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1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过的，都站起来！” 有些虚胖的瓦西里神父，穿着法衣，在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十字架，瞪着眼睛扫视全班同学。 这时，从板凳上站起四男二女六个学生。神父用两只小眼睛凶凶地看着他们，仿佛要将他们都刺透似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战战兢兢。 “你们给我坐下。”神父朝女生挥了挥手。 她们赶忙坐下，都松了口气。 瓦西里神父用那双小眼睛死盯住四个男生。 “小无赖，自己说谁抽烟了？” 四个男生都压住嗓门回答道：“神父，我们不会抽烟。”神父顿时脸涨得通红。 “ 混蛋，你们都不会抽烟，那是谁往发面里撒了烟末？不会抽烟？那瞧瞧！把口袋都翻过来，喂，快些！没听见我的话？翻过来！” 三个孩子都动手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神父仔细地查看线缝，寻找细碎的烟丝，但什么都没找到，便逼视第四个男孩。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蓝裤子，两个膝盖上都打着补丁。 “你怎么变成木头人了？站着一动不动？” 这个黑眼睛的男孩强压住心中的仇恨，轻声地答道：“我没口袋！”一边说他一边摸了摸缝死的袋口。 “啊，没口袋！你以为这样我就查不出来是谁搞的恶作剧——糟蹋了发面！你以为这次还可以继续呆在学校里吗？不，小傻瓜，没那么容易了！上次你妈妈要求留下你，这次可别想了。给我滚出去！”他死死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叭”地一声把门给关上了。 教室里悄然无声，同学们都垂下了脑袋。谁都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这样被赶走，只有保尔的好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那次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同学到神父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父时，他目睹保尔把一撮烟灰撒进了神父家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被赶出去的保尔，坐在了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想妈妈在税务官家做厨娘，每天清晨到深夜，对他爱护备至，这下回家怎么向妈妈交待呢。 泪水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我该怎么办？都怪这该死的神父……可我何必又去撒烟末呢？谢廖沙怂恿我，他说：‘来吧，咱们给歹毒的家伙撒一撮！’撒啦。谢廖沙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却被开除了！” 保尔与神父早是冤家。有次他和列夫丘柯夫打架，神父不准他回去，说：“饿他一顿。”有个老师怕他在空教室里捣蛋，把他带进高年级教室里。保尔坐到后面的凳子上面。 这个瘦如枯柴的老师，穿着黑上衣，讲解地球与天体。他讲地球已有好几百万年，月亮也差不多。保尔听着吓得张大嘴巴。他觉得这些内容好奇怪，简直想站起来与老师讲：“《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但一胆怯没敢说，怕挨骂！ 神父的圣经课，保尔都得满分。所有祈祷词，新约和旧约，都记得牢牢的。保尔决定向神父问清楚。所以圣经课刚开始，神父刚坐下，保尔就举起了手。他被允许提问：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讲地球几百万年前就存在，而《圣经》上却说是五千……” 但他被瓦西里一声尖叫给打断了。“混账，你扯什么？你就是这样学《圣经》的？”保尔还没来得及辩解，已被神父揪住了两 只耳朵，脑袋被撞到墙上。之后，保尔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推到了走廊里。 回到家，他又叫妈妈来学校，求神父准许他回校再念书。从此以后保尔便恨透了神父。确切讲是又怕又恨。他从来难以忍受别人对他的丁点儿侮辱，更忘不了神父残暴的体罚。他把仇恨压在心里并不作响。 后来他又受到了瓦西里神父的歧视和侮辱，每每抓住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撵出去，连续几星期站墙角，从此不再被提问。于是在复活节前，他才去补考。正是这次，他才在神父家的厨房里，把烟末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粉里。虽然没有被发现，但神父还是立即便猜准了是谁干的。 下课后，同学们在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他紧皱着眉头，闷声不语。谢廖沙并没走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却帮不上任何忙！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低沉的嗓门吓得保尔打了个冷战。“让柯察金马上到我这边来。”于是保尔忐忑不安地朝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已上了年纪的人，苍白的脸，浅色的双目灰暗无光。他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保尔：“他多大了？” “十二岁。”妈妈回答。 “好吧，留下他。但条件是：每月八卢布，当班的日子有饭，干一天歇一天。但可千万别偷东西啊！” “哪儿会！哪儿会！他不会偷的，我敢保证。”妈妈慌忙说。 “那今天就开始。”老板回头叮嘱耳旁的一个站柜台的女侍：“齐娜，带这小伙子去洗碗间，让弗罗霞派活儿，让他顶格利什卡。” 女侍正切火腿。她放下刀冲保尔示意，穿过餐厅，走向洗碗间的门。保尔和妈妈都紧跟着。妈妈低声嘱咐：“保夫鲁卡，卖力别丢人！”她用忧虑的眼光送走了儿子，便回去了。 洗碗间很多人正忙着：桌子上是小山似的杯盘刀叉。几个女工不停地擦洗。 还有个红头发的男孩，乱糟糟的头发，在两个大茶炉间忙碌着。他好像比保尔要大。 整个屋子被洗碗碟的木盆里开水冒出的雾气所弥漫。保尔进来连女工的脸都看不清。他傻傻地站着不知该干什么，甚至不知站在哪个地方才好！ 齐娜走到一个洗 碗的女工旁扳住她的肩膀：“弗罗霞，新的小伙计，顶格利什卡的。” 齐娜回头指着那叫弗罗霞的女工，告诉保尔：“她是领班，听她的指示。”说完便回小卖部去了。 “知道了。”保尔轻声地答道，呆望着领班，等她派活儿。弗罗霞擦着额头上的汗，上下打量着保尔，估摸着他能干什么样的活儿，接着挽了挽滑下的袖子，用异常悦耳的浑厚嗓音说： “小兄弟，干点儿杂活儿吧，这口大水锅，清早把水烧开，让里面一直有开水。当然还得劈柴，还有这两个茶炉也得管。太忙时，得擦洗刀叉，倒去脏水。小弟弟，活儿够多了，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她满嘴科斯特罗马方言，“a”发得很重。 保尔听着，又见她长着小翘鼻子，脸红通通的，不知不觉有些高兴起来。 “这大婶看上去挺和气。”他喑暗想，便壮了壮胆子问弗罗霞：“大婶，我现在干什么呢？” 听他这么一叫，洗碗间的女工都哈哈大笑起来，把他的话淹没在笑声中。他愣了。 “哈哈哈 ……弗罗霞有个大侄子……” 弗罗霞自己笑得比谁都厉害。因为屋里都是蒸气，保尔没看清这个18岁女孩儿的脸。 保尔很难为情，便转过脸问那男孩：“我现在该做什么？”男孩只是嘻皮笑脸地回答：“问你大婶吧，她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的。我是临时工。”说完便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招呼他：“过来帮忙擦叉子吧。你们都笑什么？这孩子讲什么了？拿着。”她给了保尔一条毛巾，“咬住一头儿，拉紧另一头儿，把叉齿在上面来回蹭，一点脏污也不留。这里对这个最计较，老爷们挑得很细，总是翻来覆去地看，叉子一有丁点儿的脏东西，老板娘肯定会立刻把你这个倒霉蛋赶走。” “什么老板娘？”保尔摸不着头脑，“老板不是个男人吗？”女工们又笑了起来。 “孩子，咱们的老板只是摆设。他是窝囊废，一切由老板娘作主。她现在不在，过些日子便会见到她了。”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伙计，每人捧着一大堆脏兮兮的杯盘刀叉走了进来。 一个方脸宽肩、有些斜眼的说： “加紧些干，十二点的那趟车就要进站了，你们还在这儿发呆。”他看见保尔，问： “你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喂，听着，新来的！”他用粗壮的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把他推到大茶炉前，“这两个炉子你给看好，瞧瞧，已灭了一个，那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算了，再这样就会吃耳光子了，明白吗？” 保尔就此开始了劳动的一生。第一天上工，还从没这么卖力地干过。他知道这不比家里，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这儿要是不听，说不定会给耳光的。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火星从大肚子茶炉下迸出来，这茶炉能盛四桶水。他提起脏桶，倒进外面的水坑里，接着往锅底下添柴，又把湿毛巾放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干了所有的活儿，没停一刻。深夜才拖着乏极了的身子走进厨房。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妮西娅望着他掩上的门，说：“唉，干活儿像发疯，这孩子挺特别，一定是家里揭不开锅了！” “对，很懂事，”弗罗霞说，“干活不用假。” “过几天累坏了，就不会这么干了，”卢莎不以为然，“一开始都这样……” 整整一夜，保尔干得精疲力尽。早晨七点，一个胖圆脸，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便将两只烧开的茶炉交给他。 男孩见什么都已弄妥，茶炉烧开了，便两手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往外挤唾沫，狠天狠地似的白了保尔一眼说： “喂，傻瓜，明天早晨准六点接班。” “六点？ ”保尔问，“七点吧？” “人家七点是人家，你六点，别啰嗦，再说我立刻叫你脑袋上长包！你小子不开窍，才来就不老实听话。” 交了班的女工兴致勃勃地听两个孩子拌嘴。那男孩的无赖与挑衅很是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恨不得揍他，但怕被开除，就忍住了。虎着脸说： “你别吼，别吓唬我，小心自讨苦吃。明天我七点来，要打我不会怕你。想试吗？我奉陪！”对方朝开水锅退了一步，瞧着狠狠的保尔，没料到碰上这样一个硬钉子，倒有些茫然失措。 “好，走着瞧！”他有些含含糊糊。 头一天平安无事。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觉用劳动可挣得工钱，自己已成人了。现在他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正从锯木厂房后冉冉升起。很快，保尔的家便显现出来，近在咫尺，就在列辛斯基家后面。 “妈妈大概刚刚起床，我就工作结束了。”保尔加快了步子，一边想一边吹着口哨。“不让我上学也好，反正那混蛋的神父不是好东西，真想啐他一口。”想着想着，他已到了家门口，走进篱笆门，又想：“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一定狠狠地揍他一顿。” 母亲已在院里忙着生炊，看到儿子回来忙问：“怎么样？” “挺好，挺顺利。”保尔回答。 母亲想要提醒他什么，可他已明白了。透过窗户，他看见 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心里很不平静。 “昨天回来的，留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上班。”保尔犹豫着推开了房门。 魁梧雄壮的阿尔焦姆坐在桌边，背向保尔。他扭头看着弟弟，浓眉下的眼睛里射出两道 严厉的目光。 “哦，会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你可真行啊！” “他全知道了。”保尔心想。“要挨骂了，或许更糟。”保尔怕阿尔焦姆。 但看起来，阿尔焦姆并不想动手。他坐在凳子上，胳膊肘抵住桌子，望着保尔，说不清那是嘲弄还是鄙视。 “看来你已大学毕业，满腹知识，现在倒起泔水了？” 保尔只低头盯着一块地板，专注地研究着一颗露出的钉子头。可阿尔焦姆从桌边站起来进了厨房。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略微轻松了一下。 喝茶时，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问清了保尔在学校里所发生的一切。 “你这样乱闹，长大怎么行啊 ？”母亲忧心忡忡，“看他怎么办？他到底像谁啊？上帝，真让我费尽了心血！”母亲唠叨个不停。 阿尔焦姆推开空杯子，对保尔说： 第2章 “好了，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但今后你要记住，小心干活儿别乱耍花样，该干的都干好，要是再被撵走，我可饶不了你。妈妈为你操了多少心！可别到处乱惹事，到处闯祸。从现在开始，必须改好！先干上一年，我会想办法把你弄到机车库当学徒。倒泔水不会有什么出息！一定学会一门手艺。现在太小，一年之后人家或许会要你。我现在转过来了，要在这儿干活儿。妈妈再不用伺候人，见到什么样的人都得弯腰了。可你得千万记住，保夫卡，一定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了健壮的身躯，穿上放在椅背上的上衣，然后对妈妈说： “我出去一会儿，一小时左右。”说罢，在门楣前一弯腰，出去了。到了院里，走过窗口时，他又告诉保尔：“ 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妈呆会儿会给你的。”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一直不断地营业。 这是个五条铁路交轨的枢纽站。车站上总是熙熙攘攘，除非到了深夜，在两班车的间隙才能有两三个小时的安静时间。这里，在车站上，有几十列军车开过，驶向各个方向，来自或奔赴前线。撤下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送上去的都是大批身穿灰大衣的强壮士兵。 保尔已在这儿熬过了两年。这两年，他只看到了洗碗间和厨房。厨房是个大地下室，忙忙碌 碌的有二十多人。十个伙计奔忙于大堂和厨房间。 保尔现在已比过去多拿两个卢布的钱。两年间他个子长高很多，也更结实了。但这期间他吃够了苦头。厨房里当下手，烟熏火燎干了半年，又被赶回洗碗间，原因是做得了主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头倔脑的小伙子。若不是干活儿特卖力，他早就被解雇了。保尔能比任何人干得都快却不喊一声累。最忙时，他能端起托盘一步跨四五级台阶，飞似地跑到下面厨房，然后又飞回上边。 每天夜里，等到两个大堂都静下，伙计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打纸牌“二十一点”和“九点”，赌得神魂颠倒。保尔经常看到赌台上堆着一沓沓的纸币。但这么多钱并不让他惊诧。他知道伙计一昼夜的班，每人便能挣三十到四十个卢布。小费一次有一个或半个卢布。然后这些人便拼命吃喝拼命狂赌。保尔最讨厌这些人。 “该死的混蛋们！”他暗自寻思，“假如我有阿尔焦姆那般强大，我肯定要揍扁这些坏蛋，揍扁他们，一定会！” 炉膛里的火苗跳动着，忽明忽暗，成了一条长长的，发蓝的火舌。保尔觉得这是在冲他吐舌头以示嘲讽和讥笑。 屋子里悄然无声，只有炉水的噗噗 声和水龙头的嘀嗒声。 克利姆卡把最后一个被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上搁板，双手擦干净。厨房里没别人，当班的厨师正和干杂活儿的女工在更衣室里睡觉。每天夜间，厨房里有三个小时的空闲，克利姆卡都 上来和保尔一起打发掉这段时间。厨房小徒工和黑眼睛的小烧水工很要好了。克利姆卡走到上面，看到了蹲在炉门前的保尔。保尔认为一个了不起的高级钳工，每月才挣四十八卢布。这些伙计，他们凭什么一天一夜就赚到这么多？ 保尔因此把他们和老板一同认定成是外人，是对头。“这帮下三赖在此伺候人，老婆孩子在城里享福摆阔。” 他们经常把自己的儿子带来，这些小孩儿都穿着中学生的制服；有时也把肥得像母猪的女人带来。保尔总觉得这帮人比老板还阔，还有钱。 夜晚，厨房的角落里，食堂仓库里，经常有些事情发生。保尔对这些事早已习以为常。他明白假如任何一个洗碗工和女招待，敢不收下几个卢布，然后便向当地的权势之人出卖肉体的话，那她们肯定就干不下去了。 保尔清楚地窥见了生活幽深的底层。霉菌的腐烂和泥沼的恶臭混成的气味迎面扑来，他厌恶无比，渴望新的事物，新的生活，新的外面的世界。 阿尔焦姆想让弟弟去当机车库学徒的事没能办成，因为那里不招未满十五岁的孩子。保尔总希望尽快离开这儿，机车库那熏得黑乎乎、大石块堆砌的房子吸引着他。 他经常出现在阿尔焦姆旁边，同他一块儿检查车辆，尽量帮点儿忙。 弗罗霞不再上班之后，保尔就更加憋气和莫名的烦躁了。 这个姑娘很开朗，也很爱笑。自她走后，保尔就更深切体会到自己与她的友谊多深厚了。早上他一到洗碗间，听见那些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吵吵嚷嚷，便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寂寞一份孤独。 夜间稍微清静的一段时间，保尔正往炉子里添木柴。他眯着两眼望了望炉火，炉内往外冒热气，感到很舒服。洗碗间现在没别人。 不觉之中，他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他想起了弗罗霞，情景再一次历历在目。 那是个星期六，夜间可以稍稍地歇息一下的时间里，保尔顺着楼梯往下走，要去厨房。拐弯儿的地方，他因好奇而爬上柴堆，想看一看经常聚赌的小储藏室。 那儿的人个个赌兴正高。扎里瓦诺夫坐庄，激奋得满脸通红。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保尔回头看到是伙计普罗霍尔正朝下走。保尔钻到楼梯底下，等他走过去。楼梯下黑咕隆咚，普罗霍尔看不见他。普罗霍尔拐弯儿往下走去，保尔看到他宽大的肩膀和肥硕的脑袋。 上边又有人走下来，脚步声听起来既轻又急。是一个保尔熟悉的嗓音： “普罗霍尔，等一等！”普罗霍尔站住了，回头朝上望望。“什么事？”他没好气地问。 脚步声在楼梯上往下移，是弗罗霞。 她扯住伙计的袖子，压低嗓门嗫嚅着问： “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地甩开了弗罗霞的手。 “什么？钱？我没给过你吗？”他凶狠地反问。 “可人家给了你三百个卢布。”弗罗霞强忍着，没能大哭出来。 “三百个卢布？”普罗霍尔冷嘲热讽，“怎么，想全要是吗？千金小姐！一个洗 碗女工值那么多钱？依我看，五十个卢布足够了。想一想，你多走运！比你干净的年轻太太，又有文化，也没拿这么多呢！睡上一夜就有五十个卢布，谢天谢地吧。这样傻的客人是不多见的。好了，待会儿我再给你十个，呃，二十个卢布吧。当然别死心眼儿，钱还能挣，我会替你拉客的。”他扔下这最后一句话，转身进厨房了。 “流氓，混蛋！”弗罗霞追着他骂，然后在柴堆上伤心地哭起来。 保尔在楼梯下听到这番对话，又看到浑身哆嗦的弗罗霞——他此时此刻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无法表达。他没有露面也没出声，只狠狠地抓着梯栏杆，脑海里闪出一个明确无误的念头：“她也被卖了。唉，弗罗霞啊！弗罗霞……” 保尔对普罗霍尔的仇恨更深了，周围一切均让人厌恶，让人烦躁。“哼，假如我能像阿尔焦姆那样就好了，像他那样有力气，揍死这流氓！”这时他发现了一位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没有回头就招呼：“坐下吧， 克利姆卡。” 小徒工躺在柴堆上，望着不说话的保尔，说：“你在干什么呢？对着火练功啊？” 保尔费了半天劲才把目光从火舌那儿移开。他凝视着走来的克利姆卡，一对黑眼睛又大又亮。但克利姆卡第一次从朋友的眼神中体会出了一种无法言语的悲愁。 “怎么了，保夫卡，怎么怪怪的？”他过了一会儿又问：“出什么事了吗？”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什么事儿都没有”，他瓮声瓮气，“克利姆卡，在这里我感到憋闷。”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捏成了拳头。 “今天你到底是怎么了？”克利姆卡用胳膊支起身子追问。 “你问今天是怎么了？我在这儿干活儿，头一天起就憋闷。你瞧瞧这儿，咱们像牛马一样地干活儿，回报是多少？谁高兴都可以掴你的耳光，而且没人替你拦一拦，老板雇咱们是来干活儿的，他随便指使一个力气大的家伙，就可以揍我们。你拼命干，累得腰酸腿疼，自以为不会再被挑出毛病，可给某人端东西时慢一点——又被揍……” 克利姆卡连忙打断他：“别这样大声嚷嚷，被人家听见了会倒霉的。” 保尔陡然站起来：“听就听吧，反正我也不要再干。在轨道上扫扫雪也比这里强啊 ！这里简直是坟墓，都是恶鬼。他们拿着大把大把的钱，不把咱们当人看，对那些姑娘想怎样便怎样。长得漂亮点儿，敢不听话就撵走。招这么一批女难民——没地方住没东西吃。她们总得活下去吧，总得吃点儿东西不挨饿吧！她们什么事都得干。” 保尔简直已经怒不可遏了，克利姆卡真怕让别人听到。他赶忙把通向厨房的门关上，保尔却依然余怒未消。 “克利姆卡，就说你吧，人家揍你，你就不敢吭声，为什么不吭声？” 保尔用疲乏的双手托着头。克利姆卡往炉膛里添了点儿柴，坐在保尔身旁。 “今天咱俩还读书吗？”他问保尔。 “书亭关门了，没书。”保尔回答。 “怎么？书亭怎么不做生意？” “卖书的被抓了，搜出了什么东西。”保尔回答道。 “凭什么抓他呢？” “据说是有政治问题。” 克利姆卡看起来有些困惑地望着保尔。 “什么叫政治问题？” “鬼才晓得！听说谁反对沙皇就有政治问题。” 克利姆卡吓得一哆嗦：“真有这样的人？” “不知道！”保尔回答。这时，门开了， 格拉莎睡眼朦胧地走进洗碗间。 “小家伙儿，你们怎么都不睡？火车还未到时，睡上一个钟头。去吧，保夫卡，我替你的班。” 保尔丢掉这份工作，比他自己预料的还早。原因更是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一月里寒风刺骨。保尔干完活儿赶着回家，但接班的还不来，保尔找老板娘 ，说要回去，可老板娘死活不放。已精疲力尽的他，只得接着干第二个一天一夜。天黑时，他实在累透了。在稍稍安静的一段时间，他还得赶在三点钟火车进站前灌满几锅水，然后烧开。 保尔拧开龙头却没水往外流。估摸是水塔坏了。他让龙头开着，想横倒在柴堆上歇歇气。不过他抵不过睡意，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龙头响了，水流出来，漫了水槽，不多时便顺着瓷砖流向洗碗间地板。洗碗间如往常一样没人，水越积越多，从门底朝大堂流泻。 旅客们都在熟睡。一股股水流悄悄流到他们的包和箱子下面，但没有一个人发觉。直到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水给泡醒，猛地跳起来又叫又嚷时，人们才慌忙扑向各自的行李。顷刻间，人们乱作一团。 水却依然流个不停，积水更多。 正在另一个大堂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嘈杂声，踩着积水跑到门口，用力把门撞开。而原本被挡住的水，“哗”一下全涌进了大堂。 叫嚷声更高了。几个当班的伙计跑进洗碗间。普罗霍尔猛地扑向熟睡的保尔。这男孩接着便被一阵猛揍。 但他睡意依旧， 惊醒时什么也不明白。不过感到眼冒金星，头晕目眩， 浑身都疼。 他拖着疼痛的身子勉强一瘸一拐地回家了。 清早，阿尔焦姆皱紧了眉头，听保尔讲整件事的原尾。 “是谁打了你？”“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阿尔焦姆用低沉的嗓音说。然后披上羊皮袄，闷着头走出去了。 “我能找一下普罗霍尔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 “他就来，你等等吧。”格拉莎回答。 这工人将自己宽大的身子靠在门框上。 这时，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杯盘刀叉，一脚踢开大门走进洗碗间。 格拉莎说：“嗯，这就是普罗霍尔。” 阿尔焦姆一步跨上去，用力按住这个伙计的肩胛骨，怒视着他问：“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夫卡？”普罗霍尔想挣扎着脱开身，但已被一记重拳打倒在地。正想站起来，一记更有力的拳头让他趴下后动弹不得。 洗碗的女工都吓得纷纷闪避。 阿尔焦姆转身往外走了。普罗霍尔在地上不停地抽搐，满脸鲜血。 当晚，阿尔焦姆没有回家。母亲打听到的消息是：他被宪兵队抓去了。 六天后的晚上，他回来了。母亲已经睡下，阿尔焦姆径直走近坐在床上的保尔面前亲切地问：“弟弟，好些了吗？”“没事！”他一边坐了下来一边说：“还有比这倒霉的呢。”稍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没事儿，你到发电厂干吧。我给 你讲好了，那儿可以学些手艺。” 保尔紧紧抓住哥哥那双结实的大手。 第3章 一则惊人的消息如旋风般席卷了小城：沙皇被推翻了！城里没人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驶进车站。从上面下来两队大学生和一队革命的士兵。大学生身穿军大衣，扛着步枪，战士则戴着红袖标。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这次小城居民都相信了。上千人沿着一条条积雪的街巷涌向广场。 大家都莫名其妙地听着一大串新词：自由、平等、博爱。 但喧闹的，令人兴奋和喜悦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小城平静如初。只有孟什维克占领的市政管理局楼顶的红旗说明曾发生过一场变动。 冬末，有个近卫骑兵团驻进了小城。他们每天清晨到车站来抓那些来自西南前线的逃兵。 近卫骑兵们都长得身高马大，满面红光。而军官多是伯爵与公爵，金色的肩章，银色的绦子印在马裤上。如同没有发生过革命的沙皇时代一样。 1917年过去了。保尔和谢廖沙都觉得没有丝毫变化。各自的老板也还是早先的老板。到了阴雨不断的十一月，情况才有了异乎寻常的趋势。一群群陌生人活动在车站上，他们多是从前线返回的士兵，有个新奇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谁也不清楚这样一个听起来挺响的称号是什么意思。 骑兵们已不太容易抓到逃兵。车站总有枪声传来，玻璃窗被击碎得没剩几块了。士兵成群地从前线返回，谁拦便用利刃对付谁。十二月初，便是一列车一列车的调来了。 近卫骑兵守着火车站围栏，但被机枪猛扫一阵便逃去了。习惯了出生入死的人们从车厢冲出来。 来自前线的，身着灰色军装的士兵把近卫骑兵逼进了城区。然后回到车站。于是火车便一列接着一列地开来开去。 1918年春，保尔、克利姆卡在谢廖沙家玩牌，然后跑出去。他们在大路上走着 ，拐到保尔家的小园子，躺在草地上。没劲！平时的游戏玩腻了。如何好好消磨这大半天的时间呢？突然背后传来“得得”的马蹄声。有人骑马从大路上疾驰而来。在公路和小园子的栅栏间有道排水沟，但那马 一跃便过来了。马背上的人挥了下鞭子，招呼保尔和克利姆卡： “喂，小朋友，快点儿过来！” 他们跳起身跑到栅栏边。这个人风尘仆仆，后脑勺上歪戴着的军帽和军便服上积满了灰尘，粗厚的军用皮带上，挂着转轮手枪和两枚德国造手榴弹。 “小朋友，给我搞点儿水好吗？”当保尔进屋取水时，这个骑马人扭头向正盯着自己瞧的谢廖沙问：“小朋友，城里现在什么人掌权啊？” 谢廖沙于是将各种新闻一股脑儿全吐出来。 “这儿已两个星期没有政府了。 有个自卫团管，夜里是老百姓轮流守护。你是干嘛的？”他反过来问。 “嘿嘿，知道太多会老得快的！”骑马人并不想告诉他，而是仅仅微笑。 保尔捧着一大杯水从屋里跑了出来。 骑马人一仰头喝光了，然后把杯子还给 了保尔，扯起缰绳，朝松林里疾驰而去。 “这是谁 ？”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会知道……”克利姆卡耸耸肩回答。 “看样子又得换政府。正因如此，列辛斯基一家昨天才跑了。有钱人都走了，要来的肯定是游击队。”谢廖沙干脆利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的推论无懈可击。因此保尔与克利姆卡立即表示同意。 他们还未来得及深入研究时，又响起一片马蹄声。他们便全朝栅栏前跑去。 在树林里，林务官家后面，在三个孩子眼睛刚看见的地方，有人群和车辆：紧靠公路约有十五个人骑马，把枪放在鞍上。前面两个，一个已过中年，一身保护色装，系军官皮带，胸前一副望远镜，一个便是刚才要水喝的人， 已过中年的他，军装上别着红花结子。 “我说对了吧！”谢廖沙碰碰保尔，“你瞧，红花结子。绝对是游击队。我看得特准……”说完他快活地如小鸟般越过栅栏跑了出去。 两个朋友紧紧跟上。三人一同立在公路旁边观看这些开过的队伍。 骑马的人们来到了跟前。那个要水喝的冲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向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问：“谁住那栋房子？” 保尔竭力紧跟其后，说：“是列辛斯基律师。他昨天溜了。看来是怕你们……”“你知道我们是什么队伍？”中年人微笑着。 保尔指着红花结子回答：“这个，谁都看得出……” 居民们都涌上了街，好奇地打量着入城的队伍。三个小伙伴站在公路边，审视着满身尘土、疲劳不堪的战士们。 这支队伍仅有一辆炮车，载机枪的马车也已过去了。三个孩子尾随着游击队员，一直到了城中心，战士们散到各家各户住宿，他们才各自回家了。 列辛斯 基的家被改成了游击队的指挥部。当晚，四个人：队长布尔加科夫和三个指挥员，坐在大厅内四脚雕花的大桌子周围。队长同志已经上了年纪，头发斑白。 他将本省地图摊在桌上，一面在图上移动手指，找寻路线，一面与坐在对面的人说话，那是牙齿结实、颧骨高耸的叶尔马钦科。 “你认为应在这儿干一仗，叶尔马钦科同志，但我认为应在天亮前撤走。但人员太疲劳了。咱们现在的任务是赶往扎京，不让德国鬼子占先。凭咱们目前的力量绝对阻击不了敌人……一门炮加三十发炮弹和两百步兵，六十骑兵——哪儿能行啊？德国军可不是好碰的。咱们只有想办法与其他后撤红军部队会合才行。同志们，应该知道， 除了德军，途中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反革命 匪徒啊！我想最好明天一早就撤，同时炸了站后的桥。德国军要修桥也得两三天。这样就会延缓他们行动的时间。同志们，不知你们什么意见？做个决定吧。”他问在座各位。 布尔加科夫对面的斯特鲁日柯夫吧嗒了一下嘴，看了一下地图，又望了望布尔加科夫， 很费劲地吐出一句话：“我……赞成……布尔加科夫。” 最年轻的、穿工装的领导也表态了：“布尔加科夫说的不错。” 唯有那个白天跟小伙伴们说过话的叶尔马钦科摇头表示反对。 “见了德国人就开溜，那咱们还要队伍干嘛？我看应该在 这儿同他们拼一下。跑来跑去憋死了……要是我决定，那就是在这儿好好干一仗。”他一把推开椅子，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布尔加科夫很不以为然地瞧瞧他。 “打要有打的理由。可不能拿战士的性命去硬拼，无谓牺牲那是头脑发热。咱们身后是整整一个师的鬼子，是重炮与装甲车……叶尔马钦科同志，别任性耍孩子脾气……”接着对另两个人讲：“这样决定了。明天一早撤，接下来想法建立联系。我们是最后撤走的，就应当担起组织殿后工作的任务。这小城的火车站，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必须设法安排一个可靠的同志去工作。现在便提 名决定一下让谁留下开展工作。” “我认为水兵朱赫来不错。”叶尔马钦科走到桌旁说，“首先他是本地人；其次他既是钳工又是电工，在车站好找工作；又没谁看到过他跟咱们的队伍在一起，易于隐蔽。他到深夜才能赶过来。这年轻人爱动脑筋，会在这儿做好工作的。我觉得他特别合适。”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对，我赞成。同志们有反对的没有？”他问另外两人。“既然没有那就这么定了。给他留一笔活动经费和委任令。同志们，现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本地存放的武器。这里有多达两万支的步枪，是沙皇被打败时遗留下来的。这批枪堆放在一户农民的板棚里，人们都快忘了。是板棚主人向我报告的这事。他要求尽快处理掉这些东西。这么多枪是万万不能留给德国人的。我觉得该烧了。而且说烧就烧，拂晓前处理干净。不过焚烧时可能有危险：板棚周围全是穷人的住房，可能会把他们的房子给烧了。” 身材魁梧、满腮胡子的斯特鲁日柯夫问：“为…为什么要烧掉呢？我认为应………应该将武器发给百姓。” 布尔加科夫马上转过身来说：“你认为应该发出去？” “对，就得这么办！”叶尔马科夫很兴奋地表示赞同，“把枪发给愿意要的工人和百姓，至少会在被 逼无奈时让德国人不会太悠闲。德国人肯定要残酷对待百姓。年轻一代不可忍耐了，就一定会拿起武器。运到乡下去，庄稼汉定会将枪藏个严实。德国人横征暴敛，害他们于苦难，到时，他们便有用场了！” 布尔加科夫笑了：“是的，但德国人肯定会迫使大家都上交武器的， 那这些枪就都交出去？” “不，不会全交的，至少有很多会留下。”叶尔马钦科反驳说。 布尔加科夫则挨个儿征求大家的意见。 “发下去吧！”年轻的工人也表示了意见。 “那好，就发下去吧！”布尔加科夫同意了。“问题讨论结束。”他站起来，“现在咱们可以休息到明天。朱赫来到后让他去找我，我想跟他谈一谈。叶尔马钦科，你查岗去吧！” 只剩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了。他走进隔壁旧主的卧室里，将军大衣铺在床垫上，躺下了。 早上，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已经干了整一年的锅炉工助手了。 小城里异常的喧闹。他一路上发现了很多手持步枪的居民，有的扛一支，也有带两三支的。保尔急着往家赶，没搞清到底怎么回事。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旁，他又看到昨天碰到的那些人正纷纷地上马。 保尔回到家后仓促间抹了一把脸。听妈妈讲哥哥并没回来，便飞一样冲出家门，直奔小城另一头儿，去找谢廖沙·勃鲁扎克了。 谢廖沙是火车副司机的儿子。他家有一栋小屋，还有不多的家当。但谢廖沙并不在家。他那个白白胖胖的妈妈，很是不满地瞧了瞧保尔。“鬼晓得他在哪儿！天一亮就出去玩儿了。听说有人在发枪，他准去了那里。你们这些小娃娃就该用柳条抽！痞成什么样了？比瓦罐才高一点儿，领什么枪。你告诉他这个混蛋，敢拿一颗子弹回来，我准毙了他。什么危险的东西都往家里弄，倒霉的是我们。你呢？也去领？” 保尔早已听不下她的唠叨，一溜烟跑了。 公路上走来一个男人，一个肩上扛着一支枪。 “叔叔，枪是哪儿弄的？”保尔冲了过去。 “那边，韦尔霍纳街，正发呢！” 保尔照他的指向飞奔过去。穿过两条街 ，碰上了一个男孩儿正费劲地拖 着两支上了刺刀的沉重的步枪。 “在哪儿领的？”保尔拦住他问。 “游击队发的，在学校对面，不过已发光了。发了一夜了，只剩下几个空箱子，我拿了两支。”小男孩儿很神气。 这消息使保尔特别丧气。 “哎，早知道该先去领再回家的！”他懊恼地想，“我怎么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呢？” 突然，他灵机一动，赶紧几个快步追上那个小男孩儿，硬把他手里的枪给夺了过来。 “你有了一支就够了，这个归我。”保尔的口气不容置疑。 大白天被人抢了枪，小男孩儿气坏了，他朝保尔扑去，但保尔退了一步端起了刺刀吼道：“过去，要不然没命了！” 小男孩儿伤心极了，哭着跑开了，嘴里骂个不停。保尔却很满意，飞奔至家。他跨过栅栏跑进小板棚，将枪藏在棚顶下几根横梁上，高兴地吹着口哨进了屋。 在乌克兰，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中心是市区，周围是农田的小城，夏天的夜晚特别可爱。 在这样静悄悄的夏夜，年轻人都跑到外面玩，姑娘和小伙子成群结队，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在小花园或庭院里，或干脆在街头巷尾，坐在盖房用的木料上，笑着唱着。 萤火虫如漫天的星星闪烁，空气中弥漫着香气。人声传得远远的…… 保尔有一架很漂亮的弹键手风琴，音色很好。他非常爱惜，也弹得很棒…… 手风琴扭动着，飘出悦耳的琴声，你真想伴着起舞。手风琴演奏得充满激情，多美好啊！ 今晚格外快乐。一群年轻人在保尔家旁的一堆圆木上说笑。他的邻居加林娜嗓门最高。这个石匠的女儿很高兴与男孩子一块儿又唱又跳，女中音的嗓子又亮又圆润。 加林娜灵牙利齿，保尔惧她三分。现在，她紧挨在保尔身旁坐着，搂着他大笑说： 第4章 “哎哟，你弹得太棒了！只可惜年纪太小，若不然我可以考虑让你作我情郎。我喜欢手风琴手，琴声把我的心都快融化了！” 保尔早已满脸通红，只不过夜晚谁也看不清罢了。他想推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可人家就是不放手。 “哦，亲爱的，哪儿逃？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小女婿。”她逗乐地说。 保尔感觉到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贴在了自己肩上，不由地局促不安，心里狂跳。周围的笑声惊动了平日宁静的街巷。 保尔推了推加林娜的肩说：“你挪开点儿吧，碍着我拉琴了。”结果又引起一阵哄笑。 手风琴风箱缓缓地张开，手指自然地移动着，是一首大家都熟悉的乡间小调。加林娜带头儿唱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伴着： “所有的纤夫，返回了故乡，故乡多么可爱，小屋多么温馨，我们深情地歌唱。” 年经人的歌声飘向远方飘向树林。 “保夫卡！”是阿尔焦姆的喊声。 “是叫我， 得走了。”保尔收好手风琴，扣了皮带。 玛鲁霞求他：“再多待一会儿，回家不会太迟的。”但保尔还是急着要走。 “不，明天再玩吧，必须走了，哥哥叫我。”说完便穿过大路，朝家里跑去。推开门，看到的是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 “你叫我？”保尔问。阿尔焦姆点点头，对陌生人说：“这就是我的弟弟。”那人向保尔伸过来一只粗壮的手。 “保夫卡，是这样的，”阿尔焦姆对保尔说，“你说你们电厂的电工病了。明天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个内行，如果要，快来告诉我。” 陌生人接着说：“还是我跟他一块儿去吧，我自己跟老板谈。” “当然要雇人了。电工病了，今天机器都停了。老板都急了，要找替工，可就是找不着。光有锅炉工就发电，他又不敢。对了，那电工是得了伤寒。” “照这么说准成，”陌生人说，“我明天找你一块儿去谈。”他对保尔说。 “好的。”保尔看到陌生人正用浅灰色的眼睛平静地审视着自己。目光沉着而凝注，让保尔有些不好意思。这个人灰色短上衣，紧扣所有的扣子，脖颈粗得像牛，整个人看上去就充满力量。 他要走了，阿尔焦姆说：“朱赫来，祝你好运。明天我也去，把事情给办妥当。” 游击队走后四天，德国人进了城。前些天冷清的车站又响起了火车汽笛声。“德国人来了”的消息在城里迅速传开了。 全城都被搅得骚动起来。其实早知德国兵会来，可真是到了可怕的德国兵已不再遥远而近在咫尺时，人们反而有些疑疑惑惑起来。 居民没人敢上街，都在家里透过院门偷看。 德国人将公路中间留出，并排两队在路两侧走。这些人身着墨绿军装，头戴钢盔，肩扛着军包，手端步枪，枪上都插着刺刀。他们的队伍从车站一直排到市里，个个提心吊胆，但其实并没有任何人想抵抗。 两个军官手持毛瑟枪走在前面，一名乌克兰伪军小头目走在公路中间。这是个翻译官，身穿蓝色乌克兰短衣，戴羊皮制的高帽。 德国兵成方阵排列在中心广场。他们擂响军鼓。有些居民壮着胆子围过来。伪军小头目走上了药铺的台阶，开始宣读城防司令命令。 本司令宣布：1全城居民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所有兵器及冷兵器，违者枪决。2全城戒严，晚八点后禁止上街。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 这栋楼从前是市政管理局所在地，后由工人代表苏堆埃使用，如今落在了德国军司令部手里。 一名卫兵站在台阶旁，他头上的钢盔换成了大檐帽，上面有一枚鹰形的徽章。就在那里的院子中有一大块场地，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在被枪决的威胁下，整天有人交武器。大人没敢出面，全是少年和小孩儿，但德军没扣留任何一个人。 有些人并不愿送，就在夜里将枪抛在马路上。第二天早上，德军巡逻队拣拾起来放到军用马车上运回去。 中午十二点，规定时间已过，德国军清点完缴获品，共计一万四千支，还有六千支德军没拿到。他们便挨家挨户地搜，然而几乎没找着一支。 次日清晨，市郊内，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两名铁路工人被德国人枪杀了，因为他们被搜出了藏匿着的步枪。 阿尔焦姆听到那消息后，便急忙赶回家。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保尔，便一把抓住弟弟的肩膀，板着脸用低沉的嗓音问：“你有没有带了枪藏着？” 保尔本想瞒着，但又不想对哥哥撒谎，就一五一十全说了。哥儿俩一齐走进小板棚，哥哥从横板上取了布枪，卸下枪栓与刺刀，用足了力气将枪托往柱子上猛砸。枪托断了。碎块远远地飞到了小院子外的荒地中。接着又将刺刀和枪栓抛进了粪坑。 完事之后，阿尔焦姆告诫弟弟： “保夫卡，你年纪也不小了，该懂得藏这个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我警告你：今后什么也不准往家带。记住，如今为这种事可是会送命的。干万别瞒着我，要不然你弄回家被他们发现了，头一个被抓去枪毙的就是我。你这个小家伙他们倒不会注意。如今狗崽子们横行霸道，明白吗？”保尔保证今后再也不会了。 两人正要穿过院子进屋，看到一辆四轮的马车停在了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外，车上下来的是律师夫妇，连同他们的女儿涅丽，儿子维克托。 “候鸟飞回来了！”阿尔焦姆很气愤，“哼，又要有拙劣的表演了。真可恶！”说完他进了屋子。 保尔因为没了枪，所以难过了一天。就在同时，谢廖沙却在一个废弃的棚子里靠着墙根，用铁锹努力地挖了一个大坑。他用破布将三支领来的新枪包好，埋到坑里。他真的不甘心就此将枪交给德国佬儿。他翻来覆去想了一夜，确实不舍得扔掉这些枪。 他往坑里填满土，踩实后又在上面盖了一大堆的垃圾和破烂儿，最后他左右审视，确定无误后，才放心地摘掉帽子，擦去额头的汗水。 “嗨，对，就让他们搜去吧，搜出来他们也摸不清到底是谁家的棚子。” 朱赫来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发电厂干了一个月了。这当中，保尔已和这个不甚言笑的电工搞好了关系，电机工还教他如何干活儿。这机灵的男孩挺讨朱赫来喜欢，而且朱赫来通情达理，总耐心地听他们讲些日常琐事。妈妈总叨叨保尔是多么多么的调皮捣蛋，而且没完没了。他就觉得朱赫来更耐心，总想办法让她忘却烦恼，打起精神。 有天在发电厂院子里，保尔正走过柴堆旁，朱赫来叫他停住，笑着说： “你妈妈讲你特爱打架。她说：‘嗨，我那个孩子啊，像个小公鸡一样爱打斗。’”朱赫来以赞赏的口气笑了起来，“打架也不是坏事。不过要看打谁，什么原因，心里要有个数。” 保尔不清楚朱赫来是笑他，还是要说正经事，便回答道：“我从不会平白无故与人打架的。”朱赫来出乎保尔意料的回答是：“打架得有真功夫，要跟我学学吗？” 保尔有些纳闷，瞧瞧他：“是什么样的真功夫？” “好吧，我给你表演几招。”朱赫来明白简要地讲解了英国式拳击，让保尔略微明白了点儿。 为掌握这种功夫，保尔一回回被朱赫来打倒在地，但毕竟学得不错，也算没有白吃苦。这个徒弟虽然摔了很多个跟头，但依然兴致不减，坚持学着。 那是个大热天，从克利姆卡家回来，保尔在屋里转了两圈，没什么可以干的，就溜到屋后的园子，爬到角落里的小棚子顶上去了。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穿过院子，走进园子，来到板棚前，踩着墙的凸出处攀上了棚顶。他拨开木棚上繁茂的樱桃枝子，躺在大棚顶中间，去享受暖暖的阳光。棚子另一边正对着列辛斯基家的花园。呆在棚顶边沿，整个花园和房屋就尽收眼底了。保尔朝那边探头望了望，看到了部分院子和停着的四轮马车。看到住在列辛斯基家的德国中尉的勤务员捏着把刷子，刷他长官的衣物。这个人，保尔曾多次在列辛斯基家大门口碰到过。 中尉不高但挺结实，面色红润，唇髭修得又短又齐。他戴着夹鼻眼镜，军帽是漆皮帽舌的。保尔知道中尉住在厢房里，窗户朝花园开，从楼顶上能望到。 中尉好像正在写什么，然后拿起写好的东西向外走出去。把一封信交给勤务兵，便立即沿着花园的小径，走向临街的篱笆门。刚到凉亭边，中尉站住了——是跟谁在说话吧？涅丽·列辛斯卡娅从凉亭里走出来。中尉挽着她的胳膊，两人一起出了篱笆门上街去了。 一切，保尔都看清了。他正想打盹儿，又望见勤务兵走进厢房，将中尉的军服挂在衣架上，打开朝向花园的窗户，将房间收拾好后退了出去。然后带上门。不多时，保尔看到他在拴着马匹的马厩旁出现了。 窗户开着，房间里的东西被保尔一览无遗。桌上是一条皮带，还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他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不声不响地从棚顶跨到樱桃树干上，一下滑落到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蹑手蹑脚地来到敞开的窗前，往房里窥视，看到桌上除了放着一条武装带外，还有支插在皮套里的十二发曼利赫尔手枪，挺漂亮。保尔紧张极了，在短暂的几秒钟内，脑子里斗争得非常激烈，但还是没克制住自己，他拼命探身过去，抓住枪套，拔出锃亮的新手枪，赶忙退回到花园。四下看了看，把枪轻轻地放进裤袋内，敏捷地窜进园子，跑到樱桃树前，如猴子般飞快地攀爬到棚顶，回过头观察一下，勤务兵悠闲如初，正同马夫聊天………保尔从棚上溜下来，撒腿跑回了家。 妈妈正在厨房忙着做饭，根本没注意他。 保尔从箱子后抓起一块破布，塞进兜里便偷偷溜出屋，穿过花园，跳过棚栏，上了通向树林的大路。枪在裤袋里狠狠地撞着大腿，他用力按紧，朝那废置了的旧砖厂奔过去。 他快得如同飞一样，只听到耳边是呼呼的风声。 旧砖厂旁悄然无声。木板屋顶，有些地方都坍塌了；到处是堆积如山的碎片；一座座砖窑也都坏了，到处荒草，一片凄凉景象。只有他们和谢廖沙平时偶尔来玩一玩。保尔找出隐蔽的地方藏他的“宝贝”。 他从一个豁口钻进一座破窑，很谨慎地回头望了望。大路上空寂无人，松林发出轻轻的声响 ，一阵微风吹起路边的尘土，空气里飘散着浓浓的松脂味道。 保尔用破布将枪包好，放在窑角里，压上一堆旧砖。他走出破窑，用砖头把豁口堵死，另外用块砖头做了标记，然后上了大路，慢腾腾地往回走。 他两条腿在打着颤。“这件事结果会怎样？”他想着，紧张得心里缩成一团。没到上班时间他便去了发电厂，不想呆在家里。他从看门人那里找到钥匙，开了门走进安装着发动机的机房。他擦着风箱，往锅炉里放着水，然后生火，一边干着活儿，一边心里琢磨：“列辛斯基的宪兵队里现在不知道怎样了？” 已是半夜十点左右，朱赫来走过来，把保尔叫到院里，压低声音问： “你们家今天为什么被搜查了？”“被搜查了？” “对，情况不对头。你不知道他们干嘛？” 保尔当然知道为什么，可他没敢将这事告诉朱赫来。他提心吊胆地问： “阿尔焦姆被抓去了吗？” “没有抓人，不过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保尔听后略微松了口气，但心头依旧在扑腾。几分钟的时间内，两人都各自想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而担心结果会更糟；另一个蒙在鼓里，更加机警起来。 “他妈的，是不是发现了我的线索？阿尔焦姆对我的工作毫不知情，他家怎么会遭搜呢？必须加倍留神。”朱赫来暗自思忖。默默地分手之后，他们各干各的活儿去了。 这时，列辛斯基家乱作一团了。 中尉丢了手枪，找来勤务员。明白确实是没了之后，这个平日彬彬有礼，涵养颇深的人一巴掌打得那个勤务兵一个趔趄，差些倒下，但摇晃了几下后，又站得笔直，眨了眨眼，等着继续挨揍。 律师被叫过来盘问，他也很憋火， 因为整个事发生在自己家里，所以他连声向中尉道歉。 这时，在场的维克托对大家说，偷枪的有可能是邻居，野小子保尔·柯察金尤其可疑。父亲赶忙将这说法讲给中尉听，中尉一听，立即下令派出搜查队。 但搜查没任何结果，这件事让保尔觉得，哪怕是如此冒险的行动，有时结果也会是平安无事的。 第5章 冬妮亚站在开着的窗户前，望着熟悉的、令她亲切的花园。这里面有挺拔的、在风中簌簌摆动的白杨。她有些不悦。真不愿相信自己已整半年未见亲爱的家园了。仿佛是昨天刚刚离开，而今天就坐早班车返回了这些童年时就熟悉的地方。 似乎这里什么都没变。依然是一排排修剪整齐的树丛，依然是一条条错落有致的小径，两旁栽着妈妈爱看的蝴蝶花。花园里一切都整洁有序，但冬妮亚并不感到快乐，这些清净的小径反而让她感到了乏味。 冬妮亚拿着本没读完的小说，通过回廊的的门，走下台阶步入花园；然后推开漆过的小篱笆门，朝车站水塔旁的池塘缓缓走去。 过了座小桥拐上大路。这路犹如公园的林荫路，右边是池塘，周围长着垂柳和茂密的杨树；左边则开始延伸出一片树林。 她刚要离开池塘，向旧采石场那边走，忽然看到池塘内扬起一根钓竿，便停住了脚步。 她从一棵柳树上面探出头，伸手拨开枝叶，看见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孩，他光着双脚，裤腿卷得高过膝盖。他的一侧放了个盛蚯蚓的锈了的铁罐头。他正专心致志地钓鱼，并没发觉凝视他良久的冬妮亚。 “这里怎么会有鱼呢？” 保尔生气地瞥了她一眼并未作声。 是个不认识的女孩。穿着蓝条领子的白色水兵服和银灰色短裙，花边短袜紧束着晒黑而匀称的小腿，棕色的便鞋，栗红色头发梳成一条粗大的辫子。 拿竿的手略微地动了动，鱼漂在平静的水面上点了两下，便有一圈圈涟漪荡漾开来。 背后传来焦急的但很悦耳的嗓音： “咬钩了，哎，快钓起来呀！” 保尔一阵忙乱，拉起钓竿。只有蚯蚓打了个旋蹦出水面，甩出一串水球。 “唉，见鬼了，还钓什么鱼！遇上这么个女孩子。”保尔非常懊恼地想。但他要掩饰自己的笨拙，便把鱼钩扔到更远的水面上。钩子落在水草之中，那儿特别不适合下钩，因为鱼钩可能被水下的草根给挂住。 保尔心里虽明白，却并不回头，嘀嘀咕咕了半天，也怪怨上面那女孩子。 “哇哇个什么？这么叫，鱼可不逃光了？” 高处立刻是反讽的话：“就你的尊容 也早就把鱼吓跑 了。何况是大白天呢！哦，你真是个高明的渔夫！” 这简直太过份了，竭力保持礼貌的保尔有些怒不可遏了，他站起来，将帽子扯到前额——这是他表示愤怒的习惯动作，然后似乎很客气地说：“小姐！走远点儿！行不行！” 冬妮亚反而眯起双眼，微笑起来：“我真的是妨碍您了吗？” 嗓音之中已改了讽刺变为友善、心平和气的味道。保尔原本打算冲这“小姐”来几句粗话，这时反而难以发作了。 “那倒不是，要看您就看好了。您待在哪儿我管不着。”他也平和了许多，随即坐下，重新盯着那个鱼漂。鱼漂挨住了牛蒡草不动，很明显被它给挂住了。保尔不敢提竿。 “挂住后就脱不了了。非得嘲我不可！但愿她快些走开吧！”保尔心想。 但她并没有走开的意思，却在微微晃动的、垂斜的柳树上望得更加舒贴了。她把一本书搭在膝盖上，端详着这个黑眼睛黑皮肤的野孩子。这男孩刚才对她不礼貌，此刻又故意不搭理她。 保尔通过镜子般的水面很清楚地看见姑娘的倒影。她看书了。于是保尔想拉起挂住的钓钩。鱼漂在往下沉“该死！”他脑海里闪过这样的一个念头，却瞥到水面上映出一张含着笑的脸。 水塔旁小桥上，两个大约是七年级的学生走了过来。一个头发浅黄，满脸雀斑，十七岁的他是机车厂主任的儿子舒哈里科，一副傻乎乎，吊儿郎当的样子，被同学称为“麻子舒尔卡。”他手拿高级钓竿，嘴里叼着香烟，模样令人憎恶。他身旁是维克托·列辛斯基，一个身材匀称，细皮嫩肉的年轻人。 维克托向舒哈里科凑了凑，挤眉弄眼地说： “这姑娘挺水灵嘛，本地似乎没人比得上”。 “我相信陪她肯定特别浪漫。她在基辅上六年级，到父亲这儿过暑假来了。她父亲是本地林务官。这女孩跟我妹妹莉莎熟悉。我曾满怀激情地给她寄去一封情书。我说自己爱得忘乎所已，真心期望她的佳音。我还抄了一首纳德松的诗。” “结果呢？”维克托饶有兴趣。 舒哈里科有些窘迫：“唉，当然了，无非是装正经摆架子，说别浪废信纸了。不过，这种事都是开头难，如果我在这方面是行家能手就好办了。要长时间地献殷勤，盯梢我可没兴趣。只要拿三个卢布，在简陋工棚里准能挑个让你满嘴口水的大美人来，方便极了，而且人家还大方，绝不忸忸怩怩。我跟瓦卡·季洪诺夫一道去过——就是那个铁路上的工头，认识吗？”维克托轻蔑地说：“舒尔卡，这种下流的勾当你也干得了？”舒哈里科咬了咬烟头，吐了口唾沫，嘲讽地回敬：“装什么正人君子？其实你干的事情我们知道的……” 维克托不等他说完，问：“那你把这个介绍给我，行不行？” “当然了，趁她没走过去，赶快。昨天早上她也钓了鱼的。” 两人说着便到了冬妮亚跟眼前。舒哈里科扔下叼的纸烟卷，派头十足地弯腰鞠了一躬。 “你好，图曼诺娃小姐。你是在钓鱼吗？” “不，是看别人钓。”冬妮亚回答。 “你们还不认识是吧？”舒哈里科忙拉住维克托的手，“我的朋友维克托·列辛斯基。”维克托惺惺作态地将手伸给了冬妮亚。 “今天您怎么不钓鱼了？”舒哈里科竭力找话说。 “我没带钓竿。”冬妮亚回答。 “我拿了一副。”舒哈里科忙说，“你先用我的吧，我过一会儿就来。” 舒哈里科履行了自己对维克托的诺言。现在介绍之后他正设法使他们两个待在一起。 “不，算了，我们会妨碍别人的，这儿已经有人在钓鱼了。”冬妮亚回答。 “妨碍谁？”舒哈里科问。“哦，你说这小子吗？”他这时才注意到灌木丛中间的保尔。 “嘿，我马上叫这家伙滚开。” 冬妮亚还没来得及阻止，舒哈里科已经往下走到了正在钓鱼的保尔旁边。 “快收起竿子，赶快滚开！”舒哈里科冲保尔喊，见保尔不理，便又吆喝：“喂，快点滚开！”保尔抬头白了他一眼，并不示弱。 “你小声一些，张牙舞爪地凶什么凶？” “你……说什么？”舒哈里科很光火，“穷小子，你敢顶撞我，还不滚开！”说完用力将装蚯蚓的铁罐踢飞。铁罐在空中翻了几下，“噗通”一声落 入河中，激起的水珠溅到了冬妮亚脸上。 “舒哈里科，你怎么不害臊！”她气坏了。 保尔跳了起来。因为他知道对方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而阿尔焦姆就在那儿干活儿，假如自己冲过去狠揍他一顿，那他肯定会向自己的老子告状，就会牵扯到阿尔焦姆。正是如此，保尔才努力制止住自己，没立即去惩治对方。 舒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而且是出了名的喜欢挑衅滋事打架斗殴的人。他见保尔没反抗，便朝他胸前狠推了一把。 保尔被这么猛推一下，怒火中烧，便不再顾忌了：“好，这么不讲理，我就不客气了！”他把手稍稍一扬，重重一拳击中舒哈里科的脸，紧接着不让对方缓过神来，又狠狠地揪住他的学生装，一把将其拖进水里。 舒哈里科站在没膝的池水里，锃亮的皮鞋还有裤子，都泡湿了。他疯狗似的从保尔铁钳似的手中挣脱。保尔却往岸上一跃上去了。 狂怒的舒哈里科朝保尔猛扑过来，恨不得用牙去咬，用手去掐。 保尔一跳上岸，立刻转身，面对扑来的舒哈里科，脑中闪过一条拳击要领： “左腿支住全身，右腿稍弯，伸屈自如，不仅用手，还要用全身的力量，从下往上打对方的下巴。”猛的一拳下去…… “咔”的一声，舒哈里科上下牙撞到了一块儿。舌尖被咬破了。他疼得乱叫，向后一退，“噗通”一声整个身子笨重地掉进了水中。冬妮亚在岸上咯咯大笑，还拍着手喊：“真是棒极了，漂亮！” 他走远之前，听到耳后维克托对冬妮亚讲“这是个流氓，叫保尔·柯察金，简直坏透了。” 车站里变得异常躁动，有消息说铁路工人开始罢工了。附近一个大站的机车库工人闹得也很厉害。德国人因怀疑两名司机传送宣传书，便把他们逮捕了。那些和农村有些关系的工人非常义愤，国为德军横征暴敛，地主们又都回来了。 乌克兰伪乡警挥舞鞭子，将庄稼人的身体打得遍体鳞伤。游击运动席卷着全省。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游击队已有十个之多。 这些天朱赫来忙得不可开交，他自从来到之后便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了大量工人，经常参加年轻人集中的大会，在机车库钳工和锯木厂工人中建立了牢牢的组织。他也曾试过阿尔焦姆，问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是什么看法，这个强壮的钳工回答：“我对这些从来都不清楚，但你放心，只要用到我帮忙的地方，我一定不会推辞！” 朱赫来听到这么说也很满意了。他知道阿尔焦姆是自己人，说话算数的好人。“不过要他入党还有段路要走。没关系，这种年月，他很快就会提高到够格的。”这水兵暗想。 朱赫来已从发电厂转至机车库来干活儿了。这对工作更有利，因为这样更方便接触铁路上的情况。 眼前铁路运输特别忙碌。德国人正用成千上万节车皮，往德国本土狂运他们在乌克兰掠夺的一切：黑麦、小麦以及牲畜…… 乌克兰伪警备队突然在车站上抓去了诺马连科，这个报务员在遭到严刑拷打之后供出了罗曼·西多连科进行过宣传鼓动。而罗曼正是阿尔焦姆在机车库的同事。 罗曼正在干活儿，两个德国兵和一个伪军官来抓他。这伪军官是德军驻站长官的副手。他轻轻朝罗曼走去什么话都没说，举起鞭子猛地往罗曼脸上抽了过去。 “畜生，跟我们走！到里面去谈谈吧！”他说着又瞪着眼猛拉钳工的袖子，“到我们那儿去煽动吧，好吗？” 阿尔焦姆正在旁边的钳台上干活儿，他一扔锉刀，逼近伪军官，压着怒火，用沙哑的嗓音说：“狗杂种，你敢打人？” 伪军官退后一步，同时伸手去解枪套，一个矮腿矮身子的德国兵从身上摘下插着宽刺刀的笨重步枪，“咔嚓”一声上了膛。 “不准动！”他嚎叫着，只要对方动一下，就会开枪的。 健壮敦实的钳工对着这个拿枪的丑陋的德国小个子，却无可奈何。 两人都 被抓走了。一小时后，阿尔焦姆被放了出来，罗曼则被关在了满地是行李的地下室里。过了十来分钟，谁也不再干活儿了。工人们都聚在花园里开会。其他人——扳道工和材料工也都赶来。大家都很激动很愤怒，有人写出倡议书，要求释放罗曼和彼诺连科。 伪军官带着一小队警备队员急匆匆赶到花园里。他挥舞着手枪狂吼：“要再不干活儿，统统逮捕！要不然立刻击毙！” 这使群情更加激愤了，怒不可遏的工人吼叫起来，伪军官一看不妙，溜进了站房。不多时，几辆卡车满载德国兵从城里开来，沿公路疾驰而至，这些都是驻站长官调来的。 工人们各自散回家了。大家决定罢 工了，车站上连值班员都没有。朱赫来的工作见了成效。这是车站首次群众性示威。 德国兵在站台上架起重机枪，活像一条伺伏在那里蠢蠢欲动的猎狗。一个德国兵蹲在一边，手按住枪把。 车站上已不剩一个人了。当夜开始大搜捕。阿尔焦姆也没躲过，朱赫来不在家过夜逃过一劫。德军把抓的人都关在一个大货仓中，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开工，要么送交军事法庭。 沿线的铁路工人几乎全都罢工了，一昼夜里边一列火车都没有驶过；而在一百二十公里之外，也发生了一场 战斗。在那儿，一支强大的游击队炸了几座桥梁，从而切断了铁路线。 夜里，有一辆德军车驶进了车站，但司机和司炉、副司机都从机车上逃跑了。车站里除去这列军车，还有两列火车没人开呢！ 货仓的两扇大门被打开了。驻站的长官——中尉以及他的助手，还有一群德国人，都走了进来。 驻站长官喊着：“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勃鲁扎克，你们三个人为一组，敢紧开车去！”而这里，驻站长官的助手又点了司机、副司机和司炉各一名，用同样的方式让他们去开另一列火车。 机车喷出亮闪闪的火星，似乎很愤怒，喘着粗气，冲破了黑暗，沿着铁轨奔向夜色苍茫的远方。阿尔焦姆往炉膛里添些煤，一脚踢上小铁门，从箱子上拿起短嘴水壶喝了口水，转身问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 “大伯，你说说，就这样开是吗？”老司机一肚子的闷气，浓眉紧收，眨眨眼说：“哼，不开，刺刀架到脖子上了。” “扔下一切，逃跑吧！”勃鲁扎克提出，同时用余光瞥了一眼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士兵。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可你看看后面那个家伙正盯着呢！”“就是呀……”勃鲁扎克拖长声调含含糊糊地一边说，一边把头探出车窗。 波利托夫斯基凑近阿尔焦姆，耳语般地说：“咱们可不能再往前开了，明白吗？前方正在打仗，起义者们炸毁了一段铁路。咱们如果再送去这帮杂种，让他们去消灭起义者，孩子，我们成了什么了？罢工期间我就没开工，就在沙皇统治那会儿。现在我不能运。把敌人送过去打自己人，那是一辈子的耻辱。原先开这辆车的工人不就是硬跑了吗！他们也知道会有危险，还是跑了。我们也千万不可将火车开到那儿去呀，你怎么想？” “大伯，我很同意，只是这个德国鬼子该怎么办呢？”说着阿尔焦姆用眼扫了一下那个监视他们的德国兵。 司机的眉头紧缩着，用一块麻絮擦掉额头上的汗水，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盯住气压计，仿佛这样可以找到答案一般。接着他以一种暴烈的口气恶狠狠地臭骂了一通。 第6章 阿尔焦姆又拿起茶壶喝水。两个人琢磨着同样一件事，可没有一个人愿先捅破，阿尔焦姆回忆起朱赫来的话：“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怎么看？” 当时他回答：“我随时会出力的，你可以相信我。”“这下可真要出大力了，运送德军讨伐队……” 波利托夫斯基弯下了腰，把身子俯在工具箱上，挨着阿尔焦姆，鼓足了勇气说：“得干掉这家伙，你说是吧？” 阿尔焦姆不禁打了个寒颤。波利托夫斯基把牙齿咬得咯吱响， 接着说： “没别的办法，干掉他后，把调节器扔进炉膛，操纵杆也扔进去，列车减速时我们就从机车上跳下逃走。” 阿尔焦姆如释重负地说：“行。” 阿尔焦姆弯腰凑到勃鲁扎克跟前，将这一决定也告诉了这个副司机。 勃鲁扎克并没立即反应，因为他们这么做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他们的家属都在小城里，尤其是波利托夫斯基家有九张嘴呢。但是“绝不往前开”的字眼让他们顾不了这么多了。 “好吧，我同意，”勃鲁扎克说，“可谁去呢？”话还没讲完，阿尔焦姆便已明白了他的意思。 阿尔焦姆转身过去朝正忙着调节机器的老司机点了下头，暗示勃鲁扎克赞同了，但想到那个伤脑筋的难题，便对波利托夫斯基说：“可咱们怎么干呢？” 对方瞧着阿尔焦姆：“你有劲，力气大，最先动手。抡起铁锹一下就了结了。”看得出老头儿很兴奋很激动。 阿尔焦姆则皱紧了眉头：“这我可下不了手，你想想，这个兵其实也是无辜的，他也是被刺刀逼的呀！” 波利托夫斯基两眼一亮，说：“你说他很无辜？那咱们呢？不也是被逼也是无辜的吗？可咱们正送讨伐队要去杀咱们的游击队员们。难道可以说游击队员们就有什么罪过？唉，你真糊涂……这么强壮的身体却装着这么笨的脑子。” “好吧。”阿尔焦姆嗓音沙哑着，伸手去抓铁锹。但是，波利托夫斯基压低嗓子说： “让我来，我心里更有准儿。你拿铁锹，到煤水车上去扒煤。万一有什么意外情况，就用铁锹狠拍德国兵。我这就装着去砸煤块。” 勃鲁扎克点点头：“行，老人家。”说着便站到了调节器旁边。 那个德国兵头上戴着镶红边的无檐呢帽，坐在煤水车的边沿，两腿之间夹着步枪，嘴里抽着雪茄，偶尔抬眼看一看在机车上忙碌的工人。 阿尔焦姆爬到煤堆上去扒煤，这个德国兵并没特别在意。然后，波利托夫斯基假装要从煤水车边上扒下一些大煤块，做手势要他挪开一些，德国兵也顺从地下来，让到了司机室门口。 这时铁锹猛击下去，砸碎了德国兵的头盖骨，伴着一声沉闷而短促的声响。阿尔焦姆与勃鲁扎克都听到声音后惊跳起来，像是被火烧了一下。尸体如同一袋物品一样倒在地上。 灰色的帽子立刻浸染了鲜血。步枪撞在车帮的铁板上发出“哐”的一声响。 波利托夫斯基抛开铁锹，低声说：“完事了。”他脸上抽搐了几下，又补充说：“这回是没退路了。”稍停一下，他又立刻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死一般的寂静，高声嘱咐：“快，拧下调节器！”十分钟后一切都已妥当。失控的机车逐渐减速。铁路两旁黑压压的大片树木骤然扑进了车灯所能控制的范围内，随即又投入到无边的黑色中。车灯似乎要穿越所有的黑暗，但却被沉沉的夜幕挡住，只能照十米左右。机车似乎没有了力量，喘气越来越难。 “孩子，快跳！”阿尔焦姆听见波利托夫斯基在背后喊，就放开了紧握的扶手。由于惯性，他粗壮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飘飞，双脚硬硬地落到似乎急速后移的地面上。阿尔焦姆跑了几步，重重地摔下去，翻了个筋斗。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一跃而下……… 勃鲁扎克家气氛很凝重。谢廖沙的妈妈安东尼娜·瓦西里耶芙娜这四天以来憔悴了很多。丈夫没丝毫消息。只晓得他跟阿尔焦姆、波利托夫斯基一同被抓去给德国人开火车去了。昨天来了三个警备队员，嘴里一边很不干净地骂她，一边粗暴地盘问。 从他们的问话里，她隐约感到了些什么。等警备队员一离开，这个已满腹焦躁的中年妇女便扎上头巾，打算去找玛丽娜·雅柯芙列芙娜，希望从她那儿打听些丈夫的音讯。 大女儿瓦莉娅正在厨房收拾餐具，见她要出门便问：“妈妈，你出去是吗？远吗？” 妈妈眼泪汪汪地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回答说：“我去柯察金家，也许他们那儿有你爸爸的消息。假如谢廖沙回来，你叫他去车站，上波利托夫斯基家问一问。” 瓦莉娅亲昵地搂住妈妈的肩，送到门口，不停地安慰着：“妈妈，别太着急。” 玛丽娜·雅柯芙列芙娜同往常一样，很热情地招待安东尼娜·瓦西里耶芙娜。两个妇女都盼望着对方能说出什么新的消息来。可没说几句话，就都失望了。 昨夜，柯察金家也被搜了，抓的人自然是阿尔焦姆。他们临走还命令玛丽娜·雅柯芙列芙娜 ，大儿子一回来，就立刻到警备队报告。 保尔妈妈真的被夜间搜查吓坏了。她是独自在家：保尔和平时一样，夜晚在发电厂干活儿。 第二天清晨，保尔回家后听说警备队夜里来搜捕过哥哥，不由地为哥哥的安危担心起来。虽然自己与哥哥性格不一，而且阿尔焦姆似乎对他相当严格。但其实兄弟两人的感情是很深的，这份沉沉的爱不用挂在嘴上，保尔心里清清楚楚，一旦哥哥需要他，自己肯定会毫不迟疑地作出任何牺牲的。 他没顾上歇一会儿，就跑到车站的机车库去找朱赫来，但没找着，从熟悉的工人们那里，也没打听到三个出逃者中任何一人的消息。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压根儿什么消息也没有。在院子里，保尔遇到了他最小的儿子鲍利斯，从他那儿得知在夜间，警备队也搜寻了他们家，要抓他的爸爸。 保尔没能给 妈妈带回任何消息。他回来后，困的像头死猪躺上床，进入骚动不安的梦里。 瓦莉娅听到敲门声，扭过头来。 “外面是谁？”她一边问一边摘下门钩。 门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克利姆卡，这是一个长着一头蓬乱红发的小伙子。看样子，他是狂奔至此的。他满脸通红，喘个不停。 “你妈妈在家吗？”他问瓦莉娅。 “不在，出去了。” “去哪儿了？” “柯察金家。你找我妈妈有什么事？”瓦莉娅问道，见克利姆卡转身要跑， 便一把拉住他的袖子，对方很慌乱地瞧着姑娘。 “你不知道的，我有些小事！” “什么事情？”瓦莉娅拽住小伙子不松手，“哎，快讲，你这头红毛熊。快说，把我急死吗？”姑娘的口气变得急促了。 克利姆卡顿时将朱赫来的嘱咐全忘记了。朱赫来三番五次叮咛，纸条只交给安东尼娜·瓦西里耶芙娜本人，但此刻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交给了姑娘。这个浅黄头发的姐姐一再追问，他便无法拒绝了。每次和这个可爱的姑娘打交道，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就会局促不安，不过，这个老实的小厨工连自己都不敢承认喜欢谢廖沙的姐姐。他将纸片递给了瓦莉娅，瓦莉娅便慌忙念起来。 “亲爱的安东尼娜！不要着急。一切都好。我们安然无恙，详情你随后便知。转告另两家不要担心。烧掉纸条。 勃鲁扎克” 瓦莉娅念完后便朝克利姆卡身上扑去。 “我可爱的红毛熊，这是你从哪儿弄到的？快说呀，小傻熊，从哪里拿到的？”瓦莉娅使劲拽着已手足无措的克利姆卡，他在稀里糊涂之中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朱赫来在车站交给我的。”他说完才想起本不该说，赶紧补充说：“他可吩咐过，绝对不可交给别人的。” “嗯，好了好了！”瓦莉娅笑了出来，“我决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快跑吧，红毛熊，到保夫卡家去，那儿能碰到我妈妈。” 她在小厨工的背后轻轻地揉了几下。只一会儿工夫，克利姆卡的红头发脑袋便飘过了栅栏。 三个开火车的工人没有一个回家的。这天晚上，朱赫来走到柯察金家，对玛丽娜·雅柯芙列芙娜讲了发生在机车上的一切事。他尽力去安慰这个十分恐惧的女人，说三个人早跑光了，到了很远的一个小村庄 ，住在勃鲁扎克的叔叔家；说他们没有任何危险，只不过近期还不可能回来，但德国鬼子目前处境很糟糕，情况很快就会发生转变的。 这些事更拉近了这三家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平时若有一家能收到极其宝贵的家书，彼此就很喜悦地传看。但在平日里，各家还是都看上去寂寞和凄冷。 有一天，朱赫来假装路过，把一卷钱交给年老的波利托夫斯基的妻子，说： “大娘，这是大伯捎来的。但要小心些，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一个字儿。” 老太太异常感激地紧攥他的手。 “真是太谢谢了。要不然我的孩子们真不知能不能活下去了。” 其实，这些钱是从布尔加科夫留下的那笔活动经费中拨出来的。 “哼，看着吧，虽然罢工失败了，虽然工人们在枪杀的威胁下也复工了，可烈火既然已经燃起，就不那么容易扑灭了。那三个工人真是太棒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朱赫来离开波利托夫斯基家之后，在到机车库去的途中很兴奋地想着。 第7章 破烂而陈旧的的铁匠铺，墙壁早已被烟熏得发黑，孤零零座落在麻雀谷村外的大路一侧。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边，波利托夫斯基的两眼由于亮光而眯成两条缝。他正用长柄的钳子翻动着被烧得通红的铁块子。 阿尔焦姆按住吊在横梁上的杆棒，拉着皮风箱，给炉子送风。 老司机透过浓浓的大胡子，温和地笑着，说：“如今只要有手艺，在村里是不会饿死的。看着吧，一定会有生意的，两个星期就能让我们给家里捎带些猪肉及面粉类的东西了。孩子，农民们都很看重铁匠的，你看咱们现在吃喝都跟大老板一般，嘿嘿。勃鲁扎克就不一样了，他更像个农民出身 ，所以他跟他叔叔下地去干活儿了。咱们俩是没有地也没有房，只有两个肩膀和一双手，就如人家说，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嘿嘿。勃鲁扎克却是一脚踩在火车皮上，另一脚踩在庄稼地里。”他挥动了一下钳着的热铁块，一边琢磨一边很认真地接着说：“孩子，这件事其实现在挺糟的。假如现在还不能尽快赶走这些德国人，那就必须再跑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或罗托夫去。否则咱们会被逮住。那种罪肯定是小不了的。” “你说的对”。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答道。 “不知道家里的人这些日子是怎么熬的，那帮伪军一定日夜紧盯着他们。” “是啊，大伯，把事情搞了这么大，这阵子是没办法再顾家了。” 司机从炉里钳出一块炽热的黑色铁块，迅速放在砧上：“快，孩子，用劲儿锤。” 阿尔焦姆抓起铁砧边的大锤子，用力抡了下去。耀眼的火星带着“咝咝”的声音，在小铺子中飞溅开来，一下把各个黑糊糊的角落照亮了，而随着大锤落下，铁块就如同软了的蜡一样，很服贴地被锤平了。 下面是一大片的湖水，宽阔而黯淡，青松环绕，摇曳茂密的枝冠。 “跟活的似的。”冬妮亚心里想。她躺在花岗石岸边凹下去的草地上。在高处的草地背后是一片松林；而低处紧挨着悬崖脚的是一片湖。环绕湖的峭壁投落的阴影，则使湖里的水更加显得幽深而平静。 冬妮亚很喜欢这儿。这个离车站有一俄里的地方，早先是个采石场，但现在废弃了，一个个深坑里涌出泉水来，现在已形成了三个活水湖。这时，低处紧靠湖边，传过一阵水声。冬妮亚抬头看，透过树枝看去，只见有个晒得黝黑的人正使劲地划着水，身子一屈一伸，正向湖中心游去。冬妮亚看到他黑里透红的脊梁，这个人打着响鼻，声音像海鲸一般，时而劈水前行，时而自由泳，时而蛙泳。他似乎累了，便张开双臂，屈着身子，一动不动地仰卧在了水面上。烈日将他的两眼刺射得睁不开。冬妮亚不禁暗暗笑起来：“这样子可不太雅观。”她又接着看书。 冬妮亚在专心致志地看维克托借给她的一本书，没注意到有人翻过了草地和松林间一块突起的岩石。直到一颗小石子滑落到她的书上，她才吃了一惊打了个寒颤，抬头发现了站在地上的保尔·柯察金。再一次邂逅让保尔有些发窘， 他有些不好意思，便决定走开。 “刚才游泳的人是他。”看到保尔湿淋淋的头发，冬妮亚在心里暗暗猜想。 “对不起，吓着你了是吗？我不知道你在这儿，不是故意来的。”说着这些，保尔便伸手攀住突起的岩石。 “不，你没打扰谁，而且如果你愿意，咱们还可以随便聊一聊。” 保尔有些疑惑地看着冬妮亚：“我们之间有什么可以谈的？” 冬妮亚笑了笑：“哎，你别老站着呀！坐到这儿来吧！”说着她指了一下旁边一块石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保夫卡·柯察金。” “我叫冬妮亚，你看，咱们这不就认识了！” 保尔有些窘迫地揉起了帽子。 “您的名字是保尔？”冬妮亚率先打破沉寂，“为什么用小名保夫卡呢？这可不怎么好听，还是叫保尔好些。以后我就叫你保尔。您常到这儿来……”她本想说“游泳”，但又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刚才看了他游泳，便立刻改口说：“……散步吗？” “不，不是经常，得空才来一回。”保尔回答。 “那您在哪儿上班？”冬娅亚追问。 “发电厂，烧锅炉的。”“那你那么会打架是从哪儿学的？” “我打架与你有什么关系？”保尔心里有些不快。 “你别生气，柯察金。”她自己也觉得这么问别人肯定不会乐意。“我是觉得挺有意思。那一拳打得挺棒的！只是出手太狠了点儿。”说完，她爽朗地大笑起来。 “怎么，你有些可怜他？”保尔问。 “才不是呢，我丝毫不觉得他可怜。舒哈里科活该被打。那场面看了让人开心。听说您常打？” “谁说的？”保尔一下子惊警起来。 “噢，就是那个维克托·列辛斯基。他说您是出了名的打架大王。”保尔脸色一下子转阴了。 “维克托？这个混蛋，寄生虫。那天忘了连他一同揍了。说我坏话，只怕脏了我的手才不去揍他一顿。” “保尔，怎么可以这样骂人呢？这可不好。” 保尔听了很不高兴，他在心里暗暗嘀咕：“我跟这小女孩闲聊什么？真是的，一会儿觉得我‘保夫卡’不好听，一会儿又要我不要骂人，像个管家婆一样。” “你为什么讨厌维克托？”冬妮亚问。 “那个贵公子满身娇气，涂脂涂粉，没有点儿男人味！仗着钱势就欺压人，以为有钱什么都能办到，我看见他手就痒痒，就想揍他。我才不论他有钱没钱，假如他敢招惹我，我保证让他挨揍吃苦头。这样的人，只能用拳头教他做人才解气。”保尔愤愤不平地说着。 冬妮亚觉得刚才不该在保尔面前提到维克托，显然他们俩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于是她换了个能平静交谈的话题，问起了他的家庭以及工作的情况。 保尔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已打消了要走开的念头，很仔细地回答了姑娘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再上学了呢？”冬妮亚问。 “我被学校开除了。”“为什么呢？” 保尔脸红了：“我把烟末撒到神父家的发面里，他就把我撵出了校门。那神父凶神恶煞一般，真的很讨厌。”紧接着，保尔将整个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了她。 冬妮亚听得兴致勃勃。保尔已经没有了丝毫拘束感，像面对着一个老朋友似的，把哥哥没能回家的事情也跟她讲了，两个人讲得是那么投机，兴高采烈得竟都没发觉已在草地上坐了几个小时。后来，保尔突然跳起身来。 “哎呀，我该上班了。瞧我只顾与你聊天，忘了得去生火烧锅炉。达尼拉肯定要发脾气了。”他心里忐忑不安地讲，“哎哟，我们再见吧，小姐。现在我必须冲刺飞进城里去了。” 冬妮亚也连忙站起来穿好外套。 “我也该回家了，一同走吧！” “不行，我得快跑，您怎么跟的上。” “为什么跟不上？一块儿跑，谁快谁慢还不一定呢！” 但保尔还是没把她放在眼里：“赛跑？你当然不行了。” “那就比比看呗！咱们先走出去再说。” 保尔跳过石头，伸手帮冬妮亚也跳了过去，然后他们奔到了林子里一条又宽又平、通向车站的大路上。 冬妮亚立在路中央：“好，这就开始，一二三，来追呀！”于是，她如旋风般飞向前去。皮鞋后跟闪着，而蓝色的外衣在风中展开。 保尔则在她身后紧紧追赶。“两三步就能撵上。”他估摸着，在蓝外套后面飞跑着。但竟一口气跑到大路尽头，都已到了车站了才追上她。他一个冲刺，紧紧地抓住了冬妮亚的肩膀。 “好了，小鸟给逮着了！”他喘着气，呼叫起来。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心头狂跳不止。冬妮亚疯跑了这么一阵子已累得不行了，不经意地似乎稍稍在保尔身上倚了一下，因而彼此之间更加感到了亲切。这个瞬间却将永久难忘。 “没人曾追上过我。”她说着拨开了保尔的双手。 得分手了，保尔一边挥着帽子向她告别，一边奔向城里。 当保尔把锅炉房的门推开时，已在锅炉旁忙碌了良久的锅炉工达尼拉生气地转过身来说： “你本可以晚些再来，我可以替你生火的，是吗？”保尔却笑着拍了一下师傅的肩头，以投降的口吻说：“老人家，别生气，我会立刻将火生得旺旺的。”于是他在柴堆旁大干起来。 到了半夜，达尼拉早在柴堆上打着比马打响鼻还响的呼噜了。这时，保尔爬上爬下，给发动机的各部位都上好油，用麻絮将双手都擦干净，然后从箱中取出第六十二卷《朱泽佩·加里波第》，埋头读起来。那不勒斯的“红衫军”领袖加里波第的那么多冒险故事，让他看得入迷。 “她用秀丽的蓝眼睛对公爵瞟了一下……” “恰巧她也有双蓝眼睛。”保尔想到了冬妮亚，“她真的有些特别，跟别的千金小姐不同，而且跑起来快得要命。” 保尔陶醉于白天和冬妮亚的邂逅之中，没有听到发动机已响得越来越厉害。发动机暴躁地振动，大飞轮子癫狂地转着，水泥底座也跟着猛烈地震颤起来。 保尔朝气压针边一瞧：指针已越过表示危险的红线好几度了。 “哎呀，糟了！”保尔从箱子上跳起来，冲到排气阀的前面，慌忙地扳动了两下。这一下，锅炉房墙外的排气管朝河水中排气了，“咝咝 ”地响。保尔放下排气阀，把皮带套在水泵的轮子上。 保尔回头望了下达尼拉，见他睡得很香，嘴巴张得大大的，鼾声如雷。 半分钟后，气压针指针又回落到原来的位置上了。 第8章 冬妮亚跟保尔分手后一路回家。她想到刚才与保尔不期而遇的场面，竟难以控制地一阵阵惬意，自己也料不到会如此。 “多热情又多要强啊！他真不是以前我脑海里那种粗野的形象。而且，他比那些死皮赖脸的中学生要强多了……” 他属于冬妮亚从来都未曾接触过的那种阶层。“可以使他听话的。”她心里琢磨，“这肯定是一种挺有意思的友谊。” 快到家的时候，冬妮亚看到莉莎·舒哈里科、涅丽·列辛斯卡娅、维克托·列辛斯基都在花园里坐着。很显然他们在等她。 冬妮亚跟大伙儿打了个招呼，坐到长凳上。他们闲扯着，漫无边际。维克托·列辛斯基凑到冬妮亚跟前坐下，轻声问： “长篇小说您读完了吗？” “哎哟，对，那本小说！”冬妮亚想起把它忘在湖边了，她差点说了出来。 “您喜欢看吗？”维克托明显在献殷勤。 冬妮亚用鞋尖在沙土中慢慢堆出了个神秘的图形，她想了想，然后抬头瞧了瞧维克托，说：“不喜欢，我已在看另外一本了，比您借给我的那本有意思多了。” “原来如此！”维克托碰了一鼻子灰，有些泄气地说，“那本书的作者是谁？” 冬妮亚有些嘲弄的眼光瞟了维克托一下，两眼闪出一丝光彩：“没作者……” “冬妮亚，招呼客人进屋吧，茶给准备好了！”冬妮亚的母亲在阳台上喊。 冬妮亚挽着两个女友的胳膊往屋里走。维克托则紧随其后，反复地揣摩着冬妮亚的话，百思不得其解。 一种从前未有过而又朦胧的感情已悄悄地进入了年轻锅炉工的生活。这感情是如此新奇，令人心烦意乱焦灼不安。它使本来就淘气不安分的少年更加心神不宁了。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千金小姐，而在保尔心中，林务官、律师列辛斯基都是同一号人。 因为保尔是在贫困与饥饿中长大的，所以对他认为是富裕的人都怀有敌意。所以他对自己已萌发的感情不免既警觉又惧怕。他始终不能将冬妮亚与石匠的女儿加林娜放在一起，后者是纯朴的，可以理解的，是自己人。他对冬妮亚则将信将疑。假如这个受着教育的俊俏姑娘敢用什么话嘲讽他这个锅炉工的话，那他是会立刻反唇相讥的。 已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没有见到林务官的女儿了，保尔决定今天到湖边去，他故意地经过她家，希望会相遇。他沿着宅院的栅栏慢慢前走，发现花园的尽头映现出他熟悉的水手服。他拾起栅栏旁的一颗松球朝白衣服扔去。冬妮亚倏地转过身来，见是保尔，就跑到栅栏前，笑吟吟地把手伸给了他。 “您到底是来了。”她眉飞色舞地说，“这么多天您上哪儿去了，我到过湖边。我把书忘那儿了。我猜想您肯定要来的，请进，到我家花园里来吧。”保尔摇了摇头。 “我不进去。” “为什么？”她诧异地一扬眉毛。 “你爸爸大概会骂人的。您也得因为我而挨训。他会问，干吗带这么个傻瓜进来？”“你胡扯，保尔，快进来吧，我爸爸绝不会说什么，一会儿您自己就会看到的。进来吧！”冬妮亚生气了。 她跑去开了花园门。保尔有些犹犹豫豫地跟在她身后，走进了花园。 他们坐在一张桌腿被埋入地里的圆桌旁。冬妮亚问：“您喜欢看书吗？” “可喜欢了。”保尔不拘束了。 “在读过的书里，哪一本您最喜欢？”“《朱泽佩·加里波第》。” “《朱泽佩·加里波第》。”冬妮亚帮他纠正了发音，“您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吗？” “是的，我已经看完六十八卷了。每次领了工钱就买五卷。加里波第真是太棒了！”保尔敬佩地说，“真是个大英雄，我佩服这样的人！他身经百战，并且是百战百胜，他走过了世界各国！嗨，要是他如今还活着，我一定要去投奔他，他将那么多手艺人集在自己周围，总是为穷人而战斗着！” “让您到我家的藏书室去看看好吗？”冬妮亚说着，挽起他的手。 “哦，我可不要进屋。”保尔一口拒绝了。 “为什么您这么固执呢？多半是自己胆小吧！” 保尔看了看自己脏脏的光脚板。他挠了挠后脑勺。“您爸爸妈妈不会撵走我吗？” “要是再这么瞎说，我真要恼火了。”冬妮亚满脸不快。 “好吧，可列辛斯基家是不让进的，有话就在厨房里跟我们说。我有事到他们家去，涅丽都不准我进屋，大概是怕我会弄脏了他们家的地毯。鬼晓得她怎么想来着！”说完，保尔笑了起来。 “走吧，走吧。”冬妮亚按住他的肩膀，很友好地将他推上了阳台。 冬妮亚带他径直穿过饭厅走进有个特大的橡木书橱的房子里。冬妮亚将书橱门打开，保尔看见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几百本书。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么多的藏书。保尔无比惊讶。 “现在我就给您挑一本您最爱看的书。但您得答应我今后常到我家来作客。好吗？” 保尔高兴地点着头：“我就是喜爱看书。” 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轻松和快乐的感觉里很快就过去了。冬妮亚将他介绍给母亲认识。因为冬妮亚的母亲看上去挺和气，所以保尔也并不感到紧张。 冬妮亚将保尔带入自己的房间，给他看自己的书和课本。小梳妆台边上竖着一面不算大的镜子，冬妮亚将保尔拉至镜子前，笑着说： “你的头发为什么这么乱，是不是从没理过？” “长了就拿刀剪一剪，不就够了吗？”保尔不好意思地辩解着。 冬妮亚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梳子，只用几下便把他的头发理顺了。“这下可大变样了。”她细细看着保尔讲，“头发要梳理得漂亮些，要不然您看起来有点像野人了。”冬妮亚又以挑剔 的目光看了看他那条褪了色的、灰黑的衬衫和十分破旧的裤子，但她什么也没有说。 但保尔还是觉察到了这种眼神，因此而感到很不舒服起来。 两个人分手的时候，冬妮亚再三邀他常来玩，还约定过两天一块儿去钓鱼。 保尔从窗口跳到花园里，他真不想再穿过房间和冬妮亚的妈妈告别。 阿尔焦姆离开之后，柯察金家的日子就更加艰辛起来：保尔的钱不足以支撑家里的消费。 玛丽娜·雅柯芙列芙娜决定跟儿子商量一下，是否要重新去干点活儿，正巧，列辛斯基家里需要一个厨娘，经商量保尔不答应。 “不，妈妈，大不了我再找份活儿干。锯木厂正雇人搬木板。我到那儿干上半天，这样咱就够花了。你可千万别出去找活儿干，要不然阿尔焦姆肯定生气，他会责怪我为什么连一点办法都没有，而让妈妈您受累的。” 母亲虽然竭力解释自己为什么去找活儿干，但保尔坚决不依，所以母亲也就答应了他。 第二天，保尔便到锯木厂做工了。他把刚刚锯开的木板铺开后放妥，以便晾干。他在那儿遇上了俩熟人，一个是同学米石卡·列夫亚科夫，另一个叫库利绍夫·瓦尼亚。他们两个一起干计件活儿，收入颇为不错。于是就这样，保尔白天在锯木厂，傍晚到发电厂去。十天之后，保尔将他的工钱交给母亲，想了半天，最后吞吞吐吐地说：“妈妈，是这样，我能买件缎纹布衬衫吗？就像去年我穿过的那件蓝色的。这些钱的一半就够用了。我还会去挣，你别担心。我身上的衣服确实太旧了。”他解释着，仿佛是希望母亲原谅自己这种奢侈的要求似的。 “当然，当然可以保夫鲁沙，我会的，今天就去买布，明天就可以做好，你是连件新衬衫都没有。”她疼爱地看着儿子。 保尔在理发店门外站着，摸了摸袋子里的一个卢布，走进门去。 理发师是个很机灵的小伙子， 见有客人来很自然地朝着椅子那边点头示意：“请坐吧！” 保尔便坐在宽大舒适的椅子上，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那又尴尬又慌张的脸。 “要吹风吗？”理发师问。 “哦，不，我只要很简单地剪一下就行。喏，你们管这个叫什么？”说着，他夸张地比划了一下吹风机。 “有数了。”理发师笑了一笑。 一刻钟以后，保尔浑身湿乎乎地走出理发店，剪过的头发被梳得整整齐齐。这么一大块倔强的头发着实费了理发师很大的劲，头发也变得柔顺，光滑了。 在街上，保尔轻松地舒了几口气，将帽沿拉低了些：“妈妈会怎么说呢？” 保尔没赴约去钓鱼，这让冬妮亚生气了。“这人真是不会体贴人。”她嗔怒地想，可保尔一连几天都不来，她又感到很寂寞。 这天当她正要出去走走时，母亲推开了她的门问：“冬妮奇卡，有客人找，要让他进来吗？”是保尔站在门口。冬妮亚一眼竟没能认出来。新的缎纹布蓝色衬衫，黑色裤子，锃亮的皮鞋。而且一眼就看出他理过发了， 不像那般乱蓬蓬的了。总之，黑黝黝的小伙子彻底变了个样。 冬妮亚本来想故意表露一下惊喜，但看到小伙子自己早已局促不安，便不再开玩笑让他窘迫了，所以便装作没有发现这种极大的变化。 她只是怪保尔：“你真是不守信用！你不是答应要跟我去钓鱼的吗？” “这些日子我在锯木厂干活儿了，没办法来！”他不便说自己为买这身衣服而疯狂干活儿。但冬妮亚很快猜到了，因此她对他的满腹埋怨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到池塘边去散散步吧！”她提议。于是两个人经过花园，由那儿上了大路。 保尔已经将自己偷取德国中尉手枪的事告诉了她，她现在是自己的好朋友。他还答应最近与她一同去树林深处放枪。 “你要小心，千万别泄露了我的秘密。不知不觉之中，您已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了”。 “放心吧，我不会泄露给任何一个人。”冬妮亚郑重承诺。 第9章 雨点细密地打着窗户，雨水从屋顶不断往下流。强劲的风吹着花园里面的樱桃树向窗户这边弯来，枝条碰撞着玻璃。而冬妮亚已经好几次抬头听是否有人在敲门，当她明白又是风在捣乱时，不禁皱了皱眉头。一阵阵惆怅之情涌向心间，她已写不下去了。桌子上摊着几张写满了字的信纸。她写完最后几句，把围巾裹紧了一些，重新又念了一遍刚写好的信。 亲爱的塔妮亚： 父亲的助手说要去基辅，所以我便请他顺便捎上这信。请原谅！我久未去信。 目前的日子过于慌乱，似乎一切都乱了套，思想难以集中，并且邮路不通，写了信也没办法找人捎去。 你已知道我父亲不同意我再回基辅去了。我将在这儿的中学读完七年级。我非常想念朋友们，尤其是你。这儿的同学中，我一个知心的朋友都没有。他们都是些粗俗的男生，和土里土气却又很自高自大的女生。 前几封信里，我跟你提过保夫鲁沙。原本我认为自己对这个锅炉工的感情只是年轻人 的一种冲动，因为在我们生活里，昙花一现的恋情并不算少。但我发现自己错了。的确，虽然我们两个人都很小，加在一起也只有三十三岁， 然而我们的感情却显然是成熟而认真的。我知道，这次绝不是心血来潮。 眼前这个深秋，淫雨一断，泥泞不堪。在这个极其乏味的小城里，我竟突然对这 个脏兮兮的伙夫产生了感情，而且这感情占据了我全部的身心，就连灰暗的生活也因此而显得明亮了。 我原本是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有时还挺任性，总在生活中追求新鲜和卓尔不群。我由一个女孩长大，从一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这些小说令人异想天开，渴望一种辉煌而丰富的生活，而不是眼前这简单乏味的灰暗生活。和我背景相似的女孩大多在这种生活中感到压抑。由于追寻新奇刺激与卓尔不群， 我萌发出对保尔的兴趣。在我熟悉的男子中，我没见过一个有他那样意志坚强，对生活有着独特目标而又渴望的人。我与他的友谊也非同寻常。记得我那样热衷于寻觅新奇刺激与卓尔不群，又那么任性要考验他，有一天，考验他时，险些使他一命呜呼了。我一想起来就很不好意思。 那是夏末时，我和他一起来到湖边的悬崖上，我特别喜欢的地方。也正是那种异想天开，竟让我如魔鬼似地再次考验他。悬崖特别高，你是知道的，我去年夏天还带你去过，有五俄丈吧。但我简直疯了似的对他说：“你不敢从这儿跳下去，你胆小。”他朝下看了看水面，摇头说道：“天哪 ，活见鬼去吧！不要命的肯定愿意从这儿往下跳。” 他以为我的话只是个玩笑而已。我虽然多次见他勇敢，有时似乎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一般，但当时却觉得他不敢冒生命危险去做一个真正大无畏的壮举，充其量也只是打上一架或冒险偷支枪之类的。 当时发生的事让我今后再也不会这般任性胡闹了。我对他讲，我不大相信他有那么勇敢，所以仅仅是试他有无胆量纵身一跃，而不是硬逼他。我本以为这种挑 逗挺好玩的。为进一步激他，我又提出这样没有深浅的条件：只要他确实勇敢无畏，而且希望获得我的爱情，就跳下去，跳下去就可以得到我。 塔妮娅，我现在仍深感愧疚，这样的挑 逗太过分了。他盯着我瞧了半天，为我说的话而惊奇。我还没来得及站起来阻止，他已甩了鞋子，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我吓呆了，近乎晕厥地叫了起来……他一个人飞一样落下去，三秒钟的时间似乎无穷尽。直到水面上击起一朵大浪花，刹那间他淹没在了水中。我心惊肉跳地俯视那散开涟漪的水面。在似乎长得没有尽头的等待之后，从水里终于又冒出那可爱的，黑发的脑袋。我急忙奔向通往湖边的路，大声哭了起来， 我明白他这纵身一跳并不是为了得到我，我那个许诺到现在没兑现，他只是希望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考验。 树枝总在敲打我的窗户，我不能再写下去了。塔妮娅，我心情今天很压抑；周围一切都显得很黯淡，这影响了我的情绪。有很多列车在不间断地离开。德国人在撤离，他们从四面汇集到这儿后成批地离去。听说离此处二十俄里的地方，起义者与德国人打起来了。你肯定知道，德国的本土也已经发生了革 命，所以他们非常急着回国。站上的工人们在不断地逃跑着。我不知道今后还会出什么样的事，心里特别慌。特别盼望你的回信。 爱你的冬妮亚 1918年11月29日 激烈和严酷的阶级斗争席卷了整个乌克兰。拿起武器来战斗的人越来越多了，每一次的战斗之后都会增加好多新的参加者。 小市民们过惯的安闲生活早已成了很遥远的往昔。 风雪漫天，炮声不断，震撼着所有破旧的屋舍。老百姓都蜷缩在地窖的墙根边，或者躲入自己挖好的避弹壕里。 各种各样的彼得留拉匪徒，包括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葛尔、戈尔季这些大大小小的头目的队伍，还有数不清的遍地的土匪们，都像是雪崩一般，在全省肆虐起来。 旧时候的军官、右翼以及左 翼的乌克兰社会革 命党的人，任何的一个冒险主义分子，只要纠合起一帮亡命的土匪，就都能够自封成为头领，有时候还都打出那张彼得留拉的蓝黄旗子，竭力去夺取政权。 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再加上什么富农的武装，外加加里西亚一带由头目科诺瓦利茨指挥的攻城之军，竟然拼凑了总头目为彼得留拉的团和师。红色游击队不断向这些杂七杂八的匪帮发起猛攻，于是，大地在成千上万只马蹄子的踩踏之下，在机枪与炮车轮子的碾压之下，不停地颤栗着。 动乱的1919年4月。这天一个早晨，仿佛受了很大惊吓似的小鸟般的市民们，推开了破旧屋子的窗户，心惊肉跳地向邻居打听着消息，一个大嗓门的人喊着：“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儿个城里面是由哪一个派来掌权啊？” 阿夫托诺姆·彼德罗维奇一边系着裤腰带，一边战战兢兢，张头探脑地应答说：“不知道呢，阿法纳斯·季里诺维奇。昨天夜里有一伙儿队伍开了过来，咱们先瞧瞧吧：如果是抢劫犹太人的话，那就肯定是彼得留拉的部下了，而如果是口称‘同志们’，那也就都清楚了。这不是吗，我正在观察呢，要确定一下到底应该挂谁的头像！可千万别弄错了，以免弄得大祸临头。您知道吧，我家那边的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基耶维奇那天没有弄清楚情况便挂出来列宁的头像。可偏偏来了三个彼得留拉队伍里的人，闯到他的家里，一瞧挂的是列宁的画像，二话没说就给抓走了！哎哟喂，抽了他二十大鞭哟。 他们还骂着：‘狗杂种，瞧瞧你这个嘴脸，就能知道是明摆着的共 产 党，我非扒掉你的七层皮不可。’尽管他哭着喊着，拼命地解释，可是全都不管用了。” 小市民发觉公路上走过来一群武装分子，就赶紧将窗户关上，然后躲了起来……这个战火纷飞的岁月啊！ 工人们却都是满腔仇恨地看着彼得留拉暴徒们的蓝黄旗子，他们要抗击沙文主义的独立浊浪却还显得力量不足。只有当红军部队艰苦地击退了“蓝黄兵”的围攻之后，经过这里，楔子般地插入小城的时候，他们才都个个儿活跃起来。在那么一两天时间里，令人们倍感亲切的旗子在市政府管理局的屋顶上放出红光，可是等到部队一走开，便又暗无天日了。 目前的小城主人是戈卢勃上校，他被称为是第聂伯师的“光荣与骄傲”。他那支由两千多名亡命之徒组合而成的队伍，昨天趾高气扬地开进了小城。上校老爷骑着高大的黑马，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有着四月暖暖的太阳照着他，他却仍然身披着高加索毡斗篷，里面还穿着长袍，头上戴哥萨克的红顶盖皮帽子。他全副武装：一边是短剑，另一边是镶银马刀。 戈卢勃上校绝对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一张白晰的脸，两条黑黑的眉毛，由于酗洒使他的面皮已显得白里透黄了。他的嘴边常叼着的是乌克兰烟袋。为了欢迎刚刚来到的队伍，在小城那惟一的剧场里正举行着一个盛大的晚会。彼得留拉派的士绅“精英”们全体都到场了，包括几名乌克兰的教师以及神父的两名千金——大女儿叫安妮娅，是有了名的“美人儿”，小女儿名叫“季娜”，还有一群小地主、波托茨基伯爵从前的几位管家、一群自称是“自由哥萨克”的市侩和信奉乌克兰社会革 命党的信徒。 剧场里面异常热闹。女教师、神父的女儿、市侩以及太太们，都身着乌克兰民族的绣花服装，鲜亮而夺目，项链和飘带则是色彩多样。而一批靴子跟上了马刺的军官则一团一团将她们围起来。这些军官们颇似古画上的扎波罗史哥萨克。 军乐团在台子上忙忙碌碌，演奏着震耳欲聋的曲子，准备演出乌克兰名剧《纳扎尔·斯托多里亚》。 剧场里没有电。这个情形报告给了在指挥所里的上校老爷。他是打算来亲自光顾的，以给晚会增加更多气氛。听取了副官——少尉巴利亚内查的汇报之后，他用一种很轻漫但同时又似乎是不可违抗的口气说：“要把灯光搞亮。你就是破出命去也要给我找到个电工，让电厂发出电来。” “是，上校！”副官巴利亚内查答到。而原本他只是先前沙俄时代一个小小的陆军少尉，名叫波朗采夫。 巴利亚内查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电工，并没费大劲。而一小时后，两个彼得留拉匪兵便将保尔给押到了发电厂。他们以同一种方式又抓了一个电工和一个机务工人。 巴利亚内查很明白地说：“假如在七点之前还搞不亮，我就会将你们仨全吊死！”他随手指了指一根铁梁柱。这样的命令真是顶用，到了所命令的期限之前，灯真的就亮了起来。 当上校老爷拥着他的情 妇出现的时候，晚会迎来了自己的高潮。这情 妇就是他的房东——酒店老板的千金，是一位胸部奇大，身披浅褐色头发的女子。 当上校老爷坐在了靠近舞台旁的贵宾席后，点头表示演出可以开始了。于是，帷幕便被立刻拉开了。帷幕里还看到了往台后快速退去的导演的背影。 当演出开始之后，军官们都携着各自的女伴在包间里大吃大喝，享用各种各样的上等酒，还有很多美味佳肴。结束的时候，他们已酩酊大醉。巴利亚内查则踏上舞台，演戏一样将手举起来，用很浓的乌克兰话宣布说：“先生们女士们，下面可以跳舞了！” 全场爆发出响亮的掌声。大家都走到院子中，而让那些担当晚会警卫的士兵搬走椅子，清理后作舞场。半个小时之后，剧场里面更加吵闹起来。 彼得留拉的军官们都很兴奋，怀抱着满脸通红的当地美女，很是疯狂地大跳戈巴克舞蹈。他们使劲地跺着脚，使整个旧剧场的四壁都随之颤抖起来。 第10章 正在此时，有一支骑兵部队从磨坊那边朝小城跑了过来。戈卢勃部队在城旁设立了哨所，装配了机枪。哨兵们发现了正在前行的骑兵，便很紧张地扑向机枪，上了膛。黑夜中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喝问声：“站住！你们是谁？” “我是头目巴夫柳克，带的是自己的队伍。你们是戈卢勃的人吧？” “对。”一名军官迎上去后答道。 “让我将部队驻在哪儿呢？”巴夫柳克问道。 军官一边钻进大路边的小屋子一边回答道：“我马上就给指挥部打电话请示！”一分钟之后，他便从小屋子里面跑出来下令说：“兄弟们，快将机枪从路上挪开，给巴夫柳克老爷让路。” 这时的剧场外面灯火通亮，人头攒动。巴夫柳克勒紧了缰绳，停在旁边。 “哟嗬，这儿可真是热闹。”他说着，转过身去招呼自己的二头目——一位哥萨克大尉。“古松马奇，下马吧！咱俩也去凑凑热闹，快活快活。这儿的姑娘可多了，咱们也挑几个水灵点儿的玩。喂，斯达列日科，你去安排大伙儿到各家住好！咱们就呆在这儿了。卫队都跟我过来。”他很笨地翻身跳下马，坐骑也因此晃了几步。 剧场的入口处，戈卢勃的两个武装士兵拦住巴夫柳克问：“票呢？” 巴夫柳克很轻蔑地望了望卫兵。肩膀拱了一下把士兵撞开了。他身后那十二个人也这般推推撞撞地往里挤着。 这伙儿新来的人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巴夫柳克则更加突出。他个子高，身穿高级呢子料的军官装和蓝色近卫军裤子，头上戴着毛茸茸的高加索皮帽子，毛瑟枪斜挎在肩头，衣袋里边露出一颗手榴弹来。 “这个人是谁？”人们互相探问着。他们正围着圈子观看里面戈卢勃的助手疯狂地跳米切利查舞。而舞伴则是神父的大女儿。她跳得是那样疯狂，衣裙如扇子一样展开了，暴露出里面丝织的三角裤衩，让人看着垂涎欲滴。 巴夫柳克用肩膀挤开了人群走到圈子中心。他用贪婪的目光盯着神父女儿那诱人的大腿，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然后又挤出圈子，径直朝乐队那边走去。他站立在舞台的脚灯之前，挥动了一下马鞭：“快点奏泰戈巴克那个曲子！”乐队的指挥并没有搭理他，巴夫柳克便一扬马鞭，朝指挥的脊背上狠狠抽过去。指挥像被蝎子给蜇了一样蹦了起来。 乐曲声立刻停了，全场一片肃静。 “太凶了吧！”酒店老板的女儿余怒未消，“千万别饶了这个死家伙。”她狠狠地抓着戈卢勃的胳膊说。 卢戈勃大声吼着站起身，一脚踹倒了面前的椅子，几步便冲到巴夫柳克面前，两人相对而立。他一看就认出了巴夫柳克。戈卢勃还有一笔账没有与他算清楚呢，他竟到这边耍起威风来了。—— 一个星期之前，他曾使出最卑劣的方法企图暗杀上校。 当时戈卢勃的队伍正在同红军的部队激战，他曾很多次被红军部队打败过。巴夫柳克本来该从背后去偷袭布尔什维克的，但他背信弃义闯进一个小镇，击溃了几个红军力量较弱的哨所，安置好自己的守卫部队，随即便在镇子上开始大肆搜刮起来。当然了，作为彼得留拉的“遗传部队”，他们肯定少不了去蹂躏犹太族的居民们。 就在此时，红军将戈卢勃的部队右翼消灭之后，撤去了。 如今，这个无耻的骑兵大尉竟又闯来这里，而且还竟然当着他上校老爷的面，鞭打他的乐队指挥。不行，他忍不下这口气。戈卢勃心里很明白，假如现在他还不能制服这个狂傲的小头目的话，他的威信将会一扫而光。 他们相互之间模眉冷对，对峙了几秒钟之后，戈卢勃一手握紧了马刀柄，另一只手去拔衣袋里的手枪。他怒气冲冲地问：“混蛋的东西，你胆敢打我的手下是吗？” 巴夫柳克的一只手也慢慢滑向毛瑟枪的皮套边：“冷静，戈卢勃老爷，快，别犯怒，小心伤了身体。别冲动，不然我也会发怒的。” 这让戈卢勃下不了台：“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拖出剧场去，抽他一人二十鞭子，要抽他个皮开肉绽！”戈卢勃狂吼。 于是手下军官便一下猛扑向巴夫留克那群人去了。“ 砰”，有人放枪了，剧场里乱作一团。而这两帮人如野狗一般打咬起来，剧场之内大打出手，鬼哭狼嚎一般。双方在激战中用马刀胡砍，有揪头发的，有掐脖子的。而女人们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猪崽子一般乱叫着，四下里乱逃开了。 几分钟过后，巴夫柳克这些人因势单力薄而被缴了枪，被拳打脚踢地弄出院子后摔在大街上了。巴夫柳克在打斗中丢了帽子，挂了彩，武器自然已经丢了。他愤怒到了极点，带着自己的部下跃上马背，狂奔而去。 晚会已被搞砸了。这么一搅和，根本没有任何人再有兴致寻欢了。女人们都拒绝呆下去，她们纷纷要求送她们回家。但戈卢勃却不准：“把大门给我守住，谁也别想离开！”他大声喝令道。 巴利亚内查立刻执行命令。周围的人们则立刻发出了很不满意的声音，戈卢勃却执拗地说：“先生们，女士们，别怕，咱们得玩到拂晓。我将带头跳一圈华尔兹。”乐曲再一次奏响了，但是大家都没有能够再次欢乐起来。 上校与神父的女儿还没跳完第一圈，哨兵就已奔进来大声地报告说：“咱们被巴夫柳克他们的人围住了！” 舞台旁边临街的窗户被一阵乱打后全部粉碎了。枪声四起，机枪架在窗户上向里面的人乱瞄着。大伙儿都躲着它，好像怕得瘟疫一般，都朝剧场中心迅速拥去了。 巴利亚内查对着天棚上的一千瓦大灯泡瞄准后就是一枪。“咔？”一声，灯泡爆裂开来，碎玻璃片儿跟下雨似的撒落到大家身上。 一瞬间全部成了黑暗，大街上传过来咆哮的声音：“都给我滚出来！”然后又是很凶的咒骂声。受惊的女人们疯命地狂叫；戈卢勃全场地跑着，试图把自己惊慌了的军官们重新集结起来，但院子里面又是枪声又是喊声，乱杂杂的一片什么也听不清了。此时没有一个人发觉到，巴利亚内查像条泥鳅一样狡猾地溜出了后门，跑到没人的街上，狂奔到戈卢勃的指挥所去了。 才半个小时光景，城里面便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步枪与手枪不住地射击，机枪则更是不停，打破了这夜的沉寂。小市民们早都吓了个半死，从被窝儿里钻出后，紧紧地贴在窗边观望着。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抬起头仔细地听着，是的，他听对了，是有人在打手枪。于是他慌张地跳下床，将鼻子紧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呆呆地立在那儿好一会儿。城里面是真的交火了。 必须尽快将谢甫琴科画像底下的小旗子给撕了。被红军看见彼得留拉的旗子那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谢甫琴科自然可以留在原处，他是受两方面尊重的人。哎，他可真是个好人啊，挂他的旗子谁都不会找麻烦的，也不会有人来找事儿。而他，彼得罗维奇不是一个笨脑袋的，绝不会如格拉西·列昂基维奇那样笨蛋。有了可以双方都不去得罪的法子，你又非得挂出个列宁的头像来干嘛用呢？ 他一个挨一个地撕去小旗子。但有一根钉钉得太牢了，他使劲一扯，身子一下没了平衡，“扑通”一下来了个仰面朝天，倒在地板上。他老婆被吵醒了，一惊，连忙起身问：“你这个老家伙干嘛呢？有没有中邪啊？”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摔得死疼，正在烦着呢，便对着老婆嚷嚷：“睡吧，就睡觉吧！不想死也会被你睡死的。城里边早已经乱成一团了，你还能睡得熟。我一会儿挂上小旗一会儿又得扯去，你却什么都不问只知道睡。” 他的唾沫星子溅了老婆一脸。老婆气得拉上被子盖住头，嘴里边咕咕哝哝地说：“神经兮兮的样子！”这时枪声渐渐停了下来，只留下一些零星的响着。城边的蒸气机坊旁边，有一架机枪在断断续续地响着，如一条狗一样吠着。 而此刻，天已快亮了…… 据说将有一场对犹太人的大肆虐待的消息不知怎么就在城里面传开了。犹太人居民也都听到了。他们的棚屋都搭在一些高高的河岸之上，很是简陋而破旧。而犹太人就住在这些脏乎乎的、小得如木盒子一样的屋子里，让人们都想象不出那种拥挤不堪的场景。 谢廖沙·勃鲁扎克已在印刷厂里工作一年多时间了。厂里面有许多工人都是犹太族，排字工谢廖沙就与他们关系处得非常亲密。他们之间像亲弟兄一般，团结一致地对付那个狂傲自大的“凶神”老板布卢母斯泰因。而在这个厂子里面，老板与工人们的斗争是一起接着一起的。老板是钻进钱眼里一心想办法去榨利润的吸血鬼。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工人们就不断罢工，工厂一停就是两至三个星期之久。谢廖沙则是全场里面年纪最小的，他每天都得十二个小时不住地摇印刷机的轮子。 得了肺病的排版工门德利将谢廖沙叫到一边，忧郁地凝视了他良久，之后说：“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城里面又开始屠杀犹太人了？”谢廖沙听到后有些吃惊，说：“不知道，是真的吗？” 门德利以长辈的语气说：“我看灾难十成是要发生了，犹太人要有劫难了。只是想问问你，你是否愿意帮助伙伴们避过此难呢？” “这是哪里话，能尽力的地方我一定尽力，门德利，你尽管告诉我吧！”其他的排字工也都在听着他们谈话。 “谢廖沙，我们都相信你是个好人，而且，你爸爸也是工人。你赶快回去问问你爸爸，看能不能将几名老人和妇女都藏到你们家去。先不用说是谁去。还有，你再同家里人商量一下，看看还可以在哪家藏几个人。匪徒们暂时还不太可能去骚扰你们俄罗斯人。快去快回，谢廖沙，性命攸关啊！” “好，你就放心吧，我立即到保尔和克利姆卡他们家，我相信这两家也都会同意的。” “谁？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可以相信吗？”门德利心存顾虑，拦住就要出发的谢廖沙问。 谢廖沙非常自信地点了点头：“你放心吧，绝对靠得住。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且保尔·柯察金的哥哥就是那个钳工。” “噢，你是说阿尔焦姆吧！”门德利这下不再担心了，“我们是认识的，在一块儿还住过，他是很好的人。行，谢廖沙，就快去快回，给我一个准音，嗯！”谢廖沙便旋风般地冲向门外。 就在戈卢勃与巴夫柳克的内讧结束三天之后，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便开始了。 巴夫柳克被打败了，在当天被赶出城子，溜到了旁边的一个很小的镇上。他一共损失了二十几号人，在这次夜战当中，戈卢勃也没少损伤自己的队伍。 尸体在当天便被匆匆地运往墓地后草率地埋掉了。没有任何仪式举行，因为这并不很光彩。因为内讧而死伤，确实就没什么必要再大办丧事了。巴利亚内查本来想在下葬之时弄得排场一些，并公开宣布巴夫柳克是个赤匪，但是以瓦西里神父为头目的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反对这么干。 第11章 在那次夜间的争斗中，戈卢勃的部队有些不满的情绪，尤其是警卫连，因为这连的损失极大。为了压下这些不满的情绪从而鼓舞战斗力，巴利亚内查便建议让部队在城里“娱乐”一回——就是暴杀犹太人。而上校本来是不准备在他与酒店老板女儿的婚礼之前再干什么事的，但当巴利亚内查向他汇报得很严重时，也便同意了这个提议。 对，上校老爷作为一个刚刚加入社会革命党的新人，再搞出这样的名堂来就使人很难为情了。他的对手们会加紧控制舆论，说他是虐犹的变态，而且在大头目面前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不过，戈卢勃现在已能自养了，并不是完全依附于大头目身上。而作为大头目自己也非常明白他下面的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货色。他本身也曾屡次向他们“征收”所谓的“政府”税物，以解决财政困难。这已足够了，戈卢勃是“虐犹狂”，这众人皆知，杀犹太人，见怪不怪了。 灾难从一大早就开始了。整个小城被一片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而犹太居民所住的街道空无一人。这条街道很曲折，犹太人的屋子都如麻花一般缠绕在一起。屋子的窗户上都严严实实地拉着窗帘，没有哪家敢有光线。 表面上看来，好像小屋中的人都依然沉浸在夜中最甜的一段美梦当中。但他们哪儿敢睡，都穿好了衣服，一家人挤在一个小屋子中，等待即刻降临的灾难。惟有那些不晓事的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安睡在妈妈的怀里。 萨洛梅加是戈卢勃的卫队队长，他颇像吉卜赛人，而在脸上留着一条绛紫色的刀疤。他很长时间都没能将睡得死死的巴利亚内查摇醒。 原来，巴利亚内查正做着一个可怕的噩梦：一个张牙舞爪的老妖正笑嘻嘻地搔他的喉咙。他已被这个老妖怪折腾了整整一夜了，而最终当他抬起那个疼痛不堪的大脑袋时，才看清楚原来那是萨洛梅加正在叫他：“你这个睡虫，快醒醒吧！”萨洛梅加抓住他的膀子使劲地摇晃着，嘴里边喊着：“时候不早了，咱们该出发了！你怎么还不醒啊！” 这下巴利亚内查彻底地醒过来，他坐了起来。胃里面很痛，发胀，他一张嘴吐出一口黄水来：“往哪儿出发？干嘛去？”他迷糊起来，问萨洛梅加。 “怎么，你忘了吗？去宰那些犹太种啊？犯什么糊涂啊，你？” 巴利亚内查这会儿才记起来。对啊，自己怎么就全给忘了呢！昨天上校老爷领着他的未婚妻和大家一块儿去田野里，大伙儿都喝过了头，晕乎乎的。 戈卢勃总觉得自己应该在抢劫和杀害犹太人这件事上，还是要回避一下的，这样做，事后便可以将责任推掉，说这是因为他不在当地才发生的，是偶然的巧合。而巴利亚内查不必担心，完全可以放开手脚地大杀特杀。 巴利亚内查用一桶冷水将粘稠的思考能力给浇开了，这下能清醒很多。他于是在这个司令部里面上窜下跳，下达着一大串的命令。 警卫连已经准备就绪了。而狡猾的巴利亚内查为了不引起太多变故，于是下令多设几个岗哨，将工人的住宅区与车站通往城里的大道都给切割开了。 而在列辛斯基的大宅子里也架起了一挺重机枪，监视着整条大路。假如工人们要来管这事，便用子弹来回答。 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两人上了马，出发之后，副官却突然下令停住，原来他忽然记起一件事来：“哎哟，快带上两辆车，别忘了给戈卢勃弄上些礼物，让他来操办喜事用啊，对吧！第一批礼物自然都得交于司令他老人家，第一个姑娘么，那是我的了，都明白吗？小蠢蛋？”他最后这句是对着萨洛梅加去的。 萨洛梅加则翻了他一眼说：“有的是，相信大伙儿都会心里满意的。” 队伍顺着街道一路走下去。两人骑马走在前面，而整个警卫连像只虫子一样歪扭着吵闹着跟在其后。看到晨雾已经下去了，巴利亚内查停在一栋两层高的楼房旁边，他勒住了缰绳。已经生了锈的招牌上面写着：“福克斯杂货店”。他坐着的那匹灰马用蹄子不住地踢着石块。 “好了，上帝保佑你们，从这里可以开始。”巴利亚内查说着话，一下跳到了地上。 “弟兄们，都下马吧！”他转身对围过来的士兵们讲：“好戏就要开演了。兄弟们，人不要杀得太早，娘儿们别太急了，晚上似乎更文雅些，但是很着急的可以先来，有时间的！” 这时有个卫兵站起来，张着大嘴说：“要是她特别想让我上她呢？”四周哄地一阵爆笑。而巴利亚内查似乎很赏识这个说话人的幽默。 “嗬，那是两厢情愿的啊！谁他妈还管你！” 巴利亚内查走到严闭着的店门之前，猛地一脚踹去，可牢固的门竟然一动也没动。真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副官手握着军刀，后面跟着萨洛梅加，两个人拐过墙角，朝着福克斯的住宅走来。 屋里人早已听到了路上嘈杂的马蹄子声，他们已在商店的旁边停了下来。当人声出现在屋外时，他们三个人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全身已冰凉发硬，僵了起来。 财主福克斯昨天就带着老婆与女儿逃出了小城，只留下女仆人丽娃看着房子和家产。这个只有十九岁的姑娘文静又胆小，福克斯担心她不肯呆下去，便让她将父母亲都接了过来，三个人住在一块儿，待到他们这些主人返回来为止。 这三口人在绝望之中还都抱有生存的幻想。但是当他们听到外面传来砸门声的时候，一下子感到所有的希望都已消失了。 那沉重的响声让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农皮萨诺如孩子一样惊恐起来，那蓝色的双眼直呆呆的，他一个人站在通向店铺的门口，嘴里则喃喃地祈祷着耶和华来保佑他们全家人都能避过此灾。他嘴里边叨叨着什么，所以当脚步声越来越近时，他身旁的老太婆托依芭并没能一下子听得出来。 丽娃吓得跑到最后面的一个小屋子躲了起来，在橡木橱子的后面。 砸门的声音愈加猛烈而粗暴了，让这两个老人都已浑身发抖。“快点儿把门开开！”砸门之声更加凶暴了，伴着暴徒的骂声。但老人早已没劲儿去抬手将门钩拔掉了。 枪托一连串地撞着。上着门闩的门已在震跳了，最终哗啦一下裂开了。整个屋子全站满了匪徒，他们在搜着每一个角落。而通向那店铺的门已被枪托砸开。士兵们哗一下全冲了进来，拔去了大门上的闩子。 一场抢劫正式开始了。两辆大车装满了布匹、鞋子以及很多其它的物品。萨洛梅加便亲自押送至戈卢勃的公馆去了。他一回到这儿，刚进屋子便听到有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巴利亚内查让手下的士兵们随心去抢铺子，自己则去了里屋。他那发绿光的小眼睛把整个屋子扫了一遍，对两个老人吼着：“滚开！只要剩下女儿。”但年老的父母都没有动弹。巴利亚内查便慢慢地将军刀抽了出来。 “妈妈！”女儿那撕裂的喊声，萨洛梅加刚一进门听到的便是这一喊声。巴利亚内查一转身，对赶来的士兵们吩咐道：“将他们给我弄出去！”他指了指两个老人。当两个老人被推出了门外时，他对面前的萨洛梅加说：“我有话要跟小姑娘讲讲，你到屋外去等一会儿。” 老汉听到了从屋里传出的叫喊声，便疯了一般冲向门去，但被士兵朝胸一拳，打了一个后退，跌倒在墙边。他撞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平常不怎么声响的老妇人这时也发了狂一样死死拽住萨洛梅加：“哦，上天啊，放掉她，你们造什么罪呀！”她挣脱着要去救自己的女儿，手死死地抓着萨洛梅加的上衣，萨洛梅加一下竟难以脱身。而老父亲这时也缓过气来，扑过去帮她：“放了孩子，快放了孩子……哦，我可怜的女儿！” 当老两口一起把萨洛梅加从门边推开时，他将腰里的手枪拿了出来，用铁皮包着的枪柄，猛地击向老汉那白发满头的后脑，老汉没能吭出声响，便倒下去了。里屋仍然是丽娃那疯了般的呼救声。 疯了的老母亲被拉到外面的大街上，满条街充满她的呼号声。 屋里面的惨叫声立码就停下了。巴里亚内查从屋里面走出来，对正要往里走的萨洛梅加没看一眼就说：“别进去了，断气儿了，我用枕头将她压得太紧了点儿。”说着，跨过老汉的尸体，一脚踩在糊稠的血泊之中。 “他妈的，开头儿就不顺！”他咕噜着嘴，走到街上去了。手下人都不作声地跟着他朝外走去，在他们踩过的地板以及台阶上，留下了一串串血印。 城里边已是乱成蚂蚁窝了。匪徒们由于彼此分赃不太均匀，都互相抢了起来。刀光闪闪的，几乎到处都是扭成一团的匪徒。 一些橡木桶里面装着啤酒，它们被推着，从酒馆子里边滚出来。然后，他们便再一家一户都不放过地抢着。 没有一个人敢反抗。他们挖地三尺，搜起了所有的东西，然后便收获颇丰地带着“战利品”走掉了，留下背后那残不忍睹的破烂场景。第一天的白天是丽娃与她父亲惨死，而接着来的黑夜则成了更多无辜被杀者的灾难。 在天黑之前，这群匪徒个个都酩酊大醉，他们都已没了理智，正焦急地等待着黑夜的到来。黑夜之中，他们可以更加畅快淋漓地大开杀戒，有夜色来掩护，他们会越发感到痛快的。这就如同野兽喜欢在黑夜中袭人一样。 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三天两夜，无法忘记。无数的生命被摧残至死。亲人们被杀，泪流满面，有多少人精神失常，流落在大街上。活下来的又怎么就一定会比死去的要幸运？他们的心被掏去了，亲人被杀了，以及无法磨去的耻辱和难以表明的悲哀都让他们难过至极，善良的人们在生死之间徘徊着。被强暴之后的姑娘们都躺在小巷子里，躯干蜷成一团，两只手似乎不会动弹，一切像没了知觉一样。 在紧挨着河边的一个小屋子里，铁匠纳乌姆看见豺狼扑向他年轻的妻子萨拉，就立刻奋起反抗。这名二十四岁的年轻大力士，用自己强壮的身体与敌人斗争着，他不忍心看到心爱的妻子遭到别人的凌辱。 搏斗似乎非常激烈，但又很短促。两名彼得留拉兵被砸了个脑袋开花。铁匠不顾一切，狂怒之下保护着两条生命。戈卢勃的兵看到这边遇到了些抵抗，便蜂拥而来，两边开始了对射。纳乌姆的子弹就要用光了，他便将最后一颗打死了爱妻，而自己一个人端起刺刀冲过去拼命了。但刚出门跨了一级台阶，就被密密的枪弹所击，一个人重重摔了下去。 德国兵撤走后，勃鲁扎克回了家。谢廖沙·勃鲁扎克与父亲一块儿，将厂里的一半工友都藏在家中的地窖当中以及阁楼上面，然后便穿过菜园子走到庭院里。突然，他看到有个人影在公路上狂奔。那是一个犹太老头儿，穿着打满补丁的外套，没有戴帽子，脸上已吓得没了表情，一边跑一边喘着粗气，还挥舞着两只手。在后面有一名骑着大马的彼得留拉匪兵在追赶。这名匪兵弯下腰，看上去要猛砍一刀。老汉听到了背后的马蹄声，连忙举起两手，似乎要保护脑袋。谢廖沙冲到大路上，将老汉挡在身后，然后扑到战马面前：“住手，你个土匪，杂种！”马背上面的匪兵已收不回已砍出去的马刀，他顺势用刀背砍伤了阻拦他的谢廖沙。 第12章 红军已对“总头子”彼得留拉的部队发动了多次连续进攻，正一步步地紧逼过来。戈卢勃军团被调去了前线。小城里面只留下不多的警卫队员。 人们已经开始出屋了。犹太人都赶紧用这一短暂的时间来埋掉遇害人。这块简陋的住处又重现了一息生机。 静静的夜晚，枪炮之声隐约可以听到。附近很多地方都在战斗着。 铁路上的工人们都纷纷离开原职，到乡下去找点儿事做。中学也停课了。全城都已戒严。 傍晚已来临，团团黑云缓缓地在暗灰色的天空中移动着，似乎远方正在发生一场熊熊大火而升腾起来的烟。乌云落到了教堂的头上，密满结实地将它笼罩起来。教堂越来越模糊起来，犹如上面被弄了层污泥。而不断逼近的乌云，越来越浓。昏暗里的月光也是微弱的，在云团之中，犹如掉进了墨水瓶。 在这种黑暗的夜里，就是把眼瞪圆了也看不清楚。于是人们只能如同瞎子般地走着，每走一步都得提心吊胆，生怕摔个跟头。 这些日子，如果谁非得跑到大街上去，不在家里老实呆着，从而摔了头破了皮，都是很正常的；更何况碰上1919年4月这种年月，说不准飞来的子弹就会在你头上或身上穿一个大窟窿，门牙被枪托子给弄掉几个也不算太稀奇。 然而正是在这样可怕的夜晚还有人在悄悄行动。他来到柯察金的小屋前面，很谨慎地敲了敲窗户，没人应答后就又使劲而迅速地敲了几下。保尔在做一个梦，似乎见一个不怎么像人的人正用枪瞄他，他很想逃但无处可去，机枪已发出了刺耳的响声。窗外的敲击声震颤起来，震醒了保尔。 保尔跳下床来到窗户前，想弄清是谁，但只看到一个很模糊不清的影子，其它什么也看不到。 他是一个人呆在这里。母亲已去了大女儿那边。女婿是在一家糖厂当工人。阿尔焦姆现在已成了邻村的铁匠，挥动大锤子来挣钱。可能是阿尔焦姆吧！于是保尔决定去开门。 “外面是哪个？”他在黑暗之中问到。窗子外的人影晃了一下，低沉的嗓音回答到：“是我，朱赫来。”他用两只手按住窗台一跃，脸对脸已经与保尔差不多高了。 “我在你们家过一夜，成不成，小兄弟？”他低声地问。“当然可以。”保尔很友好地答道，“你还用说吗！从窗口进来好了！”朱赫来粗壮的身子挤进了窗口。 他站在窗户边侧耳倾听着。大路被月亮照得亮亮的。他很仔细地看了看大路，便转过身问保尔：“咱们不会把你妈妈吵醒吧？她是否睡着了？” 保尔便说妈妈不在，除他之外没有其它人了。朱赫来这才放了心，嗓门提高了些，说：“小兄弟，那伙混蛋已经开始找我麻烦了。由于车站最近有很多麻烦事儿，他们都在找我算账。假如我们团结得更好的话，在他们屠杀犹太人期间，我们是完全能狠狠地教训那群‘灰狗子’们的。可是我跟你讲吧，大家还都没有足够的胆量去斗争。事情没成功，我却被盯上了。他们两次都设下套子来抓我，今天就险些落在他们手中。今天我走到住的地方，当然是从后门了。到了板棚边一看，院子里有一个人正紧靠在大树边，身上露出了刺刀。我拔腿便跑，这样就跑到你家里来了。小弟弟，我要在你家麻烦几天了，你不会反对吧？……那就好。”朱赫来使劲地扒下全是污泥的靴子来。 朱赫来的到来让保尔非常高兴。最近发电厂停工了，保尔一个人待在家中，很是寂寞无聊，他们俩躺下后，保尔很快便睡着了，朱赫来却在不停地抽烟。然后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子前。他很不放心地往外看了很久，才重新回到床上。一阵倦意重新袭来，他也睡了。他的大手始终伸在枕头下面，自己的体温将手枪给烤暖了。 朱赫来深夜到来，并与保尔一块儿住了八个昼夜，这件事对保尔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他那儿，自己头一回听说了那么多不同一般的说法，心里很激动。这么一段时光决定了这个小锅炉工一生的成长。 这个水兵已受到两次突然伏击，他犹如困兽般地蛰居于此。他对这支呆在乌克兰土地上的“蓝黄旗军队”心里满是愤怒，并且恨之入骨，所以也便用这么一段被迫闲着的时间，将满腔的愤怒都讲与这个很爱听他讲故事的保尔听了。 朱赫来语言简明扼要，明白而生动。保尔已开始明白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会同所有的财主们进行斗争。 费道尔·朱赫来，这个体格较为壮实的人，是一位已经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波罗底海舰队水兵。他于1915年便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着布尔什维克，对保尔讲了许多严峻的生活和真理。这个年轻的保尔目不转睛、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充满崇拜之情。 “小兄弟，你与我小时候差不多，浑身都是劲儿，总是想反抗谁，但又总不知该往哪儿去用劲儿。家里日子很穷，所以一看到那些衣着打扮都很华丽入时的阔少年们，便气到了极点。我就经常狠揍他们。但这根本没有用，还会被父亲打。单枪匹马去弄，什么时候都没有希望的。保夫鲁沙，我看你完完全全够成为一名好战士的资格，为事业作贡献吧。就是年龄上小了些，作阶级斗争的经验少了一点儿。小弟弟，我来告诉你一条正确出路，因为我认定了你是有出息的。如今各地都在造反，奴隶们在起义，要将旧天地换成新时代。但是干这种事是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而不是整日靠在妈妈怀里的那种“小宝贝”；要敢豁出命来去斗争，不能像怕光的蟑螂一般，见要打仗了就使劲往墙缝子里钻。” 朱赫来“咚”一拳擂在桌子上。他站起来，双手插进口袋里，紧皱着双眉，在屋中徘徊着。 费道尔·朱赫来已闲得受不住了，他非常后悔，当时真不该留下来，他现在觉得留在此处已经毫无意义了，因此他已下定决心，穿过火线去寻找自己所属的红军队伍。 城里有一个几名党员组成的党组织，可以继续展开工作。“我走后他们依然可以干好工作的，我真的不可以再闲待着了。”朱赫来非常恼火地想。 “费道尔，你能告诉我，你是来干嘛的吗？”保尔有一天突然问。朱赫来一时间并没有搞清楚对方问话是什么意思。“你现在还不清楚我是干嘛的吗？” “我想你要么是布尔什维克党要么是共产党。”保尔低下头轻声地回答道。朱赫来哈哈地笑起来，拍了下自己宽宽的胸脯。 “小兄弟，这些是明摆着的道理呀！而且我来告诉你吧：布尔什维克就是共产党，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他接着便将口气转了过去，很严肃地讲：“你知道了我的身份就记住吧。假如你并不想让我横尸街头的话，那就无论何时何地，对何人都不要讲出去，知道了吗？” “知道了！”保尔回答得很干脆。 院里边有人的说话声，有人没敲门就进来了。朱赫来一只手迅速伸向衣袋，但很快又抽了出来。进屋的是谢廖沙·勃鲁扎克，他的头上打着白色绷带，消瘦了许多，脸色也很苍白。他后面的人是瓦莉娅与克利姆卡。 “你好啊，小鬼！”谢廖沙将手伸给了保尔。“我们三个一块儿结伴来你家了。瓦莉娅他不让我一个人过来，不放心。克利姆卡也不让瓦莉娅一个人来，也是不放心。他虽是满头的红头发，不过脑子还算是挺活，知道一个人独自出去是有危险的。”瓦莉娅便很打趣地用手盖住了弟弟的嘴巴：“胡说什么呢你？”瓦莉娅憋不住笑了出来：“你为什么今天老在欺负克利姆卡！”克利姆卡则很憨厚地笑了一下，他的牙齿倒挺白。 “病人吗，就算饶了他吧！脑袋被刀砍了嘴却关不上了。”大家笑了起来。 那天谢廖沙挨了一刀背，现在还没能完完全全地康复过来，一个人倚在保尔的床头上。不过一会儿，大家就谈得很是活跃了。一向爱说爱笑的谢廖沙现在反而有些矜持沉默起来，他向朱赫来讲述了自己被彼得留拉的匪兵打伤的过程。 朱赫来很早便了解这几个小伙子。他已去勃鲁扎克家里好多次了。他很喜欢他们。朱赫来认真地听着这些年轻人讲述各自是如何去帮助那些残弱的犹太人，如何将他们都藏在各自的家中以躲过这场暴行的。这天晚上，朱赫来也说了很多话，讲布尔什维克，讲列宁，帮他们去分析各种困惑的想法的根由。 天都很黑以后，保尔才将这些客人们送走。 朱赫来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他正忙着将手里的工作在离开之前与留下的同志们交待清楚。 这一天朱赫来彻夜未归。保尔睁眼醒来时，看到床铺上空空的。保尔·柯察金便隐隐约约地估摸着是出问题了。他连忙穿好衣服，走出了屋门。他将门锁住，把钥匙藏在约好的地方。他到克利姆卡家去了，希望能打探得着朱赫来的一些消息。克利姆卡的母亲身材有些矮胖，阔脸盘子上有些麻子，她正低头搓衣服。柯察金问她知不知道费道尔在哪里，她不太高兴地答道：“干嘛，我是不是专给你看守他的呀？佐祖利哈家正是由于收留他而受到搜寻，被翻得乱七八糟。你干嘛去找他？你们这几个家伙到底在做什么？真是一批好搭档啊……”她一边说着一边使劲地搓着衣服。 克利姆卡的老母亲是一个唠叨嘴子，就是爱唠叨。保尔离开了她们家，又去找谢廖沙。他把担心的事情讲了出来。瓦莉娅插嘴说道：“你有什么担心？可能他是住在熟人的家里了吧！”但听得出她的口气也很生硬。 保尔·柯察金就要回去了。瓦莉娅了解到他最近这些天里正在忍耐着饥饿——他们已把家中能卖的东西全卖了，换成了食品——所以这次非要让保尔留下吃饭，而且威逼他，不吃的话就不再跟他要好了。保尔自己也确实感到很饿，便很是幸福地大吃了一顿。 快到家里时，他是多么希望看到朱赫来啊！但门仍然上着锁。他停了下来，心情很难过，他一点儿也不想进到这个无人的家中去。 他站在院子里呆了好长时间，想来想去，在不太清醒的状态下，跑进屋取出了那把藏着的手枪，然后朝车站走去。他摸到自己口袋里面那把沉甸甸的手枪时，自己不免紧张起来。 车站里也没有朱赫来的一丁点儿消息，他再次往回走，当走过冬妮亚家那非常熟悉的花园子时，自己不免将脚步放了下来。他不由自主地往屋子的窗户边瞧了瞧，但没有在花园和屋子里发现半个人影。当他走过这座花园再次回头张望时，看到那花园的小路上铺满了去年留下的枯枝败叶。整个小花园显得荒芜而凄凉。很明显，爱护这些花草的主人们已经不再去弄它们了。空空的大宅院子显得特别苍凉，这使保尔感到心里非常压抑。 他与冬妮亚最后的一次争执，要比任何一次都要激烈，这大概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了。保尔把两只手深深地塞进口袋中，一边慢慢地向城里面走去，一边回想着吵架时的一切。 那又是一回与她在路上的邂逅，冬妮亚邀他去家里作客：“爸爸妈妈要去玻理尚斯基家参加一个仪式，家里只有我自己。你来吧，我们一块儿来读列昂尼多·安德烈耶夫的《萨卢卡·日古廖夫》，这部小说特别有趣的，我已经看过了，但我想跟你再读上一遍。晚上你过来，咱们会过得非常愉快的，好吗？” 她露出非常期待的目光，一双大眼睛望着保尔，浓浓的栗色头发在风中摇摆着。 “我一定会去的。”于是他们约定了。 保尔急速地去上班了。当一想到自己就要与冬妮亚一块儿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的时候，他立刻觉得兴奋异常，他眼前的木柴也似乎噼噼叭叭燃得更加欢快起来。 他当晚敲响那宽阔的大门。来开门的是冬妮亚，她的脸上似乎有些窘迫的表情：“我有几个客人，我不知道他们会来的，但答应我，你可不许走。”柯察金转身就要退出去，结果冬妮亚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 “咱们进去一下，让他们与你认识认识，有好处的。”冬妮亚硬挽着他，穿过了餐厅，向自己的房间走了过去。进了屋子之后，她对在座的几个年轻人微笑着说：“你们都不认识吧？这是我的朋友保尔·柯察金。” 房子的正中间，小桌子旁坐着三个人：一个是莉莎·舒哈里科，这是一个黑黑的、俊俏的女中学生，长着一个任性的小嘴巴，一头秀丽飘散的长发；另一个是保尔从没有见过的男青年，细长的身材，黑色的上衣很整齐，油光满面，从灰色的眼睛之中看得出他很无聊；第三个人坐在他们当中，很流行的学生装束，是维克托·列辛斯基。冬妮亚把门推开之后，保尔一下便看见了他。 列辛斯基也同样一下就认出了保尔·柯察金，那两道眉毛似乎惊讶地挤到了一块儿。保尔在门口立了几秒钟后没有吭出声，只是充满不友好的表情逼视着维克托。冬妮亚为了将这种尴尬的局面打破，便赶忙一面请保尔进来，一面对莉莎说：“我给你介绍介绍。” 莉莎很好奇地盯着这个新来者，弯了一下身子。保尔却猛地转过身子，几步便穿过灰暗的餐厅，朝大门那儿走去。冬妮亚追上了他，他已走到门廊那儿了。她抓住了保尔的双肩，非常地困惑：“你干嘛要走呢？我是故意让他们来与你会面认识的。” 第13章 可是保尔把她的手拿了下来，非常不客气地讲：“你把我介绍给这么一堆人一点儿意义也没有。我跟她们是谈不来的。在你的眼里边，或许她们很可爱，但我却不喜欢她们。我并不晓得你与她们是好朋友，若不然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到你家里来的。” 冬妮亚强制住生气打断他说：“谁让你用这种欺人的方式跟我说话？我可从没干涉过你交的朋友，也从不问到底哪些人常到你家的。” 保尔一边沿着台阶走进花园，一边还赌气地讲：“那就让她们呆在这儿，我永远都不会再来了。”说完便朝栅栏门边跑去了。从此以后他与冬妮亚就再也没有见过一次面。在前一段犹太人被狂屠的时候，保尔与电工们一同忙着在发电厂藏匿几家犹太人，把与冬妮亚的口角全给忘了。而今天，保尔又非常想见到她。 朱赫来没了音讯，这让保尔很不踏实。春天已来了，化雪之后的泥泞街道都被车子碾成了黑乎乎的泥浆，公路朝右边拐了过去，就像一条灰色的带子一样。路的尽头是一座破房子，墙皮已经剥落了，公路在过了这个房子之后，分成了两个岔道。 十字路口有一座被弃置了的售货亭子，门已不能再用，招牌是翻过来挂的，上面写着“此处出售矿泉水”，维克托·列辛斯基正与莉莎在售货亭的旁边告别。他紧紧抓着莉莎的手不放，很留恋地望着姑娘的眼睛：“你会再来的吧？你不会骗我吧？” 莉莎则柔柔地回答道：“我一定会再来的，你就等着吧！”临走时，一双棕色的眼眼充满了深情，她用微微一笑算是作了肯定的回答。莉莎刚刚走了十来步，就看见有两个人从拐角的后边转出来上了公路。前面的那个是个工人，健壮的体格，宽阔的胸脯，敞开了上衣，露出他的水手衬衫，黑帽子压在额头上，眼角有块青紫的瘀血。 他两腿微微弯着，穿着短筒的黄皮靴子，脚步很稳而且有力。他身后的两三步远，是名彼得留拉匪兵，身上穿着灰色军装，腰带上挂着两盒子弹，刺刀的尖子差不多都抵着那个人的脊背了。 匪兵头上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眯着眼睛警戒地看着那被捕人的后脑勺，被烟熏黄的小胡子向两边翘了起来。莉莎略微地把脚步放慢，走到了公路的另一旁。在她后面，保尔走上了公路。他往右方拐了弯准备回家了，此时他也见到了那两个人。他一下子认出了那个被押的人是朱赫来，他走不动了。 “怪不得找不着他了！”朱赫来越来越近了。保尔·柯察金心头一阵猛跳，脑子里面思绪万千。时间太紧了，很难作决定。但有一点是明显的：朱赫来已经有生命危险了。 看着朱赫来他们越来越近了，保尔心里更加忙乱：“这怎么办呢？” 他终于想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是有一支手枪的。等他们走过去的时候，朝这个匪兵打上一枪，可能朱赫来就被救了。他在一刹那中作出了这个决定，也不再犹豫了。他狠劲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感到有些疼。就在昨天，费道尔对他讲过：“干这种事，需要大无畏的精神。” 保尔连忙回头望了一下，向城里边伸展的大路上是空无一人的。前面是个穿着春季短衣的女子正快步地赶着路。她是不会妨碍的。十字路口那边的另一个岔道他看不清楚，而只是在伸向车站的路上有几个人影子，但很远。 保尔走到路边与朱赫来只差几步远时，朱赫来也发现了保尔，他用小眼睛瞧了瞧他。他认出是保尔，眉头微微颤了一下，感到很突然，也因此放慢了速度。刺刀的尖碰到了他的脊梁。 “喂，快点走，不然我用枪托打你！”那个兵扯着嗓子吆喝道。 朱赫来放大了自己的步子。他原来想对保尔说句话，但还是克制住没有讲，而仅仅打了个招呼般将手挥了一下。 保尔很怕引起黄胡子匪兵注意，于是把脸一转，让朱赫来与自己擦脸过去。保尔装出了一副对周边的一切事都毫不在乎的样子。但他脑子里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我若对他开枪而万一弄偏了，会不会打住朱赫来呢？” 彼得留拉的兵已到了身边，还可以再反复地考虑什么吗？于是当黄胡子的押送兵走到保尔面前时，保尔很是出其不意地扑向了他，抓起步枪，狠劲儿地往下压去。“当”的一声，刺刀撞到了石头路面上。 彼得留拉匪兵并没有想到会有人袭击他，不由地愣了，但随即就使劲去夺枪。保尔用整个身子压住步枪，死活不再放手了。一声枪响，子弹打在石头上之后，又崩到了路边的壕沟内。枪声响起之后，朱赫来便躲到旁边，当他回头时看到押送兵正满脸怒气地从保尔的手中夺着枪。匪兵转动着枪柄，扭着少年手臂，但保尔绝不放手。匪徒发疯一般，很凶地将保尔摔在地上。即使如此，他却仍然没能夺回步枪去。保尔在摔倒时顺便将押送兵也拖倒了，这时让保尔再松手已不可能了。 朱赫来一个大步窜到了旁边。他一记重拳击到押送兵的脑袋上。转眼间，那个刚才还对保尔撕扯着的匪兵已经是挨了重重的两拳，他一下子没了气力滚到壕沟里去了。朱赫来用力将保尔扶起来，让他站稳当。？ 维克托已经离开十字路口一百多步了。他边走边用双唇吹着一支名曲的曲调。同莉莎见面，而且莉莎又答应他明天会到废弃的砖厂那儿相会，使他感到很陶醉。 中学生中有很多都热衷于追女朋友，他们在讲莉莎·舒哈里科时，都讲这个姑娘是多么多么的放荡不羁。而谢苗·扎迪瓦诺夫则是一个毫不知耻又自命不凡的家伙。有一次他对维克托讲，说他曾占有了莉莎。维克托虽然不太相信，但是莉莎的确是一个有魅力的女性，因而他私下决定，明天要证实证实他讲的是否是真的，但莉莎确实是特别性感。 “只要她一过来，我就大胆地去进攻。据说她从不躲避和在乎别人去吻她的。假如谢苗真没吹牛皮的话……”他的思路被打断了，他躲到一边，让两个彼得留拉的匪兵飞过，一个骑着一匹短尾巴马，手中晃着帆布水袋子——看来是去饮马了；而另外一个则身穿紧身的外套和肥肥大大的蓝裤子，一手拉着骑马人的裤腿，正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 维克托在让他们走过之后，正准备继续往前走，突然听到了公路上传来的枪响，便停住脚。他回头一看，只见骑马的兵正抖着缰绳，向枪响的方向驰去，而另一个提起马刀，跟在他后面跑着。 维克托也紧跟他们奔着，在接近公路的时候，又传来一声枪响。骑马的那个人从拐角处冲过来，有些惊惶失措，差一点把维克托撞翻了。他又用脚踢，又用帆布水袋子打，让马加速，冲进了兵营大门之后，到院子里便扯开嗓子一阵狂喊：“弟兄们，快点拿枪，咱们有人被打死了。”立刻就有几个兵一边卡卡地扳弄机枪，一边冲出了院子。维克托被他们抓了去。 有好几个人被驱到了公路上集中起来，其中有维克托，还有被称作目击人的莉莎。 刚才，当朱赫来与保尔从身边逃跑时，她吓得寸步难移，她看出来了那个人便是冬妮亚曾介绍她认识的那个少年，便不禁一阵心惊肉跳。朱赫来与保尔一起翻过一户人家的栅栏。这时已经有一个骑兵冲上了公路。这兵看见了带枪跑走的朱赫来，又看见了押送兵正要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便朝栅栏这儿追来。 朱赫来要转身向他射击，于是骑兵急忙掉过头逃跑了。押送的士兵抖动着两片破碎了的嘴唇讲述了全部情形。“你这个蠢蛋怎么弄的，竟让犯人在咱们眼皮底下跑了？这回你的身子又要受苦了，又是二十五下！” 押送兵则吹胡子瞪眼地反驳着他：“我看你真是太精明了。我会让犯人从眼皮子底下逃跑？谁能知道会有个野蛮的小子突然间就冒了出来，发疯似地扑到我的身上来呢？”莉莎也被盘问了。她说的与押送兵一模一样，但没有讲自己认识那个袭击者——保尔。所有被抓的人都一一押到了警备司令处。 一直到晚上，司令部才下命令放了他们。警备司令甚至还提出要亲自送她回家，但她没有答应。酒气熏人的司令这样去巴结莉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没什么好心眼儿。 是维克托送莉莎回家的。到火车站的一段路非常远，维克托挽着莉莎的手走着。虽然有这样的意外发生，他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快到家里时，莉莎问：“你知道是谁救了犯人吗？”“当然不知道了，我怎么会知道呢？”“你可曾记得有一天晚上，冬妮亚要给咱们介绍的那个男子？”维克托立即停了下来：“是保尔·柯察金？”他特别惊讶。 “对，好像就是他，这个怪脾气的人，那次转身便走了，您记得吗？错不了的，是他。” 维克托惊呆了：“您不会看错吧？”他再问莉莎一次。“没有，他的脸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您刚才怎么不与司令讲出来呢？” 莉莎则有些生气了：“您怎么会认为我会干那种卑劣的勾当呢？”“卑劣？怎么会卑劣呢，您只是说出谁是袭击者啊！” “那么您是觉得那叫高尚了是吗？您忘记了他们如何施暴。您还不知道学校里有多少个犹太孤儿吧，所以我得去向他们告发保尔，是吗？你真是个好人啊，是吧？” 列辛斯基本没有料到她会这么生气地说话，他没心情同她吵架，所以赶快将话题扯开了：“哟，别生气呀，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怎么会这般认真呀！” “不过，您这种玩笑似乎不太适合我！”莉莎还是那冷冷的表情。 在莉莎到家的时候，维克托问：“莉莎，明天您还会来吗？” 莉莎则模糊地回答：“说不准。”在回城的途中，维克托私下里想：“哼哼，小姐啊，我可不认为那是什么卑劣，我却相反。当然了，谁帮了谁我倒觉得是无所谓的。” 他，维克托·列辛斯基，波兰小贵族出身，对交战双方都是很厌恶的。不过好的是波兰军团就快要开过来了，那时候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政权出现——波兰贵族的政权。不过要除去柯察金这个小王八蛋，这次不就是机会吗？哼哼，他们一定会拧下他的脑袋的。 维克托是一个人留在小城子里的，寄居在姨母家里的，他姨父是糖厂的副厂长。他的父母与妹妹涅丽早已经定居在华沙了——父亲西吉兹蒙德·列辛斯基在那儿有着显赫的位子。 维克托就这样来到司令部，他走进了开着的大门。不过多时，他带着四名彼得留拉匪兵朝柯察金家里走去。他指着透出灯光的窗户，压低了声音说：“便是这儿了。”扭过头向哥萨克少尉说：“我能走了吗？”“那您随便吧！我们会自己来对付的。多谢您帮忙。” 维克托便顺人行道快步离去了。？ 保尔的背上又被捅了一拳头，他被推进黑黝黝的牢房里边，双手撞在了墙上。他摸了半天，发现了一个可能是木板床的地方后便坐了下来。他由于受尽折磨与毒打，所以很沮丧。 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被人给逮了进来。匪徒们是怎么样认出他来的呢？根本就没人看见他呀！现在该想什么办法？朱赫来呢？ 保尔与水手是在克利姆卡家分的手。他去看望谢廖沙，而朱赫来则留下了，打算天黑之后再设法出城。 “还算万幸，我没将手枪带着而是放在乌鸦窝中了。”他暗自想着。“假如我被搜出来的话，那可就完了。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呢？”他有点儿百思不得其解。 彼得留拉的匪徒们在他家中抄出了很多东西，但都几乎没有用处。哥哥把衣服与手风琴都拿到乡下去了。妈妈带走了她的箱子。被搜尽了东西，但还是少之又少。 保尔一路上尝尽了苦头，在那种伸手不见五指，天空中布满了乌云的黑夜里，匪徒们对他推推搡搡，说打就打，说踹便踹。保尔几乎是在昏昏沉沉之中才爬到了这儿。 门外有说话声，司令部的警卫人员便住在外面的屋子里。屋门的底下透进一长条的亮光来。保尔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扶着墙壁走了一圈。他在板床的对面摸到了窗户，那儿装着齿状的铁栏杆，牢固的很。用手拉也拉不动。估计这儿原本是个仓库。 他重新又摸到到门口，站住后想听一听动静，然后轻轻地推了一下门把手，但门很讨人厌地嘎嘎作响。 “真他妈见鬼！”保尔骂了一句。他通过狭窄的门缝看到床沿上面有两只长着硬茧的脚，十个脚指头都叉着。他又轻轻推了一下门把手，门却又一次烦人地嘎嘎作响。有个匪兵从木板床上面挺起了身子，睡眼朦胧，头发散乱。他将五指伸开，使劲地挠着满头虱子的脑袋，嘴里还不停地骂骂咧咧。骂完后，摸了摸搁在床头上的步枪，懒洋洋地吼道：“把门给我关上，你他妈再敢偷看，我非扇你几耳光子……”保尔掩上门，外面的屋子传来一阵大笑。 这夜里，保尔在“床”上翻来覆去，前思后想，他柯察金头一回斗争，结果却如此不顺。才走一步就被逮住送了进来，像只笼子里边的老虎一样。 他坐在那儿，心乱如麻，睡也睡不着。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妈妈那瘦弱的形象，满是皱纹的脸是那么消瘦，那眼睛多么温暖而可爱啊！保尔暗暗想：“妈妈现在不在家，若不然她又会难过的。” 光线已从窗口那儿照了进来，在地上打出一块方格。 黑暗已经退下，说明天就要亮了。 第14章 这是一座古老而宽敞的住宅，窗户都挂着帘子，只有一个映出灯光。院子里，特列佐尔的狗用铁链拴着。突然间，狗狂叫起来。 冬妮亚在半睡半醒之间，听到母亲小声在说： “没有，冬妮亚还没睡呢。莉莎，请进来吧。” 女伴轻柔的脚步声，热情洋溢的拥抱，驱走了她所剩不多的睡意。 冬妮亚起来后很累，但带着微笑。 “莉莎，你来得正是时候：我家有件喜事——我爸爸昨天脱离了危险，整整睡了一天。我和妈妈有好几天没有睡好了，刚才打了个盹儿，莉莎，有什么新鲜事儿，都给我讲讲吧。”冬妮亚把女伴拉过来，按在沙发上。 “哦，新鲜事儿可多了！不过有些只能和你单独讲。”莉莎一边笑，一边调皮地看着坐在旁边的冬妮亚的母亲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 冬妮亚的母亲笑了。这是一位不寻常的太太，虽然已经三十六岁，却很有风度，举止温柔，宛如一位淑女。她的那对灰眼睛仿佛能看透人的心灵，面容虽不艳丽，但是明亮照人，十分和蔼可亲。 “过一会儿我去忙自己的事儿，你们俩说说悄悄话，不过现在您还是说点儿可以让我听的新闻吧。”她把椅子向前靠了靠，逗趣地说。 “第一个大新闻是我们可以不上学了。我听说，校务会已经决定允许七年级学生毕业。我高兴死了。”莉莎 说得眉开眼笑。“那些代数、几何，真讨厌！真不知道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男生可能要继续上，不过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上。到处在打仗，砰砰放枪，打到自己怎么办？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将来总要嫁人的，嫁了人后还用懂什么代数。”莉莎边说边笑了起来。 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陪着两个姑娘稍坐片刻，就离开了。 莉莎向冬妮亚跟前挪了挪，抱住她，轻声讲述了发生在十字路口的那件事。 “冬妮奇卡，那个逃跑的人我认出来了，我是那么惊讶，你猜——你猜他是谁？” 冬妮亚听得兴致勃勃，她不知道莉莎是在卖什么关子，便摇了摇头。 “是保尔！保尔·柯察金！”莉莎大叫起来。 冬妮亚不禁打了个寒战，身体不停地颤抖着，很痛苦的样子。 “保尔·柯察金？” 一语惊人，莉莎得意洋洋，接着便描绘起自己和维克托拌嘴的场面。 莉莎讲得很是激动，却没有注意到冬妮亚已经变了脸色，柔细的手神经质地揪着蓝上衣。莉莎并不知道冬妮亚的心中在想什么，心中如何痛苦，也不知道冬妮亚那双美丽的眼睛上面长长的睫毛为什么抖个不停。 莉莎还讲到了那个酒鬼警备司令，冬妮亚却早已不在意听了。她只在想一件事：“维克托知道了谁是袭击者。莉莎为什么要说？”不知不觉，她把这句话说出了口。 “我说了什么？”莉莎不懂了。 “你为什么把保尔·柯察金的事说给维克托·维克托可能会出卖他的……” 莉莎不在乎： “哦，不！我想他不会吧，他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 冬妮亚一下子站了起来，双手用力抓住膝盖，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 “莉莎，你什么都不知道。维克托和保尔向来是不和的，后来又发生了那件事……你把这件事说出来是要惹出大麻烦来的。” 莉莎很无奈，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她不说话了。 “原来真有那么一回事。”她心想。“真奇怪，冬妮亚居然会爱上他——一个普通的工人……”她真想问一下冬妮亚，可是又觉得失礼，只好不说了。她很希望挽回这个过错，便拉住冬妮亚的双手，问： “冬妮奇卡，你很着急吧？” 冬妮亚神情恍惚，轻声答道： “不，也许，也许维克托不是那种人。” 冬妮亚送走莉莎，独自站在门口，好长时间不动。她倚着栅栏门，看着那条灰白的，伸向城区的大路。风吹个不停，含着一种春天的泥土味，又有几分寒意。远处就是城里的房屋，像一只只眼睛般的窗户里闪着暗红色的灯光，似乎有种不祥的预兆。那就是让她感到陌生的小城，其中一间房子里，住着她那位不安生的朋友，还不知道大祸临头了。他恐怕早就不记得她了。自从上次见面后，一天天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多少日子？那是他的不对，但是她早已不再忌恨他了。只要他出现在她面前，一定能恢复那段美好的友情——一段令人心动的纯洁友情。一定会和好的，冬妮亚对此深信不疑。但愿这一夜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然而这夜的黑暗让人感到不安，好像一头恶兽的眼睛在前方闪动……天真凉呀。 冬妮亚朝远方看了最后一眼，转身回屋了，她躺在床上，裹着被子，心中不停地祈祷：黑夜，千万别出卖他！…… 天刚亮，家里人还都在睡梦中，冬妮亚已经起床了，她很快地穿好衣服，蹑手蹑脚地走进庭院，不想惊动任何人。她解下长毛大狗特列佐尔的链子，带着它朝市区走去。在柯察金家门口，她犹豫不决，站了好一阵儿。然后她推开门，走了进去。特列佐尔先钻了进去，在前面摇着尾巴。 正好在这天清晨，阿尔焦姆从乡下回来了。他是和铁匠结伴坐大车回来的。这阵子他就在为这个师傅干活儿。他扛着挣来的一袋面粉，走进院子。铁匠跟在后面，拿着其他的一些东西。阿尔焦姆走到屋门口——门是开着的——他放下东西，喊道： “保夫卡！” 无人应声。 “搬进去吧，站在这里干嘛！”铁匠走过来说。 阿尔焦姆把东西放进厨房，走进屋里，顿时他被惊呆了。屋里乱七八糟，仿佛被翻过，破破烂烂的东西散了一地。 “活见鬼了！”阿尔焦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嘟哝着转身向铁匠走去。 “真是的，怎么是这个样子。” “这小东西躲到哪个角落去了？”阿尔焦姆生气地大叫。 屋子里没人，叫也叫不到人。 铁匠告辞了，赶着大车离开了。 阿尔焦姆仔细检查着院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门开着，保夫卡却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背后有声音。阿尔焦姆忙转过身来。一条大狗竖着耳朵出现在他面前。一个陌生的姑娘进了门，向这边走过来。 “请问，保尔·柯察金在吗？”她看着阿尔焦姆，轻声问道。 “我也在找他。天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才进家门，门开着，却没人在家。您找他有事儿吗？”他问。 姑娘仿佛没有听到，反而再问： “您是保尔·柯察金的哥哥阿尔焦姆吧？” “是的，正是我。有事儿吗？” 可姑娘仍然不回答，而是不安地看着敞开的门。“我昨天晚上怎么不来看一下？难道真的发生了那种事……”她心里像被压上了一块铅石。 “您回来时门就开着，保尔却不在吗？”冬妮亚紧张地问阿尔焦姆。 “您是不是知道保尔在哪里？” 冬妮亚上前一步，四下打量，着急地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既然保尔不在家里，那他一定是被抓走了。” “为什么？”阿尔焦姆大吃一惊，猛地哆嗦了一下。 “咱们进去谈吧。”冬妮亚说。 阿尔焦姆听着她讲，默不作声。等冬妮亚把她所了解的情况讲完，他几乎绝望了。 “唉！情况坏透了！无可救药……”他紧紧皱着眉头，小声嘀咕，“家里出这么大的漏子，这下我算明白了。这小子干出这种事来，连命都不要了……现在怎么办呢？到哪儿去找他呢？唔，请问您是哪家的小姐？” “我是林务官图曼诺夫的女儿。我是保尔的朋友。” “哦……”阿尔焦姆心不在焉。“是这样，我给弟弟送面粉来，谁知竟发生了这种事……” 冬妮亚和阿尔焦姆四目相对，不作声了。 “我先回去了。您会有他的消息的。”冬妮亚轻声道别，“晚上我再来您这里听消息。” 阿尔焦姆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一只苍蝇身体干瘪瘪的，飞到窗子的一角，嗡嗡地叫着。一个农村姑娘胳膊支在膝盖上，坐在破沙发上，目光茫然，直勾勾地盯着不知已多少天没清扫的地板。 警备司令嘴角上叼着一支烟，龙飞凤舞地写完一张纸，在“舍佩托夫卡警备司令哥萨克少尉”的头衔后面，心满意足地签上了名字，签得很花哨，特意在结尾处画了一个长长的钩。门口响起刺耳的声音。警备司令抬起头来。 警卫连长萨洛梅加走了进来，一只胳膊上缠满了绷带。 “哪阵风把你吹来了？”警备司令问道。 “风倒还是不错，可胳膊被打得伤了骨头，那该死的博贡团。” 萨洛梅加不顾当时有妇女在场，吐出一连串难听的脏话。 “那你来这儿干吗？养伤？” “养伤？下辈子吧。前线很紧张，我们被压得快不行了。” 警备司令朝姑娘那边扬了扬头，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住口。 “咱们以后再说吧。” 萨洛梅加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摘下军帽。 “戈卢勃派我来的。”他压低声音说，“谢乔夫狙击师就要到这边来了。这一带将要热闹了，我得整顿一下秩序。总头目可能要来，可能还会有一位洋大人要来，以后这儿谁也不要再提那些‘消遣’事件了。嚯，你在写什么？” 警备司令把香烟叼到嘴的另一边。 “我这里关着一个小东西。你记得的，朱赫来在车站里落网了，就是那个造反的家伙，煽动铁路工人反对咱们的家伙，你记得吗？” “哦，那个家伙，怎么了？”萨洛梅加挺感兴趣，把身子向前挪了挪。 “啊，那个驻站警备队长奥梅利琴科，那个蠢猪只派了一个哥萨克往我们这儿押送朱赫来。可是我抓住的那个小子居然在大白天就把人劫走了。他们抢了枪，还打掉了哥萨克的几颗牙，转身就跑。朱赫来跑掉了，那小子倒是落了网。这是这件事的材料，你看看吧。”他把一份写好的公文推到萨洛梅加面前。 萨洛梅加用没有受伤的左手翻看了一遍。之后，他瞪着警备司令，问道： “你有没有审出些什么东西？” 警备司令拉了拉帽檐，摇了摇头。 “我整整审了他五天。我没辙了，他可真嘴硬，死活就是不招供，只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告诉你吧，押送兵认出了这个混小子，恨不得当场掐死他。我好不容易才拉开。因为跑掉了犯人，他被驻站警备队长揍了二十五通条，所以他在这里狠命地打了这混小子一顿。现在再关再审也没用了。我写好呈文，等批下来，就把这个混小子毙了。” 萨洛梅加鄙夷地一笑。 “他要是被我抓住，早就招了。严刑拷打，你不行。神学院毕业的，心慈手软，哪能当司令呢？他用通条抽过他了吗？” 警备司令不高兴了： “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那些风凉话还是自己听吧，在我的地方，你不要管得太多。” 萨洛梅加瞟了警备司令一眼，见他气得面红耳赤，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小神父，别生气，气破肚皮怎么办。我才没空儿管你的闲事呢。你还是先告诉我，哪儿有美酒呀？” 警备司令冷冷一笑。 “这包在我身上。” “至于那个小子。”萨洛梅加指指公文，“你把他的年龄改大两岁，由十六改为十八。你看，在这儿，拐一个弯儿就成了。否则恐怕批不下来。” 仓库里关着三个人。一个是老头儿，长着大胡子，穿着破长袍，侧身躺在板床上，穿着肥大的麻布裤子，两条瘦腿弯曲着。因为他弄丢了住在他家的匪兵的马，他被抓了进来。另一个是酿私酒的老婆子，尖下巴，眼射出贼光，因为有人告她偷东西，她才被抓了进来。第三个就是保尔·柯察金，脑袋压在一顶皱巴巴的帽子下，躺在窗户底下的角落里，正昏迷不醒。 有个姑娘被带了进来。正如同其他农村姑娘一样，头上扎着围巾，眼睛中显出不安的神色。姑娘迟疑了一会儿，挨着酿私酒的老婆子身旁坐下。 老婆子打量了一下这位姑娘，急切地问： “小姑娘，你也被抓了？” 小姑娘不说话。她继续盯着问： “你怎么也被抓了？也酿私酒吗？” 农村姑娘站起身，看着紧张的老太婆，轻声回答： “不。我是因为我哥哥的事情。” “你哥哥出了什么事儿？”老婆子追问。 老头儿看不惯了： “你问那么多干吗？人家心里不舒服，你又惹她伤心。” “你来教训我？我又没问你。” 老头儿吐了一口唾沫。 “我是说，别烦人家了。” 仓库里没人说话了。姑娘铺开围巾，躺了下去，一只胳膊枕在头下。 酿私酒的老婆子开始吃东西。老头儿把腿伸开卷了一支烟，点着了开始抽。仓库里飘满了刺鼻的烟雾。 老婆子嘴里塞满了东西，一边嚼，一边抱怨： “又抽烟，臭死了，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在吃东西呀。” 老头儿嘻嘻一笑，挖苦道： “还吃呀？再吃胖得连门都出不去了。只顾自己吃，你让那个小伙子也吃点儿呀。” 老婆子像是受了委屈，摆摆手： 第15章 “我让他吃了，可他就是不吃，你别跟我耍威风，我又不是吃你的东西。” 姑娘转过身，朝着酿私酒的老婆子，向保尔·柯察金那边扬了扬头，问： “您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坐牢的吗？” 老婆子见有人跟她说话，十分高兴，起劲儿地说： “这小伙子是本地人，厨娘柯察金娜的小儿子。” 她凑到姑娘耳边，小声说： “他救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水兵，单身汉，借住在我的一个邻居家里。” 姑娘脑中突然想起那句话：“我写好了呈文，等批下来，就把这个混小子给毙了。” 军车一列一列的开来，车站里全是车。谢乔夫狙击师的各个支队(营)，从军车上挤下来，乱成了一锅粥。“扎波罗什哥萨克号”装甲列车由四节车厢组成，正沿着铁路线慢慢行进。大炮从车上卸下来，马匹被牵出。骑兵们整装上马，从队形混乱的步兵群中挤出，到车站广场上去集合整队。 军官们到处乱跑，叫喊着各自部队的番号。 车站上乱糟糟的，仿佛一个黄蜂窝被炸开了一样。渐渐的，人们形成了整齐的队伍。然后，这队人马便朝着城区涌去。傍晚时分，只有谢乔夫师的辎重马车和后勤人员还在公路上拖拖拉拉地游动。走在最后的是内勤连，一百二十个人一边走一边吼叫： “为什么喧哗？ 为什么呼喊？ 哦，因为彼得留拉 来到了乌克兰……” 保尔站起身，走到小窗跟前。在黄昏的暮色中，他听见街上乱糟糟的各种声音。 背后有人轻声说： “准是军队开进了城区。” 保尔·柯察金转过身去。 是昨天入狱的姑娘在说话。 他听见姑娘讲自己的事情。酿私酒的老婆子也听到了，了却了她的好奇心。姑娘名叫赫丽斯季娜，住在离城七俄里的一个村子里。她有一个哥哥格里茨科，是红色游击队员，在苏维埃时期，他当过贫农委员会的领导人。 红军转移了，格里茨科也跟着离开了，可是家里却遭了大祸，仅有的一匹马，也被抢走了。父亲被抓住了，饱受折磨。由于她哥哥过去斗过村长，村长趁机报复，总是把各种人安排到她家去住。她家穷得一清二白，怎能经得起这种折磨。前天警备司令来村子里抓人，村长便把司令带到她家。司令对这个姑娘有非份之想，第二天一早就带她回城，说是要“审问”一下。 保尔心静不下来，睡不着，脑海里翻腾着一个念头，他心里焦急不安：“以后会怎么样呢？” 身上一阵阵剧痛，因为刚刚挨了毒打。 为了摆脱这些叫人心烦的念头，他开始静听旁边两个女人的轻声谈话。 姑娘的声音极低，她讲述警备司令如何纠缠她，威逼利诱，可是遭到了拒绝，终于露出了那张凶恶的嘴脸，说：“我把你关进地牢，你一辈子也甭想出去。” 暮色弥漫，各个角落都暗了下来。又一个黑夜，一个令人喘不过气来、心烦意乱的黑夜到来了。明天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这是第七个夜晚，却似乎像过去了几年。躺在硬梆梆的地上，身体疼痛难忍。仓库里现在只剩下三个人。老头儿在打呼噜，好像睡在自己家的热炕上一样，夜夜如此。酿私酒的老太婆被哥萨克少尉放出去弄伏特加了。赫丽斯季娜和保尔躺在地上，离得不远。昨天，保尔从窗口向外看时，看到了谢廖沙。谢廖沙在街上久久地站着，焦躁地望着这座屋子的窗户，很不安的样子。 “看样子，他知道我被关在这里。” 连续三天了，有人送进来变了质的黑面包，却不知是谁送的。这两天，警备司令总是提审他，拷问他。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在被提审时，他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他希望自己是个勇敢无畏、刚强坚定的人，就像书中写的那些英雄人物一样。可那天夜里，他被押送经过高大的机器磨坊，听到一个匪兵说：“少尉老爷，一枪打死他算了，何必这么麻烦把他带回去呢？”听到这些，保尔心里有些害怕。他只有十六岁呀，人死不能复生，他害怕这么年轻就死去。 赫丽斯季娜也有心事。她还知道一些情况。小伙子大概还不知道……她却亲耳听见了。 保尔接连几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赫丽斯季娜很同情他，可是自己也有麻烦。警备司令的威胁在她耳边响起：“我明天再收拾你。再不听话就把你交给卫兵队，那些哥萨克正垂涎三尺呢。你自己看着办吧。” “哦，怎么，怎么办呢？格里茨科参加红军，怎么妹妹遭了殃？哦，老天呀！” 苦涩难言，喉咙仿佛被哽住，心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无法解脱。赫里斯季娜只好暗自哭泣。 赫丽斯季娜感到无助，年轻的身躯抖个不停。 墙角边的身影微微动了一下。 “怎么了，你？” 赫丽斯季娜异常激动地低语起来——她向身旁年轻的难友倾诉苦情。保尔默默地听着，只是握住了赫丽斯季娜的手。 “那些该死的混蛋一定会糟蹋我的，”赫丽斯季娜吞咽着泪水，心中无比恐惧，无意识地喃喃自语，“我完了，我怎么办呢？” 保尔能说什么呢，什么样的话能安慰这位可怜的姑娘呢？什么也说不出。这世道把人推到了悬崖的边上，让人无法逃脱。 “明天跟他们拼，不让她被带走吗？他们准会打得我半死不活，甚至杀了我。我也就完了。”保尔轻轻地抚摸姑娘的手，只是为了给她一点点安慰。姑娘不再哭泣了。屋门处传来一声：“什么人？”这是守大门的哨兵在喝问过往的行人。随后又是无边的寂静。老头儿依旧在熟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夜越来越深。这时，一双手紧紧搂住保尔，并且把他往身边拉。保尔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你听我说，”两片炽热的嘴唇喃喃地说，“我一定完了。那些混蛋或是那个当官的，一定会糟蹋我。你要了我吧，我信任你，亲爱的小伙子，我还是个处女，不能让那些狗东西来玷污我的贞操。” “姑娘，你在说什么？” 然而那双紧搂着他的手依旧抱得很紧。两片丰润、炽热的嘴唇使他难以抗拒。姑娘温柔的话语意思很明确，保尔完全懂了姑娘的心意。 一时间，几天来的一切苦难无影无踪，所有的疼痛都烟消云散，保尔不再去想那些可怕的事情，此刻，只有一双炽热的嘴唇和泪湿的脸蛋。 猛然间，他想起了冬妮亚。 “我怎么把她给忘了呢？……那么一位可爱的姑娘。” 他有了足够的自制力，像一个酒醉的人，挣扎着起来伸手抓住了窗栅。赫丽斯季娜那双温柔的手又伸过来，抓住了他的裤角。 “你怎么样？” 这问话中含有多少深情！保尔俯下身子，拉住她的双手说： “我——我不可以的，赫丽斯季娜，你是一位好姑娘。”他还说了一些话，连自己也不明白。 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气氛，保尔站起身，走到板床跟前，坐在床沿儿上，推了推老头儿，说： “老大爷，给我口烟抽吧。” 在屋子的另一角，姑娘裹着围巾，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 第二天，警备司令果然来了，叫几个哥萨克押走了赫丽斯季娜。她用眼睛向保尔告别，目光中有几分无奈与责难。姑娘走了，牢门“砰”地关上了。保尔内心越发沉重，越发显得忧郁了。 直到天黑，保尔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岗哨换了，司令部的值班人员也换了。晚上，又押进来一个新的难友。保尔认识他，他是制糖厂里的职员穿一件褪了色的黄衬衫。他以审视的目光打量这个人。 保尔在1917年的2月里见到过他，当时革命的浪潮正汹涌澎湃。在多次的示威游行中，他只听过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演说。这就是多林尼克。他对着士兵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记得他最后这样说： “士兵们，大家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吧：布尔什维克会永远保护你们，是决不会出卖我们的同志的！” 从那儿以后保尔没有见过他。 老头儿见来了个新的难友，很高兴，因为又有人可以和他说话了。整天没人和他说话，闷坐着，他心里憋坏了。多林尼克坐到板床上，凑到老头儿身边，跟他一块儿抽烟，东拉西扯问个不停。 然后他又坐到了保尔身旁。 “你有什么好消息吗？”他问保尔，“怎么进来的？” 保尔的回答简单到只有一两个字，似乎不信任对方，多林尼克也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尽量少开口。不过当他知道保尔是被扣上了什么罪名后，他眼睛一亮，惊奇地凝视着这个年轻人，仿佛发现了什么。他又挨着保尔近了一些坐下。 “那么是你救了朱赫来，对吗？原来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被捕了。” 保尔有些吃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望着多林尼克。 “哪个朱赫来？我知道什么？他们把什么罪名都往我头上扣。” 可是多林尼克笑了，向前凑凑： “算了，小兄弟，和我你不用紧张，我什么事都知道了。” 接着，为了不让老头儿听见他们的谈话，他压低了嗓门，说： “朱赫来被我亲自送走了。现在他应该到了吧。费道尔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告诉我了。” 他有一会儿不说话，好像在想什么事情，然后又说： “小伙子，你真是好样的。可是如今他们已经知道了你的许多情况，不太好呀，情况很糟糕。” 他把上衣脱下来，背靠着墙坐下，开始卷烟。 多林尼克的这番话是叫保尔清楚，多林尼克是自己人。既然朱赫来是被他送走的，那么…… 晚上，保尔又知道了多林尼克是因为在彼得留拉的哥萨克中间进行鼓动而被捕的。他散发省革命委员会的传单，号召他们弃暗投明，参加红军，于是被抓了。多林尼克很谨慎，没有透露更多的情况。 “他们一定会用通条抽这小家伙的。他那么小。”多林尼克暗想。 在快要睡觉的时候，他向保尔表达了心中的忧虑： “柯察金，咱们的处境十分危险。等等看，结果不知会怎样。” 第二天，仓库里又来了新的囚犯。这是全城出了名的史廖玛·泽利采尔。这位理发师长着细细的脖子、大大的耳朵，很滑稽。他很是激动，比划着对多林尼克说： “喏，就是这么回事，福克斯，布卢夫斯泰因·特拉赫滕贝格等几个老板准备去欢迎彼得留拉。我说他们要去就自己去，可是他们竟然说他们代表全体犹太居民。他们没这个权利。他们有他们的鬼主意。福克斯开商店，特拉赫滕贝格有磨坊，而我有什么？别的穷汉有什么？全是一无所有。哦，我有一条长舌头。今天我替一个哥萨克军官刮胡子，他是刚来的。我问他：‘您说说吧，彼得留拉知不知道虐犹事件？他会接见这个犹太人请愿团吗？’唉，我这条长舌头总是惹祸。等我给这个军官刮好胡子，扑了香粉，按一流水准弄好以后，您猜怎么样？他不给钱，反而我被抓了，他说我进行煽动，反对当局。” 泽利采尔仰天长叹。 “煽动？我哪儿进行过煽动？我就问他那么两句……他就凭这个抓我……” 泽利采尔的脸通红通红，抓着多林尼克的衬衫扣子，一会儿拉他的左胳膊，一会儿拉他的右胳膊。 泽利采尔激动不已。多林尼克听着，不禁微微一笑，等他讲完才认真地说： “唉，你这条长舌头干了一件蠢事。现在是什么年月，你开口就胡说。进了这种地方，麻烦大了。” 泽利采尔望着他，点点头，又无可奈何地摆摆手。 门开了，那个酿私酒的老婆子被推了进来。她恶狠狠地咒骂身后几个哥萨克： “你们这群混蛋不得好死！喝了我的酒都要遭报应！” 卫兵“砰”地关上门。门被锁上了。 老婆子坐到板床上，老头儿说话了： “啊呀，这是谁回来了？不是老熟人吗？对了，这次是贵客呀，请坐。” 老婆子生气地瞪了老头儿一眼，抓住她的小包袱，坐到了多林尼克旁边。 他们拿了她的几瓶私酒以后，又把她关了起来。 门外的守卫室里响起吆喝声、走动声。有个尖细的声音在响。仓库里所有人都朝牢门方向看去。 一座带有古老的钟楼的破旧教堂，旁边有一个广场。广场上正在进行一场浩大的活动。谢乔夫狙击师的部队全副武装，列成方阵，从三个方向围住了广场。 前面，三个步兵团排成棋盘状的队形，从教堂大门口开始，一直延伸到学校围墙的附近。 这是彼得留拉“政府”的王牌师团。士兵们站在那里，步枪贴着大腿，头上顶着如同南瓜皮一样难看的俄国钢盔，身上缠着子弹带，看上去如同灰蒙蒙、脏兮兮的一大堆垃圾。 这个师团算是装备最精良的，从头到脚是前沙皇军队的储备物资。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富农分子，顽固地反对苏维埃的人。他们被调来这里，要守卫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站。 第16章 舍佩托夫卡连接着来自五个方向的铁路。对于彼得留拉来说，这个据点有核心地位，丢了它，就什么都没有了。“政府”如今地盘所剩无几，温尼察这样的小镇居然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地方。 总头目亲自出马，来视察部队。一切准备就绪，等待他的到来。 在广场后面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安排着一个团的新兵，全是光脚的新兵，衣服五颜六色。这些刚征来的庄稼汉，有的是半夜里被拖下炕的，有的是在街上被抓的，但是没有一个是自愿的。 “傻瓜才参军。”他们表示。 彼得留拉的军官们把这些新兵押进城，编进部队，发了枪。便算是完成了任务。 到第二天，抓来的人就逃掉了三分之二，此后人数仍在一天天减少。 愚蠢的傻瓜才会发靴子给他们，何况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靴子。于是命令下来了：应征入伍者必须自备鞋袜。军令如山，结果不得了。不知道这么多破烂儿是从哪里搞来的，靴子全是只能靠铁丝或麻绳帮忙才绑在脚上的。 只好让他们光脚参加阅兵式了。 戈卢勃的骑兵团排列在步兵后面。 密密麻麻的人群被骑兵队挡在后面，他们都很好奇，想看看阅兵式。 能看到总头目，这可是百年一遇。谁都不愿放弃这个参观的好机会。 教堂的台阶上，站着校官、尉官、神父的两个女儿、几名乌克兰教师、一群“自由”哥萨克和有些驼背的市长——总之，经过挑选的“贤”人。 步兵总监身着长袍，也站在中间。他是阅兵式指挥。 教堂里的瓦西里神父则穿起了复活节时才穿的法衣。 这个仪式准备得十分周到。蓝黄旗也展开了。新兵要对它宣誓效忠。 师长坐着一辆锈迹斑斑、痨病鬼似的“福特”汽车，到火车站去接彼得留拉。 步兵总监把一位身材匀称，留着两撇漂亮的、鬈曲的小胡子的人叫到跟前。这是切尔尼亚克上校。 “你带人去检查警备司令部和后勤处，让各处弄得干净些，如果有囚犯，你问一下，如果无关紧要，就撵走算了。” 切尔尼亚克立正，敬了个礼，拉住一个哥萨克大尉，骑马走了。 总监彬彬有礼地问神父的大女儿： “宴会你们准备得怎样？安排好了吗？” “是的，警备司令在准备。”神父的大女儿回答，同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漂亮的总监。 忽然，人群中骚动了：一个骑兵骑马飞驰而来。他挥手高喊：“到啦！” “各就各——位！”总监发号施令。 军官们都跑回自己的队列。 “福特”汽车咔咔地打着喷嚏，停在教堂大门口。乐队开始奏乐。 这位总头目跟在师长后面，费力地钻出汽车。这人不高不矮，紫红色的脖子上面长着一个棱角分明的脑袋。他身穿高档蓝色呢料的乌克兰上衣，一根黄皮带扎在腰间，别了一把带有磨皮套子的勃朗宁手枪，军帽上缀有三叉戟珐琅质帽徽。 西蒙·彼得留拉毫无军人风度。 他听了总监的报告，似乎很不满意的样子。接着，市长致欢迎词。 彼得留拉心不在焉，目光瞧着那些队列。 “开始吧。”他对总监点头示意。 彼得留拉登上检阅台，开始了他十分钟的演说。 演说词平淡无味。彼得留拉似乎累坏了，讲得有气无力。演说结束后，士兵们机械地喊：“万岁！万岁！”他走下检阅台，用手绢擦掉额头上的汗水，然后在总监和师长陪同下检阅部队。 走过新兵队伍的时候，他轻蔑地眯着双眼，哼了一声。 检阅快结束了。一排排新兵散乱地向旗子走去。旗杆边站的是瓦西里神父。新兵们吻了福音书，又吻了旗子的一角。突然间，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有个请愿团不知怎么挤进了广场，来到彼得留拉跟前。经营木材的富商布卢夫斯泰因走在前面，他后面是日用百货店老板福克斯和另外三个大商人。 布卢夫斯泰因卑躬屈膝地把托盘举到彼得留拉面前，由一名军官接了过去。 “犹太居民向您，国家元首阁下，表示衷心的感激和敬意。这是贺词 ，请过目。” “好的。”彼得留拉鼻子里哼一声，草草地看了看贺词 。 这时候，福克斯说话了。 “我们这些卑微的小市民，恳求阁下允许我们开门营业，保护我们免遭虐杀。”福克斯费力地挤出这个字眼。 彼得留拉生气地皱起眉头。 “我的军队从来不虐杀犹太人。你们应该牢记这一点。” 福克斯两手一摊，很无奈。 彼得留拉焦躁地耸耸肩膀，这个大杀风景的请愿团令他十分震怒。他背过身去。戈卢勃正站在他身后气得咬牙切齿。 彼得留拉对他说：“上校先生，他们来控告您的哥萨克。请您查处吧。”接着他吩咐总监：“阅兵式开始吧。” 倒霉的请愿团成员怎么也没料到会碰上戈卢勃，所以急着要溜。所有观众的注意力都移到了分列式的准备活动上。那儿刺耳的口令声响个不停。 戈卢勃走到布卢夫斯泰因面前，表面上很平静，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 “快滚，犹太人，要不我把你们剁成肉泥。” 军乐奏响起来。第一批部队开始通过广场。士兵们靠近检阅台时，机械地大叫“万岁”，随即沿着公路转到旁边的街道上去。军官们身着新的草绿色军服，步履轻松，挥动着手杖，如同在散步一样。军官挥手杖，士兵挥通条这种奇怪的行进方式是谢乔夫师首创的。 最后是新兵。一群队形凌乱的人磕磕碰碰地走着。 光脚板是不能走出整齐的步伐的。军官们叫破了嗓子，可是白费劲，第二连走近检阅台的时候，右侧头排有个穿麻布衬衫的小伙子惊讶地张大嘴巴打量“总头目”，一脚踏空，摔倒在地上。步枪飞了出去，滑在地面上，乒乓响。小伙子挣扎着要站起来，但是立刻又被 后面的人撞倒了。 观众哄堂大笑。队伍乱成一锅粥，闹哄哄地逃过广场。倒霉的小伙子捡起枪，去追自己的队伍。 彼得留拉扭过脸，不想看这种倒胃口的场面。没等队伍走完就朝着汽车走去。总监跟在后面，小声问： “将军阁下，请留下用餐？” “不。”彼得留拉头也不回，一口拒绝。 教堂的高墙边全是人。谢廖沙·勃鲁扎克、瓦莉娅和克利姆卡也挤在里面。 谢廖沙抓住栏杆，用仇恨的目光盯着站在下面的那些人。 “瓦莉娅，走吧，小铺子关门喽。”他扯开嗓门喊，就是要让大家听见，随即从栏杆上跳下。人们吃惊地看着他。 他谁也不理，径直走向围墙门。姐姐和克利姆卡跟在后面。切尔尼亚克上校带着哥萨克大尉来到警备司令部，他们快步跑进警卫室。 “司令在哪儿？”切尔尼亚克厉声问一个勤务兵。 “不知道。”对方懒洋洋地回话。 切尔尼亚克环顾又脏又乱的警卫室。司令部的几个人横在床铺上，长官进门，他们根本没想到要站起来。 “猪圈一样！”切尔尼亚克咆哮了。“你们这群猪！”他对着这群人斥骂。 有个哥萨克坐起来，恶狠地顶撞： “你叫什么？我们这儿轮不到你来吆喝。” “你说什么？”切尔尼亚克冲到这个哥萨克面前，“畜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切尔尼亚克上校！狗崽子，听到没有？起来，滚起来，否则我用通条抽你们，一个不饶！”上校怒不可遏，“立刻把屋子打扫干净，整理好床铺，把你们的狗脸也弄出点儿人样来。像什么东西？土匪一样！” 他火冒三丈，“砰”一声把拦在屋中央的脏水桶踢翻了。 哥萨克大尉同样厉害，他臭骂个不停，挥着马鞭，赶这群懒鬼下床。 “总头目正在检阅，没准儿会来这儿看看，你们给我精神一点儿！” 哥萨克们见事情闹大了，生怕挨上通条，何况他们都知道切尔尼亚克不是好惹的，因此都老实起来，开始干活儿。 “得查一下囚犯，谁知道关了些什么人，总头目一瞧就糟了！”大尉提议。 “谁有钥匙，快开门！”切尔尼亚克命令卫兵。 警卫队长急忙跑过来，开了锁。 “司令哪儿去了？还要我等他吗？快把他给我叫来。”切尔尼亚克命令，“警卫队到院子里集合……步枪为什么不上刺刀？留着干吗？” “我们才接班。”警卫队长辩解。 他赶紧跑去找司令。 大尉一脚踢开小仓库的门。有几个人坐了起来，其余的依旧躺在地上。 “门开大点儿，”切尔尼亚克吩咐，“这里光线太暗。” 他盯着犯人们的脸。 “你犯了什么罪？”他问坐在地板上的老头儿。 老头儿欠起身来，提了提裤子。他被这阵式吓坏了，结巴着说： “我也不晓得。他们把我抓了，我就坐牢了。有人丢了马，可又不关我的事儿。” “谁丢了马？”大尉打断他。 “官家的。住在我家的老总把马换酒了，却赖我把马弄丢了。” 切尔尼亚克打量了一下老头儿，不耐烦地说： “收拾你的破烂儿，快滚出去！”他吼道，然后又朝酿私酒的老婆子走过去。 老头儿一下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眨着眼睛问大尉： “真的吗？放了我？” 大尉点了点头示意：“滚吧”。 老头儿赶紧抓起自己的布口袋，转身跑了出去。“你又是为什么坐牢？”切尔亚克问酿私酒的老太婆。 老婆子赶忙咽下嘴里的馅饼，说： “长官老爷，我被关进来可冤枉死了。我是个寡妇，他们喝了我酿的酒，又把我关起来。” “你是做私酒生意的？”切尔尼亚克追问。 “甭提生意了。他们喝我的酒从不给钱，尤其那个司令。还做什么生意？” “别废话了，赶快滚，见鬼去吧。” 老婆子抓起小筐，一边鞠躬，一边倒退着往门口走。 “老爷，上帝保佑您。” 多林尼克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有一点儿很明显：这是一个大官。 “你是怎么进来的？”切尔尼亚克问多林尼克。 “站起来！这是上校大人。”哥萨克大尉吆喝。 多林尼克慢慢地，吃力地从地上站起来。 “我问你犯了什么罪？”切尔尼亚克又问一次。 几秒钟内，多林尼克打量着这位大官的脸，看着他的新呢帽和三叉枪的帽徽，随即多林尼克脑中蹦出一个令人高兴的想法：“有望出去了！” “我被抓，因为过了八点钟在街上走。”他随口回答。 他很紧张，不知道下面会怎样。 “你半夜三更乱跑什么？” “还早呢，不是半夜三更，离十一点还早着呢。” 这样回答，他有些害怕不能成功。 “走吧！” 这样的答复让他浑身一颤。 多林尼克忘了取上衣，一步跨到门口。大尉开始问下一个。 保尔是最后一个。他看着这一切，他糊涂了，怎么回事，连多林尼克也被放了出去，他们怎么都被释放了？多林尼克，他怎么说是因为夜间走路才被捕的……保尔终于明白了。 上校开始问泽利采尔，还是那句话： “你是为什么坐牢的？” 理发师被吓白了脸，心跳不止，急促地回答： “他们说我煽动，可我不明白自己煽动过什么。” 切尔尼亚克立刻警觉起来： “什么？煽动？煽动什么？” 泽利采尔困惑不解，摊开双手： “我也不知道。我仅仅是说有人在征集签名，要用犹太居民的名义向总头目递交请愿书。” “什么请愿书？”哥萨克大尉和切尔尼亚克都朝泽利采尔逼近一步。 “请求禁止虐杀犹太人。你们该知道，我们这里发生过可怕的虐犹事件。犹太居民全心有余悸。” “明白了。”切尔尼亚克截住了他的话，“犹太佬儿，我们会让你写请愿书的。”他扭头吩咐大尉：“我看这家伙必须牢牢看管。把他押到指挥部去。我要亲自审问，咱们得问明白，究意是谁要请愿。” 泽利采尔竭力辩解，但是大尉一扬手，朝他背上猛抽了一鞭。 “住嘴！” 泽利采尔疼得咧嘴，逃到墙角。他好容易才忍住痛，没哭出来。 这时候，轮到保尔了。 切尔尼亚克站在这个小伙子面前，黑眼珠子审视着他。 “喂，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保尔立即回答： “我从马鞍子上割了一小块皮做了鞋掌。” “什么马鞍子？”上校没听清楚。 “有两个哥萨克住在我家，我从一个旧马鞍子上割下一小块皮做了鞋掌。为了这点小事，哥萨克就把我抓来了。”保尔接着说：“要知道不准许……” 上校不屑地看着柯察金。 “这个警备司令在搞什么鬼？天知道他抓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说着他扭头朝门口示意，喝道：“你可以滚了，告诉你老子，让他狠狠揍你一顿！行了，快滚吧！” 保尔真不相信这是真的，胸膛中的心窜到了喉咙口。他抓起多林尼克的外衣便朝门口跑去。他穿过警卫室，窜进院子，打那儿出了栅栏门，跑到大街上。 仓库里只剩下倒霉的泽利采尔一个人。他愁眉苦脸地环顾四周，下意识地朝门口挪了几步。可是有个卫兵走进警卫室，关上仓库门，上了锁。泽利采尔瘫坐在地上。 第17章 在门外，切尔尼亚克得意洋洋，他对大尉说： “幸亏咱们查了一下，果然全是废物。这个警备司令应该关上两周。哼，怎么样？走吧？” 警卫队长已经集合队伍完毕。他一看到上校，急忙跑过来报告： “上校老爷，一切准备完毕。” 切尔尼亚克伸脚踏住马镫，飞身上马。哥萨克大尉正在对付倔强的坐骑。切尔尼亚克勒住缰绳，对警卫队长说： “告诉你们司令，这里的一堆废物，我全给放掉了。你告诉他，我要关他两周禁闭，我看他还瞎闹不。至于剩下的那个人，给我好好看着，尽快押到我这儿来。” “是，上校老爷。”警卫队长举手敬礼。 上校和哥萨克大尉朝广场疾驰而去。那儿的阅兵式快要结束了。 保尔·柯察金跑过七道栅栏，没有了力气，停了下来。 他被关了那么多天，又闷又热，又饿着肚子，全身无力。家是不能回去的，谢廖沙·勃鲁扎克那儿也不行——有人看见了，会连累他们全家的。去哪儿呢？ 他不知道该去哪儿，只能继续跑，经过一个个菜园和住宅的后院，直到迎面一道栅栏挡住他才停下来。抬头望去，他愣住了：“高高的栅栏前面是林务官家的花园。两条疲乏的腿意然把自己带到这儿来了。是他自己想来这儿吗？不。 那么，他为什么来这儿呢？ 他不清楚。 必须找个地方歇一阵子，然后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他知道花园里有座凉亭，很隐蔽的。 柯察金纵身爬上栅栏，翻进了花园。他望望四周，朝凉亭走去。这亭子几乎四面都没遮拦。夏日爬满凉亭的野葡萄只剩下了光秃秃的藤子。 他想回到栅栏那边去，可是背后响起了狗叫声。一条大狗朝他猛蹿过来。狗吠声震颤着整座花园。 保尔拉开架势，准备自卫。 大狗扑了过来，被他一脚踢翻。但是大狗转个身，又要扑上来，正在紧张之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特列佐尔，回来！” 冬妮亚跑了过来，她抓住特列佐尔脖子上的皮圈，对站在前面的保尔说： “您怎么进来了。狗会咬伤您的，幸亏我来……” 她一下子不再作声，瞪大了眼睛。眼前的这个人怎么这么像保尔·柯察金！ 栅栏前的人向前迈了一步，轻声说： “您……您还认得我吗？” 冬妮亚惊呼一声，猛地向前跨了一步。 “保夫鲁沙，是你？” 特列佐尔误以为冬妮亚让它进攻，便猛地一跃，想上前扑咬。 它被冬妮亚踹开了，夹着尾巴，委屈地朝房屋那边走去。 冬妮亚紧紧抓住柯察金的手，问： “你被放出来了？” “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吗？” 冬妮亚心中激动不已，急促地说： “我知道的，莉莎告诉我了。可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被释放了吗？” 柯察金浑身疲累，轻声回答： “他们错放了我，我跑到了这儿，现在他们可能又在抓我了。我想一下。”接着又抱歉似地补充一句：“我累坏了。” 冬妮亚惊喜交加，心底荡漾起无穷的怜惜与爱意。她盯着保尔的脸，紧握着他的手说： “保夫鲁沙，亲爱的，亲爱的保夫卡，我的亲人……我爱你……听见了吗？……你呀，上次你为什么走掉了？现在你到这儿来，到我身边来，我是不会放你走的。我家很安全，要住多久都可以。” 柯察金摇摇头。 “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会连累你们的。我不去。” 冬妮亚的脸在颤动，眼光闪闪，把保尔的手握得更紧了。 “你要是离去，就永远别再见我。你能去哪儿，阿尔焦姆抓去开火车了，所有铁路工人都被征调了。” 柯察金知道她的心意，可是却害怕心爱的人会受牵连，所以迟迟不敢答应。但他实在精疲力尽，心力交瘁。他没别的选择。 他坐在冬妮亚的房间里时，母女俩正在厨房里交谈。 “妈妈，你听我说。你还记得保尔·柯察金吗？他就在我的房间里。我曾指点过他读书。我不想瞒你。他由于救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水兵而被逮捕。他逃了出来，现在没有地方藏身。”冬妮亚声音发颤了。“妈妈，我求你同意让他暂且在我们家住下。也许只要待不了几天。他现在饿坏了，又受尽折磨。好妈妈，你爱我就不要拒绝吧。我求求你。” 女儿向母亲哀求着。 母亲看着女儿的表情。 “好吧，我不拒绝。那你让他住在哪里呢？” 冬妮亚激动不已，脸涨得通红，有些害羞地说： “我把他安顿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上。先不要把这件事儿告诉爸爸好吗？” 母亲看着冬妮亚的眼睛，看穿了她心中的激动。 “这就是近几天你眼泪汪汪的原因吧？” “是的。” “他还是个孩子。” 冬妮亚急切地扯着自己的衣角。 “对。可是他要不是逃了出来，一定会像成年人一样被枪毙的。” 母女 两个不再说话了。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自己一生饮尝悲酸，因为她的母亲守旧、顽固。她忘不了母亲如何严格管她，向她灌输的虚伪的“礼仪”、“教养”毒害了她的青春年华。因此她对待女儿，是采取了十分开明的态度，摒去了许多陋习。她一直关注着女儿的成长，有时还为她忧心忡忡，悄悄地帮她摆脱各种困境。 现在，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为保尔的出现感到有些不安。这个孩子曾被捕过，而冬妮亚又十分喜欢他。况且她的确不了解保尔这个人。 冬妮亚俨然成了主人的样子，开始前后张罗了。“他得先洗个澡。我马上去准备热水。他那么脏，好些天没洗脸了。” 她跑来跑去，烧水，找衣服。然后，把保尔径直拉进了浴室。 “你得换一套衣服。这儿有一套服装，你身上的衣服必须洗一洗，穿这一套吧。”她指了指椅子，上面整齐地放着一套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子。 保尔很惊讶。冬妮亚笑了。 “这是我穿着参加化装舞会的衣服，你一定合身的。哦，我先去给你弄点儿吃的。你先洗个澡，你不要拘束，要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她砰地关上了门。柯察金没办法了，赶紧脱下衣服，跨进澡盆。 一小时后，母亲、女儿和保尔三个人一起在厨房里吃午饭。 保尔太饿了，一下子吃了三盘，起初，面对冬妮亚的母亲他很不好意思，但是后来她那和蔼可亲的态度使他不再拘谨。 午饭后，在冬妮亚的房间里，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要保尔讲讲他的经历。他便讲了一遍。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问。 保尔想了想。 “我想见见阿尔焦姆，然后就离开这儿。” “去哪儿？” “我想去乌曼或者基辅。我自己也还没拿定主意，不过一定要走。” 保尔真不敢相信这一天来所发生的事情。 早晨还是个囚犯，现在则获得了自由，坐在了冬妮亚的身旁。 生活就是这样不可预料。要不是仍然有被抓的危险，现在保尔简直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然而就是现在，在这平静的庄园内，他仍然感到一种危险。 必须要走，去哪儿都行，不能留下。 但是他真难以舍得离开，这是怎么了？他想起他心中的英雄加里波第，他一生艰辛，奔波于世界各地。可他保尔总共才受了七天的折磨，却仿佛度过了一年。 看来保尔注定做不成英雄。 “你在想什么？”冬妮亚俯身问他。他看着冬妮亚的眼睛，觉得是那么深不可测。 “冬妮亚，我给你讲讲赫丽斯季娜的遭遇，想听吗？” “说吧。”冬妮亚来了兴致。 “……就这样，她再也没有回来。”他讲完这两句，心情沉重。 房间里，时钟滴答滴答地走。冬妮亚垂下头，把嘴唇咬得发紫，险些哭出来。保尔看着她。 “我今天就得走。”保尔说。 “不，你今天哪儿也别去！” 她的手轻柔地抚摸着保尔那不驯顺的头发。 “冬妮亚，你得帮助我。必须找到阿尔焦姆，枪被我藏在乌鸦窝里，我不能回去了，让谢廖沙帮我拿出来。你帮得了我吗？” 冬妮亚站起身来。 “我这就去找莉莎·舒哈里科，让她和我一起去机车库。你写纸条吧，我去送给谢廖沙。他住在哪儿？如果他想见你，告诉他你在哪里吗？” 保尔稍稍想了一下说： “让他亲自把枪送到花园里来吧。” 冬妮亚很晚才回来，保尔睡着了。不过当冬妮亚的手一碰保尔，保尔立即醒了。冬妮亚高兴地说： “阿尔焦姆马上就来。他刚出车回来。有莉莎的母亲担保，他可以出来一小时。我没告诉他你在这儿，只是说要交给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瞧，他来了。” 冬妮亚跑去开门了。阿尔焦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愣在门口。冬妮亚带他进来，关上门，以免让父亲听到。 阿尔焦姆紧紧抱住保尔。 “好弟弟！保夫卡！” 决定出来了：保尔明天走，阿尔焦姆把他带到机车上，它正要去卡扎京。 阿尔焦姆一直在为弟弟担心，此时此刻，他太高兴了。 “就这样，明天早晨五点你到材料库来。机车在那里上木柴，你上去好了。真想多留一会儿，可是我不得不回去了。明天我去送你。我们铁路工人也被编成了一个营，干活儿时有士兵监督，和德国人在时一样。” 阿尔焦姆告别后离开了。 天黑了下来。谢廖沙也快来了。保尔·柯察金在幽黑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冬妮亚和母亲则去陪伴父亲图曼诺夫。 保尔与谢廖沙在昏暗中见了面，互相紧握双手。瓦莉娅也来了，他们很轻地谈话。 “手枪我没拿来。你家全是彼得留拉匪兵，我根本没办法上树去拿。唉，没办法。”谢廖沙解释着。 “算了。”保尔安慰他。“这样也好。万一路上被搜了出来——那可就完了。不过以后你一定要设法把枪取走。” 瓦莉娅向保尔跟前凑了凑。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瓦莉娅，天亮就走。” “可你怎么脱身的，能说说吗？” 保尔简短地讲了一遍。 他们亲切地告别。谢廖沙心情激动，没有说一句玩笑话。 “保尔，一路平安。记着我们呀。”瓦莉娅难过地说。 他们走了，消失在夜色中。 房间里静静的。只有时钟在走，滴答声清晰可闻。两个人都不想睡。六小时后，他们就要分开了，也许下次的重逢会是遥远的未来。两个人都有满腹的话要说，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哪里说得完！ 青春多么美好——情窦初开的年龄，猛烈的心跳，涨红的脸庞显示了浓浓的爱意；手偶尔碰及女友的身体，便惊慌地缩回去，似乎这一切都在奇妙的梦里。此时此刻，意中人紧紧搂住你的脖子，那电击般炽热的吻，是最珍贵不过的了！ 他们恋爱至今，这是第二次接吻。保尔很久没有受过这样的爱抚了，挨打倒是常有。因此，这个热吻更让他激奋不已。 在残酷的现实 中，他不知道这是真的。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这样一位可爱的少女，真是莫大的幸福。 最后几个小时，他们紧紧挨在一起。 “你还记得我在悬崖上的誓言吗？”轻柔的声音抚摸着保尔的耳膜。 保尔闻到了她身上的幽香。当然，他忘不了她的誓言。 “可是我怎能接受这个誓言呢？冬妮亚，我爱你，我更尊重你。这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明白，当时你是脱口而出。” 他无力再说下去了。火热的双唇封住了他的嘴。娇柔的躯体依附在他的身旁……然而，青春的友谊高于一切，比火更炽热更亮丽。难以抗拒的魅力终究敌不过刚毅的性格，崇高的友谊，一定能自我克制。 “冬妮亚，等局势好了我一定能当上电工。只要你不嫌弃我，还爱着我，我一定能成为你的好丈夫。我绝对会保护你，如果我欺负你，我不得好死。” 他们不敢搂着睡，怕被母亲看到产生误会，所以分开了。 他们立下海誓山盟，永不相忘。等他们睡着的时候，东方快要发白了。 清晨，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叫醒了保尔。 他赶忙起身。 他在浴室里换上自己的衣服、靴子，穿上多林尼克的外衣。这时，母亲叫醒了冬妮亚。 他们匆匆赶往车站，绕了一圈，走近堆木柴的仓库。在装好木柴的机车边，阿尔焦姆正焦急地等着他们。 大功率机车缓缓驶进，噗噗地喷出一团团蒸汽，罩住了自己。 驾驶室里，扎哈尔·勃鲁扎克正在朝窗外张望。 他们告别了。保尔抓住机车扶梯的铁把手爬了上去，又回过身来。岔道口上，有两个熟悉的身影在向保尔挥手道别：高大结实的阿尔焦姆和苗条可爱的冬妮亚。 风猛吹在冬妮亚的脸上，她高举着手挥个不停。冬妮亚强忍住眼泪，没哭出声儿，阿尔焦姆看着她，心中暗想： “我是个大傻瓜、还是被他们俩给迷住了。嗨，保夫卡！你是个孩子呀！” 列车消失在视线中，阿尔焦姆转身对冬妮亚说： “哎，好了，咱们也算是朋友了吧？”于是，冬妮亚的小手握在他的大手里了。 远处传来轰鸣声，火车在加速前进。 第18章 小城舍佩托夫卡周围布满了战壕，铁丝网交叉纵横。一周以来，隆隆的炮声与嗒嗒的枪声响个不停，在深夜里才能寂静下来。偶尔还会有一阵慌乱的枪声撕破静谧，那是潜伏哨互相探问的枪声。黎明时分，车站上的炮位边又开始有人影晃动。炮口发出红红的火焰，炮弹呼啸着飞向远方。人们不停地给大炮加弹。每发射一次，大地便颤抖起来。三俄里外红军占领的村庄上空，炮弹咝咝尖叫着落下，炸响，大块大块的泥土被炸飞到半空。 村庄的中心有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红军的一支炮队驻扎在这里。 炮队的政委扎莫斯晋同志一跃而起。他与炮架睡在一起。他紧了紧挂着沉甸甸的毛瑟枪的腰带，仰天看看天空。听着炮弹飞行的尖叫，他也叫了起来： “同志们，明天再睡吧。起——床——啦！” 炮手就睡在大炮旁边，他们都急速地跳了起来。只有西道尔丘克一个人还眯着双眼，似乎还没睡醒的样子，不高兴地抬起头： “这帮畜生，天才亮就瞎折腾，真是一群混蛋！” 扎莫斯晋笑着说： “哦，西道尔丘克，这群人真是没脑子，也不照顾一下你的睡觉时间。” 西道尔丘克爬起来，嘴里还在嚷嚷着，很不高兴。 几分钟后，这儿的大炮也响了起来。炮弹在市区炸响。制糖厂的高烟囱顶上有一座瞭望台，一名彼得留拉军官和一名电话兵顺着烟囱里面的铁梯爬了上去。 从这儿可以把整个小城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指挥炮兵攻击。红军也因此处于不利的位置，但是英勇的红军战士是无所畏惧的。面对谢乔夫师的士兵隐蔽在各个据点里负隅顽抗，战士们一往无前——尽管周围枪林弹雨，他们用血肉之躯迈出一步又一步。一个又一个战士倒下了，他们永远地留在了战场上。 今天，攻城越来越猛烈，越来越频繁，空气也因为爆炸而震颤不止。震颤的气流沿制糖厂的烟囱顺势推进。红军就要拿下车站了。谢乔夫军队抵抗不住红军战士的攻势，纷纷撤退，他们溃不成军，争先恐后地往市区逃窜。红军队伍乘势追击，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地区。 谢廖沙·勃鲁扎克一家和他们的近邻，都躲在地窖里，但现在，他说什么也呆不住了。他想到上面去。母亲阻挡不了他，他终于跑了出来。街上，一辆装甲车隆隆地驰过，一群匪兵跟在后面奔跑，他们扔掉武器，钻进菜地，逃得无影无踪。谢廖沙来到了街上。一伙匪兵正在逃窜。突然，有个红军战士出现了。他卧倒在地，向匪兵射击。在他身后，更多的红军战士出现了。有个中国人，皮肤晒得黝黑，上身只穿一件衬衣，腰里缠着子弹带，手中握着手榴弹——他几乎顾不上隐蔽，只是在奔跑。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端着一挺轻机枪的非常年轻的红军战士。这是一支攻进城区的队伍。谢廖沙高兴不已。他跑上公路，大喊： “同志们万岁！” 中国人没提防，差点儿给他撞倒。 中国人正想朝他攻击，但这个年轻人欢天喜地的表情使他站住了。 “彼得留拉的，往哪儿逃？”中国人喘着粗气，问道。 但是，谢廖沙没顾上这些，飞快地跑进院子，抓住刚才那个逃兵扔下的武器，追赶红军队伍去了。这支队伍冲进西南车站后，才发现了他。他们截获了几列满载军需品的火车，把敌人赶进了树林，然后停下休息。年轻的机枪手惊讶地问谢廖沙： “同志，你从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一直盼你们来。” 红军战士围住了谢廖沙。 “我仁(认)识他，”那个中国人眉开眼笑，用生硬的俄语说，“他告(高)喊：‘同志闷(们)万岁！’他斯(是)布尔什维克——自己人，年轻人，好人。”中国人对谢廖沙赞不绝口。 谢廖沙心中暗喜。他加入了这个队伍。刚才他和他们一起战斗。 小城苏醒了。受尽苦难的居民从隐藏的地方走了出来，观看红军队伍。安东尼娜·瓦西里耶芙娜和瓦莉娅看到谢廖沙走在红军队列里，腰里缠着子弹带，肩头扛着步枪。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芙娜气呼呼地挥了挥手。 谢廖沙要去打仗，这可不能由着他。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她呼喊起来： “谢廖史卡，快给我回来！我饶不了你！混蛋！你要打仗，回去跟我打！”说着，她冲过去，想把儿子拦回来。 不料，谢廖沙却瞪了她一眼，硬生硬气地回答： “嚷什么！我不会离开队伍的。”并不停一下脚步，擦身过去了。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芙娜更恼火了。 “嚯，你敢这样对妈妈说话！以后看你还敢回家。” “我不回家啦！”谢廖沙头也不回，高声回答。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芙娜无可奈何了，只好看着儿子远去。 “大娘，别哭了！我们选你的乖儿子当政委吧。”有人开玩笑。 队伍里响起一阵笑声。连队前面传来浑厚的歌声： “同志们勇敢地前进， 斗争中百炼成钢， 我们为争取那自由， 昂起头奔向前方。” 整个连队都在高唱。谢廖沙也是其中一员。他找到了新的家。 在列辛斯基的宅院大门上，出现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革委会。 旁边有一幅宣传画，动员人民参军。 夜间，第一份告舍佩托夫卡城全体劳动者书贴出来了。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全城。苏维埃政 权恢复了。我们号召居民保持安定。虐杀犹太居民的匪徒已经溃逃。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把他们彻底歼灭，大家参加红军吧。希望大家全力支持劳动人民的政 权。本城的军权属于卫戍司令部，政 权属于革 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 列辛斯基的宅院里换了一批新人。“同志”这个令人激奋不已的称呼处处可以听到。 多林尼克忘了休息，忙于筹建革 命政 权。 别墅的一间小屋子，门上贴着小纸块，写着：党委会。沉着冷静的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在这儿办公。她同多林尼克一起负责筹建苏维埃政 权机构。 一天后，粮食委员会成立了，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办公了。粮食委员瓦茨拉夫·特日茨基办事风风火火，以前他是制糖厂的助理技师。苏维埃政 权刚建立的那些日子，他与那些顽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分子作斗争。 在全厂大会上，特日茨基愤怒地举拳敲击讲台，发表了言辞尖锐的演讲： “旧世道一去不复返了。咱们给波托茨基伯爵当牛马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咱们为他们建造宫殿，可是他让咱们吃不饱，穿不暖。咱们得到了怎样的回报？ “这些混蛋，骑在咱们头上威风了这么多年！在我们波兰人中，不是和俄罗斯与乌克兰人一样被他当牲口使吗？现在，他还在造谣，说什么苏维埃政 权要用铁拳来对付波兰人。 “同志们，这是无耻的诽谤。各民族的工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无产者都是兄弟，我们要和那些贵族老爷对抗到底！” 特日茨基猛地一挥手，又敲击了一下讲台。 “是谁在我们中间挑起民族仇恨？是谁迫使我们自相残杀？是国王和贵族。自古以来，他们让波兰农民去打土耳其人，让两个民族互相屠杀，多少人死于非命！这仗是为谁打的？为我们自己吗？不过这些已经过去了，那些呼喊出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工人和工人要成为一家人——这样咱们才能得救，才能过上好日子。同志们，参加共 产 党吧！ “同志们，不要轻信那些吸血鬼的谎言。咱们只要坚定信念，就一定能把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团结在一起！” 瓦茨拉夫·特日茨基讲了一席肺腑之言。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年轻人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不过长者却心存疑虑，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走了以后，又回复到老样子，今天说错了话，明天也许就会被杀头，至少丢掉工作。 革委会对面驻扎着一个特务连。这个连负责保卫革委会。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朝革委会走来。她发现了一名年纪轻轻的红军战士，便问： “同志，多大了？” “快十七了。” “是当地人吧。” 红军战士笑了。 “对。我是前天打仗的时候才参军的。” 伊格纳季耶娃审视着他。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火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个军人一块儿走了过来。伊格纳季耶娃转身对他说： “你瞧，我给共青团区委物色了一个领头儿的。是本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打量了谢廖沙一眼。 “谁家的孩子？” “勃鲁扎克家……” “哦，扎哈尔的儿子！好，干吧，把伙伴们团结在一起。” 谢廖沙惊讶地看着他们： “那么连里的任务呢？” “我们会安排好的。”多林尼克回答。 就这样，本城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开始了，谢廖沙进入这个充满希望的天地里。他忘了回家，尽管这个家离得那么近。 他，谢廖沙·勃鲁扎克，是布尔什维克了。他的口袋里装着证件，上面写着谢廖沙是共青团员，团区委书记。如果还有人信不过，那就看挂在腰带上的曼利赫尔手枪，好朋友保尔送的礼物。这最具有说服力。唉，可惜保尔不在这儿。 谢廖沙整天奔忙，执行各种任务。马上，他将和伊格纳季耶娃去火车站领取书报。 去车站有一段很长的路。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参谋部和政治部设在车站的列车里。在乘车的过程中，伊格纳季耶娃和谢廖沙谈了最近的工作： “你那一块办成了哪些事？组织建立了吗？你应该把自己的朋友发动起来，成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明天我们一块儿起草一份共青团宣言，打印出来，然后召集青年开一个大会。在师政治部，我还要介绍你跟乌斯季诺维奇认识。她是抓青年工作的。”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个十八岁的姑娘，很干练的模样。谢廖沙跟她学到了许多新东西，她答应帮忙。分手时，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交给他一大捆宣传品，还特意送了本小册子——共青团纲领和章程。 伊格纳季耶娃和谢廖沙回到革委会，已经很晚。瓦莉娅正在花园里等他。她一见面便数落弟弟： “你怎么不害臊！你不回家了吗？为了你，妈妈天天哭，爸爸发脾气。这样下去，要出大事的。” “没什么，瓦莉娅，不会出事的。我真的没空儿回家，今天也不行。这会儿正好跟你谈谈。到我屋里去。” 第19章 瓦莉娅简直不认识弟弟了。他完全变了样。谢廖沙让姐姐坐下，便说： “你参加共青团吗。不明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不信？喏，给你看这个！” 瓦莉娅半信半疑。 “我能干什么呢？” 谢廖沙笑了。 “什么？干什么？姐姐！要干的事儿可多了。必须发动群众。得把大家召集起来，谈谈苏维埃政权问题，我也得讲话。可是，你知道的，我讲不好。唉，对了，你入团好吗？” “我不知道。妈妈会生气的。” “别管她了，瓦莉娅，她不懂。她光想看到孩子们围在身边。她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只是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打仗，这不公平。你还记得朱赫来是怎么说的吗？想想保尔吧，现在我们可以做主人。怎样呢？瓦莉娅，你应该入团的！你发动姑娘们，我做小伙子们的工作。克利姆卡那个红毛熊，我今天就把他拉进来。瓦莉娅，你参加不参加呀？瞧，我这儿有本小册子，就是讲这事儿的。” 他拿出小册子，递给姐姐。瓦莉娅望着弟弟，轻声地问： “万一彼得留拉匪兵又来了，那怎么办？” 谢廖沙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 “我当然是跟大家一块儿撤走。可你怎么办呢？妈妈会伤心到极点的。”他不说话了。 “你替我报名吧。谢廖沙，不要告诉妈妈，也别告诉任何人，你知我知就行。我来帮你，这样妥当些。” “可以，瓦莉娅。” 伊格纳季耶娃走了进来。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姐姐瓦莉娅。她要加入共青团，不过不要让我妈妈知道，行不行？万一咱们得撤退，那我当然扛起枪就走，可她舍不得扔下妈妈。” 伊格纳季耶娃仔细听着，回答说： “行。这样比较妥当。” 剧院里挤满了说个不停的年轻人，大部分是中学和高小的学生。制糖厂的工人管乐队在演奏乐曲。 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开大会，不如说是看演出。 幕布拉开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金同志登上讲台。 他身体瘦小，长着尖鼻子。大家挺感兴趣地听他演讲。他俨然是位演说家，使用了那么多的诸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这一类术语，听众似懂非懂。他讲完，全场热烈鼓掌。下面轮到谢廖沙了。 谢廖沙脑子里一片空白。“讲什么呢？怎么讲？” 伊格纳季耶娃从桌后小声提示： “你谈谈组织支部的事情。” 谢廖沙立即谈具体的工作： “同志们，你们已经全听到了，现在咱们必须成立支部。你们谁赞成？” 全场静悄悄的。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过来帮忙了。她给大家讲述莫斯科青年建立组织的情况。谢廖沙站在旁边，很是尴尬。大家的冷淡态度，使他心里挺不痛快。 人们并没有认真地听丽达讲话。几位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扑着粉，正交头接耳地讲话。在角落里，坐着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发现，自己认识的那个机枪手也在那里。他正瞪着打扮入时的莉莎和安娜，她们正毫无顾忌地说笑。 丽达发现没人在听，便很快结束讲话，让伊格纳季耶娃接上来。伊格纳季耶娃讲得沉着从容，使听众们安静下来了。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个人都认真想一想。我相信，你们当中会有一些同志积极地投身革命，而不是作旁观者。大门为你们敞开，希望你们进来。希望你们自己也来谈谈。想发言的就请讲吧。” 又是一阵沉默。 不多时，后排有人喊了起来： “我要说说！” 米石卡·列夫丘们夫两眼微斜，像头小熊似的挤上台来。 “我报名参加共青团，谢廖沙了解我的。我要加入。” 谢廖沙眉开眼笑了。 “同志们，这下看见了吧！”他立刻冲到台中央，“米石卡是自己人，他爸爸被火车轧死了，米石卡是自己人。他虽然没念完中学，但是很快就理解了我们的事业。” 场子里议论纷纷。中学生奥库舍夫要求发言。这个药房老板的儿子精细地梳着高耸的飞机头。他说： “同志们，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干什么。搞政治吗？我们什么时候读书呢？我们得念完中学吧。搞政治，弄不好会杀头的。我想，还是算了吧。” 场内一阵哄笑。奥库舍夫跳下台。下面发言的是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他用愤怒的目光扫视一下全场，使劲地喝问： “你们笑什么？” 他的眼睛几乎冒出火来，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 “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是个孤儿，要饭长大的，活着不如一条狗，跟他们这些少爷小姐不一样。红军收留我，把我当成亲生的孩子，给我衣穿，教我识字，让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我成了布尔什维克，死也不变心。我知道它是为了我们，为了穷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而战斗。你们不知道，就在这座城下，有两百个同志牺牲了……”扎尔基的声音响亮有力。“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献出了生命……在所有的战场上，都有人在牺牲，可你们却在起哄。同志们，”他突然一转身，冲着主席台说，“找他们来有什么用，他们知道什么？不！饱汉不知饿汉饥。刚才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他冲台下怒喊，“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我们不会求你们的！”他吼出这句话，冲下台，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主席台上的人没有一个留下来参加晚会。当他们返回的时候，谢廖沙沮丧地说： “糟透了！扎尔基讲得有理。咱们找这帮中学生只会惹一肚子气。” “很正常。”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他们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必须在工人中间入手。你要特别注意锯木厂和制糖厂。不过群众大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学生当中也有优秀的同志。” 丽达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宣传我们的思想与口号。我们要继续努力。我们将召开一系列大会。宣传列车近日到达，我们将把工作全面铺开。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 深夜，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临别，谢廖沙紧紧握住她的手，丽达浅浅一笑。 谢廖沙返回市区，顺路回家一趟。 任凭母亲怎样责骂，他都不作声，不反驳。但是父亲参加进来，他就积极地反攻： “爸爸，你听我说，德国人在的时候，你们罢工，还打死押车的德国兵，你想到家了吗？想到的。但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使你这样。我知道万一我们撤退，那么为了我，你们会受迫害。可要是我们胜利了呢？那就翻身了。爸爸，你理解我吗？咱们讲和吧，妈妈也会好起来的。”他看着父亲，充满了期待。 扎哈尔·勃鲁扎克坐在凳子上局促不安。终于，他微笑了。 “小滑头，你来教育我吗？你以为挎上了手枪，我就不能抽你了。” 不过这语气并不严厉。他犹豫片刻，握住儿子的手，说： “谢廖史卡，你继续干吧！我们不会拖你后腿的。只是别忘了我们，常来看看。” 夜晚，门半掩着，透出一道光亮，照在台阶上。大房间里正在开会。屋里有五个人：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羊皮帽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外两个革命委员会委员——铁路工人、身体魁梧的舒季克，机车库工人、鼻子扁扁的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盯着伊格纳季耶娃，嗓音嘶哑，一字一顿地说：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吃饭，可是投机商哄抬物价，他们不接受苏维埃纸币，只要旧币。今天咱们就规定一些价格。我们知道，他们不会甘心的，他们会把货藏起来。那样咱们就搜，征购吸血鬼们的全部货物。我们绝不能手软，我们不能让工人挨饿。伊格纳季耶娃同志 警告我们别干得太过火，我说这正是她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今天我得到一个消息，饭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里有个秘密地窖，有些大商人藏了大批货物在地窖里边。”他露出嘲讽的微笑，瞧瞧季莫申科。 “你打哪儿知道的？”季莫申科吃惊地问。 他感到懊丧，这本是他的职责，却被多林尼克抢了先。 “嘻嘻！”多林尼克笑了，“老弟，我不仅知道这个地窖，还知道昨天你和师长的司机一道喝了半瓶私酒。” 季莫申科的脸涨红了。 “我是听谢廖沙讲的。他有个朋友，好像在车站食堂干过活儿。这个朋友听厨师们说起，以前食堂的所有需要，全由佐恩供应。昨天谢廖沙搞到了可靠的情报：肯定有个地窖，在一个不具体的位置。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小伙子，跟谢廖沙一同去吧。一定要在今天就搞个水落石出！成功了，我们就有物资了。” 半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了那个酒馆老板的家，两人留在外面看守。 矮胖的老板活像一只大酒桶，一条木头腿橐橐地响。他迎接进来的人，问： “同志们。这么晚了有事儿吗？”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女儿们。隔壁房间里，一身肥肉的老板娘在一边穿衣，一边叹气。 季莫申科只说了两个字： “搜查。” 搜遍了所有的地方，就是没有发现秘密地窖的影子。 厨房旁边狭小的屋子里，饭馆老板家的一个女佣人正在酣睡，她睡得那么熟，有人进屋也没听见。谢廖沙小心地叫醒了她。 “你是谁？是这儿的佣人吧？”他问道。 她拉起被子，用手遮住电筒光，惊疑地回答： “是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谢廖沙解释了一下就退出去，让她穿好衣服。 宽敞的饭厅里，季莫申科正在盘问老板。他喘着粗气激动地说话： “你们别浪费时间了，我没有别的地窖了。相信我吧，我是开过饭馆，可我现在一无所有了。那群匪兵抢光了我的财产，还差点儿打死我。我拥护苏维埃政权，可是我真的没什么东西了。”说着，他很无奈地摆摆手。 季莫申科烦躁地咬着嘴唇。 “看看季莫申科烦躁了！你还是讲出来吧？” “哎呀，军官同志，您干什么呀？”老板娘插嘴，“我们自己也很惨呀！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哭一场，可是挤不出眼泪来。 “饿着肚子，却雇着佣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嗨，算什么佣人！不过是个住在我们家的穷姑娘。她没地方落脚。让赫丽斯季娜自己告诉你们好了。” “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了，大声喊，“继续搜！” 第20章 天色已经大亮，搜查仍然一无所获。季莫申科满肚子火，打算停止搜查了。但是，在女佣人住的狭小的屋子里，谢廖沙正要离去，忽然听见那姑娘压低声音说： “没错儿，在厨房，炉子里。” 十分钟后地窖被找到了。一小时后，两吨卡车满载着一桶桶一袋袋的货物，驶离了饭馆老板的家。 白天，天气很热。玛丽娜·雅柯芙列芙娜回到家里。阿尔焦姆讲了保尔的事，她伤心地哭了。她的日子真是太苦了。无以为生，只得靠给红军洗衣服维持生计。 一天傍晚，阿尔焦姆急冲冲地赶回家。人没进屋，便说： “保尔来信了。” 信上这样写着。 阿尔焦姆，亲爱的哥哥： 告诉你，我还活着，虽然不是很健康。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大腿，不过医生说没伤着骨头，会好起来的。我可能会放假，所以我出院后就回家一趟。妈妈那儿我没去成，结果参了军，现在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战士。旅长科托夫斯基英勇善战，你们一定听说过吧。我非常敬佩他。妈妈回来没有？如果她在家，就说小儿子向她热烈问候。请原谅，让你们担惊受怕。 你的弟弟 阿尔焦姆，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转告此信的内容。 又及 妈妈泪流满面。 谢廖沙常上车站，去那节绿色车厢。车厢上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牌子。丽达和弱德韦杰娃在一个包厢里办公。 谢廖沙在不知不觉中和丽达亲近起来。每次会面，都会引起一种朦胧的欣喜感觉。 这个时候，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停在铁路上，宣传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谢廖沙也忙得不分日夜。 有一天深夜，他送丽达回车站。谢廖沙连自己也觉得突兀地问： “丽达同志，我怎么老想见到你呢？”又说：“见到你真开心，工作劲头足，想永远不停地干下去。” 丽达站住了。 “勃鲁扎克同志，这样吧，咱们讲好，今后你别做抒情诗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顿时脸涨得通红，像个受了训斥的孩子。 “我把你当自己人才说的，”他回答，“可是你……难道我说了反革命的话？同志，我往后决不会再说了！” 他匆匆握一下丽达的手，逃开了。 接连几天，谢廖沙没有去过车站，他总是推脱太忙。 一天夜里，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在回途中，有人朝他打黑枪，搜查了几次，从一个称作“狙击手”的组织中搜出了武器和文件。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到革委会来开会。她叫谢廖沙到一边，问： “怎么了，小市民的自尊心在作怪了吧？私人的事务影响了工作，那可不行。” 于是，谢廖沙又是一有机会就往绿色车厢跑了。 后来，谢廖沙去参加一个县的代表大会。回来后，又遇到了丽达。临别，谢廖沙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丽达生气地把手抽回。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谢廖沙处处躲开丽达。后来，丽达坚持要他作个解释，他就懊恼地说： “没什么可说的。你说我有小市民习气，或者是背叛了工人阶级。” 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抵达车站。三个黑乎乎的指挥员驱车来到革委会。那个瘦高个儿冲着多林尼克吆喝： “你什么也别跟我说。给一百车草料。战马快饿死了。要不给，我把你们通通砍了。” 多林尼克摊开双手，说： “同志，我上哪儿去给你弄草料呢？草料要到村子里去弄，两天也拉不回来。” 瘦高个儿发火了。 “我告诉你，如果车上还没有干草，统统砍头，这是反革命。” 多林尼克也发怒了： “你吓唬谁呀！最快也得明天才有干草。明白吗？” “就是今晚！”高加索人甩下这句话，走了。 谢廖沙和另外两名红军战士奉命去征集干草碰上了一伙匪帮，被打得半死。贫农委员会的人把他们三个送了回来。 可就在当天晚上，由于没得到草料，一队高加索士兵包围了革命委员会，抓了所有的人，押往波道尔斯克车站，关了起来，幸亏师政委克罗赫马利同志下了命令，那些人才免受苦头获了释。 一队战士去征集草料。第二天便得到了。 谢廖沙不愿让家人着急，便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养伤。丽达来了，谢廖沙感到她的手是那么亲切，有力。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谢廖沙跑进车厢，把保尔的一封信念给丽达听，还讲述了这个好朋友的经历。临走，他脱口而出： “我要去湖里洗个澡。” 丽达放下手头的工作，说： “等等。一起去。” 他们来到湖边，停下脚步。这里凉爽宜人。 “你到大路口去等一会儿。我要洗个澡。”丽达命令似地说。 谢廖沙坐在小桥边的石头上晒太阳。 背后传来溅水声。 透过树丛，他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政委丘查宁正走过来。丘查宁很精神，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边走边谈。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亚。冬妮亚显然也认出了谢廖沙。谢廖沙叫住冬妮亚，从口袋里掏出信： “同志，等一等。我这里有封信，跟您也有点关系的。” 他把信递了过去。冬妮亚看着信，双手微微颤动。冬妮亚把信还给谢廖沙，问： “您还知道别的情况吗？” “不知道。”谢廖沙回答。 后面，丽达走了过来。丘查宁看到丽达，就轻轻地对冬妮亚说： “走吧。” 丽达用鄙夷的、嘲讽的口气叫住他： “丘查宁同志，列车上找了您一整天了。” 丘查宁满不在乎地斜了她一眼。 “没关系，我不在，工作照样进行。” 丽达望着冬妮亚和军官的背影，不由地说： “总有一天会把这个骗子撵走的！” 林木在喧响，湖水令人神往，谢廖沙也想洗个澡。 洗好以后，谢廖沙在树林间小道不远处找到了丽达。 他俩边走边谈，来到一块不大的林中空地。这儿碧草茂盛，他们决定休息一会儿。丽达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下，看着蓝蓝的天，她的身体隐没在高高的草丝里。谢廖沙无意间瞥了一眼她的脚，看到她鞋上那些补丁，又看看自己皮鞋裂开的口子，不禁笑了。 “你笑什么。” 谢廖沙指指靴子： “咱们穿着这样的靴子，怎么打仗？” 丽达没有回答，另有所思。 “丘查宁是个坏党员，”她开口了，“他是个骗子……这阵子前线的情况很严重，咱们的考验还很长。”她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谢廖沙，咱们可能也要上前线了。我估计，咱们不会在这儿待很久了。” 谢廖沙听她说着，惊讶地在她的嗓音里捕捉到一些情味，丽达的那一对水汪汪的眸子几乎让他忘情。不过，他克制住了自己。 丽达欠起身子，问： “你的手枪呢？” 谢廖沙沮丧地摸摸皮带。 “被那些匪徒抢走了。” 丽达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支手枪。 “谢廖沙，看到那棵柞树了吗？”她用枪口指指二十五步开外的那棵柞树，几乎没有瞄准，举枪就射。被击碎的树皮纷纷散落。 “看见没有？”她来了劲，又发一枪，又中了。 “你来，看你的枪法如何。”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逗趣地说。 谢廖沙打了三枪，偏了一枪，丽达露出微笑。 “比我想像的要好些。” 丽达把枪放到地上，便躺了下来，制服上面突现着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 “谢廖沙，到这儿来。”她轻声招呼。 谢廖沙挪过去，靠近她。 突然，丽达紧紧搂住谢廖沙淡黄头发的脑袋，纵情地吻吻他的双唇。 这个举动太突然了，谢廖沙实在太意外了。即使面对枪口，他也不会这样惊慌失措。他恍恍惚惚，晕头转向，只知道丽达的双唇在吻他。从前，他不敢握她的手超过一秒钟。 “谢廖沙，”丽达稍稍推开他那迷迷糊糊的头，“我现在就把自己托付给你，因为你纯真，你充满朝气，充满活力，也许将来打仗时，我们会牺牲生命。我们要抓紧时间相爱。在我的生活中，你是第二个……” 谢廖沙打断了她的话，鼓起勇气，如痴如醉地探身过去。两人抱在了一起。 丽达真是不可捉摸。曾经那么遥远，如今却就在身边，成了谢廖沙的爱人。谢廖沙陷入了这甜蜜的爱情之中，生命因此而改变。头几天，小伙子完全忽视了工作。可是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不等人，他又投身其中了。 直到夏末秋初，生活只让他们相会了三四次，可是每一次都让他们如痴如醉，刻骨铭心。？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来临。 夜幕降下，笼罩住了树林。师参谋部的报务员俯身在电报机上，收取电报纸条。狭长的纸条从他的手指间滑过。 由点和短线所表示的字句，很快写到了电报纸上： 第一师师参谋长并抄送舍佩托夫卡市革委会主席： 命令于收到电报后十小时内撤出市内一切机关。留一个营，归本战区指挥员n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及所有机关均撤至巴兰切夫车站。报来执行情况。 师长(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摩托车亮着大灯，沿着寂静的街道飞驰。它停在革委会的大门外。骑车的通讯员把电报交给了革命委员会主席多林尼克。于是大家忙碌起来了。特务连集合整队。一个小时后，几辆满载革委会物品的马车驶过市区，到达车站。物品开始装车。 谢廖沙听完电报，跟在通讯员后面跑。 “同志，能捎我上车站吗？”他问驾驶摩托车的通讯员。 “好吧，可是你得抓牢。” 宣传鼓动科的车厢已经挂在列车上，谢廖沙冲过去，抓住了丽达的双肩。他有种失去无价珍宝的感觉，喃喃地说： “丽达，再见，亲爱的！我们还会见面的，千万别忘了我。”他怕自己会大哭起来。他不得不回去了，他说不出话，只是握住丽达的手，握得她好疼。 第二天清晨，小城和车站已经被遗弃，空空荡荡的。最后一趟离开的列车鸣响了告别的汽笛。车站后面的铁道两侧，留守本城的那个营布置了警戒线。 林木的叶子落光了，风卷起落叶，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打转儿，飞舞。 谢廖沙身穿军装，束着帆布子弹带。他和另外十名红军战士一起据守制糖厂附近的十字路口。他们在等候波军。 一串枪声打破了以往的沉寂。车站附近，机车拉响汽笛。炮弹划破长空，落在工厂背后的大路上。立刻，硝烟弥漫，遮蔽了路旁的灌木丛。一排排红军战士表情沉重，默默地沿着街道撤退，不时四处张望。 谢廖沙不自禁流下了眼泪，他慌忙擦掉，扭头看着其他人。还好，没人注意到。 ……再见了，故乡，可爱的小城，那些熟悉的房舍与小路呀！再见了，亲人们，再见了，瓦莉娅，再见了，转入地下的同志们！波兰白军逼近了。 机车库的工人们以愁苦的目光送别红军战士。 “同志们，我们还会回来的。”谢廖沙激动地大喊。 第21章 黎明前薄雾弥漫，大河发出闪闪的亮光。岸边水波很柔和，似乎凝滞不动，平滑如镜。而河中央水流湍急，似乎是在奔跑。大河庄严而美丽。果戈理曾经赞美它：“第聂伯河真美……” 大河边，五个战士隐蔽在狭窄的战壕里。他们趴在一挺圆鼻子的马克沁机枪旁，一动不动。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脸朝大河、侧身卧倒在机枪边的是谢廖沙·勃鲁扎克。 由于连续作战，这支部队已经疲乏不堪，又遭到敌军疯狂的炮击，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基辅。他们转移到这里，构筑了工事固守着。 然而，这些已经严重地影响了队伍的士气。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横扫波兰白军，把他们赶进森林，打开了通向基辅的道路。 现在，美丽的城市失陷了，红军战士们心情沉重。 波兰白军使红军撤出了达尔尼察，又占领了河左岸离铁路桥不远的一个不大的桥头堡。 不过，从此他们便不能再前进一步。他们遇到了红军的猛烈反击。 谢廖沙望着流淌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事情。 昨天中午，向波兰白军发起反冲锋的这场战斗中，他生平第一次和一个光下巴的敌兵拼刺刀。对方端起刺刀，攻势咄咄逼人，像兔子一样跳跃着，朝谢廖沙猛扑过来。刹那间，谢廖沙看到了敌人那双凶恶的眼睛，谢廖沙将敌人的刺刀猛得一拨，又接着一刺，敌兵倒了下去。 谢廖沙镇定自若，他知道自己还将杀人。他不凶狠，更不残忍。他是为了祖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来铲除这群野兽的。他杀人，是为了和平的日子早日到来。 帕拉莫诺夫拍拍他的肩膀： “谢尔盖，走吧。敌人快要发现咱们了。” 保尔·柯察金转战祖国各地，已有一段时间了。他乘着炮车，乘着机枪车，或骑上那匹只剩下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疆场。他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这一年来，保尔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他和成千上万的战友一起战斗。他们虽然都衣服破旧，但心中却有万丈豪情、烈烈狂焰，为了保卫苏维埃，他们南征北战。只有两次他被迫暂离硝烟弥漫的疆场。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伤；第二次是1920年2月，患了伤寒，高烧不退。 保尔身体刚刚恢复就归队了。 如今这个团正在扎京——乌曼支线上，据守着弗隆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车站在树林里面，不大，旁边有一些早已无人居住的破房子。三年来，这里战火不断。各种军队都来到这个地方。 新的风暴又将酝酿成熟。当时第十二集团军在波兰白军的压迫下，正朝着基辅方向撤退。可是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却已经在调兵遣将，要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波兰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久经战火考验的第一集团军的各个师正从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进军。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这四个骑兵师，相继向乌曼地区靠拢。在走向决战的途中，他们还顺便消灭了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两千五百个在狂风与烈日下磨炼出来的勇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竭尽全力，对这次决定性的行动进行保密。各战线的司令部都谨慎地掩蔽着这次庞大的集结。 乌曼地区停止了各种积极的军事行动。最高统帅部命令：“切莫让波兰白军注意到箭兵大部队的集结。”“除非波兰白军的推进有可能把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卷入战斗，否则 不得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 篝火在燃烧，褐色的烟柱盘旋上升。蚊虫成群，在火光中飞舞。离火堆稍远些，战士们围成半圆形坐着。他们的脸被映成紫铜色。 篝火旁，炭灰里埋着几只军用饭盒。饭盒里的水在冒泡。燃烧的木头底下，时不时蹿出一条火舌。旁边有个人正低着脑袋，突然，火舌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舔了一下。他脑袋一闪，嘀咕道： “讨厌，见鬼了！” 周围人都笑了。 一个中年的红军战士，身穿呢上衣，留着一撮小胡子，瓮声瓮气地说： “这小伙子入迷了。火烧着了也不知道。” “柯察金，你在看什么，讲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青年战士摸了摸那绺可怜的头发，笑嘻嘻地说： “安德罗秀克同志，这本书真不错，叫人爱不释手。” 保尔·柯察金身旁的小伙子正在修理药盒上的皮带。他抬起头，好奇地问： “书是写谁的呢？”他停下手头的活儿，“如果是描写爱情的，我倒想听听。” 四周一阵哄笑。马特维丘克抬起头，调皮地眯着双眼，扮起鬼脸，对小伙子说： “哦，谢列达，爱情多么美好。你可真帅，这样的美男子，走到哪儿，姑娘们都会围着你打转。你只是鼻子有一点不太好，鼻子太翘，像个猪拱嘴。不过只要你鼻子上挂个手榴弹，过一夜就下去啦。 一阵大笑，连马匹也叫了起来。 谢列达慢慢转过身来。 “帅不帅不要紧，要看脑子灵不灵。”他拍拍自己的额头。“你这人舌头上长刺，可惜你是木头脑袋，不会转。” 班长塔塔里诺夫赶紧劝开这两个就要吵起来的战友。 “算啦，干吗那么凶。还是叫保尔给咱们读段文章吧。” “来一段，保夫鲁沙，来一段！”战友们在喊。 保尔向前坐了坐，把书摊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营政委借给我的。大家安静下来，我就念。” “行，快念吧！” 团长普济列夫斯基陪着政委，骑着马悄悄地朝这边跑来，只见所有人都在安静地听小说。 普济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这群战士告诉政委： “瞧，我团的侦察员有一半在这儿，个个儿都是好样的。瞧这个正在念的，还有那个，看见了吧？一个叫柯察金，一个叫扎尔基，一对好朋友，不过在暗地里你追我赶。以前柯察金是我们团最棒的侦察员，现在可是遇上对手了。你看，现在他们正在做政治工作，影响大得很。有人叫他们‘青年近卫军’。” “念书的那个是政治指导员吧？”政委问。 “不，政治指导员是克拉梅尔。” 普济列夫斯基催马上前。 “同志们好！”他高声招呼。 大家扭过脸来。团长从马背上跳下来，走到战士们中间。 “朋友们，咱们是不是一块儿烤烤火？”他笑着问。和蔼可亲的笑脸使战士们觉得很亲切，像来了一位好伙伴。战士们亲热地欢迎团长。政委没有下马，因为他要到别处去。 团长在保尔的马鞍子旁坐下，说： “抽抽烟，我带了好烟叶。” 他卷了一支烟，转脸对政委说： “多罗宁，你去吧，我待在这儿了。有事的话，来通告我一下。” 多罗宁离开了。普济列夫斯基向保尔提议： “往下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页，陷入沉思。大家都不作声，回忆着牛虻牺牲时的情景，沉浸在悲哀中。 普济列夫斯基抽着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悲壮的历史！”谢列达先发言了，“他为了追求理想，这么坚强，受了这么多苦，真是位英雄。”他很激动，书中的人物给了他强烈的震撼。 福米切夫从前是在“白教堂”那个地方给鞋匠打下手的，这时他吼道： “如果我遇到那个神父，我非立刻干掉他不可！” 安德罗秀克慢慢地说： “一个人死，情况是不一样的。要是为了真理而死，那么他会有一种力量，一种英雄气概。我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波菜卡。在敖德萨，白匪把他包围了，他拿着手榴弹，冲进白匪中，自己引爆了。他自己没落个全尸，而在他周围，白匪倒下了一大片。他是个普通人，不过值得为他写点儿什么。在咱们的伙伴中，了不起的人太多了。” 他撮了口茶水，又说： “但也有人死得连狗都不如，真卑鄙、耻辱。当时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一带打仗。我们在公路上奔跑，追击匪兵。我看见有户人家的篱笆墙上拴了三匹马，全备着鞍子。 “我们想，这下能活捉这伙波兰匪兵了。我们猛冲过去。拉脱维亚人的连队握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冲进屋里，我们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事情。原来是我们的三个侦察员在欺辱一个妇女。他们已经把她按倒在地上了。我们的拉脱维亚连长发火了，他猛喝一声，三个家伙全被抓住，拖到了院子里。我们中大部分是拉脱维亚人，只有连长我两个俄罗斯人。连长姓布列季斯。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不过我明白：他们要干掉那三个败类。那三个家伙被拖到马厩前。其中一个还不服气，拼命挣扎着，说不该为了一个女人就毙了他。另两个在求饶。 “我有些着急，对连长说：‘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吧。何必为了处理这些家伙而耽搁时间呢？’连长疯了似的瞪着我，用俄语对我大吼：‘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帮坏蛋竟敢给全军抹黑。不能让败类活下去。’ “我吓得走出院子，背后响起了枪声。我们重新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攻下来了。这三个混蛋还不如狗。据说他们参加咱们队伍前，是土匪头子马赫诺的手下。” 安德罗秀克打开放着面包的背囊。 “这样的坏蛋混进咱们的队伍，我们要警惕，不能让他们破坏我们的事业。”他说完了，喝起茶来。 夜深了，侦察员们才睡觉。团长也睡着了。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在记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拴好马，便去找克拉梅尔。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想去骑兵第一集团军，你觉得怎样？他们肯定要打大恶仗，真过瘾，而我们却闲着没事儿。” 克拉梅尔吃惊地瞧瞧他。 “想走？你以为红军是什么——想换就换吗？不像话！” “在哪儿也是打仗，都一样。我又不是开小差溜到后方去。”保尔抢着说。 “不行。”克拉梅尔断然拒绝，“还有没有纪律呀？保尔，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儿无政府主义，心血来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有铁的纪律，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决不能自作主张。团长没同意你吧？那这事儿就别再提了。好好呆着。” 第22章 克拉梅尔有些激动，便咳嗽起来。他的肺叶已经有了病态的征兆，这是印刷厂铅尘毒害的结果。 等克拉梅尔平静下来，保尔坚决地表示： “这些道理全对，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去——非去不可。” 这天晚上，篝火边已经看不到保尔了。 邻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在学校旁边的土丘上，有一群骑兵围成一个圆圈，在机枪车的尾部坐着一个布琼尼部队的骑士，他在拉手风琴，不过拉得很差，节拍错乱。有个英武的骑兵，在圈子里跳着狂热的戈巴克舞，错乱的琴声使他的步子也老是错乱。 村里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也围了过来，兴致勃勃地看战士们跳舞。 “陶普塔洛，使劲跳哇！大兄弟，加把劲儿！风琴手，拉得热烈点儿！” 但风琴手的技艺实在差劲。 “可惜阿法纳西被马赫诺匪帮砍死了。”一个战士惋惜地说，“那才叫第一流的风琴手。他是个好战士。” 保尔站在人堆里，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机枪车旁边，把手放到手风琴的风箱上。手风琴哑了。 “你干啥？”风琴手斜了保尔一眼。 陶普塔洛站住不跳了。周围有人叫： “怎么啦？凭吗不让拉？” “给我试一下，好吗？”保尔说。 风琴手瞧着这陌生的战友，半信半疑，犹豫着把琴递给了保尔。 保尔把手风琴搁在膝盖上，使劲一拉，手指在琴键上轻巧地滑过，立刻响起了欢快的舞曲： 嗨，小苹果， 你要滚向哪边？ “契卡”把你逮住， 你就再难回还。 陶普塔洛随着欢快的旋律起舞。他扬起双手，做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拍打着皮靴、膝盖、后脑勺、前额，又拍得靴底嘭嘭响，最后拍打张大的嘴巴。 手风琴奏出起伏不断的旋律，跳舞者融合在一起。陶普塔洛像陀螺似地飞旋，同时吆喝着： “嗨，哈！嗨，哈！” 1920年6月5日，经过几次激战，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突破了敌方的防线，朝着鲁任方向挺进。 波兰白军司令部企图挽回失败的结局，慌忙组成突击部队。五辆坦克刚刚运到，便开赴作战地点。 然而，第一集团军绕过敌方固守的要塞扎鲁德尼茨，插入了后方，摧毁了他们的基地准备猛攻基辅。同时，各个骑兵师破坏了几处铁道线和铁路桥，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俘虏招供，波军的一个集团军司令部在日托来尔。因此司令部决定拿下两个重要的枢纽中心——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6月7日拂晓骑兵第四师向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柯察金代替了牺牲了的阿法纳西，他被编入这个连队，因为战士们喜欢上了这个出色的手风琴手，集体提出了要求。 将到日出时，骑兵摆开阵式，飞速前进。 大地在颤抖，战马疾驰，战士们直立着踏在马蹬上。 土地迅疾向后闪去。很快，眼前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大城市。他们驰过了城郊的一个花园，冲进了市中心。“杀啊！”喊声在空中震荡着如死神降临，敌人亡魂丧胆。 波兰的白军惊惶失措也没能进行什么抵抗。而本市的卫戍部队顷刻间土崩瓦解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飞一般地前进。陶普塔洛骑着细腿的马，与他齐肩疾驰而去。 就在保尔的眼前，这位勇敢的战士一点也不手软，一刀就是一个来不及举枪瞄准的敌人。 马蹄与石块的路面相碰，呼声一片。突然间在十字路口冒出一挺机枪，就在路的中间。三名波兰兵身着蓝军装，头戴四角帽子，弯腰在机枪的旁边。第四位是军官，衣领子上缝着蛇般的金绦，看到有骑兵冲过来，便举起了手中握着的毛瑟枪。 陶普塔洛、保尔都没将马停住，他们都已不怕死亡径直地向机枪猛冲。军官向保尔射了一枪……但偏了……子弹嗖地一声如麻雀般从他脸旁擦过。战马的胸脯一下子将那军官撞倒在地，一个人脑袋磕在石头上四脚朝天地倒了下去。 就在这时，机枪开始慌乱地连连射击。陶普塔洛仿佛被无数黄蜂蜇了一般，连人带马摔倒了。 保尔则将战马竖起，打着鼻响声，这马带着他越过尸体，冲向机枪旁的一大堆人。于是一顶蓝色的四角军帽被一把马刀砍了下去。 马刀又被高举着朝另外一个脑袋劈去，但烈马已一下跳到旁边去了。骑兵连的人马像山洪爆发一般冲到十字路口，有几十把战刀在空中飞舞着，闪烁着光亮的影子。 在监狱里那几乎细长的走廊上回响着一声声的呼喊声。 被挤得满满的牢房里面，那些已备受折磨、面容疲惫的人们骚动不安起来。城里面正进行激烈的巷战——难道自已的队伍已神仙般拐了回来？真的又要恢复自由了？ 枪声已经在监狱的院中响了起来。走廊上传来了奔跑声。突然有一个亲切无比的声音在喊着：“同志们快出来呀！” 保尔跑至紧闭着的牢门前面。几十双眼睛从小窗子里向外张望着。他一下子子又接着一下的用枪托猛砸牢门上的铁锁。 米罗诺夫拦住保尔，拔出了一枚手榴弹。“等一等，我要炸开它！” “住手，你疯了是吗？怎么搞的，你傻了？钥匙马上就拿来了。砸不开也可以用钥匙啊！” 这会儿，人们用手枪把狱卒逼了出来。另一群蓬头垢面、欢乐发狂般的人，挤满了走廊。 保尔将高大的牢门打开后跑进来。“同志们，我们都是布琼尼的部队，我们已拿下这座城市，你们自由了。” 一个妇女已哭成了泪人，看到保尔如见到亲生儿子一般抱住他大哭起来。 波兰军把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关押在这里，全部都是要枪毙或绞死的，而且同时还押着两千名红军政 治工作人员。在骑兵师战士们心目中，这些得救的同胞比其它任何战利品都要宝贵。七千多名革命同志顿时感到这沉沉黑夜一下子成了艳阳天。 而一个脸色如柠檬般发黄的政 治犯，很是高兴地跑到保尔面前。这人是保尔的老乡，是舍尔佩托夫卡一家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萨木伊尔。 保尔听着萨木伊尔的讲述，脸上蒙上了一层很灰暗的阴影。他讲了许多发生在家乡的悲壮事件，他的话就像熔化了的铁水一般，全洒落到保尔的心头。 “我们那天夜里是被可耻的叛徒出卖而被捕的，我们全都落入了宪兵队的手中。保尔，他们真是残酷至极。我比别人少吃些苦头，刚被他们打了几下我就昏了过去。我们没什么要隐瞒的，宪兵队知道的比我们还要清楚，我们的任何一个行动都被他们所掌握。 “我们这儿有奸细，他们什么都可以了解！那些日子的事我真不想再提。保尔，有那么多人你认识。瓦莉娅·勃鲁扎克；城里的小女孩罗莎，才十七岁，一对眼睛很信赖地瞧着别人，多好的姑娘啊！还有萨沙·杰沙夫特，你记得吧，是我们厂的排字工，小伙子总笑嘻嘻的，把老板画成漫画来取乐。另外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与图日次。他们你全都认识。其余全是从县城和镇上抓来的，共二十九人，其中有六名女的。大伙儿都被折磨得不可想象，两个女孩子刚进来便被强 暴了。那些畜生无恶不作，随心所欲。她们被折磨成半死后才被扔进牢房。从此之后罗莎说起了胡活，几天后就疯了。 “那帮畜生不信她真疯，说她是装的，每次提审都毒打一顿。后来拉出去枪决时，她真是吓死人了。脸被打成紫黑色，眼光发直，跟老太婆一样。 “瓦莉娅一直坚强不屈。我们真不知她从哪儿获得的力量，真像个战士一样。保尔，她们就义时的悲壮你都不能想象……瓦莉娅的案子最重。她与波军司令部一报务员联络，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抓她时，还搜出了两枚手榴弹和一支手枪。手榴弹便是奸细给的，事先做好了圈套，要诬害她蓄意轰炸波军司令部。 “唉，保尔啊，那些日子我真不愿再回忆。你一定让我说我就说下去。军事法庭判处瓦莉娅与另两名同志绞刑，其他则全部枪决。 “我们在波兰军中做过宣传策反工作，那些士兵比我们要早两天受到审判。 “年轻的斯涅古尔科班长是名报务员，战前在洛济学过电工，他被判成枪决，罪名为叛国和在士兵中作共产主义的反动鼓动。他没求饶，判后二十四小时就给杀害了。 “瓦莉娅被传到法庭作证。她后来讲斯涅古尔科承认自己作共产主义宣传，但断然否认卖国之罪。他讲：‘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共和国，我是波兰共 产 党员。我是被迫当兵的，我帮助那些与我一样被你们驱赶到前线的士兵，让他们都看清楚。你们可以立即杀我，但我永远都不是背叛我的祖国的人。只不过我的祖国与你们不一样。你们的是地主贵族式，而我的是工人农民的！我始终相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工农做主人的国家。在我的国家中，决不会有人讲我是叛国的。 “判决之后，我们都被关在一起，临刑之前被转至一个监狱。夜间他们在监狱对面的医院旁竖起了绞架。不远处靠近树林的地方，就在大道边的陡坡上，又找了块当刑场的地方，还挖了个大坑。 “判决书则贴在城里，让谁都知道波兰白军要大白天当众处决我们，好让每个人都害怕。第二天一早就把老百姓赶到绞架前。有些人是好奇，虽害怕但也来了，绞架边围满了人。我们离那儿不远，可以听到人声嘈杂的声音。后街架起了机枪，周围布满了骑兵和步兵宪兵队。一个营的部队将大街小巷全封了。我们只能静静等待最后的时刻到来，只是偶尔会有人说上一两句话。一切话前一天已说了，甚至包括诀别的话。只有罗莎缩在墙角喃喃自语。瓦莉娅被强 暴和毒打，已不能再动弹，大部分时候都躺着。从镇上抓来的一对亲姐妹，都是共 产 党员，拥抱着放声大哭。斯杰潘诺夫是从县城抓来的，年轻体壮如摔跤运动员一般。他被捕时还打伤过两名宪兵。他一再劝两姐妹：‘同志，现在哭完，到那边可别哭了，决不可让那帮杂种得意。反正他们不放过咱们了。都是一死，倒不如从容一些。谁也不可下跪。同志们，记住一定要正气凛然毫不畏惧！’ 第23章 “这时有人来提我们了。虐待狂史瓦尔科夫斯基走在头里，他是侦缉处长，一条疯狗。他自己不强奸，便让宪兵干，自己一旁取乐。宪兵由监狱至绞架前排成了两道人墙，都拔出大刀。他们肩上都搭着黄绸带，所以都叫他们是‘黄膊子狗’。 “他们将我们从监狱的院子里推到绞架前，一路用枪托推推撞撞。他们叫我们面对绞架站好，要我们亲眼看难友被绞，再枪毙我们。绞架台用几根粗厚木搭成，很高。绞架上有几根绳子做的绞索。带梯子的小平台下是根立刻便可抽去的木桩。人头乱动，我们听到他们窃窃私语，所有人注视着我们，我们可以认出各自的亲人。 “稍远的台阶上则聚着一帮手拿望远镜的波兰小贵族，一些军官挤在其中。他们是欣赏我们是如何被处死的。 “脚下雪很软，树木像撒上了棉絮，整个林子一片白茫茫；雪花跳着舞慢慢飘荡，在我们火热的脸上融化。平台上也有层雪。我们几乎光着身子，但没人感到冷。斯杰潘诺夫甚至没觉得自己脚上只穿着袜子。 “军事检察官与高级军官们都立在绞架旁。最终把瓦莉娅与另两个判绞刑的同志押出了监狱。他们三个挽着胳膊，瓦莉娅在中间。她已无力行走，而靠那个同志搀扶。不过她还记得死要死得正气凛然这句话，还是想尽力自己来走。她没有大衣，只穿着一件绒衣。 “侦缉处长显然看不惯他们挽臂而行，推了他们一下，瓦莉娅说了句什么，一个骑马宪兵便一扬马鞭，朝她脸上狠狠抽去。 “这时人群中有个女人一声惨叫，她不顾一切挣扎过警戒线，冲至三人面前。但宪兵将她抓住后拖走了。大概她是瓦莉娅的母亲。瓦莉娅走近绞架时竟唱起歌来。我听到的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慷慨激昂地歌唱，这是《华沙工人歌》，那两个也随着一同唱，歌声如此响亮。宪兵便用鞭子抽他们。这些禽兽用鞭子不断抽打我们的同志，但他们似乎没有了感觉。宪兵将他们打倒，拖口袋般拖至绞架上，草草念完判决书，用索套套上他们的脖子。这时我们高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来，我看到一名匪兵用枪托将支着平台的木桩击倒，我们的三名同志便被吊了起来…… “我们都准备挨子弹。他们再读判决书，说将军大人开恩，把我们当中九个人的死刑改成二十年苦刑，但其余十七人还是被枪毙了！” 说到此时，萨木伊尔扯开衬衣领子，好像那儿勒住了他使他不能喘过气来。 “三位同志的尸体被敌人日夜看守着整整吊了三天。后来我们监狱里又送来几名犯人。据他们讲，到白天时，托博利金同志的绞索断了，因为他最重，他们才将另两具尸体解下就地给埋了。 “但绞架一直竖在原处，我们被押到这儿时看到绞索还在半空中等着所牺牲者。” 萨木伊尔不再吱声，目光呆滞地凝视远方。保尔都没意识到他已讲完了。保尔在眼前看见了三具面容可怕，脑袋垂在一边，在绞架上无声地摆动着的尸体。 街上传来了震耳的集合号声，惊醒了保尔。他用极低的声音说：“萨木伊尔，咱们到外面去吧！” 骑兵们压着波兰俘虏，沿大街走过。团政委在每月记事本上写下一道命令，他站在监狱大门的旁边。 “给，安季波夫同志。”他把纸条交给了矮壮的骑兵连长。“派上一个班将俘虏全部押送到新沃伦斯基城。给受伤的包扎，用大车也运往那个方向。送到离城二十里就让他们滚吧。咱们没空管他们。注意，绝不可打骂俘虏。” 保尔骑上战马，回头对萨木伊尔讲：“听见了没？他们绞死咱们的同志，咱们却要把他们送回自己人那儿，还不能打骂，怎么忍得下这口气？” 团长回头盯了他一眼。保尔听到团长在自言自语，但口气很严厉：“虐待俘虏要枪毙的，我们又不是白军。” 保尔骑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想起了全团宣读过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国家以红军自豪。红旗决不可以被任何一个污点沾染上。 “决不可沾染上任何一个污点。”保尔自语道。 正是在骑兵第四师拿下了托米尔的时候，高利科夫同志率领的第七步兵师第十二旅，也过了第聂伯河。 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史基尔骑兵旅合成一支队伍，穿过了第聂伯河前往伊尔河车站，切断了基辅和科罗斯坚的铁道路线。而这儿是波兰白军逃跑的惟一道路。舍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中一名团员米石卡·列史丘科夫，在渡河时牺牲了。 大家当时都正跑步在悬晃的浮桥上，忽然一颗炮弹从山后飞来，在头顶上呼啸而过，落入水中后炸开了。正在这一瞬间，米石卡却突然跌到桥下的小船上。河水将其淹没，再没浮上来，只有黄头发、戴着掉了檐的破军帽的战友亚基缅柯看见了。他惊呼着：“哎呀，糟啦，米石卡掉下去了，没有影子了，该怎么办？”他停下脚步，惊讶看着乌黑的河水，但后边的人撞着他，推着他说：“傻瓜，还不往前跑，站在这儿张着嘴干什么？” 几个兄弟部队已到了对岸，他们已落后了一截，这时顾不上找一名战士了。 米石卡牺牲的消息，谢廖沙是白天才晓得的。这一仗占领了布恰车站，向基辅方向展开了攻势。波兰白军则试图向科罗斯坚突围，被谢廖沙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 亚基缅柯卧倒在谢廖沙身旁。他停止了射击，使劲拉开发烫的枪机，然后朝谢廖沙扭过脸说：“步枪也得歇歇，烫得不行啦！” 在震耳的枪炮声中，谢廖沙还听清了亚基缅柯随口告诉他的话：“你的那个老乡刚才在第聂伯河里淹死了。我没有看清他如何掉进水的。”说完他伸手摸了下枪机，从子弹节中取出一个弹夹，认真压进弹仓。 第十一师攻打别尔季切夫时在城里遇到了波兰白军的负隅顽抗。 大街上，敌人用密集的子弹阻止红军骑兵前行。但城市还是被红军占领了。白军被击得溃不成军，四散而去。车站内一列列军车被截获了。而最可怕的是，波兰白军的军火库爆炸了。他们基地的百万发炮弹也一下子全给炸了。全城玻璃都震得粉碎，房屋如纸糊一般在爆炸声中左右摇晃。 红军在攻下托米尔与别尔季切夫后，波兰白军已是腹背受敌，只有放弃基辅后分两路仓惶逃离，以图冲破钢环般的包围。 在这些激战的日子里，保尔已经忘了自己的存在。保尔已全部溶化在集体里了。和每一个战士一样，已经忘了“我”字，脑中只有“我们”：我们团、我们旅。 战事的迅猛发展如狂风骤雨，捷报频传。 布琼尼的骑兵怀着胜利的喜悦，不停地猛攻新沃伦斯基城。这儿已是敌军后方的心脏了。 他们如巨浪般冲上又退回，再冲上，口中喊着：“冲啊！” 但无论是铁丝网还是卫戍部队的顽抗，都不能挽回败局。6月27日凌晨，骑兵们渡过了斯鲁奇河，冲进新沃伦斯基城，又朝科列茨镇追击。这同时，亚基尔的四十五师在新米罗波到旁渡过斯鲁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也扑向柳巴尔镇。 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命令，是战线司令要他们大举进攻，去拿下罗夫诺。 这天，旅长派保尔到车站边的铁路列车上送公文，在那儿他惊奇地遇见了一个人。战马上了路基，到一辆灰色车厢跟前，保尔勒住马。铁甲列车很威风地停在那里，藏于炮塔中的大炮只露出黑洞洞的炮口。而列车车旁有几个满耳油污的人正在揭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钢甲。 “请问铁甲列车指挥员在哪里？”保尔问一个穿皮上衣，手中提桶水的战士。 “就在那边。”这战士将手指向火车头那边。 保尔便跑到火车头前又问：“请问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满脸麻子，全身皮衣的人说：“我就是。” 保尔把口袋里的公文掏出来交给了他：“这个是旅长的命令，请你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指挥员便将公文袋放在膝盖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火车头中间那个车轮旁，有个人正提着油壶干活儿，保尔看到他那宽阔的后背和露在口袋外的手枪。 “好了，给你吧！”指挥员将公文还给了保尔。 保尔正想骑马离开，那个在火车旁干活儿的人忽然站直后转过身来。保尔看到这张脸，一下子飞下了马：“哥哥，阿尔焦姆，是你？” 这个浑身油污的火车司机立刻放下了油壶，像大熊般抱紧这个年轻的红军弟弟。 “原来是你，保尔，真的是你！”阿尔焦姆这样叫道，他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铁甲列车指挥员也以惊喜的目光看着这个场面。车上的炮兵战士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瞧，兄弟们又相见了。” 在8月19号的一次利沃夫地区的战斗当中，保尔的那只军帽被子弹打飞了。他将马停住，但他前方的几个骑兵连都已经将波军的防线冲破了。他看到杰米多夫从低处的灌木丛当中急驰而出，冲到河岸边，一路上高声喊着：“师长牺牲了，师长牺牲了！” 保尔不禁哆嗦了一下。列图诺夫是他们勇敢的师长，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英勇的军人，他竟然牺牲了！保尔一下子怒发冲冠，简直要疯了一般，便又用力地拍打着身下这匹已很疲惫了，嘴上已沾了血的战马，向那群战斗最激烈的人群当中冲了过去。“砍死你们这些混蛋，砍死！砍死你们这帮华沙的贵族们！是你们杀死了我的师长！”他瞪大了愤怒的眼睛，挥舞着马刀，劈向一个身着绿军装的人。 全连的战士们一个个都满腔烈火，发誓为师长报仇，他们把整整一排的波兰军全部砍了。他们将逃兵追击到了一片开阔地之内。而正在此时，波军用大炮向他们轰了起来。在保尔的眼前，有一团绿色的东西闪烁了一下，耳朵边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响，轰炸的铁片伤着了他的头部。一刹那中，他觉得天旋地转，晕了过去。保尔从马身上翻了下来，一头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他只觉得四周一片黑乎乎的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24章 章鱼的眼如小猫的一般大小，鼓鼓的圆圆的，四周红而中间绿，亮晶晶地发着光。保尔感觉章鱼已追到足以伤到他双眼的地方了，它无数条腕足就如一团一团蛇在爬动还沙沙地发出一些响声。保尔觉得章鱼正伸出它的尖刺，扎到他的脑子里，如水蛭一样伸缩着吸他的血。他觉得身体中的血正往外淌着，而那条章鱼正鼓了起来。他被弄得越来越疼。 从很远的方向传来了轻轻的话声：“他的脉跳如何？”有个女的回答的声音则更轻了：“一百三十八次，体温是三十九度五。老是在讲胡话。” 而章鱼已经没了，但那些被刺了的地方仍然非常疼，他感觉有人在拿手触着他的手腕。他很想睁眼看一下，但眼皮是那么重，怎么使劲也没法子抬起来。怎么会这样热呢？大概是妈妈把炉火烧得太旺了吧。又有人在讲话了：“现在是一百二十二了。”他很想将眼睛睁开，但他心里如同在烧着火球一样，特别热。 真是特想喝水！他恨不得立即喝它个够。可怎么着就是起不来呀！很想动弹动弹，但立刻就觉得身子已不听使唤了。妈妈这就要拿水来了。他想告诉她自己要喝水。有什么东西正在身边动弹？是不是章鱼又过来了呢？是它，它眼里发着红光…… 远处又传过来打招呼的声音：“弗罗霞，将水拿来？” “这是谁的名字？”保尔费劲地想着，但他一用脑子就立即晕了起来。当他再次醒来时，他还是要喝水。而又有人在说话了：“他好像是想醒来了。”紧跟着，一种柔和的声音更加清楚也更加靠近了。 “伤员同志，你是要水吗？”“伤员同志？是在跟我讲话吗？可能是我得了伤寒吧：我是伤员了！”于是这一次他第三回想抬起眼皮来，这次终于成功了。从那睁开了的窄缝中，他最早看见的是面前一个红色的球体，但这个球又被一团黑东西给挡住了。这一团黑东西向他靠近，于是他的嘴感觉到了一个玻璃杯的口子，以及那沁人心脾的液体，他的心中之火已渐渐地熄下了。 他很满足地轻声说：“这真是舒服啊！” “伤员同志，您看得着我吗？”这是刚才那团黑东西在问他。就在他想再次昏睡过去之前，他回答道：“看不着，但我听得着……” “真想不到他居然可以活过来。他还是真摆脱了死神。他生命力真是太强大了！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你真是了不起。他能活下来全靠你精心照理啊！” “哦，我太高兴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也很激动地说。 保尔终于在昏迷了十三天之后又醒了过来。 他年轻的身体并不想死去，体力也慢慢地恢复了。这已是他二次重生了，一切也变得新鲜而不平凡起来，只不过他那重重的头被固在石膏里面，不能动弹。不过好的是他已有所感觉了，手指头也可以伸屈自如了。 在那个正方形的小屋子里，陆军医院的实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在小桌子后翻着她那本已经很厚了的、封面是淡紫色的笔记本。她那简短的日记本内，是很秀丽的斜体字。 “1920年8月26日 今天送来了很多的重伤员。在病室靠窗户的床位上，有一个头上受了重伤的红军战士。他据说只有十七岁。一个纸的口袋里放着他的病历，还有他另一个衣袋中放着的证件显示，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还有已经破损了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九六七一号的团员证，上面所写的入团时间是：1919年；破了的红军战士证；有团部嘉奖令。上面写道：奖给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另外，还有一张应是他亲笔写的纸条： 假如我牺牲了，请告诉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城，铁路东属的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他从8月19号中弹之后一直都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诺维奇医生将为他做检查。 8月27号 今天查看了他的伤势。伤口那么深，颅骨都穿透了，头的右侧无知觉。右眼出血，眼球鼓肿。阿纳托利要摘了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但我劝他只要还有可能消肿的话，就先不做这手术，他同意了。 伤员一直说着胡话，看来准是难受坏了。必须有个人一直守着他。我得为他花些时间了，他如此年轻，很让人可怜。有一线希望的话，我也一定要把他从死神之处救回来。 昨天下了班之后，我又待在病房中好几个小时。保尔的伤最重。我听他所讲的那些胡话，似乎是一个故事。我听清了他过去的许多事。只是他非常喜欢用脏话来骂人。阿纳托利讲他不会再醒来了。这个老头儿很生气地讲：“我搞不清楚，部队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个娃娃呢？气死人了！” 8月31日 保尔依然没有什么知觉。他现在已躺在了专门的病室中，那里全是病危的人。护理员弗罗霞就守在他旁边，真是一步也不离开。她认识他，还曾一块儿做过工。她对他真是照顾到了极点。但我现在也觉得他没多大希望了。 9月2号 现在已是夜里十一点钟了。我今天真是特别高兴。保尔竟然醒了过来。他度过了危险期又活了下来。我已两天没有回家了。 又救活了一个伤员，真是难以表达自己的感觉。我们的朋友中又会少死一个人。我现在最感到欣慰的便是看见他们一个个康复起来。他们都像孩子一样地依恋着我。我与他们的友谊是那么真诚，每一次他们要走时我都掉眼泪，这让人有些不好意思，但真是这样。 9月10日 我今天给保尔写了封家书。他让我写他只受了点小伤，不久便会康复，然后就回去。但看他现在由于大量失血，脸色依然苍白，身体还是那么的虚弱不堪。 9月14日 保尔今天第一回笑了。他笑起来很可爱，但他平日里却严肃得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他身体康复得是那么快。他与弗罗霞是老朋友了。我经常看见弗罗霞趴在他的身边。看来她已经将我的那些事都讲给他听了，当然是有些过头地夸我。所以每次我进屋，他都会对我轻轻地一笑。昨天他问我说，为什么我的手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要是对他说是他那时候昏迷中抓的，他肯定会不好意思的。 9月17日 看来他额头上的伤口已好了很多。但他在换药时的那种不一般的忍受能力还是让我非常惊讶。一般情况下，伤员都是很痛苦地呻吟发怒，但他一声也不吭。给他抹碘酒时，他甚至疼得晕过去，把身子绷得紧紧的，也从来不吭一声。 大家都知道的：保尔哼哼了，那肯定他又昏迷了，他怎么会这么刚强呢？ 9月21日 今天我把他弄上了轮椅，推他上了大阳台。他非常兴奋地看着花园，很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他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眼睛活灵活现，很有神，它似乎头一回来到这个世界似地观看着这个世界。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接待室里边去，我看到有两个姑娘在等着我，其中有一个很漂亮。她们要来看保尔。她们的名字分别是冬妮亚和塔妮娅。冬妮亚我听过的，保尔曾多次在胡话中提过这个名字。我让她们去探视他了。 10月8日 保尔已经不再被人搀扶着便可以在园子里散步了。他已问我好几次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我说已经快了。而每次探视的日子里，那两个女孩都来看他。他一直没有喊疼也决不会再喊疼的原因，我终于搞清了，他回答我的时候讲：“您读一下《牛虻》便能知道答案了。” 10月14日 保尔已经出院。我们之间很恋恋不舍地道别。他已将眼睛上的绷带去掉了，但额头上还打着包扎。一只眼已经失明，只不过从外表上来看却与大家是一样的。我心里其实挺不愿意与这样一位好同志道别的。 事情老是这样：伤员一等到痊愈后便离我们远去，而且我们希望他们再也不要回到我们这儿。临别的时候，保尔讲：“要是左眼瞎的话会好一点，现在我没法打枪了呀！” 他依然在想着去前线呀！” 保尔在出院之后，一开始也住在冬妮亚寄居的塔妮娅的家中。他也试图让冬妮亚去参加他的很多社会活动。共青团在召开大会的时候，保尔也邀请她去参加，冬妮亚满口答应了。但当她换好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她把自己打扮得非常高雅而不一般，非常与众不同，让保尔都不敢带着她去见自己的朋友们了。 于是第一次矛盾出现了。保尔讲她不必要这般打扮，她一脸的不悦。“我就是从来都不喜欢与别人打扮成一个样子。假如你不方便带我去的话，我便留下吧！” 那一天在俱乐部中，大家都穿得很普通，制服或短上衣，只有冬妮亚花枝招展的。保尔很不好意思。大家都将冬妮亚当成外来人。她自己也觉得了，便故意地用轻蔑而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叫潘克拉托夫，这是一个肩膀较宽，身着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他很不客气地将保尔叫了过去，斜着眼睛瞧了瞧冬妮亚，问道：“那个漂亮的小姐是不是你带来的呀？” “是我。”保尔难为情地回答道。 “噢，……”潘克拉托夫故意将声音拉长了，“你瞧她那一身穿着打扮，似乎有些像资产阶级。怎么可以让她进来呢？” 保尔觉得太阳穴的地方在突突地跳着。“她是我朋友，我才会带她来的。你懂吗？她也不是咱们的敌人呀。不过说打扮，那真的有些问题，但我们也不该仅凭穿戴来判断一个人吧？同志，什么人能来这边我心中明白，不用你过来挑毛病。” 他原本还要加上几句更难听的话，但最终还是给忍住了，因为他明白潘克拉托夫讲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思。这样一来，他便将所有怒气都转向了冬妮亚。 “我原来就跟她讲过了的！干什么非要出这种风头呢？” 这天晚上友情便已经出现了裂痕。保尔抱着病苦与惊讶之心看见他原以为很牢固的情谊正在慢慢破裂。又过了几天，中间的每一次见面，每回聊话，都让他们进一步地彼此感到很不舒服和不愉快。保尔已越来越不可以容忍冬妮亚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了。 两人都很明白，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破裂到不可以避免的地步了。 这一天，他们俩来到了满地均是枯叶的库佩切斯基花园，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谈话了。他们都立在陡岸上的栏杆边，面前正在流过的是第聂伯河，闪耀着灰灰的光。而在桥下正逆流缓缓地上行着一艘大拖轮，排开河水。夕阳把屋子的窗玻璃给染得明亮而发红。 冬妮亚眼中充满很深的伤感，她两眼望着落下的夕阳说：“难道我们的友情也如同这就要落下去的夕阳一样结束了吗？”保尔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她，皱着眉毛低声回答道：“冬妮亚，这咱们已说过了。你应该知道，我本来是爱你的，而现在我仍然可以恢复对你的爱，但是你应当站到我们这边来。我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我一想起来就要脸红，我当时为了你一个眼神就从悬崖上面往下跳，现在看来是太夸张了。用生命去冒这个险，应当是为了其它的事，为了更加伟大的事业，而不应是一个姑娘的眼神。假如你以为我应该是首先属于你而其次才属于党，那我肯定是无法成为你的丈夫的。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而其次才是你和其他的亲人。” 冬妮亚非常难过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眼中充满了泪水。保尔望着她熟悉的侧影和浓浓的红色的头发，便又对这个自己曾经特别心爱的姑娘产生了一股怜悯之心。 第25章 他很小心地将自己的手搭放在她的肩上：“将你消极的一面全都抛弃掉吧，到我们这一边来。咱们一起把财主资产阶级一同消灭。我们的队伍之中有很多的好姑娘，她们与我们可以一同肩负起斗争的重担，也能与我们一同忍受苦难。她们可能没有你的文化高，但是你怎么就不大愿意与我们站在一块儿呢？你说丘查宁曾要强暴你，但他是个红军中的败类呀！而不是一个战士。你还说我身边的同志们都对你不好，但你那天非要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参加那样的场合。你说自己不喜欢去随大流，穿着那么脏的军便服，但你是否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虚荣之心呢？你有勇气爱上我这个工人，却不愿意去爱工人阶级的思想。跟你分手，我很感无奈。但我会永远在自己的心目中留下你最美好的形象的。” 他再一次沉默不语了。第二天，保尔在大街上看到了一张布告，下面的签名竟然是省肃反委主席朱赫来，心里不由地一震，他很不容易才找到了朱赫来的办公处，但是卫兵却死活不放他进去见那个当年的水兵。他死磨硬泡，惹得卫兵们要把他抓起来。但是最终他还是见到了朱赫来。 看到对方，他们都感到惊奇而高兴。朱赫来有一只胳膊被炮弹给炸没了。他们很快就把工作给解决了。朱赫来讲：“你既然已没法再上前线去打仗，那就跟着我在这边一块儿搞肃反的工作吧！明天你就来上班吧！” 同波兰贵族的白军之战已结束了。红军几乎将华沙给打了下来，只不过因为离基地太远，无法得到足够的人力与物力的补充，才没有最终攻破波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便撤了回来。 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需要好好地调养一段时间了。保尔没有回家看望家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给占了，变成了临时的分界线。和平的谈判正在进行着。保尔在肃反委正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执行着各种任务。他睡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到家乡再次被波兰人占领的消息，他很不开心。 “费道尔，假如就这么结束战争，那我的母亲不就被划到国外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讲：“边界将肯定是沿着戈伦河来划分的，就是说舍佩托夫卡会依然留在我们这一方，放心吧，很快就有结果了。” 很多师团都从波兰的前方调回了南方。这是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正将全部的军力集中到波兰前线时，白匪的头子弗兰格尔却乘机从克里木半岛的老窝钻出来，沿着第聂伯河北上，逼近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而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完全结束，国家的军力也被调往克里木半岛，去摧灭这最后一个反革命的巢穴。军用的列车正载着士兵、行军用品以及枪支弹药等，经由基辅，向南方驶去。整个铁路肃反委已忙得不可开交了。列车依然源源不断，经常阻塞，各站都挤得拥挤不堪。因为没有办法将线路调开，所以中断是很正常的事。收报机会经常收到某某师团命令式的通牒电报。打满电码的纸带从收报机里不停地跳出，电文几乎全是：“现在火急命令……腾出铁路线来给xxx团……”而且，在最后的电报之中，都警告违令之人将会交给军事法院来定罪。 而正是铁路肃反委来处理这一“堵塞”事件的。各个部队的指挥官们都愤怒地冲进来，挥动着手里的枪，要求根据xx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赶紧给他们发列车。 他们绝对不会听你讲什么办不到之类的话，都讲：“你无论怎么样也必须将我的兵发出去！”然后便是一阵叫骂。往往在遇到一项特别的麻烦不好解决时，就赶快派朱赫来出面。于是，剑拔弩张的两方也就安静了好多。 朱赫来身材很宽大，态度也很沉稳，他总是一种不容人反驳的语气，这能使很多军官将他们本来已拔出的手枪再一次放回枪套中去。 保尔经常感到头疼，像针在扎着一般，但是他还得经常去看台上。肃反委的工作很让他伤身体。 有一天，保尔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车上看到了谢廖沙。谢廖沙也同样看到了保尔，他急得一下子蹦下来，差一点儿撞倒保尔。谢廖沙将他抱得紧紧的，说：“我一眼便看出是你这个混蛋了！” 他们俩都不知道该再问些什么说些什么东西了。确实，这一别之中，发生了多少事啊！他们都互相询问着什么，但是没等对方说便又自己说开了。他们甚至没有听到汽笛的声音，一直到列车已缓缓地开动，才彼此松开了紧紧搂着的胳膊。 真是没办法！刚刚见面又要分手了。火车在加速了。谢廖沙怕上不了车，便向朋友说了句什么话之后沿着铁路跑上了车。他是被一群人给拽上去的。保尔目送着他离去，而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突然想起，谢寥沙还不曾知道自己的姐姐瓦莉娅已经牺牲了的消息。谢寥沙也一直没有回过家乡，而保尔在刚才意外的相见之中，由于惊喜竟忘了将此事告诉他。 “他不明白也好，这一路来倒也可以平静许多。”保尔这么想着。但他没有料到这一次竟成了自己朋友的诀别。此时谢寥沙站立在车顶上，挺着胸脯，迎着秋风，他自己更不会知道死神正向他逼来。 “坐下来吧，谢寥沙！”军大衣背上烧出了个窟隆的战友名叫多罗申科。 “没有事做，我与风是要好的朋友，它吹着我很凉快。”谢寥沙笑着答道。 但在一星期之后的头一次战斗中，就在那秋天辽阔的乌克兰原野上，他牺牲了。是被一颗飞来的流弹击中的。他被击中后，哆嗦了一下。他向前跨了一大步，感到胸脯一阵剧痛，仿佛被撕开了。他晃了晃身子，并没有喊出声，张开两臂后又抱了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随后弯下腰，想跳起来一样，但渐渐要发僵的身体倒了下来。他那蓝色的双眼凝视着这广阔无垠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太过繁忙以致于让保尔又一次地病倒了。而自己在那次受伤后留下的头痛病也经常烦着人。他终于又病倒了，在一连工作了两天两夜之后。 于是他便去找朱赫来：“费道尔，我看是不是可以给我调一个工作呢？我还是想回铁路工厂去干我原来的工作。我老是觉的我无法胜任现在这一工作。医务委员会讲我不大适合部队中的工作，可这里比前线还要紧张啊！最近几天搜寻苏特里匪徒的工作真的是把我给弄坏了。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了，我必须暂时脱离这样的工作。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连站稳当都成问题了。” 朱赫来十分关切地望着他：“是啊，你看起来的确面色不大好。早就应该去掉你的工作了，这全怪我对你关心不够！”在他们谈完之后，保尔便带着介绍信到了省团委。在信上写道，请对保尔给予安排分配工作。 一个将鸭舌帽压低到鼻梁上的调皮的小伙子看过介绍信之后，便笑迷迷地对保尔眨了眨眼睛，说道：“你是从肃反委过来的呀！那儿可是个好单位。行了，马上就能给你安排一个工作。我们这儿正缺人呢！你想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愿意去吗？不去？真是！那码头的宣传站呢？也不愿意去？嗬，那你就不对了，那儿可是个好地方……” 保尔没让他说完：“我是想到铁路去，到铁路工厂去。”那个小伙子很惊奇地看着他说：“去那儿？这……那里并不要人啊。这样好了，你找丽达·乌斯季诺维奇，让她安排安排吧！” 保尔与丽达这个皮肤微黑的姑娘说过之后，她便让他到铁路工厂当了一个并不脱离生产的共青团书记。 这个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口，这个半岛通向大陆那狭窄的咽喉上，白匪兵又重新建立了要塞哨所，有很多碉堡，戒备异常森严。 而注定要灭亡了的旧世界的残余势力于是又从全国逃向了克里木半岛。他们都认为躲藏在这后面便能够绝对安全，整天过着那种糜烂浮华的日子。 在一个霪雨连连的秋夜，为了将最后一伙匪徒剿灭，数万计的劳动子弟跳入冰凉的海水中，涉过锡瓦什湾，从他们背后去打击敌人。伊万·扎尔基也是其中英猛的一员。他很是小心地把机枪放在头上以免弄湿，一步一步趟过水去。 天刚刚亮，彼列科普的哨所里面已经乱作一团了。而几千名的红军正越过一层一层的障碍，从正面猛打猛攻。与此同时，在白匪的后面，已渡过了锡瓦什湾的红军战士也在利托夫斯半岛上登陆了。而爬上石岸的第一批战士当中便有扎尔基。 战斗空前激烈，血流入海。白军骑兵如怪兽一般向正登陆而来的红军战士疯狂进攻。扎尔基的机枪则一刻也不停地发出子弹，敌人的马匹也在密雨之中纷纷倒下了。扎尔基则飞速地换子弹。 几百门大炮在要塞上发出轰鸣之声。大地似乎就要崩开，沉入无底深处。大炮的轰鸣在天宇间呼啸，然后成了碎片，死尸遍地都是。大地已经被炸成稀巴烂，半空里都是泥土。在这最终的一次进攻当中，第一骑兵集团军的各个师团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白匪兵们都争相挤上那只已解开缆绳想要逃跑的轮船。 苏维埃向同志们发了金质的红旗功勋章，战士们则纷纷将勋章戴在破烂的制衣上，这是心脏通通跳的地方。而机枪手同时也是共青团员的伊万·扎尔基也获得了这么一枚勋章。 与波兰签下和约，小城舍佩托夫卡依然归苏维埃乌克兰，这没有出朱赫来所料。而离城三十五公里远的戈伦河也成了边界河。1920年12月的一个早晨，保尔乘着火车回到他那熟悉的家乡。 他踏上满是积雪的站台，看了一眼“舍佩托夫卡”的站牌，便立即向左拐去，赶到机车库。他想问问阿尔焦姆，不料这位钳工没在。他将军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快速穿过树林，朝城区边走去。 玛丽娜·雅柯芙列芙娜听到有人敲门，便转身说“请进”。一个满身都是雪花的人走了进来，她很快便认出这是自己最亲爱的小儿子，便立刻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心口，高兴得竟然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她用自己瘦小的身子紧紧地贴住儿子的胸脯，无数次地吻着他的脸颊，高兴得已经满面泪水了。保尔也紧紧抱着母亲，望着她那削瘦苍老的脸，什么也没有说，只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位已受足了苦与累的女人眼里再次出现了幸福的泪水。她没有想到小儿子现在还能回来，这几年的日子她无法说完。而在过了三天之后，半夜里，大儿子阿尔焦姆也打着包回到了这个小屋。在这时，这个老妈妈真高兴得无法合嘴了。 全家团圆，哥儿俩历尽千艰万苦，能平平安安活下来真是不易了…… “你们俩打算今后干什么呢？”妈妈问道。 “妈妈，我还是打算做我的钳工。”阿尔焦姆回答说。 保尔只是在家中住了两个星期，便再次回基辅了。那儿还有很多工作等他去做呢！ 共青团铁路区委这次又来了一个新的书记——伊万·扎尔基。当保尔在办公室中碰到他时，最先看到的便是一枚闪亮的功勋章。好长一段时间，保尔都讲不清楚心中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滋味，但内心里确实有些妒忌。扎尔基是个红军的英雄，他在乌曼战场上勇猛杀敌，完成了任务也很快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现在他是保尔的上司——区委书记。 扎尔基非常友好地招待了保尔，把他当作老朋友一样看待。保尔也因此为自己刚才的想法而禁不住感到惭愧，于是他很热情地向前表示了问候。 他们在工作中很合作，成了众所周知的伙伴。在青年团省代表大会上，铁路区委中有两个人被选为省委的委员：保尔和扎尔基。厂子里还特意拨了一间小小的屋子给保尔。共有四个人搬进来住：保尔、扎尔基，以及厂里团支部宣传员斯塔罗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四个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公社。他们都整天忙着工作，一直到深夜才回来。 第26章 党有了新的经济政策，这样一个消息开始时只是很模糊地在共青团省委里传播着。但是几天之后，在第一次政策研讨会上便有了意见上的不统一。保尔因为不太明白该政策的实质，因此在离开会议室时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心头非常压抑。他在铸造车间里碰见了杜达尔科夫，这是个矮矮胖胖的工人、共产党员，他翻了个白眼，叫保尔：“你到底是要干嘛？想让资产阶级再次来到吗？听说要开店了，买卖想做多大便做多大。这好呀，打过来打过去却最终打了一个一切照旧。” 保尔虽然嘴上没有说话，但心中的疑团已经越来越浓重了。他不知不觉当中已参加了反对党的活动，而且表现得很不理智，在共青团的省委会全会上，他第一回发言便引起了很激烈的争吵，形成了多数派与少数派两派。而紧接着的日日夜夜更是令人烦躁。各级的党、团代表，在争吵、激辩中，将火药的味道搞得四处弥漫。保尔与其一部分伙伴的立场真的非常强硬而且难以说服。 阿基姆是共青团省委书记，他体格高大强壮，看上去精力旺盛，政 治方面也很成熟。他和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在一起试着与保尔以及与保尔持相同观点的人座谈，但是根本没有效果，保尔倔强地直言不讳道：“你回答我一个问题，阿基姆，资产阶级为何又得到了生存的权利？我不太懂得理论，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看出来，新的经济政策是背叛了我们的党性的。我们的战士冒着枪林弹雨，绝对不是为了让资产阶级重新夺权。我们工人阶级是绝不同意这么做的，而且会竭力反对。你们假如乐于去当资产阶级的奴隶的话，那你们就去吧！” 阿基姆这一次真被激怒了：“保尔·柯察金同志，你看自己在说什么话？还不把脑子弄清醒。你是否明白你这是在侮辱我们的党呢？你在诽谤党。你自己已经狂躁还仍然执迷不悟。自己不愿意将道理弄明白——假如我们依然奉行战时的共产主义政策，那我们便会将革 命葬送的，这将会给反革 命提供一次绝佳的机会，他们会利用农民来反对我们的。你不愿意思考，既然你不再打算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却以斗争来作威吓，那便只能发展着看了。看来，在你们身上再花费时间已经是完全地徒劳了呀！”他们就这样分手了，明显已成为敌人。在全区的党员大会上，一伙来自中央的工人反对团体派代表在台上演讲，遭到了大多数人的严厉痛斥；紧接着保尔发言了。他指责说已背叛了革 命的事业，用词很尖刻而且让人反感。 于是第二天，团省委紧急召开了会议决定免除保尔与其他四位同志的省委委员职务。保尔已不与扎尔基有话可说了，他们之间有了很厚的壁垒。在团支部开的会议中，保尔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在开会的时候对扎尔基狠狠地批了一次。斗争往深处发展的结果却是保尔被清除出了区委会，而且还被撤去了支部书记职务。这一处分引来了很多人的反对，有二十多名团员都纷纷交出了团证。最后，保尔与其相同观点的人都被开除了团籍。 保尔也因此开始了他这一生之中最暗淡无光的一段时间。扎尔基也离开了公社。保尔非常郁闷，生活作息已不再正常。他常常站在车站的天桥上面，但却看不到下面来来往往急驰的列车。 有人拍了他一下肩膀。这人是共青团员奥列辛科夫，砖瓦厂的支部书记。这个人长着一脸的麻子，而且皮肤疙疙瘩瘩，特别狡猾又很自命不凡。保尔从来都不喜欢这么一个家伙。 “怎么回事，他们竟然把你给开除了？”他问道，用几乎全是白眼珠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保尔。 “我不是总跟你讲嘛！”奥列辛科夫忙着说道，“你到底是图什么呢？犹太佬遍地都是。他们见缝扎针，得意无比。就是他们想开大店来赚钱的。当初的时候，你们在前线打仗，而他们则坐在家里边享福。而如今你却已经被开除掉了。” 保尔拿眼看了一下对方，眼光里面充满了憎恶，他没法子控制住自己，预计着要有什么事发生了。你看，保尔一把抓住了奥列辛科夫的胸脯，怒气冲天，把他摇过来摇过去。 “你这个王八蛋白匪，婊子，你在说什么呢？你这个富农遗老，你在对谁说这样的话？王八蛋，我们城子里当初被白匪兵杀死的那么多布尔什维克，不好多都是犹太工人吗？你知不知道？哼，你是不是也钻进了反对派里？我看现在就得把你给毙了！” 奥列辛科夫使劲地摆脱了身子，玩命地朝楼下跑去。保尔则在后面依然发着怒，他对自己说：“天哪，看看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在赞同我啊！” 歌剧院里面人头一片。大家都纷纷涌入各个入口处，坐满了各个座位，大厅挤满了人。这是全市党团组织的联席会，目的是要总结一下党内的斗争。 在剧院的休息室里面，大厅的走道上，人们纷纷议论着什么，今天是要期待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们返回革 命的阵营中来。朱赫来，丽达以及扎尔基都坐在前排讨论着这个问题。丽达似乎是在回答着扎尔基：“他们肯定会回来的。朱赫来讲转机已经有了。省委方面决定，只要他们敢于承认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愿意重新返回，就欢迎归队，这样可以制造出一种团结向上的气氛；而且为了表示对他们重新归来的一种信而不疑，在即将召开的大会里还会恢复保尔的省委委员职务。我真的很激动。” 在会议主席摇了很长的铃之后，会场才得以安静下来。 “省党委已经作了报告，现在则由共青团内的反对派代表们发言：首先发言的是保尔·柯察金同志。” 后排站起了一个人，穿着保护色的军便服，他沿着台子步上了讲台。他将头往后仰了一下，走到了护栏之前，伸手摸了摸额头，好像在回忆着什么，随即毅然地甩了一下长着鬈发的脑袋，两只手牢固地搭住护栏。 保尔看到会场里座无虚席，感到似乎有千百双的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剧院加上大厅，共六层里，人们都在静静地等着他说话。他已默默地立了几秒钟，努力控制住了不平静的心情。他已思潮澎湃，一时之内也开不了口。 离他的讲台不太远的前一排，省“契卡”主席朱赫来同志坐在丽达·乌斯季诺维奇旁的椅子上面，他的肩膀很宽，也很壮。他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保尔，微微地笑着，很严肃同时也含着鼓励的神情。他是如此魁梧，一只衣袖空荡着，没什么用处便塞进口袋中，这让人看到之后心里沉沉的。他外衣的口袋上佩着一枚四边是深红色、闪闪发亮的红旗勋章。 保尔将眼光由前排移开了，他要开口说话了，大家都在等他呢。于是如临博击一般，他将全身的劲头都鼓足之后，很响亮地对着全场的人们讲：“同志们！”刚刚一开口，心里头便升起了一股激情，浑身竟热了起来，仿佛大厅之中全是吊灯，光焰灼烧着他的身体。非常激动的语句好像疆场上的一声声呐喊，回荡在大厅之中，几千人都为之震撼了，感奋不已。这极其雄亮的声音中包涵着青春的活力，有着无尽的热情而又迸发着万点火花。在那弧形的屋顶上面，这些火花一直飞到各个楼层中离得最近的座位上。 “我今天要讲一讲往昔。大家都在期待着我来发言，那我就说一说。我心里明白，我这次发言肯定会引起非常激烈的反响。这可绝不是所谓的政 治上的宣传，这全是我一个人的心里话以及与我一样心情的人们的心里话。我想讲一讲我们的生活，讲一讲革 命的烈火。这种烈火好像燃烧在炉膛中的大火一样在我们的心中燃烧。正是靠着这种火，我们的国家才生存；正是它，我们的共和国才胜利；正是它，我们才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烈火的鼓舞下，与阅历丰富的老同志们一起并肩作战，开辟新的天地。而我们的火是举世无双又坚如钢铁的。大家都在它的领导下英勇战斗。我们这两代人，共同在一个沙场上奋战，如今又聚集在这儿。你们将希望寄托于我们身上，而我们这些人却在制造动乱，反对我们本阶级，反对我们自己的党，破坏党钢铁般的纪律，犯下如此大罪。结果是我们被党赶出了战斗的阵营，我们感到远离了沸腾而热烈的生活，仿佛处于偏远的荒漠之中。 “亲爱的同志们啊，我们曾经经历了革 命的考验，但又几乎背叛了革 命——这样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可能会发生呢？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和咱们党内的多数派的表现，你们都几乎全部清楚。我们这些人在国家最艰难的日子中也没有离开大家，如今反而掀起这么一场动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资产阶级要怀着仇恨——我们都接受过这种教育，因此我们便认为经济政策是反对革 命的政策。党实行这一新的经济政策，这样一种转折其实仅仅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斗争形式发生了变化，转变了斗争的角度，我们却将这种转折看作是对本阶级利益的背弃。这场斗争所以会最终变得不可以协调，是因为在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近卫军当中也有一些老同志兴风作浪，对党的决议予以反对。我们年轻人都知道他们干了那么多年的革 命，便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就决定跟着他们走。这样看来，光有热情，光有对革 命的忠诚之心是绝对不够的，还应该善于理解大规模斗争那万分繁杂的策略与战略，这是必须的。而我们却一直到现在才得以理解，不是任何时候所有的正面打击都是正确无误的。 在有些时候，这种正面的进攻反而成了对革 命的一种背弃。我们的伟大领袖列宁同志掌握着方向，将国家引入了一条良好的发展轨道，但即使是他也没能让我们停下敌对的活动，可以说我们都已经昏过了头，连基本的方向都分不清楚了。我们被很多的花言巧语所欺骗所蒙蔽，进入了工人反对派之中，看上去似乎是在为真正的革 命行动进行着正义的斗争。我们在共青团内部大肆鼓动，煽动大家纠集在一起，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方针。你们都知道，我们这几个团省委委员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之后都被开除出了省委。后来我们又到各个区去继续活动。团区委里的斗争则更加艰苦，但是也把我们都给击败了。再后来我们又都分别回到了各自的支部，经活动将很多青年人拉了过去，以求得支持。我任书记的那一个支部则异常的顽固不化，在我们最后几个支部的反对都遭到失败时，我的那一个支部仍然抗争了半天，也非常的凶，但最终结果一样。 “不错，亲爱的同志们，对于我们来讲，这些日子都是非常昏暗的。根本想不清问题的症结，只是脑子里面晕乎不堪，而让自己与自己坚信不二的党来作斗争，那种心情是非常难受的。所以我也常常问自己：你到底在跟谁斗啊？你搞这样的一种党内斗争，两面遇敌，到头来又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呢？我回忆起一次谈话，感到万分羞愧。大概朱赫来同志还记着那一次谈话吧。他在大街上遇到了我，便喊我上了他的车子。我的脑子中正稀里糊涂，便什么都没想地说道：‘既然有人要叛变革 命，我们便只能采取斗争了，紧要关头就走武装斗争的路子’。朱赫来回答得更加干脆：‘那你就会成为反革 命分子，被枪毙。我提醒你，保尔，你现在已经站在了最后一个台阶上，再多走一步便会坠入深渊。 ’对我说这话的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啊！是他用自己那种大无畏和坚定不移的精神赢得了我的尊敬，他还是当初在契卡工作时的老首长。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这番话的。当我们这些臭硬派们被开除了组织的身份时，我们都感受到了什么是政 治生活上的死亡。真的是，那是一种死亡，因为离开党后我们都无法再生活下去了。所以我们都要回来了，我们以工人阶级那种朴素的态度，公开而又直率地提出‘请还给我们生命’的要求。我们都已明白了这几个月以来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离开党之后，我们感到生同死一般难受。我们切身的体会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当一位战士，而最大的自豪莫过于感觉到自己始终是革 命阵营的一员。所以我们发誓都将永远不会再离开奋起的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我们不能奉献给伟大的党，生命、家庭以及自己的个人幸福——所有的所有的所有，都是献给我们伟大的党的。党同时对我们敞开着。” 第27章 最后一辆装甲车早已在半夜时分拖着破旧的车厢回到了车库。月亮照在车窗子上，光线轻柔，这月光照在床上就像是在床上铺了一块江蓝色的被单。房间里月光照不到的地方变得昏暗不明，台灯在墙角那儿的桌子上投下一圈亮光。 丽达把头低着，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她用那支细细的铅笔写道： 5月24日 我又想把一些印象写下来，前面又是大段的原因，一个半月来一个字都没写，只好让它画着大段空白了。 怎么挤得出时间来记日记呢？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才能动笔。一点儿都不想睡。谢加尔同志就要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了，大家知道后都很舍不得他，他确实是我们的好同志。我们之间的友谊是那么珍贵，这一点现在我才意识到。他这一走，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就办不下去了。昨天，我们就在谢加尔那儿检查那些“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直到半夜。阿基姆——共青团省委书记来了，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处处长图夫塔也来了。我很讨厌这个人，他是那么自以为是，还以为自己有多博学多才呢！谢加尔非常兴奋，脸上红光焕发，他的学生保尔在党史方面将图夫塔驳倒了，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还真没白费。保尔的学习效果那么好，可见以前在他身上下的功夫还是值得的。听说朱赫来就要到军区特勤处来工作了，可不知道他为什么调动。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保尔托付给我。 他说：“我起了个头儿，你就坚持下去吧。千万不要中途放弃，丽达，你与保尔都有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地方。这个小伙子至今还未摆脱他的盲目性，仍是靠着强烈的感情在生活。他往往会因为这些旋风式的感情多走弯路，凭我的了解，我相信你，丽达，可以成为他最合适的指导员，希望你能成功。我到莫斯科之后，你可千万别忘了给我写信。” 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也来了，他，我在部队里就认识了。 明天杜巴瓦就要带保尔来我这儿学习了。杜巴瓦呢，他是个中等个头，体格强健，肌肉发达的年轻人，他于1918年入团，1920年入党。上次有三个委员因为加入“2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杜巴瓦就是其中之一。教杜巴瓦学习是件很麻烦的事儿。每天他都会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来打乱我的计划，他还常常与我的另一个学生奥莉加发生争论。第一次学习的那天晚上，他就不断地打量奥莉加，从头到脚，说：“我的老妈妈，你的军装可不齐整啊！马裤、马刺、布袋衣帽和马刀还缺着呢！你穿得真是不伦不类！” 奥莉加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我只能充当和事佬。不过杜巴瓦像是保尔的朋友。 困了，那么就写到这里吧，我该去睡觉了。 太阳炙烤得大地昏昏欲睡。在太阳的暴晒下，车站天桥上的铁栏杆变得火烫。人们也被烤得没有精神，无精打采地慢慢地挪上天桥。他们不是游客，而是从铁路工厂区到城里去的工人。 保尔就站在天桥的最高一级台阶上，他一眼就看见了丽达。比保尔早到的她此刻正抬头看那些从天桥上往下走的人群呢。 保尔走向丽达，但停下了步子，在离她侧面两三步远的地方看着她。丽达丝毫没有发现。保尔带着好奇的眼光，默默地在旁边观察丽达。她穿着条纹衬衫，配蓝布短裙，一件软软的夹克被她随意地搭在肩上。丽达的头发很蓬松，脸蛋黑黑的，微仰着头站在那里，在强烈阳光的照耀下不自觉地眯缝着两眼。这是保尔第一次以这样的目光注视丽达——他的老师与朋友，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丽达不仅仅是团省委的委员，而且……不过他在觉察到自己这种“邪念”后，立刻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于是他赶紧与丽达打招呼： “丽达，我看了你一小时了，可你却没有看到我。我们快走吧，火车都进站了。” 他们两人就向站台的入口处走去。 就在昨天，省委决定让丽达作为省委的代表出席一个县的团代会，而且让保尔陪她一块儿去，以协助她。他们一定得在今天就坐车出发，但这时去有困难。因为车次很少，发车、进车站被一个五人小组节制，他们掌握全权。所有的出入口都被这个小组派出的值勤员把持住了。列车上拥挤不堪，只有十分之一急于坐车的人能够坐车离开，没有人愿意等下一趟，如果运气不好，这一等就要再多耗好几天。于是检票口涌满了旅客，都想挤上绿车厢。车站在这些日子里被人们围了好多层，水泄不通，人们甚至常常为此扭打起来。 尽管保尔和丽达拼命往前挤，他们还是进不了站台。 这里的每一个出入通道保尔都非常熟悉。 他带着丽达穿过行李房，到了站台。他们费尽周折，这才挤到了四号车厢的门口，车门口早已围了一大堆人，只见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正在阻拦人群，苦口婆心地规劝：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车厢里早已全满了。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和车顶上，按规定是不准站人的。” 人们还是向他拼命挤去，如同疯了一般。他们还边挤边把五人小组发的四号车厢的乘车证伸到鼻子前看了看。人们在每节车厢的门前咒骂、叫喊、挤撞。这使保尔明白，这次如果按常规等的话，他们就压根别想再乘上这趟车了，但是他与丽达又是非上不可，否则团代表会就没法开了。 保尔想出了个计划，把丽达叫到一边，说给她听：让保尔先挤进车厢，然后他再打开车窗，丽达呢，就从窗口被他拉进去，现在只能这么办了。 “你的皮夹克递给我，现在它可比证件有用多了。” 保尔把她的皮夹克穿在身上，又在皮夹克的口袋里装上了手枪，他还有心让手枪的枪柄穗儿露在外面，他将食品旅行袋放在丽达的脚边，就一个人向车厢走去了，他一把推开旅客，毫不客气地伸手抓住了车门的把手。 “喂，同志，你想干嘛？” 保尔回过头看了看矮矮壮壮的肃反工作人员。 “我是军区特勤处派来检查上车的人是否持有五人小组发的乘车证的。”保尔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他，不容人怀疑他的权力。 工作人员瞥了一眼他的口袋，拿衣袖擦去额上的汗水，只好说： “好吧，你就挤上去检查吧。” 保尔就这样用手臂撞，用肩膀顶，用拳头打，这才往里头挤了进去。甚至有时，他到了不得已，只能斜空着身子，抓住上层的铺位，踩着别人的肩头过去。他终于在一片骂声中挤到了车厢的中央。 保尔从上往下踩，一下子就踩到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他被那胖女人大骂道：“你这个挨千刀的，不知道脚放哪儿了吗？”这个胖女人，至少有七普特重，只得勉强挤靠在下铺的边缘。一只装黄油的铁桶还被她夹在两腿之间。几乎所有的铺位都被这类铁桶、板箱、竹筐塞满了。人们在闷热的车厢里简直要窒息了。 保尔假装没听见胖女人说的脏话，问她： “这位女公民，请你出示乘车证。” 胖女人瞪了一眼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反问：“什么？” 这时，上铺另一个贼眉鼠目的女人探出头，扯开嗓门就喊： “瓦西卡，这臭小子哪儿来的？让他滚到一边儿去！” 在保尔的头顶上传来瓦西卡的应声，他是个身高体壮，胸脯上全是毛的小伙子，他瞪着保尔，两眼如牛眼一般。 “你盯着人家妇女干什么？查什么票？” 又有八条腿从旁边的铺位上伸了下来。这些腿的主人勾肩搭背地坐在一起，嘴里还吃着葵花籽。很明显，他们是一群常在铁路上贩食的投机商。保尔也顾不上他们了，他首要的任务是把丽达弄进车厢。 “这个箱子是谁的？”他指着车厢边的小板箱，向一个年纪较大的铁路工人问道。 工人指了指那双穿着褐色长袜的粗腿说：“这个女人的。” 要把窗子打开，就一定要把这个碍手碍脚的小板箱挪开，于是保尔就将小板箱抬了起来，递给那个女人。 “女公民，请你先拿着，我要先开一下窗。” 塌鼻子女人一见保尔把东西搁到她的膝盖上，就立刻开始尖叫：“你怎么能乱动别人的东西呢？” “莫季卡，这个臭小子在胡闹，你看到了吗？”她回转头，对身旁的人说，那个人坐在上铺，但始终不下来，保尔被他穿鞋的脚踢了一下。 “喂，快滚开，你这个混蛋！如果你再不识相，乱闹的话，我就在你身上捅个洞！” 被踢了一脚的保尔没有说话，他打开了车窗，嘴唇紧咬着。 他低声请求那位铁路工人：“同志，请您稍微腾一下地方。” 保尔接着移开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铁桶，终于有了一块小空间，供他站在车窗跟前。这时，正站在车窗外的丽达赶紧将旅行袋递给他，旅行袋被保尔随手搁在那个双腿夹着铁桶的胖女人的膝盖上。保尔再一俯身，把丽达的双手抓住，将她拉进了车厢。这一违章行为被一个值勤的红军战士发现了，但幸好他还没来得及制止，丽达就已经到了车厢里边。那战士只好无奈地骂了一声，走开了。投机商们却在丽达进车厢后骂得越来越厉害，丽达因此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她双手抓紧上铺的把手，因为没有下脚的地方，她只能站在下铺的边沿上。 谩骂声到处都是，尤其是上铺那个粗嗓门骂得最难听： “这个混蛋，光自己爬进来不算，竟然又拉了个婊子上来！” 上面还有一个不知什么人的尖嗓门在叫嚷。 “莫季卡，把他的鼻梁打断！” 保尔的头险些被那个塌鼻子的女人用小板箱压到。那些投机商们目光中满是敌意，说话也是流里流气的。这时保尔已经后悔了，不该让丽达到这节车厢来，但不论如何，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总得先找个地方给她站吧。保尔就对那个叫莫季卡的人说： “公民，请你把过道上的口袋挪开，让这位同志站一下。” 谁料那个人不但没挪，还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保尔气极了，他感到右眉上像针扎般地生疼。 “你等着瞧，我回头来找你算帐，流氓！”保尔满怀怒气地说完这句，脑袋上立刻就又挨了重重的一脚。 “瓦西卡，再打得他厉害些！”旁边的人们怂恿瓦西卡就好像要放恶狗出去咬人一样。 保尔忍无可忍，终于打出手了，又快又狠。 “你们这群流氓，你们到底想干嘛，是想欺侮人吗？！”保尔双手用力一撑，人就如脚蹬弹簧一般，蹿上了中铺，他用拳头猛揍了那个莫季卡的丑脸几下，直打得那混蛋从上铺栽了下来，倒在站在过道里的几个人身上。 “流氓！你们赶快都给我滚下来！否则我就把你们这些狗东西全都给毙了！”保尔严厉地向上铺四个人喝道，他的手枪在四人的鼻子跟前晃动着。 局面就在这时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折。丽达已经准备好了，一旦有人打保尔，她就开枪。上铺马上就被腾出来了，刚才那个贼眉鼠目的女人早已惶恐地蹿到隔壁的铺位上去了。 丽达被保尔安排在刚刚空出来的上铺上，只听见保尔低声嘱咐： “丽达，你好好等在这儿，我过去找他们算帐。” “你还要去打架吗？” 保尔被丽达拦住了。 “不会的。我马上就回来。”保尔这么安慰丽达。 保尔又一次打开车窗，跳到站台上，他很快走到了铁路运输肃反委员会，出现在他的老上级布尔迈斯特的办公桌前。保尔对布尔迈斯特说完刚才发生的事及车上混乱的情况，布尔迈斯特下了命令，让四号车厢的全体乘客下车，接受证件检查。 他抱怨道：“我早就说过，每次还没有放旅客进站上车呢，投机商们就早已将车厢坐满了。” 第28章 检查组由十名肃反人员组成，他们彻彻底底地将整节车厢清理了一遍。保尔也照往常的惯例，由始至终帮着他们一起检查。虽然他已经离开肃反委员会了，但他却时常与那里的朋友保持联系，更何况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这一职务后，还将不少优秀的团员输送到铁路运输肃反委员会去了呢。保尔在检查结束后又回到车厢，找到了丽达。此时的车厢又有了另一班人，他们都是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一捆捆报纸堆满了铺位，丽达在保尔给她找的上铺一角的座位坐了下来。 丽达说：“就这样，我们凑合着坐吧。” 列车开动了。 望向车窗外，就看见那个胖女人坐在一大堆口袋上。她的身形随着列车的行进，向后退去。 远处传来她的喊声：“曼卡，我的油桶到哪儿去了？” 丽达和保尔挤在一个十分拥挤狭小的空间内，他们与邻铺被大捆大捆的报纸隔断了。他们一边兴奋地回想刚才发生的那段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插曲，一边吃着面包和苹果，吃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四只眼睛相对而视，两人会意地笑了起来。 列车在缓缓地行进，车厢因为超载而不停地摇晃，嘎吱嘎吱地作响。尤其是每次当列车行驶到钢轨的接头处时，车厢都会突然地震跳一下。太阳落山了，车厢里也渐渐昏暗起来，终于深深的夜色遮住了开着的窗户。整个车厢便被黑暗笼罩起来。 丽达太累了，以致于她头枕着旅行袋就睡了过去。保尔则垫着两条腿，坐在床铺边上，嘴里抽着烟。他也累极了，但又真的是找不到可以供他躺下来休息的地方。车窗里吹进来一股凉爽的夜风。丽达在车身猛地一震后惊醒了。她看见了保尔吸的烟头的火光，心中想着：“他打算就这样坐到天亮吧，这肯定是因为他怕挤到我，免得我尴尬。” 丽达与他开玩笑说：“保尔同志，请你彻底抛掉资产阶级那套虚伪的礼节，躺下休息一会儿吧。” 保尔这才在她的身边躺下来，他那早已发麻的双腿这时才舒服地伸直了。 “我们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早些睡吧，你这爱打架的小伙子。”她很自然地搂了搂她的旅伴，丽达的头发在不经意间碰到了保尔的脸，至少他这么觉得。 丽达在保尔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她是他的战友与同志，是他在政治上的开路人，当然她终究是个女性，这是他在车上时才第一次意识到的。因此，他才在丽达的拥抱下心怦怦地乱跳。她的双唇离得是那么近，保尔能明显地感觉到那均匀的呼吸，这一切都激发了他要贴近那嘴唇的欲望。但他终究还是用顽强的意志将这种欲望控制住了。 丽达在黑暗中静静地微笑，他仿佛猜到了保尔的感情。热恋的欢乐与失去爱人的痛苦，她都曾品尝过，她的爱先后奉献给了两位布尔什维克。她的这两个亲人也是被白匪军的子弹相继夺走的：一个是旅长——威风凛凛的军人，一个是有着一双蓝莹莹眼睛的小伙子。 保尔在车轮声的伴奏下很快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被一声汽笛的吼叫给惊醒了。 这段日子以来，丽达都是很晚了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很少打开她的笔记本，偶尔才写几则非常短小的日记。 8月11日 省代表大会结束了。哈尔科夫，阿基姆米哈伊拉和另外一些人都参加了这次的全乌克兰代表大会，这些日常工作都归我负责。杜巴瓦和保尔也都拿到了去团委任职的证件。 自从杜巴瓦担任佩乔拉区的团委书记一职后，他晚上就再也不来学习了，没办法，他工作实在是太忙。保尔倒是一直想要学习。不过有时候我太忙以致抽不出时间，他呢有时也会被派到外地出差。铁路上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他们总是要处于随时动员的状态。扎尔基昨天就来找过我。他对我们调走他那里的人极不满意，他说他现在也非常需要他们。 8月23日 今天在我经过走廊的时候，我看见潘克拉托夫、保尔和另外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人站在行政处的门口。我向他们走过去，听见保尔正在说件不知什么的事：“那边的几个人真该吃枪子儿了。他们居然说：‘你们根本没有权力插手干预我们的事。在这儿是铁路林木委员会管，不关共青团的事儿。’看他们那神气活现的样子……寄生虫在那儿成堆做了窝……”后面我听到的是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这时，潘克拉托夫见我来了，连忙碰了保尔一下。保尔转过头看见我，脸色发白。他不敢再看我，慌忙溜走了。这一次他肯定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敢来找我了，因为他知道我怎么都不会原谅说脏话骂人的人。 8月27日 委员会召开了内部会议，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我不能现在就将全部情况都写出来，那是不允许的。阿基姆满面愁云地从县里回来了。因为就在昨天，又一辆运粮火车在捷捷列夫附近被弄翻了。如此一来我得放弃写日记了，所以我总是写得断断续续的。今天我等保尔来学习，说起来，我今天见过他了，他与扎尔基等五个人正在筹建一个公社呢。 这天中午，保尔在铁路工厂里接听了一个电话，丽达打电话给他说，因为今天晚上没事，让他去她那儿学习，题目还是上次没有讨论完的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保尔晚上到了大学环路那幢楼房的门口。他一抬头就看见丽达住的房间的窗户透着灯光，他沿着梯子一路上了楼。他用拳头敲了一下房门，还没有等到里面有应答的声音，就推门走了进去。 丽达那张床，小伙子们一般不敢坐，可这时却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子。他的手枪、行军背包和红星军帽都放在桌上。坐在他身边的丽达紧紧地拥抱着他，看起来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地交谈着……这时，丽达向保尔转过了身来，她脸上喜洋洋的。 丽达拥抱的军人一见保尔就推开了丽达，站起身来。 “让我来介绍一下吧，”丽达对保尔说，“这位是……” “我叫达维德·马斯季诺维奇。”还没等丽达介绍，那位军人就大大方方地报上了自己的姓名，他把保尔的手握得紧紧的。 “他是突然到的，就好像从天而降似的。”丽达一边笑一边说。 保尔握手却握得相当冷漠。他眼中闪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但那只是极短的一闪而过罢了。再一眼，他看见了达维德衣袖上戴着的四个方形组成的军衔标志。 丽达好像刚想要说什么，保尔就抢在她的话前声明： “其实我今天是特地来和你说一声的，我等会儿要去码头卸木柴。你就不要等我了……刚好你今天有客人。好了，就这样吧，我马上就得走了。我的伙伴们还在楼底下等我呢。” 保尔就这么突然地进了门，又匆忙地出了门。他急匆匆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了下来，楼底下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声响了。 丽达看着达维德眼中疑惑的目光，猜测着说：“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大对劲儿。” ……在天桥的下面，长长的一口气由一台机车吐了出来。从这台机车强劲的胸腔里还喷出了一大团金色的火星，这团火星奇异地向上飞迸，直至在烟雾中消失不见了。 保尔身子斜靠在天桥的栏杆上，眼睛直直地望着道岔上各种信号灯的闪光。他不自觉地将双眼眯缝起来。 “真是莫名其妙！保尔同志，为什么一看到丽达原来有丈夫，你就这么痛苦呢？亲爱的同志，你不是一直以为，你与她之间除了纯洁的友谊外没有任何关系吗，……那……你怎么把这点忘了呢？嗯？”保尔责怪自己，用讥讽的口气，“而且，万一那人根本不是她的丈夫？也许达维德·马斯季诺奇只是她的哥哥，也许是她的叔叔……你这样什么也不问就给……这也实在是太荒唐了。很明显你也与其它男人一样是个小心眼儿。你其实只要问一问她就知道是不是哥哥了嘛！可是如果真的是她的哥哥或叔叔，你又该怎样向她解释自己刚才失礼的地方呢？唉，算了罢，以后你也不要再去见她了。” 保尔的思路至此，被一阵汽笛声打断了。“不要再在这儿瞎想了！” 索洛缅卡是一个铁路工人的住宅区，在这儿有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社。他们中有扎尔基，保尔，有头发浅黄、性格开朗的捷克人克拉维切克，有机车库共青团的书记奥库涅夫，还有铁路肃反委员会的阿尔和欣，他前不久还是个修理厂的锅炉工呢。 他们先找了一间屋子，连续三天他们都是下了班就去打扫、擦洗、粉刷、油漆。他们整天提着桶跑来跑去，不知情的邻居差点儿要以为是哪儿起火了呢。他们又自己动手搭了张床，床垫是把公园里弄来的好些槭树叶塞进大口袋里制成的。第四天，他们又把彼得罗夫斯基的画像和一幅大地图挂在雪白的墙壁上。这么一来，整个房子看起来焕然一新了。 一堆书放在两个窗户之间的搁板上。方凳呢，是由两只上了硬板纸的木箱做成的，屋子正中摆着一张挺大的台球桌，桌面已经开始脱落。这张白天当桌子用，晚上被克拉维切克当床睡的桌子是他们费了老大的劲儿从公用事务局找回来的。同时，大家也将各自的东西搬了过来。克拉维切克是最会当家理财的。他将全部财产都列入一份清单，一目了然。一开始，他还想把这份清单钉在墙上，最后因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才作罢。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集体的财产，不论是谁，拿到工资、口粮，以及偶尔收到的包裹，都一律要平均分配。属个人所有的只有武器。公社成员若违反了取消拥有财产的规定，他就辜负了同志们的信任，就会被开除出社。这是由社员一起决定的，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在这之外坚持加了一条：从屋子里驱逐出去。 公社成立后来了好多人，尤其是本区的共青团活动分子。公社的社员向邻家的院子借了一个大茶炊，为给人沏茶用去了他们所有的糖精。大家喝完茶之后，都开始齐声高唱： 泪水流遍了天涯海角， 我们这一生做牛做马， 但那个日子必会到来…… 烟厂女工塔莉娅。拉古京娜任指挥。她戴的红头巾微微地偏向一边，眼睛长得像调皮的男孩，这双眼睛现在还没有人能凑近仔仔细细地观察个遍。塔莉娅的笑声非常有感染力。这个只有18岁的糊烟盒的女工青春焕发地看着生活着的世界。大家随着她单手朝上一扬便引吭高歌起来，嘹亮得如同吹响了铜号一般： 我们的歌声响彻四方， 我们的旗帜全球飘扬，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放射出万丈红光。 大家一直到了深夜才散去。欢声笑语，将沉睡的街道唤醒了。 是团区委书记的伊万·扎尔基伸手接的电话。 他向围坐在办公室里高声交谈着的共青团员们大声喊：“小声些，同志们，我现在什么也听不清楚！” 说话的音量低下去了一些。 “我正在听呢。哎呀，原来是你啊！对，好，我们这就开会，讨论内容吗，还是那个老问题：到码头上去搬木柴。什么？没有，没有派他出去。他在。要他听电话吗？好。” 扎尔基向保尔挥了挥手： “马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有事。”他边说边把话筒递给了保尔。 “我还以为你不在呢！今天晚上我正好没事，你要不就过来吧，刚巧我哥哥也乘车路过这儿，来看看我。我与他都有两年没见面了。” 原来是哥哥！ 保尔再没有听进一句丽达后来讲的话。他回忆起当晚的情形，回想起那夜他一个人在天桥上所做的决定。对，我今天应该去看看她，挣断维系着我们双方的那条线。看，爱情给人带来了多少烦恼与痛苦啊！难道现在是适合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丽达的声音从话筒的一端传了过来： “咦，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 “不，不，我一直听着呢，没问题，我一开完会就去。” 保尔把话筒放下了。 保尔用手扶着橡木桌子的边沿，直视着丽达的眼睛对她说： “以后我恐怕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他一说完，就看见丽达那浓密的睫毛很明显地向上颤动了一下。本来丽达还在用手里的铅笔在纸上迅速地写些什么，这时她却突然停住了，笔尖一动不动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 第29章 “这是为什么？” “我越来越难抽出时间来这儿了。我们现在每天都很忙，工作非常紧张，这你也是知道的，虽然很可惜，但我想只能等忙过了这一段再说了……” 讲完了最后一句，保尔总觉得口气还是不够坚决。 “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要吞吞吐吐的呢？看来，你缺少狠下心的决心！” 于是，保尔加重了口气，硬硬地说道： “有件事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了，你说的内容我总是理解不了。以前我在谢加尔那儿学习的时候什么都记得，但向你学的时候就一点儿也记不住了。每次在你这儿上完课，我都要去找卡列夫帮我补课。我真是挺笨的。你还是别处找个聪明的学生吧。” 保尔避开了丽达逼视他的目光。 “所以，我们也用不着再浪费时间了。”他为了不给自己留一点点挽回的余地，索性直截了当地说。 说完，保尔站起身，他一边小心地用脚将椅子稍稍推开些，一边看看丽达低着的头。丽达的脸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十分苍白。 保尔戴上帽子说： “好吧，丽达同志，我们就再见吧！真对不起，这么长的时间我一直瞒着你。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跟你说实话的。这全都怪我。” 丽达只能很木然地把手伸向保尔，确实，他一下子变得这种漠然的态度令她吃惊。她只能勉强地挤出几个字： “保尔，这不能怪你，既然我不能让你感到满意，不能让你理解，那么就要怪我，是我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 最后，保尔自己走出了房间，轻轻地掩上门后，传来了一阵沉甸甸的脚步声。一直走到大门口，保尔停住了——其实他现在还是可以回去向她解释清楚的……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是回去让她当面训斥一顿，然后再默然地回到大门口来吗？不！ 破烂的车厢和熄了火的机车在铁路的死岔线上越积越多。锯末被风卷走后，在空荡荡的木柴场上四处飞舞。 在城市周围的林间小路和幽深的山谷里，如同凶猛的猞猁一般的奥尔利克匪帮常常出没。他们白天就在郊外的村庄里和树林中的大养蜂场内躲藏着，到了晚上，他们又会向铁路伸出魔爪大肆进行破坏。等他们干完了坏事，就又爬回巢穴中去了。 如此这般，像铁马一样的列车总是会越出铁轨，整个车厢被摔得粉碎。旅客们在沉睡中被压成了肉饼。异常珍贵的粮食和鲜血同泥土混在了一起。 宁静的乡镇时不时地会受到匪徒们的偷袭，满街都是惊慌乱叫东窜西跳的人群。枪声一响起，乡苏维埃白色的房子周围便发生了激烈的对射。虽然时间很短，但枪声却相当清脆，如同踩断干树枝一样。匪徒们骑的是一匹匹健壮的马，他们在小村子里乱冲乱撞肆意砍杀村民，他们用暴力杀人就好像平日农民劈柴一般。也许是想节约子弹吧，他们倒是很少用枪去杀人。 匪兵们的行踪总是让人很难摸清的，似乎他们的眼线遍布在各个地方。乡苏维埃白色的小房子，是被人关注的重要目标，有的人窥视着房子里的一点点动静。可能他们是在神父家的院子里，也许就在富农牢固的宅院里，通往密林深处，有一条条看不见的线，人们送往那儿的常是弹药、羊猪肉以及灰色的上好美酒。这些东西是源源不断的，从不缺货。人们还咬着耳朵把各种情报先秘密的告诉小头目，然后借助复杂的联络网传播，奥尔利克本人会获得所有的情况。 虽然只有两三百名匪徒聚结成了这个匪帮，但他们却一直没被彻底剿灭。他们往往分散成好些小组，然后在两三个县里同时开展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个匪帮屡剿不灭的原因。他们非常狡猾，白天充当的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角色，常常是很悠闲地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有时他们也会给马喂草料，甚至他们会边吸烟边倚在自家院子的门口，嘴边挂着奸笑，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目光盯着路过的红军骑兵侦察队看，可晚上，他们却又是一队实实在在的悍匪。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这帮匪徒一直遭到清剿。亚力山大·普济列夫斯基带领整个一个团在三个县里追捕他们。这种追击日以继夜地持续着。运气好时，匪帮的狐狸尾巴也能被他们抓住。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形势，奥尔利克在一月后下令从两个县撤走了所有的手下，这下子，他们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圈子供藏匿了。 城市里的生活与县里比较，倒是没什么变化，波澜不兴。五个集市上都是摩肩接踵的人群。来往的人们心里往往怀着两种愿望，一种是张口乱要价，恨不得狠狠地宰几刀。另一种就是还价。这里活跃着各种各样的骗子，他们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还有数以百计精打细算的商人窜来窜去，好像到处钻的跳蚤一样，他们眼里闪的都是尖锐狡猾的目光，为了钱，他们不讲天良，一群又一群背着口袋的人从列车上下来，接着就全部涌向了各个集市。 集市到了晚上又变得空荡了，恢复了平静，可这么一来，白天熙熙攘攘、买卖兴隆的小巷突然只剩下一排排黑乎乎的空货架和摊位，令人觉得恐怖可怕。 这死气沉沉的街区一到晚上，就到处隐藏着危险，就拿小亭子来说吧，晚上，就算是再大胆的人也不敢冒险到这儿来。因为这里经常会发生枪击事件，先是突然响起一声枪响，声音钝钝的就好像是铁锤打在铁皮上，接着就发现有个人死了，整个人的周围遍是一滩滩的血迹。凶手往往很早就逃离了作案现场，速度快到往往等附近几个派出所的警察一块儿赶到(因为不敢独自前去)的时候，他们看到的除了一具很恐怖的蜷缩的尸体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住在集市附近的居民们，他们被吵得整夜都不能好好安睡。集市对面的“俄里翁”电影院，倒是生意火爆，那里灯火通明，照亮了马路与人行道。 电影院里的放映机边放电影边发出咝咝的噪音。银幕上则亮斥着正在厮打搏斗的情敌们，少不了是争风吃醋的事儿。片子断了，满场乱叫起哄。由此可见，城郊与市区的生活也没有多大的差别，都还是平平常常的，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是党的省委会，基层政权的中枢这样重要的部门，也是按部就班地开展着日常工作。其实，这些只不过是外表看起来的平静，而并非真的平静无事。 一场风暴正在酝酿着，即将在城市展开。 这场风暴席卷城市的消息知道的人并不少。他们来自全国的各个地方，正在悄悄地潜入，他们通常都是毫无经验地把步枪放在平时穿的长袍里。其中装成投机商的一些人是坐在火车顶上赶来的，他们不到市场去，凭着记忆，直奔约定的街道的房子。当然，带着东西。 但是知情的人就只有这些了。不知道这样一场风暴即将来到的人更多，比如城里的工人群众们，甚至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中，满打满算也只有五个布尔什维克对敌人的所有动向都知道得十分清楚。 这次暴动是由彼得留拉匪帮的残部兴起而组织的，他们早先就很狼狈地被红军赶到了波兰境内，近日，他们又同驻在华沙的一些外国使团勾结上了，双方一拍即合。 他们正在组建一支强大的突击先锋队，进行得十分秘密。 而在舍佩托夫卡，应对的组织也在中央暴动委员会的领导下组建了，总共有四十七个人加入了这个组织，其中包括相当多的以前就是极端猖狂反动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得益于当地肃反委员会的轻信才逃脱法律的惩罚的。 负责这个组织的是瓦西里神父、温克中尉和彼得留拉军官库兹面科。其他专门搜集情报的，是神父的两个女儿，温尼克的弟弟和他的父亲，以及在市执行委员会任办事员的萨员特亚等人。 本来按他们的计划，是准备在夜里开始行动的，他们打算用手榴弹把边防特勤处夷为平地，将那儿被囚禁的犯人放出来，然后如果一切都很顺利，就再去把火车站给占领了。 一座大城市被当作暴动中心，在那里，集中着一大批图谋不轨、鬼鬼祟祟的白匪军人，在附近城郊树林子里，还集结着来自各地的各种匪帮队伍，这里还是只有相当忠诚的人才有资格由这儿去见彼得留拉本人的。 朱赫来在军区特勤处工作，他算起来已经有连续六天六夜没有睡过了，因为那五个知道所有暴动情况的布尔什维克之中就包括他。费道尔·朱赫来现在扮演的是猎人的角色，他时时刻刻监视暴徒们的一举一动，就好像是在对付随时都可能会扑过来的恶兽。 他深深地知道监视他们要小心翼翼，绝不能一惊一乍，否则就很可能会打草惊蛇，如果不能一次就将这些危及人民的洪水猛兽全部打死，消灭干净，那人们就不能安安心心地干好平时的工作，还必须要时时刻刻提防着敌人在树丛后面搞什么鬼。 越是在生死搏斗之时，生死系于一线之间，真正的勇士就越是要沉着冷静，而只有沉着应战才能够获取最后的胜利。 很快就要迎来决斗的关键时刻了。 敌人们在城里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在阴险活动的秘密洞穴中，经过讨论，决定暴动的日期就定在第二天夜晚。 这一消息逼得五个知道内幕的布尔什维克也想好了对策，一定得先下手为强。时间已经不允许再有任何拖延了，必须在今夜就展开行动。 一列列装备精良的装甲车在沉沉的幕色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出了车库，随后，车库的大门被关上了，这一切都发生得静悄悄的。 通报这一情况的密码电报在直达线路上急速地传递着。共和国的卫士们，一旦收到电报，获悉了情况，就都不睡觉了，准备好了，立刻出发，直奔匪巢。 阿基姆给扎尔基打了个紧急电话。 “各支部的会议都准备好了没有？这样，很好。你和区党委书记现在就过来开会。现在的情况看来，‘木柴’问题好像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反正你们先过来，然后我们再谈吧！”阿基姆的声音听起来铿锵有力，语气相当急促。 扎尔基听着，嘴里嘀咕起来：“那有什么办法，这木柴问题就已经把我们忙得晕头转向了。”他放下了话筒。 两位书记立刻坐着利特克驾驶的汽车，到了阿基姆那儿，天知道，刚才他们的汽车飞驰得有多快，他们先还没觉察到什么，但后来等他们上了二楼，他们就一下子明白了，今天开这个会，绝对不是仅仅让他们来讨论木柴这个问题的。 朝办公室主任的桌上望去，你就会发现那儿居然架着一挺马克沁机枪，在它旁边，还有好几名特勤部队的机枪手在忙碌。在走廊上，还有人在站岗，他们都是本市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他们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省党委常委的紧急会议正在省委书记那里召开，看样子，会议就要结束了。 两部军用电话机的线络，是由气窗从外面连进来的。这是会议室里的情形。 那里的人们都在低声讨论着。扎尔基放眼看去，发现阿基姆、丽达和米哈伊拉都在房间里坐着。扎尔基其实并没有认出米哈伊拉来，因为米哈伊拉今天的装束与以往不同，他穿了身长军大衣，扎着长武装皮带，还把醒目的手枪别在腰上。丽达呢，则头戴红军的盔形帽，穿一身草绿色的短裙和皮夹克，肩上也是挎着一把毛瑟枪，看起来似乎挺沉的。以前她当连指导员时也是这样穿的。 扎尔基当时感到十分惊讶，连忙问丽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丽达告诉她：”万尼亚，这次是在演习紧急集合，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赶到你们区去了。我们将在第五步兵学校紧急集合，等会儿，各个支部的年青的小伙子开完了会，都要立即赶到那儿去。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行动绝对不能让人知道。” 步兵学校的周围是一片树林，那里十分寂静。 那里种植着一些高耸的柞树，它们就好像是森林的卫士，在那儿已有百年了。池塘边，满是牛蒡和水草。在宽阔阴凉的林荫道上见不到一个路人。红军第五步兵军官学校就在这样的树林中间，它外面围着的是高高的白色围墙。 第30章 那里以前曾经作过士官武备学堂的宿舍。夜已经很深了，红军第五步兵军官学校的楼里没有点一盏灯，这里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凡是路过看一眼的人肯定都会以为楼里的人们都早已熄灯休息了呢。可是，又有人们不明白了，那扇大铁门怎么会在熄灯后还不关上呢？就在大门的旁边，好像还蹲着两只蛤蟆呢，可这又是为什么呢？尽管大家都很好奇，但是这些从铁路工人区的各个地方赶到军校集合的人都很确定，在省里下了紧急集合的命令后，这第五步兵学校的学员们是不可能真的在休息的。人们都是在参加了支部会接到了临时非常简单的通知后，就立马赶了过去的，他们有的是自己一个人赶来的，有的是两至三人结伴而来，最多也就三个人，大家一路行来，都默不作声。人们都把印有“共 产党(布尔什维克)”或是“乌克兰共 产主义青年团”字样的证件小心翼翼地揣在衣袋里，因为他们只有凭着这份证件，才能通过大铁门，进到红军第五步兵学校去。 有很多人早就到了，将礼堂挤得满满的，礼堂里的灯全亮着，人们特地用帆布作帐幕遮住了四周的窗户。已经到了的布尔什维克们聚在窗户的四周却不说话， 每个人都只是默默地抽自己卷的烟，没有人把这次紧急集合的演习当成件真的大事，自然也就没有人会觉得非常紧张，不安了。人们大都以为这次只不过是让大家操练一下，严肃一下特勤队的纪律，可是，也有极少部分人觉得有些异样，他们通常都有着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一进校门就感觉到了：这绝不是演习那么简单！整个学校都被一种沉静的气氛笼罩着，即使是发口令，声音也是低低的，操场上，军校的学员们正在静悄悄地调整着队形呢，人们用双手把机枪给抱了出来，从外面看，楼房里根本见不到一点儿光。 这时，保尔走到了杜巴瓦的跟前，低着声音问他：“杜巴瓦，这是怎么回事？是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了吗？” 杜巴瓦正与一位姑娘并肩坐在一起，那位姑娘保尔并不认识，不过好像前天在扎尔基那儿见过她一次。 杜巴瓦随手拍了拍保尔的肩，打趣地说： “怎么了，你不会是真的被吓倒了吧？你放心，教你打仗的事尽管包在我身上。”他又向他身边的姑娘指了指，问保尔：“你认识她吗？她是安娜，我其实也不知道她究竟姓什么。她现在是这儿的宣传站站长。” 就在杜巴瓦漫不经心，用调侃式的语言介绍着安娜时，安娜已经观察了保尔好一会儿了。忽然，从她淡色的头巾下滑出来一缕头发，她伸出手略微地理了一下。 她与保尔的目光不自觉地相遇了，他们就这样直直地盯着对方看了足有几分钟。她有一双闪闪发亮的黑眼睛，看起来好像是在向保尔示威，挑战，并且她的睫毛长得又长又密，非常动人。保尔很不自然地把自己的目光从安娜那儿收了回来，重新投向杜巴瓦。保尔总觉得脸红心跳得异常难受，他显得很不高兴，眉头都紧皱在了一块儿。 保尔笑得非常勉强：“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见谁都要作宣传？” 这里的礼堂非常喧闹，简直可以说是人声鼎沸，站在椅子上大声说话的那个人是米哈伊拉，他显得非常兴奋： “快些，快些！第一中队的同志快速来这儿集合！再快一点，同志们！” 就在他说话期间，朱赫来、省委书记和阿基姆急急忙忙地赶到了礼堂。 这时的礼堂里早已站满了人，人们都排成了很整齐的队伍。 轮到省委书记说话了，他先登上教练机枪的平台，接着挥了挥手就开始了他的演讲： “同志们，你们知道今晚为什么要把你们聚集到这儿来吗？因为一项非常重要并且十分艰巨的任务就要交给大家了。首先，我要把一个紧急的情况告诉你们，这是个重大的军事秘密，在昨天以前，这些消息还都是绝密的。就在明天晚上，在这个城市，一场反革 命暴乱就要发动了。这种暴乱也将在全乌克兰的其他城市里发生。现在，就有许多许多的反革 命军官在偷偷地潜入我们的城市，还有好几股强悍的土匪也都聚集在了郊外的某地。甚至在我们的装甲车营里，也有不少图谋不轨的人混了进来，居然还有人担当了驾驶员这样的角色。 幸好，这个阴谋已经被肃反委员会发现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整个党、团的组织用武器装备起来。我们要把肃反工作积极的军校学员与第一共 产主义大队，第二共 产主义大队配合起来，一起工作。我们很需要补充、借鉴这两支队伍丰富的战斗经验。军校的学员们早已集结完毕，成队出发了，现在，同志们，我们也要出发了。在此，我命令大家在十分钟之内领完各自的武器，并且集结完，朱赫来同志将负责指挥我们的这次行动，具体行动命令和前进指示也由他向指挥员们下达。当前的局势已经相当严重，令人担忧，在十分清楚的事实面前，我相信我们共 产主义大队的同志们，无需我作更多的解释了。我们现在率先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将可能在明天发生的那场暴乱扼杀在摇篮里。我们必须要争取主动，先发制人。” 很快，全部配备了武器装备的革 命队伍一刻钟之内就在宁静的校园里集队完成了。 朱赫来用冷冷的目光，峻然地将肃立的队伍来来回回地扫视了好几遍。 有两个人在队伍前肩并肩。他们两个都扎了皮带，离队伍大约也只有三步远，他们一个是大队长弱尼亚伊洛，另一个则是政委阿基母，弱尼亚伊洛身形十分彪悍，他做过马拉尔的铸工。队伍的左边排列的是第一中队，就在队伍前两步远的地方又站着两个人，他们中的男士是中队长米哈伊拉，那位女性则是指导员丽达。三百多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共 产主义大队的勇士毅然地立在那儿，就在他们的后面。 “出发！”这是朱赫来下达的命令。 冷清的街道上，没有别的什么行人，只听见那三百名战士的脚步声。 整个城市在夜色中沉睡着。 这条荒凉的街市的对面就是利沃夫大街，队伍走到那儿，就停下了，他们计划从这里开始他们的行动。 整个街区都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中被共 产主义战士们包围了。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一家商店的台阶上，以方便指挥。 就在这时，有一辆汽车突然停在了离指挥部不远的地方，这辆车亮着前灯，看起来应该是从市中心沿着利沃夫大街，飞速开过来的。 原来是古戈·利特克把本市的警备司令扬·利特克送来了，后者是古戈的父亲。扬·利特克十分敏捷地下了车，用拉脱维亚语对古戈·利特克只交待了几句，古戈就把汽车又开走了，速度快得只看见了汽车与德米持里大街拐弯处留下的烟尘。古戈·利特克十分专注地驾着车，他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直视着前方，双手紧握方向盘，灵活地左转，右转。 古戈其实这时开车开得可高兴了，终于他可以显露一手开飞车的本领了。他想到的是任他怎么疯狂驾驶，急速转弯，都没有人会责备他，更不要说是关他两天的禁闭了。 古戈兴高采烈地开着车，肆无忌惮地任车如流星一般疾驰。 他以非常快的速度将朱赫来送到了目的地——城市的那一头儿，朱赫来这次是由衷地赞赏他： “古戈，你今天开得这么快，还开得这么稳，没有撞倒人，真是应该奖给你一块表哟。” 古戈听了这话也高兴得不得了，说： “我以前还怕这么快带人行车，我会被抓起来关十天的禁闭呢……” 最先遭到攻击的就是阴谋分子的司令部。在那儿，人们查到了不少绝密的文件。很快，第一批被缴获的文件被安全送达了特勤处。 有一条胡同，是以颇为奇怪的名字命名的，它就在荒凉街上。肃反委员会经过缜密观察，掌握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据情报显示，在这次反革 命活动中，有个人的分量举足轻重，他就住在荒凉胡同十一号，名叫秋贝特。还发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名单——反革 命分子们准备要在波曼拉地区行动的军官团的名单。 这次，警备司令扬·利特克决定自己出面来荒凉街抓他进监狱。有扇正对着花园的窗户，那就是秋贝特住的房子，从前有座修道院就建在花园的高墙那儿。人们搜查了整栋房子，也不见秋贝特的踪影。邻居反映说，秋贝特今天还没有回过家呢。人们却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在他的屋里找出了一箱新的手榴弹和一些名单、地址。伏兵依照老利特克的命令布置完毕。老利特克自己一个人独自坐在书桌上，查看刚才找到的材料。 花园里站的哨兵非常年轻，他是军校的学生。他一个人站在角落里，时不时地望一下那个亮着灯的窗户。他就这么孤独地站着，其实挺乏味的，同时，他也非常害怕。上级命令他好好地监视那高高的围墙，可是那儿黑黑的，原来那亮着灯的窗户还能给他壮壮胆，这儿和那儿的距离挺远的。最可恶的是那月亮也不肯放出点儿光亮来，周围一片都是黑漆漆的。远远地望过去，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远处密密的灌木丛中动来动去。小哨兵壮着胆子，用刺刀向里伸了伸，探了几下，发现真的是什么也没有，这才稍稍地安下了点儿心。 年轻的哨兵心想：“干嘛非要把我派到这个鬼地方来？有必要吗？这堵墙本身就筑得那么高，怎么可能会有人爬得上去呢？反正也不会有什么事发生的，要不，我还是到那扇窗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吧？”想完，他再望了一眼墙头，就走开了，将那个时不时散发出一股霉味的角落丢在了身后。就这么一直走到了那扇窗前，然后停住了。屋子里，原先一直在忙忙碌碌的老利特克的工作似乎正要告一段落。只见他正在赶忙把他手边的文件收拾整齐，即将离开这间屋子。就在年轻的哨兵离岗在窗前注视老利特克收拾的这一个瞬间，在黑暗的高高的墙头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显然，那人看见了窗外站着的哨兵和屋里的老利特克。这个人的动作非常灵活，迅速。他从墙头攀爬到树上，滑到地上，这一系列的动作快得就像一只猫一样。接着，他又一步步慢慢地靠近了哨兵，突然，也不知怎么回事，只见他手轻轻一扬，那名渎职的哨兵却就无声地倒下身去。再仔细一看，原来他是被一柄海军短剑深深地刺入了脖子才倒地而死的，那剑刺得非常深，只有剑柄露在脖子的外边。 一声从花园传出的枪响，打破了夜晚的沉寂。听了这声响，所有守卫在这附近的战士们都有一种简直是触电的感觉。 当时，立刻就有穿着皮靴的六个人奋勇地向这栋发出枪响的房子冲了过来。 屋子里死了一个人，他就是扬·利特克。他是坐在圈椅上整理文件的时候被枪击的。这时他仍坐在圈椅上，头已贴着了桌子，满脸都流着鲜血。他面前窗户的玻璃被打得碎了一地，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敌人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文件抢走。 凶手遭到了严密的围捕，接着，枪声就在修道院的墙边此起彼伏地响起来。那个杀人凶手跳出了高墙，在大街上狂奔，他拼尽全力向卢基扬诺夫空地方向奔去，他一边往前跑，一边还不时地回过头来放几枪。最后，他还是被击毙了。 人们立刻高度警觉起来，挨家挨户地进行了户口检查，查出来的可疑分子，如几百个没有报户口的，伙伴不可靠的和私藏武器机械的，都被押解到肃反委员会去进行轮番审查。 但阴谋分子还是作乱，他们在几个地方负隅顽抗，比如说在日良大街，列别紧杰夫在一户人家执行搜查任务时就被人放冷枪打死了。 就在这惊险的一晚，索洛面卡大队里有五个人都先后牺牲了。肃反委员会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布尔什维克，扬·利特克，这位共 产主义的忠诚卫士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暴乱终究还是被制止了。 也就是在这一天的夜里，瓦西里神父和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一帮他们的同伴，全部都被在舍佩托夫卡抓住了，可以说是一网打尽。 于是，一场风暴终于被平息了。 可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铁路运输不能进行，机械缺乏和严寒的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如何熬过去呢？ 还是粮食和木柴最重要啊！ 第31章 朱赫来一直在冥思苦想，他把已经叼了很久的短烟斗从嘴边取下，用指头非常仔细地清除掉那些在烟斗里积起的烟灰，烟早已经灭了。 正在屋子里抽烟的，少说也有十几个人。人们吐出的灰色烟雾就像一阵阵浮云似的，飘荡在屋子天花板上的毛玻璃下面。省委书记坐的椅子上方也被大片烟云笼罩着。还有那些坐在桌子后面的角落里的人们，从远处看，感觉他们都快被层层叠叠的烟雾笼罩了。 那个把胸口紧贴着桌子，气鼓鼓地坐在省委书记身边的是托卡列夫老头儿，他气得连胡子也翘了起来。还有一个矮个子人，是个秃顶，他的嗓门异常尖细，让人听着有说不出的不舒服，他说话总是东拉西扯，废话连篇。托卡列夫时不时地会瞥他一眼。 每当阿基姆发现托卡列夫那斜视的目光，就会回想起从前，当他十分年幼的时候，他们家里有一只非常喜欢斗架的大公鸡，它的绰号就是“斜眼”，也就是因为它在每次对外发起进攻之前，都要用眼斜斜地看一下对方。 这时正在召开的是省党组织会议，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了。刚才那个被托卡列夫斜视了几眼的秃子正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他一边不停地用手翻着文件，一边振振有词地说： “……就是因为这些客观原因，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才没能真正地落到实处。我要再重申一遍，哪怕是再延迟一个月，我们能提供的木柴也只是四万立方米，怎么也不可能再多了。如果说硬要完成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那根本就是……”秃子又陷入了沉思，他在咬文嚼字呢！这个“乌托邦”终于说完了，他不仅闭紧了嘴巴，还故意将嘴唇噘起，以示委屈。 在座的谁也没有吭声，满场寂静。 朱赫来还在反复拨弄着他的烟斗，这次他是用指甲弹着烟斗，试图把里面的烟灰给弄出来。还是老钳工托卡列夫先开口说了话，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浑厚： “你也用不着再强调理由，多说什么不相干的话了。事实就是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恐怕也不会有木柴了……是这样吧？” 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光是耸了耸肩，看起来很无奈。 “真抱歉，亲爱的同志。我们本来已经准备好了很多木柴，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马车将那些木柴运到外面去……”秃子终于说不下去了，他迫不得已地从口袋里拿出方格的手绢来擦他那个光脑门。然后他就再也找不到袋口将手绢放回去了，只得拿起手绢硬往皮包里面塞，看起来他已是相当烦躁了。 这时，一直坐在角落里的杰科开口说话了： “那您究竟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来运送这些木柴呢？现在连最初负责展开这项工作的行家们都纷纷因为涉嫌与阴谋活动有关而被抓了起来，从那儿以后又已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秃子朝他转过了身，直接冲他说： “我其实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打了三次报告了，可是他们说没有运输的工具就不可能……” 他的话一下子被托卡列夫给打断了：“这些话我们早已听说过了”，这位忿忿的老钳工一边鄙视地说，一边狠狠地瞪了那位总想狡辩的铁路林业委员会主席一眼，“怎么，难道您还以为我们都是白痴？” 那个秃子听了这一问，脊背上顺时一阵发麻。 “我可不能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负全责。”秃子虽然回答了，声音已经低得快要听不清了。 阿基姆并不同情他，连着发问：“但是，有人在远离铁路的地方砍树伐木，您知道这件事吗？” “这件事我倒确实听说过，你刚才说的那种不正常的情况是存在，但是那是在别人管理的地方发生的，我也不可能就此在上级面前多说些什么。” “你手下现在总共有多少名工作人员？”这次轮到工会理事会的主席发问了。 “大概二百个吧。” 托卡列夫一听到这儿，气就不打一处来，使劲啐了一口：“你们那儿的人，每人一年就只砍一立方米的树，那不是混日子又是干什么？！” “要知道，你们铁路林业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领取的可都是头等的口粮，城里的工人可都是硬是从嘴里把这些好东西省下来，留给你们的。可现在你自己看，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还有那两车我们专门拨给工人的面粉，你们就老老实实地说吧，究竟又弄到哪儿去了？”工会理事会的主席这次是得理不饶人了。 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被人们七嘴八舌地提了出来，秃子面对这些令他头痛的问题，始终是支支吾吾的，他那副为难的样子就好像是有债主向他上门讨债似的。 可他倒也相当狡猾，就像条泥鳅似的，钻来钻去，根本就不从正面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他只是眼睛不断地望东望西，心里怕得就好像打鼓一样，他有一种直觉，可怕的直觉告诉他危险快到了，他既心虚又紧张，简直度日如年。他此刻最强烈的想法就是速速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他想着家里一定已准备好了一顿丰盛可口的晚餐，他那虽不年轻却仍动人的妻子也肯定是一边在谈法国作家保罗·德·科克的小说，一边在期待着他归去。 秃子一系列的回答，朱赫来听得一字不漏，他不仅听得非常认真仔细，还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认为这个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应该接受进一步审查。他现在看起来已经不仅仅是工作能力差这样简单的问题了。我的手里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他的材料……依我看，现在也不用再与他磨嘴皮子，纠缠不清了，还是让他及早滚蛋算了。这样的话，我们也好早些开始谈正经事儿。” 朱赫来写了张纸条，悄悄地递给了省委书记，省委书记看罢，向他点了点头。 这时朱赫来会意地站了起来，他走到外屋去打了个电话。等省委书记将决议快要念到结尾的时候，朱赫来又走进屋子里。省委书记这样念道：“因为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领导不力，公开地消极怠工，所以决定立即撤换他的职务。这件事现在交给侦查机关作进一步审查处理。” 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原先还以为后果要比这严重得多。现在虽然又说他消极怠工，后来又怀疑他立场不可靠，但是这些都没有说到特别严重的问题上。关于博亚尔车站发生的事情，他根本就不担心，因为那并不是他管的地方。“哼，这帮人，真是活见鬼，我还以为我有什么把柄被他们给抓住了呢……” 他一下子变得十分坦然，他一面慢慢悠悠地把文件装到皮包里去，一面装作很无奈地说： “那么好吧，我服从安排。我是个党外人士，很自然你们不会完全信任我，但是我绝对是问心无愧的。要是说我的工作做得不好，那只能是因为我力不从心。” 屋子里根本就没有人理睬他。秃子——那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心里窃喜着走出房间，迈着匆匆的步子下了楼，这时他终于能轻轻松松地舒一口气了。他心情愉悦地拉开了临街的大门。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位穿军大衣的人，那人一脸严肃地问他：“公民，请问您姓什么？”秃子当时就吓得心跳加速，只得十分麻木地回答：“我叫切尔……温斯基……” 就在秃子出了门之后，省委书记办公室里的十三个人全部紧密地围到了大桌子的边上。 朱赫来将地图摊在桌面上，用手指按了按，说：“大家看……这里就是博亚尔车站。距这车站七俄里的地方就是一个伐木场，现在有近二十一万立方米的木柴堆放在那儿。在那儿曾经有一支伐木大军苦苦奋战了八个月，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可是现在事实证明我们受骗了。我们的铁路和城市在十分急需木柴的时候却什么也得不到，我们要用木柴，必须从六俄里以外的地方运送到车站。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就必须得用五千辆大车，并且要运整整一个月，还得每天运两趟。可是距这里最近的一个村庄也远在十五俄里之外。我们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一带也是奥尔利克匪帮经常出没的地方……你们应该知道眼前我们面临的是怎么样的问题了吧？……你们看，本来我们是计划从这儿开始运木柴，然后再向车站前进，可是现在那帮匪徒反而也是向森林的深处走。他们真是太精明了，猜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准备好的木柴运到铁路沿线的地段。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残酷现实是，我们根本连一百辆运货的大车也弄不到。他们是妄图用这种办法来整垮我们……这危害丝毫不亚于他们发动一场暴乱。” 涂了蜡的地图上落下了重重的一拳，那是朱赫来紧握的拳头。 尽管朱赫来什么也没有明说，但当时在场的十三个人却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一点：一场灾难就要到来了。冬天就要到来了。严寒所带来的威胁将危及到医院、学校、机关和数以十万计的居民。车站上已是人满为患，看起来像是一窝窝的蚂蚁在慢慢地爬。可是火车却依旧只在每周开出一个班次。 在场的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的拳头慢慢地松开了。 “同志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选择了：那就是在三个月内，建一条从车站直达伐木场的全长七俄里的轻便铁路。这是我思考了一个星期最后得出的结论，我们一定要设法完成这项工程。”说到这儿，朱赫来的喉咙有些干涩，声音也变得略带沙哑了。“我想过了，当前我们急需三百五十名工人和两名工程师。我们的共青团员们在普夏——沃基察那儿的仓库里找到了铁轨和七个火车头。我们在战前也曾经考虑过从普夏——沃基察建一条到城区的轻便铁路，可后来发现工人到了博亚尔卡却没有住的地方，那儿能住的一处破旧房子还是以前的林区小学。工人们还不能全去，我们只能考虑分批派去，每两周去一批，否则时间过久了，在那儿的工人也是受不了的。阿基姆，我看我们还是调一批共青团员去吧，你看如何？”可事实上，朱赫来还没容阿基姆回答就又紧接着说：“我觉得我们共青团应该把能派上用场的人全都派到那儿去才对。要不，就光把索洛缅卡区和一部分城区团组织的团员派到那儿去吧。这项任务的担子是非常重的，完成的难度也非常大，但是有一点还是要与同志们讲清楚的，那就是为了拯救全城和铁路，做什么都是光荣的！只要想到这点，什么任务他们都能完成。” 可是铁路局长听到这话，却持怀疑态度，他边摇头，边有气无力地说： “依我看，这样做可能行不通。这地方这么偏僻，要在这儿筑一条七俄里长的铁路，本身难度就很大，再说现在又是雨季，整天下雨，照这种情形看，上冻已经是不久以后的事了。” 朱赫来并没有回过头来看他，但是他尖锐的语气已经十分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其实你早应该多想多看多留意，全权负责好伐木的工作。现在看来铁路支线是一定得建的。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干点儿什么，总不能让人们冻死吧。” 丽达在笔记本上新写了满满的两页纸： 这已经是我们为了组织更多的人去修筑轻便铁路，进行动员工作的第三天了。我们在索洛缅卡区的团组织差不多已将全部的团员派了出去。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团省委的三位委员也都去那儿了。铁路这项工作确实是太重要了。朱赫来这才选派他们三人去负责。我和阿基姆也特地为这去见了朱赫来两次，每次都会谈很久，大家也是反复地商量该怎么办比较好。朱赫来总说这事确实很难办，一旦没办好大家就都要遭殃了。有一列专车将会在后天运送一批工人到工地去。昨天，我们召开了即将奔赴工地的党团员的会议，托卡列夫给大家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讲演。 我觉得将托卡列夫作为领导这项工程的指挥者，省党委真是太明智了。我们这次一共去了四百人，其中有共青团员一百名，有共产党员二十名，还包括一名工程师和一名技术员。扎尔基和柯察金今天又特地赶到交通专科学校去了，他们是专程去开会号召学生们去的。说起那个柯察金，坦白说，如果那天不是因为他与图夫塔进行的那场惹人生气的争论，我可能还不知道他原来就是与谢廖沙非常谈得来的那个保尔·柯察金呢。图夫塔本就是个常爱无理取闹的人，他也为此没少在常委会上挨批评。但他总不悔过，还每次都在常委会上严厉地指责保尔。他总喜欢在积极分子会议上搞点小花样。 当时我们正在挑选去工地工作的人员，图夫塔非常不同意派保尔去工地的决定。他坚持说保尔经常与资产阶级分子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还曾参与过反对派的活动，所以呢，绝对不能让保尔去，更不能将他委以小队长这样的重任。 我看了看保尔。他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惊讶，然后渐渐地愤怒起来。图夫塔呢，则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讲了一件事，以此来说明他并不是信口开河，随口乱说。 第32章 图夫塔说的是在粉碎反革命暴乱的时候，那时图夫塔和保尔被编到了同一个小组里，有一天，他们一同被派去一位教授家里执行搜查的任务。保尔居然认识教授的女儿。他们的谈话被图夫塔偷听到了。教授的女儿问保尔：“柯察金同志，我真的难以置信，难道真的就是你要带人来我们家里搜查？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我实在是太伤心了。你原先好像是对我们的家庭知根知底的啊。”保尔对她的发问，平静地回答说如果在他们家里不能发现任何可疑分子的话，他们小组的成员就会主动离开的。图夫塔就抓住保尔的这句话做了文章，他要求保尔解释清楚，他与这位资产阶级小姐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勾勾搭搭的？ 保尔·柯察金的表现一贯都是很好的。他这天非常不容易地控制住了自己冲动的激愤情绪。他是这样对图夫塔说的：“伙伴们，坦白说，如果是你们中的哪一位说我与资产阶级的分子勾勾搭搭，那我肯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会觉得十分委屈。但是现在幸好是图夫塔故意污蔑我，既然他存心要恶意中伤，我在乎也没有意义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图夫塔往往是在我与大家都在为革命事业忙碌准备的时候，不仅不和大家一起干，反而还像条疯狗一样乱咬人，简直是惟恐天下不乱。他究竟是在搞什么，没有人明白。当然，我还是有必要要向大家解释一下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些话当然不是对图夫塔说的，因为没有必要，而是对我的朋友说的。我曾经在1920年，在那位教授的家里寄居过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互相熟识了。我可以担保那真的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我知道我以前也犯过一些政治错误，我也一直都牢牢地记在心里，虽然以前从没有任何一位同志与我算这笔老帐。今天图夫塔在这里以此来攻击我，他是错误的，我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只要你们让我到了工地上，我就有可能为自己证明这一点。” 保尔的话被大家打断了，他们示意他可以不用再往下说了，大家都相信他是清白的。图夫塔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保尔也被批准去博亚尔卡了。我很想在保尔动身前往博亚尔卡之前再与他好好地见一次面。 交通专科学校里，各个年级的班长都在把他们的同学们召集起来，一同去开大会。说话声将学校两层的大楼搞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常，这时，保尔的袖子被人拉了一下。 一个小伙子与他打了声招呼：“你好，保夫鲁沙，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这个小伙子头上戴着学校的制服帽，有好大一绺波浪似的卷发从帽子底下钻了出来。他的目光看起来相当严肃。 他是保尔的同龄兼同乡，叫阿廖沙。阿廖沙的哥哥与阿尔焦姆是同事，他同样也是在机车库里做钳工的工作。阿廖沙能够上学读书完全是靠全家人节衣缩食来为他凑钱的。阿廖沙本身也在读书时做着兼职，他先是从技校的高级班毕业，然后又到这个交通专科学校来深造。 会议是在一个宽绰的大教室里召开的。当时为了要争取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会议一直争论着，开到了深夜。一年级，阿廖沙任班长，他们那班的民主气氛相当浓厚；还有个达尼洛夫，一个长着一双充满幻想眼睛的小伙子，他是机械系一年级的班长。在这两个班级里，赞成票占了主流。所以第二天早上，学校团支部决定同意派四十名学生到那儿去协助修筑铁路。 火车上最后几箱工具终于到位了，乘务员做好了全部准备工作。天阴阴的，一直在不停地下着雨。 丽达的皮夹克因被雨淋湿了显出一股透亮的光泽。那皮夹克上的雨珠一粒粒地如小玻璃珠似的往下掉。 她今天是为了送人才来的。她把托卡列夫的手握得紧紧的，声音压得低低的，说： “同志，祝你们成功。” 托卡列夫灰白眉毛底下的眼睛，望着她，放射出一股慈祥的目光。 他随口抱怨了一句：“对，他们就是存心要给我们找麻烦。”可他其实是一直都顺着自己的思路在说。“你们在这儿也要多留心些，仔细点做事，不要给别人留下什么把柄。记住，姑娘，一旦有谁想从中作梗，你们就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这帮人办事情总是能拖就拖，不讲效率，哦，小姑娘，我真的得走了。” 托卡列夫下意识地又将他的短外衣紧了一下。丽达在他临上车的一刻，装作不经意地随口问了他一声： “保尔这次为什么不与你们同去呢？我今天好像没有在那群小伙子中见到他的身影。” 托卡列夫答道：“昨天，他先和技术员们乘检道车一块儿走了，他这次得为我们打前站呢。” 远远地，扎尔基和杜巴瓦顺着站台匆匆地向托卡列夫这边走过来了，安娜和他们走在一起。她身上穿的是一件短外套，她还用她那纤细的手指夹了支烟，烟倒是早熄了。 这三个人渐渐地走近了，丽达望着他们，又问了托卡列夫一个问题。 “保尔跟着你学习得好吗？” 托卡列夫显然对这事表现得非常诧异，他好像是吃了一大惊： “怎么，他不是一直在跟着你学习吗？他还一直在我面前提到你呢，夸你教得好。” 丽达听了老人的话，觉得真的是难以置信。 “可是，难道这是真的吗，托卡列夫同志？是保尔他自己对我说，他跟我学了之后，还得时常到你那儿去补课。” 托卡列夫听了以后忍不住大笑起来。 “是保尔说常找我给他补课？……可是我根本就没怎么见他上门来。” 就在这时，汽笛声传来了。已经在车厢里的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大喊：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就让托卡列夫同志上车来吧。你老拖着他说话可不行，我们没有他的指导就什么事也干不了！” 本来他还想再说些话的，可是当这位捷克人一看到扎尔基、杜巴瓦、安娜走了过来，他就闭嘴不说了。安娜那双明亮而又活泼的眼睛吸引着他，但当他看到她对杜巴瓦流露出惜别的微笑时，他的心里突然感到了一阵苦涩。他于是非常慌忙地离开了车窗。 秋雨一直在不停地下着，不时扑打在路人的脸上。在空中缓缓飘动的是一团团灰色的乌云，听说那叫积雨云。到了秋天这个季节，大片大片的树叶开始飘落，好多树叶落得光秃秃的。那棵老榆树就是一副愁苦模样，它身披褐色的苔藓，全身皱皱巴巴的。老榆树繁盛时的风光已经不在，全随无情的秋风吹拂而逝去了，那些秃顶的树，现在看来是那么的无精打采。 在林木之中，孤孤单单地立着的是一座小车站。从车站的石砌货运站台开始修了一条路基，这条新修路基的末端一直延伸到了森林的深处。有一群一群的人站在路基的两旁，显得十分热闹。 人们的靴子底下粘了许多泥巴，所以走起路来嘎吱嘎吱地作响，听起来十分令人讨厌。人们在路基的两旁挥汗如雨地干着，他们挖土挖得非常费劲。铁锹发出的嚓嚓声十分沉闷，有时铁锹砸在石头上发出一种刺耳的当当声。 雨点就好像在筛子的筛选后淅淅沥沥地由天上落了下来，任冰凉的雨水一滴滴地淌进人们的衣服里去。人们的劳动成果也被雨水冲走了，好多像稠粥一样的泥浆在雨水的冲刷下由路基上向泥流流泻。 虽然衣服在雨水的侵袭下变得又重又凉，但人们的工作热情一直十分高涨，大家每天总是要干到天黑了才休息。在建设者的辛勤劳动下，路基也越修越长，它在一天天地向森林深处延伸而去。 有一座非常破烂的石头建筑物的空架子，孤单地立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人们搬走了所有能拆装、卸下、砸坏的东西。于是，最终门窗变成了小小的洞眼，炉门也渐渐成了黑黑的窟窿，破旧的桁架和椽子从房顶的破洞里露了出来。 未受到损坏的倒是足有四个大房间的大片水泥地，每天有四百多个人躺在那上面睡觉，他们穿的都是那种沾满了泥浆的湿衣服。人们将衣服在门口拧干，门前淌的都是一股股脏水。恶劣的雨天和泥泞的土地使他们忍不住抱怨、咒骂起来。他们的话听起来甚至很粗野。人们在水泥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干草，大家一个挨着一个地睡，借助体温相互取暖。衣服虽然开始冒汽了，但却从来都没有干透过。他们用麻袋来遮挡窗洞，但雨水仍然渗过麻袋，滴落在地上。屋顶上仅剩的铁皮被密集如榴霰弹般的雨点无情地叩打着。 厨房是由破旧的板棚盖的。大家每天早上都在这儿喝茶吃早饭，然后就立刻赶去工地干活儿。他们中午吃的是最简单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黑得像木炭一样的面包。 城里能供给的伙食也只能是这样的了。 波托什金是这儿的工程师，他是个老头儿，长得瘦高瘦高的，坚毅的脸上还有两道深深的皱纹。而那个生得矮矮壮壮，脸很粗糙，鼻子长得非常肥厚的人则是技术员瓦库连科。他们两人一同住在火车站站长的家里。 在霍利亚瓦家的小屋子里，还多住了个托卡列夫。霍利亚瓦是一名在车站从事肃反工作的人员。他的两条短腿，很有特点，好动如水银一般。 虽然不断有困难产生，但工程队的筑路勇士们都是毫不畏惧地以坚强超人的毅力拼命坚持着，苦干着。 路基一天天修长了，一直延伸在森林的深处。 不过，工程队里还是有九个人开了小差，后来，又有五个人顶不住溜走了。 筑路工程队在工作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发生在工程开工后的第二个星期中。一天晚上，面包并没有如以往一样由火车从城里送来。 托卡列夫也是被杜巴瓦叫醒告知这件事的。 托卡列夫现在是工程队的党组织书记了，他也犯了愁。他的两条毛茸茸的腿垂在地板上，手重重地挠着胳肢窝，苦思冥想着。 “他们终于开始捣乱了！”他一边低语，一边匆匆忙忙地穿好了衣服。 这时，一个圆球滚进屋子里来了，仔细一瞧，那是霍利亚瓦。 托卡列夫立刻关照他：“快去打电话给特勤处，就说我们有急事儿。”接着，他又仔细交待了杜巴瓦几句：“面包还没有运到这件事，你可要顶住，不论谁问起，你都不能说，这是绝对不可以泄露出去的。” 霍利瓦尔与电话接线员好说歹说一直磨了半个小时，简直耗尽了他所有的耐性，这才拨通了朱赫来的电话，顺便提一句，朱赫来现在已经是特勤处副处长了。就在刚才霍利亚瓦差点儿与接线员争吵起来的时候，托卡列夫气得直咬牙跺脚。 “你说什么？面包竟然还没有运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放心，这事儿我会马上去查的，到底是谁干的蠢事。”朱赫来在听筒那边听到这个消息后，显然已经暴跳如雷了。 托卡列夫也是非常恼火：“那么你说，我明天应该让大家吃什么来填肚子呢？” 那边先是一阵沉默，这显然说明朱赫来也正在考虑现在应该如何来补救。半天，朱赫来才回答说：“你放心，我们一定连夜把面包送到你们那里去，保证不会让大家饿着。我让利特克开车去送，会快些，而且利特克认得那条路。我一定让他在天亮之前送到。” 事实确实如朱赫来所承诺的，第二天，天刚朦朦亮的时候，火车站里就来了一辆浑身都沾满了泥浆的汽车。那上面堆着一袋袋的面包。司机就是利特克，他从车上爬下来，一副非常疲惫的样子。这也难怪，他毕竟一整夜没睡觉了，他看起来脸色很差，苍白苍白的。 随着修筑铁路工作的进行，各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矛盾也日趋白炽化。铁路管理局的通知刚刚下达，他们的通知说是修筑铁路用的枕木已经用完了，他们再也找不到多余的车辆将东西运来，所以，他们一下子无法将铁轨和火车头送到工地来。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有好些火车头需要好好地修理一番。眼看着第一批筑路人员被派去的期限快到了，可是第二批筑路工人却还没有着落，他们不可能再硬将第一批工人留下来埋头苦干直到找到第二批筑路工人为止。 一群积极分子紧急地聚在旧板棚里，条件十分简陋，他们只能围坐在一盏旧油灯旁讨论商量，一直谈到很晚。 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在第二天早上就早早地离开了工地，他们的任务是去修理火车头和运送铁轨，另外，还有六个人跟着他们去。原来曾当过面包师的克拉维切克这次要去供应部门任监督员，剩下的八个人都要到普夏——沃基察去。 这天还是不断地在下雨，丝毫也没有要停的迹象。 第33章 对保尔·柯察金来说，要把脚从深陷的泥中拔出来不是一件太轻松的事，费了他不少的劲。当他感觉到脚下碰到的是冰冷异常的泥之后，他就知道他那一整只破旧皮靴的鞋底肯定已经全掉了。他这双靴子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从他到工地来的第一天算起。每天，他的靴子总是湿湿的，因为整天要浸在泥浆里的关系，他的这双鞋里的泥浆在不停地晃荡，还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这次，他的鞋底是彻底没了，他只好光着脚站在透心凉的烂泥地之中。可怜他的脚啊，天知道那烂泥有多凉。没了这块靴底，他也没法再干活儿了。保尔只得非常无奈地将靴底从烂泥里捡出来，再仔细瞧了瞧。终于，看着看着，他又气起来，尽管他曾经发誓说不再讲脏话了，但他还是忍不住。他在发泄之后，还是将那只破靴子拎回了板棚。他可怜兮兮地坐在行军灶旁，将已经沾满了烂泥的包脚布散开来，借助炉火的热气想让那只早已被冻麻的脚重新恢复知觉。 当时，有个人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准备做饭呢，她是巡道工的妻子，奥达尔卡，现在给这儿的厨师打打下手，干些琐碎的活儿。她看起来并不显得老态，或许是因为她看起来肩膀相当宽阔，胸脯也没有下垂，依然高耸，大腿也很粗壮的原因吧。其实上天对她算是相当照顾了。她切菜切得既快又好，这不，才一会儿，案板上切好的菜就多得如同小山一般了。 保尔的样子很让奥达尔卡看不起，她挖苦保尔说： “喂，你这是怎么啦？小伙子，现在离吃饭的时间可还早着呢！你是溜过这儿顺便偷偷懒的吧？！……快，快把你的脚挪开，要知道，这儿可不是澡堂。这儿是厨房！”她最后的几句已经近乎是训斥保尔了。 保尔还没作声，厨房里又过来一位年纪较大的厨师。 保尔向他说明了为何来这儿的前因后果：“您看，我的靴子全都破了。” 那位厨师边看边向着奥达尔卡那个方向点了点头，他对保尔说： “她的丈夫会些补鞋技术，还算是半个鞋匠呢，你倒可以让他帮你补一下。否则你工作时没有鞋穿，是很危险的事，搞不好，性命都会没了。” 这时，听了这话的奥达尔卡显然为刚才自己嘲讽保尔的话感到羞愧，她又仔细地看了看保尔，然后抱歉地说： “真对不起，我……我把你当成了好吃懒做的懒汉。” 保尔朝她笑了笑，算是原谅她了，这使她觉得保尔相当宽厚。奥达尔卡觉得保尔也对补鞋略懂一二，她似乎很内行地看了看那只靴子。然后摇摇头，对保尔说：“这双靴子，我丈夫他根本补不了，因为它实在是太破了， 已经根本不能穿了，这样吧，你先坐一会儿，我到我家阁楼上去拿只旧套鞋给你套上。这么冷的天，可千万别把脚给冻坏了。你也是的，真可怜，大冷天的，受这种罪。明后天就要上冻了。冻坏了可怎么办。”奥达尔卡看起来非常地同情保尔，当下，她就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她很快就回来了，只不过手里多了两样东西——一只高筒套鞋和一块亚麻布。她让保尔用新布将脚重新包好，在炉火旁烤得暖暖的，然后再套上新拿的套鞋，真是舒适极了。保尔打心眼里感激奥达尔卡，但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位可爱的巡道工的老婆，目光中充满感激。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了。他看起来非常生气，他一回来，就把众多的积极分子全都叫到了霍利亚瓦的房间里，然后告诉了他们一个不太令人高兴的消息。 “城里怠工的情况相当严重，简直可以说是彼彼皆是。你不论是到哪里去，都可以看见人们在动，车轮在转，但遗憾的是，那些车全部都是在原地打转。这说明我们抓那些反革命分子还是抓得太少了，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由现在的情势来看，现状非常令人担忧，革命的情况简直是太糟糕了。第二批也就是来接替我们的人还未招好呢，也不知这次究竟能来多少人。明后天就要上冻了，大家得赶快干啊，即使是拼了命，也要抢在上冻之前把那片沼地上的路基给铺好，要不然，以后怎么干速度都提不上去了。简单地说，情况就是这样的，同志们，你们放心，城里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反革命分子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这儿争分夺秒地干，认真高效地修成这条铁路，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就要完成这项任务。谁让咱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呢？要是真做不好，干脆改名叫草包算了！”托卡列夫说这些话时，语气十分坚决，斩钉截铁，与他往日说话时那种沙哑的低音完全不同。虽然托卡列夫的双眉一直紧锁着，但他的眼睛这时却焕发出了一种神采，那是在他下定决心完成某事时才会有的样子。 他接着又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召开这样一个党团员会议，就是为了要对大家作一个说明，明天大家还是要继续工作，该干嘛干嘛。全部党团员明天还要留在工地上，再等下一步通知，而那些既非党员又非团员的同志呢，我们会安排车在明天早晨送他们回去。这是团省委刚刚下达的决议。”他边说边把一张纸条递给了站在一边的潘克拉托夫，那纸条仔细慎重地被叠成了四折。 保尔的目光越过潘克拉托夫的肩头，看见了那张展开的纸，纸上这样写道： 团省委一致决定，第一批人员中全体党团员必须继续留在工地上，等到成功地将第一批木柴运出后再考虑换班。 团省委书记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一百二十多号人顿时将小而破旧的板棚挤得满满的，就像装满了东西的压缩罐头一样。人们站不下了，所以有人靠着板壁，有人爬上了桌子，还有人居然站到灶台上去了。 宣布开会的人是潘克拉托夫，托卡列夫在会上没说很多话，但他最后说的那句“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明天都必须留下，不许回城去”掷地有声，将人们都震住了。 托卡列夫说的时候，还将手在空中挥了一下，这就更强调了他刚才说这话的分量。这是团省委的决定，那肯定是不能更改的了。随着托卡列夫的手的挥动，人们想回家与家人团聚、重过与污泥无关生活的愿望全都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整个会场当时就噪杂起来，谁也听不清别人到底在说什么。人们逛来逛去，昏暗的灯光也随着人影开始摆动，在晦涩的灯光下，人们脸上的表情十分不清楚，看起来很模糊。倒是人们那些关于“家庭舒适生活”的叫嚷声越来越大，还有些大声叫累的人也非常恼怒。但是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全场只有一个人是真心想离队回家了，他气得又吵又闹，又喊又叫： “见他的大头鬼去吧！不论上头的命令怎么说，我是一天都不会在这儿呆了。这儿条件这么恶劣，凭什么让我们一定得来遭这种罪，就算是让我们服苦役，也该师出有名啊！我们已经少吃少喝地干了两周了，这总该够了吧！我就知道城里不会再有那么多傻瓜供他们骗了。现在，我不干了，谁下的命令谁自己来干，谁喜欢干这种活儿谁就自愿干。我要保我的命，我明天一定要走了。我要回家。” 这人正好站在奥库涅夫的身后。奥库涅夫很想知道这个大肆叫嚣的人究竟是谁，于是就划了根火柴，借火柴燃亮的火光看清了那个逃兵的面目——一张扭曲了的脸和一张大得夸张的嘴巴。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这个人奥库涅夫是认得的。 “你这是干什么？我又不是小偷，藏了什么东西，你凭什么照我的脸？” 那逃兵依旧叫嚷着，这时火柴也熄了。在一旁一直没作声的潘克拉托夫站了起来，身板很直。 “刚才是谁在这儿乱说话了？是谁污辱说党交给我们光荣的任务是服苦役？”他说话的语气怪怪的，目光也相当严厉，他扫了一眼周围的人，接着说道：“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是生死与共的阶级兄弟，这次我们一定要坚持守住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能回城里。我们这一走，会冻死好多人的，真的，请大家相信我，我们早些完成任务，自然也就可以早些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像刚才那个混蛋那种要做逃兵、不负责任、想一走了之的想法是我们组织的纪律和思想所不能容许的。” 突然又有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潘克拉托夫的话，这个原先的码头工人的话说得很简短： “那么请问，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的人明天可以回去吗？” 潘克拉托夫当即明确地表示：“当然可以。” 就在这时，一个身上穿着一件城里非常流行的时髦的短大衣的年轻小伙子朝桌前硬挤了过来。他从袋里掏出一张证件，然后把这份小小的证件抛向潘克拉托夫，结果证件像一只小蝙蝠一样撞在了潘克拉托夫的胸口上，后来又反弹回来，在桌子上竖住了。他同时还抛下了一句话： “这张团证，你们赶快收回去吧，我不要了，我不会傻到为了这张小小的破纸片而出卖我的性命的！” 当即，全场就响起了痛斥这人的声音，他说后半句话的声音几乎都要被骂声淹没了。 “喂，臭小子，你知道你刚才丢掉的是什么东西吗？” “你真是个灵魂肮脏的人，你不配当团员！” “难道你混进共青团只是为了享乐，发财吗？！” “让他滚出去！” “我要把你这只传播伤寒的虱子狠狠地捏死！” 那人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拼命朝门口挤，抱头鼠窜了。凡是他经过的地方，人们立即避开，好像他是瘟神似的。他刚一出门，门就被狠狠地关上了，还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他刚才扔出去的团证也被潘克拉托夫拾了起来，他把这张团证就着小油灯上燃着的火苗烧了。那张原本硬硬的纸片经火一烤，立刻卷曲起来，一下子就烧成了焦黑的一团。 一声枪响突然从森林里传了过来。就在板棚的旁边，忽然有一个人骑着马飞速地逃走了，他飞快地钻进了一片漆黑的树林。听到声响的人们纷纷从破旧的校舍和板棚里奔了出来，这时一个人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张故意插在门缝里并且写着字的胶合板。当下就有人点燃了火柴，为了挡风，人们还特地撑开衣服大襟，这才看清胶合板上是这样写的： 你们全都给我立刻滚出车站去！你们从哪儿来的就滚到哪儿去。如果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强行留下，我就一枪毙了他。我总有一天要叫你们死的光光的，现在给你们下最后通牒，限你们最晚在明晚之前全部给我滚回去。 下面有“大头目切斯诺克”的签名。 奥尔利克匪帮里就有切斯诺克这个人。 在丽达房里的桌上，摊开了一本笔记本，那上面是这样写的： 今天早上，下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这儿的天气真是太冷了，真让人受不了，我今天还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了呢，我们结伴而行。 他告诉我说他一直都很喜欢欣赏初冬的雪，真正寒冬的景色令他觉得赏心悦目。他还问我喜欢吗？ 我告诉他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寒冬和这场雪，不仅不喜欢并且十分厌恶。因为我想起了远在博亚尔卡工地上辛勤工作的人们。我把这也对他说了。 可他却说：“这种想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如果你坚持这么想，那不就等于说是在有战争存在或发生的时候，任何人欢笑和表现开心都是不对的了吗？！但是生活其实并非这么简单。前线的确发生了很多悲剧，死神也往往在那儿降临，但是那儿也会有欢乐与笑声。既然这样，那我们在这儿——远离前线的地方，就更该任情绪变化，或喜或悲或哭或笑，看看美景尝尝美食，谈谈恋爱，这也是无妨的啊……” 我听他说话，都不能确定哪些是他故意在开玩笑。奥利申斯基的职务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特派员，他是在一九一七年入的党。他常穿一套西欧式的衣服，没有留胡子，下巴光溜溜的，他的身上还时常洒洒香水。他现在就住在我们这幢楼里，谢加尔曾经住过的那套房间。他常在晚上到我的房间来看看我。他是个挺有趣的人，与他聊天感觉挺好的，这或许是因为他曾在巴黎呆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吧，他好像懂得很多西方的东西，但我并不想与他深交。因为我很明白他是首先将我视为一个女人，然后再把我看作是党内的一名同志。他虽然很有勇气，从没有掩藏过他自己的意图和观点，追求的方式不令人讨厌，并且时常表现得十分多情，但是我确实很难说服自己喜欢上他。 将奥利申斯基的这种温文尔雅的风度与朱赫来那种有些粗犷的朴实风格相比，我更喜欢朱赫来那种朴实亲切。 说起来，这几天筑路工地也发给了我们一些写得非常简短的工作报告，汇报他们的工作进程。他们现在每天大约要铺一百俄丈长的路基。先是直接将枕木放在冻土上，然后再刨个凹槽，将枕木塞到那里面去。现在，工地上满打满算也不过只剩下了二百四十个人。后来派去的第二批工作人员中也逃走一半人。不过，也难怪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太艰苦了。天气又这么寒冷，还下了雪，这种天让他们怎么铺路呢？…… 第34章 杜巴瓦他们去检修火车头已过了七天了。停在普夏—沃基察的八个火车头中，他们只修好了其中的五个，其余的都是缺少零件不能修理的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起了控告，说他率领一批人强行扣留了从普夏—沃基察往城区开的全部电车。他轰走全部旅客，然后把铺支线用的铁轨安装上去，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全开到了火车站。电车工人全力支援他们的行动。 在火车站，来自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往火车上装铁轨。杜巴瓦他们将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筑路工地。 阿基姆拒绝在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的问题。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拖沓习气严重到了极点，他们只肯拨给两辆车。图夫塔这样教训杜巴瓦： “你们这种游击队的习气该改一改了。在现在这个时代还这样做是要坐牢的。你们大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协商解决，犯得着一定要去硬抢吗？” 我从没见过杜巴瓦怒气冲冲到如此程度的样子。 “你这个只知背诵各种条文的家伙，干吗你自己不去跟他们好好协商？坐在这儿喝足了墨水，将事情吹得天花乱坠。如果我不按时将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工地上去，那就得挨别人的骂。依我看应当把你也送到工地上去，让托卡列夫好生管教管教你，省得在这儿妨碍别人开展工作！”杜巴瓦暴跳如雷，惊动了整个省委大楼。 图夫塔向上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处分杜巴瓦。阿基姆让我回避一下。他和图夫塔单独交谈了十多分钟。当图夫塔从阿基姆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气得脸红到了脖子根，简直是怒不可遏！？十二月三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报告信，写这封信的是铁路革命委员会。信中反映，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同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火车站将一些空房子的门窗拆了。当他们将拆下来的东西搬上工程车时，火车站的一个反革命工作人员要求将他们扣留，不料却被这几个人给缴了枪。直到火车开动以后，他们才将已经退空了子弹的手枪交还给他。门窗全叫他们给运走了。此外，铁路局物资处还指控托卡列夫未经批准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取了二十普特铁钉，作为发给农民让他们帮助把做枕木用的长木头运出伐木场的报酬。 我跟朱赫来同志讨论了这两件事。他笑着说道：“这两件控告我们都给顶回去算了。” 工地上的情形紧张到了极点，每一天都是极为珍贵的。有时候发生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只好施加点压力了事。我们经常将工地上的捣乱分子带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小伙子们不按规章制度办事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只小巧玲珑的暖手电炉子，我和奥莉加用来烤手，可是房间并没有因这只暖手电炉而暖和多少。那么在寒冷的森林里，人们又如何熬过这漫漫的寒冷冬夜呢？据奥莉加说医院里面冷得厉害，病人们都不敢将脑袋露出被窝，在那里每隔两天方能生一次火。 你说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和后方是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十二月四日 大雪又下了整整一天。据递上来的报告说，大雪封住了博亚尔卡筑路工地，工程不得不停顿下来，大家都在忙着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已经作出决定：筑路工程第一期必须在1922年1月1日前完工，把铁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当这个决定传到博亚尔卡工地时，托卡列夫这样回答：“只要我们还剩一口气，就一定要确保按质按量如期完工。” 保尔·柯察金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别人“控告，”这倒是颇令人奇怪的。我到如今也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见面。？十二月五日 昨天，匪徒又袭击了博亚尔卡筑路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小心地踏步前进。有时候马蹄踩在下面有枯枝的积雪上面，枯枝立时断裂，发出清脆的响声。马就打个响鼻，急忙往旁边一蹿，但是，紧接着贴着的耳朵上挨了一枪托，它又赶紧往前奔跑了。 十几个骑马的人翻过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长条形的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土地。 他们在那里勒马停住。咚的一声，马镫相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动了一下。长途跋涉使它浑身热气腾腾。 “他们这帮人他妈的还真很多。”一个匪徒头目说，“我们得把他们全都吓跑。大头领吩咐过，一定要让这帮臭工人明天统统从这里滚出去，否则他们真要得到木柴了……。” 匪徒们一个紧跟一个，沿着轻便铁路向车站的方向走去，逐渐靠近了全体林区房边的一片空地。他们隐藏在树背后，并不走到空地上去。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死寂。一个个雪团像松鼠一样，从被皎洁的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枝上滚落下来。林木之间，短筒枪喷出条条火舌。子弹打得墙壁上泥灰四溅。潘克拉托夫他们搞来的玻璃窗也被子弹击得粉碎，发出凄厉的破裂声。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板上的工人，他们猛地都跳起来，可是房子里枪弹横飞，又迫使他们重新卧倒在地。 有人压到了别人身上。 “你要上哪儿去？”杜巴尔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道。 “外面。” “傻瓜！快点趴下！只要你一露头，保管会被撂倒在地。”杜巴瓦急促地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大门旁边。杜巴瓦匍匐在地，把手中端着的枪伸向门口。保尔半蹲着，一手紧张地摸着转轮手枪的弹槽，手枪里有五粒子弹。他摸到空槽，连忙把转轮拨过去。 枪声骤然停了下来。紧接下去就是令人窒息的沉寂。 “同志们，有枪的到这边来。”杜巴瓦低声指挥趴倒在地上的人们。 保尔小心翼翼地将大门打开。空地上看不见半个人影，只有雪花飘飞，缓缓地落到地面上。 十个人抽打着马匹，隐没到森林里去了。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从城里飞快地驶过来一辆检道车。朱赫来和阿基姆从车上下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赶上前去迎接。从车上卸下一挺机关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把步枪，并将它们堆在了站台上。 他们匆匆忙忙地向施工现场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在雪地上划出零乱的曲线。他走路时像熊一样左摇右摆。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他的两条腿老是像圆规那样叉开，仿佛脚下踩着的仍然是晃动着的甲板。阿基姆身材高大，所以能跟上朱赫来的脚步，托卡列夫却常常不得不小跑才能赶上他们两个。 “匪徒来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眼前的这个山包挡道，确实给我们添了很大的麻烦，非得多挖大量土方不可。”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转过身来，两个巴掌稍稍弯曲着挡住风，点着了一根烟，赶紧猛抽上两口，又拔腿去追前面的两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却没有因此放慢步伐，只管继续往前走。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说： “这条支线你们能确保如期完工吗？” 托卡列夫没有马上回答他，沉吟片刻之后他才说： “你要知道，老弟，按常规速度我们根本无法如期完工，但是又非到期完成不可，我们没有后路可走。” 他们两个赶上朱赫来，三个人并排向前走着。托卡列夫心情激动地接着说： “问题就在于这个‘但是’上。全工地上的人中只有我和工程师波托什金两个人知道：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加上人力和设备又严重不足，要想如期修成是办不到的。可是全体筑路的人都明白，不按期完工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上回我才会说：只要我们还剩一口气，就一定要确保按质按量如期完工。你们亲眼看着吧！我们在这里挖了将近两个月的土地。第四批眼看就要到期了，可是基本的成员一直就没换过班，没停下来缓过一口气，全凭火热的青春支撑着他们。但是已经有差不多一半人着凉受寒了。看着这些可爱的小伙子，我心里像刀割一样疼。他们是无价之宝……就怕要不止一个人在这鬼地方献出生命。” 从车站开始，已经铺设好了一公里轻便铁路。 在前面是一公里半已平整好的路基。路基上挖成的凹槽里铺着一排木头，一眼望去像是被大风刮倒的一排栅栏，这便是枕木。这段路基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整出来的路面。 在这个工地上干活儿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四十个汉子正在路基上铺枕木。一根脚穿新树皮鞋的红胡子庄稼汉，不慌不忙地从雪橇上卸下木头，扔到路基上面。稍远一些地方，还有几架他们的雪橇。为了把枕木铺得一样平，地上摆着两根长铁棍，这是用来代替路轨的。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头，铁锹，铁镐等统统都派上了用场。 铺枕木是一种细致活儿，绝对不能图快。枕木必须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以便让每一根枕木平均分担压力。 在这段工地上，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今一个人掌握了铺路技术。这个五十四岁的老汉，留着两道油光光的八字胡须，头上却没有一根白发。他志愿留在这里，一干就连着干到了第四批。他像年轻人一样经受了所有的困难艰辛，因此在筑路队里获得了普遍的尊敬。他，烟厂女工塔莉姆的父亲，是一位党外人士，党组织每次开会总是邀请他参加，让他坐在荣誉席上。他为此感到很自豪，发誓绝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能扔下你们不管吗？我一离开，你们会将这里搞乱的。这里需要我的这双眼睛，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铺了一辈子枕木……”每到换班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说这几句话，于是他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下来了。 工程师波托什金对他保持着充分的信任，不大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这时候大伙儿正在忙着干活儿，朱赫来等三人走到他们跟前。潘克拉托夫正挥动斧头，砍着安放枕木用的凹槽，他满脸通红，满头大汗。 阿基姆费了好大劲才认出这个码头工人。他消瘦了很多，高颧骨越发显得突出了许多，脸也没有仔细擦过，又黑又憔悴。 “啊，省领导来了！”说着，潘克拉托夫把温热且带着大汗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声停了下来。阿基姆看出周围的工人脸色都很苍白。他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都堆在工地房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对拉古今交待了几句，然后就拉上潘克拉托夫陪同刚来的朱赫来、阿基姆朝小山包走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排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解释一下，你们跟莫托维洛夫卡车站的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闹翻的，而且把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觉得你们这样干过火一些了吗？”朱赫来严肃地问眼前这个不大爱说话的码头装卸工。 潘克拉托夫窘迫地微微一笑。 “我们是跟他商量好后才缴了他的枪的。这个行动是他主动向我们提出的。这小伙子跟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对他说明了确实存在的困难，他就说：‘同志们，我没有权力让你们卸走门窗。根据捷尔任斯基所下的命令，是严禁盗窃铁路财产的。此地的站长与我是冤家对头，这个坏蛋偷东西，总是被我干涉。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他是肯定会上告的，那我就得站到革命法庭的审判席上去。你们先缴了我的枪，再把东西赶快运走。站长无法上告，事情也就算是圆满解决了。’所以，我们就那样干了。我们可不是把门窗搬回自己家里。”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又接着说： “朱赫来同志，如果有人一定要受处分的话，就处分我们几个好了，您可别责怪那个小伙子。”“不行——这是破坏纪律的。我们有足够的力量通过组织手段粉碎官僚主义。好了，现在谈谈更重要的问题。”于是朱赫来便向潘克拉托夫询问匪徒袭击的详细情形。 在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大家正在挥动铁锹，猛攻坚硬的冻土。他们要将横挡在路上的小山包劈开。 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卫员。他们带着霍利亚瓦的手枪和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霍穆托夫的手枪。这也是筑路队的全部武器。 波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笔记本上记着数字。整个工地上就剩他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了。瓦库连科因害怕被匪徒的子弹打死，连可能会被法庭判处临阵脱逃罪也顾不得了，今天一大清早就开小差溜回城里去了。 “要劈开这个山包得费上半个月的时间，因为地被冻住了。”波托什金对站在他面前的霍穆托夫低声说。霍穆托夫这个人老爱紧皱双眉，他动作迟缓，很少开口说话。 “总共只给咱们二十五天，挖山包您就要用十五天，这怎么行！”霍穆托夫说，说完烦恼地用嘴咬着胡子梢。 “这个最后期限或许有点脱离实际情况。我有生以来从未在这样的条件下，同这样的集体一起筑过路，也可能是我估计得有错误，因为在这以前我就曾错过两次。”波托什金说。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小山包。山坡上的人们望见了他们几个。 第35章 “瞧！谁来了！”铁路工厂的吊眼旋工特罗菲莫夫用露在破绒衣外面的胳膊捅了一下保尔，指着山坡下面说。保尔连铁锹也没顾得上扔，赶紧往山坡下跑。他那两眼在帽檐下热情地放出微笑的目光。朱赫来紧握住他的手，时间比谁都长。 “你好，保尔！瞧你这身古里古怪的装束，简直叫人认不出你来了。” 潘克托夫苦笑了一下。 “他那五个脚趾头行动完全一致，全体露在鞋外面。开小差的家伙还将他的大衣顺手牵羊地偷走了。跟他同一公社的奥库涅夫把破裤子支援给了他。不过这些都没关系，保尔血气方刚，还可以在铺干草的水泥地板上烤一个礼拜，然后再进棺材。”码头装卸工苦中作乐地对阿基姆说。 眉毛全黑，鼻子微微上翘的奥库涅夫调皮地眯起眼睛说： “我们才不会让保夫鲁卡完蛋呢，我们可以把它推选到厨房去，给奥达尔卡当火头军后备队员。只要他不是傻瓜，保管他在那儿吃得饱，睡得暖——挨着炉子也行，挨着奥达尔卡也行。” 一阵善意的哄笑将奥库涅夫的话淹没了。 这是他们今天头一回开怀大笑。 朱赫来察看了小山包，然后同托卡列夫，波托什金坐着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又折回来。工地上的人依然勉强地在挥锹挖土。朱赫来望着此起彼落的铁锹，和弯腰甩开膀子干的人群，低声对阿基姆说： “不必召开群众大会了，这里没有哪个人需要宣传鼓动，托卡列夫，你说话很准确，他们确实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望着眼前挖土的人群，眼中充满敬佩，疼爱和自豪的神情。就在不久以前，在反革命分子发动叛乱的前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扛枪战斗在战场；现在，他们又心怀共同的奋斗目标，要让钢铁大动脉一直伸到宝贵木柴的堆放地去。这些木柴是温暖的源泉，生命的依托。 波托什金心平气和但又是有根有据地向朱赫来证明：要在这个小山包上劈出一条路来，少于两周是绝不可能的。朱赫来一面听着他的计算，一面在心里琢磨着。 “你先把工地上的人撤下来，调到前面去修路。至于这个小山包，咱们另外想办法将它解决掉。” 在车站的电话机旁，朱赫来说了很久。霍利亚瓦在门外充当警卫。他听见朱赫来对电话的另一端斩钉截铁地说：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参谋长挂个电话，让他尽快把普夏列夫斯基调到筑路工地附近来。一定要将这一地区的匪帮肃清。请他从基地调一辆装甲车和几名爆破手来。其他的事情我自会安排。我要连夜赶回去，让利特克在十二点之前把车开到车站。” 板棚里，阿基姆发表简短的讲话后，朱赫来接着发言。大家亲切地攀谈着，人们不知不觉地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朱赫来告诉筑路工人，原定的最后限期不能更改，工程必须赶在1月1日前完成。 “我们要把建筑工程转为战时状态。全体党员编成特勤中队，由杜巴瓦同志担任中队长。六个筑路小队每个都有硬任务。将还未完成的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队承包一段。全部工程必须在一月以前全部结束。提前完工的小队将享受提前回城休息的权利。另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准备向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递报告，请求给这个工程队的优秀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六个小队的队长也已经指派完毕，第一队是潘克托夫同志，第三队队长由杜巴瓦同志兼任。第二小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小队是拉古今同志。第五小队由保尔同志负责。第六小队是奥库涅夫同志。“筑路工程队长，思想和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朱赫来在发言中最后宣布，“仍然由连轴转的安东·尼基福罗维奇·托卡列夫老大爷扛着。” 工地上，仿佛整群鸟一起振翅飞翔，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原来一张张绷紧的脸都展露出欣慰的笑容。一向很严肃的朱赫来，最后这句话却说得亲切而诙谐，使长时间凝神倾听的人们爆发出一片笑声。 二十四个人簇拥着阿基姆和朱赫来，把他俩全部送到检道车房。 朱赫来跟保尔道别，看到他那双灌满冰雪的套鞋后低声对他说： “请等到我给你捎双鞋来，你的两只脚还没冻坏吧？” “好像有点冻了，已经肿起来了。”保尔回答说。他想起了藏于心中很久的要求，便抓住朱赫来的袖子说：“你能发给我几发手枪子弹吗？我手中能用的只剩三发了。” 朱赫来抱歉地摇摇头，但当他看到保尔露出失望的神情时，毅然解下了身上佩带的毛瑟枪。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一下子，保尔简直不敢置信他会得到这期待已久的礼物，正在惊喜时，朱赫来已经把枪带挂在他的肩上了。 “拿着吧，拿过去吧！我知道你对这个早就眼红了。不过千万当心些，别误伤了自己人。还有这满满三夹子弹也给你吧。” 一道道极其羡慕的目光投向保尔。有一人大声喊道： “保尔，咱俩交换一下，我给你一双靴子，再加一件短大衣。” 潘克拉托夫在保尔背上推了一下，开玩笑说： “小鬼，换双毡靴穿穿吧。再穿你那只套鞋就甭想活着过圣延节了。” 这当儿，朱赫来正一只脚踩在检道车的踏板上，给保尔开持枪许可证。 清晨，一列装甲火车喧吼着驶过道岔，进了车站。火车头上喷出一团团乳白色的蒸汽，就好像天鹅毛一样，但它们又立即消失在寒冷而清新的空气中。从装甲车上走下几个穿皮衣的人。几小时之后，装甲车送来的三名爆破手将两个蓝黑色的“大西瓜”深埋在小山包上，接上长长的导火索，随即发出信号弹，人们纷纷撤离这被危险笼罩的小山包，四下隐蔽起来。一根火柴引燃了导火线，发出磷火一般的亮光。 这时候，九百个人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难熬的一分钟，两分钟——终于大地猛烈一颤，一股超凡的力量炸开了小山包，把硕大的土团抛向天空。接着，又进行了比第一次更猛烈的爆炸。震耳欲聋的巨响，震撼着山谷森林。山包被炸裂的隆隆声回荡在雪山林原。 山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深坑。周围几十米的范围内，在白糖似的雪地上，撒满了被炸落的碎土。 人们拿着镐，扛着锹，向被炸开的深坑跳跃而去。 朱赫来走后，工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铺路大比武，各个小队都希望独领风骚。 离拂晓还有一大段时间，保尔谁也没有惊动，悄悄爬起来，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艰难地挪动着冻坏了的双脚，到厨房里面去。他烧开一桶喝早茶用的水，然后回去唤醒本小队的伙伴。 等到本小队的人都从梦中醒来，天已经开始破晓了。 在板棚吃早点的时候，温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和他的伙伴的桌子跟前，激动地说： “杜巴瓦，你看到了吧？天刚蒙蒙亮保尔就把他那伙人给叫起来了，这会儿他们恐怕已经铺了十俄丈。听大伙儿说，他们铁路工厂的人全让他给鼓动得热血沸腾，宣称要在二十五日以前将分给自己的那段铺完。他想把咱们都给甩到后头去。不过对不起，谁快谁慢还得走着瞧呢！” 杜巴瓦苦笑了一声。他心里清楚地知道为什么铁路工厂一队的行动会扰得这个货运码头共青团书记心里忐忑不安。就连他杜巴瓦，也不知不觉就受到了好朋友鲁边卡的紧逼：这个保尔一声不哼，就向各队挑战了。 “朋友还是朋友，竞赛各显身手。这关系到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潘克拉托夫说。 将近正午时分，保尔那一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打断了他们的工作。原来是站在架在一起的步枪旁的警戒哨兵，发现树林里出现了一小队骑兵，所以赶紧鸣枪示警。 “快拿起枪，弟兄们，匪徒来了！”保尔喊道。他撂下铁锹，照直向大树跑去，他的毛瑟枪就挂在枝头。 全队人都拿着武器，趴倒在路基旁的雪地上。 前面的几个骑兵挥舞着帽子，其中一个高声喊道： “不要开枪，同志们！是自己人！” 五十多个骑兵顺着大路奔跑到跟前，他们的布琼尼帽子上都戴着闪闪的红星。 原来这是普济列夫斯基团的一个排，他们前来看望筑路人员。排长的坐骑只有一只耳朵，这一点引起了保尔的注意。这是一匹漂亮的灰马，额头上有一块白斑。它显得躁动不安，在排长胯下不停地“跳舞”。保尔跑到这匹马跟前，用手一把抓住马嚼子旁边的缰绳，把这家伙吓得直往后退。 “小秃斑，小捣蛋，咱俩竟在这里又相见了！你还没让子弹给打趴下呀，你这独耳朵美女。” 他亲热地搂住战马细长的脖子，抚摸它翕动的鼻子。排长经过打量，终于认出来了，他惊喜地喊道： “哦，保尔·柯察金，原来竟是你？你认出了马，我谢列达尔反倒没认出你来，你好啊，兄弟！” 经过全城总动员，不断给筑路工地以支援，使工程进度明显加快，伊万·扎尔基把留在城里的男团员都调赴博亚尔卡工地，团区委变成了骨架。整个索洛缅卡区只剩下一些女团员，扎尔基还到铁路专科学校鼓动了一批学生去支援工地建设。 他向阿基姆汇报工作时，曾开玩笑地说： “如今只剩下我和女无产者了。如果沙塔垭代替我，再把门口的牌换成“妇女部”，我就也可以到筑路工地上去了。我一个堂堂男子汉成天在姑娘堆里转，还真感到别扭，姑娘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瞧我。我想这群喜鹊一定在背后叽叽喳喳地议论我：‘把别人全赶到工地上去，自己却留在城里，真是个大滑头。’只怕还有更让我觉得冤枉的话呢。求你了，让我也去吧。” 阿基姆在笑声中拒绝了他的请求。 人们陆续来到博亚尔卡工地，铁路专科学校的六十多位学生也披甲上阵了。 朱赫来设法让铁路管理局调出四节客车车厢，开车运到博亚尔卡，作为新来工人的宿舍。 杜巴瓦小队撤出了工地。他们被派往普夏—沃基察，负责把专门用于轻便铁路的小火车头和六十五节平板车运回工地。这项工作算是他们在工地上的任务。 杜巴瓦临走时向托卡列夫提出建议，调回克拉维切克，让他领导新成立的一个小队。托卡列夫采纳了他的建议，丝毫没去怀疑他的真实动机。杜巴瓦之所以会想起克拉维切克这个捷克人，是因为他收到了安娜托索洛缅卡区的人捎来的便条，上面写说： 杜巴瓦： 我和克拉维切克给你们挑选了大批书报，我们向你，向博亚尔卡工地的全体突击队员致以诚挚的敬礼。你们全是英雄好男儿！愿你们身体康健，精神抖擞！昨天，各木柴场的最后一批货都已配售完毕。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转达问候。他是个品格优良的好小伙儿。他亲自动手为你们烤制了面包。因为他信不过面包房里的那些家伙。他亲自筛面粉，亲自开机器和面。他想方设法弄来优质面粉，烤出来的面包香喷喷的，和我以前领到的味道大不相同。晚上，我这儿常常聚集着咱们的人！塔莉娅，阿尔秋欣，克拉维切克，有时候还有伊万。他们也学习一些东西，但主要是对各种人和事进行谈论，其中涉及最多的是你们。姑娘们大生托卡列夫的气，因为他不让她们到工地上去。她们反复保证，能跟你们一样经受磨炼。塔莉娅说：“我穿着爹的衣服去找爹，没说几句话他就会撵我走。” 多半她不会这么去干，你代我问候黑眼睛的朋友。 安娜 暴风雪骤然袭来。一团团灰色的云块布满天幕，低低地飘移着。大雪纷飞。晚上又刮起了狂风，烟筒呜呜作响，狂风在树木间飞旋，发出凄切的呼啸声，使整座森林心神慌乱。 暴风雪怒吼一肆虐了整整一夜。车站中那间破房子关不住热气，虽然通宵开着火炉，大家还是觉得寒气逼人。 第二日清晨上工，脚陷进深深的积雪中，雪地上留下了一串串黑洞。树梢上却已挂着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天空碧蓝，万里无云。 保尔小队正忙着在自己的工地上清除积雪。到这时候，保尔才真正体会到严寒带来的苦痛有多么难以承受了。奥库涅夫给他的上衣一点儿也不保暖，旧鞋套老是灌满了雪，有好几次竟陷在雪里找不到，另一只脚上的靴子又随时都有整个鞋底掉了的危险。由于睡的都是水泥地，在他的脖子上被冻红的肉更加突了起来。托卡列夫将自己的毛巾递给保尔当围巾使用。 保尔变得精瘦精瘦，两眼布满血丝，他拼命地挥动大木锹铲雪。 这时候，一列客车爬进了车站，火车头也不堪重负，勉强把车厢拖到这里。煤水车上再也找不到一块木柴，炉膛里的火光眼看就要熄灭。 “快给些木柴，我马上开走，要是不给的话，趁它还能动弹，让我停到备用线上去！”司机大声向站长叫喊。 列车开到备用线上去了。旅客们听到停车的原因立刻变得沮丧起来。车厢里的人挤得满满的，人们叹息着，谩骂着。 第36章 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主意：“你们可以去跟那个站台上走的老头儿协商一下，他是工地总负责人。工地上有当枕木用的木头，他至少可以下令用雪橇送一些过来的。”乘务员们立刻朝托卡列夫走去。“木头确实是有，但不能白给你们。这是我们筑路的材料。现在工地被雪封住了。火车上有六七百个乘客，妇女小孩可以呆在车厢里，其他的人都得拿起铁锹来铲雪，干到晚上，就把木头给你们。如果不愿意干，就让他们等过今年吧。”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瞧！伙伴们，来了这么多人！嚯，他们中还有女的！”保尔身后有人惊讶地说。 保尔回过头去。 托卡列夫走过来对保尔说：“给你们一百个人，分配他们干活儿吧。看着点，别让他们干站着发呆。”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派了活儿。有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身着皮领子大衣，头顶羊皮帽子，在同身旁一个青年妇女讲话。那青年妇女戴着一顶海狗皮帽，帽顶上还有个绒球。那男子气呼呼地转动着手中的铁锨，抗议说： “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无权来强迫我干这个。如果向我这个铁路工程师提出请求，我可以负责指挥工作。你跟工人都不必去铲雪，哪里也没有这条规矩。那个老头儿违法乱纪，我还要追究他的责任呢。哪个是这儿的工长？”他问身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 “公民，您为什么不愿干活儿？” 那男子用鄙夷的目光将保尔从头看到脚。 “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我跟您无话可说。把工长叫来，或者别的负责人……” 保尔紧皱眉头，瞪了他一眼说： “不想干活儿那可不成，车票上没我们的签字，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程负责人的命令。” “您呢，女公民，也拒绝干活儿吗？”保尔转过身去问那个女人。一刹那，他愣在那儿了，站在他面前的女士是冬妮亚·图曼诺娃。 冬妮亚好不容易才认出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工人是保尔。眼前的保尔穿得破破烂烂，脚上套着两只有点特别的鞋子，脖子上围的是脏毛巾，脸也好久没有洗了。只有他那双眼睛还和以前一样炯炯有神。是他的眼睛！，正是跟前这个人，衣衫褴褛，活像个流浪汉，可在不久前却是她的心上人。一切变化得这么迅速。 冬妮亚是最近结婚的，此刻正跟随丈夫去一个大城市。她丈夫在那个大城市的铁路管理局担任要职。恰好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和少年时代的情人重逢。她甚至觉得此刻不便和保尔握手，如果握手，她的瓦西里会怎么想呢？保尔活得如此落魄，真叫人心里难过。显然这个小伙子一直没赶上好运气，只能到这儿来挖土。 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因窘迫而满脸通红。她的丈夫，那个铁路工程师气得什么似的。一个穷小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看，他觉得这个人真是太放肆了。他把铁锨往地上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 “走吧，冬妮亚。这个拉查隆尼，我看着就来气。” 保尔曾读过《朱泽佩·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拉查隆尼在意大利语中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漏网的资本家。”他粗声粗气地回敬了他一句，然后将目光转回冬妮亚，冷冷地对她说：“图曼诺娃同志，拿起铁锨，站到队伍里去吧。可千万别学这头胖水牛。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您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高跟皮靴，冷笑了一声，随口又说了一句： “我奉劝你们可别留在这儿，土匪们前两天刚来骚扰过。”他回转身，拖着那只套鞋，嗒嗒地响着，赶回自己的小队去了。 最后这句话使工程师的头脑保持了清醒。 冬妮亚说服他一起铲雪去了。 傍晚收工后，人们都往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抢在前头到车厢里去占座位。冬妮亚停住脚步，让工人们先回去。走在最后的是保尔，他拄着铁锹，已是精疲力尽了。冬妮亚等他走到身边，就和他并肩而行，说： “你好，保夫鲁沙！说实在话，瞧见你这个样子，我感到很出乎意料。难道你就不能在政府部门里找到一个比挖土好一些的职位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是相当于委员的首长了呢，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利……” 保尔停下来，用陌生的目光打量着冬妮亚。 “我也感到意外，竟会看到你变得这么……真美。”保尔总算找到了一个比较温和的字眼。冬妮亚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你还是这样粗鲁！” 保尔把铁锨往肩上一扛，迈开步子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说： “图曼诺娃同志，坦率地讲，我的粗鲁要比你那彬彬有礼好得多。我们身后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一切正常得很。但是你的生活比我想象的糟得多。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跟工人们在一块儿还不感到害羞，可现在你浑身上下全透着樟脑丸的气味。说句心里话，你我之间已没什么好谈的了。” 保尔收到阿尔焦姆寄来的一封信。哥哥说他马上要结婚了，让弟弟必须去一趟。 风将白色的信纸从保尔手中吹走，好像白鸽一样飞上了天空。保尔不可能赶回去参加哥哥的婚礼了，此时此刻，他怎能离开工地？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超过了保尔这一小队的进度，他们的推进速度简直让人震惊。这个码头装卸工正在拼命争夺冠军，他已经失去了以往的谨慎，拼命鼓动来自码头的小伙子们努力干活儿。 波托什金观察着这些舍命顽强苦干的筑路工人，他惊讶地挠着头发问自己：“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从哪儿得来的？假使天气晴上个七八天，我们就可以将铁轨铺到伐木场了。有句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到老仍觉学得少。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负额。”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制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回来了。在见过托卡列夫之后，就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他俩亲热地互致问候以后，克拉维切克笑着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精制的瑞典毛皮短大衣，拍拍富有弹性的黄色皮面，对保尔说： “这是带给你的，猜猜是谁给的吧？嘿，小伙子，你真是个傻瓜，这是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我捎来的。怕你个傻瓜冻在这儿呢。这件大衣本是奥利申斯基送给她的，她转手就交给我，说捎给保尔穿吧。阿基姆告诉过她，说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儿。奥利申斯基稍稍撇了撇嘴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再另寄一件军大衣过去。’可丽达笑道：‘不用再麻烦您了。他穿短的干起活儿来可以更利索些。拿着吧！’” 保尔满怀惊喜地接过这件珍贵的皮大衣，犹犹豫豫地把它穿到冻得冰凉的身上，才过了一小会儿，柔软的毛皮就使他的肩头和胸口觉得暖洋洋了。 丽达在日记里写着： 十二月二十日 暴风雪不停不息。今天仍是满天风雪。博亚尔卡工地上的人们眼看就要把路铺到伐木场了，不想却遭遇了严寒和暴风雪而中途受阻。他们被封在冰雪之中。挖掘冻土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总共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然而这一段却最为艰难。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有三名工人病倒。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工地无人来参加。在距离这一筑路工地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徒们弄翻了一列运粮的火车。遵照粮食发放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的全体人员已奔赴出事地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工地运回城里，其中包括奥库涅夫。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病房的暖气都停止供应了，该死的暴风雪！它到何时才会停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儿回来。消息得到了证实。昨晚奥尔利克匪帮倾巢而出，袭击了博亚尔卡工地。双方交战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路，所以直到今天朱赫来方获得确切的消息，幸好匪徒已被击退。托卡列夫负重伤，胸部被击穿，今天将把他送回城。克拉维切克被敌人砍死了。他昨夜刚好担任警卫组长，是他最早发现匪徒并鸣枪报警的。他一面往回跑，一面向进攻的敌人还击，可惜还没等他跑到旧校居就被砍死了。筑路队总共有十一个人负伤。现在工地上已有一列装甲列车和两个骑兵中队驻扎在那儿了。 潘克拉托夫如今接任工程总负责人。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追上了一部分匪徒，将他们全部消灭了。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等火车驶到，就沿着铁路线步行离开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还有其他伤员都已被送回城里医院，现在已安置妥当。医生说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他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其他伤员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筑路工程队的来电。“为了对匪徒的袭击作出最好的回答，我们所有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铁路建设者，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上的士兵，与骑兵团的红军战士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排除万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进城里。我们必将拼尽全力，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队的仪式在索洛缅卡区将克拉维切克安葬。 企盼已久的木柴眼看就要运进城里，但是筑路速度却更加缓慢，每天都有几十人因为伤寒而倒下。 这一天，保尔感觉两腿发软，仿佛是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觉得比以往烧得更厉害了。 使工程队遭受重大伤害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袭来，但是他那顽强的躯体依旧在抵抗。接连五天，他都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出工。他虽然身穿暖和的皮大衣，脚穿朱赫来送的毡靴，可是由于身体虚弱，这些东西也不能帮助他。 每迈出一步，胸口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他全身发冷，上下牙一直打颤，双眼模模糊糊，只觉得周围的树木在绕着他打转。 他好不容易才挨到车站。车站里异常的喧闹声使他大吃了一惊。仔细看过去，原来站台旁边停靠着一列与站台等长的平板列车，装着火车头、铁轨和枕木，正由跟车同来的人们在往下搬卸着。他又向前跨出几步，不料却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他糊里糊涂地只感到脑袋撞到地上，冰冷的积雪贴着灼热的脸，好不舒服。 过了几个小时，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保尔，把他抬进了板棚。保尔急促地呼吸着，已经不能分辨周围的人。从装甲列车上请来的医生说：“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点五度，关节炎和脖子上的毒疮都算小病，不值一提。肺炎加伤寒就可以将他从这个世界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到工地的杜巴瓦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护送保尔回故乡。 幸亏保尔所在的小队全体出动，更主要的是霍利亚瓦施加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处于昏迷状态的保尔及阿廖沙塞进了拥挤的车厢。车上的旅客却怕传染上伤寒，无论如何也不肯让他们上车。有人甚至威胁，车一开动，就要将保尔扔出窗外。 “这个病人不传染！哪怕把你们全赶下车，也得让他走！自私的家伙，你们记清楚了，我这就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就把你们全部赶下车扣押起来。给你，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手枪。谁敢拿个指头碰他一下，你就对谁开枪。”霍利亚瓦为了进一步镇住那些人，又加上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面前问： “你看，保尔能活下来吗？” 没有回答。 “走吧，杜巴瓦，只能听天由命了，现在咱俩得挑起全部重担，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明天一早就开始试车。” 霍利亚瓦给铁路沿线各站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挂电话，再三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保尔抬下车来。直等到每个同志都答应了一定做到，他才回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从一列客车车厢里抬出了一个浅色头发的年轻人的尸首。他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死的？——没有一个人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托咐，赶到车厢前进行阻拦，但发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辞世。便只得派人把尸体抬进了收容站的太平间。 他们赶紧打电话到博亚尔卡筑路工地，通知霍利亚瓦，说他嘱咐要好生保护的那位同志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博亚尔卡工地给省委拍去一份简短的电文，将保尔的死讯传给了他们。 阿廖沙把一息尚存的保尔送到了家，不久之后，他自己也因染伤寒而病倒了。 下面是丽达的又一篇日记： 一月九日 我为何会如此伤心？还未坐下提笔，我就已哭泣。谁会想象得到丽达也会失声痛哭，而且哭得这样悲伤？难道流泪就一定代表着意志薄弱吗？今天哭泣是因为悲痛难忍。怎么会悲痛到如此地步呢？今天本是个喜庆的日子啊。可怕的严寒已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也刚参加完庆祝大会回来。那是市苏维埃为表彰筑路英雄而召开的扩大会议。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悲痛会爬到我的心头呢？确实是取得了胜利，可是却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使我明白了何为真正的感情，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比我原先想的更重要。 日记就写到此。不知何时会有下一篇。明天我就给哈尔科夫写信，告诉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任职。 第37章 青春击败了病魔。伤寒没能夺去保尔的生命，他第四次从死神的手掌里逃了出来。卧床一个月以后，保尔终于站起来了。虽然他骨瘦如柴，面色惨白，两腿打颤，但已开始用手扶着墙壁，试着在房间里挪步了。他让母亲把他搀扶到窗前，在那里他久久凝视着大路。雪水汇成的一个个小水坑闪闪发亮。外面已闪现出冰消雪化的初春景象。 在紧临着窗户的樱桃枝上，站着一只生气勃勃的灰胸脯的麻雀，它正用机敏的小眼睛困惑地望着保尔。 “喂，咱们总算是熬过一个冬天了吧？”保尔用手指敲敲窗户，轻声地问。 他母亲惊讶地望着她的儿子。 “你在跟谁说话呀？” “跟麻雀……飞走了，这机灵的小不点儿。”保尔无力地笑了几下。 绿意盎然，春波荡漾。保尔·柯察金开始考虑回到城市去的事儿。他已经恢复到可以走路了，不过体内大概还潜伏着别的某种病。那天他正在园子里散步，脊椎间突然一阵剧痛，保尔摔倒在地。他费劲地站起来，慢慢回到房间里。第二天，医生为他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在脊柱上摸到一个凹处，便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 “您这儿怎么会往下凹的？” “医生，这是公路上的石头给砸了一下。在罗夫诺城下，我背后有一门三英寸口径的野炮将公路上的石头炸得四处飞溅……” “那您是怎么走路的？难道这对你没产生过妨碍吗？” “不碍事。当时我躺了两个钟头，随后又骑马，到现在才第一次发作。”大夫流露出了同情，看着保尔。 阿尔焦姆住在他老婆斯乔莎家，这是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斯乔莎长得丑，但年龄并不大。那天，检查完身体后，保尔顺便到他哥哥家看看。刚走进肮脏的院子，就有个既丑又脏的男孩向他跑来，一面认真地挖鼻孔，一面粗声粗气地问： “你是干什么的？想偷东西吗？再不走，我妈会发火的！” 这时，阿尔焦姆在一间破旧的矮木房里朝保尔喊道： “保夫鲁沙，进屋吧！” 走到屋内，保尔看见一个脸色腊黄的老太婆正拿着炉叉在炉边忙着。她见保尔进屋，只是翻着眼皮看了他一眼，并把锅勺敲得叮当响。 两个年纪较大的绑着短辫的女孩好奇地爬上炉炕，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客人。 阿尔焦姆仍旧坐在桌旁，觉得有些尴尬。他知道，母亲和弟弟并不赞同这桩婚事。石匠的女儿加林娜长得不错，还是个服装厂的女工。阿尔焦姆和她谈了三年恋爱，可后来不知何故竟然断绝了来往，转而与这个丑陋的有三个孩子的寡妇结婚，真不知他是如何想的。他每天下班之后，还得料理田地，担负起这个家庭的全部重担。 阿尔焦姆很清楚保尔不同意他这样做，说他这是退到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地步。所以此时他正仔细观察弟弟对这里的反映。 兄弟俩寒暄了几句，保尔就提出要走了，阿尔焦姆挽留他： “不用这么急，吃完饭再走吧，斯乔莎马上就端牛奶来。不如在这里住一夜？保夫卡，你的身体还需要调养。” 这时斯乔莎进屋了，和保尔招呼了一声，然后叫阿尔焦姆与她一起到打谷场搬东西。屋里只剩下保尔和那个冷漠的老太婆。窗外传来教堂的钟声，似乎把老太婆从睡梦中惊醒了，她放下炉叉，开始嘟哝： “我的主啊，我太忙了。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了！”说着，他取下脖子上的围巾，白了保尔一眼，径直来到屋子的一个角落，在一个年久发黑、面容愁苦的圣像面前，撮起三个干枯的手指画十字。 “我们上天的主啊，愿所有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名……”她那干瘪的嘴唇不住地颤抖。 这时，院子里的小男孩兴奋地跳到长着两只大耳朵的黑猪身上，揪着猪鬃，两只光脚猛踢猪肚子，不停地对团团转的黑猪吆喝。 “驾！驾！前进，快往前跑吧！吁！听话！” 猪驮着小男孩在院子里乱窜，想把他甩下来，可那既丑又脏的调皮鬼始终坐得稳稳当当的。 老太婆停止了祷告，把头探出窗外。 “你再骑，不摔死才怪呢！还不快下来，你这讨厌的调皮鬼！别装疯了，快给我滚！” 小男孩最终还是从猪背上摔了下来。老太婆这才满意地转过身去，面对圣像，继续虔诚地祈祷： “愿你的天国降临……” 小男孩跑了进来，边用衣袖擦着摔痛的鼻子，边掉着眼泪大哭大嚷： “妈……我要吃甜馅饺子！” 老太婆转过身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斜眼鬼，小调皮，搅得我连祷告都做不成。别吵了，我马上做给你吃，看不撑死你！……”说着，他抓起凳子上的鞭子。小男孩见了，一溜烟地跑了，两个女孩在灶台后面乐得哈哈直笑。 老太婆第三次做祷告。 保尔见哥哥没回来，就站起身走了。在他关篱笆门的时候，发现老太婆正从墙边的小窗口中探出脑袋，监视着这位客人。 阿尔焦姆真是鬼迷心窍了，竟会跑到这里受罪。看来他到死也挣脱不了了。斯乔莎每年都能生一个孩子，他就像是掉进粪堆里的甲虫，只会越陷越深。再这样下去，他在机车库里的那份工作恐怕也保不住了。保尔走在空荡无人的街上，愁苦地想：“原本我还指望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 一想到明天就要到一个大城市，那里有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心情便好多了。大城市里充满了活力，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到处都有电车铃声和汽车响亮的喇叭声——所有这些都是他向往的。而他喜欢的是那巨大的石头厂房，熏黑的车间，还有一排排的机器，轰轰作响的滑轮。他已经习惯了飞轮高速动转、弥漫着机油味的地方。而这沉闷的小城，即使走在街上，也会令保尔感到压抑。难怪他觉得小城如此生疏和无聊，即便在白天也不想出去散步。有时他从那些坐在台阶上的长舌妇面前走过，会听到她们的一阵聒噪声： “嗨，姐妹们，瞧这是哪来的丑八怪？” “看上去是个痨病鬼。” “身上的那件皮衣还值几个钱，一定是偷来的……” 诸如此类令人厌恶的话语常会听到。 他早已和这个小城彻底断绝了关系，大城市是多么亲切，可爱，那里有坚毅勇敢、充满活力的朋友们，那里有他的工作。 保尔·柯察金在不知不觉中走近了松林，他在岔路口停了下来。右边隔着高高的尖头木栅栏的是恐怖的旧监狱，监狱后面的白房子是医院。 就在这个空旷的广场上，瓦莉娅和她的战友们被绞死了。保尔肃然伫立在曾经竖起绞架的地方，而后沿着陡坡，来到烈士墓地。 坟墓四周，有热心人摆上的用云杉编成的花环，就像是为墓地筑起的一道绿色篱笆。陡坡上苍松挺立，斜坡旁绿草如茵。 这宁静而肃穆的地方，是小城的边缘。松林在冥思。春回大地，空气中散发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同志们就在这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他们为的是让受苦受难的奴隶们过上美好的生活。 保尔慢慢地摘下帽子，心中充满深切的悲痛。 生命是人最宝贵的，因为每个人仅有一次。应当怎样度过人生呢？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平庸无为而羞耻；临终的时候能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生活，因为即使是一场暴病或意外，都可能终止生命。 保尔沉思着，默默地离开了墓地。 在家中，母亲正为儿子收拾行装，心情忧闷。保尔发觉她在偷偷地流泪。 “保夫鲁沙，你能不能留下？我年纪大了，我不想一个人过凄凉的日子。你们几个兄弟，都各奔东西了。你在这儿也可以过日子，何必到那个城市？你恐怕是看上了哪只短尾巴的雌鹌鹑了吧？你们对我守口如瓶，阿尔焦姆就是这样一声不吭地结婚了，你更不会告诉我。我只有在你们病倒的时候，才能看见你们。”母亲嘟哝着，并把一些简单的衣物放进干净的布袋中。 保尔抱住母亲的双肩，将她靠在胸前。 “亲爱的妈妈，根本没有所谓的雌鹌鹑！您是知道的，鸟儿是与同类做伴的。若照你的说法，我不就是公鹌鹑了？” 这句话把母亲逗乐了。 “妈妈，我曾经发誓过，在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消灭掉之前，我不谈恋爱。这并不需要多长时间，资产阶级就要垮台了……一个属于劳苦大众的共和国会建立起来的。到时你们这些辛苦一辈子的老人们都将到意大利去，那很暖和，没有寒冬，而且靠近海滨。到时你们将住在资本家的宫殿里，在温暖的阳光下享受，而我们要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孩子，我恐怕是活不到那一天了……你很像你爷爷，满脑子都是怪念头。他是水手，常出海航行，简直就像个海盗。上帝原谅我如此说他！当年从塞瓦斯托波尔打完仗回来，就已没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他胸前挂着两枚十字奖章，丝带上还有两个五十戈比的银币，到头来他还是在穷困中死去。他脾气暴躁，曾用拐棍打了一个官老爷的脑袋，结果坐了将近一年的班房。十字奖章顶什么用，他还是被关起来了。我看你的倔脾气跟你爷爷没什么两样。” “妈妈，我们何必这样伤心地离别呢？把手风琴给我，我好久没拉了。” 他埋着头坐下，按在那排珠母色的琴键上，奏出全新的旋律，令母亲大感诧异。 他的弹奏变了许多，没有了飘忽浮躁的曲调，少了花哨狂野的乐音，就连曾使他声名远播的醉人的亢奋旋律也不见踪影了。现在，他的琴声沉稳有力，更有内涵了。 保尔独自来到车站。 他不想见到母亲离别时的泪水，而劝说她留在家里。 人们争着向车厢里挤，保尔占到一个上铺，在那儿他可以俯视过道上激动万分的旅客。 大家都把布口袋塞到铺位底下，这可不太容易。 列车出站后，旅客们安静下来了，因为他们要大吃大喝了。 保尔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保尔想去的头一个地方是位于市中心的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沿着台阶缓缓而上，登上天桥，眼前的一切依旧如故。在天桥上，他边走边抚摩着光滑的栏杆。快到尽头了，他停了下来。天桥上空荡荡的，夜空如此深邃、美丽、令人心旷神怡。夜色给苍穹披上了一层黑天鹅绒，无数的星星如磷火一般，闪烁不定。天地间隐约相交的地方，昏暗中透出城市的点点灯光…… 有几个人朝保尔·柯察金走来，他们热烈的争辩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保尔无心观赏那万家灯火，迈步走下天桥。 保尔·柯察金走到克列夏季克大街，进入军区特勤处的警卫室。在那儿他得知朱赫来早已离开了本市。 警卫长问了保尔很多问题，在他确信这小伙子跟朱赫来很熟悉之后，才告诉他朱赫来在两个月前被调往塔什干，如今正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很失望，也无心再停留，转身就走，他觉得很累，就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休息。 电车轰鸣而过，行人川流不息，真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时而传来阵阵女人的笑语，时而响起男子的喊声，时而有小伙子大发感慨，时而又有老者沙哑的咳嗽声。电车把电影院照得如同白昼。大街上人来人往，笑声不绝于耳，这就是大都市的夜晚。 街上喧闹的景象使保尔觉得心情好些。但该去哪儿呢？回到索洛缅卡区住在朋友家，那太远了。倒是大学环路离这儿近些，保尔想起一个人来。“对，除了朱赫来，我不是还要探望丽达吗？在那里，我可以和阿基姆或米哈伊拉过夜。” 还有一段距离，保尔已经看到了楼房高处窗户里的灯光。他尽量静下心来，拉开橡木大门，在楼梯的平台上他站了几秒钟。同时，他听见在门的那一边，丽达的房间里，有人在说话，还有人在弹吉它。 “噢，看来连吉它都让弹了！政策变宽松了。”保尔一边心里想着，一边轻轻地敲了敲门。由于情绪激动，他不自觉地咬紧了嘴唇。 一个两鬓垂着卷发的陌生的年轻女人打开门，她疑惑地看着保尔： “您找谁呀？” 从门缝里保尔看见了屋里陌生的摆设，他心里明白了。 “我可以见见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吗？” “她不在这儿住了。一月份她到了哈尔科夫，听说后来去了莫斯科。” “阿基姆同志还在这楼里住吗？他有没有搬走？” “他也搬走了。现在他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只好转身离开，重返这座城市的愉悦心情消失殆尽。 该好好想想去哪儿过夜了。 “要是这么一家一家找下去，怕是跑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朋友。”保尔嘟哝着，强压下心头的沮丧和郁闷。不过后来他还是决定去找潘克拉托夫，就算碰运气吧。这个码头装卸工住在码头附近，去他家比去索洛缅卡区近些。 当走到潘克拉托夫家门口时，保尔已经累坏了。他边敲着曾是红褐色的门边心里盘算：“要是他也找不到，我就在小船舱里凑合一宿算了，再不乱跑了。” 开门的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她头上扎着素色头巾，在下巴下打了个结。 “请问您潘克拉托夫在家吗，大娘？” “他刚回到家。您找他？” 老太太没认出保尔，她回头喊儿子的小名： “有人找你，甘卡！” 保尔跟着她进了屋，把布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从桌边转过身来，嘴里咬着面包： 第38章 “你找我？那坐下谈吧。先让我喝碗汤，今天一天我就喝了一点儿白开水。”他说着，拿起一把大木勺子。 保尔坐在他旁边的一把破椅子上，摘下帽子，习惯性地抹了抹额头。 “难道甘卡也认不出我了？我变得这么厉害吗？”他暗想。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口汤，没听见人说话，就扭过头来： “哎，你有什么事倒是说呀？” 他正要往嘴里送面包，突然停下了，他一脸茫然地眨眨眼： “天……等一下，……别开玩笑！” 见他慌得涨红了脸，保尔忍不住大笑起来。 “保夫鲁沙！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慢着，你究竟是谁？” 在隔壁房里的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听见他的叫声跑了过来，他们终于认出这人正是保尔？柯察金。 家里人都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跟保尔聊着这四个月来发生的事。 “去年冬天，扎尔基、杜巴瓦和米哈伊拉去了哈尔科夫，他们没去别处，而是去了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了预科，米哈伊拉上一年级，我们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也一时兴起报了名。我觉得自己需要充实充实，谁知我被考试委员会抛在沙滩上，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愤地哼了一声，又说： “开始我还一切顺利，所有的条件都具备，团龄够，有党证，出身、经历更没的说，不料在政治口试上我碰了钉子。 “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把我问倒了。他问我这么个问题：‘请您谈谈对哲学的认识。’你也知道我对哲学一窍不通。可我猛地想起我们那里曾有个念过中学的装卸工，他是流浪汉，当装卸工是图新鲜。有一回他跟我们说，天知道那是什么时代，有群希腊学者，自以为满肚子学问，那人称作哲学家。其中有个人，我记不清名字了，好像是尼杰奥根。他一辈子待在木桶里，还有其他怪毛病……那群人里他最有本事，能用四十八种方法证明黑就是白，白就是黑。总之他们全是吹牛大王。我想起那中学生说的故事，心想这个委员打算从右翼攻击我。他正一脸狡猾地盯着我呢。好，我张口就说：‘哲学就是说大话，吹牛皮。同志们，我对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没丝毫兴趣。党史才是我最愿意学的。’他们又刨根问底地问我这些见解是打哪儿来的。我就把那中学生的故事添枝加叶地说了一遍。结果他们全体放声大笑起来。我火了：‘怎么，你们拿我开心吗？’说完我掀起帽子就回家了。 “我后来在省委碰见那个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三个钟头。原来那中学生是胡说八道。哲学实际上是门充满智慧的大学问。 “杜巴瓦和扎尔基通过了。对，杜巴瓦没少念书，不过扎尔基不比我强多少，他肯定是沾了勋章的光。反正我是白高兴一场。我被派到这码头当代理货运主任，抓业务，从前因为各种年轻人的事，我老跟领导起冲突。现在自己管业务了，碰上偷懒或瞎混的人，我就靠主任和书记的双重身份制服他。对不起，休想跟我耍花样。我自己的事就这些。还有什么没说呢？阿基姆的情况你了解了。团省委的熟人里只有图夫塔还在。托卡列夫在索洛缅卡区当党委书记，你们公社的奥库涅夫在团区委会。塔莉娅管着政治教育部。茨韦塔耶夫在铁路工厂做你原来的那些工作。我跟他不熟，在省委遇见过，有点自负，不过好像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你还记得安娜吧，她在索洛缅卡区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至于其他人的情况，我都说过了。保夫鲁沙，党的确把很多人送去学习了，以前的骨干都在省里党的干部学校进修，他们说明年把我也送去。” 他们一直谈到后半夜才睡。第二天早上，保尔醒来时潘克拉托夫已经去码头了。他姐姐杜霞体格健壮，长得很像弟弟。她一面招待保尔吃早饭，一面讲着各种杂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机长，出航去了。 保尔走时杜霞嘱咐他： “别忘了回来吃午饭，我们等您。” 团省委大楼里跟从前一样热闹。门忽开忽关，走廊上房间里都是人。不断有打字机的嗒嗒声从办公室传出来。 保尔想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就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结果一个人也没碰上，他就进了书记办公室。 团省委书记坐在大办公桌后边，他穿了件竖领蓝衬衫，侧面有排纽扣。他瞟了一眼保尔，继续埋头写东西。 保尔坐在他对面，仔细观察这位阿基姆的接班人。 “有事吗？”蓝衬衫书记写满一页纸，打完勾划后问道。 保尔向他讲述了一遍自己的情形。 “同志，我想恢复团籍，然后回铁路工厂。请您让下边的同志处理一下。” 现任团省委书记靠向椅背，沉思了一下后回答： “团籍当然要恢复，这不用再考虑，不过回铁路工厂这件事不太好办。本届团省委委员茨韦塔耶夫正在那儿工作。还是派你去别处吧？” 保尔眯了下眼。 “我去铁路工厂不是为了妨碍茨韦塔耶夫的工作。我不想当共青团书记，而是进车间干老本行。我干不了别的职务，因为现在我的身体还很弱。” 书记答应了。他匆匆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说： “你把这个给图夫塔同志，他会办好一切的。” 在登记分配处，图夫塔正在斥责一位负责登记的助手。保尔听了听，明白一时半会儿他们说不完，就打断了面红耳赤的分配处处长。 “图夫塔，你呆会儿再继续说。这是书记写的字条，帮我办一下证件吧。” 图夫塔看看纸条，再瞅瞅保尔，半天才明白过来。 “哎哟！看样子你没死呀！那可如何是好？你早被除名了，是我本人将卡片寄给团中央的。后来全俄团员登记你也没赶上。按团中央文件规定，没重新登记的一律取消团籍。所以你只有一个办法——再履行一遍入团手续。”图夫塔用不容申辩的口吻说道。 保尔皱起眉头： “你怎么还是这副样子？年纪轻轻的却糟糕得比档案库里的老耗子还厉害。图夫塔，到什么时候你才能长进些呢？” 图夫塔像被跳蚤咬了一口似的蹦得老高。 “我这里对工作认真负责，轮不到你教训我。谁都不能违背下达的文件，必须照办。你骂我是耗子，我要告你诽谤！” 图夫塔威胁完保尔，就拿过一摞没有拆过的信件，做出一副“谈话到此为止，免开尊口”的神情。 保尔起身从容地走向门口。忽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回到桌边，拿回书记写的字条。登记分配处处长呆呆地看着保尔。这个有一对招风耳、一肚子怒火的小老头儿此时此刻显得格外可笑又惹人讨厌。 “好啦！”保尔讽刺道，“你可以给我扣上‘扰乱登记工作’的罪名。但我想问一句，要是谁没来得及向你提出申请就突然死了，你又怎么对付他？人生死难料，病痛说来就来。有哪份文件规定说必须事先申请患病或死亡呢？” “哈哈哈！”那位助手再也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图夫塔手里的铅笔笔尖“啪”地断了，他把铅笔摔到地上，可还没来得及反击，好几个人就说说笑笑地涌进了房间，奥库涅夫也在里边。看到保尔大家惊喜万分，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几分钟后，又进来几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加。她欣喜若狂地握着保尔的手好久不愿放开。 保尔不得不又讲了一遍自己的情况。朋友们发自内心的喜悦，诚挚的友情和同情，还有那热情亲昵的握手和拍肩打背，让他暂时把图夫塔扔到了九霄云外。 最后，保尔告诉了大家他和图夫塔的谈话，一群年轻人忿忿不平地叫嚷起来。奥莉加狠狠地瞪了那个小老头儿一眼，向书记办公室走去。 “走，找涅日丹诺夫去，他会敲开图夫塔的顽固脑袋的。”奥库涅夫边说边一把搂住保尔的肩膀。大伙儿一块儿跟着奥莉加走了出去。 “该撤了他的职，让他到潘克拉托夫的码头上当一年装卸工去。官僚主义，死抠教条！”奥莉加愤愤地说。 在团省委书记那里，奥库涅夫、奥莉加、还有其他同志纷纷向他要求撤换图夫塔。团省委书记细心听着大家的意见，宽厚地笑了。 “毫无疑问保尔的团籍会恢复的。很快就发给他团证。”涅日丹诺夫让奥莉加尽管放心。然后又说：“我也知道，图夫塔爱搞形式主义，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缺点。不过，他负责的工作还是做得井井有条的。我以前工作过的一些团委机关的统计工作很混乱，没有什么可靠的确切数字。但在咱们的登记分配处，各种统计数字非常清楚，你们也清楚，图夫塔有时候能工作到三更半夜。因此我认为，他的职务随时可免，不过万一要换上个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但办事干脆的小伙子，虽然没有官僚主义了，恐怕统计工作也垮了。所以还是让他继续干吧。我会好好洗洗他的脑子的，让他清醒清醒。至于以后，看情况再定。” “行，这回就算了。”奥库涅夫同意了。“保夫鲁沙，咱们到索洛缅卡区去。今天俱乐部开积极分子大会。没人知道你还活着。我要突然通报：‘欢迎保尔·柯察金同志讲话！’太好了，你没死，要是你死了，又怎么能为无产阶级谋利益呢？”奥库涅夫打着趣结束谈话。他揽着保尔的肩推着他来到走廊里。 “奥莉加你来吗？” “肯定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在等保尔回来吃午饭，但直到夜里也没见到他的身影。因为奥库涅夫把他带回自己的住处——一间在苏维埃大楼里他独用的屋子。他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保尔，还拿出一堆报纸和两本厚厚的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在保尔面前的桌子上。 “你翻翻这些东西吧。一场伤寒耽误了你不少时间，这里有了许多变化。你瞧瞧，了解一下这些日子的情形。我会在傍晚时回来，然后咱们一块儿去俱乐部，累了你就躺下歇歇。” 奥库涅夫取出一叠文件、证明、公函，分别塞进几个衣服口袋里(这位团委书记一般不用公文包，而且公文包早被扔到床底下了)。然后他在屋里又转了一圈才出去。 傍晚，他回来了，这时房间里满地是打开的报纸，床下的一大堆书也被弄了出来，有的就堆在桌上。保尔正坐在床头读着几封他在枕头下找到的中央委员会最近的指示信。 “强盗！看你把我的屋子搞得乱七八糟！”奥库涅夫佯装生气地大喊，“放下呀同志，放下。这可是机密文件。天啊，我简直是引狼入室！” 保尔把信放在一边，微笑道： “这可不是什么机密文件。看，那张做灯罩用的才是吧？纸边都被烤焦了，看见了吗？” 奥库涅夫取下那烤焦了边的纸，看一眼标题，拍着脑门说道： “我找了三天了，怎么也没找到。现在想起来了，三天前是沃伦采夫用它做了灯罩。他后来自己也找得满头大汗呢！”奥库涅夫分外小心地把纸叠好，藏在床垫下。“过几天一切都会井然有序了。”他自己安慰自己说，“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就到俱乐部去。保夫鲁沙，坐这儿来。” 奥库涅夫从衣袋里掏出一条外边包着报纸的咸鱼，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两块面包。他推开桌上的文件，空出地方，然后打开报纸包捏住鱼脑袋在桌上拍打起来。 不知愁苦的奥库涅夫一边大口吃起来，一边跟保尔说着最新的消息，还不时地逗乐打趣。 奥库涅夫领着保尔从后台的便门进了俱乐部。宽阔大堂的角落、舞台右侧，一群铁路上的共青团员正紧紧围着坐在钢琴旁的塔莉娅和安娜。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沃伦采夫坐在安娜对面的椅子上悠然自得地微晃着身子。他脸红彤彤地像是八月份的苹果，破旧的皮夹克还能看出本来是黑色的，他头发和眉毛颜色一样，都是浅色的。 茨韦塔耶夫坐在他旁边。这是个挺帅的小伙子，头发是深褐色的，两片嘴唇线条分明。他的衬衫领子敞着，胳膊肘很随意地支在钢琴盖上。 奥库涅夫走过去，刚好听见安娜最后两句话： “有些人喜欢把吸收新团员的工作弄得纷繁复杂。茨韦塔耶夫就是一个。” “共青团不像院子可以随便出入。”茨韦塔耶夫固执地说，语气轻蔑而粗鲁。 塔莉娅看见奥库涅夫：“快看！今天的奥库涅夫头脚光亮得像把才擦好的钢茶壶！” 奥库涅夫被拉进人群。大家纷纷问道： “去哪儿了？” “赶紧开会吧。” 奥库涅夫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 “伙伴们别急。等待会儿托卡列夫一到咱们就开会。” “看，他来了。”安娜道。 朝他们走过来的果然是区委书记托卡列夫，奥库涅夫紧走几步迎了上去。 “大叔，到后台去。我给你引见个熟人，保证让你大吃一惊。” “又玩什么把戏？”老人嘀咕着，用劲抽口烟。奥库涅夫拉起他的手就走。 ……奥库涅夫摇铃摇得惊天动地，于是连那些最爱高谈阔论的人也赶紧闭口不言了。 《共产党宣言》的天才作者如猛狮一般的肖像挂在托卡列夫身后，肖像框是用蓬松的青松扎成的。在奥库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注视着在后台过道上站着的保尔·柯察金。 “同志们，有位同志要求能在我们讲座目前团内工作之前先发个言。托卡列夫和我也都认为该让他讲话。” 在一片赞同声中，奥库涅夫宣布： “请保尔·柯察金同志讲话。” 第39章 会场中一百个人里至少八十个跟保尔相识，因此，脸色苍白的保尔走到台上的脚灯旁，还未开口，会场里先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暴风雨一样的掌声。 “同志们！”保尔沉静的声音里有着掩饰不住的激动，“亲爱的朋友们，我又和你们在一起了，我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了，我又见到了这么多朋友。 我感到无比幸福。通过在奥库涅夫那儿看的资料，我知道咱们区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团员，再也没有人在铁路工厂和机车库里为自己偷偷地做打火机了，一些报废机车也送去大修了。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祖国正在慢慢地复苏和繁荣。只要活着就能有所作为，所以，这个时候我哪能死去呢！”保尔的脸在月光中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保尔在欢呼声中走下讲台。他走向安娜和塔莉娅坐的位置，一路上大家纷纷伸过手来，保尔快乐地跟他们握手。几个朋友挤了挤为他腾出位子。保尔坐了下来，塔莉娅激动地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安娜瞪大眼睛欢喜而敬佩地望着保尔，连眼睫毛都在微微颤动。 时光飞逝，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不寻常。保尔一大早就安排好一天的事，却总因时间不够而懊恼不己，计划好的事情总是完成不了。 保尔在铁路工厂做电工助手。住则住在奥库涅夫那里。 保尔费了好一番唇舌才使奥库涅夫同意让他暂时不参加领导工作。 “正是人手不够的时候你却躲在车间里享清闲。休想拿大病未愈身体还弱来敷衍我，我也得过伤寒病，可我还是坚持拄着棍子去区委员会上班，有一个月哪！我太了解你了，保夫卡！病不是问题。你快把真正原因给我说出来。”奥库涅夫刨根问底道。 “因为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激动不已。 “噢！……原来如此！你以为只有你想学习，我就不想了吗？老兄，你这是自私自利。我们忙得焦头烂额时你却在一边学习，那可不成，明天你就得来组织指导处上班。” 不过争论好久之后，奥库涅夫还是让了步。 “我给你两个月，这是照顾你。但你肯定跟茨韦塔耶夫合不来。他骄傲得不得了。” 的确，茨韦塔耶夫对保尔回来这件事始终是心怀戒备的。他以为保尔是来跟他争当领导的，因此这位自命不凡的人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反击准备。然而几天后他发现自己错了。保尔一得知团委想要他参加团委会工作，就跑到书记办公室说明自己早跟奥库涅夫达成了共识，要求撤消这项议题。在车间团支部保尔也没担任什么职务，只负责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尽管如此，保尔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他还有好几次善意地伸出援助之手，帮茨韦塔耶夫脱离困境。 有一次，当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时，惊奇地发现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多个青年正在大搞清洁工作，刮洗掉窗子和机器上沉积多年的污垢，运出垃圾和废铜烂铁。保尔正用拖把使劲地擦洗着水泥地面上的油污。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茨韦塔耶夫迷惑不解地问保尔。 “我们不想在这么脏的环境里干活儿。我们要在一周内让这二十年没打扫过的车间面貌一新。”保尔回答。 茨韦塔耶夫耸耸肩，走了。 电气工人们一干起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接着又清理院子。打从很久以前这院子就成了垃圾场，什么东西都有：几百副轮轴，无法计数的钢轴、缓冲器、轴箱和废铁。总之，几千吨钢铁被扔在这里任其生锈、腐烂。不过，他们这项行动被厂领导劝阻了： “重要的任务多得是，清理院子可以先往后排排。” 于是他们在车间门口铺砌了一小块砖地，安装上铁丝网挫用来避免鞋被扎乱，才将车间之外的工作放下。车间内部的扫除则仍在每晚下班后继续进行着。一星期后，总工程师斯特里发现这个车间变得宽敞明亮。装有铁制护栏的大玻璃上多年的污渍消失不见了，阳光肆无忌惮地照射进机房，使柴油机上那些擦净的铜质部件闪闪发光。机器的大部件漆成了绿色，轮轴上还被人细心地画上黄色箭头。 “哦，好呀……”总工程师颇为意外。 有几个人正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做着扫屋工作。斯特里日朝他们走过去。保尔正提着满满一桶调好的油漆迎面而来。 “亲爱的小伙子，稍停一下。”总工程师叫住他，“我很欣赏的你们作法。不过是谁给的你们油漆。没有我的批准油漆是不能动用的，这是紧缺物资。油漆机车部件要比你们手里的活儿更重要。 “可这是从废弃的油漆桶里刮来的，两天里大概刮到二十五磅。总工程师同志，这并不违反制度。” 总工程师有些不好意思，他又“哦”了一声。 “那么，你们尽管干就是了，嗯……挺好的……我不知该怎么说……你们这种，这种主动做好车间清洁工作的积极性……该怎么解释啊？你们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吧？” 保尔察觉出总工程师确实不太理解。 “当然。斯特里日同志，您看吧，我们还要扩大工作范围呢。到时您会更吃惊。” 保尔·柯察金小心翼翼地绕过他，以免总工程师沾到油漆，然后朝门口走去。 保尔每天都会在公共图书馆待到深夜，三个月后图书馆管理员都很熟悉他了，他就施展攻势，终于获准能随便翻阅图书馆的书籍。他在高大的书橱上竖把梯子，经常一呆好几小时，一本接一本地看，搜寻有趣的、有用的书。大部分书是旧书，只有一个小书柜里有不多的一批新书，和一些偶然购进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的《铁蹄》，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保尔在旧书堆里找到意大利作家乔瓦尼约利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思》，这本书花了他两夜时间。后来这本书被他放进另一个书橱，在高尔基的一部分著作旁边。他喜欢把最有意义且性质类似的书放在一起。 三个管理员不干涉他的这些调整，因为她们觉得这无所谓。 一件乍看似乎无关痛痒的事骤然间打破了团组织里的单调和和平。菲余，一个翅鼻头、一脸雀斑、反应迟钝的小伙子，是中修车间的团支部委员。他在铁板上钻孔时弄坏了一枚昂贵的美国钻头，这是由于他的极不负责造成的，也许更严重——几乎是故意弄坏的。事故发生在早晨。中修车间的工长霍多罗夫要菲余在铁板上钻几个洞，被他回绝了。后来在工长的强制下他才开始钻。车间里有些人对霍多罗夫的过分要求深感头痛。他曾是孟什维克，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也看不顺眼一些团员。不过他精通业务，对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余没往钻头上注油就干钻起来，便马上跑过来关掉了钻床。 “你在干什么，眼睛长哪儿了，还是昨天才来？！”他冲菲余大喊，因为这么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谁知道菲余开口就骂，还又开了钻床。霍多罗夫去找车间主任，菲余没关钻床就跑去找注油器，想赶在领导来之前掩盖好一切，但等他回来时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报告要开除菲余。团支部指责工长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而车间领导则坚持开除菲余。于是这件事转到工厂的团委会，也就引起了团委会的内部纷争。 五个团委委员中有三个主张警告处分菲余，并将他调至他处，茨韦塔耶夫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认为菲余没错。 会议是在茨韦塔耶夫屋里召开的。这里有一张铺着红布的大桌子，和几把木工车间的小伙子自己做的长凳和小方凳。墙上挂着领袖像。一面团旗占了桌子后边的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位“脱产”干部，原本是锻工，因近四个月表现出色被提拔担任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还当上了团区委和团省委的委员，他以前在机械厂做锻工活儿，最近才调到铁路工厂。一上任他就独掌大权，自以为是，什么都办又什么都办不了，而后又迁怒于其他领导人员，指责他们袖手旁观。 这间屋子就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好的。 这时他正在主持这场内部会议，他仰靠在那惟一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说话，外边有人敲了敲门。茨韦塔耶夫皱起眉头。敲门声再度响起时油漆工卡秋莎打开了门，见是保尔，就让他进来了。 保尔朝一只空凳子走去，茨韦塔耶夫却叫住他： “保尔，这是内部会议。” 保尔脸红了，他慢慢转向桌子。 “我知道。但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此外我还有个相关的新问题。你还反对我参加吗？” “不反对。不过你该明白，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员才能参加，人多嘴杂讨论起来就困难了。不过既然来了，你就先坐下吧。” 保尔头一次受到这种羞辱，他的双眉之间出现了一道皱纹。 “何必讲究形式呢？……”霍穆托夫提出反对意见。但保尔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别再说了，自己坐在一只方凳上。 “对这件事我有几句话要说。”霍穆托夫又说，“的确，霍多罗夫不太合群。但咱们的劳动纪律确实存在漏洞。如果团员都这样随便弄坏钻头，咱们的干活儿工具就没了，这对团外青年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我认为该给菲余一个警告处分。” 他话音未落，茨韦塔耶夫即提出异议。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了解了团委会的态度，快表决时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克制住自己的不满，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对此事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保尔的口气比他预料的要严肃多了。 “菲余事件是个讯号，主要问题不只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我昨天搜集到一些数字。”保尔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这是从考勤员那里得来的。请大家注意：百分之二十三的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到十五分钟。这已司空见惯。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旷工一到两天，这也早见多不怪了。还有百分之十四的团外青年旷工。数字可比鞭子更厉害。我还有另外一些数字：每月旷工一天的，或是迟到的党员占百分之四，党外的成年工人，百分之十一每月旷工一天，百分之十三有迟到现象。损坏工具的人里青年占了百分之九十，其中百分之七是参加工作不久的。由此可见，咱们的团员比起党员和成年工人，差远了。不过情况不是处处相同，锻工车间和电工车间都不错，其他车间就大致相同了。我觉得霍穆托夫关于纪律问题只谈了四分之一。当前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空谈什么，不过我们必须抨击不负责任、违反纪律的现象。老工人说得很明白，以前替资本家老板干活儿能干得更好更认真。如今我们自己做主人就该好好干。说起过错不在菲余或其他人身上，而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斗争，而是一味找借口袒护菲余那一类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说菲余是自己人，‘可以相信的人’。他是积极分子，经常参加社会工作。弄坏钻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没遇上过这种情况？反正小伙子是自己人，霍多罗夫则不是……可是有谁去做过霍多罗夫的工作？对，这位工长爱挑刺儿，可他的工龄有三十年！不管他有何政治立场，这档子事他就是做得对。他这样的人在维护国家财产，我们自己人却在任意毁坏昂贵的进口工具。该如何解释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我认为该从这里突破，发起进攻。 “因此我建议开除菲余的团籍，理由是不负责任、破坏生产、违反纪律。还要把他的情况写成文章登在墙报上。刚才的数字也要写进评论去，并公开张贴。不必怕什么议论，咱们有力量，会得到支持的。那些优秀工人是共青团的基本群众，他们中有六十个人去过博亚尔卡筑路工地——一所最好的学校。有了他们的参加和帮助，我们肯定能让后进变成先进。但首先，你们现在对此事的态度必须完全、彻底改变。” 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保尔，此刻慷慨激昂、口气尖锐地说出这番话语，令茨韦塔耶夫第一次见识到这个电工的本领。他明白保尔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戒备心理作怪，他不肯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保尔犀利批判的矛头是指向整个团的工作，企图动摇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 ，于是他决定反击。他指责保尔的头一条就是袒护霍多罗夫这个孟什维克。 整整三个小时，直到天色都很晚了，这场激烈的辩论才有了结果：茨韦塔耶夫败在了大量确凿可靠的事实下，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他最不应该做的是又做出错误的举动——压制民主——他在最后表决前要求保尔离开会场。 “行，茨韦塔耶夫，我这就走。不过这并不能让你好过多少。我要提醒你，要是你继续固执下去，我明天会在全体大会上发言。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大错特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提议你在全体团员大会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这是你的责任。” 茨韦塔耶夫恼羞成怒，斥责道： “你凭什么威胁我？我知道该怎么走，用不着你来做向导。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问题呢？你既然自己不工作，就请离开，不要妨碍他人。” 保尔关上门，用手擦擦因激动而发热的额头，穿过空荡荡没有一个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 走在大街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点着一支烟，他走向托卡列夫那位于巴特耶夫山上的小屋。 第40章 保尔到达时，这位原本做钳工的区委书记正在吃晚饭。托卡列夫招呼保尔坐在桌旁。 “有什么新情况，说说看吧。达丽娅，给他盛盘饭过来。”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娅·福类尼史娜长得高大粗壮，跟她丈夫正好相反。她端来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用白围裙擦擦湿润的嘴唇，亲切地说： “亲爱的，快吃吧。” 从前，托卡列夫还在铁路工厂上班的时候，保尔经常在他家坐到很晚才走。这次还是他回城以来第一次来看这位老人。 老钳工仔细倾听着。他自己不作任何评论，只是一边应和着，一边忙着用勺子吃饭。吃完饭，他用手绢擦擦胡子，又清清嗓子才说： “显而易见，你没有错。我们早就该抓抓这类事情。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就该从这个厂抓起来。 “你跟茨韦塔耶夫大吵了一场？这可不好。那个小伙子确实有些骄气，可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对了，你在厂里担当什么职位？” “我在车间里做电工助手。就这么着，意思是，做那么一点事。我在团支部抓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那在团委呢？” 保尔无话可说了。 “哦，……前一阵子身体没完全好，加上想多看点书，学习学习充实一下自己，所以就没正式参加领导班子。” “你看，这哪儿行呢？”托卡列夫不以为然地提高声音道，“孩子，只有身体虚弱这一条，能让你免遭一顿批评。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是的。” “那好，那就扎扎实实把工作抓起来，别再有托辞了。你见过谁是轻轻松松就办好事情的？再说人家会说你自己袖手旁观，逃避责任，对这些你根本辩解不了，明天你就要改正。那个奥库涅夫，也该挨骂。”托卡列夫用明显不满的语气结束这段话。 “老大爷，这也不都怪他。”保尔替奥库涅夫申辩，“是我求他别让我担担子的。” 托卡列夫哼了一声，像是在嘲弄： “你求求他就同意了？真不像话，你们这帮共青团员！唉，算了，不管了……过来，孩子，按老习惯，给我这老眼昏花的老头子念念报纸吧……” 党委赞同团委大多数人的看法。于是，人人以身做则，从自己做起，遵守劳动纪律——这样一个艰巨而重要的课题，摆在了全体党团员面前。大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批评，刚开始他还像只好斗的公鸡那样表示不服，但后来，党委书记洛巴欣批驳得他哑口无言。这位身患肺结核、脸色白里泛黄的老同志老当益壮，一番话使得茨韦塔耶夫无法招架，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几篇登在墙报上的文章引起众多工人的反响，他们大声地念着文章，并热烈地讨论起来，晚上，参加团员会大会的人特别多地讨论的中心议题便是那些文章。 菲余被开除了团籍，团委会新增加了一名主抓政治教育工作的委员，就是保尔·柯察金。 涅日丹诺夫讲话，大家格外的安静，听得格外的认真。他在讲话中指出铁路工厂已进入了新阶段的局面，并谈到工厂面临的新任务。 散会后，保尔在外边，等着茨韦塔耶夫出来。 “一起走吧，咱们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面前，说道。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语气生硬。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同他并肩走了几步，来到一张长凳旁边。 “坐一会儿吧。”保尔自己先行坐下。 茨韦塔耶夫坐下了，手里的香烟烟头忽明忽暗，闪烁不定。 沉默蔓延在两人之间，有好几分钟。 “茨韦塔耶夫，说吧，你为什么讨厌我？” “原来你要谈这个，我以为与工作有关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显得很做作。 保尔毅然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了，有话就直说。为什么你老是看我不顺眼？”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扭扭身子。 “缠我问这干吗？谁恨你了？最早提出让你出来工作的是我。当时你一口拒绝了。结果现在倒像是我在排挤你似的。” 保尔听不出半点诚意。于是仍旧把手按在他的膝盖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 “你不想说，那让我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以为我想挡你的道，想挤下你坐上书记的位子，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你也不会为了菲余的事跟我大闹一场。这样别扭下去对我们的整个工作是有害无益的。要是这仅仅影响咱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那无所谓，随便你去怎么想都成。可以后咱们还要一起工作，这样产生的后果会怎样？所以，你听我说，咱们毫无必要势不两立。你我一样，都是年轻工人，只要你认为大家共同的事业是第一位的，就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团结协作一起努力。如果你不愿剔除那个小人念头，继续破坏原则作无谓的纷争，那么，为了不损害事业，我会寸步不让，坚持斗争。这是我的手，伸向你。握住吧，这是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他感觉到在他的手掌上，已经放上了茨韦塔耶夫那骨节突出的大手。 一星期后，快下班了，区党委的各个办公室已渐渐安静下来。托卡列夫还没走。这位老人正坐在圈椅里，全神贯注地看一些新材料。这时候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说道。 进来的是保尔，他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东西？” “是我担负责任的时候了。您看，老人家，这是我的保证。全是诚心的话，支持我吧！” 看了表格，又看了一眼年轻人，托卡列夫在保尔的入党介绍人入党年份栏上认真地、工整地写上“一九○三年”，随后在旁边附上自己的名字。 “我非常信任你，孩子。你会为我争气的。” 房里又闷又热，使人透不过气来。人人都想去那火车站旁的索罗缅卡路边的树下凉快会儿。 “保夫卡，我都快热晕了，别学了。”茨韦塔耶全身大汗地对保尔说。卡秋莎等人也附和着。保尔合上书，结束了学习。 正当大家要走的时候，那部挂在墙上的老电话响起了刺耳的铃声。茨韦塔耶夫抓过话筒用最大的声音向电话喊着。 他挂了电话，回身对保尔说： “装载着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两节专车上的灯坏了，车开出车站前必须修好。保尔，你还有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这是个紧急任务。” 一号站台，两节国际列车的豪华车厢。一节里灯火明亮，宽大的窗户向外射出一片明亮的光线；另一节却漆黑一片。保尔来到车厢旁，正要抓着扶手走进车厢。这时，从岗厅那边跑来一个人，他按住了保尔的肩膀，问道： “嘿，你要去哪儿？” 熟悉的声音使保尔回头向那人看去。头顶大盖帽，身穿皮夹克，鼻子细长而高，还满脸严肃。 看见是保尔，阿尔秋欣松开了手，表情也不再严肃，但他却还是不解地盯着保尔手中的工具箱。 “你要去哪儿？” 保尔向阿尔秋欣说明了情况。 这时，又过来一个人，说： “我去把列车员叫过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车厢。车厢里坐着几个衣着考究的旅行装束的人。铺着玫瑰花纹的丝绸桌布的桌子旁坐着一个女人，她正和对面的一位站着的军官聊天。保尔一进来，他们就不再谈论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车厢通往走廊的线路，接着走出了那节灯火通明的车厢，继续查找故障的所在。列车员紧跟着保尔。这人非常粗壮，制服上的铜纽扣上刻着猫头鹰的图案。 “这边一切正常，去另一节车厢看看，毛病应该出在那儿。” 粗壮的列车员打开了门，走廊上一片黑暗，只有保尔的手电筒射出一束光线照在电线上。不一会儿，故障找到了。又过了几分钟，有一盏灯亮了，走廊里也被照亮了许多。 “这包厢里的灯泡坏了，包厢得打开。”保尔说。 “包厢钥匙在夫人那儿，你跟我一块儿去取吧。”列车员不让保尔单独留在这里。 保尔随夫人走进了包厢。列车员则堵住了门口。包厢的货架上有两个漂亮的小皮箱，沙发上扔着一件女式的丝袍，窗子旁的桌上搁着一瓶香水和一只翡翠绿的小化妆盒。夫人坐在沙发上，看着保尔工作。 “夫人，少校老爷要冰镇酒，我能走开一会儿吗？”列车员尽力弯下粗脖子，吃力地弯着腰，低声下气地说。 那夫人故作娇态，长声说道： “去就去吧。” 他们用波兰语交谈着。 灯光从走廊里射进了包厢，恰好落在夫人身上。她身着巴黎一流裁缝用极薄的里昂丝绸做成的高贵长裙，肩和手全都暴露出来。小小的耳朵上戴着饱满的钻石耳环，慢慢摇动着，光亮四射。她的脸在阴暗处，保尔看到了那肩和手臂，又白又细，像是用上等象牙做成的。保尔动作很快，不一会儿，他就修好了车厢顶的插座，灯亮了。另一盏灯在沙发一方，正是夫人坐的那个沙发。 “我得修一下这上边的灯。”保尔走过去说。 “噢，我碍您的事儿了。”夫人用地道的俄语说道。她轻轻地站起来，与保尔站在一起，保尔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她。那是他认识的细长的眉毛和紧闭着的双唇。他敢确定，她是涅丽·列辛斯卡娅。那律师的女儿一定看见了保尔惊异的双眼，但她却认不出那调皮的邻居。已经四年了，保尔长大了。 涅丽不在乎地皱了一下双眉，回复了保尔的惊异。她走向包厢门口，无聊地用鞋尖磕着地板。保尔开始检查沙发上方的灯。他把灯泡拧下，对着灯光查看着。同时他出人意料地用波兰语向涅丽问道： “维克托也在这儿？” 保尔问话时正仔细检查着灯泡，他看不见涅丽。但涅丽长时间的沉默不语说明她开始有些困惑了。 “您认识他吗？” “不只是认识，我们简直熟得很。”保尔转过身来，“我们曾是邻居。” “保尔，您是保尔？您母亲是……”涅丽突然停了下来。 “厨娘。”保尔替她补充道。 “您长得这么快！当时您还不过是个孩子。” 涅丽毫不掩饰地把保尔上下打量了一遍。 “您为什么会问起维克托呢？我想你们俩没什么交情吧？”涅丽提高了嗓子问，像一个女高音。估计这次偶遇保尔会使她的生活不再那么烦闷。 螺丝刀很快又把一颗小螺丝拧了进去。 “维克托欠我的债，这笔债我一定要讨还。见到他时，请您代我告诉他一声。” “他欠你多少钱，我来还。” 其实她心里明白保尔指的“债”到底是什么，她也知道彼得留拉匪兵抓保尔这件事。她这么说，只是想显示一下威风而己。 保尔没有回答。 “告诉我，我家是被抢劫了吗？房子倒了吗？凉亭和花圃也该被糟蹋得凌乱不堪了吧？”涅丽焦急地问。 “房子现在属于我们，已经不是你们的了。既然这样，我们不可能会毁了它。” 涅丽冷冷一笑。 “啊哈，看来您也是被训练坏的，但我提醒您这是波兰代表的车厢，我是主人，您是工人，像从前一样。您的工作就是为我服务，把灯修好，让我能自在舒适地看书。以前您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挑水，现在还一样，我是主，您是仆。” 她用狠毒而又刻薄的语气说着这些话。保尔一边用刀割着线头，一边还不忘把嘲讽的目光投向这位夫人。 “女公民，单为了您，我甚至不会去拧一颗小钉子。谁让资产阶级有外交官呢，我们也不能冷落他们。我们当然不会杀他们，我们甚至会对他们以礼相待，不会像您这个样子。” 涅丽的脸泛红了。 “你们如果攻下华沙，我会被怎么处置呢？是被剁成肉饼，还是被强迫当情妇？” 她在门口故作姿态，那闻多了可卡因的鼻子极富挑逗性地动着。又一盏灯亮了，保尔也直起身来。 “没人会需要你们！可卡因就能夺走你们的命，哪还需要我们用武器对付你们。像你这样的废物垃圾，白白地送给我，我都不要。” 保尔拎起工具箱，走向门口，涅丽急忙躲闪。直到保尔走到走廊尽头，才听见一句恼羞成怒的恶骂声： “去死吧，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的下午，在去图书馆的路上，保尔遇到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拦住保尔的去路，紧拉着他的衣服，问道： “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呀，大政治家、教育家？” “大妈，我去图书馆，请让路吧。”保尔用风趣的语言回答着，顺势抓住卡秋莎的肩膀，轻轻把她推向一边。 卡秋莎则拿开他的手，与他一块儿走着。 “保夫鲁沙，别老是只顾学习，今天跟我去参加晚会吧？有好多青年人今天在济娜家聚会，那些女孩们想让我把你带去。别老是一味地学政治，你也该散散心了，今天跟我去玩玩，别看书了吧？”卡秋莎用尽心思地想劝说保尔。 “什么样的晚会呀，都有些什么内容？” 卡秋莎也学着保尔的口气，逗乐地说： “有什么内容？那肯定不是向上帝祈祷，就是为了轻松一下。哎，你会拉手风琴是吧？我从来没听你拉过呢，就借此机会让我一饱耳福吧。济娜的叔叔那儿就有一架手风琴，不过他拉得实在是不敢恭维。女孩子们都很喜欢你，你却整天就知道埋在书堆里，看你都学得骨瘦如柴了。跟我一块儿去吧，哪条规定上说不让共青团员去玩的？趁我现在还有耐心劝你，你要是真敢不去，你就一个月别想跟我说话。” 大眼睛的油漆工卡秋莎是个好同志、好团员。保尔不想惹她生气，所以虽然没什么兴趣，还是答应跟她一块儿去了。 第41章 济娜家来了很多人，非常热闹。大人们不想影响这群年轻人，就去另一间房里了。十几个姑娘和小伙子正聚在大房间和对面的凉台上玩“喂鸽子”，卡秋莎和保尔穿过花园也来到了凉台。凉台中间背对背放着两把椅子，主持人喊出一男一女两人的名字，他俩就坐在椅子上。主持人又喊“喂鸽子”的时候，他俩就转过头，当众接吻，这就是“喂鸽子”。接着这群年轻人又玩“丢戒指”和“邮差送信”的游戏，虽然名字不同，但都少不了接吻。特别是那“邮差送信”，为了避开大家的目光，要到黑屋子里去接吻。如果觉得不过瘾，屋角的小圆桌上还准备了“以花传情”的卡片。保尔旁边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她叫穆拉，十六岁上下，一对蓝色的眼睛脉脉含情。穆拉递给保尔一张卡片，轻轻地对他说： “紫罗兰。” 这种晚会保尔也曾见到过。他当时并不觉得这种晚会有多么不正当，虽然他没参加过。而现在，他已经不再与小市民生活有什么联系了，所以在他眼中，这种娱乐形式显得荒诞而无聊。 现在，一张“传情”的卡片已经在自己手中了。 “紫罗兰”的背面写着：我太喜欢您了！ 保尔看了看穆拉，而穆拉也看着保尔，并无一点儿羞涩。 “为什么？” 这问题令人不好回答，而穆拉像早有准备。 “蔷薇。”她递过来第二张卡片。 背面又写着：您是我的心上人。 保尔面向穆拉，尽量委婉地问她： “你觉得这种无聊的游戏很好玩吗？” 穆拉一时不知所措了。 “我的直率和坦言难道您一点儿都不喜欢吗？”她撅着嘴有点儿生气地问。 保尔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他很想知道这姑娘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提出了一些对姑娘不难回答的问题。不一会儿，他就知道穆拉在七年帛蝗学校读书，她爸爸是一个车辆检查员；她早就知道保尔，而且很想认识他。 “你姓什么？”保尔向她。 “我姓沃伦来娃，叫穆拉。” “机车库的团支书沃伦采夫是你哥哥吧？” “嗯。” 保尔明白了跟自己说话的人是谁。沃伦采夫在区里是有名的积极团员，而他妹妹却成了这样庸俗的小市民，显然沃伦采夫不太管妹妹。一年来，穆拉常参加类似的接吻晚会，她已经着了迷。穆拉在哥哥那儿见过保尔好几次。 这时穆拉知道保尔不赞成自己参加这种晚会，所以当有人叫她玩“喂鸽子”时，她没有去。 过了一会儿，穆拉还在向保尔介绍着自己，卡秋莎过来了： “手风琴在这儿，你拉不拉？”她眯着眼睛看看穆拉，“你们很熟了吗？” 保尔让卡秋莎也坐了下来，在年轻人制造的一片噪音中对她说： “我不拉了，我要和穆拉离开。” “嘿，玩腻了！除了你我，这儿还有别的团员吗？或者就你我竟然来‘喂鸽子’？” 卡秋莎不安地说： “不玩这种游戏了，我们跳舞吧。” 保尔站了起来，说： “你们跳吧，我和穆拉走了。” 一个傍晚，安娜来找奥库涅夫。只有保尔·柯察金一人在屋里坐着。 “保尔，你不忙的话跟我去参加苏维埃市全体会议吧？两个人走也不会无聊，得很晚才回来呢。” 保尔很快就准备好了。他那挂在床头上的毛瑟枪太重了，所以他从桌子里拿出奥库涅夫的勃郎宁手枪带在身上。又给奥库涅夫留了字条，把钥匙放在了说好的地方。 他们在会上遇上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他们坐在一块儿，还在休息的时候一块儿去广场散步。跟安娜说的一样，很晚的时候会才结束。 奥莉加跟安娜说： “去跟我睡吧？都这么晚了，路又这么远。” “不用了，我跟保尔说好了一块儿走。”安娜说。 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沿街往下走，保尔和安娜却走到了上坡路。 夜很热，城市里也越来越黑。会后的人们沿不同道路各自走开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远。保尔和安娜走过市中心的大街，路上，巡逻队拦住了他们，检查完证件又放行了。他俩走过林荫大道，前面的路伸向一片空旷的地里，没有灯，也没有人。向左拐，他们走在铁路中心仓库旁的路上。中心仓库那阴冷的水泥墙又长又高，令人发怵。安娜有些害怕，她一边怀疑地看着暗处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还一边跟保尔说着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直到看清那暗处是一个电线杆，安娜才放下心来，笑着告诉保尔自己害怕的心情。安娜抱着保尔的胳膊，靠着他的肩膀，才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我还不到二十三，却跟老奶奶似的神经衰弱。真像胆小鬼，我原来不这样，刚才太紧张了。现在你在我旁边，我不害怕了。刚才的样子，真不好意思。” 浓黑的夜，空空的荒地，和会上听说的昨天发生在波多拉区的杀人案都使安娜恐惧万分。但保尔的安定，他那卷发上的光以及被这光照出的英武的形象使安娜不再害怕。 走过了中心仓库，走过了河上的桥，顺着公路，走到了铁道下的隧道，它连接着市区与铁路工厂区。 他们又走过了车站，把它远远抛在右后方，他们沿隧道走进机车库后的密闭岔道，进了铁路工厂区。 上边铁路线上，各种颜色的灯亮着，一辆调度机车疲惫地驶进车库。 一盏灯挂在隧道口一个生锈的铁钩上，它随风摆动，灯光也来回晃着。 隧道口不远处，靠近公路的地方，有一座孤独的屋子。两年前的一颗炸弹使它的内部被完全破坏，正面的墙也倒了，现在它站在路旁像一个敞着胸的乞丐，那么破烂和穷困不堪。这时一列火车正在隧道上方驶过。 “总算快到家了。”安娜说。 快要进隧道了，保尔想轻轻抽回被安娜挽着的手。 安娜没有松手。 他们走过那间破烂的小屋。 突然，他们听见后边有急促的脚步声。 保尔下意识地猛地抽回被安娜挽着的手，但安娜吓坏了，仍然抓紧不放。等保尔总算把手抽回的时候，一只手已经紧紧掐着他的脖子了，他的头被转了过来。掐他脖子的人用手枪打了一下保尔的牙齿，又一只手抓住了他的领子，勒住了他的喉咙，手枪对着他的脸，慢慢晃动着。 保尔的眼睛着魔似地随枪口转动，死神就像在枪口看着他，他不敢把目光挪离枪口哪怕万分之一秒。枪一直没响，他开始看清了那人：大大的头，四方的下巴，又黑又长的络腮胡子。但他的两眼被帽檐遮住，保尔看不清楚。 安娜的脸色已经苍白。三个匪徒中的一个把她拉向破烂的小屋，安娜被他揪住，她被摔在了地上。另一个匪徒也跑了过去。这一切保尔是通过映在隧道壁上的影子看到的。破屋子里，安娜正拼命反抗，但她喊不出来了，因为帽子堵住了她的嘴。保尔耳边的大脑袋匪徒也急于扑向安娜，他不甘心就这样看着。他好像是个头儿，看着保尔根本不足为惧，顶多是个机车库的学徒。“用枪吓吓他，让他滚远些，他肯定头都不敢回地跑到市区。”大脑袋匪徒这样想着。 “滚蛋……滚回去。要敢叫一声，老子让你吃枪子儿。” 大脑袋用枪顶了顶保尔的头。 “滚！”匪徒喝了一声。为了不让保尔担心他会从背后开枪，就让枪口向下。 保尔急忙后退，侧身移了两步，眼睛却盯着那个大脑袋。 大脑袋以为他还怕吃枪子儿，就转身走向破屋。 保尔迅速掏出手枪，右臂前平举瞄准匪徒“砰”的一枪。 大脑袋后悔已经晚了。自己手里的枪还没来得及拿起来，自己已经中枪倒地了。 中枪后，他靠着隧道壁慢慢倒了下去，嘴里还在低声地呻吟。一个人影从里屋闪出，溜进沟里，保尔开了第二枪。又一个人出来了，那影子左闪右晃地朝隧道跑去。又是一枪，但打在了隧道下的墙上。那影子朝一旁闪去，跑了。保尔又连开了三枪，整个夜都被震醒了。大脑袋依在墙根，像虫子一样蠕动着，挣扎着。 安娜已经吓得不知所措了，保尔把她扶了起来。看着就要死去的大脑袋，她才知道自己已经脱险了。 保尔用力推着她，他们向偏僻处走，避开光亮。他转身向车站跑去。路基上的灯在闪动，远处传来了报警的枪声。 终于，他们来到了安娜的住所。巴特耶夫山上传来了鸡的啼鸣声。安娜偎依在床上，保尔则抽着烟在桌边坐着，呆呆地注视着烟一缕缕地向上升……他刚刚杀了有生以来的第四个人。 什么才是真正的无可挑剔的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呢？他承认，刚才当他面对枪口的时候也害怕了，那简直是恐惧，像恶梦一样。另两个匪徒的逃走，难道仅仅是因为只能用一只眼瞄准和只能用左手开枪吗？不可能，只几步远，完全可以瞄准可以射中，只是太害怕，太紧张了。说到底，还是胆怯。 台灯照着保尔的头。安娜仔细观察他脸上肌肉的每一处变化。他眼神是那么坚毅，但他额头的皱纹却在不停地动着，他正在深思。 “保尔，你想什么呢？” 这打断了保尔的思考，他对安娜说出了刚在脑子里一闪而出的想法： “这件事我一定要到警备司令部去报告。” 他说着费力地站了起来，他显然已经非常疲惫。 安娜不想就自己留在房里，她拉住保尔的手，久久地才放开了。她送保尔出去，看着这个现在对自己来说非常亲近的人走出了自己的视线，才关上了门。 保尔来到警备司令部，命案的所有迷团都被解开。那被保尔杀了的匪徒原来是那儿有名的抢劫杀人犯大脑袋菲姆卡。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但这件事却引起了保尔与茨韦塔耶夫之间的冲突。 保尔正在车间里工作，茨韦塔耶夫进来找他，并把他带到走廊的一个角落里。茨韦塔耶夫显得非常激动，但他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似的，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茨韦塔耶夫焦急地耸了耸肩膀，他非常想知道昨晚那件事的每一个细节。保尔哪里知道昨晚隧道发生的事件，对茨韦塔耶夫引起了比对任何人都强烈的震动。保尔也不知道，茨韦塔耶夫早已爱上了安娜，只不过他从来没有显露出来。喜欢安娜的不止他一个人，但他的感情却比别人复杂得多。他从塔莉娅那儿知道了昨天发生的事，却在自己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令人担心却又无法得解的问题。他当然不能直接问保尔关于安娜的事情，可他又非常想知道。他觉着自己在整个内心思想斗争的过程中，仍然受到一种自私观念的支配，这种自私观念源于一种原始的、动物本能的感情。 “保尔，我跟你说。”茨韦塔耶夫低声说，“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起咱俩私人谈话的内容。我知道，为了安娜，你是不会说出昨晚的真实情况的，但你完全可以信任我。告诉我，当一个匪徒抓住你的时候，另外两个是不是强奸了安娜？”说到这儿，茨韦塔耶夫开始有些不自然了，盯着保尔的目光也匆忙躲开了。 保尔似乎从茨韦塔耶夫的话中明白了些什么？ “如果安娜对茨韦塔耶夫来说只是一般朋友的话，那他不至于为这件事这么焦虑，但如果他爱上了安娜，那……”保尔为安娜难过。 “你怎么会这么问？” 茨韦塔耶夫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觉得保尔已经完全知道了自己的心思，他恼羞成怒地说： “你躲闪什么？我让你回答问题，你却盘问起我来了。” “你是不是真的爱安娜？” 沉默了一会儿茨韦塔耶夫才勉强回答说： “是的。” 保尔尽量压住怒火，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朝着走廊的另一边走了。 一个晚上，奥库涅夫神情极不自然地在保尔床边踱来踱去，一会儿又坐了下来，用手遮住保尔手中的书。 “保夫鲁沙，我有件事得跟你商量。这件事说小也小，但如果从某个角度上看，它又是一件大事。我跟塔莉娅……你知道吗？我……我爱上她了。” 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用手抓了抓脑袋。看到保尔并没有笑他，就鼓起勇气又说： “塔莉娅她后来也……也同意了。哎，哎呀，那些我就不跟你说了，总之一切都已经说定了。我们昨天已经决定了两个人一起生活，过幸福的生活。我都二十二岁了，我们有独立自主的权利了。我想跟塔莉娅在平等基础上一起过新的生活。你觉得怎么样？” 保尔思考了一会儿。 “我还能有什么意见？你们俩都是我的朋友，一样的出身，其他情况也都差不多一样。塔莉娅是个很好的姑娘……只要你们俩真心相爱，那就什么都不成问题了。” 第二天，保尔搬到了机车库的集体宿舍。几天以后，大家在安娜的住所举行了庆祝塔莉娅和奥库涅夫结合的晚会，当然不是那种大吃大喝的晚会，是共产主义式的晚会。晚会上大家一块儿回想往昔，一块儿唱好听的歌，一块儿朗诵动人的名作片断，歌声笑声悠扬地传到远方。卡秋莎和穆拉拿来了手风琴，屋子里又热闹起来，优美的琴声，愉快的和声……保尔的演奏格外精彩，高个子潘克拉托夫也被感染地跳起舞来，保尔演奏地更卖力了。他不是弹奏时兴的韵律，而是凭着内心的热情和激情，奏响了火一般的歌： 哎……嗨……，父老乡亲， 坏蛋邓尼金，悲痛万分， 那是因为西伯利亚的契卡， 让高尔察克送了命…… 手风琴奏出了往事，奏出了战斗的日子，也奏出了今天的友情，斗争和欢乐。手风琴来到了沃伦采夫手中，他奏起了有强烈节奏的《小苹果》。有一个人跳起了狂热的切乔特卡舞，他挥着手，跺着脚，跳得如痴如醉。这人正是保尔·柯察金。这是他第三次，也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狂舞。 第42章 两根木桩构成了国境线。它们互相敌视着，面对面立着，象征着东西两个世界。其中一支满身黑白相间的油漆，就象治安岗亭，岗亭顶上钉着一支猫头鹰，它展开双翅，用爪子紧抓木桩，钩嘴前伸，凶恶的目光直逼前方，摆开一副就要向前猛扑啄食猎物的架式。对面的那根木桩距它仅六步之遥。这根木桩是一根粗大的被削了皮的橡木，木桩顶端有一个铁牌，绘有锤子和镰刀，另一头则深埋在地下。虽然两根柱子都立在平坦的地上，虽然它们只相距六步，却没人敢冒死的危险去跨过这两根木桩之间，确切地说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 这是国境线。 从黑海到北极到北冰洋，这数千公里的国境线上竖立着无数个头顶绘有锤子和镰刀的铁牌的木桩，它们是共和国坚不可破的无声的哨兵防线。这根钉着猛兽的木桩便是苏维埃乌克兰与地主的波兰之间分界线的开始。不起眼的别列兹多夫镇就位于这偏远而又荒凉的地区。小镇与国境线相距十公里，波兰的科列茨镇就在对面。斯拉武塔镇与阿纳波利镇之间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这许多根界桩，在雪原上蜿蜓前行，穿过丛林，落下山谷，又爬上山峰，直达河边，它们在高处注视着对面异国被白雪覆盖着的空旷的原野。 天非常冷，地也被厚厚的雪盖着，靴子踩在积雪上，发出吱吱的声响。一名魁梧的红军战士，头顶盔形帽，从顶着锤子和镰刀的界桩那里，有力地迈着大步，巡视着自己管辖的地段。他身着缀有绿领章的灰色军大衣，外面套着羊皮外套，双手戴着羊皮手套，脚上穿着毡布靴。那羊皮外套直拖到脚跟儿，尽管天寒地冻，也丝毫侵犯不了这位红军战士。他肩披步枪，沿着小路巡逻，所过之处衣服的下摆在地上的积雪上留下了一道痕迹。他抽着自己卷的莫合烟，津津有味，自得其乐。在这片空旷的雪原上，每隔一公里就有一位苏联的边防哨兵。而另一边的波兰，每一至两公里之间有一个哨兵。 有个波兰兵脚穿劣质的半高筒皮靴，身着灰色的军衣裤，外面套一件黑色大衣，大衣上钉着两排闪亮的扣子。他沿着自己巡逻的路线朝红军战士这边走来。他头戴一顶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头巨鹰，肩章上、领章上也都缀着这样的鹰，这些鹰使人在刺骨的寒风中感到更加寒冷。这波兰兵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双耳，一边走还一边不忘让两个脚后跟儿相互磕碰着，他的双手戴着一副薄手套，显然已经冻得麻木了。他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他就可能冻僵了。他不停地走着，还不时跑上几步。两位哨兵相遇了。这时，波兰兵突然转了过来，与苏维埃哨兵并排走着。 在国际法上，边界哨兵是不能交谈的。但在这片一公里外才有人的空旷的雪原上，又有谁知道他们到底是这样不作声地走着，还是已经违背了国际法呢？ 风把苏维埃那边莫合烟的烟草香味吹到了波兰那边，那诱人的香味勾起了波兰哨兵的烟瘾，可是他偏偏把火柴落在了兵营里。在波兰的这段边防线上，那班长或者中尉经常会带着骑兵巡逻队从山后突然出现，他们是来巡查哨兵是否守着自己的岗位的。但是这时候，四周空无一人，天上也没落下一片雪花。 “同志，借火用一下。”波兰哨兵用波兰语说着，他已经破坏了神圣的国际法。他把带有刺刀的法式连射步枪向身后一甩，然后用已经冻僵了的手从大衣兜里费力地掏出一包劣等卷烟。 红军听见了波兰哨兵在请求着什么，但是边防军条令上规定，边防哨兵在岗位上是不能和境外的任何人交谈的，再说他也压根儿没听清那波兰人在说些什么。他依然迈着坚实的步子向前走着，他那又暖和又柔软舒适的军靴踏在雪上，发出吱吱的声音。 “布尔什维克同志，有火柴吗？扔过来让我点根儿烟吧？”这回波兰哨兵又用俄语说。 红军战士打量了一下自己身边的这位波兰哨兵，心想：“看起来他也冻得可以了，五脏六腑也都快结冻了。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走卒，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也活得够可怜的了。他穿着破烂的大衣，戴着薄薄的手套，却还被派到了这寒冷无比的雪原上来。看他这副德性，像只兔子一样乱跳着，如果再不抽上一口烟，那简直就忍不下去了。”红军战士身子并没有动地扔过去了一盒火柴。波兰哨兵高兴地接过了火柴，他划断了几根之后终于点着了烟，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把火柴扔了过去来。这时，红军也在不经意间违反了国际法： “你留着吧，我还有。” 边界那边儿的人说道： “不，谢谢。我会为留下这盒火柴坐两年的监牢。” 红军战士看了看那盒火柴，盒上印着架飞机，而代替那飞机螺旋桨的却是一只上面写着“最后通牒”的粗大的拳头。 “是的，他如果收下真的会有那样的结果。” 点了烟之后，那波兰哨兵还是与红军战士并排走着，在这空旷的雪原上，他感到孤独和寂寞。 马鞍发出均匀的吱吱的响声，马蹄一起一落，平稳而轻快。那是一匹黑色的公马，鼻孔周围的长毛上已经结了一层白白的雪，马儿呼出的白雾也清晰可见。营长骑着一匹花骒马，那马步伐优美，细长的颈弯成漂亮的弧形。骑马的两个人都穿着灰军装，束着武装带，而且他们的衣袖上都有三个红色的军衔标志，只不过营长加夫里洛夫的是绿色的，而另一个人的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营长是一位边防军官，他的营分布在七十公里境线的哨位上，他主管着这一切。跟他一块儿过来的那个人来自别列兹多夫，是普及军训营政委保尔·柯察金。 昨夜的一场雪使这时的地上特别松软，雪地上没有马蹄的印痕，也没有人的足迹。两个人骑马穿过树林，催马在雪原上跑了一阵儿。在旁边四十步左右的地方，又出现了两个木桩。 “吁——” 营长突然勒缰停马。保尔也停了下来，转过马头，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营长在马鞍上俯身仔细察看着地上的一串奇怪的痕迹，这痕迹象是带齿轮的小轮子留下的。其实这是一只聪明的小动物留下的脚印，它用后脚踩在自己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转着圈，踩乱自己的脚印来惑乱别人。脚印引起了营长的高度警觉营长停了下来，他发现了离这些痕迹不远处的另外一些脚印，这些，脚印已经盖上了薄薄的一层雪。这显然是人的脚印，这些脚印并没有被弄乱，而是径直通向了树林。这脚印显然是从波兰那边过来的。营长策马前行到了边境线旁，循着那些脚印向前找，可以看到在波兰那边也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脚印。 “昨晚有人越境了，”营长低声说着，“又是三排的防区出了漏洞，他们今天早上汇报时却说没有任何可疑情况，这简直是乱弹琴！”营长呼出的气变成霜凝结在胡子上，就像镀了银一样。营长的表情变得严肃而又冷峻。 这时，迎面走过来两个人。一个身材矮小，一身黑衣，枪上的法国刺刀反射着太阳光，另一个则很高大，披着羊皮外套。保尔双腿用力一夹花骒马，马儿就一阵儿小跑，转眼来到了大个子红军面前。红军战士赶紧整了整挂在肩上的枪带，又连忙把烟头吐到雪地上。 “您好，同志！这段有什么情况发生吗？”营长问着，同时把手伸了过去。这位红军战士很高大，营长几乎用不着弯腰。大个子急忙摘下手套，与营长握手问好。 波兰士兵在那边看着，两个红军军官(布尔什维克军队中，少校军衔的标志是三个小方块)正跟像老朋友似的一名士兵握手致意。这一刹那，他觉得这好像是他自己在跟扎克热夫斯少校握手。这个念头太荒谬了，他不由自主地环视四周。 “营长同志，我刚接班不久。”红军战士报告道。 “那边的脚印，您看到了吗？” “不，没有看到。” “谁值昨夜两点到六点的班？” “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好了，请多注意观察情况吧。” 他离开时又认真提醒战士： “尽可能别跟他们并排走。” 一条大路隔开了边界和别列兹多夫。有两匹马正沿着它小跑。这时营长说： “在边境线上眼睛一定要擦得雪亮，否则稍微有点差错，就会让人追悔莫及。干我们这工作是睡不好觉的。白天没那么容易越境，但一到夜晚，耳朵就得竖起来。柯察金同志，您想想看，我的防区里跨国界的村庄有四个，这使工作进行起来尤为困难，即使哨兵成行也起不了作用。每逢有喜事，逢年过节的，亲友们就要越界相聚，这很容易，因为两边房屋的距离不过二十步，连母鸡都能淌水走过那条小溪。走私也不可避免。还好大多是做些小生意，比方老太太带两瓶四十度的波兰第香露酒过境等等。不过，大走私犯也有很多，他们本钱很大，做的买卖也很大。知道波兰人想干什么吗？所有靠近边界的村庄里，他们都开了百货商店，想要什么您都能在那儿买到。当然了，这些可不是为他们国家的贫穷农民开的。 保尔·柯察金听得津津有味。边界守卫工作，同不断地进行侦察一样，不能有半点懈怠。 “加夫里洛夫同志，请您谈谈，边防工作是不是只是为抓走私犯？” 营长绷紧了脸： “这就是问题之所以复杂的地方……” 小镇别列兹多夫，这个偏僻的角落曾是犹太人的指定居住地。这一带零乱分布着两三百间简陋的房屋，镇上有很大的有二十多家小铺子的集贸市场。市场里脏乱不堪，粪便到处都是。一些农户散居在小镇周围，一条大路以犹太人居住地为中心直通屠宰场。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座落在路旁，这栋破旧的建筑物一副破败荒芜的模样，不过，每到礼拜六教堂还有些人来做礼拜，但比起往昔却冷清得多了。教堂的拉比也早不再奢望能过上他所向往的生活了。看来发生在1917年的事太糟糕了，连这穷乡僻壤的年轻人，都对拉比缺少应有的尊敬了。是的，老人仍然没有“破戒”，可是有那么多孩子在吃亵渎神灵的猪肉肠！呸，即使想想也觉得恶心。拉比博鲁赫看见一头猪正起劲儿地拱粪堆找食物，不禁万分恼火，踹了它一脚。没错，他很烦别列兹多夫成了区中心，天知道是打哪儿来的这些共产党员，他们闹腾个不停，一天一个新花样，昨天，他看见一块新牌子挂在神父家大门口，上边写着： 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 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 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拉比满腹心事，到了他的教堂门口时，意外地看到门上被贴了一张不大的公告： 今天的劳动青年群众大会在俱乐部召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利西岑同志和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在会上讲话。会后由九年制学校学生表演歌舞节目。 拉比好像发了疯一样将门上的布告撕下。 “好，来惹我了！” 神父家的大花园，从两边都围着镇子上的正教小教堂。还有一栋比较老的大房子，一间一间的屋子都空荡荡的，死气沉沉地发出一股股霉味。神父和他的妻子从前便生活于此，他们就如这栋房子一般既老又空，彼此都很厌烦。随着新主人的来临，这种沉闷的气氛全被扫光了。那个大客厅，在早先只是遇到了宗教的节日时才会由虔诚的主人在此会宾，而今总是人满满的，这儿成了别列兹多夫党委所在。正门进入，靠在右方有一间小屋，用粉笔在门上写着：共青团区委会。保尔每天都必在此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一身两职——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和共青团区委会代理书记。 自他们一群朋友在安娜那儿举行了晚会后，已过了八个月，可仿佛那是不久之前的事。保尔将很多文件推到旁边，往椅背上一靠便沉思起来。 ” 第43章 屋子里静悄悄的。夜已深，党委会人已走光，而最后的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则刚走，只剩下保尔自己。窗户上有很多奇形异状的霜花，桌上一盏煤油灯，屋里火炉旺得很。保尔正在想不久前的一件事。八月，铁路工厂团委派他作为团组织负责人，搭上抢修列车赶去叶卡捷琳诺斯拦夫。他们这一行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抢修组，由一车站到另一车站，为车厢、铁路抢修不停，一直到深秋才结束。他们还经过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的一段路。到处伤痛。在古利亚伊波列区，他们用一周时间修好了石头水塔，用铁皮将炸坏的水箱补好。他是电工不懂钳工技术，这种活儿又特别累，但他仍手拿扳手，拧紧了超过一千个的螺帽。 秋末，列车将他们运回铁路工厂。各个车间又接回了这些工人…… 安娜那儿可以经常看见电工保尔。他前额上的皱纹也展开了，经常发出一种很有感染力的笑声。 已是浑身油污的工人又在小组会上听他讲述战斗故事，听他讲奋起抗争的农民如何推翻了头戴皇冠的恶魔，讲斯捷潘·拉辛马布加乔夫的起义。 有天晚上，正当一大帮年轻人聚集在安娜那儿时，电工保尔出人意料地改掉了他那多年的不良习惯。他将很小就开始抽的烟给戒了，而且宣布：“我永不抽了！” 这是很突然的事。有人提出了一个看法，讲习惯强于人，并以抽烟为例。大家不停地争论，电工开始并没参与讨论，但塔莉娅指名道姓地要他发言。他便怎么想就怎么说了：“应该是人占主导而不是习惯。若不然咱们会得出什么错误的结论？”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中喊了起来：“说的真好听。保尔你就喜欢吹！你自己是不是烟鬼？你是否知道抽烟不好？那你怎么没那么强的毅力给戒掉？你前不久不还在小组会上谈宣传文明了吗？”他说到这儿便改用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口气说：“请他回答一下，他爱骂人的毛病有没有改？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并不经常骂人，但骂起来可厉害呢！说着容易做着难啊！” 这时一下子冷了场。他的话太过苛刻让大家都不适应。保尔并没马上应答。他将嘴上的烟慢慢拿下揉成一团，然后坚定地说： “我再不抽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这么决定是为了我自己好，其次才是对他的回答。一个改不了坏毛病的人是不值分文的。我那可恶的骂人的毛病仍然没被我克服，不过他也讲我不经常骂的。骂人不比抽烟，它更容易犯，所以到目前我还没讲立即除去这一恶习。但我会终有一天将它彻底改了的。” 从冬日来临的那天起，从上游来的木排便堵住了河道。秋水涨了，这些木排被冲散后顺水流下，眼看大批燃料要毁，索洛缅卡便又派了一批团员去抢救那些珍贵的木头。 保尔从不愿落后。他瞒过同志自己已身患重感冒，依然参加劳动。一星期之后，码头两岸木头已如山高，而他却高烧不止。他已两个月受到急性风湿的折磨，他在出院之后也只能是“趴”在台上干活儿，工长看着都摇头。几天后，委员会很公正地认定他已不能再劳动，便要他退职，并给了他领取退休金的资格，但他愤怒地拒绝去领取。 保尔很沉重地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棍忍着剧痛，慢慢移动脚步。母亲已多次来信让他回去看看，现在他又想到了她老人家和她在送别时的一句话：“什么时候你们病倒了，我才能看到你们！” 省委会里，他领了两份卷在一块儿的党团组织关系证明。为了不让人难过，他几乎没跟一个人告辞便踏上了归途。两个星期的时间，母亲用草药以及按摩的方法想治他那肿胀的双腿，这样没过一个月，他便能离开双拐走路了。他心中再次欢快起来。列车将他送回省城。三天之后，组织部开了介绍信，叫他去找省兵役委员会，去军训部门做政治工作。 又经过一周，他来到这个漫天冰雪的镇上，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在共青团区委会中，他又接受了一个新任务——将分散的团员召集起来，建立新的团组织！ 烈日当空照，一根樱桃树枝在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口摇摆。执委会的对面，有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堂，钟楼上，镀了金的十字架被太阳光照得闪闪发亮。而窗户前的小花园中，执委会的看门人养了群小鹅，如嫩草般绿油油，正四处寻觅食物。 执委会主席刚刚将一封加急电报念完，脸上出现了阴影，粗大的手指在松乱的卷发中不动了。这位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的小伙子才只有二十四岁，但那阔肩膀，粗粗的脖子，大大的脑袋，这样一个外表让人看上去总觉得该三十五六了。他身穿蓝色的马裤和灰军装，在左胸口袋上面有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之前，他在图拉的兵工厂里“调动”旋床。他祖父、父亲到他，几乎都从小就在这儿切钢削铁了。 但在一个秋夜，原来只造武器的他却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由此就卷入了战争的风暴。为党也为了革命，他九死一生拼杀沙场。这位原兵工厂工人一路走来，由战士到团长、团政委。 如今炮火硝烟已成过去，在这个边境地区，他生活很安稳。他经常工作至深夜，研究很多农作物收成的报告。现在他看了这份电报后，好像回到了以前战争时的日子一样，电文是这样的：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国境线有大量活动频繁的波兰匪兵，有可能扰乱边境。望采取严防措施。财务部门的现金及贵重物品可移到区里，不留款项！ 利西岑可以由窗户看到每个走进执委会的人。保尔已踏上了台阶，不久就有了敲门声。 “坐吧，咱俩谈谈。”利西岑握了下保尔的手。整整过了一小时，这屋里没让任何人进。 当保尔走出时，已经是正午时分了。利西岑的妹妹纽拉由花园跑出来，保尔则一直叫她安纽特夫。小女孩则很害羞，矜持得与年龄不相称，每次看见保尔都礼貌地微微一笑。此时她将额头的一绺短发往边上一甩，用小孩般怯懦的口气与保尔招呼：“哥哥那儿没别人了吧？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早等她回家吃饭了。”纽拉说。 “进去吧，只有他一个人了。” 第二天拂晓时分，有三辆马车驶到了执委会的大门前，车上的人在低声交谈。几个已封口的麻袋由财务处搬出来装上了大车，几分钟之后公路上传来车轮声。保尔率一个小队，在车前后保护着。由小镇至区中心共四十公里(二十五公里是在森林中)。他们很顺利，将钱与贵重物品都交到了区财务处的保险柜中。 几天之后，有位骑兵从边界处朝别列兹多夫骑马飞奔而来。一向爱打听的当地人便围着那骑兵和疲惫的战马，一脸迷团。 骑兵在执委会的大门口跳下，手拿军刀上了台阶，马靴子踩得闷响。利西岑皱着眉接过一包公文后拆开，随手在封袋上面签了名。这名骑兵不等马喘口气，便一跃而上不作停歇地沿原路返回。 除了主席，是没有人知道它的公文内容的，但是小市民们的嗅觉都很灵。当地商人中，三分之二是小小的走私贩，这种阅历让他们感到了危险的存在。 两个人匆匆地走在通向军训营营部的人行道上。有一个是保尔，老百姓都认识这个总带武器的人。另一个扎着武装带别转轮手枪的则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似乎出了事！ 几分钟后，十五个端着刺刀步枪的人冲出了营部，冲向十字路口的磨坊。在党委会里，其余的党团员们也都武装了起来。执委会主席头戴平顶的羊皮帽子，腰挂平时都不离身的手枪，骑马跟去。明显情况不妙！广场与小巷里立刻空无一人。一会儿工夫，小店关了门，并配上一把中世纪的大铁锁。但胆大的母鸡和晒太阳的猪仍然在垃圾堆中使劲儿地扒拉东西。 小镇边的一些园子中设下了埋伏。从这儿再向外便是田野，一条很直的大路伸向远方。 利西岑收到的情报很简明： 昨夜有百名骑匪兵，携两挺轻机枪，交战后在波杜别茨地区越了国境侵入苏维埃领土，在斯拉武塔林区失踪。望采取措施。本日将有百名红军骑士经别列兹多夫追袭匪兵，特告，请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夫里洛夫 一个小时之后，有个骑马的人出现在了通向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上，后面一公里处有五队骑兵。保尔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骑马人谨慎来到近处，并未发觉有伏兵。这是一个初次执行任务的红军第七骑兵团的年轻战士。戴有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人们冲上大路将他围住，他不禁尴尬地笑了起来。简短交谈后，他勒过马头，跑进那身后的百名骑兵中去。该地区伏兵让红军通过之后仍伏在园子里。 这几个紧张不安的日子过去了。利西岑接到了报告：匪兵妄想搞破坏，但红军骑兵跟踪追击，其未能得逞，已仓皇逃出了国境线。 这里只有十九个布尔什维克，真是极少。他们便在全区紧张地开展起苏维埃的建设工作。最近才建成的新区，一切都必须从头儿来。由于紧靠边防线，大家都要提高警惕，不可放松。 改进苏维埃，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和加强部队中的党团建设——所有这一切，使利西岑、特罗菲莫夫、保尔和其身边少数几个积极分子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保尔每天都是下了马便走向办公桌，离开桌子就赶向新兵的训练场，还得去俱乐部学习，参加两三个会。夜间他骑马持枪、严厉地斥问：“站住！什么人？”还仔细地听有没有车轮声，是不是有走私的大车。他的白天与大多数夜晚便如此度过了。 三个人组成了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保尔、莉达·波列薇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波列薇赫是妇女部长，小眼睛，在伏尔加河流域出生。而拉兹瓦利欣则刚中学毕业，俊俏，身材好，很老到，喜欢读令人激动的冒险小说，尤其是福尔摩斯和路易·布塞纳的故事。他早先是区党委的行政干事。他刚入团四个月，但很喜欢在其他团员前摆出个“老人家”的样子。由于抽不出其他人，地区党委才再三考虑，让他到别列兹多夫去搞政治工作的。 太阳已在头顶，到处热烘烘的。各种动物都趴在阴凉处，狗也卧在粮仓的墙边，热得晕糊糊的不动弹。只有一头猪在水井边的泥坑里，哼哼个不停。 保尔不顾膝疼，他咬紧牙关解开缰绳，跨上马去。女教师拉基京娜站在校门口的台阶上，用手挡着刺眼的光：“政委同志，再见！” 马则很烦燥地跺着脚，伸直脖子拉紧了缰绳。 “再见，拉基京娜同志，这么决定了，明天您来上第一课。”马被松了，便立即跑了出去。突然保尔听到了一声妇女们的凄厉呼喊声——村中失火时才会有的声音。保尔连忙让马急转过来，他坐在马背上看到一个妇女已吓得变了脸色从村中跑出来。 拉基京娜走到路中挡住她，旁边的农舍也有些老头儿老太太站在门口张望。年轻人都在地里干活儿。 “哎呀，乡亲们，那边出大事了，真是吓死人！” 保尔骑马到她前面时，已有很多人将她围住。大家都惊慌地拉着她的白衬衫袖子，问这问那，很是惊慌。但她已吓得语无伦次了，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打死人啦！他们往死里砍！”一个胡子蓬乱的老头儿提着裤子，很不雅观地跳过来，对着年轻女人吆喝：“别叫了，跟疯子似的！在哪儿打？为什么要打？别再乱叫了！真是活见鬼了！” “咱们村与波杜别茨村的人打起来了……为了地界！他们正把咱们的人往死里打！” 大家这时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街上有妇女们的尖叫声，老头儿们也很是发怒般地狂叫。消息很快传到了村里的家家户户，象发警报：“波杜别茨村人正为地界将咱们村人往死里砍！”于是几乎所有村民都手拿耙子、斧子或者木桩，冲出了家门，奔向那正在打斗的田野。这两村每年都要为此而斗。 第44章 保尔猛踢了一下马，黑马便冲了出去。保尔吆喝着骑马飞奔，超过了狂奔的人们，如箭般往前冲着。这匹马也四蹄腾空般地不断加速，飞驰一般。有一架风车在土堆上张着风翼，好像要挡住去路一样。在风车右面的小河边有一块低洼的草场。左边是黑麦地，随着山坡起伏迭宕，望不到边垠。而风轻轻地从已熟了的黑麦上抚过，如手一般。而罂粟花则红艳艳的，盛开在路旁。这里既静又热让人难以忍受。远处的小河犹如一条银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呼喊之声正是由那块低洼的地方传来的。 黑公马疯了般向草场冲下去。保尔突然脑中一闪：“万一这马绊倒了，那人与马都将完蛋了。”但这马已经勒不住了，保尔只能俯在马身上，任风在耳边呼啸而过。 黑公马狂奔到草场上。这边，人们由于暴怒，已不再理智，如野兽般撕打在一起。有几个已倒在了地上的血泊之中。 有一个大胡子正举着一把已断了截木头柄的大镰刀，猛追一个满脸流血的小伙子。保尔的马把胸一挺，便撞倒了那个大胡子。而另外一个脸色黝黑，身壮如牛的农民，则狠狠地用靴子猛踩已经倒地的对手，要送他“回老家”。 保尔插进人群，借着马的冲力，一鼓作气地将人群冲散开。保尔不等他们回过神来，又疯狂地骑马朝这些人野蛮地冲来。他明白，此时只有这种不讲理的方式，才可以把这些鬼迷心窍的人都分开来。他瞪大了眼睛喝道： “畜生，都散开！我毙了你们！” 接着，他拔出了手枪，挥动在一个满脸杀气的人的头上方。马一跳，枪被打响了。那个人慌忙扔了镰刀转身逃命去了。就这样，保尔骑着马在草场上一面狂奔一面开射。最后人们都四散开去，离开了草场。他们都怕承担责任，也为避开这个恶神一样的人和他手中那个“不长眼”的手枪。 没过多久，区法院的人便赶到了波杜别茨村。法官们费了很长时间传讯目击者，但始终找不到罪魁祸首。这次争斗并没死人，受伤者也都痊愈。法官们苦口婆心很严肃地向农民们讲这种打斗是非常野蛮也是犯法的。 “全因地界，我们的地界真是乱透了！所以每年我们才都会打架！” 个别人还是受到了惩罚。 过了一个星期，丈量队到草场丈量，最后在有争议的地方钉下了木桩。一位老汉走来走去，天气又热，已累得汗流浃背。他一边卷皮尺一边对保尔说： “我干这行已经三十多年了，各地都有地界引出的纠纷。你看看这儿的草地分界线都乱成个什么样了！即使是醉鬼走路也不至于如此歪扭。那些耕地没一块能宽过三步长的，全都乱死了，想要分个清楚，肯定得把你累趴下。这样的草场和耕地，还一年一年分下去，二十年之后你看吧，土地上面一定密密麻麻的全是地界了。就是现在，差不多也是十分之一的耕地都成了地界了。” 保尔笑了起来：“老同志，再过二十年咱们连一条边界都不会再有喽！”老头儿则憨厚地呆着。 “您所讲的是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啊！唉，不过那可是遥遥无期的呀？” “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噢，您是讲这个呀！” “是的！” “那儿我去过的……但，我觉得那是一个特殊情况。” 丈量队仍在工作，两个小伙子正钉着木桩。草地上依然有可以看见的旧地界，不过仅是些烂木头了。农民们都站立在草场两边，瞪大眼看，都盼着木桩能钉在原来的地界上面。 赶车的老汉爱闲聊，他挥着鞭子，抽了下疲弱的马，转身对两个坐车的说： “谁知道是怎么了？咱们这儿也闹共青团了。从前可不这样。看样子都是那个女老师弄的。你们可能全认识那个姓拉基京娜的人。年纪那么小却有很大的能耐，会鼓动事。她竟将全村的女人召集起来开会，给她出主意。结果现在坏了，象以前那样吵架时抽老婆一耳光的事是再也不行了！她们那时候只会揉揉脸便不再吭气，可现在你还没碰她，她就开始大吵大闹，说要告你上法院。年轻的几个还会给你背法律条条，并提出什么离婚。我那个原本不太讲话的老婆，如今却也成了什么代表，有可能是个娘儿们的头头什么的。全村的人都来找她。起初我都想拿马鞭抽她的，可后来看看她家务料理得也挺好的，而且还算是能干，也就不再管她，让她去做吧！” 赶车人那毛茸茸的胸膛从麻布衬衫里敞出来，他伸手挠了几下后又习惯性地甩了一鞭子。车子上坐着的则是拉兹瓦利欣与波列薇赫，他们都是到波杜别茨村执行各自任务的：前者有团支部工作要布置，后者则要召开妇女代表大会。 “您是否很讨厌青年团员？”波列薇赫玩笑似地问赶车的人。 那老汉则慢条斯理地捋着胡子回答：“不是，我倒没有什么……年轻时玩一玩也行。我年轻时就爱演一演戏。我喜欢看一些逗人笑的戏，但得演得精彩。开始，我们都认为一群小青年只会瞎闹，但后来看到不是那么回事。听说他们是不准喝酒，不能耍流氓的，管得很严格，他们将很多时间用在学习上。不过他们都想跟上帝闹意见，想将教堂改成什么俱乐部。这就不对了。长辈们都为这事跟他们闹矛盾。对，还有便是他们光招那些穷光蛋，当过长工之类的，而象有田有房人的孩子则全不要，这么干是不怎么样的！” 马车下了山坡便驶近了学校。 女校员见来了两位客人，便让出屋子给他们，自己去睡草棚。会开了很久，波列薇赫与拉兹瓦利欣很晚才回来，屋中黑糊糊的，波列薇赫脱了皮鞋上床倒头便睡。不料，拉兹瓦利欣的手却很不老实地摸到她身上，这时波列薇赫被惊醒了：“你想干什么？” “小声一点，你嚷什么？我一个人躺着太寂寞了。难道你想不到比一个人睡更有趣的事？” “把手给我拿开，滚下去！”波列薇赫将他一把推开。莉达本来就烦他那张色迷迷的脸，此时真想将他臭骂一顿，但是又有一阵睡意袭来，她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你推呀挡呀的干什么？像个知识分子是吗？你总不是贵族女子学校的毕业生吧？你以为我会相信吗？好了，假如你聪明就先让我满足了，然后你怎么睡都可以！” 他觉得不想再费什么口舌，于是再次从长凳子上站了起来，坐到床沿边上，肆无忌惮地去摸她的肩膀。 “滚开！”这次她惊醒了，“我明天一定要告诉柯察金不可，说到做到！” 拉兹瓦利欣则很愤怒地抓住她的胳膊：“他算哪个？你别再古板下去了，我是要定你了！”两人之间进行了一场短促的搏斗。一下，又一下……屋中传出了清脆的耳光声……拉兹瓦利欣往旁边一躲，波列薇赫则摸黑冲到门口，推开了门，冲进院子。她气疯了，立在月光底下。 “进来吧，傻瓜！”他恶狠狠地喊。 他不得不将自己的铺盖搬到屋檐下，在外过夜了。波列薇赫插上了门，上床后缩成一个团了。 第二天早晨两人便往回赶。拉兹瓦利欣坐在赶车的老汉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这个丫头真惹不起，真会找保尔告状的话，我可就倒霉了！这么漂亮的脸蛋怎么是个木头桩呢？还有保尔，本来就看我不顺眼！” 拉兹瓦利欣挪到了波列薇赫旁。他装出一副十分窘迫而又有些悲苦的样子。他想出一些能骗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表示已经有了悔悟的意思。 当他到达目的地镇口时，波列薇欣也答应他，将不对任何人提此事了！ 在边境地区的各村庄内，共青团的支部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建了起来。团区委的干部们为了培养他们也付出了很多心血。保尔与莉达则日夜不停地在这些村庄中开展工作。 拉兹瓦利欣不愿意往村子里跑，他得不到那些农村小伙子们的信任，反而起了坏作用。波列薇赫与保尔则很容易很简单地便融入了他们。波列薇赫与很多姑娘成了知心朋友，团结得很好，联系也很紧密，她也顺势让这些姑娘对团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全区年轻人没有不认识保尔的。有一千六百名青年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第二军训营负责对他们进行严格军训的任务。各个村庄的晚会上，街头巷尾内，手风琴起了非常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这使保尔成了大家的“自己人”，而很多农村小伙子也在手风琴美妙的音乐中入了团。保尔用手风琴一会儿演奏激动人心的进行曲，一会儿演奏悠扬的乌克兰民歌，柔婉而又深情。大家听琴声也听琴手讲的话——以前的工人如今则是军训营政委兼共青团书记。年轻政委的话音与琴声，都印在了人们的心目中。各个村庄里都唱起了新的歌声。农民的家中，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圆梦用的小册子，也有别的书籍出现了。 走私贩日子越过越难。他们此时需要对付的不只是边防的军人，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和热心的军人助手。边境的很多村庄里，团支部的同志们群情激昂，急欲亲手擒敌，有时采取了过激行为，必须由保尔出面调解。波杜别茨村的团支书叫格里舒特卡·霍罗沃季科。这是个蓝眼睛的小伙子，办事很是风风火火，爱争辩，不信教。有一回，他通过一特殊渠道，听说当晚会有一批走私货物运来交于本村的磨坊老板，于是他让整个支部一起出动。他率领全体同志，手拿一支教练布枪和两把刺刀，悄悄围住磨坊，专等着走私贩落网。国家政治保安局边防哨也听到了此消息，也布置了埋伏。黑夜之中双方发生了误会。在冲突之中，幸亏边防战士异常冷静沉着才没伤及共青团员们。小伙子们则仅仅被解除了武装，被押送到四公里之外的邻村关押起来。 当时，保尔正在加夫里洛夫营长那儿。次日早晨，营长接到报告之后便立即将情况告诉了他，于是保尔连忙上马前去营救这些小伙子们。 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员萨哈罗夫笑着谈及昨晚的那场误会：“保尔，咱们这样吧！我们不去追究他们了，他们都很了不得。但你得去给他们上一课，告诉他们今后别再越轨管事了！” 卫兵们将板棚的门打开之后，十一个小伙子便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们感到很不好意思，两只脚不停地换着地儿。 “你瞧一瞧他们，”萨哈罗夫摊开了双手，很是无可奈何，“大祸已经闯下了，看来我必须将你们送到地区去了。” 一听这些，格里舒特卡激动起来：“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错什么了吗？我们是想为国家多做些贡献的呀！我们老早便盯上这帮富农了。你们却将我们当成强盗关起来！”他很恼火地扭过身去。 保尔与萨哈罗夫尽量板起面孔，似乎很严肃地交涉，过了许久，才打破僵持局面。 “除非你担保他们再不去边界上活动，而改用其他方式协助我们工作，我才可以手下留情，放他们走。”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行，我敢担保今后他们再也不会令我难堪了！” 这个支部的团员们，唱着歌曲返回了波杜别茨。这件事没被泄露出去。不久之后，那个磨坊老板终于落网了。这次是依法逮捕的。 在迈丹韦拉一带的森林里座落着一些庄园。每座富农的庄园相距大约半公里。房屋很牢，加上各种附属的设施，一座庄园犹如一个小小的堡垒。德国的移民都住在这些庄园里，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安东纽克匪帮就藏在这块树林子里。安东纽克曾经是沙皇军队中的司务长，后来竟拉帮结派拼凑成“七人帮”，在周围的各条大路上持枪抢劫。他们凶狠残忍，既不轻饶投机商，也不放过政府干部。安东纽克出没无常。他今天在这儿干掉了两名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第二天则已在二十公里外解除了邮政人员的武装，将钱抢光了。安东纽克与另一土匪头目戈尔季比着干坏事，一个比一个凶残。地区警察局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用很长时间来对付他们。安东纽克在别列兹多夫附近活动，进城的路上很不安全。要逮住这个匪首难度很大：他觉得情况不妙，就逃出国境，销声匿迹，风头过了又卷土重来。利西岑每次得知这个野兽又伤人了，都焦躁不安地咬紧嘴唇。 “这条毒蛇到底要咬人咬到何年何月啊？瞧着吧，我定会亲手收拾他的。”利西岑咬牙切齿地说。这个执委会主席曾两次获知这个土匪头子的最新行踪，带着保尔与另外三名共产党员去追捕，可安东纽克都溜掉了。 第45章 地区里派出了一支剿匪小分队，赶往别列兹多夫。队长叫菲拉托夫，爱打扮，傲气十足活像只小公鸡。按条例规定，他该先向区执委会主席报到，但他总觉得不必要。他把队伍在黑夜里带到邻近的谢马基村。他们在进村之后住进了村口的一所屋子里面。这些全副武装、行动诡秘的陌生人引起了隔壁的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他赶紧跑去报告村里的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支剿匪小分队要来，便自认为他们都是土匪，让这个团员骑上快马，赶紧到区里去报信。菲拉托夫干的这件蠢事差点儿让许多人丢了命。利西岑得到“匪情”的报告之后，火速召集了民警，带着十多个人奔赴谢马基村。他们来到村口跳下马，翻过栅栏，直扑那所屋子。门口的哨兵头上猛挨了一枪托，像口袋似地倒了下去。利西岑迅速跑了几步，用肩膀一下子撞开了屋门，大家便一拥而入。屋子的天花板底下挂着一盏暗淡的灯。利西岑一手高举手榴弹，要扔的样子，另一只手握着枪。他一声大喝，玻璃被震得发响：“快投降！要不然我会把你们全炸烂的。” 如果再稍慢一点，冲进屋里的人就要朝着仍有睡意的人开枪了。幸亏他们从地板上爬起来的时，看到利西岑要扔手榴弹的可怕模样，都将手举了起来。不多时，一小队只穿着内衣的俘虏被赶到了院子里。这个时候，菲拉托夫看到利西岑戴着勋章，他的舌头才再一次听起使唤来。 利西岑好不生气，非常鄙夷地骂了一句：“蠢货！” 德国革 命的消息已传到了区里，汉堡巷战的枪声传了过来。边境上的人们都兴奋异常了，人们都怀着急迫的心情阅读报纸。十月革 命的狂飙也在西方刮了起来。想加入红军的申请书如雪花一般向团区委会发来。保尔费了很大力气来劝说来自各个支部的代表们，他一直不停地解释苏维埃国家所奉行的是一条和平政策，现在情况下，苏维埃国家是不愿意同周边的任何一国交战的。但是他的劝说没有什么效果，每一个星期天，各个支部的团员们都来到镇上神父家的大花园子里举行全区团员大会。 有一个中午，波杜别茨村团支部的全部团员都列成一队，迈着一致的步伐，步入了区委的大院。保尔由窗口看到他们之后，就跑到台阶上面。以格里舒特卡为头儿的十一个小伙子，脚上穿着高筒靴子，肩上背着大口袋，在门口停下了脚步。 “格里舒特卡，怎么一回事？”保尔非常惊讶地问。而格里舒特卡则向他眨了眨眼睛，与他一同进了屋子。这个时候，波列薇赫、拉兹瓦利欣以及另外的两个共青团员也闻讯赶至。格里舒特卡则将门关上，微微皱了皱那淡淡的双眉，很是一本正经道：“同志们啊！我现在是在试试我们的战斗力呢。今天早晨我对本支部的团员们宣布：区里面发来电报，当然这是绝密的。咱们国家已与德国的资本家们打起来了，与波兰的地主也要马上交战。所以莫斯科已下达命令，所有的团员都得上前线。要是谁害怕的话，只要写上一份申请书就可以留在家中。 我嘱咐过打仗的消息是不准对任何人提及一个字的，每个人带上一个面包和一块腌猪肉，没有腌猪肉的可以用大蒜或葱头代替，过一个小时之后在村后秘密地集合——先到区里，再到地区，再去那儿领武器。我这么一说使那些在场的小伙子门个个摩拳擦掌，他们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我就说不要再多问了，执行便行了！谁若不愿意的话就写上一张纸条来吧！上前线打仗这是要靠你们自觉情愿的。在这些小伙子刚刚走过之后，我心里就不再踏实了，我想万一他们都不再来了那该怎么办？真要是如此的话，我便只好解散支部，自己也不呆在此处了。我便坐在村后看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来到。有些人显然已经哭过，但还是装作没有事。十个人全到齐了，没有一个是逃兵。怎么样，咱们波杜别茨的团支部是不是很棒？”讲到此处，格里舒特卡已经眉飞色舞起来，而且得意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 波列薇赫听到之后非常生气，责怪他真是忙中作乱。他以十分不理解的眼光看看对方。 “你怎能如此责备我呢？这是最好的考验啊！能让我们看清楚每一个人，一点儿也不会有错的。我原本还想将队伍拉至地区去，让他们觉得是真的事情。可小伙子们早已累坏了，让他们都回家吧！现在，柯察金同志，你可得给大家讲一讲话了，要不然这件事就没办法收场了，不讲是不行的……你就讲，动员令现在已经被撤销了，可以回家了，但大伙儿的所有表现绝对是应当受到表扬和称赞的。” 保尔已经很少到地区中心去了，区里的工作已让他忙得脱不开身，若往市区则来回需要几天。拉兹瓦利欣则一有机会便往城里跑，他经常由头至脚将自己武装成脑中想象的库珀小说中的主人公，神气活现地到地区中心去。他常在林子中开枪打乌鸦，打小松鼠，还煞有介事地拦住单身行人盘问他们是什么人，由何处而来，到哪里去。离城不远处，他便收起武器，将步枪塞到干草堆中，手枪则藏进口袋之中，恢复平日的装束，走进地区团委会。 费多托夫办公室里面四处是人，大家都争着说话。这样一种环境之下工作，你必须能听四个人的问题，同时回答五个人的问题，手里还得写东西。费多托夫相当年轻，但1919年时他便有了党证。十五岁就入党，只能是在大动荡的时候。 “哦，你们那边现在情况如何？”地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问道。 “新的情况说起来是错综复杂的。从清早至深夜，我忙得团团打转，什么地方出了差错都得由我到现场去解决，那是个空白地区，事事必须亲躬。”拉兹瓦利欣随口便回答了费多托夫的问题，“现在又建立了两个新的支部。让我来还有什么事吗？”他大模大样地坐到了圈椅上面。 经济处处长克雷姆基斯则忙中偷闲，从一大堆公文上收回了眼光，扭头望了一下。 “我们是叫柯察金同志来而没有叫你。” 拉兹瓦利欣的嘴里喷出一团浓烟来：“柯察金同志他并不愿意来，我就只好代劳了……有那么一些当书记的，什么样的实事都不愿意干，轻松的不行，只会拿我这样的人使唤得像驴一样。柯察金老往边境跑，一去就要两三个星期见不着他人影，我不得不将整个担子都扛起来！” 显而易见的是拉兹瓦利欣在高傲地表示他自己才是个好的团委书记的料子！拉兹瓦利欣走了之后，费多托夫便对地区团委会的其他人很直接地说到：“我真的很讨厌这个说起来很成套却只是夸夸其谈的家伙。” 但拉兹瓦利欣所耍的花招很快便在无意之中被揭穿了。有一次利西岑顺路去费多托夫那儿取邮件。无论是谁去区里，都要将大家的信件给带回来的。费多托夫与利西岑在长谈了一次以后，拉兹瓦利欣便一切都露了陷儿！ 临别的时候，费多托夫讲：“不过你最好还是让柯察金到这边来一趟，我们这儿的人对他真的不大熟悉！” “那行，但我还是要先讲好了，你们可别想把他调走，那我们是绝不会同意的。” 这年在边境地区所搞的庆祝十月革 命的活动真是空前的激烈。保尔则被选为边境各个村庄庆祝十月革 命纪念活动委员会的主席。三个村庄约五千多名男女农民们在波杜别茨村，开完了庆祝大会之后就出发去游 行了。队伍长达半公里长，军训营和铜管乐团作为前导，高举着鲜艳的红旗，出村之后向边境方向行进。他们的纪律很严格，队伍很有序，一律沿着边界线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这边游 行，他们一直前往几乎跨越了国境线的村庄。波兰的村民是从未见过这样一种场面的。边防军营长加夫里洛夫与军训营的政委柯察金则骑着马在最前面行走。铜管乐声、红旗迎风摆动声以及阵阵的歌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青年农民们都身着节日的盛装。姑娘们那银铃铛一样的笑声飞出很远的地方。青年人的神情很端庄，而老年人很稳重。一眼看过去，河流一般的队伍正浩浩荡荡地向远方奔去，而河流的河岸便是国界线。人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离开了苏维埃的土地，也没有一只脚跨过了不可超越的国境线。 保尔叫人们从身边走过去，耳边响起了共青团员们嘹亮的歌声： 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森林至不列颠的海岸， 伟大的红军战胜了一切敌人！ 接着又是女声齐唱： 喂，那边的山头上有妇女在收割…… 苏维埃的哨兵们既自豪又兴奋地迎接着游 行的队伍，而波兰的哨兵们面对这支队伍却露出的是一脸的茫然之情。虽然要在边界的一旁游 行在事前已经通知过波兰的指挥部，但现在却仍然还是引起了那边的惊慌。他们将哨兵人数猛增四倍，还有战地宪兵们骑马在紧张地四处巡查，山谷中则埋伏了很多的应付突发事件的后备部队。而实际上，游 行的队伍只是一直笑语不断地在本国领土内游 行着。 在远处的小土丘上有一个波兰哨兵站在上面，当游 行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子接近他时，进行曲的第一段旋律也响了起来。波兰哨兵将步枪从自己的肩头卸下，紧贴住裤子腿行注目礼。保尔听到他用波兰语说：“公社万岁！” 哨兵的那种眼神表明了这句话是他所讲。保尔则目不斜视地望着他。这是位朋友！他那波兰军装内藏着的心与游 行队伍中群众的心，跳动的是同样一种节奏。因此，保尔也用波兰话低声地回答道：“你好，同志！” 游 行队伍在经过时，波兰的哨兵都自始至终保持着持枪立正的姿势。队伍过去了，保尔一再回头去看那个瘦小的黑色身影。 前面又是一个波兰兵。他胡子花白，头上戴的四角帽上镶着镍，帽檐下是一双凝滞而暗淡的眼睛。因为保尔刚刚听到一个波兰哨兵的话，这时心情还很激动，所以就先开口，像自言自语地用波兰话说： “同志，你好！” 不料却未得到回应。 加夫里洛夫微微一笑。原来他全都听到了。 “你可能抱有太高的期望了，”他对保尔说，“在这里除了普通步兵，还有宪兵。你难道没看到他衣袖上的标志吗？他是宪兵。” 在游 行队伍最前头的人已经从山坡上下来了，正朝村子里走去。这是一个跨国界的村子， 在属于苏维埃政权管辖的这半个村子里，已经做好了隆重欢迎的准备。人们挤在界河上小桥的一侧，姑娘和小伙子们在路的两旁排成一条长龙。在属于波兰的那半个村子里，农舍和板棚顶上站满了人，聚精会神地观看界河对岸的盛况。在农舍门前，栅栏旁边，还有成群结队的农民。游 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乐队奏起了《国歌》。小伙子和白发苍苍的老者都相继登上用青绿色树枝装饰的临时搭起的讲台，激动地发言。保尔也用亲切的乌克兰语讲了话。他的声音飞过了界河，灌入对岸群众的耳朵里。于是那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这种声音激起村民们心底的热情。于是，宪兵队骑着马在村子里来回奔跑，挥舞着鞭子想把老百姓赶回家去。他们中还有人向屋顶上放了几枪。 街上变得空荡荡的。站在屋顶上的年轻人也被宪兵们的枪弹赶跑了。苏维埃这一岸的人们站在河边上看得一清二楚，不禁都皱起了眉头。这时，一个年轻小伙子搀扶着一个牧羊老汉登上演讲台。他怀着满腔怒火，愤怒地说： “孩子们，好生看看吧！想当年，我们就是这样挨打的。现在咱们这苏维埃的地盘，不可能再见到用皮鞭抽打农民的事了。地主老爷们被赶下了台，咱们穷苦人背上再也不用挨鞭子了。孩子们要把政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也老了，笨嘴说不出好听的话，可我真想多说两句。当年在沙皇的统治下，我们受尽煎熬，比拉车的牛好不到哪儿去……瞧瞧对面的老百姓，我心里头真难受！……”老头儿向对岸挥了挥他那只干瘦的手，失声痛哭起来。只有小孩和老人才会这样哭。 在老汉之后登台发言的是格里舒特夫。营长加夫里洛夫听着他激昂的话语，回头看一看，仔细观察对岸是否有人在作记录。可是，河的那边已经没有一个人，连桥头的哨兵也撤去了。 “如此看来，他们不会向我们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照会抗议了。”他幽默地说。 第46章 十一月底，在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夜，安东纽克连同他的“七人帮”终于彻底完蛋了。在迈丹韦拉一个富裕的移民举办的婚礼上，这伙儿豺狼出现在那里，立即被赫罗林的党团员们当场擒获。 这伙儿人要参加婚礼的消息是妇女们闲谈时走漏的。闻讯之后，赫罗林的十二名党团员迅速集合起来，一面带上所有的武器，坐上马车直奔迈丹韦拉那个移民的庄园，一面又派人骑马火速赶往别列兹多夫那儿报信。在中途，报信人就在谢马基村遇上了菲拉托夫的剿匪小分队。菲拉托夫立刻率领全队人马迅速往那座庄园赶去。在那里，庄园已经被赫罗林的党团员包围起来，他们正在同安东纽克一伙短兵相接。安东纽克的“七人帮”躲在侧屋里，看见哪个党团员露头就向谁射击。他们拼命要突围，但均未得逞，反而有一人被党团员摞倒了，他们被迫退守厢房。安东纽克已好几次身陷类似的险境，但每次都因扔出手榴弹，仗着黑夜的掩护溜之大吉。这一次又差点儿被他从眼皮底上溜走。赫罗林支部在交战中已有两人牺牲，幸而菲拉托夫的队伍及时赶到。安东纽克心里明白，自己已成了笼中之鸟，这一次是很难死里逃生了。他整夜从厢房的各个窗口向外面射击，但到天亮时终于被俘虏了。“七人帮”里没有一个人肯投降。为了彻底铲除这伙儿豺狼，四名队员献出了生命，其中有三个来自刚成立不久的共青团赫罗林支部。 保尔·柯察金所在的军训营接到了参加民兵部队秋季演习的命令。民兵师的驻地离保尔那儿有四十多公里，全营清早就起程了，冒着暴雨一直走到深夜才抵达师部。这次行军，营长古谢夫和政委保尔是骑着马的。几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刚进营房便躺下睡觉了。师部传达给这个营的调集令稍迟一些，他们刚到，就必须在次日早晨接受团部检阅，并立即开始演习。 全营在场地上列队完毕，不多时，师部就来了几个骑马的人。这个军训营在此之前已经领了制服和步枪，因而面貌焕然一新。营长和政委为训练这支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耗费了很长时间，因此对检阅和演习胸有成竹，显得不慌不忙。全营在队列操练中表现出了良好的素质。检阅刚结束，一个有着漂亮脸蛋但皮肉松驰的军官厉声地责问保尔： “您为什么骑在马上？按规定我们普及军训部队的营长和政委不能骑马。我现在命令你将马送回马棚，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明白，离开了马背，自己是无法参加演习的，他的两条腿连一公里都走不了。可是面对眼前这个身披十多条各种肩带绸带而盛气凌人的漂亮军官，这样说顶用吗？ “我不骑马就参加不了演习。” “为什么？” 保尔知道，如果再不将实情说出便没法解释清楚，所以低声回答： “我的两条腿肿胀得厉害，无法接连一周又走又跑。同志，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是哪一位。”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第一。第二，我再次命令您下马。如果你是个残废，那么并不是我要你在部队工作的，要怪也不能怪到我头上。” 保尔仿佛被猛抽了一鞭，他使劲地一抖缰绳，想从马上下来，但是古谢夫伸出粗壮的手，阻止了他这么做。是发作还是忍气吞声？这两个念头在保尔的内心翻滚了好一阵子。今天的保尔·柯察金毕竟不再是从前那个擅自从一个部队转到另一个部队的战士了，他是军训营的政委。全营的战士就在他身后站着，在遵守部队纪律方面，他的一举一动会为全营树立一个什么榜样呢？何况他训练全营战士又不是为了这个花花公子。想到这里，他双脚退出马镫，跳下马来，忍着关节的剧痛，朝队伍的右翼走去。 接连几天，天气格外晴朗，演习也将近结束。第五天，他们在舍佩托夫卡城进行演习。这座小城也是演习活动的最后地点。保尔所在的营接到的任务，是要从克里缅托维村方向把车站攻下来。 保尔对这一带的地形简直是了如指掌，他把所有的大路小径都给营长古谢夫说了。全营分成两队，避开“敌军”的耳目，迂回到“敌军”后方，高喊着“乌拉”冲进车站。演习裁判们判定：这一仗打得很出色，车站被他们占领了，防守车站的那个营被认定“丧失”了一半兵员才退出树林。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营。此刻他正站在街心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一起布置教兵线。 一名战士喘着粗气跑到保尔跟前报告说：“政委同志，营长问各个路口是不是都架设了机枪。仲裁小组随后就到。” 保尔和几个连长朝路口走去。 团部的领导都集中在那里了，他们祝贺古谢夫夺取了胜利。战败的一方也派有代表到场，他们不安地倒换着脚，窘迫得甚至无意去作任何辩解。 “这不是我的功劳。政委柯察金恰好是本地人，是他为我们指明了进军的路线。” 参谋长骑马来到保尔跟前，满脸嘲讽地说： “同志，原来你是能够健步如飞的。你要骑马，明摆着要出风头？” 他本来还想再多挖苦几句，但被保尔的目光给镇住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等团部的人走后，保尔轻轻地问古谢夫： “您知道他是谁吗？” 古谢夫拍拍这位伙伴的肩头： “算了，别把这个滑头放在心上。他叫巨查宁，革命前的军衔大概是准尉。” 这一天，保尔多次努力回想在哪儿听说过这个人，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演习结束了。保尔所领导的军训营表现优秀，获得了上级的好评，他们回到别列兹多夫，可是保尔却几乎累垮了。他回到母亲那里住了两天，将马拴在哥哥阿尔焦姆那里。在这两天，保尔每天的睡眠时间都有二十个小时。第三天，他上机车库去探望哥哥。在那被熏得黑乎乎的厂房里，保尔觉得亲切极了，他使劲地对着周围带煤烟味的空气做了个深呼吸。这里的环境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从小就对这里很熟悉，也是在这里长大的，觉得有一种亲切感。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听见火车的鸣叫了，他仿佛觉得失去了什么宝贵的东西，就好像一个水手， 每次久别重逢见到蔚蓝色宽广无边的大海，心里总免不了激情澎湃。保尔此刻正有这种感受。亲切的氛围吸引着这个当年的伙夫和电工，他心里激动万分，很久都难以平静下来。他和哥哥没有多少话说，他发现哥哥的额头上又添了几道皱纹。阿尔焦姆干活儿的岗位是移动或锻工炉。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看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阿尔焦姆没说出来，但这是可以想象到的。 保尔和哥哥一起干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活儿，然后就分手了。保尔在道口上勒住马，对着车站凝视了许久，然后才猛抽一鞭。黑公马踏着林间的小路飞奔而去。 如今穿越林间小路已没有危险了。布尔什维克已来，消灭了大小匪帮，烧毁了他们的巢穴，所以，本区各个村庄里的生活比以前安定得多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保尔返回了别列兹多夫。波列薇赫高兴地站在区委会门前的台阶上迎接他。 “你总算回来了！你不在这儿，我们就觉得缺少了什么！” “到了。”波列薇赫把手搭在他肩上，和他一同走进屋里。 “拉兹瓦利欣在哪里？”保尔一面脱大衣，一面问她。 波列薇赫吞吞吐吐地回答：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哦，想起来了！早上他说过，要代替你到学校里去上社会政治课。他还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是柯察金的。’” 这个意外的情况使保尔觉得有点不太高兴，平时他对拉兹瓦利欣的印象就不怎么好。“这家伙跑到学校去搞什么名堂？”保尔不满地想。 “哦，好吧。谈谈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去过格鲁舍夫卡了吧？那里的青年们干得怎么样？” 波列薇赫把所有的情况都向他汇报了。他坐在沙发上休息，揉着酸软的双腿。 “前天正式接受拉基京娜为预备党员，这样我们波杜别茨党支部的力量就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挺喜欢她。你看，教师中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大变化，有些人完全与我们站到一起了。” 利西岑，保尔和刚刚到任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人，常常在利西岑家的大桌子旁边从黄昏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着，安纽特卡和利西岑的妻子已经上床睡觉了。他们三个人却正在埋头读着波克罗夫斯基写的那本不太厚的《俄国历史》，利西岑白天忙得很，只有在晚上才挤得出一点时间来读书。有时保尔从村里回来，傍晚到利西岑家里去参加学习，发现他们两个已经超过他，读到前面去了，心里总是很着急。 有一天，从波杜别茨传来一个消息：团支部书记格里舒特卡·霍罗沃季科前一天晚上被歹徒暗杀了。保尔一得知这个凶信，顾不得腿上疼得厉害，几分钟就跑到执委会的马棚，以几乎疯狂的速度备好马，翻身跨上马背，扬鞭狠抽，朝着边界方向飞奔而去。 在村苏维埃宽敞的屋子里的桌子上，安放着格里舒特卡的遗体，周围饰着青枝绿叶，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一名边防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在站岗，在上级领导到来之前不让任何人进到屋里。保尔走进屋子，走到桌子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舒特卡脸色死白，双眼圆睁，依然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他的头向一边歪斜，云杉枝叶遮盖着他被锐器击碎的后脑勺。 是谁狠心下如此毒手暗杀这个年轻人？他是家里的独生子，他的母亲已守寡多年，父亲原来是磨坊老板的雇工，后来当上了村贫民委员会的委员，在革命中献出了生命。 老母亲一听到儿子惨死的消息，当即就晕倒了。邻居们正在救助这位神志不清的老人。她的儿子永远无声地躺下了，再也不能告诉别人自己死亡的秘密。 格里舒特卡的牺牲震动了整个村子。他是年轻的团支部书记，是贫苦农民利益的捍卫者。在这个村子里，他的朋友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京娜对格里舒特卡的牺牲感到无比伤痛，她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不已。保尔走进她的房间，她连头也没抬起来。 “拉基京娜，依你看是谁杀死了格里舒特卡？”保尔沉痛地跌坐在椅子上，声音沙哑地问。 “还会有谁，一定是磨坊老板那帮家伙。因为格里舒特卡掐住了这伙走私分子的脖颈。” 两个村子的群众都自发地参加了格里舒特卡的葬礼，保尔调来了军训营，全体团员向这位同志最后告别。在村苏维埃前的广场上，加夫里洛夫安排的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肃然整齐地站立，悲壮的哀乐缓缓响起，人们抬出覆盖着红旗的灵柩，在广场上挖好的墓穴旁停放好。旁边的一些坟墓里，长眠着国内战争时期牺牲的布尔什维克烈士。 格里舒特卡的鲜血使人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年轻的雇工和贫苦的村民如今都表示将坚决支持团支部的工作。致悼词的人没有哪个不满腔义愤，要求处死凶手，要求逮捕他们，就在这个广场上，就在烈士的墓前，进行公审，让所有的人看清敌人的真面目。 排枪打了三响，新墓盖上了针叶树枝。当晚，团支部选出了新的书记——拉基京娜。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边境哨卡通知保尔他们，说已在那里发现了凶手的踪迹。 七天以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当地的剧院里开幕。利西岑一脸庄严地向大会作报告： “同志们，我非常荣幸地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一年以来，经过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工作获得了很大的进展。苏维埃政权大大地得到巩固，土匪被彻底肃清，而且走私活动受到沉重打击。各村都建立了稳固的贫民组织，共青团壮大了十倍，党组织也有很大发展。不久前，我们的格里舒特卡同志，在波杜别茨村，被富农残忍地杀害了。现在事情已经调查清楚，凶手就是磨坊主和他的帮凶女婿，他们已被拘留，不久将交给法院巡回法庭进行审判。大会主席团接到各村代表提出的建议，他们一致要求大会做出决议，请求法院判处杀人凶手死刑……” 大厅里顿时喊声连天： “赞成！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波列薇赫出现在大厅侧门那儿。她招招手，叫保尔出来。 在剧院的走廊里，波列薇娜交给保尔一封外面写着“急件”的公函。他拆开信封： 共青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并抄送区党委会： 省委决定从你区调回保尔·柯察金同志，另有重要的共青团工作任用。 保尔向工作了一年的区委告别了。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党委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保尔转为布尔什维克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担任的团区委书记职务，并通过对他的鉴定。 利西岑和波列薇赫紧紧握住保尔的手，热烈拥抱。 保尔骑着马从大院里出来，上了大路。这时候，十多名战士为他鸣枪送行。 第47章 电车在丰杜克列耶夫大街上吃力地爬着，电动机不停地鸣叫着。开到歌剧院的大门前，电车停下来，一帮年轻人跳下车，电车又继续吃力地向前爬去。 潘克拉托夫大声催促着落在后面的同伴： “伙伴们，快一点！不然就要迟到了！” 奥库涅夫在歌剧院门口追上了他。 “甘卡，你还记得吗，三年以前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开会。那时，杜巴瓦和一伙‘工人反对派’刚刚归队。那天晚上，我们的会开得很成功。今天，我们又要同杜巴瓦较量一下了。” 他们向门口的检查组出示了证件，然后走进会场。这时，潘克拉托夫才回答： “对呀，杜巴瓦在这老地方要故伎重演了。” 有人冲他俩“嘘”了一声，叫他们别出声。他俩忙找个就近的位子坐下。晚上的大会早已开始，一个女同志正在台上发言。 “咱们来得真巧，听听你爱人在上面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奥库涅夫，轻轻地对他说。 塔莉娅正在台上发言： “……不错，为了这场辩论，我们花去了许多精力。但是，青年们在辩论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让我们满意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已经打垮了组织里的托洛茨基的信徒们。他们再也不能抱怨我们不给他们发言的权利，不让他们充分表达观点了。事实正好相反：他们利用我们给予他们的行动自由干了许多严重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娅讲得情绪激昂。一缕头发垂到了脸上，妨碍她讲话，她使劲向后一甩头，继续讲：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听了各个区的许多同志的发言。大家都谈到了托洛茨基分子采取的各种手段。这次召开的大会，托洛茨基派的代表有相当一部人。各区都特地发给他们代表证，以便让大家在这里，在这次市党代会上，再次听听他们的观点。但他们发言很少，这可怪不得我们。他们在各个区、各个支部遭到了全面失败，他们得到了教训。现在他们没有胆量再登上这个讲台，没有胆量来重弹老调！” 会场的右角上，有人发出刺耳的喊声，打断了塔莉娅的发言。 “我们还是要发表意见的！” 塔莉娅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转过身去。 “好，杜巴瓦，你现在就上来讲话好了，我们倒想听听。”她说。 杜巴瓦瞪着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她，神经质地撇了撇嘴。 “时间轮到了，我们当然会说！”他高喊着，同时也想起了昨天自己在大家熟悉他的索洛缅卡区遭到惨败的情景。 会场上到处响起不清的声音。潘克拉托夫忍不住了： “你想怎么样，还想动摇我们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是潘克拉托夫，但他连头也没回，只是咬紧嘴唇，垂下头去。 塔莉娅接着说： “杜巴瓦就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典型。他当过多年团干部，许多人都认识他，尤其是兵工厂的人。现在他是哈尔科夫共 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可现在，我们都知道，他和米哈伊拉一起，在这里已经待了三个星期了。他们不待在大学里紧张地学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到全市的每个区去演讲。最近几天，米哈伊拉开始醒悟了。谁派他们来到这里？除了他们两个，我们这里还有许多来自各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以前都在这里工作过，现在赶到这里来，是为了在党内煽风点火！他们自己所在的党组织知道他们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吗？当然不知道！” 塔莉娅还是想拉他们一把，让他们承认错误的。因此她语气弱下来，不像在讲台上演讲，而是像与同志谈心： “大家都记得，三年前，还是在这个剧院里，杜巴瓦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归了队。他们当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丢掉。’可惜的是，杜巴瓦不到三年就已经把党的旗帜丢掉了。我是说他丢掉了。他刚才喊：‘我们当然会说。’这恰恰表明，他和他的一帮人还要走得更远。” 剧院后排传来人们的喊声： “让图夫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那帮人的气象学家！” “不要开玩笑！” “让他们回答：还要不要搞反 党活动？” “让他们交代：那篇反 党宣言是谁写的！” 群众都激愤起来，执行主席久久地摇铃，让大家静下来。 愤怒的喊声淹没了塔莉娅的声音，不过又很快平息了，塔莉娅的发言又可以听清楚了： “边远地区有同志给我们来信，说他们和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请允许我读一封信的片断。这一封是奥莉加写来的，在座的应该有许多同志认识她，现在她是共青团地区委员会的组织处长。” 塔莉娅从一大叠信纸中抽出一张，扫了一眼就开始读： “日常工作被迫停了下来。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所有的党委委员都到了下面各区，已经持续四天了。昨天出现了使各支部党员都感到愤慨的场面。反对派因为在全市的各支部都得不到多数支持，就决定集中力量在地区兵役局的党支部里发起进攻。这个支部共有四十人，包括地区计划处和工人教育处的党员，托洛茨基分子却全部集中到了这里。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我们从未听到过的反 党言论。兵役局的一个家伙赤裸裸地叫嚣：‘如果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砸烂它！’反对派对这样的叫嚣报以掌声。这时柯察金站起来反驳他们：‘你们是党员，怎么能够给这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呢？’那帮人敲打着椅子大叫，不想让柯察金再讲下去。支部里的党员被那帮人的流氓行为激怒了，要求听完保尔的发言。可保尔一开口继续讲，便又立刻遭到围攻。保尔高声对他们说：‘你们的民主真是妙不可言！我非讲不可！’于是，有几个人上来揪住保尔，竭力想把他拖下台来。结果出现了野蛮的一幕。保尔一面挣扎，一面继续讲着，那帮家伙硬是把他拖到了后台，打开侧门，推到了楼梯上。有个混蛋还打得他满脸是血。接下来，这个支部的党员几乎全部退出了会场。这件事擦亮了大家的眼睛……” 塔莉娅走下了讲台。 谢加尔在省党委会已经担任了两个月的宣传鼓动处处长了，这时候他正坐在主席台上，紧靠着托卡列夫。他们都在用心听取市党代会代表的发言。到目前为止，发言的都是年轻人，而且很多人不久前还是团员。 “这几年他们成长得很快！”谢加尔心中暗喜。 他对托卡列夫说：“反对派已经被驳得体无完肤了，还只是年轻人在揭露这帮托洛茨基分子。咱们的重型武器都没来得及投入战斗呢。” 图夫塔跳上讲台。会场上响起对他不满的嘘声，夹杂着短暂的哄笑。图夫塔转身朝向主席团，想要提出抗议，这时身后的会场已经安静下来了。 “刚才有人称呼我为气象学家。哼，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你们竟然用这样的语言来嘲笑我的政治观点！”他像受到委屈似的发泄着心中的怨愤。 一阵哄笑从台下席卷上来，压倒了图夫塔的声音。他恼怒地走向主席台，转身又指了指台下。 “无论你们怎么嘲笑，我仍要再说一遍：青年是晴雨表。列宁同志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 全场立即安静下来。 “列宁同志是怎么讲的？”会场上有人冲他喊道。 图夫塔清了清嗓子，神气起来。 “当年准备十月起义的时候，列宁同志下令召集那些革命意志最坚定的青年工人，发给他们武器，把他们和水兵一起派往最关键的地方。需要我给你们念念这一段话吗？我把原文都抄在卡片上了。”说着，图夫塔把手伸进随身携带的公文包。 “这些话我们都知道！” “关于团结，列宁同志写过什么？这些你知道吗？” “关于党的纪律呢？” “列宁同志有没有把青年和老一代近卫军对立起来呢？” 台下的问题一浪浪卷过来。 图夫塔招架不住了，卡片上的东西帮不了他，于是他赶紧换话题： “刚才塔莉娅谈了奥莉加写来的信，但我们是不能够为在那里辩论中发生的一些反常现象负责的。” 茨韦塔耶夫气急败坏起来，侧身对身边的米哈伊拉悄悄地说： “让傻瓜去向上帝祷告磕头，他会把自己的额头磕得头破血流的！” 米哈伊拉悄悄地回答： “就是呀，图夫塔这个笨蛋会把咱们一起拖进死胡同的。” 图夫塔仍然用那尖细的嗓子尖叫着： “既然你们组织起了多数派，那么我们也就有权组织起少数派！” 话音未落，会场上掀起愤怒的风暴。 怒吼的声音几乎可以震聋图夫塔的耳朵。“你想怎么样？又想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俄 国共 产党不是议会！” 图夫塔激动得舞着两支手臂，越讲越快： “对，就是应该有组织集团的自由。要不然，我们持 不 同 政 见者怎么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怎么能同有组织、有纪律、团结在一起的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呢？” 会场上轰隆的喧闹声又大了起来。潘克拉托夫站起来高声喊道： “让他讲完，听听他还要讲些什么，这对我们大有好处。今天图夫塔在这里讲了某些人想讲但不敢讲的话！” 场内顿时安静下来。图夫塔知道自己说漏了嘴，刚才说的那些话，现在说恐怕还不到时候。他转了转眼珠，决定赶快收场，于是他一口气说： “你们当然可以开除我们，我们无路无走。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以前我就是被省团委排挤出来的。不过这都没关系，谁对谁错不久便能见分晓了。”说完这些话，图夫塔赶紧溜下台去。 杜巴瓦接到了茨韦塔耶夫传过来的字条： “你必须马上去发言，虽然这也无法挽回败局。咱们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你必须上去纠正图夫塔的话，他这个笨蛋口没遮拦。” 杜巴瓦要求发言，立即得到主席团的允许。 当他朝台上走去时，整个会场中弥漫着一片警觉的沉寂。虽然每次有人发言前，会场里往往都会出现一段寂静的时间，但这时正是这种寂静使杜巴瓦感受到一种疏远、一种冷漠。他已经失去了在各支部发言时的热情，连续的失败使他的劲头一天天降低。现在的他已如同一堆被冷水浇灭的篝火，只能徒劳地冒着呛人的烟，这一团团呛人的烟便是他那充满病态的自尊和顽固的自诩。他的自尊已经被明摆着的失败和老朋友们无情的攻击重重刺伤了。他只能豁出去，虽然他心里明白这样做只能使自己和大多数同志离得更远。他声音很低，语气仍然强硬： “我要求不要打断我，不要抢着反驳我的话。我只想完整地向大家阐明我们的观点，虽然我早知道这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因为你们在这次大会上是多数。” 当他的发言终于结束时，逐渐积蓄的愤怒在会场里爆炸开来。充满愤怒的声浪如狂风暴雨向杜巴瓦袭来，人们的怒吼就像无情的鞭子抽打着他的脸。 “无耻！” “打倒分裂者！” “够了！别让他再造谣诬蔑！” 在响亮的嘲笑声中，杜巴瓦狼狈不堪地走下台来。一阵阵笑声摧垮了他。如果大家因他的发言而暴跳如雷，倒会让他产生一种满足感，但大家偏偏是在嘲笑他，就像在嘲笑一个把滑稽戏演砸了的小丑。 “现在请米哈伊拉发言。”执行主席宣布。 米哈伊拉站起来表示： “我不发言了。” 会场后排传来了潘克拉托夫浑厚的嗓音： “我要求说几句！” 第48章 杜巴瓦一听语气就知道了潘克拉托夫的情绪。码头装卸工只有受到极大侮辱时，才会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杜巴瓦的目光十分阴郁，望着个子高大，背稍驼的潘克拉托夫快步走向主席台，他的心中感到一阵压抑和莫名的惊恐。他知道潘克拉托夫将要说些什么。他想起了昨天在索洛缅卡区和老朋友们的聚会，大家在善意的交谈中极力想说服他脱离反对派。聚会的地点就在托卡列夫家里。当时杜巴瓦与茨韦塔耶夫和米哈伊拉在一起，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娅、沃伦采夫、卡秋莎、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欣都在场，他们表示希望大家重新团结起来，杜巴瓦却在那里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当大家讨论得最热烈的时候，他和茨韦塔耶夫离开了，他们用这种扬长而去的方式，表明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 米哈伊拉当时留了下来，刚才他又拒绝发言。“胆小软弱的知识分子！一定是被他们争取过去了！”杜巴瓦恨恨地想。在这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斗争中，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哈尔科夫共 产主义大学里，他和伊万·扎尔基多年的友谊也破裂了，两人的分歧严重到相互之间不再说话。他屡次在家里看到扎尔基上门来找安娜。他一年前与安娜结婚，但现在两人各自住在自己的房间里。安娜也不赞同杜巴瓦的观点，夫妻关系不断紧张，而且日益恶化。杜巴瓦认为，扎尔基成为了安娜的常客应该是他们夫妻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这不单单是吃醋的问题，他与扎尔基的友谊破裂了，而安娜却与扎尔基关系如初，这让杜巴瓦异常恼火。他把这一点同安娜说过，结果两人立即大吵大闹起来，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次杜巴瓦没跟安娜说一声，就到这个地方来了。 潘克拉托夫站到台上开始发言，打断了杜巴瓦混乱的回忆。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坚定有力地说。他一上台，就站到了脚灯挡板跟前。“同志们！反对派的发言，我们已经听了九天！我坦率地讲：他们说话的腔调不像战友，不像革 命战士，不像与我们并肩作战的阶级兄弟。他们的发言是充满敌意的、嚣张的、恶毒的、诽谤性的。是的，同志们，正是诽谤！他们把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党内专横制度的守护者，说成是出卖阶级利益和革 命利益的人。我们党内有一大批光荣的、优秀的、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战士，是他们培育和锻炼了俄 国共 产党，是他们在沙皇的牢狱中受尽折磨，是他们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同国际上的孟什维克主义、同托洛茨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而现在，正是这样的老战士，却被污蔑为党的官僚主义的化身。 除了敌人之外，谁还会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党和党的机关不是一个整体？大家想想，这像什么人的口吻？如果在一支部队被敌人包围的时候，有人跳出来唆使年轻的红军战士去反对指挥员，去反对政委，去反对司令部，我们把这种人称作什么呢？如果我今天仍当一名钳工，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论点，我还可以算是一个‘正派人’，而如果我明天当上了党委书记，我就变成了‘官僚’、‘机关老爷’了。这话能讲通吗？同志们，看一看反对派中有哪些人吧，图夫塔、茨韦塔耶夫、阿法纳西耶夫……图夫塔不久前因为官僚主义问题而被撤职；茨韦塔耶夫由于搞他的所谓‘民 主’，在索洛缅卡区出了名；阿法纳西耶夫则是由于在波多拉区压制民 主，被省委三次撤职。 反对派高喊着反对官僚主义，标榜要争取民 主，却网罗了一批这样的人，这不是咄咄怪事吗？我们应该看到，实际情况是：被党处分过的人怀着对党的不满纠合在一起，向我们的党发起了攻击。同反对派进行斗争，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使青年一代的思想更加坚定。在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得到了真正的锻炼。反对派的某些人歇斯底里、危言耸听地攻击我们，说我们将遭受到经济上、政治上的全面失败，我们的明天将会证明他们的话有多大价值。他们要求把我们的老同志，如托卡列夫和谢加尔同志，派去开车床，而让杜巴瓦这类人取而代之，去取代老同志的位置。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杜巴瓦只是一只失灵的睛雨表，他把反 党活动视为某种英雄的壮举。同志们，我们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老同志虽然需要接班人，但绝对不能让一遇到风浪就向党的路线猖狂进攻的人来接他们的班。我们伟大的党的团结，决不允许这帮人破坏！老一辈和青年一代的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我们在列宁同志的旗帜引导下，在与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中，一定能够走向最终的胜利！” 潘克拉托夫发表完激情洋溢的演讲，从台上走了下来。大家热情地为他鼓掌。 第二天，十几个人聚集在图夫塔那里。杜巴瓦说： “我和米哈伊拉今天就要返回哈尔科夫。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你们应该尽可能团结在一起，不要轻易解散。我们应该等待时局出现转机。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全俄党代表会议将会批判我们，但我个人认为还一定立刻对我们进行迫害。多数派还想在工作中继续考验我们。现在，尤其是在这次大会以后，估计继续进行公开斗争是会被清除出党的，这将不利于我们的行动计划。以后的情况会怎样发展，现在还难以预料。别的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杜巴瓦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薄嘴唇的瘦子斯塔罗韦罗夫也站起来。 “杜巴瓦，”他结结巴巴、口齿不清地说，“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服从大会的决议？” 茨韦塔耶夫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 “形式上你要服从他们，否则丢了党证怎么办。要学会见什么风使什么舵。现在我们就散会吧。” 图夫塔坐在椅子上，焦躁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米哈伊拉紧皱着眉头，脸色苍白得十分难看，连夜的失眠使他眼圈发黑。他坐在窗子旁边，啃着手指甲。听到茨韦塔耶夫最后的两句话，他不再费劲地啃指甲，朝聚会的人们转过身来。 “我反对再搞这一类名堂。”他突然发起火来，粗声粗气地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服从大会的决议。我们已经摆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大会的决议必须服从。” 斯塔罗韦罗夫赞同地看了看他。 “这也是我想说的。”他口齿不清地说。 杜巴瓦盯着米哈伊拉，毫不掩饰脸上嘲弄的表情，半阴半阳地说： “谁也管不着你。你自己到省党代会上去‘低头认罪’也可以。” 米哈伊拉跳了起来。 “杜巴瓦，你这是什么口气？我直率地告诉你，你所说的话让我感到反感，这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不耐烦地对他挥挥手： “你也只能这么着了。悔过自新去吧，向他们忏悔，现在还不晚。” 杜巴瓦和图夫塔等人握手告别。 他走后，米哈伊拉和斯塔罗韦罗夫也立刻离开了。 1924年，挟冰裹雪的时期到来了。一月刚开始，严寒早已在积雪的大地上逞凶；进入中旬，到处是狂风怒号，大雪狂舞。 西南的铁路线已经全部被白雪覆盖。人们在同严酷的大自然作斗争。除雪车前面的钢铁螺旋钻透一个个高大的雪堆，为列车开路。天寒地冻，风雪肆虐，电报线也结冰冻裂了。十二条线路中只剩下三条畅通。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站的报务房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在不停地响着，只有内行人的耳朵才能听懂这种嘀嘀嗒嗒的语言。 女报务员都还很年轻。估计她们从开始工作到现在，收发的电报纸带也不会超过两百米。而她们的同事，那个年老的男报务员，却早已经收发电报约二十多万米。他收报时，不必像那些女报务员皱着眉头费劲地把一个个难以辨别的字母拼成句子。他听着机器的嗒嗒声，就能拼出一个个单词，直接写在电报纸上。此刻，老报务员正在边听边记：“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老报务员手里写着，心想：“大概又是一份关于清除积雪的通知。”窗外风雪弥漫，寒风卷起地上的雪团，一阵阵叩击着窗户玻璃。老报务员好像觉得有人在敲窗，他转脸向窗户望去，禁不住欣赏起窗玻璃上美丽的窗花来了。没有一个凡人的手能雕刻得出这么精致、美妙的版画。 老报务员似乎被这美丽的画面迷住了，暂时忘记了面前那永不停息的电报机的嗒嗒声。等他终于欣赏完大自然这份充满神奇的创作，将他的目光离开窗户回到电报机上时，他已经漏掉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电报机刚刚打出的纸带念道： “一月二十一日晚六点五十分……” 一手支着头，老报务员很快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带，又开始认真听： “在哥尔克村逝世……” 他仔细地记录着。多少年来，他就这样收听着各种喜讯和噩耗，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快乐与悲伤。他早就不再去注意那些断断续续的字符的含义，只是仔细听着嗒嗒声，然后记录着，并不琢磨他的内容。 就在此时，老人得知有人去世了，正要把消息通知一个别的什么人。老报务员将电文的开头：“同文发给各站！同文发给各站！同文发给各站！”忘记了。嗒嗒地，机器不断地响着，逐字译出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坐着，感到一些疲倦。有个地方，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死了。他要将这个噩耗发出，有人收到以后要痛苦地哭泣。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是个旁观者。机器不停地打出点、横，又几点、又一横。他熟练地将这些译成第一个字母，写在纸上。是个“Л”。接着第二个字母“e”，然后是“h”，两竖之间的横又多描了一次。又是“n”，最后一个字母“h”也写出来了。 在机器间隔，老报务员以十分之一秒的神速瞥了一眼那五个字母： Лehnh(列宁)。 “嗒嗒嗒”，机器继续响着。但是那个名字太熟悉了，老报务员不由地呆了一下，再次看看那个词：列宁。什么？列宁？他直盯着电报纸，呆呆地坐着。工作了三十二年的他，第一次怀疑了，怀疑了自己亲手抄录的电文。 他又看了三遍。仍旧是那几个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老报务员一跃而起，仍是呆呆地看着抓在手中的纸带，他不愿相信这条消息，但电报纸证实了，这是真的！他脸色苍白，对女同事们惊呼： “列宁逝世了！” 伟人逝世的噩耗飞出报务房，传遍车站，卷进暴风雪，在铁路线、道岔口飞舞，然后又钻进了机车库。 一台机车停在一号修车沟上，正在修理。在地沟里，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在机车底下，给钳工们指出损坏的部位，扎哈尔·勃鲁扎克和阿尔焦姆一起将压弯了的炉条锤平。 人生的经历在扎哈尔的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机车库门口，光亮一闪，不知是谁跑了进来，他呼喊了一声，但淹没在铁锤敲击的声音中了。于是，他跑到人们面前大叫： “列宁去世了！” 阿尔焦姆听到这个消息，过肩的锤子慢慢垂下，无声地落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 “是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来人是党组织的书记，阿尔焦姆看清了，也听清楚了这个震撼人心的消息。 一个世界伟人逝世了。工人们爬出地沟，呆呆地听着这个噩耗。 第49章 一台机车吼叫起来，大家不禁打了个寒噤。接着，一台一台的机车鸣起了汽笛，一台接一台……在这吼叫声中，发电厂也应和起来，惊心动魄，如同炮弹在空中呼啸。一列将要开往基辅的特快列车也敲响了机车上的铜钟。钟声雄浑，盖过了汽笛声。 舍佩托夫卡至华沙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面，那位司机知道鸣响汽笛的原因，听了片刻后也慢慢地举起手来，拽住链子往下拉，打开了汽笛的阀门。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吃了一惊。波兰司机明白，这是自己最后一次鸣笛，这份工作保不住了。然而他仍然拉着链子。这机车的鸣笛声，惊动了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他们惊惶失措了，从软软的沙发上直蹦起来。 机车库里人越来越多，人们从四个大门涌来，宽阔的车库里挤满了人。这时，有一个人在这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开始讲话。 这是舍佩托夫卡地区的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逝世了。党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缔造了布什维克党，并且教导全党对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人与世长辞了。党和阶级的领袖之死是对无产阶级优秀儿女的号召，要他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在哀乐声中，几百个人一齐脱帽。十五年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阿尔焦姆哽咽了，宽宽的肩膀抖了一下。 铁路俱乐部的四面墙壁似乎要被开会的人群挤破了。外面是冰天雪地，大门旁的两棵云杉也盖着冰雪。大厅里反而很闷热，因为荷兰式火炉烧得很旺很旺，也由于有六百个人在这里呼吸——他们希望参加党组织将要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没有往日的喧闹声。深深的悲痛使人们嗓音沙哑了，他们说话都很轻声。几百双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悲伤和焦灼，好像是一群水手聚在一起，而他们久经考验的领航员被海浪无情地卷走了。 党委委员们默默地坐在主席台上。矮矮的西罗坚科慢慢拿起铃来，轻轻摇动了一下，然后放回桌上。这已经足够了。大厅里慢慢安静下来，静得让人感到沉重。 党委书记西罗坚科致了悼词以后，又一次从桌后站起来，他宣布的事虽然一般是不在追悼会上宣布的，但所有的人都不觉得意外，他这样说： “一群工人要求大会讨论他们的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上签名的共有三十八位同志。” 接着，他开始读申请书：？致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 领袖的逝世就是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因此，我们恳请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参加列宁的党。 在简短的文字下面签着两排姓名。 西罗坚科逐个念出姓名。每念一个名字就稍停一会儿，让这里所有的人都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斯坦尼斯拉夫·齐格蒙多维奇·波利托夫斯基，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一片赞同声在大厅里响起。 “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钳工，十七年工龄。”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勃鲁扎克，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声浪越来越高。党委书记继续念着名字。大家听到的一直都是与钢铁、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 第一个签名的人走到桌前，大厅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心血沸腾，他向大家讲述自己的经历。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旧社会，大家都知道，工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一辈子做牛做马，年老了，还要如乞丐一样饿死。说实话，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又压在肩上，便犹犹豫豫，没有提出入党的事。虽然我决不帮敌人，但也很少参加战斗。1905年，我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干过。当时我还年轻，心头火热。陈年旧事我就不提了吧！伊里奇的死，就像刀扎在我的心窝上。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我决不再提一个老字了！……我笨嘴拙舌，让讲得好的同志发言吧。只有一点我得强调一下，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一条路，永不变心。” 白发的老司机坚定地扬一扬脑袋。白眉毛下，一双眼睛凝视着大厅，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决定。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谁对这位矮矮的白发老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无人反对他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再次离开桌边时，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所有在大厅里的人都明白，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眼前进行着。刚刚老司机站过的地方，又出现了阿尔焦姆健壮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该把两只大手放在哪儿，就使劲地捏着护耳帽。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灰色的军便服，衣领上整齐地扣着两颗铜纽扣，使他显得服饰端正，像是在过重大的节日一样。阿尔焦姆把脸转回大厅，忽然发现一张熟悉的脸。是石匠的女儿加林娜，正坐在被服厂的女工们中间。她对着阿尔焦姆轻轻地微笑。这微笑有赞扬的意思，也有同意的意味，嘴角上还隐隐表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感情。 “阿尔焦姆，谈谈自己的经历吧！”党委书记西罗坚科对他说。 阿尔焦姆不大会在大会上发言，不知该从什么地方说起。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无法讲出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会。他心情过于激动，找不到该说的词语，始终开不了口。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他心里明白，自己正处在生活中重大的转折点上，他阿尔焦姆在走出自己关键的一步。平庸的生活将变得火热，变得更有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儿女。”阿尔焦姆开始讲话了。 大厅里静悄悄的，六百个人认真地听着这位鹰鼻子、浓眉毛、眍眼睛的大个子工人讲话。 “我母亲在富人家当厨娘。父亲长什么样，我记不清楚了。他和母亲感情不好，他经常喝醉。我们是跟着母亲生活的。她辛辛苦苦地养大我们几个孩子。母亲天天起早摸黑，干活儿干得腰都累弯了，除去吃饭，每个月只能挣四个卢布。不管怎么说，我上过两年冬季的小学，会读会写。我九岁时，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到铁路工厂当学徒。三年里只管饭，不发工钱……老板是德国人，姓费斯特。他原来嫌我太小，不愿要我，不过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替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把我收下。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年活儿。他不教给手艺，只叫我干家务，派我去买伏特加酒。他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叫我买煤，让我搬铁。老板娘也把我当佣人使唤，叫我倒屎盆、削土豆皮。他们时不时就踢我一脚，往往是没有原因的。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老板经常醉醺醺地，老板娘看谁都不舒服，火气一上来就抽我两三个嘴巴子。我向外逃，跑到街上，可是能去哪儿呢？能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何况她那儿也没有我容身之地……在厂里处境也并不怎么好。老板的弟弟负责管理一切。这个畜牲就知道捉弄我来取乐。 铁匠炉在屋角，他指指那边的地上，然后对我说：‘去，把那边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走过去伸手便拿。其实这玩意儿是刚从炉里夹出来锤打好的，看起来是乌黑的。一拿，手上的皮肉都被烫伤了。我疼得狂叫起来，他却笑得前仰后合。这种折磨人的方法，我实在受不了，就逃跑了，去找母亲，可她没有地方安置我，就又被迫把我送到德国人那里去了。她边走边哭。直到第三个年头，他才让我学一些钳工的活儿，但仍旧要抽我的耳光。我只好又逃跑了。这次跑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去香肠作坊做工。在那儿，我每天就是洗肠子，过了这么一年半的猪狗生活。后来由于老板赌钱，把作坊也输掉了，他欠我们大家整整四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我离开了这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坐到日梅林卡，下车后我就去找活儿干。幸好有一个机车库的工人同情我。他知道我会干一点儿钳工活儿，就给上司说我是他的侄子，求他收下我。那上司看我长得高，替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开始给钳工打下手了。后来我来这里干活儿，也干了八年多了。这就是我的经历。至于此后，我的情况，你们都了解的。” 阿尔焦姆拿帽子擦擦额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且还有一件最重要，也特别难于解释的事情，最好不要等别人来提问，应该自己主动说。他皱起眉来，继续说： “每个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刚开始时，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显然，我离老年还远着呢，我是因为如今才刚刚认清道路。我没有必要隐瞒，以前就是没看清。其实早在1918年，进行反德大罢工那会儿，我就应该走上这条路。以前，有一个水兵叫朱赫来，他跟我进行过多次交谈，一直到1920年，我才开始拿起枪来战斗。等到把白匪扔进黑海里，打完了仗，我们就回来了。就这样我成了家，生儿育女……一头钻进家庭这个小圈子里。现在，我们伟大的领袖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仔细回顾了自己的生活，觉得这当中总缺少些什么。保卫过政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共同奋斗，接替列宁，一定要让苏维埃政权像高耸的山峰屹立不动。我们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因为那是咱们自己的党。” 阿尔焦姆说得诚诚恳恳，态度极为认真，似乎还为与自己平时语言的不同感到窘迫。讲完以后，好像卸下自己肩头的重担，挺直身子，等着大家提问。 “是不是有人要问些什么？”党委书记打破了沉默。 在大厅里，坐着的一排排工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但是仍旧没有人提问。有一个司炉工刚下了机车就急忙赶来开会，他黑得像甲虫，直爽地大声说： “像他这样的人是出不了轨的。他一定能成为坚强的同志。西罗坚科，表决吧！” 共青团员坐在后面几排，有一个共青团员站了起来，因为半明半暗，看不大清楚他是谁。他说： “我们让阿尔焦姆同志来说说，他为什么被庄稼所吸引？农民意识有没有削弱了他的无产阶级觉悟呢？” 一片杂乱的、不以为然的言语悄悄在全场掠过。有的人不同意了： “别绕弯子！用不着在这儿旁敲侧击……” 然而，阿尔焦姆说话了： “没关系，同志们。这个小伙子说得不错，我确实是被庄稼地所吸引了，可是我并没有为此丧失工人的良心。从今往后，我就要解放出来了。我们全家都要迁到机车库附近，住在这里会比较安心、踏实。要不然，我真的是因为那块地气都喘不过来了。” 阿尔焦姆的心又一次颤栗了，因为他看到台下举起了的手臂如同密密的树林。他挺起胸脯，不再感到沉重，直直地向自己的座位走去。他身后传来了党委书记的声音： “一致通过。” 扎哈尔·勃鲁扎克第三个走到桌前。他如今已是一个司机了，但还是和给波利托夫斯基当助手时一样，寡言少语。他讲述了自己的艰苦经历，又谈了自己近来的想法，声音不高，但大家都听得清楚。 “我的一双儿女都牺牲了。我不能老躲在角落里为他们伤心，而应该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还没有行动来补偿他们的死所造成的损失。列宁的死打开了我的眼界。大家就别再问我的陈年往事了，真正的生活应从现在开始。” 一回想往事，头发斑白的扎哈尔就不由地心烦意乱、神情黯淡。大家果然一个问题也没有，举手一致通过。这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眼睛也炯炯有神了。 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审查着一个个申请人，入党的人全都是大家了解的，以自己经历获得信任的、最优秀的工人。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逝世没有引起党的队伍的涣散。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强有力的将根深深地扎入土壤中，即使削掉树梢，也绝不会因此而凋零。 第50章 在饭店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高个子，戴着夹鼻眼镜，胳膊上戴着红袖章，上面印着“警卫长”三个字。 “乌克兰代表团是不是在这里开会呀？”丽达问道。 高个子一副办公事的面孔，用生硬的语气回答道： “对！有什么事？” “请让我进去。” 高个子用身子堵住了半边门。他先打量了一下丽达，然后问道：“您是否有证件？我们这儿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团才能够进去。” 丽达便从手提包中取出了烫金的代表证，高个子拿了过去，念道：“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一下子收起了那副官腔，变得非常热情，跟老熟人似的。 “请，左边，左边有空位置。”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的中间慢慢地走过去，到了一个空位置边就坐了下来。很显然，代表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丽达听着主席的讲话，觉得好熟。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委员，以及出席代表大会会议的人员，已经选举完毕。大会将在两小时以后开始。下面，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道的代表名单。” 丽达一眼认出了那人就是阿基姆。他迅速地念着名单。 他叫到谁，谁就举一下手，手上拿着红色或白色的代表证。 丽达仔细地听着。 忽然听见了一个熟人的名字。 “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朝举手的人那边望去。由于隔着一排排代表，她看不清楚码头装卸工那张熟悉的脸。名单念得很快，突然，又听见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紧跟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看清了扎尔基。他就坐在侧面不远的地方，这是他的侧影……对，是扎尔基。好几年没见面了。 名单继续念下去。突然，丽达又听见一个熟悉的名字，这次不禁打了个寒颤。 “柯察金。” 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只手举起后又放下。说来也巧，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很想见见这个和自己亡友同姓的人。她直愣愣地望着刚才举手的地方，可偏偏所有人的后脑勺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丽达便站了起来，沿着靠墙的过道朝前排走了过去。这时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会场上响起一片挪动椅子的声响。代表们大声地交谈起来，会场里回荡着年轻人的阵阵笑声。阿基姆站了起来，在喧闹声中大声地叮嘱： “大家一定不要迟到！……大剧院……六点……” 大厅出口处，人群拥挤。 丽达明白，自己要在这股人流中找出一个个名单上念到过的老朋友，是相当困难的。目前只有一个办法：盯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来找到其他的人。他等着最后一个代表走过去，自己再走向阿基姆。蓦地，他好像听见后面有人在招呼： “怎么样，柯察金，老朋友，咱们也一块儿走吧！” 接着，一个如此熟悉，让人难忘的声音在回答： “走吧。” 丽达急忙回头看过去。面前站着一个年轻人，身材瘦长，脸色微微带黑，穿着一套浅绿色的军服，腰间系着一条窄皮带，下面是蓝色马裤。 丽达望着他，两眼睁得圆圆的，直到一双热情的手抱住她，颤抖着的嗓音轻唤一声“丽达”，她才如梦初醒，相信这的确是那个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么一问，保尔一下了就明白了一切：丽达一直都不知道那个说他已经死了的消息是误传的。 大厅里空空的了。特维尔大街上的喧闹声从敞开的窗户涌入。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可他们俩都觉得见面才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俩到大剧院去。两个人沿着宽阔的台阶走向门口，她再次端详保尔。现在保尔比她高大约半个头，模样依旧如从前，只不过显得更加刚强，更加稳健了。 “瞧，我竟然还没问你在哪儿工作。” “我呀，我现在是地区团委书记，或者就像杜巴瓦所说的，成了‘机关老爷’了。”保尔说着，微微一笑。 “你遇到过杜巴瓦吗？” “是的，遇到过。只是那次见面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 他们俩来到了大街上。这儿车水马龙，喇叭声乱哄哄地响，人声鼎沸。两个人几乎没有说话，心里却想着同一件事，不知不觉来到了大剧院门口。剧院周围人山人海。大家是既兴奋又执拗，竭力涌向剧院石砌的大厦，希望挤进红军守卫着的大门。然而卫兵铁面无私，只放代表入内。代表们自豪地出示证件，穿过警戒线。 剧院周围的人全都是共青团员。他们连列席证都没拿到，却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要挤进去参加开幕式。有些小伙子头脑灵活，混在一些代表中间，举着冒充代表的红纸片，有的居然也挤到了门边，有几个甚至溜进了大门。为贵宾和代表们领座的值班中央委员或警卫长发现了他们，便立即把他们撵了出去。这使大门外的那些“无证代表”格外开心。 希望参加开幕式的人很多，剧院连二十分之一也容不下。 丽达和保尔好不容易挤到了大门口。乘电车、汽车来的代表全部抵达会场，大门口拥塞得水泄不通。同时也是共青团员的红军战士们渐渐地抵挡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贴着墙壁。大门口喊声震耳。 “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大家快点挤呀！” “叫恰普林和科萨列夫出来，他们一定会让我们进去的！” “老弟，往前挤呀，咱们就快要成功啦！” “加——油！” 有个小伙子，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徽章，机灵得跟泥鳅似的，尾随着保尔和丽达闪进了大门。他躲过警卫长，一溜烟地跑进了休息间，钻到了一群代表中央。转瞬间便不见这个人的影子了。 他俩进入了正厅，丽达指着圈椅背后的座位说： “就坐在这里吧。”两个人在角落里坐下。 “我有个问题，希望能得到解答。”丽达说，“虽然这已经成为往事，但我想你一定会告诉我的：当初你为什么会一下子中断了咱们的学习和友谊呢？” 保尔虽然和丽达一见面时，就知道对方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此时此刻，他还是觉得有点尴尬。他们四目对望，保尔明白了：丽达是知道原因的。 “丽达，我想你早就完全猜到了。这事情发生在三年前，现在我只能为此责备当时的保夫卡。总而言之，柯察金一生中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你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丽达莞尔一笑。 “这是一篇很好的开场白。但是我期望着回答。” 保尔轻声说： “在这件事情上，有错的不仅仅是我一个，‘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有些作品塑造出革命的光辉形象，他们的性格坚强、意志坚定、无私无畏、有献身事业的雄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产生了一种渴望，要做他们那样的人。所以我正式以‘牛虻’的方式，处理了对你的感情问题。现在我觉得非常可笑，但是更多的还是遗憾。” “如此说来，你对‘牛虻’的态度已经改变了？”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只不过是放弃了以前那种靠自我折磨这种方式来考验意志的不必要的悲剧成份。然而，我还是赞赏他的，主要在于他的勇敢精神和非凡的毅力。我很欣赏这种类型的人，他们能忍受痛苦，他们不在任何人面前抱怨。我欣赏这种革命无私的人。在他们眼里，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保尔，这一番话三年前就该说的，如今你才道破，只能给我们留下遗憾了。”丽达说着，脸上露出微笑。 “丽达，你说这是一种遗憾，是不是由于我只是你的同志，而没有什么可能使我们更进一步？” “不，你原本可以更进一步的。” “这能够补救。” “晚了一点儿，牛虻同志。” 丽达这样戏谑地称呼保尔，自己不禁一笑，又解释道： “我已经有了个小女孩，他的爸爸和我心心相印，我们一家三口人，生活美好。如今是不可分离了。” 她用手指碰了一下保尔的手，不过她一下子又明白了这一举动是多余的——虽然她表示关切。不错，这三年以来，他们不仅仅只是在体格方面成长了。丽达从保尔的眼神可以看出，此刻他心头十分懊恼，但他毫不做作，而是真诚地说： “无论如何，我所得到的仍然要比失去的多得多。” 保尔和丽达站起身来。他们觉得应该坐到前面去，离主席台更近一些。他们便朝乌克兰代表团的席位走去。 乐队奏响了乐曲。一条巨大的横幅标语鲜红耀眼，闪亮的大字仿佛在呐喊：“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包厢、楼座和正厅的几千个位置已经座无虚席。数千人形成一个强大的变压器，形成一种永不枯竭的原动力。在宽敞的大剧院里，聚集了伟大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中的最优秀分子。几千对明亮的眼睛一齐射向厚重的帷幕上方熠熠生辉的几个大字——“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人流依旧在涌入会场。再过几分钟，那厚重的天鹅绒帷幕将徐徐拉开。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恰普林，在这十分庄严的时刻，将心潮澎湃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柯察金感受到了革命的伟大和威力，空前强烈，空前深切。他，一个保卫者和建设者，来到这里参加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之大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自豪和前所未有的快乐。 大会的议程排得满满的，代表们从清早一直到深夜，没有半点空闲。直到最后一次会议，保尔才又一次见到丽达。他看见丽达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 当天晚上，在丽达的哥哥那儿，一些共青团员开了一次晚会。丽达在晚会上说： “朋友们，我相信在最近几年里，共青团自己的队伍中会出现几个大作家。他们将塑造一些艺术形象，以便更好地描述英雄的过去和同样光荣的现在。有谁知道呢，可能在座的朋友们中间就会有这样的一位作家，把咱们勾画出来，笔锋犀利……” 临别，她又对保尔说： “明天大会闭幕以后，我就要立即赶回去，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再谈一次。因此我明天交给你两本旧日记，以及一封短信。你看完了，把日记寄还给我。我所没告诉你的，你看完之后就全知道了。” 保尔握握她的手，又凝视了片刻，宛如要把她的容貌铭刻在心坎上。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大门口会面。丽达把一个小包和一封信交给他。周围人潮涌动，因而告别时两人显得很拘谨。保尔只是在她那湿润的眼里看出一片浓浓的情意和一丝淡淡的伤感。 一天以后，他们各奔东西。 乌克兰代表分坐几节车厢。保尔和基辅小组呆在一起。晚上，当大家都睡下了，奥库涅夫在旁边的铺位上打着鼾，保尔凑近灯光，拆开了信。 亲爱的保夫鲁沙： 我原本可以当面告诉你这些话的，不过这样写下来更好一些。我只有一个希望：别让我们在大会前谈的那件事给你带来痛苦，我知道你十分坚强，所以我相信你的表白。我看生活并不拘泥于形式。有时候，当然是在极不一般的情况下，私人关系方面不妨有例外，只要那是出于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你是可以得到这种例外的。然而，偿还我们青春宿债的念头刚一萌发，我便打消了。我觉得这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欢悦。保尔，你别太苛求自己了。在我们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还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至于你生活的其它方面，就是说你对生活的主要方面的内容，我是毫不担心的。紧握你的手。 丽达 保尔沉思着把信撕碎，然后两手伸出车窗，然后让碎纸片随风飘散。 第二天早上，他把看完的两本日记包好。在哈尔科夫，一部分乌克兰代表，包括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和保尔在内，都已下车了。奥库涅夫要到基辅去接留在安娜家的塔莉娅。潘克拉托夫已经当选为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也要去办事。保尔决定随便去看一看扎尔基和安娜，所以要和他们一同前往基辅。他去邮局给丽达寄日记本，耽搁了一会儿。等他回到站台，朋友们已经走了。 他乘电车来到安娜和杜巴瓦的住处。保尔登上二楼，敲敲左面的门，那是安娜的房间。没有人回答。天刚刚亮，安娜不会这么早去上班。保尔心里想：“大概还睡着。”这时，旁边的门开了。睡意浓浓的杜巴瓦走了出来，他脸色灰白，眼圈发黑，散发出洋葱味。保尔立刻闻出一股酒气。透过半开的房门，保尔看到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确切地说，是女人的肩膀和光脚。 “你是来找安娜的吧？”他沙哑地问，“她已不在这里了，你竟然不知道？” 保尔皱皱眉头，探究地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 杜巴瓦突然生气了。 “这我可懒得管。”他打了个嗝儿，刻毒地说：“你要来安慰她吧？好，真巧。位置正好空了出来，干吧。她不会拒绝你的，她在我面前多次说喜欢你。抓住机会哟。” 保尔感到两颊发烫。他克制住自己，问： “杜巴瓦，你竟然讲得出这种话？没想到你会变得这样下流。你曾是一个优秀的青年，为什么自甘堕落呢？” 杜巴瓦往墙上一靠。看来他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感到冷了，身子蜷缩着。门开了，一个睡眼朦胧，脸上浮肿的女人探头出来张望。 第51章 “小猫咪，进来呀，站在这儿干什么……？” 杜巴瓦没等她说完，“砰”把门关上，顶住门。 “危险的开端……”保尔说，“你让什么样的人待在身旁？这会落到怎样一个结局。” 杜巴瓦显然不想往下谈，他提高嗓门吼叫： “连我想同谁睡觉你也管？我听厌了这种说教！你从哪里来就滚到哪里去！你尽管去告诉大家，杜巴瓦又酗酒，又玩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 “杜巴瓦，你赶走这个女人吧，我要最后一次跟你长谈……” 杜巴瓦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一转身，走到房间里去了。 “哼，坏蛋！”保尔压低了嗓音骂了一声，慢慢地走下楼去。 两年的时光就 这么过去了。一天天，一月月，时光不紧不慢地流逝，迅速变化着的是五彩斑斓的生活，它让似乎单调乏味的日子充满着崭新的内容。伟大的一亿六千万人民，破天荒地第一次在这世上成了辽阔疆土的无穷宝藏的主人。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他们紧张、勇敢地劳动着。国家在巩固，国力在增强。就在不久之前还死气沉沉、不堪入目的废弃工厂，现在人们能看得见烟囱在冒烟了。 保尔觉得，这两年时光如矢，日月如梭。他不会慢吞吞地打发日子，也不会懒洋洋地迎接晨曦，更不会在十点钟准时睡觉。一方面，他自己争分夺秒，另一方面也督促别人。 每当深夜，人们常可以看见他的窗户还亮着，他不想花太多时间在睡觉上。屋里有几个人在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他们在两年里学完《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搞清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精巧结构。 忽然，拉兹瓦利欣出现在保尔工作的地区。是省委派他来的，并建议他当某个区的区团委书记。当时保尔正在外地出差。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委员会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去了。后来保尔回来知道了这件事，但他未置可否。 一个月之后，保尔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区突击视察。他没发现多少问题，但已经有一些事实不容置疑：拉兹瓦利欣酗酒，拉帮结派，排挤一些作风正派的年轻干部。当保尔在会上介绍完这些情况后，大部分人都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严重警告处分，但保尔出人意料地指出： “开除他，并且不允许他再入团。” “一定要开除这个坏蛋。原来他就是学生中的渣滓。已经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但他仍然混在革命队伍里胡作非为。”保尔列举了他在别列兹多夫的种种劣迹。 “对柯察金的责难，我表示强烈抗议。这是公报私仇。要陷害我的人多得是，必须有真凭实据。让柯察金拿出证据来。要是我也无中生有说他从事走私活动，那他是不是也应该被开除呢？不成，让他拿出真凭实据来！”拉兹瓦利欣无赖似地嚷嚷。 “我会拿出证据的，等着瞧吧！”保尔回敬道。 拉兹瓦利欣走了出去。半个小时后，委员会在保尔的推动下通过决议：“开除异类分子拉兹瓦利欣出团。” 夏天，朋友们纷纷外出度假。体质稍差的去海滨。大家都希望这个季节轮到自己休假。保尔为大伙儿争取到疗养证和补助并送他们去休养。出发前他们脸色苍白，形容枯槁，但心情很好。保尔承担了他们的工作压力，于是他愈加努力地工作，宛如一匹驯服的老马拉着大车爬陡坡。一批批同志回来了，皮肤黝黑，神采奕奕，充满活力。接着，又走掉另一批。整个夏天都是这样，但工作却不能停顿。保尔就这样坚守在岗位上，没有一天休息。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保尔憎恶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使他承受了许多肉体上的苦楚。 今年，他特别盼望夏季快些到来。他觉得很不好受，甚至不得不暗暗叫苦，因为他的精力一年不如一年。现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承认自己残废，担任不了繁重的工作；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无法工作。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担任地区卫生处处长的巴尔捷利克是位担任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一天，在地区党委会上，他走到保尔跟前说： “柯察金，你气色不太好。去医务委员会检察过吗？身体怎样？八成没去吧？我大概记不太清楚了。朋友，应该检查一下，星期四下午来吧！” 因为工作太忙，保尔没去医务委员会。但巴尔捷利克可没忘，好说歹说把他劝了去。医生在那儿为保尔作了全面认真的检查，巴尔捷利克作为神经病理学家参加了检查工作。结论如下： “医务委员会决定，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做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还有一大串用拉丁文写的病名安在结论之前。但保尔只从中意识到一点，问题主要不出在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损害。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提交党委会讨论，没人反对保尔立即停止工作。但保尔自己建议，等共青团地区委员会组织处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后再走，因为他担心团委的工作陷入青黄不接的状态。虽然巴尔捷利克反对这一点，但大家还是同意了。 还有三个星期，保尔将得到有生以来第一次休假。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去叶夫帕托利亚疗养的证件。 保尔在这些天里加紧工作。他主持召开地区团委全体会议，并且不辞辛劳地把一切安排妥当，以便放心离开。 保尔将要去休养，去看看他从来没见过的大海。刚巧在走之前，他意外地碰到了一桩既荒唐又可恨的事件。 下班之后，保尔走进党委宣传鼓动处的办公室，坐在书架后开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当他进来时，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没多久，几个人进来了。保尔坐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是谁，但他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是法伊洛，他是地区国民经济处处长。这人高高的个子，长得挺帅气，有一种军人的风度。保尔曾不止一次听人说他酗酒，见了漂亮的女孩子就穷追不舍。 法伊洛曾经在游击队里，他逢人就唾沫四溅地吹嘘自己怎样砍马赫诺匪徒的脑袋，一天能砍下十多颗。但保尔看他挺不顺眼的。有一次，一个泪流满面的女团员找到保尔，向他哭诉法伊洛许诺和她结婚，谁知同居了一周后，就对她不理不睬了。在监察委员会里，法伊洛竭力否认。但那女孩拿不出证据，不过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话。这时，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保尔在里面。保尔听见其中一个人在问他： “喂，法伊洛，近来怎么样？又搞什么新玩意儿了吧？” 问话的格里博夫和法伊洛是哥儿们，和他也是一样的货色。格里博夫其实极其浅薄、俗不可耐，跟个傻子一样，不知他是怎样稀里糊涂混上个宣传员当的。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要拿头衔来向人家炫耀一番。 “你应该祝贺我，昨天我搞上了科罗塔耶娃。你还说这件事成不了呢。我说老哥，我可是一枪一个准……”紧接着，法伊洛又说了一句下流话。 保尔只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表明他愤怒到了极点。科罗塔耶娃是地区党委的妇女处长，她是和保尔一块儿调过来的。他们是一块儿工作的好朋友。只要有妇女来求她保护或出点子，她都热忱招待，亲切关怀。在同事们中间她颇有人缘。科罗塔耶娃尚未结婚，无疑，法伊洛说的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吹牛吧？她可不像是那种……” “我吹牛？别把人瞧扁了！再漂亮的鲜花我也搞过。凡事只要动脑筋，对付不同的女人得用不同的方法。有的第二天就投怀送抱，说实话，那是下等货。有的得追一个多月。关键是要掌握女人的心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老弟，这里头学问可大了，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祖师爷了。哈哈哈……” 法伊洛得意忘形，笑得前俯后仰。一小群听众怂恿他往下说，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听详情。 保尔站起来，紧握拳头，他只感到心在猛跳。 “想靠上天保佑，毫不费劲就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那不可能；不过放了她吧，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还和格里博夫赌了一箱葡萄酒呢。于是我开始动脑子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去找她，但她始终不拿正眼瞧我。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外面流传着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多半她也有所耳闻……总之，侧面进攻失败了。我于是迂回包抄，哈哈哈！……告诉你吧，我跟她吹嘘自己打过多少仗，杀过多少人，到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苦头，但直到现在还遇不到一个红颜知己，生活孤独无助，得不到关心，得不到温柔……诸如此类，我编了一套又一套。一句话，针对她的薄弱环节反复猛攻。我在她身上下了不少功夫，有时甚至想，去他妈的，不想再装腔作势地演戏了。然而这关系到信仰，为了信仰，我不能放弃她……最后终于大功告成。我用忍耐换到了满足——我搞的不是婆娘，而是处女。哈哈哈！……真是可笑到了极点！” 法伊洛还在继续他的下流故事。 事后保尔自己也想不起来，当时是怎样冲到法伊洛面前的。 “畜生！”保尔怒斥道。 “我是畜生？偷听别人说话的才是畜生！” 保尔好像又骂了一句什么，法伊洛一把揪住他的胸口： “你竟敢侮骂我？！” 说着法伊洛打了保尔一拳，原来他当时正喝得烂醉如泥。 保尔抓起一把橡木凳，一下子把法伊洛砸倒在地上。幸亏保尔袋里没装枪，这才让法伊洛保住了性命。 于是，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正是在原定去克里木的那一天，保尔出席了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在市话剧院里集中，大家都为宣传鼓动处里发生的事件感动震惊。审判发展为一场生活道德方面的激烈争辩。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的关系、党的伦理道德——这些问题的争辩，使案件本身反倒退居其次。案件演变为一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气焰嚣张，断然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无耻地冷笑着，声称人民法院会审理这个案子。柯察金砸破他的头，应判处强制劳动。 “怎么样？难道你们想借题发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不成？我全然不在乎你们要强加给我什么罪名。之所以一群娘儿们在这里对我横加指责，是因为我向来不对她们瞧一眼。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没什么可说的。要是在1918年，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找柯察金这个疯狗算帐的。现在即使我不在，这里的事情也可以解决的。”说完，他扬长而去。 主席要求保尔谈谈冲突的整个过程。保尔叙述得相当平静，但是人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他是在竭力克制住自己。 “因为我当时沉不住气，所以才会发生这里议论的事情。我做工作，用的拳头多，脑子少，不过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次又出了这种事情。直到法伊洛脑袋上挨了一下，我才猛地清醒过来。近几年来，这是我仅有的一次表现出游击习气，但我仍然责备自己的行为，即使他活该挨打。法伊洛的劣迹，是我们党内生活的一种丑恶现象。我弄不清楚，为什么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同时又是一个无耻下流之辈。对于这种现象，我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件事敦促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下生活道德问题，这也是整个事件惟一的一个好的方面。” 共产党员们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另外几个参加谈话的人也承认了错误，接受了批评。 巴尔捷利克说了保尔神经系统的状况，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予保尔警告处分，由于全场一致反对而撤回了。保尔被宣布无罪。 保尔在几天以后乘火车前往哈尔科夫。由于他再三请求，地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并建议另行委派工作。拿到一份相当好的鉴定后他就上车了。保尔去见了阿基姆，团中央书记之一，并汇报了全部情况。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在“对党无限忠诚”这句话后写道：“具备党员所应有的刚毅精神，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易暴怒，不能自控，这是神经系统严重受损所致。” “保夫鲁沙，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添了这一条。你要想开点。有时候，神经十分正常的人也会出这种漏子的。到南方去好好休息休息，恢复精力。等你回来，再谈你的工作安排。” 阿基姆说着，紧紧握住保尔的手。 保尔来到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一座座玫瑰花坛，喷水池中波光粼粼，一幢幢楼上攀爬着葡萄藤。疗养员们穿着白色疗养服或游泳衣。保尔在年轻的女医生处登记姓名。他住进了位于花园一角的那座建筑物的一间大房子里。床单洁白耀眼，房间里一尘不染，静谧安详。保尔洗过澡，换了疗养服，容光焕发，径直向海边走去。 抬头眺望，深蓝色的大海宛如大理石般光滑，她美丽而安详，浩浩荡荡，仿佛与远方淡蓝色的轻烟薄雾水乳交融。燃烧着的朝阳在海面上撒下耀眼的金光。轻烟浩渺，远处山峦的轮廓时隐时现。保尔在清爽的海风中深深地呼吸，久久凝视着深遂而宁静的蓝色海洋。 慵懒而细小的微波轻轻拍打着海边金黄色的沙滩，亲昵地悄然舐着脚下。 第52章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旁有一座属于中心医院的大花园，这是疗养员从海边回来的必经之路。花园里，一堵米色的石头高墙边长着一排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梧桐树荫底下休息。很少有人来这个角落。在这里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们在花园的林荫小道上来回漫步；傍晚可以听会儿音乐，避开大疗养区令人烦躁的喧扰。 这不，保尔今天又寻到这儿来了。洗过海水浴和日光浴后，他感到疲劳。现在他正舒适地躺在藤摇椅上打盹儿，旁边的一把藤摇椅上搁着一条厚毛巾加一本没读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初来到疗养院的那几天，他依旧感到紧张、头痛。教授们一直致力于研究他的这种较罕见的疑难病症。接二连三的叩诊、听诊使保尔烦透了。住院医生是个和蔼的女党员，她有一个十分奇特的姓：耶路撒冷齐克。她费尽周折才找到这个病人，并耐心地劝说他随自己去见这位或那位专家。 “说老实话，我烦透了这一切。”保尔坦言，“无非就是那么几个问题，每天得回答五遍。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你的曾祖父是否得过风湿病？天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这也就算了，他们每个人还试图劝我承认患过淋病，或是某种更难以启齿的疾病。坦白说，我真恨不得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让我安静地独自呆会儿吧！一个半月如果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研究我，那我真的要变成扰乱社会治安的疯子了。” 耶路撒冷齐克面带微笑，专挑一些逗趣的话来回答保尔。没过多久，她已经挽起保尔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讲着奇闻趣事，带他去见外科医生。 看来今天不必检查了，离吃中饭还有一小时。保尔在睡眼朦胧中似乎听见了脚步声，他还是闭着眼睛。“来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自己走开。”但他想错了，那人吱呀一声坐了下来，淡淡的香水味表明是个女性。保尔睁开眼，最先看到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黝黑的小腿和羊皮便鞋，然后是头发剪得跟男孩似的脑袋、一对大眼睛和两排整齐的牙齿。她抱歉似地笑着。 “对不起，也许我打扰您了？” 保尔不言语。这有些不礼貌，但他还是希望坐在身旁的人走开。 “这书是您的吧？”她翻了翻小说问道。 “对，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吧？” 保尔不耐烦地稍微欠了欠身子，心想：“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没的休息了，大概马上会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我还是躲开为妙。”保尔这样想着，硬梆梆地答道： “不是。” “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站起身来正准备走，后面忽然传来一个浑厚而响亮的女音： “朵拉，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 这女人头发浅黄，体态丰满，黑黝黝的，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坐在藤摇椅的边沿上。她瞟了一眼保尔。 “同志，我们在哪儿见过面的。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尔科夫。” “您做什么工作？” “开运粪车的。”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倒使保尔吓得打了个寒战。 “同志，您这可算不上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朵拉在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工作，她后来每每回想起初次相识的可笑场面。 午后，保尔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看歌舞表演，意外地遇见了伊万·扎尔基。 说来也怪，使他俩见面的，竟然是一场孤步舞。 一个胖歌女搔首弄姿地唱了一首《消魂之夜》。之后，有一男一女跳上舞台。 男的半裸，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子，大腿周围摆动着彩色扣环，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套着一根领带。总之他是想打扮成野蛮人，但搞得不伦不类。女的长得并不丑，但浑身飘荡着许多碎布条条。一撮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站在疗养员的圈椅和铁床后面。他们伸长牛脖子，吆喝着捧场。这对男女在他们的起哄声中扭着屁股跳起了孤步舞。戴傻瓜圆筒帽的胖子和女人紧贴在一起晃扭着，做出种种猥亵下流的姿势，场面十分粗俗，不堪入目。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在保尔背后看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保尔正要转身离开，忽然有人在紧靠舞台的前排站起，厉声怒斥： “不准再卖淫了，给我滚出去！” 保尔认出那是扎尔基。 钢琴不弹了，小提琴尖叫一声，也没了声响。舞台上的那对男女也停止了扭摆。站在椅子后面的那些暴发户悻悻地发出嘘声，向扎尔基骂道： “捣什么蛋？好戏全给搅了！” “整个欧洲都在跳！” “去他妈的，太可恶了！” 这时，来自“公社战士”疗养院的观众，切列波维茨县的团委书记日巴诺夫，像一个闯荡江湖的侠客，把四个手指伸到嘴里吹出尖厉的口哨。其他疗养员纷纷效仿，就像是一阵狂风把台上的一对男女刮下了台。报幕的小丑就像是见风使舵的堂倌，马上向观众宣布他们这个歌舞团即将离开。 “一根小香肠，沿街碌碌滚！对你爷爷说，快去莫斯科！”在众人的笑骂声中，一个身穿疗养服的小伙子编了一段顺口溜，轰走了小丑。 保尔找到在前排的扎尔基。俩人在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伊万·扎尔基是一个地区党委会宣传鼓动科的负责人。 “你还不知道吧，我已经有了妻子，而且不久便会有个儿子或女儿了。”扎尔基说道。 “哦，那她是谁？”保尔感到突然。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给保尔。 “你认识吗？”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 “那么杜巴瓦呢，他去了哪儿？”保尔更觉惊讶。 “他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后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听人说他又恢复了党籍，但这没用的，他是无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上了造船厂的副厂长。至于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要是能欢聚一堂畅谈往事，那该多好。”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随他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来自坦波夫地区的大高个子检查员把门关上了。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知出了什么事，就简单介绍了一下扎尔基。 “那就留下他吧。有几位刚刚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要给我们说说党内的近况。我们决定借用贵处开个会，也可说是内部会议吧。”朵拉作了一番解释。 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与会的几乎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谈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些情况。 “在这节骨眼上，我们必须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赶回去。” 在保尔房间里开会后的第三天，疗养员们都提前出了院，保尔也是疗养期没满就走了。 他在团中央并未呆多久，便被委派到一个工业区担任共青团地委书记。市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听到他的首次讲话，是在一周以后。 深秋。那天保尔同两名陪同乘上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去离城里很远的一个区。汽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 车上的人都伤得不轻。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后，他被送进了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为他诊断，检查肿胀的膝盖，看了x光片后主张立即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早上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拍板，然后走了。其他的医生也跟着他离开。 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明亮而干净，散发出一种保尔忘却已久、医生所特有的气味。保尔环顾四周，全部的摆设只有一只铺着干净桌布的床头柜和一张白色的凳子。 医护人员把晚饭送来了。 保尔不想吃饭。他靠在床上写信。腿上的阵痛影响了思考，胃口也没了。 保尔刚写完第四封信，房门被轻轻拉开了。一个白衣女医生来到床前。 保尔从夕阳薄薄的余辉中看出，她描着细细的眉毛，长着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你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轮到我值班。现在我跟您提些问题。无论愿意与否，您得说出详细情况。” 女医生嫣然一笑，这使得“审问”不太令人反感了。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连自己，而且连祖宗三代的事情也都说了出来。 几个戴着大口罩的人在手术室里头。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闪发光，长长的手术台底下放着一只大盆。保尔在手术台上躺着，教授很快洗完了手。在保尔身后，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迅速进行着。他扭过头望了望。护士在放置手术刀和镊子，病房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 “别看，柯察金同志，这会刺激您的神经的。”她低声吩咐。 “医生，您是说谁的神经来着？”保尔不服气地笑笑。 几分钟后，保尔的脸部已被厚厚的面罩遮住。教授说： “别紧张。这是氯仿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时数数试试。” 面罩底下传出低闷的、静静的声音： “好。也许我会说点粗话出来，所以先说一声抱歉。” 教授被逗笑了。 开始的几滴氯仿麻醉液散发出阵阵令人窒息的怪味。 保尔深深吸了一口气，同时开始数数，并尽量数清楚。保尔个人的悲剧就这样进入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儿没把信封撕成两半。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展开信纸时，竟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头几行字映入眼帘，他就飞快地往下读。 阿尔焦姆： 我们之间难得写信，每年也就一两次而已。不过次数多少都不重要。你说你已经搬到了卡扎京的机车库附近，全家都离开了舍佩托夫卡，为的是告别过去。我理解你所说的过去，指的是斯乔莎和她们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之类的东西。像斯乔莎这种类型的人，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造过来的，恐怕你不一定能成功。你说“年纪大了，学习起来困难”，但实际上你学得相当不错。可你却一口回绝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这似乎不太妥当。你为夺取政权斗争过吧？那现在就应该掌握政权。明天就接过市苏维埃的工作，开始行动吧！ 下面说说我自己吧！我的情况很糟糕。我时常住院，动了两次手术，流了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谁也说不准这将拖到哪年哪月。 我现在不上班了，给自己找了份新活儿干——当病员。我承受了种种苦楚，到头来只落得个右膝僵硬，身上被缝了几针。最近医生还发现，我可能要为七年前脊椎骨受的暗伤付出极高的代价。只要能恢复工作，我决心忍受一切。 我觉得生活中最可怕的事就是掉队。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正因为如此，我才什么都不拒绝，但情况仍不见好转，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第一次手术后，我刚能下地就恢复工作，谁知很快又进了医院。观在我拿到了迈纳克疗养院的住院证，明天就动身去叶夫帕托里亚。别担心，阿尔焦姆，我没那么容易送命，我现在足以一人顶仨。咱们还得多多工作。哥哥，你自己要保重，别一下子干得太猛。否则以后党得花大力气给你休养。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使我智慧，可不是让们到每所医院去做客的。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当阿尔焦姆皱眉阅读弟弟的来信时，在医院里保尔正在和巴扎诺娃告别。女医生把手递向保尔，问道： “明天您就出发去克里木吗？那么今天您待在哪儿呢？” 保尔回答说： “朵拉同志过会儿就到，我会一直在她家待到明天早晨。到时她送我去火车站。 第53章 朵拉经常来探望保尔，所以巴扎诺娃认识她。 “柯察金同志，我们约好了，临走前您得见见我父亲。还记得吧？我已经把您的详细病情告诉了他。我想让您接受一次他的检查。今天晚上就可以进行。” 保尔马上答应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带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仔细地为保尔做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她还带回了x光片和所有的化验单。专家不仅回答了女儿的问题，还用拉丁文说了许多话。巴扎诺娃听得脸色苍白。保尔察觉到这些。他望着教授那有些谢顶的大脑袋，注意着他敏锐的目光，竭力想从中知道点儿什么。然而教授始终不动声色。 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教授很绅士地与他道别，说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他的女儿会告知保尔检查结果。 巴扎诺娃的房间格调高雅，精致脱俗。保尔倚在长沙发里耐心等着。但是女医生正犯着难，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怎样解释。因为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那目前的医学水平尚无法治疗的致命的炎症正在日益加重。教授不同意再进行外科手术：“这个年轻人有瘫痪的危险，但我们却无法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 做为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实话实说。她揣度再三，决定向保尔透露一小部分实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在叶夫帕托里亚做治疗会对您的病症帮助很大。到秋天时您就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她这样说，但她忘了保尔那正注视着她的目光有多锐利。 “从您的话里，或者更准确些，从您那无法说出的话里，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我病情的严重性。您该没有忘记，我向您请求过，一定要告诉我真相。不必隐瞒，不用担心，我不会被吓昏，更不会绝望地去自杀。我只是希望知道自己的将来。”保尔表达他的愿望。 但巴扎诺娃还是很巧妙地扯远了话题。 到了当天晚上，保尔仍未了解实情，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样。临别在即，巴扎诺娃轻轻说道：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情。在生活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需要我的帮助或是建议，那就来信吧。我会尽我一切努力的。” 从窗口，她注视着身穿上衣的保尔那高大的背影，目送他拄着拐杖，吃力地从大门口走向一辆轻便的出租马车。 又一次来到了叶夫帕托里亚。人们头上顶着绣金边的小圆帽，脸膛黝黑，噪门粗大。旅客们经过十几分钟的汽车车程，就到了“迈纳克”疗养院——一座石灰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带领新来的人去各自的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停在十一号房间门口，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您就和埃布纳同志一块儿住这间吧。他是德国人，想找个俄罗斯室友。”医生边解释边敲门。 屋里传来不纯正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房间，把手提箱放下。他转过身，看到床上一位金发男子正眨着一双漂亮有神、仿佛会说话的蓝眼睛。他正和蔼可亲地冲保尔微笑着。 “古腾摩跟，格诺赛。对不起，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同时朝保尔伸过手去。他那手指细长的手苍白而缺少血色。 几分钟过去了，保尔坐在德国伙伴的床边，两人正在用“国际通用语”交谈——其实语言不很重要，主要是靠些单词，配合手势、表情进行猜测在了解对方。总而言之，他们用上了国际语中约定俗成的全部表达方式。 保尔已经知道德国工人埃布纳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大腿中弹，这次再次被迫卧床是因为早伤复发。他虽然病痛难耐，而始终斗志昂扬。这立刻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感到格外高兴能有这么好的一位病友同住。他不会从早到晚发愁哀叹自己的病情，相反，在跟他待在一起时甚至连自己的痛苦也能抛到脑后。 “可惜的是我一句德语也不懂。”保尔暗自遗憾。 花园的一个角落里，一张藤桌周围放着几把摇椅和两辆轮椅，有五个人会在每天治疗后在这里泡上一整天，他们被其他人称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埃布纳半躺在轮椅上。另一辆上坐的是被禁止步行的保尔。另外三个人，分别是：爱沙尼亚人魏曼，一个大胖子，在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年轻女郎玛克塔·带琳，来自拉维脱维亚，是个外表像是才十八岁，有一双深褐色眼睛的姑娘；列杰涅夫，西伯利亚人，身材魁梧，两鬓斑白。很显然，这五个人来自五个民族：德意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玛尔塔和魏曼会说德语，埃布纳就请他们做翻译。埃布纳和保尔同住一室，他又因和玛尔塔、魏曼有共同语言而亲近，而保尔则是因国际象棋与列杰涅夫相识。 保尔曾是疗养院的国际象棋“冠军”，这是在英诺季夫·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到来之前。这个冠军称号是他在激烈的争夺战之后从魏曼手里夺来的。平日少言寡语的胖小伙子魏曼输棋后，一直心里不平衡，不服气，窝一肚子火。好在不久后，一个长相比他老五十岁，真实年龄却年轻得多的魁伟的老头儿入院。他向保尔邀战。保尔没有心存戒心，开了个后翼弃俗局。而列杰涅夫挺进中卒回应。作为一场“冠军”与新来棋手的比赛，观众自然有很多。然后在第九步时保尔发现，对方的小卒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稳步进军。他这才明白，自己遇上厉害角色了，不该轻敌。 大战了三个钟头，保尔竭尽全力也未能挽回败局，不得不认输。他比所有观棋者更早看出比赛的结果。他看看列杰涅夫，对方正冲他微笑，显然他也早明白保尔败局已定。魏曼丝毫不掩饰对保尔吃败仗的希望，不过神情紧张观战的他始终什么也没发现。 “我一向是战斗到最后一秒钟的。”保尔说。 只有列杰涅夫懂得他的话。他赞许地点点头。 五天里两人共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保尔七负二胜一平。 魏曼高兴极了： “太谢谢您了，列杰涅夫同志，您终于把他杀了个落花流水了。活该！我们这些老将都被他打败了，可他终究输在了一员老将手里。哈哈哈！……” “如何，输棋之后感慨良多吧？”他转而讽刺被人打败的保尔。 虽然保尔丢了这个“冠军”的荣誉称号，但他却结识了列杰涅夫，这位成为他后来的知己的令人尊敬的老者。输棋也并非偶然，保尔在象棋战术上只略懂一二，所以碰上真正精通于此的高手，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巧的是保尔出生那年正是列杰涅夫入党那年。他们恰好代表着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老一辈和年轻的一代。一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十分丰富；一个拥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八年的战斗历程比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一老一少都是伤病缠身，但内心始终是火热的。 埃布纳和保尔的房间一到晚上就成了大家的俱乐部，成了传播政治新闻的发源地，每天都异常的热闹。魏曼酷爱黄色笑话，总想一吐为快，不过他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围攻。玛尔塔擅用巧妙辛辣的冷嘲热讽让他闭嘴。如若还不行，保尔就会给他当头一击： “魏曼，至少你该听听大伙儿的意见——恐怕你的‘幽默’不受欢迎。我可真不明白，你这么一位好同志怎么会开口闭口就讲这种……”保尔大吐不满。 魏曼眯着小眼睛，噘起厚嘴唇，满脸嘲弄地环视一周。 “看来我们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设上一个道德督察处，让柯察金担任督察长。玛尔塔身为女同志是天然的反对派，我可以理解。那么柯察金试图装成共青团里一个纯朴无邪的乖巧小男孩……说实话，这种鸡蛋教训母鸡的情形我实在看不惯。” 在一场关系到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激烈辩论战后，黄色笑话问题被提到原则问题的高度来讨论了。玛尔塔把不同的观点翻译成德语讲给埃布纳听。 “黄色笑话不太好，保夫鲁沙说得对。”埃布纳说。 魏曼只得就此认输，他嬉皮笑脸地扯开了话题，后来也没再听他讲过这种笑话。 保尔从玛尔塔的外表判断以为她才十九岁，是共青团员。结果在一次谈话中他吃惊地得知，玛尔塔已经三十一岁了，1917年入的党，是拉脱维亚共产党机关内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1918年，白匪曾抓住她判处枪决，后来苏维埃政府用白匪俘虏换回了她和另几名同志。如今她在《真理报》工作，并念完了大学。保尔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来看埃布纳、身材娇小的拉脱维亚姑娘已经成为“五人小组”里的重要成员了。 另一个拉脱维亚人等格科特是地下工作者，他爱扮鬼脸跟玛尔塔开玩笑： “亲爱的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佑尔正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在莫斯科急得团团转吧？这怎么能行呢！” 每天清晨，总有响亮的公鸡的报晓声赶在起床铃一分钟前响起。埃布纳的鸡叫学得堪称一绝。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找遍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这只雄鸡，这令埃布纳颇为得意。 月末，保尔的病情加重了，他不得不整日卧床，埃布纳十分难过。他很喜欢这个性格开朗从不愁眉苦脸的小伙子，可惜本应朝气蓬勃的他偏偏过早地失去了健康。他从玛尔塔那里得知，医生对保尔的未来不抱希望。埃布纳听了焦急万分。 一直到离开疗养院，医生都没允许保尔下地行走。 保尔没有在别人面前表露出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苍白的脸上看了出来。在应该出院的一周前，一封来自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信通知保尔延长假期两个月，还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书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恢复工作。同时，还随信汇来一笔钱。 如同当年跟朱赫来学拳击，经受住第一拳时一样，保尔承受了这第一次打击。当年他被击倒，但他马上就站了起来。 他很意外地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上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尔宾娜·丘察姆，住在一个港口，有十五年没见面了。她的住处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因此母亲关照儿子要去她那里看看。这封偶然来信对保尔此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周后，病友们热情地把保尔送到码头。临别时，埃布纳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像对待亲兄弟一样。玛尔塔没有露面，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离去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带到了一座带小花园的房子前。保尔请陪他来的人去帮忙打听，这里是否住着丘察姆一家。 丘察姆一家五口。母亲阿尔宾娜已过中年，胖胖的，凝滞的黑眼睛常能看出哀忧，日渐衰老的脸上依稀有着旧时的风韵。两个女儿叫廖莉娅和达雅，还有廖莉娅年幼的儿子，最后就是体格肥硕的老头儿丘察姆。 另外，他还有一个儿子乔治在列宁格勒。 老头儿在合作社干活儿，达雅在外边做工。廖莉娅原本是个打字员，前些日子跟嗜酒的流氓丈夫离了婚。目前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 保尔耐心地和阿尔宾娜讲自己所知道的家中的情况，并顺便探问她家的情形。 第54章 二十二岁的廖莉娅淳朴善良，一头褐色的短发。从她的大脸盘儿上能看出她心里所想的一切。她和保尔一见如故，连家里不宜为人知的事也讲了出来。从她那儿，保尔知道老头儿在家不给别人自由，专制霸道，气量小，见识短，爱吹毛求疵，常在家制造紧张空气。因此妻子和女儿对他都十分厌恶。阿尔宾娜二十五年来一直跟他的专制抗争，两个女儿也站在她这一边，家里天天大吵小吵不断。 另一个祸害是廖莉娅的弟弟乔治，一个彻底的浪荡子，自以为是，讲吃讲穿，爱吹牛又酗酒。他是母亲的心肝，中学一毕业就开口向母亲要钱，说要上莫斯科。 “我去上大学，让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也卖点东西。用什么方法我不管，反正得给我弄到钱。” 乔治吃定了母亲对他的一味顺从，所以不知廉耻地一再利用。在姐妹面前他自以为高人一等。母亲想方设法从老头儿那里要钱，连同达雅挣的，一次又一次寄给儿子。但由于他入学考试成绩太差，被除名了，现在住在叔叔那里享福。他经常打电报威逼母亲汇钱给他。 保尔直到黄昏才见到小女儿达雅，是母亲在过道悄悄告诉她有客人来了，她一脸腼腆地同保尔握手致意，脸红得直到脖子根儿。保尔没有马上就放开她那起了茧子的粗大的手。 达雅今年十八岁，不是很漂亮。但一双栗色的大眼睛，弯弯的细眉，端正的鼻梁和唇线分明的红嘴唇，让她吸引力十足。干活儿穿的一件条纹上衣紧紧绷在她年轻而富有弹性的胸脯上。 两姐妹分住两个房间，达雅外屋里放有一张小铁床和一只五斗柜，上边有些小物件，还竖着面小镜子。墙上贴着三十多张相片和图片。一盆深红色的天竺葵和一盆粉红的菊花摆在窗台上。一条淡蓝色的带子将薄纱窗帘拢在一旁。“达雅的屋里从没进过男人。可是，您让她破例了。”廖莉娅打趣道。 第二天晚上，大家在老人的房间里喝茶，达雅在隔壁自己的小屋里听着。老人搅着茶杯里的白糖，眼睛还不时地透过眼镜上方狠狠地瞪一眼在自己对面的客人。 “现在婚姻方面的新规矩真不怎么样。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简直是无法无天！” 老头儿咳嗽一声，他被呛了一下。缓过劲儿后他一指廖莉娅： “她就是，一声不吭地嫁给了那个混蛋，又一声不吭地离婚了。结果我最倒霉，让她拖来一个野种吃白饭。真不像话！” “那么您认为她就该跟那个寄生虫生活下去？”保尔问，目光中似乎燃烧着火焰。 “该弄清底细再嫁。” 阿尔宾娜压下怒火，畏畏缩缩地插嘴道： “老头子，当着外人说这干什么？说点别的吧。” 老头儿猛地转身冲她嚷道： “该说什么我知道，轮不到你对我指手划脚！” 这天夜里，保尔思索着这家人的情况，他偶然间卷入了这场家庭纷争。他思考着该如何帮助母女三人解脱出来。对于他自己，生活进程意外停止，眼前摆着一堆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刻该如何决断比任何时候都要困难许多。 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母女三人离开老头儿，离开这个家，但这并非易如反掌的事，他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几天后他就要离开这儿了，也许与他们再无相遇的机会，随它吧，何必在这小破屋子里掀起波浪呢？可是一想起那个老头儿可憎的派头，他又烦闷起来。他设想了几套计划，都觉得不恰当。 第二天是星期天，保尔外出回来时，看见达雅一个人守家，其他人都去串亲戚了。他走进她的房间，感觉到一阵疲劳，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怎么不出去散散心？” “我哪儿都不想去。”她细声细气地说。 保尔想起昨夜的思索，决心讲讲。 为了避免受他人干扰，他开门见山，语速急切地说： “达雅，听我说，咱俩之间用‘你’来相称吧，何必那么客气呢？我就要走了，很不巧，我现在正是处境艰难的时候，不然咱们肯定有办法扭转局面。要是一年前，我能带你们跟我一起离开。你和廖莉娅勤劳勤恳，一定能有份好工作。是跟那老顽固一刀两断的时候了。不过，现在我没办法这么做。我自己的将来会怎样我还不清楚，所以我无能为力。不过，我会尽力去争取恢复工作。天知道医生们是怎么诊断我的病的，同志们竟然让我无休止地休养下去，这种境况一定会改变的。我会给母亲写信商量一下，咱们好好合计合计，反正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但，达尤莎，你们，特别是你的生活必须改变，这无庸置疑。你愿意吗？你有这样的力量吗？” 达雅抬起头，轻轻回答： “我愿意，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力量。” “没关系，达尤莎。只要你愿意，咱们就好办，告诉我，你留恋你的家吗？” 达雅很吃惊他会这么问，愣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同情母亲。”她说：“她一辈子都受父亲欺负，现在又加上乔治。我很担心……只是她更爱乔治……” 他们聊了好久，直到家人都快回来时，保尔才开玩笑地问： “奇怪，那老头儿怎么没把你嫁出去呢？” 达雅慌乱地直摆手： “我不嫁。廖莉娅的遭遇太让人心酸了，我绝不会结婚的。 保尔笑容满面： “看来你已下定决心了？可要是突然有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向你求婚，态度诚恳，你又该怎么办？” “我不会结婚的，他们在外边来回转悠时个个都不错。” 保尔把手搭在达雅肩上，谅解地说： “行，不嫁人照样能过好日子。不过你心肠真硬。幸好没误会我在向你求婚，否则我就难堪了。” 达雅一脸羞涩。保尔见状用他冰凉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手。 “要是你找对象，不会找我们这样的人的。”达雅喃喃自语。 几天后，保尔乘上前往哈尔科夫的火车。去送行的有母女三人，还有母亲的妹妹罗莎。临别，保尔亲口向阿尔宾娜许诺，会帮助廖莉娅和达雅冲破牢笼的。她们像送亲人一样送别保尔，达雅眼中还泛着泪花。保尔久久地透过车窗望着廖莉娅和挥舞着白手绢、穿着条纹上衣的达雅。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想打扰朵拉，就在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儿暂住。稍作休息，他就乘车去了中央委员会，见到了阿基姆。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时，他要求能尽快安排工作。但阿基姆摇摇头： “保尔，不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有决定：‘鉴于病情严重，应送至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随他们怎么写，我只想工作，求求你，到处转院是没用的。” 阿基姆表示反对。 “不能违反决定，保夫鲁沙。这才是对你负责的表现。请你理解。 可保尔势不罢休地要求，让阿基姆无法招架，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保尔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本以为一上班精力就能恢复，谁料第一天他就明白自己错了。他在科里一坐八个小时，没去吃饭，因为没力气去三楼，去隔壁的食堂。一会儿这只手，一会儿那只脚，常会麻木一阵，有时全身没法动弹，还发高烧。到了要上班的时间，他会突然酸软疲惫，无法起床。发作一阵后，他无奈地看到自己已经晚了一个小时。因为经常迟到，他挨了批评。他心里清楚，最可怕的事终于要降临了——他得离开队伍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了工作。但一个多月后病情更加重了：他卧病在床了。保尔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就给她写了封信。女医生当天就赶到了，保尔从她那儿得知：他用不着非住院不可。 “看起来，对于我的情况，治疗已经是画蛇添足了。”他想说句俏皮话，但根本笑不出来。 待稍稍复原了一点，他又跑到中央委员会。这回阿基姆坚持要保尔去住院。保尔倔强地说： “我绝不去。那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是专家告诉我的。我只有一条道可走：退休，领抚恤金。但我也决不走这条路，我不能不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用残废证养自己一辈子，不能明知无望还四处寻医治病。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合适的工作，我在家干，或是在机关安张床。只要求别让我去做管理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给我一份让我踏实的工作，让我感到自己还跟大家在一起！” 他越说心情越激动，声音越大。 阿基姆理解这个不久前还心中热情如火的青年此时怀着怎样的心情。他深深明白保尔的痛苦，知道要让已把生命献给了党的保尔脱离战斗、退居后方那有多么可怕。于是他决定帮他一把。 “好吧，保尔，别急。明天书记处开会，我会提出你的问题，帮你争取。”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伸出手。 “阿基姆，千万别以为命运能把我压垮，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他使劲抓过阿基姆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让他感觉到自己微弱而急速的心跳，“只要我活着，就休想让我离开党。只有死亡才能把我拉离战斗行列，老大哥。请记住这一点。” 阿基姆沉默了，他知道这不是空谈，而是一名受重伤的战士发自内心的呐喊。他明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这番感受，说出这番话语。 两天后，阿基姆告诉保尔，他可以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任一个重要职位，但必须先接受考核，看他是否有文学功底。 在编辑部保尔受到亲切接待。副主任是位女性，老地下工作者，目前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任职。她提出一些问题： “同志，您的学历？” “小学三年级。” “党校或政治学校学习过吗？” “没有。” “哎呀，没关系，依靠实践也能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阿基姆提过您的经历，我们有个在家就能胜任的职务。总之我们可以为您行些方便的。不过，您必须知识渊博，特别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 这番话让保尔深感不妙。谈了半个小时，他知识面不广的缺点暴露出来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被她用红笔圈出三十多处语病，还有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华，只要下够功夫您定能成为文学家。不过目前您的文字不太通顺，看得出您还没能掌握好俄语，这不奇怪，因为您没有学习的时间。抱歉的是我们不能聘用您。但需要重申：您很有才华，您这篇文章稍事加工就能成为佳作。不过，我们需要的，是擅于加工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起来，右眉毛挑动着：“好，我同意。我怎能成为文学家呢？我曾是个好伙夫，好电工，会骑马，会做团员工作，但在文学战线上，我就是个劣等兵了。” 他告别后走出了房间。 他差点儿在长廊拐角处跌下去。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搀住他。 “同志，您怎么了？脸色可不太好！” 保尔几秒钟后才缓过来，他轻轻挣脱她的手，吃力地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他的病况越来越糟。上班是没戏了，躺在床上的日子渐渐增多，中央委员会停了他的工作，还让社会保险总局发抚恤金给他。他有了抚恤金，也领了残废证。中央委员会还给他一笔钱和个人档案，让他可以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 这时，玛尔塔来信要保尔去她那儿，休息一阵子。保尔正好打算去莫斯科。他依然暗自希望能去联共中央委员会试试，看有没有不用走路的工作。然而到了莫斯科，大家都是要他治病，并要安排他进最好的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借住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娃·彼得松的公寓里，已经有十几天了。玛尔塔和娜佳天天早出晚归，他则整天独自在家。 保尔废寝忘食地读着玛尔塔丰富的藏书，夜晚，玛尔塔常有女客前来，偶尔也有男同志。 丘察姆母女三人写了几封信来要他前去，她们的日子越来越难，等待着他的援助。 一天早晨，保尔·柯察金离开了鹅舍胡同，离开了这安宁的住处。列车带着他驶向南方，走向大海，离开了绵绵秋雨，去到克里木南部的温暖海滨。望着窗外一根根飞速向后的电线杆，他紧蹙双眉，黑眸里迸射出坚强的毅力。 第55章 保尔脚下的海滨拍打着岸边大弧的乱石。来自土耳其远方的干燥海风吹拂着他的脸庞。弯曲的弧形港湾伸进陆地，海水被钢筋混凝土筑就的防波堤拦挡。起伏的小山在海边骤然停住，远处的山坡上散布着一些市郊的小白屋，远远望去像玩具似的。 古旧的郊区公园一片寂静，很久没有打扫的小径上杂草丛生，被秋风吹落的枯黄的槭树叶，慢慢地飘了下来。 一辆马车把保尔从城内送来这里。老波斯车夫搀下这位奇怪的乘客，忍不住说： “您上这儿干吗？没有姑娘，没有戏院，倒是有胡狼……我真不明白。同志先生，我还是带你回去吧！” 保尔付了车费。马车夫只好走了。 公园里没其他人影，保尔找条长凳坐在海边，把脸朝向已不是很热的太阳。 他乘马车来这个荒僻之地，是为了好好想想过去，再考虑考虑将来，是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保尔的第二次到来加剧了丘察姆家的矛盾。老头儿知道他来了后生气得大闹一场，母女三人奋起反抗，保尔则成了她们的领头人。老头儿没料到这种状况，于是自这天起他们便公开化了。双方互相仇视，谁也不让谁。通向老人住房的过道被堵死了，一间小厢房由保尔租了下来。老头儿预收了租金，很快他就似乎无所谓了，因为一吵翻他就不用给两个女儿生活费了。 出于方便对话的考虑，阿尔宾娜还跟老头儿住在一起，老头儿极端痛恨保尔，根本不愿意见他，也就不走到他这边来。但他会在院子里像火车头似的大喘粗气，以表明他才是房子的主人。 老头儿会鞋匠活儿，还有木工手艺。加入合作社后他把板棚改成工场，抓空儿挣点钱，现在为了跟房客捣乱，他把工作间安到保尔窗户底下，叮叮当当敲个不停。他知道这肯定影响保尔看书，心里特痛快。 “看着吧，准会把你吓走……” 天海一线的远方，轮船喷出乌云一般的黑烟，一群海鸥尖叫着从海面飞过。 保尔用双手抱住头冥思苦想着，回想起从小到大自己的一生，这二十四年，他犹如一位严厉公正的法官，审查着自己的生活历程。他很满意自己过得还算不错。当然，也由于糊涂，由于年轻，更由于无知犯过许多错误。然而有一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有躲在一边，而是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鲜血也滴在了鲜红的革命大旗上。 我们的歌声传遍四方， 我们的旗帜全球飘扬， 我们的热血在燃烧， 放射出万丈红光…… 他轻轻哼唱着自己喜欢的歌词，自嘲地笑了。“老弟，总是带着英雄浪漫主义可不行，简单普通的东西总被你加上艳丽的颜色。而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你又知之甚少。老弟，生病的话最好再等五十年，现在正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呀。想方设法活下去才对，妈的，怎么能这么早就动弹不了呢？”他痛苦地想，五年来头一次怒骂脏话。 他怎么能料得到遇上这样的横祸。他生就一个好身体，经得住任何磨难。记得小时候曾快跑如飞，爬树则跟猴子一样强健迅捷；在树杈间攀爬时又轻巧得像只燕子。战争年代需要非凡的毅力和耐力，他全身心投入战争，战争同时又引燃了他的生命之火，他献出了所有。青春年华的二十四岁，本该正处在生活的巅峰，然而却被疾病摧毁了一切。 不到精疲力竭时他决不脱离队伍。但现在，病体不允许他再战斗在前沿，而进了后方医院。保尔想起华沙城下的战役中，有个战士受伤掉落马下，战士们匆匆帮他包好伤口交给卫生员后便又继续前进，追击敌人了，并没有因为少了一个人而使骑兵队伍停滞不动。为了进行伟大的事业，这样做在当时是必需的，当然，也有例外。保尔曾亲眼看见失去双脚的机枪手仍坚守机枪扫射。他们使敌人魂飞魄散，他们的机枪发出死亡和毁灭的枪弹。他们意志如钢铁，目光似闪电，是战斗队伍的先驱，是骄傲。不过这样的战士毕竟是少数。 现在，他彻底病倒了，重返战斗一线的希望破灭了，该怎么办呢？他已经从巴扎诺娃那里知道了真相，他的未来是个悲惨的未来。怎样安排将来这个难题已摆在他面前。 战斗的能力——这最宝贵的东西已经没了，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今天和更悲苦的明天里，生命的价值来如何证明呢？仅是吃、喝、呼吸，做为一名观众看着同志们继续战斗吗？成为大家的负担吗？他想起基辅无产阶级领袖、久经考验的女地下工作者，博什·叶芙格妮娅，被肺结核剥夺了工作能力，不久前自杀身亡。她在简短的遗书中说：“我不能坐拿吃喝，做党的累赘。没有再活下去的必要了。”看起来，他也该毁掉背叛了自己大脑的肉体吧？朝心脏来一枪，一了百了吧！既然从前做得很好，现在适时地死去，不愿再白白挣扎下去，没人会责备吧！ 他的手摸摸口袋里光滑的勃郎宁手枪，手指习惯性地握住枪柄，掏了出来。 “你可曾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枪口轻蔑地望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在膝头，痛骂自己： “老弟，你只是个纸老虎罢了。即使一个笨蛋也能随时给自己一枪，这是用来脱离困境最懦弱不费力的方法了。生活艰难，一枪就完，可你为什么不尝试战胜这种生活？是否已尽全力了呢？当初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硬是拿下了沃伦斯基新城，你忘了吗？收起枪，别跟任何人说，哪怕生活无法忍受也要坚持下去，这样生命才有可能变得有价值。” 保尔站起来走向大路那边。碰上一个人驾着四轮马车，他把他带进城里。进城后，他在一个路口买了份报纸，上边通知本市党组织在杰米扬·别德内俱乐部开会。保尔在该大会上讲了话，深夜才返家。他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大会上发言了。 达雅还在等着迟归的保尔，她为他担心不已，他怎么了？去哪儿了呢？她觉得保尔那生动灵敏的眼眸今天充满严肃和冷峻。他很少谈自己，但达雅感应出他正被某种痛苦折磨着。 母亲那边的时钟告诉她两点了，这时响起篱笆院门开了的声音。达雅披上短外套跑去开门。廖莉娅正在说着含糊不清的梦话。 “我正担心你呢！”见到保尔达雅高兴得很，走进过道时才轻轻低语。 “达尤莎，我永远不会出什么事的。廖莉娅睡了吗？我却清醒得很，去你房间吧，不然会吵到她的。”保尔低声说。 达雅犹豫了一下，这样做好吗？母亲知道会说什么呢？可她又不想让保尔生气。再说，他想说什么呢？达雅想着，还是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两人靠得很近，坐了下来，屋里一片昏暗，达雅甚至能感觉到保尔的气息。保尔压低了声音说： “达雅，是这么回事。生活的变化让我措手不及。这些日子以来我心里很乱，不知该如何面对一切，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好在我召开了自己的‘政治局会议’，下了重要的决定。我会告诉你一切，你可别害怕。” 保尔对她讲了几个月来的波折和在公园里自己的种种想法。 “就是这样。中心意思是，你们家的麻烦才刚开始，我已经卷进来了，就会陪你到底。现在你我差不多，我想干脆再重燃生命之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否愿意作我的女友、我的妻子？” 达雅始终心情激动。他听到最后，禁不住打了个哆嗦。 “达雅，你不必今天就答复。多想想，你肯定奇怪我怎么不追求一下就求婚。那些有什么用？我的手伸给你，姑娘，看见了吗？相信我，你不会受骗，因为你我互相需要，我已经想好了，咱们结合的共同目标就是让你真正成长为我们的同志。我能帮你达到目标，不然我就真是个废人了。没达到前咱们不要破坏这个结合。一旦你真正蜕变成熟，你就完全自由了，不知哪一天我就会全身瘫痪，到时，你记住，我不会束缚你的。” 停了一下，他又深情地说： “如今我请你接受这份友谊和爱情。” 他神情坦荡地握住她的手，仿佛她已经答应了。 “你不会抛弃我吧？” “达雅，我不发无用的赌咒，你只要相信，我从不背弃朋友……但求朋友也别背弃我。”保尔鼻子一酸。 “这太突然，我今天什么也说不出来。”达雅回答。 保尔起身。 “睡吧，达雅，快拂晓了。” 他一回到自己屋里便倒在床上合衣睡着了。 他的桌子靠窗，上边放着一大堆从党委图书馆借来的书报和几本写满字的笔记本。床和两把椅子是房东家的。一幅标有红或黑色小旗的中国地图挂在通往达雅房间的门上。当地党委同意他借阅资料室的书刊，还为他请了本市最大的港口图书馆的主任担任读书指导。不久他就借来好多书，从早到晚读读写写个不停，只有吃饭时才休息一会儿。廖莉娅很惊讶他如此用功，每晚姐妹俩和保尔都会一起谈天，保尔会给她们讲在书上读到的东西。 后半夜，老头儿走进院子，总能看见不速之客的房间护窗板的缝隙里透出灯光。他悄悄过去窥视，却发现讨人厌的房客还在看书。 “大家都睡了，他还整夜亮灯，一副主人的精神头儿。两个丫头也学会顶撞我了。”老头儿想来想去，没趣地走开了。 保尔·柯察金八年里，头一次不做任何工作，充分自由地安排时间。他像海绵一样吸取书中的养分，一天苦读十八个钟头。这样下去他的身体会受损更甚，好在有一天，达雅仿佛不经意地一句话： “五斗柜挪开了，那扇门可以用了，你有事可以直接过来，不用穿廖莉娅的房间了。” 保尔顿时精神一振。达雅灿然一笑——他们的结合成功了。 入了夜，老头儿再也看不到那不眠的灯光了。母亲也发现了达雅眼底的喜悦，还有那不眠之夜留下的阴影。心中燃烧着爱情的火焰，眼睛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小屋子里常传出吉它声和达雅的歌声。 达雅有时会心慌地醒来，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一听见有响动她就以为是母亲来了而浑身哆嗦。她惴惴不安，怕别人问她为何夜里紧扣屋门。保尔见她胆怯成这样，就温柔地安慰她： “怕什么呢？想想就明白了，咱们是这里的主人。好好睡吧，旁人无权干涉我们两个的生活。” 第56章 达雅搂着爱人，脸紧贴他的胸膛，安然入睡了，保尔听着她的呼吸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惊扰她的好梦。她已经给了他她的一切。保尔心里回荡着对姑娘的丝丝柔情。 达雅幸福洋溢，廖莉娅最先明白了。从那天起，姐妹俩变得陌生了，母亲也猜到了，她惊惶不安，她没想到保尔会这样。她对廖莉娅说： “达尤莎和他不相配。结果会如何呢？” 她担心疑虑，不敢同保尔商谈。 保尔的小屋里开始聚集当地的年轻人。老头儿那里都能听见他们和谐的歌声： 我们的大海多么荒凉， 日日夜夜不停地喧响…… 或是保尔喜爱的歌曲： 泪水流遍了海角天涯， 我们一辈子做牛做马…… 这是工人党员的一个积极分子小组，是保尔写信请党委让他做宣传工作的，这里就是活动地点。 一段日子过去了，保尔又一次靠双手掌握住了命运。虽然波折不断，但生活还是走向了新的目标，他渴望通过学习文学重回队伍。 但是生活并不如意，总有一些障碍。每每这时候，保尔会烦躁地想：通向目标的脚步又要慢下来了。 突然，没考上大学的乔治从莫斯科回来了，还有老婆，他在曾是沙皇时代的律师的岳父家住，常回家找母亲要钱。 他的归来使家庭矛盾极度激化，他毫不犹豫支持父亲，并与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岳父一家串通一气，妄图耍花招逼走保尔夺回达雅。 两个星期后，廖莉娅在邻区找到了工作，就带着母亲和儿子搬到那里去了。保尔和达雅也迁居去了一个遥远的海滨小城。 一晃半年过去了，国家正在大搞建设工程。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已经不远了，它正由理想变成真实的庞然大物，辟如已奠定了钢筋水泥基础的大厦。 “钢、铁、煤”，国家实行伟大建设时这三个振奋人心的数字日益频繁出现。 党的领袖宣告：“要么我们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最短的时间建立最强大的工业，能自力更生；要么就被踩死，因为没有钢、铁、煤，连保住现在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于是，在全国掀起了“钢战”大潮，人们带着世界史上从未记录过的冲天干劲儿行动起来。 在遥远的过去，曾有一支支独立的哥萨克骑兵驰骋在扎波罗什营地上，抗击波兰贵族和当时很强盛的土耳其，杀得敌人闻风而逃。而今，在霍尔季扎岛附近的古战场上，扎下了另一支大军——布尔什维克大军。他们决定阻断古老的第聂伯河，用它的力量去转动钢铁涡轮机，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三万名战士中，有一个指挥员，他就是当年的基辅码头搬运工，现在的建筑工段长——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大军兵分两路左右夹击这条大河。战斗一开始，两岸的大军就展开了工人生活中的新事物：社会主义竞赛。 身强力壮的潘克拉托夫在各个跳板、浮桥上身形敏捷地跑来跑去。他一会儿跟拌机旁的工人师傅交谈几句，一会儿又消失在纵横交错的地沟中，一会儿又出现在正卸着水泥和钢材的仓式站台上。天才擦黑，他略弯的身躯就开始响警钟，但直到深夜他才疲惫不堪地倒在行军床上。 有一天，望着晨雾缭绕的河面，望着堆满河岸的建材，他想起了森林里那小小的博亚尔卡。当时显得很大的工程同现在一比就是小儿科了，像是喝了美酒，他胸中激情澎湃。“博亚尔卡的兄弟们都去哪儿了呢？保尔，还有扎尔基两口子能来该多好呀，一定能甩下左岸的人一大块！”想到博亚尔卡，自然而然也就想起了朋友。 在天寒地冻的博亚尔卡和他一起战斗的人，一起创建共青团组织的人，如今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重新过着新的生活。他们这批早期的团员大概有一万五千人，能在茫茫人海中不期而遇，就像兄弟重逢一样欣喜不已。现在，他们那幼小的共青团已成熟壮大，当初只有一个人的地方现在能有一个营。 “眼前的小鬼多像当年的我们。我们在前线冲锋时他们还在桌子下边钻来钻去，让妈妈撩起衣襟给擦鼻涕呢。一会儿的工夫他们长大了，甩掉我让我丢脸了。对不起，别太得意，日子长着呢！”潘克拉托夫深呼吸一口清新的河畔空气，神清气爽起来。 他想起他的朋友和战友，正栖身于偏远小城的保尔·柯察金，他正在为重返队伍做着不懈的努力，他同时咀嚼着失败和胜利的滋味。 阿尔焦姆不经常收到弟弟的信，所以，他在市苏维埃自己的办公桌上拿到浅灰色的信封，看到那熟悉的刚劲字体时，往日的沉稳就不见了，他一遍又一遍读信。此刻，他正拆着信封，满怀亲情。 “哎，保夫鲁沙，保夫鲁沙！能住在一起该多好，弟弟，快出点管用的点子吧。” 保尔在信上写道： 阿尔焦姆： 我想告诉你我的近况。除了你，我不会告诉第二个人的。你理解我的每一句话，在为健康而战的战场里，我又遭受了猛攻，是持续不断。 打击接踵而至。一次打击刚过，我才挺起腰板，新的打击又气势汹汹地来了。糟糕的是我无能为力。大臂麻木，已经很糟，谁知两条腿也老不听使唤，原来还能在屋里勉强走几步，现在从床边挪到桌子前也难上加难了，这还不算呢，不知将来会怎么样？ 家门已经出不去了，只能从窗子看看海。一个人，他的身体被叛了他那渴望劳动的布尔什维克的心，他向往你们这支战斗在建设前沿的钢铁队伍，但身体却已驱使不动，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吧？ 我仍然坚信自己能归队，相信我的刺刀会在冲锋的队伍里熠熠放光。我不能不信，也没理由不信，十年来党团组织教会我反抗的真谛“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破的堡垒”——领袖的话同样会在我身上起作用。 阿尔焦姆，你会说我字里行间都闪烁着铁一般的意志，我们的生活不是靠蛤蟆的冷血点燃起来的，你要相信我，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我们会一起协同作战的。如果败在坎坷、甚至是严酷的命运的脚下，低头认输的话，我们工人的意志力去哪儿了呢？ 我的生活定格在学习这个小碉堡上了。读书、读书、再读书，我如饥似渴地读，不论本国文学外国文学，我都读。 阿尔焦姆，我已经付出了大量心血。我已读过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念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也通过了考试，晚上我负责一个青年党员小组的学习，通过他们我与党的实际工作挂上了钩。还有达尤莎，她在成长和进步着，她的爱情和温柔让我感到幸福。至于经济状况，很简单——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和达雅的薪余。她正在向党组织迈进。她做过帮佣，现在做食堂涮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几天前达雅容光焕发地让我看她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在她心目中这张普通的硬卡片很不一般。我关注着她，帮助她。总有一天她会进入大工厂，在工人集体中完全成长起来的。但现在在这儿，她只能沿着这惟一一条路前进。 达雅的母亲来看过我们两次，她不自觉地要把达雅拖回那琐碎狭小闭塞的生活中去。我努力劝她不要再让自己旧的生活绊住女儿的前进，但看来不起作用。我觉得以后她会成为女儿走向新生的绊脚石，会与她发生冲突，这大概是无法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尔 一块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地上座落着老马采斯塔地区的第五疗养院，这是一座被树木包围的石砌的三层楼房，有一条山路向山麓蜿蜒而去，下边硫磺温泉的气味随着微风飘进开着窗户的房间里。保尔独自一人待在屋里。明天有一批新同志来，他也就会有一位室友了。窗外传来几个人的脚步声，夹杂着谈话的声音。其中一个熟悉的噪音——浑厚的男低音——勾起了保尔最深处的回忆。是在哪儿听过呢？他竭力回想，终于记起一个名字：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肯定是他。保尔充满信心地招呼一声，不一会儿，列杰涅夫已经握着他的手快乐地坐在他身旁了。 “哦，你还活着！有什么高兴事儿吗？你情况如何，有何打算？准备病歪歪地终了一生吗？那可不成，你得学学我。医生早就判断只有退休一条路，我却不服，一直跟他们对着干。”他温和地笑了。 保尔听出了这俏皮话下的同情和忧虑。 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涅夫说了许多莫斯科的新闻，使得保尔头一次听说了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农村改造这一重大决策。好似久旱逢甘雨，他仔细倾听每一句话。 “我以为你正在乌克兰什么地方大干特干呢，没想到病得这么严重。没事，我曾病得比你更厉害。不过现在你看，又干劲十足了，记住，决不能情绪低落，那就坏了。我有时也有消极情绪，该歇歇了，至少等喘口气吧。年龄大了，一天忙十几个小时确实累人。有时不只想，还动手整理资料想减轻负担。减来减去从没成功过，还是接着干，半夜都回不了家。大机器转得快，小齿轮也跟得快，咱们每天都在前进，我这糟老头儿也得过年轻人一样的快节奏生活了。” 列杰涅夫摸摸高高的额头，像一位父亲一样说： “好啦，你说说自己的情形吧。” 保尔讲出自己以前的生活历程。列杰涅夫凝视着他，目光中闪现着赞许。 浓浓的树荫下，凉台的一角，坐着几个疗养员。切尔诺科佐夫皱紧双眉在看《真理报》。他有着一位老矿工明显的特征：俄罗斯斜领黑衬衫，半旧的鸭舌帽，黝黑苍老的瘦脸，好久没刮的胡子和深陷的蓝眼睛，其实十二年前他就放下铁镐领导边疆地区的工作了，不过外表看来他好像才从矿井下上来。 他是边疆区党委和政府的委员，久治不愈的腿部坏疽一直折磨着他的体质，迫使他卧床已近半年，他恨死了这条病腿。 他对面正抽着烟卷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耶夫娜·日吉廖娃。她才三十七岁，党龄倒已有十九年。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那阵儿她被人家称作“金玉姑娘”。早在她还是个小女孩儿时，她就已经知道了流放西伯利亚的滋味。 第57章 桌边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外形俊美像古希腊雕像，他正埋头苦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托托架在鼻子上的角质大眼镜。令人无法置信的是这位三十岁的大力士抬起自己那条不听话的腿时异常困难。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编辑、作家，是教育人民委员会的一名干部。他会几门外语，熟悉欧洲，知识广博，连切尔诺科佐夫都敬他三分。 “那个是你的室友吗？”日吉廖娃低声问切尔诺科佐夫，扬扬下巴指着坐在轮椅上的保尔。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立刻神情明朗起来。 “对，他就是保尔·柯察金，您不妨跟他认识认识。他受病痛摧残动不了了，不然他要是去开展工作有麻烦的地方，一定能打开局面。他是第一共青团员，只要大家帮他，他就还有工作，我打算帮他一把。” 潘科夫听着他们的对话。 “他得了什么病？”日吉廖娃又低声问。 “1920年受伤留下的后遗症，伤了脊椎骨。这里的医生担心这暗伤会引起全身瘫痪。多伤脑筋呀！” “我现在就把他推到这边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就这样成了朋友。令保尔意想不到的是，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这两个人后来成了他的知己，在他重病缠身的几年里给了他无私的帮助。 日子过得紧张而有规律，达雅上班，保尔学习。他刚要抓一个小组的工作，新的不幸又悄然而来。他的双腿全瘫了，只剩下右手还能动。保尔费尽心力还是寸步难行，连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束手无策了，她痛苦万分，因为不能帮他。然而她从不表露出这种无奈和痛苦。 保尔内疚不已，他微笑着说： “达尤莎，咱们该离婚了，好在当初没约定这么倒霉也得共同生活，好姑娘，今天我得想想这件事了。” 达雅制止了丈夫的话。她紧紧搂住丈夫的头痛哭失声。 阿尔焦姆知道后便写信通知了母亲。母亲抛开一切来到小儿子家里。三个人住在一起，婆媳之间关系很融洽。 保尔仍在坚持学习。 一个阴雨连绵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喜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此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了。达雅在疗养院食堂做洗碗工，下班后经常直接赶去市苏维埃的妇女部，直忙到深夜才一脸疲倦地回来，但脑子里装满了新情况。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她心情激动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谁知，新的灾祸降临了：保尔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先是左眼发炎，疼得像火烧，不久，右眼也被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失明的含义——周围的一切都罩上了黑纱。 保尔前进的道路被难以搬开的巨大路障挡住了，母亲和达雅痛苦万分，但他自己却镇定下来，暗下决心： “再等等看，如果确实再也无法前进，如果失明使所有为恢复工作而进行的努力成为白费功夫，再也不能归队了，那么，就该做个了断了。” 保尔给大家写信。朋友们纷纷回信，鼓励他顽强斗争下去。而在这境遇最艰难的时候，达雅兴高采烈地告诉他： “保夫鲁沙，我被吸收为预备党员了。” 保尔边听她讲述她如何被接纳的情形，一边回想着自己入党前后的日子。 “柯察金娜同志，这样的话咱们就能成立一个党小组了。”保尔紧紧握住她的手。 第二天，保尔给区委书记写信，请他来见一次面。傍晚时分，区委书记沃利梅尔乘着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来到他家。区委书记是拉脱维亚人，五十开外，是个大络腮胡子。他握着保尔的手说道： “啊，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还不快起来？我们要派你下地干活儿了！”他大笑。 他们谈了两个小时，书记连夜里的会议都忘了去开。他不停地踱步，倾听保尔的讲话。然后他说： “先别提抓小组的事。你必须休息，把治眼睛放在首位。或许去趟莫斯科会有用，你该思量思量……” 保尔打断了他： “沃利梅尔同志，我需要人——活生生的人！我不能脱离大家，我比任何时候都想与别人接触。派些较年轻的人来吧。现在农村的小青年有些左倾，搞集体农庄过不了瘾，就想弄公社。一不小心这些年轻团员就想瞎冲，这是冒进。我明白得很，因为我也这么干过。” 沃利梅尔站住了： “你怎么知道？这情况昨天才反映上来。” 保尔笑道： “记得我的爱人吗？她昨天刚成为预备党员，是她告诉我的。” “哦，是洗碗工柯察金娜？你爱人？啊哈，我都不知道！”沃利梅尔想了想，拍着前额说：“那么让列夫·别尔谢涅夫来看看你。他最合适，你们俩性格相近，都有些像高额变压器，你可能不知道我原是电工，所以这种名词、比喻常从嘴里跑出来。对了，他能帮你装个收音机，他可是个无线电专家。我经常在他家听耳机直到半夜两点。我妻子居然狐疑地问我：‘三更半夜的，你这老头子跑哪儿去了？’ 保尔笑着问道： “别尔谢涅夫的具体情况呢？” 沃利梅尔累了，他坐到椅子上： “他是咱们区的一名公证人，不过就跟我跳芭蕾一样，他当公证人也是大外行一个。以前他是个大干部。1912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入党。国内战争时期任军级干部，曾在第二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过，还和曾是骑兵师长、军长的日洛巴一起剿过白匪。他去过察里津、南方阵线，在远东领导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院，可惜积劳成疾，年级轻轻地让肺结核击倒了。他从远东来这里，在高加索任过省法院院长、边长法院副院长。结果病情危及生命了，才硬被调到咱们区，他来头不小，因为职务清闲，所以还活着。到这儿后，先是偷偷交给一个政治学校，还请他加入了监察委员会。他是处理疑难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此外，他喜欢打猎，是个无线电迷。他虽然少了一个肺，别人却很难看出他是个病人。他干劲儿很大，估计死去的地方也是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打断他的话，口气尖锐地问： “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担子？让他比以前还要忙……” 沃利梅尔眯着眼睛，瞥他一眼： “哈，那么给你一个小组，再加上些别的，别尔谢涅夫也会责问：‘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担子？’但对自己却说：‘与其慢慢悠悠拖五年，不如轰轰烈烈干一载。’” “说的好，我也赞同。不过有时我们确实是在浪费精力。如今明白，这并不是英雄的做法，而是缺少自制力和责任心的表现。一个人无权这么糟践自己的身体。要是不蛮干，也许我还能多撑几年。总而言之，就我而言，‘左派幼稚病’是个大危险。” “嘴上说说罢了。你要是真的能站起来，肯定又会不管不顾大干特干了。”沃利梅尔暗中思量，但没说出来。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 两人一见如故，一直待到深夜。别尔谢涅夫离开新伙伴时感觉像找到了多年不见的弟弟。 早上，几个人爬上了屋顶架天线，别尔谢涅夫一边在屋里安装收音机，一边讲着自己有趣的经历。保尔看不见他，只能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头发淡黄，眼睛浅蓝，身材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正好与保尔同他初次见面时想象的一样。 傍晚，三只小信号灯亮了，别尔谢涅夫郑重地把耳机放在保尔手里。宇宙里充斥着杂乱的噪音。港口的英尔斯电报机正叽叽喳喳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一个地方(很明显是近海)发报。就在这片嘈杂中，可变电感器的线圈接收到了一个凝重而充满自信的声音： “请注意，请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播音……” 通过这台小巧的收音机可以收听世界各地六十个电台的节目。严重伤残阻隔了保尔与外界的联系，但此时此刻，外界的讯息正通过耳机内铁的膜片传播进来。保尔听到了生活强有力的脉博。 望着保尔喜悦的表情，疲惫的别尔谢涅夫由衷地笑了。 全家人都睡了。达雅烦躁地讲着梦话。她经常又紧又冷地很晚才回来，两人不怎么能碰面了。她越积极工作，晚上的空闲就越少。保尔禁不住想到别尔谢涅夫的话： “要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爱人也是党员，两人就很难见面，这倒是有两个好处：相互不讨厌，也不会吵架，因为没时间！” 他怎么可能去妨碍妻子前进的进程呢？这不正是他原先所期望的吗？以往，达雅把每一个夜晚都用来陪伴他，那时她要更温柔更体贴些。然而她当时只扮演妻子一个角色。现在，她已经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和党内的战友了。 他早就有此觉悟：随着达雅的不断成长，她陪伴他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他明白这是无法避免且理所应当的。 保尔担起了负责一个小组学习的担子。 于是每天一到晚上，家里又变得热闹非凡了。保尔同一群小青年一起度过几个小时时光后，就像充过电一样，又变得精神焕发了。 除此之外的时间保尔用来听收音机。母亲要喂他吃饭，得先想办法摘下他的耳机才行。 靠着收音机，他被失明夺去的东西如今又回来了，他又能学习了。于是，他以一种旁人难以想象的劲头废寝忘食地学习，忘了身边的一切：忘了频繁发作的高烧和痛楚，忘了因发作而疼痛无比的双眼，忘了残酷无情的命运。 广播带来了喜悦：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风铁联合企业建筑工地工作的年轻人，接过了柯察金那一代共青团员手中的青年共产国际的大旗，建立了丰功伟业，这个好消息让保尔欣喜万分。 他的脑海里闪过一幅画面：是暴风雨，如狼似虎凶猛的暴风刮去了一切，背景是天寒地冻的乌拉尔。在大雪纷飞、狂风呼啸的冬夜，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刺眼的弧光灯的笼罩下，正在高大的建筑物上面安装玻璃。他们战严寒斗风雪，保卫了刚刚建好的大型联合企业的首批车间。遥想当年，基辅的第一批共青团员也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在筑路工地上同暴风雪英勇搏斗的。比起现在的联合企业，那个筑路工程小多了，国家在一步步走向强盛，人也在不断地成长。 堤坝上的惊涛巨浪冲破了钢闸，吞没了人和机器，又是共青团员们整整两个日夜的奋勇搏斗，连觉都没睡，终于遏制了波涛汹涌的大河，把肆虐的水流赶进钢闸。冲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最前列的，又是新一代的共青团员。而保尔则高兴地在英雄人物的名单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 第58章 保尔和达雅去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待了几天。不久在这个单位领导的帮助下，保尔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此时保尔深深地体会到，当一个人体格强健、青春勃发的时候，做到坚韧顽强并不太难。如若被严酷的生活像铁圈一样紧紧勒住时，要做到这一点就格外困难，而愈发显得珍贵了。 从保尔在档案库度过的两个晚上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半了，这是痛苦得难以忍受的十八个月。 在医院里，教授阿维尔巴赫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视力没希望恢复了。要是炎症能够消失，可以先尝试做一下瞳孔手术。为了消除炎症，他建议做一次外科手术。 医院询问保尔的想法。保尔回答说只要医生认为需要，无论怎样他都同意。 保尔躺上了手术台，手术刀划开他的颈部，摘掉了一侧的甲状腺，在手术期间，死神曾三次来到他的身旁。但保尔的生命极为坚韧。达雅一颗心悬到嗓子眼儿，等了几小时后，看到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但仍然亲切安详的丈夫终究还是活了下来。 “别担心，好姑娘，我可没那么轻易就进棺材。我要活下去，并做出一番功勋来，好挑战医学权威的判断。病症他们诊断得极为正确，然而下结论说我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就大错特错了。咱们等着瞧吧！” 保尔毅然决然地选择，一定要重回建设新生活的大军之中。 冬天终于走了，春天到了，关得紧紧的窗户打开了。失血过多的保尔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最后一次手术后，他意识到再不能在医院继续坚持下去了。十几个月来，身边的病人受尽折磨，将要死去的人在痛苦地呻吟、哭泣，这种环境比他自己所受的煎熬更让人受不了。 医生提议再做一次手术。他冷冷地回绝了： “行了，我做的够多了。我的一部分鲜血已经给了科学事业，剩下的我要留做他用。” 当天保尔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得到帮助，他要在莫斯科定居下来，因为他的爱人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且也没必要再到处求医问药了。这是他头一次向党请求帮助。收到信后，莫斯科市苏维埃拨给他一间住房。保尔出院了。他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再也不进什么医院了。 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座落着保尔简陋的住房。他觉得这屋子够豪华的。夜里醒来时，他常常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离开了医院。 达雅已成为正式党员。她也在顽强拼搏着，即使个人生活如此艰辛，她也没有被其他突击手落下。沉默寡言的她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当选为厂委会的委员。爱人成了布尔什维克令保尔倍感自豪，也稍稍减轻了他的痛苦。 女医生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顺道来看望保尔，两人畅谈了好长时间。保尔激动万分，兴奋地告诉她自己选择的路，争取不久以后回到战士们的队伍中。 巴扎诺娃看到保尔已两鬓斑白，不禁低语道： “看得出您受了不少磨难，但依然热情似火。有什么能比这更加珍贵呢？您已经准备了五年，现在决定要动笔了，这很好。不过，您怎么写字呢？” 保尔笑着让她放下心来。 “明天会有人给我送来一块描好许多长格纸的硬纸板，有了这种硬纸板，我就不会写字时把一行写到另一行上去了。这是我反复思考后想出来的：比着硬纸板上的一条条长格线，我的铅笔就不会跑到格子外边去了。当然，看不到自己写的字，对创作困难很大，但不至于不能写作，这一点我确定不疑。曾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老是写不好，但现在，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写每一个字母，能写得很不错。” 保尔开始写作了。 照他的计划，这是一本描写英勇无畏的科托夫斯骑兵师的中篇小说，没怎么想就想出了书名：《暴风雨所诞生的》。 从此以后，保尔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小说创作中，他慢慢写，一行接一行，一页接一页。他脑子里全是一个个英雄形象，至于其他的早忘得一干二净了。刻骨铭心的情景一幕幕闪现，是如此清晰生动，然而真要落实到笔头，保尔有些力不从心了。文字苍白无力，没有激情，这时，他第一次体验到著书立作的辛劳困苦。 他必须把写好的东西每个字都记在心里，不然线索一断，写作就得停下来。母亲看到他如此忙碌，心里焦虑极了。 在创作过程中，保尔常常需要把整页，甚至整章的内容背出来，因此有时母亲以为儿子快疯了。他写作时母亲不敢走到他跟前，只有捡起那些散落在地板上的稿纸时，母亲才会小心地劝说： “保夫鲁沙，干点儿别的吧。哪有像你这样写起来没完没了的……” 感觉到母亲的担心，保尔会心地笑了，他要母亲相信，他并没有完全“发病”。 在他完成了构思中的小说的前三章后，保尔把稿子寄到教德萨，请科托夫斯基师的老战友们指正。不久回信来了，战友们都很赞赏。不料，邮局把往回寄的手稿弄丢了，六个月的心血一下子全没了。这个打击太沉重了。保尔后悔之极没有留份复件，就把惟一的手稿寄出去了。他告诉了列杰涅夫稿件丢失这件事。 “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算了，别生气了。如今骂人也没用，从头再来吧。” “唉呀，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六个月的辛勤劳动就这样化为乌有了。每天要紧张工作八小时呀！我恨死那些只知道瞎混的人了！” 列杰涅夫竭尽全力地劝慰他。 只好一切从头干起。列杰涅夫找来一些纸，又帮他去打印写好的稿子，于是，一个半月后，第一章又出炉了。 阿列直谢耶夫家跟保尔住在同一座楼房里。大儿子亚历山大担任本市一个区的团委书记。他有个妹妹，今年十八岁，叫加莉娅，刚从技校毕业，性格活泼开朗，保尔让母亲找她商量一下，问他是否愿意帮忙作保尔的“秘书”。加莉娅很乐意，痛快地答应了。她笑眯眯地走进保尔的房间，听他说是写小说，就说： “柯察金同志，我很高兴能帮上您的忙。比起帮爸爸写那些保持住宅卫生的单调通知来，这可完全不同。” 从这天起，写作的速度快了一倍。才一个月就写这么多，保尔也惊喜不已。加莉娅出于同情和敬佩，积极地帮助保尔创作。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遇到她很欣赏的段落，她就一念好几遍，打心眼儿里为保尔能顺利创作而高兴。在这幢房子里，只有加莉娅相信保尔做的是有意义的工作，其他人都认为这是白废力气，只是保尔闲极无聊打发时间罢了。 列杰涅夫出差后返回莫斯科，读了小说的前几章后说： “朋友，坚持下去，胜利是我们的。保尔同志，你会听到胜利的钟声的。我深信你很快就能重返队伍的。好小伙子，千万别没信心。” 见到保尔劲头十足老人非常满意，高兴地走了。 加莉娅准点到达。她的铅笔沙沙作响，写出一行行描述令以难以忘怀的往事的字句，当保尔沉浸在回忆的长河中时，加莉娅透过他颤抖的睫毛、变化的眼神，可以猜出他心中的所想。姑娘不相信眼前坐着的人已双目失明，因为他的眼睛明亮有神，充满生气。 这天的创作告一段落，加莉娅重念一遍记录下来的内容。她发现正仔细听着的保尔皱紧了双眉。 “柯察金同志，您怎么皱眉？文章很吸引人呀？” “不，加莉娅，写得不怎么样。” 他认为有几页写得很糟，就自己亲手重新写。他被硬纸板狭长的格子制约着，有时烦躁难忍的不行，便扔开不写了，这个时候，他恨透了失去光明的生活，恨得折断了一支支铅笔，咬得嘴唇出了血。 几乎谁都能发泄心中的郁闷，直接抒发自己强烈或是温柔的情感，但保尔没有这种权利任意发泄。靠着努力不懈的意志，他控制着自己的种种感情。但工作即将完成时，被禁锢的感情发作得愈加频繁和强烈，企图脱离意志的约束。只要被这些感情中的其中一种缠住，他的事业便会面临失败。 达雅经常半夜才从工厂回来，轻声跟保尔的母亲谈几句，就上床睡觉去了。 最后一章终于完成了。花了几天功夫，加莉娅为保尔念完了整部小说。 明天，就是书稿寄去列宁格勒，寄去州委文化宣传部的日子了。如果他们认同了，为书稿签发“出生证”，就能送交出版社，那么一来…… 他的心紧张得跳如擂鼓。那样的话……新生活就真的到来了。这是多年的不懈努力换来的。 书的命运决定着保尔的将来。万一稿子被完全否定，他这一辈子也就完了。要是只有部分失败，加以修改还能补救，他将会再投入新的战斗中，获得重生。 母亲带着厚厚的书稿去了邮局。令人焦虑不安的等待开始了，一天又一天。保尔·柯察金自出生以来头一次这么焦灼地盼望着信件。从早班到晚班，但列宁格勒一直没有消息传来。 出版社的沉默慢慢地演化为一种威胁，失败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保尔明白得很，如果书稿被否决，他的生活也将就此完结。这样一来，他就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因为这没有任何意义。 这时他又想起郊外的海滨公园，于是他一次次问自己： “为了冲破牢笼，为了重返队伍，为了体现生命的价值，你有没有尽全力呢？” 每次都是相同的答案： “是的，我已经尽全力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漫长的期盼再也让人难以忍受时，满心焦虑一点儿不比他少的母亲跑进房间高喊： “列宁格勒来信了！！！” 这是封电报，州委发来的。电报纸上只有简短几句话： 小说倍受赞赏。即将出版。向你祝贺。 保尔的心欢悦到了极点。啊，多年来在心头萦绕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牢笼已经冲破，他拿起新的武器，回到队伍里，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