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魇》 题记·恍惚序 满纸忠实言，几把疼心泪！ 半辈亲历事，谁解真滋味？ ——题记 恍惚序 敲击这个题目存到电脑里已有数月，皆因庸碌的事务缠身，也因在动机时遇到了一个小难题，竟然好久没能启动这个写作程序。前日，驻地一个下台的村支部书记特意打电话邀我，晚上到镇上出名的聚德酒楼吃饭，人家虽说下台了，像这样请客的事还记挂着咱，说明在职时咱与人家交往的不错，顾及交情我是断然不能不去的。去了才明了是为镇里一位企业大老板祝寿呢。席间，谈起被祝寿人的生日是农历的九月十八日，自然联想起中华民族那个屈辱的“九·一八”，啊呀！这才恍然记起明日是老父亲的生日呀。怎么连亲生父母的生日都记不得了？这不能怪咱不孝，我也一直纳闷哩，父母咋就没有遗传给咱一个记忆数字的神经系统呢？说起来可恼得很，我连家里使用多年的手机号码都记不住，就连本月实发了多少工资也转身就忘了。知道这个“小难题”了吧？还想写自传，记不得世态人生中各种事件发生的详细时间、地点、人物，这还能叫“自传”吗？我心中恍然！故有这恍惚序，书前提醒读者诸君，对书中的时间、地点尤其是人物，千万别当真，它们只是作者叙说家庭、经历、情感和思想的符号或载体，是作者想绕也绕不过去的心底“桩子”，插在作者的心上真的是怎么也拔不出来了。 咱还说老父亲的生日。前年，我在百余里之外的乡镇忙工作。秋收大忙时节，想到咱这一家子暂时不用在农活中一身汗一身泥了，连孩子也用不着跟着吃累了，但还有父母呢！两位老人的农活儿忙得怎么样了？这样记挂着，某一天晚上喝酒回家，恍恍惚惚中捞过手机就往父母家打电话，老父亲挺乐呵地接着电话，问一句答一句。我问：和母亲在家里干什么哪？父亲告诉咱：街坊的兄弟妯娌们都在家里喝酒，满屋子两大桌哪！我不解：大忙活儿喝的什么酒？就问了。老父亲光乐，却不说。没想到母亲接过电话，接上腔就骂起来，说是都在给你父亲过生日呢，盼着你……你竟然没回……我喏喏……只能如实说我忘了，哪记得呀！扣下手机怆然问妻，妻说：可不！是农历九月十九日。“九·一九”——我在醉酒朦胧记忆细胞最恍惚的时候刻到心上了，由此记牢了这个日子！ 记住的可能只是个日子！也极有可能在时间的隧道里恍惚了许多的人和事，更别说是抽象的情感呀思维呀梦想呀等等。就说老父亲的生日！这次，要不是好朋友请客，要不是企业大老板过生日，要不是大老板的生日是农历九月十八日，要不是有个耻辱响亮的“九·一八”，要不是父亲的出生日连接着“九·一八”，都极有可能再次忽略了老父亲的这个生日，惹母亲一顿臭骂。就这样，我真真正正地回家给父亲过了一次生日。这日是公元二○○五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五，父亲七十大寿。好啊！没成想，回家给老父亲过了一次生日，已然打开了《恍惚序》的程序，就把能记住的数字全写在这里，往下的数码也许还有人物，就很难有十分准确的了，提醒注意，敬请谅解。 其实，光能记住时间啦数字啦有啥用呢？重要的是对人生和社会有用的东西，对未来想必丢不得的东西，在心灵深处丢掉了让人真正感到可惜的东西啊！ 第一章 底片树 底片里有什么？在我幼年的时候，家中的抽屉里总能翻弄出一些一寸或二寸大小黑乎乎被叫做底片的东西。拿着这东西玩，心中颇觉奇怪，这东西就能“洗”出相片来？！——大人们说这是洗相的底片，开始是不许我们拿着玩耍的，因为这些底片大都是父亲到上面开会或参观带来家的。我们好奇总要偷着翻出来，那时奶奶护着我们，爷爷和父亲也就不怎么再珍惜这东西了。我和同岁的堂弟京安捏着底片瞅来瞅去，有几次还放进温开水里洗，用小手搓，总也洗不出个人影来。先是奶奶后是家人再是街坊邻居逢着我俩就逗：和京安洗出什么来啦？我总是挺那么像回事地回答：“树！有一棵的，还有好几棵的……”大人们便乐呵呵地笑，笑得我俩好陶醉，于是洗得底片越发地白了。那时候，真的看不出底片上发白的人影来，怎么看怎么像是雾中的一棵棵树，大树桩上罩着白色的雾。 这就是我们农村孩子小时候所谓的聪慧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家中能保存几张底片的，也许不多，玩上底片生发出这样一段智力故事的或许罕见？那时候，照相是多么稀奇的浪漫啊！到我高中毕业以前，我记得的上面有自己影子的照片就只有一张：与大伯家一起照的全家福。母亲说：我还曾照过一张胖成“一大抱”的襁褓照，被与我父亲铁好的公社干部拿去了，那时候咱胖得人见人爱！也许，小时不可能意识到是因为父亲在村里当着村支部书记的缘故吧？——这成为我后来一生的痛！ 每当说到底片上是“树”和胖成“一大抱”，母亲总要对我叙说那个说不烂的往事： 我出生在青岛“母亲河”——大沽河的西岸。老人们传说：先有“一迈河”，后有大沽河。可见大沽河出生时也只是条“小沟”！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大沽河早已是一条宽阔的大河，水面宽，水面东的河滩更宽。秦始皇东巡时，经过“一迈河”，流传下一句千古圣谕：“水冲西岸，沙淤东岸”，我出生时的村庄已是往西三次大搬家了。记事的时候，河岸上还有一面土打的西山墙——老村址上最西面的那户？和一个槌米用的石臼。臼窝很深，大人们到附近劳作，我和京安就爬在石臼上玩，一会儿他进去，一会儿我进去，与不远处干活的大人们捉着迷藏。有一次，我俩都躲了进去，忙着干活的大人们突然不见了我们的身影，就都惊慌地喊着跑过来，还以为我俩掉进大河里去了呢。后来，流水无情，岁月悠悠，那面山墙塌进河里去了。再后来，那大河边的石臼也被河水吞没了。 沙土淤到东岸，就生长出一片茂密的树林。森林的深处有一棵白杨树，长得又粗又高，早晨的太阳升起来，那树头的影子都能照到水面上摇晃。村里的老人们说，那棵生长大树的地方，就是我们最早的老村址，是我们先祖的灵气在滋养着它，因此它才出奇的高大。那一年，日本鬼子扫荡过来，被它的粗大惊动了，从青岛开着大汽车来了，他们用锯割，用斧坎，用锨挖，忙活了好几天，都没有办法放倒它那高昂着的头颅！ 我母亲常说：就是日本鬼子放不倒的那棵大树拯救了我儿的小命…… 58年开春，席卷中华的政治热浪催升了地温和绿叶，先是绿柳枝条剪尽春风，再是成片杨树绽放出贪婪，无数双手从西岸伸向东岸，在东岸人护卫的土枪声中纷如蚕食一般，残扫河东嫩绿……最后剩下的绿食就只有那棵高大的遮天蔽日的树头！ 没有人能够攀上那棵粗壮的大树！——即使你饥肠辘辘。 更没有谁有胆量现眼到高空挨东岸人的土枪！——那是没法逃跑的呀。 ……在我记事的时候，奶奶经常背我趟过河来，到春天的大沙滩上采挖一种叫“蓬蓬菜”（在现今的酒席桌上人们喊它“黄茜菜”）的野食，回家烫潦洗净，泼上大蒜充饥。我奶奶是四七年国民党部队重点进攻山东时秘密入党的共产党员，身份公开后担任过当时乡里的妇女主任，称得上是“底层革命家”，觉悟就是高。河床东面的沙滩上只能生长“蓬蓬菜”，除此没有别的能吃的野菜。沙滩上无树，因而是河东人的“开放地带”。越过大沙滩，就到了河东人的“治安地区”，那里面有桑葚叶，甜槐花，野蘑菇，更有各种野菜。开春，密密的白杨树上会落下一层像长毛虫一样的东西，撒上少许地瓜面或麸皮蒸起来还算是很好吃的。奶奶是党的人，决不闯进“治安地区”去。钻到那里面找食吃，奶奶认为那就是偷，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不能为之的丑行。所以，奶奶从不把我带进河东人的树林里，我们家的饭桌上也就只能天天吃上“蓬蓬菜”呀！有一年夏天，河里发大水，东岸下的大沙滩全被洪水淹没了，许许多多的人只有脱光衣裤趟过洪水到河东树林里寻找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而我家的饭桌上却没了主食野菜，爷爷就瞄上了后院老住址天井里那棵谁也没敢尝吃过的梧桐树，举起一棵打枣杆子将梧桐树上的大叶子一鼓作气全捂了下来。结果，夜里大人们拉得肚子全瘪了，还幸亏了奶奶和母亲将梧桐叶子用开水烧煮潦洗了大半个下午，叶子已是稀稀的烂乎，不然兴许姐姐和我早已是相依为命的孤儿了！梧桐叶子药人的警报很快传遍了四乡八邻。公社里开会，还请我父亲上台，详细介绍了梧桐叶子药昏我一家子人的情形，要求尽快传达宣传到各村群众再饥再饿都不准再吃梧桐树的叶子……幸哉！行政命令的威力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就是这般的气度有效！ 奶奶的共产党员身份限制了寻食的范围，而我母亲则不然。母亲出生在一个叫沙窝的村庄，外祖父家曾是过去“地主”程度的富户人家。据母亲说，我外祖母的娘家曾经很富有，还是姑娘的外祖母看家护院就会打双枪，嫁给我外祖父后日子一落千丈，好日子都被我外祖父扑嗵光了，连宅院里的炮楼也被我外祖父拆除卖掉了。具体到外祖父家以前的富裕状况我说不太清，因为到我懂事的时候，讲出身，唯成份，已是生死攸关、限量前途的政治生活大事。对外祖父家以及外祖母娘家的富裕程度，包括我爷爷奶奶也都是讳莫如深从不谈及，他们只是无数次地对我们姐弟一再感叹：天呀！多亏了你姥爷（外祖父）把家底折腾光了，要不然……他们没敢说出来的后果是当下可能要发生的悲情，我自然是感同心受记忆犹深！但是，外祖父在那年过年时张贴的两幅对联却在百里八乡茶余饭后传播了许多年，在那“唯成份论”的政治恐怖年代不知怎么就为我们极为不幸的家庭平添了莫大的资本！——我母亲却总是不愿被趣笑，偶尔听到别人背后议论我姥爷的两幅对子，她都是非常地不满和恼怒，甚至破口大骂一通！作为不孝之子，在此无法回避地要记叙在这里，不知会惹得母亲怎么样不高兴—— 姥爷张贴在院门上的对联是：沙窝孙修考，七女没过好； 贴在家门上的另一幅对联是：家中一盘磨，终年用不着！ 据奶奶讲，母亲嫁到我家来，是姥爷要饭时领着穿开裆裤的六女儿硬要送给父亲的。外祖父年青时就没干过农活，因故走路都懒得挪动脚步。那时我家做豆腐，姥爷来了就赖在家门口不走。奶奶心底好，给他爷女吃饱了，临走再把姥爷的要饭筐装满豆腐渣……我弄不懂为什么，后来母亲对“豆腐渣为媒”的说道不羞也不恼，还跟说事的人们一起乐哈哈地取笑她那“痴呆”的父亲…… 母亲有着这样的经历，性格自然与我奶奶截然不同。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母亲就没有怕的理由。在那绵软硌脚的大沙滩上，母亲对脚下的“蓬蓬菜”(黄茜菜)根本就不屑一顾，对她的婆婆死守党员的根性很有些轻蔑和不屑——都到什么时候了？全家人活命要紧啊，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到奶奶再也无法支撑一家人生计的时候，母亲自然地顶了上去。母亲很精明，胆大心细，她到河东觅食从不搿很多伙伴，最多时三个人，要好两个人结伴。别人趟过河都挎着破篓子烂筐子，母亲她们总是赤手空拳，大摇大摆地过得河来，先到河东密林的深处转一转，即是碰上扛着土枪护林的河东人，她们也不慌不跑，反而迎上去打几声招呼，或是装作问路的，打听我奶奶河东两个干儿子的村落。瞅准时机好下手的时候，母亲她们迅速地找准目标，将又嫩又多的叶枝“咔哧哗啦”劈下来，扛起来就跑……后来我发现，我母亲劈树枝的本领特别地大，手把粗的树枝在她的手中三颤一扳五拧，带着鲜活的树皮肉就掉下来了。——在那饥饿的年代，这功夫练得仓促而有力！ 母亲她们一口气蹿出林区，跑上大沙滩，才能长舒一口气。窥视在沙滩上胆颤心惊等候着摸进去的人们，看着母亲她们惊人的绿色收获，垂涎着羡慕死了。他们中有胆大的接着闯了进去，有时却正好被河东的护林人撞着个正中，大概也是母亲她们的行为正好惊动了河东人。顿时，大沙滩上像跑荒乱躲鬼子，无论是摸进树林子还是接近树林子的，都跑得屁滚尿流——这样的情景，是我站在西岸上亲眼所见，一点虚构或夸张都没有。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和京安都挎着小菜蓝挖野菜了，不过我俩是从不趟过河水那边去的，顶多站到西河岸上向东了望——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在大沙滩上被追赶得跌跟斗，有的被扛枪人撵上用枪托捣到一边的，还有吓得尿在裤筒里的……这一切，都让我和京安庆幸我俩没敢趟过大河那边去。人有时谨慎小胆可能是最惬意安全的啦！ 水面东的沙滩又宽又躔，踩下去有脚脖深。等母亲她们扛着树枝不急不慌大踏步走到水边了，护林的东岸人又完成了一次追逃，他们捡起夺下的和丢掉的破筐破篓朝西岸乱骂吓唬一通，便往回走了——观念上，两岸人都以水流为界，东岸人是不敢轻易撵过水边来的。 经常是，母亲带着得胜者的兴奋稳稳地坐到河边上，哪顾得上暖和一下被河水浸渗冷红的双脚，忙着一条一条撸着枝条上的嫩叶。母亲干活急，一些枝条上的嫩叶是一下子撸不干净的，这成了几位像奶奶一样裹着小脚老太太的乞望，她们讨好地帮着母亲撸过头遍叶子后，再将剩枝条上的叶子一点一点摘进自己的蓝子里，她们也是天大的满足和感激。有时，母亲劈到大树枝的时候，也均出一些来送给帮着撸叶子的老人们。这样，她们就都交口赞扬我的母亲特别能干，有时没时地夸奖我奶奶靠豆腐渣就能换来这么个能干的棒媳妇…… 在对往事的无数次数说中，母亲感慨地说：那时候的河东还有大片大片能偷的树叶啊！可是娘生你的时候，树上连个毛毛虫也不长啊——除了毛毛虫也爬不上去的那棵大树头！ 于是，我想象得到—— 也是眼前这么广阔的沙滩； 也是初春这么冷冽的河水； 也是树林深处这么突然炸响的土炮声； 已经怀上我足有九个来月的母亲，爬上了那棵令日本鬼子头疼的大树，在树杈间扭转着大肚便便的身子，将高不可攀的仅有的绿树枝采折下来，树下忙乱的捡拾者是我那被叫做“桂桂妈”的堂伯大妈……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让已怀上我九个月的母亲爬上爬下，成为我母亲享用的专利！ ——竟然再没有人能爬得上去，竟然没被护林员发觉，竟然躲得过河东人的土枪，竟然让我顺利地出生了！在母亲那里，这是个数说不烂的往事：刚出生的我，像个小老头，骨瘦如柴，皮毛过寸，捏一捏身上的老皮扯出老长，虽是个小男子汉，却没赢得全家人的高兴。母亲无数次对我叙说：只有南屋你镰子大娘看过你夸说，这孩子胖起来会有“一大抱”！看他那副骨头架子吧！这孩子是个福人呢！ 我出生时距离母亲采光那棵大树上的叶子，中间只隔着六天呀！这就是福人啊！ 关于我出生时的时辰，母亲说：在吃过了晚饭，都点上灯来了。由此，母亲总是自豪地说：“我儿是条宝狗啊！”许多许多年后，在经历过许许多多坎坎坷坷挫折遭遇的时候，我曾困惑地问过母亲：“娘，怎么一直说儿是条宝狗啊？”母亲解释说：“都吃过了晚饭，剩菜剩饭涮锅水什么好吃的都倒给了你啊！”——就是这么个“宝狗”啊！从此，我也豁然明了：原来命定是只“守夜狗”，看家护院的责任就该是咱呀…… 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只吃了四个玉米面大菜团子，到我过了“三日”的时候，母亲撑着产后虚弱的身子，就又过河去寻找一家人的吃食了。难过的春天啊！连那么一棵大树上的叶子都被我母亲折光了，河西人折腾那片树林的粗暴就更加野蛮了，从摘树叶折树枝，最后发展到扒树皮挖树根，只要能吃就没有不遭残的了。被迫，河东人发展到抓人了，抓了人就要求河西的村干部来领人。于是，我的父亲——村党支部书记，就经常过河去要人，去了说尽好话，要回人来再偷，吃的烧的，都靠偷着过日子！记事的时候，我听到奶奶感叹最多的一句话是：这吃的烧的，能缺一样也好啊！现在想想，这话中渗透着那个时期的人们无限的悲酸和愁苦…… 要说那些年摧残河东人的树林，要数我母亲的能量最大。但是，因为我父亲是村里的主要干部，母亲无论如何是不能被河东人抓了去的。这就要我的母亲特别机灵，特别敏捷。母亲到河东去寻食的技巧：一是结伴少，大多数时候就是两个人。要有跟着母亲一起去的，母亲也就带过去一二次，她们便不再敢跟上母亲去了。因为她们跟不上母亲的趟子，总是被母亲远远地甩到后面，害怕被先抓了去。二是母亲专到大多数河西人深入不到的地方，不仅更容易寻找到吃物，河东人防范也松，一旦遭遇护林人，母亲她们不是像多数人那样往外跑，反而扔掉到手物转着圈子往深处藏身，等河东人按直觉往外追撵去了，母亲她们再悄悄找到丢下的吃物迅速绕出来，有时找不到已弄的食物了就再重新寻食，这样也容易，反正母亲没有一次空着手回家。三是母亲都是早中晚过河去，很简单：护林人也是人，他们家也是按时间吃饭哩。这样遭遇护林人的机会自然少得多。只不过开春时早晚的河水还很凉，母亲说，那两条腿凉得跟抽筋似的。每次母亲满载而归，奶奶对母亲都是感恩戴德的样子，一家人的肚子就又能填饱了。有一天早上，母亲扛着一大块槐花树头刚回家一会儿，河东的三个护林人就追上门来了，奶奶急忙把树头扔到了圈底下，多亏父亲是村支部书记，领他们在大街上装样找了找，应对了一阵子，客客气气打发他们回去了。这时候，奶奶在家里却吓得抖成一团，奶奶说：“这……这……这怎么办！咱可是党员之家呢……” 那时候，我家已有七口人，爷爷、奶奶和父亲都是共产党员哩！ 不记得出生后“大跃进”高亢的号子，也不曾体味出“大食堂”深重的甘苦，更不曾意识到在那苦难的年代我怎么就能胖成“一大抱”。反正，在我大弟弟京勇出生的时候，正如镰子大娘所言，我最终胖成了“一大抱”！与我的同伴们相比，我没有肚皮薄得象窗户纸，对着阳光“一肚绿”；一家人也没有遭遇过死神，和全村人那样排队似的等候在土地庙的后边给亲人送魂——中华民族奇了怪了：饿死大批人的时候，还仍然让全中国的人深感幸福的政治时代，非那一段莫属！ ——就在写到这一段的前一天，我和我所在镇的镇长到城里托人办事。路上，镇长突然问我：“钟实，你是那年出生？”我说：“五八年。”镇长脱口而出：“苦命的一代！哎——哎——” 我诺诺难语！——“苦命的一代”，跟“红卫兵”、“工农兵”、“下岗职工”、“农民进城打工族”等等，都已是抹不去的时代符号吧！ 可是，这“符号”是怎样形成和蕴藏的呢？解析这些符号会是些什么码子呢？ 一九九六年，在我三十八岁的时候，从幼年黑乎乎的底片中终于“洗”出了“一棵树”。不过，这棵树出生的地方不是大沽河边的广袤平原上，而是跟随我生长到了连绵起伏的北部山区，一个更能表达我的思想和情感的地方。在这《一棵树》中，我写到： 仿佛已经等我许多许多年了，它那样孤零零地站立于山坡上，很凄然很柔弱的样子，向空旷静立着。命运将我从平原运作到山区，住在靠近它的山角下的一间明亮舒适的大房子，东及南北有四扇大窗，透明度可是亮得很哩，远山，白云，阳光，风向，一一投射在这四个镜面上，风光旖旎得爽人，静心！小镇很繁华，白天车水马龙，夜晚叫卖喧哗，而远山却黑黝黝地沉默着，对山下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无动于衷，一副超然世外不思进取的神情，令人费解，难破其迷…… 因其明亮，东山映照在窗子的图像并不巍峨，山比较平缓，谁想靠近它都能爬得上去。惟其平缓，整个山没有狰狞险恶的怪石，亦没有浓郁青翠的苍松，有的全是乱蓬蓬柔嫩的绿草覆盖着山体。奇怪得很，这么一座温顺的大山，人类竟还没有糟蹋过它：在轰轰烈烈的造田运动中它安然无恙，在红红火火的果品基地建设中它仍然超乎世外……屡经世事沧桑，它能够以这样本然真实的模样完整地保存下来，真可以说是个奇迹！这是人类的仁慈，还是进化中的疏漏？是大自然本身的魅力，还是历史留给后世的回忆？…… 它就生长在这样一座大山上！落难的种子没有萌动在山根，也没有撑破在山尖，而是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在了山半坡。它是在证实“黄金中庸”的哲学命题，还是为了醒悟万事万物的灵智；是为给光顾自然的人中途撑阴，还是志在繁殖浓阴造福后世；是纯然的跌落还是灵性的生成……这一切，又有谁能说个精确？它生长的本源，对于我们来说早已迷朦和恍惚！但是，有这么一点，我可以确乎实在地说：它的生成，绝对不是为了招揽，为了伪善，为了辉煌，为了沉沦，为了表扬，为了诋毁……它就是它，一棵树，平平淡淡、自自然然、真真实实、坦坦诚诚……一棵不平凡的树！ 它很渺小，没有粗大的枝杆，也没有障眼的树冠，如果你不是刻意地搜寻，你甚至都不会发现在这样一座平缓的山上有着这样一棵不平凡的树。我发现它的时候，确也有着一个不平凡的奇遇！ 那是一个夏季的傍晚，天气极度地闷热，偏又停电，我仰躺床上拿起老庄的书扇着风，那自然之风徐徐吹动。突然间，北窗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狂暴尖吼着肆虐着欲将窗面镜子击碎。我心下一惊，挺身立起，看到夕阳的余辉却还在南窗上留恋忘返，倘徉不尽。大自然真是美妙！就在我一端欣赏着文明多彩的阳光，一端凝视着凶虐狂暴的时候，而真正的奇观就辉映在了东窗上……自此，这窗里的景观一直成了我不断探究深思的谜面。多少日子里，我长久地沉浸在这一美妙绝伦的景观里，以至后来极尽兴趣一次又一次地对外地的朋友复叙叹息之，世人们也都说：真是奇观，二千年不曾听传！ 这兴许是南北两极的极度对抗，也许是天与地的浑然融通，也或许是那座自然之山内在能量的一种迸射……反正，这奇观的真实情形是：在东山的这面、远山的这边，天与地似短了路的电源，一直闪烁着纯粹的光亮。而这时，天上没有恶云，东山没有雷声，闪光中亦没有火焰。在东天纯净的天空下，夕照的暗淡里，它只有纯的光、纯的能量、纯纯的闪耀……在光中，丝毫没有断裂的间隙，也没有持久的凝聚，也只是闪烁跟着闪烁，光亮延续着光亮，长久不绝。我凝神观望，惊奇极了，神往极了！顷刻，在闪动的光亮里，有一道神奇的目光引导着，我终于发现了它——一棵小树跃动在山半坡，像皮影，似神童，使人疑心这是苦难多情的大自然奉献给人类的一个生命、一份天真、一条警示……或许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现象！一样存在！一份灵性！ 灵性的热雨在雷电肆虐过后倾诉了一夜，晨曦里，东山更加空旷和宁静。我极目搜寻着它，唯恐是昨夜的一场滑稽荒唐的迷梦。值得庆幸的是它就在那个山的半坡上，树自身的颜色几乎被那座大山的色彩吃掉。那是极浓的绿，铺天盖地的绿，洋溢着勃勃神韵的生命之绿，所以它极其不易被分辨得出来。无疑，它是大山整体存在的一个微弱真实的部分，若要分离得它出来，它一定很难移栽很难嫁接很难融入。从山上，还有一条银河扭动着蛇腰爬上小镇，据说，无论河水何等绵亘何等凶恶，都无法冲刷掉河床上无尽的赭色，象冲淡了的血——在这个业绩辉煌的山区，这也是唯一披着神秘面纱的一条河…… 我怀着朝圣的心情踩着雨后的空朦向山上走来，巨大无比的绿软化了我的驱体净化了我的心灵，这时候，我怎么也想不通伪善是什么、欺诈是什么、诋毁是什么、荣誉是什么、权力是什么、钞票是什么……什么？什么？人该是真正的什么！神性里只有一地绿茵、一天美景、满世界的空洞——世界究竟是什么？……面对着它，我刹那感到了心灵的颤动，多么矮小瘦弱的一棵树呀！两人多高，对掐来粗，树皮斑驳，枝叶疏落，有几块死枝半藏半露在枝叶间显出干巴巴的丑陋；无数摇落在地上的叶片虽然鲜绿着，却陆续被树傍汇集的河水流转着欢快着跌向死亡……不知怎么，山上的四五条小溪都被它招呼到脚底集合，然后一起踏着血色的河床在生命里流逝…… 它真实…… 它完整…… 它宁静…… 它……我开始注视着它浸泡在水中的跟部，有几节拳头粗的根裸露在岩石夹缝，岩石间就积聚着较之河床更深的赭色。而树根以上都是清冽冽见底的溪流，我拔出腰间的小刀，在一节露出水面的树根上割出一道伤口，便大吃了一惊，原来这树汁是鲜红的血液…… 呀，一棵极具生命力的树！一棵极不寻常的树！它无名，却为何要向山地浸透一路血色？我身上流动的液体似乎凝固了，便双手合掌，举在前胸，朝山下开始虔诚的祈祷…… 在我记忆的深处，那东岸永远是西岸人的绿洲。有时候，人们蹲在光秃秃的西岸上，瞧着脚底下缎子般温顺却又肆虐的急流，不由从心底痛恨起秦始皇，怎么就不能沙淤西岸呢？叫河西人也过上不缺烧不挨饿的好日子该有多好啊！ 记忆甜片： 之一：正十五。咱念高中时看过一部长篇小说，第一章就写“闹元宵”，写得很热闹，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哪个节日？打记事时起，咱不仅没见过什么是“元宵”，而且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么个节日儿！后来终于搞明白了：元宵节便是我们正月里的“十五节”。“正十五”是我们那地方家家都过的节日，自小火暴的很哪！那时的旧历年只是放几挂鞭炮，真正盼望的是吃上一顿纯白面的猪肉馅饺子。而正月十五节则不同，图的纯属是热闹、好玩，不仅有爷爷给买的“滴得筋”，两指捏着噼噼吧吧一两个晚上都放不完，不过隐了就一根一根沾着唾液贴到炕沿上点成一片儿，把过年时的新衣服烧出密密麻麻的小眼眼，还可以看一看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在自家门前炫耀地放几个“二踢脚”、“迷糊锅”等，灿烂一下梦幻般的夜空。而到了白天，有来卖“皮老虎”、“跳筋人”等耍玩艺的，我们就缠着大人们买了一个又一个，有的耍伴买过一个便弄坏了，就抹着泪与大人闹着想要再买，越是要买那卖玩艺的就越是不走，气得这家的大人就撵耍艺儿的快走！人家凭什么要走？就等着你家哭闹的孩子们买呀，于是搅得整个小村庄里都很热闹。正十五的节日纯粹是玩耍，没有谁家盼望着吃到什么好吃的什么？后来，当“元宵”这东西也出现在家乡时，咱每到节前都要买几斤好元宵煮给我的孩子们吃，填补的似乎是饥荒的童年里自个的点点空白…… 记忆酸片： 之一：二月二。农历二月 第二章 童年屋 人之生焉，必居其窝，人们叫它“屋”。 我家的屋是当时全村最好的房子。开始有三间，一色的青砖瓦房，且窗台以下里外全是青砖的，那时的墙不是24公分厚，而是40公分厚，中间用碎砖碎石填塞起来，隔热撑凉，房子看上去也很座壮。令人惊异的是，三间屋的檩条全是杉木，笔直笔直的，一样粗细，这在偏远的农村是难以见到的。我曾无数次的躺在炕上，仰脸盯着黑屋脊出神，怎么会是这么清一色的杉木呢？这可是东北大森林里生长的玩艺儿，从画片上看遮天避日的，怎么运过来的呢？ 奶奶说，这屋不是咱祖上人盖的，咱家就没出过这么有本事的人。 我出生的村庄叫钟家埠，只有百十户人家，是钟家祖上四大支之一支人家，在被大沽河水追赶着二次搬迁时独立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行政村庄，还分东埠、西埠，中间隔着一座关帝庙，庙中供着凶神恶煞的关公父子。记得庙前庙后都是空闲地，地前有一个很大的水湾，积水多时便经浅湾往南流淌，流经处还有一座很小的土地庙。村虽小，天地大，中间这个地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空域，而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分界。我家那座最好的房子就在湾的西沿，大门朝东，冲着湾北沿，正是民间传说的“前朱雀”是也！ 看来，盖房人是很有些讲究的。奶奶说，就是冲着这个，我们家是花了大价钱买下这幢房子的。奶奶没有说花掉了多少钱粮，也没有说具体终究是谁家的房子，只说是咱村在青岛混得很是人样的一个人物，他的小老婆都开着大妓院呢！可在这村，我并没有看到这个人物的后代人和亲近人，有的只是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普通人。 村子虽小，却有许多的树木密不透光遮天避日，像杏树、枣树、梨树、柿子树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我们孩子们的奢望和享乐了！开春时节，要不是逢上极饥饿的年头，比如象咱出生那几年连河东也只剩下一棵大树头的年代，村内村外的果树是没谁家舍得采摘绿叶裹腹的，除了平时偶遇的死猪死狗死猫死老鼠之类的牙际，果实成熟的前后就是我们孩子们乃至一家人的盛宴了。我家还有两棵据说当时已是百年以上的大栗子树，虽在我的童年时光中摇动着许许多多的乐趣，我却不肯轻易谈起了，它曾经决定过我小妹妹的生命，叫人终生难以释怀。 因树多茂密的缘故，我出生的庄子从村外看上去很大，少说有四五百户的样子，而进了村却是“拉不开腔”的。有外地一位赊小鸡的，挑着担子一进村头就撇着腔喊“赊——喽——喂——小——鸡——喽——”，一个“鸡”字刚一脱口，就不觉着又出了我们的村庄了。 其实，把屋俗称为“窝”虽不雅，在那时还是极其准确的。幼时的农舍又窄又矮，房顶大都是用麦草铺顶，极少人家是像我们家那样全瓦房的屋顶。有几户盖瓦的，也只在屋檐下铺就三行瓦，专为防风揭顶而铺。无论春夏秋冬，只要大风刮来，那用麦草披的屋顶一旦揭开边儿，满天的麦草就像放纸片，十几个人上去趴着也压不住，只剩个光秃秃的屋顶，等风停下来只能重铺——所以，麦草在那时就像麦粒一样珍重！ 在麦收时节，人们总是把长得壮盛的麦秸格外割出来，拉到打麦场上一把一把梳秸甩粒——这是个苦热活，多数时候都是婆娘们坐在炎炎烈日下，一举一扑地扑打，直把麦穗扑打干净了，再把麦秸上的干叶摘掉，捆起来晒干，储存起来就可以用来披屋了。用麦秸披屋，确是有一些技巧的，不是随便谁都能披好的。披的不好，看上去坑坑洼洼难看不说，还漏雨，还不抗大风。披屋的高手，不仅能把麦草摆弄得踏实平整，而且决不漏雨，雨水又顺淌的快，一滴滴雨水沿着铡得齐刷刷的麦草横断面像滚细珠一样，从屋顶滚落到檐下，有时候一阵雨过去，还在纷纷滚落着的雨珠就像水银一样满屋顶闪亮，人们自然称赞这家当初找的披屋匠可真是个高手啊！ 屋顶披的好，就不浸雨水，横断面下的麦草是干的，麦草就不烂，这层披草的寿命就长。但是，这样的高手并不是太多，所以披屋时的“工夫饭”是不一样的，有的农户还专给披屋匠格外吃“小灶”。我们那有一位这样的披屋高手，人称“披一斤”，一般人家请不动他，因为他嗜酒，光吃好喝不好他是不给出力干活的，非得有一斤白酒不可。据说，他喝了酒披起屋来带劲着哪，得好几个人伺候着，和泥的，递草的，扯线的，只要他的一把“见证”（一根找水平的长板条）往哪一搁，就见他手中的“拍耙”拍得麦草唰唰唰地响，如小河流水十分悦耳，披出来的麦秸根根见眼（麦秸孔），平滑光亮，赏心悦目，他自个也就越干越得意，越干越漂亮。传说有一户人家痛惜酒量，在特意为他准备的酒中兑了些水，中午吃饭时他一上嘴就喝出酒劲来了，却一声没吭。而屋披完后每逢下雨，这家的室内就有几处漏雨的地方，主人几次爬上屋顶查看，都找不出原因来，就去找那“披一斤”，想请他来再给整一整。这高手坐在家中喝着小酒说：“别再往酒中兑水啦！上去找到翘着的三根草，伸长手指捏住‘裤裤’拔出来吧。”原来，捆麦草时都带有一根高粱顶端的“裤裤”（外皮），这高手就在下午顺手掐了三根，竖藏在麦草里，雨水就从“裤裤”里漏下来。——这故事里有多少真实性我说不准，但在我们那地流传很广，还因了这故事大大地提高了披屋匠的“工夫饭”待遇…… 支撑着草披屋顶的是一色的土打墙，有夯打墙，也有板打墙，还有土坯墙。家庭条件稍好些的，用砖石铺层地基，垒个窗座、门座，就是一家人为男孩子娶媳妇的辛苦奢求了。窗是棱子窗，那时没有钟表，平日就靠棱子窗上的影子判断时晌。因故，再贫困的农户，那时的棱子窗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家中连棱子窗都装不起的，那就是太穷底鼻了，在当时很让人瞧不起的，有时无时会成为村人们嗤笑的谈资。我的邻村就叫“斜子庄”，所有的房子都是向阳的，因祖祖辈辈都是依靠着棱子窗上的影子过日子，这个村的人吃过了午饭，再梳洗打扮一番，赶到我们村正好赶饭吃的。所以，在我们那有个口头谚：斜子庄人出门（走亲戚）——总是赶早！ 彼时的岁月，就被定格在棱子窗上了！ 屋子的后窗就简单多了。安全起见，多数人家只挖人头大小的一个洞，防止什么人爬进来作恶。到了冬天，有条件的用青砖或土坯从后面把后窗堵上泥好，严防冷风嗖嗖的钻进来。连这个条件也没有的，只能捆一个草蛋从后面塞上，略挡风寒。 ——这样的农舍连成一片，也就只能是“草窝”了。因故，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警句：“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用以教化同窝中人。 对我们村的住房改观有过大的突破的，应归功于我的父亲。“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过，父亲在当时的公社“一把手”马书记的支持下，在全社最先发展起经济产业，就在我家的湾东沿建起了砖瓦窑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隆隆的机器声！当时，咱纳闷两件事：一是钢铁可以结构运动，压出瓦坯来。二是生坯装进窑里，就能烧出坚硬的砖块和瓦片来。神奇啊！就这两件事，老是拴着咱的心，直到上学的年纪，咱也拒不上学，以至闹出一番笑话来，非要跟着烧窑的爷爷弄个明白，整天在窑厂跑来跑去，长时间地站到那唯一一台压瓦的机器旁痴痴地出神，直眼盯着有节奏运动的齿轮，一站就是大半天。村人们都说：这孩子聪明，会琢磨窍门呢！——不上学会聪明啊？ 砖瓦窑厂坐落在村当中，小钟家埠村就热闹红火起来了，来我家的上级领导走马观灯似的来来往往不说，尤其是父亲也在全社成了大红人，村人们敬，上面人捧，我的父亲可真是应接不暇春风得意啊！这时候，我家那全村最好的三间大瓦房的东面有一个空头，正好能接上一间屋，村中的砖瓦又便利，于是我们村出现了第一座全部用青砖堆砌起来的山墙，接着我的大伯在北面和堂二伯在南面，与我家并列齐基砌起了相同的山墙，三堵青色山墙齐刷刷排列着，迎着东升的太阳，确实耀眼夺目。我那时弄不清这三堵山墙实际用砖数和向村窑厂里终究支付了多少钱，不过在后来的“一打三反”等政治运动中，唯独没人攻击这三堵山墙，许是与父亲办起砖瓦窑厂后，对村人实行了优惠政策和对困难户施行赊账政策的因果吧。反正在几年时间里，我村大都翻盖起砖座瓦顶的牢固住房，令十里八疃的人们刮目相看，颂赞不已。 那时候的父亲，除了好胜气盛，大概顾虑不到其它的什么，当然也就意识不到政治权力的极端和负效。除了听话，还是听话，听话是那个时代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表现！上面号召大炼钢铁，上午刚开了个会，父亲回到村就先把我们家的铁锅提溜到大街口，举起来兴高采烈地摔碎了。然后，父亲带领全村的大小干部挨家挨户揭锅，摔锅，一连几顿，全村人都只能吃生饭——好歹地瓜萝卜是可以生着吃的！父亲到地区里开会，当时刚开始试行结育手术，上级一般性的发动宣传，父亲被一鼓动，竟然背着全家人走上了手术台，是全县最先一个做了男性结扎手术的人！后来，政府强行推行计划生育，对结扎者实行各种各样的奖励政策，而我的父亲当时不但未获分文，连一顿哺养餐也未吃上，还为此受过奶奶和母亲的许多埋怨和责备…… 在中国的底层，听话乃至顺从，是一个时代的骄傲还是悲哀？是福还是祸？我恍然了许多年，困惑了许多年，求索了许多年！ 在父亲结扎前，我家已添了二弟京波，短命的小妹妹还没有出生呢。一家祖孙三代八口人，虽然饿不着，但也十分拮据。有一次，大街上过来一位卖“梧桐花”鱼的，奶奶只买了平小碗，我馋着要吃，奶奶不肯，非要留着等全家人一起来吃，为此，咱大大哭闹了一场，奶奶仍然不给做吃。到了夜里，咱就发起高烧，奶奶心疼得急忙做了鱼来，咱又吃不进去了，让奶奶难受了许多天。还有一次，村里人上坡抓到一只受伤的斑鸠，咱许久没吃到肉了，就馋，哭着非要那斑鸠吃不可，奶奶哄不住咱只有找上门去，将那斑鸠从人家嘴边要了过来。——咱絮叨这些没味的，是要说明咱那时的生活还可以，比比街上那些比我大也有比我小的“绿肚皮”们，咱还是幸运者也！ 在这样的贫困生活中，老少三代八口之家，难免磕磕碰碰，再加上母亲性情刚烈，怒火上来蛮不讲理还非要赚个情理，父亲就和母亲时常打架，打起来爷爷和奶奶又不好拉架，就只能眼瞪瞪看着父亲母亲打下去。有一次，父亲又和母亲扭打到了一起，咱看不过眼，捞过门板后的条帚就朝父亲举了起来，嘴上喊着：“我叫你打俺娘！叫你打俺娘！……”把父亲打了不过两三下，爷爷奶奶忍不住笑响了，父亲和母亲也停住撕打不由得都笑了！ 人啊，小时候难分青红皂白，总要偏向到浓情的母亲一边。等长大了，懂事了，才能够理性起来呀。人的成长过程是多么的短暂，而社会的进步与成长却是何其地漫长啊！ 我六七岁的时候，奶奶终于提出要和父母分开来过。要分家没房子，我们家就在奶奶顶名过继给远房佬的旧房场上盖了三间屋，这就是后来我结婚的老新房。当时，房场两面都有旧屋，东面住的是本家的大伯，西面住的是堂大伯，檩条接到两面山墙上保护了两家屋山，他们都很乐意，我家的屋也盖得忒是省利，只垒前后两面墙，用土打起来，盖上屋顶开上窗子支起锅灶就可以进住了。许是奶奶急于躲开三天两头不断吵闹的父母，奶奶对新盖的房子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能住就行，因此这栋屋从地基到屋顶没有一块砖一片瓦，除了土、木头就是草——麦草披的屋顶，标准的“土窝”。后来才知道，这麦草还是借的！没等屋内干透，奶奶就找人分家了，条件很简单：锅碗瓢盆油盐碗筷能开火就行，而姐、我、大弟、二弟四个孩子她要养两个——我和大弟京勇！奶奶这一生，没生过女孩，只生过三个儿子。大儿在十多岁的时候就病死了，二儿（即京安的父亲）正式过继给她的二妯娌——我的二奶奶，三儿——就是我的父亲……现在想来，奶奶在那时候就要抚养我们兄弟俩是个“长心思”，她的这个“长心思”捆绑了我一生，可以说让我自豪了一生，惋惜了一生，无悔了一生！ 不过，爷爷和奶奶抚养我们兄弟俩真不容易。人民公社时期，凭挣工分吃饭，以生产队为单位，我们家根本吃不上“平均粮”，而父母家后来加上我姐姐是三个劳动力，拉扯着我小弟一个人，都吃上了“上游粮”。父亲曾悄悄让小队会计从他家分配账上拨一些工分给我们，想叫我们能够摊上“平均粮”。奶奶知道了，硬是逼着会计将父亲拨过来的工分再拨回去。人们劝说：“四嬷嬷（即四奶奶），你这是何必呢？”奶奶不屑地说：“不就是现在吃不上个‘平均’嘛！我的两个孙子还能不长大了？！现在吃不上（平均粮），总会吃上的！老鼠拉木锨（意指“大头在后边”）你们等着瞧……”那时候，爷爷总是拿壮老力的工分，奶奶也总是到生产队抢活干，为的就是能翘脚够上“平均粮”。再就是，攒肥。到了夏天，爷爷总是领着我推着独轮小车到村外的道旁铲草坪，推回家扔到圈里积绿肥，一圈肥能挣二十多个工分呢。就是在平时，爷爷和奶奶也都鼓励我们兄弟俩往家多囤土，囤足了土早晚往圈里扔一阵儿，既长身体又攒土粪挣工分哩。从春到秋，我和大弟在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往缸里挑水一个往家推土。开始推不动，只能推个小半筐，推车歪倒了，逢人帮着再扶起来，将倒出的土铲进去。而每推一次土，奶奶总是在家忙着摊一次煎饼给我吃。时间一长，咱推的土囤起老高，竟将南墙板打了起来。打起院墙后，咱还挖了一棵小槐树苗栽在门里，褪下裤子撒了泡尿浇了浇，它竟然活了！直到咱结婚的时候，这棵槐树还在长着哩，咱栽它的故事也在长着哩，它跟差一点药死我全家的那棵梧桐树一起经历着岁月变迁…… 无论怎么忙活，我们家也总是够不上“平均粮”。工分！一张窄窄的，小小的，有时只盖着生产队长指头顶大小的章，有时也冒出生产队小会计歪歪扭扭的签名，就像老农民兜里卷烟纸一样的小纸条，就是工分，就是当时人生活的命根子。为了得到它，每到晚上，人们都不顾一天的劳累，挤到生产队黑乎乎的小场院屋里，等着领取一天的辛劳和渴望。有时遇到个庸碌或惰性的会计，或是会计的老婆邋遢得总是做晚饭，大半宿都领不到这一天的报酬。没办法，你只有等，耐心地等，打着瞌睡等，蹲到墙角不急不燥地抽着老旱烟袋，抽得满屋烟雾笼罩咳嗽声连绵不断。要是困极了，你只管睡，睡迷糊了，听到人们还在嚷嚷呢。在我与爷爷奶奶一块过日子以后，挤在生产队小场院屋那豆粒亮的煤油灯下等着拿到爷爷或奶奶一天的工票，是我除了挑水、攒粪之外的第三样大事。咱自小好困，真的熬不过人家，不耐性就回家了，爷爷再从炕上崴下来，到场院屋去等着领工票。爷爷干过一整天的累活，再去熬眼，第二天就没精气神。这事不情愿一大阵子后，咱就懂事了，知事理了。吃过了晚饭，再不用爷爷奶奶催促，咱就到那场院屋等着去，经常是满屋人就我一个小孩子。等了大半天，发工票的会计才姗姗来到。咱就想：等咱念好书也会干上这么个小会计吧！有这么多人等着围着求着嚷着…… 场院屋的来历，是因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管理耕作与收获，在村边上总要留出一块大空地，夏秋两季用来收获和打场。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这样一个场院。有场院就需要有看管人，有生产队就要有杈笆扫帚扬场锨耙犁套子牛马骡，就需要有饲养员的住所，这就是“场院屋”。场院屋里除了晚上等着记工分的人们和一旁排列着的牲口，再多者就数老鼠了。因为喂牲口需要料，那料有时有馋人的豆子和生饼，都是在农活繁重的时候特别添加给牲口们的精饲料——这东西，那时人都吃不上呢！ 而对于牲口，吃得最好的时候正是最出力最遭罪最难熬的时候！ 无疑，场院屋是一个生产队的物料重地。重地中的饲养员是一个生产队中最难选最难干最不情愿干的角儿。在我刚开始懂事的时候，我爷爷曾经干过这个角儿，后来在“史无前例”中差点被整个半死，直到咱到镇上管事儿的时候，才将这档子事儿一笔抹去！据爷爷讲，饲养员难干有几点：一是工夫长，白黑靠在那儿，空点儿离不开，缠人。二是责任重大，二三百人的家产都在这儿，那怕是少了个把物什，也是担当不起的。三是经年忙碌，虽说活儿轻些，却是个累活，早晚整夜都得身子轻腿儿勤，铡草拌料起圈垫土饮水喂料一整套营生儿，棒小伙儿是干不来的。四是人多嘴杂，就没个干好的时候——这活根本就没个标准儿，牲口怎样算喂好了，牲口圈几天推出一遍去就算干净了？谁也说不出来！五是难……难干！在那没吃没喝饥肠辘辘的年代，家家几乎揭不开锅了，伺候牲口的那点好东西有谁不垂涎呐。心里掂念着牲口比人还重要的，强忍着饥饿留给牲口们——等着它们耕地打粮呢。顾着自个肚子的，那管那么多啊，谁见了都想偷偷地吞一点儿，这饲养员管是不管呢？管吧，不近人情还得罪人，不管吧，这牲口咋有膘力干活哩！尤其是顶着个小官帽的来了，那就更不好说了——当初，就是为堵住这个，父亲派可靠的我爷爷去场院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别让好吃的牲口料外流！我爷爷管住了，而自个后来却惨了……关于信任与用人、用人与绩效，在我以后的农村经历中，我实践体会了许多次。在搭配多个农村班子时，这个问题总是在困绕着我，让我不能不对中国的文化沉淀进行颠覆性的思考！ 爷爷管理了几年场院屋的工作后退了出来，饲养员的人事就不断地变来变去，原因不外乎上面的那四五条。但不管换成谁干、干了多久，人心上还是有杆秤的。在我的记忆里，不少在生产队里上点年纪的大都干过这个角儿，大家共认：数刘老大干得称职。刘姓在我们村只有四五户，刘老大与我爷爷是“铁哥”，不过论街坊辈份却要叫我爷爷叔。在我爷爷管理场院屋的时候，咱常去那屋，却从不敢动那牲口料。在我的印象里，豆饼之类能即吃的东西很稀见，有的多是些豆子地瓜干之类，还不是很精细，豆子里杂有许多小豆秸和老鼠屎。咱老实听话，在这种管理严格的地方，凡大人不叫拿的东西咱从不伸手，连摸一摸也不会，用农村人的话叫“不赚讨人嫌”。有时喜欢咱的人偷偷塞一点好吃的，咱更是不要。堂弟京安比咱调皮，他不管什么场合，见什么动什么，什么好吃抢什么，就不如咱讨人喜欢。许多的时候，大人们把咱留在场院屋里玩，却撵京安走，他总也不肯走，摽着咱。更有村中的孩子根本就不准蹭到场院的边缘…… 场院屋留给我最美最香甜的记忆是老鼠。咱对牲口精料丝毫不敢吃，却管不住老鼠吃，个个胖得跑不动，就有满村满坡的老鼠都集中到场院屋来了。爷爷在闲杂时做了许多灭鼠的铁夹，有的老鼠个大，夜里能带着铁夹拖跑了，不仅逮不到，还把铁夹赔上了，爷爷就用一根细铁丝溜着夹子，夜里在夹销上栓上个花生米，一夜多时能夹到七八只老鼠，赶明儿就是咱的美餐喽——将那老鼠烧熟，把肚里扒出来，择着肉吃那个香啊，是这一生最值得回味的美味了！这一美餐，在我爷爷离开场院屋后，有刘老大给我继续捕捉着，一是灭鼠除害，二是保料护畜，只是他家也有一大群的孩子，却偏偏将美味送于我，冲着跟我爷爷铁呢，还是别的什么？ 场院屋留给我们全村的孩子们普遍值得回忆的美餐是牲口骨头。那时候，我们孩子们最大的奢望是盼着生产队里多死牲畜——这却是大人们最担心最避讳的。那时候，一头牛比人的一条命还值钱，无故喂死一头牛，上级就要追查政治责任，别说偷杀一头牛了，自古犯重罪，据说有判实刑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伙伴在大场院边上玩，生产队长挺着胸膛走了过来，有一个孩子就跑上去问：咱们队上的牛怎么还没有一头死了啊？这生产队长上去就是一耳光子，骂道：“死你妈！”霎时，这伙伴鼻子口里都出血了，我们都好怕，就躲得远远的。他爸妈闻讯来了，问清了原委，非但不埋怨队长，还拉过他的孩子又一番踢打，直到队长软下来劝下才罢。那年代，场院屋死牲畜，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最最盼望发生的事情了。死了的那头牲畜，拖到场院屋前，全村的人就都围过来。免不了有的妇人婆子唏嘘落泪，就如村中又死去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人物，而我们却都兴高采烈，一直围着死畜不肯回家，都忘记了吃饭，自始至终看队上的人如何扒皮，如何开膛，如何拾掇肚里，如何招呼周围村的人把肉卖光。也有本村人攒着小钢蹦捻着几毛钱来割肉的，穷孩子们就馋得要死，逗引起更多的孩子回家哭着要买肉，于是孩子哭，男人骂，婆娘颠，鸡飞狗叫，整个村子就因为一头死畜闹哄热闹起来。最诱惑人的是晚上！肉卖光了，骨头剩下来了，场院屋里平常温牲口料的那口大锅，就派上用场了。满荡荡一锅水，窜着油星向上直冒泡泡。围在大锅周围的孩子们垂涎三尺，个个大瞪眼硬撑着眼皮，再饿再困也会坚持下去！可是，那锅中的骨头翻来复去总也煮不熟，眼巴巴地看着煮骨头的生产队干部捞出一块来啃着偿着，心中那个馋啊！却是越馋越是看着大锅里翻弄着的骨头煮不熟……说实话，咱易困，生产队曾经死过几头大牲畜，在这难熟的火候上咱都没能等到底，也就从未见过那些骨头上都有多少熟肉，是怎么分配被人啃光的。这些骨头，按理说是全队人的，却总成惯例地在场院屋被人煮熟了，啃光了，敲碎了，吸净了。赶天明儿，奶奶才把咱数落起来：“昨夜全村的孩子都在啃牛骨头呢，就你知道睡觉！快起来看看去，打扫着啃一点去！”等咱来到场院屋，仍有一群孩子围在那堆不知已被多少人啃过的骨头边，你捞过来啃一阵儿，我抢过来抠一会儿，整堆骨头都已是光溜溜的了，有更懂行的就拿一块砖头砸骨头里的骨髓吸吮着……这时候，咱是从不肯下嘴的。已经都啃光了，还下嘴啃什么呢？咱还是回家等着吃肉吧。每逢死畜，奶奶多少总要买一点给我们兄弟俩解一次馋的，每次解得肚皮都鼓涨起来。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除了生产队的场院屋，还有一种屋，是我们村的男人们在冬季里大都离不开的。在整个冬天里，除了回家喝水吃饭睡老婆，男人们绝大多数时间就是在这种又暗又挤又潮湿的大屋子里忙碌着度过的。待冬天过去，春天变暖了，人们就将它拆散平掉了。到了来年秋后，村人们再搿合到一起，重新踩点挖土搭架盖屋，就又是一个忙忙碌碌的暖冬。这种季节性的大屋，通常人们叫它“地窨”，又大又深，还挖着一个几米长的通道，地窨中心留着天窗，几十只大旱烟袋吞吐出的呛人的烟雾，就由这窗口抽出去。搭地窨的材料，都是各家主动凑的，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在那贫穷的时候，反倒没谁家计较。成材的料是谁家的，到来春还是谁家的，折断损坏了也不用谁赔。挖土盖窨的力气活，基本上都是年青人干的，上些年纪的在一旁只管抽着老旱烟指点评说今年的地窨怎么怎么样，村中那伙人的地窨怎么怎么样，反正是他们的地窨不如今年咱们这伙人的。与生产队相比，这是个既松散又和谐的大家庭，没有谁领导谁，也没有谁催促谁，更没有谁笑话谁，有的只是各人对家中婆娘的议论评说。这是一个男人的季节，男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凡是一天到晚只字不提起自家女人的，大都是这家的女人不值得一提， 第三章 启蒙师 我奶奶的娘家是斜子庄，要比我们钟家埠大三四倍，私熟办学比较早。斜子庄村中有个大营房，又高又大，房身全是大块青砖琉璃小瓦，还有一抱多粗的廊檐柱子圆石墩，很是气派宽敞，是私熟先生教书育人的地方，令斜子庄人以及与斜子庄沾亲带故的外村人都跟着豪迈。开始的时候，像我爷爷、我父亲之辈，大都是在斜子庄的大营房里上几天学识半筐子字的。后来解放了，我父亲还在高崖村官办的公共小学读过几年书。父亲与母亲是早已订下的“娃娃亲”，来回上学的路上都经过我姥姥家，饿了的时候就顺路去偷我姥姥墙西的杏呀枣呀之类的果子吃，就被比我母亲大的五个姨装作不认识撵着跑，姥姥就站在院墙里看着乐……直到我长大了的时候，姥姥住到母亲家里，还时不时地提起父亲的这些往事。几个姨们到我家来，也都要开玩笑地说到那时追赶我父亲逃跑的情景，诸如跑掉鞋子扔了书包什么的…… 斜子庄有我奶奶的一个亲弟弟，他人很倔强，样子挺吓人的，我管他叫“舅老爷”。与奶奶单独生活后，他就常到我们家来，喝了点酒后，说话的声音更大。提起他小时候到大营房里跟着私熟先生背书，舅老爷的两只手总是不停地在抖动。他说：教书先生早已准备着一把戒尺，有谁背不下书来，不用多解释，先生坐下来，慢条斯理地让你自己伸出手掌来，端平，拿戒尺打一下教导一句，直到把你数落遍，手中的戒尺才能无力地停下来。不管什么原因挨了打，放学回家还不敢吭声，手都不敢露出来，悄悄藏在袖筒里，连筷子都不会使了啊！挨打的这只手就肿得像胖蛤蟆。如果被大人瞅见了，非但捞不着饭吃，还要再挨父亲的一遍打——因为家庭这么困难，能叫孩子上学识字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舅老爷对我说，他挨打的次数多了，也就琢磨出经验来了，先生再打就伸出左手掌，无论打得有多肿，反正是用右手拿筷子，大人就不容易再发现了。而且他用左手拿干粮也很会艺术：把手背蜷进袖筒，只拿三个手指头捏干粮…… 解放后的小学多是联办小学，设在人民公社驻地或者是有影响的大村。我们钟家埠当时只有六七十户人家，按资格不可能设立办学点，这样就弄得我们村的学生今年上那个联小，明年又上那个村小，再加上村子本来就穷，这就搞得今年这家的孩子辍学了，明年那家的孩子又因转校不念书了。学校不在家门口，穷村人的孩子上学就难以长远啊！大概就在我村办起砖瓦窑厂的那一年，随着父亲在人民公社里名声雀起，与“一把手”马书记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在父亲的极力争取下，公社里破格给我们村分配了一名人民教师，自此我们村也就有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振奋人心的村小学校。学校的教室有三间房子，盖在两家刘姓中间的空房场上，还特别盖了两间南厢房，作为老师的寝室和办公室。厕所建在学校的西南角上，是我第一次见到男女各半分开的茅坑，特别还为老师建了一个独立的厕所间。学校的前面有一块空场，算是体育场。操场的东面有一棵刺槐树，长在一户后来出了个高材生的家门前，父亲就在这棵树上钉了块木牌，上面写着五个黑字：钟家埠小学。让村中走过的人都能看到啊！ 学校虽不象样，却是个神圣的地方啊！除了偶尔送自家的孩子到校门前，大人们再就没有踩进里面去的。从里面传出来的一阵儿一阵儿琅琅的读书声，是我们全村大人们的兴奋剂，上坡下坡打学校经过的时候，大都不自觉地驻足静听上一会儿，或凑在堆儿议论上一阵子。开始的时候，那学校对我一点儿吸引性都没有，除了对里面先生的敬畏与惧怕，咱躲得远远的。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京安却抢着要上学，独个跑进学校跟老师要了一本旧课本回家馋咱，咱也不动心。第二年，他又自个跑进学校，说是要进校念书，老师问他要那册旧课本，京安回家找不到那个课本了，就胡乱翻到大伯的一本什么书充数，到学校又跟老师换了一本新课本，继续馋咱。奶奶说：“你也寻一本，找先生换去！”咱动也不动……谁都知道，咱的心思在那轰隆轰隆挤出瓦坯的机器上，和烧红的砖块瓦片的神奇的土窑里呢！到真该上学的时候，是那老师从学校派来五六个大年级学生硬是把咱抬进教室里的，父亲跟在后面挥舞着一根树条子，而爷爷和奶奶这时候都不出来护着咱…… 咱被抬进学校的时候，三间教室里已是挤着四个年级了。当时在读的四年级的学生，就是我村办学招收的第一批学生，高矮大小参差不齐。大的有被我一口一个“叔叔”叫着的大龄学生，看个子已是大人了，要不是我们村自己办起这个学校，早就是生产队上的青壮劳力啦。小的有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个头也比我高不出多少，和个头高的混杂在一起念同级呢。那时的教室里只有八张宽面的木头课桌，还是建校时俺村的“犁具木匠”的绝活手艺。其它的课桌都是土坯垒成的，很窄很矮，各人坐上从家里自带的小板蹬就上课了。——这土坯课桌给了我不小的启发，后来咱还仿照着在家里垒成了一个人头高的书架哩！四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起课来老师就像弹着一架四弦琴，布置一年级学生写字，就给四年级上课，上完了课再给二年级或是三年级上课，整个课堂上老师是井然有序，见缝插针，顾此顾彼，严肃活跃。我最愿听老师给大年级上课了，却对老师只教我们一年级学生识字算数不感兴趣。这可能是造成我字写不圆数记不住的最初原因吧！我至今记得老师对《乌鸦》课文的朗诵：“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再垒窝……”声情并茂，绘声绘色。那时候，我更多的是在听老师给大年级学生授课。每当老师给大年级学生上课，我就竖起耳朵不由听了进去，听得出神入迷，津津有味，却往往忘记了手头的作业。我总是不顾一字一音的严谨和规范，情不自禁地跟着老师的讲授进入到情景中去，意境中去，趣味中去。这样，在学习上咱就显得有一些偷懒和懈怠，与爷爷奶奶从小呵护着咱娇贵着咱所养成的生活惰性异曲同工，表征相同……幼小时的环境和诱导，自然形成了自己一生中内在的缺憾和性格，而且越挣扎就陷得越深，以至不能自拔。 可是，自从我上了学，咱从不迟到，是一个遵守规矩的学生。咱在学校不活泼，却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刚上学的那一年，有一次同学们眼见着老师进了单独厕所，几个大年级的学生就胡弄咱，说：“要上课了，快跟着老师撒尿去！”咱没啥歪意识，跟着就跑进了老师的厕所，见那老师正在撒尿。咱穿的是开裆裤，两腿一叉撒得快，不等老师扎好腰，咱就撒完跑出来了，一群比咱大的学生就冲着咱哈哈哈地坏笑，笑得咱莫名其妙。放了学，这些个学生都不怀好意的取笑咱：“看见老师的那个东西……什么样？长毛没……”咱才自觉上了当，明白了为什么要给老师单设厕所了，不好意思了很长时间。不过，那老师却没觉得怎么样，更没批评咱，记得在撒尿的时候他还很有意思地冲着咱笑了笑哩。 老师姓刘，马虎记得叫刘青远，是北面古城镇人，已有家室的，他回家跑一趟四五十里路。刘老师当时不到三十吧，却很少回家，偶在星期六下午回一趟家，星期天下午准定回来。刘老师很有教养，说话教学交往处事都很板正，是标准的为人师表的楷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在校念书的学生都轮流着“管老师饭”，一家一天，从街的一头依次排着往下摊，摊到谁家谁家自动承担，根本不用指派的。其实，还没等挨到管饭的那一天，婆娘们就都已数着日子呢，早就预备下好吃的候备着呢。那时孩子念书是大事，侍候先生饭的事马虎不得！在我们村，家家把管老师饭当成了一种荣耀，一种希望，好像管好老师饭，自己的孩子就会有出息，有前途。在我家管老师饭的时候，奶奶都不只做一个菜，至少是两个菜吧，另有咸鸡蛋等类的下酒肴。刘老师会喝酒却不沾酒，奶奶总要叫我给他带上，奶奶说：“会喝不带大不敬，带上不喝是人家先生的品行呢！”送去的饭菜，刘老师只从一边动一点点，有两个菜以上他总是只动一个菜，吃饭也不会把馒头掰开吃一半剩一半回来。他这一切，都对我有着很深的启蒙…… 近距离亲密地接触刘老师，是在“文革”开始时，我搞不懂因了什么形势的复杂变化，刘老师只到我们家吃饭，村里不再按学生挨户排饭吃了。刘老师当时是有生活费的，大概每天几毛钱，还有精白面粉。记得在奶奶管他饭一个月后，他给我们家提溜来大半袋面粉，还有几斤大米。白大米在北方是稀罕物，我第一次见到，也是因了刘老师咱才第一次吃到，这无疑丰富了我的童年生活！开始奶奶怎么说也不收，说是刘老师舍家撇业教我孙子读书也是不容易，叫他载回家去。刘老师几乎掉下泪来，他很动情地说：“上级发的这点生活品哪够您伺候我的啊！您这样天天像待客一样的招待我，双倍的也不够啊！……”刘老师说这话可是千真万确，我奶奶待人宁亏我一个，不负人一点（共产党员嘛！）。把刘老师伺候地时常是感动得吃不下去，他一再说：“大婶，您再这样……我怎忍心叫您伺候下去呀！”这样一来，刘老师不再用我去请，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就自个到我们家来了，就像是我家的一位尊贵的亲戚。时间长了，刘老师就边吃饭边与我爷爷谈天说地，兴致上来也与我爷爷喝几盅酒。不过，我爷爷不舍得喝，刘老师也喝得很小心，即便有奶奶在一旁一个劲的劝酒，他总是不失先生的斯文和风雅。不管奶奶做上来几个菜，刘老师总是动一个，也只从自家面前的盘里吃一点点，好让奶奶下顿饭蒸热再端上来。我是急切地盼望着刘老师能够多吃些，他吃剩下的盘底好归我！这时候，我总是待在一边馋馋地瞅着老师吃，静静地听着老师的谈吐，觉得他真是知识丰富，无所不能，圣人君子，可亲可敬！ 刘老师的心肠特别好，记得那一年冬天大雪封门，天寒地冻，他就把学校里的一个生铁火炉搬到了我们家，还给我们家买了几百斤煤，让我爷爷在炕下生起了火炉。炉子生起来总也不好烧，一个劲地倒烟呛人，爷爷就请教刘老师是什么原故？刘老师说：大概是缺少拐脖的原因，让冷风打炕洞里扑进来了！他让我随他到学校拿回家两个拐脖，爷爷装上果然就好了，这也让我觉得刘老师真是有学问。岂料到，就是这么一件小事，也为我们家埋下了麻烦，文革中也有人提到刘老师曾经送给我们家一套火炉和拐脖，要爷爷交出来…… 一日三餐，虽说管的是家常饭，却已成为我们家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我奶奶却是变着法子尽着全家财力伺候着刘老师，守着刘老师不曾说过半句草鸡话。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大约一年半后，刘老师突然提出来要我把饭送到学校里去吃，以后不再到家里来吃了。他一再解释真的是不为什么，求爷爷奶奶能够谅解。我奶奶就一再叨咕把刘老师不知怎么给得罪了，难受得像什么似的，伺候起刘老师来就更加殷勤。为了及时给刘老师送饭，奶奶常常嫌我这嫌我那，大概把心中的歉疚借故都撒到我身上来了。记不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是在一个早晨，我又去给刘老师按时送饭。这次，刘老师很郑重，也很庄严，他从桌上拿起两个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双手送给我一本，把另一本端到胸前，说：“来，从今天开始，我们‘三敬三祝’吧！”“什么？老师！”这时我看到他在南厢房的东山墙上挂起了一幅毛主席像。他作着示范教我说：“这样端着‘红宝书’，哎——挺起胸来对着毛主席，你说一句‘敬祝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哪——跟着你敬祝一遍！你再说一句‘敬祝我们亲爱的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我跟着你祝：‘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哎——”就这样，一日三餐，虔诚无比，神圣庄严，我带着我可亲可敬的老师开始了“三敬三祝”！ 好像不“三敬三祝”，老师就不可以吃饭！ 好像不“三敬三祝”，就要天塌东北、地陷西南！ 好像不“三敬三祝”，我们就心志恍惚、前途迷茫、失去正确的方向！ 不久，我和我的刘老师配合默契，程式规范，一日三餐，朗朗振聩，不像我在一开始扭扭捏捏，羞羞答答。从此，我不再胆小，不再怯场，不再口吃！我像个小老师领着个真正的大老师，进行着波澜壮阔的信念和愿望之旅！ 有一天下午放学时，刘老师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晚饭你不用来送了。告诉你奶奶，我到你家里去吃……”我听了拔腿就往家里跑，奶奶也急火火地拾掇起家道来。等不多会儿，刘老师来了。他没事似的和我们全家进行完“三敬三祝”，然后很客气的坐下来吃饭。吃完了饭，他就拿出一些钱来，与我奶奶结算了全部的生活费，然后说了许许多多的客气话，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对我爷爷和奶奶一谢再谢，还一再表扬鼓励我要用功读书…… 第二天早晨，当我再送来早饭的时候，已寻不见刘老师的踪影了！这时候，我和爷爷奶奶才恍然大悟。不几天，大人们都说：原来刘老师家里是个大地主呢！我听了十分困惑：大地主家庭出身怎么对毛主席、林副主席还那样虔诚敬奉啊…… 刘老师遁逃以后，学校一切都乱套了。学生没人上课，教室里的东西也都被随处乱扔，不长时间我们的学校就关门了，我们又成了大街上疯耍的野孩子。偶尔再到那个学校教室里去，就是随大人去参加各种会议。记得在那个学校教室里开会，开始的时候还是由我父亲主持召开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我们村的共产党员每人发了一套四卷本烫金折封的《毛泽东选集》。因我家有三名党员，就一下子领了三套“红宝书”，其中爷爷和奶奶的这两套自然是归我所有，后来它们就成了我土坯书架上最闪光的摆设。到了九十年代，据传这套“红宝书”升值至千余元一套，我再去寻找它们的时候，竟然一本也找不到了，问爷爷奶奶，他们说，你当兵去了，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吧。——后来渐渐地，开会的事连父亲也说着不算了，倒是一些无名的人说了算，尤其让我们惊讶的是，学校门前的一户寡妇老婆，常年罗锅着腰，她的第二个儿子和我同岁，竟然是窝藏了二十年的还乡团女儿、地主崽子！在她家屋后的教室里，经常被批判的对象主要就是她及陪绑挨批的人。在我的记忆里，学校成了批斗场，我们就再不敢轻易闯进原先的教室里去了。 大概过了一两年，我们村一位比我大二十来岁的同辈二哥出任我们村的临时教师，后来被称为“民办教师”。他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很敬业，因挣的是生产队上的工分，还有几十元的工资待遇，村人们就都很羡慕与尊重。他给我们当老师的时候，学校被迫改换了地方，把我们村窑厂原先晾瓦的车间改成了教室，这样学校的院子就很大，位居村中，三面敞开，四通八达，我们上学放学都觉得方便极了。“二哥老师”很看重老实听话的学生，就选咱当班长，这一当就当到初中……“二哥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看大部头书，厚厚的，看进去就摘不下眼来。他偷偷给我看的第一部书是《红岩》，咱开始纯粹是逞能，心下之意老师能看的“大东西”咱也能看，其实并没有看明白。后来听到“二哥老师”与我们村几个在初中念大书的学生论究起书中的故事，咱才真正产生了兴趣。许是曾经在极其庄严的“大场景”中领着刘老师“三敬三祝”时养成的兴致，咱还特别喜欢诵读，觉得诵读出来记得住，也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夸赞咱学习用功，他们家的孩子都不如咱，这大概是咱最早的虚荣吧！在我们那个小村里，谁家的孩子被众多的大人们挂在嘴边上夸来夸去，是一家人最为荣耀的大事。于是，朗读是咱最感兴奋的一件事，无论早晚，一年到头，四邻八舍都能听到咱咕咕叨叨的念书声。尤其是到了夏季，天气闷热，蚊虫叮咬，咱点上一盏爷爷特意为咱制作的罩子灯，时在外院门口，时在父母住房的湾北沿，挑灯夜读，常至夜深。为了应对蚊虫，咱就在头顶蒙上一件小褂，光露出鼻眼来。那时，对付蚊虫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到沟坎上割下一些长长的艾草，晒到半干后拧成艾草绳，到了夜晚从一头点上，让袅袅的烟雾熏跑蚊虫……这个办法好是好，有些挂不起蚊帐的家庭，只能用这个办法度过夏夜，我亲眼见到不少孩子被蚊虫咬得遍体疙瘩，时有皮肤发炎的便是血水淋淋！但是，这个办法费时耗力，而且艾草是野生的，没谁去专门种植，因而采割的数量极其有限，大概全村只有我爷爷和我奶奶为了他们的两个孙子肯在这上面不惜力气和工夫。基本上，在我每晚诵读的地方，爷爷都会看准风口给我点上一根艾绳，让淡淡熏人的艾香与幽幽发亮的灯光，陪伴着我那时可笑又可怜的萌动心志，在荒芜里成长…… “二哥老师”给我偷看的第二部书是《林海雪原》。因为在我拿到这部大书之前，就已几次偷听过“二哥老师”与上初中的几个大学生讲述过其中的主要情节，因而吸引着我看起来只字不漏，只可惜书的最后少掉了几页，具体几页也不知道，故事结尾也就成了我猜不完的一个谜。但是，在我对别人讲起书中故事的时候，咱是从不说没看到结尾的，不等讲到结尾咱就不讲了，这样也就吊起了众多爱听咱讲故事的人的胃口，也使咱感悟到：不知道的事情不说，就谁也不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样的心态，让咱保持了许多年，以至视作“聪明才智”。直到上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位讲数学的老教师，他在批评我们班上一些同学卖弄风骚骄傲自大的时候，非常形象生动地打过一个比方：人的知识或本事就像一把又宽又长又尖的锥子，藏在衣兜里千万别一下子亮出来。啊——你要想显摆呀，就先扎破衣兜露出个小尖尖来，然后可以慢慢地推出来一点，看好火候就再伸出来一点，这样一点又一点……一点点……一点点，伸长，变粗，让人看不透你兜中的这把锥子有多长多宽多大！我们有些同学呵，硬是一下子掏出来亮给人家，它不过就是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大的一把锥子嘛！这个比方，更让咱觉得自己比同学们早就聪明了许多年，从此体悟敬仰得更深了。岂不知，反而愚弄了自己，封闭了自己，耽误了自己，也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人生啊！有过多少这样的谬误与悲剧…… 缺少结尾的《林海雪原》，让咱消受炫耀了许多年，咱的作文水平也就有了某些程度的色彩。可是不知为什么，“二哥老师”却不肯再把他看过的书转给我看了。他在看的一本比《林海雪原》看上去还要厚的书，我问他要过好几次，他都不肯给我。直到在放寒假的时候，别的同学都走光了，他才拿出那本厚书来，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这是本反动书啊！你要看一定偷偷看，千万别让人知道！看过了更不要乱说，啊——！”我听了，接到手的厚书就像一块烧红烫手的红砖，吓得我藏进书包返身就往家里跑，到家打开一看，是写彭德怀指挥打仗的故事，书名没有了，也不知是谁的作者，写的全是保卫延安的事，后来“文革”结束了，我在空军服兵役的时候，才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保卫延安》。随着彭德怀的平反，咱方才知道了那场关于中国老百姓生活命运的政治大争论……当时偷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只是被书中的故事所吸引，被红军战士保卫延安的英雄行为所感动，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本“反动书”。反动在哪里呀？不就是保卫了毛主席和党中央了嘛！——更不可能觉察到政治斗争深层的背景和影响…… 除了我当时偷看的这三部禁书，咱就再也找不到想看的课外书了，好像“二哥老师”也就只能翻弄他给我们讲授的课本啦。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学习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除了课本没有什么额外的学习负担。要说再遇到的学习，就是背“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主要的是教给大人们背诵。中国的老百姓贫穷而愚昧，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屡屡被逼进文化的海洋，强迫你扑通，让你出丑，灌你一些红色的墨水，竟然也有脱盲（文盲）的，出彩的，跳出火坑来的。我是当时同龄人中最早能够全文背诵下“老三篇”来的，并不仅仅因为我喜欢诵读，而是因为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共产党员。按照奶奶的革命觉悟，凡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她和我爷爷都必须做在前头（先锋模范作用嘛！），这让我后来成为共产党员之后，常常不由地想起他们，心中以为楷模。我在教爷爷和奶奶背诵的时候，其实我早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像《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篇，奶奶大概跟我背过上千遍，她在做饭烧火的时候，也让我坐在一边教她背哩。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奶奶不仅背过了“老三篇”，还背会了十多条语录呢。什么“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等等。毛主席的一些语录，就像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打起人间时事来，一打一个“大窟窿”，像“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之类语录，我至今还时常背诵之，引用之，惊省之！是啊，有谁无缘无故地爱过谁？又有谁无缘无故地恨过谁呢？爱必因故，恨必有因啊。即是现代生活，也概莫能外…… 人人学“毛选”、老幼背“语录”的时代，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乐的时光。每到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和逢五排十的日子，“二哥老师”就认真地把同学们组织起来，由我和大年级的同学领着，欢呼雀跃，争先恐后，一大早就卡住出村的各个路口，不管男女老幼，谁出村都要先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背下几句来才肯放你去赶集。像我爷爷和奶奶，那是没说的，叫背几段都能背下来，因而奶奶每次出村赶集总是走得劲蹈蹈地。有许多老人则不同了，光会嘁嘁笑不说，还想强行冲过去，我们都是毫不含糊地一齐拖住，坠着小腚没命地往后拽，不背上几句是决不放行的。有的老人还呈长辈训斥我们，说什么“小兔崽子！扯碎我的衣服看我不打烂你的腚……”，说什么我们也是不放过去，于是就热闹起来，村口内就围起许多看热闹的乡亲，有背半句的，有背的不是毛主席语录的（是谚语），有叫身边的孩子现教一句混过去的，五花八门，让人忍俊不禁，笑破肚皮。有一位媳妇，长过脑炎，记忆力非常差，她总也记不住哪怕一句语录，同学们照样不肯放过她。一次，她男人在她出门时临时教会她一句，叫她咕念着一直背着，别住嘴。快到我们身边时，一位老婆婆好心地跟她再三打招呼，她禁不住回声应了一句，竟面对着我们哑然了，一时悲屈地哭起来，还一边哭一边诉：“俺男人教着俺一句毛主席哩，你这位婆婆成心叫俺出丑哩！耍弄俺痴啊——俺不会再回家去问俺男人……”，一会儿就又背着那句语录回来了。——时至今日，我不知该怎样评价那段让我们快乐兴奋的“语录潮”，还有继而兴起的“像章潮”——毛主席的像章谁见谁抢，谁抢到挂在胸口就表示对毛主席最亲最忠最是革命派！那种纯粹的纯真的和纯情的举动，确实让我们终生难忘，刻骨铭心！也让我们蒙昧的童年平添了许多色彩，对人生有着“说之有益，想之悲哀”的感怀与启迪……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又增添了一位教师，我叫她“嫂嫂老师”。说起这位嫂嫂的上门，还是我奶奶张罗的功劳哩。前面提到分家盖屋，我家东山就接在本家大伯的一面西山墙上，我们家与这位大伯家自然就成了隔墙邻居。那时墙壁很矮，不挡人头的，两家日常的生活基本上一目了然。因我们那地儿家家是露天茅坑（圈墙），就连大小便也时常难避人耳目。那时东邻大伯家有四 第四章 莫名权 在我们的刘老师莫名地逃跑以后，我们最初的学校就成了专用批斗场。从批斗还乡团女儿、地主崽子“刘氏婆”开始，矛头逐渐转向了我的父亲。先是村里的几个平民跳出来，组织起一帮“造反派”，执掌了我们村的大小权力，而堂堂正正的村支书我的父亲没经过任何会议和手续，就只有靠边站了。这让我的父亲十分地困惑和惧怕！记得运动开始时，我家中有一本“文革十六条”的小书册，上面有“有组织”、“自上而下”之类的规定，父亲对“胡乱夺权”、“全面‘走资派’”大惑不解，就不断地闷在炕上翻看这本小册子，总是感觉着有些不可思议，但人们那时怀揣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尤其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超乎寻常的真切信赖，都万分、百万分地相信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正确地、及时地，是要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呀，于是就有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口号……以“革命的名义”，成为那个时代一切革命者“革命”的旗帜！ 大形势上有了这样的“革命”理由，就谁也无权阻拦谁起来“革命”。于是我们村的个别一向被认为不安分守己的人，还有自恃能耐得寻不到出头之日的人，纠合起家族中的所有人，煽动起以往对我父亲有些看法和意见者，随应时代大潮，开始了隆隆烈烈的政治运动，那时他们被称为“造反派”。中国农村的根基确是很有趣，跟现代西方的一些大移民国家根本上不同，所以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农村推行的时候，就遇到了大麻烦，被咱称颂为“生吞‘民主’，强行‘改造’”。可以简短地说，我国农村的所有问题都集中在“家族历史”的文化沉淀中！就我村而言，因了大沽河自秦朝以来那莫名的“水冲西岸”的圣谕作用，虽是几经搬迁分化，如今不过只是一个百十多户的小村，其家族的形象和影响仍然十分鲜明。从村居分布上看，习惯上叫东埠、西埠，中间以一座关帝庙为界，聚居明显。由姓氏上来讲，绝大部分都是同姓，除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三户半（一个光棍）刘姓，另有六七户李姓人家。而占据着同一个大姓的我们，细究起来就如一棵倒置着的大树，枝枝叶叶看起来团聚茂密，一旦遇到重大事情可都枝节分明，脉络清晰，毫不含糊，不管以往纠缠着什么冤结什么恩情也都是不在话下呀！故有“好死是人家，打死是自家”的警世训示。可别小看了这个普遍的现象，它在深层的意义上捆绑了中国的历史，大及帝王，小到百姓。我村东埠，有一宗双胞兄弟七人的大家族，其老三曾在公社的粮食系统工作过，据说早年是因“粮食问题”被开除回家的，在村里一直不甘心当一名低头卖力的种地人，平日里表现老实，内心却特黑，就被我们村里人暗地叫做“黑三”。他家的七弟年青时曾因偷伐大沽河岸边的护坡木桩被判过刑，后逃往东北谋生。六兄弟在村里曾经没人敢惹，我父亲出任村支部书记后，启用他们家比较老实忠厚的老四任大队长（村长），关系相处的还不错，出现了什么冲撞都是老四队长在家族中调停，在不得已时来我们家直接向我爷爷和我父亲道歉，老四队长就被全村公认是公正厚道识事务会办事的人，我们家的人也都很信任他，一直在陪伴着我父亲干着大队长，直到和我父亲一起被夺权（准确的说，是我的父亲被夺权，他这个大队长就被搁置起来了）。同样的“走资派”，因了他家的老三是我村的“造反派”一号头头，也因了他家族的人都是“造反派”，老四队长就在整个“文革”中躲过了全部“运动”，受到了特别保护，这让我们西埠的人怎么也想不通，我父亲是“走资派”，大队长怎么就会不是“走资派”呢？于是我们西埠的人自然又形成了一派，“造反派”诬称这一派是“保皇派”，后来都有个顶顶革命的名字：那派叫“东方红”，这派叫“井冈山”。“文革”结束后咱才弄明白，这两个赫赫响亮的旗号原来出自全国的高等学府“北大”…… 权力这东西时常会生出奇怪的现象。在生活极端困难时，我大伯顾及我大妈拖拉着一群孩子，毅然放弃了北京中央警卫局某部排长的官衔，回到家乡里来工作。到这里，该挑明我们家和大伯家的我们这辈人为什么小名里都要有一个“京”字了，京安，京勇，京波，我家有个大姐叫京旦，大伯家还有一个大哥干脆叫“京京”。大伯在京城里当军官的时候，是我奶奶最为自豪的时光。奶奶到四乡去开会，都要说道起我的大伯，与会人都很羡慕她。我奶奶当初是送大伯去抗美援朝的，不敢想还能活着回来。想不到大伯军训开始时，朝鲜战争宣布结束了，他们这批年轻人就转到了北京卫戍区。大伯颇有一些文化，回乡后非但没有被追究擅自脱离部队的问题，还先后被安排在公社里担任过扫盲辅导员、北部山区小学教员等职位。都怪大伯太恋家，竟然又一次辞职回乡，在村中帮着父亲张罗起村中的事务来。那时，我父亲在村中正开始办窑厂，是不是大伯真的以为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自己在其中可以大有作为？我不得而知。但他回归家乡的行为后来却遭到了他的孩子们的一致埋怨，逻辑是如果您继续在北京当军官，我们现在会是这样吗？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大伯的“短期行为”不光害了自己，更贻误了后代！“文革”开始后，在村中什么职务也没有的大伯，跟我父亲一样也被打成“走资派”，兄弟俩开始了空前的磨难遭遇，几乎是家破人亡…… 黑三等人自个冒出来，就成了我们村的领导人。其实那个年代谁跳出来自称是“造反派”，谁也就是个“领导人”，只不过也有个大小级别。我公社东北乡的河里套有位出了名的“光棍”，长着一只塌鼻梁，走起路来还舔着脸，一天闯进公社书记办公室，对马书记说：“你这个走资派靠边站，这个书记就由我来当啦！”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成了全公社的领导人。因他在台上讲话挺逗人，一只塌鼻梁压得鼻腔发出的声音“哈哈哈”响，人称“哈司令”。“司令”听起来比“书记”响亮，还可以遮掩他不是共产党员的缺憾，他也就欣然接受，乐得追随者们一口一个“哈司令”，叫得他心里滋痒痒。这“哈司令”是公社上的造反派，自然也就是我们村黑三的顶头上司。那阵儿有点像“军阀”时期，谁的旗号大，拉起的革命队伍多，谁的官衔也就自然大。公社西南乡某村有个叫李昌德的，他拉起的造反队伍开始不叫井冈山，后来“哈司令”的队伍叫“东方红”，他也就对应地把自己的队伍叫做“井冈山”，我们西埠被反对派称为“保皇派”的造反派自然就属于这一派了。每个派别都不乏追随者，追随越紧跳的越高也就越革命，那时候有个通俗的称谓就叫“跳高”，意指“造反”。我村黑三的铁杆追随者主要有这么几个人：第一位是我们村被称为“土棍”的孙子，至今我也弄不清“土棍”是个啥来由，但我们西埠的人当时都这样称呼他们家，而在划分的阶级论中显然没有这样一个定性成份；第二位是个女性，她家无男孩，只有姐妹三人，最能“跳高”的这位是大姐，西埠反对派给她起外号叫“野驴”，两个妹妹依次被叫做“野马”、“野骡子”，论模样“野骡子”最漂亮；第三位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初中生，因善说会道，并且讲起话来又急又快又响亮，人称“呱打板”，造反行动中带头喊口号非他莫属；第四位、第五位……就是黑三的亲弟兄们了。不过，老四跟我父亲搭伴当过村里的大队长，按当时的政治斗争当属被打倒的“走资派”，也该在批斗之列，因故避嫌他是从不出头露面的，这大概也是东埠造反派的亲族保护策略。除了这些个造反派头头们，我村还有一些“贫下中农代表”，都是东埠“造反派”的人，显然不能代表我们全村。代表中为首的是学校操场东面刺槐树下家里出了个高材生的老头子，论辈份我得叫他“二爷爷”，一家人以前特殷实，自打当上了“代表头头”像换了个人，用农村人的话说“熊得出头”。关于这种奇怪的情况，在我以后的农村工作经历中遇到不少，给我强烈的震撼是中国百姓老实的时候令人可怜甚至可悲，熊起来叫人可怕乃至可恨！我后来的一位从事宣传和理论工作的“铁哥”，在任职乡镇党委书记真正与农民打过一些交道后，曾愤慨地在全镇大小干部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相似的话：老百姓可爱可悲又可恨！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曾经多次跟些朋友打赌：中国再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照样热火朝天……这不能不叫人深层挖掘中国人的文化和政治根源！ 记得“文革”在我们村开始的时候，我们村的“造反派”先拿“刘氏婆”开炮，在我们原来学校的教室里开批斗会，我们西埠的群众也都参加。刘氏婆是外地人，拖一口外地腔，那年他男人到青岛“跑脚”在大马路上捡到她，拾“便宜”带回家作了老婆，就没人知道她的来历。十几年后，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突然有一年有一天，上面来了四五个公安人员把她抓走了，我父亲这才知道原来她是大地主家的女儿，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时，她随疯狂反扑的“还乡团”组织在家乡镇压过革命干部和家属。据说，她自己向政府交代：活埋革命者时她挖过坑，剪掉女革命者乳头时她递过剪子，对革命者用火刑时她拉过风箱……照实说，她只是个从犯，并未亲自动手杀过人，构不成死罪，但也罪恶不轻。可怜她的三个孩子，吓得没了哭声，那天傍晌她的大儿子领着弟妹，从邻居家借了几毛钱，在公社驻地买了两个玉米面饼子，战战兢兢来看母亲，公安人员就都很同情这三个年幼的孩子。我奶奶从我父亲那里得知了这些，火急地撵我父亲到上级政府帮着说说情，要他们可怜可怜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再抓再判也行。其实，还乡团回乡反扑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及家人也都在被残杀之列，只是还乡团刚刚杀到南镇，人民解放军就打回来了，我们一家人方才幸免，要不然哪有我们这些子子孙孙。十多年过去了，已事过境迁，加上刘氏婆在村中为人处世还不错，人们的怜悯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我父亲去到公社，找到公安助理员，在再三担保的请求下，终于把刘氏婆放了回来。因了这个缘故，在批斗刘氏婆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把心吊起来了，那时候只是惊惧牵扯到保护杀人犯的罪责，并没有想到还会有其它别的罪名。这样批斗刘氏婆的阵势越来越大，从在我们村晚饭后批，转到了白天也批。从只是我们村批斗，上升到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拉到大台子上批斗，后来发展到用大汽车拉到各个村庄巡回批斗。每回批斗，都有极端革命者上台，抡着短棍无数次把被批斗人打趴在地，再脚踢一番，然后拉起来再批斗。每当看到这种情况，咱就远远地躲开了。有一次，我跟着爷爷赶集，看到游斗的队伍中就有刘氏婆，她本来罗锅着的腰都平了，脖子上的大纸牌子拖着地，两边都有一排人挥舞着棍子，雨点一样落在她的脊梁上。其中有一位蛤蟆一样跳起来，挥舞着木棍打向刘氏婆的，就是我们邻村钟家庄人，我认得他的，早就是个“尿泌”（无赖），像这样的运动可疯狂了。我很是惊憾，这人能顶住这么打吗？邻近村子的人咋下得了这样的重手呀？咱回到家半天都不敢出门。到了傍晚，我跟爷爷去村外挑水，就看到刘氏婆像没上午游斗那会事儿一样，也到井上来挑水哩！咱惊心动魄目瞪口呆……一个人的躯体是多么地坚毅呀！ 在运动前期，大张旗鼓地批斗“地、富、反、坏”分子只是个前奏，是一处大戏刚刚拉开大幕。接着，就上演全面挖掘潜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各级当权派自是首当其冲。我村的造反派头头号令起队伍，由“呱打板”嘶哑着嗓门领着大家高呼着革命口号，将各种大字报贴到我家用村办窑厂烧制的青砖垒成的那一面山墙上，有几幅不堪入目的漫画，还被张贴到了门楼里。那时候，我父亲虽然怯胆，但还存有一点点斗争精神，毕竟当过多年党的农村支部书记，懂得那么一点防御性进攻。一家人清楚，无论漫画上什么内容都是不敢揭去，父亲就找到一幅毛主席与林副主席（林彪）的长条画像镶起来挂到门楼下，叫造反派们再也没地方贴进门楼里。这张挂像就如我家的守护神，一直挂在那儿好多年……有时候，人民的眼睛真是雪亮的。说起来可能有许多人不会相信，有一天，我村东埠李姓的一位叔叔，在我家门楼下端详这幅挂像，他一再打量跟在主席身后，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笑得很灿烂的林彪，神秘地小声对我说：“看这个人……是付奸相哩，笑里藏着刀……毛主席啊！”我十分吃惊，问他：“怎么会是奸相？”李二叔刹时打起哈哈，对我神奇地笑笑，嘱咐说：“谁也别说！我什么也没说！你个小孩子……”就扭身甩着两只胳膊朝东湾沿走去了。那时，林彪紧跟着毛主席，胸前总是举着红宝书，火炭样红呢！他一个只是喜欢看古书的庄户汉子，怎么就会在那时候看出林彪的不端来呢？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让我非常惊异、非常震撼：果然，果然啊！看来古书镜中识忠奸…… 几番大字报贴过之后，就公开请出我父亲到学校教室开批斗会了。说是“请”，有这样三层意思：一是父亲刚倒台，逼我父亲去开批斗会的人们还一时抹不过面子（叫“孙”称“侄”呼“叔”喊“哥”等等），故而说是“请”啊！二是大多数革命群众都认为，我父亲是走错“路线”才被打成“走资派”的，现在还执迷不悟，硬去“洗脑”是大家伙在热心帮助我父亲悔过自新，真心“请”你上“台前”重新做人呢！（——普通中国人的乡村政治都是这样的风趣和绝妙啊！）三是因为我父亲害怕批斗蜷缩在炕上，谁来叫也不肯挪窝，母亲就当着“好心”的造反派大骂我父亲，也是顺坡找台阶，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的革命运动，都是为着你们好呢，你咋就这样没出息？叫二爷爷三大爷四哥哥五兄弟这么一大帮子人一遍遍跑腿磨舌地到家中来请你，不是自家亲人谁来呀！谁管你啊！……是个男人你起来跟他们走，走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咱就谁也不怕啦！我母亲满腔蛮愤，话中有话，连讽带刺，一张一弛，她那固有的泼辣性格就充分派上用场了。母亲长得又高又壮，火性又大，造反派就拿我的母亲毫无办法。加上进得我们家来的都是一般的贫下中农代表，那些造反派头头们是不敢屈尊到我们家里来的。 来“请”时客气，去到会场可就不是那么会儿事了。经常是不等我父亲走进会场，跟在后面的我就能听到声嘶力竭的喊打声。他们的控诉令人心碎，有的说：她的孩子刚生下来，就被我父亲带着“当权崽子们”将全家唯一的一口饭锅揭到大街上砸了，饿得她家的孩子如何嗷嗷地哭，一家人饿得如何如何；有的说：他爹那年病得起不来身，硬被我父亲逼着去“大跃进”，一连十几天都不能回家，差一点死倒在工地上；还有的说：三年生活困难时，他家八口人饿死了五口，我们家怎么就一个人都没有饿死过，这是为什么？要我父亲交代我们家那年头贪污了多少粮食……更厉害的，还说我父亲在村中欠下二十多条人命！（——这哪里是“治‘病’救人”，分明是往死地里整！）我趴在窗外，听到革命群众一声一声的血泪控诉，便不由地为父亲揪着心，有时听到动情处，便也产生过对我父亲的埋怨和气愤。但回家问问爷爷和奶奶，就知道了这些事当时可都是上级领导布置的啊！了解到父亲在会场挨斗的情况，我奶奶就痛心地骂：“活该！谁叫那时不听老的话，我和你爷爷都跟你爹说：别跟上级的精神太紧，什么都按上级的指示办，可得罪人啦！你爹他就是不听，执行上级的指示从不过夜，上级竖根针他就引条线……”奶奶的数落不无道理，但却让我越发陷入更深的困惑：我爹始终听毛主席和党的号召，一直按上级的指示精神办事怎么会有错呢？这些革命造反派是在控诉我爹还是在控诉党和毛主席呢？我想不明白也不敢想下去，眼巴巴看着造反派对我父亲的批斗越发激烈。尤其是连我的大伯也被逼着跟我的父亲一起挨斗了，好像所有革命行动就只是对准他兄弟俩！冤哉，我的大伯！他在我们村可是什么职务都没有啊！ 父亲和大伯挨斗的情况不堪回首。那阵子没有村民外出打工这样的渠道，家庭小手工业像“记圆斗”、编筐篓、扎条帚等收入来源也被当成了“修正主义”尾巴割掉了，村民吃过了饭就是一件事：参加批斗会。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热闹，喜欢“窝里斗”，不斗得欢快起来混身都痒痒，小日子过得就没滋没味，即便是一天三顿（有许多家庭也就只能吃两顿）扒着野菜啃着坏地瓜喝饱一肚子玉米稀饭，也必要更加强烈的精神支撑和神经刺激，把思想领域高高超越在生活之上——这大概最早出自孔子的治国理念，这样骨子里才舒坦，社会才能够稳定发展。因而，那时踊跃参加批斗大会是我村农民生活的主要部分，是革命指数的激情表演，是防止“复辟”资本主义使自己不再遭受二遍罪、再受二遍苦（我至今也搞不清“第一遍罪”“第一遍苦”是在指哪个时段！）的自身挽救行动。不批深批透，不将我父亲这样又搞“大锅饭”又办窑厂的“走资派”彻底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我们就连这样的野菜、地瓜、玉米稀饭就都喝不上了！于是，村民们是越批越来劲，越斗越有精神！越斗越批也就越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激情幸福！在这样非常的政治生活中，可怜我的父亲和大伯，可怜我的两个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灾难之中，煎熬之中。微感幸运的是，我们家上几辈都是穷光蛋，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幸的是外祖父家，又被我的不幸的姥爷早已折腾个净光，从而给我们家带来了不幸中的大幸！这就是我奶奶在运动中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数落的那句话：“天呀！多亏你姥爷把个家底折腾光了，要不然……”要不然，加上历史上的“污点”（比如地主、富农出身），我们的家庭就彻底完蛋了！这要感激我的穷光蛋祖宗，感激我的痴呆膘子姥爷，更要感激我的母亲，不是她根正苗红，性情刚烈，大胆泼辣，体魄强健，我的家庭也许早就家破人忘两不知了…… 还好啊！由于祖辈的贫穷，由于我们一家三个革命党人，无论“造反派”怎样揭批，像诬蔑我的父亲欠下我村二十多条人命（三年生活困难时贫病穷困而死的），都不能被上面所确认，因而对我父亲的定性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当时属于教育挽救的对象。那是怎么样的教育呢？旷日持久的批斗，无疑彻底整垮了我父亲和我大伯的身体和精神。每次批斗会上，除了罚站就是弯腰（叫做“低头认罪”），揭批到愤怒时有的把腚下坐热的砖头掷向父亲和大伯，有的上去愣头愣脑踢打我父亲和我大伯一顿，打趴下了就是一片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再踏上一万只脚……”然后就一齐竭斯底里地胡乱吆喝着，命令我父亲和我的大伯自己站起来，再继续接受批斗。有一次，我颤颤兢兢地扒在批斗场窗外，听里面的人批斗我父亲和我的大伯，沉静了一大气儿，突然里面乱噪噪地喊起来，喊声越来越急促，我掂起脚尖极力探身往里张望，看到里面站起来围住我父亲和大伯的人头上面递过一条窄窄的长条凳，一齐喊着要我的父亲和大伯“跪板凳”……围观的人们挡住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跪板凳”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儿？是让人悬空着跪在窄窄的板凳面上，还是逼着让我的父亲和大伯头对头跪在倒立着的板凳腿上，反正我立马意识到这是对我的父亲和大伯最为严厉的折磨！当时不容我多想，也不容我看明白“跪板凳”那会事儿，我马上撒腿往家跑去，一口气跑到了家，气喘吁吁对我的母亲说：“娘，他们逼着我爹在那‘跪板凳’……”还没等我把话说完，母亲就壮起身板朝会场冲去，我紧忙跟在后面。我母亲走得很快，就像刮旋风，迅猛地闯进批斗场，用她极有力气的大手拨拉开革命群众，不由分说上去就对正在跪板凳的兄弟俩一顿拳脚。我母亲一边扑腾一边大骂：“毛主席说不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你们这两个熊蛋，干么不好好交代问题？不向革命派‘低头认罪’？！非要逼着革命群众动‘武’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你们都敢不听？！他妈的你们听谁的？我叫你们不听？！叫你们这两个混蛋不好好交代问题……”母亲打着骂着，一时让几个造反派头头们手脚失措，众人就都拥上来拉我的母亲，那时三五个人哪拉得住力大如牛的母亲，就把我可怜巴巴的父亲和大伯挡在了墙角儿，母亲这才被拉扯着往外走，到了门外她又要冲回去。人们都拖住她，母亲大骂着、大喊着：“妈的你两个听好了！再叫造反派动‘武’的，看我不剥了你俩的皮！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你们都敢不听了，可真反了天啦！他妈的……”母亲喊着骂着被革命群众拖拉回家，有好心的就留下来劝母亲：“运动嘛！想开些……”这时候，我母亲就“哇——”地大嚎起来…… 这一次，谁都知道我母亲在骂谁，我们西埠参加批斗会的革命群众都暗暗称赞我母亲骂得好，骂得妙，既救了当时受罪的父亲和大伯，又打击了造反派一手遮天的嚣张气焰。当我回到北屋将这一实情说给奶奶，我奶奶长出一口气说：“这下好啦！我琢磨着造反派再也不敢折腾你的爹和你大伯了。也就你的母亲敢这么做啊！天呀，多亏你姥爷把个家底折腾光了，要不然……”奶奶没有说出口来的下文是：要不然母亲就要和刘氏婆一样被揪斗啊！——被斗上那么几伙，母亲还会这样敢闯敢骂吗？根正苗红在那时就是这样的有气魄！ 经母亲这一闹腾，造反派果然在一段时间对我的父亲和大伯软乎了一些，就不再实行罚跪、驼砖等“土法”了。他们转到了更恶毒的诬蔑陷害上，不知怎么他们就能发动起二十几个妇女，有一天夜里都集中到批斗场，其中带头打冲锋的还不是已婚婆娘，而是还未定亲的三个大姑娘，她们就是后来被我们西埠派诬称为“野驴”“野马”“野骡子”的“野氏三姐妹”，众口一词都污蔑我父亲和大伯对她们进行过流氓行为。开始我的父亲和大伯怎么也不认帐，因为在当时这的确是一个要命的犯罪问题啊！可是怎架得住一群婆娘的无耻攻击。到了下半夜，我的父亲和我的大伯就都抗不住了，被迫一一认可了他们编造出来的真实故事。第二天，造反派破例没有“请”我的父亲和大伯参加批斗会，出人意料地让我父亲和大伯难得地大休了一天。到了晚上，从东埠造反派内部偷偷传过来的情况是：造反派头头们召开了一天的革命骨干群众总结分析会。在这次的“革命重大成果”分析总结大会上，黑三等人竭力地表扬了“野氏姐妹”，最为年青漂亮的“野骡子”在当场说了这样几句革命的豪言壮语：“只要能把‘走资派’彻底消灭掉，让我脱光裤衩污个遍也情愿！——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宁做革命将，不作封建女！”据说当时感动得“呱打板”领着在场的群众骨干群情激昂的高呼了一阵子革命口号。是啊！她“革命”精神何等无畏，何等彻骨，谁置身其中，都会深深地被感动，被激励啊！在三姐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感召带动下，部分一时顾忌名声有些动摇的婆娘们也都“赤腚”上阵，不顾自家男人的私下反对，表示要把昨夜我父亲和我大伯已经都认定的“受害事实”坚守到底。有一位曾经在野台子上唱过大戏的中年媳妇壮怀激烈地号令道：“连姑娘大妹子们都能毫不在乎自己的名节啦，我们一个半老婆娘还在乎什么呢？！只要革命需要我们，脱光了裤子一齐上啊——姐妹们！”戏婆子跳了起来，就等着脱光衣裤赤身上阵 第五章 遍地红 中国的革命是以红色为标志的，正在相继播出的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新闻联播》中有个栏题就叫“红色记忆”。“文革”开始时，红色——自然成了造反派革命的热烈色彩。一队队大串联的红卫兵是以红色为袖章的，起初我和姐姐也都领过这样一个鲜艳夺目的标志，只是姐姐袖章上写的是“红卫兵”，我这个用白漆写的是“红小兵”。随着夺权斗争的深入推进，我和姐姐的红袖章就被我们村的造反派头头们给没收了，因了这个蒙羞的红袖章姐姐曾扑在我母亲的怀里好一顿委屈，哭得两只眼睛都红了，打此她也就只能不带红袖章地参加我们西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排练，每当正式演出时伙伴们都戴着红袖章，姐姐和她们一起蹦着跳着挥动着“红宝书”，口中一遍又一遍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却觉得比别人分明矮一大截。演过几场后，姐姐终因缺少胳臂上的红袖章主动退出演出，就不再参加红卫兵的一切活动。所以从小开始，我和姐姐及大伯家的弟兄们，就对红色有着特别的怀念和渴望，把一切红色的政治标志都视为荣誉和豪迈！当时有一个非常简明的比喻叫“红海洋”。这比喻再形象不过了：到处是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宝书林立，锣鼓喧天……一天夜里，振耳欲聋的喧闹声把我们惊醒，奶奶将我们急霍霍地喊起来，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发表了最新指示，都要到大街上去欢呼呢！——原来搞的是传达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过夜。第二天，公社驻地真的就是一片红海洋啊！咱从红色的海洋中看到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原来是：“抓革命，促生产！”接着陆续发表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要斗私批修”等最高指示，都是连夜传达到各家各户，数天里连续举行过盛大的庆祝活动。当时的主流媒体上刊登的大红标语就有：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受此影响，当时发行的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小小邮票，因故却是价格不菲，令无数集邮爱好者至今梦寐以求。 父亲和大伯躲逃以后，我一直不知道他俩的去向。母亲和奶奶对我们是绝对地保密呀！在我们面前，我们家就像没有发生过极其不幸的大事一样，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进出出只是少缺了许多的街坊和亲朋，就连我的姨们也没有再敢擦到我们家的，而在忙碌的家庭生活中总是掩饰不住奶奶爷爷无奈的担忧和母亲悲苦的愁容，叫我少时的心灵负载着太多的沉重和郁闷。打彼时起，我不太爱讲话，更不在大人面前嘁嘁喳喳。越有大人在场讲话的时候，咱越是静静地听着，可惜咱那时愚钝的心智总是不够乖巧，没法帮上奶奶和母亲的啥忙，可总是在细心地琢磨着世事，用心地吸纳分析周围的事务。人们就夸咱说：“这孩子懂事儿！有个好口才又不轻易乱说话，会有个大出息哩！”就这样养成了咱少年持重、遇事慎重、忧思深重的性格特质，为一生的生命凝结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运动后期咱才知道，那时我们家并没有同我的父亲和大伯完全失去联系，唯一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一直都是我的勇敢的母亲。据母亲后来对我们讲：父亲和伯父先是躲藏到我奶奶过去生活困难时在河东村认下的两个干儿子家中，因为隔着一条宽阔的大沽河，世代交通几乎断绝，两岸攀亲结缘的绝无仅有，所以比较隐蔽和安全，不太容易走露出风声。再后来，父亲和伯父又转移到了我的七姨家中躲藏。我七姨家距我们家更远，在大沽河的南岸，比河东村要远出三倍的路程。这可苦了我的母亲！她不仅要躲过我们村里密切监视着的造反派，还要瞒过我的大姐京旦和我的小弟京波、狠心抛下正在生病的小妹梅香，我和大弟京勇已跟着我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北屋，南屋就只有他们三个姐妹弟弟。开始，我们村里的造反派头头们把我们河西的亲朋好友家都搜遍了，就把注意力长期放在对我们家人的监视上，重点监视的对象自然是我胆大泼辣的母亲！只要寻到秘踪抓到我的父亲和伯父，他们的“流氓计划”就可以落到实处，一旦落到实处就是结出一个大大的丰硕的无产阶级革命成果，他们自然就会成为非凡的震惊全县乃至全地区（彼时归属潍坊地区）的“文革先锋”，甚至有可能获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家”的称誉！——咱这样妄加推断，是因为在我以后的政治生活中，见识过无数追逐着政绩名气、充满着官瘾利欲、膨胀着升迁欲望、梦想着出人头地的“凡人”和“政客”，却是无一例外……这几乎是普遍的中国人骨子里的酵母，谁遇到合宜的温度都会发酵和膨胀，也许包括着我和你吧？ 在应对强大对头这方面，我敬佩我的母亲，她还是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为了不引起造反派的盯梢，也为了巧妙地瞒过我的姐姐和弟妹，她总是很会选择季节和时段过河去，把各种信息亲自说道给我的父亲和伯父。春天，是一个饥饿的季节。奶奶常说：“好过的年，难过的春啊！”一到春天，母亲就像没事人一样，搿上两三个能拉上话的婆娘，大摇大摆穿过东埠大街，到东岸树林里找吃的，以公开方式打掉造反派头头们的注意和盯梢。我母亲的警觉性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特别地高，过河后她便以躲避河东治安员为由，要伙伴们分头行动，然后在大河滩上等候集结，再一起过河回村。看上去，始终有村里的人在跟着我的母亲，造反派头头们就不会胡乱猜疑了。而每一次回来，我母亲的背上也都是满载而归，这也让盯梢人不再怀疑母亲的行动。可是，每当进入河东大树林分开后，我的母亲就撒开两条长腿直朝河东村奔去，她能一气奔进我奶奶两个干儿的任何一家，时常是边喘着粗气边喝着开水吃着人家的冷干粮边对我父亲和伯父述说我们村里的情况，说完了吃饱了解渴了打个招呼扭转身来出得河东村又直奔大河滩而来。在出大树林的时候，我母亲三下五除二就能在肩背上堆起小垛，然后与等在大河滩上的两三个伙伴一起回家。因我的母亲打食丰硕，伙伴们都以为母亲所以在林子里待的时间较长，没谁怀疑我的母亲去过河东村……到了夏天，河水上涨，有时洪水滔滔，遇到急迫的事母亲也要游过去，把事情告诉我的父亲和伯父，事由是到大河那边捡拾搁浅的漂浮物。每一次发大水，对面的河滩上都会撇下一些能吃能用的物品，只有胆大会水的才敢泅水过去。在造反派们的眼里，也只有像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一群孩子的婆娘，才舍得不顾水险贪图财物冒着生命危险凫水过去！反正，在那样危险的关口上，真没谁怀疑过母亲的行踪……到了秋天，河里水位浅了，水温却是凉了，加上秋天里满坡可以刨吃的裹腹之物，没有谁再肯涉水趟过大河去，那水一天凉起一天不说，凡是大树林里能吃用的也都枯老难咽了啊！母亲则以找烧柴为由，照样三天两头搿合上两三个家里缺烧的伙伴趟冷水过去……遭罪的是在冬天，冰面时厚时薄，水流处漂浮着一块一块晶莹的冰块，撞到大腿上立刻鲜血淋漓。在那样残烈的冰面上，造反派们完全放松了警惕。不过，始终高度警觉着的母亲，为防备闲散人的意外检举，就打着破冰叉鱼或过河拾草的幌子到河面上去，瞅瞅四边无人再过河。母亲踩冰过河的本事不知是怎样练出来的，她专捡河水宽的冰面过河，不仅在滑滑的冰面上大步流星如履平地，还能在不轻人的冰面上踩得冰层上下呼悠嘣嘎作响，遇到陷落处风吹一样跌倒在薄冰上翻滚着身子滚到对面去。遇到暖冬或开春，气温转暖，大河开流，只是河沿两边还在冰封着的时候，遇有急切的事情母亲只有与大河硬拼过去，及时把重要的消息告诉我的父亲和伯父，而母亲腿上的血口子十多天都像是红笔划上去的血印子……据母亲讲，她最害怕的一次，是二嬷嬷病重去世，只有她必须在天亮前把消息告诉伯父和父亲。那时，兄弟俩都躲在河南我七姨家，不仅夜间路途远，两岸都有大片树林子，加上半夜后大雾弥漫，母亲蹭到河中冰面上便迷路了，一时分不清河的南岸和北岸。母亲说：她的两只脚开始在冰面上打滑，感到往哪走身后都是嘎嘣嘎嘣吓人似的鬼叫声，以为二嬷嬷在拽她一起走啊！母亲害怕得蹲下来，绝望地叨告说：“好婆婆啊，是要带我走吧？真就带我走吧，帮我躲开你们这个难以支撑下去的破家吧！”这样祈求着，母亲趴在冰面上就哭了起来。后来，母亲说，她分明听清了二嬷嬷躺在正北的尸床上对她说：“旦她妈，我不能带你去啊！这个家需要你，真没有了你……儿孙们都成没娘的孩子啦……旦她妈，你听清楚了吗？听清了快站起来，我（魂）在冰面上站不住啊！站起来回转身跟我走……”叙说到这里，母亲总是神奇地说：“我抹了两把泪，打冰面上站起来，回转一下身子，便见眼前的雾气明亮开一片，跟着亮光踩着冰面就一直走到了大河的南岸上……除了冷，我连鞋子都没湿一只啊！”关于母亲这次到达我小姨家的情景，我小姨几次给我描述过：“你母亲满身霜气，比电影上的‘白毛女’还‘白毛女’，吓得我把刚打开的院门呼悠又关紧啦！你母亲就在门外大喊：‘小妹，我真是老六！你别关门，别害怕！’你姨父穿衣起来，才敢开门把你母亲迎进家去……”对于母亲的这一次奇特经历，我听了后就相信是神灵在作怪，只是在当时咱难以用科学的理论详加解释啊！ 在父亲和大伯在外躲避的几年中，我们家还曾发生过两件悲惨的大事，按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二嬷嬷的死在其后，我小妹妹的死还在其前……而小妹的命却系于菜园中的两棵百年老树——老栗子树。 我祖父有兄弟四个，分别叫钟克亭、钟克玉、钟克训、钟克告，祖父老四，因而我奶奶是祖母辈中最晚一个进门的媳妇。据我奶奶回想，那是个呼呼啦啦的大家庭，有二十多口人在一个大锅里摸勺子，里里外外都由曾祖父说了算——现代家庭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那样一个大家庭的生活是个什么真实的样子啊！就亲兄弟四个人来说，那是没得较真的，都听从曾祖父的，就像是一个人一样协调。而妯娌四个就大不一样了，老大（大嬷嬷）持重，老二（即二嬷嬷）仁慈，老三（三嬷嬷）馋懒，我奶奶勤快，最讨曾祖母的袒护喜爱。有关三嬷嬷的馋懒，奶奶在世时曾多次给我絮叨过这样一件事情：在过旧历年时，我们那地的正北供桌上都要摆放一条“想鱼”（即白鳞鱼），取意是“留个念想的鱼（余）福”。这鱼的做法是用面皮把鱼包裹起来，再放到锅里炸熟，炸出来的鱼身自然被包在白面皮里，面皮就被炸得微黄光亮，保持了这条鱼的鲜味，留着正月里好招待贵客。有一年，曾经上供着的一条大“想鱼”，不成想被三嬷嬷悄悄揭开面皮，不知啥时候早把里面的鱼肉吃个净光，上下面皮却还在照旧合着呢。曾祖母哪想到上供的祭品会被掏空，就珍重地保留着准备待客，多亏了大媳妇（我的大嬷嬷）发现得早，这才避免了在亲朋好友面前闹出丢人的丑闻来……曾经的一个封建大家庭，田产自然连在一块儿，分家后便出现大矛盾了：地是老大的，而地边的果树却分给老二家了，使得兄弟四个在财产之外的地产上“此家的地中有彼家的树、彼家的树下有此家的地”的情况，留下了说得清却扯不断的树地纠葛！咱记事的时候，出了村往北有一棵大杏树，这是当时曾祖父分给老大的，大爷爷又分给了他的小儿子（即我的堂二伯），而树下的菜园却是我家的，我经常跟随我的恩祖在这块土地上浇园划锄；再往北又是一棵大杏树，不过这棵杏树很特别，树头溜溜着都是往上贴着长的，结的杏子像新婚娘子做的烟袋荷包，我们叫它“荷包杏”，在麦子发黄时就熟透了，因而又叫它“麦黄杏”。麦黄树是大爷爷家老大的，树下的菜园地却是大爷爷家堂二伯的……如此这般，兄弟四个以及后辈六孙就发生了没完没了的菜园纠纷…… 命系我小妹生命的那两棵百年栗子树，一棵在堂二伯的地中南侧，另一棵在一亩地不到的东头。这样，在堂二伯的这块大半亩菜地上，西头有一棵“荷包树”，东有两棵大栗子树，哈哈！我那曾经指挥过二三十口大家庭的曾祖父，可否意料到他这样的分法会给儿孙们带来什么？大概是曾祖父太过于坚信传统礼教下的儿孙们啦！不容细表，这两棵大栗子树便是奶奶与堂二伯家一切矛盾的触点，那棵“荷包树”也成了他们亲兄弟两家的矛盾点。每到荷包杏快熟的时节，两家的孩子们就为吃杏、护园闹得不可开胶，再加上两家婆娘的口水搀呼，便时常闹到街面上去。记得有一年，堂大伯不等荷包杏子熟了，就举着一根腊木长条三下五除二，一口气把棵荷包树上的酸涩杏子全捂下来了，边捂边还冲着他们两家的孩子们喊：“我叫你们再为几个杏子闹腾争吵！”眼看着快要熟的杏子吧哒吧哒掉落下来一大片，我们这些孩子们就都傻眼啦！就在这一年，他们两家的孩子都没了打牙际的甜果子，这一个麦收就少却了许多的滋味……栗子树则不同，往日里果子藏在刺包里，刺包果一旦落到肉身或脸上又疼又痒，我们只能望树兴叹。而树上的栗子大都爆熟在黎明时分，噼噼啪啪却是只爆果子不落刺包，所以每到秋后奶奶天不明就一遍又一遍地喊起我们兄弟俩来，到堂二伯的地里去等着拣拾爆落下来的栗子。栗子果爆熟的旺季，在黑黝黝的头顶上，那硕大的树头就像两口倒悬着的大黑锅炒着两锅玉米花，纷纷爆落下来的栗子果都朝人的脸上和身上砸呢……为了抢到更多的栗子果，我们这些孩子们那还顾及脚下的韭菜呀、萝卜呀、白菜呀什么的，堂二伯的地上无论种着什么，用不上几个早上就是一片狼藉，堂二伯家的人看了着实心疼，就找我奶奶理道，而我奶奶却说“菜地不是我家孩子槽塌的，那是别人家的孩子偷拾我家的栗子给踩的”。堂二伯家的人就说都是那两棵大栗子树给闹的，没有那两棵大栗子树他家的地还向阳透光呢，不会种什么不长什么！我奶奶就反击说：那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有百年哩！……说什么奶奶就是不杀除那两棵大栗子树，为此就这样年年闹，不光是孩子老婆闹，有时堂兄弟四个也会搅和进来闹一闹，不过闹过一阵子后也就好了，这正是老百姓中常说的：好死是人家，打死也是自己啊！中国人的宗族理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三嬷嬷家。也许是又懒又馋的三嬷嬷起的歪作用，也许是在曾祖父大家庭的磕碰中埋下的怨恨，反正在我三爷爷病逝以后，拉扯着一帮穷孩子的三嬷嬷就与这个大家族的人不合辙了，她像是推着一辆小破车领着她家的孩子们走上了另一条歪歪斜斜的支路，扭扭曲曲还走得蛮兴致，最终为我们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三嬷嬷一家在一开始就站到了东埠人一边，与东埠造反派打得火热，而居住在西埠的三嬷嬷一家在西埠人眼里一下子像是一群异类被孤立和被耻笑！——要知道，在中国的农村中，不知道自家和人家的祖群，是最最被人嗤笑的，遗臭几辈人！ 父亲和伯父躲藏的第二年，到处乱跑的小妹梅香得病了。开始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让父亲的揪心事搅得都顾不过来，哪还顾得上小妹的病情呀！母亲真是没把小妹的病当回子事儿，加上家庭生活的极度拮据，小妹的病情因缺乏及时诊疗便越来越重，而那时家里根本就没钱给小妹看病。在这个时期，我们一家人都要非常感谢我们街坊的一位同姓大伯，当时他在邻公社医院当医生，偶尔回家来就热切帮我母亲给小妹看病，让我小妹的生命得以延续了半年之久。医生大伯一再奉劝母亲带小妹去大医院治疗，但因家中没有分文，小妹的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诊治。有一次，小妹病得哇哇直哭，我母亲背着她终于决定跑公社医院了，可是走到了村后北沟，母亲却背着小妹哭着回来了，原来母亲的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啊！终于有一天，奶奶和我爷爷商量，决定卖掉祖传的那两棵百年老栗子树，决心拼尽家底也要给小妹彻底治病。我爷爷四处打听买树的，终于与人讲妥了价钱，过不几日买树者就把那两棵百年老树挖坑放倒了，换来的是爷爷手上沉掂掂的六十元人民币。爷爷把这救命钱攒回家交给奶奶，我奶奶立马就把六十元送到了我母亲的手上，激动得总与我奶奶对立的母亲替我的小妹不住地絮叨感恩，满心希望我小妹的小命这会儿可就有救啦！可是，北园里那两棵大栗子树的树头还未卸掉，三嬷嬷一家就把我们家卖树的事偷偷地告诉了东埠人，东埠的造反派就指使一伙人，名义叫“贫下中农代表”，领头的是“贫协”会长、“高材生”的父亲、按辈份我应叫他二爷爷呀，可西埠人后来都暗地里称呼他“二狠家”。毫无缘由，“贫协”会长等人扣住了那两棵已经放倒了的大树，逼迫买树人追回六十元树钱归公，否则决不放行。买树人是个老头，很瘦，鬼精，就低三下四替我们家说情，道是人家孩子重病，无奈才卖树呀！乃是救命的钱……要不，谁还会惹大麻烦啊！这救命，啊——要紧着哪……软磨硬说，造反派们就是不行，看上去曾经善面慈心的二爷爷也狠了起来，非逼着买树人要回钱来不可！中国普通百姓的低素质“革命”，可是所向披蘼，坚不可摧，有时把肉心绷得比石头块都硬！那买树人没办法，就只有找到我的爷爷，我爷爷却犯难了。这时候，一向通情爽朗的奶奶表现出她凛然的大气来，干脆痛快地答应了买树人，立刻去向母亲要回那六十元救命钱，毅然决然地归还给了人家。在要钱时，奶奶对我母亲说：“孩子的病是重，但是再重也不能难为人家买树的！东埠人冲的是我们家，我们自家的事自家扛……”把钱交出去后，给小妹治病的希望从此真就落了空…… 记不准又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响在我脑海里的一直都是小妹病痛嘶哑的啼哭声，掺合着母亲和奶奶无奈的一连串的沉重叹息。奶奶就又向我母亲忏悔：“也许再扛一扛……就可以不把那树钱交出去……”我母亲大哭着炝醋道：“那不丢了你共产党员的牌子？”奶奶顿时无语。一天夜里，我奶奶和爷爷一夜未归，傍明时分奶奶擦着泪回来了，她伤心地说：“你们的妹妹去了。”又说，“这样也好，免得这‘死闺女’再遭活人的罪啦！”在当时，我们根本听不懂奶奶话中的真话，这不幸的消息也未叫我和大弟多么样伤心，在我俩的心目里，那小妹分明就是另一个家庭里的人哎。曾几何时，我们两个家庭中的姐弟已经在说着你们家、我们家了……当我和大弟起炕赶往母亲家，刚拐过屋角就见母亲的门口有一块石头，周围还有摔碎的瓦片，瓦片中有慢慢燃烧着的谷糠在袅袅地冒着青烟……而这时，父亲却是一点也不知晓，也不知道母亲是在什么时候怎样把小妹病死的实情告诉父亲的。只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无数次听到父亲愤恨地说：“文化大革命欠了我们家两条人命哩！”每逢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父亲就会伤心抹泪……后来，我细心咂磨父亲的那句话，就有一些奇怪了：父亲怎么不明说是哪一些人？甚至都不说是东埠的造反派？是父亲一直在顾忌着什么呢，还是父亲在当时就有着和我后来一样的一些认识？中国人好的时候“一个头”，对闹起来都是仇，但谁跟谁又是几辈子的仇家呢？这哺育了几千年中国人的优秀文化是怎么一回子事儿？那根本症结出在哪里呢？…… 小妹梅香病逝（母亲一直说是“屈死”）的第二年，过继我伯父的二嬷嬷因劳心过度也累死了。我二嬷嬷快要死的时候，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盼着伯父和父亲能回家来，哪怕能让她看上一眼也行！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微弱的愿望，伯父和我父亲也不能够满足，可以说我二嬷嬷真是含恨而死的。这就是我父亲一直伤心于怀的第二条人命！关于我们两家，最甜美的记忆是我家屋后的一棵梨树，原本是二嬷嬷家的，在二爷爷早已去世以后（我不曾记得二爷爷去世的事），我们两家一前一后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那时在我家正堂的后墙上开有一个大窗，那棵梨树的枝子就都伸到了后窗口上来，我和京安等姐弟就经常站到这个窗台上摘梨吃。那梨不大，却很甜，整棵树上结的甜梨都压弯了树头，而且是年年丰硕，让我们两家的孩子什么时候想吃就摘，要吃多少就摘多少，用不着像村外的杏呀栗子呀急着几天收回家，不然被人家偷了去。也就是这么棵年年结满甜果的丰水梨树，在二嬷嬷去世之前也死了，遮天蔽日的树头竟然没有一根枝子发芽哩！农村人讲迷信的说法是，这树的魂早就陪伴着二嬷嬷去了呢。年年长得茂盛，怎么无缘无故就死了呢？ 母亲在那个大雾的夜里把二嬷嬷去逝的消息告诉伯父和我的父亲后，兄弟两人斟酌来掂量去，想想外面到处都是“红海洋”的动荡形势，心虽悲痛，但还是不敢贸然回家。这样，办理二嬷嬷的丧事就由一个字也不识的伯母和我的母亲承当了，好歹门户里还有堂大伯和堂二伯一起给张罗着。这时刻，什么样的菜园纠纷和家庭摩擦就都不在话下了！堂大伯在门前的大街上，借来木板拉开场子，又是放线又是拉锯，大张旗鼓给二嬷嬷做起棺材来。堂二伯跑里跑外，吆三喝六，张罗着接待亲戚和朋友。还有一大群的堂属兄弟们出出进进，那景象俨然就是一户出喜丧的人家。其实，这是中国人在最悲烈的境遇中特别需要向敌对方营造出的阵势——中国人心志上的逞强和骨子里的滑稽可称得上是人类中的一绝！那件丧事可累苦了大伯家的京京大哥，他顶替伯父又是守灵又是拜客，连出殡时“顶盆”、“摔盆”、“打棺”等一连串丧礼都成了他的业务！可怜我大哥当时还不到十五岁，殡葬下来两个膝盖都跪得红肿起来……这众多人的帮忙让伯父和父亲既愧疚又感激，就在给二嬷嬷烧完“五七”的某一天，滑过大沽河上的冰层，悄悄地溜回家来，天黑后把要感谢的亲人请在伯父家。这一举动，没能瞒过我们家族中住在西埠后面的三嬷嬷家，她们马上报告了东埠的造反派头头。这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进入到“红热化”程度，派别斗争日益升温，大刀、长矛、土枪都成了那个时期造反革命的红色武器。当时在我们公社，主要是以“哈司令”为首的造反派（号称“东方红”），同西南乡李昌德号令的一派自称“井冈山”（造反派诬称“保皇派”）在决斗，他们已不在自己的家中睡觉，就是回村一趟也都是偷偷摸摸的，像是一个个都将要成为过去游击队式的职业革命家了！他们互相捕抓打杀，抢班夺权，却都自称是“彻底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在这样一个当口上，接到三嬷嬷家人的及时报告，我们村中的黑三等人对上谎报全公社“保皇派”的主要造反人物，包括主帅李昌德等人今晚都躲进了我们家，于是四下串通，浩浩荡荡，有几个村的造反派们连夜奔袭，呼啦啦一下子包围了伯父家及西埠的路口、巷口。正在吃菜喝酒的亲人们一个也没有跑掉，半夜里全被抓了起来。他们把我父亲和伯父等十几号人押到了邻村的钟家庄，而这个钟家庄的人都是同姓家族，原本就是躲避大沽河水最后一次搬迁时，由同一个家族分化出的三大支族，他们都知晓我们家的遭遇，就连夜由钟家庄的长辈出面，瞒着我们村的黑三等人，在天明前偷偷把我的父亲和伯父放走了，又一次让我们村蓄谋已久的造反派，准备天明后把我的父亲和伯父等一起押解上交(最好入狱)的计划化为泡影…… 宗族的亲和力再一次拯救了我的父亲和伯父！ 随着造反革命派别斗争的过激和红火，人们的经济生活日益贫困，饥不择食。而整天轰响在人们的视觉意识里的却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到处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万岁！！”。虽然在运动初期，毛主席早就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然而整个造反革命斗争的形势真的已是“不 第六章 忆苦歌 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谁最先发明的呢？随着日常生活的极端贫困乃至死亡的降临，在中华大地上曾卷起一场旷日持久的幽默风潮，这就是“忆苦思甜”！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曾经喊得最多的甜美记忆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喝着甜水长大的！”大概也就是在这样广阔的舆论背景下，经过了六十年代初期的“三年生活困难”后，“忆苦思甜”的政治心理疗程便开始了！我能记起的清晰的忆苦思甜活动，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那时父亲还是村里未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父亲后来和伯父一起躲逃出去后，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中的“李氏三兄弟”中的李文书，是当时我们村里张罗“忆苦饭”的总干将。我曾跟随奶奶多次参加“忆苦思甜大会”，具有滑稽讽刺意味的是，“忆苦人”在忆苦思甜中诉说着过去与现在的时候，就时常把时序和内容搞颠倒了。后来的“贫协代表”“二狠家”，就是我们村在忆苦大会上诉苦次数最多的几个老“长工”之一。他不识字，自然就没有什么文化，仗着当时家里出了个令人骄傲的“高材生”，说起话来就有一些“牛哄哄的”。在忆苦大会上，他开始时总还能把握住“政治调门”，说现在怎么怎么好，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好啊，让我们穷人翻身得解放，才有如今的好日子……可是，只要一诉说起以前他给地主“扛长工”，本质意思就全颠个了！他总是怀念着诉说道：到了农活儿大忙季节，地主老财家对我们的那个好啊，早晨面条，中午包子，晚上还有这个小烧酒，豁着肚皮开着我们吃啊！我曾经一口气吞掉地主老财家的十二个肉馅的大包子，那个好吃、那个饱啊！现如今，已有多少年没有闻到（别说是吃）那么好呆的大包子啦！你们现在的这些个年青人啊，就没赶上那么享福的时候啊！这时，会场上就有不少的人在暗地里嗤嗤嗤地偷笑，李文书用脚踢踢他，暗暗紧张地提示道：你说反了，说反啦！“二狠家”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仍然激昂地诉说着：是反了，是反了！我知道是反了！怎么能不反呢？看看我们现在家家户户吃得都是什么？像今天这“忆苦饭”，就是好吃的啊！说真格的，谁在家里捞着吃上这样的“忆苦饭”吧？啊——所以，他敞开大粗嗓门吆喝道：如今这新社会就应该多吃吃这“忆苦饭”，大伙多吃吃这“忆苦饭”有好处啊！尤其是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就让孩子们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全会场上的“忆苦人”就都笑响了！那时，做这“忆苦饭”用的全是村集体的食料，婆娘们在用料时想的是：反正是村集体里的食物，什么“忆苦”不“忆苦”？吃进嘴里才是甜！所以都在嘴上喊着“忆苦”，心底里却都特别地大气，有什么食物可做就做什么，狠命把好吃的食物都做了！当“忆苦饭”蒸出来了，全村人冒着热气都在抢着吃呢，其实也就是在热气蒸腾中做作“革命样子”，借“政治乐呵”的正当性和先锋性，集体闹哄着改善一次生活打打牙祭而已！——这大概是参加忆苦的人们都心照不宣的吧？底层民众中蕴藏着一股奇特的文化力量，这就是当普通百姓能有一点微贱的利益可以共享的时候，大家都心有灵犀，同心协力，乐此不疲！曾多次，我奶奶和爷爷自己不舍得吃分到的“忆苦饭”，偷偷拿回家来分给我和大弟京勇吃哩！记得那“忆苦饭”有乔麦皮的，也有白菜渣的，春天里还吃过槐树花的，不过那槐花中放有不少的地瓜黑面……父亲被一下子打倒后，造反派们更是经常地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只是与批斗大会混杂掺和在一起，分不清是在“忆苦思甜”呢还是在“阶级斗争”？往往是“忆苦人”既在批斗着我的父亲和伯父以及后来的“李氏三兄弟”，又在大诉建国后这一段时期里人民的苦难！上面曾经叙述到的“三野”的母亲，也受“野氏三姐妹”造反革命的精神影响，好在“忆苦思甜”大会上“痛说苦难家史”。她曾经养过一个出气的儿子，在十五六岁时上大沽河里洗澡不幸淹死了。据后来的大人们说，淹死她宝贝儿子的那湾水还不到脚腕深呢！言中暗藏之意，是她家命该断子绝孙哩！——在农村，这又是一股不能抗拒的传统文化。再毒的仇恨，不能提及人家“绝户”（即没有儿子）。再火气的时候，不可以诅咒人家断子绝孙。即是在文革斗争中，我们西埠的人恶毒地提起她们家淹死儿子了，也都是这样地说：“嘿！不过是脚脖深的水吧，怎么就偏偏把她的儿子一口水给呛死了呢？就那么巧那么巧啊！”如此发泄仇恨而已……在痛失爱子的许多年以后，“三野”的母亲伤心不已，走上大街也觉矮人三分，就老是怀念着死去的可爱的儿子，不断愧悔儿子活着时受的苦，遭的罪，埋怨老汉子（丈夫）活得窝囊没本事，让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没享一点福啊！在这样的心境下，她一上台“忆苦思甜”，就是数叨她儿子活着时受的苦，遭的罪，就是在诉共产党时期的苦难和痛苦，而且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厉害时把胸前的大襟褂都擦湿了一大片，就有无数的听众免不了跟着抹泪，最悲情处差不多整个“忆苦思甜”会场上是哭声一片，泪水飞溅，似乎谁如果不抹泪就是没有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每逢这时刻，“野氏三姐妹”中的不一定哪一位，就会悲愤地站起来，领着全场满脸悲情的革命群众振臂高呼：“打倒万恶的旧社会！”、“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喝水不忘掘井人，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沿着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前进！！前进进！！！”一片高呼过后，整个会场上的伤心痛哭之声也就嘎然而止，所有参加“忆苦思甜”的群众都由悲伤转成了愤怒，纷纷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本村的批斗对象……“忆苦思甜”风潮的一次次激荡，让众多的“忆苦人”渐渐地觉悟了，意识到可不敢张着个臭嘴不分旧社会、新社会胡乱哭诉下去了，再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哭诉下去，咱们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啦！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不能仅把苦难推给像我父亲这样的农村“小走资派”来承担政治责任，全国那么大，光是些“小走资派”显然也是说不过去啊！于是批着批着向上扯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搞的“三自一包”和“修正主义路线”——具有历史实证意义的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恰恰是这打倒批臭了的“三自一包”，从根本上拯救了近十亿中国农民！——如此这般，我父亲之类的小人物在当时也只是最基层的“走狗”和“干将”了，像当时的孩子们吃菜咽糠“一肚绿”和“三年生活困难时期”饿死的二十多条人命，在村里人看来就是父亲在本村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啦！随着“忆苦思甜”和批斗大会的不断深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越来越让更多觉悟的群众在私下里回过味来，于是在运动中沉默的人越来越多，保持中立的人（当时被称为“逍遥派”）更是越来越多，随之分化成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中国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政见斗争更是热火朝天，热闹非常，那曾经的恩怨情仇、世态炎凉、家长里短、亲戚朋友、举手投足及日常生活都要进行全面的阶级分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以革命与反革命的阶限区分敌我、红黑、内外，平民中的一切都被无限地“阶级化”了，而各派别之间斗争的显著特点，还都是打着最最革命的政治旗帜，战斗在统一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体系里，进行着要不你死就是我活的殊死的政治革命。所以，这个时期的政治斗争意识，是中国有史以来在平民阶层中进行得最深入、最全面、最彻底、最壮烈的自身革命！ 忆苦思甜风潮给当时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用政治手段统一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在精神领域划分和强化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时代理念，让生活上极度贫穷的底层民众坚挺起生活的信念和勇气，在非正常的政治时代凝聚和提升了社会的超常合力和价值，创造了无数可点可圈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时代业绩和事迹。就拿我们公社来说吧，因了大沽河东北、西南走向的缘故，地域的整体形状是沿着大河西岸“一溜长条”，地理上的特点是一个村庄紧挨着一个村庄坐落在河畔上，初到的外地人大都分不清楚哪个村是哪个村，历代的当地人都说：“锅灶支在大河边，灶西便是‘拔靴地’。”“拔靴”这个词的形象意思是，每走几步路，洼涝道上的粘土就把脚底垫高了，只有用力碾转着脚板走起来，才能把脚下厚厚的粘土挤上来，像是一只只“高靴”一样，故而得其名。关于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洼涝地”，在我的记忆里是“春天白茫茫（盐碱），夏天水汪汪（洼涝），秋天枯黄黄（庄稼），冬天茫苍苍（空无）！”，是个荒芜萧杀的野地。距离我们钟家埠村五六华里外，就有我们村的二百五十多亩盐碱洼涝土地，在我成年订亲时，岳母就曾打听过我的母亲，问我们村有没有洼涝地？我的母亲遮掩说：“有一点，一点点！”说实了人家兴许当时就不会跟咱订婚了。就在我们村洼涝地的边上，有两个没把锅灶支在大沽河畔上的村子，北面的一个叫詹家庄，西面的那个叫葛家丘。这两个村庄一直都在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詹家庄，葛家丘，十年九不收；下场暴沥雨，吃顿青蛙肉！更有甚者，两个村庄里的“光棍”特别多，我们那地儿历史上就有“有女不嫁葛家丘（詹家庄）”的警世醒言。因而，这两个村庄的姑娘逐渐就都不出庄了——不能后继无人呀！她们先是在异姓之间互相嫁娶，后来发展到同宗之间也有婚嫁的了。这种近亲结合的历史现状，在我后来去到这些个相似村庄开展工作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了更大更多的惊异和困惑，它在我们中国家族特点的历史根系中，又掺和进了更为复杂和庞杂的姻缘关系！——这几乎支撑了中国历史所有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一大特色！ 就是在这样一片一望无际的洼涝地上，广大贫苦群众在“忆苦思甜”风潮的教育催化中，在文革“政治运动”的鼓舞和高压下，到六十年代末，上上下下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到处亮出来的政治口号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抓革命，促生产！天寒地冻我不怕，挥汗如雨西大洼！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动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场面，那阵势，那干劲，是以后的年代里鲜为罕见的啊！我们公社当时只有三万多人口，却动辄掀起“万人大会战”，像我的京京哥和我的奶奶都是会战的“战士”，中午带着自家的干粮，吃在工地、喝在工地、干在工地上，上阵的所有工具也都是自家带着的。各村、各户奋勇出兵，争着抢活，拼死拼活，得到的报酬就只是生产队里几个可怜巴巴的工分！除了农忙耕种时节，一年到头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出工，出工！凡是能上阵的都自告奋勇，不遗余力，不少人拖着病体，忍着饥寒，没谁自甘落后……那阵势，让咱不由联想到战国时代秦国吞并六国时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秦国人是怎样成为历史上闻名遐尔的“虎狼之兵”的呢？后来的历史考古证明：所有参战人员的供给和穿戴都是自家提供的啊，要不然哪有那么坚强的实力和视死如归的气概！而秦国时的全民杀敌，靠的是世袭的等级晋升机制，杀敌越多爵位就越高，子孙后代就越可以显赫光大。而二千多年后以“农业学大寨”为主题的全民会战，依靠的却是新旧社会不同意识状态下的出新名堂：忆苦思甜！外加浓烈的政治强化氛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实现了“歪打正着”：本应是立足于改变落后的自然经济条件的“改天换地”运动，却以政治革命的名义，立足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式，经过长达七八年艰苦卓绝的农田改造，实现了落后的自然条件的彻底改变，将我们公社的“西大洼”、还有全县的“南大洼”，改造成了沃野数百里的丰收高产“台田”，整治出了“路网纵横、排水顺畅、浇灌便利、绿树成阴”的配套格局，把大片大片的盐碱洼涝地一举改造成为“旱涝保丰收”的中、高产田，为文革结束后成为全国出名的“百强农业”大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述那段非常的政治岁月，让人倍感惊诧，倍感振奋，也倍感慌恐！“畸形政治”让当时的人民付出的太多，被折腾得太多，心灵上承受的精神压力太大太多啊！一条新修的大路，一下摆出去十几华里长，在我们公社就是一场“小人民战争”。当时常常使用的形象词句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有一派锣鼓响过来，就必有一排人押着新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游斗在工地上。要是发现了谁在工地上搞破坏（仅是损坏了工具）什么的，或是说了几句落后消极的所谓“反动话”，也会被毫不客气地拉出来游行批斗一番，就连批斗后上下工时，被批斗人的脖子上也都要挂着一块“反革命分子”的游斗牌子，在每天离家上工再主动把牌子挂在自己脖子下，要不然就要被锣鼓喧天地在工地上再游斗一遍。民工中偶有偷懒的，也会遭到公开游斗批判的羞辱。像我们这些中学生，也经常集结起队伍举着小旗去参加这样的批斗大会，主要是到劳动工地批斗会场上去“振臂高呼”，营造出隆重的批斗阵势。有时，也把我们拉到会战工地上，抢着争着挥锨大干一番呀。当时工地上的热闹景象，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啊！每到一处工地，都有搭着大台子的指挥部，台子上更是彩旗高扬，标语满席（三面都是拿苇席围起来的）。每在工程展开、攻艰、临尾这三个重要阶段，都要举行誓师大会、忆苦思甜大会和批斗大会。尤其是批斗大会，不定时间、地点、场合地召开，巡工的干部看到谁不出力或不顺眼，逮着个革命的理由就把谁揪出来批斗上一通，在上下工时再让你脖子上挂着块“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不由你不服，不由你不出力，不由你不奋勇上阵，拼死拼活，去圆满完成一项又一项的工程任务！在这样的年代里，也成全和造就了一大批政治干部和时代精英，更激发出了无数人的潜在能量与魄力。有一个村的民兵连长，因在工地上带工狠、攻艰强，分担的所有工程任务总是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在全公社的最前面，而被选拔到公社“革委会”出任副主任。公社驻地的一位小学老师，颇好歌舞弹拉，并不安心教学，便组织小学生罢课，专门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独自带着一群小学生徒步跋涉到各个工地段上巡回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便被上级发现了，逐步提拨成为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后来，他还在我“倒霉”之后调去的那个乡镇里任过职呢，可惜我无缘领略到他当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敏感和文艺才华。而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就是几部传统电影和八块“样板戏”，经常在施工工地上或是就近村庄放映。对于我们，那就是过年啊！无论青壮年们在工地上怎么累，一听说工地哪里放电影，我们就都连饭也等不及吃了，越过新挖的一条条大沟，滚着爬着去看那一场场电影，像《红灯记》、《沙家浜》、《英雄儿女》等等，我们都看了不只三十遍了，可还是依然那么情趣昂然，激情澎湃。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村有一位出工回来的“光棍”撒谎说，某某村里今晚放电影，我们村的十几个伙伴就都跟上他，跑到那个村庄一看啥影也没有，又说是更远地方的一个村子里正在放影着，大家欢快地跳跃着奔向另一个村庄，竟然一晚上找过了七八个村庄，跑出去二十多里路，最后终于找着了那个正在放着电影的村子，看的却是《沙家浜》，我们仍然不厌其旧侥有兴趣地看完了。回家时，在月黑天高中穿越那谜阵一样的沟沟坎坎，大家都筋疲力尽跳不动了，有一阵子误入了工程施工掘开的家族墓地，胆大的“光棍”藏进坟墓里故意吓唬我们胆小的，惊得我们不顾疲惫地往回跑，到家已是大亮天了。一起去看电影的青壮年们，从家里扛起家什跟着大人们挺起胸膛就又赶着上工地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可是这样的值得啊！ 连年的挖沟挖河及大大小小的繁重工程，让老百姓不堪重负，身心疲惫，生活日益艰难。在我们村子，人们扯不起三尺布做一件新衣裳。我大伯家的兄弟姊妹七个，到了滴水成冰的隆冬，仍是穿着露着脚趾和脚后跟的单鞋行走在大街上。逢有过来收购破烂的，伯母就从人家收破烂的扁筐里挑选经过缝补可以再穿一阵子的旧鞋给她的孩子们穿着……全村家家户户破衫烂缕，衣不遮体，少数人家只有一条裤子，由两口子倒换穿着，才能走出家门，这种情况并不稀奇。而我们家，多亏有一个心灵手巧的爷爷，他在李氏家门时秉承了上一辈人会用木制织布机穿梭引线织棉布的本领。我上初中时身上穿的那一套暂新的粗布纯棉衣，就是当时我的奶奶连夜纺线、爷爷早晚穿梭织成的棉布缝做的，穿在身上时并没有觉得丑，倒是挺饱暖的，让好些穷同学在冬天里好羡慕眼馋。在农闲时，我爷爷也给村里的许多人家加工过粗棉布，却分文不取，奶奶连剩下来的碎线头也都奉还人家。艰难时期的穷苦生活，让那时候的乡亲们在这么一些琐碎小事上建立起了很深沉、很醇厚的感情，让人至今缅怀…… 爷爷的手巧、勤快和奶奶的热情、善良，无疑成为我们俩成长的资源和营养。但由于供着我们兄弟俩上学，家境更是艰难。有一段时间，奶奶竟然同意了让我的大弟回到父母家里去。可是大弟回了父母家还不到三天，只隔着两幢房子，我奶奶就忍受不了了，又跑去把我的大弟要了回来。在这个时期，全村人普遍的当家主食是地瓜，分春瓜和伏瓜两类。春地瓜在麦收前栽培，下霜前收获，特点是地瓜个大，里面的淀粉含量高，宜于晒干保存，供来年春后食用。伏地瓜在麦收后栽培，又叫“麦茬瓜”，结得多，个量小，水脉足，适于冬藏，是全家人一冬一春的主食。——对这东西咱记忆深刻！春地瓜晒前首先需要切片，切片时我奶奶常常是整夜整夜地“擦地瓜”，就是用一个被叫做“擦撑”的刀具将地瓜一页页均厚地推切出来，再运到村外空地上去晾晒。——往村外推地瓜片的任务多数时候是我呀！晾晒的季节，满坡满沟满道边都是白花花的地瓜干，一条又一条新修的纵横交错着的大道和沟渠，就成了邻近农户晾晒瓜干的极好场所，各家各户各占下一片地方，一眼望去点缀着新修的宏伟工程，为那个时代辛酸地唱着豪迈干涩的赞歌！而在晾晒时，活儿虽不是很累，却需要人蹲住了一页页将瓜干摆开，遇到地面潮湿还必须不住地一个一个翻个晾晒。——这活儿咱干不来！最闹心的是遇到阴雨天，一旦瓜干着了雨便发霉变质，人吃起来那个难咽甭说有多遭罪啦！——这种罪咱遭得多去啦！也常常遇有阴雨连绵的天气，让所有地瓜干都长毛霉烂了，全村的人乃至更大范围的人们，在第二年就只有依靠遍地的野菜和树叶充饥度日啦。——惨不忍睹呀！因而，每到晾晒地瓜干的时节，学校里都要放几天假，让所有的学生在家帮着大人们晾晒地瓜干。——咱总是带着一本书做“陪晒”！遇到下雨，无论大雨还是小雨，全村人疯狂了一样，朝着满坡的地瓜干冲去，那场面喊的叫的骂娘的响彻原野。抢得及时的，来年春吃个全家饱；抢不起来的，来春只有依赖“菜叶代”了。——全家人几乎饿个半死！那麦茬瓜，看来不用晾晒，却更是难以储藏。在我们那地儿，家家有一个地瓜窖子，八九米深呢，窖筒下挖有一个很大的洞，专为保存鲜地瓜准备的。——钻这个大洞是咱的专项！因麦茬瓜是整个儿保鲜的，所以在割蔓时需要特别小心，免得把瓜顶削去。——咱割蔓时比别人都要仔细，却就是跟不上趟子啊！刨瓜时也尽量深刨慢勾，不能刨切了，凡是切过的地瓜就不能入窖储藏了。每在地瓜入窖时，我爷爷总是再三嘱咐：受过伤的地瓜千万挑出来，入到窖下也会烂掉，而且会引发整窖地瓜一起腐烂。——那损失可是大去了！因而，麦茬瓜在运输和入窖时需要更加珍重，不能磕碰了，不可以搓了表皮去，即便这样，年年入到窖下的地瓜十有七八都会产生腐烂的情况，重则不能食用，轻则长了黑癍，煮时需要削过了才能下锅，整窖子地瓜吃不成一半。也不知是怎么会事儿，我们家的地瓜窖子年年难以储存，好端端的地瓜拿上来就烂成了黑浆，有部分好点的吃起来也是又酸又苦，奶奶还总是舍不得扔掉，时常擦成瓜丝放到清水里浸，一连浸泡许多天后再剁成渣团子蒸着吃，一家人就都吃坏了胃肠！后来，我和爷爷又在数年里挖过二三个地瓜窖子，都没有根本上改变窖藏地瓜霉烂的问题。——鲜地瓜这东西，真的是难以储藏！直至现在，我和大弟京勇提起烂地瓜或淋雨瓜干来，还一个劲地反胃吐酸水呢。 像上述这样，在一旦遭遇到地瓜欠收或者霉雨的年头，第二年的田野上就会多出来许许多多的拾荒者，有的割草，有的挖食野菜。而在各种野菜中，至今也能让咱在酒席桌上常饱口福的，便是被我们那地叫做“蚂蚱菜”的一种最不起眼的野菜，它让咱感激满怀，终生难忘，敬佩不已！在咱的一部长篇习作中，有一段让咱深感得意的文字，赞美的就是这学名叫马齿苋的野菜，今抄录在这里，也请诸位跟随咱的情感激流一块体味一下中国小老百姓曾经生生不息的生存状态—— 抹不掉的记忆啊，刻骨铭心。化解在人的血脉，喂养着那个灵魂…… 在人类大脑里，最容易记忆库存的往往是那些有着极强生命的生物。无论天旱地裂，还是困苦煎熬，或是孤立无援，因它都会支撑起意志和信念的茎叶，伸展开思想和想象的翅膀，在某些方面赋予你潜质，给予你力量，存活在你的生活！ 强悍地；羸弱地；顽强地；不堪一击地……一切的生命都潜藏着强大的一面，不经意被人惊叹和记住了，让人在绵长的追思中焕发出它的芬芳。 马齿苋！在那片平原的风景里，它遍地都是，土生土长，不足惊奇。实际上，也没谁把它怎么放进眼里……它原本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其茎麦秸般粗细，茎表紫红色，匍匐地面生长；其叶片稀疏较小，倒卵形，墨绿色，紧贴茎节，茎叉能分蘖；生性耐旱，生命力极强，茎叶亦可入药。统称长寿菜，有的地区也叫麻绳菜、蚂蚱菜…… 诸多药典和词书都将它收录，记述其详略不同，却概莫能外。 感谢记载吗？黑字一旦落了白纸上，是对任何记述的一种判决…… ——这判决可能值得上诉！ 不可想象，省略了它赖以生存的环境、气息和遭遇，那倚靠文字记叙下来的会是什么？真实的成份会占多少？比如现代摄像镜头可谓是真实的，也仅是一个局部和侧面，加上角度、光感和取景技艺，那真实也就有些微妙！丑要拍成美是容易的，而要将美拍成丑就难了，这是现代高超技艺的成就。而文字呢？既能将丑写成美，也能将美涂成丑，足可以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将真掩盖真假难辩，那真实性就只能全凭心情和体悟……呜呼，真实的确切意义原是大脑思维的拓片！然而，只要“大脑”还在，思维里就会还有“真实”的成份…… 一株株微不足道的植物被记忆存活，鲜艳夺目，这是感受的力量，是真实的发酵。一起感受、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共同承受，是真实的本源，记忆的力源，生命的泉源！ 好好想想吧！谁没有吃过苦苦菜、蓬蓬菜、黄花菜、马蚱菜呢？还有许许多多能撑绿肚皮的菜，如今都堂而皇之地被拌成各种名菜摆上了当今宴席，让现代的年轻人尽兴地体味到甜、辣、香、苦、爽…… ——有各种味美可口的调味品搅拌其中，那真实的“菜味”还剩有多少？迷惘吧，诅咒吧，惊喜吧，原来这“苦难之菜”是这般地美味香甜，沁人心脾！ ——不真实误导了几代人？慌称“真实”欺骗了几 第七章 目张学 从最早的刘青远老师指派大龄学生把咱抬进学校，到咱高中学涯完成学业，基本的学生简历是： 1965年7月—1971年6月在本村读小学； 1971年7月—1974年6月在本公社联办中学读初中； 1974年7月—1977年6月在本公社中学亦学亦工读完高中！ 上述三个“本”字，牢牢把咱囿于本乡的狭小范围内。并不是咱的学习成绩差，而是那时候根本跳不出那么一个浓烈的时代空间来…… 早在1968年，毛主席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7；21”指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至1970年，一些高等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学生来源无需经过文化课考试，由当地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从工人、农民、解放军中推荐上大学。被推荐人只要根正苗红就行，文化水平在其次，实际为“走后门”暗藏了通道。继而，在1968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又刊发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到1969年4月，在中共党的“九大”上，正式确立全国的政治思想纲领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自此，“阶级斗争是纲，一切纲举目张”的政治理念浸透到祖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和行业…… 在我还未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家住进来一批青岛下乡知识青年，一色全是女的，有六七个。她们之所以被安排住到我母亲家，是因为我父亲在文革前盖出的那间青色山墙的大房子里垒有一铺大炕。本来，村里的干部忌讳我家是“走资派”，不肯安排到我母亲家的，但是为了女知青们的人身安全，上级要求这个“组户”里的所有女知青必需吃住到一块儿。在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根本没有空闲的房子可以提供居住，找来寻去，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吧，就安排到我们家里了。这可喜极了我的母亲，她招待起人家来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亲闺女，又是烧水又是做饭，还伺候着一个个女知青洗衣服，把女知青们感动得一口一个“大姨”甜甜地叫个不停。女知青们的进住，大概让母亲一下子找回到父亲在任职村支部书记时，家里客来人往的欣慰和尊严？或许是一个个长得又高挑又细嫩的城市姑娘，喜得一直沉闷压抑的母亲荡开了心怀？反正，我母亲像变了一个人，一天到晚跟女知青们嘻嘻哈哈说说笑笑，这大概也让久离父母的女知青们找到了一处家的感觉，她们在我的母亲面前也变得特别地活跃。女知青们从插队的詹家庄村迁住到我们家，是因为在我们村的东面要开挖一个大口井式的扬水站。这个深井式的扬水站最终穿越大堤通往河道，就需先开挖一个斜坡式的平塘，从水底下直立着用石头垒起一眼大井来。开挖的上口足有五个蓝球场那么大，那陡立的斜坡要四五个人才能拉上一小推车土来，其工程难度和女知青们的劳动强度可见一斑。这样超常的重体力劳动，叫城市长大的女孩子们真切尝到了挑筋剔骨般的劳累。她们个个手上打着血泡，肩膀及背部被绳索勒得青紫，即是这样也除不掉她们作为城市人身上的气质和痕迹。记得有一位娇小的女知青，在上下工的时候，手中总也不离一本物理课本。我曾悄悄地翻看过她这本书，记不得是初几还是高几的课本了，在她的手上总也抛不开。当时别的女知青都还时不时地笑话她，说：都什么时代啦，还学那个！如今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哩……看上去这个女知青与其她女知青很不合群，总是一个人随在她们的后面独来独往，在开挖工地上也不大怎么受贫下中农带工干部们的表扬。在众知青和我母亲嘻闹说笑的时候，她也总是躲到一边默然无语，眼里就只有她手上的那本物理书。在我们家，好像我的母亲也不是太喜欢她。而她的好学和她手中的那本物理书，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盼望着到什么时候咱也能学到这本书上的知识，因为那书上的公式和图案就像谜一样。 到我上初中的时候，文化革命的大形势开始发生了好转，各级政府以“革委会”的名义进入到正常的运转状态，我村黑三他们的造反气焰也日渐消颓下去。这时候，我的父亲先是潜藏回家，然后渐渐在村里公开露面了！真是个“记吃不记打的人”，大概这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本性：父亲在公社革委一名老干部的支持下，竟然又出任我们西埠生产队的小队长。从村支书到小队长，父亲又昂头挺胸乐此不疲！开始，这事遭到了我母亲的强烈反对，坚决不让父亲再接什么“狗屁生产队长”了。用母亲气极的话说：“这辈子、下辈子、再下辈子……子子孙孙，永辈永世，不许再占上一根‘干部毛’啦！”那时，我母亲哭闹停躺了三四天，连饭都不给父亲和姐弟们做了，也终究未能阻止我父亲“伤疤未好忘了疼”！父母家发生的这一切，好像对于我和大弟来说都不揪心，因为供养我们吃穿上学的一直都是我的爷爷和奶奶。这是造成我一生也抛不开的那个“奶奶情结”的要害所在…… 我所上的初中学校，起初就是过去我们批斗“小八一”时的那处完小，在我们上一级同学升学时才改成初级中学的。这处学校，原是公社驻地大地主“信丰”家的宅院，据说他们一家人都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可见这个学校的房屋之集中，院落之狭窄，加上院中的一棵三搂也抱不过来的大槐树，学校都没地方上体育课啊！当时我编在五级二班，我的堂弟京安编在五级三班。我的班主任姓迟，是我们前疃村人，是曾经教过我父亲的老师。所以师生一到位，迟老师就指定我当班长，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这个学校，咱和京安都是小村人，在公社上算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当班长咱就有一点打怵。但经过几次考试，咱在班上拔得头筹，同学们都对咱刮目相看，也就不大有不听咱的话了。一到星期天，驻地村的一些同学还都骑上自行车，跑五六里路到我家来找我一起玩，这让我的爷爷奶奶特高兴。有一天半夜，有两个同学来敲我们家的门，叫上我到五里外另一个同学家去，开始奶奶不肯放我半夜三更跟他们一起走，在同学的再三保证下，还是放我一起来到了驻地村一个同学家里，妈呀！炕桌上早已摆着了两大盆煮熟的狗肉，打这咱才知道了天下“冷狗肉，热羊肉”——好吃。之后，这样吃过许多次，咱才知晓原来是我们班上的这些大同学，夜里骑上自行车到很远很远的外村去打来的。我曾多次问过同学打狗的办法，他们总也不肯告诉咱，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咱知道了死狗的来历后，就不敢对爷爷奶奶隐瞒。从此，奶奶再也不让咱夜里跟这些“野路子”同学一起去吃狗肉了。那凉狗肉对于咱，只能是以后馋肉的日子里咽喉中回嚼的美味了…… 对于我们上学时的条件，是我的孩子们上初中时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在我的孩子长大后，也开始到我后来的中学上学的时候，对她们讲起我们上学时候的种种情况，她们两句话就给你顶回来了，非但不理解还根本就不相信！这让我们只能很伤心地徘徊在过去的那一段诉说不明又难以释怀的独特岁月里。那困境只能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啊！——彼时上学，首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五六里的学程，一天两个来回，唯有倚靠两条腿。说真的，学校放了学肚子又饿，撒开腿一口气就踅回家来。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大雪封门，雷电交加，都是风雨无阻，所向无惧。那时哪有这么笔直平坦的道路，上学走的是沟沟坎坎，因为沟坎上长满草，踩着草走路不粘脚。有无数的同学，在春夏秋三季手提着两只鞋光着脚丫子来回跑，省鞋呀！一拔一拔的同学，有的走在沟坎上，有的走在沟底下，还有的穿行在庄稼丛中，遇到结合处就有众多的同学不知打哪儿冒出来聚在一起，放学时又分散开去。整日的聚聚散散，就有许多不在一个班级的同学也都认识了，熟悉了，成为了一生相识的同学…… 自咱上学，真的从不迟到，直到高中毕业。有一次，是咱睡冒笼了，一觉醒来，觉得天已大亮，就埋怨奶奶不早喊咱起床，横气使性不吃早饭就冲到了学校，而学校的大门还没有敞开呢。那天是公社驻地大集，课堂外很吵杂，上课到第二节的时候，有一只提罐从南窗外递了进来，弄得老师跟同学们都很奇怪。靠窗的同学站起接了过来，几个同学悄悄传给了我，咱才明白这是爷爷为咱送来的早饭。众目睽睽，咱感到在全班同学和老师面前太不好看了，既羞又愧，就没有打开，便在课间把提罐掀开瞅了一眼，全是新煮的花生米！咱的心就一激愣：这是奶奶准备伺候家中来客的酒肴，总共不满一平碗，怎么就全煮了？中午放学后，我一个也没好意思吃，硬饿着肚子又提回家里。原来，奶奶见咱没吃早饭就上学了，忙把家里存放的一点花生米煮熟，撵着我爷爷送到学校教室来。当时，爷爷在校外打探了许多时候，才弄准了我上课的教室窗口。自此，同学们就都知道了咱有两位热心肠的好奶奶和好爷爷，逢到星期天就有更多同学远路风程爱到我们家来，喜得奶奶爷爷不得了……还有一次，早晨我准时起床，就见我奶奶和爷爷在灶间默然无语。等我洗罢脸要吃饭，奶奶才说：“好孙子，先上学去吧。我们今早起得晚啦，耽误给你做饭了！是奶奶不好……”当时我一听，就没多想，背起书包赌着气就去上学了。路上咱还纳闷：分明您俩早起来了，怎么说是起来晚啦？莫名其妙！到第三节课的课堂上，就又有我家里熟悉的那个提罐从南窗口伸了进来，靠窗的同学们愣了一下，有一个同学站起来接着，紧接着传递过来了，这回全是新煮的地瓜干！等回到家咱才彻底弄明白，是早晨家中没有一点可以凑合着做给咱吃的东西啦！这地瓜干是奶奶在我上学后逼着爷爷出外借了一点钱，到集市上现买了煮熟送到学校的……这一切，虽然我的孩子们无法明白和理解——她们总是奇怪地问：这么多的好东西在那个时候都弄到哪里去了呢？——但对于我，刻骨铭心，记忆犹新！在我以后的日常生活和人生岁月里，那一只小小的提罐，就一直晃动在我的脑海里，从人生课堂的南窗口上，时常忽悠悠忽悠悠飘到我的深层意识中来，至今挥之不去…… 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大多数远村的同学都吃住在学校里，每个同学背后都有一个篮子，每星期六回家背回一趟吃食。至于那背篮里的东西，有瓜干，有糠窝，还有野菜团……好歹我和京安这些同学距离学校还近一些，一日三餐回家吃，吃的是什么就谁也不知道了，反正从没把现在说起来那些丢人显眼的吃物拿到学校里公开过。而在学校里常年吃住的同学，都是习以为常啦，所以谁也不再笑话谁的吃食，便是这么些十七八岁爱慕虚荣的俊男俏女们，也没谁鄙视谁碗里的残菜剩汤。反而有个别家庭经济条件宽裕的同学，许是父母把家里好一点的吃食都省给了在校读书的孩子吧，倒是时常受到众多贫穷同学们的讽刺和嗤笑，什么“娇惯”啦、穿戴“洋相”啦、资产阶级“小姐”啦等等。中国人笑富不笑贫的优秀文化传统，大概是在这样长期的群体困境里集体孕育出来的吧？ 初中时的地主大院，北屋是校长室和学校办公室，故而前面的那一面墙上就赫然写着这样一幅大标语：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字是红色的，很大，也很端庄。很长时间，我们怎么也搞不懂，什么“纲、目、张”？同学们互相追问，就没有个能弄明白的。问老师，老师中也没有谁肯说出个所以然来。四级有一个中年老师姓祁，人很实在，却好打学生。凡是调皮捣蛋的、学习不好的，他一概用拳头说话，他所教两个班的学习成绩在当时就一直遥遥领先。此师好抓鱼，节假日里就有同学见他背着一担网到大沽河里去。有一次，我们五级的一个数学老师家里有事，就请教四级数学的祁老师给代课。祁老师是公社驻地人，与我们班上一些学生一个村，就有爱逗他的同学站起来提问：“老师，北墙上的‘纲举目张’是什么意思？你敢解释吗？”祁老师先是看了看提问的同学，继而列开大厚嘴唇冲同学们笑了笑，狡诘地说：“这不是个数学问题，你们去问教语文的班主任迟老师吧。他会给你们解答啊！”说着，祁老师卷起课本要走。一些同学就起哄，说：“迟老师不肯给我们解答。他说解释了我们也不懂！”“那你们就去问校长！”祁老师继续列着大嘴想回避，就向教室外走。突然，他又孩子气地返身回来，比划着对同学们说：“说说有何妨！打个简单的比方吧。同学们见过摔网抓鱼的没有？那网有网口，网口中间有一条网纲吧。把网撒出去，靠什么收回无数的网口来呢？就是拴在手腕上攒着的这根网纲。你们看，纲收，网张，这么一下一下地收着网纲，就可以……啊，这就叫‘纲举目张’！就这么个小意思，嘿嘿嘿嘿——都不明白！”得意地笑着，祁老师就下课向外走去。有的同学还在起哄：“老师，这个星期天还去‘纲举目张’不？！”祁老师幽默地回应道：“这要看我们的校长抓不抓‘阶级斗争’啦？！” 学校抓阶级斗争是经常的事。记得刚到学校不久，校长就组织过无数次的“破四旧”、游街、大宣传等政治革命活动。最有意思的一次，是让我们的班主任迟老师装扮成当时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我们五级一班一个长得高挑个儿、俊俏活泼的女学生，打扮成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听说王的个子挺高）。在整个游行活动中，扮相人都要不断的做出各种丑恶的动作和神态，尤其是扮演王光美的女同学还要在胸前挂一双破鞋，在围观的人群中挤眉弄眼地与迟老师打情骂俏。那时候，曾经教过我父亲的迟老师，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到各处游行一天下来，就已是瘫坐在地上了。迟老师私下里曾对我父亲说：“没人肯扮（刘少奇），只有我扮！我有问题，是后备‘右派’嘛！年龄再大也得积极些，免得被人抓‘小尾巴’啊！”关于“后备右派”，父亲曾告诉过我：那时候，迟老师在官办的高崖村小学教语文，学校总共三名教师。我父亲上下学的路上也要通过迟老师所居住的南疃村，与迟老师就很交好。错划右派的时候，三个教师只有一个右派指标，当时学校负责人说：“迟老师，你我都发扬风格，把这第一个右派帽子让给孙老师吧！孙老师人老实，我们俩可不能合伙欺负老实人啊。就等着下一个指标吧，暂时把你作为‘后备右派’报上去，好不好啊！”结果，反右扩大化，当时把孙老师打倒批臭后弄去掏厕所，最后开除回家了。就这样，迟老师侥幸地保留了下来，却戴了顶无形地“后备右派”的小帽。一有政治运动，迟老师就胆颤心惊，于是说话、教学、做事都是非常非常地小心。遇到学校有政治活动，他自然就非常非常地积极，像要拼掉老命一样献身出来……至于后来，五级一班那个长得漂亮的女同学，在游行结束后，像是真个“王光美”一样，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人们就把当时流传的王光美的种种丑事数说批判一番，她听着感觉人们分明就是在说她，从此她的头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除了政治宣传活动以外，就是支农劳动了。我们“支农”，是在公社驻地联办初中的几个村子轮流干活。到我们村来“支农”劳动的时候，正是我父亲在干西埠生产队的小队长。到生产队干得最多的农活是翻地、锄苗、收麦、栽地瓜和割地瓜蔓。大多数“支农”劳动，都由“贫管代表”带队，在干活前先由他讲解一番干活的要领和必须注意的事项，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初中时的“贫管代表”，我说不出是个什么人物，也就是个干瘪老头曾经“苦大仇深”过，大字并不识一个。据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参加校务会的历次签名还是我的一个生物老师代笔的。我的这个生物老师姓黄，笔头子很硬，留在校长办公室主要干些秘书之类的工作，所以由他代签也就顺里成章。可是，讲起农村的时事来，“贫管代表”一套一套的，几天几夜都讲不完。他说到激情处，唾沫星子满天飞，连扩音话筒都撇到一边去。因为他的声音太激昂了，震得大喇叭轰轰响，还不如不用扩音设备清楚。只要“贫管代表”的大嗓门在地头上一响，我们这些初中生们就像笼子里放出的小老虎，那场面没法形容，喜得生产队长就只有提供服务的份儿。我们翻地，最怕手上打泡和撅断锨柄啦！手打泡了，不敢拿笔写字。把锨柄给人家撅断了，生产队上要赔人家农户锨柄的。听说也有占集体便易的农户，就专从家里拿出破锨来给我们用，被我们弄坏了好赖队集体赔呢。于是在干活前，“贫管代表”都悄悄叮嘱我们，用力时一定注意别把人家的工具给弄坏了，弄坏了就让占小便易的人赚了呢！在农田里锄苗是我们这些男学生最不情愿干的活儿，这活急不得，干起来还不带劲。因为锄得快了苗根处划不到，锄得慢了又活跃不起场面来。然而女同学却高兴了，她们一边慢腾腾地锄着一边唠着嗑，有的锄一会儿还照一照小圆镜，拢一拢被风吹乱了的发丝，颇惬意舒畅。收割小麦是最让人草鸡的农活儿，无论是蹲在地里割麦，还是捆麦、拉运、打场，都是不让人的农活儿，再加上日毒天热，汗、土、草粘满全身儿，要多难堪有多难堪！遇到这样的支农活儿，女同学就更打怵了，她们有的说头疼，有的说不舒服，也有说是“那个的”，反正怎么说的也有，竟然班主任老师都默认准假了，就时常弄得我们男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栽地瓜秧苗是个偷不得懒的农活儿，看上去轻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那一垄一垄的长趟，得由几个人联合起来，捣窝的，浇水的，撒苗的，封窝的，每个序列中干起活来谁也不让谁。埋苗的撵着撒苗的，撒苗的撵着浇水的，浇水的撵着捣窝的，捣窝的撵着挑水的——就数挑水的潇洒，去时空着两只水桶，回来时大步流星一步一个地瓜垄，真是肩挑如飞啊。只是一会儿下来，两个肩膀就红肿起来了。到秋割地瓜蔓的时候很享福，一只镰刀唰唰唰割到地头，想吃什么样好吃的地瓜就扒出来，拿手中的镰刀剥去地瓜皮，有本事啃个肚儿圆，回到家就给父母省下少说一顿饭……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到一个村去帮助刨花生，这个村在全社乃至全县都叫响，让群众躺着没有敢站着的。在去支农集合时，校长和“贫管代表”轮流着好一顿强调：咱们是去帮助刨花生，任何同学都不许吃啊——一个也不能吃！这可是我们全公社在县里出了名的“毛泽东思想样板村”，我们同学们可千万不能为新时代的“毛泽东思想接班人”丢人！听了训示，我们互相看看，都觉得挺神秘的。到了支农现场，除了插在地头上的几十块标语牌子，也看不出这个村跟别的村子有什么不一样来，那花生果也是长在地里的呀！毕竟是农田里出产的最好吃的作物啊，有胆大的同学瘾不住口中的馋劲，低着头偷偷地剥两个花生米戳进口里，闭紧嘴巴用后石牙慢慢嚼着，从喉眼里悄悄咽下去，就有更多的同学默默地仿效……花生这东西，虽是长在地下，却是偷吃不得的。只要是吃过一个，不管咽下去了多长时间，只要不刷牙就能检测出来的。到收工的时候，这村的小队干部不知从哪里准备下一桶清水和一只舀勺，叫收工的人依次排起长队，一个人一个人用清水漱一下口。这招很绝！凡是偷吃过哪怕仅是一个花生米的，在漱口时残存在口腔里的白渣，立马就显示在清水里了。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漱出白渣来的都要被扣工分。很显然，我们中的众多同学也在帮助干活时偷吃过了，明显掉着圈子往后面躲，怕被验出来啊！……这样排着长队，天就黑下来了。这时，这村的党支书来了，与校领导和“贫管代表”客套了一番，让我们外村的同学不必经过漱口就放行了——真要是验出来就是很难堪呢！却把我们班上的几个本村同学给留住了，大概是因为他们一旦被检验出来，可以从他们的家庭工本上扣工分吧……第二天，一个和我顶要好的同学对我说：我们班的同学昨天谁谁支农中偷吃花生米，漱口时果然就被检验出来了，他们家因此被扣去了多少多少工分，哪个同学回到家还因此被父亲好一顿揍呢！我抬头望了望那位同学，却是扒在课桌上没有精神哩！接着，我这个同学压低声音得意地精明道：“净些笨蛋！干活时低紧头你只管大着胆吃，偷饱了装着去解手，用河沟里的清水提前把口里漱个干干净净不就得啦！”我吃惊这个曾经屡次到外村去打夜狗吃的同学，他可真是有一些邪法子啊！让你不得不口服心服…… 念初二的时候，公社在驻地后新规划了校区，我们这些本来就受“读书无用论”影响的一代，就自然承担了“义务小工”的重任。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同学们轮流当着建筑小工，倒是跟一个个泥瓦匠师傅们混得滚熟，支农的事就少去了许多。有的村在农活儿忙时还主动到学校来联系求助，校长抹不过情面去才安排我们去支农一次。等把新校室修整摆理好了，我们搬进去还不到半年，就升到后面紧挨着的高中学校了。那时初中升高中，并不看考试成绩，也不组织什么“中考”，而是看家庭出身，看一家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表现。关键的一条，是要看你所在村的干部让不让你继续上高中。照说，按当初造反派们对我们家的定论，我和京安都不可能再上高中了。然而，风水轮流，时来运转，不仅我父亲现在当着小生产队队长，我的堂二伯还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呢，家族的力量又一次拯救了我和京安的高中生涯…… 在读初中的三年里，有一个爱好在我的心中逐渐地滋生了，不自觉的将个人的兴趣点向这方面集中，这就是喜欢上了写作！也仅仅是在那么一个不讲学习、不重知识的荒唐年代里，咱的私底心志的一点点小懵懂吧。后来，有无数的写作机会证明，咱这一点小爱好是多么地苍白，多么地低劣，多么地不是那么会子事儿！就一生的个人潜质来看，当时的这点“小爱好”恰恰是误导了一生，浪费了一生，不可能有一点大的作为的一生！它与我的“奶奶情结”一起，拴住了我，捆绑了我，无悔了我！追想起这个“小爱好”的起源，最早大概是因为“二哥老师”的那“三本禁书”。接着，应是公社驻地的一个最早的书店，里面卖的全是连环画，我们竭尽所能购买这些连环画册，对我的形象思维有过很大的启蒙。在上初二时的那个寒假里，咱就趴在炕沿上写下了两大本作文，开学后上交寒假作业，让当时教我语文的李老师好一顿忙活。这个李老师就是我们邻村斜子庄人，在放学时常常和我们在一起走。他讲课很能说，说起话来咬钢嚼铁，人称“李铁嘴”。因了这些原故吧，他对我的两大本作文不厌其长，认认真真地一页页一行行作过批改，对病句错字都给予了改正，还拿到各个班把咱好好地表扬了一番，从此全学校就都知道了咱能写啊！之后，学校每有集会发言就总是掉不了咱。那个时候，批判大会几乎是月月开，有时半月就要召开一次，从最初的“斗私批修”，到高一时的“批林（彪）批孔（子）”、“评法（家）批儒（家）”；从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到“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从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反革命”的“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大大小小、自上而下、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犹如六七月滚动的炸雷，真是电闪雷鸣，惊心动魄。这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集会，总是要有咱上台去发言表态，有几次咱还发到了公社“革委会”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这时，咱在台上信口雌黄，口若悬河的批判发言，就让咱从心里感念读小学时刘青远老师教咱领着他“三敬三祝”时候的口才训练和信心培养，以至于无论咱在什么场合，面对什么阵势，都能口齿清楚，顺畅激昂，还能边念稿子边抬起头来睃巡一下会场和主席台上的领 第八章 涉世惑 原来与我父亲挺不错的公社“一把手”马书记的官运不错，文革后期升任副县长。他的婚姻却是有一些大不幸，先后故去了两任妻子。在他任职副县长的时候，他又娶了一位大姑娘，比他小许多许多岁呢，这样他就姻亲了又一位小舅子，据说也不是太亲近的，姓仲，是个青年教师，个儿不高，人长得秀气，说起话来朝气蓬勃。他来校时我们已上高二了，因我在四班，他来后不久担任高二的班主任，任一、二两个班的化学老师，也并未给我们三、四班上过课，与他也就没有直接的接触，甚至见了面都很少打过招呼。可是没想到的是，在我们高中毕业时，他竟是单单推荐我到公社“革委”工作。当时，他是公社“革委”(革命委员会)的代理秘书，主办文密宣传等具体工作。在我之前，我们邻村钟家庄的一位比我还小一辈的青年人在“革委”担任通讯报道员，两年前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学去了。我到公社革委时的工作，就是接任他的职位从事新闻宣传报道，时间是在1977年8月。这事最先给咱透露消息的，是当时革委办的交通员，他是大我一级的同学，人长得小，心眼却不少，咱显然比不了人家。在校时咱和他并没有过多的交谊，只是在上下学的路上打个照面。深层的渊源是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文革时的“走资派”，同时担任过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也许处于一种共同的时代压抑、感应和心气，他就不由地偏向着咱们。中国人是最容易同病相怜、同境相惜、同气相通、同难相助、唇亡齿寒、拉帮结派的，这种莫名其妙就捆绑到一起的文化底蕴神秘莫测诡异多端！终于，在我的仲老师和这位上一级同学的极力推荐下，我就糊里糊涂地来到当时很森严很庄重的公社革委会上班了，真没想到毕业才一个月没怎么的就比咱的全部同学们高出半头儿。——在那个时候，能够摆脱繁重的生产队农活儿，就是一件让众多人羡慕的事儿，莫说是在机关蹲办公室哩，要想去公社“农建兵团”出大力，也是难以盼望到普通百姓头上的啊！那时的“农建兵团”干的都是挖沟修桥的活儿，拼死拼活是特累，但有大白馒头和猪肉炒菜呀，既管饱还有最高的工分值，外加一月四十几元的生活补贴，所以一些村庄强行规定这四十几元必须向生产队每月交足二十几元钱才给记高工分呀！可见当时外出工作的难度和极限，这种处境在当时限制和约束了无数的农民闯荡天下。我在以后的农村工作中，就发现许许多多有才能有智慧有魄力的老农，原本他们是可以出人头地出类拔萃做出一番大事业来的，就是因了那时的原故，一生都被牢牢地捆绑在家乡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地做了一辈子庄稼人，看着让人惋惜和悲叹！ 我到公社革委工作后，一月的工资是四十六元，交生产队二十四元，再由队里给咱记着高值工分，这样终于实现了奶奶盼望多年的“平均粮”以上，也就是我奶奶当年信心百倍所说的“老鼠拉木锨”。每月剩出来的这二十二元，让我的奶奶和爷爷足足高兴了小半年。我觉得有能力养活着两位老人的时候，劝说奶奶终于同意让大弟京勇再次回到母亲家里去，与我们家脱离了实质的家庭关系。那时大弟还在念书，供养他仍有十分沉重的负担。爷爷和奶奶逐渐年迈，咱就想独撑家境尽心扶老，以减轻两位老人的家庭负担。对于自己的个人抱负和前途，那时候并没有多想，也不抱什么志向。曾经，走在驻地上学的路上，同学们看到一个一个公社里的人，进进出出在我们初中语文老师写的“团结严肃”、“紧张活泼”两扇大门间，端着小铁碗，迈起小快步，敲打小馒头，数着小票子（工资），就让我们十分眼馋和羡慕、猜想与向往。现在咱也夹杂在他们中间，看上去似乎也像他们一个样子了，其实大不然，其中叫咱感受最多的是猥琐、低下和尴尬，原来这里是一个有着更多比量更多显要更多心眼的奋斗场！一天到晚，咱吃着爷爷拿家里凉晒的精白地瓜干从粮所给咱转换出来的白面馒头和玉米面饼子，既有压力，又不自在，加上父亲和大伯在文革中的所谓“经济问题”在公社里的坏影响，就让咱怎么也抖擞不起来。当时，我住在公社大门前的广播站大院内，和广播站长住在一间屋里。这站长姓戴，是个部队复员军人。他能当上公社广播站的站长，就是因了他在“文革”后期整人凶狠，奉迎卖力，圆滑精干，受到上任公社“革委”书记的赏识，才转为正式职工的。在全国“一打三反”运动时，他就曾到我们村落实造反派硬是强加给我爷爷的那三百七十元贪污款，当时我爷爷据实表白，把造反派怎么硬逼着算出来的这个贪污款原原本本诉说了一遍，他嫌我爷爷一味抵赖，认罪态度极其不老实`，就不时动手动脚拳打脚踢起来，打得我爷爷差点爬下……在我与他刚住到一起的那个晚上，他乐呵呵地向我打听这个人时，咱脱口说：那是我爷爷。戴站长的脸倏地没了笑容，转而丢丢搭搭说些别的事，说得相当不自然，咱也不明就里。大集上，爷爷来看咱，就与戴站长碰了面，他极其尴尬地给我爷爷赔着笑脸，我的爷爷并不在意，和颜悦色对他挑明道：那都是过去的事儿，大形势啊，谁也躲不过，怨不得你戴站长！这样咱才知晓了那事儿，对咱触动很大。咱就想：在农村都是乡邻乡亲的，工作中千万别耍横，别与人家过不去，得饶人处且饶人，好帮人时且帮人！——这一点信念的不经意生成，没成想给咱以后的工作形成了一定的心理制衡，在许许多多项农村工作中，咱不由自主地一直与许多领导产生着某些抵触，这些抵触具有意义的都是围绕着对农村工作的制约力度和惩罚程度而展开的…… 我到公社革委上班后，遇到的第一项艰巨的工作是“三秋大会战”。关于“三秋”，我至今也记不确切指的是哪“三秋”，只知道其中的两项内容是：秋收和秋种，另一项可能是指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想不准了。当时，在我采写的所有宣传鼓动的稿件中，通称“三秋大会战”。“三秋”开始时，公社革委在驻地村后的战备公路一侧，扎起一个苇席子遮挡的指挥部，顶棚子上插满红旗，两边写有一副大红对联，记得上联是：打赢三秋大会战，下联是：敢叫日月换新天！我在指挥部的工作是开着扩音器，写着（准确的说叫“吹”）小稿子，对着空旷的田野作宣传。那时，扩音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很响很远，遇到刮北风，五六里外的俺村都能听清是我的声音，让我的奶奶和爷爷在村人们面前特别高兴和自豪。到了夜晚，四处灯火通亮，看去繁星点点，这是参加大会战的群众挑灯夜战的景象，这时指挥部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连十多天，咱都是吃住在这片空旷里，当时也没觉得害怕，也没跟谁叫过苦喊过累。就在咱的不知不觉中，一场围绕着咱的勾斗却在革委机关里悄悄地进行着……有一天，咱的那个四级同学捎过信来，叫我快到张书记的办公室去。当时张书记主持革委机关的工作，我自然归他管。咱去了后，张书记还算是态度和蔼地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适应不适应？我说还能适应。他就批评我说：你有什么事直接向我说，别与其他人叨叨，在机关里工作有机关里的规矩曰曰。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不明白他批些什么，完了就又回到“三秋”指挥部。到了下午，我的那个四级同学骑着自行车来了，他装着在找哪位领导的样子，见指挥部里就我一个人，才对我说：咱都是一样的人，出来干不容易，要紧少说话。要不是仲老师，你哪捞得着出来干这个呀！我说：是！但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就问他：怎么张书记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说：张书记没跟你说？我说：说了，叫我好好干！他说：啊呀，你以后千万别对别人乱讲什么啦，领导们因为这个都闹翻脸了，弄得仲老师挺难堪的，他现在不过还是个代理秘书呀！我说怎么啦？我说过什么了吗？他低声说：听仲秘书说，在前几天一次革委扩大会上，妇联隋主任提出来说，不能把小钟一个人扔在指挥部里，满坡的青庄稼，人家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吃得这个苦啊！他这一说，会上就吵起来了，围绕着指挥部怎么指挥、怎么安排人员、怎么搞好“三秋”大会战的宣传报道，一连串的事儿，反正闹得不可开交，连主持会议的“一把手”房书记都拍桌子发火了！这事闹大了，你还不知道？！我说：我哪知道啊？再说，我也从没和妇联主任说过什么呀，怎么就扯到我头上了？！他说：你没跟隋主任说过累呀怕呀的？我说：我哪说过！她只是来过指挥部几次，我哪敢跟她说些这个呀，再说我也不怕累呀！他说：那么隋主任怎么……他回去后，大概跟仲老师汇报了这些情况，也不知仲老师是怎么向隋主任核实的。过了几天，隋主任又来到指挥部，骂咧咧地冲我说：小钟，你受委屈了吧？妈拉个x的，我只是看你还是个孩子，没成想惹出这么大事儿，这熊工作！下辈子高低不让儿子踏进这地儿……我才明白了，原来是她出于母爱心疼咱，担心咱一个人害怕才提出来说一说的。这事当时让咱挺疑惑的，觉得隋主任一片好心，怎么就扯出这么多事儿，而且有这么多领导都搅和进来了，真是不可思议！ 这件事平静后，有一天张书记又让我回到广播站，对我说：小钟，你把铺盖搬回广播站来吧，夜里不要睡在指挥部里了，只你一个孩子是那个……是那个什么？他没明白地说出来，我想也就是隋主任好心帮咱提出来的那个意思吧。张书记对我说的时候，戴站长和广播站上的职工老于正在高空安装着三个大高音喇叭，三个大喇叭对腚朝向三个方向，向八方传播出去的声音就很辽远，整个公社驻地周边四五里外都听得响亮啊！老于在高空接完线后，老戴站长就拿起我写的一篇稿子到广播室里念起来，他在室内念，张书记和我就在外面听。念完一遍，戴站长乐呵呵地颠到张书记跟前，点头哈腰地征询意见，那意思是这样行吧？咱看出来了，张书记偏偏不满意。戴站长就又返回广播室，卯足劲又念了一遍，如此反复了五六遍，张书记仍是不满意，就说：你叫小钟试一试。咱接过稿子，进到广播室，由老于给咱调好话筒角度，张口就念了起来——这功夫，从咱跟着刘老师“三敬三祝”，到咱历次在学校里的大批判发言，早就是“小菜一碟”，不能说谁也比不了，至少在我们学校算是出类拔萃！想一想，有哪一次全校开学或批判大会上漏掉过咱……咱自自然然地把这功夫使出来，张书记一下裂嘴笑了，对戴站长说：这事就交给小钟吧，他一个人边写稿子边广播，念起来嘴顺。又转身对我说：写出来的稿子先由老戴看，再交小仲秘书政治上把把关，有什么问题再找我……张书记说着就走出了广播站，戴站长跟着那个乐儿那个颠儿呀，就像一片鸡毛要飘起来。从此，上午咱下乡采访，中午回来写出稿子，下午咱送给我的仲老师审阅，晚上一直等到县里的广播节目结束时，再接上广播我写出的稿子，那个宣传节目的名堂就叫“三秋大会战专题广播”。一天三次，咱那根本不具备普通话味儿的当地口音，就响遍了全社。尤其是在早晨，人们还都在朦胧中，咱的声音就响起来了。那时候，全社户户都有一个有线的广播小喇叭，沙哑哑的挺响亮。于是，再有一些女同学见到咱，就变着声调学咱“现在是三秋大会战专题广播……”搞得咱挺不好意思的。 当时我的工作，还有一项任务是给县上的广播站投稿。这是咱走上新闻宣传道路的开端。那时，咱也不懂得什么是新闻，新闻稿件都有些什么要素。咱没考进过大学，更不知道新闻是多大的一门学问，只是凭着在学校的那一点写作爱好，咱一篇又一篇地向县广播站投稿，可总也不被采用。于是，咱就虚心拜师求教。公社里农技站有一位姓张的，脑门有些秃，学习很用功，只不过是小学文化，婚后已有几个孩子，在公社里当时还颇受重用，经常给“一把手”房书记和住机关的张书记等领导写个简短的讲话稿什么的，有时也向县里的广播站投稿，偶尔也有被广播出来的，咱就尊称他为“老宣传”。咱跟他学习新闻写作时，他也是不懂新闻窍门，直到咱参军后经过部队的正规培训才对新闻有所了解，才知道原来咱崇拜的也是个“门外汉”。不过，老宣传很卖力气，干啥都是一副认真较劲的架势，不仅字写得一笔一划板板正正，而且干起工作来也是一头“老黄牛”。这年冬天，他带咱到社东村蹲点，就凭着一股牛劲，把逼死人命的造反派头头“皮癞”好一顿死整，他这样泼干工作的劲头确实叫咱佩服，也对咱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我拜他为师时，他从不在嘴上认可为师，要我以哥或兄相称，却是一副师道尊严，对我说话一副傲慢口气，自觉他写出的东西了不得，尤其是别人改不得，谁要改他都与你红脸，跟你争得面红耳赤。后来有一位党委秘书，哄他给写文字材料，无论他写得怎样，这秘书总是给予奉承夸赞，高兴得他不亦乐乎，就有使不尽的脑汁没白没黑地帮助秘书写文章。其实，这秘书把他写出的文章拿到背地里修改，只是不再叫老宣传看见经人修改过，让他那极强的自尊心得到明显的激励！——让咱敬佩的不是老宣传，而是那位偷懒的秘书啊！用人竟然用到了这个份上，叫你如何评说好呢？这种事情，当时让咱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困惑不解……就这样，跟着老宣传月数有余，许是咱太笨，也许真的跟他学不到真本事，咱投到县广播站的稿子就是广播不出来，让推荐我的仲老师很失望很着急，他几次找我去谈话，顿促我这样写那样写，人家谁谁怎样怎样，弄得我焦头烂额寝食不安。咱翻弄着投出去的厚厚一叠底稿，心里暗暗纳闷：怎么就不见采用呢？ 不久，从我们公社广播站调出去的一位站长，在邻乡的公社广播站因为经济问题，被县站停职检查。在县广播站彻底审查后，指派他到北部山区参与架设广播线路。在劳动改造期间，他可能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和人格虐待，在任务完成后回到县广播站时，趁夜里没人吊死在县广播楼的西厅室里，这事在当时是被称作“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县广播站的领导和带队施工的头头都不需要承担任何连带责任。但是，这位吊死的站长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媳妇，还撇下了三个幼小的孩子，需要县站里的领导给予安置。这样，我就接触到了县广播站的站长，当面请求他教我怎样写好新闻稿件。他先是把我早已投给县站上的底稿浏览了几篇，然后在我的一篇不错的稿子上划拉改写了一遍，叫我抄出来给他。咱抄完一看，不过只有大半张纸，怎么把我原来三四页的文字几乎全划掉了？稿件交他带走后，在县广播站第三天早晨的新闻上就广播了，这让我的仲老师以及公社革委的领导们都很高兴，见了我大都爱喊一声“小钟”啦！而我的心里却更是紧张啊，因为这篇稿子从根本上看不能算是我写的，接着再发不出来怎么办呀？在这时候，我打心里感谢曾经打过我爷爷的戴站长，他不仅没在任何一位公社领导面前揭穿我的这篇稿子，相反还在各位领导跟前乐呵呵地迎和说：“小钟这就上道了，就出成绩啦，磨练磨练会是把好手啊！”我摸不准他这样说出于什么心境，是真心维护还是敷衍领导？是对踢打我爷爷的歉疚还是在着意地提携我？或是他脸上也跟着有光？毕竟，他兴高采烈的迎和拓展了咱出息的空间与希望！ 接着，县广播站的站长又带人来过几次，还把那位“自绝站长”的媳妇叫到站上来，谈妥了抚养他三个孩子的全部条件。这媳妇嘴皮上玲牙利齿，看上去摇头晃脑挺厉害，却还是识文断字，通情达理，并没有胡搅蛮缠，这让县站上的领导处理得很顺利。于是，他们在我们站就有更多空余时间谈别的，咱瞅紧这个机会不断地向他们请教，让他们给咱讲授新闻写作上的事，我逐渐听明白了：新闻就是用简短的语言把新近发生的实情说明白，并不需要长篇大论，也不需要发表政论观点，中间有几句当时最最革命的豪言壮语就行了。这样，咱就算是摸上门道了，再写起来既省事又省力，投出的稿件也就具有一定的命中率，接连在县站上广播过咱的好几篇稿件……随着县站领导一来二去，关于那位“自绝站长”的死因，咱多少听懂了一些，有关他的“经济问题”咱也知道了一些。大体情况是：他在我们公社广播站担任站长时，总在烤火煤和柴油上做文章，那时全县还没有供电条件，广播站靠一台12马力的柴油机发电，在戴站长夜里回家后，咱就经常替他早晚值班，主要就是摇动起站上的那台柴油机，看电流表指示针稳定后打开所有的扩音设备转播上级的广播节目。这样柴油机天天需要喝油，烤火煤却只在冬天才给提供千数斤。就是这么点小利益，竟然被县站上的领导模模糊糊知道了，于是把他调到邻乡任一般工作人员，不知怎么又在邻乡被进一步检举揭发，县站再次重视起来，又把他提往县站审查。据当时抽调到县站搞工程的我处老于透露，审查他的结果不足三百元钱，于是就在县上被悬挂起来，后被派往山区工地帮助施工。在那个时代，遇有这样的贪污问题，在众人的眼里等同于“反动分子”，是没谁敢与其搭讪或交流的，更别说关心和关怀啦！而且，人们当时处于对反动分子一贯实行劳动改造的心理意识，总是摊派最重最险最脏的活让他去干，有谁心疼或是近乎什么的，那就有同流合污的嫌疑，轻则挨批，重则要受到深层牵连。那样的政治生活环境，难免在他的心理和人格上造成极大的创伤，于是他选择了上吊……一段时间，老于作为知情人时常挺着高个头摆动着脑袋评论说：吊死时他的舌头伸出来老长老长，挺吓人的！不过，他也未免太傻啦！在山区施工时有那么多的山涧，站在那么高的线杆上一跟头栽下来，说不定还能赚个好名誉，给老婆和孩子们争个好名声，这样“自绝”真是不值得！——咱就佩服老于的观点。是啊，不知县站上要怎样处理他的时候就轻生了，实在是可惜至极。这也让咱不寒而栗，父亲和大伯在挨批时不是有无数次都要自杀…… 在老于的无数次叙说中，咱有一个问题在心里一直憋闷：就是这么点“经济问题”，是谁反映和告发的呢？一天晚上，和老于在站上一起值班，咱就禁不住问他，他神神秘秘地表白说，当时他还没来站上，决不会是他吧？那会是谁？会是谁呀？小钟……我的心里忽然打了一个响雷！他又掩饰地说：是谁他也不知道，这种事怎么会有别人知道啊！整人的事，都是背后下绊子呀……在当时，这个问题始终让咱得不到明确的解答。不过，以后的阅历丰富了咱对这类问题的猜测和判断能力！ 到了十月份，张书记把咱找去，说是经过革委会研究，决定有我接任公社文管员，要咱明天到县文化馆报名接任，并嘱咐说这是个由上面给发工资的正式差事，大有干头哩。第二天，咱来到县文化馆，就有一位四十多岁的辅导老师接待了咱，先是让咱填了张登记表，接着让我签字支取了当月的工资，正好和在公社里一样也是四十六元钱。回到公社后，咱谁也没打招呼，就主动把当月在公社领取的那份工资悄悄退回去。当时咱想，县里又给发了一份工资，这个月咱就不应该享受双份的报酬，要叫哪个领导知道追着要回去就不好看了。没想到，这事让公社大院的会计给传扬了出来，许多的领导就对咱颇有好感，也有平时蔑视咱的领导跟着夸奖说：比他的老子强，不贪！——那时候，上上下下的人们都真心实意地痛恨“走资派”及其一切的反动现象，还有无数“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庭直系成员与其彻底划清革命界限的，他们纯真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感是丝毫不容质疑的。因此，我在公社里工作时，父亲和伯父就是咱的最大心理包袱，咱是处处小心翼翼，时时勤快谨慎干事。这事被我的仲老师和四级同学知道后，都有埋怨我的成分，说我应该和他们打一声招呼，没必要再退回去啦！我那好同学还在私底下给我支招说：你不说上面给你发了工资，有谁知道啊！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为咱，但咱不想在公社里落什么是非……后来，咱才明确，当时让咱接手的文管员，就是乡镇文化站长，是国家文化部设在农村最基层的文化单位！人啊，有时候就是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十年后咱又回到了这个岗位上，有一年为连续工龄咱还把当初签字支款的单据查找复印出来…… 那时候，咱不仅不知道自己的发展目标，也弄不明白究竟应该怎样做出一番成就来，傻乎乎地只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竭尽自己的努力而已，也并没有干得十分出色。换句话说：只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撞响撞不响连自己也不知道啊！就在这时候，公社里开始征兵，京安在村里干够了农活儿，就一心想着当兵。当兵是一件非常非常光荣的事儿！但是，因为大伯家是九口之家，一人当兵了全家都得跟着吃上“平均粮”，村里让京安去的可能性就不大。于是，我与京安策划，由我们两个人都去报名，如果我俩都合格了，我就让给京安去。体检结束后，我们村应征的三个人都符合基本条件。——上面说过，要出去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儿，首先村一级是一大关卡，村支书就是皇帝老儿（人称“农村土皇帝”），无论是谁，他不想让你出去就一定出不去。真有不少农村小青年，在这一关上被终生卡死在庄户地里。究其原因，主要有这么几点影响因素：一是村里人祖辈都是农民，农民的孩子长大后天生就应该是种地的材料，当农民那是天经地义，凡有不想在庄户地里埋头干活一辈子的，不是懒汉就是混蛋，在那时连个正经姑娘也娶不到，哪像现在大街上那些又馋又横的小痞子，不缺漂亮的女孩子跟着好吃好喝好威风。真是一个时代一层天：过去找老实厚道人家图惜过日子，现在却说找老实人家遭欺负受窝囊发财难！——不同的时代观念，影响和制约着不同的人生道路。二是狭隘的思想意识作怪。因为转悠出去的本事人，总也摆脱不了家庭和家族的影响，一旦村里祖群之间发生什么冲突和摩擦，外面有本事有关系的总是沾着大便宜，甚至平时在村里也没有敢惹敢欺负的，正是老百姓常说的“有人有世界，无人无世界”，只要谁家有在外面“混事的”，在村里自然就高出别人一等来，甚至红遍周边村庄。由此，无论谁在村里说了算，都不愿谁家因故比别人高出多少来，有心无心地都要死死卡住你，让全村人祖祖辈辈死心踏地当些最底层的农民！三是极强的漠视嫉妒心理的支配。虽说同一个村子里大都是同姓同根，但中国人骨子里的恶劣心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淡漠过。同胞兄弟之间，谁家过得好或是出了一个两个有点出息的人，亲兄弟、亲妯娌们的心理也不平衡啊。同族人之间，同村同乡之间，是你真心盼着我好，还是我实心望着你好？我们的国人很怪，当你果真遭难了，会有无数人出来同情你帮助你，感同身受齐心协力惊天地泣鬼神！而当你过好了混顺了的时候，又会冒出来无数仇视你的人、闹哄你的人、甚至与你势不两立的人，搞得你不知所措晕头转向狼狈不堪！想想原因，不外乎“嫉妒”和“仇视”两意。——台湾学者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揭露得更全面更深刻更邪乎！我们这个不到百户的小村子，也在不断地上演着这样的闹剧。一位有一定社会背景又有一定村级权力的“老干部”，总是把自己的孩子通过各种关系一个接一个地往外送，而对于别人家的孩子有机会外出混事从来就没有痛快过，不是设卡就是刁难，分明是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会有一点小出息而害气，而嫉妒！国人自己给自己不知压抑毁掉过多少人才…… 不久，公社武装部的初步定兵工作开始了，我们村的村支书上报的果然是他的一个堂弟。问题是他的那个堂弟已超龄，村支书公然给弄虚作假少报了一岁，还就是不同意我们两个有任何一 第九章 戍边情 我们这批兵员是在旧历春节前到达所在战斗值班部队的，那是公历的元月份，军龄却从这年的四月算起。在到达部队的当天夜里，我和我们公社的一个同乡分在了三营八连，他是我姥姥村里的，按亲缘与我同辈得叫我哥。抵达的这天夜里很黑，除了繁星点点的灯火，就是黑黝黝的山冈。连队驻扎在一个山头上，听说是我们这支防空部队最前沿的一个连队。山前过去是一片连绵起浮的群山，那时踞守在这个山头上更是寂寥。我入伍的时候，山下已是一座即将建成的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化纤厂，主要由法国专家在援建，于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蓝眼睛棕头发的外国人，觉得很稀奇，有关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更是让我深感新鲜！这样，我们这支部队不仅担负着保卫“鞍钢”的战斗值班任务，还要负责“辽化”的空中防务，有时由团部协调非战斗兵员一起进入到化纤厂区“助厂劳动”。但是，因有外国人聚集，防“特”（间谍特务）要求万分严密，军营内任何人不得擅自外出，要想随便到山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星期天轮休的时候，由副班长以上干部带队并三人以上结伴，才可以出外游玩和购物。我们平时寄发信件等，都由连队的文书一天一趟给予代办。这样，入伍后的整个生活很是规矩和无聊，一个连队一百二十多人像一只只飞不起来的企鹅，孤零零的蹲在“荒岛”上，翘首山外的世界…… 开始新兵训练是在营房前的一个操场上，以连队为单位集训，并不像陆军那样以师团为集训点，之后才将兵员分到各个连队。其实，在我们还没有离家前，我们部队就已经将我们分到各个连队了，本人来到部队后并没有寻找关系的余地。我所在的八连新兵分成了三个新兵班，分别有三个班长负责带训，营房前的操场便是监证我们能否变成合格军人的成长地。按照部队严格的《内务条例》和《训练条例》要求，每一个动作、每一件用品和每一项事宜都有新兵班长耐心地教我们，反复地进行单兵练习，直至合格为止。记得开始练习最多的就是叠被子，各人拿自己的被子反复地叠，要叠成四方四角，面平齐整，棱角分明，就像用刀切出来的豆腐块。这可不是一件易事，平时在家里有谁跟一床被子叫过劲呀？新发的被子鼓囊囊的，怎么压它也不可能像板子撑出来的那样平整啊！到了夜里，还不准像在家里一样光条条地睡觉，都得穿着内衣内裤，不习惯的硬是睡不着啊！吃的大都是东北的高粱米，很少能吃上几顿大馒头，当时全国所有部队的伙食都是跟所在地区统一，体现的是“军民一致”，虽不可口却比家里吃得好多啦！东北的疏菜原来更是稀缺，我们来到的那个冬天，一天三顿（星期天是两顿饭）吃的全是地窖里储藏的青帮子白菜，还是连队自个生产的呢。到来年咱才知道，连队有几个战士是专门养猪种菜的，从事着后勤保障，以节约连队经费。最终，在进行的新兵训练中，咱自觉并没有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因为直至复员时咱也不会走出标准的正步啊！ 事情的起因缘于咱的一首诗。当时带训咱的班长姓昌，是个浙江兵，在炮排任七班长，能写一手好字，会画黑板报插图，在业余时间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要求我们坚持每天写日记什么的，咱可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本子！在那个笔记本的里面有几张插图，其中有一张是昆明的一个什么湖，景很美，咱就在那个插图的背面写了一首“七绝”诗。那时候，受毛主席诗词集的影响，全国都兴写“七绝”啦、“念奴娇”啦之类的诗词文体，咱也十分地爱好。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件小事，竟引起昌班长的欣赏，一张插图就能引发出一首诗来，他觉得十分了不起，就对大胖子连长（很抱歉我记不得姓什么了）作了汇报。有一天，我们刚刚开始学走正步，大胖子连长就到我们新兵班来，问我读过几年书，入伍前在家里干什么，还专门要了我的笔记本看，就看了咱写的那首诗，他说：不错！有些文化功底……就客气地走了。不一会儿，昌班长回来把我叫到一边，笑嘻嘻地对我说：恭喜你！明天你不用参加新兵训练啦，连长挑选你到雷达班，这是我们连队最好的岗位了，晒不着累不着，不像我们炮班……说着，他又叹了一声：哎——本来我想把你要到我们班的，连长点的“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似乎他心底里在埋怨自己在连长面前多嘴，看样子挺后悔的。第二天，雷达班的班长和一班人来到新兵班，一起把我的东西搬了过去，这样咱没学过正步走，就提前进入到作战班排了。 和我一同提前来到雷达班的，还有邻公社的一位同乡，姓高，人很小巧，倒是适合在雷达车内工作。当时，他是二号手，我是一号手，还有个发电机手，他的个子最高，被称为四号手，三号手本应坐在我们两个一、二号手的后面，负责上传下达命令的，由我们的班长兼任。这样我们班就只有四个人，班长叫刘希尧，记得跟当时的国家教育部长有过一字之差的。我们在训练中，始终置在班长的监督教导之下，偷不得一点点懒。说实在，空军高射炮部队，是以连队为一个整体活力点的，这个点能不能及早发现敌机，做好战斗瞄准准备，关键是我们连队的这一台雷达车，在车内又关键是我这个一号手，怎样准确听从命令，怎样快速捕捉小显示屏上出现的“亮点”，怎样稳稳地手动跟踪“亮点”不使敌机溜掉，是非常难的训练，这大概就是我俩被提前选拔到雷达班的主要原因吧。到达雷达班后，刘班长就带领我们进行了紧张的训练，一坐进雷达车就是四五个小时，还经常进行夜间训练。其实夜间训练纯属忽悠我们加班，因为只要我们坐进雷达车里就只能拉下窗帘来，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看不到车外的亮光。加班是我们班长的积极作为，后来知道他已被上报团里准备“提干”，所以他就拉着我们拼命地表现，经常在训练中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打起盹来，刘班长猛睁开眼，却训起我们来，弄得我们心中有气，又不敢发泄出来，只有强打精神紧盯着荧光屏搜索下去。这年四月，我们雷达仪器排由排长亲自带队，开进到大连甘井子海边靶场进行实战集训。这里，天天有空军的战斗机从靶场上空飞来飞去，训练起来有的放矢，捕捉和跟踪目标也是轻车熟路。没想到的是，经过六个月的艰苦训练，在这年十月份的东北靶场地对空实弹射击中，我们班以炮瞄雷达直接带动火炮的实弹射击项目，获得了全国空军破记录的战绩：上下左右误差为零。这在空军实弹演习射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啊！射击结束后，我们班荣立了集体三等功，年后不久刘班长被破格提拔为雷达仪器排的排长。 我十分感谢我们的班长，虽然在训练中对我们要求极严，但和我在大半年的亲密生活中看到我好学爱写，追求上进，担心耽误了我的发展前程，他在第二年新兵入伍后死缠硬磨大胖子连长，硬是要来了一个新兵。为此，大胖子连长很是不理解，说我们刘班长刚刚培养出了两个出色的号手，干么非要新兵呀？刘班长也不肯跟连长明说，就以缺个三号手为由硬是要来了。这个新兵姓朱，一到雷达班，刘班长就叫他接替我从事一号手的训练，弄得小高战友莫名其妙摸不清缘由。私底下，刘班长跟我交底，要我好好训练接替我的新兵，只要他成了手就可以随时放我走。如果没有能够马上顶替我的人，就是政委亲自要来，连长也决不会放你走啊！因为我们连每年的战备任务和实弹射击比赛太重要太关键了…… 不到年底，全部新兵的集训还没有结束，战争的恐怖气氛便笼罩在南疆上空。在北部边陲，苏联也发出了战争威胁。一时间，一些家在农村的干部家属拖儿带女纷纷赶来部队，与长年离多聚少的丈夫紧张团聚。随着部队家属的慌张到来，团党委连夜开会，团长政委亲自出席连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全部来队家属必须在八小时内送离部队，否则军纪处分。在这短短的八小时里，家属院一片啼哭之声，有几个山西籍的家属刚到火车站就被自己的丈夫送上了火车，弄得孩子们惊恐不已。经过紧张的战争准备，在一个漆黑的小雪之夜，我们全团部队向齐齐哈尔开进……至今让我不能忘记的，有两件事：一是血性战士的纯正行为，在战争到来时，人人的心理都揣着一个怕字，可是没有谁说出来。在大家的意识里，反正怕也是个死，倒不如视死如归，在部队首长面前好好表现自己，争取立功授奖。于是，就有一批老兵带头咬破手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血书。跟着，各排各班都纷纷效仿，个个争先恐后，人人血液沸腾，有的战士咬得血迹模糊，看上去搞成了两只血手，全连的血战书很快贴遍连部。二是做好战死的后方准备，开进前每一名干部战士都准备下一个大提包，把要寄回家的所有东西全锁在里面，当然包括书信和遗书，外挂一把小铁锁，提包一侧缝着把掌大的一块白布，上面写着自己家乡的地址和亲人的姓名。在缝这块小白布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悄悄摸着眼泪……开进的路途上，专列像一头猛狮，到哪站都有水有给养，昼夜不停的前进，前进！夜里，我不时听到睡在我脚下的几个刚刚入伍的浙江籍小战士，就像是在梦中窃窃私语：啊呀娘哎，送我们到哪去？像小朱他们这批兵员，这时连怎么打枪都没来得及教练过呀，就随部队上了战场。而我姥姥村里的那位老乡，却因健康问题被留在营地看守那些准备寄回家里的提包…… 部队到达齐齐哈尔火车站已是夜间十一点多，上级给我们团下达的作战命令是拂晓前必须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漆黑的夜里，我们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在先头部队的引导下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机动开进，终于到达了预定的作战阵地。于是，所有部队紧张有序地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时候咱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冰天雪地，寒酷隆冬。然后，我们就地支撑起棉帐蓬，生起大火炉，就在我刚躺下入睡的时候，第二班阵地岗哨就轮上咱了，背着一支大枪巡逻在陌生的前沿阵地，谁说一点不怕那是骗人的。等早晨爬出帐蓬四下一看，妈呀！一眼望出去，别说村落，连一棵小树也寻不到啊！军用机场跑道边上，只有一个个像土谷堆一样隐蔽着的“机窝”，而这个机场距离中苏边境仅有二十几公里，据说军委给我们下达的作战命令是：死守机场！ 南疆的战事打得再烈，我们北面也只是高度紧张而已，苏联并没有像开始扬言威胁的那样，相反却是“坐视不理”，部队上下都是暗暗舒了一口气。因为处在一级战备状态，在冰天雪地中部队都是住在棉帐蓬里，每一个帐蓬里都生着一个大火炉，煮水饺极为方便，连长组织炊事班几乎天天发放饺子馅，咱就是在这时学会这个小手艺儿的。因为是在前沿火线上，平时训练抓得也不像在后方时那样紧张，只是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围拢在阵地周围，日复一日，觉得很寂寞，很想家，有不少战士想念亲人掉了泪，加上很长一段时间不准给家里和亲友写信，就都找不着精神的落脚点，指导员就一天又一天的组织班排进行政治学习和谈心活动。部队里的谈心活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交流形式，定期谈心，彼此交流，相互沟通，增强互信，尤其是上下级之间以平等的身份开诚布公地进行谈心，是部队里的一大政治优势，可惜在地方上不受重视，因而处处上演着勾心斗角的利益闹剧。大家谈着谈着，就都扯到家乡亲人的身上了，说着自己家里的情况，想念着家里的人，不免暗然神伤。因我好学，难得有这么寂寞的空闲，咱就把心思都用在了书籍上，没像别的战友那样觉得想家。每逢节假日，看到有的战友想家哭得吃不下饭，咱就在心里觉得可笑。可是，这时候咱不知道家里人却是寝不安眠，食不甘味，奶奶和母亲每天都要站在村口上，不是盼着来信，就是向人打探消息，就连我未来的岳母也都是五天赶一个公社大集，找我的母亲了解我近来的情况。越是在这个时候，部队越是控制得严密，越是没有任何消息，全家人就越是担惊受怕……探家结婚时听我母亲说，一向以共产党员自居的奶奶也念叨起姥姥的话：人当了兵，铁打了钉！——战士却是像一棵钉子一样钉在了战场上！到了春天，边陲的气温开始回暖，我们指导员把连部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搬到帐蓬前，那时唯一收看到的是齐齐哈尔电视台，看着看着荧屏上竟然打出了“影片暂时未到”的字样，大家就耐心地等着。在白天的间歇，有的战士开始挖荒原里的野鼠拴着玩儿，也有的借着掘老鼠洞要求开荒种地……边陲的天空晴朗无云，大地空旷无边，视线所及只有一群一群的小鸟自由地打着口哨响过低空。经常轮到咱在阵地上站岗时，就会躲到炮后悄悄地静候着，看一些小鸟落到炮筒上叽叽喳喳地叫，想它们会不会飞进黑黑的炮口里去，也想什么时候能像小鸟一样自由地飞来飞去，头脑里便是一片诗情画意浪漫情怀…… 部队在北疆驻扎十个月，便胜利地撤回连队。这年因参加火线守边，我们这支部队就没有参加大连靶场的实弹射击比赛。正如我们刘班长给我谋划的那样，不久营教导员专程来考察我，要我到营部去代理书记，因雷达班已有新号手顶替，我们连长比较痛快地答应了营首长的要求。到这时候，连长方才明白了我们刘班长原来的用心，就要我真诚感谢我们班长，当时咱想：真心地感谢呀！可是咱一没权二没钱，只有记在心里吧。没成想，咱还真的帮了他一个大忙，却让他醍醐灌顶…… 在营部，只有我们六个人：营长姓畅，是从我们独立师参谋处下放来的，听说他的家庭是“高干”，父母都是长征过来的；营教导员姓徐，是由本营七连指导员提拔起来的，他在入伍前已婚来到部队的，有一个大女儿在他任七连指导员时，率领连队代表我师参加全国的实弹射击比赛，因在农村老家抢救不及时病死了；再就是副营长和副教导员，一个参谋和我。营部另有一个独立的指挥排，其中有和我同时入伍的几个山东老乡。我代理营部书记，他们都很高兴，这意味着咱在同批次的老乡中有可能第一个将被“提干”了。然而，提干报告由团里打到师里，大概是在这年的年底，军委下达了“禁止从战士中直接提拔部队干部”的命令，我所担任的职务后来就由正排职位改为营部文书。从此，咱虽编制在三营部，却开始了“上蹿下跳”的军旅生涯。先是团政治处成立了一个新闻报道组，咱在公社上的半年历练就排上了用场。接着，师政治部调我采写一个大事件，去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之后又回到了团政治处。第四年，沈阳军区空军文化部在我们师部举办一个“高级文学创作班”，咱又被选进这个高级班参加学习，结束后就又返回团政治处。第五年，我们营被调往“沈空”军区大院参加战备施工，按人员编制我又回到三营部，跟畅营长和徐教导员住在一起，就在军区有幸遇上了曾到我们团陪同采访过的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王科长，人家是新闻写作的高手，投出的稿子不说百发百中，那也是弹不虚发。当时，他看我在施工营部很轻松，就经常通过我们营长和教导员带我陪同下乡，没事时我也常到他们科室“上班”，咱就跟人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也长了许多的见识。但不管咱怎样努力，与人家相比咱都是变不了的“丑小鸭”（农村孩子），尴尬中常让我想起的是这样一句诗：即使你是一棵参天大树，长啊长啊也长不过峰头的小草！毕竟，咱不是什么大树，顶多也只是一棵小苗，怎么能不让咱联想悔恨成长时的恍惚时光！到了这时候，咱真的就像在边陲上想象过的一只小鸟一样，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有时乘火车往返于沈阳（军区）、辽阳（营地）、鞍山（师部）之间，一天多达两个来回……让咱最自由最值得记述的，还是飞翔在南疆炮火纷飞的战场上…… 当服役到第五年的年底，我们团被军区确定为南疆轮战部队，即将参入中越边境空中保卫战。在部队赴战前，正是中国旧历的春节，我被批准回家探亲，这是咱参军后在家里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咱结婚后的第一次探亲。说到结婚，还是有过一段小秘密的。那是咱到团政治处新闻报道组工作一年后，有一次和组织股的王干事一起散步，边散步边说起各自家里闹心的家务事，王干事就了解到咱的全部家庭情况，尤其是我奶奶和爷爷艰难抚养我的述说深深地打动了他，两位老人执意要我临行定亲才允许我参军的心情更是让他感动，他便认真地问我：你想不想回去结婚？我说：父亲几乎来信就提这件事，说我奶奶爷爷催得很急，大概两位老人是担心抱不上曾孙子吧！王干事真诚地接上说：战士的结婚介绍信由我管着，因你的关系在三营部，可以跟你的教导员请示一下，他要是同意叫他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就可以给你开出来了。不过，你们的服役期是四年，服役期满才可以批准结婚的。你家有这么个特殊情况，只要你不把回家结婚的事告诉任何人，就行！——我知道，王干事是怕咱说出去在部队影响不好，咱就当场对他做了人格保证。我们徐教导员参军前就结了婚的，他更深知农村家庭的复杂情况，就很痛快地给王干事打过去一个电话，这样我就迅速地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途。当时家里根本没做任何准备，咱来回十五天匆忙地完成了人生大事，在婚后第六日又赶紧返回了部队。后来，和我一直睡在一个宿舍里的畅营长，听到我把媳妇喊作“家属”，就认真地再三纠正道：小钟，你还搞文字！结婚前是女朋友，顶多称“对象”，哪有没正式结婚喊作“家属”的？再三挨过他的批正之后，我才不得不对他实说：她就是个“家属”！对不起，畅营长，我们已经结过婚啦！他忽地板起面孔严肃起来：你是不是在入伍前偷偷结的婚？我赶紧解释说：不是！我结婚徐教导员知道，是他批准的。只是……只是瞒着没告诉你！是组织股不让我告诉任何人的，怕影响不好！不信你问问我所有老乡，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回家结婚啦！畅营长这才松弛下来，不满地说：小钟，你瞒谁也不该瞒我呀！我是营长，我俩睡在一个宿舍，你一生这么大的事……我、我、怎么、总得送你一份结婚礼物吧！我急忙说：谢过营长！我、我已经结过啦！哈哈哈……我不由地笑起来，他也跟着乐了！ 到了家里才知道，这时我奶奶和母亲的家庭矛盾已经白热化了，我爱人夹在中间就成了两人的“统战对象”，弄得我媳妇左也不好右也不是，虽说过了婆门，但除了节日回来以外，平日基本上还是往娘家跑，实际上奶奶爷爷一把年纪仍然在独撑家境。尤其是在这一年，农村普遍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白了也就是土地承包到户。一夜之间，急风暴雨一般，年初不仅土地分田到户了，连生产队里的牛骡马、车鞭筐槽锅、杈耙扫帚扬场锨……凡是生产队集体的东西统统被叫行，一件一件都拍卖到了“联户小组”。这时的联户小组具有很鲜明的家族特点，大都是同一家门、同一家族的人合伙买下来了，还得合伙协调着轮流使用。比如我们生产队上的一台小麦打场机，就有我们家族中23个人口联合买下的，当时一家一户根本买不起，当时人们不解的嘲讽是“人民公社三十年，一包退到解放前”。在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土地耕作单位的大变革中，奶奶和爷爷显然是弱势群体，他们原在生产队集体劳作的优势一下子就失去了，继之是独立的耕种、独立的劳作、独立的收获，更无法享受原生产队军属家庭“平均粮”以上的优扶待遇。在这样的土地耕种关系中，穷怕了的奶奶和母亲，围绕着劳作与收获，自然生发出了层出不尽的家庭争议和纠葛。什么奶奶说放在母亲家中晾晒的小麦，过了一夜每袋子都少了一瓢；什么母亲骂我奶奶挑拨我媳妇与她的婆媳关系；还有什么爷爷奶奶干得少收获多、母亲家的庄稼浇水重我们家的浇得轻有些地方刚湿地皮等等。听奶奶有一大堆的情理，听母亲也有一肚子的苦衷，这可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了！这次春节回家咱过得并不轻松，思前想后决意在部队轮战结束后还是复员吧，奶奶和爷爷毕竟老了，他们太需要我回来撑起家业啦！再说，我要是继续留在部队，我媳妇怎么会把我们家真正当成个家呀？关于自己的前程可以去争去创吧，而两位老人的安康生活却是不容忽视、推迟和挽回的啊！——咱后来设想，如果没有这次探亲，如果不是实行了“大包干”，如果母亲与奶奶别闹得不可开交，如果媳妇能和奶奶一起下地耕作，想必咱是另一番人生经历与体味，大概不会有以后机会的拒绝与放弃、逃避与奔跑…… 元宵节之前，我就火速地赶回部队。经过充分的战前动员和准备，全团官兵奉命奔赴南疆。这次因为是全团出击，我没有按编制回归三营部，继续留在团政治处从事战地宣传和对上的新闻报道工作，比较火线上的兵员咱安全得多舒服得多自由得多。但是，南方的天气诡异多变，让北方人很不适应。三月初，部队到达预定的作战区域后，我们团机关驻扎在广西宁明县城西南的一处中学，不知什么原因这处中学一直闲置着，没有师生在校上课，整个学校空荡荒凉。团机关人员到达的时候，正逢阴雨连绵的天气，竟然一连二十六天没有出过太阳，战友们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鬼天气，到达后把一路上的尘衣汗衫赶紧洗过了，哪料想凉在室内非但阴干不了，反而长出了霉毛，又按在水里透洗，拧干了再凉起来，以至反复了数遍，搞得人人身上没件干燥的衣服穿。好不容易太阳出来了，就又烤得够戗，闷热，气短，汗流浃背，冲一次凉澡不过五分钟又汗流如注。除了早晨能吃下饭去外，中午和晚上热得没丁点食欲，夜里不熬过12点谁也睡不下，大家都在燥动不安中盯紧着边境上空，一有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飞机轰鸣声，就都窜出屋来向天空了望，看是不是在空中接上火啦…… 当时的越战敌机很狡猾，它起飞后先是沿着边境巡逻，像是平时训练一样频起频落，一天二十四小时飞个不停，等待我军稍许疲惫松懈的时候，突然掉头侵入我国领空，打一个急旋就又飞出国境线，叫我们的空军高炮打不着，迎战飞机来不及，又仓慌离境了。后来，敌军又转变战术，沿着国境线横向飞行，一会儿瞬时飞越我国领空，一会儿仍飞行在彼国境内，似乎是在和我国空军玩“抓迷藏”，以此侵犯侮辱我国军队和国家尊严。为此，我国外交部多次书面照会和提出强烈抗议，急得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几次亲临前线，视察和部署作战。据传，张司令发下话来：真将敌机击落在我国境内，他将亲临前线重奖有功将士！然而，具有对美作战经验的越战敌机，出于对我国“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仇恨和敌视，以侵犯为目的，以骚扰为手段，以国际舆论为视听，肆意挑衅军事冲突以求造成国际影响，这是我们轮战部队高度把握的关键和要害。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轮战部队不仅仅打的是军事仗，更重要的是政治仗、民族气节仗和国际信誉仗！我们既不能在敌机还没有侵犯我国领空的时候发起攻击，也不可以在敌机侵犯领空的时候把它击落在国境之外，以免授予对方诬蔑“入侵”的口实。这是所有参加轮战部队的难点和苦衷，所以部队就不免要消耗更多的体力和精力！整个火线上，我们团的部队都布置在宁明县以南、友谊关以东至峙浪一带，站在山头举起高倍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越南谅山城的惨状。实在的情况是，整个作战部队是在火线上“上刺刀”，拿我们孙团长的话说：只要敌机敢朝我方飞来，就把炮弹“刺”上去，让它带着“刺刀”掉到我们这边来，哈哈哈就是胜利！可惜这位直率豪爽的团长，在所属航空军三十九岁年轻军长的实战视察中，只因像我们雷达班四号手那样的一名战士，临阵慌张手足失错竟然连发电机也没能及时启动起来，致使被视察 第十章 文思童 当兵第一年的津贴是六元钱，以后逐年长一元。斜子庄我四姨家的一个侄子，和我同在一个营当兵，当年就往家里寄回三十元钱，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寄过四十元、五十元。四姨将这事唠叨给我的母亲，在第三个年头回家结婚时，母亲就几次絮叨这件事，不知她嫌咱不过日子呢，还是怀疑我把积攒的钱私下给了奶奶？咱回家结婚时确实仓促，家里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只有父母用自家一棵大柳树做了个大衣橱，别的什么都没有。那时时兴“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那台缝纫机，还是由母亲打了口头承诺欠着媳妇着呢。当兵走后的第二年，爷爷奶奶雇人去西大洼地下挖了一些坩垢——长在盐碱地里像石头块一样的石料，把三间土打的草披屋整修一新：先是顶起梁头推倒了土打墙，重新垒起两面前后墙，窗子换上了玻璃的，门窗两侧都垒有砖垛，砖垛间便是那坩垢块——这东西不花钱，还抗雨淋，我们那地儿不少农户盖屋打墙都用它。然后，把屋顶上烂掉的麦草扒掉，换上了青瓦……不用说，这是奶奶和爷爷准备迎娶孙儿媳妇竭尽全力准备好的。母亲本来打算把儿媳妇娶进她家的，没想到叫奶奶提前准备抢了先，两家当时总共借取了1200元，连送彩礼带拾掇新房外加伺候亲戚朋友，紧紧巴巴就把个只见过两面的媳妇糊弄到家了。看到家里的这种拮据情况，咱不免也有一些后悔：是啊，能往家里寄存个一百二百的，对贴补那时的家庭是有大用场的……可是，咱的津贴都花到哪儿去了呢？说实话，咱比同乡战友们都过日子，只不过都是用来买书了。咱也不是不想着攒钱，可是攒着攒着遇到喜欢的书籍就控制不住自己啦！每到星期天，咱就搿伙到城里去，人家都是逛公园进商店，咱就只去一个地方：书店。有时买了书，咱还不舍得花掉两毛钱坐公交车，硬是靠两条腿走回连队来。部队里有规定，一起出去的伙伴必须一块回来，二三十里的山路，人家没谁愿意跟咱步行走回来，咱就提前走到山下等人家，再一起回连队。有的战友讥笑咱：钟实，你真就舍不得兜里两毛钱？咱就认真跟他们解释：不是！省下这两毛钱，星期天再进城可以多买到一本文学杂志啊！——那时的文学月刊也就两毛钱一本。关于咱痴迷于买书的事，我们全连乃至全营都知道，时间一长，班长和连首长就都很优待咱，基本上默许我一个人走着去，一个人独自回，有很长时间咱就只在连队——书店——连队之间来回行走，真是“两点成一线”呀，免得再为“一起回”劳心等着人家喽！有一次，咱在书店买书时，差三分钱没能一次性买成那两本心爱的好书，出得书店后又被人骗去了七毛钱，咱就心疼得要命，回到连队总也放不下，据此以《两块钱》为题写出过一篇小小说，发在《辽阳日报》“太子河”副刊上，从中可以窥见咱那时的困境与追求—— 被挤在人群里，他用一只手紧紧地捂住左边的军衣口袋。这不象那穿四个兜 的军官，可以大大方方地把钱放进下兜，手自然轻松地垂在里面。——他只有这 样，钱才保险。但这很累，胳膊一会儿就酸痛。于是，他拇指扳在兜里插着的那 支自来水笔顶端。这笔价值一元二角。 书店里买书的人很多，服务员忙得满面流汗。他等了很久，衣服都汗湿了， 才要来了两本书：《外国短篇小说欣赏》和《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难得的好书， 他沉静的脸绽出了丝丝笑意。渴求的眼神，放射出饱含追求的光。他摸出两块钱， 将两本书在胸前一合。 “还缺三分，同志。”女服务员的声音清脆、洪亮。像是被马蜂蛰了一下， 他嘴角抽搐着，尴尬地说：“我就买这一本！”接着，他将另一本书慢慢地放到了 柜台上。 “九角三。”女服务员熟练地给他一元零七分。他拿着书，捻着手里的剩钱。 每月七元津贴，他规定：两块钱买书，其余钱积攒着——他家里有爷爷和奶奶。 翻着书，他走在去汽车站的人行道上。迎面赶过来一个中年人：“解放军同 志……笔。”中年人说着，伸手从对方衣兜里拔了去，比划着。他没能听清，也 没弄明白。——外国小说中，德拉慷慨地卖掉了自己的头发，为丈夫杰姆买了表 链——他被这故事吸引了。“拿去用吧！”他扫了中年人一眼，毫不在意，戳在那 儿继续埋头看书。 这时候，中年人抛出一把雕刻刀，迅速地在笔杆上划着，一双灵活的小眼睛， 时不时地窥探着眼前的军人。他毫无察觉，直到中年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才抬 起头，接过笔往兜里一插，拔腿就走。 “哎，哎，给钱呀！”他被拉住了，中年人横在面前。“钱？借给你笔用，还 付钱？”他愣了，奇怪地打量这个人。中年人烫着发，脸上露出可憎的狡猾和奸 诈来。要不是开口说话，真难分清是男还是女。 “是啊，钱！”中年人玩弄着手里的小刀。他细长的手突然伸出来，再次拔 下对方衣兜里的钢笔，晃了晃：“哥们儿，你看，咱的手艺儿！” 真没料到，笔杆上落了只金凤凰。他的眼睛，细了，又圆了，怒视着中年人， 想发作。想了想：“罢！多少钱？”“七毛。”“你，你，坑人！”他终于压不住心火 了。七毛，一本书钱哪！“我没让你给刻！是你……” “嘿嘿，堂堂的解放军，耍赖呀！”中年人贪婪地眨巴着眼，“坑人？！啊哈 哈，凭本事吃饭嘛！想来钱，哥们教你……” “你……”许多过路人围了上来。他的脸着了火似的，像遭到敌人的袭击， 由不得大吼了一声：“住口！”挥手甩出去一发“炮弹”——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侮 辱！ “一元，咳，找你三毛。”中年人得意地拖着长调。“不要了！”他停住迈出 的步子，侧转身来，威风凛凛：“不过，请你明白！这不是施舍！也不是你劳动 所得！是谴责！一个军人、战士！——我钟实，对你良心的谴责！” “说得好！”有个白发老人喊了一声。围观群众也纷纷议论、指责起中年人， 使他狼狈得像只鼠样溜掉了。 钟实昂首挺胸走出人群，像打了个胜仗。临近汽车站，他想起了那本《红楼 梦诗词曲赋评注》，好惋惜……唉，就缺三分！……于是，他摸了摸衣兜，里面还 有两个钢币——七分钱！已不够买车票了。走！赶回连队，决不超假一分钟！ 这样想着，他蹽开了大步…… 这篇小说，其实就是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当时，咱想买的那本《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是一元一角钱，身上仅有的两元钱只差三分而一时失之交臂。不久，咱领到津贴后专程赶去书店又买了回来，这本书至今还在咱的床头上，是“红学”大家蔡义江所著，现在我们家的孩子们都喜欢的不得了。对于“红学”，咱是先看了这本“评注”才对曹雪芹的原著产生浓厚兴趣的。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咱还并没有见过《红楼梦》，更别说熟读精通了。当时辽宁省的文学杂志《鸭绿江》上推出一位姓庞的小姑娘，作品的介绍中说她十六岁就已读过十八遍《红楼梦》啦！（传说毛主席说过：不通读二十遍《红楼梦》是没有发言权的）。咱就想，她虽比毛主席说的还差两遍，可咱连摸也还没有捞着摸过啊！就决心搞到一套来，所以遇到书店就问，也四处打听。后来，听说辽宁省的图书发行单位，在沈阳的中山公园搞了一个图书展销月活动，咱就请假坐火车赶去了。到那一看，果然有四卷本耀眼的《红楼梦》，一套三元四角五分，却是限制销售，必须一次性购书八十元以上才允许附带买一套的。妈呀，八十元！我一年的津贴都攒不出来啊，叫咱既买不起又不舍得走，就饿着肚子在书摊上徘徊，直到下午四点多了，咱才看到有一个陆军的军官，在书摊上挑出来一大抱书，咱心里就一亮，便牢牢地盯紧了他，在他后面也挑了一大抱。那时候，一本书才一元钱左右，八十元的书籍有多高啊！看他挑得差不多了，我才抱着一大摞书恳求他说：首长，我极想买那套《红楼梦》，可我自个凑不够数……你帮个大忙好吧，咱俩合起来结算！那陆军军官很痛快，和我一块结的账，这样咱才终于买到一套刚开始解放思想时再版的《红楼梦》，捎带上其它书籍咱也一次花掉了四十多元……后来，在翻看这套《红楼梦》时，意外看到每一册书的包皮纸面用黑墨记录的这日是：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 连队的生活紧张而有序，什么时候干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一天一天排得都是满满的，而且每一项工作都有规范的要求和严格的纪律约束，容不得每个人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咱买了书就得有时间读呀，除了星期天节假日，咱只有见缝插针，出操回来，训练间隙，晚上谈心活动的时间……那时咱最不耐烦别人找我谈心啦，一谈半晚上，咱是光听不说，因为咱心里痛惜这浪费着的宝贵的读书时间呀！经常是，咱刚翻开书页班长就支使咱干东做西，有时难免心里不痛快，所以有许多的工作都让老乡小高抢到前头去了，他就比咱入党早了好几年。有谁会把一个爱读书的战士看成是入党积极分子呢？不过，咱的读书精神也感动和影响了许多人，首先是班长，上一章咱叙述过了，他帮了咱的一个人生大忙。其次就是我们的连长和指导员，他们知道我好读书，对我特宽大。比如站岗，那是有着标准姿势和要求的，在岗时不能从事任何别的动作和事情。两个小时长的岗哨，站着十分无聊，咱就忍不住要掏出书来细看，连长和指导员轮换查岗，看到咱时就从没有制止和批评过，相反还会时常要过咱手里的书翻一阵儿，有时鼓励咱说：你们年轻呀，正经读一点书好啊……每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宽容过去了。而对于其他的战士，这是绝不允许的啊，晚上点名时都不知批评过多少人了啊！再次，就是班排长们，他们常向我借书看，看了必还，曾不给弄脏、撕折或丢失，他们都知道咱惜书如命，一旦折损了咱就绝不可能再借给他们啦！大家的这种态度，是对咱读书品格的认知和尊重吧？其实，人无论贵贱，或水平（能力）高低，只要肯读书肯上进，大都会得到众人的鼓励和称赞吧？ 赶上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各种传统读物都陆续开禁，买书和看书就成了咱的一大人生追求。当咱在自觉不自觉中越陷越深的时候，性情和理念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竟然养成了一种叫许多人不舒服不自在不适应的人生作风，这就是叫咱睁眼说瞎话打死咱也不会了，哄咱马马虎虎干事咱怎么都不会干了，让咱糊糊弄弄应付咱从精神上更不屑了，而且啥事辩不出个对错是非、干不出个头尾善终咱都不甘心啦！咱养成的这个认真、细致、扎实、较劲的“书呆子毛病”，在以后的人世俗流中，很是让人讨厌和忌妒，未免也经常弄得自己难堪。仅举一个小方面，到营部代理书记时，有七八份军队和地方上的报纸，在我上任以前也就是随处乱扔，一旦畅营长和徐教导员要查找哪月哪天的报纸了，就怎么也找不到了。看到这个情况，咱就每天把报纸一张不少地夹上报架，到月底一份份装订保管起来，既方便营首长们在闲着时一本一本的翻看浏览，更不用愁找不到需要的学习内容了，颇受徐教导员和畅营长的喜欢和称赞。畅营长曾多次笑眯眯地对大家说：有了小钟这么个同志，我们跟着也多学老些东西啦！就是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咱认真起来后就有数不清的麻烦啊，那些习惯了拿报纸擦腚的人，那些用常了报纸胡乱包装东西的人，还有那些抓出去看过了随便丢掉的人……总之，咱这一认真扎实后，不知怎么就给许许多多的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障碍，让人觉得有了我怎么就有这么些不自在呀，便在心理上积攒起一些怨恨，有时没事的寻着机会就往咱的身上撒。有一次，营里的一位参谋还是山东老乡，当着咱的面，从报架上哧哧撕下来一把报纸，咱实在看不过去，就对他说：这是昨天才来的新报纸，你这样撕了别人怎么看？他竟然说：我管别人看不看！就要走。我一下拦住他：你说什么？他说：你管我说什么呢！我就说：亏你还是个军官！就你这素质，当初谁看好提拔的你，真是瞎了眼！他不气不恼地顶撞我说：瞎了眼的把我提拔起来了，你有幸遇上没瞎眼的就是提拔不起来！于是，我两就打到了徐教导员面前，当然是让教导员把他好一个批，弄得他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然而，他说的那话不重，却像一个谶语，竟然注释了自己的半生！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就像这位无能的参谋无意给咱说中了一样，经受了数不清的尴尬坎坷……接着，咱就来到了团政治处，那时处里更是有着看不完的报纸，尤其是还有二三十份文学杂志。处主任听说咱在三营部的做法，就将处里的报纸都交给咱管理，这样也让咱省去了许多买刊物的钱。咱自然管理地井然有条，一本不少，从中也让咱浏览学习到了不少东西。可是，有一次，副政委到我管理的阅览室来，一次性拿走了十几本文学杂志，有好长时间都未送回来，这可怎么办呀？围绕着去要还是不要，咱心里斗争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闯进他的宿舍客气地要了回来。这事被一位和我在报道组一起写新闻的上海兵知道了，他就不赞成我的做法，认为我不应该去要，人家是大首长，咱是个小战士，要上门去肯定让副政委嘴上不说心里却不自在，再有什么好事就难有副政委对你的好啦！当时咱可不是这么认为的，就跟他展开了一场争论：不及时要回来别人怎么看？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管丢了，或是认为我私自窝藏了呢！至少会认为我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吧？这番小小的辩论，没想到也深奥地透射出了自己未来的发展前程！ 咱好读书，是因为心中藏有一个不懈的梦想。当时，想想咱这一生，念书耽误了，上大学没门了，“提干”赶不上机会了，有可能出人头地大有前途的就剩下了文学这条路。当时咱认为：干啥都得有功底，没有基础干不成大事业，而只有文学可以从基础干起，到多少岁了都可以追求不懈，学有所成。咱当时就拿一些成功的大文学家激励自己，比如“长工”作家高玉宝，起初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呢，遇到不会写的字就形象地画个符号顶替，不是也写出了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其中的段落“半夜鸡叫”还选进了小学课本，咱学过的。还有后来的电影剧本《喜盈门》，是我邻乡的一名普通老师创作出来的，这名老师跟我的高中语文恩师同事过，在念书时我就听说过许多关于他爱好创作的故事，如今可不是功成名就……文革后，我们这一代人普遍地被称为“耽误的一代”，有千千万万的青年都向文学这一条窄道上挤，就像现在的“艺美生”高考，文化课学习不行了，就都向艺术美术这一条“独木桥”上过，真正凭实力挤过去的毕竟太少，还有一些考生终于挤过来却是上当受骗了。可是，当时没谁告诉我们啊，相反却有普天盖地的文学习作函授班、优秀文学青年创作班以及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的文学青年的成功经验介绍，这些都适时地疯狂地鼓励和诱惑着我们奋勇追求，终身不悔。从那时开始，咱参加的各种文学培训班不下五六十次，直到退伍到地方以后，咱还经常地参加省作家协会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呢。文学滋养了一个时代，也宏阔地培养了几代人的精神面貌。 那个时候，咱就这样迷失在了文学当中，既没有再想着“提干”，也没有巴结任何一位首长的念头，只是一味想着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当有“提干”机会到来的时候，咱也不怎么当一回事了。和我一起入伍的一位初中同学，在修械所干得吊儿浪荡，那年团里建起一个冷库，他就被推到后勤处当起了冷库保管员。那冷库里的鱼肉都是储备供应基层连队的，逢到星期天后勤处的主任、股长们都大包小包提溜着回家，我们政治处和司令部的干部都嘀嘀咕咕，反映到团长政委那里，后勤处的人就说纯属胡乱猜疑绝对没有的事儿。其实，只要我的这个小老乡不说破，就谁也没有证据呀，总不能每个星期回家时都把后勤处干部的提兜翻一翻吧？就在这年年底，后勤部门有一个三等功的名额，他们处长就把这个功劳送给了我的小老乡。我们政治处和司令部的人都私下议论：一个管冷库的小战士会有什么功劳？分明是后勤处的那帮“吃食种”在封知情人的嘴巴！可是，人一旦交运了还真是天上掉馅饼，第二年，因部队长期不准从战士当中提干，后勤部门的干部尤其缺乏，军委破格允许在后勤荣立过三等功以上的战士可以直接提干，当时我们全师符合这个提干条件的就只有我的这位小老乡啊！不久，军委又允许各部队从有文化的战士中进行文化课考录提干，传达的时候要求很严，指标有限，必须数、理、化、语文四门课拔尖。团里专门通知我的时候，那年咱正在沈空大院跟畅营长和徐教导员进行战备施工，当咱返回团里了解到考试科目和严格的考录程序后，当天下午咱就又返回了沈空大院。第二天，政治处主任和团里的一位李副团长，乘坐吉普车从辽阳专程赶来沈阳，询问我怎么不辞而返，咱就解释说这些年我光去爱好文学了，考数理化咱肯定不行，知道不行就不如不考啊。咱心里的话是不行就不行呗，别装蒜啦！只是没有说出来。就这样，两位团首长吃过了午饭还非要拉我回去，咱只是不好意思地一再拒绝！彼时，咱哪里知道啊，是师里的一位副政委点咱的名，他曾兼任过我们师的政治部主任，所以了解咱，要不怎么会有两个团首长亲自来接咱？对于这些情况，咱当时真是不了解，更是不开窍。后来还听说，凡是参加考试的战士都由师部说了算，并不由大军区批卷录取，当时咱只要参加考试就行……唉——说白了，都是因为文学耽误了咱，直到现在不也还是没能彻底摆脱呀？ 记得咱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一首小诗，题目叫《露珠》，当时发在《空军报》“长空”副刊上，那年咱二十二岁吧。别小看了这个年纪，许多有成就的大作家都是在二十几岁上发表了第一篇微不足道的小作品的。这无疑增大了自己的创作信心！紧跟着，咱构思了一系列的作品，有幻想小说《恐怖人》，有以我们的营长和教导员为蓝本的《两个一把手》，有报告文学作品《颅脑深处》等等。说实话，这些作品都是不成功的习作，还有许多不成形的构思都在心中流产了。那时咱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总在梦求一夜成名……逐渐地，咱发现创作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学“扑嗵”之后，咱被迫沉下心来，又着眼于新闻稿件的采写。咱能长期地待在政治处，主要得力于一个人的重视和欣赏。这人叫徐春政，为人正直，热情，奔放，勤快，锋芒，是和我的徐教导员一时入伍的兵，山西人。他在家乡参军前，和咱一样匆忙地订亲过一个媳妇。到部队后，因他才华横溢，激情上进，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去到辽宁大学文学院深造。在校学习期间，和丹东的一位女“工农兵”大学生互相爱慕，倾情恋爱，直到还有半年大学毕业了，才被家乡已经订亲的小媳妇察觉，于是告到部队，被当作现代的“陈世美”遭人唾骂，连正式的大学毕业文凭都没有拿到，就被处理回部队。还好，在他最颓丧的时候，沈空司令部的一位处长光临我们三团调研，得知他的遭遇后，就把自己的亲妹妹介绍许配给他……徐春政提携我的时候，只是政治处宣传股的一名干事，他的爱人远在大西北从事导弹研发，所以那时我们朝夕相处，亲如兄弟，在新闻写作上自然对我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和别人采写的一些大通讯稿件，都在《解放军报》的显要位置刊发。我来到政治处的第一年，他就带我参加了东北空军在金州举办的大型新闻培训班，由军报和《辽宁日报》的资深编辑给我们讲课，由此咱才知道新闻的真正作用和那小豆腐块文章的精妙！后来，《空军报》社招聘记者，本来咱已经超龄了，他还是鼓捣我们政委，硬是将我的档案年龄改小了一岁（直到现在这一岁也还没有改过来），然后送我去参加了全空军的统一招考，终因录取时立功者加奖20—30分，咱仅以18分之差而名落孙山。这个结果让他比咱都难受，他多次痛恨到：知道加分咱政治处给你记上个三等功！二等功也不是不可以……后来，他先后担任过我们政治处的宣传股长、师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沈空政治部的宣传处长和我们这支部队改编成混成旅后的政治委员。二十世纪末，我专到鞍山拜访他时，他已转业到了地方，在鞍山市政协担任副秘书长，其性情和品格仍不减当年…… 虽说徐股长等一些部队首长对咱热情洋溢，真心提携，但咱对新闻的兴致总是不高，原因在于咱对新闻与文学的本质性认识。文学与新闻乍看是相近的两码事，其实要在两者之间转换起来，让咱在心灵上感到挺难的。新闻说白了是紧跟潮头的实事采访报道，文学是凭空的想象和虚构，常常是新闻稿件中五个w（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都是真实有据的，而反映出来的事物本质却是大打折扣啊。而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纯属想象与虚构，作品反映的事物本质某种程度上却是真实可信的。这种奇异的现象，让咱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接受与适应，从而总是重文学、轻新闻。然而，新闻又是最容易讨好领导的职业，文学作品因自身具有的针对性与讽刺性，不仅不讨所在单位人的喜欢，还被更多的人认为你干的是私活儿，即便有时多看一点文学书籍，也会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务正业！别人随便说说也就罢了，要是领导们也这样认为的话，那你就惨大啦！就咱的性情和性格而言，弄虚作假的事咱不会儿，夸大吹牛的本事咱也没有啊，所以咱写出的新闻稿件就很拘泥，能捕抓到的新闻素材也就少多了。咱曾发过誓言：谁再逼我写新闻，咱宁可割掉一只耳朵！可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咱对新闻的态度。并且咱还认为：新闻稿件写得再有水平，过些年拿出来也不会再有什么值得玩味的价值了，而文学作品则不然，它当初真是个好东西的话，到什么时候它也是个好东西！你看吧，大凡有着长久生命的新闻作品，都是真正搞文学的人写出来的，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所以，后来有人把它收入新闻集，有人把它收入散文集，有人把它收入报告文学集，有的人干脆把它收在纯文学集子里！（当魏巍病逝时，媒体讣告无奈称其为“文艺通讯”！）在那时，咱多次作过这样一个也许不很精确的比方：新闻是时代大潮前面的第一排浪花，而时尚文学尤其像报告文学，就是时代大潮中间的一种激荡和嘭溅，真正具有长久生命的文学作品，便是大潮后期的平静与沉积、审判与审美，是历史大潮整体的一种艺术记录和价值升化！咱述说当初的这些想法，是想阐明咱从思想深处不是情愿干新闻报道的人，而命运之手却老在把咱往这条违心路上推…… 终于等来了挥洒心怀的机会，当兵第四年的春天，沈空文化部搜集东北三省所属部队中的优秀文学青年，在我们师部招待所举办“高级文学创作班”。这个班能选在我们师举办，是因了创作班的直接组织人宿聚生老师就是这个城市的人。这个作家我在入伍前就知道：有一天，我蹲在俺家的圈沿上，收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文艺作品广播节目，其中那天广播的小说叫《打菜窗口》，是《解放军文艺》上的一篇年度获奖 第十一章 家丑事 一个人的平凡经历，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一个家庭的矛盾冲突，自会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丑陋。中国家庭一直被视为整个社会的细胞，也许更能透露出值得人们关注和震惊的深层社会底蕴吧？ 咱一反“家丑绝不外扬”的传统道德，将自个的家长里短悉数地抖露出来，本意是想从家庭矛盾的各种较量中，解剖国人骨子里的不同侧面呀！中国人尤以含蓄著称，以孝悌立名，以暗斗为趣，其状如蝼蚁，被笼罩在政治权力这棵大树的阴影里，猥琐地生存一隅，在树下的某个不起眼处自视为大，分居群聚，心同异类，拼命争夺着那棵本不该属于自己的大树而上下爬行着！在我们这个极其平凡的家庭中，不知从历史深处传承着怎样的文化基因，再平凡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明暗争斗，远的争夺咱不可知，光听我奶奶说，围绕着她的争斗就足够咱写一部中篇小说的。我的亲祖父钟克告，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青岛，准备运往日本作煤工时身得重病，当时幸好我们村在青岛有一位有些头脸的人物，就是我们家花了大价钱买下三间青砖瓦房的那家主人，由他花钱托人才将重病缠身的祖父从日本人手中赎了出来。祖父回到家里已是奄奄一息，奶奶请医求药，精心伺候治疗了一场，祖父终是没能好转，最后撒手人寰。在旧时代，一位弱小的寡妇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自然成为这个大家族排挤出去的对象。据奶奶说，当时的本家人还不好明着公开使横，害怕四村人嗤笑，只在背地里刁难我的奶奶，而暗地里的较量就更是费神和气人！种种情况实在难以明确记述，而挑头公开跟奶奶无休止纠缠的，就是我在上文中提到的给我们扯拉上个“嫂嫂老师”的那位“三大爷”，我写这段往事的此刻，他可还是健在着呢！他和我的亲祖父是本家叔侄，他父亲和我的亲祖父有一个共同的大伯，家里没有男孩，只有一个女儿，早年嫁在我的姥姥村里，因此她们家当时过继的就是我的亲祖父。祖父病逝后，这位三大爷非要争着由他的父亲来顶当这个过继儿子。其时，两位老人已过世多年，再由他父亲顶过继纯属无中生有胡搅蛮缠，实际上就是跟我的寡居奶奶争夺过继房权——奶奶与父母分家和我结婚时的那三间房地！我的这位三大爷本来就好吃懒做，喝酒就醉，醉了好骂街，那几年就撒泼专找我寡居奶奶的事儿，于是就三天两头揪着我的奶奶到乡公所里打官司，每一次打输了他都一口一个“四娘”地对我的奶奶赔不是，赔完了再醉，之后再揪着奶奶去打官司……人有时为着点小利益，真会丑态百出啊！这时候，如果奶奶被迫改嫁，那祖父母从曾祖父大家庭里所分到的四分之一的家产和地块，又会是族中其他人明暗争夺的共同利益吧？——中国人无疑都是这样：时机不到时袖手旁观煽风点火，把火烧起来就闻着香又抢得欢了，一大族群的人难免卷入明争暗抢，你死我活呀！可是，幸运的是我们这个大家族还并没有闹到这个地步，原因是我的矮小孤单的奶奶就是有骨气，硬是抗争着挨了下来，即是大大伯在十四五岁时又不幸病死，也都没有把微弱单薄的奶奶击垮！——当时支撑着奶奶的肯定是幼小的大伯和父亲，想必与后来拉扯我和大弟京勇时一样坚定，一样倔犟，一样心大！于是，奶奶在那个半封建制度的社会里，毅然突破四乡里的闲言碎语，将我们村里的一位李姓青年招婿入宅，这便是我在前文中一直称呼着的我的爷爷我的恩祖！他在我们家庭帮助奶奶在艰难中拉扯了祖孙三辈，直至我的儿女！其实，我们这辈人并没有见过活着的亲祖父，他只有一张素描的黑白照片，一直挂在父母的房间里，我们只不过是从这张素描中目睹过亲祖父的尊容，感念着他那传承不绝的血脉…… 恩祖父来到我们家里的情况我不得而知，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他总是和奶奶、我、京勇生活在一起，在与父母没有分家单过以前，我们四个人总是睡在南屋一铺土炕上，和北邻的大伯家通着一个大窗，是我和京安经常爬过去爬过来的通道，我们也时常站在窗台上扯着那棵大梨树枝条打坠坠。那时候，我们都不能体察恩祖父在我们这个家庭里的尴尬处境，除了爱我们和呵护我们，我们看不出他内在的心灵苦衷，只记得父母拌嘴或是与大伯家吵闹起来的时候，他总是埋头蹲到一边或是躲到菜园地里干活儿，不去叫他吃饭他是从不会主动回家来的。童年的记忆里，父母和大伯两家总在打了好、好过了打，好像也不为什么大事情，净是些鸡毛蒜皮，有时就因为我们孩子之间的一点小别扭儿，两家大人就在门前大街上闹起来。母亲性子暴，大妈小计较，奶奶好絮叨，大伯爱发火，父亲没理性，于是便战火不绝，吵闹不休，直至咱退伍回乡后还大打出手！与居住在前后两个堂大伯家庭比较起来，大伯和父亲就不如人家亲兄弟两个有耐性有涵养——在人家的两个妯娌闹起来的时候，在咱的观察中兄弟两个仍各干各的事儿，从不掺和，更不助战，任由婆娘和孩子们吵够了打完了，一转身兄弟两人该说什么还说什么，就像两家没有吵闹事儿发生一样，让咱觉得人家才真格是一对亲兄弟！但是，当和我们村里的一些其他人家闹起来，兄弟俩可是齐心协力，配合默契，共同对付。所以，当堂属兄弟四个闹起来的时候，我父亲和大伯往往就不是人家兄弟俩的对手了。在我的父亲任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以前，那书记便是我的堂二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父亲入党后，就把我的堂二伯换下去了，而由我的父亲接任了村党支书，我料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在的原故，因为我记得在我的父亲担任村党支书期间，我的堂二伯、堂大伯与我父亲和大伯的关系并不是太融洽，尤其是在我的大伯从北京卫戍区警卫部队擅自回乡后，父亲和大伯在村里如虎似狼说一不二如日中天，至少让我的堂二伯、堂大伯等人很不舒畅，于是在中国这么一个芝麻粒大的小农村，也展开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权力争夺战。在上级粮食部门受过处理在村里憋受“委屈”的黑三，一直在村中颇受我们这个家族压抑控制的老牌党员，还有新成长起来的年青“后备力量”，都借着文化大革命摧古拉朽的时代大潮，疯狂地席卷着我的父亲和大伯，夺权，批斗，污辱，摧残……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历史富有玄妙意义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中期以后，接任我们村党支部书记的并不是那些跳得高、喊得响的“革命派”，偏偏又是在运动中没有挨过革命大批判的我的堂二伯。这时候政治斗争的大形势在向我们西部“保皇派”方面逆转，许是在当时由堂二伯再次出任村党支部书记是当时政治斗争的最佳选择。但是，堂二伯的主政给我的父亲和大伯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佳运，那时候大大小小的以整人为主的“毛泽东思想培训班”连续不断，堂二伯在上报的参加办班的一次次名册中总是少不了我的父亲和大伯，后来我想大概是当时的大形势连堂二伯也难以左右，按我父亲和大伯在当时已经划上了的“政治符号”，可能也是必须上册的人物吧？可是，我的父亲和大伯私下里却不是这样认为，他们觉得堂二伯是在拿着他们兄弟两个当“挡箭牌”，使的是“一箭双雕”的鬼心眼：暗保了自己被推翻，明示了不徇私情的革命觉悟！的确，在一次又一次的学习班上，父亲和大伯的问题就被一次又一次地拾掇着，每一次拾掇都是一次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过关。记得有一次，在县城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在挨过了四十多天后，邻村参加培训班的人都过关认罪回来了，只有父亲和大伯遥无音信，奶奶和母亲都很着急，就在家里大骂“两块东西”有什么问题还不赶快交代及早解脱回家？这么个大革命的时候人家都识相，怎么就养了这么两个东西愚蠢到这个份上？可是，我们一家人哪里知道，学习班上父亲和大伯实在熬不下去，兄弟俩相约夜间解手的时间从厕所里偷偷跑了出去，连个口信也没敢往家里送，至到三个多月后父亲和大伯才敢转回家来。也许是堂二伯怕我们一家人担心吧，他竟然没把父亲和大伯失踪的消息转告我们，由此在那段时间奶奶、母亲和大妈三家，在焦急中煎熬着生死不知的百个昼夜，父亲和大伯对堂二伯的成见就日积深厚。也许就是出于某些成见啊，当父亲有机会出任我们西埠生产队队长的时候，便不顾母亲和奶奶的强烈反对，毅然应允，精神抖擞。大伯和父亲真是一对怪兄弟，每当我的父亲抖擞起来的时候，他也就跟着精神起来了，兄弟俩就有商量不尽的杂事儿，支出不完的干劲儿，摊派不了的农活儿，总之在我们西埠生产队又是说一不二日挂中天！第二年，不知堂二伯出于什么考虑，利用在我们村子里说了算的大权威，拿东埠生产队两户有“历史污点”的家庭作交换，将自个的一家从我们的西埠生产队调到了东埠生产队。当时，东埠生产队的家庭分配收入明显地比我们西埠生产队的分配收入高出许多，根本原因是那些年我们西埠的壮年劳动力都被东埠造反派的狂妄声势吓跑了，只剩下来一些婆娘和我京京大哥一样的一群半大孩子，怎么能把以种植为主的生产队基础打牢啊！大概堂二伯不完全是因为东埠生产队的收入分配高而一时眼馋过去的吧，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在我们这边深深地感到了失落和无奈，我想精神上的不痛快才是最主要的内在原因吧？因为他当时不能不考虑到，我们这个大家族的人可都在西埠生产队，连文革以来一直投靠在东埠造反派那边的三嬷嬷一家，不也都要依靠在我们西埠生产队上混饭吃？他一家钻到东埠生产队上去，大多数那可都是造反派的人啊！——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几年之后，当我的堂二伯从村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上滑下来，纯粹凭着体力活儿挣工分的时候，他们一家在东埠生产队上可是受尽了排挤和欺负，却又早已不被我们西埠人日常生活的圈子所接纳，已然孑孓游离在我们西埠生产队生活劳动之外了…… 父亲在担任我们西埠生产队队长的几年里，没少跟我的堂二伯兄弟两个闹别扭，记得闹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堂属弟兄四家打到了一起，还让我的大姐挨了打。我的大姐是不会跟人打架的，她当时是上去挡护着我的母亲，结果也被堂二伯家的人给打了。这下我的母亲真是不赊气了，就坐在我家门前的大湾北沿，冲着堂二伯家一连臭骂了三天三夜。母亲骂累了回家喝水吃饭，歇过来了就又坐到湾北沿去骂，骂的是昏天黑地脏话连篇，直到我的堂二伯一家没有了招架之功，只能任由母亲骂下去……可是从这件事开始，我重新认识了我的母亲！她对我们有着至亲的爱，要不是大姐挨了打，她是断然不可能这样撒泼蛮横的。因为她深爱着自己的孩子，所以她真格是豁出去了，不解心头之恨她是绝不罢休！这也让咱看到了母亲的另一面：强势，蛮横，得理不饶人，无理争三分！由于母亲的这个特质，在文革的十年里仗着不胆怯不怕事，可以说真格是拯救了我们一家人，也包括大伯一家。可是，在一些自个家庭的纠纷上，尤其是在与我奶奶的矛盾里，母亲的不是自然要占主导方面，这也是我奶奶发誓不用父母赡养的主要原因吧？ 为什么京京大哥要悄悄问我把东西先送进谁家呢？在路上咱就猜到了，肯定是奶奶提前放出话来，如果我回来时先到母亲那面去，那就说明了我跟她的疏远关系！——其实奶奶担心的是她大半生的心爱付诸东流，怕我回来后真格归到母亲家里去。她的这个担心不是没有起因，主要是因了我已经结婚的爱人。当时，我爱人一直抱着个婚后怎么与父母分家的盘算，她当时并不真正了解我的家庭背景和我奶奶的长远心志。只是围绕着她的鲜亮，奶奶和母亲都展开了讨好和诋毁对方的攻势，就弄得我的爱人无所适从，两面为难！按农村传统的风俗习惯，自然是下一辈负责赡养上一辈，在我们那地就没有隔辈赡养的先例。照这个习俗，我们婚后与父母分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在我复员以前，围绕着分居过日子，父母已经应允我爱人盖起了四间新屋来。因为这四间新屋的宅基地，我父亲和大伯还又跟堂大伯和堂二伯兄弟两个闹得不可开交呢。 简单地说，就是我的堂大伯家有一个大成哥，当时在公社农具厂干副厂长，像这样一个身份在我们当地就是较有脸面的人物了，他就想在我家那幢青砖瓦房的大街东面，盖起四间冠压八村的气派住房。大成哥之所以选址在父母家门前，是因为门前的大街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在此位置上盖起一幢在当时看来最最壮观的住宅，自然可以大大地显赫大成哥一族门庭的名誉和声望。——中国人对这种东西看得实在是太重要啦！问题是，大成哥要盖房的地方，正好是我父母门前的一个院子，当时我们家还在院子临街的一角盖着两间土打墙的小屋，开着一家小门市部。然而为了达到炫耀的目的，大成哥他们竟然没跟我的父母打招呼，更别说是犯商量了，从村子及公社里通过结实关系把房权给批了下来，强行推倒了我父母家套起来多年的土院墙，还把我们家门前老几辈就有的大湾填平了，硬是将四间大瓦房盖了起来。这事让我的父母和大伯一直愤怒不平，觉得堂大伯和堂二伯家真是太欺负我们了，于是在谋划给我的爱人盖房时，就选择在了堂大伯家住宅的西面，那里是一片废弃多年的空地，里面长满堂大伯家大大小小的树木二三十棵。父亲和大伯就通过公社里的人，又硬是逼着堂大伯一家把所有的树木都给杀掉了，生生地给我们家腾出了一片宅基地来！在父母和大伯看来，这方是“出了这口窝囊气”，才算得挣回了面子和威严！——咱在复员回家后得知此事，便把父母和大伯好一顿批驳，其实真没必要闹成这样啊！不就是大成哥要盖一幢气派的住房嘛，主动帮他推倒旧院墙盖起来，这该会有多体面啊！不仅对大成哥一家好呀，对我们全家族的人不也都好吗？咋大道不走偏走曲折小道呢？怎何乐而不为呢！……无论咱怎么劝说，父母和大伯，包括爷爷和奶奶，都不能理解和接受咱的观点，他们反倒埋怨地责骂咱“太孙”了，人活在世上要都是这样，还不被人家欺负死了，曰曰。我们国人的思维里，这是凝结着怎样的“精神板块”啊！ 父母在仓促中应允给我爱人盖的新房，也只是个拼凑的框架，里外都还没有收拾呢。当时我爱人在乡办企业当会计，看到父母真给她盖新房，便私下托人找关系，买的都是被“照顾”的砖瓦、石头、木料。但是，大弟京勇也到了说媳妇的年龄，而且弟媳妇验家时看的也就是这四间新盖的房子。这样，在我还没有到家之前，已经给咱埋藏下一堆的“雷管”了，不比回乡路上南镇同乡大棉手套里的雷管少哪！ 按在回家路上跟京京大哥的约定，进村时咱得先进奶奶的家门，但却必须经过父母的门口，如果瞒过母亲的家门不进，这也是个大问题呀！于是，我叫父亲和大弟先把我的东西直接载到奶奶家去，我在到母亲的家门口时，从大哥的车子上跳下来，果见大成哥的新屋盖得真漂亮！我便进去拉上母亲，然后一起再到奶奶家里。其实，随身的行礼里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咱当场打开让全家人一看几乎全是书籍，母亲就啧啧啧地长叹道：哎呀呀！你这个孩子呀！怎么净是些书啊……这时候，不是我也有一个女儿了么，她欢快地瞪着一对小眼，正等着我回来给她过“百岁”呢！ 说到女儿的“百岁”，足可以看到爷爷和奶奶的良苦用心！在我年初探家归队以后，当奶奶得知我爱人怀孕的消息，就与爷爷计划着抓了一头猪崽和一只羊羔，两人早中晚天天割草、调食，精心地喂养着。整整大半年的岁月，到冬天就把两只小东西喂得又大又肥。过年正月，爷爷和奶奶就把这两只猪羊提前杀了待客，把个女儿的“百岁”办得既丰盛又体面。女儿的“百岁”过完了，新的家庭矛盾又加剧了，奶奶和爱人都强烈不满我的父母只在孙女的“百岁”上买了两捆白酒。按说父母是有失礼的地方，正规地女儿的“百岁”都该由他们负担，而母亲特意这样，一是因为大弟的婚事在即，他们要全力应付；二是不满我的爱人站到了奶奶一边，所以故意地推脱应挡，大概心想能省便省，一切都让爷爷奶奶挑头办吧！父母没想到的是，这种做法更让我的爱人和奶奶结成了“统一战线”，却把我夹在了三层矛盾的缝隙里。 在部队时，咱就常跟许多成家立业的人深层探讨过：作为一个男人，如果连家庭的矛盾都摆不平，那他干什么都不能算是个真正有本事的人吧？现在，可是到了考验自己的时候了！开始，咱动员爱人首先放弃新房屋的所有权，让给大弟弟成家立业，这可遭到了爱人的强烈反对，咱越是坚持一定要让出去，她就越是认为咱在偏向着父母，也就越是闹得激烈坚定，而且到了谁说也不动的地步。后来，咱替爱人想想，她的强烈坚持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起初父母应允的就是给她盖的新房，她也为了给父母省钱费了不少的心思，加上当时咱又不在家并没操过一份心，这要往后过日子单靠自个盖一幢新房子会是多大的负重呀！然而，咱又不能不正视父母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压力，大弟弟等着要娶亲，再叫父母给盖一幢新房子显然是没有这个财力了，再则接着还有二弟呢！在我服役期间回家结婚时，父亲就曾说过：他这三个儿子一个紧挨着一个，至少得让他和母亲劳役十五年的徒刑！那时候，母亲在村里开着个小门市部，父亲见天用自行车绑着两只塑料桶跑八乡出去吆喝着卖酱油醋，大弟京勇从公社“红校”毕业回家以后，无奈也和父亲一样干起了卖浆油醋的买卖。——历史进步到这个时刻，不再把做小买卖看作是“资本主义尾巴”了，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政治时代，荣幸地在我们这辈人身上终结了！作为一位刚刚下学的年轻人，可真是难为了不爱读书的大弟弟，他在红校“又红又专”（实际上就是干活劳动）两年以后，只有干起青年人碍于脸面到四乡里都抬不头来的活儿，默默地一大早离得村去就是一天啊！每到傍晚时分，看到母亲一家将父亲和大弟弟一天的收入倒到炕上，欢聚着一张一张数点着那一毛一分的小票和钢蹦儿，便不由人心里绷得紧紧的。而当母亲一札一札数点出钱目，笑着报出今天收入了十几元几毛几分的时候，咱的心里就真想哭出来。我奶奶可是对父母一家的收入羡慕得啧啧称颂！也就是在这一年，咱也初步偿到了一番做小买卖的艰难和欢乐。在爱人的鼓动下，我们两个瞅空到集市上去买小麦贩到地方粮所里出售，一斤小麦能赚个二三分钱，每人每趟载重个二百五六十斤，每天早晨便能净赚个十几块钱，又不耽误了爱人去上班。只不过，这需要粮所里有熟人的关系，当时是我三嬷嬷家里的一个亲戚在粮所里负责验收划价。看看吧，在中国的社会里，不论家族里有什么样的矛盾和纠葛，而一旦走到家族之外的层面上去，到什么时候也都是“是亲三分饷”啊。——这种社会底蕴根深蒂固！这年，咱还跟着贩卖白酒的队伍，骑着自行车载着二百斤白酒，长途跑到黄县我大姐家里，拉四乡叫卖过白酒呀！那连绵起伏望不到尽头的山路和推着自行车竭尽奶力爬坡的情景让咱终生难忘回味激昂……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咱总是在说：最苦最累的到什么时候也都是中国的农民呀！长年在外面生活的人们，谁要是活得不自在了或者是不满足了，就请他们到农村里体验体验吧！——由此咱感触：文革时期的所有政策中，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在当时一定有它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只是在轻知识重政治的文革中把这一政策“极左化”（防止修正主义复辟）才是一个真正的大错误…… 在开始居家过日子的艰涩中，并没有打消咱把新房让给大弟弟的信念。相反，越是体味到挣钱的不易，咱也是决心把新房让出去。身为“家中长子”惟有这样，才能从经济上尽快帮助父母亲减轻“徒刑”。在咱毫不动摇的坚持下，加上亲人们的劝说，爱人终于同意用父母居住的四间旧屋折价抵顶那幢新屋。可是，那时也只是找补给我爱人四百元钱，母亲开始说什么也不干了，连说那幢新房都还没钱按门窗，哪有现金折给你们啊！在这种时候，就该是由做儿子的勇于承当啊，咱就当场瞒着爱人对父母许诺四百元钱由我出吧！父母都很高兴，但因了这四百元，咱可是借了两个同学的，一直到五六年后才还上，这事却在过了二十多年后爱人才知晓……都说丈夫是个“磨芯”，这“磨芯”能不能在家庭中真正起到有效的作用，就像是在外为官的人一样，就看你有没有处理问题的品质和胆识呀！ 这件事平息过去以后，分家的事就又冒出水面来。因为我的爱人最初是有母亲相好的，母亲就在背后暗暗地鼓噪我的爱人以后负责赡养她。母亲的鼓动不是没有道理：一、现在爷爷和奶奶都已年老，地里的农活儿也要干不动了，父母现在强壮得都像老虎，什么重活儿也不在话下；二、目前由我们负责养活爷爷奶奶，只是我们夫妻俩独立担承，大伯早年过继给二嬷嬷已经除“私”，人家肯定不会再负担。要是我们回头赡养父母，往后就是兄弟三人共同承担，显然付出的仅是三分之一。三、要是现在承担奶奶的活养病老，将是多大的负担呀！当时的钱那么坚挺，有这钱以后负责赡养父母，二十年后光利息和升值会有多大的利益空间……因此种种，母亲曾多次偷偷跑去我爱人的企业，奉劝我的爱人：好媳妇，听娘的话儿吧，娘一总亲你，千万别听我那个大儿的，他是被你们的奶奶爷爷哄住了！——母亲这样挑唆我的媳妇，爱人怎么会听我的呢？其实，咱也不是非不赡养父母，问题是奶奶和母亲一向不和，吵吵闹闹打了大半辈子，加上咱的爷爷又不是个亲爷爷，在人家老了的时候不能优待善终实在是对不起啊！在这个时候，奶奶和爷爷从小抚养咱的“长心思”就真的发挥效应了…… 在负责赡养爷爷奶奶的问题上，咱坚定不移！咱对爱人开出的条件是：要不尊重我的家庭状况，要不离婚……爱人却一直在母亲诱导的我俩现实利益上斟酌徘徊，有时在僵持激烈的时候我们也去过乡里法庭！最终，按我提出的方案，以父母象征性的负责赡养爷爷，我们俩负责赡养奶奶且爷爷跟我们同吃同住的条件，取得了爱人的同意！所谓的“象征性”，也只是由父母每年给我们家提供四百斤小麦和每月四元的生活费。虽然爷爷的生老病死明文写的是有父母负担，因为爷爷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由我负责，咱也并不完全依靠父母，实际上没让父母负担多少啊！至于父母，往后就该由两个弟弟负责赡养啦……谁一看都明白，其实我们家就是在名义上每人负责着一位老人的生老病死！——真的都能按照咱的这个方案赡养得好吗？这也是咱在当时心里最顾虑的问题！漫长的日子逐渐地让咱体味到，隔代赡养确实有着更复杂的家庭矛盾，首先把我们两个置于一个三角的关系中，而不是别人家庭的那种垂直关系。任何一个角的角度变化，势必拉动着另两个角度的急剧反应。大到人情处事，小到一瓢面一件家什儿，还有农田里的耕种收获，可以说就没有不产生家庭磨擦和矛盾的时候。在这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缠中，我和爱人只能坚持做到一条：维持我们这个角的稳定度，只要我们这个角度不变，奶奶和母亲那两个角就会还是稳定不变的呀！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我的爱人做得相当出色。我们从来都不会因了奶奶跟我们一起生活而受其影响，也从不因为母亲的剧烈情绪而受到感染……这种自此相当稳定的家庭关系，让我时常侥幸：如果是由父母负责赡养爷爷和奶奶，还不知会闹成个什么杂乱样子啊！ 正像母亲分析的那样，爱人却在经济上做出了相当的付出 第十二章 办公楼 人生富有戏剧情节的是，我在当兵离开公社革委的第四年，我们村黑三的大儿子钟旭接替了我原来的工作岗位，他是由其大姐的公爹、我们县教育局一位副局长托情介绍到公社里去的。据奶奶说，这位副局长本是她娘家村人，早年在县委里干秘书，能写不会说，很早跟家里的结发妻子离婚，老婆却是离婚不离门，仍是他们李家的儿媳妇，哺育的几个儿子都很出息，所以与他们亲生父亲的关系也很融洽。钟旭年龄比我小几岁，却比我大一辈，按同姓同宗我得喊他“小叔”。文革中，他爹是跳得最高的“造反派”头头，是我们家族的死敌，他从小就在邻村上学，并未和我们同校同读，当时我们村的“二哥老师”和“嫂嫂老师”都是“保皇派”这边的人，黑三怕他的儿子在本村念书受欺负，把他的孩子们都弄到外村去了，所以村里人对他们家的孩子都不是很了解。只是他家的孩子大多很特别，其中有一位姐姐终生不嫁，提婚就恼，有一位弟弟精神失常，英年早逝，这与他们的父亲及其家族阴沉郁闷、行事怪异不无关系，暗地里故有“老黑”之称。——就在年前，他的亲弟老六在家中自焚而死，包括黑三在内一大家族的人，竟然没有出面收殓的，直在春节前后停尸长达二十二天，才有看不下去的家族侄儿女出面，将六叔草草的掩埋了！对于我们家族的人，从本质说并不坏，而且都不记仇，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三仇九恨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一年，大概是钟旭到公社里工作的时候，还找我的父亲托我从部队里给他买回一套开放后新出版的四卷本《安娜•；；卡列尼娜》呢，期间两家也有了一些往来。从这一点看来，生活在中国的农村，其实谁也不能把谁怎么的，谁也治不了谁个什么罪，真就是哪个人犯了法，便是把他送进去了，那你后世的日子能安心吗？人家在里面坐牢，你在外面逍遥？所以中国农村里的事情很复杂，有时候理不是理、非不是非、德不是德、不德就是德，而有的时候理就是理、非就是非、德就是德、不德就是不德，还在有的时候理是非、非是理、非理即是德、非德即是理，德与理也难说清个是是非非啊——这是中国久远浩繁的史际中模糊不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长期孕育的成果吧！因与钟旭曾经有过这么一段交情，所以复员后再到乡政府（不再是“公社”）工作的时候，咱也就放松了警惕。——也就是咱在中越火线戍边的时候，钟旭被调到了县报社通联部工作，曾干过的那个岗位就又空缺了出来。这时咱怀揣着沈空文化部的介绍信便犯起了难：如果按照宿老师的嘱咐，咱应该到县城里去工作，这在当时并不难，只要咱也学着宿老师的做法，把在部队上发表的全部文章往县委宣传部一送，到下属的报社、电台里谋份差事是大有希望的，然而离爷爷和奶奶可就远了！那时一家五口人，耕种着十四五亩土地，爱人在上班前都是先带上小镢或锄头，起大早骑车到母亲曾经撒谎过的“只有一点点”洼涝地里先干上一气儿，到了时间将工具埋进地里然后再去上班，傍晚下了班再直接跑到地里扒出锄头来干到刹黑……如果这时候我毅然脱离开这个家庭，那么吃苦吃累的不仅是妻子，更是抚养我长大成人的爷爷和奶奶啦！难怪老人们常说“人生像磨道”，走出去六年转了一圈，咱最终还是又绕回到老岗位上去了。虽然咱对新闻报道不感冒，为了家庭减负和生存出路，咱也只能是重操旧业。所以，咱在重新到乡里去上班后，就把采写的稿子都交给了同村的叔叔钟旭。大半年过去了，咱写的稿子只被县电台采用，却不见在县报上登出来，让咱很纳闷，到报社各个编辑部一查，没人见过咱写的一篇稿子啊，却被钟旭叔叔都扣压到他的抽屉里！通联部是负责每天把来稿一一分类到各个编辑部的，怎么单单会是把我直接交给他的稿子没有给分下去呢？我猜想，这时候他不仅仅是因为文革期间父辈间的纠葛，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我们乡里接替的是他刚刚工作过的岗位吧？！关于我这位小叔叔在报社里的故事，我不想写很多，因为说多了有狭隘攻击之嫌。咱就只说一件：他曾与一位老牌的编辑同住一间宿舍，这编辑很邋遢，不爱收拾房间的卫生，逢有报社检查卫生时，他就只打扫他的那一边，尤其用拖把从中间一分为二拖出死直的一条“干湿线”…… 再回乡政府大院上班的时候，六年前以房书记为首的公社革委领导基本上大换班，接任的乡党委书记姓甄，叫甄有辜，乡长姓汪。听群众的口碑，人们对房书记的评价很好很高，尤其是他在全社留下来的一个大脚印——举全社之力盖成的影剧院，让全乡的人欢欣鼓舞，乐不可支。其他像跟着他干的人，有三位副书记（陈书记、刘书记、张书记）直接升任了其它乡的党委书记，二人（包括关爱过咱的妇联隋主任）调到了县里的有关部门，还有升任到其它乡镇的副局级领导等等。我的仲老师被提拔到西邻乡担任着组织委员。四级同学在第二年果真和咱一样去部队当了兵。戴站长还在广播站任站长。——没有了过去那种浓烈的政治战场，大概再也难有他出息的用武之地了！老宣传从农技站真正脱离出来，继任了咱曾经干过的公社文管员，现在正式的名号是乡文化站长，列在国家招聘干部的序列里……难怪张书记当时对咱讲：这是个由上面给发工资的正式差事，大有干头哩！这样，公社大院里的一切，已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咱曾经抱有的“探究之心”便一时深感失望，在涉世之初一直聚集在心头的许多困惑和恍惑刹那儿散去了，变得天蓝云淡，万里晴空…… 我在乡里的工作相对比较轻闲，先是跟着一位初中的周老师写《社志》，同时从事着新闻报道的工作。“大包干”前撤“社”改乡，对过去的那一段历史就需要整理记录下来。《社志》定稿后，就在乡党委主要专事新闻写作。在这方面，我们乡的一把手甄书记是内行，他在下乡镇任职前就是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科长，前半生的专业便是新闻报道，对咱的要求很专业，看上去就是有才。甄书记个子不高，眉清目秀，睿智干练，神态威严，行事处世很是正派，让咱打心里敬佩和称赞。但是，不知怎么的，咱在当时也搞不清是因了什么，他作为“一把手”，表面看却不如房书记在时轻松随和，他在班子里的对头还真是不少。记得有一次，咱写关于他的一篇稿子，题目就是《自身正 敢碰硬 事业兴》，其中的一个小故事是：有一天早晨，甄书记的大女儿在驻地汽车站等车，被住机关的王书记路过时看见了，就立马调来乡党委唯一的丰田面包车——之前，房书记一直坐的是一辆带斗的“大头车”，甄书记上任后才新买的这台进口面包，当时县委书记的大公子在县报社任职总编辑，也没有这样高规格的车辆，所以赵总编辑常来甄书记处借我们乡的白色丰田外出参观呢！——把甄书记的大女儿专程送到了县城去上班……很显然，王书记有溜须甄书记之意，但也可看成是好心的王叔叔对一个侄女的关爱，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然而甄书记可不是这样看法，他说这是违规用车，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拿我老甄家开了这个头，那是不是谁都可以依次为例啦？往深处想是王书记在背后借此毁他的声誉，破党委集体决定的规矩！于是，在乡党委扩大会上，甄书记借着这件事把王书记好一顿批……咱的这篇稿子在青岛市电台新闻广播时，碰巧就被青岛市纪委的一位主要领导在早新闻中听到了，便在上班后向我们县纪委发过来一封传真，说你们县一位乡党委书记的事迹很好，要县纪委进一步整理上报，于是县纪委的领导就派人到我们乡里找到我，要咱拿出了那一篇底稿，看过后又要求咱加工后再报给他们，甄书记的事迹就在青岛市纪委和县纪委的简报上分别散发了下来。——就是这么一篇小稿子，照实说咱并没有特意吹嘘拔高，关于“自身正”和“敢碰硬”的内容件件都是实事，就是“事业兴”部分带有“搜罗”和“硬贴”上去的嫌疑，但这也是新闻人惯常的“伎俩”，可就惹火了党委班子的一大批人，住机关的王书记不屑说，就连二把手汪乡长也好心地提醒咱：往后可别再写班子内的事儿！有一位俺家的干亲戚、还是甄书记提拔重用的乡党委秘书，竟然在喝醉了酒后把咱好一顿苛责。到乡属部门去，也有的部门头头不怀好意的问咱：甄书记给过你什么好处，你竟然替他硬吹？……妈呀！我写的大部分都是实事，怎么会叫这么多的人们不舒服啊？咱实在是想不通……不过，咱从此真的不再写身边的领导干部啦！——是不是咱写了他的好，就是对他身边人甚至是别的人的贬低呀？！ 甄书记在我们乡时确实很有魄力，文化水平和审美要求都很高，凡事既讲原则，又求标准，严而有威，威而有序，序中有情。比如按时正点上下班，他就要求的很严，而且不论是对一般干部还是领导干部，他的要求都是同一个标准。有一次他下乡时，碰到乡里的一位副局级领导，半下午挟着自行车骑行在回家的路上。第二天早晨乡机关集体点名时，他就不客气的质问那位领导：你昨天下午那么早到哪个村庄下乡去了？问得这位领导呜呜呀呀地回答不上来，参加点名的可都在看着他哪！还有一位机关干部，迟到了就冲站在门前监察的甄书记厚颜地笑笑说：哎，自行车在路上又掉链子啦！迟到的次数多去了，再不等这位干部自己说，甄书记看到他迟到就问：是不是在路上又掉链子啦？问得次数多了，这“掉链子”便作为一句口头谚先在我们乡机关里戏谑开来，继而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以致成了一句“地方语”……甄书记平时对全体人员要求十分严格，这与他长期在县委机关里养成的作风密不可分，咱在部队大小机关里都曾工作过，适应起他来可算是如鱼在水得心应手，然而对长期在乡里浪荡惯了的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就对甄书记的威严言行颇不适应，意见纷纷。但甄书记还是有着菩萨心肠的，到了麦收时节，破格将家在农村种植小麦的“单职工”，统统放假十到十五天，小麦没有晒干入囤就可以不回来上班，这在过去和邻近乡镇都是破天荒的事情。正常时候，农村忙时机关人员也紧张起来，书记和乡长一天到晚催促和调度着机关干部下乡催收催种，统计报表……甄书记反其道而行之，而且是年年如此，让像咱这样的“种地工”打心里感激和念好！其实，甄书记在县委工作时，他的老婆和孩子长期都在西南乡种地过日子，那时就叫是“农业户”，对此他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感触！——由此看来，理解家情方能体察民情，真察民情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接下来，甄书记做出了一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留脚印”的大决定，这便是盖机关办公大楼。他当时的思路是：李书记（文革后期的）整修了西大洼，房书记盖起了影剧院，我在这个乡里留什么？也就是凭什么样的政绩让全乡的人在他离任以后还能想起他，怀念他，记着他。——这几乎是中国大小官吏的所有出发点和立足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树碑立传，青史留名，可是中国人永恒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传统！在甄书记的心目中，除了盖一幢气势雄伟、设计新颖、装饰漂亮的机关办公大楼，也许再也找不到更好地施展他卓越才华的天地啦。他对四层办公大楼整体风格的美学要求是：现在不土，十年不洋。就先锋思想看，这思维确实新鲜不俗！当时全县的乡镇没有哪个有财力盖起这么一幢宏伟的机关大楼，只是最繁华的南镇盖过一座“水上漂影剧院”，《解放军报》社的一位摄影记者还把它刊登在各大报刊上，何况我们这样一个十分偏僻的穷乡在房书记盖过影剧院后，又要盖一幢非凡的办公大楼呢，也是别处的书记们不敢想的吧？——敢想、敢做、敢标新立异，这就是我们甄书记具有魄力的特质吧？但是，钱从哪里来呢？建筑经费怎样才能及时保障呀？除了乡里有一个向青岛供水的唯一财源，当时咱并不是太清楚。渐渐地，盖楼的财源见襟捉肘，终因大额资金紧缺而一再停工！在当时，大楼的基础建设可以省工省钱，办法是动员全乡的群众不停地轮番出工，掘基垫实，挖湾取土，但是建筑活儿就不是仅靠无偿摊派工日能够完成的啊，全要依靠有资质的包工建筑队，还有各种施工材料都不是谁就能随便满足和给予的……甄书记就召开乡党委扩大会研究解决办法，大家研究来琢磨去，只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呀，没有哪一位再生出滚滚的财源来！可是怎样向全乡群众集资、怎么对刚刚发家致富起来的“万元户”摊派呢？那时候的“万元户”，开放之初是叫得很响的“暴发户”，年底要受到乡里的隆重表扬，胸戴大红花呀。当时咱也看出来了，乡党委班子的整体意见并不是很一致，汪乡长就不是很赞成，其他班子成员大多数也是敷衍嘀咕或者装聋作哑，看样子是任你胡来吧！甄书记却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押在了办公大楼上，于是乡党委扩大会开了一个又一个，经过再三酝酿，统一认识，破题决策，最后终于形成了一致决议：在全乡当年每人先提留四十斤小麦！记不得开始的名堂是不是叫“提留粮”，反正就是收缴农户家的小麦集资去盖办公大楼。后来如果追问：谁把这种做法叫做“提留”？为什么被叫做“提留”？怎么叫“提留”而不被叫做别的名堂呢？现在大概没有谁能说得清楚准确吧？当时每村每户年年都要交售“爱国粮”，也就是历朝历代所说的“皇粮国税”。种地纳粮，养马打差，出工修桥（路），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这是天经地义的啊！人民公社时期，要先把生产队产出的好粮预留到各家各户，即便是吃糠咽菜也得把皇粮攒下来，由一家一户保管凉晒好了，再按品质等级交售，前面曾有一说，咱的“嫂嫂老师”就是被这满院的皇粮玉米诱骗到我们村的！农村土地“大包干”后，是由各村各家按上级下达的不同指标分户负担，按夏秋两季交售到国家地方粮所的。毫无疑问，皇粮指标是由上级一层一层下达下来的，并不是地方上的集体收入资金。借此交售公粮的同时，乡政府再加上一定的粮食指标，同时下达到各村各户，一同交售，从中提留，这便是“提留”一词的真正来历。至于“集资款”，就是硬性指标的资金摊派，当时针对的主要是一些集体企业和有钱单位！……每人四十斤的小麦款，显然仍不足以叠罗起四层高的办公大楼，于是第二年再加码到每人六十斤乃至八十斤小麦，建设资金仍然紧缺，但大楼工程又不能拖延，就动员预收明年的提留粮，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这几年家家户户都粮满囤流，每一户再加码提留个百八十斤小麦，正好把粮仓腾出来，来年麦后好囤新粮，这样对农户只能有好处呀！可是，老百姓却在一年里被“提留”了两次。这年秋天，乡里把我们在机关里住家的人员，也分到了各个工作片一起下去催粮收款。因我是乡里的新手，就被分到了大老远的东乡片。这个片长姓孙，是我们乡里的纪委书记，不知他是看我年轻又是军人出身，还是觉得反正那个村谁去也是收缴不上来，就蒙我说：孙家沽的任务轻，你就去吧！开始我还挺感激他的，可是去了才知道，这是个二十几户全乡最小的行政村，人均只有六分可耕地，家家户户都没地种粮，只在有限的耕地上种些值钱的香菜之类卖钱买粮吃，全村人根本就没粮可催，于是就只能收钱，这可难去啦！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有粮交粮可以，那是地里产出的，没粮交钱就难接受，这是血汗钱哪！那时候的农村，食物交换都是拿家里的粮食兑换，一斤换几斤，几斤换一斤等等。后来不再拿粮换物，被视为思想更新农村进步的成果！面对这么一个“难办村”，咱只有深入到各个农家里去一一做工作，有的说等秋后卖了地里的菜就交，还有的说家里有一点点种在荒坡上的豆子，下个大集上卖了就交，约好叫我们后天来拿钱。到了那一天，我和村干部就去了他们家，这家的婆娘还真卖了豆子，当我们跟着她来到东间取钱的时候，却发现她的男人躺在炕上，咱就问：这么忙怎么在家里躺着？那婆娘这时候从抽屉里取出钱来，一边数着交给村干部说：是感冒了！可是有四十多天了，好了不好，昨天出去干建筑活儿，实在挺不住这不又蔫回家来了。咱就关切地问道：没叫医生好好看看？那婆娘道：卖了这点豆子原本想去看来，这不答应你们啦，要不就去看啦，人活着得讲信用啊！咱又仔细地问了问她男人的症状，不觉一愣：像是出血热呀！咱转过身断然对村干部说：把这钱还给她吧！你明天就带你丈夫先去看病，这病不像是重感冒，千万不要再耽搁，你记住啦！千万……看到那婆娘感激地接过钱，又在手头上捻着认真地数了数，确认还是那四十六元钱，才对我说：让俺夸你什么好呢！俺一定听你的，赶明儿一早就拿这钱给俺男人去看病。看完病回来，俺家的提留一定交，他还有给人家干建筑活儿的钱没有开下来……果然，她男人先去了北镇乡医院，一查还真就是出血热，被紧急转送到县医院才保住了性命。这事在东乡片一下子传开了！虽然我包的村庄提留任务没彻底完成，但咱救了人家一命及全家（有五个孩子呢！），领导们既没批咱也没表扬…… 在我们全乡，提留钱粮这个头一开，后来有一些村庄也跟着向各户提留村集体的收入，于是村村效仿，到处提留，事事提留，名目繁多，造成的后果是吃喝成风，奢侈浪费，干群对立，农村矛盾暗地里急剧升温……有一种情况，让咱非常困惑，这就是与我们村只有一河之隔的对岸，虽说是两个不同的县份，后来却是同属于青岛市，情景真是大不相同：饥荒年代，人家那边有吃的，我们这边饿死了大批的人；文革时期，我们这边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见到小商小贩抓起来就游街，人家那面却是不见有人管呢！“大包干”之后，我们这里提粮收款、摊派集资，人家那面的群众都还不知道“提留”和“集资”是什么？这词语都是啥意思？这可真是奇了怪啦！有几次，我和爷爷拉着大板车排在粮所的大门口等待着交粮——这里面也包括咱说的提留粮，在当时都被说成是“爱国粮”，实际上就是“半假挤政”糊弄百姓的名堂，却是没有多少人真的明白！——经常是一等就是大半天，有一次还在粮所门前守着“公粮”过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才交上啊……这种轰轰烈烈应邀交售“爱国粮”的场面，让河东那面过来赶集的人谁看了都笑话，我们却笑话人家的觉悟低，这类现象真是让人震惊和费解…… 甄书记在盖机关办公大楼的几年里，确实没少受累，每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大楼工地上，转一转，看一看，遇到有疑问的工程问题，都是亲自主持解决。尤其是在施工质量上，他就是最最严厉的质量监督员，一旦感觉到施工中的质量问题，都是毫不手软，决不徇情，几乎对谁都是不留脸面。不知有多少次，他看到新打的预制件水泥用量不达标，穿着挣亮的小皮鞋上去十脚八脚就给毁掉了重来…… 而对农村里的问题，甄书记便没有了过多的精力研究和解决。在甄书记任职到第三年的春天，我和乡里的一位干事，曾到全乡的每一个村庄里搞过一个调查，我们的调查几乎是在半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先是党员，再是群众，有代表性的了解掌握全乡每一个村子的实情，发现问题，提出建议，时间长达一个多月，被调查出来的现实情况确实触目惊心！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文革”结束才十年，怎么刚刚开始富裕的农村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腐败问题，历史上的“三反五反”、“一打三反”等等耳熟能详的政治运动亦犹在目，中国人是不是真是“记吃不记打”的族群？咱也曾经预言过：再有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发动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照常轰轰烈烈波澜壮阔！记得我当时写出过一篇很真实的调查报告，交给了甄书记。甄书记还专门召开过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亲自全文念了一遍咱的报告，并在会议上展开过热烈地争论。会后，甄书记还把咱叫到办公室，要咱进行一些适当的修改。他说的适当，是指把咱在调查中准确计算的比例数，换成一些模棱两可的词语，比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支部书记大小事务全部由自己说了算，要咱换成了“有一些村的支部书记民主作风不够好，有主观上自己说了算的倾向”；有大多数的村庄随意向群众乱提留乱收钱，说收多少就强行收多少，改成了“少数村庄向群众提留过多，惹得个别农户有一定的意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村庄吃喝成风，年招待费都在数万元以上，缩减为“极少数村庄有吃喝成风的现象，平时招待费不够节俭”等。诸如“少数”、“极少数”、“个别人”、“现象”、“倾向”等等微妙的词句，就把事物的真实面目全部掩盖遮避了起来，在当时还叫咱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看，甄书记把握大局的政治敏锐性和技巧性有多高呀，连毛主席都曾经说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党员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干部也是好的”，那么你要是不用“极少数”等等这样的字眼，是不是就是在给全国的大好形势抹黑呀，跟毛主席他老人家唱反调啦！实际上那是在什么时候的“最高指示”呀？他老人家都去逝十多年啦！在甄书记的一一指导下，咱对这一篇调查报告进行了缜密的修改，尤其让咱深感豪迈的是，咱在这篇调查报告的末段，曾经提出过四项制度性的最初建议： 一、各村年初要制定出收入开支方案，经全体党员大会批准，报党委监督执行； 二、按《党章》的要求，定期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乡党委派人主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详细记录报党委存档备查； 三、根据村庄的大小确定不同村庄的招待费标准，超标部分不予报销入账； 四、加强乡政府对农村账目的监管审计，三个月至半年监察一次，监察情况报乡主要领导审阅把关。 可惜的是，咱的这四项最初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也许在当时的一些领导看来，咱这纯粹是没事找事，十足的“书呆子气”。乡镇的工作一惯是“上面百条线，乡镇一根针”，能应对、应付、应景、应绩者就是高手啦！在咱将精心修改过的报告再次誊清上报后，只能是泥牛入海了。——值得记述的是，十年以后，我的老家各村可就大乱起来了，甄书记所盖的那个漂亮大楼的后面，有一个叫兰高村的，就是全乡第二个群体上访的大村，光是涉及到吃喝收礼的机关干部就达六十多人，引发出无数的“信访故事”。后来，为按抚上访群众，县纪委一一对查，强令全机关的干部如数退赔。不容置疑，我们全县最先刮起来的上访风潮，就是从我的老家东南乡开始的呀（怎么会是哪儿先开始呢？），接着蔓延席卷全县，让各级的领导集中精力壮大队伍应接不暇！又过十年，在平西乡，当咱把在老家工作时对农村最初萌发的管理理念，在自己负责的村庄尝试实施的时候，同样遭到了夭折的命运，并陷自己于被排挤、诋毁和打压之中…… 当然，这些后来发生的故事，与我们的甄书记毫无关系。那么都与谁有责任呢？这责任仅是一个人或是某几个人的问题呢？还是一个民族的传统问题呀？除了值得我们骄傲和弘扬的优秀民族文化，还有哪一些与之相伴的文化问题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呢？ 大概是在大楼奠基动工的第二年，我们乡的党委班子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对于一个“临时工”来说，班子的调整与咱并没有任何关系。在班子调整过后的某一天，甄书记不知怎么突然叫上咱说：走，到下面去转一转。咱赶紧推出自行车，受宠地陪着甄书记骑出了乡委大门，我们两个人并没有进村，一直也没有下过车，就这样慢悠悠地并车骑行在乡间的公路上。甄书记先是征询咱对这一次班子调整的个人看法，然后又问咱下面都有一些什么不寻 第十三章 生克状 于站长接任镇党委秘书后，文化站长的位子又空了出来，机关里上上下下推断继任者就是咱的啦！理由是全机关真正拿起文字材料的非咱莫属，尤其还显示出一定的文采，经常写些诗歌、散文、小说什么的。咱就在心里默默地期待，静静等候，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讯息。其实，咱对这事并不怎么在意，还是领导叫干什么就干好什么，没有迫切焦虑之思和丁点非份之想。咱的冷静沉寂让于秘书替咱着急起来，有一天就我们两个人在党委办公室里，他就关切地问咱：“你那事怎么还没有眉目？”咱被他一下子问糊涂了，反问他：“你指的是哪件事儿？”于秘书把头一昂，指着自己说：“接我班的事啊！”我平静道：“怎么有这个可能？至今也没哪个领导找我谈过啊！”“啊呀，”他一下子硬挺挺站起来，激凌凌地媚目露出诧异：“这么说你还没有找过张书记啊！”我接上说：“没有啊！这种事我怎么好去主动提出来？人家又是‘一把手’！”于秘书没好气地激将道：“那你就等着吧！可是这种事，没有哪个领导会主动找你啊！”听过他一番话，咱这才恍然大悟，好事情原来都是不择手段抢来的呀！马上，咱脑际里浮现出他曾经每一天都钻到甄书记家中坐一坐的情景…… 张书记接替的是咱钦佩的甄书记，已经四十多岁了，看样子实在厚道，是打西北乡调过来的，。他原来就是西北某乡的党委书记，正经的乡镇“一把手”，因为婚姻变故被从平西北调到平东南，具体因为什么事咱不得而知，只听说前妻长年有病，不幸病故，撇下两个男孩，他上任时带来的确是一位刚刚结婚的大姑娘。张书记并没有在机关家属院拾掇住房，而是整修了办公大楼东南角的一排平房，又朝西开了个便门，门北紧靠着的就是机关招待灶，上班下班出行招待倒是方便得很哪！他后来命该倒霉的外部原因，依我看就是因为处在这么一个特别优势的地理位置上！……于秘书那天好心提醒后，咱心里就一直在犯愁，无数次站在办公大楼的窗前，咱就一直盯着东南角张书记的门口出神，叫咱开口跟领导提什么个人要求，实在是太难为咱了！从下学到此时，参加工作也有十个年头了，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位领导提出过任何一点小小的要求，更没有处心积虑地贴近过谁、讨好过谁。一味地干好份内的工作，在当时咱的心中就是最有地位最有尊严最有前途的宿命啊！一段时间，也曾想放弃了这个欲念，可是在爱人的鼓舞下，最终挺起腰杆选在某一个假期，仅是提着两瓶普通的好酒，试试探探地敲开了张书记朝西的便门，进屋坐下后张书记和他的新媳妇对咱却很客气，不像在公家的大场合那样装腔拿势一本正经冠冕堂皇，让咱突然意识到要办紧要的私事还就得常到领导们的家里来！当咱吞吞吐吐把想干文化站长的愿望微微流露出来，张书记立马接上说：这事我们几个主要领导议论过了，原本就想叫你接啊！只是太忙了，还没顾得上正式研究，你再回去等一等吧！从他家出来后，一时感觉欢喜若狂，真想手舞足蹈……可是又一想，原本这就是自己当兵前放弃的老岗位呀，别人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出息出去，咱还厚着脸皮又去要求……命运有时候真会捉弄人啊！ 原来，张书记也是由土坷垃块里趴出来的，起初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后被挑选到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一步一步从队员到党委副书记直至镇党委书记，切身地感受过我们农村人出人头地的艰难！咱没想到会这么快呀，他就把咱接任文化站长的事一下子给敲定了，可在上面却遇到一个很长很长的办理招聘干部的程序，又把咱好一番折腾，生发出另一个出奇制胜的故事……在咱的接任决定还没来得及行文上报，张书记突然被处理到北部山区担任一个乡粮食管理所的副所长，一下子“撸”得如此之惨，是因为他胆敢违犯了计划生育国策！上任一年以后，他的新婚媳妇便怀孕了，因与前妻已经生了两个孩子，无论如何不能再生育第三个了，可是新媳妇怀的是头胎，人家可不能没有自己亲生的子女啊！于是便神使鬼差地非要生下来……张书记作为主管全镇计划生育工作的“一把手”，真是胆子过大了！——不，准确的评价当是权力过头了，导致那种想法幼稚可笑！他开始以为，叫县上的主要领导们都知道了或许就会默认了吧，便不可能处理他、至少是从轻处罚呀！他的家不是安在机关大院里嘛，门北紧靠着的不就是机关招待灶嘛，所以，每有县里的主要领导来我们镇，他都是殷勤伺候，盛情款待，在酒醉饭饱之后，走出招待所之时，将县里的领导就近请进家里坐一坐乃至聊一聊，借着酒劲拉近一些距离，然后指着他鼓起肚子的妻子嘻嘻哈哈道：看，真怀上了！x书记（x县长、x主任、x主席、x局长等），像我这种情况再生一个您说可、可不可以吧？您领导可不能不、不照顾我吧？我这媳妇可、可是头、头胎呀！某些领导大都乐呵呵地应景道：好啊！再生一个好……既是头胎就生、生吧！听说、听说人家可、可是个大、大姑娘吧？能亲生一个总比隔、隔着一层的好、好啊……几乎每一位大肚便便的领导在他家里当面说的都是“拜年话”，讨好下级官员的“醉话”！——咱就奇怪了，怎么就没有一位领导当面给直言指出来：小张啊，你可是镇党委书记呀，这是严重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的，要犯大错误，大错误！大错误！！！……要是那样的话，我想就是借给张书记两口子十个胆，他们也会好好掂量掂量吧？中国的人情真是个怪东西，一旦沾上权力就更是个魔鬼啦！——如此，我们的张书记两口子就放心大胆起来，在他媳妇生产那天的一大早，咱从家里蹬着自行车去上班，在经过镇卫生院门口时，就见那台丰田面包车停在医院门口，走在驻地大街上就没有不知道党委张书记的老婆今天正在医院里生孩子呢！当他的女儿出生后，轰动得连镇直部门的头头们都带着夫人纷纷到他的家里去“喝面汤”…… 张书记所犯的严重错误被县计生部门揭发上报后，我不知道荣幸光临他家看到过他老婆大肚子的领导们，在研究张书记错误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表态的？是否会把在张书记家里的情景描述出来……后来，一位参入当时研究的县委在场秘书，曾在我们一起喝酒的场合上开玩笑地透露出来：嗬，可是没有哪个领导出来为他讲情呢！要是有一位领导帮他求情，他也不至于被撸得那么惨呀！ 那么，是谁真正“克”掉了一个镇党委书记呢？当然，主要的错误在张书记两口。但是在张书记自己的心里，他永远都是想不通呢！十年后，当我也倒霉到北部山区，有幸在一个叫南董家的村庄里遇到他时，他可是喝着人家的小酒牢骚满腹，埋怨当时怎么就没有一位县里的领导真正爱护他、关心他、批正他、纠察他，当着他们两口子的面严厉地指出来啊！大醉之时，他一再惋惜地哀吼：我的老婆怀孕时，县里的多数领导都是知道的呀！ 接任文化站长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除了新闻宣传外，咱也就是应付一下上级文化部门布置的群众性娱乐活动。而在平日的工作中，仍然是围绕着镇党委办的一些文字材料做做“纸面文章”。这期间，打南镇调过来一位党委副书记，负责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此人姓万，叫万保政，由部队退伍到地方上，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处事细致扎实，自小也是由奶奶拉扯长大，又是从部队政治处里滚出来的，与咱具有诸多相似情愫和互动观点，所以特别默契和投机，便更喜欢咱给他准备的文字材料，“文如其人”嘛，咱原本就不会诌些“拉嘴胡琴”的花样文章！然而不知什么原故，他对于秘书不怎么欣赏，时常嗤之一鼻，许是在南镇一起工作时更加了解他的人品和作风吧！不过，于秘书确实精明圆滑，单从做人处世角度看，有点心眼太多啦，却是个混迹官场的人物呀！但是，他也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时候，后来经过了三任镇党委书记时，才终于被提拔为副镇长提名人选……这时候接任的镇党委书记，是从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位上委派下来的，姓安，叫安国栋，很年轻的一个人，其个性真是挺强…… 就在于秘书被提名为副镇长的这年春节，咱和往常一样趴在家里给领导写“讲话”。每年的初六、七日，全县都要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会议，习惯上被称为“农村三级干部工作会议”，镇党委书记都要在这个大会上总结去年一年的工作，布置下一年的工作任务，一开就是三五天哪。自打给领导们开始写材料，可以说每年的春节前后都是窝在家里奋力地加班呀！大年夜里，堂属兄弟们都来给咱爷爷奶奶磕头拜年，大成哥就对咱说：兄弟，我怎么听说党委叫你干秘书！咱不相信地回应道：不可能，怎么会让咱弟兄们干那个呀！大成哥就说：哦，我听纪委孙书记说的，年前在厂子里喝酒的时候，他好像不会是随便说着玩的。我就接着问了一句：他怎么对你说的？大成哥一本正经地述说道：还是在喝酒的时候，孙书记单独喊我出来，我想是什么事儿？他就对我悄悄地说了这个！咱疑惑地笑了笑，分析道：不可能！咱现在的身份是“临时工”，聘干的身份还没有批下来呢，别听他忽悠咱弟兄们了。众弟兄们一听也是，多坐了一会儿，就都起身走了。正月初四日上午，不知孙书记打从哪儿冒出来，突然蹿到我家里，啥正经事也没说，客气着坐过了一会儿，除了给老人拜过年，又翻了翻我书架上的书，还拿走了我的一部《周易全译》，留他也留不住，匆匆忙忙骑上自行车又走了，搞得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纪委书记列席“书记办公会”，年前研究决定的事情他都知道呀！到正月初六上班时，万书记代表书记们正式跟咱谈了话，咱才彻底相信啦！至今我想，提议让咱接任秘书的一定是万书记首先提出来的吧？安书记在县政府办公室干过的，比较爱才所以也就赞成了！当时的镇长姓任，是从北邻乡刚刚调过来，对咱的情况并不熟悉，所以一时也就没有什么太多不同的意见吧！ 在刚接任时，咱对秘书的职责、工作特点及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并不了解。只是在于秘书干着时，咱听到机关内的许多议论和意见都集中在烟酒茶果和来人来客的招待层面上。咱亲眼看到的有这么几件事：有一次，孙书记骂骂咧咧到党委办公室找于秘书的不是，说两天前县纪委来人为什么不告诉他？中午陪餐时怎么就没有他的份呀？那可是他们的直属上级领导，连见面的的机会都不给，是不是显得我这个纪委书记在下面干得不怎么样啊！再有一次，我随于秘书乘坐的车到县城里去，办完事又同车一起往后返，路上就见车箱内多了一大箱子石林牌香烟。那时候，从部队里转业一位姓张的干部，个子不高，说话带笑，听说在部队上就是一位司务长，来到我们镇上便在机关伙房负责食物的采购买进，就有一帮好吃爱喝的机关干部天天围绕着他转呢，咱开始也搞不懂他怎么就那样吃香？这天在路上，当车开到北张镇时，车上的烟鬼们眼瞅着那箱烟唧唧呱呱，其实于秘书并没有发话，张司务就乐呵呵地撕开大纸箱，一套一套随意地分给车上的七八个人，还一边分发一边乐呵着说：这都要感谢于秘书！要不是于秘书干秘书，你们哪能有这样的好烟抽呀，是不是啊！等于秘书真用到弟兄们的时候，可都得真心地出力呀……拿到烟的自然都在车上起劲地夸赞，坚定地表态，滋得于秘书一路上抿着嘴只是笑，却是没有阻拦。车到党委楼前时，楼内楼外看到车上下来的都有一套名牌香烟，便都拥上来索取，张司务就替于秘书叫着好的一套一套慷慨地分着，一大箱子的烟眼看就要不够分的了，于秘书这才自个搬起来笑着向楼上走去。这事让咱很惊异：党委的东西就可以这样随意无度的分发呀？还有一次，于秘书叫上咱随车来到食品站仓库，让咱帮着装东西，库里全是一条条大羊腿，咱一边往袋子里装着，一边询问于秘书：怎么这么多的大羊腿呀？于秘书就说：春节前准备给上面送的礼呀！咱愚蠢地问道：这是谁送礼？都送给谁？于秘书看着咱莫名地笑一笑，便大声说：党委政府送礼，要送的人多去啦！那意思分明是嫌咱“少见多怪”……这几件事，引起咱很深的思考：秘书不纯是文字秘书啊，更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处理。难怪于秘书干秘书时，机关内外有那么强烈的反响，咱接手后切记不可以铺张浪费呀！再说，文革中父辈的教训够深刻了，咱在本乡本土可不能重蹈旧辙！走马上任后，经过慎重的思考，征得万书记审定赞成，咱采取了一连贯的机关管理措施—— 一、对车辆实行派车单制度。凡是次日搭车进城的所有机关人员（包括家属），必须在当天晚上九点前向办公室打一个招呼，说白了也就是要向咱说一声，咱好便于安排车辆。这项措施，纠正了过去有车就用、随用随派、车无定趟的问题。在于秘书负责时，经常听到司机们抱怨一天里跑了三趟或者是四趟县城，去一趟八九十里路，搞得一些司机出去了躲在外面就不愿回来——他们也有苦衷呀，下午或傍黑再出车，还不定夜间几点回家。同时，也解决了司机出车中长年的难题：都是机关大院的人，尤其是住在机关大院里的领导家属，时常还没等开会或用车的主要领导上车，车内就已经满得挤不下了，你说把谁从车上拉下来吧？司机仅是个临时工，真是谁都得罪不起呀！有好多次，连安书记面对着一车的家属，也是束手无策，只有闷着头提溜着公文包再返回到楼上来……咱实行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干脆谁要坐（仅限于机关家属）都安排，但必须跟咱打招呼。领导或开会或办事，咱都在派车单上写的明白，分出主次先后，内容有主项、次项、捎项，让司机一目了然，照单执行。而且每一趟车派出去就是一天，不必再跑回来跑出去，缩简了路程，服务了领导，方便了家属，真乃是司机高兴，机关上下赞誉，咱也就一时成了大家喜欢的“服务生”了！ 二、对日常消耗实行登记制度。文革中爷爷被累积贪污三百七十元的事例记忆犹新，咱难免顾虑不定什么时候什么运动，也像爷爷被日积月累个“贪污”的罪名。所以，咱从接管办公室工作开始，每一次购进多少烟多少酒都有确切的记录，然后哪一天哪一次于因谁什么缘由要去了几盒烟、招待什么人用去了多少东西多少量，都有一一明确的记载，至今还都在咱老家的抽屉里锁着哪！一些曾经从办公室里白拿白要白吃白喝惯了的人们，开始时对咱的做法根本不理解，有的当面说咱小气，也有的背后骂咱眼气，总然一些人就是手短嘴小不习惯——拿什么都要被记录，心里面就会不舒服啊！执行了二三个月后，不仅大多数都习惯了，还获得了机关内一直的好评！道理很简单：都是集体的东西，又不是哪个人的，他一天向你要两次，给三次他都不会在心里说你个好，相反还会心生更多的不满和和疑虑！怎么会事呢？这就是我们几千年的思维惯性了！——哼，给了我三次，也就这么一点点呀，背地里送给别人，尤其是比我有脸面的人，还不知道多少次多少量呢！——怀疑是最大的问题，猜忌就是最深的欲壑！说真的，真有在当下管着咱的领导，咱不好当面约束，只能要多少给多少，却当面如实给记上，要多少记多少，拿几次记几次，是什么记什么，用不上三五次、七八次，拿的所有东西清清楚楚都在帐薄上明摆着呢，这种心理负重可比明言约束管用着哪，无论是什么领导自然也就自我收敛起来了！其实，对任何部门或事务管理得越松越没条理，大家的疑问和猜疑也就越多越有意见，管理者也就越难赚出个好人来呀！咱的这个不起眼的管理办法，不仅起到了限制节俭的效果，还给咱本人树立了本份、正派、公正的良好形象，无论哪个部门什么样的客人来咱都招待，却是极其有限（香烟不超过两盒），仅够你场面上应付的呀，趁机想捞点中饱私馕那是没门！有一些不重要、不实权、不香美的部门和人员，以前到办公室里什么也要不出一点来，弄得一些人和部门怨声不绝，攻击不断，倒是显得咱是一个大大的爽朗人！ 三、对领导所需实行平衡制度。作为乡镇秘书，最费神的就是如何处理好领导与领导之间的微妙关系，最是看不见、摸不着、有影无形、至关重要的便是利益问题。不妨直言，官场深层所有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都是围绕着利益之争而展开的。如果没有了利益之争，那么单纯的官位之争可以大大地得到淡化。要不然，几乎谁都不认识谁，更没有恩怨仇结，怎么有缘相聚、一起工作、相互提携中，会有那么多的矛盾和纠葛呢？内里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是利益问题无疑是一条最为敏感的中枢神经吧？咱接手党办以前，历任秘书重点伺候的、甚至是唯一伺候的只是“一把手”党委书记，比如：香烟管着抽乃至送，所需敞开供乃至家，有把家属带到乡镇里的，那饭店就像专为他们家开的了！而伺候乡镇长以下的领导干部，可以说是轻描淡写……彼种情况，一是咱觉得不够公平，二是咱认为太“势利眼”，三是咱不屑学着做去。面对现实，咱不可能不理性的掂量掂量：新调来的任镇长在北邻乡时，就是住机关副书记，比如抽烟，那肯定不会抽自家买的吧？如果我也像前几任秘书那样，光满足镇党委书记的需求，任镇长必定对咱“另眼相看”啊！万书记身为住机关书记最为节俭，一天到晚嘴里叼着的是一支大旱烟锅子，偶尔抽一支香烟也是为了礼貌客人，却是嗜酒如命！针对这些情况，咱跟党办交通员单独交代：在对待三个书记的利益问题上，做到一视同仁，略有不同。所谓“一视同仁”，就是该享受的都有，改变过去只尊“一把手”，薄彼其他主要领导的问题；而所谓的“略有不同”，就是总量不少，价格或品质上略有区分，比如香烟，咱让交通员每月都给安书记的办公桌里放进四套云烟，那么给任镇长的抽屉里也放四套烟，只不过两套是云烟、两套“双马”烟。万书记不抽烟卷，随身带的大旱烟都是他爱人在地摊上自个买的，咱就让交通员把每月四套烟中两个分档的价格折合成酒送到他家中去……乡镇这一级，正书记和副书记的实际权力差距并不是很突显，正书记可以明正言顺享用的而副书记们却不能得，显然服务品质有问题。如此较真，咱就在机关和领导中昭显出一种不言而喻的人品魅力…… 四、对机关招待实行定额制度。对于乡镇党政机关，平日里花销最多、浪费最大、大众反响最强烈地便是招待费！咱可以说两个数：在于秘书干秘书时，机关每年的招待费都在二十几万元，接任咱的秘书每年的招待费飙升到三十万元之多。在这两任期间，咱干秘书时的招待费一年不超过十二万元（包括“年礼费”在内），每月实际的招待费也就是七八千元。咱这样比较，并不是在说前后的两任秘书有什么个人私蔽，而是要说凡是社会上人人都在忽悠的美餐事务，应该怎样地掌管和把握，最终才可以实现节俭与适度。咱的原则是：应该维护的外事脸面一点不能丢，应该保证的招待规格一点不能变。但是，对于余外的铺张和浪费，却需要严格把关，漏(疏漏)、抛(浪费)、流(外流)、抬(加价)的问题必须彻底解决。言之凿凿吧，凡是任何单位存在着漏、抛、流、抬等等问题，都是那个单位的管理者不够正派和正直，至少存在着利益私蔽。不可讳言，在哪儿都有那么一部分人希望你能留有一些“疏漏”或“特殊”，正如中国人时常告诫的“水至清而无鱼”乎！在国人中大概涉及到五官欣然的事务都是最最难以管理的吧？在一开始，咱就拿掉了那个光知道玩着集体的东西赚好人的张司务，为此他对咱意见很大，咱也就不怕得罪他了！接着，咱对机关的招待灶进行了食物采购包干制度，不再有像张司务这样的人专门负责采购和报账，而对招待灶师傅实行了包干制，进什么东西多少钱、买来多少东西多少钱我都不管，咱只对桌上的每一道菜看量定价，略盈不亏为宜。有几次，杏仁灌头只两元五角一瓶，不用一瓶就能做出一个菜来，开始伙房师傅作价八元，咱就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想从这里面开工资呀？作为机关的临时工，他们都是由镇财政给发着工资呢，再挣了还想着给谁？于是，两位伙房师傅就真的把菜价给大砍下来！咱管理了一段时间后，效果特别明显，领导和机关干部一片叫好之声！——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其实管理得越乱大家就越是有意见；越是有诸多沾上利益的人，大家就越是有更大的意见！而中国人对任何事务的满意度，永远都是循环变化着，优劣善恶交替着，真要理性的确认和承载满足感，几乎是难乎其难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之后，咱又征得万书记、尤其是“一把手”安书记的支持，实行了按人定餐、按人控价、每桌最多不超过二百元的排单制，见单按桌、凭单结帐…… 但是，像咱这样“一对一”的管理手法，显然是太累了，也就叫咱太费心了！有一段时间，安排菜肴和陪客就成了咱身心疲惫的一件累命的事儿。上午十点前就要根据来客预计出中午安排几桌子多少人，尤其是在夏季天又热又长，咱从十点前安排客桌到下午陪客结束，哪天都得是三四个小时，加上一大早起来打点一天的工作，晚上还要批文件写材料，经常是在星期天跟着万书记出去办事时，坐在人家的办公室或者酒桌上就打起盹来。久而久之，咱也学会了偷懒：一些机关里平日捞不着上桌陪餐的青年人，但凡有他们的上级业务单位或者熟人来，咱都是让给他们替咱去酒桌上陪客，那个时候谁能帮咱到酒桌上填水倒酒，咱心里那个谢意真是溢于言表，而上桌的年青人还都十分地感激，就再也没有哪个一般领导或者是一般干部反映上级来人他们怎么不知道啊——那实质是在叩问办公室为什么不允许他们上桌！咱说实在的，不管上级哪个单位来人，大小也都是上级的领导，机关里的业务人员要是陪不上，还怎么在上级的业务领导哪儿吃香呢？还怎么给乡镇挣先创优捞荣誉呀！咱的这种“一箭三雕”的处理，既省去了咱的辛劳，还给予了机关人员尊荣，又加强了与上级领导的业务关系，可说是皆大欢喜！ 再好的制度也都有它的拘束性，新的问题就来了。按照安书记的要求，不管上级哪一个单位的领导，也不论是谁的（当然仅指党政领导了）什么客人来，都必须统统领到政府大院里的机关灶上招待，在外面所有酒店的吃喝一律不许，谁安排了谁负责，谁吃的谁结帐，绝对不准拿到党委财政报销一桌一单——这可就难死咱啦！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安书记的家安在城里，只是单身住在机关，当然不论公事还是私事找他的都到镇机关。而任镇长是从北邻乡升职过来的，和老婆孩子都住在机关家属院内，无论是谁自然都是先到他的家里去，加上城里和邻乡镇看望他的客人又特别多，真要从家里领到机关招待灶确实“太掉链子”了，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客人，可是领不进机关大院的呀！把什么客人都往政府大院里领还不被人笑话死了？但要任镇长全靠自个家里招待绝对招待不起，又绝对不可能赶客人走！万书记家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吧，老婆孩子一样住在机关家属院，不过他调过来的时间稍长一些，看他的客人大都是一些要好的酒友，加上他又是住机关的书记，要带头执行安书记的指示，自然对自家的要求严格得多，逢有客人来都是支派老婆到大街上去买，一些时候有咱在场要到伙房招待灶悄悄拿几个菜他都不许……这是咱遇到的最正气的乡镇领导干部啦！我想，他的这一些优秀品质无疑源自部队里的影响和熏陶吧？ 咱管理的党政机关里有两个交通员，一个姓曹，长得白皙精神，却是本份老实，在咱还没有接任秘书时就被安排在党委办。另一个姓张，个子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