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必备：白话明季北略那点事》


 第1章 自序、大清朝建元

    自序


    自古以来，每当一个时代出现繁荣稳定的统治局面，就必然伴随着另一个时代的动荡混乱；每当一个朝代兴起，就必定会有另一个朝代走向衰亡。关于这些治乱兴亡的原因，虽然可以说是人的作为和历史事件的结果，但难道不是天命所最终决定的吗？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历代记录历史的作者们，在记载历史时常常详尽描述盛世良治的种种措施和辉煌成就，却对乱世衰败的描写较为简略。他们喜欢叙述王朝兴起的荣耀事迹，而对于谈及王朝灭亡的事情则有所避讳。例如，每当谈到顺应天命的伟大策略或是新王朝的法制典范时，史书记载往往会浓墨重彩，洋洋洒洒，甚至不惜篇幅连篇累牍。然而，对于旧朝灭亡的历史逸事以及亡国的历史遗闻，往往会被淡化处理，甚至不予记录，似乎是因为“苏秦当权之时，我张仪怎会敢谈论这样的事情呢？”


    我认为，历史上的动乱和衰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在那些特殊时期发生的具体事件和人物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被轻易遗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大清朝世祖章皇帝（顺治皇帝）曾经亲自到访并悼念了明庄烈帝（崇祯皇帝）的陵墓，并为其撰写祭文表达哀思之情。


    现今皇帝（康熙皇帝）登基后，也下令官府民间如有记载前朝天启、崇祯年间事迹的书籍，都要呈送上来；即使书中存在一些忌讳的言辞，也不会加以追究罪责。这意味着当今的天子不仅鼓励编写历史书籍，而且也在主动寻求相关史料。因此，作为民间草野文人，我们又何必有所顾忌，以至于让数十年来的治乱兴亡之事被一笔抹去呢！


    于是，我不顾自己浅陋，广泛取材编辑了一部史籍，其内容从明神宗万历丙辰年（公元1616年）起，直至明思宗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共跨越三十年的时间，分为二十四卷，将其命名为《明季北略》，以此记录北京这一时期的大致历史事件。这部书中涵盖了明朝的兴衰变迁、贤臣奸佞的任用黜退、军事战争的始末经过以及粮饷征收的充足与匮乏等情况，读者大致可以从中了解那一段历史的全貌。希望阅读此书的人，无论是视若珍宝般对待，还是仅仅作为日常读物，一切皆随你意愿。谨以此序言说明。


    无锡人计六奇于康熙十年辛亥（公元1671年）季冬八日（乙酉），在社埄王氏的书斋中题写此序。


    大清朝建元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公元1616年），大清朝开始使用“天命”作为年号，将中国称为“南朝”，太祖努尔哈赤身穿黄袍，自称“朕”。当时仍沿用“后金”之名，直至后来改称为“大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共十一年，直到天启六年丙寅（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公元1626年）八月初十日驾崩。


    附注：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初夏四日，先父曾说：“他年轻时遇到一位华姓道士说，江西的张真人曾在北京城举行斋醮仪式，长时间伏在祭坛上，然后神元出窍，发现天庭上的众神都不在位，唯有关羽关圣人一人镇守天门。张真人便询问诸神去向，关圣人回答道，如今新天子降于凡世，诸神已下凡护佑。张真人又问，为何关圣人不去？关圣人答道，我受明朝深厚恩泽，故不离天门。”


    那时是神宗（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公元1563年至1620年在位）末年，天下仍太平无事，人们当时并不相信这种说法，直到后来才得以验证。


    那时诸多的灾异现象已基本记载于本书的《纪异》一章之中，但仍有少数值得一提。还记得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公元1614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午，浙江、南直隶一带突然四处谣传日本浪人倭寇来袭，城乡百姓惊恐奔逃，各处皆是如此。当时无锡的老弱妇孺因争相进城，导致踩踏死亡者众多。田野间有人目睹赤身裸体、披头散发狂奔之人，不久便消失无踪，至今老一辈人仍认为那是阴兵作乱，真是奇异！这事告一段落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7年）正月初三，南京天空突然降下红色雪花，与唐朝贞元二年（公元786年）长安城降下红雪的情形相似。贞元，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


    同年四月，北京城遭遇了强烈的雷电、雷火。五月，江西发生大洪水。六月甲子日夜，北京城突遭异常风暴，声音如巨雷般响彻，将正阳门外的牌坊都刮倒。天象如此频繁警示，然而万历皇帝对于各项政务仍然全然不顾、置之不理，内阁首辅方从哲也只是以沉默顺从、得过且过的态度处事。


    译者注：1.原文中的“当苏君时，仪何敢言云耳”，出自《史记·张仪列传》。


    2.在此文中，作者计六奇表现出深刻的历史责任感和求真精神，反对片面记载历史，强调即使是动荡衰败时期的历史也不应被忽视或淡化。他认为，历史上的治乱兴亡虽看似天命所定，但其中的具体事件和人物行为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


    也许是为了确保此书的编撰及出版，计六奇也提及并称赞了当时清朝统治者对于编撰前朝历史资料的开放态度，这为他编纂《明季北略》提供了可能。他力图全面、客观地呈现明末这段历史，包括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军事的战况以及经济的状况等各个方面，以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和反思那段历史。


    当然，里面也穿插了一些民间传说和奇异现象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异象和社会变故的普遍关注和解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也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叙事的维度。


    综上所述，计六奇在开篇自序以及志异中，体现了他对历史记述全面性、真实性的追求，以及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汲取，对于后世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他的史学态度也启示我们，无论处于何种时代，都应该公正、客观地对待历史，尤其是那些揭示政权兴衰规律、体现人心向背的历史片段。

 第2章 萧子玉伪称都督、抚顺城陷

    萧子玉伪称都督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公元1617年），辽东巡抚派遣辽阳武官萧子玉，假冒都督身份出使辽东。萧子玉带着盛大的随从队伍抵达辽东边界，但后金之主努尔哈赤并未到城郊迎接。萧子玉对此极为愤怒，责骂道：“明朝天使降临，而你们的大都督竟然不出来迎接，这是对我皇明的侮辱！我将返回并禀告朝廷，追究你们的责任。”后金之主努尔哈赤得知此事后，连忙带着欢喜的表情，携带箭囊，亲自在道路左侧迎接，所准备的接待物品极其丰盛。萧子玉见状十分高兴，双方尽兴欢宴。


    萧子玉随后缓缓质问后金为何停止进贡贸易。努尔哈赤从容回答：“我们部族的蜂蜜，就如同贵朝的五谷。五谷有歉收之年，贵朝难道还会追究农夫的责任吗？我部今年因花期稀疏、蜜蜂大量死亡，所以未能供应蜂蜜。待到来年春天花枝繁茂、蜂蜜酿成，我们将恢复当初的进贡贸易。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何必劳烦贵朝皇帝忧虑？”


    说完，努尔哈赤厚赠礼物给萧子玉，两人一起并肩骑马离去。行至另一处，努尔哈赤从马上轻轻拍打萧子玉的肩膀，笑着说道：“你不过是个辽阳默默无名的萧子玉罢了，怎敢假冒贵朝都督身份来到我国边境？我并非不能杀你，但考虑到奏报贵朝皇帝会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纷争，不忍心给贵朝带来耻辱罢了。请代我向辽东巡抚大人转达，今后切勿再做此类事情。”


    萧子玉听后惶恐万分，立刻向西仓皇逃回。辽东巡抚听说此事后，连续多日闭门不出（注：此处的辽抚疑指李维翰）。


    抚顺城陷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公元1618年）四月十五日，后金（当时尚未改国号为清）派出精锐部队突然袭击并俘获了明军游击将军李永芳，抚顺城随之失陷。随后，后金用汉字书写檄文传至清河，文中列举七条对明朝的不满（即七大恨），大致是保护北关等借口。得知抚顺告急，明军总兵张承允率军前往增援。到了四月二十日，后金大军暂时撤退，引诱明军追击，然后以万余骑兵迂回包抄，对明军发起夹攻。在这场战斗中，总兵张承允以及副总兵顾廷相、游击将军梁汝贵均战死，明军全军覆没。这一消息传至京师，引起了极大震动。


    之前，恰逢后金之主努尔哈赤六十岁寿辰，其八个皇子一同祝寿，众人商议欲再度侵犯明朝边境。四皇子说：“抚顺是我后金国进出的重要通道，必须首先攻占。四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期间，抚顺守将、游击将军李永芳将大开马市交易，此时明军边防必然松弛无备，可以先派遣五十名士卒伪装成马商，分五路带马匹进入抚顺城交易，之后再率领五千兵马趁夜秘密到达城下，以炮声为令，内外同时攻击，如此便能轻易夺取抚顺。抚顺既下，其他地区可不战而降矣。”


    努尔哈赤采纳了这一计划，命令总兵麻承塔于十四日率伪装的马商先行，四皇子统帅主力部队于当晚抵达抚顺城下，吹响胡笳作为信号，努尔哈赤本人则与其他几个儿子带领五千精兵跟进接应。


    四月十四日夜半时分，李永芳突然听到胡笳声，此时抚顺全城一片喧哗，火光冲天。李永芳得知后金大军已经攻入城中，惊慌失措，最终投降了后金四皇子。他被后金封为副总兵，并立即剃发，换上了后金官服。


    译者注：1.关于“辽抚使辽阳材官”，辽抚使一职，明清未见明确记载，根据上下文可以理解为辽东巡抚指派的意思。材官在古代多指武官或管理军事物资的官员，或可理解为有才能的官员。


    2.关于本章的辽东巡抚是谁，《明季北略》原文并不确定，认为可能是李维翰。根据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编纂成功的《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晚于《明季北略》一书）记载，万历年间辽东巡抚依次为杨镐、李维翰、周永春，其中提到杨镐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去职，而李维翰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已任辽东巡抚，故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的辽东巡抚应该是李维翰。


    3.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将领，后来又娶了后金宗室贵族之女，还参与过后金征服朝鲜的战争。


    4.这段文字记载了明朝与后金之间的一系列外交与军事冲突。其中，萧子玉冒充明朝都督出使后金，努尔哈赤虽然识破了他的身份，但出于避免引发更大外交矛盾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麻痹明朝，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选择了宽容处理，并借机展示自身的外交手腕和对局势的掌控能力。


    紧接着的抚顺城陷落事件，则揭示了后金军队的战略智谋和高效率的军事行动。努尔哈赤通过精心布局，利用明军对马市交易的松懈防范，采取伪装、突袭等方式，策划了一次成功的偷袭，成功攻占了抚顺城，俘虏了明军将领李永芳，彰显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也凸显了后金的强大与崛起。这一事件标志着后金对明朝领土扩张的正式开启，也是明清交战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预示着明朝东北边疆的防御体系面临着严重挑战。此后，明朝军队连战连败，一溃千里。

 第3章 清河陷落 刘、杜二将军败绩

    清河陷落


    闰四月，后金之主努尔哈赤接受汉人张儒绅等人携带的议和文书，自称为建州国大汗。五月十九日，努尔哈赤率军攻克抚安、三坌、白家冲三座碉堡。明朝情报显示，后金军队行动迅速，如风驰电掣般推进，且此时正值夏季，建州马匹喜食淡河水边柳叶，天时有利，再加上后金兵力接近十万，使得辽东开原北关一带深感恐惧，难以自保。


    与此同时，朝鲜已与后金建立秦晋之好，明朝大将李永芳也已投降并与后金联姻。到了七月，后金大军从鸦鹘关进入明朝境内。七月二十二日清晨，后金军队包围清河，明军参将邹储贤率部坚守，同时等待援军救援。明朝游击将军张旆请求出战，但未得到允许。后金军队冒着箭矢挖掘清河城墙，从寅时一直挖到未时，最终在城池的东北角打开缺口。当时战况激烈，尸体一直堆积到城墙上，游击将军张旆也在战斗中阵亡。参将邹储贤远远看到李永芳前来劝降并语出威胁，便大声痛骂敌人，最终英勇战死。清河城内虽有六千四百多名士卒，但也只能坐以待毙。三坌至孤山一带的全部民房都遭到后金军队的焚烧破坏，只有明朝参将贺世贤在叆阳边境外组织反击，斩敌一百五十四人。


    我听说，后金之主努尔哈赤攻破清河的前一天，后金二皇子阿敏和明朝总兵张承允夜晚畅饮，酒至酣处，二皇子突然向张承允发问：“我们多次劝阻父亲努尔哈赤停止战争，但父亲他壮志未酬，假使我们最终违背前言，张总兵有何策略应对？”当时张承允已经喝醉，便高谈阔论，极力宣扬明朝的威势和德政，同时宣扬自己领兵作战的长处。


    二皇子于是微笑着告别，随后驾驶数十辆装载貂皮人参的车辆进入清河城。当货物逐渐卖完后，后金军队便暴露了真实面貌，他们趁机占据城门，引导后续后金骑兵入城。因此，清河陷落比抚顺更为迅速。此后，广宁、辽阳相继失守，皆因明朝军队内部先有崩溃，加之后金军队既善于作战又擅长攻城，所以能够迅速攻陷。


    七月，明朝朝廷追赠总兵张承允谥号，并追赠加祭三坛的祭祀之礼，为其立祠纪念，祠名为“旌忠”。


    刘、杜二将军败绩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公元1619年）春季二十二日，辽东经略杨镐仿效古人行军之法，不规定具体日期以及编排阵型，派一支部队从西方出击，一支部队从西北出击，一支部队与北关部队联合进攻，一支有水师的部队联合高丽军队从东面进攻。西线部队的主将是总兵杜松，总兵刘綎则率领着西北方向的军队，李如柏、马林等人作为他们的后援力量，号称拥兵十二万，实际不足十万。


    杜松为西部名将，勇敢且廉洁。万历戊午年（公元1618年）杜松率军从潞河出发，当地百姓聚集围观，人头攒动，挥汗如雨，几乎把邮亭都湿透了。杜松裸露身体给众人看，说：“杜松是不识字的武夫，绝不像有的读书人那样贪财害人。”百姓看到他身体上刀箭创处极多，如同患了十天疹痘的孩子一样，偶尔才有红色的好肉，便纷纷落泪，感慨离去。


    刘綎年轻时在贵州中部立下战功，有人见过他驾驭着五十多匹骏马，在马上轻盈跳跃如同蝶舞。他征讨贵州土司首领时，在军营里斩杀三头大牛，刀起牛头落地，只挥刀三次而已。征讨辽东后，又平定播州土司，刘綎的功劳最大，朝中有人认为他的功绩可比宁远大捷，但因为他献俘时只上交了三十六张象牙床，其他物品都不够贵重，皇帝便怀疑经略大臣以下的人都有私心，停止了赏赐。最后刘綎官至都督，功绩斐然，轻车简从低调回乡。刘綎曾参加司道官员宴会，喝到一半时，趁兴率领五百家丁在武场上练习技艺，为此每天家里私人花费达到五十两，家中的义士都愿意为国死战。他是一天也不敢忘记报国。


    当时后金派三万精兵应对杜松，而让其他将领率领一万弱兵抵御刘綎。杜松提前三日于约定日期抵达浑河，浑河地势险峻，中间有一块平坦之地横穿其中，将河流分为东西两段。此时太阳已经偏西，诸将请求安营休息，明日早晨再向东渡河。杜松生气地说：“军旗已经指向东方，谁敢不听军令，面露难色、踟蹰不前？我们要乘胜前进，何必管什么约定日期！”


    于是杜松便派人查看河水，河水此时不足以淹没马腹，河中还有几十只小船。杜松非常高兴，认为上天相助，他耻于乘船，打算赤身骑马过河。诸将请他穿甲，杜松大笑骂道：“上阵披甲，岂是壮士所为？我自十五岁束发从军以来，便不知道铠甲有多重，如今你们竟然以此来劝我！”杜松不顾一切跳入河中渡河，其他军队也争相前进。大军渡过七成时，后金军队派人决开河水上游，河水顿时如洪水般冲击，淹死几千明军。已渡河的将士回头一看，顿时心中胆寒。明军刚刚布好阵，天就黑了，又有黑雾遮蔽天空，后金军队的万把火炬忽然亮起，在火光照耀下砍杀在黑暗中的人，杜松的将士还来不及拉弓拔刀，便被砍成了肉泥。后金军队在火光中认出了杜松，争相射箭，顷刻间将他身体射的支离破碎，还缴获了他的令箭。令箭在军中可以用来指挥副将偏军，是杨镐授予杜松用的。


    此前，刘綎从西北渡河攻破后金两个寨子，斩杀三千多人。后金军队打败杜松后，又率领精锐北上对付刘綎，派杜松军队中投降的浙江人假装是杜松手下的武官，手持杜松的号箭在早晨疾驰到刘綎的营地求救。那人说：“杜将军有赖将军之威，幸运地抵达敌城、深入敌境，担心攻打不顺利，特地派遣我来请将军会师夹攻。”刘綎犹豫很久，说：“我和你家将军并肩作战，怎么能以令箭号令我，这是把我当做了手下了。”那人又说：“令箭虽然是用来指挥偏裨的，但实际上指挥偏裨并不需要号箭。发出令箭只是因为事态紧急，为了让将军信服。”刘綎没有多想，又喝道：“出师时约定发炮为号，现在你们军队已经抵达城下，为什么没有听到炮声？”那人随即回答：“敌地没有烽火，早上才派骑兵代替斥候，这里距离敌城五十里，骑马跑三里再发一次炮，不如一个人骑马快。”刘綎刚点头同意，那人就已经磕头疾驰回去交令了。


    那人回营后报告后金军队说：“刘将军要等到炮声响起才出发。”于是后金军队下令发炮，但在炮声传出之前，刘綎内心已经动摇，担心杜松一人独自立功，命令手下诸将拔营向东。他的战法是老弱士卒各自手持鹿角，将营地围得的如同城墙一般，遇到敌人就把鹿角放在地上，眨眼间就能建成营地，使敌人的骑兵无法冲击，军队得以有时间排列火器，敌人的前队被火器消灭，就无法前进，则明军可趁机派出精锐骑兵格斗，自由出入冲杀，待到疲惫了就回营地稍作休息，让疲惫的士卒恢复气勇。刘綎的火器战法比其他军队精妙，一生以此为傲，无人能敌。


    刘綎军队刚开始听到炮火声时，仍努力维持着阵型继续前进，但走了不到二十里路，炮声变得越发震耳欲聋，明军士卒们心中开始惶恐不安，他们的脚步因为恐惧而停滞不前。刘綎担心如果杜松的部队抢先一步攻入城池，那么他长期以来积累的名声将立刻受损，于是下令放弃原本用来防御的鹿角障碍，全军加速前进。然而，他们仅仅前行了一里多路，四周突然出现了大量埋伏的后金军队，刘綎的部队顿时陷入混乱，无法保持原有的队形。在这样突如其来的伏击下，刘綎还没来得及施展赖以成名战术，全军就被后金迅速消灭了。


    根据记载，刘綎攻打倭寇的经历，发生在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公元1598年）十一月十七日五更时分，当时在朝鲜。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公元1600年）二月十五，刘綎在綦江三峒地区击败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军队，三月二十九日进入娄山关。那里万座山峰直插云天，中间只有一线相通，军队从小道攀藤鱼贯而入，直到六月初七攻破杨应龙大城，杨应龙被迫上吊自杀。


    我听说，当时后金军队抓获了来自浙江的两名投降明兵，他们是兄弟两个。后金军打算杀死哥哥，弟弟请求释放。后金军说：“你能把刘綎骗过来，就释放你的哥哥。”弟弟因为急于救哥哥，便答应了。后金军队于是留下哥哥为人质，派弟弟前去。


    先父曾经说过：无锡一个叫秦灯的人气力很大，能举起千斤。秦灯听说滁州武状元陈锡力气很大，前去与他较量。两人将柏木八仙台摆上十六个铜铁制成的簋，上面果盒都准备好，再摆上两杯酒，秦灯单手握住案脚，能举起但不能行走；而陈锡则举之能行走，气力更大，但只能走几步就停下来；而只有刘綎能绕庭院三圈，而簋和酒杯仍然完好，气力更是独一无二。


    离我家六里处的悟空寺，寺里有个老僧，自称少年时曾是刘綎帐下小兵。他说：刘綎擅长舞刀，所以世人称他为刘大刀刘綎每次战斗结束后回到营地，因为力竭，就仰卧在营地中，鲜血聚集在他的盔甲和手上，因为手长时间紧握刀柄，被血凝固，无法解开，浸泡在热水中很长时间才能解开。这位僧人说他曾亲自侍奉刘綎，是亲眼所见。


    《通纪》则是这样记载：万历戊午年（公元1618年）抚顺、清河相继沦陷，明朝皇帝特别起用曾被免职的闲置将领李如柏总领辽镇兵，以及征召闲置将领杜松驻守山海关，刘綎、柴国柱等赴京城统一调度。当时杨镐因曾担任过辽东巡抚而升任兵部侍郎，被命令担任辽东经略，皇帝并御赐给他一把天子剑。当年九月，东方出现一条白气长达天际，占卜结果为这是一颗像蚩尤旗的彗星，寓意着即将发生大的战事。接着又有流星坠落、地震等消息相继传来，海州还远远看见白虹穿过太阳，天空中似乎同时升起三个太阳，白气直罩城上。


    万历己未年（公元1619年）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共分四路，马林率领游击将军麻岩、丁碧等从靖安堡出边关前往开铁，都司窦永澄督率北关部队攻打后金北部，杜松率领都司刘遇节等从抚顺关出边前往沈阳攻打后金西部，沈阳路最重要，杨镐将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军队调拨隶属自己，命李如柏率领参将贺世贤、李怀忠等从鸦鹘关出边前往清河攻打后金南部，刘綎则率领都司祖天定等从抚马佃出边前往宽奠，都司乔一琦率朝鲜之众攻打后金东部，约定二十一日先后出师。


    当时二月十八日夜，司天监占卜结果为火星逆行。二月二十日，京师突然风起雾霾，白天就非常昏暗，黄沙四起，一会儿出现红光，像从人身上射出的血，占卜结果为四方异族入侵。皇帝命令东征将士加强边防至三月。


    杜松带军越过五岭关提前抵达浑河，决定舍弃战车、扎营之利徒步过河，刚过一半，后金军万余人忽然阻击，将他的军队分为两部分。杜松血战突围，一直从中午到傍晚，最后力竭，全军覆没。马林改变路线从三坌出塞，第二天才抵达二道关，遇到敌军乘胜来攻，也被击败。刘綎独自率军深入马家寨口三百余里，攻克了十多座敌寨。初四那天，敌军伪装成明军士卒，设下埋伏重重围攻，导致刘綎部下的士卒溃散，刘綎及麾下先锋军刘招孙等人在激战中阵亡。唯有清河一路，李如柏因为辽东经略杨镐传令而及时撤退，从而保全了军队。在此之前，刘綎出师时，曾出现五星汇聚东方的天象，杜松出征时，旗帜折断，且堡垒内的军械库发生火灾，火器尽数损毁，天空中连续三天环绕着白气。有见识的人都预感到这是战败的征兆。


    等到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整个朝廷气氛沮丧，皇帝命令杨镐承担罪责，但仍他留任处理战事。朝廷商议后认为李如柏停滞不前且单独保全了军队，怀疑这里面有欺骗行为，于是派遣李如柏的弟弟都督李如桢代替李如柏领军，并召回李如柏等候朝廷审查。


    补充记录：


    杜松与刘遇节率军向沈阳进发，两天后到达浑河。杜松率领五千人率先渡河，刘遇节率部跟随。渡河途中，敌军吹响笳管，万名骑兵突然出现。当杜松部抵达北岸时，敌军分成两队，一队包围杜松，一队包围刘遇节。杜松挥舞长枪奋力冲出重围，遇到敌将哈都。哈都在战斗中被杜松刺伤，便逃跑以引诱杜松，杜松追至山前再次与其交战。敌军发现杜松后，不再围攻杜松的军队，而是集中兵力包围了杜松和哈都。


    杜松的其余部队也赶到了现场，但因四周敌军密布犹如铁桶一般，无法强行突破，杜松策马也无法冲出包围，于是决定拼死一战。战斗从午后持续道傍晚，杜松部几乎全军覆没。这一结果与杨镐在誓师时过早泄露军机有关。哈都、哈真两位敌将趁胜率军包围了马林所在的关口，马林后营被后金将领金白、窦永澄统领兵马攻击，马林率部前往救援，由于敌军不了解明军的实际情况，见到马林援军后惊慌撤退。


    哈都此时暗中率兵从背后偷袭马林部，马林部猝不及防，损失两千多人，随后马林果断收兵过河，在南岸驻扎下来。刘綎则率军从牛毛寨推进至马家寨，发现两地均为敌营，刘綎连破十几座敌阵，追击敌军三百余里。然而经过长时间激战，刘綎的部队也已疲惫不堪，于是决定驻扎下来休整。有一天，忽然传来杜松战胜的消息，刘綎信以为真，陷入后金诱敌深入的陷阱中。刘綎与后金两皇子展开激战，从上午到傍晚，双方不分胜负，后金四皇子佯装不敌，刘綎不明就里，追击四里，不幸被后金四皇子射中左臂。刘綎一边拔箭一边挥刀再战，脸部又被一箭射中，这时，后金另一皇子趁机杀了刘綎。刘綎的义子刘招孙上前营救，见刘綎已死，他下马背负遗体，右手持刀与后金两皇子激战，最终也被后金四皇子一箭射中心脏而死。


    译者注：1.原文中的“二子”根据上下文理解，应为努尔哈赤的二儿子阿敏。后金在大规模反叛明朝前，与明朝处于时战时和的关系。


    2.原文中“总戒”应为抄写或印刷错误，应为“总戎”，是古时将领的一种称呼。


    3.原文中“北关”可能指的是开原的镇北关。镇北关也称北关，明朝设于开原东北45里镇北堡外的雄关，内有女真马市（也称北关市），主要是控制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的关口。


    4.原文中的“戏下”，在古文中有特殊含义，一般指主帅麾下。


    5.这段记录重点讲述了清河、抚顺等地的陷落过程，以及明朝将领杜松和刘綎的英勇奋战与最终失败。杜松和刘綎都是明朝颇具声望的将领，他们率军出征，面对后金军队的精妙布局和快速机动，尽管展现出了超群的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战略失误、情报错误、内部背叛以及对手的狡猾策略等，最终导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遭受惨败。


    这场战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揭示了明朝末年军队战斗力下降、指挥系统混乱、对外政策失误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后金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军队在组织、战术、执行力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后金借此战役逐步确立了在辽东地区的霸权地位，为日后入关建立清朝奠定了基础。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萨尔浒之战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挫败，更是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暴露出明朝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问题，也提醒后人在面对国家危机时，必须进行全面深刻的改革和正确的战略决策，否则即便是优秀的将领和庞大的军队也可能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一败涂地。

 第4章 杨镐逮治

    （公元1619年）八月十三日，皇帝派遣锦衣卫逮捕杨镐以进行惩戒。到了九月二十六日，刑部科道官员上奏关于诸大臣在辽东军事失利的功罪情况，指出：“杨镐在战役中丧师失地，按照法律，其罪责实在难以逃脱。”然而，杨镐却极力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未曾偏袒李如柏，又指责杜松擅自违背节制，辩解说自己亲自督促作战，不曾违抗朝廷命令。然而，杨镐却没有意识到，李如柏身为辽东地区的大将，当时四路兵马齐发，为何不让李如柏扼守重要关隘，反而让其驻守清河，却让杜松从抚顺出击呢？而李如柏生性胆小怕敌，本无主动求战之意，结果两次出战都选择了逃跑。有人说，杨镐曾提前将令箭藏在李如柏身上，表面上说是杨镐所发，实际上是分明是在袒护李如柏。否则，面对杜松的冒进，样稿为何不用令箭命令他撤退，唯独如此急切地给予李如柏指令？


    杜松为人一直廉洁英勇，素有古代名将之风。在得知杨镐即将出兵时，杜松曾指出军饷不足、士卒训练不足、将领间配合不佳等问题，认为不宜大规模出兵。但杨镐一意孤行，急于求成，不顾杜松的建议，径直发兵。杜松无奈之下，秘密派人向朝廷有关官员呈递奏报，希望能延迟出兵。然而，李如柏得知此事后，派人于关外拦截杜松信使，并将信使痛打十军棍，使得杜松的计划未能实施，导致朝廷军队遭受损失。这一点可以从杜松的侄子、总兵杜文焕因愤懑而向朝廷递交的奏疏中得到证实。仅此一举动，便足以看出李如柏对杜松怀有陷害之心。


    而且在誓师出征时，李如柏还假意与杜松把酒言别，声称愿意将首功让给杜松。杜松为人豪爽，对此深信不疑，奋勇争先。但他并不知道，李如柏早已暗中安排奸细充当杜松的向导，诱导他陷入敌人的埋伏。而敌人向来最为忌惮的就是杜松和刘綎。而且敌人又事先得到了杨镐发布的出师告示，集中精锐兵力，专在抚顺一路设伏，只等杜松到来。杜松果然被向导引入陷阱，而李如柏则先行逃走，杜松苦等援军无果，最终壮烈牺牲，尸骨无存。刘綎同样浴血奋战，最终死于敌手。


    因此，杜松之死，实际上是杨镐与李如柏合谋陷害所致。杨镐与李如柏自毁长城，导致日后明朝在辽东攻守的主导权发生变化。然而，杨镐却声称三路兵马的失败皆因杜松擅自违抗节制所致，他作出这种丧心病狂的言论，只是为了自我开脱而已。杨镐的这些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不仅无视杜松英勇杀敌的事实，还抹杀了他应有的功绩。杜松含冤而死，真是死不瞑目。


    另外，杨镐辩称自己严格执行了皇帝催促出战的命令，但他难道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一原则吗？即使因为违抗君命被逮捕，也总比因战败承担责任要好。就算他口如悬河，朝廷法律也不会饶恕他的罪行。至于李如桢与周永春因失陷开原受到责罚，朝廷明确指出：“开原失陷，作为负责一方疆土的巡抚大臣，岂能无罪？”可见，他们的罪责与李如柏并无二致。鉴于辽东战事尚未平息，这些有罪而无功的官员，理应只追究其罪责。尽管李如柏已先行自尽，仍朝廷应当对他定罪当斩。如果杨镐等人得以逃脱惩罚，那便是无视刑法，有失公正。


    1.译者注：“坏此长城，为异日和戎之地”，这句话本意为，破坏了长城这般坚固的防线，导致将来就要与敌人进行和谈。经过上下文联系，翻译为文中之意，主要是因为公认萨尔浒大败后，明朝就失去了对后金作战的主动权。


    2.雉经，指自缢。李如柏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次子，而萨尔浒之战一直备受指责，最终于1621年自尽身亡，时年六十八岁。


    3.作者计六奇在这里分析和描述了明朝与后金萨尔浒之战前后的情况，指出杨镐作为辽东经略在指挥作战中的重大失误以及可能存在的与李如柏串通、包庇李如柏的问题，间接导致了杜松等名将的悲壮牺牲。杜松在出征前对形势的清醒认识和正确判断，却被杨镐忽视甚至有意压制，进一步突显了杨镐在决策和调度上的严重失当。


    杜松以其英勇忠诚和富有战略眼光的形象展现了一个优秀将领应有的品质，然而却在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落入了敌人精心策划的陷阱之中，最终壮烈牺牲。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无疑是对当时明朝政治腐败、军事指挥体系混乱以及人事斗争尖锐问题的深刻反映。


    在历史假设层面，如果杨镐采纳了杜松的建议，审时度势，调整战略部署，或者充分尊重前线将领的自主指挥权，也许能够避免这场惨败，进而改写辽东乃至明朝后期的历史走向。此外，计六奇着重强调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问题，旨在突出将领在战场上应具备独立判断和灵活应变的能力，这对于任何时代的军事指挥者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而这个问题未能妥善解决，且在明朝后来的剿灭流寇作战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一连串的明朝内部作战军事失利。

 第5章 熊廷弼经略辽阳、纪异

    熊廷弼经略辽阳


    六月十五日晚上，后金数万骑兵利用明朝防御空虚之机，径直逼近并迅速攻陷了开原这座孤立无援的城市。到了六月十九日，敌军又以三万兵力包围了镇西堡，守军沈铁部溃败。皇帝闻讯后，决定提拔熊廷弼接替杨镐担任辽东经略的重任。熊廷弼接受任命后，请求朝廷批准他收复开原，并得到了皇帝赐予的天子剑，随后他单骑踏上赴任之路。


    八月二日，熊廷弼正式接掌辽东经略之职。第二天，他抵达辽阳，对临阵脱逃的游击将军刘遇节等人予以严惩，将其斩首示众。接着，熊廷弼亲自设立祭坛，郑重祭祀在清河、开原、铁岭之战中英勇牺牲的军民，以示哀悼与敬意。


    熊廷弼随后上疏朝廷，指出沈阳城空虚难以坚守，建议不如集中力量固守更为重要的辽阳城。皇帝回谕，要求他自行权衡前线形势的轻重缓急，并采纳了熊廷弼的建议，决定坚守辽阳。熊廷弼立即着手组织防御工作，挖掘壕沟、修筑城墙，并巧妙利用城内的水源构建防御工事，以增强辽阳的防御能力。


    纪异


    自古以来，每一个国家的兴起，必定伴随着奇异吉祥的预兆，在其初现之时即已显现；同样，每一个国家的衰亡，也必定有异常的灾难征兆在前。这些预兆可以从天地自然现象和人物活动中得到验证，绝对准确无误。例如，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公元1606年）三月，鸡鸣时分，西南方天空悬挂着一把口向上的关刀，持续一个月后消失。同年五月，李自成出生，预示着兵祸的征象已经显现。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公元1608年），南京发生大洪水，庄稼全被淹没，凤翔府的袁应泰时任淮徐道官员，奏报黄河中出现一块碑文，内容为：“碑出干戈动，江东血水流。荒茫天地乱，发难鬼神愁。洪武元年青田刘伯温书。”不久，袁应泰调任辽东经略，那里几乎每日都有士兵伤亡和国土丧失。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公元1616年），广宁一名妇女生了一只双角猴子。同年，后金建立，国号为“大金”，努尔哈赤即位，年号为“天命”，开始科举考试选拔人才，首次选取了会试的第一名，也就是“会元”。然而，明朝当年的会元沈同和因作弊被革除功名，洪承畴则考中进士。这就意味着清朝有了会元，而明朝却失去了会元，洪承畴后来又成为清朝的功臣，这一切似乎都是天意。


    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发生地震，震源来自西北方向，伴有声音。山东发生地震，有龙在空中争斗。京城正阳门附近的河水三里长范围内变为赤红色，如同鲜血涌流。京城又发生了大地震。陕西有牛产下一人头人面的怪犊。六月二十三日，蜻蜓从东南方向成群飞来，环绕天空，遮天蔽日，高的几乎触及天际，低的停在屋檐和梁柱之间，数量之多如同北方大风卷起的沙尘，无法形容其具体数量，有人说这是海风吹来的蜻蜓。秀水则出现了一只人头鸟身的异鸟，停留在树上一整天后离去。这一年大旱，秋季干旱尤为严重，定远的富农刘子元全力捕捉蝗虫，但蝗虫如同云片般落下，顷刻间就将其田地的作物全部吃光。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公元1617年），江南地区出现异常鼠患，自五月下旬开始，成千上万的老鼠彼此咬着尾巴过江向南迁移，穴居田间，啃食庄稼。


    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0年），天空出现蚩尤旗样的彗星，形状圆削而且长达二十多丈，头部巨大，尾部细长，白光凝聚成云，如同悬挂在天空的利刃，持续了半个月才消失。


    一份野史记载，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公元1618年）八月，一颗彗星从东方升起，长数十丈，宽四五尺，根部粗壮，末端尖锐，形状如刀，自东南向西北移动，光芒四射，就是所谓的蚩尤旗，自八月初出现，直到十月末才消失，这颗彗星的出现预示着天下将陷入大乱。（这段野史内容是于万历辛亥（公元1671年）四月九日在社埄王馆补充书写的。）


    译者注：1.文中提到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清朝建立，国号大清，应该是表述有误。根据史实，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立“大金”国，皇太极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


    2.原文中的自巽而干，涉及古代的八卦方位和五行理论。在《周易》八卦中，“巽”代表风，位于东南方；“干”代表天，位于西北方。因此，“自巽而干”可以理解为从东南向西北方向的转移或变化。


    3.计六奇在此文中记录了熊廷弼担任辽东经略期间针对后金侵略所采取的军事防御举措。熊廷弼在开原、铁岭失陷后临危受命，通过强化辽阳城的防守，展现了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对局势的准确判断。这启示后人在面临外敌入侵和国家危难之际，应注重实地考察、科学决策，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战略措施以应对挑战。


    同时，文中列举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和动物异象，如地震、洪水、奇特生物诞生等，也记录了一些与明朝衰亡和清朝兴起相关的象征性事件，比如双角猴的诞生、会元的变动等。作者计六奇囿于认知的缺陷，把这些可能存在的事件赋予神秘主义色彩，认为它们预示着时代的更迭和历史的转向。这反映了古人对天象、自然现象与人事变迁之间关联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历史变革过程中神秘力量作用的信仰。


    从现代视角来看，这些奇异天象和自然事件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和心理的投射，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动荡时局的焦虑和对未来命运的揣测。

 第6章 光宗贞皇帝、附前梃击青宫一案

    光宗贞皇帝


    明光宗皇帝名为朱常洛，为明神宗之子，生于万历十年壬午（公元1582年）。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公元1594年），年仅十三岁的朱常洛开始出阁接受教育。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读书过目成诵，书法也有一定造诣。按照惯例，每次讲学时，阁臣中有一人需入值陪伴听讲，讲案前摆放一对铜鹤，阁臣需在铜鹤前叩头，然后在铜鹤后方转至东西两侧站立。有一次，一名阁臣误站在铜鹤前方，朱常洛便低声告诉内侍：“将铜鹤移近一些。”虽然没有明说，但其言外之意是希望阁臣遵守规矩，这一举动令众人深感佩服。


    一天，讲官讲学内容为《巧言乱德》，讲书中写道：“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当时是讲官刘幼安当值，他详细讲解完毕后提问：“何谓乱德？”朱常洛朗声回答：“颠倒是非。”他将大臣的讲解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而且更加清晰明了。讲官焦竑询问“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义”之意，朱常洛回答：“只需理解‘天命之谓性’即可。”讲官董其昌问他“择可劳而劳之”什么意思，朱常洛回答：“就是所说的‘不轻用民力’。”讲官们对他的回答都深感叹服。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公元1615年），朱常洛当时三十四岁，居住在青宫，皇宫内发生了一个叫张差的人闯入宫门企图用木棍袭击他事件。明神宗在慈宁宫询问朱常洛：“你有什么要说的？”朱常洛明白神宗皇帝的意思，回答道：“像这样疯癫的人，处决了就算了，不要株连道他人。”他又说：“我们父子之间何等亲密，希望诸大臣不要听信流言蜚语，成为不忠之臣，也使我成为不孝之子。”明神宗听后心情大好。


    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0年）八月初一，朱常洛即位为帝，时年三十九岁。九月初一，他驾崩，即位仅一个月，后来新帝诏书规定八月以后的年号为泰昌元年，次年改元为天启。


    附前梃击青宫一案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皇宫内突然有一名男子手持木棍闯入东宫，还击伤了守门的一名太监。韩永用等人迅速召集人手将其擒获，并送往相关部门审讯。这名罪犯名叫张差，御史刘廷元在奏疏中称其行为举止疑似疯癫，面容狡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人将其定性为患有疯病。提牢官王之采深入审问，张差说是马三道诱导其至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处，言谈中还涉及郑贵妃之兄郑国泰。


    郑国泰得知后看，随后发布上疏为自己辩白，科道官员何士晋请求彻查此事。明神宗为此大怒，召集群臣上朝，百官跪拜向前，当时太子朱常洛与三位皇孙均在场。明神宗说：“昨日有个叫张差的疯癫之人突入东宫伤人，这种不同寻常的事，与我有何关系？外面有很多闲言碎语的猜测，你们哪一个没有父子之情，却想要离间我和太子的关系？只需要将与此事有关的张差、庞保、刘成立即处以凌迟之刑，不得牵连其余无辜之人”。随后，明神宗握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向群臣展示道：“此子极孝顺，我极为疼爱”。


    当时御史刘光复在人群中欣喜地大声说：“皇帝极其慈爱，太子极其仁孝”。由于他站的位置靠后，声音较高，神宗皇帝误以为他有别的意见，便命令太监将其拿下，还命侍卫们挥棍对他予以庭杖，随后命令将他押至朝房等待旨意。怒气稍平后，神宗皇帝又用手抚着太子朱常洛的身体说：“我将他从一个孤儿养育成一个男子汉，如果我有别的想法，何不在那时就替换他？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又有什么好怀疑的呢？”


    不久后，张差在市集被公开处决，庞、刘二人在内庭被处死，此事就此平息。事后，王之采被罢官，他的职位被从地方上调的官员何士晋补上。


    译者注：1.原文中的“岐嶷不凡”是一个形容词，本义是指山势峻峭，用来描述儿童或少年展现出的早慧、聪明或品德超群的特质，具有非凡的气质与天赋。其中，“岐嶷”一词源自古籍《诗经》中的《大雅·生民》篇，原文诗句为：“诞实匍匐，克岐克嶷。”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岐嶷”一词解释为：“岐嶷，峻茂之状”，意指山势峻峭茂盛的样子引申形容人的性格、才智等方面特立独行、出类拔萃。


    2.原文中的“巧言乱德”是一个成语，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原文为：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意为花言巧语、言辞华丽却缺乏诚意，会扰乱人的道德修养，经常用来批评那些善于言辞矫饰、言行不一、以言语惑人而败坏道德的行为。


    3.原文中的“既敷衍毕”，指详细讲解完毕。在古代文献中，“敷衍”一词有时用于描述对经典、经义、政事等进行详尽的解说或论述。


    4.原文中的“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义”，意为上天将美德赐予了民众，期待民众拥有恒久的高尚美德。


    5.原文中的“天命之谓性”，出自《中庸》第一章，意为人的本性、本质是由上天赋予的，是天命的体现。


    6.原文中的“择可劳而劳之”，意为在组织劳动、分配任务时，应充分考虑人力、物力、时宜等因素，避免无谓的浪费或劳累。


    7.梃击案是明末“三大案”之一，是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一场刺杀太子朱常洛被的政治事件。当时郑贵妃是明神宗的宠妃，为皇帝生了两个孩子，其中皇三子朱常洵（后被封为福王）为明神宗喜爱。郑贵妃不断劝说明神宗废掉太子朱常洛，改立朱常洵为太子。因此，朱常洛被人刺杀，当时朝野普遍怀疑是郑贵妃指使。另外二案为红丸案、移宫案。


    8.计六奇在此文中记录了明光宗朱常洛从幼年学习到登基为帝，直至去世的过程，其中着重描写了朱常洛的聪明睿智与宽宏大度，以及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对其产生的影响。朱常洛在青年时期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智慧和修养，他不仅能深入理解经典着作，还能将知识灵活运用，展现出未来帝王应有的素质和风范，只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梃击案的发生，不仅反映了晚明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复杂矛盾，还揭示了明朝末期皇室成员之间的猜疑与对立。此案中，朱常洛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潜在的刺客张差，显示出其超越个人安危的胸襟和对家庭和睦的期盼，这对稳定当时动荡的宫廷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案件背后的真相并未彻底揭露，尤其是与郑贵妃及宫内太监的关联，引发了更多关于宫廷阴谋的猜测，这也加剧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政治紧张局势。


    这段历史是后世深入了解晚明宫廷政治运作机制、皇位继承制度以及家族伦理观念的重要素材。朱常洛短暂的在位经历和梃击案的发生，凸显了明朝末期皇权衰落、党争激烈、社会矛盾加深的严峻形势，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演变、道德伦理观的转变以及危机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第7章 红丸一案、熹宗登极

    红丸一案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进献药物，次日明光宗朱常洛便驾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弹劾李可灼进献红丸药物谋害皇帝的罪状，说：“臣接到邸报，得知朝廷赏赐了李可灼五十两银子。李可灼胆敢以未经配方、未经检验的药物冒充金丹，并自夸精通子平术和五星占算，能预测人的生死，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以此堵住朝堂上的非议罢了。”熹宗皇帝朱由校下旨称，李可灼在先帝病情危急时进献药物无效，有失敬慎，但考虑到其爱君之心，决定从轻处罚，罚俸一年。


    在此之前，杨涟曾谈论内官崔文升用药之误，指出先帝的病症应当采用清补之法，而崔文升却使用了相反相克的药物等等，这是八月二十四日的奏疏。九月三日，御史郑宗周请求将崔文升交由法司部门严厉审讯，说之前发生的张差梃击事件后果就非常严重，该事件后紧接着崔文升又误诊导致先帝突然去世，应当将崔文升处以极刑。给事中惠世扬也上奏认为崔文升轻率使用伤损先帝的药物。科道、都察院等官员都抨击认为，内阁首辅方从哲不知道出于何种目的，竟然代皇帝拟定了一个为崔文升开脱责任的旨意。


    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上疏请求朝廷查究医治先帝过程中的奸党阴谋，认为此事应与之前的梃击案一样，是同一伙人策划的阴谋。御史傅宗皋上疏弹劾崔文升误用药的罪过，御史马逢皋、御史李希孔也接连上疏弹劾崔文升误诊之罪，认为应当对其严惩，明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请为先帝复仇，指出先帝的妃子李选侍、神宗皇帝的妃子郑贵妃以及崔文升、李可灼之间存在关联。礼部尚书孙慎行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和李可灼的进献药物之罪。吏部尚书张问达与户部尚书汪应蛟等联名上奏，指出李可灼并非医官，却擅自进献红丸导致先帝去世，其罪当诛。崔文升亲身经历此事，对李可灼进献红丸未加详察，其罪责更重。熹宗皇帝朱由校于是下旨将李可灼解送有司审问并依法惩处。最后皇帝决定将崔文升发配南京三年，李可灼则被流放戍边。御史郭如楚也上疏论及了李可灼的罪行。


    光宗皇帝、熹宗皇帝时朝廷有三大案，即梃击案、红丸案与移宫案。移宫案的情况将在杨涟的传记中详细记载。


    熹宗登极


    明熹宗就是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朱由校，年号天启，他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儿子。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0年）九月初六，朱由校登基成为皇帝，这一天也标志着泰昌元年的开始。


    译者注：1.原文中的“子平”，指一种占卜方法，即“子平术”，以人的生辰八字为基础，推算个人命运吉凶、性格特点、婚姻、事业、健康等方面的情况。五星，也经常指一种占卜术，通过观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运行的位置、速度、相互关系等，来预测国家和个人的吉凶祸福、政治变迁、军事行动等。


    2.原文中的“南台御史”，源自宋朝时对御史台的称谓。宋朝设有南、北两大御史台，南台御史即指南方御史台的官员。到了明朝，不再有南北御史台之分，但“南台”一词有时仍被用来指代都察院或其部分御史。


    3.光宗皇帝朱常洛的年号为泰昌，因其即位一月即驾崩，故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存在两个年号，前面几个月为万历年号，朱由校登基后的剩下几个月年号为泰昌年号，第二年万历四十九年（公元1621年）为天启元年。


    4.红丸案是晚明时期围绕明光宗朱常洛去世前后发生的重大宫廷医疗事故与政治事件，其关键在于李可灼进献的红丸药物是否直接导致了光宗的驾崩。此案与梃击案、移宫案并称为晚明“三大案”，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朝后期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丸案牵涉到朝廷内部党派之争、内阁与皇权的关系，以及各方势力对皇位继承的争夺。内阁首辅方从哲对李可灼的处理以及对崔文升的庇护，引发了御史和其他官员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显示了当时朝廷内部存在着巨大的信任危机和权力斗争。


    红丸案揭示了晚明宫廷生活的复杂与混乱，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启示。如果当时朝廷内部团结一致，不因党争而影响对国家大事的公正处理，也许能够减少类似事件对国家稳定和皇权权威的损害。

 第8章 顾慥论辽事、河清、杨嗣昌奏岁饥

    顾慥论辽事


    九月十二日，御史顾慥上奏道：“十月十二日，后金军队派出一万骑从抚顺关、一万骑从东州堡深入直抵潭河，总兵贺世贤、柴国柱已在沈阳布防，准备迎击敌军。然而，阅读姚宗文的奏疏可知，六月份时已经发生了严重战事，敌军烧杀抢掠，村屯被洗劫一空。边防将领在外专司统兵，相关情况却隐瞒不报。昨日见到贺世贤上报的塘报，仅称斩获敌人首级一个、缴获一顶头盔、夺回四匹鞑靼马，就向朝廷夸耀战功，这难道不是羞辱朝廷、给敌人留下笑柄吗？况且我方士卒和马匹等损失了多少还不清楚，却还在大言不惭地说辽城安然无恙？今年筹集八百万军饷、来年还要再筹集八百万军饷，除了寄希望于上天庇佑，否则面对各地频发的水灾、旱灾、蝗灾，如何能年年筹措如此巨额的军费？我担心百姓困苦、财尽力竭，四处盗贼蜂拥而起，朝廷的忧虑不在遥远的朝鲜，而在于国家内部啊。”


    自从熹宗即位以来，连年饥荒不断，不出几年就流寇四起，最终导致江山易主，顾慥的奏疏如同提前预示了这一结局。


    河清


    八月十五日巳时，在临巩与阑州之间的黄河河段，水面突然泛起白色，至申时河水完全变得清澈，上下数十里范围一眼望去，河水澄净无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月十七日未时，共计三天时间河水清澈，随后又恢复成浑浊状态。临巩地方官员与户部郎中黄某来到黄河大桥亲眼见证了这一奇观。


    到了九月二十二日乙未日，陕西巡抚李起元将此事上奏朝廷。


    当时，各种天象变异、地震以及奇异物怪层出不穷，而黄河变清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听说黄河变清预示着圣人诞生，但在国运衰微之际期盼出现圣人，恐怕是不可能的。


    杨嗣昌奏岁饥


    八月二十三日戊辰，负责粮饷的官员杨嗣昌上奏道：我在应天府（南京）时，听说淮北地区的百姓因为粮食短缺，已经到了只能以草根、树皮为食的地步，甚至有些村庄全家妇女老幼只能依靠豆箕、菱秆勉强果腹。等我渡过长江后，发现灶户（煮盐工人）抢夺稻谷，饥民哄抢漕运粮食，各地乱象纷呈。人们都说这是由于去年歉收所导致的，然而江南地区并没有遭受严重的旱灾或水灾，不明白为何这里也呈现出一片混乱景象。一进入镇江，米价高达一斗百文铜钱，到了苏州、松江一带更是涨到了一斗米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铜钱，而且还在持续上涨。商船盼不来新的粮食供应，米店几乎关门歇业，普通百姓身无分文，私下里议论纷纷，甚至有人企图趁乱闹事。还有人张贴告示，号召聚集柴火焚烧官府和富户住宅，幸好当地官员及时采取手段将这些骚乱迅速平息。然而放眼望去，民生凋敝、财源枯竭，如今百姓尚且还能支持征讨叛乱，还能勉强缴纳赋税，只怕以后百姓自己陷入困境、成为盗贼，到时候又有谁来为皇帝缴纳赋税呢？


    “百姓自己作贼”这六个字，不幸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成为了现实。


    译者注：1.原文中的“三韩”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中，指古代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辰韩、弁韩三个部落或王国，后来一般作为对朝鲜的统称。


    2.顾慥的奏疏揭示了晚明时期辽东战事的真实状况以及朝廷在边防事务上的信息滞后和粉饰太平，他提出对辽东战事的担忧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重要的是财政压力和社会动荡。而且，他预见到了长期战事和自然灾害会导致民生困苦、财政崩溃，进而可能激发社会矛盾，造成国内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一论断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印证。


    杨嗣昌奏疏则生动描绘了明末淮北、江南地区的饥荒与社会动荡情况，粮食短缺、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困顿，甚至出现盗抢、动乱的现象。他敏锐地指出，如果不妥善解决民生问题，可能会导致民众自顾不暇，无力履行纳税义务，甚至走上叛乱的道路。这一预警在后来明朝灭亡的过程中得到了验证，农民起义与社会动荡成为了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晚明时期面临的内外危机，既有边疆战事带来的军事压力，又有自然灾害造成的民生困难，加上朝廷治理不力、信息传递滞后，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激化。顾慥和杨嗣昌的观点与论述，为后世提供了审视明朝灭亡深层次原因的重要线索。


    至于黄河变清，虽然这一自然现象在古代常被视为祥瑞，但作者计六奇也认为在国运衰微之时，期待黄河变清预示圣人出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而非全部依赖于虚幻的天象预兆。

 第9章 熊廷弼回籍

    九月十五日己丑，御史冯三元列举了辽东经略熊廷弼八条无谋之过和三条欺君之罪。熊廷弼请求朝廷对他免职。杨涟上奏说：“对辽东经略的评价终究无法抹杀他的功劳，但同情辽东经略也不能掩盖他的过失。熊廷弼的功劳在于艰难支撑，使辽东暂时安宁了一年；过失在于面对长期衰颓的局面，无法振作，对实现全面稳固无良策可施。”二十二日，御史张修德建议将熊廷弼贬谪流放。熊廷弼上书请求朝廷审查其是否有守辽之功。


    户部科道官员王继昌奉旨参与讨论，上奏说：“熊廷弼遭人诟病有三个方面，一是熊廷弼以粗暴谩骂下属的方式展示其威势和魄力，导致将帅们无法被有效调动，也就无法取得军事上的成功。二是最初未能充分利用辽东本地人的力量，而是过度依赖外来援兵，这些援兵又对辽地造成严重破坏，导致人心背离，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三是熊廷弼大规模调集全国各地的兵力，耗费了巨额财力，军队在行进过程中，对沿途驿站承受巨大压力，同时军队叛兵在逃亡过程中肆意劫掠、奸淫，给沿途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


    熊廷弼请求免职的奏疏中写道：“辽东官军三路覆没，开原再次失陷，我仅率领几百疲弱士兵匆忙出关，到达杏山时又得知铁岭失守。那时，辽东士民认为辽东必亡，纷纷夺门逃走；文武官员认为辽东必亡，各自暗中准备马匹打算逃走；各道官员认为辽东必亡，派开原道韩善、分守道阎鸣泰等官员前往沈阳，他们均不愿前往，阎鸣泰甚至半路痛哭而返；辽西地区认为辽东必亡，计划加强海州三坌河防守，以固守广宁门户；关内地区认为辽东必亡，都不愿转运粮饷而留给自用；全国士民都认为辽东必亡，不愿发放军器火药，以免落入敌手；各级大小衙门认为辽东必亡，担心敌军直逼京师，日夜忙着转移家眷财物；朝廷内外官员都认为辽东必亡，要么主张固守京城门户山海关，要么提议戍守海州作为辽阳退路，戍守金伏作为山东防线。连敌人都认为辽东必亡，打算在此建都。当时人心惶惶，情况危急，危在旦夕，而如今辽东局势转危为安，地方安定，朝廷上下安然无事、安然自卧，这绝非前线不练兵、不部署、不安抚，只靠专注于打嘴仗、滥用刑罚的朝中大臣所能达成的。至于指责我统兵十余万却未能大胜或小胜敌军，未能杀敌擒酋，反而害民失地，遭敌人嘲笑，确实存在这样的遗憾。但说到杀敌擒酋之事，在当时的兵员将领条件下，实在不宜轻易谈及。之前因朝廷催战导致张承允牺牲、杨镐三路大军惨败，在这样的教训面前，我此刻怎敢轻率行事”等等。


    于是熊廷弼交还印信，静候朝廷处分。熹宗皇帝命令解除熊廷弼的职务，让他返回原籍接受审查。十月十日，朝廷任命袁应泰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在辩解奏疏中陈述：“去年秋天，辽阳以北各城人口逃散，如今在沈阳、奉集以南，不仅原本逃走的民众陆续回归，而且开原、铁岭、蒲河以南，每日聚集大量人口，各地商客也日益增多，这是当地人口情况。清河、抚顺、开原、铁岭、蒲伊汛等地均被敌军攻占，虽然尚未收复，但沈阳、奉集、宽叆、醮阳、长永、宽奠等地曾被弃守的城池、堡垒现已重新驻守，辽阳更不用说，这是当地城池状况。去年秋天，辽阳仅剩孱弱的骑兵四五千人、川兵一万人，沈阳驻军万余人，现今援兵、募兵总计达十三万，各堡开始屯兵，各城逐渐加强防御，这是当地兵马情况。自去年八月至今年九月，当地总共耗费白银二百三十一万余两，米豆一百余万石，不知大臣们奏疏中说的我‘一年虚耗八百万’从何而来，这是当地的钱粮情况。各类军器中，除上疏向内库及各边军索取的部分不计外，我制造的大炮中，重二百斤以上的数百门，八九十斤至百斤的数百门，百子炮上千门，三眼铳、鸟铳七千余支，此外还有盔甲、胸甲、臂盾、甲梁、战车、枪刀、弓箭，以及钢轮、火人、火马、火罐、钉獗、盾牌等，数量以千万计，这些是当地武器装备情况。每一项物资都是我大声疾呼、奋力争取所得，每一件事都是我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所办理，每一处防守区域都是我亲自踏勘、亲手规划。辽东地区各项事务复杂困难，有的疆臣几年都无法妥善处理，我一年之内就全部承担起来，身为臣子实属不易。近年来朝廷议论纷纷，全然不顾当地军中实际情况，仅凭塘报中敌情的缓急来论断。前年冬天至今年春天，敌军因冰雪将领而攻势稍缓，有人便哄然宣称敌军疲惫、财力匮乏，急催官军作战，战败后又哑口无言，不敢再提一个‘战’字。现在看到我刚将局面稳定下来，那些原本沉默的人又开始起哄，急切要求开战。这些人不过是个矮之人在现场观察，又看不清楚，只知道附和别人，没有一点真知灼见。至于当初启用李如柏、李如桢，裁撤巡抚、增设巡抚，起用赞画、阅科，讨论督护等事宜，无一不是朝廷言官们提出的建议，却没有一项见效。地方事务应当由地方官员处理，他们身处险境，性命攸关，又肩负重任，自然会尽心妥善处置，何必用一些空话、套话话干扰他们，一旦地方官与朝中大臣意见不合，他们又勃然大怒。如果今后朝中议论仍然如此不切实际，那么经略大臣将无法施展手脚。这是我对后继经略大臣、其他封疆大吏以及整个国家的忧虑。”


    译者注：1.原文中的“交代”，古语中既有交接的意思，也有解释的意思，此处译为辩解。


    2. 原文中的“钢轮”，此处应指钢轮地雷。戚继光在万历八年四月造压发钢轮引爆装置，并在书中对这种装置的用法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该种钢轮地雷以填满火药的石炮为炸弹，将机关布置在敌军必经之路上，敌军触发机关后，绑在滚轴上的重物坠落，滚轴带动两端的钢轮旋转摩擦火石点火，以此引燃地雷的药线。


    3. 原文中的“火人”，在《孙子兵法》的《火攻篇》中指一种火攻战法，就是点燃敌人的营栅，焚烧其士卒。这里的“火人、火马”，应该是指戚继光所着《武备新书》中记载的一种火攻器械，即以木人、火马、天雷炮并以木为人，缚於马上，饰以纸甲胄，而藏炮於腹，以火爇马尾，使之冲敌。


    4. 原文中的“矮人观场”，意为只知道附和别人，自己没有主见，也形容见识不广。


    5.熊廷弼作为晚明时期的关键军事人物，他在辽东经略任上面临了极为严峻复杂的内外挑战。冯三元和王继昌等人对其提出了严厉批评，主要集中在熊廷弼的领导风格、用人策略、军事行动及其对辽东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等方面。他们认为熊廷弼的管理方式被认为过于严苛，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将领之间难以协同作战，且过度依赖外部援军，忽略了本地力量的整合与动员，同时也加重了地方经济负担，引起民心浮动。


    熊廷弼择在辩解中强调了他在接手辽东局势时的危急程度，以及通过一系列努力，包括恢复秩序、招募兵马、加固城池、补充军备等措施，使得辽东局势得以暂时稳定，人口有所回流，经济和军事力量有所增强。然而，他也承认在具体战役中的确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正是这一点受到多方质疑和责难。


    从熊廷弼的言论中，不难看出出当时朝廷决策与前线实际的重大脱节以及言官们对战局判断的主观性与表面化，朝中皇帝和大臣们往往根据一时的敌情变化随意鼓吹战略调整，而忽视了战场实际和长远规划。


    熊廷弼的经历和遭遇凸显了晚明政治体制的问题，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以及决策层在军事战略上的短视和摇摆不定。倘若熊廷弼能够在一个更为理性、高效且支持前线决策的朝廷中枢领导下，或许能在辽东的战略布局上发挥更大作用。

 第10章 沈阳陷、辽阳陷

    沈阳陷


    明朝总兵贺世贤驻守沈阳。正月时，后金军队数万骑兵抵达浑河，黄昏时分传来报告，敌军已接近渡河，即将靠近沈阳城池。贺世贤闻讯大惊，急忙在城墙垛口间储备火药，登上城楼查看敌情，发现敌军距离城池四里之遥。他下令发射火炮，然而，尽管火炮轰鸣，却未能伤及敌军一兵一骑，火药就已经耗尽。片刻之间，敌军已经将城池团团围住。次日，副总兵尤世功率领一万兵马出城迎战，虽然杀伤了敌军大半，但最终还是被迫撤回。此后，贺世贤坚守城池，不再出战。


    此时，辽东经略袁应泰接到战况报告，派遣参将王世科率领五千人马前往支援。然而，敌将哈都率军击杀了王世科，导致其所率部队全部投降。敌军围城十日后，成功攻破沈阳北门。贺世贤见状，打开西门，单骑逃离。他逃至双溪时，遇到李永芳率领的五百哨骑侦察兵，最终选择投降。贺世贤与李永芳共乘一马，一同进入已被敌军占领的沈阳城。敌军任命贺世贤为后金副总兵。


    沈阳陷落之后，后金将此城设为都城，并称之为“沈京”。


    辽阳陷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日，辽阳陷落。在此之前，辽东经略袁应泰得知沈阳陷落的消息后，便与巡按御史张铨、分守道官员何廷魁、监军道官员崔儒秀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这时突然传来后金军自四里铺逼近的报告，袁应泰立刻命令总兵侯世禄率军迎敌，他遭遇了哈都、哈真两名敌将的联合进攻。双方从中午激战至傍晚，胜负未分，侯世禄决定收兵，撤至东山驻扎。敌军趁夜色攻击小西门，袁应泰命令发射火器抵抗直至天亮。敌军虽伤亡众多，但明军火器也已耗尽。袁应泰又令监军牛维曜从小南门出辽阳城援助侯世禄再次出击，牛维曜在战斗中中箭，导致部队溃败。侯世禄抵挡不住，也只好撤退。


    袁应泰、张铨、何廷魁、崔儒秀在城楼上目睹战况，深知事态危急，袁应泰说：“我奉朝廷之命专征辽东，本想恢复失去的疆土，报效朝廷，安抚百姓，无奈天意如此，使得谋臣无法定策，勇将不能建功，辽阳城危在旦夕。如果退守河西，我不仅无颜面对皇上，也愧对诸位将士。我愿交还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以身殉国。诸位没有在外统兵作战的责任，应当迅速离开城池，尽快采取行动收拾残局，退守至河西地区，制定长远防守计划。”张铨等人表示：“我们皆受国家厚恩，如今正是国家危难之时，理应舍身报国。愿追随大人，死后化为厉鬼也要继续抗击敌人。”


    话音未落，四面传来敌军攻城的消息，众人分别坚守各城门。不久，小西门起火，后金军已经登上城楼。小南门内有叛军接应打开城门，敌军大批涌入。袁应泰在东城楼上向皇宫方向拜别，然后拔剑自刎。崔儒秀也自缢身亡。张铨坚守北门，看见李永芳攻城，大声斥责其背叛国家、忘记君恩的逆贼行径。李永芳假装听不见，厉声催促后金士卒加紧攻城，很快城门被攻破，张铨在城楼上仍骂声不绝，直至被敌军杀死。全城大火四起，哭声震天。何廷魁回到官署，与妻子、两个女儿一起跳入花园井中自尽。


    附记：


    辽阳生员杨某于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任松江总督，一次与无锡进士刘果远宴饮，观赏戏曲表演。酒酣之时杨某拍案叫道：“这拍板唱错了。”刘果远问：“大人也精通音律吗？”杨某回答：“我的命也是因此才得以保全。当初辽东陷落时，敌人担心百姓因贫困而生乱，先将贫民尽数杀害；两年后又担心富人聚集造反，于是再次将富人全部杀掉。只有四类人未被杀。一是皮工，能快速做鞋子的不杀；二是木工，能制作家具器物的不杀；三是针工，能缝制皮衣帽子的不杀；四是优伶，能演唱汉曲的不杀。唯独想要杀掉读书人。那时我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整日闭门苦读，故而面色白皙。后金军捉住我后问我是不是读书人，我回答说不是，我是唱戏之人。对方说那你一定会唱戏，让我唱一首听听。于是我唱了一曲四平腔，才得以被释放。”杨某说完这段往事，就在宴席间亲自敲板唱了一曲。


    译者注：1.原文记载的明将贺世贤叛变后金，系作者计六奇根据当时的一些史料记录。按照后世编撰的《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九卷记载，贺世贤、尤世功皆在沈阳之战中战死。


    2.沈阳与辽阳的相继陷落，是中国明朝末期东北地区局势剧变的重要节点，标志着后金势力崛起并逐步蚕食明朝领土，影响了整个明清交替的历史进程。


    沈阳之战中，贺世贤虽然顽强抵抗，但由于火器短缺、援军失利等因素，最终不得不弃城而去，反映出当时明朝边防力量在面对新兴的满洲骑兵冲击时，既有战术层面的被动，也有战略资源配置的不足。而贺世贤的投降，揭示了个人意志与忠诚在生死存亡关头的脆弱性，同时也折射出晚明士绅阶层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命运之间的挣扎。辽阳的陷落则尤为惨烈，袁应泰等一众官员誓死抵抗，表现出了忠贞不屈的精神风貌。袁应泰以身殉国，体现了古代士大夫“杀身成仁”的高尚品格，而张铨等人壮烈牺牲，更是突显了明朝官员在国破家亡之际的悲壮情怀。


    然而，从军事角度来看，袁应泰的指挥调度和决策过程中存在问题，如未能有效利用火器优势，未能合理调度兵力，以及面对突发战况时的应对乏力，最终导致了辽阳失守。


    这两座城市的陷落，不仅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明朝内部制度弊端、军队战斗力下滑、财政困境以及民族政策失误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集中体现。假设明朝能够在当时及时调整国防战略、强化边防力量、改革军事体系、提振士气民心，或许能避免或延缓这一系列的失败，进而影响整个历史格局。

 第11章 袁应泰传、张铨殉节

    袁应泰传


    袁应泰，字大来，号位宇，凤翔人。万历乙未年（公元1595年）考中进士，被明朝朝廷任命为临漳知县。期间，他筑建了长达四十余里的长堤以抵御漳河水患，后升任工部主事。在淮徐地区任职兵备官员时，因应对饥荒开仓放粮，却被弹劾，他称病辞职归乡。后来他被朝廷起用为河南参政，负责永平地区的军事防御。适逢边境告警，他于万历庚申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九被朝廷晋升为佥都御史，并出任辽东巡抚。熊廷弼因被他人指责而离职后，袁应泰于十月初十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获赐天子剑并受命担任辽东经略。到任辽东后，他上疏朝廷说：“我父亲遗书命令我不得因为国事艰难就罢官去职，我将遵循父亲遗训，无论生病还是战死，都不离开辽东一步，即使因罪被贬，也愿意加入士卒行列抗击敌军，绝不踏入山海关一步。”朝廷对此给予了嘉奖回复。


    起初，熊廷弼部署辽阳防守严谨有序，而袁应泰到任后对一些措施略有调整，特别是对待投降者的政策，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袁应泰认为西面的敌军因粮食耗尽而投降官军，官军应接纳他们并将其转化为精锐部队，以此壮大自身实力、孤立敌人，他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策略。然而，当沈阳失陷以后，监军欲处决之前的投降者（怕这些人充当城中内应），已经将他们捆绑起来，袁应泰检查到他们身上有多处重伤，便安抚并释放了他们，还责骂了捆绑他们的人。这样一来，袁应泰与那些最后以身殉国的死难官员产生了严重分歧。一些苟且偷生的人无处推卸责任，后来便纷纷指责说：辽东不是自己败亡的，而是被投降者搞垮的。


    辽阳城陷落时，袁应泰在城楼上面向京城方向拜奏说：“我到辽东后发现人心不稳，无法固守，因此立下死在辽东、葬在辽东的誓言，如今果然城陷，我虽已竭尽全力，但仍以死报国，希望皇帝能够凝聚人心，为收复失地做准备。”他又写信向父亲告别，随后自缢身亡。他的内弟姚居秀也随之自尽。仆人唐世明悲痛欲绝，守在袁应泰尸体旁痛哭，最后点燃大火焚烧楼阁，随主人而去。朝廷起初认为袁应泰错误地收纳投降者、轻信叛将，导致沈阳、辽阳失守，直到第二年十月才追赠他为兵部尚书，给予祭奠，并荫庇其一子进入国子监读书。


    张铨殉节


    张铨，字宇衡，号见平，是山西沁水人。万历甲辰年（公元1604年）考中进士，被授予保定推官之职，后调任浙江道御史。他因家人去世而离职回乡守丧，守丧期结束后，被朝廷起用为江西按察使。正值辽东边防危机重重，张铨被派任辽东巡按御史，此时袁应泰正以接受敌军投降的策略应对局势，张铨预言道：“辽东的祸患就在于此了。”他虽极力劝阻，但未能改变局势。


    等到辽阳被围，张铨与袁应泰一同坚守城池。袁应泰说：“我无能，作为辽东经略罪有应得，理当以身殉国，而你作为按察使并无在外作战的责任，还可以收拾残兵，谋划退守河西。”张铨反驳道：“不对。我世代蒙受国家恩泽，怎能在城破后独活？城若陷落，我定与城共存亡。”城池失守后，敌军簇拥张铨出官署，他坚贞不屈，敌军欲杀之，但刚出门又将其带回，好言安慰，劝他投降。张铨始终不肯屈服，敌军命两人强行将其扶上马，送回官署。至官署门前，张铨面向北方皇城方向连拜五次，说：“我未能报答皇帝。”又转身呼唤父母名字，连拜四次，说：“儿子不能再侍奉父母了。”随后自缢而死。


    张铨容貌俊美，须髯飘逸，酷爱读书，在江西时曾撰写《春秋补传》若干卷。他死后被朝廷追赠为大理寺卿，再追赠为兵部尚书，谥号忠烈，朝廷给予祭葬，其一子被荫封为锦衣卫世袭指挥佥事，并建昭忠祠以纪念。同时，张铨的父亲大理寺卿张五典（仍在世）也被朝廷特别擢升为兵部尚书。与张铨一同殉难的还有按察司副使何廷魁、佥事崔儒秀。


    张铨的死因在其他记载中略有不同，但无论是被杀还是自缢，都是以身殉国。


    译者注：1.原文中“内淫”一词可能为误录或误传。根据《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卷记载，姚居秀为袁应泰的内弟。

 第12章 何廷魁投井、崔儒秀自缢

    何廷魁投井


    何廷魁，字汝谦，是山西大同人，于万历辛丑年（公元1601年）考中进士。最初他被朝廷授予泾县知县之职，后改任宁晋县令，随后担任刑部主事，后晋升为归德知府，又被提拔为西宁副使，之后降职为黎平知府。不久，何廷魁被调派至辽阳负责守备事宜。期间，他与辽东经略袁应泰在许多事情上意见不合，尤其是在接纳敌军投降的问题上，两人争执不下。何廷魁曾给家人写信说：“我不知道自己因此（袁应泰纳降）会死在哪里。”


    当沈阳被敌军攻陷时，其他同僚纷纷遣散家眷，何廷魁却说：“我不敢辜负百姓的期望。”敌军渡过辽河时，何廷魁向袁应泰建议趁敌军半渡时发起急攻，但袁应泰没有采纳。等到敌军逼近城下，尚未合围时，何廷魁又请求集中全部精锐部队迎击，袁应泰仍未听从。辽阳城最终失陷，何廷魁回到官署，怀揣官印投井自尽。他的妾室高氏、金氏随他一同投井，家中婢女、仆人共六人也在同一时刻相继殉难。


    何廷魁死后，被朝廷追赠为光禄寺卿，再追赠为大理寺卿，赐谥号“忠愍”，其一子被荫封为锦衣卫世袭百户，并得到朝廷祭祀，其事迹被录入昭忠祠以示纪念。


    崔儒秀自缢


    崔儒秀，号儆初，河南陕州人，于万历戊戌年（公元1598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掖县知县。因与权贵发生冲突，隐居多年，后被降职补任为翼城县知县。他曾亲手格杀大盗，并升任刑部主事，后又贬为交安县令，再次进入朝廷任职为户部主事，后晋升为山东佥事，负责整顿开原地区的军事防备。然而，开原最终失守。崔儒秀散尽家产，招募勇士八百人，告别祖坟踏上征程。


    崔儒秀以能干闻名，又精通兵法及各种军事器械，还广泛涉猎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等知识。袁应泰对他十分倚重。不久，袁应泰开始接纳敌军投降，崔儒秀竭力劝阻未果。总兵贺世贤心怀异志，崔儒秀对其进行规劝，并将他的家眷留在辽阳作为人质。敌军攻打奉集堡，遭遇小挫很快撤退，随后集结大军进攻辽阳。崔儒秀负责防守东城，敌军箭矢如雨般密集，但他毫不退缩。不久，袁应泰精心挑选的精兵突然溃散，投降的敌军趁机作乱，在街头乱砍乱杀，辽阳城门被打开。崔儒秀痛哭失声，身穿戎装向北方连拜两次，步行至都司厅事，自缢而死。


    崔儒秀死后被朝廷追赠为光禄寺卿，再追赠为大理寺卿，其一子被荫封为锦衣卫世袭百户，并得到朝廷祭祀，他的事迹被录入昭忠祠以示纪念。同时，其他阵亡的武将如尤世功、陈策、童仲揆、张名世、吴之杰、周敦吉、戚金、邓起袭、秦邦屏、饷司陈尧甫、段展以及秦邦屏的姐姐、土司官员秦氏等，也都得到了朝廷追赠和抚恤。


    译者注：1.原文中的“孥”在古代汉语中主要指子女、妻子和儿女等家人后代。

 第13章 广宁溃

    广宁溃


    辽东经略熊廷弼一向主张坚守城池，不轻易出战，率军驻扎在闾阳；辽东巡抚王化贞则一贯主张主动出战，率军驻扎在广宁。两人意见成水火之势，这也是导致战败的原因之一。天启二年壬戌（公元1622年）正月，王化贞上疏请求朝廷拨给他六万兵力出战，意图一举荡平敌军，并声称已与蒙古的林丹汗在粘化歃血为盟，还任命辽将孙得功为先锋，准备一同消灭敌军。熊廷弼认为这些不可信，但王化贞不听。


    后金军逼近河边准备渡河，明朝总兵刘渠驻扎在振武，向王化贞飞书紧急通报。王化贞调集了外来的万余兵马至边关，估计敌军不敢轻易渡过柳河，打算让部将罗万言率兵过河诱敌深入，再以精锐骑兵包抄攻击，认为这样可以给敌军造成重创。但各路将领认为此计过于冒险，最终没有实施。后来敌军成功渡河，逼近西平堡，罗一贵坚守一天一夜，给敌军造成一定损伤，敌军一度准备撤围，却又转向进攻振武。总兵刘渠刚集合完兵马，先锋将领孙得功作为王化贞的心腹猛将，就推举刘渠率部冲锋。但未及交战，孙得功突然高喊“兵败了”，带领所部逃离。刘渠指挥作战中，因战马摔倒被杀。


    祁秉忠带病上马，中箭身亡。李永芳继续围攻，西平城最终陷落，罗一贵自刎。孙得功逃回广宁，大声疾呼军民尽早剃头投降后金，并命令同党封存府库以等待敌军，全城顿时陷入混乱，人们争相夺门而逃。王化贞早晨起床看书时，西将江朝栋冲进门大喊：“满城的人都跑光了！”王化贞吓得双腿颤抖，不知所措，而他所坐的马也被心腹将领偷走。他仓皇整理了四箱行李，用两头骆驼装载，自己则骑上江朝栋的马逃跑。到了城门，遭到乱兵阻拦，要将他绑起来，幸亏江朝栋及时赶到，持刀与乱兵搏斗，王化贞才得以逃脱。孙得功占据了广宁城，归降了敌军。这就是正月二十二日发生的事情。


    广宁失守后，王化贞所招募的外省兵马四处抢劫，逃亡的士兵也加入其中，难民向西逃亡者十不存一，丢弃在路上的老人和孩子随处可见，踩踏致死的人接连不断。王化贞仅带着几个随从逃往闾阳边境，熊廷弼从右屯率军赶到，阻止了他继续前行。王化贞对着熊廷弼哭泣，熊廷弼看着他冷笑说：“你那六万军队要荡平辽阳，结果怎么样？”王化贞羞愧不已，随后与熊廷弼商量固守宁前一带的计划。熊廷弼回答：“已经太晚了，你不听我的劝告，执意要打，又不把广宁的兵力撤到振武，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军队已经溃败，谁还能守得住？只能尽可能保护百姓入关，不要成为敌人的战利品罢了。”于是熊廷弼整顿队伍向西行进，王化贞与宁前道官员张应吾殿后。由于敌军在东面无人追击，所以推进速度较慢。总督王象干逐一验证熊廷弼、王化贞等人身份后允许他们入关。


    按察使方震儒在广宁时还躺在床上，听到辽东巡抚独自一人骑马逃跑的消息，也立即单骑逃走，监军牛维嚁、邢慎言紧随其后。高出、胡嘉栋、韩初命跟随辽东经略熊廷弼逃往关上，只有高邦佐一人在松山沐浴更衣，向西拜了两拜后自缢而死。他的仆人高厚也随他一同殉难。


    译者注：1.原文中的“虎墩、免憨”应该系笔误，是当时的蒙古人姓名音译，正确的应为虎墩兔憨。明朝翻译蒙古人名字一向是故意歪曲、有意贬低，当时将林丹汗的蒙古名字“呼图克图汗”翻译为虎墩兔憨。


    2.宁前，指明朝辽东地区的一个地理区域，具体位置在辽西走廊的北部，大致包括今天辽宁省朝阳市、葫芦岛市以及河北省承德市部分地区，是辽东地区的一个战略要地。


    3.在广宁失守事件中，辽东经略熊廷弼与辽东巡抚王化贞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严重分歧，王化贞盲目冒进战略与熊廷弼稳健防守策略之见的坚决矛盾，导致了广宁之战的惨败。当然，王化贞错估敌情以及前线将领孙得功的背叛，也是此次战败的重要因素。


    而广宁失守后，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彻底崩溃，无数军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官员们的恐慌与逃跑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混乱。熊廷弼虽有远见卓识，但未能说服王化贞，最终也只能无奈接受败局，带领残部撤退，保护百姓撤离战区。


    广宁之败，揭示了明朝末期官僚体系内部的矛盾与腐败以及边防政策的缺失和指挥系统的混乱。王化贞等人在战事中的表现，不仅体现了个人能力与品德的不足，更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和国家治理的失效。若当时王化贞能有效协调军事指挥，听取熊廷弼的稳健策略，或许能避免这次重大军事失利。

 第14章 高邦佐自缢、罗一贵自刎、五监军

    高邦佐自缢


    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在万历己未年（公元1619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寿光知县之职。他积极招抚流离失所的百姓，被誉为山东良官第一人，曾担任户部主事，后来被外派至永平任职，官至副使，负责天津地区的军事防备，再升任陕西参政。因家人去世，丁忧归乡守丧，守丧期满后被任命为蓟州兵备官员，不久因个人原因请求辞职归乡。适逢辽东战事紧迫，朝廷命他以参政兼佥事的职务，分巡东宁。然而，由于辽东经略、巡抚之间不和，加上蒙古部族内乱，辽东形势岌岌可危。高邦佐无奈之下，写下奏文请求辞职，获得批准。


    然而，正月二十日，后金军已经渡过三坌河，广宁官吏纷纷逃走，许多人劝高邦佐也向西逃走，并认为以辞职之身，可以不必赴死。高邦佐说：“只要我还身在任上一天，就是一天臣子。如果我苟且偷生逃入关内，有何面目去见天下士人？”于是他写信与母亲太淑人（明朝对正、从三品官员的妻子、母亲的封号）杨氏诀别。


    他命两名仆人带着一匹马逃往松山，向辽东经略请求援助。高邦佐深知局势已无法挽回，亲笔写下一封信，命家仆带信回关内。信中大致写道：“我奉命分巡广宁，家中纵使有年逾九旬的母亲，我也割断衣襟毅然出山，到任后，饮食起居全然废弃，一心只想迅速肃清敌军，报效国家君父。没想到上天不愿定纷止乱，三坌失守，我只能以死殉国。除了向西叩拜皇恩、向南拜别母亲，然后在公署自尽以表明臣子节操外，只剩下随我上任的两名家仆。我遣送他们回原籍报信。考虑到他们可能在关卡受阻，我为此出具了印批，请求予以放行。”


    随后，高邦佐整冠束带，恭敬地拜了两拜，以官印和绶带自缢而死。两名仆人高永、高厚不忍主人独自赴死、没有仆人陪伴在地下，痛哭着争着要陪死。高永将信交给高厚，抱着高邦佐的尸体痛哭哀嚎，然后攀上绶带自缢。此时，敌军即将逼近，辽东经略命人点火将高邦佐、仆人的尸体及公署一起焚烧，但来不及给高厚开具过关凭证。


    高厚当时年仅十九岁，武官卢科感念高邦佐的恩德，离家护送高厚入关。朝廷追赠高邦佐为光禄寺卿，再追赠为大理寺卿，赐谥“忠节”，给予祭葬，荫封一子为锦衣卫世袭百户，并建立祠堂予以祭祀。对忠义仆人高永，朝廷给予优厚抚恤，赏银二十两。


    罗一贵自刎


    明朝参将罗一贵率军驻守西平。后金军对其猛烈进攻，一日一夜未能攻克，期间罗一贵炮火造成敌军六七千人伤亡，尸体堆积与城墙齐平。敌军于半夜布置了十面云梯攻城，但仍然未能攻下。敌军将领李永芳了解到守将是罗一贵，便试图招降他。罗一贵在城墙上大声痛骂：“你们难道不知道罗一贵是个好汉吗？怎么可能向你们投降？”他还竖起了招揽敌人投降的旗帜。李永芳四面围攻城池，三次进攻三次被击退，后来城中火药耗尽，罗一贵最终选择自刎而死。


    五监军


    高出、胡嘉栋、韩初命、牛象干、刑慎言五人，当时被称为一同逃走的五位监军。因之前杨镐三路军队大败时，同样有这五位监军在任，皇帝命人捉拿高出和胡嘉栋回京接受调查。


    译者注：1.西酋，这里指蒙古西部的林丹汗。

 第15章 附记

    蒙古西部的人遵林丹汗为首，林丹汗对明朝顺从或叛逆，当地人就拥护或反对。辽东巡抚王化贞最初意图倚靠林丹汗的外部援助，同时期待李永芳在内部响应，怀着侥幸心理进行军事冒险作战，没有做好严密的防守准备，不知不觉陷入了后金圈套。另外，孙得功曾经在贺世贤的部下任职，贺世贤向后金投降后，迅速写信给孙得功约定作为内应。因此，在两军对阵之时，孙得功突然分兵两翼撤退，故意让刘渠冲在前面。刘渠刚率骑兵出战，才一交锋，孙得功便率部率先逃跑，导致刘渠的士卒看到后军主将奔逃，也随之溃散，刘渠本人更被敌方将领哈都刺杀死。


    此刻，后金还不相信孙得功等人投降的意图是真实的，故按兵不动。熊廷弼带领五千兵马抵达战场，发现广宁已经溃败，于是率部退回山海关。根据王化贞的说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他过于软弱且容易受骗，轻易相信间谍的情报，轻率信任辽东当地人的承诺。而熊廷弼则认为，问题出在王化贞性格刚愎自用，没有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王化贞被朝廷抓捕时仅骑着一匹马，沿途百姓纷纷阻道哭泣，再三疾呼以示同情；相反，熊廷弼回京接受审查时，独自一人连夜赶路，百姓似乎对此毫不知情，无人前来送行。这样的对比，显现了他们在处理政务时宽严之分以及性格刚柔之别的差异。


    御史谢文锦在奏疏中指出：“辽东经略熊廷弼尽管责任重大，但实际上手中的权力有限，不幸的是，他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就如同人的手脚被捆绑，难以施展拳脚，即便想要制定稳固防守的策略也无法实现。而王化贞虽意志高昂，但受到诸多误导，而且也不幸的是受制于兵部尚书，对其言听计从，所提要求无一不许，即便不想主战，也是身不由己。因此，这两位大臣最终落得获罪下狱的命运，实则是由于兵部尚书张鹤鸣所致。此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职责本应在朝廷中枢，但中枢官员却坐视他们之间谩骂争吵，又缺乏明确的计划方案，明显偏袒一方，加剧了内部如同水火之势的矛盾，导致河西战局崩溃，山海关震动。对于这样的局面，兵部尚书张鹤鸣如何向众人解释呢？”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北人，曾被我的老乡无锡人督学邹迪光在三楚地区选拔而出。他本是从武转文之人，不久考中进士，后来担任江南督学。他在住持岁试时采用两条封条，将考生从耳朵一直封到肩膀，使其无法左右窥视，而且成绩差的学生会被鞭打，有人因此而上进学习。他对文人士子尚且如此严苛，可见治军之严厉。然而，熊廷弼本性胆气过人，理应不惧战斗，反而主张坚守，可以看出他是那种既能洞察敌我又能刚柔并济的人物，确实具备领军之才。然而，在他主张坚守之后做好准备再行出击的策略时，今天上奏，明天又上疏，与中枢官员及巡抚争执不休，形成仇怨，不免言辞过于犀利，有些小鸡肚肠，导致朝中众多言官与他有嫌隙，尤其是阉党崔呈秀对他恨之入骨。熊廷弼因为与朝臣多有冲突，无功也会被杀，有功同样会被杀，只是早晚的问题。他只有辞职南归，或许可以避免官场的指责，但他贪恋官位，最终导致了灾难，这是有原因的。


    谢文锦的奏疏中还提到：“关于辽东经略、巡抚的罪责，朝廷自然会有恰当的处置，绝不会因个人的好恶而有所偏颇。然而，朝中有些人对此幸灾乐祸，企图借机报复旧怨，有的请求迅速逮捕经略，有的则主张立即处斩经略，而巡抚肩负一方安危，却仿佛置身事外，无人过问。近来甚至有人欲置熊廷弼于死地，而让王化贞调任蓟镇，是非如此颠倒，怎能让经略、巡抚服气？又如何面对后世的评判？”我（作者）认为这份奏疏可谓是公正持平之论。


    随后，皇帝下令由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共同审理此案。会审时，熊廷弼一跪即起，声称自己从田间起用，原本计划驻扎山海关，并无驻扎广宁的安排，说完便呈递了一份供状。邹元标表示：“失地丢城，无论功过，都难辞其咎。你进入刑部监狱后，是非自会分明。”两人争论许久。王纪说：“你若不肯进监狱，暂时到天仙庵住一天，等待圣旨裁决。”熊廷弼于是主动请求入诏狱。邹、王二人又说：“请王巡抚过来。”王化贞跪下痛哭，说：“熊廷弼起初不听从他的过河发动大战计划，河东地域广阔适合作战，而河西狭窄不利于战斗。等到广宁面临危机时，熊廷弼率兵前来救援，最终却逃回去了，这些罪责应归咎于熊廷弼，而非他王化贞。”邹、王二人回应：“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过错，才能有重新位列朝班的一天。”王化贞呈上一份供状，同样一躬退去。有人在熊廷弼的审讯记录中说：“比起杨镐，他多了逃亡之举；比起袁应泰，他又没有以死殉国，应当施以重刑以警示后人。”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判决处死，其首级被传示九边。


    起初，熊廷弼在闾阳听说广宁被围困，深感忧虑，正于夜晚饮酒，忽然想到敌军攻势愈发猛烈，大喊道：“可恨！”这时，屏风后面也传来“可恨！”的声音。熊廷弼惊异是谁在说话，屏风后面同样有人问是谁在说话。熊廷弼命令左右侍从赶快去后面查看，屏风后也传出同样的命令。侍从进去查看，却空无一人。熊廷弼说：“好怪异，难道有这样的事情？”屏风后也回应：“好怪异，难道有这样的事情？”熊廷弼说：“待我自己去看看。”屏风后同样说：“待我自己去看看。”熊廷弼一边走一边说着，走到屏风处才听出是铜盆发出的声音。熊廷弼说：“这又来捣乱了。”铜盆也回应：“这又来捣乱了。”熊廷弼说：“快把水倒掉。”铜盆也说：“快把水倒掉。”水倒掉后，铜盆便不再发声。熊廷弼心中十分疑惑，无法入睡，不久便接到广宁内部溃败、王化贞逃来的消息。


    辽东战事，第一次败于朝廷反复催促作战，导致李维翰被逮捕；第二次也是败于仓促催战，使得杨镐被逮捕；第三次败于贸然出城浪战，导致袁应泰阵亡、崔景荣被罢免。广宁之战，熊廷弼坚守山海关没有救援广宁而被指责西逃，但王化贞先前已经失败，实际上对此应负首要责任，熊廷弼的罪过只是未能集结散兵固守宁前一带而已。只有惩杀王化贞并流放熊廷弼，才算是公正。至于将熊廷弼的首级传示九边，实属过分。


    译者注：1.作者计六奇是无锡人，原文中的“吾邑”指的是他的家乡无锡。


    2.作者计六奇认为熊廷弼是因为恋栈权位而最终遭难，未免过于荒谬。以辽东的糜烂局势，熊廷弼勇于任事，稳住局势，就可以算是大功一件，但熊廷弼的最大责任在于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没有缓和与朝廷、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关系。作者关于熊廷弼与王化贞处置的议论，还是略显公正的。


    3.王化贞过于依赖外部力量，轻信蒙古林丹汗和内部将领，未做充分备战，导致广宁失守。而熊廷弼则主张坚守战略，但因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手中权力受限，无法有效实行。两位官员的性格特点、决策失误和朝廷内部矛盾，均对战局产生严重影响。而熊廷弼与王化贞在失守后的待遇却形成了鲜明对比，熊廷弼因其在官场上的直言不讳和强硬个性，与阉党和许多朝臣结怨，最终被捕并判处死刑。王化贞则因其失职和夸大事实而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了应有的责任。


    谢文锦的奏疏对辽东战事进行了客观评述，认为熊廷弼和王化贞的罪责应该由朝廷公正处理，不应因个人恩怨或政治立场而有所偏颇。然而，最终熊廷弼被处死，其死因和处理方式引起后世争议。


    在国家危难时期，朝廷决策层内部的团结与协作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军事战略上，必须有统一、明确且符合实际的战略指导。同时，朝廷对官员的考核和问责机制应当公正、透明，不仅要考虑到战事成败，更要深入分析决策过程中的责任归属，避免个人情感、派系斗争等因素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当然，熊廷弼的悲惨遭遇也提醒后人，杰出的军事将领在处理复杂官场关系时的智慧与妥协能力同样重要，以免英雄无用武之地。

 第16章 熊廷弼传、毛文龙入皮岛

    熊廷弼传


    熊廷弼，字芝岗，湖广武昌人，身高七尺有余，蓄有少许胡须，体力充沛，能左右开弓射击。万历丁酉年（公元1597年）时他二十九岁，中了解元。他万历戊戌年（公元1598年）考中进士，随后被任命为保定府推官，又被召回朝廷任御史，并被特别任命为辽东巡抚。万历辛亥年（公元1611年），他督学江南地区，因遭受谣言中伤而被迫回乡。


    万历己未年（公元1619年），杜松等将领在辽东战败，神宗皇帝采纳御史杨鹤的建议，召熊廷弼前往辽东宣慰，随即授予其兵部侍郎之职，代替杨镐担任辽东经略，并赐予天子剑。熊廷弼于八月初三受命，整顿辽东事务达一年多之久。此时熹宗皇帝即位，熊廷弼与朝廷内部意见多有不合，被阅科官员姚宗文构陷而被排挤，袁应泰接替其职务。仅仅四个月后，辽阳失陷。熹宗皇帝此时突然想到：“倘若熊廷弼仍在任，局势怎会糟糕至此？”于是皇帝召熊廷弼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并赐予亲笔诏书：“你应该铭记先皇赐你玉环的恩典，我年少登基，遭遇如此困是包公境，希望你能勉力再出，以全君臣有始有终的大义。”


    熊廷弼奉召出关，兵部尚书张鹤鸣在三十里外设宴饯行，希望能借此机会向熊廷弼嘱托一些事。熊廷弼用手击案说：“今日不再谈论边关之事。”张鹤鸣因此对熊廷弼怀恨在心，便挑唆辽东巡抚王化贞分散熊廷弼的权力。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耿如杞、主事鹿善继等人因嫉妒熊廷弼的才能和气度，内外勾结排挤他，最终让熊廷弼仅率五千人驻守右屯，而王化贞则统率十三万兵马驻扎广宁。天启辛酉年（公元1621年）十月，王化贞进兵，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正月，河西失陷。当时朝中大臣几乎一致要求处死熊廷弼，他在狱中被囚禁四年之久。此时，杨涟（谥号忠烈）弹劾阉党，据说奏疏出自熊廷弼之手。


    当时有个叫蒋应赐的人，是熊廷弼手下将领。王化贞趁机迎合阉党的心意，派人搜查蒋应赐所持的观音经，发现里面有预示失败的谶语，于是以妖言罪将蒋应赐处以死刑，此事牵连到熊廷弼。三天后的凌晨四点，太监捧着皇帝的圣旨来到狱中宣旨。熊廷弼沐浴更衣，说：“我是朝廷大臣，死也应该拜受圣旨，怎能草草了事？”他从容就义，临终赋绝命词：“他日傥拊髀，安得起死魄。绝笔叹可惜，一叹天地白。”后来内阁辅臣韩爌为熊廷弼申诉冤情，皇帝准许将熊廷弼遗体归乡安葬。


    毛文龙入皮岛


    毛文龙，号振南，居住在钱塘荐桥忠孝巷，与于谦（谥号忠肃）同乡，万历丙子年（公元1576年）正月十一戌时出生。他虽然家境贫寒，却英气勃发，留有浓密的胡须，相面者预言他必定会成为统帅。毛文龙擅长骑射，尤其喜欢下棋，经常要杀得“北斗七星转向南方”。有朋友向他请教，毛文龙说：“棋局犹如战场，对弈如同交锋，其中的深刻道理，谁能真正领悟？”道士逍遥子寓居西湖净慈寺，毛文龙向他请教棋艺。道士说：“过去马融有《围棋赋》，班固作《奕旨》，谢安下棋以别墅为赌注，使秦军覆灭，费祎凭借谈棋令魏敌退却，这其中的奥妙无法尽述，因为围棋中寓含着兵法。”毛文龙有所领悟，临别时道士赠送他一卷天书，自此他对兵法有了深刻理解。


    神宗乙巳年（公元1605年）仲春，毛文龙的舅舅沈光祚担任兵部主事，毛文龙想到京城去，于是到庙里祈梦。当晚他梦见于谦于少保给他一份书信，信中写道：“欲效淮阴，老了一半。好个田横，无人作伴。”这是因为在韩信在二十七岁时已成为大将，而毛文龙到五十二岁才担任大将，是老了一半；田横有五百人与他一同殉难，而袁崇焕仅杀毛文龙一人，是故无人作伴。这个梦境预示了毛文龙的命运。


    毛文龙进京后，沈光祚将他推荐给辽东总兵李成梁，他被补为家丁内部的千总。九月，兵巡道某人主持武举考试，毛文龙名列第六，被任命为安山百户，不久升任辽阳千总，三年后升为守备。熹宗皇帝初年，辽东经略袁应泰命他制造火药，他两个月就完成任务，被加封游击将军衔。辽东巡抚王化贞招募武将，毛文龙前往拜见，被补实职为练兵游击将军。至此，毛文龙的官职都是由沈光祚推荐的。两个月后，毛文龙上报了他讨伐羌族的功绩，王化贞命他前往河东等地，招抚遗民，恢复疆土。


    毛文龙率领千总张板等四人和二百士卒，携带一百张帐篷、四艘海船、五百石大米出发。他们从三坌河口出发，到达猪岛，岛上面积三十里，房屋被毁，无人居住，只找到二十三头水牛，便取走了。资深水兵李景先熟悉各岛情况，被补为千总，带领两千勇壮士卒抵达了面积七十里的广鹿岛。毛文龙命令守备苏其民擒获伪岛官胡可实，获得七百多人口。接着到达店岛，面积三十里，他命令千总张继善擒获伪岛官任光先，获得二百人口。到达石城岛，面积五十里，他命令张板擒获伪岛官何国用，获得四百户人口。这些岛官都是汉人投降后金后被任命的。毛文龙又收复鹿岛、长山岛、小长山岛、色利岛、章子留岛、海洋岛、王家岛。


    到了弥串堡，毛文龙上岸驻军招集难民，归附的人很多。弥串堡为朝鲜土地，过了这里二百里就是鸭绿江，是中国与朝鲜的边界。过了鸭绿江就是镇江城，该城原为中国土地，万历庚申年（公元1620年）被后金占领，后金命令总兵佟养贞率领一千人驻守。七月十六日夜，毛文龙率九十七名将士突袭镇江，俘虏了佟养贞，并向辽东巡抚王化贞献俘。捷报上奏朝廷后，毛文龙被封为广宁都司，兼副总兵，驻守镇江。后金派五万军队来攻，毛文龙亲自前往朝鲜借兵，镇江再次失守。


    毛文龙计划选择一座岛屿驻军，以截断敌人军队的进攻。李景先建议选择皮岛，该岛面积四百里，环山峭壁。毛文龙北行五百里，到达荒芜无人、多蛇虎凶兽的皮岛，将蛇虎凶兽全部射杀，便在此定居。这是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五月的事。不久，毛文龙秘密杀害投降哈都的百姓达万人。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毛文龙与众将商议：“辽东的要地，只有金州向南通往旅顺口，向北到三牛坝，向西通广宁东，可以图谋恢复此城。如果能够收复，就可以陆地上遏制后金，水上可以运粮、停泊船只。”于是她命令守备张盘、程鸿鸣等率部队从麻羊岛出发，经过四十里的海面，于七月初三、初四的夜晚到达金州南门。他们各自举起火把，呐喊放炮，吓得金州的后金守兵五百人从北门逃走。毛文龙天亮进城安抚百姓，后金的盖州领兵官佟养性率兵来攻，但被击败。闰十月，毛文龙听说后金军队将要渡河进攻辽东，便调集三万军队，率领陈继盛、许日新等将领进攻牛毛寨，王贵、杜贵进攻岛鸡，都取得了胜利。毛文龙便命令张盘守卫金州。


    译者注：1.原文中的“南畿”指南京等南直隶地区。


    2.原文中的“既望”，是古代对于农历日期的一种特殊称谓，特指农历每月十六日。


    3.毛文龙作为明朝末期的重要将领，他的人生轨迹和军事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从早年的贫寒出身，到成为一位独当一面的将领，他的成长历程和军事成就表明了他的个人能力和对时局的把握。他以其独特的军事才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辽东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后金活动，尤其是在占据皮岛后，建立了海上据点，对后金政权构成了一定的牵制和打击。毛文龙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他的勇气和智谋，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当时辽东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他能够抓住时机，利用地形，成功招抚和收复部分失地。


    然而，毛文龙在军事行动中也存在争议，如文中提到的他秘密杀害投降后金的百姓万人以及在金州、镇江等地的反复得失，这些事件反映了毛文龙在军事行动中果断坚决的同时，也可能带有过于激进和残酷的一面。


    从历史视角来看，毛文龙的地位与作用既体现在他对抗后金的军事行动上，也体现在他对于明朝后期边疆安全和民族关系的影响上。如果假设毛文龙的军事行动能得到更好的组织和后勤支持，或是与朝廷及其它将领能更好地协同作战，或许能在对抗后金的战争中取得更大的成果。

 第17章 袁崇焕守宁远、毛文龙安州之战、赵率教守锦州

    袁崇焕守宁远


    袁崇焕，字自如，广西梧州府藤县人，于万历己未年（公元1619年）考中进士。天启六年丙寅（公元1626年），他担任巡抚辽东，驻守宁远。正月初四，突然传来后金军队大举入境的消息。初十之后，敌军昼夜兼程，以急行军的方式迅速抵达宁远。当时敌军士马疲惫不堪，害怕袁崇焕的军队出城迎战，于是都在马佛寺坐下休息。袁崇焕与总兵满桂、赵率教、左辅等人，决定关闭城门，坚守不出。不久，敌军包围了宁远城，骑兵大约有两万，他们使用铁皮包裹的车辆撞击城墙，声音轰然作响。时间久了，城墙被撞击得摇晃破碎。敌军还使用一种类似云梯且比城墙还要高的器械撞击城墙，顶端用木板遮蔽，士兵藏在下面，挖掘城墙根基，试图使城墙倒塌。同时利用长梯放置石头沿城墙边缘砸向城下，导致守城士兵伤亡惨重。经过长时间的攻城，城墙根基都被挖成了凹槽，敌军躲在深处挖掘城墙，守城士兵用石头还击，又鞭长莫及。眼看城池即将被攻破，全城百姓都非常恐惧，纷纷抱怨：“袁大人为了自己一个人，害了我们全城百姓。”


    此时，有一位通判是浙江人，很有智谋。他急忙制造火药，但没有装入炮中，而是均匀地撒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卷起来，号称“万人敌”。火药刚刚制成，这位通判准备试验效果，不料火星飞溅到他的胡须上，瞬间引火烧身，当场死亡。这种“万人敌”一旦沾上一点火星，就会引发剧烈爆炸，其威力如此之大。守城士兵用这种“万人敌”扔向城下敌军。敌军正在攻城，突然看见满地都是被褥，非常高兴，纷纷冲出来抢夺。守城士兵见状，立即用火箭、硝黄等易燃物扔向被褥，火势迅速蔓延，越扑越大，所到之处，无不烧焦，共烧死敌军数千人。敌军进攻受挫，只好解除对宁远的包围。敌军质问李永芳：“你说这座城很容易攻破，为何如此难以攻克？”随后撤军。敌军深入宁远附近共待了二十天。


    全城百姓感激涕零，集体向袁崇焕、满桂等人叩谢救命之恩。二月，辽东经略高第上报捷报，袁崇焕被升为佥都御史，满桂、赵率教、左辅等人也各有晋升赏赐。


    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年）八月十二日，我的先父说，他当年在滁州遇到一位贩卖花椒的客商，客商自称住在宁远城，曾在鼓楼前开店，亲身经历过那次围城，所以对这些事情非常清楚。这些都是其他书中未曾详述的内容。


    敌军撤退后，便在沈阳练兵，准备再次进攻宁远。第二年六月，敌军再次攻打宁远。满桂等人奋力抵抗，最终将敌军击退。


    《颂天胪笔》一书曾记载：“天启丙寅年（公元1626年）正月，后金数万人渡过辽河，其中最为勇猛无敌的是身穿两层铁甲、被称为“铁头子”的士卒。三坌到宁远共有四百多里路程，沿途六七个城池的明军士卒和马匹已全部撤入宁远城内。正月二十三日，敌军在城下排列阵营，次日开始进攻东门，他们推着坚固的攻城车撞击城墙，车体用数寸厚的木板覆盖，外面蒙上生牛皮，健壮士兵藏在车下，用锤子和凿子破坏十多里长的城墙，守城士兵的箭矢和石头都无法阻挡，敌军后方还簇拥着铁骑，李永芳严厉督战。宁远城内架设了十一门西洋大炮，从城墙上持续发射炮弹，每一炮击中敌军，都能造成方圆数里内的人员伤亡。但是炮弹无法直接打击到城墙下的敌军，于是守城士兵将草秸捆扎起来，涂上油脂和硫磺，点燃后投向敌军。攻城车密集排列，无法展开，许多敌军被烧死。有十几名穿着华丽服饰的敌军将领被击毙，他们就是所谓的固山、牛录等显贵将领。敌军于是撤退。守城士兵派出五十名敢死队员用绳索沿城而下，收集了十几万枝箭矢，发现城墙上大大小小的洞有七十多个，同时，硝石硫磺库的储备也已经耗尽。当时的情形真是危险至极啊！”


    毛文龙安州之战


    毛文龙驻扎皮岛时，一边与朝鲜保持联络，一边积极招抚辽东地区的百姓，并时常派遣流动军队在海上活动，以牵制后金军队，使其无法深入山海关一带。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七月初二，后金军派人与毛文龙商议和谈。李永芳送来一封手书，表示毛文龙在辽东未遭屠杀的家族成员将得到优待，试图诱使毛文龙背叛明朝，并承诺共同瓜分明朝土地等。毛文龙派官员将敌军使者及李永芳手书一并呈报给朝廷。朝廷对毛文龙加封为左都督，赏赐大红蟒袍一件和五十两银子。参将陈继善、汪崇孝，游击将军陈希顺、李钺、时可达、王辅、朱家能、毛承禄、程尤，都司佥书许武、元顶选、李镳、张举等人，均被批准实授相应官职。参谋葛应贞、王命卿被加封为都司。佥书解俘官、周世登、苏万良被实授为守备。朝廷每年运米二十万石供给毛文龙部。


    到了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四月，后金军三万人进攻朝鲜郭山，杀死朝鲜军队六万人，烧毁粮食一百万石。李永芳、贺世贤、麻城塔等人又攻打朝廷乂州，毛文龙派遣参将毛承禄、陈继盛等率领一万五千兵马前往救援，派张晓率一万人设伏，自己统率八千兵马作为后援，在安州与敌军交战。敌军战况不利，被迫撤退八里之远，毛文龙与曲承恩合力斩杀敌军七名将领并围困敌军，敌军被迫向北撤退。毛文龙进入安州等地安抚百姓，回到岛上后奏报了此次胜利的消息。


    赵率教守锦州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五月十一日清晨辰时，后金军十多万部队抵达锦州城外，四面分布扎营，并分兵两路，轮流交替对锦州西北两面发起猛烈进攻。总督赵率教与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一道竭力督促各营将领共同进行抵抗，炮火、箭矢如暴雨般倾泻而下，从早晨辰时一直持续到傍晚戌时，双方死伤惨重。期间一颗流星犹如大斗从天而降，坠地时声势惊人，宛如天崩地裂，使得所有人整夜惊恐不安。


    直到五鼓时分，敌军终于撤兵，锦州之围得以解除。随后敌军向东行进至小凌河扎营，并留下精兵断后。在这场战役中，双方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激战，明军取得三次重大胜利，期间连续二十五天小规模战斗不断，每日都有交锋。可惜的事，后来赵率教在遵化之战中不幸战败身亡。


    译者注：1.原文中的“垣墉”，指城墙的基础结构，包括城墙主体（垣）和两侧的墙垛（墉）等。


    2.袁崇焕、毛文龙和赵率教等明朝将领在辽东战场上的表现，对于明朝在与后金的较量中维持一定的军事平衡，延缓后金南下的步伐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明朝内部政治腐败、党争不断、财政拮据等多种因素，这些将领的努力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辽东战局的整体走向。从现代视角审视，这些战役对于研究明朝末年边疆防御策略、军事科技的应用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诸多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

 第18章 魏忠贤浊乱朝政

    当时，朝鲜新近陷落，明朝九边地区震动不已，对外事务十分紧迫。天空中却降下一颗象征杀戮的凶星（暗指魏忠贤），邪恶至极，尽管朝廷最终对他施以严正的法律惩罚，却未能彻底消除其罪行。到了申、酉（甲申、乙酉，即公元1644年至1645年）年份，奸党杨、阮等人仍凭借残余势力扰乱天下，可见阉党之流的祸害深远。


    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原名李进忠，他本姓魏，因继父姓李而改姓，得宠后因避移宫事，皇帝给他赐名忠贤。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0年）九月初六日，熹宗皇帝登基。皇帝当时年仅十六岁，未婚，他的乳母客氏是侯田儿的妻子，年三十岁，容貌妖艳。熹宗皇帝被她迷惑，封她为奉圣夫人，无论出入都与其相伴，形影不离。此时魏忠贤逐渐得势，私下杀害了司礼监太监王安、于海子，但与客氏尚未完全勾结。直到熹宗皇帝完婚，册封张氏为皇后、王氏为良妃、段氏为妃时，客氏对此不满。熹宗皇帝对客氏赏赐无数，她偶尔外出，要乘坐八人抬的大轿，轿夫手持棍棒开道，官员见到必须避让，稍有迟缓就会遭到鞭打。给事中朱钦相、倪思辉上奏此事，结果被皇帝降职。江西御史王心一为他们辩护，反而被皇帝贬官三级。自此，客氏的权势更加嚣张。


    魏忠贤设法与她结交，邀请她赴宴，菜肴多达六十种，花费高达五百两银子。两人自此内外勾结，任意决定升降官员，熹宗皇帝的一举一动，客氏都报告给魏忠贤。魏忠贤请假时，客氏则留在宫中，此时他们残杀异己之心尚未达到顶峰。


    此时高攀龙弹劾崔呈秀，崔呈秀便贿赂魏忠贤，使得高攀龙的奏疏被皇帝扣留不发。由此，朝廷中众多小人纷纷投靠魏忠贤。内阁辅臣魏广微认魏忠贤为叔父，顾秉谦、傅櫆、阮大铖、倪文焕、杨维垣、梁梦环等人均拜魏忠贤为义父，拜客氏为义母。魏忠贤听从崔呈秀、傅櫆、阮大铖的意见，在锦衣卫镇抚司设立五等酷刑，包括用夹棍夹手脚、棍棒猛击等，并命令校尉四处打探情报，任何细微之事都要上报，一旦发现不利于他们的言行，立即处以重罚甚至剥夺生命。许显纯掌管锦衣卫镇抚司，手段尤为残忍。魏忠贤因左光斗、魏大中试图阻止其被皇帝赏赐封荫，对他们极为痛恨。阮大铖说：“这些人都是东林党人，事事与您作对。”于是崔呈秀、傅櫆等人策划一举清除东林党人。


    东林点将录（阮大铖作，献给魏忠贤，指认东林党人为恶党）


    包括：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鄤、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


    天鉴录（崔呈秀作，献给魏忠贤，指认东林党）


    包括：叶向高、孙承宗、韩爌、刘一燝、赵南星、杨涟、高攀龙、左光斗、孙居相、李邦华、乔允升、王洽、曹子汴、钱谦益、姚希孟、李腾芳、孙鼎相、文震孟、侯恪、熊明遇、沈惟炳、熊奋渭、周宗建、王心一、顾宗孟、姚士慎、张振秀、顾大章等人。


    非东林党但正直不附魏党的人，也被一并清除。


    包括：孙慎行、邹元标、韩继思、易应昌、冯从吾、陈宗器、申用懋、陈仁锡、毛士龙、黄尊素、刘芳、李应升、张慎言、房可壮、惠世扬、章允儒、刘弘光、蒋允仪、侯恂、游士任、张光前、贺烺、孙必显、汪始亨、周顺昌、侯震旸、张澄、刘宗周、邹之麟、刘时俊、解学龙、瞿式耜、邹维琏等。


    选佛录（明哲保身、不附魏忠贤的人）


    包括：孙承宗、蔡复一、董其昌、王洽、申用懋、范景文、邹之麟、姚士慎、杨朝栋、方应祥、申绍芳、魏浣初、侯恪、姜一洪、张玮、周诗雅、贺烺、张秀、白贻清、程国祥、彭惟成（还有二十人未录）。


    魏忠贤阉党成员


    包括：顾秉谦、魏广征（应为魏广微）、王绍徽、王永光、霍维华、徐大化、周应秋、崔呈秀、阎鸣泰、邵辅忠、杨维垣、倪文焕、阮大铖、卓迈、李鲁生、梁梦环、李蕃、曹钦程、吴淳大、孙国祯、刘廷元、孙杰、刘志选、李春烨、黄克缵、贾继春、刘廷宣。


    群小谋划陷害正直大臣


    傅櫆、梁梦环提议：“叶向高用曾从事过仆役贱业的徽州人汪文言作为内阁中书舍人，可以通过这个人罗织罪名陷害那些正直之士。”魏忠贤便指使许显纯审讯汪文言，追问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人贪污受贿的具体数额。汪文言回答说：“我不认识他们，他们都是正直之人，怎会有贪腐行为？”面对各种酷刑，汪文言仍然坚称无辜，宁死也不牵连他人。许显纯无法使其屈服，只好捏造供词上报。随后，汪文言被折磨致死，以确保不能拆穿他们的阴谋。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四、五月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袁化中、顾大章等人被捕入狱，最终死于狱中。


    群小封爵


    包括：魏忠贤被封为肃宁侯，他的侄子魏良卿封为宁国公，世袭爵位；他的孙魏鹏翼年仅五岁，便被封为锦衣指挥；许显纯被封为太子太保；田尔耕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使，荫封锦衣卫正千户；崔呈秀升任兵部尚书。


    后来熹宗皇帝病重，魏忠贤又晋封为宁国公，魏良卿晋升为太子太保，魏明望封为安平伯并加封太子少师，魏良栋封为东安侯并加封太子太保，客氏之子侯国兴被拟封为伯爵。


    建立生祠


    江南巡抚毛一鹭在虎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南京指挥使李之才在孝陵前建造两座生祠。总督苏茂相在凤阳皇陵附近为魏忠贤建生祠。他们均上奏请求皇帝赐予牌匾，虎丘的生祠被赐名为“善惠”，孝陵的生祠被赐名为“仁溥”，凤阳的生祠被赐名为“怀德”。自此各地纷纷效仿，争相为魏忠贤建生祠，场面犹如疯狂。阎鸣泰在通州及昌平门两地建立了生祠，其中一个被赐名为“崇仁”，另一个被赐名为“彰德”。主事何宗圣也在长沟修建了生祠，被赐名为“显德”。巡抚刘诏则在密云建造了生祠，被赐名为“崇功”。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官员所建的生祠事迹在正史中有记录，就不一一列举了。


    称功颂德


    当时朝廷中上书为魏忠贤歌颂功德者不计其数。兵部尚书霍维华上奏称：“厂臣魏忠贤的封地和爵位尚显不足，应该进一步封赏，魏良卿太师的封赏尚且不够，可以进一步加封。”他的科举同年担任翰林的王应熊听后戏谑道：“霍尚书两次使用‘尚’字，看来是要让位给他啊。”霍维华听后面红耳赤。六日后，王应熊等人被削职。


    郑芝龙受朝廷招安后，丰城侯李承祚上奏请求封魏忠贤为王。周应秋先后上奏三十九次，请求封魏忠贤的子侄为公、侯、伯等爵位。郭允厚上奏四十次，请求赐予魏忠贤庄田及禄米。薛凤翔上奏四十七次，请求赐予魏忠贤府邸和免死铁券。李审尊称魏忠贤为“九千岁”。阉党分子卢承钦提议朝廷刻制魏忠贤一派大臣名单的碑文，并昭示全国。


    译者注：1.汪文言，徽州人，史载“休宁车田人，少孤贫，补县吏”。汪文言出身寒门，先是做徽州府歙县的库吏，期间因监守自盗被发配充军，刑满释放回乡当了门子。所谓门子，就是衙门中侍茶捧衣的贱役。他既没中过秀才也没中过举人，凭借自身聪慧和过往经验，与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交好，后来任职中书舍人，也很有名气。阉党以为汪文言这样的贱役出身之人必然八面玲珑、惜财好命，没想到汪文言却能如同其他的东林党人一样忍住酷刑，坚守正义。


    2.关于为魏忠贤建生祠，一些当时的名臣良将如戚继光等迫于形势，也都建了，但不能以此就认为他们也是阉党中人。


    3.魏党名单中的魏广征，可能系笔误，应该为魏广微。魏广微 （公元1576年～1627年在世） 字显伯，号道冲，字奢安，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历任南京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入内阁，参与朝政。魏广微巴结魏忠贤，认魏忠贤为兄、叔。


    4.魏忠贤与客氏勾结乱政，残害忠良，打压异己，形成了强大的阉党势力，对明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魏忠贤利用熹宗皇帝年幼无知，通过笼络客氏、控制朝政，培植私人势力，滥施酷刑，排除异己，尤其是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导致朝纲败坏，国力衰微。


    与此同时，各地官员竞相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对其进行无底线的阿谀奉承，反映出当时政治风气极度败坏，道德沦丧。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中央集权，也极大损害了朝廷的合法性，加速了明朝统治的瓦解。历史学家们常常将这一阶段视为明朝走向灭亡的重要转折点。

 第19章 杨涟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应山人氏。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公元1606年）考中进士，刚开始被朝廷任命为常熟县令，死后被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忠节”（此处原文笔误，应该是“忠烈”）。杨涟最初担任县令，随后升迁并历任户部、礼部、兵部给事中，历经三朝，因参与“移宫”事件而被朝中群小所忌恨。天启庚申年（公元1620年）冬天，杨涟告老还乡，天启癸亥年（公元1623年）被朝廷起复，升任礼科给事中，历任都御史。他看到魏忠贤与客氏专权，便率先上疏声讨魏忠贤。


    天启四年甲子（公元1624年）六月初一日，杨涟上疏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此举令魏忠贤极度恐慌，数日后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声称有人图谋加害他，并且诽谤皇帝。皇帝说：“前几日有科道官员沈参被立枷受刑之事，你是什么意见？”魏忠贤感觉此时皇帝态度不明，便将杨涟的奏疏隐匿，未呈送皇帝。


    内阁首辅叶向高与魏忠贤关系较好，从中调解，魏忠贤便暂时不追究此事。朝廷言官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但都被他扣下不报皇帝。几天后，当天的二更左右，魏忠贤私自封发墨敕，不经内阁审议，径直送到相关部门，将杨涟等人削职为民。正值酷暑时节，杨涟被戴上铁枷铁锁，如同遭受炮烙之刑般痛苦。京师数万士民涌上街头，悲痛挽留，甚至有人欲砸碎官旗，强行救出杨涟。杨涟四面叩头，以君臣大义劝说众人散去。到达京师后，杨涟竟被押送至锦衣卫镇抚司。许显纯审问杨涟，问道：“你为何首倡移宫？”杨涟回答：“我只看到干清宫的宁静和皇帝应当受到的尊重，旧宫人应当避开新天子，九卿科道官员对此都有联名公疏，至于宫内是否相处得宜，与我们这些请求移宫的人无关。”许显纯又问：“你为何陷皇帝于不孝？”并示意用刑。杨涟答道：“有天日在上，这里是明心堂，不要将这里变成昧心之地。”许显纯又问及大计（考核官员）之事，杨涟答道：“大计之时，我在家，我在京城时还未遇到大计。现在考选的官员，为何不传来当面对质？”许显纯又问熊廷弼贪污之事，杨涟答道：“辽阳未失守时，我就已上疏弹劾，怎能等到广宁失陷后反而为其开脱？你们可以查看熊廷弼的供词，是否有改动半个字？”许显纯又下令加重刑罚，杨涟回答：“还加什么刑？我到了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许显纯按照魏忠贤的密令，对杨涟施以种种酷刑，使其肉绽骨裂，并诬陷他收受贿赂二万两银子，每隔五日就要审讯一次，杨涟全身鲜血飞溅，多次昏死过去又复苏。许显纯甚至用铜锤击打杨涟胸部，导致他肋骨全部断裂，又用铁钉贯穿他的头顶。杨涟立刻死去，时间是七月二十四日。


    杨涟死的当天晚上，天空出现白虹横跨的现象。七天后，才有允许埋葬杨涟尸体的旨意。杨涟的灵柩被抬出后，田尔耕又派人劫走，将棺木放在烈日下暴晒，导致尸体腐烂，蛆蝇遍布，只剩下几片血衣和几根残骨，用劣质木材草草装殓。杨涟的老仆因牵连被追赃致死，家族中一个年仅三岁的幼弟受惊而死，亲戚朋友被关满监狱，家中财产被洗劫一空作为赃物。直到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杨涟才得以被朝廷追赠谥号，其子荫封为国子监生，其子名叫杨之易。


    译者注：1.给谏，明朝对六科给事中的一种别称。给事中为监察官职，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负责稽察六部事务，对奏章进行审核，有封驳权，可对政令提出异议，具有谏议和监察职能，品级不高，但事权较大。


    2.杨涟是明朝末期着名的谏臣和东林党领袖，以其忠诚耿直、清廉无私和刚正不阿的品质尤其是在维护朝纲、反对阉党专权等方面表现突出，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他曾多次上疏弹劾权阉魏忠贤，列举其二十四条大罪，矛头直指魏忠贤的种种不法行为和对朝政的干预。他还在在移宫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力主太子朱由校即位，并协助稳定了宫闱，彰显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对国家大局的把控能力。


    然而，杨涟的忠直触犯了阉党的利益，导致其遭受残酷迫害，终因冤狱饱受折磨而死。他的死，进一步激发了当时人们对阉党专权的愤怒，也加深了人们对正义与公正的渴望，从而在历史上塑造了他作为忠臣烈士的形象。


    总体来说，杨涟作为明朝末期的一位标志性人物，他的事迹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人格和道德典范，对于后代而言，杨涟是一个坚守信念、不畏强权、甘愿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楷模。然而，也有人根据不同的史料记载和角度，对杨涟在某些具体决策和做法上持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其在历史上作为一个伟大忠臣的地位。

 第20章 移宫一案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一日，光宗皇帝朱常洛登基成为皇帝。当时杨涟在兵科任职，曾近距离觐见先帝，发现皇帝并无病态。然而，八月初四日便传出皇帝身体不适的消息，到初八日病情又加重。八月十一日，皇帝坚持要接见群臣，但其面色和精神状态已经明显令人骇然。当时京城中流传着某日郑贵妃进献八名美女侍奉皇帝，导致皇帝病情加重的说法。郑贵妃经常常伴皇帝左右，还命宫内太医崔文升为皇帝进献药物，而这药实际上是一种腹泻药剂。皇帝服药后，一昼夜内腹泻近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只能躺在床上。郑贵妃（已故万历皇帝的妃子）和皇帝妃子李选侍每天以探视为名，伺机接近皇帝，并谋取了一道封为太后的诏令，命内阁首辅方从哲前往礼部传旨，礼部侍郎孙如游上疏皇帝请求收回成命。当时杨涟代理礼科印务，本打算就此上疏论事，但门人徐养量劝止了他。


    到了八月十四日，郭、王两位外戚皇亲遍访朝廷各部门，哭诉宫中的危急情况，认为皇帝生命垂危，而郑贵妃与李选侍每日围在皇帝身边，一个图谋成为太后，一个图谋成为皇后，并企图说服光宗皇帝的儿子熹宗皇帝依附她们，还想逼迫光宗皇帝下旨封郑贵妃为太后。


    此时，这两名妇人几乎将两朝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其他宫人侍女均无法接近皇帝。同时有传言熹宗皇帝时常向人哭泣，说他的父亲光宗皇帝原本身体健壮，如今却被这些下人摆布成这样，不知该如何是好。八月十五日，御史左光斗召集会议，提议各位大臣与郑贵妃侄子郑养性商议，恭请郑贵妃搬离乾清宫。


    八月十七日，皇帝召见内阁、六部、科道官员入宫，说自己多日无法入睡，每日只能吃下一小碗粥。八月十九日，杨涟与其他大臣再次入宫问安，得知皇帝头晕目眩，身体虚弱，已无法行走。八月二十二日，大臣们再次入宫，皇帝说他在东宫时饮食失调，直到四、五月份才痊愈，登基后政务繁忙，又未能好好休养，如今病情加重，服药无效。阁臣刘一燝、孙宗伯提到封李选侍为皇后的问题。皇帝说：“这件事我考虑很久了，李选侍给我生了不少孩子，也服侍我许久。”八月二十六日再次召见群臣时，皇帝的声音仍然洪亮。八月二十九日甲戌那天，皇帝又召见群臣，说：“我难以处理好国家的诸多事务，希望你们能尽心尽力为我分忧，替我辅佐皇长子成为像尧舜那样的明君。我的陵寝非常重要。”大臣们一起回应说：“皇帝您万寿无疆，不必这么早就考虑这些事情。”


    这时，帷幔内一个小宦官悄悄靠近皇帝耳边说话，皇帝挥手示意他不要出声，忽然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妇女伸出手，从光宗皇帝前面夹持熹宗皇帝离开，两人之间发生了一阵短暂的争执。熹宗皇帝被留在帷幔之间一会，仿佛又被人推了出来，脸色苍白。熹宗皇帝愤怒地对光宗皇帝说：“皇爷爷（光宗皇帝的父亲万历皇帝）当时想要封郑贵妃皇后时，我们当时替您着急，也许是错了。”当天皇帝一共召见了大臣三次，并赐给他们酒饭。李可灼随后想皇帝进献了药物。


    九月初一乙亥五更时分，皇帝驾崩。杨涟跟随大臣们急忙赶到干清宫，守门的人用力阻挡，坚决不允许他们进入。杨涟大声呵斥：“你们这些奴才，皇帝召见我们来，现在他已经去世了，皇长子年纪还小，你们却堵住门不让宰相辅臣进来，到底有什么企图？”守门的人这才让开，他们得以进入宫中哀悼皇帝。他们请求觐见熹宗皇帝，但熹宗皇帝迟迟没有出现，反复请求后才得以见到。大臣们看到后就齐声高呼万岁，并请求在初六这天吉利的日子举行登基大典。他们先按照熹宗皇帝的旨意来到干清宫门口，又请求熹宗皇帝前往文华殿。熹宗皇帝在那里接受了群臣的三呼之礼，然后群臣引导他来到了慈庆宫。群臣很快向熹宗皇帝奏报完毕，宫中的内侍便拥簇着熹宗皇帝前行，并由刘一燝捧着熹宗皇帝的左手，英国公张惟贤捧着熹宗皇帝的右手。刚走到中宫，魏忠贤及阉党等人从寝阁内出来大声喊道：“你们要把小爷带到哪里去？”，并急忙请求熹宗皇帝回宫。熹宗皇帝有些害怕，他们就试图夺走熹宗皇帝。


    八位大臣大声喝斥说：“简直是胡说八道！殿下是我们所有人的主人，我们都是殿下的臣子，四海九州的臣民都是殿下的臣子，殿下有什么好害怕的！”大臣们簇拥着熹宗皇帝走过干清宫大门，让他面朝西坐下。诸位大臣纷纷叩头安慰熹宗皇帝，接着请求熹宗皇帝登上车驾，众人簇拥着来到文华殿，仍旧让他面朝西坐下，诸位大臣行五拜三叩头之礼。欢呼完毕后，众人护送熹宗皇帝进入慈庆宫。


    刘一燝此时奏道：“干清宫尚未清理干净，请殿下暂时居住于此。待李选侍出宫后，殿下再返回干清宫。”杨涟走出与左光斗、太宰周嘉谟交谈，认为李选侍无恩无德，绝对不能让她与皇帝同居一宫，周嘉谟于是同意了移宫的提议。九月初四日得到皇帝要求移宫的旨意后，李选侍听从李进忠的谋划，执意要挟持皇帝、母子同住一宫，并且还想垂帘听政。此时一个内侍过来，杨涟忙问道：“选侍是否要移宫？”那人回答说：“别提移宫了。母子同住一宫好得很，为什么要分开住呢？李娘娘为此非常生气，今天请求小爷明确说明要同住，并且想要询问左御史，有人提到武则天是什么意思？”杨涟回答：“殿下在东宫时是皇长子，如今是皇帝。选侍并非太后，怎么能够命令皇帝呢？选侍应该顺应旨意移宫，日后我们会为她奏请封号。如果她抗拒不移，那就怒目相视吧。”那人回去后，传言说要到初九、十二日李选侍才会移宫。


    杨涟急忙催促内阁首付方从哲：“皇帝明日就要登基了，不能再住在东宫了，您应当立刻上书催促李选侍尽快移宫。”方从哲说：“等到初九、十二日也行。”杨涟说：“皇帝没有住处，如果现在入住干清宫，前日就因为李选侍在而被迫出宫，今日李选侍仍在而皇帝又入此宫，这和前日有何区别？”方从哲说：“就在东宫暂住一段时间也没关系。”杨涟说：“前日皇帝以皇长子身份入住太子宫，明日就要成为天子了，世间哪有天子逊让宫妃的道理？而且这干清宫自祖宗以来就是天子的居所，即使皇帝生母在，也应当居住坤宁宫，太后应居慈宁宫。李选侍是什么人，竟然占据干清宫不移？”


    当时宫中太监有人说先帝曾经宠爱李选侍，应该宽容一些。杨涟反驳道：“诸位大臣都是受先帝顾命的，先帝自然是先顾及儿子，岂有先顾及宠妾的道理？就请李选侍到皇室宗庙前去说清楚，你是吃先帝饭的，还是吃李、郑两家饭的，现在把我抬去杀了算了。否则今日不移宫，我死也不出去。听说李进忠几乎把承应库的银子全部盗走了，看来他是打算把干清宫的所有宝藏都洗劫一空才肯罢休！”争论声传到皇帝耳中，皇帝派内侍传旨移宫，李选侍随即移宫，李进忠、刘逊、刘朝等人因盗窃藏宝被缉拿。第二天皇帝才正式入住干清宫登基，陕西巡抚奏报黄河连续五日清澈。


    我考察过郑贵妃，她是个聪明之人，神宗皇帝非常宠爱她，她生下了福王。李选侍是郑贵妃一党，光宗皇帝也非常宠爱她。当光宗皇帝即位时，郑贵妃和李选侍向他进献了许多美女，导致光宗皇帝身体状况不佳。光宗皇帝去世后，李选侍依然居住在干清宫，想要与熹宗皇帝一同居住，并要求封为太后，垂帘听政。然而，杨涟、左光斗等人认为李选侍品德不佳，既不是熹宗皇帝的生母、嫡母，也不是养母，担心她会像武则天那样篡夺皇位，因此坚决要求李选侍离开干清宫，不能与熹宗皇帝一同居住。这个主张非常正确，但也显得有些激进，因此被朝廷中的一群小人所忌恨，他的祸端也由此开始。


    译者注：1.移宫案是明朝末期的一次宫廷政治事件，发生于万历、泰昌两朝交替之际，围绕着李选侍（明光宗朱常洛的宠妃）是否应当迁出干清宫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此案在历史上备受瞩目，它不仅体现了当时明朝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反映了明朝末期政治体制的深层矛盾与危机。


    移宫案实质上是一次权力交接过程中遵循礼仪与法律规则的考验。李选侍拒绝搬离乾清宫，阻碍了皇太子朱由校（即后来的熹宗）顺利即位，这就涉及到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过渡问题。杨涟、左光斗等为代表的东林党官员积极介入宫廷事务，迫使李选侍移宫，显示出文官集团在维护皇权传承秩序方面的决心和行动力，但此举预示了未来阉党和东林党两大政治势力的尖锐对立。虽然此案本身并不是直接由党争引起的，但它在事后成为了党争的触发点之一，加剧了明朝朝廷内部的政治分裂。


    移宫案暴露出明朝末期皇权衰弱，宫廷女性干政以及朝臣党争激烈等深层次问题，这些都反映了明朝政治体制的严重缺陷，为其后续的崩溃埋下了伏笔。它揭示了明朝晚期政治体制内部的深刻矛盾和危机，对于研究明朝晚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第21章 周顺昌、附魏大中等

    周顺昌


    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人氏，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公元1613年）考中进士，开始被朝廷授予福州府推官一职，任期满后升任吏部主事。有一次，有位官吏以人参汤进献给他，周顺昌以金银回赠，并告诫其不要再进献此类物品。他曾推荐一位大官，却未能符合权贵人物的心意，并被召回。


    当时，阉党势力日益嚣张，巡抚周起元因触怒阉党被革职，周顺昌为其赠言，并毫不避讳地指责阉党。来自嘉善县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被捕期间，周顺昌途经吴门时，前去他家探望，还将女儿许配给魏大中的孙子。两人举杯痛饮，悲泣三天不舍离去。周顺昌对魏大中说：“大丈夫视死如归，希望你不要因儿女私情而牵挂，让后世知道有姓魏之人继承杨继盛（号椒山）之志，也不枉读书一场。遗憾的是，杨继盛是被权相所害，而你是被权阉所害，两者有所不同。然而，忠臣之道并无二致，只需坚持自己的志向即可。”他还痛骂魏忠贤如同鸡狗一般，告别时又说：“刚才所说联姻之事，小弟决不食言。周顺昌是个好男儿，老先生请放心。”负责押解的校尉都听到了这些话。倪文焕上疏弹劾周顺昌不应与罪人联姻，还称他在任选官时受贿无数，以至于在张家湾时把船只压得沉没。然而，周顺昌实际上取道的是河南，返家时仅携带两担行李而已。倪文焕的奏疏一出，听到的人都唾弃谩骂他胡说八道。尽管如此，周顺昌还是被朝廷免职，而魏忠贤的怒火仍未平息。周顺昌对人直言不讳地批评魏忠贤，也没有停止过。


    天启六年丙寅（公元1626年），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为了取悦魏忠贤，借织造之事，以欺君违旨为由，弹劾诬陷诸位大臣。有圣旨称：“周起元违反圣旨，擅自减少袍段数量，又克扣袍价，导致连年误运，且以道学先生自居，拉帮结派，与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等东林党人臭味相投，相互勾结，大肆贪污，吴地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除了周宗建、缪昌期已被逮捕外，周起元等五人也要由锦衣卫旗官押解到京城审问。李实继续安心任职。责令相关部门办理。”这是三月时魏忠贤捏造的圣旨。


    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派锦衣卫张应龙、文之炳等六十余人，分别捉拿周顺昌等人。锦衣卫于十五日抵达苏州，吴县县令陈文瑞是周顺昌提拔的士人，半夜敲门求见周顺昌，见面就扑倒在床边痛哭。周顺昌说：“我知道诏使一定会来，不必像楚囚一样相对哭泣。”于是他召集故友一一告别，夫人吴氏痛哭昏厥，两次才苏醒过来。孩子们围绕着父亲痛哭，声音响彻街巷，周顺昌却神色自若。临行前，他的妻舅生员吴尔璋说：“昔日范滂临别时嘱咐儿子的话，令人千古悲痛，你难道就这样坦然离去吗？”周顺昌笑着说：“不要扰乱我的心。”他看到旁边有一块素色的布料，说：“这是龙树庵僧人让我题字的，之前已经答应了他，今天如果不完成，就是失信于人。”于是他拿起笔题写了“小云栖”三个字，字体苍劲有力，又写下“周顺昌题并识年月日”，扔掉笔起身，神情豪迈。


    刚出门，就有几百名百姓号啕大哭，前来送行。周顺昌身穿囚服，头戴小帽，前往军门，百姓却越来越多。巡抚毛一鹭是浙江人，他发令让官府多次更换周顺昌的羁押地点，以免百姓聚集过多。尽管如此，远近闻讯而来的人越来越多，都说周顺昌清廉忠诚，有什么罪过而朝廷要逮捕他。百姓们一直守到深夜还不肯散去，第二天早上又聚集起来，从十五日到十八日，整个苏州城人心惶惶。


    开读圣旨那天，当地百姓有数万人来送行，他们商量请求两台（指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上疏救援周顺昌。于是，百姓手持香火在县衙门口迎接周顺昌，哭声震天，县官的马都无法前行。中午到达西察院时，五百多名学生身穿公服站在门外，不久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到来，百姓跪在地上，哭声如雷鸣般响彻山谷，无法分辨一句话。


    学生王节、杨廷枢、刘曙、郑敷教、刘羽仪、文震亨、殷献臣、王景皋、袁征、朱隗、沙舜臣、王一经等人迎接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于门外，痛哭流涕地说：“周顺昌清正忠诚，声望久已深入人心，如今因触怒权阉而被下诏狱，百姓悲痛，万众一心，您作为天子重臣，如何才能安抚这汹涌的人潮，防止局面失控？”说完，学生们都痛哭起来。毛一鹭满面流汗，惶恐不已，一句话也不敢说。锦衣卫文之炳等人傲慢自大，不了解民情，手持武器攻击百姓，还大声说：“东厂有严旨逮捕官员，你们这些鼠辈竟敢插嘴。”百姓颜佩韦等人听到后，上前质问：“你们说东厂逮捕官员，难道这个旨意出自魏忠贤？”锦衣卫众人面露凶相，说：“马上割掉你的舌头！东厂的旨意也是旨意，你们想怎么样？”颜佩韦等人怒不可遏，振臂高呼：“我们以为是天子的诏书，东厂怎么能逮捕官员？”他们首先击打文之炳，上千名百姓跟上也用伞柄击打锦衣卫缇骑，学生们都惊慌躲避。毛一鹭吓得脸色苍白，急忙请求军队保护，与徐吉匆匆离去。兵备张孝、太守寇慎是陕西人，深得民心，再三劝解，直到深夜百姓才渐渐散去。锦衣卫李国柱被打死，其余的人有的躲在斗拱间，有的爬到屋顶逃跑，才得以逃脱。周顺昌择站立不动，请求进入监狱，主事者让他在官署过夜。


    这一天，城中正闹得沸沸扬扬，而锦衣卫逮捕黄尊素的人从吴县进入浙江，停船在胥江，却对城中之事一无所知。他们上岸趾高气昂，欺负市民。有名百姓袒露上身，大声喊道：“这些人怎么能放任不管？”他一招呼，人们便蜂拥而上，将锦衣卫的船沉入水中，并烧毁他们的衣冠，把他们携带的财物全部扔入河中。锦衣卫众人仅能保住性命，狼狈逃走，还说：“东厂害了我们。”


    两天后，民情稍微平息，周顺昌对亲近的人说：“现在我前往京城必定会死，死后我会向太祖高皇帝控诉，请求迅速诛杀元凶，以清除君侧之恶。你们日后为我撰写忠臣传就可以了。”于是，他在三月二十六日夜晚悄然出发，远离郡城百里，宣旨官员在野外才敢宣读伪造的圣旨，以防百姓愤怒生变。从此，锦衣卫旗校互相告诫，不敢再轻易外出，因此有了由本地的巡抚、巡按官员派人押解周顺昌进京的提议。


    周顺昌抵达京城后，在狱中受审，坚贞不屈，被强行定罪受贿三千两，准备处死。然而，上天示警，王恭厂发生火灾，皇帝下令暂停行刑。六月酷暑时，阉党又每隔五天对他进行一次严酷审讯。周顺昌大骂许显纯，许显纯便用铜锤击打他的牙齿，使他的牙齿全部脱落，周顺昌仍然口喷鲜血，痛骂许显纯，最终被折磨致死。第二年，魏忠贤倒台，朝廷追赠周顺昌为太常寺卿，荫封他的一个儿子，并追赐谥号“忠介”。


    周顺昌被捕后，生员王节、刘羽仪、王景皋、殷献臣、沙舜臣五人被开除，而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五人也被捕入狱。太守寇慎叹息着对监狱官说：“这些都是仗义之人，不需要拘禁，即使是家属送饭也不应阻拦。”到了十月，周顺昌的灵柩运到阊门河边，马杰说：“周大人这位忠臣已死，快杀我们去辅佐他做厉鬼以杀贼。”颜佩韦说：“是毛巡抚上的奏本捉拿我们，如今生死大权在他手中，杀了我们就化作鬼先去找他。”毛一鹭听说后大怒，恰好接到升任兵部侍郎的任命，便委托理刑官在阊门吊桥处将五人斩首。当时，颜佩韦等四人毫无畏惧，只有周文元是车夫出身，大哭不已。马杰笑着对他说：“大丈夫若是病死，就与草木一同腐朽，如今我们被魏贼恶党所害，也许会千载留名，走吧。”法场上有几千观众，颜佩韦笑着对大家说：“各位请了，我们几个学生先去了。”五人死后被尊为神，苏州人患病时都会祭祀他们。


    毛一鹭是严州遂安县人，有一天在家里与客人读邸报，突然看到死去的五人前来追他，他便默默回到内室，客人感到惊讶，不久便听到内室传来哭声，毛一鹭大叫一声突然死去。虎丘东边道路旁竖立着一块石头，上面写着“五人之墓”，据说是由状元文震孟题写的，墓门题为“义风千古”，是解元杨廷枢的手笔。墓内石碑记载了颜佩韦等人的事迹，至今人们仍称赞他们。


    康熙二年癸卯（公元1663年）冬季的第十八天，我路过那里想要拜谒，但由于墓门关闭未能进入。


    附魏大中


    魏大中，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万历丙辰年（公元1616年）进士，曾任吏科给事中。他家境贫寒，内阁辅臣魏广微想认他为兄，魏大中不同意，因此得罪了魏广微。等到魏大中被捕，他从北门登船，儿子大哭起来。魏大中说：“不必哭。自古以来都说生死有命，作为臣子，死于忠，作为儿子，死于孝，都是分内之事。哭也没有用。”于是便开船离去。儿子魏学洢听到“死于孝”的话，就想跟随父亲北上，于是隐姓埋名前往。


    七月七日晚上，魏大中抵达京城，立即被关押在锦衣卫镇抚狱中。次日，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各被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扛五十，并被定罪追赃。七月十三日起，杨涟须发全白，五日之内进行了两次审讯。御史张讷请求废除全国讲院，邹元标、孙慎行等都被削职，所有书院全部拆除变卖充公。七月十九日，杨涟、左光斗等再次受全刑，魏大中被打了三十棍，周朝瑞、顾大章各打二十棍，袁化中被拶敲五十，许显纯命令将他们收监。


    魏大中对家人说：“十五日之后我只能喝冷水了，赶快买棺材。”二十日，杨涟家人送饭，在茶叶中混入金屑，被狱吏搜出没收，此后杨涟再无人照顾。二十一日，杨涟、左光斗等再次受全刑，顾大章被拶敲五十，周朝瑞、袁化中免受刑。当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被押送大监，狱卒叶文仲将他们折磨至气绝，狱中称死者为壁挺。二十六日魏大中去世。二十七日顾大章被打二十棍。八月十九日袁化中去世，周朝瑞被绳索勒死。九月十五日顾大章自缢身亡。至此，六君子全部遇难。


    在逮捕周顺昌等人时，田尔耕还抓到游方僧本福，他的诗扇上有扬州知府刘铎所写的讥讽时事的诗句，于是将刘铎逮捕并杀害。


    补前许显纯勘汪文言罗勘织十七君子姓氏


    （许显纯审问逼迫汪文言罗织罪名的十七位君子的姓名）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邓渼、袁化中、惠世扬、毛士龙、邹维琏、卢化鳌、夏之令、王之采、钱士晋、徐良彦、熊明遇、施天德。


    当初，许显纯审问汪文言贪污多少钱财，汪文言宁死也不牵连他人，许显纯无计可施，只好采纳杨维垣、徐大化的诬告之言，称熊廷弼被朝廷缓刑处理是因为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受贿所致，并称赵南星等十七人都是汪文言从中行贿，导致朝政混乱。奏疏上呈后，许显纯立即将汪文言杀害，使其死无对证。许显纯奏本刚上，第二日就传下圣旨，于是锦衣卫缇骑四出，逮捕杨涟等人。


    译者注：1.原文中的“椒山”指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人，明朝中期着名谏臣。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为权相严嵩所害。


    2.楚囚，源自《左传》中的故事，指春秋时期楚国被俘至晋国的楚国贵族钟仪，通常指处于囚禁、困境中的人。

 第22章 左光斗

    左光斗，字共之，号沧屿，桐城人。他万历三十五年丁未（公元1607年）考中进士，最初被朝廷授予中书舍人，并入选督察院，后来考核选拔结果出来，晋升为御史中丞。熹宗初年，郑贵妃、李选侍皆请求皇帝封她们为太后。左光斗在九月初一日便上了请求移宫和停封的奏疏，李选侍对此极为愤怒，但随后就迁移到了另一座宫殿。之后，左光斗被调任大理寺丞，晋升为大理寺少卿，一年后，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当时，赵南星担任吏部尚书，而朝中小人们纷纷感到不满，于是便借助魏忠贤的势力，向魏忠贤进献百官图，图中标识了哪些人应先被攻击，哪些人应后被打击，哪些人应正面攻击，哪些人应侧面进攻，布局已定。


    此时左光斗已经草拟了魏忠贤、魏广微三十二项应被斩首的罪状准备上奏，却因家中奴仆福生泄露，被阉党矫诏削夺了官职，左光斗便返回家中。他在官场十八年，家境贫困如洗，且自知被权奸所忌，必无活路，苦恼于无法向年迈的双亲解释。于是，左光斗让小奴装扮成杨继盛的样子，模仿其写奏疏，到西市演了几出戏，以此来暗示他的夫人。他的夫人心里明白，便向自己婆婆讲述范滂母亲的故事，婆婆心里明白，对此也是强作欢颜。


    阉党以大臣们借移宫案逼迫李选侍和私下接受熊廷弼贿赂以致疆域失守等为罪名，矫诏下令逮捕左光斗。锦衣卫缇骑到达桐城时，左光斗神情坦然，只是私下对子弟说：“父母年迈，如何告别？”他对于妻儿在身边环绕哭泣，则不予理会，只是勉励子弟要读书行善。乡亲们数千人祭祀神灵，欲攻击锦衣卫缇骑，左光斗极力阻止，说：“这是在加速我的死亡。”他被关进囚车离开家乡时，父老乡亲围拥着呼天抢地，顶香朝拜北方皇宫放心，又向锦衣卫缇骑下跪，锦衣卫缇骑也为之感动的涕泪横流。当地百姓又秘密约定数百人到京城伏阙上疏鸣冤，左光斗讲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劝阻了他们，他们一直送行到黄河边才返回。


    左光斗到达京城后，被关押在锦衣卫镇抚司受审讯，遭受严刑拷打，身体无一处完好，并被定罪收受贿赂二万两银子。他去世的当晚，长虹横贯天空，家乡也有流星坠落，光亮灼灼，如同斗大。三天后，他的尸体被送出监狱，四肢骨骼破裂，面容却栩栩如生。这次事件中，左光斗的哥哥左光霁被连累而死，母亲和夫人哭死，弟弟左光先、左光明历经万般危险几乎丧命，学生中有两人被捕。左氏灭族的谣言一天之内传了几十次，左家变卖家产偿还赃款，才不足一千两，再加上亲兄弟的财产，也不足一万两，结果株连到同堂、同宗，以及三族、十族，无一人幸免，导致监狱人满为患，流离失所者络绎不绝，才勉强凑足二万两银子的数额。


    思宗皇帝（崇祯帝）即位后，开始诛杀逆党，并下诏优待抚恤左光斗，起初追赠他为右都御史，荫封一子入国子监，并给予祭葬，后又再追赠为太子少保，给予其三代诰命之封。当地士民共同请求立庙祭祀他以警世后人，吴中诸位官员也分别捐助。


    译者注：1.原文中的“范滂”，是东汉末年名臣，因为清正廉洁、弹劾权贵，被朝廷杀害。遇害之前，范滂与老母相见，安慰母亲不要悲伤，其母忍痛勉励儿子要与忠臣齐名，死无遗憾，后人评价为：“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故流传有“范滂别母”的典故。

 第23章 高攀龙

    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无锡人氏，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中进士。高攀龙中榜后不久，因父亲去世而回家守孝，服丧期满后，被朝廷授予行人司行人的官职。他曾发誓说：“我对道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但我会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努力追求更深的领悟。”


    当时佥事张世则上疏攻击程朱理学，欲修改四书五经的经典传注，并上呈自己的着作请求在全国颁布发行。高攀龙对此感到极度愤慨，上奏《崇正学辟异说疏》。皇帝回复说：“高攀龙说的关乎世教，他的论点论据大本大机，言辞恳切。”李标（高邑人）当时在吏部任职，他仔细考察高攀龙说的，深感高攀龙深得柳宗元（号河东先生）文字的精髓，简约而精辟，字字贴切。孙立亭任司寇时，与高攀龙见面，鼓励他努力学习，并提到法律是为世人所用，因此高攀龙更加重视法学，编写了《日省编》。


    他认为读书时若思想停滞不前，是因为对德性的修养不够，便规定自己每天要静坐半天，即便在外出公干、游览山水、寺庙等地方，也始终保持内心平静，专心致志。清晨空气清新时，他更是自我鞭策，突然想到“闲邪存诚”这句话，意识到当下没有邪念，心中充满真诚，又思考觉得刻意寻去找真诚反而会产生邪念，只要保持内心自然状态即可。他原来的字叫“云从”，因此改字为“存之”。


    高攀龙奉命到金陵公干时，与在刑部任职的邹南皋畅谈理想，约定共同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并关注时事。他上疏《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批评内阁大臣，奏疏被交由部院大臣中讨论，高攀龙得知后十分坦然。顾宪成（谥号端文）评论说：“我觉得你的观点还未达到最佳状态，这种想法必须通过亲身实践才能真正领悟。”高攀龙对此深以为然。部院大臣审议后，高攀龙被降为杂职官员，不久又被调往边疆。顾宪成也因此因言事被贬。


    万历甲午年（公元1594年），高攀龙赴揭阳任典史，途中严格遵守规矩，专注于内心的宁静。当心灵平静时，他仿佛感受到天地间的广阔气象，沿途所见险峻山川、险绝滩顶都让他心生喜悦。经过汀州时，他在旅舍的小楼上休息，拿着程颐、程颢的着作阅读，读到“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这句话时，突然醒悟道：“果然没有事情，一直以来的困扰瞬间消失。”到任后，他勤于职事，重视农业，收集诸子的名言警句刊刻出来展示。当地县令是他的同年好友，协助他处理政务，还惩治了一名恶人。高攀龙在揭阳任职三个月后，找机会请假回乡，与顾宪成一起修复东林书院，邀请吴越地区的士人聚会，按照白鹿洞书院的旧规，每次聚会都要围绕一个主题互相研讨，最终归结到静坐养心。经过四十年的努力，高攀龙对学问有了坚定的信念。


    期间，两朝皇帝相继起用被废黜的大臣。明神宗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0年），高攀龙被朝廷召回任光禄寺丞；熹宗皇帝元年辛酉（公元1621年），他升任光禄寺少卿。他上疏批评外戚郑氏，后转任太常寺少卿，又转任太仆寺卿。当时方从哲、郑养性的党羽对东林党既愤怒又恐惧，京城私下谈论，企图对他们施加毒手。京师建立的首善书院，是邹南皋、冯少墟两位中丞带领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开辟建造，叶向高（福清县人，内阁首辅）还为之写了一篇文章，称这是一时之盛事。给事中朱童蒙便上疏诋毁首善书院，主要针对东林党，随后因此辞职归乡的人很多，两位中丞也辞去职务。高攀龙也上疏辞职，但叶向高挽留了他。次年，高攀龙返回东林书院继续以前的生活，每日官场生活如同秋露般短暂，而学问境界却如同春风温暖恒常，这样的对比让他做出了明确的选择。


    不久高攀龙升任刑部侍郎，回朝任职。他进入都察院后，首先弹劾贪污的御史崔呈秀，将其革职并追查赃款。崔呈秀便投靠了魏忠贤，声称自己曾弹劾陶朗先，高攀龙是在包庇陶朗先并借此报复，于是陶朗先被追缴赃款四十八万两，而高攀龙等人全部被赶出朝廷，崔呈秀则重新得到重用。次年乙丑（公元1625年），阉党又毁坏书院，杀害杨涟等十余人。至天启丙寅年（公元1626年）三月十六日，朝廷逮捕高攀龙。


    锦衣卫计划在十八日宣读逮捕令。高攀龙便于十七日拜谒了道南祠，留下一篇告别圣贤的文章，回家后在花园赏花，并召集几个儿子向他们出示了“原无生死”这四个字，告诫他们说：“赶紧准备出行，我要独自去面对这件事，这样可以避免连累你们。”他写了两页字，留给两个孙子，让他们不要拆开看，明天将这些交给锦衣卫。当时已是三更时分，他让妻子和孩子暂时离开，过了一会儿，几个孙子推门进来，没有找到他，他所写的是遗书。几个儿子连忙寻找，发现他投水自尽了。思宗皇帝（崇祯）即位后，追赠高攀龙为兵部尚书，谥号“忠宪”。


    光禄寺少卿高攀龙上疏指出：“”外戚郑氏及其昔日的亲信都是敌国奸细，最近甚至有谣言传入皇宫。过去张差谋逆，实际上是郑国泰主谋；刘保谋逆，实际上是卢受通谋；卢受也是郑氏的亲信。自张差、刘保先后伏法，每次谋逆必败，败必死，但人心仍有疑惑不解，应该命令郑义速回湖广原籍。至于李如桢一家与郑氏勾结，陷害名将，杀害百万军民，丧失千里土地，祸害延续至今，而且还与李永芳约定做内应，应当尽快依法严惩。崔文升在先帝哀痛劳瘁之时，故意使用泻药，显然是用药谋杀，皇帝没有诛杀他，仅将他贬逐，但现在他又潜伏在京师，意欲何为？也应当尽快将他依法严惩。请求皇帝早日惩治这些叛逆者的罪行。”


    都御史高攀龙弹劾贪污的御史崔呈秀，部议决定将崔呈秀革职回籍，并将他贪污的银两数目交由抚按官员调查。崔呈秀曾奉命巡视淮扬地区，贪污行为令人不齿。他因收受贿赂而释放盗贼，以贿赂免除犯人的罪行，平时官员每次出巡都有节省出的费用，而崔呈秀则透支达一万四千两，各县负担沉重。崔呈秀先是推荐盐政官谈天相、樊尚燝、刘大受，不久又罗列编造他们有贪污行为；推荐霍丘知县郑延祚、吏科给事魏大中，又诬陷他们受贿事实。崔呈秀利用职权敛财，操控货物买卖以获取巨额利润，同时在坟墓祭祀用品市场上形成垄断贪污、垄断市场等行为，一人兼有多种罪行。高攀龙回道考察时，弹劾了崔呈秀，以洗刷御史的耻辱。


    高攀龙的遗疏写道：“虽然我已被削职，但我曾是朝廷的大臣，大臣不可受辱，侮辱大臣就是侮辱国家。我恭敬地向北面叩首，准备效仿屈原的遗志。此生未能报答皇帝恩情，愿来生再报。臣高攀龙在垂死之际写下此书。希望使者能够特别报告皇帝。”


    无锡生员华时亨，字仲通，是会元华拱芳的侄子。当时锦衣卫旗官已经抵达苏州，但还未宣读逮捕令，华时亨秘密得知了消息，立即告诉高攀龙，高攀龙于是赴园池自杀。锦衣卫旗官当时因颜佩韦等人的事逾期未到，众人便怀疑华时亨消息有误、逼死大臣，都很担忧，不久锦衣卫缇骑果然来到，人们才得知华时亨人脉广泛，他也因此名声大噪。


    高攀龙有两个荫袭名额，两个儿子各得一个。长子高世学，字伯祯；次子高世儒，字仲叙。高世儒因家境贫困先接受职务，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任都察院经历。然而高攀龙被朝廷赠予的宫保诰敕一直没有加盖印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他的儿子带入京城准备用印。因为诰敕用宝，每年只有两次，分别是三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二十五日，在三月和九月以外领取的，往往没有玺，需要补办。高世儒到京后，将诰敕送入内阁请求用宝，八月初一日，突然有二十名内侍到寓所索拿持有诰敕的人，说诰敕中有“万世一人”的字句，且字数超过一千，不符合诰体。皇帝下令责罚撰写敕书的常熟人氏许士柔降三级，世儒也被连累降三级，成为五城兵马司的官吏，否则的话，他就将被提拔为部院的属官了。唉，宦官的危害真是太大了！


    译者注：1.原文中的“泾阳”，此处指顾宪成，顾宪成（1550年-1612年），字叔时，别号泾阳，人称泾阳先生，南直隶无锡县（今属江苏）人，东林党领袖。


    2.原文中的“戚畹”，指古代皇亲国戚聚居的地方，往往指为外戚。


    3.原文中的“巡方”，指代表朝廷巡视地方的官员，一般指负有监察职责的御史等官员。

 第24章 缪昌期

    缪昌期，字当时，号西溪，江阴人，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考中进士，以庶吉士的身份被朝廷授予翰林院简讨一职。他曾主持湖广乡试，参与编修《两朝实录》，管理诰敕经筵展书，并升任左春坊左赞善。朝廷在册封建德王府时，他升任左谕德，后因故被免去官职，但仍保留官员身份居家闲住。


    他自述说：“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学生，又考了十几年的乡试，没有经营产业，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不菲，家里越来越穷，到了癸丑年（公元1613年）连买衣服的钱都没有，只好求助于虞山的朋友们，得到了三十两银子才得以成行，幸好博得了一个进士名额，八月被选入翰林院，排名第七。同年中有人没有被选中，便造谣说是于玉立（江苏常州金坛县，又称金沙）荐举我的谣言，从此就有了东林党的名声。金沙就是于玉立。当时他正在弹劾别人，所以这些人以此陷害我。


    我说，顾宪成先生了解我，以小友的身份推荐我，我是真正的东林党。我家境贫寒，不能参加各种应酬宴会，性格孤僻，不能与权贵交往，主家的几个年轻人既厌恶我又讨厌我，我每天都坐在针毡上。至乙卯（公元1615年）五月，梃击事件发生。这件事大家都清楚，光宗皇帝在东宫作太子时，连守卫都没有安排，一个胡言乱语的男子闯入如无人之境，只有两三个老太监拼命抵挡，幸亏上天保佑，光宗皇帝安然无恙。光宗皇帝差遣太监韩本用向皇帝报告，奏疏都说‘皇爷可怜’，这是邸报所共传的。皇帝旨意下达后，各部门关于是否执行的意见不一，连续几天没有决定，此时刑部提牢主事的奏疏才被呈上。皇帝被触动，犹豫不决达十几天，最后才下发圣谕，在疯癫之下特别加了奸徒二字，而且还加了奸宄叵测、行径隐微的话，皇帝明显接受了提牢主事官员的奏疏言论。大臣们所上的义典三疏，言辞严肃且正义，皇帝很快到慈宁宫，有理有据处置了三名罪犯。至此人心安定，大家都佩服皇帝的举动。”


    我对人说过：“一位史官以疯癫二字，放过了乱臣贼子；另一位史官以首功奇货四字，抹煞了忠臣义士。这句话流传开来，主张张差疯癫的人恨不得把刀刺进自己的肚子。于是，工部官员刘文炳弹劾指责我，我便回家闭门谢客，浇花教子，颇为自得，这时是万历丙辰年（公元1616年）。又过了五年，光宗皇帝登基，我也有求见的想法，但晚上做了一个梦，正在艰难前行，忽然听到皇帝驾崩的消息，痛哭倒地不能起来。醒来时泪痕还在脸上。第二天得到报告，皇帝果然驾崩了，真是奇怪啊！新帝登基，我于三月到达京城，补任原来的官职。当时辽阳陷落，人心惶惶，朝廷上下手足无措，而全国各地隐居的士人逐渐聚集，但每次朝会都束手无策，只能相互叹息。六月有楚闱之役，我一发表意见便触及了皇上的忌讳，祸根从此就种下。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十月九日，我转任左春坊左赞善，前往河南册封建德藩王，两个月后返回家中，闲居一年，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二月回京述职。


    那时杨涟（字大洪，湖北应山人）弹劾魏忠贤的奏疏上奏，我正好去送别叶向高（福清人，福清又名福唐）。叶向高说，杨涟这奏疏，也太轻率了；杨涟在皇帝面前时常有纠正错误的言论，有一天有飞鸟进入皇宫，皇帝亲自爬梯子去抓，杨涟拉住皇上的衣服不让；皇帝赐给一个小太监红衣，杨涟斥责说这不是你该得的，即使赐给你也不能穿，他就是这样认真的人，恐怕杨涟上奏之后，他这么细心谨慎的人很难再待在皇帝身边。我说，谁说这话诋毁老师，应该杀掉。叶向高听后脸色大变。我出去后，这话传到了杨涟耳朵里。杨涟很气愤，叶向高私下写信辩解他没有诋毁杨涟的短处，但却因此对我怀恨在心。


    杨涟上奏时，叶向高也秘密写了一份奏折，请求批准他离职归乡，奏折递上去，大大违背了内廷的意思。叶向高害怕，想找个办法解脱，便散布谣言说这份奏折不是他的主意，是他门生逼迫他写的的，于是流言蜚语从此兴起。而且他还说杨涟的奏疏出自我的手笔，而嫉妒的人附会其说，更加难以解释。


    当左光斗、魏大中二人被弹劾的时候，他们家中门庭冷落，我经常去看望安慰他们，赵、高、陈、杨、左、魏等人被逐出朝廷的时候，随从让我不要去送，我说君子被逐，我能不去送吗？明知会被探子抓到，我也毫不躲避。


    我被推举官员的时候，有一个小太监到内阁，厉声说，这个人留着是送客用吗？于是对我的推举便没有下文了。过了几天，我请求辞职，皇帝传旨让我闲住。我回到家时，赵南星等十五人被削籍捉拿追赃的旨意已经下达了。


    辛壬之际，杨涟在家，看到宫廷的异常，非常愤慨，常常推案而起说‘我一定要请求诛杀这个奴才，以报先帝。’万历癸亥年（公元1583年）他出京，把小儿子托付给他的好朋友，带着母亲就上路了。然而奏疏上奏的时候，左光斗（桐城人）实际上参与了决定，而且对我有所暗示。我说这不是可以草率行事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来灾祸，一旦失败就会招来祸患。何况今天内无永、外无杨一清这样的人物（谥号文襄），怎能侥幸成功呢？左光斗默然。又过了三天，去拜访杨涟家，发现他家门口贴着“注籍”二字。我心里不太确定，也许奏疏上奏时早就预料到了会有今天的结果。为什么呢？有我为杨涟代笔的说法，祸事怎么能避免呢？”


    果然不久，锦衣缇骑捉拿了缪昌期，对他施以酷刑，杀死了他。


    译者注：1.原文中的“谕德”，古时负责辅佐太子或亲王的官员，分为左、右谕德。


    2.原文中的“冠带闲住”，指古代官员被免去官职后，仍保留其官员身份，但不再参与实际政务，处于闲居状态。


    3.关于原文“一柱史以疯颠二字，出脱乱臣贼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货四字，抹杀忠臣义士”，根据《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三卷记载，张差梃击案发生后，刘廷元率先提出张差是疯癫之人。刘光复附和此说，并上疏指责揭露此事的人，认为不应将此事视为奇货可居，更不应以此作为自己立下的首功。缪昌期对此非常愤怒，对朝中官员说：“歹徒竟然敢袭击太子居住的青宫，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情，却有人用‘疯癫’二字为天下乱臣贼子开脱罪责，还用‘奇货元功’四字抹杀了天下忠臣义士的功劳，真是岂有此理！”


    4.关于原文中的“鼎湖之泣”，在古代，鼎湖常用来象征帝王。当帝王去世时，臣民往往会悲痛万分，这种哀悼之情被称为“鼎湖之泣”。


    5.关于原文中的“外无文襄”，明朝谥号为“文襄”的只有杨一清一人。杨一清，字应宁，云南安宁人，历四朝，为官五十余年，出将入相，文治武功，其才一时无两，死后谥号为文襄。


    6.原文中的“注籍”，指古代朝臣受弹劾，情节较重者，在家听候处理。同时在家门上贴“注籍”两字，以避免与人往来。


    7.关于缪昌期，当时有传言说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的奏疏，是缪昌期代拟的草稿，缪昌期因此名声大振。另外根据东林党人文震孟之子文秉在私人笔记《先拨志始》的记载：“翰林冯铨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馆颇狎之，左谕德缪昌期狎之尤甚。铨之父冯盛明为辽阳兵备，因边患望风南奔。铨求援于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这个记载可能只是文秉风闻记录的。

 第25章 周宗建;客、魏毒害诸妃;魏忠贤怒张后

    周宗建，字来玉，号季侯，吴江人,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公元1613年）考中进士。起初他被朝廷任命为武康县知县，后升任福建道御史，又任湖广巡按御史。他一上任便弹劾了客氏，客氏瞥向魏忠贤并为之感叹。旁边有人听见了，便拍手跳舞，说富贵就在此刻，于是便暗中策划传旨杖责周宗建八十下。


    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秋季，京师久旱，皇帝祈祷后，突然下雨并夹杂冰雹，人们称赞圣德感动上天。周宗建却认为雨后降大冰雹，实属灾异现象，于是上疏指出魏忠贤目不识丁，怎么可能懂得大义等言论。魏忠贤对此极为愤恨，在文华殿大声咒骂，摘取“目不识丁”等话反复叫嚣。言论传到了皇帝那里，起初打算杖责周宗建，叶向高婉言劝解，最后三次朝廷拟议杖责，三次都被取消。最后一次，周宗建与郭巩互相上奏攻击，周宗建再次指责了魏忠贤，幸亏当时叶向高等福清籍大臣仍在朝中任职，周宗建只是被剥夺了俸禄。等到周宗建在湖广担任巡按御史时，又弹劾了冯铨的父亲冯盛明，冯铨对此极为痛恨。曹钦承是冯铨的心腹，也是魏忠贤的义子，便诬陷周宗建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于是皇帝将周宗建逮捕入诏狱。


    许显纯在审讯时，对周宗建用刑尤为残酷。周宗建被打得卧床不起，无法出声。前任皇帝在位时，官员下狱还能受到优待，但此时许显纯坐在锦衣卫镇抚司大堂，挥拳瞪眼，以猪狗之词辱骂周宗建，称现在还敢说魏忠贤不识一丁吗？大狱形成后，御史王心一来到朝房，以公议谴责冯铨，希望他释放周宗建。冯铨声色俱厉，说周宗建不应该说郭巩勾结内宫太监，王心一最后含泪退出。


    魏忠贤下令用铁钉钉住周宗建，但周宗建未死，又命令他穿上锦衣，用滚烫的热水浇在他身上。周宗建皮肤瞬间被烫烂，全身赤裸，痛苦挣扎两天后死亡。朝廷追缴周宗建赃款数千两银子，导致他家一贫如洗，当地府县为他设立账簿募捐，但仍未筹齐一半。思宗皇帝（崇祯帝）即位后，免除了他坐赃之罪，并给予五百两银子以示怜悯和抚恤，追赠他太仆寺卿，荫封其子周庭祚进入国子监读书。


    客、魏毒害诸妃


    光宗皇帝时期，选侍赵氏与客氏、魏忠贤关系不和。客氏、魏忠贤便伪造圣旨，将赵氏赐死。裕妃张氏当时怀孕，正准备接受册封仪式，客氏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导致裕妃被断绝饮食，最终在封闭的冷宫中饥饿而死。


    成妃李氏诞下两位公子，但都不幸夭折。在此之前，冯贵人曾劝皇上停止太监在宫内操练，客氏、魏忠贤对此极为反感，于是伪造圣旨赐死冯贵人。成妃李氏得知此事后，仍然从容镇定地向皇帝进言，结果被皇帝革除封号，并断绝了饮食。


    成妃李氏鉴于裕妃因饥饿致死的教训，之前偷偷在墙壁缝隙中储存了食物，数日后才得以存活。客氏、魏忠贤怒气稍稍缓解后，将她贬为普通宫女。


    皇后张氏一向精明能干，客氏、魏忠贤对她颇为忌惮。当皇后怀孕时，客氏暗中布置亲信监视，导致她身边侍奉的宫人无端死亡。又在皇上郊祀天地的那天，秘密杀害了胡贵人，对外宣称她因突发疾病而亡。


    魏忠贤怒张后


    顺天府丞刘志选弹劾张皇后之父张国纪，皇帝下旨斥责刘志选，认为皇后贤明，客氏便对皇后心怀嫉妒。皇帝驾临后宫时，注意到案几上放着一卷书，于是询问这是什么书。皇后回答说是《赵高传》，皇帝听后沉默不语。魏忠贤得知此事后大怒，第二天暗中安排甲士埋伏在便殿之中。皇帝将这些甲士搜了出来，送到东厂审问。


    魏忠贤捏造皇后之父张国纪图谋拥立信王为帝的罪名，意图借此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王体干这时警告说：“皇帝虽然在许多事情上显得糊涂，但唯独对待兄弟与妻子之间的情谊并不淡薄，倘若真的发生什么变故，我们这些人恐怕都将无法幸免。”魏忠贤听后感到害怕，为了掩盖真相，便杀害了那些知情的甲士以灭口。


    译者注：1.客氏与魏忠贤通过伪造圣旨、构陷嫔妃、乃至残害皇嗣等卑劣手段，对当时的后宫形成了一股恐怖统治，严重侵害了皇室血脉延续及后妃权益，同时也对明朝的宫廷秩序和政治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

 第26章 异人歌、辛酉七年纪异

    异人歌


    天启初年，有一位道士在朝天宫住宿，每天都在市集中唱歌。歌词唱道：“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这首歌谣暗指的正是客氏和魏忠贤。不久之后，这首歌谣中的预言果然应验了。


    辛酉七年纪异


    天启元年辛酉（公元1621年）二月初三日，辽东地区出现日晕现象，日晕边缘两侧呈现出如同月亮形状的耳状结构，内部又红白光焰闪烁，如同晶莹的玉环，其规模几乎覆盖天空，日晕形状连环相接，犹如西南、东北方向各有一太阳形状，但颜色暗淡，如同月亮发出的光芒。日晕上方的大圆圈中，约有数十丈长的光彩，呈现出青红如彩虹般的形态。光彩忽然呈现人形、刀形、弓形等形状，二者均向外指向，与日光方向相反。自辰时至午时，日晕现象才消散。次日，淮徐地区发生地震，房屋瓦片震动（参加相关抚按官员奏疏）。


    二月初一，巩昌府会宁县有一位寡妇关氏，夜晚梦见一名身穿绿袍的人前来投宿。次日家中一头黑牛产下一头小牛，全身覆盖鳞甲，实为麒麟。其叫声与牛不同，至初三日便消失。


    天启二年壬戌（公元1622年）九月二十二日，陕西临洮发生地震，房屋倒塌，造成民众伤亡。


    十月初九日午时，开封府禹州紫金里，距离城池四十里的大隗山上，出现一只身高六七尺、全身绿色羽毛的大鸟，头顶竖立一撮毛，停留在山中，引来大小群鸟无数跟随。它们环绕飞翔，东西绵延三里，南北覆盖整座山。至十二日申时，大鸟飞离，群鸟随之而去，人们都认为此鸟为凤凰。


    天启三年癸亥（公元1623年）四月初六日，云南洱海卫发生三次地震，初七、十二日又连续大震三次，声响如雷。房屋倒塌，大理府亦受影响。地震自北向南传播，伴有如吼般的声音。当时干旱严重。十二月乙丑二十二日丁未申时，应天府发生地震，声音如巨雷，持续两个时辰才停止。常州、镇江、扬州、泰州等地也有强烈震感，许多民居倒塌，多人丧生。


    陕西凤县的山村中出现一种能飞行的大老鼠，以五谷为食，形态类似捕食鸡的猛禽。此鼠黑色，从头至尾长约一尺八寸，横向宽度一尺，两侧长有肉翅，腹部下方无足；足位于肉翅的四个角落，前肢有四趾，后肢有五趾。其毛发细软且长，色泽类似鹿的黄黑色。尾巴丰满粗大。人们追逐它时，它速度得很快，似乎能飞起来，但飞的不高。破开其腹部，发现里面充满了黍粟谷豆等粮食，总量接近一升，重量约为三斤。


    天启四年甲子（公元1624年）二月二十八日，天空呈现黄色，阳光暗淡无光，次日也是如此。太阳周围有黑色阴影旋转。当天晚上，空中传来阵阵喊叫，仿佛千军万马突然降临，又像万炮齐发，声震天地，全城人心惶惶。声音从苏州一直传到嘉兴海盐，更为响亮，过后越过大海向南离去，人们称之为“天愁”。


    二月三十日巳时，北京发生地震，震动自西北向东南传递，伴有如雷的声响，未时和申时又发生两次地震。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县发生地震，声音如雷，城墙倒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三月初四日，延绥榆林出生一头猪，拥有两个身体、一条尾巴和八只脚。据查，晋元帝建武二年也曾出现过一头八足猪，当时发生了刘隗之变。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六月初五日四鼓时分，广昌县发生地震，城墙摇晃倒塌，地上开了三条大缝隙，有大小妖怪日夜作祟，民众惊恐不已。县令请来上百名僧道在关帝、城隍等庙宇举行法会，十天后妖怪逐渐平息（参见易州道官员的报告）。


    六月初五日，大同府发生地震，如同雷鸣，震动从西北向东南扩散，浑源州等地也有相同情况，城墙倒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朝天宫原本一直封闭，不举行祭祀活动。六月二十一日丑时，忽然听到巨大声响，火焰冲天，红光照地，远远望去有身披紫衣的神灵凌空升起，大殿及金刚殿周围燃起大火，共计烧毁一百十一间房屋。


    六月二十八日至闰六月初三日，北京遭遇暴雨，城中积水深达六尺，许多房屋倒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同时，良乡县连续数日阴雨不断，至初一日半夜，洪水由西门涌入城内，仓库中的谷物漂走，农田作物被冲入江中，尸体遍布田野。此外，武清、东安、大兴等县也遭遇连续多日的暴雨，农作物被完全淹没（参见顺天府尹的奏疏）。八月初一，江南刮起罕见的强风，许多树木被连根拔起。


    十一月十八日午时，南京陵寝发生地震。二十五日，宁夏发生地震。六月、九月都有地震发生，半年内共发生三次。


    天启七年丁卯（公元1627年）正月十八日卯时，京城发生地震，震动声自西南方向开始，直至东北，房屋倒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四月，皇陵遭遇火灾，火势蔓延四十多里，陵墓上的树木全部烧光。


    译者注：1.关于原文中的“刘隗之变”，根据《晋书》记载：“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听不聪之罚，又所任邪也。是后有刘隗之变。”意思是，晋元帝建武元年，有猪长八只脚，这是对听而不闻的惩罚，又是对任用邪恶的人的惩罚，此后有了刘隗之变。刘隗是东晋大臣，他建议晋元帝崇上抑下、排抑豪强，打击排挤琅琊王氏等门阀的势力，东晋重臣王敦以讨伐刘隗的名义发动叛乱。


    2.天启年间，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恶性膨胀，其倒行逆施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败。“异人歌”所预言的客氏与魏忠贤乱政之事，古人视之为上天示警，实际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阉党擅权、朝纲败坏的不满情绪和深深的忧虑。这些怪异现象与自然灾害，在当时被视为上天对人间统治者的警示或惩罚，预示着社会动荡和政权危机。至于朝廷内部发生的诸如朝天宫火灾、皇陵火灾等事件，则进一步烘托出明代晚期朝廷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假设当时朝廷能够遵循天人感应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及时纠正错误，削弱宦官势力，加强对地方治理，加强德政建设，也许能有效应对这些灾祸并缓和社会矛盾，从而延长明王朝的寿命。

 第27章 丙寅五月初六纪异(北京天变邸抄)、传国玺出等

    丙寅五月初六纪异（北京天变邸抄）


    天启丙寅（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日巳时，京城天空明亮洁净，突然传来一声如雷霆般的巨响，自东北方向开始，逐渐逼近京城西南角。灰色烟雾腾空而起，房屋剧烈摇晃，片刻之后发生剧烈震动，天崩地裂，天色瞬间漆黑一片，成千上万的房屋瞬间沉陷。从东面的顺城门大街至北面的刑部街，长三四里、方圆十三里范围内，所有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粉末，数万间房屋被毁，两万多人罹难。


    王恭厂一带受灾尤其严重，尸横遍野，恶臭熏天，瓦砾碎片漫天飞舞，难以辨识。街道、门户均受到剧烈震动，震声向南传至河西务，向东传至通州，向北传至密云、昌平，各地上报的灾情相似。京城中几乎所有房屋无一完好，举国上下陷入恐慌。象房倒塌，大象纷纷逃出。远望天际，云气形态各异，有的如乱丝，有的五彩斑斓，有的如黑色灵芝，直冲云霄，长时间后才渐渐消散。


    钦天监周司历向朝廷奏报：“五月初六巳时，地面传来如同霹雳般的轰鸣声，自东北艮位向西南方移动。天空中出现云雾遮蔽，许久后才散去。占卜结果显示：地面震动预示着天下将爆发战争，后宫与宦官作乱严重。”他又说：“地下发出隆隆声响，是为凶兆，该地将有灾难。地底传来混混沌沌的声音，该邑必将灭亡。”魏忠贤认为这是妖言惑众，下令杖责一百，将周司历打死。


    后宰门附近有一座火神庙，建筑规模宏大，装饰辉煌。初六那天清晨，负责守门的内侍忽然听到一阵音乐声，先是传来一阵粗犷的乐曲，紧接着是一阵细腻的旋律，如此交替反复三次。众内侍感到非常惊讶，纷纷起身巡查，发现声音是从庙宇内传出。众人合力推开殿门，只见一个状如红球的物体突然从大殿中滚出，瞬间腾空而起，与此同时，东城区方向就传来了巨大的震动声响。


    哈达门火神庙，庙祝看到火神像摇摇晃晃，似乎要走下神坛，急忙点燃香烛，跪地祈告说：“火神老爷，外面正值干旱，千万不可离开。”火神似乎正要迈出神坛，庙祝痛哭流涕抱住神像。正当两人推拉之际，东城的震声突然响起。


    此时，皇帝正在干清宫用餐，宫殿震动，急忙奔向交泰殿，内侍们都没来得及跟上，只有一个贴身侍卫扶着他奔跑。建极殿的栏杆和屋顶瓦片纷纷坠落，这个侍卫头部被砸裂，而干清宫的御座和御案也都翻倒在地。真是异象！


    绍兴府周姓吏目的弟弟刚到京城两天，从蔡市口遇到六个人，刚行完礼，他的头颅忽然飞离身体，而这六人安然无恙。


    一部官员的家眷因天黑地动，家具翻倒，妻妾仆人摔倒在地上，相互碰撞，一段时间后天色渐亮，大家都是蓬头垢面，如同病人或鬼魂。


    大殿施工的工人因地震坠落的约有两千人，全部摔成了肉袋。


    郎中潘云翼的母亲住在后屋，雷电交加时抱着一尊铜佛跪在庭院中，屋顶的瓦片纹丝不动，得以幸存。前屋的十位妾室都被埋在厚厚的土下。不过《颂天胪笔》记载：抱着佛像的是潘云翼的妻子，而非母亲。


    北城都察院官员这一天进衙门时，骑在马上抬头看见一位神人，头戴红冠，头发赤红，手持宝剑骑在麒麟上，离自己很近，吓得从马上摔下来，额头受伤。就在众人惊慌失措之际，东城突然发生震动。


    初六日五更时分，东城有一个赤脚僧人，沿街大声疾呼：“快跑！快跑！”


    所有受伤的男女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也不知为何。有一位官员的随从在震动发生时，头上的官帽、身上的衣裤鞋袜，一瞬间全部消失。


    初五晚京师城隍庙里，有道士听到殿堂内传来阵阵嘈杂喧闹的叫喊声，类似于唱名的声音。


    初六，王恭厂里的一名小太监清晨到达厂里，看到团团兵马将厂子包围。他听到有人说从内部抓来一人，就捆绑一个。小太监见状赶紧逃离，紧接着就听到一声巨响，震动了整个王恭厂。


    五月初一，山东济南知府前往城隍庙烧香，走到庙门口时，随行的官吏和仆从都突然昏迷不醒。有一个皂隶的妻子来看望丈夫，看到已死去多年的前夫竟然在庙里当门卫，前夫说：“庙里不能进去，天下城隍正在这里造册。”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有云气形状似旗帜，又似关刀，出现在东北角上，长达天空，起初为白色，后变为红紫色，持续一段时间后消失。


    五月初三，云气又在北方天空出现，形状如丝带，颜色为红色。初四，又见到形状类似如意的云气，颜色为黑色。占卜者说：这些都是太白星、蚩尤旗的变化形态，实际上是一种东西。


    长安街上空，人头纷纷飞落，有的只有眉毛和鼻子，有的连同额头一起，纷纷扬扬地坠下。巨大的树木被风吹到密云，驸马街有一块重达五千斤的大石狮子，几百人合力也无法移动，却突然从空中飞出，落在顺城门外。


    地震发生后，有报告称红色细丝衣物等物品飘到西山，大部分挂在树梢上。昌平州教场中堆积着大量的衣物，还有首饰、银钱、器皿等各种物品。户部张凤达派随从前往查验，证实确有此事。


    我听说宰相顾秉谦的妾穿着单裤跑出街头，顾秉谦回家时看到她，连忙将赤身裸足的她扶回家，其他人则陷入地下，不知所踪，人数众多。又听说冯铨的妻子坐在轿子里被风吹走，落下时只剩赤身。又有石头忽然升入云端，旋转不停，降落不下来，非常奇异，难以一一述说。


    唉！熹宗皇帝即位以来，天灾地变、怪物异象层出不穷，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灾难。而思宗皇帝在位十七年以来的大饥荒、大叛乱，直至国家灭亡，其征兆早已显现于此。然而整个朝廷仿佛还在醉生梦死中，实在令人大叹三声。


    传国玺出


    天启四年甲子（公元1624年）九月初四日辰时，彰德府临漳县的农民邢一泰，正在本县务本庄东侧、磁州八里外的漳河西岸耕田，耕地突然出现一阵风火，旋转了半晌，紧接着河岸边的沙滩崩塌，发出如雷般的巨响，与此同时，祥光环绕，一道光芒直冲云霄。邢一泰走近查看，发现沙土中露出一块黄白色的物体，大小如斗，表面刻有篆文，但无法辨识。他随即通知了本县的学生王思桓、王灿共同前来观看。


    他们认定此物为稀世珍宝，不敢私自隐藏，便将它呈报给知县何可及。何可及在公堂上将其擦拭干净，发现其晶莹剔透，光彩照人，呈龙纽斗形，每边长四寸，厚度三寸，重一百一十多两，其篆文内容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众人阅读后无不震惊。


    知县立即设立香案，带领众人虔诚叩拜，并与当地官员一道，撰写奏疏，恭敬地将这件宝物进献给朝廷。


    译者注：1.“龙纽斗形”是指一种顶部装饰为龙形、主体呈斗笠形状的印章样式，多为古代帝王或高级官员所用。


    大清朝改元


    后金改换年号为“天聪”，这一年即是明朝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后金“天聪”这个年号总共使用了十年，直到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这一年后金改国号为“清”）年为止。


    译者注：1.《颂天胪笔》，明朝金日升着，是以东林党立场记录明末党争的重要史料。

 第28章 信王登极、客氏出宫

    信王登极（天启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


    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公元1610年）十二月，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第五子，熹宗皇帝朱由校的同母弟，最初（公元1622年）被封为信王。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时，朱由检已经十七岁了。魏忠贤为了将他调离京城，便劝说熹宗皇帝命朱由检出府成婚。六月，朱由检选中了大兴县平民周奎的女儿为信王妃，该女子当时十六岁，三月二十八日子时出生。闰六月，钦天监奏报信王婚礼事宜，选定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时为移居新府的日子。十二月初十日午时，信王举行成人冠礼。十六日，进行送聘礼和送婚书仪式。二十二日，布置新房。


    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新娘去除了面部细毛（旧时婚前美容习俗）。二月初三卯时，信王亲自迎娶新娘，这位新娘就是后来的殉节圣母（周皇后）。丁卬八月十八日，熹宗皇帝病情严重，以内旨告知奉圣夫人客氏，欲封其子侯国兴为伯爵，并让朝臣们立即执行。十九日，魏忠贤与众臣商议让皇后垂帘听政并摄政，内阁首辅施凤来表示：“垂帘居摄之事年代过于久远，已经无从具体考察细节安排，而且这样效仿也不应该。”魏忠贤听后不悦，此事作罢。


    众臣便请求信王朱由检入宫探望熹宗皇帝病情。二十二日，熹宗皇帝病危，召见信王，叮嘱他要做尧舜那样的明君，好好对待皇后，并且要重用魏忠贤。信王谦逊地接受了这些嘱咐后离开。申时，熹宗皇帝驾崩。首辅施凤来以及张立极、英国公张惟贤等人带着圣旨前往信王府劝信王即位。


    魏忠贤通过联系信王府的旧监徐应元，邀请信王入宫。信王心中十分不安，袖中藏有食物以防万一。群臣听说后，都想一齐入宫，但到了宫殿门口，太监却不让他们进去。当晚，信王独自在烛光下坐着，夜深时，有一名太监手持剑经过，信王假装要看剑，将剑留在桌上，并许诺以高价购买这把剑。期间信王听到有人巡逻的声音，还慰问巡逻人员辛苦，命左右赏给他们酒食，巡逻人员十分高兴，欢呼声如雷。


    二十四日丁巳，信王在中极殿即皇帝位，接受百官朝贺。早朝时，天空突然传来鸣声。皇帝下诏以第二年戊辰年（公元1628年）为崇祯元年。


    自洪武皇帝朱元璋到崇祯皇帝，明朝共有十六位皇帝。


    客氏出宫


    九月时，新皇处事稳重，心境深沉，朝廷内外都在密切关注皇帝动态。魏忠贤内心感到不安，于是请求辞去职位，但皇帝并未准许，只是下令让奉圣夫人客氏离开皇宫，居住在宫外。


    当初，魏忠贤的种种恶行，诸如威胁皇后，迫害裕妃、成妃，重用王体干以及杀害王安等人，这些恶事都与客氏的促成密不可分。客氏在宫中乘坐小轿，由内官抬着，俨然自视为熹宗皇帝身边的八大贵妇之一。每逢她的生日，熹宗皇帝必定亲临祝贺，登座劝饮，赏赐无数。她前往自己的私宅时，内侍王朝忠等几十人穿着红衣走在前面开道，乘坐的轿子直达干清宫，甚至不下轿，随从队伍的盛大场面，不亚于皇帝出行。她夜晚出行时，也灯火簇拥，如同白昼一般明亮，服饰华丽，宛如神仙，到达私宅后升堂理事，从管事到近侍依次叩头，高呼“老祖太太千岁”的声音响彻云霄。


    熹宗皇帝驾崩后，新皇命令客氏返回私宅。客氏在五更时分身着丧服前往熹宗皇帝 灵柩前，取出一个用黄龙纹的绸布包裹着小盒子，里面装有熹宗的胎发、痘痂以及历年剪下的头发、脱落的牙齿和指甲等物，痛哭之后将这些遗物焚烧掉，然后离开了皇宫。


    译者注：1.朱由检在其兄熹宗皇帝朱由校去世后即位，整个过程充满波折，其中魏忠贤的权势和客氏的影响力贯穿始终。朱由检即位之初，表现出谨慎和深思熟虑的性格特征，他在面对魏忠贤的试探和压力时，始终保持警惕，例如在入宫探望熹宗病情时，甚至在袖中藏食物以防不测。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他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和生存策略，为后来铲除魏忠贤势力奠定了基础。


    魏忠贤与客氏的联手乱政，对明朝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大破坏。客氏身为熹宗乳母，与魏忠贤勾结，不仅对后宫嫔妃实施迫害，更深度干预朝政，其权势滔天，一度凌驾于皇后之上，严重影响了明朝的统治秩序和皇权稳固。


    朱由检即位后，迅速采取措施，先让客氏离开皇宫，切断了魏忠贤的一部分权力来源。随后，崇祯皇帝逐步削弱并最终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势力，这既是他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也是试图恢复和重建国家正常秩序的努力。这是他作为皇帝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然而，崇祯皇帝虽然在初期展现出改革决心和政治手腕，但他在后续的执政过程中，依然面临着重重困境，如财政困难、农民起义频发、后金的军事威胁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这一时期的治理困境，既有他刚愎自用、急于求成、严苛多疑的个人性格和决策的影响，也是当时明朝社会、经济、政治深层次危机的体现。

 第29章 陆万龄下狱、崔呈秀回籍、钱元悫参魏忠贤

    陆万龄下狱


    熹宗皇帝在位时，监生陆万龄请求在国子监附近为魏忠贤建立祠堂，并阿谀奉承说：“孔子编撰了《春秋》，而魏忠贤编撰了《要典》；孔子处死了少正卯，而魏忠贤则惩处了东林党人。”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但有人担心皇帝驾临国子监时，魏忠贤的祠堂会带来不便，因此这项提议暂时搁置。


    到了现在，国子监司业朱三俊弹劾监生陆万龄、曹代请求为魏忠贤在国子监建祠的罪行，皇帝下令将陆万龄、曹代二人投入监狱。魏忠贤对此感到恐惧，便请求停止建造祠堂。皇帝安慰了他，保留了先前赐予的祠堂牌匾，但其余的建祠计划全部取消。


    当时，有一位监生张某想要上疏请求将魏忠贤与孔子并列尊崇，将他列入国子监。张某到了国子监后，结果声称看到孔子的弟子子路袭击他的幻象，很快张某就死了。


    有一天，皇帝看到一个名为李映日的监生将魏忠贤比作周公的奏疏，立刻下令将其逮捕审问。当时，江西某官员还不识时务，执意要为魏忠贤建立隆德祠以表彰其功绩，魏忠贤对此深感恐惧，便上奏请求将建祠所需的钱粮解交朝廷充作辽东前线的军饷，皇帝同意了这一请求。


    崔呈秀回籍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十月，皇上以其深思熟虑的决策，成功指挥了对宣州的军事行动并取得了胜利。在此之后，皇上加封宁国公魏良卿和安平伯魏鹏，还特别制作并赐予他们免死铁券。然而，云南道监察御史杨维垣上疏指责崔呈秀利用魏忠贤的权势谋取私利，请求朝廷诛杀崔呈秀这样的乱臣贼子。与此同时，主事陆澄源也针对崔呈秀提出弹劾，指出他不顾孝道，强行留在官位而不回家丁忧守制，这种冷酷无情的行为实属难容。另外，御史贾维春也弹劾崔呈秀买卖官职、娶娼妓淫乱，只知道做官而无视母亲亲情，严重破坏了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伦理，与禽兽无异。朝廷终于颁下诏令，命令崔呈秀返回原籍去遵守丧制。


    钱元悫参魏忠贤（十月二十五日）


    吏部主事钱元悫向朝廷上疏，痛斥魏忠贤的罪行道：“魏忠贤四处宣扬自己的功劳，程度之甚远超王莽篡汉时的强行制造祥瑞现象；魏忠贤将五等爵位随意授予乳臭未干之人，比起东汉外戚梁冀家族一门五侯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忠贤广泛安排亲信占据关键职位，其程度远超王衍的狡兔三窟；魏忠贤私藏金银财宝于肃宁府邸，其贪婪程度超过董卓在郿坞的私藏；魏忠贤动辄假传圣旨，控制百官，其手段之恶劣胜过赵高指鹿为马；魏忠贤大肆迫害忠良，对国家元气造成极大损害，比东汉末年朋党之祸更严重；魏忠贤秘密豢养死士，部署私兵自保，其嚣张程度超过桓温暗藏死士于墙壁中；魏忠贤大力鼓动告密，造成社会风气紧张，比武则天时期构陷忠良更为恶劣。


    魏忠贤罪恶滔天，即使千刀万剐亦不足以抵偿其罪，但考虑其曾为先帝遗留的家奴，可免其死罪，应勒令其出宫回归私宅，魏良卿等人应尽快解除职务回家乡。以攻讦他人获赏的张体干、逾越礼制乘轿的张凌云、滥用刑罚的陈大用、魏忠贤的大义子田尔耕、好友白太始、龚翼明等党羽，应该或处以极刑，或贬谪流放，以期朝廷得以净化，赢得天下人心归附。”


    此疏上达后，皇帝批示相关部门已知道此事。魏忠贤闻讯惶恐，其党羽如吴淳夫、李夔龙、由吉、阮大铖、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等被点名弹劾者，纷纷主动请求离职归乡，皇帝均批准他们各回原籍。


    译者注：1.原文中的“两观之诛”，出自汉代刘向叺摹渡显忠旆馐娄叀罚原文为：“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其中的两观，指古代宫门前的两个高台，名为“东观”和“西观”，是举行礼仪、宣示法令、观览朝会之处，孔子担任任鲁国大司寇时，曾在两观处依法处决了乱政的少正卯。“两观之诛”，往往指为了国家安定而对乱臣贼子所施行的必要的杀戮。


    2.魏忠贤阉党势力由膨胀至顶峰，最终走向了覆灭。陆万龄、曹代等人对魏忠贤的过分阿谀奉承，甚至提出将其与孔子并列，在国子监为其建祠，这是典型的阉党文化专制的表现，严重亵渎了儒家文化和道德规范，引起了朝野正义人士的反感。当崇祯皇帝即位后，随着对魏忠贤及其党羽行为的重新评估，这些荒谬的举动受到了清算，陆万龄等人被捕下狱，魏忠贤本人也被迫收敛。此外，崔呈秀作为魏忠贤的重要党羽，因其贪污腐败、违背伦理纲常的行为遭到多名监察御史的弹劾，最终被勒令回家丁忧，这也预示着阉党势力开始受到实质性的打击。而吏部主事钱元悫直接列举魏忠贤七大罪状，深刻揭示了魏忠贤专权乱政、危害社稷的诸多事实，要求对其严惩并清理阉党余孽，更是加速了阉党的瓦解。


    崇祯皇帝在处理魏忠贤及其党羽的问题上，虽然出于某种考量没有对魏忠贤施以极刑，但允许其出宫并逐渐剥夺其权力，同时批准其党羽离职归乡，实际上是在不动声色中开始了对阉党集团的全面清洗。这一系列举措，显示出崇祯初期锐意革新的姿态，以及努力恢复朝廷清明的决心。然而，尽管崇祯皇帝意图拨乱反正，但在当时明朝积弊已久、内忧外患并存的情况下，单纯清除阉党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家颓势，明朝最终还是在崇祯朝后期走向了崩溃。

 第30章 钱嘉征参忠贤十大罪、魏忠贤谪凤阳、魏忠贤自缢

    钱嘉征参忠贤十大罪（十月二十六）


    嘉兴县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一是与皇帝并驾齐驱，群臣上奏时，皆将功劳归于魏忠贤，甚至有人建议将魏忠贤比肩先帝。二是污蔑皇后，魏忠贤编织罪名牵连皇亲，几乎危及到皇后。三是玩弄兵权，魏忠贤大量招募无户籍的人员，私自在内廷组建军队进行操练。四是目中无君，魏忠贤对于军国大事独断专行，一手遮天。五是苛刻盘剥，朝廷新封的三个藩王待遇不及福王，而魏忠贤封公后，却坐拥数万顷肥沃土地。六是心中无圣，魏忠贤竟敢将阉人这种低贱之人放到与先贤圣人同等的地位。七是滥享爵位：魏忠贤公然继承上等公爵之封，却毫无反省之心。八是滥冒武功，武将在前线浴血奋战保卫国家，魏忠贤却在后方冒领军功享受封赏。九是大建生祠，为魏忠贤建一座生祠耗资不下五万两银子，并非百姓自愿捐输，而是逼迫催征而来。十是私通关节，魏忠贤的干儿子崔呈秀、孽子崔铎凭借特权作弊，虽遭贬黜，仍能重新进入官场。以上种种叛逆行为，罄竹难书，即使千刀万剐亦不足以抵其罪。”


    皇帝对钱嘉征的奏疏点头赞同。魏忠贤却对此极为愤怒，向皇帝哭诉自己的冤屈。皇帝命令内侍朗读奏疏，并令魏忠贤跪听，魏忠贤为此惊恐失魂。


    自杨涟一疏详述魏忠贤的罪行遭受了魏忠贤疯狂报复后，此后无人敢再揭露魏忠贤的奸邪。直到此次钱元悫首先明确指摘魏忠贤罪过，钱嘉征详尽揭发其恶行，使得魏忠贤无处遁形，两人可以称得上胆识过人，他们的奏疏可与杨链的奏疏并列流传千古（康熙庚戌即公元1670年二月十九日，计六奇在雨窗前评论）。


    魏忠贤谪凤阳（十一月事）


    魏忠贤察觉到自身权势即将崩溃，于是上疏请求辞去手中用印权。皇帝同意其赋闲居住，随后剥夺了魏忠贤司礼监及东厂的职权，命其前往白虎殿守灵。几天后，魏忠贤又上疏请求辞去公、侯、伯等爵位，皇帝予以批准，并令他上缴所赐诰券及田宅，由吏部、户部、工部进行查收。


    在此期间，礼科吴宏业、户部主事刘鼎卿、刑部员外郎史躬盛、御史安伸、龚萃肃以及副史潘曾纮等官员纷纷上疏，有的弹劾崔呈秀、田尔耕，有的攻击许显纯、倪文焕、阮大钺，还有的指责操江提督刘志选、兵部侍郎潘汝祯等人，他们都与魏忠贤有直接关联。这些人如同鹰犬，魏忠贤则是背后的操纵者。然而，皇帝并未对这些弹劾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将奏疏留中不发，私下则询问宫中、朝中官员，调查魏忠贤等人的罪行。


    经查明，魏忠贤逼死贵人、擅自贬黜成妃，甚至影响皇后后位稳定，每项罪状均有确凿证据。此外，魏忠贤及其党羽通过操控奏章、贬谪大臣、驱逐言官、纵容校尉任意抓人等手段，导致众多忠良大臣惨死。魏忠贤还安插亲信掌控军权，勾结文武官员，把控朝廷要害部门，借捕拿奸细之名搜刮富户，将追回的官款私吞。在熹宗皇帝病重之际，魏忠贤假传圣旨为客氏封赏，并提升一批亲信官员，这些也都是事实。


    皇帝闻此震怒，下旨说：“崔呈秀交由九卿会审，魏忠贤则由内官刘应选、郑康升押解至凤阳看守皇陵，并没收其家产。”徐应元为魏忠贤辩护，遭到皇帝痛斥：“你这奴才与奸臣勾结，杖责一百棍，发往南京。”


    魏忠贤便携带装满珍宝的四十两大车、千匹马、八百壮士去凤阳，通政使杨绍震上疏揭露魏忠贤沿途拥兵自重，请求早日将其公开处决。皇帝随即下令兵部：“我自即位以来，致力于国家治理，却发现逆党魏忠贤窃取国家大权，侵吞国库财物，构陷忠良大臣，草菅人命，其心狠手辣犹如豺狼虎豹，本应当将其公开处决以告慰冤魂，现姑且从轻发配至凤阳。然而此巨恶元凶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蓄养亡命之徒，身带凶器，随行拥簇护卫，简直形同叛乱，我对此深感厌恶。现命锦衣卫派遣得力人员前往捉拿魏忠贤，将他押送至凤阳交接。锦衣卫沿途所经之地，由该地巡抚、按察使等官员调集足够兵力护送，所有跟随的奸党都应立即捉拿并上报，不得纵容留下后患。如有闪失，定当追究责任。兵部要立即差遣官员火速传达此旨至各相关衙门。钦此。”


    魏忠贤自缢


    兵部接到皇帝旨意后，立即派遣千户吴国安前往拘捕魏忠贤。魏忠贤一行抵达距离阜城县二十里的新店，收到李永贞的秘密通报，得知难逃此劫。傍晚时分，他们到达阜城县，魏忠贤在尤克简家中暂住。当时，有位来自京城的白姓书生，在尤家外厢彻夜吟唱《挂枝儿》，歌词生动描绘了魏忠贤昔日的豪奢气焰与如今的凄凉处境，句句含有讥讽之意。魏忠贤听到后，更加悲凄绝望，最终与李朝钦一同自缢身亡。


    次日清晨，刘应选发现魏忠贤自缢，惊恐不已，便与亲信进入魏忠贤卧室，取走金银财宝，对外假称魏忠贤逃跑，要去追赶，随即向南逃窜。郑康升当时正住宿在袁光灿家中，得知消息后惊醒，立即上报县衙，并向上级递送文书，将魏忠贤的车辆入库，随从人员收监。


    皇帝下令抄没魏忠贤的家产，销毁其用于刑讯的器械。当时，魏忠贤的势力甚是庞大，朝廷内外人心惶惶，担忧发生变故。但皇帝泰然自若，独自运筹帷幄，未借助任何外力，成功铲除了元凶魏忠贤，稳住了国家局势，此举深得天下人赞誉，都称皇帝圣明。


    我听说，崇祯皇帝刚即位时曾询问群臣：“尧与舜哪个更贤明？”群臣回答：“尧很好。”皇帝却说：“不如舜，因为舜能诛杀四凶。”这话暗指皇帝想要清除魏忠贤这样的奸臣。


    译者注：1.原文中的“舜诛四凶”是古代流传的传说，指上古时期舜帝严惩了四个恶行昭彰的人物或部落。根据《尚书·舜典》中的“四罪”记载，四凶包括共工、驩兜、三苗、鲧。


    2.嘉兴县贡生钱嘉征大胆上疏列举魏忠贤的十大罪状，细致入微地揭露了魏忠贤欺君罔上、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等诸多恶行。崇祯皇帝面对钱嘉征的奏疏，表现出对魏忠贤罪行的认同，从而推动了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进一步审查和制裁。魏忠贤因无法抵挡舆论压力和皇帝的疑忌，逐步丧失手中的权力，最终被贬谪至凤阳守陵，并在途中收到风声，深知自己难逃一劫，遂选择在阜城县自缢身亡。


    魏忠贤擅权期间，通过操纵朝政、打压异己、滥施威权，极大地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崇祯皇帝通过一系列果断措施削弱乃至消灭阉党，既是对皇权的有力维护，也是对广大受害者的告慰。


    从魏忠贤的垮台既是皇权与权阉斗争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任何一个时代，对于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对于公正法治的坚守、对于吏治清廉的追求，都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确保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

 第31章 张瑞图回籍等

    张瑞图回籍


    十二月，朝廷法司部门继续审理魏忠贤及其党羽的罪行。皇帝下令将魏忠贤的尸体肢解，弃于河间。


    某日，皇帝来到存放没收财物的赃罚库，看到魏忠贤生前聚敛的大量珍宝，不禁叹息道：“国家的财富几乎被这个逆贼搜刮殆尽。”此时他注意到一块金箔装饰的贺屏，上面的题字竟是由时任次辅张瑞图亲笔所书，皇帝对此大为震怒，立刻下令将张瑞图革职，遣返回原籍。


    诛杀崔呈秀


    当时崔呈秀身在苏州，一闭眼就会梦见受刑的官员。当接到朝廷要求他回京接受审查的消息时，他知道逃不过惩罚，于是与宠爱的妾室萧灵犀一起痛饮，随后自缢身亡，崔呈秀当时五十七岁，萧灵犀则以剑自刎。他们的家产被全部没收，崔呈秀死后还被斩首。关于崔呈秀的死，有民间记载称他在十月初四日自缢，也有一说是按圣旨于十二月在蓟州被处斩。


    姚士慎弹劾田尔耕、许显纯


    大理寺卿姚士慎等人向皇帝奏报，指出田尔耕主管锦衣卫、许显纯掌管锦衣卫镇抚司期间，二人助纣为虐，草菅人命，许多冤案、错杀皆出自他们之手。皇帝听后下令将田、许二人押回原籍等候处决，不久后两人被执行死刑，家产也被查抄，此举得到了全国百姓的拍手称快。此外，李永贞被处斩，刘若愚则被长期关押。


    掠死客氏


    皇帝还下令太监王文政对客氏进行严审，发现她竟然让八名宫女怀有身孕，原来她在出入皇宫时经常携带侍女随行，企图效仿吕不韦、李园等历史上利用嫔妃干预朝政的故事。皇帝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命令将客氏押往浣衣局严刑拷打致死，她的儿子侯国兴等人也都被处决。


    闻香心动


    有一次，皇帝在便殿批阅奏章时，闻到一股香气，心中有所触动，便询问近侍香味从何而来。近侍回答说是宫中旧有的香料配方。皇帝严厉呵斥，命令销毁这种香料，并且禁止再使用。皇帝感叹道：“父皇和皇兄都是因此而误入歧途。”


    附记：一天晚上皇帝深夜与大臣讨论政务，直至更鼓敲过仍无倦意。忽然，皇帝起身命内侍手持蜡烛环顾四周墙壁，但没有什么发现。皇帝沉默不语，群臣见状也不敢询问。这时远远看去殿角有微弱火光，皇帝立即命令拆开墙壁，发现一个小太监坐在里面，手中拿着香料，原来这是魏忠贤安排的。皇帝勤于政务、不近女色，所以魏忠贤悄悄让人点燃香料，企图激起皇帝的淫欲。皇帝说：“我正专注于政事，心绪突然波动，故而怀疑其中有诈。”于是皇帝命人将太监带走。


    皇帝刚刚即位时，魏忠贤曾进献四位国色天香的美女，皇帝虽然不愿接受，但担心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就将她们收入后宫。经过仔细检查，这些女子身上并未携带其他物品，只是每人腰带末端各佩戴一颗如黍粒大小的香丸，名为“迷魂香”，一旦接触便会使人神魂颠倒。皇帝下令不准再使用这些香丸。


    上述两件事都是魏忠贤为了迷惑、控制皇帝心神所设的计策。自古以来，君主如果亲近贤良的士大夫，就能听到正确的言论，见到正直的事情，有助于修养德行，而一旦沉溺于深宫之中，与宦官、宫妇亲近，沉迷于声色之娱，便会逐渐疏远朝臣，导致宦官势力嚣张、祸乱朝政。


    赠谥诸臣


    群臣上奏说：“杨涟之死，是因为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缪昌期之死，是因为替杨涟润色奏疏；万燝是因为弹劾魏忠贤，李应升是因为替万燝伸冤以及阻止魏忠贤凭借修建皇陵邀功；魏大中是因为不愿意与魏广微攀结亲戚；周顺昌是因为为魏大中寄养儿子，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是因为不肯依附魏忠贤，高攀龙是因为弹劾崔呈秀，夏之令是因为传递有关奸细孟春的消息，触怒了魏忠贤；苏继欧因为给杨涟送饭，同时也与崔呈秀有矛盾；周起元是因为与织造太监争执同知杨姜的问题，而这件事牵涉到了黄尊素，故而受害。”


    皇帝为这些无辜屈死的官员恢复了名誉，并赐予相应的谥号。


    廷推六相


    十一月，朝廷经过推选，确定钱龙锡、杨景辰、来宗道、李标、周道登、刘鸿训六人为大学士，入阁辅政。


    译者注：1.崇祯初期的一系列举措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从历史长远角度看，明朝末年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财政困境、边疆危机，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都不是简单更换执政团队就能解决的。崇祯皇帝虽立志革新，但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和复杂现实，最终未能挽救明朝覆灭的命运。


    此时应该如何破局，可以参考各明末穿越者的英勇事迹。

 第32章 思宗烈皇帝、 倪元璐论东林

    思宗烈皇帝


    思宗皇帝（崇祯帝）是光宗皇帝的儿子，熹宗皇帝的弟弟。他在天启丁卯年（公元1627年）八月即位，次年戊辰（公元1628年）改年号为崇祯。自太祖朱元璋戊申年（公元1368年）建立明朝并启用洪武年号，到崇祯帝改元的戊辰年，共历经二百六十年。思宗皇帝在位十七年，至甲申年（公元1644年）遭遇变故，以身殉国。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顾锡畴提议为思宗皇帝追谥庙号为“思宗烈皇帝”，周皇后为“孝节皇后”，但忻城伯赵之龙提出“思”并非美谥。乙酉年（公元1645年）二月，礼部官员管绍宁请求改为“毅宗烈皇帝”。后来清朝摄政王率军进入北京，命明朝降臣翰林李明睿为崇祯帝议定谥号。李明睿最终谥其为“怀宗端皇帝”，周皇后为“烈皇后”。因此，清朝官方文献遵循当时的礼法称其为“怀宗”。然而民间百姓因不知详情，有的称其为“思宗”，有的简称“毅宗”，这些都是沿用旧时的说法。顾锡畴是江苏昆山人，管绍宁是常州武进人，李明睿则是江西南昌人。


    根据谥法，仁慈又寿命短暂的可以称为“怀”，历史上刘聪攻陷洛阳，抓住晋怀帝杀了，晋怀帝就年仅三十。宋端宗被元兵追击，死于碙州，年仅十一岁。可见“怀”与“端”都不是美谥。而崇祯帝以身殉国，表现出对国家社稷的忠诚与担当。清朝摄政王入京后首先下令议定崇祯帝的谥号，足见其对崇祯帝的尊重。然而李明睿作为明朝旧臣，曾深受恩宠，却未给崇祯帝赐予美谥，而选用“怀”或“端”，仿佛将崇祯帝视同短命的幼主或亡国之君，这样的评价过于苛刻。民间仍有人认为李明睿公忠练达，实在是评价过了。


    我想到太祖朱元璋在戊申年（公元1368年）建立明朝，思宗在戊辰年（公元1628年）改元崇祯，后止于甲申，这是从戊开始，至申结束。明朝的国祚恰好始于戊申，终于戊申，难道这不是天意吗？


    倪元璐论东林


    倪元璐，字鸿宝，浙江上虞人。他于天启二年壬戌（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之职。思宗皇帝在位时，他作为翰林院编修上奏说：“凡是攻击崔、魏之人，必定会牵连东林党一案，如果把东林作为邪党，那么又怎么将崔、魏定罪呢？如果崔、魏是邪党，那么首先弹劾魏忠贤和要求从重惩处崔呈秀的人，还是邪党吗？东林其实是天下才子聚集之地，然而他们有时过于苛刻地指责他人过失，坚持的主张过于激进，行为并不符合中庸之道，却不能将他们视作狂妄嚣张之辈。那些评论者能以忠厚之心从宽理解这类人，却偏偏以固守极端的见解对我们这些人苛责不已，这就是我所说的尚未全面开化的表现。韩爌为人清廉忠诚，且意志坚定，皇帝对此已有明鉴，然而朝议中对他的评价却大相径庭。文震孟作为文臣，他秉持正统学术，风骨傲然，任职两个月便因直言进谏而获罪，如今虽有再次启用的旨意下达，但荒诞无稽的言论却日益增多。这就是我所说的‘正气未能伸张’的现象。总之，我所主张的并非调和折中，而是要明确区分是非，我不在乎这两名大臣是否被任用，而在乎的是能否能尽快辨明是非曲直。至于全国各地因阉党假传圣旨而被拆毁的讲学书院，应当全部修复。”


    皇帝说：“我多次下令起用废弃之人，始终秉持公正无私的原则，何来什么尚未全面开化、正气未能伸张的说法？各书院不得擅自倡导恢复，以免引发混乱。”


    译者注：1.关于原文中的“中允”，明朝翰林院中设有“中允”一职，属于翰林官序列。

 第33章 瞿式耜六不平

    瞿式耜，字稼轩，号起田，江苏常熟人，是明朝会元瞿景淳的孙子，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公元1616年）考中进士，初任江西永丰知县，后调任湖北江陵县令。他因政绩优异被选调入京，担任户科给事中。面对当时国家大事，他深感忧虑，上书列举了六个他认为不公正之处。


    奏章说：“关于张差闯宫案，主张将张差定性为疯癫的，是出于对皇太后与皇上的孝敬之心，但主张是有人密谋行刺太子的，也是出于对太子的保护。即使是针对有权势的贵族子弟，突然有手持武器闯入内室刺杀的，为了严肃纲常纪律，也应将其捉拿审问，更何况皇宫何等重要之地，怎能任由一个狂妄男子如此胡作非为，却仅以疯癫二字敷衍了事？先帝在慈宁宫召见众人时，刘光复因言辞含糊、疑似冒犯而遭到囚禁，如今已追认其忠心，多次予以赠恤、祭葬等荣誉，但王之采一心护佑太子，却未得到应有的赠恤恩典，连官职都不肯给予恢复，至今遗体仍在城外草草安葬，不能魂归故里。恐怕先帝若有灵，也会怜悯他，千秋史册，也将为他鸣冤。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不平之处。


    关于红丸案，主张皇帝被毒杀的观点固然偏激，但先帝病重至此，岂是臣子们尝试胡乱用药以求侥幸邀功之时？崔文升、李可灼二人未受到惩处已是侥幸，朝廷反而以优待诏书将他们遣返回乡，风光显赫。如今圣上在位，赏罚分明，千古难见，孙慎行等人积极揭发奸佞，反复推敲，全力以赴，而微不足道的李可灼却得以名列访册，与被废弃的贤臣并列，如何能服众？这是我说的第二个不平之处。


    关于移宫案，杨涟、左光斗虽行为激进、略有过错，或许不能消除他们可能凭借功劳逼迫先帝的嫌疑，但初衷是为了维护先帝，也有防止宫廷出现变故的深意。贾继春的论点是对移宫后处理的补充，是补充杨涟没有说到的地方，而非与杨涟对立。如今有人却硬将移宫案作为杨涟的罪状，实为不公。杨涟幸亏有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的奏疏，否则其除奸大功可能被埋没，因此所受的赠恤待遇必须要从优安排。倘若真的采纳了那些大臣们的片面看法，岂不是会使杨涟与王之采、孙慎行一样遭受不公？这是我说的第三个不平之处。


    关于边疆重事，导致失败的抚臣罪责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但熊廷弼被斩首且传首九边，而同样丧师失地的杨镐、王化贞却逍遥法外，甚至有人举荐王化贞。这如何能让熊廷弼瞑目，又如何让天下人心服口服？人们都知道熊廷弼因党派之争而非边疆失事遭杀，却无人敢公开为之申辩，如此处理，让应受惩罚者接受应得的惩罚，却让侥幸逃脱者继续逍遥法外，将来如何严惩边臣失职？这是我说的第四个不平之处。


    杨涟、左光斗与宦官王安是否有联系，难以确定，但他们本意都是为了辅佐先帝。他们在神宗皇帝驾崩之际，确保权力不旁落，稳固了宗庙社稷，并非与王安有私交。像崔呈秀依附魏忠贤的那样，才是稳固的不解之交。如今有人却轻率地将王安、杨涟、崔呈秀、魏忠贤视为同类案件进行对比，难道崔呈秀能与杨涟相提并论吗，还是魏忠贤能与王安对等看待？又将杨涟、左光斗与王安的交往，与崔呈秀勾结魏忠贤的行为等同并论，凡是有识之士，谁能不感到痛心呢？如今虽然对他们赐予了赠荫恤录等种种恩典，但这些血忠之士因此而背负恶名，难道他们在九泉之下不会饮恨遗憾吗？这是我说的第五个不平之处。


    大臣是小臣的典范，而宰相更是所有大臣的表率。过去，一些大臣结党营私、趋炎附势，巴结权阉作威作福，已有不少人依法伏诛，其中既有高官重臣，也有低级官员，他们眼见全朝文武大臣甘愿俯首帖耳充当干儿子，哪个不对自己的身家性命忧心忡忡，纷纷抛弃名节以求自保。如今，尽管‘五虎’之流的罪行尚未彻底清算，贪污所得也未尽数追缴，民众心中仍有诸多不满，但他们已公开暴露于天下，罪状昭彰。然而，像魏广微那样阴险毒辣、无所不用其极的主谋者，顾秉谦那样卑鄙无耻、一味媚上取宠者，冯铨那样起初谄媚权阉后来却被厌弃者以及黄立极那样权阉败落后仍为其掩饰罪行者，却能生前免于剥夺官职，死后免于戮尸，他们窃取朝廷恩惠，夸耀世代显赫，安享晚年富贵，这如何能成为对其他大臣勾结权阉的警示呢？这就是我所说的第六个不平之处。


    现今，公道已逐渐彰显，不再有被压制扭曲的现象。然而，或许仍有大奸臣藏身于法网之外，或许仍有忠贞之士在角落里暗自哭泣，或许黑白混淆，短时间内仍有许多是非不分的言论，或许赏罚不明，四海之内尚未完全扫清冤屈，只要存在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算得上是荡平不公。因此，我不避恩怨、不顾生死，直接向皇帝陈述事情的原委。”


    译者注：1.访册，用来记载官员政绩的一种官方记录。


    2.瞿式耜所处的时代，朝廷内部党争激烈，阉党势力强大，朝政昏暗，社会矛盾尖锐，边境战事不断，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他在奏章中揭示的六个不公之处，恰恰触及了当时明朝政治、司法、军事和道德层面的诸多症结。瞿式耜的奏章既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也是对明朝政治改革的殷切期盼。然而，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形势，他的意见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采纳，反映出明末朝廷的无力和衰败。

 第34章 韩一良论贿赂、刘宗周论近功小利、温体仁参钱谦益

    韩一良论贿赂


    六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书言道：“皇帝曾训示群臣应有文官不爱钱财的精神，然而当下，哪里不是需要用钱的地方？哪个官员又不是爱财之人呢？过去用钱去谋取官位，如今怎能不以钱来偿还过去的投入？我自己是从县官做起，如今身处言官之列。若以官职来说，县官往往是行贿的源头，而给事中则是收受贿赂的首要人物。现在大家纷纷指责地方守令不廉洁，然而守令又如何能做到廉洁呢？他们的俸禄微薄，上级不断以各种名义索要钱财，不是说这是‘不影响官府正常开支’的款项，就是说这是‘未完成的纸张赎买费’，或者路上遇到过往官员，动不动就要送上书仪礼品。等到任期满考核或朝见述职时，花费不下三四千两银子。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期待地方守令保持清廉吗？”


    皇帝对韩一良的直言进谏表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后提拔他为右佥都御史。


    刘宗周论近功小利


    九月辛亥日，顺天府尹刘宗周上书指出：“皇帝励精图治，日夜操劳不停，朝令夕改，力求达到天下太平，然而治国策略过于急切，难免过于看重短期利益和速成之功。当前皇帝急于求成的事，莫过于辽东战事。正值国家财力空虚、资源耗尽之际，却耗费全国之力供养饥饿的军队，军队却军纪愈发骄纵；集结全国兵力，期盼一战定乾坤，却又迟迟无法决战；这种策略显然是错误的。皇帝所追求的小利，难道不是集中在理财这一问题上吗？地方官员以苛敛民财为政绩，而忽视了民生抚育之政；上级官员以催缴赋税作为考核标准，导致升降官职的规则失效；百姓因此常年不得安宁。近期虽严厉惩处了十多名贪腐官吏，但贪腐之风仍未根除，皆因过分强调利益而引发。”后来国家局势正如刘宗周所预言般崩溃。


    刘宗周，字启东，浙江绍兴山阴人，被士人尊称为念台先生，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公元1601年）考中进士。


    温体仁参钱谦益


    十一月，皇帝在暖阁召见温体仁，询问他关于弹劾钱谦益涉及浙江科场舞弊之事。此前，朝廷下令群臣共同推选内阁成员，钱谦益位列第二，而温体仁未能入选。温体仁于是借机向朝廷弹劾钱谦益，声称钱谦益接受了田千秋数千两银子的贿赂，利用科考文章中的一句‘一朝平步上青天’作为暗语，使其指定的考生高中，进而结党营私、欺君罔上。因此，皇帝特意召见两人对质。温体仁与钱谦益争论不休。


    皇上向其他大臣询问意见。周延儒回答说：“田千秋确实存在科场舞弊行为。”而辅臣钱龙锡等人则回应：“舞弊之事确实与钱谦益无关。”皇上说：“既然舞弊行为属实，而钱谦益身为主考官，怎会与他无关？”


    皇帝于是下令拟定旨意：“由于钱谦益受到舆论非议，让他返回原籍接受调查，田千秋则交由司法部门重新审理。”科臣章允儒指责温体仁以“党”字恶意中伤其他大臣，称其为历来小人陷害君子的典型。皇上怒斥章允儒胡言乱语，命令锦衣卫将他逮捕。


    译者注：1.韩一良因此疏被崇祯连升三级，但因拆破了官场潜规则，引起群臣不满及攻击。崇祯便让韩一良拿出官员贪污的实例及证据，韩一良不敢拿出来，只能辩解他说的是一种现象，让崇祯很失望，很快又将韩一良革职为民。


    2.枚卜，在明朝，枚卜特指选择并任命大臣为大学士，使之进入内阁辅政。


    3.这一时期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严重，政治腐败不堪，官场风气败坏，社会矛盾激化，加上外部边患频仍，整个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交织的动荡之中。韩一良在官场上以刚正不阿的形象出现，他曾上疏揭露官场贿赂之风盛行，毫不避讳地指出“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这一举动直指当时官场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他对于社会公正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关切。然而，韩一良的直言敢谏并未获得足够的支持，反而因此招致同僚的排挤和打压，其仕途也因此受到影响，体现了明末政治环境的残酷。


    这折射出明朝末期政治体制的严重僵化和权力失控，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治理效能低下和朝政日益败坏的现实。

 第35章 袁崇焕陛见、毛文龙鸭绿江之捷、大清收诸部落

    袁崇焕陛见


    先前，袁崇焕在宁远主政期间主张与后金议和。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十月，他派遣喇嘛僧镏南木座等人前往后金军中慰问，试探议和之意。僧人返回后，皇帝下诏认为喇嘛带回的议和书信是欺诈，要求袁崇焕严阵以待，不要被对方的谦逊言辞所迷惑。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袁崇焕奏报敌方使者前来求和，皇帝也认为敌人诚意难以置信。同年七月，因袁崇焕说他议和是为了侦探敌情，引起朝中很多争议，袁崇焕以病为由请求辞职，议和之事未有进展。


    到了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癸酉日，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对他进行了深切慰劳，并询问何时能平定边关。袁崇焕回答：“五年内为陛下肃清边陲。”皇帝说：“若能在五年内消灭敌人，我绝不吝啬赐予你封侯之赏。”当时四位辅臣钱龙锡等人在场，一致称赞袁崇焕的胆识、气概、见识与方略，称其为难得的奇男子，皇帝听后非常高兴，赐予袁崇焕茶果瓜饼后让其退下。袁崇焕离开后，朝臣询问五年之约是否确有把握，袁崇焕解释说：“皇帝期待迫切，五年之期只是安慰圣心。”有识之士便认为：“皇帝如此英明，日后必定会按期要求成效，那时袁崇焕的处境将十分危险。”


    当时朝廷担忧毛文龙难以驾驭，大学士钱龙锡与袁崇焕谈及此事，袁崇焕便有了除掉毛文龙的打算。癸未这一天，皇帝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此前，后金降将李永芳向后金主建议：“如果后金大军深入中原，需谨防毛文龙截断后路，因此可以写信给袁崇焕，诱使其杀掉毛文龙，并假装答应归还辽地。”后金主采纳了这个建议，袁崇焕在回信中暗中同意，但因随后称病回乡，此事暂时搁置。此次重任辽东后，袁崇焕认为除掉毛文龙后，就可以收复辽地，便奏请减少毛文龙驻扎的皮岛上军粮，借此引发兵变，最终朝廷削减了八万军粮，只解送二万八千，但实际并未解送。


    当时屯田主事徐尔一在家中感叹道：“辽东用兵十年，历任辽东经略如杨镐丧师、袁应泰陷城、熊廷弼败逃、王化贞错失良机、总兵刘綎阵亡、马林挫败等，其他的失败也不可胜数，还有众多投降者。唯独毛文龙坚守九年，护持朝鲜、中国边境，收复城池，擒获俘虏，而朝廷诸臣却对其反有异议、削减军饷。一旦军饷减少，将士必然丧失斗志。”徐尔一为此上疏，但未得到朝廷重视。


    毛文龙鸭绿江之捷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五皇子、六皇子及将领刘爱塔率领两万兵马从镇江出发，意图报复之前在义州的战败。毛文龙以八千兵马及部下十名将领迎战，刘爱塔率四百骑兵在战斗中败北，被迫投降毛文龙。此后，后金秘密致信袁崇焕，重提旧约，并以除掉毛文龙作为条件，袁崇焕相信了这一提议。


    译者注：1.作者计六奇认为袁崇焕是中了后金的离间计，以为杀了毛文龙就可以换取辽地，这个观点过于艰难，未免小瞧了袁崇焕。根据史料记载，袁崇焕之所以要杀毛文龙，可能与毛文龙不听指挥、虚报兵饷、伪构捷报等跋扈事迹有关。


    大清收诸部落


    起初，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以北的边塞之外，有炒化、暖兔、贵英等多个部落。同时，蓟镇（今河北北部一带）的三个军区，有三十六家部落负责守卫边关，这些部落都曾接受明朝朝廷的赏赐。此时，朝廷内外遵循皇帝的旨意，一并取消了对这些部落的赏赐，各部落对此哗然。恰逢此时塞外发生饥荒，各部落请求赈济，但皇帝坚决不给。于是，东部边界的诸多部落纷纷离散而去，被后金全部收归其治下的建州女真。自此，明朝边防形势陷入难以收拾的局面。


    这一切发生在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


    译者注：1.袁崇焕在明朝末年是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坚守辽东防线，对抗后金的入侵，尤其以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闻名于世。然而，袁崇焕主张与后金议和的策略在当时朝廷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议和动机和可行性上。他与毛文龙的关系更是复杂，毛文龙虽在抗击后金上有一定战绩，但也因其难以驾驭和行事独断而成为争议焦点。


    崇祯皇帝初即位时对袁崇焕抱有极高期待，希望通过袁崇焕的才能和承诺能够在五年内平定边患。然而，袁崇焕提出的五年期限与其说是确切的战略规划，更像是对新皇急于求成心态的安抚，这在当时就被有识之士认为可能会为袁崇焕未来处境埋下隐患。


    毛文龙之死无疑是袁崇焕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利用朝廷对毛文龙的疑虑和不满，借尚方宝剑除去毛文龙，表面上是为了统一指挥、提高作战效率，但实际上这一做法也可能削弱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防御力量，导致了战略平衡的打破。毛文龙虽存在问题，但他驻守的皮岛对后金构成了战略牵制，其被杀后，后金在辽东战场的压力骤减，间接加速了明朝在辽东的溃败。


    徐尔一所表达的观点揭示了明朝末年辽东战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历代经略、总兵的失败和毛文龙的独特作用都反映了当时明朝边防体系的脆弱和朝廷决策的纷乱。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议和策略的运用，都反映出袁崇焕在应对复杂局势时的权宜之计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暴露了明朝末期中央与地方、文臣与武将、战略与战术之间存在的深层矛盾和问题。


    如果袁崇焕能够在议和策略上更加审慎，妥善处理与毛文龙的关系，以及得到朝廷更为明智的支持和信任，或许明朝在辽东的战局会有不同的走向。然而，历史不能假设，袁崇焕最后因多种因素而遭处死，无论他是忠是奸，都是明朝灭亡前夕的一大悲剧。

 第36章 刘懋请裁驿递(懋，兵科左给事)

    崇祯皇帝刚即位时，决心励精图治，体恤民间疾苦，他担忧国家财政匮乏，便大力提倡节约。给事中刘懋上奏，建议裁撤驿站，每年可节省数十万两银子。皇帝对此大为欢喜，将此作为法令，规定凡滥用驿站者，一律严惩不贷。因此，许多部科监司官员因违反规定被罢免。全国上下战战兢兢，严格遵守法令。


    然而，陕西、山西地区土地贫瘠，无田可耕，当地百姓凭借强壮的体力，靠水陆车船运输谋生。驿站裁撤后，他们失去了生计。不久，陕西连续遭遇饥荒，粮价飞涨，百姓生活极度困苦，只能吃草根树皮，快要活不下去了。皇帝虽命御史吴牲携带十万两银子前往赈灾，但未能解决问题。失去驿站生计的百姓在各地溃兵的煽动下，纷纷结伙为盗，整个陕西地区动荡不安。


    给事中许国荣、御史姜思睿等人意识到问题所在，上奏称驿站不应废除，但皇帝均未采纳。众人对刘懋深恶痛绝，咒骂其名，绘制其画像以箭矢射击。刘懋因此自责而死。他的灵柩运至山东时，无人愿意为其搬运，只得暂置于旅店，一年后仍未能归葬家乡。


    祖宗设立驿站，意在吸纳身强力壮之人从事劳役，消耗他们的精力，消磨他们的时光，以此解决生计，使他们无暇为非作歹，实有深远考量。只需剔除其中的冒领、滥用即可，何必刻意裁减，将贫困百姓逼为盗贼呢！


    据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朝廷开始规定水马驿站应配备马匹、船只及人力的数量，以满足公务传递之需，使全国各地的信息流通如血脉畅通。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驿站制度弊端渐显。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朝廷将驿站事务分为“温良恭俭让”五个类别进行管理。“温”类五条，负责接待圣门后裔（孔子后代）、道教真人及差遣皇帝陵墓的往来事宜；“良”类二十九条，供应文武官员出京师到外公干；“恭”类九条，供应文武官员入京公干；“俭”类两条，供应优恤之需；“让”类六条，供应安抚边远地区。此外，火牌专门用于兵部传递军情及边镇紧急报告，分为内外换三种，以确保信息清晰。除奉旨紧急传递者不受限制外，其余各类事务临时调整，人数增减灵活。


    至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驿站制度进一步细化，分为大、小勘合，仍以“温良恭俭让”五字编号。其中，王室子孙、文武官员使用大勘合，监生、吏员等使用小勘合。大勘合按规定配备马匹二匹、夫役十名、船只二只，根据官员品级高低确定具体供应数量，有时一支队伍会配给六人、八人，最多不超过十人。小勘合则填写实际人数，不得增减，有的四匹马十二夫役、有的六马十六夫役，最多不超过八马二十夫役。


    至天启末年（公元1627年），由于援助辽东、贵州，征兵、筹饷，启用废官、赐还官职以及武将与内官频繁出行等原因，驿站事务繁杂，加之冒领滥用严重，驿站使用陷入困境，裁撤驿站的建议由此提出。科臣刘懋呈上裁撤驿站的奏疏，综合“温良恭俭让”五类五十一条规定，归纳为十二项条款：


    一、衍圣公（孔子后裔）配备夫役六十名、马匹十六匹、船只二只；如需带典籍、掌书、庙丁、医兽等随从，可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增补。


    二、张真人配备夫役五十名、马匹十匹、船只二只；如需带法师二人、掌事一人，每人配备驴一头。


    三、颜、曾、思、孟四姓后裔及五经博士配备夫役二十四名、马匹六匹、船只一只（此规定于崇祯二年五月初三日制定，其余文武官员的配备情况未详细记录）。


    译者注：1.孔子与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合称儒家五圣。除了孔子后裔受到历代朝廷封赏外，明朝封其余四家后裔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2.崇祯帝即位之初，面对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急欲扭转国库空虚、财政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亟需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民生。刘懋提出裁撤驿站的建议，在短期内看似有助于节约财政开支，但从长期看，这项措施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底层民众的生计问题，尤其是陕西、山西等地，这些区域本就经济条件艰苦，百姓依赖驿站维系生活。驿站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通过吸纳大量劳动力，起到了一定的社会稳定作用。


    当驿站大规模裁撤后，失业人员无法找到新的谋生手段，加之连年灾荒，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赈灾银两虽然发放，但由于灾情严重且根本生计问题未得解决，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危机。此时，驿站裁撤政策反而成为了诱发民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大批流离失所的百姓加入盗匪队伍，使得原本已经动荡不安的西北地区形势雪上加霜。


    许国荣、姜思睿等人洞察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长远危害，试图谏止，但未能改变崇祯帝的决心。刘懋本人也因此饱受舆论谴责，其死后境遇凄凉，可见社会对裁撤驿站政策的反感程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崇祯帝裁撤驿站之举暴露出他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过于急切地追求短期效益，忽视了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和稳定性。如果当时能够采纳许国荣、姜思睿等人的意见，针对驿站进行合理改革，如加强管理、剔除弊端而非全面废除，则有可能避免因民生问题激化而导致的社会动荡，进而减轻对明朝统治根基的冲击。

 第37章 毛羽健论卫军官兵及屯

    四月十一日，云南道御史毛羽健上奏道：“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曾说过，我养兵百万，却不耗费民间一分一毫钱财。这里所说的不花民间钱粮的军队，正是指全国各地卫所的驻军。朝廷之所以要供养这批军队，原本就是为了随时可以调遣征战。外来调遣的军队需要转运粮饷供应，而卫所军则实行屯田制度，自行生产粮食。民间农田都要缴纳赋税，而屯田则只需上交收获的粮食，这就体现了古代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思想，这一制度深远而卓有成效。明成祖朱棣曾派遣英国公率领贵州、四川、广东等地的士兵征讨黎季犁,还调集北京、南京以及山西、陕西、山东、湖广等地的部队讨伐本雅失里。这些例子正是早期卫军调动参与作战的有力证明。


    此后也有例子，比如马昂平定水徭之乱，韩雍平定大藤峡叛乱，卫泾平定西宁部落首领沙把的叛乱，白能讨伐襄阳地区的匪首刘千斤，程信成功镇压了山都蛮的动乱，万镗清剿了蜡尔苗的叛乱，潘潘出征击败了思恩部落首领岑浚，邹文盛平定了香炉部落首领阿傍的叛乱，李化龙征讨播州土司杨应龙。所有这些都是依靠卫所军的力量完成的。可见，卫所军事实上一直都在被征调参与各地的军事行动。


    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明成祖亲自率领京营兵出王剌河攻打瓦刺，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明宣宗亲自带领铁骑从喜峰口攻打厘良哈，这些都是京营兵出征的早期实例。之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成国公率军抵抗大宁地区的朵颜部侵扰；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俞子俊出兵征讨亦思马因；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面对侵犯大同地区的敌军，保国公朱晖驻守宣大防线。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流寇刘六、刘七带领群众北上，陆完、马中锡驻扎涿州应对；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土鲁番入侵甘肃，金献氏自兰州出兵抵抗。所有这些战事中，均采用了京营兵。由此可见，京营兵也同样经常被征调参与战斗。


    然而没想到的是，军队管理体系逐渐废弛，祖制荡然无存。京营的士兵拘泥于‘居重驭轻’的理论，长期未经实战训练，变得冗员众多、无所事事，而且骄傲横蛮，无法派遣上战场。卫所的士兵也因为之前的某些问题，遇到紧急情况时不立即调动，而是采取了另外的办法——招募新兵。可是，招募新兵就能算是长久之策吗？


    卫所军队靠屯田维生，就像京营士兵靠每月发放的粮饷一样。若是军队养了上千天，却一天也不能发挥作用，那就如同成了无用的累赘。既然不使用这些卫所军队，那就应该用他们原本应产的粮食去供养募集的新兵，但现在却既不征收屯田的粮食，也不合理调度卫所军力，只知道提议向贫困百姓增加赋税，而不去关注从卫所中找到能自给自足的军队，这样做实在是违背了祖宗当初设立卫所和屯田制度的初衷。


    现如今要解决军粮充足的问题，关键在于裁撤雇佣兵而重用卫所兵。若想重振卫所兵，首要之举就是清理整治屯田制度。然而，时至今日，屯田制度已然弊端丛生，士兵们因屯田无须正式登记在册，可以借此逃避兵役，私下买卖屯田；豪强贵族因屯田不必缴纳赋税，可以避免自己的赋税义务，也私下收购屯田；而管理屯田的军官则因士兵逃亡可以独占屯田的收益，任由私人随意买卖军屯田地，却没有追补和监管。由于上述这三大弊端，军屯已经十剩无一。


    现在如果要解决军屯问题，可以将军屯事务专门交由各省的兵巡道官员负责，明确规定他们的责任，命令他们务必做到：对于逃亡的军丁必须追回，死亡或绝嗣的要有人替补；对于私自典卖的屯田要追回；对于隐瞒侵占屯田的情况要严格核查。一旦有战争动员或征调需求，应命令兵巡道官员协同卫所掌印指挥官，一同押送士兵到营地服役。这样一来，士兵在被征调时，其所在的卫所原本应缴纳的屯粮就可以直接转化为军队的日常口粮；军队人数有了固定额度，军饷发放就不会出现虚假冒领的情况，这是第一大好处。每个人都有明确的籍贯记录，逃跑的士兵可以被追踪，这是第二大好处。士兵考虑到家人亲戚，就不敢轻易挑衅闹事，这是第三大好处。每个人都明确自己所属的编制，官将之间也不敢随意掺杂混淆，这是第四大好处。士兵经过充分训练，临阵时就不会慌乱喧哗，这是第五大好处。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可以一举获得五大优势。”


    毛羽健，字芝田，湖北公安县人，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最初被任命四川万县知县，之后调任到巴县任职，后又担任云南道御史，因为弹劾杨维垣、阮大铖为奸党，被降级并返回家乡。崇祯皇帝即位初期，毛羽健获得重新启用，并首次提出了针对当时紧急问题的改革方案，特别指出驿站制度对民众造成了极大负担，主张应首要对此进行大力改革，崇祯皇帝非常赞同他的意见。毛羽健因支持袁崇焕受到牵连，被革去官职，返回家乡，后来去世。


    译者注：1.关于原文中的“居重驭轻”，明朝自建立以后，在军事建设上采取了强干弱枝、内强外弱、居重驭轻的措施来进行军事布防，继承了自“唐宋以来，京师皆宿重兵，畿内外当天下之半”的传统，京师地区驻扎了二十万左右的京营。由于种种原因，京营到了后期，战斗力极为低下，但又耗费了国家大量公帑。


    2.毛羽健在奏折中深刻剖析了明朝卫所制度及其与京营兵体系的演变，并揭示了当时军队管理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明朝初期，卫所制度作为一种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军事组织方式，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和经济效益。它通过让士兵在闲时屯田，战时出征的方式，既能保证军队的粮食供给，又能减轻民间负担，还能维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力量，随时应对边境冲突和内部叛乱。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明朝中后期的卫所制度逐渐走向衰败，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士兵逃亡、军官腐败、土地买卖混乱、军队战斗力下降等。京营兵同样面临诸多问题，例如疏于训练、纪律松弛、战斗力不足。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军事压力时，朝廷往往不再依赖原有的卫所兵，转而采取临时招募新兵的方式应急，但这无疑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且新兵未经严格训练，战斗力难以保障。


    毛羽健提出的改革主张，核心在于恢复并整顿卫所屯田制度，强调清理各种弊端，强化管理和监督机制，确保军田回归军队控制，杜绝私相授受和逃避兵役的现象。同时，他主张赋予地方兵巡道官员更大的责任，加强对卫所兵的管理和调配，确保在战时能够迅速动员并有效利用现有军事资源。


    若历史能够按照毛羽健所设想的方向进行改革，明朝很可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卫所制度的功能性，减少对外来兵源的过度依赖，降低军事开支，提升军队整体战斗力。然而，历史的实际发展并未完全遵循理想化的路径。明朝末期，复杂的内外局势、严重的社会矛盾以及官僚体制的积弊重重，导致卫所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困难重重，最终未能彻底解决军队的困境。

 第38章 张延登请申海禁

    四月十八日，浙江巡抚张延登向朝廷汇报称：“自从去年闽地海盗侵入浙江沿海地区爱，我亲自指挥三个区域的水陆官兵联合围剿，迫使海盗败退逃跑。最近的情报显示，自李芝奇背叛郑芝龙及其党羽后，包括陈成宇、白毛老、赤紫哥和桂叔老等人率领的海盗团伙已逃窜至闽粤交界地带，聚集了大约六百多艘船只，在广阔海域活动不定。鉴于当地遭遇饥荒，资源匮乏，海盗可能利用有利风向迅速行动，一旦再次入侵，将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加强海禁是当前最重要的后续对策。追溯海寇的起源，是因为闽地百姓私自与海外交易牟取暴利所致，人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一弊端引发了无法收拾的局面。在闽浙交界的沙堤一带，原本设有界限禁止闽浙两地船只互过，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三月，时任巡抚潘汝祯向朝廷上奏，指出了浙江与福建两省均面临沿海以及临近倭寇的问题，他担忧有奸猾之民会勾结倭寇，因此提议严禁两地之间的船只往来，以防不测。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项禁令执行松懈，船只间的进出不再受到严格限制，最终导致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海寇趁机大举侵犯浙江沿海地区。


    我详细调查后发现，闽籍船只给浙江带来的主要威胁有两个方面，一是运送杉木的船只，福建延平、汀州、邵武、建宁四府盛产杉木，木材商将木材通过河流运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地销售，表面上载运杉木，实则夹带丝绸和棉花，利用海船走私海外，一艘兴化府的大海船租金高达八十两以上，利润丰厚。二是从事捕捞带鱼的船只，台州大陈山、昌之韭山、宁波普院山等地带鱼丰富，福建莆田、福清等地渔民擅长捕捞，每年八九月集结大量船只前往捕鱼，常常达数百艘，形成规模庞大且组织严密的群体，直至次年正月才返回，其间官军都不敢监管。


    这两种船只往往与海盗勾结，海盗在大陈山等岛屿设立据点，自封首领，发放类似凭证的“印票”，根据船只大小收取不同额度的保护费，有的收五十两，有的二十或三十两，贩运货物之前称为“报水”，贩卖完成后缴纳费用称为“交票”，这种机制严格且准时。因此，这两种船成为了勾结海盗的重要媒介。


    此外，浙江本地也有船只参与违法勾当，其中以所谓的“奸船”最为突出。之前说的捕鱼船会在山上搭建工厂或仓库，将船只停泊在海上，内地的奸诈百姓就会假装打着乡绅旗号，用大小船只搭载酒米等物品与渔船进行交易，同时暗中运送违禁品如硝石、硫磺等供给海盗，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使得原本贫瘠的海洋犹如闹市一般物品丰富，全都是因为这些划船的人充当了为盗贼团伙运输军粮的角色。


    为了有效清理海禁，必须严格禁止上述三种类型的船只活动。有人说码头港口可以收取船税，担心禁船会影响商业流通和税收来源，他们不知道按照旧规，南北货物交换应在沙埕进行转运，南方来的糖、靛蓝、藤条等商品需换乘浙江船只才能进入内陆，北方去的桃、枣、药材等货物需换乘福建船只才能出海，对于运送杉木的船只同样可以要求强制转运。严格执行海禁政策后，凡是从外洋直接抵达定海等地的船只都将受到严厉处罚。这样不仅便于稽查管理，而且不会导致税收断绝。


    还有人担忧海上居民生计问题，如果禁船会妨碍他们采集渔猎。我又调查了解到，那些大型且设备优良的船只，其桅杆和木桨设计高效，航行速度极快，最容易被海盗等利用勾结。现在应该让沿海各县衙门对渔船进行编号管理，只允许使用较小的双桨小船在靠近海岸线的地方作业，每日出海必须朝出暮归，不允许深入远洋岛屿。小船因其载重量有限且活动范围受限，难以大规模运输违禁物资，同时取消各类挂着官方标志的船只，此举兼顾了公共安全和个人生计。”


    译者注：1.张延登的分析和建议切中了当时社会经济与治安问题的关键，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多困难。首先，严格的海禁政策可能对沿海居民的生活产生严重影响，渔业生产和商贸活动受限可能导致民生艰难。其次，走私活动背后的利益链条错综复杂，涉及到官商勾结、地方势力等多种因素，单纯依靠行政命令难以根除。再者，加强海禁的同时还需要提高海军实力和海岸警戒能力，以有效抵御海盗入侵。


    假设张延登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并得到坚决执行，可能会在短期内遏制海盗活动，改善沿海地区的治安状况。然而，如果不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如贫富差距、官僚腐败以及沿海居民生计问题，海盗活动很可能会在海禁稍有放松时卷土重来。此外，明朝末期整个国家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多重危机，仅仅依靠局部地区的海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国家的颓势。

 第39章 南居益请发军饷、无锡灾荒疏略

    南居益请发军饷


    三月二十八日，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奏说：“关中地区作为国家九边军事要地的一半重心所在，所需的军饷供应相较于其他省份翻了一倍。近期国家动荡不安，财政紧张，延绥、宁夏、固原三地驻军的军粮已经连续短缺长达三年。去年全省遭受严重旱灾，家中如同罄口朝天般贫穷，田野间不见青草生长，边境地区的粮食价格飙升，一斗米的价格涨至四钱。军民生活陷入极度困境，失去了安居乐业的信心，极端贫困之下人心思变，盗匪蜂拥而起，经常听说各地频繁发生打劫杀人事件。


    正值春荒之际，粮食供应更加困难，难以支撑，一些狡猾的盗匪和逃亡士兵相互勾结，愈发嚣张，成群结队的武装人员身穿盔甲、敲响锣声，在西安周边地区横行霸道。这些人在耀州、泾阳、三原、富平、淳化、韩城、蒲城等地肆意烧杀抢掠，导致房屋被毁、财物牲畜被洗劫一空，乡村变为废墟。尤其是泾阳、富平两地百姓受害尤为严重，遭到屠杀、强奸和破坏，景象惨不忍睹，幸存者也是惊恐万分，扶老携幼却无处可逃。形势严峻至此，江山社稷十分危险。


    我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饥饿的军队频繁哗变，加上城中的亡命之徒纷纷造反，经过数年的发酵，局势逐渐失控，发展成为无法遏制的大火燎原之势。当前应对之策在于，要想平定叛乱必须首先控制住离散的军人，而要核查军人情况则首先要解决拖欠已久的军饷问题。如果军饷不足，士兵们吃不饱饭，战马缺乏饲料，空着肚子扛枪作战，即使是亲如父子也无法保证彼此忠诚，那么军政长官又怎能驾驭得了这群日益嚣张傲慢的士兵呢？现在唯有尽快发放三十万军饷来满足需求，或许能够在短期内阻止军队哗变和民众起义的进一步扩大。否则，崤山、函谷关以西地区可能会出现军队溃散、局势无法控制的局面，一旦关中局势剧变，巴蜀、山西、湖北等相邻地区也将受到影响，动摇全国稳定大局，届时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忍言之事。”


    无锡灾荒疏略


    从天启四年至天启七年（公元1624年至1627年），无锡连续两年发生了大规模洪水，一年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后一年还爆发了蝗灾。前一年的八月初旬到中秋以后，田间又突然滋生了一种异常的昆虫，这种昆虫没有明显的爪和牙齿，却能潜入稻禾根部和节部，进而蛀蚀稻心，一旦触及禾苗就会使其死亡。灾情迅速蔓延至整个县区，几乎没有一片庄稼得以幸免。当时，有的农民夫妻俩在田间抱头痛哭后跳河自尽，有的哭泣之后回到家中选择上吊自杀，有的听说邻居自杀后便纷纷仿效。直至如今，还有饥饿的妇女辛辛苦苦织布积累，打算换取米粮，但在织布过程中身亡；有的父子将木柴磨碎，试图做成可以充饥的饼状食物，却噎食而亡；更有民众只能吃树皮、吞石粉，最后痛苦死去。这些情景令人痛心疾首，实在无法一一详述。


    太尊（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回复公文时提到，五邑之中只有靖江没有遭受灾害，江阴虽然也有害虫但并不算特别严重，仅受到约十之二三的损失。而无锡、宜兴、武进三县则是全面受灾，没有一处没虫的，没有一家田地不受侵害的。三地比较，武进县的受灾程度约为八分，无锡县和宜兴县则几乎达到九分灾的程度。


    太尊（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名为曾樱，是江西峡江人，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考中进士。当灾情发生时，他正好进京述职，每三天就要去户部哭诉一次，坚决要求朝廷采取措施以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时任总督仓场的郭允厚以及户部尚书王家祯对此坚持不予采纳。


    译者注：1.此时明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东北后金的崛起、西北边患、江南经济基础的动摇以及朝廷内部阉党和东林党等党派斗争激烈，都使得政府在应对地方灾难和军事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而地方官员如南居益、曾樱等人的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关心民瘼、力图稳定地方局势的决心，但在整个国家机器运转不畅的大环境下，其个人的努力往往显得杯水车薪。


    假设当时朝廷能够及时调整政策，集中财力物力优先解决关中地区的军饷问题，同时加大对无锡等地灾荒的援助力度，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遏制社会动荡的趋势。然而，历史的实际发展并非如此，明朝的内忧外患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亡，而这些具体的危机事件和地方官员的应对，无疑加深了我们对明末社会危机的认识，并提示我们在国家治理层面，如何更好地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合理分配资源以及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是维持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课题。

 第40章 马懋才备陈大饥

    我（马懋才）是陕西安塞县人氏，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中进士，并被委任为行人司行人一职。最初我奉命前往关外处理赏赐事宜，随后又被派往贵州主持科举考试，接着又到湖广宣读圣旨，四年间奔波数万公里，途经之地，如关外黄河沿岸的败落、黔南被围困后的荒凉，目睹了人民四处逃亡、景象凄惨，这都是我亲自所见。但即使这样，这些地方极惨的苦难，都没有像我在故乡延安府所见到的灾荒那样悲惨。我看到其他官员的奏疏中描述了父亲抛弃儿子、丈夫卖掉妻子的情况，提到了人们挖掘草根以果腹、采集白石来充饥的情形，但这些叙述仍然不够详尽。现在，我将详细情况如实禀告皇帝。


    我的家乡延安府，去年整整一年滴雨未下，草木枯萎，八九月份时，百姓争相采摘山中的蓬草食用，蓬草的颗粒如同糠皮，味道苦涩，勉强能让人活下去。到了十月以后，蓬草都被吃光，人们开始剥树皮充饥，其中榆树皮较为可食，掺杂其他树皮一起吃，也只能稍微延缓饥饿。等到年底树皮也被吃完，人们竟然挖食山中的石块，石块性冷味腥，少量进食就能感到饱腹，但不久便会腹胀下坠致死。面对如此困境，有些人不愿意饿死而选择了为盗，抢劫那些尚有储备的农户，使得地方治安荡然无存，官府对此也无力制止。即便抓到盗贼，大家也习以为常，不再觉得奇怪，因为在那时，无论是饿死还是被盗贼杀害，都差不多只是早晚的事。与其坐等饿死，不如选择去做盗贼，至少还能做个“饱死鬼”。


    最令人悲悯的是，在安塞城西的冀城，每天都会有人把婴儿丢弃在那里，婴儿啼哭不止，呼唤父母，甚至有的饿到吃自己的粪土，第二天早晨再去查看，前一天被丢弃的孩子都已经没有活下来的，陆续还有人再丢弃婴儿。更诡异的是，儿童或单独出行的人一旦离开城外，便消失无踪，后来发现有人居然焚烧人的尸骨来做燃料，烹煮人肉为食，这才明白先前失踪的人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而吃人的人也不免几天后因体内燥热、面目肿胀而死。由此，死亡人数不断累积，尸臭弥漫天空，县城外面挖了几处大坑，每个坑能容纳几百具尸体，用来掩埋遗骸。在我离开的时候，已有三个坑满了，而距离县城数里之外还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更是无数。


    小县尚且如此，大县的情况可想而知；一个地方如此严重，其他地方也可想而知。幸好有巡抚岳和声大人引导和安抚盗贼，并通过赈灾救饥，捐出俸禄煮粥救灾，各级地方官吏也都各自尽力施援，但粥的数量有限，而饥饿的人却无边无际，犹如用一杯水去熄灭熊熊烈火，怎么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呢？因此，百姓不得不相继加入盗贼行列求生。加之官员受严格的政令束缚，不得不加紧催缴赋税，仅剩的百姓只剩下一条出路——逃亡。这次逃到那里，那里的人又逃到这里，辗转逃亡的结果就是盗贼遍布陕西各地。


    总体来看，陕西省内，庆阳、延安以北地区，饥荒达到了极致，盗贼相对较少；而西安、汉中以下地区，盗贼活动猖獗至极，饥荒程度稍逊于前者。


    （作者认为）这场空前的饥荒似乎是上天为李自成崛起创造条件。


    译者注：1.关于原文中的“行人”，该官职主要负责外交礼仪、传旨册封、抚谕征聘等事务。


    2.马懋才作为一位亲身经历并见证陕西大饥荒的明朝官员，他的记述为世人呈现了一幅明末社会极度动荡、民生凋敝的真实画卷。这种惨剧不仅是自然环境恶劣所致，更反映出明朝末期基层社会治理失效、中央政府应对危机能力薄弱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崩溃的严重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地方官员如岳和声虽努力赈济，但终究杯水车薪，无力挽回整个社会秩序的崩塌。


    假设当时明朝中央政府能够及时响应灾情，采取更为有效的救灾措施，如加大赈灾力度、减免赋税、调整政策以稳定民心，或许能缓解这场浩劫带来的严重后果。然而，历史并没有假设，明朝末期的陕西饥荒不仅加深了社会矛盾，也加速了王朝的衰落，最终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第41章 桂王寝殿坍塌、倪元璐疏三案、钦定逆案

    桂王寝殿坍塌


    桂王朱常瀛在四月二十七日上奏报告说：“在三月初三的寅时，他刚刚起床准备梳洗时，身边突然响起了一声如同雷鸣般的巨响，紧接着王府正殿整个倒塌。当时有六名为王府服务的女子崔禄寿、吕寿喜、韩荣禄、崔遐寿、杨祥寿、吕福喜正在殿内住宿，不幸全部被压死。他深受先帝厚恩，被分封到衡州（今衡阳）地区，当时朝廷特派内官监太监黄用和工部营缮司主事高道素花费了五十多万两白银，建造了这座王府。然而，他就藩仅仅两年后，也就是元年九月初八日，寝宫后殿的梁柱突然断裂倒塌，擦着他的右臂落下，几乎令他性命不保。当时两位官员仍在衡州，亲眼见证了这一事故。


    他本来准备就此事件上奏朝廷，但考虑到恰逢新皇登基之初，不想让此事惊扰皇上，所以暂时作罢。当时，黄用和高道素主动提供了五千六百两银子用于修复，并另外献上了四百两银子问候平安，同时诉说了他们七年来辛劳的工作状况，因此当时没有追究下去。而现在，前殿又发生了倒塌，庆幸的是在事故发生前后，他还未踏入殿内行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作者认为）宫殿接连倒塌，虽然是黄用和高道素购买低劣木材的过错，但另一方面，新建的王府仅两年内就遭遇两次重大变故，这无疑是上天警示的象征。后来流寇攻陷京师、朝廷被迫辗转广东广西两省，这些不幸事已经有所预兆。


    倪元璐疏三案


    倪元璐，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的官职，后晋升为侍读学士。当时，内阁辅臣魏广微阿谀奉承魏忠贤，企图遮掩杨涟二十四项重大罪状奏疏，并编纂《三朝要典》，这本书围绕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件编写而成。


    倪元璐上疏指出，朝廷公议应得到尊重，而服务于个人私利的书籍应当销毁，并将奏疏上报皇帝。四月，倪元璐再度上疏表示：“我观察到梃击、红丸、移宫这三大案件在清流士大夫中引起了激烈争论，而《三朝要典》却是由魏忠贤为首的逆臣篡改史实编纂而成，关于这三大案件的讨论应当公正对待各方观点，而这本书则应尽快销毁。为什么？主张梃击的人是为了维护太子的权益，反对者则考虑如何避免损害先皇名誉；主张红丸是毒药的人是秉持正义原则，反对者则探求事件背后的动机和初衷；主张李选侍移宫的人，是在祸事萌芽阶段就力求稳定政权，而反对者事后也能够持公正公平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这六类人的观点各有合理之处，不能片面否定。这是一个方面。


    此后，杨涟列举的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的奏疏公布，魏广微等人基于党派利益挑起事端，自此魏忠贤一伙利用三案诛杀异己，小人则借三案攀附谋求富贵，使得三案的本来面目完全扭曲。因此，推崇先皇的仁慈与孝道，如同歌颂义父魏忠贤的德行与功绩，实际上都变成了各方势力角逐和操控舆论的一环，这也是一个方面。


    魏忠贤一党虽然已布置了严密的计划和布局，但仍担心其中有遗漏或失误，而在形势极为紧张关键之时，又忧虑局面会出现颠覆性的反转。因此，崔呈秀、魏忠贤两个奸臣开始了编纂《三朝要典》的阴谋。如果用《三朝要典》来作为评判当今事务的基础，那它就变成了彰显正直人士立场和阵营的标志。未来他们还可凭此逃脱罪责，犹如颁发了免死铁券。这是另一个方面。


    综上所述，三案是天下共同关心的公议之事，《三朝要典》则是魏忠贤一党的私心之作。三案是三案，《要典》是《要典》，两者本质迥异，纠缠不清只会引起更多的纷争，即使修改也会增添诸多麻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销毁这部《三朝要典》。”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销毁《三朝要典》。


    附记：华琪芳，字方侯，号末齎，江苏无锡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科举考试中获得会试第一名，殿试位列第二。思宗皇帝（崇祯皇帝）即位后，华琪芳被罢官回乡，常常叹息道：“要是我没有参与编纂《三朝要典》，现在应该已经是内阁辅臣了。”他对自己曾参与此事深感懊悔。


    唉！一时失足，留下千古遗憾，行事怎能不慎之又慎呢！


    钦定逆案


    二月，皇帝正式裁定并宣布了对魏忠贤、客氏及其党羽的处置，除了魏忠贤和客氏被处以五马分尸外，还按照七个等级对他们进行了定罪处分：


    一是首逆同谋：兵部官员崔呈秀等六人。二是结交近侍：都御史刘志选等十九人。三是次一等的结交近侍次：大学士魏广微等十一人。四是逆孽军犯：东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军中势力）。五是谄附拥戴军犯、内监等十五人。六是最后一等的结交近侍：顾秉谦等一百二十八人，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但可通过缴纳财物来赎罪或减刑。七是祠颂：参照“不谨”律例，大学士黄立极等四十四人被勒令冠带闲住。


    译者注：1.关于原文中的“《三朝要典》”，《三朝要典》是由魏忠贤领导的阉党集团主导的一部官方着作，其目的是为了清算并打压东林党及其相关政治势力，巩固阉党的统治地位。该书针对历史上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解读，旨在诋毁东林党人，为其树立敌人形象。其重大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政治目的明显，《三朝要典》并非客观公正地记载历史，而是服务于魏忠贤集团的政治需要，通过篡改历史事实，对反对派特别是东林党人进行丑化和诬蔑，以达到巩固自身权力的目的。其次是历史真实性存疑，由于编纂者立场偏颇，该书对于三大案件的记载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很多内容可能偏离了历史真相，甚至颠倒黑白。再次是加剧了党争恶化，《三朝要典》的编纂与颁行进一步激化了朝廷内部的党派斗争，尤其是与东林党的矛盾冲突，导致政治生态更加恶化，间接推动了明朝统治阶层的分裂和衰败。而且作为官方出版物，《三朝要典》的出台对后续的历史记载产生了长远影响，直到崇祯时期对其进行销毁，并重新评价相关事件，才部分纠正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三朝要典》因其浓厚的政治意图和对历史事实的曲解，成为了明末政治斗争和学术争议的一个焦点，被视为明代后期党争激烈和社会矛盾尖锐的标志性产物。


    因为《三朝要典》经过了熹宗皇帝的亲自认可，无法轻易废除。倪元璐最后上书崇祯皇帝，请求毁掉《三朝要典》，以重新恢复三案原来的结论。


    2.关于原文中的“不谨”，通常指的是有关官员因工作失职、不尽职守或者行为不检点等轻度过失而触犯的律例。

 第42章 乔应甲酿祸、刘应遇败贼、混天王扰延川等县等

    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正月六日，负责治理郧阳地区的都御史梁应泽，因为汉水以南地区盗匪活动告急，请求增派兵力支援。陕西巡抚胡廷宴和延绥巡抚岳和声分别上奏，报告流贼正在大肆劫掠。刑科给事中薛国观则指出：“盗贼之所以如此猖獗，原因之一是乔应甲在任时对盗匪劫掠行为置之不理，实际是助长了灾祸的滋生。如今要消除盗匪祸患，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整饬吏治，做好预防工作，其次是采取及时有力的措施消灭盗匪，最后是要在事后制定严苛的惩治措施。”皇帝同意了他的观点。


    固原逃走的士兵在泾阳地区进行掠夺，之后又袭击了富平县。二十九日乙酉，逃兵再次袭击了泾阳，并抓获了游击将军李英。


    刘应遇败贼


    二月二十日（丙午日），商洛道官员刘应遇率领一支被称为“毛兵”的部队进入汉中地区，与四川的吴国辅部军队联手击败了盗贼，盗贼败退至汉阴。刘应遇随即派出军队追击，成功斩杀了五百多名盗贼，并诛杀了几十名盗贼首领，其余盗贼逃往四川。那些躲藏在汉阴山区的盗贼，在走投无路之下全都选择了自杀。经过这一系列行动，汉水以南地区的盗贼活动基本平息。


    混天王扰延川等县


    三月二十日（丙子日），流贼劫掠了真宁、宁州、安化和三水等地。四月，又侵犯到了泾阳和甘峪，游击将军高从龙阵亡。九月，后金军队包围蓟州。十一月，京师戒严，并号召天下兵马勤王。


    期间，明朝保定军队首先崩溃，其余各路兵马也大多中途逃亡。逃兵与饥民联合，在山林湖泊等地集结滋事。皇帝命令迅速传达谕旨给陕西巡抚刘广生，要求他立即行动，务必迅速清除这些流窜的叛乱分子，无需派军前往京城防卫。当时，以混天王为首的大股盗匪在延川、米脂、清涧等县制造动乱，朝廷因此召回前任总兵杜文焕，命他前去剿灭这些盗贼。


    吴焕奏秦寇


    当年四月，陕西巡按御史吴焕上奏朝廷：“陕西地区的盗寇所造成的惨烈掠夺情况前所未有严重。巡抚胡延宴因长期以来属于管理，面对这种情况束手无策，只好将责任推给边防军队；而延绥巡抚岳和声则隐瞒了边防军队中有人参与盗匪的事实，反而将责任归咎于内地治安问题。因此，西安、延安等地区的县邑频遭盗匪侵袭，实际上都是由于胡延宴和岳和声两位巡抚互相推诿、隐瞒实情所酿成的恶果。”


    译者注：1.乔应甲，字汝俊，号儆我，山西猗氏（现临猗）张嵩村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曾任陕西巡抚。


    2.关于原文中的“毛兵”，即毛葫芦兵，因士兵作战时常背着一种用兽皮制成的葫芦状箭囊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河南豫西地区，此地连接川陕鄂三省，多为山区，地形复杂，山区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养成了彪悍的作风，以此为兵源成军的毛葫芦兵作战极为彪悍勇猛。

 第43章 李自成起

    李自成，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双泉堡人。双泉堡是大镇，因其东西街口有两大口井而得名。他的父亲名叫李守忠，是一位颇为富饶的农民。李守忠育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叫李鸿名。又过了二十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公元1606年）五月，第二个儿子李鸿基出生，他就是后来的李自成。九月，李鸿名有了自己的儿子李过（李自成的侄子），而在十二月，李鸿名便去世了。


    在此之前，李守忠的父亲李海，也有的说叫李势，家族人丁一直稀少，都是单传。李守忠打破了这一传统，生育了两个儿子，但遗憾的是，李自成出生后不久，李鸿名就去世了，实际上仍然是家族的单传延续。李鸿名去世后，其妻在三年后改嫁他人，李守忠独自抚养儿子李自成和孙子李过长大。李自成和李过两人八岁上私塾，但对读书不感兴趣，尤其酷爱武艺搏斗勇，两人之间互不服输。李守忠多次责骂他们，但他们始终不改。


    李自成十三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他偷偷和堂兄弟李过出去和朋友聚会喝酒，里面有叫刘国龙的，与他们同岁，相处甚欢。他们在郊外骑马，在村里的小酒馆喝酒，都认为应该学习武艺来成就大事，读书没什么用。第二天，他们带着祭品去关庙，模仿《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李自成想比试力量，单手举起了神像前重达七十三斤的铁炉，绕殿走了一圈后放回原处。刘国龙扎好衣服单手想举，没有成功，两手并举，才走了五步。李过单手奋力一提，也没有成功，按照刘国龙的举法，才走了十五步。李自成又提起来绕殿一圈，放归原处。道士看到后非常惊讶，称赞道：“你的父亲行善积德，才有了你天生异禀。”李自成自信道：“男子汉应该闯荡天下，自立更生，不能只守着父亲的家业。”他说三年前曾梦见一个体魄雄伟的将军叫他李自成，于是决定改名为李自成，号鸿基。刘国龙等人都祝贺于他。


    之后，他们三人经常聚会喝酒，李守忠虽然责备他们，但还是请了老师来教育管理他们。李自成又私下跑到延安，听说有个叫罗教师的人武艺高强，以前是将领，就去拜他为师。他在那里和同伴们骑马射箭，非常快活。四个月后，他写信给刘国龙和李过，说他在延安跟罗教师学武，让他们快来一起学习，不要虚度光阴。正月十六日，李守忠看到信后去找他，李自成当时刚开始学习单刀刀法，没有立即回去，罗教师也坚持劝说他回去，李自成才回去。三个月后，李守忠担心李自成再偷跑，于是邀请罗教师来到家中，让李自成、李过、刘国龙一同拜师学习。


    李自成在十八岁时，个性好斗好闹事。李守忠为孙子李过娶了邓氏为妻，而李自成则想娶一位美貌的女子，因此推迟了半年才娶了漂亮但放荡的韩金儿。韩金儿在十四岁时曾做过西安一位年老乡绅的妾室，因为行为不端而被赶出门，之后又成为了延安一位监生的妾室，但很快又被遗弃。李自成娶韩金儿为妻的当晚，李守忠梦见土地神告诉他：“你家引入了灾祸，百日内会有大难降临，你与孙子李过速速暂时躲避到河南去，免得遭虎所伤。如果不听从我的劝告，将来后悔莫及。你的儿子李自成虽然会遭遇祸事，但不会有生命危险。”李守忠醒来后心情很不好，于是带着孙子李过以进香为名去了泰安。一个多月后，李自成前往延安，而韩金儿则与当地的恶棍盖虎儿私通。


    半个月后，李自成返回家中，在十里铺过夜时，梦见韩金儿与一个年轻男子同床共寝，他想要杀掉这名男子，但男子逃脱，便杀掉了韩金儿，结果从梦中惊醒。次日清晨，他匆忙赶回家中，眼前所见竟然与梦境惊人相似。他拿着刀上前，盖虎儿用棉袍抵挡并趁机逃跑，李自成便杀掉了韩金儿。众人押着他去了县衙，当时代理县令职务的艾姓同知说：“你的妻子行为不端，杀掉她确有道理，但按照法律规定，捉奸必须捉双，你现在只杀了妻子却没有捉到奸夫，这不符合法律程序。”于是派遣孟县丞前去检验现场。次日开庭审理，李自成被鞭笞二十下后投入监狱。李自成委托丁姓门客用二百两银子贿赂官员，得以出狱，但释放的文书上写着：“李自成因妻子韩氏行为不端而杀之，但没有当场杀掉奸夫证明此事，如何使人信服，何况此举不符律法，暂拟定流放徒刑。待捉拿到奸夫后再行审判。”李自成愤怒地说：“杀掉淫妇乃是理所当然，为何要受到刺配面部的处罚，我一定要向上面控诉！”丁姓门客听到这话后感到害怕，告诉了艾同知。艾同知因此出具了复查此案的公文，李自成得知自己言论泄露出去，知道将难逃一劫，便杀死了艾同知，然后逃往甘肃。


    崇祯二年己巳（公元1629年）冬天，后金的十万大军进入越州和蓟州，直逼京师。京师戒严，并号召各地军队勤王。当时，甘肃巡抚梅之焕兼具文韬武略，而总兵杨肇基素以勇猛着称，接到命令后都率军前往支援京师。李自成在这个时候投身军伍，归属在杨肇基的麾下。当时边疆地区盗匪横行，杨肇基经常派遣亲兵去剿匪，但这些士兵往往仅是为了劫掠财物，而李自成在每次见到有胆识和能力的壮士时，往往会放他们离去，并时常说到将来在东海之滨也可能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不久之后，李自成被提拔为总旗，统率五十名下属，他们都尊称他为长官。甘肃东部地区传来盗匪活动的警报，李自成心中认为这些被称为“响马”的强盗中不乏英雄豪杰，可以联络一些作为日后发展的助力。因此，他主动请缨去抓捕这些盗匪。


    甘肃与兰州相邻的地区，有一个名叫高如岳的人，此人力量超群，擅长骑射，身穿白衣，头裹白巾，纠集了一百多人的队伍，成员们的服装颜色按照五行方位区分，居住在土山堤坝下。高如岳自称为“闯王”，时常外出打劫。李自成带领军队搜寻了三天，这时，如岳率领八名骑兵来到。李自成立刻摆开阵势准备迎战。高如岳喊道：“高闯王在此，速速让路。”李自成回应道：“看你也是个好男儿，为何要做贼？我是奉命来捉拿你的。”高如岳则回答：“有本事的就来较量一番”。高如岳飞骑而至，李自成与他激战许久，双方武艺相当，李自成意识到无法硬拼取胜。于是，他对高如岳说：“自古以来，好汉都懂得欣赏好汉。看你的相貌气质，绝非寻常之人。你不妨下马来，我有话想跟你说。”两人遂各自行礼，交谈甚欢，如鱼得水。随后，他们一同来到一座土山，结为异姓兄弟，杀马发誓，约定无论患难还是富贵，都要互相扶持，如有违背誓言，神灵不再庇佑。


    他们畅饮至天明，李自成准备离开，对高如岳说：“从今往后，你们不要再行掠夺之事。如果我将来功成名就，会邀请你一同在边疆共事。如果我的愿望未能实现，也不要疏远，我们终会再见。”两人就此告别。


    李自成回到军营后，凭借其他首级报功，被提升为把总。此时，勤王的檄文到达，甘肃巡抚梅之焕和总兵杨肇基奉命勤王，任命王参将为先锋，李自成和刘良佐对此安排表示不服。刘良佐，字明辅，大同左卫人。李自成说：“宁为鸡头，毋为牛后。”刘良佐则回应：“昔日郭子仪本是行伍出身，后来成为天下大元帅，我二人有如此才华，还怕不能富贵吗？”李自成接着说：“做大元帅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汉高祖刘知远和我太祖皇帝难道不是从一介平民成为天子，开创了自己的基业？杨主将哪里了解我们的能力？”


    当时，王参将率前锋部队先行北上，杨总兵统率中军，途径兰州时犒赏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第二天行军百里到达金县，县令胆小，紧闭县署大门不敢出来。王参将进城欲见县令，有士兵在县衙门前喧哗，王参将鞭打了其中六人，其中一半是李自成的部下。李自成对此极为愤怒，与刘良佐等人捆绑县令，欲带去见杨总兵。恰好遇到王参将，李自成等人将其刺杀。此时，刘良佐的妻子儿女在兰州十里庄，李自成孤身一人，听说高如岳手下有八百兵马，便率领部下前往。高如岳的手下有罗汝才、刘国龙、贺一龙、马守应、刘希尧等数将，他们四处劫掠郡县，官军屡战屡败。有一次在临洮府城外的普通人家中，他们抢掠了五名美女，分别是邢氏、赵氏、余氏、安氏、邬氏，其中邢氏容貌最为出众，被高如岳宠爱，其妻鲍氏非常嫉妒。恰巧李自成到来，高如岳便将邢氏赠给他为妻。每天，这些贼将轮流出去劫掠，贺锦从京师返回报告说后金军队已经撤退，朝廷将推选总督下山清剿贼寇，众贼将都面露惧色。他们商议趁官军尚未到达，先劫掠平民充作士兵，再用精锐部队尾随其后。于是，各贼将领各自率领部下前往渭源、河州、金县、甘州等多地进行劫掠。他们每到一地，便放火烧村，称其为“放亮儿”，并将本地乡民将掠夺来的衣物粮食送到营地，持刀逼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贼军。如果村民不愿意，贼兵便说：“我送你去吧”，然后一刀将其杀死。如果有村民表示愿意加入贼军，贼兵又会问他们是否有父母、妻子儿女，如果没有则不再追问，如果有则会问他们是否想念家人，如果回答不想，贼兵就不再过问；但如果村民表示想念家人，贼兵便会说：“我送你去吧”，然后同样是一刀将其杀死。对于初次被俘的村民，贼兵会将其捆绑五天才释放，如有逃脱后再次被捕者，贼兵会割其耳朵或在其脸上刺字，甚至将他们指认为真正的贼人，解送给官府请赏。由于官军主将对此并不知情，往往会将这些人当作真正的贼人斩首示众。因此，那些原本不愿加入贼军的村民，在被贼兵掠夺后，也无可奈何地被迫加入了贼军。就这样，贼军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了数万之多。


    按照《编年史》记载：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京师遭遇紧急情况，朝廷号召全国各地的军队紧急前往保卫京师。当时，山西巡抚耿如杞率领军队前往支援，但在途经涿州时，军队哗变并大肆掠夺了良乡地区。事后，耿如杞被逮捕并判处死刑，而那些叛逃的士兵则逃入秦、晋（即陕西、山西）两省的山谷间，转为盗贼。在此之前的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米脂县有个名叫李自成的人，他性格狡猾，善于奔跑，骑射技术出色，但由于家境贫寒，只能在驿站担任文书工作。当他听说王嘉允起兵造反后，便投奔了王嘉允。后来，李自成等人推举高迎祥为首领，高迎祥被称为“闯王”。


    还有一种说法是：李自成力大无比，擅长射箭，年轻时与衙门差役李固、铁匠刘敏政关系密切，他们在乡里横行霸道，后来一起加入贼匪队伍。据说李自成的部下曾说过：“我们的大王原来是个打铁的，现任后军都督府的张将军家里原来是个补锅的。”起初，李自成身边只有七十名追随者，后来逐渐聚集壮大，吸收了老回回、小表英等势力，兵力达到数万人。


    各版本的史料记载中都提到了贼匪首领高迎祥，我依据的 史料这里却只提到了高如岳，不知道二者是否为同一人，有待进一步考证。


    译者注：1.关于李自成的来历，一般都采用《明史》的说法，即李自成原本是银川驿站的站卒，善于骑射，凶狠无赖，因为犯法逃跑，后来加入了高迎祥的队伍。

 第44章 袁崇焕谋杀毛文龙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毛文龙驻守皮岛以牵制敌军。三月，袁崇焕奏请朝廷在宁远设立东江饷司，令东江军自觉华岛转运粮饷，禁止登莱商船进入皮岛市场。自此以后，皮岛所需的京城军饷，都必须经过关宁经略查验后，从朝鲜贡道送往宁远，不允许经过皮岛，商贾贸易中断，岛上陷入严重饥荒，士兵们只能以野菜充饥。


    起初，毛文龙声称自己麾下有十几万兵马。朝廷为了据实筹措军饷，派兵科给事中王梦尹、翰林编修姜曰广曾前往皮岛实地核查，确认有十万之众，但登莱道官员王廷试重新核减，定额为二万八千人。毛文龙对此非常不满，多次上奏请求增加军饷，并抱怨宁远转运粮饷不便，但袁崇焕并未理会。毛文龙甚至请求亲自前往旅顺商议此事。


    六月，袁崇焕致信毛文龙说，知道毛文龙岛上军粮短缺，已发饷银十万两至双岛，约毛文龙会面共商消灭敌军之策。毛文龙对儿子毛承禄说：“之前他奏请削减军粮，现在又发粮，此事蹊跷。”毛承禄认为：“他在担任抚臣时就有议和之议，现在又说要消灭敌军，恐怕另有图谋，不如不去。”毛文龙思考良久，说：“自古以来战、守、和三种策略并无定规，有机会就可以施行，且他与袁崇焕都是为朝廷效力，不必相互猜疑。”于是毛文龙带了二十名部将、一百名家丁和三千兵马前往双岛，拜见袁崇焕。袁崇焕对毛文龙极为热情，称辽东海外的安宁全赖毛文龙与自己共同努力。毛文龙则表示自己在海外多年，每天思虑如何抗虏，唯一忧虑的就是粮饷匮乏，如果袁崇焕能解决这个问题，使自己部下不愁军粮，再指点传授灭敌方略，定能抗敌成功。


    次日，袁崇焕犒赏毛文龙的部队，每人发放银一两、米一石、布三匹。不久，毛文龙设宴回敬，席间忽然传来消息，称有万余清军将渡河东进。袁崇焕派人紧急救援，只留下数百人，又与毛文龙好生交谈了一番。第三天，袁崇焕登上皮岛，再次大举犒赏毛文龙的军队，并告诉毛文龙：“他与毛文龙以旅顺为界，东行使用毛文龙的印信，西行使用自己的印信。”毛文龙答应了这一提议。随后又传来消息，称河西有敌情，袁崇焕沉思片刻，请求借用毛文龙的军队前去救援。毛文龙命令马上前去营救。


    第四天，袁崇焕命令军士设下埋伏，毛文龙并未察觉，跟随袁崇焕进入包围圈。毛文龙的部下想要进去，却被袁兵阻止，毛文龙的随从也被包围。袁崇焕对众军士说：“你们在海外劳苦多年，每人仅得五斗粮食，全家分食，令人心酸。你们受我一拜，今后不必担忧无粮，只需为朝廷出力。”说完，袁崇焕向将士们行礼答谢，并且泪流满面。


    袁崇焕随后对毛文龙说：“我节制四镇，严加海禁，担心登津成为心腹之患。东江军粮由宁远转运更为便利，你为何非要解银到登津自行购买粮食，白白浪费国家钱粮，毫无实效，留着东江有何用？”毛文龙反驳道：“您说得不对，我以九十个义兵夺取镇江，未耗费朝廷一斗米一寸铁，收抚辽沈逃民九十余万，聚集各岛为掎角之势，通过正当途径取得朝鲜粮饷，以信义征收商贾税收，发展农业、铸造兵器，斩敌将、复城池，六七年来，只接受了朝廷一百五十万两银、九十余万石米，怎么能说我无功虚领呢？”袁崇焕说：“与你谈了三天，才知道你狼子野心，满口谎言。不杀你，这片土地日后还能属于朝廷吗？”毛文龙说：“督师您只有朝廷赐予的节制权力，怎么能擅自杀我？”袁崇焕回答说：“今日并非我个人的意思，而是皇上的旨意。”在场的左右官员听闻此言脸色大变，但毛文龙依旧镇定自若，说：“既然是圣上的旨意，我就不再辩解。”于是他面向西方叩拜，说：“我久负朝廷恩情，死不足惜。”袁崇焕命令旗牌官张国柄持剑将毛文龙斩杀。毛文龙部将伏尸痛哭，袁崇焕说：“我只杀毛文龙一人，其他人继续任职如故。”他命令收敛毛文龙的遗体，随后上奏列举毛文龙的十二项罪状，并自我弹劾。崇祯皇帝认为毛文龙骄横跋扈，命袁崇焕安心任事，并对他加以嘉奖。


    当时敌情平静，袁崇焕率军返回，士兵们听到毛文龙被杀的消息，都痛哭流涕。袁崇焕假装祭奠毛文龙，说：“昨日杀你是朝廷的法度，今日祭奠是我的情谊。”随后流泪，将士们也跟着哭泣。袁崇焕担心军心动摇，召集毛文龙部下说：“你们被主帅克扣军粮很久了，现在有十万两银子犒赏，每人领三两。”众人情绪才稳定下来。袁崇焕将毛文龙的部队分为四部分，毛承禄与徐敷奏分别领军，东江将领刘兴祚与陈继盛也各领一部，然后返回宁远。


    译者注：1.袁崇焕擅自诛杀毛文龙一事，是当时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毛文龙时任登莱巡抚、东江总兵，是辽东前线一支独立作战的军事力量，对后金构成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尤其在朝鲜半岛的皮岛上建立了基地，对后金后方构成了一定威胁。而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主张强化军纪、整饬边防，对毛文龙的骄纵不法、不服调遣有所不满。于是，他便在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利用皇帝授予的尚方宝剑，以十二条罪状处置毛文龙，将其斩首。这一行为在当时和后世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从即时影响看，毛文龙死后，东江镇军事力量失去了统一指挥，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减弱，使得后金可以更加专注于对明朝的进攻，尤其是后来的几次大规模南下侵袭，没有了后方的困扰。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引起了朝野震动，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党争，尤其是触动了皇帝对袁崇焕权威扩张的警惕，也引发了对袁崇焕是否越权、滥杀的质疑。


    从长远影响看，毛文龙之死导致明朝在辽东半岛的军事布局发生变动，对整体边防体系造成影响，削弱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军事威慑力。自此以后，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信任度不断降低，尤其在得知后金绕过山海关直逼北京城下（己巳之变）时，对袁崇焕为何未能阻挡后金的疑问升级，怀疑他与毛文龙之死有关联，甚至怀疑袁崇焕有通敌之嫌。袁崇焕后来因涉嫌勾结后金而被捕下狱，最终被判处凌迟，很大程度上与他擅自处置毛文龙的行为有关，该事件成为袁崇焕悲剧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每读至此，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第45章 钟万里解梦、逮袁崇焕

    钟万里解梦


    毛夫人张氏在杭州时听闻毛文龙去世的消息，但表示怀疑，此时尚未得到正式通报。她的亲戚钟万里说：“以前毛文龙（字振南）曾在忠肃祠里解析梦境并得到了一首诗。诗的前半句是‘欲效淮阴，老了一半’。因为韩信在二十七岁时就已经被封为大将，而毛文龙直到五十二岁时才成为总兵大将，确实可以说是老了一半了。诗的后半句是‘好个田横，无人为伴’。因为田横的故事中，他曾有五百名部下一同在海岛中殉难，而诗句中提到无人为伴，意味着毛文龙也将独自死于海岛之上。”不久之后，预言果然成真，杭州人都为毛文龙的遭遇感到惋惜。


    袁崇焕捏造了毛文龙十二条罪状，假传圣旨将其杀害，这一行为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假传诏令杀害岳飞一样，历史旧事反复出现。


    听说，我的老乡高攀龙（谥号为忠宪）曾经派遣使者去视察毛文龙驻守的海岛，叮嘱使者必须绘制海岛的地形图带回。使者抵达后秘密侦查了四周地形，详细了解了海岛的险要和易守难攻之处后返回。高忠宪展开地图感叹道，这片海岛就像是历史上曾经的扶余国一样战略位置重要。使者是高忠宪门下的学生。对于毛文龙建立赫赫战功却未得到应有赏赐的疑惑，并非仅限于钱龙锡等人。


    逮袁崇焕


    十二月辛亥日，皇帝召见袁崇焕商议军饷问题，并秘密指令满桂、黑云龙、祖大寿一同入宫。袁崇焕刚走近皇宫没几步，一名内监快步走出通知他，皇帝正在平台等候，让他迅速前往。袁崇焕急忙赶到平台，看见满桂等人已在皇帝面前，十分震惊。皇帝询问袁崇焕为何杀害毛文龙、敌军侵犯京师以及射伤满桂这三件事，袁崇焕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复。皇帝命令满桂脱下衣服展示伤口，随后命锦衣卫将袁崇焕扔到殿下，由十名校尉除去其官服，将他押至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关押在南镇抚司等待进一步审讯。


    皇帝派遣太监车天祥前去安慰辽东的将士们，并命令满桂总揽援军事务，指挥各位将领，同时指定马世龙、祖大寿分别管理辽东的军队。朝廷上下对此举措十分赞同喜悦。袁崇焕部下的士兵听闻消息后，一部分逃至固安、良乡等地烧杀抢掠，另一半被满桂收编。后金军队得知这一情报后，开始撤退。


    李总兵部下的将领捉住了后金军队一名头目并审讯，该头目透露了袁崇焕与敌军勾结的内幕。皇帝收到奏报后，下令相关部门查找袁崇焕的相关书信，次年四月，下诏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于西市。当时，百姓对袁崇焕怀有深深的怨恨，争相吞食他的肉，直至他的皮肉被吃得一干二净，甚至连心肺部位也被分割殆尽。袁崇焕哀嚎之声持续了大约半天时间才停止。这就是所谓的“活剐”。袁崇焕，是广西梧州府藤县人，万历己未年（公元1619年）中的进士。


    江阴的中书舍人夏复苏曾经对我讲过，在京城时，他亲眼见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情景，当时百姓们用一钱银子买到手指大小的一块肉，一边吃一边骂。不一会儿，袁崇焕的肉就被卖光了。


    译者注：1.袁崇焕作为明朝末年杰出的军事将领，以其坚定的抗清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一度被视为保卫明朝北部疆域的关键人物，但他最后被崇祯帝以“通敌误国”的罪名处死，主要原因包括未能迅速平定后金的威胁、擅自诛杀毛文龙以及后金军突破边防直逼京师等因素。然而，袁崇焕被杀事件，实际上是崇祯皇帝以一个错误纠正另一个错误的方式，加剧了原本的错误。


    军事上，袁崇焕的死极大地削弱了明朝在辽东的军事领导力，失去了这位熟悉辽东战事、具备实战经验且敢于担当的将领，使得明朝在对抗后金的战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政治上，袁崇焕的冤死加剧了朝廷内部的不信任和分裂，尤其是崇祯帝对臣子的猜忌心理加重，使得有能力、有胆识的官员人人自危，不愿挺身而出，这对明朝的统治稳定和内部团结造成了严重伤害。


    民心上，袁崇焕曾经是民众心中的英雄，他的死不仅在军队中引起震动，也在民间引起了震惊，进一步降低了民众对朝廷的信任度和忠诚感。


    袁崇焕的死标志着明朝对辽东边患问题解决策略的重大挫折，同时也预示着明朝统治者在面临民族存亡关键时刻的决策失误，这一失误加快了清朝取代明朝的历史进程。

 第46章 满桂战死、刘之纶死节

    满桂战死


    十二月，后金军队再次包围京城。十七日（丙寅日），满桂率领军队前来救援，然而，遭遇了后金军的大规模攻击，满桂战败只得收兵暂退。紧接着丁卯日（丙寅之后为丁卯，也就是第二天），满桂集结了五千兵力，与孙祖寿等将领一道在城外的安定门布阵，从早晨辰时一直激战到傍晚酉时，期间经历了十多次交锋。后金军队不断变换阵型，满桂身受箭伤，跌落战马，牺牲在战场上。将领申甫在夜间组织奇袭敌营，但也在战斗中牺牲。黑云龙、麻登云两将被后金俘获。


    后金又开始攻城，京城内的民众惶恐不安，但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军纷纷抵达，共同抵御后金军的进攻，最终迫使后金军撤退。


    刘之纶死节


    刘之纶，字元诚，四川宜宾人。他热衷于研习朱熹理家之道，曾在座位旁边大书“必为圣人”，因此乡里人称他为“刘圣人”。天启辛酉年（公元1621年）刘之纶考中乡试，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的职位，并与同僚金公声以及众多愿意为国家赴死的勇士申甫等人一起，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应对紧急危难。


    己巳年（公元1629年）冬，北方的后金军队入侵，金公声率先上疏得到皇帝召见，他向皇帝推荐了刘之纶和申甫。皇帝马上召见他们并满意他们的对答，任命申甫为京营副总兵，金公声为御史监督军队，同时任命刘之纶为兵部右侍郎，协理军事并督战守卫京城。不久后，满桂和申甫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刘之纶誓师出城迎战，适逢清兵暂时撤退。他率军抵达通州，行至蓟州时了解到后金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永平，于是他与总兵马世龙、吴自勉约定，他们率军从蓟州攻向永平，以牵制永平兵力，自己率兵沿着道路向遵化进攻，行军路线是从石门一路来到白草沟，距离遵化城仅八里时在娘娘山扎营。然而，马世龙等人却不受刘之纶的指挥节制，违背了先前的约定。


    此时，后金率三万骑兵从永平赶来。刘之纶在娘娘山严阵以待，先发射一炮打死百名敌骑，再发一炮时炮筒破裂，导致自己营地起火，敌军随之攻上了山。一名副将建议稳住阵脚慢慢撤退，但刘之纶坚持下令擂鼓再战，从中午激战至黄昏。士兵们箭矢耗尽，只能手持短刀作战，紧紧围着刘之纶的马匹向前冲锋，周围敌军的箭矢密集如雨般落下。刘之纶意识到战局已无法挽回，大声疾呼“誓死效忠皇帝”，并将所佩戴的官印交给家丁，让其绕道送回给巡抚。突然，刘之纶被一箭射穿头部，一箭射中膝盖，最终壮烈牺牲。跟随刘之纶的将领们齐声痛哭，全军发起激烈的野战，大多战死沙场。战事结束后，朝廷祭奠封赏刘之纶并妥善安葬，荫其一子为官。


    刘之纶的为人，文震孟（谥号文肃）曾经详细介绍过。


    译者注：1.文震孟，明末着名大臣，为人刚直有节，曾短暂担任内阁辅臣，后被温体仁攻击，落职闲住，病卒，后被南明朝廷追谥“文肃”。


    2.己巳之变暴露出明朝在边防体系、情报网络、战略决策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以及朝廷内部的党争、信任危机等深层次矛盾。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明朝在面对后金持续不断的挑战时，越发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有效地组织和实施反击。而大批忠勇之士的陨落，使得明朝在后来的岁月中更加难以寻找到既有军事才能又有忠诚度的将领来扞卫边疆或消除内乱，这也加速了明朝在军事上的衰败。

 第47章 党还醇良乡殉难、商敬石善射、左应选固守昌黎等

    党还醇良乡殉难


    党还醇，字子真，陕西三原人，天启乙丑（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己巳（公元1629年）十二月担任良乡县令。当时后金军队逼近良乡城，党还醇命令士兵们坚守城池，最终因力量耗尽、外援断绝而壮烈牺牲。战后人们在草丛中找到他的遗体，发现他身上有多处伤痕，虽然赤身被绑，但尸体仍怒气冲天、栩栩如生。


    他赴京选官时，曾送别恩师侯恪出京师。侯恪告诫他：“我只希望你们成为好人，而不只是成为好官。”这句话党还醇一直铭记在心。他的事迹上报朝廷后，被追赠为太仆寺卿，并赐予“忠节”的谥号，其一子也因此得以入国子监读书。


    同一时期，还有保定推官李献明，在执行核查蓟密军饷任务到达遵化时，遭遇敌军，但他坚持留在原地，城池失陷后英勇牺牲，被朝廷追赠为光禄寺少卿。同时还有保定饷司何天球、永平知府张凤奇、推官罗成功、滦州知州杨燫、香河知县任光裕、遵化知县徐泽、良乡典史史之谏、教谕安上逵、训导李廷表、驿丞杨其礼、三屯卫将领朱国彦等人，相继壮烈牺牲。


    己巳之役中，敌军所到之处，有的城镇在敌军到达前就已经空城，例如良乡、滦州、香河、固安、张湾；有的城镇虽已空城但敌军并未进入，比如霸州、三屯；有的城镇先行投降，数日后敌军才到达，例如玉田、迁安；有的地方军队已经先投降，而地方官员尚未得知，例如遵化、永平；有的地方大张旗鼓防御，敌军不敢侵犯，例如昌平、涿州；有的地方挂出降旗，但敌军路过并未接管，例如顺义；有的地方敌军驻扎附近却不进攻，城池介于守城和投降之间，例如房山；有的城池敌军来了投降，敌军走了又恢复抵抗，因援军到达而幸免于难，例如乐亭、抚宁。这些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人心不稳导致。如果各个城池都能像宝抵令史应聘那样上下一心，或如永清令王象云那样有备无患，或者如昌黎令左应选那样全民皆兵，以及开平举人的募兵捐饷行动，或许不至于一败涂地。


    其中，固安令刘伸虽尽力防守但仍未能守住城池，差一点就以身殉职；而良乡、香河、遵化的县令，永平知府，推官以及滦州守，以及三屯总镇等官员的牺牲，都表现出了他们的忠诚和担当。尤其是保定司理李献明，他的牺牲尤为壮烈。永平道郑国昌以及巡抚王元雅等人的失地丧师，不能算作真正的殉难。


    表现最糟糕的是卢龙、迁安两地的县令，其他如蓟州、通州、三河、丰润等地的官员虽能坚守，但也主要得益于将士们的得力支持。当时的巡抚董邃初看到漷县只剩一座空城，而县令沈域仍举止从容，董邃初问他为何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如此镇定，沈域平静地回答说愿意以身殉职，董邃初听后深感敬佩并向他表示歉意，幸运的是他最终得以幸免于难。


    商敬石善射


    后金副将带领着六百名骑兵前往屿山，在行至河西的时候，突然有十二个骑手快速冲过来，后金便想捉拿他们。这十二个骑手箭术高超，直接射中了三位副将的眼睛，导致他们全部死亡。随后，后金剩余的部队全体上前迎战，但每当这些骑手弓弦响起，就有后金士卒倒下，阵亡人数众多。面对这样的困境，大部分后金士卒都不敢再用刀剑，而是以弓箭还击，但这十二名骑手竟然用手接住了所有射向他们的箭矢，没有一人受伤。待后金军撤退时，这十二个人继续追击并射杀，最终导致三百多名后金士卒死亡，直到他们的箭矢全部用完才停止追杀。


    原来，这十二个人是一群强盗，以商敬石为首领。他们听说后金入侵，便召集同党想要借此机会立下战功，不料在屿山遇到了这支小队。此后，这十二位骑手一路来到通州并开始驻守。通州的守将向兵部报告了他们的战绩，并将他们全部收编到了自己的管辖之下。


    此时，后金的大部队正准备进军河西、天津等地，当听说通州仅有十二名骑手就造成了清军四百多人的损失后，竟然因此改变了行动计划。


    左应选固守昌黎、何大纲战胜


    后金的军队抵达昌黎，即将兵临城下。新上任的县令左应选以超人的胆识和谋略闻名，听到后金军队来临的消息后，他亲自登上城墙巡视四周，并安抚百姓不要恐慌，声称几天之内敌军就会自行撤退。于是，左应选果断下令关闭城门，并着手筹备火药。待后金军兵临城下时，他已在城墙上布置好了火药，准备在敌人攻城时引爆。这些火药不同于传统的炮弹，其作用范围限于百步以内，并未装填入炮筒中，而是等到敌军发起攻击时直接点燃向下抛洒，顷刻间犹如无数火星从天而降，后金军士兵遭到大面积伤害，不得不撤退。


    后金军之后又来到了漷县。面对这一情况，何大纲和张洪诗率领上万名骑兵赶来救援，并成功斩杀了一名敌将。与此同时，马世龙也率领五百名勇猛的战士加入战斗，一同夺回了被敌军占领的物资车辆，然后安然返回。


    志异


    这一年（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江阴城发出异常声音，当时县令是吴鼎泰；到了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江阴遭受了屠杀，从己巳年（公元1629年）算起，相隔了十七年。


    译者注：1.商敬石此人，在正史中并无记载，在其他史料中也几乎难以查到踪迹，其后也未再出现过。就其事迹而言，恐怕有一定夸大成分。

 第48章 志异、陕盗王子顺苗美、秦寇入山西等

    志异


    正月初一日（辛巳日），京城遭遇大风，白天笼罩在雾霾之中，视线昏暗如夜。三月份，一口名为威鼎的大钟自行鸣响，天象上火星（古人称之为荧惑）进入了井宿区域，随后退回但再次停滞，并最终进入了鬼宿星座。到了五月二十二日（辛丑日），海丰县出现了一圈长约数丈的石头围栏，高度超过一丈，忽然移动了五十多步的距离。


    白天变得昏暗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尤其是在新年正月初一白天就出现昏暗，更是极为异常，这恐怕象征着天地之间的阻隔和闭塞达到了一种交汇点吧？所以，我把这件事放在记述的开头来强调其重要性。


    陕盗王子顺苗美


    正月，陕西边界出现了大规模的叛乱，匪首王子顺和苗美联合数千逃兵，对绥德进行了劫掠，并向南包围了韩城。总督杨鹤和巡抚刘广生联手出击，成功击退了这批贼军。叛军败退后，再次侵袭清涧，官军紧随追击，贼军被迫逃入西川。在此之前，万历年间，朝廷鉴于西部军队的艰苦条件，实行了预先发放三个月口粮的政策，但到了此时，由于陕西大旱，粮食价格上涨，军饷供应极度短缺，士卒时常哗变，逃亡至山谷，一些人甚至煽动饥民参与叛乱。此刻，东部战事愈发紧急，朝廷决议审查军队规模和军饷开支，各边防重镇大幅度裁军达数十万之多，趁着这种混乱局面，大量士卒哗变骚乱。


    秦寇入山西


    三月，陕西贼军侵入山西，侵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等地。四月，贼军攻陷蒲县，山西从河曲、保兴至蒲津长达一千五百里的区域，贼军自称“横天一字王”。


    贼陷河曲


    十一月，山西总兵王国梁在河曲追击贼军，使用西洋大炮时因炮身破裂导致官军自乱阵脚，贼军趁机攻占了河曲。


    贼陷黄甫川（秦寇）


    五月，贼军突破金锁关，杀害了都司王廉。壬子日，王嘉允率军攻陷黄甫川和清水两个营地，次日又攻占府谷县，接着围攻孤山堡。榆林道白贻清派遣兵马挫败了贼军，贼军逃入府谷县，延绥巡抚洪承畴等人对其展开围攻，大量斩杀敌人。至九月三日己卯，王嘉允勾结陕西贼军再次入侵，洪承畴、杜文焕从孤山方向发起反击，彻底打败了贼军。贼军假装投降，但仍然伺机逃跑。


    白贻清，号惠风，常州人；洪承畴，字亨九，福建人。


    杨鹤误抚


    都司艾穆在延川成功地逼迫并打击了贼军，清涧地区的贼寇寻求招安投降。三边总督杨鹤及陕西巡抚刘广生派使者四处携带免死令牌招降贼军头目黄虎、小红娘、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人，并将他们安置在延绥河西。然而贼军投降后再叛反复无常，纵然不再焚烧杀戮，却依然持续抢掠，荼毒民众更甚。百姓敢怒不敢言，地方官吏不敢违抗抚臣之意，不敢上报情况，结果使得匪患日益严重。


    杨鹤，号无山，湖广武陵人。


    刘懋言秦寇


    六月，给事中刘懋上奏指出，陕西的流窜贼贼实际上是延庆的兵丁与当地土匪相互勾结的结果。边镇贼军依靠本地士绅做向导，土匪又依赖叛军增强实力。最初人数并不多，但近年来连续遭遇荒灾干旱，无知民众纷纷投靠，贼军势力才逐渐壮大。当地督抚派出未经充分训练的军队征讨，未能取胜，转而采用招抚政策。在征讨中，所杀所俘的多是饥饿的平民，而真正的贼寇则劫掠饱食一番后扬长而去。在招抚过程中，表面上贼军接受招降，但实际上他们因为缺乏食物，依旧外出劫掠，名义上投降，实际上并未真正归顺。


    剧贼神一元


    十二月己巳日初一，巨寇神一元等人攻破新安县，初九日丁丑，又攻破宁塞县并占据该城。十三日辛巳，神一元带领四千名陕西贼军骑兵入侵，攻陷了树涧及保安等地的城池。直到第二年正月，副总兵张应昌领军击败了神一元，神一元死后，其弟神一魁接手领导部众。


    徐孝妇剖肝进姑


    孝妇徐氏是湖广汉阳的一位女子，小时候许配给了村民汪卷。汪卷家境极其贫寒，靠给人做工维生，她的婆婆邓氏年老体衰。孝妇嫁到汪家后，白天耕作，晚上纺织，对婆婆照顾得无微不至，鸡鸭猪肉和蔬菜从未短缺。崇祯己巳年（公元1629年）至庚午年（公元1630年）间，全国经历了严重的饥荒和瘟疫。孝妇和丈夫汪卷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地步，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他们甚至试图自我卖身，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能卖出。这时，婆婆邓氏病情加重，突然想吃猪肝。孝妇便急忙爬行到市场，跪求屠户施舍猪肝，但屠户因他们无钱支付而拒绝了请求。


    无奈之下，孝妇含泪回家，想到猪肝既然难以获取，猪肝和人肝味道或许相似，那么也许自己的肝能够救婆婆一命，婆婆活了自己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深夜时分，她动手三刀割开肋部，但未能成功取肝，正当她准备再次举刀时，突然出现一位白衣老妪告诉她应该横切而不是直切。孝妇听从了老妪的建议，一刀下去，肝脏果然顺利取出。她立刻将肝脏煮成汤喂给婆婆喝，婆婆奇迹般地康复了。而在烹制肝脏汤的过程中，孝妇本人并未感觉到疼痛，但过后伤口剧烈疼痛，她一度昏迷过去。这时，那位白衣老妪再次出现，安慰她说不用担心，我来救你，孝妇真的很快恢复了意识。


    几年后，婆婆邓氏去世，孝妇在婆婆的坟墓旁堆砌草屋，独自守护在墓地，一碗汤、一杯茶，必定亲自捧着在婆婆墓前祭奠。婆婆墓在山的偏僻处，无论风雨交加、天色昏暗不明，还是烟雾弥漫，山野间的鬼怪嚎叫、蛇豕横行，她都不曾畏惧。她每天都会亲自砍柴挑水，对于别人的衣物饮食援助总是婉拒，她认为辛苦劳作、忍饥挨饿最多就是死去，而自己早在割肝那一刻就已经准备为婆婆付出生命。她是为了婆婆而活，现在死在墓边，早晚并无区别。


    汉阳县令杨四知深知此事，向上级呈递了详细的记录，请求朝廷为这位孝妇予以表彰。


    当我阅读历史文献时，见到那些割耳断臂的英勇事迹，不禁感慨并非所有女性都没有侠义精神。然而，即使是那些甘心与伴侣同甘共苦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始终牢记对母亲的深情厚谊，就如同江边负尸的行为一样感人肺腑。有不少女子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孝行，她们或怀抱石头跳入江河，或怀抱沙土表达哀思，但不一定能做到对公婆如此深切关怀，甚至不惜割肉断发。儿媳对父母的孝顺，有人可能会忽视，有人宁愿毁容伤身，忍受痛苦折磨，但未必所有人都能做到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唯有这位孝妇，她坚定的孝心和无私的付出，哪怕是面临生死考验，也要用自己的肝脏挽救婆婆的生命，这份勇气和决心堪称奇孝，是极致的孝道典范，值得流传千古。


    译者注：1.原文中的“瑶池冰雪”，古时用来比喻女子对丈夫从一而终，坚贞不屈。


    2. 原文中的“矢念萱庭”，在古代，“萱草”常被喻为母亲，而“萱庭”则寓意母亲所在的家庭或庭院。矢念萱庭，指矢志不渝地怀念、照顾母亲。


    3. 原文中的“号江负尸”，可能出自“曹娥投江救父”的故事。古时曹娥的父亲出江捕鱼，因江水暴涨不幸遇难。曹娥沿江痛哭七天七夜寻找父亲尸体，最后投江。后来江面平静后，在江水中发现了曹娥和他父亲的尸体。

 第49章 黄道周疏

    黄道周，号石斋，福建镇海人，他于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后来历任侍读学士。他曾依皇帝旨意明确恳切地上疏陈述意见，奏疏简要内容为：“近年来，我观察到朝中大臣们所关心策划的事物，没有一件是为了朝廷的实际利益。他们在用人行政方面，不过是互相推诿、追求私怨报复罢了。自庚午年（公元1630年）春天以来，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边疆问题，但实际上并不是为了陛下的边疆安全，而是为了颠覆逆党而利用边疆事务，使得原本致力于清除逆党的人，无缘无故地陷入了边疆事务的纷争之中，而对于边疆要塞的重要性和进退取舍的战略考量，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建议。辛未年（公元1631年）春天之后，大家又热衷于议论科举考场之事，其实也不是为了陛下的利益，只是为了化解个人恩怨而翻搅科场，致使那些原本无关的官员无辜陷入科场争议之内，而对于科举的源头流程、清浊曲折以及改进难易等方面，也没有人深入探讨。


    回顾万历末年东林党诸大臣，像邹元标、赵南星等二十多人，被闲置了二十年，这种做法导致了朋党之争的兴起。如今朝廷又无故排挤众多士绅大臣，只要有独立见解的人都会被推向陷阱，以致于国家急需人才之时得不到半个有用之才。凡是那些主动放弃诱饵离开的鱼，肯定不会是贪吃的鲇鱼；同样，那些眷恋槽枥而不肯离去的马匹，也肯定不是跑得快的好马。用俸禄和官位来豢养士人，所吸引来的必定是贪图利益的小人；用惩罚和压力来驱使人，前来就范的只会是平庸之辈。现在朝廷大臣们的才能和品性，皇帝都非常清楚，明知他们是小人却又放纵他们，只会助长小人的嚣张气焰；明明知道他们是君子，却又用小人的眼光对待他们，这就导致君子无法成就功业。天下的优秀人才要么隐居山林，要么就在朝堂之中。我所认识的一些才俊，如和州的马如蛟、公安的毛羽健、闻喜的任赞化，都是刚直不阿、有骨气之人，但他们都被贬斥离去。我还听说过一些名声显着、品质优秀的官员，如青涧的惠世扬、吉水的李邦华，他们如同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名震天下，但我还未有幸领略他们的风采。鄢陵的梁廷栋胆识过人、反应敏捷，笔力雄健清新，将来应该有所大用。在职官员中，有新建的徐良彦担任大理寺卿，豫章的曾撄任职福建参政，金华的朱大典任天津兵备，绍兴的陆梦龙被重新任用为籓司，武进的邹嘉生则在陕西担任参藩，这些人都是杰出出众的人物，如果让他们负责一方政务，一定能做出显着成绩。皇帝要想选用人才，必须提倡高尚的道德风尚，推崇仁义之道，不应让卑鄙小人侮辱有学问、有道德操守的官员。从前太祖皇帝评价人才时，认为拘泥古板不知变通的人最为低下，这是针对那些平庸无能、只会死读书的学究而言，并非指那些崇尚圣贤、遵循先贤楷模的士人。”


    邹元标，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万历丁丑年（公元1577年）考中进士。他因上疏反对张居正丧期未满而重新任职一事，惹怒了皇帝，被杖责一百，并贬谪到贵州卫，后在军中擢升，又因坚持原则而离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邹元标被起用为刑部侍郎，升至都御史，与冯从吾共建首善书院，受到科臣朱童蒙等人的弹劾，邹元标请求退休离去。后来魏忠贤假传圣旨剥夺了他的官职，不久邹元标去世。崇祯初年，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赵南星，字梦白，号侪鹤，直隶商邑人，万历甲戌年（公元1574年）考中进士。张居正去世后，赵南星被任命在吏部文选考功部门任职。癸巳年（公元1593年）的大考核中，他仔细审阅，公正评判，有一次耳朵里进了虫子并成茧都没察觉。光宗皇帝继位后，他屡次升迁，最终官至吏部尚书。因与魏广微、崔呈秀意见不合，赵南星辞官归乡。后来遭到逮捕审讯，被诬陷受贿一万五千两，被流放到代州充军。一年多后，崇祯帝即位后大赦天下，但巡抚牟志夔故意拖延不予释放，过了三个月，赵南星最终死在了戍所。崇祯戊辰（公元1628年），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谥号“忠毅”。


    任赞化，字参之，闻喜人，天启壬戌（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被选拔为贵州道御史。他上疏弹劾温体仁赋闲在家和任职期间的种种不法行为，直言不讳，激怒了皇帝，被贬为河南布政司照磨一职，后经多次升迁，官至陕西参政，最后辞官归乡并在家中去世。


    十一月，当时黄道周因支持钱龙锡而被贬黜在外，中允倪元璐为此上书说黄道周因为敢于直言已经被贬谪，刘宗周又因为耿直而赋闲在家，天下本就不多的人才，得到了又不能好好使用，今后谁能为陛下尽忠效力呢？但皇帝并未采纳他的意见。1.原文中的“驽骀”指劣马，驽骀之骨比喻资质平凡、才能平庸之人。


    2. 原文中的“照磨”，古代的一种官职名称，主要职责是负责审核文案、勘验簿书等文书工作。

 第50章 吴执御论周延儒、张彝宪总理钱粮、吴牲赈抚等

    吴执御论周延儒


    八月，御史吴执御上疏指责道：“内阁首辅周延儒揽权过度，遮蔽视听，偏袒自己的同乡，每当塘报（军事通讯）和奏章中只要涉及到边疆盗贼活动的任何一个字眼时，周延儒都会以军机大事保密的接口，将文件密封后直接送到相关部门。这样第二天早晨，当廷臣们想要剖析事情的真相时，周延儒就可以将失败粉饰为胜利，或将功劳变成罪状。皇帝只看到周延儒对细节把握敏锐，但并不了解这只是周延儒实现私人目的的一种手段。”皇帝对吴执御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吴执御连续三次上疏弹劾周延儒的奏章都被留中不发。


    张彝宪总理钱粮


    九月，皇帝下令太监张彝宪全面负责户部和工部的钱粮事务。起初，皇帝已经罢免了许多宦官参与外部政务，转而将这些事务完全委托给地方督抚官员处理。然而，由于皇帝本人精明强干且执法严谨，导致很多官员并不能很好地完成工作和赢得皇帝信任。第二年，后金军南下，京城实行戒严状态，于是朝廷再度派遣宦官前往军营监察，自此以后，宦官们四处活动，动辄以上级官员的威势傲慢地对待其他各部门，造成各级官员相互隐瞒、阻碍政务运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吴牲赈抚


    正月己亥日，皇帝下令御史吴牲带着钱财前往陕西，赈济百姓，并且招抚流窜的盗贼。皇帝指示说：“陕西地区多次传来饥荒的消息，普通百姓失去了生计，很多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加入贼寇行列，自冒生命危险。所有人都是我的子民，怎能让百姓如此困苦不堪？现特拨十万银两，命御史前往受灾地区，依次有序地进行赈济，并告诫无知的百姓，即便是被迫加入了贼军，只要愿意悔过自新，回归正途，都将被视为良民，朝廷将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一视同仁地加以保护和救济。”


    四月，吴牲向西出发，抵达延长县，发现有盗贼聚集在城下，便向他们宣讲利害，并进行公平分发赈济物资，贼寇们听从劝解后各自散去。而那些流窜在外的盗贼听闻此消息后，也都纷纷回来接受赈济，总计有七千多名盗贼接受了招抚。


    杨鹤受降


    二月，贼军包围了庆阳，总督杨鹤正在邠州一带，没有立即出兵救援。直至三月，张应昌等人开始支援庆阳，贼军的围困才得以解除。初九日癸未，贼军首领孙继业等来向杨鹤投降，杨鹤接纳了他们。四月十六日己未，贼军中的重要首领神一魁也向杨鹤投降。杨鹤列举了他的罪状，并对其进行责备，神一魁低头认罪。神一魁拥有五千精锐骑兵，杨鹤夸大了招抚的困难程度，向朝廷上奏请求赐予大约一二万两白银用于赈济和安抚事宜。同时，杨鹤还向巡抚练国事提议，针对商雒地区的贼军采取招抚策略，练国事同意了这一方案。


    二月二十七日庚子，另一贼军首领“满天星”也向杨鹤投降。杨鹤挑选其中骁勇的士兵编入自己的军队，并遣散了一万两千名党羽，命令这些贼军首领带领各自的手下返回原籍。


    然而，短短几个月内，这些投降的贼军大多再次叛逃。二月二十九日壬寅，一部分贼军从合水和保安逃出，攻打中部地区，并在投降贼军的内应帮助下攻下了城池。七月，贼军首领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再次掠夺鄜州，杨鹤与王承恩等人合力击败了他们。上天龙率领两千人投降，给事中孟国祥和曹履泰分别上奏指出杨鹤在招抚贼军过程中存在的欺骗和掩饰问题。当月癸未，杨鹤被捕并被押解至刑部监狱，最终被判戍边，原因是他在招抚中被贼军欺骗。起初，皇帝认为杨鹤极力主张招抚政策，放纵贼军导致民生受损，实为引发灾祸的罪魁祸首，本欲严惩他，但由于打算启用杨鹤的儿子杨嗣昌，因此饶恕了他的死罪。


    八月，神一魁再次叛乱并占据了宁塞，官军对其展开了围攻。其部下黄友才斩杀了神一魁并将首级献给官军，但不久之后，黄友才也背叛并逃离。

 第51章 贼分三十六营、洪承畴巡抚延绥、山西窦庄

    贼分三十六营


    之前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正月，贼军首领王嘉允攻占了府谷县。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正月十六日庚寅，他又率领贼军洗劫了华园沟，副总兵曹文诏成功击退了贼军。六月初一癸卯日，曹文诏在阳城将王嘉允击杀。王嘉允部下推选王自用作为新的首领，号称“紫金梁”。这些贼军内部各自有着不同的称号，包括老回回、八金刚、闯王、闯将、八大王、扫地王、闯塌天、破甲锥、邢红娘、乱世王、混天王、显道神、乡里人、满地草等，分成了三十六支队伍。


    洪承畴巡抚延绥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人，万历丙辰（公元1616年）考中进士，年仅二十三岁时就被朝廷委任为浙江督学，后来又被提拔为陕西参政。崇祯庚午年（公元1630年），洪承畴担任延绥巡抚。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四月二十四日丁卯，洪承畴命令守备贺人龙用酒宴招待投降的贼军，贼军赴宴感谢时，洪承畴安排的伏兵突然发难，一举斩杀了三百二十名贼军。


    投降的贼军领袖“不沾泥”集结人马威胁要求朝廷赏赐，并再次反叛攻打米脂。总兵王承恩和侯供极率领军队抵达葭州，洪承畴和副总兵张应昌也随之赶到，经过连续激战终于将贼军击退，并追击至西川，斩杀了三百多名贼军，大量贼军在逃跑过程中溺水身亡。不沾泥感到恐惧，带领一百名骑兵逃往闽山岭，都司马科等人穷追不舍，成功全歼了他的骑兵队伍。不沾泥选择投降，还杀了贼军首领“双翅虎”，并绑了贼军首领“柴金龙”用以赎罪。


    七月十五日丁亥，曹文诏集合了督抚和四镇的军队，连续对贼军发动攻击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贼军被迫逃往东北方向的延安、庆安一带，方圆千里内的局势暂时安定下来。


    山西窦庄


    七月二十二日甲午，贼寇首领赵四儿率领六千余人向东越过黄河，进入山西省沁水县境内。沁水县东北方向有一个名叫窦庄的地方，这里是张铨（谥号忠烈）的家乡。在那之前，张铨的父亲兵部尚书张五典预感天下即将大乱，于是加固窦庄的围墙，使之成为一个坚固的堡垒。当赵四儿的贼寇部队侵犯窦庄时，张五典和张铨都已经去世，张铨的两个儿子张道浚、张道泽均在京师为官，只有张铨的妻子霍氏留守在窦庄。面对众人提出的弃堡躲避的建议，霍氏告诉她的幼子张道隆说：如果我们逃避贼寇而出堡，家业恐怕难以保全；若是出堡后在路上遇到贼寇，我们自身也难逃厄运。同样是死，死在家里不是比死在野外更好吗？况且，只要我们坚守堡垒，贼寇必定无法得逞。于是霍氏亲自带领家中的僮仆进行防守。


    贼寇大军包围并猛烈攻击窦庄，但堡中居民顽强抵抗，箭矢和石块密集发射，给贼寇造成了大量伤亡。经过四天的激烈攻防后，贼寇最终撤退。那些当初选择逃避到山林中的人们，很多都遭到了贼寇的凌辱和杀害，唯独张氏家族因为坚守窦庄而得以保全。冀北兵备官员王肇生赞赏霍氏的英勇，为示表彰，将这座堡垒命名为“夫人城”。


    译者注：1.张铨，字宇衡，号见平，山西沁水窦庄人，万历末期任辽东巡按，辽阳失陷，不肯投降，自刎而死，谥号为忠烈。前文曾记载过他的事迹。


    2.张五典，字和衷，号海虹，山西沁水窦庄村人，张铨之父，曾被加封为兵部尚书。

 第52章 洪承畴擒赵四儿、赵大允斩妇人首、谭雄陷安塞

    洪承畴擒赵四儿


    八月初二日（癸卯日），总兵贺虎臣成功击败并斩杀了贼首刘六等人，酉路一带的叛乱渐趋平息。八月初三（壬辰日），朝廷任命洪承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张福臻担任延绥巡抚。洪承畴率军攻打贼寇赵四儿，并成功将其擒获。


    赵四儿，又名点灯子，起事于青涧与绥德一带，频繁在延西地区（延安、西安沿线）活动，还不断往返于秦晋（陕西、山西）之间，沿黄河的郡县深受其害。赵四儿被依法处决后，平阳地区的局势稍微安定下来。然而，他的党羽黑煞神又崛起作乱，同时还有过天星、蝎子块等贼寇占据中部地区，官军围攻两个月都无法攻克。


    十月，曹文诏和张福臻的军队都抵达中部地区，并最终攻克了贼寨。吴牲上奏了有关官军与贼寇的民谣。此前，陕西巡抚李应期曾报告陕西的贼寇反复接受招抚又反复叛乱的情况，皇帝命令吴牲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吴牲汇报说：“延庆地区幅员辽阔，土地贫瘠，人民贫困，连续多年遭受旱灾与饥荒。盗贼四起，许多民众被迫跟随为寇，几乎到了无民之地的地步。最近，官军南下清剿，贼寇闻风而逃，不少贼寇相继接受招安，比如满天星在榆林投降，其余的贼寇则转移至北部地区。虽然投降的贼寇被分散遣返原籍，但他们仍旧在各地劫掠。


    因此，民间流传着关于官军与贼寇之间关系复杂的民谣，人们对招抚政策的失误深感不满。点灯子的部众约有五六千人，在青涧地区反复接受招抚又反复叛乱。庆阳的施临庵和刘六等人也曾接受过招抚，但现在攻打中部地区的贼寇，大多是他们过去的部众。另外，投降的贼寇独头虎在看到官军的到来后，逃出韩城，然而潼关道官员胡其后仍然追上去赠送了九十万两银子的财物，贼寇还不断额外勒索，官府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这种对降贼过分妥协、一味用财物收买的状况由来已久。目前的解决办法是集中兵力进行围剿，消灭其首领，其余贼众自然瓦解；严格执行奖惩制度，才能激发士气。如此，陕西的局势仍有挽回的可能。”


    洪承畴在奏报中提到了擒获贼寇赵四儿和刘六，而此奏章提到二人再次叛乱，是因为此奏章发出后，赵四儿才被捕获。


    赵大允斩妇人首


    贼寇首领独头虎率领五支部队在各地肆意掠夺。副总兵赵大允驻扎在距离贼寇营地仅二十里的韩城，却不敢率军出击。在当地士人们的强烈督促下，赵大允最终率军出战，并上报说斩杀了五千名贼寇。事后查明，这些被斩首的首级中，大多数实际上是妇女的头颅。给事中魏呈润弹劾赵大允失职，赵大允最终被革职。


    谭雄陷安塞


    十月，陕西的贼军攻占了宜川县。十一月初七日丙子，陕西的贼军首领谭雄攻陷了安塞县，并将那里洗劫一空，随后再次请求接受招抚。闰十一月，王承恩率军斩杀了谭雄。


    混天猴陷甘泉


    初六月二十三日辛酉，鄜州的贼寇头目混天猴等人企图袭击靖边，但被张应昌击败。二十五日癸亥，混天猴和独行狼等贼寇从甘泉县方向侵犯合水，洪承畴率兵迎战并大败敌军。混天猴等贼寇在战败后请求投降。到了十一月，混天猴勾结其他盗贼再次攻陷甘泉，抢劫了十万八千两饷银，并杀害了知县郭永图。在此次事件中，河西兵备官员张允登不幸战死。十二月，贼寇攻陷了宜君，并进一步攻占了葭州，兵备佥事郭景嵩在此战役中牺牲。十二月二十六日甲午，宁远总兵孙显与贼寇进行了六次战斗，全都取得了胜利。


    译者注：1.原文中的“王承恩”非彼太监王承恩。根据《明史·曹文昭传》记载，“（崇祯四年）李老柴、独行狼陷中部，巡抚练国事、延绥总兵王承恩围之……（崇祯五年）可天飞、郝临庵，刘道江为王承恩所败，退保铁角城。”另外，《绥寇纪略》和《明熹宗实录》其他一些史料也有零星记载，将领王承恩长期与农民军作战，担任过总兵一级的大将。

 第53章 张献忠起、大清兵入塞、志异、张真人请雪

    张献忠起


    张献忠，榆林人，从小就力气惊人，眉毛高耸且修长，面部略有麻点，全身毛发浓密，天性凶残，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安静。最初在私塾学习时，与同宿舍的同学发生冲突，一拳就把那人打死，家里因此赔偿了大量的钱财，几乎倾家荡产。他的父亲非常愤怒，将他赶出了家门。流落他乡的张献忠，因其特殊的外表引起了一人注意，接触后发现他虽然样貌特别，但却有文化和勇气，于是收他作为义子，并资助他继续求学。但是，他再次与同学发生争执，甚至出手打死了两名同学，随后逃离。


    当张献忠听说老回回、马守应等人起兵造反时，决定投靠他们。马守应初次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个非凡人物。最初，张献忠在军中只是一名小兵，因其勇猛被称作“黄虎”。随着他屡立战功，逐渐建立起一支五百人的队伍，但当时的陕西巡抚仍然看不起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必动用大军对付。不久后，张献忠的势力不断扩大，部众增加到了上千人，从此之后他的势力便变得无法遏制了。


    当时十三个营寨的贼军头目敌视张献忠，张献忠也不愿受制于人，就分兵独自立营，自成一军，称为“八大王”率领的“西营”，屡屡攻破城池。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十月，张献忠率领一千多人向总督洪承畴投降。次年（公元1632年）三月，又再次叛离。


    大清兵入塞


    六月，后金军队大规模围攻大凌河城，巡抚丘禾嘉在长山与敌军遭遇，结果战败。


    志异


    三月初八日壬午，发生了大风夹杂尘霾的天气现象。五月，大同宣垣等县出现了冰雹，有的大如卧牛，有的如同直径达一丈的石头，小的也如同拳头大小，造成大量人畜伤亡。六月初八日庚戌，临隶县遭遇雷电大风，忽然间狂风肆虐，楼宇倒塌，树木连根拔起，砖瓦瓷器被卷到空中，落地后完好无损，而铁制品则全部破碎。同年，山东徐州地区发生大洪水。


    霾，是风中夹带着尘土的天气。晦，是物体表面蒙上灰尘般的昏暗颜色。雹，是由雨水形成的，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温暖的雨水与阴寒之气相遇无法交融，就会转变成冰雹。风霾雨雹本来都是阴暗压抑的自然现象，然而罕见的是，冰雹体积巨大且直径能达到一丈，史书上很难见到。至于砖瓦瓷器被风吹到空中却安然无恙，铁制品却被摔得粉碎，就像屈原所说“黄钟被毁弃，瓦罐却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这似乎是上天以玉石破碎而瓦片却能完整保存的现象，预兆着下层崛起得志和上位贵者的衰败沦亡。


    我在每卷末尾附上这些奇异事件，是因为知道这些天变预示着人间的动荡与混乱，也往往与当时的劫难相呼应。


    张真人请雪


    当年六月，张真人正在京师，皇帝想要考验他的法术，便让他祈求下雪。张真人于初七日登上法坛祈请，并令各法师协助作法。六月十二日，果然天空飘下了雪花，前后总共祈求了五天时间（这一记载来源于庚戌年九月十九日，江西法师董言元的叙述。庚戌年即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


    译者注：1.张真人，龙虎山张氏真人后裔，全称是龙虎山正一真人，道教领袖，统领龙虎山上清官道众。洪武元年，龙虎山张氏被封为真人，秩二品，世袭。

 第54章 元旦异雪;贼流秦、晋;洪、曹破贼;西澳之捷

    元旦异雪


    农历正月初一元旦，大雪连续下了十天，堆积厚度达到了四五尺之多。有个地方的屋檐和高楼的积雪上，形成了清晰的巨人面部形象，连须眉也都栩栩如生，此外还有人马奔驰的痕迹。有识之士据此景象推测，这预示着未来将会出现战争的征兆（这一记载出自当地的县志记录）。


    贼流秦、晋


    农历正月初一（己亥日），发生了强烈的大风和雾霾天气。这时，伪装成米商的延绥地区贼寇侵入宜君县，并占领了该县，随后又攻陷了保安和合水两地。其中一部分贼寇向山西方向流窜，攻克了蒲州和永宁，四处大肆抢掠。山西巡按罗世锦将责任归咎于陕西方面，认为陕西方面采取了“以邻为壑”的做法，将贼寇推向了山西。给事中裴君锡是山西人，他也上奏请求朝廷责令陕西巡抚和总兵官负责，先把贼寇赶回陕西境内，然后再商议剿灭或招抚事宜。这种处理方式显示出当时官员竟然如此昏聩。


    北宋年间，米芾（字元章）担任县令时，其辖地遭遇蝗灾，百姓设法将蝗虫驱赶到邻县。邻县县令对此十分愤怒，认为此举损害了自己县的利益。米芾幽默地回复了一封公函，写道：“我县既然能将蝗虫驱走，贵县为何不将它们驱来呢？”读到这封信的人都觉得滑稽可笑，不禁捧腹。罗世锦此刻的短视，与那个邻县县令并无二致。当年王守仁（即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成功擒获宁王朱宸濠后，武宗皇帝才姗姗来迟。一些投机取巧的小人为了向皇帝邀功，企图把宁王放走，好让武宗有机会亲自上阵立功，把军国大事当作儿戏。裴君锡提出的建议，也同样是类似的肤浅见解。对待国家大事如此轻率，贼寇怎么可能不更加肆无忌惮呢？


    洪、曹破贼


    正月时，洪承畴和曹文诏两位将领在槐安堡击败了流贼。郝临庵和“可天飞”被官军打败，只剩下独行狼加入残部，在铁角城一带从事耕牧，计划长期抵抗。洪承畴和曹文诏率军进攻并摧毁了这支残余力量，斩杀可天飞，同时活捉了另两名首领并诛杀之。曹文诏以其忠诚勇敢着称，洪承畴则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深受士兵们的爱戴和信任。接下来四年里，他们率军辗转征战，共计斩获三万余敌军首级，使得陕西地区逐渐恢复平静，但官军也因此疲惫不堪。


    西澳之捷


    正月，宁塞地区的逃逸贼寇联合了环庆等地的众多贼寇，驻扎在镇原县附近的蒲河地带，试图侵犯平原地区并向凤翔、汉中方向进发。陕西巡抚练国事和总兵董志义得知后，派出兵力防守各关键地段，贼寇因此不敢轻易出击。不久后，洪承畴从鄜州抄小路赶来支援，曹文诏也带领临洮兵马抵达，贺虎臣的军队也来到此处，三路人马在西澳会合，从各个方向对贼寇发起夹击。经过大小十多场战斗，官军一路追击几十里，斩首超过一千人，受伤及坠马的贼寇不计其数，宁塞地区的贼寇活动终于得到了遏制。然而，浑天猴等贼寇仍然占据着襄乐地区，练国事于是将驻地转移到宁州。当时，西澳大捷被看作是近年来朝廷用兵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译者注：1.米芾，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芈，祖籍太原，出生于襄阳，北宋着名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并称“宋四家”。

 第55章 马鸣世论三秦、高迎祥诸贼

    马鸣世论三秦


    正月时，曾任陕西通政使的马鸣世上奏道：“三秦地区位于全国战略要冲，延安、庆阳两地是关中的天然屏障，而榆林又相当于延安、庆阳的防御支柱，假如没有榆林的坚固防守，延安和庆阳就无法稳定，进而没有了这两地，关中地区也将面临巨大威胁。自从盗贼四起，历经四年，城池被攻破，田野被洗劫，主要原因是贼寇数量众多而官军兵力薄弱，贼寇富足而官军缺粮，内部没有及时的军饷供应，外部又缺乏及时有效的援军支持。细究其深层次原因，在朝廷决策层面上，往往只将延安、庆阳当作孤立的局部来看待，而未曾站在整个陕西的角度看待延庆；只将陕西当作孤立的局部来看待，而未曾将站在全国安危大局的角度看待陕西。并且，朝廷错判了流寇的本质，将其视为单纯的饥民，导致贼寇势力日益壮大，如今已成燎原之势，难以扑灭。若不尽快增派大军、筹备充足军饷，实施长远有效的战略规划，恐怕会出现官军在东部疲于应对，而贼寇在西部迅速扩张的局面。军队疲劳不堪，财力耗尽，到时候更多人揭竿而起也无法抵挡，天下局势让人不忍多谈。”


    十年后，李自成成功占据三秦地区，并逐步攻占燕赵，进而震动全国，验证了马鸣世当年的预见如同手中握有胜券一般准确。


    马鸣世，号岫旭，陕西武功人，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考中进士，初任洪洞县知县，清廉仁慈，深受百姓敬仰，因其政绩显着，被提拔为御史。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出任山东巡按，后来又监察京营事务，因触怒权阉魏忠贤被削职归乡。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他恢复原官职，并上疏弹劾重臣王求光作为魏忠贤余党，举荐了高捷、史（原文缺失部分字）两位佞臣，某某（原文缺失部分字）和高捷实际上是霍维华等逆党的同伙等。后来，马鸣世先后担任顺天府丞、通政使，崇祯壬申年（公元1632年）升任操江副都御史，崇祯乙亥年（公元1635年）又升任右都御史。在家乡居住多年后，马鸣世逝世。


    高迎祥诸贼


    二月，宁塞地区重新出现动乱迹象。二月二十二日庚寅，贼寇趁夜攻入鄜州，兵备佥事郭应响牺牲。三月二十五日壬戌，陕西的贼寇攻陷了一个名为某（原文缺失）亭的地方，新上任才七天的知县徐兆麒因此事被朝廷捕，最终被处死。皇上对此深感同情。然而，温体仁并未出手救援徐兆麒，很多人都认为徐兆麒冤枉。


    四月，湖广地区的流寇从兴国出发，进入江西泰和、吉安等地。与此同时，张献忠跟随贼首高迎祥和王自用等人，再度侵扰山西的多个郡县。七月，山西的贼寇攻陷了大宁。八月，曹文诏率军在甘泉对抗贼寇并取得了胜利。九月，山西的贼寇攻破了临县，贼首豹五等人占据了临县城池，并进一步攻陷了修武县，杀害了知县刘凤翔，焚烧掠夺了武涉县和晖县，然后包围了怀庆。皇帝因怀庆是藩王封地，严厉责备河南巡抚樊尚燝，并要求他务必杀敌赎罪。十月，皇帝下令副总兵左良玉率领两千五百名士兵救援怀庆。

 第56章 高宏图削籍、周镳谕用内臣、皇子生、孔有德陷登州

    高宏图削籍


    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宏图上奏说：“我所在的工部有自己的办公场所，按照礼制，中间应为主管的尚书，两侧排列着侍郎。然而，太监张彝宪奉命总理两部事务，竟然位居尚书之上，这不是侮辱朝廷、亵渎国家体制吗？我作为侍郎，辅佐的是尚书而非太监，国家的根本秩序不容轻率对待。因此，我坚持在川堂以宾主之礼相待，而在公堂上不会给予他高于我的待遇，即使这样大大违背了张彝宪的意愿，我也在所不惜。


    况且，总理两部的办公场所应当遵照命令另行设立，那么我工部理应恢复原有的格局，岂不是更能名正言顺地平衡内外。”以前，因为军务和粮饷之事重要，高宏图建议应该到相关部门进行审核查验，但朝廷没有采纳。鉴于此，高宏图以身体不适为由请求离职。他连续上了七次奏疏，最后被削除了官籍。


    七月，皇帝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


    周镳谕用内臣


    十二月，南礼主事周镳上奏指出：“任用宦官容易而去除困难，这是历来的通病。虽然无法立刻去除宦官的过度干预，但仍希望能找到办法抑制其权力。目前宦官张彝宪的任用，导致了高宏图这样刚正不阿的官员无法得到包容。金铉在庐州的治理虽侥幸免于罪责，但也因其他事由遭到贬谪。王坤被任用的同时，魏呈润为了救助胡良机遭到处罚。赵良曦因为敢于直接纠正错误、反对包庇同僚而收到处罚。邓希诏被任用，但曹文衡却因相互勾结找机会攻击他。王宏祖因为礼仪琐事而被苛刻斥责。像孙肇兴那样的激进耿直之士，以及李曰辅、熊开元这样慷慨直言的官员，无一不被罢免或排斥，尤其令人叹息。每次阅览邸报，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对内侍宦官的温和之言。从此以后，臣子的命运如同草芥，圣上的旨意也多被干涉玷污，一切都只为迎合宦官的心意，不知道何时才会停止。”


    皇上对周镳的尖锐直言感到愤怒，将其削去官籍。礼部员外郎袁维咸上疏挽救周镳，但未被采纳。同时，皇上任命司礼监右少监刘芳誉为九门提督。


    皇子生


    四月庚辰，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朱慈炯出生。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八月，皇帝的第五个儿子朱慈框出生。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三月，皇子朱慈焕出生。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八月辛亥，皇帝第七个儿子朱慈照出生，并在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三月被封为承王。


    孔有德陷登州


    当初，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六月乙酉这一天，孔有德率领军队攻打了青州地区。到了庚寅这一天，又进攻了登州。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正月初二庚子这一天，张可大命令副总兵张焘等人与孔有德作战，结果张焘的部队突然戴上了红巾，转而攻击友军，导致张可大的部队被歼灭，马姓游击将军和陈良谟等将领战死。


    初三辛丑这一天，登州城被攻陷。十三日辛亥这一天，孔有德又攻破了黄县。十七日乙卯这一天，朝廷任命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四月十七日癸未这一天，孔有德进攻巢城，徐从治在战斗中被炮火击伤而死。六月癸卯这一天，孔有德杀害了莱州知府朱万年。九月十四日乙酉这一天，孔有德再次占领了登州城，官军随后将其围困。十一月，孔有德出战被击败，但逃走了。十二月初三丙寅这一天，孔有德通过海路逃到了黄县，然后在次年四月份，从盖州逃回了后金。


    贼首名号


    当年，登莱地区发生兵变，朝廷调动了辽东关宁地区的两万兵马平叛。成功之后，朝廷内部商议打算趁军队士气旺盛、装备精良之际，跨过黄河进一步清剿各地的叛乱势力。然而，兵部尚书张凤翼，由于祖籍山西，担心大军深入会迫使贼军逃窜进入山西地区，反对这一决策，最终将辽东的部队全部撤出关外。这样一来，贼军便得以顺利渡过黄河，向南挺进。


    贼军一路侵扰了河南、湖北及安徽庐州一带。这些叛乱首领各有名号，比如在陕西活动的有紫金梁、王和尚、满天星、蝎子块、老回回、一字王（刘小山）、邢管队、领兵王、整齐王、闯塌王（刘姓）、过天星、南营八大王（张五）、八爪龙（徐姓）、西营八大王（张献忠）、二队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乱世王、八队闯将（张姓）、张飞九条龙、五条龙贺双全、高总管等共计二十四股势力。


    而在晋豫地区，则活跃着英王、王镇虎、宋温、赵令军、曹操（此处可能指另一个同名首领）、过天星、吴计、郝光、混天星、荆联子、过江王、混世王、大胆王、征西王、福寿王、齐天王、密灵王、阎和尚、老回回、上天龙、出猎雁、黑心虎、搂山虎、新一字、正西营八大王、南营八大王、北营八大王、混天王、紫金梁（此处可能指另一个同名首领）、上天王、领兵王、阎王、老闻四队、六队、八队、闯塌天、顺义王等三十二股势力。


    上述每股势力各自拥有数万兵力，少的也有上万兵力，他们不断地在直隶各省肆虐。当时，李自成刚刚依附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并与刘良佐联手组建了自己的队伍，也称闯王，但此时他的名声还不算显赫。


    百官进马


    十二月份，皇帝下令要求朝廷百官进献马匹，三品以上的官员需每人贡献一匹，其余官员所进献的马匹也都必须送到御马监。实际上，这些马匹被朝廷用以换取金银财物，御马监成为了交易和变现的地方。如果官员们进献的马匹不符合要求，即使是品质优良的骏马也会被拒收。


    志异


    四月三十丁酉日夜，江宁（即南京）发生了地震。九月，西安县降下了形状类似于稻谷的雨，雨滴形成的颗粒比寻常稻谷还要长一些，颜色偏黝黑。十二月二十五日拂晓时分，无锡地区的大雾弥漫至整个天空，随后飘落的雪花如同细小的冰雹，落在树木上形成了类似花朵、璎珞、刀剑等形状。译者注：1.原文中的\"川堂\"，通常是指传统中式建筑的开放式厅堂，多用于私下的茶室、会客场所。

 第57章 周延儒罢相、知推官员、内官监纪

    周延儒罢相


    起初，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三月，周延儒担任了礼部右侍郎的职务。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二月，他进入了内阁开始参与处理国家政务。次年正月的时候，周延儒遭到了巡视宣府的太监王坤的弹劾。周延儒因此上疏请求辞职，但崇祯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


    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奏道：“王坤作为宦官，不应该侵犯辅政大臣的职权。”崇祯皇帝召集大臣们到平台进行讨论，并对王志道说：“我派遣宦官执行任务，原本也是出于无奈，这一点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为何还有这么多议论呢？昨日王坤的奏疏中所指控的内容，我已认定其为诬告和虚妄，然而现在廷臣们的弹劾行为，无一不牵扯到宦官。难道惩处官员，都是因为宦官的原因吗？”


    王志道回应奏报说：“王坤直接弹劾辅臣的行为，使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大家都担忧朝廷的纲纪法度会被破坏，我之所以发言，是为了维护法度，并非只为个人或部分大臣辩护。”


    皇帝表示：“朝廷大臣们对于国家的重大事务不去考虑，反而怕宦官在边镇监察可能会揭露弊端，就利用王坤的奏疏来对朝廷施加压力，这种做法实在显得狡猾而且佞媚。”接着皇帝又追问了王志道一些话。


    周延儒这时插话说：“王志道并非专门针对内臣，实际上是批评我等未能尽职。”皇帝听后脸色稍微缓和下来，说：“身居高位却玩忽职守，以沽名钓誉为目的发表议论，这样的人如何能胜任执掌法纪的重任？”皇帝随即下令让王志道退下，最终决定将周延儒免职并放归故里。


    知推官员


    二月，皇帝下旨给吏部，命令推荐那些潜心研修的人才，要求监察部门的官员不应仅从翰林院等人员中选拔，而是应当优先考虑那些具有实际政务经验、曾经担任过“知县、推事”等地方一线职务的人。


    在此之前，多数高级官员通常会从庶吉士中选拔产生，而鉴于当前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急需了解各地郡县的具体利弊情况，所以特别重视具有地方实际工作经验的“知推”官员的选拔，这反映了当时用人策略的一种变化。


    内官监纪


    五月，皇帝下令给兵部，指出由于流寇在各地迅速扩散，军队将领的功过应该得到详实记录和监督。于是，朝廷任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担任监视太监的角色，与各地巡抚、布政使等地方官员共同进驻曹文诏、左良玉等将领的军营中，负责记录官兵的战功与过失，同时督促军饷的发放。此外，朝廷还从内库中拨出了四万两银子、四百匹素红蟒纹缎以及一千匹红素缎，作为前线将士的奖赏。


    使用宦官监视军纪，就如同唐代鱼朝恩担任的观军容使一样，这种做法存在极大的弊端。唉！尽管朝廷一时间无人可用，但怎么能允许受过宫刑之人参与到军国大事中呢！

 第58章 山西贼、河南诸贼、贼犯湖广

    三月十五日丙午，山西官军在阳城北面与贼寇交战。那时，张道浚（张铨之子）因获罪而闲居在家，但他在此战役中主动策划，在三缠凹地带设下埋伏，待贼寇进入伏击圈后发动攻击，成功活捉了贼寇头目满天星。事后，巡抚许鼎臣将抓获的贼首送往京城，并在奏章中称赞张道浚的功劳为此次战斗之最。


    四月五日丙寅，贼寇攻陷了平顺。二十四日乙酉，曹文诏在阳城再次击败贼寇。


    五月二十九日庚申，曹文诏在偏店对贼寇发动突袭，贼寇纷纷向南溃逃。各路将领集合兵力追击贼寇，缴获数千匹马和骡子，贼寇被迫从邯郸方向继续南逃。


    六月，贼寇又攻占了河顺。七月六日丙申日，贼寇攻陷了乐平。十一日辛丑，贼寇攻占了永和，很快又占据了沁水。


    十月，贼寇到达宁晋，不久便占据五台山。五台山地理位置险要，储存的物资充足，易守难攻，官军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河南诸贼


    在河南地区，盘踞在山区州县的贼寇几乎无处不在。正月十五日丁未，左良玉在涉县西部打败了贼寇，斩杀了贼寇头目，重创贼寇。但贼寇整体势力仍然强盛，计划进攻河南，副将芮琦在武安县战死。二月，贼寇占领了林县山中，饥饿的民众纷纷加入贼寇行列。左良玉在武安遭遇败绩，七千士兵几乎损失殆尽，中军曹鸣鹗部在赵塞陷入困境。河南境内的贼寇更加嚣张，一路挺进保定，但兵备官员卢象升抵御了三个月之久。朝廷下令总兵邓玘率领两千川兵，联合土司马凤仪的兵力，快速前往河南支援。但不久后，马凤仪战败阵亡，贼寇攻入清化；游击将军越效忠奋力抵抗，登上房屋打击贼寇，不幸坠楼身亡；游击将军陶希谦在武安出城迎战贼寇，傍晚转移营地时遭到贼寇偷袭，陶希谦掉入壕沟牺牲。


    左良玉火速救援清化，贼寇暂时撤离。随后他又赶到武安，在三井地区取得胜利，捕获了贼寇首领小秦王。曹文诏从山西前来增援，在毛岭击败了贼寇。四月，河西的贼寇从辉县进入清化镇，当地守军接连失利。朝廷部臣们认为河南未能有效堵住太行山险要通道，无形中引导贼寇入侵，指责河南巡抚难辞其咎。五月，河北贼寇攻陷涉县，贼寇主力集结于磁州，人数多达十几万，队伍绵延达五六十里，总兵邓圮与左良玉联合在彭城集结兵力，追击贼寇至林县的清池柳泉，成功击败贼寇，消灭了包括九天圣在内的八十一名敌军将领。另外一股攻打卫辉的贼寇，被巡抚元嘿亲自率兵登城击退。


    六月，朝廷川兵部队在林县溃败，潞王紧急求援。辛酉日，左良玉在怀庆打败了贼寇，贼寇纷纷逃往太行山，参将汤九州带领昌平兵抵达河南支援。当时，贼寇正被邓玘、左良玉以及周尔庆三方面的兵力追击，从林县逃往辉县。汤九州从涉县赶来林县，面对贼寇的精锐力量，在马鞍山取得胜利，斩杀了贼首混天王，贼寇被迫从林县逃往怀济，邓玘与左良玉继续追击，给予贼寇沉重打击，使其沿河溃逃，从温孟至武涉，最后遁入山中，又折返至林县。此时，汤九州驻扎在水冶，掌控着安、林、磁、武四县的关键道路。


    七月，贼寇驻扎在彰德，朝廷再次派遣阎思印与总兵张应昌合力围剿，分阳知县费甲鏸因后勤供应压力巨大投井自杀。八月，在阳邑镇、科泉、清凉山、九龙山、王凯塞、原康村、湖南等地七战七捷，斩杀了贼首混天猴等，汤九州在此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左良玉在河村柿、黄山、八特等地取得三次胜利，俘虏斩杀了新立一字王、杀尽王等贼寇首领，周尔敬在都里、马鞍山取得了两次胜利。当月，京营副将王朴带领六千禁军抵达彰德，九月，在原康、罾底、涉县取得三次胜利，斩杀了飞天圣等贼寇头目，军队士气大振。贼寇抛弃妻儿向北逃往五台山，不久又返回，京营紧随其后追击，汤九州与左良玉在前方阻截，京营在亢侯、石坡、牛尾等地取胜，汤九州在青店、沙冈等地击败贼寇，贼寇处境日益困窘。


    十一月，贺双全、新虎等贼寇因京营的压力请求投降，但仍继续抢掠烧杀。汤九州在林县连续激战三天，分别在两坌口、安阳夏村、旁坐寨、清凉山取得胜利，共捕获斩杀贼寇四百多人。左良玉也取得胜利，斩杀二百余人。晋兵曹变蛟也在涉县获胜，守备许志忠、孔道兴等人共同努力进剿，贼寇前锋连夜逃往济源、垣曲，于二十四日趁着黄河冰封渡河南下。


    二十六日，贼寇攻破渑池。十二月初一日己未，攻破伊阳。初二日庚申日，又攻破卢氏。贼寇渡河后，屠杀劫掠更为严重。起初只有左良玉一军尾随追击，虽然在卢氏银洞沟、刀环川柳泉等地取得胜利，但由于贼寇四处劫掠，维阳、新安、陕州、灵宝、阌乡、卢氏、永宁、汝州、鲁山、叶县、舞阳、遂平、确山、信阳、南阳、裕州、沁阳、桐柏、淅川、新野、内乡等多个州县，贼寇均有涉足。十二月十九日，贼寇抵达郾城，逼近开州与归德。


    正值黄昏时刻，下起了雨夹雪，巡抚元嘿紧急唤醒汤九州，告诉他事态危急，建议趁夜袭击贼寇。汤九州在吴城镇取得胜利，追击六十里，战场上尸横遍野，斩杀贼寇四百余人，次日又在横镇追击并斩杀贼寇六百余人，贼寇伤亡的都是精兵。二十日，左良玉在保安等地取得胜利，之后又有赵左、平上关、黑山的胜利。到了崇祯七年甲戌（公元1634年）正月初一，巡按刘令誉督率京营取得了牛蹄涔之战的胜利，打了个贼寇措手不及，斩首超过一千。凭借这三条战线的大捷，贼寇开始仓皇逃往湖广，河南的局势才趋于平定。贼寇最为惧怕的是曹文诏，其麾下标将曹变蛟更为骁勇善战，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凉”，其次贼寇顾忌的是左良玉、汤九州，至于京营士兵，贼寇比较轻视。


    当年三月，四川贼寇侵犯百丈关，官军战败。九月己亥日，张应昌在平山打败了贼寇，捕获了贼寇头目张有义，也就是一笺灯。


    贼犯湖广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这一天，贼寇假扮成进香的香客，对郧西地区发起了袭击。二十五日癸巳，贼寇攻陷了上津。


    译者注：1.明末朝廷的绝世猛将“二曹”，即曹文诏、曹变蛟，两人是叔侄关系，最后可惜都战死沙场。

 第59章 邓祖禹骂贼、附记

    邓祖禹骂贼


    邓祖禹，字又元，湖广蕲水（今湖北省浠水县）人，擅长骑射，明朝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考中武进士，随后担任沈阳守备官。不久后，后金兵南下，邓祖禹奋勇作战，多次冲入敌阵杀敌，身中箭矢坠地，几乎丧命，直到半夜才苏醒过来，呼唤城池守军将其接入城内，身上箭伤累累犹如刺猬，伤口严重，便归乡休养。后来邓祖禹又被起用为宣府守备官。


    崇祯初年，京师受到后金围困，申甫所率领的军队全军覆没，邓祖禹率兵在卢沟桥与后金激战，拼死抵抗，使敌军攻势稍有退却，因此被提升为涿州副总兵。随着流贼叛乱加剧，邓祖禹奉命调防至黄德，随后又负责防守孝感。突然有一天收到应城被流贼攻破的消息，巡抚发出紧急命令让他带兵前往救援。邓祖禹只带着七百人马赶到应城，却发现城池悄无声息。刚进城，他就发现流贼四面而来，陷入重重包围。邓祖禹指挥军队突破包围，退守至西门外，并对身边的人说：“我深受朝廷厚恩，理应以死拼战回报皇上。如果能够突围出去，算是幸运，否则就应当以死坚守。”然而，由于包围严密，邓祖禹未能成功突围，最终被捕。


    流贼一向尊敬邓祖禹，解开他的束缚，设宴款待，对他行礼拜托，希望他能成为流贼首领。邓祖禹严词拒绝，说：“朝廷福祉广大，你们怎敢如此叛逆？”流贼多次劝说，但邓祖禹态度越发坚决，痛斥流贼，说如果要我改变心意，除非把我心肝换了。张献忠勃然大怒，说：“改变你的心肝也不难！”于是，张献忠下令手下将邓祖禹拖出，绑在大树上，残忍地剖开他的胸膛，挖出了心脏和肝脏，杀害了邓祖禹。


    附记


    高迎祥率领流贼距离楚地九十里设立营寨，湖广之地的都督邓祖禹集结了总兵张全昌、副将杨世恩、先锋官邓天河（邓祖禹之子）、参将李文云、游击将军朱世盛、坐营王可贞、把总郑新参、千户金得功、百户冯迎胜，以及哨官毕烈英等将领，率领五千兵马出击，追赶并追杀了流贼二十里。眼看就要击退高迎祥，马守应对高迎祥说：“如果再战不能取胜，到时候再跑也不迟。”于是高迎祥率部与邓天河展开激战，结果马守应被打退，邓天河下令发射七炮，给流贼造成了重大伤亡，并乘胜追击，使得高迎祥十分恐惧。此时，罗汝才挥刀攻击邓天河，邓天河则持枪迎战，罗汝才假装败退，邓天河追击时，罗汝才暗中射出一箭，正中邓天河的眉心，邓天河摔下马来，不幸被流贼斩首。邓祖禹痛惜不已，感叹道：“我儿子英勇无比，堪称三军之冠，如今却为国捐躯，令人叹息！”


    邓祖禹随后再次督促张全昌率兵出击，但只剩下一千兵力，与流贼将领过天晓相遇，结果很快被击败。邓祖禹又派出总兵杨世恩抵挡起义军，但杨世恩未战而逃，最终被流贼满天星抓获并投降。邓祖禹得知消息后愤怒不已，决定亲自率兵出击，不料天降大风雪，士兵们冻得瑟瑟发抖，火药也被雨水淋湿失效。邓祖禹抬头望着天空哀叹：“苍天为何如此困厄英雄？”即便如此，他仍毅然决然地冒着风雪向前冲锋。


    混世王在战斗中被邓祖禹部下的铁锏击退，刘国能则因左脚受伤败退，整世王也遭到袭击而败走，高迎祥惊恐之下决定全军出战，他远远地对邓祖禹喊话：“如果您不嫌弃我们，愿意做我们的统帅，恳请您考虑一下。”邓祖禹勃然大怒，斥责道：“逆天反叛之徒竟敢胡言乱语！我忠心耿耿报效国家，特意前来剿灭你们。”


    于是，朱世盛、李文云等七位将领率军出战，但却遭到贼寇混天王、扫地王等九个首领的包围，双方激战许久，贼寇突然发起猛攻，邓祖禹等八位将领不幸被俘，而高迎祥亲自释放了被捆绑的邓祖禹，并跪拜说：“不小心冒犯了您的威严，恳请您宽恕我们的罪过。我们希望您能担任首领，请务必不要推辞。”邓祖禹坚定拒绝，表示：“我身为忠心报国的忠臣，岂能背叛圣主投身贼寇？”高迎祥再三劝解，他始终接受，骂不绝口。高迎祥怒不可遏，下令手下将邓祖禹捆绑起来，并声称要取出他的心脏看看是否真的赤诚。邓祖禹坦然接受命运，叹息道：“我已经失去了妻子和儿子，遗憾的是不能再见到母亲了。但自古以来，忠臣为国捐躯，不顾家庭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又有什么怨恨呢？”不久后，邓祖禹被剖心致死。


    高迎祥见到他的赤心，也为之感叹：“真是忠臣啊”。下令厚葬邓祖禹。其余七位将领均被杀害，剩下的士兵也都投降了起义军。期间，贼寇还俘虏了总兵汪见国，并擒获了德安府应城县令张绍登。张绍登对贼寇破口大骂，贼寇恼羞成怒，将其肢解。一时间，张绍登的英勇之举无不让人赞颂其忠义。在杀死张绍登后，贼寇放任部下四处劫掠。


    之前的记载是张献忠杀害邓祖禹，但剖心的说法是一致的，而且无论是张献忠还是高迎祥都是贼寇的主要首领。

 第60章 陈奇瑜威着关陕、志异

    陈奇瑜威着关陕


    八月二十八日丁亥，陕西官军战败，贼军攻打隆德县，知县曹彦芳阵亡，同时负责固原防守的参政陆梦龙在绥德城下的战斗中牺牲。十二月二十七日丙戌，贼军攻陷了镇安县。


    此时，陕西的叛乱势力已经大规模进入山西，并且流窜到京城附近地区，人数达到数十万之众；而在陕西延绥地区，以“钻天哨”和“开山斧”为首的贼军首领仍占据着永宁关前方的险要地带，背靠高山，面临黄河，坚固设防多年，始终未能被攻克。


    延绥巡抚陈奇瑜为此制定了计策，假装收到总督的调兵檄文，集结精兵七千人前往延州，并秘密深入山区突袭。贼军没有料到大批官军会突然抵达，惊慌失措之下溃逃，陈奇瑜率军焚烧了贼军营地，斩杀敌军一千六百余人，“钻天哨”与“开山斧”两人也被击杀。随后又分兵攻击另一贼军首领“一座城”，并将之斩首。自此，延绥地区的贼寇全部被平定，陈奇瑜在关陕地区声威大振。


    志异


    正月初一日癸巳，出现了强烈的大风雾霾天气，太阳边缘生成了两个日珥。二月初一日癸亥，在建昌一军户人家中，出生了一只一头两身八蹄两尾的猪。六月，河南省遭遇严重干旱，密县有一民妇诞下一物似旱魃，对其浇水后才降下雨水。八月，襄城县有数万只原本生活在沙漠中的莎鸡从西北方向飞入长城塞内，占卜者认为这是战争的预兆。十一月初八日甲辰，洮州卫发生了地震。二十四日壬辰，定远堡内的龙洞中传出铜鼓之声，甲寅日再次发声。之前土司奢寅战败那年，铜鼓连续响了三天。崇祯二年也有铜鼓声响，当时后金军队侵犯永地。这一年，陕西、山西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六月二十四日，大风猛烈，午后风力加剧，降雨量达五六寸，河水瞬间上涨三四尺，许多墙壁倒塌，有人被压身亡。风声如雷鸣，大树被连根拔起，甚至门口桥梁上重达三四百斤的木板也被卷起投入河中。这种异常狂风暴雨持续了一整昼夜，直到第二天黎明才停歇，天空阴沉昏暗。我当时经过桥南时，看见很多喜鹊死在田埂边。江湖河海之间，无数人丧生。


    靖江半夜时分，江水泛滥涌入城内，淹没了半个城区，直至二十五日早晨才退去，城外多人遇难。通州、瓜州等地也都遭受水淹，自南京以下直到杭州，尽管有些地方并未下雨，但风势依然巨大。六合县虽未下雨，但水位也上涨了五六尺，许多松柏被连根拔起。当时我十二岁，跟随家里的孟伯雄先生在书房左侧读书，听到风声猛烈，心中十分惊惧，父亲感叹道：“恐怕今年将是歉收之年吧！”


    过去，康节先生邵雍在河南府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叫声，便预知南方人将担任宰相，因为鸟类往往能预先感知到气运变化。如今，襄城县作为开封府的附属县，却有莎鸡飞入，这表明地气正由东向南转移。或许这就是后金将获得中原统治权的预兆吧！这不仅仅预兆着于军事问题。


    译者注：1.原文中的“奢寅”，明永宁(今四川叙永县西南)宣抚使奢崇明之子。奢崇明是西南少数民族起事“奢安之乱”的首领之一，后被朝廷镇压，天启六年，奢寅被部下杀死。奢崇明则于崇祯二年被杀，为奢安事件画上了句号。


    2.邵雍，字尧夫，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相州林县上杆庄人，祖籍范阳，北宋理学家、数学家、诗人，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谥号为“康节”。

 第61章 袁继咸论谪言官、袁继咸论拜内官、信口内臣

    袁继咸论谪言官


    正月，朝廷将给事中李世祺外放贬谪，原因是他弹劾了大学士温体仁和吴宗达。山东提学袁继咸上奏说：“人们养育凤凰是为了让它鸣叫，驯养猎鹰是为了让它出击，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凤凰想要鸣叫却被钳住了舌头，猎鹰准备出击却被绑住了翅膀。朝廷对于谏官的态度，与此有何不同呢？让谏官们闭口不言以免招惹是非，而朝中大臣竟无一人对这样的处置提出异议。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大臣来说或许是颇为有利的，但对于忠臣来说却是深深的忧虑，也是我为之叹息的原因。况且，皇帝本应乐意听取直言劝谏，但如果天下人都误认为弹劾大臣是皇上不愿听闻之事，那么这种风气将会像波涛般滚滚向前、难以遏制。”


    皇帝以袁继咸超越职责范围谈论此事为由，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袁继咸论拜内官


    二月，总理太监张彝宪请求入京朝见的官员先向自己呈交名册以示尊重体制，皇帝准许了他的要求。袁继咸上书进言说：“士人必须具备廉耻之心，然后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有了坚定的气节，才能成就事业。现在，众多官员还未见到天子本人，就先要拜倒在内廷宦官的座前，这样下去，士大夫还如何能保持应有的廉耻之心呢？宦官专权嚣张之际，即便是一些依附于权阉的义子、干儿，深夜偷偷向这些权阉跪拜献媚时，尚且会感到羞愧，现在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朝廷公堂之上如此行事，而对此习以为常，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崇祯帝因其超出职责范围议论朝政，对袁继咸进行了责备。张彝宪则上奏辩解，称官员参拜乃是表示对朝廷的尊敬。


    对此，袁继咸再度上书指出：“尊敬朝廷最重要的是遵循典章制度。按照惯例，知府会见布政使或按察使时，应当行下属之礼，这是典例规定。但是朝廷官员在会见宦官时行下属之礼，这难道也是典例的规定吗？各地方官员进京向吏部提交名册，这是遵循典例的规定，但必须先拜见宦官也是典例规定吗？如果是按照既有典例行事，即使坐着接受也觉得心安理得；但若是按照张彝宪的新做法，即使只是采取较为谦逊的长揖之礼，也会给人带来更大的侮辱。高皇帝（朱元璋）曾立下法度，内廷宦官不得干预外朝事务，倘若一定要以宦官的想法来约束外朝官员，这在会典中并无记载。”


    皇帝仍然坚持对袁继咸严加责备。


    信口内臣


    二月，皇帝派往监视登岛的太监魏相，因为给事中庄鳌提出了包含在太平十二策中的请撤内监建议，请求让自己离任。但皇上没有批准这一请求，反而将庄鳌贬谪至外地任职。


    五月，陕西按察副使贺自镜上奏，指责监视太监孙茂霖在对待敌寇问题上疏忽职守。与此同时，监视宣府地区的太监王坤则上奏表示，监军的职责只是监督军纪功过，并非亲自参与军事行动和追捕敌军。如果贺自镜所言属实，那么地方官员的责任并不亚于孙茂霖。对此，皇上没有进一步追问追究。


    六月，朝廷对官宦的战功进行表彰，决定荫封太监曹化淳，让他世袭锦衣卫千户的职位；同时，太监袁礼、杨朝进、卢志德三人各被授予锦衣卫百户的世袭职位，这是因为他们多次攻击贼寇取得了胜利。

 第62章 论罢监视太监、倪元璐请彻监军、陈子壮与温体仁有隙

    六月，皇帝废除了各地设置的监视太监一职。皇帝下旨说：“自从我即位之初，便决定将军国要务交还给朝廷中枢，将治理天下的重任全权委托给他们。然而，诸多大小官员往往忙于私人利益，不顾民间疾苦，而那些廉洁谨慎的官员又显得过于迂腐疏阔，不通达政令。己巳年冬天，京城遭受兵乱，整个皇室和国家都陷入了极大的恐慌，这是士大夫阶层辜负国家才导致。迫不得已，我效仿先祖皇帝设立监理太监的做法，派遣太监前往各地巡查监督，并增设了两部总理事务官，虽然这仅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但也期望借此让各位大臣自我反省，承认过失。如今，国家的基本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军饷情况有所改善，各位大臣应当心中有数。因此，我决定将所有总理、监视太监等官职全部撤销，以此表明我最初衷的决心。唯有关宁地区因紧邻后金边境，情况特殊，高起潜兼任两镇监视太监以及内臣提督的安排保留不变。”


    倪元璐请彻监军


    十一月时，侍读倪元璐向皇帝进言指出：“边疆将领的行为表现倾向于服从监军的命令，平时为了表现出恭敬顺从，即使并无必要也会频繁汇报请示，然而一旦遇到寇匪侵扰的情况，他们就会推卸各种责任，表面上向别人宣称无法自主行事。皇帝为何不坚决执行信赏必罚的原则，针对他们的行为后续加以奖惩，而非一定要派身边亲信之人去前线经受战火风险呢？而且这些人常常借口连连，至今尚未取得任何成效。当初陛下曾说，只要监军制度施行有效，就可以适时废止。现今监军制度不仅未见成效，反而更加应该废止。”


    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陈子壮与温体仁有隙


    礼部右侍郎陈子壮曾拜会大学士温体仁。温体仁赞赏说：“皇帝圣明神武，臣下不应对皇帝持有异议。”陈子壮说：“世宗皇帝（嘉靖皇帝）极为英明睿智，然而，在关于他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是否应当在太庙祭祀问题上以及针对一些皇亲国戚的案件处理时，当时的朝中官员们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争论不断，坚决主张各自的观点立场。皇帝威严庄重，颇有类似世宗皇帝之处，然而您所受到的恩宠待遇，相比张桂而言如何呢？只是担忧一味迎合顺从而忽视了纠正和挽救时弊，恐怕这不是引导皇帝走向完善，将美名归于君主的正确做法吧。”


    温体仁听了很不高兴，对陈子壮怀恨在心。


    译者注：1.嘉靖帝在在位时，朝廷有“大礼议”之争。明武宗朱厚照突然过世后，一个子嗣也没有留下，也没有其他兄弟。朝廷群臣与后宫太后共同商议后，决定册立与明武宗血缘关系最近的其亲叔叔兴献王朱佑杬之子朱厚熜作为新帝（嘉靖帝）。嘉靖帝即位后，想把他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追封为帝，并进入太庙祭祀，被群臣反对，群臣认为根据礼法，只能把皇帝生父称为“皇叔父”，皇帝与大臣意见不合，引发政局动荡。


    2.原文中的“张桂”，应该指的是张璁和桂萼两人。当时朝廷陷入“大礼议”之争，张璁和桂萼上书坚决支持嘉靖帝意见，受到嘉靖帝的大加赞赏和信任，两人后续连连升官。

 第63章 陈奇瑜总督五省、李自成降叛不常

    陈奇瑜总督五省


    二月，朝廷晋升陈奇瑜为延绥巡抚、兵部右侍郎，赋予他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地军务的重任。陈奇瑜根据流贼动向，灵活采取剿灭或招抚的策略。在此之前，流贼势力已经扩散至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和河南等多地，流动性极强，没有固定驻地。朝廷内部讨论认为，由于各地镇守官员权限不统一，往往互相观望不前，应当派遣一位重臣开设督府，统一指挥各路兵马共同对抗流贼。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经过集体商议，考虑到洪承畴在陕西三边地区的重要性，不宜轻易调动，因此最终任命陈奇瑜当此重任。


    李自成降叛不常


    洪承畴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率领曹文绍、曹变蛟、贺人龙等人，在宁塞、西安、延北、西濠、庄浪等地多次击败起贼寇，斩杀了包括神一魁在内的众多贼寇首领，并成功招降了中斗星等人，前后取得了很多剿匪成果。因此，张献忠与延安贼寇首领李自成被迫撤退至盩鄠地区。


    六月，陈奇瑜在汉中车厢峡包围了李自成贼军，适逢连续四十天大雨，双方武器装备受损，贼军马匹缺乏草料，死亡过半，李自成陷入极其困境，只得自我捆绑请求投降。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并给予他们免死牌籍。七月七日辛卯，贼军抵达凤翔，声称持有督抚发布的檄文要求进城安置，凤翔守城官员识破其诡计，拒绝开启城门，要求只能通过绳索吊上城楼，首批登上城楼的三十六人名贼寇被尽数斩杀。陈奇瑜借此为由，弹劾当地官员妨碍招抚大局。皇帝下令锦衣卫逮捕了宝鸡知县李嘉彦、凤翔乡绅孙鹏等五十多人，并将他们投入监狱。


    李自成攻陷登城，围攻合阳门，洪承畴率军赶到解除了围困，随后贼军转向进攻平凉、邠州。八月，李自成攻陷咸阳，杀害了知县赵济昌。官军到达后，贼军丢弃金银财物引诱官军，趁机向西撤离，屯驻在干州。官府试图招降，但贼军不予理会。之后贼军又攻占了陇州，每到一处迅速裹挟百姓，选拔精壮男子为贼军前驱，吸收妇女老弱以必要时引诱抵挡官军。因此诸多官员动不动就称斩杀首级报捷的消息并未真正削弱贼军的实力。


    陈奇瑜上报招降了一万三千余名贼军。此前，大量的贼军被洪承畴逼迫逃往汉中地区。二月，起义军攻陷兴山；壬申日，他们进入瞿塘，攻占夔州。三月，四川军队在巴州击败了贼军。贼军被困在巴蜀西部地区的险要位置，缺粮少食，于是选择向陈奇瑜投降。陈奇瑜下令贼军各部仍保有器械兵甲，派出官员监督投降贼军，并通知沿途郡县准备粮食供应给投降的贼军。但实际上，大部分贼军并不是真心投降，况且也没有遭受重创，他们只是因为饥饿疲惫被困在险要地形中无法施展，一旦脱离险境，渐渐难以约束，重新开始劫掠，所到之处商业活动停止。贼军杀害了五十名监视他们的官员，进而攻陷麟游、永寿，形势愈发严峻。这是当年八月的事。


    闰八月，陈奇瑜抵达凤县时，贼军势力更为壮大，其活动范围北接庆阳，西至巩昌，西北延伸至邠州、长安，西南至盩鄠、宝鸡，总兵力近二十万人。陈奇瑜意识到自己被贼军欺骗，急于分兵抵御，却发现兵力已然不足。九月，贼军相继攻陷灵台、崇信、白水、泾州，并再次攻占扶风。洪承畴派遣总兵左光先等人支援陇州的贺人龙，终于解除了围困。十月，左光先在高陵、富平一带与李自成交战，斩首四百余人，李自成假意向官军求和，真宁知县王家求轻信了这一消息，出城进行招抚，结果被杀失印。


    甲寅日，陕西巡按傅永淳上奏朝廷说：“汉南地区的投降贼军再次攻城略地，造成各地动荡不安，这一切都源于陈奇瑜过于依赖招降政策，认定贼军已经改邪归正，不允许沿途盘查审讯。因此，各地官员不敢过问，敞开城门接纳，结果招降与剿灭两者均受影响，这些都是陈奇瑜政策带来的恶劣影响。”山西巡抚吴牲也表示：“招安流寇必须慎之又慎，因为他们狼子野心，难以驯服，何况边远地区贫瘠荒凉，居住条件艰苦，食物匮乏，仅仅承诺免死，并不能让他们真心归顺，难道他们真的就能甘心情愿地改变初衷吗？”


    皇帝鉴于陕西地区盗匪猖獗，下令逮捕了巡抚练国事，改命李乔为陕西巡抚。十一月，撤销了总督陈奇瑜的职务，让其等待审查。十二月，晋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保定、真定等地军务，同时继续担任三边总督。


    贼军自缚乞降，说明已经极其困难了。此时就算不立即消灭敌人，也应该分化妥善安置，但却发放免死牌留下了后患，这样的做法显然并非明智之举，难怪舆论哗然。

 第64章 高杰降贺人龙、庞瑜死节(附王瑞冕)、戴君恩诱斩王刚等

    高杰降贺人龙


    八月二十四日，李自成贼军的先锋高杰向贺人龙投降。起初，高杰与李自成是同伙，以勇猛善战闻名，被人称为“翻山鹞”。李自成在一次掠夺中得到了一名美貌的女子邢氏，并对她宠爱有加。每当李自成外出掠夺时，他会将辎重物资和家属留在老营基地，由部将刘良佐在外营守护，而高杰则负责保卫内营，并确保内外能够及时救援。李自成外出后，邢氏让丫鬟给高杰传递私信及一条象征亲近的白绫巾帕，高杰收到后与邢氏发生了私情。


    高杰害怕此事泄露，于是带着邢氏以及五十名家丁，一同向贺人龙投降。贺人龙接纳了他们，并带领这支力量击退了贼军。刘良佐得知高杰背叛的消息后，也开始萌生归顺朝廷的想法。


    庞瑜死节（附王瑞冕）


    庞瑜，字坚白，湖广公安县人。他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贡生，并被选拔为京山县的教习（教育官员）。崇祯甲戌（公元1634年）年，他被提升为陕西平凉州崇信县知县。 崇信县原本没有城墙，只有土筑的防御工事，而且因为战乱，县城只剩下一百多名士兵和百姓。庞瑜知道敌人一定会来攻击，流下眼泪大声宣誓，决心以死来报效国家。


    不久，贼军逼近城池，庞瑜解下官印绶带，命令仆人赶快带走通报上级。不久城池便被贼军攻陷，庞瑜稳坐在公堂之上，毫不动摇，贼军强行将他拖下来，命令他下跪。庞瑜愤怒地挥舞拳头，大声痛骂道：“我早已准备好赴死，你们现在快点杀了我，怎么敢侮辱天下有志之士！”贼军被激怒，用刀威胁他，但他骂得更加激烈。贼军在城中搜掠无果，便抓走了庞瑜，将其带到野外残忍杀害，剖心碎尸离去。当地的某位官员朱洪道也在这场动乱中遇害。


    庞瑜擅长研究《周易》，精通爻象预测，在尚未赴任前，他曾为自己占卜，得到姤卦变为革卦的结果，不禁惊呼：“看来我将会在西方死去。”庞瑜殉难的事迹传到朝廷后，皇帝下诏追赠他为固原知州，并命令有关部门为其建立祠堂，举行祭祀仪式。


    与此同时，同县还有一位名叫王端冕的人，他是通过孝廉考试成为赵州知州的。正当大军围攻赵州城时，王端冕积极筹备火药，加固城垣，亲自率领官吏百姓坚守城池。然而，城池最终还是被攻破，王端冕被捕后坚贞不屈，最后被绑在树上乱箭射死。


    戴君恩诱斩王刚等


    正月初五壬辰日，之前投降的贼寇王刚、王之臣以及通天柱等来到太原要求得到赏赐。巡抚戴君恩设计了一场宴会来诱捕王刚等人，并将他们斩杀，总计共有四百二十九名投降的贼寇被斩首。然而，此时发生了严重旱灾，越来越多的饥民被迫加入了贼寇队伍。


    贼陷陈州等处


    七月，总兵尤世威率领的军队在维南地区溃败，当地的贼寇穿过卢氏县，一路向永宁县方向逃窜。在此之前，负责把守要隘的士兵已在野外露宿将近三个月，导致多数士兵染上了痢疾，战斗力大幅下降。左良玉自南乡地区紧急奔赴卢氏县进行支援。


    十月初十日癸巳，贼寇攻陷了陈州和灵宝两地。又过了大约两周后的二十八日辛亥，贼寇再次攻陷了卢氏县。

 第65章 卢象升剿楚贼、刘楚垣守荆门、曹文衡守唐县等

    卢象升剿楚贼


    正月时，河南贼寇从郧阳渡过长江，逼近谷城县，并沿途劫掠了光化县、新野县和襄阳府。贼寇的六个分支集结在一起，郡县的兵力不足以抵挡。同时，这批贼寇还侵入了郢州边界，包围了均州，并向荆门西北方向挺进至夷陵地区。


    四月，湖北贼寇聚集在房县，女性人数甚至超过了男性。总兵张金昌成功击败了这部分贼寇。四川贼寇分成三条路线，纷纷涌向各郡县进行劫掠。其间，张应昌的军队在均州遭遇失败。


    六月，总督陈奇瑜与郧阳巡抚卢象升联手，对竹山、竹溪两县山区的贼寇进行了清剿，取得了大量斩获，许多贼寇在战斗中溺毙或坠崖而亡。


    均州与谷城、光化两县都隶属于襄阳府管辖，荆门州属于承天府，夷陵则隶属于荆州府，房县以及竹山、竹溪两县，均归属于郧阳府所辖。


    刘楚垣守荆门


    刘楚垣，字师仲，湖广荆门州人。他出身农家，性格极为孝顺友爱，在其母亲生病期间，他连续二百天衣不解带地照顾。母亲去世后，他长时间悲痛不已，三年里不曾有过笑容。他爱护自己的幼弟，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先辈产业全部转让给了弟弟。


    天启丁卯年（公元1627年），刘楚垣在乡试中考中举人。到了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流寇逼近荆门州城，城内人心惶惶，刘楚垣挺身而出，率领城内的士民登城防守，并在关键时刻指挥奇兵出击，成功击退了流寇，保全了城池的安全。遗憾的是，不久之后，刘楚垣因病去世。去世时，他端正衣冠，危坐于床榻，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曹文衡守唐县


    曹文衡，号薇垣，河南南阳府唐县人，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考中进士，此后曾任至蓟辽总督这一要职。当时，监视太监邓希韶怨恨他公正执法，且不愿意在郊外迎接邓希韶，也不参与饮酒应酬，因而怀恨在心，捏造罪名上奏朝廷，曹文衡因此被贬谪回乡。


    那时，流寇频繁围攻唐县，曹文衡与县令绍兴人王之良共同坚守城池，他们通过炮声的节奏警示贼寇动静的紧急程度：如果贼寇临近城池则发射一炮警示；距离城池十里，则发射两炮；当城池被围时，则发射三炮。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守，贼寇最终撤退。唐县距离南阳府城八十里，虽侥幸得以保全，但周边郡县和乡镇遭受到的灾害最为严重。在方圆上百里的范围内，妇女几乎都被贼寇掠走，男子大多面部器官以及手足残缺，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这些都是当地居民亲眼目睹并讲述的事实。


    龚元祥霍山骂贼


    龚元祥，字子祯，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人。他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凭借孝廉的身份参加选拔，被任命为霍山教谕。他与训导姚允恭关系友好。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甲戌年，贼寇侵犯长江以北地区。正月十一日，贼寇快速推进至霍山县，开始焚烧抢掠。县令解下官印逃跑。龚元祥率领城内的士民坚守城池，有人劝他换上便装躲避危险。龚元祥坚决地说：“领受俸禄而在危难面前逃避，是不忠；面临危险而弃城不管，是不义。我平时所宣讲的是什么？如今面临这样的危难，岂能做出与此相悖的行为？今天如果这样做，还算什么道理？万一有什么不测，我也只有以死报答皇帝。”


    不久，霍山城被攻破，龚元祥整理好衣冠，正襟危坐。贼寇来到县衙，龚元祥晓以大义，但贼寇不理睬，强迫他投降，龚元祥大骂：“我宁愿一死，贼寇你怎敢侮辱我？”贼寇勃然大怒，立刻将他抓走。贼寇索要金银财宝，龚元祥一直咒骂不停，最后英勇牺牲。他的儿子龚炳衡以及家中婢女也都一同遇害。龚元祥死后五日，他的头部血液凝结成碧绿色，胡须眉毛间仍有愤怒未消的神色，右手食指深深插入胸口约八寸深。姚允恭含泪为龚元祥殓葬，并把他们全家安葬在一起。恰好这时，前任县令通过解救逃脱。一天后贼寇再次来袭，姚允恭也英勇牺牲。


    龚元祥曾经对弟子们说：“无论职位大小，都能为国尽忠，每个人都要思考如何报效国家、造福民众。”他还曾对自己的小儿子说：“人活一世，应当立志做忠臣义士，肉体虽有消亡，但精神永垂不朽。”他就是这样一位忠孝天性浓厚，激情有志之人。

 第66章 熊文灿戴罪、童谣、志异2

    熊文灿戴罪


    十二月，皇帝命两广总督熊文灿戴罪立功。之前，熊文灿曾命令守道洪云蒸、巡道康承祖、参将夏之木和张一杰等人前往谢道山招降海盗刘香老。然而，这些官员后来却被海盗擒获。熊文灿在奏报中称这些官将因轻信海盗而自陷囹圄。


    皇帝对此表示：“既然海盗首领已经接受招抚，理应让他们表现出诚意前来投降，怎会有朝廷官员亲自登船前往招抚的道理？这般放松警惕、助长贼寇气焰的行为，熊文灿竟然还称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


    皇帝下令让熊文灿戴罪立功。


    童谣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温体仁担任内阁首辅。当时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崇皇帝，温阁老，七年为首相。”另一首京师流传的童谣则说：“崇祯皇帝遭温了。”这两首童谣都利用了“温”与“瘟”同音的暗示，传达出不祥的预兆。


    这也恰恰印证，温体仁在选用官员方面存在不当，导致了流寇的日益猖獗。


    志异2


    二月，海丰地区降下带血的雨水。三月，山陕地区遭遇严重饥荒，民众开始出现人吃人的惨剧。自从去年秋天八月以来，山西地区就没有下过雨，饥荒尤为严重，民众同样陷入了人相食的境地。四月，山西永宁州的一个叫做苏倚哥的百姓，杀害并烤煮了自己的父母食用。稚川地区发生了地震，声势浩大犹如雷鸣。凤阳总督杨一鹏在奏折中提到：“去年冬天十一月，淮泗地区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一种外形似雀嘴鹰翅、兔脚鼠爪的鸟群，成千上万从西北方向飞来，它们不住在树木上，而是聚集在田野之中，专门啃食小麦，这也是非同寻常的灾害现象。”五月，天空中满是遮天蔽日的飞蝗。六月，江西地区也发生了饥荒。七月十一日乙未，叙州定远堡母渚龙洞附近，整整一天一夜都可以听到铜鼓的声音。八月，一颗巨大的流星从天而降，落入了大同的军营。九月初四日丁巳，应天地区发生了大地震。河南地区则持续遭受严重的旱灾。


    自古以来，忤逆不孝的儿子虽然存在，但从未听说过有同时杀害父母的。至于烹食自己父母的极端案例，开天辟地以来也没有发生过。如今这样的事情发生，标志着社会风气已经极度败坏，天理人心近乎断绝。这样的事让人无法忍受，甚至不愿听闻和记录。


    大清兵入塞


    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七月七日辛卯，后金军攻入了大同张家口地区；初八日壬辰，他们又攻占了保安和怀来两地。初九日癸巳，京师戒严。十三日丁酉，后金军围攻了宣府，并在天寿山驻扎。十四日戊戌，他们迅速进军并占领了永宁。十六日庚子，围攻了大同左卫，并攻破了保安州，杀死了知州阎生千。乙酉日，后金军来到了朔州，并包围了浑源州。八月丙辰日，后金军攻破了代州，并分路进攻，东路抵达繁峙，中路抵达八角，西路抵达三坌。后金攻入崞代地区，并攻陷了灵北县。闰八月辛未日，后金攻打保定的竹帛口，杀死了千总张修身；之后又攻打宣府附近的寓全左卫，并最终安然退出塞外。

 第67章 劾温体仁、罢文震孟、宗秩改授

    劾温体仁


    正月，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圣上疏弹劾温体仁无能奸猾，耽误国家大事。贺王圣被贬谪到外地任职。紧接着，御史吴履中也上奏弹劾温体仁、王应熊以及其他监视大臣的宦官。皇帝对吴履中进行了严厉责备。


    罢文震孟


    文震孟，字湛持，号文起，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人，天启二年壬戌（公元1622年）科举荣膺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官职。他向朝廷上疏指出国家面临的困苦局面和皇帝应当关注的紧迫问题。奏章大意为：“近年来朝廷领土不断丧失，军队连连战败，将领频遭杀害，这样的消息在全国各地不断传来。长此以往，祖宗传承下来的完整江山将日渐削减，眼看就要分崩离析，东西两侧都将崩溃，如同河堤决口般不可收拾。这一切都是由于朝廷众臣误国所致。他们明明看到火势即将蔓延，却仿佛置身事外，悠然自得；只等到火烧起来才想起逃命；就像明知水将沸腾，却还在滚烫的锅里游荡，还寄希望于水沸时能跃出锅外。这些都是各位大臣愚蠢自误的表现。”这份奏疏递上后，皇帝大怒，文震孟因此被勒令退休。


    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文震孟又被起用为侍读，后升任左中允，但因触怒了当时的权宦，再次被迫退休。待到权宦被铲除后，他又被重新启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七月，他在讲解《春秋》时深受皇帝赞赏，因此特别被选入内阁参与政务。同年十一月，他与大学士何吾驺一同被罢免官职。


    起初，何吾驺和文震孟打算推荐工科给事许誉卿担任南京太常卿一职，但遭到了温体仁与吏部尚书谢升的反对。谢升因此上疏弹劾许誉卿，而文震孟只想剥夺许誉卿的俸禄作为惩戒，但温体仁不同意。文震孟在争论中愤然脸色大变，扔下笔说：“就算因此被削去官籍也在所不惜。”当晚温体仁将此事上报皇帝，结果第二天早上，何吾驺和文震孟就被罢免了职务。


    凡是对温体仁提出弹劾的人都会受到责罚，而凡是被温体仁弹劾的对象无一例外都会立即被罢免。去除佞臣如同搬动巨石般艰难，而赶走贤良之人却如同滚动圆珠般容易，这实在令人叹息不已。


    宗秩改授


    正月，皇上依照祖训，要求凡是具有文武才能、适合任用的皇家郡王子孙，宗人府都应该将其名字上报朝廷。朝廷将对这些人进行考核验证，根据其才能授予相应的官职，并按照常规方式进行升迁调任。


    侍郎陈子壮上书表示：“将皇族成员改授官职的做法，实际上开启了投机取巧的道路，会破坏藩王的规矩，混淆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皇上认为陈子壮的上疏是在阻挠诏令的执行并对皇室亲属产生离间，因此将其送交大理寺处置。第二年四月，陈子壮才得以释放。


    然而，那些被授予官职的皇族成员在任职过程中，很多人不遵守法规，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私人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第68章 各举所知、邹维琏告归、董其昌致仕

    各举所知


    八月，皇帝发布诏令：“安定民心、保障社会安宁的关键在于地方官的治理，特别命令两京（北京、南京）中，三品以下至五品以上的各级官员，每人推荐一名知府人选，不论其科举出身还是贡生监生。对于在京的翰林院、科道官员，以及在外的巡抚、按察使、布政使等司道级别的官员，每人也需推荐一名州县官员，同样不拘泥于其科举资格。如果有官员未能按时推荐合适人选，将对其处罚，同时推荐不当者也将受到连带责任。”


    邹维琏告归


    邹维琏，字号匪石，新昌人，万历四十五年丁未（公元1617年）考中进士，任职吏部主事。当时，刑部主事谭谦益上疏推荐了一个自称拥有特殊才能的宋明时，邹维琏则上疏表示自古至今，从未有过依靠驱使鬼神之力能够战胜敌人、取得成功的例子。


    邹维琏曾对魏忠贤展开抨击，但未能成功。他在奏疏中写道：“不论是王甫、李辅国、程元振、仇士良这些古代的权阉，还是我朝的曹吉祥、刘瑾等人，无一不受到法律的严惩。并且即使君主不舍得惩罚这些人，天下必定会有其他人代为剪除。例如汉朝的张让和赵忠，尽管汉灵帝对他们极为宠爱，甚至以父母相称；唐朝的田令孜，唐僖宗也曾亲切地称他为‘阿父’。本朝的宦官王振，也曾深受英宗皇帝的宠爱，地位凌驾于其他群臣之上。然而，无论是王振，还是历史上诸如张让、赵忠、田令孜等权臣，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家中安享富贵、平静老死。”奏疏呈上后，魏忠贤大怒，假借皇帝旨意将邹维琏削去官籍，并流放到夜郎戍边。


    崇祯初年，邹维琏被重新起用为巡抚，在福建铜鼓嶂、石屈塞等地的战役中，经过八昼夜的浴血奋战，俘虏并斩杀了数千名敌军。然而，掌权者嫉妒邹维琏的才能，迫使他离职。崇祯乙亥年（公元1635年），邹维琏再次被起用为兵部侍郎，但随后他告假归乡，不久后在家逝世。


    董其昌致仕


    董其昌，字元宰（应为笔误，实为玄宰），号思白，华亭（今上海市）人。他在童年时便能作诗，往往语出惊人。后来跟随莫中江学习，继承了前人唐顺之严谨纯正的学问体系。董其昌在万历已丑年（公元1589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并担任编修，负责教育后学，编写有《举业蓓蕾》 《十字诀义》等书籍，当时声望颇高。但由于触怒了当朝宰相，被外放为湖广督学，后晋升为福建参议，因朝廷众多官员联名推荐，又被召回京担任经筵日讲官。


    天启初年，董其昌升迁为太仆寺卿，期间接触曹洞宗语录并有所领悟。崇祯乙亥年（公元1635年），他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太保的身份退休。两年之后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董其昌的书画艺术闻名遐迩，家中有很多妾侍也纷纷准备绢素向他索求画作，因此市场上得到董其昌真迹的途径很多是从他的家庭内部流传出去的。南明朝廷追赠他谥号为“文敏”。


    我的先祖曾游历湖北，正好赶上董其昌督导学生和童生一同参加考试。清晨时分，所有考生都已坐在各自的号房中准备应试。董其昌先生起身走出封闭考场大门，所有的考生都站立起来。董其昌告诉他们：“童生们坐下，生员们也都坐下。”董其昌到位置。过了一会儿，学生们请求公布试题，董其昌却回答说：“试题早就已经发布了。”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在另一个县城主持考试时，前一天傍晚，董其昌用红笔书写并在考场门前张贴告示，上面写着“明日不考文章”。到了第二天，学生们等候了很久，但迟迟未见公布试题。学生们询问原因时，董其昌告诉大家：“我已经在昨天就在外面公布了试题。”大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都释然退下了。


    译者注：1.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明代大臣、军事家、散文家、数学家，抗倭英雄。


    2.经筵日讲，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课堂，明朝尤为重视。

 第69章 曹文诏自刎、 河南寇流充斥

    曹文诏自刎


    当时，大批反叛势力在陕西省境内肆虐，朝廷对他们是剿灭还是招抚，一直犹豫不决。在此期间，前后有数十位总督、巡抚任事，但这些人有的因处置不当被朝廷谴责并召回，有的被逮捕羁押，有的甚至在京师西市被处决，有的在战场上阵亡，有的因战败而逃亡，数目众多，无法统计清楚。唯有陕西总督洪承畴在平叛上有独到之处，成效显着，因此从陕西巡抚晋升为五省都督，他亲自率领军队追击贼寇数千里，每次回到住所，连家门都不进。士兵们十分感动，争相为他效命。时任中枢要职的杨嗣昌对洪承畴的才能和战绩心存嫉妒，对其并不友善。


    正月，贼寇攻克了灵台县。二月十二日壬戌日，汉中贼寇攻陷了宁羌县。六月初七己酉日，贼寇攻占了西和县。六月十九丁酉日，朝廷免去了陕西巡抚李乔官职，原因是认为他怯懦无能、玩忽职守。随后，朝廷任命甘学阔担任陕西巡抚。


    六月二十八日丙午日，曹文诏力战气竭，自杀身亡。曹文诏英勇善战，曾前后斩杀上万贼寇，他的死讯令官军士气大挫。


    七月十五癸亥日，贼寇攻占澄城县。八月初五壬午日，贼寇又攻克了咸阳城。


    河南寇流充斥


    正月初六日丁巳，贼寇攻陷荣阳并屠杀泛水县，又攻占了固始。当时，陕西的贼寇多达数千万人，出关后分散成三十六股，四处侵掠郡县。给事中常自裕上书指出：“中原地带关乎整个天下的安危，如今贼寇遍布，却仅靠左良玉的一支部队驻守新渑，陈邦治等几个营地扼守汝州，陈永福独立一支军队守卫南阳，而贼寇的营地像蜜蜂一样密集，数千贼兵遍布各地，官军在东西两边尽力阻挡，贼寇怎么会有所畏惧而不长驱直入呢？希望朝廷重新挑选边境士兵，并由廉洁勇敢的将领统领，同时特派重臣出征指挥，以免国家的核心地区彻底崩溃。”河南的贼寇再次侵入汉中，攻占了宁羌。


    兵部经过商议，决定调动西北边防军以及南方军队，同时拨出内帑白银二十万两、户部军饷九十余万两，命令洪承畴统率这些军队出关，协调指挥各路巡抚、总兵，共同努力剿灭贼寇，期望在六个月内完成任务。洪承畴率军前往河南时，贼寇行动飘忽不定，尤其以豫中地区最为关键，从关陕以东，黄河以南，到襄阳以北，绵延数千里的区域内，到处流窜突击。


    六月，朝廷将河南巡抚元嘿投入监狱，认为他怯懦无能，替代元嘿的是陈必谦。陈必谦是常熟人，万历四十二年癸丑（公元1614年）科考中进士，他与卢象升共同合作，全力剿匪，并指挥部署各路将领。


    左良玉、陈永福、赵国柱等人在郏县、白沙、宜阳等地分别斩杀了兴世王、闯世王、整齐王和扫地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匪患。然而，在朝廷颁布赦免诏书到达河南时，陈必谦深知其中贼军投降可能有诈，本想要求投降的贼寇双手反绑前往军营，但副将王进忠剿匪无效，为了立功赎罪，独自一人进入贼营招安，结果被贼寇杀害，陈必谦也因此被罢免官职。贼寇又攻破了卢氏县。


    十月十五日壬辰，贼寇偷袭并攻陷了陕州，围攻永宁，攻破了冀庄、冯庄等山寨及峋峪等十三个村庄。十一月，总兵祖宽在九嵩击败了贼寇，贼寇被打散为两部分，一部分向东逃往偃巩，另一部分向南逃往汝州，祖宽分兵追击，斩首一千余级。十二月初十日乙酉，以闯王、曹操为首的数十万贼寇围攻光州，携带了二十座大炮，猛烈轰击城池，发射了两炮后，城墙崩塌。城中瞬间燃起大火，贼寇趁机攻入，城内的官吏、士民被屠戮殆尽，无一幸免。

 第70章 方震孺守寿州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后迁移至寿州居住。他的母亲孔氏梦见了方孝孺来到身边，醒来之后便生下了他，万历癸丑年（公元1612年），方震孺考中了进士，最初被授予福建沙县县令，后来又被提升为湖广道御史。熹宗皇帝刚刚即位时，方震孺请求驱逐权奸魏忠贤，并远离其同伙客氏。这一举动使得魏忠贤对他怀恨在心。恰逢辽阳失守的紧急时刻，方震孺一天之内连上十三道奏疏，积极筹划防御对策，痛心疾首，同时主动请缨亲自前往犒赏军队并慰问伤亡士兵。不久之后，他接到巡查辽东地区的任命。接手辽东事务后，他上疏指出广宁地区的实际情况，认为当地不具备组织有效出战或坚守的条件，辽东经略、巡抚之间虽名义上同心协力，实则内部意见不合，如此下去，边疆局势必定严重恶化。


    壬戌年（公元1622年）正月，后金军趁夜渡过坌河，祖大寿当时驻扎在觉华岛，方震孺担心祖大寿可能投降敌人，因此亲自率领都司张国海乘船出海去说服祖大寿。经过劝说，祖大寿决定携带十万粮食和数万兵力向西回归明朝。期间，主事吴淳夫和徐大化为了迎合魏忠贤的意图，弹劾方震孺擅自调配任务，方震孺便主动辞职回乡。


    乙丑年（公元1625年），给事中郭兴治再次诬陷弹劾方震孺，魏忠贤假借圣旨将其逮捕审讯，方震孺被冤枉受贿达六千四百两银子，每日遭受一顿杖刑逼供，同时还被诬告在狱中与刘铎等人诅咒皇上，被除以斩刑。此时突然传来太子诞生的消息，方震孺得以免死。


    崇祯初年，皇帝有意重用方震孺，然而当时朝政由刘鸿训把持，刘鸿训向方震孺索要巨额贿赂，但方震孺坚决拒绝。方震孺回忆起自己曾与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人一同入狱的经历，现在只剩下他和惠世扬还活着。他说：“自己死里逃生、再度重生，如果再有沉溺官场的想法，那就真是冥顽不化的愚蠢之人了。”自此以后，方震孺选择退隐，在家中闭门不出，整日专注于佛经诵读和参禅修道，再也不谈论有关仕途的事宜。


    癸酉、甲戌年间（公元1633年至1634年），流寇四起，长江以北地区人心惶惶，人们不再有坚定的守土决心。到了乙亥年（公元1639年）正月，颖州、霍州一带形势危急，贼寇直逼寿州。此时，寿州城内竟然没有一个在职的官员，当地的父老乡亲于是恳请方震孺出面策划城池防守之事。方震孺倾尽家产供给士兵，亲自登城指挥防御，一夜之间就将所有防御设施准备齐全。


    不久，数万敌军紧逼城下进行围攻，方震孺亲自冒着箭雨飞石，指挥火炮消灭了敌军的首领。他还组织敢死队缒城而出，突袭敌军营地，斩获无数，迫使敌军惊恐撤退。到了丙子年（公元1636年）冬天，敌军再次侵犯和含地区，行军过程中经过寿州地界，距离寿州城不过三里之遥，但最终却因畏惧方震孺而不敢正面挑战。


    当时，巡抚史可法上报了他的功绩，认为应当提拔重用方震孺。但由于内阁首辅对他有些小意见，方震孺只被任命为岭西参议。不久后，汤、杨两位将领占据廉州发动叛乱，总督沈犹龙委派南韶道王孙兰前去平叛，但王孙兰最后被迫自缢身亡。方震孺单枪匹马深入贼军营地，向贼军晓以利害，最终成功说服他们投降，从而确保了广东全省的安宁。不到半年，方震孺被提拔为广西巡抚，这次提拔显然是出于皇帝的意愿。弘光帝继位后，方震孺上疏表示愿意亲自领兵过河，与敌军决一死战。


    马士英和阮大铖见到这种情况后，说：“他若是被启用，那我们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于是他们假传圣旨，下令说：“地方官员勤王不得擅自行事。”方震孺因此感到十分抑郁沮丧，常常自言自语：“南京的各位大臣，怎能忘记先帝的仇恨呢？我应当为先帝报仇，驱赶那些如同蝼蚁一般的叛逆。”不久后，他因忧郁成疾，病情急剧恶化。在病榻上，他仍然握笔题诗，诗句中有“一痛桥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见先皇”的悲痛表达。


    他的次子方惟馨曾在福建为官，担任兵部司务署篆的职务，并曾上书朝廷，说到：“刘秀选择作为将领前线作战而不是在后方作天子，这是他之所以能够复兴汉室的原因；而宋高宗身为天子却不亲自领军作战，这正是南宋朝廷只能偏安江南，最终未能恢复中原的根本原因。”这些言论在当时被广泛赞誉为醒世名言。当清兵南下时，方震孺痛哭疾行至南雄，身心疲惫，在旅途中病倒，最终因呕血而去世。他的儿子方居易也不愿返回家乡，便自尽陪父亲一同离世。


    乙未年（公元1635年），亳州知州何庐被捕，坚贞不屈，最终被贼寇残忍地肢解而死。


    译者注：1.原文中的“正学先生”，指方孝孺，因其曾在汉中府任教授，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


    2.原文中的“萧王”，指刘秀。王莽篡汉后，天下大乱，绿林军拥戴汉室后裔刘玄为帝，对抗王莽的新朝。刘秀因为战功赫赫，被刘玄封为萧王。

 第71章 吴大朴守庐州(附野编)

    正月，张献忠的军队从凤阳出发，直逼庐州，并将其包围。庐州知府吴大朴带领军民坚守城池，日夜抗击敌军，城内街道两旁房屋的檐角都用砖石包裹加固，看上去像是巷战的壁垒。墙壁上开了许多小窗，让健壮的士兵藏匿其中，手持武器侦查敌情，城内储备了大量的灰瓶、火炮、药枪、喷枪等武器以及滚木等防御设备。


    当贼军靠近城墙时，城墙上发射出威力强大的百子炮，击杀了上千名敌军，但敌军攻势更为猛烈。吴大朴登上城墙巡视四周，只见四面八方全是敌军，攻势异常凌厉。他急忙下令发射火炮和滚木，再次重创敌军。听说有勇猛的敌军已经破墙而入，但四周都是砖石壁垒，敌军的马匹无法转身，屋内埋伏的士兵对准他们进行刺杀，敌军想要反击时，却被墙壁挡住，无法施展拳脚，最终全部被击杀。敌军终于开始感到恐惧。庐州城经过七昼夜顽强抵抗，灵活应对敌军的每一次进攻，使得敌军束手无策，只好撤退。然而，吴大朴因为长期坚守战事劳累，视力几乎丧失，他的长子颇具才略，分担了许多军旅事务；吴大朴就是当年保全无锡的那位官员。


    康熙初年，有当时经历过庐州围城之战的人向我讲述：“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正月十四日，贼首混天王等人围攻庐州多日，城中有一位许姓宦官的妾室，她出身边疆，擅长骑射。在贼军猛烈攻城之时，这位女子骑马登上城墙侦察援军情况，当时贼军将领二大王已经登上月城，城上守军发射火炮却毫无声响，众人十分恐慌。这位许姓妾室说这是因为火炮尚未祭祀。随即她咬破手指，用自己的鲜血涂抹在炮上进行祭祀，并亲自点燃引信，炮弹瞬间爆炸，震毁了半个城楼，二大王当场毙命，贼军于是撤退。从此庐州民间就有了‘一炮打死二大王的’传说。”


    同年十二月十七日，李自成再次攻打庐州，连续六天未能攻破，最终撤围离去。到了崇祯十四年辛巳（公元1641年）再次攻打，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才攻破庐州（吴大朴，字澹元，河南归德府睢州固始县人，天启壬戌年考中进士，最初担任无锡县令）。


    过去在明武宗时期，刘瑾、赵鐩等叛乱，许逵曾担任山东济南府乐陵县令，他就曾用砖石包裹房屋墙壁来抵挡贼军，吴大朴大概借鉴了他的智慧。至于许姓妾室咬指祭炮的壮烈事迹，即便是英勇的戚继光手下，恐怕也难以超越她这样的壮烈之举。


    译者注：1.原文中中的\"南八男儿\"，在明清时期典故通常指的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因其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屡建战功，被誉为“南八”，意指其为南方杰出的男儿英雄。

 第72章 贼陷巢县(亲见者述)

    贼军离开庐州后，正月二十一日，到了柘皋进行劫掠。柘皋位于巢地，距离巢县县城约六十里，难民们赶紧奔走相告。严某是浙江双林人，平素行事严苛，当得知贼军到来的消息时，他竟然不相信，声称这只是普通的响马强盗，不是流窜的贼寇，甚至还鞭打报告的人。然后，他派遣了两个人前去侦察。二十二日甲戌卯时，严县令乘坐轿子出门，正准备关闭城门，经过养济院时，突然遇到了两名骑马手持红旗的人，他们从北门疾驰进城。衙役见状惊慌逃跑，严县令躲进了养济院内，街上很快空无一人。两名骑兵迅速赶到南门，稍后返回，带来了五名骑兵同行。


    不久，又有五名骑兵引领着一大队人马陆续赶来，络绎不绝簇拥跟随之人非常多。贼寇登上城墙，挥舞旗帜，城中的街道上许多人响应，原来这些人都在城内秘密蛰伏，平时卖帽子、做布匹生意、算命看相以及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很快，就有大约二百多人集结。接着后续的大部队到达，总计约三千人。一开始的两名骑兵返回南门时发现了丢弃的轿子，追问县令的去向，众人指出了县令的藏身之处。贼寇将严县令带到县衙，县令痛骂贼寇，说：“你们这些死囚，今天即便杀了我，将来也一定有人会将你们斩尽杀绝。”贼寇恼羞成怒，将严县令杀害，当时他年仅四十岁。他的妻子和年二十岁的长子也一同遇害。


    严县令的其次子十二岁，幼子九岁，由仆人背着翻墙逃脱。他的长女十八岁，次女十六岁，长得非常漂亮，贼寇把她们搂在怀中，要求她们斟酒，但她们拿起酒杯砸向贼寇的脸，怒骂道：“你们这些恶贯满盈的贼寇，皇帝一定会派兵剿灭你们，你们尽管杀我，我们一点也不怕。”贼寇暴怒，举刀将她们杀死。另有说法是她们也被贼寇带走。此外，陆孝廉和赵主事也一同被杀害。这场灾难中共有上千名百姓被杀。


    贼寇刚到时就开始纵火，首先寻找骡马，然后索取金银财宝和年轻女子。妇人们被绳索串在一起，关押在县衙内，贼寇在城中大肆淫乱，还将几百名囚犯释放，愿意跟随他们的就给他们衣服和兵器。二十三日，贼寇在柘皋停留了一天。二十四日，他们准备前往舒城，城门处燃起大火，三次鸣炮后，贼寇拔营离去。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日，贼寇再次从庐州来到巢县，巢县知县王明德是江西人，吸取了严县令的教训，预先准备好了小船停在南关，一听到贼寇到来的消息就立刻登船逃离，百姓们也四处逃散，贼寇进入空荡荡的巢县，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烧毁了几处房屋后离开。此后，在庚辰年和辛巳年（公元1640年至1641年），贼寇又两次来到巢县，这样算来，巢县总共遭受了四次贼寇的侵害。

 第73章 可试守舒城、贼袭庐江、贼陷无为州(此兼野史)等

    章可试守舒城


    正月二十四日乙亥，贼寇攻打舒城县，舒城县知县章可试堵塞了三座城门，只开启西门，诱使贼寇进入后掉入陷阱，导致贼寇奔逃溃败，有上千人死亡。随后贼寇转而掠夺霍山和合肥县，将数千名妇女剥光衣物，在城下公然羞辱她们，只要这些妇女稍微表现出一点反抗或者沮丧的情绪，贼寇就会将她们残忍地肢解。贼寇连续攻打舒城三天后离开。


    唉，这些妇女有何罪过，竟遭此欺凌和残杀，可见贼寇的凶残恶劣已达到何种程度。


    贼袭庐江


    正月二十七日戊寅，贼寇从舒城到达庐江县，当地人筹集财物请求贼寇放过他们，贼寇表面上答应了这个请求，但到了夜晚却突然袭击庐江县城，导致城池失陷。


    贼陷无为州（此兼野史）


    正月二十八日己卯，贼寇部队抵达无为州，他们派遣偏将带领一部分兵力外出劫掠，击败了当地乡兵。随后贼寇在池河边设立营地驻扎。这时，张守备带领军队出击抵抗，但由于兵力悬殊过大，最终战败，张守备所率领的士兵几乎全部被歼灭。池河的千户军官也不幸阵亡。无为州最终被贼寇攻陷。


    包文达宿松死节


    包文达，字行甫，他的祖先是江夏人，因开国时期靖难北伐的功勋，家族世袭苏州卫指挥同知的职位。其父包世爵是一位有策略的官员，但不久因漕运事务去世。包文达志向坚定且勤奋好学，二十岁时继承了官职，在任上一共服务了十五年。到了乙亥年（公元1635年）正月，流寇侵犯安庆，巡抚张国维下令包文达随军出征。包文达在家中设宴招待亲朋好友，并表示：“我家三代蒙受国家恩惠已达三百年，如今我也要用我的身躯为国效力。”他进入内堂，再次拜别母亲。


    包文达登上战船后，看到破烂不堪的盔甲和钝化的武器，心中不禁叹息。渡过长江后，到了二月二日癸未，贼寇攻陷了潜山，战况愈发紧急，张国维命令包文达火速奔赴皖地。当时，共有四位统兵官员，其中有忌惮包文达才能的，故意让他殿后，且物资补给短缺。不久后，督军的命令如流星般急迫，当他们抵达贼寇所在区域时，由于人马饥饿疲惫，本打算休整后再前进，然而众人的战略意见不一。此时他们捉到了一名贼寇哨兵，从他身上搜出了不少财物，士兵们围绕财物分配问题争吵不休。


    不久后，得知贼寇兵力分散易于攻击，众将领迫不及待地催马出击，包文达劝阻无效，只能随队前行。各军队长期以来饱受上级克扣之苦，军心动摇，贼寇四面八方设伏，官兵混乱溃逃，火器也因雨淋湿无法发挥作用。随从建议包文达撤退，但他坚决不肯，他骑马奋力冲锋，因其擅长射箭，立即发箭射击，箭矢用尽后，不幸被流箭射中胁部，坠马后勉强起身，拔出箭矢挥刀再战，但因援兵断绝，体力耗尽。


    贼寇逼迫他解除武装投降，包文达愤怒地瞪眼痛骂对方，贼寇砍断了他的左臂，最后将其斩首。包文达在临死前笑着说并痛骂：“我所到之处皆能所向披靡，你们这些吴地小子又能怎么样，只不过是螳臂当车罢了。像我包某这样的人，依然不失为一名将领！”


    当地人对包文达的死深感悲痛，在他战死的地方为他建庙祭祀，许多乡贤士大夫如吴默、张世伟等人，都写文章哭诉他。同时，一些学生如金俊明也记录了他的事迹。

 第74章 石电战死、黎宏业和州自缢

    石电战死


    石电是常熟人，家世贫寒以乞讨为生，后来寄居在苏州长洲县彩云里。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流寇侵扰中都凤阳地区，包围了桐城，江南地区为之震动。石电的朋友陈英跟随上官包文达前去救援桐城，陈英便极力劝说石电一同前往。石电说：我年纪已大，也没吃过一粒军粮，为何要去？陈英回应说：“我们在平常时候都视你为核心人物，如果你不去，我们就如同失去了首领。请你务必一同前往。”石电答应了，简单收拾行李，毫不犹豫地踏上征程。


    二月十二日，在宿松追击贼寇的过程中，官军因过于勇猛而陷入敌人的伏击圈，包文达不幸战死。石电和陈英分头从左右两侧奋力与贼寇拼杀，从早晨一直战斗到午后，杀敌无数。陈英在战斗中摔倒被俘，石电大声呼喊着前去救援，但被敌人重重包围。石电拼尽全力，舍去长枪，仍用手中的弓箭射杀了数名敌人，最后在敌人的围攻下被砍去头颅。即使他头颅落地，身体仍然挺立，保持着战斗姿态，很久之后才倒下。安徽人感念他的英勇，将他供奉在忠宣庙下进行祭祀。


    石电身材高大，留着红色胡须，力大无穷，擅长射箭和跳跃，尤其精于枪法。有擅长枪法的人，不惜典当衣物、携带粮食，不远数百里来到石电那里请教枪法技艺，直到学到精髓才肯罢休。因此，石电以枪法闻名。江南虞山人钱谦益记载了石电的事迹。


    二月初四己酉日，贼寇攻陷了罗田县。


    黎宏业和州自缢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贼寇侵犯含山县。含山县隶属于和州，当地居民听说贼寇来临，纷纷逃离家园，使得城市变得空空如也。贼寇得知含山的士民都逃到了和州，便率军前往。二十六日，贼寇抵达和州。和州知州黎宏业是广州顺德人，他率领军民坚守城池，所有从含山逃入和州城的百姓，都不允许再出城。黎宏业请当地士绅马如蛟等人拿出金银犒赏守城士兵。贼寇进攻和州城时，城上发炮还击，造成贼寇大量伤亡，贼寇于是将营地移到离城十里之外，连续三天未再进攻。


    贼寇初次进攻之前，全城军民长时间未曾入睡，等贼寇到了昼夜坚守，抵抗贼寇，身心疲惫。当看见贼寇营地稍远时，人们内心开始松懈，白天虽继续守城，但晚上都回到了各自家中。二十八日晚，贼寇集结精锐兵力，采用梯子攻城，城上军民发射火炮，炸死贼寇百余人，贼寇又用方桌作为盾牌挖掘城墙。城上军民投掷柴草焚烧方桌。深夜三更时分，天气突变，狂风大作伴有雷电，贼寇用大炮猛烈轰击西门，守城士兵难以抵挡，许多人溃逃。贼寇趁机攀爬城墙，黎宏业见状返回官署自缢身亡，他在墙上留下遗言：“为官不负民，为臣不负君。忠孝已尽，生死何足挂齿。”此外，学正康正谏、总管周廷儒、训导赵世选等人都在这场保卫战中壮烈牺牲。康正谏是徽州祁门人。


    马如蛟，字腾仲，号讷斋，和州人，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与倪元璐、黄道周同出自韩日缵（曾任礼部尚书）门下。他担任山阴县令期间，吃的都是从故乡和州运送过去的米。戊辰年（公元1628年）被提拔入朝为侍御史，己巳年（公元1629年）出任四川巡按，辛未年（公元1631年）负责巡漕事务，因武闱事件牵连被革职，回到家乡协助父亲。他常年捐赠数百口棺木，前后烧毁了很多债券，还给予族人耕地、学堂等福利，为生者提供生活所需，为死者妥善安葬，和州人称赞他是范仲淹再生。甲戌年（公元1634年）他遭遇丧亲之痛，乙亥年（公元1635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贼寇攻打和州，马如蛟当众痛哭流涕并发誓抗敌，散尽家财，训练乡勇，协助黎宏业坚守城池。


    二十七日，贼寇骑兵环绕城池三面布置，架起云梯昼夜围攻，马如蛟下令用火炮击毙数百名贼寇。贼寇计穷力竭，正准备撤退时，突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视线模糊，守城士兵纷纷跌落，城池最终被攻破。马如蛟说：“事态紧急，坐以待毙有何益处？”他立刻下令，凡追随他与贼寇决战者赏赐百银。片刻之间，他召集了一百名勇士，英勇地在街巷中与贼寇激战，但最终因力量耗尽而失败。马如蛟等人逃至河边，本来有可能渡河逃生，但他却说：“清澈的河水照不见苟且偷生的面孔。”最终，他选择奋力战死。他的哥哥马如虬、侄子马如虹以及其他男女亲属共十四人也一同遇难。事后，朝廷得知马如蛟的英勇事迹，下诏追赠他为太仆寺卿，并荫庇一个儿子成为国子生。鲁可藻是和州人，他叙述了和州失守的详细经过，指出失守的原因包括人心未稳、关隘失守、奸细未除、乱民未平等等。


    贼寇在和州驻扎四天，直到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正月初四才离开，期间屠杀了大量民众。幸存的百姓逃往南京，但守城官员担心贼寇混入人群，禁止他们过江，这对于难民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厄运。姓李的操江官员派兵守卫长江，并命令王守备到和州江边侦察贼寇动向，王守备抓获了一名长相端庄、有两个十二三岁童子随从的乞丐。经查证，该乞丐体内纹有贼寇标记“太河第八攒天龙”，乃是潜入金陵做内应的贼寇。这两个童子也都是擅长骑射的狡猾贼寇，他们被押解至南京后处死。贼寇春季时侵扰金椒陈家市，攻破和州后又掠夺鸟江，致使百姓四处逃亡，前方是汹涌的大江阻挡，后面又有贼寇追赶，许多人绝望跳江自尽。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闰六月二十一日，和州的一位同乡雍尔玉告诉我，和州遭受流寇之灾，死亡人数达到十分之九，城乡一片荒凉，景象惨不忍睹。


    贼寇攻破和州时，贼寇首领混天王与众贼饮酒狂欢，让美女陪酒助兴，喝醉后一起休息。待到醒来时，却发现美女不见了，混天王派人打着灯笼四处寻找，最后发现美女已经上吊自杀。贼寇们为此哀叹了许久，随后将她的衣物脱下，将尸体抛入坑中。


    还有一个名叫甘氏的聪明女子，年轻貌美，因家中富裕，未能及时撤离，当贼寇即将来袭的紧急消息传来时，她事先取出巴豆藏好备用。她被掠走后，贼寇企图侮辱她，她推辞说：现今这里有这么多美丽的女子，您可以先与她们尽情欢乐，给我三天的时间，之后我会永远侍奉您，为什么一定要急于一时呢？贼寇追问原因，甘氏回答说是因为来了例假，身子不干净。于是贼寇暂时停止了对她的侵犯。过了几天，贼寇再次提出要求，甘氏则借口自己患了阴部肿胀的疾病，再次拒绝。贼寇考虑到甘氏美貌，担心她会被其他贼寇头目占有。甘氏对贼寇首领说：“您不必担忧，我自有办法。”她巧妙地使用鳝鱼血和膏药等掩饰，成功避开了贼寇的侵犯。之后，甘氏又以情理诱导贼寇将领，声称他们既然已经结为夫妻，此处并非长久栖身之地，应该另寻他处。贼寇将领听从了甘氏的建议，两人携带贵重财物秘密逃走。一天，甘氏暗中将巴豆混入食物中给贼将食用，贼将暴毙。甘氏随后带着财物回到丈夫身边，夫妻俩凭借着这笔财富再度成为了巨富。（关于甘氏的故事来源于野史）


    译者注：1.在明朝，“操江”一职主要指负责长江水域治安、缉捕盗贼、维护水上秩序的官员，全称为“提督操江”，通常由朝廷任命重要官员担任，负责长江流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水上防务和治安管理工作。

 第75章 李继樾守江浦、郑芝龙击刘香老

    李继樾守江浦


    江浦县隶属于应天府，距离和州只有六十里。乙亥年（公元1635年）十二月三十日，贼寇首领八大王率领部众从和州迅速向江浦进军，包围了西门和南北两门，但是大东门和小东门并未被围。江浦县知县李继樾亲自登城进行防御，南京方面派遣游击将军江迪吉率一千兵马驻扎在浦口。另一位游击将军蒋都，是苏州人，带了五百士兵驻守在城中，并联合乡兵共同坚守城池，他们分工明确，严密排查奸细。如果有探子潜入，声称自己是江北人，他们会派懂江北方言的江军士兵进行审问；若是自称江南人，则由熟悉江南方言的将军进行盘问。


    有一天，城中捉住了一名自称是江南人的探子，交给蒋都的部队审讯，但探子始终无法说出一句江南话，立即被斩首示众。所有被发现的探子都被擒获并处决，外部的贼寇仍不知道情报泄露。有几个贼寇试图攀登城墙，这时有个屠夫诱骗他们，并趁机抓住其中一人的手，抽出刀来切断其手臂，使其坠下城墙，贼寇这才意识到探子已经被识破，于是撤退。李继樾率军追击贼寇并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他英勇地挥舞手臂，所向披靡，贼寇不得不在夜晚逃走。后来，李继樾与蒋都等人因功受到了相应的晋升和奖赏。在弘光朝时期，李继樾被提拔为科道官。这一段历史，是由江浦人刘肇名在康熙己酉年（公元1669年）三月十三日记述。


    流寇在南直隶肆虐，比如颍川、凤阳、巢县、舒城、庐江、无为州、和州等地，所到之处，城镇被毁，百姓遭受屠杀，数量众多，难以计算。在诸多被破坏的地方中，仅剩下寿州和庐州得以保存。庐州因其城防坚固、易于防守，而江浦则是一座相对较小的孤城，仿佛只需一脚就能踢倒，但它却能安然无恙地坚守，并且还能成功地追击贼寇、进行激战，这足以证明李继樾的胆识和智谋远超常人。


    康熙庚戌（公元1670年）六月七日书写此文。


    郑芝龙击刘香老


    起初，郑芝龙作为海盗活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他侵犯了福建闽中的铜山、中左等地。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五月，朝廷招抚郑芝龙。九月，郑芝龙向巡抚熊文灿投降，并被授予游击将军之职。崇祯五年壬申十一月（公元1632年），海盗刘香老侵犯福建小埕，郑芝龙成功击退了他。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刘香老再次侵犯长乐。崇祯甲戌（公元1634年）四月，刘香老又侵犯海丰。乙亥（公元1635年）四月，郑芝龙联合广东军队在四尾远洋海域攻击刘香老，刘香老胁迫人质兵备道洪云蒸出面制止战斗，洪云蒸大喊道：“我誓死报效国家，赶快攻击不要错过机会”，最终不幸遇害。刘香老在劣势中选择自焚，溺水而死。康永祖、夏之木、张一杰等人逃脱归来。崇祯十三年八月（公元1640年），郑芝龙被加封为总兵。郑芝龙击败刘香老后，海上的混乱状况得到了显着缓解，他利用自己掌握的海洋利益与朝廷中的权贵建立联系，地位逐渐显赫。


    郑芝龙是泉州人，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处的安平镇是他的府邸所在地。郑芝龙自幼熟悉海上情况，与许多海盗都有旧交情，甚至有些人曾是他的门下。自从接受招抚后，没有郑氏令旗的海船无法自由往来，每艘船都要缴纳三千两白银作为通行费，每年收入可达上千万两。郑芝龙因此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还在安平海边自建城堡，城堡直通府邸卧室，可以直接停泊船只通往大海。他守城的军队，由他自己供给军饷，不需要朝廷供给。他的军队旗帜鲜明，武器装备精良，一旦有海盗逃入海中，只要朝廷发出指令，都会交付给他处理，如同手到擒来一般容易。

 第76章 郑芝龙小传、孝子冯时化、旌贞女郑氏、志异

    郑芝龙，号飞黄，福建漳州府漳镇人，漳镇离府城约六十里，临近海滨。他的父亲叫郑翔宇，祖父叫郑寿寰，家中世代担任府衙幕僚。郑芝龙在家排行第四，他的三个哥哥也都在府衙任职。十八岁时，因为府衙职位空缺，郑芝龙需要填补官差，已经定好了吉日准备上任。因其父亲娶有多位妾室，其中生下第六子的母亲与郑芝龙产生了感情纠葛。有一次，这名女子为郑芝龙理发时，郑芝龙把手伸入她的裙腰亲密互动，他的父亲突然从后面走出，郑芝龙惊慌之中拉扯裙子，不小心扯断了裙带。父亲亲眼目睹这一情景，勃然大怒，手持棍棒愤怒地追逐郑芝龙，郑芝龙匆忙逃到一艘停泊在附近的飘洋船上。他的父亲勃然大怒，厉声斥责，并决定找出郑芝龙杀了他。船只马上就要启航，郑芝龙没有办法回家，便恳求船上的大商人带他去日本。郑芝龙因其相貌出众，善于交际，多为商人很喜爱他，于是便同意带他同往。


    抵达日本后，其他商人都忙于发货、进货，郑芝龙则闲暇无事，每天与日本岛屿主人一同宴饮歌舞。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岛上主人家的一位女子产生感情，这位女子就是后来国姓爷郑成功的母亲。郑芝龙入赘为日本人家的女婿，带他前来的商船回去了，他没有回，并与该女子育有一子，即郑成功。


    过了一年后，当初搭载郑芝龙的船只再次来到日本，郑芝龙只身搭乘船只回国，但在途中被海盗劫持。郑芝龙随身携带价值千金的货物，他把货物分给了主寨的海盗头目，因此得到海盗们的信任。


    海盗共有十个寨子，每个寨子都有一个头目，过了一年，郑芝龙所在的寨子头目患病且病势沉重，其他九个头目为他举行祭祀祈福，郑芝龙泪求头目在祭祀后举办宴会，并请求大家放他出去抢劫一次，无论收获多少都依他天命。头目答应了他的请求，其他众人也都没有意见。郑芝龙成功劫掠四艘来自暹罗的船只，每艘装载的货物价值约二十多万两，九个头目信守承诺，将所有财物都给了郑芝龙。郑芝龙因此迅速积累起超过十个寨子的财富，在海上以富有而受到尊重，原来的寨主去世后，他也成为了十个头目之一。


    郑芝龙得知家中发生变故后，便带着巨额财富回到家乡，购置了苏杭的精美绸缎和两京皇宫的珍宝古玩，从事琉球、朝鲜、真腊、占城、三佛齐等国的商贸活动，并且劫掠侵犯广东、潮州、惠州、广州、肇州、浙江、福建、台湾等地。这些事情发生在明朝天启初年。


    闽粤两地巡抚为了解决郑芝龙的海盗问题，派遣海道张浚、李芳枝等人先行驻扎海边，大张旗鼓，集结王汉等军队准备围剿。然而不到三天，两海道官员就被郑芝龙擒入海寨，两巡抚懊悔不已，剿匪、招安政策又拿不定主意，不得不上报朝廷。郑芝龙则每日在海上设宴款待两位海道官员，恐吓侮辱他们，但始终没有对他们造成致命威胁。三个月后，朝廷下达主抚的旨意，并在漳州设立了参将府镇守之位等待郑芝龙归顺，郑芝龙于是挟持这两位海道官员登岸赴任新职。两位巡抚因为可以推卸责任，就为郑芝龙上报功劳，朝廷给予了不同级别的官职和荣誉。郑芝龙更是赠送了大量财物，收到财物的人无不高兴。


    海上九个寨子盗贼中为主的叫刘香。他效仿郑芝龙，成为海边的一大祸患。郑芝龙则竭力对付刘香，逼得他几乎走投无路。刘香非常恨郑芝龙，探查到郑芝龙在漳镇的住处后，派遣手下将其住所团团围住并抓获郑芝龙。郑芝龙却说，他受不了岸上贪官污吏的束缚，正打算重回海盗队伍。他询问出船只停泊地点后，先让家人登船，又将家中所有财物搬上船。他说：“屋子里有很多酒肉，何不尽情享用后离开呢？”于是郑芝龙让人准备酒菜，挑选最精致美味的食物让海盗们享用，直到他们都吃得酒足饭饱，酩酊大醉，一个个力气尽失，瘫倒在地，甚至有的倚靠在墙壁上昏睡过去。这时突然锣响响起，海盗们的头颅纷纷落地。


    随后，郑芝龙让家丁穿上海盗们的衣服盔甲，驾驶刘香的船只，站在船头。刘香远远看见自家船上来，大喜过望，对着与郑芝龙大喊：“来啦！”郑芝龙也回答喊到：“来啦！”然后郑芝龙突然跃上岸，趁刘香不备，举刀便砍，一刀斩杀了刘香，其余人见状纷纷投降。从此，海上一片太平。郑芝龙的旗号航行于各国之间，在浩渺的海洋中行驶，犹如内地一般方便。


    巡抚等官员再次为郑芝龙上报战功，他因此升任漳潮两府副总兵。后来在崇祯末年，郑芝龙竭力谋求福建省总兵的职位，携带十万两银子前往京城，各级官员虽然贪心银两，但胆子太小，不敢推荐。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这批银子落入流贼手中。到了弘光朝，马士英将郑芝龙封为五等爵位靖海侯。到了隆武朝，郑芝龙上奏说自己在日本有个儿子，隆武帝召其回国，并认作亲子，赐予国姓。不久后，郑芝龙归顺清朝（以上事迹由郑芝龙家族的女婿翁吉炉所述）。


    传闻中还提到，郑芝龙有个弟弟叫郑芝虎，英勇无敌，但在征讨刘香时战死于海上。还有弟弟郑鸿逵和郑芝豹，郑氏一门在东南地区声威显赫。


    孝子冯时化


    冯时化，无锡人。他读书时每当遇到关于忠孝的事迹，总是满心向往，渴望效仿古人。他母亲病重垂危时，他不仅虔诚地烧香向天祈祷，甚至割下自己的肉烹煮成羹汤喂给母亲喝，奇迹般地使母亲病情立刻好转。


    此外，冯时化曾经捡到一笔遗失的金钱，但他并没有私自占有，而是小心翼翼地保管了三天，直到找到失主并将金钱归还。他这种默默行善、品德高尚的行为，几乎是生活在当代却拥有古代高尚品德的人啊。


    旌贞女郑氏


    按照记载，郑氏是一位遵循礼法的女子，她在幼年时就已经许配给词臣马世奇的长子马瑜为妻。当她得知马瑜因病去世后，情绪极度悲痛，迅速抽出一把刀来要剪断自己的头发（这是中国古代妇女为丈夫守丧的传统），周围的人多次试图阻止她，最终她没能剪断头发。于是，她毅然决定将头部靠近火源，几乎烧光了自己的头发，一边哭泣一边跺脚，然后跪在地上向祖母和母亲禀告，请求前往婆家为丈夫守丧。母亲对此犹豫不决，她便选择从楼上跳下以求殉夫。母亲明白她的决心不可改变，便告知了马瑜家。此时，马瑜的父亲马世奇正在京师做官，马瑜的祖父马希尹得知此事后，准备了适当的礼仪前往迎接这位儿媳入门。儿媳身穿丧服，严格遵守三年守丧的规矩，摒弃享乐，磨砺意志，坚韧刻苦。在马瑜下葬时，她紧紧靠着灵柩悲痛欲绝，路过的人都深感哀痛。


    顺治戊子（公元1648年），学政苏铨上疏朝廷，提议为这位贞烈女子树立牌坊，予以表彰。


    马世奇在京师得知此事后，写下了文字表达对儿子及儿媳的哀思，他说：“自从我听说儿媳恪守妇道，始终忠贞于我儿，我内心庆幸我儿能有这样的妻子。我也听到一些关心她的人担心她可能无法坚守到最后，终身守节，然而现在我可以确定，我儿确实有一位坚守贞节的好妻子！”


    志异


    七月的己酉日，山西汾州府临县连续三天遭遇大雨夹杂雷电的极端天气，雨水累积厚度超过了二尺，对农作物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九月二十五日壬申日，火星侵犯了太微（中国古代星官体系中象征朝廷的星区）。

 第77章 陈启新疏三大病根、

    陈启新疏三大病根


    正月，皇帝特别选拔淮安卫出身的三科武举陈启新担任吏科给事中。在此之前，陈启新曾上书朝廷，其主要内容如下：“当前朝廷存在三大弊端，第一，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是一大弊端。虽然科举考生的文章中充满了孝悌伦理和仁义道德，似乎与古代圣贤的理念一致，但在实际政务处理中，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贪婪残酷，此前他们在文章中阐述的理论不过是纸上谈兵。究其原因，在他们少年学习时，老师和父亲教导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富贵荣耀，因此他们只知道提升自我地位和光宗耀祖，很少有人真正思考如何实践为国为民的宗旨。我之所以效仿贾谊痛哭，正是为此忧虑。


    第二，按照资历晋升官员也是一大弊端。参照建国初年的例子，如典史出身的冯坚升至佥都御史，贡生出身的彭友信做到布政使，秀才出身的曾大官至尚书，那时并不完全受资历限制。到了嘉靖年间，仍实行多种途径选拔官员，而现在却过于依赖科学晋升这一途径，并且在这一途径内部还划定了严格的界限。贡生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只是贡生本身，举人也只能停留在举人层面，贡生知道自己仕途有限，便不再追求更高的修养，而举人也知道自己的升迁空间有限，贪腐也罢，廉洁也罢，不如选择贪求更多。至于进士，他们认为天下官爵尽在掌握之中，与其他进士形成一体，相互勾结，同气连枝，打成一片，无人敢于追究，放纵不羁，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这样一来，官员怎能不贪，胥吏怎能不污？偶有清廉自律的官员，大家反而认为他们是做作，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惊奇，进而排挤他们。我之所以再次效仿贾谊痛哭，也是为此痛心疾首。


    第三，从知县和推官中选拔科道官员同样是一大弊端。知县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最初上任时还敬畏法规，但一旦被选为知府或推官，便不再顾及仁爱与正义，滥用刑罚，贪婪残酷并行。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科道官员的选拔制度。在他们还未担任科道官时，就以未来能够弹劾他人、影响他人命运的心态自居，而一旦他们担任了守巡司或府一级的官职，其他人也会因为他们可能成为科道官而对他们格外恭维和结交，希望日后能得到他们的提携和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哪还敢违背他们的心意，制约他们的行为？因此，他们虐待、剥削、颠倒黑白对待百姓，无所不用其极。可怜无辜的老百姓投诉无门，求助无路，无奈之下难免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之所以再次效仿贾谊痛哭，也是因为这个问题。


    国家正遭受这三大病症的折磨，导致文章华而不实，朋党势力日益壮大，人们只追求私利，无视道义，整个社会陷入了迷局，所有人都沉醉其中，不知觉醒。看看那些读书人，早年生活困顿，一旦考中举人，就有了无尽的优越感，等到考中进士，就过上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财富多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试想一下，这些财富是如何一夜之间得来的呢？真是可悲！古人说，财富要么在百姓手里，要么在朝廷手里。倘若财富在百姓手里，他们今天交纳赋税，明天交纳额外征收，至少还有流入朝廷的时候；即便是财富在朝廷手里，朝廷今天从内帑发放，明天从国库支出，也有流出的机会。然而，不幸的是，如今所有的财富都被中间的官员士绅剥夺了，何时才能重新流入社会、流通起来呢？不仅仅是财富不流入社会，这些官员自己无需承担赋税、徭役，他们的田产和出产的作物也没有赋税，而且还庇护那些逃避赋税徭役的奸猾之民，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手中。就算财富偶尔流出，也只是用于购买科举功名、地方官职或是寻求升迁，往往是流出一两，又会流入十倍。国家有限的财政资源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消耗？上行下效，风气日渐败坏，现在已经到了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如果不根除这些弊端，盗贼必定不会平息，皇帝的天下很可能会在空谈学问、崇尚虚名的迂腐儒生手中走向衰败。


    因此，我在大明门外铺纸下跪，随时准备以死进谏，提出了四个解决方法：一是应当尽快废除科举考试，去除空洞无物的文风；二是应尽快恢复孝廉选举，推崇实实在在的德行；三是应尽快废除知府、推官直接选拔为科道官员的做法，去除多年以来形成的骄横放纵的不良习俗；四是应尽快减免受灾地区的钱粮负担，救助连年遭受灾害、无处申诉的百姓。只有这样，真正的人才会脱颖而出，社会风气回归淳朴，国家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


    这篇洋洋洒洒五千余字的上书深刻揭示了当时的弊病，皇帝对此颇为赞赏，因此特意作出了这次任命。当时朝廷中的执政大臣察觉到皇帝有意改革，预料会有特殊的提拔机制，所以让陈启新上书，借此打击善良正直的官员。陈启新上任后，只专注于用简陋车马等事务迎合皇帝简朴的喜好，但却不响应执政大臣的种种要求，因为他痛恨得不到朝中大臣的信任。


    译者注：1.在明朝科举制度中，贡生是指各地选拔出来送往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地位高于秀才，但低于举人，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但其社会地位和晋升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2.陈启新此人颇有争议。虽然疏三大病根说的有理有据，让人信服，但是他本人人品似乎不佳，幸进之后一味阿谀逢迎皇帝，没有什么实干的记载。另外他是武举人转文官，文化水平有限，谈迁所着的明代笔记《枣林杂俎》曾记一事：陈启新有一次奉命出使经过南京，当时的南京兵部尚书李邦华发布了一项禁令，其中提到某个地点的问题，原文表述为“如此窒碍难通矣”。但是陈启新误将“窒碍”读作“窰碍”。后来陈启新到了京城，向上级汇报时，提到了靠近京城的陵墓区域窑户挖掘活动造成了损害，他还引用了李邦华之前发布的禁令作为证据。然而，李邦华发现陈启新误读了文件内容，并为此专门上疏辩解指出陈启新的误解，此事在当时成为了一个笑谈。

 第78章 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詹尔选救钱士升、倪元璐论参荐等

    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


    四月的时候，武生李琎上奏朝廷，主张要达到国家治理的根本在于充实国库，请求搜刮大臣和高官的财产以支援军饷。对此，大学士钱士升原本打算将李琎交由司法部门审查处理，但皇帝并未采纳他的建议。钱士升接着上奏说：近期以来，许多人利用各种理由谋求快速晋升，这种现象确实非常普遍。而李琎所提倡的做法则是鼓动世家大族和有钱有势的缙绅主动向官府进献财产，企图实行强制没收财产。这都是使世道衰败、祸乱朝政的恶劣政策，竟然有人胆敢在圣明天子面前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些人毫无敬畏之心，行事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之所以人们厌恶富豪，主要是因为他们通过兼并方式剥夺平民百姓的权益。但在地方上，这些拥有财富的家庭也是为贫困百姓提供衣食生活的源头。因为战乱饥荒的缘故，把责任归咎于富户并没收其财产，这是连秦始皇对待巴清，汉武帝对待卜式时都没有采用的极端做法。这个提议一旦被采纳，那些无所依靠的亡命之徒就会纷纷联合起来与富裕家庭作对，大规模的动乱由此开始。


    随后，温体仁考虑到皇帝要广开言路，改变了钱士升拟将李琎下狱的提议。皇帝仍然严厉地责备钱士升，认为身为机密重臣，若是急于求取名誉，那么仅仅将李琎罢免就已经足够，没有必要这么急切地追究。当时，福建右卫经历吴化鲲上书揭发钱士升的弟弟钱士晋，温体仁代拟了严厉处罚的旨意，钱士升因此请求辞职，得到皇帝同意。


    詹尔选救钱士升


    御史詹尔选上奏说：“大学士钱士升因自责而辞官归乡，这明显表现了作为辅佐大臣坚持原则而离职的态度。皇帝本应积极激励这种行为，怎能把这种坚守原则视作是沽名钓誉呢？作为臣子，我们都不敢故意去追逐名誉。然而，如果皇帝不倡导臣子们追求名誉节操，任由他们只为保住俸禄和宠信，使得整个社会风气变得寡廉鲜耻，这难道对国家是有利的吗？天下人都清楚目前诸多敷衍应付的政策，心中深感痛心与羞愧，难以述说。辅臣钱士升只是偶然间就某一问题代表天下苍生发声而已，结果却因次郁郁离职离去。如今陪伴在皇上身边的，只有那些刻薄寡恩、不顾大局的小人，他们破坏既有法规，埋下了隐患。面对这样的局面，国家大事还能妥善处置吗？”


    皇帝在英武殿召见了廷臣，并对詹尔选的言论极为愤怒，声音和神色都显得极其严厉。詹尔选则镇定自若地回答皇帝，毫不退缩。皇帝质问什么是所谓的“苟且之政”，詹尔选回答说：“捐款助饷这件事，就可以视为敷衍了事之政。詹尔选反复陈述了几百言，并表示：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如果皇帝能够采纳，国家大事还有挽回的余地；即便皇帝不采纳，也希望这些话皇帝将来能够反思。”


    皇帝听了之后更为愤怒，想要将詹尔选投入监狱，经过内阁大臣长时间的营救，皇上最终下令让詹尔选戴着枷锁留在值班房，并命令都御史审议其罪行。


    倪元璐论参荐


    四月份，国子监祭酒倪元璐上奏说：“昨天我发现黄安县的学生邹华胡乱进行举荐活动，竟然还把我名列其中，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皇帝渴望寻求贤才，本意是要发掘那些隐藏的优秀人才，然而宵小之辈为了晋升钻营，轻视孔孟之道，视其为无用之物，把延续家族荣誉当作种植桃李一样轻易。吴化鲲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却干预巡抚和按察使的举荐；邹华地位低下，却越级推荐朝廷显贵。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还怎么期待朝廷上人人昂首挺胸、心情舒畅呢？”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七月份，倪元璐因他事被罢免了职务。诚意伯刘孔昭弹劾倪元璐，指责他以妾冒充妻接受封赏。皇帝下令解除倪元璐官职，让他闲居在家。


    刘宗周罢


    四月份，大学士温体仁等人各自捐献俸禄购买马匹，这是关宁监视太监高起潜的请求。刘宗周上奏说：“一年之内，朝廷先是要求官员资助陵墓工程、城墙工程，现在又要资助马匹费用，这些付出能否真正回报国家万分之一的好处吗？而在当时，大家都是秉承着尽快为国家分忧解难的宗旨，各位大臣并没有像在市场上买卖交易一样斤斤计较。我建议皇帝能够停止那些并非必须的徭役，暂停处理不甚紧急的政务，尽量节约资源，精打细算，不要仅仅是为了眼前一时的计算，为何要在这些事情上过分纠结于利益得失呢？”


    皇帝不听他的意见，刘宗周便请辞罢官。


    文场兼武


    四月，朝廷下令在乡试和会试的第二、三场考试中，除了原有的文试内容外，还要增加对武经和算术知识的考核。放榜之后，考生还需进行骑马射箭的训练。这是科举考试制度的重要变革。


    然而，同年秋天，我的亲戚被举荐为孝廉，并在次年连续通过乡试和会试两场考试，但并没有听说在这两场考试中有进行武艺方面的测试。直到崇祯十三年庚辰（公元1640年）魏藻德榜那一届开始，才有了考生需要练习射箭的规定。难道这项规定是从丙子年（公元1630年）开始制定，但直到庚辰年（公元1640年）才开始正式施行吗？


    译者注：1.倪元璐是有明一朝四个谥号为“文正”（古代文臣最顶级谥号）的大臣之一。关于他“妾冒妻封”一事，大概情况是：朝廷赏赐倪元璐的妻子诰封，当时倪元璐已经与正妻陈氏合离（协议离婚），倪元璐之后新娶了正妻王氏。但是因崇祯皇帝欣赏倪元璐，有意让他入阁，引起了温体仁的嫉恨和防备，故而倪元璐遭到了他人的诬告，最后因此事而被夺职闲住。记住这个人，以后会考。


    2.原文中的“巴清”，是秦朝时期的着名女富豪，经营丹砂矿，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据说巴清在秦始皇修筑长城和骊山陵墓时，慷慨捐助大量资财，从而赢得了秦始皇的信任，秦始皇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富商那样对她进行抄家或籍没财产，反而给予了她较高的礼遇。


    3. 原文中的“卜式”是汉朝时期的着名富商，汉武帝时期，北方边境长期遭受匈奴侵扰，国库空虚，卜式主动向汉武帝捐献家产的一半以支持战争。他的举动得到了汉武帝的赞扬，但并未接受他的捐赠。

 第79章 童生瞿昌献白兔、成德下狱、谪金光宸、大清兵入塞

    童生瞿昌献白兔


    四月，四川重庆府盩县有一位名叫瞿昌的童生，向朝廷进献了一只白兔。皇帝认为此举是滥用祥瑞、随意上奏，下令将瞿昌遣返回原籍。


    成德下狱


    五月，朝廷逮捕了滋阳县的知县成德，并将其关押至锦衣卫监狱。成德性格刚毅，是文震孟的弟子。文震孟遭罢官后，成德连续十五次上奏，详细揭露了温体仁的种种不法行为。成德的母亲张氏，每当温体仁乘车外出时，都会在路上对其进行谴责辱骂。后来，成德被转移到刑部监狱，并被判处流放到延绥戍边。


    谪金光宸


    八月的时候，皇上在平台召集了朝廷众臣。起初，御史金光宸弹劾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维桢优先给宦官内臣叙功以求得后台支持的行为。皇帝因此对金光宸不满意，本打算对他加以严惩，恰好此时天空突然降下大雷雨，因此在讨论后决定将他贬谪。


    大清兵入塞


    丙子年（公元1636年）二月，清国军队逼近大同地区的马莲口。四月二十日，再度逼近大同及宣府边塞之下。六月二十六日，清军攻入嘉峰口，负责巡查边关的御史王肇坤殉职。七月，清军开始攻打居庸关和昌平北路，皇帝派遣多位宦官如李国辅等分别防守各个关隘，并任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负责镇守昌平，同时命令司礼太监魏国征防守天寿山。魏国征当天就出发赴任，皇帝对内阁大臣说，“宦官接到命令后立刻就启程了，而侍郎这样的大臣三天还未出发，你们怎么能怪我重用宦官呢？”


    初六丁未日，清军深入山西境内。初八己酉日，清军绕道经过昌平，城内有投降的士兵做内应，导致昌平城沦陷，总兵巢丕昌投降，主事王桂、赵悦以及太监王希忠等人均被杀害。初九庚戌日，清军撤退回良乡。十六丁巳日，清军攻占宝坻县，知县赵国鼎被杀。二十二癸亥日，清军攻占定兴县，并杀害了在家中修养的少卿鹿继善。之后清军又攻入房山县，京城因此戒严，粮食价格飙升至每斗米三百钱。


    皇帝深感忧虑，召集朝廷大臣在平台商讨应对策略，户部尚书侯恂建议禁止市场上的酒类买卖；左都御史唐世济主张打破常规选用人才；刑部侍郎朱大启请求将部队部署在城外以增强防御；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提出应安置救助京城中的弱势群体。皇帝认为，减免赋税和援助百姓是最便捷有效的办法。


    八月初八己卯日，清军攻入文安、永清两地，并分散兵力攻打周边各县。十四乙酉日，清军进攻香河，后又转战涿州，攻陷了顺义县，知县上官荩自杀身亡。二十日辛丑，清军到达雄县并向北推进，接连攻陷了许多城堡。九月，皇上命令总理诸省军务的卢象升统领各路军队前来增援。当时卢象升正在郧西追击贼军，得知京城告急后立即率军回防，并被改任为宣大山西总督。当月初一壬寅日，清军从建昌冷口撤退，守将崔秉德请求率军截断清军归路，但总监高起潜不敢前进，谎称将在清军渡河一半时发动攻击。侦查骑兵报告清军已全部撤离后，高起潜在四日后才进军石门山，并上报斩杀了三人。初九庚寅日，清军攻打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巡抚冯任成功抵御了清军的攻势。


    译者注：1.记住成德这个人，后面会考。

 第80章 鹿善继定兴被杀、叙守京功、刘宗周疏责温体仁、谢升罢职

    鹿善继定兴被杀


    鹿善继，字伯顺，号干岳，北直隶保定府定兴县人士，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公元1613年）考中进士，他与吴郡的周顺昌以及吴桥的范景文等人一同秉持高尚的节操和情谊，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相互勉励。他被选拔为户部山东司主事，后来在怀宗（崇祯皇帝）即位后升任为太常寺少卿，但任职不到三年时便告老还乡。


    崇祯九年丙子（公元1636年）七月，清军攻克了定兴县。那时，鹿善继因病正在乡村休养，但他考虑到定兴位于涿州南部、保定附近，地理位置对于保卫京城至关重要，于是毅然告别家乡和祖坟，命令儿子鹿化麟在乡间照顾父亲的同时，协助守城的士兵登上城墙抵抗清军。在城池被围攻七日后，定兴城破，鹿善继亲自坚守南门，但清军从西北角强行攻入，用刀逼迫他投降，鹿善继坚决拒绝。清军士兵愤怒之下砍了鹿善继三刀，并射箭将他射杀。


    次年正月，鹿善继的儿子鹿化麟上书朝廷，陈述父亲在明知城池必定会被攻破的情况下，仍然坚定誓死的决心，独自抗拒强敌，不仅展现出与城共存亡的信念，更是希望通过英勇抵抗来阻挠清军继续南下的战略意图。这份奏疏递交给相关部门后，得到了朝廷回复，下令追赠鹿善继为大理寺卿，为其一子提供荫庇入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建立专门的祠庙祭祀，为他修建墓地，追赠谥号，所有对逝者的慰藉和关怀之礼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年冬天，鹿化麟也因极度哀痛，悲痛过度去世。鹿善继逝世时享年六十二岁，甲申年（公元1644年）追赠谥号为“忠节”，并赐予祠堂匾额“忠烈”。


    鹿善继坚守定兴城的事迹，就如同试图用一把土去堵住决堤的河流，或是用手掬一杯水去扑灭熊熊烈火，显然这两种努力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叙守京功


    十月，朝廷赐予太监曹化淳等人彩色绸缎作为奖赏，因为他们各自进献了马匹。对于在京师城防上有功的太监张国元和曹化淳，授予他们世袭的指挥佥事职位。乙亥年（公元1635年）十一月，太监高起潜的弟弟被封荫为世袭的锦衣卫中所正百户。丙子年（公元1636年）六月，朝廷命令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参与审讯囚犯的工作。当敌人大军深入时，朝廷派遣李国辅、魏国征等人分别驻守各个关隘。等到敌人退却后，张国元、曹化淳因守城有功而得到表彰。


    唉！朝廷虽缺乏人才，但怎能与宦官共同处理国家大事呢？我知道，这会使忠臣良将的心志逐渐消磨殆尽。


    刘宗周疏责温体仁


    十月，前任工部右侍郎刘宗周上奏道：“过去袁崇焕误国，其他人不过是依法承担过错。然而小人趁机兴起，为了结党营私，将朝廷中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官员，都扣上了袁崇焕同党的帽子，逐一施以重罚。从此以后，小人得势，君子被迫退避，宦官势力日益增大，而外朝官员的地位日渐疏远。今日的危机，实际上是由己巳年（公元1629年）时埋下的种子引发的。张凤翼在其岗位上玩忽职守，却让他领军作战，怎么能让王洽瞑目？丁魁楚在边疆失职，却让他带着罪责继续任职，怎么能让刘策瞑目？众多镇守和巡抚带领勤王之师，有多少能争相入京护卫，怎么能让耿如杞瞑目？难道以前被排挤的人，现在就不能因为他们属于同一阵营而互相包庇吗？我由此认识到，小人祸害国家是没有尽头的。皇帝厌恶私下勾结，但臣子们却纷纷通过举报他人来获得晋升。皇帝推崇清廉正直，但臣子们却多以谨慎小心、曲意迎合来保全自己。皇帝鼓励励精图治，臣子们却只是忙于奔波顺从以表恭敬。皇帝强调考核核实，臣子们却专注于琐碎小事苛求细节以显示自己的严谨。究其本质，这些臣子的行为无一不是出于自身和家庭的利益考虑。皇帝如果不仔细考察而盲目任用这些人，就会聚集全国的小人于朝廷之中而不自知。唉！过去的八年里究竟谁在主持国家大事，我实在无法为首辅温体仁开脱罪责。”


    谢升罢职


    十月，吏部尚书谢升被罢免。此前，皇上命令吏部列举近年来选拔官员的重大弊端，但吏部的回复未能令皇上满意。皇上严厉斥责道：“你们吏部的主要职责是选拔人才，但现在却效果不佳，反而抱怨规章制度太繁琐，致使朝廷内外官员束手束脚。而且平常的升迁调动，总是优先考虑京官中的优秀人员，却又说京官不一定优于外官，甲科出身的官员也不一定比乙科的好，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哪是大臣诚心诚意为国家考虑的表现？”因此，谢升被罢免了职务。


    十一月，左都御史唐世济被贬谪至岳州，原因是他推荐了霍维华。皇帝认为霍维华属于逆案人员，唐世济对此知情却不揭露。逆案名单是由皇帝亲自裁定的。


    十月，正在守丧期的杨嗣昌被重新起用，担任兵部尚书的职务。


    译者注：1. 原文中的“幞被萧寺”，“幞被”指简陋的行装，“萧寺”指破旧的寺庙，寓意在简陋艰苦的环境中栖身。

 第81章 常自裕论流寇、熊文灿代卢象升、孙传庭擒高迎祥

    常自裕论流寇


    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正月，给事中常自裕上奏说：“流寇的数量高达数十万，其中最强劲的莫过于闯王（李自成）。闯王麾下汇聚了大量少数民族士兵和汉族投降士兵，装备精良，拥有坚实的铠甲和强大的骑兵队伍。尽管洪承畴、卢象升每日都有斩杀敌人的战绩上报，但所消灭的只不过是流寇中的小股部队罢了，对于闯王的整体实力几乎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因此，主管军事的两位大臣应当集中精力专门围剿闯王，一旦闯王被围困，其余的流寇将会自行瓦解，如同破竹之势。”


    那个时候，流寇数量众多，残暴如割草般屠杀无辜，官军多次战败损失惨重。各路将领偶尔取得小规模胜利，捕获几十上百名流寇便宣扬为功，这样的做法难免会让流寇耻笑。更何况这些抓获的人当中，还不知道是真正的流寇还是普通百姓。洪承畴和卢象升的实力和威望历来为流寇所畏惧，当时人们称他们的军队为“洪兵”、“卢兵”，流寇听到他们到来的消息往往会转移阵地。然而，即使如此，常自裕仍有这样的见解，真是深刻洞察了军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围攻闯王以瓦解其他流寇的策略的确符合“擒贼先擒王”的原则，然而，闯王又岂是那么容易就能围困的呢？这就是在谈论军事策略和实际执行之间的区别所在。


    熊文灿代卢象升


    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夏季六月休战时，卢象升急速奔赴秦关，与总督洪承畴商议军事。当时陕西境内的贼寇正处于猖獗之时，而河南的贼寇又来侵扰，包括临潼、邠州、渭南、韩城、华州等地，洪承畴在各处布防严密，阻挡贼寇。卢象升也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此时贼寇已经陷入重重包围，眼看即将被平定，但遭到温体仁的嫉妒，卢象升突然接到勤王的命令调离前线。


    不久后，卢象升被改派为宣大总督，而由熊文灿接替其职务。熊文灿一味迎合朝廷，大力推行招抚政策，导致贼寇势力再度壮大。这是因为温体仁认为卢象升作为南方人，不熟悉边塞事务，将其调任至更重要的位置，既可以在关键时刻削弱他的影响力，也可在危急时刻找理由除掉他，这是温体仁长久以来的想法。后来卢象升战死，洪承畴不久也被调任蓟辽总督。


    孙传庭擒高迎祥


    正月二十三日己巳，陕西的贼寇攻陷了麟游县。二月，贼寇首领过天星请求投降，陕西巡抚甘学润接受了其投降，但不久之后，过天星又在延河流域劫掠。三月，山西的贼寇攻陷了和顺县。十八日癸亥日，甘学润被革职并接受审查，由孙传廷接任其职务。五月十一日癸丑日，过天星在延安再次反叛。七月十一日癸丑，陕西贼寇攻陷了成县。十九日壬戌，孙传廷在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击败了贼寇，大获全胜，成功擒获了贼寇首领闯王高迎祥以及刘哲等人，并将他们押送到京城，在市集公开处决。十月，汉水以南的贼寇又攻陷了褒城县。


    高迎祥作为流寇的首领，在陕西山西地区横行霸道长达十年之久，造成的祸害无法估量。孙传廷能够一举擒获这位着名的流寇首领，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尽管孙传廷在后来的潼关之战中遭遇挫败，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擒拿高迎祥一事上的卓越贡献。

 第82章 李自成入西川、河南光山之败

    李自成入西川


    高迎祥被捕后，李自成逃入西川，直奔苗城。十月初四日，李自成突破梨树、垭日等关隘，副将孔全斌等人撤退。此后，李自成攻陷宁羌、广元等地。当时的宗室成员朱廷一作为军将，驻守保宁，却袖手旁观，不采取救援行动，李自成因此得以直捣成都。四川巡抚王维章对李自成的入侵未能有效阻止，导致李自成在阶州和徽州之间自由进出，被逮捕问罪并依法处决。


    河南光山之败


    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正月二十六日，贼寇攻陷阌乡。皇帝委派经略侍郎王家祯为河南巡抚。当时，宛南、裕舞一带贼寇猖獗，占据蟠龙山，势力强大。王家祯任职不久即被罢免，由河北道官员常道立接任。可能是因为常道立自幼在杨鹤的官邸中长大，与杨嗣昌关系友好，当时杨嗣昌凭借兵部尚书的职位进入了内阁。皇帝担心贼寇不能迅速平定，于是命令宦官卢九德和刘元斌率领禁军出征讨伐。八月时，他们抵达河南。


    卢九德号双泉，是扬州人，为人勤奋干练，熟知兵法战术。他手下的中军将领黄得功、朱纪都异常勇猛。官兵在真阳县的张家湾对贼寇进行围剿，一路追击至光山，千总张国柱被贼寇围困，游击将军苗有才前去救援。然而，山下雪深坑洼，官兵正准备收兵时，贼寇的大部队突然发起冲锋，以“呼啰啰”为号令，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导致官兵大败。贼寇中有许多精锐骑手，每人配有备用马匹，疲惫时就更换，行动敏捷如同飞鸟，而官兵则以步兵为主，徒步追踪贼寇，脚步沉重，赶到时贼寇早已逃脱。官兵们还没来得及喘息，又有新的警报传来。因此，官兵们疲于奔命，始终未能取得显着成效，那一年贼寇的势力愈发壮大。


    左良玉鄢陵之捷


    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秋季，河南贼寇首领老回回、许文冲、王九仁、王成龙、薛仁贵等联合扎营七十里，四处烧杀抢掠，嚣张至极。八月二十六日，贼寇袭击扶沟等多个县城，连续四夜大火照亮天空。这时，左良玉刚刚病愈，率兵三千驻扎在鄢陵。他得到当地一位乡绅的支持，增派了五百精兵。这时他抓到了贼寇间谍，通过审讯得知：贼寇大部队所在的大营地夜晚燃起的烽火很大，小部队所在的小营地夜晚烽火则较小；百姓刚刚收获的新鲜豆菽，贼军晚上会聚拢在一起焚烧，远处各营地看到火势猛烈的地方，就知道那是贼军大帅所驻扎的地方；贼军在白天所杀的官兵和平民，所掠夺的妇女儿童以及夺得的金银财宝等战利品，都向贼军首领汇报作为战功，贼军首领会在营地打开账册检查并接纳这些上报的战功。小部队营地前方的火势较弱，贼军能大致判断出该营地的战果情况。贼军内部还使用红色和白色两种旗帜作为识别和传递信号的标志。


    左良玉得知了贼寇营地规律，便高挂大旗，敞开营门，营内埋伏了披甲的士兵，并点燃了菽草，火光照亮了夜空，浓烟滚滚。贼军看到火光和烟雾后，误以为这是大帅所在的位置，纷纷赶来呈献战功。左良玉则接纳了这些前来“献功”的贼军。审核完毕后，左良玉秘密发出信号，预先埋伏好的勇士瞬间冲出，成功活捉并斩杀了二十八名贼军。留守营地的贼军发现前去报功的人迟迟未归，心中产生了怀疑。趁着夜色，左良玉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突袭毫无防备的贼军，大获全胜，缴获了九顶银盔，并分发给将士。当晚，左良玉的军队追击贼军数十里，骑马的贼军得以逃脱，而步行的贼军因无法及时逃离，有的藏匿在乡野的废墟墙后，有的躲藏在草丛和花地之中。待到天明，百姓在田野中搜索，将这些贼军全部找出并处决，总计杀敌数千人，战场上尸横遍野。


    当时，他们俘获了一名美丽且打扮华丽的女子，女子身上佩戴着昂贵的金银珠宝，身穿洁白细致的衣服，脚裹着白色的丝袜。左良玉询问她来自何处，女子回答是山西平阳人，又问她年龄多大，女子回答三十二岁，再问她跟随贼军多久了，女子回答已有三年。左良玉接着问她的丈夫是谁，现在在哪里，女子回答她的丈夫名叫薛仁贵，已经在练司这个地方战死了。薛仁贵以一身白衣银甲闻名，他所率领的军队皆穿白色铠甲，看上去犹如一片白雪，因此被称为“白袍将军”，英勇善战，在军中备受尊崇。经过审讯之后，女子被下令处斩。她的肌肤如玉般细腻，唯有臀部因常年骑马而变得黝黑且坚实。士兵们瓜分了她的珠宝，并且残忍地剖开她的腹部，挖出心肺烧烤食用。


    这次战役，贼军遭受了重创，溃不成军，一部分由老回回带领逃往郑州，另一部分由计文冲带领逃往陈州和沈邱。后来，左良玉追击至郑州，老回回派人辱骂并引诱他深入。左良玉勃然大怒，追击进入山谷，却意外陷入了贼军的包围圈，被困多时，没粮食耗尽、援军未至，左良玉甚至做好了自刎的准备。这时，他麾下的千总洪机，年仅二十七岁，却无比勇猛，劝阻左良玉并表示愿意拼死突围。左良玉与洪机并肩作战，士兵们紧随其后，周围的百姓站在山上，投掷石头以助官军阵势。最终，左良玉打通道路，成功突围，但山路崎岖，满是石头，洪机的马跌倒，他本人受了重伤，突围三天后不幸去世。左良玉悲痛万分，杀马祭奠洪机，设坛祈祷后离开。


    左良玉，字昆山，是辽阳人。他作为将领，军纪非常宽容，对于部下掠夺妇女财物的行为并不深究，只是告诉他们只需要为他奋力杀敌即可。在鄢陵战役中，所缴获的所有财物，左良玉全部赏赐给了士兵，自己丝毫未取，正是因为这样的作风，他深得部下的拥戴。这是我的同乡过去在河南亲眼目睹而讲述的故事。


    左良玉率军驻扎在楚豫地区时，有一个书生因其对妻子的深情挚爱，向左良玉投诉士兵掠走了他的妻子。左良玉命令书生亲自到军营寻找妻子，不久之后，书生的妻子被找到并带到左良玉面前。然而，书生妻子嫌弃他贫穷，反而贪恋士兵的富裕舒适生活，竟然拒不承认书生是自己的丈夫。面对这种情况，左良玉也无法作出决断。于是他问书生：“既然她是你的妻子，你知道她身上有什么特征或暗记吗？”书生回忆说，妻子乳下有一颗黑色的痣。左良玉验证后证实了这一点。左良玉对书生说：“既然她已不再视你为丈夫，你又何必一定要她回到你身边呢？军中还有很多妇女，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书生含泪叩拜左良玉后离开，在军中挑选了另一位女子为妻。书生在离开军营大约三里地时，忽然有一骑快马飞奔而来，送给书生一个包裹，打开一看，竟是左良玉下令斩杀的背叛书生的妻子头颅。书生震惊之余，感激涕零地向左良玉表示感谢，这件事情很快在当时传为佳话。


    然而，左良玉的军队在所到之处四处掠夺，怎么可能与那些只掠夺了一顶斗笠、一口锅也要予以严惩的军队比呢？（记录于六月十一日）

 第83章 楚中流寇焚竹山、张献忠陷应城

    楚中流寇焚竹山


    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十二月，郧阳和襄阳的贼寇侵袭了竹山县。竹山县归属湖广郧阳府管辖，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起就被贼寇攻陷，直到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时，知县黄应鹏只能暂住在几间简陋的茅屋之中。这次贼寇再次来袭，黄应鹏弃城逃走，贼寇占据了县城。城中有征收的六百石粮食，全被贼寇掠夺吃光，粮食吃完后贼寇放火烧毁了县衙后离去，竹山县城变成了一座空城。


    三月二十七日甲戌，郧阳巡抚宋祖舜因追击贼寇失败并丢失了符印而被革职。朝廷任命苗胙土接任郧阳巡抚。十月，河南的贼寇攻陷了襄阳。十二月，由于苗胙土未能有效抑制郧阳和襄阳贼寇的嚣张气焰，他也被罢免，由陈良训接任抚治之职。


    在那个时代，狡猾且强大的贼寇横行，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无法有效制止他们，更不用说让那些未经沙场考验的白面书生去对抗了，这样的安排能有什么实际效果呢？频繁的官员更迭，只会扰乱民生，无益于解决问题。


    张献忠陷应城


    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十二月初六日戊申，张献忠率领军队抵达应城，城中的士民纷纷登上城墙进行防守。张献忠率众从东向西绕城而过，并未对城市进行围攻。城内的百姓因此大喜，认为贼寇已经离去，因而放松警惕，不再做进一步的防备。张献忠在距离应城西门十里处驻扎，让兵马休息。次日，张献忠的军队静默不动，只有侦察骑兵来到城下辱骂挑衅，但实际上贼寇仍旧在附近。张献忠只封锁了城池的西南两个门，故意放开东北方向，意图在城中守军出逃时设伏攻击。无知的百姓嘲笑贼寇无能，变得更加骄傲和懒散。


    过了三天，有一位勇敢但缺乏智谋的僧人听说徐翰林家藏有铁甲，便穿上铁甲，率领一千多人打开城门出战。张献忠见状，假装丢弃辎重逃跑，引来贪婪的乡民争夺，张献忠估算僧人率队离城数里后，迅速调转马头猛烈反击，斩杀了这位僧人，并驱马大肆屠杀乡兵，无人幸免。随后，张献忠长驱直入至应城城下，派出数名勇士使用梯子攀爬城墙。守城的士兵看见贼寇突然登城，吓得纷纷溃逃，切断东西北三个城门的锁链逃走，而贼寇骑兵已从西南方向绕至东北。随后贼寇展开大屠杀，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县令也在其中遇难。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十二月初十这一天。张献忠在应城总共停留了八天，城中被杀掠一空，直至十八日才离开，随后转向围攻云梦。


    当时，云梦城内有许多来自山西的商人，他们与众人约定说：我们一起登上城墙共同防守，千万要保持安静，不要引起骚动，如果有贼寇询问什么，由我们来应对。大家都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不久，贼寇们用牛皮遮挡自己，开始在城墙下挖掘地道进行攻击。城上的勇士们则用长铁钩要么掀起贼寇的遮蔽物，要么将其提起，同时配合着投掷石块和发射炮弹，使得贼寇不敢靠近城墙。贼寇连续攻击了八天，但始终未能攻破城池，最终撤退了。这是应城人讲述的当时城防抗敌的情形。


    俗话说，猛禽在即将捕猎之前，一定会隐蔽身形，这是兵家的战术策略。那位鲁莽的僧人战死也是必然的，然而，那些无辜的百姓又有何罪呢？相比之下，云梦城的防守者则深得静观其变、以逸待劳的要领。

 第84章 宜城张烈妇詈贼、刘大巩守滁州

    宜城张烈妇詈贼


    烈妇何氏，湖广宜城人。她从小就聪明而且身材高大，成年后嫁给了一个名叫张联奎的读书人。张联奎家境贫寒，何氏不论早晚辛勤劳作，不畏严寒酷暑。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盗贼逼近宜城，张联奎带着妻子和儿子顺童进城避难。中间张联奎因为要回去照顾父亲，就返了回去，留下何氏和儿子艰难前行。当他们快要到达城门时，盗贼越来越近，男男女女四散奔逃，如同蚁群一般。何氏坐在轿子中，心想无论是向前冲还是留在原地，都难逃一死，她宁愿面对刀剑牺牲，忍受短暂的痛苦，以保全自己的名节流传千古，此时自己的孩子也顾不上了。当时张顺童只有七岁，但他非常孝顺，紧紧跟在母亲的轿子前不愿离去。贼寇骑兵蜂拥而至，张顺童一直哀呼着母亲。贼寇因为何氏的美貌而起了歹意，抓住顺童夺走了何氏，何氏伸长脖子要求贼寇杀了她，同时高声骂贼，盗贼无法使她屈服，于是杀害了她。张顺童毫无恐惧之色，趴在地上抱着母亲的尸体，哀嚎声震动天际，即使在被杀之前仍然骂着盗贼，双手紧抓着母亲的衣裳不愿松开。那一天，天色昏暗，阴风怒号，见到这一幕的人都感到悲痛，巡抚、巡按等地方官员为他们请求朝廷的抚恤。


    刘大巩守滁州


    崇祯丙子（公元1636年）正月，贼军连绵数十里的营地包围了滁州城。当时的太仆寺卿李觉斯和知州刘大巩带领士兵和民众坚守城池。贼军使用云梯和冲车，挖掘地道并填平护城河，从多个方向同时攻击城池。城内的守军用火炮还击，夺取并焚烧了贼军的云梯，造成贼军大量死亡，贼军因此暂时退却。 贼军撤退后，掳走并侮辱了村落数百名妇女，并将所有人的头颅全部割下，环绕着城墙排列展示，将头颅倒置插入地下，露出头颅下部伤口对着城内，以此恐吓和震慑百姓。城头上开始施放火炮，但是火炮都崩裂或者哑火，城内守军惶恐不安，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有人下令收集数百个民间妇女使用的便盆，挂在城墙外面，希望能借助某种巫术或迷信方式压制敌军的势头。大炮重新点燃后，对贼军造成了重大打击，这让贼军更加愤怒，进而加大了攻城力度。此时，总理卢象升的部队驻扎在凤阳，各路兵马已经集结完毕，刘大巩急忙发出了求援信函。


    初八甲寅日，卢象升集合各路兵马在滁州会师，并在城东五里桥与敌军展开了激战，贼军大败溃逃。卢象升指挥军队追击，一路追赶敌军达五十里，战场上的尸体堆积如山。漕运巡抚朱大典派遣将领截击敌军，斩杀了六百多名敌军。敌军向西逃窜，直逼凤阳的皇陵。朱大典与总兵杨御藩在皇陵周围布阵，敌军不敢正面攻击，渡河奔向怀远县。十七日癸亥，贼军攻陷了怀远县。朱大典的部队赶到时，贼军已焚烧民居向北逃窜。十九日乙丑，贼军攻陷了灵璧县，并逼近泗州。二十一日戊辰，贼军攻陷了萧县。滁阳战败逃跑的贼军，被副将祖大乐在永城两次打败，并被斩杀了首领混天王，贼军精锐大部分被消灭。二月初四日己卯，贼军攻陷了太湖县。十一日丙戌，贼军又攻陷了潜山县。


    附记：贼寇头目混天王听说滁州地区富裕充足，且地形平坦开阔，适宜隐藏兵力，因此率军前往滁州，在那里遇到了孙姓游击将军的军队。孙游击虽然斩杀了名叫开山虎和混世王的悍匪，但在后续交战中，孙游记被鞭杀而失败。当时卢象升的援军还未到达，一名守城将领出战，却被贼寇包围杀害，滁州城内的居民极为恐惧，纷纷关闭城门，不敢外出。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派遣王守备率军前往救援（这一记载来源于野史）。


    先前提到朱大典未能成功拦截贼寇使其逃脱，此处又提到了派遣将领截击贼寇。原因可能是未能取得大的胜利吧。


    这一年，流寇的势力越发嚣张，从山西、陕西、湖北、湖南、河南一直蔓延至长江以北，各地纷纷上报贼情。当时掌权的官员们虽尽力清剿，但未能取胜，于是暗中考虑采用招抚的办法。因此，在五月，朝廷发布了大赦令，要求山西、陕西等地对被迫加入贼寇的群众实行安抚和妥善安置，以防他们反复无常。若有违背此令者，将严加惩处，因为贼寇的老巢主要在陕西、河北等地。然而，这仅仅是无奈之举，很难说是决胜的办法（书写于六月十四日）。


    十月，朝廷下令开采平阳、凤翔等地的矿产以充实国库。以往即使是在俞大猷那时（当时倭寇在东南沿海横行），也未曾听说过通过开采矿产来满足国用的做法。至于搜刮物资、助马等事宜，无非是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小人逢迎君主的意愿，完全不顾这样做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这不禁让人想到，崇祯皇帝身边的温体仁，是否就像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那样？

 第85章 杨尔铭救史可法(桐城人述)、志异、孝子家爇火不燃

    杨尔铭救史可法（桐城人述）


    流寇侵犯安徽桐城及其周边地区时，时任安庐道的史可法率领军队前往抵御，当他们行至距离桐城三十多里的鹿耳城时，不幸被流寇重重包围，情势十分危急。史可法对其部下说：“事态紧急，我深知桐城县令杨尔铭年纪虽轻但很有才能，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援，包围或许就能解除。谁敢冒险去送信求援？”随即有一名将领挺身而出，他突破包围，连夜赶至桐城，通过绳索缒进城内，将求救信交给杨尔铭，并警告说：“如果等到天亮，恐怕一切都晚了。”那时候形势紧迫，而史可法的兵力又十分有限，杨尔铭在短暂思考后，立刻召集当地的绅士们商量对策。商议完毕，杨尔铭立即脱下官服，换上战袍，带领全城的乡兵前去救援史可法。他并没有让士兵们携带长剑大戟，而是让他们每人手持两只火把，组成疏散而宽大的阵型，整齐有序地行进。当流寇远远看见火光映红了天际，误以为大军压境，便解除了对鹿耳城的包围，史可法因此得以脱险。


    后来，当杨尔铭听说流寇又要侵犯桐城边界时，他亲自前往庐州，迎接黄得功的军队来守城，流寇只好在焚烧抢掠郊区后撤退。不久，杨尔铭因功升迁为兵宪，最终官至广东道御史。据记载，杨尔铭是四川叙州府筠连县人，他在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14岁时就开始担任桐城县令。他头上戴的大帽子后面用丝绢做了衬垫，座位也被特意垫高以便他能跷着脚坐着，当地的胥吏一开始觉得他年纪轻轻，就瞧不起他。有一次，年轻的杨尔铭帽子戴着过大以至于帽子偏斜，有个差役笑话他说“老爷您的纱帽歪了”，杨尔铭一听大怒，回应道：“你说我歪，那就从今天开始歪给你看！”说着把签筒中的竹签全都扔在地上，并命令鞭打那个笑话他的差役，从此以后，差役们都对他敬畏有加。


    志异


    正月时，孝陵附近发生雷击树木引起火灾。二月，山西地区发生严重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唐王朱聿键奏报南阳地区连续饥荒，甚至有母亲烹煮自己女儿充饥的情况发生。六月初三丙子日夜，一颗如同斗大的红色流星划过天空，光芒耀眼，长约十丈，从西南方向流向东方，声音如同雷鸣。在此之前记载了子女烤食父母的事情，现在则是母亲烹煮自己的女儿，真是人间道德沦丧至极。


    孝子家爇火不燃


    郭亮，湖北孝感人，家境贫穷。虽然不通诗书，却有着极其深厚的孝道。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他的母亲李氏生病，郭亮向上天祈求愿以自己代替母亲受苦，于是割下右臂的肉炖煮给母亲吃，母亲因此康复。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父亲郭维志又病重，他又割下左臂肉献给父亲，父亲的病情也随之好转。几年后，父母相继去世，郭亮独自承担起祭奠和安葬的责任，不给兄弟增添负担。有人因同情他的贫穷且孝顺而赠送财物，但他坚决不接受。他在父母墓旁搭建简易住所，用柳条编织篱笆，用土堆砌床榻，穿着粗麻布衣，枕着土块，守孝六年，期间从未更换衣服或剃发修剪，每次祭祀都会痛哭不已，因此双眼视力逐渐衰退。有一次流寇路过他的临时住处，几次点火都无法燃烧，惊讶之下询问原因，得知这是孝子的居所，于是纷纷下马叩拜后离开。


    法律规定，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的行为是被禁止的。然而从孝道的角度看，儿女的身体源于父母，爱护自己的身体本质上就是在爱护父母赋予的生命。古人曾强调，要做到真正的孝顺，就是要竭尽所能地去照顾父母，不伤害自己身体的人，实际上是不对他人造成伤害。但对于父母而言，如果这样做能救助父母，又何来伤害之说呢？


    侍御李凤翔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清楚割下自己的肉不是正常情感下的常规做法，但如果此举是为了救治亲人而造成的身体损伤，又怎么能说是虚假做作呢？威宁伯王越曾在舍身崖题字：“身体怎么能够轻易舍弃，除非是为了对君主和父母尽忠尽孝。”这两番言论都说明，割股尽孝的行为是可以用来评价一个人是否具有孝子品质的。


    译者注：1.原文中的“李凤翔”，可能是曾任司礼秉笔太监的李凤翔，后来与闯军战斗中战死。


    2.原文中的“王越”，初名王悦，字世昌，大名府浚县（今河南浚县）人，明朝中期官员，曾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因军功获封威宁伯，成为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另两位为王骥、王守仁）之一。

 第86章 大清朝改元、陈烈妇传

    大清朝改元


    这一年，大清朝改元为崇德元年，对应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即后金的天聪十年，同时也是明朝的崇祯九年。


    陈烈妇传


    烈妇陈氏，吴江沙港人，陈姓在当地是个大姓。她嫁给了张士柏，但不幸的是，张士柏早逝并且家境贫困。张士柏的哥哥张士松平日里品行不端。村里有个名叫徐洪的地主，听说陈氏名声贤良，便谋划将她纳为妾室，并且已经与陈氏丈夫的兄长达成了协议。徐洪担心陈氏不肯从命，于是贿赂了陈家的邻居老妪，找了个借口让她在陈家留宿，充当内应。徐洪率领数十人在夜里袭击陈家，将陈氏强行带走。陈氏被抓走后，一心求死，但未能如愿。被带到徐洪家后，她更是拼命求死，但徐洪也无计可施。徐洪威胁陈氏说，如果她不答应做妾，就将她嫁给自己的佣人张程。张程是徐洪家的一个奴仆。陈氏整夜哭泣不止，直至天明。


    徐洪的一位熟人注意到徐家异常繁忙，便前去看望，听到陈氏凄厉的哭喊声，心生不忍，上前查看，才发现她是自己的亲戚。于是，这位熟人将陈氏救出并送回她父亲那里。陈氏告诉父亲，她的夫兄因贪图徐洪的财物而同意这桩婚事，而徐洪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她。陈氏向县衙控告此事，但由于有人在中间干预，县令误判陈氏与张程有染，相处三日后因嫌弃贫穷而逃回家中，并对其手部施以肉刑（拶指），还将她关进了监狱，同时勒令陈氏的父亲赔偿徐洪所谓的“损失”。陈氏说：“我已经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且他们还诬陷我，如果不继续申诉，我的冤屈就无法昭雪。”


    恰好此时，巡按御史路振飞来到松江地区巡视，陈氏和父亲便赶往松江向御史申诉。御史仔细查阅了案件资料，反复追问详情，发现此案处理不当，不予认可。陈氏突然伏地，御史命她起身，但她没有反应。御史感到奇怪，上前查看，只见陈氏已用刀割喉自杀，双手紧握刀柄，已无力回天。御史大惊，急忙召来医生，但陈氏已无法挽救。陈氏死后，人们发现她的衣服都已缝补整齐，所有破损的地方都被细心修补，并紧紧包裹住，牢固到无法移动（陈氏此举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贞洁未受侵犯）。御史为陈氏拿出十两银子作为丧葬费用，并下令逮捕徐洪、张士松等人，最终将他们处死在法场。


    松江的给事中许誉卿公开写信给御史，为陈氏的冤死大声疾呼，信件上写到：这件事迅速流传开来，甚至到达了京城。他在信中还提到，在御史台下，竟然发生了年轻的烈妇自刎的惨剧，为何朝廷还没有听说此事。于是，御史将此案详情上奏朝廷，揭露县令的罪状。一个月内，县令就在郡城的船上暴毙。而徐洪、张士松一伙漏网之鱼的，据说也被雷电击毙。


    许誉卿书信道：“日前在苏州，我还没来得及前往拜访您，就已经有幸承蒙您的礼遇和关照，却又因我的疏忽未能及时迎接，实在愧疚万分。自从您巡查各地以来，三吴一带的贪墨官员们都表现出畏惧乃至辞职的趋势，我对您的敬佩之情无以言表。昨天我听说吴江发生的烈妇之事最为悲惨，那位烈妇精心缝补衣物，佩戴短刀，宁愿死也不肯蒙受耻辱，可以比肩那些从容赴死的壮士，她的举动堪称圣贤之举，即便是英雄豪杰也难以做到，更何况她只是一个闺阁女子！设想国家能有几位这样的烈妇，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就呢？又何愁小人祸乱朝纲，敌人在外挑衅呢！


    然而，听说审理此案的官员杜法徇私舞弊，诬陷烈妇有奸情，对她进行人格侮辱，致使贞烈之气遭受极大挫败，烈妇只好在自家门前一席之地自刎以明志。唉！世间未曾有过为国难而死的贪官，却有为维护贞节而死的女子！这种罕见的冤屈，如同六月飞霜、三年不下雨的奇异天变，如今再次上演。这件事关系到社会风气和道德节操，而那些公然徇私枉法、无所顾忌的官员和请托之人，即便按照清国的法律也应当严惩，估计您一定会尽快上奏朝廷。您昔日以公正清明的风采治理政务，如今肯定更会彰显执法如山的威严。我说这些话也是多余，只是担心那些狡猾的贪官污吏会采用各种手段逃脱法网，仅仅以烈妇的夫兄顶罪草草结案，那么烈妇的冤屈就无法昭雪，贪官得逞，这就辜负了您激浊扬清的深意。


    此事已在民间广为传播，不胫而走，倘若不加以揭发或让此事流传至京城，恐怕会让人误以为在您这样的清正官员治下，怎会出现无辜少妇自刎这样的冤情。我虽然不才，选择了闭门反省自己的过错，不愿意过多评论是非，但心中充满公义愤慨，无法抑制，因此冒昧地写下此信，恳请您详加审查裁断。”


    译者注：1.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清”。


    2.原文中的“祖台”，是对高级官员或长辈的尊称的敬称。谳者，指司法官员。徇嘱，指徇私枉法。

 第87章 体仁拟旨逮钱、瞿;陆文声奏复社

    体仁拟旨逮钱、瞿


    常熟县平民张从儒，向朝廷控告前任礼部右侍郎钱谦益和科臣瞿式耜，称：“这两位官员滥用职权，根据个人喜好控制人才的晋升或贬黜，通过贿赂他人以掌控江南地区的生死大权。他们的家族及其朋党成员没有一个不是奸诈之徒的，海外贸易、勾结外国，没有他们不敢干的，甚至还侵吞国家财产、诽谤朝廷、危害国家社稷。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门下的学生和旧部占据了关键职位，导致无法申诉冤屈；而他们身边的官僚权贵和家奴则遍布各地，使得民众无处宣泄愤怒。”


    这份奏折呈递上去后，温体仁代拟圣旨，下令逮捕钱谦益和瞿式耜，并将他们关押至刑部大牢。此前，一个名为陈履谦的奸诈平民因争夺财产纠纷，曾请求钱谦益和瞿式耜帮忙但遭到拒绝，因此怀恨在心，唆使张从儒上告二人。当接到朝廷调查的命令后，陈履谦等人得意忘形，开始捏造钱谦益款曹、和温的不实谣言，多方恐吓敲诈钱、瞿。所谓款曹者，因为钱谦益曾经为已故太监王安撰写过祠堂记，而曹化淳出自王安门下，所以钱谦益就是在结交示好曹化淳。所谓和温者，是指钱谦益和温体仁有矛盾，就应当促成他们之间和解。


    曹化淳得知此事后，对这种卑劣行径深感愤慨，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经过刑部尚书郑三俊的深入调查，终于查明了事实真相。陈履谦和张从儒各自被判笞刑一百，并戴上重枷三个月，最终死亡。而钱谦益和瞿式耜不久后被释放回家。


    陆文声奏复社


    三月，太仓州的一位监生陆文声提出：“社会风俗败坏的根本原因在于士子阶层。太仓的庶吉士张溥和前临川知县张采创办复社，意图扰乱天下。”朝廷命令南直隶提学倪元珙对此事进行调查。倪元珙回复朝廷，极力反驳陆文声的指控，说：“东吴地区复社提倡的精进学问是最为突出的。复社成员大多数真诚、正直，致力于研讨学术经典，彼此切磋砥砺，写的文章必定严谨正道，品格也是必定贤良高洁，循传统伦理道德，无愧于传统的道德教育和伦理规范；大概是陆文声对娄东（太仓）地区有所不满，因此借以攻击复社。”皇帝责备倪元珙隐瞒掩饰事实，将其降职为光禄寺录事。


    张溥，字天如，号西铭，从小聪明好学，成年后每日熟读诗书数千字。他十五岁时父亲去世，侍奉母亲金氏居住在城西。十九岁时成为秀才，同乡的吴伟业从他那里学习《易经》，并与张采共同创建了复社，联络团结了吴越地区的众多才俊。崇祯辛未（公元1641年）年，张溥考中进士，位列第七，被任命为庶吉士，但由于触怒了当朝权要，便请假归乡。权要人士招揽陆文声以复社结党的理由攻击张溥，同时苏州司李某也对张溥进行举报，张溥因此被牵连了六七年，最终因突发疾病去世。事后，御史刘熙祚和给事中姜采接连上书为张溥申冤。皇帝下令将张溥的着作呈交朝廷，并得到天下人的传颂。张溥的主要着作包括《七录斋集》、《历代史论二编》、《春秋三书》、《十三经合纂》、《历代文典文乘》、、《通鉴纪事本末》、《宋元纪事本末》、《古文互删》、《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历代名臣奏议》等，这些作品在世间流传。


    倪元珙，号三兰，沂江上虞人，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曾任苏松学政，后被贬为光禄寺录事，不久又升为光禄寺寺丞，最终在家中去世。

 第88章 李如灿直言下狱、杨光先参陈启新、

    李如灿直言下狱


    四月，皇帝下令要求官员们直言进谏，给事中李如灿上奏说：“我朝自古传承下来的祖制，历来被誉为良好。然而现今的问题是，军队并未切实发挥作用，却设立了众多兵员编制，百姓因此无法安居乐业；屯田不耕种而军饷开支庞大，百姓因此无法保证自己的粮食供应。军队训练不够，兵力增加的同时军饷越发短缺；军饷发放未经核实，发了很多却滋生士兵冒领军饷的现象。近期到处派出核实军饷的官员，却不断传来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传闻，假冒假占领问题并未减少，这样的情况还能算得上有良好的政事吗？魏呈润、詹尔选、李化龙、刘宗周等人都是因为一开口说出真实情况就被贬黜，如今陛下发布了征求直言的诏令，如果能宽恕这些人的前次‘愚行’，把他们召回身边，那么直言之士不用求自然会纷纷涌现。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尤其依靠宰相大臣，现今朝中官员瞻前顾后，结党营私，又怎能不会水旱灾害频发和盗贼蜂起呢？”


    皇帝听后大怒，下令将李如灿投入监狱。左谕德黄道周接着进言说：“陛下发布了求取直言的诏令，但说实话的人却遭到排斥，清理刑狱的过程中反而很快传出官员入狱的消息。即便大臣们清廉刚强，如果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对于国家的安定和混乱又有何裨益呢？”


    皇上对此很不高兴，严厉地斥责了黄道周。


    杨光先参陈启新


    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上疏弹劾陈启新，并牵扯到温体仁，他还亲自抬着棺材出行，以示决心。


    杨光先指出：“陈启新深受皇帝信赖，从低微地位拔擢至言官之首，本应成为辅佐皇帝成就商周盛世，就像商周时期的傅说一样。然而，陈启新这个卑鄙小人在得势之后，产生了患得患失的心理，言行不一，只顾个人利益，正如世俗常说的那种表面上提供真方子，实际上却卖假药的小人。原本陈启新在疏文中所指出的国家几大弊病根源，现在应当首先着手解决，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但自陈启新任职以来，却从未提及这些问题，他当初还在局外时，自称旁观者清，但一旦进入朝堂之中，就陷入困惑之中。


    我现在所提出的清查屯田、核实军饷等问题，都是陈启新应当处理却没有解决的事务，也是他的份内之事。如果陈启新不了解这些弊端所在，那是他的无知；了解而不言说，那就是他的不忠。身为臣子而不忠，按律当处死刑。若以花言巧语欺骗皇上以获取高位，同样该死。陈启新原本是太仓州的军人，还做过漕运司的书办。在他的五千多字原疏中，处处透露出对人情世故的妥协，例如他曾特别推荐原任山西布政使樊良枢，而此人是他以前在刑司部门服务时的上司，专门在奏章中推荐，这难道不是出于人情吗？


    最令人惊骇的是，原本与国家大局并无直接关联，也跟谏官的名誉和节操似乎没有太大关系，然而陈启新却以申明赏罚为由，为胡尔仪等人请求抚恤，难道不是为了胡尔仪等人每年四十两银子的贿赂？现胡尔仪仍在关臣衙门供职，陈启新却谎称他已经去世，这与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有何区别？陈启新的罪行足以判处死刑。


    至于首辅温体仁，则与陈启新有所不同，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是他的责任，稳固国家、安抚危难是他的使命，包容宽厚应该是他的品德。然而温体仁主持国政以来，边境战事频发，京城两次遭袭，流贼在全国蔓延，他稳定国家和安抚百姓的策略何在？对国家面临的危机置若罔闻，对民间的怨言和苦难漠不关心，他扶持危难的责任何在？对于有益的劝谏之言不予接受，哪怕小小的怨恨也牢记在心，他宽宏大度的气量又体现在哪里呢？这三个方面他都没有做到，实在危险。作为一个臣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引咎辞职，以免耽误国家大事，但温体仁却浑浑噩噩，毫无作为，一点也不兴利除弊，只知厚着脸皮恋栈权位，简直是要断送天下苍生的生机。”


    皇帝责备他胡乱干涉政务。陈启新上疏为自己辩护，皇上认为他在处理军国大事时没有提出任何有效建议，下令将他降两级官职但仍留任原职。杨光先多次弹劾陈启新，皇上因他擅自插手政事而大怒，对他处以廷杖并流放辽东。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八月，当时陈启新已是刑科右给事中，因隐瞒丧事被弹劾，下放到巡抚和巡按那里审讯。随后他逃走了。

 第89章 朱国弼劾温体仁、高起潜行部、责臣罪己

    朱国弼劾温体仁


    四月，抚宁侯朱国弼弹劾温体仁偏袒左都御史唐世济，并且弹劾温体仁收受了霍维华的贿赂，指示唐世济挑起事端。皇帝对温体仁进行了安慰，但剥夺了朱国弼的侯爵爵位，同时将唐世济发配戍边。


    六月，温体仁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离职，得到了皇帝的准许。皇帝赐予他金币，并派人护送他返回家乡。起初，温体仁因为贬谪钱谦益得到皇帝赏识，从而得以入朝为相。当时皇帝英明，对朝廷官员收受贿赂的现象深感愤怒，故而温体仁一直小心谨慎，不收受贿赂、积累私财，因此皇帝始终信任他。但后来温体仁开始包庇自己的朋党，排挤异己，与朝廷大多数官员对立，每天都有关于他的攻击之声，因此被免职返乡。


    高起潜行部


    四月的时候，总监高起潜负责巡视地方，永平道官员刘景耀和关内道官员杨于国，都屈辱于接受高起潜管辖，分别上书朝廷，请求免除这样的隶属关系。皇上认为总监原本就应该按照总督那样的职权体统做事，于是罢免了杨于国的职务，并将刘景耀降职两级作为惩罚。从此之后，其他监察官员都不敢再对此提出异议或抗拒。


    七月，工部的一位员外郎方玺上疏说：“皇帝亲自逮捕并处决了魏忠贤，并非是宠爱宦官之人，而是由于朝廷众多大臣之中没有一个能被委以重任的，所以才不得不借用内廷人才的力量。而且作为一个臣子，如果懂得如何报答皇恩，就不应该计较是在朝廷内部还是外部效力。既然内廷宦官有幸得到皇上罕见的重用和信赖，难道还有谁能不愿意竭尽全力乃至牺牲一切来报答皇帝吗？不用过于斤斤计较这件事。”


    给事中何楷反驳了方玺这种勾结内廷以求晋升的观点。吏部请求将方玺从官籍中除名，皇帝亲自介入此事，改为将方玺降级二级并调往其他职位任职。


    责臣罪己


    闰四月遭遇严重干旱，长时间祈祷降雨未果。


    皇帝发出罪己诏自我反省并责备群臣说：“帝王崇尚生命，天降灾祸必有其原因，长久以来的祈雨未能得到回应，这反映出朕自身的诚意还不够，未能充分传达至天听；同时，朝廷的恩泽也无法切实惠及万民。设立官员本是为了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生活，然而如今一些官员出仕只为自身利益谋划，做官如同做生意，征收钱粮时首先考虑的是从中抽取火耗等额外收入，在完成正常赋税任务后还想要更多盈余。甚至有的地方，明明朝廷已经减免了赋税，却违背旨意私下征收；有人提议修缮公共设施，却趁机中饱私囊。有的在采购物资时不按市价支付，有的在驿站路上虚报交通工具费用，有的在分配差役时厚此薄彼，偏向富人；有的在审判案件时颠倒黑白，只因收受贿赂就随意动用刑罚。个人口袋充实起来时，便容易包庇邪恶行为。巡抚、巡按等上级官员保荐或弹劾他人时常常失实，重要岗位上的官员声誉评价混淆颠倒。再如一些勋贵权戚贪得无厌，在京城附近嚣张跋扈，地方乡绅抛弃了应有的约束和维护，肆意侵犯乡里的权益，接纳地痞流氓为爪牙，收受奸民的土地投献，胆小怕事的官员畏惧权势而曲意逢迎，而那些积习已久的腐败胥吏则制造事端诱导他人犯罪。面对这样的局面，普通百姓怎能安心生活？所有这些不良现象，足以触怒天和，积累的过错太深，因此要纠正过来非常困难。全体官员应当涤净心灵深处的污垢，共同真诚悔过，敬畏天意，认真履行职责。”

 第90章 杨嗣昌建议均输、史可法巡抚安庐、圣驾巡城

    杨嗣昌建议均输


    大批盗匪在长江以北地区盘踞已久，朝廷经过商议决定大规模发兵讨伐。然而，户部官员们苦恼于军饷短缺的问题。这时，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建议：“改革粮食运输制度，实行‘均输法’，即将各地粮食合理调配以供给军队。为了筹集更多的军费，建议朝廷临时增加赋税两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应该是笔误）。”皇帝随后发布诏书，称暂时加重民众一年的负担，旨在根除国家的心腹大患。


    史可法巡抚安庐


    七月，任命史可法担任右佥都御史，担任安徽安庆府、庐州府、池州府以及太平府等地的巡抚并管理军务。这项任命是鉴于当时严重的匪患而特别设立的职务。次年戊寅（公元1638年）六月，史可法因为回家丁忧而离职。


    史可法，号道邻，河南人氏，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并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担任安庐道的官职，以其廉洁勤勉和爱护百姓着称，使得当地的贪腐官员闻风收敛。这次提升他为安庐巡抚，确实成为了东南地区的重要屏障。


    圣驾巡城


    北京城时常能看到皇帝举行各类典礼仪式，包括祭天祭地、祭祀日月星辰、亲临学校参加相关活动、耕种农田、组织大型阅兵、进行皇家宗庙祭祀以及皇陵祭扫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并未记载于会典和详细礼制中的活动。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八月，皇帝打算亲自巡视城墙，于是命令礼部和兵部核查以往的相关惯例。然而，从高祖、成祖两位先祖以来并无这样的先例，因为这类琐碎事务并非皇帝本人适宜亲自处理。历代先祖和列宗虽然关心城池安全，但各有相关部门负责，所以无需亲自巡视。


    当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两天，皇帝亲自巡视了内外城墙，仪仗队伍整齐严肃，军容威严，场面非一般人可以指点评论。在内外城墙脚下及沿途街道，大约布置了六十万穿戴戎装的军士。京营的主要将领付出了丰厚的报酬，几乎把京城内的所有人员都雇佣来在现场值守，导致无人从事其他劳作或交易，整个京城一片肃静。此外，为了应对皇帝随时可能的需求，皇宫内发放给金吾卫的各种衣物饰品及器具数量多到难以计算。每一件物品，都需要不止一个人来服务。例如，像萧大亨这样的武官世家子弟，其子萧松庵担任锦衣佥事，分配给他一套酱色绉纱深衣，而尚衣局竟细分出了九十件不同的部件，每件都配有一个手持黄色夹板的人专门捧着，这就需要九十人来服务。同样的情况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成千上万的人在这连续两夜两天的时间里忙忙碌碌，但实际上对于城墙的防护并无实际帮助。皇帝在城墙上看到从远处禄米仓堆积的漕粮暴露在外，两名户部官员因此入狱，其中一人后来被杖毙，这个人名叫汪明际，他是宁国县人，戊午年孝廉出身。


    此次行动中，还杀了两个原本无关的人，其中一个是戎政尚书陆周礼的仆人。按照礼仪，戎政尚书应当陪同皇帝乘车出行，但他的仆人却偷窥皇帝用膳，结果被一铜锤击中身亡。这位仆人其实陆周礼并不想让他随行。


    天下还有巨寇，不去思考稳固边疆防御，反而专注于几十里的京城防护，即便城墙坚固，又能依赖多久呢？即便是城墙修缮，也是兵部和工部的职责所在，而非皇帝应当亲自涉足的事宜。而且从天子到军民数以万计的人群连日连夜忙碌，大量物资消耗在外，这是国家乱亡的征兆。从这里就看出朝廷的下场。

 第91章 黄道周七不如、陕西李自成诸贼

    黄道周七不如


    十月，朝廷开始确定太子身边的官员配置。在此之前，黄道周曾自我陈述七个方面不如他人，声称：“在品德操行方面不如刘宗周，在真诚质朴方面不如倪元璐，在长远见识和深入思考方面不如魏呈润，在敢于直言劝谏方面不如詹尔选，在稳重成熟足以充当咨询角色方面不如陈继儒，在朴素心境和纯良品行方面不如李如灿和傅朝佑，在文章才华和气节方面不如钱谦益和郑鄤。”皇帝下旨责问他为何颠倒黑白，甚至提及郑鄤这样背离伦理、杖打母亲、破坏道德规范的罪人，竟然还说不如他，心肠是怎么长得，命令他回奏原委。


    对此，黄道周再次上疏解释：“回忆他自己与郑鄤一同担任庶吉士时，文震孟曾上疏抨击魏忠贤，郑鄤勇敢地支持并因此被罢官归隐，每次想起此事，郑鄤都会认为黄道周不够勇敢，这让黄道周心中感到惭愧。每当提笔写作却无法清晰表述时，他就会想到郑鄤，并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确不如郑鄤，这种认识既是自我鞭策，也是对别人的期望，并非贬低自己。”皇帝考虑到黄道周刚从废黜中被启用不久，于是下令不再追究这个问题。


    等到朝廷确定太子东宫的官属时，右谕德项煜和编修杨廷麟都推让职位给黄道周，但内阁大臣们因黄道周曾说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郑鄤，认为他的观点存在偏颇，因而搁置了他的任命。给事中冯元飙提出，“黄道周的忠诚足以打动圣上，但却未能获得执政大臣的理解和支持，担心这样做会让天下后世议论内阁大臣的是非功过。”然而，皇帝并未采纳冯元飙的建议。


    魏呈润，号倩石，福建龙溪人，崇祯戊辰（公元1628年）年间的进士，曾任给事中。傅朝佑，字右君，江西临川人，万历壬子（公元1610年）的解元，天启壬戌（公元1622年）年间的进士，最初担任中书舍人，庚午年（公元1635年）被选拔为兵科给事中，后升迁为刑科给事中，丁丑年（公元1637年）因进谏言辞激烈被革职，并被捕入狱，遭受杖刑后去世。当时，当给事中章正宸因弹劾王应熊而被捕入狱，庄鳌献因谈论时弊遭贬谪时，傅朝佑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说：“皇帝逮捕这两位大臣，就像秋天的风雷震动枯叶般看似轻松，但对满朝官员而言，看到他们被捕就如同霜雪损害了优质的稻谷一样，影响深远。”傅朝佑还曾弹劾太监王坤，并对首辅提出了指责。


    陕西李自成诸贼


    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正月，名为“混天星”的贼军侵扰了商洛地区。此时，李自成的势力正在黄河西部地区活跃，四处征战。“过天星”占据了汧水和陇山一带的地盘。另外，“独行狼”在漠南地区活动，“蝎子块”则驻扎在河西走廊，与西域番族联手密谋策划。


    十月，过天星和李自成率军进入四川地区，混天猴（此处可能为混天星）和蝎子块这两股势力也随之进入了蜀地。然而，在广元一带，四川的官军大败了混天星和蝎子块这两股势力，斩首敌军超过一千多人。


    译者注：1.原文中的“郑鄤案”，大概经过是郑鄤父亲喜爱小妾和婢女，郑鄤母亲因为嫉妒，就经常虐打她们。郑父一气之下带着小妾剃发住进了佛寺，这件事在乡里成了一桩丑闻。郑鄤看不过去，又不能责怪母亲，于是就假借巫术，以因果轮回来恐吓母亲，借巫人杖责母亲以作警示。后来此事被拆穿。

 第92章 李岩归自成

    李岩,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被选为孝廉，以文韬武略的才能而闻名。他的弟弟李牟是个读书人，父亲曾是一名进士，所以人们尊称李岩为“李公子”。李岩家境富裕且豪爽大方，乐善好施，具有义气。当时连年干旱饥荒，县令宋某不断地催缴赋税，百姓流离失所。李岩向宋县令建议暂停征税，寻找办法赈济灾民。然而宋县令回应说，朝廷的杨阁部已紧急下令要求尽快完成税收任务，如果不按时征税，将无法应对上级的要求。至于赈济饥民，县衙的钱粮储备极为有限，只能依靠摊派到富户头上筹集。李岩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主动捐赠了二百多石大米。然而，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听说此事后，纠集了几十人，跑到富户家中闹事，以李岩为例，要求富户效仿，否则就进行烧抢。有些有力人士向宋县令反映，希望他出告示禁止这种行为。宋县令因此对李岩很不高兴，立即发出公文传令，要求这些人迅速解散，各自回归正常生活，不允许打着求赈的旗号强行索要财物，若有违反，将被视为扰乱治安的乱民，依法严惩。百姓饥饿难耐，愤怒之下砸碎了令牌，聚集在县衙门前大声疾呼：“我们早晚都得饿死，还不如去抢掠。”宋县令急忙找来李岩商量对策。李岩建议，应立即发布公告暂时停止催缴赋税，并鼓励富户低价出售粮食，由官府收购并分发给饥民，或许还能控制住局势。宋县令采纳了李岩的建议，饥民们听后表示：“我们就先回去，但如果还是没有米粮，到时候还会再来。”宋县令听闻此事后心里害怕，他认为李岩通过散发粮食来收买民心，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动乱，日后饥民再度聚集，那时将会束手无策。


    于是，宋县令向按察司报告说：“举人李岩意图不轨，私自散尽家财笼络人心，企图发动大的变乱。他无视官府，侮辱官员，如果不及时制止，恐怕事态会蔓延扩大，酿成不可预测的祸害。请求上级详查，遏制李岩的不法行为，确保社会稳定。”按察司收到县衙的报告后，立刻指示宋县令秘密捉拿李岩并将其囚禁，不得轻易释放。宋县令将李岩关进了监狱。百姓们愤怒地说：“为了我们而牵连李岩先生，良心何忍？”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来到县衙杀死了县令宋某，解救李岩出狱，并释放了所有重犯，还将县衙仓库里的东西全部搬空。李岩对众人说：“你们救我是出于深厚的友情，但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的罪名重大，是不可能得到宽恕的。与其这样，不如投靠李闯王，不仅可以避免灾祸，还能有望获得富贵。”大家听从了他的建议。李岩派遣弟弟李牟带着家人先行离开，自己随后一把火把家烧了，也离开了，此时整个城中只剩下几十名衙役和几百名平民百姓。


    李岩逃奔李自成后，立刻建议李自成以仁义为口号，严禁士兵滥杀无辜和抢劫百姓，以此来争取民心，以便成就大事。李自成深感赞同。李岩后来还推荐了同年好友牛金星等人加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奔李自成。随着李自成军队实力日益增强，李岩派人假冒商人散布消息，宣称李自成领导的是仁义之师，既不杀人也不掠夺财物，还不征收苛捐杂税。无知的百姓信以为真，纷纷翘首期盼李自成的到来，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投降。


    在我小时候，听说叛乱的消息万分紧急，大家都说是李公子引发的动乱，没有听说过李自成。直到李自成攻入京城后，世人仍然怀疑李自成就是李公子，却不知道李公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李岩。因此，我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

 第93章 王忠军噪、贼犯荆州、胡光翰战死

    王忠军噪


    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二月，山西总兵官王忠率领部队支援河南，但声称自己生病数月，迟迟没有推进战事，他率领的一支部队因不满而哗变返回。给事中凌义渠对此事进行了批评，并上奏朝廷。皇帝下诏将王忠抓回京城问罪。二月十三日乙酉，朝廷任命陕西巡抚孙传廷负责全面主持河南的军政事务。


    十一月，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延迟对贼寇的围剿行动，各地巡抚与镇守官员协同合作，各自负责切断和封锁战略要地，然后集中兵力进行联合清剿。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贼犯荆州


    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闰四月初四壬寅，朝廷任命熊文灿为兵部尚书，总管全国军务，并负责督导剿灭流寇的工作。当时熊文灿刚刚平定了福建的贼寇，威望较高，所以得到了这一任命。五月，郧阳、襄阳的贼寇侵犯荆州，并焚烧了荆州的墓园。十二月，朝廷又任命戴柬闵担任郧阳巡抚。


    胡光翰战死


    胡光翰是湖广郧阳府郧县的一名秀才，性格英勇刚烈，在乡里遇到不公正的事情时，常常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流寇猖獗，襄郧地区变为废墟，胡光翰于是召集乡里的父老一起向巡抚和按察使汇报寇匪造成的灾难，情绪激动，热泪盈眶，用忠义激励大家。同时他还歃血为盟，集结乡勇，制定了规章制度并进行有序部署。自此以后，凡是流寇路过他们防守的堡垒，都相互告诫不敢侵犯。其间，有个叫管某的奸诈之徒为流寇提供情报，带领他们攻击胡光翰的防御阵地。胡光翰拼尽全力抵抗，但久而久之，由于粮食耗尽，援兵又未能及时赶到，形势十分危急。他仰天长叹：“我集结大家，本希望能保护乡里的父老乡亲和宗族子弟，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努力失败了。当权者平时就惧怕流寇，一旦得知我们陷入困境，只会捂住耳朵躲到床底下，怎么可能来救援我们呢？看来我们只能以死相拼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听到这话，大家无不掩面痛哭。


    过了几天，胡光翰对他的追随者说：“我先带你们冲锋，希望能侥幸突破包围，就算不能，我也要用我的死抵挡住敌人，你们趁机逃跑。”于是他率领众人冲击敌阵，激战许久，但流寇越发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力量渐渐不支，胡光翰依然亲手杀死数名流寇，最后受伤壮烈牺牲。


    我从湖北的朋友那里听说，流寇其实比普通人更加害怕死亡，他们在攻破城镇时，只要见到民众手持武器团结抵抗，往往会假装答应放下武器就可以饶恕他们的性命，如果民众不听从，流寇也不敢轻易靠近，有时甚至因恐惧而骑马离去。如果乡野的小民都能像胡光翰那样勇敢，而当权者也能积极援助，共同抵御，那么流寇怎能在各地肆意破坏，犹如无人之地呢？胡光翰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管某的背叛，这一点与李陵的故事相似，历史反复重现。安抚政策是由熊文灿主导制定的，而中枢部门的杨嗣昌也在背后积极推动，结果耗费了东南地区大量的资源，却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国家财力耗尽，皇陵都被震动，最终将祖宗留下的大好江山社稷断送给了流寇。唉！究竟是谁开启了这恶劣的开端，一直祸害着国家的发展？真是恨不得请出尚方宝剑，将那些误国的佞臣诛杀。


    译者注：1.\"厉阶\"，在古代常用于指代祸端、灾祸的根源或引起纠纷的原因。

 第94章 贼扰江北、左良玉立功骄蹇、贼围安庆、陈于王自刎

    贼扰江北


    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正月，总兵秦翼明、杨世恩等人在应山击败了叛乱的贼寇，斩杀了五百余名敌人。随后又在麻黄地带继续追击贼寇，贼军溃败后分成四股势力；其中一股向西进犯德安，另一股则向东直逼南直隶地区，朱大典迅速赶去应对。不久，楚地的贼寇全部集中在长江以北，而来自河南的贼寇“老回回”、“闯塌天”等部也从光州、固始一带南下汇合。


    苏松巡抚张国维驻扎在京口，沿长江全线警戒，贼寇在大山寺举行了祭祀仪式，祭奠死去的同伙后，分散开来，分别驻扎在大江、小江、皇甫、常山等地，沿江营地的篝火彻夜燃烧，照亮了数十里的范围。仪真、六合两地的百姓都紧张地站在屋檐下关注战况。


    当时贼寇的声势浩大，江南东部的紧急状况可见一斑。然而，最终这一地区得以保全，未受到太大损害，这难道仅仅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效果吗？曹丕曾经说过，长江是天造地设用来划分南北的大界线。在这里，我更加相信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东南半壁江山已被贼寇长期侵扰破坏，但生活在三吴地区的百姓能够在战乱中保全生命，这也可以说是得益于天意和命运。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书写于六月十七日）。


    左良玉立功骄蹇


    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二月，左良玉在舒城和六安一带对敌人大获全胜，连续取得了三次重大胜利。秦翼明在细石岭击败了贼寇，抓获了贼寇的两名首领。贼寇被迫逃窜至深山之中，张国维向左良玉发出檄文，命令他率军深入山区进行搜捕。但左良玉刚刚建立战功，骄傲跋扈，不服从调度。张国维连续三次下达檄文催促，左良玉才从舒城出发进山搜剿。然而，此时贼寇已经抢掠充足并逃走。凌义渠对此事进行了弹劾，皇帝下诏剥夺了左良玉的官职，并命令他消灭贼寇以赎罪。


    贼围安庆


    贼军抵达安庆并设立营地，第二天就开始攻打该城。都督洪正春挑选了三千精兵和两千乡勇，派遣潘中军率领这支军队出城迎战，但贼军迅速合围并杀死了潘中军及其部下，副将程龙则在绝望中大笑着用火药自焚而死，官军惨败，贼军一路追赶至城下并包围了安庆城。洪正春紧急禀告史可法请求出兵救援。史可法督促士卒和百姓坚守城池，坚决不出战。贼军猛烈攻城，城上弓箭与火炮齐发，造成贼军大量伤亡，但贼军连续十四日猛攻，始终未能攻破安庆城，最终选择撤退。


    十月，贼军进入舒城，参将张一龙在昝家冈战胜了贼军，并活捉了贼军头目摇天动等人。接着，副将孙应元在乌纱山又取得了一次胜利，斩获贼军五千余人。太监刘斌率领京城与贼军展开激战，一日之内追击贼军七十多里，战斗中哀嚎震天，最终斩杀了五百四十二名贼军，贼军被迫逃入山中。十二月癸巳日，贼军攻占了灵壁。


    陈于王自刎


    陈于王，字丹衷，世代居住在武进县。他的祖先因为在明朝初年随军征战有功，被授予世袭的苏州卫千户官职。陈于王自幼学习儒家经典，身高七尺，在万历壬子年和乙卯年间从（公元1582年、1599年）两次通过武科考试，被授予守备职位。他曾成功擒获海盗翁元、李稍等人，因此升迁为崇明都司。


    当时，有“茶山王”王一爵等叛乱分子纠集数千人，在大海以及金山、川沙、柘林等地作乱，这些地方几乎没有安宁之日。官军在羊山嘴与贼寇交战，由于力量悬殊不得不退守金山，请求崇明派兵协助剿匪。陈于王精选几十艘水军船只，在羊山殿前与贼寇激战，使用磨盘铳攻击敌人，使得贼军稍微退却。随后他亲自持短刀跃入贼船，杀死众多贼寇，还生擒了首领王一爵，其余的贼寇四散溃逃。因为这次英勇的表现，各级官员纷纷上书推荐陈于王，他的威名日益显着。


    崇祯初年，巡抚费文衡任命他为游击将军；之后的接任者张国维以及巡按祁彪隹也都对他出众的才能感到惊奇。当时江北地区贼寇横行，陈于王被任命为游击将军，负责防守六合；蒋若采则担任守备，驻守江浦，两人相互支援。他们曾斩杀贼寇李乘龙等一百多人，迫使贼军连夜撤退。贼军后来又侵犯宿松，陈于王的弟弟陈国计以及包文达、钱士选等将领带领两千兵马前往征讨，但由于贼军人数众多，导致战役失败，包文达、钱士选均壮烈牺牲。陈于王为了救弟弟，飞马冲入贼军包围圈中解救了陈国计，最后回到安庆。


    不久后，永生洲参将程龙以及陈于王等人在太湖丰家店与贼军对峙数日。程龙的营地遭到贼军纵火，火势蔓延到火药库，贼军趁机发起冲击。陈于王手持大刀，率先冲锋，力战群敌，犹如摧枯拉朽，然而经过长时间激战，他身受重伤。部下将领们想要避开战斗，保护陈于王撤离战场，陈于王却说：“这里就是我战死的地方，何必再去其他地方？”随后大声疾呼：“我力气已尽矣！”面向北方连拜四次，然后拔刀自刎而死。几天后，贼军退去，部将张伯昌找到陈于王的遗体，身上布满刀伤，面容栩栩如生。江浦和安庆两地为他建立庙宇，塑造雕像进行祭祀。朝廷得知此事后，追赠他为昭勇将军，荫封他的儿子为千户并加二级官阶，并在宣武场为其立庙祭祀。


    陈于王的弟弟陈国计，号丹廷，同样胆识过人，曾两次考中武举，并屡立战功，被提拔为太湖营都司，成功擒获诸如宋毛三、朱老虎等众多悍匪，晚年寄情于诗酒之中去世。


    早年，经略熊廷弼曾经高度赞扬陈于王是国士无双，并推荐他担任三岔河副总兵。这一任命发生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正当陈于王准备赴任之际，恰好代理守备张嗣忠到来，两人共同参加宴会，不久张嗣忠突然身亡。由于张嗣忠的儿子误信了千户濮定国的谗言，便诬陷陈于王毒害了他的父亲，陈于王因此被捕入狱。直至七年后的某一天，曹文衡了解到了他的冤屈并且认识到他的才能，立即释放了他，最终陈于王为了国家而英勇捐躯。所谓“国士”之称，绝非过分赞誉。

 第95章 诸将死难、贼陷六合、志异

    诸将死难


    这一年，贼寇进攻安庆，官军战败撤退，除了程龙、陈于王之外，还有许多将领壮烈殉国。例如，把总詹鹏在战场上勇猛冲锋，当他听到部队崩溃的消息时，决心以身许国，撞石自尽而亡。把总王希韩平素廉洁勇敢，深受部下拥戴，即便力量耗尽，仍率领部下奋力突围，坚持到最后血战到底牺牲。把总王猷力量过人，在战斗中杀死大量贼寇，最终被贼军重重包围后生擒，被活生生割肉而死。守备王宏猷陷入绝境被捕，贼寇因其武艺高强有意留下他，但他坚决不降，痛斥贼寇，即使遭受挑断脚筋、砍去双脚的酷刑，仍不断声地怒骂至死。守备莫显骅刚刚取得武科功名，却不愿参加会试，主动请缨讨伐贼寇，最终在战场上壮烈牺牲。把总唐世龙虽已完成任务有机会离开险境，但他不愿独自逃生，选择继续奋战，最终因战马倒蹶，被贼寇砍杀而死。千总王定远，原已被革职流放到安徽，但在多次战斗中积累功劳，甚至一只眼睛失明，但最终之前的功绩付诸东流，还是遗憾战死。千总周嘉结婚仅一个月，却满怀豪情地主动请战，最终在战场上战死。而周嘉的新婚妻子王氏，极其哀悼丈夫，终因悲痛绝食并上吊自杀。此外，还有张全斌、俞文夔、顾应宗、蒋达、潘象谦、季靖等多位将领，先后英勇殉国。


    自从流寇发动叛乱以来，虽然有许多武将选择了逃避，但也有很多武将选择以身殉职。他们的名声或许有的流传甚广，有的不为人知，如同作为士人也会各有幸运或不幸的遭遇。


    贼陷六合


    六合虽然是一个小县城，却是金陵的门户所在。以前这里并没有城墙，到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巡抚张国维鉴于流寇的严峻形势，命令县令郑同元修筑城墙。郑同元由于财力不足，只建起了一座土城。第二年丁丑年（公元1637年），张国维出巡时见到土城，深感不满，便拨款建造砖石城墙，但还未动工，流寇就已经逼近了。


    流寇原先占领了庐州、凤阳等地，虽然他们在英山和霍山等地驻扎，但早就对六合虎视眈眈。县令郑同元是浙江人，缺乏应对流寇的经验和才干，认为流寇还在数百里之外，因此没有提前做好防备。驻守六合的游击将军常某是蜀人，武艺超群，但手下只有七百人。当时永生洲的部队与常某的军队不合，整天争吵不休，郑同元没有调解。张国维得知此事后，虽然在流寇到达前几天命令永生洲军加强守备，但由于将领们缺乏斗志，守备意志更加松懈。


    浙江的一位御史北上途中因滁州有流寇阻挡而折返六合，提醒郑同元贼寇势力强大，应当加强防备。然而郑同元依然自信满满，声称当地兵多将勇，无需担忧贼寇。御史无奈只好从小道经扬州离开。尽管流寇即将来临的传言愈演愈烈，郑同元仍旧对外宣传军队实力强大，安抚百姓不要恐慌。然而，部分有识之士对他的说法半信半疑，侦查骑兵四处巡逻，却未能发现流寇踪迹。


    直到七月十七日夜晚，商人们暗中得知流寇逼近的确切消息，悄悄准备好食物，点灯熬夜等待。深夜时分，有人发现将士们带着士兵站立得整整齐齐，低声交谈。突然他们注意到周围的商民，便询问他们为何不睡觉。商民们回答说，听说流寇很快就要来到这里了。一名把总安慰说这只是谣言，有军队在，不必担忧。但明智的人都不相信此话，保持警惕，假寐待旦。


    十八日清晨，忽然炮声连响，民众大惊，流寇骑兵从西门突然袭击。永生洲的部队由于张巡抚、曾指挥的原因，士气不高，仅仅将冶甫桥烧了以流寇过河而已。唯有常游击率领几百人迎战，然而途中已有半数士兵逃跑，当他们到达西门时，流寇的精锐骑兵已经抵达。常游击组织防线，成功阻挡了流寇的初次进攻。流寇突然喊话说从东门进攻。常游击听后分派后队防守东门，流寇见阵型动摇，派出十七名前锋骑兵突击，官军纷纷溃逃，常游击意识到无法持久抵抗，便大声呼喊百姓赶快逃走，他将尽力守住南门。官军一边抵抗一边撤退，流寇骑兵逐渐转向西方，百姓得以逃往桥南。当常游击撤退至浮桥时，流寇紧随其后，士兵们纷纷南渡，常游击只身殿后，身边只剩五人。


    流寇直逼浮桥，常游击右手挥鞭抵抗，左手抽刀砍断桥板，一名流寇骑兵冲上前，挥刀砍向常游击，常游击闪避到马下，用鞭子打死这名骑兵。但随后大批流寇涌来，将常游击团团围住，箭矢如雨般射来。常游击挥舞着马鞭，每一次抽击空气都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仿佛金属撞击一般，周围箭矢如密集的雨点般纷纷落下。龙津浮桥长约十几丈，由木板平铺并用铁索连接。尽管桥板已被常游击砍断，但铁索仍在，常游击用佩刀割断铁索，成功阻止了流寇过河。然而，就在短时间内，常游击腿部和颈部相继中箭。浮桥断裂后，双方隔河对峙。官军遥遥看着贼寇上马快速离去，即使是高耸的城墙，他们也能一跃而上，轻松进入城内。流寇在城内肆意掠夺，身穿红袍的流寇首领坐在中间，强迫百姓搬运财物，每见到富贵人家的宅邸，便将浸过油脂的扫帚点燃作为照明工具，若火焰遇到隐藏的金银财宝时，便会因缺乏足够氧气而熄灭。此外，他们还用水泼洒在卧室地面，如果水分迅速干燥的地方，下面极有可能藏有金银，因为土壤中混有金属会加速水分蒸发。通过这些手段，他们在搜索财宝方面几乎做到了滴水不漏。就这样连续搜刮了两天才离去。


    之前，流寇距离六合很远，侦察兵一直未能发现他们，导致百姓放松警惕。当流寇大军突然出现在道路上时，许多人还不知情，甚至开门询问流寇在哪里，因此很多人无辜被杀。流寇屠杀俘虏，将豆子放入尸体的腹部，并将尸体喂马，使得马匹肥壮快速，一天一夜就能行进三百里。他们采用的战术是故意绕过近处的城池去攻打远处的城池，待远处城池攻破后再回头攻打近处的城池。因为对于远离贼寇的城市而言，它们往往认为距离较近的城市还没有被攻破的消息传来，贼寇肯定不会直接过来，因此疏于防备。而对于那些距离贼寇较近的城市，则误以为贼寇主力已经过去，不需要太过严密防守。正是因为这样的误解和麻痹大意，贼寇每每能够抓住这些城市措手不及的机会，相继攻陷两个相邻的城市，贼寇十分狡猾。


    如果不是常游击顽强抵抗，不仅桥北的人会大多遇难，即使连逃到桥南的人也会受到贼寇蹂躏欺凌，常游击对于当地百姓有再造的大恩。后来他在撤退至芜湖的途中，因箭伤发作不幸去世。而郑同元在流寇到来时，穿着便装带着五个随从骑马逃离，事后还将失地的责任推卸给永生洲的军队，最终只被罢免官职。我族中的叔父衡公当时正好在六合，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并讲述了以上的情况。


    六合作为应天府的属县，如果当时掌权官员能预见流寇的日益壮大，提前筑起坚固城墙，并安排两千兵力驻守，也许不至于如此惨败。然而，现实是没有城墙，又没有足够的兵力驻守，仅凭几百人对抗十倍于己的流寇，无疑将百姓置于危险之中。而愚蠢软弱的郑同元在流寇来临时不做准备，也不调和两军的矛盾，流寇一到就匆忙逃离，事后还推卸责任逃避死罪，朝廷的法律尊严何在？然而，很多历史文献并未记载流寇攻陷六合之事，可能是南京的大臣因为留都附近遭受流寇侵犯的情况对自己不利，未曾如实上报朝廷。我想，天下因流寇情报被隐瞒而受害的情况不在少数，实在是令人叹息不已（书写于六月十八日）。


    六合沦陷后，死伤惨重，白天路上都能听到鬼魂的号哭，人们大声驱赶也无法制止。只有当大喊“流贼来了”时，声音才会消失。另外，小孩子夜间哭闹，父母只需吓唬说“别哭了，流贼来了”，孩子就会立刻停止哭泣。可见流寇带来的恐怖不仅让人害怕，连鬼神也为之忌惮，不仅是老人、壮年人害怕，甚至连小孩都害怕。这种现象真是奇特。这两件事都是从六合传来的叙述。


    志异


    丁丑（公元1637年）闰四月初十戊申日，山西汾州府管辖下的武乡县和沁源县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冰雹灾害，最大的冰雹如同大象般巨大，稍小一点的也有牛犊大小。同年，整个地区又遭受了严重的干旱。


    七月，贼寇攻破了六合地区。八月后每天日落后，天空中从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下方升起一片红光，犹如火焰般映照半个天空，照射在人脸之上，使脸色看起来通红。这样的奇异景象持续了大约三个月之久。当时地方官员引用《京房传》中的说法，认为这是“日空”现象，预示着战乱即将兴起。而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占卜家则称之为“血霞”，认为这是大旱灾和大战乱的明显预兆。


    这一年，浦口西北的山中出现了上万只人头鸟，分布在伏龙山一带，身体和脚如同鹤一般，头部能缩入体内而不伸出，而在它们的胸部则有一道类似人脸的奇特符文。

 第96章 元帝降乩、张任学改总兵、城芦沟、黄道周经筵应对

    元帝降乩


    正月，翰林院和都察院接到皇帝在平台上发布的诏书，号召百官广泛讨论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


    皇帝占卜，有仙人降下启示所说：“九九八十一年的气运流转，秦地的泾水、渭水两岸战火纷飞，战乱从秦地波及楚地，再到幽燕之地，数次战事和贼寇侵袭，使得众多公卿贵族被掠夺至长安。士兵疲惫不堪，百姓苦难深重，家庭破碎，妻离子散，哀鸿遍野。各家各户都在祈祷上苍保佑，每个人都渴望平安。洪水淹没魏地，秦川地区也损失惨重。流寇的肆虐将在几年内平息，然而紧接着又有新的战乱爆发。乱世之中，虎兔交替的年份战火纷飞，龙蛇交接之际更是荒年不断。”


    皇帝又问，回答说“元帝曾有言，寻常时候不去干预，汉朝的将相之才很快就在眼前。”


    张任学改总兵


    崇祯戊寅（公元1638年）二月，河南巡按张任学被改任为都督佥事和总兵官，负责镇守河南省。在此之前，张任学曾期待能够获得巡抚的职位，并打算推荐丹阳知县张放。他强烈批评各地驻军不足以信赖，并大力主张文官中有具备奇才之人，能够抵御敌寇入侵。然而，当他接到这个改任命令后，心情十分沮丧懊悔。不久后，张任学就被逮捕了。


    城芦沟


    二月，朝廷开始芦沟在建城，称为拱极城。太监监督施工，并强行抓取过往行人参与劳役，极大地消耗了民间劳动力。城池建成后，面向北京的方向开设了一座城门，门额上书写“顺治门”；面向保定的方向则开设了一座城门，门额上书写“永昌门”。这两个名称似乎预示着未来的某种定数，十分蹊跷。


    距离京城约四十里地的西南方向，有一条河流名叫芦沟河，也就是桑干河，民间有时也称其为浑河。在这条河上架有一座桥，名为芦沟桥，该桥始建于金朝明昌年间，芦沟晓月是京师八大着名景色之一，所建设的这座城池就位于芦沟桥附近。


    然而，在施工过程中，强行征用路人做工，使得民间百姓疲惫不堪。而且同年十月，高起潜在芦沟桥一战中战败。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才和兵力，即使拥有坚固的城池，也无法有效依赖作为屏障。


    黄道周经筵应对


    三月，皇帝结束经筵教学后，召集各位大臣询问关于保举和考选官员的问题，什么样的做法才能得到优秀的人才？


    少詹事黄道周回答说，“培养人才就像栽种树木，需要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养育。现在的人才相比古代远远不足，尤其是在人才遭受打压和摧残之后，更需要深层次的培养和呵护。他又指出，在朝廷中立足的人才，关键在于内在的心术是否端正；而在边疆治理方面的人才，则要看其是否能认清并利用当时的形势。早些年，督抚等地方官员并未考虑周全形势，只是跟随贼寇的行动疲于奔命，结果并无成效，却总是借口兵力和粮饷不足。但实际上，历年累积的新旧饷银总计约有一千二百万两，足够供养四十万的军队。而现在，即便是宁锦三协的兵力总共也只有十六万人，似乎没有必要另外寻求更多的兵力来剿灭贼寇。”


    庶子黄景昉请求宽恕郑三俊的罪责，皇帝表示，“郑三俊蒙昩不明，仅凭清廉这一点难以弥补过错。”此时南京应天府丞徐石麒也上奏，称郑三俊的清廉操守值得称赞。于是皇帝下令释放了郑三俊。郑三俊曾担任司寇一职，生活清贫，衣物只有一筐，连炊烟都不够供给，因为他判决案件时从轻处理罪犯而获罪。皇帝也一直知晓郑三俊的清廉，所以允许他回家。

 第97章 曾就义兵食对、杨嗣昌论荧惑、何楷劾嗣昌忘亲

    曾就义兵食对


    崇祯戊寅年（公元1638年）三月，皇帝亲临左顺门，召集选拔出来的官员询问解决军饷和粮食供应的策略。曾就义回答说，“百姓之所以困苦，主要是因为官吏不够廉洁，倘若地方官都能廉洁奉公，即使稍微增加赋税以支持军费开支，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皇帝听后非常赞赏，将曾就义列为首位。不久后，朝廷果然增加了剿饷和练饷的赋税。


    黄道周认为军饷无需另寻来源，而曾就义则主张通过加派赋税来资助军需。君子和小人在道义和利益上的区分便体现在这样的观点差异上。然而，曾就义的一席话恰恰符合皇帝的心意，因此被提拔为第一，从中可以看出皇帝的喜好和倾向。


    杨嗣昌论荧惑


    崇祯戊寅年（公元1638年）四月己酉日丑时，火星与月亮的距离仅七八寸，随后它逐渐退行至尾宿，并渐渐移入心宿的位置。兵部尚书杨嗣昌上奏称，“自古以来天文异象如月食五星的现象，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但关键在于观察这些现象发生的时代背景。汉元帝建武二十三年发生的月食火星事件后，第二年呼韩单于归顺并来到五原边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时，皇后马氏以其美德影响整个后宫；明帝还把功臣画像陈列于云台。唐宪宗元和七年月食荧惑之后，同年田兴以魏博之地归降朝廷。宋太祖太平兴国三年，月掩荧惑，次年发兵攻灭北汉，继而征讨契丹，却连年战败。如今月食火星发生在尾宿附近，这在占星学中分别象征朝廷内部以及国家外部，皇帝若能修养德行、追求和谐，定能使国家虽遭受灾却不至于受害。”


    给事中何偕（此处有笔误，应该为何楷）对此提出异议：“引用古代观点指出月相变化应当审视刑法是否得当，并强调礼仪缺失会导致天象示警，尤其是火星异常，若要真正修正刑法，首先应当重视礼仪；而真正重视礼仪，也离不开对刑法的整饬。杨嗣昌列举诸多历史案例，出处在哪？他之所以说款塞，是想借此推广通商和招抚政策；之所以说元和，是想推广抚的政策。他说宋朝太平兴国年间连年战败，是想为他不敢用兵的策略找借口，牵强附会甚至夸大其辞。他特别强调的关于永平皇后的叙述，在奏章中反复提及，让人难以理解其确切指向何处。”杨嗣昌再次上疏为自己辩解，只提到科臣在国家危难关头中伤他，却不再提及通商、招抚之事。


    户部主事李凤鸣则提出：“火星逆行并非罕见，而是常态，并非预兆什么重大变异。”给事中解学尹批评李凤鸣的言论过于阿谀，实际上考证发现杨嗣昌所引用的年月数据都有误。


    按照相关记载，四月十六日己酉之夜，火星距离月亮仅七八寸，直到拂晓时开始向尾宿方向逆向移动约八度，并被月亮遮掩。到了五月初五日丁卯之夜，火星退至尾宿初度，逐渐进入心宿的位置。我年轻时每晚看到月亮旁边有一颗亮红色的星星，两者相距大约五寸左右，心中疑惑为何这两星体如此接近。三个月过去了，仰望星空依然如故。有人告诉我，这颗星如此靠近月亮是个很不好的预兆，可能预示着天下将会大乱。我一直记得这事。


    何楷劾嗣昌忘亲


    六月的时候，皇帝任命杨嗣昌进入内阁处理政务，同时他还署理兵部的事务。七月，杨嗣昌的母亲去世不满五个月。皇帝下旨：“杨嗣昌在大祀、大庆以及传制颁诏等重要仪式上，不参与其中，而在日常的朝讲和召见场合，杨嗣昌则应穿着常规官服随班列出席。”给事中何楷弹劾杨嗣昌忘记了为母亲守孝的亲情责任，皇帝对此深感不满，严厉责备了何楷。


    在此之前，吏部在会推内阁成员人选时，只考虑了符合常规资格的文官，但皇帝不同意这样的提名方式，他命令应该考虑包括在家守孝期间的官员在内。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让杨嗣昌破例入阁，并为陈新甲腾出位置。不久之后，朝廷特别征召陈新甲担任兵部尚书，并负责总督宣府、大同。黄道周对此发表意见：“朝廷即使面临人才匮乏的局面，也不应打破常规，特意为了不适合的人破格提升。”他的奏章引起了皇帝的不悦。

 第98章 黄道周平台抗辩

    黄道周平台抗辩


    七月，皇帝在平台召集群臣，询问黄道周：“无所图谋而去做事情，可称之为遵循天理；有所图谋而去做事情，则被视为出于人欲。你之前在推选阁臣而未被任用的时候提交的那份奏疏，真的是无所图谋吗？”黄道周回答说：“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在于是否仅为个人利益考虑，我的心是为了国家，并不是为了功名，所以我坚信自己确实是无所图谋。”皇帝说：“那你为何在上个月推举陈新甲的时候不上疏弹劾？”黄道周回答：“当时御史林兰友和给事中何楷都已经上疏了，他们俩都是我的同乡，为了避免涉及袒护的嫌疑，我才没有说话。”皇帝追问：“现在就没有嫌疑了吗？”黄道周回应：“国家的根本伦理道德，边疆的安全大局，如果不趁现在说出来，将来可能就来不及了。这不是出于私心。”皇帝指出：“清廉虽然是美德，但也不能因此傲慢行事，坚持错误。只有像伯夷那样才堪称圣贤的清廉，如果只是拘泥于小廉、谨慎行事，那只是廉洁而非清廉。”黄道周表示：“伯夷的忠孝品质得到了孔子的认可，被赞为仁者。”皇帝对黄道周的强硬态度感到不满。


    黄道周还强烈谴责了杨嗣昌，杨嗣昌反驳说：“我不是出生在空桑之地，怎么会不知道感恩父母？我曾两次上疏要求回家守孝，但陛下明确不同意，迫切要求我留任。我对黄道周的学问品行确实敬仰，但现在他居然说我还不如郑鄤，这让我深感失望。郑鄤曾经杖打母亲，行为如同恶兽，黄道周如果连他都不如，又怎能谈论纲常伦理？”黄道周澄清说：“我只是说在文章方面不如郑鄤。”皇帝指责他结党营私。黄道周反驳：“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调查清楚，我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情？”皇帝引用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例子说：“少正卯在当时也是一个知名人物，但由于行为邪恶、言辞虚伪，所以遭到了孔子的诛杀。”黄道周表示：“少正卯欺骗世人，捞取名声，我并无此种用心。今天我如果不把话说完，就是我对不起陛下。但如果陛下今天杀了我，那就是陛下对不起我。”皇帝非常生气，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结果只是学会了狡辩。”并对黄道周喝令退下，黄道周磕头起身，再次上奏说：“忠臣与佞臣这两个概念，我不敢不分辨清楚。如果臣子在君父面前敢于直言，却被视为佞臣，那么在君父面前阿谀奉承、搬弄是非的人岂不是成为了忠臣？如果忠佞不分，就会混淆是非，国家如何能治理得好？”皇帝怒火中烧。杨嗣昌请求皇帝宽容黄道周，但皇帝回应：“我已经够宽容的了。”


    各位大臣退下后，皇帝又把他们召回，告诫大家不要结党营私，应专心做好各自的职责。翰林院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给事中何楷、御史林兰友等人先后上疏营救黄道周，并弹劾杨嗣昌，结果都被不同程度地贬谪或调动。


    译者注：1.原文中的“空桑”，在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是一个特殊地点，象征着非正常或奇迹般的出生环境。

 第99章 张缙彦论兵情贼势

    张缙彦论兵情贼势


    崇祯戊寅年（公元1638年）三月，户部主事张缙彦上书进言说，“”他曾在清涧县任职知县，对战事和贼寇的态势有着亲身深入了解。贼寇之所以能够得势，是因为他们的流动性强，而失去优势则是因为他们停止流动，固守一处。贼寇的优势在于分散行动，而当他们聚合在一起时，便是劣势显现之时。贼寇善于在秋夏季节发动攻势，而在冬春时节则容易失去时机。以前大贼王嘉允攻破河西并占据城池，最终被曹文诏率军攻克，王嘉允被击杀。李老柴攻破中都，占据城池，后被巡抚练国事率兵围攻，李老柴被擒。神一元攻破宁塞，占据城池，左光先等与其交战，神一元战死。谭雄攻破安塞，占据城池，王承恩等人围攻，最终谭雄被诛杀。这些都是贼寇固守城池，最终加速灭亡的实例。而像过天星、老回回、混十万等贼寇虽然攻破无数城邑，但一旦官军逼近便会迅速撤离，他们是擅长流动作战而非占据城池的贼寇，因此能够拖延败亡的时间。


    贼寇在晋豫等地分散成多个分支，从泰山延伸至汝洛乃至江北，各地均有贼寇出没，看似贼寇数量庞大，实则是他们分散行动，牵制官军兵力，所以显得数量众多。前任总督陈奇瑜曾将全国的贼寇驱赶至汉中，本可通过栈道关一次性彻底消灭，却因实施招安策略导致战局逆转，无法收拾。古人能够在八天之内平定数万贼寇，就在于抓住贼寇聚集的机会，利用有利时节进攻。夏秋之际，粮草储备丰富，足以供应军队所需，而冬春季节，贼寇非得攻占城池才能获取补给，这时官军若能快速追击，更能轻易击败贼寇。因此，战事有利与否与时机有很大关联。


    如今想要破除贼寇，关键在于破坏其擅长的机动性，使其短处暴露，瓦解其已得优势变为劣势，并采取直接打击的方式，将兵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追击，一部分驻守，这样定能击破贼寇。贼寇虽然众多，但大多数处于观望状态，率先挑起战事的不过是少数几个分支，因此只需全力攻打一股，成功后就论功行赏，不必等到所有战事结束才统一奖赏；而对于放纵贼寇逃脱的，则应立即进行处罚，不允许以报功抵罪敷衍了事。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这些策略行事，贼寇必定望风而逃，不可能不被击败。”皇帝认可了他的提议。


    张缙彦胸有成竹地分析战局，其精准程度堪比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用米堆成地形模型来演示战局，对敌情有了清晰认识和把握。虽然张缙彦最后因战败而声名受损，但他的见解仍然值得重视（书写于十九日下午）。


    译者注：1. 原文中的“伏波聚米”，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伏波将军马援跟随光武帝刘秀远征讨伐割据势力隗嚣。马援向光武帝分析指出，隗嚣的军队将领之间存在着即将分崩离析的趋势，如果我方发动进攻，敌人将会不堪一击，必被击败无疑。不仅如此，马援还在光武帝面前，用米粒堆积成模拟的山谷地形地貌，用手势比划着地势高低、山川走向，并且清楚地指示出各路军队应当如何行进、进出各个通道，详细解释了作战计划中的复杂环节，使得整个战略部署变得一目了然。光武帝听到马援如此细致入微的战略分析后非常高兴，随即决定按照马援的规划布置进军路线和作战方案。大军依此执行，果真取得了重大胜利。


    2. 张缙彦，字濂源，号坦公，河南省新乡市翟坡乡小宋拂村人，历任户部主事、翰林院检讨以及兵部给事中、侍郎、尚书等职，后先降闯，再降清。

 第100章 陕贼剿降略尽;豫、楚屡捷;王焘随州自经

    陕贼剿降略尽


    五月的时候，朝廷剥夺了总督洪承畴的尚书官职，但仍保留其侍郎的身份继续担任总督职务。同时，官员左光先和曹应蛟两人也都被连降五级官阶，并限令他们在五个月之内肃清所有的叛乱贼寇。到了八月，洪承畴上报称陕西境内的贼寇大部分已通过招抚或战斗的方式基本肃清。于是朝廷下令让他率军出函谷关，前往河南和湖广地区继续平叛。


    原本限定在五个月内要彻底解决贼寇问题，但实际上八月份就已经完成了大致的平叛任务，进展之快令人惊讶。当时叛乱的贼寇势力遍布大半个中国，实际上并未完全通过剿灭和招降的方式根除殆尽，而是部分贼寇转移并侵犯到其他地区而已。皇帝设定的期限要求快速完成任务，下面的官员也就迅速响应并汇报成效，这种情况通常是这样的（书写于六月二十日笔）。


    豫、楚屡捷


    崇祯戊寅年（公元1638年）正月，巡抚常道立上报贼寇袭击了邓州，烧毁了周王的八座墓地。总理熊文灿报告贼寇侵犯了英山，并命令九路兵马联合围剿，贼寇从德黄一路悄然撤退。湖北巡抚俞应桂找机会采取行动，河南巡抚常道立则尝试招抚闯塌天（此处应为笔误）等贼寇。闯塌天本名刘国能，性格颇为孝顺，接受招抚是遵从其母亲的意愿。山西巡抚宋贤上报混十万等贼寇趁虚而入，攻克了五塔扦等地寨，并围攻了陕州等地，但被官兵成功击退，贼寇只得撤离。


    二月，官兵连续三次取得胜利，在镇平县击败了贼寇，活捉了草上飞、独脚虎等人，并斩杀了扒天虎等四位贼寇头目。贼寇渡过黄河，进入光山等地区，与曹操及托天王、整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过天星、飞虎等八大贼寇势力相互勾结，企图趁夏季炎热时占领商城、固始等地。太监卢九德精心部署官兵在山石桥迎击贼寇，大败贼军，擒获了抵地虎、黑旋风等贼寇头目。


    三月，巡道官员张天经在黄福店再次击败贼寇，斩杀无数，并成功招降了贼首飞天师等人。


    五月，总兵左光先在大寨地区连续三次击败贼寇。六月，陈永福在饶良镇大败贼寇。此后，官兵又在宜阳连庄、雍家庄、林家庄等地多次击败贼寇，左良玉也在高坡地区取得重大胜利。混十万受伤后逃走，其妻儿被俘虏押送至省城。混十万本名侯世范，不久后也投降了。


    九月，宦官卢九德在襄阳地区阻击贼寇，巡抚常道立在邓州对贼寇发动攻击，监军张大经、总兵刘泽清、左良玉、张任学等在襄阳、承天、随州、枣阳、汝州、许昌等地对贼寇展开攻势。


    十月，张任学在高庄再次大败贼寇，贼寇陷入南北无路可逃的困境，只能四处逃窜。在这段时间内，无论是活跃在河南还是湖北的曹操、革里眼、托天王、过天星等各大贼寇势力，纷纷各自逃窜，分崩离析。


    王焘随州自经


    王焘，南直隶昆山人，万历戊午（公元1587年）年考中举人。崇祯时期，他担任湖广德安府随州知州。戊寅年（公元1638年）二月，贼寇首领张献忠集结了几十万兵力围攻随州城，王焘亲自冒着箭雨和石块，英勇奋战，斩杀了上千名敌军，使得城防更加坚固。贼寇因此称随州城为“纸城变作铁城”。在王焘的坚守下，贼寇不得不撤营离去。上级官员将他的战绩一并上报，称他在守卫战中的表现最为出色。


    后来，贼寇怀恨在心，再度率领几十万人马返回攻打随州城，当时的守将王必用首先带着家丁逃走，导致随州城失陷。王焘身负多重创伤，仍带领家人在街巷中顽强抵抗，但终究力量悬殊，难以支撑。最终，王焘面向北方行了两次跪拜礼，然后自缢身亡，以身殉职。当时朝廷认为王焘以自杀逃避责任，因此没有给予应有的哀荣和抚恤。直到弘光时期，朝廷才追封他为“忠愍”，并在他的家乡与另一位忠臣蔡懋德（谥号忠襄）一起建立了双忠祠，表彰他们的忠诚事迹。蔡懋德同样也是昆山人。

 第101章 张献忠请降、罗汝才乞抚

    张献忠请降


    崇祯戊寅年（公元1638年）正月，左良玉和陈洪范在郧西地区对贼军进行了重大打击。随后，张献忠寻求投降。起初，张献忠在良涿地区闹事被捕，陈洪范因为看中他的不凡相貌而释放了他。此刻，张献忠念及过去的恩情，决定向陈洪范请求投降，并承诺带领自己的部下效力，帮助剿灭其他贼寇。总理熊文灿按照朝廷旨意接受了张献忠的投降，并进行安抚。张献忠诡计多端且富有智谋，常常被其他贼军当做榜样。熊文灿建议为张献忠的队伍提供可供两万人的军饷，但张献忠请求供给十万人的军饷，熊文灿在决策上犹豫不决。张献忠将自己的家属安置在谷城，并占据该地进行防守，同时将他所控制的其他贼军分散驻扎在谷城四周。


    罗汝才乞抚


    戊寅年（公元1638年）九月，总理熊文灿率军驻扎在襄阳，并派遣将领在双沟地区对贼寇发起攻击，成功大败贼军。众多贼寇四处逃散，只有曹操独自留在内浙山中，依靠险要地势保护自己，坚守阵地。熊文灿发出命令，要求左良玉和陈洪范去招安贼寇。同年十月，清兵在芦沟桥击败了高起潜，京师进入了戒严状态，朝廷召回了在陕西的孙传廷和在三边的洪承畴返回京师，以加强防御。于是，洪承畴、孙传廷率领五万大军，从潼关出发，分批援助京师。


    贼寇首领“曹操”得知这一消息，误以为朝廷军队是要来剿灭自己，于是率领九个营地的兵力从郧阳附近的浅滩强行渡河，迅速转移到均州，并攻打大和山。提督太监李维政提出了招抚的建议，并将此事告知了熊文灿。熊文灿随后下令停止对罗汝才的军事行动。最终，罗汝才及其九个营地的势力都接受了招抚。熊文灿向上级报告请求宽恕罗汝才的罪行，并授予他游击将军的官职。他还安排众将在迎恩官署设宴款待罗汝才，提供的待遇相当丰厚。


    罗汝才，即曹操，接受招抚后，将手下贼寇分散驻扎在房竹一带，名义上保护四方城邑。罗汝才声称自己不愿意当官，也不领取朝廷的军饷，只想在这个地区做个普通农夫种田度日。熊文灿尽量笼络安抚罗汝才，下令让他解散部下胁从人员，并选拔强壮勇猛的战士随军出征立功。然而，罗汝才并未听从这一命令。


    罗汝才与其他郧、均两地的居民混合居住，并分配土地。与此同时，张献忠也接受了招抚，驻扎在谷城，与罗汝才相呼应形成掎角之势。抚治郧阳的戴秉闵上奏称，罗汝才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招抚，但却没有遵守解散部下的命令，声称只想种田为民，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他又指出，张献忠占据了谷城，多次接到指令却不前进，显然是打算等当地农田丰收后，瓜分百姓的夏秋粮食收入，一旦朝廷不遂他的心意，便会再次举起武器造反。荆襄地区地处要害，现在数省的大股贼寇集中在方圆二三百里之内，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同盟，随时可能爆发更大的动乱。当前这些贼寇全部聚集在郧阳地区，形成了包围之势，就如同锅中的鱼和陷阱中的兽一般。按照情理，应该调动各镇现有兵马，并命令督抚从秦地调发军队，通过兴安迅速奔赴战场协同作战，这是彻底扫平叛乱的最佳时机。


    大清兵入燕、齐


    戊寅年（公元1638年）二月，清兵攻克宣平府羊房膳堡。九月，纠集西部的蒙古人分路大举进攻，副总兵丁志详、窦浚等前来来援，清兵略微向南推进了一些。冬十月卢象升袭击清兵，未能取胜。


    甲辰日，高起潜被清兵击败，京城警戒，朝廷召集各地督抚勤王。十一月初三辛酉日，京城关闭了城门进行防守。癸亥日，清兵掠夺了良乡和涿州地区。初九丁卯日，清军逼近景州，并攻入了高阳县，太子少师孙承宗战死。己酉日，敌军又攻占了衡水、武邑等州县，并且攻破威县，杀害了在家闲居的翰林王建极。当敌军到达内邱时，由于知县高翔汉的坚决防守，敌军最终撤退了。甲子日，敌军又逼近了德州，并分兵渡过河流，在济宁地区集结。十二月，卢象升在贾庄与清军交战，但不幸战败并牺牲。之后，洪承畴被任命为蓟辽总督。

 第102章 孙承宗殉节

    孙承宗殉节


    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高阳县人，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考中进士，殿试位列第二名。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主持选拔了包括钱谦益在内的众多人才。乙卯年（公元1621年），出任应天府主考官。天启年，孙承宗升任为少詹事，到了天启二年，他又被晋升为礼部右侍郎，不久之后又被调任为兵部尚书，并兼任东阁大学士。


    当时正值二月十二日，广宁沦陷，王在晋接替熊廷弼担任辽东经略，建议在山海关外八里铺构筑重关，认为即使外关被攻破，内关还可坚守，同时可防止外关守军溃逃。这项工程预计动员工人两万余人，耗费资金达百万两白银，还不包括城楼及其他设施的费用。孙承宗反对这一提议，认为守护宁远正是为了守护山海关，如果退守到关内，永平等地将会受到动摇，京城也会受到严重威胁，届时局势必将大乱。八里铺距离山海关不到三十里，这样做等于将山海关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这项筑城工程被取消。


    孙承宗主动请求前往边疆巡视，皇帝亲自在宫门为他送行，并赐给他佩剑和蟒袍。孙承宗上任后，积极开展了屯田筑堡、招募流民的工作，成功招揽了一百万流离失所的百姓，训练出了五万精兵。历经四年努力，他拓展疆域四百里。然而，魏忠贤及其党羽因畏惧孙承宗的实力和影响力，诬陷他偏袒东林党人。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孙承宗被迫辞职退休，回到了故乡。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清兵入侵，孙承宗被重新启用恢复原职。辛未年（公元1631年），孙承宗十七次上疏请求辞官退休，皇帝赐予他金币，并允许他乘坐驿站马车返乡。他坚决反对妥协求和的策略，这一立场与当时枢密院官员熊明遇以及首辅周延儒的意见相左。十一月十二日，清兵逼近高阳城，孙承宗率领本地乡绅坚守城池，但因城墙低矮脆弱，外来的援军未能抵达。清兵昼夜围攻，城内箭矢石块耗尽，无力再支撑下去。孙承宗坚守北门，对家人说：“我将死于此地，你们各自逃生吧。”家人都围绕在他身边哭泣，不忍离去。城破后，清兵将孙承宗带走，带入城南的清军大营。孙承宗在地上铺上苇席，朝着京城的方向叩头，催促执行绞刑的人赶快动手，最终英勇牺牲，享年八十岁。他的子孙共有十九人，也都奋力抵抗直至战死。此事上报朝廷后，崇祯皇帝极为悲痛。但当时薛国观阻止给予孙承宗应有的抚恤和哀荣。很久之后，南明朝廷追赠孙承宗为太傅，谥号“文忠”。


    孙承宗面容刚毅，铁面剑眉，胡须浓密飞扬，声音洪亮如鼓钟，震撼人心。他二十多岁还是举人的时候，就曾游历边疆，熟知地理要塞。当时在朝廷近旁服务的侍官，大多低调谦逊，被称为“女儿管”，唯独孙承宗不同，他在讲学和进谏时，言语激昂，直抒己见，坦率真诚。孙承宗所着的文集共有一百卷，还有吊唁二十五位忠烈之士的诗篇流传于世。

 第103章 卢象升战死

    戊寅年（公元1638年），卢象升因父丧丁忧。此时清军入侵，他身穿麻衣草鞋，遵照皇帝诏令出任督师。觐见皇帝时，皇帝问他有什么方略。卢象升回奏说：“我主张坚持抗战。”皇帝立刻脸色难看，过了好一会才恢复，说：“朝廷原本并未提出与清兵和谈的策略，所说的和谈，其实是外面不知情官员们的讨论和建议。”卢象升说：“敌人可能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应当警惕防范。首先担忧的是他们逼近皇陵，以此震动人心，这是第一要考虑的风险。其次担忧的是他们直奔京城，动摇国家的根本，这是第二要忧虑的事情。再者，担心敌人会分散兵力出击畿南地区，并对周边各郡进行快速袭击，从而截断我方的粮食运输线，这是第三大顾虑。集结大量兵力固守某一地的话，虽然防守集中但容易因被动应对而减少主动出击的机会且损失可能增多；若分散兵力四处迎敌，则可能导致力量分散而无法取得成效；兵力过少则难以全面防御，粮食供给不足更会导致内部混乱，这些都是在抵御敌军时所面临的困难。”皇帝认为很有道理，命令他与杨嗣昌商议。


    卢象升坚持主张积极抗战，而杨嗣昌对此态度消极，只是一再告诫不要轻易开战。卢象升决定采取行动，从驻地出发返回昌平，并命令各位主将各自挑选精锐部队，约定在十月十五日夜半时分，从四路十个放心同时发动攻击，对敌军营地进行突袭，要求每个士兵必须刀剑见血，人人身上带有伤痕，战马必须疲惫流汗，否则将依法严惩。然而，随军监军却对此举持有异议，他写信表示，历史上听说过雪夜攻下蔡州的战例，却未听说在月夜进行大规模突袭，并强调奇兵更应该使用少量精兵。


    随行监军对卢象升的行动进行了种种阻挠，面对这种情况，卢象升上疏请求批准分兵作战。杨嗣昌调配了宣府、云南、山西三地的部队归属卢象升指挥，号称兵力达两万，但实际上削弱了其战斗力。卢象升确定了决战日期，在巩华誓师，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情深意切以至于泪如雨下。然而，杨嗣昌对此感到不满，意图阻止卢象升的军事行动。杨嗣昌拟定了一份公文，打算让卢象升前往通州，接受高起潜的监军。卢象升并未遵从这一命令，杨嗣昌于是上疏说明情况：“如果敌军南下，督师应当赶往通州接受监军；如果敌军尚未到达通州，督师应当直接在京城附近镇守。”卢象升感慨地说：“杨嗣昌此举不过是想借监军之名拖延我军出战的日期罢了。”他对这种做法感到十分愤怒。


    适逢杨嗣昌亲临军中，卢象升严厉指责他道：“敷衍战事、坐视危机的行为是犯罪，你为何坚持主张招抚，难道不知历史上城下之盟往往被视为国家、历史的耻辱吗？你身为掌握军事大权之人，京城内外舆论压力如同疾风骤雨，如果只是唯唯诺诺地顺从和议，那么袁崇焕那样的灾祸便会立刻降临。即使不怕灾祸，又怎能不顾及自己这年老力衰的身体，既然不能把对父母的孝心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挺身而出报效祖国，那么将会导致忠孝两失，丧失本性，有何面目立足于世间呢？”


    杨嗣昌面色严肃，激动地说：“你是要直接用尚方剑架在我的脖子上吗？”卢象升回应道：“尚方剑必须先经过我自己的脖子，如果不消灭敌人，轻易加诸他人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放弃战斗而主张和谈，只会滋生祸患并自取其辱，这不是我能理解和接受的。”杨嗣昌显得有些退缩，辩解说一直以来并没有议和计划。卢象升说：“周元忠被派遣到北方进行和谈工作，经过数日往返，他的任务首先在蓟门的督监那里启动，并在京师枢密部门及京营接受了训令和指示，此事在全国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还要为谁遮掩？”


    周元忠是个双目失明的算命先生，因为与辽地的人较为熟悉，所以被派去执行和谈任务。然而，清兵有人质疑，认为此事重大，为何不用正式官员办理，反而派遣一个身体残疾之人，简直是在轻慢对待此事，提议处斩周元忠。周元忠苦苦哀求才得以免于一死。


    有段时间，卢象升晋升至尚书级别，麾下军队气势旺盛，短时间内收复了许多失地。然而，杨嗣昌出于嫉妒，从中作梗、阻挠破坏。编修杨廷麟在奏章中写道：“正如南宋时期南仲位居朝中，使得李纲无法施展才；秦桧把持朝政，导致宗泽壮志未酬，抱憾离世一样，如今国家拥有杨嗣昌这样的大臣，实非边疆之福。”杨廷麟上疏之后，被贬为卢象升军前赞画。


    卢象升对杨廷麟说：“目前敌军势力强大且分布广泛，如果不攻打皇陵，就会直逼京城。现在我军在京师的兵力稀少，粮食供应也非常匮乏，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敌人将会更加轻视我们；但若仓促应战，又可能出现其他的变故。因此，请您代表我去真定，与当地的巡抚、按察使协商求得粮草支援。一旦得到粮草，我将率领全部兵马，不惜生死，以报效国家。”随后，卢象升率领五千骑兵，行程千里，尽管军队面临着粮食短缺的困境，甚至很多时候只能空腹行军，但他依然坚定地率军向前疾驰，准备与敌军决一死战。


    在这种困境下，卢象升悲痛万分地恳求援助，但无人能救。他清晨走出营帐，向四方将士下拜，说道：“我和所有将士一同蒙受朝廷的恩泽，只怕不能为国捐躯，而不怕不能活命。”全体将士听到后都深受感动，纷纷落泪，不敢抬头看他。在这种情况下，卢象升毅然决定拔寨起行，以最快的速度抵达贾庄，并在那里安营扎寨。随后，他率领五千人马出击，成功射杀一名敌军骑士，但很快遭到敌人大部队的包围。卢象升下令全军迅速奔驰，猛烈冲击敌阵，最终迫使敌军撤退。卢象升对他的将士们训示道：“虽然我们现在取得了胜利，但敌军必定会集合更多的骑兵来对付我们，千万不可松懈。”到了第二天，敌军果然带领大批人马猛烈冲击他们的营地。卢象升环顾四周，大声问道：“谁能为我击败他们？”总兵虎大威立即派出军队迎击，但并未取得优势，有退却之势。卢象升振臂高呼：“虎将军，今日正是我们报效国家的关键时刻，不要顾惜自己的生命。”他召唤后方的骑兵一起上前迎战，卢象升亲自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亲手击杀了十多名敌人，期间身中两箭两刀，但他仍然不停歇地呼喊道：“关羽断头，马援裹革，就在此时矣！”结果他不幸战马受惊摔下阵亡。当时是戊寅年（公元1638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的忠实随从顾显和掌管马匹的杨陆凯也一同殉难。四年时间后，朝廷追赠卢象升为户部尚书，并赐予“忠烈”的谥号，为其举行隆重的祭奠与安葬仪式，同时也给予了丰厚的恩惠与荣誉。


    另外一种说法是，卢象升与杨嗣昌之间严重意见不合，导致军队补给严重短缺，甚至一度断粮，士兵们在长达七天的时间里仅靠饮水度日，但他们仍然坚守信念，未曾产生背叛之心，但处境极其困苦。卢象升身着简朴的军装，将尚书印绑在肘后，最终在战场上不幸被流矢射中，壮烈牺牲。


    后来卢象升与洪承畴（洪承畴降清后，朝廷当时不知道此事，还以为他也阵亡了）两人同样因忠贞勇敢的事迹受到后人的敬仰，朝廷为他们在京师共同设立了祠庙，每年四季都会进行祭祀活动。


    卢象升之所以战死，总结起来主要有六个原因：一是与杨嗣昌意见不合，二是与高起潜在军事行动上不协调，三是以弱势兵力对抗强敌，四是用少数兵力迎击多数敌人，五是没有充足的军饷供应，六是缺乏外部增援。而后面这五个不利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杨嗣昌的奸猾计谋所造成的。虽然从短期来看，杨嗣昌的决策直接导致了卢象升的死亡，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也正是杨嗣昌的行为成就了卢象升忠诚勇敢、坚韧不屈的千古英名。作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卢象升不应因此被世人苛责。


    来自宜兴的陈姓朋友告诉我，卢象升的父亲曾与一位风水先生交往密切，这位风水先生为卢家选择了一块位于山间的墓地，这块地奇特之处在于四周全是石头，中间却是一片土地，被称为“石山土穴”。当挖掘墓穴时，发现下面有一根坚硬如剑的石笋。风水先生建议将棺椁置于石笋之上，并预言后代中将出现显赫且忠诚的官员。卢父听后表示：“子孙成为忠臣，那有什么不好的？”于是按照风水先生的建议下葬。后来卢家果然出了卢象升、卢象观等兄弟，如此看来，那位风水先生确实非凡人也。（书写于六月二十一日）


    译者注：1.丁外艰，主要用于指子遭父丧或承重孙遭祖父丧，回籍守孝。丁内艰是指儿子遭遇母亲去世，回籍守孝。

 第104章 刘廷训吴桥死难、邓藩锡不屈

    刘廷训吴桥死难


    刘廷训，字式伯，出生于顺天府通州，是一名通过选拔的岁贡生，被任命为河北吴桥地区的训导官。戊寅年（公元1638年）十月，清军大举入侵，他与县令共同坚守城池三个月。起初，敌军只派出部分兵力试探性进攻，而后便撤退了。然而，当敌军全力发起猛攻时，县令选择了缒城逃跑，而刘廷训则留在了学舍，遣走了自己的侍妾，决心以身殉职，并将年幼的孙子刘名增托付给了好友僧人隆贵，安排他安全转移到南城。


    刘廷训向誓死守城的人们宣告：“与其逃跑而死，不如坚守而死，我们宁愿成为这座城市的忠义之鬼。”守城军民听后大哭着说：“愿意为您死守城池。”在连续三天三夜的激战中，城池的三个角都遭受了混乱侵扰，唯有南城保持安定。敌军像一道人墙般逼近并攀爬城墙，箭矢如雨般射向刘廷训的衣服铠甲，鲜血从胸口伤处喷涌而出，浸透了层层衣裳，但他仍然勒紧衣襟，坚持抵抗，连续中了六箭后才倒下。


    一个月后，他的儿子打开棺材重新殓葬，发现刘廷训面容如生，胡须依旧浓密有力。在运送灵柩返乡的路上，数百名学生沿路痛哭，普通百姓也纷纷剪纸、购买酒水前来祭奠。刘廷训去世时，享年六十五岁。


    邓藩锡不屈


    邓藩锡，字晋伯，别号云中，南直隶金坛（今江苏金坛）人氏。他出生时，父亲邓和台梦见有驾鹤之人抱着一个婴儿，并称这个孩子具有卓越出众的辅佐国家的才能，且有“西山颓而东山高”的寓意，因此为他取名为藩锡。邓藩锡十七岁时阅读到有关忠良事迹的记载，深受感动，整日泪流满面。他在天启辛酉年（公元1627年）考中秀才，后于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成功考中进士。


    在担任兖州知州期间，邓藩锡仅带着一名幼子和一名侍妾赴任，抵达兖州才四十多天，即遭遇敌军数万围城的危机。邓藩锡深知防守的关键在于全城上下一心，他向鲁王建议：“我听说城池失守往往是因为城内的权贵之家吝啬财物、贪图安逸，让贫穷人家的孩子上城墙守卫，导致战事失利；大王如果出资犒赏前线死战之士，城池还可以保存，命也可以保存，不然的话大势已去，玉石俱焚，什么都没有了。”然而鲁王并未采纳其意见，邓藩锡便自行出资慰劳英勇的士兵。


    夜晚，邓藩锡采用缒城偷袭的方式，成功发射一门大炮，造成敌军数千人的伤亡。尽管如此，由于敌军全力攻打南门并且得到城内某总兵的配合，最终导致城池失陷，邓藩锡不幸被捕。敌方大帅用刀架在邓藩锡面前说：“不投降就把你剁成肉酱。”


    邓藩锡宁死不降，大声痛骂敌人。大帅盛怒之下，强迫他下跪，但邓藩锡故意翘起脚拒绝屈服，于是敌人残忍地先将其一只脚砍断，再施以肢解并焚烧的酷刑。


    与此同时，邓藩锡的侍妾为了不受辱，怀抱幼子一同投井自杀，壮烈殉难。邓藩锡及其家人的忠贞事迹后来被朝廷得知，他被追赠为太仆寺卿。


    译者注：1.缒城，指在城池被围困时，利用绳索、布条等工具，从城墙上缒下逃生或输送人员物资的一种方式。

 第105章 孙士美深州自刎、

    孙士美深州自刎


    孙士美，号澹如，来自南直隶清浦地区，自小就展现出超群的智慧，读书速度快得惊人，能够一目十行，每当谈论到唐代的英雄张巡（又称张中丞）和宋代的李芾（又称李侍郎）等古人时，他都满怀敬仰和钦佩之情。他的父亲孙讷也常常鼓励他说：“凡是立志成为英勇壮烈之士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和行为。”


    天启辛酉年（公元1627年），孙士美通过了乡试，但获得了举人的资格。此后，他多次参加了进京参加会试的公车之旅，但每次都未能通过会试，未能获取进士的功名。面对屡次的挫折，孙士美愤慨地说：“真正的英勇之士岂能仅仅以科举及第为乐呢？倘若有幸担任哪怕是最微小的官职，能够以此回报国家和亲人，也算是基本不违背自己平日以古代贤人为楷模的初衷，内心也就满足了。当今世上，难道就没有士大夫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登上高位，却一生庸庸碌碌，没能有所作为，最终与那些平凡无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吗？”


    最终，孙士美以孝廉身份参加选拔，被任命为安徽省舒城县的教书官教谕。任职期间，除了教授学问、考核学子外，他还严格自律，不涉丝毫私利。舒城虽小，但它位于江淮之间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甲戌年（公元1634年）正月，贼军南下渡过黄河，江北地区陷入长期恐慌。贼军相继烧毁了正阳，距舒城约二百多里，接着又围困了六安，距离舒城仅百里之遥。很快，贼军逼近舒城，而此时舒城县令正在前往淮地拜见上级的路上，当地百姓惊恐不安，斗志涣散，没有坚守的意志。孙士美亲自率队，顶着箭矢飞石，督战坚守，从最初的混乱到最后击退起贼军，总共历经七十多天的艰苦斗争。庐州下辖的八个县，六个城池都有坚固的城墙和护城河，储存了大量的粮食，并有士兵驻守，而舒城就像孤岛一样，虽然处于交通枢纽的位置，却兵力薄弱、粮食匮乏。然而，在孙士美的领导下，舒城最终得以保全，没有沦陷，没有步上庐州、巢湖的后尘，这是孙士美的功劳。


    丙子年（公元1636年），鉴于孙士美的突出贡献，他被提拔为深州知州。到了戊寅年（公元1638年），此时滹沱河河水涨溢，敌军三万之众逼近深州并在城外扎营。十三日晚上，孙士美率领勇士段容嗣等人突袭敌营，成功斩杀了敌军首领。十四日，敌军加强了攻势。十五日早晨，敌军出动了几十辆云梯车，试图从城东南方向攀登城墙。孙士美再次督战，指挥士兵奋勇抵抗，杀伤了不少敌人。虽然敌军攻势一度受挫，但突然以火箭点燃城楼，大火熊熊燃烧，烟雾弥漫，致使守城官兵视线受阻，无法辨明方向。趁此机会，敌军加大了攻城力度，最终深州城被攻破。


    面对失败，孙士美面向北方恭敬地拜了两次，随后在城内的芜蒌亭挥刀自刎，以身殉国。此刻，他的父亲孙讷正在官署之内，年过七旬，听到儿子的死讯后，不禁感叹道：“我一直教导儿子要践行忠孝之道，实际上忠孝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为国尽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尽孝。现在，虽然我未被授官，但我作为儿子的父亲，也算是朝廷的臣子。如果不以死明志，怎么对得起君王，又怎么对得起我的儿子呢？”很快，孙讷也被害。孙家共有十五人在此次战乱中丧生。朝廷得知孙士美父子的英勇事迹后，追赠他们为太仆寺卿。


    译者注：1.“秉铎”，指担任儒学教官，如训导、教谕等，负责教育地方生员，管理学校教育事务。

 第106章 邓谦磔死、苏州井中铁匣、铁肃乐和心史诗(徒胡枯奴渝)

    邓谦磔死


    邓谦，字少于，来自湖广德安府孝感县。他从小就深深仰慕忠肃公于谦的为人，每当诵读于谦的作品如“一腔热血不知究竟洒向何处”这样的句子时，总是激动得拍案狂呼，因此自号“见志”，以此表达自己的志向。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后于戊寅年（公元1638年）担任山东参政。当年冬天，济南第二次遭受围困，邓谦手握鼓槌登上城墙，站立了整整十昼夜，箭矢耗尽、石块砸完，忽然有敌军一千多人在内应的帮助下登城，紧接着发生了白天昏暗的大风天气，城池最终失陷。邓谦亲自操作大炮，手持硬弓斩杀、射伤了多名敌人，但最终因体力不支被俘，遭受了车裂酷刑而死。他的母亲黄氏躲藏在民间，得知消息后也不肯进食，最终饿死。邓谦的两个儿子都被抓走，一年后，他的次子从北方逃脱回来，当时年仅十岁，被人用车轿护送回到了家乡。事情传到朝廷，邓谦被追赠为中宪大夫，谥号忠毅。督学高世泰下令将邓谦列入乡贤祠供后人瞻仰。


    同时，还有刘化光，他是济南历城县人，与他的儿子刘汉仪同为孝廉，他们倾尽家财守卫济南城，率领乡兵在街头巷尾进行激烈战斗，杀死了很多敌人。但随着敌军大部队的包围和四面环攻，箭矢如蝗虫般密集，刘化光并未退缩，当城池被攻破时，他头部被砍了三刀，腰部中了两枪，背部中了几箭而壮烈牺牲；刘汉仪也同样头部被砍三刀，身体中了七箭，英勇捐躯。


    此外，还有李应荐，他是东昌府恩县人，曾经是进士出身并担任御史，因涉及钦案件被削职还乡，但他捐出家产招募勇士共同登城防守。当城池最终被攻破时，李应荐身中一枪，仍旧带领家丁继续拼死抵抗，直到被俘，他大声斥责敌人，被砍了两刀，手指也被砍断一根，最后英勇牺牲。


    崇祯十一年戊寅（公元1638年），苏州承天寺的井中频繁冒出白气，派人下井清理，打捞出一个封装得十分牢固的铁匣子。打开铁匣，里面藏着一部心史，记录了从南宋端宗开始，直至元朝成宗为止的历史，内容主要讲述了南宋政治的宽厚以及元人屠戮等情况。这部心史是由宋末文人郑思肖所撰写。


    郑思肖，字所南。当时南宋端宗景炎年号仅用了三年，而帝昺的祥兴年号也仅有两年，其余时段则是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三十五年和元成宗铁穆耳的元贞十三年。郑思肖在其着作《心史》中，记载的数十年间的事迹，都沿用了景炎这一南宋年号，而不采用至元、元贞等元朝年号。郑思肖之所以取字“所南”，是因为他怀念故国赵宋，他曾誓言今生无法恢复赵宋江山，希望来世能复兴赵宋王朝。


    当时，苏州巡抚张国维发现了这部心史，对其感到十分惊奇，并将其刊印出版，流通于世。这部创作于三百年前的心史，竟然在三百年后重现人间，仿佛上天借此预示明朝将有可能重蹈覆辙，再现宋朝的命运。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共三十五年，但代替宋朝成为华夏正统有十六年之久，因此，《心史》中所记载的大概三十多年的事迹，需要进一步核实其确切的起止年代。


    铁肃乐和心史诗（徒胡枯奴渝）


    钱肃乐，字希声，是浙江省鄞县人。他在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其诗作中曾有“西山采蕨歌犹壮，东鲁悲麟笔几枯”这样富含深意的诗句。他写的《心史诗》内容如下：


    对于士人君子来说，一刻也不能忘记《心史》记载的历史大事，一刻也不能丢掉《心史》所蕴含的决心。失去了这种心志，人就犹如禽兽一般堕落，白天也仿佛变得黑暗。不当的文字或者言辞可能会引来祸患，激烈的辩论可能带来痛苦和


    伤害，长时间的诽谤和恶意言论足以摧毁原本坚固的事物。反之，倘若保持这份初心，人活着每一日都能承载千古意义，诗文如同史书般厚重，也如经典般值得研读，也如同揭示命运的地图符箓。废弃的枯井里蕴藏着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宝贵的物品被封存在石制容器之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甲子的保护和见证。


    现如今，正值圣明天子在位，国家政令清明，士大夫们都崇尚节操与道义。戊寅年（公元1638年），郑所南先生所着《心史》在苏州承天寺的井中被发现，巡抚张大人将其刻印发行于世。天下读过郑所南先生心史的人，无不了解到先生的赤诚之心。然而，这种赤诚之心并非只有郑所南先生才有。我在闲暇之余偶然翻阅此书，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诗，不敢说这是多么出色的诗作，只是出于对郑先生那种深情厚意的共鸣而无法抑制。这个世上会有人见证着相关的言行，我只希望能将自己的名字（希声）置于那些同样秉持高尚情操的人群行列中，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蝗


    八月十六日这一天，无锡出现了大量的蝗虫，它们遮天蔽日，从西北方向飞来，然后向东南方向离去。这一现象持续了六天，直到八月二十一日结束。而在十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王中讱家遭到了洗劫，家中财物被抢劫一空。

 第107章 内臣、王承恩哭梦、郑二阳兵饷之对

    内臣


    正月，朝廷论功行赏，东厂太监王之心和曹化淳因为在缉拿奸佞方面立下功劳，荫封其子弟为锦衣卫百户。到了七月，又委任司礼监太监张荣为九门提督，负责监管京城的九座城门。宫廷规定午门、端门等宫门处的宦官不得私下接触朝廷官员。


    这些宦官的子弟屡次得到封荫，宦官又频频被提拔为提督等要职，他们这个群体的势力与声望由此日益显赫壮大。虽然朝廷告诫他们不得私自接待朝中官员，但能真正做到禁止此类交际行为吗？


    王承恩哭梦


    皇帝多次梦见神人，神人在他的手掌中书写了一个“有”字，醒来后对此感到十分奇异。皇帝向朝廷大臣询问梦境，众人皆祝贺，认为这是贼乱即将平定的吉兆。然而，唯独宦官王承恩痛哭不已，这让群臣惊讶不已，皇帝也十分诧异地询问原因。王承恩说：“只有皇帝赦免我的死罪，我才敢直言。”皇帝安慰道：“你没有罪，尽管直说，不必隐瞒。”王承恩于是禀奏：“根据我对梦境的解读，神人是在警示我皇，大明江山将会丧失过半。”皇帝追问详情，王承恩磕头解释：“那个‘有’字，上半部分像是个‘大’字，但少了一捺；下半部分形似‘明’字，却又少了一日。结合起来看，‘大’不成其为‘大’，‘明’也不成其为‘明’，这恐怕预示着大明江山将会出现重大缺陷。神人通过这种方式警示皇帝贼寇可能带来的巨大威胁，恳请皇帝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皇帝听了之后心情不佳。据说，有朝臣徐某解析梦境吉凶，其结论也与王承恩的说法相同。


    郑二阳兵饷之对


    三月，皇帝在平台召见参议郑二阳，询问关于训练军队和筹集军饷的策略。郑二阳回答说：“一般来说，军队原本就有规定的编制和相应的军饷，关键在于如何切实有效地进行军事训练，只要保证士兵能实际操练，就不会出现虚报冒领的情况，这样一来，军饷自然能够得到合理使用，也就是说核查兵员实况就能保证军饷充足。如果士兵没有得到扎实的训练，即使筹集再多的军饷也没有实质帮助。”皇帝进一步询问如何筹集军饷。郑二阳回应说：“众位大臣制定的相关制度已经涵盖了这些问题，关键在于选用合适的人才管理财政，若是人选得当，利益就能回归国家；否则，资源就会流入私人之手。目前各地州县多受灾荒侵害，建议朝廷颁布宽大政策，以收拢民心。”皇帝对郑二阳的建议表示赞赏，并提拔他为佥都御史。


    五月，皇帝从内库拿出三十万帑金作为临时军饷补助，并决定日后还要偿还内库这笔款项。同时，山西接察副使魏士章建议派遣京官在全国范围内搜刮闲置的钱粮以充作军饷，该建议得到了采纳。六月，礼部尚书林欲楫请求审核僧侣道士占用的土地，拆除淫祀滥建的祠堂，并没收荒废土地以增加军饷来源。早在前一年戊寅年（公元1638年）十一月，朝廷曾下令收集废旧铜器铸造钱币，到了己卯年（公元1639年）十一月，前庶吉士张居提出了发行铜钞的建议，这一方案也得到了实施。

 第108章 建设斋醮、京城浚濠、吴昌时恨薛国观、磔郑鄤

    建设斋醮


    崇祯己卯年（公元1639年）四月，皇帝发布旨意释放了一批罪行较轻的囚犯。那时，皇帝在内廷频繁举办道教斋醮仪式，对此，给事中张采进言指出：“国家的安定与危险，并非取决于佛教或道教的福祉，回顾正德初年派遣太监远赴西域求取佛法的事例，应当作为警示教训”。但皇帝并未采纳他的建议。


    京城浚濠


    四月，京城开始拓宽加深护城河，宽度达到五丈，深度达到三丈。给事中夏尚絅上书进言说：“近年来边防长城多次失守，但京城安然无恙。如果仅仅依赖护城河就能够有效抵挡敌人，那么去年边境上的通德、沧州、济州等地那些广阔无垠的水域，为什么敌人能够轻易策马穿越，仿佛无人之地呢？这充分说明了险要位置的控制和守御，关键在于人的防卫部署，而不完全在于地理上的天然险要。现在我们在河边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假如能将这些资源更有效地用在强化边疆防线，阻止敌军侵入，岂不是更好吗？”但皇帝并未采纳他的建议。


    吴昌时恨薛国观


    六月，朝廷进对左懋第、给事中詹时雨、御史吴昌时以及各部主事等人的考核选拔。吴昌时本来被拟定为吏部职位，并报告给皇帝，皇帝亲自审定了这份名单。后来，皇帝突然对各位候选人的排名进行了调整，最终，吴昌时被任命为礼部主事。吴昌时认为这次任命是由薛国观操纵的结果，对此他深感不满和怨恨。


    磔郑鄤


    郑鄤，是常州横林人，他的继母是大学士吴宗达的妹妹。郑鄤对吴宗达不够尊重，吴宗达因此揭露郑鄤虐待他的母并与其妾发生不正当关系。温体仁得知后向皇帝禀报，郑鄤因此被捕入狱。这件事发生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十一月。到了己卯年（公元1639年）八月，郑鄤于市集被处以凌迟之刑。


    在此之前，吴宗达揭露郑鄤之后，中书舍人许曦也奏报郑鄤不孝悖逆伦常，他的奏折与温体仁的指控相互呼应，因此皇帝下令刑部尚书冯英会同调查此案。冯英奏报指出，根据原始指控材料，并未直接证据证明郑鄤动手杖打其母，只是提到郑鄤利用占卜术迷惑其父郑振先，使其无缘无故出家为僧，并假借占卜批词迫使其父杖打其母，并没有直接杖打母亲。冯英还提到郑鄤素有才华和直言敢谏的名声，似乎偏向袒护郑鄤，这让皇帝非常愤怒，认为冯英徇私，下令由吏部审议处理。相关部门再次审查并判定郑鄤的罪行，拟定为死刑，皇帝命令加重刑罚，因此郑鄤最终被凌迟处死。


    最初，郑鄤曾被选拔为庶吉士，并因敢于直言劝谏而享有声誉，与文震孟和黄道周等人交好。温体仁打算通过郑鄤的案件来打击文震孟。期间，黄道周曾为郑鄤辩护，但因郑鄤在家乡时多有违法之举，最终导致了这场灾祸。


    坊间传闻，郑鄤在家时，与他交往的人都很看重他的名声。有一次，吴宗达的儿子本来有望进入县学，却因郑鄤的原因未能成功，吴宗达因此觉得郑鄤轻视自己，对他心生怨恨。


    另有人说，黄道周非常看重郑鄤的品行，曾带着夫人拜访郑鄤，还在他家留宿。黄道周夫妇见到郑鄤的妻子穿着朴素，屋内只有纺织器具，给人一种恪守道德规范的样子，而且郑鄤对待母亲极为恭敬，黄道周夫人将这些情况告诉了黄道周，黄道周因此更加推崇郑鄤，但却没有识破郑鄤的伪善行为。


    译者注：1.原文中的“蒸妾”，《汉语大词典》解释“蒸”：“同‘ 烝’，下淫上。蒸妾，通常指的是男性与自己的母辈女子间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这里应该指的是郑鄤与其父亲的小妾通奸。

 第109章 郑鄤本末

    天下很多大事，往往源自细微之事，而一旦牵涉到女性情感纠纷，其引发的祸患往往最剧烈、最具破坏性，就像郑鄤（号峚阳）身败名裂的悲剧一样。郑鄤，是进士郑振先的儿子、另一位进士郑某的侄子、大学士孙淇澳的女婿、大学士吴区闻的外甥。他在十八岁时中举，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入选庶吉士，并敢于公开指责权宦，一时声名鹊起，如高山峻岭般雄伟，前途远大。然而，郑鄤自幼就对其母的嫉妒心理抱有反感，长大后看到母亲对待婢女极为苛刻，特别是对年轻婢女的虐待尤为严重，更加深了他对母亲行为的不满，甚至不愿再见或听到母亲的消息。因此，郑鄤离家出走，独自在深山隐居三年。


    当时，有个擅长通神、预告来生祸福的巫婆，深受当地妇女的信任，她们对巫婆的敬畏程度堪比观音菩萨和阎罗王。郑鄤希望能以某种方式改变母亲的残暴行为，使之变得宽容慈爱，他觉得口头劝说和摆事实讲道理难以见效，于是想到借助宗教信仰和因果报应的说法来进行教育。于是，他恭请巫婆与母亲相见。巫婆布置法坛，点亮烛火，一开始低首闭目，然后发出呻吟，突然睁大眼睛，双掌颤抖，用汉话大声呼叫：“郑家的吴氏还不赶快下跪。”


    郑鄤为了增强母亲对巫婆所说内容的敬畏感，赶在母亲之前先行下跪。母亲看到一向对鬼神之说持有异议的郑鄤如今也屈膝下跪，心里悔过的念头顿生，也随之跪下。接着，巫婆细数母亲虐待婢女的各种冤情，冥界有许多为此告状的。母亲不愿意巫婆详述她的过错，但巫婆却用洪亮的声音明确指出了她的罪行，并强调如果不改正，将会面临快速而严厉的报应，以此来震慑母亲。郑鄤见状迅速转移话题，说：“当然知道这是罪过，现在只想寻求化解的方法。”但巫婆坚决不同意轻易放过。母亲闻言，极度懊悔，不住地低头磕头，眼泪沾湿了衣襟。郑鄤直截了当地问：“按照阴间的法则，现在会受到怎样的因果报应？”巫婆回答说：“将会惩罚她在接下来的十几世中做苦命的婢女，且她的生命期限仅剩下百日左右。那些被她虐待致死的婢女，将成为她的主人。”


    母亲听后，额头撞地，涕泪横流，恳求解救。郑鄤再次引导对话，问阴间报应与现世报应哪个更重。巫婆回答现世报应更为严重。郑鄤说，是否可以通过现世受罚来消除过去的罪孽？巫婆同意可以折算。母亲恳求减轻惩罚，巫婆说：那让你得上恶疾吧。母亲继续恳求，巫婆说：“让你吃不下饭，眼睛失明吧。”母亲再次恳求，郑鄤从中说和，提出：“以现场接受杖责的方式来消除罪过，以后绝不再犯，可以吗？”巫婆答应了，说：“你儿子身为贵人，他既然说了就这样吧，你母亲来世仍能成为一品夫人，而受虐待的婢女也将得到超度。”母亲听后欣喜若狂，主动要求杖责，无论多少棍都愿意承受。巫婆宣布，原本应杖责八十，但因真心悔过和郑鄤的尊贵身份，只需打二十棍惩罚前罪就行了。于是，由郑鄤执行杖责母亲，这一决定源于巫婆的指示。从此，杖母一事成了无可争议的事实。此事发生在郑鄤十八岁那年四月初旬。


    至于说到郑鄤的儿媳，她是辛未年（公元1631年）进士韩钟勋的女儿。韩钟勋在被任命为长沙府湘阴县知县后，三年时间里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即将因其优秀表现而被选拔升迁。有一天，他去上级府衙接受考核时，乘坐的小轿在弯曲巷口与刺史出行的队伍相撞，刺史命令手下鞭打了轿夫二十下。韩钟勋并未对此事过于在意，返回寓所后更换了随从，再次前往巡抚衙门等候觐见。所有州县官员都在那里焦急等待，对他的迟到感到惊讶。韩钟勋解释了刚才的情况，当时辛未年（公元1631年）科举录取的进士中有八人在场，其中有六人来自苏州和常州四府，他们对韩钟勋刚才的境遇感到愤慨，认为一个老朽的知府不应该欺负即将升迁的知县，这这不是正常的世道秩序啊。大家一致决定，一定要等刺史处置违规的吏书和役人，每人各打四十板，以惩戒其嚣张妄为。最终，共有五人受到惩罚，总计二百板。知府对此事无法容忍，敲响鼓鸣冤申诉，甚至哭诉请求辞官。后来，各官员依次进见巡抚，但湘阴县递上的帖子被退回，未能当面陈述。知府在巡抚府邸待了三天，正在调解此事时，竟因气结而去世。他的儿子愤而提起诉状，使得巡抚方面不得不正式介入处理此案。


    韩钟勋在返家后闭门不出，极度烦闷焦虑，其夫人也在此时旧病复发，几天后不幸去世。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虽然年纪尚小但非常聪明，也在这个时候因天花去世。韩钟勋悲伤抑郁，几天后也跟着离世。有人说，在一个月前，有人砍伐了一棵巨大的老树，树根流血，韩钟勋自此身体不适，这也是有事实依据的一件事。韩钟勋的女儿本来已经许配给了郑鄤的儿子，如今自湘阴归来，虽然失去了父母兄弟的依靠，但她还有祖父可以倚靠，应该让她在祖父的抚养下成长。然而，郑鄤却将湘阴县遗留下来的资产作为韩钟勋女儿的嫁妆，并借口童养媳，早早地让韩女入住家中。传统上，随嫁的婢女年龄应该低于新娘，且必须选择勤劳谨慎、懂礼仪、不多言的女子来陪伴。但郑家的做法却是让各种身份不明的男女仆人混杂居住在一起，导致良莠不分。韩女远嫁而来，其贞洁状况难以辨别清楚，船上搬运而来嫁妆数量，无论多少也都一并纳入郑家，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就应当如秋霜般严肃警惕，而对于童养媳这样的安排，也不适宜随意挂在嘴边，从而引发不必要的误会或流言蜚语。结果韩女最终自缢，步上了父母兄弟的厄运，而郑鄤因此遭到诽谤，也与家中男女仆人混杂相处有关。如果一定要寻找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这些情况，那就过于穿凿附会了。


    至于郑鄤奸淫妹妹的不轨之事，郑鄤不幸有一个这样的妹妹，更不幸的是这位妹妹嫁给了钱家的儿子。女性品行不端，各种恶劣行为都可能发生。人们喜欢谈论那些行为不检点的女性，对她们的负面评论和指责也是无所不尽其极。这种情况正如欧阳修(字永叔）因为一首诗词，就被人指责为品行不端一样。如果要为郑鄤澄清类似的非议，只能求助于公正无私的神明来进行裁决了。


    郑鄤，讳字峚阳，常州横林人，于壬戌（公元1622年）科中通过文震孟主持的科举考试成为进士。文震孟就职后，上书倡导圣学，但奏疏被暂时搁置，郑鄤也因此议题再度议论，并指出奏疏被留中不发，背后必定有隐藏的阴谋。当时，阉党势力刚刚兴起，郑鄤因此被贬谪并调离京城，与文震孟一同赋闲在家。等到新帝登基后，两人都得以恢复官职。文震孟后来官至高位，而郑鄤仍留在地方，但预计之后将进入中枢要职，在朝廷任职和赋闲在家的时间，大概是一样的。郑鄤性格耿直，言辞犀利，两院官员中有许多人重视他的意见，他的建议能够影响官员升降，甚至在复查官员功过时，都会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再把正式文本送给他看。不仅如此，他对科举考生的选拔也有极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还是入学府学习的儒童的录取，还有督学所重视的关节问题，他的片纸只字甚至比朝廷的敕令还要管用。郑鄤名声显赫，实力雄厚，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天道忌盈，也对其产生了厌恶和不满。


    他舅舅孙淇老多次被征召却不肯出仕，郑鄤坚持陪同他一起进京，七年七月，孙淇老以大宗伯的身份应召准备出山，以水路进京，郑鄤则选择了陆路前往京城。因嫉妒孙淇老的人同时也嫉恨郑鄤，导致郑鄤被构陷入狱。


    当时，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带着两个儿子庚臣和世臣，让他们在监狱接受郑鄤的教导。郑鄤先让他们学习一项技艺，并对他们表现出的才能击节赞赏，坚信他们将来一定能够登科及第。吴孟明对郑鄤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供应精美丰盛的饮食和华美的服饰，甚至超过了对待皇帝的规格。在关押郑鄤期间，每天仅其饮食开支就要耗费六两银子。然而，尽管郑鄤被弹劾的是杖打母亲的罪行，却始终没有对其进行正式的审讯，一关就是三年。


    后来，京城夏季干旱，皇帝下令各衙门上报弊政，昭雪冤屈。吴孟明上奏说：我所在的衙门内存在的冤屈，自然有专门的法司部门负责公正裁决，我不敢擅自干预。然而，像郑鄤这样被长期幽禁长达三年之久，且一直没有审理查明的，或许应当考虑释放他，以顺应天道，求得和谐安宁。上疏之后，皇帝对郑鄤杖母一案反应极为严厉，认为此乃悖逆人伦，严重触犯法律，若郑鄤无辜，为何无人替他申诉？下令在京的常州府（郑鄤家乡）人士据实公正回报关于该案的情况。


    当时，三位常州籍的朝廷官员刘光斗、刘呈瑞、王章正处于丁忧之中，其中刘光斗收到了母丧的噩耗，准备回家守孝。这时，有一名叫许曦的武进县落魄秀才，曾与管绍宁一同考上秀才，闲来无事来到京城，正好赶上选拔武英殿中书的职位，管绍宁因此选中了他，每月俸禄一石粮食，但并无实职，每天没有正事，属于不是正式官员却享受官员待遇的人物。他代主审官员起草了一份奏疏，进一步坐实郑鄤杖打母亲的罪名，并附加指控他有乱伦行为，如与儿媳、亲妹妹通奸，以佐证他的恶劣品行，他的奏疏提前一天送达朝廷。刘光斗上疏说：我本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父母对我读书学习的要求极为严格，珍惜每一刻光阴。从六岁开始跟随老师学习，直到二十岁连续取得科举佳绩，我从未敢在学业上有丝毫懈怠，不敢擅自离开书房。对于郑鄤的事情，因我一直专心于书馆之内，未曾听到外面的传闻。王章则说：我本是一个农家子弟，家离城市有一百里之遥，郑鄤的事情发生在官宦人家的内宅之中，作为乡村百姓，我的耳目所能触及的范围有限，确实未曾听说或亲眼见过郑鄤的这些事情。他们二人的奏疏晚了一天送交朝廷，并预先告知了政府相关部门。对于许曦的奏疏，法司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对于刘光斗和王章的奏疏则表示，关于郑鄤一案已有皇帝的旨意下达。


    起初，相关部门审查认为此案缺乏实证，仅凭传闻和猜忌定罪，言论含有诽谤成分，若仅革除官职显得处罚过轻，而流放边疆又太过严厉，所以只能等待皇帝作出最后裁决。皇帝下旨认为，未对郑鄤施以刑讯，怎么能得到确切的实情呢？相关部门后续对郑鄤的讯问愈发严厉详尽，认定郑鄤犯有悖逆伦常等罪行，依照法律，此类罪行不可轻饶。皇帝认为因此案尚未得到与亲属面对面的质询确认，故而现在拟定的判决仍然属于失察轻纵，结果在案件还未定论的情况下，郑鄤受到了褫夺官职、降级惩罚，并按照程序一步步移交给刑部处理。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初六日，与郑鄤案相关的男女老幼人员都参加了庭审。郑鄤儿媳韩女的祖父，已是八十高龄，仍匍匐在严刑拷问的场所旁，当被问及郑鄤是否奸污儿媳时，他仅回答一切听凭朝廷公正裁决，而其他人也都不敢说郑鄤是被人诬告的，最终，郑鄤被判处死刑。韩家老翁离开公堂后，悲愤过度，倒毙在轿中。二十六日清晨，对郑鄤施以凌迟的旨意下达，而相关法司拟定的并不是这个刑罚。


    许曦在当天早晨早早到达，催促一同前往西市，也就是俗称的甘石桥下的四牌楼。当时那里还没有其他人，只有当地人员在地上搭建临时设施，并在东牌坊下竖立了一棵带有丫枝的木头。按照旧时的规定，死刑执行地点在西边，而凌迟则在东边进行，临时设施内则坐着总宪司寇秋卿这类高级官员。


    过了一会，执行刑罚的差役们都拿着一个小筐，筐中藏着铁钩和锋利的刀具，他们不时地取出刀和钩刃，在砂石上打磨锐利。辰时和巳时之间的时刻，人群聚集如山，房屋周围全是围观的人群，声音嘈杂异常。郑鄤被安置在南牌楼下的筐篮之中，他摘掉帽子、赤着脚，面对着一个童子不断叮嘱家中的事务，言语连绵不断。旁边的人说，西城察院的官员还未到场，还需稍等片刻。过了不久，郑鄤被人从人群中抬着进入了刑场，远远望去，能看到行刑台上竖立的木桩，还能听见他在人群中喧闹鼎沸之中说的话，似乎是不解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在嘈杂声中，忽然传来宣读圣旨的声音，最后大声宣告他按律应被处以三千六百刀的凌迟之刑。


    上百名刽子手齐声响应，其声音如同雷鸣般震撼，围观的人们无不吓得浑身颤抖。在炮声响起之后，大家都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人群高度顿时增加了约一尺左右，现场拥挤至极，以至于即使在如此密集的人群中实际上很难看到行刑的场景。刚开始行刑时，具体情况不清楚，只见一根带有丫叉的木桩上，粗大的绳索紧紧勒住其中，有一个人站在木桩后面，伸出双手向下探去，将郑鄤的内脏取出，放置在木头丫叉的顶端，围观的人们无不感到极度震惊和恐惧。突然间，那人又拉动绳索，郑鄤的头颅瞬间落下，此时已被斩断，但面部仍然面向木背，仿佛他的整个身体还完整地连接在一起。随后他的身体被一片片割下，就像刺猬的刺一般密集切割。片刻之间，手持小红旗的信使急速向东奔驰而去，如同疾风闪电一般，将行刑刀数报告给皇宫。午时过后，行刑完毕，天空也变得极其阴暗凄惨。在归途中看到，整个长安城内都有人购买新鲜的肉片用来当作治疗疮疖的药物。二十年前以文章气节和功名显赫的官员，最终竟与参术甘草等药材一同发挥了治疗的功效，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大奇事。


    年轻时的郑鄤跟随父亲在寺中生活，他们的日常饮食起居完全相同。当地乡里的一些年轻人误以为寺中的僧人弟子是尼姑，想要捉拿他们。消息传到寺庙，乡里的一个小官来到寺庙见到郑鄤的父亲，竟然立即跪下行礼拜见，这让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小官是郑鄤父亲的门生。


    郑鄤在狱中，曾用重金贿赂周奎，试图通过周皇后疏通关系为自己说情。有一天皇帝进入后宫，皇后提起说：“我听说常州有个郑鄤……”还没说完，皇帝立刻看着皇后说：“你在宫中，怎么知道郑鄤的事？”皇后一听，感到害怕便没有继续说下去。当郑鄤得知自己将要被施以极刑的时候，他在纸上执笔画了一个大圆圈，形状类似“干”字，随后将其涂黑，不留下一点空白。他的意思是虽有天而无日，暗示朝廷昏暗不明，以此表达对皇帝的怨恨。


    郑鄤小时候遇到一位擅长摸骨的盲人，起初盲人预测他会成为翰林，但在摸到小腿部分时，惊讶地说：“身为翰林，为何骨头如何破碎？将来必定遭受刑罚。”郑鄤身材肥胖，有些像猪的体型，因此贪恋财物和美色。由于母亲的缘故，他鼓励父亲出家为僧，父子俩一起避居到浙江某座寺庙中。年轻时的郑鄤跟随父亲在寺中生活，他们的日常饮食起居完全相同。当地乡里的一些年轻人误以为这个僧人的徒弟是尼姑，想要捉拿他。当地县令听说后传到寺庙，看到郑鄤的父亲郑振先，竟然立即跪下行礼拜见，这让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原来这个县令是郑振先的门生。


    译者注：1.宋朝诗词大家欧阳修，因为写的一首词《望江南》：“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堪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被人诬告与自己的外甥女张氏通奸，声名大损。


    2.大金吾，指负责京城治安和军事防卫的官员，明朝指锦衣卫指挥使。


    3.西曹，一般指刑部，这是因为古代的官署布局中，吏部位于右，刑部位于左，古人以东西方位来区别左右，所以有时也会把刑部称为“西曹”。

 第110章 郝敬卒、陈继儒卒

    郝敬卒


    郝敬，字仲舆，号楚望，出生于湖广承天府京山县。他的父亲郝承健凭借乡试推荐出任肃宁县令。据说郝敬的母亲梦见一条巨蛇，宛如龙一般咬住她的左胁并钻入腹部，之后便怀上了郝敬。郝敬五岁时就表现出诗歌创作的才华，于万历戊子年（公元1588年）考中举人，己丑年（公元1589年）又中进士，并在永嘉县担任县令，因其卓越的政绩被提拔为礼科给事中。他曾上疏评论辅政大臣与宦官的关系，因而被贬为江阴县令，最终辞官归乡。


    四十岁时，郝敬占卜选择了墓地，并写下自己的挽歌。直至七十四岁那年，他请风水先生选定吉日良辰，穿上华丽的服饰，将自己的头发放在盒子里，手持铁锹来到预选的墓地，向皇天后土宣告以今年为死年，今辰为葬辰，以后不会再另择日期。他亲自指挥家人砍伐茅草挖掘墓穴，连同妻子儿女都身穿白色丧服参与其中，最后将盛放自己头发的盒子下葬，并树立墓碑，上书“明给事中郝敬之墓”。他还用石匣收藏了自己的着作共三百二十四卷一同陪葬，并刻写生平与安葬事宜告知亲友。


    到了己卯年（公元1639年），当时郝敬已经八十二岁。一个冬天的早晨，他起床后穿戴整齐，午后突然感到不适，于是下令家中内外打扫干净，沐浴后坐在草扎上，写下告别友人的书信，署名“郝敬顿首绝笔”。亲朋好友们纷纷惊讶赶来，屋外的鞋子摆满了一地。郝敬端坐在木榻上，拱手向众人告别。说完以后，他微笑着登上马车，驶向西山。抵达目的地后，他从容地下车，在堂柱上题写了诗句：“升沉难定，但深壑藏舟，人世凭谁有力；来去自由，如惊风飘瓦，天公于我何心。”一会儿，郝敬便安然离世。


    在他被贬谪至江阴期间，曾在自家庭院悬挂一副对联：“坐上有嘉宾，谈笑风流吴季札；江干逢逐客，交游意气楚春申。”此外，他还创作了十首充满感慨与不平情绪的诗篇，并将它们刻在君山上，其中有一句诗写道：“酒逢欢笑无天性，思至哀吟有鬼工。”当地的百姓常常吟诵这些诗句。我本人曾经在赴澄江县应试时，特意携带笔墨攀登君山，抄录了他的六首诗作带回家（书写于六月十五日）。


    陈继儒卒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是南直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自幼聪颖异常，酷爱读书，尤其擅长诗歌和文章写作，能够迅速写出洋洋洒洒的万字长文。在弱冠之年（二十岁）即考中秀才，到了28岁时，他毅然撕裂了象征官学子弟身份的冠帽，向地方长官呈交了一份声明，说：“生活在世间与出世修行，有的喧嚣，有的安静，方式迥异，但无论是领取俸禄以供养父母还是以真挚情感孝顺父母，本质上都是对亲情的关怀和体现。反思世态炎凉，觉得世人的心机如同对着镜子看空中的花影，终究虚幻无实；回首自己半生历程，仿佛都化作了浅显易懂的小草一般的文字。”


    整个郡县都被陈继儒的言论所震动，当时的官员竭力挽留他，但他最终没有接受，选择退隐田园，在小昆山的南坡亲自耕种豆类作物，过起了竹林环绕、白云相伴的生活，终日焚香静坐，心境豁然开朗。父亲去世后，他哀痛欲绝，亲自堆土筑坟，悉心照料弟弟的孩子和姐姐的孤儿，使他们得以存活下来。


    当时，顾端文和高忠显邀请陈继儒加入讲学会社，陈继儒表示：“我希望士大夫都能有这样的实际行动，而不是仅仅追求这种名声。我结交的朋友遍布天下，四面八方前来求文的人络绎不绝，每天门外都站满了人。但是，我坚决杜绝虚假投机和无耻地攀附请求。”


    他曾说过：“王公和平民之间的友谊交往，就像是天地间仅存的一线联系，宁愿让人惊讶于我的不到访，也不要让他们对我频繁的造访产生厌倦。”他还表示：“在官府门前徘徊逗留，肯定会被那里的仙鹤嘲笑。”当郡守李三式想探访他的住所时，陈继儒谢绝了来访。李三式离职后，陈继儒却送行千里，一如既往地给予他关心和帮助，而他与方岳贡更是有着长达二十年的精神交流。当时多位地方官员共同上奏朝廷，请求仿照对待吴与弼的例子，特别聘请陈继儒出山任职，但多次接到征召的旨意后，陈继儒都坚决推辞，选择与山水为伴。


    每逢春秋美景、月夜花开之时，陈继儒不是驾船漫游龙潭，就是在野外营造居所，吸引了一大批名媛才子聚集。有时他还会隐匿在芦苇和水藻之间，放声歌唱，吹奏短笛，引来鸥鹭飞翔，连续几天乃至十几天才尽兴而归。己卯年（公元1629年），陈继儒在八十二岁时病逝，死后家中并无积蓄，只留下了几卷遗作。临终前，他召集子孙和朋友们说：“你们在我死后祭祀我，不如趁我还活着时陪我喝一杯酒。”于是，亲友们按辈分顺序依次敬酒，如同祭祀祖先一般。陈继儒仰天饮酒，呵斥大家为何不哭泣，身边的人都悲痛万分，有人甚至唱起薤歌助酒，歌声越悲，酒就越喝得多。陈继儒起身舞蹈，戴着簪帽，摇曳生姿，直到喝得酩酊大醉才停止。即将瞑目的时候，他畅谈无鬼的哲理，拍手大笑，安然离世。他着有《秘笈品外文集》等几百卷，流传于世。


    在天启、崇祯年间，无论是妇女儿童，几乎无人不知陈继儒的名字，甚至饮食器皿上都印有“眉公”之称，他在民间的影响力堪比学士苏东坡。陈继儒与董其昌（号思白）的友情最为深厚，他们之间的交情就如同沈周（号石田）与王鏊（谥号文恪）的友谊一般。早些时候，王征君（某个姓王的被朝廷征召之人）以其卓越的文章和书法闻名天下，并在公卿之间交往，与陈眉公有些相似，他同样拒绝出仕，选择隐居山林，相比之下，陈眉公在人格魅力和影响力上更胜一筹。


    译者注：1.原文中的\"窀穸\"一词常用来指代墓穴或坟墓。


    2.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抚州府崇仁县（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东来乡）人，明朝学者、理学家、教育家、诗人，精通四书五经，崇仁学派的创立者。一生讲学家乡，不应科举，屡荐不出，后勉强做官后，又辞官归乡。


    3.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明朝后期大臣、书画家。


    4.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明代着名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医学家，明四家之一（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


    5.王鏊，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其为震泽先生，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朝中期官员、文学家，谥号文格。

 第111章 术士郑仰田、左良玉破豫贼

    术士郑仰田


    郑仰田，福建惠安人士，年轻时较为愚钝，不懂经营生活，因此不被父母所喜爱，在家中地位低微。他逃到了岭南的一座寺庙里，成为了一名种植蔬菜的僧人，面色黝黑，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庙中有一位眉毛洁白且修长的老僧，眼神明亮如水，他指着其他的寺僧对郑仰田说：“你们都不如他。”这让寺僧们十分不满，于是将郑仰田赶出了寺庙，郑仰田流落在野外，痛苦哭泣了十天左右。这时，那位老僧找到了他，安慰道：“我一直在等你。”随后引领郑仰田进入了深山之中，并传授给他拆字歌诀。经过一个月的学习，郑仰田竟然能够识字，并进一步得到老僧传授的《青囊》以及其他各种预测占卜之术，包括阴阳五行、风水地理以及易经八卦等学问，最终无所不通。


    天启初年，朝廷即将选拔宰相，魏广微（南乐县人）以“全”字作为占卜之辞询问郑仰田。郑仰田解释说：“‘全’字由‘人’和‘王’组成，其中‘王’有四笔，预示将会任命四位宰相。”再问到宰相的姓名时，他又分析：“去掉‘全’字三划变为‘土’，意味着会有姓氏带土部首的人当选；去掉四划则成‘丁’字，说明也会有姓丁的官员入选；若去掉两划，则横纵组合像‘木’字，暗示将有一位名字与木相关的人物担任宰相。这些被减去的部分重新合并起来，仍为‘全’字，这还预示着将有一名叫‘全’的人担任相职。”后来果然如其所言，莆田（周如磐）、贵池（丁绍轼）、元城（黄立极）、涿州（冯铨）四位出身不同且名字暗合上述条件的人相继拜相。


    当时，晋江人李某与阉党成员吴淳夫有矛盾，李某拿出“吞”字请郑仰田占卜。郑仰田判断：“此字显示对方势力强大，对你构成威胁不小。该字由‘天’和‘口’组成，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姓吴。”李某确认后又问对策，郑仰田回答：“吴字以‘口’为首，口象征他的头部，但他头落地之时便是败亡之日，不必过分忧虑。”一年后，吴淳夫果然依法受到制裁。


    魏忠贤也曾召见郑仰田问卜，郑仰田蓬头垢面，步履蹒跚地前往，仅施长揖便坐下。魏忠贤出示一个“囚”字让其解读，周围宦官均紧张不已，郑仰田从容答道：“‘囚’字，乃一‘人’居于‘口’中，意指国中的至尊之人。”魏忠贤听后大悦。事后，郑仰田向他人透露实情，“囚”确实意味着受困，他是在危急中以机智诡辩之言逃避可能的灾祸。


    后来，郑仰田去了南京（古称白门），此时魏忠贤权势更加嚣张，俞少卿秘密向他请教局势。郑仰田当时正在屋梁下的破旧床榻上昼寝，上方悬挂着一根折断的树枝摇摇欲坠，他指着那根树枝说：“结局就像这样。”不久之后，魏忠贤果然被迫自杀身亡。


    丙子年（公元1636年）冬季，郑仰田预先得知钱谦益将遭遇困境，特意从福建来到江苏吴地，又北上燕京，为钱谦益打探牢狱之灾的紧急程度。那时，郑仰田已经八十二岁高龄，尽管年纪已大，行动以及骑马却敏捷得连两个壮汉都追不上。他对钱谦益说：“七日后，你的敌人将失去权位，你的案件也将得以解脱，不过你必定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出狱。”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他所说，分毫不差。


    己卯春季（公元1639年），郑仰田告诉家人：“明天会有一群僧人上门化缘，你们要准备好几个人的饭菜接待他们，我也将随之离开。”第二天清晨，他沐浴更衣，一群僧人果然前来，吃完饭后众人落座，郑仰田端正坐着平静离世。


    左良玉破豫贼


    崇祯己卯年（公元1639年）正月二十五日癸未，由于纵容贼寇渡过黄河，河南巡抚常道立被革去官职，接替他职务的是李仙风。同年二月，左良玉在许州大败河南贼军中的“飞虎”刘国能，迫使刘国能投降。到了三月，左良玉又在南阳府内乡县击败了贼军，但皇帝得知左良玉的军队在当地有抢掠行为，便予以责备。四月初四日辛卯，左良玉再次在河南的镇城打败了贼军。二十三日庚戌，贼首李万庆率领四千兵马放下武器，来到内乡城下，向左良玉投降。


    前一卷记载常道立试图招抚刘国能的相关传闻，来源于流传下来的故事，而这部分则记述了左良玉在二月打败贼军，促使刘国能最终投降的情况，这部分内容出自《史略》，年月记载各有不同。也许去年常道立就开始尝试招抚刘国能，但直到被左良玉多次击败后，刘国能才下定决心投降。这并不是同一文献自相矛盾，而是同时记录了两种说法，一种保留疑问，一种供后人考证。我遵循同样的原则记录（书写于六月二十六日）。

 第112章 张献忠复叛

    崇祯己卯年（公元1639年）三月，漕运巡抚的中军将领刘良佐在光山县取得了胜利，安庐巡道易开远在舒城县也取得了三次战斗的成功，贼军逐渐向西撤退，张献忠和曹操趁机逃入房县和竹山县的山区，这两县都属于湖广郧阳府管辖。最初，张献忠伪装成官兵，偷袭南阳并在南关驻扎。恰好左良玉率军抵达，对他产生了怀疑并召见，张献忠感到危险，便逃脱。左良玉追赶上，两马相对时，左良玉射出的箭一支射中张献忠的眉心，另一支则钉在了他手中的弓靶上。在混乱中，左良玉挥刀砍向张献忠的脸，鲜血溅满了铠甲，幸好孙可望及时上前挡住，张献忠才得以逃脱。他逃至麻城，左良玉继续追击，一昼夜行程达到七百里，一直追到襄阳府的谷城县。


    戊寅年（公元1638年）正月初九夜晚，左良玉成功击败张献忠。张献忠被迫并向当地民众宣布：其部队的主要目标是匡扶乱世，已成功驱逐闯军远去，现打算解除武装回归朝廷。张献忠聚集了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出具保证书，并派遣孙可望带着一块长约一尺多的碧玉以及两颗直径一寸的珍珠，贿赂熊文灿，请求投降。熊文灿同意接受投降，并指派佥事张大经监督张献忠的军队。然而，熊文灿庸碌无能，驻扎在襄阳时，整日在后花园种菜，每日动用几十人为其灌溉。当时正值干旱，各地官府上书请求降雨，熊文灿批复说：“园中蔬菜长得旺盛，为什么稻田却独自枯萎呢？恐怕这只是农民逃避交纳粮食的借口罢了。”他的管理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左良玉与巡按林铭球、巡道王瑞旃商议，计划诱捕张献忠。但熊文灿却说：“杀害投降的士兵不吉利”，极力保护张献忠，并将他的营地移到城内。张献忠仗着熊文灿的袒护，愈发无所顾忌，私下训练士兵，制造军器。谷城县的生员徐以显与张献忠一见如故，还教授他孙武和吴起的兵法，为张献忠向朝廷请求官职和月饷，甚至请求在渑池、陕州、庐州、灵宝、阌乡五州县屯集马步兵共计六千人。己卯年（公元1639年）春天，张献忠叛变的迹象愈发明显，左良玉请求讨伐他，但熊文灿故意泄露了此事，让张献忠有所察觉，熊文灿还拖延左良玉出兵的时间。结果张献忠趁机从容不迫地将所有的兵力和器械运入房山，熊文灿这才催促左良玉出兵，但此时张献忠已经发动叛乱了。


    当时，熊文灿招抚了十三家贼军，这些贼军如同蜜蜂聚集、蚂蚁结巢般盘踞在中州地区，时而接受招抚，时而又叛乱。巡抚徐一范后来认为，可以彻底剿灭贼军的机会以及能够有效剿匪的物力资源，都在一味安抚的过程中被白白错过，这样的说法确实是有根据的。


    五月的时候，张献忠叛变，杀害了谷城县令阮之钿。阮之钿在临终之际，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绝命词。同时，罗汝才率领的九个营寨也积极响应张献忠，张献忠进而胁迫御史林鸣球向朝廷递交请求他在襄阳受封的奏章，林鸣球拒绝了他的要求，结果被张献忠杀害。


    到了七月，张献忠和罗汝才两股贼军势力在房县汇合。秦良玉得知这个变故后表示：经略官员放任贼军如同老虎盘踞险地，逼迫我不得不去迎战，若我不去，肯定会因拖延不前而受到责罚。接到命令后，她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也率兵进军，但不幸遭遇伏击而大败而归，连军中的符印也丢失了。秦良玉向朝廷详细陈述了这次战败的情况，朝廷因此罢免了熊文灿的职务，同时秦良玉也被降职，并要求她通过消灭贼军来赎罪。


    徐调元曾在戊寅年（公元1638年）担任黄冈县令，他曾经谈到：“张献忠在投降并接受招抚之后，熊文灿所上的关于如何处理张献忠的奏疏被皇帝扣留下来，没有作出批复。张献忠的性格像一只猿猴，无法长久忍受安宁，他在城外安营扎寨，并让人把训练用的器械堆叠起来，每天从下往上反复攀爬，一刻不停，仿佛在教猴子爬树一样，虽然这是他天性好动的表现，但也借此机会锻炼自己，并用来训练他的士兵。”当时，熊文灿的奏疏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复。张献忠带着十名亲信将领快速进城，询问县令阮之钿朝廷的决策如何。阮之钿迎合张献忠的心理，回答说：“将军很快就要获得重大的任命，而且会被封侯。”听了这话，张献忠就离开了，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多次。


    一个月过去，熊文灿的奏疏依然没有得到答复，张献忠了解到自己的许多请求都没有得到满足，于是开始秘密策划再次反叛。他又一次急速进城找到阮之钿，像之前那样质问他。阮之钿惊慌失措，张献忠察觉到他之前的回答并不真实，勃然大怒，斥责阮之钿：“你是在欺骗我吗？”他环顾四周，命令手下：“把他给我抓过来！”随后下令将其斩首，发动了叛乱。宋代有人曾说，“在某些动荡不安的时代，最快的升官之路莫过于平定叛乱或匪患，而他们独特策略和奇思妙计往往体现在招抚、收编上。”这句话似乎是对熊文灿处理张献忠一事的真实写照。

 第113章 房景春父子死节、杨嗣昌代熊文灿、志异

    房景春父子死节


    房景春，字和满，江苏扬州府江都县人，万历壬子年（公元1602年）考中举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赴任盐城任职，后来离职回到家乡，改任黄州府照磨一职，并暂时代理黄安县政务。刚刚接任两天，贼寇突然来袭。房景春立下誓言，决心与城池共存亡，带领军民坚守抵抗长达八昼夜，最终成功迫使贼寇撤退。戊寅年（公元1638年），房景春升任房县知县。


    此时，熊文灿正试图招抚九大贼军营寨，大量的贼寇活动在郧阳地区，其中罗汝才、白贵、黑云祥三大营的部分兵力分头侵入房县，占据了西关。房景春深知局势危急，便与主簿朱邦闻、游击将军杨道选共同部署，一方面加强城内的防守设施，另一方面与外部力量联合起来，力求暂时稳定局面，度过危机。己卯年（）五月，张献忠突然率部攻入房县。此前，张献忠已经攻破了谷城，县令阮之钿英勇牺牲，张献忠趁胜势一路向西挺进，而新归降的三个营寨也纷纷响应，一同进攻房县。面对城中兵力薄弱、粮饷匮乏的困境，房景春写下血书，派人冒着危险缒城出城求援，但救援迟迟未至。


    张献忠再度逼近并猛攻房县，房景春坚定地说：“我可以牺牲生命，但决不会献城投降。”贼军加大攻势，房景春指挥发射火炮，杀死不少敌人，但贼军用棺材作为盾牌，四面包围县城，并利用守门指挥使张三锡作内应，导致房县城池最终陷落。杨道选在街巷中奋力抵抗直至战死，房景春被捕后，面对劝降坚决不从，最终被拖出斩首。房景春的儿子生员房鸣鸾抱着父亲的遗体痛哭怒骂，也被贼寇杀害，家仆陈宜也一同罹难。朱邦闻及其全家成员均表现出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此事传开后，朝廷追赠房景春为太仆寺卿，房鸣鸾和陈宜一同列入祠堂供奉祭祀。


    房景春等人为忠孝而死的精神光照日月，他们的节操和壮烈事迹令人敬仰。至于杨道选和朱邦闻，他们宁愿与知县同一天慷慨赴死，也不愿与叛逆者苟活，这难道不是一心为国、矢志不渝的忠诚臣子吗！（可能作者在此质疑当时朝廷为何没有追赠）


    杨嗣昌代熊文灿


    起初，熊文灿与大学士杨嗣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杨嗣昌希望熊文灿能在平叛中取得成功，从而巩固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然而熊文灿的军事行动失败后，杨嗣昌内心不安，主动请缨亲自率军南下征讨贼寇。八月十七日壬戌，皇帝下令由杨嗣昌督师讨伐贼寇，赐予他尚方宝剑和督师辅臣银印，拨给军费四万两银子，赏功牌一千五百块，以及大量蟒皮纻丝和绯色绢帛。九月初五日丁卯，杨嗣昌在皇宫平台后殿举行告别仪式，皇帝亲自为其饯行，赐酒金杯，并赐诗一首，该诗被刻在文庙中，皇帝还亲自创作了两首铙歌赠给他，并要求集结十万兵力，提供本折色银两共计二万两作为军资，杨嗣昌出征的规格之高，前所未见。


    御史张肯堂建议应当制定法令，对主张招抚政策的人进行严惩，凡是有提议招抚的平民百姓，按勾结贼军论处；如有官吏或乡绅提出此议，则视作通敌论处；若是督抚或镇帅提议招抚，也要按误国论处。这份奏疏呈上后，杨嗣昌对此并不满意。


    杨嗣昌首先提出了增加剿饷的建议，增加了三百万两，又增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加上原有的赋税，每年总共增收二千三百多万两，这导致民间经济困顿，盗贼四起。由此，杨嗣昌力图承担消灭贼寇的重任。


    冬季十月，杨嗣昌抵达襄阳，接手熊文灿的军队，皇帝下诏将熊文灿逮捕押回京城，并判处死刑，在西市执行。杨嗣昌提拔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因其部下有很多投降过来的将领，杨嗣昌认为可以通过左良玉识别贼寇，于是向皇帝推荐他，因此左良玉得到了这一任命。最初，贼寇听说杨嗣昌领军出征，心中颇为恐惧，但等到杨嗣昌真正上任后，他却沿用了熊文灿的招抚策略，计划将郧阳地区的事务交给郧阳巡抚袁继咸处理，湖北的事务则交给湖北巡抚宋一鹤负责。宋一鹤为人贪婪胆小、狡猾谄媚，因为杨嗣昌的父亲名为鹤，他在投送名帖拜会时故意将自己的名字写成“一鸟”，此举引来湖北民众的嘲笑。


    杨嗣昌任职一年多，却未能拿出有效的平叛策略，甚至放弃了战略要地白虎山，使得贼寇得以顺利进入四川，贼寇势力愈发壮大，局势变得难以控制。杨嗣昌轻信了杨卓然的说法，认为对付张献忠十分困难，而革左五部贼寇容易招抚，于是便弃难事从易事，改变了原有计划，令左良玉转向安徽，声称四川的贼寇不足挂齿，不需要大军介入。军中将士都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左良玉识破了这一意图，竟然率军自行离开，即使杨嗣昌连续发出十九次紧急军令也无法召回他。失去制约的贼寇再次猖獗，无人能阻挡其锋芒。贼寇由西北方向陆路奔向襄阳，而杨嗣昌则由西南方向沿着水路奔赴夷陵，双方在岔路上相互避开，杨嗣昌甚至还借口鞭长莫及掩饰自己的失误。甚至在地方失陷的情况下，杨嗣昌隐瞒不报，还虚构战功，谎称贼寇威胁不大。例如，贼寇攻陷滤州，知州苏琼等官员殉职，杨嗣昌却砍下他们的头颅上报作为战功，这使得贼寇越发无所畏惧。这段时间内，湖北巡抚职位频繁更替。崇祯十一年戊寅六月，湖北巡抚余应桂被逮捕，由方孔昭接任。到了崇祯十三年正月，方孔昭又被逮捕，由宋一鹤接任。崇祯十二年四月初一日戊子，郧阳巡抚戴东闵被免职，由王鳌永接任。到了十三年，王鳌永又被罢免，由袁继咸接任。这种频繁的官员更替始终未能带来平叛的成功，反而成为狡猾贼寇的笑柄。


    杨嗣昌上任以后直到崇祯十三年的经历，在文中都有所提及，通过阅读有关湖北巡抚职务的变动就能对其有所了解。


    志异


    七月二十五那天，我的家乡出现了大量的飞蝗，遮天蔽日，它们聚集的地方，庄稼和豆类瞬间就被吃得精光。当时的官员想出了办法，鼓励百姓捕捉蝗虫，实行以一斗蝗虫换取一斗米的政策，以便尽可能减少蝗灾造成的损失，普通百姓争相参与捕捉。交换之后的蝗虫，有的焚烧，有的深埋地下。

 第114章 赈民、策贡士

    赈民


    闰正月期间，朝廷下令让巡城御史熬煮粥食来救济饥民，并拨出国库资金八千两用于赈济真定地区的灾民。接着又发放了六千两帑金以援助山东受灾区域。到了二月，天气异常，风霾严重且持续干旱，皇帝下诏征求直言进谏，寻找解决之道。到了三月，进一步分配了三万两帑金用于赈济畿辅南部的灾民，当天降雨，似乎是上天对赈灾举措的回应。此外，又对京师的贫困百姓每人施予二百文钱的救济。七月，朝廷再次拨出国库资金二万两，用以赈济顺天府和保定府的灾民。八月，更是开放官仓，发放粮食救济河东地区的饥民。九月，皇帝命令有关部门举行祭祀活动，悼念因灾难流离失所的难民，并妥善安葬暴露在外的尸体。到了冬十月，又拿出国库一万两白银购买了两万件旧棉衣，分发给京师中贫穷的居民。


    己卯年（公元1639年）和庚辰年（公元1640年）交接之际，国内国外纷争不断，皇帝深切挂念遭受灾害的百姓，多次下令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然而有些官员仍然执法不公，侵占和贪污赈灾款项，实在令人愤慨不已。


    策贡士


    三月，皇帝在建极殿举行了选拔贡士的考试，魏藻德脱颖而出，荣获第一。在此之前，在闰正月之时，皇帝在文华殿召见了四十八名贡士，询问边疆多处告急，该如何复仇雪耻。魏藻德答道，只要大小官员都能明确知道什么是耻辱，那么自然就会建立功勋。他滔滔不绝地阐述了几百字。魏藻德是通州人，他还提到了自己戊寅年（公元1638年）守城的功劳，这让皇帝对他印象深刻。到了此次选拔，魏藻德因此被优先拔擢为第一名。


    在新科进士面圣时，皇帝挑选赵玉森等五人担任翰林，周正儒等五人任科臣，吴邦直等五人任御史，皆因他们问答的内容详尽明晰而被提拔。另外，还有吕阳等十三人被选拔为吏部和兵部的主事，这批人的应对虽然稍显浅薄但仍得到认可。此外，皇帝还特别恩赐未中进士的举人无锡华廷献、江阴徐亮工等人进士出身，当时人们称他们为“钦赐进士”。


    追溯历史，太祖朱元璋在吴元年（朱元璋统一全国前称吴王，定都于南京）设置了翰林院，任命陶安为翰林学士。到了洪武十八年，制定了翰林官的制度。永乐二年甲申科选拔中，选取了会元杨相等五十一人以及擅长书法、易学等十人，全部改为庶吉士。次年正月，皇帝又命解缙再次挑选了庶吉士杨相、武进、段良等二十八人在文渊阁学习，这些人当时被称为“二十八宿”。按照旧制，庶吉士每隔一科选拔一次，人数限定为二十八人。但从万历十一年癸未（公元1583年）科（李廷机是榜眼）开始，规定每科选拔的庶吉士名额调整为二十二人。因此，近年来翰林官的数量达到一百多人，许多人并无实际工作，只在京城里往来应酬、宴饮。直到崇祯甲戌、丁丑（公元1634年、1637年）两科，开始不再专门选拔庶吉士，而是直接从表现优异者中选拔人才进入翰林院，这是一种制度上的变革。


    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的新科进士召见时，皇帝询问如果君主遇到危难，臣子应当如何应对？锡人赵玉森回答说：“臣子应当誓死效忠万岁。”皇帝点头赞同。接下来皇帝又问了四个问题，赵玉森在回答时激动得流泪，因此被选拔为翰林，被誉为“钦赐翰林”，并且他所竖立的旗杆一半涂黄一半涂朱，受到众人羡慕。据说按照过去的惯例，每科选拔的翰林为18人，其中南京和浙江各选两人，其余每个省份选一人，每科还会从各省选拔一名科道官员，每逢重大政策出台，都会集合来自全国十三省的科道官员共同商议，从而更好地了解全国各地的利弊得失，这一制度被认为非常合理。然而，到了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以后，开始不再按照常规选拔庶吉士，只是从知县、推官等中选取庶吉士。到了癸未年（公元1643年）科，又恢复了庶吉士的考核选拔。到了乙酉年（公元1645年），隆武帝登基后，又将庶吉士改为“庶萃士”。


    四月，皇帝下令大型科举考试必须兼顾科举和荐举两种方式，以充分挖掘和使用各类人才。不久，吏部组织考核选拔时，最初并没有包括举荐的贡生，但后来皇帝特别下令将贡生（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预备授予官职的人才）和岁贡生（地方每年向朝廷推荐的人才）共二百六十三人一起补录为部寺司属、推官和知县，打破了以往的惯例。

 第115章 命朝臣及抚按各举将材、黄道周廷杖、徐石麒对三事等

    命朝臣及抚按各举将材


    明朝的官制中，最为看重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身份，进士可担任朝廷六部的重要官职，而在进士群体中，一旦进入翰林院任职，则地位尤为尊崇，他们不必屈膝跪拜，即使是行礼时也只是略微躬身，这是为了维持和保护他们未来有可能成为宰辅的威严身份。相比之下，举人虽然也能出仕为官，但他们所能到达的最高职位通常只是太守一级。因此，在进士眼中，举人的地位相对较低，即便同朝为官，也不会与举人过于亲近。至于通过岁贡或荫官等方式获得官职的人，其地位更低，更不在话下。


    至于武职官员，相较于文官来说，其地位更是低下，哪怕武官达到了总兵级别的高位，在文臣眼里也还是次要角色。崇祯皇帝下令科举选拔与荐举并重，可以说是对传统做法的一大改革。然而，这一次竟然一次性将二百六十三人全部补任为部寺司属等中央机构的低级官员，这样的举措是否有些矫枉过正呢？


    黄道周廷杖


    庚辰年（公元1640年）四月，黄道周因先前的召对而受到特殊恩赐，被皇帝特旨任命为江西布政司都事。巡抚解学龙上疏举荐黄道周，依例该疏交由相关部门审议，但在奏疏旁边有引起皇帝愤怒的签注。因此，皇帝认为黄道周结党营私，扰乱朝政，而解学龙则是包庇私情，于是下令锦衣卫用镣铐逮捕二人。黄道周在返回福建途中，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南昌，当地士绅纷纷前来慰问，但他并未回应，他们暗中筹集金银想要赠送给他，他也没有接受，旁观的人都为此哭泣。黄道周和解学龙被押送到京城后，各自受到八十杖刑，并被投入刑部大牢。


    黄景昉急忙前往探视，尽管黄道周伤势严重，但精神面貌并未受损，他唯一感到羞耻的是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和令亲人蒙羞。几天后，户部主事叶廷秀上疏救援黄道周，结果遭到一百杖刑惩罚，并被削除官籍，贬为平民。叶廷秀来自濮州，研习程朱理学，他与黄道周素未相识，明知上疏后果严重，可能会丧命，但毅然决然地上疏，并在旗尉到来时，坦然同行，面对杖刑时还能谈笑自如，甚至连行刑者也为之动容。


    黄道周长期被囚禁，经过治疗病情有所好转，这时太学生余仲吉又上疏：指出“”黄道周二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墓庐中研究经典、着书立说，一生专注于忠君爱亲，虽然言论有时过于耿直，但其意志忠诚纯洁，如今虽然身体虚弱但仍坚持不懈地读书，所以他并非只为黄道周惋惜，更是为皇帝、天下万世惋惜。从前，唐太宗李世民曾对魏征当面指责他的行为感到极其不满，以至于愤怒到想要杀掉魏征，但最终并没有付诸行动。同样的，汉武帝刘彻虽然厌恶汲黯直言不讳的进谏，甚至将他调离身边，但实际上对汲黯还是给予了宽容和包容。皇帝本意是要效仿远古圣贤尧舜，追求清明的统治，然而现实中却似乎低于汉唐盛世的标准。无论如何，绝不应该仅仅因为所谓的党派之争，就轻易地对那些有着卓越学识、品行和才能的大臣进行非议或贬低。”但是，通政司阻止了这份奏疏上报，余仲吉就弹劾通政司官员施邦曜。


    皇帝看到奏疏内容后十分生气，将余仲吉投入监狱，同样将他杖责一百并将他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皇帝又下诏要求黄道周、解学龙在北镇抚司当庭对质，并再次下令逮捕叶廷秀。廷讯那一天，叶廷秀询问谁是黄道周，黄道周和解学龙都表示遗憾未能与他早些相识。北镇抚司官员极力严刑逼供，企图找出所谓的朋党关系，但搜寻无果，只能随意指认几个官员敷衍了事。其中有一位名叫朱永明的昆山生员，曾携带一些铜钱想要送给余仲吉，也被一同拘禁，并送交部门判罪。


    当时锦衣卫抵达南昌时，全郡都陷入了恐慌。姚知府公开赠送黄道周五百两银子，私下再赠三百两，还有下属袁从先赠予了一百两，同时提供了锦衣、酒席以及其他物品折合价值三十两银子，还犒劳给锦衣卫的管家六十两以及随从二十多两的银子。当时黄道周的妻舅慎三胡公担任司法官员，在六月十六日赠送了三十两银子，这是因为黄道周曾是沈延嘉的房师，而沈延嘉又是慎三胡公的房师。姜曰广赠予六两，杨廷麟赠予二十两，其他诸如吴臬司、潘守道、高安的蔡县令、丰城的郝县令等人也都分别赠送了约千两银子。有一名生员彭土望将这笔钱带到京城，打算帮助黄道周上下打点解救，但相关部门并未收取。彭土望只好将钱一分不少的带回，送给黄道周的夫人，但是黄夫人坚持不受，之后尝试将钱转交给解学龙家，解家也不接受。最终，这笔钱由黄道周的妻舅接收，并作为公共开支使用，没有藏有任何私人利益。这一系列事件，堪称江右地区乃至千古以来的高尚义举。


    徐石麒对三事


    五月的时候，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在平台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守边防务、救灾救荒、安定民生这三项重大事务。通政使徐石麒在会上回应说：“守卫边疆的关键在于灵活运用农耕和作战两种方式相结合；救灾救荒的有效方法在于鼓励人民互相分享、调剂粮食；而安定民心则在于精简冗官，选用贤能之士治理国家。”皇帝对徐石麒的回答表示赞同。


    薛国观免


    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六月，大学士薛国观被免职。起初，薛国观得益于温体仁的引荐，在丁丑年（公元1637年）八月得以进入内阁，并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然而，薛国观在草拟诏书时未能符合皇帝的旨意，因而被提议辞职退休。皇帝曾经就朝中官员贪腐的问题与薛国观交谈，薛国观回答说：“如果厂卫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担任，朝中官员怎敢贪墨受贿？”当时东厂太监王化民就在旁边，听到这话后汗如雨下，全身湿透。此后，薛国观的一些隐秘之事被东厂专门调查，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


    薛国观被革职后，给事中袁恺再次上疏弹劾他，指控薛国观存在明显的受贿行为，并牵涉到了尚书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人，这些人一同被送至镇抚司接受审讯。此外，都御史叶有声也被关入监狱，理由是他与薛国观有贿赂交易。当时，因薛国观案牵连受罚的人很多。


    李振声请限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声提议限制各级官员占有的田地数量，具体方案是一品官员最多只能占有田地十顷、房屋百间，品级在其下的官员则相应递减。这个提案被提交到相关部门进行审议。


    关于井田制度，固然其设计初衷良好，但在后世的社会条件下，井田制已无法实际推行。李振声提出的限制官员占田的建议，带有一些井田制的精神内涵，但最终同样难以实施。这是因为这样的限制措施只是有利于减轻贫寒阶层的负担，但给拥有丰厚财富、特权的富贵人员带来了不便。


    禁蔫


    蔫草，本来是在边塞之地军队中使用，一个用途是用来治疗男性阳痿，二是抵御寒冷。庚辰年（公元1640年），北部一个地方发布严厉命令，全面禁止使用蔫草。然而即使在禁令下达后，军营中仍有士兵在市场上公然出售蔫草，显示出对禁令的无视。同年，无锡县令庞昌允也下令禁止蔫草在当地使用，但有人种植了少量蔫草，通过贿赂官员得以免除惩罚。当时正值干旱时节，民间传说龙害怕蔫草而远离，因此人们将蔫草称为“回龙草”。

 第116章 李自成败而复振、杨嗣昌驻襄阳、罗汝才入川

    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九月，陕西官军在函谷关重创李自成的部队。李自成部众几乎溃散殆尽，部下纷纷投降，李自成本人逃往汉水以南，陕西官军从北面紧逼，左良玉的部队则从南面封锁，使得李自成陷入极度困境，无法逃脱，食物也即将耗尽。李自成数次试图自杀，但都被其养子李双喜所救。在走投无路之际，李自成下令军中屠杀所掳掠的妇女，然后带领五十名骑兵突围向南而去。当时，河南地区正遭受严重饥荒，各地盗匪横行，李自成从郧县、均州逃至伊水、洛水流域，沿途又有数万饥饿的百姓加入，其势力再度急剧壮大。


    十一月，朝廷升任丁启睿为陕西巡抚，总督陕西、三边、山西、河南等地军务。十二月，李自成率军攻占永宁，并杀害了万安王朱采轻，接着连续攻破四十八座关隘，攻克宜阳，其队伍迅速膨胀至几十万人，李岩成为其主要谋士。每当贼寇掠夺物资时，李自成都会分发给饥民，因此其军队所到之处，常常有大量饥民加入，势力愈发强盛。


    在此之前，戊寅年（公元1638年），张献忠、罗汝才等九股势力在房县、竹山县一带活动，李自成前来投靠。张献忠曾计划暗杀李自成，但李自成察觉后逃脱，然后进入了四川。己卯年（公元1639年），李自成秘密穿越四川，进入河南，攻取了洛阳。


    另一种说法是戊寅年（公元1638年），李自成侵犯襄阳，被左良玉的部队击败后逃往谷城，张献忠提供了武器装备，李自成又转战至均州。均州的贼寇首领王光恩投降朝廷后，曾劝说李自成一同投降，但李自成拒绝，转而前往郧县，在北山中隐藏了两年。庚辰年（公元1640年），杨嗣昌大规模搜捕李自成，李自成悄悄逃往洛阳，身后跟着数万名饥民追随者。


    上文提到李自成己卯年（公元1639年）进入河南，这里又说他在庚辰年（公元1640年）逃往洛阳，庚辰年（公元1640年）逃往洛阳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同的记载，有一种说法是张献忠曾密谋杀害李自成，另一种说法是张献忠曾资助李自成武器装备。关于张献忠意图杀害李自成的说法似乎更为可信，因为张献忠与李自成两人在地位上是互不相让的竞争对手，都不肯屈居对方之下。


    杨嗣昌驻襄阳


    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闰正月时，杨嗣昌上奏朝廷，请求征召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监纪，这一请求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到了二月十三日甲子这一天，朝廷赏赐给杨嗣昌一万两银子，并赐予他象征荣耀的斗牛服，另外还赐予他一匹海骝马和一匹枣骝马，以及两副金鞍。之后，杨嗣昌驻扎在襄阳，负责调动兵力协同剿匪。因为陕西兴安一路的军队未能按时抵达指定位置，杨嗣昌下令斩杀了那一路的监军殷太白，以示军纪严明。


    到了三月，杨嗣昌进驻荆门，设立大剿营，将新招募的两千名来自湖南的狠厉士兵编入麾下，并整合现有的兵马，将带出来的皇帝身边的骑兵组建为上将营，同时将新近招抚的投降士兵也归属其中，由副将猛如虎统领这支军队。杨嗣昌在此期间，一直期望朝廷能够将各路军队中的宦官监军撤回京师。


    罗汝才入川


    二月二十日辛未，罗汝才率部攻掠信阳，不久又攻陷了光州。到了五月，罗汝才与过天星等七股势力全部侵入四川，监军万元吉则在夔门设防，试图阻截他们。不久后，贼寇攻陷了大昌，进而侵犯夔州。石柱土司的女统帅秦良玉立刻派遣军队支援夔州，与万元吉的部队联合抗敌。


    查阅历史记录，早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敌军攻击沈阳时，吴文杰、周敦吉等将领前往救援。石柱司宣抚使秦邦屏率先率军渡过河流，后续各营跟进。秦邦屏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紧接着在三月，四川蔺州的贼寇奢崇明发动叛乱，占领了重庆府，不久又攻陷了遵义，造成了当地极大的震动。石柱宣抚司的掌印女官秦良玉响应号召，率军勤王。当时敌人曾重金贿赂秦氏家族，希望他们出兵相助，但秦良玉果断斩杀使者，留下敌人的贿赂银两，毅然率军包围了重庆。在沈阳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秦邦屏是男性，而秦良玉只是一名女性，她昔日曾围攻重庆，今日又驰援夔州，其忠诚勇敢丝毫不逊于任何男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典范！

 第117章 左良玉大破张献忠、杨嗣昌夺印归印、吴卿论兵弊

    左良玉大破张献忠


    六月时，左良玉派遣降将刘国能，将张献忠围困在太平县境内的玛瑙山中。由于粮食耗尽，张献忠被迫派出士兵四处抢夺粮草，凡是没能找到粮食归来的士兵，都被他下令全部处死。那些尚未归队的士兵，选择了向杨嗣昌投降。左良玉指示刘国能带领这些投降的士兵先行一步，假称粮草已经送达，骗得张献忠打开营门。张献忠在迎接所谓粮草队伍时，刘国能率军发起突袭，大破张献忠的军队，斩首万余，捣毁其营地，并抓获了张献忠的妻妾以及亲信徐以显、潘独鳌等人，将他们送往襄阳监狱。张献忠则凭借藤蔓翻山越岭侥幸逃脱。


    左良玉先前曾射中张献忠眉心，这次又成功擒获其妻妾等家属，可以说是两次大快人心之举。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徐以显、潘独鳌作为张献忠的心腹，既然已经抓获，就应该立即处决，以彻底断绝祸根，但左良玉却选择将他们送入监狱，拖延处置，这就给了贼寇策划阴谋的时间，让人不能理解。究竟是出于对张献忠的畏惧，还是有意招降他呢？如果是害怕张献忠，那么徐、潘作为他的核心智囊，一旦处决，无疑会让张献忠失去重要支撑；若说是想招降张献忠，那么只需暂时留下他的妻儿作为人质即可，更何况张献忠在过往攻破郡县、残害无辜时，连亲王都不放过，凡是有正义感的人都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然而当时的当权者竟然还怜惜他的妻儿，袒护他的党羽，这究竟为何呢？


    关于围攻张献忠的记载，这里简要概述了二月份的事情。


    杨嗣昌夺印归印


    五月，江北的贼军攻陷了隶属于黄州府的罗田县。到了六月，副将军贺人龙与其他陕西、四川等地的军队联合出击，对贼军展开猛烈打击并大获全胜。七月，贼军中的小秦王等首领相继向杨嗣昌投降，而张献忠和罗汝才则计划渡过川西逃走。各地官军集结在一起，在夔州的土地岭扎营，等待贺人龙的兵马，但三次发信催促均不见其到达。


    起初，杨嗣昌因左良玉行事时常不服从指挥调度，而贺人龙率领的陕西士兵勇猛善战，且手中握有大量投降过来的士兵，多次打败贼军，立下赫赫战功，杨嗣昌希望能赋予贺人龙更高级别的总兵名号，以便更好地管辖这些兵马。这是四川巡抚邵捷春向杨嗣昌提出的建议。于是杨嗣昌秘密上疏朝廷，请求用贺人龙取代左良玉，授予其平贼将军的将印。但随后得知了玛瑙山战役的胜利消息后，杨嗣昌又奏请保留左良玉的将印，仅给贺人龙增加新的职务称号，并等待朝廷后续的任命。贺人龙对此感到很不满意，而左良玉得知后，心中也产生了怨恨。当时张献忠躲藏在山中，剩下一千多名残余贼军，左良玉因为曾被剥夺将印而感到十分丢脸，贺人龙又因归还将印而心怀不满，导致两人都负气犹豫，不愿深入追击贼军。这一切都源于杨嗣昌对两员大将心态把握不当，间接纵容了贼军。癸亥日，贺人龙的军队哗变，就返回了陕西。己巳日，官军在战斗中遭遇惨败。


    九月，罗汝才、过天星等九股贼军进入四川。那时，杨嗣昌已经成功招降了其中八股，并迅速向朝廷汇报了这一情况，朝廷根据战功大小分别奖赏了参与平叛的文武官员。十月，张献忠、罗汝才攻克了大昌。二十五日壬戌，贼军又攻陷了剑州。四川军队在追击中战败，四位将领被俘。剑州归属于四川保宁府管辖。


    吴卿论兵弊


    黄梅县的贡士吴卿向朝廷进言说，“流窜的贼寇奸猾狡黠，善于侦查和机动转移，他们能够日行二百里，而且嗜酒好色，沉溺其中，以至于有时昏睡不醒。如果军队能够采取勇敢且悄无声息的夜袭战术，贼寇恐怕难以察觉。然而现今的情况是，官军不但未能有效剿灭贼寇，反而将矛头指向无辜的百姓，偏远地区的男女老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躲入森林逃难，而官兵为了邀功，竟残忍地杀害这些平民，割下人头作为战功上报给主将，主将为了粉饰战绩，又将这种情况告知监军，而监军对此毫不知情，竟将此类虚假的战功如实上报。这样的弊端已经沿袭很久，应当深恶痛绝并严惩。”

 第118章 张献忠围桐城

    陈石舫，是一位来自枞阳的文人学者。枞阳镇距离桐城大约一百三十里。庚辰年（公元1640年），张献忠的军队驻扎在庐州、六安等地，距离桐城三百多里。当时，尽管枞阳和杨柳两地还相对平静安然，突然有一天，有个乡人告诉陈石舫，因为他酒量很好，所以愿意透露给他一件关乎生死存亡的消息。陈石舫追问详情，对方告诉他最近得到密报，张献忠的军队不久即将抵达，他应当尽快逃离。陈石舫虽然半信半疑，没想到在谈笑间，张献忠的骑兵就已经迅速出现在枞阳附近，仅一昼夜就推进了三百余里。


    九月七日，张献忠的军队在黄山谷的读书台设立营地。读书台位于山顶，视野开阔。他们在枞阳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烧杀抢掠，总计杀害了八千多人，将其中的壮丁强行征用去攻打桐城。当时，张献忠的主力部队距离桐城只有五里地，并对该地形成了围困之势。他派出偏将分头在乡村掠夺人口充作军力攻打城池。在驱赶百姓的过程中，张献忠采用严密的管控方式，由十名精锐士兵手持长戈在前方开路，所抓的百姓紧跟其后，另有十名士兵在后面押送，左右两侧还布置了十名骑兵，手持利刀催促督促，如果有百姓跟不上队伍，就会被立即斩杀，因此大家都恐惧万分，拼命疾行。被抓的百姓被驱赶到桐城附近后，被解送到老营，即便是上千上百人，也只需要三十名骑兵监督看管。张献忠坐在营中，逐一审问每一个人，对于回答详细明白的人，就会留下性命。


    在张献忠的军队中，对于文人大多不会杀害。他的军队分为四大营盘，张献忠本人居于中心的老营，外围则设立了三个营盘，就像鼎足一样环绕着老营，这三座营盘分别命名为前营、中营和后营。张献忠头戴尖顶毡帽，身穿绣有胡桃花纹的织锦衣裳，脚蹬软靴，铺着布毯席地而坐。他的眉间有一个箭疮，时常会有脓水流出，让他痛苦无比。左右两边有两位美女伺候，她们用一小块方形的白绫为他轻轻擦拭伤口，擦拭过后，便会将用过的白绫丢弃在地。不久，眉心的伤口又会渗出脓水，美女们又会如前一般重新为他擦拭。这个箭疮是戊寅年（公元1638年）被左良玉射中的，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但伤口仍时不时地裂开。张献忠身边总是有二十名骁勇善战的将领随身保护，他们佩刀在身，围坐在地，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享受着豪放的生活。


    当时，九月初十这一天恰逢张献忠的生日，各营的头目以及本营的众多将领们都齐聚一堂，举杯为他祝寿。歌舞杂技等人员也加入其中助兴，共表演了三幕剧目，第一幕演绎的是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第二幕是韩世忠勤王救国的情节，第三幕则是尉迟恭三鞭换两锏的经典桥段。演出结束后，各种乐器演奏再次响起，美丽的舞女们在张献忠面前载歌载舞。宴会持续一段时间后，将领们纷纷起身告退。张献忠告诫他们，桐城的百姓对我们充满怨恨，晚上要小心谨慎，不要饮酒过度耽误了大事，并反复叮嘱多次。将领们纷纷表示一定遵从命令，恭敬地行礼后离去。张献忠自己则留在老营的核心地带休息，挑选两名绝色美女陪伴就寝。他时常彻夜未眠，披着盔甲，动作轻微地带着佩刀巡查营地，即便身边的随从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行事极其隐秘谨慎。在他的老营周围，第一层居住的是他所虏获的文人学者，被尊称为“相公”；第二层安置的是女子，被称为“美人”；第三层是医生，被称为“大夫”；第四层是文书等吏员；第五层则是勇猛的士兵守护着营门。


    张献忠将所有的心腹亲信都安排在自己帐下，一旦有人进入他的老营，就不准随便离开。当他见到文人学者时，会询问他们的策略和见解，如果满意就会授予官职，并赐予凭证，让他们去攻打和夺取城池。而对于没有才能只想回家的文人，则会予以杀害。对于虏获的读书人，知道他们是本地人，白天会让他们享用美食，由女子服侍，看似备受宠爱，但到了夜晚，却担心他们会逃跑，于是将他们捆绑起来，远离家乡三百里后才放开束缚。所抓的小男孩则被训练骑射和杀人技巧，白天出去劫掠，晚上回来还要点名统计，询问今天杀了多少人。小孩如果杀戮较多，张献忠就会高兴并赏赐他们，如果没有杀戮，则会被杖责二十棍。因此，其所到之处，往往被抢劫一空，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称他们为“八贼”，而非“八大王”。普通士兵掠夺来的金银财宝都要上交给主将，不允许私自藏匿，一旦发现藏匿三两银子以上的，就会被处死，以防有人积累财富后逃跑。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平民家园被毁，生活无以为继，只能加入他们进行劫掠，这样追随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平时没事的时候，张献忠会训练士兵，例如让十个骑兵与十个步兵或棍棒手对抗，如果步兵或棍棒手能击倒骑兵，就会得到该骑兵所骑的马作为奖励，因此骑兵队伍十分精锐。


    当时，桐城县令张拱极坚守桐城，张献忠率军围攻一个月都无法攻破。桐城城墙由三国时期的吕蒙所筑，外层用砖，内层用石，坚固无比。进攻的贼军只能挖去外面的砖头，却无法穿透石头结构。张献忠强迫周边乡村和城市的居民，用畚箕挑土、扛石头，堆砌起一道高大的堤坝从四面围攻桐城，并在城墙上架设大炮进行攻击。城内的守军则利用大炮反击，击毙了不少贼军。贼军将死去的士兵尸体混在泥土中填充堤坝，并强迫俘虏用利器继续前去攻城，城外的土丘几乎与北门齐平。有一次，贼军将领试图越过城墙进城，城内守军十分害怕，连忙再次发射大炮将其击退。城内的百姓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实际上贼军并未能真正伤害到桐城百姓。


    此时，总兵黄得功正在庐州驻守，张拱极派人秘密求援，黄得功率领军队急速赶来支援，张献忠闻讯后解除了对桐城的围攻，但黄得功追赶不及。从此，百姓对黄得功感激涕零，长久怀念他的恩德。每当张献忠转移阵地时，为了避免追兵追踪，经常会在撤离的地方散布金银财物，吸引官军注意力，因此官军往往贪图财物，不再穷追不舍，这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灾难。贼军离开时，被俘虏的美人也会遭到残酷对待，有时被张献忠杀害。每当他们攻占新地，又会掠夺新的美人，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因为很难带走这些人，放弃了又觉得惋惜，故而导致那些貌美女子的遭遇十分悲惨，这就是美貌女子们的悲惨命运。


    张献忠攻打桐城时，文人陈石舫也在被俘人群中。其中，一位名叫张义的湖广人，曾是陈石舫以前同窗好友的书童，此时已成为贼军将领。张义偶然遇见陈石舫，问他是否还记得自己，陈石舫十分茫然，说并不记得。张义便说：“我就是以前在您家服役做事的那个人，不要害怕，我一定救你。”张献忠点名审查俘虏时，连续高声呼唤愿意归顺的人员，声音响亮如同雷鸣，凡是文采出众或有才华者，就会被留下。当点到陈石舫的名字时，张义想让张献忠放过了他，对张献忠说：“这个人没有什么特长，也不能长途步行，还不如缴获的牲口，留着他只是浪费，不如放他走吧。”张献忠反驳说：“我在庐州时，只要有一个人就能攻破一座城，怎么会有文人无用的道理？”并对陈石舫说：“你想回家吗？我可以送你回去。”陈石舫信以为真，感激叩谢。随后，陈石舫被带到一处地方，那里聚集了许多百姓，张献忠下令将他们都杀害了。当刽子手挥刀走向陈石舫时，张义突然挥手示意，刽子手一刀下去，陈石舫身上溅满了血，倒地昏迷。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感到疼痛，这实属罕见。现场尸横遍野，被马蹄践踏，而张义刚好又来到此处，看到陈石舫，询问他能否咳嗽一声，陈石舫勉强咳嗽了一声。张义欣喜地说：“喉咙还没断，能救活！”他命四人抬着陈石舫进入一间密室，并告诫他们千万不要用药膏等物救治，只需用旧毡帽边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晚上再用茶水清洗伤口去除脓液，时间久了自然会康复，说完便离开了。陈石舫照此方法治疗，三个月后终于痊愈。


    康熙四年乙巳年（公元1665年）夏末二十九日，我在枞阳遇到了陈石舫，看到他脖子上有一圈刀伤痕迹，询问后，他详细讲述了这段往事。他还说那年年初，枞阳下了大雪，屋檐上都留下了大人的脚印，长达两尺左右，大家都觉得惊奇。那年秋天就发生了这场巨变，有人说脚印是降下灾难的神灵留下的。陈石舫的家依山而建，楼台亭阁和珍藏的万卷书籍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实在令人惋惜。


    张献忠的军队能够在谈笑间快速行进数百里，实现“千里之行，不觉疲乏”，是因为他们可以在无人区自由穿梭。张献忠掌握了这样的能力，可惜未能善用。


    之前记载九月，张献忠和罗汝才攻陷了大昌，现在记载的九月则是张献忠围攻桐城。虽然贼军善于快速突袭，但吴蜀之间的万里之遥，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就分头攻打两地。可能是之前的记载中陷落大昌的是罗汝才，如果不是的话，或许是史料记载的月份有小错误。这里记载的桐城之事都是亲眼所见的事实，绝对不会错的。

 第119章 杨卓然议抚、岁饥、志异、山东丐妇

    杨卓然议抚


    十二月时，来自楚地、豫地、皖地的官兵大量集结，叛乱的贼寇因此感到恐惧，主动请求投降安抚。初十日丙辰这天，监军杨卓然代表朝廷前往贼寇阵营协商投降事宜。


    这一年，叛乱的贼寇四处蔓延，虽然朝廷的军队在不同时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俘获并斩杀了部分贼寇，也多次向朝廷报告贼寇请求投降的消息，然而已经投降的贼寇势力并未得到有效瓦解，与此同时，由于饥荒的影响，更多的饥民被煽动聚集起来，局势的发展就如同野火燎原一般，迅速蔓延，难以遏制和扑灭。


    岁饥


    七月时，由于饥荒，众多饥民纷纷揭竿而起，他们聚集在大行山上响应贼寇的号召。这一年，北京、南京以及河南、山东、山西、浙江等地遭受了严重的大旱和蝗灾，灾情严重到人们不得不以人为食，草木几乎被完全毁灭，土地上颗粒无收。同时，各地土匪趁乱纷纷崛起，道路交通也因此严重受阻。


    志异


    庚辰年（公元1640年）正月十五日丁卯之夜，东方天空中弥漫着浓厚的黑气，连续三个晚上都有这样的景象。到了二月壬子月初，杭州城的城门在夜间发出声响。


    无锡地方记载显示：九月二十三日，在未时和申时之间，天空布满密集乌云却不下雨，而是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豆，这些小豆有绀色、红色和黑色三种，质地坚硬。有些百姓收集了这些小豆，等到次年春天播种，虽然长出了茎秆，却并未开花结果。


    当时，张真人来到无锡，他的船头挂着两块牌子，上面写着：“值日功曹听用，天下城隍免参。”当地县令庞昌允诚挚邀请他祈雨，张真人谦虚地回应说：“降雨是天庭掌管的事，不是我敢于擅自做主的。凭我的能力，最多也只能暂时让水位升高几尺罢了。”不久后，果然河水悄悄上涨了三尺，但五日后又退回到了原来的水位。张真人进入崇安寺，首先参拜了三清祖师，接下来又依次参拜了关公等神只，都行了四叩首的大礼，但对于像张巡（安史之乱时的朝廷名将，守卫睢阳达数月之久，后来城陷被杀）那样的一些神只，他并没有一一作揖致敬。


    当时，连年干旱歉收，粮食价格高涨，人民饱受饥饿之苦。那时，我随同岳父杭济之先生在洛社的路上学习，田野间遍布青、红、黑等各种颜色、长约五寸的昆虫，它们肆意啃食稻谷和豆类作物。那时候，我寄住在杭氏家的书房里，每日只能喝着绿豆熬成的粥糊口。六月二十一日，我和岳父从洛社返回，途径全州时，只见街道门户紧闭，听说是一些破落户百姓欲袭击徐氏，我们于是绕道村庄后方行走。远处望去，几里之外浓烟滚滚，大家都在说那是焚烧石塘孙氏家的情形，社会人心惶惶。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两天，暮塘桥附近的贫困人群聚集了几十人，来到有米之家抢夺食物，甚至扬言要袭击我们所在的城镇。因此，我们镇上也组织了二百人，给他们每人一碗酒和四两肉，武装起来四处巡逻防范。不久，那些抢掠者陆续被捕，许多人被鞭打致死，乡村社会才稍稍恢复安宁，但贫困的百姓依然生活在困苦之中。卯辰（公元1639年至1640年）两年，蝗灾和旱灾遮天蔽日，按照民俗说法，猛将掌管着这些灾害，于是大家纷纷上演戏剧以祈求消灾。男女老少在田间敲锣打鼓驱赶蝗虫，竖起旗帜，我目睹这一切，不禁感叹：这正是斩木揭竿的暴乱预兆，天下恐怕即将陷入混乱之中。果然，在申酉（公元1641年至1642年）年份，乡兵纷纷起义，验证了我的预言。这说明，国家的安定与动乱之间，总会先出现一些征兆，只是懵懂无知的人们未能察觉而已。


    正月初六戊午日，出现了雷电交加、倾盆大雨的天气，当时还在大寒时节，还未到立春，冬日却出现了夏日的气候，可谓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异常现象。这种灾异表现在六月底，百姓因饥荒在城中哄抢粮食，很快波及到各个乡村，抢粮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自夏至秋无雨，米价飙升至每两银子可买七钱米，而且大户人家不肯卖米，从而引发了抢粮风波。


    六月初三那天下午，一辆轿子在街头化缘，轿中有一位身高仅一尺的小尼姑，她大头、大脸、大手坐在盘子中，被一个老尼姑捧在手中，见到的人都觉得非常奇异。这是个不祥的预兆。据问，她们是从浙江省来的。


    六月初六到十五日间，月亮下方有蝗虫群飞过，这是由于长时间干旱所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遮天蔽日的蝗虫从西北方向飞往东南，无锡城屋顶堆积了两三寸厚的蝗虫，道路上的老人均表示从未见过如此情景。二十九日下午蝗灾持续，直到八月初二和初四两天，蝗虫仍然密布空中。八月十二日下午，仍有蝗虫稀疏飞过，傍晚更为严重。当年的赋税高达四五分，而白米的价格则是二两银子只能买到一石的米。


    六月十七日酷暑难耐，当天下午，饥民因不满马世奇侵吞官府粜米款项二百两银子，将其房屋烧毁，并乱拳将其打得头破血流，全身沾满血污。从这件事开始，乡绅的身份和名声大大降低。从十七日至二十日，城乡各地接连发生哄抢事件。十八日，各店铺被抢米，大户人家也无法幸免。十九日和二十日，抢夺事件升级。二十一日，各乡村爆发大规模抢粮。二十二日，知县庞昌允开始缉拿并关押乱民十几人，城中秩序才逐渐恢复。二十三日后，每天都在审理乱民，官府打死四五十人，而在乡间被打死、烧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异变，都是当时的一场劫数。七月十五日，苏州关卡上有一户姓施的富户不肯卖出官米，百姓纷纷拿起工具，破门而入，杀死五十多人，这家人几乎被灭门，吴地的变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当时，国家久享太平，连年旱灾饥荒，人心浮动，渴望变革。幸好江南地区性格柔弱，没有强大的人物挺身而出引领变乱，否则，局面很容易发展到像豫楚地区那样的动乱程度。


    山东丐妇


    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山东以及周边各省连续多年遭受严重的旱灾荒年，大批流民纷纷南下至南京寻找食物。当时，在书铺廊下，躺着一位穿着旧丝绸衣服的秀才，他头裹毛巾，旁边还有一位年轻妇人，耳朵上挂着银耳坠，面容端庄，举止娴雅。这位妇人见到过往行人，便会伸出扇子乞讨钱财。有人询问她的来历，她说：“我是山东一大户人家的女儿，结婚才五天，就和丈夫一起离家乞讨至此。我的丈夫也是官宦世家出身，曾在官学学习，但他因为饥饿和严寒，不幸患病，现在已经卧床不起，我也只能坐守在他身边，直至生命尽头。”有人劝她为何不去找个合适的人家，至少可以换来几十两银子来调理丈夫的病情，或许夫妻二人都能活下来。妇人坚决回应：“与其违背贞节苟活，我宁愿恪守道义至死。况且，丈夫的病情已经很重，即便有了吃的和药，恐怕也难以痊愈。倘若丈夫去世，我发誓也不会独自存活，怎么能为了生存就丧失了尊严呢？”又有人追问她为什么不卖掉耳上的银耳坠换取粮食，她回答：“这是我出嫁时夫家的聘礼，我不忍心舍弃。”听了她的话，围观的人都对她深感赞叹和钦佩，纷纷慷慨解囊援助。她很快筹得了一些银两，用以购买一口棺材，将它暂放在寺庙中。她细心照料生病的丈夫，看到丈夫喝了碗粥，她也吃一碗粥，丈夫不吃，她也不吃。就这样连续十多天不吃东西，丈夫最终去世。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后，她又依靠乞讨的钱财请人安葬了丈夫，她自己也用手撩起衣摆当作容器去捧土。在丈夫的坟墓尚未堆砌完毕之时，她因劳累过度而晕倒在地，被人扶起时已经气绝身亡。路过的人都被她的忠贞和高洁所感动，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口棺材，让她与丈夫合葬一处。直到她去世那一刻，她耳朵上的银耳坠仍在。


    江南地区那些富贵人家的妻女，若是有失节败坏名声却毫不在意的，在看到这位妇人的事迹后，都应该感到羞愧难当，无颜面对世人！

 第120章 薛国观赐死、召周延儒、幸学

    薛国观赐死


    正月时，曾经担任大学士的薛国观上奏为自己辩护，声称遭到了袁恺的诬陷弹劾，这背后其实是礼部主事吴昌时的主意，但皇帝并未采纳他的申诉。到了八月，薛国观被赐死，并抄没了他的家产。


    薛国观性情偏狭苛刻，因受到温体仁的推荐，从佥宪职位迅速晋升到内阁任职，企图通过巴结皇帝巩固自己的地位。当时，皇帝忧虑财政匮乏，薛国观便引导皇帝向外寻求资金支持，他表示对外可以通过动员乡绅筹集资金，这个由他们大臣来做，而对内则依靠皇亲国戚筹集资金，这个需要请皇帝亲自去做。他微妙地以勋贵李武清为例子，并促使皇帝秘密给李武清下旨筹集四十万两白银。李氏一族为此几乎变卖了所有家产，然而追缴款项的任务仍未停止，这让皇亲国戚人人自危。恰逢皇子生病，众人纷纷说九莲菩萨显灵，说这是因为皇帝对皇亲国戚过于苛刻而导致子孙不旺，这让皇帝深感后悔和恐惧。薛国观又因触怒太监王化民，最终导致失势。


    皇帝下令处决了中书舍人王升彦，并抄没了他的家产。起初，薛国观因王升彦涉嫌受贿而罢免了他的官职，并密切关注着他的动向，待王升彦一出现，薛国观便命人将其逮捕并投入监狱。王升彦是吴昌时的外甥，在临刑前大声喊道，这一切都是他舅父吴昌时所为，如果他再多说什么，可能会连累到整个家族。因此，薛国观的罪行虽然是被东厂揭发出来，但众人普遍认为吴昌时实际上才是揭开薛国观罪行的关键人物。


    自从皇帝登基以来，他曾下令处死了经略袁崇焕、庶吉士郑鄤、总督杨一鹏、总理熊文灿以及兵部尚书陈新甲，并赐死宰相薛国观与周延儒，可以说皇帝在处理政务上表现出了果断英明的一面。


    薛国观身为朝廷重臣，却不以正当的方式辅佐皇帝，反而通过搜刮财产来向皇帝进言，最终害人害己。至于李武清虽富有，也应该适度征收三四万两白银，而薛国观却要求其缴纳十倍之数，这是否过于苛刻呢？更何况李武清已经变卖所有家产，还继续追缴，这样的做法难免会引发人们对皇帝不够仁慈的议论。


    召周延儒


    辛巳年（公元1641年）四月，朝廷召回前任大学士周延儒、张至发和贺逢圣入朝，但张至发推辞未出，贺逢圣不久后因病返回老家，唯有周延儒接受了朝廷的召唤。当初，周延儒被罢免后，丹阳监生贺顺和虞城侯家共同筹集资金，希望通过太监等渠道，寻找机会让周延儒重新担任宰相，这时周延儒得以被重新启用，其中主事吴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延儒对他非常感激。


    周延儒第二次被召回朝廷时，他的儿子周奕封梦见已故的母亲吴氏披头散发悲伤哭泣，警告他说父亲千万不可赴京，如果赴京必将遭遇灾祸。周奕封醒来后将这个梦境告诉了周延儒，但周延儒并未听从。后来，正如梦境所示，周延儒确实遭遇了不幸。唉！相比之下，张至发选择不出仕的做法显得多么明智啊！


    同年冬天十月，朝廷特别设置了选拔具有卓越谋略和英勇才能的“裕国足奇谋异勇科”，并向朝臣传达了广泛征求和征召人才的旨意，表明皇帝决心打破常规、多方寻求贤才。然而，征召的宰相中周延儒并非合适人选，而在广征人才的举措下却没有涌现出预期中的奇才异能之士，这不是君主辜负了臣子，而是臣子辜负了君主的期望啊。


    幸学


    辛巳年（公元1641年）的八月十九日，皇帝完成了在学校主持的奠礼之后，步行至东西两侧的廊庑，仔细查看了历代儒家先贤的牌位，随后召见了礼部侍郎王锡衮、蒋德璟以及司成南居仁三位大臣，对他们说道：“宋代的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邵雍六位儒家大师对儒家思想贡献巨大，在圣贤传承中作用尤为突出。如今他们被称为‘先儒’，位列于汉唐诸多儒家学者之下，这样的礼遇显然不足以彰显他们的崇高地位。你们礼部应当会同詹翰等官员商议如何进一步尊崇这六位大师。”并且，皇帝要求他们不仅要提升这六位儒家大师的地位，还需督促饱学大臣整理编纂他们的经典格言，使之成为弘扬圣贤教诲的重要着作。同年九月，朝廷展开了对六子着作的搜集工作，并开设馆舍着手编纂。然而，关于如何进一步尊崇六位大师的位号，朝廷内部出现了多份奏章讨论此事。孔尚则指出，鉴于朝廷正处于多事之秋，此事未能立刻做出决定，因此未能立即执行相关尊崇措施。孔尚则，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崇祯庚辰年进士。

 第121章 内臣王德化、黄道周遣戍

    内臣王德化


    皇帝驾临太学，参加重修工程竣工典礼。在此之前，司礼监太监王德化遵照皇命，带领群臣预先演练礼仪，这一场面堪比唐朝鱼朝恩讲解经书以及元朝李邦宁主持的释奠仪式。


    九月，朝廷规定，原先监管东厂同时也负责京城卫戍的宦官，也被称为总督。十一月，朝廷下令禁止朝臣私下探听内阁机密以及过分亲近内侍。从此，等候上朝的大臣们都站在露天处，不敢进入值班室休息。十二月，皇帝下令停止宫内操练，并且明确告诫宦官不得干预朝廷外部政务，同时也再次警告朝廷官员不得与内侍有所勾结。


    皇帝的一举一动，底下官员都会争相模仿效仿，比如在练习礼仪时称呼监官为总督，仿佛朝廷将将相这么重要的职位都授予了宦官。虽然皇帝试图下令禁止朝廷官员与内侍勾结，但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这样的禁令又能有多大的效果呢？


    黄道周遣戍


    辛巳年（公元1641年）十二月，黄道周和解学龙被流放到边疆戍边。起初，在讨论黄道周的刑罚时，刑部尚书刘泽深建议将黄道周流放到瘴疠之地，但两次上奏都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刘泽深再次进言说：“黄道周的罪状，在此前的两份奏疏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对其处罚不能再加重了，否则，就有只死罪了。涉及生死判决的问题，臣下不敢不慎。历来被判死刑的官员，要么是因为失守边疆，要么是因为贪婪残暴，还没有因为直言进谏而被处死的例子。如今如果因为黄道周的建言而对他施以极刑，黄道周并无失守边疆或贪婪残暴的行为，却背上了因进言而被杀的名声，这对黄道周来说也许是罪有应得，但并不符合皇帝包容天地的胸怀。皇帝所怀疑的不过是黄道周结党营私，结党之事确实是其他大臣的实情，但黄道周只是在奏疏中发表观点，一些官员也曾赞同他的意见，但现在群臣先是贬低他，接着排斥他，哪里谈得上什么结党呢？何必要劳烦用朝廷的严刑峻法来对付他呢？去年执行刑罚时，突然接到圣旨暂停，难道皇帝对高道周有什么深仇大恨？万一皇帝改变了主意想要宽恕他，而我已经做出了死刑判决，到时候后悔莫及，因此臣下仍然坚持原判。”皇帝最终采纳了刘泽深的意见。


    在此之前，针对高道周的奏疏已被严厉驳回，形势极为紧张，那时没人知道他将面临什么命运。黄景昉联合同乡蒋德璟、王家彦拜访了谢升，请求他从中斡旋。谢升叹息道：“看来他是死定了，能拖到秋天已经是万幸。”听闻此言的人都面色苍白。在薛国观（韩城人）流毒影响下，首辅的权威依旧强大，而杨嗣昌（武陵人）因其督师辅臣的身份刚刚离开京城，兼任宣府总督，并因此进入内阁，对黄道周之前针对自己的批评深感痛恨，甚至连一些同年的官员（费县人、井研人、滑县人）等也开始对黄道周落井下石。恰好这时周延儒被重新召回朝廷，众人都期待他能有所作为。黄道周此前被免职时而与周延儒有过交集，周延儒内心对此颇为愧疚。


    在此情况下，众多知名人士极力劝说周延儒委婉地为黄道周开脱，使其免于一死，改为永远戍边。黄道周在狱中亲手抄写了百余本《孝经》，流传开来被视为珍宝，他还撰写了《易象正书》，在身体遭受摧残、手指几乎断裂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部着作。书中包含了二十幅图、六十四种卦象，揭示天意，超越世俗，除少数几位得意弟子外，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传承他的学术。相较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邵雍的《皇极经世书》，黄道周的着作更具深度。


    黄道周沉浸于《易经》象数的研究，晚年仿佛预见未来。他在都事的职位上被罢黜回家闲居，被捕时，送行的人们怀着悲凉的心情吟诵“易水萧萧”的诗句。黄道周安慰他们说：“不必担忧，只要我能完成三千页的手稿，就能够平安度过。”最终，他的预言应验了。他被流放到湖北的辰州，途中经过杭州的大涤山，与当地的学子们热烈讨论朱熹和陆九渊的学术异同。在途径九江时，他身患疾病，但仍抽出时间修订《易象正书》，感慨道：“后世还有谁能来修订这本书呢？”他偶尔还会反思自己的人生际遇，深夜里心情酸楚，想到自己从被革职从被革职到被捕入狱，历经九死一生，在将近六旬的年纪，还得背着武器去戍边，感叹命运如此捉弄。

 第122章 李自成陷河南府

    李自成陷河南府


    辛巳（公元1641年）正月二十六日，李自成率军围攻河南府（河南府是河南布政使司下辖的郡府之一，治所在洛阳），洛阳的福王招募敢死队奋力抵抗，战斗中取得不少战果。期间，总兵王绍禹麾下的士兵在城墙上与城下的贼军相互呼应，甚至有一部分士兵在城墙上抓住了副使王充昌。王绍禹立刻策马前往解救。然而，部分士兵开始质疑：“贼人在城下，总兵又能奈我们何？”他们砍杀了几名守城士兵，导致城墙防御崩溃，贼兵趁机攀爬而上，城内的贼军接应，使得贼军攻入城内。福王及其世子惊恐万分，于是缒城逃走，城内士民遭受屠戮数十万人。贼军焚烧了福王府，并抓获了副使王充昌等官员，但并未杀害他们。其中只有一位典史坚决不降，最终壮烈牺牲。


    李自成在王府及豪门中搜刮了数万石粮食和数千万金钱，用于赈济饥民。丁酉日，李自成追踪到了福王行踪并将他擒获，同时抓获了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吕维祺对福王说：“名义重于泰山，切勿自取其辱。”宦官崔升只有十三岁，却英勇地劝告福王宁愿死也不可屈服，并紧紧抱住福王不愿离去。贼军随后杀害了福王，并杀害了吕维祺。由于福王身体肥胖，重达三百多斤，贼军竟举办宴会，将其尸体剁碎混入鹿肉中食用，称其为“福禄酒”。福王名叫朱常洵，是神宗的儿子，世子名为朱由崧，即后来的弘光帝，他在城墙倒塌时得以逃脱，逃往怀庆，而贼军又攻破永宁，杀害了万安王。


    这些变故传到朝廷后，皇帝极为震怒，下令将总兵王绍禹处以磔刑，并抄没其家产。兵科官员张缙彦上奏称颂福王为守护国家社稷而捐躯，其坚守国家大义之举犹如日月争辉，光芒四射，请求厚葬福王并予以隆重祭祀，得到了批准。吏科官员章正宸则上奏指出闯贼是从四川来的，而兵部尚书陈新甲紧急奏报贼军实际上来自秦地而非四川，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杨嗣昌刚刚奏报说了在四川遏制住贼军，若说贼军从四川来，则责任将落在嗣昌身上。


    吕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是河南府新安县人，他母亲生他时有怀抱月亮的吉祥梦境。在万历壬子、癸丑（公元1612年、1613年）年间连续考中乡试和会试，最初被任命为兖州都司。当李氏造反爆发时，他成功保全了兖州城，鲁地百姓因此为他塑像祭祀。己未年（公元1619年）他因其政绩卓越被征召入京，担任吏部侍郎，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辞官回乡，潜心研究理学，与冯从吾关系甚好，冯从吾常常称赞他是程颢（号明道）之后的一位杰出学者。恰逢阉党魏忠贤建立生祠，强迫地方士绅协助工程，吕维祺表示：“此举败坏了士人的风气”，最终拒绝参与。阉党对此怀恨在心，唆使御史诋毁吕维祺讲学，并企图以严刑峻法陷害他，幸而熹宗驾崩中断了这一阴谋。


    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言官们纷纷推荐吕维祺复出，先后担任尚宝卿、太常寺正卿，晋升为南京兵部尚书。他曾提出恢复纸币制度的好处，认为可以富国强兵，但未能得到采纳，世人对此深感惋惜。己亥年（公元1639年），贼军自汝宁而来，攻占凤阳，侵犯皇陵，转向西进，攻陷巢县、庐江等地，同时一支队伍向北挺进，攻克颍川。吕维祺派遣都督赵世臣率三百士兵防守关山，但防线崩溃，士兵逃至乌衣。南京为之震动，廷议大多指责吕维祺，因此在考核中被罢免官职，回到家中。直至此时，贼军攻陷洛阳，吕维祺被捕后大骂贼军，英勇就义。死后追赠太子少保，荫庇一名子孙入国子监读书。弘光朝时期，追谥为“忠节”。


    在南京铸造钱币的过程中，以往存在“夹铸”的舞弊现象，每炉铸钱时都会额外加入数十斤私铜，官府与工匠共同瓜分利益。吕维祺认为加快铸钱速度，利益就会偏向官府，铸钱慢则夹铸增多，利益流向工匠。过去每三十日铸一次钱，他特别改为每十五日铸一次，并在铸钱间隔期发放盐米补贴，两月内共计铸钱三次，停炉休息的日子一定让所有工匠放假，这样既提高了铸钱速度，又减少了私铸现象。


    二月，李自成继续搜刮富豪之家的财物和埋藏物，捆绑好财物、女子满载而归，进入山区，并任命书办邵时昌为总理官，负责留守河南府。巡抚李仙风探知贼军已离开，率兵来到河南府城下。邵时昌闭城拒守，不久却又开城投降迎接官军。李仙风收押邵时昌将其斩首。

 第123章 钱祚征骂贼(附唐启泰)、李自成陷归德、牛、宋降自成

    钱祚征骂贼（附唐启泰）


    钱祚征，字君远，号锡吾，凭借举人的身份逐步晋升为汝州知州。汝州地处交通要道，经常有贼寇来往穿梭，加上当地盘踞着万余名依托山势筑寨为巢的土匪。面对这种情况，钱祚征精选了一千多名乡勇和衙门兵丁，设下一计，假装配合贼寇的行动。在一个深夜，他突然下令打开城门，率领部队悄悄穿越山间小道，分别抵达各个贼寇的山寨。贼寇们正在纵情饮酒，毫无防备之际，钱祚征果断出击，一举击败了他们。考虑到彻底剿灭所有贼众实非易事，钱祚征决定释放俘虏并加以招抚，其中诸如鲁加勤等首领接受了招降，汝州也因此暂时获得了安宁。


    到了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贼寇再次侵犯汝州，钱祚征不幸在战斗中被流箭射中，但他忍痛坚持，在城头亲自督战。二月四日那天，天空中狂风大作，弥漫着沙尘雾霾，城上的官兵尝试以火炮攻击敌军，但由于风向突变，炮火反而引燃了自家城墙上的楼堞，整座城池陷入一片火海，贼寇趁机攻入城内。钱祚征在此过程中不幸被敌人捕获，他大声斥骂贼军，坚贞不屈，最后惨遭乱刀刺杀，遍体鳞伤而英勇殉国。


    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位名叫唐启奏的举人，曾任宜阳知县。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贼寇攻陷宜阳时，唐启奏同样表现出坚定的气节，誓死不降，最终英勇牺牲。钱祚征和唐启奏两人均为掖县人士。


    李自成陷归德


    三月十六日下午，李自成率领的贼军到达河南归德府，他们运载大炮猛烈轰击城池，整个夜晚炮声隆隆如同雷鸣。到了十七日清晨，新城首先被攻破，接着旧城也随之失守。贼军进城后，将城垣全部拆除夷为平地。贼军的营地绵延六十多里，营帐顶部覆盖着白色布料，从远处看去仿佛一片片茶园。他们还命令当地的百姓肩挑各种货物进入营地，这是归德府难民所描述的情景。


    牛、宋降自成


    辛巳年（公元1641年）四月的时候，河南府卢氏县的一位贡生牛金星，因为之前犯下罪行本应被流放到边疆戍守，但受到李岩的推荐。李岩认为他具有出众的智谋策略，在他的引荐下，牛金星投靠了李自成。李自成不仅接纳了牛金星，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授予他右丞相的高位。另有一种说法提到，牛金星实际上是天启丁卯年间（公元1627年）的举人，与李岩同榜及第，因此李岩才会推荐他。


    牛金星后来又引荐了他的旧相识刘宗敏，李自成任命刘宗敏担任将军职务。此外，他还推荐了一位名叫宋献策的术士给李自成。宋献策是河南永城人，擅长运用河图洛书以及数术预测未来。当他初次拜见李自成时，从袖中取出一组数字预言，声称“十八个孩子将主宰神器”，暗示李自成有帝王之命。李自成听后大为欣喜，立即封宋献策为军师。宋献策面容瘦长，身材矮小不足三尺，形象奇特如同鬼魅，右脚还有残疾，行走时需借助拐杖，因此在军中被亲切地称为“宋孩儿”。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宋献策是浙江人，精通六壬、奇门遁甲以及其他诸多天文地理数术。李自成对宋献策的信任达到了近乎神化的程度。


    此外，诸如拔贡出身的顾君恩等人也相继投奔了李自成，使得贼军的力量和影响力更加壮大起来。

 第124章 罗汝才合自成、傅宗龙骂贼、刘国能自刎、李自成称闯王

    罗汝才合自成


    七月之时，罗汝才与张献忠的关系破裂，他从内乡撤退到邓州，并选择与李自成联合。当时，李自成已经拥有了五十万兵力的强大军队，随着罗汝才的加入，李自成的军事力量愈发强大。


    傅宗龙骂贼


    五月，朝廷赦免了原兵部尚书傅宗龙，并任命他以右侍郎的身份督领陕西军队抗击贼寇。到了九月初四丁丑这一天，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联合率领军队对李自成进行攻击，不幸战败，保定方面的军队连夜逃遁。杨文岳也于当晚逃往项城，而傅宗龙的部队粮食耗尽，他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杀掉随军的驴马供士兵食用，待到驴马也被吃完后，更是令人难以接受地割食贼军尸体以维持军队生存。


    十八日辛卯之夜，傅宗龙暗中集结残兵突围，但各路军队已然溃散，贼军追赶上来并将他俘获，带到项城城下。贼军对着城门高喊：我们是陕西总督傅宗龙的官军，请开启城门接纳秦督。傅宗龙听闻后大声回应：我是秦督傅宗龙，不幸落入贼寇手中，我身边左右都是贼寇，你们不要被贼寇欺骗。贼寇恼羞成怒，抽出利刃猛击傅宗龙，致使他头部受伤倒地，即便如此，傅宗龙仍顽强地大声痛骂贼寇，贼寇又残忍地砍掉了他的耳朵和鼻子，最终傅宗龙壮烈牺牲在项城之下。贼寇因为缴获了大量的军服兵器等物资，攻陷了项城，并进行了屠城。项城县隶属于开封府管辖范围。


    傅宗龙堪称一位意志坚定、胸怀仁爱的勇士。


    刘国能自刎


    九月，李自成和罗汝才联手攻陷了叶县，原贼军投降将领刘国能负责防守叶县，但最终战败后选择自杀身亡。在此之前，刘国能的妻子已经去世，他们年仅八岁的儿子便成了孤儿。李自成率军攻入城内后，发现这个幼子，便将其抱在膝上，打算收养他。然而，这个八岁的小男孩并不愿意接受，他自己解开携带的小刀，毅然决然地自刎而死。随后，李自成的贼军又攻陷了泌阳县。


    刘国能全家为国捐躯的事迹足以流传千古，尤为罕见的是，一个八岁孩童竟然能做出如此刚烈的举动，这种在史书中鲜有记载的情况，让人们意识到即使是身处贼军阵营中，也有忠于故国、崇尚忠义的人士。遗憾的是，朝廷未能早早启用这些忠良人才。


    李自成称闯王


    李自成攻占洛阳之后，创作了包含九问九劝内容等檄文，以此来鼓动和招揽各地的叛乱势力和民众，从而确立了自己作为闯王的地位。在辛巳（公元1641年）这一年，李自成的实力进一步壮大，独立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原本与其合作的罗汝才则改称为曹操营。


    我思索古代众多的叛贼称号，尚未见到有用“闯”字命名的例子，直到高迎祥开始被称为闯王。有一种说法认为，“闯”字寓意着马匹昂首向前，象征着骑在马上征战四方，夺取天下的决心。但这仅仅预示着可以在马上建立功业，做一位马背上的霸主，而不是能够安稳地坐在朝堂之上称王。因此，宋献策曾经说过：“我们的主公不过是位马上皇帝”，这也间接揭示了这一点。当初设定这些伪名号，无不蕴含着一定的意义或目的，然而高迎祥起事长达十年，势力既庞大又稳固，但世人始终未曾听说他被称为“高闯王”，只知道有“李闯王”这一称呼。直至李自成攻破洛阳之后，“闯王”这一称号才变得广为人知。人们只知道闯王就是李自成，却不知道这一称号始于高迎祥；或者只知道李自成后来成为了闯王，却不了解这个称号是在卯、辰年份（公元1639年、1640年）间开始启用的。因此，特意强调这一历史渊源，是为了让世人了解“闯王”这一称号的起源，以及采用“闯”字并非随意之举，而是有一定寓意存在的。

 第125章 左良玉屠临颍、李自成陷襄城、自成陷南阳

    左良玉屠临颍


    十月，左良玉的部队抵达临颍，而临颍此时已被贼军占领并把守。左良玉成功攻破临颍，对城内进行了屠杀，并收缴了贼军此前所掠夺的所有物资。李自成对左良玉的行为感到愤怒，于是调集兵力对左良玉进行反击。左良玉被迫退守郾城，李自成随即率军包围了郾城，但左良玉指挥军队顽强抵抗。与此同时，贼军攻陷了襄城。


    李自成陷襄城


    十一月，李自成再次攻陷了襄城，巡抚汪乔年与守将李万庆都在这场战斗中阵亡。汪乔年，号岁星，浙江遂安人，是天启壬戌年（）的进士，曾任提督三边的佥都御史。在此之前，汪乔年曾在陕西发掘了李自成祖先的坟墓，并在其中发现一条小蛇，他立刻斩杀了蛇并在军中示众，以此宣誓作战决心。他准备援助被围困的郾城，行军至陕县时，得知襄城刚刚被攻破，由于形势不明朗，汪乔年犹豫不决，没有立刻前进。襄城的贡生李永祺带领当地百姓出城迎接官军，李自成闻讯后，从郾城前线撤围转而前来迎战汪乔年。战斗中，汪乔年身中数箭，全军覆没，仅有数百人跟随他进入襄城坚守。经过五天的防守，襄城再次被李自成攻陷。汪乔年试图自杀未成，最终被俘并遭到杀害。跟随他的三万余名将士几乎全都被屠杀殆尽。


    李自成对参与此事的诸生怀恨在心，因此惩罚了一百九十名儒生，对他们施以劓刑和刖刑。李自成还悬赏捉拿李永祺，但李永祺成功躲藏了起来，虽然他得以幸免，但他的家族中有九户人家惨遭屠杀。同时，李自成也杀死了守将李万庆。李万庆原是投降过来的将领，曾用名射塌天，因屡立战功而升至副将，此次襄城失陷后被李自成处决。朝廷事后追赠汪乔年为都督同知荣禄大夫，并在襄城设立祠堂纪念他。


    汪乔年挖掘李自成的祖坟并斩杀小蛇，陕西参政都任将李自成父母遗骨剁碎再扔进粪坑中浸泡（详见后文记载），被赞誉为当时的两大快事。


    自成陷南阳


    李自成再次打败了秦军，缴获战马两万余匹，迫使数万秦兵投降，随后乘胜围攻南阳，短短几天内就攻陷了南阳城。在这场战斗中，总兵猛如虎表现得异常勇猛，率领部下出战，消灭了数千名贼军，即使在城池被攻破后，他依然手持短刀在巷战中奋战，一直战斗到唐王府门前，面向北方叩拜，口中念叨着辜负皇恩，最终被贼军杀害。唐王也在此次战役中遇害。知府邱懋素毫不屈服，一边痛骂贼军，一边与其战斗到底，最终全家一同遇害。参将刘士杰、游击将军郭关、守备猛先捷也都英勇战死。太监刘元斌率领军队前往救援河南，得知南阳陷落的消息后，却带着妇女向北逃窜，并纵容军队沿途大肆抢掠，甚至杀害无辜的樵夫和打水者，并以此作为军功上报。不久后，皇帝下令由御史清查刘元斌，刘元斌慌忙之中将所带妇女全部投入河中溺毙。到了次年十月，刘元斌因其纵兵烧杀抢掠的罪行被处死。


    二月，李自成围攻开封，督臣丁启睿集合左良玉、虎大威等将领在朱仙镇集中兵力与李自成决战，结果全军溃败。六月，李自成和罗汝才分兵向东南进攻，在枣阳地区击败了官军，随后又返回河南，郾城一战虽使贼军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但在同年十一月汪乔年战败后，十二月李自成再次围攻汴梁，官军在水坡战役中再次失利，贼军的嚣张气焰更加高涨。

 第126章 自成陷河南州县

    十二月期间，李自成率领贼军连续攻克洧州、许州、长葛和鄢陵等地。在鄢陵，知县刘振之面对严峻形势，竭尽全力抵抗后，仍无法挽回败局，于是身着官服恭敬地拜了两次，随后自刎身亡。紧接着，贼军又攻占了禹州，并导致徽王遇害。李自成的军队驻扎在朱仙镇，此时内乡、镇平、唐县、新野等地方已相继投降。邓州知州刘振之也战死。


    刘振之，字而强，号冰壶，是浙江慈溪人。他的曾祖父及其兄长都是有名望的大臣。刘振之在弱冠之年成为秀才，后来在崇祯庚午年（公元1630年）考中举人，师从黄道周。尽管他三次参加科举考试未能登科，但他却喜爱东阳的山水，最终在那里担任教谕，之后升任鄢陵知县。他曾预言东阳地区的士风将恶化，并会发生动乱，离开东阳后不久，那里果然发生了变故，人们因此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他在治理鄢陵时，坚持以体恤民众为要务。当时流寇横行，路过鄢陵的士兵不断以各种手段强迫县令提供粮食，甚至一度将他绑走。当地百姓哭喊着赶来营救，筹集财物来犒赏军士，才使其得以释放。鄢陵城中有人通敌，说鄢陵城墙较小难以坚守，不如投降，刘振之严词呵斥。当鄢陵城最终失守时，他前往孔庙拜祭孔子，手持笏板端坐于衙堂之上。贼军到来后，索要官印，他坚决不给。贼军将其绑在雪中三天，即便如此，刘振之仍然口骂言不止，最后被贼军砍了十几刀壮烈牺牲。消息传到朝廷后，他被追赠为太仆寺少卿，黄道周亲自为其府门题写了“忠孝大儒”的匾额。


    刘振之一生致力于研习儒家圣学，侍奉继母毛氏，展现出了古代孝子的品行。他曾写下了“不贪财，不好色，不惜死”这三句话，每年都会增加一层纸包裹起来保存，直至去世后家人才打开，看到他生前的志向。刘振之享年五十六岁。


    人们往往会被财、色两种欲望牵绊，长期无法摆脱，在生死关头会有诸多挂碍。从刘公藏于竹箱中的警世格言可见，他确实能做到看透尘世、超越世俗。无欲则刚，这是他一生的写照。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忠贞之士的事迹。段增辉，字含素，商丘人，因其贤良被推荐任职，但他并未接受。辛巳年（公元1641年），贼军到达时，他带领乡亲们抵御，经过两次激战后不幸被攻克，被捕后宁死不屈。曾任简讨官的马刚中，字九如，是崇祯甲申年（公元1634年）的进士，被贼军肢解而死。工部郎中沈试，字君明，虽为官学生员，遇到贼军时却毫不畏惧，反而痛骂敌人，面对威逼利诱坚决不降，最后被贼军用棍棒打死。


    贼军攻至睢州时，当地的乡绅、曾任通政使的李梦宸，号元驹，是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的进士，选择自缢而亡。贼军来到他的宅邸，纷纷下跪叩拜，都感叹他是一个品德高尚、仁慈善良的人。


    另外，监军兵部主事余爵，字天有，来自颖川，是崇祯辛未年（公元1641年）的进士，他曾率兵援助沛县，英勇奋战后不幸被俘，面对敌人，他始终怒骂不屈，最终与侄子余敦华一同殉国。

 第127章 张献忠毁驿道、张献忠陷襄阳

    张献忠毁驿道


    辛巳（公元1641年）正月，张献忠和罗汝才二人领军渡过违河向东进发，沿途摧毁新开设的驿站，长达七百里的驿道沿线人烟消失殆尽。起初，贼军向南逃窜，万元吉打算从偏僻小道出发，以占据梓潼，切断贼军的归路，但这一战略并未得到杨嗣昌的支持，杨嗣昌发出檄文命令各路军队紧跟贼军急速追击。然而，由于将领们纷纷向泸州方向追击，贼军改变路线折返东方，使得归路完全暴露，失去了有效阻截的机会。贺人龙率军停留在广元，未能及时进击。


    在正月十二日乙丑这天，猛如虎带领诸位将领在开县与贼军激战并取得初步胜利。张献忠登上高地观察，发现官军后援不足，于是调派精锐兵力绕过山谷，从官军背后发起攻击。官军左翼军队首先溃败，士杰等将领均壮烈牺牲，前锋部队全军覆没。猛如虎拼死突围，但战马、武器以及军符等重要物资均在混乱中丢失。身处云阳的杨嗣昌闻知开县战败的消息后，开始后悔没有采纳万元吉的策略。


    在编写历史时，《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等文献有时按年编排而不编排月份，因此猛如虎战死一事在前面已有记载，此处又再次提及。前文是由于涉及李自成的战事而提到，此处是因为叙述张献忠的事迹而再次涉及。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章节中也有体现。但李自成攻陷南阳时，记载刘士杰战死，而这里的士杰也战死，可能有所重复，目前无法确定两者是否为同一人。


    张献忠陷襄阳


    起初，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六月，左良玉抓获了张献忠的妻儿亲属，连同徐以显、潘独鳌等人一起送往襄阳监狱关押。襄阳知府王承曾平时沉迷于饮酒和美色，当他看见张献忠的妾室时，被其美貌吸引，因此放松了对俘虏看押的防范警惕。到了辛巳年（公元1641年），张献忠和罗汝才逃至当阳，郧阳巡抚袁继咸集结全部兵力在房竹地区阻击贼军。贼军绕道宜城，侦察到襄阳城防守松懈，又得知杨嗣昌的檄文将在路上送达，于是派出二十名骑兵假扮公差拦截檄文。二月初五己酉日深夜，贼军在四更时分敲击襄阳城门，巡道张克俭查看符验后开启了城门，贼军一拥而入，随即挥刀斩杀守门人，城中预先埋伏的一百多名贼军也随之起事，攻破监狱救出了徐以显、潘独鳌等人。


    潘独鳌原是应山的一名生员，因富有但吝啬，县令觊觎其财产，派人诬陷他违法，潘独鳌愤怒之下越狱加入了贼军，此后贼军的文书往来多出自他手。当天晚上，贼军纵火照亮夜空，大批贼军迅速赶到，襄阳城内一片混乱，城门大开。


    初六日庚戌拂晓，贼军全部涌入襄阳城内，王承曾试图突围逃跑，代理襄阳政务的李天觉眼见城破，向北方叩首一拜，将官印放置在桌案上，然后自缢而亡。推官姜曰广被捕后，面对审讯大骂不止，拒不屈服，最终与兵备副使张克俭一同英勇就义。贼军焚烧了襄王府的端礼门，抓走了襄王，并让张献忠占据了王宫。张献忠坐在王宫内，命令襄王坐在堂下，给他一杯酒说：“我本想砍下杨嗣昌的头颅，但他远在四川，现在我只能借用你的头颅，让杨嗣昌因失陷藩王而依法受罚。你尽力喝下这杯酒吧。”说完，张献忠将襄王捆绑起来并将其杀害，然后将尸体投入火中焚烧。福清王朱常澄侥幸逃脱，派人寻找襄王遗骸，但只找到了几寸颅骨带回。贼军还杀害了襄王府的其他成员以及贵阳王朱常法，并掳掠了所有的宫女。他们还从王府中掠夺了十五万两白银，用于赈济饥民。襄阳守军数千人以及堆积如山的军资器械，全部落入贼军手中。


    先前左良玉多次击败贼军，缴获的物资囤积在许州，当时被张献忠偷袭夺取。左良玉在郧阳时，也将家人和财物安置在襄阳，至此也尽数被张献忠掠走。左良玉闻讯后，与郧阳巡抚袁继咸一同发兵救援襄阳，但为时已晚。初九癸丑日，贼军渡过长江攻破樊城。十五日己未，他们又攻陷了当阳和陕县。二十一日乙丑，光州和新野两地相继失陷。


    张献忠的妻儿亲人被囚禁在狱中，他片刻都不敢忘记。况且宜城作为襄阳的下属县，两地距离并不遥远，王承曾因迷恋张献忠的妾室而疏于防范，张克俭在半夜轻易开启城门，他们的做法显得多么愚蠢啊！

 第128章 杨嗣昌自经;张、罗屠随州

    杨嗣昌自经


    辛巳年（公元1641年）二月初二丙子这一天，杨嗣昌在荆州得到襄阳失陷、襄王遇害的消息，心中充满了羞愧与愤慨，而且当时河南府也已沦陷，福王遇害，


    他意识到自己难逃问责，最终在军中自缢身亡。朝廷中的官员纷纷上奏弹劾他，皇帝交由相关部门处理。礼部侍郎蒋德璟认为杨嗣昌欺诈误国，主张参照嘉靖年间仇鸾的例子，对他实行斫棺戮尸的处罚。然而，皇帝最终竟并没有追究他的罪责。


    回顾杨嗣昌在四川顺庆之时，悠闲地坐在公署之内，甚至还为自己题写了“盐梅上将”的匾额以自夸。等到泸州失陷后，接连多个城镇被攻陷，杨嗣昌依旧沉浸在醉梦之中，竟然下令多准备绳索去捆绑贼寇，这一举动在蜀中传为笑柄。因为襄阳失陷，皇帝认为左良玉违背军令逃避贼寇，因此革除了他的官职，并责令他带罪平叛。同时，郧阳巡抚袁继咸被逮捕入京。袁继咸在朝中以正直闻名，他曾担任山西督学以及淮阳、武昌等地的军事长官，所到之处以清明公正而深受赞誉，百姓对他充满敬仰之情。这时，大家纷纷替袁继咸申诉冤情。袁继咸也出示了杨嗣昌的书信，证明自己无罪。不久朝廷查明真相，赦免了他。


    袁继咸，号临侯，是江西袁州府宜春县人，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乙丑科考中进士。在杨嗣昌自缢身亡后的四月甲子日，朝廷提拔陕督丁启睿为兵部尚书，取代杨嗣昌的位置，担任督师剿灭贼寇的任务。


    杨嗣昌确实未能有效控制贼寇，的确是有罪过，但最终以死谢罪也就算了。若按照仇鸾的例子处置他，未免过于严苛处理，因此皇帝没有采纳那样的提议。


    张、罗屠随州


    辛巳年（公元1641年）四月二十五日庚午，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合攻陷随州，随州知州徐世淳全家惨遭杀害，城中吏民被大规模屠杀，血流成河。徐世淳，字中明，浙江嘉兴人，其父徐以建曾任兵部侍郎。徐世淳精通天文地理和数学，于万历戊午年（公元1608年）因才华出众被推荐到地方为官，虽多次参加科举未能中第，但他还是通过选拔机制出任永嘉县教谕。刘香的残余势力仍在海上活动频繁，徐淳通过制定和实施多项计策，成功地保障了沿海地区的安宁，后又被任命为重庆推官。当时按照督师辅臣杨嗣昌的要求，五日内需要筹集一万斛的粮饷，若逾期未完成，就要被请出尚方宝剑予以诛杀。徐世淳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导致蜀地官民对其强硬作风颇有微词，他随后被改任为随州知州。


    彼时，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叛乱势力正盛，随州成为军事冲突的焦点，徐世淳赴任前告诉儿子徐肇森和徐肇梁：贼军肆虐于襄阳、邓州以及随州一带，随州已是三度遭受破坏。然而，随州就像是郢州的屏障，保卫随州实则是为了守护皇陵的安全，我必然会选择在这里誓死坚守。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十月，徐世淳抵达随州，与众官员在关庙歃血盟誓，决心以死守城，并在南城谯楼下居住。他告诉属下说：我将与各位同僚枕戈待旦，将这座楼为我们的生死之地，誓与随州共存亡。


    次年（公元1641年）四月，贼军攻陷襄阳和德安，徐世淳截获并处决了敌方探子。贼军了解到随州已有防备，遂全力攻打。期间，徐世淳三次派人向郢州求援，但巡道赵某无视求救信号，将报告扔在地上不予理睬。巡抚虽派出一名游击将军率军支援随州，赵某却命令其固守郢州，没有放行。徐世淳五天不吃不睡，始终身披铠甲，再次与众官员在关庙盟誓。二十五日，贼军大举进攻南城并派遣军队走小路，破坏北城墙后长驱直入。徐世淳派儿子徐肇梁将官印埋藏于官署后墙下，自己则骑马与敌军巷战，不幸颈部中箭，脸颊被刀砍伤，眼睛、鼻子等部位骨折断裂而坠马。即使身受重伤，徐世淳仍左手握刀、右手拿着装有官印的木箱，与贼军英勇搏斗，最终胸部中枪、腿部被砍断而壮烈牺牲。徐肇梁赶到现场，抚摸父亲的遗体痛哭失声，大骂贼军，贼军将他驱赶到老营中杀害。临死前，徐肇梁大声告知随州百姓官印的埋藏地点。徐世淳的妾赵氏、王氏以及家中的奴仆共十八人也全部遇难。贼军逼迫赵氏出来，她坚决不肯，贼军先杀害了她怀抱的幼女申姑，砍断了她的八根手指，但她依然顽强骂贼，贼军用刀砍她，并用土石砸碎了她的头部，杀了她。


    三天后，来自吴地的石琳找到了赵氏的遗体并收敛安葬，赵氏的遗体与申姑紧紧相抱，胸前藏着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约三寸大小的《金刚经》，于是将她们一同安葬。然而，徐肇梁的遗体始终未能找到。巡道因未能及时派兵增援而试图掩盖徐世淳壮烈牺牲的事实，幸好荆西道官坚决反对，湖北巡抚和巡按御史最终将徐世淳的事迹上报朝廷。徐世淳的儿子徐肇森也上京请求朝廷给予表彰，朝廷追赠徐世淳为太仆寺少卿，并赐予祭祀和安葬，同时荫庇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学习，徐肇梁也附祀于随州和嘉州的祠堂。


    戊寅年（1638）二月，张献忠曾攻破随州，知州王焘上吊自尽，这次再次失陷，徐世淳战死。王焘和徐世淳两位官员，无论先后，他们都以其卓越的贡献和壮烈的牺牲共同流传千古，成为不幸时代中的有幸之人。而且，徐世淳的死尤为惨烈，而随州的百姓所遭受的灾祸也更加深重。从戊寅年至辛巳年，短短四年间，随州两次遭受张献忠的侵略和荼毒，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天命不济所致吗？

 第129章 张献忠陷泌城等处、山东李廷实、河南袁时中等

    张献忠陷泌城等处


    辛巳（1641年）六月初六庚戌这一天，贼军攻陷了宿松和英山，张献忠和罗汝才合力攻打信阳，成功获取了左良玉军队的军旗，并指示其他贼军打着这些旗帜突袭泌城，进而攻陷了泌城。七月时，贼军再次攻陷英山，但随后在麻城遭到丁启睿的重创，罗汝才被迫逃走并投靠了李自成。总兵黄得功的部队发生叛变，向西投奔了张献忠。张献忠的军队又攻陷了郧西。到了九月，张献忠的部众在南阳地区分散，他仅带着几百名骑兵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本欲杀掉张献忠，但罗汝才派出五百骑兵资助张献忠，使得张献忠得以向东逃逸。到了十月，张献忠重新纠集兵力与李自成会合。


    张献忠的行军策略就像暴风雨般突然降临，撤退时又如鬼魅般难以捉摸，因此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军队一会儿疾驰至江北，一会儿又转向楚豫之地，横扫三省，使得官兵疲于奔命，无法有效追击或防御。这正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灵活运用避实击虚的战术。当时的将帅们纷纷陷入了张献忠的战略陷阱之中，却浑然不觉。据说徐以显曾教授张献忠孙武、吴起的兵法，自此之后，张献忠的军队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其战略部署与孙子兵法中的虚实之策相得益彰，堪称狡猾而又难以制服的贼寇典型。


    山东李廷实


    辛巳（公元1641年）正月二十八日甲辰，山东地方的土匪李廷实和李鼎铉攻陷了高唐州。当时，山东各地盗贼蜂起，纷纷响应，导致京城周边的道路被阻断，数百万的直隶地区的饷粮被困在兖州无法送达。东平的官吏和胥役发动叛乱，引领贼寇攻入并占据城池。巡抚王国宾紧急下令，令总兵刘泽清出兵平定东平的贼寇，并成功收复了城池。到了二月，东部地区的盗贼势力越发猖獗，从徐州至德州的广大区域，处处可见尸横遍野，加之严重的旱灾、蝗灾和大饥荒，百姓饥饿至极，甚至出现了父子相食的惨剧，道路上行人几乎已经断绝。


    己丑日，鲁王捐赠数万两银子，招募士兵以保卫地方、抵抗盗贼。三月，王国宾被革除职务，朝廷任命杨御藩与刘泽清共同集结兵力，共同剿灭曹州和濮州的贼寇。到了五月，朝廷设立了徐州、临清、通州、浑河四个军事重镇，以保护漕运安全，防止东部贼寇的侵扰。直至次年壬午正月，盗贼之乱才逐渐平息。


    河南袁时中


    辛巳（公元1641年）正月，河南当地的土匪艾一、侯二、侯四纠集了数千人马，在封邱县被知县击败。到了二月二十一日丙寅日，土匪攻占了新野。二月二十二日丁卯日，土匪又攻陷了河阴，并占据了该地。游击将军高谦对该地进行了为期七天七夜的围攻，最终成功收复。同月，河南土匪瓦子、一斗谷等势力全部归附于李自成，共同围攻开封。五月，河南的土匪头目袁时中聚拢了多达二十万的部众，企图跨越长江北岸，侵犯凤阳和泗州地区。面对这群如蚂蚁般蜂拥而来的盗贼，总督朱大典成功击败了他们。贼寇丢弃大量牲畜连夜逃窜，丁酉日，总兵刘良佐挑选精锐骑兵追击五十里，贼寇溃不成军，战场上尸横遍野，丢弃的兵器遍布田野。这支二十万人的贼寇队伍瞬间土崩瓦解。


    到了崇祯十五年八月，徐镇游击将军赵崇新在夏邑与袁时中谈判招抚事宜，却最终被杀害，这是因为袁时中假意接受招抚。袁时中趁地方官员不备，突然发起袭击，劫持了萧县知县离去。到了崇祯十六年五月，袁时中被李自成所杀，他的势力小袁营也随之覆灭。袁时中从草莽之间崛起，短短三年时间聚集了二十万之众，却又快速消亡。


    泰安土寇


    在泰安地区，大约有十万规模的地方土匪团伙四处肆虐，他们所到之处大肆焚烧掠夺，甚至残酷屠杀婴儿和幼儿，不留活口。这些土匪一路洗劫至扬州南沙河店，摧毁了十六艘漕运船只，随后又转向东北方向行进。在徐州，当地的土匪势力与之汇合，共同围攻了丰县。


    志异


    辛巳（公元1641年）正月二十六日壬寅这一天，天空被厚重的黄色雾气笼罩，阳光昏暗无光。嘉兴城内响起如雷般的巨响，当时人们称之为“城愁”。二月，山西偏头关地区出现了天鸣现象。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等地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据无锡的实录记载：立春过后连续两个月阴雨连绵，雨水如注，河流湖泊水位上涨，导致小麦歉收。到了秋天，干旱的情况更加严重，米价飞涨，贫困的百姓连做饭的柴火都没有，只能采摘野菜和草根充饥，路上饿殍遍野。地方官府考虑启动官方卖粮措施，但在购买粮食的过程中，场面极度混乱，强壮并且离市场近的居民一天内多次购买，借此牟利；而较弱和离市场远的居民却难以买到一口粮食。


    那时，徽州地区的米价尤其昂贵，由于该地多山少田，干旱的影响更为严重。崇祯十三年庚辰（公元1640年）年，米价高达五两二钱每石。十四、十五两年（公元1641、1642年），米价稳定在五两每石。到了清朝顺治八年辛卯（公元1651年），米价攀升至七两五钱每石，而且当时一石米中还要掺杂一斗糠皮和一斗水，实际上纯米只有八斗。富裕家庭每人每天也只能分得三合米，甚至很多婢女不得不逃离家乡到外地谋生。


    这一年，从长江以北到江南苏州、杭州一带，沿路都是挨饿的灾民，彼此相依。六月时，米价涨至二两七钱每石，后来甚至达到三两二钱每石；麦价为二两二钱每石；每斤油的价格是八分钱。整个社会民生凋敝，景象凄凉。

 第130章 降座揖相、杨仁愿论东厂缉事、天坛

    降座揖相


    正月初一辛未日早晨，皇帝在结束早朝后，特意召见了大学士周延儒、贺逢圣以及谢升三人入殿。他对三位重臣说：“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都极为尊崇师道。你们就是朕的老师，国家的安定繁荣，依赖的就是诸位先生的努力。”于是，皇帝命令他们向东站立，自己则走下宝座，向西方向他们拱手行礼，三人对此表示谦逊愧谢。


    崇祯皇帝的这一举动，虽然表面上显示出对臣子的极高尊重，但如果表达的对象不当，只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显得不够恰当。这三位内阁大学士之中，唯有贺逢圣（谥号文忠）的表现算是最为当之无愧。


    杨仁愿论东厂缉事


    正月时，朝廷决定撤销负责京营的内臣提督职务。御史杨仁愿上奏说：“我考察了高皇帝（朱元璋）早期的制度，并没有设置专门从事侦查事务的机构，对于臣子的违法行为，仅限于公开纠察，而非私下揭发举报。如今我在南城任职，亲眼所见许多诉讼案件多借助于衙役、捕快等力量，这些人假借东厂名义的人，或勾结他人犯罪，或出于私仇而故意诬告陷害他人，这些人唯恐别人不做坏事，又唯恐他们不会立即受到法律制裁。考虑到皇帝宽仁恤刑、希望感化罪人的宗旨，这样的现象难道不是令人痛心疾首吗？


    我诚恳地希望皇帝首先能够放宽东厂对各项事务的管控，如果能适当约束东厂过度的权力，使其运作更为规范合理，那么因冤假错案导致的大量严苛刑法的使用也会逐渐减少。我进一步请求，对于臣子犯法获罪的情况，可以将他们囚禁并移送至相关部门依法处置即可，然而，一旦派出东厂缇骑去逮捕，往往会造成有钱的人家可能会因贿赂缇骑以求脱罪而倾家荡产，而没有足够财力的人家则会让地方为了筹集缇骑所需的“馈赠”而摊派费用，这样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非常大。”


    皇帝赞同上述观点，下令东厂所负责侦查缉捕的事务仅限于涉及谋反叛乱、背离伦理、作奸犯科等重大案件，其他的普通刑事案件应由相应的司法部门处理。同时，皇帝还告诫锦衣卫的校尉们，在执行任务时不得随意扰民、搜刮财物。


    东厂从事侦查缉捕之事，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极为严重，我真心期望皇帝一句话他们就能稍作收敛。仁德之人的话往往富含智慧，能够带来普遍的利益，确实如此啊！


    天坛


    在北京永定门以北约五里的位置，有一片区域坐东朝西，周围环绕着一圈长约十里的砖砌城墙。这片区域正对着西边的山川坛，其整体格局设计如同古代的籍田礼制场所。内部有一座装饰精美的宫殿，屋顶覆盖着华丽的琉璃碧瓦，形制类似太庙。宫中设有象征天帝的祭祀位置，东侧则设定了太祀位，这些座位均高达数丈，可以攀登而上；殿堂内部的小龛中安放着木质神主牌位，一般游人难以进入。


    管理此地的是隶属于太常寺的道士，他们身着黄色道袍。宫殿四周的窗户均采用青蓝料丝作为窗帘，每扇窗帘大小犹如门板，透光性极好，显得明亮宜人。寝殿内设有一张专供皇帝使用的龙床，另有一处专门用作餐饮的膳殿，里面配备齐全的食具。除此之外，还设有更衣殿，摆放着座椅供更衣之用，以及专供沐浴熏香的殿宇，内置浴池。所有的法器、物具都熠熠生辉，礼仪布置庄重严谨。在祭祀开始前十日，所有这些壮观景象和神圣仪式均可让公众全面观看了解。


    此外，该区域内有一口铜井，井圈由铜铸而成，自井底向上套装，井水清澈甘冽，饮用时清凉入骨。这个地方距离皇宫大约十多里路，在祭祀之夜的二更时分，远眺可见坛内红灯高悬于竹竿顶端，此时即意味着皇帝乘坐龙辇前来参加仪式。那些巨大的灯笼直径可达三丈，高五丈，灯笼中央由两位道士看护。


    天坛的核心部分设置了一张黑色油漆的矮榻，高度约二尺多，面向南方的位置为象征天帝的天位，榻上铺满了棉花和飞絮，以此来验证天神是否降临。倘若棉花飘絮稍微下沉，便被认为是天神已至；反之，若棉花保持原状不动，则表明天神尚未降临。在天位的东侧同样设有一个榻位，那是天子在祭祀时的位置。祭天所用的牛会被去除腹中的内脏等物，然后填充檀香和降香焚烧，香气随着烟雾升腾至天空之上。

 第131章 驾幸地坛

    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四月六日，皇帝举行了盛大的社稷祭祀典礼。方泽坛位于北城外东北方的干位，在祭祀前一个月，就开始进行彻底的清扫和准备工作。在祭祀前十天，所有祭祀器具，包括簠簋、笾豆、鼐爵以及笙磬钟鼓等，都用黄纱笼罩，以示尊崇。同时祭祀前的沐浴设施也在十天前开始试水温，礼官都可以前往参观。到了祭祀当天，会在东华门北侧搭建临时看台，以便观看盛况的人们能登高观赏。初五日清晨，参与观礼的人携带食物酒水登上高楼，准备观看仪式。在午、未两个时辰，坊官及宫廷官员会封闭城区西北方向大小民房通向街道的出口，全部用红封条密封。


    在祭祀开始的三天前，京城两侧的大街两旁，由五军都督府调动的禁军身穿戎装，手持刀戟，列队耸立，从大明门一直延伸到地坛三十多里，总计动员了约二十万将士。


    中间开辟出宽四丈的御道，铺设黄沙，禁止平民行走。所有的街巷胡同，都停满了战车，严格限制人员进出，沿途的墙壁窗户也都用红纸或红泥涂抹遮挡。藏身于楼上观礼的人们或是小酌，或是低声交谈，传递皇帝命令的人手持高脚牌进行宣告，同时也通过口述传达旨意，与此同时，主持仪式的官员不断地给予叮嘱和指示。


    夜幕降临之初，首先通过的是承载太祖神位和祭祀乐器的马驾，由二十四匹马拉动辇车前行，随行的执事人员头戴红军帽跟随其后。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宦官、金吾卫等纷纷忙碌奔走，灯火照耀之下，人群涌动如同波涛翻滚。等到二更之后，隆重的卤簿大驾才真正抵达现场，万点灯火闪耀，尘土飞扬，五彩斑斓的队伍一时难以分辨清楚。想要目睹圣驾风采的人们都屏息凝神，等待圣驾归来时再次聚集观看，直至深夜街头仍充满人群。


    初六日黎明时分，马驾先行返回。在完成向祖先敬酒仪式后，神位和部分仪仗即刻撤回庙宇，其中包括朱钺黄旄、锦旗绣幄等，期间共有约千余人参与。不久，八头装饰华美的大象缓缓走来，它们颈项至尾巴披挂着锦绣，身上悬挂着明镜，背部背着朱漆葫芦，步伐优雅，摇曳生姿，铃铛和玉佩发出悦耳的声音，引来阵阵喝彩。紧接着，更加热闹非凡的场面接踵而至，快马报信传入皇宫，犹如燕子掠地般迅速。过了四五刻钟，军队仪仗重新整理一番，坊官、甲长等人再次撒上黄沙，副将骑马巡查，大声训诫所管辖的军士，命令他们站立整齐有序，就如同一对一对地相对而立，要求他们衣着装饰和所使用的器械务必做到再度检查，确保一切都整洁严密，一丝不苟。于是，身披铠甲的士兵们策马疾驰，排列成队，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形成整齐有序的阵列，旌旗随风飘展，宝剑与佩饰相互映衬，军士佩戴着黄金装饰的护肘，腰间则横挂白玉腰带。陪同祭祀的文武官员急忙赶至大明门内，恭敬等候圣驾，他们扬鞭催马，生怕落后，争相向前。


    这时龙旗凤幡、金钺银爪、鸣锣击鼓的何止数万人的宏大阵仗来了，浩浩荡荡的队伍依次排开，绵延不绝，脚步声和呼吸声汇成一片。远处传来悠扬的编钟演奏和中和雅乐，各种宫扇形态各异，或圆或方，或正或侧，或长或短，或横或斜，有的是龙翔凤舞的手工针绣或织机纺织的图案，有的雕刻着日月山河的精美画面，有的描绘了神鬼奇特形状和虎豹奔跑动态，有的图案则是繁花似锦、万锦交织。至于兵器方面，弓箭、盾牌和刀剑熠熠生辉，有人说靠近圣驾的武器其实是由木头制成，只为增添壮观气氛。


    此时鼓声渐紧，显示圣驾即将来临。装载皇帝的玉辂、大辂、步辇和象辇都以黄绢作帷幔，前方由两只墨色绢布所做的曲柄伞引导，这是朝廷显贵乘坐的车辆，大鼓和旗帜在其后，行进速度迅速而稳健。每一辆辇车下面都有一百六十名舆夫，他们的肩膀始终保持同一高度，且每走三里就会更换一批。在前面还有一群内廷僧侣，抬举着一座金龙大轿，专用于皇帝上下辇车，轿子前后两旁宫扇半掩，彩旗对称遮挡，只有在高处才能一览无遗。最后则是宦官簇拥，仿佛红色的云朵遮蔽了天空，两街的居民在这一刻齐齐开门观望，随着圣驾过后，众人纷纷散去，就像春社酒宴结束后一样各自回家。


    译者注：1.原文中的“黄冠”，一般指道士佩戴的黄色冠冕。


    2.原文中的“笾豆”是中国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盛放食物的两种礼器，是礼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象征着祭祀或宴饮活动的庄重与等级秩序。


    3.原文中的“卤簿”，是中国古代帝王出行时扈从的仪仗队，包括车驾、乐队、护卫士兵及其他附属人员，以及相关的旌旗、兵器、乐器等各种标志物。卤簿大驾，即是指皇帝出行时所带领的庞大且豪华的仪仗队。


    4.原文中的\"既灌以降\" ，\"灌\" 通常是指祭祀时的献酒仪式，\"以降\" 则可能表示祭祀仪式的下面环节。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完成了向祖先献酒的仪式步骤之后”。


    5.原文中的\"朱钺\"，就是钺柄涂以朱红色，是一种古代兵器，象征着权力和威严。\"黄旄\"，旄是古代一种饰有牦牛尾的旗子，象征着皇权和尊贵。\"锦旗绣幄\"，指带有精美图案的旗帜和帷帐。


    6.原文中的“春社”，是中国古代百姓在春季举行的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节日，祈求新的一年里五谷丰登、风调雨顺。\"酒阑\"一词，意指酒席快要结束。

 第132章 谢升削籍、马士英起用、免税停刑、 蒋德璟入相

    谢升削籍


    四月份的时候，给事中倪仁祯向皇帝进言说：“我刚刚就任官职之时，遵循惯例拜访了内阁大臣，期间谢升提到了军队粮饷的事宜。但他突然说：皇帝亲自处理政务，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这样一来，反而可能导致整个国家治理的混乱。谢升身为位居高位的臣子，竟然将问题归咎于圣上”。


    皇帝大怒，下令剥夺了谢升的官籍。


    马士英起用


    四月，朝廷决定宽恕马士英，并任命他为兵部左侍郎，同时兼任佥都御史，总督凤阳地区。最初，马士英曾在宣大地区担任巡抚，后来因为遭到总监王坤弹劾而获罪。此时，前任太常寺少卿阮大铖为其积极奔走、极力营救，因此马士英得以重新启用并获得新的职务。


    免税停刑


    二月，朝廷发放了两万帑金以赈济山东地区的灾民，并且豁免了山东、直隶地区崇祯十二年以前拖欠的所有税粮，对于官吏在税收中混淆不清、胡乱征收的，都要追究其罪责，这一举措使得百姓们欢欣鼓舞，热烈庆祝。


    到了六月，朝廷又下令免除了开封、河南府、归德和汝州四个地区去年的田租，并且告谕全国各地暂停执行刑罚三年。到了十月，朝廷进一步赏赐给贫困百姓米和布匹。而在闰十一月，皇帝下罪己诏，对自己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责备。


    蒋德璟入相


    六月，皇帝任命蒋德璟、黄景昉、吴甡三位官员入阁共同处理政务。皇帝在早晨的谕旨中责备吏部在推选阁臣时，本应秉持公正和谨慎的原则，但现在却出现了吹嘘私人关系、袒护徇私的行为，例如像房可壮、张三谟、宋玫等人的推荐，这不是大臣应有的操守。


    皇帝在中左门召集朝廷官员，赐予饮食，并赐予新入阁官员青色官袍，太子、定王、永王则穿着红色官服在一旁伺候。面对吏部尚书李伯宣，皇帝质问道：“朕曾多次告诫各位大臣，不要有‘宁肯违背君父的意愿，也不违背个人私交；宁可放弃职守，也不破坏人情面子’这样的情况，昨天的官员选拔依然出现了如此草率和不公正的现象，更何况其他事务呢？”李伯宣进行了辩解。皇帝又对吏科都给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张煊进行了责问，尽管内阁大臣努力为他们辩解，但皇帝并没有接受。次日，皇帝下令将李伯宣等六人交付司法部门审理。最终，李伯宣等人被流放到边疆戍守，房可壮等人则被革除官籍。


    起初，大学士陈演的亲近之人廖惟一被提拔为尚在试用考核期内的御史，但当考核时廖惟一试图通过房可壮的关系为自己谋取好处，房可壮拒绝了这一请求，而张煊则对此事态度更加强硬，廖惟一因此未能得到提升而被调离原职，陈演对此感到不满。恰逢皇帝游览西苑时，陈演随行，并借此机会秘密禀报皇帝，称这次重要的阁臣选拔大会实际上是章正宸和张煊两人主导的，存在诸多不公。皇帝得知后大怒，因此有了对相关官员的惩罚。

 第133章 吴履中论二失、黄道周复官、诛陈新甲、召王应熊

    吴履中论二失


    六月时，御史吴履中向朝廷进言，指出：”朝廷的两大过失在于误用温体仁和杨嗣昌两位大臣。他又说：内政治理的缺失必然会导致边境战事频发，民生困顿必定催生盗贼蜂起。现今局势是外有敌患侵扰，国家政局越发紊乱不堪；内部匪寇四起，而赋税征收却日益紧迫；此种情势之下，想要避免社会动荡和祸乱的发生，还能够做到吗？”


    黄道周复官


    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八月，朝廷召回了黄道周，并任命他继续担任少詹事一职。在此之前，黄道周曾被囚禁，人们普遍认为他必死无疑。当时，周延儒深受皇帝恩宠，即使是皇帝勃然大怒的事情，他也能通过巧妙言辞化解。有一次，皇帝偶然提及岳飞的事迹，感慨地说：“怎么才能找到一位像岳飞那样的将领来重用呢？”周延儒回答说：“岳飞固然是一位着名的将领，但他抗击金人的事迹，在史书记载中或许有夸大之处；就如同黄道周这个人一样，将在在史册中也不免记载他是未被重用的人，天下人都惋惜他的才华（意思是黄道周这人是有才的，但史书记载他怀才不遇，也可能会夸大其词，以此暗示皇帝不如启用黄道周）。”皇帝听后沉默不语，刚回到宫中，立即传下旨意恢复了黄道周的官职。


    黄景昉（号东崖先生）说：皇帝认为黄道周清廉自律，勤奋好学，尚有激励人心之处，特准许赦免其罪并恢复原有职务。旨意下达后，朝廷内外都为之感动流泪。此次黄道周得以复职，起因于周延儒在给皇帝讲学时对其他奏疏的评析，涉及到了黄道周本人，我和同乡蒋公都赞同这个说法，原本只是希望能让他免于流放就已经很庆幸了，没想到竟能恢复原有的官职，这真是超出预期。这一举动体现了圣主的英明决断，超越历代帝王，天下也因此对周延儒（宜兴县人）的看法有所改观。黄道周上疏感谢皇恩并称病归家，同时还向皇帝请求赦免解学龙、叶廷秀两位罪臣，他于癸未年（公元1643年）春天回到家乡。


    附记：当初阉党势力嚣张时，黄道周写过一首诗：“岂有不平事，但存未坏身。只言天下合，孤影鬼神亲。世道余青史，春风足故人。无多谈往迹，愚叟旧西邻。”这首诗的内容与黄道周的经历颇为契合。


    诛陈新甲


    九月，朝廷诛杀了兵部尚书陈新甲，原因是他对边疆防务的处置不当造成了严重损失。周延儒试图为陈新甲辩解，他表示：“依据国家法律，除非战事危及都城，否则不会处死兵部尚书（也称大司马）。”然而，皇帝反驳道：“边疆的问题暂且不论，他使我七位皇族藩王遇到，难道这还不比城池受损更为严重吗？”皇帝并未采纳周延儒的求情。


    召王应熊


    十一月，朝廷召唤前大学士王应熊入朝，随后他觐见皇帝请求告老还乡，皇帝准许了他的请求，并赐予金带让他荣归故里。在此之前，周延儒意识到人们对他的执政已逐渐产生异议，因此他推荐王应熊来代替自己的职位，以此作为自己的退路和依靠。然而皇帝也认识到王应熊并非合适人选，所以最终还是批准他退休还乡。

 第134章 刘宗周言六事、刘宗周削籍(附熊开元)

    刘宗周言六事


    八月，朝廷晋升刘宗周为左都御史。到了十一月，刘宗周提出了六项建议：“第一，建立道德准则，提议在京师首善之地设立书院，以此彰显圣明，奠定国家治理的根本。第二，坚持法治，建议销毁锦衣卫的一切刑具和未经法司审议的狱词，一切审判听凭法司裁决。第三，尊重国家体制，规定三品以上的朝廷大臣若犯罪，应由九卿共同审议，然后再交给司寇处理，司寇认为有罪的，才能将其收押囚禁，这样做，即使是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过程中，也尽量维护了他们的尊严。第四，清除隐藏的奸佞，提出凡是匿名举报的文书，一律不予受理并销毁。第五，严惩官场腐败，京师的士大夫与外地官员存在过多、过隐秘的往来，我只要听说此类情况，必定会弹劾这些人。第六，整顿吏治，官吏治理中最败坏的现象莫过于催缴赋税时索要额外损耗以及在处理诉讼案件中收取贿赂，已经成为常态。至于官员通过请托和推荐谋求升迁的行为，特别是巡抚、御史尤为严重，应该将严惩监察官员受贿的法律条款作为他们回京述职考察的第一要义。”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闰十一月，礼科给事姜采被投入大理寺监狱审查。当时流传着一份匿名的“二十四气”之说，暗中诋毁朝廷官员。姜采上奏指出：“这些匿名诽谤言论的背后一定是大奸臣或对言官心怀怨恨的人企图陷害言官，他认为如果不严惩此类罪行，就说明皇帝对此并不介意，那就会钳制言官之口，久而久之，官员们将会像冬天噤声的蝉一样不敢发声，进而阻塞了皇帝的视听，届时还有谁能替皇帝直言进谏呢？”皇帝听闻后大怒，立刻下令将姜采逮捕入狱。


    刘宗周削籍（附熊开元）


    闰十一月，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在中左门商议督抚官员选用的适宜标准。刘宗周回应道：“任用贪腐或狡诈之人为督抚是最易导致误事的做法，作为督抚，首要条件必须是极其廉洁。”皇帝回应说：“同时也要考虑其才能。”


    皇帝又询问如何抵御外敌，御史杨若桥提议学习西洋人汤若望的火器技术。刘宗周则表示：“唐宋以前并无火器，自从有了火器，人们便过分依赖它，误国之本就在于此。”皇帝听后脸色不悦，说：“火器终究是中国长久以来的优势技术。”皇帝命刘宗周退下。


    当时，姜垓、熊开元两人均被关押在狱中。刘宗周又请求释放他们，说：“不应轻易相信厂卫的消息，这样等同于朝廷使用私刑。”皇帝立刻动怒，抬头看着屋梁说：“厂卫都是朝廷的机构，何来公私之分？”刘宗周据理力争，毫不退缩。都御史金光宸解释说刘宗周并无恶意，但这让皇帝更加生气。刘宗周便摘下官帽道歉，皇帝这才命令他退下。


    不久后，姜垓、熊开元被处以廷杖之刑，刘宗周则被革职为民，金光宸则被降职调动。尽管朝廷中有大臣上疏救援，但皇帝并未采纳。


    熊开元，字鱼山，是湖北省嘉鱼县人，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他曾担任吴江县令，以廉洁着称。后升任给事中，上疏阻止太监王应期出关巡视，并因此被降职为行人司官员。熊开元还弹劾周延儒专权误国，结果惹得皇帝雷霆大怒，将他革职，并下狱并处以八十廷杖，随后被流放到偏远地区。如今，熊开元已在灵岩山剃度出家。


    译者注：1.二十四气，据明末清初赵吉士所着的《寄园寄所寄》第六卷记载，曾有《两朝识小录》一书载明二十四气为：杀气吴甡（再生吴起），棍气孙晋（两头蛇），戾气金光宸（金甲神），阴气章正宸（灰地蛇），妖气吴昌时（摩登伽女），淫气倪元璐（假姜诗〔僵尸〕），瘴气王锡衮（夜郎王），时气黄景（赛黄巢），膻气马嘉植（小华光），贼气杨枝起（桃树精），悔气王士镕（金枪手），霸气倪仁桢（塑大虫），疝气周仲琏（靠壁鬼），粪气房之祺（倭房公），痰气沈维炳（喉下癣），毒气姚思孝（姚令言），逆气贺王盛（黑面豹），臭气房可壮 (海上暴客)，望气吴维业（啮人马），杂气冯元飚（顺风火），浊气袁恺（泼天纲），油气徐沂（九尾狐），秽气瞿式耜（两眼枪），月气钱元悫（痴虎伥）。这是当时朝臣之间相互攻讦、辱骂的手段。

 第135章 定王仿书

    定王仿书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八月，定王开始出阁读书，负责讲解的老师是方以智，书法指导则是刘明翰。定王开始正式学习读书那天，方以智表现出严肃庄重的仪态，定王却不发一言，而刘明翰则耐心陪伴定王，直至其完成当日的书写练习。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日。


    之后，皇帝定下了每逢三、六、九的日子是两位老师教导定王的日子，书房内的座位安排是方以智在东，刘明翰在西，定王则坐在正中。教学时，方以智会移动座位至定王身边，他声音洪亮，每次会讲解两三句，定王则尝试跟读一两句。有一次，定王急于让刘明翰来辅导，但内侍告知按照礼制，不能更改皇帝所定下的规矩，于是作罢。定王表示，可以开始练书法了，并要求刘明翰过来指导，刘明翰等定王书写完毕后就走了。后来在约定好的日子，方以智再次移动座位准备教学，这时定王却说他已经读过今天应该诵读的书籍内容，方以智便将当天应该诵读的书卷呈上，但定王却合上书卷，背对着它，表现出抗拒的态度。按照规矩，定王需要在内室将书籍内容熟读之后才能出来，在这时候，定王会告诉方以智先生可以先出去，他打算与刘明翰先生一起练习书法，于是，方以智先生便会坐在门外等候。定王曾询问刘明翰关于他的父亲的事，刘明翰回答说，他的父亲是先朝的一位正直忠臣。定王深感赞赏，说：“先生您如此温和恭敬，定然会有优秀的儿孙能够成为状元。” 听到这话，刘明翰躬身表示感谢。定王用手将他扶起说：你的父亲是个好官，生了你这么个好先生，你的子孙自然也会朝着好的方向成长。”这一天下午，定王桌上摆放着两只重达三十两的纯金狮子书镇以及两把玉尺，定王示意内侍将这些东西放入刘明翰的袖中，刘明翰坚决推辞不受，这时方以智在外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定王入宫向皇帝申请更改教学日程，提议将三、六、九日改为书法训练，四、五、七、十日为讲解教学，这一提议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方以智的教学日主要是复习旧知识，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每日授课。相比之下，刘明翰在指定教学日准时到达，并且每次都得到定王赐予的饭菜点心。到了第五个教学周期，学习要求是不再单纯模仿书写，而是自行书写选中的楷书样式八个字，定王减少了一个字数。定王向皇帝呈递了一份对书写教官予以优异表彰的建议，朝廷中对此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这种褒奖超出了常规，可能预示着定王对皇位继承顺序的挑战，有人甚至打算将此事公之于众。


    又一天，定王带着众人游览西园，看到刘明翰的马镫缺失，立即将自己的马镫配上。内侍们认为，龙纹装饰的马镫不合时宜，内廷便另行定制方形马镫送给刘明翰。此举又在朝廷中引起一片哗然（以为是皇帝赏赐），认为这是僭越之举，这里关于这件事的描述还是比较克制的。后来才知道是定王的善意之举，争议才得以平息。


    又有一次，定王特意设宴款待刘明翰，并在席间谈到将来出封为藩王时，想与刘明翰一同隐居西山。他回忆起皇祖六岁时即登基，八岁时就曾上陵祭祖，并为香山寺题写“青未了”匾额，这块匾额至今仍保存在那里。还说昨日他练习大字书法，深知改变字势之艰难，有人拿出“鳞凤龟龙”四个大字让他书写。刘明翰看了后称赞这字端正楷模，定王则谦逊地说自己的字还不够好，不值得玷污刘明翰的眼睛。直至更鼓敲响夜深散席，定王亲自燃烛送刘先生回家。


    还有一次，定王将一件珍贵的八宝金暖手炉赠予刘明翰，但很快刘明翰又将暖手炉退回定王身边。定王说：希望刘先生能将此物带回，作为他们之间深厚师生友谊的见证留给子孙后代。刘明翰则答谢道：“他对定王的恩情铭记在心，感激之情深深烙印在心底，而不在于礼品宝物。”定王对此赞叹不已，感慨道：“刘先生是一位不看重钱财的人，如果全天下的官员都能像刘先生这般清廉，又怎会有流寇作乱呢？”

 第136章 山东李青山、王佐圣遵义遇害、孙传廷杀贺人龙等

    山东李青山


    壬午年（公元1642年）正月，山东地区的盗匪被平定，李青山被捕并押送至京城。李青山原本是个屠夫，趁着社会动荡，纠集了数万人马，多次侵犯兖州地区，导致山东东部地区动荡不安。当时朝廷招抚李青山，兵部侍郎张国维便单枪匹马亲赴贼营安抚，李青山十分意外，大吃一惊，连连磕头乞降。张国维察觉到李青山的异样，回部后挑选精兵强将快速出击，协同给事范叔泰、鲁王府左相俞起蛟与贼军交战，最终成功擒获李青山，并使其部众全部投降。鉴于张国维在这次平乱中的卓越贡献，朝廷荫封其一子指挥使之职。


    另外，沂州地区的王朋仍在集结人马进行劫掠。张国维了解到监军邱祖德有能力平定贼寇，于是暗中授以计策，最终成功将王朋抓获，由此山东东部地区得以安定下来。


    王佐圣遵义遇害


    王佐圣，字克仲，是南直隶长洲县人，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在崇祯皇帝即位后，他被选派为青溪县广文官学的教育官员。辛巳（公元1641年）年，由于张国维的推荐，王佐圣被提拔为蜀地遵义的行政长官，该地正是昔日杨应龙的辖地，四周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距离水西安氏酋长和蔺氏酋长的部落仅有二十里之遥。其中有一个名为“新站”的地方，地形极为险要，前面濒临渭水，是各族蛮夷侵犯的必经之路。于是，王佐圣在当地建立了一座新城，旨在扼制蛮夷的咽喉要道。


    八月时，西面的贼寇首领郭士奇、吴尚才率领贼寇侵袭，边界守将赵国政战死，敌军疯狂焚烧抢掠。王佐圣在险要关口埋伏奇兵，成功擒获了郭士奇、吴尚才等人，迫使敌军连夜逃窜。到了壬午（公元1642年）年四月，酋帅吴尚贤、龙正国带领数万叛乱的少数民族攻打新城，王佐圣昼夜不息地抵抗敌军，敌军的铁骑从四面八方集结，将新城重重包围，甚至架起云梯强行攻城，声势骇人。王佐圣在危急关头，将自己的官印交给儿子王恪保管，并命令他朝皇宫方向行礼告别，自己则端坐于公堂之上，从容应对。很快，敌军闯入，王佐圣怒目圆睁，痛斥敌军，不幸壮烈殉职，死后仍挺立不倒。没过多久，王佐圣属下的义民誓死保卫家园，他们在新站集结兵力，截断了敌军的退路，并在本地全歼了吴尚贤、龙正国所率领的数万贼军。时任吴地巡抚黄希宪下令，每年春秋两季要在祠堂中祭祀王佐圣，以纪念他的忠勇事迹。


    孙传廷杀贺人龙


    在此之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冬季，清军入侵，朝廷改任陕西巡抚孙传廷为保定总督，但孙传廷以听力衰退为由请求辞职，未被批准，不久便遭逮捕。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正月，孙传廷被起用为兵部侍郎，并督导陕西军队剿灭贼寇。四月，孙传廷在西安召集诸将，命令将贺人龙捆绑并处斩，这一举动令在场诸将无不面色大变。贺人龙所率领的部队随后被分散归属到其他将领麾下。


    贺人龙，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最初因战功卓着而受到重用，多次击败贼寇，不少叛将和悍匪纷纷投靠他。在襄城战役中，朝廷怀疑贺人龙暗中与贼寇勾结，于是密令孙传廷将其处决。贼寇得知贺人龙被杀的消息后，举杯相庆，声称失去贺人龙，夺取关中就像捡拾一根草芥般容易。


    贺人龙虽然犯下傲慢不服从之罪，但他的功劳是无法抹煞的。过去楚国杀死了子玉，晋文公因而高兴；刘宋王朝杀害了檀道济，魏国为此庆幸；赵宋王朝杀害了岳飞，金人则为之欢呼。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拥有杰出将领，便是敌人的畏惧所在。即使将领犯有过错，也应该宽容对待，为何轻易就将其处死呢？正如南宋曲端屡立大功却被张浚所杀，此事载入史册，至今仍被视为一大憾事。孙传廷对待贺人龙，是不是也有相似之处呢？不到两年，潼关失守，贼寇所说夺取关中易如反掌的话，确实并非虚言。


    唉！对于臣子而言，建立功勋并非最难，难的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功绩。贺人龙出身秀才，多次击败贼寇，堪称一时豪杰，然而在联合各路兵马进攻李自成的关键时刻，三次军令都不遵从，而且属下军队哗变自行返回陕西，这显然不符合臣子之道。他在西安被逮捕，虽然朝廷的猜疑有过失，但贺人龙的结局也是咎由自取。


    李自成屠陈州


    崇祯壬午（公元1642年）正月，李自成攻克了西华县。三月初一庚午日，李自成等人发动对陈州的攻击，在城墙上作战的副使关永杰壮烈牺牲，当地乡绅崔必之、举人王受爵等亲手杀死多名贼寇，最后在被俘时痛骂贼人，英勇就义。贼军因愤怒而屠杀了陈州城内的居民。


    三月二十二日辛卯，李自成的军队又相继攻陷了睢州和太康。三月二十六日乙未，归德府亦被攻陷，紧接着贼军乘胜追击，接连攻克了宁陵和考城两地。

 第137章 李自成决河灌汴梁

    开封，古称大梁，地处九州交通要冲，地域位于华夏腹地，是水上与陆地的重要交汇点。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五子初封吴王，封地在钱塘，不久改封至此，成为周王。之前，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十二日戊午，李自成集合众多贼寇围攻开封，挖地道猛烈进攻，连续七昼夜不停歇，巡按高名衡带领司道官员坚守城池，但由于军饷短缺，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周王毅然拿出库中五十万两银子，购买米麦供应守城官兵，并悬赏重金招募勇士，每击杀一名贼寇者，赏赐五十两银子。官兵和民众奋起反击，贼军被迫后撤。此时河南巡抚李仙风率领军将抵达，成功击退开封的贼寇，开封之围得以解除。然而，之后李仙风与高名衡之间互相指责，朝廷下令逮捕李仙风，李仙风自缢身亡，随后任命高名衡为河南巡抚。


    同年十二月，李自成再次围攻开封，高名衡与推官黄澍、总兵陈永福、游击将军左明国等人协力防守。周王在城头上储备大量银子，悬赏丰厚，捉住一名贼寇者赏百两银子，斩杀一名贼寇者赏五十两银子，对战死者的家属给予抚恤，受伤者根据伤势轻重分级补偿。李自成连日攻城，并亲自率众在承明门炫耀武力，陈永福号称神射手，从城上射中李自成左眼，差点使其丧命，自此贼军停止进攻，转而屯兵朱仙镇，并与丁启睿、左良玉等明军交战。


    崇祯十五年壬午（公元1642年）四月二十四日癸亥，李自成再次进攻开封，鉴于此前两次未能攻下且损失惨重，他改变策略，围而不攻，意图困死城中守军。五月，李自成攻陷了开封县和亳州。六月，朝廷任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总督援军，对贼军发起讨伐，并与孙传廷一道援助开封。七月，因开封长时间被围困无法解救，朝廷暂停了河南的乡试。至八月，开封城内粮食耗尽，出现人相食的惨状。与此同时，另一股起义军领袖罗汝才同样粮草殆尽，谋划迁移，李自成分粮资助他，并约定破城后将开封东部区域划归罗汝才，罗汝才因此留在了开封附近。


    九月，李自成将黄河挖决堤水淹开封城，水势如同山岳般屹立，河水骤然上涨一丈之高，城内几十万军民因此溺毙，周王府邸也已被淹没，周王及其眷属和儿子诸王在城头上露天栖息七日夜，督师侯恂率水军前来迎接周王。二十三日庚寅，总兵卜从善率水师来到开封城，推官黄澍用木材扎成木排，陪同周王趁夜渡过堤口，成功避开洪水，才避免淹死。开封城美丽富饶，在中原地区首屈一指，引来贼寇觊觎。他们曾三次攻打开封，损失兵马无数，对这座城市怀恨在心，一直策划用水灌城。但考虑到城中堆积如山的财物和无数女子，贼寇始终犹豫不决。直到这次决堤黄河，城中百姓大多溺水而亡，沦为水下冤魂。黄澍因守城有功，被朝廷授予御史之职。传闻称，李自成决堤灌城时，城中官员也曾试图自行开凿堤坝引水自救，导致开封城最终陷落。高名衡等人乘船突围，皇帝念其防守辛苦，未加深究，仅罢免了他们的官职。


    高名衡，字平仲，号鹭矶，山东兖州府沂州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进士，曾任如皋知县，后调至兴化，又考选为云南道御史，巡按河南。崇祯辛巳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占领汝郏，乘胜进军开封。自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李自成率军连续七天七夜权力进攻开封，高名衡多方抵御，成功逼退贼军，皇帝赞赏其才能，任命他为佥都御史，巡抚河南。同年冬天，贼军再次围困开封，高名衡坚守一年多，直至开封沦陷，他才渡河北逃，贼军撤离后，他获准回乡。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北方清兵攻陷沂州，高名衡与其妻不屈反抗，最终壮烈牺牲。虞山的钱谦益为他们写下《三良诗》以示哀悼，诗中所说的“三良”，即汪乔年、段增辉和高名衡三人，他们都是钱谦益的学生。


    黄澍，字仲霖，浙江钱塘籍，南直徽州休宁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进士，被授予开封推官。当贼军围攻开封，大水涌入城中时，黄澍正在衙署中，忽然接到报告城内发大水，他看到时水势已逼近办公桌下。他大惊之下急忙登上高地，眼看城池即将被淹没，便告知周王必须扎木筏方可脱险，周王因此得以逃生。周王对此深感感激，黄澍也因此得以晋升为御史。


    张民表，字林宗，是河南中牟人，其父为张孟男（万历朝名臣、清官，死后朝廷追赠为太子太保）。他在万历辛卯（公元1602年）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举人，但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均未能及第。张民表家中藏书数万卷，亲手校订整理。他喜好诗歌和草书书法，乐善好施，广结朋友，因此家庭逐渐衰落。他常常前往中牟，在城郊南陂泛舟，每当有宾客来访，总会热情邀请一同游乐，每天都沉浸于饮酒作诗的欢乐之中。他头戴高高的帽子，腰系两条飘带，带上绣有苏东坡诗句“半升仅漉渊叨酒，三寸才容子夏冠”，每天都在陂头的老杏树下畅饮至醉。


    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壬午年，贼寇围攻开封，张民表劝导当时官员，秘密传令左良玉迅速赶往开封，在北城之外布阵，开通黄河一线作为运粮通道，并主张让总兵陈永福在城外布兵，严禁进入城内，以免城中粮饷耗尽，导致军民力量都一同枯竭，但这些建议均未被采纳。开封城被围困五个月，张民表日夜守城，当洪水灌城时，他背着祖先的牌位，怀抱三尺多高的诗文稿件，登上木筏，由于求筏者众多，他不忍拒绝，不断调整木筏位置。木筏下沉后，他又转移到屋顶避难，依靠绳索与其他人相连。然而，张民表年事已高且缺粮，经过长时间挣扎，最终在洪水泛滥中不幸遇难，享年七十三岁。他的次子张允隼与其他弟子、文士一同遭遇了这场灾难。长子张允售游泳至西城，请求救助父亲，不幸遇到贼军，在骂贼中英勇牺牲。幼子张允隹依靠一块浮木，在老仆妇的帮助下在屋顶度过两日两夜。老妇因饥饿欲吃掉他，紧急时刻，他抓住浮木顺流而下，最终被人搭救上船。张民表的学生周亮工找到了他，并把他带回家照顾。张民表的遗骸由高名衡找到，葬于了柳园。中牟县隶属开封府管辖。


    周王慷慨解囊，以金银奖赏士兵，成功凝聚力量保住了城池，验证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这一点比那些拥有千万财富却拱手送给贼寇的秦、楚二王明智得多。而周王之所以这样做，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具有明智的洞察力和决断力罢了。城墙一旦陷落，自身生命都无法保证，更别说家中财富了。城池若能保住，何愁没有财富？这比那些在守卫库房时却行偷盗之事的人（只顾眼前利益）高明多了。


    自贼寇作乱以来，无数百姓惨遭杀害，其中最为惨烈的莫过于张献忠屠戮武昌以及李自成导致的汴梁水灾。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最重要的基础是得到人心。然而，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所作所为，只不过与历史上的黄巢、赤眉之乱类似，他们的行为已经完全失去了天意和民心的支持。这样的暴行之下，怎能不迅速走向灭亡呢？据说李自成眼部曾被箭矢射中，箭头牢固嵌入，几乎不可拔，每逢阴雨天气就疼痛三天不止，而且每与女子同床，就会出血不止。李自成眼部受伤与张献忠眉心中总是流出脓液，这些都似乎是上天对他们嗜杀行为的惩罚，他们的生存已是岌岌可危！


    有一位来自开封的客人告诉我：开封城周长四十里，规模堪比南京城，而周王的王府在府城东南十余里处设有外罗城，内部则有两座紫金城。王府宫殿的屋顶都铺有琉璃瓦，后面有座牟山，形似皇家宫殿。清朝初年，这里被废弃改建为贡院，原来的殿宇砖块被拆除用于建设新城，王府门前曾有一对高达八尺左右的石狮，现已埋没在泥土中，仅能看到部分狮耳。开封旧城四周被泥沙淤积，城墙轮廓变得低矮。清朝时期在原有城墙的基础上加筑了新城，显得更为高峻。然而，自从流寇决堤黄河以来，开封一带变得荒凉萧条。城内房屋一半为茅草屋，一半为瓦房，而在乡野地区，瓦房则是寥寥无几。


    也有人说，开封城陷落后，几乎成了空城，有旅人路过汝宁府固始县，走了六天也没见到一个人，路上杂草丛生，行人担忧的不再是盗贼，而是狼群袭击。行人们每人携带一根柳木棍防身，据说在河流对面曾有数百只狼，人们虽害怕，但狼群也畏惧木棍，不敢过河。


    有一位来自无锡的戏曲演员曾在周王府中演唱戏剧，亲身经历过水患，他逃回家后描述，当洪水涌进城内时，很多百姓不幸丧生，只能挤在城墙顶部求生。由于长时间断粮，城墙上甚至出现了贩卖人肉的现象，连续持续了三十天，周王下令禁止这种残忍行为。有一人腰间藏着一些如铜钱大小的炊饼，私下售卖每饼可换银一钱二分，甚至连水面漂来的苔藓植物都被饥饿的人们争抢食用，有的人因此存活了下来，有的人嚼食布料活命，而吃了纸张的人则必死无疑。当时，有一位富有人家，眼见洪水汹涌而来，急中生智，用两根巨大的房梁以及粗厚的绳索紧紧捆绑结实做成筏字，将轻便值钱的宝物系在筏子下方，自己则携带干粮，爬到筏子之上，随波逐流，历经一千多里的路程，终于幸存下来。李自成决堤黄河，导致八百里范围内生灵涂炭，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如此残暴的行为，还能指望成就什么大业呢？

 第138章 张氏商邱自焚、李自成屠南阳

    张氏商邱自焚


    张氏出身于直隶清苑，嫁给了进士梁以樟。庚辰年（公元1640年），梁以樟担任太康县令；到了辛巳（公元1641年）年，他又调任商丘县令。此时，贼寇侵袭开封，商丘人心惶惶不安。


    到了壬午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联合袁时中、罗汝才等部，率领百万大军攻打商丘。面对即将沦陷的城池，梁以樟与妻子张氏诀别道：“一旦城池失守，我必将以身殉职。”身边的人听闻此言，无不痛心疾首，掩面哭泣。张氏亦含泪相伴。


    梁以樟命令家中老仆杨村在自家楼阁周围堆积柴草，并告知他，一旦城破，就放火烧楼。彼时贼军营帐绵延数十里，日夜对商丘城发动猛烈攻击，投石机所掷巨石使得守城之人纷纷躲避，经过五天的合围，贼兵攻势更加紧迫。适逢当地知府心怀异志，与贼寇勾结，商丘城最终失陷。贼兵杀害梁以樟，使其倒在地上。张氏得知丈夫遇害的消息后，悲痛地说：“我的丈夫已经死了。”她身穿白色丧服，带领陪嫁的侍女登上楼阁，准备将缳带系在梁上自缢。


    张氏呼唤杨村点燃柴草，杨村因不忍下手，张氏严厉斥责他说：“情况紧急，倘若你不立刻照做，让我未能及时辞世，你将难辞其咎。”杨村无奈，只能伏地痛哭，磕头之后点燃了火。张氏自焚身亡，另有三十余位家人追随她一同赴死。他们的儿子梁燮，当时只有九岁，也随母亲登上了楼阁，在熊熊烈火中哀嚎。一位老奶妈急忙将孩子拽离火焰，说：“这是主人家唯一的血脉，必须要让他逃生，延续梁家香火。”老奶妈将小少爷梁燮从楼上推下，忠仆王政背着他逃离了现场。


    当夜，商丘的百姓在众多尸体中找到了受伤昏迷的梁以樟，将其救活，而张氏却已在大火中壮烈牺牲。商丘人民深感其贞烈，共同出资修建了烈女祠，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行祭祀活动来纪念她。这场变故中，梁家共有三十六人自焚而死。


    李自成屠南阳


    九月，孙传庭率领军队抵达南阳，与李自成的军队展开战斗。


    孙传庭精心布置防线，设下伏兵以待敌军。当李自成的部队不慎踏入伏击圈时，高杰、左勷等将领从左右两侧夹击敌军，致使敌军溃败向东逃窜。官军在追逐过程中，看到敌军丢弃了大量的盔甲武器和军需物资，纷纷争抢战利品，秩序混乱，不再保持整齐的战斗队形。李自成的军队借此机会观察到官军的混乱状态，立刻组织反击，首先突破了左翼军的防线，接着其他各路官军也相继崩溃。在这场战役中，官军损失了七十八名高级军官和将领，而敌军则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孙传庭因为战败，向朝廷上书请求降下死罪，但皇帝下诏允许他通过立新的战功来赎罪。然而到了十月，李自成再次攻陷南阳，并对该地实施了屠杀。

 第139章 李自成围汝宁、左良玉屯襄阳、李自成陷襄阳等

    李自成围汝宁


    闰十一月，李自成率领贼军包围了汝宁，攻城器械如云梯密集排列，仿佛一道城墙般矗立，城内的守军不断地向下投掷矢石，而贼军则用门板遮挡箭矢和石块，尽管伤亡众多，但仍不停止攻城行动。在一次冲锋中，随着一声战鼓擂响，贼军从上百个方向攀爬上城墙，成功地在城墙上捉拿了杨文岳以及佥事王世琮。杨文岳和王世琮大声痛斥贼寇，贼军恼羞成怒，将他们捆绑起来，并用大炮轰击，导致二人胸部洞穿，骨骼粉碎而死。


    王世琮早先被任命为河南推官，多次成功抵御贼军的进攻，箭矢曾贯穿其耳而不退缩，因此被誉为“王铁耳”。在攻陷汝宁后，贼军撤营转向确山，并向襄阳方向进发，同时还掳掠了崇王及其世子、妃嫔等人同行。


    左良玉屯襄阳


    左良玉自朱仙镇南面溃败，退守至襄阳，其他官军败卒纷纷归附，并在此聚集了二十万兵力，但其中真正接受官方供给的士兵仅有二万五千人，其余大多数士兵则在乡村自行筹措粮草。这导致襄阳地区的百姓生活极度困苦，民生凋敝。


    李自成陷襄阳


    十二月的时候，李自成与罗汝才联手，率兵自唐县向西进发。左良玉则在樊城命令制造战船，计划避开贼军势力，撤退至郢州。然而，襄阳当地的百姓对左良玉军的掠夺行为深感怨恨，他们放火烧毁了左良玉的战舰。左良玉因此感到愤怒，便掠夺了一些富商的船只，装载军用物资和妇女，自己则率领军队驻扎在地势较高的土丘上。襄阳的百姓反而焚烧香烛、宰杀牛羊，用美酒欢迎李自成的军队。


    初三日戊辰，贼军选择了偏僻的小路到达白马渡，左良玉迅速调兵遣将，阻挡贼军渡河，使得贼军未能顺利过河。随后，左良玉决定拔营南撤，贼军也不敢贸然逼近。


    李自成对左良玉每次战斗都顽强抵抗的行为深感痛恨，而左良玉因畏惧李自成的实力，也不敢再与其正面交锋，常常选择避其锋芒。初四日己巳，襄阳城最终被李自成攻陷。


    李自成入荆州


    当时，蕲州、黄州一带的盗寇再次与李自成联合，各个贼寇首领都服从李自成的指挥。当他们攻破襄阳后，李自成分兵出击，相继攻陷了夷陵、宜城和荆门三个地方，并继续向荆州方向推进。十二月初九日甲戌那天，偏沅巡抚护送惠王逃往湘潭，荆州的士民则打开城门迎接贼军。贼军进入荆州后，又与郧阳的兵力汇合，命令马守应在夷陵驻守，以便进犯澧州和常德地区；同时，贺一龙则率军奔赴德安，企图攻占黄州和麻城。


    江阴的冯生从湖北回来时提及，偏沅某将领驻守在荆州这个长江上游的重要战略地点，扼守着通往楚地和蜀地的咽喉要道，贼军起初只是在周边乡镇抢劫，并不敢觊觎荆州城。然而，在贼军还未到来之前，荆州城内就已经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以至于偏沅巡抚护送惠王出城，官员与民众各自奔逃。腊月十六日，贼军兵临城下，无需耗费一箭之力，自古以来需要浴血奋战才能坚守的荆州城就这样轻易落入贼手。我们一行人后来到达岳州时，看到惠王租住在民宅之中，偏沅巡抚也只能借住在民房里，竟然不敢靠近荆州一步。哎呀！他们怎么会对贼寇如此畏惧呢！


    地理上，夷陵州隶属于荆州；宜城县隶属于襄阳；荆门州隶属于承天府；湘潭县隶属于长沙府；澧州则属于岳州常德府的管辖范围；麻城县隶属于黄州府。

 第140章 左兵扰武昌、左良玉避李自成、王永祚投江等

    左兵扰武昌


    冯生叙述道：“当他乘坐的船只航行至兰溪时，遇到了从上游来的人，这人说武昌地区发生了兵乱。等我临近武昌时，听说有数万左良玉士兵从汉口抢夺船只横渡长江，导致汉口居民四处逃散，江面上的船只无法正常行驶。


    我所在的船只也在黑夜中趁风势快速驶过武昌，停泊在金沙洲，当时是腊月十八日。次日清晨，我看见逃难的人群如同蚂蚁般络绎不绝地向南逃窜，船上搭载着老人、孩童和妇女，哭喊着逃难的人比比皆是。传闻左兵所经过的地方，奸淫掳掠，鸡犬不留，武昌城下的居民几乎全部逃离。仅仅过了一天，左兵就已经掳掠了金沙洲。”


    左良玉避李自成


    左良玉与李自成的军队在朱仙镇形成对峙，左良玉旗下兵力接近二十万，郧阳巡抚王永祚在城内固守，左良玉在外围配合防守。然而在一个夜晚，左良玉突然率领大军撤离，导致城中无法继续坚守。李自成紧随其后南下，荆襄一带相继沦陷，左良玉也没有了立足之地。左良玉与监军道王石云关系较好，他曾写信计划将家眷送往武昌暂避。等到他的家眷抵达武昌时，左良玉及其众多士兵也随之到达，他们强行渡江，局面失控，进而造成了长江南北两岸的惨剧。城中的士民都将左良玉视为招致贼寇的祸首。有人在夜间刺杀了左良玉的监纪官，王石云对此也不敢过问。


    王石云，字杨基，是南直隶安庆府潜山县人，天启五年己丑（公元1625年）科进士。


    回想当时的情形，尽管李自成的兵力确实强大，但左良玉拥有二十万的大军，即便不足以全面进攻敌人，至少足以稳固防守，为何会在夜晚突然撤离呢？嗟叹啊！统领一军的大帅都如此行事，天下之事的走势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永祚投江


    郧阳巡抚王澄州为了避免被敌军俘虏，曾试图乔装逃跑，不幸被左良玉的士兵捕获，他通过贿赂两千两银子才得以逃脱。但不久再次被捉拿，无奈之下，王澄州选择跳入江中自杀。幸运的是，他在漂流了大约两里后被一位渔夫救起，从而幸免于难。之后，王澄州悄悄前往武昌城外隐藏起来。


    梁元昌家难


    梁元昌是浙江人，被选任为四川叙州府筠连县的知县，并携带全家前往任职。在腊月时节，他们乘船途经武昌，打算前往荆州，结果不幸被贼寇抓获。他的家人共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十七人在此次事件中丧生，包括他的女儿和女婿。梁元昌只与一个年幼的儿子幸运逃脱，他们跳入水中，狼狈而凄惨地逃离了险境，其状惨不忍睹，令人不忍详述。


    张献忠陷舒城


    正月十一日辛巳，贼寇攻陷了潜山。二月，贼寇又占据了全椒。四月初三日壬寅，张献忠攻破了舒城，以上均为壬午年（公元1642年）发生的事情。舒城县当时没有县令，由参将孔廷训协同编修胡守恒率领民众共同守城，但后来孔廷训投降了贼寇，并勾结贼人使用洞车挖掘城墙，导致城墙多处受损。胡守恒则督促民众修补缺口，贼寇向城内投掷劝降书信，胡守恒毅然在城下烧毁了这些书信。三天后，舒城终告失陷，贼寇抓住胡守恒，剖开了他的腹部，使其遭受数十刀重创后去世。张献忠将舒城改名为得胜州。初六乙巳日，贼寇又攻陷了六安。


    六安州同样隶属于庐州府。当地有一名儒生韩光祖，在城破时被贼寇抓走，贼寇以刀威胁他投降，但韩光祖坚定表示自己一生研读圣贤书，只知道忠义节操，城池沦陷，宁愿英勇赴死，绝不苟且偷生。贼寇因此愤怒，将韩光祖的喉咙割断，碎尸而死。韩光祖的妻子武氏投身火海自尽，儿媳李氏和一名妹妹以及一个女儿一同投井自尽。韩光祖的儿子的妾室李氏遭贼寇剖腹挖胎，遭遇极其悲惨。他的次子韩定策与孙子韩日曦身中数枪，仍在痛骂贼寇，最终英勇牺牲。而援剿守备王希韩也在守城激战中被捕并被杀害。


    关于韩光祖英勇就义的事迹，在野史中有详细的记载，也与胡守恒的事迹相互衔接，据此推测，这里提到的“本州”可能就是庐州。


    胡守恒，庐州府人，是宋代着名学者胡瑗的第二十一世孙。他在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同年中举的还有同姓胡士昌及无锡人胡之竑，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府县，都因同姓胡而尊称为“安定先生”，此后他们家族之间还互通了家谱。胡守恒最初被任命为浙江湖州府推官，后升任编修，他在舒城守节殉难的事迹，确实没有辜负朝廷对他的器重。


    当时，贼寇的大本营位于英山和霍山两县，这两县均隶属于庐州，庐州因此成为贼寇出没的重要通道，他们早就对庐州虎视眈眈，但由于城防坚固，一时未能攻下。于是贼寇经常在舒城、巢湖等地大肆烧杀抢掠，特别是巢县，城破后的惨状尤为严重。然而，最惨烈且令人不忍提及的，还是舒城的遭遇。舒城作为庐州府的下属县城，贼寇在其盘踞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城内的百姓和房屋几乎被摧毁殆尽，只剩下一片荒芜的土地。真是令人痛心不已！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夏天，有位来自舒城、巢湖等地的商人讲述了这些往事，自称曾亲眼目睹这一切。


    译者注：1.原文中的“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北宋着名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时称“安定先生”。

 第141章 张献忠袭庐州

    张献忠袭庐州


    壬午年（公元1642年）五月初六日甲戌，张献忠突袭并攻破了庐州城。当时恰逢督学使者来此地主持科举考试，张献忠派遣几百名贼寇，让他们伪装成背着书卷、穿着学子服装的应试者混入城中。甲戌夜，张献忠快速攻入庐州城内，贼寇纵火焚烧，庐州城陷落。多数官员逃走，唯有知府郑履祥英勇殉职。六月十五日癸丑，朝廷下令逮捕安庐巡抚郑二阳和凤阳总督高光斗，并委任马士英为凤阳总督。


    郑二阳是河南鄢陵县人，万历己未年（公元1599年）的进士。卢谦，号芳菱，庐州人，万历甲辰年（公元1594年）的进士，曾任永丰知县，后考选为御史。甲寅年（公元1634年），卢谦担任真定巡按，因丁忧离职，服丧期满后，补职为顺天府督学。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流寇攻破庐州，官员、士绅和百姓或逃避或投降，卢谦此时虽已辞官在家，但他坚持穿着官服，正襟危坐于家中中门。贼寇到来想让他屈服，他却巍然不动，无论贼寇如何侮辱折辱他，他始终保持刚毅不屈，而且瞪目厉声呵斥贼寇：“我是朝廷的大员，岂能受你们这些鼠狗之辈的侮辱？你们灭亡之日不远，竟还敢凌辱长官？”他不停地咒骂贼寇，最终英勇牺牲。朝廷下诏追赠他为光禄寺卿，并恩荫其子嗣，按照规定为其举行了祭奠和安葬。


    在此之前，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时，混天王等贼寇曾连续七日攻打庐州，知府吴大朴坚守城池，贼寇未能攻克，只好撤退。而到了这个时候，张献忠听说督学使者即将巡查庐州，便安排贼寇假扮商贾潜伏在城内，然后截取了督学使者的通行令牌，并派出壮士伪装成书吏，在迎接途中刺杀了督学使者。张献忠自己则乘坐豪华马车，让手下将领簇拥着进城，后面跟随的精兵则换上学子的衣服，伪装成学子迎接督学使者的模样。当时庐州一个月内并无贼寇的动静，守卫稍有松懈，突然有消息称督学使者已抵达庐州边界，城门紧急开启，迎接使者，没想到使者乘坐的轿子已经接近城门，跟从的数百人都穿着青色儒服戴着儒冠。使者进城后，刚刚行过三拜之礼，那些伪装的随从内穿的盔甲露了出来，便突然抽出短刀发动袭击。事发突然，所有人惊慌失措，各自逃散，潜伏的贼寇趁机发动攻击，大规模杀戮破坏，以往被称为“铁庐州”的坚固城池，在短短半天之内就被攻陷。


    明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启用了一批贪婪无能的官员。当张献忠在四月攻陷了庐州的下属州县——六安之时，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然而督学使者依旧如同太平时期一样处理公务，使得贼寇有了可乘之机，这样的迂腐行为，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和自身的牺牲。古人曾有面对强敌还穿着军服讲解《老子》，最终导致国破家亡、被后世耻笑的例子。这些人都是不懂得生死大义的人。

 第142章 贺一龙陷无为州;革里眼入英、霍;张献忠僭号改元

    贺一龙陷无为州


    在五月初八日丙子这一天，革贼攻陷了无为州，许多士人和百姓在绝望中投河自尽，死亡人数众多。颖州参将李栩获取了这一情报后，在东南方向二十里的地方设下了伏兵，等革左贼军来了后，李栩率领骑兵正面迎战。待贼军进入伏击圈后，李栩布置的伏兵从后方发起攻击，奋力击败了贼军，斩杀贼军上千人。


    关于“革贼”贺一龙之前已经记载，贺一龙就是“革贼”。这里上文提到“革贼”，下文提到“左至”，是因为“左至”也就是“革贼”。而在其它文献资料中，也记载为“革左”。革可能指的是“革里眼”，“左”则可能指“左金王”，似乎像是两个人物。至于“革贼”究竟是一拨人还是包含了“革里眼”和“左金王”两个不同的人物，目前尚不确定。因此，暂且记录下来以待进一步考证核实。


    革里眼入英、霍


    六月时，革里眼为首的贼寇进入六安、英霍等山区，依托山林茂密的环境度过炎热夏季，待到秋季气候转凉时再度出山活动，这种情况年复一年已成为常态。安庐州及各县的官员们，为了躲避贼寇侵扰，不得不带着官印与印绶，乘船在江河湖泊上进行政务处理，城中道路荆棘丛生，人烟稀少，一片荒凉景象。


    张献忠僭号改元


    六月，张献忠率部攻陷了庐江县。七月六日甲戌，张献忠贼军摧毁了庐州城。到了八月初四日辛丑，张献忠在巢湖大力打造船只，训练水军。十五日壬子，张献忠再次攻占了六安州，并将州内所有男性居民砍断左臂、女性居民砍断右臂，以此作为残酷的统治手段。接下来，张献忠计划渡过长江，进攻南京，便擅自称帝改元，铸造伪玺宝，挑选自宫的男子为其服务，并任命了总兵以下各级官员。


    黄得功逐贼


    九月，黄得功和刘良佐两位将领在潜山山中追击敌军，半夜时分突然发起攻击，发出震天动地的呐喊声向上冲锋，敌人在睡梦中惊醒，惊恐失措，纷纷翻越悬崖、跳过山涧，四散奔逃。黄得功和刘良佐率军紧追不舍，一口气追击了六十里地，成功斩首万余敌人，并夺得了数万匹驿站用的马匹。到了十月，刘良佐再次在安庆击败了张献忠的军队。


    张献忠陷太湖


    十二月二十一日丙戌这一天，张献忠率贼军攻克了无为州，紧接着又攻占了黄梅县。到了二十七日壬辰，太湖县也被贼军攻陷。


    无为州隶属于庐州府管辖，而潜山和太湖两县归属于安庆府，黄梅县则属于湖广黄州府所辖。


    译者注：1.原文中的“尚戎服讲老子”，指的是南朝萧梁的皇帝梁元帝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还让百官穿着军服听他讲《老子》。


    南朝梁元帝萧绎是南朝梁梁武帝萧衍的第七个儿子，从小就“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仅五岁时，就能当众背诵《曲礼》，让世人大为赞叹。后来萧绎因病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却没有因为身体上的残疾就放弃学习，反而越发勤奋苦读、博览群书。还未到17岁时，他已经“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


    萧绎的文学造诣是全方位的，号称文章、书法、绘画三绝，他一生中留下了各类文学作品四百余卷；他的绘画风格自成体系，对后世的隋唐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痴迷于收集各类书籍，“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对于自己的文学造诣，他个人也颇为自负，曾经自评“韬于文士，愧于武夫。”但作为皇帝而言，却是不及格。


    当时西魏大军准备大举入侵南梁，当时南梁朝廷认为这是谣言，派了王琛前去西魏打探消息。当时，萧绎正在朝廷里跟大臣们研讨《老子》，并宣布京师（江陵）戒严。不过，王琛返回后声称边境一派安宁祥和，萧绎决定继续讲解《老子》，而百官则都穿着军装听讲，谜一般的场面。


    随后，西魏军队渡过汉水后，由宇文护、杨忠率精锐骑兵占据江津，切断了萧绎东逃的道路。最终，这位才子皇帝成了西魏军队的俘虏。


    不久后，他被自己的侄子萧詧用土袋子压死，尸体被以粗布、草席包裹，埋葬在津阳门外，几个儿子也一同被处死。而江陵城内的百姓，下场更为凄惨，“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

 第143章 洪承畴降大清

    辽东地区自东海海滨西部延伸至蓟镇，沿线总计一千四百里，明朝初期废除了原有的郡县设置，改为设立卫所以防范敌军侵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冬季，西南方向出现一颗形状如关刀的星辰，后来转变为扫帚状的彗星，明亮璀璨，持续显现一百多天后，辽阳陷落。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公元1618年），彗星再次出现，沈阳也随之丢失。彗星被认为是清除旧事物、创造新气象的象征。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正月中旬，辽阳观测到太阳被弓形物围绕，有箭射向太阳。有人说，这种现象名为“三擐”，预示着天下战乱将起。那一年，辽阳遭受旱灾和蝗灾，秋粮被虫害吞噬殆尽。大清军队攻陷山东济南，俘虏了德王，并杀害了辽东的金总兵。到了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辽阳再次遭遇旱灾和蝗灾，秋稻几乎颗粒无收。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辽阳发生严重饥荒，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粮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达到了一千二百文，相当于一两七钱银子，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使用的量具工具斗和斛的容量是现在的三倍，当时我的家乡大概一石米需六两银子。崇祯十四年辛巳（公元1641年）夏天，小麦丰收，百姓生活稍微有所缓解，此时洪承畴则率军东征。


    在此之前，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庚辰年，大清占据辽阳（此处可能笔误，辽阳早在天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1年就被清军攻陷占领），宦官高起潜等人无法抵挡，被关押入狱，朝廷提拔洪承畴担任经略辽东一职。洪承畴，字亨九，是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公元1616年）科进士，曾任陕西总督，多次击败流寇，立下赫赫战功。这时，洪承畴得知总兵祖大寿被围困在锦州，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洪承畴开始调动军队，八月率军前往救援，与清军对峙了四个多月，直到十一月退回，并分兵把守各地卫所。到了崇祯十五年壬午年（公元1642年）二月，洪承畴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再次东征，当时清军有二十四万人，得知洪承畴即将抵达，他们分兵包围锦州，以主力部队迎战。


    洪承畴率军前进至宁远，向东三十五里为高桥堡，再过三十五里就是塔山，再过五十里是杏山，又五十里就到了松山，过了松山五十里便是里红山，里红山距离锦州三十里，锦州以东地区都归属清国。里红山上有一座石砌城堡，由清军严密防守，山下平原地带，洪承畴打算驻扎营地，但清军占据高地优势向下发射炮弹，使得洪承畴的军队四面受敌，无法建立营地，只得后撤。


    随后，洪承畴精选了十三万士兵，派遣总兵官吴三桂、唐通等十三人率部作战，采取退而复进的战术，接连取得三次胜利，清军被迫后撤六十里，并在各要隘布防。清军将领向清国奏报请求支援，清国四皇子亲自率领精锐骑兵一万三千人驰援前线，先祭拜天地，接着祭拜大海，然后登高山检阅军队，看到洪承畴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齐，感慨道：“人们都说洪承畴善于用兵，果真如此。难怪我们的将领们都敬畏他。”


    洪承畴营地北面八十里处有一座北山，山脉绵延数十里，清国四皇子登上山岭仔细观察洪承畴的阵势，发现虽然前锋强大，但后卫薄弱，突然醒悟道：这个阵型虽然在前方具备一定的攻击能力，但其后方防守薄弱，因此是可以被攻破的。四皇子于是连夜命令清军士兵在北山山顶中间开出一道形容如同刀背的深沟，如果遇到硬石就凿掉。这条沟上方宽一丈二尺，深八尺，底部狭窄，仅容脚踏，马匹无法通过，人也无法攀登，一旦跌入沟中，无立足之地，难以跃起。这条沟长达三十里，并由士兵严密防守，当时该地已被清军占据，并且所有抵抗者都已经全部被杀死。在阵地的西面也开挖了一条壕沟，并用土筑起堡垒，全长五十里，直接连接至杏山，同样派兵严守，以阻断明朝方面的援军。阵地南侧濒临大海，因此无需设防壕沟，而东面则是清国的土地。壕沟防御体系建成后，明军的粮草补给和援军路线被彻底切断，任何试图砍柴取水的人都会被巡逻的士兵杀死。因此，明军大军都不敢越过壕沟。


    最初清军构筑防线时，洪承畴并未察觉到自己已陷入困境，直至后来才意识到被敌人所困，但此时已无力改变现状，于是上书请求援军，总共提交了十八份奏疏，但宦官高起潜担心洪承畴立功，极力阻止其奏疏上报朝廷。


    这时清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切断明军的支援，对洪承畴军队形成了包围态势，


    。此外，还有奇特的天象预兆，南海的潮汐线突然前移了四十余里，使得明军无法安稳扎营。洪承畴意识到情势危急，决定向西转移，清军紧随其后。当明军接近壕沟时，吴三桂等人督率士兵填壕而过，但清军守军猛烈射击，箭如雨下，明军无法抵挡，最终大败，被清军逼迫的纷纷向南逃至海边，十三万大军几乎全部溺亡。吴三桂与唐通及麾下五百名精锐军官趁乱突围而出，其余的十一位总兵官如曹变蛟、马如龙等，均战死沙场。曹变蛟曾经镇守西安，有抵抗贼寇的功绩，众人对其战死深感惋惜。清军覆灭了洪承畴的军队后，随即攻破了洪山，俘虏了洪承畴。洪承畴拒不投降，清国皇帝因其英勇便没有杀他。此事发生在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九月二十日。


    清军接着全力进攻锦州，祖大寿得知洪承畴战败，内心恐惧，欲投降大清，但城中投降过来的夷人反对，甚至欲杀祖大寿全家。这些投降的夷民居住在辽东北部靠近辽阳的地方，当时明朝控制之外的区域是降夷们居住的土地，而降夷之外的土地就是清国的土地。他们夹在明朝和清国之间，辽东人称他们为“夹道之人”。此前，由于受到清国的压迫，他们归附明朝，被称为降夷，他们都擅长骑射，加入祖大寿麾下，领取朝廷俸禄，对防守锦州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时，祖大寿认识到如果公开投降，内部将对自己不利，便秘密写信联系清军表达投降的意愿。然后引诱降夷出城，收去了他们的武器铠甲，赏给他们酒食，并趁机将他们全部杀死。随后祖大寿投降了清国。顺治初年，祖大寿尚在北京，时年八十四岁。


    锦州失陷后，当年冬天，清军攻入山东，攻陷兖州府，杀害鲁王。崇祯十六年癸未年（公元1643年）春天，辽阳、中左前后卫先后被清国占领，整个辽东地区彻底沦陷。高起潜上疏建议将吴三桂调至山海关镇守，洪承畴的儿子到京城击鼓鸣冤，皇帝这才得知洪承畴曾上过十八份奏疏，对他为国捐躯表示哀悼，并在京师为其建祠祭祀，还荫庇了他的一个儿子。直到现在，辽东人仍将这次战役称为“洪承畴跨海东征”。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五月，我在镇江遇到一位名叫唐奉山的辽东人，他自称曾是洪承畴军中的一员，亲眼见证了这些事情的发生。


    祖大寿，字复宇，籍贯滁州，曾任宁远卫指挥使，掌征辽前锋将军印，官至总兵官、左都督。康熙五年（），其子祖永烈担任将军，镇守苏州，其军纪严酷，苏州百姓深受其苦，祖永烈兄弟均在军中担任将领。


    吴三桂，曾任辽东前屯卫指挥使，被朝廷钦点负责镇守宁远中左中右等处地方，还官至团练总兵官、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


    唐通，字达轩，陕西西安府泾阳县人，被朝廷钦点负责镇守蓟镇西协等处地方，专门负责石古曹墙四路的防务，官至左军都督府右都督。


    前文记载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月，高起潜兵败，十二月，改由洪承畴出任蓟辽总督，而此处又说是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之事，可能是因为洪承畴担任总督虽在崇祯十一年，但其增援锦州的具体行动可能发生在崇祯十三年。

 第144章 大清兵入塞、姜泻里死难、宋玫殉节(附张瑶)

    大清兵入塞


    崇祯十三年庚辰年（公元1640年）三月，清军抵达义州。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三月二十一日丙申，清军大规模入侵长城以内，祖大寿联合诸军在锦州抵御。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一月，清军再次大规模入侵。二十四日庚寅，清军攻入蓟州。闰十一月壬寅，进攻河间。次日分兵向临清、霸州进发，佥事赵辉在此战中阵亡。初九乙巳，清军进入文安。初十丙午，清军自青县前往长芦。十二日戊申，清军攻占临清。十六日壬子，清军先后攻入阜城、景州。十八日甲寅，清军攻克河间，参议赵珽、知府颜允绍、知县陈三接于此战中牺牲。二十二日戊午，清军攻打东昌，刘泽清率军抵御，清军转而西进。二十五日辛酉，清军自临清分兵五路攻打各郡县。十二月初九甲戌，清军攻入沭阳。初十乙亥，清军占领沂州、丰县，杀害知县刘光先。戊寅日，攻破蒙阴、泗水、邹县。十二月二日丁卯，清军自长垣进军曹州、濮州，另一支军队抵达青州，攻占临淄，知县文昌时带领全署官员自焚殉职。崇祯十六年二月（公元1643年），清军进入登莱，驻扎三月后攻入顺德，杀死知府言孔嘉。


    姜泻里死难


    姜泻里，字尔岷，别号汉洲，是山东莱阳人，给事中姜采和行人司官员姜垓的父亲。关中的文翔凤（号太青先生）在担任莱阳令时，独独欣赏姜泻里的文章，将他置于首位，但他长久以来未能得到赏识。天启末年，当权宦官建祠堂时，趋炎附势者蜂拥而至，姜泻里却敢于直言，因此声名鹊起，有关部门甚至一度追查他的踪迹。姜泻里急忙带着家人隐居山中，改名换姓，以农耕佣工为生。


    崇祯辛未年（公元1641年），其子姜采考中进士，出任真州知州。庚辰年（），次子姜垓亦高中进士。姜泻里曾对旧识说：“世道纷乱如沧海横流，我担心我们想要长久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恐怕也不可得。”不久，清军逼近莱城，姜泻里发射炮弹击中清军统帅，迫使清军暂时撤退。然而，清军在夜间突袭莱城，姜泻里率家丁在街巷中奋勇抵抗，手臂中刀被俘。清军索要金银财宝赎身，姜泻里回答说：“我儿为官清廉，闻名天下，我深受国家恩泽，宁死也不愿卑躬屈膝乞命。”于是壮烈牺牲，时年六十一岁。小儿子姜坡从城东赶至，抱住父亲遗体痛骂敌人，也被俘。当晚他放火烧毁敌军营帐，清军统帅察觉后将他肢解杀害。姜泻里的姐妹们也都相继赴难。


    消息传来后，给事中姜采因直言进谏而被囚禁狱中，姜垓口喷鲜血，悲痛上书朝廷，恳求释放姜采治理父亲丧事。姜采出狱后回乡料理丧事，皇帝下诏表彰姜家“一门义烈”，命阁臣商议给予优厚的丧葬待遇，并指令史官黄道周为姜泻里撰写墓志铭。


    对于那些怀有残暴不仁的刀锯之心的人来说，即使面临雷霆之威也不会改变其恶行；而对于那些有着坚贞不屈的松柏之志的人来说，风雨再大也无法动摇其信念。姜氏父子就是这样的人。


    宋玫殉节（附张瑶）


    宋玫，字文玉，号九青，出身于山东莱阳。其父宋继登，曾任按察副使一职，以廉洁能干着称。宋玫在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初任柘城县令，不久调任杞县县令，因其政绩卓着，与开封司理张瑶一同在选拔考核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吏科给事中。他上奏直言，态度严肃认真，后因遭逢父丧而离职归乡，守丧期满后又重新在朝廷任职。


    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宋玫与吴伟业共同主持湖广地区的科举考试，选拔出万曰吉、周寿朋、黄正色、黄文旦等人才，随后晋升为刑科都给事中，转任太常卿，又由大理寺升迁至少司空。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参与选拔内阁宰辅大臣，宋玫与蒋德璟、黄景昉、吴甡、房可壮、张王谟一同被推荐给皇帝。然而，由于在召对时未能符合圣意，又遭到流言蜚语中伤，皇帝怀疑他们结党营私，将宋玫与房可壮、张王谟三人下狱，并被革职遣返家乡。


    不久，清军入侵，东部省份动荡不安，宋玫与同族吏部官员应亨等人积极筹划防御事宜，全力以赴。当莱阳城最终陷落时，宋玫与应亨被捆绑在一起，遭受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但宋玫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张瑶，同样来自山东，是一位进士，任开封府推官。适逢登州发生兵变，城池失守，张瑶被捕。他奋力以石块反击，最终遇害。他的妻子及四个儿子，全部投井自尽。


    同年，还有大名副使朱廷焕，山东籍进士。当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让他们投降的传令到来时，朱廷焕愤怒之下将令牌击碎，与当地士绅一同分守城门。不久贼军围城进攻，朱廷焕被捕后仍不屈服，贼军将其绑在桅杆上处决。此外，寿光知县李耿，顺天府进士，也在城破之时被杀。


    宋玫年轻时便身居高位，担任要职，声名显赫，然而最终却以身殉国。给了犄角却又拿去了牙齿，造物主似乎总在人的命运中留下许多缺憾。然而，他们舍生取义，其高尚节操永载史册，可见上天对其的厚待之处，也是独步千古。


    译者注：1.原文中的“南宫”，古代科举考试中的“南闱”，即江南贡院，因其位于皇宫之南而得名。“举南宫”往往被用来代指通过江南贡院举行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殿试。

 第145章 造船航海、志异、附记:无锡邑诸生逐县令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月二十日，清军侵入河间、真定之间，一日之内连陷二十六座名城。其中，兵科都给事中鲁应遴以其刚直之声名，率先提出一项大胆策略，即“航海攻心”之计：建造战船三千艘，集结兵力六万，于登莱东部会合，通过海路跨越辽东。敌方一旦得知，必定迅速回援，如此无需直接进攻，即可使其自行撤退。此策上报后，朝廷首肯其精妙，特命相关部门迅速审议并奏报。工部在回复中表示，虽然造船确系其职责所在，但按照会典旧制，因战事而兴工的项目，应由工部与兵部共同负责，工部仅愿意承担其中一千五百艘船只的建造任务。皇帝对此予以批准，并指示兵部与工部立即启动工程，将一半责任转移至兵部肩头。尽管如此，工程的具体预算仍由工部负责制定。


    建造三千艘战船，每艘造价约为二千两白银，总计需支出钱粮六百万两。工部在预算奏疏中坦言，目前部库已空，即便分担一半费用，也需要三百万两，而部内实无筹措之策。考虑到事态紧急，工部提议：河南开封等府拖欠我部料价银达七百几十万两，恳请允许我部以此项欠款充作造船之费，即刻派遣专人限时催缴，即刻送交部库，以满足造船所需。当时，开封因流寇决堤，城池已被洪水淹没。结果皇帝再次同意了工部的请求，并紧急函告兵部，催促其筹备三百万两，以供起工之用。


    兵部回应道，对于战事所需，不敢推诿，但造船所需三百万两并非短期内能筹集到位，且此刻国库空虚，外省解款受阻，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兵部查明，凤阳等府尚欠造马价银八十余万两，建议催促其逐步偿还，以支援工部造船所需资金，这是当下无需额外筹措即可使用的钱粮。皇帝再次批准了这一方案。


    工部原意是希望通过兵部筹措数万两银子作为起工搭建船厂的启动资金，不料兵部仅送来一纸空文，竟然与工部先前的敷衍、不切实际的意见相同。无奈之下，工部转向户部求助，但户部说现在山东交通阻断，时刻担心粮草短缺的问题。户部再向同乡求助，却因勤王之师云集，府库与马厩皆空，只得求助于东西江的米巷、布匹商人，希望他们凭借票据从南京和苏杭官库兑换银两。然而响应者仅百余人，筹集资金不足半万两，且均为零散小额。此时已是闰十一月中旬。


    敌军已深入山东，连续攻破兖州、青州二府，州县小城损失难以计数。尽管造船所需款项已获皇帝批准，但实际执行责任仍落在工部。工部担忧因延误工期而被倡议者弹劾懈怠，于是想出一计，以求变通。工部上疏称：尽管两部门已经对造船费用进行了规划，但如今京城九门紧闭，商人裹足不前，油、钉、板材等物料无从采购，工匠和舵手也无法雇佣，然而行兵作战之事又刻不容缓，实无良策应对；为今之计，工部现在正好差遣官员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厂，建议由其携带造船任务至船厂，那里物料现成，匠人众多，商贾聚集，可望按期完成，如此方不负省臣之妙策，避免空谈误事。皇帝又一次应允，此时已是十二月初。


    至此，造船重任已实实在在压在朱正色一人身上。朱正色若非智计过人，恐难逃军法惩处。然而，朱正色的对策更为巧妙，言辞恳切，听来确凿无疑。他在奏疏中指出，尽管赞同省臣提出的“造船攻心”策略，众人对敌忾同仇之心是一致的，但自己所督造的是仅供内河运输粮食之船，而非能抵御风浪、远航海外之船。航海船与内河船在材质、铁钉、样式、抗风险能力、索具配备以及操作人员技能等方面均存在显着差异。如今欲打造航海船队，必须取材于闽广，于海滨之地专门建造，应责成当地两省巡抚负责，确保按期完工，并从海上直接驶向北方。鉴于此事涉及重大，依循因地制宜、因材施用之理，实属必然之举，他并非对此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而是深思熟虑才朝廷提出的建议。此疏呈上后，皇帝批准了朱正色的建议，并敕令移文告知两广督台与福建开工造船。


    按照旧例，按照惯例，省臣上奏后，朝廷会在五日内给出批示并交由相关部门复核，在提交后的十天内一般会得到回复或处理，而地方官员奏章则需等待一个月方能收到回复。回复朱正色奏疏的旨意，直至二月中才下达。至同年九月初，闽、粤两省巡抚在奏疏中高度赞扬了科臣鲁应遴策略之妙，继而表明虽竭力筹备建造，但鉴于清兵已撤，海疆安宁，造船之议已无必要。皇帝降旨同意。


    志异


    壬午年（公元1642年）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庚申亥时，拱极城内的兵器库突发微弱火光，约有一寸之高。


    徐亮工，字虞钦，江阴人，于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荣膺钦赐进士，被授予陕西延安府吴堡县知县一职。当时，陕北大盗日益猖獗，该县境内出现一种奇异的怪鸟，此鸟身似鸟形，面类人面，头顶蓬乱，每当其飞翔至县境，或鸣叫或停留，不久之后流寇必定蜂拥而至，县城随之遭受屠戮。此怪鸟形态如同猫头鹰一般。


    据《无锡实录》记载：夏秋交替之际，一场严重的瘟疫席卷全县，百姓疾苦不堪，加之连年灾荒接踵而至，殡葬事宜极为困难，尸骨遍野，几乎遍布城郊野外。


    附记：无锡邑诸生逐县令


    明朝末年，无锡县的诸生每年享有免缴五钱粮银的优待，对于没有田产可免的学子，则会以银两补贴，此称作“叩散米”，对待士人可谓十分优厚。当时，知县庞昌允，字尔祚，号再王，四川顺庆府西充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进士。然而，他未能按时发放“叩散米”。于是，诸生杜景燿等与同学们相约，将庞昌允引出西门。按照旧例，县令一旦出西门便不得再返回。诸生用大纸书写“逐出无锡知县庞昌允，不许复入”，用朱笔醒目地标记，并将此告示贴于芦席制成的牌子上，由人高举。他们将县衙的将吏役人驱散，强行将庞昌允扶出西门后关闭城门。庞昌允向巡抚申诉，巡抚调其为嘉定县令，但此后很长时间内，仅逮捕了五六名带头闹事的士子革除其生员身份，并未对他们施以重罚，实属异常。此事虽是庞昌允失职所致，但诸生的行为也过于嚣张。当时因流寇在江北肆虐，江南地区连年饥荒，故上级官员对士子们的过激行为采取了姑息态度。然而不到四年，役隶对士子的敬畏转为凌辱，士子不再享有昔日的优待。直至顺治十七年庚子（公元1660年），巡抚朱国治因钱粮奏销问题对三吴地区的士绅进行了大规模黜免，这似乎是形势发展到极致后的逆转，上天或许正是以此对士子们昔日的跋扈行为作出回应。


    译者注：1.原文中的“庚癸”是古代军队中隐语，源自《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军队以“庚癸”为暗号向民间征粮的故事，后世常以此代指粮草短缺、军需匮乏的情况。“刻刻有庚癸之虞”，即“时刻担心粮草短缺的问题”。

 第146章 元旦失朝(新史)、祭十二陵(新史)

    元旦失朝（新史）


    朝廷官员清晨在宫门外等候上朝，这是在等待天子的到来。他们担心天子提早驾临，因此总是提前到宫门外等待。在等待期间，尚未敲响庄严的鼓声，待鼓声响起，官员们便开始排列整齐，肃穆以待。接着鸣钟，钟声停歇后，圣驾登上大殿，静鞭声响彻全场。随着鞭声落下，两班文武官员恭敬站立，屏息凝神，无声无息，目光齐齐仰望殿上，只见众多身穿红袍的官员轻轻掀起衣袖，示意准备就绪。


    然而，癸未年（公元1643年）春季正月初一那天，当圣驾登上大殿时，文官班列中仅有首辅周延儒一人，武官班列中也只有一位勋臣。按照旧例，钟声响起时，东西长安门应同时开启，朝臣们应蜂拥而入，但当天却只有少数人到达，宫门不得不临时下令开启，但到场者依然寥寥无几。鸿胪寺官员无法宣布班列齐整，许久之后，姗姗来迟的官员们慌忙跑来，人数仅及应到者的一半左右，勉强完成了朝会仪式。周延儒上奏指出，政事懈怠松弛，导致廷臣们怠慢误事，请求自他本人起，对所有官员扣除俸禄以示惩戒。皇帝最终下令暂且免于处罚。


    祭十二陵（新史）


    祭祀天寿山上的十二座皇陵，是皇家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每座陵寝由一位三品官员主持祭祀，陪祭则由两位六品以下官员及一位勋贵担任，他们还需负责为皇陵添土加高。这是遵循了旧有的礼仪规定。我曾随同少司马冯邺仙前往德陵祭拜，将要进入红门时，车马皆停止前行，总兵身着戎装，率领一万两千名士兵跪地迎接，军容庄重壮观，队伍整齐划一。红门左侧设有两面直径五尺的大锣，声音如雷鸣般震撼。进入红门后，我们才得以重新乘骑。神宗定陵位于最外围，因此最先瞻仰。陵外竖立一座巨大的石碑，仔细审视，发现四面并无刻字，各陵皆如此。陵园内部设有九间享殿，殿内摆放的祭品丰盛洁净，乐器整饬齐全，全都罩以黄纱，幔幕后是一座露台，台上设有高约二丈的大蜡烛。露台后的大门紧闭，是皇帝棺椁安放之所。


    墓门位于西侧，由白石建造，宽五尺，高约二丈，厚度约一尺。陵墓顶部为五间殿堂，中央树立一块朱漆方石碑，高一丈五尺，宽四尺，以金字书写“神宗皇帝之定陵”七个大字。石碑四周的基座、墙壁、地面，皆以竹叶玛瑙石铺砌而成。再往后即是宝顶，周围草木茂盛，人无法进入。从定陵南门西行，途经长陵，是成祖朱棣之陵，居中为主穴，再向西是永陵，为世宗朱厚熜之陵。各陵的规制并无二致。唯有永陵的松树，大多低矮伏地，枝条蜿蜒如蛇如藤，跨河越涧，行人需跨过其上，都是剔牙松。松林中松鼠成群，数量以万计。康陵位于三十里之外，前往祭拜时，通常需提前一天出发。


    次日我们游览了玉泉寺，此山以泉石景观取胜。向西行十里，可游览香山，此山以寺庙建筑景观为胜。未青轩可供游人休憩，可远眺九门双阙，景色雄伟壮观。下山后游览碧云寺，金碧辉煌，山水峻秀，两处景观兼具，堪称观止。


    天寿山得名的原因，世人普遍认为是因为这里安葬了皇帝的遗体。然而，实则是因为太宗皇帝（朱棣，死后谥号太宗，嘉靖帝时改为成祖）某日在此驻跸饮酒，恰逢万寿节（皇帝生日）到来，群臣纷纷上寿，赞美此地，故而得名。

 第147章 周延儒(附吴昌时)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三月，原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被改任为吏部文选主事，并代理郎中职务。吴昌时善于交际，与太监王化民等人有深厚关系。他意图转入吏部铨选部门任职，吏部尚书郑三俊询问同乡徐石麒关于吴昌时的品行，徐石麒回答说吴昌时是个正直之人。基于此，郑三俊便向皇帝推荐了他。然而，徐石麒内心深知吴昌时手段颇多，故表面上赞誉他以避其锋芒，郑三俊对此并不知情。按照惯例，这时期应当按照六部推荐一名官员、都察院推荐两名官员的比例，从给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及御史陈尽等六人中选择提拔人员。吴昌时却特意扩大晋升人数，意在借此操控朝廷内外，为其排除异己创造条件。四月，御史祁彪佳弹劾吴昌时乱政专权，御史徐殿臣、贺登选也各自上疏指责其行为，郑三俊因误荐吴昌时而引咎辞职。


    四月时，清军长期盘踞内地，皇帝特别任命内阁首辅周延儒挂帅督师，意图截断其退路。然而清军人多势众，周延儒畏惧不敢逼近，加之天气逐渐炎热，清军大肆劫掠后安然撤退。周延儒得知此事后，却奏报战功，因而被加封为太师。有位山人作诗讽刺道：“敌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不久，朝廷官员纷纷上奏指出周延儒受贿并纵容敌军出境，皇帝点头赞同。


    五月，周延儒因此事被勒令致仕返乡，给事中郝絅再度弹劾吴昌时以及礼部郎中周仲琏，二人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甚至在内阁票拟等机密事务上提前预知并干预，周延儒被视为国家罪人，而吴昌时和周仲琏则被认为是周延儒的罪魁祸首。御史蒋拱宸、何纶也一同弹劾他们。


    七月，皇帝召山东兵备雷演祚与山东总督范志完至中左门当面对质。此前，雷演祚入京面奏，称范志完在山东放纵军队胡作非为、奸淫掳掠，并有金银鞍马贿赂上官之事，皇帝下令将其逮捕审讯。至对质之日，皇帝询问范志完在京师行贿的具体情况，雷演祚逐一陈述。皇帝又问雷演祚：“你说的在朝堂上称赞功绩、广布恩德的是谁？”雷演祚答道：“周延儒揽权受贿，如起用废弃官员、清理冤狱、减免租税等事，皆自诩有功；考核科道官员时，几乎全部收入麾下。凡谋求总兵、巡抚职位者，必须先贿赂其幕僚董廷献，方能得到任用。”皇帝听后震怒，立即下令逮捕董廷献。接着皇帝又问范志完鞍马馈赠之事，范志完矢口否认。皇帝斥责其狡辩，并询问御史吴履中在天津查访的范志完相关情况。吴履中证实了雷演祚的说法，最终范志完被处决。


    皇帝亲自在中左门审讯吴昌时，严刑拷打直至其腿部骨折才停止。


    朝廷传唤周延儒接受审查。早先，周延儒再次被召回朝时，得益于庶吉士张溥、马世奇以公论劝导，其行事风格较之前有了很大转变，开始重用之前被排挤的人才。皇帝也虚心听取其意见。然而张溥去世后，马世奇远离权势，不再入京，周延儒身边环绕的尽是吴昌时一类人物，终至败局。


    十二月，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被处决，前内阁首辅周延儒因罪被赐死。


    周延儒在国家内外交困之际无所作为，但因深受皇恩，得以长期保持高位。期间他裁撤宦官、厂卫势力，宦官们日夜寻找机会中伤他，皇帝始终不予采信。周延儒因此愈发轻视宦官，直至出师边疆玩忽职守时，皇帝对其态度才有所改变。这时宦官们揭露的周延儒的不法事实，皇帝才开始相信。待吴昌时之事爆发，皇帝怒不可遏，决定严惩不贷。


    周延儒的起起沉沉，皆因贿赂而起，因贿赂而败；因宦官而起，亦因宦官而败；因吴昌时而起，终因吴昌时而败。


    我曾听一位老兵讲述：”某日，清军迷失方向，误入泥沼之中，明朝将领们本打算趁机围困，但周延儒却发令放他们离去。皇帝后来逮捕了张国维，张国维途经苏州时，苏州百姓设灵祭祀并痛哭送别。张国维安慰他们说,不必担忧，我手中有周相的手书，他命令我释放的敌军。抵达京城后，张国维果然得以免罪。”

 第148章 周延儒续记

    周延儒（宜兴人）第二次被召回朝廷，是由冯铨（涿州人）通过内廷关系赠送厚礼，太仓的张溥、嘉兴的吴昌时等人积极奔走牵线搭桥合力完成的。经过两年筹划，诏令终于下达，这是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的事。


    六月，周延儒到达京城拜见皇帝。皇帝与他想谈甚欢，更是称呼他为先生，而不称呼他名字。周延儒上任之初，首先恢复被误黜的举人资格，扩大全国取士名额；其次赦免漕运欠款及民间积欠赋税；因逢干旱，下令囚犯及判处戍边以下刑罚的罪犯都悉数回家（为了祈求上天感应降雨）；再陈奏战争导致的残破年景与歉收问题，提议减免当年两税；在宗室保举中，选拔优秀人才，强化军事训练与物资储备，严格核查征讨事宜，无论防御、民生还是用人理财，无不深入探讨、精心调整。至于那些请求恩荫抚恤、表彰忠烈事迹等事宜，以往朝廷往往拖延不决，反复审核却又因受到制度框架和职权限制，导致诸多事项在内阁停滞不前，如今，朝廷对此类事务表现出慷慨大方的态度，不再吝惜给予恩泽。天下人无不敬仰周延儒的风采。皇帝将周延儒选拔的四十六位官员皆进入朝廷中枢部门任职，以此彰显皇恩。人们纷纷归心于周延儒，赞其为“太师”，口碑传遍朝野。倘若时局平稳，他何尝不能成为挽救时局的宰相？


    此时，吴昌时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官职，一心想要调任吏部文选司，掌握选拔百官升降的大权。然而，郎中调动部门历来并无先例。吴昌时坚持要求周延儒帮他得到这个职位。周延儒为此查阅旧例，发现世宗（朱棣）时期吏部文选司官员病故后，兵部武库司郎中曾调补其职；又在天启年间，邹维琏以兵部职方郎身份调任吏部稽勋司。凭借这两个先例，尽管时任吏部尚书郑三俊不愿迎合周延儒，但此次因为是吴昌时的原因，便于崇祯十五年（）八月呈递奏章同意他调任。当时正值台省官员例行升迁之时，按常规应该是六部推荐一名、都察院推荐两名官员的比例，从未有过超额。但吴昌时却安排了六部升迁十名官员、都察院升迁六台御史的比例共十六人，其中六部官员包括范士髦、李士焜等人，台官则有陈荩鸣、迟姚、应翀、磊斋等人。此举引起轩然大波。然而，吴昌时此时初步展现其铁腕手段，周延儒在内阁中予以支持，其他官员只能默然服从。自此，吴昌时掌握了实权，其影响力直达天听，恣意妄为。


    吴昌时与张溥同为周延儒复召为相的主要策划者。但在淮安，张溥却腹部突发疾病而死，其实是吴昌时将其毒死，原因是他忌惮周延儒身边有两个亲信存在，这说明吴昌时心狠手辣如此。


    壬午年（公元1642年）十月二十日，恰逢周延儒五十岁生日，原计划在皇宫内举行盛大宴会，皇后周氏以皇亲身份准备丰厚寿礼，朝廷上下文武百官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官员，都准备为周延儒举办盛大的寿辰庆祝活动。不料初十下午传来清兵入侵的消息，周延儒起初不信，认为是边关将领为索要粮饷的惯用伎俩。十一、十二两日果然平静无事，周延儒也镇定自若，坦然无事。没想到十三日清晨，有蓟州难民慌忙逃来，报告保定县已陷落，清军大队人马正南下。实际上，清军在初十五更时已攻破蓟州，随即封锁城门，城内消息无法传出，城外亦无人知晓，故京城一度认为并无战事。十三日清晨，清军携掠夺之物北返，而主力部队则挥师南下，京畿周边一片混乱、人仰马翻。皇帝震怒，指责边将无能，地方巡抚靠不住，更对情报传递不畅、塘报未发感到愤慨，下令将巡抚焉成名、潘永图以及总兵唐钺全部逮捕下狱并处决，怒气仍然未消散。


    此后，皇帝每日坐镇文华殿，下令有献策者可直接入内，不受阻拦，董心葵等人都曾亲聆圣谕。甚至有一次，一名逃奴身着华贵服饰入宫，也被允许面圣，逃犯主人是勋贵，专门上奏皇帝，将这名逃犯处斩。九门白天关闭，文武官员只能在宫门外等待传召。短短一日之内，就有二十六座城池沦陷，周延儒面色惨淡，只能效仿杨嗣昌旧例，组织百名僧道在石虎胡同口举行大型法会，诵读《法华经》第七卷。从十一月到闰十一月再到十二月，整个京城仿佛陷入瓮中。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正月初一，按例应举行辑瑞典礼，但十三省封疆大吏无一人前来，二月就要举行的春闱考试也无人提及。直到三月初，外地来京者络绎不绝，沿途报平安，留在京城的官员包括经过三选尚未领取官凭的文武官员、外调升迁的司府官员约五百余人，才结队离开。原来，自去年十月清军深入内地以来，直到今年二月，他们每日行军将近二百里，士兵们始终身披铠甲、鞍马不离身。直到三月初一，清军进入莒州城，才将战马放养于野外，将士们得以休整，如此持续了一个月。莒州境内四面环山，春末时节草木茂盛，非常适合放牧马匹。四月初五日下午，皇帝驾临平台，召见三位阁臣，言辞严厉地表示：“我欲御驾亲征。”周延儒下跪道：“我愿代皇帝出征。”皇帝并未言语，只是抬头摇头。延儒起身，陈演接着说：“首辅阁务繁忙，我可以前往。”皇帝依旧摇头。陈演起身后，蒋德璟跪下说：“我确实可以去。”皇帝还是以同样的动作表示否定。蒋德璟起身，周延儒再次跪下请求出征。皇帝冷笑道：“看来先生是果真愿意去。我在宫中占卜，此刻正是良辰，一旦出宫门，须向东行，切勿转向西。”周延儒不得不谢恩出征，向东至齐化门，暂住城楼，并奏请兵科方士亮、御史蒋拱宸，兵部职方司尹民兴，户部刘嘉绩以及勤王到来的四位总兵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一同前往。


    初六日，周延儒一行到达通州，而清军已从南方出击，东起津门，西至涿鹿，绵延三百余里，队伍密集，车马满载，随意地从芦苇荡处渡河。而官军驻守的远近城楼上的炮声，昼夜不绝。周延儒在通州时，接受了四镇将领的拜谒，四镇总兵轮流设宴款待，随征的四位大臣陪同。周延儒又宴请四镇将领，四位大臣又陪着四镇总兵赴宴。周延儒往来于各宴席，先向勤王四镇敬酒，祝其凯旋，后向随征四臣敬酒，祝其立功。一个月来，他忙于应酬，每日早晚两次上疏，皆言飞报大捷，但实际上并未出城半步，就连敌人在濠沟外偷窥也未发一箭。后世有传言称其放敌军出境，实属冤枉。


    五月初六日，清军踪影全无，周延儒与连日狂欢的众人庆祝太平。又过了四日，整理行装准备回京。初十日上午先至文华殿陛见，皇帝亲自迎接，握手抚慰，极为关切。周延儒请求休假一段时间，皇帝不准。十五日，皇帝赐予阁臣羊酒，陈演、蒋德璟认为自己身为朝臣却无所作为，不仅没有尽到辅佐皇帝的责任，反而给皇帝带来了忧虑，对此深感羞愧，于是主动请求皇帝收回任命自己为阁臣的旨意。周延儒见状也请求辞去职位，没想到皇帝竟然同意他与陈、蒋二人一同辞职。


    当时，涪州知州吴方思（武进县人士）蓼堪正在京城觐见皇帝，看到邸报，跺脚忧虑道：“皇帝对周延儒的宠爱已不如前。”


    十八日，皇帝谕令礼部、吏部、兵部查核阁臣视师凯旋后的优礼之宴应如何隆重举办，各部门呈交两份方案，均被以不合情理为由驳回。二十三日午时，传令大小九卿申时在平台等候旨意，届时接旨，结果却是首辅周延儒贪腐欺诈，辜负朕心，令议处回奏。当时周延儒仍在内阁卧病，被两人搀扶而出，乘坐小轿返回家中。次日，群臣聚集于西掖门（办公之地），原本周延儒所在的官署已经空荡无人，过去在朝堂上傲慢对待同僚的周延儒，如今却遭受众人唾骂。皇帝的旨意传达到了各勋戚手中，即使对周延儒进行弹劾的奏疏也保持着必要的体面，其余的事情都已经有了皇帝旨意决定。六月初一，周延儒在前门的碁盘街向皇帝辞别，皇帝仍派使者赐银一百两作为路费。


    此后，弹劾周延儒者的人日益增多，尤其是昔日与其亲近的袁彭年等人，弹劾他最为卖力。这些人各自为保全自身地位，生怕别人先一步弹劾自己。蒋拱宸弹劾周延儒则另有插曲，他曾参与考选官员，本期望得到中枢部门的职位，当时需要一万两，但他只有六千两，因此对周延儒怀恨在心，而且他与周延儒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当时对周延儒寄予了厚望。为此，蒋拱宸联合他人一同上疏弹劾延儒，同时还牵涉到吴昌时。


    七月二十五日，皇帝亲自在文华殿审讯周延儒案，当天便派出缇骑南下捉拿周延儒。周延儒于十月初八抵达京城，暂时居住在顺城门外的二庙。他上疏请求到边疆戍守，但未获回复。十二月初七日五更时分，皇帝下旨赐予周延儒自缢，吴昌时则被判处弃市之刑。


    皇帝派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惟（此处可能笔误，应为末代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传旨。之前周延儒任内阁首辅时，骆养性一定要尊拜周延儒为老师，以便称呼。传旨时，周延儒叮嘱骆养性照顾其弟的相关后事，絮絮叨叨不停，骆养性急于回奏，恐耽误时间，便关闭房门，跪在庭院中，焦急地呼唤：“老师天明了！老师天明了！”骆养性回奏后，当天便得到了皇帝旨意，周延儒的尸体得以从绳索中解下。


    冯铨（涿州人）与周延儒是同年进士，年纪也相近，之前与周延儒有同床共枕过的交情，后来与周延儒结为儿女亲家。冯铨在己巳逆案罪臣中位居前列，如今为周延儒起复不停奔走，是希望能够得到宽恕，成为漏网之鱼，再重振旗鼓。但皇帝对此事最为在意，周延儒想尽缓急的办法，三年来如一日地竭尽苦心，最终竟无从再皇帝面前开口，没想到最终只是白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周延儒第二次被朝廷征召时，占卜具体出行日期。某一天晚上他突然梦见已故妻子吴氏在面前痛哭，说不要入京，入京必有祸患。周延儒不信，毅然前往，结果果然应验梦境。也有人说他的儿子周奕封也做了同样的梦。


    译者注：1.己巳逆案，即崇祯清算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分子所定的逆案。逆案中根据罪行大小分了几等，在谄事魏忠贤那一等罪中涉及一百二十九人，冯铨排名第二，被削职为民。

 第149章 审吴昌时(字来之，甲戌进士)、宋应亨不屈

    审吴昌时（字来之，甲戌进士）


    明朝会试中，十八房帘官（即考官）的配置，依照旧例，由八位翰林院官员、六位官员、吏部、礼部及兵部职方司各一人，以及户部、刑部、工部三部轮流派出的一人组成。其中，职方司郎中之所以必定参与，在连续三年海疆安宁、国家军事得以为赖的情况下，朝廷往往会赐予其在金殿帘前一席之地以示嘉奖，这种做法自世宗以来一直沿袭。癸未科（）会试因故延期至八月举行，职方司郎中尹民兴，湖南人，自七月起便发誓不再上疏，唯恐触怒圣上，从而无法参加会试。他小心翼翼地捧着玉简，期待能够顺利成为天子门生。


    二十五日，皇帝忽然亲临文华殿，亲自审理蒋拱宸弹劾周延儒与吴昌时朋比为奸的奏疏，其中涉及的四个人——周延儒四月出征时题请随身的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兴、户部刘嘉绩、台中郎蒋拱宸——均被传唤参与审讯。此外，周延儒的门客董心葵也在其中，审讯现场有东厂及锦衣卫的刑具以备使用。吴昌时在接受审讯时，承认了奏疏中的所有指控。审讯董心葵时，询问周延儒因受贿起用的官员有多少人，董心葵回答说记不清。此时，皇帝案头放有一部官员名录，皇帝将这个名录从御案上扔下去，正好翻开的是福建道官员施元征的名字，董心葵便说：有福宁道的施元征曾向周延儒行贿。


    此时，锦衣卫已南下捉拿周延儒，而吴昌时也已被审讯。蒋拱宸说：“罗山大败，皇帝拨发三千两银子在边境收赎难民妇女，职能部门又派了二十名押送银两的官员，但至今兵银竟无踪影，你作为随征官员，还以飞报大捷上奏，这不是欺骗皇帝是什么？”蒋拱宸（此处可能为笔误，应该是吴昌时）反驳：“罗山败逃，初期确实有失银之事，但后来各将领奋勇杀敌，仍取得了大捷。”皇帝震怒：“哪有败军还能取胜的道理？”下令打蒋拱宸（此处可能为笔误，应该是吴昌时）。执行刑罚的官员对蒋拱宸（此处可能为笔误，应该是吴昌时）当头一击，其纱帽破裂。皇帝愤怒至极，推翻了案桌，迅速返回宫中，对于跪审的诸人，并未做出任何处置。锦衣卫考虑到可能会再次进行审讯，所以将所有人羁押在狱中，尹民兴因此未能回到兵部。兵部尚书张伯鲸按照惯例将职方司的印信交给协赞员外王永积，此后王永积便谋划加入会试考官行列。


    宋应亨不屈


    宋应亨，字长元，是山东莱阳人士，于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初任清丰县令，后晋升为礼部主客司主事，继而调任吏部，历任验封、考功、稽勋、文选等四个部门，不久升迁为稽勋郎。甲戌年（公元1634年）告假还乡，时隔六年，其长子亦高中进士，被授予杭州理刑之职。宋应亨训诫他：“勿为利益所束缚，勿草率对待人命，勿姑息养奸。”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闰十一月，清军攻克临清，宋应亨率领士民固守莱阳。鉴于城北防守薄弱，他捐出千两银子建造瓮城，仅十日便竣工。清军进犯时，宋应亨独自率军坚守一方，设立重赏招募敢死之士，并于夜间突袭敌营，迫使清军撤围离去。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二月初五日，清军主力压境，避开北城不攻，次日清晨，自城东北方架设云梯发起猛攻。宋应亨头戴平巾，身穿戎装，亲自带领家僮在街巷中进行激烈抵抗。家人劝其更换易于隐蔽的帽子，但他坚决拒绝，激战良久，家中仆役三十多人壮烈牺牲，宋应亨颈部遭一刀重创，虽被俘但始终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


    事后，太史王崇简以诗悼念宋应亨，诗云： “拜手松楸酒一杯，伤心洒泪踏苍苔。 寒林风起山光动，衰壑云移海气来。 泉路几年空夙恨，人间此日有余哀。 高踪已自成千古，夕影凄凄照草莱。”闻者无不为之哀痛。


    宋应亨去世后，朝廷追赠其为太仆寺少卿。他的长子宋璜，字玉仲，通过乡试位列榜单；次子宋琬，字玉叔，于丁亥年（公元1647年）中进士，尤其擅长诗词，曾任陕西、浙江两地的副使。

 第150章 北都崩解情景(附记)、蒋臣奏行钞法、捣钱造钞等

    北都崩解情景（附记）


    崇祯末年，京城百姓心态浮躁，多持及时行乐、不计明日之态。无论贫富贵贱，各怀私心。当时有人说，一旦流寇迫近，我等即刻开门迎入。她们不仅心中暗藏此意，还公然如此谈论，可见局势已然呈现崩溃之象。


    到了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至十七年（公元1644年）之际，贼寇迫近京城，都城进入紧急戒备状态。皇帝动用内帑，拨付数万钱款，命各营千总分别领取分发给守城士兵，但士卒每人仅得二十钱。士兵领钱后，手指弹击铜钱，言道：“皇帝只求保住自己性命，命我等坚守城池，这点钱仅够买五六块烧饼罢了。”此后，宫内再无钱款下发，转而向京城富户征募资金以供养军队，规定凡家里有百银以上资产的，需捐银五钱；甚至妓院亦需缴纳五钱。皇帝说：“一家妓院之中岂无二三妓女，此类人家理应能出五钱。”如此一来，民心愈发离散，守城之事自然难以维系。


    众人议论纷纷，认为皇帝欲保全江山社稷，却连妓女之资也予以征敛，可见时局之严峻。终至李自成率军攻克京城，总共掠夺了装满十七座银库之多的银两才离开。


    当时的政治弊端与民风颓靡至此，甲申（公元1644年）、乙酉（公元1645年）年间发生的巨变，即使未深入探究，亦能洞若观火，预见到其必然性。


    蒋臣奏行钞法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六月，皇帝于中左门召见桐城籍的诸生蒋臣。蒋臣就钞法提出见解：关于财政开支的规定，应将银、钱、钞三者并用，规定以九钱七分兑换一两的比率，让百姓用钱银购买钞票。若民间不予使用，视为违法行为。如此不出五年，天下流通的金银财宝将尽数归于朝廷内府。对此，给事中马嘉植上疏表示异议，予以争辩。


    捣钱造钞


    自古以来，京师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是纹银一两可兑换铜钱六百文，其兑换比例仅在少许与二十文之间浮动。自崇祯帝即位以来，银钱比价逐渐升高。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一两纹银竟可购得铜钱两千文，夏秋之际甚至高达两千数百文。朝廷询问钱价剧增的原因，得知大量私铸钱币混入流通所致，于是特任命九名御史，分驻京城九门，专司监督整治此事，在街道上摆设钱桌，若发现私钱，一文则鞭笞，二文则流放，三文则发配边疆，四文及以上则处以死刑。同时规定纹银一两只能兑换六百文铜钱，超出一文同样处斩。又设置石臼铁杵，一旦发现私钱，无需熔炼，立即捣碎以杜绝其流通。若有人私藏夹带，一经查获必斩。允许普通百姓将手中剩余的私钱送交御史台，以示悔过并予以奖励。法令之严苛，前所未见。


    石臼旁设有专人值守，自早至晚，然而半月过去，百姓并无一人主动上缴私钱，使得御史们无所事事，无奈之下，各御史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私钱来捣毁。每日早晨出门，必令差役携带三四千乃至五六千文私钱，日耗纹银两三两，将碎钱堆积在石臼铁杵之间，供人围观。如此持续一个多月，御史们上报声称私钱已收缴完毕，钱价得以稳定，只是为了糊弄朝廷。然而，民间实际的铜钱价格仍在不断下跌。所有买卖铜钱之处，必须按朝廷规定的比价面对面交付，如一两纹银可购买二千四百文，其余一千八百文则私下交割，或稍后另找时机交付，因为厂卫巡查严密，曾有按正常市价交易者被捕并处斩。


    在此背景下，朝廷决定推行纸币。中央官员对此展开讨论，提出纸币有“十便”、“十妙”之说，比如制造成本低、流通范围广、携带便捷、储藏简易、无成色优劣之分、无称量兑换之繁琐、能防止银匠作弊、杜绝盗贼觊觎、节省下来的铜可用于铸造军械、替代下来的银两可充实国库等。崇祯帝听后大悦，即刻下令制作纸币，委派仪制司负责。最初以解送入京的乡试试卷、宗师评判优劣的科举岁试试卷等纸张作为制作纸币的原材料，交由工部接收并限期搭建造纸厂。工部官员选拔工匠，核算工程，如有阻碍此事者，视同十恶不赦的重罪。然而工部查阅先祖时的典籍，发现纸币制造所需材料比例为六成纸、四成桦树皮。桦树皮产于辽东，如今虽有纸张却无桦皮，无法着手。皇帝于是命令工部召集商人筹措。这些商人多为京城的大奸猾之徒，他们上疏表示愿意领银百万前往辽东采购桦皮，皇帝又将此事责成工部办理。此时流寇渡黄河的消息已经确切，此事最终未能成行。


    这是发生在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中旬的事。唉！纸币制度固然优越，可惜未能早日实施。


    上用铜锡木器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十月，皇帝开始自用铜、锡及木质器皿，摒弃金银制品。同时下令文武百官皆须崇尚俭朴，士人与庶民均不得穿着锦绣华服与佩戴珠玉饰品。

 第151章 李自成陷承天府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湖广承天府（是明朝三大直辖府之一，另外为北京顺天府、南京应天府）。时任巡抚的宋一鹤坚守城池，城破后在街巷间英勇抵抗，亲手斩杀数名贼寇，壮烈牺牲。


    宋一鹤，号鹤峰，祖籍顺天宛平，出身北直隶保定府清苑县，于崇祯三年庚午（公元1630年）中举人，后任巡抚都御史。承天府沦陷之际，其部下有人愿背负他逃离，但宋一鹤坚拒不从，最终自刎殉国。另闻江阴冯生在楚蜀之地时，亦被俘后痛骂贼寇，英勇就义。


    钟祥县知县萧汉，素有贤名。贼寇告诫部众，凡杀害萧县令者必死，故将其囚禁于寺庙中，并威胁僧侣，若萧汉遇害，将屠灭全寺。僧人们小心看护，萧汉却言：“我恪守我的道义，不会妨碍你们的佛法。”遂自缢身亡。萧汉，字象石，江西南丰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进士，出任钟祥知县。任期届满本应赴京述职，但闻襄阳襄王失陷，誓言士人临危当以身许国，不可推卸责任，遂请求抚按官员免其述职，留在地方守护陵寝（显陵，嘉靖皇帝父母安葬之处）、保境安民。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十二月十一日，贼寇逼近城下，突破关厢涌入，众人惶恐。萧汉振臂高呼：“今日正是我钟祥县令效死之时！”他入署拜别家庙，取出丝巾命家中侍妾自尽，言道：“男儿以忠诚殉国，女子以贞烈殉家，各自当尽其志，我无力保护城中亿万生灵，岂敢吝惜这三十二口以及两个幼子？”随后扬鞭直指敌阵，披甲登城，悬重赏激励军民，共斩贼寇三千余人。六日后，贼寇集结近百万之众再次猛攻内城，双方相持五昼夜。至崇祯至癸年（公元1643年）元旦，萧汉掷剑向北，泣拜曰：“臣力已竭矣。”随即冲出重围奔赴陵寝区，贼寇紧随其后。萧汉挺身而出，高呼：“我是钟祥知县萧汉，不得擅自惊扰陵寝！”贼寇将其擒获，萧汉昂首待戮。贼寇命其自言“欲首”或“欲剥皮”，萧汉皆应之。贼寇派遣伪官元圭劝降，以管仲、刘清田为例，萧汉回应道：“管仲不自杀是因为有老母在世，而我则已与白云断绝，唯知忠于朝廷。郁离子痛心于那些卑贱如鱼鳞、龟壳般的叛贼轻易篡夺他的朝服，并在淮河以东建立起伪政权，而我此刻正逢圣明天子在位，国家版图完整无缺，我所面临的局势与他们完全不同。既然如此，即便一死，我也毫无怨言。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贼寇敬畏其气节，不忍杀害，改令乱箭射杀。萧汉坦然袒胸以待，却无一箭射来。随后被送至吉祥寺僧舍拘禁。到达寺庙之后，贼寇将各种美食陈列眼前在萧汉面前，并派一个小贼侍奉他。萧汉仍厉声痛骂，求死之心益切。求死不能后，他偶然在园定和尚那里寻得一把剃刀藏匿，又取了几张纸，写下杨继盛（号椒山）的一首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补”及“夷齐死后君臣薄，力为君王固首阳”等遗言。写完后掷笔起身，用土块在墙壁上刻下“钟祥县令萧汉愿死此寺”十字，随后对壁自刎，鲜血洒满题字。此时为正月初五日。士民购棺致祭，将其安葬于寺旁。


    贼寇占领承天府后，改其名为扬武州，并派遣伪将王克生挖掘显陵搜寻宝藏。伪知州张联奎积极多方筹备工具，献策取悦贼寇。然而，当他们开始挖掘显陵时，突遭风雷大作，白昼如晦，张联奎亲见一金甲神将手持金瓜，当头一击，使其昏厥倒地，口鼻流血，当晚便死去。张联奎，原为宜城诸生，其妻何氏貌美，被贼寇掳走，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王克生择下落不明，贼寇惊散，李自成深感恐惧，自此不敢再动显陵之念。另有说法称，贼寇掘陵时，山谷间突发雷鸣般巨响，贼寇惊惧而止，转而分兵攻陷潜江、京山等地。


    何氏以守节而名垂青史，张联奎因谄媚贼寇而遗臭万年，二人对比鲜明。张联奎不仅严重损害个人名节，更愧对其妻。他遭金甲神将一击毙命，实为罪有应得。此事可见知州之官德远逊于县令，男子之节操远不及妇人。

 第152章 附记:二异

    附记：二异


    有两位奇特之人，一位是墓中人，另一位则是无头之人。盗贼横行于楚、豫等省份，频繁挖掘古墓以求珍宝。一日，他们打开一座陵墓，从中发现了两位绝色佳人。原来，她们是作为宫妃陪葬，却因某种原因尚未死去。重见天日的美人欣喜不已，然而进入屋内后，她们大笑不止，旋即离世。究其原因，乃是长久封闭于地下墓穴之中，阴湿寒冷的风气深深侵入肌肤骨髓，加之腹中空虚、身体虚弱，一旦接触外界风日，阳气迅速消散所致。


    贼匪肆虐之时，无辜百姓每日皆有遭戮之厄。有个人长途跋涉，距离家乡还有三十多里，适逢天降大雨，傍晚时分，他便投宿于荒郊野外的一座旅店。店主告诉他：屋后有两间屋子，我弟弟正住在里面，恐怕会吓到您。这人答道：我平生无所畏惧，难道还会怕你弟弟不成？待他进屋关门后，敲门无人回应，门却突然自行开启，心中颇为惊异，进去一看，开门之人竟是个无头之人。来客吓得晕倒在地。店主笑着说道：您刚才还说不怕，怎么如此惊慌呢？他安慰来客说：不必害怕，昔日我弟弟遭遇流寇，被砍去首级后离去。当时野兽如獐鹿等群集而来，争相吞噬尸体，轮到我弟弟时，一位神人喝止它们，说此人命不该绝，尚有四年阳寿，不应就此丧命。于是群兽散去。我弟弟摸自己的脖子，发现头颅已失，只留下一根硬管。他在黑夜中赶回家，与我同榻而眠，详述遭遇贼匪之事。次日清晨，我见到弟弟无头，虽大为惊骇，但他竟然未死。他饥饿时会发出啾啾之声，我们就用茶匙将食物送入那硬管中，吃饱后便安静下来。他还能够编织草席，实属奇事一件。


    唐朝时，崔广宗被张守珪所害，却并未死去，每当感到饥渴，他就在地上写字表达，对世事依旧关心，甚至又生下一子。过了四五年，他忽然在地上写道，将在某日后死去，到了那天果然去世。


    监管左帑地区官仓的官员龙舒曾言，他的亲戚游历四川，途经湖溪，晚间投宿一家客栈，忽见左侧有一无头之人，惊惧之下以为遇见鬼魅。店主解释道：不必惊慌，这其实也是一个人。早年他患了瘰疬，头颅竟自行脱落，但并未死去。自此之后，他需要什么就用手画出来，我们每日以粥汤灌入其口中，所以他至今仍然活着。


    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忠翊郎刁端礼随邵运使前往江西，途径严州淳安时，在潘姓人家暂歇。他们听到旁边房屋传来啧啧声响，窥视之下，发现是一位无头之人正在快速编织草鞋。刁端礼大为震惊。潘姓主人解释道：这是我父亲，宣和庚子年（公元1120年），他遭遇贼乱，不幸被斩首，然而手足还能活动，身体仍有温度，我们实在不忍心将他下葬。我们用药物敷于断颈处，伤口逐渐愈合，后来另生出一个小孔。他想进食时会发出啾啾之声，我们就以粥汤灌入其中，由此得以存活至今。如今已过去三十六年，家父已经七十高龄了。


    无头而能生存，此说法近乎离奇，恐怕世人难以置信。因此，我特附录以上三例与相关的事迹，以示古今奇闻异事，无奇不有。

 第153章 李自成屠黄陂、左良玉避自成、马世奇入对

    李自成屠黄陂


    癸未年（公元1643年）正月十日乙巳，贼寇攻陷了云梦。十一日丙午，接着攻克孝感。十二日丁未，李自成与罗汝才率部抵达黄陂，当地知县怀揣印绶逃走。贼寇设立假官治理，黄陂的士民愤而杀死这些伪官。贼寇对此勃然大怒，反过来率军屠戮城中百姓，将城墙夷为平地。十三日戊申，贼寇攻破景陵，其派出的另一支队伍又攻克了德安。李自成紧急传檄黄州，文中直指朝廷之过，假借仁义之名以笼络远近人心，伪称有三年免征赋税、一民不杀的承诺。无知民众深受其惑。李岩还私下编造民谣，令党羽四处传唱：“穿他娘，吃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因此，贼寇所到之处，民众纷纷响应，风靡一时。黄州守将见状弃城东逃，沿途劫掠江上的商船，给江南、江北地区带来严重扰动。方国安等将领此时正屯兵汉口。


    左良玉避自成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正月，李自成率领大军逼近汉阳，左良玉率二十万兵马自金沙堵下一路南下至九江，进而抵达芜湖。左良玉为躲避贼军东行，沿途纵兵抢掠，一路上各处投降的将领和叛兵纷至沓来，如同蜂拥一般，纷纷冒充左良玉部兵马进行劫掠，导致南京震动不已。留守长江两岸的各路官军，不分敌我，一律出击打击这些混乱的队伍。左良玉上书兵部陈述事实，其部众的暴行稍有收敛，各方叛贼才逐渐散去。


    三月间，朝廷传来消息，襄城已失守，依照律法，应对相关责任人予以惩处。但考虑到左良玉长期征战在外，劳苦功高，朝廷决定责令其立功赎罪。同时，方国安、陈可立被革去官职，贬为从事官，命其戴罪立功，率军讨伐贼寇。


    马世奇入对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叛乱势力愈发猖獗，皇帝不时召集群臣商议对策。马世奇进言道：“当前闯、献二贼均犯下滔天大罪，然而平定张献忠相对容易，对付李自成则更为困难。这是因为张献忠令人畏惧，而李自成则受到民众的依附，但这并非真正依附李自成，实乃苦于官军之祸。一苦于杨嗣昌麾下之兵，百姓无法坚守城池；再苦于宋一鹤统领之兵，人们无法保全家园；三苦于左良玉的部队，无论是居家还是行旅之人，都无法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贼寇深知民众所苦，便以剿兵安民为借口，一时愚昧百姓受其蒙骗，纷纷望风投降。贼寇又通过散发财物救济贫民、发放粮食赈济饥民，以此收买人心，以至于民众视贼如归，忘却忠义之道。实际上，贼寇之所以能攻破各地州县，并非其力量强大，而是这些州县的官民自愿投靠。因此，当前取胜的关键，应当从收拾人心做起，而这首先要从督抚、镇将约束部属，严禁官兵欺压百姓，使百姓不再遭受兵祸开始。”


    前文记录了李自成利用檄文诱使百姓投降以及左良玉部扰民等事，故特意摘录这段对话。

 第154章 徐标入对、李贞骂贼、李自成陷常德

    徐标入对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五月，皇帝召见巡抚保定右都御史徐标入宫奏对。徐标言道：“臣自淮江一路而来，沿途数千里的范围内，所见城池陷落之处，皆是一片荒芜，即便是尚存的完整城墙，也不过四壁孤立，路上蓬蒿丛生，鸡犬寂无声息，竟未见一名耕者。如今的土地、人民，究竟还剩下多少？皇帝又该如何实现国家的治理呢？”皇帝闻此言，不禁叹息流泪。


    徐标接着说：“天下视边疆为门户，门户稳固，则朝廷安稳。关键在于完善内政，重视地方守令，守令贤能，则政事简约、刑法清明，盗贼自然平息。”他又上奏关于屯田及车战等策略，皇帝对此皆表示赞赏。徐标任职不久，却屡次被召见，实因皇帝忧虑饥民之苦，欲详细了解实情。


    同月，给事中吴甘上疏指出，诸多巡抚借护藩之名，实则弃城逃走。他请求皇帝就此敕令各藩王，并核实王永祚等人弃城之罪。然而皇帝对此并未追究。


    李贞骂贼


    二月初六日庚午，李自成派遣贼寇攻打麻城，城中空无一人。十九日癸未，李自成转而进攻陕县，知县李贞率领军民顽强坚守。然而贼寇一鼓作气，攻破城池，随即纵兵大肆屠杀。李贞厉声呵斥道：“驱使百姓死守城池的是我，为何滥杀无辜？”他不停地痛骂贼寇。李自成闻之大怒，下令剥去李贞的衣服，将其倒吊在树上。李贞高声呼喊：“高皇帝若有灵，我必将向天帝控诉贼寇之恶行！”贼寇残忍地割断他的舌头，又将其肢解，李贞的母亲乔氏及妻子也一同遇害。


    李自成陷常德


    二月，湖广境内土寇攻陷了澧州与常德，随后又攻占武岗州，甚至杀害了岷王。彼时，湖广各地的少数民族部落皆伺机而动，与土寇相互勾结，将攻掠所得全部归于李自成。到了三月，澧州的土贼在李自成的策动下攻陷了常德。


    常德城历来富饶强盛，堪称湖广之首，城内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应十年之需，然而面对贼寇来袭，官吏纷纷逃遁，本地民众亦无坚守决心。如此一来，常德城终告失陷。自此以后，辰州、岳州等府接连沦陷，通往云贵的道路也因此受阻，交通中断。


    李自成袭杀左、革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二月初十日，李自成偷袭杀死了革里眼及左金王，并收编了他们的部众。当时众多贼寇均已归附李自成，听从其指挥。唯有革里眼与左金王两人，凭借其部众众多而不愿屈居李自成之下。李自成于是设宴款待他们，趁机在席间将其诛杀。革里眼的本名叫做贺一龙。


    李自成杀罗汝才


    三月，李自成率军驻扎襄阳，命罗汝才进攻郧阳，但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导致罗汝才部众对李自成产生不满。起初，罗汝才听说显陵出现异象，认为天命未改，暗中策划归顺朝廷，意图杀死李自成以立功，就准备分印分马分营。这事引起李自成猜疑。至四月，李自成率数十骑突然闯入罗汝才营帐，罗汝才当时尚在卧榻未起，李自成径直入帐将其斩首，罗汝才部众一片哗然，李自成遂率大队兵马强行压制，七日后局势才得以平定，成功收编其部众。


    罗汝才，陕西延安人，智谋多端且狡诈无比，绰号“曹操”，最初隶属于高迎祥部，后与张献忠联合，又与李自成合作，对李自成俯首称臣。李自成部善于攻城，罗汝才部擅长野战，二者互相倚重，每次攻破城池，李自成取六成，罗汝才取四成。贼寇共推李自成为“奉天倡义大元帅”，封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罗汝才酷爱声色之娱，每攻占一地，必挑选当地美貌女子充实后宫，蓄养数百嫔妃及数队女乐，珍馐美食堆积如山，日夜欢歌宴饮。李自成常常戏谑他为“酒色之徒”。罗汝才以山东人元珪为谋主，凡事皆取决于他。李自成杀了罗汝才后，又将元珪杀害。


    罗汝才死后，其部众多有逃散，部将杨承祖因其勇猛，率部众全部投奔郧阳守臣徐起元。徐起元在郧阳坚守数年，虽身处强敌环伺之中，却能保全残破疆土安然无恙，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汝才部的助力。罗汝才的某个旧部在澧州听闻了变故，李自成欲调其回襄阳，遭到拒绝。五月，李自成再度攻打袁时中并将之杀害，小袁营势力随之覆灭。


    其他文献记载，三月十一日甲辰，李自成杀罗汝才。而《史略》与《编年》则记载此事发生在四月。我认为李自成三月初十杀左革、次日再杀罗汝才，如此迅速连续击杀两员大将，恐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155章 李自成擅号设官、郧阳古剑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四月，李自成在广泛收纳部众、群贼皆归顺其号令后，占据了襄阳，将其改称为“襄京”，同时对其所攻占的其他郡县也一一更改名号。


    起初，李自成率部在秦、晋、楚、豫等地流窜劫掠，几乎席卷半个天下，但其志趣尚停留在盗贼层面，所到之处皆是焚烧屠戮。随后连陷荆、襄、鄢、郢等地，席卷河南，拥兵百万，这时才开始考虑占据城邑、自立名号。他在襄阳修复襄王宫殿，设立官职，自封为“倡义大元帅”，为一品官阶，其次有“权将军”（二品）、“制将军”（三品）、“果毅”将军（四品）、“威武”将军（五品），皆为将军名号，还有“掌旅”（七品）、“部总”（八品）、“哨总”（九品）等。其所封将帅包括田见秀、刘宗敏、贺锦、张鼐、党守素、辛思宗、客可成、李友、任继忠、吴光义、刘芳亮、刘希尧、李过（李自成亲侄）等人，共有二百三十余支军队，总计马步兵六百余万。


    每支军队立一面标旗，行军时望去一片赤红，标营则用白旗，纛旗（帅旗）皆用黑色，左右前后各用黑白红黄四色，纛旗随颜色相应。自崇祯壬午年年（公元1642年）夏攻克荆州后，李自成开始任命防御使、府尹、州牧、县尹等官职，至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正月，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投靠李自成，李自成又增设六政府侍郎、郎中及从事等官属，其中侍郎有喻上猷、萧应坤、杨承裕，郎中有徐丘、王家柱、邓岩忠，从事有顾君恩、郭附龙、傅朝升，防御使有孟长庚、陈荩、李之纲、吴大雁、黄阁、金有章，府尹有张虞机、姚允锡、牛佺、刘苏、邓琏、刘茂先。李自成还任命光乐兰守卫荆州，养成守卫夷州，王文耀守卫澧县，白珏守卫安陆，叶云林守卫荆门，谢世龙守卫汉州，为世袭太守。景德人高一切守卫信阳，周凤梧守卫禹州。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人心惶惶，官员纷纷弃城逃走，大江南北的百姓无心坚守。


    李自成还封明朝亲藩崇王为襄阳伯，邵陵、保宁、肃宁等明朝诸王均向李自成投降，也改封为伯。喻上猷推荐荆州士绅，李自成发布檄文征召，江东举人陈万策、李开先在被推荐之列。伪檄文下达后，陈万策自缢而死，李开先撞柱身亡。杨承裕劝李自成称帝，牛金星认为时机未到，此事遂作罢。


    郧阳古剑


    癸未年二月初七日庚午时，位于郧阳府境内的天马山发生山体崩塌，从中显现一柄古老的宝剑。剑身铭文如下：“包家大奴儿弓，神机妙火震浮空； 马陷门内木子死，罗挂滩头伪满山。九九数盗，取出青锋。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青田县谋臣刘基所铸”。四月初六这一天，在行都司所在地的地平面下发现了一批火药和铅弹，具体数量分别为火药四十六篓、铅子六篓。这批军火上标注有“包都司制”的字样，表明它们是由包都司监制。用这些（火药和铅子）来抗击贼寇，几乎每一发射击都不会落空。按照记载，刘基去世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但如今关于这把古剑的说法并无确凿依据。然而，在同一个月的十一日，罗汝即遭到杀害，不久后李自成侵犯郧地却遭遇失败撤退。因此，“马陷”一句似乎应指李自成，而“罗褂”一句似对应曹操罗汝才。

 第156章 高斗枢守郧阳、李自成陷保康、顾君恩议取关中

    高斗枢守郧阳


    郧阳府地处秦、蜀两省边界，左右连接荆、襄，乃是湖北最为孤悬险峻之处。自郧阳巡抚南逃之后，城池日夜遭受敌军围攻，战事旷日持久，长达数月之久。幸赖荆南道高斗枢全力守卫，方能抵御敌军攻势。至四月初，贼寇数万人抵达城下，四面皆筑高台以实施围困战术，我方军士果断摧毁所有高台，并以火铳、火炮击伤贼军万余人，迫使贼寇退却。此后，我军逐步收复均州、谷城等失地，并向四方发布檄文，宣告贼寇必败之信念，鼓励有志之士民积极响应，共同抗敌。此举得到多方响应，许多正义之士纷纷投身于平贼事业。


    李自成陷保康


    四月丁酉日，李自成攻陷保康县，知县石维坛英勇殉职。保康县隶属郧阳府管辖。辛丑日，李自成派遣伪将前往禹州，禹州守将先前已经准备了礼节投降贼寇，贼军在当地设置了伪官职位。二十一日甲申日，朝廷下诏严励将士奋起讨伐贼寇，并向天下宣告。值得注意的是，本月初一为甲子日，有癸酉但并无丁酉日，有丁丑日却无辛丑日，这一点需要再次核验。


    顾君恩议取关中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五月，李自成在襄阳所建宫殿因故全部倒塌，于是转移驻军至邓州，并增兵攻打郧阳，不料遭遇官军重创，只得再次退回襄阳。此时，李自成与众贼首商议下一步行动方向。牛金星建议先行攻取河北，直捣京城；杨承裕则主张先占据留都，切断漕运。唯有顾君恩提出异议，他认为直捣京城之策过于急躁，万一失利，将无处退守；而占据留都则地处下游，不利于成就大事，此策又过于保守。他主张应先取关中，那里是李自成的故乡，适宜立国建业，之后再逐步攻略周边地区，先取山西，最后再进逼京城，如此进退自如，方为周全之策。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立即拘押铁匠工户，昼夜赶制铁钩钉万余件，准备进入潼关，翻越山岭险阻。在此之前，李自成的军队喜好劫掠，牛金星劝说他停止杀戮，于是李自成严令部下约束行为，民间秩序稍有恢复，但贼军却借此机会不断对百姓进行欺骗和迷惑，导致民众并无坚定的抗敌决心。到了六月，李自成在荆襄地区大规模建造船只。


    顾君恩，本为拔贡出身，后在伪李自成政府中担任选郎之职。自李自成攻入陕西、夺取河北、直至破京师，皆按顾君恩之计行事，足见其才智出众，是贼军中颇具智谋的人物。


    与此同时，张献忠意图进军四川，先于巢湖训练水师；而李自成则计划攻取陕西，并在荆襄地区建造舟舰。两贼的举动皆意在阻止南方军队北上，同时使秦、蜀两地放松警惕。李自成与张献忠声东击西，策略相似，均展现出其狡诈多变的一面。

 第157章 孙传廷攻拔唐县、孙传廷逐李自成、孙传廷汝州大败

    孙传廷攻拔唐县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五月，朝廷下诏令孙传廷火速剿灭贼寇。六月十五日丁丑，朝廷设立赏格，悬赏万金并封通侯之爵以购买李自成首级；对于张献忠，悬赏五千金并授予官至极品、世代袭任锦衣指挥的待遇，其余贼首赏金各有不同。同时晋升孙传廷为兵部尚书，总揽剿贼军务，继续总制三边（即延绥、宁夏、甘肃三边重镇）军事，特铸总师七省之印以彰显其职权。


    九月八日己亥，孙传廷率军挺进汝州，李自成封的伪都督李养纯率部投降。孙传廷得知贼寇集中兵力防守宝丰，于是决定进攻宝丰。十一日壬寅，李自成前来救援，白广恩、高杰等将领成功击退贼军。孙传廷认为：“宝丰若不能迅速攻克，而贼寇援军大举而来，我军将面临腹背受敌之困。”于是亲率诸军全力攻城，成功攻破宝丰，斩杀伪州牧陈可新等数十人，随后挥师直捣唐县。当时贼寇家眷大多聚居于唐县，贼军派出精锐骑兵救援，但官军已抢先入城，将贼寇家眷悉数杀戮，贼营中一片哀嚎，贼众发誓要报复官军。


    自官兵与贼寇交战以来，有三桩大快人心之事：一是擒获高迎祥，二是射伤李自成的眼睛，三是屠杀贼寇家眷。这三件事中，孙传廷亲自参与了两件。尽管后来他在潼关遭遇大败，但这两项赫赫战功仍不可磨灭。然而，李养纯的投降实为通敌之始，古人云“受降如受敌”，为何轻易相信而导致败局呢？


    孙传廷逐李自成


    孙传廷攻克唐县后，于壬寅日自朱仙镇向南进发，途中遭遇连续六日大雨，粮车每日仅能行进三十里，士兵和马匹皆处于饥饿状态，有人劝其率军返回以就地获取补给。孙传廷说：“军队已经出发，即使现在回去也会挨饿，应当攻下一县以就地取得食物。”十三日甲辰，孙传廷部攻占陕县，但该县仅有贫困百姓，只能搜集到二百余头骡羊，瞬间就被吃光。此时，李自成率万余步骑前来迎战，官军前锋斩断了李自成的帅旗，继续追击，迫使李自成逃往襄阳。


    孙传廷汝州大败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九月，连日大雨，孙传廷军中粮食匮乏。二十一日壬子，军队在汝州发生哗变，投降的盗贼暗中与李自成交通。二十二日癸丑，李自成率领精锐骑兵大举进犯，官军与其交战，陷入贼军埋伏之中，贼军乘势猛烈攻击，官军大败。李自成率大军疾速追击，一日之内追逐官军四百里，致使官军死亡四万余人，丢失大量军资。孙传廷虽出身将门，但不善用兵，喜好夸夸其谈，九边的精锐部队尽数归其指挥，且占据潼关之险要。李自成欲引诱其出关决战，每每战斗时都隐藏精锐，驱赶难民充当先锋，因此官军多有斩获。孙传廷因此愈发骄傲自负，屡次上疏报捷，并声称有从贼军中逃回者，称贼军闻其名皆惊慌溃散，自己誓将扫清贼寇，不让皇帝为此忧虑。


    皇帝信以为真，召集群臣，出示孙传廷的奏疏。兵部侍郎张凤翔独言贼军素来狡猾多诈，示弱不可轻信，且孙传廷所统皆为良将精兵，不如为皇帝保留这支精锐，皇帝便目光严厉地看着他。群臣揣摩上意，争相请求命孙传廷进剿，结果果然大败。于是皇帝削去孙传廷官职，充为从事官，令其扼守潼关，提升白广恩为陕西总兵官，率兵援助剿贼。进士程源上疏言，消灭大寇必须进行大规模行动，集合数十万之众，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明确谁负责支援、谁负责牵制、谁负责突击，步步相接，使贼军疲于奔命，无暇救援，然后再一举将其擒获，恳请皇帝敕令孙传廷凭关固守，不要轻率出战。奏疏呈上，但皇帝未予理会。


    连日大雨导致粮食短缺，天时与人事皆可知，但传闻岳家军遭遇敌军时镇定自若，难以动摇。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日行军数百里的例子。即便李自成敢于疾速追击，也是因为他深知官军缺乏纪律。否则，他怎会不怕陷入伏击呢？当年秋天，马世奇主持武举考试，其策略云：“敌军的情况对我而言如同浓雾，而我军的情况在敌军眼中则如同明亮火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粮食短缺导致军中哗变，此时已自乱阵脚，其实不用等到盗贼通敌就可能已经败亡了。


    此前所记载的官军战胜贼军，或斩首数十人，或数百乃至千余人而已，即使追击，也不过数十里而已。以数万乃至数十万的贼军，仅斩杀齐总千百人，又怎能决定胜负？更何况未必能杀掉贼军精锐，或许是拿良民冒充战功呢？此次一败涂地，官军一日之内奔逃四百里，死亡四万余人，何以胜负相差如此悬殊，远近差距如此之大？军队实力与贼军形势、强弱胜负，由此便可看出。

 第158章 李自成入潼关

    十月二日壬戌，李自成的侄子李过（一只虎）攻陷阌乡。他迅速进军至潼关，夺取了督师孙传廷的帅旗。初六日丙寅，李过以帅旗骗过守关官兵，乘机突入潼关，官军大败溃逃。一种说法是孙传廷率兵十六万与贼军在潼关展开激战，贼军作战之前，刘宗敏采用诱兵之计，将良善百姓置于阵前，假装数次败退，孙传廷因此轻敌。十月初六日，孙传廷下令开关迎敌，贼军在关前埋伏精锐，骁将贺锦、辛思宗、谷可成、刘希尧、任继荣等十余人待孙传廷追入伏中，突然炮发，伏兵四起，将官军围困，同时又有五千贼军诈降，内外夹击，官军大败。孙传廷单骑逃脱，贼军攻入潼关，直抵西安。西安陷落，时间为十月十一日。十五日，李自成在西安即位称王，定都后立即发兵十万，携带金银五十余车，前往甘肃、延绥、临洮等地。


    李自成向西进军，攻陷华阴，孙传廷与白广恩退守渭南。李自成集结数十万大军攻陷渭南，屠城，孙传廷战死沙场。渭南知县杨暄被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李自成攻陷华州，初八戊辰日又攻陷商州，商巡道黄世清英勇牺牲。李自成屠戮商州百姓。二十四日乙酉，攻陷临潼，巡抚冯师孔誓死不降，壮烈牺牲。攻陷西安，按察使黄絅自尽，指挥崔尔远投井身亡，秦王府长史章世炯自缢而死。士绅百姓死难者众多。原任山东巡按御史王道纯、都司吏邱从周等，均痛骂贼寇，英勇就义。参政田时震不愿接受伪职，英勇就义。解元席增光、宗室举人朱谊泉，均投井自尽。原任磁州巡道祝万龄身穿深衣，腰系大带，来到关中书院斯道中天阁下面，向孔子塑像痛哭拜别，然后从容自缢。佥事王征绝食七日而亡。其余官吏百姓大多投降贼寇。


    当初，李自成横扫楚、豫两省，虽有野心，但所占地域四通八达，均为战场所得，官军时常收复。至此攻入秦地，占据险要关隘，势力日益壮大，难以遏制。李自成占据秦王府，任命秦王朱存枢为权将军，秦王世子妃刘氏说：“国家覆灭，家族破亡，我愿一死。”李自成便将其送回娘家。秦王家资丰厚，富甲天下，贼军侵犯秦地时，户部尚书倪元璐曾上书秦王：“天下藩王中，无有如秦、晋二地这般险要，实为用武之地，应晓谕二藩，若能奋力杀贼，不妨暂时授予大将之权。若不懂军事，宜将所有财物悉数捐出，与其落入贼手，不如犒赏官军。贼平之后，可额外封赏二藩各一子为亲王，以示酬谢。”此书上奏后未得回复。至西安陷落，秦王府库财物尽为贼军所得，李自成命各县官员分摊军饷费用，蒲城知县朱一统怀抱县印投井自尽。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府，严刑拷打大户人家，强迫他们资助军饷。十一月，考核州县生员，一等者授予六政府属官，二等者授予州县官，三等者授予佐贰官。

 第159章 孙传廷夫妇死难(附乔元桂等)、吴从义赴井

    孙传廷夫妇死难（附乔元桂等）


    孙传廷，号白谷，代州人士，身材魁梧，英姿飒爽，才智与武艺超群，左右开弓，箭无虚发。他在万历己未年（公元1609年）中进士，初任永城知县，后调任商丘，因政绩卓着而享有能臣之名。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担任会试考官，后被选为吏部主事，历任封、功、勋、选四司员外部中，升任顺天府丞，以其出色的边防才能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加封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领各省军务，督师剿寇。恰逢连日大雨，军粮供应不继，导致军队大败，潼关失守。孙传廷独自挥刀冲入敌阵，壮烈牺牲，随从骑兵四散，未能寻得其遗体。


    孙传廷出征前，自知必死，与张夫人交谈，张夫人说：“男儿大丈夫只管为国捐躯，不必为我担忧。”西安陷落后，张夫人带领二女六妾投井自尽，让八岁的儿子逃走。孩子翻墙躲避贼兵，不慎跌入民宅。有位老翁收留了他，照顾了两年。后来孙传廷的长子世瑞长途跋涉回到陕西，找到了张夫人的遗体，容貌栩栩如生。老翁把孙传廷的儿子带了回去，见到的人都感动得落下眼泪。孙传廷平时在秦地百姓中颇有德望。


    孙传廷麾下的监军道副使乔元桂也在同一天壮烈牺牲。乔元桂，定襄人，同乡进士冯讷生作《潼关行纪》，记述了此事。当时潼关失守，三秦之地顿时陷落。西安知府简仁瑞被俘后不屈，是来自四川的举人，痛骂贼寇最为激烈，贼寇将他剁成数段。都司书办邱从周在路上拦截贼兵，大声痛骂，被捉后骂声更甚，贼兵挖去他的眼睛，割掉他的舌头，敲碎他的牙齿，最后将其凌迟处死，骂声才停息。秦王府左长史章尚絅将官印投入井中，然后来到秦王府端礼门外，恭敬地拜了几拜后自缢而死。


    孙传廷殉国的详情，出自吴伟业（号梅村，明末清初着名诗人）之手。前面记载的章世絅，此处记载为章尚絅，名字有些争议，我认为应该是章尚絅。


    吴从义赴井


    吴从义，字裕强，浙江山阴人。他曾梦见一位长者抚其背说：“岁寒松柏，其在斯乎！”醒来后便以“岁青”为字。崇祯十二年己卯（公元1639年），吴从义在顺天府乡试中中举。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进士及第，出任长安县令。当时秦地连年兵灾饥荒，粮食价格昂贵，一千贯钱甚至买不到一斗米。吴从义采取措施，设法赈济借贷，使得秦地百姓得以存活。朝廷鉴于贼寇盗贼遍布，决定裁撤县簿，设立练总，招募当地壮丁加入。吴从义亲自参与训练，与标兵一同夹击南山的寇贼，成功抓获匪首子午曾张，使得周边各镇得以安定。此时李自成在豫楚地区肆虐，秦地与其接壤，朝廷下诏令督师孙传廷移镇西安，以保卫秦地，并调集十余万援军驻扎长安，兵器、马匹、粮草等军需物资皆取自民间。吴从义对此深感忧虑，除宗室、士绅、生员应减免外，决定其余存放在各田地的物资，一律编派征用，从而减轻了百姓负担。平日里，吴从义饮食简单，每餐不超过两个菜肴，饮酒不过微醺，冬穿皮裘，夏穿葛衣，一定要穿到破旧才肯更换。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春，吴从义因政绩卓着被举荐为优秀官员。同年冬十月，孙传廷在洛阳兵败，潼关失守，长安城危在旦夕。吴从义协助巡抚商议战守之策，负责南门防守。十余日后贼军攻至，十一日，东门被攻破，巡抚冯师孔英勇殉国，众人簇拥吴从义退至城北关神庙。吴从义换下官服，从容不迫地向京城方向叩首，随后投井自尽。秦地士民闻此噩耗，悲痛欲绝，哭声震天，仿佛失去了父母一般，就连贼军也为之叹息落泪。此事上报朝廷后，吴从义被追赠为山西按察司佥事，其一子得到荫封。

 第160章 黄絅一门尽节、焦源溥骂贼

    黄絅一门尽节


    黄絅，字季侯，乃河南光州人士。其兄乃万历丁未（公元1607年）科进士黄衮，兄弟二人并以才智出众，享有“机云”之誉。黄絅于天启六年壬戌科（公元1626年）高中进士，初仕为南官知县，任职五年后因政绩优异，考评为最优，被擢升为兵部主事，后出任绍兴知府。不久，黄絅因父丧丁艰返乡，适逢贼寇侵犯光州，黄絅在庐墓期间避入山中，幸免于难。其长子黄彝如，身为诸生，率家中僮仆于街巷中与贼寇英勇巷战，痛骂贼寇直至遇害，其妹亦遭不幸。崇祯丁丑年（公元1636年），黄絅升任临巩兵备副使，提出番汉合剿之策，于黄河边大败贼寇，立下赫赫战功。洪承畴对其战绩极为赞赏，特上疏推荐。不久，黄絅转任洮岷参政，至崇祯壬午年（公元1639年），又晋升为按察使。


    至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率军大举攻破潼关。面对危局，黄絅毅然赴井自尽，以身殉国；其夫人王氏亦随之殉节。巡按御史金毓峒、监军御史霍达将此事上报朝廷，皇帝赞其忠烈可嘉，立即下旨由相关部门从优议定抚恤事宜。追赠黄絅为太常寺正卿，恩荫其子黄恂入国子监读书。


    焦源溥骂贼


    焦源溥，字逸源，号涵一，陕西三原人。他天资聪颖，超凡脱俗，年纪稍长便潜心研究理学，崇尚节义，尤其敬仰汉代的诸葛亮和唐代的李泌，其气质风度与众不同。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公元1609年），焦源溥乡试中举。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公元1613年），他进士及第，初任沙河知县，不久调任浚县知县。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0年），因政绩卓越被推荐，擢升为四川道御史。他的官舍简朴如禅室，有人劝他何必如此节俭，他回答：“你没听说过‘长斋御史’吗？”在朝廷中枢任职期间，他多次上书进言，熹宗即位后，朝中围绕三案争议不断，焦源溥直言敢谏，言辞犀利，令满朝侧目。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甲子，他出任直保巡按，因触怒权贵，按规定转任河南副使，负责庐凤地区的军事。不久因病辞职归乡。


    崇祯己巳年（公元1635年），他起复补任山西官职，庚午（公元1636年）升任参政，所到之处爱民如子，从不接受下属一丝一毫的贿赂。崇祯甲戌年（公元1639年），因其才望出众，被特别提拔为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到任后，他整饬军备，整顿马政，修缮城堡，严谨设置和管理侦察哨所，选拔将领时以忠勇勤勉为首要标准，而不看重那些外表豪放之人，他说：“这就如同相马，不能只看马肥。”不久，他因遭人诬陷而被迫离职。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冬，李自成攻入西安，召集各州县士绅授予伪职，仍以总督官衔邀请焦源溥，企图胁迫他投降。焦源溥怒骂道：“你是贼寇，我恨不得亲手杀你，还想诱我投降？我是朝廷大臣，宁死不降，你最好赶快杀了我。”贼寇将他囚禁在室内。三天后，他骂声更加激烈，须髯倒竖，目眦尽裂，贼寇稍一靠近，他就挥手打去。贼寇要杀他，他仍破口大骂。贼寇拔去他的舌头，将他肢解致死。此事发生在十二月十九日。按察使霍达为他向朝廷请求抚恤。


    焦源溥的堂兄焦源清，号湛一，万历丁未年（公元1607年）进士，初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广平知府、山西、山东副使、四川参政、山东按察使、山西左布政使，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罢官后在家中居住至七十岁时才得一子。贼寇入侵时，他拒不投降，自缢而死。焦源溥、焦源清两兄弟均以清廉之名着称，而焦源溥尤为崇尚气节，他在御史台中直言敢谏，其谏疏流传天下。

 第161章 南企仲骂贼(刻南师仲)、榆林诸将殉义等

    南企仲骂贼（刻南师仲）


    南企仲，字弦蒲，为陕西渭南人士，于万历庚辰年（公元1592年）高中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年届九十高龄。遭逢贼寇，他痛骂不止，坚决不屈，连续两日断食，最终以身殉节。其子礼部主事南居业，号冢岭，为万历甲辰年（公元1616年）进士，同样坚守气节，拒绝妥协，最终遇害。


    焦公与其兄弟一同以身死难，南公与其子共同以节操殉国，两者在遭遇同样灾难时，同样身居高位，且均展现出同样的英勇壮烈，他们的事迹被镌刻于青史之中，真是美哉！


    中部知县朱新达


    十月，李自成攻克西安，随即侵袭鄜延地区。中部知县朱新达深知县城难以抵挡贼寇，预先命令妻妾自缢以保全名节。其中一妾年纪尚轻，尚未与朱新达成婚，朱新达欲让她离开以求生路，但该妾坚持不肯，含泪自愿自缢而亡。随后，朱新达亦自缢殉国。


    据《史略》记载，朱县令叫朱华堞，而野史又记为朱新鍱，事同但人名各异，有待进一步考证。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正月二十日，监军霍达在恭报奏文中提及殉难诸臣中有朱新达及其妻妾，据此可知“朱新达”为正确人名。


    余应桂总督陕西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十月二十九日庚寅，皇帝才知道潼关失守的噩耗，遂任命兵部侍郎余应桂为总督陕西三边之职，负责收拢边兵，相机剿灭贼寇。余应桂接此重任，饮泣涕零，临行前向皇帝辞别时直言：“若不增兵饷，即使前去亦无济于事。”皇帝听后默然无言，随后拨发帑金五万供军队使用。然而，余应桂却在黄河之上徘徊不前，拖延进军。


    当时朝廷议定，任命余应桂为总督的同时，委派御史霍达监管其军务。霍达乃秦地人氏，素有才略，熟谙当地地理民情，故而被选中担此重任。十一月初三日，皇帝召见霍达，告诫他：“只有真心实意地剿贼，才能实现真正的安抚；有了优秀的将领，自然会有精良的士兵；有了贤良的地方官员，百姓自然安居乐业。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你们是否用心去做。”皇帝命霍达尽快赴任，妥善处理各项事务。霍达痛哭陈词，表示只要西安还在，他愿拼死报效皇帝。然而他抵达时却发现伪官遍地，他自己则没有地方赴任。


    李自成祭墓


    十一月，李自成汇合众多贼寇，拥兵万匹，旌旗绵延数十里，前往米脂祭扫祖先墓地。期间，李自成派出百名骑兵巡视周边，凤翔守将设计诱敌并成功将其歼灭。李自成闻讯大怒，率军猛攻凤翔，城池陷落，李自成下令屠城，凤翔惨遭血洗。


    榆林诸将殉义


    十一月十二日壬寅，李自成拿出数万银子，企图招降榆林诸将，并以大军相威胁。备兵副使都任、原任总兵王世显、侯拱极、尤世威、惠显等将领，集合各堡精锐兵力，进入镇城，集合全体将士，询问他们：“诸位是要坚守还是投降？”众将士纷纷表示誓死效忠，并无二心。众人推举尤世威为统帅，负责指挥调度，整备甲胄兵器。李自成派遣伪官前来劝降，连续三日未果。


    李自成大怒，于十五日乙巳派贼军从四面包围攻城，城上守军以强弩密集射击，贼军死尸堆积如山，又以大炮轰击，贼军稍有退却。十六日丙午，贼军转攻宁夏，镇兵迎战三次，皆逆转大败贼军，斩杀贼军精锐数十人。李自成退回西安，增派兵力继续攻打宁夏，最终攻克榆林。守道官员都任阖家自缢，原任总兵尤世威举家百口投身火海，他自己挥刀冲入敌阵，战死街头。原任总兵侯世禄、侯拱极、王学书、王世钦、王世国、李昌期，原任副将翟文、常怀德、李登龙、张发、杨明，原任游击将军孙贵、龙养昆，原任守备白慎衡、全家叙，现任游击将军傅德、惠宪、潘国臣、李国奇、晏维新、陈二典、刘芳馨、刘廷杰、文侯国，现任守备尤勉、惠渐、贺天雷、杨以伟、掌印指挥李文焜等人，均宁死不屈。当时，各将领各自率领部下在街巷中与敌军激战，斩杀贼军上千人，但贼军后续大军赶到，官军伤亡殆尽，无一人投降。全城妇女皆自尽。将领阵亡者数百人，而乡绅殉难者中，有诰封副都御史朱尝德等。


    榆林为天下精兵聚集之地，近年来因军饷断绝，军士饱受饥困之苦，但他们仍以大义坚守城池，斗志丝毫未减。榆林被屠后，贼军进犯宁夏。宁夏官兵不战而降。三边之地全部陷落，贼军再无后顾之忧，于是长驱直入向东进发。倘若当时朝廷中枢稍懂用兵之道，在贼军围困榆林之际，紧急请求增援，形成犄角之势，即可挫败贼军锐气，但朝廷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这还能说国家有人才吗？


    榆林之地被誉为“山河百二”，读《诗经·小雅·无衣》等篇，仍能感受到那股慷慨激昂的气势。生于斯地或任职于此的官员，深受这种风气熏陶，展现出高尚的节操。可以说他们的气节可与华山之巅媲高，品格之纯洁堪比泾河水。唉！真是壮哉！


    文臣读书明理，且朝廷优待他们，他们为国殉节理所当然。至于武将，本不通文墨，且平日里文臣视他们如同走狗，按理来说，不是投降就是逃跑，但此次他们不受贼军诱惑，实属罕见。更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人投降，这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妇女女子，她们明知贼军到来，不过是抢掠一番而已，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很少有人愿意主动自杀。竟然全城妇女选择集体自尽，其贞烈刚毅的节操，真是古今罕闻。


    榆林地界临近河套，是北方边境的要塞，宁夏则是边陲交通要道，背靠大山，面临河流，两卫失守后，贼军便从秦地越过晋地，势如破竹。

 第162章 李自成屠庆阳、邓太妙赋诗、李自成陷平阳、李自成陷甘州

    李自成屠庆阳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月，李自成在攻破榆林后，随即转攻庆阳府。庆阳城防坚固，守军坚守四日，但由于力量不济，最终城池失陷。守道段复兴、知府董琬、推官靳居圣、乡绅太常少卿麻禧等皆以身殉国。靳居圣，字淑孔，长垣人，进士出身，城破之时自刎以表忠贞。李自成在攻陷庆阳后进行了屠城，俘获了韩王，并大张伪榜，向河南各地发布檄文，不久便率军返回西安。


    邓太妙赋诗


    邓太妙，为原先的宁河王邓愈（谥号武顺，明初大将）的后裔，同时也是三水人文翔凤（号太青，明末着名书法家）再婚的继室。崇祯初年，文翔凤以太仆少卿之职居家，其妻武恭人去世后，有再娶之意。家中园林中出现了并头莲这一祥瑞之景，文翔凤作当时的诗体七言诗《嘉莲诗》共计四百余首。邓太妙之父深感女儿才情出众，告知她说：“这人可以做你的夫婿妻。”文翔凤听闻大喜，于是纳邓太妙为妻。


    婚后，每逢春秋佳日，邓太妙与文翔凤陪伴太夫人乘坐轿舆出游，一同登车凭吊古迹，夫妻间诗词唱和，笔墨飞舞，争相斗艳。文翔凤曾写下《二出西郊记》，读者颇赞赏。甲戌年（公元1634年），文翔凤患上风疾，至壬午年（公元1642年）春天病逝。邓太妙亲自撰写祭文，叙述详尽，关中文士争相抄录传阅。癸未（公元1644年）年冬，关陕地区遭受战乱践踏，邓太妙因才情出众，被贼寇知晓，一度被李自成裹挟，后辗转逃至秦地，又流离于幽冀之地。她无论寄居何处，总会在邮亭、墙垣、旅舍留下墨迹，曾作《秋思》一绝，诗云：“蒹葭一望碧连山，袭袭轻风拂翠鬟，秋色亦知亡国恨，却教落叶尽成斑。”


    三秦之地一旦失守，不仅忠臣义士深感国之将倾的忧虑，就连妇人女子亦怀有亡国之痛。故此特记邓太妙之事。


    李自成陷平阳


    十二月初五日，李自成发兵进入汉中，随后调转兵锋，进至韩城，渡过黄河。二十日庚辰，攻克平阳，官吏百姓纷纷投降。蒲州镇将高杰闻悉李自成渡河的消息，遂率部退守泽州，沿途大肆劫掠。李自成在平阳处决了包括西河王在内的三百余人，消息传至山西其他郡县，各地闻风而降，纷纷向李自成表示归顺。


    李自成陷甘州


    十二月，李自成派遣贼寇攻陷甘州。甘肃巡抚李日瑞、总兵郭大吉、同知蓝台等官员皆壮烈殉职。与此同时，西宁卫仍然坚守未被攻克，直至次年甲申年（公元1644年）二月，守军采取诈降之计，成功击杀伪官贺锦等人。


    张献忠屠蕲州


    当时，李自成攻陷承天，占据襄阳，沿途诸多城池的守军纷纷弃城逃走。张献忠趁机乘势攻取这些失守之地。在此之前，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六月，张献忠攻破黄安；同年十二月，又攻克黄梅。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正月，张献忠突袭并占领了蕲州。次日，他下令当地的所有士绅、孝廉、文人全部穿戴官帽官服，从东门列队而出，再由西门返回，然后将他们全部杀害，随后对蕲州实施屠城。张献忠将妇女留下来拆毁城墙，若有稍显不卖力者，立即处死。黄安、黄梅二县与蕲州同属黄州府管辖。

 第163章 张献忠屠蕲水、张献忠陷黄州

    张献忠屠蕲水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二月，乡官周之任勾结张献忠贼军。初四丁酉日，张献忠率军攻陷蕲水县，屠戮全城。道臣许文歧被捕后坚贞不屈，最终在麻城县被杀害。当地有一位饶姓官宦人家，张献忠来犯之前，蕲水官府计划组织乡兵防御，但饶姓官宦不予支持，认为乡兵只会骚扰百姓。贼军攻势紧迫，官军向各官宦人家请求支援，提议每位官宦供养三名兵士，饶姓官宦却说：“我乃贫穷官宦，无力养兵。”不久城池失陷，张献忠将城中商人、平民、士人、官宦集中于教场，悉数杀害。轮到饶姓官宦时，他与妻子下跪请求，表示愿意出二十万两银子以换取活命。张献忠抄没其家产，搜刮出三十万两银子，最终仍将他们一家杀害。


    野史记载：督粮道参政许文歧被贼军俘获后，一心求死，却始终未能如愿。他发现贼军中有许多黄麻地区的壮丁，便秘密告知他们忠义之道，约定以柳圈为信号，伺机从内部袭击贼军。不料此事被逆贼王固怀泄露，许文歧因此被害。临刑前，许文歧叹息道：“我之所以苟活至今，正是为了这个计划。如今计划未成，乃天意也”。许文歧随后含笑而死。


    王固怀依附贼寇，杀害忠臣，实乃衣冠禽兽。至于饶姓官宦，坐拥三十万资财，却吝啬于供养三名兵士，其愚蠢卑劣令人愤慨。张献忠杀死他可谓大快人心。但无辜百姓何罪之有，竟遭此浩劫！


    张献忠陷黄州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二月丙寅日，张献忠率军疾速抵达黄州，趁着大雾发起攻城，黎明时分黄州城陷落，副使樊维城痛骂贼寇，被刺穿胸膛壮烈牺牲。樊维城乃易道暹（谥号孝介）之侄、樊玉衡之子。贡生冯云路，勤奋治学，着书立说，精通禅理，虽多次被征召却不愿出仕。张献忠仰慕其名声，强行征召他，冯云路不屈而死。冯云路的门生生员汪陛延也一同殉难。诸生易为瑚，其父易道暹名重海内，先前已与次子易为琏一同痛骂贼寇英勇牺牲，此次易为瑚亦以身殉国。张献忠占据黄州府，自称为西王，黄陂乡宦欧阳玖投降贼寇，不久罗田也被攻陷。


    樊维城，号紫盖，黄冈人。其父樊玉衡，曾任给谏，因建言国本问题被遣戍边。樊维城于万历己未年（）中进士，初授海盐县知县，后升迁至福建副使。崇祯癸未年（年），张献忠攻破黄冈，樊维城被捕，他痛骂贼寇，宁死不屈，最终英勇就义。


    易道暹，字曦侯，湖广黄冈人。他曾是生员，以文章豪迈、侠义闻名于海内，广泛涉猎各类书籍。贼寇逼近黄冈时，长子易为瑚请求全家避难，但易道暹所着《四书》、《易传》、《诗征》等书卷帙浩繁，又多年收集的各地珍稀文册堆积如山，实在舍不得丢弃。因此他写信给朋友说：“不闻天下大乱，元道自着书。”最终决定不离开。不久贼寇愈发逼近，易为瑚护送母亲逃往青峰岩，易道暹则命仆人团奴挑着书籍，带着幼子易为琏前往他处避难，然而才走出不到一里，就遭遇贼寇。贼寇问他们是何人，易道暹谎称是远方的书商，贼寇识破谎言，说：“你就是易曦侯，怎么还骗我？”易道暹回答：“你既然知道我是谁，就听我一句话。村中财物足够填饱你们的肚子，希望你们不要杀人放火。”贼寇愤怒地说：“你还真不怕死，现在还替村里人说话！你行走四方，熟悉道路，若肯跟随我们共享富贵，否则立刻处死！”易道暹痛骂道：“死贼，你们身为中国人，竟为贼寇，杀人无数，天地不容，官军很快就会合围，到时候将你们碎尸万段！哪里有什么富贵可言！”贼寇愈发恼怒，派人将易道暹绑至段家店处死。易为琏同日在其他地方遇害。督学水佳允将易道暹父子二人供奉于乡贤祠。

 第164章 黄州异僧、张献忠入麻城

    黄州异僧


    异僧，黄州人士，日常专修阿弥陀佛，日夜不断诵念，无论所见何物，皆称之为“阿弥陀佛”。如遇张姓者，便称其为“张阿弥陀佛”，遇李姓者，则称其为“李阿弥陀佛”。路上见鸡，则称其为“尖嘴阿弥陀佛”，山中见虎，则称其为“大嘴阿弥陀佛”。见到吹笛者，便称其为“长阿弥陀佛”，见到打鼓者，则称其为“响阿弥陀佛”。在他眼中，所见之物无一不是“阿弥陀佛”。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总兵黄鼎驻守黄州府城，异僧在途中大声念佛，挡住了黄鼎的道路，被军士捉住，带到城墙上。恰好此时张献忠攻打黄州，异僧也被留在城上。夜晚他不停念佛，频繁唤醒守城军士，军士们对他十分厌恶，便将他捆绑起来扔下城墙。然而第二年他又出现在城墙上，依旧念佛如常，如此反复四次。每次在东城被扔下，他便出现在西城，西城被扔下，又出现在东城。中军官将此事禀报总兵，总兵开始对其礼敬有加。


    山中猎人捕获一只大虎，异僧出资赎买放生。猎人要求他支付三十两银子，异僧只凑得四两，猎人说：“你能抓住虎耳绕三圈，而虎不吃你，我就把虎给你。”异僧答应，真的握住虎耳绕了三圈，随后猎人放虎离去。当晚，这只老虎便皈依异僧，他们一同居住在黄麻山金刚洞中。太监卢九德率兵途经黄州，特意到山中拜访异僧，想要一睹老虎真容。异僧对老虎说了一声，老虎仅露出头部。卢九德要求看全貌，异僧再次呼唤，老虎大吼一声跃出，卢九德也被异僧的佛法所折服，皈依佛门。


    黄州发生严重饥荒，人人自相残杀、彼此相食，异僧出城外，饥民手持刀具逼他献身充饥。异僧解开衣服对众人说：“你们等我念佛千声后再吃我。我念到八百声时，你们就可以抓我的心，我还能念完剩下的二百声佛，这样就可以念够一千声佛号了。”他念到三百声时，饥民已无法等待，准备动手，突然有兵马从空中降临，饥民惊恐四散，而异僧已安然回到城中。


    有一天，异僧偶然在街上看见一只鸡，他便念“阿弥陀佛”，那只鸡竟然也跟着发出类似“阿弥陀佛”的叫声。


    张献忠入麻城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四月，张献忠攻克麻城，随其叛乱者中，劣生周文江位居首位。周文江被任命为张献忠的兵部尚书，原任锦衣卫官职并被遣戍的刘侨通过周文江向张献忠进献两位美妾及金银、器皿、玉杯、古玩等价值数万银子的财物。张献忠因此任用刘侨为锦衣卫都督。教谕萧颂圣自杀。康熙初年，楚地的某个僧人居住在我的家乡，在莲蓉庵遇到我。我询问楚地之事，他告诉我：麻城乡宦梅之翰，乃万历年间进士，天启年间曾任阳和总督，阳和堡位于九边大同一带。当时张献忠在其麾下任游击，梅之翰因其勇猛过人而善待之。至崇祯年间，梅之翰已去世，张献忠率军经过其故里时，设祭悼念并离去，未扰百姓。


    至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四月，麻城宦官的仆人李人会聚众叛主，城中大乱，聚集了万余人据城自守，断绝内外联系。乡村士绅起兵数万，围困麻城半月未能攻克，然而乡兵日益增多，而城内粮食即将耗尽，李人会恐惧不已。他听说张献忠驻兵蕲州，于深夜派人从城头攀下城池，从小道请求援救。当时张献忠步兵多已投降，李自成（此处应为笔误，应该是张献忠）部下仅剩七千骑兵，正欲外出劫掠，尚未确定目标，得知麻城使者到来，大喜过望，立即约定日期进军。乡兵闻讯，纷纷撤围离去，张献忠顺利进入麻城，城中投降者达五万七千人。张献忠另立一军，名为“新营”，挑选勇士统率，势力再度大振。不久张献忠离开麻城，众人悉数跟随。五月，张献忠部攻破武昌，全赖此“新营”之力。


    同年二月，李自成曾派将领攻陷麻城，城中空无一人，时隔两月，张献忠再入麻城，难道麻城百姓注定遭遇此劫，无法逃避吗？况且贼寇势力稍有衰弱，便会有人相助，似乎上天还不愿结束乱世。

 第165章 张献忠屠武昌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五月，总兵方国安率兵扼守蕲州，武昌城防松弛，李自成、张献忠两股势力均觊觎江汉地区。当时有人提议募兵守城，但国库空虚，楚王当时拥有百万银两储备，三司请求借用，楚王却不同意。大学士贺逢圣在家倡导义举，捐资募兵，适逢承天、德安两地溃兵南下，楚王将他们全部招纳为军锋，以长史徐学颜统率，号称“楚府兵”。


    张献忠沿江而上，攻破汉阳，直逼长江欲渡江，武昌城内一片恐慌。有人建议撤走江岸守军，专心守城。参将崔文荣反驳道：“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汉，磨盘、煤炭诸洲水浅不过马腹，若任贼军飞渡，然后被困城中，实非良策。”但此议未被采纳。贼军果然从煤炭洲渡江，直逼武昌城下。


    崔文荣率军抵抗，略有斩获。贼军进攻武胜门，崔文荣率诸军奋力抵抗，杀伤众多贼军。壬戌日，楚王府新募士卒作为内应，打开城门迎接贼军，崔文荣跃马持矛，高呼杀贼，被贼军攒刺，穿透腋部而死。贺逢圣与崔文荣同守武胜门，城陷后，他向北面再拜，乘巨舟载家眷，驶出墩子湖，至湖中凿沉船只，全家溺亡，尸体沉入水中一百七十日仍未腐烂，十一月才得以安葬。


    楚王府长史徐学颜刚刚代理江夏县事务，与贼军激烈交战，左臂被砍断，右手仍握刀不倒，最终被贼军肢解，全家二十余人殉难。都司朱士鼎被俘，贼军强令他担任总兵官，朱士鼎怒指贼军，大骂不止，贼军砍断其左右手，抛尸江边。朱士鼎以草绳绑住断臂，写完遗书后才死去。兴都留守沈寿崇，以及武昌通判李毓英、武昌知县邹逢吉、嘉鱼知县王良鉴，皆壮烈牺牲。


    楚王宗室中许多人追随贼军，张献忠俘虏楚王，掠夺宫中累积的百万银子，装车数百辆仍不尽。楚人因此对楚王的愚蠢深感遗憾。张献忠将楚王装入竹轿，投入西湖，湖水沸腾，许久后楚王才死去。贼军对此也感到惊奇。


    楚王的祖先乃太祖第六子，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被封王，至此才遭遇灾难，其财富可见一斑。贼军屠戮士民数万人，将尸体投入江中，尚有数万人被放出城，遭铁骑围困挤压，凌辱致死。江面上浮尸蔽江而下，以至于武昌鱼几乎无法食用。其余数百名百姓，皆被砍断手足，毁去目鼻，无一完整之躯。张献忠占据武昌府，僭称武昌为京城，伪设六部五府，铸造“西土之宝”钱币，开科取士，殿试选取三十人为进士，即刻授予县官职务。起初，李自成兵临汉阳，未能攻克，听说张献忠攻占汉阳，大怒，发布公告，宣称谁能擒获张献忠并献给他，赏千金。得知张献忠攻取武昌后，李自成又派人祝贺，威胁说：“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等人已被杀，下一个就要轮到你了。”张献忠听后感到害怕，低声下气地回应，请求双方互相支援，并赠送大量金银珠宝给李自成。李自成扣留张献忠的使者，张献忠对此深感怨恨。


    据野史遗闻记载，贼军从鸭蛋洲渡江，武昌知县邹逢吉英勇牺牲。而《史略》则记载贼军从煤炭洲渡江，不知哪个说法准确。


    贺逢圣，字克由，号对扬，武昌江夏人。其父贺亨阳，潜心研习儒学，着作有《思聪录》、《人模样》等书。贺逢圣在为生员时，受到督学邹迪光的赏识，而督学熊尚文对其更是赞誉有加，贺逢圣与熊廷弼都受到熊尚文的喜爱。有人问及贺逢圣与熊廷弼两人优劣，熊尚文回答说：“贺逢圣犹如夏瑚商琏（比喻珍贵的玉器），熊廷弼犹如干将莫邪（比喻杰出的宝剑）。”后来，预言果然应验。熊廷弼中解元时，贺逢圣未能同列，邹迪光赠予他五千两银子，作为三年读书费用。万历癸卯年（公元1603年），贺逢圣考中举人，此后多次参加会试，均未及第。后被选为应城教谕。丙辰年（1616年）中进士，殿试位列第二，授职翰林院编修。贺逢圣壬戌年（公元1622年）主持分试，选拔出华允诚等人才。


    贺逢圣在家乡与熊廷弼关系不和，后来熊廷弼将要受到朝廷处罚，楚地士绅梅之焕、满朝荐都认为熊廷弼冤枉，怀疑贺逢圣对此持有不同意见。贺逢圣说：“岂能因为小小的嫌隙而介意？”于是拿起笔起草文书上奏，但此时事情已无法挽回。恰逢杨涟（谥号忠烈）弹劾魏忠贤，魏忠贤怀恨在心。当时楚地人士都敬仰贺逢圣的清廉声誉，魏忠贤便对他说：“各省都在建生祠，唯独贵乡湖广没有丝毫建立。”贺逢圣答道：“这是地方官的事，非我所能知晓。”魏忠贤无言以对。于是借推选主持南直隶乡试官员的机会，将贺逢圣削籍为民。


    崇祯初年，贺逢圣补任南京祭酒。丙子年（公元1636年）入内阁，戊寅年（公元1638年）辞职。两年后再次被召回内阁，与首辅意见不合，不久告老还乡。皇帝在便殿设宴为他饯行，贺逢圣伏地悲泣，皇帝也感伤动容。同朝为官的陈演大声说：“贺逢圣有罪，不可引动皇帝悲伤。”贺逢圣擦干眼泪起身侍候，皇帝赐予他冠履、蟒衣一套，并派官员护送他回乡。此时为壬午年（公元1642年）。第二年癸未年（公元1643年），贼寇攻破蕲州、黄麻，烽火逼近鄂城，武昌震动。贺逢圣主张拼死坚守，并劝导当时主事官员。他的门人大冶人尹如翁担心贺逢圣，特地骑行三百里前往探望，携一僧帽、一袈裟委婉劝他离开，贺逢圣以“见危授命”回答。


    五月十九日，张献忠攻打武昌，两天未能攻下。适逢监军杨王基升任郧阳巡抚，他匆忙移营渡江，因兵力削弱，贼寇从汉阳门攻入，城池陷落，时间为二十二日。贺逢圣穿戴皇帝所赐的冠履、蟒衣，前往楚王府，打算与楚王共赴国难。到达后发现楚王府已被张献忠占据，楚王下落不明。贺逢圣被捉拿，他说道：“我要亲自见张献忠，痛骂他至死。”贼寇不允许他相见，贺逢圣于是面向北方五次叩头，然后跳入缁阳桥下自杀。他的夫人危氏、长子贺觐明，均以身殉国。次子贺光明，守护八分山墓，闻讯赶来，亦遇难。两个儿媳，曾氏、陈氏，三个孙子，均遇难。一仆人萱命，陪伴贺逢圣七日，最终也以身殉主。贺逢圣一门殉国者达二十余人。贺逢圣死后，有官员招魂祭葬，其尸体八个月后被打捞出来，面貌如生，冠缨完好。门人尹如翁回到大冶，城池陷落后被俘，坚贞不屈而死。尹如翁之父孝廉尹珩，学识渊博，气节高尚，早年避难吴中。贺逢圣死后，皇帝深感哀痛，命礼官议定抚恤，恰逢国变，南京追赠贺逢圣谥号为文忠。


    江阴人冯生曾言：贼寇意图将城中男女尽数屠杀，逢圣对贼人说：“你们为何不先杀我？这样可以免去杀害众多百姓。”贼寇心有不忍，将其送至张献忠老营，张献忠亦未忍心杀害。逢圣又说：“快杀我一人，其余百姓无罪。”张献忠回应：“听你的，让你全尸吧。”原来张献忠意图逼迫百姓跳江。此说与之前的传记稍有差异。


    另有说法称：张献忠因武昌人口众多，无法一次性屠尽，便开城门驱赶百姓入江，点燃三柱香，与百姓约定香烧完仍在城内的，全部处死。百姓争相逃出，踩踏致死者不计其数，无法逃出者亦遭杀害。总计驱赶百姓三十万人，溺毙于江中。江水被鲜血染红，浮尸绵延千里。当时甚至有传闻说有浮尸漂流至镇江，张献忠真是人间大凶贼。有自楚地逃来的人说：张献忠将要屠戮武昌时，天空下起倾盆大雨，雷声震耳欲聋，张献忠骑马狂呼：“上天发怒得厉害，为何还不快杀？”于是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大肆屠杀。数十万百姓无法短时间内尽数杀完，便打开城门逼迫百姓跳江。献忠常常自诩：“我是黄巢之后的又一人”，又说：“我比黄巢杀人还要多。”其凶残暴虐，丧失人性到了极点。


    当时武昌有一人平日喜好行善，城破时跳入江中，只见一片田野，全然不知身处水中，竟在水中步行三十里，至青山峡上岸，安然回家，毫发无损。人们对此无不惊讶，就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原因。直到今日，他依然努力行善。另一种说法称：贺逢圣身穿朝服投江自尽，他的门生大冶县人尹如翁随他一同赴死。按这个说法，贺逢圣与尹如翁是一同遇难。但前文记载尹如翁归乡大冶，似乎与此稍有出入。


    先前记载贺公以巨舟载全家溺亡，全家人同日殉难。而野史所载，仅提及贺公夫人危氏、长子贺觐明同日去世，其他人则前后不一，与《史略》记载稍有不同，故一并记录。


    早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襄阳发生地震，武昌亦受影响，地面震颤且部分塌陷。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冬，李自成攻破襄阳，紧接着张献忠又屠戮武昌，两次灾害相隔不满一纪（12年，古时占卜用的时间单位）。由此观之，原本平静的地脉却持续震动，已然失去常态，怎能不引发灾祸呢？


    译者注：1.见危授命，成语，出自《论语·宪问》，指在危急时刻，勇于献出自己的生命。

 第166章 张献忠大败、李乾德岳州三捷、蔡道宪长沙骂贼

    张献忠大败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六月，朝廷颁诏命平贼将军左良玉，专责剿灭张献忠贼军，务必避免拖延战事、浪费军饷。至八月五日丙寅，各路军队集结，对武昌形成强大压力，张献忠出城迎战，结果大败。随后，汉阳及所属各县相继被收复。


    恢复汉阳控制固然值得庆幸，但史书中并未着重记载这一事件，反而详细记述了张献忠的惨败，这是因为史家对此感到欣喜。他们对张献忠之败的喜悦，甚至超过了对汉阳失而复得的欢欣。


    李乾德岳州三捷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八月，张献忠攻陷咸宁、蒲圻二县，两地隶属于武昌府，距岳州约二百里。偏沅巡抚李乾德与总兵孔希贵将驻军转移至岳州，当地居民纷纷避难。他们命令军士伪装成普通居民，打开城门迎接贼军，待贼军入城后伏兵突起，将贼军全部歼灭，仅留四名贼寇，割下其一只耳朵并用箭贯穿，放其回去羞辱贼军。张献忠大怒，增派兵力猛攻岳州。李乾德在道路旁树林中虚设营垒，竖立旗帜，并在上面堆积柴薪，暗藏大炮。贼军以火攻，引燃柴薪，引发大炮爆炸，打死数百贼军，贼军更加愤怒，水陆并进发起猛攻。李乾德在江中布置战舰，当确认船舰射程可及贼营时，便停止前进，待贼军连弩射尽箭矢、火炮耗尽后，水陆两军奋勇出击，连战三场，三战皆捷。张献忠于是调动全部兵力围攻岳州，从各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


    八月五日，岳州城力竭失守，李乾德、孔希贵逃往长沙。八月初七日戊辰，贼军前锋抵达湘阴，湘阴百姓皆空城逃离。张献忠欲北渡长江，向洞庭湖神占卜吉凶。占卜结果不吉，连续三次占卜，神灵始终不允许。十九日庚辰，张献忠聚集湘潭数千艘船只，准备北渡，突然大风骤起，翻沉百余艘船只，淹死数千人。因此只得返回岳州，将所掠夺的妇女全部杀害，抛尸江中，焚烧船只，火势蔓延四十里，江水夜间明亮如白昼。随后，张献忠率军陆行前往长沙。


    李乾德虽未能以身殉国，但他三战三捷，功绩显着。至于大风覆舟，可见神灵对贼寇的憎恶之深。


    蔡道宪长沙骂贼


    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贼寇突袭荆州，镇守官员带领军队护送惠王逃往长沙。次年癸未年（公元1643年），武昌失陷，巡抚也率一千余名士兵逃至长沙。此时长沙局势混乱，推官蔡道宪独自应对，支撑局面。八月，岳州陷落，镇守官员孔希贵亦率一万士兵逃至长沙。长沙城内人心惶惶，蔡道宪与镇守将领尹先民共同誓师坚守，他亲自掌勺做饭，拿出粮食犒劳士兵，与孔希贵形成犄角之势。八月二十三日甲申，张献忠率军抵达城下，孔希贵率先逃走。李乾德护送吉王、惠王逃往衡州。尹先民的军队大败，贼军来到城下，呼喊蔡道宪投降，称军中皆知其名望，劝其速降，以免受苦。蔡道宪以强弩回射。张献忠大怒，连续三日猛攻，最终城池陷落，此时为八月二十五日丙戌。


    孔希贵、尹先民均向贼军投降。蔡道宪被捕，贼军百般劝降，他坚决不屈，被囚禁于小楼之中，总共四日。贼军甚至派降将尹先民来劝说，但蔡道宪始终不听，口中一直痛骂贼军。贼军大怒，将他残忍地肢解而死。蔡道宪从容就义，临刑时长啸一声，顿时风雨大作，头颅落地后，双眼仍炯炯有神、死不瞑目。贼军也为之惊愕。此事发生在十一月，蔡道宪年仅二十九岁。南明弘光帝追赠他为太仆卿，谥号忠烈。此前，蔡道宪到任长沙第二天，梦见李芾前来拜访，对此深感奇异。及至殉难，蔡道宪与李芾一起被祭祀，祠堂名为“二忠”。


    蔡道宪，号江门，福建泉州晋江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进士，被任命为长沙府推官。当时张献忠势力嚣张，蔡道宪写信给兄长说：“父母年迈，兄长好好照顾。我将与这座城池共存亡。”任职期间，他曾写有诗句：“湘中司理湿青衫，半日斋居十日严。”听闻者为之悲痛。蔡道宪被捕时，有健壮士兵林国俊等九人誓死跟随，贼军劝蔡道宪投降。林国俊说：“如果我家主人可以投降，早就离开了，不至于到现在。”贼军说：“你们不投降，也是死。”林国俊答道：“如果我们要活命，早走了，不至于到现在。”贼军于是将他们一并杀害。其中四名士兵坚决请求延期一天，以安葬蔡道宪的遗骸后再赴死。贼军同意了。四名士兵脱下衣物包裹蔡道宪的遗骸，将其安葬于南郊。安葬完毕后，四人自缢身亡。


    与蔡道宪一同殉难的还有知府周二南、举人冯一第。冯一第字椳公，长沙人，天启丁卯年（公元1627年）举人，以诗才闻名。湖南城破，冯一第逃至湘乡，准备向酉阳借兵反击贼军。贼军任命的郡守得知此事，派人捉拿他的母亲和兄长。他不忍母亲和兄长受牵连，于是主动来到长沙自投罗网。贼军准备处决他，一位老僧跪地哭泣，请求放过冯一第，贼军于是砍断冯一第的双手，将他置于营中，冯一第一夜之间死去。敢于他的忠孝，当地百姓果然驱逐了贼寇任命的郡守，出兵湘潭与贼军作战，可惜未能取胜。但是贼军听说大军自醴陵而来，便放弃长沙逃走。冯一第的母亲和兄长最终得以幸免。


    谢良琦，号献庵，广东推选的孝廉，为官贤良，是位博学多识的君子。他记载蔡道宪殉难的时间为十一月，除了小楼囚禁的二十四天之外（可能笔误，上文说的是囚禁四日），为何蔡道宪被俘与死亡的时间相差如此之远？谢良琦说了解蔡道宪事迹的人很少，所以急于将此事记录下来，并且他还为此事写了首诗：“大厦原非一木撑，荔椒空自哭先生。狼烟已誓忠臣死，鱼素先巾孝子情。柴市从容天地泪，常山刀锯古今名。不知三载官衙梦，冥漠初能鉴至诚。”由此可见，谢良琦对蔡道宪事迹的考证应当是准确的。


    李芾是南宋官员，曾任潭州知州，除夕之夜元兵攻破城池，全家殉难，谥号忠节。谢良琦诗的最后一句，大概是指梦见李芾之事。


    根据记载，酉阳城即辰州府城。辰州有大酉山，位于府城西北，是道教所说的第二十六洞天，山上有个龙湫，求雨即应验。又有小酉山，山中石洞内原有藏书千卷，相传是秦朝隐士藏书之处。世人称此二山为“二酉”。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莫过于生命，士大夫之所以愿意殉难，也是因为节操不可丧失，名誉不可败坏，不得已舍弃生命而保全这些。像林国俊等人，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士兵，并非士人，原本与名节无关，却能视死如归，这难道不是大丈夫所为吗？不要以为军队行伍这些普通人中就没有人杰。

 第167章 蔡道宪续传

    蔡道宪的祖先定居于泉州，其父蔡维忠，以功曹身份任职府衙幕僚，育有三子，长子蔡钟殿、次子蔡道宜，均为生员。蔡公名道宪，字元白，号江门。崇祯癸酉年（公元1633年），年仅十七岁的蔡道宪补录为官学学生，旋即考中举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蔡道宪考中进士，被授予滇南司李一职，但因父丧，中途返乡守制。崇祯辛巳年（公元1641年），李公改任长沙（古时称星沙）司法官员（司李是司法官员的别称，可能为提刑按察使司佥事），当时堵允锡任郡守，两人协力治理地方。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十月，蔡道宪因公务赴会，堵允锡因觐见皇帝而路过蔡道宪的小楼，两人秉烛夜谈。蔡道宪对堵允锡说：“你怎么能离开呢？你一走，长沙就完了。”堵允锡也对蔡道宪说：“你赶快回衙署，无非死而后已，我们共同加油吧。”自此两人告别离去。


    十二月，贼寇攻陷荆州、承天府。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五月，贼寇攻陷武昌。七月，又攻陷岳州。一时间，名藩重臣、大将精兵，皆在长沙溃败，无法自保。有两广来的将领尹先民，素有守城之能，蔡道宪与他结盟共守。当时民众纷纷逃亡，城内外尽是贼寇，一边抢劫一边将劫掠的物品交易出去，而文武官员之间相互对抗，互不合作，贼寇轻易渡江，城池迅速崩溃，尹先民投降，蔡道宪督战力竭，便下马脱去戎装，整理衣冠，面向北方拜泣道：“臣无能，唯有以死谢罪。


    蔡道宪被贼寇所俘，贼寇恭敬地对他说：我一直都知道你，你不必受苦。蔡道宪怒骂贼寇，贼寇将他捆绑，蔡道宪越发大声怒骂。贼寇解开绳索又捆绑了他三次。贼寇让降将尹先民劝说蔡道宪，蔡道宪瞪眼怒视他说：“你是卫律吗？朝廷何负于你，你竟背叛？”蔡道宪奋力挣脱绳索，用手指刺尹先民的胸膛，贼寇数万人都吓得颤抖。


    蔡道宪历数贼寇罪行，又宣扬朝廷威德，大声辱骂贼寇。贼寇于是将蔡道宪凌迟处死。蔡道宪在受刑过程中，骂声不绝，贼寇都流下了眼泪。贼寇感叹道：仅有南朝的李侍郎一人能够与他相比。十二月，贼寇攻陷衡州、永州后撤退，突然率军渡江。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正月，朝廷军队收复失地。三月，堵允锡重新担任郡守，为蔡道宪画像建祠，举行丧礼，率众官员痛哭。


    此前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春，蔡道宪催促夫人陪太夫人返回家乡，私下对堵允锡说：我和你都是父母健在的人。乱世即将到来，我若死无葬身之地，怎能让慈母亲眼目睹？蔡道宪在墙壁上题写道：“许多上将薪谁徙，正在中流楫自悲。”蔡道宪应该是早已预见到自己的命运。


    蔡道宪生于万历乙卯年（公元1615年）九月二十七日，卒于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享年二十八岁。蔡道宪的夫人谢氏，儿子名蔡知远，于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五月二十日，将蔡道宪临时安葬于长沙府城南里灵坡。主持丧事的是蔡道宪的亲兄蔡道宜，协助丧事的是郡守堵允锡及官员别驾周二南。


    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我的同乡秦镛北上，在仪扬地区遇到蔡道宪，见蔡道宪徒步而行，不乘马车，从福建走到京师，全程数千里，皆徒步行走。其脚力之强，敏捷之快，实为世间举子所罕见。同年，蔡道宪考中进士。


    译者注：1.原文中的“卫律”，胡人，曾是汉朝官员，后来投降匈奴，曾威胁汉朝使节苏武投降匈奴，被苏武拒绝。

 第168章 史可敬叛降献忠、 赵某归献忠

    史可敬叛降献忠


    史可敬，长沙人氏，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后晋升为给事中。因遭遇丁艰而在家守孝，期间在乡里横行霸道，引起乡人愤恨，有人捣毁了他的房屋。史可敬为报复乡人，决意投靠张献忠。张献忠接纳了他，并授予其都宪之职，令其镇守常德地区。史可敬在常德任职期间，滥杀无辜，当地深受其害的百姓无不咬牙切齿。张献忠撤离后，当地百姓立刻将史可敬捆绑起来，将其交给官军，并搜出了他写给张献忠的手书，这些信件中详述了他为张献忠策划夺取辰、沅、靖等地的计策。信件中，史可敬对张献忠的称呼诸如“陛下”、“新朝”、“圣主”，在公文与表章中均有体现。史可敬被解送后，偏沅巡抚判处他笞刑七十，并将其投入靖州监狱。狱中共有五名伪官，史可敬便是其中之一。


    赵某归献忠


    赵某，长沙人士，其力气超群，能够倒拖着两只水牛行走。崇祯年间，他高中武进士，正当他北上赴任之际，途中遭遇一伙强盗，赵某出手击杀了数人，才得以脱险。回到家乡后，他得知盗匪势力日益猖獗，担心遭到报复，于是选择隐居，避免外出招惹是非。


    至崇祯年间，张献忠率军侵犯长沙，其部下兵士分为数十队，四处劫掠粮食。某日，他们意外遭遇了赵某，被赵某猛烈攻击，纷纷败逃，回到营地后也不敢声张。不久，贼寇又增派百余人前往，意图报复。赵某闻讯大怒，声称之前只是惩戒他们以示警告，如今将要彻底消灭这股势力。他挥舞利刃，气势逼人，盗贼们畏惧他的勇猛，各自惊慌失措地退去，并将此事报告给张献忠。


    张献忠听闻此事，意识到赵某乃难得的将才，便派遣骑兵携带厚礼前往迎接。赵某料想盗贼离去后必会纠集更多人马卷土重来，于是整装待发，磨砺兵器，严阵以待。果不其然，不久之后，道路上旌旗飘扬，车马如云，鼓乐开道，武士簇拥，金银财宝陈列于庭，使者谦恭有礼，前来诚邀赵某加入。赵某对这突如其来的厚遇感到意外且欣喜，于是决定投效张献忠。


    当时，张献忠麾下已有几位勇猛之士，均被收为义子，并赐予姓氏，封为王侯。按先后顺序，赵某本应位列末席，但赵某自恃武艺出众，提出通过比武较量来确定各自爵位的高低。孙可望听闻此议，主动请缨与赵某一较高下。张献忠担心比武造成伤亡，便命二人只进行徒手格斗。


    比武开始，两人各乘一马，东西对立，互相打量，都不敢轻易进攻。良久，随着一声鼓响，两马相对冲出，赵某估计孙可望会举手攻击，不料孙可望策马直冲而来，却并未举手，而是并辔贴近赵某，突然以肩臂一推，赵某措手不及，从马上跌落。然而，凭借其强大的力量，赵某双脚夹住马鞍，身体竟然从马腹下穿过，瞬间又跃上马背，整个过程并未触地，其矫健敏捷令人惊叹。


    张献忠目睹此景，认为孙可望虽胜，实则依靠智巧而非纯粹的力量对决，于是命二人再比一场。第二次较量中，两人像上一次一样骑马冲刺，赵某趁孙可望靠近之际，一把将其抱住并举起，使其双脚离地，孙可望坐骑顿时失去负载，空鞍飞奔而去。全场军士为之喝彩，张献忠等人也大加赞赏，遂封赵某为二王，孙可望为三王，李定国为四王。从此，军中尊称赵某为“二千岁”，孙可望为“三千岁”，李定国为“四千岁”。


    后来，张献忠计划进军四川，担忧军士携带家眷，路途险峻难以行进，便秘密与众将领商议杀掉所有将士的妻妾。众人面露难色，唯有赵某率先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以表忠诚。此举深得张献忠欢心。入川一段时间后，张献忠突然精神失常，召赵某前来，命其跪下。赵某不解，问道：“小臣有何罪过，为何如此责罚？”张献忠命左右四人以刀剑在赵某背部画出棋盘，赵某就此丧命。旁观官员皆惊愕不已，萌生退意。原来是张献忠察觉局势不稳，遂将王位传给孙可望。孙可望后来暗中毒杀了张献忠，从而掌握了军队的最高权力。


    赵某虽勇猛无比，若得朝廷重用，完全能够成为地方的屏障，保境安民，然而他却投身张献忠，使张献忠如虎添翼，助其为虐。但是


    甚至不惜杀害妻儿以取悦主上。如此之人，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实属咎由自取。

 第169章 朱国柱常德骂贼、杨夫人骂贼、张鹏翼衡阳骂贼等

    朱国柱常德骂贼


    朱国柱，系云南临安府人士。天启元年辛酉科（公元1621年）中举，随后获授常德同知之职。至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秋，张献忠率部侵犯常德，局势危急，难以抵挡，当地士绅百姓请求他出城躲避贼寇锋芒。朱国柱却毅然决然道：“城池存亡，我亦存亡，何须逃避！”于是整理衣冠，登上公堂，端坐正位，面对贼寇破口痛骂，坚贞不屈。张献忠下令将其杀害。


    在此之前，崇祯七年甲戌（公元1634年）七月，常德城夜半之时忽然发生地震，轰鸣之声震撼四野。百姓惊醒，误以为贼寇来袭。此时屋脊倒塌，瓦砾纷飞，有人猜测是龙经过所致，然而并未伴有降雨现象。不久，震动再次发生，声响犹如石头摩擦，沉闷而连续，人们这才确信是地震。地震过后，余震持续不断，一昼夜之内竟达十八次之多。位于常德附近的小镇邹溪，有三十户居民在地震中瞬间陷入地下，常德城内有二百余人不幸遇难。城墙上的女墙全部倒塌，各地塌陷情况不一。塌陷之处涌出如墨般漆黑的水，向上喷射。自当年十月直至次年乙亥（公元1635年）正月，又发生了两次地震。历经十年之久至癸未年（公元1643年），张献忠攻破常德。可见，灾异的预兆实为可畏之极。


    杨夫人骂贼


    夫人姓朱，是湖广武陵人，也是前任蓟辽巡抚杨鹤（号无山）的夫人。贼寇抓住了夫人，夫人痛骂道：“我是大明的命妇，岂能跟你们这些乱贼同流合污！”随后英勇就义。


    张鹏翼衡阳骂贼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九日庚寅这一天，张献忠率部突袭并攻陷了衡州城。桂王及吉、惠二王被迫逃往永州府避难。张鹏翼，原籍四川顺庆府西充县，以拔贡身份出任湖广衡阳知县，面对张献忠攻破城池，他坚守气节，痛骂贼寇，宁死不屈，最终被绑缚后抛入江中。在其他史料中，张鹏翼又被称为“明翼”，而衡阳，隶属衡州府管辖。此外，在此次战斗中壮烈殉国的还有湖南道参议陈瑸，他同样是一位忠诚刚毅、英勇无比的男子汉。陈瑸，是福建镇海县的进士出身。


    刘熙祚永州骂贼


    九月，张献忠将桂王府的殿材拆卸，运至长沙建造宫殿，并派兵追捕桂王及吉、惠二王。他们逃至永州，湖南巡抚刘熙祚率水师抵御，派遣兵力护送三位王爷进入广西，自己则坚守永州城。然而，城中奸人打开城门迎接贼寇，刘熙祚被捕。贼寇试图迫使他投降，但他坚决不屈，闭目绝食，并在永阳驿站的墙壁上题写绝命词。他不断痛骂贼寇，最终遇害。至此，整个湖南地区全部落入贼寇之手。张献忠返回长沙，开设科举选拔士人，并分兵征讨各地郡县。


    传记记载：刘熙祚，字仲缉，号劬思，江苏常州武进人。幼年丧父，于天启四年甲子（公元1624年）考中举人，但此后两次科考均告失败。他说：“大丈夫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何必依赖科举功名来成就不朽名声。”后来他被选任为广东兴宁县令，后升任湖广御史。他与左良玉握手交谈，激励他以忠义报国，将士们听到后都感动落泪。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刘熙祚出任湖南巡按，抵达永州时，遇到朝廷中枢重臣庄祖诲在四处催征军饷，贼寇乘机袭击，庄祖诲先行离开，刘熙祚殿后。贼寇看到一位将领跪在白马前，知道他是朝廷重臣，便突然将他抓住带走。贼寇企图让他投降，但刘熙祚坚决不屈，于是绝食抗议。贼寇一定要让他投降，甚至打算授予他侍郎之职，并赐予蟒袍，但刘熙祚坚决拒绝，只是不停地痛骂贼寇。贼寇愤怒之下，将他捆绑至宗师馆，施以酷刑，用绳子将他拖倒在地，遍体鳞伤，但他始终不屈服，最终在宁乡神庙遭到杀害，被剖腹挖肠而死。当时是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九月十六日。


    他留下一首绝命诗，交给小吏陈纬收藏在发髻中，后遗失。陈纬逃至郴州，遇到部将，将诗刻在石头上。南明弘光朝追赠他为左都御史，谥忠毅。刘熙祚的弟弟刘永祚，字叔远，号宛谷，是贡生，廷试第一，曾任兴化府同知，后升任按察司佥事。听说建宁失守后，他拍胸痛哭，悲痛而亡。这些信息是从刘熙祚的外甥薛堆山那里得知的。刘熙祚的儿子刘晋藩继承其荫庇，被赐予官职，他为人孝顺，气节高尚，继承了父亲的遗风。


    关于刘刘熙祚的死，野史记载有三种说法：一是他保护诸位藩王冒死断后，被贼寇追捕并囚禁，送至张献忠大营；二是他坚守永州，因奸人打开城门，被贼寇抓走；三是陈皇士说他为庄祖诲殿后，被贼寇突然抓获。这三种说法中，应该以陈皇士的说法最为可信。因为我是从薛堆山那里听来的，他作为外甥谈论舅舅的事迹，应该最为准确。

 第170章 张献忠复陷岳州、张献忠陷江西郡县

    张献忠复陷岳州


    在此之前，八月时张献忠攻占了岳州。九月，他在长沙驻扎，至十一月，献忠再次派遣贼将率部返回岳州，沿长江设下伏兵，并将轻便的小舟藏匿于汊港中，以装载大量财物的巨舰顺流而下。官军发现后对其进行拦截，贼军假装败退，官军急于抢夺财物，逆流追击，将贼军的财物尽数搬入己方船只。然而，由于船上财物过重，官军船只无法快速行驶。这时，贼军派出四艘轻舟从四面包围官军，双方展开激烈的水战，官军遭受重创，溺死者无数。岳州军民见状，弃城逃走，贼军趁机占领了岳州。自此，贼军像官军一样，同样掌握了洞庭湖的险要之地，对于湖南一带的攻略就如同解开束缚，进展顺利。


    张献忠此番战术，正是利用财物作为诱饵，制造混乱，进而一举攻取目标。遗憾的是，官军将领庸俗而未能识破此计。


    张献忠陷江西郡县


    当时，张献忠已经攻陷了整个湖南地区，而江西袁州、吉安一带与湖南四面相通，贼军从萍乡、万载、永新三路突然袭击安福、吉水两地，均告陷落。十月初四日甲子，贼军攻陷万载、袁州。十四日甲戌，左良玉派将领收复袁州。十八日戊寅，吉安及其所属各县同一天被攻陷，贼军设立伪官，将吉安改为亲安府，庐陵改名为顺民县。不久，贼军再次攻陷袁州。十二月，献忠又派兵攻陷建昌、抚州、南丰等地。


    顺治辛丑年（公元1661年）八月十一日，舅父对我说：“以前在南昌时，听说献贼攻破吉安，其实只是一个人所为。”我问舅父详情，他回答：“当日贼军只派出一骑飞速来到城下，城门紧闭，守城的人登城观察，以为只有一名贼人，认为他并无大碍，都在城墙上围观，竟然没有加强戒备。那时城墙上有一棵树生长在半壁，贼人早已对此树了如指掌。到了那一天，他飞奔至树下，手持铁钩，钩住树干一跃而上，大声呼喊杀人，仅杀死一人，众人皆惊慌失措。贼人随即跳下城墙，又杀掉守门人，众人于是疯狂奔逃。此时贼军主力也迅速赶至城下，城门立刻打开，迎接贼军入城，很快城门关闭，内外人员无法进出。贼军召集城中士民，令其投降。过了两天，局势才稳定下来。贼军先鸣三声火铳，万人齐声呐喊三声，四城鼓乐喧天，城门才完全打开。可见，贼军攻破吉安，不过是单凭一人的力量。一个贼人就能攻破一座城池，这样的天下事真是难以言说！”


    先父曾告诉我：“我在江西时，有一位名叫张逍遥的高士，隐居于庐山虎洞，能预知祸福，人们尊称他为‘张半仙’。张献忠攻破吉安等地后，江西全省震动，抚台解学龙、按察使郭都贤各自派人入山向张逍遥询问世事。逍遥先生说：‘目前尚无大碍，但三年后，天下必将大乱。到了癸未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江南总督吕大器果然收复吉安，但到了申酉年（公元1644年、1645年），局势就难以预料了。”

 第171章 袁州兵荒、南昌猛虎、左良玉复武昌等处

    袁州兵荒


    前文记载张献忠攻陷袁州，这是根据史书记载的说法。然而，袁州一位老僧却说：崇祯末年，张献忠率军围攻袁州，架设云梯攀城而上，守城军士用火炮攻击，云梯折断，攻城者摔下，贼军这才撤退。这是袁州遭遇的第一劫。第二年，张献忠再次围攻袁州，仍未攻克，只得撤退。这是第二劫。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春天大旱，袁州本应一年两熟，但那时禾苗全部枯死，宜春县作为全州之首，县令朱某年仅十九岁，仍然征收粮食不止。百姓一起带着枯萎的稻秧扔到县衙院子里，强行将朱县令带到田间亲自查看，并质问他：“禾苗都枯死了，还要征收粮食吗？”朱县令非常生气。当时左良玉驻守临江，朱县令与他交好，私下写信告知左良玉：“宜春已经发生叛乱。”左良玉立即派兵，从分宜县杀入袁州，百姓毫无防备，遭到大规模屠杀。这是第三劫。之后朱县令又继续征粮，不久被罢免。顺治四年丁亥（公元1647年）大旱，袁州城中粮食断绝四天，直到湖广的米运到，百姓才得以活命。这是第四劫。次年戊子年（公元1648年）发生大瘟疫，这是第五劫。经过这五次劫难，袁州民生凋敝，至今城中只剩下千户人家。土地大多荒芜，只有驿站、政道和一千名兵丁镇守。


    当时兵役、赋税纷至沓来，荒贼频扰，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翰林方以智深感悲痛，写下《田稼荒》一词，以哀叹时事。词云：“田稼荒，农夫亡，老幼走者死道傍。走入他乡亦饿死，朝廷加派犹不止。壮者昼伏夜行归，归看鸡犬人家非。贼去尚余一茅屋，官军又来烧不足。”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令人三叹。方以智，字密之，安徽桐城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4年）进士。清朝建立后，他剃发出家，居住在江西庐山开光寺。


    南昌猛虎


    南昌府西门外的抚州街，绵延十里，各类商品琳琅满目。癸未年（公元1643年）的某个月份，有一个人听见厅堂内传来声音，前去查看，只见一只老虎正蹲在台下，尾巴不断击打台子，台子因此破裂。此人惊恐万分，急忙关门而出，召集众人手持武器包围过来，同时敲打后屏门大声呼喊。老虎跃上屋顶，众人惊呼不止，喧闹之声如同雷鸣。老虎在屋顶上悠然自若地东西漫步，全然不惧人群。它口中只发出哈哈的声音，无人敢上前侵犯。有一名勇猛的士兵向前挑战，却被老虎抓住手臂摔下，还有一人私下说可以使用铅弹射击，但当时并无此装备。此人混在人群中，老虎突然从屋顶跃下，一口将他叼到旷野中，将其撕成两半。众人见老虎落地，纷纷用棍棒攻击，老虎最终被击毙。


    此后戊子年（公元1648年），金声桓、王得仁起义军兴起，抚州街被焚烧殆尽，一片瓦砾也不剩，据说大火正是从老虎蹲坐的那座厅堂开始蔓延的。


    左良玉复武昌等处


    癸未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帝命令江、凤、黔、粤各地方的督抚，以及郧、皖、江、沆等地方的巡抚，派遣军队剿灭贼寇。此时，张献忠壬午年（公元1642年）攻破武昌之时，左良玉避开其锋芒，率军驻扎九江，不敢逼近。等到张献忠进入蜀地后，左良玉才逐步收复武昌、澧陵、长沙、湘潭、湘阴等地，并控制了整个湖南一带。之后，又相继收复岳州、监利、石首、上安、德安、随州等地。十一月，皇帝命太监何志孔前往犒劳左良玉军，因其恢复楚地有功，加封左良玉为少师，荫封其一子，其部下官吏士兵皆晋升官阶，并对各军进行大规模赏赐。同时，下诏令左良玉移镇武昌。左良玉命令马士秀等人收复临湘、岳州；命马进忠等人收复袁州，将所有伪官尽数诛杀。


    贼寇来了我就躲，贼寇走了我又来。就像白日鼠一样，见到人就躲，趁人睡觉时又出来偷米。左良玉作为将领，与此行事有何区别？然而，伪官被尽数诛杀，稍稍缓解了人们心中的积怨。

 第172章 刘承允复衡、沙;吕大器复江西郡县;

    刘承允复衡、沙


    刘承允，南京人士，担任黎靖参将，加封副总兵职衔，年约四十多岁，力大无穷，能舞动八十斤重的铁棍，故有“刘铁棍”之称。黔阳至靖州一带，乃至苗寨民众，无不仰慕其德行与威望，士人平民家庭中，几乎每户都供奉着“恩主刘总爷”的牌位，对他顶礼膜拜。张献忠南侵时，刘承允英勇杀敌，衡沙一带在他的努力下，相继收复失地，可谓功绩卓着。


    以上内容摘自《新纪》记载，足以证明刘承允堪称一代名将。然而，遗憾的是，他在晚年却变得恣意妄为，这说明即使是名将，要想保持功名的完整也并非易事。


    吕大器复江西郡县


    在癸未年（公元1643年）秋季，总督吕大器率军成功收复了袁州、萍乡、万载、吉安、庐陵、吉水、永新、太和、安福等地。吕大器为人沉稳刚毅，深谙军事，当其率军入援时，途经峡江，却发现城门紧闭，城中居民听说官军来了，竟欲进行抵抗反杀。


    吕大器声称是八大王张献忠的军队到了，县城城门才得以开启，县令亲自出迎，手持县印，口称“千岁”，并备有三十五匹良马及数量庞大的粮草，说新旧两任知县已被拿下，等待处置。吕大器果断处置了叛乱的奸民，将其枭首示众，随后依次恢复了这些地方的秩序。


    胡公平三县土寇


    胡时亨，号慎三，无锡人，是我的舅舅。崇祯丁丑（）科举考试中，他位列第四，被授予江西南昌司法官员之职。在此之前，崇祯戊寅年（）秋，贼人张普微在抚州、新建、广昌等地作乱，巡抚解学龙、按察使邢绍德主张剿灭，姜公担任监军，胡时亨设计擒获并斩杀贼首及从犯一百余人，贼众遂四散瓦解。


    崇祯壬午年（）冬，李肃七、李肃十因捕役入乡，欺诈并伤害良民，百姓愤愤不平，遂将二人打死，但担心被官府追究，便纠集柯源峒、陈友谅的余党起事反叛。两天后，有位名叫余士藻的书生，出身辽东，擅长骑射，精于火药制作，家乡有贫寒之子，每日外出打柴，回来却发现家中炊具丢失，怀疑是被人所窃。一日，他在河对岸暗中观察，见一只白犬进入自家宅院，回家追赶，白犬跑到灶下消失不见，挖开地面，发现一本兵书和一把宝剑，余士藻便借此伪造神灵启示，迷惑众人，建起高达五丈的将台，观测星象，预测吉凶，自封为靖海天王，成为三寨之主。


    尽管李肃七、李肃十勇猛，但都在余士藻之下。余士藻与其党羽李东阳、慈林、刘心一、胡地十、柏梅、余木十、李严二、李成、郑孔一、张华九等人，假托神灵，伪立十二天王、十八罗汉、二十四天罡、三十六地煞等名号，聚集数千人马，头戴红巾，盘踞靖安、奉新、安义三县，每日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崇祯癸未年（）正月，巡抚张凤翮调集六千兵马，委派兵备陈起龙监军。二月二十二日，官军进发，遭遇贼人大举来犯，众多将士阵亡。后陈起龙力不能支，将兵符印信交给胡时亨离去。四月，胡时亨秘密联络南康同知金孔器，设伏奇袭贼军，官军军心士气始得振奋。贼人素来畏惧胡时亨的威严与仁德。十八日，贼人致书胡时亨，称他为“胡刑爷”，赞誉公爱民如子，是真正的“公祖父母”，并表示倘若胡时亨能如同东汉广陵太守张纲单骑入敌营，或如郭子仪一样以至诚感化敌军，他们愿放下武器，迎接胡时亨的到来。二十八日，群贼聚集于樟树河地，胡时亨单骑前往，贼人立即竖起“归命安农”旗，顶香礼拜，胡时亨发放免死牌一千张，贼人感激涕零而退去。


    诸生舒春阳、余鼎调等与吴胜八同乡，李东阳因吴胜八勇猛，娶了他的妹妹以拉拢他。胡时亨令余鼎调秘密接近吴胜八，劝其立功赎罪。端午节，吴胜八在乘龙舟之时，接着贼人酒醉，斩杀了贼人矮虎等人。五月十日，吴胜八将李东阳捆绑来献给官军，靖安营想要独揽功劳，途中将吴胜八杀害，李东阳趁机逃脱。于是胡时亨再次召集会议商讨进剿事宜。十六日，胡时亨督师三县，形成掎角之势，烧毁贼寨十余座，斩首百余人，夺回大量百姓女子和军械，官军军威大振。然而参将袁斌独自逞勇，醉酒后轻敌冒进，遭到贼人伏击，结果战马受惊，坠地身亡，官军军心再度受挫。二十日，贼人逼近靖城，胡时亨打开城门督战，先令武宁营将领张献政设伏，以白纸扇为信号，发动伏击射杀了李东阳。又与都司何其贤等诸将二十人，统兵五千官军及乡勇三千，分赴奉新县之石子冈、靖安县之解家桥与安义县之桐城等地，从腹背夹击贼人，贼首闵歌一等纷纷投降。李肃七见大势已去，准备逃走。胡时亨知道胡地十身为十二天王之一，勇猛异常，便招他来，以酒款待，命他擒拿李肃七。胡时亨又派数名勇士跟随，在山谷间饮酒掩盖埋伏。李肃七乘花马自奉新出逃，突然发现胡地十等人聚饮，便下马对众人说：“尔等在此埋伏，难道是为了我吗？然而我也是好男儿，岂能等你们来擒我？”于是他与众人同饮，直至酩酊大醉，还解下双臂上的银镯数十条，又解下腰间的猫儿眼宝石等宝物，分给众人说：“你们各自取一些，你们拿着我的首级去献功吧。我愿意自行了断。”言毕，他拔刀自刎。众人割下其首级带回，李肃七的首级有一尺二寸之大。六月四日，胡时亨设计擒获了余士藻，将其装入囚车解送省城。至十三日，贼寇纷纷将他们的首领悉数斩杀，前来投降献功，剩余贼众也全部投降。凡是投降之人，都感念胡时亨的宽宥之恩，皆改姓胡，愿追随公左右。胡时亨挑选其中勇猛者三十人，遣散其余人回去务农，众人都洒泪而退。

 第173章 沈万登复汝宁、王汉战死、荆伟被杀

    沈万登复汝宁


    癸未年（1643年）五月，河南境内，官军擒获并处决了一批伪职官员。到了十月初一辛酉日，副总兵沈万登成功收复了汝宁。沈万登，本是汝宁当地的豪侠，曾集结万余乡勇。李自成曾授予他威武大将军之职，但他并未接受，而是由凤阳总督马士英遵照朝廷制度授予其副总兵之职。当月，官军对汝宁一线的伪官和土匪进行了全面清剿，彻底肃清了这些势力，使得河南地区局势稍有安宁。当时，李自成刚刚率军进入潼关。


    王汉战死


    王汉，字子房，莱州掖县人，于崇祯十年（1637年）高中进士，初任高平知县，后调任河内县令。当地巨寇刘二计划于正月三日攻打济源县，济源县告急。王汉表面不动声色，却于除夕夜出其不意，奔赴济源，于正月初一登上天坛山。天坛山陡峭险峻，攀登者往往需要多人协助才能攀爬，而王汉却独自持刀，直上山顶，成功擒获刘二，其勇猛为人所称道。接着，王汉在大雪中挺进山西，击败了妖僧智善，并在夜半时分渡河，击败了贼寇杨六郎。当时李自成围困开封，消息断绝之际，王汉手下不畏死的勇士竟能成功将书信送达巡抚高名衡手中。


    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王汉被调入京师，与苏京、王燮一同接受皇帝在德政殿的召见，他们的表现深受赞赏，皇帝命三人皆以试御史的身份监军。王汉负责监管左良玉手下的湖、川、郧等兵马，与督臣侯恂共同救援开封，所监管的兵力总计五万九千人，但此时已溃散大半。八月初一深夜，王汉率军突袭范家滩的贼寇，斩杀一名红甲贼，随后发布檄文，号召各将领协同围剿。王汉亲自前往襄阳，督促左良玉的兵马驰援开封，但在抵达潼关时接到朝廷任命他为河南巡抚的命令。很快，王汉就到河南任职，并秘密策划围攻贼寇，但此时刘超叛乱爆发。


    刘超，永城人，曾中河南武解元，虽腿脚不便但饱读诗书，曾任贵州总兵，因罪被免职。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刘超上疏提出军事策略，兵部尚书陈新甲启用他为河南总兵。刘超因私人恩怨杀害乡绅士人，其中包括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余人，为逃避罪责，他招纳贼寇，占据永城城池，意图叛乱。皇帝密令王汉讨伐刘超，但兵部有人将此计划泄露给刘超，刘超得以提前准备。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正月十九日，王汉率军抵达永城，围城攻之。二十四日，军中鼓声大作，成功夺取北门，刘超则在东门倚楼自保。王汉见大捷在即，单骑入北门，大声呼吁士兵不要滥杀无辜百姓。此时天降大雨，官军士兵略有退却，王汉被贼兵围攻，不幸被刀刃所杀。参将陈治邦、游击将军连光耀父子以及王汉的家人刘玺、张金皆战死。游击将军马魁奋力杀入城中，背负王汉的遗体出城，其面容仍栩栩如生。皇帝闻讯后，追赠王汉为兵部尚书，荫封一子为锦衣卫百户，世代承袭。同时，官军擒获了刘超，将其押解至京师处以磔刑，奉旨将其首级传示九边。


    荆伟被杀


    垫江县令荆伟，是丹阳人士，凭借明经科举之才被选任现在之职。因其曾与本县一位乡绅有过借贷关系，这位乡绅便以此为挟，每年屡次提出种种要求，荆伟每每应允，偶尔有几次未能满足其愿望，乡绅便心怀怨恨。他勾结土匪闯入县城，欲图杀害荆伟。荆伟闻讯后，于半夜走出县衙，意图当面劝说土匪解散。然而，众匪蜂拥而入，荆伟在混乱中面部中数枪，不幸殉职。荆伟有一子随任在身边，年纪尚幼，不知何时才能长大成人扶柩返乡。

 第174章 罗尚文杀僧、四川犯官、三藩贼祸、志异

    罗尚文杀僧


    罗尚文，四川叙州府人士。早年流寇侵入四川，罗尚文因事被杨嗣昌参奏，但仍被令戴罪立功，此事还在被按察司审查之中。罗尚文此时正率领三千兵马，前往川北地区剿灭贼寇。行至广安时，恰逢当地粼水贼人作乱，甘学渊的儿子某带领全家眷属逃至中成山的一座寺庙躲避贼人。寺僧怀疑甘家欲夺取其财产，竟然残忍杀害了甘公子，并对其妾室媵氏进行了侮辱。罗尚文闻讯，率兵进入山中，杀掉二百多名僧人，将整座山寺尽数摧毁。然而，贼人首领尚未被捕获。次日，罗尚文不幸去世。


    宗师学者甘学渊，是当年担任江南督学的官员。其先祖姓明，乃是明朝初年降王明玉珍的后裔。明玉珍子孙数量庞大，数以万计，皆改姓甘，分散居住于四川各地，而甘学渊本人则定居于粼水。


    四川犯官


    自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流寇侵扰四川以来，各郡县遭受严重破坏，能侥幸全身而退的官员寥寥无几。至崇祯己卯年、庚辰年（公元1639年、公元1640年）间，灾祸尤为惨重。在贼寇尚未抵达之前，当地百姓就纷纷提前逃离，官府只能空守城池，一旦城池被攻破，官宦之家往往全家被杀，许多官员自身也惨遭杀害，幸存者寥寥无几。朝廷对弃城逃亡者施以重刑，武官自总镇以下至千总、百总，文官自巡抚以下至补职教官，大批被捕，处以斩首、流放等刑罚者不计其数。


    三藩贼祸


    其他地方的藩王之祸，只是听说未曾目睹，去年至岳州时，见到惠王已经流离失所，住在普通民居中；经过临湘时，又见唐王在江上漂泊流浪。如今前往州北，目睹瑞王困顿不堪的状况，实在难以言表。


    自从西安失陷后，汉中地区人心惶惶，赵总镇麾下的士兵乘乱抢劫，先是掠夺民宅，继而侵犯王府。瑞王积攒的八十万两银子，顷刻间被洗劫一空。宫中眷属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瑞王仅与一妃子逃出，因无车辇可用，只能将桌子当作轿子，由两人肩扛而行，妃子则是一路骑马，两人奔逃至保宁。然而保宁城闭门不开，不予接纳，瑞王夫妇只好暂时在河上船中栖身。瑞王头戴小帽，身穿青布箭衣，口中反复念诵阿弥陀佛，除此之外别无言语。听说惠王、唐王的情况也相似，被贼寇紧追不舍，狼狈逃入广东，其境况必定更加凄惨。这三位藩王都是神宗皇帝的儿子，竟落得如此境地。


    志异


    癸未年二月二十四日戊子，京城刮起大风并伴有雾霾，当晚天津城门不待开启便自行敞开。


    夏季和秋季之间，每晚月亮角上都会出现一颗熠熠生辉的大星，仿佛要靠近月亮。有人说：“此星十分凶险，天下恐怕将要大乱。”


    吴贞启，字元行，宜兴人，崇祯十年丁丑科（公元1637年）会元，被选任广东督学。癸未年（公元1643年），吴贞启病情加重，某夜梦见冥界主官送来一纸文书，上书：“天下即将大乱，命善良之人先死。”吴贞启于是开始料理后事，不久后去世，而天下果然陷入大乱。


    有从京城来的人说，七月二十三日晚，雷电震击太庙，雷霆、风雨整整持续了一夜。次日清晨，庙宇的栅栏被摧毁，神位被损坏，炉中蜡烛无一不倒在地上。神位主牌是用纯金制成，后冠镶嵌珠宝，外面还覆盖有雕龙木匣，价值三万两，当时散落一地。简册中发现了两封空白函件，经查是负责管理太庙的官员私自拿回家中，被处以斩首。


    八月至十月，京城内外流行一种名为“疙瘩病”的疾病。兵科给事中曹良直与客人对坐交谈时，敬茶行礼时却倒地不起而去世。兵部梁希莱拜访客人后匆忙返回家中，进屋后即去世。宜兴人吴彦升被任命为温州通判，一名仆人先去世，另一名仆人购买棺材后也去世。在购买棺材处，吴彦升有一位姓鲍的朋友，吴彦升劝他搬家，他随行李搬过去后，进门不久便去世。吴彦升连忙去探望，不久也去世。又如锦衣卫钱晋明，与客人谈话时突然倒地去世。不久后，他的夫人、婢仆等共十五人也在短时间内相继去世。还有两名骑马人前后交谈，后一人再问前一人时，发现前一人已去世，手还握着马鞭垂下。


    又有一家全家人相继去世。这家人颇为富裕，有两个小偷，一个趴在屋檐上，一个进入室内，将衣物饰品打包递出。屋檐上的小偷已经拿到许多包裹，屋内还有很多包裹，屋内小偷举起一个包裹，屋檐上的小偷接过包裹，还在递送过程中，上下两人均已死去，手里仍紧握包裹，包裹也没有掉落。


    又有一名长班在剪银时，蹲下后便再也没有起来。还有一户新婚人家，正在举行婚礼，夫妻俩在床榻上久不出来，掀开帷帐发现两人已分别死在床头和床尾。沿街的小户人家，有十分之五六因“疙瘩病”而丧生，无论有无棺材，统计九个城门共计二十余万人。凡是客居或在外做官的人，无不预先写好家书，以防来不及留下遗言，皇宫也是如此。


    张天师奉命入京祈福，刚出春明门不远，就被紧急召回，让他书写符咒、诵经祈祷，他在宫中住宿一个月，但死亡人数并未减少。朝廷拿出四千两银子，其中三千两用于购买棺材，一千两用于施药，但还是不够用。十月中旬，有位福建人被选任为县佐，他能通过查看膝盖后部的凹陷处是否有如柴色的疙瘩来判断生死，如有红肿则需刺破放血，方可无虞。每天都有上万人找他看病。但随着天气逐渐寒冷，疫情逐渐减轻。朝廷封他为京城的杂职官，后来听说他被流贼所杀。张天师因在京停留时间较长，请求朝廷赐给他一处寓所，不敢奢望像孔圣公那样的官衙那样宽敞，只要能容纳居住即可，他每隔三年觐见一次皇帝，希望有个固定的住所，但圣旨未予批准。他又自购一处寓所，请求朝廷赐给牌匾，留给后代子孙百世荣耀，但圣旨同样未予批准，因为朝廷厌恶他不能驱鬼作法。


    十一月初六日，崇祯皇帝亲自在社稷坛祭祀谷神，已经就位并完成陈词，正准备献礼时，突然狂风从地面刮起，庭燎的祭烛瞬间熄灭，无法继续进行献礼。皇帝在黑暗中担心发生意外，急忙乘坐辇车返回宫中，陪祭的文武官员及各执事互相搀扶，如同盲人一般，相互呼唤，走出西长安门后才找到引路的蜡烛。


    癸未年（公元1643年）春天，清军侵入边塞，朝廷暂停了科举考试，直到秋天才重新举行。有从京城来的人说，这次考试中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我询问详情，那人说，有位术士进入考场，看见中榜者都举着红旗，其中一半没有旗杆，而落榜者则举着绿旗，旗杆俱全。因此他认为进士如塞翁得马，未必是好事，如今贼寇日益猖獗，天下的形势还不知会怎样。结果，那些中榜并被选任的官员，所任职的地方靠近贼寇势力范围，很多人身名受损，术士的话应验了。


    这科的状元是杨廷鉴，常州人。常州城形状似龟，相传有识者曾说：“龟若出头龙脱壳，若有人考中状元，则会有改朝换代之事。”果真应验了甲申（公元1644年）之变。


    先父说：山东曲阜县，听说孔子圣庙中有哭泣声，进去查看，发现孔子雕像两眼泪流不止，大家都感到惊讶。此事上报给曲阜县令，县令亲自到庙中查看，发现孔子像的眼泪还没有干，十分惊骇。他焚香祷告，问孔子是否担忧天地颠覆之事。我曾经问马大林此事是否属实，大林说他以前见过邸报上有记载。


    这一年，有无锡人从北都返回，途径山东，突然白天变得如同黑夜一般漆黑，近在咫尺也无法看清。过了一会儿，又看见红色雾气四起，黑暗渐渐消退，不久又恢复明亮，大家都感到惊异。


    当时有一位精通天文的人寄居在江阴徐姓官宦人家，每晚半夜打开门出去，直到天亮才回来。仆人觉得奇怪，告诉了主人徐姓官宦。徐宦说：“今晚悄悄跟在他后面，看看他去哪里。”当天晚上，那个人又出门了，仆人悄悄跟在他后面。只见他抬头仰望天空，来回走动了很久，忽然看到西北方升起一道白色气体，直冲云霄，那人十分惊讶地说：“奇怪啊，这股气不吉利，难道天下要失去主人吗？”然后返回。第二天，仆人将此事告诉徐宦，徐宦认为两京尚无事，于是说：“这是胡言乱语，不必相信。”不久后，那个人离开了，有人说他是徽州人，可惜失去了他的姓名。


    《新世鸿勋》记载：癸未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极殿内忽然传来一声爆裂声，只见猩红色的血液如泉水般涌出，从殿内流出，一旦沾到人的衣服上，就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妖气弥漫，令人难以承受。即便是白天，也使人感到昏聩。无论是朝臣还是内监宫妃，无不感到恐惧。


    这一年春天，北京有警报，朝觐会试的典礼全部暂停，直到八月初九才开始会试头场，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变例。


    译者注：1.《新世鸿勋》，清朝蓬蒿子编白话长篇历史演义小说。

 第175章 元旦文武乱朝班、风变地震、降乩等

    元旦文武乱朝班


    京师的文臣们，皆居住于西城，然而上朝时的班位却设于东侧；武臣们则寓居东城，而他们的朝班位置则安排在西侧。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元旦，皇帝清晨即起，最早上朝，此时只有锦衣卫指挥使站立于班列之中。当时上朝钟声已经停息，锦衣卫启奏，众臣因未闻到钟鼓之声，以为圣驾尚未出行，故而前来上朝者愈发延迟。于是皇帝下令再次鸣钟，并开启东西两侧宫门，远近之人听闻钟声后，纷纷疾速赶来。接着传谕持续鸣钟，且宫门不要关闭，然而许久之后仍无更多官员到达。


    皇帝遂决定先前往太庙祭拜，然后再接受百官朝贺。驾乘銮舆之时，却发现车马与仪仗马匹仅有一百多匹可供使用，且事先并无妥善预备。于是急令将长安门外等候上朝官员所乘的马匹全部赶入端门内，意图备用，然而司礼官担心这些外来的马匹难以驯服，或可能啃咬损坏仪仗，便奏请停止此举措。皇帝又改谕，在接受朝贺之后再祭祀太庙，便第二次登上宝座等待文武官员从东西长安门依次进入。由于皇帝正襟危坐，面朝前方，众臣竟然都不敢穿越中门，文臣径直走入本应属于武臣的东班，从神兽螭头下躬身屈膝而行；武臣也同样误入文臣的西班，从神兽螭头下蹲伏低头而过。其中，新科榜眼宗之绳，其父宗劼因召对得帝意，获授职方司赞画之职，品性高洁，也在混乱中误入东班。朝贺完毕后，圣驾前往太庙祭祀，六品以下官员不应陪祭，其马匹因匆忙被朝廷征用而只能步行返回，种种迹象皆非吉兆。


    不出百日，皇帝亲自撞响钟声，但百官无一人应召前来，此兆已在此时显现。尤为奇特的是，三月二十一日，百官朝贺李自成，蜂拥争抢入宫，遭到棍棒驱赶，宫门久久不开，众人只得站立门外等候。唉！为何先前对朝廷如此傲慢，如今却又对逆贼这般恭敬，实属可诛之举！


    风变地震


    正月初一庚寅日，京城遭遇狂烈的大风和雾霾，风力之强足以震动房屋、扬起沙尘，以致近在咫尺之物亦无法看见。占卜云：“风起于干位，预示暴兵即将攻至，以致城池沦陷。”当时，凤阳守陵官员谷国珍上报发生了地震。


    降乩


    皇帝因风灾而面带忧虑之色，遂沐浴更衣，焚香虔诚地向天拜祷道：“当今之世，天下动荡不安，我欲求仙人降临，直言我的江山得失，无需有任何隐瞒。”


    仙人降下乩语，言道：“帝王询问天下之事，官吏贪婪索贿，八方七处皆乱，十家炊烟九家无，黎民百姓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乾坤世界混乱颠倒。自此以后战乱频起，再无太平之年可言。”皇帝见此诗句，心中默默不悦。


    大清朝改元（正月初一日）


    后金自建州建国以后，号称为大清国，此时年号改为顺治。

 第176章 李自成僭号、李明睿议南迁(正月初三日)等

    李自成僭号


    初三壬辰日，李自成在西安自称帝王，擅自建国号为“大顺”，定年号为“永昌”。他任命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丞相，设立六部，每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左侍郎则随军征战。其中，宋企郊为吏部尚书、杨建烈为户部尚书、喻上猷为兵部尚书、巩某为礼部尚书、陆之祺为刑部尚书、李振声为工部尚书，这些人均为明朝降附的官员。


    当日，李自成派遣刘宗敏、李过等人率领两万兵力为前锋，所过之处无不攻破。李自成收到报告，认为可以长驱直入，于是留下文官以及武将李友等少数人留守西安，自己亲率五十万马步大军，与诸将一起从禹门口渡过黄河，沿途攻占河东、河津、稷山、荥河、临晋等地，垣曲知县被迫递降表投降。另有说法称，李自成于初二日发兵，至十四日癸丑过黄河，平阳州县官员纷纷逃亡，守军将领也都逃走。


    李自成致信朝廷兵部约定决战，声称三月十日将抵达。兵部接信的官员是京师人，自涿州返回时遇到一位孤身旅客，那旅客给了他十两银子，让他代为投递信函给兵部，结果被朝廷认为是欺诈，被斩首。


    李明睿议南迁（正月初三日）


    皇帝召见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南昌人，因其老师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及总督吕大器的特别推荐，从田间被起用。此次皇帝特意在德正殿召见他。皇帝询问李明睿防御贼寇的策略，李明睿请求屏退左右，秘密陈奏。他快步走到御案前，对皇帝说：“臣自蒙召以来，多方探听贼情，得知情况极为恶劣，如今贼寇已逼近京畿附近，正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唯有南迁一策，可暂时缓解眼前危机。”皇帝听后说：“此事关乎重大，不可轻易谈论”。皇帝以手指天，说不知道上天如何安排。李明睿回答：“天命虽然微妙难测，但关键在于陛下内心决断，切勿犹豫不决，将来后悔莫及。”皇帝环顾四周，确认无人在场后，低声说：“此事我早已考虑很久，只是无人支持，所以一直拖延至今。你所言与朕心意相符，但外廷恐怕不会赞同，怎么办呢？此事关系重大，你必须保密，切不可泄露半句。若有泄露，你将为此承担责任。”皇帝返回宫中，赐宴李明睿于文昭阁。待太原陷落后，李明睿再次上疏力劝南迁，皇帝对此深表赞同，下令相关部门迅速商议。然而，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首先上奏弹劾李明睿的建议为邪说，声称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人心。皇帝说：“光时亨阻挠朕南行，原本应当处斩，姑且饶他这一回。”至此，南迁的提议被搁置。


    曾应遴言拨乱之策


    初四癸巳日，工科给事中曾应遴进言指出：“如今的士绅富豪们，都是依靠收取地租、赋税过着安逸生活，犹如吸取百姓骨髓一般，平日里他们操纵奇货、囤积居奇，以此欺骗民众，而独享利益。当面临战乱时，却期望贫民百姓出力保护他们，这实属不合道理。藩王秦王富甲天下，西安府库中储存的财富不下千百万两白银，但当贼寇攻破西安时，这些财富悉数落入贼手。倘若这些士绅富豪平日里少些对民众的剥削，遇到战事时多发些军饷犒赏士兵，或许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因此，现今的士绅富豪们也应该适当捐赠财物以救济贫困百姓，这也是拯救民众、平定乱局的有效策略。”

 第177章 福嗣王奏、议撤宁远、曾应遴奏江右事、李自成陷平阳

    福嗣王奏


    初五甲午日，福王的儿子上奏称福王宝玺确实已经遗失。估计他在作为福王世子时，悄悄把宝玺投了准备投降张献忠。


    朝廷对保定监军任栋殉职之事表示哀悯，追赠其为光禄寺卿。


    议撤宁远


    初六乙未日，工科给事中高翔汉进言道：“我自出京以来已有数月，近日忽然接到辽东巡抚黎玉田、某地巡抚李希沆的文书，称又有清军侵入边塞之情形。宁远地处要冲，不可示弱于敌，而此时调兵南征，显然并非明智之举。”


    当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建议放弃山海关外的宁远、前屯二城，将吴三桂部调入关内，驻扎于京城近郊，以保卫京师。然而，朝中大臣多认为弃地非良策，不敢支持此议。


    自前后屯已失守以后，宁远孤悬在外，距关内二百里，三面皆为敌境，防守极其困难，加之李自成敌寇日渐逼近，三辅地区人心惶惶，此时撤兵回守关门，挑选精锐之士，向西行进以阻挡敌寇，不失为应对乱局的一种策略。然而，内阁大臣坚持不同意，此事最终被搁置。他们固守旧说，不知应随机应变。


    据载，崇祯初年，经略大臣曾有弃守宁远、退守关门之策。当时国内相对安宁，无故弃守边疆之地，有如汉朝弃守凉州，失去天然屏障，因此有识之士认为此举实非良策。


    至崇祯末年，敌寇肆虐中原，各大城市、藩镇相继沦陷，而关外仅存六城，形势与昔日大不相同，然而庸碌之臣仍固执己见，不知舍弃边防之忧，以解救朝廷之急，最终导致强敌压境，十六日敌军入关，二十日抵达丰润，京师陷落，可悲矣。


    曾应遴奏江右事


    初七丙申日，兵科给事中曾应遴上奏称：“我的故乡江西自桥头失守后，贼人由永州攻破吉安，插岭的守军被击败，贼人进而攻陷萍乡与袁州。吕大器处境危急，已无法有效驾驭局势，左良玉早已就此预警。如今更换江督之际，应联合闽越两地之力，因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副将郑鸿逵与福建的郑芝龙为兄弟关系，遇有紧急情况，不必烦劳檄文调动，可迅速响应。”


    有传言称益王逃至闽中，建昌于十一月初二日失守，抚州、南丰两地同于初七日陷落。甚至有消息称赣州失守，而虔州巡抚的消息却迟迟未到。朝廷的诸位大臣似乎对此浑然不觉，犹如醉梦之中。


    保定徐姓巡抚奏称：“义士陈延祚倾尽家财资助士人，毁家纾难，慷慨捐资保全全城。”


    李自成陷平阳


    初八丁酉日，李自成攻克平阳，沿黄河两岸的州县闻风而降，纷纷崩溃，李自成在当地设置了诸如防御使、大尹等伪官职。初九戊戌日，山西的逃兵向南逃窜，引发江北地区恐慌，路振飞派兵沿河布防，副将金声桓负责守卫徐州，周任凤负责守卫泗州，周尔敬负责守卫清口。

 第178章 何腾蛟、元宵贼入城、李建泰督师

    何腾蛟


    十二日辛丑，漕运巡抚路振飞上奏朝廷：“淮徐道何腾蛟在整饬徐州地方事务中建树颇丰，如今擢升为湖广巡抚，唯恐其在徐州开创的良好局面因人事更迭而荒废。时任同知范鸣珂，二十年来安于府佐之职，性情恬淡，恪尽职守，其品行与才能足以胜任接替何腾蛟之职，如此安排可谓两美并举，相得益彰。”


    元宵贼入城


    每年正月初八起，直至十八日止，京师举行元宵佳节，此年连续多夜皓月当空，京城九门彻夜不闭，金鼓声震耳欲聋。每座城门外，成百上千的人以欢庆元宵为由涌入城内，直至次日清晨仍流连不去。守门人疑惑：“为何每晚只见人潮涌入，却不见他们离去？”原来趁此元宵喧闹之际，贼寇们腰缠数百金，混迹其中潜入城内，势力大的买通将领，小的收买士兵，让贼寇们假装官军各自占据城墙。城内官员贪图重贿，竟然对此不予查究。


    至三月贼寇大军逼近，距城仅二里之遥，官军里那些假装守城的贼人，实则暗中将铁弹填入火炮，但并非向下射击敌军，而是向天空发射，铁弹纷纷打向空中，未伤贼寇一人。久而久之，贼寇估摸城头铁弹耗尽，便倾巢逼近城墙。此时城头果然无铁弹可用，炮声虽响却徒然无物。众人商议前往工部求取箭矢，尚未行动，贼寇已用高木搭建云梯，外围裹以丝织帷幕，令精壮之士如鱼贯般攀爬。守城者非但不加阻拦，反而伸手协助贼寇登城。贼寇登上城头后，连发三炮，守城者纷纷脱下官服，换上平日所穿的贼寇标识服装，若是看到没有换服的人，立即以刀砍杀，城防由此迅速崩溃。原来，元宵期间贼寇分多股频繁混入城内，早已潜伏数千之众于城中。


    另听说，无锡人王季重宅第内，有人趁乱将其腰间银带割走，甚至宫内亦有窃贼出没，可见当时社会治安之混乱，世态之炎凉。


    李建泰督师


    李建泰，字复余，山西曲阜县人士，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科考中进士，崇祯末年官拜大学士。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正月，皇帝在临朝时忧心忡忡，对阁臣感慨道：“贼寇之势如此猖獗，而我军在外无人能担重任，国库又已耗尽，对此困境，朕该如何应对？诸位爱卿能否为朕分忧？”李建泰答道：“皇帝忧虑至此，臣岂敢不尽绵薄之力。臣为晋人，对贼寇之事十分熟悉，愿以家中财产资助军需，可供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求领兵西行，抗击贼寇。”皇帝听后大喜，再三慰劳李建泰，言道：“爱卿若出征，朕当仿古礼为卿践行，亲至郊外饯别，不敢轻慢。”


    十六日（己巳），李建泰呈请出师，并推荐卫贞固、凌駉、郭中杰等人随行。皇帝下旨：“爱卿马上就整装出发，足见忠诚奋发，所请之人，吏部即刻给予所需旗牌勘合，依例迅速办理。”李建泰又言：“进士石某愿单骑奔赴陕北，联络甘肃、宁夏兵力，外联羌部，招募忠勇之士，募集义饷，以期剿灭贼寇，即使不能，也可固守西河，扼守延安，阻止贼寇东渡。”皇帝对此颇为满意，有意任用石某。李建泰表示待自己西行后再酌情使用。


    二十日（己酉），郭中杰被正式任命为副总兵，在所统辖的中军部队中，负责指挥旗鼓号令。皇帝命人查阅《大明集礼》，参照边将受命出征告祭太庙之礼安排实施。二十三日壬子，李建泰举荐布衣百姓罗天锦，皇帝准许录用。介松年因催饷有功，被实授官职。二十六日乙卯，皇帝正式命李建泰出师，并举行遣将礼。寅时，命驸马都尉万炜以特定牲畜祭祀太庙。卯时，皇帝于殿堂亲自授予李建泰天子剑，殿梁突然发出巨响，似有断裂之象。巳时，皇帝身着法驾，亲临正阳门，为李建泰饯行。官军旗幡绵延十余万，自午门一直排列至正阳门外，军旗金鼓的场面更加壮观，文武百官均到场列席，共十九席。文官坐东，武官坐西，皇帝居中。皇帝所用的金杯都镶嵌着大宝石，均为历代传世重器，而诸臣所用皆为金杯。皇帝命五省掌印侯伯、内阁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员以及京营总协侍坐，鸿胪寺主持礼仪，御史纠察仪容，将军侍卫列队，设宴奏乐。皇帝亲自敬酒三杯，言道：“先生此去，如同朕亲行，这三杯酒赐予你。”随后又拿出亲手撰写的敕书嘉奖勉励，亲自加盖宝玺赐予李建泰。宦官为李建泰挂红、簪花，鼓乐齐鸣，鼓乐队走在前面开道，李建泰手持尚方宝剑出发。皇帝目送李建泰远去，许久才返回宫中。


    当日狂风卷沙，占卜预示行军不利。太监韩赞周奏报南京发生地震，李建泰乘坐轿子刚出宣武门，不料轿杠突然折断，识者深感忧虑。


    群臣又在护国寺为李建泰践行，李建泰意气风发，言及入寺时，发现印绶突然增大如斗。同僚皆祝贺道：“此乃指日成功的吉兆，预示将取得如斗大的金印。”进士凌駉被授予职方司主事，随李建泰监军，西洋人汤若望随军负责火攻水利。进士程源私下对凌駉说：“此行务必疾速抵达太原，收复三晋之地，尚有可为。若三晋失守，则无力回天。”


    二十七日丙辰，李建泰上奏说他正在急速赶往太原，以救援河东分守李正修。皇帝命金毓峒监军赴晋，赦免李正修之罪，并命其效力于督辅军前。李建泰出京后，知道山西战事紧急，家中安危未卜，但行军速度愈发缓慢，每日仅行进三十里。大军驻扎涿州时，三千营兵逃回。行至顺德府广宗县，当地绅士坚城防守，拒绝接纳，李建泰下令攻城，杀死乡绅王佐，并鞭笞知县张宏基，当日即率军离开广宗，二月二十九日戊午，李建泰闻家中遭焚烧抢掠，心气大挫。军队经过东光时，纪律松弛，当地百姓闭城抵抗。李建泰怒而攻城三日，终将其攻破。


    二月初九日戊辰，皇帝亲笔书敕，命李建泰节制德州、德平、通州、天津、昌平、密云六处，全权调度。三月初五日癸巳，李建泰病情加重，军队溃散。初十日戊戌，宁武战报传来，京畿震动。程源对魏藻德说：“李建泰为何滞留河间？其麾下总兵马稔拥兵万余，应速命其赴居庸关，与唐通协力防守，或可稳住局势。”魏藻德未采纳此建议。不久，京师陷落，李建泰入城，贼寇对他礼遇有加。


    听说贼寇攻势猛烈，李建泰躲藏起来，不久降于自成，被任命为丞相。清朝建立后，李建泰与谢升、冯铨一同担任内院大学士。姜镶起兵时，将李建泰召回担任他的宰相。姜镶兵败后，清朝将李建泰逮捕。李建泰有妾五十人，均逃回家乡。李建泰对她们说：“我今日必死无疑。你们之中可有人愿意随我而去？”诸妾皆掩面而笑，私底下议论道：“你本就该死，我们又能如何？”李建泰旋即被处死。


    李建泰人身形高大，蓄有黑须。昔日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李建泰主持江南乡试，九月九日在雨花台设宴，百官送行。李建泰坐在轿中感叹：“不知不觉又到重阳了。”此言流露出他对于时光荏苒、贪生怕死的心态。

 第179章 上谕、彭琯奏、马士英奏、东阳许都

    上谕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丙午，皇帝颁谕兵部：“山东境内土寇频繁出没，严重阻碍了外部物资输送，而地方抚按对此竟无任何奏报。严令立即展开清剿行动，以打通饷道，确保后勤供应畅通。”


    皇帝还要求：“针对地方因寇患导致人心动摇、民众闻警即逃、法纪荡然无存等情况，必须迅速实行赏罚制度，以此作为激励忠勇、惩治懦怯的手段。比如山西保德州知州因坚守有功，已获朝廷破格提拔嘉奖；而对于那些带头逃离者，不论是宗室成员还是官宦士绅，即刻予以拘捕审问，严惩不贷。”


    彭琯奏


    十八日丁未，工科给事中彭琯上奏指出：“昔日逆贼侵犯楚地，其得以煽动民心、聚众作乱，实乃百姓被其三年免征赋税、一名百姓也不会杀害的虚假承诺迷惑所致。而巡抚李乾德发布了类似免征赋税的公告，民众也更加振奋。倘若皇帝能够下达天下普遍免去赋税的诏令，广而告之，那将会带来何等景象呢？近来朝廷在崇祯十六、十七年间已有宽赦之举，但何不将这样的恩泽延续至崇祯十八年，待贼寇平定之后，国家仍有余力，并且对于遭受严重灾荒与赤地千里的地区酌情减免赋税，使得老弱妇孺接到这样的公告时感动落泪，这难道不是当前首要的仁政吗？


    武昌失守之时，沿江两岸尸横遍野长达千里，虽然州县得以收复，但原任官员因罪在身，胆怯不敢继续处理政务，只能等待朝廷重新选派官员。然而被选派的新任官员，面对功名与生命安全的选择时，往往认为后者更为重要，因而不愿冒险赴任，宁愿蒙受罪责以躲避此任，这对于地方紧急事务的处理并无实际助益。因此，建议查究那些因城池陷落而失职的官员，除开城投降或率先逃跑者外，将他们调任至尚无官吏治理的地方，以这种方式维系人心，似乎尤为迫切和重要。”


    马士英奏


    十九日戊申，凤阳总督马士英奏报：“太湖地区因疏于防范而导致失守。中书舍人张同敞奏称，有匪徒抢劫丰县并破坏粮仓，实为乱兵而非寻常盗贼，朝廷遂命相关部门迅速行文通知督抚，要求尽快捉拿首恶并公开处决以示众。与此同时，郧阳推官朱翊辨上奏，揭露原籍郧县的周士奇在担任监军时，竟弃守郧县，率先逃逸；而平阳县镇守将领陈尚知更是投靠贼寇，充当先锋。”


    东阳许都


    二十日己酉，上海举人何刚上奏称：“浙江东阳、义乌两地素以忠义智勇之士闻名，昔日诸多名将、精锐之兵多出自于此，他深知东阳生员许都，其人天性忠孝，深谙兵法，善于识人，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恳请朝廷启用许都为统帅，东阳、义乌及徽州、歙州两地的奇才，他愿以平民身份奔走联络，遵照戚继光之法，详细制定军规，激发忠义之心，一年之内，即可使之成为赴汤蹈火之勇士。他所知进士姚奇允、夏供佑、桐城生员周岐、陕西生员刘湘客、山西举人韩林等，皆为忧国忧民之士，恳请皇帝颁发手诏，召集天下豪杰，届时忠义智勇之士必将纷至沓来，助皇帝成就伟业。”


    二十二日辛亥，皇帝谕示吏部、兵部、刑部，举人何刚所奏内容多有可取之处，特授其职方司主事之职，即刻前往东阳、义乌联络义勇，训练成一支精锐之师，以为平寇之用。皇帝又批准何刚所奏的推举许都、姚奇允任职事宜，要求相关部门尽快议定如何使用。


    二月二十二日辛巳，御史吴邦臣奏报浙寇已被迅速剪除，建议对陈子龙、蒋若来两位擅长平乱之才予以特殊奖励。此前，东阳之乱实际上是由许都主导，许都乃


    已经去世的南京兵部尚书许弘纲之孙，仗义疏财，深受远近民众敬仰。县令姚孙某贪婪暴虐，残害百姓，假借防乱之名，强行摊派各户交纳金银，其中对许都勒索万两。许都家境尚可，勉强缴纳数百两，亲自上门说明家中已无多余财力，姚孙某大怒，摘取许都所刻的社团文稿中的姓名，诬陷其结党谋反。许都被捕时，前来缴纳金银的民众挤满庭院，一片喧哗混乱。有位姚姓书生，当众将姚孙某按在座位上痛打，民众便拥戴许都为首领造反。巡按御史左光先闻讯，立即调动台州兵力前往镇压，所到之处大肆屠杀抢掠。东阳、汤溪、兰溪等地民众纷纷保卫家乡，抵御官兵，官军遭遇惨败。左光先遂以许都造反上报朝廷，集结兵力，筹集粮饷，官兵人人觊觎功名。杭州推官陈子龙认为许都实非叛乱之人，派遣生员蒋若来携带书信前往劝说。许都随即率领十三名同僚，直奔杭州投案，陈子龙为之辩解，左光先不允，将许都等人全部斩首，却隐瞒姚孙某的过错，竟命其官复原职。


    三月初六日甲午，左光先奏报大寇已被彻底消灭，换地降旨，称赞陈子龙平定东阳之乱有功，特授其兵科给事中之职。

 第180章 刘孔昭杀叔、二十四日癸丑、二十六己卯等

    刘孔昭杀叔


    二十三日壬子，操江都御史刘孔昭杀害了他的叔父刘莱臣。刘莱臣本应继承家族的嫡系嗣位，然而却被刘孔昭的父亲刘荩臣非法篡夺。刘孔昭后来又冒认了这份继承权，并在出任操江都御史官职后，设计逮捕了刘莱臣，最终导致刘莱臣死于狱中。


    二十四日癸丑


    内阁首辅陈演在任期满三年后，获朝廷晋升为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和建极殿大学士，其子也因此荫封为中书舍人。兵部则上奏称，李辅明在抗击贼寇的战斗中英勇奋战，直至壮烈牺牲，朝廷特追赠其为左都督，并赐予谥号以示哀荣。同时，真定参将李茂春上报，流寇已渡过黄河，平阳府及下属各县官吏闻风而逃，高杰部的兵马则趁机在河东地区大肆劫掠。


    张缙彦在奏疏中指出：“自从前任浙江巡抚熊奋渭离职后，浙江海防仅剩虚名，民壮多被豪强当作奴隶役使，乡勇徒有其表，无实质备战能力；将领中，总兵职位长期空缺，参将以下各级军官大多为纨绔子弟，不堪重任；军备物资方面，武器锈蚀，火药失效，储备严重不足；加之连年灾荒与大疫流行，导致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这样的局面已不仅仅是关乎一地的安危，而是关乎整个国家的存亡。”


    正月初四，张缙彦由兵科都给事升任为兵部尚书。当晚，天空出现星星进入月亮之中的天文现象。古人认为：“星入月中，国破君亡”，预示着国家即将面临严重的危机。


    二十六己卯


    兵部认为：“淮阳地区实乃南北交通之要冲，地理位置极为关键，故此地应当部署重兵，严密防守，以防不测。”为此，朝廷特命漕运总督与盐法使两位大臣，尽快在当地增募兵力，强化淮阳的军事防御体系。此外，南京近日发生了地震。


    二十八丁巳


    最初传来平阳失陷的消息时，京城上下为之震动。陈演上书请求营救那些因事下狱的诸位大臣，皇帝颁旨，限定十日内审结相关案件。其中，方士亮、姜采、尹民兴、龚鼎孳等人得以保释出狱。


    三十己未


    晋王向朝廷奏报，称晋地形势万分危急。另有塘报传来，贼寇已经攻陷阌乡。


    李自成伪封


    二月初一日庚申，皇帝于清晨上朝时，突然收到一封李自成送来的信函。打开查看，其内容极其悖逆，信尾写道：“限三月十五日，在顺天府会同馆投降。”此言一出，朝堂之上众人面面相觑，神色大变。


    同日，皇帝任命工部尚书苑景文、礼部侍郎丘瑜兼任东阁大学士，并对吏部曾樱下谕旨，鉴于近期多座名城接连失陷，对其革职问责。


    初二日辛酉，大同张姓总兵上报逆贼闯关的消息。与此同时，李自成攻破汾州。


    初三日壬戌，兵科官员韩如愈上奏：“关于晋地贼寇的传闻多有误传，当时山西已处于严重残破状态，朝中诸臣因忌惮而不愿将实情上报。”总兵周昌吉奏报保德县仍在城内坚守，但城内豪绅把持政务。怀庆夜间发生变故，福王与生母一同出逃东门，却在混乱中将其母抛弃于兵荒马乱之中，狼狈逃至卫辉，投靠了潞王。


    初四日癸亥，皇帝告诫部院官员及言官：“论事时须清晰明了、直截了当，近来奏议中多有含糊其辞、隐晦曲折之语，实非向君主进言应有的态度，要求对此严加警戒。”姜采被判谪戍边远之地，蒋拱宸、方士亮、尹民等人则从轻判处杖刑。


    初五日甲子，皇帝下令护送益王回归封地。朝廷收到山西粮储道程姓官员关于山西盐课欠款高达七十多万两的奏报。同时，朝廷追赠刘之纶以谥号。

 第181章 李自成伪檄、蔡懋德太原死节(附毕拱辰、应时盛)

    李自成伪檄


    初六日乙丑，贼寇包围了太原城。当时，余应桂刚刚得知平阳失陷的消息，各路将领皆已逃遁，太原城内无一兵一卒守卫。贼寇围城三日后，仅派出数人便轻易登上城墙，城门被打开，贼寇长驱直入。贼寇发布檄文通告远近，檄文中言道：“当今君主并非昏聩不明，只是孤身一人，身边常被奸佞蒙蔽；群臣皆忙于私利，结党营私，忠公无私者寥寥无几。更有甚者，贿赂之风渗透官府，朝廷的威福日益旁落；利益落入权贵之手，百姓的血汗财富被榨取殆尽。公侯皆为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却被皇帝倚为心腹；宦官犹如食糠之犬，皇帝却凭借其耳目之便操控朝政。狱中囚犯众多，士人无报效国家之心；苛捐杂税重重，百姓有同归于尽之恨。”世人读此檄文，多有愤慨扼腕。然而朝中大臣仿佛身处梦中，只关注如何谋取官职、填补空缺，贿赂公行，令有识之士无不寒心。”


    皇帝谕告户部，边疆寇患严重，外地押送京城的粮饷迟迟不到，皆因地方官吏急于收受贿赂而忽视钱粮征收，若不严立赏罚，如何激励与惩戒？今后，朝廷内部责成部、科各级官员，外部责成巡抚，严令禁止索要耗损，凡能按时足额完成钱粮征收者，可升任四品京堂；未完成九成者革职查办。


    中书舍人张同敞奏报，楚、豫等地伪官多为士绅阶层从贼，应当明确告知地方教育官员，以读书人是否忠于朝廷作为评判其功过、罪行的标准。皇帝命令相关部门研究他的奏疏。


    初七丙寅日，总督余应桂上报，晋中地区局势崩溃，徽州乡勇与贵州来的士兵发生冲突，当地乡勇成功抵抗并击杀了贵州士兵。


    蔡懋德太原死节（附毕拱辰、应时盛）


    初八丁卯日，李自成攻陷太原。在此之前，贼军突破榆关，长达两千五百里的防线，晋地独自承担防御重任。贼军虎视眈眈，企图渡河进犯，巡抚蔡懋德驻防蒲泽，南北策应，多次挫败贼军攻势。癸未年（公元1643年）冬，保德州告急，蔡懋德率军回镇省城。守卫黄河的官员将领闻警而逃，巡按御史汪宗友当时严厉斥责其懦弱，奉朝廷旨意将相关将领革职查办。朝廷以郭景昌接替相关职务，但郭景昌还未到任，副将陈尚智便投靠贼军，充当先锋。总督余应桂畏惧贼军，犹豫不决，滞留在河边无所作为。


    甲申年（公元1644年）正月二十九日，贼军从沙涡顺利渡河，进攻三晋之地势如破竹。平阳陷落后，二月初六日，贼军围困太原。太原并无重兵守卫，贼军号称二十万兵马，有人劝蔡懋德移镇候代，以推卸责任，但蔡懋德坚决拒绝，誓死守城。他登上城墙，亲自指挥抵御敌军，箭矢、火药给贼军造成大量伤亡。他派遣手下猛将朱孔训、牛勇率五千兵马出城迎战，朱孔训受伤，牛勇战死，全军覆没，城中士气大挫。贼军围城三日，至初八日丁卯，城东南角楼被炮火击毁并引发火灾，风沙骤起，视线模糊不清。守门将领张雄与贼军勾结，贼军趁夜色和大风，仅用数人便从东北角登上城墙，太原城随之陷落。


    蔡懋德写下遗疏，交给赞昼知县贾士璋，让他秘密送往京师，然后拔刀欲自刎，被众人制止。中军将领应时盛扶蔡懋德上马，欲护其出城，但蔡懋德跳下马说：“我是封疆大吏，应死于封疆，你们自行离开吧。”众人强行劝阻，蔡懋德大声喊道：“你们是要陷我于不忠吗？”于是来到书院三立祠，只有应时盛跟随。蔡懋德面向南方自缢而亡，因身体轻巧，气息未断，应时盛取下铁甲覆盖其身上，待其断气后，也在东方自缢身亡。此事发生在甲申年（公元1644年）二月初八。


    应时盛本为辽东诸生，被蔡懋德提拔，加入幕府。看到蔡懋德的遗疏后，回到寓所杀死妻子、妾室和十四岁的儿子，决心以死殉主，最终如其所愿。与蔡懋德一同殉难的文武官员还有布政使赵建极、巡按陈纯德、按察副使毛文炳，以及府县各级官员共四十六人。贼军将他们的尸体弃置于街头。


    蔡懋德，字公虞，号云怡，苏州昆山人，万历丙子年（公元1616年）中举人，己未年（公元1619年）中进士，曾任杭州司理，任期满后被授予仪曹郎，出任江西督学，后调任嘉湖备兵。巨寇阿丑为害四方，蔡懋德传授下属许世威相关方略，于青石桥将其擒获。分守湖南时，又用计擒获湖贼齐天王等。崇祯皇帝赞赏蔡懋德的才干，召见并与他交谈，对他的应对满意，提拔他为山西巡抚。蔡懋德死后，李自成恨其忠烈，故意不收敛他的尸体，而且又砍断他的颈部。蔡懋德部将段可达收殓其尸，以土掩盖。贼军退去后，才装入棺椁。蔡懋德自称汉月师入室弟子，所以在危城中对人说：“我学道多年，已看透生死。今天正是我舍身之时。”其子方炳颇具才华。甲申年（公元1644年）冬，朝廷追赠蔡懋德为忠襄，赐予荫封，并与同乡人王焘一同立祠，赐名双忠。应时盛也一同附祀，王焘的事迹见于戊寅（公元1638年）二月。


    毕拱辰，字星伯，号湖日，山东莱州卫人，万历丙辰年（公元1616年）进士，历任至按察使佥事，改任山西分巡冀宁道。太原被贼军占领后，毕拱辰被押至伪将军刘宗敏的住处，刘宗敏逼迫其投降。毕拱辰屹立不屈，最终被害。


    他的尸体与蔡懋德、赵建极三人的尸体一起被弃于晋王府西墀之下。八日后，贼军撤退，官军将领段可达以墙土覆盖其尸体。毕拱辰无子嗣，无人为其请恤。丁雄飞与陈皇士说，毕拱辰生平酷爱书籍，任南曹官时，两人相遇时常屏退随从，一同到书廊浏览书史，有时在街口地上偶然捡到几页残书，也会欣喜不已。他在署中无事时，整天阅读古籍，曾以书相赠他人，接受他人馈赠时，必定以对方未曾见过的书籍回赠。家中藏书几万卷，但他对待上司过于耿直，因此在官场二十多年，仍徘徊于郎官之职。他精通历法，着有《义侠纪事》等书。


    这段历史由方伯、朱忠须所着的《启祯录》第一次印刻版本考证。


    译者注：1.原文就是有名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2.关于原文中徽州府本地乡勇与贵州官兵之间的冲突，就是明末（公元1643年）有名的“黔兵案”。大概内容就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在贵州老家募集7000人的黔兵部队，准备驻守凤阳，但是当时从贵州到凤阳的最快路线被李自成、张献忠、左良玉等势力盘踞阻断，黔兵没办法，只得绕道徽州府。结果到了徽州府后，因为黔兵部队太差，行军路线过于诡异，再加上军纪太差，被徽州当地乡勇认为流寇假冒的官军（虽然已经提前给当地官府走了手续，但当时流寇伪造手续假冒官军的事也常有），先头部队700人直接被徽州乡勇给干掉了，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后来崇祯皇帝为了息事宁人，最后判了一个带头的乡勇斩监候。不过很快崇祯就自缢于北京，朝廷当时也没时间顾忌这些事了。

 第182章 张履旋投崖(此应入初二日内)、山西全陷

    张履旋投崖（此应入初二日内）


    张履旋，举人出身，乃吏部尚书张慎言之子。其官至山西汾州阳城县，遭贼人扣押并严刑拷打，逼其交出财物。张履旋坚守节义，宁死不受辱，于是写信给父亲张慎言，言道：“与其忍辱负重、玷污家门，不如以死明志，保全气节。”随后毅然投身悬崖，以身殉国。南明弘光帝追赠其为御史。


    初九日戊辰，刘泽清移镇彰德，记录陈郡屠戮事件，朝廷追赠开永杰等人为少卿。


    初十日己巳，阁臣蒋璟德在患病的情况下接受召对，但因病重无法迅速赴任。


    十一日庚午，朝廷谕示吏部，平阳副使李士焜等七人先逃后返，已革职处理，现令其戴罪立功。


    十二日辛未，顺天府奏报百姓因饥饿所迫，发生焚烧抢掠事件。皇帝谕示刑部，张国维身为中枢重臣却玩忽职守，仅判其徒刑不足以抵罪。又谕示，吴昌时依法处以斩刑，冯源等人在附近流放充军，其财产与罪臣周延儒的赃产一并没收充作军饷。同时指出，周延儒因受贿枉法，原本应没收全部财产，现酌情追缴二十万两，由其儿子周正仪、周奕封负责缴纳，吴昌时追缴五万两，均免于籍没家产。当天，高杰率兵东下，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徐州迎候。


    十五日甲戌，贼军探马抵达大安驿，将外界消息传递到京师。贼军派遣伪官至山东、河南各州县代理官职，每派一名伪官，先遣令牌至州县。当地士民因饱受征税之苦，对旧官深感痛恨，于是借机驱逐旧官，手持香火欢迎伪官上任，消息传开后，各地民众如同疯狂一般响应。


    山西全陷


    十六日乙亥，李自成率军抵达忻州，当地官民纷纷投降。李自成挥军进攻代州，五台知县不战而降，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携带牛酒以示欢迎，更有甚者预备了子女献给贼军。然而，总兵周遇吉坚守代州，采取奇兵战术奋勇出击，连续十余日激战，共击杀贼军万余人。李自成见状，下令各路贼军合力围攻。周遇吉兵力渐少、粮草耗尽，被迫退守宁武关。贼军趁势攻克怀庆，直抵固关，并分兵攻取真定、保定。直到此时，皇帝才得知山西全省陷落的消息，紧急下令寻找失散的诸王，并派遣太监高起潜等十人分别监督宁前、通津各镇的军事行动。


    张缙彦上疏谏言：“如今粮饷供应中断，兵力损耗严重，督抚等地方官员个个想卸下重担。若此时新增十名内臣监督，不仅物力难以支撑，而且会导致事权分散，反让督抚借口推诿责任。”皇帝并未采纳此议。


    皇帝谕告六部，贼寇气焰正盛，京畿地区需严加戒备，巩固边防、安定民生的关键在于选用贤能官吏。要求各地巡抚、按察使对所属官员进行严格甄别，唯有清廉谨慎、一贯勤政爱民的官员方可留任，并责令其招募乡勇、整备城防，对于贪腐残暴或庸碌无能的官员，勒令其离职，另选贤能之人补缺。

 第183章 马嘉植疏、

    马嘉植疏


    十七日丙子，吏科马嘉植进言：“皇帝是否知晓孙传庭败事的根源？其人守关本有余力，却大言不惭地声称一鼓作气荡平贼寇，明知不可为而侥幸为之，只为掩饰之前的失策。如今朝廷进退失据，不再吸取之前覆辙的教训，却徒然承受空拳之苦。万一晋阳与淮北同时震动，灾祸只会更加激烈，这并非明智之举。大臣陈丹提议借用土司兵力，尤其需要审慎考虑。这些世代受朝廷供养的士兵，尚不能确保其绝对忠诚，何况向蛮夷寻求大义援助，实属难事。况且，百姓见到兵过境，尚且关门闭户，躲避不及，一旦狼兵（指凶悍的土司兵）到来，如何保证不会引起恐慌逃窜？狼兵骄横跋扈，两广之间恐将再起事端。”


    户科介松年则指出：“士大夫节操不振，廉耻之风日渐衰微，倡议逃亡、迎接贼寇的竟然出自士绅阶层，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朝廷应大力表彰忠贞节烈，以挽回人心。”皇帝对此深表赞同。


    十八日丁丑，河南巡抚苏京上报贼军窥伺怀庆，贼军骑兵已逼近固关，有进逼真定之势。真定、保定之间的消息传递，完全依赖道路畅通，京城之中严令禁止妄议军情。


    堪任督抚诸臣


    十九日戊寅，吏部提名能够担任督抚之职的诸臣有：沈迅、魏公韩、孙肇兴、朱家仕、万元吉、马鸣騄、杨毓楫、何楷、聂明楷、周光允、许誉卿、汪心渊、毛九华、蒋允仪、王道纯、詹尔选、黄宗昌、郑之尹、王守履、李长春、毛羽某。


    二十日己卯，太康伯张国纪进献白银一万两，皇帝特赐封其为侯爵。二十一日庚辰，天气骤冷，大雪纷飞，导致无数人冻死。兵部塘报，太原分州及潞安相继失陷。皇帝紧急下令寻找各藩诸王下落。又谕令河南总兵土国宝务必整饬军备，立功以赎前罪。命内宫监阎国辅等人携饷银前往蓟宁等处分发。再次谕令吏部，考虑到豫楚地区残破不堪，急需人才治理州县，各抚按官可自行挑选人才，不论科举出身还是杂流生员、平民百姓，只要才能出众、能应对时局变化，即予任用。对于能发起义兵、恢复一州一县者，可授予知州、知县之职，功绩卓着者赏赐丰厚，皇帝决不吝啬。同时，分敕内宫监分别监管各镇：宁前地区是高起潜、通津临德地区是卢维宁、真保地区是方正化、宣府地区是杜勋、顺德彰德地区是王梦洵、大名广平地区是阎思印、卫辉怀庆地区是牛文炳、大同地区是杨茂林、蓟镇中协地区是李宗化、西协地区是张泽民。兵部报告，邹鲁一带土寇聚集。


    二十二日辛巳，皇帝差遣内官王坤、科臣韩如愈巡历地方，督促各地解送京边正项税银，并允许罪犯缴纳财物以赎罪、折抵刑罚，同时催促周延儒、吴昌时、朱大典等人的赃银尽快解送。皇帝谕告刑部，张国维附和罪臣、蒙蔽君主，本应严惩，但念及方士亮等人从轻发落，着免其罪，等待朝廷下一步任用。河南巡按苏京上报贼寇逼近泽州，催促任浚尽快到任。

 第184章 贼陷真定、李邦华议南迁、附记:南迁得失

    贼陷真定


    二十三日壬午，贼军攻陷了真定。在此之前，真定知府邱茂华得知贼寇即将来袭的消息，便率先安排家眷离城避难。对此举动，巡抚徐标将邱茂华逮捕并投入监狱。然而，徐标属下的中军将领趁徐标登城规划防御之际，将徐标绑架至城外杀害。随后有人破狱释放邱茂华。


    获释后的茂华立即传令所辖州县，预先做好投降贼军的准备。数日以后，贼军仅以少量骑兵进入城中，控制了府库及户籍土地。此时已距离京城仅三百里之遥，却无人敢出言声讨。


    徐标，号鹤洲，山东济宁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任保定巡抚右副都御史，驻守真定期间斩杀了贼寇使者，并销毁其持有的伪令牌。


    二十五日甲申，刘泽清请求在青、登等地的山脉中开采矿产资源，并且要求前银（即预付的开采费用）由巡按负责筹措解决。二十六日乙酉，魏德德（此处应该是错别字，应为魏德藻）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负责总督河道、屯田练兵事务。方岳贡则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兼任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前往济宁总督漕运、屯田练兵。但不久因敌情紧急，有人提出高级官员不宜外出，一旦出城可能会暗中逃脱，因此决定阻止藻德等人继续外派。


    礼部奏报桂、惠两藩一同逃往广东，朝廷决定颁赐玺书以示慰问。


    李邦华议南迁


    此前，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与左庶子李明睿私下讨论南迁之策，商议究竟是皇帝亲自出巡更为适宜，还是太子前去更佳。李明睿认为：太子年幼，未经世事，若一切皆遵从父命，则威严不足；若擅自作主，则又有失恭敬。相比之下，皇帝亲自出巡更为妥当。


    这个时候，皇帝命令六部及府部大臣各自呈交关于战守策略的建议，皇帝于文华殿等候。李邦华、李明睿以及少詹事项煜分别提出了南迁和让太子监国南京的意见。皇帝匆匆阅毕，勃然大怒道：“平日你们都是如何进言的？如今国家面临如此危局，竟无一忠臣义士愿为朝廷分担忧虑，反而提出这样的计策！国君当以身殉社稷，这是自古以来的正道。我心意已决，此事不必再议。”


    附记：南迁得失


    有人问及当时朝廷若是南迁有什么得失？我回答道：当李自成越过秦地进入晋地时，其势头犹如破竹，唯有南迁这一策略或许能稍微延长时日，但光时亨认为这是邪说，此事就此搁置。天下人对此深感遗憾。然而，景泰年间，也先侵犯时，徐有贞也曾提出南迁之议，当时并未采纳，最终成功固守击退敌人，宗庙社稷安然无恙。光时亨也有这样的见解。如果认为光时亨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国君死守社稷的义理又何在？若认定李邦华的南迁之议是错误的，那么宋朝时徽、钦二帝被俘虏的耻辱又该如何解释？


    南迁与坚守的得失，如果必然要分辨一番，似乎光时亨的看法稍占优势。然而，当时的将相大臣，果真能如于谦（谥号忠肃）那样忠贞不渝吗？如果不能，那么迁都以求生存，也不失为应对变故的一种策略。但光时亨将南迁视为歪门邪说，实属过分了。崇祯帝因此为国捐躯，如果光时亨在李自成贼寇面前痛骂而死，即使不足以救赎他陷害君主的罪过，至少还能证明他的初衷并无他意，但光时亨竟然躬身率先投靠贼寇，即便是被凌迟处死，又怎能向九泉之下的崇祯帝谢罪呢？


    因此，光时亨坚守京师的主张，实际上是想借助孤注一掷来博取名声，并非真正的忠君。李邦华后来以身殉国，可见南迁之议是为了爱护君主，而非逃避死亡。至于李明睿主张朝廷南迁，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如果皇帝在贼寇尚未到达时就匆忙南下，人心必定恐慌，都城局势如同瓦解，后世必然认为这是轻易抛弃国家。皇帝若在贼寇即将到达时南迁，则长途跋涉难免遭到贼寇窥伺，从而陷入狼狈之境。所以，最佳策略还是坚守京师社稷，这是符合古今以来君王正道的做法。至于太子，乃是国家的根本，应在贼寇尚未接近时，由大臣秘密辅佐南下，以稳固根本之地和天下人心。即便京师沦陷，太子也能迅速号召东南各地发动勤王之师，即便不这样做，也不至于皇帝和太子被贼寇一网打尽。


    而且，不仅仅是太子应该南下，永、定二王也应该分别分封至浙、粤，以备不测。为何要像燕子一样全家筑巢于幕墙之上，等到灾祸降临才后悔莫及呢？而且，李明睿认为太子南行有专命、禀命之碍，却不知天下的事情总有可以变通之处。当年唐玄宗避难蜀地，仍然健在，但他的儿子唐肃宗却在灵武收拢军队、即位为皇帝，而且有收复两京（长安、洛阳）的打算，这也是虑到安史之乱的紧急态势，恐怕一旦出现意外，父子二人会一同遭遇不幸。今日之事，与以前的历史有何不同？


    如果按我的意见，我认为当时皇帝应坚守北方，太子应该南行，这样似乎更为两全其美。不过，谋略是否得当，事情是否成功，关键在于人，同时也取决于天意。

 第185章 余应桂请调诸将、三月己丑朔张某请监国南京、初二日庚寅

    余应桂请调诸将


    余应桂上奏称：“贼寇号称百万之众，非举全国之力难以剿灭，请求调集左良玉、吴三桂、高杰、唐通、周遇吉、黄得功、曹友义、马科、张天禄、马岱、刘泽清、土国宝、刘良佐、葛汝芝以及副将邱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贤、金守亮等各地镇将，聚集兵力，齐聚真定、保定之间的战场，除督抚外增设一名督师，比如史可法、王永吉那样的人，赐予尚方宝剑，悬以公侯之赏，以激励士气，那么消灭贼寇就有希望了。”


    贼势嚣张，诸臣终日议论纷纷，却未触及要害，唯有余应桂的奏疏切中肯綮，可惜为时已晚。


    二十九日戊子，大学士陈演请求引退，皇帝准许。此前，皇帝忧虑秦寇之患，陈演认为不足为虑。如今局势恶化，陈演自觉不安，故请求离职。皇帝仅赐予其路费五十两。令其驰驿返回。当时道路阻塞，陈演因其家资丰厚，不敢离京，拖延了半月结果最终遭遇灾祸。


    对于余应桂的奏疏，皇帝批示，余应桂既不入秦作战，又不防备黄河，为何在介霍之间游荡，军队喧哗不安，其庸懦怯懦可见一斑。皇帝下旨兵部，贼寇气焰嚣张，秦所式未待交接完毕即擅自离职，任浚一直说要赴任却一味退缩，均处以革职，任浚充任办事官员。


    三月己丑朔张某请监国南京


    李自成率军进入京师畿辅地区，京师全城人心惶惶，传言贼寇即将兵临城下。然而朝廷上下互相蒙蔽，中枢官员依然每日聚会，忙于处理诉讼事务，表面上洋洋得意，仿佛一切如常。皇帝命令部院厂卫司官员密切注意违法乱纪行为，严格执行保甲法，每条街道设置巡逻人员，严禁夜间行走，并加强对仓库、草场的巡查。


    魏藻德请求亲自出京筹集军饷，皇帝命令他在内阁协助处理军饷事务，并要求黄希宪、路振飞等人特别留意该项事务。皇帝还召见前兵部尚书张国维、庶吉士史可程、进士朱长治、陈川及诸生张某至中左门，张某提出三项对策，首先建议太子监国南京，并选拔重臣辅佐。鉴于贼寇气焰嚣张，皇帝告诫各府部加强城防戒备。昌平百姓因恐慌而发生骚乱，官民房屋被焚烧一空。宣府告急，皇帝命镇朔将军王承允侦察贼寇动向。又下令释放被贬谪戍边的内官朱晋等人，让他们居家闲住。


    初二日庚寅


    皇帝召集府、部、锦衣、詹事、翰林、科、道等官员至中极殿，询问抵御贼寇的策略。共有三十余人上奏应对，其中有人提出守城兵力匮乏，当前之急莫过于选拔科道官员充实守卫力量，其余官员则主张加大练兵力度、增加军饷。皇帝对这些套话敷衍之人赐茶，让他们退下，并命令内监及各官员分守九门，严格稽查进出人员。


    京城武备松弛已久，禁军大多南征，太仓粮食储备早已耗尽，至此皇帝命令襄城伯李国祯提督城守，守卫西直门的官员为勋臣一员、卿亚二员，并告谕文武官员出资协助守城。


    起初计划征召民兵，魏藻德认为民兵畏惧贼寇，如一人逃跑则大局已去，但皇帝仍坚持禁止民兵上城。全晋失陷的消息此时才传至朝廷，何谦因兵变消息上报而被命带罪任职。淮扬巡抚路振飞则积极组织训练乡野义勇军，以保境安民。

 第187章 初三辛卯李建泰请南迁、初四日壬辰帝星落、封诸将

    初三辛卯李建泰请南迁


    李建泰上书请求皇帝南迁，并愿意护送太子先行。皇帝在平台上召集群臣，对阁臣说：“李建泰有奏疏，劝朕南迁，但国君应以身殉社稷，朕又能去哪里呢？”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求先护送太子到江南，给事中光时亨大声质问道：“护送太子南下，诸位大臣到底有何打算？难道是想仿效唐肃宗灵武即位的故事吗？”范景文等人闻言，不敢再言。皇帝再次询问关于战守的策略，众臣沉默不语。皇帝叹息道：“朕不是亡国之君，诸位大臣却都是亡国之臣。”说罢拂袖起身。


    皇帝命令福建抚按，护送益王返回封地。韩王也避居属县，皇帝令其迅速返回本国，作为屏障。此前，皇帝曾下诏要求藩王捐资守国，然而益王府还未受到贼寇逼近，王府内的长史推官就倡议护藩远逃，而抚按不仅不发兵助守，反而令其暂避。益王府暂驻邵武，地方官员应妥善供应并护送其回国，避免流离失所。皇帝命张国维加紧督促浙江、南直隶募兵凑饷。


    《甲乙史》记载，李邦华的请求是在初六日提出的。


    初四日壬辰帝星落、封诸将


    钦天监奏报帝星下移，皇帝诏令百官反省悔过，又诏封各总兵吴三桂为平南伯，左良玉为宁南伯，唐通为定西伯，黄得功为靖南伯，并赐予敕印。刘泽清实升一级，刘良佐、周遇吉、高杰、马岱、马科、姜宣、孔希贵、高蜚、葛汝芝、高第、许定国、王承允、刘芳名、李栖凤、曹友义、杜允登、赵光远、卜从吉、杨御藩等各升官一级。督抚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分别实署。福、周、潞、崇四王弃藩南逃，护卫藩王的卜从吉率军南奔，驻扎宿迁。


    初五日癸巳


    皇帝命令李国祯操练京营兵马，负责守卫西直门。对于翻了重罪的封疆大臣，一律允许以财物抵赎其罪，同时设立黄绫册，动员百官捐助。


    初六日甲午


    此时朝廷才开始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率兵入京护卫。同时，又传令唐通、刘泽清率兵入京。刘泽清之前被命令移镇彰德，却因纵兵抢掠临清而南逃。只有唐通率八千人入京，皇帝命太监杜之秩协同防守居庸关，并赏赐唐通银四十两、大红蟒衣纻丝二表里。唐通部下八千八十二名官兵，内库发放银四千五百两，每人五钱。《甲乙史》记载，初七日唐通面见皇帝，皇帝多次慰劳，商议协同防守事宜。


    大同告急，皇帝命内官谢文举火速赴任。皇帝谕告部院，近来各项政务废弛，治绩无显，根源在于皇帝不亲自过问，司官仅听从属下吏胥之言，腐败积弊延续，只看重贿赂，导致流弊无穷，今后堂官必须端正自身，按照朝廷制度带领属下，左右侍郎分担政务，不得消极怠工，如有司官冗员任由官吏、文书及他人代行职权，或者受贿查有实据的，立即弹劾逮捕审讯。

 第186章 周遇吉宁武大战、周遇吉传(附配刘氏)

    周遇吉宁武大战


    李自成逼近宁武关，向官军传檄称五日内若未能攻克，将屠城。总兵周遇吉全力以赴防守，大炮击伤贼军万余人，但火药用尽。有人感叹贼势强大难以抵挡。周遇吉说：“我们已经激战三日，杀敌近万，你们为何还如此胆怯？只要我们这一军全体为忠义之士，即使最终不支，也可以把我捆绑献给贼军，你们就能安然无恙。”于是，周遇吉打开城门奋力反击，斩杀贼军数千人，贼军惊恐欲退。有人献策贼军说：“我军人多势众，只要能区分敌我，以十倍兵力攻击敌人，必定能取胜。请脱下帽子作为识别标志，见到戴帽者就攻击，情况不利就迅速撤出战斗。”


    贼军采纳此策，再次进攻时纷纷脱帽以示区别，官军因此大败，周遇吉全家自焚。周遇吉挥舞短刀力战，身中流矢，亲兵几乎全部战死，被俘后痛骂贼军，最终在市井被肢解。贼军屠戮宁武，无人幸免。李自成杀死周遇吉后感叹：“如果守将都像周将军一样，我又怎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传说中，周遇吉夫妇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歼灭贼军无数。抄本记载，周遇吉设计击败敌军，每次战斗都能获胜，李自成十分惧怕。有一天晚上，周遇吉率壮士二百人缒城而入敌营，大败贼军，迫使贼军退却二十里。周遇吉坚守半月之久，但姜镶等援军始终未至。三月初一，宁武关失陷，周遇吉率民兵巷战，亲手斩杀数百人，力竭被俘，不屈而死。


    周遇吉传（附配刘氏）


    周遇吉，号萃庵，锦州卫人（野史记载为锦衣卫指挥史出身）。他镇守山西，兼守关门、代州等地总兵，官至太子少师、中军都督府左都督，素有“战将”之称。其妻刘氏英勇善战。


    贼势猖獗，周遇吉请求朝廷增派镇兵两千。增援部队由副将熊通统率，刚到黄河岸边，叛将陈尚志前往迎接，并要求熊通回镇说服周遇吉投降。周遇吉怒斥熊通：“我受朝廷大恩，岂能如你等叛逆之辈？你领兵两千，不能堵截贼军，反而为贼军充当说客？”随即斩杀熊通。周遇吉令属下提塘都司杨志荣，将熊通首级送往京师，并请求援兵。此时为甲申年（公元1644年）二月十二日。


    十五日，贼军逼近宁武，因贼军自破太原后，一路势如破竹，志得意满，视宁武一关既非雄关险隘，兵力又弱小，犹如摧枯拉朽。周遇吉日夜练兵，精选城中壮勇数千人，激励他们忠义之心，痛击贼军。贼军毫无防备，前锋被杀殆尽，官军直捣贼军中坚，再歼贼军精锐无数。贼军虽受挫，仍未退却，反复攻城，但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周遇吉白天列兵城外，以战为守，夜晚收兵入城，登城楼击打贼军。贼军伤亡惨重，但守军火炮用尽，贼军得以架起大炮轰击城墙，此时朝廷援兵未至，周遇吉也无计可施。


    他便秘密安排精兵埋伏巷内，打开城门诱敌入城，贼军进城约万余人，周遇吉即将城门关闭，伏兵四起，斩杀贼军无数，伤了贼军四名勇将。闯贼大怒，率兵围攻，连攻四昼夜，城池终于陷落。周遇吉再次率军巷战，城中兵民感其忠义，即便是儿童妇女也无人投降受辱，全部被贼军屠杀。周遇吉身受重伤被俘，骂不绝口，贼军将其绑在教场旗杆上，乱箭射死，并将他分尸肢解（有人说是自刎而死）。此时，周遇吉官署中的男子已相继出战，死亡殆尽。周遇吉夫人刘氏率家中妇女数十人，占据山头公署，登屋射箭，每箭必有一贼毙命，贼军不敢迫近，放火烧山，刘氏等人被烧死，与官署一同化为灰烬。


    二月二十五日，贼军聚集头目商议：“宁武虽破，但我们受创已深，自此通往京城，尚有大同官兵十万，宣府官兵十万，居庸关官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官兵合计二十万，若都如宁武关，我们岂有生还之理？不如退回陕西休息，另寻出路。”于是贼军便定下日期，第二天一早便退军回陕西。


    但当天傍晚，大同总兵姜镶派人送降表至贼军。贼军欣喜异常，设宴款待，刚刚坐下，宣府总兵王通也率百骑来降。贼军认为天助，优待二镇，并提前封爵。贼军一心长驱直入，不久，居庸关及各镇总兵白邦正、刘芳名等，以及昌平文武官员，纷纷乞降，投降的表文纷至沓来。贼军攻陷京城后，其中很多面目残缺或失去手脚的士兵，都是宁武关之战受的伤，这些人无不感慨地咬着指头告诉他人，称周总兵真是好汉，杀了我们人马数万人，如果再有类似的将领，我们如何能够攻取京师、走到这一步？杨志荣公开发布了周遇吉战死的经过，都督陈洪范上报朝廷此事。周遇吉被朝廷追赠为太子太保，谥号忠武，并为其建立祠堂纪念。

 第188章 初七贼陷大同、卫景瑗传、朱之冯传

    初七贼陷大同


    乙未日，李自成攻克大同，知府董复与乡宦韩霖均投降。此前，贼军宣称投降者可免一死，使得当地军民纷纷打算投降。巡抚卫景瑗痛骂贼军，被处以凌迟极刑，张国维率领数骑南下逃亡。文学家李若葵全家九口集体自缢，崇祯帝为其题字“一门完节”。


    卫景瑗传


    卫景瑗，字仲玉，号带黄，陕西韩城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进士，初任河南府推官，后升任山西道御史，弹劾内阁大臣周延儒，受到朝臣赞誉。崇祯壬午年（公元1628年）升任佥都御史，同时任大同巡抚。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李自成攻陷太原，总督王继谟闻风逃逸，贼军抵达宁武，周遇吉告急，卫景瑗急赴大同，请求镇守大同的姜镶提兵救援。姜镶犹豫不决，未派兵。宁武陷落，三月一日，贼军抵达大同，姜镶献城投降。卫景瑗被俘，面对李自成，他拒不屈服，坐在地上大呼“皇帝”而痛哭。李自成称赞他为忠臣，下令不杀。卫景瑗起身以头撞石，鲜血淋漓，贼军将其拘押在军营中。六日，卫景瑗在海会寺自缢身亡，当时他身着官服面向南方哭泣，向皇帝所在的方向叩首而绝。延安推官顾咸正为其撰写墓志铭，称：《纲目》记载北宋大臣刘韐自缢于金军，以此表明金军不能以武力迫使刘韐屈服，而刘韐选择自缢；卫景瑗有老母在世，贼军又表现出对他的仰慕，不杀他，他完全可以避免死亡，但他坚守大义，从容赴死，这难道不是得正之道吗？至于失陷封疆城池之事，实在难以言说，当时边防官军已有八个月没有军饷，而镇守大臣内斗不断，即使再有贤能之人，也无计可施。南明朝廷追赠卫景瑗为兵部尚书，谥号“忠毅”。


    另有一说，卫景瑗于天启壬戌年（公元1626年）进士及第，贼军攻城时被捕。贼军命令他下跪，他坚决不从，说：“我的膝盖不向皇帝以外的第二人下跪，即使要杀我也是如此。”贼军将他关押在另一房间，他始终不屈，最终自缢而死。


    初八宣府陷


    丙申年，李自成攻占了宣府。当时叛将白广恩向李自成阵营投诚，并写信劝说驻守大同的总兵姜镶一同投降。负责监督军务的太监杜勋身着红色官袍，带领仪仗队出城三十里，迎接贼军进城。贼军声称投降者不会被杀害，这一消息使得城中的军民私下纷纷议论投降之事。巡抚朱之冯为了激励守城军民，宣布重金奖励坚守城池之人，然而竟无一人响应。他连续三次下令要求军民固守，但所有人都跪下请求他说，希望巡抚允许他们向贼军投降，以此保全全城人的生命安全。


    朱之冯孤身一人巡视城墙，见到架设的红衣大炮时，他对士兵们说：“你们试着发射这些大炮，至少可以杀死几百敌人。即使因此我被敌人杀害，我也毫无怨恨。”然而，士兵们依然不听从他的命令。


    无奈之下，朱之冯决定亲自点燃火药准备抵抗，但周围的士兵和百姓纷纷阻止他，这让他深感悲愤。最后，朱之冯强行夺过一名士兵的佩刀，选择了自刎。宣府的军民最终集体向李自成贼军投降。监军霍达逃回京城。这一天，天空中狂风大作，雾霾笼罩，白天如同黑夜一般昏暗。


    而根据《甲乙史》记载，巡抚朱一冯是被贼军抓获并杀害。


    兵科给事中韩如愈奉命前往各地督征粮饷，当他行至山东东昌府附近的戴家庙时，被刘泽清所派遣的军队杀害。刘泽清属下说道：“此时你还能随意弹劾我们的主将吗？”


    淮扬巡抚路振飞坐镇河边，用令箭召集各艘躲避战乱的船只有序进入港口，并预先安排好供给，确保难民得到妥善安置。


    朱之冯传


    朱之冯，字乐山，号勉斋，是顺天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区）人。他在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成为进士，并被任命为宣府巡抚。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贼军逼近京城附近地区。当时宣府总兵王通已经秘密派人向贼军投降，并准备迎接他们进城。尽管如此，朱之冯仍然不辞辛劳地登上城墙，与王通共同守卫城市，他们将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各自负责防守。


    当时贼寇来犯的消息越来越急迫，朱之冯迅速上报朝廷，并请求支援。然而，城中突然流传起谣言，说朱之冯怀疑宣府百姓谋反，请求朝廷派兵屠杀全城。恰好此时，朝廷调拨了二十万后援部队，很快即将到达，这使得城中人心更加恐慌。同时，又有人传言贼军所过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甚至发放财物救济贫困，免除赋税以缓解民众困境，仿佛沛县亭长刘邦、太原起兵反隋的李世民等历史上的仁义之师再现。因此，士兵和百姓对贼军的期待越来越迫切。


    到了十二日，贼军的主力部队抵达城下。朱之冯正在城上指挥抵抗，却发现身边的人纷纷逃散，无法阻止。只剩下七八个人围在他身边，但他们的意图也难以捉摸。不久，有人报告说贼军已经从南门进入城市，全城都挂起了彩旗，有的是丝绸，有的是布料，没有的就用纸代替。百姓们胸前都贴着“顺民”二字，焚香跪地迎接贼军，街道上到处都是贼军的骑兵。


    朱之冯见此情景，愤怒至极，下令将大炮转向城内射击，但炮手迟迟不行动。无奈之下，朱之冯亲自起身拉动大炮，却发现炮弹引信孔被牢牢钉住，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他索要身边之人的佩刀想要自尽，但左右的人将刀藏起，意图将他活捉献给贼军，以此作为自己的首功。


    朱之冯面朝南方，仰望天空，哭泣着呼唤：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成祖文皇帝（朱棣）、今上皇帝（崇祯朱由检），自己没想到天命和人心会如此转变，他死后将成为厉鬼，消灭贼军以报效国家。哭泣结束后，朱之冯拜了五拜，然后用绳子系在颈上自缢。当时他旁边又两三个仆人在，但他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后事的遗言。最终朱之冯在城楼的檐下自缢身亡，尸体被贼军抛弃在护城河中。第二天早晨，贼军大肆奸淫掠夺后离去。


    到了十四日，才有一些有义气的人来收敛朱之冯的遗体。护城河附近的野狗很多，经过一夜的尸体都会受到伤害，但朱之冯的遗体经过两天两夜，面貌和身体仍然完好无损。不久之后，李鉴等人起兵反抗贼军。


    李鉴，四川成都人士，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起初担任分巡口北道职务，行事果断勇敢，具有胆识与策略。后来晋升为宣府巡抚，不久又被免职，由朱之冯接替。此时，李鉴仍留在宣府地区。当贼军攻破城池之后，伪政权的权将军发出檄文，强迫当地知名士绅和大户人家缴纳大量金钱，并严刑拷打他们，手段极其残酷，李鉴也同样遭受了这种迫害。他对贼寇恨之入骨，百姓民心也都充满怨恨。


    到了四月底，坊间流传贼寇已被吴三桂借助外部兵力击败的消息。于是，李鉴趁机集结了数千民众，在五月初五拂晓时分包围了伪政权的相关衙门，迅速擒获了权将军、果毅将军以及防御使、州牧等伪政府官员。当天，李鉴等人设立了先皇（崇祯）的大行皇帝牌位，痛哭着举行哀悼仪式，紧接着便将那些伪官斩首挖心，以祭祀先帝。众人一起歃血为盟，饮酒誓师出征。


    随后，他们将朱之冯的灵柩移入巡按御史的 官署，重新进行装殓，更换了厚重的棺椁，原以为朱之冯尸体已经腐败，打算用白绫包裹，但在打开棺材查看时，发现遗体颜色依旧如生，丝毫没有损坏。于是他们将遗体停放在中堂，按照礼制依次进行哭祭。三日后，他们为朱之冯修筑了坟墓，并举行了正式的安葬仪式。至今，那座高大的墓碑仍然留存。南明朝廷追赠朱之冯为兵部尚书，并赐予“忠壮”的谥号。


    关于宣府陷落的具体日期，前面记载为初八日，而这份传记中则提到十二日贼人才抵达城下；另有关于姜镶投降的时间，先前的记录显示三月一日姜镶在大同开城投降，而此处则说是初八日白广恩联系姜镶投降。对于朱之冯的死因，一方面说是自刎，一方面说是被贼人杀害，而这篇传记中则记载为上吊自杀。显然，这些细节在不同的记载中有出入。


    总之，对于善于阅读史料的人来说，不必过于纠结于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与死因的不同描述，关键在于关注事件的真实性及其涉及人物的忠诚或背叛性质，切勿因为记载的差异而嘲笑书籍缺乏定论。我后续的记述内容都将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理解与解读。

 第189章 初九阳和陷、初十征戚珰助饷

    初九阳和陷


    丁酉日，贼军攻陷了阳和堡，该地位于大同以西。地方官员于重华在离城十里之处出城迎接贼军投降。于重华，青城人，因为边疆军务才能出众而被推荐入仕。


    当时，前线多次传来战况紧急的军情报告，朝廷内阁对此反应不一，有的大臣面色忧虑，有的却仍旧谈笑自若。范景文几次提出将朝廷南迁的建议，但方（内阁大臣方岳贡 ）、魏（内阁首辅魏藻德）两人等大臣认为此举会引发民众恐慌，故极力制止，主张不宜公开讨论。当时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并未做出实质性的战略部署，仅在京城街道上布置兵力，设置炮台，让士兵在各个胡同口扎营，并在城墙上挂起帷帘，仿佛是在等待敌军的到来。


    皇帝指示户部，鉴于敌军来势汹汹，京城应当储备足够的粮食，鉴于目前米价平稳，更应抓紧时机鼓励购买和囤积，并要求勋贵、宦官、皇亲国戚、地方乡绅、富商巨贾等私人积累的粮食要上报存储数量，并不是要将这些粮食收归国有粮仓，而是以每家一千石为基准，若有热心公义的人家积累超过三千石以上粮食的，朝廷将给予特别表彰，遇到紧急情况时，希望按照原价出售自己储备的粮食，并不是要求他们白白捐赠。此外，皇帝还强调援军急需马匹，命令所有勋贵、文武官员家中如有健壮的马匹，无论多少，均应积极捐助支援前线，战事结束后将给予优厚的奖赏。


    皇帝还在中左门召见了相关庶吉士，并特别提拔陈名夏为翰林院修撰，同时兼任户部、兵部给事中的职务。皇帝还下令太监王国治制造火药。


    期间伪政权任命的淮安知府巩克顺派人持牌到淮安传达旨意，但时任巡按御史王燮果断砸碎令牌，将使者捆绑起来加以惩戒，并将其驱逐出境。


    初十征戚珰助饷


    戊戌日，霸州传来了消息，朝廷这才得知真定已陷落于敌手。宁武方面失守的报告送达，京城周边地区为之震动。吴三桂将宁远献给了清军并投降。高起潜放弃关隘，逃往西山。王永吉请求加强居庸关的防守。山东总兵刘泽清谎报战功，获得朝廷赏赐白银五十两，他又假称坠马受伤，再次获得赏赐医药费四十两及两套绣有蟒蛇纹饰的纻丝高级官服，朝廷命他立即前往真定驻守。然而，刘泽清并未遵命，反而在当日对临清进行了大规模洗劫，然后率军南下，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一幸免。


    皇帝查阅官籍，命令勋臣、宦官共同筹措军饷，将外戚嘉定伯周奎封为侯爵，并派遣太监徐高宣读诏书，请求他们出钱相助，强调彼此命运息息相关，尤其是外戚应首先慷慨解囊，捐献数额从五万到十万不等，合力筹备资金以应对紧急情况。周奎推辞说：“老臣我哪有那么多钱？”徐高哭着再三劝说，周奎仍坚决拒绝，徐高愤然起身说：“老皇亲如此吝啬，大事恐怕要完了。你家财丰厚有何用？”在压力之下，周奎勉强答应捐出一万两银子。皇帝对此不满意，要求他至少捐出二万两。周奎秘密向皇后求助，皇后勉强凑出五千两，并要求周奎用他自己的积蓄补足总额。然而，周奎却将皇后所给的二千两银子藏匿起来，仅上缴了三千两。太监曹化淳、王永祚分别捐助三万两和五万两。太监王之心最为富有，皇帝当面要求他捐助，他回答家中资金稍显匮乏，只能贡献一万两。众多宦官纷纷在自家门前张贴告示，声明房屋紧急出售，并拿出古玩等物品在市场上出售以筹集资金。后来，贼军对王之心施以酷刑，逼迫他交出了十五万两银子以及其他金银玩物。周奎家中抄没的白银多达五十二万两，珍宝钱币还有数十万，人们对此无不感到痛快。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捐出二万两，其余人所捐数额均不及此。此外，朝廷还提议京城前三门区域的豪门大户各自提供粮食给军队，并负责供养士兵妻儿，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但大多数豪门大户对此并不乐意，此事未能实行。


    官军在淮口捕获伪政权官员巩克顺，巡按御史王燮将其处决以儆效尤。王燮亲自负责守卫黄河，委托巡抚路振飞负责守城，士民因此得以安然无恙。

 第190章 十一(日)颁罪己诏

    十一（日）颁罪己诏（此诏一载在二月十二日，然诏有三，姑书于此）


    己亥日，皇帝颁布罪己诏书，内容如下：


    我承继大统已有十七年，时刻铭记上天降威，祖宗重托，日夜警醒，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近年来，天灾人祸频繁，敌寇气焰日益嚣张，他们忘却朝廷历代养育恩泽，肆意逞凶长达二十年，对他们宽恕赦免，他们却更加傲慢，安抚之后则立刻反叛，甚至有百姓受其煽动，瞬间忘记了敌忾同仇。我身为百姓的父母，却无法保护百姓，百姓作为朕的赤子，我却无法予以庇护，导致陕西、河南地区沦为废墟，江南、湖广之地充满腥风血雨，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些不是我的过错，还能是谁的责任？百姓承受战争之苦，草料和粮食，为行军队伍提供住宿和食物，加重赋税征收，无节制地征收，使百姓提前预支赋税，承受借贷之苦。，又都是我的过错。百姓房屋空空如也，田地荒芜，看着四处焚烧而无处可去，在寒风中呼号而死，也是我的过错。百姓遭遇连年灾荒，干旱洪水交替，军队频繁调动，瘟疫肆虐，往上冒犯了天地之间的和谐秩序，往下导致百姓怨恨聚集，还是我的过错。


    至于任用的大臣不守法度，选用的小臣不守清廉，言官首鼠两端、议政不清，武将骄横怯懦，没有战功奏报，皆因我治理失策，未能感化人心。我整夜反思，内心惶恐不安。因此，我昭告天下，从今往后，我将痛定思痛，深刻反省以往的过错，关键在于珍惜人才以培植国家元气，坚守祖制以消除纷扰，施行仁政以收揽人心，减免额外赋税以减轻百姓负担。考虑到用兵征税实属无奈之举，各地方官员务必迅速采取多种方式劝捐，同时做好安抚工作。如有擅自加征、隐瞒私征、滥用酷刑，导致百姓难以生存者，立即查处。对于流亡归来的百姓，免除全部欠赋，妥善安置并给予救济，以免他们流离失所。对于被贬谪或罢免的官员，如果有公忠正直、廉洁干练、尚有可用之处者，不论文武，由吏、兵二部核实后重新启用。对于民间豪杰之士，如有收复一郡一邑者，可赐官并世袭，功绩等同开拓疆域。即使是曾经叛乱或被胁从者，只要能抛弃贼寇，率众归顺朝廷，即可赦免其罪并赐予立功机会。如能擒获或斩杀李自成、张献忠等贼寇，将给予通侯之赏。唉！“忠于君主、热爱国家，是每个人共同的心愿；洗刷耻辱、铲除元凶，又有谁会不怀有共同的愤怒呢？请天下诸人牢记先皇祖宗深厚的恩泽，共同努力完成安定国家的大业。我已决心改正错误，特此向天下昭告我的心意。


    此时，贼寇势力愈发嚣张，直逼京城，人心惶恐。朝廷每日召集群臣商议，都是空谈练兵筹饷，大臣们相互勾结，企图压制下级官员，使其不敢发言，还有一些下级官员只知道借着皇帝召对有所表现而获得重用。每次召集群臣对答完毕，皇帝看到朝廷中无人能担重任，不禁痛哭回宫。朝中众人只知建议关闭城门，禁止人员进出，无所作为。城中人人自危，贼寇又趁机暗中引诱官军，官军因军饷不足，士气低落。马世奇每次朝会结束都会叹息说：“大势已去。”


    皇帝命秉笔太监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蓟辽总督王永吉节制各镇兵马，处理一切军事调度、任免将吏、赏罚功罪等事宜，均准其相机行事。吏、兵二部准备空白公文五百张供军前使用，相关印信即刻铸造。朝廷发放半年军粮给城中守军。


    贼寇威胁日益严重，有大臣建议皇帝南迁，皇帝勃然大怒说：“你们平时只顾党争，不肯为朝廷效力，如今只有死守京城，还有什么好说的！”皇帝告诫兵部：“京城守备充足，援军四面汇聚，何愁不能如期消灭贼寇，胆敢散布谣言扰乱人心及私自遣送家属出城者，一律严惩。”朝廷下令各衙门暂停审理诉讼案件，监狱中应释放的囚犯尽快办理释放手续。吏部也商议决定，所有被贬谪或罢免的官员，都恢复官员身份并赦免其处罚，以凝聚人心。


    这一天，周王在湖嘴舟中去世。

 第191章 十二(日)昌平陷、十三(日)城门设炮等

    十二（日）昌平陷


    庚子日，贼军攻破了昌平州，驻守的军队几乎全部投降，唯有总兵李守鑅面对敌人毫不屈服，亲手搏杀了数名敌人，无人能够制服他。贼军将其团团围住，李守鑅最终拔刀自刎，以示宁死不降的决心。


    顺天巡抚杨鹗在出巡期间，改换平民服装，秘密逃走。督学陈纯德前往遵化进行公务，中途得知战况紧急，决定折返京城。李国桢在处理各项事务时都谦让于王承恩，这种做法遭到科臣戴明说的弹劾。


    十三（日）城门设炮


    辛丑日，京城各城门均设置了红衣大炮，朝廷为守城士兵每人发放一百枚铜钱作为军饷。左都御史李邦华发布了告示，警告散播谣言者将依法治罪。吏部尚书李遇知因被御史涂必泓弹劾，以病为由不再上朝。


    十四（日）孝陵夜哭


    壬寅日，南京的孝陵夜间突然传出哭声。从三月初一开始，连续二十天日光微弱。当天晚上，风势阴冷凄惨，沙尘漫天飞扬。朝廷起用前司礼太监曹化淳戴罪立功，负责守卫城池。皇帝密旨要求收敛安葬魏忠贤的遗骸。


    十五（日）居庸关陷


    居庸关，位于顺天府（即京师）北部，据《淮南子》所载，天下有九个着名的关隘，其中居庸关便是其中之一。十五日癸卯，京师出现风霾天气，日光更加昏暗，正阳门外关神庙中的旗杆突然断裂为两截，倒在道路上。一时间，人们纷纷传言关帝厌倦世间，已经离开京城。据说在三天之前，关帝还曾托梦于皇帝。这也是一桩非常奇异的事情。


    贼军自柳沟出发，一路直抵居庸关。柳沟地势险要，只需百人便可固守，但守军竟然毫无防备。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等人不战而降。巡抚何谦假装死亡，暗中逃离。朝廷紧急调拨京营三大营驻扎齐化门外，李国桢坐镇京师城楼，却无所作为，只能依靠太监王相尧指挥。总兵马岱亲自杀了他的妻儿后，仓皇逃往山海关，对王永吉说：“形势如此严峻，我们如何自保？”于是决定投靠吴三桂。当日，朝廷的勋贵、锦衣卫、公卿大臣等官员开始轮流值守城门。当时，京城以西的诸多郡县已经闻风瓦解，将领官吏或降或逃。伪政权的权将军刘宗敏发檄文至京师，声称将于十八日攻入京城，并会在幽州会馆暂作停留，京城上下震动不已。李自成还发布告示，告知沿途乡村百姓无需恐慌，顺军入境将公平交易，严禁士兵淫掠，第一声炮响时要城池的主要官员出迎，第二声炮响时当地乡绅官员要出迎，第三声炮响时百姓要出迎。


    亲藩仁和王朱由棓护送着周王的灵柩南下。


    十六贼焚十二陵


    甲辰日黎明时分，昌平失陷，十二座皇陵的享殿全部被焚烧。贼军砍伐松柏，分兵掠夺通州的粮食储备，并将檄文传至京师。皇帝正在御殿，召集新考选的诸位大臣，询问如何充裕军饷、安抚百姓。滋阳知县黄国琦回答：“充裕军饷不在于搜刮而在于节约，安抚百姓取决于皇帝圣心。皇帝圣心安宁，百姓自然安宁。”皇帝认为此言正确，当即任命黄国琦为给事中，其余大臣依次回答，还未过半，皇帝忽然收到一封密函。


    皇帝看过后脸色大变，随即起身进入内宫，诸臣站立等候片刻后被命令退下。此时大家才知道是昌平失守的消息。当晚，贼军从沙河进发，直扑平则门，整个晚上竟然禁止抢劫，贼军火光之盛，映照天空。此时京师内外城共有十五万四千多兵力，但登上城墙守卫的只有五万六千多疲弱之兵，加上几千名宦官，守卫力量不足，又缺少炊具，只能在市场上买饭充饥，军饷久缺，每人只发给一百铜钱，士气早已解体，十分低落。


    贼军自从攻破中原后，相继占领陕西、山西之地，早就窥视京畿地区空虚，暗中派遣了党羽携带金银财帛，装扮成大商人，在京城开设店铺，又派遣奸细混入官府充作衙门署吏，专门刺探情报，大小事情无所不知。京师每天派骑兵探查敌情，贼党的探子立即就将情报告知贼军，贼军将这些骑兵劫掠到营地，并且重金贿赂，这些骑兵大多投降了贼军，没有一人返回京师。


    当时有数百骑兵来到齐化门，沿着子门西行，驻扎在郊外的京师士兵询问他们是何方兵马，这些骑兵谎称是从阳和来的勤王兵马，其实是贼军的侦察骑兵。当时人心惶惶，都说皇帝要南巡，已经被几十名太监护卫着出了得胜门。当时守卫城门的都是太监，朝廷中的勋贵公卿大臣等高官，因为没有得到皇帝召见，也无从得知详情。随着贼军要求投降的檄文南下，清河、沐阳、邳州等地都任命了伪官。


    其他史书记载昌平是十二日被攻破的，守将李守鑅战死，而甲申、乙酉两年的史书则记载李守鑅是十二日阵亡，十六日昌平才陷落。我认为李守鑅是十二日阵亡的，昌平也是十二日被攻破的，那么史书记载昌平十六日陷落，是因为十六日才上报朝廷。

 第192章 十七(日)贼围京

    乙巳日早晨，皇帝早朝召见文武百官商讨对策，并痛哭失声，群臣也相对哭泣，但都束手无策。有人提议起用冯铨、霍维华、杨维垣，方（内阁大臣方岳贡 ）、魏（内阁首辅魏藻德）两人建议封刘泽清为东安伯，皇帝都没有回应。皇帝低头在御案上写下十二个大字：“文武官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悄悄给司礼太监王之心看，随后擦掉。吴履中请求释放被关押的诸臣，让他们交纳赎金出狱，释放董象恒、郑二阳、曾樱三人，并恢复章正宸、瞿式耜的官职。拂晓时分，西直门打开接纳避难百姓，太监坐在城楼上，以手中的令箭下令，城门立即开启，无人敢询问，勋贵大臣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


    上午九时左右，有快马报信说：“远方尘土飞扬，敌军已经逼近了。”守城的太监派骑兵前去侦察，回报说只是巡逻的骑兵，不必在意。中午时分，有五六十名骑兵身背弓箭，突然冲到西直门，大声喊叫要求开门，人们这才意识到敌军已经到来，守城士兵匆忙发射火炮，击毙二十名敌骑，同时也导致数十名难民死亡，城门才得以关闭。不久，贼军大部队到达，刚刚报告称过了芦沟桥，很快就开始攻打平则门、彰义门等城门。城外的京营三大营全部溃败投降，火炮、铁蒺藜、鹿角等防御设施都被贼军占据。贼军反过来用火炮轰击城墙，炮声震天动地。敌军身穿黄色铠甲，四面八方如同黄云蔽日。


    京营士兵已经有五个月没有领到粮饷，朝廷临时征召他们守城，很多人并未响应。而那些负责守卫城墙的士兵，很多都是权贵和亲近权贵之人的亲属，他们虚报姓名冒领粮饷，临时找来贫苦百姓代替服役，仅给他们一百文铜钱作为报酬。城外每两街区才有一名士兵守卫，内城每五段城墙才有一名士兵，这些士兵大多饥饿疲惫，难以胜任守城任务。


    以前敌人来的时候，远的时候只进攻到距离京城百里之遥，近的也要有数十里之远，守城士兵只知道在城墙上喝酒唱歌，从未见过敌人。现在突然在城下遭遇敌军，城上城下炮火交织，如同万雷轰鸣，天地为之震撼，城外火光冲天，守城士兵人人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士大夫们见面，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忧心忡忡，只谈论关闭城门、巡查街道，没有一条可行的计策。


    当天午门内外，寂静无声，不见一人。不久，范景文、周凤翔、马世奇等人来到，都列席参加朝会。皇帝退朝后，群臣看到形势危急，聚集在殿门外商议对策。襄城伯李国桢奉命督率京营守城，突然骑马疾驰而来，衣衫湿透，汗流浃背。当时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脱下战袍了。他下马时，衣服带子散落，众人都很惊讶。宫内侍卫还呵斥李国桢有失礼数。李国桢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君臣再想要相见，已经很难了。”不久，有旨传唤李国桢到便殿觐见，皇帝迎接他询问守城的情况。李国桢趴在地上痛哭着禀奏说：“守城的军队已经不听指挥了。鞭打一人起来，另一人又倒下，这该怎么办？”皇帝哭着说：“诸位大臣把我害到这个地步。”于是，当时在的文武官员和太监几十人，相互拥抱痛哭，声音之大，传遍殿堂。皇帝哭着回到宫中，李国桢则出宫骑马离去，大臣们也都散去。


    皇帝命令太监都去守城，太监们喧哗说：“文武百官都是干什么？”他们还说：“言官不让我们在宫内操练，我们就算有甲胄兵器，又能怎么样？”也有人说：“我们一个月食用的耗费就达五十万两银子，拼死守城本来就应该。”于是太监们请求按照己巳年（公元1629年）所派太监的数量，下午三点钟命令宫内各部门的一定级别的太监直至小太监，都去守城，共有几千人。


    皇帝下令将朝廷内外仓库收集一空，拨出三十万两银子犒赏守城军队。当天，有些平民痛哭流涕，捐出三百或四百两银子，都被授予锦衣卫千户的官职。贼军攻打平则门，过了一会儿就停止了，派遣已经叛变的太监杜之秩攀着绳索进城。杜之秩代表顺军表示要求朝廷割让西北一带土地，并馈赠贼军一百万两银子，当时在场众人都瞠目结舌，也不敢把这件事告诉皇帝。有人要求扣押杜之秩，杜之秩说：“贼军营中有亲王，如果不回去，将会被屠杀。”于是众人便释放他离去。

 第193章 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丙午日清晨，城内谣传勤王的军队已经抵达，实际上是唐通叛军接着索要军饷之名来到京师附近。此时黄沙蔽日，天色昏暗，紧接着风雨交加，冰雹雷电交加，人们更加恐慌。九个城门严加封锁，禁止通行，道路上空无一人，贼军攻城更加猛烈。炮声震耳欲聋，军民斗志全无。城墙上的官署倒塌，流矢如雨般落在城内，犹如刺猬一般。贼军抬头对守城士兵喊话：赶快开门，否则就要屠城了。守城士兵害怕，便将空炮朝外，没有装填铅子实弹，只是利用硝烟和响声吓唬贼军。守城士兵挥手提醒贼军退后，贼军稍微后撤，官军炮火才发射出去，但只有空响而已。贼军驱赶百姓搬运木石填平护城河，加速攻城，守城士兵发射了大型火炮，但误伤数十人。守城士兵惊慌失措，此时四处传说城池已经陷落，全城百姓一片哭喊，四处逃窜。贼军架起云梯，攻打西直门、平子门、得胜门，形势万分危急。


    太常少卿吴麟征用土填堵西直门。当时左谕德杨士聪、卫允文在宫中值班，向内阁大臣进言：“左良玉、吴三桂都已被封赏，但却遗漏了刘泽清，而且临清距离京城较近，值得警惕刘泽清叛变。”他们呈上奏折，皇帝封刘泽清为东平伯。李邦华来到正阳门，想要登城守卫，却被宦官阻止。当天，皇帝又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叹息道：“不如大家在奉先殿一死了结此事。”


    李自成在彰义门设立座位，晋王、代王一左一右坐在地上，太监杜勋侍立在他们身边，向城上的人喊话：“不要射箭，我是杜勋，让一个人从城下攀绳下来与我对话。城上的人回答，怕你们把下城的人扣留作为人质，还是请你上来吧。”杜勋说：“我是杜勋，没有什么好怕的，不需要你们的人质。”


    提督太监王承恩用绳子将杜勋带上城，一同进入皇宫。杜勋告诉皇帝：“贼军兵力强大，无法抵挡，皇帝应该自行想办法。”杜勋还送上琴弦和丝巾（暗示皇帝自尽），皇帝非常生气。守陵太监申芝秀在昌平投降了贼军，也被绳子缒上城，见到皇帝，详细叙述贼军相关犯上作乱的言语，请求皇帝逊位。皇帝怒斥他，宦官们请求扣留杜勋。杜勋说：“有秦、晋二王作为人质，如果我不返回，两位王爷就完了。”皇帝于是命令将他送下城去。杜勋还对守城太监王相尧、褚宪章等人说：“我们这些人的富贵就在眼前了。”


    当初朝廷听说杜勋殉难，还追赠他为司礼监太监，荫封锦衣卫指挥佥事，建立祠堂，直到这时才知道杜勋原来已经叛变归顺了逆贼。此时城下贼军攻势更加猛烈，王承恩用炮火反击，连续打死数名敌人，王化成等人却在饮酒作乐。


    皇帝颁布诏书，宣布御驾出征，并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商量用他的家丁护送太子南下。巩永固回答：“我怎么敢私自养家丁，即使有，也不足以抵抗贼军”。于是作罢。


    贼军攻打西直门，未能攻破，转而攻打彰义门，申时城门突然开启，原来是太监曹化淳打开的。得胜门、平子门也随之失守。也有人说：“是王相尧等人与贼军勾结打开的城门。”


    李自成率领贼军大部队疾驰入城，沿途烧杀抢掠，官军四散逃命，前大学士蒋德璟在会馆被贼寇重伤，皇帝急忙召见内阁大臣，问道：“你们知道外城已经被攻破了吗？”大臣们回答：“不知道。”皇帝说：“事情紧急，现在有什么对策？”大臣们回答：“陛下自有福气，不必担忧。如果情况不利，我们将与贼军巷战，誓死保卫国家。”皇帝命他们退下。


    各种版本史书都记载说，十八日，彰义门被打开，只有《甲乙史》记载，十七日晚上，曹化淳打开彰义门，迎接贼军入城，守城的勋卫官员全部逃走。外城已经陷落了，但内城竟然还不知道。直到十八日傍晚，宣武桥大火，才知道外城已经陷落，一个多时辰后消息传到皇宫，皇帝才确认这是真的。十八日的说法较为详细，而且附和的人多，所以我采用了这个说法。

 第194章 十八夜周皇后缢坤宁宫、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十八夜周皇后缢坤宁宫


    皇帝得知外城失守，独自夷人在宫殿中徘徊。当晚，皇帝无法入睡。过了一个多小时，一名宦官匆匆跑来报告，内城也被攻破。皇帝问：“京营的军队在哪里？李国桢在哪里？”宦官回答：“京营的军队已经散了，皇帝应该赶快逃跑。”随后那宦官就逃跑了，皇帝呼唤他也不回话。皇帝立即带着王承恩逃往南宫，登上万岁山，看到烽火照亮夜空，徘徊了很长时间，然后返回干清宫。


    皇帝用朱笔写了谕旨给内阁，命令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辅佐东宫，太监拿着旨意送到内阁。皇帝又命令送酒来，与周皇后、袁贵妃一起痛饮了几杯，感慨着彼此诀别。皇帝叹道：“苦了我的百姓啊，把太子、永王、定王分别送给外戚们保护。”周（此处可能笔误，应该是袁贵妃）、田两位妃子对周皇后说：“大事已经去了。”她们彼此哭泣不止。一旁侍奉的宫女们也哭泣不止，皇帝让她们离去，各自想办法逃生。


    周皇后叩头说：“我侍奉了陛下十八年，陛下从来没有听过我的一句话，才有了今天。”周皇后十分痛苦地抚摸太子、二王，反复叮嘱，命人送他们出去，然后返回坤宁宫，自缢而死。


    皇帝看到她自尽，说：“好好。”又召来长公主，她已经十五岁了，公主痛哭不止。皇帝叹道：“你怎么会如此不幸生在皇家呢？”皇帝左手捂住脸，右手向公主挥刀，公主用手格挡，被砍断左臂，昏迷在地上，但还没有死。皇帝这才手颤抖着停下来。宫中此时喧闹传开，皇帝动手杀人了。


    皇帝又到了西宫，命令宠爱的袁贵妃自缢，结果绳子断了，袁贵妃掉在地上又苏醒过来。皇帝拔出刀砍她的肩膀，砍了三次也手软了。皇帝又召集曾经临幸过得妃嫔数人，亲手杀死她们，又派宫女逼迫张太后娘娘快点自杀。然后，皇帝召唤王承恩入内交谈了一段时间，一起喝了会酒，命令他赶快出宫整顿收拢太监，为逃亡做准备。


    不久，皇帝换上便服，穿上王承恩的靴子，出了中南门。当时已经是三更天了。皇帝手持三眼枪，带着几十名太监，都骑马拿着斧头，出了东华门，来到齐化门，守门的太监怀疑内部有人叛变，用炮矢对着他们，使他们无法向南逃走。他们于是从胡同绕到城上，看到正阳门城上已经悬挂着三盏白灯笼，白灯笼从一到三，代表敌军进攻的缓急，皇帝知道大事已去。当时成国公朱纯臣守卫齐化门，皇帝到他的府邸问计，而朱纯臣却独自在外赴宴，守门的人拒绝了他。皇帝叹息着大骂而去，跑到安定门，但是城门坚固无法打开。天快亮了，皇帝只好返回。


    当天，福王在湖嘴杜光绍的园子寓居。


    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丁未日五鼓时分，皇帝亲临前殿，亲自敲响钟声，召集百官，但无一人前来。于是皇帝遣散宫内太监，带着王丞恩，步入内苑，人们都不知其去向。皇帝登上万岁山的寿皇亭，也就是煤山上的红阁。亭子刚建成不久，是皇帝为观看太监在宫内操练而特意建造的。当时皇帝在那里徘徊良久，叹息道：“我对士人也并非薄待，为何今日大臣们竟无一人随我至此？难道就没有像先祖靖难之役时程济那样的人吗？”接着皇帝又长叹道：“恐怕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处境，所以不能立即赶到。”于是皇帝在亭子下的海棠树下自缢身亡。太监王承恩，也在对面自缢而死。


    有传闻说司礼监太监王之心，跪在皇帝膝前，扯断衣带自缢身亡，但似乎王承恩的死更为可信。当时，宫中哭声如雷，人们疯狂奔跑，宫门都无法控制。等到天亮时，太子与宫人们一同跑到周奎府门前，但周奎还在睡觉，门役不肯通报，太子只好逃跑躲藏在太监在宫外的住所。起初，皇帝出宫至南宫，派人通知懿安皇太后张嫣（明熹宗的皇后，崇祯的皇嫂）自尽，但由于时间仓促，旨意未能送达两宫（懿安皇太后张嫣和明光宗的妃子李康妃），此时皇帝已经自尽。宫人哭着跑出来，宫中一片混乱，懿安皇太后身穿青衣，头戴面纱，徒步走到朱纯臣家中。


    尚衣监的太监何新此时进入宫中，看到长公主断了一臂倒在地上，与宫人们一起救活了她。公主说：“父皇赐我死，我怎敢偷生？”何新说：“贼人即将入宫，恐怕公主会遭侮辱，暂且到国丈府中躲避一下。”于是背起公主出了宫。


    当天中午，众人看见一道白光从东北方向升起，闪烁了很久，应该是皇帝的英灵已经升天。

 第195章 李自成入北京内城

    丁未日子刻时，皇帝已经进入后苑，内宫宫门大开。宫女和太监们纷纷奔出东华门，厂卫还在禁止通行，恐吓说要将他们押送锦衣卫官署。黎明时分，阴云密布，城外烟雾弥漫，细雨不断，不久转为小雪。


    关于城池陷落，有人说是因为有人潜伏在大内勾结曹化淳的弟弟曹二公作为内应，打开了城门。另一种说法是太监王相尧带领一千名太监士兵，打开了宣武门，出城迎接贼军。此时贼军将领刘宗敏整顿军队，进入了京城，军容十分严肃。锦衣卫官员吴孟明在宣武大街遇见了贼军，还以为是援兵，一问之下才知道是贼军。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打开彰义门迎接贼军。


    还有一种说法是张缙彦坐镇正阳门，朱纯臣守卫齐化门，两人都同时打开城门投降。听到城中火起，顺成、齐化、东直三门一时就全部被打开，贼军先是从东直门进入。


    还有一种说法是辰时，得胜、平子、顺成、齐化、正阳五门，一时间全部被打开。


    听说贼军所掠夺的刺绣帷帐等物品，用来包裹着十四五岁的童子，这些童子还能骑马在城内游玩。贼军攻城时，常用童子军作为先锋。京城城墙高耸，无法仰攻，贼军砍倒杨树做成云梯，漏下五鼓时分，让童子军从东北方向攀爬而上。童子军就是所谓的剪毛贼，是贼军中年轻的少年，他们习以为常地杀人抢劫，无所畏惧。守城士兵看见童子军到来，纷纷逃窜，脱下衣服丢弃武器，唯恐被人知道自己是官军。贼军能用童子作为军队，而国家养兵数十万，还不如一个童子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京城陷落的大概原因，主要是因为城内奸人内应所致。贼军在几年前，先用西方外国人在京城开设典当铺和货物市场，又趁朝廷有了可以卖官鬻爵的诏令后，用巨额财物换取官吏身份作为护身符，这样便无人能质疑他们的行为。而新招募的士兵，都是他们在布置同党。这天晚上，锦衣卫指挥使还在张贴禁止谣言的告示，而城中连厕所都已经成了贼军的据点。


    城中人往来疾驰，哭声震天。守城士兵都逃走了。贼军登上城墙，兵部侍郎张伯鲸逃到民舍躲避。贼军骑兵在大街小巷大喊，要百姓献出骡马。这时阁臣魏藻德正在散发告示传单，征集犒赏官军的银子，方岳贡、范景文正好路过西长安门，看见人群骚动，立刻返回寓所。贼军千骑进入正阳门，射箭让人带回去并关闭家门，可以免除一死。无锡人张朴当时听到贼军喊话，百姓不许开门，开门就杀，大家都紧闭门户。这就是贼军初入城时的情形。


    不久，贼军大声喊话，开门者不杀，于是士绅百姓手持香烛，站在各自门口迎接，贼军路过时，他们都趴在地上迎接。城中士民身上都贴上了顺民的标签，还写着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的字样。贼军经过象房桥时，群象突然哀鸣，眼泪如雨。午时，李自成头戴毡帽，身穿淡黄色衣服，骑着乌驳马，率领一百多名精锐骑兵，从得胜门进入，转向大明门，进入紫禁城皇宫。李自成手下军师宋献策，内阁宰相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名官员骑马跟随，手下大领刘宗敏、李牟、副将李化龙、李岩等，分别统帅着各路兵马跟随。


    李自成从西长安门进入后，仰天大笑着举起弓箭，他自恃百发百中，射向长安街的牌坊。他的手下祝福说，如果射中了中间的字，就代表着天下太平。李自成一箭射在了瓦楞内，宋献策安慰他说：“射中下方，就代表着以淮河为界，中分天下。”其实李自成射中的是一片空白，而一片空白就是李自成灭亡的预兆。


    李自成面貌奇特，瞎了一只眼睛，他来到承天门，左顾右盼，得意洋洋，看见承天门上的四个字，想借此迷惑百姓，就弯弓志向大门上的牌匾，大声对贼军说：如果能一箭射中四个字的中间部分，就说明我能成为天下共主。结果李自成没有射中四个字的中心位置，而是射中了天字的下面，他便低着头不高兴。牛金星走上前说：射在天字的下方，代表着可以中分天下。李自成这才高兴，扔掉弓箭大笑。太监王德化，率领三百名太监，先在德胜门迎接，李自成命令他照常管理司礼监，各太监部门的管事太监前来迎接，也是如此安排。贼军还未破城时，宋献策占卜说：十八日下雨，十九日辰时破城，如果辰时不破，即日起全军就要返回陕西，要等待六年后才能破城。


    当时有一个常州人与朋友在京城的酒馆中饮酒，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厮，在旁边倒酒。主人对他说：“晚餐要早点结束，还要去登城守城。”当时朝廷没有士兵，就把这些人都当作了士兵。喝了一会酒，忽然传来了京城失陷的消息，大家十分惊恐。那个常州人还不相信，于是返回了寓所，不久就遇到贼军索要银两，他回答说没有，于是贼军便折断桌子腿严刑拷问他。


    当天，淮安西门外，有骑兵突然到来，四处劫掠妇女，年轻的妓女燕顺因为咒骂反抗被杀。当地百姓十分生气，聚集起来与那些骑兵搏斗，才知道是马士英手下的总督标营士兵。

 第196章 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宫、内臣献太子

    贼军的骑兵都进了京城之内，随意入住各户人家中。各贼军将领看到高门大宅，立刻就闯入占据。刘宗敏占据了外戚田宏的府邸，李牟占据了外戚周奎的府邸。


    李自成进入皇宫，问皇帝的所在位置，在宫中大肆搜索了一番，却没找到。负责李自成玉玺的官员卿黎某进言说：皇帝一定藏匿在民间，非重赏严惩，难以找到，找到皇帝是现在的头等大事，不可忽视。于是李自成下令，献出皇帝者，赏万金，封为伯爵，藏匿者诛灭九族。刘宗敏、牛金星又四处出示告示，命令明朝文武百官，次日早晨入朝拜见，各自提前准备自己的履历、身份证明文件等材料，穿着青衣小帽，到他们宅邸报名，不愿意做官想回老家的，听其自便；愿意继续做官的，量才录用；违抗征召的命令不出来做官的，处以死刑；藏匿罪犯的人家，一并受到连坐处罚；禁止民间使用自成等字。贼军先派人到五府六部及各衙门，命令那些官员随从将各自所属的官员报上名来，因此无人能逃脱。


    李自成同刘宗敏等数十名人进入皇宫大内，太监杜之秩、曹化淳等率各自的党羽为前导。李自成责备他们说：“你们背叛皇帝献出城池，都应当处死。”杜之秩等人伏地叩首求饶说：“我们能认识到天命如此，所以这样做。”李自成喝斥他们说：“那就饶你们不死。”


    又有一种说法说：叛变的太监杜秩亨，挑选太监供李自成使唤，李自成挑选百余人，其余的都遣散了。


    内臣献太子


    贼军大规模搜捕皇帝、太子、二王，发现太子、定王在太监们的宫外住所，太子被刘宗敏收监关押，定王被李牟收监关押，永王下落不明，贼军封定王为宅安公。太监向李自成献出太子，李自成将太子安置在西宫，封为宋王，太子不愿意屈服。


    当初，太子逃到外公周奎府上，周奎却还未起床，太子敲门而不得入，于是逃匿到太监们在宫外的住处，因此被太监献给了李自成。李自成命太子下跪，太子大怒道：“我岂能为你屈膝？”李自成说：“你父亲何在？”太子说：“驾崩于在寿宁宫了。”李自成说：“你家为何失天下？”太子说：“因为误用贼臣周延儒等人。”李自成笑着说：“你也明白。”太子问：“为什么不快点杀我？”李自成说：“你无罪，我岂能随便杀你？”太子问：“如果是这样，听我说几句话，一是不可惊扰我的祖宗陵寝，二是要以皇礼尽快安葬我的父皇母后，三是不可杀害天下百姓。”太子又说：“文武百官最是不忠不义，明日必定会来向你朝贺。第二天，果然有一千三百多名官员前来朝贺。”李自成感叹道：“这些人如此不忠不义，天下怎能不大乱？”于是李自成就产生了肆意杀戮这些人的念头。

 第197章 宫人魏、费节义;二十一(日)得先帝遗魄

    宫人魏、费节义


    当时宫女们一片混乱，各贼军将领率领下属，全都身穿铠甲、手持兵器，首先闯入宫内。众多宫女逃出，却又遭遇到其他贼军再次闯入。宫女魏氏大声疾呼道：“贼军侵入大内皇宫，我们必定会遭到玷污，有志气的人应该早作打算。”说完便跃入御河自尽，片刻间跟着跳河自尽的宫女就有上百人。


    宫女费氏年仅十六岁，跳入枯井后，贼军用钩子将她捞出，看到她容貌出众，便争相争夺。宫女费氏谎称：“我是长公主，你们不能对我无礼，否则一定要告诉你们的主子。”于是贼军便簇拥她去见李自成。李自成命令太监审问，得知她并非长公主，就把她赏赐给属下的罗姓部将。罗姓部将将她带走，费氏再次撒谎说：“我确实是皇族之后，按道义难以苟且服侍你，希望将军选择良辰吉日与我成婚，我的生死就听天由命了。”


    罗姓部将很高兴，便摆酒庆祝成婚。费氏怀中藏着利刃，等他喝醉后，割断了他的喉咙，使他立刻毙命，随后费氏自杀。李自成听到后大惊，下令将她好生安葬。在宫中负责书写、整理文书档案的宫女杜氏、陈氏、窦氏被李自成占有，其中窦氏最受宠爱，被封为窦妃，另有张氏宫女也受宠。李自成将宫女分配给随行的贼军将领，每将领各分得三十人，牛金星、宋献策等贼军文臣，也各分得数人。


    二十一（日）得先帝遗魄


    己酉日中午，众人得知了崇祯皇帝的消息，他在煤山上吊自杀了。于是贼军用两扇门板，一起将皇帝和皇后二人的遗体移出，送到魏国公家门口。皇帝以头发遮面，身穿白色夹层短蓝衣，边缘镶嵌元色的白色棉质背心，白色棉裤，左脚赤脚。右脚穿着绫袜，红色方头鞋。皇帝衣服前有亲笔所写的血书遗诏，内容如下：“我自即位十七年以来，导致清军四次深入内地，叛逆之贼直逼京城。虽然我德行浅薄，行为有失，触动了上天震怒，但这些皆是朝廷大臣误导我所致。我死后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故摘去自己的皇冠，以头发覆盖面部，任由叛贼将我的尸体肢解，但切勿伤害一名百姓。”皇帝又墨书一行：‘百官皆应前往东宫行在’。


    原来在皇帝驾崩之前，曾以朱笔写信告知内阁，委托成国公朱纯臣辅佐太子，故此时写下此言，皇帝还以为内阁大臣已收到他的朱笔手谕。然而，太监们拿着皇帝的朱笔手谕到达内阁时，内阁大臣已经散去，太监就将手谕放在桌上然后准备回复皇帝，此时皇帝已不知所踪，文武群臣中无人知晓此事。外界喧嚣传言认为皇帝已经离开京城。


    贼军看到皇帝的墨书遗诏后，因此对朱纯臣产生怀疑，立即下令将他处决，并抄没了他的家产。”


    《甲乙史》记载：遗诏中有“因失江山，无颜面对祖宗于地下，不敢最终死于皇宫正殿”等内容，记载时间为二十二日，那里记载提及的是墨书，而非血书。《日星不晦录》则记载：皇帝咬破手指，在衣袖上以血书写道：“朕丧失天下，皆因文官不能同心协力，武官不尽职守，导致如此局面。文武官员皆可杀，但百姓无罪不可杀。”


    下午未时，贼军发放了二贯铜钱，派太监购买柳木棺材，以土块为枕，将棺材停放在东华门外的施茶庵内，并搭起简易棚架遮蔽。派了两名僧人前去诵经超度，还有四五位老太监，陪同赴死的王太监的简陋棺材也在旁边。百官都不敢前去吊唁，只有襄城伯李国祯以及兵部郎中成德、主事刘养贞，抚摸着皇帝棺材痛哭。李国祯哭求各位大臣联名上疏，请求按照帝王礼仪安皇帝。恰逢伪文谕院官员顾君恩从宫内出来，李国祯呈交了奏稿，希望他向李自成转达。顾君恩嘲讽道：“诸位大人恐怕大多是为了沽名钓誉吧，难道都是为了旧朝廷着想吗？”于是顾君恩撕碎奏稿扔掉。


    不久，宫内的一名青衣宦官手持朱批传令：以帝王之礼下葬崇祯皇帝，以亲王之礼祭祀，崇祯的两位皇子以杞宋之礼（暗示降格）对待，百官再次请求以完整的帝王之礼下葬。片刻后，另一名青衣宦官传达消息：同意按大臣们说的执行。


    二十三日辛亥，大臣们重新收敛皇帝及皇后遗体，制作两副梓木棺材，以丹漆棺材装殓皇帝遗体，以点漆棺材装殓皇后遗体，为皇帝遗体加戴了翼善冠，穿衮玉渗金靴，皇后遗体袍带亦如此装饰。大臣们设立了一座祭坛，李自成也出席，行四拜之礼后落泪。顺天府伪府尹从昌平州征调了民夫挖墓穴，定于四月初三起灵，四月初四安葬皇帝、皇后，但是抬棺人员仅二三十人。贼军派出数骑护送皇帝、皇后棺材从得胜门送出，草草将皇帝、皇后埋葬。凡是投降的官员前往拜祭皇帝、皇后的，贼军并不禁止，但实际上前往的人极少。众臣中哭泣跪拜者只有三十人，仅拜而不哭者有六十九人，其余人都是冷眼旁观，唯有主事刘养贞以头触地，悲痛欲绝。


    《大事记》记载：先帝临时葬于西山长陵附近，仅有襄城伯李国祯一人前往送葬。当时天地昏暗，狂风卷起沙尘，如同地震一般，阳光暗淡无光，京城内外笼罩在黑色风暴之中，久久不散，皇极殿呈现出一片白色。

 第198章 刘青田绘图、诸臣投职名、二十二庚戌、刘贡士晓天文秘数

    刘青田绘图


    起初，当北京成为明朝国都时，皇宫内部设有一个密室，刘基（诚意伯）在里面留下了秘密记录，并且封闭得很严密，大臣们相互告诫，除非发生重大变故，否则不要轻易打开。癸未年（公元1643年）秋天，清军围攻北京城，崇祯皇帝想要打开密室查看，但掌管印章的太监跪地强烈劝阻，但皇帝没有听从。


    在密室中只有一个柜子，皇帝打开后发现了三幅画卷。第一幅画卷上画着文武百官数千人，每个人都手拿朝服和朝冠，披散着头发，混乱地奔跑。皇帝询问这是什么意思。太监跪地回答说：“可能寓意着将来天下会有更多的混乱。”第二幅画卷上画着兵将背叛投降，丢弃盔甲，穷苦的百姓背着婴儿逃命。皇帝再次询问，太监再次跪地回答说：“可能是军队发生了背叛。”皇帝听后脸色大变，太监请求不要继续查看，但皇帝坚持要展开第三幅画卷。第三幅画卷中的图像与皇帝本人极为相似，画像中人身穿白色背心，右脚光着，左脚穿着袜子和鞋子，头发披散，悬挂在空中，与后世皇帝的样子完全一致。太监曾经私下里对国丈（崇祯皇帝的岳父）说过这件事，并嘱咐他不要泄露。有一个来自长洲县名叫陈仁锡的官员，他的儿子叫陈济生，曾在嘉定府租借房屋居住，确实听说过这件事，这难道不是命运已经注定的吗？陈仁锡，字明卿，号芝台，陈济生，字皇士。


    陈济生告诉我说：“在张献忠、李自成势力最强盛的时候，南京的史可法多次上表章给皇帝，皇帝也会时常阅读这些奏折。一天晚上，皇帝正在阅读奏疏时，忽然看见一个穿着麻衣的人站在前面，皇帝感到奇怪并问道，禁宫内部守卫森严，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出现？皇帝命令左右将这个人抓住。太监走上前去抓那人，那人就缓缓地走开，众人一路追逐跟随，发现那个人跑到库房门口就进去不见了。太监们检查库门，发现库门又紧紧关闭了。他们对此感到非常惊异。回去报告给皇帝，皇帝亲自去看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密室，是刘基（青田县人）封闭的，封闭得很严密。皇帝打开密室查看，也看到了三幅画卷等等。”


    诸臣投职名


    二十一日，众多明朝官员前往皇宫报名，因人群拥挤，遭到守门的贼军用棍棒驱赶。早晨起来，承天门尚未开启，众人只好露天坐着等待。贼军士兵竞相羞辱他们，一整天没有供应他们食物，有大臣声称尽管腹中饥饿，但内心却感到安宁快乐。贼军初入京城时，士绅们担心因穿戴官服招致灾祸，纷纷销毁自己的进贤冠。到了二十日，见到贼军让他们向李自成报道，顿时满脸笑容，有的人甚至从梨园戏院中找来唱戏用的帽子戴上，花费超过三四两银子。


    二十一日，投降的官员各自穿上相应的吉服进宫拜见。陈演、朱纯臣试图劝进李自成称帝，但未能见到李自成。接近中午时分，王德化从宫内走出，指责张缙彦误国，并打了他耳光。户部侍郎党崇雅、给事中介松年、御史柳寅东分别头戴方巾、身着彩色衣衫，自西长安街骑马进入皇宫。这是因为柳寅东提前在通州投降，介松年则在保定迎接贼军。同日，督师辅臣李建泰也进入京城，贼军对他以礼相待。


    二十二庚戌


    主事刘养贞在皇极殿向李自成磕头，请求惩治误国的奸臣张缙彦、魏藻德、陈演。李自成说：“你为何不在前朝时期就提出，现在才说？李自成命人将他立刻逐出。


    刘贡士晓天文秘数


    当天，叛变的太监杜秩亨挑选了一批太监供李自成差遣使用。在此之前，有一位名叫刘贡士的江西吉水县人，他常往返于京城之间，从事教书育人长达二十年之久，不少显贵子弟出自他的门下，而且他还精通风水堪舆之术，同时对天文秘数也有深入研究。


    甲申年（公元1644年）朝廷选拔官员之时，刘贡士夜晚观测天象，预感到国家将遭遇不祥，因而不敢参加此次选拔。他寄居在学生杜秩亨家中达三个月之久，期间听说李自成势力日益嚣张，便与杜秩亨在某晚一同登上花园中的高地，抬头观察天空，连连惊呼：“不好，不好，皇帝将有大难。”杜秩亨询问道：“您看我该如何趋利避害呢？”刘贡士勃然大怒，责备道：“你们身为食君之禄的臣子，理应尽忠报国，怎么反倒关心个人吉凶，莫不是心中已有异志吧？我因未受朝廷任命，尚可远离京城，避开灾祸。”第二天，刘贡士离开杜秩亨家，从平子门出城，此后行踪不明。而杜秩亨最终果然背叛了朝廷。

 第199章 二十三(日)辛亥诸臣点名

    二十三（日）辛亥诸臣点名


    百余名身着囚服的官员站立在午门外，大约有四十多人，每当遇到贼军党羽，他们就强颜欢笑，深深地行礼。等到身材矮小的宋姓贼人到来时，几个人跪下来询问新主李自成是否出朝。宋氏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家伙没被杀掉真是幸运。这点等候时间都忍不住吗？”众人顿时羞愧地退后几步。午后，李自成登上宝座，牛金星、刘宗敏、李过、白广恩、官抚民、梁甫、董天成、马岱、娄襄、以及宋企郊、张璘然、巩某、侯恂、黎志升、叶初春等人左右两排依次坐下。起初，侯恂被关押在狱中，直到三月二十日被贼军释放。都司董心葵也从狱中出来，详细讲述了中原及江南地区的情况，得到了李自成的嘉奖。此时，董心葵作为首领，带领百官拜见李自成。李自成多次亲切地呼唤董心葵的名字，表示安慰，并留下他听候差遣。听说前来投诚的官员都是由李自成贿赂收买的，而董心葵等人则是为李自成牵线搭桥的人，因此他们成为首批投降贼军的官员。


    李自成戴着尖顶白毡帽，身穿蓝布马褂，脚踏软底靴，坐在殿堂左侧。伪宏文馆大学士牛金星则坐在大殿右侧的栏杆上，鸿胪寺官员依次宣读官员姓名，由西向东排列。魏藻德首先向李自成叩头，说了一些请求留用的话。牛金星取出旧朝的缙绅官员名录，放在地上，随意圈点，对迟到者施以军法。他十分生气卫允文、杨昌祚、林增志、宋之绳等词臣（主要职责与起草诏书、编纂史书等文字工作有关）剪短了头发，命令手下全部拔掉他们的胡须。牛金星怒斥道：“既然已经剃发，为何还要报名？”众人都面露惊恐之色。李自成对刘、李、牛、顾等贼人说：“各官员在城破之日能够以死明志就是忠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所损伤。所以削发又未死之人，既不忠也不孝，留着他们有何用？”


    傍晚时分，牛金星用手摸官员们的头顶，口中念叨：“一双两双……”，以此核对人数。点名结束后，共挑选出九十二名官员，由士兵押送到伪吏部尚书宋企郊处听候差遣。被选中的官员按三等授官，其中大部分为新科进士，相貌丰满、威猛的人优先。未入选者，每名官员由两名骑兵持刀看守。


    这时，突然传来一道李自成的伪圣旨，命令将他们押往西四牌坊。士兵就用铁链串锁，每五人锁成一串，骑着马像驱赶猪羊一样驱赶那些官员，行动稍慢者，就拿刀背乱砍，甚至有人倒地昏厥，被践踏成肉泥。途中又传来一道伪圣旨，命令将前朝所有待罪官员送往权将军刘宗敏府邸处等候处置。当这些人被押送到时，刘宗敏正搂着歌女欢庆，无暇审讯，只命士兵看守，等待进一步处理。这些官员身陷囹圄，饥肠辘辘，即使是平时硬气的大臣，也有人捡食士兵吃剩的食物以缓解饥饿。这些官员的家眷还以为他们的主人已被处决，当晚便聚集密谋，携带着大量财物逃走者不计其数。


    当日点名完毕，被选中的官员被安排在外等候榜文。下午榜文公布，任命了宏文馆掌院何瑞征、编修周钟、大理卿刘大巩、寺承项煜、兵谏光时亨、礼部从事韩霖和吴文帜、国子学录钱位坤等九十二人。第二榜特别选授兵部左侍郎左懋泰，镇守山海关等地。第三榜特别选授宛平县归顺头像的举人王仙芑为山东潍县令。第四榜补选各省州知州吴篪、傅学禹等人，各省县令朱国寿、王之凤等共五十人。


    秀才们前去朝贺，伪吏部尚书宋企郊呵斥道：“朝贺大典，哪里需要你们这些人？快回去读书！等新天子颁布科举考试后再来。”几天后，果然举行了科举考试，首题为“天与之”，次题为“大雨数千里”。


    二十八名候选官员求见宋企郊，请求授予官职。宋企郊说：“你们的职位都是前朝所考取的，新主另有一套制度，恐怕不能完全遵循旧例。”众人极力恳求统一选任。宋企郊回应道：“诸位真是不懂事，新天子即位，自然要启用一批新人，之前的考试不过是安抚大家的心罢了。为诸位考虑，不如早点回去。”这些人听后感到绝望，逐渐逃散。


    《大事记》记载：宋企郊主持点选官员，每隔三天进行一次，随李自成西来的生员和伪将，都被移交给吏部选用。宋企郊也乐得通情达理，默许那些未被选中的前朝官员逃走。

 第200章 二十四日壬子、李自成改制度、保定始陷

    二十四日壬子


    刘宗敏使用活人试验新制作的夹棍，将两名跟随他记录工作、传递消息的书役人员在天街上夹住用刑。次日，这两名书役即告死亡。夹棍木料均带有棱角，以铁钉紧密相连，全部是在京城内制造的。刘宗敏在门前竖立两根柱子，每日都有人在此被凌迟处死。他日常穿着便服，从西华门进入皇宫，仅由四名骑士在前面引导。


    《大事记》记载：二十四日，李自成意图悄悄登基，刚刚登上宝座，便喊头痛如刀劈，昏厥跌下；之后三次尝试上殿，症状均与先前相同。同时，他又看见前方站着一个数丈高的白衣人，华盖之上蟠龙盘绕，发梢与爪子都在震动，心中惊惧，遂停止登基仪式。当天，贼寇将前朝勋卫武职官员捆绑至平则门外斩首。


    李自成改制度


    李自成贼军篡夺明朝政权后，对明朝原有制度进行了肆意更改。原内阁改为天佑阁，将六部尚书改称为政府，翰林院被更名为宏文馆，詹事府不再设立文选司，改为文谕院。御史改称为直指，给事中改称为谏议，主事改称为从政，布政使改称为统会，巡抚改称为节度使，按察使改称为防御使。


    另有一种说法是，兵备道也改称为防御使，尚宝司改名为尚契司，太常寺和鸿胪寺均划归礼部管理，太仆寺改为验马寺，通政使改称为知政使，中书这个以前处理机要政务的场所改称为书写房。府一级行政单位的长官改称为尹，州一级改称为牧，县一级改称为令。所有官员的选拔均由宋企郊负责。武官中的守备改称为守领，把总改称为守旅。太监的数量限定为一千人。官员的公服领口上绣有尚方图案，以云朵为等级标识，一品官员绣一朵云，二品官员绣两朵云，以此类推直至九品。云朵样式保持一致。腰带分为犀、银、角三种材质，废除轿子，改乘马匹。大篆字体的印章称为符，小篆字体的印章称为契。贼军首先铸造永昌钱币，但文字不清晰，随后又铸造九枚玉玺，但均未成功。


    乱贼将印信改为契，并采用小篆字体。有一位投降的官员向伪尚书进言，主张契应使用大篆字体，不应使用小篆。贼军怒斥道：“你这奴才，上次我就想杀了你，现在又多嘴多舌地来找死吗？”


    还是在四月初一日，贼军将大明门改名为大顺门，发布了新的官员服饰制度，高级官员的服饰上需加上雉尾装饰，领口为方形，同时收回各级官员原有的牙牌，自行任命“明光安令”为新的职官名称。


    保定始陷


    当时京城周边各地纷纷望风归附贼军，唯有保定府仍誓死抵抗，直至遭到贼军四面包围，力量耗尽无法支撑。二十四日，保定府最终陷落，在这场抗争中英勇牺牲的诸多官员包括：知府何复，莱州人，甲戌科（公元1634年）进士，刚到任不久，城破之时被火焚烧致死；同知宗立，闻听变故立即自缢身亡；太监方正化在城头上被杀。乡绅方面包括原任光禄寺少卿张罗彦自缢，进士张罗俊因痛骂贼寇而遇害，武进士张罗辅在城破后于街巷中奋力战斗，亲手斩杀数人，最终不幸罹难，张氏家族的妇女、幼童及老者共二十人一同遇难，都指挥使刘忠嗣面对敌人，宁死不屈，大声痛骂贼寇直至被害；举人张翚奋力抵扣贼军，遭到杀害；高泾被俘后遭杀害于水中；刘会昌与御史金毓峒的事迹另有专门记载。


    东村老人评论道：“无论是自我了断还是被敌人杀害，这些捐躯赴难的人同样都是保全了名节与忠义。献出了生命，那么名义就可以两全，忠节不会失守，他们对于此生无愧于心，他们的事迹也会影响一代人的精神。遗憾的是，有许多平民百姓同样壮烈牺牲，但他们的名字却淹没于历史之中，未能流传下来。”


    据《大事记》记载：宰相李建泰负责防守保定，当贼军逼近时，他便命令中军从城墙上放下绳索迎接敌人投降。而《史略》则记载：贼军进犯保定时，李建泰已患病，中军郭中杰利用绳索缒城向敌军投降，导致守军溃散，贼军趁机攻入保定，李建泰被俘。尽管两部文献的记载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作为宰相的李建泰在气节方面远不及那些以身殉国的小臣们，而且保定府官员们顽强坚守的意志品质，也远胜于京城文武官员任由城池被轻易被攻破的敷衍态度。

 第201章 二十五癸丑拷夹百官

    二十五癸丑拷夹百官


    《甲乙史》记载：贼军的稽勋司官员手持名单，召集京城官员刘余佑、孙承泽前来，两人刚坐下，就向刘余佑索要四万两银子，向孙承泽索要两万两，并且警告说：“你们应该尽快交出，如果拖延两天，就没有时间从容应对了。”午后，他们还召集所有文武官员点名，随后将这些人关押起来并断食一天一夜。直到次日早晨点名过后，贼军共捆绑了八百多名官员，五人一组，全部押送到外戚田弘遇


    府中，由刘宗敏使用夹棍进行拷问，逼迫他们承认并交出所藏的赃银，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十昼夜。同时，贼军还逮捕了京城内的富商和居民，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逼迫他们交出财物，导致一千多人死亡。


    各前朝官员每天黎明时分就要等待被点名，直到日中时分刘宗敏才出来，逐一点名审问。追拷坐赃的金额，重者达到数万两，轻者也有上千两。其中有一位名叫沈学录的官员最为贫困，也被迫招认藏了一百两银子，其他官员的情况可见一斑。对于交不出足够数额银两的官员，便被押解到前门的朝廷特许经营的店铺借钱，店主即便不认识借贷人，看到债券也立刻不敢不答应。有人见过这些债券，上面写着：“某官与其妻某氏，为求活命借款若干两”。所有的追赃工作主要由刘敏政、李牟两个伪都督主持，被捕官员一旦被带到，就会遭受严刑拷打，有一个御史甚至悄悄混入刘宗敏府中，成为他的幕僚，通过歌唱嬉戏的方式，得以免遭灾祸。所有投降的官员中，那些年轻貌白者，更是被贼军百般戏弄，甚至被迫充当同性娈童。


    野史记载，贼军向各官员摊派军饷，无论是否启用他们，一律要求如数缴纳，稍有辩驳就会受到夹棍惩罚。有的官员在贼军各营被夹打，有的在监牢中被夹打，甚至负责押送的贼军也个个都能动用刑罚。他们对内阁官员每人勒索十万两，对各部、督察院等主官、锦衣卫指挥使每人勒索七万两，对科道、吏部郎官勒索五万或三万两，对翰林勒索一万两，对各部的下级官员按千两计算，而对勋贵则没有固定的数额，总之要榨取他们所有的财产，甚至要他们的命。英国公遭受酷刑而死，最为惨烈。


    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贼军在全城范围内到处抓捕士大夫们，路上的行人也慌张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二十七日，牛金星在会极门点名，被留用的官员从东华门出，送往吏部登记录用，其姓名被张贴在部门门外；未被留用的官员则从西华门出，被持刀骑兵押送到刘宗敏、李牟二贼的私人寓所。锦衣卫镇抚司梁清宏及史馆、卫幕等杂流人员都被严刑拷打，竟然日夜不停。


    二十八日，被贼军留用的官员头戴高帽、身着华服，趾高气昂地走在长安道上，未被留用的官员被逼迫交纳钱财，整条街坊都回荡着他们凄惨的哭喊声。那些遭受刑罚的官员，结果各有不同。杨汝诚因献上美女得以免于夹打，但未被留用；张忻未遭受刑罚，但他的妻子家人已被拷打，直到他交出一万两银子才被释放；郝晋交出五千两银子后得到释放，但未被留用；王都三次遭受夹打，每次交银后都被释放，最后一次夹打结束后便死去；顾鋐被夹打，他的仆人盗走财物后逃跑。


    贼军准备撤退时，那些因索要钱财未果而受到严酷夹打的官员中，最严重的有大臣李遇知、王正志，词臣杨昌祚、林增志、卫允文；相对较轻的有金之俊、王鳌永、张维机、胡世安、李明睿等人。高斗光被追讨银两，贼军准备夹打他，他的儿子请求代替受刑，最终得以免于夹打。张允翔、雷跳龙、沈维炳、方拱干、杨士聪、赵士锦、李士淳、刘明某、吴邦臣等人则未被夹打，而是被囚禁。


    四月初一日，宋献策说：天象惨淡，阳光微弱，应当暂停刑罚。初七日，李自成经过刘宗敏府邸，见到庭院中被夹打的三百多人哀嚎连连，半死不活。李自成说：上天已经降下警示，宋军师说应当减轻刑罚，应该酌情释放他们。于是释放了其中的十一名缙绅官员，以及其他的杂流、武弁、办事人员，总计释放一千余人。然而，此时已有过半的人死去。刘宗敏逼拷出上亿两银子，李牟较为宽容，所获银两不足一半，但他用自己的财产补足，因此受到人们的称赞。


    初八日己丑，贼军释放了所有被囚禁的官员。于是，吴履中、张凤翔等人得以南归。御史冯候用、梁清宏身体肥胖，不堪用刑，释放后不久便死去。


    贼军刚进城时，杀人并不严重，但几天后开始大规模杀戮，即使已经投降并被授予官职的官员，也会被各个贼将轮番审问，只要听说他们家中有金银，就会被锁去拷打。一个贼将审完后，另一个贼将会再来审问，拷打不断。每个贼将带领五十名随从，负责调查官民隐藏的财物，随从每人每天必须上报一件相关线索，被称为“公刺”。


    贼军大肆搜刮，当时他们与前朝官员的随从及一些流氓无赖勾结，让他们担任向导。这些人纷纷聚集在当地的乡绅如周锵、刘余佑、梁以樟、米万钟、吴邦臣、沈自彰等人家中，任意掠夺财物，与抄家没收无异。即使是普通的读书人和普通百姓，只要有稍微像样的房屋，也无法幸免。贼军士兵满大街游荡，手里拿着麻绳，见到体型稍胖的人就怀疑他们有钱财，向其勒索赎金，有的人中途向他人借钱得以释放，也有人被押回家中，任由贼军挑选财物后才被释放。如果被绑到刘宗敏的府邸，那就必死无疑。


    贼军刚进城时，先是假装颁布禁止杀戮的法令，声称如有在民间淫掠的士兵，将立即处以凌迟。他们假装处决了四名因其他事犯罪的贼军士兵，将他们每人分为五段，声称是因为他们犯有淫杀之罪。民间百姓信以为真，于是放心开店，市场看似平静如常。但自从开始借贷交纳赎金的事情发生以来，官员们的金银用完后， 可以继续用绫罗绸缎代替，但是每匹绸缎只折抵一两银子，商人的钱货也被抢掠一空。贼军的抢劫手段如此狡猾。


    四五天后，贼军开始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他们先令十家为一保，如果有任何一家逃亡，其余九家都要一同斩首。十家之中，若有富户，李自成亲自点名抄家，其中的中下之家则由各贼兵瓜分。此外，民间的马骡、铜器也被命令上缴到各营。于是，京城全城百姓家家户户都被洗劫一空。


    对于被拷打的百官，基本上家产达万两银子者，会被追缴两三万两，数额稍有不足，就会再次严加拷打。夹打、炮烙等酷刑无所不用其极，直到人死方休。如果有愿意投降的，就被带往陕西，生死未卜。


    《燕都日纪》记载：三月二十一日，百官到齐，其中勋卫、懿戚等官员暂时由贼军精兵押送，让他们住在民房中，并集中在一处，不允许分散。有些官员连续两夜没吃到食物。二十四日，贼军点名五百多名勋卫武职官员，将他们绑至平子门外斩首。


    追缴赃款时，见到银子要加价两倍。首饰的价值仅为原价十分之一，珠玉玩物一律被丢弃，崭新的衣物按市价折算，大缎匹价值不到一两银子，罗缎则更低。前门商铺中，凡是有亲友牵连的，无一不被搜刮殆尽，如同蝗虫过境，草木为之一空。


    贼军中凡有与官员旧仇宿怨的，无一不立刻报复。例如总兵王朴，当初被朝廷重判入狱，其子王琦拿出千两银子委托陈君美从中活动，陈君美以甜言蜜语欺骗王琦并吞没了这笔钱。如今王琦已加入贼军，他派人传唤陈君美，陈君美仗着与王琦父亲有旧交，欣然前往拜访。王琦当面历数陈君美的罪状，将其捆绑起来并残忍地剁成了肉块。


    《大事记》记载：三月二十二日，锦州的伪官逮捕并杀害了乡绅曹吏部，没收了他的家产。这些伪官大多是陕西洪洞县出身的没有正式学籍的生员，他们奸淫贪婪，滥杀无辜，导致百姓无法正常生活，深感痛不欲生。


    《甲乙史》记载：四月初一，京畿地区、山东、河南等地的地方长官，多为来自秦、晋地区的无赖之徒，他们孤身赴任，恣意横行，滥用权力，首要任务便是征收助饷。地方士绅在他们的胁迫之下，稍有不从便会遭受侮辱。他们还征召年轻女子服侍，而且倚仗地方驿站传递信息，百姓们十分愤怒，暗暗怀念过去的生活。

 第202章 奸淫、三月二十六劝进本末

    当贼兵初次进入城市时，他们首先抓住了妓女和歌女，接着是良家妇女，特别是那些面容较为清秀的年轻男子，也会被他们抓走。有些人哀求希望能够回家，但贼兵仍然紧随其后。妇女们遭受了奸淫污辱，死亡的人数无法计算。


    贼兵刚进入民宅时，会借口借用炊具。不久后，他们会说想要借用床铺休息。过了一会儿，他们竟然又说想要借用百姓的妻女和姐妹作伴。如果有人把妇女藏匿起来，贼兵会押解强迫男子进行搜查，直到找到为止。如果贼兵喜欢某个女子，就会把她抱上马。有的贼兵会挟持三四个人，有的则一边搂着一个人，同时让其他马匹带着另外两个人。如果女子不从，就会被杀；即使从了，如果不合贼兵的意，也会被杀；如果一个人无法承受多人的侵犯，同样会被杀。在安福胡同，一夜之间就有三百七十多名妇女死亡。即便是投降的官员的妻子和妾室，也无法幸免。所有人都感到怨恨和后悔，想要逃跑，但很难逃脱。只有那些为国家殉难的官员的家属，贼兵才不敢侵犯。


    在北方各处，凡是接受了伪政权任命的府县官员，每当贼兵经过时，他们都会先搜刮民间的妇女来供应贼兵，如果数量不够，贼兵就会用刀背乱打，这些伪官员苦不堪言。贼兵会带走他们认为美丽的女子，而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则会被丢弃。他们还会命令威胁这些官员说，这些被丢弃的女子要留给后来的贼兵使用。妇女们被迫提供肉体服务，遭受的苦难如此之深，能够偷生的人很少，即使那些选择以死明志的人，也无法保持清白。


    《燕都日纪》记载：贼军将领各自占据着豪华的住宅，将官员的家人子女抄没后当做娱乐对象。而士兵们则充斥在大街小巷，以寻找马匹和铜器为名，挨家挨户进行淫掠。稍有不从的人，士兵就会用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贼兵守卫非常严格，女子即使想要逃脱，也不可能。贼兵甚至不顾白天，公然进行淫乱的行为。


    《大事记》记载：甚至有八个贼兵轮流侵犯一个幼女，导致她当场死亡。还有一位士人的女儿被侵犯，便向贼官告发，但贼官首先叫来女孩，威胁说：如果你敢指认侵犯者，我就砍掉你的头。等到审问时，女孩不敢指认，结果导致那个士人因为诬告反被杀害，贼兵的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新世宏勋》记载：贼兵每抓到一个妇女，就会把她抬到城墙上，依次进行侵犯，这种行为循环不断，妇女很快就会丧命。有时，如果遇到贼将经过，担心被责备，他们甚至会把妇女扔到城墙外。


    三月二十六劝进本末


    在这之前，二十三日，朱纯臣和陈演带领百官劝进，但未能成功进入皇宫。到了二十五日，伪礼部尚书政巩与其他随驾李自成的各官员，带领德高望重的老人上表劝进李自成，巩某是前朝的陕西提学佥事。到了第二天，也就是二十六日甲寅，又开始了劝进的活动，劝进表中有这样的说法：“与尧舜相比，李自成武功更多；与商汤和周武王相比，李自成没有道德上的瑕疵。”周钟自夸这是他写的非常得意之词。


    四月初一，宋献策向李自成奏报说帝星不明，建议李自成尽快即位。到了初三，那些被关押的鸿胪官都恢复了原官职，预备礼仪，以等待李自成即位。当时在四月初三、初六、初九，官员和民众三次劝进。牛金星说：大位如果尚未稳定，恐怕事情会有变故，建议李自成会同礼部的巩某一起出示公告，定在十七日举行登基大典，百官在十二日的午门前进行演练礼仪，十三日在皇极殿进行演练礼仪，十五日颁布即位诏书，十六日李自成亲临学官，进行释菜礼，文武百官都前往圜邱，等待李自成在郊外祭天并加冕，同时进行祀庙、定功等礼仪，并将将太祖皇帝的神位迁移到其他历朝历代帝皇庙中，其余太庙中的明朝皇帝牌位全部烧毁。这个公告一出，投降的官员巩某不等到期，就在四月初四进入太庙，将太祖的神主牌位捧出，送入帝王庙中，其余的明朝皇帝牌位立刻烧毁，京城百姓无不唾骂此举。


    有人拿着黄袍给李自成看，李自成感觉无法直视。李自成被人引到皇极殿的金台后，看到金台顶部雕刻的龙看起来好像要下来吃人，李自成顿时感到头晕目眩。李自成虽然说要虽然三、六、九日举办朝会，但迟迟没有正南面北地正式召集朝会。以往那些篡夺皇位的人，有时会遇到宫殿摇晃或地面塌陷，这些不祥的征兆怎么能说是诬告伪造呢？


    贼兵伪造了一个盒子，上面刻着“永昌”年号和日期，秘密地放在皇宫内，让人找到，以假装是天命的象征。他们还命人伪装成几个外国僧人，声称来自西域的某个国家，知道新天子即位，特意前来祝贺。


    在这之前，四月初，牛金星和巩某出示公告：定在十二日进行演习礼仪，但忽然接到东方的急报。十二日，李自成离开京城。二十六日回到京城，二十七日突然传出即位的消息。李自成在城外预先设置了帝王出行时的仪仗队，百官前来朝贺。


    根据《甲乙史》的记载：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自称皇帝，追尊他的七代祖先成为皇帝、皇后，伪六部各自发布了一份赦书，称这一年为大顺国永昌元年。


    译者注：1.原文中的“释菜礼”，古代的一种传统礼仪，源自古代祭祀先师、尊师重教的习俗，通常在孔庙、学校或其他教育场所举行。

 第203章 选升降臣、三月二十七(日)乙卯

    选升降臣


    《甲乙史》记载：三月二十六日，李自成选拔晋升四品以下官员一百余人。其中，词林官员杨观光、梁兆阳改任侍郎，项煜改任太常寺丞，韩四维降职为修撰，薛所蕴改任司业，何瑞征、高尔俨、方以智、傅鼎铨、杨廷鉴、陈名夏等人职位保持不变。张之奇被任命为顺庆府尹。六科（六部各科）官员申芝芳、朱徽、刘昌、戴明说、彭琯、孙承泽、金炼色、光时亨、时敏改任谏议，唯有时敏改任县令。御史改任直指使的有朱朗鑅、张懋爵、蔡鹏霄、裴希度、涂必泓、韩文铨、陈羽白。吏部官员改为从事的有沈自彰、熊文举、郭万象、王显、杨元锡。此外，大理卿刘大巩、光禄卿李元鼎、太常卿吴家周、鸿胪卿张鲁、验马卿宋学显、尚契卿叶初卿、学禄钱位坤、助教李森先等人都被改任其他职务。此次铨选均由宋企郊主持。


    三月二十七（日）乙卯


    吴三桂带领清军骑兵抵达山海关，贼军将领无法抵挡。


    二十八日丙辰


    那些投降了贼军的太监从宫中出来后，都称李自成虽为贼首，但实际上总共有二十余人与他可以相互抗衡，彼此间不相上下，所有事情都是众贼首共同谋划决定的。当时，伪国公刘宗敏因为与李自成争夺官军叛将白广恩而心生不满，待到京城陷落，逆贼李自成身边积累了大量金银财宝，自己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刘宗敏觊觎这些财富却未能得逞，内心越发离心离德。这些事情出自《大事记》记载。


    程源移书勉唐廷彦


    起初，在三月二十日，天津兵备道原毓宗倡议投降，进士程源写信勉励户部官员唐廷彦坚守忠孝大义。信中提到：“天津巡抚冯元飏倡导义举，曹友义亦是有志之士，现在官军粮草充足、兵力众多，占据贼寇腹地以待时机恢复国家，实乃中兴之奇功。”唐廷彦邀请程源进城商议战守之策，等到程源来到城头，防海兵突然喧哗起来，抢劫饷库，几乎将唐廷彦打死。


    在此之前，冯元飏作为天津巡抚，得知京城发生变故，召集将士痛哭流涕，发誓绝不二心，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天津兵备道原毓宗是陕西蒲州人，赴任途中遭遇贼寇，贼寇对他礼遇有加，并将其母亲扣作人质，允许他返回天津作为内应。原毓宗回到天津后，便夸大贼寇势力，制造混乱，待到京城陷落的消息传来，他便率领绅士率先向贼寇表示欢迎，导致其他兵民纷纷跟风投降。


    原毓宗还在城头大张黄旗，题写“天壁民顺”字样，于是天津百姓纷纷在自家门口挂上写有“民顺”的纸条。前明朝总兵曹友义独自骑马冲出城门，原毓宗率兵拦截，并逼迫冯元飏迎接贼寇。冯元飏坚决不屈服，副将金斌、总兵娄光先、指挥使杨维翰等人都背叛朝廷，声称愿意投降贼寇。二十一日，金斌移营至演武场，程源再次前往劝说。此时唐廷彦伤势严重，被转移到安全地方，冯元飏也在人群中，程源向他们阐明大义，动员他们起兵反抗，但无人响应，金斌甚至劝说唐廷彦留在贼寇阵营。


    程源见形势危急，便先行撤离，并紧急写信告诫唐廷彦，投降贼寇、图谋南下是关乎千秋名誉的大事，必须做出决断。唐廷彦回信说：“伤势严重，恐怕难以存活，自己反省并无能力报效国家，唯有以死明志；家中老母已八十三岁高龄，希望兄长路过我家时，能委婉安慰她；我的儿子也会为国捐躯，不必过于悲伤。”


    唐廷彦只有一个儿子，才八个月大，程源想要尽力保全孩子并送回老家，但唐廷彦没有同意，令人痛心。

 第204章 程源移书邱祖德、二十九日丁丑、初四(日)辛酉等

    程源移书邱祖德


    二十八日，程源写信给山东巡抚邱祖德说：“我们的皇帝并没有失德，只是由于一些臣子的疏忽，导致军饷不足、兵力薄弱，以至于贼寇攻陷了我们的京城，杀害了我们的君主，天下人民都为此感到悲痛和哀号。”


    程源还说，“江南是富饶之地，那里的子弟多有豪杰之士。贼寇没有首先攻占那里，而是留给了我们，难道他们能放弃步兵和骑兵的优势，与我们在长江的险要之地进行争夺吗？何况我们有蜀地作为我们的屏障，从西安出发到那里只需七天的路程；而楚地和豫地横跨在我们的中部，甘宁地区侵蚀着贼寇的心脏。江东还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将，一旦我们举起义旗，就可以从四面八方对贼寇进行攻击，收复失地指日可待。然而，有些人没有洞察到这一点，声称贼寇已经取得了成功，这只是因为他们想借助贼寇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富贵。”


    二十九日丁丑


    程源又致信天津镇将曹友义说：“现在天地翻覆，日月星辰昏暗不明，实在令人痛心！您身为朝廷官员，领取君主俸禄，却误了国家大事，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先前我在天津时，曾与将军您谈及此事，那时我们商定要将天津这片土地托付给您，您也坚决地接受了这个重任。然而为何现在竟如此失策呢？昨天我停靠在天津城门附近，了解到您的军队因为缺乏军饷，被原毓宗诱走，但您所部的五百名精锐士卒，如同父子一般忠诚于您，即使他们现在叛离而去，心中必定不会忘记您。如今各地伪政权的官员们都是些身份低贱、连学籍都没有的人，各州各县竟无一人能守护城池，即使立即对他们进行收捕、诛杀，短时间内也可以成就大功。唉！皇帝驾崩，太子被囚，举国上下悲痛欲绝，正是臣子们舍身报国之时。切莫辜负国家的恩情，让自己的名字在史书中留下污点，一定要珍重自己，尽力自保。”


    初四（日）辛酉


    《燕都日纪》记载：牛金星穿着吉服来到伪吏部，与宋企郊一同主持对举人的考试，所出题目包括“天下归仁焉”、“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等。参加此次封闭式考试的举人约有七八十人，大多数是本地出身。另外还有一份贼军发布的伪公告宣称：各省及直隶地区的乡试，等候朝廷旨意确定具体日期，将在中秋节时举行。初五日，伪相府公布了考试结果，实际录取了五十名举人，其余人员均被革除资格。三考吏员及监生纷纷申请参加考试，但均未获批准。


    另有人说，顺天府伪府尹主持童生考试，所出题目为“天与之”及“大雨数千里”，生员考试时出题为“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次日即公布了成绩榜单。


    初五（日）壬戌


    山东的许多郡县已被贼寇攻占，尤其是临淄和济南两地，交通道路阻断，无法通行。贼军将领董学礼遵照贼军权将军的命令，率军南下。另一位伪将白某前往天津，沿途催征军饷。同时，北直隶等各地区都有大小、级别不一的贼军智勇、果毅将军等分头驻扎。


    初六（日）癸亥


    李自成在武英殿召见当地父老百姓，询问民间疾苦。后来，济南抚标中军梅某和推官钟性，将这些百姓抓捕杀害。但据《甲乙史》记载，这些父老是自杀身亡。


    初七（日）甲子


    武定州东南市集全被贼寇占据


    初八（日）乙丑


    滨州城池外面全是贼寇，他们残害百姓，杀人如麻，百姓苦苦哀求也不得幸免。


    初九（日）丙寅


    贼寇骑兵部队的将领庄朝梁在劫掠单县时被当地百姓杀死。


    初十（日）丁卯


    贼人占领了禄米仓和大通桥光禄寺等粮仓，所有储存的粮食都已被清点造册记录。

 第205章 十一日戊辰杀勋戚大臣、十二己巳(日)自成东行等

    十一日戊辰杀勋戚大臣


    初四日，李自成得知东边的清军每日都在逼近，内心极为恐惧。他亲自拜会刘宗敏、李牟二人，请他们率军出城抵御。然而刘宗敏与李牟两人因长期沉溺享乐，早已丧失了战斗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不得不下令于十三日亲自领军出征，至此向东进军的日期已经确定。


    在此期间，贼军对勋贵及皇室姻亲大臣进行了大清洗，将他们尽数杀害。其中包括内阁成员陈演、定国公徐允祯等众多皇亲贵族出身的官员，以及所有级别达到都指挥使以上的高级武官以及锦衣卫中的高级官员，他们均未能幸免于难。方岳贡、邱瑜等人上吊自杀。同时，贼军还将那些被害官员家中的女子强行分配给士兵为妻妾。此外，众多被羁押的各级官员被押送到刘宗敏的住所前，沿道路两侧密密麻麻地坐着，贼军则逐一将其处决。其间，有一名太监声称已缴纳银一千两、金九十两企图赎命，但依然被处死。直到三更时分，这场大规模的杀戮才停止。


    十二己巳（日）自成东行


    李自成从正阳门出发，太子身着绿色服饰紧随其后，队伍中马匹前后相连，排列整齐。刘宗敏位居队伍之后，而李牟、牛金星则被留在京城负责守卫。


    十四日辛未


    在西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私人发布的告示，上面写道：“明朝的气运尚未终结，人们心中思归效忠，计划于本月二十日拥立东宫为皇帝，改年号为义兴。”起初，刘宗敏曾因类似的公告而处死了数十户居民。如今，这类公告再度出现在街头巷尾的黄色墙壁上，尽管并无实际作用，却引发了贼军的警觉。此事被秘密上报给了李自成。


    据《大事记》记载，山东高苑县知县苏方，原籍陕西汉中，颇具智慧谋略，暗中培养了二百名敢死之士，意图南下继续抗击贼军。苏方在与李自成的两次交战中，曾重创李自成的侧翼，并对外宣称李自成并非不可战胜之敌，他还指出陕西的士绅遭到贼军侮辱的情况，就如同京城中所发生的一样。


    十五（日）壬申


    李自成抵达密云。何瑞征在望日拜见牛金星，牛金星说，现在流言蜚语四处传播，每个人都应谨慎行事，尽量减少外出。此时，之前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们心中产生了悔意，许多人开始私下策划逃离。


    据《大事记》记载，新城土匪首领王铭盘，率领数千人马在韩家树一带横行无忌，阻断了交通要道。当时，韩、王、张三家族联合起义，集结起数千兵力反抗李自成，但由于行动稍显迟缓，当得知贼军突然逼近时，他们迅速掠夺船只向西进入海域避难。


    十六（日）癸酉载金入秦


    贼军拘押了数百名银匠，将所有掠夺的金银熔铸成大块砖状，然后用骡马和骆驼运往陕西。据说原本库存中有多年未使用的镇库金，共计三千七百万锭，每一锭重五百两，并刻有永乐年号的印记。这些金银砖，每头骡马或骆驼驮载着两锭，无需额外包裹。


    谈迂评论道：这三千七百万锭金银，即使扣除零头部分，也足以支撑国家两年的赋税加派，但是明朝朝廷今天说要对官员进行赋税政绩考核，明天又不断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海内动荡不安，然而库房的钥匙却是依然崭新，难道先帝未曾看到这些遗留下来的财富记录吗？真是令人无限感慨啊。


    我认为，如果真有如此巨额的金银，按照每锭五百两计算，需要一千八百五十万头骡马或骆驼才能承载，即便采取循环接力的方式运输，也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任务。由此可知，这样的说法实难令人信服。

 第206章 十七(日)甲戌、十九(日)丙子、二十五(日)壬午

    十七（日）甲戌


    李自成抵达永平府。总督王永吉率领三十名骑兵，身着戎装，骑马抄小路向南方撤退。癸未科（公元1643年）进士王道成，系山西平杨县人士，城池失陷后投降了贼军，贼军授予他青州防御使之职。王道成孤身一人赴任，城中百姓纷纷向他请求保护，彼此看着对方，无人敢轻举妄动。此时，衡王府宗室成员仍在城中，但由于百姓内部混乱，无人能够组织起来保卫他们。


    十九（日）丙子


    东部清军进逼的紧急军情日益严重，留守京城的贼军在城内大力搜查兵器，此时城门的戒备愈发森严。


    二十五（日）壬午


    伪礼部发布公告称：”皇帝李自成不久即将东归，各部门须尽快准备登基所需的各种仪仗物品。”


    二十六（日）癸未


    李自成返回京城。有一各名为朱师钦的庆藩宗室，时任香河知县，弃官逃至吴桥，却被伪防御使关杰囚禁于德州。关杰与德州知州吴征文共同苛征饷银，手段极其严酷。地方官员马元騄与生员谢陛暗中串联，趁机发动起义，一举击杀关杰与吴征文，释放朱师钦，并拥立他为主上，暂且尊称为济王，向周边地区发布檄文，号召讨伐伪政权官员。这一行动迅速得到了未归附贼军的四十余州县响应。


    《大事记》记载，兖州、青州、登州、莱州等地的民众纷纷加固城防，坚守城池以自保。


    二十七（日）甲申


    贼军放任其部下大肆抢掠，无一家得以幸免。


    二十八（日）乙酉


    泊头的秀才郭树，因其家境富裕，被贼军用枷锁押送至京城。


    二十九（日）丙戌


    李自成自立为帝。午后，大量草料被运入皇宫，宫中各处都堆满了草料。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丁亥日黎明时分，李自成向西逃窜，他的部众也跟随其后。其中刘宗敏先前与吴三桂交战时已身负箭伤，躺在长桌上，用被子层层裹住手脚，被人抬着出行。随同贼军一起出行的早早投降官员都有军队护送，而新投靠的官员则没有这种待遇。薛所蕴奉军师宋献策的密令，发布告示，命令百姓离开京城避难。但百姓离开京城仅数十里，就遭到贼军的抢劫和屠杀。


    贼军先在皇宫中布设火炮并点燃大火，宫外的各处私宅也被放火焚烧。贼军零星残部士兵骑马四处杀人，百姓们用床铺、家具堵住巷口，有的手持木棒冲出来反击，片刻之间，九门城外都陷入火海，贼军在城中东西奔逃无法出城，直至傍晚全部被烧死。城外草场的火势与宫中火光相互辉映，夜晚如同白昼。


    程源记载：贼军全部从齐化门出城，李自成仍旧穿着骑射服装，只是多了一顶黄色伞盖。投靠贼军的原明朝官员在齐化门前叩头告别，贼军传令不再护送，后队至中午时分全部出城。另有记载：酉、戌时分，李自成率大军从前门出城，只留下数千残兵在城内放火。三十日天亮时，宫殿及太庙都被烧毁，只剩下武英殿。宫女再次大量逃亡。宫中尚有大量贵重器物，无赖之徒在废墟中搜刮一空。中午时分，九门也起火，只剩下大明门及正阳门以及东西江米巷一带未被烧毁。这是因为贼军故意留下一条出路。那些未出城的贼军，全部被百姓杀死，共约两千余人。


    野史记载：贼军焚烧五凤楼，在九门放火，火光照亮天空，城内哀嚎之声传至数十里之外。


    贼军并无什么高明手段，往往先派出伪装成商人的部众，四处散布谣言，宣称贼军不杀人，不贪财，不奸淫，不抢掠，公平交易，免除钱粮，还将富户的钱财分发给穷人，尊重读书人，秀才投降的先赏赐银币，随后进行考试选拔，一等者任府官，二等者任县官。当时被选拔为伪府县官的大多是山陕地区的秀才，更加让人相信这是真的。于是，那些不通文墨的秀才都盼望做官，无知的穷人盼望得到富人的钱财，欠缴钱粮的人盼望得到豁免。真定、保定地区民间流传的歌谣有“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等语句。贼军的诡计以此得以实现，其气焰更加嚣张，仅派遣三四人或四五人就能到明朝各城池赴任，谎称贼寇大军随后即到，明朝地方官员闻风而逃，而伪官则俨然成为一方之主。


    贼军不识字，其所发伪敕书、告示中多有错别字，如“废弛”误写为“费弛”，“事务”误写为“事骛”。原户部官员吴篪被贼军启用，恢复了他的官职，但贼军常呼其名为“吴虎”。


    贼军入城的士兵约有四十多万，各自疯狂劫掠，李自成虽有禁止，但他们反问：“皇帝让你做，金银妇女却不让我们拿吗？”


    贼军企图劫掠漕运，但漕河已经干涸。他们得到一些花缸，去掉花纹用来做马槽，大的无用的用来捣蒜，小的则用来盛油。


    东村老人说：李自成入京，与赤眉、黄巢造反非常相似。因为贼寇的天性中，并没有称霸天下的谋略，或许是因为上天厌恶内外官员贪婪之风盛行，特意降下这个恶魔，来荡涤清洗朝堂不公罢了。


    李自成祖墓


    早前，陕西参政都任因痛恨李自成每到一处必挖掘皇室陵墓，刚一到达延安，便立即拘捕了李氏族人，追问李自成父母遗骸的下落。起初，李氏族人闭口不答，都任便大声宣告将要挖遍所有李氏坟墓。这时，才有人出来报告具体位置。经过挖掘查看，发现李自成父母遗体肤色如同活人，骨头尚有肉质附着，于是都任令人用刀将李自成父母遗骨剁碎，再扔进粪坑中浸泡。


    李自成谣谶


    宋献策说，我们的主公李自成只能做个马背上的君王，混过几年而已。他又说，李自成得秦而兴，遇鲁则亡。


    上个月挖出的一块石碑上刻着：流入顺河干，陷在十八滩，若要上云天，堕落雁门关。还有一首民谣唱道：自成割据非天子，马上登台未许年。


    看来这些预言后来都应验了


    李自成铸钱


    我曾经思考过金钱这一事物，它饿的时候不能吃，冷的时候不能穿，也不是人的耳朵眼睛所能欣赏的好玩之物，却被称为宝物，其中自有道理。这与时代的兴衰密切相关。前代之事暂且不论，就说崇祯末年民间私铸钱币盛行之事，其中有一种钱币大如鹅眼，每贯价值仅为八分，我以为价格低贱至此，钱已经失去了作为宝物的价值。而且这些钱币背面都铸有一马形状，隐含着崇祯之后将会出现闯贼之乱。


    然而闯贼之乱持续时间不长，也可以从钱币上得到验证。过去李自成在山西铸造钱币未能成功，到了京城又继续铸钱，钱文改为“太昌”；还曾铸造九枚玉玺，同样未能成功。难道不是因为宝物所在之处，自有神灵监管吗？


    有位西安人对我说，李自成的钱币既重又大，民间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用的不多。我问他为何这么说，他回答说：“李自成的钱币与现在的钱币大不相同，重量不一，有的一枚铜钱重半两，却当作一文钱使用；重一两的，当作三文钱；重一两半的，当作五文钱；重二两的，当作铜钱使用价值却极轻。钱币的重量从五钱起到二两重止。百姓购买零碎物品时，感到非常不便，因为增减幅度太大。凡是使用这些钱币的人，都将钱币挂在脖子上，不允许藏在腰间或袖子里。等到清兵攻入陕西，百姓们纷纷将钱币丢弃在地上，不去捡拾。那么，这些所谓的“通行千世”的宝物，实际上在民间无法流通，又怎能算得上是宝物呢？”


    民间偶尔出现的一两枚小钱，其实是假钱，并非李自成所铸。我听说马瑞的母亲看到小钱而感叹明朝衰败，真是有见识啊！

 第207章 吴三桂请兵始末

    吴三桂，字长白，祖籍高邮，户籍属辽东中后所，天生神力，无人能及。他的父亲吴襄，字两环，凭借武科举出身，官至都指挥使，镇守宁远，麾下有精兵四万，以及辽东民众七八万人，个个能征善战。其中，由彝族丁壮组成的突击骑兵数千人，更是勇猛无比，敌人往往望风而逃。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朝廷调派吴襄进京，担任提督京营的职务。当初，朝廷商议撤除宁远守军，移防山海关，吴三桂与蓟辽总督王永吉、辽东巡抚黎玉田等人认为，由于辽东前后卫已经失守，宁远孤立无援难以坚守，建议将宁远的兵力和百姓撤回，进驻山海关，如此一旦京师遭遇紧急情况，支援部队可在短时间内抵达。皇帝将这个建议交给群臣商议，给事中吴麟征赞同撤离的便利性。然而，朝中对此意见不一，诸位内阁大臣尤其反对，认为无故放弃三百里防线，他们不敢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于是此事暂时搁置。直到敌寇威胁加剧，朝廷才后悔未采纳原议，多次下旨要王永吉执行撤离。三月，朝廷封吴三桂为平南伯，征召其率兵入京救援。但吴三桂并未立即行动，直到三月初旬才率军离开宁远，带领宁远约五十万军民每日行军数十里。


    十六日，吴三桂军进入关内，二十日抵达丰润，此时京师已被攻陷。得知变故，吴三桂在山海关驻军不动。此前，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春天，田贵妃之父田宏遇在南京游玩时，携带着着名歌妓陈圆圆、顾寿前往北方，田宏遇回京后不久病逝，吴三桂派人携带千金将陈圆圆赎回。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刘宗敏拘捕了吴襄，并因搜寻陈圆圆不得，对其施以严酷刑讯。吴三桂闻讯后，更加积极招募士兵，兵力增加了七千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率军全歼李自成守边的两万兵马，仅剩三十二人生还，贼军将领身负重伤逃回。此后，吴三桂占据山海关。消息传至李自成处，后者派遣降将唐通率军抵御吴三桂，并另派降将白广恩率军前往永平进行增援。


    二十九日，李自成派唐通与文武官员四人，携带四万两银子犒赏吴三桂的军队，并带来吴襄的手书，劝说吴三桂投降。信中写道：“你凭借恩荫获得专阃之任，而非依靠多年征战立功，如今强敌当前，若无特别的恩宠激励，不足以吸引你归附。这正是管仲推行素赏之计，而汉高祖一见韩信、彭越便给予重任的原因。现在你整顿军容，按兵不动，让李自成的军队长驱直入，既无‘批吭捣虚’的智谋，又缺乏‘形格势禁’的力量，战机已失，天命难回，先帝已逝，你父又危在旦夕。唉！懂得时务的人，应当明白适时变计的道理。昔日徐庶离开汉朝归顺魏国，不能说他不忠；伍子胥背楚投吴，也不能说他不孝。但以两者相比较，做伍子胥难，做徐庶容易。我为你考虑，不如放下武器，背负棺材，现在就投降，不仅可以获得封侯的赏赐，还能保全孝子之名。万一你一味放纵怒火、轻视他人，毫无节制，以客军对抗主军、兵力少对抗兵力多的形势，固守坚城，一旦被全歼，你父无辜被杀，你也身败名裂，忠孝两失，岂不令人痛心疾首！古人云：知子莫若父，我不像赵奢那样，但恐怕你会步赵括的后尘。因此，为你着想，千万要慎重考虑。”这封信原本由牛金星所作，派代表吴襄的使者唐通送达。


    唐通抵达吴三桂营中，说李自成对老总兵吴襄十分礼遇，期待将军你一同开创大业，成为开国元勋，并称前朝东宫太子安然无恙。吴三桂收到书信后勃然大怒，说：“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男儿，岂肯降服这逆贼，受万世唾骂，忠孝不能两全。”吴三桂准备命令左右将来使唐通斩首，又说：“我忠不成忠，孝不成孝，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他欲拔剑自刎，被属下阻止。参将冯有威建议说：我们愿意拼死杀敌，现在不如先收下金银财字物，分赐给士卒，然后再起兵，使敌人措手不及，现在何必杀掉这个伪官？”


    吴三桂采纳了这个建议，回复唐通时假装非常高兴，说愿意面见东宫太子后立即投降，并回复书信。李自成决定派定王前往，当日就派贼将带定王去唐通营。


    此时洪承畴与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都已投降清国，吴三桂于是前往清国请求援军，清国皇帝同意了。四月初四辛酉，吴三桂攻破山海关，唐通投降。定王已抵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给李自成发檄文，称必须见到太子后才会停止进攻，并给父亲吴襄写信断绝父子关系，信中写道：“不肖男吴三桂，泣血百拜上书。父亲大人膝下，儿承父荫，熟闻义训，得以侍奉军旅，日夜励志，希望能有机会报答圣恩。近期边疆形势紧急，宁远作为国家门户，几乎全部沦陷，儿子我正在努力恢复。我当时认为李贼虽然猖獗，不久就会被朝廷消灭，担心往返路途徒耗力气，结果两次错过重大时机，也因此导致父亲您被暂时羁押一段时间。没想到我国无人，众人望风披靡。父亲您身为御营督理，实力并不弱小，巍峨的京师城墙，怎么能在一二日内就失陷？致使儿卷甲奔赴关隘时，已经错过了时机，可悲可恨。听说圣上驾崩，臣民遭受侮辱，我不胜悲痛。还以为父亲您一向忠义，即使大势已去，也应该奋力一搏，誓不与贼共存，否则就应在宫阙前自刎，以身殉国，让儿身穿孝服，号啕痛哭，披甲复仇，即使失败也要以死相拼，这样岂不是我们父子忠孝两全？没想到父亲竟然忍辱偷生，甘心与贼为伍，既没有孝宽御寇的才能，又愧对平原骂贼的勇气。徐庶虽然软弱，但至少是为母亲而背弃汉朝，王陵、赵苞两位公卿，都是英烈之士。我父身为英勇的老将，赫赫有名的王臣，反而不如巾帼女子；父亲既然不能做忠臣，儿又怎能做孝子？儿与父诀别，就从今日开始。父亲你不能早日对付贼人，现在 即使贼人将父亲置于砧板之上，以此引诱我吴三桂，儿也不会顾惜。儿吴三桂再百拜。”


    初九丙寅日，李自成收到吴三桂的信，大怒，立即处决吴襄全家三十余口，并下令亲自征讨吴三桂。十三日庚午，李自成与刘宗敏、贼军九大将领等率领四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出京前往山海关，一路上行军七百里。吴三桂闻讯后，痛哭誓师，决心消灭贼军，军队士气大振。


    当时李自成的前锋四万人率先抵达山海关，与吴三桂进行了十三次交战，双方互有胜负。十五日壬戌，李自成到达密云。十七日甲戌，李自成主力抵达永平，吴三桂兵力较少，与李自成对峙，从早到晚忙于战斗，无暇吃饭，于是他在关外布置了空营，让百姓装扮成士兵，手持旗帜和鼓守卫，自己则秘密带着士卒入城用餐。不久，李自成逼近吴三桂的外营，将营中的老弱全部杀死，长驱直入城下，包围数圈。接着从门西的一片石，出关东突外城，逼近关内。吴三桂见李自成势大，感觉难以抵挡。他之前已经向满洲请求援兵，此时援兵终于赶到。


    清国的九王爷多尔衮（在九大贝勒中排行第九，时称九王爷），也是摄政王，已经与英亲王阿济格、裕亲王多铎率领十万大军，准备进入关内，途中遇到吴三桂的使者，顿时心生疑虑。他们商量说：“难道吴三桂知道我们要南下，故意设下这个陷阱吗？况且我们曾经三次围攻他，都不能轻易攻克，李自成一举就破了他，其智勇必定大大超过我们。如今李自成亲自率大军前来，志向不小，莫非是乘胜准备攻占辽东吗？不如分兵固守，观察动静。”于是停止前进，驻扎在欢喜岭，高举旗帜，让士兵休息，同时派遣使者前往吴三桂营中探查情况。


    吴三桂再次派遣使者前往清军请求援助，多尔衮仍然不信。吴三桂请求了三次，多尔衮才相信，但援兵仍未立即出发。吴三桂先后派遣使者在路上相望，往返八次，援兵才全部到达，共有十四万骑兵。吴三桂知道清兵已经在关外，于是突围出外城，疾驰进入清军兵营，拜见多尔衮，自称臣子，并向多尔衮跪拜。双方以白马祭祀上天，建立盟约并许下誓言，率大军入关。


    多尔衮率领重兵居于后队，英亲王阿济格负责左翼，统领二万骑兵从西水关进入；裕亲王多铎负责右翼，也统领二万骑兵从东水关进入。于是，吴三桂再次进入关内，抛弃了百姓，打开城门迎接清军。但由于战期紧迫，吴三桂的士兵们还没有剃发，担心无法辨认，半夜时分，秘密命令军士将白布撕成三片，宽如三指，缠绕在身上作为暗号，但因布料不易分辨，于是改用裹脚布（可能为蓝色）撕成三条，作为标记。清兵见到三指布条的，就知道是己方士兵，就不会杀掉。之所以用三数和白色，取意于吴三桂和长白山士兵的丧服装束。然而多尔衮很有谋略，不愿先与李自成轻率交战。十九日丙子，多尔衮让吴三桂作为前锋，与李自成在关内的一片石展开大战，一来观察吴三桂的忠诚与否，一来试探李自成的强弱，想要坐收渔翁之利。直到日暮时分，多尔衮才相信吴三桂的诚意。


    二十日丁丑，吴三桂、李自成两军再次交战，战况激烈，多尔衮派遣数万铁骑，以白标为标识，绕至吴三桂军的右侧，势不可挡。当时李自成随同数十骑，挟持明朝太子登上庙冈观战，有僧人进言：“这不是吴三桂的军队，一定是清兵。”建议李自成军队赶快躲避。不久，李自成看到白标清军如风发潮涌般席卷而来，所到之处，闯军无不溃败。闯军大败后，李自成狼狈逃窜，尽管刘宗敏勇冠三军，也身中流箭，身负重伤返回。


    当时闯军攻入京城后，任意奸淫抢掠，人人怀揣大量财物，丧失斗志，因此大败。战场上尸体遍布八十余里，马无立足之地，丢弃的辎重不计其数。吴三桂军检查贼兵尸体，发现其中藏有数十两银子，还可以私自取走，但超过百两银子就不敢私藏，必须上交给军队。这是因为怕士兵怀里藏金过多，就不愿意拼死作战，而只想着逃跑。


    二十一日戊寅，李自成在永平驻军，吴三桂派人议和，并请求交还明朝太子。李自成命令张若麒带着明朝太子前往吴三桂军中，双方约定停战。吴三桂同意议和，约定李自成撤军，迅速离开京城，吴三桂将拥戴太子即位。李自成要求对方按照约定行事，双方盟誓后，李自成率军返回，吴三桂则按兵不动，因此李自成得以顺利撤退。


    二十六日癸未，李自成回到京城，吴三桂将定王留在永平，专程护送太子整军前行，一路上发布檄文，秘密告知远近各地城池相关情况。李自成听到消息后，将崇文、宣武门外的百姓赶出，拆毁民房，牵走牛马。


    二十七日，吴三桂派人将檄文送到京城，声称反抗贼寇的义军即将进城，所有臣民应先为先帝服丧，准备好迎接太子。三十日丁亥，李自成向西逃走。五月戊子日初一，皇太子身处吴三桂的军中，向京城中的官员和百姓传达谕令，要求他们各自保持整肃，平静等待。京城百姓得知后，非常欢喜，相互庆祝。


    吴三桂军队抵达榆河后，清国军队命令他们西行继续追击贼军，吴三桂请求护送太子入城，清军主帅不许，吴三桂便连夜将太子送到太监高起潜处。有人说太子潜逃到民间，从小道被送到皇姑寺。西江米巷的商人共同出资为吴三桂家举办了丧事，每副棺材、寿衣各花费百两银子。


    初二日己丑，吴三桂军队追击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斩杀贼将谷大成，贼将祖光先坠马摔断脚，李自成屡战屡败。京城百姓翘首期盼太子的到来。初三日庚寅，京城官员在朝阳门外迎接太子，有传言说太子已到，官员们纷纷俯伏在地，等到车驾出现，才知道并非太子，人们惊愕不已，纷纷退去。


    快到达城门时，吴三桂军队前方开路的人看到京城城头上已经插满了白标。原来清国的摄政王多尔衮已经进入京城，住在武英殿。侍郎王鳌永进宫觐见，看到摄政王多尔衮与众人一同坐在地上，王鳌永悄悄退出。初五日壬辰，沈维炳、王鳌永、金之俊被授予官职，进入内宫，摄政王多尔衮命令官员们按照原职继续任职。大臣们又准备了劝进表，摄政王闭门不出，清国内院大学士范文程接待众臣。范文程笑着说：“这不是皇帝，我国的皇帝去年已经登基了，何来劝进之说。”于是传出摄政王多尔衮的命令，从初六日癸巳开始，为先皇崇祯帝在帝王庙设立灵位，举行哀悼仪式三天。随后讨论谥号和安葬事宜，商议采用隧道式安葬方式安葬崇祯帝，待丧事完毕后众臣削发以示哀思。礼部侍郎杨汝成说礼仪繁多，无法独自完成。摄政王多尔衮询问汉官中谁最贤能，沈维炳等人推荐李明睿，摄政王多尔衮立刻任命他为礼部左侍郎。李明睿以病为由推辞。摄政王多尔衮说：“你们的皇帝尚未安葬，明日就要让京城官民哭灵，没有神主牌怎么哭灵，没有谥号怎么书写神主牌。”李明睿听后悲痛万分。


    摄政王多尔衮命令群臣在朝房讨论谥号，最终决定将先帝追谥为怀宗端皇帝，周皇后追谥为烈皇后，将他们神主牌位安奉在历代帝王庙。初六日至初八日三天，京城百姓痛哭流涕，如同失去父母。随后命令修建陵墓，众人认为田皇妃的坟墓宏伟壮观，李明睿将先帝安葬在中台，周皇后位于左侧，田皇妃位于右侧。《甲乙史》记载：初五日，庶吉士高珩、李呈祥拜访王鳌永讨论谥号，王鳌永说：“今日该做的事情已经做了。”高、李出城后就被劫持，滞留在通湾。范文程召集词林官，只有高尔俨应召，负责编纂崇祯史。高尔俨说：“詹翰一体，请他来。”第二天，何瑞征等人全部入宫，杨昌祚、林增志以自己受重伤请假，范文程表示同意。


    范文程是上虞人，沈阳卫籍，他的祖父范鏓曾任兵部尚书。自沈阳陷落后，范文程历任官职至此。他每天坐在午门右侧处理政务，已经逝去的前朝学士倪元璐的家人，呈上请求扶柩回籍的文书，范文程派官员拿着令箭护送他们到了通湾，倪夫人乘坐轿子出城，如同在旷野上见到亲人般激动。


    吴三桂追击李自成至保定，大败贼军，次日追至定州，夺取了贼军的大量驼马。又过了三天追到真定，将贼军赶出关外。李自成出关后，整顿队伍向西行进。


    初六日癸巳，北京开始举行为先帝哀悼的仪式，五城御史监督各项礼仪。曹溶等五人因为摄政王有“照旧”的命令，此时如同真正履职的官员。朱朝铄是宗室子弟，他此时收到的书信上称 ，顺治元年，根据清国圣旨，像熊文举、杨枝起、朱徽等已经投降李自成贼寇的人，都应按照规定参加对崇祯皇帝的哭吊仪式。


    五月初七日甲午，清国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杨仕聪的家眷逃出京城北城，他的门生方大猷派家丁护送。方大猷是蓟州监军，随吴三桂投降大清，现驻守通州。十一日戊戌，清国命令清空京城的一半用来驻扎军队，并将百姓全部驱赶出城。从此以后，京城内外的官员百姓都剃发易服。自洪武戊申年（）至此，明朝共延续了二百七十八年。


    钱士馨（又名钱甹只，明末文人，着有《甲申传信录》）说：“陈沅（陈圆圆）身价千金，都是官府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清军是凭借李自成杀害吴襄全家的后果，才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易夺取了明朝江山。陈圆圆难道真的这么倾城倾国吗，竟然只是区区一个妇人的缘故，就使得吴三桂忠孝之道两度丧失？”


    我考察吴襄被杀的情况，有的史料记载为李自成得到一封书信后，杀掉了吴襄的家人并将吴襄押往东方，等到李自成战败后，李自成砍下吴襄的首级，悬挂在高高的旗帜上，然后率军撤退。如此看来，吴襄在战争开始时尚未被杀。然而，如果李自成刚刚战败就杀害了吴襄，吴三桂又怎么会忍心派人与李自成议和，这是不可信的第一个理由。另一种说法是，李自成回到京城后，听说吴三桂向四方发布檄文，才杀掉吴襄，也就是说吴襄被杀是在议和之后。那么，在议和期间，吴襄还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为何对此毫不提及，而且也没有听说有关人质交换的任何消息，这是不可信的第二个理由。史书及流传的传闻都记载李自成最初出兵时就杀害了吴襄，这似乎更接近事实。


    译者注：1.原文中的“韦孝宽”，字敬远，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人，南北朝时期着名将领，一生征战，屡立战功，尤其善于守城，被誉为“北朝第一名将”。


    2.原文中的“祢衡”，字正平，东汉末年平原郡般县（今属山东乐陵西南）人，机智过人，能言善辩，性情刚毅耿直，曾经将全身衣服脱光，痛骂曹操。

 第208章 附记 野史

    吴三桂欲高举义旗，为明朝复仇，但因兵力悬殊，于是亲自前往清国请求借兵十万，以助明朝朝廷洗刷耻辱。清国并未立即答应，吴三桂竭力恳求。清国方面表示：“明朝的文武百官多次失信无义，将军您若想建功立业，我国为什么为难是否发兵协助作战？只是担心在成功之后，不知道会把你置于何种处境。”吴三桂回应道：“我父子深受朝廷厚恩，如今先帝遭遇巨寇叛逆所残害，士人百姓无不痛心，神人共愤。我听说勇士不应因惧怕死亡而是惧怕损害名声，忠臣不先顾虑家庭而是先考虑国家。如今皇帝与皇后皆惨遭杀害，我身为皇帝臣子，岂能坐视不管？如若必须权衡利弊后再行动，便是怀有私心。今日我吴三桂誓死报效国家，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何须顾虑其他。”清国掌权者听后，命吴三桂暂时退下，约定次日再议。


    次日，吴三桂头发散乱，披麻戴孝，再次觐见清国掌权者，痛哭哀求。清国掌权者终于决定发兵援助，吴三桂于是率军破关而入。李自成得知此事后，派遣使者携带吴襄手写书信及招降檄文去见吴三桂。檄文内容如下：“大顺国王顺应天命崛起，天下豪杰纷纷响应归附。唐通、祖光先等人识得天命所在，诚心归顺，我赞赏其志向，皆赐予彩缎二十匹、黄金二十两、白金四十两，其部下兵卒先行发放四个月的军粮，待立下战功后再行论功行赏；对那些抗拒命令的周遇吉等人，都严厉处以五刑刑罚，全家遭到诛杀，赏罚分明，犹如黑白分明。你们应当审时度势，弃暗投明，既可享有美名，功勋世代流传，免得到时因为顽固抵抗，落得妻子家人遭受屠戮，错过天大福气，结果悔恨莫及。收到此檄文，当知悉其中之意。”


    吴三桂接到檄文后并不高兴，遂回信断绝与李自成的往来，李自成又派唐通前往劝降。唐通见到吴三桂说：“将军您长期戍守边关，功勋卓着，岂料奸臣误国，导致国破君亡，天下百姓早已饱受战乱之苦。如今新主胸襟开阔，广纳英才，虽无尧舜那样的仁慈，却颇有商汤、周武王的德行。新主对将军您极为仰慕，热切盼望一见，届时定会封侯拜将，地位在诸臣之上。”吴三桂假意欣喜地说：“先前使者言语无理，使我一时冲动，导致双方关系破裂至此。如今家父被囚禁，生死未卜，我深感懊悔，幸得将军亲临，我自当改弦更张，共同建立流传百世的功业。但清国的军队已经深入内地，实难立即撤回，唯有与之决战，取胜后才可收兵前往朝见。”唐通表示：“唐通虽才疏力薄，仍愿追随将军左右。”


    吴三桂接着说：“我与清国已有盟约，若突然回师直指，恐无言以对，烦请贵军先行出兵，清国军队仗我相助，战心松懈，无谋略可言。我军可趁其不备，从后夹击，一战即可将其消灭。”唐通听后大喜，率军出关，与清军交战，结果大败而归，只得退至吴三桂营地。此时吴三桂营地突然炮声大作，手下军队杀出，唐通部队遭受前后夹击，被迫只能独自逃走。


    吴三桂在沿途张贴告示，内容如下：“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三桂告示，为报复大仇，歼灭巨寇，以安定京师，安抚黎民，特此通告。痛惜先皇遭逢亘古罕见的灾祸，惨遭贼寇残害，贼寇嚣张气焰，历代罕有。凡是我朝臣僚士庶，岂能不悲痛欲绝，碎首殒心。今清国义军即将抵达京师，各地绅士百姓应一律身着白衣丧服，齐心协力参与围剿贼军。我军经过之地，各处须准备粮草接济，务必彻底捣毁贼寇巢穴，不留丝毫余孽。如此才能顺利收复京师，稳固宗庙社稷，使得乾坤重振、日月重光。特此公告。”


    吴三桂又发布了一道榜文，内容如下：平西亲王吴三桂，为了安抚遭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拯救民生，特此告示，逆贼李自成残害君主，荼毒百姓，觊觎天下神器，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幸赖大清朝念及与我朝历代交好的情谊，特命摄政王亲率向李闯问罪之师，以怀柔安抚的政策对待天下，以实现天下太平。摄政王的仁义之声传扬四方，无人敢于违抗其命，但考虑到偏远地区可能消息传播有误，不仅辜负了大清朝止暴安民的意愿，反而可能导致当地百姓因误解而遭受反复劫掠，甚至丧命之灾。现摄政王已精选数十万精兵，配备数百门西洋大炮，正陆续南下，为此特发布榜文，以唤醒无知愚昧之民。沿途各地官吏、军民人等，务必体会大清朝安民之仁德，迅速投诚归顺，各安本职，保全身家性命，切勿固执己见，陷入玉石俱焚的悲惨境地。如果不遵照行事，可能会有不利后果，特此告示。顺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榜文。


    李自成闻讯后，下令杀害吴襄全家。他对牛金星说：“北方清兵势力强大，京师城中人心惶惶，我军怎能在京城久留。”又说：“即便占据北京，也比不上抵挡秦中的险固之地。目前最好的策略，不如退守关西，以图坚守。”牛金星回应：“皇宫中的金银财宝已被搜刮殆尽，但皇城建筑如此壮丽，怎忍心留给他人？不如仿效秦末火烧阿房宫的典故，纵火焚烧，即便后世评论我们此举，也堪称楚霸王式的英雄豪杰壮举。”李自成采纳了牛金星的建议，于宫中四处收集竹木、桐油、硝石、硫磺等易燃物品，以备放火之用。百姓闻此消息，无不惊骇。


    李自成于四月二十九日率军西撤，临行前下令放火烧毁皇宫。当时仅有陕西、山西、河南、直隶籍伪官员以及此前已被任用的伪官随行，其余伪官见李自成势力渐衰，纷纷逃散。侍读杨观光不愿随行，李自成一怒之下将其杀害于顺成门外。制将军谷大成率五千兵马殿后，李自成率主力自齐化门出城，沿途大肆烧杀抢掠，无数妇女被迫自缢或投井，百姓、官绅被踩踏而死的尸体堆积如山。

 第209章 殉难文臣

    殉难文臣


    范景文（十九投井）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谥号为烈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殉国的文臣共有二十一人。其中，内阁中仅有范景文（谥号文贞）一人。


    范景文，字梦章，号质公，出生于河间府吴桥县。其父范永年曾任南宁太守，在乡里以仁德着称，被称为“佛子”。范景文自幼端庄稳重，品行醇厚谨慎，读书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科（公元1613年）考中进士，刚开始任东昌府推官。他在衙门前悬挂“不接受请托、不收受贿赂”的匾额，广受赞誉，被誉为“不二公”。他任职期间审理案件公正无私，多有冤狱得以平反。当时正值大饥荒，他提出救灾政策，亲自参与赈济灾民，救助了成千上万的百姓。


    己未年（公元1619年），他升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庚申年（公元1620年）代理选事，历任文选员外、验封郎等职。明光宗即位后，短短十日内，他所推荐提拔的官员均为先朝老臣，被世人视为“威凤祥麟”。天启四年甲子（），魏忠贤窃取朝政大权，他上疏请求清理仕途小人、培养士人节气，强调天地所孕育的人才，应当被天地所珍视，朝廷所授予的官职与荣誉，应当被朝廷所守护，对于天下万世的是非评判，应当由天下万世共同承担并遵循。他言辞恳切，却遭到当时他人的忌恨。


    内阁大臣魏广微（南乐县人）以乡里关系企图拉拢范景文，但始终未能成功。当朝廷按例推荐官员时，魏忠贤先授意各部堂大臣，想要铲除清流派的周忠毅、李忠毅等人，范景文坚决反对，毫不妥协。魏忠贤因此大为愤怒。不久，范景文借口生病辞官归乡，闭门谢客，视世间荣耀如浮云，但每当对时事感到愤慨时，便会怒目握拳击打案桌，痛心疾首。当时周忠介被捕关押在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被诬陷贪污数千两银子，范景文倾囊而出，多方筹集资金为其偿还，希望能救他一命。虽然最后仍未能避免祸患，但范景文救人于危难、急公好义的事迹由此可见一斑。


    崇祯初年，范景文被起用为太常寺少卿，不久出任中州巡抚。己巳（公元1629年）之变时，他不待朝廷诏令，主动率领军队勤王，解除了京师之围，升任兵部侍郎，镇守昌平。后来因事请假回乡，久居家中，直至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中枢机要事务。当时贼寇盘踞在英山、庐山一带，南京城局势危急，南京驻军虽有八万人，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不足万人。他整顿军制，挑选家丁训练水军，操练火器，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于是有了救援池州、救援滁州、救援庐州的能战之师。在江浦之战中，敌军夜间燃起烽火照亮江面，但终因畏惧他的军事部署，未能成功渡江。


    范景文认为，不主动出击则无法有效防守，不守长江则无法保卫京师和皇陵，不守江北则无法保卫江南。他接连上疏数十篇，对战局的分析判断清晰明了。当时内阁大臣杨嗣昌（武陵人）因丧事未满三年而被皇帝强行起用，翰林院黄道周等人秉持道义，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结果遭到杖责贬谪。他上疏极力救援，称黄道周等人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启用尚恐太晚，弃之不用更是损失，推开树上的硕果，却只是叹息地抱住树木蔓藤，实在是令人惋惜。奏疏呈上后，皇帝大怒，将他削去官职，贬为平民。不久，皇帝又想起他，将他起用为东阁大学士。


    甲申年（公元1644年），范景文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此时贼寇势力日益壮大，他忧心忡忡，夜晚时常痛哭。他认为，身为大臣，不能挥剑为天子抗击贼寇，即使死去也于事无补，但不这样做也无法报答皇帝万分之一的知遇之恩。三月十七日皇帝召见他询问对策，当时他已经绝食三天，泣不成声。等到京城沦陷时，众人都传说皇帝已经南下，他写下绝命诗，其中有“翠华迷草露，淮水涨烟澌”的诗句，随后在妻子陆氏灵前自缢身亡。家人赵兰芳就下了他，他又写下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他大声痛哭，向着皇宫的方向跪拜，悄悄来到龙泉巷一口古井旁自杀身亡。当时共有二十余名大臣以身殉国，他是最早自尽的一位，至死也不知皇帝已遇难的消息。他的妾室也随之自缢。南明朝廷追赠他为太傅，赐谥号为“文贞”，并将其的牌位供奉于旌忠祠的首位。他的诗歌风格古朴刚健，豪迈激昂，由于身处国家多难之际，诗中充满悲凉激愤之辞。他的诗集有《冰坚堂草》《列朝诗选本录》等几部。


    有评论说：京城沦陷之时，位居内阁高位的大臣纷纷降敌，如陈演（四川井研人）那样的卑鄙小人无需多言，甚至有人（魏德藻）在殿试中被先帝钦点为第一名（状元），不到四年便升任宰相，理应感动朝廷的国士对待之恩百倍报答君主，然而在贼寇压境时却立刻屈膝投降，最终死于贼手。这种人对天子知人之明的损害实在太大了。若非范景文一人坚持不屈，以身殉国，岂不是让后世嘲笑崇祯皇帝在位时竟无贤良宰相辅佐朝政吗！


    还有评论说：当时范景文并未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却依然决定走上艰难的绝路。此时他如果以护驾为名逃走，或许还可以不死，但范景文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赴死，毫不犹豫。这是因为他早有以身许国的坚定信念。那些苟且偷生的人，有的原本也有以死明志的决心，但在关键时刻稍微犹豫了一下，结果后续就一直未能再下决心自尽，最终难免身败名裂。由此可知，那些决然赴死的人心中是没有遗憾的。成仁取义，原本就不是那些心存软弱、心怀私欲之人所能做到的。范景文以身殉国，其壮烈之举可与南宋的文天祥媲美，永载史册，流芳千古。

 第210章 倪元璐(十九日缢)

    倪元璐，字汝玉，号鸿宝，浙江绍兴上虞人。其父在万历甲戌（公元1574年）科举考试中进士，官至太守，享有能干的名声。倪元璐自幼聪明异常，弱冠之年就在乡试中脱颖而出，天启二年壬戌科（公元1622年）中进士，才名传遍全国，与少詹事黄道周同出于韩日缵（曾任礼部尚书）门下，被时人誉为“双璧”。


    他被选入庶吉士，不久又担任翰林院编修。当时魏忠贤专权，倪元璐的同乡中有许多人身居高位，但倪元璐为人正直，不攀附权贵。魏忠贤一党想要在国学中为魏忠贤立祠，与孔子并列，倪元璐奉命主持江西乡试时，以“皓皓乎不可尚已”为题，使同事咋舌，最终因魏忠贤倒台而未遭祸患。海内也因此更加敬重倪元璐。尽管魏忠贤被诛杀，其党羽仍占据要职，欲将东林贤士永远排斥在外，于是以东林党为名，又设立赵党、孙党、熊党、邹党等名目，欲将清流一网打尽。倪元璐上疏力争，辨别忠奸，打破门户之见，因此遭到许多人的敌视。黄道周因直言进谏与当朝权臣发生冲突，被排除在为皇帝讲学的经筵官之外，倪元璐上疏请求将自己的官职让给黄公，由此更被当权者排挤，仅升任南京子司业。


    崇祯辛未年（公元1642年），倪元璐参与主持礼闱和武试。他还上疏提出制实八策、制虚八策，尖锐批评朝政。其中有云：“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决策，切勿将大政方针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切勿将琐碎事务当作重要任务，恩怨不能主观臆断，好恶必须遵循人性；切勿损伤国家元气，而情面仍然存在；切勿表面追求精明，而实际上却十分繁琐。凡坦诚之言必有深远考虑，切勿一笔抹杀以阻止群策群力。凡深思熟虑必有明确方向，切勿犹豫不决以迎合上意。切勿以个人偏见敌视意见独立之士，切勿以表面文章拒绝进言之人。如此人才才能自然涌现，功绩自然显着。”这些言论直指政府的要害，因此被当权者视为眼中钉，无法容忍。倪元璐曾对勋臣刘孔昭有所期望，但刘孔昭因私人恩怨，借封典之事弹劾倪元璐，吏部迎合当权者的心思，合力排挤倪元璐，倪元璐被罢官归乡。


    崇祯壬午年（公元1643年），辽东边境告急，流寇在中原横行，皇帝思念倪元璐的才能，于是将他召回，并任命他为兵部侍郎兼学士。等到面见皇帝，倪元璐详细陈述了贼情和边事，得到皇帝的赞许，皇帝命他详细奏报。倪元璐上疏称：控制东边应该分为东西两路，集中力量攻打东路。东路被攻克，西路自然就会解除威胁。对付闯贼，应该以九江为军事指挥中权，武昌为前锋，淮扬为储备力量。应该赋予当地督抚财政权力，一切屯铸盐专卖等事务，都由督抚自行处理。他又上疏建议加强边防情报侦察，皇帝都予以采纳。不久，因国库资金匮乏，皇帝晋升他为户部尚书。他以浙江人士按惯例不担任户部职务为由，坚决推辞，但未获准许。随后，他倪元璐召至皇宫的中左门。皇帝对他说：“你的志向、品性和才华贡献，远非其他臣子所能比拟，希望你能勉力为我承担繁重的职责。”于是倪元璐接受了任命，全身心投入政务，日夜操劳，精心计算收支。有人提出开采矿产以增加国家收益的建议，倪元璐上疏指出开矿有六大弊端，这项提议因此被暂时搁置，不再讨论。


    癸未年（公元1643年）冬天，贼军攻破陕西，倪元璐上奏指出：既然贼军已经深入陕西，那么防范他们的重点就不应只局限于陕西境内，而应将目光转向山西。只有确保山西具备完备的防御设施，进可发起进攻，退可固守阵地，才能有效抵御贼军的侵袭。为此，他建议朝廷免除黄河沿岸地区的部分租税，将税收的一半用于加强山西的防御建设，包括增筑碉楼、裁减冗员、厚待勇士等措施。皇帝对这一建议表示赞赏并采纳，但还未及付诸实施，贼军便已攻陷了山西。甲申年（公元1644年）二月，朝廷认为词臣不具备处理财政事务的能力，因而建议皇帝卸去倪元璐户部的职务，回归到为皇帝讲经论道的岗位。


    三月丁未，京师陷落，倪元璐戴着黑色头巾，穿着红色官服，面向北方的朝廷宫阙放心行礼，说：“身为大臣，不能保全国家，是我的罪过。”又向南方行礼，遥遥拜别母亲太夫人，然后换上便服，到书房饮酒，与两位朋友在汉寿亭侯像前告别。他向神像敬酒三次，自己也饮了三大杯。亲朋好友都劝他效仿文天祥暂时忍受耻辱，出外举兵，再图恢复大业。倪元璐愤怒指着汉寿亭侯像说：“如果我还活着，有什么脸面面对他？”又有人说：“你的母亲还在，难道不为她考虑吗？”倪元璐沉默不语，泪水盈眶，然后说：“母亲已经八十四岁了，身体还很健康，还有什么遗憾呢？”他于是写下遗言：“南京还可作为基地，为国捐躯是我的本分。不要给我准备寿衣，以此表明我的悲痛。”然后对家人说：“如果要收敛我的遗体，一定要等先帝的遗体收敛之后。”于是走出家门，来到厅堂南面坐下，然后上吊自杀。家仆想要解开绳索，一位老仆人哭着阻止说：“这是我家主人成名的日子，他已经再三叮嘱过了。”过了很久，倪元璐才停止呼吸，两根玉簪落地，眼睛紧闭，脸色如生。


    当天中午有贼寇骑兵冲入，询问倪元璐在哪里，看到他的遗体陈列在堂上，惊慌失措地离去。不久，有伪官王方弼来颁布命令，并传令箭到寓所，说：“这是忠义之家，不可骚扰。”从此家人得以安宁。倪元璐的儿子倪会覃，不敢违背父亲遗命，于是等到先帝遗体收敛之后，才将倪元璐入殓。贼寇无不叹息称其为忠臣。他一家共有十三人殉节，其中有人说妾王氏和幼子幸免于难。


    倪元璐的文章精炼深刻，感情真挚，因此得到他片言只语评价的人，都视若珍宝。他对后进人才给予鼓励和支持，保护士人声誉，无论士人贤与不肖，都愿意出自他的门下。殉难诸贤中，唯有倪元璐最为世人所哀痛。南明朝廷追赠倪元璐为太保，谥号文正，祀于旌忠祠。


    我评论道：古今以来，追赠文正的谥号最为难得。明朝开国数百年，只有谢迁（弘治名臣，浙江余姚人）、李东阳（弘治名臣，长沙茶陵人）两位宰相获得此荣誉。京城死难的官员中，又有倪元璐与刘理顺（官职左中允，同样被南明朝廷追赠谥号为文正）两位。李东阳文章典雅庄重，堪称一代文坛典范，开启了新的风雅潮流，但他在阉宦刘瑾面前委曲求全，虽然有补救朝政之功，但也有违背道义之嫌。谢迁和刘理顺，他们如同未经雕琢的黄金美玉一般质朴纯真，其诚信品格足以流传千秋万代。但唯有倪元璐才华横溢，同时兼备节义高尚。李东阳不如倪元璐正直，刘理顺和谢迁不如倪元璐有文采，尊名一致方面，未有如倪元璐最为恰当的。而且倪元璐还让那些赞美逆朝、仇恨故国的人，不能自诩为文学界的精英。孤傲的凤凰发出鸣叫，让那些猫头鹰们不得不安静下来，这正是倪元璐所着着作的宗旨所在。因此，倪元璐不仅为正人君子增添了光彩，更让忠贞的文人墨客吐气扬眉。


    陈仁锡（谥号文庄），与倪元璐同年同科出身，曾说倪元璐是人伦楷模，又具有经世济民之才，确实是定论。然而倪元璐受到皇帝赏识，但最终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只能以为朝廷尽忠自尽而终，令人可悲！倪元璐的文集有奏疏、代言、讲章、应本等流传于世，诗作则有《忆草》等多部。

 第211章 李邦华

    李邦华，字懋明，籍贯江西吉安吉水县，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公元1604年）中进士，初任泾县知县。壬子年（公元1612年）晋升为御史，并担任浙江巡按御史，以刚正不阿闻名。当时，士大夫们党争已然开始，那些小人势力攻击东林党和来自西北部的诸位正直大臣，李邦华作为邹元标（谥号忠介）的门生且同乡，受到诸多猜忌。但他坚持是非分明，毫不妥协，因此成为流言蜚语的焦点，与周起元等五人被小人诬称为“五鬼”。不久，方从哲（德清人）掌权，对东林党和西北派的打击日益加剧，有人劝李邦华稍作妥协，他断然拒绝，表示：“宁为坚守原则的孤直之人，不做反复无常的小人。”当时朝廷舆论对他的敌意愈发强烈。丁巳年（公元1617年），李邦华因病辞去山东参政之职。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朝廷起用在家的李邦华为光禄少卿，但他多次以病为由请求离职。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他升任佥都御史，兼任天津巡抚，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进一步升任兵部右侍郎，但不久又因病辞职。当时，魏忠贤权倾朝野，与崔呈秀等人密谋将众多正直之士一网打尽，编纂了《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等黑名单。在《天鉴录》中，李邦华的名字赫然在列。蓟辽督师孙承宗手握重兵在外，请求入京面奏边防事宜，有人谣传孙承宗将以武力干预朝政，而李邦华为其内应。魏忠贤闻讯惊惧，假借圣旨迫使孙承宗返回边关。御史倪文焕趁机上疏弹劾李邦华为东林党死党，李邦华因此被革职，贬谪至岭南。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朝廷起用李邦华为工部左侍郎，随即又委任他督理河道，不久又升任兵部右侍郎，但因病再度离职。己巳年（公元1629年），李邦华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期间因丁忧离职。癸未年（公元1643年），李邦华起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两次上疏坚辞不受。他听说京城形势危急，辞别家人时，写下文告祭奠先祖临淮王，誓言以身殉国。此时，李自成贼军攻陷武昌，迅速逼近江西，李邦华上奏保江南之策。他认为长江犹如衣带，保卫九江、固守安庆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依赖这些，应当增兵扼守险要，令江南巡抚驻守九江，贵州巡抚驻守吉安，以此增强防线的稳固。他还强调东部地区应积极策应，责任在于监司官员。崇祯帝对此策略表示赞赏并采纳。


    适逢都察院掌院刘宗周因救援科臣熊开元而触怒崇祯帝，被罢免官职，朝臣普遍认为都察院总宪一职非德高望重的老臣不能胜任，于皇帝是特地选任李邦华为左都御史接替刘宗周。李邦华任职后，严格遵守监察法规，严禁馈赠贿赂，上疏推荐成勇、叶廷秀等人，称赞他们清廉有节，堪当大任。甲申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贼军攻势猛烈，崇祯帝每日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李邦华秘密上奏建议崇祯帝坚守天下社稷，效仿宋仁宗的故事，命皇太子留守北京，同时又秘密上奏请求分封两位皇子至江南，以增强东南地区的实力。崇祯帝对此深感触动。不久，左中允李明睿提议南迁，遭到科臣光时亨的弹劾，引发朝议议论纷纷。最终，南迁及监国分封之议都被搁置，局势也彻底陷入无法挽回的地步。


    到了三月十五日，贼军已逼近京师，李邦华急忙赶往内阁，请求发放国库资金，召集在京官员、乡绅及普通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全部参与守城，自己更是身先士卒，冒着箭雨坚守城墙。然而，首辅魏藻德仍悠闲度日，等待良久也不见其采取行动，出来后只是敷衍说：“事情未必如此严重，老先生暂且稍候。”李邦华听后声色俱厉，痛哭流涕地陈述局势之严峻，但魏藻德始终未能醒悟。十八日，贼军猛攻京城，京城内兵力匮乏、粮饷短缺，疲惫的士兵勉强守卫城垣，而宦官专权，城内充斥着叛徒细作。李邦华的建议未能实施，他仍亲自率领御史们上城巡视，但宦官们用箭矢和石块阻止他们，巡查不久便被迫停止。当日，李邦华在路上偶遇太常寺卿吴麟征，两人握手洒泪，共同立誓以身殉国。


    十九日，李邦华得知崇祯帝自缢的消息，面向南方痛哭，携带官印、官服、官帽进入吉安会同馆，向文天祥雕像深深行礼，赋绝命诗一首，其中有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骑箕天上去，儿孙百代仰芳名。”又自述其生平：“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矢死靡他。遭国不造，空负名谟；临危授命，庶无媿吾。君恩莫报，鉴此痴愚。”写完后，李邦华自缢身亡。五日后其遗体才得以收殓。


    李邦华性格耿直，寡言少笑，生活简朴，举止庄重，为官四十余载，注重名节，廉洁自律，始终保持清贫的生活状态，虽然位高权重，被世人尊为楷模，但他始终谦逊低调，不喜张扬。面对国家危难，他立场坚定，如山岳般不可动摇。南明朝廷追赠李邦华为吏部尚书，赐谥“忠文”，并将其供奉于旌忠祠以示纪念。


    我议论道：李邦华以其坚定的理学素养与卓越的经世济民之才，实乃兼具忠诚与气节的着名贤臣。据钱谦益（虞山人）所言，忠文公曾三次掌管军事政务，其间提出诸多有益建议，遗憾的是未能充分施展其抱负。直至贼寇逼近京师，他意图护送太子南下避难，然朝廷对此意见纷杂，最终未能采取有效救援措施。他的忠诚谏言未被采纳，却以身殉国，这正是尽其辅佐之责、以至诚之心坚守忠贞的体现。李邦华恳请皇太子亲领军队，静待时机，并于夜晚赋诗，其中诗句如“五龙候日影，一马听江声”。当他提议二王分别封地时，另有诗句写道：“剪桐天子贵，画策老臣才。”这些诗篇情感慷慨激昂，充满悲凉，朗诵时声泪俱下。当时，光时亨所犯罪行之严重，即便判处死刑也难以抵偿其罪过，至于那位来自逋州的宰相（此处应该是笔误，来自通州的宰相，即魏德藻），更是罪大恶极，简直应该遭受凌迟之刑。


    有种说法是，李邦华听说皇帝遇难后慨叹道：“主蒙羞，臣当以死相报，此乃为臣之本分，无需多言。只愿能为太子指引一条脱险之路，便足以无憾矣。然而事态已无法挽回。”于是他堂堂正正题写了相关字句，随后步入文丞相祠，恭敬再拜，吟诵“人生”主题的诗句。他痛哭三声后自缢身亡，死后三天，面容颜色未变。贼人闯入时，见他仍穿戴整齐端坐，纷纷上前欲捉拿，方知其已死，惊恐之下纷纷退避。各文献记载题李邦华在文丞相祠自缢，《启祯录》则记述他从文丞相祠返回寓所后自缢，另有一种说法称他在文丞相祠服毒而终。


    译者注：1.原文中的“甘陵南北部之隙”，据《后汉书.党锢传序》:\"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这是历史上记载的士大夫党争之始，后来称为典故，泛指大臣们结成朋党进行政争。

 第212章 施邦曜

    施邦曜，字尔韬，号四明，浙江绍兴余杭人，在万历己未年（公元1607年）考中进士，初授武学教授，后晋升为国子监博士、工部营膳司主事。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他主持云南乡试，转任员外郎。天启丁丑年（公元1627年），出任漳州知府，以清廉干练着称，进而被提拔为本省的布政司参政，后又任四川按察司使。崇祯戊寅年（公元1638年），升任光禄寺卿、通政使，后遭免官。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重新起用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曜看到人心涣散，贼寇所到之处百姓不是投降就是逃避，究其原因在于官吏剥削百姓，早已丧失民心，导致关键时刻无法团结抗敌。他认为这是地方官员的罪过，而监督官员的责任在于巡按和御史。因此，他向朝廷呈上了《实图察吏安民疏》。


    该疏大致内容指出：巡按握有重权，按照都察院规章明确规定，贪腐、祸害政治、侵害百姓的官员应立即予以逮捕审问，此外，对于六品以下官员，如有违法行为，须查明事实，公正裁决，并如实上报。然而，如今巡按考核官员时，仅是简单传唤过堂，并未见一人被拿问，即使有所弹劾，也是敷衍了事，甚至有时仅针对地位低微的官员以塞责。如今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亟需切实行动而非流于形式。考核官员应当当面宣布某官员称职留任，某官员不称职应予罢黜，某官贪腐害民应立即逮捕，巡行各地府县时立即做出区分，如此才能令人心畏惧。关键在于自我修养，务必做到不受贿、不索礼、不接受推荐，先做到自身清廉，然后才能治理他人。否则，如果自己首先触犯受贿之律，又怎能以法律约束他人。他又强调：“得一位良吏，胜过得一名良将；去除一个贪官，便是铲除一个民贼。”奏疏呈上后，皇帝予以嘉许，并下令各地巡按御史遵照其奏疏，切实执行。


    甲申年（公元1644年）春天，贼寇逼近京师，施邦曜慷慨立誓：“此乃臣子舍生取义之时。”城破之后，他询问仆人：“倪尚书在哪里？”仆人回报说倪尚书已经自尽。施邦曜骗仆人说：“你在此等候，我去整理冠服准备去看望倪尚书。”随后进入内室，许久未出。仆人探视发现他已经自缢身亡。遗诗置于几案之上：“愧无半策匡时难，但有微躯报主恩。”南明朝廷追赠他为左都御史，赐谥“忠介”，并将其列入旌忠祠祭祀。


    前都察院总宪刘宗周痛哭为其作诗悼念：“淮南一别燠垂寒，再拜班荆话屡酸。国难敢忘婺妇纬，时危转忆菜根盘。身担风纪纲常重，节自平生问学安。白马岩前池畔草，永存规矩奉轮般。”


    《编年史》记载，施邦曜自缢时，仆人曾将其解救并使其复苏。施邦曜怒斥道：“你知道大义所在，就不要久留我！”于是再次服用毒药去世。然而，其他文献均记载他是自缢而亡。


    先帝驾崩后，在九卿之中最先自尽的，倪元璐（谥号文正）与施邦曜都是浙江人，此后又出现了周凤翔（谥号文节）等忠烈之士。在二十一人中，绍兴籍士大夫就有三人。之后还有刘都宪、祁佥都、余庶子等人不断载入史册。可见，在浙东诸郡中，绍兴士大夫尤为以文章和气节自豪。建文年间殉难的诸多大臣，多出自江西，近年来的情况也是如此，而浙江紧随其后，吴地（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一带）及福建再次之。壮哉！江南之地忠臣太多了！


    众多自缢殉国的贤臣，尽管经历曲折反复，难免显得过程有些复杂，只有施邦曜最为直接果敢，其从容不迫、慷慨激昂，二者兼而有之。

 第213章 凌义渠(二十日缢)

    凌义渠，字骏甫，号茗柯，是浙江乌程县人士，其家族以雕刻技艺闻名于世。凌义渠蓄有浓密的胡须，身材修长，如同高空中独立的云霞和皎洁的孤月，他的文章论述精辟，摒弃陈词滥调，独树一帜，表现出卓越的才思。他长期吃素，虔诚奉佛，对待世俗之事淡泊如水。自少年时代起，便被誉为当地读书人中的翘楚。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考中举人，乙丑年（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之后通过选拔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


    崇祯庚午年（公元1630年），凌义渠参加考选，被授予礼科给事中之职。当时朝政由他的同乡亲戚（温体仁）把持，温体仁备受皇帝宠信，许多人争相依附以图晋升。然而，凌义渠身佩黑色官囊，手持白色简牍，言辞恳切直率，毫无畏缩顾忌。


    面对日益猖獗的贼寇之患，他深感忧虑，上疏朝廷，尖锐指出：消灭贼军的明确旨意虽然多次更改，但贼军的嚣张气焰仍然如同以往。尽管朝廷已经竭尽全力征讨贼军，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显着提高。从外部部署的角度来看，是否有谁能清楚地了解到贼军的物资状况、行踪动态，及时准确地向朝廷汇报，而不做任何虚假掩饰呢？是否有谁能够在没有相应级别官职的情况下，毅然披甲上阵，时刻准备战斗，发誓绝不与贼军共存呢？从内部调度的角度来看，是否有谁能消除文牍主义的束缚，将所有事权集中于一人手中，让他自行决策，不拘泥于小利小害，只关注大局呢？是否有谁能排除众议，独自坚持一个明确的决策，实实在在地让边防将领明确知道所接受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执行，不被外界干扰呢？当事情紧急如同呼吸之间，却要等待上级命令下达、部门审查通过以及部门咨询回复等多个环节，这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等到行动之时，局势已经发生改变，原先的计划已经无法执行。在赏罚分明的军政制度下，对于那些贪图爵位赏赐的人来说，每天都有机会得到奖赏，而对于那些惧怕被公开处决的人来说，每天都可能面临死刑。频繁的赏罚导致赏罚制度变得浮躁、轻浮，长久下来，人们逐渐对赏罚失去了敬畏之心，军政制度也因此变得松懈，甚至严令也不再具有震慑力。后来国家局势的恶化，正如他所预言。


    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凌义渠转任礼科右给事中。在癸酉年（公元1653年）的科举考试中，河南贵族子弟曹凤祯通过贿赂获得中试资格，凌义渠审阅其试卷，发现其中尽是粗鄙浅陋之语，遂满篇批注，主张将其黜落，但遭到同僚阻止。崇祯丙子年（公元1643年），凌义渠以户科左给事身份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官，选拔出众多优秀人才，如日后为国捐躯的王汉。不久后，曾掌管兵部后来又掌管吏部的某官员，与曹凤祯有姻亲关系，怀恨凌义渠昔日对他们的不利行为，利用官员任职的惯例，将其外调到福建任臬司。凌义渠以大义为重，就任官职，未发表任何言论。他的同僚对此不满，向朝廷揭露此事。皇帝命令查看曹凤祯的卷宗，得知凌义渠公正无私，于是取消曹凤祯的举人资格，并把那个吏部官员削籍为民。


    凌义渠虽暂时在外任职，但因其刚正不阿的名声反而更加受到敬重，他由福建按察使转任三吴地区（当时的吴郡、吴兴和会稽，现在的苏州、湖州和绍兴）兵备使。三吴地区十分富饶且是税收重地，但他清廉如水，两袖清风，只专注于选取吴地士人的优秀文章，亲自加以编纂整理并出版，旨在教育初学者，不迎合时俗，也不受科场风气影响。他所选的文章，人们认为是永嘉县从来没有的正统之学。随后，凌义渠升任山东布政使，继而又被提拔为南京光禄寺卿。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凌义渠被擢升为大理寺卿，然而很快国家发生了剧变。


    当时，贼寇于三月乙巳日进犯京城，丁未日清晨，凌义渠赶往长安门，却发现无人值守，他一直站立到天亮，但城门始终没有开启，只好返回寓所。不久传来消息，京城已陷落，人马嘈杂，街道堵塞。凌义渠独自坐在寓所中，面色凄凉，须髯怒张。混乱稍定后，东鲁门人李某前来拜访凌义渠，告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凌义渠听后惊愕不已，背靠墙壁放声痛哭，直至用头撞击墙壁，鲜血淋漓沾湿衣襟。李某大惊，拉住凌义渠的衣服极力劝阻他不要过于激动。凌义渠说：“君主为了国家而死，我便跟随他去死；君主为了国家而亡，我便追随他去亡。为国家赴死，那是我作为臣子的本分，还有什么可说的？”李某引用古代典故劝说凌义渠留下有用之身等待时机。凌义渠回答：“这不过是想让我多活一会儿罢了。我深受国恩二十多年，如今皇帝驾崩，我身为孤臣即使想要独活，于情于理也无法接受。”李某抱住凌义渠哭泣，凌义渠厉声道：“我们是基于道义相交，应当相互激励，何至于像孩子般哭泣？”李某拜别凌义渠离去。凌义渠在灯光下看着自己的书籍，感叹道：“唉！这些都是经过我手的书籍，怎能忍心让它们落入贼手而受到玷污？”于是命令下人将他评阅过的书稿以及平生着作全部烧毁。


    凌义渠生平并无其他嗜好，唯独酷爱读书，自他初次入京应试以来，无论辗转于八闽之地，还是出使岷藩、主持鲁试、镇守吴臬、治理齐邦，身边总是携带着满满十几箱书籍。无不亲自整理随身携带。饭后闲暇时总是手捧一本书，即便公务繁忙也不中断。他听说哪里有罕见的书籍，便会倾尽财力、想尽办法购得。此刻，这些书籍尽数化为灰烬。凌义渠的宾客和家仆明白他的决心已定，暗中将家中绳索、器械、器皿等藏匿起来，以防他自尽。凌义渠得知后怒道：“你们这样做，难道我就没有别的死法了吗？”他指着前方的桌角说：“这里棱角分明，我可以一头撞上去！”宾客竭力阻止，未能成功。他们只得以家庭亲情恳切劝说，凌义渠面容稍显宽慰，说：“我内心确实悲痛，但既然已经决定以身许国，就不能两全其美了。”


    临近早晨，有人带来消息说皇帝去世的消息尚未证实，仆人立即告诉凌义渠。凌义渠赤脚冲出寓所，在路上遇到同乡故友，得知噩耗已确凿无疑，于是急速返回，向仆人索要自己的官员冠服。仆人递给他一件青绣衣，凌义渠拒绝穿上，要求换上绯色官袍，还命人设置香案。仆人们纷纷围立，试图阻拦。凌义渠说：“我一生简朴度日，对财物无所留恋，况且现在世间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呢？如今遭遇国难，这就是我生命的终点。我要从容赴死，不得拖延。”他端正笏板，面向皇宫方向行礼，然后向南遥拜，写下向父母所上的遗书，其中有“尽忠即所以尽孝、男视死如归、含笑入地”等语句，笔墨清晰，字迹工整。他将遗书交给仆人，并说：“我的灵魂已经先去陪伴皇帝了。”仆人们围跪哭泣，请求他留下遗命。凌义渠说，我死后，可在我的棺木上书写上“死节孤臣凌义渠之柩”，这样就行了。随后他自缢身亡，享年五十二岁。南明朝廷追赠凌义渠为刑部尚书，赐谥号“忠清”，并在旌忠祠中予以祭祀。


    附记 公婿茅曦蔚所述公之纪略


    李某是凌义渠在丙子年（公元1636年）主持乡试时录取的士子，此次他带来皇帝驾崩的消息。凌义渠悲痛万分地说：“我五十年来研读圣贤之书明白大义，二十多年来深受国家厚恩，君王亡故，我也应随之而去，还有什么可说的？”李某见凌义渠撞柱痛哭，急忙跪地抱住他劝解。凌义渠大声说：“你现在如果愿意与我一同殉国，那才是真男子。”李某含泪离去。凌义渠的秘书人员赵振之和家人冯相、金升等人将绳索、器械等物品藏了起来。凌义渠说：“你们这样对我，我就只能口诛笔伐贼人而死。”他又指着面前的桌子说：“这张桌子有棱角，一头撞去，足以致我于死地，不是更惨烈吗？”赵振之提及凌义渠父亲离家时的珍重话语，试图打动他。凌义渠微微点头，说：“这些自然牵动我的心，但死后我的忠魂顷刻就能回到家中，守护在父亲身边。”


    凌义渠在灯下看到自己的书籍，不禁叹息，他挑选出平生所着述及所评点的各种书籍，堆放在阶下亲手焚烧。待到天明，听到皇帝驾崩的确切消息，他痛哭失声，索要官员冠服准备自尽，家人未予回应。凌义渠说：“你们看看我这一生清淡如素，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不是那种怕死贪生的人。我的决心已定，不要再耽误时间了。”接着，他写信告别父亲：“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儿子我视死如归，含笑步入九泉。只是父亲年迈无依，病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令人难以割舍。十岁的儿子凌容默让我放心不下，七岁的弟弟凌犀渠需要好好抚养。儿子会将这份心情传达给皇帝，让他知道孤臣的一片赤胆忠心。”


    凌义渠自子丑年（公元16年）入仕以来，家中只有五十亩田产，所居房屋也是租赁的，他在朝廷内外任职二十年，长期关注谏议之事，多次直言进谏触及皇帝的过失，对边防问题的筹划如同聚米成谷之多。他离京时上奏的一份疏文，使得皇帝为之动容。唉！为了国家，他忘却了家庭，如今却无处可处，只能投湘水自尽以示忠诚。舍身取义，只愿苍天能照亮燕山。


    刚开始的记载固然是文辞精炼，而后面的记载中也包含许多切合实际的表述，因此一并收录在此。


    译者注：1.原文中的“悬鱼拔薤”，《后汉书·羊续传》载，羊续为南阳太守时，府丞曾献生鱼，羊续受而悬挂在屋檐下，后府丞又献鱼，羊续就把悬挂的鱼给他看，不让他再送鱼，也作“悬鱼拔薤”，意思是为官清廉正直。

 第214章 王家彦

    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号尊五，出身于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他为人高洁傲气，胸怀壮志，不拘泥于琐碎细节，每当与人谈论义侠之事，内心便充满向往。他认为男子汉对自己应当有所期待，要像汉代的伏波将军那样英勇，平时时刻牢记以马革裹尸为荣，对于那些只会空谈的人，是不需要去理会的。


    他自比为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始终抱持着“马革裹尸”的信念，认为真正的男子汉应当如此期待自己的人生，而非仅满足于安逸享乐。


    天启辛酉、壬戌年（公元1626年、1627年），王家彦连续通过乡试与会试。初入仕途，被任命为开化县知县。到任后，他召集当地父老，对他们说：“古人将刺史、县令视为直接关乎百姓利益的官员，其责任重大。如今我奉天子之命治理此地，期望与各位共同开启新的局面。希望大家能认真听取我的教诲，切勿傲慢违逆，以免招致灾祸。”众人纷纷表示赞同。任职一年间，王家彦推行有利于民众的各项政策，凡是不利于百姓的地方立即予以调整。无论远近，民众都异口同声称赞他是位如同神明般贤明的县令。


    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王家彦参与省考的地方分考，决心选拔真正的人才以报效朝廷。面对众多考生，他感慨道：“鱼目混杂其中，就难以辨识真正的明珠；看似美玉的琼琚，实则可能只是碧绿的石头。然而，只要秉持公正明察之心，何愁不能分辨优劣？”考试结束后，唯有王家彦所选拔的士子声名显着。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他调任兰溪县，施行仁政，如在开化县一样深得民心，因其卓越政绩而被提升为刑科给事中，后历任工科右给事中、户科左给事中，最终转任都给事中。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王家彦因丁忧离职。服丧期满后，补任吏科给事中。


    王家彦在谏官职位上任职十年间，弹劾不避权贵，使得他们不得不收敛行为。当时，福建贼寇刘香老等人在同安镇一带作乱，甚至威胁到省城的安全。对此，王家彦呈上了关于福建海防的奏疏。他指出，按照旧制，朝廷设有卫所军，没有额外的军队，也没有单独的将领，而是由各卫指挥统一管辖，每个寨堡设置号船以便相互联系、协同作战。后来增设了游击将军等官职，使得即使在偏远海域，战船也能保持紧密联系。他认为当前防御策略应恢复原有的卫所军额，并训练民兵以加强海防。这一观点被当时有见识的人视为至理名言。


    王家彦尤其关注社会动荡的根源，认为是贪腐的地方官员榨取民脂民膏，导致良民百姓衣食无着，被迫沦为盗贼。为此，他上疏说：“我观察到秦晋地区饥民相互煽动，成群结队流离失所，跨越州县。究其起因，往往源自一乡一邑。如果当时的地方官员能够早做应对，采取周朝关于治理荒年的十二项政策措施，并一一切实实施，或许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四处崩溃的地步。议论者认为，当前这种现象实乃由于朝廷政令所致：对催征赋税急切的官员给予卓越的考核评价，对督责严厉的官员称赞为好官循吏，于是，那些品行恶劣、贪墨腐败之人便得以利用这种环境，如同以无法牢固捆绑的湿润绳索来束缚他们贪婪的欲望。即便有一两位贤明能干的官员，也往往被繁琐的法规条文束缚住手脚，无法施展抱负。即使他们有如召信臣、杜诗般的能力（两位东汉时期的着名地方官，以兴修水利、赈恤百姓着称），也无法像郑侠那样直接上书进言（郑侠，北宋官员，曾画《流民图》直陈时弊）。如今秦、晋之地的祸乱，大抵就是由这些因素累积造成的。现今全国各地并非没有隐忧，三楚之地（湖南、湖北一带）已有民众揭竿而起的苗头，闽越之地（福建浙江一带）也有军事冲突，倘若现在不早做打算，不出五年，必定会发展到与秦、晋同样的严重局面。因此恳请陛下稍微放宽对法律条文的苛刻执行，使得官员们能够放开手脚，全心全意去安抚百姓、维护地方安宁。《诗经》说：“不竞不絿，敷政优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倘若如此，仍有地方官未能切实传达并贯彻上级政令，导致当地治安混乱、盗贼横行未能得到有效遏制，那么就应当对这些地方守令以“养寇之罪”论处。对于这样的惩处，他们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此疏一出，天下人皆认为这是振兴国家、平定乱世的良策。王家彦累计呈递密封的奏疏百余份，大多关乎民生利弊，旨在裨益改进百姓生活。


    崇祯庚辰年（公元140年），王家彦晋升为大理寺丞；一年后，升任左少卿，又改任太仆寺卿。又过一年，晋升为户部侍郎。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协助管理京营事务。此时，国家局势已严重衰败，犹如顽疾缠身，即便是扁鹊、仓公这样的名医再世也无法迅速治愈。尽管如此，王家彦在任期间仍竭力补救，力求各项施政没有疏漏。


    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贼军逼近京城，王家彦负责防守安定门，防守工作极为尽力。但由于有太监与贼军勾结，充当内应，城池终被攻破。大批贼军涌入，有人劝王家彦趁机逃走，他正色斥责道：“国家覆灭，我何惜一死？只是不知皇帝生死如何，心中遗憾未能随驾护主，哪怕以身殉职于皇帝车架之前，以求赎尽臣子万分之一的罪过。”说完，他面向北方叩首，以示对崇祯皇帝的谢罪，再转向南方叩首，以感谢拜别父母的养育之恩，随后自缢而死。他的四位仆人抬着灵柩归乡，在路上遭遇贼军，遭受了更为惨烈的迫害。南明弘光朝初年，追赠王家彦为太子少保，赐谥“忠端”，并将其列入旌忠祠祭祀。


    《启祯录》记载：京城陷落时，贼军对王家彦恨之入骨，提刀将他肢解。另有说法称他自刎而死。《编年史》则记述：王家彦守卫德胜门，城破后跳城自杀但未死，手臂和脚部受伤，仆人将其扶入民宅，他随后自缢身亡。贼军焚烧民宅，烧掉他的一只手臂，其余部分由仆人收敛带回。还有一种说法是贼军在城楼上将他斩首，并用火烧毁其遗体。


    我的议论是：国家的衰败，一半原因在于良民纷纷沦为盗贼，而驱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正是贪墨之吏。王家彦自担任地方官直至言官，始终对此忧虑不已，若是朝廷能早点采纳他的意见，全面整顿吏治，或许贼祸不至于如此惨烈。然而，人们对于初露端倪的霜降未能警觉，以至于情况迅速恶化，最后形成了坚冰，事态无法挽回实为可悲！

 第215章 孟兆祥(孟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号肖形，山西泽州人，定居于河间的交河县。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初授大理寺评事，因丁忧离职。天启丁卯年（公元1632年）恢复原职，主考四川乡试。崇祯己巳年（公元1629年），他升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历任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员外郎。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参与会试分考，所录取的士子多为名士。当时正值选官之际，有其门生请求照顾地方关系，孟兆祥严肃拒绝道：“刚刚步入仕途，便懂得趋利避害，日后将无所不为。”闻者皆惊惧不已。孟兆祥如同松柏般坚韧的节操，到了晚年愈发刚劲。他留着长髯垂至腹部，风度翩翩，神采奕奕，坚决不受权贵请托，不与亲朋故旧私下往来，自己在衙署中独处，人品如同冰霜般冷峻威严。时人认为他具有包拯（谥号孝肃）的遗风。不久，他因触怒宦官，因事被贬为行人司司副，后历任光禄寺丞、少卿、左通政、太仆寺卿等官职。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升任通政使。同年八月，其子孟章明考中进士，新入仕途尚未授予官职。


    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孟兆祥升任刑部右侍郎。当时国家时局日益危急，他的门生司勋郎熊文举有次趁机询问道：“万一京师失守，该如何应对？”孟兆祥挥手不悦，答道：“不必商量，各人自行决断。”接着他又说：“你有年迈双亲远在千里之外，且官职闲散，非重要岗位，还可以从容应对。”熊文举听后深感惊惧，不敢再言。贼军攻入北京，孟兆祥守卫正阳门，城破后，宁死不降，最终死于城门之下。其妻何氏亦随之殉节。


    他的孟章明，字显之，号纲宜，收殓父亲遗体后，急忙回家与妻子王氏告别说：“我不忍父亲独自赴死，决定随他而去。”王氏答道：“你若死，我也绝不独活。”孟章明磕头谢道：“感谢夫人，但请夫人先自尽。”随后，他遣散家中其他人。他看到妻子王氏悬梁自缢后，取笔在墙壁上大书：“有侮辱我们夫妇遗体者，我必化为厉鬼杀之。”待王氏气绝，他把妻子尸体放在一扇门板上，上面覆盖了红色衣裳，又在妻子尸体左侧放一扇门板，自己也身着红衣自缢。临终前，他嘱咐婢女：“我死后也要放在门板上。”于是夫妻二人一同殉节。南明朝廷追赠孟兆祥为刑部尚书，赐谥“忠贞”；追赠孟章明为河南道御史，赐谥“节愍”。父子二人同入旌忠祠供奉。


    孟兆祥的学生熊文举曾两度自缢，都被自己的学生刘兰生等人救活。熊文举作有《哭师诗》，其一写道：盛德仰醇穆，雄文见炳磷。 日沉先弃杖，风急但焚轮。 旧里碑传记，虚堂案掩尘。 门生羞后死，洒泪志忠臣。其二写道：清肃铨规在，程材得士多。 尊严仪岱岳，感怆重山河。 父子忠同传，乾坤气不磨。 西州投策痛，歔欷畏经过。其三写道：生死从来事，门墙训迪严。 志操期逼古，风尚可顽廉。 诘曲冯心印，迂回此志淹。 怅然羞展卷，孤月堕虚檐。其四写道：忍见皇舆荡，羞称江海逋。 从君臣已老，殉父子非孤。 青史芳名共，坤维正气扶。 永魂余弟子，风雨泣苍梧。


    我的议论是：京城失陷之变，殉节的文臣共有二十一人，孟氏父子竟占其二，实属罕见。然而，大臣为君主捐躯，妻子为丈夫殉节，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孟章明未受朝廷正式任命，却矢志不渝，慷慨赴死，尤为令人敬佩，堪称明朝二百年来罕见之事。


    我曾经考察过，山西地区投降贼军的人众多，唯独孟氏父子牺牲生命来守护忠贞节气，他们一门忠孝节义，堪称寒冬中的长青松柏，令人敬仰！

 第216章 马世奇

    马世奇，字君常，号素修，江苏无锡人。祖父马濂，嘉靖庚戌（公元1550年）进士，曾任桂林知府；父亲马希尹，万历壬子（公元1612年）贡生，任职太仓儒学。马世奇自幼聪明出众，与其弟孝廉马世名一同刻苦学习，被誉为“平原二龙”。他十八岁时成为秀才，三次考试均名列前茅，时人称他为“小三元”。此后，他每次考试均获得冠军，他与马世名在家中设立名为“澹宁居”的书房，共同研习同门录、尚书义等经典，并加以分类编排。因此，丁未（公元1607年）、庚戌（公元1610年）之后，天下学子争相模仿他们的学习方法，将“澹宁居”作为备考的重要参考。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辛酉，马世奇以恩贡身份参加廷试。甲子年（公元1624年）中举人，辛未年（公元1631年）中进士，又改任庶吉士。壬申（公元1632年）四月五日，朝廷在午门赐百官麦饼宴；重阳节，又在皇极门赐糕。这些都是久已废弃的皇家礼仪，官员们纷纷赋诗十篇，以纪念这一盛事。癸酉（公元1633年），马世奇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崇祯皇帝勤于政事，每三天上一次早朝，凌晨四鼓就离开后宫上朝。朝中大臣大多迟到，唯有马世奇总是最早到达。每当宫门未开、辅臣未到时，灯火昏暗中与他相对而坐的，只有刘理顺（谥号文正）。


    戊寅（公元1638年），崇祯皇帝思念二祖列宗，考虑到本支子孙繁衍众多，且朝廷连年用兵，百姓生活困苦，于是命令词臣分别前往各地藩王府，传达天子体恤百姓的心意。马世奇负责山东、湖广、江西等地，行程二万里，传达诏书给二十位藩王。己卯（公元1639年），马世奇主考江西乡试，录取刘渤等一百三十三人。刘渤素有“江西侨肸”之称，且在丁卯（公元1627年）被倪倪文璐（谥号文正）拟定为第一名。不久，马世奇遭遇父丧，于壬午（公元1642年）十月北上奔丧。当时战事日益紧张，他在淮阴停留。癸未（公元1643年）抵达京城，升任左春坊左中允。周延儒（宜兴人）再次被召回朝廷时，马世奇正在家中，为他饯行时极力陈诉东南地区民力已极度匮乏，应当尽快减免拖欠赋税，让百姓得以安居。因此，周延儒入朝后奏请朝廷，得到批准。等到马世奇入京时，周延儒已离任。不久，周延儒又被逮捕，赐令自尽。他的门生故吏，那些自称曾在他幕府中受益的人，担心受到牵连，纷纷躲避。唯有马世奇料理他的后事，毫不退缩。他还主持了武科会试，录取二百名士子。他提出策略说：“如今想保全自身和家庭的人，正处于像船只与深渊一起沉没的境地，却还在悠闲地欣赏锦缆和帆樯；房屋即将与火灾一起化为灰烬，却还在安逸地规划鸟革翚飞的建筑。难道天下大乱时，还有能够保全国家？国家大乱时，还能够保全家庭？家庭大乱时，还能够保全自身吗？”他又说：“如果有万人在这里，筛选之后必定有一千人可用，但将这一千人混杂在万人之中，就会有万人逃跑而一千人胆怯；如果有千人在这里，筛选之后必定有一百人可用，但将这一百人混杂在千人之中，就会有千人胆怯而一百人无胆。这就是兵力过多带来的弊端。再说，每年向边疆输送军饷，太祖、成祖时没有先例，是从弘治、正德年间开始（明孝宗、明武宗），但数额不过四十多万两，到了万历年间增加了十倍，如今又增加了五倍。赋税正额不够，就从加派赋税和裁撤人员中提取。墩军引导敌人，驿站兵丁跟随贼寇，一半是因为裁撤人员被逼迫，饥民加入叛乱，一半是因为横征暴敛而冒险。这就是军饷过多带来的弊端。”


    他还认为，士兵多容易出现冒领军饷，军饷多又导致虚报兵额。冒领军饷的，有瘦弱的隶役冒充冲锋陷阵的士兵，有胥吏占领军功簿上的位置，还有家奴假冒奇军之名，这些都是领取军饷的士兵。冒充兵士的星卜等闲杂人员之人饱食军饷，把守津要之地的官员冒领朝廷奖励的击败敌军的赏赐，这些都是军饷的去处。他还说：“敌方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就像浓雾一样模糊不清，而我们的状况对敌方来说就像火炬一样清晰可见。这就像谋略被对方识破，阵型被对方看穿一样。人们难以了解敌方的内心，只知道用兵，却不知道如何破解敌方的计策。两军交战时，间谍能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可以利用敌方间谍误导敌方，如马服君利用秦国间谍、岳武穆利用金国间谍；可以利用敌方间谍为我方服务，如李允则利用契丹间谍。用兵没有比使用间谍更巧妙的，间谍没有比使用反间更巧妙的。古人善于用语言安慰间谍，用美食款待间谍，以辅助我军神出鬼没的战略，而现在却只把查问奸细当作功劳，不懂得利用奸细制定战略。这种策略很有道理。后来，给事中章正宸上疏弹劾内阁大臣王应熊，皇帝将要治罪，幸亏马世奇据理力争，最后皇帝仅将王应熊削职为平民。


    崇祯皇帝英明果断，处事不容宽恕，但臣子们却以蒙蔽为能事。朝廷中枢各部院官员视官职如旅店，许多事情都被搁置不办。马世奇曾为此感叹。当年冬天，闯贼进入秦晋，献贼攻破楚蜀，朝廷内外府库空虚，京营军队瓦解，而朝廷官员仍然固执坚守严苛峻法，明面上的党争和贿赂腐败更加严重。皇帝为此不时召见马世奇，他说用兵以人心为关键，人心愿意为国效力，即使兵力少也能强大；人心不愿意为国效力，即使兵力多也会变得弱小。现在闯贼和献贼都犯下了滔天大罪，但对付献贼容易，对付闯贼困难。因为献贼是人们畏惧的，而闯贼是人们依附的。人们并非真心依附闯贼，只是因为厌恶官军。一是厌恶杨嗣昌的军队，人们因此无法守卫他们的营地；二是厌恶宋一鹤的军队，人们因此无法拥有保护的家园；三是厌恶左良玉的军队，导致无论是居住的人还是行走的人，都无法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马士奇还指出，贼军深知百姓所遭受的困苦，特意以“剿兵安民”为口号。一时间，愚昧的民众受其蒙蔽，纷纷望风投诚。贼军还通过散发财物救济贫民、发放粮食赈济饥荒，以此收买人心，使得民众视贼军如同家人一般，甚至忘记了忠义之道。实际上，贼军何以能轻易攻破各州县，并非其力量强大，而是这些地方官府和民众自愿归顺贼军。因此，当前取胜的关键在于首先从收拾人心做起。要收拾人心，就必须从督府和镇将着手，严格约束所属军队，确保士兵不对百姓施加暴行，使百姓不再遭受兵祸之苦。唯有如此，民心才能逐渐转向，贼军势力才会孤立。之后，方可相机而动，采取剿灭与招抚并行的策略，使得无论是献忠还是闯王之流，都将如游于釜底之鱼，无处可逃。他又指出当前朝政松懈，人们在应对局势时态度轻浮，各怀两可之计，没有定下切实可行的方案，宁可牺牲国家疆土，也不愿打破自家门户之见。比如楚地寇乱一事，如何收拾人心，左良玉又该如何妥善安置，谋划整个棋局只纠结于其中一步棋，难道还能再犯错误吗？对于这些问题，皇帝似乎尚未深思熟虑。


    甲申年（公园1644年）正月，关于闯贼的警报日益严重，朝廷决议要求各级官员协助筹集铜钱、军饷和粮食。朝中官员多以出差在外为由逃避责任，马世奇则变卖酒器、典当衣物以响应号召。三月，贼军攻入京畿地区，京城人心惶惶，传闻贼军即将抵达，但朝中官员上下互相蒙蔽，中枢政府整日忙于处理朝臣们的纷争，仍自鸣得意如平日一般。初三日，才开始商议守城事宜。初十日，招募官民捐纳财物以助军饷。皇帝每日召见百官，大员们甚至试图钳制下属，不让其发表意见，当时一些低级官员仍希望通过面圣表达观点，皇帝每当面对大臣们是，大臣们便声称自己有罪却拿不出有用的招法，而低级官员则只能保持沉默。皇帝看到朝堂上如此景象，每次退朝后都会痛哭回宫。马世奇每次下朝回到府邸，脱下官袍便叹息道：“事态已经无法挽回了。”十六日，贼军兵临城下。以往敌军距离京城城池百里之外，至少也在数十里开外，城墙上守军往往沉迷享乐，未曾真正望见过敌军。而此刻却突然遭遇贼军，城内城外炮火交织，城外火光照亮夜空，人人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士大夫们相见时，有的含糊其辞，有的忧心忡忡，只谈论关闭城门巡逻街道，却没有一个可行的对策。


    十七日清晨，马世奇手持起草好的诰敕前往内阁，只见午门内外一片寂静，不久范（谥号文贞）、周（谥号文节）相继到来，当日他们一同在朝中值班。皇帝退朝后，众臣见情势危急，聚集在殿门前议论。十八日，两条主要街道上不见行人，马世奇府邸位于城西靠近城墙之处，城门戒严，无法进出。只听到炮火轰鸣之声。城墙附近的房屋因战火受损，贼军的箭矢如刺猬般落入城中。当夜狂风暴雨，雷电交加。十九日丁未，天空阴沉。自十六日贼军逼近以来，城内的炮火日夜不停。至当日早晨，忽然静寂无声。马世奇判断城池已被攻破，急忙出门查看，只见贼军骑兵遍布道路，城中人群疾驰奔逃，哭声震天。


    此时皇帝已在煤山自缢，民间尚未得知。众人谣传皇帝已经南巡。马世奇起身，沐浴更衣，捧着自己的官印，恭敬地面向皇宫方向跪拜道：“臣未能报效国家，如今又能如何！”随后将手中官印交予仆人，说：“如果皇帝果然南巡，你就带着此印前去寻找。”接着转向南方遥拜告别母亲：“儿子未能在您身边尽孝，如今又不能为国尽忠，原本希望能长久侍奉您膝下，如今已不可能了。”全家人闻此皆痛哭，此时朱、李两位妾室更是悲痛失声。马世奇制止她们说：“不要扰乱人心。”忽然两名身穿红衣的贼军持刀闯入，随从纷纷躲藏起来。贼军盯着马世奇，但他安然端坐不动。贼军看到屋内空荡荡的，便离开了。马世奇随即与两位妾室躲入一个小房间自缢。仆人撞开门冲进来救援，马世奇与李妾被救活，但朱妾已断气。仆人哭泣劝说：“老夫人尚在，您怎能轻生？刚才我们查找皇帝的消息，得知皇帝昨日三鼓时分已从齐化门南下。”马世奇说：“不死，正是怕留下此身令老母蒙羞。况且以我的推测，皇帝必定不回南巡。”


    此前，兵部郎中成德与马世奇同科中举。壬午年（公元1642年）成德来到吴中，与马士奇畅谈甚欢，后来成德听信了小人的谗言，愤怒离去。不久成德意识到错误，两人又恢复了友好关系。此时成德写信来，以“慷慨”与“从容”两词相询。马世奇回信说：“我们除了以死明志，别无他法。我不去做这些艰难的事，谁来做呢？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数，都有上天主宰。上天赋予我们成仁成义的机会，所以并无遗憾。幸运的是弟弟你的母亲在家种，否则改如何安抚年迈的老母呢？请务必努力。我们并不逊于古人。”于是马士奇当晚整理书籍，命仆人带回。


    二十日戊申，马世奇亲笔写下两封信，一封寄给弟弟，一封交给儿子马壬玉。不久，有几位朝中官员穿着便服来访，其中一人已削发为僧。他们告诉马世奇：“皇帝已经南巡，我们因此苟活，您不必自尽。”并流泪相劝。马世奇回答：“我心意已决，你们不必再劝。”这时李妾哭着走上前说：“我愿死在夫君之前，这样能让夫君为我收殓。按道义我不应后死。”说完立刻索要丝巾准备自缢。马世奇命人购买三副棺木。其中两副用来安葬朱、李两位妾室，指着剩下的一副对仆人说：“留给我用。”


    众人见状，终于惭愧退去。马世奇对仆人说：“我家世代蒙受国恩，我身处秘署，自辛未年（公元1631）起至今已有十三年。如今目睹国家覆灭、君主遇难，作为臣子，理当以死尽忠。老母亲年事已高，听到噩耗必定过度悲伤，回去告诉我儿子，要他好好侍奉老母亲，我能以正直的方式死去。死后又有两位妾室陪葬，上天对我已经很厚待了。即便皇帝未南巡，南方肯定会有新的主君。只是天下的局势还不明朗。”说完让仆人出去，自己起身在墙壁上题字：“马世奇与二妾在此殉国。”然后自缢而亡。仆人进去查看，发现他左手握着椅子，右手抚着几案，正襟危坐，如同生前一般。


    马世奇享年六十一岁。他曾说：“疾风知劲草，但不如不去经历疾风；世道混乱显忠臣，但不如不去经历世道混乱。”唉！真是忠臣啊！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成德（字元升）一家四人皆死。我一室三人，足以匹敌。衙门中很多人削发为僧，虽然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教诲，但也实属无奈。他们都还挂念皇帝仍在南方。忠臣不事二主，我自然应该以死报答皇帝。几个月前我就已决定以死明志，只是舍不得母亲。如今我能够完整地来，完整地去，母亲应该不会有所遗憾。而且我的灵魂无所不在，在天上化为日月星辰，在地上化为山河大地，一定会时常陪伴在母亲身边。此时江南之地，恐怕也不会是一片净土。”读来实在让人悲愤欲绝。


    马士奇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京城沦陷，我无计可施，真是死有余责，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你的祖母、母亲和你们兄弟。忠孝是我们家的家风，你要好好坚守。一姐和玉润（因该是两个妾室）都已去世，作为女性有这样的节操，尤为难得。我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写的文集共有十二本，文稿三卷，经书各五本，都已附带回来。我身已死，这些书籍的留存只是出于习惯。皇帝在南方，南方或许还能安宁。你要尽力宽慰祖母，不要因我而过于悲伤，多多吃点东西延年益寿吧。你要代我问候所有相识的朋友。我以身殉国的消息传到后，相信他们会有怀念我的笔墨，但其实我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感到惭愧，配不上他们的赞誉。两位侍妾的节操非凡，一定要表彰一下。玉润的父母，你要善待。我年轻时曾梦见吟诵两句诗：‘从今别却江南日，化作啼鹃带血归。’这是文天祥（号文山）的话。特意告诉你记住。去年又梦见你祖父对我说：‘你六十一岁时，星象不利，过不了这一年。’我把这话告诉戴如云，戴如云说绝不会有这种事，因为申年是起运之年，金星又是恩星。如今成就了我的千古节操，还有两位侍妾为我增添光彩，这难道不是恩赐吗？”


    马世奇六七岁时，其父梦见抱着他，面向北方再三礼拜说：“臣官至侍郎，未能报效国家，唯有以死谢罪，痛哭而醒。”甲子年（公元1624年）马世奇考中秀才，夜里梦见高皇帝（明仁宗朱高炽），明仁宗身着白色衣服面向南而立，马士奇身着白色衣服面向东侍立，两人相互交谈，随后相对而泣。辛未年（）考中进士，报捷那晚，其父梦见前妻徐氏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说着掩面哭泣而去。马世奇一生的高尚节操，似乎是天注定的。


    马世奇弱冠之年便受到顾宪成（谥号端文）的赏识，顾宪成为其行稿题词，寄予辅佐桑榆之愿。马士奇的学生龚廷祥年仅三十多岁，穿着破旧的青衫，没有能力找到合适的工作，马世奇一见到他便认为他是端庄正直之人，命令子弟以北面礼待他。南明朝廷追赠马世奇为礼部右侍郎，追赐谥号文忠。他的两位妾室均被赠以孺人之号，一同祀于旌忠祠。马世奇有一子荫入国子监读书。弘光年间，朝廷准许礼臣的奏疏，在南京城建立一座祠堂，以祭祀当时在京城的殉难诸臣，祠堂被赐名“旌忠”。


    马士奇的侄子马瑞曾请求休假回家省亲。马世奇对他说：“既然已为进士，即使暂时在家食俸，也应以进取事业为重，不应偷闲度日。‘闲时做得忙时用’这句话，我反复思考过多次。”后来他又寄信给侄子说：即便年事已高，仍应取得优异成绩，而不是沉迷于诗歌联盟、酒社聚会之类的闲适娱乐活动，绝不是自我陶醉、放纵的日子。自古以来，名臣开创的丰功伟业，多得益于郡邑的培养，只要有心，其才能就可以扩展到极致。”


    译者注：1.孺人，明清时为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也用对妇人的尊称。

 第217章 刘理顺(十九日缢)

    刘理顺，字复礼，号湛六，是河南开封杞县人。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公元1603年），他在乡试中中举，但此后十次参加会试均未中进士。人们为他命运多舛而惋惜，但刘理顺本人却泰然处之。直到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刘理顺终于在会试中脱颖而出，考中进士，并在廷试中名列第一。起初，主考官拟定李某为状元，但崇祯皇帝亲自审阅刘理顺的试卷后，认为符合自己的心意，于是将他拔为状元，而李某则被列为第二甲第一名。人们都为刘理顺的成就而感到荣耀，刘理顺却说：“科举功名本就是读书人分内之事。过去宋朝的王曾（北宋名臣，曾任宰相）中状元，有人跟他开玩笑。王曾说：我平生志向不在于温饱。这次中举，我担心这只是开始，有什么值得荣耀的呢？”人们都佩服他的志向，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有杰出的成就。


    刘理顺初任翰林院修撰，丙子年（公元1636年）负责记录皇帝言行。己卯年（公元1639年）他担任福建乡试主考官，所选拔的士子大多是精通理学、道德修养深厚的人。过了一年，他升任谕德。癸未年（公元1643年）负责会试分考，录取了许多文才出众、品格高尚的士子。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黎明，刘理顺入朝，宫门还未开启，大理卿凌义渠、侍郎吴履中赶到，告诉他贼兵已经攻入京城，他们面面相觑，惊愕不已。不久传来消息说皇帝已经驾崩。刘理顺抚胸痛哭说：“我刘理顺蒙受皇帝特恩选拔，却未能报效国家。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万死也不能赎罪。”他回到寓所，亲手在墙壁上书写：“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我为什么不能吗？既然已经得到了朝廷的科举功名，现在怎么能苟且偷生呢？三忠祠内，我将无愧前贤。”他面朝北拜了两拜，自缢而死。他的妻子万氏、妾李氏以及儿子孝廉以及四个仆人都自杀殉节。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家包括婢女仆人在内，全家十八人一同自缢而死。


    刘理顺平素在家乡德高望重，当他高中状元时，乡亲们在门上贴出告示：“天从人愿。”当时，贼军中有许多来自中州（今河南一带）的人，有数百名贼军骑兵来到刘理顺的寓所，说：“这是我们的同乡杞县的刘状元，他在家乡做了很多好事，乡亲们都受到过他的恩惠。我们奉李将军（可能是李岩，同为杞县人）之命，特来保护刘状元，报答他的厚恩，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们下马痛哭，向刘理顺叩拜后离去。当时，为国殉难的臣子、为丈夫殉节的妻子、为父亲殉难的儿子、为主人殉节的仆人中，以刘理顺一家最为悲壮。南明朝廷追赠刘理顺为詹事府正詹事，谥号“文正”，追赠其妻万氏为淑人（朝廷对三品官员妻子的品级封号），他的妾李氏也一同被祀于旌忠祠。


    我考察自宋、元以来，以状元身份死节的共有十人。其中，宋朝有何禀、文天祥、陈文龙三人，元朝有李黼、泰不华、李齐三人，明朝则有黄观、曹鼐、刘理顺、余煌、刘同升五人。侍中黄观在逊国（指靖难之役时，朱棣夺位）时自尽，曹鼐（谥号文忠）在土木堡之变中战死，刘理顺在甲申之变中自缢，浙江人左庶子余煌和江西人中允刘同升，也先后死于国事。这也是科举人才之盛，超越前代的现象。


    余煌，字武贞，是浙江绍兴会稽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高中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起居注官。当时，魏忠贤正值权势巅峰，主持编纂《三朝要典》一书，余煌作为史官参与署名。崇祯年间，余煌历任中允、谕德直至左庶子。因早年与魏忠贤有关联的事迹，被当时舆论所诟病，未能得到重用。鲁王在浙东建立监国政权时，余煌被起用，任命为兵部尚书。后来清军南下，余煌不愿降清，投水自尽。


    刘同升，字晋卿，江西吉安吉水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科举高中状元及第，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之职。当时，内阁大臣杨嗣昌因父丧未满三年而被朝廷强行起用，崇祯皇帝决心消灭叛乱。刘同升与编修赵士春一道上疏弹劾杨嗣昌，结果双双遭到贬谪，刘同升被外放到福建任按察司知事，后官复原职，升任右中允，但其请求起兵抗击清军未被批准，最终在峡江自尽。余公煌与刘公同升二人的死，均发生在崇祯皇帝去世之后，由于他们皆是科举状元，所以在史书中连续记载。


    在鲁王监国时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后来跳水自杀，在崇祯年间被任命为右中允，因上疏弹劾杨嗣昌夺情，被贬为福建按察司知事，后因抗清失败，在峡江自杀。这两位刘公都在崇祯以后为国殉难，因他们是状元出身，所以特别列出。


    我的评论是：刘理顺可以说是自靖难之役黄观（字伯澜）之后的又一位杰出人物！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同为状元，又恰逢国家巨变，他们一门忠烈，又怎么会如此相似！他们前后相距近三百年，取义成仁，如同出自同一道路。古人说：“非常之时，必有忠贞贤明之人。”这不正是说他们吗？臣子为国君而死，是忠；儿子为父亲而死，是孝；妻子为丈夫而死，是节；仆人为主人而死，是义。忠孝节义，汇聚于一门，可以说是盛大！也可以说十分难得！刘理顺又以状元及第的身份，集忠、孝、节、义于一身，尤其显得盛中之盛、难中之难。他的光辉事迹，将永载青史，万古流芳！

 第218章 吴麟征

    吴麟征，字来玉，号磊斋，是浙江嘉兴海盐人。他在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最初担任江西建昌县司李，后来因为父母去世而丁忧离职，之后在福建兴化复职。他处理案件公正，使得监狱中没有冤民，管理下属严格，使得官吏不敢私自行事。因为他治理有方，被提拔为吏科给事中。他的同僚章正宸、庄鳌献因为直言进谏而被投入监狱，吴麟征上疏力争救援。他又说，安定百姓的根本在于地方上的太守、县令等官员，官员廉洁则下属不敢贪污，官员仁慈则下属不敢残暴，官员精明则下属不敢玩忽职守。而现在担任地方太守、县令的人很多，其中不乏滥竽充数之徒，所以选拔很难做到精细；又因为担任太守、县令的人较少，都是按照资历和俸禄逐级晋升，所以考察他们的才能和品德相对容易。希望皇帝能通过廷推和礼贤下士、问计于民的方式，让百姓的疾苦和官吏的政绩直接上报皇帝，待到政绩显着后，再给予不按常规的提拔。但是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吴麟征历任兵部、刑部两司的职位，后来主管吏部。他看到盗贼四起，民生凋敝，多次上疏请求担任危险边疆的职务，但始终没有被批准。在庚辰年（1640年）的朝廷对官员三年一次的考核中，当时三吴地区的官员依靠权贵作为庇护，吏部官员不敢过问。吴麟征和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决心要澄清吏治，将所有贪污腐败的人都记录在案，最后那些贪婪残暴的人都被一扫而空。


    按照旧例，负责吏部事务的人在完成吏治事务后，通常会在同一月被提拔为太常。但吴麟征没有去内阁首辅门前拜访，因此被一再驳回，直到内阁首辅请求辞职，吴麟征晋升的命令才被下达。这是甲申年（1644年）三月初七的事情。当时敌人的警报迫在眉睫，吴麟征在十二日接受任务，十五日奉命守卫西直门。


    十六日，敌人突然来到城下，吴麟征身穿盔甲，身穿短衣，在城角休息。敌人攻击西北方向最为猛烈，西直门尤其受到敌人的冲击。与他一同守卫的人相继逃离。吴麟征给朋友写遗信说：时局已经到了决裂的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同僚们都躲避灾难，只有我决心以死来实现我的志向。当时上下一片混乱，用火炮攻击的准备和守城防御都不熟练。吴麟征登上城墙四处查看，箭矢密集地射来，但他毫不畏惧，屹立不退，指挥更加严厉。但此时士兵们已经五个月没有粮食，没有人愿意拼命。吴麟征夜里坐着安抚生病的士兵，突然一个大炮落下，打破了瓦片，落在他的桌前，屋顶的椽子和柱子都倒塌了。吴麟征的神色没有变化，手依然抚摸着生病士兵，士兵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十七日乙巳，吴麟征亲自监督劳工，用土石堵塞城门。与他一同守卫的武安侯郑某和伯张某，还在开门接纳难民，数百名敌人的骑兵跟在难民后面都没有被发现。吴麟征俩忙亲手施放箭炮，敌人稍微退却。此时众人开始听从吴麟征的建议，封闭城门，但城头的宦官们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高头大马，看着并不惊慌。他们高举着青色的遮阳伞，来回奔跑着给守军制造干扰。守卫的士兵想要擅自开启或关闭城门，但所有在城门守卫的大臣都不能登上城墙观察敌情。


    吴麟征强行上城，看到敌人突然都换上了红色的衣服，不久之后，一个同守的官员也换上了红色的衣服登上城墙。吴麟征感到奇怪，瞪着他斥责。那天晚上更晚些时候，一个太监秘密派遣了两个士兵，手持令箭飞奔而来，要求打开城门关卡出去，吴麟征亲自质问他们，他们一时语塞，于是吴麟征严厉地赶走了他们，但很快他们就从另一城门德胜门离开了。


    十八日丙午，敌人聚集在城隍庙，大多是瘦弱的男子。吴麟征召集士兵告诉他们，能杀一个敌人的，赏金五十。不久，数百名健壮的士兵从城墙上下来，杀死了一百多名敌人，捉住了十多人，立即在城下处决了他们。敌人将马兵和步兵阵型分开，东张西望，看起来像是要撤退，城墙上的士兵不由齐声欢呼。吴麟征说：这只是敌人的诡计，他们一定会集结营地而来。不久之后，敌人果然大规模到来，攻击更加猛烈。皇亲国戚和贵族们一起商议，感觉形势已经无法支持。


    吴麟征请求见皇帝说明情况。他到了西长安门，已经是二更天了，守门的侍郎沈惟炳禁止出入。吴麟征直接推开门直接进入，遇到了首辅魏藻德。魏德藻拉着吴麟征的手说：朝廷有大福，自然不会有其他的忧虑，食物和物资早晚会聚集起来，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呢？魏德藻拉着吴麟征一起出去。


    吴麟征既然不能面见圣上，又去拜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说了现在无法挽回的情况，两人相对哭泣。随后吴麟征回到了西直门。十九日黎明时分，数千名宫女从东华门涌出，城中一片混乱，有谣言说皇帝已经离开了，城防更加松懈。贼军通过德胜门进入，守卫的士兵全部逃走。吴麟征立即关上门窗，上吊自杀，但被随从解救下来，随从抱着吴麟征哭泣。吴麟征说：如果我能见到皇帝一面，我就没有遗憾了。随从侍奉吴麟征行走，路上风尘仆仆，但最终无法再前行。他们进入了道路左侧的三元祠，吴麟征抬头看着屋梁说：我最终会在这里结束。于是他要了酒喝，对随从说：我受到恩惠，位列大臣，国家灭亡，敌人入侵，即使君主的消息不不一定真实，我还有什么脸面活下去呢？随从都哭了。吴麟征阻止他们说：不要扰乱我的心思。然后众人睡去，大约二更天，吴麟征喉咙里发出格格的声音，家人张俭察觉到后起身查看，发现他已经用旧布条上吊自杀，急忙解救下来。


    吴麟征苏醒过来，说：杀了我！杀了我！家人哭着请求说：等明天祝孝廉到了，可以和他告别，吴麟征便同意了。祝渊是吴麟征的密友，同乡的举人，因为上奏声援刘宗周而被朝廷逮捕，此时还在京城。于是吴麟征起来写了绝笔信：祖宗二百七十多年的江山社稷，一旦失去了，虽然上面有皇帝悔过之心，下面有鱼烂那样的灾祸，但身为谏官，不能匡正挽救，按照法律应该褫夺官服。入殓时只需穿着青色内衣，覆盖单层被子，垫上布席，就足够了。棺材应该迅速归葬，以免违背先人的遗愿。在通往冥界的漫长道路上，心中充满哀痛。让我闭上眼睛的，又不在于这些。虽然上有皇帝的悔恨，下面有无能官员的灾难，但我身居谏议之职，不能挽救时局，按照朝廷制度应该被剥夺官服。我入殓时只需穿着青色内衣，覆盖单层被子，垫上布席，就足够了。棺材应该迅速归葬，以免违背先人的遗愿。在通往黄泉漫长道路上，我心中充满哀痛。但让我闭上眼睛的，又不在于这些。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日，罪臣吴麟征绝笔。


    他还给弟弟偏沅中丞吴麟瑞写了信，表达了对江南有事的担忧。给堂弟的信中，他表明了一生学习文天祥，要穷就穷、要死就死的志向。给儿子们的信中，他教导他们要读书明白义理，崇尚节俭朴素，不能屈服于敌人。当天，有同僚已经向敌人投降，又派了一个仆人来招揽吴麟征投降，计划以此能返回家乡。吴麟征赶走了那个仆人。不久仆人又回来，吴麟征把他推到了门外。


    之前，投降闯军的官员高翔汉，已经被敌人任命了官职，非常尊重吴麟征，百般劝说，吴麟征严厉地拒绝了他，高翔汉恨恨离去。祝渊听说情况后来看吴麟征，吴麟征请他喝酒，慷慨地与他告别，两人相对流下了眼泪。吴麟征告诉祝渊：以前他向山阴的刘念台先生请教，刘先生说人最初的思想，没有不是善良的，往往是因为背叛理想初心而失去。而接受使命，正是我的初衷。我曾在会试放榜的晚上，梦见一个人用手指着背部，嘴里吟诵文天祥（被宋朝追封为信国公）的诗句送给他：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我问了旁边的路人，路人说这人是刘宗周。我和刘宗周一起入仕，但刘宗周先隐居了，现在山河破碎，不死还能做什么。我上疏请求整顿江南，但朝廷权臣不允许；我请求担任边疆的危险职务，权臣也不允许。天下大势还可以挽救，但只能等待后人了。祝渊说，文天祥也曾经有过放弃抵抗、出家做道士回到故乡的想法，现在是否也可以这样做？吴麟征笑着说：文天祥的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他又是怎么做的呢？到了傍晚，祝渊告别，吴麟征随后上吊自杀，过了一会儿就去世了，面色凛然，白色的胡须张开，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当时还有传言说这些殉节的人将要投降贼军，周围的人都感到惊讶，不知道谣言从哪里传出。倪元璐的尸体六天后才被安葬，许直的尸体被贼军验视后才被安葬，施邦曜依靠江西的贡生曾子聿才得以安葬，李邦华验尸后，因为众人害怕也不敢盖棺。只有祝渊遵照吴麟征的遗命，当天就安葬了，最终也没有问题。


    敌人进入京城后，八个城门都打开了，只有西直门坚固地封闭着不能打开。二十日，还能听到炮火攻击的声音，二十一日，才变得安静。最终敌人从德胜门进入。西直门仍然完好无损。后来清国的军队到达京城，在五月初七派遣城西的御史某人挖掘西直门，然后全部打开，吴麟征守护城池的功劳竟然到达这个程度。


    在癸未年（1643年）的冬天、甲申年（1644年）的春天，朝廷中有从宁远城撤军守卫山海关的提议，蓟辽总督王永吉、兵部尚书张缙彦、辽东总兵吴三桂提倡这个提议。皇帝将这个交给群臣商议，只有吴麟征陈述撤军的好处，当时朝廷和群臣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内阁辅臣陈演、魏藻德尤其与吴麟征持相反意见，内阁次辅方岳贡给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写信，在信中深深地责备吴麟征守卫山海关的提议。因反对声音太大，这件事最终被朝廷搁置了。


    吴麟征还曾在壬午年（1642年）的冬天，提出整顿江南这个朝廷的根本重地，以作为京城的支援，请求授予南京兵部尚书实权，以统一指挥各路军队，但也被群臣的议论所阻止。南明朝廷追赠吴麟征兵部右侍郎的职位，谥号忠节，祭祀在旌忠祠。


    起初，京城城池陷落时，有谣言说皇帝藏在前门外，随从们多次劝吴麟征剃发南下，谋划报国的事情。吴麟征对他们说：我身负谏议的职责，言语不足以打动君主，亲眼目睹时局的危险，当时总是想拉着皇帝的衣服哭泣着陈述详情，自己撞柱而死，用尸体来劝谏皇帝，何况是现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呢？


    我评论说：京城沦陷的灾难中，殉国的有一些大臣，但他们死了也就死了，对国家后续的大事并没有帮助，只有吴麟征不是这样。如果当时真的放弃宁远，听从吴三桂的建议行事，那么吴三桂好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唐朝时亲往奉天勤王的李晟（唐朝名将），次一点也可以成为宋朝时勤王汴都的种师道（北宋末年名将，奉命率军到汴梁勤王抗击金军），这并不难，怎么会沦落到让那些贪婪残暴的人，肆无忌惮地欺凌我们，颠覆我们的祖宗社稷，残害我们的君主呢？即使不是这样，如果每个人都像吴麟征那样坚守，贼军在城下停滞不前，一旦援军逐渐集结，他们就会像鸟兽一样四散奔逃。何况如果早点听从吴麟征让南京兵部尚书统一指挥节制各路军队的建议，那么朝廷威权一旦确立，各地勤王的义军就可以一呼百应地集结起来。然而，世人只是以殉国的忠义节气来评价吴麟征，这怎么能算是真正了解吴麟征呢！


    译者注：1.《宋史·文天祥传》曾记载过文天祥一段模棱两可的话：“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大概意思是，国家灭亡了，我理应以死殉国，如果能得到（元军）宽恕，让我以道士的身份回到故乡，将来以方外之人的身份为元朝朝廷提供顾问，也是可以的。但如果立即给我官职，不仅是亡国的大夫不适宜参与新朝图谋复兴，也是将我一生所学、所信奉的全部抛弃，元朝朝廷还会需要我吗？当时元军曾想释放文天祥，让他回乡隐居，但是被其他宋朝投降大臣所劝阻，最后还是杀了文天祥。对于这段历史记载，读者们见仁见智，无论如何，文天祥最终没有投降失去士人的气节。

 第219章 周凤翔

    周凤翔，字仪伯，号巢轩，是浙江绍兴山阴人。他的父亲名叫周思观，曾经割肝救亲人，以孝顺着称。周凤翔出生时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征兆，聪明绝顶，被有见识的人认为将来必成大器。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他在乡试中名列第三，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翰林院（词林）原本是一个清高的官署，史官们以文才相互竞争，当讨论到政局时事时，他们常常就认为这是越俎代庖，不是自己的职责。周凤翔却独自研究世事和人才，并且一一记录。他的家门口常常挤满了人，每次讨论天下大事，他从不首鼠两端、态度模糊。他担任翰林院编修三年，声誉日增。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他晋升为翰林院编修，丙子年（公元1636年）主持江西乡试，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担任为皇帝讲课的经筵讲官。进入宫廷侍奉皇帝后，他私下说：现今皇帝十分勤奋学习，态度谦逊而才思敏捷，但如果讲官不尽忠尽智以启迪皇帝的听闻，那就不是忠诚。他经常深夜里拍着胸膛感叹，希望自己讲学能对皇帝有所启发。不久后，他被提升为南京国子监的司业。由于南京国子监的政事长期松懈，师生们站着席位而不认真学习，周凤翔对此进行了严厉整顿。后来，他又被提升为左中允，转任左谕德。当时国家多事，周凤翔感激皇帝的恩典，每次被召见对话时，他都会慷慨陈词。他的言论清晰有力，同僚们都会认真倾听。


    他曾经提出，如果官员的任免过于频繁，治理就无法成功；如果对民众征收过重的税赋，盗贼就不会停止。每次他提出这些观点，皇帝都会倾听。癸未年（公元1643年）他负责礼部考试分试，像沈泓、黄淳耀这样的名士都是他的门生。每次接见他们，他都会用大义来勉励他们。


    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京城被攻陷，贼军命令所有官员报名。当时周凤翔还不知道先帝的生死，想要去皇宫寻找踪迹。当他进入皇宫时，发现情况大不相同，同朝的大臣们有的忧心忡忡不敢出声，有的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有的面无人色，有的得意洋洋，自夸是新朝的辅佐之臣，有的大肆颂扬贼军的功德。周凤翔不由自主地掩面痛哭，急忙回到寓所。他对吴甘来说：作为臣子，理应死忠，但一定要先去看一眼先帝的灵柩，穿上白色的丧服痛哭，这样才没有遗憾。吴甘来同意了他的看法。


    二十一日，他听说皇帝灵柩被贼军扔在东华门外，便去那里痛哭至绝，随即跳入金水桥下，因为水浅而没有死成。回家后，他写信给父母说：国君为国家而死，作为臣子没有不死忠于国君的道理。儿子我现在没有玷污自己的身体投降，给父母带来羞耻。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对于父母无尽的恩情，我无法报答，只能寄托于来生。然后他又写了一首绝命诗，其中有“碧血九原依圣主，白头二老哭忠魂”的句子。他的家族都为他感到悲痛。唉，太令人哀痛了！后来他面向皇宫再次拜别，然后自缢而死。他的两个妾室也随他一起死去。


    周凤翔为人明智而有气度，学识渊博。他曾经评论历史说：夏、商、周三代之后，汉朝与外戚共享天下，唐朝与女后、宦官共享天下，魏晋以后，与权贵子弟共享天下，宋朝与奸臣共享天下，元朝与其他异族共享天下，而我们明朝都没有这些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兴盛了。但他也指出，边防和海运是当今最紧迫的任务。他还评论学问说：大凡讨论学问，不应该结党，一旦结党就必然会引起争斗，怎么能见到真理呢？过去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学术辩论，是虚心求是的。而现在对朱熹和陆九渊的辩论，是出于私心而只追求胜利的，话说得越多，真理就越模糊。他的言论充满说服力，听众都忘记了疲倦。这说明他在危难时刻殉节，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南明乙酉年（公元1645年），他被追赠为礼部左侍郎，谥号文节。


    我的评论是：周凤翔的死，相较于倪元璐、马xx等人来说稍晚。然而，当先帝驾崩时，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件事，都以为皇帝仿效唐明皇逃亡蜀地一样逃往南京。如果周凤翔没有立即死去，或许还有机会在混乱中逃脱，得以跟随唐肃宗（安史之乱中在灵武县即位，代指可能南下的崇祯皇帝皇帝）的身边。但周凤翔也是幸运地立刻死去。否则，如果刀锯在前，桁杨（古代的刑具）在后，无论是屈膝投降的人，还是昧着良心偷生的人，都将一概被处以死刑，他也就无法跟随那些君子之后了（暗示那时无法分辨周凤翔是什么样的人）。周凤翔也是一个慷慨就义的人啊！（周凤翔的儿子叫周忠玉）

 第220章 汪伟

    简讨汪伟，字叔度，号源长，是徽州休宁人。其祖先移居应天，是上元人。汪伟自幼才智出众，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被授予慈溪县知县之职。慈溪县地处山区，汪伟以廉洁公正、休息民力治理该县，政绩显着。当时，崇祯皇帝忧虑国家多难，而朝廷中可用之臣太少，应当储备文武兼备、能应对国内外安危的人才，为未来选拔高级官员做准备。于是，他下诏挑选政绩卓着的县令和司理，通过考核将其提升至中央任职。汪伟名列前茅，被补授翰林院简讨一职。当时有人羡慕他如同登仙一般快速提拔，汪伟却心存感激，决心报答崇祯皇帝的拔擢之恩和为国家破格用人的深意，更加刻苦磨砺自身能力，关心关注国家大事。


    不久，汪伟被任命为东宫讲官。每当收到四方警报，他都抚胸痛哭。壬午年（公元1642年），流寇攻破荆襄地区，南京每天担忧受到波及。汪伟既忧虑国家命运，又挂念家乡安危，上书提出加强长江防务的建议。他指出，南京城周长百二十里，难以防守，只能依靠防守长江。敌人从北方来犯，淮河是屏障；敌人从上游而下，九江是屏障。因此，防御淮河就是防御长江，而防守九江就是防守南京。现在，淮河上有督抚史可法坐镇，是稳固的防线；九江一地地处长江汉江交汇处，他曾经考察过地形，发现武昌如同屏障般守护着九江，九江又如同屏障般守护着太平，而太平则如同屏障般守护着金陵，应当派遣重臣驻扎于武昌，同时在九江设置督抚级别的官员镇守。同时，应该在太平、采石两地各设置兵部侍郎一人再次镇守，以作为支援和巩固防御工事。负责军事的操江官员应在新江口驻军，负责文正的操江官员应该往来巡视江北。浦口江面狭窄，易于通行，应加强防守，也应该按照采石的安排，以兵部侍郎镇守。南京城内的守军虽有一定规模，但空有其名，难以倚仗。南京兵部尚书主要负责的是大政方针，百姓们虽然尊敬他但与他并不亲近，应该尽快补充府尹、府丞等下级官员，赋予其实权，延长他们的任期，以团结百万士民之心。御史詹尔选、叶树声、郭维经、成勇以及巡抚袁继咸、方孔昭等清廉正直、忠心不二大臣，建议朝廷提升他们职级，以备选为长江督抚。此外，还应酌情增加官员的俸禄待遇，供府尹、府丞们使用。这样众人必定能够切实履行职责，逐渐取得成效。奏疏呈上，得到朝廷批准。


    癸未年（公元1643年），汪伟参与会试阅卷，被分配到顾咸建所在的考房。甲申年（公元1644年），听说贼军逐渐逼近京城，他写信给友人说：“京城兵力单薄，不仅不能抵抗，也无法防守。除了以死明志，别无他法。”贼军进攻京城时，汪伟多日未进食。他对继室妻子耿氏说：“我已经决定以死明志。”耿氏答道：“如果有不测，我愿随你一起赴死。”京城陷落后，汪伟四处打听皇帝的下落，饶了宫门三圈，发现宫女们皆已逃走。他来到给事中吴甘来的住所，约定一同殉难。返回寓所后，汪伟给儿子孝廉汪观生留下遗书：“哎！我生不逢时，遭遇国难。作为讲读官，既无实权可施展，即便有些才能，也未被重用。唯有以死明志，以求内心安宁。继室耿氏年轻贞烈，矢志不渝，城陷之日，平静地随我而死，让后世知道我朝也有赵昂发（南宋官员，元兵攻破池州城时，与妻子共同自尽）这样的忠烈之士。你们要研读圣贤之书，秉持忠孝之志，不要辱没先人。老母亲未能得到终养，幼子晋生年仅四岁，未能抚养成人，这些将来都是你们的责任。棺木无法运回家乡，就将我和耿氏的衣物和牌位运回华山张家岗，让我们的魂魄得以安息在父母身边。我所有的亲友，都要为我致哀，天下之事无论可为与否，都不能忘记忠孝之念。”写完遗书后，汪伟与耿氏饮酒，将前人诗句“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写在墙上。夫妇二人分别在梁上系好绳索，汪伟在右侧，耿氏在左侧，一同自缢而死。耿氏临终前对汪伟说：“停下！我们虽然身处逆境，但夫妻间的礼仪不可废。”她解开绳索，调整左右顺序再次自缢。当时人们称赞他们夫妇如同春秋时期结缨易箦的季孙行父一样。


    当时，他的长子汪观生是壬午年（公元1642年）举人，幼子汪晋生是耿氏所生，耿氏当时年仅二十三岁，将汪晋生托付给了弟弟耿元吉，藏匿在随从的家中，后来得以归家。南明朝廷追赠汪伟为詹事府少詹事，谥号“文烈”，耿氏追赠为恭人（朝廷对四品官员的妻子封号），一并祭祀于旌忠祠。崇祯皇帝时期，朝廷特别选拔进入翰林院并最终为国捐躯的官员，只有汪伟一人。此外，进士孟章明、钱塘人顾咸建、南昌人刘曙三人作为汪伟的学生，也都是殉节而死。汪伟的长子汪观生清正廉洁，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


    我的评论是：唐宋时期选拔官员，首先看重制科考试（又称特科，是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科举考试），如果不通过制科考试，即使担任一州郡守乃至将相，也不能算作荣耀，明代的庶吉士的选拔与此类似。但制科考试的好处是在官员任职一段时间后才进行，因此官员的文学才能和实务政绩都能得到充分展现。庶吉士刚步入仕途就担任职务，但在翰林院任职，但难免被人视为只会舞文弄墨之辈。这一制度空缺了三百年，直到崇祯皇帝时期才得以恢复。汪伟有幸入选，可谓殊荣。等到京城沦陷，翰林院官员在外来的贼寇面前，争先恐后地匍匐屈膝，无暇他顾。如果不是汪伟以身殉国，人们会嘲笑崇祯皇帝恢复这一制度是多此一举。汪伟以一人之力使这一制度得到重视，令人信重。


    汪伟曾在寓所墙壁上题字：“看世不破，为世所弄。”他的取义之志，真能超脱生死吗？野史记载他的长子名字叫汪观，而《启祯录》则记载为汪观生，我认为汪观可能是正确的，姑且记载以待后来人考证。

 第221章 吴甘来

    户科给事中吴甘来，字和受，还有一字叫节之，号苇庵，是江西瑞州新昌县人。他年少时便在私塾读书，那时就能熟记云台二十八将的所有姓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学识更加广博，对古今之事都能引经据典，论议涉及经史百家诸子，如数家珍。二十岁时，他在乡试中中举。崇祯戊辰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与汪伟一同出自香山何吾驺门下。刚开始他被授予任中书舍人一职，崇祯壬申年（公元1638年）升任刑科给事中，任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上奏的密封奏疏多达数十份，全部关乎国家大事、君主德行、人才选用以及民生要务，遇到他认为不对之处，便直言力争，即使面对权贵也不退缩。京城上下都称赞他是真正的谏议之臣。当时，户部尚书毕自严因误会而被下诏狱，世人对此普遍感到不平，然而当权者却无人敢出面为其申诉冤情。吴甘来率先在朝堂上慷慨陈词说：“汉代臣子贾谊曾言：帘幕挂得离地面远，殿堂就显得高；帘幕挂得离地面近，殿堂就显得低。三公这样的尊贵官员，天子应该以礼待之，不应再施以囚禁。古代有‘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就是为了避免对大臣失敬。另外，谷永也曾说过：记住人的功劳，忘记人的过错，这才是君主应有的作为。犬马尚且因为对人有劳绩而得到帷盖之赐，更何况是国家的功臣呢！如今毕自严是六部中最先担任尚书的，


    并且专管财政事务，筹划国家钱粮储备已达六年之久，按照律例，应属于议贵、议勤之列。”吴甘来尽力为毕自严申冤，言辞恳切。不久后，吴吴甘来因丁忧离职，服丧三年后复补原职。


    崇祯己卯年（公元1639年）他主持福建乡试。开考前他焚烧香烛，向上天祈祷能选拔到像王阳明（谥号文成）、于谦（谥号忠肃）那样的杰出人才，成为国家的重要栋梁，辅助天下太平。等到放榜，所录取的士子品学兼优，如何家驹、陈亨等人都是知名才俊，后来他们在吴地担任官职，留下了良好的政绩。不久，吴甘来请求辞职。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他被朝廷起复为兵科给事中，不久又转任户科给事中。此时国内外多有变故，荆襄数郡，还尚未受到贼寇侵扰，但那里的巡抚、兵备道等官员纷纷借口保护藩王而离去。吴甘来抚胸痛哭道：“这是借故逃避责任。如果都这样，那么皇帝的江山社稷和百姓，又有谁能来保卫呢？”


    因此，他上疏直陈：“天子广泛册封宗室，就是让他们成为皇室的屏障，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们要能够舍弃私利，倡导大义，为朝廷效力。《诗经》云：宗子犹如城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刚刚传来警报，他们便一哄而散，既无法迅速调兵遣将，策划反击，消灭贼寇，又不能身佩宝剑，坚守城池，效仿誓死守卫城池的大义。他们声称先离开是为了皇帝的名望，而其他官员还口口声声夸耀自己护卫有功，之前的旨意让他们修整防御、储备物资，还有什么用？现在皇室子孙遍布各地，尤其很多在关键区域，倘若各地官员都以护藩为借口来掩盖自己的罪责，把宗室子弟看作既可以坚守也可以逃走的人，也会讲重要的城池视为可守可弃的土地。如此一来，就会导致功过不明，赏罚不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恳请陛下留意此事。”奏疏呈上后，皇帝阅览并叹息不已，但也无计可施。不久，吴甘来参与主持礼闱考试，有人因他选拔出众多优秀人才而祝贺他，但他忧心于时局艰难，丝毫不因桃李满门而稍显喜悦。


    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春天，贼军逼近京城，吴甘来对他的弟弟吴泰来说：“身为皇帝侍从之臣，忠义不容受到侮辱。”他主张成仁取义，并希望兄弟二人共同勉励，但吴泰来未能听从。待到京城陷落，吴甘来听说皇帝不幸去世的消息后，独自沐浴更衣后自尽。南明朝廷追赠吴甘来为太常寺卿，允许他的一子承袭官职，给予祭葬待遇，赐谥“忠节”，并将其列入旌忠祠祭祀。


    吴甘来与周凤翔曾同住一处寓所。当贼军逼近京城时，吴甘来的弟弟、时任礼部员外郎的吴泰来到寓所找到他，紧握他的手哭泣道：“事态发展到这般地步，该如何是好？”吴甘来回答：“唯有以死明志，这是道义所在。”家人送来饮食，吴甘来都拒绝。有人劝他暗中逃走，他却说：“如今我不能调动兵马抗击贼寇，难道还想苟且偷生吗？”随后，他写下遗诗，将身后之事托付给兄弟。书桌上还放着一份奏疏草稿，他说：“留下它恐怕会彰显君主的过失。”于是取火将草稿烧掉。吴泰来的儿子吴家仪赶到，吴甘来悲痛地对他说：“我不死不足以表明心志，你父亲若死了，你也无法完成奉养送终的责任。古时候兄弟一同遭遇大难时，必定要有一人存活。假若皇帝仍在世，那么历史上土木堡之变时的袁彬以及靖难之役中的程济，他们的行为都可以效仿。否则，就是在白水忠寻找真人（指明惠帝朱允炆），从古时有仍国中起用夏禹（斟鄩，夏朝首都），那样的话，虽然我身死，但精神犹存。你要努力做到这些。”说完，他面向北方拜了五次，面向南方拜了四次，然后写下绝命诗：到底谁贻国事忧，疾雷悄悄破城头。君臣义命乾坤晚，狐兔干戈风雨秋。极目江山空泪洒，伤心仁义一身周。也知此日难争讨，惟取忠肝万古留。”接着，他用佩带自缢身亡。史书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基本一致。《启祯录》也记载，吴甘来对弟弟吴泰来说：“我们兄弟蒙受国恩，按道义不能受辱……”随后自缢而死。


    我查阅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季的官员名录时发现，六部数十名官员中，只有吴甘来一人以死殉节，其余或逃亡，或遭受刑罚侮辱，或投靠伪政权，与吴甘来相比，他们的品行高下立判。古人说，主辱臣死，从未听说过主死而臣子还可以生存的。至于那些背叛旧主、恬不知耻地投靠贼寇的人，更是将纲常名教破坏殆尽。至申酉年间（南明时期），这些伦理道德几乎荡然无存。真是可悲啊！


    我评价说：赴死实非易事，吴甘来兄弟皆蒙受国恩，如果城陷之时他们都能英勇就义，岂不是能与孟忠贞父子并传佳话？然而最终未能如此，只能说士人各自秉持不同的道德志向吧。


    各种书籍中都记载吴甘来自缢而死，只有《启祯野乘》记载他自刎身亡。泰来与吴甘来是同胞兄弟，后来投降了贼寇。《启祯野乘》与《启祯录》都说吴泰来是吴甘来的弟弟，而《编年》则记载吴泰来是吴甘来的哥哥，这里都予以记录，以备将来查考。

 第222章 王章 赠公一律、附记现形

    王章，字汉臣，号芳洲，南直隶武进县人。他幼年家贫，性格至孝，葬父时亲自植树，曾梦见汉昭烈帝刘备与他打招呼，并告诉他：“你是忠孝之人，日后定不会仅以功名了结一生。”天启辛酉年（公元1621年），王章乡试中举。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中进士前数日，王章所居住的村落连续三次涨潮，仿佛在盘旋，村民惊叹称奇。庚午年（公元1630年），王章被任命为诸暨县令，任职不到半年，因政绩突出被朝廷表彰。适逢倭寇侵犯东海，鄞县位于其冲击之下，缺少有能力的官员。巡抚向朝廷举荐王章，将他调任鄞县。诸暨百姓听说后，纷纷阻挠，请求留住王章。但鄞县的任命已下达，鄞县来迎接的官员被诸暨百姓驱赶，王章无奈，秘密安排鄞县官员离开，并严肃告诉诸暨百姓：“你们视我如父，而我视你们如子，怎么会忍心说离开？即使要离开，又怎回忍心立刻离去？但是，朝廷关于鄞县的任命又该如何处理呢？”过了不久，王章离开诸暨前往鄞县，诸暨百姓感念王章，将他的画像供奉在常山之崖。


    鄞县历来是难治之地，面积四百一十八里，比诸暨更为复杂难以治理。王章从上任到取得政绩，总共花了八年时间，当地风俗渐渐向善。王章治理鄞县的效果与治理诸暨相同，鄞县百姓对王章的感激之情也与诸暨百姓一样。王章逐渐升迁为工部主事，通过考核被选拔被任命为陕西道御史，并担任甘肃巡按御史，这是朝廷的特殊恩赐。王章进入关中后，贪腐官吏闻风辞职。他从嘉峪关出发，向天山而行，一路骑马亲访边疆各族，安抚奖赏少数民族百姓，使他们敬畏朝廷，怀念恩德，那些少数民族百姓纷纷焚香献酪，欢送王章离开。黄河、渭河流域干旱，王章带领属下步行祈祷降雨，没有下雨，他就撰写文书向神庙祈求，文书烧毁后，大雨倾盆而下，人们称之为“御史雨”。按照惯例，边疆地区的选拔官员多由按察使和监军负责，陇西以西二十五个县，每年科举选拔的优秀人才只有一二人，甚至有时一个都没有。王章主持选拔，当年科举考试中选拔了六人。在巡按期间，王章上奏了数十件奏疏，都关乎军国大事。他曾弹劾太监滥杀无辜冒领军功，揭露甘肃巡抚侵吞民财，纠察藩王滥用驿站导致良民受害，尤其敢于直言，不避权贵。


    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王章丁忧回乡，丧满后补为河南兵备道。甲申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贼军攻势猛烈，王章上书提出保全江南的策略，建议沿江各地险要位置要按照边疆的做法，加强防守，联络堡墩，对州县豪门大户擅自迁徙的行为严惩不贷，没收其财产充作军饷。他又提出稳固京畿地区的对策，认为应派遣四方蛮夷以分散敌军势力，撤回边防军队以壮大京城，调动投降的敌军以攻击贼寇巢穴，因此推荐惠世扬担当重任，可惜未被采用。都御史李邦华认为王章文武兼备，推荐他担任巡视京营的职务。二月六日，王章受命上任。不久，有南下的官员帮王章递送家信，王章在信中写道：“山西已经残破，关隘告急。臣子已不再考虑自身和家庭了。皇帝如尧舜般英明，但朝中无人能应对当前局势。怎么办？”信中没有提到其他私人内容。


    二月二十六日，真定、保定失守，京师震动，朝廷调集五万大军驻守城外，由襄城伯率领。王章则负责指挥城内的守军，根据城墙分布划分防守区域，连续十五昼夜未曾脱衣睡觉。三月十八日，贼军攻打彰义门，王章率将士坚守阵地，箭矢如雨，毫不退缩。贼军攻破彰义门后，王章又守卫平则门，天亮时，守军内纷纷传言皇帝已经驾崩，顿时全无斗志。王章亲自操作发射两发火炮击伤敌人，贼寇攻势稍微受挫。很快，京城就失陷。


    王章对同僚科臣光时亨说：“到了这个时候，只有一死。”光时亨说：“这样死去，与士兵一同死在草丛中有什么不同？不如入宫寻找皇帝，找不到就死，死得其所。”王章答应。光时亨立即换上便服，打算强行带走王章。王章说：“不行，不行。你本来入宫是为了怕与普通士兵一同死在草丛中，希望轰轰烈烈地死去，但现在你摘掉帽子，换上便服，既不像官员，也不像士兵，那怎么行？不要换衣服就走吧。”走了几步，贼军骑兵突然赶到，喝令他们下马。光时亨立即跳下马，站在前面，请求投降。贼军用刀指着王章问道：“投降吗？”王章大声喝道：“不降！”贼军用刀砍断王章膝盖，使其摔下马，王章坐在地上大骂，贼军愤怒，用刀砍死王章，弃尸而去。有人说那个贼军是牛金星。


    王章的仆人某四处寻找王章，看到他瞪大眼睛，张着嘴巴，一只手下压着地面，以为他还活着，急忙呼唤，却没有回应，原来王章已经遇害。一个大力士背着王章尸体回到寓所，王章家人给了他一些钱，询问他的姓名，他没有回答，转身离去。贼军下令，王章的寓所里不得有士兵，如有士兵就杀掉。贼军中有很多陕西人，路过王章寓所时，说：这是前任京营御史王章的住所，他曾经巡视甘肃，施行了许多仁政。贼寇纷纷下马跪拜，然后离去。王章夫人姜氏听到变故后悲痛而死。


    乙酉年（公元1645年），朝廷追赠王章为大理寺卿，谥号“忠烈”，赐予祭葬，在南京、浙江、昆陵三处建立祠堂，荫庇其子王之柯，封为锦衣卫世袭官职。而光时亨最终因投降贼军被处死。王章的次子王之栻，字瞻卿，被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他请求服丧，得到朝廷准许，于是寓居义乌。浙东失陷后被俘，他坚决不投降而死。常州那里所说的父子死节者就是王章父子。


    我评论说：我听说王章是一个温和的长者，虽然考中进士，担任要职，但从不以权势炫耀乡里。遭遇变故时，他慷慨激昂地呵斥敌人，目光如炬，何等英勇。如果王章早听从光时亨的建议，换上便服入宫，或许可以幸免于难，但最终仍会因受辱而死。而光时亨，没有死在京城，最终死在南京西市，正是王章的庙祀赐名之时。人们怎能不为忠烈而死呢！


    赠公一律


    （作者写了首律诗纪念王章）：大厦难凭一木支，靡他自许独登陴。鼓沈夕照神逾劲，旄落晨星志不移。血溅山陵酬祖德，魂依宫树答君知。生来佩尽丸熊教，白刃锋头炼孝思。


    附记现形


    王章的故居位于郡城之中，自从王章父子因殉节而去世后，无人在此居住守护。有一个本地人名叫吴訚，字孟岩，是清朝的进士，正好因身体微恙，想借用王章的房屋静养，于是乘坐轿子进入了宅院。不料，吴訚突然看见王章身穿红色官袍，头戴纱制头巾，从屏风后快步走出，端坐在厅堂之上。吴訚惊恐万分，立刻返回，病情加重，不久便去世了。由此看来，王章的忠诚之灵显赫非凡。

 第223章 陈良谟

    陈良谟，原名陈天工，字士亮，号寅日，是鄞县人。崇祯辛未年（1631年）考中进士，改名为陈良谟。他的父亲因在云南为官而去世，他由于贫困原因无法回家守丧，后来得到机会参加朝选，他请求被授予大理府司理官职，才得以回家奔丧。癸酉年（公元1633年），陈良谟主持乡试分试，选拔优异人才，后来被提升为为四川道御史。己卯年（公元1639年）他任四川巡按，属下官吏畏惧他，不敢胡作非为。甲申年（公元1644年）正月，陈良谟梦见在堂下拜见文天祥，文天祥向他作揖，陈良谟起身说：“您与我前后相继，人品相同，为何要对我下拜？”三月十七日，北京城陷落，他在桌子上写下二十个字：“国运遭遇阳九，君王遭遇灾难。人臣应当以死殉节，这样忠孝可以两全。”


    他晕倒在地上数次，从此不再喝水吃东西。他的族人劝他不要自杀。他说：“我为国而死的决心已久。”当时，他的好朋友季芳泰在旁边。陈良谟说：“我为国而死，义无反顾。只是担心先父的坟墓无人照管，老母在家乡无人赡养，后继无人。他想要留下一句一言，但又感觉说不清楚，于是赋诗一首：‘中天悬日月，四海所毕照。倏尔阴雾昏，日月失常道。仰观我明明，簿蚀一时变。’写到这里，忽然一阵狂风袭来，他说：‘这风来的怪异。’于是接着写道：‘电风自南来，光复天心见。大夫百执事，其谁忘明君。媿予沉郁久，床笫淹数旬。背城孰尽瘁，巷战杳无声。如何社稷灵，惜尔顺民形。载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辙。顺民即逆民，参观非一日。苍苍不可问，亡国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报君恩’他最后写道：‘作为儿子和臣子，不能两全，唯有慷慨从容，同归于死。大明监察御史陈良谟遗书，写于贼人攻陷北京之日。’然后把遗书交给季芳泰保管。


    很快，他听说皇帝去世，痛哭道：‘我之所以隐忍至今，就是因为皇帝还在。现在已经结束了，我死得太晚了。’仆人们围着他哭泣不停。他痛饮酒水之后关闭门窗，用绳子挂在梁上，想要自缢。有一个妾叫时氏，是京师人，十七岁，刚结婚一百零三天，穿着整齐，等候陈良谟一同赴死。陈良谟对她说：‘我年纪超过五十，没有儿子，你现在怀孕，如果生男孩延续陈氏血脉，你一定要勉力把孩子抚养长大。我想派人送你回娘家。’时氏说：‘丈夫死了，我还能依靠谁？臣死君，妾死主，这是本分。与其被贼人侮辱，不如没有孩子，我请求先死以断绝您的念想，于是上吊自尽。陈良谟另外制作了一条绳子与她一同赴死。仆人们从缝隙中哭泣观看，陈良谟站立着，头上披挂着蓝帕，鲜血喷溅满地，时氏用红丝带自缢在一旁。仆人们此时破门而入，陈良谟气息未绝，告诫他们不要移动，还说时氏手腕无力，无法立即死去，我紧紧抓住她的绳子，希望她能够早点结束，你们为我挂得更高些，送我走完最后一程，就如同我的儿子一样。仆人们哭泣说：‘主人离开人间，一定会成为正神。’陈良谟说：‘是的，我会保佑你们。’然后陈良谟去世。南明朝廷追赠陈良谟为太仆寺少卿，谥号‘恭愍’，时氏被追赠为孺人，一同祭祀在旌忠祠。


    我评论是：陈良谟之死，比其他人更难。他上有年迈的双亲，下无子嗣，而且有宠爱妾室在旁，却毫不眷恋，真是一个大解脱的人。至于孺人时氏，她年轻貌美，洁白如玉，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超越了爱河，游历于剑树（刀山剑树，比喻险境）之间，最后一同升入天堂。这岂止是血性决绝所能形容的呢！”

 第224章 陈纯德、申佳允

    陈纯德


    御史陈纯德，字静生，号澹元，湖广永州零陵人。崇祯十三年庚辰（公元1640年）进士。同榜二甲进士均受到皇帝召见奏队，如果皇帝满意的话，就会授予翰林、科、道等官职。陈纯德因奏对详细明晰，被任命为福建道御史。癸未年（公元1643年）他任顺天府督学，刚到任就接到遵化警报，无法前行，于是返回京城。贼军攻入京城，陈纯德自缢而死。与他一同被召见的进士中，有五人被特旨任命为翰林，五人被任命为科、道官员，共十五人，其中只有陈纯德一人殉节。南明朝廷追赠陈纯德为太仆寺少卿，谥号“恭节”，并将其供奉于旌忠祠。当年，有三位御史为国捐躯，即陈良谟、陈纯德与王章（谥号忠烈）三人。


    《编年史》记载：陈纯德当时担任提督北直隶学校的官职，正在赶往易水的路上，还未完成士子的考试，就听说京城发沉贼寇逼近的警报，立即穿上戎装赶往京城，几天后京城被攻破，他自缢身亡。


    《忠逆史》记载：许多清单上都标注了陈纯德作为死难者的姓名，但在《国难录》中却将陈纯德记载为两次被夹打后为贼寇留用，这是错误的。或许陈纯德被捕后不屈，最终因刑罚而死，所以在《国难录》中被标注为属于遭受刑罚侮辱的大臣。然而各种史书都称陈纯德记载为殉难文臣二十一人之一，且南明朝廷明确为他举行了谥典，并赐予祭祀于旌忠祠。因此陈纯德自缢而死的事实，是有确凿证据的，其他说法可以废弃。


    申佳允


    申佳允，字井眉，号素园，永年人，天启辛酉年（公元1621年）考中举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考中进士。师从文太史（应该指文震孟。文太史一般指明朝着名大臣、文人文徽明，文震孟是他的曾孙，下文也印证了这一点）的门下，授仪封知县，三年后调任杞县。贼寇扫地王率领万人进攻杞县，申佳允登上城墙坚守，亲手斩杀一人，迫使贼寇退却。他修筑砖城，以清廉第一着称，后升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任职后，他奖励人才，杜绝官员四处跑官要官，多次上奏时事，吏部政务一片肃然，后来他转任考功员外郎。当时申佳允的老师文震孟（谥号文肃）与薛国观（韩城人）有矛盾，申佳允也因为一些小事被牵连影响，被降职为南京国子监的博士，后来又升为太仆寺的寺丞。


    甲申（公元1644年）二月，申佳允因公事出巡近郊，听说贼军逼近居庸关，分兵自常山进入，京城南部的郡县官员纷纷望风而逃，朝中大臣也纷纷找理由引退离职。身边人都劝申佳允说：“京师即将陷落，既然在外，不必再回去。”申佳允愤然流泪说：“我当然知道京师难以支撑，但皇帝该怎么办？”于是他星夜赶回京城，当时是三月十二日。


    申佳允意识到大事已去，写信给儿子申涵光说：“行为正直称为义，顺应天命称为命。义不能违背，命不能违抗。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道理都是一样的。天下的祸乱都是因为贪生怕死。死于疾病、死于利益、死于刑罚、死于家庭纷争，都是死亡。这些死法我都宁愿面对，但面对君主的大节，如果退缩哭泣，千方百计地寻求逃避，这才是真正的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我受到国家恩德礼遇，发誓要以死来报答。”这时，他的母亲太安人（安人是明朝对于六品官员妻子的封号，太安人则指的是朝廷封赏的是官员的母亲或祖母）年近七十，被迎接荣养在京城的住处。身边人以此为由劝他，他说：“我已经以身许国，形势难以两全。”十八日，他聚集宾客为幼子申煜举行冠礼（成年礼），说这是宋朝的衡州知州尹谷所说的“以冠带之身在地下面见祖先”。他将生平所着诗文交付给儿子，说：“我做官没有多余的财物，半生精力都在这里了。”


    十九日城破，身边人劝他换装藏匿他处。他说：“我来这里做什么，进去躲避，还不如不进去。”他此时听说宫中变故，仰天呼喊圣明三次，看到两个仆人坚守在他身边不离开，便骗他们说：“我去拜访客人，选择了一个好地方，你们可以一起随行。”他来到王恭厂的一口深井处，两个仆人知道他的意图，急忙拉住他，但他扯断了袖子，跳入井中。两仆人号啕大哭，用绳子救他，申佳允在下面喊道：“你们回去安慰我的母亲，无论国君是否驾崩，他的儿子都是忠臣，不必为我过于悲伤。”当时申佳允年仅四十二岁。


    不久，贼军从关东战败溃逃回来，在京城肆意杀戮。申佳允的幼子申煜，带着祖母夺门而出，家中童仆都跟随着。有个书童徐起凤，跟随申佳允已有十年，痛哭请求留下，他说：“我们都走了，主人的棺木谁来守护？”贼寇果然焚烧京城民居及寓所，徐起凤便跪下苦苦哀求，贼寇感动，最终没有焚烧。等到清军到来，驱逐京城百姓外迁，徐起凤害怕棺木受到波及，四处找同乡帮忙，找到雕刻木工朱攀桂等二十多人，将棺木抬至天宁寺，才得以保全，这是徐起凤的功劳。南明朝廷下诏追赠申佳允为太仆寺少卿，谥号节愍，祭祀于旌忠祠。他的儿子申涵光，才情出众，品行高尚，小儿子申煜，二人均以诗文闻名于世。


    申佳允，还有一字为孔嘉，号浚源。向南明朝廷上书请求为申佳允抚恤的人，是巡漕御史白抱一，他也是个独行君子。其他有史书记载的是申佳允自缢而死。


    我的评论是：以前我游白门（可能指南京）时，申佳允（号素园）正被贬为国子监博士。他当时屈尊访问我的旅邸，我们相处愉快。我深知他从小丧父，侍奉母亲太安人十分孝顺，他做孝廉时，母亲教子勤学，后来他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看来忠臣必定出自于孝子之家，这话令人信服！我看到京城沦陷时，当时做官之人不投降而逃离京城，便可以称得上是高尚的举动，而申佳允反而从外地回到京城，与京城共存亡，看来是必死的决心早已经确定，这和那些面临事情时束手无策，只得选择一死的人是不能相比的。只是他的母亲高龄，为什么不先护送出京城，免得她受到惊痛？也许是对母亲的关爱日盛一日，恐怕片刻都难以忍受离开她的膝下吧。


    译者注：1.尹谷，字务实，号耕叟，南宋末年长沙人，被南宋朝廷任命为衡州知州。上任前他因事留在潭州，此时元军围攻潭州，他积极帮助守将御敌。后来，元军攻入城墙，形势危急，他急忙回家为两个儿子举行成人冠礼。有人道：“这个危急时候，你还做这等迂腐之事？”尹谷回应道：“我正要让儿子配上冠带在地下与先人见面！”冠礼完毕后，尹谷和家人自焚而死。


    2.和丸，源自《狮吼记·抚儿》中的一段描述，“他和丸不厌朝和暮,你反哺休忘桑与榆”，用来比喻母亲教子勤奋学习。

 第225章 许直、附记:许德溥

    许直，字若鲁，扬州如皋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进士，初任义乌县令。戊寅年（公元1638年）母亲去世，服丧完毕后补为惠来县令。壬午年（公元1642年）主持乡试分试，后被提拔为吏部验封司主事。癸未年（公元1643年）调吏部文选司主事，不久升任考功司员外郎。许直性格端正耿直，从任县令时，就如同冰雪般洁净，到这时更加清廉，尤其注重提拔善良之人，必定多方选拔提携。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贼军逼近京城，许直与同僚拿出金银犒劳士卒，准备死守。京城陷落后，贼军命令许直报投降报名为伪官。许直说：“性命可以不要，但意志不可被夺。”他坚决不去。


    当时传言皇帝齐化门逃了出去，他的客人羊君辅劝他说：“皇帝南逃，您应该随驾同行，共图光复朝廷。”许直答应，但出门一看，四面都是敌军，他说：这种情况，皇帝能去哪里呢？国家混乱我无法匡正，皇帝危急我无计可施，唯有以死相报。不久他就听说皇帝驾崩，羊君辅从旁安慰，以父母年迈、子幼为由劝他不要死。许直说：“我有兄弟在，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今天如果不死，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朝廷呢？”当天晚上他写信给父亲说：“对您无尽的恩情，我无法报答万分之一。唯有忠孝大节，不敢有丝毫违背，以免玷污您的名声。”他又谈到安葬母亲、教育儿子的事，没有其他言语。接着他整理衣冠向北面拜，又向南面拜。他了六首遗诗：“率土皆臣自圣明，狂氛何事敢纵横！驱驰安得赳桓力，一斩元凶尽洗兵。贯盈臣罪岂容诛，屠戮腥闻骇毒痛。罄竹南山书不尽，任将寸磔有余辜。君国深仇惨古今，么么逆竖逼相侵。微躯自恨无兵柄，杀贼惟殷报主心。在天灵爽念高皇，开辟当年垂裕长。愿侍吾皇遄谒帝，祈哀仍使国威扬。一死酬君见血诚，满腔忠愤痛难平。大仇未复身先殒，漫化啼鹃洒泪盈。掷笔翻然辞世行，老亲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简空留死后声”


    写完，许直命令仆人进入内室，取麻制绳索作为自缢工具，仆人双手不住颤抖，许直斥责他出去，遂自缢而死。第二天打开门看，许直一手持麻绳尾部，一手握住麻绳上部，神态栩栩如生。客人借贷收敛安葬了他。原来许直在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时，家里所如同清水般干净空荡，死的时候，案头只留下几卷图书，没有多余物品。乙酉年（公元1645年）被南明朝廷追赠为太仆寺卿，谥号忠节，祭祀于旌忠祠。


    我的议论是：岳飞说过，“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我认为，人之惜死之心，正是由于爱钱。世间哪里会有平日里贿赂财物满屋，礼物之多堵塞了道路，每日坐在金山银山中，手中握着牙筹（古代计算工具）计算得失，却能在刀锯鼎镬的生死时刻，悬崖撒手、放弃一切财物的人呢！然则许直的忠义节气，不仅仅体现在遭遇危难时，从他任县令、文选司主事时一尘不染便可知晓。


    附记：许德溥


    许直（谥号忠节）逝世三年后，又有一位名叫许德溥的布衣平民，死于扬州。许德溥，字元博，是许直族人的儿子，与其父许之卿均为平民。许德溥气质不凡，喜好谈论节义，听说崇祯皇帝驾崩，痛哭不已；扬州陷落时，又痛哭。他每次独坐就会哭泣，吃饭时，必定在饭桌上放置一枚崇祯年间的钱币，祭拜后再用餐。有一天阅读他宋朝岳飞（被追封为鄂王）的传记，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刺入皮肤之内，心中极为敬仰，于是手持针刺入胸膛，刻上“不愧本朝”，又在两臂上刺上“生为明臣，死为明鬼”几字。久而久之，这件事被许多人所知。有人举报他，将其捉拿至县令面前，许德溥不跪；见到巡江御史，也不跪。御史下令捉拿他的父，许德溥才跪下，说：“我是为了父亲才屈服。”御史被他的忠义感动，释放了他的父亲，只将许德溥收押。最终，许德溥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仍不跪下，面向西北方向哭泣说：“今日我能见到先帝，我的心愿已了。”


    许德溥生前，常常将许直的绝命诗抄录在扇面上，读之泪水涟涟。每次反复诵读时，都会痛哭。

 第226章 成德

    兵部郎中成德，字元修，号元升，顺天府怀柔县籍贯，山西霍州人。他年轻时就有大志向，以忠孝自许，在为生员时，宦官势力嚣张，他读到文震孟（谥号文肃）痛斥奸臣的奏疏时，激动得砸桌子大声叫好！他非常钦佩文震孟，刻意模仿他的言行，崇祯辛未（公元1631年）考中进士。他原名张成德，奉旨恢复了本姓。他最初任嵫阳县令，以清廉能干着称。成德是姚希孟（谥号文毅）所取士，又与文震孟交好，温体仁（乌程县人）对他很不满意。兖州知州因摊派饷银问题对下属有所偏袒，成德与之力争，知州也很恨他。适逢巡方御史是温体仁的同乡，又是温体仁的亲信，于是便弹劾成德。成德被皇帝下令逮捕。成德上疏列举温体仁的罪状，直言不讳，声名震动全国，受到杖刑三次，并被打入诏狱，被指控贪污六千七百多两银子，因此被贬到榆阳戍边。


    成德的家在顺义府。当时战乱蔓延，贼军攻破顺义城，成德的家人躲入地窖。父亲成文桂说：“怎么能男女一起进入一个洞中！”他表示不能因为现在颠沛流离就违反礼法，结果贼人来时遇害。贼人离开后，地窖中的人得知成德的父亲已死，于是成德的妹妹及他父亲的妾萧氏、童氏都上吊自杀。十日后，成德出狱，回到家刚哭完丧，就去了戍所。成德的妻子刘氏及女儿，因被朝廷追赃而逼死在家里。成德在榆林戍边七年，癸未年（公元1643年）冬天被皇帝赦免，补任为如皋县令，上疏请求捐家产资助国家，并揭发相关官员祸害百姓，有些人甚至贩卖官盐后将银两充实进自己的腰包，征收驿站的银两以满足自己的贪欲，言辞十分激烈。


    不久，成德升为兵部武库司主事，后又转任车驾司员外郎。他痛心时事，把幼子梦来托付给同门好友王重照顾，发誓以身殉国。他任职后，更加专注于军事研究，时刻为国家的长远规划着想，但此时已经大厦将倾，修修补补也无济于事。


    成德见近年来边境多变，百姓忍辱偷生，内心愤慨，写了“养节义、明廉耻”的奏疏，皇帝为之动容。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闯贼攻入京城，成德立即写信给同年中举的马士奇（谥号文忠），相约以死报国。他说：“君主忧虑对于臣子来说就是受辱，君主遭受侮辱，对于臣子来说就应以死报答君主。我们不能挽救国家，导致祸乱至此，只有以死报国。你从小就懂得忠孝之道忠孝，想必也有同感吧？”


    成德又说：“慷慨激昂地坚守节操容易，从容不迫地走向死亡却很难。我们这些人是要做艰难的事情呢，还是去做容易的事情呢？我万幸老母和舍妹都在这里，老母争着想要先自尽，我阻止了她，告诉她要有慷慨、从容两种精神。我立志要做艰难的事情，担心事情突然发生变化，我们无法自我证明，所以再次用这两种精神来与你商量。”


    等到听说闻崇祯皇帝驾崩，皇帝的灵柩暴露于东华门之下，成德立即拿着鸡酒前往哭奠。贼人愤怒，亮出刀剑威胁他，但他毫不畏惧，悲痛欲绝，几乎因过度哀痛而死。回到寓所后，他跪在母亲张氏面前痛哭，母亲说：“我知道了。”随后她进入室内自缢而死，成德尚未出嫁的妹妹及妾室也都自缢身亡。他亲手杀死了年仅六岁的儿子，然后自杀。南明朝廷追赠他为大理寺卿，谥号为“忠毅”，并在旌忠祠中供奉，母亲也被追赠为淑人。


    《启祯录》记载成德归寓后自缢而死，《启祯野乘》则记载他在哭奠皇帝棺材前，连续四次大声呼喊皇帝，然后叩首撞阶而死，两者记载内容有异。传记中记载他将幼子托付给王重，这发生在城池尚未被攻破之时，而《编年史》则记载他亲手杀死幼子，不知哪个记载属实。


    臣子对于君主的情谊，不能以报答恩泽来衡量，然而，明白这一点的人很少。成德一身正气，刚正不阿，却遭受杖刑，身负重伤，家庭因此衰败，自己也命悬一线，过了很久才被启用为郎中，其实国家对他的恩泽已经微乎其微，但他最终临难捐躯，全家殉国。唉，实在难得！这难道不是天生的忠义之士，即使九死也不后悔吗？


    我的议论是：一个人坚守节操，古人都会称赞。我注意到成德家中女眷先后赴死，没有儿女流连的情状，真是巾帼英雄、不让须眉男儿！成德起初为遵守朝廷制度的良吏，继而为直言进谏、不畏权贵的直臣，最终成为忠臣、良友。他的义气如丹青一般鲜明，名垂竹帛，明朝历史将其作为美谈，后来的人也会仰慕他的英勇事迹，然而如果不是成德的父亲宁死也要遵守礼制，恐怕很少有人会举荐成德，谁说醴泉无源、芝草无根呢？


    《启祯野乘》记载成德的妻子刘氏和女儿因追赃困死。《编年史》记载他的母亲自缢而死，妻子张氏也自尽。刘氏是成德的前妻，死于顺义府，张氏是成德的后妻，死于京城。之前的成德父亲的两名妾室和成德的一个妹妹死于顺义府，而后成德的一妾和一妹也死于京城。成德家先后遭遇灾难，父母、妹妹、妻妾、子女和成德本人，一门共死了十二人。唉！如果不是烈丈夫，谁家能如此呢？


    译者注：1.姚希孟，字孟长，号现闻，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属江苏）人。因与温体仁不和，死后朝廷并未追赠谥号，后南明朝廷追赠谥号为文毅。

 第227章 金铉

    金铉，字伯玉，号在六，南直隶武进人，北京留守卫籍。他幼时聪明过人，博览群书，善写文章，十八岁时考中天启丁卯（公元1627年）顺天乡试第一，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进士，刚开始任扬州府学教授。他每日教育引导学生，讲授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之学，闲居时的言行举止，都遵循一定规范，一时间众多英才都来跟随他学习，如胡之门（安定人）。他不久升为国子监博士，庚午年（）升任工部主事，负责监管制造兵器。他亲自检查整治，谨慎有加。当时，皇帝锐意进取，认真细致地审查考核官员，太监张彝宪奉命总理户、工两部钱粮，并且设立公署，引起全国震惊。金铉特地上疏请求罢免张彝宪。他更加担忧这样会开启内外臣结交之风，破坏礼仪廉耻，不只是为了节省无益的开支。奏疏送上去后没有回信。


    不久，张彝宪发公文要求负责的两部司属拜见他，还说并要按照拜见尚书的体制拜见。金铉愤怒地说：“太不幸了，我之前说的全部应验了。”他又上疏指责张彝宪其人面无愧色，内心阴暗，妄自尊大，身为皇帝所简选的臣子，却让他人卑躬屈膝，企图将他人置于手下之列，另外制定虚妄的不符合礼仪的规矩，破坏朝廷原有规则，强行将大臣们至于身体残缺的太监之下，作为臣子，我向朝廷表示忠诚，发言自己品行无瑕，个人生死全由皇帝决定，但决不会在张彝宪面前卑躬屈膝，以免触犯了内外臣交结的朝廷禁令。皇帝看到奏疏后，下旨严厉责备他。


    不久，朝廷指派金铉到杭州负责征收赋税，他还没未任，随后就因为生病而回。刚一个月，张彝宪就以检查、验收火药出具的检验报告有问题为由，免去了金铉的职务。一时朝中的正人君子，纷纷为他上书鸣冤，比如礼部的周公镳、刑部的曹公荃，结果他们被连累一并受到降职处罚。金铉从此对仕途十分失望，整日闭门读书，研究关于自然现象和生命原理的学问，家中十分贫穷，连风雨都挡不住，自己烧火做饭供养父母，教育几个弟弟，谈论古今，怡然自乐。有客人谈及朝廷中的显贵，他就捂耳朵、捂着脸避开。


    金铉与刘理顺（谥号文正）和礼部的陈龙正关系很好，礼部称赞金铉学习践行了古人也很难做的行为。辛巳年（公元1641年），他因父亲去世丁忧守丧，甲申年（公元1644年）服丧期满，二月被朝廷起用补为兵部车驾司主事，负责巡查皇城。才二十多天，贼寇就攻到了京城皇宫。三月十九早，他听到皇帝变故，怒目骂贼，并脱下粗布麻衣，戴上官服管帽，束起牙牌，直奔守卫部队营地，进入皇宫城门，有太监以及守城的士兵突然向外逃出，金铉大声制止他们，但他们毫不理会，只管逃走。金铉赶到皇宫内院，看到宫女们狂奔逃出，他在御河旁，解下牙牌交给家人，拜了四次说：“送给太夫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说完就投入御河。他的随从拼命拉他，金铉大怒，用手击打随从，又跳入水中而死。他的母亲章氏、妾王氏、弟弟金錝，都投井而死。当时贼军占据皇宫，外人不能入内，一个月后贼军离去，有人看到冠袍漂浮在水上，捞起金铉的尸体，但是已经无法辨认。金铉的家人以他衣服上的环状服饰验证，确定是金铉的尸体，就买了棺材安葬他。南明朝廷追赠金铉为太仆寺卿，谥号忠节，祭祀于旌忠祠。


    《编年史》记载：当时贼军攻打京城，情况紧迫，金铉跪在母亲章氏面前说：“儿子我世受国家恩遇，任职兵部车驾司主事，城破后按照道义必死。我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可以让您藏起来，希望您尽快离开。”母亲说：“你受国恩，我难道不受国恩吗？如果事情无法挽回，屋檐下的井，就是我死的地方。”金铉痛哭，辞别母亲前去处理工作。丁未日，他回家时路过御河桥，听说京城已经陷落，望着住所拜了两拜，随即跳入御河。他的随从极力救助，金铉撕咬随从的手臂，又急忙向深处游去。当时河水比较浅，他就低头陷入泥泞淹死自己。家人将消息报告后，他的母亲章氏已经八十岁，也投井而死。妾王氏也随之而死。他的弟弟生员金錝哭着说：“母亲死我必随死，但母亲未归土安葬，现在还不敢死”，于是购买了棺材收敛安葬母亲。安葬完毕，金錝也投井而死。


    朝廷中枢机关中职责关系到国家封疆事务的属官里，被迫逃亡或者主动投降的不计其数，只有金铉与成德（谥号忠毅）始终坚守气节，宁死不屈。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平时就卓然独立，严于律己，不随意迎合私情，所以在突然遭遇非常变故时，能够慷慨激昂地践行道义吗？所以说，那些只会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的人，不足以与他们共谋长远利益，那些害怕微小伤害的人，也无法与他们共赴重大危难。像金铉这样的人，先前敢于抗击权阉，后来又英勇殉国，真是壮烈至极！


    （作者写的）赞诸忠臣诗


    共负凌烟万丈才，诸君怀抱未曾开。请缨欲继终军志，沈水空遭屈子悲。唾贼声声皆是血，酬君念念尽成哀。九泉莫叹遥穹隔，灿灿光芒入夜台。


    春残夜静殒文星，赴焰投崖万古名。不羡绛帷多弟子，常因铜柱识先生。家藏遗史传当代，国有忠臣续正声。更喜闺人先殉难，双凌浩气绕铭旌。


    上帝深宫闭九阍，晚江斜日塞天昏。英才尽作龙蛇蛰，遍地都成虎豹林。才许誓心安玉垒，已伤殒首向金门。贤豪虽没精灵在，地回难招自古魂。


    塞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万古名。已觉地灵因昴降，直疑天意弃苍生。魂归绝地为才鬼，国有遗编续正声。惆怅月中千岁鹤，夜来犹为唳华亭。

 第228章 西蜀吴子论、李国祯(按此传未确当考)

    身为臣子，应全心全意侍奉君主，君主忧虑便是臣子的耻辱，君主蒙受侮辱，臣子便应以死相报，君主存在臣子便一同存在，君主灭亡臣子便一同灭亡，这是天地间的大义，不应因年龄大小、在朝为官、在外任职、闲居家乡、身处南北地域等而有所区别。然而自古至今，忠义的表现形式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杀殉国，另一种则是隐居避世，如采薇而食，放歌山林，或游离于世俗之外，文章记事仅以天干地支纪年，不写当时统治者的年号，也有人手持铁如意，痛哭招魂。对于这些忠贞之士，君子无不为之哀悼。在我朝遇到大难的艰难之际，诸多正直忠烈之士以最为激烈的方式舍身赴死，还有葛衣翁、河西佣、补锅匠、雪庵和尚等人在峨眉亭留下了题诗，凭借他们独特的孤高清傲性格，深深地触动了后人的情感和凭吊，使得人们在翻阅残破的书籍了解他们的事迹时，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感慨万分。我们国家遭受如此巨大的灾难，宗庙震动，皇帝以身殉国，而殉难的臣子仅有京城的二十余人，那些身受国家深恩的在朝、在籍大臣，竟无一人奋起抗争。唉！君臣之间的道义于天地之间无处不在，怎能因为地域的远近而有所改变呢？当皇帝遇难的诏书到来时，有十二位学校的教授与学生聚集于明伦堂，他们悲痛互问：“这‘明伦堂’三字为何物？”众人相拥而泣，随后撞柱自尽。东湖的樵夫听到皇帝遇难的诏书，也投水自尽。唉！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君子对此怎能不三度悲痛！


    我查考，甲申年京城文臣殉难者中，得到南明朝廷追赠谥号的，自范景文（谥号文贞）以下直到金铉（谥号忠节），共计二十一人。这二十一人中，浙江籍最多，占了六人。其次是南北两京，各有四人。山西、江西各有两人。至于河南、湖广、福建各有一人。可见，以死明节实属不易。再看其他省份，如山东、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七省竟无一人殉难，实在令人羞愧！唉！这难道不是文皇帝（明成祖朱棣的谥号）滥杀忠良所致吗！


    李国祯（按此传未确当考）


    李国桢，号兆瑞，是丰城人，世袭继承了襄城伯的爵位。他身材矮小但言辞犀利，有口才，多次上书讨论军事事务，并主动请求在京营之外选拔和训练卫所的官员。皇帝对此非常高兴，在研究商议军队粮饷时，给予了非常丰厚的待遇，每年的花费超过二十万。李国桢还上书请求从内库中获取大量的兵器、火枪和火药，并且请求皇帝亲自书写匾额。皇帝亲自书写了“共武堂”三个字赐予他。不久之后，他代替了恭顺侯吴惟英成为京营的总督，被提升为都督，同时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当贼寇进攻京城时，他奉旨守城，采取了多种策略进行防御。三月十六日，他骑着一匹马进入宫殿，汗水湿透了衣服，但侍奉太监因为不是适当的时间而阻止了他。李国桢说：“在这个紧急时刻，君臣之间多见一刻，就能多处理一点紧急事务。”其他大臣们感到惊恐，询问原因。他说：“守城的士兵都疲惫且傲慢，不听从命令，鞭打一个起来，另一个又会躺下。这该怎么办！”皇帝召见他后，命令太监们都上城。到了三月十九日，京城被攻破。


    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将崇祯皇帝和皇后的棺材抬到东华门外，设立了一个灵堂，所有经过的官员都不敢进去看。李国桢跌跌撞撞地跑过去，在棺材前跪下，大哭起来。贼军抓住了他，带到李自成面前，他又大哭起来，用头撞地，血流满面。贼人们连忙制止住他，李自成好言好语劝他投降。李国桢说：“如果你能答应我三件事，我就投降。一是皇家祖宗陵墓不可以被挖掘，二是必须用天子的礼仪安葬先帝，三是太子和两位亲王不可以被伤害，应该用古时分封杞国、宋国的礼仪对待他们。”他再三哀求，李自成答应了他，他被扶了出去。


    在此之前，皇帝和皇后的棺材是用普通柳木制成的，因为李国桢的请求，换成了上好的梓木棺材。不久，李自成为皇帝和皇后举行了葬礼，用天子的礼仪安葬了在田贵妃的陵园。当时只有李国桢一个人，穿着丧服，步行去参加葬礼，葬礼结束后，他悲痛地哭泣并作了数首诗，然后在皇帝和皇后的墓前自缢身亡。南明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师，晋升为侯爵，谥号为贞武。


    还有一种说法是皇帝葬礼结束后他就自杀了，另一种说法是京城被攻陷的那天，贼人抓住了李国桢，起初他坚决不跪，贼人再次用危言恐吓他，说如果不听命就要屠杀全城的人。李国桢于是跪下说：“我是为了全城的人民而跪的。”几天后，他和其他大臣一同被贼军追缴银两，被夹棍夹打了两次，当他听说朱纯臣被杀后，就自缢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国桢掌管着京营，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兵力，皇帝非常信任他。一天，他去见皇帝说：“我统帅的士兵不能说不强，只是缺乏粮饷。”等到外城被攻陷时，他匆忙去报告皇帝。皇帝问：“京营的兵力在哪里？你平时训练的兵力在哪里？”他回答说：“哪里还有什么兵力？我练的兵都已经散了。我只能劝皇帝离开。”京城被攻陷的那天，李国桢被捕，被逼上缴财物，遭受了残暴的酷刑，最后死去。


    沈国元在《大事记》中说：先帝和皇后被收敛和安葬时，棺材被更换，有人说是太子争辩的，有人说是李国祯争辩的，还有人说是贼人最初使用了非常简陋的棺材，暴露在东华门外的道路旁，所有的官员没有一个发言的，也没有一个哭泣的，即使是默默参拜行礼的，也只有几十个人。第二天早晨，有一百多名武官和运粮的人向贼人哭诉，贼人才更换了梓木棺材，将棺材移到僧人施茶的庐篷内。当棺材从德胜门暗中运出安葬时，所有官员没有一个送行的，也没有一个哭泣的，于是草草地埋在了田贵妃的坟内。这种说法与许多其他记载中所说的，贼人答应了百官的请求，同意对先帝使用天子的礼仪，并且不禁止人们哭泣和拜祭，派人押送东宫太子出城去长陵斜坡送葬的说法，都不相同。根据逻辑推断，李国祯是世受国恩的臣子，当然有哭泣争辩和自尽的道德义务，因此其他说法未必是真的，太子被贼人忌惮，迫于情势也不可能去守丧和送葬。当时人们的心情各异，他们默默无言，草率行事，这点应该没有冤枉他们。

 第229章 刘文炳、周镜、巩永固、张庆臻

    刘文炳，号淇筠，原籍南直隶海州，后因到北直隶任职，因此户籍而定居于此，是先帝太后（孝纯皇太后刘氏，明光宗的嫔妃、崇祯的母亲）的亲侄子。他曾被封为太子太保，晋升为新乐侯，受到朝廷丰厚的赏赐。他的父亲刘维祖、弟弟刘文耀，均官至都督之职。


    当贼军攻破京城外城时，皇帝召见刘文炳及驸马巩永固，命他们各自率领二十多名家丁试图从崇文门突围而出，但未能成功，于是返回皇宫。刘文炳感叹道：“身为皇亲国戚，理应秉持大义，不容许受辱，必须与国家共度难关。”他的妹妹嫁给李姓人家，年纪尚不到三十便成为寡妇，刘文炳将其召回家中。


    城池最终失陷，刘文炳与其弟左都督刘文耀选择了一口大井，驱使自家的男女子孙以及其妹在内的十六人全部投入井中，然后关闭大门，命令剩余的家人全部进入楼内，堆积柴薪，点燃大火焚烧府邸。在皇帝御赐宅邸大火燃起之时，刘文炳毅然跃入熊熊烈焰之中，壮烈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祖母瀛国太夫人，即当今皇帝的外祖母，当时她已有九十多岁高龄，同样选择了投井自尽。


    一年之后，南明朝廷追赠刘文炳为太师、恒国公，赐予“忠壮”的谥号。其弟刘文耀被追赠为太子太保，赐予“忠果”的谥号。有一种说法是刘文炳自缢而死。


    周镜


    周镜，号正我，原籍苏州，顺天府大兴县人。他官至东宫侍卫，在得知京城失陷发生的消息后，其母亲、妻子以及整个家族成员纷纷选择自杀。其母卜氏，实际上是先皇后周皇后的母亲。


    据《甲乙史》记载：周镜是国丈嘉定伯周奎的侄子，但究竟事实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另有一种说法提到，他们家三百多人在同一时间一起死去。


    巩永固


    巩永固，字洪图，其籍贯一说为顺天府大兴县，另一说为山东省蒲台县。他担任驸马都尉一职，并曾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当李自成率领的贼军围困京师时，巩永固试图跟随皇帝突破重围而出，但未能成功。回到家中后，他先是亲手杀死自己的爱马，接着烧毁了自己的弓箭、刀剑以及铠甲等武器装备，并在墙壁上大笔写下八个字：“世受国恩，身不可辱”。


    此时，他的妻子——安乐公主已于前一年去世，灵柩停放在家中的左堂。他们育有五个亲生子女，巩永固用黄绳将孩子们系在公主灵柩前的柱子之间。随后，他将家中所收藏的所有朝廷赏赐的古玩及珍贵书画围绕在公主棺材四周，点燃大火，将子女烧死，最后，巩永固选择了自尽。另一种说法称他是自刎身亡。南明朝廷追赠他为少师，并赐予“贞愍”的谥号。


    张庆臻


    张庆臻，号凤华，是河南省永城县人，封为晋惠安伯，后加封为太子少师。当他得知京城沦陷的消息时，立即散尽家中所有财物，并召集亲戚们准备酒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饮酒。之后，他堆砌柴薪环绕住宅四周，引燃大火，全家人一同在烈焰中自焚而亡。南明朝廷追赠他为太师，赐予“忠武”的谥号。有记载表明，张庆臻很可能是张太后（崇祯的皇嫂张嫣）的兄长，也有说法认为他是张太后父亲。


    我考证后，认为太后父亲的名字叫张国纪。起初有传闻称张太后在城破时自缢身亡，但未能找到尸体；后来又有传言说，崇祯）准备逃往煤山时，请求太后自行了断，太后拒绝，但在城破后最终落入李自成贼军手中，随之下落不明。唉！这些流传的说法纷纭复杂，实难全然采信。


    另有一段关于太后早年的故事：她的父亲原是一名粮仓监管官，一日清晨外出征收粮食税，途中发现一名被遗弃在路旁、却在霜雪之中顽强存活下来的女婴。他将女婴收养回家，她长至十四五岁时，容貌出众，超凡脱俗，便打算纳她为妾。当张国纪即将进入新房时，却出现满屋红光，致使他晕厥倒地，一连发生了三次。人们认为这预示着这女子必将大富大贵。张国纪就将她当作女儿抚养，后来果然成为皇后，居于中宫之尊。崇祯末年，民间有谣言称熹宗皇帝尚有一遗孤藏于皇宫之内，又有人说并非熹宗的亲生后代。这些流言极有可能是流寇为了动摇人心而刻意伪造散布的。我阅读《繁霜沔水》之类的篇章，可以发现历史上的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关于太后母亲的事迹，我不敢妄加评断，仅在此附记一笔。

 第230章 卫时春等

    卫时春


    卫时春，世袭继承了宣城伯的爵位。他听闻京城失陷变故，带领妻子儿女一同跳入大井，全家无一人生还。


    薛濂（附记）


    薛濂为阳武侯。据说他被贼军夹棍夹打数日，声称家中藏有金子在地窖中，需要亲自去取出。贼人将他抬去，却发现已被其他将领占据，将他抬回来后他就死了。定西侯、伏羌伯都在夹打中死去。按照这些记载，他们似乎应该被归入遭受酷刑羞辱的臣子之列，但其他史书中又有记载他们死于国难，因此在此附记一笔。


    彰武侯张某，听闻变故后自尽，另有王、刘两位皇亲，其名号不详。还有记载称英国公张世泽、清平伯吴遵周、博平侯郭振明、永宁伯王长锡、安乡伯张光灿、武定侯郭培民、定远侯邓文明、西宁侯宋裕德、镇远侯顾肇迹、彭武伯杨崇猷、新建伯王先通、南和伯方履泰、永康侯徐锡登、都督李国柱等人都死于国难，暂且保留这些记载。


    我的评论是：关于勋贵大臣死亡的传闻，很多都不可信，原因可能在于这些记载往往与之后的爵位继承密切相关。况且，主导这些事件调查或记载之人，或许正是我们郡中那位声名显赫的宗伯。黄金虽然有持久的灵性，但史书的真实记载也在这种权力与利益的交织中变得模糊不清。像刘、巩、周、卫、张这五位大臣，他们的死最为壮烈，也是最为真实的。平日里朝中的官员无不轻视勋戚，但到最后，勋戚的所作所为也有远远超过官员的地方。


    殉难臣民


    周之茂


    周之茂，字松如，湖广麻城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进士。曾任户部郎中，壬午年（公元1642年）主持云南考试，后升任淮安知府，但他辞职未赴任，被关押在狱中，一年后获释。不久恢复职务，春季北上京城候补，但任命尚未下达，就被贼人抓走。贼人让他下跪，他坚决不从，遭到重击，手臂和脚踝都被打断，最终死亡。因为他尚未正式授官，所以很少有关于他的记载。他的同乡对此事的叙述非常确凿。


    王钟彦


    王钟彦，南直隶华亭人，天启丁卯年（公元1627年）考中举人，曾任工部主事。三月十九日，随从催促他前去朝见贼军，王钟彦闭着眼睛走进房间自缢而死。贼人将他的尸体扔到沟里，运粮把总陈大阶亲眼看到这一幕。松江府五位生员也都他死节的上奏呈文。


    附记：范方，户部主事，被抓住后辱骂贼人，拒不屈服，被砍死。


    于腾蛟


    于腾蛟，顺天府监生，官至光禄署丞。他戴着官服官帽呼唤妻子，妻子也穿着命妇服，两人一同自缢而死。


    宋天显（胜之所、阮文贵）


    宋天显，华亭人，监生，曾任中书舍人，三月十九日自尽。遗闻称：贼人强迫他书写伪诏，宋天显扔掉笔谩骂，撞柱而死。如果真是这样，他的品德远远超过了周钟等人。这说明人贵在自我修养，科举功名、官职名衔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胜之所、阮文贵，也是中书舍人，都投御河自尽。


    刘有澜（陈贞达）


    刘有澜，字漪若，南宫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进士，官至顺天府推官。听说京城城池被攻破，立刻自缢而死。其他如顺天府主事陈贞达也自尽而死。还有顺天府教官五人一同在明伦堂上自缢，可惜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


    有记载为，受到贼寇刑罚侮辱的诸臣中有刘有澜，他不堪忍受酷刑，用银簪刺喉而死。《国变录》开篇记载死节者以此事为开端，有人注解为他从逆，这是错误的。


    毛维张


    毛维张，阳和卫经历。皇帝命他巡城。十九日他被俘，送到刘宗敏处，刘宗敏逼迫他投降。毛维张大骂不止，毫不屈服。他说：“我虽然是个小臣，但向来明白大义。我的头颅可以砍碎，但我的志向不可动摇。”贼人气得发狂，对他使用夹刑和拶刑，他的脚趾被夹断，最终死去。


    还有施溥、张应选，官职都是经历，施溥仰头服毒自杀，张应选投御河自尽。


    王国兴


    王国兴，锦衣卫都指挥使，听闻京城变故后自缢而死。一说是端坐在中室自焚而死。


    李若琏


    李若琏，顺天府籍，锦衣卫指挥同知，守卫崇文门。城池被攻破后，他写下绝命词：“死矣！即为今日事；悲哉！何必后人知。”然后自缢而死。他的弟弟李若珪，在清朝为官，官至礼部尚书。


    姚成


    姚成，余姚人，儒士，官至副兵马指挥。自尽而死。


    高文采


    高文采，锦衣卫千户，负责守卫宣武门，城池被攻破后，他父子一家十七人，全都自杀，尸体横陈在路上。


    京城之变，文臣大臣自缢者多，而自杀者（伤害尸体完整性的自杀方式，古人比较讲究死后尸体的完整性）少。我认为高文采有四难：自杀，一难也；武臣自杀，二难也；小臣自杀，三难也；一家自杀，四难也。唉！如果不是极其刚烈的男子汉，怎么能做到如此地步？

 第231章 王百户等

    王百户


    周钟曾在百户王某的家中寄住。王某劝说周钟以死明志，但周钟未予响应，出门打算投降。王某扯断周钟腰带阻止他，但未能成功，最终王某选择自缢身亡。


    百户王某的行为实属罕见。他不仅自己选择了自缢，还曾劝说周钟一同赴死，堪称忠臣良友。假若周钟能听从王某的建议，岂不是能在历史上留下与天地共朽的英名吗？


    王承恩


    太监王承恩跟随崇祯皇帝至煤山。皇帝驾崩后，王承恩向遗体恭敬拜祭，痛哭不已，随后在亭下自缢，其遗体与已故皇帝的遗体遥相对望。南明朝廷追赠他为“忠愍”。


    另有说法称是司礼监的王之俊陪伴皇帝至煤山并随其自尽。也有人认为是王之心，但也有记载表明王之俊与王德化均自尽。王之心在南都被追赠为“忠愍”。此外，李凤翔在投降后被杀，也被追赠为“恭壮”。


    《大事记》记载：在先帝身边随其一同殉难的，只有一位宦官，有人说是王承恩，有人说是王之俊，还有人认为是王之进或王之臣。


    曹文耀


    曹文耀是一名秀才，他选择了自尽。他原籍苏州，是已故进士曹子登的后代。他的妻子张氏育有四子曹逊、曹肃、曹敏、曹毅以及一女曹顺。张氏带领子女在家祠中痛哭。曹文耀父亲的妾、妻，儿子曹逊的妻李氏，儿子曹毅的妻邓氏，女儿曹顺以及乳母孟氏和儿子曹肃、曹敏共八人一同上吊，但曹毅及曹肃的妻周氏因绳断而幸存。曹逊试图自刎未遂，贼军搜刮其家中财物后将其释放。


    张世禧


    张世禧，儒士，与他的两个儿子张懋赏、张懋官一同自缢身亡。


    周某


    童生周某，在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后，悲愤至极，捶胸痛哭，呕血数升，随即去世。另有记载称北方通州有一名童生因悲愤而上吊自杀，可惜其姓名未能流传下来。


    汤文琼


    汤文琼，一名菜农。他在看到先帝的灵柩经过，痛哭不已，情绪激动之下撞石而亡。另一种说法是，北京的布衣百姓汤文琼在听说煤山之变后，感慨万分，自杀身亡。他身上留有遗言：“位非文天祥之位，心同文天祥之心。”贼军得知此事后，也感叹其忠义。南明朝廷追赠他为中书舍人，并追赠他被旌忠祠祭祀。


    《编年史》记载：汤文琼在听到变故后，用墨水在身上写下上面所记的“位非云云”字样，尸体暴露于街头，见到的人都深感哀痛。


    李小槐


    李小槐，顺天府平民。他与妻子杜氏育有二子一女，另有一婢女。他们按照顺序依次上吊，待全家自尽后，李小槐才结束自己的生命。此外，还有一位姓田的居民，全家自焚而亡。还有记载称有位田姓人士在自塔巷上吊自杀。后来别人进入他们家中，发现有很多书籍。京城江米巷口挂有一对画师夫妻，他们也是自缢而亡。


    武氏仆人


    武愫的仆人，姓名不详，平素颇具侠义之风。当其主人武愫接受贼军授予的伪职，并索要吉服时，仆人大声痛哭道：“我听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如今圣上驾崩，主人不去奔丧哭临，反而取吉服，难道是要去迎接新君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希望您三思。”仆人叩头至出血，但武愫并未听从，甚至呵斥他离开。仆人说：“主人被名利所迷惑，甚至以为李自成可以妄图统一天下，不听我的劝告，将来必定会后悔。李自成这个贼子贪婪淫乱，违背天意民心，不久必将败亡，我不忍看到主人失去一切。”于是仆人绝食而亡。武愫后来在伪淮扬防御使的官职上被淮扬巡抚路振飞捕获，押送南京斩首。


    当时朝中的官员大多预见到了局势的变化，但他们在大义面前的表现却远不及这位仆人。


    朱庭焕


    朱庭焕，字中白，单县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科进士，初授工部主事，后升任庐州知府。他因丁忧离职，服丧期满后补任大名知府，官职变动为负责整饬大名、管理河道马政以及驿传兵备副使。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贼将刘宗敏传令招降，朱庭焕将令牌击碎，鼓励官绅百姓共同守城，严密防守。不料内部有奸细勾结贼军。初四日，贼军蜂拥围攻，南门被攻破，朱庭焕被捕，虽遭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大骂不止。贼军愤怒，将他绑在桅杆上杀害，尸体悬挂于大街，全家跳井或自缢而亡。朱庭焕的弟弟朱廷炳上疏陈情，南明朝廷追赠朱庭焕为右都御史。


    朱庭焕在任十年，始终廉洁奉公，一丝不苟，尤其在忠孝大节方面表现得尤为严谨。他对待上级恭敬而不阿谀，对待下属严厉而不苛刻。在大名任职期间，战事频繁，他日夜处理公务，将所做之事写在墙壁上逐日核销，使得属吏敬畏，刑狱清明，百姓感念其德行，有古代良吏之风范。

 第232章 方文耀

    方文耀


    方文耀，字怀怙，龙溪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34年）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后升任员外郎，再升任河间府知府。城池被贼军攻陷，方文耀宁死不降，贼军对他施以杖刑，他仍大骂不止，直至遇害。


    彭士宏


    彭士宏，辽东人，担任南宫知县。闯贼长驱直入京畿南部地区，沿途官民纷纷归附。彭士宏激励士民，整修防御设施，众人认为县城太小难以抵挡，彭士宏说：“我奉命守护这片土地，生死在此，即使不能取胜，死也能瞑目。”众人环绕哭泣道：“这是作为臣子的职责，但百姓怎么办？”彭士宏也流着泪说：“人心如此，大局已定，我只能尽我所能，你们自便吧。”士绅最终迎接贼军入城。


    彭士宏身穿官服坐在堂上，贼军质问他为何不储备粮食，他怒目圆睁，手指颤抖地说：“我是朝廷官员，岂能为贼寇准备粮食？”贼军大怒，将他斩首，悬首城门示众。


    作为镇守一方的官员，他们应该在封疆之地以身殉国，像这三位一样，可以说是无愧于自己的职责了。然而，我从朋友那里听说，我们家乡有位官员，担任京畿南部司理，驻守居庸关，听说贼军将至，竟主动出关二百里迎接。到达关隘后，贼军怀疑有伏兵，命令他反复开关门数次，确认没有防备后才让前哨骑兵侦察，果然没有埋伏。贼军将领笑着说：“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是这里架设大炮，派五百人防守，我们还能过去吗？”那位官员也笑着说：“这是上天让臣子我帮助于您啊。”唉，难道他就没有对封疆之地负有的责任吗？与这三位相比，他又是如何呢？


    金毓峒


    金毓峒，字鹤冲，北直隶保定府完县人。其父金铨，官至司徒，为万历庚辰年（公元1600年）进士。金毓峒少年时与侄子金肖孙一同在郎山读书，那时便怀揣着澄清乱世的壮志。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他考中进士，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同年秋天，因陈述上奏漕运事务得皇帝满意，被授予湖广道御史职位。不久，他出任泰川巡按御史，回京复命时，贼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春天，金毓峒被皇帝召入便殿奏对，随后皇帝诏命他监管率领宣府、大同军队。宣府、云州（即大同）陷落，他随即奉命督率禁军，扼守京畿南部的关键地带。金毓峒火速赶往保定，散尽家中千金财产，犒赏士兵，积极筹备固守城池。此时，他的侄子金振孙凭借精湛剑术考中武科，两人见面时痛哭流涕，立誓共赴国难。金振孙是金肖孙的弟弟。


    当时城池被贼军围困，形势危急，金振孙登上城墙，手持弓箭，击毙多名敌军头领。他与兄弟金肖孙私下约定，一旦形势有变，一定要追随叔父金毓峒共赴黄泉。金毓峒得知后，对金肖孙说：“赴死容易，保护孤儿艰难。我将幼儿托付给你。”金肖孙接受使命，将王孺人的全部簪珥拿出，用于犒赏士兵。士兵们受到激励，更加奋勇抗敌，贼军试图撤退。然而，三月十九日北京陷落的消息传来，金毓峒痛哭不已，誓与城池共存亡，悬挂银牌以奖赏击杀敌军者，将士们斩首无数。二十四日早晨，城南楼起火，贼军趁火势攀城而入，城池最终陷落。金振孙策马冲向贼军，高喊：“城头上杀死你们头领的就是我。”他与敌军激烈搏斗，击毙多人后英勇牺牲，贼军将他肢解。金毓峒眼眶破裂，怒骂不止，挥剑斩杀一名绿衣贼军，然后背负官印向北方叩首，说：“臣已竭尽全力。”随后投身三皇庙古井而死。他的妻子王孺人也自缢身亡。金毓峒的侄孙金罂、妻子陈氏以及侍女桂香等人也都投井自尽。贼军四处搜捕金毓峒的两个孤儿，金肖孙遭受炮烙酷刑，身体被刺得体无完肤，但最终得以幸免。三天后，金肖孙收敛了金毓峒的遗体，如同生前一般完好，众人皆敬佩其义举。


    另一版本的记载称，金毓峒负责防守西门，城池陷落后被贼军抓获，被带到三皇庙拜见伪将。金毓峒奋力挥拳击打贼军主帅，使其仆倒在地，随后跃入井中自尽。金振孙登上城墙射杀贼军，很多敌军应弦而倒。城池陷落时，众人脱下军装藏匿起来，金振孙却拒绝这样做，说：“武人本色，何惧一死。”贼军在人群中大声呼喝：“乡官子弟，速速就刑赴死。”金振孙身穿祢福礼服高呼：“我是御史金毓峒的侄子。”贼军将他肢解。金肖孙之子金罂的妻子陈氏，是已故进士陈士章的孙女，年仅十八岁，与祖母张氏、母亲杨氏、嫂子常氏三世四人，一同投井自尽。张氏怀抱孙子一同坠井，侍女桂香等四人也紧随其后跳入井中，全部遇难。


    金毓峒以身殉城，坚守气节，堪比坚守睢阳的张巡，而金肖孙保全孤儿，犹如程婴（春秋时晋国义士，义救赵氏孤儿）一般，而金振孙英勇赴死，犹如南霁云（张巡手下将领，唐朝名将，在族中排行第八）。即便是女性，她们从容就义，尤为世间难得。

 第233章 刘会昌、王与允

    刘会昌，字凝禧，出生于北直隶保定府清苑县。他自幼展现出非凡气质，长大后擅长撰写古文辞章。十岁时父亲去世，他以成人之礼尽守丧制。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刘会昌在乡试中脱颖而出，显示出能够担当重大事务的能力。他性格刚毅，勇于行动。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贼军北上侵犯京畿地区，多次发出伪檄文招降，当时陕西、山西两省及京畿南部诸多城市纷纷不战而降。然而刘会昌素来胆识过人，面对危急形势，仓促之间即倡导大义，联合乡绅光禄寺卿张罗彦及其兄进士张罗俊，立誓坚守城池，誓死抵抗。


    三月十九日，北京城陷落于贼手，贼军迅速转而猛烈攻打刘会昌等人坚守之城。至二十四日，贼军采取措施排干护城河水分，架设云梯蜂拥进攻，炮火与箭矢如疾风骤雨般袭来。刘会昌率领城中士兵，如同山岳般屹立不动，指挥调度一如平日。此时，西南城楼不幸被贼军火箭点燃，西北角楼下方被敌人挖掘数个洞口，贼军合力猛攻，城池终告失守。刘会昌被贼军拖至西关的一座古庙，面对刀锋林立，贼军质问道：“京城早已陷落，数省均已归降，你为何胆敢抗拒？”刘会昌怒目圆睁，厉声痛骂道：“我本是一介布衣，虽无官职之责，但痛恨天下无人，以致你们这些小丑颠覆国家社稷。我恨不得生啖李自成之肉，以报答先帝！”他须发倒竖，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贼军愈发愤怒，对他施以夹棍重刑三次，尽管惊骇于他的英勇，却百般诱降无效。最终，刘会昌被贼军砍下头颅，悬挂于西关街市示众。


    乡里人士为纪念刘会昌的忠烈事迹，为其修建祠堂祭祀。张罗彦兄弟也同样壮烈殉国，其事迹同样令人敬仰。


    王与允


    王与允，字百斯，又字永锡，是山东济南新城人氏，是前任布政使王象晋的第二个儿子。他在崇祯戊辰年（即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之后担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后又担任河东盐务、陕西茶马交易的巡按御史，并作为应天府督学。然而，在他尚未离开京城赴任之际，因上疏弹劾贪腐军帅，触怒了当时的当权者，遭到贬谪，被迫返回家乡。


    回到家中，王与允侍奉父亲安于平淡生活，带领众弟子经营田园，躬耕劳作，过着超脱尘世的生活。到了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得知崇祯皇帝遭遇变故的消息，他痛哭不止，拒绝进食。向父亲辞别后，他沐浴更衣，与妻子于氏、儿子王士和一起关闭房门，自缢身亡。在临终前，他还亲自撰写了墓志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家世与官职经历。王士和，字允协，是一位生员。


    在此之前，新城曾两次遭受战火洗劫。第一次是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十一月，王与允的从叔父王象复与其子王与夔因抵抗敌军而牺牲。王象复，字完初，时任保定府同知，当时正居家；王与夔，字风虞，是举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乱，他迅速组织家人，登上城墙抵抗，城破后两人均被捕，尽管遭受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朝廷事后追赠王象复为光禄寺少卿，追封王与夔为知县。


    第二次发生在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二月，王与允的弟弟王与朋，以及从弟王与玫，连同王与朋的两个儿子王士熊、王士雅一同殉难。王与玫字文玉，王与朋字寿三，两人都通过贡试取得功名；王士熊字渭滨，是举人；王士雅字大雅，是生员。王与朋性格豪爽，崇尚忠义，平时饮酒畅谈时常慷慨激昂地讲述古代忠臣烈士的事迹。当敌军来犯时，他果断指挥家丁登城防守，并展现出一定的军事策略。新城沦陷后，王与朋的两个儿子率家庭前来救援，也被敌军抓获，他们宁死不屈，最终英勇牺牲。与此同时，王象复的侄子王与慧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新城首次被攻破时，坚守在父亲灵柩旁不愿离去，乱兵强迫他下跪，他坚决抵抗，头部受伤，被带去见首领。贼军首领听闻他的孝行，便释放了他。不久，贼军纵火烧城，火势即将蔓延至王与慧守护的灵堂。王与慧趴在棺材上痛哭，幸得贼军中有同情他的人，截断了火源，保住了灵堂。战乱平息后，王与慧在遍地尸体中寻找到了叔父及兄长的遗体，妥善安葬。自此，人们一致称赞他为孝子。王与慧，字僧眼，是贡士。


    我的评论是：山东省科举人才辈出，其中以新城王氏家族最为显赫，而他们一家的忠孝节烈精神更是集中体现，这样的事迹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足以彰显东海郡（指山东）的优秀品质。唉！王与允既是因为科举之名而受人敬重呢，也是因为忠贞气节而备受尊崇。

 第234章 许琰

    许琰，字玉重，是苏州吴县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当地的生员，十七岁那年，为了治疗母亲张氏的疾病，他甚至割下自己的手臂。他的母亲和一位亲戚曾经约定了婚约，后来亲戚家道中落，有富家想要把女儿嫁给许琰，但当时许琰的母亲已经去世，许琰不愿违背母亲的遗愿，坚持按照原定的婚约成婚。他性格豪放不羁，不拘小节，对知己好友在饮酒至醉时会放声高歌，常常说，一个士人在困境中才能显现出他的节操，如果遇到那样的时刻，怎么能够因为害怕死亡而错过呢。


    甲申年（公元1644年）四月，京城失陷的消息传来，许琰原本居住在乡下，听到消息后既惊讶又怀疑。他跌跌撞撞地进入城中，到了弟弟许璜的家中，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后，仰天大哭，发誓不与叛贼共存。他认为自己的力量难以消灭敌人，必须得到官员们的同心协力，于是毁家纾难，募集士兵，树立起义旗向北进军。他拜访了许多官员的家门，告诉他们情况，但没有一个人响应。尽管如此，他依然徘徊叹息，发誓要追随先帝于九泉之下，成为厉鬼也要杀敌。


    五月端午节那天，他路过一个朋友的家，看到桌上供着葵花和石榴，他感到不悦。朋友又拿出蒲酒来劝他，许琰愤怒地将杯子扔在地上，严厉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刻！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要明白大义，如今面临国破家亡、道义沦丧的严峻时刻，怎么还能心安理得地过着朝夕日常的生活，甚至如同平日一般享受饮食宴乐？他生气地拂袖而去。当时许多大家族都带着妻子儿女，携带财物，逃到湖山之间避难。许琰那天走遍了这些家族的家，不停责骂他们。


    五月初九，许多学生聚集在明伦堂哭泣，官员和有品德的人，有的到场，有的没到场，有的穿着白色丧服，有的穿着平常的衣服，甚至有的打着伞。众人纷纷责骂那些不守礼仪之人，许琰虚弱地拄着拐杖，痛哭流涕，哀伤至极。十一日，学生们还在哭泣，一位御史来到文庙，却穿着吉服，带着鼓乐，许琰看到后非常震惊，带领着那些学生人冲上前去，脱下御史的袍带，用大义责备他。御史惊恐地道歉后离开。


    南京的福王在当月初三就宣布监国，派遣使者向天下宣告，但是从三月十九日先帝驾崩到五月十二日，已经超过了五十天，朝廷还没有为先帝发丧。许琰叹息说：我本是一个普通的臣子，已经和学生们在学宫私下哭泣，尽了我的心意，可以死了。于是他题写了一首诗：正想捐躯报圣君，岂期灵日堕妖氛。忠魂誓向天门哭，立乞神兵扫贼群。


    到了夜晚，他上吊自杀，家人极力抢救，他得以生还。第二天，他秘密前往福济观的真武庙，在暗室中再次尝试上吊，一位名叫陆某的道士听到屋内有声音，急忙出来解救了他，询问他的籍贯，许琰没有回答，道士坚决挽留他，但他不肯留下。被送回家后，他再次坚决拒绝家人陪同，独自走出阊关，面对河流叹息，认为城市的污水不足以承载他的遗体，而且人多的地方必定会被阻止，于是他转向南方。到了胥门，看到河流宽广而深邃，他说：这是胥江，我将在这里结束我的生命，与相国伍子胥的忠魂一起在波涛上下不好吗？于是他跳入河中，恰好亲藩潞王的船停泊在江边，远远地看到了，派人急速救援，他再次没有死去。潞王召见许琰询问原因，当时许琰全身都写着“崇祯圣上”四个字，他悲痛地哭泣，向潞藩诉说了自己的情况，并且说，君主的仇不能不报，京城不能不收复，逆贼不能不诛杀，臣子不能不死，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厌恶生命，而是对现在那些享受俸禄却不能为国家而死的人感到羞愧。潞王非常赞赏他的大义，围观的人像一堵墙一样多。


    恰好他的朋友丁钺武到了，强行把他带回家，家人知道他的事情，都坚决守护他，他想要找机会死去，但没有成功。他更加愤怒，于是昼夜号啕大哭，拒绝进食，劝他吃东西，他坚决不接受，只喝一杯酒，说：这只是用来浇灌我心中的不平。五月十九日，当哀悼皇帝的诏书到来时，他在庭院中面向北方，叩头向天哭泣，声音嘶哑，于是他停止了饮水，不再谈论人间的事情，也不考虑自己的后事。有人安慰他说：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苦了自己。许琰睁大眼睛说：皇帝的死如此悲惨，我怎么忍心吃东西！


    五月二十八日，许琰非常饥饿，不断呕吐，口授了一首绝句：半生磨砺竟成空，国破君亡值眼中。一个书生难杀贼，愿为厉鬼效微忠。六月初一，他的胃已干枯，呕吐完毕，接着吐血，亲友用清淡的稀食劝他喝下，他愤怒地大喊：你们是想让我苟且偷生吗？最终他嚼烂了自己的嘴唇。初二日，血也吐完了，喉咙肿得很厉害，舌头伸出了一寸多。初三日下午三点左右，他向天空三次呼唤先帝，瞪大眼睛，长叹一声后去世。当时他五十一岁。同辈人邱民瞻等人为他准备棺材安葬，民间称赞他为潜忠先生。一时之间，来吊唁的人数以千计。他着有六卷书，传授给了好友丁钺武。南明朝廷赠予他翰林院五经博士的称号，与汤文琼一同被供奉在旌忠祠。


    另外，崇祯皇帝殉国后，有位投水自尽的东湖樵夫，历史上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怎么知道他不是一位高官或者贵族，为了避免灾祸牵连到家族，所以改名换姓，用死来消除痕迹，这未必真的是一个书生为了国家而死，就像许琰一样。在唐朝安禄山之乱时，甄济（唐朝大臣，安禄山派人威逼他投降，他伸长脖子受死，被放过）伸长脖子等待被杀，在南宋皇帝（南宋末代皇帝宋恭帝赵?的年号为德佑）灭亡时，国子监的学生徐应瀌全家自焚，这些都可以与许琰相提并论。甄济如果没死，就会臣服于安禄山，徐应瀌如果不死，也会享受改朝换代之后统治者的俸禄。如果南明朝廷能够定鼎天下，继续沿袭明朝正塑，许琰也可以不必赴死，继续为国家效力。许琰和汤文琼，真的是古今独一无二的人了！

 第235章 计翼明、陈士奇

    计翼明，尽管家境贫困，却十分好学，广泛阅读各类书籍，依靠研习医术和占卜来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娶妻。他曾居住在吴地（苏州一带），在那里从事绘画创作，并自称为“青霞散人”。在甲申年（公元1644年）发生的事变中，计翼明极度悲痛，以至于绝食而死。


    我的朋友周小宗，曾经将计翼明的事迹编纂录入一部书中。计翼明与许琰同样遭遇了这场国家的剧变，他们都是吴地人士，同样选择了以绝食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许琰的事迹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被列入祭祀典礼之中，然而，计翼明的事迹相比之下却流传甚少。唉！士人的忠贞事迹因种种原因而被埋没，未能得到充分彰显，这样的现象还没有尽头吗？


    陈士奇


    陈士奇，字平人，是福建漳浦人。他出生在庚寅日，小时候读《离骚》中的“惟庚寅吾以降”时，立志说：“我生来就注定要有所作为。”他把这些话刻下来以激励自己。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以文章闻名。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他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后来请假回家。庚午年（公元1630年），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壬申年（公元1632年）被提升为粤西督学使，他轻装简从地就任。在遭遇父亲去世后，他回家守孝。甲戌年（公园1634年），他被补任为重庆兵备道，乙亥年（公元1635年）转任贵州提学，后来再次母亲去世而回家守丧。庚辰年（公元1640年），他再次被任命为赣州兵备道。赣州是一个富饶的地方，但他自己却两袖清风。当时石城和宁化两地的顽固百姓，已经打了十年的官司，陈士奇一到那里就迅速审理并解决了问题，使得两地恢复了和谐。赣州人民为他建立了祠堂来祭祀他。辛巳年（公元1641年），他被任命为四川督学，他驾车赴任时向神明发誓：“我宁愿割下我身上的肉，也不愿意阻塞那些贫穷学子的门路。”他拒绝了所有的请托，因此得到了许多有才能的学生，当时在民间留下了“学宪广文”（意思是学政大人文德宽厚）的美名。


    壬午年（公元1642年）七月，他被特别提拔为佥都御史、四川巡抚。他考虑到当时的时局混乱，皇帝非常焦虑劳累，于是自己生活也非常简朴，吃饭不讲究多样菜肴，出行不带豪华帐篷，家中不接待私人拜访，一心一意地修缮城墙和准备武器，以防不测。冬季十月，松藩的边防军队因为要求发饷而叛乱，聚集了数万人，没有人敢去招惹他们。陈士奇用严厉的言辞和正直的态度，向他们说明了祸福，最终使所有人都接受了安抚。当时四川的猺黄贼已经盘踞多年，在四川东北部蠢蠢欲动，陈士奇先后与道臣陈其赤、葛征奇、郡守王行俭、巴县县令王锡、营将赵荣贵等人合作，在重庆、顺庆、定远等地设下奇袭和夹击，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斩杀了一千七百多名敌人，活捉了贼军首领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多人，救出了数万名受难的民众，猺黄贼首胆丧逃走，其他的贼人相互告诫，说陈抚军是不可战胜的，说明他被敌人如此畏惧。


    当地的土匪彭长庚等人，聚集了一众人杀害了县令，陈士奇便设下奇计，捕获了他们的首领数百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另外，峡江洪雅的一众人杀害了尉官，原因是尉官贪污军饷，才导致了变故，陈士奇认为罪责不在民众，他派遣将领去说明情况，结果县民都自愿捆绑自己请求处死，陈士奇只斩杀了带头的人，而其他人都得以免于死刑。另外，四川长期受到白莲教的困扰，陈士奇认为这些人还没有投靠他人，如果急于对付他们，只会适得其反，于是他选择了赵荣忠作为将领，用牛肉和酒好吃好喝招募他们，最终使白莲教的党羽散去。


    癸未年（公元1643年）十二月，皇帝下旨让陈士奇调任到另一个衙门，但由于没有人可以接替他，加上闯贼攻破了陕西，邻近的地区形势危急，汉中的瑞王为了避难逃入四川，镇守将军赵光远是一个专横的将领，他带领着两万多士兵作为端王的护卫，同时还有数万从陕西逃来的民众，突然来到保宁，导致四川省陷入了巨大的震动。陈士奇不惧千里之遥，单枪匹马前往保宁，而外来的镇守士兵非常傲慢，视四川为软弱之地，想要得到粮饷并逐渐侵占此地。陈士奇大声疾呼说：“士兵应该用来抵御暴行，你们退守到平阳关，为我防守要地，这样我才会给予粮饷，我不惜花费两万银子来供给他们；如果他们只是停在这里，制造混乱，我的头可以被砍掉，粮饷也不可能得到。”赵光远知道无法动摇陈士奇，于是退兵到平阳关。陈世奇与瑞王约定，只带三千骑兵进入重庆，民众因此没有受到惊扰。


    甲申年（公元1644年）四月，朝廷才派川北道的龙文光接替陈士奇，陈士奇正准备回家，这时听到了京城发生变故的消息。当时，张献忠正威胁着四川，突然攻入了夔州，陈士奇考虑到国家仇恨，认为与敌人不可能共存，于是派遣水师的曾英使用火攻在忠州击败了敌人，击沉了一百多艘船，杀死了数以千计的敌人。他又派遣赵荣贵在梁山抵御敌人，奋力斩杀了三百多名敌人，缴获了无数的骡马和弓箭。敌人因此怀恨在心，集结了全部兵力前来攻击。六月初八，贼军攻破了涪州，有人认为陈士奇已经离职了，建议他离开，但陈士奇不同意，他据守重庆等待迎战敌人。而此时他的权力已经被剥夺，他亲自征召的石柱土司的援兵没有到来，他与守城的知府歃血为盟，决定死守。七日后，敌人以百万之众来到城下，陈士奇打开自己的行囊，全部捐出以帮助军需。他日夜登城，衣不解带，使用火礶和滚炮，击死了无数的敌人，民众没有逃跑或投降的意图。到了二十日夜晚，乌云密布，敌人挖掘了地道，在城角藏了数十筒火药。第二天早晨，他们用火箭同时射击火药，引发了爆炸，城墙因此被炸开，敌人涌入，陈士奇被俘。张献忠用好言劝他投降，陈士奇大声说：“我是大明的大臣，遗憾的是没有跟随先帝而死，现在为国家而死，是我的心愿。难道会有投降的颜真卿（曾任唐朝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后因拒不投降，被贼军杀害）吗？赶快割下我的头，我没有其他的话要说。”他痛骂不屈，张献忠非常愤怒，命令将他拖出去，将他肢解致死。


    突然间，四面八方雷声大作，狂风暴雨，屋顶的瓦片被吹走，沙子被吹起，大树被连根拔起，持刀的人开始互相砍杀，张献忠惊恐地倒在地上。当时遇害的总共有九人，包括瑞王和从驾守道陈纁、重庆府知府王行俭、巴县知县王锡、新任四川巡抚龙文光以及其他的将领和官员。这是在六月二十一日发生的。第二天，敌人将重庆的民众全部抓来，砍断了他们的手臂，总共有三万七千多人。


    我的评论是：张献忠的杀戮之惨，自黄巢之后从未有过。陈士奇这位已经离职的巡抚，仍然坚守着必将陷落的危地，这是因为他的忠诚和正义的本性，在他学习《离骚》时就已经形成。怎么会有向贼人投降的颜真卿呢？这是多么壮烈的话啊。所有享受朝廷俸禄的人，难道不应该都听到这样的话吗？

 第236章 吴继善

    吴继善，字志衍，是南直隶太仓（今属江苏）人。他在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慈溪县知县。然而，不久后因母亲去世，他离职回乡丁忧。到了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守丧期满，他被补任四川成都知县。此时，荆襄地区已经失陷，长江与湖北之间的交通中断，亲朋好友都劝他暂且留在家乡，不必冒险前往成都赴任。但吴继善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作为臣子，岂能因个人安危而推诿使命，于是毅然决定穿越艰难险阻，前往四川上任。


    抵达成都后，吴继善立即拜见蜀王，请求调拨府库资金以筹备防御措施。当时蜀地形势已十分危急，而蜀王府中积累了数百万金帛财物，蜀王却犹豫不决，不予响应。吴继善便致信给同乡、时任翰林的吴伟业，指出当前局势已无可挽救，自己决心在此地以身殉职。


    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成都城被贼军攻破，吴继善被捕，但他毫不畏惧，痛骂敌军不止，最终被残忍地肢解而死。他的妻子周氏及子孙也都一同殉难，家中仅有一名仆人五郎侥幸逃脱。五郎悲愤地说：“主人和主母都已经牺牲，我于情义上不能独自偷生。”于是他也慷慨激昂地痛骂敌人，直至在主人身边壮烈殉节。吴家一门共有四十多人在这场浩劫中遇难，当时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吴继善才识渊博，思维敏捷，过目不忘，对书籍一看就能记住主要内容。他精通《春秋》经学，研治《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通史、汉代诸大家的着作，后来又广泛涉猎齐梁文学，擅长诗歌创作，精于书法，尤其喜爱绘画，画风有元人之韵。此外，他还通晓各种娱乐技艺，如樗蒲（古代一种棋类游戏）、六博（古代一种棋戏）、弹琴、蹴鞠（古代足球运动），无所不通。当时，以张溥为首的复古学派在东南地区影响深远，吸引了全国众多文人士子纷至沓来。吴继善生性好客，每日设宴款待宾客，使客人感到如归家般亲切。酒过三巡之后，席间讨论热烈，大家妙语连珠，常常夹杂着诙谐的玩笑，他总是谦逊地与同宗的吴伟业、吴克孝、吴国杰等人互相切磋学问、砥砺品行。


    吴继善一生秉持高尚的志节，热衷于救助他人于危难之中。当他刚刚考中进士时，恰逢家乡有人匿名告密，诬陷张溥，形势一度非常严峻。唯有吴继善挺身而出，积极营救，最终帮助张溥免受其害。在家侍奉父亲时，他日夜照料，亲自煎熬汤药，清洗马桶，甚至连续数十日衣不解带。父亲去世后，他悲痛欲绝，严格按照礼制办理丧事，尽心尽力，人们称赞他为孝子。他对长兄恭敬有加，对待两位弟弟如同朋友一般，没有丝毫隔阂，性格豪爽开朗，不拘小节。有一次他游历黄山，登上绝顶，感慨万分，长啸道：“如今天下即将陷入动荡，大丈夫应当习惯劳苦，勇于担当艰难重任，为国家奔波效力，就如同攀登这样的高山一样。”由此可见他矢志报效国家的决心与毅力。


    吴继善死后没有留下儿子，由吴国杰料理其身后事，并让自己的小儿子承继吴继善的香火祭祀。


    这里是依据吴伟业所撰写的记载来记录此事。然而其他文献中有提到吴继善投降敌人的说法。对此应当再次进行查考核实。

 第237章 摇烈孝、潘鹏妻妾、

    摇烈孝


    女子摇氏，小名全哥，萧山人士。其父摇士忠，官至参将。摇氏自幼容貌美丽，寡言少笑，擅长女红手艺，尤为知晓礼仪，等到了成年待嫁的年龄，尚未许配人家。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京城陷落，有一伪权将军意图纳摇氏为妾。摇氏瞪大眼睛，怒吼道：“头可断，身不可辱！”贼人不听，对她父母弟妹施以酷刑，执意要得到她。摇氏悲痛欲绝，哭诉：“我身为女儿，未能孝敬侍奉父母，爱护弟妹，如今因我一人之故，致使摇氏家族香火断绝，罪孽深重。我愿以身触柱自尽。”众人连忙抱住她，摇氏痛哭绝食抗议。


    贼人怒不可遏，更加严酷地折磨她，并囚禁其父，让他们求死不能。一日，她趁，与父亲、母亲鲍氏及弟妹等一同自缢身亡。贼人回来看到摇氏面色未变，对她生前坚贞不屈深感懊恼，欲玷污其遗体。不料摇氏尸体突然动了起来，贼人惊恐躲避，这才发现她并没有死去。贼人大喜，好言哄骗摇氏复合。摇氏骗贼人说：“若能厚葬我的父母弟妹，我就随你。不然的话，我马上自刎而死”贼人信以为真，果然为摇氏的亲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结束后，摇氏手持利刃，痛骂贼人，准备自刎，贼人大怒，抢过刀对她疯狂乱刺，摇氏瞬间毙命。


    潘鹏妻妾


    潘鹏，家产丰厚，拥有数万资产，开设了一家药材铺。他的正妻徐氏，出身于宛平孝廉之家，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侧室杨氏，原本是临清的名妓。妻妾两人都貌美如花，相处融洽。每当花开月圆的美好夜晚，潘鹏设宴款待宾客，席间杨氏弹奏琵琶，琴声悠扬，令人心情飞扬。


    然而，后来京城陷落，潘鹏面对两位妻妾痛哭失声。徐氏说道：“贼兵每日奸淫妇女，十分猖獗，我们唯有以死明志。”随即取出砒霜混入酒中，与杨氏约定：“事态紧急时，我们就一起饮下这杯毒酒。”突然，两名贼兵闯入，潘鹏急忙躲藏在楼上天花板内。贼兵见两位女子貌美，便百般纠缠。徐氏拿起桌上毒酒，贼兵喜出望外，立刻举杯劝她饮用，徐氏一饮而尽，片刻后脸色通红，倒地不起。杨氏见状，对贼兵说：“她素来酒量浅薄。”贼兵又劝杨氏喝酒，杨氏回答：“我天生不善饮酒，若将军有意，不妨请满满饮下这杯。”贼兵见墙上挂着琵琶，询问杨氏是否会弹奏。杨氏立刻拨动琴弦为贼兵祝酒。两个贼兵听得如痴如醉，开怀畅饮，不久，毒药发作，两贼腹痛如绞，口吐鲜血而死。潘鹏见状，赶紧从天花板跃下，用羊血灌入徐氏口中，徐氏逐渐恢复意识。徐氏醒后说：“我们都是喝了毒酒，我却能侥幸存活，想必是天意吧。”潘鹏回应：“的确如此，但砒霜性重，下沉速度快，你虽然先喝但喝得少，加之羊血解毒，所以安然无恙。而那两名贼兵则因饮得多且快，加速了毒性发作，非人力所能挽回。”于是，潘鹏收集家中珍宝，把他们乔装打扮成男子躲避道其他地方。后来，吴三桂率兵前来，潘鹏才得以安全离开京城。

 第238章 张氏挤贼堕井、张氏投井(吴烈妇)、王氏咬断贼人舌头

    张氏挤贼堕井


    京城外有一个姓张的女子，贼人看到她长得美丽，就想侵犯她。张氏机智地对贼人说：“我非常渴，请给我取水喝。”贼人相信了她的话，就走到井边去取水。女子趁机用力将贼人推入井中，然后她得以逃脱。


    张氏投井（吴烈妇）


    张氏，是京师官员随从吴奎的妻子，她品行端正，长得也美丽，虽然家境贫寒，但房屋打扫得极为整洁。几个贼人来到他们家中，想要占据他们的住宅。张氏悄悄躲在屋后水塘中，直到贼人离开后才出来寻找丈夫，却发现已有贼人占据了他们的卧室。贼人见张氏美貌，便强行留下她共寝，并对她实施了侮辱。等到贼人熟睡后，张氏听到轻轻的敲门声，知道是丈夫回来了，便悄悄打开门让他进来。张氏趁贼人熟睡，用刀将其刺死，取走财物后逃走。他们在路上遇到一口井，张氏哭泣着对丈夫说：“烈女不事二夫，我昨天之所以苟且偷生，只是担心你挨饿受冻无处可去。如今既然找到了你，又有了些许财物，我死也心甘情愿了。”吴奎极力阻止她轻生，但张氏坚持说：“你虽然不怪罪我，但我有何面目继续活在这个世上呢？”最终，张氏投井自尽。


    王氏咬断贼人舌头


    烈妇王氏，嫁给了吴信，世代居住在京师齐化门外，以纺织为生。王氏美丽且性格刚烈，当时几十个贼人闯入家中，将吴信捆绑起来严刑拷打，想要逼迫他交出千两银子，吴信被打的遍体鳞伤。王氏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便关上门自缢，一名贼人劈开门救下了她，见到她美丽的容貌，想要强行侵犯她。王氏咬断了贼人的舌头，贼人气得发疯，剖开了王氏的腹部致其死亡。贼人口中含血慌忙逃窜，因不能说话，其他正在外面拷问吴信的贼人看到喷血的贼人跑出来，都认为吴信家有鬼怪作祟，纷纷逃跑，吴信得以逃脱。断舌的贼人因为无法进食而死亡，被认为是王氏的冤魂索命。


    李寡妇用热水烫贼人


    李氏婆媳都是寡妇。一名贼人闯入她们家中，索要酒饭，见到她们长得漂亮，便调戏她们。李氏说：“将军远道而来，想必已经饥渴难耐，我这就为您准备酒菜。”贼人尽情饮酒，喝得烂醉如泥。李氏婆媳趁机烧沸一锅热水，先假装叫醒他，贼人毫无反应，她们又扔铜盆在地上，贼人依然鼾声如雷。于是婆媳二人用麻绳将贼人的手脚捆绑起来，然后老妇用滚烫的热水浇在他的头顶，少妇用枪刺入他的喉咙，贼人痛得跳了起来，最终死去。


    梁氏双烈投井自尽


    烈妇梁氏，真定人，是曾任都谏的梁素洲公的女儿，嫁给鄜延将领王原膴。她自幼读书，深明大义。甲申年（公元1644年）贼人攻破京城时，梁氏与其小姑梁庆，都毁容藏身，避免被贼人发现。贼人撤退后，祖姑许淑人说：“贼人已经撤退了，我们不趁此机会回家乡，还要等待什么呢？”于是带着她们一起逃亡。她们一路跌跌撞撞走到彰义门，看到有被贼人驱赶着前行的妇女，有与贼人并肩行走的，还有骑马欢歌笑语的，梁氏说：“这些都不是良家妇女，怎么如此恬不知耻？如果我们也被贼人所掳，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在路上死去，怎么比得上在这里死去更好呢？”许淑人说：“我跟在贼人后面，贼人不会发现的。”梁氏说：“如果贼人回头，怎么办？”她对梁庆说：“我死了，你愿意跟随嫂子一起死吗？”梁庆说：愿意跟随嫂子赴死。


    梁氏决心已定，看到路边有一口井，说：“这里有清澈的泉水，我们在这里死去正好。”于是她带着梁庆投井自尽。梁庆已经被许配给了贾氏，还未完婚。


    清宛梁氏家族，以文章科举闻名于世，京城畿南地区的不大地方，烈妇烈女一时涌现，这样的事情多么罕见啊！如果不是读书明理之人，怎么能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呢？有人说女子不应该识字，这样的话真是胡说八道啊！


    马烈妇自刎


    陈氏，她的父亲是霸州人，因为跟随叔叔搬到了京城，所以家就安在了宣武桥。她的父亲名叫陈应选，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她的母亲姓田，也非常谨慎和温顺。陈氏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她排行第二。小时候，她性格温柔，举止优雅，行为端正，言语得体，很得父亲的欢心，她经常代替母亲做很多家务，和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得很和睦，父母都非常珍爱她。成年后，她嫁给了马应科，她对上尊敬，对下宽厚，辅佐丈夫勤勉谨慎，节俭持家，和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丝毫没有什么闲言碎语。她生了一个女儿，才四个月大。


    当时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贼军攻打京城，大家人心惶惶，报告消息的人面色灰败如土。陈氏的婆婆和妯娌们等女性亲属都想逃跑躲藏，但因为商量对策，耽误了时间。只有陈氏决定以死相拼，只随身带了一把小刀，没有其他计划。到了十九日，京城被攻破，贼军涌入，马家位于大路上，家人都非常害怕，哭泣着寻求避难的地方。陈氏严肃地对她的丈夫说：“大寇作乱，肆意抢掠，我们女子还能有什么依靠呢？只有保全自己的清白，尽快死去，对你才有好处，也不辜负生我养我的家人。至于逃跑躲藏，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她的丈夫流着泪，非常不舍，尽力安慰她。


    当时门外非常混乱，陈氏在一个存放木材的房间里，严厉地说：“如果贼军来了，侮辱了我，活着就没有尊严，就是死也晚了。”她抱着女儿大哭，说：“如果我死了，你又能依靠谁呢？”于是她用力掐死了女儿，然后坐在地上，用小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刀子非常锋利，割得很深，割过喉咙她就断气了。马应科躲藏起来，得以幸免。过了几天，贼军稍微平静了一些，家人才开始准备棺材收敛她，陈氏的脸色还像活着一样，脸上的伤痕也没有变形，她被葬在了黑窑厂东边。


    人们往往因为贪恋生命，所以在面临危险时会惊慌失措。如果像陈氏这样抱定必死的决心，那么即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也能泰然处之，这和那些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人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妇女面临困境，死于缢绳、死于水火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自杀就更难了，这难道不能和英勇的大丈夫一样名垂青史吗？

 第239章 诛戮诸臣、朱纯臣等

    朱纯臣


    朱纯臣，字心翼，怀远人，世袭成国公爵位。当贼军进攻献门时，他当时在守卫齐化门。二十一日（城陷之后），他与陈演准备劝进李自成称帝，但没有得到李自成的召见，真是明朝末年最叛逆的大臣。


    吴三桂的军队准备迎击贼军时，贼军害怕京城有叛乱发生，于是杀了朱纯臣。早先，皇帝尚未驾崩时，曾下令内阁让朱纯臣辅佐太子，但内阁并未及时宣读此令。李自成据此对朱纯臣产生怀疑，立即将其处决，并抄没其家产。


    徐允祯


    徐允祯，字中元，世袭定国公爵位，与成国公朱纯臣一同被杀。据说，当年建文帝遇难时，他的祖先因为打开京城城门而获得封爵，如今这一家族的命运似乎得到了报应。


    当时其他元勋贵族很少有人能够全身而退，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陈演


    陈演，四川成都井研人，天启壬戌年（公元1622年）进士，官至大学士。罢官后因家中财富太多，无法离京。此前，陈演惩罚过一名仆人，仆人怀恨在心，向贼军告密，称陈演家中富有，如某处藏银四万八千两，珍珠也有斗量之多。贼军按此线索挖掘，果然如数找到，对陈演的财富觊觎不已。陈演因此受到严酷的刑罚，伪相牛金星用两根铁索穿透其左右手，走到哪里都拖着陈演，稍微走得慢一点就会被皮鞭抽打，全身无一处完好，最终被处死。


    此前二月，陈演请求退休，皇帝准许并赐予金银。当时皇帝担忧秦寇，陈演却认为不足为虑，后来因自觉不安而请求离开，但因携带大量财富，知道京城内外盗贼横行，拖延了很长时间，最终遭遇不幸。有人说他献出白银三万两、黄金三千两和珍珠三斗。


    我曾见过野史记载：贼军入京后，陈演对所知之人说，我昨晚梦见自己在山上骑龙飞翔，回头看却没有尾巴，客人以阿谀之言祝贺，陈演颇为得意。他心存妄想，不久便遭遇灾祸。


    魏藻德


    魏藻德，顺天涿州（可能笔误，应为通州）籍，应天府上元县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1年）状元，官至大学士。贼军点名时，魏藻德首先向李自成叩头请求录用。李自成向旁边微微作揖示意，魏藻德请求出题，李自成下达了某个命令，魏藻德听得不够清楚，却又不敢再次询问，于是匆忙站了起来。一天殿上唱名，李自成急呼魏藻德来见，欲为周延儒等人报仇，但多次呼叫魏藻德不应，于是李自成下令迅速捉拿。不久，魏藻德被绳索捆绑，送到伪刑官处拷打。刘宗敏指责他身为首辅导致政局混乱。


    魏藻德辩解道：我本是书生不懂政事，再加上先帝无道，才导致今日局面。刘宗敏怒斥：你作为书生成为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皇帝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居然诋毁他无道。刘宗敏下令左右打他的脸，魏藻德又被夹棍夹打了两次，追缴白银一万七千两。其妻被拶刑两次，其子也被夹打两次。


    《国变录》记载，魏藻德与陈演等人一同被杀，也有人说他被命令自缢而死，还有人说他饮下一大碗水后去世。《甲乙史》记载，四月初二，魏藻德被夹，持续了五日，后去世。随后其子被捕，审讯无误后斩首。


    在我看来，魏藻德对刘宗敏的态度，刘宗敏对魏藻德的指责，与晋代的王衍和石勒的情况非常相似，都是小人和贼子行为，无论古今，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


    《大事记》记载，魏藻德首先向李自成叩头，自称罪臣某参拜，说：臣子是三年前新进的书生，有幸担任宰辅，明朝皇帝不听我的意见，才有今日。李自成向旁边微微作揖示意。魏藻德是庚辰年（公元1641年）状元，癸未（公元1643年）五月入相，荣耀至极，竟然说出这种无道之言，即使是丧失理智的疯狂之人，恐怕也不会厚着脸皮说出口这种话。


    译者注：1.王衍是西晋末年重臣，当时，羯族首领石勒起兵进犯洛阳，王衍作为太尉随军前去讨伐，结果兵败被俘。石勒问他西晋溃败的原因，他百般为自己开脱，说自己从年少时就不参与政事。石勒斥责他：你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怎么能说没参与朝廷政务，破坏天下，就是你的罪。后来，王衍被石勒杀死。

 第240章 邱瑜

    邱瑜，号鞠怀，湖北宜城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贼军逼近京师，十八日晚上，邱瑜在朝房与众臣商议对策，直到四更才回到寓所。他唤来长子邱之敦说：“形势危急，你自行打算，我将赴奉先殿。”邱之敦问这是何故，他说：今日皇帝唤我们召对，说大家在奉先殿共同赴死。


    邱瑜取出一块黄绢放在袖中，次日清晨入朝，只见宫女慌乱而出，而皇帝下落不明，此时贼军已经过了城门。邱瑜逃至铁匠胡同，遇见友人胡季宣，胡季宣就邀请他避难。邱瑜想要自缢，但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中午时分，邱之敦赶到，邱瑜对他说：“我已经决定一死，我不过是凭借几篇文字，得以高中进士，享受厚禄，如今世道大乱不能匡正，国君危难又不能救，我是天地间有罪之人，死后应该暴露在平子门外，作为警示那些尸位素餐的臣子。”邱之敦悲泣，邱瑜安慰道：“不要哭，人生百年终有一死，如果能死得其所，就是虽死犹生。”他告诉邱之敦：“得了寒疾后不出汗，五日后就会死。如果去年染疫而死，不是更好吗？你要好好读书，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尤其要知道纲常二字。你弟弟投降贼军偷生，不是我的儿子。”


    原来，邱瑜次子邱之陶于壬午年（公元1642年）被贼寇首领曹操罗汝才俘获，后来又投靠了李自成。李自成出征与孙传庭大战时，邱之陶盗取令箭逃走，穿过敌营逃至黄河岸边，却被抓回。见到李自成后，邱之陶破口大骂，李自成怒而将其剐杀。当时贼军还在河南嵩县，邱瑜不知道此事，所以责备邱之敦随贼偷生。


    随后，邱瑜命邱之敦离去，准备静夜自缢。傍晚时分，随从引领贼军进入胡季宣家中，将邱瑜带走。路上遇见邱之敦，邱瑜递给他一张绝命词。绝命词前有诗云：“百岁春光强半过，匡时力短愧鸣珂。诗书万卷多无用，惟有先贤正气歌。”后面写道：“天崩地坼，我辈读书明道，岂能苟且求活。一月纶扉，廿年玉署。虽事柄不由己操，而大义安可不立。毕命投缳，畅然无憾，吾儿勉旃忠孝，勿为过伤。长途孤衬，势难自达，到处青山，可埋吾骨，何必故乡。”等内容。


    当晚，贼军将邱瑜押至窝铺，派两名贼兵看守，邱瑜求死不得，后被押至刘宗敏处，逼迫他交纳助饷，遭受百般侮辱，又被押回寓所。邱瑜乘机吞服冰片而死。长子邱之敦以纯孝闻名，现流寓湖州。


    《忠逆史》记载：邱瑜，湖广襄阳府宜城人，公文上记载他被夹棍夹打而死。《北游纪略》记载自尽，而《面各单》又说他与陈演等人同日被害，故将他放在“诛戮大臣”内。《编年史》则记载他是自缢而死。


    贼军占领京师后，一时之间，许多大臣纷纷以身殉国，稍有犹豫不决，就会被拘禁在朝堂上，遭受酷刑拷打，被迫献金。虽然数额多少不等，但都难免交纳。献金数额不能满足贼军要求，仍然要受刑，受刑过后，许多人无法忍受而自尽。到这时，已经晚了。与其受辱而死，不如保全名节而死，这样也得名义兼得。然而，谈论此事很容易，真正去做却很难。但作为人臣，无论先后，只要一死，也不失为君子。


    我的评论是：世人指责邱瑜，是因为他死得晚且遭受酷刑。然而，遗书是在被俘之前所写，被俘即是城破之日，事情没有如他所愿，应该给予他宽容。像邱瑜这样的人，我认为即使不能与吴桥的忠烈相比，但比陈演（井研人）、魏德藻（通州人）等人强多了，不可同日而语，但世人为何要苛求于他呢！


    懒道人善观气色


    崇祯末年，京师有一位被称为“懒道人”的人，他经常出没于东直门附近的关王庙，行踪飘忽不定，从不透露自己的姓氏，却擅长观察人的气色，预言吉凶之事，且往往很快应验。锦衣卫指挥张同方对他极为敬仰且信任。二月间，张同方邀请懒道人到家中饮酒，并与他弈棋，期间谈及未来的祸福之事。当时京师看似平静无事，懒道人却突然劝张同方全家南迁。张同方说：“再过两年我就能升任理刑官，为何要离开呢？”懒道人回答：“能否升任理刑尚不确定，但遭受刑罚却是必然。”张同方心中犹豫不决。


    又过一个月，懒道人前来告别，张同方问：“仙师，您说我未来的吉凶如何？”懒道人指着空中一只飞过的乌鸦说：“你看这只乌鸦，马上就要坠落而死。”张同方意识到这是不祥之兆，问道：“我能否逃脱此劫？”懒道人回答：“四面八方皆是罗网，贫道先前的话你不信，现在我也无力救你。”说完，懒道人飘然离去，前往东直门外。张同方心中只是忧虑自己会在朝廷中犯事，便在卫堂上以生病为由请假。等到城池陷落，张同方与二百多名武职人员一同在中吉门外被斩首，懒道人的预言最终应验。


    那时，还有一位名为知一禅师的人物，其事迹另载于吴易相关事件中，此处不再赘述。


    附记


    蔡生，福建人，擅长天文。崇祯初年在京师对无锡进士唐孟津说：甲午年有变故，当时没有人相信，直到现在验证了。

 第241章 刑辱诸臣

    刑辱诸臣（官衔列下，别于死难诸臣也。若死难者，先书官爵而后书名）


    冉兴让


    冉兴让，字心淳，直隶虹县人。皇室驸马，官至太子少师，被夹棍夹死。


    刘岱


    刘岱，字林冈，河南陕州人。官至少傅左都督，被夹棍夹死。


    冉孔悦


    冉孔悦，字师圣，北直蠡县人。官至都督，被夹棍夹死。


    骆养性


    骆养性，字太和，湖广永州籍，顺天府大兴县人。世袭锦衣卫都指挥使。他官至锦衣卫指挥使，被贼军追赃数万梁，弟弟骆养心、骆养志，均受到贼军酷刑。


    张国纪


    张国纪，字宪章，河南祥符县人。天启皇帝的皇后之父。官至上柱国、太子少傅，穿云鹤服，封太康伯。他们父子俩都被夹棍夹死，家产被没收。


    周鉴


    周鉴，字明原，官至都督，加封为太子太师，国丈嘉定伯周奎的儿子，一直身体虚弱，被夹棍夹死。其弟周铉，字文器，官职指挥佥事、都督同知，削发逃走，后被抓获，也受到夹棍之刑。周奎的外甥周铎（过继给了周奎），周铎在被夹打一次后向贼人献出六百两银子，因而得以保全性命。当时，周奎的房产和积蓄全被贼人掠夺，他出门时两手空空，还怀疑自己的儿子私藏财产，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责罚打骂。像这样的勋戚家族，没有一个不遭受刑罚，特意记述周氏一门的情况，以此为例说明其余类似家族的遭遇。


    方岳贡


    方岳贡，字禹畛，是湖广谷城（今湖北省谷城县）人。在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考中进士，后来担任了大学士。他最初在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担任知府，因其能力出众而有良好的声誉。后来因为以戴罪之身征收拖欠未交的赋税，直到崇祯十三年庚辰（公元1640年），最后没有被降级。闰正月时，他被皇帝下狱，因为他一向有良好的声誉，所以朝中有很多人为他辩护，称他清廉。后来他被提拔为山东漕运副使。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九月，他突然被提升为左副都御史。方岳贡向皇帝提出了四项建议：清理言路以赢得人心，确定官员晋升的规则以培养廉洁和羞耻感，对荒废的吏治尽兴严格整顿以及在军队中储备有才能的将领。皇帝赞同了他的建议。但不久后，他执掌中枢要职，但由于在治理地方上的政策有争议，导致声名受损。


    京城的抄本记载说：他被夹打，献上了四千两银子和四百匹布，但拷打并没有因此停止，于是他又献上了攻打江南的策略。方岳贡本人非常注重自己的清廉，肯定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些谣言可能是仇敌散布的。


    云间的何刚等人为他辩解说，方岳贡曾多次尝试自缢但未能成功，贼军骑马将他带走并强迫他投降，但他坚决不屈，不停地咒骂，结果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拷打，持续了两天两夜。搜查他的住所，只找到了五件布袍，一条犀牛角带，两锭皇帝赐予的银元宝，这让贼人非常惊讶。贼人说：“阁老怎么穷到这个地步？”因此，只有方岳贡没有被释放。后来，当李自成问起被夹的人是谁时，贼党指出了方岳贡。李自成说：“他是个清官，怎么会有金银财宝？”方岳贡这才得以释放。方岳贡见到太子时痛哭。太子说：“先生救我。”方岳贡说：“臣子我将忍受死亡，以保护殿下。”贼人因此大怒。于是，方岳贡无法与外界沟通。到了四月十三日，贼人突然将太子带出都城。十七日，有传言说太子因坠马而死。方岳贡捶胸大哭，之后滴水不进。到了二十六日，他整理好自己的衣冠，窒息而死。


    上面的传言，似乎是有意为方岳贡掩饰。四川的吴邦荣在《国变录》中注释说，方岳贡遭受了两次夹刑，缴纳了三千两银子，没有死，被贼军留下来继续使用。其他的记录中还有注释说方岳贡和陈演一同被处决，但这些都不可信。我推测他在受刑之后，不耻于为贼人所用，所以选择了自我了断。

 第242章 李遇知等

    李遇知


    李遇知，陕西籍贯，居住在四川。他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公元1610年）考中进士，后来担任了吏部尚书。据《大事纪》记载：李遇知被夹两次。第一次，他交出了四万六千两银子，但第二次被夹死了。


    雷跃龙


    雷跃龙，云南籍贯，来自应天府上元县。在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考中进士，后来担任了吏部侍郎。他也被夹了两次。


    沈惟炳


    沈惟炳，来自湖广德安府孝感县（今属湖北省孝感市）。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同样遭受了两次夹刑。


    张维机


    张维机，福建晋江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侍郎。他遭受了两次夹刑，被戴上了头箍，他的仆人也被夹打。第二次夹打时，他抢夺贼人的刀自刎，最终死亡。这一事件记录在《国变录》中。


    张维机能够夺刀自尽，可以说是非常刚烈，只可惜他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金之俊


    金之俊，字岂凡，浙江嘉兴人。万历乙未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后来担任了兵部添设右侍郎。他在出抚昌黎时被捕，遭受了两次夹刑但没有死。后来在大清朝成为了宰相。


    金之俊有着很强的经济才能，实在是可惜。《甲乙史》中有所记载：三月二十七日，金之俊交出了一百两银子，被那些贼军在房间里夹打，贼军还一起喝酒取乐。


    陈必谦


    陈必谦，来自南直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市）。万历四十一年（公园1613年）考中进士，官至工部侍郎。他遭受了两次夹刑受伤，后来被囚禁。和他一起被囚禁的人辗转叹息，而陈必谦则枕着一块石头，像平常一样打鼾睡觉。现在他已经逃回家乡。


    陈必谦在家乡以清廉着称，当乡亲们听说他遭遇变故时，都认为他必定会舍生取义，最初北方传来的名单上也标注他是死难者，但后来他让所有人失望了。回家后不久，他遭遇土匪，手掌和手指受伤，最终狼狈逃脱。几天后因病去世，真是可惜。


    王正志


    王正志，来自北直河间府静海县（今天津市静海区）。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负责西路的粮食运输。《国变录》记载：王正志遭受了两次夹刑，他的儿子也遭受了一次夹刑和一次杖刑。有人建议将他列入逆贼名单。


    张忻


    张忻，山东莱州府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后来担任了刑部尚书。


    方拱干


    方拱干，来自南直隶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天启戊辰年（公元1628年）靠红进士，官至左谕德，兼任侍读。当听说京城被攻破时，他还床上躺着，用刀割自己的胡须，还没割完就被家人抱住并阻止了，最终他被贼人抓住。


    方拱干用四名美丽的婢女贿赂了罗姓贼将，得以免除夹刑，后来因为何瑞征和杨廷鉴的推荐，有可能成为宰相。因为何瑞征是他的同年进士，杨廷鉴是他的门生。


    方拱干的家人都住在杨廷鉴的寓所。四月初四的晚上，伪尚书张琦然骑马来到方拱干的住处，和他深入交谈了很久。张琦然告诉方拱干，不久后将会得到重用，老先生不必担心。这是方拱干一个逃回南京的小童所说的。


    这个小童非常聪明，罗姓贼将还想得到他，方拱干已经答应赠送给他，小童害怕贼人而逃回了家乡。当他回到南京时，方拱干还没有正式被贼混授予官职，这名小童只是穿着青衣小帽，额头上贴着写有“顺”字的黄纸。


    胡世安


    胡世安，来自四川成都井研（今四川省成都市井研县）。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官至少詹侍读。他遭受了两次夹刑。


    卫允文


    卫允文，字紫庵，陕西西安韩城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考中进士，官至谕德。因为他剃了头发，遭受了两次夹刑。


    杨昌祚


    杨昌祚，来自南直宁国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翰林院左中允。因为他剪了头发，遭受了两次夹刑。


    林增志


    林增志，字任先，浙江温州瑞安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因为他剃了头发，遭受了四次夹刑，情况非常凄惨。


    宋之绳


    宋之绳，来自南直隶应天溧阳（今江苏省溧阳市）。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探花，官至翰林院编修。因为他剃了头发被捕，但因为杨廷鉴和周钟大力向王旗鼓推荐，得以免除夹刑，被囚禁。


    李士淳


    李士淳，来自广东潮州程乡（今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遭受了四次夹刑，情况非常凄惨。


    方以智


    方以智，来自南直隶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考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简讨，担任定王的讲官。听说京城变故发生后，他便准备逃离京城，遇到了苏州人陈伯明，两人相互叹息并哭泣。方以智悄悄走到禄米仓后的夹衖，看到草房旁边有一口大井，准备自尽，但因为有几个担水的人到来而未能成功。陈伯明让他在自己的寓所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的家人和四名士兵找到了他，当时家人因为害怕找来祸事已经代他向贼军报名了。四名士兵带他去见伪刑官，强迫他献出了一些银子。后来他趁机逃回家乡。


    方以智的字是密之，当大清朝统一天下时，他剃发为僧，不再做官。康熙五六年间（1667-1668年），他居住在江西庐山开先寺，当时的官员和民众都非常尊敬他，称他为大和尚。他的态度雍容和蔼，不像当年担任讲官时那样严肃。


    万发祥


    万发祥，来自江西临江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成为庶吉士。《国变录》记载：庶吉士都被留用，没有遭受夹刑，但万发祥因为涂抹面容、装作聋人，未能幸免。


    朱徽


    朱徽，来自江西南昌进贤（今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考中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有传言说他投降了贼军。


    彭琯


    彭琯，来自湖广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工科给事中。有传言说他投降了贼军。


    冯登垣


    冯登垣，来自江西瑞州新昌（今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考中进士，官至浙江道御史。

 第243章 吴邦臣等

    吴邦臣


    吴邦臣，浙江绍兴山阴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进士及第，官至山西道御史。


    郑楚勋


    郑楚勋，福建兴化莆田人，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举人，官至云南道御史。


    曹溶


    曹溶，字秋岳，浙江嘉兴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进士及第，官至御史。我听说曹溶现在专心致志地写作，想去拜访他。


    吴孳昌


    吴孳昌，河南籍江西南昌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进士及第，官至吏部主事，因剃去头发被两次夹打。


    杨元锡


    杨元锡，字康侯，福建泉州晋江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进士及第，官至吏部主事。十三岁中举，十四岁中进士，一步登天，人们都羡慕他聪慧如同神仙再世，可惜也遭遇如此羞辱，太可惜了。有记载说投降了贼军。


    张鸣骏


    张鸣骏，字赓阳，福建漳州龙溪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进士及第，官至户部主事。


    陆禹思


    陆禹思，南直隶溧阳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特别提拔任用，官至户部郎中。有传言说他投降了贼军。


    彭敦历


    彭敦历，南直隶丹阳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被特别提拔任用，任户部主事。有传言说他投降了贼军。


    朱芾煌


    朱芾煌，湖广王开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进士及第，官至兵部郎中。


    刘若宜


    刘若宜，南直隶怀宁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进士及第，官至兵部主事。这个说法不正确，怀宁属于凤阳府（可能作者认为凤阳是中都，不属于南直隶）。


    陈鹏举


    陈鹏举，湖广黄州麻城人，天启丁卯年（公元1627年）举人，官至刑部员外。他不向贼军投谒报名，被抓捕送到伪刑官那里，伪刑官斥责他让跪下，但陈鹏举拒不屈服，贼人用椎击乱打打，几乎让他丧命。他的家仆愿以身代他死，贼人受到感动，便把他放了之。


    主人忠诚，仆人义气，在刑辱诸臣中不多见，应该称赞彰显他们的事迹，不应该将他们放在这里记载，这样辱没了他们的高尚品格。


    李逢申


    李逢申，南直隶青浦人，万历己未年（公元1619年）进士及第，官至工部郎中。被夹打了三次，有人说他死了。嵩人以李逢申与朱积两人作对子，说：朱帝蒙尘，只为邪臣早服；李凶张焰，皆因甲岁逢申。早服，是朱积的字。


    聂一心


    聂一心，四川叙州富润人，崇祯庚午年（公元1630年）考中举人，官至工部郎中。


    潘国春


    潘国春，浙江绍兴余姚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进士及第，官至工部员外郎，有传言说他投降了贼军。


    赵士锦（有檄）


    赵士锦，南直隶常熟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进士及第，官至工部主事。


    邹逢吉


    邹逢吉，江西湖口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进士及第，官至工部主事。被夹打致死。


    申济芳


    申济芳，南直隶长洲人，官至兵部主事。他因拒绝向贼军投谒报名，被随从举报，被贼人抓获。贼人认为申济芳作为相国的后代，家中必定积蓄丰厚，但实际上申济芳非常贫困。他脚部受伤，与陈必谦一同被囚禁在兵房中。当晚，有多人死亡，申济芳也在其中。守卫士兵将此事上报，接到命令将尸体分别送往各会同馆，士兵对于死者每人都加施五棍后再运送。


    申济芳被移到馆中时，馆主人发现其喉部微微颤动，喂水后发现还有气息，恰好他的家人前来探视，申济芳竟然又活了过来。他回忆受夹刑时完全没有知觉，只有第五棍似乎有点触及身体。


    《甲乙史》记载：四月初九，清军逼迫的情况已经十分紧急，贼人隐藏了这一情况，除了被囚禁的申济芳等人，将其余人全部释放。贼人给申济芳等人发放绳索让他们自缢，随后又每人加施了五棍，申济芳被抬回家中入殓，竟然又奇迹般地复活。

 第244章 幸免诸臣

    周奎


    周奎，字云路，顺天籍南直隶人，因是国丈（周皇后的父亲）而封为嘉定伯。他性情十分吝啬，太监奉皇帝旨意劝他资助，他只拿出一万两千两银子。贼人攻城紧迫，各府都转移财产，只有周奎泰然不动。城破后，有几个贼军士兵来到府上，周奎给他们丰厚的赏赐后他们就离开了。不久有张姓贼将来到，占据了他的府宅，周奎的夫人卜氏和儿媳都自缢身亡。卜氏就是先后周皇后的亲生母亲。他的几个儿子都被绑走。士兵对周奎极尽羞辱，后来有伪权将军李姓贼将到来，张姓贼将就躲开了。李姓贼将见周奎谦逊有礼，颇为同情，于是拨给他几间小屋，周奎幸免于被处以刑罚而死。他的长子周铉被夹打未死，幼子周环钟、孙周澄、周清、周泽都幸存。


    有传闻周奎献出太子以求免死，当时京城并无此说法，都是后来出自他的亲戚之口，大概是因为他过于吝啬招来他人诽谤。有种说法是贼将李牟数落周奎平时的吝啬，命令他背柴挑水以羞辱他。《殉难实录》记载：周奎正在求死自缢时被贼人捉住，送到伪刑官那里夹打了三次，但没死，被贼军判追赃七十万两银子，他府第内的财物田产全部没收，贼将李牟占据了周奎的宅子，并幽禁了他。


    三种说法不同，都记录留存以待将来考证。


    董象恒


    董象恒，南直隶华亭人，万历己未年（公元1599年）考中进士，官至巡抚。他在狱中准备以缴纳钱粮赎罪的，被释放后逃走。


    周亮工


    周亮工，河南祥符籍贯，江西抚州金溪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考中进士，官至御史。他以知县身份被朝廷任命为御史，朝廷任命已下，他看到形势紧迫，就没有到任逃走了。


    郑二阳


    郑二阳，号潜庵，河南开封鄢陵人，万历己未年（公元1599年）考中进士，曾任安、宁、池、太等地巡抚、佥都御史，从狱中释放后逃走。


    曾樱


    曾樱，号二云，江西峡江人，万历丙辰年（公元1616年）考中进士，官至巡抚，从狱中释放逃走。


    施元征


    施元征，南直隶无锡人，万历己未年（公元1599年）考中进士，官至副使。他从狱中出来后，遇到了贼将魏某，此人是其同年进士，给了他一支令箭，父子俩得以南下。途中因为有令箭，他们还获得了一些财物，因为有人请求他们带人南下。


    曹鼎臣


    曹鼎臣，销声匿迹，没有再出现。


    张伯鲸


    张伯鲸，字绳海，南直隶奉州人，万历丙辰年（公元1616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最早逃走。


    王都，浙江嘉兴崇德人。天启乙丑进士，官太常寺少卿。


    汪惟效


    汪惟效，南直徽州祁门人。崇祯辛未进士，官工科都给事中。


    杨尔铭


    杨尔铭，四川叙州府筠连县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广东道御史。


    周仲琏


    周仲琏，浙江湖州长兴人。崇祯甲戌进士，官礼部郎中，削发为丐僧而遁。进士程源曾遇于途，相向恸哭。


    蒋臣


    蒋臣，南直安庆桐城人。荐举，官工部主事，削发遁。


    程子奇


    程子奇，江西饶州浮梁人。天启丁卯举人，官国子监学正。


    钱国瑞


    钱国瑞（原缺），知县行取在京。


    程兆科


    程兆科，江西广信府人。崇祯癸未进士，新选行人。


    谈贞良


    谈贞良，浙江嘉兴人。崇祯癸未以五经中式。


    鲁五典


    鲁五典，南直太仓人。崇祯癸未进士。


    宫伟镠


    宫伟镠，南直泰州人。崇祯癸未进士。


    史夏隆


    史夏隆，南直宜兴人。崇祯癸未进士。


    王崇简


    王崇简，顺天府人。崇祯癸未进士。


    施璩


    施璩，浙江湖州府归安人。崇祯癸未进士。


    林饬


    林饬，福建福州福清人。崇祯癸未进士。


    严通


    严通，福建福州府人。崇祯癸未进士。


    右进士，俱候选。


    王都，浙江嘉兴崇德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汪惟效，南直隶徽州祁门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41年）考中进士，官至工科都给事中。


    杨尔铭，四川叙州府筠连县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广东道御史。


    周仲琏，浙江湖州长兴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郎中，削发为僧人逃走。进士程源曾在途中遇到他，两人相对痛哭。


    蒋臣，南直隶安庆桐城人，推荐而中的举人，官至工部主事，削发逃走。


    程子奇，江西饶州浮梁人，天启丁卯年（公元1627年）考中举人，官至国子监学正。


    钱国瑞，因担任知县政绩卓着被朝廷选拔在京城任职。


    程兆科，江西广信府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新选拔的行人司行人。


    谈贞良，浙江嘉兴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以五经考中科学。


    鲁五典，南直隶太仓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


    宫伟镠，南直隶泰州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


    史夏隆，南直隶宜兴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


    王崇简，顺天府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


    施璩，浙江湖州府归安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


    林饬，福建福州福清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


    严通，福建福州府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


    这些进士，均在候选为官之列。

 第245章 从逆诸臣

    古人有言：“身为臣子者，不应有叛逆之心，一旦有叛逆之举，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即使仅仅是一刹那的背叛念头，也要承担相应的刑罚，更何况那些公然在贼寇的朝廷中闻歌起舞，接受伪政权任命的臣子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贪生怕死，怀着侥幸心理，试图通过观察时局、揣摩风向来苟且求生。尽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形势所迫，但他们在与贼寇周旋的过程中，反而对贼寇的成功抱有期待，内心早已完全背叛旧主，那么他们的道德底线还能保持完好无损吗？起初，边疆失守之时，朝廷往往采取宽松的政策对待。久而久之，许多臣子习惯了逃避责任，甚至厚颜无耻地投靠贼寇，却侥幸未被追究责任。人心如此巨变，如果当权者不能彻底摒弃私情，严明国法，恐怕人伦道德将从此暗淡无光。关于历史的流言蜚语各有不同，其中不乏真假之别，而好事者对此争相传播，或许掺杂着个人的喜好与偏见。我记载的这些名字，唯有真实可信的才值得留存。至于确定相关臣子是否真的怀有精忠报国之心，那就是属于朝廷的职责了。


    杨观光


    杨观光，山东登州招远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官至右庶子兼侍读，后任伪礼部右侍郎，与梁兆阳、叶初春一同迎接闯贼李自成，并接受伪职。


    《国难纪》记载：五月初十日，李自成召杨观光入文华殿，问他帝王在郊外祭祀天地时为何要不食荤酒、不近女色、不行刑罚，是否有说法？杨观光听后叩首回答道：天地与人之间会相互感应，之所以在郊天祭祀时不食荤腥、不饮酒，是为了保持心境的清净与明智；远离女色，旨在使气息纯净、精神焕发；暂停行刑，则是为了培养和维护天地间的仁慈和谐之气，以此来感应并取悦上苍。李自成听罢，连声赞同：“有理！有理！先生说得对，希望杨先生此后能经常来讲解这些道理。”李自成安排他留下品茶交谈，杨观光离开时，恭敬行礼告别，李自成亲自将其送至殿檐之下，也以鞠躬回礼。在此之前，即四月二十四日，李自成曾召见过杨观光一次，但那次谈话的内容没有流传下来。以上事件发生在四月初二。


    《甲乙史》记载，当天杨观光携带门生名帖去拜见刘宗敏，只见刘宗敏乘坐四抬大轿，仪态威严，宛如如同尚书级的大官。到了四月十三日，杨观光带着家人一同随贼军出行，却在途径望风台时遭遇不测，全家被杀。


    杨汝成


    杨汝成，南直隶华亭县（今属上海市）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曾任礼部侍郎，并兼任侍读之职。北方传来的消息是他先是因为年老被释放回乡，后来的消息是受刑而死。


    《国变录》记载：被夹打一次后，杨汝成托周钟将古玉金壶等贵重物品送给了王旗鼓，贼军恢复了他的官职。与此同时，杨汝成家乡流传着一份详细的讨逆清单，虽然其中可能不乏渲染夸张之处，但他参与叛逆活动的真实性似乎颇为接近。


    公开发布的讨逆檄文中记载道：杨汝成的祖先世代都是官员，父辈们相继在朝为官，他的族侄也是从翰林院起家。杨汝成本人早年渴望获得馆试（庶吉士之间的考试）第一名，为此曾写了三千两银子的借条给顾秉谦，为了取得信任，还请陆伯符作为担保人，然而他事后未能全部偿还这笔款项给顾秉谦，顾秉谦之子顾台砥多次催讨无果。杨汝成随后又以金质便壶贿赂崔呈秀，以期得到魏忠贤的庇护，最终成功被魏忠贤收为义子。在主持江西乡试时，杨汝成收取的贿赂金额高达四千两。到了天启丁丑年（公元1627年）科考中，杨汝成在首房主考官中排名第三，所出的题目“贤者在位”等三句话即由他拟定。不过，由于杨汝成事先将试题泄露并广泛售卖，以至于京城中几乎人尽皆知。直到京城被贼军攻破时，杨汝成因预先将多名妾室送予刘宗敏、牛金星等人，才得以免于杀戮。杨汝成向贼军首领呈递的表文中写道：“陛下您在京城问罪，威震华夏，并安抚江南百姓，恩泽惠及了昆虫。微臣杨汝成，虽然年迈力衰，仍愿如同放牧之牛一般，对于主人抚摸头顶而感恩戴德，愿做识途之马，为新朝效力。”杨汝成的门生某青缙已投降贼军，并尊刘宗敏为恩主，积极为他争取宽大处理。同时，该门生极力推荐杨汝成于牛金星，使得杨汝成得以在伪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杨汝成与周钟会面时，宣称天下已统一，并向贼军提供了江南地区的户籍人口数据。因此，贼军首领对杨汝成的儿子杨时奇、杨时亮、杨时宪以及家奴宋庆等人给予特别关注，这些人也被认为有投降之心等等。


    项煜


    项煜，字仲昭，号水心，南直隶吴县人士（今属江苏省苏州市）。他在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科举考试中高中进士，官至少詹事并兼侍读，后在李自成建立的伪政权中担任太常寺丞。同样投靠贼军的官员黎志升是项煜在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选拔的士人，之后成为贼军中的重要人物。


    据《国难录》记载，当时京师中盛传黎志升为贼军的心腹，有人推荐项煜获得更高的官位。面对这样的传闻，项煜公开对众人宣称：“大丈夫如果名节已有损毁，就应当以建立足以名垂千古的功业来补救，就像魏征、管仲那样。”然而，当他真的被贼军授予伪太常寺丞之职后，却心气低落，在奉伪政权之命前往泰山祭祀途经山东时，趁驿站换马之机改换装束，秘密逃离，直接奔赴南京，试图重新进入南明朝廷，但最终被驱逐出去。


    项煜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世家，最初曾依附于魏忠贤一党，后又转而向东林党示好以求脱身，得以恢复昔日的权势地位。他家中新建了豪华府邸，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生活奢华至极。他所居住的宅邸内有一座假山，乃徐氏家族的知名产业，项煜耗资一万两千两白银购得。身为翰林官员，本应清廉自守，却居于如此豪奢之宅，其品格可见一斑。因其行为在当地邻里间引发诸多怨恨，最终家产被毁于一旦，实为可悲之事。


    何瑞征


    何瑞征，河南汝宁府信阳（今河南省信阳市）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38年）考中进士，官至少詹事，并兼任侍读。在李自成贼军控制下的伪政权中，何瑞征被选为头等人才，被授予伪宏文馆学士之职，负责教导庶吉士，并与韩四维、杨廷鉴、周钟、魏学濂等人一起率领群臣权李自成称帝。在伪朝廷的庆典中，何瑞征总是率先参与朝贺，后来跟随贼军西撤。


    据《甲乙史》记载，四月初四日，贼军任命何瑞征执掌伪宏文馆。何瑞征召集庶吉士裴希度等官员，筹集银两，邀请牛金星来到宏文馆饮酒以示庆祝到任履职。

 第246章 陈名夏等

    陈名夏


    陈名夏，字伯史，南直隶溧阳（今江苏省溧阳市），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三名，官至翰林院编修，并兼任户部、兵部两科给事中。陈名夏有一名妾室，来自京城。他听到京师变乱的消息后，将妾室送回娘家，他也在那里躲避。后来得知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陈名夏曾两次自缢，但都被妾室家人发现并阻止。之后，陈名夏秘密策划逃亡，却不慎被贼军发现并捆绑起来，准备押往伪都督刘某处。适逢刘某不在，于是被转交给伪政权的刑官王某处。


    王某远远看到他喊道：“您莫不是溧阳的陈伯史先生？”陈名夏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王某解开陈名夏身上的束缚，拱手行礼说：“先生可还记得我吗？”陈名夏回答：“不记得了。”原来，这位王某是山西的一名读书人，几年前曾南下游历但没有什么收获，途经溧阳时，陈名夏曾留他吃饭，并赠送给他五两银子作为路费，此事早已被陈名夏遗忘。此时，王某向陈名夏讲述了当年之事，并邀请他在自己家中住宿饮食。陈名夏泪流满面，恳求离去。王某却说：“先生名声在外，如今离开又能去哪里呢？留在这里将来必有用处。”陈名夏坚决不愿留下，但还是被迫留下了三天。


    后来他偷偷逃了出来，但又被贼军抓获，陈名夏向贼军解释说自己是被王某 释放的，贼军便把押送给了王某。王某说：“我早就说过，你若离开必有危险，所以才留你在此。”恰逢陈名夏的儿女亲家宋之绳因被夹打逼赃而四处借贷，贼军质问：“你父亲刚刚押运粮饷到京城，怎能说家里贫穷？”宋之绳的父亲宋劼时任监军道佥事，宋之绳急忙提到亲家陈名夏可以作证。王某因此对宋之绳也予以宽大处理。这样一来，陈名夏与贼军勾结的名声大噪，王某又将陈名夏推荐任编修一职，但陈名夏拒绝接受，日夜请求返回家乡。王某只好赠予他盘缠，并暗中保护他出城，因此陈名夏是最早得以回归故里的官员之一。


    陈名夏因为当年一餐饭、五两银子的恩情得以免死，但也因此背上勾结叛逆的恶名，这难道不是天意吗？陈名夏曾写下辩白书，但不敢明确说出这段经历。我从北方来的朋友对此事了解得很详细。然而各种名单中都将陈名夏列为从逆人员，我不敢擅自为他开脱。姑且记录下我所听说的情况，等待公正的评判。清朝初期，陈名夏曾任宰相，后来因事被处死。


    韩四维


    韩四维，籍贯顺天府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区），河南嵩县任，崇祯辛未十四年（公元1641年）考中进士，官至谕德。韩四维曾表示愿意捐献二万两银子，以求担任国子监司业之职，但未能如愿，只被李自成伪政权任命为伪宏文院修撰。按理来说，国子监司业这一职位并无特别显着的优势，韩四维却耗费大量金银去谋求，实际上只是企图借此讨好贼军。贼军对此行为也感到鄙夷，将他降职为修撰。如此行径，对于一个原本应该品行高洁的翰林来说，实属最无品行之人。


    崇祯庚辰年（公元1644年）十月，观音山的僧人告诉我，在大清朝时期，韩四维寄居在苏州观音山，行为放纵无度，山中各静室僧侣无不受其欺诈凌辱。不久，韩四维的座主（在科举考试中选拔韩四维的主考官）因有要事造访他家，并向韩四维借一点银子，韩四维就想避开他。韩四维的仆人先是声称主人在观音山，等到座主前往山上寻找时，仆人又称主人在家。座主勃然大怒，说：“我豁出这条命也要揭露他！”于是便状告韩四维，朝廷将他拘捕至南京下狱。狱卒用九条铁链锁住韩四维的脖子，牢房地面皆为坚硬的青石。由于韩四维此时已无银两可用，他在狱中遭受寒冷饥饿，仅一夜便死去。


    杨士聪


    杨士聪，原籍山东兖州府济宁州（今山东省济宁市）。他是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辛未年）进士，官至谕德，后在李自成建立的伪政权中担任户部少堂。据徐凝生的《国难纪》记载，他亲眼见到杨士聪家门口贴有钦授的官衔牌。也有人说他被公开处以刑罚羞辱。


    高尔俨


    高尔俨，北直隶河间府静海县人（今河北省沧州市静海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4年）的进士第二名，官至翰林院编修，后在李自成伪政权中任伪宏文馆修撰。


    杨廷鉴


    杨廷鉴，字冰如，号靖山，南直隶武进县（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他是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的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李自成攻占北京后，杨廷鉴剪掉头发以图逃脱，但未能成功，最终投降伪政权，被授予伪宏文馆修撰之职。有记载说，伪宰相牛金星曾推荐杨廷鉴与周钟一同草拟诏书，两人互相争着起草，几乎到了动手的地步。


    作为状元却沦落至此，被载入史册，难道不觉得羞愧吗？由此看来，名望是上天所忌讳的，不是什么人都能享有，只有有福之人方能承受得起。


    张之奇


    张之奇，江西建昌府新城县（今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简讨，后在伪政权中任伪宏文馆编修。各方面从逆名单记录都一致，唯有《国变录》误将其记为伪顺庆府府尹。


    刘世芳


    刘世芳，陕西延安府肤施县（今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简讨，后在伪政权中任伪宏文馆编修。《公道单》中误将其记为伪府尹。


    梁兆阳


    梁兆阳，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今广东省广州市）人。他是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简讨，后在李自成建立的伪政权中任伪兵部侍郎。二十日，梁兆阳首先倡议捐献财物作为军饷，与同样寻求在新朝任职的同僚各自捐献五千两银子，并委托宋企郊先行递交申请。二十三日，梁兆阳被李自成召见，他叩头说道：“先帝并无重大失德之处，只是因刚愎自用，导致君臣之间沟通不畅，最终导致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灾祸接踵而至。”李自成回应道：“我只是为了拯救这些受苦的百姓，才起兵造反。”梁兆阳立即叩头回应：“皇帝您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从陕西进入山西，经恒山、代郡直达京师，一路上兵不血刃，所向披靡，百姓皆以箪食壶浆迎接您的仁义王者之师。您真是神武而不嗜杀，其仁德堪比唐尧、虞舜，远超商汤、周武王等古代圣王。我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有幸得遇明主，怎敢不尽心竭力，以报答您的知遇之恩。”李自成听后大喜，留梁兆阳坐下品茶，态度极为亲切。梁兆阳起身告辞时，向李自成深深鞠躬，李自成也回以鞠躬礼。梁兆阳站直身体后，李自成仍未起身，于是他又再次鞠躬退出。梁兆阳将这次召见的经历告诉了他的门生贡士伍世魁，伍世魁又将此事广为传播。此后，梁兆阳又被李自成召见了一次，但具体内容没有流传下来。梁兆阳，字皆林。

 第247章 赵玉森等

    赵玉森


    赵玉森，字君立，号月潭，南直隶无锡（今江苏省无锡市）人。崇祯癸酉年（公元1633年）考中举人，专心研究边防策略。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考中进士，皇帝召对时他应对详尽，谈及边事时甚至痛哭。崇祯帝认为他有才能，亲自选拔他为翰林院简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皇帝钦赐的翰林，他首次任职就代表朝廷外出封建藩王，众人都认为十分荣耀。


    赵玉森的同乡说：当时十九日，赵玉森到马常的寓所拜访，返回时在同乡王孙蕙的寓所停留。王孙蕙说百行以孝为先，既然你家中还有年迈的祖父，还是保全孝道吧。于是二人携手前往贼军那里报名求官。途中遇到张琦、秦汧，交谈中意见相合，便握手同行。刚开始被授予伪四川内江县令，因赵玉森与宋企郊有旧交，请求改任山东附近的地方官，得到批准。


    周钟


    周钟（复社领袖），字介生，南直隶金坛（今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后在伪政权中任伪宏文馆简讨。贼军中人对他颇为仰慕，尊称其为“周先生”，众人恭请李自成称帝的劝进表即出自他手，周钟逢人便夸赞牛金星对他极为赞叹不已，蜀国原大臣李密（《陈情表》作者）也只是在蜀国灭亡后，错误地将蜀国称为伪朝而已（以反衬周钟的无耻）。当时馆中的许多同僚都含泪忍辱，希望能侥幸生还，唯有周钟趾高气扬，骑马拜访宾客。他多次路过先帝灵柩，挥鞭而过，毫不顾惜，当时人们心中都很看不起他。周钟在文坛雄踞三十年，与人结交广泛，声望颇高，如今名节扫地，书林中选刻文章纷纷删去他的名字，文人虽然以文章出名，他们的道德节气还能相信吗？


    《甲乙史》记载：三月二十三日，庶吉士周钟、魏学濂呈递了一份请求安葬先帝的奏疏，交给了伪文谕院的顾君恩。顾君恩说：“诸位也只是为了名声而已，等牛相国回来再上奏吧”。说完，顾君恩就撕掉这份奏疏。”


    周钟是金坛名士，曾任复社领袖，牛金星见到他时，说：“这是周介生先生吗？”并让他撰写士人在危难之际舍身成仁的论述，对其大加赞赏。周钟逢人便炫耀牛金星对自己的赏识。


    沈国元的《大事纪》记载，劝进文中写道：“比尧舜多武功，超过汤武而无愧于德，甚至将先帝贬为独夫，还有话（极其贬义的话）作为他作为臣子都万万不能说出口”。据说这些文字出自周钟之手。另外，里面还有“存杞存宋”等语句，龚鼎孳对人说：“这句话出自我的手笔，周介生不会想到这一点。”


    沈国元《大事纪》又说，人的志向情趣无不可以通过细微之处预先看出。复社刚刚成立时，周钟曾与人彻夜长谈，但他口才不行，讷讷说不出口，应对无力，让人印象不佳。但他的下笔却如风驰电掣，才华横溢，自古以来没有比他更为优秀的。他交友并不广泛，自我严格约束，如同处子般清贞，后来受到吴昌时等人影响，变得日益狡猾，热衷于贿赂，不再重视淡泊志向，于是沈国元就与他分道扬镳。复社中的一人脚力很好，到处发布檄文，亲自书写信件向我索要五十两银子作为礼物。我谢绝他说：“我和周介生是旧交好友，恐怕不需要这样。”于是那个奸人怀恨在心，百般诬陷我。周介生在复社飞黄腾达之后，得意洋洋，但是无论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以能够见到周先生为幸，周介生还嘲笑我与世隔绝，看看今天又如何呢？唉！酒席上热烈争论，执笔作文时，即使题目中未提及君父，也必定要填充忠孝的言辞。然而，三月十九日发生了自古以来前所未有的惨剧，为何不在那时以死来为先帝殉葬，反而厚颜偷生，曲意奉承以取悦贼人？不久之后，南明朝廷确立了明朝正统，严厉弹劾周钟奏疏纷至沓来，读到这些奏疏，简直让人无脸见人，真是令人痛心！


    当时，劝进表写道：“比尧舜多武功，较汤武无德。还有独夫授首等语句”。一时之间，周钟的这些话成为士林的耻辱。


    周钟十三岁时参加院试，考题为“夫明堂者”，他在考试中拔得头筹。他与苏州的扬廷枢、徐汧等人创立复社，声名远播海内。崇祯己卯年（公元1639年）中乡试，由陈函辉选拔为举人。后来扬廷枢、徐汧、陈函辉先后以身殉国，而周钟却因叛逆被杀，将来他如何去地下面对那些良师益友呢？我过去曾见过他关于面临大义抉择时的文章，其中有“事后易为谋，事前易为功，所难者独在临事时耳。”我认为这些句子中对忠诚和贞洁的表述很好，而且推崇学问与清心寡欲为根本宗旨。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但在关键时刻为何如此倒行逆施呢？金坛的贺生对我说：周钟这个人像杨雄（可能笔误，应为西汉的扬雄，与王莽私交不错，也在王莽建立的新朝任职），意指他劝进与美化伪朝。我认为周钟在古文方面的造诣不及扬雄，而他的劝进表比杨雄的《剧秦美新》更为过分。贺生说，周钟家祠堂上曾题写着“一门七进士”，一天有人在他的祠堂旁边写道：“三代五奸臣。”大家都传为笑谈。我认为明成祖朱棣因方孝孺（书房名为正学，世称正学先生）不肯草拟诏书而夷灭其十族，如今周钟与杨廷鉴争夺草拟伪诏书，这似乎是明成祖杀害忠臣的报应。天意真是巧妙而微妙啊！方孝孺遭到了如此惩罚，对于周钟，又该如何责罚呢？


    朱积


    朱积，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后在伪政权中任伪宏文馆简讨。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士人。


    史可程


    史可程（史可法堂弟），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今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仍任原官职。贼军当时逼他给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写一封家书，但因战事紧急未能成功。即便这封信最终送达，史可法也一定会愤怒地撕毁它。


    梁清标


    梁清标，北直隶真定府真定县（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仍任原官职。有种说法是改任外地伪官职。


    成克巩


    成克巩，北直隶大名府大名县（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仍任原官职。有种说法是改任外地伪官职。


    鲁某


    鲁某，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仍任原官职。


    李化麟


    李化麟，陕西西安府韩城县（今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仍任原官职。


    张元琳


    张元琳，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今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仍任原官职。有种说法是改任伪防御使。


    刘余谟


    刘余谟，南直隶安庆府怀宁县（今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仍任原官职。因相貌不符合贼军心意，改任外地伪官职。


    李长祥


    李长祥，四川夔州府达州（今四川省达州市）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仍任原官职。有种说法是改任外地伪官职。


    赵颎


    赵颎，河南开封府项城县（今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改任伪政权直指使。由于与牛金星同乡且同年进士，故牛金星对他多有引荐。


    杨栖鹗


    杨栖鹗，陕西汉中府西乡县（今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任伪政权直指使。

 第248章 魏学濂

    魏学濂，字子一，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是魏大中（谥号忠节）的次子，孝子魏学洢之弟。魏大中遭阉党之祸而死，魏学洢以身殉国。崇祯初年，魏学濂徒步进京，伏阙鸣冤，又血书上疏，弹劾阮大铖、傅櫆勾结逆阉，实为杀害诸多忠良之人，请求朝廷依法惩处。崇祯皇帝为之动容，对魏大中极其后人抚恤有加，同时惩办了阮大铖、傅櫆。魏学濂感念国家厚恩，又因天下处于多事之秋，决心以功名显扬，更加潜心钻研天文、地理、军事、农业、礼乐、法律等知识，期待有一天能效力朝廷，以此报答国家。


    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魏学濂在乡试中考中举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职位。当时贼军攻破秦晋之地，京城为之戒备森严，魏学濂与同僚吴尔埙、成德等日夜痛哭，策划抵御贼军之策。当时皇帝每日召见臣子商议对策，魏学濂力主让太子或二王前往南方镇守，又提出应当集结京城周边义士，组成勤王之师，编修陈名夏通晓军事，且熟悉山东东部、西部的豪杰，建议朝廷赋予他一定权力，让他出京号召各地抗敌。崇祯皇帝赞同此议。


    当时朝廷决策未定，而贼军势力日益逼近。魏学濂于是派遣密使赶往容城，与孝廉孙奇逢等人商定联合义勇抵抗贼军，计划已定，但还未上报朝廷，贼军已逼近京城。三天后，京城沦陷，魏学濂在金水桥遇见陈名夏、吴尔埙、方以智等人，他们说：“我们打算一死，以此报答先帝。”魏学濂回答：“死容易，但现在局势尚能挽救，我还不愿轻易放弃生命。太子和二王仍在，而真定、保定附近的义军旦夕之间就能赶到，为什么不多忍耐片刻等待他们呢！”


    不久，太子和二王被贼军搜索找到，被胁迫离开京城，有人传言他们在永平被害。魏学濂此前与孙奇逢等人约定的计划因此迟迟延误，一些同僚拉魏学濂南逃，魏学濂十分悲痛，呜咽着说：“我之所以不死，是为了有所作为。现在一切都完了，我魏学濂愿意一死以报答先帝在天之灵。我难道不知道苟且偷生就能活下去吗？现在我并非不能南逃，只是先帝为社稷而死，我身为侍从之臣，未能随先帝而去，在天之灵难道能饶恕我吗？况且先父、兄在地下有知，正在那里谈笑着等待我，我既然不能以简陋的棺材和白色旗帜，陪葬于先父之旁，又怎么能厚颜无耻，捧着酒杯在祖先面前献祭呢？现在，贼军既然已经图谋篡位，必然要强迫士绅官员朝贺，我怎能再忍心向他们北面称臣呢？你们好好保重自己，替我向故人告别吧。考叔有母亲要照顾，彦升有儿子要抚养，这些都是比我后死之人应负的责任。”


    然后，他写下绝命诗：“忠孝千古事，于我只家风。一死轻鸿毛，临难须从容。有血洒微躯，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亦逊常山公。因约同志友，延颈受霜锋。不能张空拳，与彼争雌雄。不能奉龙种，再造成奇功。死且有余罪，何敢言丹忠。所痛母垂白，七十仍尸饔。未葬凡五丧，留与子侄封。人生谁百年，寿夭死所同。我比兄与弟，我年为独丰。高堂无复悲，譬不生阿侬。辞母却就父，生死犹西东。骸骨虽不归，即瘗此诗筒。墓木有拱时，清韵入秋松。”


    他又写到：“始闻天子且出亡，继云亡后放还乡，既望义旗起四方，三者于今皆已矣。当死不死真羞惶。几家阖门自焚死。几人投缳从天子。王章不屈磔城楼，金铉跃入御河水。街头男女不读书，西城井中何累累。耳闻眼见羡杀人，羡人不已还自嗔。死忠死孝家常事，我竟不死将谁臣。君亡国破虽易代，正统日月虚悬在。待彼篡位我死之，我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书报老亲，云儿不死休酸辛。儿今羞惶活不得，为娘爱此全归身。”


    他又写信给儿子，告诫他们子孙后代若生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之后，即使让他们读书，也只让他们通晓道理，不可再做官。写完遗书后，他自缢而死。


    魏学濂为人豁达，有大略，慷慨好义，性格至孝。他感念父亲魏大中遭受了诏狱之苦，终日身穿粗布衣服，以此为习惯。母亲病重几乎不治，他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和药一起喂给母亲吃，才使母亲得以痊愈。谈及义烈之事，他常常流泪，平生疾恶如仇，甚至不能容忍看见恶人，看见了也不能容忍。在乡间，他闭门不出，除了公事几乎不参与其他事务，遇到荒年，他倡议拿出粮食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进行公平售卖粮食低价出售，救活了很多人。他还为路边饿死的尸体提供裹尸布，炎夏时节亲自到贫困及病患人家慰问，毫无怨言。他有三个儿子：魏允枚、魏允札、魏允桓，都才情出众，不负忠孝之家的名声。


    我的评论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评价一个人，实在困难重重。甲申之难中，有些人立即选择死亡，如范景文（谥号文贞）、倪元璐（谥号文正）等几位先生，他们的名字如日月般光辉，气节如丹青般鲜明，确实堪称楷模。至于那些已决定赴死却因种种原因未能立刻死去，如太史方以智（字密之）、给谏龚鼎孳（字孝升）、中翰吕兆龙（字霖生）、修撰杨士聪（字静山，此处为推测，未能查证）、文选熊文举（号雪堂）、编修陈名夏（字百史）等几位，君子们仍应体谅他们的志向。然而，那些虽然没有马上就自尽但是最后仍然自尽，前后并无差别，忠孝之心同样坚定的人，只有庶吉士魏学濂一人。如果庶吉士魏学濂没有选择死亡，那么他的父亲魏大中的灵魂，或许会骑着箕尾（古人认为忠臣死后灵魂会骑箕尾上升），在霓虹霞光之间飘荡，而魏庶常却无法与其相伴，这种对家族声誉和清流之名的背叛，何其不堪！然而，有些好事者仍以他晚死为借口批评他。


    对此，文学家曹君尔坊评论魏学濂的话说的好，他说：魏学濂联合各地豪杰，意在报效国家，魏学濂隐忍求生，是为了辅助皇室后裔，必须赴死却未能及时赴死，有机会南逃却不南逃，作为臣子处于这种境地，实为艰难。最终魏学濂虽然未能完成像程婴那样挽救赵氏孤儿的壮举，但至少无愧于姜维志在复兴汉室的节操。这些言论深刻而令人痛心。因此，我特意记录此文表彰魏学濂，以此鼓励那些英勇赴死之人，同时也揭示吴地之人喜好肆意诋毁他人的情况，尽管他们口舌如剑、唇舌如枪，全然不顾随之而来的祸端及上天的严惩。


    《忠逆史》记载：魏学濂为忠臣魏大中之子，其兄魏学洢在狱中侍奉父亲，背负父亲遗体出狱，有孝子之名，早年去世。魏学濂最初听到贼军逼近的消息，家中有一老仆曾侍奉魏大中，劝主人尽忠，不要辜负先老爷一生的名节。魏学濂立即遣老仆回家，随后向贼军投降（有人传说魏学濂投降贼军，魏学濂的母亲却说：“我的儿子必定会死于国难，姑且等待。”）


    魏学濂的家乡嘉兴公开声讨他的檄文中写道：假冒官员魏学濂，犹如犁田时疯狂乱闯的牛犊，其行为如同食母的叛逆凶禽，所施展的不过是如同虮虱般微不足道的小伎俩。他借名流之名，企图掌控局势，广泛招揽各种丑恶之徒。当时逆贼李自成攻陷京城，先帝悲痛地以身殉国，阁部大臣如范景文、倪元璐、施邦曜、李邦华等忠臣纷纷自尽，翰林言官如刘理顺、马世奇、周凤翔、汪伟等以家族殉国，忠义可与张巡、许远相比。魏学濂却对六部官员的鲜血视若无睹，反而在贼军中洋洋得意；听到百官的哀嚎，却欣喜若狂。他趋炎附势于山西贼人韩霖之门，趴在伪相牛金星的台阶下吠声连连，与吴尔埙等众议，公然声称贼军一统天下无疑。


    他与陈名夏等接受贼军任命官职，私下窃喜获得优厚提拔。他的奏疏避忌李自成父亲的名字，颂扬贼军为天命所归，手持贼军授予的户正官职名刺，四处拜访同党。他负责各门税收，效忠贼军官署，在贼军伪朝廷中明确君臣之分，与贼臣结为亲密之交。他与周钟、朱积等人为伍，庆幸复社成员能够同心一致，还与陆之祺、宋企郊之流为伍，羡慕他们升官之迅速。他篡改仪制，大肆宣扬贼党的纲领，起草伪诏，公然宣称叛逆之言。他内心惭愧于父亲的官服，却身穿红衣不知羞耻，魂牵梦绕伪朝廷，妄想得到高官厚禄。


    他改名以效仿子骏（西汉刘歆，字子骏，后改名刘秀，王莽篡汉后，被任命为国师），贪图富贵急于攀附王皮（前秦大臣，投降了后秦），罪行深重如同长脚般迅速蔓延，背叛之恶比山还高。王敦与王导（字茂宏）之间，尚且被认为是堂兄弟关系（两人都是东晋重臣，王敦叛乱，王导平叛，两人却关系很好），至于朱浚（朱熹的曾孙，向奸相贾似道阿谀谄媚，但最后不肯投降元军，自杀身亡）追溯到朱熹（字元晦）也只是孙子辈。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因谋反被处死）是房玄龄（房玄龄，名乔，字玄龄）所生，祖逖（字士雅）竟然遇到祖约（祖逖的弟弟，背叛东晋），感慨姬旦（周文王四子，即周公旦）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谁来诛灭姬鲜（周文王三字，即管叔鲜，发动叛乱，被周公旦平叛），石厚（卫国大夫石碏之子，发动叛变）如果不受到处死的刑罚，石碏（石厚的父亲，平定叛乱，处死了石厚）的意图就不能实现。然而，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尚未泯灭，士、农、工、商、军户、贱籍等六个等级制度依然留存。张得一（宋朝官员）投降了王则（宋朝下级军官，发动叛乱），最后被朝廷诛杀；达奚珣（唐朝官员）投降了湖人安禄山，最后被朝廷腰斩。如今乱臣贼子合为一体，即使将他们投虎喂狼，也无法平息众怒。他们应遭受五牛分尸之刑，最好是十鼠同穴、一网打尽。


    然而，他们或攀附权贵，或结为姻亲，或因畏惧其势力强大而不敢追究，或忧虑其党羽众多而担心他们再次作乱，出于对人情面子的顾惜，甘愿包庇这些狡兔三窟的罪人。中兴之初，法令应严明。吴玠（南朝抗金名将，与吴曦的爷爷吴璘是兄弟关系）保护了巴蜀，他的后人没有因吴曦（叛宋降金，家属受到株连）的连坐而受到处罚，但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逃脱不了腐刑的处罚（司马迁为李陵投降进行辩解，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里先敲响正义之鼓，严肃等待王法裁决。


    称赞他人时可以过度，但诋毁他人不可过分。上面檄文中的文字，年轻人不必细看。然而我将此记录下来，并非看重其尖酸刻薄，而是欣赏写这份檄文的人胸中还是有些文采的。遗憾的是，檄文作者只想炫耀自己的文笔，完全不顾及他人名誉的死活。我相信明智的读者会明白这一点。

 第249章 吴尔埙

    吴尔埙，浙江嘉兴府崇德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后改任四川保宁府苍溪伪县令。


    王自超


    王自超，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因年老不懂事未被任用，后通过行贿选司官员杨枝起才得以补任。


    附记：听说王自超降贼后，在某地削发出家很久。返回家中时，妻子为祝孝廉之女，听到敲门声，问是谁，王自超回答是我。妻子问：你是什么人？王自超说：难道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妻子回答：确实是你的声音。但是你受明朝朝廷厚恩，不仅不思回报，反而降贼，大错特错。既然已经削发为僧，那就罢了。现在你还回来，更是错上加错。你不过是想念儿子罢了，你赶快离开，不要相见。于是她拒绝开门接纳，王自超惭愧离去。祝氏严格督促其子读书，使之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但不允许儿子参加科举考试。祝氏实为奇女子。


    听说王自超年纪不大，前面记载的“年老”应为误记。且只听说一个人年轻时不懂事，没听说年老时仍不懂事。关于此事的记载应该有误，但对待历史资料贵在存疑，因此这里不敢擅自改动一字。


    姚文然


    姚文然，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进士。因面貌不佳，改授密云县伪令。


    刘肇国


    刘肇国，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傅学禹


    傅学禹，湖广黄州府麻城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高珩


    高珩，山东青州府蒙阴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何允光


    何允光，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张立锡


    张立锡，北直隶保定府清苑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白允谦


    白允谦，山西汾州府阳城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黄灿


    黄灿，湖广荆州府夷陵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刘廷琮


    刘廷琮，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吕崇烈


    吕崇烈，山西平阳府安邑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何九云


    何九云，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因年老未被任用。真是幸运，人终归是会老的。


    张端


    张端，山东莱州府掖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为刑部尚书张忻之子。难道是因为父亲受刑受辱，才屈身求免吗？《目睹记》记载：有人亲眼见到他门上贴着钦授为简讨的告示。《国难记》记载他曾任伪县令，应为误记。


    杨明琅


    杨明琅，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龚鼎


    龚鼎，云南永昌府保山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史垂誉


    史垂誉，江西丰城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罗宪汶


    罗宪汶，江西南昌府南昌县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庶吉士。


    张家玉


    张家玉，广东广州府东管县人士，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担任庶吉士。他曾三次向贼军呈递书信，以大义责备他们，要求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不愿臣服。面对贼军，他仅以长揖为礼，贼军对此感到愤怒，将他捆绑在柱子上欲行剖腹之刑，但张家玉面不改色，贼军首领对此感到惊异，于是释放了他。


    贼军愈发想要使其屈服，但没有成功，便派人去拘捕他的父母，张家玉在压力之下被迫投降。投降后，他仍任原官职。面对敌方朝廷威逼，他面不改色，毫不惧怕死亡，其英勇壮烈之姿，即便与古代的烈士相比，又有谁能超越他的呢？


    尽管他因顾及父母安危而改变立场，但这与徐庶的情况有所不同。《甲乙史》记载：四月初五，庶吉士张家玉向李自成上书，请求表彰范景文、周凤翔等人，隆重礼遇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优待抚恤史可程、魏学濂等人。李自成十分愤怒，将他绑在午门外，张家玉请求赐死，但未获准许。三天后，李自成下令对他施以车裂之刑，但他仍然十分镇定。李自成声称要将他的父母一起处决，张家玉这才下跪求饶，仍被任命为庶吉士。张家玉是广东人，他的父母一直在家乡，从未到过京城，他在敌营中的表现忽然英勇忽然胆怯，实属不知所谓。


    张家玉陈情书（附记）


    前明朝翰林院官员张家玉恭恭敬敬地向大顺皇帝陛下行百拜之礼，向您陈述我的意见。君主既然已经平定天下，必然要以尊重贤能、崇尚道德为基础。因此，不忽视、埋没那些具有忠诚品质的人，就会有忠臣的存在；不忽视、埋没那些具备孝顺美德的人，就会有孝子的存在。我蒙受皇恩不到一年，已有四位亲朋好友（此处文本似乎缺失一页，导致行文不连贯）。君主面对这种情况，应当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而不是只让他们做臣子。并且，可以借鉴晋朝对待处士（有德才而不求仕途的隐居之人）陶渊明的方式，为他们的居所题写匾额，如“明翰林庶吉士张先生之庐”，这样既不会伤害臣子和子女的感情，也不会辜负百姓的期望。否则，如果以刀锯、鼎镬相胁迫，我也会坦然面对，乐于赴汤蹈火。我心中对此充满坚定的决心，绝不会后悔。


    张家玉荐人才书（附记）


    前明朝翰林院官员张家玉恭恭敬敬地向大顺皇帝陛下行百拜之礼，并向陛下陈述我的意见。忠臣义士，在明朝为数众多；而鼓励道义、奖励忠诚，在大顺王朝更为盛行。因此，为了明朝，应当尽快给范景文、周凤翔等人举行抚恤追赠仪式，但这并非仅仅是为了明朝而抚恤追赠。对于刘宗周、黄道周等人，应当尽快为他们举行隆重礼遇仪式，请他们做官，但这也不仅仅是为了明朝而隆重礼遇他们。至于史可程、魏学濂等人，为了明朝，应当尽快为给予他们优待和荣养，但这同样不仅仅是为明朝。


    为什么呢？当孝道明显地被遵行时，人们就会明白并重视父亲的地位；当忠诚明显地被遵行时，人们就会明白并重视君主的地位。至于我，愿意像殷人归顺周朝那样，愿意学习孔子，只希望您以宾客之礼对待自己。我之所以请求保留我明朝的名号，这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您的高尚品德，更是因为我想帮您实现更大的安宁。


    当前，各方人才还在处于危险、疑虑、震惊或欢喜的状态，不如将我加以表彰、区别对待，并将我的书信流传公布四方，得到我这样的一名仁人，就可以收服天下人心，其效果胜过十万精兵。如果君主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决不会堕落成为低贱之人，给远在家乡的父母带来耻辱。我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祭祀的牲畜，也要为先帝稍尽绵薄之力，以盛大仪式祭祀上天，即使是面对刀锯、鼎镬等酷刑，也绝不会因为害怕而逃避。无论荣耀还是耻辱，无论是生还是死，我都将听从命运的安排（张家玉后来成为忠臣，呈上这份书信，可能是想借此机会逃脱敌营）。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翰林院选拔的三十六人中，列在刑辱诸臣名单中的，只有万发祥一人。


    张国泰


    张国泰，北直隶保定新城人，崇祯癸酉年（公元1633年）考中举人，官职等待诏命确定。


    高莱凤


    高莱凤，陕西韩城人。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考中举人，官职待诏。


    吏部


    沈自彰


    沈自彰，顺天籍应天上元人，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公元1601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掌管吏部文选司郎中事务。《国难录》记载他被夹打了两次，后被贼军留用。


    郭万象


    郭万象，陕西西安高陵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担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后为伪吏部考功郎。据《国艰睹记》记载，有人亲眼目睹了伪朝廷对他钦授职衔的公告被张贴在门上。


    刘廷谏


    刘廷谏，顺天籍，浙江人，万历己未年（公元1619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后改任伪府尹。


    侯佐


    侯佐，山西解州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担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后任伪吏部稽勋郎。


    左懋泰


    左懋泰，字韦诸，山东登州莱阳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稽勋司郎中，后任伪兵部侍郎，镇守山海关。


    熊文举


    熊文举，号雪堂，江西南昌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稽勋司郎中，任伪吏部验封郎。《国难睹记》记载：有人亲眼看到伪朝廷对他钦授职衔的公告被张贴在门上。


    王显


    王显，北直隶广平曲周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主事。


    另有一份名单记载，孙节是云南籍武进人，其子为举人，官职为吏部司务。


    户部


    王鳌永


    王鳌永，山东济南淄川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主管货币铸造发行以及制定相关政策，被贼军夹打两次，后被贼军留用。


    党崇雅


    党崇雅，陕西宝鸡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主管西路粮饷运输，贿赂贼军后被恢复原官职。他大张告示，指示押运漕运稻米的官员，等待新皇帝派官员核查结算，擅自离开者将被追究责任。

 第250章 孙襄

    孙襄


    孙襄，南直隶宁国府宣城人氏。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户部郎中，有史料记载他任伪户部属官。


    陈扆诵


    陈扆诵，山东济宁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户部郎中，有史料记载他任伪户部属官。


    徐有声


    徐有声，太医院出身，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特别任用户部郎中，有史料记载他任伪户部属官。


    李甲


    李甲，北直隶顺德府南和县人。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考中举人，任户部员外郎，有史料记载他任伪户部属官。


    姬琨


    姬琨，陕西西安府华州人。官学生员，官员外，有史料记载他任伪户部属官。


    贺久邵


    贺久邵，湖广长沙府湘乡县人。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年（公元1618年）考中举人，官至户部主事，有史料记载他任伪户部属官。


    陈联壁


    陈联壁，湖广襄阳府光化县人。官学生员，官至主事，有史料记载他任伪户部属官。


    介松年


    介松年，山西平阳府解州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41年）考中进士，官至户部主事，被贼军启用为原官职。《国难睹记》记载：有人亲眼见到他门上贴有任职公告。《甲乙史》记载：三月二十一日，户部侍郎党崇雅、给事介松年、御史柳寅东，皆身着各色头巾和衣服，从西长安门骑马进入皇宫。党崇雅在通州时投降，介松年在保定时迎接贼军并投降。


    另外别的单子上还记载有：


    吴篪，福建莆田县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特别任用，官至户部郎中。


    傅鷟祥，河南汝宁府汝阳县人。官学生员，官至户部主事。


    南廷铸，陕西西安府渭南县人。官学生员，官至户部郎中。


    郑尔圻，北直隶保定府安肃县人。官学生员，官至户部郎中。


    王凤林，山西平阳府芮城县人。官学生员，官至户部员外郎。


    李钟秀，山西平阳府蒲州人。天启丁卯年（公元1627年）考中举人，官至户部郎中。


    王高才，陕西西安府三原县人。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考中举人，官至户部员外。


    胡之彬，河南汝宁府光州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户部主事。


    礼部


    涂原


    涂原，四川夔州府梁山县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41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有史料记载他任伪礼部属官。


    吴泰来


    吴泰来，江西瑞州府新昌县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41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伪礼部从事。此人与吴甘来为同胞兄弟。


    两人一母所生，贤良与不肖为何相差如此之远？禽兽与柳下跖（春秋时期着名恶盗）是一家人，而王导、王敦同在一国朝廷中，却泾渭分明，全然不同，自古以来便是如此。


    余忠宸


    余忠宸，江西南康府都昌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


    汤有庆


    汤有庆，南直隶长洲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改任四川成都伪安县县令。


    张琦


    张琦，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后改任四川伪梓潼县县令。他出城不久后遭遇强盗，被夺去官印。强盗向他索要千两白银赎印，他叩头哀求，强盗磨了磨印角，得知是铜质的，便扔还给他。


    附记：张琦是甲戌年（公元1634年）项煜所取的进士，官至礼部主事，积蓄了四千两银子。甲申年（公元1644年），其亲戚陈氏说，贼寇即将攻城，必须藏匿金银，张琦推辞说没有。不久城池被攻破，众人纷纷将金银投入井中。贼人入京后，对所有衙门的水井都进行了挖掘和淘洗。当时张琦穿着道袍，脚踏道鞋，坐在马坊的草房中敲打木鲸，诵读《金刚经》，身边只有一名仆人、一名妇女和一名十三四岁的婢女，他们都躲在房屋后面。


    贼人看到道士诵经，便离去。后来婢女和妇女登上后屋探望，贼人远远看见，逼问张琦：你是官员，不是道士，怎么会有出家人藏匿妇女呢？于是贼人搜查草丛，发现了红色官袍、银带以及五百两银子，贼人将这些东西连同妇女和婢女一并掳走，张琦得以幸免，但最后还是投降了贼人。这是张琦的歌童顾元在京城中亲眼所见并讲述的事情。


    赵玉森，家门口有块翰林匾额，学生们愤怒将它砸碎。赵玉森赶紧关上门，学生们离去，又来到张琦家，此时张琦尚未回到南京。张琦的儿子张寅身穿麻衣，迎接学生说：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以为张琦年已六十余岁，大家便信以为真，于是散去。直到当年十二月张琦归来，儿子说：你回来干什么？等到第二年乙酉年（公元1645年），南京有人议论要治罪张琦，清军攻破南京，张琦才得以免祸。


    高去奢


    高去奢，北直隶真定府宁晋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


    叶澍


    叶澍，广西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人。天启丁卯年（公元1627年）考中举人，官至礼部司务，后任伪吏部司务。


    另有单子记载：


    黄熙允，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郎中。


    吴之琦，福建晋江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


    兵部


    张缙彦，字坦公，河南卫辉府新乡县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三月十九日辰时，他和太监曹化淳一起打开齐化门、东便门，让贼军进入京城。他被太监王德化击打，胡须全部被拔除，贼军也鄙视他，最终将其诛杀。有人说实际上他回到了南京。


    《大事纪》记载：二十一日，宫内太监王德化到了朝殿，看到兵部尚书张缙彦身穿青衣在皇极殿前待罪。王德化呵斥他道：你们这些人误国至此，如今还不赶紧安葬先帝，反而又推戴新主吗？张缙彦回答说：安葬先帝与我无关，自有主事的人负责。王德化极为愤怒，呼喊随从连续击打他的脸颊，张缙彦掩面哭泣。


    附记：张一方、蔡元吉


    张一方，大同人，擅长骑射，身材瘦削却勇猛，看起来就像饥饿的雄鹰。他年轻时跟随曹文诏剿灭贼寇，所到之处均立有战功。曹文诏死后，他跟随河南总兵陈永福防守开封，一直确保城池未丢。陈永福投降贼军后，张一方也随之投降。等到贼军攻破京师，分别驻扎在蓟遵之间，张一方乘机逃走。当时张缙彦在朝房自缢但未死，又苏醒过来。李自成派牛金星劝降，张缙彦不听，受到了严刑拷打，最后李自成命令两名贼军挟持他西行，途径龙泉关时遇到张一方。于是张一方与张缙彦一起逃脱，跑到太原。当时贼军正在大肆搜捕张缙彦，张一方、蔡元吉于是就投靠了伪将永福，他们被派往河南。永福对他们心存疑虑，留下驿站符信不发，等到张缙彦用计逃出太原，到了丰峪山又换上道冠逃往盘驼，那里土地贫瘠，人们饿的烤人肝吃。当时贼军追捕非常紧急，忽然张一方与蔡元吉一起赶到，成功解救了张缙彦。


    不久，贼军在新乡捉住了张缙彦，张一方、蔡元吉就在暗中保护着他。八月初五日，他们擒获了各府县的伪官员，就出张缙彦，并进入了太行山的吉岗，归顺者有万人。有伪黄姓都尉来袭，双方激战不分胜负，张一方于是潜伏在树林中，射杀贼军头目，贼军才撤退。当时张一方年仅三十八岁，跟随张缙彦南下，到了睢阳又消灭了贼军。他的事迹传开后，被朝廷授予副总兵，驻守睢阳，但因患疽病去世。张缙彦在睢阳城中为其下葬。


    蔡元吉，怀庆人，他的祖先因追随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作战有功，被授予怀庆卫指挥使。蔡元吉轻视武官没有什么作为，入弟子员，与张一方交好。贼军劫掠河北时，陈永福投降，蔡元吉跟随陈永福藏匿了自己的身份。他与张一方共同经历过燕云、紫荆、龙泉、太原等地。张缙彦引荐他南下，向南明朝廷奏报他的事迹，他被南明朝廷授予监纪推官。


    以上两人，并不属于叛逆之列，因为张缙彦并未被贼军杀害，属于从逆诸臣，所以我将他们记录在张缙彦后面。


    译者注：1.木鲸，指木制的形如鲸鱼状的钟锤，《后汉书·班固传》记载:\"于是发鲸鱼，铿华钟。”颜师古注解说，海中有大鱼名鲸，又有兽名蒲牢。蒲牢素畏鲸鱼，鲸鱼击蒲牢更多，蒲牢辄大鸣呼，凡钟欲令其声大者，故作蒲牢于其上，撞钟者名为鲸鱼。这里可能指的是木鱼，木鱼是佛家、道家通用法器，木鱼与鲸鱼的形状也有些相似。

 第251章 耿章官

    耿章官，山东东昌府馆陶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有史料记载他任伪兵部属官。


    朱国寿


    朱国寿，顺天府籍贯的南直隶人。崇祯辛末年（公元1641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有史料记载他任伪兵部属官。


    方允昌


    方允昌，浙江绍兴府诸暨县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职为主事，有史料记载他任伪兵部属官。他负责督管江南漕运，利用这个机会乘坐方舟逃到了宿迁。


    另有单独列出：


    邹魁明，江西南昌府人。天启丁卯年（公元1627年）考中举人，官至兵部员外郎。


    赵开心，湖广长沙府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


    黄纪，四川泸州府人。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考中举人，官至兵部主事。


    修廷献，山东兖州府兖州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主事。


    张慎学，山东夏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主事。


    刘养贞，四川印州大邑县人。崇祯辛末年（公元1641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主事。三月二十一日在皇极殿前痛哭，请求诛杀误国奸臣张缙彦、魏藻德、陈演，李自成说：他为何在先朝时不早言，并立即将他斥责赶走。他后来下落不明。


    刑部


    张灿然


    张灿然，号松瞻，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考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后任伪户部少堂。


    朱受佑


    朱受佑，南直隶凤阳府怀远县人。官学生员，官至刑部郎中。


    黄昌允


    黄昌允，湖广常德府沅江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刑部主事。


    刘庆蕃


    刘庆蕃，北直隶沧州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官至刑部主事。


    吴文炽


    吴文炽，浙江籍，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被特别任用，官至刑部主事。


    另有名单列出：归起先，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人。崇祯癸末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新选为刑部主事。根据查证，他之前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丧，因战乱未能返回京城，故有人认为他接受了伪防御使或伪县令的职位，有待进一步核实。


    工部


    缪沅，字湘芷，浙江钱塘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工部主事，后任伪国子监助教。


    另有单独列出：


    何复，山东莱州府平度州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工部主事。


    赵之玺，山西太原府乐平县人。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考中举人，官至工部主事。


    六科给事


    刘昌


    刘昌，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官至户科左给事中，后任伪太常寺卿。刘昌与伪宰相牛金星是同乡，他的权势极大，百官如果被错误批评、弹劾，都必须求助于他。


    申芝芳


    申芝芳，南直隶嘉定县人。崇祯辛末年（公元1640年）考中进士，官至礼科给事中，后在伪政权中任谏议官。他起初与行取（地方官被选拔到中央朝廷任职）推官吴适结为亲家，从贼后，吴适断绝了婚姻关系。


    戴明说


    戴明说，北直隶河间府沧州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后在伪政权中任谏议官。当初他与李国祯（爵位为襄城伯）一起坚守城池，戴明说却特别上疏指责李国祯。我怀疑戴明说早有叛逆之心。


    时敏


    时敏，字子求，号修来，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曾任江西督漕，后在伪政权中任四川宜宾县令，也有人说是伪锦州牧，具体情况不详。京城沦陷时，有人问他如何打算，时敏从容答道：“天下将一统矣。”他去接受贼军选官时，恰逢吏部大门关闭，他敲门大声说：“我是兵科给事中时敏。”


    他接受伪政权任命后，听说贼军失败，便带着家人逃回故乡。当时他的家已被乡民借着他从逆的名义抢掠烧毁，还波及到族人。时敏回家后，公开摆出官威，到衙门状告乡民。他自称为本科，傲慢对待乡邻，后来南明朝廷审理逆案，他携带家人远走他乡。


    有一种说法是，乡民焚烧抢掠时，时敏家的三代人的四口棺材都被劈毁破坏。


    朝廷赦免那些从逆官员后，时敏开始在大瞿山开垦田地。


    龚鼎孳


    龚鼎孳，南直隶合肥籍，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后在伪政权中任直指使。他曾对人说：“我本想自杀，但小妾不同意！”这位小妾就是他娶的秦淮名妓顾媚。湖广按察使黄澍有奏疏提及此事。


    傅振铎


    傅振铎，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后在伪政权中任县令。


    孙承泽


    孙承泽，顺天府籍贯，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官至刑科都给事中，后在伪政权中任防御使。


    光时亨


    光时亨，南直隶桐城县籍，祁门县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后在伪政权中任谏议官。《北回目击忠逆定案》中记载，李自成召见他并当面加以赞扬，随即让他以原官留任。光时亨给儿子的信中说道：“诸葛亮兄弟分事三国，伍子胥（伍子胥，名员，字子胥）父子也曾侍奉两朝，我已经受大顺朝恩典，你们可以改姓换名，但仍要努力读书，不要辜负错过南朝科举功名。”


    翁元益


    翁元益，南直隶上海县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起初他被拟任为伪谏议官，夜间因遭到贼兵殴打面部肿胀，宋企郊因其相貌丑陋，改任其为四川伪县令。


    郭充


    郭充，陕西巩昌府陇西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在伪政权中曾任伪兵部属官。


    高翔汉


    高翔汉，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举人，官至工科右给事中。贼军进入京城后，立即启用他为伪都直指，这是因为有同乡之人推荐。

 第252章 御史

    柳寅东


    柳寅东，陕西巩昌府徽州人，崇祯辛末年（公元1631年）考中进士，从天津入京祝贺。


    韩文铨


    韩文铨，陕西咸宁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担任伪河南道谏议。


    熊世懿


    熊世懿，湖广麻城人，崇祯辛末年（公元1631年）考中进士，担任伪河南道庐州府尹，另一张名单错误地将其标注为防御使。平日他京城讲学，乡人认为他必会殉节而死，但最终并未如此。


    苏京


    苏京，字培皋，山东安东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担任伪江西道防御使。


    陈羽白


    陈羽白，字眉大，福建漳州南靖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担任伪广东道直指使。


    蔡鹏霄


    蔡鹏霄，福建晋江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担任四川道。《国难录》记载：拟任伪京堂官员，因无空缺未能授予。


    裴希度


    裴希度，字晋卿，山西太原籍，顺天府遵化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峡西道，被贼军授予伪宏文馆庶吉士。


    涂必泓


    涂必泓，字印每，江西南昌人，崇祯辛末年（公元1631年）考中进士，担任贵州道，掌管河南道印，后任伪直指使。《国难睹记》载：有人亲眼见过他的任职公文。


    另外名单上还有：徐一抡，浙江上虞人，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考中举人，担任山东道。


    通政使


    赵京仕


    赵京仕，陕西汉中城固人，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考中进士，官至本司左参议，被贼军留任原职。


    宋学显


    宋学显，南直隶长洲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33年）考中进士，官至本司右参议，后任伪验马寺卿。《国难录》注解留任原官，这是不对的。


    大理寺


    吴履中


    吴履中，南直隶金坛人，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官至本寺寺丞。据《国难录》记载：他被夹打了一次，请托周钟贿赂王旗鼓，被授予了大理寺卿。


    钱位坤


    钱位坤，南直隶长洲人，崇祯辛末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官至本寺右寺正，后改任伪四子监助教。京城未被攻破前，众人推举他为边防人才，已拟任昌平巡抚。可惜好官未做成，却已背负恶名。《国难录》记载：最初牛金星不用他，他通过周钟的关系攀附伪吏部尚书宋企郊。他去伪吏部的时候对人说：“我明日此时，便非凡人了。”京城中曾流传着讥讽他的“不凡人传”。


    周兰


    周兰，河南汝宁罗山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本寺评事，伪部属员。


    尚宝司


    吴家周


    吴家周，徽州歙县人，和州籍，天启乙丑年（公元1621年）考中进士，官至尚宝卿，后任伪大理寺卿。


    光禄寺


    林铭球


    林铭球，福建漳州漳浦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36年）考中进士，官至本寺监事，后任伪防御使。


    中书科


    吕兆龙


    吕兆龙，南直隶金坛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考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后任四川成都府同知。京城失陷时，他先跳入御河，被贼人捕获，受刑后投降，被授予伪官职。


    姜金允


    姜金允，山东掖县人，崇祯癸末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后任伪官职。


    国子监


    薛所蕴


    薛所蕴，河南怀庆孟县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36年）考中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后任伪祭酒，主持监生考试两次。首次考试的首题是“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另一题为“为厚也高也”。一监生在答案中破题写道：“地天交泰，圣人所以大一统也。”薛所蕴对此十分满意，遂将该生列为第一。遗憾的是未能记住这名考生的名字。


    李森先


    李森先，山东掖县籍平度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后任伪礼部祠祭司从事。


    吴道新


    吴道新，南直隶安庆桐城人，举人，官至国子监助教，后任伪部属官。


    太仆寺


    叶初春


    叶初春，字匪岑，江西九江湖口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36年）考中进士，官至本寺卿，后任伪兵部少堂，有史料记载为伪刑部侍郎，也有记载为伪大理寺丞，可能是为误记。


    我听说叶初春为人颇为忠厚，但其子担任县令期间，破败了数百户百姓，人称其为“虐叶”。至今人们仍不断咒骂，或许这也是灾祸的延续。


    李元鼎


    李元鼎，江西吉水人，天启壬戌年（公元1627年）考中进士，官至本寺丞，后任伪太常寺卿。

 第253章 行人司、从贼入都诸逆臣(附)

    沈元龙


    沈元龙，南直隶吴江人，崇祯辛末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官至光禄寺署丞，后任伪兵部司官，颇有实权，是明朝来自吴中之地的逃亡官员领袖。


    许作梅


    许作梅，河南新乡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行人司行人，后任伪部属官。


    张元辅


    张元辅，山西汾州孝义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官至行人司行人，后任伪学政官员，《国变录》记载为员外郎。


    李丕着


    李丕着，山西平阳曲沃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被贼军留任原官。


    郝晋


    郝晋，山东登州栖霞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41年）考中进士，官至顺天府尹，被夹打两次，后被贼军留用。


    黄国琦


    黄国琦，江西瑞州新昌人，山东滋阳县令，因行取而在京城。有史料记载为任伪县令，《国难录》记载为伪府尹。


    候选授官的崇祯癸末年（公元1642年）进士


    胡显


    胡显，四川井研人，有史料记载为伪县令。


    武愫


    武愫，陕西西安泾阳人，伪徐淮防御使。


    程玉成


    程玉成，四川重庆江津人，伪教职官员。


    王尔禄


    王尔禄，北直隶清苑人，伪教职官员。


    杨儆


    杨儆，北直隶顺天人，伪扬州府尹。


    吴刚思


    吴刚思，南直隶武进人，伪兵部从事。


    《国难录》中还有，张鸣骏，记载为伪直指史；贺王盛，记载为伪太仆寺丞；王于曜，伪凤阳府尹；邹魁明，伪淮安府同知；徐蒙麟，伪山东防御使；王皋，伪四川县令。


    侯恂


    侯恂，河南归德商丘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36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因牵连到封疆大臣而入狱，后任伪工部大堂。


    杨枝起


    杨枝起，松江金山卫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官至户科给事中。因牵连到获罪的首辅周延儒案而被下狱，后任伪吏部从事。按惯例，吏部的选司职位最为重要，被称为“选君”。伪吏部尚书宋企郊执政时，杨枝起仅被委派了唱名侍立的指责，他终日不敢插话。


    张若麒


    张若麒，字天石，山东莱州府胶州人，崇祯辛末年（公元1633年）考中进士，以兵部郎中身份出任监军，督战失误，被捕入狱。京城失陷后，当时出狱者众多，背叛投降的不止这些任，遗憾不能详知。


    《甲乙史》记载：三月二十日，贼人释放全部关押城内的罪囚，张若麒、侯恂都成为李自成的参谋。张若麒自称在宁锦战役中有功，并称明朝天下败坏于东林党人，李自成等人都很赞同。都司董心葵也自狱中被放出来，他详述了天下情形及江南形势及险要地形，李自成对他大加奖赏。


    从贼入都诸逆臣（附）


    牛金星


    牛金星，河南人。天启丁卯年（公元1627年）考中举人，伪任天佑阁大学士。


    宋企郊


    宋企郊，山西干州人。崇祯戊辰年（公元1628年）考中进士，曾任吏部官员，后归乡，又任伪吏部大堂（尚书）。


    注：有种说法是他的家乡是陕西西安有干州，需再次核实。


    顾君恩


    顾君恩，拔贡生出身，任伪吏部选郎。


    杨王休


    杨王休，河北直隶河间盐山县人。崇祯庚午年（公元1632年）考中举人，曾任山西潼关兵备，伪任户政府尚书。


    苏京


    苏京，安东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曾任御史和河南巡按。


    喻上猷


    喻上猷，湖广籍，江西丰城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41年）考中进士，曾任御史。


    巩焴


    巩焴，陕西庆阳真宁县人，崇祯辛未年（公元1641年）考中进士，曾任湖南督学参政，后降贼，任伪礼部尚书。


    傅景星


    傅景星，字梦祯。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考中进士，任伪兵部尚书，河南归德睢州人，曾任明朝平阳知府。


    黎志升


    黎志升，湖广岳州华容县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曾任山西督学参议，任伪兵部侍郎。


    安兴民


    安兴民，天启丁卯年（公元1627年）考中举人，伪任刑部尚书。


    陆之祺


    陆之祺，浙江嘉兴平湖人。万历己未年（公元1595年）考中进士，曾任陕西左布政使，任伪刑部左侍郎。


    李振声


    李振声，陕西米脂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任伪工部尚书。


    王学先


    王学先，崇祯庚午年（公元1632年）考中举人，任伪通政司通政使。


    韩霖


    韩霖，北直隶永平府举人。大同失陷后投降，任伪参谋。他是以前长州县令韩原善的儿子，曾以能够抵御外敌而自夸，如今却为贼所用。


    王则尧


    王则尧，山西冀城县人。崇祯庚辰年（公元1630年）考中进士，曾任山东布政司参政，任伪顺天府府尹。


    魏天赏


    魏天赏，任伪淮扬运使。


    王华


    王华，任伪崇文馆学士。


    王孙蕙


    王孙蕙，字晦季，南直隶无锡人。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被朝廷钦点任大名府浚县知县，后任伪长芦运使。长洲陈济生于四月十八日在河西务遇见他的船，他与新选伪淮扬运使魏天赏同行，声势显赫。


    孙以敬


    孙以敬，南直隶太仓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7年）进士，官至长垣县知县。他曾在友人家中聚会，席间有同科进士也在座，当有人提及京城已被攻破时，孙以敬并不相信，直到看见街上人群慌乱奔跑的情景，其他友人惊恐离去，他仍面无惧色，从容步行回到自己的寓所。然而，此时贼军将领已将他的家奴拘捕，对方询问孙以敬的去处，家奴拒不透露，结果惨遭杖杀。


    孙以敬最终选择投靠伪政权，担任伪刑部从事，辜负了这位忠仆。孙以敬仪表堂堂，善于与人交往，深受他人喜爱。他的家乡曾有人请求撰写讨伐他的檄文，但无人响应。


    顾芬


    顾芬，南直隶无锡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曾任河开府推官，任伪四川成都府同知。


    周寿明


    周寿明，湖广蕲水县人。崇祯丁丑年（公元1634年）考中进士，曾任北直隶曲周县知县，任伪扬州防御使。


    吴达


    吴达，南直隶无锡人。崇祯庚午年（公元1630年）考中举人，曾任北直隶邯郸县知县，任伪四川巴县县令。


    董复


    董复，南直隶武进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副榜，曾任北直隶保定府推官，任伪北直隶真定州州牧。


    康熙十年辛亥（公元1671年）四月初五下午，我（计六奇号天节子）在社埄的王馆书写上述内容。


    宋献策（补遗）


    宋献策精通天文，擅长占卜预测，对藏匿的官犯能准确指示方位，无不顺利抓获。有见识之人多年前就在海岱门外预测过局势，当时有人认为他是贼军的间谍。世人称他为“宋矮子”。


    孔孟讨贼文


    君臣之间的大义，昭示于天地之间。年少时，我们诵读他们的诗篇，研读他们的着作，希冀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及至壮年，入仕则仰慕君主，追求富贵，尊重自己的职位，珍视自己俸禄。君主对待臣子如同手足一般，情谊深厚。然而天降灾祸，贼民兴起，一人横行天下，跟随他的人如赶集般众多，杀戮遍布田野与城市。如今不幸遭遇非常重大的变故，贼子李自成杀害了他的君主。有正直的大臣，相对而泣，面向北方深深叩拜两次，面对危难甘愿赴死，坚守善道，这难道不是真正的伟丈夫吗？然而有卑鄙的小人，贪恋财物，溺爱妻儿，对皇帝的死亡视而不见、见死不救，不保卫国家，不守卫宗庙。有人质问他：“这是谁的过错？”他却回答：“不是我，是战争兵祸的过错，君主不应责怪他们”。


    他们对于那些行径恶劣、残害百姓的贼人，也以符合礼制的敬意迎接他们参加朝会。贼人准备接受朝拜时，那些人身着华丽服饰，佩戴端正的礼帽，早早起来去朝拜。快要进入宫门时，他们紧张不安，内心充满恐惧，但一旦踏入宫廷，便立刻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手舞足蹈，将贼人尊称为天子，任由贼人随意授予大小不同的官职、爵位。他们身处恶人操纵的朝廷，却乐在其中，出门后还告诉他人：“你们这些人，何必担忧没有君主呢？”他们侍奉这样的君主，只是出于阿谀奉承，而非出于忠诚。看到牛金星，就用贵重的皮草和金银来供奉，用珍珠和宝玉来礼待，不就是因为牛金星是宰相吗？路过宋企郊的府邸就去拜访，极尽逢阿谀奉承，无所不用其极。


    接着传来讨伐他们的军令，军队集结，包围并攻打他们。这些背弃仁义的人纷纷丢盔弃甲，狼狈溃逃，各级官员和僚属如同穷途末路之人无处可去，偷偷背着行囊逃跑，迷茫失措地返回家中。他们回到家中后，依然在妻妾面前傲慢无礼，毫无羞耻之心。


    唉！身为臣子却不尽臣子之责，便是贼人。他们屡屡惹人厌恶，亲朋好友背叛他们，乡里人都痛恨他们，还触怒了上天。他们死的那一天，狐狸等禽兽啃食他们的尸骨，苍蝇蚊子叮咬他们尸体，然而，为了内心感到痛快，再把他们驱逐到偏远的四夷之地，岂不是非常恰当？君子说：“他们的德行浅薄可见，如同他们寡情薄义的性情一般。他们顽固不化，罪行罄竹难书，死有余辜。”


    甲申之变后，投降贼军的臣子很多。我家乡有爱热闹的人，以《四书》中的成语编成文章来讽刺他们，这也展现出作者的文思巧妙，故在此附录此文。

 第254章 杀星降凡(万历)、李自成出生、云护李自成等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公元1605年），有传言称一名道士在坛前祈祷时，其灵魂升至天门，亲眼目睹包拯向天帝禀报：自唐朝黄巢起义以后，宋朝秦桧当权以来，世间罪恶之徒众多，长期沉沦地狱，未曾接受应有的天罚，现恭敬呈上表文以告知天帝。天帝听后下令九天之内清理冤狱，并召集法勘司等部门共同商议。


    当时，法勘司官员上报说：罪犯数量庞大，应在兵刃劫难中一并消除，请求冥司判定这些人转世为人，派遣月孛、天狗、罗睺、计都等好杀之神降临人间，造成天下大乱，酿成杀劫。天帝对此深感同情。太白金星随即奏请随同这些神只下凡，希望能因事化解灾难。于是，他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一场大雪中一同降临人间。这场大雪持续了六天，直到元旦才停止，雪深达五尺。次日清晨，人们发现遍地积雪上留有巨大的脚印，以及深深的牛马蹄痕，众人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原来，这些脚印正是月孛等凶神与随行的妖星所幻化的马匹，在大雪中降临人间所留下的痕迹。丙午年（公元1606年）五月，李自成出生。


    李自成出生


    嘉靖年间，陕西米脂县广义乡有一位名叫李十戈的男子。他出生时，父亲梦见九支箭和一把枪从空中飞入家中，醒来后妻子产下一子。父亲认为这个孩子日后将掌握兵权，在边塞建立功勋，因箭与枪形似戈矛，九加一恰好为十，于是给孩子取名为“十戈”。李十戈长大后，为人慷慨仗义，直至五十二岁仍无子嗣，后来娶了三十多岁的石氏为续弦，但石氏也未能怀孕。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公元1605年）二月，李十戈前往武当山进香求子，道士梅三岛赠送药物给他。石氏服用后怀孕，丙午年（公元1606年）十戈梦见一骑马闯入，发出数声长啸，环绕房间，醒来后石氏生下了李自成。因梦中有骑马闯入，他就给孩子起乳名“闯儿”。李自成十六岁时的夏天，老师命李自成以“雨过云收”为题作诗，上联为：雨过月明，顷刻顿分境界。李自成对道：烟迷雾起，须臾难辨江山。此时有人送螃蟹给老师，老师就命李自成以螃蟹为题作诗。李自成赋诗一首：一身甲胄肆横行，满腹元黄未易评。惯向秋畦私窃谷，偏于夜簖暗偷营。双螯恰似钢叉举，八股浑如宝剑擎。只怕钓鳌人设饵，捉将沸釜送残生。老师看后，认为李自成将来虽有成就，但终究是乱臣贼子，不会有好下场。


    不久，李自成放弃文学转习武艺。父亲去世半年后，他家中财产耗尽。当时，县东有一个叫周清的男子，年约二十，身材魁梧有力，与妻子赵氏以打铁为生，因打铁时火花四溅，人们称他为“满天星”。李自成投靠周清学艺，两人结为兄弟。过了两年，有个姓郑的男子与妻子冯氏育有一子一女，因家中起初仅有斗粟之财，后来变得富有，所以大家称其子郑日仁为“一斗粟”，一斗粟性格放荡不羁。郑姓男子与冯氏的女儿十分美貌，二月出生，乳名燕娘，后来嫁给了李自成。当时连年干旱，粮食价格昂贵，饥荒严重，盗贼四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北京被围，朝廷下诏各地兵马勤王，李自成应召投军，担任队长。行军四天后，因粮饷不足，他率部哗变逃走。他们途中遇到从北方逃来的溃兵，想要抢劫他们，李自成说：我的名号是闯王，名气响彻三秦之地。他拔枪插入地面，距离五十步弯弓射去，一箭命中，将长枪一分为二，众人惊愕，纷纷拜服，推举他为寨长。当时因旱灾饥荒，百姓流离失所，李自成便在山中建立了据点。


    云护李自成


    我听说李自成早期的经历颇为神奇。他起兵之初在河西临洮一带，部众不多，一年后便发展到万人规模。朝廷抚镇诸臣率兵围剿，李自成躲入洮河河床底部扎营，东面是洮河，西面是黄河，南北两岸均有官兵严密防守，加之洮河河面宽阔，水势湍急，李自成藏身河床底部，无计可出，陷入绝境。


    一天，李自成留下万名部众在洮河中，自己仅率七人骑马涉水过河，岸上守兵远远望去，只见一条黑云状如巨龙，游过河去。原来黑云在保护李自成，竟然看不到里面的七骑人马，真是奇异。李自成渡过黄河后，官兵仍未察觉，他率领七骑登上岸边，迅速逃离。他最初到达晋昌，接着进入汉中，再进入四川夔州、云阳，后来又进入湖广，一路辗转数千里，部众日益壮大，无法控制。


    江阴县学生冯吉甫，清初跟随无锡官绅张辅到达陕西巩昌以后归来，我猜想他必定知道李自成的一些事迹，早就想拜访他，但一直没有机会。至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冬天，我与张夏（字秋绍，清初文学家）的儿子一同前往，这次交谈中冯吉甫讲述了这些事情。


    群贼推举李自成为王


    李自成联合九十八寨的土匪，其中有二十四位首领，各自有绰号。


    第一名“老回回”孙昂、第二名“洪太太”洪用光、第三名“翻江龙”吕佐、第四名“曹操”王林汉、第五名“八大王”张献忠、第六名“一条龙”张立、第七名“格子眼”盛永正、第八名“冲天鹏”方也仙、第九名“梅铁块”梅遇春、第十名“水底龙”刘伯清、第十一“双珠豹”史定、第十二“泼皮风”陆钢、第十三“一枝花”王千子、第十四“雨里金刚”王命、第十五“五阎王”丘正文、第十六“扫地王”闻人训、第十七“河天飞沙”来凤、第十八“善隐身”蔡本雄、第十九“混天龙”马元龙、第二十“穿山猾”金庭汉、第二十一“不粘泥”赵胜、第二十二“混十万”姜廉、第二十三“满天星”周清、第二十四“一斗粟”郑日仁。群贼共同推举李自成为大元帅，称“闯王”。


    李自成得到众人支持后，计划攻打郡县。张献忠说：“要想大举进攻，首先需要筹集粮饷。”首领闻人训赞同道：“张头领所言极是。”于是李自成命孙昂、史定前往山西，吕佐、林汉前往陕西，闻人训、方也仙前往山东，洪用光、郑日仁前往南直隶、安庆，马元龙、王命前往滁州、和州，均率领数万部众。


    李岩创作《劝赈歌》


    李岩劝告县令发布供稿，停止征收税粮，此事发生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七月四日。他还创作了《劝赈歌》，呼吁各家各户积极赈济灾民。歌词如下：


    近年来蝗灾旱灾频繁发生，田间的禾苗年年歉收。米价飙升数倍，黎民百姓无处安生。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孩子们饿得哇哇大哭。锅灶冷清无烟，几天难以吃上一顿稀粥。官府催征粮税犹如放出猛虎差役，富豪家索债如同豺狼虎豹。可怜百姓勉强维持生命，魂魄先已归于黄泉。尸骨堆积如山，人们饱受饥饿之苦。怎不令人伤心落泪，泪水洒落化作血斑。奉劝富家共同参与赈济，一粒粮食的恩情无边无际。让枯骨重获新生，好生之德感动天地。天地无私庇佑善良之人，善良之人福报深厚。帮助贫困、拯救危难的功勋巨大，会世代享有丰厚的福祉。


    李岩归附李自成


    李岩初次见到李自成时，李自成以礼相待。李岩说：“久仰将军大名，深感相见恨晚。”李自成回答：“我出身草莽，德行浅薄，却承蒙你不远千里而来，更加深了我谦逊谨慎之心。”李岩说：“将军威震四海，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因此我率数千部众，愿意为您冲锋陷阵。”李自成说：“你有龙虎之才、鸿鹄之志，必能与我共同开创一番正义事业，奠定万世基业。”两人相谈甚欢。

 第255章 宋献策及群贼归自成

    宋献策及群贼归顺李自成


    宋献策，面相如猿猴，智谋过人，他四处游历各省，散布预言祸福之言，声称国家命运将终结，以此煽动民众。他又流传两句预言：“十八孩儿兑上生，自小生来好杀人。”他得知李自成势力日益壮大，便投奔其麾下。李自成本来就听说过宋献策精通术数，故初次见面便如故友重逢，立即屏退左右，询问攻取战略。宋献策预言道：“流人顺河千，陷在十八滩。若要上云天，起自雁门关。将军您将成为马背上的王者，您的“闯王”称号，已验证了我的预言。如果要说起自雁门关的具体含义，就说明将军您的起义大事，就应从那里开始。”李自成听后大喜，尊称宋献策为“宋军师”，不再直呼其名。当时共有二十一人来投奔李自成，呈递了归附文书。


    牛金星，河南人。唐启原，山西人。刘宗敏，山西人。王漪清，山西人。冯岳，河南人。张泽，北直隶人。谷大成，四川人。顾永龙，河南人。李牟，河南人。赵礼，四川人。苗人凤，陕西人。吴风典，四川人。祖有光，湖广人。管抚民，湖广人。朱浦，山东人。李承元，北直隶人。孙世康，四川人。苗之秀，山西人。陈泯，河南人。戈宝，陕西人。王年，四川人。


    上述列举的二十一人中，有的名字是真实的，有的则是化名，并不全是真实的姓名。通晓史实的学者自然能辨别。


    贼将官衔


    宋献策被封为开国大军师。牛金星为天佑阁大学士。唐启原为提督四路戎马大元帅。刘宗敏为权将军。戈宝为正监军。冯岳为毅将军。王年为左监军。谷大成为锐将军。王贾为右监军。李岩为制将军。柏止善为果将军。苗人凤为左先锋。王漪清为龙护将军。祖有光为右先锋。张泽为豹略将军。官抚民为前先锋。顾永龙为飙将军。朱浦为压队人将军。李承元为征西将军。赵礼为右击将军。李牟为讨北将军。孙世康为协辇将军。陈泯为镇东将军。苗之秀为虎贲将军。张霖为图南将军。


    以上官衔均为李自成初期所设定，后来进入荆州后又重新制定了九等官阶。其中部分人的姓氏存在错误或遗漏，虽然我已尽力修正了一些，但仍未完全校订。待出版时，应从各类书籍中搜集资料，与同仁共同核实。然而，野史杂记中记载的琐事，大多属实（这是我于辛亥即公元1671年四月初十日社埄王馆书写）。


    李岩说自成假行仁义


    李自成确定了伪官体系后，便命谷大成、祖有光等人率领十万兵马，攻打河南。李岩进言道：欲成就大事，必须尊重贤士，体恤百姓。虽然当前朝廷政治腐败，但朝廷的世代恩泽仍在民众心中留存，近来由于连年饥荒、苛捐重税，再加上官吏贪婪，百姓如同置身水深火热之中，各地都有反叛之心。我们若想赢得民心，必须打着仁义的旗号，宣称大兵所到之处，打开城门欢迎投降者，秋毫无犯。对于在职的好官，让他们继续任职。对于苛待百姓的官员，立即处斩。所有钱粮征收额度减至原额的一半。如此一来，百姓自然愿意归附。李自成采纳了李岩的建议。


    李岩秘密派遣党羽装扮成商人，四处散布消息，宣称闯王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不杀无辜，不掠夺财物。他编造口号，让儿童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又说：“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当时各地连续几年遭遇旱灾，官府又严刑峻法，加重盘剥，百姓一听到这些童谣，都期待李公子的到来。只是无知的民众误以为李公子就是闯王，而不知闯王其实是李自成。李岩曾被推举为孝廉，其父曾任某尚书，因此人们称他为李公子。

 第256章 左良玉中州之战、刘熙祚壮烈牺牲、长沙女子

    左良玉中州之战


    当时河南地区叛乱分子众多，皇帝命杨嗣昌以督师身份统帅军队。杨嗣昌临行前上奏说：“臣誓死必将贼寇铲除，两年之内，必定有所成效向陛下报告，无需忧虑南方局势。同时请求增兵十万，增加军饷一百八十万。”


    杨嗣昌率领二十万军队驻扎在湖北，并调集四川兵力自卫，结果导致张献忠趁机攻入四川，屠戮绵州、剑州等地，造成严重伤亡。杨嗣昌抵达四川后，又调动河南兵力随行，这样一来，李自成得以趁机进入河南，杀害了福王。杨嗣昌请求晋升左良玉为太子太保、平寇大将军，赐予蟒袍玉带，并命令他协助征讨贼军。


    杨嗣昌在归德驻扎，派左良玉为前锋，进军至武安县。贼军先锋柏止善突然出击，左良玉部下的游击将军左明国抵挡，激战中突然左营炮火响起，柏止善惊慌失措，被枪刺中败逃。贼将谷大成当时在阵前，左良玉远远对他说：“朝廷三百年的恩泽深厚，你们为何还要反叛？”谷大成答道：“朝廷贪官污吏横行，搜刮民间脂膏殆尽，百姓生灵涂炭、苦难深重，何来恩泽？”于是双方交战。左良玉假装败退，谷大成追击，左良玉突然回马，谷大成中刀逃走。


    刘熙祚壮烈牺牲


    张献忠攻破襄阳，杀害襄王，杨嗣昌为此自缢身亡。朝廷指责左良玉纵兵劫掠，消极抗敌，于是将其降级两级，收回封赐，左良玉部下的将士因此不再奋力作战。张献忠得知后，率军长驱直入汉阳、荆州、黄州等郡，势如破竹。惠、桂两藩王逃走，张献忠紧追不舍。刘熙祚命令中军王永图率兵护送，自己则打算前往永州固守。张献忠千方百计想要诱降刘熙祚，刘熙祚都坚决拒绝并痛骂贼寇。张献忠大怒，于长沙府宁乡县文庙中杀害了刘熙祚。后人有诗赞曰：“昔日颜真卿怒斥安禄山，其浩然正气充盈人间。刘公壮烈殉节，同样可歌可泣，忠烈之名永载史册。”


    又有一首悼念刘熙祚的诗云：“手持绣斧巡视湘地，早已声名远扬。荆南血战的痕迹犹在，斗北英勇牺牲令人怀念。制定讨贼策略，夜战楚江，忠心耿耿。可怜身死家犹远，汉水潺潺，满是悲痛的哭声。”


    当时整个湖南都被贼军占领。


    长沙女子


    这位女子姓氏不详，年约二十，居住在长沙城中。贼军攻至城下，兵丁官吏纷纷逃亡，唯有这位女子手持兵器登上城墙。城池被攻破，贼军涌入，女子立刻持刀攻击贼寇。贼寇说：“别人都不抵抗，你一个女子又能做什么？”女子答道：“我以那些身为男子却不如我的人为耻。”这名女子面容姣好，贼寇企图诱捕她，女子闭目怒骂，挥刀斩杀贼寇，最终不幸遇难。


    只身登城守卫，实无济于事，这名女子难道不知道吗？但她所做的行为极为罕见。遭贼军侵扰的地方，贞烈女子惨死无数，唯独她以罕见壮举流传后世，使人听闻后无不深感惭愧，感叹其英勇。


    李自成围开封


    李自成派遣权将军路应标为大将军，狄应魁为先锋，赵礼为右击将军，王襄为左攻将军，集结三十万大军，围攻开封。李自成把黄河水挖决堤，全城居民几乎全部溺亡。贼军所到之处，守军望风而逃，仅固始县在总兵黄鼎的坚守下得以保全。黄鼎是六安州人，智勇双全，听说应标等人即将抵达城下，先派张允林假意投降，让他暗中传递贼寇的情报，又成功招募到许多士兵，最终坚守了城池。


    孙传庭战败


    癸未年（公元1643年）八月，孙传庭率领十万大军，按期出征剿匪。他上奏说：“我必将彻底扫清河南、陕西的贼军，荡平这些巨寇，绝不敢留下任何一个贼寇给国家带来隐患，给君父带来忧虑。”李自成得知后，派遣大将军刘宗敏、征西将军李承元等率军抵御。


    贼军隐藏精锐部队，先让伪装成士兵的良民百姓冲击孙传庭的阵地。孙传庭与之交战，斩杀贼军两万，追击百余里。李自成又派李牟率军假装投降，谎称贼军畏惧孙传庭如虎，只会逃跑，不敢交战。孙传庭信以为真，率军深入敌营，突然贼军大炮轰鸣，四周伏兵四起，官军全军覆没，孙传庭败逃。贼军由此攻入潼关。

 第257章 程源疏略

    程源疏略


    此前，孙传庭尚未战败的时候，新科进士程源因见贼寇势头危急，担心孙传庭轻率出战导致失败，于是痛心疾首地上奏了一篇奏疏。奏疏大意如下：


    我听说，君主忧虑，臣子应感到耻辱，这是自古至今不变的道理。如今正值圣明天子执政，天下哪有难以解决的事情呢？然而，臣子们空洞的言论虽多，实际效果却寥寥无几。贼寇猖獗已经持续多年，一会儿传来捷报，一会儿又传来败讯，反复不断地困扰圣上，原因就在于对敌情的分析不足，眼光不够长远。臣恳请综合分析天下大势以及贼寇的真实情况，逐步制定对策。


    审视天下大势，关键在于以西北制约东南，以东南拱卫西北。然而，贼寇起于中原，占据了我朝腹地，觊觎荆襄诸郡，意图控制上游要地。要知道，中原地区与京城之间仅隔一条黄河，而荆襄距离陪都也不过十五日行程。贼寇之所以迟迟未敢直接进攻这两地，臣认为是因其狡猾的计谋所致。贼寇一旦渡过黄河，必定会背对秦、蜀两地，向南扩张又不利于其骑射战术。因此，他们打算先逐渐蚕食秦、蜀，再安心渡河，然后再南下攻略淮扬，则会使陪都南京孤立无援。这两条战略关乎国家的安危，怎能不尽快策划应对？


    近日，孙传庭以数万兵力对抗数十万贼寇，孤军深入，多次上报捷报。我曾对知情人士说过，这恐怕是贼寇故意诱敌深入。果然，如今孙传庭兵败的消息传来。尽管巡抚孙传庭是一位敢于担当重任的臣子，但用兵之道讲究相互策应、牵制、虚实结合，岂能仅凭数万之师，深入虎穴与敌硬拼？


    我听说，战国时期的王翦伐楚，请求调配六十万兵力；汉高祖刘邦困住项羽，也是等到韩信率三十万大军赶到才发动决战。兵力的多寡，决定了双方的强弱，贼寇对此早已洞若观火。如今贼寇剩余兵力虽不及楚项，且我们国家的实力远超汉朝、秦朝，但要彻底消灭这些大贼，必须大规模出兵。若要大规模出兵，必须要征召数十万大军，八方集结，从四面八方对其进行分割打击，使他们首尾难顾。这时必须考虑：谁负责支援？谁负责实攻？谁负责牵制？谁负责包抄？各环节紧密配合，使贼寇疲于奔命，无力反击，然后再一举将其歼灭。贼寇忌惮的是分散兵力，而我方所依仗的则是团结一致、集中兵力。我听说湖南的伪官请求贼寇增派兵力，却被拒绝，由此可见贼寇对于兵力分散的忌惮。


    然而，有人认为贼寇必定会渡过黄河。我的愚见认为，贼寇短时间内不会轻易渡河。我担心的是，陕西官军刚刚战败，贼寇必定趁机进攻，倘若孙传庭坚守关隘，固守城池，等到贼寇久攻不下，无计可施，士气低落，兵力疲惫时再行反击，仍然还有胜利的机会。若急于求成，以新败之师贸然开关出战，军心必会胆怯恐慌，最终导致全军崩溃。一旦贼寇闯过潼关，三秦之地失守，贼寇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我痛哭流涕、痛心疾首地上书请求皇帝下令孙传庭坚守关隘，避免轻率出战。如此，则天下幸甚。


    然而，他的奏疏呈上后并未得到回复。果不其然，潼关最终失守。


    防河剿寇十款


    程源见三秦地区失守，拟定了十条关于防御黄河、剿灭寇贼的建议。其大意如下：我听说，身处重要岗位，鞠躬尽瘁以平定乱象，这是大臣的责任；而没有身处重要岗位，仍能不顾安危、直言进谏，这是小臣的赤诚之心。想当年汉朝处于承平之世，书生贾谊尚且痛哭流涕，上书进谏。何况如今天下局势动荡，民心将要背离，漕粮供应即将匮乏，外省的救援难以及时抵达，敌军逼近关隘，贼寇意图渡过黄河，京城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谈论起战事，却发现无兵可用，谈及防守，却又难以稳固防线。


    我认为，此刻应尽快一一采取措施，唯有如此，国家尚能自保。只有实现自保，才能进一步考虑如何收复失地。时机一旦错过，就如同火势已熄再来谈救火，那时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局势都将陷入无法挽回的困境。这就是我痛心疾首，恳请朝廷尽快采取行动的原因。

 第258章 绘图续记、颁罪己诏、召张真人建醮、李自成率军渡黄河

    绘图续记（对之前的记载补充记录）


    忽然，宫中出现一名少妇，她全身着白色丧服，有时出行于清晨，有时出行于黄昏，在宫中四处疾奔，宫人追逐她时，她瞬间消失无踪，众人皆心生恐惧。此时贼军嚣张，皇宫内有一密室，原为刘诚意所封存，门上有题字说：只有国家遭遇重大变故时方可开启，不可轻易泄露，以免引发灾祸。皇帝欲打开此室查看，亲自来到密室门前，只见封印严实，周围阴风凄厉，从空中吹来，恶雾弥漫，自地面升起。掌管宫室设施的太监磕头奏道：此乃先天秘机，恐怕不可轻易揭示。皇帝不听，坚持要打开查看。


    他命两名小宦官揭开封印，然后亲自步入密室。只见室内漆黑一片，阵阵妖气冲塞鼻端，让人几乎站立不住，皇帝与众太监亦感畏惧。片刻后，室内微显亮光，只见是一只朱红色木柜。皇帝命人立刻打开，小太监用金斧砍开柜门，只见其中有三卷画轴滚出。查看第一卷、第二卷直至第三卷，似乎上面描绘的是皇帝面容等等内容。太监回应道：这些皆为未来征兆，祸福难以预测，非臣下所能预先泄露。虽然有人说屡次看到不祥之兆，但当今皇帝您以仁爱治民，以刚毅决断政务，历来都是正义战胜邪恶，即使有轻微灾祸，也不必过于忧虑。


    看完以后，皇帝回到宫中，心中郁郁不乐。次日皇帝临朝，钦天监奏报夜间东方出现一颗名为长庚的星辰，其形态与以往大异，光芒闪烁，有四角或五角，其中显现刀剑、旗帜、人马影子，仿佛群斗之状，而且大小、长短、隐现变化无常。同时，南京科道官员奏报凤阳发生地震，震动声如狮吼，一日之内连震三次，人人惊惶不安。


    颁罪己诏


    皇帝鉴于灾异频繁出现，于是颁布罪己诏，遍传全国，告知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及各省直等衙门，要求他们慎重刑罚、暂停娱乐，禁止宴饮、迎送，服饰需使用布料制作，崇尚简朴，不得奢华装饰。诏书内容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德行浅薄，致使世间屡遭天灾，蝗灾旱灾连年不断，百姓生活困苦，贼寇猖獗而难以剿灭，人心离散难以收复，这都是因朕的罪过日益深重，导致朕的心思日益笨拙。特此诏告朝野诸臣，务必直言无讳，尽心进谏，或能抑制邪念，或能提出善道，务必使天意感动，世态安宁，如此朕得以敬守中庸治国之道，臣民共庆，尔等须遵照执行。（此记载于崇祯十七年二月）


    召张真人建醮


    皇帝颁布诏书后，又派遣使者前往江西广信府贵溪县龙虎山，召请三天大法师正一派张真人，到京城主持延禧万寿禳妖护国清醮仪式。使者抵达真人府，只见其门额上得金字牌匾写着：“正一天师洞府上清宫”。两侧楹联写着：“纲维岳渎威权广，叱咤雷霆号令雄”。接到皇帝诏令后，张天师携同道箓左赞法真人，道纪右护功真人、驱雷掣电真人、移星换斗真人、飞鸟走兔真人、呼风唤雨真人、祛妖除眚真人、宣祥致瑞真人，以及执剑仙童、握符神将、随坛功曹使者等一应人员赴京入朝。


    皇帝对张天师说：“近来天灾频现，宫中多有怪异之事，皆因我之失德所致。我虽已躬身反省，但还需仰赖爱卿你向天庭告解，为我陈述，或许能转祸为福，消除灾厄，安定宫禁，使百姓和睦。”张真人答道：“皇帝引咎自责，以安抚天下，如此诚心诚意，何愁天心不感应，灾祸不消除，宫禁不安宁，百姓不和谐？我愿竭力主持醮事，以报答圣恩。”皇帝再三慰劳。


    张真人退朝后，于万寿宫中设立罗天大醮，又在附近宫观寺庙中选取僧道各三百人，在醮坛执事，连续建醮四十九日，期间皇帝三次亲临，行香祈祷。张真人焚烧疏文。伏坛疏文上写着：


    伏以承平已久，祸乱应生，虽属自然之理数，亦因过失所致。臣等治理四海，蒙受社稷之宏大寄托，抚育万方百姓，深知德行浅薄，招致谴责不轻，罪咎深重，灾祸频现。臣特列举六事，于桑林之中虔诚祈祷，冒昧恳请上达玄穹，以仁慈之心布施黎民，万方若有罪，罪在我身，天下若无灾，灾由恩泽消除。以上疏文谨献于金阙寥阳玉清上帝。


    醮事完毕，张真人伏于坛前，神游至天庭，醒来后不敢泄露所见，仅奏报说：“灾异与妖孽，上帝已命北极佑圣真君予以诛杀、驱逐。国家将延续长久，万世子孙繁盛。”张真人随后辞别皇帝，返归江西。


    我年轻时曾听说张真人途经我的家乡无锡。当时传言宫中有妖异，皇帝召其前来驱除，就是指的此事。张真人所奏报的北极佑圣真君，实指玄武神，玄武神形象为披发持剑。清国起源于东北，辫发之人进入中原，驱逐李自成，其情形与玄武神颇为相似。至于“万孙”之说，崇祯、弘光、永历皆为万历皇帝之孙，张天师不敢泄露天机，故以隐语奏报。（这是我于辛亥即公元1671年四月十一日在王馆书写记录）


    李自成向各处传令，狡诈称他率领的军队为仁义之师，不侵犯妇女，不杀害无辜，不掠夺财物，所过之处秋毫无犯，但要求兵临城下时，百姓严禁抵抗，第一声炮响要求地方官出城迎接，第二声炮响要求乡绅投降，第三声炮响要求百姓跪接。如关闭城门，上城防守，待攻破之日，将对全城百姓进行屠杀，不留一人。百姓闻讯，纷纷望风而降。


    李自成率军渡黄河


    李自成统率五十万大军，先于沙涡口建造大船三千艘，又征用万余民船，以装载兵马。自沙涡口渡过黄河，登陆后进军山西太原等地。


    李自成伪诏


    伪诏说：


    上苍明察，实为至公无偏；下民归附，期盼早日解脱苦难。天命无常，人情尤显。回顾往代兴衰，可知治乱之源，鉴古识今，深知治国之要。明朝虽长期享有太平安宁，但纲纪逐渐松弛。君主并非特别昏庸，却孤立无援，被蒙蔽甚多；臣子纷纷营私结党，鲜有忠诚公正之人。贿赂盛行于宫廷官府，朝廷权力日益腐败，利益被宗室贵族独占，百姓财产几近榨干。天公垂怜苍生，故降灾祸以示警。


    我出身平民，目睹百姓困苦之状，内心深感悲痛不已。念及普天之下，众生皆陷困穷，怎能忍心燕山、易水之地仍受战火煎熬？想到普天之下所有臣民皆陷于困苦之中，我怎忍心看到易水、燕山一带仍然遭受战火煎熬，尚未得到解救？我亲自驻扎在恒冀一带，致力于安抚百姓，但仍担忧你们明朝君臣未能领悟上天之意，不明白朕的心意。因此，我坦诚直率地告知你们，你们应当体会天意，勿使宗庙蒙羞，勿使臣民陷入危境。我愿施恩于前朝遗民，不分种族，如对杞国、宋国般延续祭祀，以此彰显你们之孝道，使百姓有家有室，共享安宁，以此彰显你们的仁德。所有官吏，当勤勉辅佐君主，保全自身，继承佳客之美名，尽职尽责，忠诚不变。今日颁布此诏，以表明我的赤诚之心。明朝君主当认真思虑，勿使宗庙蒙受羞辱，勿使臣民陷于危难。明朝臣子当谨慎行事，忠于你们的君父我，以广泛地为家族和自身积累恩德。谨此诏告。

 第259章 李建泰出师、唐通觐见皇帝、白广恩移书姜镶约降等

    李建泰出师


    甲申年（公元1644年）正月十六日，李建泰率军出征，途中狂风大作，沙尘漫天。占卜天象的书上说：“出兵遭遇风沙，军队将覆灭，无法返回家乡。”


    唐通觐见皇帝


    唐通入朝觐见，皇帝说：“贼寇悖逆天道，残害生灵，荡平他们的伟业，全靠你早日凯旋奏报。”唐通回答：“微末之徒，流祸无穷。我仰赖先祖列圣的神威和皇帝的如天之恩泽，愿以身报效，使元凶大恶迅速被铲除。”皇帝十分满意，对他加以慰劳，并赐予金银宝物和彩丝织品，唐通感激涕零，领旨退出。


    白广恩移书姜镶约降


    学生白广恩拜上，国事至此，您心中自有定论，我无须多言。我等长久以来受文臣压制，犹如狗马一般卑贱。如今闯王势力强大，朝中奸佞当道，我等即便想建功立业，也只会反招灾祸。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竖起降旗以图富贵。相信您能洞察全局，幡然醒悟。特此致函，敬请回复，以宽慰鄙人心怀。军务繁忙，其余不多赘述。


    姜镶回信表示同意投降。


    宣府总兵朱之冯


    贼军逼近宣府，朱之冯对兵民百姓说：“朝廷三百年来的恩德深入人心，生死皆是天数。皇天后土，即使舍身也无法报答，岂可一日之间便投靠贼寇，背弃千秋大义？君主与父母亲人并无区别，你们想想世上怎会有孝顺他人却忤逆自己父母之人？”但众人不听其言。


    居庸关唐通降


    三月十一日，大同沦陷。贼军进抵居庸关，唐通率军迎战。当时贼将李牟率领四十万大军，双方激战正酣，忽然营中冲出一只猛虎，东西横冲直撞，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唐通惊骇跌倒，被虎擒获咬伤，贼军趁势包围上来。原来那虎只是用虎皮伪装的，实为贼将谷大成所扮，唐通被捕后被迫投降。


    宋孩儿起数


    军师宋献策对李自成说：“我观测明朝气数已绝，将在本月十八日丙午这一天显现。届时天空将布满阴霾，凄风苦雨，便是其应验之兆。十九日辰时，都城必然被攻克无疑。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各地援兵集结，要再等六年之后才有机会。另有谶语说：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攻战定能胜。只需摆出孩儿阵，孩儿就能夺下北京城。根据这则预言，大王您应征召十五六岁的少年，组成童子兵，如此攻城才能成功。”李自成立即挑选五千强壮童子，配备武器，准备攻城。


    杜秩亨议割地


    贼军派投降太监杜秩亨秘密上奏，建议平分天下以换取停战，朝中大臣均认为可行。皇帝泪流满面地说：“祖宗耗费多少心血，历经艰难困苦，才开创这片江山。如今子孙不肖，沉溺安乐，一旦割让土地，朕即使死后归于地下，也无颜面对高祖在天之灵。宁可死，也不能割地。”深夜，皇帝微服出行，来到朱纯臣家中后返回。


    帝后自尽


    圣母周皇后手持节杖，在宫中巡走，边走边哭道：“天灾已降临，大祸即将来临，你们有意愿的人，必须尽快寻找出路。”她巡走两圈后回到宫中，决定自尽。此时，皇帝率领四百名太监试图出逃，但遭到炮火阻挠，只能返回。他对皇后哭泣道：“大事已去，让宫女各自散去吧。”随后，皇帝来到武英殿，秘密召见守城官员，每座城门交给他们三盏白灯笼，并嘱咐道：“敌军攻击城池的紧急程度，通过悬挂不同数量的灯笼来传达信号。敌军开始攻城时，挂一盏灯；攻城猛烈时，挂两盏灯；城池被破，挂三盏灯。”守城官员离开后，皇帝来到干清宫，将太子和定王托付给周奎，将永王托付给刘文炳，并嘱咐太子、二王说：“江山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这是你父亲我的罪过。然而我已经竭尽全力，无奈文武百官各怀私心，不肯以国家为重，才导致如此败局。如今不必再问吉凶祸福，只要按道理去做即可，我也没有其他顾虑了。”说完，皇帝与太子等人抱头痛哭，互道永别。


    皇帝再次进入寿宁宫，看见长公主正在痛哭，便砍伤她的手臂。接着来到西宫，欲赐死袁妃，又到坤宁宫，发现皇后已自缢身亡。最后，皇帝登上皇极殿，亲自敲响景阳钟，钟声远播京城，希望能召集文武百官，但无一人前来。于是，他手持三眼枪，带领几十人前往前门，看到城墙上已悬挂起三盏白灯笼。皇帝明白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急忙派人逼迫张太后和李娘娘自杀。随后，他割破手臂，用自己的血亲手写下遗诏，将其缝入随身衣带内，披头散发，衣冠不整，最终在宫后的煤山上自尽。


    三盏白灯笼还未等到城池被破就全部悬挂起来，显然是内奸按计划所为。

 第260章 李自成入京城

    李自成入京城


    三月十八日，黄沙蔽天，旋风席卷大地，雷雨交加，贼营向四面八方发射火炮，连珠炮声连绵不绝。贼军制造了高达五丈的云梯，环绕京城四周布置，总计数百张。他们令童子兵手持短刀，如猿猴般敏捷，从四面八方攀爬城墙，逢人便砍。守城士兵见到此情景，惊恐溃散。百姓间流传着皇帝已出逃的消息，文武百官也都换上了普通百姓的装束，各自逃命，刹那间，儿童妇女的哭声震天。当时天色阴霾，阳光凄凉。


    贼军从西面进攻得胜门，东面进攻齐化门。牛金星、李牟率兵攻上城墙，同时派出数千骑兵直奔正阳门，命令城门大开，还命令守军将所有火器全摆列在城墙上。据说贼军事先已潜伏在京城各处，有的伪装成售卖绒货、酒米的店铺，有的开设星卜摊位，有的开设药铺。当时朝廷宰相卖官鬻爵，京城买官者多为贼人内应，由此贼军内外呼应，使得在位十七年励精图治、忧国忧民的崇祯皇帝离世归天，大明三百年的太平繁华江山分崩离析。


    刘宗敏传谕


    刘宗敏传令京城百姓道：“我们来是为了保护你们，你们不要惊慌。你们需用黄纸写上‘顺民’二字，贴在额头和房屋入口处，这样就不会被杀。”百姓纷纷手持香烛跪地迎接，房屋入口处均贴有“顺民”二字。有的还书写有“永昌元年，顺天皇帝万岁”的字样。


    李自成入大明门


    李自成骑着雕鞍骏马，自大明门率军涌入，向承天门射箭，并暗自祈祷：“若能一统江山，箭矢应正中射在天字中央。”然而箭矢偏离，射在一旁，他颇为不悦。牛金星说：“大王欲取代大明、承天之运，为何反而射天字呢？刚才从大明门进，为何不射大明二字？”


    李自成从大明门进入紫禁城，刘宗敏、牛金星等随行。他们首先抓来娼妓和唱歌的小童各数十人，摆下宴席。当时京城士民皆戴着破帽，穿着破衣，躲藏在茅屋之中，几匹细绢绸缎也换不来一件破旧衣服。贼军又进入深宫大殿，设宴演戏，诸贼寇在宫中肆意进出，随意坐食，嬉笑吵闹，毫无纪律可言。午门任由贼军骑兵东西驰骋，童子兵也裹着抢来的锦绣衣物，在市中策马奔驰。


    伪诏


    李自成发布的诏文说：由于京城投降迅速，暂且免除你们这些百姓遭受屠戮之苦。你们百姓应各自安心谋生，不得关闭店业。如有士兵滋扰侵害百姓的，我们会依法严惩。


    伪谕在京文武


    谕文说：吏部尚书奉旨选授官职事。现在正是大顺朝鼎定天下之初，恭承上天之命，所有臣民均应倾心效力。你们前朝在京的文武官员，限次日早晨全部报名汇总审查。不愿做官的，听其自便，愿做官的，照旧擢用。如有抗命不报名的，处以极刑，藏匿官员的，一并连坐。希望你们各自遵照新旨，共襄皇图霸业。参谒宜早，选任勿迟，各个须知榜文内容。永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示。


    伪朝廷派遣官员的随从内外四处搜查，不许民间藏匿官员，一家藏匿的，同编的九家共同连坐其罪。


    富户汪箕


    汪箕，徽州人士，定居京城，家财累积数十万。李自成攻入京城后，汪箕自知家室难保，于是上奏一篇关于南下战略的奏疏，愿担任先锋，率兵开路，以尽犬马之劳。李自成对此感到高兴，询问宋献策汪箕是否可靠。


    宋献策答道：“此人拥有数百万家产，经营数十家典当铺，妻妾众多。如今他声称愿意领军前行，实为金蝉脱壳之计。”李自成领悟，下令伪刑部追缴汪箕家产十万两，并夹打他三次，还给他戴上脑箍受刑。汪箕忍受不了酷刑，命家人取水，他喝下三瓢后去世。


    象泣


    一天，象房桥附近，群象突然发出如同哭泣般的叫声，大声嘶吼不止，泪水如注。当时天色昏暗，灾异频现。


    李岩谏李自成四事


    贼军对官绅士民的凌辱已至极点，以至于天昏地暗，百兽哀鸣。制将军李岩上疏向李自成进谏四件事，大概内容如下：


    一、清理皇宫大内之后，请主上您退居公厂，待工部修缮整理完毕后，由礼部择日率百官迎接主上回到皇宫大内，商议登基大典，选定吉日，可以先命令礼部制定典礼仪式，公布给群臣预先演练。


    二、对文官追缴赃款，除已死或归降者外，最好分为三等。有贪污行为者，交由刑部严加追查，将其全部家产充公。抗拒投降的，刑部追缴完赃款后，再对其定罪。清廉的，免于刑罚，允许其自愿捐输助饷。


    三、各营兵马应退居城外驻守，安营扎寨，听候调遣出征。如今主上很快就要登基，应以尧舜的仁慧洁身自爱，以尧舜的仁德关爱天下。京城百姓安居乐业，方能成就帝王之治；一切军队不宜占用民房，以免失去民心。


    四、现在明朝各地起兵讨伐，边境报告十分紧急。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如今已择定吉日，官民热切盼望主上登基，如同久旱盼甘霖。主上无需亲自率兵出征，只需派遣官员招抚各镇，许诺以侯爵封赏，各镇首领及其子嗣可以都封为大国侯爵。至于明朝太子，应该允许其供奉宗庙，使其世代朝贡，与国同休。如此一来，统一天下的基础可奠定，战争之乱即可平息。


    李自成读罢奏疏，不甚高兴，只是批复“知道了”，并未采纳。


    宋献策奏削发诸臣


    宋献策上疏称：那些剃发的明朝奸臣，吏部不应该授予官职。这些人既不能为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之心，又不肯真心归我顺朝新主，反而投机取巧，徘徊在歧路之中，既失忠贞节操，也难以揣测他们的用心。若对他们委以政事重任，视为心腹，恐怕将来会有反叛的忧患等等。


    李自成批复：对于剃发的奸臣，命法司部门严加审讯拷问，吏部不得将他们混为一谈、授予官职。

 第261章 宋献策与李岩议明朝取士之弊、牛金星遇异僧、自成伪檄等

    宋献策与李岩议明朝取士之弊


    宋献策呈上奏疏后，走出朝堂，与李岩一同散步前行。恰好遇见两位僧人，他们设立祭台，供奉崇祯皇帝的灵位，旁边还有僧人诵经礼忏。这时，一位明朝降臣身穿华丽的官服，骑着马，由侍从引导而过，竟然没有表现出丝毫悲痛之情。李岩说：“为什么这些官员还不如和尚呢？”宋献策回答：“这种官员原本就是低贱之物，不是和尚的品质能超越他们的。”李岩又说：“明朝选拔官员，先要通过乡试，再会试，最后是廷试，还要经过观政候选，可以说是考核极其严格。但是为何国家有难时，愿意报效的人却如此之少？”宋献策说：“明朝的国政失误之处就在于过于重视科举，朝廷给予中举者高官厚禄，一旦君主遭遇危险，这些人都只想着自保。那些新晋官员会说，我这顶乌纱帽得来不易，二十年寒窗苦读才换来了这个职位，怎能一事无成？而那些位居高位的官员也会说，我官居极品也不易，二十年仕途谨慎，才达到这个地位，而且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改变局面，我即使独自赴死也无济于事。这两种人，都认为功名都是自己努力所得，所以对朝廷毫无感激之情，也就不足为奇他们会抛弃旧主、投靠新主，对国家之事漠不关心。由此可见，如此用人，非但没有彰显朝廷对士人的恩德，却还想要求他们报效，岂不是愚蠢至极！其中更有权势之家凭借关系而晋升的人，他们养成傲慢、贪婪的习性，不懂孝悌，又怎能忠义？还有富豪家族通过贿赂而晋升的人，他们花费大量钱财，只想从中牟利，未曾研习文章，又怎能懂得忠义？这就是近年来朝廷选官的一大弊端。如果当权者能够纠正这些弊端，回归正确的治国之道，那么朝中就没有侥幸上位之徒，民间也不会有被遗漏的贤才。”


    李岩说：“刚才看见僧人敬礼旧主，足以看出他们良知未泯，那么佛教也应该值得推崇。”宋献策反驳道：“佛家本是西竺的外来产物，是一种异端邪说，充斥着欺骗和虚妄，不仅愚夫俗子为其所迷惑，就连学士、大夫也尊崇其教，纷纷学习。偶尔有人悲愤至极，就会剃度出家以逃避是非；遇到患难，就遁入空门忘记君父。原本庄严神圣的丛林宝刹之地，却成了藏匿奸佞、包庇叛逆的巢穴。君主无法得到臣子的忠诚，父亲无法得到儿子的孝顺，以平民的身份对抗王侯，以异端邪说混淆正统信仰，这种怠惰放纵之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说诵经真的有用，那么在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为什么不诵经退敌？如果礼忏真的有效，那么在君王为国捐躯之日，为什么不礼忏以延长寿命？这就是佛教的荒谬无稽，白白耗费百姓的财物去供奉它。应当把这些人当作普通人对待，烧掉他们的经书，驱赶全国的懒汉，以节省国家开支，这样国家财政自然充足，民间也不会有游手好闲之人。”李岩佩服说道：“军师的观点非常正常，主公如果能够采纳并实施这些意见，彻底革除积弊，将是国家和人民之大幸。”说完，二人各自返回营地。


    牛金星遇异僧


    牛金星准备入朝商议登基事宜，行至长安门外，只见一位身着僧袍的僧人站在街头拦住他，还大声呼喊道：“小僧有紧急之事，要禀告丞相。”牛金星问：“和尚有何要紧事？”僧人回答：“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却被你们的士兵逼得吊死了，现在你们不仅夺取了明朝的江山，还找不到太子的下落，特来向丞相询问。”牛金星勃然大怒，他的左右随从想要杀掉僧人。僧人大笑道：“和尚只有一个头，砍了又能值什么呢？你们几万人的头又如何？”牛金星说：“这僧人疯了，不要杀他。”牛金星让他赶紧滚，僧人走了几步，化作一阵清风，消失无踪。


    自成伪檄


    李自成攻陷京城后，一边派人招降吴三桂，一边发文招降左良玉、高杰、刘泽清等将领。伪檄的内容，详见吴三桂请求援兵的记录。


    自成伪造天命


    宫中忽然搜出一只渗金铜炉和一只漆金铜炉，上面都刻着“永昌元年三月之吉”。众人惊骇不已。这时果毅将军入朝报告：“四夷馆中有十几位来自西域的番僧，口齿不清，呈上一份表文，翻译过来说是他们西天竺国国王弥离哆斯满派来的使者，前来祝贺中国新天子登基。”


    自成改换服饰印契


    当时，顺朝所有文官都受大将军节制，一品官员的冠上插有雉尾，一品公服采用棋盘方领补子的服色，文武官员一律改换服饰。印章中，三品以上的官员使用符，四品以下的官员使用契。


    公主梦见帝后


    何新救了明朝公主到周奎家中，公主思念父皇母后，多次想绝食。左右之人苦苦劝说，勉强延续公主生命。一天公主打盹时，忽然梦见先帝、先后与王承恩来到面前。先帝、后说：“我已经向上帝控诉，逆贼恶贯满盈，不久自当消灭，但劫数尚未结束，结果只在一年多之后。”说完，先帝披发仗剑，追逐杀戮闯贼，突然传来连声炮响，公主受惊而醒，将此事告诉了周奎。


    李自成死于罗公山


    李自成于四月三十日向西逃窜，焚烧京城的五凤楼，京城九个城门起火，火光冲天，百姓哭喊声传至数十里外。听说唐通被冯有威杀死。


    五月初二，吴三桂军队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斩杀贼将谷大成，贼将左光先坠马折断脚踝，李自成多次败退。五月五日，李自成率众将直接逼近吴三桂营帐进行大战，从辰时到酉时，双方互有伤亡。此时突然狂风大作，贼军阵旗全部倒下，李自成中箭，从马上跌落，连忙返回营帐。从此以后，李自成一边战斗一边撤退，吴三桂也没有急于追赶。牛金星见形势不利，萌生异心，嫉妒李岩、李牟在军中很受欢迎，便想除掉他们。


    恰逢河南归德府同知陈奇、商丘县令贾士俊，定陵县令许承荫、鹿邑县令孙澄、考城县令范隽、柘城县令郭经邦及尚国俊七人，均被明朝兵部尚书丁启睿命令参将丁启光捉拿，又送往南京，李岩便请求率兵收复失地，李自成同意。牛金星进谗言说：“李岩此次必定不会回来，叛乱之心早已暴露，不如杀了他。”李自成听信其言，命牛金星设宴诱杀李岩。宋献策一向与李岩交好，于是去见刘宗敏，用牛金星陷害李岩的言语激怒他。刘宗敏大怒说：“牛金星没有立下一箭之功，竟敢擅自杀害两员大将，老子必须杀掉他。”从此，李自成手下文臣武将开始相离心离德。


    宋献策离开后，刘宗敏率众赴河南，李自成与李过及几位猛将率领十万兵力，从河南到湖广，打算与张献忠会合，渡江抵达辰州。他们得知张献忠已入川，于是驻扎在黔阳二十里外。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正月下旬，李自成等人驻扎了二十天，附近百姓苦不堪言。李自成听说何腾蛟的军队将至，便深入山区查看要地，见到罗公山险峻而广阔，于是分称三大营驻扎山下，计划长期驻守黔阳。但因军饷只能支撑两个月，他命刘宗尧等率兵两千渡江，前往豫楚交界的郡县抢劫粮食；命辛思忠、杨彦率兵两千，在湖广沿江府县抢劫粮食。


    一天晚上，李自成刚躺下睡着，突然大喊：“杀杀杀！我不怕你。”窦氏惊问怎么回事，李自成说：“刚刚梦见坐在北京宫殿上，忽然看见崇祯皇帝与范景文、倪元璐、汪伟、吴襄、周遇吉等数十人要抓我，我就挣扎醒来。”窦氏说：“不要害怕，是疑心生暗鬼。”李自成再次入睡，又梦见先前的情景，听见文武官员怒斥声如雷，于是醒来。


    第二天，他病情加重。李过每日前来探望，由此与窦氏私通。李自成病情日益严重，半夜连连喊道：“皇帝饶了我吧。”遂去世。李过以皇帝礼仪将其安葬。


    当时，清朝有人向清朝皇帝上贺表称李自成是病故。


    李过投降何腾蛟


    李自成死后，其侄子李过与贺锦、牛佺、任继宗、刘体仁等共议，诸将均劝李过投降南明朝廷的何腾蛟，李过于是率众归附。


    有人说：李锦（此处笔误，应为李过）外号一只虎，是李自成的侄子。李自成死后，李过护送李自成妻子高氏渡过洞庭湖，占据山寨驻守。南明隆武帝派马吉翔招降李过，赐李过名为李赤心，封高氏为忠义夫人。南明隆武帝去世后，南明的堵胤锡以永历帝阁部大臣的身份任湖南巡抚，李赤心接受了他的招安，向南明称臣。然而李过非常桀骜不驯，在军营内尊称高氏为太后，上疏时也称李自成为先帝，朝廷建议何腾蛟此时应大局为重，容忍此事。后来，何腾蛟以阁部身份率轻骑前往李赤心营地，联合攻打长沙，并封李赤心为兴国侯。


    李过虽然投降了南明朝廷，不过也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已经到了这一步，不再是以前的天下；朝廷到了这一步，也再是以前的朝廷。君子读到这里，能不再三叹息？这是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四月十三日，计六奇（字用宾）书写于社埄王馆。

 第262章 总论流寇乱天下

    贼寇起自于崇祯三、四年（公元1630年、1631年）之际，刚开始他们不过是些因饥饿寒冷而聚集于山谷间的百姓，这便是所谓的寇。到了崇祯五、六、七年（公元1632年、1633年、1634年）间，寇匪横行千里，行动飘忽不定，已经形成流寇的态势。待到崇祯十一、二年（公元1638年、1639年）后，情况又有所不同，已不再是一般草贼的行径。再至崇祯十四、五年（公元1641年、1642年）后，贼寇更非割据一方的模式。


    起初，当寇匪作乱之时，朝廷无论是采取剿灭还是安抚之策，其实都较为容易。然而朝廷当权者见识浅薄，终究未能形成有效的对策，令人叹息。初期握有兵权的前线将帅，他们尚属中等智慧能力以上，也并非没有战胜寇匪的威势，然而朝中的公卿大夫往往置身事外，轻易决定战事安排，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死板规定期限且要求必须有所成效，始终未能取得成功。随着时间推移，朝廷任用人才不佳，以骑劫（燕国冥将）乐毅（燕国名将），赵括（赵国冥将）代替廉颇（赵国名将），刚开始任用贪婪无能的熊文灿，造成生灵肆虐的后果，继而又启用杨嗣昌，造成军事上的严重失误，于是中原地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些堪称首恶元凶的贼寇们愈发嚣张，朝廷内部人心惶惶，陈睿谟年迈力衰，宋一鹤年轻稚嫩，朝廷因循旧例，草率地任用他们，又缺乏节制之术，导致将领不懂军事，士兵不能作战。不仅如此，官兵残暴对待百姓，其恶劣程度甚至超过贼寇，导致湖南湖北战事愈发恶化。因此，民众怨恨，上天震怒，饥荒与瘟疫频繁发生，人们同类相残，生灵贱如草芥。


    此时李自成趁机崛起，占据中原，吞并江汉，侵袭陕西，进犯山西、巴蜀，如此势如破竹，皆因民心所向。由于朝廷赋税繁重，百姓困顿，百姓困顿又盗贼滋生，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怎么要等待有智慧的人出现后才知道这个道理呢？明朝制度虽详尽严谨，但内重外轻，君尊臣卑，法律互相牵制，权力相互制衡，按说虽有奸臣，却难以作大乱，虽有枭雄，也难以立奇功。然而，朝廷在征收赋税上繁复苛刻，而在养育民生上却相当粗陋。


    我曾听说过故去的大臣冯琦的言论：本朝的忧患，不在于外戚，不在于宦官，不在于大臣，也不在藩镇敌国，日后真正令国家忧虑的，唯在于皇帝与群臣的严重隔阂以及民众的生活困苦上。记得丙子年（公元1636年）我在淮上，遇见一位老人谈论流寇之事，他说：此寇如果不早日铲除，必将导致国家灭亡。后来我归乡，在士大夫家中饮酒，听到《邸报》传来贼寇警讯，士大夫皆言此乃草贼，不足为大忧。有书生被朝廷征召为言官，说几年后难道不会有绝世枭雄乘乱而起吗？民众生活的困苦，寇匪之乱的深层忧患，早在五十年前，就有淮上的老人知晓，里巷的书生知晓，而朝廷的众多公卿大夫，难道都是如此愚钝之人吗？只是他们沉溺于富贵，从未将国家安慰前途放在心上。待到大厦倾覆、国家灭亡，即使连燕雀也要失去巢穴，岂不令人悲痛！这样看来，庸碌奸臣充斥朝廷，贪污之风遍布郡县，懦弱的将领与骄悍的士兵在营帐中徒劳耗费军饷，而残暴狡猾的贼寇则在天下横行霸道，这些都是上天为大清崛起铺路啊。唉！上天要抛弃的，上天要兴起的，人的力量怎么能阻止呢？这些事情，我们记录留存下来就不讨论了，即使讨论了也不要再议论是非了，顺其自然吧（写于四月十六日）。

 第263章 论明季致乱之由

    明之所以失去天下，原因有四条，且与君主的失德无关。第一条是外有强邻：自从辽东失陷以来，边防形势日益紧张，边防紧张就不得不增加戍卒，戍卒增多则军饷开支增大，于是出现了加派赋税之事，百姓因此贫困。而且连年调动军队，逃亡、溃散的士兵都聚集在山林中，这就是乱世的开端。第二条是内有大寇：张献忠、李自成等人在陕西、河南起事，这时如果用内地的戍兵抵御贼寇，戍兵胆怯不敢作战；如果用边防军队对付贼寇，那么关隘要塞又不能轻易撤防。所以只能左支右绌，导致贼寇更加嚣张，无法控制。第三条是天灾流行：如果在流寇横行之时，百姓没有饥荒之忧，或许还能贪生怕死，坚守城池，贼寇的势力就会稍微孤立。然而陕西、河南连年大饥荒，山东、两湖连年旱灾和蝗灾，穷苦百姓没有生存之路，只能跟随贼寇抢劫，希望暂时缓解死亡厄运。因此贼寇所到之处，百姓争相打开城门，拱手欢迎他们进城，即使是地方官也无法禁止。贼寇因此更加壮大，势力更加嚣张，乱世由此形成。第四条是将相无人：在这天人交困的时期，必须要有像李泌、李纲那样的宰相，像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岳飞（谥号武穆）那样的将领，或许能在万难之中挽救乱局，而当时的状况又是如何呢？开始时温体仁嫉贤妒能，却称为内阁首付，接着杨嗣昌平庸懦弱，而任为督师，最后张缙彦毫无谋略，而任为兵部尚书，此时有能力挽狂澜的文臣宰相吗？至于所用的将领，不过是唐通、姜镶、刘泽清、白广恩之类，都是贪生怕死、望风而降的人物。将相都是这个样子，怎能抵御清国外侮、清除贼寇内贼呢？


    这四个原因中任何一个都足以导致天下大乱，更何况同时出现，岂能天下形势不土崩瓦解呢？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家，强邻侵犯门户，盗贼占据厅堂，掌管家中事务的人又勒索敲诈、贪婪主人钱财，而仆人抱头鼠窜、纷纷逃跑，那么只剩下区区一个主人，怎能不衰败？再比如像人体有病，边疆警报就像人的腰背处的病患，张献忠、李自成之乱就像腹心之处的病患，水、旱、虫等灾害就像伤寒失热的病患，一个人同时有三处病患，已经难以支撑，再加上庸医治疗，其死亡是可以预料的。明朝末年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只有和、守、战三条策略。回忆起当初锦州之战，朝廷的良将劲兵几乎全军覆没，于是导致强邻轻视朝廷，边防警报不断。如果当时以洪承畴总督兵马，吴三桂为总兵，严兵固守，不轻易与敌人交战，并且以甜言蜜语和丰厚的礼物与敌人和解，那么十几万大军完全可以保卫东方边境，这就是处理辽事的正确策略，不适宜开战而应该求和。


    至于李自成，他是贼寇中的枭雄，如果当时让孙传庭屯集重兵于潼关坚守，命令卢象升、周遇吉等视情况出动精锐部队策应，那么高杰、白广恩等人就不会全军覆没，而西安就可以固守。 西安稳固的话，李自成必定无法轻易越过山西而进入河北。这就是对陕西战事的策略，以守为主，以战为辅。


    至于张献忠，他只是一个凶残的贼寇，其声势远不如李自成，那么对他的策略应该是以战为主，守为辅。如果命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等人会合浙江、直隶的军队，四面包围，就可以消灭他。消灭了张献忠，那么左良玉二十万大军可以与洪承畴十六万大军形成掎角之势，内外夹击，就可以消灭李自成。消灭了张献忠、李自成，即使清军深入内地，也不会马上导致朝廷陷入危亡境地。可惜朝廷当权者不懂战守之策，又用人不当，使洪承畴、卢象升在东面陷入困境，孙传庭在潼关覆灭，左良玉在朱仙镇溃败，周遇吉在宁武关战死，清军和贼寇交替入侵，军队和百姓竞相叛乱，最终酿成大祸，无法挽救。


    可悲啊！回顾南宋南渡之时，金国兀术率军大举入侵，杨太（此处可能笔误，应该为杨幺，南宋初年农民军领袖）占据洞庭湖，与刘豫（金国所立的伪齐国皇帝）勾结，企图顺流东下，而李成（南宋伪齐国将领）攻陷了襄阳六郡，准备从江西陆路进军，向浙江进军与他们会师。当时天下的形势非常危急，如果是别人面对这种情况，一定会导致像明朝甲申之祸一样的后果，幸亏当时有岳飞担任制置使来应对，上奏认为襄阳是恢复中原的根本，应当先收复襄阳六郡以消除朝廷腹心之疾，然后出兵湖湘消灭群盗，这是有先见之明的。不久襄阳被收复，洞庭湖被平定，金兵也就不能构成大的威胁，南宋得以在江南偏安一百五十年。这就是国家根本元气稳固，外患逐渐消除的结果。可惜明朝末年的人都没有这种见识，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当时乱世的由来。


    康熙十年辛亥（公元1671年）四月十五日，我完成了《明季北略》一书的初稿，并写下这篇评论附于书中（计六奇写于社埄王馆）。

 第264章 国运盛衰

    神宗皇帝在幼年即位，聪颖早熟，受到母后严格的宫廷教育。辅臣张居正凭借其出众才华，以法制治理国家，政令颁布即刻执行，尤其关注边疆事务。起初，他与高拱共同策划安抚蒙古部落首领俺答，使得宣府、大同以西地区得到安宁。他任命大将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谭纶为督抚，所有军事部署和建设皆听从戚继光的意见。戚继光修建城堡、墩台布局精妙，烽火通讯系统完善，且善于混合训练浙江兵与边地兵，形成步骑车混合作战能力，使得外族之敌闻风丧胆，三十年间无人敢侵犯边境。张居正又启用大将李成梁镇守辽东，李成梁英勇善战，经常杀入敌境深处。


    当时，国内九边地区安定，地方官员畏惧法律，行政管理接近汉宣帝黄龙年间。然而，张居正性格骄傲且刚愎自用，还为儿子建造豪华宅邸，去世后招致诸多怨恨，最终导致家族遭受祸患。继任的内阁辅臣多因避嫌而不愿担当重任，而皇帝又逐渐长大，更加熟悉政务，不再将权力下放，宽严相济、刚柔并蓄，百姓对此感到满意。而且国库充盈，税收也不苛刻，士大夫们以气节互相推崇，虽然没有姚崇、宋璟（唐玄宗开元盛世时的名相）那样的贤臣辅佐，但当时的情况也不比开元盛世差。然而，随着郑贵妃受宠，神宗皇帝渐显懈怠，临朝次数减少，直到围绕皇位继承问题产生激烈争议，朝堂上党派对立，矛盾激化，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围绕皇位继承权问题的奏疏充斥朝廷，皇帝对此愈发厌烦，不断贬谪参与争论的大臣，但持论者立场更加坚定。皇帝认为以威势压制不如置之不理，批复奏章日益稀少，最后甚至完全停止临朝，对于祭祀天地等重大典礼不再亲自主持，经筵讲学也长期中断，对官员的升迁不再过问，被弹劾者也不予处置。这是因为皇帝对朝臣普遍失望，认为无人值得倚重，所任用的大臣越来越少，一人往往掌握多个要职，权势更加集中。而且由于皇帝认为言官无可用之才，便对他们的意见置之不理。然而实际情况是，言官们只要一上疏弹劾，不等到皇帝下旨处理，被弹劾的人就会立刻离职而去，自此言官更加肆意妄为。


    庸碌无能的内阁首付方从哲独揽朝政，但皇帝似乎对他的无能并不反感，反而安然接受了他的执政。由于内阁辅臣无力主政，监察部门得以操纵朝政，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人成为虎豹当关一样的权臣，排斥打压天下贤才，使之几乎殆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凡是被选为监察官员的，都不是由内阁决定。原先的监察官员更是借此机会拉拢后辈，壮大自身势力。当时他们最为热衷的就是禁锢、打击道德理学，而对于边防和吏治则完全忽视，贪腐之风日益猖獗，社会风气急剧恶化。


    辽东危机爆发后，将领和士兵皆骄纵不堪，无法应对。繁重的赋税使百姓贫困，流寇趁机崛起，朝廷统治土崩瓦解。灾难虽然在天启、崇祯两朝彻底爆发，而其根源早已深埋。到了后来，群臣公然背离公义，一心营私，流寇之患日益严重，党派之间的攻击也愈发激烈。尽管各方言论意见各有长短不同，但世人所称的小人，大多确是真小人，而所谓的君子，却未必真是君子。当时百姓更加贫穷，官员更加腐败，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将领士兵不懂得如何杀敌，只知道残害百姓。文官们不务正业，只知道钻营攀附，即使是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也无法挽回这一颓势。


    唉！一天、两天乃至万天之中都会有无数政务需要处理，怎么可能高枕无忧、轻轻松松地治理好国家呢？明太祖朱元璋每天两次临朝，黎明即起，深夜才睡，并非喜好辛劳。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仍顾不上吃饭，实在是不得已。舜帝主张无为而治，只是指的政治理念，并非说无为就是没有繁忙政务。现在竟然有人说万历皇帝因宽松懈怠、不理政务而保得一时太平，崇祯皇帝因过于操切政务而导致天下大乱，这简直是荒谬之谈！

 第265章 门户大略(一)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大臣们朋党现象。汉代的党人，大多是品德高尚的君子；唐代的党人，小人占多数，但其中不乏有才干者；宋代的党人，君子居多。然而，一旦朝堂上朋党之论兴起，必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直至国家衰败灭亡。那些才智出众、品行正直的士人，本应是社会所仰赖的栋梁，却被冠以党派之名。于是，他们的智慧和策略，都用于彼此内耗倾轧，无暇顾及国家大事。并且，指责别人结党的人，自己往往也是有党派的。这个党派衰落，那个党派兴盛，后起的党派往往还不如前。这种祸患蔓延影响宗庙社稷安危，本就是意料之中之事。


    到了明朝，在万历皇帝即位之前，尚未有明确的党派名称。直到四明人沈一贯担任内阁首辅，他自恃才华，不愿屈居人下，而当时，一批贤良之士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他们耿直自负，时常与内阁意见相左。沈一贯的追随者多为言官，而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吸引了众多重臣名流前往，这便是东林党形成的开端。关于确立皇位继承人的争论兴起时，当时的重臣名流们都认为按照长幼顺序确立太子是天经地义的，纷纷上书请求尽早确立太子。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谏言者的无功可居，听到的人也不能将此指认为罪错。然而，皇帝认为他们是有意拥护太子是期待将来能因此获得富贵，所以对于群臣上书谈论这个事情很不高兴，当然即使他们不谈论，皇帝也不会主动去做。假如他们请求的这件事当时就得到皇帝批准同意，不仅后来皇帝与儿子之间不会产生隔阂猜忌，而且朝臣们也不会因此事被指责为丧失气节。


    当时，大臣们的初次请求未获皇帝允许，再次请求则遭到了皇帝严厉贬谪，此后甚至有多大臣因此被廷杖，皇帝对这些贤良之士非常仇视，极力打击严惩他们。尽管皇帝本性仁慈，内心并无恶意，只是希望平息争论，但这样一来反而引起更多议论。于是，内阁诸辅臣中，只有山阴人王家屏、归德人沈鲤与言官们一道坚持请求，皇帝未予采纳，二人因此被贬归乡里。其余如沈一贯、申时行、王锡爵等人，表面上以调和为名，也未曾没有委婉且坚持地向皇帝提出这些请求，但其实心中也认为言官们多事。皇帝认为这些大臣鼓动舆论，内阁也以同样理由指责他们。然而，言官们的进言忠言逆耳，而调和者们的言辞则显得甜美好听，于是皇帝就将言官们视作不怀好意的结党之人。


    申时行性情宽和，他所贬黜的人不久就会被重新起用，而沈一贯则仗权好胜，被他贬黜的人虽然离开了官场，名声反而更高，东林党人的名声因此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论被视为公正理性的意见，即便朝廷也常常以他们的看法来衡量是非。东林党成员逐渐增多，其中不乏追求名利、急于求成之人。起初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都是君子，后来越来越多的好名之徒、浮躁之人也依附于东林党。由此，关于淮扬巡抚抚李三才的不利舆论就开始兴起。


    淮扬巡抚李三才是西安附近之人，年轻时就声名显赫，所到之处都颇有威望，但他虽有才华，却品行不端。当他担任淮扬巡抚时，觊觎更高的职位，广泛结交宾客。这些人每日都在顾宪成身边称赞他，顾宪成因此对他产生了好感，也替他宣扬声誉。那些指责李三才的人，认为他给东林党人带来了污点，李三才便利用权谋之术与那些人针锋相对，朝廷舆论对他的谴责批评也更为强烈，东林党也因此受到很大牵连。


    不久，朝廷发生了妖书案，并兴起大狱，清流派大臣因此面临极大的危险。接着发生了“梃击案”，朝廷两党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所谓“妖书”，是指《续忧危竑议》这本书，无人知晓其真正作者是谁，大致内容是说虽然夺取年纪最大皇子的储君之位很难，但当今世上豪杰如沈一贯（四明人）等人能够辅助此事成功，这似乎是出自清流派大臣之口，目的是为了倾覆沈一贯等人下台。也有人说这是奸人伪造，意图陷害郭正域（明朝大臣）。郭正域当时是清流派大臣领袖，备受内阁忌惮痛恨。当时，皇帝极为震怒，倾尽各种手段对郭正域进行严厉调查，搜查其住所及其身边人，最终未能找到任何证据，于是将此案归咎于皦生光（生员，因经常敲诈官员，被众人集体指认伪妖书作者）并将他下狱，但最终也未能查明真相。


    所谓“梃击案”，是指张差手持棍棒闯入太子居住的青宫，声称要向皇帝告发两位宦官，这两位宦官是郑贵妃派遣建造寺庙的人。巡按御史刘廷元上报奏疏称：从张差的表现看，他像是疯癫之人，但其背后动机令人十分怀疑。于是刘光复等人支持张差疯癫的说法，而刑部主事王之采在狱中审讯张差，得出结论认为幕后主使者是郑贵。朝野顿时一片哗然，认为皇亲国戚间竟有像专诸（春秋时期着名刺客）刺杀吴王僚一样的行刺之事发生。郑贵妃也深感恐惧，向皇帝申诉自己的冤屈。皇帝命令她亲自向东宫太子说明情况。郑贵妃看到太子后极力为自己辩解，于是太子上奏请求皇帝出面，在众臣面前为她澄清事实。皇帝与太子都反复向众臣解释此事与郑贵妃无关，最终将那两个宦官及张差定罪，其他人员则不再追究。当张差案发生时，朝廷内外都无法不对郑贵妃产生怀疑，因为此案恰好与郑贵妃身边宦官有关，且他直接闯入太子居所，仿佛是故意安排好的。王之采的奏疏言之凿凿，或许是因为他对两位宦官极度痛恨，所以故意将梃击案栽赃给他们，真实情况也不得而知，而刘廷元等人因此对王之采尤为痛恨。王之采平时品行不端，刘廷元与韩浚等人便借考核之机对他严加处置。因为太子身边的护卫力量薄弱，以至于外人能够轻易闯入，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朝臣们都担忧会有意外发生，对太子不利，皇亲国戚的忧虑警惕 ，也是绝对不会少的。然而，因此此事涉及宫禁秘密，难以定案，只能采取像汉朝时田叔烧毁梁王涉案证据那样的调停和稀泥的策略。关于此案持两种不同说法的人相互倾轧，都务必要将对方送到刑罚部门赶尽杀绝，这是何等用心！


    此时，两党已经势不两立。万历辛亥年（公元1611年）的京察由孙丕扬主持，曹于汴、汤兆京协助，但他们所处理贬谪的汤宾尹、王绍徽等人，都是攻击东林党之人。王绍徽有清高声望，而汤宾尹则以才华闻名，因此秦聚奎直接指责这次京察不公。到了万历丁巳年（公元1617年）的京察，郑继之主持，徐绍吉、韩浚协助，所处理贬谪的又都是东林党人。当时世人公认的清流派，几乎被一网打尽。那时，叶向高离职，方从哲独自担任内阁首辅，他平庸无能，无所作为，皇帝对于奏疏全都留中不发，不做任何处理，只要言官一弹劾，被弹劾者就会自行离职，不再遵从皇帝的旨意。言官的权势越来越重，形成了齐、楚、浙三派鼎立的局面。齐派以亓诗教、韩浚等人为首，楚派以官应震、吴亮嗣等人为首，浙派以刘廷元、姚宗文等人为首，他们的势力十分嚣张。汤宾尹等人贼暗中操控这些派系，因此还出现了宣党、昆党等不同的党派名称。


    所谓“宣党”，指的是汤宾尹，所谓“昆党”，指的是顾天峻。顾天峻、高亢自视甚高，而汤宾尹品行恶劣。万历庚戌年（公元1610年）的科举，如韩敬、钱谦益、王象春、邹之麟等人都有才名，他们急于求富贵，互相嫉妒争斗。邹之麟依附韩敬，想谋求吏部职务未成，于是反过来攻击韩敬。因此，邹之麟、钱谦益都被当时的权贵所压制。礼部主事夏嘉遇最初也曾受到当时权贵的推崇，但他与邹之麟交好，也因此受到了压制。


    这时，官军在辽东四路失利的消息传来。赵兴邦当时担任兵部官员，仍然负责主持科学会试，邹之麟、夏嘉遇因此就弹劾他，并牵连到亓诗教。言官们因此联合上疏弹劾夏嘉遇，赵兴邦迅速升任级别较高的朝廷中枢官员，其势力更加嚣张，而朝廷舆论更加愤怒。御史詹世济帮助夏嘉遇攻击赵兴邦，而赵兴邦的势力则逐渐衰退。神宗皇帝驾崩，光宗皇帝即位，首先征召叶向高入朝辅政，内阁大臣刘一燝、朝廷重臣周嘉谟都将征召提拔名流大臣作为首要任务，像邹元标、赵南星、曹于汴等人，都成为选拔官员的吏部高级官员，当时依附东林党的人，就算是闲居田间之人也能成为高官，而齐、楚、浙三派此前掌权的人物，都被贬黜，在万历年间，朝野上下一度认为国家呈现出如同宋朝元佑年间那样繁荣昌盛的局面。


    然而，那些依附东林党以求晋升的官僚们，只关心自己的快速升迁，朝廷中新增的高级官员数量众多，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在赵南星担任吏部尚书期间，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都担任了御史，魏大中为吏科都给事中，邹维连、夏嘉遇、程国祥等人为吏部司官，他们清廉激进，虽在论事时有些苛刻，但更引起了其他人的敌视。


    当时大太监魏忠贤暗中掌握了朝政大权，起初他也曾欣赏这些贤良之士，但因他们的刚直不阿，最后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周宗建、侯震旸等人相继弹劾魏忠贤和其亲信客氏。客氏是熹宗皇帝的乳母，私下里与魏忠贤保持着夫妻关系。熹宗皇帝对国家事务几乎全然不管，宫中事务全由魏忠贤和客氏掌控。叶向高本打算调解双方矛盾，但东林党人坚决要求将魏忠贤逐出朝廷。杨涟列举魏忠贤二十四项大罪的奏疏上呈，使双方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叶向高很快离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起初，魏忠贤当庭杖责工部主事万燝，以此震慑朝臣，随后又因夏嘉遇、魏大中与御史陈九畴的争执，立即对他们进行贬谪，随后又将东林党人全部逐出朝廷，并掀起一场大狱，酿成了清流大臣的浩劫，国家几乎陷入危亡。尽管此事有魏忠贤的奸佞同党如崔呈秀等人暗中作祟，但东林党人也不能说毫无责任。他们虽高谈阔论，但在实务上却无所建树，因名利地位的争夺又导致内部猜忌滋生。他们对于异己分子，即使是清廉之士也要排挤；对于依附自己的人，即使是污浊之辈也要接纳。即使那些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尽管直言敢谏、值得尊重，但嫉恨他们的人也很多。


    魏忠贤得势后，大量任用奸邪之徒如崔呈秀等人，在全国上下如同疯狂般作恶，四处出击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周宗建、李应升等人被投入诏狱，饱受酷刑而死，天下人为之痛惜。但仍有大量人称颂魏忠贤的“功德”，请求为他立祠祭祀，朝廷群臣无论上疏还是私议，都必以皇帝与魏忠贤并称。魏忠贤一门中有三人封公封侯，权势之大远超刘瑾十倍，人们在他面前无不小心翼翼地站立，不敢轻举妄动。此时，忧国之士已经感到国家有改朝换代的趋势。


    尽管崔呈秀等人虽然凶恶，但实际上才智平庸，不值一提。熹宗皇帝驾崩后，魏忠贤呼唤崔呈秀密谋许久，却无计可施。崇祯皇帝即位后，神明自持，魏忠贤一党虽然在朝廷内外遍布，但他们并未察觉自己已处于劣势。朝中大臣钱元悫、陆澄源以及贡士钱嘉征等人先后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和崔呈秀最终自缢而死，其党羽都被罢黜，凡是之前被魏忠贤罢黜的大臣，都被朝廷再次起用。


    崇祯皇帝重新审理魏忠贤逆党案，励精图治，多次召见群臣询问意见，每次发表意见，大臣们都无人能及。天下人对崇祯帝寄予厚望，期待国家能长久太平。东林党人昔日被魏忠贤残酷迫害，那些存活下来的东林党人，人们无不推为名贤，而被魏忠贤收用的人，则被视为下流之辈。人们普遍认为，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在此时已经分明。此时明朝诸位贤臣政治地位的死而复生，全靠崇祯皇帝的恩典，他们本应该团结一致，为国分忧以报答皇帝。然而，他们却急于求成，喜好议论弹劾他人，对逆耳之言心怀怨恨，接纳那些附和自己的人，缺点毛病跟以前一样。久而久之，崇祯皇帝便对东林党人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偏袒一方。在朝廷推举选拔阁臣时，钱谦益与周延儒才名相当，钱谦益试图压制周延儒使其无法上台，温体仁便趁机上疏弹劾钱谦益，并提及钱谦益曾经涉及科场丑闻。崇祯皇帝大怒，当面质问钱谦益，御史章允儒为他激烈争辩，被崇祯皇帝逮捕并罢黜，钱谦益也被罢黜归乡。党争之祸再次爆发，但群臣仍无所作为，不思以实绩回报崇祯皇帝，只是一味攻击温体仁、周延儒二人。但彼此攻击越激烈，崇祯皇帝就越怀疑他们。


    此时边境危机日益加深，崇祯皇帝认为群臣无一人可信赖。史可法、袁宏勋等人弹劾内阁大臣韩矿、钱龙锡，迫使他们被罢免，钱龙锡不久因涉及袁崇焕案被捕入狱。周延儒成为内阁首辅，温体仁也相继进入内阁，朝廷党争被崇祯皇帝深恶痛绝。崇祯皇帝深知两党各自因为私仇相互攻击，不愿偏听偏信，因此在内阁中重用攻击东林党的人，而在言官中则多为东林党人。当时又有复社闻名天下，复社继东林党之后崛起，其门徒众多，文采斐然，足以改变一时风气，即使朝廷论议也常常提及他们，但无法阻止其崛起。周延儒与温体仁因权势相争，不久就各自离心，周延儒被罢免，温体仁担任首辅掌握朝政。温体仁便引荐薛国观接替他担任阁臣。周延儒聪明而贪婪，温体仁清廉而阴险，薛国观才智不如两人，但傲慢与偏狭与他们相同。


    此时流寇之患日益严重，但朝廷始终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温体仁被罢免后，薛国观也因贪腐被赐死，他的事情是被东厂揭发。人们都传言大臣吴昌时是幕后黑手，但实际上也是薛国观过于偏狭，崇祯皇帝内心厌弃他，而非他人所为。不久，崇祯皇帝再次召见起复周延儒与张至发、贺逢圣等人，张至发不愿出仕，贺逢圣不久因病归乡。周延儒趁崇祯皇帝后悔之前误信谗言之际，赦免百姓拖欠的国家赋税，宽恕罪犯，并将之前遭到罢斥的大臣大多重新起用。他还救下了翰林黄道周，避免他遭受刑狱之灾，一时之间名声大噪。原来，周延儒被罢相后，其门人张溥、马世奇等人以道德公义感动了他。吴昌时与周延儒关系密切，周延儒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此他的举措完全与过去相反，原先被排斥的人也被起用。


    然而，周延儒本性贪婪，看到舆论都推崇自己，便变得更加放纵，他受贿数量不断增加，但此时崇祯皇帝十分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张溥死后，马世奇想远离权势，不愿进入京城，周延儒身边都是小人，朝政每日俱下。崇祯皇帝对他怀恨在心，很快就将周延儒免官，让他回乡。后来吴昌时被处死，皇帝不解气，让然将周延儒押解至京，逼令他自杀，如同对待薛国观一样。周延儒虽然为政宽厚，再次出山后所行也多为善政，但死后无人怜悯他，因其过于揽权和贪婪受贿。当时，那些名流大臣仍在朝中，但处事多为空谈，对国家并无实际贡献。流寇攻入京城后，崇祯皇帝以身殉国，而群臣几乎没有跟随他赴死的。因此，世人对这些文臣更加痛恨。然而，像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刘理顺、马世奇、成德等人英勇赴死，他们的事迹光照日月，即使是仇敌也不能不推崇他们。


    南明朝廷建立后，当时国家形势危如累卵，大臣们即使摒弃不同政见，专心一致忧虑国家之事，尚且难以支撑大局，结果却是朝廷党争更加激烈。当时就拥立哪位藩王为皇帝之事，凤阳总督马士英写书信与史可法商议，信中提到了立贤的话，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马士英意有所指、支持立贤，于是与姜曰广、吕大器等人回信马士英，信中提到了福王以往失德之事。而当时钱谦益虽然闲居在家，但也往来于江上，有意拥立潞王，认为福王因“三案”的旧事与东林党人关系不合。马士英得到史可法回信后，立刻与大将黄得功、高杰等人以此为攻击史可法的口实，力主拥立福王为帝。他们所主张的血缘远近之说虽然正确，但马士英此举与最初的书信内容不符，史可法等人实际上是被马士英所利用。福王即位为弘光帝之初，任命史可法为内阁首辅，是意图以此聚拢天下名流收买人心，等到马士英一到南京，史可法就被派出在外为督师。马士英推荐了阮大铖（阉党余孽），南明朝廷上下极力反对，但最终弘光帝还是以中旨起用他为兵部侍郎。


    阮大铖入朝后，立即着手翻查旧日阉党逆案，对那些清流派官员进行处置。御史刘宗周以奏疏抗争，但马士英、阮大铖在朝内倚仗宦官势力，在朝外勾结藩镇大将，并拉拢勋贵大臣以巩固自己的意图。他们一心想要驱逐刘宗周等清流官员。自此以后，宦官与勋贵势力相互勾结，变得难以制约。贿赂之风盛行，那些被查处的官员，因贪腐被纠劾的败类和贪墨累累者，纷纷得以官复原职，甚至有人多次被破格提拔。当时，有人因在拥立新君之事上持有不同意见，加之涉及以前的三案旧事，激起了弘光帝愤怒，但弘光帝本性宽仁，不愿掀起大规模的冤狱，故清流官员并未遭到大规模清洗，结果最终导致左良玉因清流派官员群情激愤，在外发动了清君侧的行动。马士英调动所有精锐兵力以防范左良玉，然而当左良玉大军抵达淮安、扬州时，满朝文武竟都声称不用忧虑，甚至有人企图借此机会彻底击垮左良玉。当时有见识之士指出，如此混乱的政治局面，众多邪恶之徒都在朝中，实在罕见。结果清军一渡过长江，国家局势便迅速崩溃。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手握重兵，却望风而逃，实在令人痛心！


    不论是东林党还是攻击东林党的一方，在国家大事上都不能说毫无责任。平心而论，东林党的领袖人物起初是顾宪成、邹元标等贤人，后来是杨涟、左光斗，再后来是文震孟、姚希孟，最后还有张溥、马世奇等人，他们以文章气节闻名一时，而攻击东林党的一方，起初是沈一贯，接着是亓诗教、赵兴邦，再是魏忠贤、崔呈秀，然后是温体仁、薛国观，最后是马士英、阮大铖，他们都不被朝廷舆论所接纳。但东林党内部也存在不少败类，而攻击东林党的一方中也不乏具有清廉、独立操守之士。当然，两党领袖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壤之别。东林党虽然秉持高尚的言论，但在筹划抵御外敌、平定内乱的实际措施上并无实效。攻击东林党者自诩孤高清傲，但从未真正为朝廷整顿法纪，他们只是凭借着言语的刻薄尖酸胜过他人，可以说是为了个人私仇而不是国家公义。无论是东林党还是攻击东林党的一方，在国家大事上都同样无济于事，都受到人们的指责。附庸东林党的人大多品行不端，贪财者、狡猾者皆出自其中，然而，清流大臣仍能占据主导地位，有时也能公正地选拔人才，行贿者尚且羞于被人知晓。但攻击东林党的人则唯恐行贿不足，到了魏忠贤、崔呈秀掌权时，南京当时的政局就已经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利，却不以为耻。东林党初期尚有气节，常与宦官为敌，即便是贤良的宦官王安，也只是仰慕贤良之士，并非是东林党与宦官勾结。等到东林党衰落、求胜无门时，就有部分东林党人铤而走险与宦官结交，这种情况在崇祯末年时有发生。在神宗皇帝时期，攻击东林党的人中，那些宦官尚未掌权，也还没有大臣与太监相互勾结的情况。自从崔呈秀等人尊崇魏忠贤为主后，大臣们谄媚宦官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颂扬像王莽一般的魏忠贤的功德，实为天地间的一大怪事。直到南明朝廷时期，与宦官勾结者更是趾高气昂，生怕别人不知。


    两党中最令人痛恨之处在于，他们热衷于迎合附会，只要有人提出中庸和解之策，便怀疑他是异己政敌，必定加以攻击，即使有贤良之人，也畏惧他们的舆论攻势而不敢坚持真理，更有甚者，因朋友、亲戚、门生故吏等牵连关系，还必须多方防范，极力阻止他们一并发展进步，以至于矛盾激化，冤冤相报，前仇更深，身家两败，国运也随之衰落。可以说，他们都是太祖皇帝的罪人。然而，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却始终是贤、邪两立，泾渭分明，没有把他们看做是同一类人。我也曾因前辈所爱重，试图将他们归入清流之列，但我并不因此而存有偏见，只是平实地陈述事实，希望能让鬼神见证。（这篇文章出自明末抗清大臣夏允彝。）

 第266章 门户大略(二)

    李三才，自幼便才华出众，曾在山东任职藩臬，享有极高声誉。离任山东二十年后，当地百姓依然怀念他，认为他在任期间将大盗匪徒几乎全部捉拿治罪，百姓因此生活安定。当王锡爵受到皇帝特别召见时，曾上疏指出皇帝对于各种奏章一概搁置不回复，持有轻蔑态度，如同对待飞禽走兽鸣叫般不予理睬。然而，由此引发的结果是下面的风气愈发嚣张，竟然有人以神鬼之说相称，这成何体统，何谈国家尊严！这份奏疏极其保密，却被李三才获取并公之于众，他声称王锡爵对待督察院等御史言官如同禽兽，因此言官们对王锡爵的攻击更为猛烈，言辞极为粗鄙。


    李三才擅长交际，结交的朋友遍布各地，顾宪成身边赞誉他的人络绎不绝，大家认为他确实具备治国之才。然而，我曾经见过李三才的辩疏，他提到，皇帝在宫中询问神仙之语，神仙认为李三才是圣人，因此群臣都嫉妒他，这种说法并无确凿依据。总体来说，李三才虽才智出众但行为不拘小节，不是一位纯粹忠诚的臣子。他崇尚奢华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并不受清流派官员喜爱。据说李三才在接待顾宪成时，第一天只准备了几样普通蔬菜，次日却摆出了丰富佳肴，顾宪成感到惊讶并询问原因，李三才回答这只是偶然情况，昨日食材短缺，今日恰好充足，所以菜肴丰盛。顾宪成并未对他产生疑心。另外，有一个很有才名的孝廉，在赴京参加考试的路上与另一位孝廉一同拜访李三才，停留两天只收到少量资助，同行的孝廉对此颇为不满。等到他们抵达京城，刚刚在旅店安顿好，李三才的使者就到了，赠送了那位孝廉二百两银子，同行的孝廉也得到了四十两。李三才就是这样善于操控人际关系。如果他将全部才智投入于本职工作中，其成就必定非同寻常。


    东林党人于玉立（金坛人）注重形式而胜于注重本源，特别欣赏韩敬的才华，还通过丁元荐牵线搭桥，促成了韩敬的婚姻，两人关系十分亲密。然而，韩敬高中状元后，丁元荐却首先对其发起攻击，实际上是于玉立触发了这场争端，这也是人性中让人难以理解的一面。韩敬与汤宾尹交往密切，汤宾尹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提拔他为状元，但韩敬本人确实也有相当的才华。韩敬喜好纵横捭阖之术，沉迷于美色财货，虽非治国良臣，但其品行相较于汤宾尹还不至于那么恶劣。汤宾尹甚至有强抢他人妻子、破坏他人贞节的行为。辛亥年（公元1611年）京察时，朝中争论异常激烈，御史金明时在考核前上疏，预测此次官员考核不公正，必定会处分某些官员，其目的显然是希望自己免于考核带来不利后果。而曹于汴、汤兆京等人则以妨碍考核为由对他进行严苛弹劾，金明时辩解说并无阻碍考核的具体行为。汤兆京回应说，等到考核完毕后再讨论这个问题。结果考核结果还未出，金明时就被免职为民。汤兆京所说的阻碍考核，不过是认为金明时之前的上疏言辞过于激烈。泰聚奎上书表达了愿意舍弃生命以报效国家的意愿，当时有人称赞他，但在奏疏中，他自称今年算命得知命中注定要死，因此决定舍生赴难，这样的缘由也令人感到惊讶。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此次考核有七人遭受冤枉，主要是受到汤宾尹的煽动蛊惑。汤宾尹虽然才名远播，但如果以其品行和行为来衡量，他被处罚并非冤枉。到了丁巳年（公元1617年）京察，不公平的情况更加严重，竟然无人站出来抗争，那是因为清流派的官员几乎已经被完全排挤出去了。


    韩敬、钱谦益、王象春、邹之麟四人，才智相当，又是同乡同籍，但彼此间的仇恨之深，实在令人费解。王象春曾经自述，他与邹之麟一同游玩西山时，邹之麟出一对联，上联是“敬字无文便是苟”，王象春苦思下联无果，突然说：林中有点不成材。他是在暗讽汤宾尹，因为汤宾尹号霍林，这些都是浅薄无聊的行为。韩敬、邹之麟固然为世人所诟病，但王象春在家乡也深受乡人憎恶，甚至他的族人也有很多人对他心怀怨恨。钱谦益沉迷于享乐，晚年失节，投靠阮大铖后，还让自己的妾柳氏陪阮大铖喝酒，阮大铖赠给她价值千金的珍珠冠，钱谦益命柳氏向阮大铖道谢，并让她靠近阮大铖就座，这种丑态令人作呕。唉，古人曾说“老鼠尚且还有肢体”，钱谦益、胡某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南京沦陷后，钱谦益每日与王铎坐在南面，登记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员名单，当轮到邹之麟时，邹拒绝报出名字，王铎急于要弹劾他。张孙振对钱谦益说，邹之麟是你们同乡同籍，应该帮帮他，钱谦益点头同意，邹之麟因此得以幸免于难。张孙振经常炫耀这件事，说是如果不是他帮忙，邹之麟早就完了。听说邹之麟给了他丰厚的报酬，但邹之麟仍然得意洋洋地说自己不臣服于清朝。真是可耻之极。


    北京沦陷之际，有许多忠臣死难，如孟兆祥和他的儿子孟章明、汪伟夫妇、凌义渠、施邦曜、周凤翔、陈纯德、吴甘来、朱之冯、卫景瑗、吴麟征、王家彦、勋臣惠安伯、张庆臻、戚臣新乐侯刘文炳和他的弟弟都督刘文耀，还有太康伯张国纪、驸马巩永固等都是全家自焚而死，武将周遇吉、太监王承恩也以身殉国。而在南京沦陷之际，诸如高倬、刘邦弼、何刚、吴嘉允、陈于阶、钱栋、祁彪佳、勋臣靖南侯黄得功、鲁之玙、黄蜚、侯承祖父子、陈天叙等人，他们的壮烈牺牲，为日月增辉，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因此在此一并记录。


    成德在自杀前，先对未婚的妹妹说，你还没有出嫁，留下你又能依靠谁呢？妹妹请求先自尽，成德悲痛地看着她上吊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请求第二个自杀，成德悲痛不已，暂时离开去告别母亲，痛哭尽哀后回到房中自缢。母亲看到子女及儿媳都已离世，也悲痛万分，随之自缢。当初，成德弹劾温体仁时，遭受酷刑拷问，痛苦不堪，他的母亲多次在路上辱骂温体仁，并试图袭击他。温体仁向皇帝投诉，将成德逐出京城、流放到边疆。但期间他还遭遇了变故，许多家属不幸遇难。因为长期流离失所、生活困顿，他的妹妹年已二十多岁，却始终未能婚嫁。结果成德刚刚被朝廷召回不久，全家人便一同英勇殉难，其事迹尤为悲壮。刘理顺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全家集体自尽。贼寇在中原地区时听说过他的清廉，也聚集一起为之痛哭。马世奇的两位妾室先行自尽，汪伟与妻子对饮后共同自尽，当时妻子自尽时不慎位置在左，马上纠正说丈夫应该在左边，随即交换位置，一同死去。


    南京沦陷后，人们普遍认为局势已无法挽回，唯有徐石麟决心誓死抗争，企图恢复嘉兴（古称禾城）。在斩杀魏姓官员后，众人纷纷相互猜疑，石麟被排挤在外。等到嘉兴即将被攻破时，他毅然返回城中，慷慨赋诗后自缢身亡，他的两名忠义仆人和两名忠义书童也随之自尽。侯峒曾倡议大家守卫嘉兴，其子侯元演、侯元洁均为青年才俊，自听到南京沦陷的消息后，便决心求死，与父亲一同守城，最终兄弟俩争相赴死，均遭杀害，他们的义仆也随主人殉难。黄淳耀在科举高中后，深知时局已无可挽回，遂放弃仕途回归乡里，身穿布衣，远离尘世，潜心隐居。等到与侯峒曾一同守城时，城池陷落后，他与其弟黄渊耀一同自缢，并在墙壁上题诗，遗憾自己未能挽救国家。陈于阶官至钦天监博士，闻知国难当头，穿戴整齐向国家表示感激，率先自缢。吴嘉允，已经接到朝廷差遣离开京城，但在得知敌人渡江的消息后，立即掉头返回，寄居于城外的一座寺庙之中。他打算呈递奏疏，但多次都均未能送达，奏疏最终得以呈上，吴嘉允便自缢身亡。侯承祖，坚守金山卫，斩杀五百余名敌人，直至力竭被俘。被捕后，他仍大声痛骂敌人，最终壮烈牺牲。这几位先生，在死难中的表现尤为刚烈。他们的生平事迹中充满了诸多美德，无法一一列举，估计将来史官也会分别为他们撰写传记。此外，南京沦陷后，民间也有许多人起兵抗争，为保全气节而英勇牺牲，只是由于数量众多，无法在此详尽记录。


    译者注：1.三辅，指的是京城附近地区。汉代京城为长安，三辅指的就是西安附近地区。明代京城为北京，三辅指的就是北京附近地区。


    2. 田叔烧毁梁王涉案证据一事，可见《资治通鉴·汉纪》。大概意思是，汉景帝和梁王刘武是亲兄弟，他们的母亲窦太后很宠爱二儿子刘武，希望汉景帝死后传位给刘武，汉景帝也答应过母亲的要求。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刘武为此迁怒于汉景帝身边的一些大臣，就与手下羊胜、公孙诡商量，暗中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参与议论的大臣十多人。汉景帝大怒，派派田叔等前往梁国追查。窦太后很担忧梁王，此次不进饮食，日夜哭泣。田叔查案回来，一把火将相关证据烧了，并告诉汉景帝说，有了罪证，如果不杀刘武，就废弃了汉朝的法律；如果处死刘武，窦太后那里如何交代？汉景帝认为田叔处理的很好，窦太后也因此心情好转。


    3. 相鼠有体，出自先秦诗歌《相鼠》，原文为“相鼠有体，人而无礼”，意思是老鼠尚且还有肢体，做人反而不守礼仪。

 第267章 流寇大略

    明朝流寇的起源在于来自陕西的溃散士兵，这些人都是耿如杞率领入京勤王的军队。当时陕西连续发生饥荒，百姓困苦不堪，赋税沉重，于是加入流寇的人日益增多。起初，这些流寇尚容易平定，杨鹤作为陕西三边总督，试图通过招抚、安抚政策来稳定局势，然而在招抚之后，流寇再次反叛，杨鹤因此被逮捕并贬谪戍边。洪承畴接任陕西巡抚，对流寇采取了强有力的清剿措施。洪承畴为人廉洁且勤勉，深得将士们的敬爱，在他的指挥下，几乎将流寇剿灭殆尽，仅剩下约三千人渡过黄河逃入山西。然而，山西巡抚许鼎臣未能有效抵御，使得流寇在山西逐渐猖獗起来，进而由中原地区向西进入四川，其破坏范围更加广泛。


    朝廷改用陈奇瑜为总督，当流寇进入四川时，几乎被川兵全部消灭。陈奇瑜此时又采取了招抚策略，将投降的流寇遣送回陕西。然而这些流寇到达陕西后再次反叛，陈奇瑜因此被逮捕下狱。朝廷随后任命洪承畴为陕西、河南两省总督，两湖、四川一带的贼寇听说洪承畴前来，极为恐惧，纷纷躲入终南山中。官军围山合剿，但其中一位曹姓大帅勇猛却骄傲，率军深入山中搜索贼寇，结果遭到惨败，自己阵亡，流寇借此机会再次横行于两湖、河南之间。


    朝廷改用卢象升为总督，与洪承畴的部队共同剿寇，同时任命孙传庭为陕西巡抚。卢象升身先士卒，以其卓越的作战能力着称。孙传庭的父亲曾是边疆将领，他也熟悉行伍生活，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与洪承畴意见不合，但其才能确实出众。卢象升利用关外兵力在河南首先大破流寇，与此同时，洪承畴和孙传庭也时常传来捷报，流寇势力逐渐衰弱。然而，此时清军入寇的边防警报紧急，朝廷征召上述三位官员率军前往支援，清军退兵后，朝廷将卢象升安排在宣府、大同地区，洪承畴在蓟辽地区，孙传庭在保定地区，在他们调离后，流寇势力又迅速恢复。孙传庭假装声称自己生病，随后被逮捕入狱。


    此时，杨嗣昌担任朝廷中枢要职，他上疏推荐熊文灿为总督，并提议增加全国的军饷。最初提出的理由是利用所谓的“溢地”，即指额外的土地，声称两湖地区土地广阔，可能存在这样的土地，但实际上全国各地并无此类额外土地。有人上疏对此提出异议，却遭到了惩处，于是朝廷强行将新增的军饷摊派到各地定额的土地中。


    朝廷在中央特别设置了户部侍郎一位少司农官员，专门负责筹集平定匪寇的军饷，使得熊文灿能够专注于军事行动。然而，熊文灿早年在福建时，因幸运招抚过郑芝龙，便认为匪寇必然可以被招安，于是专注于采取招降策略。起初，匪寇四起，纷乱无主，时间久了，出现了诸如老回回、闯塌天、满天星、翻山鹞等匪首，但大多尚未扬名天下。后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逐渐崭露头角，吞并各路匪寇成为首领。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后，张献忠的军队变得更加凶狠残暴，频繁侵夺百姓财物，朝廷官员每每都是对贼寇容忍退让，却使得民众遭受屈辱。张献忠不久便摆脱朝廷控制，再次反叛，其势力越发壮大。熊文灿因此被捕并被处死。


    匪寇势力再度反叛后， 杨嗣昌主动请求在外领兵剿匪以赎前罪，皇帝为此特别赐宴款待他，并赋诗以示恩宠，同时授予他很大权限，即使是总兵和司道官员


    ，也可以用御赐尚方宝剑自行处置，杨嗣昌由此权势极盛。杨嗣昌抵达湖广后，严明军令，激励将士，一时间声威赫赫，不久便击败了张献忠，并将其围困在玛瑙山中。张献忠出战时坠马，几乎被擒获，杨嗣昌认为剿匪大功即将告成。在此之前，杨嗣昌在内阁时曾提议再训练十多万士兵，各总兵可以此兵力抗击贼寇，还提议特别增设练饷的赋税，使其数额超过了辽饷。此时，朝廷决定将辽饷调拨用于剿匪。虽然军饷充足，但民间怨气已达顶点。张献忠在长时间被围困后，挖掘山道逃入四川。杨嗣昌弹劾四川巡抚邵捷春，朝廷就将邵捷春逮捕，论罪处死，四川百姓为其鸣冤，但最终未能救援成功。张献忠派遣奸细混入襄阳城，与狱中被关押的贼寇取得联系，又派匪徒伪装成商人，将武器藏于车中运进城内。内外接应之下，襄阳城立刻被攻破，襄王遭遇不测。匪寇自起事以来，还未曾攻破过藩王封地或攻克重要城镇。自襄阳失守后，贼寇势力就如洪水般泛滥。李自成率贼寇攻破河南府，福王宁死不降，最终遇害。李自成获得无数金银珍宝，势力更加壮大。杨嗣昌不久后去世，有人说他是服毒自杀，也有人说他是因瘟疫病逝，但皇帝始终对他怀有怜悯之心。次年春天，李自成再次围攻开封府，前后长达百日之久。城中米价昂贵，一斗米价值十两银子，草木皮筋都被吃尽，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皇帝下令各地发兵救援，但均未能成功。李自成首次围城时，幸亏总兵陈永福及其子陈德奋力抵抗，击退了贼寇。然而此时陈永福父子也被围困，加之黄河突然决口，城池被淹没，亲藩周王及守城官员纷纷逃至高地得以幸免，而城中百姓几乎全部遇难。有人认为是城中人为求逃生而故意破坏河堤，但事实上河堤本就高于城墙，每年都会修缮以确保安全。由于匪寇围城已久，堤防疏于修护，决堤也在情理之中。


    皇帝对此深感悲痛，将孙传庭从狱中释放，任命为总督，并让他率领陕西、山西两地兵马作战。孙传庭大力整治军队，自认为必能击败匪寇，皇帝也多次催促他出关迎战。孙传庭勇猛但疏于防范，匪寇多次假装败退，诱其深入，最终孙传庭一战大败，军需物资损失殆尽，匪寇趁机进入关中，占据了长安。孙传庭战败逃走，最终身亡。此前，匪寇攻破的城池众多，武官多有失节行为，但文官尚未有投降者。到了此时，陕西之地如陆之祺等地方官员纷纷被迫投降。匪寇随即由陕西进入山西，所到之处纷纷沦陷。皇帝此前已派遣阁臣吴甡出京担任督师，但吴甡犹豫不决，迟迟未动身，此时张献忠已攻破武昌，原任阁臣贺逢圣以身殉国。皇帝愤怒之下罢黜吴甡，并将其逮捕流放。


    张献忠所到之处，杀人无数，而李自成的杀戮相对较少，因此百姓认为李自成不杀人，遇到他便投降，几乎没有犹豫，唯有榆林坚守抵抗，与匪寇交战，伤亡相当，榆林城破之日，所有官兵均战死，无一人投降。这是因为榆林多有经验丰富的老将。匪寇跨过黄河向东进军，内阁大臣韩爌、巡抚蔡懋德均在此过程中阵亡，平阳郡守张璘然开城投降，并为匪寇效力。皇帝派遣阁臣李建泰担任督师，并亲自送行，给予特殊礼遇，但军队粮饷匮乏，挑选的京营士兵在随行途中大量逃散。李建泰抵达真定后，无法继续前进，而此时匪寇已经逼近。李建泰与李自成同姓，得以保命。传闻李自成称其为叔，后李建泰又向李自成称臣。李建泰生前颇受敬重，如今此举令人极度痛恨。


    李自成贼寇一路从真定而来，一路攻破居庸关直入京城。京师翰林院官员李明睿建议应当朝廷南迁，科臣光时亨上疏阻止。还有人提出应让皇室成员南下安抚军心，但也未能实现。皇帝本来派遣内阁大臣魏藻德、方岳贡在淮扬一带屯田练兵，后因匪寇逼近而留在京师。朝中官员纷纷进言献策，但京城防守事宜仍未妥善安排。十五日，朝廷还在翰林院考核庶吉士，十六日举行翰林院选拔考试，十八日匪寇已从通州抵达京城，一到就攻破了彰义门，而皇宫内城尚不知情。最后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因自认为失掉江山，不愿以完整的衣冠在地下面对列祖列宗，因此扯碎皇冠，撕裂朝服，临终留下遗言警示贼寇：“勿伤我百姓”，天下闻者无不痛心。


    此时匪寇已骑马冲入京城，李自成进入皇宫后，将皇帝、皇后灵柩抬出，置于宫廷大道上，据说用简陋棺材放置于芦席搭建的棚中，只有僧人以麦饭祭奠，京城百姓无不悲戚动容，但朝中文武大臣竟然无人前来祭拜哭泣。除了二十余位以身殉国的官员外，其余官员均向匪寇称臣。众官员纷纷向贼寇报名求见，来到宫廷中站立等候，整日不得觐见，也有少官员设法逃脱。


    尽管先帝圣明，以身殉国，实属千古罕见，但朝中大臣死难者寥寥无几，实在令人可恨痛惜。总的来说，野史记载的降匪官员大多情况属实，而在南明朝廷初步确定从逆的六等定罪案件过错中，案情总是因为有人贿赂而变化，如果涉及到党派仇恨的，也往往被牵扯入此案。有一位星象术士从梁溪来访，说梁溪有一位朋友详细记录了叛逆者的姓名事迹，准确无误，我打算写一封书信去索要这些资料，但恐怕未必能得到。从逆一案内容多次更改，或许是因为一旦定案便无法继续索取贿赂，所以故意拖延，留下悬而未决的案件。即使是死难最为惨烈的家，相关官员也要向他们的家属索取贿赂才会向朝廷请求抚恤。李自成每次登上皇位，都会头晕目眩，人们都知道他不会长久，这或许是因为上天在对其进行警示吧。

 第268章 完结感言:对《明季北略》的一点体会

    《明季北略》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史料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计六奇身处明末清初，与许多历史事件相距不远，能够接触到大量当时的文献档案和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包括当时人的笔记、信札、邸报等，这使得书中记载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特别是对农民起义、明清战争的描写，不仅涉及高层决策，还包括了许多民间疾苦、战场细节，这些内容在官方正史中往往被忽略或简化处理。因此，《明季北略》在补充正史、还原历史真相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书中不仅记载了高层政治斗争，如崇祯帝与朝臣的关系、党争内讧等，还详细描绘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活动轨迹，以及清军入关后的种种战事，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细节。此外，书中对于民间疾苦、社会风貌的描写，也使得《明季北略》成为了解当时社会全貌的重要窗口。


    作为一部史书，《明季北略》在文学上也有其独到之处。计六奇文笔流畅，叙事生动，不少章节读来如同小说般引人入胜，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可读性和流传度。计六奇并不仅仅追求史实的堆砌，而是注重叙事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作者善于运用对话、细节描写等手法，书中不乏细腻的人物刻画、紧张的情节构建，以及对战争惨烈景象的描绘，这些都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的时代，使得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历史事件跃然纸上，增强了历史叙述的感染力，也使得历史事件不再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充满了人情味和时代感，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这种文学化的处理不仅让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也为后来的历史文学创作提供了范例。


    然而，任何历史着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背景和个人立场的影响。作为一位清朝初期的文人，计六奇在撰写《明季北略》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自身时代背景的影响。他在书中对明朝末期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表达了对清朝入主中原一定程度上的认可。但计六奇身为汉族士人，对于明朝的覆灭无疑抱有深切的哀叹，也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对明朝的同情以及对清朝的微妙态度。这种情感倾向在书中时有流露，可能会影响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这反映了计六奇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和复杂性。


    而且，计六奇在编写《明季北略》时，采取了广泛收集资料、多方核对的方法，力求史实准确。但受限于个人条件和时代限制，书中仍存在一些错误和疏漏。例如，由于资料来源的多样性，不同章节之间在事实细节上可能存在不一致之处；且由于是私人着述，缺乏官方档案的全面支持，某些重大事件的描述可能不够详尽或准确。此外，计六奇个人的情感倾向、对某些人物的偏好或偏见，也可能影响到历史事件的客观性。


    对于现代研究而言，《明季北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史料本身，更在于它为理解晚明社会变迁、民族冲突、政治体制崩溃等复杂历史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素材。它促使学者们深入探讨明朝灭亡的多方面原因，反思国家治理、民族关系、社会矛盾等方面的问题。同时，通过对《明季北略》中记载的历史事件进行跨学科的分析，如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理论，可以进一步揭示那段历史的深层结构和社会动态，为理解历史发展规律提供新的启示。


    《明季北略》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文学魅力的历史着作，它为我们理解明末清初这一复杂而关键的历史时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不仅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记忆，也为后世研究晚明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思考的起点。尽管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尽管其内容需在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使用，但瑕不掩瑜，它仍然是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通过阅读《明季北略》，不仅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更能感受到历史深处的人性光辉与悲剧色彩，促进我们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现实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