537.7高地3号阵地，发现了一个坑道入口，美军这才搞清楚，原来中国人钻进洞里了。 为了对付坑道工事，美军决定，先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打，先稳固表面，再对付坑道。美军稳固表面的方式也很简单，你钻洞，我挖堡，占了表面就构建地堡。 10月18日，美军集中兵力，攻占了537.7高地的表面阵地。 10月19日，第15军集中44门重炮和1个喀秋莎火箭炮团的兵力，掩护第134团6连、第45师侦察连、工兵连1个排进攻537.7高地，当天重新夺回该阵地。 与此同时，597.9高地也陷入了激烈的争夺战。 597.9高地上共分12个阵地：东北山梁上依次是2号、8号和1号阵地，2号阵地的左前方有个小山梁，上面就是整个高地的最前沿11号阵地； 西北山梁上依次是6号、5号、4号和0号阵地；高地主峰则是3号阵地，主峰前面的突出部是9号阵地，9号阵地的右后方是10号阵地，左后方是7号阵地。 其中9号阵地是主峰的门户，位置非常重要，后来成为双方殊死争夺的目标。 防守此地的是志愿军第135团的9连和8连的一个排，为一个加强连的兵力，一个加强连大约200人左右。 134团3营8连是最后被45师师长崔建功派到主峰阵地的部队，这个8连本作为预备队要在刀尖上使用，因为此8连是最强劲的连队，作战顽强，在整个第15军中都很有名。 当时派出8连时，597.9高地表面阵地已经丢失，主峰阵地本是9连坚守的（包括8连的一个排，所以是加强连）。傍晚17时30分，8连开始出发，李保成规定各班之间间隔20米，分散开前进。 经过封锁线的时候，趁敌军炮火的间隙与照明弹即将熄灭的瞬间迅速跑步通过。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部队终于到达了阵地。但是到达后，作为向导的9连的通讯员却怎么也找不到1号坑道的入口了。 原因是，主峰地表地貌已经被炮火炸得面目全非。不得已，8连的这一百多人在阵地上摸来摸去寻找了很久。 通过敌人炮火的闪光照亮，李保成发现了一个凹陷的坑，他就势滚下去，没想到歪打正着正好就是1号坑道的入口。 李保成赶紧让随他一起的8班班长崔含弼（这个崔含弼后来是特等英雄）出去把连队带进来，崔含弼趁着夜色，在坑道口匍匐往返20余次，终于把138人的连队全部带进了坑道。 不过从出发到到达坑道的过程中，整个8连负伤3人，牺牲2人，这已经是最小的代价了。他们进入坑道后，和坚守在坑道里的9连剩余人员汇合。 他们所在的1号坑道，全长约80米，高1.5米，宽1.2米，最大容量250人左右，共有朝北的坑道口2个。 有介绍说是f型，有介绍说是“工”字型，据说一共有四个口，两个北侧的明口，两个南侧（对敌一侧）的暗口。 坑道比较结实，顶厚35米，抗震抗炸，防水淹，比较适合守卫。 10月19日一大早，连长李保成察看了地形，把全连分成6个突击组，每组22人，配备轻机枪2挺，冲锋枪16支。每人发大威力苏制手雷2颗、8颗手榴弹。 8连先消灭了1号坑道表面阵地上的敌人2个排，不过，很快敌人组织两个连的兵力开始反攻。 在攻击东面3号阵地的过程中，敌人的一个地堡给8连造成了重大的伤亡，8连两次组织爆破都没有成功，战士赖发均在机枪掩护下奉命去炸地堡。 赖发均，当年才19岁。他在1952年10月下半旬，收到任务说要跟随他所在的连队一起驻守597.9高地。当时赖发均在轮番进攻的过程中，早就已经身负重伤。 他在枪林弹雨中又继续依靠着手部的抓力，向地面的前方爬去。然而就在行进的过程中，他的左胸膛又一次被敌军的子弹和炮弹的碎片给伤害到了大动脉。 当时的场面极其悲壮，然而他却顾不得那么多。他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10个手指头插进了泥土里，凭借着这样微薄的力量缓慢的向前进着，直到敌人的碉堡下面他才停止了爬行。 赖发均拉开了手雷，他用自己作为手雷的驱动力轰炸了敌军的碉堡。但是他也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和其他战友不同的是，这19岁的少年战士连一个全尸都没有保住。后来我军给他立的，只是一个衣冠冢。 战后，赖发均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在进攻597.9高地上的9号阵地时，美军在一处巨石下修建了一个地堡。 这个地堡的位置，就在8连主坑道口斜上方40-50米的位置，19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抓起一个爆破筒就冲上去，副排长王练才组织机枪和冲锋枪掩护。 龙世昌也经历了和赖发均同样的遭遇。眼看龙世昌就要接近火力点了，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把他的左腿齐膝盖炸断，左腿和右手臂被破烂的碎片给袭击到了大动脉。 龙世昌拖着伤腿往上爬。 没有卫生队员及时找到他，也没有人去给他包扎。 在伤口血流不止的情况下，龙世昌只是想着要拿起自己仅有的武器装备，给敌军一个重创。但是那时候他身边已经没有其他的枪支弹药了。 龙世昌看了看周边的情况，就只找到了几个爆破筒。然后就把爆破筒捡了起来，塞到了敌军攻击我军的那个洞口里面去了。 敌军一边拼命把爆破筒往外面推，他就一边使劲把爆破筒往敌军的洞口里面塞。其实，爆破筒在被龙世昌塞进敌军碉堡暗格洞口的时候，早就已经冒起了烟。 终于，龙世昌就想了一个不要命的办法，他用身体堵住了那个洞口，不能让敌军再把爆破弹给推出来。 就这样，轰的一声。 爆破弹终于在敌军的人群中被引爆了，而这位少年战士，也成为了烈士。战后，龙世昌也被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这两位少年英雄，他们所在的连队就刚好是驻守在上甘岭597.9高地上的那两个连队。 敌人的碉堡连着交通壕，碉堡中的两挺机枪提供交叉火力，完全封锁了碉堡正面100多米的开阔地。为端掉碉堡，第45师135团2营6连通讯员黄继光，主动申请率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三人战斗小组上去。他们都身穿单衣，背着带有刺刀的步枪，左手拿苏式大手雷，用右手及右臂支撑匍匐前进。 距离敌人碉堡大约四五十米时，黄继光的两名战友先后中弹倒下，继续往前冲的黄继光也在距碉堡二十余米的地方中弹倒地。随后，他打开了手雷盖，把弦一拉，猛地站起来迎着敌人的机枪子弹冲向碉堡。 黄继光扑到碉堡前，把手雷塞进了敌人射击孔，并用胸膛堵住了两挺不停扫射的机枪！手雷炸响后，黄继光却献出了他21岁的宝贵生命！我军一个冲锋，夺回了高地阵地。 战友们后来发现，黄继光的胸膛已经被火药烧黑了，布满了像蜂窝一样的弹洞，扑身的地堡前没有血迹，他的血在冲锋的路上就流光了，他是拖着几乎流光了鲜血的身体一跃而起的。 战后，黄继光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时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烈士遗体安息于沈阳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陵园。 有个冷知识值得一提，电影《上甘岭》之所以如此写实，除了本身创作年代距离那场战争近外，很大程度上还要源于一个人，即本片的顾问，135团4连指导员赵毛臣。 1952年10月19日，赵毛臣所在的四连进入上甘岭坑道，在随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四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后来在连长、副连长、副指导员相继负伤后，赵毛臣带着剩余的战士仍然坚守坑道，并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特别是在后来地表阵地全部失守后，赵毛臣率部退守坑道，在克服了缺水、敌人轰炸等不利因素下，还组织战士出击敌军11次，炸毁敌火力点7个，掩蔽部1个，毙伤敌70多人。 1952年12月，志愿军总部为赵毛臣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模范政治指导员和二级战斗英雄称号，1953年10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赵毛臣二级国旗勋章。 有意思的是，赵毛臣后来被聘为电影《上甘岭》的顾问后，一度不愿意去，还是秦基伟出面亲自劝说他才答应，从长春下车后，因为不认识路，赵毛臣雇了一辆三轮车拉他去，但坐在车上的他十分不适，后来他回忆说： “这是我第一次坐三轮车，轻飘飘坐在车上，三轮车夫使劲的蹬车，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我成了资产阶级的官老爷。” 经过20个小时的激战，在10月20日拂晓，135团2营6连，和134团3营8连，最终在597.9高地主峰汇合，再次拿下了597.9高地的表面阵地。 10月20日7:00，美军出动30架次b—26轰炸机对上甘岭进行地毯式轰炸，300余门重炮同时实施轰击，40多辆坦克由于受地形限制无法实施集团突击，干脆抵近高地作为固定火力点，直接支援步兵进攻。 由于连日的血战，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内部厌战情绪严重，范弗利特下令宪兵队组成督战队，划了一条线，凡是未接到命令后退过线的，一概射杀。 战争打到这个份上，已经进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阶段了。 美军的炮火准备结束后，整个上甘岭已经笼罩在硝烟之中。双方已经无法通过目视进行敌我识别，只好使用迫击炮发射信号炮弹来确认友军位置。 10月20日17:00，几乎所有阵地上的志愿军都是弹尽粮绝，除597.9高地的4个阵地外，其他阵地被迫放弃表面，退入坑道。 当天晚上，15军军部参谋长到45师师部了解情况，当得知全师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营了，部分团还能动弹的也只有300余人时，当即大怒，质问师长崔建功为何不上报。 而此时敌人的进攻还在继续，后续部队却迟迟未到，崔建功只好组织机关和勤杂人员上了战场。知道这一情况后，秦基伟立即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决定从军部的直属部队和机关中抽调人员补充45师。 同时电令崔建功：“（表面阵地）打不下来就不要回来见我！” “现在整个朝鲜战场就是上甘岭在打，这是15军的光荣！15军已经打出了很硬的作风，咬着牙再挺一挺，敌人比不了这个硬劲……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往往也是敌人更困难的时候，这就要与敌人较量胆魄意志。 上甘岭战斗要坚决打下去！我们就是要和美国人比比这个狠劲凶劲！为了全局的胜利，要娃娃婆娘一起上，我也要抬着棺材上，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在过去的7天中，45师投入两高地战斗的兵力达到了21个连（全师一共27个连），各连的伤亡都超过了半数，个别连队只剩下几个人，这种情况下发起反击根本是无稽之谈。接到命令的45师只好转入坑道，继续坚持抵抗。 激战至21日，8连伤员达55人，仅剩15人完好，加上9连剩余的10多人，共计80多人（包括55个伤员），因敌我力量悬殊无法坚守表面阵地，再一次退往1号坑道坚守。 当晚，134团派3营参谋长武振友率领一个96人的不完整连，再一次隐蔽摸进1号坑道增援8连。 这96人由15军的军警卫连79人和134团7连17人组成，但有史料称在过封锁线时有大量伤亡，真正进入坑道的人只有24人，阵亡的人中有秦基伟太行山时期开始就一直跟着他的贴身警卫员王虏（当时任警卫连连指导员）。 据说这是秦基伟第一次把军级警卫连派到前线作战，而损失之大，令他很长时间都悲痛不已。 虽然原建制不同，但是这些人再一次被整编为8连，归李保成统一指挥，这相当于重建了8连。随后，敌人开始用炮火轰炸坑道，先炸坑道口，企图炸塌坑道后把志愿军全部活埋在里面，李保成就带领大家抢修坑道口。 随后，敌人又把地堡修到坑道口附近企图用火力封锁坑道，李保成就带领战士利用炮火间隙出击炸毁了敌人地堡。 自10月21日起，占领表面阵地的美军，也开始清理坑道。 597.9高地共有三条大坑道，八条小坑道和三十多个简易防炮洞。当时三条大坑道和五条小坑道都在我军控制下，顶部是厚达35米的石灰岩，坑道的两个洞口都向北朝着五圣山方向。 美军缺乏对付坑道的经验，起初他们使用爆破洞口的方式，试图堵住坑道，但是随即发现爆炸产生的碎石虽然能够堵塞洞口，但是很容易清理，不能够完全堵住。 随即美军又开始使用火焰喷射器，试图利用燃烧消耗的氧气使洞内缺氧。但是洞内通风系统完好，美军的计划再次落空。随即美军开始派人进洞，可是在洞内处处被志愿军打黑枪，没人再敢进去。 就这样又折腾了两天，美军一筹莫展。 第36章 悲壮惨烈上甘岭(2) 坑道保卫战 五圣山对于中朝军队的整个战线来说至关重要，一旦这里失守，整个战线都会受到冲击。 上甘岭位于五圣山南麓，是两个小山头，海拔高度不到五圣山主峰的一半。守住这里，能保住3.7平方公里的土地，能为五圣山防线提供一个前出阵地，如此而已。 而即使丢了这里，其后方还要五圣山主峰至高突岘这道高大屏障，别说2个师，就是两个军的美军也拿不下。而美军之所以要攻击这里，就是感觉这里的位置不那么重要，且位置突出，比较好打，中国军队应该不会死守。 志愿军方面由于范弗里特战前放出的多枚烟雾弹，15军的前期防御重心，并没有放在上甘岭上，主力44师以及炮兵部队，被布置在了五圣山下方的西方山区域，军长秦基伟认为五圣山地形陡峭不利于联合国军机械化部队行动。 因此用于防守上甘岭两处高地的仅有45师两个连的兵力，其中597.9高地共分12个阵地，由45师135团9连和8连1个排守卫。537.7高地共有9个阵地由135团1营1连驻守。 早在10月22日，也就是美军攻占表面阵地那会儿，15军的上司第三兵团司令王近山就告诉秦基伟，守不住可以退回五圣山，但是秦基伟的牛脾气上来，就是不退。 美军这边也急了，各大新闻纷纷聚焦此事。 美军一个师、韩军两个师，再加上十多个炮兵营以及数百架飞机的空中火力，合力进攻两个小山头却久攻不下，甚至连国会议员们也开始拿这场战争议论纷纷。 美军格外上心，我方高层自然也密切关注，中央军委已指示志司，随时准备将“战斗”升级为“战役”规模。 因此，上甘岭的这两个山头早已超越了土地或战线的争夺，成为了关乎尊严的象征。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强者自居的心态大同小异，士兵可以牺牲，弹药可以耗尽，但国家和军队的尊严绝不容有失。 上甘岭战役能够坚持到最后胜利，坑道的作用功不可没。 提到坑道，就不得不提时任15军参谋长的张蕴钰将军。 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韩联军的进攻选择会是西方山，而不是易守难攻的上甘岭，只有张蕴钰敏锐察觉到了危险信息，他始终认为上甘岭地区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 因此在大多数人的反对声中，张蕴钰力排众议，坚持要在上甘岭地区建立一套完整的坑道工事，用于防备美军潜在的进攻风险，其中每个坑道位于阵地的反斜面位置垂直于山体，内部纵深可达数十米。 正是这一珍贵提议，为志愿军保存了更多的有生力量，也为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早在战役爆发的前几个月，驻守五圣山地区的15军，就已展开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坑道挖掘工程，并摸索出了“打斜眼、少装药、紧填塞、放群炮、快排烟”等先进施工方法，改变了原先壕沟挖在山梁上的做法，挖山洞把兵藏在大山腹部。 驻扎在五圣山上甘岭的15军45师，还在上甘岭开了42个铁匠炉，利用收集到的废铁制品，造铁锤1000余把，钢钎2200余个，这种废物利用的本事，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通过拆除未爆炸的航弹和炮弹，提得炸药3700余公斤，靠着这些原始简陋的材料，挖出合计9000多米长的坑道300余条，坑道内建立粮库60多个，弹药库60多个，每条坑道都配备了许多暗火力点与观察哨。 在坑道外，还配置了明火力点、散兵坑、猫耳洞、马蹄形或弓字型掩体，彼此通过总计5000多米长、160余条的交通壕相连接，与坑道工事相互掩护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御网。 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共有大小坑道23条，其中，长50~100米的大坑道4条，10~30米的小坑道19条。大坑道是连的坑道，小坑道基本上是前沿班的坑道。在整个战役过程中，除1条小坑道被飞机投下的重磅炸弹炸毁、6条小坑道因不能利用而暂时放弃外，其他16条大小坑道始终控制在志愿军手里。 秦基伟曾在日记中写道：坑道战就是当敌人爬到我们的身体上时，我们却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钻进了敌人的心脏里打。 这些坑道的实际模样并不像后来电影里显现的那般宽敞，它们一般高不过1.5米，宽不过1.2米，里面空间相当狭窄局促，大部分地方连人员站立都很不便。美军战后报告称，志愿军在597.9高地有“四通八达的地下堡垒”，其一号大坑道长达2000米，可屯兵1个营以上，显然是夸大其词。 不过，坑道对于志愿军防御作战确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作人员掩蔽部，又可作指挥所、弹药所、救护所；它既是在敌方猛烈火力打击下保存有生力量的最好的屯兵场所，又是向敌方实施出击和反击的良好出发阵地。 志愿军转入阵地战后，坑道便成为整个阵地防御体系的骨干成分。坑道与地面工事相结合，大大增强了防御部队抗敌火力毁伤和兵力攻击的能力，使得建设一条“攻不破的防线”有了可能。 当然，坑道本身也有局限性。陈赓就说过，如果使用不得法，坑道便是坟墓。秦基伟也说过，如果不加强坑道外的作战，或者防守部队不是万不得已时才进入坑道，“就会增加坑道的消极因素”。 上甘岭的坑道战斗，提出两个重要的战术问题： 一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可退往坑道？ 尽管在敌方长时间、高强度的火力毁伤下，防守部队放弃表面阵地，退入坑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绝不能一打就退。但实战证明，只有在情况极端不利时，才可退守坑道，退守坑道的时机既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 二是坑道内部队怎样与坑道外部队协同作战？ 坑道内部队与坑道外部队的相互支援和配合至关重要。在敌方占据表面阵地的情况下，坑道内的坚守是不可能长时间、孤立地进行的。实战证明，坑道外部队必须以火力和兵力配合坑道内的坚守行动，不仅要指定专门火力掩护和控制坑道口，而且要向占领表面阵地的敌军不断实施反击，坚决阻止敌方破坏坑道的行动。 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向坑道添补后勤补给，给坑道部队以物资上的接济和精神上的鼓励，确保坑道斗争能够长时间的坚持下去，并确保其能在尔后的反击作战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当然，这两个战术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并得到解决的。 由于敌方毁伤火力太强，而上甘岭两高地的表面工事，不到一天就被完全摧毁，防守部队失去工事依托，不得不很快退进坑道。此后，尽管通过出击和反击多次恢复了表面阵地，但由于始终无法进行有工事依托的作战，表面阵地只能是一遍遍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无法巩固。 特别是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一开始，由于军和兵团后续梯队尚未调动到位，一线师、团伤亡又大，对表面阵地的反击力度逐次减弱，对坑道内部队支援不够，致使坑道战斗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上甘岭战役中，通过坑道作战，我志愿军在面对6万多敌人、3000架飞机、170多辆坦克、300余门105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地面工事被全面摧毁的情况下，有效保存了有生力量，及时给予了回击。 在1952年10月21日之后，美军针对我方的坑道战，改变了战术。 占据表面阵地的美军使用炸药炸、硫黄弹熏、喷火器烧等残酷手段破坏坑道，并以火力封锁、推土填埋和铁丝网拦阻等方式封闭坑道口，企图活活困死坑道内的志愿军人员。 坑道内生存和作战条件之恶劣，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 15军战后报告对坑道内的情况有这样一段描述： 日子长久了，等了一天又一天，大反击仍不来临，敌人仍旧趴在头顶上，坑道部队忍受着想象不到的各种困难和折磨，真是度日如年。 坑道被打短，容量减小，人挤得不能行动，伤员更痛苦，烈士像砌砖一样垒积起来，盖上大衣。炮火的震荡，使坑道点不着灯火硝烟、硫黄、血腥、尿屎和汗腻味使空气恶浊到不堪忍闻，常引起人员的窒息。在坑道外零下二十度的气候，而坑道内着单衣还难忍受。 坑道口升起的混浊空气像工厂的烟囱冒烟，人员必须蹲下以便空气的流通。因缺水，以尿解渴，饭也吃不进了。就在此情况下，坑道部队坚持着英勇的战斗，轻伤员继续作战，重伤员参加擦枪等勤务。 上级命令伤亡过大的连队撤出坑道，到后面整补，很多干部战士仍坚持不出坑道，他们说：“坑道就是我们的家，还到哪里去？”他们只知道胜利就忘却了死亡，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上甘岭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 他们堵在坑道的外部，用炮弹射击洞口，朝洞中放毒气和硫磺，甚至用巨石堵住了洞口，想要围困我军。 1952年10月23日夜间，我志愿军45师为了减轻坑道中的压力，决定组织一个连协同坑道内的另一个连（实际兵力仅相当于一个排）发起反击，试图重新夺回597.9高地的1号和3号阵地。 在135团5连的配合下，8连再一次对597.9高地东北山梁上的第2号和第8号阵地发起反攻。第5连攻击失利（据说5连是唯一一个上甘岭战役中没有获得荣誉称号的连队），在没有配合的情况下，8连反复争夺9次才占领了2号阵地，攻占8号阵地后，全连仅剩下5人。 10月23日晚，由于又无法固守表面阵地，李保成带着十几个伤员和5个战士继续退守1号坑道，597.9高地反击失利。 在坚守坑道的反复拉锯战中，8连每天消耗一个班的兵力，最多时补充到140人，最少时，至10月24日凌晨，连长李保成身边就只有5个战士。这是8连第二次被打光，副连长侯有昌右胸被敌机枪子弹击中，在坑道内4天水米未进，第5天牺牲。 第134团3营8连，一共被打光补充重建了3次，其中第4班重建了4次，班长更换了6次。8连成为了15军参战部队中重建次数最多的连队。 表面阵地的反击失败，进一步加重了坑道内守军的压力。 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军已经占领阵地多日，不仅对地形相当熟悉，而且还修建了工事，并利用了45师的一些防御设施和坑道，极大地增加了志愿军反击的难度。 10月23日，上甘岭的两个高地争夺战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中央军委向志司发出指示，指出该地的战斗已升级为战役规模，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上甘岭前线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自23日起，坑道部队每天平均损失一个班。为了弥补兵力，15军军长秦基伟不断从军部和师部抽调人员增援坑道，连队、排级甚至班级单位接连被派往前线，军、师两级机关几乎连勤杂人员都已耗尽。 秦基伟采用的这种添油战术，对前线兵力的增强效果十分有限。 而且，这些非建制部队抵达前线后，统一指挥问题、步炮协同问题、不同连队的协同问题都是十分棘手的，导致了很多不应有的伤亡。仗打到现在，美军在其他方向的进攻已经很弱了，完全可以抽调兵力补充两高地方向，但秦基伟并没有这么做。 10月24日晚，秦基伟派出他的警卫连96人，在由连长、指导员带领下前往597.9高地一号坑道。指导员王虏是秦基伟太行山时期的警卫员，跟随秦基伟长达五六年，多次在战场上冒死掩护过秦基伟。结果该连队在通过上甘岭山脚下的炮火封锁区时，遭受到巨大伤亡，只有24人到达一号坑道，牺牲的人中就包括王虏。 因此，对于这些非一线部队来说，在不熟悉战场地形，而且与其他部队欠缺配合的情况下参战，无异于去送死。 上甘岭两高地的坑道，虽然在战前也储存了一些给养和饮水，但没想到需要在坑道里坚持这么长时间，进入坑道的人员会这么多，结果，半个月的粮弹储备5天就耗尽，储存7天的饮水2天就用完，坚守坑道变得异常困难。 表面阵地和坚守坑道也是反复拉锯式进行的。 第15军和第3兵团领导注视着上甘岭两高地拉锯式的反复争夺，并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是“继续同敌人拼消耗呢？还是适可而止”？秦基伟担心，这样下去，指战员心理会发生变化，坑道外部队的进攻勇气受挫，坑道内人员的信心和决心也会受到影响。 当夜，他向兵团报告反击失利的情况。王近山回电话，提出打与收两个方案让他选择。 以敢打硬仗恶仗着称的王近山都感到踌躇，可见这一仗打到何等艰苦的程度。 不仅是志愿军，美军也很惨。 而美7师伤亡同样惨重，美军自己描述8个营（大约4000人）伤亡2000余人（相当于一半），但中方认为两处高地共消灭敌军8000余人（相当于包括了韩2师）。 10月25日，范弗利特飞抵美第9军军部，亲自指挥在上甘岭方向的战斗。此时主攻的美第7师在12天内投入全师9个步兵营中的8个，伤亡2000余人（美军自己统计，志愿军统计为自己伤亡4000，杀伤敌军8000，含韩军队）。 范弗利特分析战局后，认为这个地方的战斗模式非常像硫磺岛战役，双方逐个阵地、逐个坑道的去争夺，远程火力效果不佳，拼的是只能是有生力量的杀伤，不宜再将美军放在这里消耗了。所以，他下令美第7师撤下休整，主攻部队改为韩伪2师，同时调韩伪6师作为总预备队并负责主攻部队的右翼。 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美国人的命要更值钱，拼人命的仗就交给韩国人吧。 这一操作让韩军当场破了防，韩国在《朝鲜战争》一书中这样写道： “当时军团的这一措施，立刻激起舆论，给人一种只顾减少美军伤亡的印象，完全不顾前线的韩军死活”。 不清楚范弗里特是怎么想的，但美国的理由确实很有说服力。毕竟，我们美国原本就是为你们韩国而战，现在我们已经攻下了高地，让韩国人来防守，这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韩伪31团老老实实接手了美军阵地，而他们的防务空缺则由韩伪2师32团补上。这一变化很快被我军战士察觉。8连从1号坑道派出的两个战斗小组，连续炸毁了9号阵地的两个地堡，结果发现里面横七竖八地躺满了韩国士兵，瞬间明白美国人早已撤走！ 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在指挥所看到，对方黑压压一片一片的人头在炮火掩护冲了上来。突然之间，对方的第二梯队一片大乱，枪声突然在敌人的背后打响。 崔建功大喜，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过了一会又问：“是哪支部队穿插过去的？” 大家都说不知道，而且军长那里已经没有可用的部队了呀！ 又问这边的几个阵地，也回话说自己没有向敌人后方派去过穿插部队。 597.9高地上的观察哨看到，原来是南朝鲜军第二梯队集合后准备出发的时候，他们背后一座美军留下的碉堡里突然射出成串的子弹，直接把南朝鲜军的队形打得七零八落。 由于战场的白天是美军空中力量的天下，守在坑道里的志愿军往往选择在晚上阻止反击收复阵地。被志愿军的夜战打怕了的美军只好连夜在自己控制的几个高地上修起了一批碉堡。 怕死的美国人把碉堡修得非常坚固，他们用了高强度的特种混凝土，普通的迫击炮打上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坑，就算是105mm的榴弹炮也只能给它松松筋骨。 偏偏这座碉堡的位置又非常关键，它正好卡在南朝鲜军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无论是第一梯队的往后撤还是第二梯队的往前冲，都会被这座碉堡里打出的子弹血洗。 稍懂战术常识的人都知道，组织进攻第一梯队后面必须要有第二梯队，第一梯队突破，第二梯队巩固，如果打开突破口但后面的部队跟不上来，第一梯队守不住，进攻牺牲再多人也全是白费。 很快597.9高地上的观察哨就看到被美国人坑惨了的南朝鲜军撤下去之后调整部署，抽调了一个连的部队打算先拿下这个碉堡。 进攻之前南朝鲜军打了一阵排炮给自己壮胆，炸得碉堡四周硝烟滚滚，就在遮天蔽日的硝烟中，三个人影悄悄地从碉堡里跑了出来，潜伏在碉堡前面一条废弃的战壕里。 南朝鲜军逼近碉堡后见没有动静，以为碉堡里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胆子顿时大了起来，原来猫着腰的家伙都把腰直起来了。 这时，他们的身后突然伸出三支枪口一阵猛扫，碉堡里又接连不断地扔出一串手雷，南朝鲜军前后受敌，打得落花流水。 他们埋伏的站位非常刁钻，呈一个三角形，加上碉堡里的正面火力形成封闭的四边形，把南朝鲜军彻底关在火网里。 这是一次漂亮的小兵群战斗。 南朝鲜军不甘心失败，他们重新组织了一个连，从四个方向朝着碉堡围拢过来。 观察哨目睹了刚刚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后，在步话机里连声呼叫：“目标需要炮火支援，需要炮火支援！” 很快，我军的迫击炮开火了，由于此时能够用的迫击炮所剩不多，炮弹更是金贵，掩护碉堡的火力不强。 但对于坚守碉堡的志愿军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支持，在我方炮火的掩护下，碉堡里几支冲锋枪打得又准又狠，靠近的敌兵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纷纷倒下。从碉堡里寥寥几个志愿军战士展现出的战术素养和单兵素质来看，这并不是普通的志愿军。 25日这一天，南朝鲜军不得不始终派出1-2个连的兵力牵制碉堡里的火力来保障主力部队对537.7高地的进攻，但这样无疑使得正面进攻的力量大为削弱。 就这样敌人折腾了整整一天，毫无进展，而志愿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听了597.9高地观察哨的汇报后崔建功高兴地说：“不管是谁打的，都应该授予特等功！” 他立即决定晚上派出通信员试图和碉堡里的志愿军联系，但敌人封锁的火力很猛，通信员牺牲了好几个也没把消息送过去。 这个位于敌人后方，被几千个敌军团团包围的碉堡就成了孤军奋战。 接到南朝鲜军的报告之后，美国人才终于认识到：在南朝鲜军进入战线时，自己的人竟然没打招呼就撤了，这才让中国军队钻空子白占了一个碉堡。 这个碉堡必须彻底毁掉，不然只要南朝鲜军一集结，就等着给人当靶子。 26日，美军集中炮火和几架轰炸机，开始重点攻击这个碉堡，碉堡不断中弹起火，碎石飞溅，熊熊燃烧，但南朝鲜军却依然不能接近碉堡。而在炮火的缝隙中，可以看到一共有五个志愿军战士的身影在闪动，同百倍于他们的敌军在作战。 前方阵地的我军也在豁出全力支援这个碉堡，因为碉堡的位置是固定的，45师的炮兵只要把炮弹往碉堡四周砸就可以了。 在45师的内部通信中，这个碉堡被称为“无名阵地”。 就这样，以“无名阵地”为圆心就形成了一个“火圈”，南朝鲜军除了和碉堡里的志愿军死磕的同时，还要随时提防抽冷子打过来的迫击炮弹，进攻的效率低得可怜。 这天，这里的战斗，几乎比正面战线更加激烈。南朝鲜军穿着墨绿色军装的尸体从碉堡周围铺开，从空中看去犹如一朵巨大的、墨绿色的死亡之花。 10月27日、28日，围绕着碉堡的激烈枪炮声依然连续不断，美军把重磅炸弹换成了燃烧弹，想要用高温把碉堡里的人活活烤死。 这一招十分狠毒但也见效，因为碉堡的混凝土钢筋并不隔热，里面的幸存者不得不离开碉堡，和围上来的南朝鲜军打起了白刃战。 就这样，区区几名志愿军勇士据守碉堡和成千倍于己的敌人打了四天四夜，这是十分关键的四天，因为南朝鲜军对我军正面的攻击严重受阻，让45师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喘息的机会。 坑道作战是上甘岭的关键，而美韩军进行反坑道作战，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是最重要的。 武器，普通的步兵武器就够了，炸不掉坑道，炸毁或封住坑道口也可以。志愿军也有打韩国人的阵地，站不住脚被人从坑道反击打下去的记录。解决方案就是把预备队全撒到阵地上，将韩军整个堵在了老鼠洞里，才拿下来。 所以，五位烈士阻挡住了韩国人的第二梯队，使其不能顺利投入到坑道阵地，这个功劳很大。只有留住了坑道，才有上甘岭的第二阶段作战顺利进行。 10月28日，志愿军某团四连排长田丙辛带两个班的部队冲到了无名阵地。 就见碉堡的墙上用刺刀刻着五个大字：中国人在此！ 然后出现在田丙辛面前的，首先是堡垒外面的三位烈士遗体。 一位烈士的遗体保存较好，躺在鸭绒睡袋里面，应该是牺牲较早，被其他烈士安置在睡袋里面。第二位烈士躺在一堆焦土边上，身上的新棉衣已经被炮火撕得粉碎，子弹早已打穿了他的双手，而手里还有一颗手雷。第三位烈士的遗体在稍远的地方，周围敌尸重重叠叠，手指上是手榴弹线圈。 走到堡垒的门口，第四位烈士的遗体在堡垒门口，身上伤痕累累但没有致命伤，怀里抱着一根爆破筒。满怀希望的田排长看到了第五人跪在射击孔边上，怒目圆睁，手指还扣在机枪的扳机上。走近才发现，这位烈士也牺牲了。 环顾后发现，这是一个美军营级指挥所，没有敌人进来的迹象。也就是说，五位烈士牺牲后，联合国军并没有敢打进这个堡垒来看一下。堡垒周围，敌人还有二十多具尸体没运下去。堡垒里面的两位烈士都没有致命伤，堡垒里没有水，在美军燃烧弹的炙烤下，他们很可能是被渴死的。 有一位烈士留下的笔记上有这么一段：“吃的是美国饼干，用的是美国枪，打的是美国子弹，消灭的是美国狼。” 无名阵地的五名烈士基本上是用美国人的装备打的这几天战斗。我们经常说要是志愿军有了美国人的装备，朝鲜战争会打成一个什么样子，那现在大家看到了，死伤在五名志愿军烈士面前的联合国军，何止于百倍。 根据情况分析，应该是五位烈士随增援部队到了阵地上，但是在猛烈炮火下，夜间地形地貌和白天差距太大，他们没能找到坑道，却一路深入了敌军阵地。正好赶上了美七师和韩二师换防，这个指挥所被放弃了，于是五位志愿军就潜入了这个堡垒。而且他们很沉得住气，一直到敌人第二梯队集结完毕，才一通猛揍，在联合国军的嗓子眼深深地扎了一根刺。 由于战场上不能接回自己的战士，确认烈士的身份就成了大问题。从发现的遗物看，五位烈士不止一位识文断字，可是他们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 仅在一位烈士身上的布片上，发现了“山西省”三个字，推测是来自十五军前身——当年九纵的老战士。由于上甘岭上的部队编制多、变动大、伤亡重，这五位烈士的身份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 我们说完五位无名英雄，在把目光转移到正面战场。 韩军队的换防，竟意外打破了上甘岭坑道战场的僵持局面。本认为韩军比美军战斗力弱，但是韩军东方式的思维，却把韩国人阴损毒辣坏的一面全部表现了出来。 韩伪2师在接防当天，成功将志愿军深达60多米的2号坑道炸断了半截，两人被压死、六人受伤。与此同时，1号坑道的两个出口也被他们炸塌，碎石淤塞得只剩下一个碗口大的小孔能够透气。 对于向下倾斜的坑道，他们使用迫击炮进行吊射，但发射的不是普通炮弹，而是毒气弹和硫磺弹。面对无法炮击的洞口，他们先用巨石作为基底，再堆上碎石和泥土，将洞口严密封堵。对于周围没有巨石的洞口，他们用铁丝网缠绕成网进行封堵。为了彻底切断敌人的生路，他们在地面搜寻坑道的通气管，沿着通气管凿孔并装药爆破。 仅仅一天时间，志愿军的坑道便被炸毁了近30米，四个入口彻底被堵塞和摧毁，造成坑道内4连和8连50余人伤亡。 无奈之下，第45师炮兵指挥所将四门野炮推上菊亭和菊亭砚阵地，直接瞄准597.9高地的几个主要坑道口，专门轰击破坏坑道的韩军，以掩护坑道口安全。 韩军依旧无时无刻的对坑道进行破坏，用曲射炮轰炸坑道口，用毒气罐、硫黄弹往洞里熏，从坑道顶部凿眼装药爆破，滚来巨石堵住洞口。将铁丝网缠绕成团堵塞坑道等等。更严重的是，坑道部分塌陷，破坏了通讯系统，部分战士被堵在截断的坑道内，无法与后方联系，后方也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无粮无水，可谓绝地。 时间一长两处高地坑道部队的处境开始一天天恶化。越打越短的坑道里堆放着粪便、烈士遗体，空气中弥漫着硝烟血腥味、毒气，尸臭，温度也超过了40度，置身其中的志愿军战士就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成了奢侈。 更重要的是缺乏补给，饥与渴如同两把钝刀子来回的锯着战士们的咽喉，后勤部队拼着命送进坑道一袋饼干，却没有一个战士主动去吃，几乎停止分泌唾液的口腔在那一刻拒绝任何食物的吞咽。 不得已，主坑道的8连长李宝成带头喝起了“光荣茶”，也就是尿液。一个人的尿大伙轮着喝，到最后连光荣茶都成了稀缺资源，极度缺水的情况下根本尿不出来，即使尿出一点还得优先给伤员。 朝鲜本来就不是干旱地区，在表面阵地时，下雨、溪流都是水源，实在不行渴了抓把树叶子吃也有点水分。但是在坑道里，这些通通没有。而在运输途中，不管是用水壶还是用水桶，只要是一炸就毁。 从22日到28日，整整7个昼夜，坑道里没接到后方补给的任何物资，当然也包括水。 而坑道里最痛苦的就是那些转运不下高地而滞留在坑道里的伤病员们。赵连壁教授在《上甘岭战役战救治疗工作评价》中提到：“一个坑道有时囤积30至50名伤员，最多的挤到90名，坐卧在岩石上衣被不全，拥挤呻吟，空气污浊。 甚至蜡烛因缺氧而不能燃烧，再加之潮湿泥泞，血污汗臭，大小便狼藉，伤口流脓生蛆，伤重牺牲后尸体腐臭，垃圾败絮，混为一团，敌常向坑道口袭击，生活的紧张困难已达极点。” 有的伤员疼得实在受不了便忍不住哼几声，可刚出声，旁边就马上有伤员制止他，忍住点儿同志，我们躺这儿什么也不能干，可他们还要打仗，别影响他们的情绪。于是大家都死死地用床单堵住嘴有的伤员活活疼死，至死，嘴里咬住的床单还拽不下来。 537.7高地地形相对简单，反击成功率高，因此第45师每反击上去一次，便趁机抓紧轮换一批坚守坑道的部队，补充一次弹药、食品和药品清理一下坑道环境，所以坑道状况相对好一些，但是整体局势依旧严峻。 秦基伟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上甘岭坑道的艰苦卓绝，但他不能撤下部队，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这是志愿军从总部首长到第15军士兵的共识。 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钉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胜利赢得时间。 为此秦基伟向军后勤部和第45师下达一道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物资送进坑道，火线运输员一批批地出发又一批批地倒在了路上，整个战役期间第15军仅前沿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16人，占伤亡总人数的14.8%。 坑道中的战士，缺水少粮无药，最艰苦的时候喝尿为生，在忍饥挨饿一周后，运输连指导员宋德兴带领2名运输员，终于冲破敌人封锁线，犹如地狱中走一遭般将3袋萝卜和一些慰问品带进了1号坑道。 再后来，情急之下第45师党委向火线运输人员悬赏，凡送上去一篓苹果者，记二等功，战役中为坑道部队运送的物资中仅苹果就达4万公斤。 运往15军时炸没了一批，15军往前线运输时炸没了一批，运输车辆全部被炸毁后，15军不得不以单兵背着布袋往坑道里运输，最后分到每个坑道，通常只有一个。这就是教科书中《一个苹果》所讲述的故事。 原定于10月22日结束的秋季战术反击战被延长至11月底。 命令要求第15军的左右邻部队——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65军和第68军，在朝鲜中部宽约180公里的防线上，发起猛烈攻势，实施战役配合，全力支援上甘岭作战。, 为了全力保障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后勤部为第15军准备了11万发炮弹，按每门火炮发射300至500发的标准进行分配。后勤部立即组织马车和人力车，日夜不停地进行抢运，并将仅剩的两个汽车连全部投入到上甘岭的弹药和补给运输中，确保物资消耗随时得到补充总之，第15军需要什么，就尽全力供应什么！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从10月21日至29日，坑道部队夜间主动出击达158次，其中仅9次失利，其余均获成功，累计歼敌2000余人，大量消耗了敌军，并极大破坏了敌军阵地的稳固。 韩军也没闲着，在597.9高地表面阵地日夜不停抢修工事，共修筑了70多个永备火力点，部署了14门无后坐力炮和65挺重机枪，构成了完整的火力配系。在一般情况下最多容纳两个连的高地上部署了整整四个连，还在高地南侧的反斜面部署了两个连，作为浅纵深的反击力量。 24日凌晨4点，秦基伟向第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及志愿军总部汇报了45师的伤亡情况。只打了十天，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竟然就拼残了，放眼整个朝鲜战场也从未出现如此集中、惨重的伤亡。 25日，第15军在道德洞召开了作战会议，这次会议彻底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进程。 除军领导外，3个师的师长、政委都到会。会上，有人提出，敌人大打出手，势头正旺，是不是可以暂避其锋芒，作战略退却。 秦基伟坚定地表示： 目前整个朝鲜的仗都集中在上甘岭打，这是第15军的光荣。只要我们咬牙再挺一挺，敌人就比不了这个硬劲。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敌人也可能更困难，这个时候就要较量胆魄和意志。 3个师长都赞同军长的意见： 在上甘岭坚决打下去，跟美国人比这个狠劲凶劲，这是朝鲜战争全局的需要。 会议对前段作战中有关战术问题作了检讨： 反击部队出发地距离目标过远，在敌方猛烈炮火下，从500~1000米之外接敌冲锋，运动中被大量杀伤，占领阵地后又无二梯队源源投入和充分的弹药供给，实在难以熬过敌方昼夜不停的连续反扑，这是造成反击恢复阵地容易、击退敌军守住阵地困难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我们战术动作的规律也被敌掌握，反击时间总是十七时至二十二时，总是先经一次火力急袭，接着就是冲锋。如此，敌当我火力准备时便准备好拦阻火力，开始对我运动道路及坑道口实施拦阻，杀伤我二梯队，我火炮延伸，敌人也做好了反冲锋准备；敌兵力大时，我被迫转入坑道或反击失利”。 会议最后确定： “我之作战方针是坚决打下去，直至收复阵地”；战术上采取“打了一个再打一个，小打结合大打”，以不断的小型反击消耗敌人，先集中力量对597.9高地实施决定性反击；反击兵力，除第45师第133团、第135团外，作为预备队的第29师第86团、第87团各1个营也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军领导同时指示： “45、29师86、87团作一次切实研究，订出执行的具体步骤，一定把敌反击下去。” 26日，第45、第29师师长、政委——崔建功、聂济峰、张显扬、王新，聚集在德山岘第45师指挥所内，共同研究反击作战问题；配属第15军作战的第12军第31师政委刘瑄、副师长李长林也参加了会议。这几个师的指挥员在一起开动脑筋，制订出反击方案，然后联名上报。 27日，王近山和兵团副政委杜义德、参谋长王蕴瑞向第15军下达作战指示。 指示指明了当前作战对朝鲜战局的重大影响： 经13天战斗，给予敌人8000人以上的杀伤，敌人当前虽然还有力量继续打下去，但其二线仅有第40师可机动使用；如果能把美军第7师打残，迫使第40师接替防务，其二线机动部队就只剩下3个遭受过严重打击正在整补的师；如果同时也给韩军第2师以惨重打击，那就再也没有部队来接替它了。这样，就会使敌人逐步转入被动。因此，这一战斗对朝鲜战局意义很大。 指示对当前战场形势和战役发展最后结果作了分析： 经13天激战，第45师伤亡已达4800人，其中阵亡近三分之二，有17个连所剩兵员在25人以下，有的连已经无兵，本身无力继续下去；第44师用于防御，第29师除防御外只有2个营准备用于反击，军、师两级都没有预备队。 因此，兵团将刚从一线换下准备休整的第12军第31师2个团留下，以第92团作为第44师预备队，第91团准备继第45师之后，用于五圣山前沿阵地之反击争夺。 此战越打越艰苦困难，给敌人的杀伤也越大，最后结果，估计有两个可能： “一、经过再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将敌击退，阵地全部恢复，但还需要经过一段艰苦困难的斗争；二、敌将我一、九两连阵地占去，尔后，并可能攻我四五四点四及四四八两点，使我五圣山主阵地暴露，这样对我极为不利，尔后则困难更多。” 指示明确：“我们的决心坚决打下去，力争第一个前途。” 为此，提出了6点要求： 一是树立长期打下去的思想，绝不能操之过急，准备与敌反复争夺。“有机会则大反击，无机会则小反击，以小反击创造大反击的条件”，部队轮番使用，边补边打，第91团用上后，第45师加速整补准备继续作战。 二是“反击中的突击部队兵力不宜过大，地面不宜放人过多，冲锋距离缩短，动作迅速，求得以小的伤亡达到大量杀伤敌人”。 三是发扬“小兵群战术动作”，夜晚多组织班排小反击，扰乱和疲劳敌人，不让其做工事。在组织营连的大反击时，“反击时间及出击道路、兵力大小等不要形成规律为敌掌握”。 四是组织调整好参战火炮。 五是研究坑道作战的战术，尽可能加强坑道内有生力量，利用坑道本身力量适时向敌反击。“在敌炮击时，我在坑道内做好准备，炮火停止敌步兵冲锋时，我以少数步兵小组至班兵力即跳出，以冲锋枪、手榴弹杀伤，敌被我击退后，我再退回坑道，准备打击敌之再攻，如此反复的歼灭敌人，打退敌人直到敌人不攻了，我再到地面上构筑工事，这样逐步达到我阵地全部恢复”。 六是其他方向主动以班排小部队积极活动，牵制敌人，以分散敌之炮火。 指示电最后强调： “我艰苦，敌亦艰苦；我困难，敌更困难。所以，我们必须以各种办法去克服困难，克服了困难就可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根据已定下的作战决心、方案和兵团、军的指示，上甘岭地区退守坑道部队坚持坑道作战，反击部队抓紧进行部署调整，准备实施决定性反击。 第37章 悲壮惨烈上甘岭(3) 地面反击战 10月21日至29日，是坚守坑道和准备反击阶段，敌投入11个营的兵力，我投入了21个连，双方在两个阵地上围绕坑道进行了破坏与反破坏、封锁与反封锁、围攻与反围攻的激烈斗争，我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歼敌4700余人。 我坑道部队夜间主动出击达158次，其中仅9次失利，其余均获成功，大量消耗了敌军，极大地破坏了敌军阵地的稳固。 与此同时，纵深部队为支援坑道部队，以45师133团对537.7北山组织过7次反击，给予南朝鲜军以有力打击，28日恢复阵地后，控制该高地主峰到30日下午才被敌夺回。 在597.9高地，我以2个班到9个排的兵力组织过5次反击，曾一度占领主峰。这些反击，使坑道部队得到了物资和人员的补充，增强了力量，为大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月30日，我军在上甘岭地区发起大规模决定性大反攻，134团3营8连在炮火准备后冲出坑道，攻击东北山梁上的1、3号阵地。第8班班长崔含弼所在的第3排，担任左翼突击任务。 不久排长和副排长先后伤亡，崔含弼挺身而出主动指挥。他带领战士炸毁敌人两个火力点，掩护一名战士炸毁一个地堡，并带领伤员打退了敌人1个班到2个排的4次反扑。 战后，崔含弼荣立特等功。 最终，8连把从上阵地之前带来的一面上面写有“英勇前进，将红旗插到解放的阵地上”字样的红旗插到了主峰阵地上。 中午12时，15军动用133门大口径火炮和30门120毫米重迫击炮，猛烈轰击597.9高地上的韩军阵地，展开了强大的炮火准备。 在凛冽的寒风中，榴弹炮手们仅穿着背心，在炮位间来回奔跑，搬运并装填炮弹。炮九团的一名91毫米榴弹炮的二炮手连续拽断了三根拉火绳，最后干脆换上铁丝进行发射。 看到炮管因持续射击而被烧得通红，战士们干脆脱下汗湿的背心，裹上尿液为炮管降温。没有命令，炮火绝不能停！ 漫天的炮火一发接一发，精准地砸向韩军阵地。坑道里的战士们早已泪流满面，尽管爆炸的冲击波让他们摇摇晃晃，难以坐稳，但每个人都激动地高声喊叫着。 “不要紧，震吧震吧，这是我们自己的炮火。” 这次炮击是这场惨烈战役中少有的几次战术较量之一，炮是这么打的。 先是集中火力轰了4个小时，将之前韩军队辛苦修建的表面阵地工事轰了个粉碎，然后停下。韩军以为志愿军要攻击了，于是从地下工事中走出，修工事的修工事，扛弹药的扛弹药。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志愿军冲锋。因为夜幕降临，害怕志愿军在阵地前沿潜伏前进，所以他们都神经高度紧张，在各种阵地、暗堡里守着。 上次炮击过去1个半小时后，又是一轮炮击，于是阵地里的韩军就苦了，他们开始悄悄地继续向地下工事转移，途中自然免不了被炸死一批。可是更苦的是前沿暗堡里的韩军，他们要回去，只能走地面，可是外面天塌地陷的，出去就是找死啊，只能藏在暗堡里，祈祷炮弹不要落在他们头上。 十几分钟的炮击过后，突然又停了下来。韩军以为这次总算结束了，中国军队要发起进攻了。然而，他们等了很久，既没听到冲锋号，也没有再次炮击的动静。 就在这时，有人猛地一拍大腿，惊呼不好：中国军队可能已经开始潜伏接近阵地了，赶紧出去准备作战。于是，他们纷纷从地下工事里钻出来，重新进入阵地，保持高度戒备。 就在此刻，炮火再次轰鸣……如此反复交替，整整持续了四个小时。 韩伪2师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呼叫联军请求炮火支援，而志愿军正是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秦基伟十分清楚，“喀秋莎”火箭炮具有口径大、弹幕密集、发射速度快、杀伤力强、机动性好的特点，最适合对大面积集群目标进行打击。 不过，15军只有24门“喀秋莎”，在美军强大的弹药储备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秦基伟下令“喀秋莎”隐蔽参战，停车便打，打完就撤，“喀秋莎”先后发射10次，毫发未损。 在联军炮兵阵地暴露后，22时15分，火箭炮团再次展现出强大威力。22门喀秋莎火箭炮在短短8秒内，向敌人纵深十余里的炮兵阵地及二梯队集结地，发射了352枚132毫米口径的火箭弹，形成大面积轰炸。 这么几次真假延伸射击，高地守军的伤亡已经过半。美军、韩军队在上甘岭伤亡的70%是被志愿军炮火杀伤，这就是炮兵在战役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是我志愿军野战军史上最大规模炮战，同时也为上甘岭战役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22时25分，45师8个步兵连和29师的2个步兵连，迅猛地向山上杀去，坚守坑道的45师3个连也冲出来参加了反击，反击部队分批次的向上冲，前面倒下后面跟上一个连队打光了再上去一个连队，与韩军逐个阵地的肉搏厮杀渐渐冲上主峰。韩军也拼命反击，双方面对面地打成了你死我活的近战。 血战至凌晨2点，除一部分韩军据守在东北山腿3个阵地继续抵抗外，反击部队已经夺下了597.9高地主峰和大部分表面阵地，歼灭韩军4个连，胜利结束了反击战斗。这次反击15军共动用11个连，发起11波攻击，至10月31日凌晨，597.9高地主峰及几个要点阵地均已掌握在15军手中，敌守备之韩伪31团4个连，整建制覆没。 “597.9高地”的丢失，令范佛里特大发雷霆，马上命韩伪2师发起反击。 10月31日，在范弗利特的严令下，韩伪32团与编入美军的埃塞俄比亚营发动反击，试图夺回夜间失去的阵地。 我军步兵也在这一刻第一次品尝了到炮战的甜头： 面对一个营敌人的进攻，用18门迫击炮砸上10分钟就把他们打垮，一个团敌人集结时，只需火箭炮营的一个齐射，5秒之内就能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战斗持续了9个半小时，我军第一次白天守住了阵地，韩伪2师31团伤亡惨重，埃塞俄比亚营也伤亡达600余人。 15军防守部队创下了上甘岭战役中日均最高弹药消耗量：投掷出近3万枚手榴弹和手雷，260根爆破筒，发射30多万发子弹，2万1千多发炮弹。但是伤亡仍然十分惨重，部分连队只剩下个位数的战士，这还是已经补充了大量新兵的情况下。 韩伪9师第30团，接替韩2师31团加入战场，反攻597.9高地，但依旧被我军击退。 当晚15军29师2个连乘胜发起攻击，将最后3个阵地上负隅顽抗的残余韩军歼灭，夺回了597.9高地的全部表面阵地。此时45师的部队打到了极限，只能控制5个阵地。为了补充有生力量，当天，王近山调12军31师归15军指挥。 从1952年11月1日起，12军的部队开始参战，因为15军的部队伤亡惨重，已无力坚守阵地。134团3营8连下阵地时，连长李保成拽过一截树干，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弹头和弹片。小通讯员抓了一把土，里面有32颗弹屑，回到驻地，王土根数了数战旗上的弹孔，竟有381个大小不一的弹孔。 8连，被志愿军总部记集体特等功，被誉为“上甘岭特功8连”。 8连创建于鄂豫皖苏区黄安县，前身是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是以黄麻起义的农民赤卫队为骨干建立起来的。 抗战时期是八路军129师警卫营第3连，负责刘邓首长的安全。连队先后参加过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等大小战斗150多次，1952年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对8连评价很高。 说8连有史以来都是百分之百完成任务，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也从未丢失过阵地，是一支打不烂拉不垮的连队！ 我们再说回到第12军，这是赫赫有名的二野劲旅，具有顽强的战斗作风，超强的战斗力和卓越的战功，当时位于上甘岭以东的金城地区担负防御作战任务。 上甘岭战斗打响后，12军一直密切关注战局发展，这次奉命参加反击作战，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一定要打出主力军的风采。12军军长曾绍山，政委李震，负责带队支援15军的是副军长李德生，抽调的31师是一支老部队，12军主力师，下属之91团和93团为红军团，作风硬朗，有很强的突击力。 第12军下属的31师91团接防597.9高地。 没错，这就是第五次战役中突入敌后150公里、被截断归路、大胆向敌后穿插、安然返回、半道还顺手抓了百余名南朝鲜俘虏的那个91团，那会儿的团长是李长林。 此战过后，原31师师长赵兰田因功升至60军副政委，原91团团长李长林因功升至31师副师长代理师长指挥，而接替他91团团长职位的是李长生。 事实证明，优秀的团队总会培养优秀的人才，李长生也不是一般的团长。 他接任91团团长后，正好赶上持续近一年的地面冷战期。虽然无仗可打，李长生也没闲着，针对当时山地阵地防御战，他组织全团演练“小兵群”战法，即以排、班为单位防守山地阵地，对手榴弹落点、班组火力配合都进行了充分练习。任何实事求是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上甘岭战斗的特点与他们日常的演练内容完全契合。 11月2日一天的激战中，联合国军共发动了40次攻击却一个阵地也没有夺取，反而被91团歼敌1500余人。 李长生抵达597.9高地后，发现这里的地形极为狭窄，最多只能展开两个连的兵力。然而，防守该地的志愿军却集结了11个连，这种局面对敌军的重炮和空中轰炸而言是极佳的攻击目标。 于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车轮战的策略，即依次将一个连投入战斗，无论伤亡情况如何，每个连只能战斗一天，随后撤入坑道内休整。连长留下来，作为下一个连的军事顾问，介绍高地上的敌情、地形和战术。 如此循环，每支部队都能以逸待劳，战斗一天后休息数天，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也因此大大提升。依靠这种战术，他成功坚守了阵地整整25天，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部队能在表面阵地上坚持超过5天。 由此可见，打仗不仅需要勇气和毅力，还要讲究策略和技巧。 当天在防守1号阵地时，阵地上只剩下91团8连战士朱有光和王万成两人。 当他们正在修整工事时，敌军再次蜂拥而至。此时，受伤的朱有光突然跃起，冲进敌群，拉响了爆破筒。硝烟尚未散尽，敌军残余部队又缓步逼近，王万成毫不犹豫地抓起另一根爆破筒，冲向敌人。两次爆炸后，硝烟散去，阵地上只留下一地敌人的尸体。 这一情景对上一代人来说应该十分熟悉，因为电影中曾经展现过。没错，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主人公王成的故事，部分灵感正是来源于王万成和朱有光的事迹。 11月3日，美韩军队出动了一个营至一个团的兵力，对597.9高地发起攻击。 11月4日凌晨李长生指挥209炮团24门火箭炮实行突射，猛烈打击了联军每天进攻前的集结地域，第十五军前沿窃听所随即监听到敌人在无线电里的呼叫，报告遭我炮火急袭，伤亡惨重要重新调集兵力，组织进攻。但当天的进攻一直推迟到中午12点，并且攻击力度明显减弱。 当日，第12军第31师91团，正式接管了第15军45师在597.9高地的全部防务。 李长生经过4天的轮战防守后，发现韩军的攻击规律性很强，总是在早上8点发起，天黑后便停止。这表明他们的编制是固定的。既然如此，那么他们的宿营地和集结地也应该是固定的。如果能够找到这些地点，在他们集结时用喀秋莎进行一轮齐射，那可就是妙不可言了。 于是，他连夜派出侦察分队前去搜寻，最终在597.9高地南侧的一片树林中，发现了这个集结地点。李长生迅速将韩军的攻击规律及营地位置报告给了军部。 11月5日凌晨4点，志愿军 3兵团和15军为争取战役的全胜，决心乘胜反击537.7北山。 火箭炮团的24门火箭炮根据侦察兵提供的坐标同时发射。韩军攻击部队遭受重创，伤亡惨重，被迫重新集结兵力。当天的进攻直到中午12:00才开始，至下午15:00便告结束，攻击强度显着减弱。 3兵团鉴于12军参战，上甘岭的战斗已发展成战役规模，遂调整部署，确定由12军31师接替15军45师执行上甘岭地区作战任务，45师移驻兵马洞休整（师炮兵不动）； 31师91团、93团负责防守597.9高地，92团全力反击537.7北山之敌； 29师主力防守五圣山、中贤山阵地，一部兵力协同31师作战； 12军34师100团、106团调文岩里、洗浦里地区，为预备队； 把支援上甘岭作战的火炮增至300余门。 在上甘岭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志愿军用炮火织就了一张密集的天罗地网。一次美军的f-51战机在俯冲扫射时被击落，榴弹炮击落飞机这一场景堪称战争史上的罕见奇观。从那以后，美军飞行员再也不敢在超低空进行飞行了。 91团守卫部队充分发挥迫击炮的威力，精准打击进攻的敌军，连续击溃敌人的多次大规模攻势。 在坚守该高地3号阵地的战斗中，91团5连新战士胡修道，在阵地上战友全部伤亡的情况下，借助迫击炮的火力支援，凭借手雷、爆破筒和冲锋枪，从拂晓一直打到黄昏，独自击退了敌军41次冲锋，单枪匹马歼灭敌人280余人，创造了孤胆作战的光辉典范。 战后，他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并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8连副班长蔡兴海率1个班抗击敌人一天，守住了阵地，歼敌400余人，而自己无一伤亡，发挥了“小群战术”打击敌人的威力。 到下午15时，由于伤亡惨重，联军被迫停止进攻。当晚，第12军31师93团1营赶赴597.9高地，与91团共同防守，92团则接替了15军45师在537.7高地北山的防务。 至此，英雄的15军45师光荣撤出了上甘岭战斗。 为了确保第12军部队的作战，炮兵、通讯、观察及后勤部门依旧原地待命。坚守在597.9高地和537.7北山的坑道部队则全部撤离五圣山地区。 在这场历时23天的血战中，45师牺牲了2849人，负伤2832人，战斗人员几乎全数损耗殆尽。此时，597.9高地的战斗已接近尾声，而12军的参战给韩军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韩国军方忧心忡忡地评论道，中共第12军作为精锐部队，具有攻防全面作战能力。 迫于无奈，11月6日，第八集团军新闻发言人向外界宣布，联合国军在三角山的作战计划已宣告失败。 李长生的一系列举措，是597.9高地战局的转折点。这里就不主观分析了，因为敌人的记录是最有说服力的。据美国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记叙的： 10月30日，中国军队以3个营的兵力把598高地（597.9高地制高点）从韩军的手里夺了过去；11月3日，中国军队经过一场激战后又占领了珍妮·罗素山（597.9高地的另一支支脉）。 此后，中国军队对韩军穷追猛打，韩军死伤人数剧增；11月5日，因为伤亡持续，范弗利特下令停止对“三角山”（整个597.9高地阵地的统称）的进攻；攻占狙击岭（537.7高地）的战斗持续到11月8日，这是韩军部队是“摊牌”以来第14次部分占领高地。 通过以上记叙可以发现，正是李长生的轮战政策和对有生力量的杀伤，使得美军放弃了对597.9高地的攻击企图，将进攻重心转向537.7高地。 1952年11月7日，中央军委电告第三兵团王近山： “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胜利而奋斗。” 当天，第三兵团重新调整了作战指挥系统，以12军副军长李德生为首组成五圣山指挥所，统一指挥上甘岭参战部队，以颜伏为首组成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所有参战炮兵。 这两个指挥所归15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 此时主要作战部队为15军29师、12军31师、34师和炮兵第7师，总兵力合计约4万人。 因为31师91团在597.9高地的良好表现，15军军长秦基伟计划用31师的92团，去反攻537.7高地的表面阵地。31师代理师长李长林向秦基伟反映，部队刚经过长途行军，没有弹药，不熟悉地形，三天的准备时间太短，反击恐怕难以奏效。 秦基伟拒绝了他的提议，他认为，537.7高地坑道的部队已经断粮断水十余天，情况异常危急，而且再拖延下去，韩军的阵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反击的困难会更大。 接到命令的李长林，不再讲条件，加紧进行反击准备。 虽然是硬着头皮，李长林还是他一贯的作风，打巧仗。他命令92团派出一个排在进攻前一天的深夜秘密潜伏到高地前方中心位置，在攻击时首先发起进攻吸引敌人火力，在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兵分两路，攻击537.7高地两翼。 因为潜伏者不仅要经过漫长的等待，第二天攻击时还要担负起肉盾的任务，所以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该师红军连1连1排。同时，李长林又命令在597.9高地的93团派出两个营参与攻击537.7高地。 11日16时，92团2个营在炮火支援下，向北山之敌实施反击。同时以87团一部佯攻注字洞南山，吸引敌之火力。我反击分队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勇猛顽强，与敌激战至当日17时50分，恢复了全部阵地。 12日起，南朝鲜军先后纠集了16个营的兵力，在空、炮火力支援下，竭尽全力疯狂反扑，妄图挽救其败局。同时，注字洞南山之敌，对我后方道路进行封锁射击，以配合其正面的反扑。我军为粉碎敌人企图，从14日起，将597.9高地上的93团抽出2个营投入北山战斗。 在此期间，92团、93团整整打了3天3夜，与美韩军队反复争夺，先后击退南朝鲜军132次冲击，毙伤敌2000余人，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攻占了全部9个阵地中的6个阵地，仍有2个表面阵地和1个537.7高地制高点未能攻克。 此时尚在敌手的阵地是7号和8号阵地，这两个阵地与美军占据的537.7高地主峰山势相接，距离只有50米，攻击难度极大。 攻击期间，李长林一直在前线指挥所，看到漫山遍野的尸体，身经百战的他都不能自已，他向12军副军长李德生汇报了情况，请求增援的同时要求停止攻击。 李德生接到电话后，立即将第12军34师106团火速运往前线，接替31师93团。为了保证该团能够完成任务，他还给106团加强了一个营。临走前他嘱咐该团团长武效贤，对这两个阵地不必部署部队，只用炮火控制就行。 战争惨烈到如此程度，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也动了恻隐之心。 11月18日，12军34师106团接替92团参加537.7北山战斗。5:00，106团接防还不到3个小时，韩军就开始发动进攻，企图夺回6号阵地。先是用美军的远程炮火进行了1个小时的火力准备，打出了2万发大口径榴弹。这种规模的火力使得6号阵地几乎完全被夷为平地，阵地上唯一一个坑道也被炸塌，20余名志愿军牺牲。 106团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奋战。该团边打边抢修坑道工事，改善作战和生活条件，并采取以少数兵力坚守，发扬火力控制阵地等灵活手段给敌大量杀伤，巩固了阵地。 在火力准备结束后，志愿军与韩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6号阵地坑道已经毁坏，此时志愿军也已无躲避之处，只能拼命向韩军那边靠近，争取双方能够接触上，然后进行白刃战，让美军远程炮火和空中掩护无法敌我识别，投鼠忌器。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打法，到11月19日夜，6号阵地丢失。 之前说过，李德生并没有要求攻下7、8号阵地，但是6号阵地是万万不能丢的。因为6号阵地是537.7高地西侧的突出部，地势高，是西侧防御的要点，如果失守，不仅西面阵地不保，东面的1、2、3号阵地也很难守住，并且还能威胁到后方纵深的448高地。 11月20日4:00，106团组织其所辖1连1排1班向6号阵地发起进攻，在夜幕掩护下，1班攻击时潜伏了很长距离，在5:00攻入阵地，与韩军队进行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过后，该班只剩下高守余1个人，他后面的表现，堪称战神级别。 天亮后，韩军队随即开始反攻，试图夺回阵地。 由于通讯设备被损坏，高守余无法同大部队联系，所以他只能1个人坚守阵地。高守余利用6号阵地的岩缝和弹坑带伤而战用手榴弹、手雷和爆破筒，独自击退了敌人的六次进攻，歼敌120人，坚持了8个小时。 下午时分，后续部队终于冲破韩军队层层阻拦，赶到了阵地上，总算守住了！ 战后，高守余被志愿军司令部授予“孤胆英雄”的称号。 合众社记者肯尼德站在537.7高地东侧沟底的阳地村前隔着不到200米距离，目睹了对面6号阵地上的这一战斗奇迹，随后大洋彼岸的报纸上便出现了一则显目的头条新闻： “杀人魔王高守余！” 此后，虽然双方互有攻击，但是规模较小。 1952年11月25日，106团将537.7高地的6个阵地移交给29师。 我军战史把25日作为上甘岭战役的结束之日，惊天动地的上甘岭战役落下帷幕。 上甘岭战役，由战斗发展成战役规模，敌我双方在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投入大量兵力、兵器，反复争夺达43天之久，其激烈程度是罕见的。特别是炮火密度，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任何战役。 此役，敌投入的兵力有美军第7师、南朝鲜军第2师、第9师及其他部队共11个步兵团（战役期间补充新兵9000余人），炮兵18个营，105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300余门，坦克17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达6万余人。 志愿军参战兵力有15军45师、29师、12军31师和34师1个团，炮兵第2师、第7师各一部，火箭炮兵第209团及其他部队共约12个多营133门火炮，总兵力4万余人。双方参战兵力合计10万余人。 战役中，敌军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我597.9高地和537.7北山3.7平方公里面积内一片焦土，山上的岩石被炸成粉末，虚尘达1米多深。 长久以来，上甘岭战役都被认定为是我军的胜利，很多人提起朝鲜战争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上甘岭”。这里我试着客观描述一下这场战争。 从战役目的来看，这场战争是我军的一次防御作战，美军的战役目标是拿下597.9高地和537.7高地，最后只是局部占领了1\/3个537.7高地，也就是之前讲过的7、8号阵地和537.7高地主峰，也就是整个山头的南边儿。 美军计划攻占土地面积3.7平方公里，实际攻占0.6平方公里，也算是部分完成了战役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是失去了部分阵地。 而从双方伤亡来看，我军共伤亡1.573万人。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同样是统计“伤亡”，但这次战役我军阵亡人数高的可怕。 虽然不同资料给出的数据有出入，但大致都在7000-8000人之间。 原因很简单，伤员在坑道里一呆就是十几天，没有酒精、没有绷带、没有医生，全靠自己硬挺着，很多伤员就这样牺牲了。还有阵地被反复易手，很多伤员根本没机会后撤，多数战死在了阵地上。 我方给出的联合国军、韩军的伤亡人数是人，联合国军自己认为的数字是1.5万人，其中联合国军9000人，韩军队6000人。 根据美军每日死亡统计，在战役期间美军阵亡2889人。可以肯定的是，韩军队不会小于这个数字，因为在中后期担任肉体消耗任务的都是他们。所以韩军队阵亡人数基本在4000-5000人之间。 跟志愿军类似，这次战役美韩军队的死亡\/负伤比，肯定要大于之前战役，因为双方不分日夜的反复争夺阵地，美韩军队的医疗保障根本无法跟进，他们跟志愿军差不多，也有大量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 综上，美韩军队伤亡人数在2万人左右是可信的。 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的‘凡尔登’，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537.7北山）和‘爸爸山’（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 从志愿军任务完成情况来看，丢了一部分阵地，跟对方的伤亡人数相差不大，从这个角度看，算是打平了。那究竟为什么，不管中美，都认为上甘岭是我们赢了呢？ 答案是：这一仗，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军威！ 看到这里，有人会认为仅为此很不值，其实不然。 现在很多影视片描写志愿军的形象都是惨烈、吃苦、抗揍等等，认识太片面了，说法太不负责任了。我们的军队是正规的、高素质、战争后期实现现代化的军队，战法用的也是西方近、现代战争中的大迂回、侧翼包抄、纵深防御、围歼有生力量。 跟当时的美军战法相比，我们一点也不落后，只是当时没有海军登陆舰罢了。而这些打法，在美军看起来就像是下棋博弈，是常规战役。虽然他们输了很多盘，但是也赢了不少，所以仍然不甘心，仍然要接着打。 但是上甘岭战役就很不同了，这不是下棋，而是真实的肉搏。这就像两个被关在八角笼里的人进行格斗，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结束的唯一途径就是有一方受不了了主动喊停。很明显，先喊停的，是美国人。 所以，我们确实赢了。 实践证明，我军以坑道工事保存力量同以野战工事打击敌人紧密结合，就能抵挡敌人空、炮优势，实现“寸土必争”、“持久坚守”的目的，直到最后胜利。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上甘岭战役，彻底粉碎“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证明了中朝军队阵地的日益巩固，极大地增强了我方坚守防御的信心，敌人凭借现有兵力和手段，已不能突破中朝军队的正面战线。 自此之后至整个朝鲜战争结束，联合国军再也没有主动向志愿军发起过营级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场的战线终于稳定在了38线附近。 成功的坑道防御，是志愿军此役胜利的基础。依托上甘岭地区的山地环境，我军在巩固表面阵地工事的同时，修筑坑道工事，打消耗战，最大程度地抵消美军“超级火力”的优势。上甘岭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完全转入坑道战的形式。 而强有力的后勤工作，有效地保障了坑道作战的可持续性。 战役期间，我方在炮兵、通信、侦察、工程、后勤等方面全力支援、保障上甘岭地区作战，特别是炮兵，发挥了重大作用，美军在上甘岭的伤亡，70%是被我炮火杀伤。 朝鲜人民对上甘岭作战的大力支援也是不容忽视，金化、淮阳两郡动员了8237人参加支前，保证了从前线救护所到师医院大部分伤员的转运。另外，志愿军活跃有效的政治工作，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上甘岭战役的我方主角是志愿军第15军，这支年轻的部队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处变不惊，反应迅速果断，在惊天大战中经受住了考验，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特别是45师，朝气蓬勃，不畏强敌，敢打敢拼，付出重大伤亡，立下殊勋，获得“联司”通令嘉奖。我们也看到，12军31师等部队投入战斗，对取得战役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5军44师、29师在当面美军第7师防御的西线不断进行反击，也有力地配合了上甘岭作战。 70多年前的这场空前惨烈的战役，早已成为不朽的丰碑，“上甘岭”成为英勇顽强精神的代名词，志愿军将士前仆后继、无比英勇的壮举依旧鲜活，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长久以来，国人一提起抗美援朝，必会想到上甘岭，一说起上甘岭，脱口而出的就是15军！以前15军在我军序列中表现并不出众，但经过此役，举世瞩目，威名天下扬。 也正是此战，让美国人重新认识了中国军人，见识了什么叫在血与火的淬炼下诞生的钢铁战士。 上甘岭战役中的第15军，立功受奖官兵多达名，其中特等功、一级英雄2名，二级英雄26名，特等功15名，一等功137名，二等功671名，三等功名，英雄集体200多个。 黄继光是幸运的，因为他被写入了教科书，万世流芳。但其实在这43天的战斗中，据不完全统计，舍身堵枪眼或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就有38位。值得一提的是孙占元烈士，他和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杨连弟被誉为抗美援朝“五大烈士”。 秦基伟感慨地说：“上甘岭战役是我一生中最残酷的战役。”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同名电影《上甘岭》，这是第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真实再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激烈残酷景象，热情讴歌了志愿军指战员坚守坑道，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与敌人奋力拼搏、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唱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 15军回国后，于1961年6月被中央军委挑中改建为我军唯一的一支空降兵军，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发展，已整建制列入全军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具备了随时能飞、到处可降、降之能打、打之能胜的全方位、全天候空降作战能力，成为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中一支令人生畏的快速突击力量。 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秦基伟再度踏上朝鲜的土地，这是他离开朝鲜多年后首次回到这个熟悉的国度。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热情接待了这位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国将军。 在交谈中，金日成问道：“秦将军，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吗？”听到这话，秦基伟默默沉思了一会儿，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的画面和记忆。片刻后，他答道：“我想去五圣山上的上甘岭”…… 第38章 激荡的国际局势 1952年底，朝鲜战争进入到了第三个冬天，横尸遍野的战争已经进行了2年半。尽管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据巨大优势，并且使用了细菌战、毒气战等非常规战术，却依然在正面战线上难以前进一步。 唯一的变化是美军更加被动了。用“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话说： “‘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毫无收获，只是不断地增加伤亡和丢失阵地。” 朝鲜战争仍处于相持阶段，而且停战谈判也因为美国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处于中断状态。这时，第七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在这届联大上，美国携英、法等21国提出一个提案，要求中朝方面接受战俘自愿遣返原则。 5天后，苏联也提出了一个提案，内容是首先实现停火，再讨论战俘问题。战俘问题应当单独剥离，成立一个由直接利益关联方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讨论，达成可行方案。 客观而言，苏联的提案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美国方面就是不松口。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印度提议，由四个中立国组成一个朝鲜战争战俘问题裁决委员会，对双方争议事项进行裁决。 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由委员会推出一个国家作为公断人，由公断人裁决。双方停火90天后，开始交换部分战俘，再30天后，仍然“归属争议”的战俘交给联合国收养。美国同意了印度提案，中朝方声明，同意苏联方案。 1952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以53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印度的提案。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朝双方没有联合国代表，未能参与此次投票。苏联则对印度的提案表示支持，投了赞成票。 苏联已经不止一次使用这种策略了。斯大林原本的打算是通过拖延战术，利用中国的兵力和苏联淘汰的武器在朝鲜战场上牵制美国。然而，当印度提案出现时，斯大林意识到这个提案比他的计划更为优越，因为双方在这个框架内根本无法达成协议，于是他果断决定支持该提案。 然而，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参战前的中国了，全世界都十分清楚这一点。 这个国家此时拥有300万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准一流的陆军部队，有当时世界上战斗力仅次于苏联的陆军部队，这个国家的拳头已经足够大了，大到没有这个国家点头，联合国的任何决议都是废纸一张。 在此时的朝鲜战场，双方对峙线西段，中国军队压了8个野战军，东段朝鲜人民军压了3个军团，而在战线后方的北方纵深地区，还有志愿军的10个野战军。以上合计95.8万人。 而在战线以南的联合国军阵地，美军压了4个满员陆军师，1个海军陆战师，南朝鲜压了4个陆军步兵师。在其后方纵深地区，联合国军、韩军还有人的武装力量。以上合计86.4万人。 同级别的编制，美军的人数要远大于志愿军，战时美军1个满员师可以达到2万人，而中国一个满员师通常在1.2万人左右。 还有一点，后期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十分低下，因为精锐在前期或死或被俘，后期补充了大量的南朝鲜战俘。美军战俘营里之所以会有高达15万北朝鲜战俘，除了仁川登陆之后俘虏的，还有很多是原韩军被俘后、再被编入北朝鲜军、再被美军俘虏的。 双方军队的规模都达到百万级，堪称典型的世界大战配置。然而，双方也都心知肚明，想要从对方手中拿下哪怕一平方公里的领土，已变得异常艰难。 虽然都很难，但是更难的是美国人。 美国绝大部分军用物资，都要从本土运输。在上甘岭战役期间，在军事开支方面一向大手大脚的美国国会，已经有人开始质疑范弗利特打空炮了。很多美国议员对于范弗利特使用超过美军规定数倍的弹药量和其取得的战果不成比例提出不满。 耗到这会儿，美国二战后巨大的经济优势已经被打得不那么明显了。具体表现就是在50年代，美海军大批量退役了二战期间建造的各型军舰。 而新中国虽然也不容易，相比美国还是要容易很多。其实我们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了，在中国东北与美国军队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至于朝鲜能否统一，虽然是既定目标之一，但绝对不是首要目标。能把美国人赶下海最好，赶不走现在的形势也不坏。 早在1952年3月28日，中国方面就致电苏联：“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根据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口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口。” 这个意思就是，万一美国扔了原子弹，你们苏联不能坐视不管，要留你们20万人驻扎在这边。而斯大林同志在经过朝鲜战争之后，明显态度变化了很多，回电：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口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底撤出旅顺口。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 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和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口，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向外界进行解释，以免被误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口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多么贴切又温婉的回电，既满足了我方的需求，又设身处地考虑到，不想让外界觉得“苏联是为了束缚您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当初他与蒋经国交流时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 所以说，只有拥有实力，才能实现平等，才能称得上是兄弟。 1952年8月，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展开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期限的延长也成为了议题之一。 会谈中，苏联方面表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建议应当由中方提出，因为苏联在那里的角色是客人，而客人不应主动提及此类问题。因此，中方提议通过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相关请求。 1952年9月15日，中苏双方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国在照会中阐明理由后，请求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条款中规定的苏军撤离旅顺口的期限，继续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的海军军事基地”。 “联合国军”在正面战线上已经难有作为，所以他们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侧后方登陆。 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朝鲜战争的初期，都有过大规模侧后登陆的成功经验，所以他们把这招当做“杀手锏”。朝鲜战争陷入僵局后，美军在1952年底连续进行多次登陆演习。 1952年10月，“联合国军”一共举行4次两栖登陆演习，其中在10月15日名为“吉他演习”的行动中，动用了6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30多艘驱逐舰以及美骑1师的一部。这次演习非常逼真，美军士兵甚至以为这是一次真正的登陆进攻，直到部队抢滩的最后一刻，军官们才通知士兵，这只是一次演习。 11月，“联合国军”举行3次两栖登陆演习。12月，“联合国军”又举行15次两栖登陆演习。 综合分析各种情报后，中国将帅们判断，艾森豪威尔如果想动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那唯一的可能性是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的两栖登陆。 美军可能的登陆作战一直是志愿军的后顾之忧。 因为美军海军和空军上的巨大优势和朝鲜三面环海、南北狭长的地形特点，志愿军将帅们始终把防止美军从侧后方登陆当成军事战略指导上的的重点之一,尤其是还有仁川登陆这个先例。 从第三次战役开始，志愿军每次部署新的战役，都会指定后方部队担任防止敌军登陆和空降的任务。1951年6月中旬，中朝成立了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所，分别由韩先楚和宋时轮担任司令员。从第五次战役到1952年夏，志愿军和人民军一直拿出1\/3的兵力，部署在东西海岸线。 但在当时，正面战线能不能守住尚且是个问题，所以志愿军没有更多精力彻底解决侧后方海岸的防御问题。 而且，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作战方针也不是防守海岸线。朝鲜东西海岸线较长，敌人可能在任何地方登陆，平铺开防守兵力肯定不够，而且还可能遭遇敌人海军舰炮的打击，所以那时的办法是把部队部署在海岸纵深利于机动的位置，等敌人登陆深入后再予以歼灭。 但总的来说，这种办法比较被动，让缺乏防御工事的东西海岸线始终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属于当时最优但又无奈的选择。 1952年秋季的战术反击和上甘岭防御战之后，志愿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解决了“能不能守住”的问题。 1952年12月，我方决定以最大的努力和决心，来保证北朝鲜东西海岸的安全。中央甚至向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邓华提出三点肯定：“肯定敌人登陆，肯定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在清川江至汉江间登陆。” 1953年2月17日-21日，按照中央指示，志愿军总部连续召开志愿军党委会和军以上干部会，确定把“反登陆作战”作为1953年的首要任务。 在这两次会议上，志愿军总部修改了反登陆作战的方针，把以前的“诱敌深入”改为“绝对不允许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一定要坚决消灭，不允许敌人我军侧后方建立一条阵线”的方针。 同时，明确了军队部署。军队派少部分兵力依托海岸阵地进行坚守防御，把敌人消灭在海上和滩头；如果不能消灭，也要对敌人进行相当的消耗；主力部队则在敌人舰炮火力范围外纵深部署，做好反空降准备，并在一线部队将登陆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上发动反击，全歼敌人。 反登陆作方针和军队部署由“诱敌深入”转变为“背水击”和“半渡击”，反映了志愿军在装备上的进步和对阵地防御战的信心。 为了粉碎美军的两栖登陆计划，志愿军不仅将几乎打满全场的38、39、40军调入西海岸，还将轮换部队的4个主力野战军、6个铁道兵师调入朝鲜，目的是保障东西海岸的绝对安全。 38军在得到命令后，在1953年1月1日，从前线集结，坐火车奔赴西海岸的马耳山，38军的任务则是防御汉江至清川江一线，正如主席所说，志司将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8军。 此次防御作战的艰巨程度，不亚于一场战役，美军的动向仍然不明，所以，38军必须争分夺秒，以最短的时间内，在横向57公里、纵深25公里的范围内，构建数道防御阵地，并要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不同于以往的一般工事，和前线的坑道工事，防御敌人两栖登陆的工程结构更为复杂，这里不仅要筑造炮兵、机枪使用的永久火力点、交通沟、散兵坑，还有构造屯兵、储存弹药用的土木坑道、钢筋水泥坑道等等。 除此之外，还要在石质山上挖掘800条坑道和大量火力点。此时，志愿军的后勤系统空前完善，为了保证工程效率和质量，志愿军从祖国和朝鲜各地抽调了27台空气压缩机，和80多部钻岩机。工程用的钢筋水泥，也是从祖国运来的，在我空军和防空火力的掩护下，志愿军运输能力大为改善，大量器材、设备源源不断运往西海岸。 38军的将士们，在白马山失利之后，人人都憋了一口气，大家不分昼夜轮流施工，势必要在敌人登陆前将工事完成。“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响彻各个工地上空，每次卡车一到工地，战士们就呼啦一下涌了上去，不多时就将汽车内的材料、设备装卸一空。 此时，战士们的物资补给有了保证，战士们干劲十足，在工地上，谁也不甘落后，连队里今天表扬了一位战士挖掘坑道1.5米，明天纪录就会被打破，2米、3米甚至更多。 432团9连的战术王昆认为，多背一筐土，就相当于多杀一个敌人，因此，他在一天的时间内，背了235筐土，创造了全师的最高纪录。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短短几个月，西海岸的钢铁壁垒就完成了。 到1953年3月，在朝志愿军部队已达19个军，8个地炮师，5个高炮师，2个坦克师等，共计135万人。我国空军投入了500架飞机，甚至出动了一个鱼雷艇大队，如此阵容的目的，就是为了和美军再来一场大仗。 1953年4月，在100多万志愿军战士共同努力下，从正面战线延伸到东西海岸，形成了一个以地道、坑道、钢筋水泥工事为主的环形防御体系。 这条防线不仅长达1100公里，纵深也达20-30公里，在纵深防御带上，有着无数的火力点和极为坚固的工事，与此同时，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将军还为全军运来了两亿五千万吨粮食，和12万吨炮弹。 事实上，美军第二次“仁川登陆”的计划已经准备好了，但看到志愿军这种坚固到极致的防御工事，和强大的威慑力，让他们不得不放弃登陆作战。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此这样评价：“大约有30万人部署在可能发生登陆作战的海岸地区，可立即投入作战，一旦联合国军按计划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将展开最大限度的地面防御，来抗拒进攻并实施坚决的反击。” 再来谈谈美国。 1952年11月底，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美国当局的决策者已经非常清楚，在正面战线上，“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基本不会在有什么作为了。 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并没有让美国人看到希望，巨大的人员伤亡，庞大的军费开支，让美国民众愈加不满，美国政府因此陷入了窘境。 当时，美军在战场伤亡和失踪的人数已达12.5万，这个数字在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从前线的士兵到国内的民众，都对这场战争非常厌倦，希望早日结束。而美国的欧洲盟友们也希望美国尽快从亚洲抽身，把战略重点重新放到欧洲来。 在这一年的美国大选时，艾森豪威尔以“结束朝鲜战争”演说而战胜了竞争对手，当选为美国第34任总统。他是二战时期的名将，曾成功地组织了闻名于世的诺曼底登陆，此后成了美国五星上将中晋升最快的一个。 可以说，在战争方面，艾森豪威尔比上任总统杜鲁门更专业。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时曾作出承诺：如果他成功当选，他将亲赴朝鲜，终结这场战争。这番言辞深深打动了广大美国民众的心。作为曾率领百万大军成功登陆诺曼底的将领，许多美国人寄希望于他，期盼他能够将国家从朝鲜战争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杜鲁门在卸任那天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电报，除了惯例的祝贺词外，还带着一丝挑衅意味地说道：如果您在当选后仍打算前往朝鲜，我愿意自掏腰包为您安排这次行程。 这句挑衅更加坚定了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的决心。于是，在当选总统仅九天后，他便与已拟定的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一起，乘坐军用运输机飞往朝鲜的汉城。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雷芙尔、美军远东司令克拉克、以及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等高级将领相继赶赴汉城，随新总统一道进行视察。 小小的朝鲜半岛从未聚齐过这么多要员，李承晚受宠若惊，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后的几天内，汉城大街小巷都组织了大规模的欢迎仪式，群众们举着政府事先制作的“统一朝鲜”的标语欢迎美国总统，并向他表达南朝鲜上下力图统一半岛的决心。 但是艾森豪威尔对这些群众游行不感兴趣，他飞抵汉城后的第二天，就去了前线阵地。李承晚亲自陪同艾森豪威尔走了多处阵地，在一个联合国军前沿观察所里，艾森豪威尔举着望眼镜向对面望去，他一言不发，用他有力的手臂举着并不太轻的高倍望远镜足足看了20分钟，期间所有人只是沉默地注视着眉头紧皱的总统。 看完之后，这个前五星上将摇了摇头，转身对范弗利特说道，“你们干得不错，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任何常规地面力量的攻击，都很难奏效了。” 在日记中，艾森豪威尔写道：“鉴于敌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在阵地上所部署的兵力，正面进攻显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志愿军如何部署呢？他们不仅遍布于各处隐秘战略要地，且同美军和“联合国军”互相交叉，简直“如胶似漆”，因此正面进攻很困难。 在这样的情形下，就算动用“核大炮”，恐怕也是无法取胜。一来志愿军已挖好了防空洞，伤害力极大地降低了；二来两军交叉，一旦投放核炮弹，定然会两败俱伤，这就违背了初衷和影响了炮弹效果。 但是艾森豪威尔仍幻想着通过一次军事行动，来转变朝鲜的局势，他说：“要以行动，而不是语言来打破僵局。” 艾森豪威尔于12月5日乘坐“海伦娜”号巡洋舰返航，离开汉城回国。回国中途，在威克岛稍作停留，艾森豪威尔与朝鲜战场的高级指挥官开了一场军事会议，讨论朝鲜战局。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参会的有艾森豪威尔的内定国务卿杜勒斯，他就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拿着望远镜往北眺望被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指责的那个杜勒斯，而这个威克岛，就是2年前麦克阿瑟同杜鲁门会面并保证感恩节前结束战斗的那个威克岛。 在这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确定了新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基调，即“一个目的、两种手段”。 “一个目的”是要实现所谓的“光荣停战”。 “两个手段”，其中一个手段是指利用一切途径宣传、鼓吹，让中朝方面了解到美国政府打算以扩大军事手段来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以此让两国屈服。我们可以总结为“吓服”政策。 另一个诉诸武力，以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打破僵局，最后按照美国制定的条款来解决朝鲜问题。我们可以总结为“打服”政策。 在会议上，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军参联会立刻研究以下作战方案： 1、全面轰炸中国本土的志愿军后方基地，也就是东北地区； 2、组织国民党军队赴朝参战； 3、战术范围内使用原子弹。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按照总统的指示，对这三条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制定了相关的作战计划。尤其是关于原子弹的使用，讨论已细化到极为具体的层面，例如在山区投放时，对地面部队和坑道部队的杀伤效果等。 为了验证这一效果，当年美国特意在其西部本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1953年5月25日，美国陆军第867野战炮兵营在内华达州举行了一次“核大炮”发射实验，俗称“伽堡核试爆”，依照设定，该核弹头会在发射19秒后被引爆，当量为1.5万吨，和“小男孩”原子弹属于同一个等级。 美军调集了一个整旅的地面部队，安排他们在距离原子弹爆炸点11公里的各类掩体中待命，借此对爆炸后的辐射和杀伤力等数据进行实地活体检验。试验取得了巨大成功。 有趣的是，美国人的这次核试验不仅为他们的军方提供了详尽的数据，还无意间帮助了苏联人深入了解原子弹的实际威力。原因是参与此次实验的两位专家，竟将通过美国人体试验获得的这些数据卖给了苏联。 1962年，这两人的事件曝光后，他们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几个月后，他们的故事便被改编成了电影。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成为美国总统。 在就职演说中，他说了一段让他的选民深感遗憾的话。他表示：“其实大家都明白，没有任何简单的方法可以迅速而有效地结束朝鲜战争。但通过亲自了解现场情况，至少让我对我们即将面对的艰巨任务有所准备。” 由此可见，出身军旅的艾森豪威尔不仅打算将朝鲜的战火蔓延至台湾，还谋划在整个亚洲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 此时，法国殖民军在越南共产党武装的打击下已经岌岌可危，艾森豪威尔决心同时守护越南与朝鲜。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尽管美国下定决心支持其盟友，盟友却已无力再予以回馈。 当时，法国不仅在越南陷入了困境，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也让它头疼不已；与此同时，英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已难以为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早在二战期间就与美国走得很近。 而且尽管美国愿意协助它们镇压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但两国心知肚明，美国只会在共产主义威胁到的地区提供支持，而对那些尚未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殖民地，美国则巴不得它们尽早独立。 1953年英国大选后，丘吉尔再次执政。二战期间，丘吉尔与罗斯福在某种程度上是艾森豪威尔的上司，因此丘吉尔的话语，在艾森豪威尔眼中依然具有相当的分量。 丘吉尔一上任便明确表态，英国不赞同将朝鲜战争升级为远东地区的大规模冲突。他同时指出，英国既不打算，也无能力在远东继续向美军提供充分的支持。 朝鲜战争成为了一个典范，展示了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如何实现独立。在此之前，这些地区的进步人士普遍认为，印度的独立模式是最值得参考的，也就是通过恳求和请求宗主国的宽容来获取独立。 但是这种方式往往伴随着许多附加条件的妥协。朝鲜战争的结果让人们意识到，殖民宗主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大，甚至连这些殖民地宗主国的盟主都能够被击败，更不用说在二战中已被拖垮的英国和法国了。 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掀起了独立运动的高潮，其中大多数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独立，同时也辅以协议谈判作为次要手段。 1952年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举行首脑会议，英法等九个成员国一致敦促美国，正视苏联日益增强的核力量，及其庞大的地面部队对欧洲局势构成的威胁，并呼吁尽快结束在朝鲜的无谓消耗战。 在美国国内，刚刚卸任的民主党对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战争扩大化计划，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经过深思熟虑地权衡局势，艾森豪威尔最终采纳了盟友们的建议。 国际局势的变动为朝鲜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1952年底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中央致电板门店的中朝谈判代表团，要求他们分析接下来的谈判局势。 1952年12月19日，中国代表团向中央提出如下建议：如果现在以中朝方面司令的名义要求美军谈判代表恢复谈判，可能会使对方误认为我方心急，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动不如一静，可以暂不采取措施，就是拖，等着对手主动找上门来，这样才有利于争取谈判的主动。 中央随即批复，同意。 美军自上甘岭之后，就再没发动过什么大规模的进攻。整天窝在战壕里。或者直接就退二线不打了。 于是才有了53年2月，伟人那个振聋发聩的发言: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为止。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终于放弃了他的扩大化战争方案，但是如何下这个台阶，仍然是个问题。就在艾森豪威尔进退维谷之时，他的国务卿杜勒斯向他建议，用国际红十字会来说话。 1953年2月22日，美国驻远东司令克拉克遵照总统指令给金日成和彭德怀发出一封电报，内容是建议按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倡议，先行交换病伤战俘。 在板门店谈判无限期休会四个月后，这无疑是在传递一个重要信号。 中国看到了美国人给出的梯子，计划顺着这个梯子走下去。但是，当中国方面在例行告知苏联时，已经病重的斯大林明确表示反对。 中共中央随即对谈判的前景和利弊向苏联做出了必要的解释，并对苏联可能的拒绝做了相应的准备。但是，这些都太晚了，因为还没等苏联方面答复，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来，斯大林病逝了。 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3月8日至3月17日，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这位共产主义国际领导人为期十天的葬礼。紧接着，在3月18日，周总理又率同一个代表团前去布拉格，参加捷克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的葬礼，这就拖了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期间，中国、北朝鲜、苏联三国领导人就朝鲜战争的问题进行了商谈。此时的苏联外交政策决策人是贝利亚和莫洛托夫，贝利亚本身希望同西方缓和局势，以给他时间来稳定国内政局，所以他赞成迅速同美国达成某项和平协议。从3月28日起，中、苏、朝三国开始采取一个一致地、新的重要举措。而这时，中国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以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国际事务了。 到了1953年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就开始撤到二线，将一线移交给韩军。同时美军内部厌战情绪开始变得特别严重。 也就是这一时期，美国开始很热情于停战谈判了。 进攻吧，拿不下来志愿军的坑道。 防守吧，就得面对志愿军的冷枪冷炮和小分队夜袭。 同时志愿军当时还把大规模潜伏渗透玩出了花。甚至能整团整师悄悄潜伏到敌人阵地前15-100米之内而不被发现。邱少云就是一个典型。 1952年10月12日，在执行潜伏任务时，第15军29师87团9连战士邱少云面对燃烧弹引发的烈焰，为了不暴露目标，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不动，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一级英雄”荣誉称号，并追记特等功一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他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一整个团或者一整个营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而不被发现，甚至能听到对方说话。当时志愿军部队普遍都能做到。据说有的师还做到了一整个师潜伏进入一片开阔草地，地里的青蛙叫声都不停的。美军有一段时间是听青蛙叫的，只要青蛙不叫了，说明有人靠近。 美军就会立刻召唤炮火和飞机往阵地前沿扔燃烧弹和炮弹，屡试不爽，志愿军也头疼了一阵子。然而，后来美军惊讶的发现，听青蛙叫不顶用了。听着青蛙叫的可欢，结果可能地上就趴着上千志愿军。 而国内呢，开始了轮战制度。计划着几年之内把国内所有的军、师都挨个拉到朝鲜去，轮换着来，都去和美军练练手。 第39章 不听话的李承晚 由于战争久拖不决，美国承受巨大压力，在朝鲜战场上损失了超过10万名士兵，军费支出达150亿美元，间接开支超过800亿美元。此外，美国三分之一的陆军和二分之一的海空军长期陷于朝鲜战事，使其无力专注于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寻求和志愿军停战。美国人急于离开朝鲜战争这个“泥潭”，在签订“停战协定”这件事情上，美国人的表现也比以往积极、主动。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加快了与中朝谈判的步伐。但李承晚却提出韩军单独北进。他向美国递交了“单独北进”的请愿书，说:“美国强加给我们的停战要求是卑鄙的。” 1953年2月22日，刚刚接手联合国军，就在上甘岭碰了钉子的最后一任联合国军司令马克·克拉克，亲自致信彭德怀，希望同中国商讨交换战俘事宜。克拉克提出双方应该在最短时间内加速完成战俘和伤病员的交割，重新恢复停战和谈。 而在刚刚过去的1952年，战俘问题实际上是阻碍停战协议签订的最后一个问题。 克拉克的表态，意味着美国在停战谈判上的政策出现了巨大转向，当美国人服软之后，此时极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恢复经济发展的新中国，也同两年前一样，积极响应了美国人的和平诉求。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阻碍停战的因素也消失。 1953年4月底，“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总兵力已达120万人，中朝军队总兵力达180万人，其中志愿军20个军135万人，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后阵地更为坚固，火力大大增强，作战物资充足，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战场形势对中朝军队愈来愈有利。 这时，停战谈判又已恢复，4月26日，中美终于重新坐回谈判桌，抗美援朝战争终于出现久违的曙光。 但战争拖延下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朝军队为促进停战谈判顺利进行，改善阵地和锻炼部队，决定发起夏季进攻战役。 在作战指导上，志司采取“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方针，并根据谈判需要，利用矛盾选择作战目标，确定打击重点。 5月13日至26日发动第一次进攻。 志愿军第60、第67、第23、第24军等，先后向各自预先选定的韩伪2师、伪9师、伪首都师、伪6师、伪8师、伪5师、伪20师及美军第3师等20个连排支撑点，攻击29次。共击退南朝鲜军两个班至两个营兵力的反冲击113次，毙伤俘4100余人。志愿军伤亡1608人。 5月27日至6月23日发动第二次进攻。 这时停战谈判有明显进展，唯南朝鲜当局仍继续阻挠，设置障碍。 5月27日，志愿军第60、第67军发起进攻，各攻占韩军约1个营阵地，并分别击退1个排至两个营兵力的反冲击数十次，共毙伤俘南朝鲜军4000余人。 6月7日，李承晚撤出参加开城谈判的韩国代表团。同一天，美国为防止苦心经营的停战谈判化为泡影，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以《共同防御条约》为诱饵，换取韩国放弃“单独北进”。 6月8日，经过长达两年的艰苦谈判，朝鲜停战谈判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一致：规定在停战协议签署，正式生效的2个月时间内，互相遣返战俘，剩余不愿意被遣返的战俘，应交于瑞士、瑞典等战争中立国，按照相关国际公约进行执行和处理。 紧接着，中朝双方提出：应在停战协议签署后的90天内，以政治协商的方式，从朝鲜半岛撤离全部军队，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而对于这一提议，美军非常赞同。 这个双方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终于画上了句号。 6月10日至15日，志愿军第60、第67军又先后对韩伪5、伪8两个师防守的北汉江东西阵地发动进攻，共攻占3个团阵地，歼其1.1万余人。 郑维山是随改编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入朝的。但是1952年6月，第20兵团的司令员杨成武回国养病，郑维山就调去20兵团做了代理司令员，是彭德怀亲自点的将，可见彭德怀对郑维山的器重。 郑维山刚到20兵团，就把20兵团阵地看了个遍。他发现敌军在金城地区利用883.7、949.2和十字架山三处制高点形成了一个突入我军阵地的楔子，敌军可以居高临下，持续对我军进行炮火袭扰。 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郑维山决定拔除这根“楔子”，将金城这一突出部拉直。十字架山，也称座首洞南山，位于北汉江西岸，高663米，是敌人东线最坚固的阵地，防御体系极为严密，构筑有三层坑道和多重防御工事。 在一次作战会议上，郑维山将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决定运用我军的拿手好戏——潜伏。他观察到883.7高地上驻扎有敌军一个团，而敌阵前有一片茂密的森林。他计划将第一攻击梯队的3000人和数十门火炮埋伏在此，缩短攻击距离，直接打掉敌军的加强团。 这让从国内入朝观战的许世友、杜义德、李天佑以及其他南京军事学院前来观战的的教员和学员都惊掉了下巴，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要知道，这些教员、学员那都是经过大场面的高级指挥员，但对此作战方案还是感到惊讶，太大胆，太冒险！ 郑维山的计划涉及将3000名战士隐藏在敌人眼皮底下，实施长达19小时的潜伏。这一策略的风险极高，因为敌军已经用凝固汽油弹烧光了潜伏区域的植被，使得大规模潜伏变得异常困难。而且，只要潜伏过程中出现任何风吹草动，敌军就有可能发现。 就连许世友也被吓了一跳。一直都说“南有许世友，北有郑维山”，许世友终于见识了和自己并称的郑维山有多大胆！ 不过20兵团的战士们倒是跃跃欲试了，其中就包括了在第五次战役损失惨重，几乎覆没180师的60军。60军军长张祖谅，1952年10月接替了原60军军长韦杰，他知道，没有什么能比一场战役，更能够让一个遭遇低谷的部队翻身，他抢下了三个高地的两个，他还要将作战任务分配给重新组建的180师，让180师站起来！ 而67军军长邱蔚，这可是狼牙山五壮士当时所在团的团长，自然不是善茬，现在这种仗打一场少一场，邱蔚说：“十字架山归我了，那里的一个团归我了！” 在即将布置作战方案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志司打来的。电话那头想起了代司令邓华的声音：“志司考虑了你们的作战计划，志司认为攻打883.7和949.2两大高地的计划作战条件并不成熟，我们的意思是不要打，请你们考虑！”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郑维山铁了心，这一仗打定了！ 郑维山知道，现在接任自己的杨勇司令和王平政委已经到达，自己这时候再来这么一仗，并不是很合乎情理，而且风险也极大，但是郑维山对自己的作战计划充满了信心，坚定地认为：“大潜伏，也是大冒险，敌军未必想到这一点。” 他甚至拍了桌子强调：“这一仗我必须打，错了我负责，杀头算我的！” 张祖谅说：“杀头算我一个！” 郑维山说：“有我一个就够了，你打好你的仗！” 1953年6月9日晚，郑维山下达命令，由张祖谅指挥60军180师的3000余名战士，共15个半步兵连，四个机炮连，秘密潜伏在距离敌人前沿仅200米的有利地形和树林中。到了10日凌晨4时，所有战士已完全隐藏在敌人面前。 6月的朝鲜气温极高，树林中充满了老鼠和蚊虫，但志愿军战士们毫无怨言，坚守了19小时，敌军依旧未发现。 1953年6月10日一大早，郑维山就带着许世友、杜义德及南京军事学院的将军教、学员们来到了距883.7高地不远的龙门山一探究竟。众将通过望远镜看了既定的潜伏区，光天化日之下竟然除了随风摇摆的树叶和草，什么没见着，其实郑维山的3000多精兵已经趁着昨晚的夜色潜伏过去了。 这也多亏了当时郑维山刚来的时候一道命令，保护好这里的植被，不要破坏，我将来有用！ 众将什么也没发现，就问郑维山：“老郑，你是不是怕了，改变计划了？” 郑维山说：“笑话！今晚上请你们看好戏！” 1953年6月10日20:20，战斗打响了，早已潜伏到敌人门口的259门火炮排山倒海炸了一番，南朝鲜军以为没事了，纷纷爬出隐蔽体进入野战工事，这时候郑维山的炮火二度打来，这种“回锅肉”打法，志愿军各军都擅长，在朝鲜战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郑维山给南朝鲜军准备了三重炮火，第三重便是火箭炮第21师的喀秋莎了，喀秋莎，此时已经是地面武器的王者，一轮喀秋莎的火炮下来，对面已然是冲天火海，此时不冲，更待何时？ 180师憋着劲呢！ 他们要为第五次战役牺牲的兄弟们报仇，也要为180师打个翻身仗！虽然在朝鲜战场并不是百分百都是胜仗，但是像180师全师溃败的情况还不曾有啊。 随着炮火向敌方纵深延伸，潜伏的战士们突然从藏身地跃起，分成十三路对敌军各目标发起冲击。在这种突然的攻势面前，敌军陷入惊慌，纷纷溃退。负责此战的180师在之前的第五次战役中曾遭遇惨败，但郑维山坚定地相信180师能够翻身。这次战斗中，180师果然表现出色，仅用五十分钟就攻下了902.8、97和883.7高地，实现了大翻身。 天亮后，南朝鲜军大举反扑，美军意识到停战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若不能夺回这些高地，将永远失去。因此，美军调动韩军不断进攻。志愿军打了这么长时间，已经有了白天打仗的经验，180师及后续援军已经修好野战工事，南朝鲜军的十多次冲锋都被打退了。 只是坚持到中午的时候，弹药告急！本来打算只打两个团的，但是战事超出了预期，不过这也难不倒郑维山，敌机俯冲拉起的空当，足够郑维山安排坑道内装满弹药的汽车去前沿阵地了，那是九车弹药啊，够南朝鲜军受的！ 南朝鲜疯狂反扑的同时，67军的邱蔚部忽然杀出，将韩军21团几乎全歼。“联合国军”所吹嘘的“京畿堡垒”被郑维山用1小时20分钟攻克。“联合国军”司令官震惊了，十字架山的阵地那可是模范阵地啊，80分钟，怎么才就被志愿军战士攻占了？ 泰勒，美军公认的二战以后的最杰出将领，此时已经接手了因为“摊牌行动”解职的范佛里特，接替第八集团军司令，他决心要挽回面子。 泰勒指挥驰援十字架山的时候，郑维山的两个预备师，20兵团第二梯队的预备队已经向韩伪5师的949.2和1089.6阵地发起了猛攻。面对我军的猛攻，韩军彻底崩溃，北汉江的六座桥梁和所有船只被炸毁。 6月15日，敌军阵地被彻底攻克，突入我军阵地的“楔子”被完全拔除，战线得以平整。 在整个夏季反击战中，20兵团重创“联合国军”，歼敌1.4万人。 在十字架山战役中，郑维山巧妙设伏，占领了战略高地，为金城战役的胜利奠定基础，同时将领地扩大了58平方公里。 同时，第23、第24、第46、第1军等四个军和人民军第3、第7两军团，也对预定目标发起攻击。 此次进攻，中朝军队对“联合国军”和韩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个阵地，发动65次进攻作战，对韩伪5、伪8两师以歼灭性打击，共毙伤俘4.1万余人，在北汉江两侧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志愿军伤亡人。 6月15日，中朝方和美方，双方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的工作顺利完成，停战工作正朝着双方预期的目标顺利推进，浴血厮杀了32个月之久的数百万人都翘首期盼停战的那一刻到来。 就在朝鲜停战协定即将签订之际，有一个人却打心眼里不愿意停战，这个人就是李承晚。他认为，只有将战争继续下去，将联军拖在半岛，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如泰山，为此，他开始利用一切手段破坏停战谈判，破坏已经达成的各项协议。 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李承晚的其人其事。 还是要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脱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一度陷入混乱之中说起。此时美国与苏联约定以三八线为线，双方共同统治朝鲜半岛，互不侵扰，1945年10月16日，在国外积蓄力量的李承晚，选择回到朝鲜半岛夺权。 此前李承晚一直在美国漂泊，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与美国关系匪浅。为了自身的利益，美国开始扶植李承晚，1948年，他成功当选总统，8月15日，大韩民国成立，朝鲜半岛韩国与朝鲜的对峙局面正式形成。 1950年，朝鲜宣称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朝鲜予以回击，双方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彼时韩国军队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朝鲜军队势如破竹，一路将李承晚的军队逼至海边。美国看到李承晚军队节节败退之后出手相助，韩国颓废的局势得以扭转。 那时候的李承晚，在韩国的名声并不好，众人都认为他是酒囊饭袋，对战争、国家建设一窍不通。尽管如此，李承晚的野心却路人皆知。作为韩国的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希望自己能够名垂青史，而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李承晚想要完全消灭北方政权，将韩国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然而美国一直将韩国当成自己的傀儡政权，正因如此，美国与韩国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朝鲜战争后期，各个国家纷纷投入到战争圈子，中国也在其中。上甘岭战役之中，美国军队遭受了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战斗力大大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已经在这场战争中消耗已久，收效甚微，综合考虑，美国希望自己可以从朝鲜战争中脱身。 朝鲜战争还在持续，美国已经多次向中国表示了和谈的请求。在美国人看来，如今韩国已经保住了自己的领土，韩国与朝鲜势力相当，双方谁也无法吞并谁，持续下去的战争除了消耗自己的国力之外没有任何的利益。 美国希望与朝鲜战争的各个参与国签订一个停战协议，如此各国都能够从这个泥淖之中抽身。然而李承晚不愿意从一统朝鲜半岛的迷梦中醒过来，他向美军做出保证，一定会取得战争的胜利。 无奈之下，美国同韩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他们将大量的朝鲜军队的战俘送到韩国军营中，与此同时，美军将部分兵力借给韩国，因此朝鲜战争后期实质上是中国与韩国的对峙。 6月17日晚，李承晚集团在没有知会美国的情况下，突然在沧山、马山、釜山、尚武台四个战俘营，以就地释放为名，单方面宣布“释放”由南朝鲜军队看守的2.7万名北朝鲜战俘。 然后又以他们作为朝鲜人自愿参加南朝鲜军队为由，强行将这批战俘转变为南朝鲜控制下的人质，甚至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强行编到南朝鲜军队中去，并号召他们“为解放整个半岛而战斗”,战俘遣返再起波澜。 10天前刚刚就战俘问题达成的协议墨迹未干就变成一张废纸，无数人耗费无数心力，打了两年口水仗才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 不但如此，李承晚还在媒体上公然叫嚣：“反对停战谈判”、“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李承晚的疯狂举动首先在联军内部就炸了锅，那些急着回家的各国士兵们群情激奋，许多人把印有李承晚照片的报纸放在地上踩，以表达不满。 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甚至暗示美国换掉这个傀儡。 李承晚的独断专行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大为光火。 艾森豪威尔迅速向李承晚发出警告，指出他的行为给联合国司令部带来了极大的困境，并警告说，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将牺牲联合国精锐部队为韩国赢得的一切。 李承晚没有被吓住。 美国又决定为韩国扩充20个师，提供2亿到10亿美元援助，没想到李承晚却狮子大开口，一口气提出了四个苛刻条件，表示只有答应他的条件，南朝鲜方面才会继续回到谈判桌。 第一， 美国必须答应与南朝鲜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军要将海空力量留在南朝鲜； 第二， 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限期、全部撤出朝鲜半岛； 第三， 必须彻底解除北朝鲜军队的武装，不允许北朝鲜保留一切武装力量； 第四， 不允许世界各国向北朝鲜提供任何支持。 李承晚的四个条件让美国人目瞪口呆，美国人非常清楚，志愿军方面根本不可能答应这四个条件，李承晚如此“狮子大开口”，明显是为了破坏停战谈判。 美国在此时开始认真考虑是否要改变对南朝鲜的方针，白宫火速给出了几项计划，其内容包括在南朝鲜进行政变，推翻李承晚并扶持一个亲美政府；以及“联合国军”驻朝常态化，将南朝鲜变为一块美国军事托管地。 据悉，美军第八集团军曾经收到白宫的密令：如果李承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美军可对他采取拘捕措施。美国“中情局”也制定了一项暗杀政变计划，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暗杀李承晚。 6月19日，中朝联名向联合国军司令发出了一封长信。 美军战史对此信作出评论说： 他们提出了了好几个真正击中要害的问题，即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够控制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吗？如果不能的话，朝鲜停战协议还包括李承晚集团吗？ 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又怎样保证南朝鲜方面遵守停战协定呢？共产党方面有权要求对上述问题做出答复，但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根本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从战史中直白的记录就能看出美国人此时已经尴尬到了极点：他们一方面对李承晚的举动非常愤怒和不满，一方面又得强撑面子来勉强应付中国犀利的质问，而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中国人所提的这些问题，美国人自己都很想要问。 为了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美国几乎是立即减少了对南朝鲜军队的供应，原本已经在路上，可以装备4个师的武器被喊停，弹药和石油供应也大幅减少。 1953年6月20日21时，志司致电中央： 根据当前形势，推迟停战签字至月底似乎更为有利。 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计划再次打击李承晚的伪军，消灭约一万五千名伪军（据邓华六月上半月报告，已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此意已告知邓华，安排妥当。拟定21日会见金首相，22日前往志司商讨停战后的各项安排。是否妥当，盼请指示。 第二天，中央复电表示同意，并指出：停战签字必须延期，具体延迟到何时，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来决定。再歼灭一万多伪军，显得尤为重要。 志愿军为坚决打击南朝鲜当局阻挠停战谈判的行为，正式拉开了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的帷幕。 金城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了金城地区的三道防线，成功收复该区域，相当于在“联合国军”沿整个三八线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缺口，几乎将其拦腰斩断。 这是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也是其中打得最为精彩的一场战斗。该战役由毛泽东、彭德怀、邓华和杨勇共同指挥，汇集了朝鲜战争中丰富的经验、战术与先进武器，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典之作”和“收官之战”。 郑维山，作为20兵团的代理司令员，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 当志愿军司令部下达“准备发起金城战役”的命令时，郑维山迅速拿出了早已筹划完备的作战方案：正面攻击，两翼突破。 正面进攻的任务，交给中央集团，（第67军、第54军第135师、第68军第202师两个团组成，配属炮兵2个团又5个营、反坦克歼击炮兵1个营、高射炮兵1个团又1个营、坦克1个连、工兵2个营）由第67军军长邱蔚、第54军军长丁盛、第67军政治委员旷伏兆、第54军政治委员谢明等指挥。 左右翼的穿插，则分别交给了东集团和西集团。 东集团（第60军、第68军第202师的1个团、第21军组成,配属炮兵3个营、高射炮兵1个营、工兵2个营）由第60军军长张祖谅指挥。 西集团（第68军（缺202师）和第54军第130师组成,配属炮兵2个团另8个营和4个连、反坦克歼击炮兵1个营、坦克1个连、高射炮兵1个团又1个营、工兵2个营又2个连）由第68军副军长宋玉琳、第54军副军长吴瑞山指挥。 第20兵团党委反复研究后，向志愿军总部上报了作战计划，并获得批准。 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志司将位于北汉江东岸的第21军划归第20兵团指挥，并为20兵团加强了炮兵第二师第28团、炮兵第30团一个营、火箭炮兵第201团，高射炮兵第601团以及反坦克炮兵三个连、工程师四个营，同时命令第九兵团第24军配合第20兵团作战，保证第20兵团的右翼安全。 这样，金城正面志愿军共有6个军，82毫米迫击炮以上火炮1483门，兵力对比志愿军以3:1占优，火炮对比以1.7比1占优。这是战争中最经典的钳形攻势，只要东西集团狠狠地突破进去，敌人将无路可逃。 由于在战前已经接到了调离20兵团的命令，郑维山在协助20兵团新任司令杨勇完成这个战役方案之后，便果断离去。志司有意劝郑维山留下协助杨勇指挥，郑维山说：“我在这，他不好放手指挥。” 策划了整个金城战役、并亲手为战役打出突破口的郑维山，就这样毫不留恋地离开了，把指挥棒和战果全部留给了战友。 要知道，这可是志愿军自五次战役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次大型战役。郑维山走的潇洒，因为他知道战友们一定会出色的完成任务。因为他知道，金城战役只有胜，不会败。 1953年7月底，郑维山回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5年9月，郑维山晋升中将军衔。 第40章 金城之南终局战(1) 全面攻占一举削平 金城以南地区，西起金化东北的下所里，东至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点，是“联合国军”防线一个弧形突出部，正面长约30公里，半径约9公里。 金城川自西北流入，折向东南与北汉江汇合，将这一突出部分隔成东北、西北两个部分。东北部分，山高坡陡，以轿岩山（海拔768.7米）为中心，形成一道山地屏障；北部和西北部，地势较低，高程在500米以下。突出部中央，有一个梨船洞山地，其侧后纵深地带是海拔近千米的大山区。 金城突出部守敌为韩军4个师——美军第9军指挥的韩军首都师，和韩伪2军指挥的伪6、伪8师、伪3师。 夏季战役第一、第二阶段作战中，志愿军对突出部内的韩军实施过打击，并在北汉江两岸打出了一个宽约12公里的缺口，对其原有的防御体系造成相当破坏。美韩军通过部署调整，重整残部，堵塞缺口，增加二线兵力，但新的防御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 1953年6月21日，志司在桧仓山洞举行作战会议，决定立即全线发起第三次反击，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团。 此次会议决定，以20兵团的5个军，第67、68、60、54军、一个加强军第21军，还有第9兵团第24军，共6个军，在金城以南的牙沈里到北汉江间22公里地段上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以此来将金城以南的战线拉直，从而消灭当面南朝鲜军的8个团和另外一个营。 战役准备首先是调集兵力，做好兵力部署。对于阵地攻坚来说，战役的规模和深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双方兵力火力对比。第20兵团战后总结报告指出，进攻作战兵力应有3~4倍的对敌优势，这不仅是阵地攻坚的需要，更是突破后准备打敌报复性反攻和应付意外情况的需要，兵少了绝对不行。 这次战役，第20兵团兵力得到充分加强。战役编成内有5个军24万余人，对当面之敌（8.7万人)拥有2.8倍的数量优势。一线兵力优势更大。志愿军一线4个军近20万人，敌军一线只有5个师约6万人，兵力对比为3.2：1，达到3倍以上的兵力优势。 炮火对比，从理论上讲，至少要有2~3倍的优势。在没有空军和大量坦克配合的条件下，突破敌坚固筑城地带主要靠炮火，如果这方面无优势或优势太小，就难以突破，即使突破了也会因部队伤亡过大而影响尔后的战役发展。 在炮火方面，第20兵团也得到了相应加强，不过，由于装备条件限制，这方面优势不大，远未达到作战理论要求的标准。据第20兵团统计，在22公里进攻正面上，共有80毫米迫击炮以上火炮888门，每公里平均约40门，与敌火炮对比为1.5：1。 据志愿军方面统计，当面韩军共有1318门火炮，总量与志愿军第20兵团大致相当。 但在威力较大的榴弹炮方面，韩军与志愿军对比，一线，轻榴弹炮为378门对194门，为1.94：1；重榴弹炮为234门对35门，为7：1.4，这两项对比，韩军均占优。 战役过程中，美军还东调了4个炮兵营（共72门榴弹炮)，增强了韩军二线火力。志愿军参战坦克更为有限，总共只有15辆，而一线韩军有坦克110辆，二线又得到美军6个坦克连共132辆坦克的增援，对志愿军有十几倍的优势。 考虑到口径、精度等因素，火力优势总的来讲还是相当小的。按当时苏军战斗条令，主要突击地段正面每公里火炮数应不少于100~120门、坦克20~30辆。在没有空军掩护和只有少量坦克配合作战（全兵团只有15~20辆坦克)的情况下，火炮只应多于而不应少于此数。 第20兵团第一步攻击展开3个军，每军展开2个师，每师展开2个团，每团展开2个营；按每营突破正面500米计算，每个师突破正面分别为2公里，军为4公里，3个军突破地段共为12公里。 按每公里正面120~150门火炮计算，共需火炮1400~1800门，与实际拥有的888门相比，相差很大。 兵团战后总结报告指出，当时果减少攻击目标，将韩伪3师和伪8师1个团撇开不攻，集中力量专攻其余目标，可增大主要突破地段的火力密度，但是，在当时态势下又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此次战役进攻纵深有限，如果突破口过小、过少，不利于突破后歼敌于其第一防御地带，也不利于迅速分割围歼纵深之敌。 因此，在战役准备中，兵力优势建立起来了，火力优势仍存在很大差距。 战役准备另一重要内容是物资准备和道路准备。为了保证金城前线的后勤补给，为保证战役需要，志后准备各种炮弹130余万发，志司按任务批发了53.7万余发，战斗工程炸药23.45万公斤。为抢运作战物资，志后抽调10个汽车，连同参战炮兵运输力量，共2700余辆汽车，赶运物资1.5万吨。 繁重的运输任务，对道路保障提出很高的要求。志司提出，要保证为每个师提供两条往返道路，即使确因地形限制提供不了两条的，也要确保有一条宽7米以上，汽车往返错车无阻的道路。此外，还要构筑大量的屯兵工事、粮弹储备库、炮兵阵地和指挥所等。 为完成这些工程保障任务，第20兵团除建制内的和加强的工兵部队（共50个工兵连)外，还从一线部队抽调数量可观的步兵兵力担任修路、护路任务，以保证粮弹供应。为此，第67军投入13个步兵连，第68军投入近7个步兵团，第60军投入6个步兵团。 6月22日，第20兵团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决定金城以南反击作战部署和行动问题。本来，志司领导人有意让已担任的郑维山留下协助杨勇指挥，待这次作战结束后再走，但郑维山认为自己已经向杨勇交了班，留下来反倒不利于新任司令员放手指挥，执意离开。 因此，第20兵团的金城反击战，郑维山只参加了战役筹划，战役实施中的指挥，是杨勇司令员在王平政委协助下进行的。 杨勇是解放军着名战将。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杨得志、杨成武同为野战军的兵团司令员，在军中有“三杨”之称。 当杨得志率第19兵团率先入朝时，周就说过，要把“三杨”都拿到朝鲜战场上去，叫作“三杨（三羊）开泰”。然而，当杨得志、杨成武先后率部入了朝，杨勇却被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校长，直到最后时刻才得到入朝参战的机会。 能够担纲指挥朝鲜战场最后一次战役反击，对杨勇的指挥生涯来说当是一件幸事。 这次作战会议形成的作战设想是： 以北汉江西岸为重点，继续给韩伪8师残部及伪6师、3师、首都师主力以歼灭性打击，攻取轿岩山及金城川以北地区，并准备打敌一至二个二线师的反扑，同时于伪首都师正面攻占若干点，坚决固守打敌反扑，尔后依情况东西夹攻伪首都师、伪六师各一个团的阵地，歼灭守敌，力争拉平金城正面之战线。 这次会议还决定： “战役开始先小打，创造条件，尔后大打，最后实现上述目标。” 为此设定的时间表是：6月30日前完成小打任务，7月5日完成战役大打部署，7月10日前后发起进攻。 显然，这是一个先小后大的方案。 杨勇、郑维山联名将此案预告各军，同时上报志司和中央军委。 6月25日，邓华、杨得志、李达致电一线各兵团，强调要放手狠狠打击韩军。 志司对第20兵团预定的作战目标，增加了向纵深作“有限度的挺进扩张”的要求。 根据志司的指示，第20兵团对作战预案作了充实调整，于第二天上报志司。邓华、杨得志、李达很快复电，再次对向纵深发展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同时明确，第9兵团第24军配合第20兵团作战的任务。 7月5日、6日，杨勇主持召开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研究具体的作战方案，进一步明确各作战集团的编组、任务和配置。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张明远在会上提出，根据作战任务计算，这次战役需要物资重达3万余吨，大部分要从相距200公里以外的基地兵站和志后各分部前送，运输量共达570万吨公里。 特别是突破阶段所需要的弹药，必须在战前就运到炮兵发射阵地，其余的部分则要储存在主要方向的汽车运输终点。由于现有运输力量存在很大缺口，虽已尽最大努力，仍无法在预定。 7月10日战役发起日前无法完成前运任务，最快也要推后到7月12日，因而建议推迟战役发起时间。 杨勇、王平认为这个意见很重要，经兵团党委研究，报请志愿军总部首长批准，将战役发起时间由7月10日调整为7月13日晚，战役持续时间预计5~10天。同时，建议志司组织一线友邻各军以小打予以配合。 志愿自1951年夏季转入阵地战以来，一直在打“零敲牛皮糖”式的小歼灭战，每战规模都相当有限，攻歼目标多为敌排、连级分队，要打一个营就不得了，必须层层上报到兵团、志司严格加以审核。 这次金城以南地区反击，是志愿军阵地战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攻歼目标一开始就锁定为韩军4个师，尽管仍属有限度的进攻，但在朝鲜战场业已形成坚固阵地对峙的局面下，举行如此规模的进攻作战，还是需要有加强和魄力的。 从政治上、战略上讲，小打小闹不足以达成教训、惩罚的目的，只有大打、重打，才能使李承晚当局有切肤之痛，也才能对达成停战协议起到促进作用，并保证停战以后实现长期稳定。 从军事上，志愿军已无侧后登陆的后顾之忧，正面战线可放手、放胆作战，同时，一线兵力增强，装备改善，物质储备空前雄厚，并经过此前连续实施的中小规模反击作战锻炼，部队作战能力特别是攻坚能力有较大提升，完全有能力打一场较大的仗。再说，当时战场态势也对志愿军有利。 韩军占据的金城突出部孤立暴露，并且在志愿军前两阶段作战中受到打击，防御体系已遭破坏，特别是北汉江两侧12公里正面，志愿军已锲入敌阵6公里，使得北汉江西侧3个韩军师的阵地更形突出，为志愿军攻击造成良好条件。 由夏季战役第一、第二阶段的小打、中打，发展为最后阶段的大打，是政治上、战略上的需要；在军事上讲，也是有条件、有能力的。 1953年7月13日，在强大“家底”的支持下，摧枯拉朽般的“金城战役”正式打响了！ 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向各军、各作战集团下达了正式作战命令，编组为西、中、东三个突击集团军，以“正面进攻，两翼钳击，多路突破”的战法，攻歼金城西南梨实洞、北亭岭至梨船洞、金城川线以北地区之南的韩伪6师全部、伪8师主力、伪首都师一个团另一个营及伪3师一个团，拉直金城以南战线。 尔后视情况向三天峰、赤根山、黑云吐岭、白岩山一线发展进攻，并坚决巩固所占阵地，打敌反扑，求得在打敌反扑中给敌二线师团及可能增援之敌以严重杀伤。 具体配置为： 东集团军，以第60军为主，并指挥第21军（欠1个师）、第33师和第202师1个团，配属3个炮兵营、1个高炮营、2个工兵营，统由第60军军长张祖谅指挥。 以第60军全部和第202师1个团组成攻击集团，第一步，由北汉江以西松室里西山至金城川间2.5公里地段，由东向西发起攻击，尔后分兵一部向北发展；第二步，协同中、西两集团由东及东南方向攻歼梨船洞之敌。第21军担负北汉江以东守备人物，牵制美军第10军向西增援。 中央集团军，以第67军为主，并指挥第54军第135师、第68军第202师（欠1个团），配属炮兵2个团又5个营、反坦克歼击炮兵1个营、高射炮兵1个团又1个营、坦克1个连、工兵2个营，统由第67军军长邱蔚、政委旷伏兆和第54军军长丁盛、政委谢明指挥。第一步展开2个师，由松室里至金城东之间9公里地段，由北向南发起攻击；第二步，协同东、中集团由北面攻歼梨船洞一带之敌。 西集团，以第68军（欠第202师）为主，并指挥第54军第130师，配属炮兵2个团又8个营、4个连，反坦克歼击炮兵1个营，高射炮兵1个团又1个营，工兵2个营又2个连，还有1个坦克连，统由第68军副军长宋玉琳、第54军副军长吴瑞山指挥。 第一步展开2个师又1个团，由金城至牙沈里约10.5公里宽的正面发起攻击，尔后，1个师在右邻第24军配合下向南发展，另1个师向东南发；第二步，协同东、中集团攻歼梨船洞一带之敌。 第54军第134师为兵团预备队，位于洗浦里。 此外，志司命令位于西集团右侧的第9兵团第24军配合金城以南作战，控制金化至金城公路上下九井段，阻止金化方向之敌东援，确保金城方向的翼侧安全。第24军代军长兼政委为张震。 第24军由第9兵团直接指挥作战。 这场战役很有可能就是志愿军在朝鲜的最后一战了，各部队求战心切，都想争取到多一些、重一些的任务。 作战部署令下达后，有的部队领导觉得给本部队任务少了、轻了而闹起情绪。 第54军军长丁盛就发了几句牢骚，说重要任务都给了华北的部队，是搞“华北山头”。王平当面批评他，说这么多部队参战，自觉服从统一指挥很重要；杨勇司令员也不是华北的，而是二野的，他搞什么“华北山头”？ 这个小插曲，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指战员渴望战斗的炽热心情。 1953年7月13日晚上九点整，浓云密布，大雨欲来，隆隆的炮声拉开了金城战役的序幕。 第20兵团准时展开攻势，遍布纵深数十里山谷中的1094门火炮齐射，炮弹如雨点般倾泻向敌人阵地。巨大的轰隆声打破了夜幕的宁静，明亮的火光将朝鲜夏夜的夜空照得如白日一般。 炮手们激动不已，这是他们第一次毫无顾忌地向敌军阵地发射炮弹，一发接着一发的装弹，一发接着一发的发射出去，炮手们大汗淋漓，但是大家谁也没有去管，依旧挥汗如雨的装填着炮弹。 在短短的20分钟内，火炮部队共向敌阵发射了1900吨炮弹，摧毁了南朝鲜军阵地表面工事的30%以上，开辟通路区域的障碍也被摧毁了80%至90%。 此次炮击的炮弹总量，是志愿军从第一次到第五次战役期间发射总量的2.2倍，也是志愿军首次动用如此强大的火炮力量轰击敌方阵地，以压倒性优势对敌展开攻势。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志愿军突破了南朝鲜军四个师的防御前沿阵地。 “南韩部队在志愿军凶猛的攻击中遭受重创。整夜都有伤员川流不息地从打得一塌糊涂的前线涌回来，进入匆忙筑起来的医疗帐篷里。”——这是根据后来的美联社记者记述才得以还原的珍贵记录。 西集团军由第68军203师、第204师和第54军的第130师组成，配备部分炮兵、装甲兵和工兵力量，在牙沈里至金城一线实施突破。 志愿军第68军面对的敌军主要是韩伪首都师。 该师长期驻扎在金城一带驻守，被称为韩军“精锐师团”，该师第一团更是敌方精锐中的精锐，装备全美式武器，号称“白虎团”，部署在最前沿的险要位置，与志愿军对峙，并构筑了包括坑道、盖沟、环形战壕以及各种明暗火力发射点相结合的坚固防御阵地，作战时还可获得美军支援。 战役发起前，我西集团右翼第203师组织了细致的现地勘察，捕获了数名俘虏，查明了敌军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为了迅速歼灭敌人，第203师决定以第607团侦察排组成一个侦察班，由该团副排长杨育才带领。在发起总攻的同时，穿插分队的先头侦察班，以化装奇袭的手段，直取敌第1团团部，为主力全歼守敌创造有利条件。 7月14日凌晨，志愿军第203师609团第2营和第607团的一个侦察班组成的作战支队，穿过韩军的炮火封锁区，摧毁了位于二青洞（利川洞）的韩伪首都师第1团团部（又称“白虎团”，与成功守卫白马山的第9团“白马师团”齐名），是该战役中最经典战例，由于在此团部缴获一面绣有白虎头图案的旗帜，这场富有传奇色彩的“奇袭白虎团”战斗，被广为流传。 在对韩军主阵地发起攻击的同时，该师第609团1个营组成穿插支队，在副团长赵仁虎率领下，沿522.1高地以东公路向南直插。 侦察班受领任务后，认真分析了敌情、地形，审讯了20多名俘虏，基本摸清了敌团部的位置、警戒情况及人员活动规律，并结合地图进行反复研究，制订了具体的作战方案。 全班编为3个袭击小组，体型高大、高鼻梁、深眼窝的杨育才化装为美军顾问，朝鲜族联络员韩淡年化装为南朝鲜军排长，其余人员均化装成南朝鲜军士兵，伪装成护送美军顾问或溃退散兵之模样。 接近目标后，第1小组负责歼灭敌警卫排，保障其他各组的袭击；第2小组攻击敌炮兵指挥所；第3小组进攻敌团部作战室。作战计划制订后，侦察班及时组织了战前训练，尤其是对敌军言行的模仿、穿插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及处置方案，都进行了多次演练。 14日0时4分，侦察班从白杨里出发，快速越过敌炮火封锁的500米开阔地，进至敌前沿阵地380高地附近。此时我方总攻已打响，守敌正遭受我军猛烈攻击。该班趁敌混乱，直插前往二青洞的公路，向敌纵深推进。 此时侦察班为反客为主、迷惑对手，一路不断用朝鲜语高喊“巴利卡”（快跑）。1时10分，穿插至415高地南侧约50米时，借着敌照明弹的光亮，侦察班队员发现有一名南朝鲜士兵在我队尾跟进。化装成南朝鲜军排长的联络员韩淡年立即对其进行询问。 该敌为韩伪首都师1团1营1连的传令兵，误认为韩淡年是韩军长官，并供出当夜的口令。行进中，杨育才又令联络员向相遇的韩军士兵确认了口令。随后，全班顺利通过敌岗哨。 1时40分，侦察班在勇进桥南与敌增援部队相遇，敌40余辆汽车满载士兵向北驶来。 众寡悬殊，杨育才指挥侦察班在二清洞村北伏下，待机行动。当放过敌车25辆后，第203师穿插支队与敌增援部队前卫交火。敌后卫车辆即停于第1团团部沟口的公路上，堵住了侦察班前进的道路。 为不失战机，杨育才当机立断，下令对敌发动突袭，仅用时3分钟，即毁敌汽车7辆。随后，全班乘敌混乱之际迅速越过公路，继续向目的地疾进。 2时40分，侦察班成功进至敌第1团团部所在地。发现团部前停有汽车30余辆，来往人员较多的情况后，杨育才果断将原3个袭击小组调整为4个，前3小组仍遂行原定任务，增编之第4小组主要负责歼灭混乱之敌和炸毁敌汽车，支援第2、第3小组战斗。 2时43分，第1小组向敌警卫排突然开火，歼敌大部，残敌向南逃窜。该组迅速尾追至下枫洞三岔路口附近，占领有利地形，与增援、溃退之敌激战6次，给敌以杀伤。第2、第3、第4小组则趁敌混乱，向各自目标发起猛攻。 第3小组成功封堵敌作战室大门，侦察员包月禄迅速投进1颗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后快速冲入室内，将敌大部歼灭。 第2小组在歼灭敌炮兵指挥部后，随即和第3小组会合，对混乱之敌展开进攻。 残敌仓皇逃窜，被我第4小组迎头截击，被迫回窜又遭夹击，最终大部被歼。 经过一小时四十七分战斗，共毙伤俘敌233名，其中俘敌19名(军官8名)，毙敌214名(内有伪“白虎团”团长、机甲团团长、美榴弹炮营长);缴获敌“白虎团”团旗一面，吉普车27辆，卡车11辆，火箭炮一门，各种枪75支，各种电台、总机11部，步谈机、8电话单机110部。 而我军仅一人轻伤。 战后，侦察班立集体特等功；杨育才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白虎团”团部被捣毁后,其部队很快发生溃乱。士兵丢弃武器弹药,四散奔逃。穿插支队在夜暗的掩护下乘机将位于该团部附近的美军第555榴弹炮兵营大部歼灭,并将来援的韩伪首都师机甲团第2营大部歼灭,击毙机甲团团长，于14日3时占领梨实洞、北亭岭以北诸高地。 首都师是韩军一支劲旅，师长宋尧赞，人称“石头将军”，作风剽悍。穿插支队在3个多小时时间内穿插前进9公里,进行大小战斗11次, 捣毁了“白虎团”团部，打破了韩伪首都师第1团的防御体系,为西集团军顺利完成第一步作战任务，立下第一功。 我们再回到西集团军的正面战场。 西集团军的突破重点，集中在灰古介以西公路两侧以及直木洞地区，主要目标为552.8高地和562.1高地。 这一目标的选择极具战略眼光，不仅抓住了敌军的弱点，还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了能够迅速切断敌防御体系、夺占关键阵地、为后续纵深作战打开通道的要害位置。 从炮火运用的角度看，集中火力于灰古介以西的公路两侧，既方便军、师两级炮兵群进行集火射击，也充分发挥了坦克炮的直射威力。 攻击开始后，第203师迅速在右翼展开攻击，仅用了12分钟便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前沿。 23时49分，他们向562.1高地主阵地发起了进攻。突击部队紧跟着延伸射击的炮火弹幕前进，仅用3分钟便攻占高地，且无一人伤亡。到13日23时52分，203师成功占领了562.1高地及其北部的多个高地，并全歼守敌一个营。 第20兵团称此战为“步炮协同的最好战例”。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使用坦克的经验，配属203师的8辆坦克在未得到必要工程保障的条件下勉强发起攻击，一出待机位置，先头第一辆坦克就陷到泥里，第二辆又被地雷炸坏，堵塞了道路，不仅使后面的坦克无法前进，而且影响到炮兵部队跟进，致使攻击部队头两天失去了炮火支援。 随后，203师主力向芳通里方向展开推进。与此同时，203师穿插分队（第609团第2营及配属的第607团侦察班），沿着562.1高地以东的公路向南挺进，直抵上枫洞和下枫洞。 至14日6时,第203师全部占领下榛岘、北亭岭、梨实洞、杨谷一线以北地区, 1个小时45分钟即全部突破当面之敌主阵地，9个小时58分钟全部打到指定位置，圆满完成了第一步作战任务。 第68军战后总结时赞扬第203师在战斗中表现最好。 第204师在左路发起攻击，分5个箭头直指敌主阵地552.8高地，于14日3时40分占领该高地。 尔后，乘势向南猛插，在追击过程，擒获韩伪首都师的副师长林益淳，这是金城战役俘虏韩军职务最高的军官，这对伪首都师士气打击非常大。4时40分，第204师进至月峰山一线，但第601团因指挥失误在山下停顿了8个小时，受到军里的批评。 至17时40分，月峰山及其以南诸高地均被第204师占领。 参加西集团第一步作战的还有第54军第130师第388团（该师另两个团为西集团预备队)，其任务是突破后向烽火山方向发展进攻。 由于该团推进途中走错了路，直到14日10时才进至烽火山地区，而该地守敌已在5小时前撤逃。按战前部署，第204师有配合支援第130师夺取烽火山的任务，但实际作战中没有很好执行，这也是造成烽火山之敌逃脱的原因之一。 至此，西集团各部均完成第一步战役任务，占领了芳通里、梨实洞、北亭岭、间榛砚、豆栗洞一线以北阵地,给韩伪首都师以歼灭性打击。全歼其1个团又1个营和2个连及2个炮兵连,另歼灭配属该团的美军第555炮兵营和1个坦克连大部。 总的来看，西集团第一步作战打得不错。 邓华评价说，在金城战役中，第68军在“次攻方向起到主要作用”。 中央集团军方面，以第67军、第54军第135师、第68军第202师两个团为主攻击力量，支援部队包括炮兵、坦克、工兵等。主攻方向是西起金城东至松室里9公里的地段，攻击韩伪6师、伪8师，然后协同其他部队歼敌，确保金城正面安全。 第199师突破后的首要攻击目标为轿岩山。 轿岩山由西、中、东3个毗连的山峰组成,海拔 700多米,瞰制金城川以北、北汉江以西的大片地方,是南朝鲜军在该地区的核心阵地。控制了轿岩山，即可瞰制金城川以北、北汉江以西大块区域，从根本上动摇韩军在金城突出部的防御体系。 因此，韩军极为重视该点守备，两个较强的韩军师——伪6师、伪8师各以1个团兵力据守，在山上构筑了坚固工事，组成交叉密集的火力网。阵前设置的障碍物多达16层，长300余米，加之山势陡峻，路窄难行，易守难攻。 第20兵团战后总结时反思，认为当初将轿岩山作为中央集团主攻方向是有问题的。 轿岩山战斗打响前，第54军第135师一名侦察参谋失踪，当时被判定为叛逃投敌。由于此人参过第67军第200师侦察会议，了解攻击轿岩山的计划，他的叛逃，肯定造成作战意图的泄露。 再有，中央集团为预先占领有利的进攻出发位置，于战役发起前3天(7月10日）先行攻占了轿岩北山脚4个无名高地。这行动又客观上向敌方印证了叛逃者的泄密。12日，韩军调整部署，将轿岩山主峰守备兵力由1个营增加到1个团（第6师第2团），并将第8师第10团3个营全部展开于中峰、东峰，致使该地防守兵力密度大增。 韩军还特别加强了对轿岩山前沿的炮火封锁，每天19时至24时，即在志愿军可能发起攻击的这个时间段内，封锁炮火尤为绵密。第199师攻击部队在接敌运动时伤亡特别大，12日晚第595团集结地域开进即伤亡133人。 第67军战后总结这一教训时指出：作战意图的传达不要过早，传达时要控制在最小范围；并且，战前力争保持战场平静，对守敌前沿支撑点必须要打的应早打（发起攻击10日之前），迟了宁可不打，否则很难取得攻击的突然性。 7月13日23时,火力急袭后,志愿军第199师5个营向轿岩山发起冲锋。 冲击前的炮火准备持续28分钟，是金城战役各方向炮火准备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但因直射火力少，炮火密度不大，夜间射击精度较差，对工事的破坏程度只有10%~15%；加之组织计划不够细致，步兵未能按时到达集结位置，步、炮行动脱节，部队运动时，遭敌炮火杀伤严重。 攻击西峰的部队仅有9人打进第一道、第二道堑壕，后在与守敌拼杀中全部战死；打上中峰、东峰的也仅有37人，力量薄弱，后续不继，不能最后解决战斗。 第199师攻击受阻，最大的威胁来自敌方炮兵。当晚该师主要突击力量被敌炮火杀伤者几近二分之一，损失之大，实在令人震惊。 第199师首轮攻击受阻以后，遂将二梯队由轿岩山东侧690.1高地方向投入战斗，于14日零时44分攻上中峰、东峰。后又陆续投入第597团和第201师第603团，至14日10时攻占主峰，全部占领轿岩山阵地。 随后,以第199师1个团和第201师2个营向敌纵深猛插,歼灭逃敌。 至14日16时,进至商山里、585.2高地一线,并继续向南发展。在攻击轿岩山主峰的战斗中,当部队冲击距主峰约200米时,突然遭敌机枪火力点封锁。 第199师第595团1连战士李家发，主动担当起爆破敌火力点的任务。 李家发，1934年生，安徽省南陵县人。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2年10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入朝后，李家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7军199师595团1营1连2排6班当战士。在一次敌机空袭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朝鲜群众抢救衣物和粮食。他在战地练兵和修筑工事中成绩突出，荣立2次三等功。 1952年冬，李家发任二排通信联络员，主要任务是传递战斗命令，常常要在敌人的炮火中穿梭。从部队所在庆坡岘的山腰到玉女峰的前沿，要通过一片200多米的开阔地，美军飞机每天都要在这块土地上倾泻成吨的弹药，通过时极其危险。 但他英勇机智，每次都能及时完成任务，被誉为“铁腿通信员”。 李家发机智地炸毁了主地堡外围3个火力点，他自己也身负重伤，但仍然忍着剧痛艰难地向前爬进，在用最后一颗手雷摧毁了敌人的主地堡后，体力不支昏迷过去。 反击部队迅速发起冲锋，然而敌人的另一个暗堡又响起了枪声，火力封锁再次拦住了部队前进的脚步。突击排新的爆破组几次尝试爆破都因敌人火力太猛而无法接近。离天明只剩4个多小时，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轿岩山，部队只有撤出战斗。 正在紧急关头，敌人暗堡的机枪声突然静了下来。原来，昏迷的李家发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以惊人的毅力悄悄爬近敌人暗堡，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暗堡的机枪射孔。为掩护部队冲锋，取得战斗胜利，李家发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 这又是一个黄继光一般的英雄战士。 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给李家发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轿岩山地区人民将李家发牺牲地附近的一条街命名为“家发街”。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政府将他的家乡泉塘乡改名为“家发乡”，并建立李家发烈士纪念碑，以示纪念。 对轿岩山的攻击发起后，中央集团将部分炮兵转向高代里方向，对第200师的行动提供炮火支援。这是中集团为解决整个攻击正面炮兵数量不足而采取的一项措施，目的是在无法建立全面炮火优势的条件下，通过炮火机动来争取局部的、暂时的优势。 按计划，战役开始时，先集中炮火打轿岩山，规定时间一到，无论第199师在轿岩山是否得手，都要将火力转移到第200师的官岱里方向。 实战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虽然炮火转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射击精度，但效果要比两面同时打好得多，因为它保证了炮火的集中使用，既能确保打开官岱里的口子，又能从侧后对轿岩山形成威胁，对第199师第二日再攻轿岩山提供有力的支援。 在轿岩山以西,金城川由西北向东南流过,与轿岩山之间形成了一段较为开阔的谷地。鉴于韩伪6师7团被隔在了金城川西岸，这里便成为志愿军中集团右翼第67军第200师实施突破的绝佳地段。 在此防守的是韩伪6师第19团一线两个营。 13日23时37分，第200师第598团对官岱里西南高地发起攻击。 中集团以168门火炮,支援第200师第598团在1.5千米的地段上实施突破。由于集中了绝对的兵力火力,突破口很快打开,一举将敌第2营歼灭。敌19团团长金汉柱急调预备队第3营增援。不料此时，第200师第600团（附第599团1个营)沿鸡岩、陵洞公路打开缺口，进入敌纵深作战，第599团随即投入战斗，将正在运动之中的敌第3营围歼。 14日凌晨5时，第600团打到东山里，将韩伪6师防区分割成东、西两块，烽火山和轿岩山两处守敌，均因侧后完全暴露在志愿军攻击拳头之下而全盘动摇。第200师进攻方向的守敌除少数逃散外，大部被歼。 当日8时，第200师2个团南渡金城川，向梨船洞方向突进。15时，全部占领梨船洞以西及西北地区。 轿岩山及其以西阵地被突破，使南朝鲜军在金城川以北的防御发生根本动摇。东集团军以第60军为主，在北汉江以西，轿岩山东南，竹洞、陵洞以东地区实施攻击。 战役发起前，为掩护和保证金城战役的准备，牵制韩军兵力火力不能西调，第60军于6月26日晚，以第179师6个连，攻占北汉江以东、鱼隐山西南一线韩军伪7、伪5师2个营阵地，然后又在此顽强坚守7天，打退敌8个营大小反扑150余次，坚守938.2高地的第536团伤亡高达1080人。第60军为保持战役后备力量完整，以利于下一步进至北汉江以西作战，始终未将第536团替换下来。 第536团的这场恶仗，从时间上说，是在金城战役正式发起之前打的，但在第60军战史上，仍被记为60军夏季战役第三阶段作战的起点。 7月上旬，第60军将北汉江以东防务全部交给第21军，随即转进至北汉江西岸，与第21军2个师，以及第33师、第202师第605团，组成东集团，参加金城以南反击作战。由于战前跨江进行部署调整，东集团各部战役准备时间只有7~10天，比东集团和中央集团要短得多。 7月13日晚，东集团军按统一号令，分路向当面韩伪3师和第5、第8师各一部阵地发起攻击。 东集团攻击正面相对狭窄，又是横越山脊进攻，一线展开兵力有限，也不便于穿插，加之攻击部队不同建制单位过多（先头2个团又2个营分别来自3个军、2个师)，指挥、协同、保障均有困难。 当炮火准备完毕时，各攻击部队都还没有到达冲击出发位置；攻击发起后，担任主要攻击任务的部队又走错了路，在敌炮火拦阻下伤亡较大，致使13日当夜未能解决战斗。 14日4时，东集团军分别占领龙虎洞西南山梁、登大里、广大洞，与中集团军一部在梨船洞东北会合；至18时，肃清金城川以北残敌，并以部分兵力向南渡过金城川，攻占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的461.9高地。 至此，东集团也完成了第一步作战任务。 志愿军立即转入全线追击。 第20兵团各集团，以师、团,甚至以营、连为单位,猛烈扩张战果。 各部歼敌和缴获数字不断上报。 为了切断敌退路,阻敌南逃北援,杨勇命令各集团纵深穿插部队迅速抢占要点，不给敌喘息和组织防御的机会。 至14日18时,志愿军第20兵团已占领了西起新木洞,向东经芳通里、梨实洞、间榛岘、豆栗洞、巨室里、沿金城川至461.9高地一线以北地区,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在21个小时的战斗中，第20兵团向南最远推进9.5千米,共歼敌1.4万余名,达成了战役的第一步任务。 当第20兵团在金城以南地区全面展开攻势的同时，第9兵团所属第24军按志司命令配合作战。13日21时，该军以第72、第74师，在221门火炮的支援下，向以注子洞南山为中心的当面韩军发起攻击。 攻击发起前3天，第72师第215团突击连一名班长叛逃投敌，暴露了该部攻击意图，韩军迅速调整部署，前调第9师第28团1个营增强守备。 第24军仍按预定计划实施攻击，突击部队动作迅猛，很快冲入阵内与守敌短兵相接，经3小时激战，全部占领注子洞南山、杏亭西山等阵地。 至14日9时，残敌除少数逃脱外，大部被歼。当日午后，第24军部队占领杨谷、芦洞以北诸高地，控制了金化之敌向东增援的去路，达成了保证第20兵团右翼安全的任务。 金城反击战役发起仅一昼夜，志愿军全部攻占当面韩军主阵地，推进到西起新木洞（金化东北约5公里），东至金城川与北汉江礼合点之线，向南最远推进了近10公里，突破了当面韩军第一防御地带，一举削平了金城以南“联合国军”防线的突出部。 当面韩军被迫全线后撤，韩伪首都师、伪3师和伪6师均被打残，不得不退出一线进行整补。韩军战前制订的防御作战计划，有态势不利时组织部队撤退的预案。 因此，韩军在主阵地被攻破时的后撤，总的来看是按计划进行的，动作比较快，这在金城川以北尤为明显。 志愿军发起攻击翌日拂晓，当面韩军主力就撤到金城川南岸。 后撤时，留有少数步兵、工兵、坦克作掩护，其中，步兵依托要点，边打边退；坦克抢占要道、路口，阻击追兵；工兵于沿途设置铁丝网、地雷等障碍物，破坏桥梁渡口；同时以航空兵轰炸志愿军纵深，拦阻其后续梯队前进。 起初，韩军部队还能按预案有组织地行动，但由于志愿军攻势迅猛，冲乱了韩军的阵脚，有组织的撤退很快就变成了狼狈不堪的溃逃。 美国记者对韩军撤退时的乱象有如下报道： 士兵们有的坐在卡车和吉普车上，有的攀爬在坦克上，有的跪骑在大炮的炮身上，还有成千上万的士兵靠穿着帆布胶底鞋且起了水泡的双脚向南步行。这些人一拐一拐地向前走，精疲力竭时就在路旁泥地里倒头就睡，顾不得倾盆大雨。 在退却的韩军中间还夹杂着一些美军的大炮和坦克，他们也被迫向南转移，因为韩军步兵的撤退使他们暴露在敌军的炮火下。很多美国兵撤退时没有携带装备，在撤退前也没有顾得上对丢弃的装备采取任何破坏措施。 至此，金城战役第一步任务全部完成。 第41章 金城之南终局战(2) 180师的正名之战 金城战役打响后，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迅速告捷。 然而，当作战进入第二阶段时，却未能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推进。其主要原因在于战前对梨船洞地区的敌情判断，与实际战场情况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在战前，志愿军司令部和第20兵团一致认为，位于韩军第一防御地带后沿的梨船洞地区，就其地形价值来看，应是韩军金城突出部防御体系的“坚强的抵抗中心”，因而估计一线主阵地被突破后，韩军主力很可能全线收缩至梨船洞一带固守顽抗。 基于这一判断和推测，志愿军预定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是，以梨船洞为目标，三个集团军从三个方向对该地区发起合围攻势。 实际上，韩军并未在梨船洞地区设防，而是迅速向南撤退。 中央集团军在战役发起20小时后，也就是7月14日17时，进入梨船洞一带，既未遇到顽强抵抗，也未能追上撤退飞速的韩军。在这种形势下，想要进一步扩大战果，必须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战略决策。 7月14日志司向20兵团下达了第二步作战指示： 金城以南地区我战役第一步作战发展顺利，已经将敌主阵地突破，打乱其部署，根据稳扎狠打的方针，为巩固既得阵地，乘敌溃乱之际，迅速扩大战果，特作如下部署，望即研究执行。 各军将登大里、广大洞、细岘里、梨船洞、豆栗洞、间榛岘、梨实洞、432.8高地、回隅一线及以北之敌肃清后，主力应立刻巩固住这条防线，迅速构筑工事，修通我后方之公路，将炮兵转移至该线，占领阵地（充分利用缴获的坦克和火炮)，将物资弹药前运，支援巩固该线作战，各军均以若干有力支队，乘敌溃乱时机分别向南发展。 接到命令后，第20兵团迅速进行了部署调整，并于14日21时40分向各集团下达指示，同时上报志愿军总部和中央军委。指示中指出： 我军已按照预定计划攻占金城川以北及金城西南的阵地，在梨船洞完全占领后，部署如下： 坚决巩固杨谷、梨实洞、北亭岭、榛岘里、632.5、602.2、巨里室北高地、金城川、461.9及其以北的阵地，各集团按梯次纵深配置，迅速修复工事，打扫战场，清剿残敌，恢复通信联络，调整组织，转移炮兵阵地，修筑运输道路，布置反坦克阵地，随时准备迎击敌军的大规模反扑。 各集团派出不少于一个团的有力支队，继续向南占领有利阵地。 西集团军向三天峰、杜木方向推进，中央集团军向赤根山、注波里方向发展，东集团军则向黑云吐岭、818.9高地推进，择机控制这些地区。 电报重新明确了各集团军与第24军之间的战斗分界线。 此时，接下来的作战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有两种选择： 一是巩固既有战果，防止敌人反扑；二是继续发展进攻，争取更大胜利。 从志司和第20兵团发布的指令来看，当时选择的是第一个方案。 志司和兵团的指示，都将重点放在稳固已夺取的阵地上，同时也要求部分兵力继续向南推进。第20兵团在战后总结中指出，部队由于长期进行阵地防御作战，缺乏大规模进攻的实战经验，因此在纵深作战中存在顾虑。 这恐怕不仅仅是下级部队的问题，战役指挥员和指挥机关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根据志司和第20兵团的部署，各集团主要兵力采取纵深梯次配置，以应对敌方反击，各集团军仅派出一部分兵力继续向南推进。 志司的指示是，用于向南发展进攻的应为“有力部队”，但并未明确具体的兵力规模，只提到于发展进攻的部队是“支队”性质，显然不是指主力。 第20兵团的指示具体一些，将发展进攻的兵力限定为“不少于一个团”。 向南发展进攻的目标为亢峰、三天峰、赤根山、注坡里、黑公吐岭、白岩山之线。这条线，按战前判断，成是敌第二防御地带，距已被突破的第一防御地带后沿4~6公里，最远8公里。 仅以“不少一个团”的兵力在纵深方向推进，攻击力度自然相当有限，可以说只具有威力侦察试探的性质。对于明确划定的前方目标线，志司和第20兵团的要求都是“相继占领”，这也给各集团行动留下较大的机动空间。 邓华后来分析说，在金城战役中，如果事先准备以2个军向纵深发展进攻，是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的。而在实战中，第20兵团投入金城以南地区的兵力共4个军12个师，对当面之敌，拥有较大的数量优势。 第一步作战只动用了8个师，还有4个师尚未进入战斗。在迅速攻占敌第一防御地带的情况下，如果能及时投入后续梯队，大纵深突击力量，全部占领敌设防薄弱的第二防御地带是有可能的。 当时的问题在于没有空军支援，战场制空权完全掌握在美军手里，这就使得志愿军炮兵转移阵地、后续部队开进和作战物资前送均遇到很多困难。 不过，这还不算是最大的制约，当时困难最大的是战场气象和交通条件。正是这方面产生的制约，使得战役指挥员深感后续不继，难以定下投入主力迅猛向纵深发展进攻的决心，从而使攻击逐渐的失去锐势，进攻速度慢慢变缓，并很快停顿下来。 第9兵团第24军代军长张震、副军长李家益和陈仁洪于15日凌晨2时30分，依据志司14日17时的指示，向各师下达了部署命令。 根据上述指示和部署，第九兵团第24军与第20兵团各集团军立即展开行动。 在金城以南地区，有两条主要的公路干线，一条通往西南方向的金化，另一条通向正南的山阳里。此外，还分布着多条支线公路以及一条重要的横向联络线，平日交通基本顺畅。 金城突出部内蜿蜒而过的金城川，是一条季节性变化明显的河流，平时水深不到1米，河面上建有多座桥梁，交通通行基本不受影响。然而，一到雨季，山洪暴发，桥梁被冲毁，金城川便会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水障，严重阻碍交通。 金城战役打响后，从13日到15日，连续三天大雨倾盆。 对志愿军而言，好处是天上大雨连连，妨碍美国空军的出动；坏处是河水猛涨，道路泥泞，通行困难。到16日，天气转晴，美机大量出动，对金城川各渡口实施火力封锁，这条水障的作用便凸显出来。 是派小分队前出有利，还是将二梯队第180师投入战斗更好？东集团第60军军长张祖谅和副军长王诚汉经过分析，他俩一致认为，从当时战场态势看，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投入作战，能给敌方造成更大的混乱，进一步扩大歼敌效果，但也可能遇到预想不到的情况。 下定决心之前，他们先征询了第180师的意见。 第180师师长李钟玄表示，为了抓住有利战机，他愿意率部渡过金城川，完成后续作战任务。于是，张祖谅下达命令，将第180师投入金城川以南作战，并派王诚汉去180师加强指挥。 1951年5月的第五次战役中，180师被三面合围于汉江南岸，险些被全歼，突围出来的180师营以上干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180师被扣上了动摇的帽子，甚至还差点被取消了番号。 1951年10月，时任志愿军第15军44师副师长的李钟玄（1955年大校），接到上级命令，要他接手刚刚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的第60军180师，原师长郑其贵已被解职，并送往后方述职。 李钟玄自1938年入伍，就一直在第44师工作，尽管不愿离开已经工作了13年的老部队，也对自己能否接下这份重担而心有疑虑，但他还是于10月26日前往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部报到。 两个月后，李钟玄来到位于栗木洞的志愿军第60军军部，军长韦杰（1955年中将）向他介绍了第180师当前的情况。 目前该师留守和归队人员共3000余人正在谷山整训，后又补入1450名新入伍的国内各地新兵，以及之前留在四川的该师三个后备团5000余人，再加入兵团司令部调来的一个通信连及一个工兵连，使得全师总人数恢复到1万人左右。 李钟玄调到第180师后，原领导干部只剩参谋长王振邦（1955年上校）一人，不久，李少清（1955年大校）、袁本慧分别被调来担任师政委、政治部主任（李政委后因负伤而长期休病假）。 其他团级领导还包括：第538团团长庞克昌、副政委潘放、第539团团长陈克难、副政委郝令高、第540团团长周光普、政委李懋召等人，营以下及机关干部则仍大多为原第180师干部。 1952年10月，在休整、训练了一年后，志愿军第60军被重新部署到文登里至北汉江一线阵地，此时军领导班子也作了较大变化，新任军领导对第180师的近况不太熟悉，担心该师还没完全恢复战斗力，便提议先派第540团上一线试试，归第181师指挥。 第540团上阵地后，因为在1953年1月的冬季阵地战中打得还算不错，第60军党委才放心地将第179、181师之间的一个狭窄的正面防御阵地交给第180师。 张祖谅受命奔赴朝鲜亲率第60军，当他进入60军部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宣布：“60军3个师不变，自己跌倒的，要自己爬起来！” 这次，要看180师如何一雪前耻了。 1953年3月15日，180师作为一梯队全部接替东线181师24华里的防线，6月14日参加夏季反击战役。全师在战役第一、二阶段歼敌2000余人，第三阶段攻占了方形山南朝鲜5师的全部阵地，歼敌4个整营1500余人，扩大占领面积23平方公里。 战役结束后，3兵团和20兵团都拍来电报，祝贺180师打了翻身仗。 7月13日，金城战役打响，这也是志愿军抗美援朝中最后一次大的反击作战。志愿军5个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60军为东集团，任务是从北汉江西松室里一线进攻，第一步歼灭登大里地域的韩伪3师，第二步前出黑云吐岭、白岩山949.5高地，至北汉江两岸。 第一步由181师完成，第二步由180师完成。 当晚9时整，我军1000多门大炮在20分钟内就把1900余吨炮弹倾泻在敌人阵地上。4支突击部队在我火力轰击后，立即向敌阵地发起攻击。经过21个小时激战，181师完成了第一步任务，歼敌3100多人。 当兄弟部队181师突破防线后，军部于1953年7月14日命令180师迅速进占黑云吐岭和白岩山，由538团和540团为先锋强渡金城川。 由于大雨倾盆，不便敌机活动，538团白天就投入战斗。 敌人炸毁了金城川铁桥，16时，尖刀连连长秦福德（对，就是他。五次战役突围时，被阻在敌后打游击300天后归队的秦福德）带领突击排，冒着敌人的炮火从仅剩下的一根钢梁上跑过去，并从水深齐腰的江中涉过，紧紧地咬住敌人。 战士江成富和张北祥两人直插敌人纵深，击溃了正在集结的敌人1个营，另一个战士用两发火箭弹击毁挡路的坦克，为穿插部队打开了通路。 21时，2营插到敌人纵深30多里的黑云吐岭。 山高路险，战士们冒雨攀着树枝、抓住野草，在泥泞中匍匐前进。山上是敌人一个营的指挥所，敌人还在睡觉，没来得及穿裤子就被打死了大部分，活捉了营长以下40多人，黑云吐岭被我全部占领。 此时，南朝鲜军在志愿军的猛烈打击下，正处于慌乱溃逃的状态。538团乘胜向前扩大战果，歼灭韩伪3师，俘敌营长以下300多人，击毁和缴获坦克5辆。 同时，540团从登大里渡过金城川，也是冒雨于白天进行战斗。 10时，540团的尖刀连，迅速前进到818.9高地，在敌人还未发觉时，连长李鸿森命令2班一个小组秘密插入敌人阵地，打得敌人到处乱窜。战士陈汝宁一人追赶1个排的兵力，打死敌人10多个，缴获两门无座力炮。 这时，1118高峰上的敌人以4挺重机枪、10挺轻机枪的火力阻击6连前进。战士们奋不顾身，勇攻主峰，4班战士杨万盛第一个冲上去，只身追击敌人，协同文化教员陈少忠拿起敌人丢弃的重机枪，扭转身来将30余个敌人打死在逃跑路上； 接着2营3个连于12时占领了1118高地主峰，然后向白岩山进攻，一鼓作气冲上白岩山主峰1179.2高地，歼灭韩伪5师两个营，并连续击退敌人7次反扑，共歼敌500余人。 同日上午，540团3营又占领867高地和949.5高地，俘获大量溃敌。 7月15日，第180师538团和540团，占领了黑云吐岭、867高地、白岩山、949.5高地，消灭韩伪3、伪5师共1000余人。 到16日下午3时，180师已经把战线向东推进至北汉江西岸一线以北地区，向南推进约8公里，对韩伪2军团防区南北交通干线，金城至华川公路构成严重威胁，圆满完成了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 在整个金城战役中，第180师是反击进展最快、向南打得最远的一支部队。 从金城战役地图看，180师占领黑云吐岭、白岩山后，伪8师、伪3师大部分就被志愿军包围起来了。战役目标就不是消灭韩伪3师一个团的问题了。所以180师占领白岩山、黑云吐岭，引起了志愿军司令部和兵团的高度重视，命令其他各军向前推进，与180师看齐，但因各种困难未能实现。 当时180师已突出五六公里。 黑云吐岭、白岩山这两个地方，关乎韩军生死，也关乎志愿军的战役目标。敌人也知道停战在即，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谁占到哪里，哪里就是分界线。 因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亲临金城前线，声言要夺取金城以南失地，下令美军第3师、韩军的3个师，向志愿军进攻突出的部队全力反扑。 7月16日，韩伪5、7、9、11师，美第3师，韩伪3、6、8师残部，开始全力向180师反扑。进攻重点是180师刚刚攻占的黑云吐岭、白岩山至867高地一线突出阵地。 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就在黑云吐岭和白岩山的前沿展开了。 180师虽然打的很不错，但此时的180师，处境却相当差，和第五次战役时非常相似。 由于友邻部队攻击受阻，未按照原计划推进到指定的区域。180师所处的地带南北纵深20里，东西宽40里，他们的右翼已经完全暴露。另外，金城川就像当初的北汉江，538团和540团也需要背水作战。 一时间，180师的两个团，处在了纵深20里，东西40里、侧翼空虚的被动局面，而且是背水之战。在3天的激战中，180师表现极为顽强，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用石头，一直坚守着阵地。 但是，由于金城川上的桥梁已遭毁坏，进行漕渡又因河水流速太快而无法实施，物资不能前运，炮兵不能前进，前面的部队既得不到炮火支援，也得不到弹药补充，全凭一股拼劲和韧劲坚持作战。 180师的战斗，为主力巩固金城阵地赢得了时间，可是敌人越来越多，时间拖久了，将会出大问题。时任180师师长的李钟玄，以及政委唐明春发觉事态有些不妙，此时180师过于突出，在没有粮弹补给和工事依托的情况下，孤军深入，再继续打下去，很可能会重蹈第五次战役的覆辙。 尽管李钟玄、唐明春都是之后被调入180师的，但他们对第五次战役的情况十分了解。所以，他们马上向60军首长建议，马上撤到金成川以北，占领有利地形，保存实力，消灭来犯的敌人。 可是，李钟玄、唐明春的建议被驳回了。7月16日下午，20兵团来电，让180师继续坚守黑云吐岭、白岩山，并要求要继续打，还要大打。 180师两个团在既无坚固阵地为依托，又远离后方，无纵深火力支援，粮弹奇缺的条件下，又坚守了三天三夜。 历史好像在和180师开玩笑，当初60军前军长韦杰、180师前师长郑其贵所面临的问题，这次又落到了张祖谅（时任60军军长）、李钟玄头上。如果处理不好，180师之前的翻身仗就白打了，而且一旦180师第二次遭遇重大损失，这个责任谁也无法承担。 一方面，师领导马上找到在师指挥所的王诚汉副军长，向上级领导反应师里的意见；另一方面，师领导马上召开会议，最终达成统一意见。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只要能保证部队的有生力量，愿承担一切后果，撤职，枪毙，在所不惜。 第五次战役的教训太沉重了，而且对180师的处罚也太重了，所以，此次金城战役，180师绝不能在同一个问题上绊倒第二次。 师领导反复向上级建议，并坚持一点原则：命令可以执行，后果我们不负。 在张祖谅军长、王诚汉副军长、180师领导的努力下，在17日晚上，180师终于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幸运的是，180师在收到撤退的命令前，就已经收拢了部队，做好了撤退的准备，与此同时，老天爷也帮了大忙，就在180师撤退的时候，起了大雾，在大雾的帮助下，17日晚21时至18日6时，除461.9高地外，第180师按东集团部署将金城川以南部队全部撤至金城川以北防守。 19日和20日，韩军以1个排至1个营兵力在坦克和炮兵支援下，向461.9高地发动了17次反扑，炮击1.7万余发。第180师1个营顽强坚守，将敌军反扑全部击退，两日共毙伤敌1000余人，牢固控制了阵地。 站在180师的立场上，师长李钟玄、政委唐明春等师领导的做法并没有错，他们不仅要对上级负责，也要对部队负责，宁愿留下骂名，也绝不会让部队再受损失。事实证明，师长李钟玄、政委唐明春的做法十分明智，他们不仅打了胜仗，还保住了180师。 黑云吐岭、白岩山阻击战打的非常惨烈，但这次180师一雪前耻，打出了威风，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 7月17日凌晨，美韩军以3个团进攻黑云吐岭南1公里的569.5高地、黑云吐岭、1118高地；2个团进攻白岩山、949.5高地、867高地；1个团在5辆坦克配合下沿949.5高地以西公路突进。几百吨钢铁倾向每一个山头，把山上碗口粗的树连根炸飞，山头都被轰得变形了。 扼守在白岩山1118高地上的540团2营的指战员，已两天两夜没有吃饭，也喝不到水，但大家以极大的耐力与敌人作拼死战斗，打退敌人30多次反扑。 6连9班只剩下朱成良、马栋良两个伤员，他俩拿着仅有的3颗手雷，镇静地蹲在两个炮弹坑里，当敌人从四面八方嚎叫着合拢到他们跟前时，他俩一跃而起冲入敌群，拉响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我后续部队趁机上来把敌人压了下去。 18日上午，2营4连和5连被敌人分割包围，1营1连立即增援上去。 这个连19岁的年轻班长郑朝元在排长牺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代理排长指挥全排，利用塄坎、弹坑等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仅郑朝元一人就杀敌122人，出色地掩护了主力转移，战后荣记特等功，获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同一天，南朝鲜第2军团以一个团兵力向黑云吐岭南侧一个无名高地538团6连猛烈进攻，连长段阡田为减少伤亡，只在阵地上留一个班坚守，随后派新战士赖永泽、杨长开、王和甫3人上去增援。 赖永泽所在的这个战斗小组，被派往黑云吐岭最前沿阵地，增援前线，并坚决守住阵地，等待大部队抵达。赖永泽知道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连饭都没吃上一口，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的表示坚决完成任务，誓死与阵地共存亡。 上战场前，虽然知道战事激烈，但是当他和战友们迂回来到阵地时，战场的惨烈程度还是让他心里一惊。到处都是阵亡的战友，阵地被炸得找不到一处掩体，只有15米长的交通壕，蹲在里面还露着半个头，更糟的是，战斗小组的小组长杨长开在前往阵地的途中不幸炮弹炸伤。 赖永泽直接接替小组长，同另一个战士王和甫冲到了阵地上。等到他们两人来到阵地后，发现阵地上的排指挥所已经被炮弹炸塌了，排长、副排长全都已经重伤不省人事，战壕里面就只剩下9个人。 这时战壕内算上赖永泽只有11名战士。 赖永泽直接接过指挥任务，他跳入坑道，搜集起散落的武器装备，然后将战士们分成三组，每组各守一个方向。敌人再次发起进攻，一阵狂轰乱炸后，敌军开始向高地冲来。为了提高命中率，节省弹药，赖永泽欲擒故纵，放任敌军一步步逼近阵地。 他屏住呼吸，静等敌人进入射程之内。当距离敌人还有30米的时候，赖永泽一声令下，战士们火力全开，向敌人发起猛攻，这一击打得敌人四处逃散。敌军哪会如此就善罢甘休，迅速整顿队伍后，再一次发起攻势。一个下午，敌人连续发起了二十多次进攻，却都被赖永泽和战士们一一击退。 为了攻下高地，敌军不择手段，有一名敌军指挥官试图偷袭，被赖永泽识破了诡计，将其击毙。眼看着一次次溃败，敌人的火炮攻势更加猛烈，他们想将我军战士连同阵地一起夷为平地，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我军阵地上。 此时战壕里坚守阵地的战士只剩下6个人，赖永泽悲愤交加，继续鼓励士气，守住阵地。这时，敌人的战机从西侧向阵地俯冲过来，投下燃烧弹，顿时阵地陷入一片火海。在熊熊大火中，一枚炮弹落在赖永泽身旁，一阵轰鸣声过后，他被炸弹的冲击力击倒在地，他一下子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爬起来的时候，阵地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看着冲上来的敌人，赖永泽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誓死守住阵地”，他顾不得浑身的伤痛，举起冲锋枪向着敌人扫射，他一个人游走在阵地的三面，丝毫不给敌人围攻的机会。冲锋枪没子弹了，他就用步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配合着手榴弹，压制着敌人一次次进攻。 子弹很快打完了，他扔下枪，在战壕里挖出“地瓜雷”（一种插销打火的手榴弹），虽然形势紧迫，赖永泽依然保持冷静。他知道这种雷打火快，威力大，他将10个雷串成一串，向敌人聚集地甩了出去，这一击就炸死一大片。 敌人眼看着阵地就近在咫尺，却怎么也没办法再靠近，他们猜不透对面到底有多少志愿军。没想到，这一守就是7天7夜！赖永泽一个人，在黑云吐岭最前沿的阵地上，面对数百倍于己的敌人，从7月17日一直坚守到了7月24日！ 没人知道他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到24日这天，手雷串全部用完了，赖永泽的武器只剩下两颗手雷和两根爆破筒了。 7月24日下午，赖永泽将最后两个爆破筒扔向敌人后，阵地前又是一片死寂，他知道敌人正在观察形势，他不动，敌人就会再次冲锋。已经弹尽粮绝的赖永泽，咬着牙捡起石头，向着敌人重重的砸去。 对面的敌人终于看清了，阵地上只有一个人坚守，于是他们组织了两个营的人马，发起最后一次进攻。赖永泽手握铁镐，匍匐在地上，就等着敌人杀上来，和他们贴身肉搏。就在这危急关头，这时连长段阡田带着人增援上来，此时的敌军也已经被赖永泽打的筋疲力尽，士气全无。大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击退了敌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场战争，赖永泽凭一己之力，杀敌上百，一个人守住了一个阵地。 这是怎样惨烈的战斗？只能用奇迹来形容： 赖永泽一个人在阵地上足足打了七天七夜，他和战友们共打退了敌人共计一个团的兵力反扑，光他自己就消灭了100多个敌人！ 以平凡的血肉之躯，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若不是有真实的战绩，这种事情就连说出来恐怕都不会让人相信！ 赖永泽的胆识和勇气实在让人佩服，他被战士们誉为“孤胆英雄”，并荣获特等功。 那年，他刚刚21岁…… 战后，赖永泽代表180师回国参加1953年国庆典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战后，志愿军召开大会，在会上表扬了180师的“身处险境，机制灵活，敢作敢为，转危为安”的作风！ 还称，金城战役中180师的“抗命”，不能和第五次战役相提并论，金城战役是我军发起的反击战，主动权在我方，而第五次战役中的180师的任务是掩护部队撤退，当时的主动权在美军，倘若180师提前撤退，后果不堪设想。 在朝鲜，180师共作战320次，扩展阵地84平方公里，歼灭敌人1.37万人，俘敌660人，缴获坦克5辆、汽车28辆、各种炮120门、机枪231挺、其他枪械1914支。180师也付出负伤4100人、牺牲2400人的代价，为部队争得了荣誉，为抗美援朝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42章 金城之南终局战(3) 打掉韩军精气神 东集团第21军指挥的第33师,于7月14日23时,以1个连又2个班,在82毫米迫击炮以上火炮83门支援下,向防守1089.6以南无名高地美第45师1个连发起攻击,经20分钟战斗,全部占领阵地,全歼守敌。 至15日12时,又击退美军2个班至2个连兵力的3次反扑,巩固了阵地,配合了金城以南地区的作战。 中央集团命令第54军第135师的一个团执行进攻任务，目标是向后洞里和注坡里方向穿插，消灭南朝鲜第8师师部并占领相应阵地。 14日夜间，部队在鸡岩附近冒雨出发。 然而，由于夜间天黑加上降雨，地形不熟，地图被雨水浸湿而无法使用，先头部队在进至巨里室北山时误以为已到达后洞里，便就地布防，准备迎击敌军的反扑。随后上级发现位置错误，15日凌晨2时继续指示部队向后洞里方向搜索推进。 当部队到达后洞里时，与韩伪6师一个团的前哨部队接触，并将其击溃。同时，确认后洞里南北两山均有南朝鲜军防守，于是部队返回巨里室北山，占领阵地，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应对敌军的反击。 韩军已经杀红了眼，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他们采取了人海战术，以整团整师的规模不断投入部队，拼命发起进攻，毫不顾忌伤亡。 尽管美国人对李承晚颇为不满，但在韩军遭遇严重打击之际，他们也决不会置之不理。 7月14日清晨，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下令韩军迅速撤退至金城川以南一带，重新部署防线，以遏制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头。 同时，美军各部队也紧急调动，前往增援。 最先接到调令的是第187空降团。该团从日本仓促空运至汉城附近的金浦机场，落地后立即车运至中线与美军第2师会合，分别接替金化以西、以北的美韩军部队防务，以使该地美军第3师、韩伪9师能抽出来，由西向东对梨实洞、北亭岭一线实施反扑。 同时，将第8集团军预备队的韩伪11师划归韩伪2军团指挥，接替伤亡惨重的韩伪6师投入战斗。 泰勒这次部署调整，有两个动作颇具创意。 一是为将韩伪11师尽快调到指定位置，动用了美军在朝鲜所有的l-20飞机投入空运。l-20是一种被称作“海狸”的轻型飞机，主要用于军事邮件投递，一次只能载运1个班。这次空运，共动用了几十架l-20，从早到晚不停地往返倒运，加上地面摩托化机动，很短时间就将整整一个韩军师送到了一线。 二是派美军第2军军长威廉姆斯少将到负责金城方向作战的韩伪2军团任副军团长，以加强对韩军的协同指挥。 韩军陆军参谋长白善烨说：让一位美国将军到韩国军队中任副军团长，在这场战争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西集团方向，15日9时至19时，美军第3师与南朝鲜首都师残部集结1个排至2个营的兵力，在超过20辆坦克、130余架次飞机和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向志愿军新占领的北亭岭、梨实洞、杨谷一线发动了21次反扑，均被击退。 志愿军西集团以部分兵力继续向南推进，截至15日22时，完全控制了芳通里、梨实洞、北亭岭公路线以北的地区。 16日7时30分，志愿军以一个多营的兵力进攻632.5高地，至7时55分攻占了高地主峰以北的无名高地，但多次尝试攻占主峰未果，最终主动撤出。 第24军方面，于14日攻占杨谷和432.8高地，随后在15日凌晨3时又夺取了新木洞和梨实洞。此后，部队坚守在432.8高地至杨谷东山一线。 7月15日14时30分至18时30分，南朝鲜第9师动用一个营至一个团的兵力，多次向432.8高地发起反扑，但均告失败。志愿军第24军部队始终稳固掌控着该阵地。 7月16日，志愿军第24军抓住敌军调整防务的时机，派出第72师和第70师部分兵力，成功攻占了537.7高地、葛洞北山及597.9高地东、东南、南面的多座无名高地。同时，第74师的一个团对松洞北山发起进攻，随后主动撤回。 连日的大雨导致河水暴涨、道路泥泞不堪，敌机趁机进行轰炸，前线地区的桥梁被摧毁，运输供应因此受阻，炮兵难以及时赶到提供支援。同时，美第8集团军在金城以南的反扑部署已基本完成。志愿军因此决定转入防御，抵抗敌军的反扑。 “联合国军”反攻的重点首先集中在东集团新占领的阵地——黑云吐岭、白岩山、949.5高地一线。该阵地线对敌军形成了突出态势，直接威胁南朝鲜第2军团防区内金城至华川公路这一南北交通要道。 7月17日，南朝鲜军以6个团的兵力，在飞机100多架次，大口径火炮200余门支援下，分路对志愿军第180师新占的金城川以南阵地连续轮番反扑。以3个团向黑云吐岭南1公里的569.5高地、黑云吐岭、1118高地；2个团向白岩山、949.5高地、867高地；1个团在5辆坦克配合下沿949.5高地以西公路突进。 志愿军第180师所部在工事不完备、无纵深炮火支援、粮弹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面对数倍于已的优势之敌，进行了顽强艰苦的抗击。在争夺867高地作战中，敌投入2个营发动正面进攻，同时以直升机在侧后机降进行夹击。第180师的1个连在敌包围中拼死奋战，终因众寡悬殊，阵地被敌占领，该连除2人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从17日3时至20时，激战整日，除867高地失守外，其他各处经与敌反复争夺，均将敌击退，其余阵地屹立不动。毙伤南朝鲜军3000余人。 18日21时至次日6时，志愿军第180师一边作战一边后撤，按照东集团的部署，将金城川以南的部队全部撤至金城川以北，并坚守在461.9高地。第五次战役的后期，第180师在由进攻转为防守的撤退过程中，因组织指挥失误而遭受严重打击，教训极其深刻。 这次撤退汲取了之前的教训，进展相对顺利。 撤收命令的下达，迅速、准确、沉着、隐秘；部队撤退前保持安静，按先伤员后部队、先炮兵后步兵的顺序依次后移；掩护部队领警戒、阻击位置，主力迅速脱离现阵地，轮番交替后撤，并在桥梁、渡口和重要道路交叉点派出指挥组，以免部队通过时发生拥挤混乱。 7月18日以后，在美军空中力量的支援下，韩军将反扑重点转向中央集团。 此时，双方的炮兵部队已完成部署，战斗愈发激烈。 7月18日，第54军135师404团7连，进入巨里室北山408.1高地，掩体还未构筑起来，就遭到敌军地毯式轰炸，阵地上伤亡惨重。 7月19日这天，“联合国军”对由志愿军第67军、第54军第135师及第68军第202师两个团组成的中央集团正面，展开3个团兵力，并配合以400余架次飞机和30多辆坦克的支援。 一天之内，敌军对巨里室北山攻击多达100余次。 战斗中，王占山看到一枚炮弹落在连长张丙振身边，连长的一条腿瞬间被炸飞了。经过一天激战，副连长、副指导员均身负重伤被抬下阵地，全连11名排以上干部只剩下指导员张冠佐和第3排排长王占山，其余全部牺牲。 20日上午，敌军再次对巨里室北山的408.1高地进行轰炸。正在前沿指挥战斗的指导员张冠佐，胸口被弹片穿出个窟窿。张冠佐牺牲前告诉王占山一定要死守阵地，决不能让敌人攻破。 王占山怀揣着指导员临终前的嘱托，带领剩下的将士们坚守在阵地，即便是面对敌军的坦克飞机，也绝对不会后退半步。 敌军眼见高地久攻不下，因此决定断了王占山等人的供应，很快我军战士就严重缺乏粮食和弹药，敌军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逼迫王占山等人投降。 但结果还是令他们大失所望，口粮吃没了，王占山等人就吃野菜，武器没有了，就从战死的敌军尸体旁收集，慢慢的王占山找到了敌人进攻的规律，并且开始组织人在不远处的敌军尸体旁收集枪支弹药，仅仅一个晚上，王占山等人就收集了18挺机枪，10多支步枪，数枚手榴弹，还有半袋子大萝卜、罐头等物资。 就这样王占山死死地守住阵地，整整四天四夜，不敢有丝毫的放松。王占山等人凭借自身意志将敌军一次又一次击败下去，等到支援部队来的时候，王占山身上留下了38个弹孔，4处重伤。 在金城战役结束以后，王占山所在连队最后只剩下了9人，而他自己也被记一等功，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并且还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也因为这场战争，王占山的后脑留下了一块弹片。 战斗最为激烈的地点，是第200师第599团坚守的602.2高地。这个高地位于梨船洞主阵地的前方，中央集团决意在此据守，将敌我双方的攻防焦点前移。直至战役结束，该高地始终牢牢掌控在守军手中，敌军竭尽全力发动反扑，最终仍未能接近志愿军主阵地。 韩军反攻期间，韩国总统李承晚曾亲临前线，韩军喊着：“以夺回三黄山（即602.2高地）来作为向总统的献礼。”的口号疯狂反扑，结果在8天的防敌反扑中，200师在602.2高地和元宝山阵地，一共打退韩军320次反扑，彻底粉碎韩军反攻美梦。 根据韩军参战者的记述，参与攻击602.2高地的韩军部队损失惨重，阵亡、受伤和失踪的总人数接近2300人。从该高地到赤根山之间10公里长的山谷中，运送伤员的队伍从头到尾排成了一条长蛇阵，足以看出战斗的激烈程度。 至此，我军在金城南部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敌军的大规模反攻也被阻止于此。 7月26日，韩军停止反扑。金城战役至此结束。 志愿军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结束。 金城战役中，志愿军攻占了敌军192.6平方公里的土地，填平了金城以南的突出部，重创南朝鲜军4个师。根据志司统计，此次金城反击战共歼灭敌军人，其中毙伤人，俘虏3395人。志愿军自身伤亡为人，包括人受伤，人阵亡，1502人失踪，敌我伤亡比为2.3:1。 金城战役对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造成了沉重打击，推动了朝鲜停战的实现，并在停战后对维持朝鲜局势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7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志愿军总部发去贺电，祝贺志愿军在夏季反击战中，尤其是在金城战役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电文指出，自入夏以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对敌军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战役性反击，并已取得显着成果。 从5月13日至7月18日，历时两个月，共歼灭、击伤、俘虏敌军9万余人。特别是在7月13日开始的金城战役中，我军在金城东西30余公里的战线上，对敌军4个多师所据守的阵地发起了强力突击。 至7月18日，短短5天内，志愿军共歼灭、击伤、俘虏敌军余人，击溃敌军4个多师，占领敌军纵深10公里、约170平方公里的阵地，重创了李伪军。 这次胜利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还大大提升了我军对敌斗争的经验，尤其是在突破敌军坚固防线的作战中，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金城战役是志愿军在转入阵地战后发动的最大规模战役，同时也是志愿军针对防御坚固之敌展开的最大一次进攻战役，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这场战争也挽救了李承晚。 在这场战争中，志愿军表现出了强大的攻坚能力，让美国意识到，一旦他们撤出，南朝鲜随时会被推平。所以美国人决心暂时保证南朝鲜的局势稳定，并向李承晚保证，美国政府将训练和装备20个师的南朝鲜军队，并无偿提供武器装备。同时提供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帮助南朝鲜的复兴。 第43章 板门店停战协议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北方开城来风庄进行，同年10月25日起改在了板门店。当时，这里什么建筑也没有，只好搭起临时的军用帐篷作为谈判会场。在停战协议签字的前一天晚上，朝中方面奇迹般地建起了一座有朝鲜民族特色的木结构大厅。 停战协议的签订，就是在这个大厅里进行的。 “板门店停战谈判”是朝鲜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它是在中朝与美方激烈交战各有胜负时的一种缓冲，以便各方面能够对这场战争的发展及结束战争做出选择和准备。历史已经证明，“板门店停战谈判”是非常明智的举措，为停止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朝方在谈判桌上没有输，就意味着赢；美方没有赢，就意味着输。这就是“板门店停战谈判”在历史上的地位。 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代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李相朝和张平山。 1951年10月23日由边章五（又名边荣浩，赴朝谈判前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接替邓华；1953年4月26日，丁国钰（时任志愿军42军副政委）接替边章五。 1953年4月26日，柴成文（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接替解方出任中国谈判代表。“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为美国海军中将乔埃（1952年5月，由美国陆军少将海立胜即哈里逊接替）。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谈判的地点设在板门店一座帐篷内，谈判桌正好摆放在三八线上。帐篷内一面摆着联合国的旗帜，一面摆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旗帜。 “三八线”是位于朝鲜半岛上的一条军事分界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国协议在朝鲜半岛上以北纬38°为线，作为苏、美两国对日军事行动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对日受降区，后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南部为美军对日受降区，后来成了大韩民国。 而板门店，就是北纬38°线附近的一个小山村。 参加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中国代表，将会谈场所附近一个临时用木板搭成的酒馆兼小杂货铺，挂上用汉字书写“板门店”的牌子，并且将此地标注在了地图上。包括板门店在内的、以规定以军事分界线为中心的方圆约为800米的圆形地带，是一块由“联合国军”与朝鲜军队“共同警卫”的特殊行政管辖区。 每次谈判前，中朝方代表与美方代表分别从会场的北边和南边进入帐篷。双方代表见面时，脸上没有表情，更没有握手和寒暄的礼节，发言与否由各方自行决定。谈判过程中双方有时唇枪舌剑、剑拔弩张，气氛异常紧张；有时会场异常安静，谁也不说话。 发言先后则要看时机及需要。中朝方代表需要先发言时，就早到会场，趁对方还没坐稳就开口发言，让对方措手不及。谈判进入僵持阶段时，双方都“无话可说”。有一次双方代表团成员都拒不发言，静静地坐着，僵持了132分钟后，美方沉不住气了，先开了口。最短的一次谈判，用时25秒钟就结束了。 美国将军霍治曾提出“用抛硬币的办法”，决定谁先走一步以打破僵局。 停战谈判，只谈停战事宜，不讲政治问题。 停战谈判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军事分界线怎么划分？二是战俘怎么遣返？在停战谈判初期，双方首席代表还交换过授权证书。后来连换代表都不通知对方，会上也不向对方作介绍。 看见对方代表席位上出现了新面孔，就知道他们换人了，至于新来的那个人姓甚名谁、是哪国人（后来也有英国人、泰国人为联合国方代表），就只好看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了。 板门店谈判进行之中，各方都在用尽心思压制对方。 谈判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几件事情： 板门店“非军事区”里虽然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但是在战争激烈的状态下，各方代表在来往谈判场所途中仍然存在着安全问题。于是谈判代表以及新闻记者的车队或直升机，都标有明显的识别标志，以避免被误打。双方对以什么为安全识别标志曾争论不休。 中朝方曾先发制人建议：“双方车队应挂红旗为标志，因为红色最显眼。” “不，不！这是不能接受的。联合国的旗帜是蓝色的，双方车队应该挂蓝旗为标志。” “蓝颜色不醒目，而且我方军民，包括空军和高射炮手，看见蓝色旗帜就打，这是一年多时间里养成的作战习惯。为了不发生误伤，你们千万不要挂蓝旗当靶子。” 美方说：“以醒目的颜色为标志，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除了红色，只有白色最醒目，我方建议双方车队都挂白旗。” “既然你们承认红色最醒目，为什么还要选择白色呢？我方提出挂红旗的建议在先呀。” “不行，红色是你们专用的颜色。” “太阳是红色的，也是我们专有的吗？” “你们共产党的旗子全是红的。” “不对，你缺乏起码的认识。我们的党旗上有金色的镰刀斧头，国旗上有五颗金星，怎么能说全是红的呢？” “总之，贵方不能强加于人。” “我方坚持挂红旗。” “我方坚持挂白旗。” “好吧，为了谁也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对方，我方提出折衷方案：我方车队挂红旗，你方车队挂白旗。” “这，这……”美军谈判代表一时显得很难堪。 “这是双方自愿选择的标志色，都很显眼，符合科学道理。如果贵方再纠缠此类枝节问题，那只能说明你们蓄意破坏停战谈判。” 面对许多国家的新闻记者，美方理屈词穷，只好在协商记录上签字。 “板门店停战谈判”中， 双方有时也在斗气。 1952年11月，由于美方以所谓“自愿遣返”阻挠战俘问题顺利解决，我方估计美方可能在谈判中玩弄“说完就走”的伎俩。在英文中，have thest word（最后说话）就是“说了算”的意思，也就是说，美方可能要玩一次“我说了算”的把戏。 于是我方也想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小招数。 果不其然，待双方代表刚坐定，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就直接问我方对“自愿遣返”的方案有何新的想法，当我方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据理表示不能接受时，面带杀气的哈里逊当即宣称“无限期休会”，且不等我方做出反应即率众向帐篷外走。 此时我方人员端坐不动，以一阵大笑为美方人员送行，搞得美国人摸不着头脑。这不是一般的笑，是京剧中那种有板有眼的笑。为了这一段表示轻蔑的笑，我方人员还专门练习了一段时间呢。 谈判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战场上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谈判也曾两次中断。 谈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僵局。中间打打谈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三八线”。 1952年5月以后，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严重僵持，谈判进行不下去，中间休会了一年。“板门店谈判“前后谈了2年，召开大小会议575次，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建议，朝鲜交战双方停火，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解决朝鲜武装冲突的第一步。 6月25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 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声明愿意举行谈判，并建议在元山港的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复电，建议以开城为谈判地点。 7月8日，双方联络官商定了谈判日期，明确双方代表团各由5名代表组成。 1953年7月27日清晨，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聚集在板门店，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此，朝鲜战争将在这里签署停战协议，结束这场持续了三年多的战争。 《朝鲜停战协定》即将签署。 原先的计划是双方司令官在板门店的签字大厅里进行签字。但汉城传出消息，告知李承晚将派人去板门店进行刺杀活动。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向对方提出，签字那天，不得有李承晚集团的人以任何名义参加，也不允许台湾蒋介石的记者在签字那天进入中立地区。美国方面不干，争来争去，最终决定改由双方首席代表在板门店签字，双方司令官送签。 会场区的中央新搭建了一座签字大厅，签字仪式将在这里举行。说起这座签字大厅，其中还有一段插曲：起初，美国人要修成十字形，签字时，双方代表团和各国记者在里面活动。我方不同意。 因为李承晚早就放出风来，要在签字时派特务搞破坏，修建十字形的结构便于他们实施破坏活动。所以我们提出修“t”字形的设想。美国人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根据协议，签字大厅由我们修建，刚修建时，有的美国记者看到规模挺大，便煞有介事地说：“共军没有和平诚意，摊子铺得这样大，要修到何年何月啊?” 哪知，我们只用一个星期就将其修建完毕，那位发表感慨的美国记者哑口无言。 签字大厅的屋顶是三角形，我们起初在三角形的墙上塑制了个毕加索的和平鸽，因为它是和平的象征。美国人表示不同意，坚持说和平鸽是共产主义的宣传象征，一定要我们将其取下。我们让了步，把和平鸽取了下来。 和平鸽虽然取了下来，鸽子的影子还清晰地留在墙上。 这或许是一个预示，美方是不会让朝鲜半岛轻易获得和平的。 会场区的中央从北到南划了一条分界线。这是根据双方协义为维持会场区内的秩序，使签字仪式能够顺利进行而设置的。对方的记者和谈判工作人员只能在分界线东面活动，我方的记者和谈判工作人员只能在分界线的西面活动。 那天，大厅里聚集了三百多人，大多是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上午十时整，摄影机和照相机一起对准了签字大厅的正面，那里并列着两张长桌，上面早已放好了十八份用朝、中、英三种文字书写的停战协议定文本。 上午9点，双方代表团分别从两个方向同时步入谈判会场。代表中朝一方签字的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而美方的签字代表则是陆军中将哈里森。双方进入会场后，没有进行常规的握手寒暄，各自就座，静静等待谈判的开始。 上午10:00整，双方按时进入签字环节。开始专注于签署文件，最终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这两项停火协议。 之后，两人几乎同时起身，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看对方一眼。之后，双方分别将协议文本分别送交给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 总司令克拉克上将。 金日成在平壤，彭德怀在开成，克拉克在汶山，分别签字后，协议即将在12小时以后，正式生效。金日成元帅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随后，朝鲜人民抬着大幅标语，和巨大的象征和平的和平鸽，举行游行活动，热烈庆祝这个胜利的到来。 而作为交战双方另一方的韩国根本没有出席，更别说签字了，朝鲜停战协议只有交战双方的一方朝鲜签了字（中国和美国是作为支援国签的字），所以说交战双方的停战，协议只有一方签字，显然是个无效的协议！ 但停战协议签署12小时生效后，朝鲜半岛持续3年零1个月又2天的战争停止了，而没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韩国却和其他参战国一样，都基本遵守了这个协议。 在朝鲜停战后，经过漫长的70年，直到2023年的7月18号，韩国人才看到了当年的《停战协议》副本原迹，而这份副本协议还是韩国政府好不容易从当年联合国为防止朝韩争端再起，而设立监督停火保管副本的中立国委员会四个国家之一的瑞士借过来的！ 克拉克在签署完毕后感叹道： “在执行政府命令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一项并不令人羡慕的‘荣誉’——我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签署未获胜利的停战条约的陆军司令官。” 板门店由此扬名于世，被称之为“停战村”。 停战协议签署上午10点签定，12小时后，也就是晚上10点生效。三方之所以要将协议时间往后延长几个小时，是为了让三个国家有足够的准备时间。 在晚上10点之前，三八线上还看不到一点和平的影子。 战场是依旧炮火连天，双方丝毫没有让步的迹象。 板门店谈判桌上的停战协议刚刚签订，消息便传遍了整个朝鲜半岛。但此时的美军指挥部却在密谋着一场＂告别战＂。当时的美军第一军团司令保罗·肯德尔中将召集各部队指挥官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先生们，这是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机会。＂肯德尔用手指着地图说道，＂我们要给这些中国人一个难忘的教训！＂ 就在当天20时40分，美军阵地突然暴起雷霆万钧之势。数百门大炮同时开火，密集的炮弹如雨点般落在志愿军阵地上。这次轰炸行动，美军动用了第一军团所属的全部火炮，包括105毫米、155毫米榴弹炮和240毫米重型榴弹炮。 美军这次突然袭击的目标并非随意选择。他们重点瞄准了志愿军在金化以北的重要防御工事，这里是志愿军第15军的主阵地。美军的炮击覆盖了长达10公里的防线，其火力之猛烈，就连在后方指挥所的美军军官们都感到地面在震动。 一位当时在现场的美军炮兵军官约翰·威廉姆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晚上的场面令人终生难忘。漆黑的夜空被炮火照得通明，大地在炮声中颤抖。我们的计划是要在最后时刻给中国军队致命一击。＂ 美军的这次突袭确实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志愿军的许多战壕和掩体被炸毁，通讯线路也遭到严重破坏。但美军没想到的是，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反而激起了志愿军将士们的愤怒。 轰炸持续了整整45分钟。当炮声渐歇，美军阵地上已经开始有人在欢呼。第一军团的一些军官们甚至举起望远镜，想要看看他们的＂杰作＂。而此时的志愿军阵地上却寂静无声，仿佛已经在这场猛烈的炮击中丧失了反击能力。 站在高地上的美军军官们开始互相击掌庆祝，有的甚至摘下钢盔，向对面的志愿军阵地挥舞。他们认为，在停战前的最后时刻，他们终于为这场持续了三年的战争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当天下午，志司便向各部队下达了特殊指示：＂停战在即，但战备不可松懈。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严防敌军趁机发动突然袭击。＂这个指示通过电报迅速传达到了各个战区。 在前线，志愿军第15军按照指示，立即开展了一系列准备工作。第15军参谋长张国华组织各团进行了紧急部署，将重要火力点分散隐蔽，同时在各个阵地构筑了备用工事。驻守在金化以北的部队按照命令，将重要武器装备转移到了预先设置的备用阵地。 这些准备工作在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前就已经完成。 当美军的炮火覆盖志愿军主阵地时，大部分武器装备和人员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志愿军战士李德山回忆说：＂我们早就接到了转移的命令，当时觉得指挥部太谨慎了，现在想来，正是这种谨慎救了我们。＂ 志司的预判完全正确。在停战前夕，志司就专门派出了侦察小组监视美军动向。侦察小组发现美军阵地异常活跃，大量炮兵在调整射击诸元。这些情报及时传回了指挥部，为后续应对赢得了宝贵时间。 在美军开始轰炸后，志愿军各部队严格执行了＂隐蔽防御＂战术。第15军的重机枪和迫击炮阵地采取了分散部署，即使美军的炮火再猛烈，也无法同时摧毁所有火力点。通讯员们则利用预先埋设的备用电缆，保证了指挥系统的畅通。 当时担任排长的张志远在战后的回忆中提到：＂美军的炮弹像下雨一样落下来，但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每个战士都知道自己的位置，都清楚该怎么做。＂ 在整个轰炸过程中，志愿军展现出了极强的战场纪律性。即使在如此密集的炮火之下，各部队依然保持着严整的战斗队形，没有出现任何混乱。这种高度的组织性，为随后的反击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15军军长秦基伟通过电话向各团下达了明确指令：＂等待反击命令，未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得擅自还击。＂这个命令得到了严格执行，使得美军误以为己方的轰炸取得了预期效果。 当美军的炮声逐渐平息时，志愿军各部队已经完成了反击准备。大量火炮悄无声息地调整了射击诸元，只等总部一声令下。此时的时间是21时44分，距离停战协议生效还有16分钟。 21时45分整，志愿军总部发出了反击命令。一声令下，原本寂静的志愿军阵地突然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怒吼。数百门火炮同时开火，形成了一道密集的火力网。这次反击行动由志愿军第15军主导，同时配合了邻近的第12军和第20军的部分火力支援。 志愿军的反击火力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梯队是由122毫米榴弹炮群构成的远程火力打击，负责轰击美军的指挥所和后勤补给线。第二梯队由76.2毫米山炮和57毫米反坦克炮组成，专门对准美军的炮兵阵地。第三梯队则是由大量迫击炮和重机枪构成的近距离火力网，重点打击美军的前沿阵地。 这场反击的特点是火力集中、精准打击。志愿军炮兵部队早已掌握了美军重要据点的精确坐标。在第一轮齐射中，就有多个美军炮兵阵地被直接命中。美军第一军团的火力指挥中心遭到了严重破坏，导致他们无法有效组织防御。 当时在现场的志愿军炮兵连长王继福回忆说：＂我们的第一轮齐射就打得很准，美军的炮兵阵地上腾起了一片火光。他们显然没想到我们能这么快做出反应。＂ 反击开始后的第五分钟，志愿军调整了火力分配。第15军的重炮群开始对美军的纵深阵地进行覆盖性轰击。这次调整让美军的后勤补给线遭到了严重打击，多个弹药库被引爆，照亮了整个夜空。 在反击进行到第八分钟时，美军开始组织零星的还击。但由于指挥系统受损，他们的炮火显得杂乱无章。相比之下，志愿军的火力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协调性。第12军的炮兵群适时加入战斗，形成了交叉火力，进一步加大了对美军的打击力度。 第十分钟时，战况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志愿军的炮火覆盖了美军近3公里纵深的阵地。据美军后来的统计，仅在这一分钟内，就有超过2000发各种口径的炮弹落在他们的阵地上。美军第一军团的通讯系统完全瘫痪，各部队之间失去了联系。 在最后的五分钟里，志愿军的火力仍然保持着惊人的密度。第20军的火箭炮部队也参与了战斗，形成了第四道火力网。美军在这最后的时刻遭受了最为猛烈的打击。他们的许多工事被摧毁，装备遭到严重损失。 21时59分，距离停战协议生效只剩下最后一分钟。志愿军总部下达了停火命令。各部队立即执行，火力逐渐降低。但直到最后一秒，炮声才完全停息。当22时的钟声响起时，整个战场重归寂静。 这场持续了十五分钟的反击战，给了美军一个深刻的教训。根据后来的战损统计，美军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内损失了数十门大炮，多个指挥所和弹药库被摧毁，伤亡人数超过300人。相比之下，由于预先做好了防护准备，志愿军的损失则相对较小。 战后的战场清理工作也反映出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志愿军工兵部队在清理战场时，仅在金化以北地区就收集到了超过5000枚未爆炸的美军炮弹。这些炮弹后来被统一销毁，成为了战争最后时刻的实物见证。 在军队内部，这场战斗对双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军第一军团在战后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详细研究这次失利的原因。调查报告指出，美军在情报收集、火力协调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这份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五角大楼，成为美军改进作战的重要参考。 志愿军则把这场战斗的经验编入了军事教材。第15军的作战指挥过程被作为典型案例，用于培训新一代军官。特别是在防御反击战术方面，这次战斗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在外交层面，这场战斗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停战谈判中的联合国代表团在了解到这场战斗的细节后，对志愿军的战斗力有了新的认识。这直接影响了后续停战监督机制的具体安排。原本一些对中方不利的条款被修改，最终形成了更为平等的监督机制。 对于前线士兵来说，这场战斗同样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军一位参与战斗的炮兵军官在回忆录中写道：＂那15分钟的反击火力，让我们对对手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的反应速度和火力协调能力，远超我们的预期。＂ 这场战斗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了战后的军事理论研究领域。军事专家们特别关注志愿军在这场战斗中展现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火力控制水平。一些具体的战术，如预先设置备用阵地、分散部署火力点等做法，后来被多个国家的军队借鉴。 在历史记载方面，这场战斗也有其特殊意义。它是朝鲜战争中最后一场规模较大的炮战，标志着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美军和志愿军的战地记者都详细记录了战斗过程，这些第一手资料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战后几十年间，参与这场战斗的老兵们经常在回忆中提到那个不平凡的夜晚。一位志愿军老战士在1993年接受采访时说：＂那天晚上的炮声，就像是战争在用最后的怒吼告别。当22点的钟声响起时，我们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当天，美空军还一下子往中国领空派了324架次战机，明摆着不是闹着玩的。他们这么明目张胆地飞进中国东北部的领空，虽然没直接动手，但气氛立马就紧张起来了。美国空军的4架“佩刀”f-86战斗机也出动了，从韩国基地起飞，直冲中朝边境那边的中国领空。 这场冲突是由美军的约翰·拉尔夫上尉造成的，他是美国空军第335中队的优秀飞行员，在得知《朝鲜半岛停战协议》即将生效的时候，拉尔夫是非常愤怒的。 因为拉尔夫成为飞行员至今，已经击落了敌军的九架飞机，只要再成功击落一架敌机，他就能成为美军的“双料王牌飞行员”，取得更多的荣誉。正因为如此，拉尔夫绝对不甘心自己就止于此步，他想要找机会在协议生效前再击落一架飞机。 这时候，一架从大连飞来的伊尔-12客机，正好路过吉林省桦甸上头，结果就被那4架“佩刀”给盯上了。这事儿可不简单，因为伊尔-12虽然是民航机，但其实是负责去运送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官兵和军医的，而且这架客机的前身是运输机，所以此时飞机的机身上并没有任何民航的标志。 再说说苏联那边，伊尔-12那架大飞机本来是要好好飞一趟吉林的，结果就因为一个上校迟到了15分钟，搞得整个行程都乱了套。这上校啊，居然是因为私事耽误了，机长气得不行，直接就把他给“扔”机场了。 结果呢，这位上校反而因祸得福，没上飞机，躲过了一劫。 伊尔-12刚飞没多久，苏联在旅顺的雷达站就发现了四个不明飞行物，值班员心里头直打鼓，琢磨着是不是美国佬的飞机。想着快停战了，他就没急着告诉伊尔-12的机组。这一犹豫，就成了悲剧的开头。 美国的战斗机小队正好在附近转悠，拉尔夫在发现伊尔-12客机以后，便将它当成了自己此次的目标，与同行的其他三架美军战机对伊尔-12客机发起了进攻。 这一打可不得了，伊尔-12挨了好几枪，最后一头栽在了猫耳山，机上好多人都没能回来。 在击落目标以后，拉尔夫驾驶着自己的战机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基地，他认为自己这次又立下了一功，很快就能得到“双料王牌飞行员”的称号。 可令拉尔夫没想到的是，在回到基地以后，他并没有等到所谓的奖励，反而遭到了上级的盘问，上级怒斥拉尔夫为何要击落苏联的客机。 原来，伊尔-12客机被击落以后，苏联那边立即就此事对美国提出了抗议，并要求美国给苏联一个交代。 在上级的盘问下，拉尔夫只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出来，他在调查时说的话也挺奇怪的，一会儿说以为是军机，一会儿又提飞机上可能有军人。这话一听就知道不对劲，明显是自个儿冲动，跟上级没关系。 这事在苏联那边炸了锅，还跟国际法扯上了关系。苏联虽然没明说参战，但这客机被打下来，谁看了都说不过去，国际上也骂声一片，说这是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的大错。 苏联那边反应快得很，虽然打仗呢，但还是赶紧派大使去美国，找国务卿投诉，说要赔186万美金，补回人命和东西的钱。可美国那边就躲躲闪闪的，说飞机在朝鲜被打，掉中国去了。人都没了，他们就说没证据，不承认也不赔钱。 国务卿杜勒斯还说是“误会”，说美国不想跟苏联打。 五角大楼也查了那两个飞行员，包括拉尔夫上尉。对外面说罚得重，其实就给他们另换了个轻松点的岗位，跟没罚一样。苏联对美国的处理方式深感不满，这事儿第二天就炸开了锅。 克里姆林宫的大佬们在公众场合大声说了他们的不满，还说要告美国到国际法院去，还要找时间“回敬”一下。 到了7月29号，苏联的米格-15战斗机就在海参崴边上跟美国b-50a轰炸机杠上了，结果7个美军飞行员没了，2个还被抓了。 美方虽知道这是苏联的报复行为，但因为自身理亏在先，再加上当时的美国不想与苏联开战，所以此事美方也只能不了了之。 这个事件不光让人看到人为了面子能狠到什么地步，还让人看到大国之间那复杂的权力游戏和地盘争夺。明明签了和平协议，这事儿却成了黑历史，提醒我们和平不是永恒的，战争随时可能回来。 时钟的秒针跃过21时59分59秒，指向22时整的时候，一切都仿佛骤然停止了。 持续了一天的炮战停止了。 持续了3年1个月零两天的朝鲜战争停止了。 横贯朝鲜半岛绵延数百里的战线上，立时变得死一样的寂静。 静得让人发慌，静得让人发怵。 没有人为停战的实现而狂喜，也没有人为和平的到来而欢呼，而是呆呆地坐着或站着，战争的倏然而去，反而使刚刚还在血与火中搏斗的人们心中产生巨大的真空，怅然若失的他们自己向自己发问：\"难道这是真的吗？\" 正如南日将军所说的：“停战只是战斗的终止，并不意味朝鲜半岛和平的到来。” 在停战协议签订后，虽然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少了，但是武装冲突仍然持续不断。“板门店停战谈判”创造的一项历史纪录：持续时间最久的武装休战。时至今日，仍有一条241公里长，4公里宽的非军事区腰斩了朝鲜半岛。 第44章 志愿军光荣回国 两个月后，即1953年10月1日，美国与韩国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条约明确规定美国将继续在韩国驻军，并在战时授予驻韩美军最高司令对所有韩国军队的统一指挥权。 换句话说，战后韩国实际上只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因为其军队的指挥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由美军控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1954年4月，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恢复中南半岛和平问题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或会谈，这使得中美双方未能就从朝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一致。 尽管苏联官员和在朝鲜半岛参战的各国代表进行了会谈，但始终未能提出一项永久和平的方案。 1954年9月到1955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先后分三批主动公开从朝鲜撤离，一共撤出6个军共19个师部队，其中1954年9月撤回7个师，1955年3月撤回6个师。 另外，还秘密从朝鲜撤出了野战军6个、炮兵师5个、高炮师4个、公安师1个、铁道兵10个师以及其他特种兵部队。 到1956年4月时，在朝志愿军部队还有44万人。这些主动撤军的举动，对于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进一步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联合国军”中的部分国家也开始逐步撤军，美国渐渐陷入孤立境地。 1956年11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志愿军撤军，由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随着朝鲜局势的缓和，中国开始和朝鲜商量撤军问题。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和访苏的金日成商谈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问题。 毛泽东认为，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 之后，金日成两次致电毛泽东，一再表达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迅速提出了具体的撤军实施办法。 1957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落成，陵园占地达9万平方米，正是当年志愿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在朝鲜境内，还有多个类似的志愿军烈士陵园，但此处规模为最大。 烈士陵园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四周青松翠柏簇拥，景色优美，山水相映成趣。陵园入口处的环形拱门上，用中朝两种文字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中文位于上方，象征着对烈士的崇高敬意。毛岸英烈士就埋葬在这里。 陵园建成以来，其维护状况一直良好。朝鲜政府定期组织修缮工作，国家领导人也会不定期前来祭拜。 2020年10月2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来到烈士陵园，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0周年。他以国家名义致辞，向志愿军烈士表达敬意，并以个人名义向毛岸英烈士墓碑敬献花圈。 大报坛已屹立了293年，尽管在朝鲜被清朝统治的两个世纪中，历代朝鲜国王仍频繁前往祭祀。而志愿军烈士陵园究竟能延续多少年，尚未可知。 客观而言，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当下现实来看，中朝两国之间始终有着深厚的友谊基础。 1958年1月24日，中央在给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的回信中，明确提出：1958年3月到4月，撤回目前仍留在朝鲜本土的三分之一志愿军；7月到9月，再次撤回三分之一；1958年年底争取全部撤回，不在朝鲜留下任何一名志愿军。 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与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发表声明，建议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 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同并且全力支持朝鲜政府这一重大和平倡议，郑重表示：中国政府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问题同朝鲜政府进行磋商。 1958年2月19日，中朝两国发布联合声明，并欢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监督执行情况。 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第一批将在1958年4月30日以前撤完。 联合声明指出，“从朝鲜全部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一主动措施，再一次证明了朝中方面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诚意。 现在正是严重地考验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的时刻。如果他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丝毫的诚意，他们就应同样从朝鲜全部撤出他们的军队。” 联合声明提醒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不要把朝中方面的主动措施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以为有机可乘，并强调：“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有着休戚相关的利益，帝国主义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1958年3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布撤军公报，决定于1958年年底以前，志愿军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志愿军从3月15日到10月26日，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为了达到有序撤兵，中央军委确定“先前沿，再西海岸，后中间”的方针，边撤边观察三八线以南的反应，最后撤出的中间部队随时准备应变。1958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单方面全部撤出朝鲜。 志愿军党委向全军发出了“不骄不懈，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号召，要求部队“交好，走好，到好”。 交好，是除武器装备和个人物品外，其余所有东西全部无偿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走好，是要安全撤出；到好，是回国后不居功，戒骄戒躁，服从祖国需要。 其实这些对我们志愿军来说，早已是习以为常。早在1951年，志愿军攻克汉城之后，就将美军撤退前炸毁的水厂、变电站、房屋等都进行了统一修复，即使后来撤出汉城之际，也没有因为这些是敌人的东西而将其损毁。 据统计，志愿军修筑1850公里坑道，开挖了6240公里的各种堑壕、交通壕，构建了10万个地堡，光是挖出来的土方就有6000多万立方米。 “如果把这些土堆成宽高各一米的长堤，可以围绕地球的赤道线转一圈半，人称‘当代地下长城’”，为朝鲜如今全面地下化的国防工事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志愿军还派出了大批工兵，在曾经是战区的地方排雷，平整农田，填平田中的炸弹坑，帮助朝鲜民众盖房子，修学校，使他们尽快恢复生活、生产。 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帮助朝鲜人民修复被打得稀烂的铁路网，新建和修复了大小桥梁1300余座，重铺了铁路线、新建了火车站，迅速恢复了朝鲜的铁路交通运输。 志愿军工程兵部队重点建设了平壤、咸兴、元山等朝鲜大城市。士兵们提出“以建设祖国首都北京的劲头建设平壤”的口号。 仅在平壤一地就修建了内阁综合办公厅、医院、大学等各种建筑20多万平方米。志愿军还大力修复朝鲜的水利工程，使朝鲜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 1958年，志愿军党委和志愿军总部对志愿军撤出朝鲜回国作了指示和部署。 志愿军各部队突击完成一切未完成的工事，对防区内的坑道、堑壕、掩体等各种工事和各种道路，进行了彻底修整、清扫和加固，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将营房、营具和大量物资器材、各种弹药以及成套的医院设备，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15日开始至10月25日为止，志愿军移交朝鲜人民军的各种物资，折合人民币为1.57亿元。 据时任志愿军政委的王平将军回忆： “志愿军在战后的五年多，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多间，恢复和新建各种桥梁4260座； 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近430公里；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00多公里；植树3600多万棵，运送各种物资多吨，为群众治病188万多人次。 志愿军全体指战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为参加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流了血，流了汗——志愿军指战员节衣缩食，节省出粮食700多万斤，衣物、用品10万多件捐赠给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渡过灾荒。” 在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朝鲜后，朝鲜内阁即作出决定，在中央和各地分别组成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会，组织进行欢送工作。 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撤离朝鲜期间，朝鲜政府和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热烈欢送活动。以金日成、崔庸健为首的两个党政代表团，许多中央一级的代表团，分别到志愿军各部队进行慰问和饯行。 朝鲜中央和各地欢送委员会组织的310多个、4000多名各界代表参加的送别团，顶风冒雨，翻山越岭，走遍志愿军驻地进行送别活动。 撤军期间，朝鲜中央和地方赠送志愿军锦旗568面；金日成首相和各级政府赠送志愿军食品、工艺品、纪念品达数十万件。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撤军前，将1958年2月份定为“中朝友好月”，开展各种友好活动，增进中朝友谊。 为了“把友谊留在千家万户”，在志愿军全军掀起了帮助朝鲜人民生产、植树、修渠、筑坝、铺路、盖房和为驻地人民打扫庭院、修理农具等劳动高潮。 各部队组织了有1.6万人参加的960个代表团，分别向朝鲜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人民军部队等告别辞行。志愿军干部战士赠送朝鲜人民的各种纪念品20多万件。 1958年3月11日，金日成首相等朝鲜领导人在志愿军第一批归国部队领导机关驻地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热烈欢送这批即将离朝归国的志愿军官兵。 金首相在大会上作了亲切的送别讲话后，举行了给首批离朝志愿军部队和官兵授旗、授纪念章仪式。 12日，金首相等朝鲜领导人又到志愿军首批归国部队某部看望和送别即将离朝的志愿军官兵。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归国部队开始在朝鲜某地火车站集中准备离朝时，车站上锣鼓喧天，从各地赶来欢送的朝鲜人民都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 当志愿军归国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车站时，站台上立即沸腾起来，掌声雷动，歌声嘹亮。在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后，欢送的人群和志愿军官兵跳起了秧歌舞和友谊舞。 这批志愿军归国部队的第一列火车驶抵平壤时，志愿军官兵在一片欢呼声和欢迎人群的热情迎接下走下火车，每人胸前佩上了一朵大红花。 欢送大会后在车站上送别时，欢送的人们和志愿军战士们一簇簇地围在一起，拥抱、握手、签名留念。许多朝鲜妇女把精心刺绣的荷包亲手系在志愿军战士的腰带上，把各种礼物送给志愿军。 志愿军所乘列车经过定州郡时，有上万群众欢送；到达鸭绿江边境城市新义州时，6万市民依依不舍地送别亲人志愿军。 志愿军撤离朝鲜期间，朝鲜人民思念着与志愿军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件件往事。在他们热烈欢送志愿军的各个场合，欢送者与被欢送者洒泪惜别，又引起其他送别者和在场者流泪的事，是数不胜数的。 从3月中旬开始，志愿军各部队按计划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第20兵团领导机关于3月12日撤出朝鲜。 随后，第一批第19兵团领导机关、工程兵指挥所、陆军2个军（计6个师）、部分技术兵种部队共8万人，于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朝鲜； 第二批陆军2个军（计6个师）、装甲兵指挥所、部分技术兵种部队共10万人，于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朝鲜； 第三批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炮兵指挥所和陆军1个军（3个师）、后勤保障部队等共7万人，于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朝鲜。 10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直属部队隆重举行告别大会，向驻地朝鲜人民告别。10月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在平壤举行盛大告别宴会，向朝鲜领导人和人民告别。 金日成首相接见了志愿军将领，并出席了宴会。24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在平壤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杨勇上将、王平上将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授予志愿军副政治委员梁必业中将等高级指挥员以二级国旗勋章。 同一天，平壤市各界举行隆重的欢送志愿军总部官兵归国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朝鲜领导人将人签名的《朝鲜人民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交给率领中国人民代表团到朝参加“朝中友好月”的郭沫若团长和杨勇司令员； 志愿军领导人将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签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告别信》交给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 这是两件充满深情、标志着中朝伟大友谊的珍贵信册。金日成首相在这一天举行盛大宴会，欢送即将离朝回国的志愿军总部官兵。 25日，平壤市30万人欢送志愿军，其热烈情景激动人心。志愿军官兵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随军战地记者魏巍的作品《再见了，亲人》，生动描写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时朝鲜人民依依不舍的情景。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乘坐最后一列撤军列车离开平壤。金日成首相等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车站送行，朝鲜人民在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热烈欢送志愿军回国。 26日，志愿军总部官兵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厚情谊，越过鸭绿江大桥，回到祖国的怀抱。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除留在朝鲜停战委员会内的代表外，全部撤出朝鲜。 志愿军分批撤出朝鲜回到祖国后，受到祖国人民热烈而隆重的欢迎。10月26日中午，志愿军总部官兵乘坐的最后一列列车到达安东（今丹东）；10月28日，以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到达北京时，人民群众专门在两地车站组织了迎接。 10月28日下午，首都各界人民1万多人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归来。 10月29日下午，接见了以杨勇、王平为首的志愿军代表团和志愿军文工团的全体人员。 10月30日下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扩大的联席会议，听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议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卓越地完成了祖国人民所赋予的光荣使命。他们同英勇的朝鲜人民军一道，经过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打退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朝鲜停战以后，他们又对巩固朝鲜停战和支援朝鲜人民的和平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拯救和平的崇高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与日月同辉。” 自1958年3月15日到10月26日，7个多月的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回祖国。这次撤军行动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而且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行动。 表明了中国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促进朝鲜半岛问题的和平解决的真诚努力，揭露了美帝的侵略本质。 1991年，“联合国军”方面任命南朝鲜人作为军停会“联合国军”方面的首席委员，朝鲜对此不予承认，终止了与军停会的来往，军停会随后陷入了瘫痪状态。 1994年4月，朝鲜外交部发表声明，向美方提议谈判以协商建立新的和平保障机制，认为停战协定已经是一张白纸，无法保障朝鲜半岛的和平，并从板门店撤出了军事停战委员会朝方代表团。 5月，朝鲜宣布成立人民军板门店代表部，负责同美方进行接触。 之后，随着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被撤销，停战协定体制下的协商机制发生了变化，变成朝方由人民军板门店代表部出面，而朝方也以美国拒绝举行建立朝鲜半岛新的和平保障机制的谈判为由，提出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改由朝方直接同美方进行对话。 考虑到朝鲜方面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签署命令，召回驻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1994年12月15日，派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从朝鲜平壤奉调回国。标志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完成了历史使命。 2009年5月27日，朝鲜军方和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宣布，朝鲜将退出朝鲜停战协定，不再遵守该军事停战协定的约束。 2010年10月21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盛赞中国志愿军的卓越功绩，并授予名志愿军官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相应的勋章和奖章。 2020年9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联合国大会的视频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提议由韩国、朝鲜、美国，可能还包括中国，共同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 第45章 武器装备的差距 很多人说，志愿军入朝时用的是小米加步枪，装备与美军相差悬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使是刚刚入朝时，志愿军的装备也不是小米加步枪。 1950年秋冬时节入朝的志愿军，是一支以步兵为主、以轻武器作为主要火力的军队。那时候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缴获的，有日制、美制、英制、捷克制等等以及国内兵工厂生产的，而且极少自动枪。 就火炮和枪械而言，就产自世界上24个国家98家兵工厂，其品种和型号多达110种。仅步枪口径从6.5毫米到11.43毫米多达13种，各种枪械的型号更是多达几十种，口径繁杂、样式各异，被称为“万国造”。 步枪、机枪子弹不通用，后期补给十分不便。 于是，志愿军只好按武器的口径、型号进行了统一调配，以师、团为单位集中使用，如38军基本使用日制三八式步枪，40军多使用美制m1917型步枪。 而且很多子弹、炮弹（特别是美制大口径榴弹炮），国内还生产不了，基本上就是打一发少一发。 火炮方面，初期志愿军每个步兵连配备3门60毫米迫击炮，每个步兵营配备3门81毫米（或82毫米）迫击炮，每个步兵团配备4门70毫米步兵炮、4门107毫米迫击炮（不足由81毫米或82毫米迫击炮来弥补），每个步兵师配备12门75毫米山炮，每个步兵军配备9门六管火箭炮、9门单管火箭炮、36门105毫米榴弹炮、12门37毫米高射炮。 这一时期志愿军的炮兵骨干无疑是迫击炮，志愿军对迫击炮的娴熟运用，给予了美军以沉重打击，因此美军对志愿军的迫击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51年夏，志愿军的炮兵部队开始全面换装，各步兵师全部配齐炮兵团，苏制122毫米榴弹炮和美制105毫米榴弹炮全面取代原来的75毫米山炮，成为炮兵部队的主力火炮。 另外，志愿军还有总部直属的王牌炮兵武器——16管132毫米火箭炮，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咯秋莎”火箭炮，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紧急向苏联购买的，堪称志愿军的宠儿，备受优待，行军路上所有的人车都会不约而同为它让道。 由于其发射时会产生大量火药与烟雾，极易暴露发射阵地，所以确定火箭炮参战时都事先选择好发射阵地和炮击目标，计算好射击诸元，然后由警戒部队护卫开道，直奔发射阵地，展开后立即开火，射击一完就火速撤离。一般只在阵地上停留四五十分钟，使美军来不及组织报复性还击。 到阵地战后期，志愿军的炮兵工事已经由野战工事、有盖掩体发展到半坑道式掩体，可以有效地掩蔽火炮免受空袭损失。到1952年秋季的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炮兵虽然在火炮数量、口径等方面还不及美军，但已经通过机动和集中使用，可以和美军炮兵展开炮战。 到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期间，志愿军炮兵已能在25公里正面集中1360门火炮，并做到了火炮疏散配置，火力有效集中。 下面，我们以第38军为例，看看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情况。 第38军下辖三个步兵师（112、113、114师），加军直属部队共4.26万人。 步兵师每师编有三个步兵团，支援火力仅为一个山炮营（配12门日制41式75毫米山炮）和一个迫击炮营（配12门120毫米迫击炮）； 每团下辖三个步兵营，支援火力为一个步兵炮连（配日制92式步兵炮4门）和一个迫击炮连（配82毫米迫击炮4门）； 每营下辖三个步兵连，支援火力为一个迫击炮排（配3门81或60毫米迫击炮）；每连下辖三个步兵排，支援火力为一个迫击炮班（配3门60毫米迫击炮）。 第38军全部支援火力为火炮190门，而美军一个步兵师就有火炮352门。也就是说，志愿军一个军的支援火力，只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的一半！ 第38军全军只有153辆汽车，而美军一个师，就拥有各种机动车3800台。 由于缺乏机械载具，志愿军的火炮很难机动，常常导致需要的时候用不上。而平均每4人就有一辆车的美军，则是标准的摩托化部队，能够在关键时间、关键地段集中兵力和火力，使得双方的火力差距拉得更大。 再看看第39军。 入朝作战时，全军辖3个师，约4万人，与同时期美军2个师的规模差不多。 第39军装备日制38式步枪7320支，中正式步枪1512支，美制春田步枪2408支，冲锋枪（主要是美制汤姆森和英制司登）3058支，捷克式、歪把子、布仑式轻机枪907挺，日制92式重机枪7挺，m1917重机枪155挺。 以上合计步枪支，冲锋枪3058支，轻机枪907挺，重机枪162挺。 其中，汤姆森冲锋枪、m1917重机枪都是朝鲜战争时美军的制式装备，春田步枪与美军当时制式m1步枪是同一个厂家（春田军械）生产的，性能有差距，但不构成代差。捷克式轻机枪也是久经考验，与美军班组机枪bar相比没有劣势，二战期间还是捷克的制式装备。 除此之外，火炮方面，39军有60mm、82mm迫击炮369门，107mm化学迫击炮（可以发射化学炮弹也就是毒气弹和烟幕弹）12门，日制92是步兵炮24门，美制75mm榴弹炮12门。 再看美军方面，技术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很高，作战机动几乎全部机械化和摩托化.还可以在空中和海上机动，后勤补给均不受威胁。 飞机、坦克和火炮数量多，火炮威力大，射程远，通信设备和战场侦察手段先进，并且弹药充足，具有巨大的火力优势，中国军队70%~80%伤亡为美军火炮所致，7%~8%伤亡为美军飞机所致。 而美军对于步兵师的编组，则是极度重视火力，各式各样的火力支援武器贯穿于团、营、连、排乃至班等每一级队伍。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先后投入了第1骑兵师，第2、3、7、24、25、40、45步兵师和海军陆战队第1师，共9个一线野战师。另外还有1个空降团、10个韩国步兵师，以及十几个仆从国军队，总兵力达到76万8千人，步兵师全部实现了摩托化。 我们以其中最早来到朝鲜的第24步兵师为例，其编制是按照1948年的7n号编制装备表编成，全师兵力达人，师下辖三个步兵团，每个步兵团下辖三个步兵营，每个步兵营下辖四个连，每个步兵连下辖四个排，每个步兵排下辖四个战斗班。 除了三个步兵团外，美军步兵师还编有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一个高炮营，及工兵、侦察、通信、维修、宪兵等师部直属部队，除工兵为营外，其余为连级。 尽管美军的武器大多为二战时期的装备，但其经过实战考验，性能十分可靠。 美军步兵师所属的炮兵团，下辖1个155毫米榴弹炮营和3个105毫米榴弹炮营，每营有炮18门，合计共有重炮72门，105毫米榴弹炮是美军师团单位的骨干支援火炮。 步兵排配火箭筒，步兵连配备3门60毫米迫击炮、2门75毫米无后坐炮、2门81毫米迫击炮，步兵营配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81毫米迫击炮，步兵团配107毫米重迫击炮和75毫米榴弹炮，全师各型火炮数量达352门。 此外，美军每个步兵师还有一个高炮营，一般装备32辆m19a1型双管40毫米自行高射炮。朝鲜战场上，美军没有空中威胁，因此经常把这些高炮投入到地面战中，形成密集的拦射火力网，给中朝步兵带来巨大伤亡。 从上面的记录，我们不难看出美军对火力的迷信可谓深入骨髓。 他们将各种支援火力均衡地配置到各级作战编制单位内，从最基本的步兵班到步兵团，都列装了数量不等的火炮，从而保证不论哪一级别的部队单独作战，都有相当的火力以压制对手。 一个班11个人，装备m1半自动步枪10支，bar机枪1挺，狙击枪一支。全师轻、重机枪约800挺，迫击炮160门，高射炮64门，105mm榴弹炮60门，155mm榴弹炮12门，其他70mm以上口径火炮约200门。 美军原来认为朝鲜半岛的多山地形不适合坦克行动，因此并未给韩国军队配备坦克，结果在战争初期，人民军装备的150辆t-34坦克便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突击威力。 在领教了坦克在朝鲜战场的威力后，美军随即投入了大量的坦克部队，但主要都是将坦克营配属给步兵师，承担掩护步兵突击或反坦克任务。每个步兵师编有一个坦克营，每个步兵团编有一个坦克连，总计装备149辆坦克。 类似于二战欧洲战场那样以大量坦克进行装甲突击的情况几乎没有。 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一般都保持着1000辆坦克的规模，主要车型是m-26坦克，后期部分更换为m-46坦克。而志愿军在第一至第五次战役时，一辆坦克也没有，能看见的坦克那一定是敌人的。 志愿军入朝之后，中央军委紧急扩建装甲部队，1950年秋季，解放军接收了10个苏式坦克团，主要装备300辆t-34\/85中型坦克（被称作二战中最好的坦克）、60辆is2 “斯大林”重型坦克和40辆122毫米大炮自行火炮。 is2 “斯大林”重型坦克由于其122毫米主炮威力十足，对于打对方远距离工事效果极佳，但是数量偏少。 1951年3月，由坦克第1师机关组成的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及所属4个坦克团开始入朝。 在第五次战役中，坦克第1团被作为19兵团的反坦克预备队。阵地战开始后，4个坦克团全部进入一线，作为前线各军的反坦克预备队。志愿军坦克部队进入前线后，通常是以团或连为单位集中于便于坦克活动的阵地后方，与步兵、工兵、炮兵共同组成反坦克配系。 好不容易我们有t-34\/85中型坦克上来了，但美军那边的m46、m26、m4a3e8都早等着了。火力上只有比你强的，没有不如你的。 m46、m26都是90毫米炮，早就有t34开罐器之称。 m4a3e8作为最后的谢尔曼改型，其76毫米54.5倍径火炮使用高速穿甲弹时足以在2200米击穿110毫米以上的垂直装甲，和t34-85也是旗鼓相当。 美军经常依托坦克形成一道钢铁防线，让你啃不动；或以坦克、摩托化步兵组成快速特遣队，实施大范围迂回进攻，给志愿军造成极大威胁。 除此之外，美军一个师还配有装甲车35辆。 由上可见，在近距离火力支援（迫击炮、中小口径火炮、轻重机枪），志愿军至少能跟同规模美军打成平手。在攻坚（坦克）和远距离支援（重炮、空中火力）方面，志愿军处于绝对劣势。 扭转朝鲜战争战局的第二次战役，东西两线志愿军打出去的75毫米口径以上炮弹总数不到2000发，还不够美军一个18门制105毫米榴弹炮兵营，射击2小时的量。 砥平里战役时，志愿军配属的12门山炮和10门步兵炮，每门炮只有区区20发炮弹！ 但美军的致命弱点是，对后方和道路依赖性太大，怕切断后路,并且在山地受到一定限制，进攻一般是以公路为依托，在未夺取制高点时，不轻易前进，一旦被切断后路，除了突围则无处可逃。 许多美军对劳师远征都满怀怨恨之情，是极不情愿地应征入伍，进攻精神不强,士气低落，怕死，怕夜战，怕近战，怕单一兵种作战，一受炮击即混乱,迟迟不前，攻击不利时退缩至原来的位置，第二天再攻。对火力依赖性大，如失去空军炮兵坦克的配合,则基本失去战斗力。 也许有人会问：志愿军不是还装备了大量的苏式武器吗？ 我们要清楚，最先换装苏式装备的，是作为二番部队入朝的第3、19兵团，而他们参战的时候，也仅仅是步兵枪械换成了苏军制式枪械，连最基本的支援火力——迫击炮都没有更换。 但就是这样十分不彻底的苏械部队，其首次实战，也已是1951年1月的第四次战役，而当时朝鲜战场的形势，基本上大局已定。 苏式坦克、自行火炮、野战炮和喀秋莎火箭炮，这些 “大家伙”，则是在1951年6月才抵达前线，这时候连第五次战役都已经打完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偿或是折价的）——主要有：7.62毫米ППЩ41式冲锋枪、7.62毫米ППc43式冲锋枪：7.62毫米l944年式马枪、7.62毫米ДП式轻机枪、7.62毫米cГ43式重机枪、12.7毫米ДЩk高射机枪等。在步兵连中，步枪和冲锋枪的装备数量基本各占一半。 7.62毫米ППЩ41式冲锋枪,就是二战时期着名的“波波沙”冲锋枪，其显着的近战优势，很快就与手榴弹一齐成为志愿军在近战夜战中的两大利器。 美军装备的都是制式枪械，步兵武器主要是汤姆森冲锋枪、m3式冲锋枪、m1式半自动步枪、m1941式约翰逊半自动步枪、7.62mm毫米勃郎宁m1918自动步枪（bar）、7.62毫米m1941式约翰逊轻机枪、7.62毫米m1919式重机枪和12.7毫米m2hb勃朗宁重机枪。 应该说，在步兵轻武器方面，双方的差距并不大，而且志愿军还曾使用过不少美式装备（主要是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的），那就更没有什么差距了。 说句题外话，苏联援助武器绝对良心价，二战美援武器才坑人。 苏联提供给志愿军的武器装备，都是以极低价格提供的。 具体价格为：1个步兵师1000万美元，1个野战高射炮师340万美元，1个野战榴弹炮师790万美元，1个坦克师1560万美元，1个喷气式歼击机师3100万美元。这些价格绝对的良心价，是经过苏联补贴的价码。 要知道，在抗战时期，美国援助中国1个步兵师的花费，则接近2000万美元。抗美援朝苏联援助1个步兵师，光重武器就有包括122毫米榴弹炮在内的60门大炮，并其他火炮143门，还有40辆坦克自行火炮，汽车261辆，才1000万美元。 清楚地认识到了敌我之间的优劣特点后，我军才得以快速进行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为适应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和武器制式化建设的需要，我国除从苏联获得武器援助外，还争取在武器生产制造方面获得技术援助。 战争后期，一批国产武器（以仿制为主）开始装备志愿军。战争后期中国仿照“波波沙”冲锋枪生产出“1950式7.62毫米冲锋枪”，这种中国第一种国产冲锋枪,主要就装备了志愿军。 虽然有苏械进入志愿军，但是要想将坦克，重炮，自行火炮，各种防空武器及后勤运输结合为一体，发挥出全部威力。 需要大量现代化的军事知识和技术能力，朝鲜战争不是国内解放战争，一顿炮击后，战士们冲上敌阵以刺刀手榴弹解决战斗，甚至举着肉包子，大喊老乡过来吃包子啊，就有成连成营的敌人跑出来投降。 志愿军在朝鲜遇到的敌人是拥有现代化装备和训练的敌人，这就对军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解放军掀起大练兵热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学习到了现代战争模式，因为看到了距离，开始加速自身正规化建设的步伐。 截至1954年，中国用苏制武器和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标准化、序列化，并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 中国军队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成为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可称为屈指可数的强军。 我们再说回抗美援朝时期的中美武器装备对比，除了步兵装备，在其他方面，美军更是全面占优。 美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当时所有最现代化的武器，握有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实行陆、海、空军联合的现代化作战。 在海军方面，那时候的美军，配有拥有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和护航航空母舰7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25艘，扫雷艇4艘，辅助舰11艘，其他艇62艘，共计115艘，最多时达245艘。而志愿军的海军力量基本等于零。 由于朝鲜半岛的周边海区全部为美军所控制，中朝方面的军事活动基本都在陆地上进行，在海上进行的极少，有少数的几次行动，比如登陆大和岛，也是在距离北朝鲜本土很近的海岛上登陆而已。原因就是顾及美军的海上绝对优势。 在空军方面，美军则享有完全的制空权，形成了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实现了立体化作战。 在朝鲜战场上，中美两军武器中最值得比较的当属喷气式战斗机了，米格-15对f-86，两种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 当然，这是不纠结自主制造问题的前提下。 米格-15的优点是重量轻，推重比大，爬升速度快，武备威力大，结构坚固。缺点是翼面控制还是传统方式，没有加力装置，操作起来相当费力。高空高速飞行时不够稳定，容易形成尾旋下坠。 同时，俯冲时不能超过0.94马赫。机炮射速较慢，23毫米机炮和37毫米机炮两种弹道不能重合，而且弹道不够平直射程也近，适合攻击大型轰炸机而不是战斗机。 所使用的asp瞄准仪性能落后，需要手动调整操作，在飞机大过载机动时还经常出现故障，飞行员常常将其作为老式固定式瞄准具使用，自行估算提前量。 米格-15驾驶舱视野不佳，除了机尾升降舵正好挡住飞行员对后上方的视线外，用两层玻璃制成的座舱罩在玻璃中间时常起雾结霜。另外，飞行员没有配备抗过载服，在激烈的空战中体力消耗很大。 f-86的优点是水平盘旋和滚转率性能出色，这得益于前襟翼、襟翼以及减速板的优异设计，飞行稳定性极高，即使进入尾旋状态，也很容易地可以改出。 f-86装备6挺12.7毫米机枪，弹道平直，加上有雷达测距瞄准仪，瞄准十分准确。俯冲速度较快，可超过1马赫。 另外，飞机设计比较注重人体工程学，动力操纵杆和踏板、液压操纵面、抗过载服等非常合理，能有效节省飞行员体力。 f-86的缺点是飞行高度及高空爬升速度不如米格-15，其次机枪子弹威力较弱，让许多米格-15即使多处中弹，也都能安全返回。 航程是这两种飞机各项性能中争议最多的，很多资料都称米格-15的航程要比f-86小，其实f-86a使用2个454公升副油箱时的作战半径是531公里（330英里），f-86e使用2个454公升副油箱时作战半径为517公里（321英里），而后来的f-86f-30也只有744公里（462英里）。 相比之下，米格-15和米格-15比斯型使用2个400公升副油箱的作战半径分别是800公里（497英里）和760公里（472英里），都要大于f-86。 虽然米格-15的机内油箱容量较少，但由于机身重量比f-86轻，耗油量相对就少，所以航程反而可以更远。 由于“米格走廊”所在位置是在f-86作战半径的边缘地带，而f-86进入这个作战区域时都必须要维持高速（0.87马赫以上），所以即使有外挂副油箱，停留时间也很短，最多只有20分钟就得打道回府。 一旦发生空战的话，更是没几分钟就到达燃油最低安全存量的临界线，不得不脱离战斗返航。 此外当时美军的可抛式副油箱供应不足，而且价格昂贵，美国本土生产价格要850美元（1950年时的850美元可是一笔不菲的高价），而f-86执行战斗任务时，平均每个架次消耗1.6个副油箱，因此许多时候f-86出动时只能挂1个副油箱，更是严重影响了航程。 由于时常在返航时油量不足，美军f-86飞行员发展出了一套无动力滑翔回场的标准作业程序，不过这需要两个前提，一是至少要飞回到距离机场90公里内，二是要有相当高度才行。 一般如果回到平壤附近时，高度在米，燃料还有400磅以上，就可以把发动机的转速降到最低，以节约燃料返航。 如果达不到这些条件，就得把发动机完全关闭，滑翔到低空后重新打开发动机后再爬升，到达高空后关闭发动机滑翔到低空，再开发动机爬升，并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回到机场。 因此，美军f-86飞行员甚至笑称可以把第4战斗机大队改名为“第4滑翔机大队”。 而以安东为主要基地的米格-15距离战区可以说是近在咫尺，就算是油料一滴不剩都可以用无动力的滑翔方式返回基地。所以，米格-15滞空时间和航程根本不是问题。 之所以会出现米格-15航程不如f-86的说法，是因为米格-15通常为了在进入战区时取得高度优势，起飞后首先向中国东北内陆飞行，等爬升到米后再调头飞入战区。 由于米格-15的升限超过f-86达1000米以上，足以让f-86可望而不可及，米格-15占据了高度优势后就可以主动选择攻击时机，实施俯冲攻击，即便攻击不成，还可利用其高空性能，迅速爬升，再度占据高度优势。 不过由于在至米高空飞行时通常都会产生凝结尾云，在很远处就可看见，所以很少有偷袭的可能。但这样先爬升占领高度再进入战区，无疑将消耗大量燃料，从而导致了所谓米格-15航程比f-86小的说法。 相比之下，f-86的机场大多在朝鲜半岛南部，要想在进入朝鲜北部的作战区域时能有足够的高度，正好可以在起飞后一边向北飞一边爬升高度，一举两得，能够节约大量燃料。 另外，美军f-86在朝鲜战场上的数量也远远低于大多数人的想象。1950年10月美国空军装备f-86飞机的仅有5个联队，都在美国本土。 朝鲜战争爆发后，第4战斗机联队于11月初才开始调往远东，至12月初逐次抵达日本，12月中旬起才开始投入朝鲜空战。 第4联队只下辖1个战斗机大队——第4战斗机大队，第4战斗机大队下辖第334、335、336中队，每个中队编制24架f-86战斗机，全大队（其实也就是全联队）总共只有75架f-86，即使加上备用飞机，最多不超过90架，而且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驻扎在日本，承担日本防空任务，通常只有约40架f-86在朝鲜半岛。 由于飞机数量不足、任务负担过重，f-86只能在“米格走廊”担负争夺制空权的任务，无法对轰炸机提供护航。 虽然远东航空军一再要求从美国国内增派f-86，但是考虑到苏联空军对美国本土的威胁，所以只给远东航空军加派了1个f-80c战斗轰炸机联队。 直到1951年10月23日，由于缺乏f-86护航，8架轰炸志愿军后方的b-29遭到了米格-15的痛击，有4架被击落，2架虽然返回但受伤过重而报废，还有1架重伤。 在此之后，第4战斗机联队的所有f-86才被集中到朝鲜半岛，不再担负日本防空。美国空军也从本土紧急运送了75架f-86e，将原来装备f-80c战斗轰炸机的第51联队全部换装为f-86。 1952年6月，第51联队才完成换装。 而整个朝鲜战争中，在朝鲜半岛总共就只有这2个f-86战斗机联队，装备飞机的总数最多时不超过180架。 而中苏朝在鸭绿江边部署的米格-15数量显然远远超过了f-86，以1952年11月1日为例，仅苏联第64航空军就拥有441名飞行员，321架飞机，其中303架是米格-15。 作为朝鲜空战的主力，苏联第64航空军通常情况下下辖2个歼击航空师，装备米格-15约150架。 1951年9月后，中国和朝鲜空军的米格-15也开始加入战斗。 1951年12月，苏联第64航空军改归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指挥，此时“空联司”指挥的战斗机部队包括3个苏联空军师、4个中国空军师、1个朝鲜空军师，另有4个中国空军师部署在第二、三线机场，主要为一线机场提供空中掩护。 此时，中朝苏三国空军中能投入朝鲜空战的米格-15总数约在450架到500架之间。 在苏联空军前线航空兵的架构中，米格15本是针对美军f84战斗机的。在性能上也确实比f84强不少。但是美军发现米格15投入战斗后，迅速把装备f86a的王牌部队，第4战斗机大队从本土调来，一下子巩固了空中优势。 等志愿军订购的比斯到货的时候，美空军的两支主力战斗机部队第4、第51战斗机大队已经升级到f86e甚至f86f了。 据美军声称，战争末期，改装了6-3翼的f86f(30)批次，已经具备了压倒米格15比斯的性能。而苏军针对f86f的机型已经不再是米格15而是米格17了。 但米格17没有赶上朝鲜战争的趟，我们国内仿制的型号，即为歼五。 前面说到，中朝苏有450-500架米格-15，而美军只有180架f-86，那是不是就是说占优了呢？我们当然不能只看飞机数量，双方的出动率上差距很大。 美军的后勤保障水平高，整场战争下来，战斗机的日均出动率是0.7架次。志愿军空军只有0.1架次。低劣的保障能力，死死地限制住了空战能力，所谓志愿军空军10个师500架米格15，对美军2个大队180架f86的神话，从来也没有在空中出现过。 志愿军的10个航空兵师从来没有全部摆上一线过，一次顶多摆上4个师。 用日均出动率再一乘，就是惨不忍睹的真相。 轰炸机方面，志愿军只有图2中型轰炸机这一根独苗。 美军则是b29、b26等中型、重型皆有。 至于对地攻击，志愿军则是空白，美军的f80、f84是主力，战争后期，第8战斗轰炸机大队等单位则换装了f86a，在遭遇志愿军米格机拦截时，甚至还可以反咬一口。 至于运输机、侦察机之类，志愿军更是完全空白。 还有，由于美军拥有强大的空军力量和综合国力，打起仗来完全不需要考虑弹药消耗，经常是使用各种空、炮火力，对交战区域进行“逐码（1码=0.914米）洗地”式全覆盖打击。 而志愿军由于没有制空权，加之严重缺乏机动车辆，所有装备只能靠官兵们身背肩抗，白天隐蔽、晚上行军。这不仅严重消耗了官兵们的体力，更使得后期补给难以保证前线需要。 更要命的是，当时我国因为没有健全的工业生产体系，无法为前线补充新造制式装备，志愿军手里缴获的“万国造”，经过长期战争的洗礼，许多枪炮使用过度，口径“过老”，实际性能较理论值有所下降。 战争初期，虽然志愿军多次组织大部队对少量美军进行歼灭战，但是由于火力不足、压制不住对方，美军一旦以重炮为核心围成圆圈，利用坦克掩护四周，志愿军就无法应对。甚至被对方使用空、炮火力掐断后勤和增援路线，导致重大损失。 开战头半年，美远东空军第5航空队先后投入作战飞机达1100架，另有海军福吉谷号、菲律宾海号两艘航母搭载的190架舰载机。 而志愿军这边只有一个高炮团，装备36门日式75毫米高炮。过江时还留下12门保卫鸭绿江大桥。另外就是每个军只有十余挺高射机枪。 美军凭借几乎碾压性的空中优势，视北起鸭绿江边、南至作战前沿地域为理想的航空表演场，肆无忌惮地对志愿军进行狂轰滥炸，朝鲜北部城镇变成瓦砾，重要的桥梁、车站等交通线上的目标几乎全部被炸，中朝官兵因此伤亡惨重。 美军依靠现代化的武器给志愿军造成多方面威胁，劣势的武器难以对付美军飞机和坦克，粮食弹药供给也往往接济不上，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是空前残酷，这是在国内作战时从来未遇到过的。 作战双方的减员总对比为1:5.3，和美军作战双方减员对比为1:1.23，由于美国空军握整个战场的制空权，也限制了美军空军，并且美军不善夜战，夜间作战和近战歼敌成了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法。 夜晚小部队袭击,绝大部分是成功的，大部队行动都是黄昏开始运动，夜间突破防御,插入纵深,断其退路，这种战法很有效,只要出现在美军侧后,美军即顷刻发生动摇,继而全线溃退。 最重要的是志愿军具有顽强的战斗意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在迫击炮、冲锋枪、步枪和手榴弹的特长，许多战斗都是在100米以内,甚至50米左右实施近战歼敌。 志愿军牺牲精神强，一个人就敢冲入敌群，剩一个人也会死守阵地，没有弹药用石、铁锹、冲锋号也能击退敌冲锋，与敌同归于尽的勇士数不胜数，有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才让从未尝过败绩的美军遭受了立国以来第一次战败。 第46章 优秀的战略战术 1950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就要面对朝鲜战争。几十年以后，我们看当年的那场立国之战，那一仗之中，志愿军打出了国威军威，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逼退到三八线以南，取得了战略层面上的伟大的胜利。 但是面对世界上排名最为靠前的十几个国家，当年的那场胜利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当时的我军无论在后勤运输，还是士兵的武器装备，以及攻坚型的重武器，包括海陆空等很多方面都要全面的落后于美军。 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已经是全世界第一的存在，就算是志愿军有勇敢的作战精神，可在战场上，人类是无法和枪炮抗衡的。 太平洋战争教会了世界一件事情，依靠人海战术根本行不通。当时，悍不畏死、依靠人海战术冲锋的日军，在美军的重火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那为何我们能在十七国联军下撑住，还和美国打上五个来回，最后还让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呢？ 我们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来做一下分析，先看一下战略层面。 中央将“边打、边稳、边建”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总方针，要求志愿军部队： “有策略地打”、“稳当地打”、“有目的地打”。 从五次运动战役的胜利到朝韩停战可以看出来，这个战略指导是十分正确的。 一、“有策略地打”——先打伪军 所谓伪军，指的就是李承晚领导下的韩国军队。志愿军到达朝鲜半岛之后，中央多次电联志司，明确表示“先打伪军”、“我们可以打赢伪军”。 美军进军朝鲜必然不会全部动用本土的兵力，因此势必会通过武装李承晚的军队，来对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而李承晚的伪军数量虽然占联合国军的四分之三，但是其装备和军队作战力却远在美军之下。所以，志愿军打败伪军的赢面很大。 从战略意义上看，李承晚的伪军部队相当于美军在朝鲜半岛上“爪牙”。如果美军失去了伪军的力量，则很容易陷入孤立之中，到时候志愿军再合力打击美军就会容易许多。 于是，在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先以一个军的力量钳制美、英军队，然后集中三个军逐一歼灭李承晚的三个师。 志愿军的“出其不意”的安排令美军主力部队扑了个空。与此相反，李承晚的伪军本抱着“候补”的心态作战，没想到却被打得团团转，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据统计，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成功歼敌余人，其中有7584人属于李承晚三师，俘虏敌人4741人。 二、“稳当地打”——以“缓胜”的指导思想，主打“小歼灭战” 1950年12月24日，志愿军取得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歼灭敌军人。 然而，前两次胜利并没有冲昏中央和志司的头脑。在第二次战争胜利后，开始思考朝鲜战争的发展走向。 中央和志司认为，我军若是能在对方阵营沉浸于失败情绪的时候，迅速出击，或许有速胜的可能。但是，就当时的局势来看，更加偏向于“缓胜”的心态。 志愿军的参战，不在联合国军的计划之内，所以敌军在短时间内没有缓过来是正常的事。而且我军刚刚经历了频繁的、长期作战，战士们的体力和精神都有透支的危险。 一旦敌人开始反攻，我军就会很难招架。 果不其然，第三次战役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就开始对中朝联军驻地开始大规模的反攻。正在休整的中朝军队被迫转入防御作战，匆匆忙忙与敌人展开第四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结束之后，原来撤退至釜山地区的联合国军又打回了三八线附近地区。但由于志愿军的顽强抵抗，敌军未能再进一步。 联合国军的武器装备占有较大优势，机动性较强。志愿军曾经多次尝试围攻美军一个师或者一个团，却经常碍于对方飞机、坦克的反攻而不得不放弃。这些经历大大打击了将士们的作战信心。 在正式发动第五次战役之前，中央多次强调要让将士们重拾信心，不要为了无意义的小胜利浪费兵力。 又叮嘱说，我们每次作战不必抱有太大的野心，在每次战斗中，我军能够歼灭敌军一个营，至多两个营就够了。 这种小规模的歼灭战虽然看上去对敌人造成的杀伤力不大，但实际上是在无形中瓦解敌人强大的力量。等到小歼灭战达到一定数量，志愿军就可以对敌军发起全面的围攻。 1951年4月，中朝军队向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 在西线，志司以一个兵团正面迎敌的同时，在左右两翼又派遣了2个兵团，从侧面迂回包抄，采用小歼灭战的方式分割敌人的主力军。在此次战役中，志愿军大获全胜，歼灭敌人余人。 三、“有目的地打”——以打促和 1951年夏天，抗美援朝战争局势发生了显着的变化。曾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平壤的联合国军被逼退至三八线以南，志愿军的顽强死守使得美军难越雷池。 双方势均力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为了巩固战果、顺利推进和谈，志愿军实行“边谈边打”的战略方针。中央强调，我们在与敌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也继续军事斗争的准备。有必要时可以以打促和。 果然，停战谈判刚开始不久，美国方面就以各种借口和方式阻碍谈判的继续。 7月，美军以武力相威胁，企图逼迫中朝双方重定分界线。志愿军进行迅速的战术反击之后，美军才乖乖回到谈判桌上。 之后，美军又以沿海岛屿不受军事分界线限制为由，企图强占半岛附近的岛屿。志司遂下令命志愿军以武力收复岛屿，堵得美国当局哑口无言。 谈判后期，在处理战俘遣返问题上，李承晚当局不顾朝中两国意见，就地释放战俘。此举令中朝两方感到十分不满。 于是在7月13日，志愿军向金城地区驻守的韩国军队发起进攻。短短数日，志愿军歼敌余人，收复多处阵地。 此战结束之后，李承晚当局终于放弃抵抗，被中断了的朝韩和谈才得以重启。 从第五次战役结束到停战协议签订，期间竟持续了两年之久。即使放眼世界战争史，这样的例子也是十分罕见的。 说完大的战略方面，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志愿军的战术层面。 第一个就是擅长“运动战+黏住打”，这是志愿军在五大战役阶段的一种常用战法。 所谓运动战，要领就是穿插。利用敌军的薄弱之处，在敌人的正面利用地形和工事掩护，牵制对手，然后绕到对手后方，切断敌人的退路和补给线，形成包围态势。 比如1950年11月，38军113师在14个小时中就进行了72.5公里的极速行军，用穿插的战术，在最短的时间中就出现在了联合国军队的后方，将老美进行分割包围，让联合国军瞬间就成为了瓮中之鳖。 然后再进行各个击破，给予老美最大的伤亡，有力地歼灭了老美的有生力量。 所谓黏住打，就是尽量避免形成远距离对射拼火力的局面，尽量接近敌人，利用美军害怕近战的心理，使敌人的火力优势无法发挥。 后来美军详细描述了跟志愿军的交战情景。 志愿军提前在美军阵地视距外集结，匍匐向美军阵地缓慢前进，利用伪装躲过美军的战场和空中侦查，等到接近美军阵地十几米的地方，突然发起冲锋，美军的远程火力优势荡然无存。 第二个是，擅长夜战，攻击动作隐蔽大胆。 志愿军的战术本质上反映了它的游击队性质，在物质困难条件进行的多年战争已经使其建立了一种攻击模式，这种攻击模式被证明对拥有武器和装备优势的军队是有效的。 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员恰当地定义了志愿军的攻击是“聚焦目标”。 白天潜伏，夜间进攻是志愿军的常态。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基本事实：在没有夜视器材辅助的情况下，黑夜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任何军队在暗夜条件下的活动能力都远不如白天。 说的通俗点就是：没有夜视装备条件下，夜间作战对谁都是不利的。 既然不利，那么为什么还要打夜战呢？因为不利是相对的，如果昼间作战更不利的话，那么必然只能选择在夜间作战了。 在当时那个年代，武器装备相差极大的话，昼间作战武器效能发挥可能是20比1，但夜间作战可能会缩小到5比1，这样尽管对方依然占据武器优势，但是却可以将双方武器的差距缩小。 在解放战争中，夜战的应用就很多，不过国军无论是空中力量还是地面炮兵都远谈不上十分强大，因此解放军作战主要是在昼间进行的。 但在入朝之前，我军即已了解到美军技术装备十分强大，因此13兵团在先期的战术训练中，即进行了针对性的夜间作战训练。 在此之前，夜间作战仅仅是昼间作战的一个补充，在针对性训练中，部队先是在白天进行演练，然后再转到夜间。 训练中，军师级干部下到连、团级干部下到排、营级干部下到班进行具体指导，使得为期2个月的整训取得的成效极大。 入朝作战后，美军强大的武器装备优势果然迅即展现了出来，尤其对我昼间行动造成了极大影响。 据美军战史统计：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仅美国空军就出动了架次，投下了炸弹吨，凝固汽油弹3435万升（注：加仑换算成升），发射火箭弹枚，枪炮弹9800万发。 平均每天美国空军就出动近700架次，投炸弹266吨，凝固汽油弹9.4万升，火箭弹700多枚，枪炮弹近27万发。 当时中苏空军仅能与美军争夺鸭绿江附近制空权，而志愿军前三次战役仅有36门高炮及每个军十多挺高射机枪防空，对美空军的威胁不大。其对地空袭、扫射极为嚣张，给我地面部队的开进、物资的运输造成了很大损失。 如我汽车部队入朝仅半个月就被美空军摧毁330余辆，美空军对我112师指挥所一次袭击中，更是使得我干部战士伤亡272人。美空军甚至有因追逐射击我地面目标，飞得过低而撞上电线或低山而坠毁的情况。 极其严重的空中威胁是我军从未遇到过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部队在白天的运动受到很大限制，而进攻作战则只能转入夜间或天气恶劣的白天进行，因为这种天候下，美航空兵对我的威胁程度会降低。 同时夜间作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军地面火力太强，在昼间作战的话，有利于其火力的发挥。在夜间作战，双方交战距离缩短，且战作一团，美军的重火力优势不易发挥，实际缩小了双方武器性能的差距。 在我军尽可能以夜间作战为主的情况下（但不可能白天不作战，一方面志愿军并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白昼作战；另一方面美军是以白天为主进攻的，我军不可能不应战），伤亡战士中，70%到80%为炮火杀伤，7%到8%为空袭杀伤。 如果志愿军不在夜间主动进攻，恐怕就不仅仅是牺牲大了，连作战任务都是无法完成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大部分进攻是在夜间进行的，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歼灭北极熊团、奇袭白虎团、全歼英军皇家陆军双徽营，这些辉煌战绩都是夜战的成果。 因为美联军好像一到夜晚就摸了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黑夜是有月光的，并非都是漆黑不见五指。志愿军的进攻行动大多会选在月夜进行，后来美军总结经验称其为“月夜攻势”。 志愿军在夜间向美联军阵地发起突袭，他们利用黑暗，悄悄接近美军阵地，与美军纠缠在一起，让美军的炮兵和战机无法轻易发起攻击，否则就有同归于尽的危险。 可月亮的光线并不是很强，天气差和月初、月末的时候，月光很微弱。志愿军当时的夜战并非战斗级，而是军师级，甚至兵团级的战役级夜战。 大规模部队在夜间行军和作战，如何确保识别和联络？如何不迷路呢？ 志愿军的办法是： 有条件的话，胳膊上缠一条白毛巾，班组多使用小喇叭、军号、口哨等简易器材进行联络，各种不同的号音代表不同的含义。如“一长一短”是经常使用的，代表请求火力支援。 而在班组之上营以下分队则设置信号组，每组2到4人，装备60信号筒、26信号枪，如果一个信号组不够，那就设置多个。 营以上部队则用各种有线、无线通信及骑兵通讯员等进行联络。 朝鲜多山地，部队往往在行军或进攻时会找好向导，负责带路；侦察兵在白天大多会勘测好路线，同时领导干部会分头参与看地形，然后回来汇总讨论，在黄昏前确定各部的行军及进攻方案。 志愿军前进时多采取自然路线，如河水冲击地形或溪流河床，一遇到敌军的阻力就进行展开。战斗小组然后从战术纵队中一个又一个地脱离，然后用步枪、冲锋枪和手榴弹开火以接近敌军。 一旦交战并受到火力攻击，攻击者就会卧倒，在炮火间隙跃进，会继续前进直到再次遭到火力打击；当志愿军部队完全投入进攻时，即便伤亡惨重，也不会放弃进攻。 其他人员会挺身而出，攻击一直持续到取得突破，通常正面攻击的兵力是一个排或者两个排。 在巩固形势后，作战部队然后爬向或者向下一个排阵地的开放侧翼蠕动，攻击的每一步都非常隐蔽和大胆，对营正面阵地进行数次这样的突破的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攻击模式有所不同，以适应不同的情况。 作为志愿军使用迫击炮作战的一个例子，以下来自海军陆战队的作战现场报告： “五到九名志愿军战士组成的巡逻队被派往主力部队的前方，试图定位或确定（我们的）正面和侧翼阵地。 在这些巡逻队撤退或被击退后，志愿军向那一地区进行白磷迫击炮弹炮击，企图造成人员伤亡。 通过密切观察区域内营救伤亡人员的活动，他们试图确定我们前线的位置。 在确定了我们的前线阵地后，志愿军会向我们的前线发射白磷弹以作为标记。 在此过程中，志愿军的突击部队会向前爬到尽可能靠近我军阵地的距离，在给定的信号下进行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的攻击信号是三声警笛声响起。 进攻的部队随后跃起，并在一个完美的小队队形冲到了我们的阵地前。这一攻击使志愿军突破了我们一个排的阵地，我们在黎明前发动的反攻才恢复了防线。” 夜间作战极其强调第一天晚上的成效。 通常要求在第一天晚上即打乱敌防御部署，占领部分核心要点，同时穿插部队要切断敌后路，到第一天拂晓前即完成打乱敌军并包围的部署。 白天到后，各部相机继续攻击或固守等待天黑，进行第二轮暗夜攻势。 为了确保晚上各部队不至于迷路，另外还大量设置路标、标兵、联络哨，如117师的一个战斗班负责制作路标，一口气便做了2000个。 而路标标示的使用也很明确：在雪地上使用黑色标示；在无雪地带则使用白灰做白色标示。 当时做路标时还出现很有趣的一件事：38军缴获的美军物资中，有咖啡粉，但战士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不是火药，尝一尝又苦得要命。于是便将其做成了路标材料，后来首长得知后也是哭笑不得，好东西就这么给浪费了。 夜间作战减轻了美军航空兵和重炮对我军的杀伤，为志愿军很多次胜利奠定了基础。 还拿前面说到的38军113师穿插三所里之战举例子。 大家都惊诧于其在14个小时内直线攻击前进了72.5公里。其实这14个小时中，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暗夜条件下完成的。 这次成功的穿插是第二次战役大胜的关键，而第二次战役又是朝鲜战争的关键一役，这次暗夜突击行动将永远名垂史册。 美军当时的照明弹虽然不足以在我军行军时造成多大威胁，但当我进攻其阵地时，则还是够用的。因此我夜间作战依然要抗击美军极强的火力，同时美空军并非夜间不出动，仅仅是对我威胁减轻罢了。 因此，有的时候美军阵地是可以打下来的，但有时候也是不行的。如长津湖战场的下碣隅里、柳谭里及第四次战役时的砥平里等。 美军机械化装备多，阵地构筑极快，其还配属有大量火炮、坦克，步兵分队则自动火器极多，美军弹药也近乎于无限。志愿军攻击时也忍不住感叹：（美军）步兵速射火器实在太多了，炮兵远战能力太强了。 其组织防御时一方面以阵地轻重火力及坦克（充当固定火力点）进行一线抗击；同时以配属的炮兵对志愿军后续梯队可能的方向进行无限弹药量式的拦阻射击。 所以志愿军得出的经验就是，如果不能在第一天晚上攻击中得手，那么之后的作战便极为艰难了。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需要注意就是，在不同的季节，黑夜长度是不同的。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打得比较艰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役是4月底到6月初进行的，白昼时间过长而夜晚过短，限制了志愿军的运动及作战。 而且志愿军战士在运动战时期极度疲劳，加之以炒面为主要食物来源，长期营养不善，大量战士得了夜盲症，后来是通过熬松针水进行改善的。 因此，夜间作战，我军同样面临很大的困难，有些是智慧和战术可以弥补的，但有些则不能。所以，切不可以为夜战就是万能法宝。 到了阵地战时期，双方战线固定，大规模穿插迂回已经不具备条件了，但对山头的攻防却达到了白热化。基本上是美韩等军队白天进攻，我军则在晚上进攻。 吃够了夜战亏的美军甚至曾主动对志愿军发起夜战，但效果不佳；而志愿军继续对美军发起夜战，甚至还缴获了美军特意装备的带夜视瞄准装置的卡宾枪。 那么，美军是怎么应对志愿军战术的呢？ 在美国空军的轰炸之下，志愿军后方的物资根本没有办法运到前方来，凭借志愿军的偕行补给，其进攻态势只能维持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之后，志愿军便会弹尽粮绝，开始回缩补给，等补给完毕之后，再一次发起攻势！李奇微称其为“礼拜攻势”，这一点也可从志愿军的前四次战役的进攻时间线之中得到证明。 事实也确实如此，志愿军每次进攻都会携带五日份的粮弹，省吃俭用之下，再加上志愿军缴获的物资，也仅仅够志愿军坚持七到八天的时间！ 李奇微到了朝鲜战场后，指挥美军最大限度地去回避志愿军擅长的迂回、穿插、夜袭、近战等手段，充分发挥美军在后勤、空军、火力、机动方面的优势，构想出了一个经过周密设计的战术： 那就是在志愿军进攻之时，联合国军不予接战，每天以20英里（约合32千米，这也是志愿军每日的最大进攻距离）的速度节节后退，尽量避免和志愿军近战、夜战，而依靠远程炮火给志愿军部队以最大的杀伤。 与此同时，再令美军强有力的空军部队则全力以赴切断志愿军的补给线。 等到志愿军耗尽粮弹的时刻，再用机动部队突然出击，凭借其强大的火力和机动能力，将志愿军主力全歼在堪萨斯线（美军以三八线为基准的一条战术划线）上。 按照他的设想，这次对志愿军的歼灭战，将是一次美军在自己设计的时间和地域，按照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进行的一场战役。 在一向依赖装备的美军中，这堪称罕见的经典谋划。 这个战术，李奇威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中曾进行过尝试，并且颇有成效。 我们接着说志愿军的第四个战术特点，那就是，无穷无尽的手榴弹。 美军刚开始接触志愿军时，就发现志愿军的这个其他军队都没有的特点。 志愿军进攻时，美军阵地往往会遭到好几轮“手榴弹雨”的打击，志愿军扔得又多又准，几十颗手榴弹一起飞来时，根本无法躲避，美军对此苦不堪言。 我军重视扔手榴弹，可谓是个老传统，从红军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炮兵火力不足，攻坚作战想加强火力支援，就只能通过步兵在敌人阵地前大量投掷手榴弹来弥补缺陷。 手榴弹这种武器生产简单，成本又低，自然成了艰苦时期人民军队的主要武器之一。在抗日战争中，许多基层分队、游击队没有枪，那没关系，发几枚手榴弹就可以武装一个战士。 很多日伪军进村“扫荡”，迎接他们的往往不是步枪子弹，而是成千上百的手榴弹。一场战斗下来，手榴弹可以把敌人从村头炸到村尾。 到了朝鲜战争，美军也体验到了什么叫“手榴弹雨”。 1951年美军第2步兵师对志愿军的作战研究中，这样写道： “敌人喜欢以手榴弹投手为先头部队，我们发现，这些投手几乎只装备手榴弹。他们的手榴弹会放在腰间的一个布袋里面装着。 他们大量使用手榴弹，在手榴弹攻击时，有一大堆冲锋枪兵夹在手榴弹兵中前进。他们在后方还喜欢布置3-4挺机枪，我军想要反击时，会被机枪压制。” “大量手榴弹”是多少呢？ 在第二次战役当中，美骑一师步兵回忆：“和中国军队一夜的战斗当中，仅仅扔进我的战壕里的手榴弹多达63枚。许多人被手榴弹的破片炸伤，防线被中国人的冲锋枪和手榴弹突破，我们被打得猝不及防。” 63枚只是对美军一个阵地的投弹量，如果全部美军阵地遭受的手榴弹加起来，估计也有上千枚手榴弹了。 想象一下，志愿军在夜袭前，部队会匍匐抵近到敌人阵地前。当冲锋号响起来的时候，所有战士一齐动手，成千上百的手榴弹被齐刷刷地投向美军阵地，这给许多美军留下很大的心理阴影。 在我军的军事训练体系中，手榴弹投掷训练一直是极受重视的课目，加上长期的战争磨炼，部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神投手。 这些神投手知道在各种地形下如何使用手榴弹、如何把握最佳投掷距离、如何利用手榴弹完成压制和掩护等，进攻、防御样样精通。 比如在第五次战役中期间，志愿军193师577团向美军驻守的233.2高地发动夜袭。当夜，大雨倾盆，美军为防止夜袭，在233.2高地升起一个又一个的照明弹。 577团决定采用侧袭，让一个3人的战斗小组爬上233.2高地侧后的一个高地，3人用背包带将大量手榴弹运到悬崖上，运了100多枚。 3名战士中，傅永甫是一位神投手，他扔的手榴弹距离远，精度高。在三人协调下，2名战士负责拧开盖子和传递手榴弹，傅永甫专心负责投掷。当夜，美军阵地突然下起了一阵“手榴弹雨”。 傅永甫扔手榴弹扔得又快又准，从晚上11点开始，他在短半小时内投出104枚手榴弹，突然间，美军阵地各处响起了爆炸声。 手榴弹的投掷没有声音，美军找不到志愿军的攻击方向，只能胡乱开枪，大量的美军被手榴弹的破片杀伤。随着冲锋号的响起，潜伏多时的5连也趁机发动进攻，美军大败而归，我军以极小的代价拿下了233.2高地。 在一个小时的战斗中，傅永甫用手榴弹炸死炸伤美军多达70多人，有力地帮助连队夺取了高地，荣立一等功。 志愿军运用手榴弹，不光扔得“多”，还扔得“巧”。上甘岭战役期间，有一位志愿军副班长蔡兴海靠扔“空爆弹”，扔出了一个三等功。 上甘岭战役期间，597.9高地上的副班长蔡兴海带领9名战士固守阵地，由于缺少炮兵火力支援，蔡兴海和9名战士准备了大量手榴弹。 蔡兴海是一个神投手，但和其他战士不同的是，他扔手榴弹有个绝招叫“空爆”。蔡兴海经验丰富，扔手榴弹前，一眼就能测出距离，然后估算出拉环后的延迟时间，他扔出的手榴弹可以准确地在敌人头顶爆炸。 为了让其他战士掌握投掷时机，他还设计了一套手榴弹的投掷动作标准：“拉燃手榴弹后，拿着手榴弹在头上转一圈，然后再扔出去。”因为转上一圈的时间，基本上是两秒，这样就不会出现了战士紧张算不好时间的情况。 1952年11月2日，敌人对蔡兴海坚守的597.9高地发动了多达7次进攻，蔡兴海和9名战士在一天内投掷了上百枚手榴弹。 这些手榴弹大多在敌人头顶爆炸，产生的破片像天女散花一般，炸得敌人屁滚尿流。 阵地就在美军眼前，美军却难以抵近一步，敌人步兵一天内就死伤400余人，597.9高地的志愿军则无一伤亡。 此战，蔡兴海表现突出，荣立特等功，同时获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可以说，手榴弹是志愿军特有的“大杀器”，每次攻坚战斗，都有手榴弹的功劳。 仅1950年10月至1951年，后方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向前线运送了近120万枚手榴弹。 1952年之后，手榴弹生产达到了巅峰，共向前线运送了160万枚各型手榴弹，有力地保障了志愿军的作战。 第五个战术，那就是“三三制”步兵战术。 在战争年代，志愿军战士都是从多次战斗存活下来的老兵。在战场他们总结了一套精妙的步兵战术，那就是“三三制”步兵战术。顾名思义，三三制战术，就是将一个整体拆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若干人。 在集体作战中，一组上前火力压制，一组负责冲锋，另外一组负责扫清后面的敌人，三组相互配合一同进退。 在作战时以小组为单位，小组之间相互调整好距离，这样既可以有效的减少伤亡，还能组与组之间相互策应。 在枪林弹雨中，志愿军战士往往用这个方法保持一定的冲击力和韧性。一个步兵班在经过调整后分成三到四个小组，一个小组前进另外一个小组掩护，用这种方法不断地向阵地逼近。 志愿军采用的这种灵活的战术让美军感到十分的头疼。因为在他们看来，冲锋时漫山遍野的志愿军，其实队形稀疏又难以被密集的火力笼罩，而当他们发现防线上有薄弱处后，几个小组又会不断地向薄弱处靠近，然后冲击阵地。 第六个战术，是坑道战术。 要是碰上阵地战的时候，步兵战术就不大奏效了。 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敌人的炮弹，而且美军还对火力网的搭建非常有心得，所以在战场大的情况下，要想利用三三制战术向前冲无异于将战士们往火坑里推。 就像上甘岭战役中，美军每秒都要发射六枚炮弹，整个阵地上到处都是硝烟弥漫，山头直接就被削减了三米，泥土也被高温打成白灰，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又是如何取得胜利的？ 我军曾在阵地上搭建工事来缓步推进，但遇到美军的强大火力网也是捉瞎。 为此志愿军战士们开辟了新的战术，那就是坑道战术。敌人一开火，战士们就躲在坑道里，并留下观察位置。 有了坑道战术，志愿军可以避免敌人的炮火伤害，用以缓步推进。在上甘岭战役中，战士们躲在坑道中开枪，敌人们一旦夺取了阵地我军再次反扑，有时候一天内阵地就要相互争夺三十余次。 除此之外，一些偶然的小因素，也让志愿军占了不少便宜。 志愿军前期大量装备日制38式步枪，这种步枪是日军侵华时的制式步枪，其特点是口径小、射程远、弹道稳。同时，为了适应中国东北冬天的寒冷气候和华北地区的沙尘，还针对性地设计了一系列独特的特性。 而志愿军经常打伏击战，与这种步枪的特性完美契合。 在山地丛林伏击，步枪的射速就不那么重要了，需要的是首发命中和高精度，在朝鲜寒冷的冬天和志愿军落后的保养措施，需要枪支的可靠性。 而38式步枪完美契合了这些特点。 我们再来看几个典型的志愿军攻防战例。 进攻时善用地形的范例： 1951年11月26日，第40军120师359团在零下25度左右的严寒中，踏过200米宽的冰水，用枪刺、枪托猛冲猛打。 美军根本没想过这么冷的天还有人敢过江，乱成一团，1个半小时就打垮了1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以及1个坦克营，美 23 团 1 营营长沃尔夫少校和大部分军官阵亡，只有北面219高地上绰号“铁石连”的b连还完好无损。 359团3营8连一转身扑向219高地，高地上的火力相当猛烈，8连长仔细观察地形后发现美军前面有很多大型岩石，于是将部队隐蔽在岩石后，分为两组，一组突然连续开火压制美军。 趁其躲避之际，一组迅速冲出，逼近到接近手榴弹投掷距离就齐刷刷的投出手榴弹，马上转身退回岩石隐蔽，炸得美军一片惨叫，想还击又没了目标，这样来来回回炸到天亮，一百三十人的b连只剩40人幸存。 进攻时步炮协同的范例： 1951年10月，190师572团9连奉命攻打英军29旅克劳斯特团2连，在马良山高栈下里新村设置的一个警戒阵地，支援9连的有一个122毫米榴弹炮连，一个山炮连和7门迫击炮。 9连由1个排担任右翼主攻，1个排跟进，一个排从左翼迁回断退路阻增援，榴弹炮连在几公里外负责压制和拦阻增援。 而山炮连则利用夜晚，用了三天把三门山炮隐蔽推到前沿300米处，在英军毫无察觉的直接瞄准英军工事。 攻击前夜步兵轻装进入阵地严密伪装待命。 17日15时，山炮在敌人眼皮底下逐一击毁工事，十分钟后榴弹炮连开火，不待敌人火力复活，步兵直接跟在炮弹炸点后面迅速突入阵地，攻击点选在守军阵地的右翼，其工事比较薄弱，突破后可直取主峰分割围歼。 同时,该连采取了翼侧迁回、两面夹击的战法,迅速将守军包围割裂，使其腹背受击，首尾难顾，仅15分钟就歼灭了还龟缩在掩蔽部的英军，赶来增援的英军被榴弹炮连炮火封锁无法前进，9连趁机修补英军工事。 16时35分,英军增援部队冲过拦阻线，但被固守阵地的9连击溃，9连立即撤出，山炮连立即将炮隐藏，当英军对阵地实施炮火打击时阵地己空无一人，由于组织严密,撒离战场快,避免了英军报复性炮击杀伤。 进攻时敌前潜伏的范例： 1953年6月9日夜，179、181师的20个连趁夜越过北汉江以东的鱼隐山883.7高地前沿，在天亮之前全部进入敌人阵地前方只有200米的树林里潜伏。 18个小时，在敌人哨兵的眼皮底下，志愿军战士一动不动，增大了攻击的突然性，缩短了接敌距离。 期间敌人炮兵射来的炮弹伤亡了30多人，硬是连一声呻吟声也没有。 直至20时20分，两百多门火炮覆盖了883.7高地，先打工事，再打铁丝网和雷场。当炮火延伸后，守军钻出防炮洞准备抗击冲锋，炮兵又转了回来覆盖刚出来的敌人，敌人只能进防炮洞躲避。 然后炮兵又延伸，敌人又出来，炮兵又转了回来，这样敌人出来了四次，伤亡了四次，当炮火再一次延伸时，敌人就不出来了。 这时15个步兵连，同时一跃而起发起冲击，仅用一分钟就冲上敌人阵地，许多敌人都被堵在洞中消灭了，战斗只用了短短的五十分钟。 进攻时选择突破口的范例： 1950年12月，美军在号称固若金汤的临津江南岸沿阵地以待，陡壁悬崖上的阵地前到处都是铁丝网和地雷。 这段江面水深没腰，登岸后又是陡崖和大大小小的地堡，116师如何突破这条宽达百余米江面呢？侦察部队先用了十天的时间，对地形地势做了详细侦察，查清了江水的封冻厚度、水深，以及地雷场和地堡群的位置。 在选择突破囗的时候，有两个地点可选择，一个是沙尾川，这是一个突向敌人的江湾地带，水流缓冰层厚对攻防很有利，另一个地点是凹向敌人的江湾——新岱，岸边全是7-8米高，很难爬得上去的陡崖，江湾两侧还配置着交叉火力，水流急冰面太薄，只能勉强过人，敌人不太防范。 116师师长汪洋决定从凹向敌人的江湾——新岱这个地方进行突破。 12月30日夜间7个步兵营和18个炮兵连7500人，还有500匹骡马冒着大雪提前一天潜伏在距敌人最近处150米的江边。一夜之间挖出几百多个掩蔽部，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足迹和车迹也无影无踪，部队在零下30c严寒中静悄悄的等待。 漫长的18小时里，116师在敌人眼皮底下，连马也没嘶叫一声。 16时40分，155门火炮开始火力准备，把地堡和突破口前障碍物全部炸飞，7500名将士一跃而起，冲入齐腰深的冰水，仅仅5分钟就踏上对岸。 因为突破口的选择一反常规，完全在敌意料之外，守军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进攻时包围的范例： 1951年2月14日，116师冒着风雪穿过横城，绕过砥平里连夜奔向砥平里以南的德山里，准备在德山里阻止美军增援，凌晨3点前卫部队到达砥平里以南的注岩里镇，很意外的发现美军第2师第9团l连和第2装甲侦察连在此驻守。 汪洋师长当即决定把这些美军打掉，三个步兵团立即展开悄悄抢占周围有利地形和制高点，一个团在注岩里正面，一个团在原州方向阻击原州敌军，一个团迂回到注岩里背后断美军的退路。 所有人就位后，所有火力立即猛烈射击，掩护2个步兵连在注岩里南面展开，美军纷纷退往镇里形成环形防御圈，镇南面步兵被火力压制一时无法前进，但迂回到注岩里背后的步兵团趁美军火力在南面时从镇北面冲入镇内。 汪洋立即调整了攻击，让迫击炮炸起烟云阻碍了美军视线，爆破小组房屋全速猛冲，在环形防御圈炸出一个缺口，美军害怕了，开始突围。 这正中汪洋下怀，断美军的退路的一个步兵营，已经在公路边的一条小桥边布置了两个连，公路侧面高地上布置了一个连。 当美军一靠近，所有火力都打向脆弱的卡车，美军被困在公路上被全歼，发现敌人后先迂回断其后路，攻击时始终保留部队在有可能出现敌人的方向预防增援。 堵美军退路同样是一个营阻击，一个营做预备队，一个营放在有可能出现敌人的方向预防增援，一个步兵连在高地一字展开侧击，将火力发挥最大化。 两个连不隔桥列阵，如果隔着桥，敌人坦克突破侧面高地火力到达桥边，轻武器打不到美军，如果炸坦克又隔着桥，另外，万一美军在背后出现的话，那断桥就避免了腹背受敌。 这个小小的阵地布置的玄机可谓高手。 防御范例： 1951年2月4日，缺乏弹药、减员严重的114师1营，坚守着350.3高地。营长曹玉海利用美军不善夜战的机会，以12名战士偷偷摸进进攻美军阵营，炸毁两座大桥，消灭迫击炮阵地，打乱了美军进攻节奏。 最后全营只剩下两个伤员守着阵地，保证了横城反击战的胜利。 1951年四月，344团一连负责防守华川水库五百平方大小的288.4高地。 连长赵志立在几天内，每天挖十四个小时，把阵地正面的800多米宽斜坡挖成了断崖，挖出30多个即使155毫米炮弹直接命中也打不穿的防炮掩蔽部，全部破坏了靠近水库能登陆的地段。 在美军高强度火力下奋战，打退十几次进攻，美军陆战三团伤亡400多人，也无法攻占高地，始终控制着公路，让美军形势一片大好的“狂暴作战”计划破产。 1951年的5月22日，五三九团二营五连来防守杜武洞高地，营长马兴旺勘察了地形后，争分夺秒地构筑工事，将前沿20多米交通壕顶用圆木棚盖加土一米,顶部只留几个投弹孔,其余全封闭。 并在临公路下坡埋伏了3个反坦克小组,不让敌坦克冲过公路去；又在距前沿阵地30多米处，设置了假阵地，放一个战斗组，吸引敌人火力。 23日，美军前来进攻，五连先是用重机枪，把敌人压制在交通壕上面，然后隐藏交通壕里的士兵，不停的通过投弹孔抛出手榴弹。 手榴弹在挤成一堆的敌群中炸开，美军全趴着没法发现手榴弹哪来的，就这样打退8次进攻，以伤亡27人的代价，打死打伤美第七师600多人。 1951年6月，60师179团8连3排排长沈树根，在华川东北13公里处的鹫峰，摆出一个布局相当的完美阵地，无论敌军从左右两边迂回还是正面攻击，都会受到攻击，左右两边迂回则会受到两个班夹击，始终把正面高地用于牵制敌人。 保持不停的移动，实施机动防御，让空阵地去承受敌人的火力，打出一场敌我伤亡比达300：4的经典以少胜多战例。 1951年6月，63军188师8连在255.1高地阻击美军\"快速机动特遣队\"。郭恩志连长在阵地上，先用迫击炮向美军进攻队形四周各打了一发炮弹，等美军本能的集中到中间，再用重机枪向中间进行猛烈的射击，把美军队形劈成两半。 郭连长准确把握战机，一声令下，用两个班从两边发起反冲击，以钳型包抄先切断美军退路，再从后面发起进攻，正面的步兵班也从阵地冲出。 各种武器相互之间密切协同，被前后夹击的美军根本无法反击，很快即被全歼，之后8连守了13天，伤亡14人，而美军寸步未进。 1950年10月，42军的371团2营4连奉命守卫烟台峰，一反常规在主阵地前侧设置了一个阵地，等夜晚敌人来偷袭时，静静的看着敌人爬过去后，才从敌人后面突然开火，和主阵地两面夹击击退敌人。 战至下午，连长又使出从敌人背后攻击的战术，一个小分队紧跟着被打退敌人的身后，一直冲到半山腰隐蔽起来，等敌人进攻时，又一次从敌人后面射击，又和主阵地两面夹击击退敌人，一天共打退了30次进攻，守了5天，最后只剩三人。 总体而言，中国军队进攻一般都是出其不意，而且总是迂回包抄，防守则是阵地上少数部队，主力则隐蔽集结于阵地侧后。 即兵力上前轻后重,火力上前重后轻，并不时在阵地前派出小部队,以伏击纠缠战法，迫美军过早的展开,缩短美军对阵地的攻击时间。 反冲击时一般从敌军侧后发动攻击，派出小部队袭扰敌人，打乱敌人进攻节奏，工事小而坚,并相互构成交通沟，平均一百发炮弹仅伤亡一人，指挥员要预有多种方案随时应付意外的情况。 由此可见，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军队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战术，结合了人力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有效地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这些战术不仅保护了自己的安全，还对美军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和损失。 第47章 天时地利与人和 除了战略、战术方面之外，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机，也完美契合了兵法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要分两个方面讲，一是国际环境，二是朝鲜气候。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说，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因为欧洲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朝鲜战场并非美军的战略重点方向。 此时西欧的力量对比在之前系列文章中讲过，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单说说气候的天时。 众所周知，朝鲜寒冷的气候给志愿军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大量志愿军被冻伤、冻死。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到，寒冷的气候同样大大削弱了美军的战力，甚至给美军造成的困难甚至要更大一些。 是的，我知道，美军有棉衣、棉鞋，有防雨雪外套，有鸭绒睡袋，有即热食品，有高热量食物。但是，这些好处大部分只能体现在不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呢？ 他一样要从鸭绒睡袋里滚出来，窝在雪地里；他的枪炮一样会冻住，无法使用，特别是车辆和坦克，需要长时期的热车，这一点在紧急转移中特别致命，后来龙源里美军丢弃了一千多辆汽车、装甲车，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在漫天风雪里，他们同样瞄不准，看不清，特别是夜晚。 更为重要的是，高寒风雪天气大大限制了美军空军的威力。除了清除机场积雪、发动机热车这些事项外，还在于大大降低了美军的战场感知度。 志愿军埋伏在冰天雪地的冰原上，身上披个白布就是最完美的伪装，美国空军依靠目视侦查，是很难发现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同样恶劣的气候，对装备优势一方的影响要大于劣势方。优势方的装备优势无法体现，就只能跟劣势方比拼环境适应能力、勇气和毅力，这就是志愿军的强项了。 再说说地利。 从宏观环境看，美国是跨了一个太平洋作战，志愿军在家门口作战，即使志愿军缺乏有效的运输工具，后期美军大量轰炸道路、铁路，也比美军补给要方便。 在美军仁川登陆前，美军在日本储备的弹药就消耗的差不多了。 像军服、食品可以从附近国家和地区来采购，但是武器弹药呢？只能从美国本土补给。 当然，美国人有强大的运输舰队，志愿军无法从海上袭扰，可是这得花钱啊。同样一颗子弹、一发炮弹，双方的运输成本天差地别。 对于美国这种民主国家，打仗花钱是件很危险的事情，特别是打不赢的时候。 从微观环境看，朝鲜的地形简直是为志愿军这种轻步兵预先设计的。 朝鲜半岛四分之三的面积是山地，且多集中于北部和东部地区，与中国接壤部分，有大片的山地丛林，这是天然的掩护和屏障，大大降低了美军的战场感知度。 美军打仗特别重视战场感知度，举个小例子。 朝鲜战争打了两年后，苏联终于同意卖给志愿军苏军装备10年以内的装备，包括大名鼎鼎的喀秋莎火箭炮。但是价格仍然高得让人发指，一发炮弹要8两黄金。 志愿军第21炮兵师首先装备，舍不得打空炮实验，决定实战实验。 在东线的某次战役中，美军在坦克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志愿军且战且退，将美军约一个营的兵力引到我军预先设定的火箭炮覆盖地。 敌人进入后，火箭炮随即发射，192发火箭弹射完后，美军这个营基本上被全歼。 预先在高处的观瞄组，通过望远镜看到战果后，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向师部报捷，师部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快跑！快跑！快转移！” 随即，该团撤出阵地，过了大概五分钟，美军的轰炸机、远程火炮就覆盖了志愿军的火箭炮阵地。 这就是美军强大的战场信息感知能力，空中有飞机，地面有观瞄组，还有早期的炮侦雷达，部分美军甚至还有热视仪。 各部之间始终保持紧密通信，这种通信后来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叫数据链。 一旦某部被袭击，立刻判断袭击火力的方位、距离，空中支援、远程火炮支援随即覆盖。 但是，朝鲜的这种地形大大降低了这种战场感知能力。 志愿军刚刚入朝时，美军始终无法判定志愿军的兵力，就是因为志愿军与美军遭遇后，打一仗，然后立刻钻进朝鲜北部的高山密林中，如同一个巨大的影子，美军的侦察兵从空中根本看不到。 后来联合国军的失利战报接连传来，麦克阿瑟亲自坐上侦察机去中朝边境看了一圈，茫茫雪原寂静一片，所以他仍然不相信有大股中国军队入朝。而此时，在朝志愿军已经超过10万人。 从微观战场看，这种地形优势是志愿军装备劣势的最大弥补。 客观来说，如果战场在东北平原，志愿军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过美军的，就像苏联能在一个月内消灭关东军一样。日军预设防线，大量被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包抄后方、侧翼，被合围，然后被歼灭。 难道日军不知道迂回包抄吗？ 不，日军这招用得非常溜，打国军基本上都用这一招。 但是你在平原地带，你轻步兵迂回的再快也跑不过机械化军队，茫茫平原，遍地都是机械化部队可通行的道路，人家爱怎么穿插就怎么穿插，轻步兵是追不上、跑不了、打不过。 但是在朝鲜，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朝鲜境内本来就山地纵横，基础设施不健全，可供机械化部队通行的道路就那么多。即便是有道路，但是由于多山、多河流，道路上的很多桥梁承重不够，根本过不了坦克。 但是，供轻步兵迂回的道路遍地都是，无非就是道路难走一些、山高一些，这些对于志愿军还是个事儿？所以，志愿军有大量的迂回途径，而美军没有。就像下象棋，美军只能在固定几个的格子里通行，志愿军却是横纵突击，占尽便宜。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美军不走山路呢？ 答案是他走不了。美军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摩托化，一个师编制内有几千辆辆汽车、装甲车，士兵都去跑山路，这些装备要不要了？重炮、坦克要不要了？ 所以他没办法，只能走公路，可是一旦公路被堵住，在公路两旁设伏击，他根本没办法展开有效的战斗队形，等待他们的就是被包饺子的命运。 当然，美军的机械化也并非一无是处，朝鲜战争中多次志愿军分割包围美军，美军硬是凭着坦克、装甲车的突击冲开一个缺口，而且由于美军的机械化，跑起来比兔子还快，志愿军追不上，很难大量杀伤美军有生力量。 同时，针对那些喜欢隐伏在密林中的志愿军，美军大量投放凝固汽油弹，很容易引发大火，也给志愿军带来了很大的伤亡。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地形带给志愿军的优势要远大于其弊端。 最后说说人和。 志愿军的主力来自东北野战军，也就是第四野战军。在1950年这个时间点，这是一支战斗力在世界上都数得着的部队。 他们在过去的5年中，一直在战斗，从东北打到了海南岛，三大战役参加了两个，长期与国民党最精锐的美械师作战，有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应对优势火力的能力。 同时，他们进东北时接收了日本关东军的装备，解放战争缴获了大量美式装备，不仅装备水平明显高于兄弟部队，而且有大量的专业人才。像坦克兵、炮兵、铁道兵，四野都有相应的编制。 相比而言，二战后的美军有点马放南山的意思了。 在1950年这个时间点，驻日美军共有四个师，都面临严重的减员，绝大多数减员都来自一个问题，性病。这个就不解释了，相信大家都懂。不仅是减员，训练废弛，武备也严重短缺，战斗力并不像二战时期那么高。 第24步兵师是第一批到朝鲜战场的美国军队，跟朝鲜人民军只打了半个月，减员46%。 四个驻日美军师在参战时，由于性病、请假、不愿意去打仗等种种原因，每个师都大量缺员，第七步兵师战时编制是人，临开拔了只凑够了9000人。美军不得不从韩国当地和联合国军中抽人补充编制。 可是韩国军队当时已经被打垮了，根本没有成建制军队。 无奈之下，美军就拿出国军拉壮丁的精神，从釜山当地拉人当兵。这些人中很多连枪都没拿过，匆忙之间就被拉入美军队伍，语言不通，美军也懒得训练他们，他们上战场纯粹是去堵枪眼。 当然，他们的参军也给志愿军提供了很大的支援，后来朝鲜战场上阵亡的美军级别最高将领第八集团军的沃克中将，就是在逃跑过程中抢道被韩国军队的卡车撞死的。 从这个角度看，真应该给这个卡车司机颁发一个大大的奖章。 所以，虽然朝鲜地形狭长，需要时刻防备美军在后方登陆；虽然美军有压倒性的空中火力优势；虽然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始终是个大问题；虽然新中国刚刚成立，积贫积弱。 但是，志愿军参战，并非因为感性的冲动和国际主义精神，领导层经过了深刻的分析。 从牌面上讲，我们有相当大的赢面。 1950年10月15日，已经确定入朝参战的13兵团下辖的四个野战军分别召开动员大会，以“志愿军”的名义号召干部、士兵自愿参加。 其结果是，四个野战军的所属部队整个团、整个师甚至整个军，集体自愿加入志愿军。 同时，中央命令，在海南岛的15兵团机关与入朝参战的13兵团机关对调，即让15兵团的指挥机关统辖13兵团的部队，除政委赖传珠在京养病，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以下全部指战员随军入朝。 随后的战局证明了，这次临阵换将无疑是十分明智的，邓华、洪学智、韩先楚，都是一等一的猛将。 综合来看，正是由于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战略方针，出奇制胜的战术，不怕死、善谋断、有坚强意志，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等等方面的综合因素，志愿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