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部落到清末》 论原始社会 一万年前，人类居住的洞穴并不比其他动物的洞穴好多少；即使会制作和使用工具，却依然不能免于饥饿…… 倘若你不去刻意研究历史或者考古学， 对于200万年前的能人、100万年前的直立人、20万年前的智人以及年前的山顶洞人， 或许你都难以分辨出他们的生存境况有什么区别， 两百多万年的时光，是何等漫长，可明明时间在流逝，你却察觉不到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多少， 但若倒退回6000年前的时候， 你却会看到与之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场景：河畔边一处古老的部落聚集地，当太阳升起，人们共同出去劳作，待到“农闲”时，男人们则是带着驯养的狗去打猎，女人们则会到野外采集果实，或者用渔网捕鱼，还有一些姑娘，带着尖底瓶到河边吸水，等到太阳落山之后，整个部落里的人都围坐在篝火周围唱歌跳舞。 原始社会，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文明，今天我们就梳理一下这段只有考古实证支撑的历史，或许你需要重新了解这个时代。 恩格斯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各个时代又分别包括低、中、高级阶段，我们不能将这漫长的历史一一还原，只能简短掠过几个重要片段。 对于我国来说，我们的原始社会起自距今约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时代，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止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 实际上山西芮（rui）城西侯度遗址的年代则更早，距今约有180万年，而且出土了古老的骸骨，可见在180万年前，我们的远古先民已经懂得用火，遗憾的是，目前为止这个遗址只出土了文化遗物和脊椎动物化石，并没有人类化石。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居民，还未完全进化为人类，他们尚处于思维迟缓的直立人阶段，生活在蛮荒的野外，周围野兽聚集，简称“直人”。 他们会打制简陋粗糙的石器，会用火，但是个体仍然十分脆弱，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抱团在一起，集体狩猎，共同抵御野兽的侵袭。 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御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这不是错别字）……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 原始人虽然过着群居生活，但只能局限于一定的规模，人数太少，难以应付恶劣的自然环境，人数太多，食物供给就会不足，据推测，当时的人群规模约为数十人为一个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动范围，并且他们很少相互往来，这就造成繁衍都是在自己群体内部进行的，没有亲缘与辈份的差别，我们现代人看待这段历史，从思想上是难以接受的，但要考虑当时的环境，是没有别的选择。 随着人类思维的进步，这种混乱的繁衍关系有了很大的进步——内部婚配局限于同辈的男女之间，是的，这是一种进步，即使现在看起来很荒诞。 婚姻关系一旦有了初步的稳定，便为此后按着辈份来划分婚姻关系的血缘家族模式打下了基础，血缘家族可谓是贯穿了氏族公社的始终，但这种形态下，子女仍然是只能确认生母而不能确认生父。 当人口越来越多，食物和资源越来越匮乏，不可避免的，新的血缘家族从旧家族里分裂了出来，他们依旧遵循着同辈婚这个传统，随后到了约20万年前，也就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我们人类直系祖先——智人出现。 这里简单说一下，据现代科研结果表明，直立人和智人是两个不同的人种，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进化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和北京猿人没有血缘关系，直立人是已灭绝的一个人类分支。 这还不是完全来自化石的证据，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则提供了m168这个遗传标志符号，而且，即使直立人具备了人的特征，同20万年前的智人一样，能制造工具，能直立行走，但他们的脑容量相当于现代人的2\/3，但智人的脑容量却与现代人几乎无异，至于智人怎么来到亚洲的，至今很有争议，即使有各种科学“铁证”来支撑，认为智人是迁移过来的，但这也只是猜测，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本文也只能跳过这个问题。 脑容量大，思维必然会更进一步，早期的智人逐渐意识到近亲通婚的巨大危害，他们开始进一步排除同辈婚配，并且禁止族内通婚，实行族外婚制，由此，原始社会开始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所谓“母系”顾名思义就是根据母系的血统来确定氏族成员。 氏族，不同于家族，氏族即是多个血亲家族联系起来的大集体，有共同的母系祖先，子女从母居，世系按女系计算，财产按母系继承，共同劳动和分配享受劳动产品，女子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社会进步，族外通婚又发展成为对偶婚，互相通婚的氏族也成了部落产生的最初来源。 早期的对偶婚是男方偶尔去女方家中，但女性公社中的地位愈加提高，男方进而“居妇家”。 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后，男子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到了约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公社取代了母系氏族公社，原始氏族制度开始走向解体，经过一个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时期后，部落出现，原始社会终结，人类进入新的文明，奴隶社会的政治发展从此开始。 距现在约四五十万年，北京猿人不仅懂得用火，甚至学会了保留火种，但他们仍属于直立人，并且没有什么思想意识，同更早的先民一样，他们打制石器无非也是为了适应自然生存，一物多用，考古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也没有下颏，这直接限制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但到了距今约10万年左右的丁村人时期，他们已经打制出用途不同的石器，并且这些石器有明显的多次加工的痕迹，可见他们的思维迈进了很大一步，至少已经懂得去思考人与自然相关的一些问题。 而年前的山顶洞人，除了更加精细的石器，他们已经掌握了醇熟的打孔技术，还为自己制作了各种装饰品，且在这些装饰品上着了色，显然他们已有了美与丑的观念。 但是，他们有道德观念吗？或许从婚姻制度变化的某一刻，人们至少产生了一种道德观，所谓道德，学术话语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但我更喜欢另一种通俗的解读，这段解读来源于网络中一则“五只猴子吃香蕉”的故事： 人们把五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并在笼子上边挂了一串香蕉，同时，实验人员装了一个自动装置，如果有猴子去拿香蕉，马上就会有水喷向笼子，而这五只猴子都会一身湿。 起初，一只猴子经不住诱惑去拿香蕉，结果就是每只猴子都淋湿了，之后，又有猴子去拿香蕉，结果大家又被集体淋湿，这样被淋湿几次后，猴子们达到一个共识：不要去拿香蕉，以避免被水喷到。 后来实验人员，将其中的一只猴子放出，换进去一只新猴子，这只猴子看到香蕉，马上想要去拿，结果，被其他四只猴子暴打了一顿，以免被水淋，这只新猴子不甘心，多次试图去拿香蕉，但在其他猴子的暴打下，有了一个认知：不要去拿香蕉，以避免挨打。 实验人员再把另一只旧猴子放出，再换上一只新猴子进去，这只新来的猴子也是急急地要去拿香蕉，一如刚发生的，这只猴子被其他四只猴子暴打了一顿，再后来，旧猴子一只只被替换出去，如今笼子里只有五只新猴子，但是它们都不敢去动那香蕉，可它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去动香蕉会被猴扁。 这个故事，或许能解释原始社会里的“道德”观念，关于原始社会末期，一直流传着许多神话故事和传说，但是今天我们只谈谈考古发现，以着名的半坡遗址为例，你可能要为远古先民的智慧惊叹了。 半坡遗址， 距今六千多年前，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遗址之一，先说说地理环境，依山傍水，即可进山狩猎，也便于捕鱼打捞，而且北面还是一处很开阔的平原，适合种植发展农业，可见，咱们的远古先民很会挑选定居的生活环境，两个字“绝佳”。 半坡居民的人口总数约400-600人，当然这是根据房屋规模来进行推测的，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算是大型部落聚集地的居住区周围，却由一条大深沟环绕，全长300多米，宽7、8米，深5、6米。 乍一看这个数字没什么了不起，但若想想现代的房屋高度，这个深沟有2层小楼一样的高度，作为一种防御工事，用来抵御野兽或其他灾害、又或者防备其他部落的偷袭，沟外则是制陶区以及墓地，但是，在挖掘工具还比较落后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得挖了多久才挖完？ 令人疑惑的是，有人计算过，这个大沟里挖出来的土，要是放到今天，那得用大卡车来回运输3600多趟才能运走，半坡居民是怎么做到的？ 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部落中心的一座房子最大，半坡部落也是如此，一座大房子坐落在居住区中心，这里是部落人举行集会和其他活动的场所，其他小房子则围绕着它分布在周围，里面居住着部落里的女人或对偶婚小家庭。 考古学家还在半坡发掘出了近万件生产和生活工具，从这些出土的工具来看，半坡人不仅从事农耕、渔猎、采集等，同时还要进行制陶、纺织、工具制造等生产活动来维持生存。 其中有两件大家可能很熟悉——人面鱼纹彩陶盆和尖底瓶，但可能大家需要再熟悉一下：人面鱼纹彩陶盆，这件彩陶盆不太大，内壁上，用黑色描画着两组相同的图案，图案两两相对，对称分布。 一组是两条用线条描画的鱼，看样子可能是鲤鱼；另一组是两个人面鱼纹图案，这种图案很奇特，以前人们从来没见过。 更奇特的是，人面嘴角处各画着一条鱼，耳朵处还各画着一条小鱼，很有趣味，这或许是部落图腾，可又何尝不在表达对丰收的祈愿，想没想起现代春节年画？也是年年有鱼（余）。 尖底瓶，这个瓶子很有意思，不知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瓶子迷上了仰韶文化，这是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瓶子，由于我们这个时代见过太多了，很容易忽略这个尖底瓶本身，大家或许都知道这是一种汲水器， 但你知道这个瓶子设计得多么巧妙吗？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姑娘将瓶子横倒在水面上（瓶身两侧“耳朵”用来吊绳子），随着瓶内水量增加，瓶子自动立起，姑娘扯一下绳子，取水完毕，而且不用担心水洒出，因为瓶口很小。 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再说一下，后世人们有多爱这个瓶子，周代有一种被供奉于庙堂之上的奇特之物——欹qi器，这个器物浑身散发着尖底瓶的气质：空着时会倾斜，无法直立；注入一半水量就可端正地摆放；注满水又会自动翻倒。 据说鲁国国君把这奇异的容器放在宗庙中作为“座右铭”，孔子看到后不认得此物，便问于守庙者的人这是什么，守庙者便将特点讲给孔子，对此，孔子十分感慨地说道：“唉，哪有满盈而不反倒的呀！”寓意深远。 怎么样，原始社会是不是要比想象的更加文明？ 部落时代的形成 前两章有点繁琐，不喜欢的可以跳过，主要介绍了人类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又是怎么过渡到部落时代的。 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部落社会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人们生活在小型的群体中，通常由亲属或家族成员组成，这些群体通常以共同的语言、文化、信仰和传统为基础，并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互相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部落社会逐渐发展成为更为复杂和有组织的社会形态。 部落社会通常由族长或酋长领导，他们掌握着部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地位和社会地位通常是由出身和家族关系所决定的，物质生产主要依靠简单的农业和畜牧业，而交换和贸易也仅限于部落之间的交往。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落社会向着更为复杂和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转变，农业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从而增加社会的财富和稳定性，同时，随着城市和城邦的出现，政治权力逐渐从单一的族长或酋长手中转移到了更为复杂的政治体系，在这个时期里，宗教、法律和文化也成为了日益重要的社会因素，它们共同影响和塑造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部落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和特点。从行业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详细说明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特点。 部落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耕和畜牧，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较低，所以生产方式相对落后，劳动力分工也不明显，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对单一，在部落社会中，人们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生产和谋生，如林木、石头、水源、土地等，生产水平的落后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不大，个体生产能力限制了个人财富的积累，部落内部各个成员之间相对平等，这种平等的社会结构体现了农民和畜牧民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农耕和畜牧成为生产的主要方式。 在部落社会中，政治组织形式相对简单，主要是以家庭或血缘关系为基础组成的部族，或是以领袖为核心扩展出去的氏族和部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组织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不需要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和严密组织的政治制度，这导致了社会在政治上的分散和弱化。 部落社会中的权力分配主要是以领袖或族长为中心，每个部落或氏族都有自己的领袖或族长，他们的权威来源于家族或血缘关系，以及在战争、领导、祭祀仪式等方面的表现，这种领袖制度的特点是权力的个别化，一方面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指挥部落成员进行战争和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因为领袖的权威来源于家族或血缘关系，并非全体成员的选举，所以领袖往往在权力上是不稳定的。 部落社会的文化特征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信仰、传统习惯和礼仪为基础，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基础相对落后，所以部落社会重视传统、信仰和习惯，这些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成为了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另一方面，部落社会中，每个部族或氏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和仪式等文化体系，这些文化体系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祖先和生活的看法和态度。 除此之外，部落社会还强调个人的荣誉和尊严，这体现在他们的族徽、图腾、武器等物品上，这些物品通常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精神寓意，是族人间互相辨认、彰显尊严和权威的重要标志。 部落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社会形态之一，它具有独特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研究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从行业专业的角度来说，研究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特点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意义。 首先，研究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组织形态的演变过程，部落社会是以血缘和土地作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态，它与现代社会有着较大的差异，通过研究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特点，我们可以了解到社会组织形态是如何从部落社会向城市国家和现代国家等形态演变的，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社会组织形态的演变过程。 其次，研究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在部落社会中，政治权力是由部落首领或族长掌握的，领袖的地位是以血缘、战功和社会地位为基础的，通过研究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特点，我们可以了解到政治制度是如何从部落首领制向君主制、民主制和共和制等形式演变的，可以更全面地认识政治制度的变迁过程，对现代政治制度改革和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研究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化传承和演变过程。部落社会中的文化传统是以民间故事、歌谣、习俗和信仰为主要内容的，这些传统是从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保持了长期的稳定性。通过研究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特点，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化传承是如何从口耳相传到书写和印刷等形式的，在这些传承过程中文化是如何演变和发展的，可以更全面地认识文化传承和演变过程，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启示。 研究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建立过程。部落社会中由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存在，社会秩序相对比较稳定。通过研究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特点，我们可以了解到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建立是如何从简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向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建立过度的，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社会稳定和秩序建立的过程，对现代社会治理和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部落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早期形态，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史前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的支配下，依靠狩猎、采集和渔业为生，由于人口密度较低，人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经常迁移，形成了各种大小的游牧部落，部落中的人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和民族特征，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 在部落社会早期，社会秩序主要依靠家族和部落的权威来维持，部落首领和长老是社会的最高权力代表，他们负责解决争端，维持社会秩序，保障部落成员的生存和利益，由于资源紧缺，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和战争，这导致了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部落社会逐渐向聚居型社会转型，人们开始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更加稳定的生产活动，人口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城市和国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部落社会的特点逐渐消失。 在部落社会中，个人的利益通常被放在整个部落或家族的利益之后，个人的生命与荣誉都与整个部落紧密相连，部落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和团结意识，强调集体利益和共同发展。 部落社会的权力结构通常由部落首领和长老掌控，他们负责制定和执行部落内的规章制度，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他们还负责领导部落进行生产、战争和外交活动。 部落社会的生活方式主要依靠狩猎、采集和游牧为主，资源利用的范围有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产力相对落后。 在部落社会中，人们对自然界、生命和死亡等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解释，因此，他们通常将自然界赋予神秘的力量，并且崇拜物品和祖先，拜物教是部落社会的一种主要宗教形式，人们相信事物具有神灵的力量。 部落社会的起源和演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对我们理解社会和文化的演变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有着重要的启示，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部落社会的特征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如在企业管理中，集体主义和领袖制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企业的文化和管理。在品牌文化营销中，部落文化也被广泛应用，如美国的harley-davidson和麦当劳品牌就运用了部落文化的元素，强调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共同性和归属感。 部落社会的概念是指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社会形式中，人们以血缘、地域、语言等因素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具有明确等级结构和权力分配体系的群体，部落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类社会进化史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部落社会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族群固定：部落社会以血缘为基础，族群固定，世代相传，不断扩大。 领土固定：部落社会通常在特定的领土内定居，形成一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 等级分明：部落社会中，等级分明，族长或首领拥有最高权力，家族和宗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分工合作：部落社会中，生活和生产方面主要依靠分工合作来完成，其中男性通常从事狩猎、渔业、畜牧业和战争等活动，女性则主要从事农业、纺织和家务等工作。 文化传承：部落社会中具有浓厚的文化传承和口头传统，这种文化传承在部族成员间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重视荣誉：在部落社会中，荣誉和尊严是非常重要的，每个部族成员都要为家族和部族拼尽全力，保卫家族和部族的荣誉。 研究部落社会的概念和特点，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应用意义，首先，对于人类社会进化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能够了解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化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对于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在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建设中，也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对于民族、国家等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部落社会的特点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是部族成员间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在当代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部落社会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关乎当代社会的发展进步。 部落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它是从原始农耕社会中发展而来的，具有很多独特的特点，例如强烈的地方性、以家庭和血缘为关联的社会结构、封闭的社会等等，本文将从行业专业的角度详细说明部落社会的起源。 部落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在当时，人类开始从狩猎采集向农业发展，开始安居乐业，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其中部落社会成为了其中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 部落社会的起源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人类开始有了私有财产，在原始社会中，所有的物质财产都是公有的，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兴起，人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物质财产，进而形成了土地和家庭的私有制，这为部落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人类开始有了固定的居住地，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是以迁徙为主的，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人们开始固定居住，并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这也为部落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人类开始有了村落和城镇，在固定居住的基础上，人类开始建造村落和城镇，形成了固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村落和城镇中的人们有着血缘关系，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这也是部落社会起源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部落社会的起源是在农业发展和固定居住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部落社会中，人们建立了以血缘和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形式，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部落社会已经逐渐消失，但是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部落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阶段，其演化经历了从狩猎采集、农业、冶金到城市文明的历程，在此历史演化过程中，部落社会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首先，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早阶段，也是人类进化的阶段，人们在这一时期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社会组织和活动的，社会生产力的低水平导致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单一性，同时也限制了部落社会的发展。 其次，奴隶社会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出现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进行农业、畜牧和手工业生产，出现了贸易等活动，同时，社会分工和阶级出现的现象逐渐显现，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这一社会阶级，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阶级矛盾和内部斗争也随之出现。 封建社会是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封建领主和农民阶级，教会和国家的权力逐渐得到加强，经济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有城市的出现，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封建社会因生产方式的制约而逐渐走向衰亡。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充分发展，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越来越明显，劳资关系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导致了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的进步。然而，资本主义危机和阶级对立也在不断发展。 部落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种阶段，其特点主要体现在社会形态、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在行业专业的角度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详细说明部落社会的特点。 部落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家族、部落等组成，家族为最小的社会单位，是部落社会中组织形式最为普遍的一种，是实现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单位，而部落则是由若干个家族组成的，其中的家族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和关系，部落社会的社会关系以血缘、地缘和族缘为基础，其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固定性。 从行业专业的角度来看，部落社会的社会形态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启示，尤其在企业和组织管理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部落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和族缘的家族和部落组织，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组织形式和人际关系，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部落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同时也有一定的手工业和交换贸易活动，部落社会中的生产手段主要是一些简单的工具和劳动力，由于交通不便和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生产力相对较低，因此，部落社会的经济也是自给自足的，农牧业产生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的生存和消费。 从行业专业的角度来看，部落社会的经济特点启示我们应该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产业和贸易，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化的贸易活动，才能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竞争优势的提升。 部落社会的政治是以酋长为主，酋长是部落社会中权力最高的领袖，通常是家族中最有声望和地位的人，部落社会的文化主要以口头传承的方式为主，民间文化和习俗在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有一定的宗教和信仰。 从行业专业的角度来看，部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特点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和文化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特别是在企业和组织管理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培养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念，通过口碑传播和人际关系的建立，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和品牌价值。 综上所述，部落社会的特点体现在社会形态、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这些特点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仍然对我们行业专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历史发展和特点，不断探索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部落社会指的是原始社会阶段中的一种社会形态，其特点是以部落为单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在部落社会中，部落是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每个部落都有着明确的领袖或首领，他们通常是由长者或者勇士担任，部落的领袖具有极高的威信和权威，他们可以指挥部落的人民进行战斗、迁徙或者开垦新的土地。 在部落社会中，血缘关系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组织方式，人们通常会按照血缘关系进行亲友间的帮助和支持，血缘关系还可以影响人们的一些行为方式，例如婚姻、继承和财产分配等，部落社会中的亲戚关系十分复杂，往往涉及到父系和母系两种不同的血统。 在部落社会中，经济活动通常是以狩猎、采集、捕鱼和畜牧为主，农耕则较为少见，人们往往采取集体的方式进行生产和分配，同时，由于部落的移动性比较强，人们往往没有固定的住所和产权。 此外，在部落社会中，宗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组织形式，部落社会中的宗教往往是自然崇拜，人们朴素地崇拜山川、树木、动物等自然事物，并将其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宗教活动有助于团结部落人民，增强他们对未知和不可控因素的掌控感。 部落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具有很多独特的文化特点，本文将从行业专业的角度详细阐述这些特点。 首先，部落社会的文化特点之一是群体性，在部落社会中，人们主要生活在小型的部落之中，这些部落通常由几十到几百个人组成。这些部落具有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相依存的关系，在这种群体性环境下，个人主义的思想被压制，集体荣誉和利益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例如，在现代商业领域，一家公司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还与整个团队的协作和相互依存有关系。 其次，部落社会的文化特点还包括传统和崇拜。在部落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和习俗非常重要，人们非常注重保持和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另外，在部落社会中，人们相信神灵和鬼魂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且经常举行崇拜和祭祀活动。这种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存在，例如，许多公司和组织都会在公共场合举行祭祀活动来表达对神灵的敬仰。 第三，部落社会的文化特点还包括冲突和竞争。在部落社会中，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不同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竞争。这种文化特点在现代商业领域也非常常见，各个公司之间都在为市场份额和利润率展开激烈的竞争。 最后，部落社会的文化特点还包括身份和地位。在部落社会中，人们的身份和地位通常是由出生和家庭背景所决定的，而不是个人的能力和成就所决定的。这种文化特点在现代社会中也存在，例如，一些国家的社会阶层和贵族制度仍然存在。 部落社会是以部落为单位的社会形式，其经济结构与其他社会形式有着显着的差异。本章节将从农业生产、贸易和分工等方面来探讨部落社会的经济结构特点。 首先，农业生产是部落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由于部落社会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人力和牲畜力是主要生产力。农业生产以种植和畜牧为主，一般采用耕种轮作的方式，同时也会逐渐形成牛耕和铁犁的生产模式。在部落社会中，土地资源属于部落共有，分配由族长或部落长老负责，进行土地的重新划分和重新分配。 其次，贸易是部落社会中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部落间的贸易主要以物物交换为主，进行直接交换以满足各自的需要。例如，通过交换牛、羊、粮食等农产品来获得其他物品。由于贸易的存在，不同部落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进一步促进了文化、技术和思想的交流。 最后，部落社会中也存在分工和职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部落社会中分工相对较少，但也存在一些专门从事手工艺或者其他生产活动的人员。例如，制陶工、铸造工、织布工等。由于部落社会的经济活动相对单一，大多数人都从事农业生产，因此职业分工程度相对较低。 部落社会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社会形式，其社会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部落社会的族长制度是一种以家族为单位的统治模式，也是部落社会最为典型的社会制度。部落中的族长是族群的领袖，掌握着最高的权力，实行集权统治。族长往往是家族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声望最高的人，拥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可以决定一切家族事务。在部落社会中，族长往往是各个家族联合起来，组成部落的最高统治者。 部落社会中，社会等级制度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部落社会中，社会地位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个体的财富、战功以及家族的声望和地位等因素。部落社会中，具有高地位的人往往享有优先权，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 部落社会的军事制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制度，部落社会中，往往不存在专业士兵和专业军事机构，每个成年男性都是部落的战士，具有参战的义务。在部落社会中，军队往往是负责保卫部落的最重要力量，每个战士都必须绝对服从族长的命令，为了保卫自己家族和部落而不断战斗。 部落社会的法律制度以习俗法为主。在部落社会中，法律主要是通过习俗、传统和惯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没有明文法律和法律机构。在部落社会中，个人的行为往往受到整个家族甚至整个部落的制约和约束，违反习俗往往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惩罚。 以上就是关于部落社会的社会制度的详细阐述，在当今社会中，这些制度的影响仍然存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民间传统和文化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行业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逐渐摆脱这些制度的束缚，融入现代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 从三皇五帝到夏末 为什么说皇帝是我们共同的祖先？黄帝仅仅是小部落有熊氏的首领，但他却打败了炎帝，结束了神农氏在中原一带的统治地位，后来他又联合炎帝擒杀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下共主。皇帝有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 皇帝死后，长子玄嚣继位，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世称少昊，玄嚣的儿子叫蟜（jiao），但在玄嚣之后，继位的却不是蟜，而是他的侄子，昌意的儿子颛顼（zhuanxu），颛顼打败共工，改革宗教，前承炎黄，后起尧舜，奠定了华夏族的根基，史称颛顼大帝。 颛顼有两个儿子，穷蝉和鲧（gun），但继位者却是他的堂侄蟜的儿子帝喾{diku}，帝喾以仁德治天下，深受拥戴，他有四个儿子，挚（zhi）、弃、契（xie）和尧，帝喾死后，传位于长子挚，但却被更得人心的弟弟尧推翻，尧在位时间很长，晚年禅让于舜，而舜就是穷蝉的五世孙，有虞氏的部落首领。 我们一般将黄帝、颛顼、地库、尧、舜合称为五帝，舜在晚年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而禹既是鲧的儿子，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400多年后，夏朝被商朝取代，而开国君主商汤就是契的13世孙，500多年后，商朝又被周朝取代，而周文王姬昌就是弃的直系后裔，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上古三代的帝王全部出自黄帝一脉。 夏朝源自颛顼系，而商周则源自帝喾系，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姓氏都来源于西周时期分封到全国各地的同姓诸侯国，因此，中国其实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家族，那就是“黄帝家族” 黄帝的内心:都平身吧，孩子们(?＞?＜?） 禹是夏后氏的部落首领，姓姒名文命，在13年的治水生涯中树立起了无与伦比的威信，继而接受舜的禅让，成为天下共主，所以又被称为大禹，即伟大的禹。 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与尧、舜和皋陶并称为上古四圣，禹之前的时代，包括三皇五帝时期，被统称为原始社会，禹之后，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禹在晚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都城在阳城，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年。 注：三皇的人选有好多版本，其中有：黄帝、炎帝、神农、伏羲等等，这里就不专门讲解了，大家当做神话故事吧。 早年在治水的过程中，禹的足迹曾遍布华夏各地，靠着对各处山川地理、河流湖泊的熟悉，禹将天下划定为九个州，即豫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凉州、雍州、冀州和兖州，禹用各州进贡的金属铸造了九尊大鼎，作为九州一统的象征，各地诸侯来都城觐见时，都要向九鼎朝拜。 禹结束了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组织形态，创造出了国家这一新型的概念，他以崇高的威望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了华夏各民族共同的领袖，禹在位十年后，于巡狩的途中病逝于会稽山。 禹死后，他的儿子启杀死了竞争对手，东夷族的首领伯益而成功继位，强大的部落有扈（hu）氏以启违背禹的意念，破坏部落联合选举的体制为由，公开反叛，启亲率大军征讨，在甘击败了有扈氏的部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开启了漫长的世袭制家天下的时代起，启在位时在称呼上做了一些改动，规定夏朝的统治者生前称“后”，死后称“帝”或者“王”。 例如夏启在位时，大臣们称其为后启，他去世后，大臣们则要改成王启或帝启，其有五个儿子，太康、元康、伯康、中康和武观，启晚年时，小儿子武观因觊觎王位而发动叛乱，但遭镇压，武观被流放。 启去世后，长子太康顺利继位，太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明确记载的昏君，他沉迷游猎，不理政事，连都城斟鄩（zhenxun）也被有穷氏的部落首领羿趁机攻占，太康在外流亡而死，史称太康失国。 太康被放逐后，羿便将太康的弟弟中康扶上了后位，但中康仅仅是一个傀儡之君，夏朝的实际统治者仍是羿，中康死后，其子相继位，但随即便被羿驱逐到了斟鄩氏和斟灌氏的领地。 羿窃国成功登上后位，史称后羿（不是射日的那个，那个叫大羿，是巫族的一个大巫。），夏朝成为流亡政权，后羿在登基之后，也像当年的太康一样，沉迷狩猎，不理政事，造成了其养子寒浞（zhuo）的势力不断壮大，几年后，寒浞便袭杀了后羿，自立为后，改国号为寒。 寒浞派兵剿灭了拥立夏朝的诸侯，斟鄩氏和斟灌氏，并将已迁至帝丘的夏后相和他的族人全部杀死，仅仅传承五代的夏王朝宣告灭亡，当时相的家人尽遭杀戮，只有妻子后缗（min）从墙洞中只身逃走，回到了娘家有仍氏。 此事并未引起寒浞的重视，但此时的后缗已有孕在身，她不久便生下了相的遗腹子少康，少康又名杜康，他长大后，先是在外祖父有仍氏首领的安排下，做了主管放牧的牧正，身份泄露后，又逃到了有虞（yu）氏的领地，有虞氏的部落首领虞思是舜的孙子，他欣赏少康立志复国的勇气，于是让少康担任主管饮食的庖正，在这期间，少康潜心钻研，发明出了最原始的酿酒术（这就是最早杜康酒的由来），虞思最终决定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全部嫁给少康，并将一块儿名为纶邑（lunyi）的地盘儿送给了少康。 之后少康秘密联合各地那些仍旧忠于夏朝的诸侯，获得了包括有仍氏、有虞氏、斟鄩氏、斟灌氏以及忠于后羿的有鬲（ge）氏在内的多国武装势力的支持，经过近20年的惨烈战争，终于击败并杀死了寒浞，少康也得以在众诸侯的拥戴下登上后位，已灭亡了整整40年的夏朝，奇迹般的复国成功，至高无上的权柄再次回到了大禹后代的手里，夏王朝自此摆脱动荡，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并逐步走向巅峰，史称“少康中兴”。 夏朝自少康中兴后，告别动荡，步入正轨，少康死后，儿子杼（zhu）继位，杼英勇善战，参与过少康复国的战争，杼频繁出兵讨伐东夷族，大大扩张了国家的版图，夏朝进入全盛时期，杼死后，儿子槐即位，东夷族完全臣服并纳贡朝贺，史称“九夷来朝”。 槐死后，儿子芒即位，芒在位期间，中原部落与沿海的东夷族继续交流融合，华夏民族的主体逐渐形成，芒死后，儿子泄继位，泄是一位性格强势的君主，他在位期间，依托强大的国力，连续对外用兵，对不服从其统治的部落和方国武力征伐，并取得了连续胜利，泄死后儿子不降继位。 夏朝的版图进入鼎盛时期，不降是夏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共在位59年，不降晚年感觉儿子孔甲不够贤明，不是合适的继位人选，于是便将王位传给了弟弟扃（jiong），扃为人沉稳多谋，处理政务的经验也很丰富，但此时强大的方国商正在不断对外扩张，对夏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威胁，扃死后，儿子廑（jin）即位，但只过了八年，廑便病死了。 临终之前，廑将王位传给了堂兄孔甲，夏后氏的权柄再度回到了不降这一脉的手里，孔甲之前的13代夏王，除了太康不太靠谱之外，其他都还是比较贤能的，更不乏像大禹、启、少康和杼这样的卓越君主，其他几位也都是优秀的守成者，但孔甲就不行了，不怪当年不降看不上他，孔甲性情孤僻乖张，喜怒无常，不仅迷信鬼神，而且还肆意淫乱，所以诸侯们对他都有了离叛之心，很多部落和方国的首领不再听从孔甲的号令，立国已达300多年的夏朝，自孔甲开始由盛转衰，并逐渐走向崩溃，史称“孔甲乱夏”。 孔甲死后，儿子皋（gao）即位，皋是夏朝晚期最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任期间，缓和了夏朝与周边方国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夏王朝内忧外患的局势一度转好，缓解了自身衰落的速度，拖延了夏王朝灭亡的步伐，皋死后儿子发继位，发虽能力较为平庸，但是却善于发现人才，他在位期间破格提拔了一批能力出众的大臣，其中就包括夏朝最着名的能臣关龙逄（pang），发死后他的儿子履癸（jvgui）继位成为第17任夏王，履癸做了52年的君主，在位期间仅次于不祥，同时也是夏朝唯一一位有谥号的王，后人给他的谥号叫做桀。 履癸是夏朝的最后一任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亡国之君，因为他死后的谥号叫做桀，所以史书上一般称呼他为夏桀，与600多年后的商纣王并称桀纣，而桀纣也称为暴君的代名词，夏朝的天下早已被桀的曾祖孔甲折腾的不像样子了，幸好祖父皋是位明君，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夏朝与周边部落方国们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和，但皋的在位时间较短，父亲发又极为平庸，中兴的良好势头没有延续下去，约公元前1652年，坐在王位上浑浑噩噩了17年的发病逝于斟鄩，桀就是在这种局面下，接过了父亲留下的烂摊子。 此时摆在桀面前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内忧，一个是外患，夏朝内部在残酷的压榨下，奴隶主和平民奴隶之间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导致社会经济萧条，在夏朝外部与周边方国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直接表现就是在桀继位时，诸侯们大多不来朝贺，如果桀也像父亲发一样无所作为，只是得过且过的混日子也就罢了，可桀却偏偏不是一个自甘平凡的人，他文采极佳，出口成章，身体强健，果敢有力，精力旺盛且充沛，打起仗来有万夫不当之勇，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子曾评价桀说:他不但身材伟岸，面貌俊朗，而且英勇敏捷，文武双全，《淮南子》上说:桀力大无穷，能徒手把兽角掰断，把铁棍拧成铁索，把小臂粗细的铁钩生生掰直。 可见桀不仅高大英俊，堪称霸道总裁，富二代，而且武力惊人，这样的人能甘于平凡吗？（要是你是这样的人，你能甘于平庸吗？我想也不可能吧？比如蜀汉的刘禅，奉系的少帅，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很昏庸，我觉得少帅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不在我位，说我事易，在我位，行我事难） 桀绝不可能，他绝不甘于像父亲一样碌碌无为，虚度一生，他要奋起，他要震慑诸侯，他要收回号令天下的权柄，他要中兴夏王朝，可是要怎样实现呢？桀之前的三代夏王们已经给他提供了足够的前车之鉴，父亲发的这种经历告诉桀，不作为就是慢性死亡，曾祖孔甲告诉桀，跟诸侯们硬碰硬也是不行的，祖父皋告诉桀不要吝啬赏赐，大家和和气气的相处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见效有点儿慢，桀不想慢悠悠的等待，他不能再走前三代的老路，很快他便想到了一个既能恩威并施，又能短时间树立权威的好办法，那就是大会诸侯。 这在上古时期是一件足以震惊天下的大事，上一次召开诸侯大会还是在遥远的夏启时代，距离桀生活的时期已有400多年，当年启在剿灭了有扈氏之后，为废除传统的部落禅让制，确立王位世袭，在阳翟（di）召集各地部落、方国首领，以献祭神灵的名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盟会，这次盟会确立了夏启共主的地位，开始了家天下的时代，史称钧台之享，夏桀即位11年后，在有仍氏召开诸侯大会，史称有仍之会，这是夏朝在即大禹的会稽山之会和启的钧台之享后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诸侯盟会。 当年有仍氏首领的女儿后缗，做了夏王相的后妃，寒浞屠杀夏王一族时候，后缗是唯一的幸存者，她从地道里逃回了有仍氏并生下了少康，后来少康灭寒，有仍氏变成了夏王的坚定支持者，把召开诸侯大会的地点选在这里，也能隐隐看得出桀追随禹和启的脚步，并效法少康中兴夏朝的雄心，这次大会很多诸侯都借口不来，其实这并没有超出桀的预料，只有两件事较为意外。 第一，商国的首领汤竟然来了，商是夏朝周边最强大的方国，桀本来以为汤不会来，可人家不但上赶着来了，还表现的非常恭敬，这让桀的心情一时大好，第二就是有缗（min）氏的首领，大会开始的时候他还在，可会开到一半儿，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逃走了，桀知道之后是怒不可遏，他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当即决定征调军队攻伐有缗氏。 不得不说，桀的有仍之会还是非常成功的，不但在天下诸侯们中间试探出了亲疏远近，找准了下一步重点打击的目标，还得到了扬刀立威的机会，只要桀这次一鼓作气，灭掉有缗氏，那么他重振夏朝权威的目的就达到了，天下的诸侯们，包括商汤在内，都会重新评估这位年轻帝王的雄心与魄力。 但桀毕竟不是启或少康那样的圣君，他有一个巨大的短板就是好色，有缗氏的首领为避免被灭国，立马献上了两位倾城绝色的美女前来求和，桀一见大喜，军事行动也就不了了之了，从此在床帏（wei）之上，桀旺盛的精力找到了发挥的空间，那些学习祖先中兴夏朝的雄心壮志也就随风而去了。 有缗氏给桀献上的这两位美女，一个叫婉一个叫琰，皆有沉鱼落雁之姿，闭月羞花之貌，桀对他们非常宠爱，并大兴土木，修筑了倾宫、瑶台、琼室、玉门等很多宏伟豪华的建筑，这样一来，国政也就慢慢荒废了，夏朝内部民怨沸腾，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最重要的是，桀对婉和琰的宠爱是妺喜（moxi）受到了冷落。 妺喜是夏末商初最着名的美女，与后来商朝的妲己、西周的褒姒和春秋时晋国的骊姬并称为上古四大妖姬，妺喜本来是有施氏首领的妹妹，也是有施氏举国最美的女子，被有施氏视为镇国之宝，桀即位之初，曾因为有施氏不按时朝贡而派兵攻打，妺喜的哥哥为保平安，便主动将妺喜献出，以换取夏桀罢兵，妺喜身材轻盈，尤善歌舞，长相甜美清秀，桀也曾对其极为宠爱。 妺喜有两个癖好，一是喜欢穿戴男人的衣帽，二是喜欢听撕裂绢帛的声音，每次一听到这种声音就会笑，妺喜本来就很美，笑起来更美，所以桀就令人带来精美的绢布在她面前一匹一匹的撕开，以博得妺喜的欢心，但在婉和琰到来之后，妺喜便被疏远了，妺喜善妒，因心生怨恨，便与伊尹秘密来往，故意泄露了很多夏朝的机密，后来这也成为夏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桀毫无节制的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沉迷，也让桀的身边慢慢聚集起了一批只会阿谀奉承的小人，如赵梁、干辛和推侈（chi）等人，他们都擅长投其所好，专门教唆桀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或残害百姓，这个奸臣小团体很快便靠着桀的宠信控制了朝政，正直的大臣大多遭到排挤和迫害。 太史令钟古曾哭泣着请求桀爱惜民力，放弃奢侈的生活，但桀听不进去，于是钟古就满怀失望的投奔了商朝，辅政重臣关陇逄也曾多次劝谏桀，关陇旁曾说:“要谦恭，讲信义，节俭爱贤才，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稳固，如今您却奢侈无度，宠信奸佞，希望您改正过错，以挽回人心。” 桀不但不听，反而下令将关龙逄处死，关龙逄与后来商朝的比干被并称为双忠，也是中国历史上大臣死谏开先的第一人，作为两朝元老，关龙逄具有极高的威望，他的死使夏朝的政务更加混乱，吏治更加腐败，也意味着夏朝的亡国之日已为时不远了。 为了展开舆论攻势，商汤曾命人编造了一首歌谣，在夏朝的统治区域内传唱，歌词大意就是夏朝快灭亡了，取代他的一定是商国，古人普遍比较迷信，这首歌又迎合了人们的愿望，因此很多人私下里都在议论纷纷，后来这首歌真传到了桀的耳朵里，桀自信的说:“这是谣言，我有天下，就像天有太阳一样，天上的太阳完了，我的国家才会灭亡。” 百姓们听说后，就指着天上的太阳说:“太阳啊，你什么时候灭亡？我们愿意和你一起灭亡。”这一方面说明了社会经济的衰退和阶级矛盾的尖锐，让桀已经很不得人心了，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商汤利用歌谣造势的方法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桀轻小人远贤臣的行为，在内部造成了国政混乱臣民怨恨，在外部又被商汤利用广为传播，这大大损害了夏朝的声望，无疑也加速了夏朝灭亡的步伐。 夏与商的战争(一) 帝喾的曾祖就是黄帝，他本人更是贵为三皇五帝之一，在颛顼死后即位，成为华夏族的部落联盟首领，帝喾有四个儿子，弃、楔、挚和尧，其中次子楔是有娀（song）氏部落首领的女儿简狄所生，相传简狄婚后在亳（bo）州附近的玄丘河沐浴之时，有一只燕子飞到他面前，并下了一颗蛋，简狄（di）吞了燕子蛋，就此有孕而生下了楔，楔就是商朝的始祖，因此诗经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楔长大后，父亲去世，弟弟尧即位，便让楔做了负责观测天文、管理火种的火正，舜在位期间，楔还曾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舜便将商邑封给了他，赐姓子并封为侯爵。 楔生前在商邑建筑阏（读e）伯台观察星辰，以此为依据制定历法，是我国天文学的始祖，楔死后就葬于阏伯台下，其墓冢（zhong）也被称为“商丘”。 楔的儿子叫昭明，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不断开疆拓土，扩大了商国的影响力，昭明死后，儿子相土继位，成为第三任商候，此时正是寒浞执政时期，夏朝成为流亡政权，相土便备好车马，帮助夏王相将都城迁到了帝丘，相土在位时大力发展畜牧业，趁着夏朝王室内乱之际，将自己的势力向着黄河中下游地区迅速扩张，相图死后儿子昌若继位。 商国继续稳定发展，昌若死后儿子曹圉（yu）即位，期间，夏王相的儿子少康历经苦难复国成功，重新夺回了号令天下的权柄，商国也恢复了对夏朝的臣属关系，曹圉死后，儿子冥即位，少康将其任命为司空，负责管理全国的水利，冥是继大禹之后的又一位治水英雄，他在惩治水患时，葬身于黄河之中，冥有两个儿子王亥（hai）和王恒（heng），冥溺水而死后，长子王亥即位，就是第七任商侯，此时商国的农业和畜牧业飞速发展，出现了牛羊等农牧产品过剩的问题。 夏王泄12年，王亥亲自率一支商队，载着大量货物长途跋涉去有易氏交易，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贸易活动，因此王亥也是中国商人的始祖，但任谁也没想到的是，这破天荒的第一次商业活动竟然会以失败告终，当时有易氏的部落首领绵臣热情的款待了王亥，在酒宴上王亥多喝了几杯，心血来潮便站起身来，手持盾牌跳起了舞，他粗犷的肌肉线条和散发着雄性荷尔蒙的舞姿，让绵沉的宠妃深深着迷。 他们之间便很快便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竹书纪年》中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这个淫字可以说画龙点睛，生动的描述出了当时的情况，绵臣得知后怒不可遏，当即派人将王亥杀死，并没收了商国所有的货物和牛羊，王亥身边的一干随行人员则全部被驱逐出境。 王亥死后，弟弟王恒继承了商侯之位，他强忍悲痛，率领商国子民努力发展生产，积累财富，虽然没有立即发起讨伐有易氏的战争，但却始终不忘等待时机为兄长复仇，但可惜的是，王亥死后仅两年，王恒便突然病逝了，他临死前将商侯正义传给了侄子。 既王亥的长子上甲微，继楔开国之后，已传承了九代之久的商国，就此迎来了第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上甲微是商国的第九任商侯，他在即位后，为报父仇，连续发动攻伐有易氏的战争，但此时商国的实力仍很弱小，战争持续了四年，也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上甲微便将一批上等的牛马送往河国，请求河伯冯夷与自己共同出兵，夏王泄16年，商、河联军攻破了有易氏的国都，首领绵臣被斩杀，有易氏的国民沦为奴隶，地盘儿也被上甲卫和冯夷瓜分一空，此战过后商国的势力迅速壮大，上甲微也在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和贸易的同时，开始扩充军备，抢占地盘儿，当时在汾河下游也有一只畜牧业很发达的部落，他们因最早发明了鞣（rou）皮制革的工艺而被称做皮氏。 在上古时期，皮甲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皮氏很快便垄断了周边的畜牧和皮革贸易，夏王不降35年，皮氏部落首领的兄弟和部分长老共同发起了反对国君的暴乱，上甲微打着帮其平定内乱的旗号，迅速出击，皮氏被吞灭，其鞣皮制革的技术也被商人窃取，上甲微借此将商国的贸易拓展到西部，实力进一步增强，逐步成为夏朝周边最强大的方国之一，为一百多年后的灭夏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商侯上甲微也因其巨大的功绩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后来商朝建立之后，商王们为了纪念祖先的功劳而经常进行祭祀，其中为上甲微而举行的祭祀大典，往往特别隆重，例如商王武丁在位时，就曾经专门祭祀过上甲微，庄严的向他汇报了目前国家的治理情况，并一次性使用了此行使用了五十个人殉，《国语》中说:上甲微，能率楔着也，商人报焉，意思就是上甲微能秉承先祖楔开创的事业，使商族兴盛起来，因此后人才会为他举行盛大的报祭仪式。 华夏族的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表现在祭祀上就是天地祭祀和祖先祭祀，祭祀是上古三代最重大的集体活动，《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就是只有祭祀和战争才是真正的国家大事，祭祀经过漫长的时间，而最终演变成五种主要的规格，既禘祭、祖祭、郊祭、宗祭和报祭。 禘祭是指祭祀鼻祖，就是最早的血脉祖先，祖祭就是祭祀鼻祖之后的创业先祖，宗祭是祭祀创业之后的开国先祖，郊祭就是对天地的祭祀，在祭天地的过程中，同时再祭祀一位祖先，是最为隆重的祭奠，报祭也称告祭，是专门报答恩德的祭祀，一般在秋收之后要举行大规模的报祭，答谢神灵的恩赐，在这其中同时也会再祭祀一位祖先，除了这五种祭祀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祭祀活动，比如国君即位，发动战争等等，也会有不同规模的祭祀活动，但都不如以上这五种隆重。 从祭祀中也能看得出，在夏、商、周三代帝王们的眼中，哪些祖先的地位更尊崇，功绩更昭彰，比如夏朝是禘祭黄帝，而祖祭颛顼，郊祭鲧而宗祭禹，报祭杼。 而商人们则是禘祭帝喾，而祖祭契，郊祭冥而宗祭汤，报祭上甲微，到了周天子时代，国家一般是禘祭帝喾而郊祭弃，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报祭高圉和太王。 上甲微死后有其子报乙继位，报乙死后，儿子报丙即位，报丙死后，儿子报丁即位，报乙、报丙和报丁又被合称为“三报”，报丁死后，儿子主壬即位，主壬死后，儿子主癸即位，主壬又称示壬，主癸又称示癸，因此这二位商侯又被合称“二示”，三报二示都是比较贤能的君主，他们在位期间，商国的势力仍在继续壮大，其中主癸就是子履的父亲，子履又名天乙，不过后人更习惯这样称呼他“商汤” 商汤姓子名履，在父亲主癸去世后即位，成为第十五任商侯，夏朝自孔甲之后，国力迅速衰微，也渐渐失去了对周边方国的控制力，而在臣属夏朝的众多诸侯国中，商国的实力无疑是最强大的，尤其在上甲微吞并有易氏和皮氏之后，随着农业、畜牧业和贸易的发展，奴隶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商国逐渐由氏族部落，过渡到了以商侯为权力核心的奴隶制方国。 汤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君主，他无时无刻不想取代夏朝成为号令天下的王者，虽然对比其他诸侯国的实力，商国能算得上是佼佼者，但与强大的夏王朝相比，商国仍很弱小。此时如果商国直接发动战争，挑战夏桀的权利，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他也只能韬光养晦，蛰伏待机。 商国素来以畜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特别喜欢搬家，从始祖楔开始到主癸的时候，已经累计迁都达到了八次，汤即位后，为了不与雄心勃勃、一心中兴夏王朝的桀出现正面对抗，避开桀的直接军事威胁，在夏桀15年，也就是有仍之会后，桀攻伐有缗氏之后，他决定进行第九次迁都，将国都由商丘迁至亳。 有仍之会汤积极参加，现在为了示弱又主动迁都，桀也对商汤恭谨的态度非常满意，因此便授予了汤“得专征伐”的大权，也就是专门儿负责教训那些不听话的方国或部落，俗称诸侯之长，从此汤便可以打着天子的旗号，名正言顺的去征服那些不愿臣服于自己的诸侯国，打击忠于夏王朝的势力，以扩充地盘儿，提升威望，掠夺财富。 因此迁都之后，汤在亳城积极招募人马，积蓄粮草，训练军队，为之后的灭夏战争做好了准备，在这期间汤得到了两个人的鼎力支持，其中之一就是薛国的君主仲虺“zhonghui”，薛国由帝喾的五世孙奚仲创立，一家世代都是杰出的能工巧匠，奚仲的父亲叫番禺（panyu），相传中国的第一条船就是番禺发明的，奚仲本人则是马车的发明者，因此曾被大禹任命为车正，并获得了薛地作为封国，奚仲就是薛国的第一代先祖。 仲虺，任姓，薛氏，按氏家名的惯例称呼，全名应为薛仲虺，是奚仲的十二世孙，他出生时正赶上雷雨交加，明亮的闪电就像一条条飞舞的长蛇，所以得名“虺”。 虺是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蛇，仲虺在继任了薛国国君之位后，发扬先祖的优良传统，带领薛地民众改进生产工具，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制造业，使薛国的青铜冶炼、皮革、酿酒、养蚕和织布等技术都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也让薛国由一个落后的小方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 而此时的夏朝正是桀在位期间，国力衰落明显，而商国正在迅速崛起，仲虺是一位极具才华与政治远见的人，他毅然选择与汤联合，主动成为商国的盟友，此后薛国一直是汤最为倚重和信赖的外部力量，而仲虺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才能也被汤所赞赏，汤曾在国内设置左右相的职务，其中左相就由仲虺兼任，而被拜为右相的人名叫姒挚（sizhi）。 注:其实这个加拼音，我是懒得弄的，还有一种让人觉得，自己不认字的感觉，很拉仇恨啊，可是我写这个，就是为了大家更直观的了解历史，好多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写这本书我都认识了好多字(?＞?＜?）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可以留言，你留你的，反正我又不会改，哈哈哈哈哈哈！ 挚出生于姒姓有莘（多音字，这里念shen，还可以念xin）氏，父亲是个手艺不错的厨子，还经常兼职屠宰工作，母亲则是居住于洛水河畔的一个负责采桑养蚕的奴隶，氏在上古时期是贵族的专属，姒挚出身微贱，本来是只有姓名而没有氏，但后来他因辅佐商汤灭夏而发迹，因此就以母亲居住的伊水为氏，商朝建立之后，汤设置了一个名为尹的官职，相当于后世的宰相，让挚来担任，于是后世便不再直呼其名，而是把他的氏和官职连起来，敬称其为“伊尹（yiyin）”。 在伊尹的身上，史书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第一种说法是伊尹自幼聪慧、勤学上进，他年少时虽然在有莘氏给奴隶主种地，但却抓住一切机会发奋学习尧舜之道，既从父亲手里学到了高超的烹饪技术，又深通治国之理，成年后，他先是子承父业，做了奴隶主的厨师，又因为学识渊博，当上了给贵族子弟们教书的师傅。就这样伊尹声名远扬，以至于让求贤若渴的商汤三番五次的带上美玉丝帛、牛马和皮革为礼物，亲自前往有莘氏去聘请他，但由于有莘氏的首领坚决拒绝，于是商汤在无奈之下，只好娶首领的女儿为妻，让伊尹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自己身边，这就是历史上“三聘伊尹”的故事。 不过这种说法可信度实在不怎么高，很可能是受了刘备三顾茅庐的启发，但商汤不是落魄的皇室后裔，伊尹也不是名士诸葛亮，纵然他再是天资过人，智慧超群，身份也不过就是一介家奴而已，怎么可能越过国与国之间的界线引起商汤的注意呢？商汤与刘备最大的区别就是自身有着很高的起点，作为一个大国的国君，身边不会缺乏贤能之士，为了得到伊尹，有莘氏的公主，竟然沦为可怜的赠品，这样美丽的故事明显更像是一则童话，因此第二种说法更接近事实，为了拉拢强大的有莘氏，商汤取其首领的女儿为妻，伊尹则作为陪嫁奴隶一起来到了商国。 韩非子曾经在《难言》里这样写道:上古的汤是位圣人，伊尹则是个大智者。 然而就算以伊尹的智慧游说了商汤70次，却一次也没成功，后来伊尹利用自己善于烹饪的优点，经常做一些珍馐美味献给商汤，用这种办法亲近他，才渐渐的让商汤发现了自己的才能。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处在社会最顶层的诸侯王，不计身份，唯才是举，任用了一个最底层的奴隶为谋臣，两个人相得益彰，如鱼得水，终于携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朝换代，得到商汤的赏识之后，伊尹先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官儿，然后便奉命出使夏国，他带着随从驾着马车，拖着贡品来到夏都斟鄩朝见夏桀，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外交活动。 伊尹不但成功的让桀消除了对商国的敌视，还为商汤争取到了得专征伐的大权，除此之外，伊尹还与心怀怨恨的妺喜秘密来往，得知了很多夏朝的核心机，将夏桀的妃子发展成为自己的耳目，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之后伊尹经常利用妺喜的身份来探听桀的施政情况或军事部署，而且伊尹在夏桀身边安插的耳目，还不仅只妺喜一人，这位权谋大师的另一层身份就是商国地下组织的总负责人。 孙武在《孙子兵法?用间篇》中曾这样写道:间谍可以使敌人莫测高深而无从应付，这是神妙的道理是制胜的法宝，随后孙武在列举谍战大师时，只提到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姜子牙，另一个就是伊尹，在伊尹和仲虺这两位高参的谋划下，商汤最终将临近的葛国定为第一个打击目标，理由是葛国的国君不好好祭祀。 祭祀是上古时代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也是一个国君必须要做好的分内之事，但葛伯却是一个荒于政务的人，甚至连祭祖大典也是能省则省，这就给了商汤一个无比正当的出兵理由，商汤先是派人去责问葛伯，可葛伯却没好气的回答说缺少祭祀用的牛羊，于是商汤便把一批牛羊送到了葛伯，但却被葛伯全部宰了吃掉，葛伯明摆着犯浑:老子就是不祭祀，管得着吗你？ 不久，商汤又派人前来责问，为什么还不祭祀？葛伯回答，没有祭祀用的谷物，于是商汤便命商国的民众前去帮助葛国的百姓种田，葛伯大怒，当即率兵赶跑了种地的商民，并抢走了他们留下的食物和酒，头脑简单的葛伯就此落入了商汤的圈套，很快商汤便以葛伯先动手为借口，率大军进攻葛伯，并一举将其吞灭，于是以此为开端，持续数年的灭夏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夏与商的战争(二) 吞并掉葛国后，商汤继续举着道义的旗帜，讨伐不义之国，以扩充地盘儿，增强自己的实力。 孟子曰：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意思就是，商汤灭夏是从葛国开始的，此后又连续发动了十一次战争，全部获胜，从而天下无敌。 第二个被商汤吞并的诸侯是有洛氏，有洛氏是一个坐落在洛水之畔的部落，首领贪图享乐，喜欢大兴土木，经常为了修筑豪华的宫殿而强制部落里的百姓前来劳动，以至于到了农忙时节，竟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收割庄稼，导致百姓们陷入饥荒之中。 于是，商汤便趁机征讨有洛氏，有洛氏的民众，谁也不愿意为国君卖命，因此很快便被商汤攻灭。 战后商汤废除苛政，休息养民，这令他仁义的名声广为传播，其宽仁大度的品格也与夏桀的暴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加上商国强悍的军事实力，令众诸侯望而生畏，短时间就有四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方国和部落首领自愿前来归附。 可商汤环顾四周，他发现在这种局面下，南方的小国荆国竟然没有任何表示，其国君好像并不愿意臣服，于是商汤便将第三征的目标锁定在荆国的身上。 荆国就是后来楚国的前身，先祖是颛顼的孙子吴回，吴回曾经在帝喾时期担任过祝融的职务，负责掌管部落用于照明、取暖和煮食用的大火，因此他的部族又被称作祝融氏。 后来祝融氏迁移到了江汉流域，不断的与周围的九黎、三苗等土着民族相互融合，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荆楚大族，但此时的荆国还比较弱小。 商汤先是率商国的主力大兵压境，对荆国实施武力威慑，然后又故技重施，使用攻心手段，他派人给荆国的国君荆伯，送去了一头祭祀用的牛，这头牛全身带满装饰品，可以直接用作祭祀的牺牲。 这其实是向荆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我本来无意灭掉你的国家，因为一旦诉诸武力，必将彻底将荆国踏平，那么荆伯你就永远失去了祭祀的权利，希望你赶紧考虑考虑，别找不自在。 史书中记载，荆伯在接到这一礼物后感到十分惭愧，哎，像商汤这样的大国之君都给我送来了如此意义重大的礼物，而我对商汤却没有任何表示，实在是不应该呀。 于是，他对商汤的使者说：我有失服侍圣人的礼节，今后当一心相报，凡是商汤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去做，绝无二话。 荆伯又让使者带回了大量南方的土特产，以表达对商汤的敬意。其实这套惭愧的说辞一听就是哄小孩儿的，他明显就是被商汤的大军给吓怕了，这才服软认错，就这样，商汤高明的政治手段再次成功。他兵不血刃的将荆国及其附近一些其他的小部落全部收入麾下。 对葛国、有洛氏和荆国的这三次出征，可以看作共十一次灭夏战争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商汤的主要目的是扩张势力，宣扬和提高自己的声望，军事行动也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并未超出得专征伐的框架范围，打击的对象也都是那些既不依附于商朝，又不真正服从夏桀的中间势力，并没有完全触碰到夏朝的核心利益。之后的战争就要针对那些依附于夏朝的方国，解除拱卫夏朝的羽翼。 可就在商朝开始雄心勃勃的准备进行下一阶段的战争时，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差点儿就令他前功尽弃。 在降伏荆国的第二年，即夏桀二十二年，桀派使臣到亳都召商汤入朝议事，商汤明白桀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在数次征伐后，商汤声名鹊起，许多人主动前来投靠，这显然引起了桀的警惕和不安。 但问题是，此时的商国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夏朝，在这种情况下，公然反抗劫的命运，提前与强大的中央政权交战，无异于自取灭亡，不去就将迎来劫的大军，去即是龙潭虎穴凶多吉少，怎么选，让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之中。 接到了劫的命令，商汤在左思右想之下，最终决定冒险前往，果然，他刚一到达斟鄩，就立刻被逮捕，囚禁于夏台的水牢之中，很明显，在经历了三次征伐之后，桀对商汤已经不再信任，而且还把他当做潜在的危险敌人。 伊尹和仲虺（zhonggui）等人闻讯后，一面动用自己在夏朝的人脉关系全力解救商汤，一面搜集了许多珍宝和美女献给桀，幸好商汤之前并未公开反叛，再加上妺喜等人从中助力，一年后桀终于下令将商汤释放，此次被囚禁的痛苦经历，让商汤更坚定了灭夏的决心，他利用此事，大搞政治宣传，反而得到了众多诸侯的同情。 有一次商汤出门办事儿，见部下从四面张网狩猎，于是便命令他们把罗网撤去三面，只留一面，并教育部下对待禽兽要有仁德之心，随后商汤还跪在地上祷告：鸟兽们往左右逃命去吧，只有不听话的才会自投罗网。 商汤网开三面的消息传到诸侯们耳中，众人都惊叹不已，纷纷奔走相告，商汤对禽兽尚且如此，何况对人呢？于是，一时间连远方的诸侯也慕名前来归附，并自愿在商汤手下任职。 看到叛夏归商的人越来越多，商汤就和伊尹和仲虺两人商议，紧锣密鼓的开始准备第二阶段的征伐战争。 在夏王朝的众多诸侯国里，虽然出现了不少叛逆者，但忠实于桀的也有很多，比如韦国、顾国和昆吾国，三个诸侯国的实力都不弱，尤其是昆吾国，其强盛程度甚至不下于商国。 后人曾把夏、商、周三代中最有势力、最具影响力的五个诸侯国合称为上古五霸，其中，夏朝的第一霸主就是昆吾国，其他四霸分别是商朝的大彭氏、豕（shi）韦氏和东周的齐桓（这里念huai）公、晋文公。 昆吾国强大的国力由此可见一斑，这三个方国都是无法用政治手段恐吓和拉拢的，他们都执意以商为敌，并监视着商汤的活动，还经常向桀报告，所以商汤第二阶段的征伐战争必须要以这三个国家为首要目标。 于是他一方面继续暗中联络，依附于自己和仍旧保持中立的诸侯们，一方面也在不断评估桀所能掌控的真正兵力。 伊尹明白商汤的心思，他对商汤说：您先暂停对夏朝进贡，观察一下桀的反应。 商汤依伊尹之计，故意不按期缴纳贡赋，桀在盛怒之下征召九夷之师征讨商汤，九夷就是东夷族的九个较大的部落，代表分别是畎（quan）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和阳夷。 九夷在夏朝的中前期，便开始和华夏族融合成为一家，从武力对抗到臣服拥护，和睦相处，九夷与夏朝的关系在数百年间逐步加深，建立了牢固的同盟关系，伊尹看到九夷的军队还听从桀的指挥，就对商场说：现在还能够征召九夷之师，我们尚不能与之争锋，还是认个错吧。 于是商汤便派人入朝谢罪，并奉上贡品，这才平息了桀的愤怒，这次在伊尹的精心谋划下，商汤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试探，桀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底牌，他的左膀右臂就是昆吾国和九夷，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他能动用的军事力量，除了夏朝本部，就是昆吾国周边的几个方国，和以九夷为代表的东夷族部落联盟。 既然昆吾国无法争取，那就先破坏九夷与夏朝的联盟，先断其一臂再说，于是商汤与伊尹便开始暗地里分化，瓦解九夷与夏朝的关系，对于谍战大师伊尹来说，散布小道消息搞反间计当然不在话下，正好同年，桀在一怒之下处死了辅政重臣关龙逄（pang）。 桀擅杀大臣的残暴行径也被商汤和伊尹大加利用，传的沸沸扬扬，在这种局面下，九夷部落也对桀失去了信任，一年后又到了缴纳贡赋的时间，商汤再次依伊尹之计，故意不按时朝贡。 于是夏桀便第二次征召九夷之师，准备恐吓（这里读konghe），可让桀大失所望的是，经过伊尹的破坏，九夷已经不愿意听从夏朝的命令，史称“九夷之师不齐”，见桀所依赖的两大力量已失其一，伊尹对商汤说可以起兵了。 此时经过了三年的精心准备，商汤的实力更加壮大，但他并没有直接向斟鄩进军，而是继续秉承先弱后强的原则，将矛头对准了昆吾国的小弟温国，温国势力很弱，因此迅速被商汤吞灭。 三百多年前，大臣有平因辅佐少康复国有功而被封于温邑，建立温国，史称温平公，因此，有平也是中国温姓的始祖，温国虽然是个小国，但却与昆吾国有亲缘关系，此次无端被灭，也令昆吾国的国君大发雷霆。 此战让夏桀和商汤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两人各自集结诸侯联军，召开誓师大会，商汤是为了争夺天下共主的宝座，夏桀则是为了扞卫至高无上的王权，于是一场左右华夏族命运的决战在中原大地全面爆发了。 温国被灭后，昆吾国的国君昆吾伯联合韦国和顾国共同出兵，主动发起了讨伐商汤的战争，但此时商国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经过一番激战三国联军被打败，同年商汤在亳都召开诸侯大会，正式召集天下诸侯讨伐夏桀，史称“景亳之命”，在整个夏朝长达400多年的历史记录里，只有大禹、启和桀曾经召开过诸侯会议，其他帝王，包括中兴之主少康、一代霸主后羿、寒浞等，都不曾征召诸侯集会，此时商汤还不是天下共主，却能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召开诸侯会议，可见他已经成功的争取到了多数诸侯的支持，“景亳之命”是商汤以霸主的身份向夏朝宣战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商汤不再仅仅是一个商国的君主，而成为整个诸侯联军的领袖，他亲自拿着一把大钺（yue），指挥联军迅速出兵韦国。 钺是一种类似斧的武器，主要用作仪仗，在西方权力的象征物一般是权杖，在中国则是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军事指挥权。 面对商汤的大军压境，韦国连求援都没来得及，便被攻灭，商汤乘胜挥师东进，顾国也被吞灭。 昆吾伯见势不妙，只好率主力向斟鄩退去，准备与夏桀合并一处，共同防御，两人商议一番后，认为应暂避锋芒，遂放弃斟鄩退往安邑布防。 在伊尹的谋划下，商汤决定采取大迂回的战略，先沿黄河南岸西进到潼关一带，在渡河向北出其不意的攻击安邑的侧面。 在正式出征之前，商汤召开了一次着名的誓师大会，史称“汤誓”，在“汤誓”中，商汤对众军说：我征讨夏桀，是奉天伐罪，只要你们与我同心协力，我就会重重的奖赏，如果你们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会把你们降成奴隶，或者处以死刑，还要株连你们的子孙后代，绝不宽恕。 演说结束后，商汤自称“武王”，并精选了商国的良车七十乘（这里念sheng），敢死队6000人，又联合了各诸侯国的军队向安邑进发，桀和昆吾伯仓促迎击，两军首先在有娀（song）氏展开激战，商汤率领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昆吾伯战死，桀则收拢残兵败将退至鸣条，准备与商汤拼死一搏，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决战，天上雷雨交加，地上尸横遍野，两军整整在大雨中厮杀了一天，商汤率领的诸侯联军才渐渐靠着人多的优势占据了上风，夏军开始败退，桀仅带500残兵东逃至三朡（zong）国（今山东菏泽定陶北），可商汤却不给桀任何一丝喘息之机，又随即率军进逼三朡，经过多日的激战，三朡国兵败，其国君也为了掩护桀而战死，桀则仓皇逃往郕（cheng今河南濮阳范县南）避难，他从宫中携带出来的各种宝贝，都成为商汤的战利品，桀有个儿子名叫淳维，生母既不是妺喜，也不是婉和琰这两位美女，淳维见自己的父亲已是穷途末路了，再跟着他跑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又趁乱将桀的一众妃妾据为己有，带领着这一大群美女和部分族人北逃至蒙古高原，避居于蛮荒之地，其后人辗转放牧，世代繁衍，与犬戎、荤粥（xunyu）等民族融合，孕育出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匈奴” 不过现在商汤可没空管桀的儿子和这一大帮嫔妃，他的目标只有桀本人，虽然靠着三朡国君的力保，桀才能再次逃出生天，但终究也只是困兽之斗，难逃覆灭的命运了，郕之战成为夏商之间的最后一次战斗，兵锋正锐的诸侯联军在商汤的指挥下，将夏军的残余力量全部消灭，桀也在战斗中被擒获，成为俘虏。 经过20多年不间断的兼并战争，商汤终于成功推翻了夏后氏的政权，坐上了帝王的宝座，商汤为了避免披上“弑君”的恶名，商汤并没有处死桀，而是将他与妺喜，一起流放到南巢（今安徽巢湖市西南），妺喜虽然被伊尹利用成为间谍，为商汤的灭夏战争做出过贡献，但却并没有得到商汤的优待， 几年后桀病死在亭山，南巢故国从夏末到商周，世代传承有序，子孙绵延不绝，其中有一支部族据说就是桀的后代，所以夏朝灭亡后，南巢国始终不向商朝称臣纳贡，直到西周初年才恢复了对中原政权的臣属关系，1000多年后，即公元前536年的春秋时期，吴王馀昧（yumei）率军大举北上，南巢国灭亡。 商朝历史简介 简介一下商朝历史走向，后面会单独出几期有作为的帝王或者名臣，比如：伊尹，盘庚geng，武丁，妇好，帝辛等。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亡于公元前1046年，国祚554年，传17世30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商朝的历史。 公元前1600年，成汤率领商军与夏军在鸣条进行决战，史称鸣条之战。此战夏军战败，夏王桀逃奔南巢而死。成汤灭夏后回师亳hao邑yi，大会诸侯，正式建立商朝，定都于亳。而夏朝王室贵族的遗民则被迁到了今河南杞县一带，建立了方国杞国。 公元前1588年成汤去世，在位12年，享年100岁，庙号太祖。由于成汤嫡长子太丁此时已经去世，便由成汤次子外丙继位，伊尹摄政。 公元前1585年外丙去世，在位3年，其弟仲壬继位，伊尹继续摄政，在伊尹的辅佐下商朝继续强盛。 公元前1582年仲壬去世，在位3年。开国元老伊尹拥立成汤的嫡长孙太甲继位，即仲壬长兄太丁之子。伊尹尽职尽责，连写《肆命》《祖后》等几篇文章教导太甲努力成为明君。即位之初的太甲比较安分，能够按伊尹的教导行事，小心谨慎地遵守祖宗留下的规矩。 公元前1579年，已经在位3年的太甲有些忘乎所以，他认为自己贵为一国之君，不应该再被奴隶出身的宰相伊尹来管着了，便开始一味享乐，暴虐百姓，使得朝政昏乱。伊尹规劝无果后无奈将太甲放逐到开国之君成汤墓地附近的桐宫，希望他能好好反省，自己则摄政当国，史称“伊尹放太甲”。 公元前1576年，太甲已经在桐宫悔过了三年，这三年太甲与守墓的老人朝夕相伴，了解了祖父当年的创业故事，以及祖父定下的各种规矩。太甲反思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羞愧难当，觉得对不起祖父在天之灵，下定决心改过。此后太甲以祖父成汤为榜样，尽力帮助老弱孤寡，做事也变得雷厉风行，所作所为多能遵守祖制和律法。 伊尹看到太甲真心悔过后十分高兴，亲自率领文武大臣去桐宫接回了太甲，并还政于他。重新当政的太甲能修德，诸侯都归顺商朝，百姓得以安宁。 公元前1570年太甲去世，在位12年，庙号太宗，其子沃丁继位，伊尹继续为相辅佐商王。 公元前1550年五朝元老伊尹去世，享年100岁，沃丁以天子之礼将其下葬于亳都（今河南商丘），并奉祀为“商元圣”，与太祖成汤共同祭祀。伊尹辅政的五十余年，为商朝兴盛富强立下汗马功劳。 公元前1541年沃丁去世，在位29年，其弟太庚继位。太庚在位期间严格履行成汤法制，使得商朝继续强盛。 公元前1516年太庚去世，在位25年，其子小甲继位。 公元前1499年小甲去世，在位17年，其弟雍己继位。雍己在位期间昏庸无能、荒废政事，商朝开始衰落，而各诸侯的势力却日趋膨胀，以致于很多诸侯都故意不来朝贡。 公元前1487年雍己去世，在位12年，其弟太戊继位。太戊启用伊尹之子伊陟为相，任用巫咸辅佐朝政，自己则勤政修德、治国抚民。在伊陟zhi和巫咸的辅佐之下，已显衰势的商朝得以再次兴盛，各诸侯纷纷来朝，史称“太戊中兴”。 公元前1412年太戊去世，在位75年，是商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太戊凭借中兴之功得到了“中宗”的庙号，同年其子中丁继位，并将都城从亳都迁到嚣都（今河南郑州）。 公元前1406年，蓝夷进攻商朝，被中丁击败，但中丁本身的势力受到重创，他的诸位兄弟开始对王位摩拳擦掌。 公元前1399年中丁去世，在位13年，其弟外壬击败了其他兄弟夺得了王位，也开了“谁势力大谁即位”的先例，从而造成商朝一百多年在继承上的九世之乱，刚中兴不久的商朝再次衰落。 不久后姺（可以读xian，这里读shen）与邳两个侯国发动叛变，而姺和邳的祖先是商汤时的左丞右相，连他们都反叛了，可见当时的商朝多么衰败。外壬面对姺和邳的叛乱毫无办法，最后还是大彭国帮助商朝平定了这场叛乱。 公元前1384年外壬去世，在位15年，其弟河亶dan甲继位。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河亶甲毫无办法，只得北上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并出兵征伐东南方的兰族和班方，以转移国内矛盾，扭转不利局势。 公元前1375年河亶甲去世，在位9年，其子祖乙继位。因相都地处黄河下游，有水患风险，祖乙便迁都至耿（今山西河津）。 公元前1376年，耿都被大水冲毁，祖乙再次迁都到邢（今河北邢台）。但有一部分公族没有随迁，祖乙便将弟弟祖丙封于旧都耿，建立耿国。 不久后邢都也发生了水患，祖乙再次迁都到庇（今河北广宗县大平台）。在庇都祖乙立宗庙、筑社稷、造营室，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商王朝再度兴盛起来。 公元前1356年祖乙去世，在位19年，其子祖辛继位。祖辛在位期间商朝仍处于九世之乱时期，内乱使商朝又显衰落之势。 公元前1350年祖辛去世，在位6年，其弟沃甲继位，生平事迹不详。 公元前1345年沃甲继去世，在位5年，其兄祖辛之子祖丁继位，生平事迹不详。 公元前1335年祖丁去世，在位10年，沃甲之子、祖丁堂弟南庚继位。南庚在位期间商朝继续衰落，内乱不断，南庚不得已将迁都到奄yan（今山东曲阜）。 公元前1307年南庚去世，在位28年，其侄阳甲继位。阳甲在位期间商朝依旧内乱不止，诸侯不朝，虽有西征丹山戎的壮举，却无法逆转商朝的衰势。 公元前1300年阳甲去世，在位7年，其弟盘庚继位。盘庚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立志要改变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决心迁都。先是迁到故都亳（今河南商丘），后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盘庚迁殷后推行商汤的政令，从此百姓安宁，引得众诸侯前来朝见，商朝国势再度振兴。 公元前1272年盘庚去世，在位28年，其弟小辛继位。小辛没有延续兄长盘庚的治国方针，使得商朝再次衰落。 公元前1262年小辛去世，在位10年，其弟小乙继位。小乙在位时期曾征伐过东夷、鬼方等方国，还制定了祭祀制度。当然他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让太子武丁去田里耕作，体验民间疾苦，为日后的武丁中兴打好了关键的基础。 公元前1250年小乙去世，在位12年，其子武丁继位。武丁是继盘庚之后商朝又一位明君，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在傅说、甘盘、祖己等贤才的辅佐下，武丁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史称“武丁中兴”。 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在位58年，庙号高宗，其子祖庚继位。祖庚继承了“武丁中兴”的事业，积极开拓，遵行礼制，是一个积极、孝悌的君主。在他统治的数年间，商朝的经济文化和国力都十分强盛。 公元前1185年祖庚去世，在位7年，其弟祖甲继位。祖甲在位初期还能照顾民众，延续中兴之势，但随着登基日久，有些怠政，商朝再显颓势。 公元前1162年祖甲去世，在位23年，其子廪lin辛继位。廪辛在位期间羌方屡屡来犯，商朝历经数年终于击败了羌方，却未能斩草除根，百年后武王伐纣时羌方还参加了灭商联军。 公元前1150年廪辛去世，在位12年，其弟康丁继位。康丁在位期间羌方卷土重来，屡屡来犯，商朝依旧只是击退羌方，未能完全征服。 公元前1147年康丁去世，在位3年，其子武乙继位。武乙在位期间努力挽救商朝衰落的国势，但收效甚微，加上他生性残暴，贪于享受，便被后人评为残暴的君王。 公元前1112年武乙去世，在位35年，其子文丁继位。文丁在位期间西方的周部落已经逐渐强大，文丁忌惮周侯季历，便以封赏为名将季历诱杀，使得商周关系恶化。 公元前1101年文丁去世，在位11年，其子帝乙继位，此时商朝国势已趋于没落。 公元前1100年，周部落攻打商朝。 公元前1099年，昆夷攻打商朝，帝乙派大将南仲率军御敌，并修筑朔方城。 公元前1093年，帝乙出兵征伐岛夷和淮夷，途中遭遇孟方截击，便调转枪头讨伐孟方，得胜而回。 公元前1076年，帝乙迁都于沫（即朝歌，今河南淇县），同年去世，在位26年，其子帝辛继位。 帝辛就是我们熟知的商朝末代君主商纣王。纣王继位后在内营建朝歌、加重赋敛、严格周祭制度、改变用人政策、推行严刑峻法，对外屡次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种种举措引发了商朝内部矛盾，动摇了统治基础，连年的征战又极大地消耗了国力，致使商朝国内兵力空虚，给了周人可乘之机。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与商军在牧野进行决战，史称牧野之战。此战商朝战败，纣王兵败自焚，立国554年的商朝宣告灭亡。 商朝伊尹篇 伊尹，姓伊，名挚，小名阿衡，是商朝初年着 名丞相、政治家、思想家，最早的道家人物之一。 他是中华厨祖，中原菜系创始人。他后来辅助商汤灭夏朝，为商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商朝建立后成为一代名相，他从奴隶到丞相，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伊尹出生在 “伊水”的河边，故以伊为氏。尹”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在建立商朝后的官职名，位同右丞相。 伊尹身世非常凄惨。他是一名弃婴，被伊水河边有莘氏方国的一名采桑女在桑树树洞中发现，交给了有莘氏的国君。 因查找不到他父母的下落，有莘氏的国君就把他收留在宫中，由宫里的厨子收养。 在厨师家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伊尹学到了高超的厨艺。 他年纪轻轻就开始给国君宴席掌勺，做了宫廷厨师，吃喝不愁，生计无忧。 可是伊尹的志向远不止如此，他的理想是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他勤学上进，虽然从事低贱的行业，但特别喜欢研究尧舜的治国之道。 由于厨艺很出色，有莘国君就让他专门担任招待各地宾客的厨子，由于经常见到各国使臣气度不凡，上层人物仪表堂堂，他不甘心于现状，经常在向宾客们打听各国的情况。 他还经常听宫廷里往来的人讨论方国的事务，借此学习国家管理方面的实务，经过努力，伊尹学问精深，谈吐举止之间充满了智慧，给人感觉就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才。 虽然大家都知道了伊尹学识渊博，有事都爱向他请教，甚至成为有莘氏国君子女的“师仆”，可是限于他最初的身份，他始终只是一个厨师，有莘氏国君的家奴。 有莘氏国君安于现状，对人才也不重视，对于伊尹之才视而不见，一次，有施国首领和有莘国首领举行两国领导人双边会晤。 会晤结束之后，有施国首领带着他的女儿妹喜，到有莘国做国事访问，大人在里面谈论国家大事，小孩们就在外边玩耍。 小妹喜发现伊尹不仅学问高深，而且长得很帅气，就喜欢上伊尹，妹喜长得花容月貌，伊尹也非常爱慕，长大后的妹喜和伊尹，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两人经常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亲密无比，让人羡慕不已，但是，后来悲剧发生了，夏桀觉得有辛国首领不太听话，发兵教训他。 有辛国首领打不过夏桀，于是，棒打鸳鸯，把妹喜献给了夏桀，伊尹和妹喜生离死别，海誓山盟，下定决心要克服万难，重新走到一块。 妹喜进宫后，深受夏桀喜爱。她在桀给予她的荣华富贵中终日浑浑噩噩，伊尹在底层继续摸爬滚打，努力学习尧舜之道，寻找明君，以求一展才华。 有一次，伊尹得到消息，有莘氏将与东方的商国联姻，商国的国君汤要娶有莘氏国君公主为妃，伊尹因为喜欢分析天下大势，他眼光独具，在了解夏桀的荒淫无度，暴虐无道之后，察觉夏亡不远。 他想势必会有新人取代，但是有莘君主，胆小不能成大事。伊尹对商也有了解，知道商汤是一个雄图大略之主。 伊尹觉得这是他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主动申请成为了有莘氏公主的陪嫁家臣，当然，他对自己的能力也是充满信心，只有有机会，他就能一飞冲天！ 就这样，伊尹来到了商，见到了改变他一生的明主——商汤，初到商，伊尹的身份是陪嫁家臣，而且因为他展示的高超厨艺，得以继续做厨师。 商汤很快发现了伊尹的不同凡响之处，首先是因为一道美味，这道美味的名字，叫“鹄鸟之羹”。所谓“鹄鸟之羹“，就是用天鹅肉做成的汤。 商汤发现这道菜味道与以往厨师做得大不相同，很新奇，伊尹引起商汤注意，伊尹为了让汤发现自己才能，故意有时把菜做得很可口，有时却或咸或淡。 有一次，商汤举箸一尝，发现几个菜不是淡得没有味道，就是咸得发苦，叫人难以下咽，他不由一阵恼怒，当即叫来伊尹，训斥了一番。 谁知，伊尹不但不慌乱，反而从容不迫地说：“我也知道做菜不能太淡，也不能太咸。只有把佐料放得适当，吃起来才可口，今天我故意把菜做得有淡有咸，是在提醒大王，治理国家和做菜是一个道理，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松弛懈怠，而是要松弛有度，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兴旺发达。” 商汤听后大吃一惊，他怎么也不能相信这番话竟然出自一个做饭的奴隶之口，经过多次交谈，商汤发现伊尹不仅博学多才，而且文韬武略样样精通，他对伊尹大为折服。 伊尹还有胸有壮志，对夏朝的暴虐统治极其不满。商汤明白，伊尹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贤才，于是免去伊尹奴隶身份。 他不顾手下贵族的反对，不以伊尹的身份卑贱为异，破格擢升伊尹为相，让他执掌国家大政。 而伊尹也没有让商汤失望，他教汤效法尧舜的以德治天下，为救民而伐夏的方略，伊尹为了能帮助商汤讨伐夏桀，于是自请去夏朝做了小吏。 他没事就出去逛，跟百姓唠嗑，刺探乡情，了解百姓对夏桀的态度，在了解夏朝上下相疾，民心积怨之后，便大胆判定夏亡不远，于是开始跟商汤为伐夏战争事宜做准备。 为了深入了解夏朝的政情和军事实力，为了接近朝思暮想的妹喜，伊尹再次赴夏王朝开展情报工作。 伊尹和昔日的恋人妹喜终于重逢了，他说服妹喜转化为自己的卧底，成为安插在敌营里的一颗最出其不意的棋子。 那时妹喜失宠，夏桀攻打岷山氏时，岷山氏献出了两个美女以求和解，夏桀有了新宠，便忘记了自己的元妃子妹喜。 妹喜心有愤恨，而伊尹正好利用这个时机重回夏朝与妹喜合谋，刺探出夏朝核心的军事机密，安全返回故国。 事无巨细的了解对手对于伊尹来说非常重要，而夏桀昏庸的消息也更加坚定了伊尹要帮助成汤夺取天下的决心。 伊尹联络夏臣，扩大敌人内部矛盾，削弱夏朝实力，为后来的灭夏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伊尹在了解到夏桀已经失去民心时，就让商汤试着不再向夏桀进贡来试探夏桀的反映。 顺便也要试探一下九夷等方国对夏桀的反映，没想到夏桀看到商汤不再进贡，觉得王权的尊严受到挑衅，于是怒而“起九夷之师”。 此时，九夷等方国仍然听从夏桀的调遣，伊尹一看时机还不算成熟，于是让商汤恢复朝贡以来谢罪。 夏桀的王权一旦开始被人挑衅，那么别的方国自然个个都开始蠢蠢欲动，再加上夏桀的残暴贪婪，早就人心向背。 得知各国的意愿以及夏朝核心的军情时，第二年又建议汤不再向夏朝进贡，而夏桀想要再次聚集九夷之师来攻打汤时，这时已经没有人再听他的号令了，甚至还有别的氏族首先叛反。 伊尹见时机成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准备灭夏，先后灭掉了忠于夏王朝的葛、韦、顾和昆吾等夏朝属国，摧垮了夏王朝统治兖、豫地区的重要支柱。 在伊尹的辅助下，成汤励精图治，顺应了历史和民心，公元前1600年，成汤发动对夏朝的总攻，成功灭掉夏朝，并建立商朝取代夏朝，统治华夏大地。 因为伊尹对灭夏建商作出显赫贡献，成汤封伊尹为丞相，位列开国功臣。商朝建立后，伊尹继续辅助成汤治国。 伊尹在担任商朝的尹的期间，他主张以“调和五味”等烹饪方面的方法来治国，商朝建立后,伊尹洞察民情，整顿吏治，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 这些制度规定官更工作要动恳,要忠于王室,不能怀有二心,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伊尹又制定了诸多法律、法规。国民犯了罪均会依法受到惩处，甚至罚作奴隶。 他还规定触犯法律的官吏,不分等级贵贱,一律严惩，严格的法律使得官吏们都不敢胡作非为,打造了商朝初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良好局面。 因此，伊尹被后来的老子评价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贤相，成汤死后，伊尹作为丞相继续辅助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四代大王治国，也就是说伊尹是五朝元老，也是中国历史首位五朝元老。 最值得一提的是太甲原本是个昏君，但在伊尹的流放和教育下，从昏君变成了明君，这就是着名的“伊尹放太甲”。 商汤死后，伊尹辅佐其子外丙继位。外丙死后，中壬继位，伊尹辅佐中壬治理国家。 中壬死后，太甲继位。伊尹辅佐新君主也是殚精竭虑，一连写下《肆命》、《祖后》、《徂后》等文章让太甲阅读， 向太甲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遵照祖先的法制等，只可惜，太甲继位后沉迷于酒色，常常不理朝政，百官为此十分担忧。 伊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虽百般规劝，但太甲却都听不进去，伊尹曾与商汤一同推翻昏君夏桀，建立商朝，自然不忍社稷败在太甲手上。 伊尹果断将太甲软禁在桐宫，让他悔过自新，自己则代他掌管朝政，治理天下，最初到桐宫，太甲的心中感到非常不满，并且对汤的坟墓感到惊讶。 商汤作为开国君主，坟墓却是与普通人墓差不多，墓地上仅有一座低矮的宫室，是供一年一度的祭祖所用。 守墓人也是不厌其烦的将汤建业的故事及汤定下的规矩，每天向太甲讲述，教育太甲应该将祖父作为榜样，做一个贤明的君主。 商汤所建立下来的伟大功绩，让太甲又是向往又是感到羞愧，便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三年后，太甲幡然醒悟，决心一改从前，重新做人。伊尹听说后非常高兴，亲自将他迎回宫中。 伊尹将朝政大权交还给太甲。太甲对伊尹良苦用心感激不尽，他表示要好好治理朝政，不辜负伊尹对他精心栽培。 太甲共在位23年，中后期基本听从身边大臣的良言良策，勤于政事，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百姓生活，太甲都治理得有条有理，打造出了一盛世王朝，商朝从而稳定发展。 公元前1550年，商朝开国第一功臣、五朝元老伊尹病死，终年100岁，是中国历史最高寿的丞相。 伊尹在商朝为相有五十余年，把半辈子花在了辅佐君王治理商朝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商朝也在他的手里，从初建时的弱小国力不断强大，所以他是历史上一代名相。 商朝大王沃丁为了纪念伊尹对商朝作出的伟大贡献，以大王的仪式来厚葬伊尹。把伊尹安葬在商汤陵寝旁，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 权臣还是贤臣 商汤有众多子嗣，但其中只有三个地位较高，长子叫子托，母亲是商汤的正妻，有莘（sheng）氏首领的女儿，次子叫子胜，幼子叫子庸，这两人的生母，同为有妊(ren)氏首领的女儿有孂（jiao），有孂地位尊崇，仅次于正妃有莘氏，史书中记载有孂贤良淑德，统领九嫔，后宫有序，从未有敢嫉妒或不讲理的人，至于其他的儿子们则都因生母地位太低，而不具备继位权。 在这三人中，子托既是长子，又是唯一的嫡子，而且商朝建立后，伊尹实际上已经成为帝国的二号人物，位高权重。 伊尹是有莘氏人士，而且早年开始以子托之母陪嫁的身份来到商国，所以自然与子托的关系更亲密。 因此，不管从哪一个方面讲，子托都是最适合的继位人选，商汤对子托也是有意培养，不仅早早的将他立为太子，而且还曾让其协助自己主持军事事务。 奈何天不遂人愿，这位商朝的第一位太子终究也没等到登基，便先于商汤而去世，日名太丁，商代帝王称号的后一个字都取自天干（天干指：甲、乙、丙、丁、戊（wu）、己（ji）、庚（gēng）、辛、壬（rén）、癸（gui）），比如仲丁、祖乙，武丁等。 其实这种命名法，在夏朝就出现了，比如孔甲，但并未形成惯例，后世史学家一般认为，商王们名字中的天干对应的是生辰，因为古人以天干地支纪年纪日，但这样很容易相互混淆，因此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字来区分，比如都是“甲”日出生的，就要有太甲和小甲等区别。 比如“乙”日出生的，就有了祖乙，武乙等等，我们管这样的称呼叫做日名，日名类似于后来的谥号，是死后才有的称号，商王们都是子姓，比如商汤的姓名是子履，日名天乙，在商汤生前是不能管它叫天乙的。 日名是一种尊号，主要用做祭祀中的称呼，在商朝，不只是商王，一些地位极其尊重大臣或贵族也有日名。 没办法太丁早逝，商汤只能立二子，子胜为太子，约公元前1587年，商汤病逝于西亳，在辅政大臣伊尹的拥戴下，子胜继位成为第二位商王。 商汤去世时，据说已有百岁，可能是因为父亲高寿的缘故，子胜继位时也已是垂垂老矣了，因此还没等干出什么政绩，在位三年的子胜便去世了，日名外丙。 商汤生前下令，商王的继承要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这也使得商朝跟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朝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区别。 这是商汤的一次大胆实践，也是对自夏朝以来传统世袭制的挑战，当时商汤可能是考虑到君主的弟弟一般比儿子要年长，治国理政的经验丰富，可以保证王权顺利传承，不容易旁落，因为一旦君主早夭（yao），就会引发权臣欺凌幼主的祸患，严重的甚至导致帝王改立，江山易主。 兄终弟及制虽然有优势的一面，但他带来的弊端却是无法估量，哥哥传给弟弟没问题，可弟弟死了之后，王位是传给哥哥的儿子还是弟弟的儿子？ 严格来说，这两支后代都有继承权，况且哥哥往往会有好几个弟弟，这就造成商朝每逢权力交界的时候，都会爆发惨烈的王位争夺战，各种各样的人伦悲剧频频上演。 这就是为什么西周建立之后，周武王要在第一时间确立嫡长子继位制，不但把兄终弟及制从律法和礼制上彻底废除，而且连下一代的继承权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即是传嫡长子，其他的儿子们就算再贤能，也是无济于事，命中注定的权利，任你削尖了脑袋钻营，拼上性命奋斗，也是无法更改的。 俗话说，混的好不如生的好，生的好不如生的早，这样虽然会造成平庸的帝王，饱食终日，尸位素餐，其他贤能的弟子或庶子们失去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但却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权力交接的稳定，从而被后世大多数王朝所继承。 按照兄终弟及制的制度，外丙死后，时年五十六岁的子庸在哥哥的灵柩前顺利继位，子庸年少时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之后还曾跟随父亲参加过灭夏的战争，并立有战功，因此，子庸继位后，在伊尹的辅佐下，基本上延续了商汤宽仁的治国理念。 朝政稳定，国力蒸蒸日上，但遗憾的是，由于商汤太能活了，子庸的在位时间也比较短，仅四年后，六十岁的子庸便去世了，日名中壬。 因为商汤其余的儿子们生母地位低微，没有继承权，因此中壬死后，王位就该传给下一代，可此时强盛的商朝，却迎来了首次重大抉择。 既王位应该传给哪一支？从后世的实际操作上来看，一般是传给最后做商王的弟弟这一支，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都希望传给自己的儿子，谁最后在位，谁也就最后掌握了帝国的核心权利，那么这位最小的弟弟在这期间就会千方百计扶持自己的儿子，排挤侄子们。 所以王位一般都会交给最后一任商王的长子，是不会再传回给哥哥的儿子的，同理，按说中壬死后，王位应该传给自己的儿子，但最终继位的却是太丁的儿子太甲，太丁在商汤之前连一天商王都没做过，凭什么传给他的儿子？答案很简单，中壬虽然是商王，但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他说了不算。 太甲又名子至，子至能在叔叔中壬死后成功继位，伊尹明显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伊尹给子至的祖母做过陪嫁的奴隶，两人都来自有莘氏，自治的父亲太丁虽然早逝，但伊尹肯定更希望王位能传给他的儿子，而不是被外丙或中壬的后代夺走。 商汤、外丙、中壬，三任帝王在短短七年之内相继死去，这就让四朝老臣兼辅政大臣伊尹的身份非常尊崇，于是中壬死后，伊尹力排众议，将太丁的儿子子至推上了王位，成为商朝的第四位君主。 子治日名太甲，据史记记载，从太甲继位之初，伊尹便教导他要遵照祖先的法制，努力做一名明君，但太甲却贪图享乐，任意发号施令，虐待百姓，导致朝政涣散。 伊尹虽百般规劝，太甲都听不进去，于是伊尹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太甲流放到了商汤的墓地桐宫，而伊尹自己则摄政当国，代替商王管理国家，太甲在桐宫守了三年，学习伊尹的训词，追思商汤的功业深刻反省，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三年后，伊尹发现太甲已改恶从善，于是便亲率文武大臣把他接回了西亳，并郑重的把王权还给了他。 在伊尹的苦心栽培和忠心辅佐之下，太甲复位后痛改前非，励精图治，终成一代明君，这桩政变最后以皆大欢喜的结局完美收场。太甲和伊尹，明君贤臣的感人故事流传了近2000年，可是随着一堆古墓书卷的出土，伊尹的正面形象却迎来了反转。 晋武帝太康二帝，即公元281年，一个叫不（这里念fou）准的盗墓贼，偷偷的掘开了一座古墓，由于墓中漆黑，双目不能视物，他便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把竹片，点燃竹片用来盗取墓中陪葬的名器，但古墓中并无金银财宝，只有码放整齐的竹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并不值钱。 第二天，村民们看到古墓被盗掘，便告知官府，官员们到来之后，看到竹片码放整齐，数量众多，于是装上大车将其运走，这就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做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唯一一部未被秦始皇烧毁的上古史书。 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给太甲罗列了一堆罪名，将其囚禁在桐宫，然后自立为王，七年后，太甲在忠于自己的臣子的帮助下逃回西亳，并将伊尹杀死，成功夺回了政权。 太甲为人忠厚，他并未抹杀伊尹辅助商汤建国的功绩，而且还善待了他的家人，重用了伊尹的两个儿子伊陟（zhi）和伊奋。 此外《竹书纪年》中还记载了尧、舜、禹所谓“禅让”的真相，与战国思想家韩非子在《说疑》中的记载如出一辙：“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即舜、大禹和伊尹，都是依靠武力夺取的政权，并经历了一个非常残忍血腥的过程，《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界、史学界和儒学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很多人借机对儒家思想进行抨击，尤其是对孔子和司马迁等圣贤的地位提出质疑，最终导致在传承了600多年后，到了宋朝也彻底迷失了，《竹书纪年》的失传，让我们更加无法窥知伊尹真实的形象到底是贤相还是叛臣。 不过从近代出土的甲骨卜辞上来看，后世商王们对伊尹的祭祀还是非常隆重的，他辅助商汤灭夏，为商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任宰相期间，他整顿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的国力迅速强盛，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太甲共在位23年，是商朝前期除商汤外最有作为的商王，庙号是商太宗，太甲死后，儿子子绚（xuan）即位，日名沃丁，据《史记》记载，沃丁在位时，仍以伊尹为相。 沃丁八年，历事商汤、外丙、中壬、太甲共五代商王的重臣伊尹去世，终年100岁，亦被誉为“商元圣”，同时也是中国烹饪和中药业的鼻祖，不过后人更喜欢将它与西汉的霍光并称为“伊霍”，作为权臣废立天子的代称。 《竹书纪年》已经失传，我们无法考证上古时期历史的真伪，不过人们往往向往美好，都希望每个朝代都有属于他们的明君贤臣组合，如商汤和伊尹，武王和姜子牙，齐桓公和管仲，又如后世的刘备与诸葛亮。 九世之乱与盘庚迁都 《九世之乱》 商汤和伊尹开创了一个伟大的王朝，也开创了这个国家的整套治理制度。由于有感帝王的行为对整个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商汤和伊尹在设计王朝帝位继承制度时，一开始采取的就是“兄终弟及”和“父子相传”相结合的继承方式。商帝死后，一般在自己的兄弟或是儿子中间指定继承人，出类拔萃的帝族成员，理论上都有成为商帝的可能，这种继承方式的目的就是在尽可能多地候选人中甄选出最优秀最贤能的人来继承帝位，以保证商王朝这首巨轮的掌舵者始终都是才能卓越的佼佼者。 但是这两种方式的混用也有明显的不足，由于没有继承制度的明确规，使得帝位更迭始终处于混乱状态。伊尹辅政之下权力尚可平稳过渡，但他去世后，这种继承方式的弊端就彻底暴露了。 例如沃丁死后，指定弟弟太庚即位，太庚死后把自己的儿子小甲扶上帝位，小甲死后由弟弟雍巳即位，雍巳死后由弟弟太戊即位，太戊死后就指定自己的儿子仲丁继位，分别为商朝第六至第十任君主。 一会儿兄终弟及，一会儿父死子承，看起来眼花缭乱，不过还好没有出现大的乱象。但是从第十任君主仲丁后，帝位继承就出现了争斗的情况。 仲丁在位时，对东南方的兰夷进行攻伐，取得了成功，但大商自身的实力也受到重创，受到部分贵族的不满和埋怨。所以仲丁死后，原本安排儿子即位的，结果却被自己的弟弟外壬在贵族的支持下夺取帝位，打破了商帝指定继承人的传统，开了“谁势力大谁即位”的先例。 以此为始，商朝开始延续一百多年的动乱，历经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位商帝，所以称为“九世之乱”。这段时期，每次帝位的继承都伴随血腥和厮杀，叔侄之间、兄弟之间为争夺帝位，常常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期间又屡次迁都，平均每两帝就要迁都一次，这些都造成了商朝元气大伤。 九帝中最后一帝阳甲在位时，忍不住生气地唠叨：“现在这个天下，人人都能做帝啦。自帝仲丁以后，每次商帝指定的继承人都要被废，废嫡另立啥时候成了大商的传统了？帝族内部为了权利斗来斗去，以至于各国诸侯都说，他们自家骨肉都是仇人，何况是外人呢？” 阳甲虽然气愤，虽然认识到国家积弊，但他却无法控制和改变这种局面，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入这场旋涡。 帝族之间相互残杀内耗，商帝彻底失信于天下，诸侯们渐渐都瞧不起它了，认为它的败亡也只是很快的事。就在此时，商朝迎来了改变命运的一位帝王，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盘庚，商朝第二十任君主。 《盘庚迁都》 商朝的国势，是在雄主武丁的时代达到鼎盛。但我们难以想象的是，武丁之前数十年，商朝已经进入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贵族残酷压迫人民，王室内乱不断，更遭受东边的东夷部族的侵袭和威胁，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日薄西山。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喊出：让美利坚再次伟大！他没有做到，他的许诺都成了谎言。然而数千年前，曾有一位商王成功地中兴了大商，让商朝再次伟大，商王朝的国祚因此而长达554年之久。 他就是盘庚，而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正是着名的盘庚迁殷的故事。 在盘庚继位时，商朝的都城已经从亳（即商朝发家之地商丘）迁移到河南郑州二里岗，也就是着名的二里岗文化（也有认为在山东曲阜的，但考古否认了这种记载）。别看郑州似乎是一座新城市，其实它也是排得上号的数朝古都，在上古时期就非常重要了。 郑州这里交通发达，土地平旷，北临黄河适合灌溉，因此二里岗作为商朝的都城使用了很长时间。但是随着商族的繁衍，都城附近的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养不活这么多的人口，黄河屡次泛滥爆发水灾，也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水灾的规模，看前不久郑州的大水就知道了。 生产出来的财富不够分配，贵族们就开始残酷剥削作为国家基础的国人（平民），还为了争权夺利而参与王室内斗，引起了着名的“九世之乱”，大商王畿中一片血雨腥风，周围的方国趁机反叛，外敌也借机入侵，趁火打劫。 盘庚并非得过且过，醉生梦死的君主。他深刻看到了商王朝在安逸下的巨大危机。他决定，跳出去，到贵族们势力薄弱的地方去！到土地丰富，自然灾害少的地方去！ 于是，盘庚看上了黄河以北的殷。一般来说，越偏北的地方，水患会越少。 但是，郑州商城被商族经营那么多年，宫室城邑都修建得富丽堂皇，考古发现二里岗遗址中青铜器文化非常发达。 贵族们并不想迁都，恋栈他们的奢靡生活与对老百姓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甚至煽动起平民，反对迁都。 盘庚知道，如果强行迁都，很可能引发内战。而商王朝盘子虽然大，但经过漫长的内乱，早已成为一个空壳子，盘庚手里能够掌握的力量并不多，如果内战起来还真不见得打得过。更何况，周边心怀不轨的方国和东边的蛮夷都有可能趁火打劫。 问题摆在面前？怎么办？饭要一口口吃，事要一步步做。盘庚并非一上来就迁移到殷，他决定曲线救国，迁都到洛阳偃师的西亳。 西亳是什么地方呢？洛阳是夏朝的都城，当代在那里挖出了二里头遗址。商汤虽然定都在自己的老巢商丘（亳），但也在洛阳兴建了别都，叫西亳。西亳那里并不算太荒凉，而且迁移到西亳，可以说是师法先王，有政治正确，能堵住贵族们的嘴。后世改革，经常打着师法先王的旗号，这智慧就是向盘庚学习的。 贵族们没办法，纷纷丢下自己在郑州二里岗商城附近的土地，跟着盘庚迁移到西亳。但如同前面所说的，西亳那边是商朝的别都，就好比大明王朝的南京，那边也有一群贵族生长了几百年了，盘庚迁移过来之后，这群人的利益受到侵犯，和盘庚带来的郑州贵族们争斗起来，打得头破血流，盘庚则使出巧妙的又拉又打手腕，在里边辗转腾挪，争取更多支持自己的新贵。 看见旧都贵族和西亳贵族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盘庚就出来当和事佬，说：大家看看，这样还是不行啊。我们迁都应该迁得更远一点，不如干脆迁移到黄河北边的殷去吧。那里虽然很荒凉，但是只要我们艰苦努力，很快就会发展起来的！ 而在西亳的这十几年，盘庚也已经不动声色地派人去打前站了，在那里初步开始经营，有了城池可以迁入。为了实现自己迁都殷的目的，盘庚真可谓沉得住气，连环布局，环环相扣，酝酿了十多年时间。 对于顽固派，盘庚严厉地威胁：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由于在西亳的这十几年，盘庚已经联合了一批支持自己的新贵，反对派无力反抗。很多人选择留在西亳或者郑州二里岗商城，但也因此就退出了权力核心。 迁都之后，盘庚又再次宣示自己的威权：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犯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我有权“制乃短长之命”，是你们不可质疑的君王！ 殷是一个全新的地方，有大片荒地可供开垦，贵族和平民都能分到足够多的土地，缓解了人地矛盾与阶级矛盾。从这里再次发展出富丽堂皇的城市，开拓的过程中，大商王朝恢复了活力。而盘庚也借此摆脱了旧都盘根错节的关系，建立起来自己的绝对威严。 让大商再次伟大，盘庚真的做到了。而一个王朝享有实实在在的国祚500多年（周朝虽然有800年，但君主实际享有权力不过西周200多年），在灭亡前夕君主还有着极强的权威，我们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盘庚迁殷之后，商朝的政治又进入了很长的稳定期，在殷地设都200多年。可以说，武丁、妇好夫妇开疆拓土的赫赫战功，就是建立在盘庚迁殷的基础上的。 而后世，想要振兴的君主，也往往会选择迁都，来摆脱旧都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重建新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这都是源自盘庚流传下来的智慧。 武丁篇之女将军妇好 3000多年前，一位智勇双全、歼敌无数的女将军骤然离世，她的国王老公伤心不已，陪葬了无数珍宝，还杀了16个活人殉葬，但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女将军的尸骨却不知所踪。 故事要从遥远神秘的上古王朝——商朝开始。 商汤灭夏后，以“商”为国号，到了商朝中期，出了一位有德有才的英明君主，他就是商王武丁，在他统治的50多年间，商朝达到了最强盛的时期。 商王武丁的成就，离不开一个伟大的女人。 她，就是妇好，商王武丁的第一任王后，也是商王武丁64个妻妾中，他最爱的女人。 妇好，高贵美丽，善良谦和，军事天分高 妇好，出身贵族，容颜极美。她心地善良，谦和有礼。 她博大的胸襟和广博的知识，以及她崇高的地位，使她母仪天下的同时，还成为商朝最高级别的大祭司。 然而，她最卓越的成就来自于军事，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而且是百战百胜的女将军。 别的女人打架都是薅头发，妇好不一样，她只薅头(?＞?＜?） 武丁即位不久，立志要复兴商朝。保卫边防，开疆拓土，征伐不断。 妇好虽然贵为王后，但她却有着过人的军事本领，经常请兵出战，立下大功。 公元前1600年开始，印欧人种的雅利安人席卷欧亚，他们野蛮蚕食了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之后又来到商朝边境，意图灭亡华夏。 这一支被称作“鬼方”的势力进入商朝西南，经常与商朝发生战争。 一次，武丁准备御驾亲征，妇好担心夫君的安危，连夜筹划计策。 果不其然，军事天分极高的妇好，兴冲冲来到武丁的大殿：“大王，妾有一计献给大王！” 武王大喜，忙扶起妇好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只听妇好紧握住武丁的双手，激动说道：”大王，对付鬼方，我们必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您率5000精锐骑兵去偷袭鬼方军营，打他个措手不及，敌人必会大乱逃走，妾率大军在敌人退逃的路上进行伏击，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武丁听完，一把将妇好搂入怀中，不禁感慨万千，为了复兴，商朝经历了无数次征伐决战，妇好次次冲锋陷阵，立下奇功，他这一生，有妇好一人，夫复何求啊！ 果然，鬼方的部队遭到突袭，惊慌失措，四散逃走，又被妇好大军迎头截杀，经过激战，妇好大获全胜！ 妇好无数次带兵出征，百战百胜。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次“伏击战”。 有专家认为，正是因为这场上古战役，保全了亚洲东部的华夏文明。 妇好和武丁，是一对真正志同道合的好夫妻。 妇好为国家主持祭祀，指挥作战，管理封地，是武丁的左膀右臂。 武丁尽管有60多个妻妾，然而挚爱只有一人。 从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中，大量记载了武丁对妇好的关爱。 武丁酷爱占卜，尤其是对妇好的关心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数不尽的占卜，皆为妇好。 妇好生病，武丁占卜：“妇好身体不好，祈求祖先护佑。” 担心妇好，武丁占卜：“妇好伤了风，会生病吗？” 妇好牙痛，武丁占卜：“妇好的牙齿不会出问题吧？” 妇好身体欠佳，武丁占卜：“妇好打喷嚏了，是不是病快好了？” 妇好出征，武丁占卜：“妇好出征了，这一战她不会有危险吧？” 妇好产子，武丁占卜：“妇好这次生孩子会顺利吧？” …… 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向世人证明，妇好和武丁是历史上最恩爱的夫妻。 武丁：谁说我没脑子？我有脑子，恋爱脑(?＞?＜?） 然而，长年累月地操劳，加上屡屡为武丁生儿育女，妇好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年仅33岁。 失去妇好的武丁悲痛欲绝，在空旷的大殿里怀抱妇好恸哭数日，大臣们多次请求武丁让王后早日安息，这才劝动武丁。 然而，武丁实在难以割舍妇好，破例将他葬在自己处理军政事务的宫室旁，以便时时都能看到她、守护她。 相爱至深，武丁为妇好陪葬了数不尽的奇珍异宝，4面铜镜，4把铜钺以及130件青铜兵器，200多件青铜礼器，156件酒器，以及来自新疆等地的玉器配饰755件，海贝壳7000多枚，各色宝石制品47件，还有各种陶器、石器等等。最主要的，武丁还杀了16个人、6条狗随葬。 这些丰厚的随葬品，说明了妇好在武丁心中无人能及的崇高地位，再现了武丁对妇好深沉的爱。 1976年，妇好墓得到发掘，震惊中外。除了保存完好，随葬丰厚，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墓中竟然没有妇好的尸身。 这个问题，人们至今都争论不休，留给后人无限遐想。 妇好，一代传奇。 是妻子、是母亲，是祭司、是将军，更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伙伴。 可以说，商王武丁的强盛时代，妇好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我更感动于这对帝王夫妻的伟大爱情。 出土的一万多片龟甲兽骨，数不尽的“妇好”二字，都是商王武丁对妻子的挂念、担心、关爱。 他们是帝后，更是相爱至深的夫妻。 尽管厚葬了妇好，武丁依然觉得自己的守护力量够不到幽冥，他带着众人一次又一次地祭祀，并为妇好举行了多次冥婚。 将妇好的幽魂先后许配给了三位先商王：武丁的六世祖祖乙、十一世祖大甲、十三世祖成汤。 一次，武丁从梦中惊醒，抓住祭司问他：“妇好嫁了吗？”在得知妇好许配给成汤后，武丁终于放下了心，认为有先人护佑着妇好，妇好在阴间可以得到安全和关怀了。 虽然这极其荒谬，但在远古时代，迷信的古人们，以此寄托哀思。 抛开封建迷信，我们可以看到武丁对妇好深入骨髓的爱恋。 中兴之主武丁 武丁盛世，又称武丁中兴。 盘庚侄子武丁执政时，殷商国势达到鼎盛。武丁在位共五十余年，他日夕思复兴殷，苦于未得忠良之佐，后来在傅说等人的辅佐下，国势强盛，政治清明，百姓富庶。商王武丁惟才是举，衣食朴素，推进了商朝最鼎盛的时期。 武丁在位时期，灭躬方，亡土方，平西羌，定荆襄，扩疆数千里。故史书将武丁统治的59年间（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称为“武丁中兴” 在商代之前期，其统治状况有起有落，其都城位置亦移徙无定，据载，在第十九王盘庚之前，国家凡“五盛五衰”，都城凡“六迁”，到了盘庚即位时，才把都城迁到殷（古称“北蒙”）。 盘庚迁殷避开了水患和宗室内部斗争的混乱局面，稳定了商朝中央的统治，为以后的商朝中兴奠定了基础，使得殷商这个奴隶制国家，摆脱了困难的处境，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生产技术、制作工艺都有了相当成就。 殷商后期，由于武丁的前两代商王小辛和小乙统治无方，商王朝的统治一度衰微，据说，武丁即位以后，决心使商王朝的统治强盛起来，可是却没有得到有才能的人为辅佐。，于是，在三年的时间里，武丁对于政事不闻不问，一切政务都由冢宰决定，而自己则在暗地里观察国家的风气。 武丁少年时，父王小乙便把他下放到民间，与普通民众们一起劳作，武丁不仅锻炼了自己，还访得了一批人才为己所用，象贤人甘盘，尊之为师；罪犯傅说，举以为相。 武丁就在上述两位人才，还有祖己等大臣的辅佐下，开创了“天下咸欢，商道复兴”的大局面，这些都是先秦文献中提到的，甲骨文中并没有记载，包括什么武丁夜梦傅说、初即位三年不言、放逐王子孝己等等。 对新的领土，或直接封给征伐的大将等，象雀就被封为“雀侯”；或封当地臣服的氏族方国首领为侯伯，象犬侯、祝伯等，甲骨文中被封的侯有五十余个，伯有近四十个，这一方面也可说明，被商征服的氏族方国何其多了，此外，臣服于商的氏族方国，对王朝不仅有贡纳义务，还经常奉命征伐，象仓侯虎曾奉王命伐免方，侯告也奉王命伐夷方等。 甲骨文中，常能见到商王族与氏族、方国联姻的事，一般是商先通过征伐使之臣服，然后再联姻，或娶诸侯之女为妃，或将王室之女嫁于侯伯等，这对巩固商与诸侯关系，加强国家一统的力度，还是颇有效的，纵观中外历史，联姻都是国与国联络的一种重要手段，5000年来乐此不疲。 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向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即匈奴）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大规模征伐，其中向对方作战动员的兵力，有时三千，有时甚至达五千；对鬼方用兵三年才攻克。 据殷墟卜辞记载，武丁的配偶妇好还亲自率兵征伐羌方，作为武丁的妻子，妇好并没有呆在豪华王宫里，享受锦衣玉食，而是经常率兵东征西讨、南征北战，除了“伐羌”之外，卜辞中还有许多“获羌”﹑“用羌”的记载﹐即抓获了羌人的俘虏并用作人祭的牺牲，且数字惊人。 武丁向四方连年用兵﹐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小方国，这些征伐战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同时，武丁征伐成功后，也任用方国的首领为将，比如武丁早年征伐西北的沚国，征伐成功后，清除叛商势力，任命沚国首领为将领，沚国也成为商王朝西北的重要支柱。 面对环伺四周的强敌，武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以硬碰硬，以强对强，四处征伐中建立了伟业，最大的对手来自北方，这应该是冷兵器时代，吾华夏亘古不变之铁律了。当时，商王畿北的土方和西北的工口（应是上下结构，打不出来，只好如此，下同）方，最为强劲，对商的威胁也最大，多次侵入商王畿，他们是两个较大的游牧部落，活动区域大致在今河北、山西北部，内蒙古西南部和太行山以西一带。 羌也是一个劲敌，他们大体分布于今青海的东南部、内蒙古西南部、甘肃大部、四川的北部和山西的西北部，羌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不如说是一个部落集团的总称，种类很多，互不统属。商与羌的战争同样残酷激烈，卜辞中记载的有商出兵最多（数十万人）的一次战斗就发生在此，不过武丁时，确切地说终商之世也未将整个羌人征服，但臣服于商的也不少。 还有鬼方，分布于今甘肃南部，宁夏、陕山西北部一带，武丁用兵三年征服之。 东方之征伐相对较轻，但卜辞中也提到了征夷方（应在山东境内，东夷的一支）、龙方（可能在山东泰山东南部，应该是东夷的一支）等，皆取得了胜利，令其臣服。 南方也有征伐，居于今安徽寿县东南一带的虎方，武丁也派兵征服过，至于荆楚之地，《诗经·商颂·殷武》中提到过，但甲骨文中未有，是否征伐过，尚需考证。 一个更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周，武丁没有想到，这个被其讨伐征服、当时还登不上历史舞台的氏族，后来竟一举推翻了他的后人的统治，夺了商的天下。 武丁之四方征伐，极大地拓展了商的疆域，北到河套、南达江淮、西抵周境，东至山东半岛东北部，都在他的战车之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疆域广大的世界强国了，说是仅有的两三个超级帝国之一也不为过。 武丁几大征服，自然离不开能征惯战的将领，其实，武丁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统帅，常亲自带兵作战，他手下将星璀璨，主要是禽、望乘，还有雀、亘等等，他的王后妇好更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女将军。 在征服的地方建筑城邑，后可能再武装殖民，甲骨文中就常有“在麓北东作邑于之”此类的记载，这对统治新的疆域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了，代商而起的周，也是这么做的。 当时，商四周的氏族方国不少还处于原始落后的游牧生活阶段，武丁们此举，实际上也算是在这些地区播撒文明的种子了。 武丁在位59年开创的盛世，一般认为维持到他的儿子祖甲时，期间哥哥祖庚当王，享了10年左右的清福，弟弟祖甲继之，又干了33年，国家持续强盛，民众安居乐业，对外的征伐不大，西戎的一次也是大胜而归。粗算一下，武丁至祖甲，大约百年，应该是商代最黄金岁月，文治武功都达至巅峰，完全可以称得上华夏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大盛世。 祖甲以后，商又历经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最后传至帝辛（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商纣王）时亡了国，大约130余年，实际上，这段时期，商并不象古文献中所说的那么衰落，包括恶名远扬的商纣王时代。 甲骨文便可佐证，其中并没有发现祖甲以后有什么大的异样呀，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也许不能和武丁时相比，但整体实力还是强大的。 对外关系方面，祖甲末期后，商王畿西南（今山西中部和东南部）一些氏族方国开始叛商，加之东夷时叛时服，还有西方羌人的不时侵扰，形势并不乐观，征伐也从未停止。 不过，在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大的征伐并不多，也可能是记载不详吧，但在帝乙、纣王父子继位时期，尤其是帝辛，对外征伐非常激烈，基本上也都取得了胜利。 东夷，武丁时便有征讨（夷方、虎方等），直至商亡也未断过，商之初与其关系怎样，没有记载，不好确定，一些历史书籍，常会想当然地认为，商本来自东夷，刚开始应该关系不错，其实偏颇得很。 东夷，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只是中原人对东方之人的统称，充其量也就代表了东方一群互不隶属的氏族方国的集团，后来随着东方外延的不断伸展扩大，东北，朝鲜半岛，甚至日本也包括进去了。 在民族性上，东夷无论是后来不同的国家之间，还是初始的氏族方国之间，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至于商是否有东夷之称，实际上也是一个疑问，因为甲骨文从来没有提及过，武丁时所说的夷方。 武丁统治时期，在丞相傅说的辅佐下，对内大治，对外征伐，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商王朝开始不断地对外用兵。 从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中可以发现，武丁时期，曾经对于四方用兵，武丁时期征伐的部落有西北向的土方、鬼方、羌方，江淮流域的虎方等。 商人后裔在追述武丁的事迹时，也说武丁曾经奋起武威，攻伐荆楚，可见，在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势力已经达到了长江以南的地区。 商通过几十年的文治武功，结果使大商国家大治，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安定，四方诸侯宾服，出现了繁盛的局面。武丁在位一共59年，死后被尊为“高宗”。 武丁篇之傅说 从囚徒奴隶到宰相，傅说是如何做到的？ 傅说(yuè)，殷商武丁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3000多年前辅佐殷商高宗武丁安邦治国，形成了历史上有名\"武丁中兴\"的辉煌盛世。 傅说原为一名奴隶，而且是个囚徒奴隶，他是如何从一个囚徒奴隶一跃成为宰相的呢？人生跨越幅度之大，亘古未有。 说起来武丁任用傅说为相，还有一个生动的故事： 据说是在武丁的伯父小辛和父亲小乙的时候，殷商已经很是衰弱，武丁即帝位后，想重振殷商，但是没有贤臣辅佐，所以他三年都不说话，国事都交给冢宰来管理，自己则观察国风。 一日，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贤人，说：“我是一个囚徒，姓傅，名说。天下如果有能找到我的，就会知道我不仅仅是个囚徒了。” 武丁醒来后分析：“傅”是辅佐的意思，“说”是欢悦的意思，天下是不是有一个人，既能辅佐我又能让百姓欢悦呢？于是就让画工根据梦中的印象画了图形，派人到处寻找，结果在北海附近的虞、虢之间的傅岩，今山西省平陆县，找到了一个叫说的囚徒奴隶，和图画很像。 据说说本来是个很有才能的贤人，因犯事被罚做囚徒，穿着粗麻布衣服，带着索链，在傅岩筑城，说被带到商都，武丁见了他，和他交谈了一番，认定他就是梦中的那个贤人，就起用为相，结果殷商因此重新振兴起来。 故事归故事，历史本来面目应该不是这样：商代施行世卿世禄制度，公门出公，卿门出卿，重要的职位都是由贵族担任，任命一名囚徒做宰相可想而知是很困难的事情，于是君臣二人就设计了这么一套由头来安定贵族们，当然前提是武丁知道傅说确有才能。 我国古代着名思想家孟轲孟子曾列举过一连串人物，——舜、傅说、胶鬲、管仲、百里奚、孙叔敖6位首领或宰辅，他们皆出身于基层第一线，都从事过体力劳动，有的甚至出身在边远地区的艰苦环境中。 孟子并由此得出千年历史性大结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其中引用的人物就有傅说，可见傅说的成就影响深远。 他辅佐商王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富国强兵。 在政治方面：主张借鉴古人的经验，政治清明，不轻易征伐；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惟贤是举，任用贤才； 在农业方面：推行集体劳作的“协田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颇有现代人民公社的味道。武丁开疆拓土后，会派出贵族到新的统治区域是执行开垦荒地的任务。这说明商朝时期，寓军于民的屯垦制度已经开始实施，比西汉时期设置西域都护府设置屯垦田早了1200多年。 在军事方面：主张与周围的方国搞好关系，同时征服骚扰边境的外族。古代打仗，不管是牛拉车还是马拉车，马匹运输，没有蓄力的支持是难以打赢战争的，武丁注重畜牧业和农业发展。 武丁还从其他方国或敌人那里去搜集畜牧业劳动者，比如武丁就从羌族那里找到了畜牧业的劳动者带回国内，有一次带回国内的畜牧劳动者就有500多人，大量的畜牧业劳动者反映那一时期，畜牧业的发达，为战争提供强有力的畜力财力人力支持。 同时，作战讲究战术和谋略，对巴方作战，设伏击，就是很好的例子，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进攻巴方的战争，武丁准备了大约12旬，一旬为10天，那说明武丁就进攻巴方做了充分的战争动员和准备，包括军事物资的储备、部队的调动和作战计划的安排，后勤方面的安排，正是前期的安排周密，才有了进攻巴方精彩的伏击战。 在兵器方面：武丁时期大力发展青铜业，铸造先进的兵器，为军队提供优质武器，兵器好，又懂战术和谋略，想不打胜仗都难。 在一系列新政统治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发展，国力趋于鼎盛，举国皆安，君臣携手开创了“武丁中兴”的大好局面。 \"武丁中兴\"是古代社会特别是 商王朝社会中一个重大社会变革的历史事件 ，影响深远： 第一：它使商王朝国力强大、幅员辽阔、国土面积扩延至现在的辽宁、内蒙、青海、甘肃、四川等广大地区，实现了 四方臣服八方朝拜 的盛景； 第二：它使商王朝武丁之后若干年内政治清明，官吏尽职，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第三：它推动了商王朝 农业、手工业、商贸业、青铜器铸造业 的大发展，实现了民富国强。 武丁在位期间开辟了辽阔广大的商朝版图，武功赫赫，四海宾服，这中间宰相傅说、王后妇好可说是功不可没。 妇好之所以能带兵四处征伐，打胜仗，也与傅说的富国强军的治国理念分不开。 或者可以说，一个人的辉煌，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能力卓着，一定是周围有一帮子人同样能力卓越的人，而且团结一致，共筑的辉煌。 周灭商全过程 这是一场被后人视为替天行道的战争。此战之后，人间再无九九人皇，做为商朝的最后一代君主，他更是被后人以神话故事描述成荒淫无度的暴君，但真实的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商朝究竟是如何灭亡的？ 公元前1075年，商王朝君王帝乙驾崩，此时的商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内有王室大贵族集团和宗教神权集团争权夺利，外有各方国和外族的叛乱入侵。 在如此危局下，由于王长子微子启是庶出无权继承王位，加之其过于忠厚，根本无力面对王朝内外的复杂局势，于是帝乙的第3个儿子受德即位，是为帝辛，他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商纣王。 帝辛这个人文武双全，太史公在《史记》中称他是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而他的武力更是恐怖，少年时期就曾只手托梁顶柱，甚至可以徒手与猛兽搏斗，托梁顶柱这个成语故事就是来自于帝辛。 面对数百年兴盛之后疲态尽显的商朝，帝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先是提拔了一批非世官大族的人员，任用外来逃臣中的飞廉、恶来为将，牢牢掌握军队，提拔费仲、胶鬲等人主领政务。 又任命西伯侯姬昌、东伯侯九侯、南伯侯鄂侯等3人为三公，以加强对外服的笼络和控制，之后开始大规模整顿扩充军队。 商朝国力自武丁中兴之后就逐渐衰败，等到帝辛即位时，大批新式武器如新式战车、大批新式武器如新式战车、青铜兵器、铠甲、盾牌、远程弓弩等被迅速补充到军队中，商朝的军事实力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增强。 可就在地心如火如荼的备战出征东移之时，却发现正有人在帝国的西方搞小动作，这个人就是姬昌，他先后争大荣、公宠、公离，俨然在搞统一西方的大业。 这引起了帝辛的警觉，于是便以搞军事演习为由，将姬昌诱骗到黎国，然后将其抓获囚禁在羑（you）里。 西部的威胁解决掉之后，帝心便先征西北黎，再南伐九苗，随后开始东征，移方东移之战，商军启用了象阵，作战时，商军先用远程弓弩对敌人进行远程打击，随后在远程火力掩护下，象阵在发起冲击。 这些大象训练有素，且披挂了由犀牛和硬木制成的护甲，面部则带有护面，背上还背负了一个木质战楼，上面有玉手一名长歌手、射手各2名。 战楼上的士兵远用弓弩射击，近用长柄青铜戈击杀对手，同时驾驭战象用象鼻、象牙去攻击敌人，而战象4周始终有步兵跟进，以掩护战象免受对方步兵袭击。 1000多头重甲战象组成了空前庞大的象阵，同时向敌军发起冲锋，在中原中央王朝所拥有过的最强大的象军面前，东夷士兵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商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10年方才决出胜负，但商朝的版图相比之前整整扩大了一倍。 史记中记载，地心在位时期，商朝的江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江淮，西到陕西，东到海滨，几乎奠定了中国古代时期的版图。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在内部被攻破，两件在当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将彻底改变大商帝国的走向。 帝心在东征时得到了俘虏，财获无数。其中苏国的战利品当中，有一名骨肉庭云、眉宇清秀的女子，深得帝心欢心。 此女名叫妲己，因来自有苏氏部落，故被后人称为苏妲己，直至妲己进宫之前，帝心都还是一个相当有志向和作为的君王。 自从妲己进宫之后，帝心便开始纵情声色犬马，而与此同时，周国又奉献了一大批的天下奇珍和美女良驹，以求换回他们的国王姬昌，最终帝辛在收下所有敬献礼物，又得到了洛河西岸的一块土地之后，将姬昌放了出去。 姬昌回国后便下定决心准备灭商，他表面上臣服商朝，私下里却在背后为灭商行动进行积极的准备，他一边施仁政、修德行，一边广纳天下贤才，四方诸侯纷纷归附。 当时的名士如伯夷、叔齐、太颠、宏幺、散宜生等人都前往投奔姬昌，直到姬昌在渭水边遇到了垂钓的姜子牙之后，在他的策划之下，便开始征服西北地区的犬戎、蜜须、软、共等方国，解除东进后顾之忧。 接着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一带，灭掉了位于太行山西路的黎国，打通了穿越太行山最重要的通道，向东可以俯瞰商朝都城，向南可以直取商朝核心区域河洛地区。 随后又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并在丰京称王，史称周文王，而此时的帝辛却正在享受平定东夷后天下太平的闲暇。 及时行乐，帝辛喜爱喝酒，他不仅自己喝，还在诸侯前来朝觐时举办盛大的宴会，并且要求与会人员必须无不醉，宾客奉命醉酒后，场面失控，极度混乱，以至于在商人最为重视的祭祀环节上，开始出现轻慢神灵的现象。 这段被封神榜演绎成地心醉酒写吟诗调戏女娲，故而女娲怒幻三妖乱宫闱，但帝辛确实非常宠爱妲己，并让乐师为他创作不同于传统的音乐曲调，还有北礼之舞，这便是成语靡靡（mi）之音的由来。 而周国的灭商计划此时已经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周武王姬发在即位后就将都城迁到了位于风水东岸的镐（hao）京。 迁都之后，姬发又以祭奠文王陵墓为由，亲率大军在祭奠的途中突然转向朝歌进发，以至于在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孟津时，竟有800诸侯不约而至，并同时表态愿意支持姬发攻打朝歌。 姬发见此时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但却并不急于进攻，他在告诫诸侯，帝辛不知天命之后，便下令全军返回镐京了。 他在等一个机会。不久，激发在商朝的内应向姬发汇报，王叔比干被剖胸挖心，王叔箕（ji）子装疯被囚禁，王兄微子启出走隐居。（注：两种说法，有说比干是王叔，另外两个是帝辛兄弟，还有说这三个都是兄弟。） 百姓心有怨言却没人敢说，大师疵（ci）、邵师疆，抱着他们的乐器前来投奔，姬发听后觉得灭商的时机已到。 公元前1046年姬发拜姜子牙为帅，发兵5万渡过黄河，东进大军赶到孟津之时，800诸侯也率兵前来助战，武王便在孟津举行了誓师大会，之后亲率大军浩浩荡荡的杀奔商都朝歌。 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便打到了离朝歌只有70里的牧野，双方军队就在牧野附近摆开了阵势进行决战，直到此时，帝辛仍然还在相信他是天命所归。 可战争的结果却让帝辛乃至全天下都为之震惊，号称70万的商朝大军竟然被姬发的区区5万军队打败。 原来此时帝辛的主力部队还在争讨东移，朝歌的所谓70万士兵大都是从各国俘虏来的奴隶，再加上商朝内部又有当年姬昌安插的焦格等人作为内应，帝辛的军队一触即溃，非但没能进行有效的抵抗，甚至临阵倒戈，回过头来和姬发的军队一起进攻朝歌。 帝辛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便独自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最终大将恶来战死，大臣费仲和妲己被姬发斩首示众，延续了近600年的煌煌大商顷刻间轰然倒塌，帝辛山河梦断，史称“武王克周”。 但经营了数百年的商王朝底蕴深厚，不可能一朝覆灭，而且姬发以小邦之军统治如此大的疆域则更不容易。 因此牧野之战后，姬发并没有立刻将商朝的皇族赶尽杀绝，而是将帝辛的儿子武庚封于殷地，让其管理殷民。 又将商的王畿封为邶（bei）墉、卫三国，让姬发的弟弟管叔鲜、蔡叔渡、霍叔处分别管理，合成“三监”以监视武庚。 同时为了巩固政权，激发把王族功臣以及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封神农的后代于焦，皇帝的后代于祝，尧的后代于蓟（ji），舜的后代于陈，大禹的后代于杞，尚父姜子牙于齐，周公旦于鲁，昭公奭（shi）于燕，帝辛的儿子武庚于殷。 激发计划通过分封最终形成以王畿为中心，众多诸侯拱位周王室的局面，并计划周的王都建于落水与伊水之间的地区，但没有来得及兴建就去世了。 姬发去世后，儿子周成王姬诵（song）年纪尚幼，便由姬发的弟弟周公旦摄政辅国。 蔡书渡和管书鲜、霍叔处怀疑周公旦要篡夺王位，三人便扶持武庚一起判乱，史称“三监之乱”。 公元前1039年，周公旦以周成王的名义发兵东征，叛军很快就将叛乱平定，武庚和管书鲜、霍叔处被杀，蔡叔渡被流放。 周公旦平定武庚叛乱的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此之后，商朝都城内的殷民被强行迁走，商都就此变成了废墟，故后人称其为“殷墟” 三年的东征之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国，而是一跃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公元前1039年，周公旦将周朝的都城迁到洛邑，完成了姬发的心愿，将九鼎迁于洛阳，自此，周王朝定鼎中原，而从此，这万里沃野有了一个延续3000多年的名字。 “中国” 暴君版纣王 为了防止你们说我一天瞎写，不严谨，针对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我都会写几个版本。 就商纣王帝辛，我写了四个版本，明君版，暴君版，道听途说版，神话版，你们爱看哪个看哪个。 你可以说帝辛是明君，被姬发偷了家。 你也可以说帝辛是昏君，昏庸无道，淫乱宫闱。 你也可以说他是最后一任人皇，被满天神佛算计。 反正《竹书纪年》已经消失了，也没有可以考证的地方。 要我说的话，帝辛肯定不算什么明君，但是也不算暴君，荒淫如帝辛才几个崽？贤明的文王姬昌几个崽？不说演义里的一百子，就有史书明确记载的就有十七个，诸君，你们认为呢？ 桀和纣，相传都是暴君，桀纣在后世泛指暴君。 桀是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名履癸，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虐、荒淫的国君之一，履癸文武双全，赤手可以把钩拉直,但荒淫无度，暴虐无道。他骄奢淫逸，生活腐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建造倾宫、瑶台，又从各地搜罗美女充填后宫。 桀在征伐有施氏时得了美女妺喜，回国后，昼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作乐，于是四方诸侯纷纷背叛，夏桀的处境十分孤立。商汤趁机发兵伐桀，两军鸣条之战，夏军大败，夏桀出逃，死于南巢，夏代由此灭亡。 纣：中国商代最后一位君主。，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殷帝辛名受，“天下谓之纣”，人称商纣王，为帝乙少子，以母为正后，辛为嗣，帝纣天资聪颖，闻见甚敏；稍长又材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深得帝乙欢心。 时帝乙都沫已十有七载，帝乙崩，帝辛继位，即位后的纣王，在父师——长箕、少师——比尚的调教下，时常用先公先王的赫赫功业，名臣贤相的诰言警语的劝谏教育下，也曾励精图治，以期增光先王，宏振邦国，所以当时的政治也还清明，四海也还宾服。 只是江淮间的夷人，还时有内侵，帝辛八年，九月甲子卜，“征夷方”，纣王决心御驾亲征，彻底制服夷人。 帝都的九月，沫邑柿叶染丹，淇滨竹林叶翠，英姿飒爽的纣王，身着戎装，在大臣的陪伴下，举行了告庙典礼，接着在大校场杀牲祭旗，鸣炮启驾。 只见旌旗蔽天，戈戟耀日，这时纣王坐在四马拉的战车上，在四辚马萧声中，东征大军出淇水关，越过汤汤南流的淇水，跨过滚滚北流的大河，向通行黎邑（在今河南浚县东）的大道进发。 在黎邑会合了诸侯发来的军队，纣王作了征东夷的誓师后，东征大军便直奔商邑（今河南商丘）而去，在商邑略事休息，第三天便向攸地（今安徽桐城县）开拔，到达攸地后，纣王接受了攸侯的参拜及军情的汇报，纣王的大军在攸侯军队的引导下即开赴前线。 也许是由于王师军容的盛壮，夷方闻风丧胆，仓皇远遁，纣王的军队只和东夷的盟国小有接触，未有大的斩获，后来纣王的军队在夷方国域大展威势之后，即于次年正月，由前线返回攸地，再入商邑。 在商邑举行了告庙后，纣王的大军便走上返回国都的道路，在返国都途中，遇上风景好的地方，便留连几天；碰上好的围场，便狩猎几日，边走边玩，兴致勃勃，直到杨花扑暮春天气，王师才回到沫都。 纣王这次御驾亲征，大大增长了纣王的见识，提高了纣王的威望，同时也暗暗滋长了他骄横与逸乐的情绪，东征归来，沫都显得狭小了，纣王便决定扩沫都，并因城西的朝歌山，改沫都为朝歌（如此美妙的名字，后世竟然给改了，可惜可惜）。 从此以后纣王即不断地向东夷用兵，由于战争的胜利，一批批的战俘不断地拥向朝歌，这些成十千上万的战俘，都变成了殷国的奴隶，由于纣王对东经营，跟着中原文化也逐渐发展到东南，促进了江、淮地区文化的发展；同时也由于战俘的不断增加，从而也大大促进了殷王朝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水平。 殷王朝的这种“中兴气象”，滋长了纣王对自身价值的再认识，使他在人臣面前开始骄横起来，变得刚愎自用、他巧言饰非，听不进谏言，矜人以才能，以为天下没有人能高过自己；甚至对大臣说话，也渐声高气粗，装腔作势，渐渐地连辅政大臣，王叔比干的话，也听不下去。 同时，生活要求也跟着高了起来，雕花的筷子换成了象牙的，杯子也换成发犀玉的，有了象牙筷、犀玉杯，又要吃旄象豹胎，穿衣要锦衣九重，住房要广厦高台；而且梁要雕，楝要画，窗要镂，墙要文。摘星不足壮观瞻，又另起鹿台。 原配姜氏，年老色衰，便要诸侯献美女，宠妲己，唯妲己之方是从，于是使师涓创新淫声，引进“北里之舞”，把搜刮来的狗马厅物，充满宫室，杂耍百戏，俱置苑中；扩大沙丘苑台，广建离宫馆，多置飞禽走兽，供己享乐。闲来宫中无事，便逐狗斗鸡，饮酒作乐，凿池储酒，悬肉如林。让妇女倡优，裸着身子，跳互相追逐的“北里舞”，以取笑乐。 每到秋高气爽，纣王便陪着妲己到西山一带去打猎，有时到更远的辉县一带，甚至十天半月也不回来，为取悦妲己，甚至朝涉之胫，剖孕妇之腹，作长夜之饮，以至把记日的干支都忘了，从而对鬼神的祭祀也便荒慢起来，由于生活下的日益奢侈，赋税也上加重，而鹿台的府库，钜桥的粮仓，却装得满满的。 百姓日益怨望，诸侯渐有离心，于是纣王便采纳妲己的建议，以酪刑镇压人心，设炮烙以惩叛逆，时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美女，送给纣王，九侯女不善承欢，纣王怒而杀之，并把九侯剁为肉酱。 鄂侯诤谏，便脯了鄂侯，西伯昌暗自叹息，谀臣左疆告密，纣王便把西伯囚于羑里，这是帝辛二十三年的事，后来费仲、恶来当政，朝政一天天坏下去。 费仲好利，与宗亲争利，宗亲也不亲了；恶来善谤，导致诸侯也疏远了、西伯囚禁羑里七年，西伯之臣宏幺，以美女、奇物、善马，献给纣王，纣王才放了西伯，这是帝辛二十九年的事。 注：西伯侯这个称呼不知道从哪传出来，然后沿用了下来，自古以来，爵位的称呼都是：子爵、伯爵、侯爵、王爵，怎么会有西伯侯这种称呼？除非这个人他名字里有“伯”这个字，显然姬昌名字里并没有，这里选用“西伯”这个称呼。 西伯回西歧后，修德行善，笼络诸侯，表面上对纣王更加臣服，帝辛三十年春三月 ，西伯又率诸侯入贡，纣王大喜，特赐地千里，帝辛三十三年，又特赐弓、矢、斧、钺 ，命西伯“得专征伐”，于是西伯借此权力，暗地扩大自己的实力，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犬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耆国。 三伐皆胜，西伯威望大增，很多诸侯都背叛纣王而归依西伯，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而西伯表面上仍卑躬侍纣，但纣王号令天下的权威却渐渐地小了。 比干看到这种现状，忧在心中，愁在眉梢，屡次劝谏纣王，王根本不听，贤臣商容往谏，干脆把商容废斥为民，明年周人伐庾 (今陕西以北)，又明年伐崇(在丰、镐间)周人既清除了后顾之忧，又开拓了东进的道路，于是便把都城由歧下迁到丰邑，积极准备伐纣的大事，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帝辛四十四年，武王伐黎，(见《史记志疑》)并把他灭掉，黎国在今山西省上党壶关，位于纣都朝歌之西，是一个位近王畿 的方国，武王灭黎的消息传到朝歌，满朝文武为之震惊。 贤臣祖伊奔告纣王说：“天帝莫不是要结束我殷的王命？不管从人事来看，还是从大龟的神灵，都不敢告知殷的前途有什么好的征兆。不是先王不顾恤他的后代，只是王淫佚过度，不遵守王道常法，自绝于先王，所以上天丢弃了我们，使祖宗不能安食供享。如今天下百姓，没有不希望殷命早绝的。王打算怎么办？” 纣王听后，坦然地说：“我的命不是天给的吗？他们的恶言，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祖伊踉踉跄跄地走下殿来，说：“纣王真的是不可以劝谏了”。 从此以后，纣王越发淫乱下去，整个殷都， 如盛夏的鸣蝉，似滚开的肉羹，神只没人敬祭，宗庙没人管理，大臣、小人都做偷窃奸邪的坏事，犯了法的人受不到惩罚，甚至连偷窃神用的牺牲（贡品的意思），也得到宽容；吃了也受不到灾害。 因而纣王的宗亲，没有不担心王朝命运的，纣王兄微子启，几次劝谏，纣王都不理会，于是微子启对父师、少师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江山，因为受嗜酒的淫乐，败坏祖先的美德，现在江山完了，如今连大臣、小人都干偷窃奸邪的坏事，六卿、典士也互相效法而不遵守法度，小民们都反对我们，我们的国家，真象涉大水一样，既找不到渡口，又看不到边岸，殷就要亡在今天了!父师、少师呀!我在家里心乱如麻，想离开家到荒野去，请你们不要把国家危亡的事告诉我”。 王兄箕子说：“上天给我们殷邦降下灾难，使他沉酗于酒，有什么办法？他什么都不怕：上不怕天威，下不怕长老旧臣，现在殷民重赋，实际上是更快的招来敌人，商如果灭亡，我们只有殉国，我们不能做他人的奴仆，不过，我认为王兄出奔，倒是一条正道，否则，我殷家宗庙陨坠 ，就没有人来挽救了”。 于是微子启出走，比干见微子启去，于是叹息说：“主上有过，不去劝谏，就是不忠，怕死不说，就是不勇，有过就谏，不听就死，才是大忠大勇的人”。 说着比干冒着生命危险，上殿去见纣王，一连三天，指责纣王的过错，劝谏纣王洗面革心，重整朝纲。 说得纣王无言答对，却恼羞成怒说：“你为什么要坚持你的看法？是什么东西支持你坚持自己的看法”？ 比干说：“我是希望你痛改前非，保住先王留下的社稷，是这个大义支持我来劝谏你”。 纣王心想：“他如此坚持自己的看法，必定是觉得自己高明，把自己当作圣人，难道真有比自己还高明的圣人”？ 于是他轻蔑地看着群臣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比干认为自己是圣人，难道他的心真的有七个孔窍”？ 于是比干被剖腹在而死，箕子看到纣王如此残酷地害死自己的叔父，知道他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为了保存自己，假装疯狂，把自己装扮成奴隶模样，但是纣王也没有放过他，把他抓起来，囚禁在牢狱里。 从此，满朝大臣，谁也不敢再进谏了。纣王在身边佞臣的谄谀下，更加荒淫暴虐，肆无忌惮，结果朝政日益腐败，郊社不修，宗庙不祭，一味以奇巧异能，博取妲己的喜悦，殷太师疵，少师疆看到纣王如此对待天帝、祖先，知道殷朝的天下快要完了，便偷偷在抱着祭器、乐器，逃往周国去了。 帝辛五十一年，周武王十一年，武王看到纣王荒淫无道这地方，亲也叛了，众也离了，知道伐纣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能不伐灭他了”。 十二月癸巳，周武王遵文王遗命，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由镐京出发，东征伐纣，师行二十五日，于丁己日到达盟津，在盟津大会诸侯。 与会诸侯有庸、羌、徽、彭、濮等方国，周师联军合计兵力达三十多万，周武王作了伐纣的总动员，武王从上天设君谈起，继数商纣罪行，最后谈到自己这次伐纣是恭行天罚；指出纣恶贯盈，代纣必胜，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戊午日，整个联军渡过大河，周武王循诸侯的请求，再作动员，指出商纣不以夏亡为镜子，而且罪恶超过夏桀，是自绝于天，不可不伐，希望大家要一心一德，以立不世之功。 戊午的次日即已未日，这天正是冬至，黎明的时候，周武王亲自检阅了联军，在北上之前，武王又作动员，再次说明伐纣是恭行天罚，要求百夫长以上的军官，都要果毅勇敢，帮助自己的君主，多立战功。 孟津离纣都约四百里，已未离癸亥只有六天，他们于是“选马而进”。从而大大提高了进军速度，终于在癸亥日，“朝食于戚，暮宿百泉”。在共邑百泉，埋锅造饭，稍事休息，大军便向牧野进发，周师联军到达牧野，已是“厌旦”时分，周武王下令停止宿夜，士卒欢乐歌舞，以待天亮。 当周师东来时，纣王曾使胶在鲔水候周师，诘问去向，当纣王知道周师要进犯京师的消息后，不禁拈须大笑说：“他周国也不过是一个几百方里的小国，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岂不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所以，纣王把武王的兵犯朝歌，根本没放在心上，另一方面，纣王伐东夷的战争，由于后来采取了穷追猛打的战术，经过一个多月的血战，东夷终于被征服，捷报传来，纣王喜上眉梢，朝歌一片欢腾，从前线送来的战俘，正源源不断地送来京师。 加上时值腊尽，朝廷上下，一方面张灯结彩，挑符换新；一方面又要准备隆重热烈的祝捷盛典，至于如何对付东来的周师，看来纣王还没有来得及排上日程， 进入新春，纣王君臣又接连数日，在鹿台忙于计功授勋，大摆九龙盛筵，欢庆征伐东夷的胜利。 纣王把周师东来的事，早已忘在了脑后，直到周师兵到牧野，军报传来，这才惊散了纣王君臣的欢宴，纣王仓皇从鹿台下来，乘车来到牧邑的黄土岗上。 天色已近黄昏，临时筑起高台，远望周师，但见牧野篝火处处，光烛夜空，犹如火的海洋，周师的人数，大大出乎纣王的意料之外，这时纣王才酒意初醒，火速返回朝歌，组织兵力迎战，但由于国家的主力部队，还在远离京师的东夷前线，只好把从东夷前线遣来的战俘及大量奴隶，临时整编起来，作为前锋；把京师小人及京师宿卫军，作为后卫，开赴牧野，两军对垒，看起来纣旅“其会如林”，人数大大超过周师，但纣旅的士气，却极为散涣。 帝辛五十二年正月甲子，天色微明，但见周武王在文王木主前，举行“岁祭”，接着武王左拄黄钺，右执白旄，到军前作战前誓师，说：“举起你们的戈，提起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听我誓师”。 武王在这次誓师的话中，除再一次揭发纣王的罪行外，特地举出了纣王重用四方逃亡的罪囚这件事，这是最能触及方国诸侯对纣王仇恨的，继而武王又一次表白了自己是恭行天罚，并宣布了战争进退击刺的节制，以明陈战纪律，以期获取全胜。 誓师之后，武王令师父与百夫，到纣旅前挑战，于是尚父率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五百人，虎贲三千人，冲向纣旅。 冲陈的周师如貔、如貅、如熊、如罴；而纣王的军队，却没有决战之心，相反地倒是希望武王的军队，更快地打下朝歌，所以尽管纣王左右挥动他手中的令旗，命令前锋应战，无奈纣军前锋不唯不前进，相反都掉转矛头，向后杀去。 纣军阵脚大乱，接着武王的军队掩杀过来，纣王的七十万大军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溃退下来，直到朝歌外城，在玉门关外，纣王重整队伍，作背城一战，于是由小人与卫宿军组成的纣军后卫，与倒戈的奴隶及周师联军，展开了一场恶战，只杀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嚎，“血流漂杵”，沧河水赤。 结果玉门又败，纣王逃入鹿台，想登朝歌寨据险而守，周师联军，攻下金牛岭，也冲进鹿台，在鹿台，双方又作了最后的拼杀，由于周兵身披有“阙巩之甲”，纣军后卫的弓箭，阻止不了周兵的追击，结果纣王在兵撤朝歌寨途中，被武王擒杀。 武王的大军于当天便进入朝歌，甲子次日，周武王命人打扫了通往社坛的道路，祭祀了殷社，姜子牙宣读了书祝文，武王再拜叩首，宣布了这次革除殷命，是奉上天的明命，最后，周武王把象征国家的九鼎，由朝歌迁往镐京，于是，这个立国六百多年的殷商帝国，在殷纣的手中，就这样被一个地方百里的部落氏族给推翻了。 帝辛在位五十二年，关于纣王的为人，后世贬毁的多，其实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替殷纣抱过不平，当代的历史学家郭沫若也曾说过：“实际上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非常之大……中华民族之能向东南部发展，是纣王的功劳”《今昔蒲剑》。 所以，对这样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帝王，他的一生功过是应该给以正确评说的，纣王在位，虽曾做过不少坏事，但从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来说，他的功绩还是第一位的，我们应该肯定殷纣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说殷纣王是一位在中国历史是曾有过极大贡献的帝王。 无奈的纣王 一说到商纣王，大家是不是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封神榜上那个有点猥琐的油腻大叔，再不然就是想到他那个狐狸精变的漂亮老婆苏妲己。 本期就让我们抛开在神话故事中那个和妖精难舍难分的商纣王，来好好聊一下身为商朝帝王的——纣王帝辛。 帝辛(?-前1046年？)，子姓，名受(一作受德) ，商朝末代君主，世称“纣”(一说为“受”之音转)、“商纣王”等，后世将其在位时间推定为三十年(前1075年一前1046年)。 帝辛是帝乙少子，继位后，在内营建朝歌、加重赋敛、严格周祭制度、改变用人政策、推行严刑峻法，对外屡次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其种种举措既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矛盾，也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牧野之战，商军被周武王西率诸侯联军击败，帝辛身死，商朝灭亡。 那么从上面这段文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啊，商朝灭亡根源在于帝辛推行新法和改革旧的制度，这就已经从根本上就动摇了商朝的统治制度，而且在改变用人制度上商纣王还采取了提拔新人打压贵族的制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商纣王到底是怎么样改革用人制度的。 商纣王变更用人制度，重用“小臣”集团，提拔了一批非世官大族的人员，见于史籍的有飞廉、恶来、费仲、左疆等。 严格推行祭祀制度，固定和缩小致祭种灵的范围，以此疏远旧贵族，通过法律惩罚的方式使内、外服各族人、脱离族组织而纳入自己的直接掌控之中，从而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削弱贵族势力，同时以严刑峻法镇压贵族反抗。 看得出来商纣王其实是想大刀阔斧的去推进改革，而且想把贵族手中的权利分散，在提拔出一部分寒门学士，让贵族势力与寒门学士的势力相互制衡，从而达到使自己手中的权利更加稳固并且去削弱贵族权利，以防其权利过大而起二心。 这就是说商纣王想要把权利握在自己的手中，也就是后世的中央集权制度，（关于这种权利制衡使得朝堂达到平衡从而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具体可以参考郡县制时为防地方权利过大而形成的地方军政分离制度。） 但是，在学术下移尚未发生的时代，帝辛提拔的人员对商王朝典章不熟，加之出身较低，缺乏政治经验，唯帝辛马首是瞻，破坏了政治体系的稳定性，而排挤世官大族的做法也导致商王朝内部离心离德，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对于商王朝的灭亡起了加速作用。 如果说这些改革只是动摇了商朝统治的根基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使商朝彻底灭亡的战争——牧野之战。 帝辛二十九年(约前1047年)，周军出师伐商。 帝辛三十年（约前1046年），周军行孟津之誓，帝辛派出军队在牧野（地点含义有不同说法）进行抵抗。 周历二月二十二日，甲子那一天（据断代工程，即前1046年1月20日），帝辛的军队被打败，其原因可能与帝辛一方，前方部队倒戈有关，帝辛逃到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跑到火里自焚而死，周武王赶到，砍下他的头，挂在白旗竿上示众。 也就是说，商朝是在商纣王死后被灭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妖精变苏妲己搞出来的沉迷美色而灭国，而商纣王不理朝政，酒池肉林的说法也明显是不可能的。 酒池肉林那是要有条件的，遥想一下，就那个时代的保鲜技术，肉挂在头上两天还能往里进人吗？要是进去了怕是你的隔夜饭都保不住了。 再从他推行的改革来说，他应该是一个想要去把商朝治理好的一个帝王，他想要通过改变旧的制度去为商朝续命，但是所谓的来自古代史的定理啊，古代每一个朝代的帝王，都和韭菜一样一茬不如一茬。 开国皇帝自然是不用说，文治武功，样样大佬，再之后就会出几个有本事皇帝把朝代推向一个顶点，再往后走的帝王就会出几个守成之君，但是，所谓盛极必衰，再往后的帝王就像是败家子，把国家败的一代不如一代，最后趋于灭亡之前的最后一个皇帝就是想要积极改革意图为王朝续命，可惜也无法拯救一个从根子里就已经溃烂的王朝了。 商纣王在班固《汉书》中名列“下下”等 所以说一个王朝的灭亡根本就不是人家亡国之君一个人的锅，至少要往上翻三四代的君王都要和他一起背锅，那我们现在试想一下，给你一个病入膏肓出气多进气少的一个病人，你就是华佗在世扁鹊转生你也不一定能救下来吧。 总而言之，商纣王帝辛被灭国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沉溺美色，荒诞朝政、酒池肉林，人家是因为想改革而没成功，导致动摇了商朝的根本，动了贵族的蛋糕，最后有在牧野之战被杀，所以才灭的国，商朝一直推行人殉，武王伐纣的檄文里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纣王不遵从祖制，废除人殉。 毛爷爷也曾经评价过商纣王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当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 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导致他失败了。 纣王帝辛在经过周人和战国诸子的抹黑之后，其历史本来面目已经很难再为人所知，不过从帝辛的所作所为来看，或许有些残暴和急功近利，但根本是称不上昏君的，至于商朝的灭亡原因，则主要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 帝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商纣王帝辛是商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是帝乙的儿子。 《史记·殷本纪》记载其“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从这段记载来看，帝辛简直就是个是非不分、狂妄自大、荒淫无道、残害无辜、亲近小人的昏君，其他诸如《史记·宋微子世家》、《论语·微子篇》的记载也大体相同。 经过周人和战国诸子的抹黑之后，历史上的帝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已经很难为人所知了。 不过，近些年来的研究表明，其实商朝在帝辛即位之时，就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可以说商朝的灭亡已经无可避免。 我认为帝辛和崇祯帝朱由检极为相似，继位之时帝国已然到了崩溃的边缘，他想要力挽狂澜，但由于能力、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但没能扭转这种局面，反而使得各方面的矛盾提前爆发，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一个帝国的衰亡，绝不是帝王一个人的责任，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商朝的灭亡同样如此。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宗室的分裂。这主要是由于王位继承制度改革导致的，商朝原本的继承方式是“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继承制度，但这种继承方式却导致王位继承始终处于混乱状态，最终酿成了“九世之乱”。 而到帝甲时期后，逐渐形成了“嫡长继承制”，长期延续的兄终弟及就此消失于时代洪流里，按照这种礼制的改革，帝乙的嫡子帝辛继位名正言顺，但却造成了庶长子微子启和帝乙的弟弟箕子、比干的不满，从而导致了宗室的分裂，微子启、箕子和比干组成了纣王帝辛的坚定反对派，帝辛虽是名义上的王族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 2、贵族的离心离德，自从盘庚之后，商朝贵族便已经离心离德，这导致商朝君主的统治遭到严重掣肘，于是在祖甲时期，废除了贵族公义制度，从而加强了君主集权，加大了王族势力。 但这却加剧了商朝王室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在王室强盛之时尚可压制，可一旦王室势弱便各自为政，甚至反攻王室，因此，帝辛继位时，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疯狂，王族势力大为削弱，从而引发了贵族的蠢蠢欲动。 3、商朝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纣王时期，已经是疲态尽显，尤其是商族中的上层沉醉于奢靡享受之中，曾经的勇猛、睿智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却是贪生怕死和自私短见，如此局面，不但造成了统治阶级的整体腐朽，更是加剧了底层百姓和奴隶的不满，进一步加速了统治的崩溃。 帝辛继位之后，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纣王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解决内部矛盾。一方面对内部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甚至不惜采取残酷手段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提拔外臣飞廉、恶来，将军队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此二人亦不负帝辛重望，飞廉为伐东夷统帅，商亡后仍坚持战斗，直至战死，通过这两方面措施，帝辛一定程度上掌控了朝政，维持了统治的稳固。 二是以武力树立威望，为了解决外部诸侯的威胁，一方面在黎国举行军事演习，用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已经强盛起来的周人，之后又伐有苏，俘获妲己，又在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另一方面，在解决西部威胁后，帝辛又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的东夷进行讨伐，倾全国之力用以灭掉百年来的巨患，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 然而帝辛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商朝内部和外部的忧患，掩盖了内部空虚的事实，维持了统治的稳固，但在内部斗争失败的大夫甲、内史向挚、微子却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了商朝内部空虚的真相，从而导致周人联络其他诸侯一起趁虚而入，最终致使商朝覆灭。 诸君觉得纣王到底是什么人？ 先不说纣王，都说嬴政是暴君，杨广是昏君，可最后不也是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吧。 封神版纣王 纣王，也叫寿王，本名子辛，为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人物，从小居住在商朝的国都“朝歌”之城中，是残暴无道、昏庸荒淫、沉迷酒色的昏君、暴君，为商朝末代君主，商王帝乙的小儿子，排行老三，原配妻子为姜王后，儿子为殷郊、殷洪和武庚，爱妃是寿仙宫苏妲己（九尾狐狸精）、胡喜媚（九头雉鸡精）、王贵人（玉石琵琶精）、西宫黄妃和馨庆宫杨妃。 最初纣王因为在女娲庙中上香时用淫诗亵渎女娲神灵尊威，从而惹怒女娲娘娘派出轩辕坟三妖迷惑纣王，虽然三名女妖奉命断送成汤天下的江山社稷，却屡次怂恿纣王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残害忠良，以暴政待民；最终纣王遭灭国之祸而亡，中期引发武王伐纣的殷周大战； 后三山五关皆被阐教周军所攻破，纣王手下各名大将千万兵马接连败亡，帮助纣王抗周的数名截教仙家也被纷纷杀败入榜封神之中；后期只剩攻打国都朝歌，纣王见商朝末日到来，点燃摘星楼自焚而亡，最终殷商王朝被推翻，周武王登基归位，改朝换代为周王朝，而纣王死后魂魄入封神榜，被姜子牙封为“天喜星”，负责司掌人间婚嫁。 姬发，又称周武王，是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同时也是贯穿封神小说全文的主角兼关键人物。是周文王姬昌与姬夫人太姒的次子，紫薇大帝伯邑考的二弟，元配妻子为邑姜，一家共有九十八名弟弟，义弟为天雷将星雷震子，后尊姜子牙为“师尚父”，并得玉虚阐教仙家之助，不断壮大国力使气数鼎盛，兴兵伐纣推翻殷商国制，改朝换代为家周国号，开创八百年多年的周王朝，理应天命成立封神大会。治国有方，为一代明君，死后谥号“武”，史称周武王。“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从古广为流传。 姜子牙，又称姜太公，别号飞熊先生，是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坐骑四不像，有封神榜、打神鞭、戊己杏黄旗等武器装备，在《封神演义》，姜子牙以商朝末年历史人物姜子牙为原型，在《封神演义》中表现出大器晚成、尊师重道、为人忠厚仁义，有经国理政的才能。姜子牙是玉虚宫阐教元始天尊门下的弟子，受元始天尊之令下山辅佐明君周武王姬发反商伐纣，与通天教主为首的截教和纣王为首的商王朝斗争，推翻商朝纣王统治后，代理封神，奉玉虚法旨敕封三百六十五路正神，因讨灭纣王、封神大战有功，被周武王封为齐侯，分茅列土于营丘，位列五侯九伯之上，最终得享人间富贵。 根据小说《封神演义》，拍摄了众多电影、电视剧、动漫，如《封神传奇》（2016）、《封神榜》（1990）、《姜子牙》等，姜子牙在其中均表现为正面形象，其仁义、宽厚、忠孝等特点在当世仍颇有影响。 哪吒，又称哪吒三太子，为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传为许仲琳着）之中的重要角色，在封神故事里是一位拥有个人专属章节的主角人物，首次出场于哪吒篇三章：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至十四回《哪吒现莲花化身》，贯通全文出场过多，是根据中国同名神话人物所改编的文学形象。由玉虚镇教奇宝“灵珠子”投胎转世，阐教传人之一，奉师祖元始天尊法旨下世保周灭商，成为陈塘关总兵李靖与殷夫人第三子，金吒与木吒之弟兼同门师兄弟，是辅佐姜子牙的开路先锋； 由母亲怀孕三年六个月而来，从肉球中出生，为玉虚十二仙之中太乙真人的真传弟子；同门一师的师弟为金霞童子。乃元始钦点的首选先行官，身上配备诸多师传的法宝神器——臂套乾坤圈、身围混天绫、手使火尖枪、脚踏风火轮； 并拥有群攻的金砖，火攻的九龙神火罩，双手一对阴阳剑，腰挂豹皮囊，武艺高强，更能变化成三头八臂的法身形态战斗，由莲花化身构成人形，非血肉体质，无魂无魄，因此免疫一切摄魂攻击，且不惧瘟疫病毒侵害。 自小卷入杀劫，曾打死夜叉、闹海屠龙、在天宫殴打龙王、射杀白骨洞童子等；之后因四海龙王告上天庭而自杀，被太乙仙师复活，与父亲起冲突，首战于风林正式出道，一路帮助武王伐纣成功，胜多败少，杀敌大量战功显赫，封神大战后拒绝当官，不恋荣华富贵并功成身退，向姜尚请辞归山潜修仙道；最终结局因未登封神榜从而肉身成圣，与父亲和俩兄长一家四口位列仙班名传千古。 纣王，子姓，名辛，是商王朝最后一任君王，为殷商第三十代君主，终结了五百多年殷商江山的亡国之君，史称暴君或昏君。在位期间，在内营建朝歌、加重赋敛、严格周祭制度、改变用人政策、推行严刑峻法，对外屡次发兵攻打东夷诸州候，其种种举措既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矛盾，也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最终成王败寇，商军被周武王所率诸侯联军击败。 在小说《封神演义》中，纣王完全是一个昏君、暴君的形象，他于祭祀上古神女娲娘娘的寿诞上亵渎女娲而登场，在女娲行宫进香时见其金身美艳非常，于是便在宫墙上写下了带有淫秽语段的诗句，声称要娶回女娲为妾长久侍奉自己，暗示女娲是纣王床上取乐的性玩物，因此冒犯了女娲的尊严。 女娲在造访火云洞三圣回宫后大怒，算出纣王是个昏庸风流的淫秽之君，于是准备亲自动身解决纣王，飞往朝歌时被纣王两个儿子殷郊、殷洪的头顶红光所阻，女娲算出纣王尚有二十八年的国运气数，并知晓不久的将来武王伐纣，于是只得派遣轩辕坟三妖潜入宫中迷惑纣王，加速了商朝的灭亡，这才有了后续妲己被九尾狐附体入宫的故事。 纣王天资绝代、闻见甚敏、神武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抚梁易柱之力，即位后，重视农桑，任用贤能，开疆拓土，国力鼎盛，终以王权胜压神权，却在妲己入宫后痴恋美色，不理朝纲，昏庸暴虐，然天数注定“商亡周兴”，卷入阐截之争。 纣王身边有费仲、尤浑等多名恶臣为左膀右臂，其诛妻、弃子杀子（未成功），残害忠臣，奴役百姓。纣王原是凡人，后身死封神，成为封神榜上的“天喜星”之神职，未成神之前曾一拳打死了得道千年、修成火眼金睛的白面猿猴。 纣王是商王帝乙的第三子（王后所生），帝乙有三个儿子：长子微子启（非王后所生）、次子微子衍（非王后所生）、三子是寿王。话说一日帝乙在御花园领众文武玩赏牡丹，内飞云阁塌了一梁，寿王托梁换柱，力大无比； 首相商容，上大夫梅伯、赵启等遂上疏帝乙立寿王为太子。后来帝乙在位三十年而崩，托孤于太师闻仲，寿王遂即位为天子，名曰纣王，都城朝歌。 商纣王因一次在祭祀女娲进香火时，见庙中女娲神像貌美姿媚，于是起了色淫之心渎神，并当众在庙墙上作出一首邪恶的淫诗（“凤鸾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样妆。曲曲远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骋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娶回长乐侍君王。”），身边大臣劝其住手无效。 后女娲娘娘显灵，从而怒诉纣王的无礼渎神行为，为了尽快消灭殷商，女娲想亲自报复纣王时，却被纣王的两个儿子殷郊、殷洪以顶上红气阻驾，只能暂回行宫；掐指一算商朝气数将尽，只剩二十八年之运，故用法宝招妖神幡召见轩辕坟三妖（九尾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让三个女妖怪奉圣命迷惑纣王以使商朝成汤江山断送，以相助武王伐纣一臂之力，并交代三妖不得害人。 九尾狐狸精为了祸乱君心，在冀州候苏护献女途中，趁夜将苏妲己害死并噬魂夺体，九尾狐狸精化身妲己入宫后，让中年纣王性情大变，令其神魂颠倒，越来越心狠手辣、残暴不仁，曾多次残害忠良，荒理朝政，滥杀无辜，玉虚上仙云中子见朝歌妖气弥漫，想扭转商朝运气，于是削了一把自己做的降妖松木剑，进剑要给纣王除掉九尾狐狸精，却被纣王直接烧毁。 纣王无道昏庸且沉溺女色，又屡次听信妲己谗言，六亲不认，杀妻弃子，将姜王后剜目烙手，导致其冤屈死于西宫。更是丧尽天良的派兵追杀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殷郊与殷洪，命晁田、晁雷持龙凤剑诛杀殷郊兄弟二人，对待自己的妻儿毫无人性。 妲己与纣王害死姜王后之后，为了斩草除根，将姜桓楚、姬昌、鄂崇禹、崇侯虎等四大诸侯骗入朝歌，诬告姜桓楚谋反，鄂崇禹为了救姜桓楚，直言进谏，纣王震怒，下令将其枭首，姜桓楚也被乱刀碎剁，醢尸而亡。 纣王废黜了忠臣微子、箕子，逼杀了叔父比干，将身边一个个曾扶持过自己的贤良臣民逐渐逼反。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连黄飞虎的妻子也不放过，将贾氏夫人调戏迫害，令其为保贞节坠死摘星楼，西宫黄娘娘（黄飞虎之妹）怒找纣王要说法，却惨遭纣王扔下摘星楼摔死，以此逼得黄飞虎反商投周。 其多次利用妲己发明的两大刑具“炮烙”、“虿盆”折磨各种大臣兼忠义之士。姬昌因触怒纣王被囚禁于羑里城，其长子伯邑考为救出父亲姬昌，带了七香车、醒酒毡与白面猿猴三样异宝，外加十名美女，献给纣王为赔罪之礼； 后妲己见伯邑考才貌双全，琴艺绝伦，颇具诗意，勾引姬昌长子伯邑考未遂，为了报复，将计就计陷害其羞辱非礼自己，被妲己用计引出白猿的杀意，并诬告伯邑考之琴声是在暗骂纣王无德，好以借助纣王之手下令将其残忍冤杀，处死后割去四肢剁尸成肉酱，并做成肉饼给其父西伯侯姬昌吃掉，后来还曾将一名孕妇肚子剥开，让母子一尸两命而亡。 之后妲己还让纣王为自己大兴土木，建筑酒池肉林、摘星楼、鹿台等各种华丽宫室，作为娱乐场所供其吃喝玩乐，忠臣义士屡相劝阻，却都惨遭毒手伤亡，纣王以荒淫残暴的种种行为，为此惹得天怒人怨，以导致诸侯反商，众叛亲离，致国力骤衰、气数殆尽，商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此时在西方，一个新兴的国家西周正在崛起，姬昌继位后，他表面上服从商的统治，却在暗中积蓄力量，进行翦商的准备。他修德行义，礼贤下士，吸引一大批仁人志士前来投奔，增强实力壮大气运。后周室当兴，武王姬发起兵伐纣，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继承他的事业。 时机成熟后，姬发在姜尚的辅佐下，率领大军讨伐。商朝动荡，战乱四起，还引来各方神人纷纷相斗，各路仙家豪杰都来纷纷相助，其中阐教玉虚门人“姜子牙”为国相，带头统领众玉虚弟子反商。 这时纣王正和妲己在鹿台饮酒作乐，听到消息，匆忙把70万奴隶编成军队，开上前线迎战，但手下的各关大将兵马都被各个击破战亡，就连参与抗周的截教仙家也纷纷死伤败亡其中。 两军在牧野相遇，周军人人奋勇冲杀，商军毫无斗志，纷纷倒戈，迎接为民除害的武王姬发，纣王在混战中刀斩南伯侯鄂顺，与周军搏斗杀死大片士兵，但最后被东伯侯姜文焕一鞭打伤后背，逃回朝歌午门。 轩辕坟三妖贪图富贵，迷恋王位，想扭转商朝运气，于是去袭击姜子牙，试图行刺周武王姬发，最后战败被女娲擒住抓回周营处死，纣王见寡不敌众，大势已去，逃入朝歌城中，自知已无力回天，便走到鹿台，突然一阵怪风袭来，将纣王引到虿盆旁，出现无数披头散发的赤裸之鬼魂围来纠缠，扯住纣王袍子哭诉抱怨，这些都是昔日那些被纣王害死的受害者的冤魂屈鬼，于是纣王最终自焚摘星楼而亡。 商朝就此宣告灭亡被推翻，其时约公元前12世纪，商的灭亡，有着政治衰微、社会动荡、经济凋疲等多种原因，但纣王的倒行逆施，造成众叛亲离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加速了这600年江山的彻底崩溃。纣王身死后，三魂七魄归位封神榜之上，被归国封神的姜子牙敕封为掌管人间婚嫁的“天喜星”之职。 散宜生曾说：“纣王肆行不道，杀妻诛子，制炮烙、虿盆，醢大臣，废先王之典，造酒池肉林，杀宫嫔，听妲己之所谗，播弃黎老，昵比罪人，拒谏诛忠，沉酗酒色；谓上天不足畏，谓善不足为，酒色荒淫，罔有悛改。臣料朝歌不久属他人矣。” 纣王这个人物是随着《封神演义》一书的流传而为人们所熟知的，加之经常登场于一些现代衍生的封神影视作品之中，以此深入大众脑海，且由于从古至今一些史料记载，与各版本影片的名声影响，常被人们传为昏庸残暴的恶君形象，暴君与昏君等关键词汇都与纣王有所牵连，并与苏妲己并列为一对反面角色。 但其实纣王并不像《封神演义》中说的残暴昏庸，历史上的纣王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君王，在内营建朝歌、加重赋敛、严格周祭制度、改变用人政策、推行严刑峻法，对外屡次发兵攻打东夷诸州候。 但这也逼反了诸侯，其种种举措既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矛盾，从而被推倒。 诸君！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可以留言。 残酷的人殉 人祭，是把人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作为祭品奉献给祖先神和天神，希望求得福祉和庇佑的一种祭祀行为。将人作为祭品就是所谓的人牲。牲起初只是表示用来祭祀的牛，后来才成为动物祭品或者牲畜的通称。人牲多为战俘和奴隶。 人殉，是将活人作为某一死者的陪葬品直接掩埋或杀死后再掩埋在“主人”身旁。二者生前有一定关系，一般是妻妾、主仆或君臣。根据远近关系和墓主人在冥界享受需要，或同穴而葬，或异穴而埋。 中国的人牲、人殉现象萌芽于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其后经过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传承，在商代发展到高潮，尤其是在商代晚期，达到鼎盛时期。 早商时期虽然在考古中也发现有人牲、人殉现象，但规模都不是很大，一般也就是一至十几个。考古发现人牲、人殉较多的一次是 1955 年在郑州商城二里岗遗址的灰层、灰坑里，有 5 具成人骨骼和 2 具小孩骨骼，分几次重叠纵横埋在一个坑中。在另一坑中，则是十多具成年人骨同几架猪骨分层埋在其中。还发现一墓穴，分层埋有 4 具成年人骨、4 个人头骨和一架猪骨。 但到晚商，尤其是在武丁时期，祭用人牲、人殉，动辄就是几十、几百。如在洹水北岸侯家庄西北冈商代的王陵墓地，虽然在 3000 多年间经过了多次盗掘，墓室器物基本被盗一空，但仍然发现有大量的人牲、人殉现象。 1001 号大墓是个王级墓葬。墓底中心腰坑殉有 1 人和 1 把玉戈。四角各有两坑，每坑各殉有 1 人、1 犬和 1 把铜戈。因墓坑被盗掘破坏，所以墓室旁侧，只发现了一具人殉骨骼。墓室椁顶发现 11 人。四个墓道的夯土里，殉人有全躯 2 具、无头肢体 61 具、人头骨 73 个。墓坑东侧另设有 22 个祭祀坑，每坑殉葬 1～7 人不等，计有 68 人。该墓总计发现人牲、人殉 225 人。 专家估测，如果按照大墓的结构复原起来，在没有被盗掘的情况下，殉葬的人数可能为三四百人。这些人牲、人殉多数都还未成年，有的还是幼儿，甚至连天灵盖都没有长满。 根据发掘现场情况，可以想象当时的屠戮情景：当墓坑墓道被挖掘好时，那些战俘或奴隶们就双手背绑，一队接着一队地被强行驱赶至墓道，并肩东西成排，面向墓坑跪倒在地。刽子手站在后面，手提屠刀，一声令下后，立即举刀砍杀。随着鲜血喷溅，这些战俘或奴隶瞬间人头落地，肢体俯身仆倒。刽子手们杀完人后，走出墓道。这些尸体没有做任何处理，随即填土所埋。埋好一层或两层，然后再如法炮制，又是一批人牲，一层填土。 王陵墓地其他各墓被盗掘后破坏得更为严重，即便如此，也发现了不少人牲、人殉情况。如 1002 号大墓，殉葬有 10 颗人头；1003 号大墓，殉葬有 1 人和 1 颗人头；1004 号大墓，殉葬 1 人和 13 颗人头，如果算上中心腰坑已被扰乱的 1 具人骨，该墓共殉葬 15 人。 1550 号大墓人殉情况更令人感到恐怖，中心腰坑殉葬 1 人、1 狗，墓室四角设有四个小坑，每个坑中各殉葬 1 人。北墓道口，则祭献 10颗一排的人头骨数列。该墓总计残存人牲、人殉有几十人乃至上百人之多。 另外在大墓东区，还发现有附属于大墓的 1242 座小墓。根据殉葬情况，可分为 22 类。除了车、马、象、兽、禽鸟、器物 6 类殉坑之外，杀人殉葬和作为人牲的有 16 类，有的是全躯人骨，有的是无头肢体，有的是人头骨，等等。这 1242 座小墓发现的人牲和人殉数量接近2000 人。 武官村编号为 wkgm1 的墓葬 95 位于西北岗东区，是一座有南北双墓道的大墓。墓坑底部腰坑葬 1 人，肢体完整，身旁有青铜戈。据此推测，死者应该是墓主人的贴身卫士一类；二层台上东西两侧共葬41 人和犬、猴、鹿各 1 只。西侧葬 24 人，其中 6 人有棺木，8 人有随葬品；东侧埋 17 人，其中 8 人有棺木，部分随葬有青铜器和玉器。这些人都是全躯，排列有序。从其与墓主同穴、有棺木以及随葬高等级祭品看，身份和地位较高，应该是墓主生前的近臣或嬖妾。 北墓道有马坑 3 座，出土马骨 16 架，部分还出土了铜镳等器物。马坑的南边有犬骨 4 架。在马坑下偏东，有人坑 2 座，埋 2 人，相向而蹲。东边 1人旁有铜戈，戈有铭文，西边 1 人旁有铜铃。这两人生前或为墓主御用饲养犬马人员。 这三种埋葬都同墓主有明显的从属关系，埋葬的目的也较为明显，即为墓主死后服务，所以他们都是人殉。 墓坑填土之中发掘出 34 颗人头骨，分别位于不同层面，大体上下直立放置，面朝中央。位于大墓偏南 53 米、偏东 7 米处，共挖有 4 排17 座的排葬坑。这些坑中的埋葬情况彼此类似，所出土人骨皆无头，俯身，而且没有随葬品。排葬坑南边分布有大小、深浅不一的散葬坑。坑内埋葬的人与排葬坑情况相似，均是被斩首且俯身而埋。显然，这些死者都是用以祭祀墓主的人牲。 安阳洹南后冈是商代贵族的另一处墓地所在。其中 1 座被盗掘过几次的大墓，中心腰坑的殉人骨已被搅乱，墓室内有 28 颗人头骨，有的还带着几节脊椎骨，有的没有了下颚，有的还带着血迹。这些被杀殉的人，都是奉献给墓主享用的人牲。刽子手将他们的脑袋砍下后，血淋淋地投进了墓中，而将肢体胡乱掷进了南墓道，或者直接打进夯土之中。 这些零乱的人骨有 148 块，但究竟是多少人留下的骨头，已无法得知。专家估计至少也有几十人。 大墓之外，还发现 5 座小墓，但多被盗毁，只有一座小墓保护情况较好，其南壁和西壁的下边，各发现有 1 具人殉或人牲。1 具似无头颅，1 具似为童骨。 后冈还发掘出一座圆坑墓。上下两层，共发现人骨 54 具，其中全躯 35 具，头颅已腐朽的躯骨 3 具，无头肢体 1 具，头颅 15 颗。经鉴定，大多为青年男性，年龄在十四五到十八九岁之间，还有 5 个是儿童，两个是 3～6 岁的幼儿。这些人骨架或者俯身跪扑，或者仰身跪卧，或者双手抱头，或者双臂被绑。有的前额还有刀痕，显然都是作为人殉被杀死后埋葬在里面的。 1976 年春，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武官村北地王陵区又发现了 250 多座祭祀坑，其中 191 座得以发掘，坑中被屠杀的骨架计有 1178 具。 商王朝不但在奴隶主贵族死后使用人祭、人殉，在进行大型建筑施工时也使用大量的人牲、人殉。我们以洹南小屯商代后期都城和宫殿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小屯北地靠着洹河的 53 座大型建筑基址，由北向南，可分为甲、乙、丙三组。北面甲组 15 座基址，是商王寝殿；中间乙组 21 座基址，是商王宫殿；南面丙组 17 座基址，是商王祭祀场所。中间宫殿的营建，按照步骤需要举行四种祭祀仪式。 第一种仪式叫奠基：就是在基坑挖成后，未打夯之前，在基坑底下，再挖一个小坑，里面埋一只狗或一个小孩。21 座基址中，有 7 座举行了奠基仪式，挖了 13 个小坑，共用狗 15 只，用儿童 4 个。 第二种仪式叫置础：就是当基址打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在打好基础竖立柱子之前，在基址上挖一个小坑，里面埋葬狗、牛、羊三牲。有 3 座基址举行了置础仪式，挖了 19 个坑，共用 98 条狗、40 头牛、107 只羊，还用了 2 个人牲。 第三种仪式叫安门：就是在大门内外、左右两侧埋葬人、兽，以求得神灵保佑。有 5 座基址举行了安门仪式，挖了 30 个坑，共用 4 只狗和 50 个人牲。 第四种仪式叫落成：当建筑完成后，还要在建筑物的前面埋葬车、马、人、兽。有 1 座基址举行了落成仪式，在残留的遗址中发现了 127个坑，共用 5 辆车、10 匹马、5 只羊、12 条狗和 585 人。专家估测，如果把坑全部复原，用人应该是 833 个。 南面的丙组基址是商王祭祀天地祖先之处。他们以中部大型基址为中心，在上面举行人头祭、牲畜祭以及烧牲祭等；其中 9 座基址挖有 25 个坑，用了 62 只羊、74 条狗和 97 人。 这些用作祭祀的人牲，儿童保留了全躯，成人一律斩首，斩首后的人骨，俯身趴在地上，头、颈完全脱落。有的还留有下颚，有的脊椎骨上还连着腭骨和颈骨。仰身躺在地面的，头部被砍去上面一部分，下半部分还连在颈上。被砍的地方，有的是在鼻部，有的是在眉际，砍痕清晰可辨，类似的发现，在殷墟中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说明。 事实上，除了殷墟之外，在商王朝统辖范围的其他地方，也发现有不少的人牲、人殉现象。如河南辉县琉璃阁的商代墓葬区，1935 年和1937 年两次在这里发掘，发现殷商墓葬 3 座，每座都有 1～2 个人殉或人牲。 1950—1951 年再一次对辉县琉璃阁商代墓地进行发掘，又发现大小墓葬 53 座，其中大一点的墓大都有人殉现象。如 141 号墓，发现一颗人头骨；147 号墓，有 1 具人骨架和 6 颗人头；150 号墓，有 5具人骨、5 颗人头； 如此等等。 山东省益都苏埠屯，发掘了 4 座商代墓葬，其中 1 号大墓的规制与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殷商王陵大致相类。 墓主生前可能是诸侯之长、方伯一类的显赫人物。墓底中心腰坑和奠基坑，各发现 1 具人骨。奠基坑里的人骨呈下跪姿势；中心腰坑里的人骨，腿部已经折断，可能是活埋所致。二层台上，东面发现 6 具人骨，其中有一个是儿童；西面也发现 1 具儿童骨骼。墓室南门道口，分三层埋有胡乱堆放的 14具全躯人骨，大多是儿童，有的还能明显看见绳索捆绑的痕迹。另外，在墓坑其他地方，还发掘出了 25 颗人头骨，头骨遗留颈椎骨数节，可以明显看出是用刀砍杀所致。 除此以外，在江苏铜山丘湾、河北藁城台西等商代墓地，也都发现了类似的杀殉现象，说明晚商时期的人祭、人殉，已经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 从甲骨文相关记载统计来看 ，有关人祭的卜辞也是以武丁时期为最多，计有甲骨 673 片，卜辞 1006 条，祭用 9021 人。另有 531 条未记人数。其中，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 500 个。 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计有相关甲骨 443 片，卜辞 688 条，祭用 3205 人。另有 444 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 200 个。 祖庚、祖甲时期，计有相关甲骨100片，卜辞111条，祭用622人。另有 57 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是 50 个羌人。 帝乙、帝辛时期，计有相关甲骨 93 片，卜辞 117 条，祭用 104 人。另有 56 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 30 个。 从文献记载看，商代末期对外战争十分频繁，所获战俘也应该不在少数。不过，这一时期商王朝用兵的主要方向是东南方的淮夷，但同一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很少有用战俘作为人牲的记载。武乙时期有一条卜辞说，商王命羌奴开垦荒地 ，说明商代末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不再把大量的战俘杀掉作为人牲，而是转变使用到了农业生产上。 这同商末几代帝王淡化鬼神观念，以及整个社会思潮和宗教思想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角度看，自武丁至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用人牲、人殉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少，同周人作为商王朝“牧师”“方伯”强势崛起也不无关系。 据甲骨卜辞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共用人祭 人；另外还有 1145 条卜辞未记人数，如果 1145 条卜辞都以 1 人计算的话，全部杀人祭祀，至少当用 人——这是个很不完备的数字，因为有很多甲骨流失在国外，还有被损坏的、没有被发现的，等等。这其中，仅祭用羌人牲，就达到了 7426 人，占全部杀殉人数的 52.5%，这还不包括 324 条未记具体人数的卜辞。 考古学家曾对前述 1976 年春发掘后又回填的殷墟王陵区 191 座墓和祭祀坑遗骸作了重新发掘，并结合甲骨卜辞以及锶同位素科技考古的手段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人牲基本上是来自以羌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外族俘虏。 周人崛起后，由于得到商王朝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周人和羌戎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遂一跃而成为西方霸主，有力地遏制了羌人对商王朝的侵略和骚扰，这使得商王朝不再或者说很少再同羌戎集团发生战争，这样一来，原来在人牲中占主要比重的羌人俘虏就没有了来源，商王朝用作祭祀的人牲随之断崖式下跌。 周朝历代君主和大事件 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周王朝一共传国君32代37王，享国共计790年。 他们分别是：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成王姬诵、周康王姬钊、周昭王姬瑕、周穆王姬满、周共王姬繄扈、周懿王姬囏、周孝王姬辟、周夷王姬燮、周厉王姬胡、周宣王姬静、周幽王姬胡湦、周携王姬余臣、周平王姬宜臼、周桓王姬林、周庄王姬佗、周厘王姬胡齐、周惠王姬阆、王子颓姬颓、周襄王姬郑、周顷王姬壬臣、周匡王姬班、周定王姬瑜、周简王姬夷、周灵王姬泄心、周景王姬贵、周悼王姬猛、周敬王姬匄、周元王姬仁、周贞定王姬介、周哀王姬去疾、周思王姬叔、周考王姬嵬、周威烈王姬午、周安王姬骄、周烈王姬喜、周显王姬扁、周慎靓王姬定、周赧王姬延。 周朝分为西周（前1046－前771年）和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公元前771年镐京陷落，西周灭亡，东周由周平王姬宜臼创建，定都成周，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崩，周民东亡。 西周 1、周文王姬昌（约公元前1152年―约公元前1056年）其子武王姬发拥有天下后，追尊他为文王。 2、周武王姬发（约公元前1046-公元前1043）西周的建立者，消灭商朝，因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故得以继位。 3、周成王姬诵（公元前1042-公元前1021）周成王与其子周康王(姬钊)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被誉为成康之治。 4、周康王姬钊（公元前1020-公元前996 ） 姬钊在位时，不断攻伐鬼方（今陕西省西北部）和东南各地，掠夺奴隶和土地，分赏给诸侯、大夫。姬钊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天下统一，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史书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姬钊死后的庙号为康王，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为“成康之治”。 5、周昭王姬瑕（公元前995-公元前977） 昭王欲继承成康事业，继续扩大周的疆域，从昭王十六年开始，亲率大军南征荆楚，经由唐（今湖北随州西北）、厉（今湖北随州北）、曾（今湖北随州）、夔（今湖北秭归东），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铸器铭功。 昭王十九年，他亲自统帅六师军队南攻楚国，全军覆没，昭王死于汉水之滨，南征的失败，不仅是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是楚国强大到足以与周王朝抗衡的一个标志。 6、周穆王姬满（公元前976-公元前922）然而，由于常年征讨，天子不在朝堂，导致朝政松弛，自穆王之后，周王朝开始由盛而衰，正如汉武帝之后的西汉也逐步由盛而衰一样，最后，周朝的最后三代国君：厉王、宣王、幽王，除了宣王有所成就（宣王中兴）外，另两位国君把周朝弄的礼崩乐坏，整个国家十分混乱，百姓们民不聊生，十分痛苦。 7、周共王姬繄扈（公元前922-公元前900）《国语·周语一》载，密康公跟随共王游于泾上时，有三女子自愿献身于密康公，密康公的母亲叫他不能要这三女子，认为这样的事情即使共王都受不起，何况一个小国的君主，密康公不听，接纳了三女，一年后被共王灭掉，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共王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922年至公元前900年。 8、周懿王姬囏（公元前899-公元前892）《竹书纪年》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指的是周懿王元年，在一天之内，接连出现两次天亮的现象，当时在陕西华县的郑国一带可见到这个奇景。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懿王在位时间定为前899年至前892年，《太平御览》引《史记》云“懿王在位二十五年”，据白川静的西周断代铭器分类结果，懿王在位时间有15年以上，死后由周孝王姬辟方即位。 9、周孝王姬辟方（公元前892-公元前886）周懿王病死，理应由太子姬燮继位，但是太子懦弱无能，能干的姬辟方就乘机夺取了王位，在位6年，病死，葬处不明，他一直想复兴周王朝，但是，才刚刚即位六年，就病死了。 10、周夷王姬燮（公元前885-公元前878）《竹书纪年》记载：夷王三年“烹齐哀公于鼎”。《史记·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根据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载，周夷王曾命虢季子白率军大败严狁，30年病倒，立子姬胡为太子，姬燮死后的庙号为夷王。 11、周厉王姬胡（公元前877-公元前841）他在位期间，横征暴敛，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同时还剥夺了一些贵族的权力，任用荣夷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因此招致了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周厉王为压制国人的不满，任用卫巫监视口出怨言的人，发现就立即杀死，这些引得国内各项矛盾愈来愈尖锐。 公元前841年，发生了国人暴动，人民包围了王宫，袭击厉王，他仓皇而逃，后于公元前828年死于彘（今山西霍县），他出逃后，召公（召穆公虎）、周公（周定公）管理朝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自共和元年（前841）中国历史有了明确纪年，周共和十四年（前828年）死，姬胡的谥号是厉王。 12、周宣王姬静（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宣王即位后，整顿朝政，使已衰落的周朝一时复兴，宣王的主要功业是讨伐侵扰周朝的戎、狄和淮夷，史称“宣王中兴”。 13、周幽王姬宫湦（公元前781-公元前771）周幽王继位后，自然灾害严重，泾、渭、洛（三川皆震），他贪婪腐败，不问政事，重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进行专利，引起国人强烈不满，又废嫡立庶，废除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及其子伯服为太子，并加害太子宜臼，致使申侯、缯侯和犬戎各部攻宗周。周幽王为取悦褒姒，数举骊山烽火，失信于诸侯，（这就是有名的\"烽火戏诸侯，一笑失天下\"）结果，被犬戎兵杀死于骊山之下，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 东周 14、周携王姬余臣（公元前771-公元前750）周幽王被杀后，北虢公姬翰等大小十几家诸侯共同拥立姬余臣为新的周王，以惠邑为王都，以辛未年（公元前770）为周携王元年。设立百官，建造宫殿，修筑城墙，同时发布文书，诏告天下。 西周末王周幽王废申后及申后所生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以幽王朝廷势力为一方，申后之父西申侯势力为另一方的政治斗争数年后転为战争，西申侯联合缯国等诸侯和犬戎，与王军战，幽王败死，西周灭亡，西申侯等诸侯共尊宜臼为周王，即周平王，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为王，史称携王，周二王并立，相持若干年后，晋文侯杀携王，终结二王并立局面。 15、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前770-公元前720）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经犬戎侵袭，十分残破，太子宜臼受到申、许、鲁等诸侯拥戴，在西申（今陕西宝鸡）即位，是为平王。 周平王东迁洛邑，传了23代王，至赧王亡，史称东周，虽长达500多年，但王权旁落，虚有其名，实权全在势力强大的诸侯手上，不过，即使周天子再不像西周时名实相符，却仍算是共主，得到有权势的大诸侯表面尊重，在这500多年的东周，根据政局变化，又细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 16、周桓王姬林（公元前719-公元前697）姬林在位期间，因郑伯扶立他有功，将位于黄河北岸、泌水之南的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赐给郑国，周王朝的疆域又缩小了。 周桓王即位之后，为了压制郑庄公的权利，周郑交恶，最后双方在繻葛开战，郑国将领祝聃射中姬林左肩，周天子的权威于是荡然无存。 17、周庄王姬佗（公元前696-公元前682）姬佗继位后的第三年（公元前694年），周公黑肩遵照桓王临终时的嘱咐，策划要杀掉姬佗，改立姬克为国君，辛伯劝阻他说：“嫡庶有别，废嫡立庶，这是内乱的根源阿!”周公黑肩不听，于是，辛伯将这一阴谋报告了姬佗，姬佗就立即捕杀了周公黑肩，姬克见事情败露，逃奔燕国，这件事史称“王子克之乱”。 18、周厘王姬胡齐（公元前681-公元前677）他是周庄王姬佗的长子，但是姬佗并不喜欢姬胡齐，而是喜欢姚姬生的小儿子姬颓，姬胡齐能继位是因为他是长子，姬胡齐死后，弟弟王子颓（姬颓）就犯上作乱，之后被郑厉公平定。 19、周惠王姬阆（公元前676-公元前652）周惠王在前676年继位后，占用为国的园圃饲养野兽，为国的人民不满，惠王二年有五大夫作乱，立王子颓为周天子，惠王奔温（今河南温县南），郑厉公在栎地（今禹州市）收容惠王，并在惠王四年与虢国攻入周朝，协助平定“子颓之乱”，惠王复辟，郑国因功获赐予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东的地方，虢国也获赐土地。 20、王子颓姬颓（公元前675-公元前673）周惠王即位时，惠王派人取蔿国（王子颓的老师）的菜园，用作畜牧场，并且剥夺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的土地田产，因此周惠王二年（公元前675年）的秋季，蔿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和苏子奉王子颓进攻惠王，失败之后，苏子奉王子颓出奔卫国，卫国和南燕国联合讨伐东周胜利，惠王出奔，当年的冬季，王子颓正式称王。 21、周襄王姬郑（公元前651-公元前619）公元前636年，姬郑发觉王后隗氏与子带秘密勾结，立即废黜了隗后，子带得到消息，再次引导西戎兵攻周，攻占了都城，姬郑仓皇逃出，避居于郑国的汜(今河南省襄城县)，向各国诸侯求救。 即位不久的晋文公打着勤王的旗号，于公元前635年出兵攻克子带当时所在的温，生擒子带，然后迎姬郑回都城，将子带押到都城处死，平定了内乱，这次内乱，史称“子带之乱”。 22、周顷王姬壬臣（公元前618-公元前613）周顷王姬壬臣为周襄王之子，周顷王在前618年继位为东周第七代国王，当时王畿已缩小，王室财政一贫如洗，无法安葬襄王，顷王只得派毛伯卫向鲁国讨钱，后来鲁文公派使者送钱到都城，才安葬了周襄王。 23、周匡王姬班（公元前612-公元前607）在位共6年，周匡王是周顷王之子，前607年十月，周匡王病死，其弟王子瑜继位，即周定王，在位期间执政官为周公阅、王孙苏、召桓公、毛伯卫。 24、周定王姬瑜（公元前606-公元前586）定王即位之时，大诸侯国对周王朝及周天子已无尊敬可言，中央权力继续削弱，定王13年（前594年）楚围宋时，造成“易子而食”的惨剧，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并阻碍了人口的发展，诸侯争霸是以百姓的生命和生活为代价的，周定王崩后，其子周简王姬夷即位。 25、周简王姬夷（公元前585-公元前572）周简王在位时，周天子权威已经荡然无存，故其本人也无要事可述，公元前572年九月姬夷病死，谥号为简王，死后葬处不明，其子姬泄心即位，是为周灵王。 26、周灵王姬泄心（公元前571-公元前545）周灵王在位期间，周王朝国势日益衰败，周天子威信日益低落的时代，各诸侯国通过战争扩张势力，大诸侯国无视周君，强国伐弱国，连年战争，民生疾苦，灵王崩后，其子姬贵继承王位。 27、周景王姬贵（公元前544-公元前520）周景王在位时，财政困难，连器皿都要向各国乞讨，有一次，景王宴请晋国大臣知文子荀跞，指着鲁国送来的酒壶说：“各国都有器物送给王室，为何晋国没有？”，荀跞答不出来，让副使籍谈答复，籍谈说当初晋国受封时，未赐以礼器，现在晋国忙于对付戎狄，自然送不出礼物来。 周景王列数了王室赐给晋的土地器物，讽刺其“数典而忘其祖”，这是“数典忘祖”的典故，此时周天子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 28、周悼王姬猛（？―公元前520年） 姬猛继位后，姬朝很不甘心，就带领失去职位的旧官吏和百工以及一部分兵士叛乱，争夺王位，刘卷被打败逃了，单旗保护着姬猛待在王宫内，姬朝的党徒乘深夜潜入宫中，劫走了姬猛，单旗突围而逃，姬朝的徒众挟持着姬猛追赶单旗，半路上，晋顷公遣大夫籍谈、荀跞带兵救出了姬猛，护迎他避于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不久，派兵护送他回都城，同年10月，姬猛病死（史记记载周悼王被王子朝杀害）。 29、周敬王姬匄（公元前519-公元前476）姬猛死后，保守派只好重新选择天子，选来选去，选定姬匄，因为姬匄一直表现出对保守派和晋国极大的合作诚意，于是，姬匄即天子之位，史称周敬王。周敬王继位后不久，姬朝带着人又打回来了，把敬王又打了出去，敬王只能住在王城以东的下都，人们称敬王为东王，称姬朝为西王，两个周王互相争斗了整整四年，最后还是晋国人出手打跑了姬朝，周敬王回到王城，成了唯一的周王。 30、周元王姬仁（公元前475-公元前469）周元王姬仁在位的时候，是春秋战国的分界线，姬仁在位期间，越王勾践于攻灭吴国后，统帅大军乘胜北渡淮河，在徐（今山东省滕州南）约齐、晋、鲁、宋等国会盟，会盟后，派人给姬仁送去贡品，姬仁也回赠勾践以祭祖用的肉，册命他为伯，承认他处于诸侯的领袖地位，勾践成为一时的霸主。 31、周贞定王姬介（公元前468-公元前441）姬介在位期间的公元前453年，晋国的三家大夫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在陆续并吞了其他贵族后，共同攻灭了最后一家贵族智伯，形成实际上的三个国家(赵国、韩国、魏国)，晋国国君晋幽公反而要分别向他们朝贡。 32、周哀王姬去疾（？—公元前441年）周哀王的时候，王室的权力地位斗争开始异常激烈，即位后三个月为弟姬叔袭杀，葬处不明，死后的谥号为哀王。 33、周思王姬叔（？—公元前441年）公元前441年，姬叔杀害周哀王即位，为周思王，在位仅五个月，又被弟姬嵬所杀，姬叔也是鲁国的第三十五任君主。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34、周考王姬嵬（公元前440-公元前426）公元前441年，姬嵬杀害其兄周思王自立，是为周考王，在位15年，公元前426年周考王去世，其子姬午接替即位，是为周威烈王，谥法云：“大虑行节曰考”，葬处不明。 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封其弟姬揭於河南，是为西周桓公，周桓公死，传位于子威公，威公死，传位于惠公，惠公长子史称西周公，惠公又封少于班于巩(今河南省巩县西南)，史称“东周”。 这样，在周王室的领地内，又建立了“西周”、“东周”两个小国，周朝地盘越来越小，只剩下一座宫殿和几户人家以及几千军队那么小，考王姬嵬在位期间，越国日益强大，和齐国、晋国、楚国成为中原霸主，越王灭了滕国，开始向中原发展。 35、周威烈王姬午（公元前425-公元前402）公元前403年，封晋国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为韩景侯、赵烈侯、魏文侯，此即“三家分晋”，这就是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也有人认为前476年是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 36、周安王姬骄（公元前401-公元前376）姬骄在位期间，齐相田和在公元前391年将齐国国君康公放逐到海上，只留下一城之地作为他的食邑，田和成为齐国实际上的国君，公元前386年，姬骄封田和为齐侯，正式将他列为诸侯，是谓“田氏代齐”，这标志着齐国的新兴的封建势力取代了旧势力。 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一起将徒有虚名的晋国国君俱酒废为平民，瓜分了他仅有的一点领地，使晋国名实俱亡，同年，姬骄病死，死后的谥号为安王，全谥为周元安王。 37、周烈王姬喜（公元前375-公元前369）周烈王姬喜在位时，秦国正是秦献公当政，秦献公废除了野蛮的殉葬制度，将国都由雍(今陕西风翔)迁到东部的栎阳(今陕西省临潼市)，以便于向东发展和接受先进的文化影响，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影响，以及整顿内政，加强王权。 他还清理户籍，整顿军队，注意发展经济，使国势好转，为日后秦孝公时候的商鞅变法准备了条件，公元前371年，秦献公发兵攻占了韩的六座城市，成为秦向东发展的开始。 38、周显王姬扁（公元前368-公元前321）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姬扁在位期间，齐国与魏国有两次着名的战役，周显王十六年（公元前353年）发生桂陵之战，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发生马陵之战。 39、周慎靓王姬定（公元前320-公元前315）当时战国七雄为了壮大自己，各自找寻盟友，有不少弱小的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一个强国，称为“合纵”，以苏秦为首；也有一些强国相互结合，攻打较弱的国家，称为“连横”，以张仪为首。 40、周赧王姬延（公元前314-公元前256）东周最后一位国王 他在位时期，东周王室的影响力仅限于雒邑，早在他的祖父周显王在位期间，秦国的势力迅速膨胀，以西戎霸主自居，周赧王时期，秦昭襄王基本上取代了周天子的地位，所以无论周赧王是不是一个有道明君，对于挽救危亡的周国都没有什么作用了。 周赧王五十九年，西周公降秦，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尽收其献，归其君于西周国，公元前256年，赧王崩，周民东亡，秦取九鼎，后七年，秦庄襄王灭东周。 周朝兴衰史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46年，持续了约800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的建立者是周武王，他在西周时期的战争中打败了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商纣王，结束了商朝的统治，建立了周朝。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时期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东周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西周时期是周朝的鼎盛时期，国家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周武王在建立周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分封制、宗法制等，使得周朝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善。同时，周朝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时期，出现了《诗经》、《周礼》等经典着作，这些着作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周时期是周朝的衰落时期，国家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东周时期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个阶段。春秋时期是周朝的分封制度逐渐瓦解的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不断，国家政治不稳定。战国时期是周朝的最后一个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国家政治彻底瓦解。公元前256年，秦国灭亡了周朝，结束了周朝的统治。 总的来说，周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社会风貌等方面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周朝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千年，但是它的影响仍然存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 一、周朝的兴起。周朝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周朝的兴起是在商朝衰落的背景下发生的，商纣王的暴虐和荒淫无度导致了朝野上下人心离散，这为新兴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周部落最终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朝代周朝。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历时791年，传国君37位。周朝的兴起离不开一些重要人物的贡献，比如治水的大禹、商人的祖先氏、周部落的祖先氏等。周文王和姜子牙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对明君贤臣。 周武王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国力继续提升。公元前1046年2月，周武王再次大会诸侯，集结九个诸侯国联军开始伐纣。纣王的残暴早就不得人心了，奴隶军队纷纷倒戈，纣王大败。眼见大势已去，纣王登上摘星楼，自焚而亡。相国500多年的商朝也就此灭亡。周武王建立周朝，大赦天下，大封诸侯，又一个强大的王朝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 周朝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周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周朝的制度。周朝的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开端，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周朝的制度主要包括社会结构、封建政治制度和宗法制度三个方面。 周朝的社会结构分为四个阶层，即国王、贵族、平民和奴隶。国王是最高的统治者，贵族包括封国君主、政府高级官员和武官，平民是自由民，奴隶则是被征服的部落或俘虏。这种社会结构的界限非常明显，不允许逾越，而且通过礼教来加以强化。 封建政治制度是由元首分封贵族到各地建立封国，统治平民和镇压奴隶。周王朝的国王以首都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块广大的土地，称为“王畿”，由国王直接统治。而把王畿以外的所有土地，全部分封。封国的面积很小，20个或30个封国联合在一起，也没有王畿大，所以中央政府对封国可以完全控制。 宗法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主要是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周王朝实行的是诸子均分制度，但如果父亲遗留下来的是一个不能均分的宝座或世袭爵位，只能由一个儿子继承时，就必须有适当的方法解决。宗法制度以母亲的身份和出生的先后，把所有的儿子划分为“嫡”“庶”，只有嫡长子才是唯一有权继承国王或爵位的人。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龄大、有才能，都不能继承。这个制度虽然不能根绝阴谋、流血和战争，但至少已成功的阻止或避免更多次的阴谋、流血和战争。 总的来说，周朝的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开端，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的社会结构、封建政治制度和宗法制度，都为后来的中国历史奠定了基础。 三、权臣夺位。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一个瓶颈期，当政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三第四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这个时期是政权最脆弱的时期，如果统治阶层没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就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的瓶颈危机。 周王朝的瓶颈危机，于第二任国王姬诵即位后就出现了。姬诵剥夺了他的叔父姬旦的一切权力，两年后又将有所行动，姬旦被迫逃亡。这个时期，周王朝的东方疆土全部陷落，人心恐慌，中央政府动摇。姬旦只好作孤注一掷的亲征，经三年苦战，终算把“三监”联军打垮。瓶颈危机结束后，姬旦乘胜加强在东方的统治力量。 然而，姬诵并没有能够稳定政权，他的统治也面临着危机。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姬宫继位，但很快就被废黜。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周王朝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定，各种权臣相继夺位，直到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和晋文公才使周王朝重新稳定下来。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权臣夺位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往往会导致政权的不稳定和社会的动荡。政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三第四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这个时期是政权最脆弱的时期，需要统治者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来应对各种挑战，才能使政权稳定下来。 四、周朝的兴盛。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它的兴盛和发展离不开周公的辅佐和成王的英明领导。在周公的帮助下，成王成功地代管朝政，使周朝度过了七个春秋，实现了先王的遗愿，把周朝从立朝带向了兴盛。 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也是成王的叔父。在成王年幼时，周公就开始辅佐他，帮助他处理政务。周公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善于团结人心，处理政务得当，深得成王的信任和敬重。 周公在处理政务时，非常注重礼仪和法制。他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和法律，使周朝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同时，他还注重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推广了儒家思想，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文化人才，为周朝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公还非常注重军事建设，他在东征平息“三监之乱”时，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打败了叛乱的军队，使周朝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同时，他还注重边防建设，加强了周朝的防御能力，保障了国家的安全。 成王是周武王的儿子，也是周公的侄子。在周公的辅佐下，成王成为了一位英明的君主，他注重民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周朝的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成王注重农业生产，他推行了“田制”，规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使农民有了稳定的土地，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他还注重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行了“市制”，规定了市场的管理和交易方式，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繁荣。 成王还注重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他推广了儒家思想，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文化人才，使周朝的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时，他还注重外交和联姻，加强了周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周朝的兴盛离不开周公的辅佐和成王的英明领导。周公善于团结人心，处理政务得当，注重礼仪和法制，加强了军事和边防建设，为周朝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王注重民生和经济的发展，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强了文化和外交建设，使周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那周公到底做了哪些事呢？ 1、不避猜忌摄政临朝。武王离世后，周朝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何稳定局面成为了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周公在这个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决定，他不避猜忌，亲自摄政临朝。 虽然这种方式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和猜忌，但是周公坚定地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他相信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让周朝在短时间内稳定下来。 周公的这个决定最终证明是正确的，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稳定了周朝的局面。 2、亲自率兵东征讨逆。亲自率领军队东征，讨伐叛乱的诸侯，平定了“三监之乱”，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地位。这次东征也是周公辅政七年里的一项重要功绩。 除了军事方面的成就，周公还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规范了官员的行为，加强了中央集权。 他还推行礼乐制度，提倡儒家思想，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文化人才，为周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助成王再封诸侯。周朝在周公东征的过程中，消灭了管、商、徐、奄、薄姑等诸侯国，这些土地空出来后，周朝王畿并不可能全部收归，因此需要对这些土地进行新的敕封。 周公为此特请成王再封诸侯，成王接受了周公的建议，重新对这些土地进行了分封，并追加敕封了文、武两位先王时期的功臣后人。 宋、卫、聃、唐（后改为晋）、楚等国获得了朝廷的分封，成为被周朝认可的诸侯国，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控制管理，也符合武王以藩屏周的设想。 4、监造东都洛邑。早在武王灭商之时，姬发就意识到王都丰镐离中原过远，不利于朝廷对东部地区的管理。于是，武王和周公商议，在洛邑营建东都，并将国家重器九鼎暂时存放在这里。 可惜，武王早逝，周公托孤之人，肩负完成东都建设的重任，周公督造下，洛邑很快落成，成为周朝的东都。为了表示东都的建成是在东征之后，取“完成周朝一统河山”之意，命名为“成周”。相对的，周朝的首都丰镐是王朝的宗祀所在，因此被称作“宗周”。 东都洛邑的建设，不仅加强了朝廷对东部地区的管理，也为周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周公的督造下，大量的顽固殷民被迁到洛邑，一方面加强监管，一方面作为劳工来加快东都的建设。这些人的劳动力，为东都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总之，东都洛邑的建设是周朝兴盛的重要标志，也为后来的周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与召公一起分陕而治。周公、召公是周朝初期的两位重要官员，他们在管理王朝方面功不可没。 为了更好地管理周朝，他们决定在陕塬这个地方分而治之，陕塬位于河南三门峡内，正好处于周朝当时所控疆域东西方向上的中心位置。周公、召公在此地立石柱为界，分别管理东西两个地区。 召公主抓生产，管理陕塬以西的地区；周公则执掌军控，管理陕塬以东的地区，这样的分工协作使得管理更加平衡，也为东征及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种分陕而治的方式不仅消除了周公、召公之间的芥蒂，也为周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朝的兴盛，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在文化、科技等方面有所突破。 周朝的礼乐制度、甲骨文等文化遗产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周朝的铁器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和战争打下了基础。 6、完善礼乐为周朝治国之法。早在周文王时期，周人就开始注重礼法，通过礼法的运用，成功地平息了虞芮两国的纷争。 随着武王的登基，周朝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武王决定以礼乐来教化管理国家。尽管武王只是定下了礼乐治国的大方向，但这一方向却成为了周朝治理国家的基石。 周公东征后，开始着手制礼作乐，逐步完善了礼乐制度。通过礼乐制度的完善，周朝成功地规范了尊卑等级和各项行事之法。 同时，周朝还创作了《象》、《酌》等典乐，用来歌颂先王、教化民众。这些典乐不仅是周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周朝以礼乐治国的重要体现。 7、建立强大的军队来拱卫王畿。在“三监之乱”爆发后，周公认识到即使有众多姬姓诸侯作为王畿的屏障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周朝中央也需要有更强大的军队保护才能更安全。 于是，周公筹建了“成周八师”和“西六师”作为王畿东西两边的守护，再配合丰镐都城内的虎贲之师，形成立体式防御体系，除了“成周八师”和“西六师”以外，历史记载中还有一个名为“殷八师”的部队。 有不同的说法，但我认为最可信的是“殷八师”就是“成周八师”，因为之前在殷地，后来又迁到成周，所以改了名，这些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为周朝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周朝的军队，不仅在保卫王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征战中不断壮大，周武王在商朝末年，率领军队攻打商朝，最终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建立了周朝，周朝的军队，在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8、作《无逸》劝诫成王。周公在替成王代管朝政的同时，也不忘对这位年少天子进行培养，希望他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天子。 周公写下了一篇名为《无逸》的文章，以殷商如何从兴盛逐步走向衰亡为例，提醒成王不要贪图安逸、不恤民情。 他希望成王能够时刻记住文王创业之艰难，勤勉于政务、注意体察民情，成为一名合格的一国之君。 周公的辅政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帮助侄儿稳定了局势，让周朝逐步走向兴盛，七年之后，成王长大可以亲政，周公主动还政于天子，自己北面就臣，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辅佐君王。 楚国牛了一把。公元前11世纪，周王室最为富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然而，周王朝在对外战争上却遭遇了大败。 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楚国逐渐壮大，周王朝的第四任王姬瑕于公元前1034年亲征楚国，结果全军覆没，大败而还。 姬瑕不甘心这种结局，于公元前1002年再度南征，楚国吃了败仗，但是却用一种极易溶解的胶质材料制作了一条大船，泊在汉水上恭送国王，姬瑕坐上船行到中流，胶解舟沉，活活淹死。 总的来说，周朝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朝代，其历史充满了战争和政治斗争，虽然周王朝在对外战争上遭遇了挫折，但是其在国内的治理和经济发展却取得了显着的成就。 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公元前10世纪，周王朝的第五任国王姬满命他的大臣吕侯，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史学家称之为《吕刑》。 这部法典比《汉谟拉比法典》晚1200年，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公元前九世纪中叶，周朝第十任国王姬胡，发动政变惨遭失败。 姬胡逃走后，贵族们还要杀他的儿子姬靖，幸而召公和周公保护，才免一死，但形势已不允许姬靖立即继承王位，只能让召公、周公二人共同摄政，主持没有元首的中央政府，史学家称之为“共和政治”。 公元前841年，即共和政治第一年，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开始获得保存。这是中华人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与此同时，其他文明古国的记载已经湮没，全靠考古学家辛苦的发掘，才能得到片断。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但是它的没落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周朝传到厉王这一代，国力就已经开始慢慢衰退，在厉王死后，由儿子宣王继位，宣王为了缓解周朝的衰败，对周边的少数民族进行了许多征服战争。 前期猛如虎，确实也或多或少的缓解了周朝的衰败，因此史书上称为“宣王中兴”。但是后期就像泄了气的老虎，宣王晚年，在伐太原戎、条戎和奔戎时，都打输了，越输他就越想打，因为他前期是赢过的，就有一种赌徒心理，结果是越打越输。 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他对百姓又增加了收税，以弥足国库的空虚，使百姓苦不堪言，哀声怨道，周朝更加的动荡。 宣王死后，儿子幽王继位，周幽王没有注意到周朝的破碎不堪，即将灭亡，上位后贪图玩乐，不理朝政，任用奸臣。底下百姓对王朝的反抗和怨气就越来越大。 妃子褒姒出现后，周幽王立即被她的美貌所迷，独万千宠爱于一身，然后开始了作死模式，首先将太子宜白废掉，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还想将宜白杀死。又将宜白的母亲申后废掉，立褒姒为后。 为了博得褒姒的欢心，又轻率地玩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游戏，简称“狼来了”，玩了几回，把诸侯也得罪完了。 这回老天爷看不下去了。申候的老爸就联合了犬戎的军队进攻国都丰镐，当申侯和犬戎的联合军快攻到国都，烽火台上再次举起烽火时，诸侯和将领们以为是幽王又在逗褒姒取笑，都没有来，幽王就这么完蛋了，褒姒被虏，周幽王被杀。 当时诸侯才慢悠悠的过来，将太子宜日找到，立为天子，称平王。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残破不堪的国都，平王也无法收拾，只好将国都迁到东面的洛邑。 东迁以后的王朝叫东周，没迁之前叫西周。东周时期，虽然也有一些辉煌的历史，但是周朝的没落已经不可避免了。 厉王下台。周王朝第十任国王周厉王姬胡，因为任用了一位财政专家荣夷公，闯下了大祸。 荣夷公采取了专卖政策，将贵族们赖以谋生的各种行业全部改由政府经营，这引起了贵族们的怨恨和反抗。周厉王采取了高压手段，派人去卫国聘请巫师，在首都镐京建立秘密警察。 这些巫师有特殊的法术，能够看人一眼就判断对方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事。他们巡回大街小巷，凡经他们指认为反叛或诽谤的人，即行下狱处决。 不久，镐京一片升平，再没有人反对国王了，也再听不到批评政府的声音，后来贵族们索性连话都不说，亲戚朋友见面时也只敢用眼睛示意。 周厉王大喜说：“怎么样，我终于使反叛和诽谤停止。”但他的大臣召公却认为这只是堵别人的嘴而已，仅只堵嘴，不能解决问题。周厉王却认为已经解决了问题。 公元前842年，政变发生，贵族们攻进皇宫，巫师全部丧生，周厉王狼狈逃到西方彘邑，在那个以养猪出名的地方，度过他的晚年。 周召共治。周厉王逃走后，贵族们还要杀他的儿子姬靖，幸而召公和另一位大臣周公保护，才免一死，但形势已不允许姬靖立即继承王位，只允许召公、周公二人，共同摄政，主持没有元首的中央政府，史学家称为“共和政治”。 14年后，也就是公元前828年，共和政治终于宣布结束。为什么会结束呢？那是由于姬胡在流亡中逝世，姬靖乘机即位，恢复君主政治，是为周宣王。 进入公元前8世纪后，周王朝屡次受到野蛮民族的攻击，但第12任王姬宫涅，也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周幽王，却不思抵抗，反而变本加厉地玩起了自取灭亡的“烽火戏诸侯”。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它的兴衰历程，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周厉王时期的政治斗争，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一个缩影。 荣夷公的专卖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却破坏了贵族们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反抗。周厉王采取高压手段，用巫师镇压反抗，这种手段虽然暂时解决了问题，但却不能长久维持社会的稳定。召公的“共和政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姬靖恢复君主政治，才能重新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 周幽王，是周宣王的儿子，他登上王位后，却将周王朝带入了多灾多难的境地。 公元前780年，岐山崩裂，三川干涸，民间认为这是大旱灾的前奏。姬带提醒周幽王，但他却不以为意，反而将姬带赶回他的封国。褒珦进谏，周幽王却将他囚入监狱。 褒珦的儿子褒洪德想起周文王姬昌被囚禁的故事，训练一批美女献给周幽王，最终成功营救褒珦，并让褒姒成为正式王后。 然而，褒姒性情严肃，很少露出笑容，周幽王千方百计引逗她发笑，但都无法成功，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献计说：“如果燃起烽火，包管王后会笑。”周幽王听从了这个计策，带着褒姒前往骊山，举行盛大宴会。 欢宴到深夜时，周幽王下令燃起烽火，刹那间，火焰直冲霄汉，像一条逃命的巨鲸一样，不断地一股一股喷出火柱，向黑暗的远处奔腾而去。 王畿附近的封国国君们从梦中惊醒，以为镐京已被蛮族包围，国王危在旦夕，立即集合军队，率领驰援，周幽王和褒姒居高临下，准备欣赏这场自以为使人出丑的伟大节目。 黎明时分，那些身披重甲，汗出如雨，衔枚疾进的勤王之师，果然进入视界。不久就抵达骊山脚下，封国的部队虽经过一夜急行军，仍精神抖擞，面上呈现着即将献身国王、为国战死的忠义颜色。 周幽王大为满意，派人宣布圣旨说：“谢谢各位，没有什么外寇，我只不过用烽火解闷一下罢了。请你们原路回去，另候犒赏！”那些封国国君好不容易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纷纷偃旗息鼓，狼狈而去。 褒姒看到眼里，不禁嫣然一笑，这一笑使她更加美如天仙。周幽王大喜说：“王后一笑，百媚俱生。” 就在褒姒百媚俱生的时候，周幽王下令杀掉了废太子姬宜臼，这一事件引起了申国国君的强烈抗议。 申国国君写了一封奏章，提出了严厉的抗议，但是周幽王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反而下令撤销了申国国君的封国，并集结军队，准备出兵讨伐。 申国国君知道单独不能抵抗，于是他联合了位于镐京附近的蛮族犬戎部落，要求犬戎采取行动。犬戎部落早就对镐京的财富和美女垂涎三尺，乘着周王朝内讧，申国派人在镐京埋伏内应的机会，立即进攻。 周幽王急燃烽火向诸封国求救，但是封国国君们都拒绝再被戏弄，镐京于是陷落，宰相郑桓公姬友战死，周幽王被杀，褒姒被蛮族掳去，不知下落。 申国国君得到周幽王死亡的消息后，联合若干重要封国，拥立他的外孙姬宜臼登位，也就是周平王。但是，镐京经历了犬戎部落的一场焚烧和劫掠，人民流离，一片断瓦残垣，无法居住。 周平王只好将首都迁到东方320公里外的洛邑（河南洛阳）。因为洛邑在镐京之东，史学家遂称之为“东周”，追称镐京时代为“西周”。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巨变已经开始，旧秩序结束，出现的是一个混乱、不安、分裂，内战频仍的另一个局面。 周王朝的版图现在只剩下中原地区，王畿也跟着缩小，只剩下洛邑周围不过二万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而在此弹丸之地中，又要安置在西方不能立足，而随着东迁的一些残破封国。 各封国当然一如往昔的直属于国王，但王畿缩小之后，国王的财源兵源都大大地减少，而且一天一天的趋于枯竭，再没有力量支持原有的威风和尊严，各封国遂产生自行扩张领土的野心。 第一个发难的是位于黄帝姬轩辕故都（河南新郑）的郑国国君郑武公姬掘突，他不满意自己狭小的疆域，在阴谋诡计之下，他把女儿嫁给邻近只100公里的胡国（河南漯河）国君。 公元前763年，郑武公召集会议，讨论应该先向谁用兵，霉运当头的大臣关其思说：“胡国最近，是最好的目标。”郑武公义愤填膺，大吼说：“郑、胡两国有长期的友谊，胡国国君又是我的女婿，你竟有这种不仁不义的想法，天理不容。”立即把关其思斩首。 胡国国君听说后大为感动，不再在边界设防，于是，郑武公发动奇袭，把胡国灭掉，在周朝时期，中央政府对于封国兼并封国的事件毫无反应，郑国吞并胡国的事件成为了周王朝土崩瓦解的信号。 从此，各封国之间开始出现了层出不穷的诈欺和火并，形成了一个险恶的国际社会。每个封国都明白，国王的权力和光荣已经成为了过去，再也不能保护自己，唯有依靠自身的力量才能生存，因此，封国之间只能靠武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西周之周公旦 对于周公这个名字，绝大多数现代人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他会解梦。 而历史上那位真实的周公，会不会解梦，恐怕还真不好说。但是他能力很强，一生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这是毋庸置疑的！ 甚至有很多人都说，如果古代中国人，只有一个人是完美的，那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周公了。就连孔子他老人家，都得排到周公的后面去。而且，孔子活着的时候，也是把这位周公，当做了自己的偶像。 那么，这位被孔子视作偶像的周公，到底都干了什么？为什么他能被孔子视作偶像呢？这事，其实还得从周公他们家的亲戚关系开始说起。 很多人看《封神演义》的时候，应该都对周文王超强的生育能力，有很深的印象。在神话传说当中，周文王有一百个儿子，雷震子就是周文王的第一百个儿子。当然，雷震子只是义子而已。 而正史上的周文王，虽然没有野史当中形容的那么夸张，但是有据可查的周文王之子，依然有二十多位！ 而且，这里面有十个儿子，是周文王和他的正妻太姒所生，按照当时继承制度，周文王和这位正妻太姒所生的孩子，被称之为嫡子。而周文王和其他女人所生的孩子，被称之为庶子。嫡子当中，老大叫伯邑考。在封神演义里面，他被纣王做成了肉羹，然后被周文王给吃了。正史上伯邑考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事存疑，但显然，伯邑考英年早逝，这事是没有争议的。 因为嫡长子伯邑考英年早逝，所以，作为嫡次子的姬发，才上升了一位，成了新的嫡长子，后来又继承了王位。如果按姬发是嫡次子计算，那么周文王的嫡四子，就是姬旦，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位周公。 史书上没有记载，周公的详细生年。但是显然，周公出生的时候，当时还是周文王在位。当时的周政权，虽然已经开始迅速崛起，但距离彻底灭了商朝，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周公出生了，周公出生的时候，周政权其实已经相当强大了。周政权原来只是一个游牧部落，后来到了周公他太爷爷，周太王的时候，周部落逐渐定居到了岐山地区，同时也得到了商朝的正式册封。 所以，准确来说，周国其实是从周公他太爷爷这一代，才正式开国的，而周国建立之后，开始迅速在关中地区崛起。周太王在位期间，周国已经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演变规模。而周太王去世之后，接下来，他的三儿子姬季历，也就是周文王他爸，接手了周国。 在季历继位之前，周国再次得到飞跃式的发展。经过季历的发展，周国已经成了当时中原地区西方，数一数二的大国了。为了拉拢周国，当时的商王朝，还册封季历为‘牧师’。这个牧师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那个牧师，而是近似于‘西方所有游牧部落之师’的意思。 简单来说，当时的商朝，已经承认周国是西方的霸主国了，不过，到了季历在位后期的时候，因为周国的发展势头实在是太猛了，所以商朝王室那边，也开始觉得非常忌惮。因为这个原因，据说后来商朝王室直接处死了季历，也有人说是商朝王室彻底囚禁了季历。 而季历离开之后，接下来，周国这边就是由周文王姬昌接手了，周文王接手周国的时候，周国就已经是西方诸国之首了。而周文王上位之后，则是开始招揽各地的人才。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姜子牙。历史上真实的姜子牙，在周国扮演的角色，其实很像汉朝的张良。 姜子牙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周国制定各种发展规划，同时帮周文王去拉拢其他诸侯国，帮周文王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以求日后对抗商朝，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周公出生了。 对于接下来的故事，绝大多数中国人，一般都有所了解，因为封神演义实在是太过有名了。不过，在封神演义里面，周公好像没怎么出现过。封神演义里的主角，一直都是哪吒、杨戬、姜子牙这帮人。 而在正史上，周公其实才是那个有重头戏份的角色，因为是周文王的嫡子，而当时的周国，又在极力和商朝那边周旋，给周国争取发展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周公其实是得到了周文王的重点培养，能力非常强。长大之后，更是直接开始参与国家政务。 等到周文王去世之后，周武王即位的时候，周公作为周武王的弟弟，那就更受重用了。周武王登基之后，周武王就成了国内的一号人物，姜子牙则是以国师的身份，成了周国的二号人物。紧随其后的，就是这位周公，直接担任周国的‘辅相’。 所以，有人说周公是在周朝开国之后，才逐渐上位的，这其实错的。实际上，在武王伐纣之前，周公就已经是周政权的最高决策者了。 周武王登基之后，接下来的几年里，周公开始全力辅佐周武王，筹划灭商的具体工作。有着之前周文王打下的根基，此时周政权已经相当强大，足以撼动商朝的统治。但即便如此，当时周武王和周公等人商量之后，仍是没有马上开战。 他们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更好的灭商时机，转眼，几年时间匆匆而过。在这几年当中，周政权拉拢了更多的诸侯，已经占据了三分之二个天下的支持。另外，当时商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还派了大量精锐，去对付东方的东夷，这些情况，对于周政权高层来说，无疑都是好消息。 所以，在周武王登基的第九年，周政权终于第一次行动起来，在孟津地区集结军队，同时邀请天下诸侯前来观礼。与其说是观礼，倒不如说是想借这个机会，看看都有哪些诸侯愿意追随周武王灭商。 在这场演习当中，大概是觉得前来观礼的诸侯还不够多。所以，这一年，周政权并没有大规模进攻商朝，而是选择暂时延后。 直到又过了两年之后，周国高层取得了更多诸侯的支持，这才终于真正开始行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商朝的牧野地区，正式开始集结大军。当周武王开始发动之后，其他诸侯也闻风而至，前来追随周武王。 最终，周国集结了四万五千甲士，三千虎贲精锐，以及三百辆战车，浩浩荡荡的杀向商朝首都朝歌。虽然和后世那种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人参与的大混战相比，这场牧野之战的参战人数，似乎有点略少。但在三千年以前，能集结这么多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这场牧野之战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当时商朝主力都被调去了东方，商纣王只能让麾下的奴隶上战场，然后奴隶们又临战倒戈，最终和周武王一起，攻陷了朝歌，彻底灭了商朝。 随着商朝王室被灭，商朝也就算是彻底结束了，周朝取而代之。而在周武王攻入朝歌的第二天，周武王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在那场盛大的祭天仪式上，周武王身边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周公。当时周公就负责手持大钺，代表着帮周武王掌握权力，站在周武王身边一起祭天。 另外一个人，不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姜子牙，而是周武王的庶长兄，后世称之为召公。这位召公，便是后来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的初代国君。在那场祭天仪式上，他负责手持小钺，和周公一起，站在周武王的两侧。 这个站位，其实也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周朝的权力梯度。周武王作为天子，手握最高权力。而在周武王之下，便是周公和召公这两位了。 所以，周朝开国的时候，周公的权力排名，其实就已经很靠前了。放眼整个周朝，此时除了周武王之外，接下来可能就要轮到他了。就连那位姜子牙，真要论实权和地位的话，其实也比不上周公。 而接下来，就在商纣王被干掉两年之后，周武王也挂了，对于周武王的死因，史学界一直存疑。因为年代太久，再加上当时也没有可靠的史料记载，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很多历史学家猜测，这可能是因为打仗的时候，周武王受了伤，所以才会英年早逝不管原因到底是什么，总之，在周朝刚刚开国之后不久，周武王就去世了。 而周武王的去世，对于整个周朝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试想一下，一个朝代刚刚开国两年，然后开国皇帝就去世了。更要命的是，这个开国皇帝的儿子，还是一个小孩，根本就镇不住场子。 这种事情，此后三千年的历史上，好像也没发生过几次，所以，周武王去世之后，整个周朝的担子，瞬间就压到这位周公姬丹的身上。一方面，周朝当时刚刚开国，需要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商朝余部，更是时刻准备叛乱。这些问题，都是周王朝的心头大患。 另一方面，周武王的嫡长子姬诵，此时年纪还小。单靠自己的话，根本就坐不稳王位，如果放到后世的话，那么接下来，周公估计就该直接谋朝篡位，篡取自己侄子的位置了。这种剧本，似乎才算是正常的。但问题是，接下来周公偏偏没有篡位。非但没有篡位，反倒是极力维护自己侄子的地位。并且替自己的侄子，打理好整座天下。 所以接下来，属于周公的时代，就逐渐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周公不是天子，但是却在做周天子该做的事情。这就是周公辅政的开始。 周公开始辅政，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分陕而治’。这里的陕，指的是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的陕塬一带。当时周公直接在这里，列下了一块界石。陕塬以西，归那位召公姬奭管理。陕塬以东，则是归周公自己直接管理。 后世所谓的‘陕西’，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至于说为什么要这样分，这就涉及当时的局势问题了。因为当年周朝灭商的时候，并没有对商朝的余部赶尽杀绝。而且，因为当时施行分封制，周武王灭掉的，只是商朝王族的直控政权。而在河南、山东等地，还存在着大量的商朝诸侯国。 这些诸侯国，周武王就没能力一口气全部灭掉了。如果周武王真想赶尽杀绝的话，那么按照当时的道德，大家就会觉得周武王太过残暴。然后，很多原本支持周武王的地方诸侯，说不定也会担心自己的安全，直接反叛。要是那样的话，刚刚开国的周朝，就彻底崩了。 所以，周朝开国之后，在河南、山东等地，还是有很多商朝的旧部。这些旧部当中，很多人依旧对商朝忠心耿耿，企图灭了周朝，再次复兴商朝。 对此，之前周武王在世的时候，其实也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周武王把很多商朝贵族，全部贬为平民，甚至直接流放边疆。当时被周武王驱逐流放的人，其实很多。比如说秦始皇的祖宗，当时就在这个名单里面。 同时，周武王为了争取人心，还把归附于自己的一部分商朝贵族，集体转移到了商朝首都周围生活，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前身。周武王当时还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立为这个国家的国君。 而为了防止这些商朝遗民再次叛乱，周武王还把自己的另外三个弟弟，分别封到了这个国家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如此一来，这些商朝遗民，就彻底被包围了起来，想叛乱都很难了。 但是即便如此，周武王做的这些事情，依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商朝遗民。所以到了周公掌权的时候，商朝旧地的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时刻准备叛乱。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公当时才选择了‘分陕而治’。 因为周朝是崛起于岐山地区，关中那边是周朝的大本营。只有保住了大本营的稳定，才能让周朝更加太平。而这次分陕而治，就等于是把周朝的大本营，交给那位‘召公姬奭’来管理，稳住周朝的基本盘。而周公自己，则是专心解决东方的问题，再无后顾之忧。 而接下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周公是对的。就在分陕而治之后不久，河南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这场叛乱，后世史称‘三监之乱’。 之所以称之为‘三监之乱’，是因为这次叛乱的领头人，不光是那些商朝旧贵族，同时还有周武王派去监视人家的三个弟弟。简单来说，就是周武王的弟弟，被人家商朝遗民给策反了。 因为周文王比较能生，所以周武王的兄弟也比较多。而周武王的这些兄弟里面，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周文王的嫡子，也就是周武王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另一种是周文王的庶子，这就是周武王同父异母的兄弟。 庶子当中，年龄最大的就是那位召公姬奭，这个时候正在陕西那边，给周朝守家。而嫡子当中，当年那个被做成肉羹的伯邑考是老大，周武王是老二，老四就是周公。 然后，之前按照周武王的分封，老三、老五和老八，就分别被封到了那群商朝遗民周围，建立了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彻底把这些商朝遗民给围了起来。照理来说，大家都是一家人，本来应该联手针对那些商朝遗民才对。但问题就在于，周武王死的太早了。周武王死后，因为他的儿子太年幼，所以这个时候，周武王的兄弟们就觉得，自己或许也有资格做新的周天子。 尤其是那位老三。要知道，当时按照兄弟排名的话，周公才排老四，应该是排在他后面的。就算真的有人可以入朝执政，那也应该是老三才对。至少，老三本人是这么想的。 所以，在周武王死后，这哥几个越想越不服气。他们觉得大家都是一个妈生的，凭什么只能老四在中枢掌权，自己就只能在地方上被管理呢？而且，按照周公当时施行的执政思路，他们基本上没法扩张，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权力。 就这样，再之后不久，这哥几个合计一通之后，觉得还是可以起兵搞点事情。当然，他们打出的旗号，不是要谋朝篡位。而是说周公在中央做了权臣，挟持了周成王，他们要回去清君侧。 这种情况，其实和后来西晋的八王之乱，有点类似，而当这三位姬家藩王造反之后，那些商朝遗民，自然也是瞬间闻风而动。三位王爷想要篡位，而那些商朝遗民则是想要复国。虽然双方目的不同，但敌人却是共同的。 所以接下来，那些商朝遗民，就推举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为这些遗民的首领。同时，当年那些没有被除掉的商朝附属国，这个时候也纷纷起兵，开始追随武庚。一时之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几乎是遍地狼烟，全都脱离了周王室的控制。 对于新生的周朝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大劫。从规模上来看，哪怕是当年的武王伐纣，战争规模都没有这时候大。因为武王伐纣的时候，商朝主力不在中枢，而且当时周朝内部还是很团结的，也没人会拖后腿。 而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又是周公挺身而出，自己扛下了所有的压力，三监之乱爆发之后，周公一边派人联系那位坐镇后方的召公姬奭，让他负责照看周朝的后方。另一边，周公亲自带着军队，直接前往东方平叛。对于这场平叛战争的详细过程，我们今天知道的倒是不多。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记载战争详细经过的习惯。我们只知道，最终，周公成功平定了所有的叛乱。那三位姬家王爷，老三被杀，老五被流放，老八被贬为庶民，而那个商纣王之子武庚，也被周公直接杀了。 除此之外，周公还顺手把那些依然忠于商朝的诸侯国，搂草打兔子，全都给消灭了。而少部分没有叛乱的商朝余部，则是被周公再次集结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宋国。而宋国建立之后，周公则是任命纣王的哥哥微子启，担任了宋国的初代国君。很难想象，当时周公到底用了多大的力气，才平定了这场叛乱。不过也有人怀疑，这或许根本就是之前周武王在世的时候，定下的一条计策。因为从效果来看，这场叛乱其实反倒是帮了周朝大忙。 经过这一战之后，周朝不但找到了理由，可以直接消灭那些商朝余部。而且，连周王室内部的争端，也被解决了。 所以，这场三监之乱结束以后，周朝才算是彻底完成了对商朝旧地的控制。此后，周公又顺势开始进行册封，把一大堆的亲戚，全部分封到了这一带。比如说，那位大名鼎鼎的姜子牙，就被分到临淄地区，建立了齐国。 而周公的大儿子，则是代表周公，被封到了曲阜地区，建立了鲁国。还有那位召公姬奭，他的大儿子，也代表姬奭本人，被封到了北京那边，建立了一个燕国。而当时被周公分封出去的诸侯国，据说一共有七十一个。这些人都是周王室的直系亲属，或者在武王伐纣的时候，立下过大功的功臣。 而当这些人被分封出去之后，周王室对于中原地区的控制能力，一下子就上了一个大台阶，与此同时，周公为了强化对商朝旧地的控制，还直接选择了迁都。之前周朝一直是西安地区，作为自己的首都，当时叫做镐京。 而这个时候的周公，则是选择在洛阳地区，又建了一座首都，当时叫做洛邑。在建都的同时，周公又在洛邑周围，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中央直属军队。这支军队，后世称之为‘成周八师’。此后一直到西周中后期，这支军队，都是周王室压制天下群雄的基础。 就这样，等到七十多个诸侯国各自开国，周王室也顺利在洛邑建都之后。这个时候的周朝，终于是彻底稳定下来了。所以后世普遍认为，建立周朝的是周武王，但是真正让周朝彻底稳定下来的，其实就是这位周公。 而当周王室建立新都洛邑之后，接下来，周公又做了一件决定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大事，他制定了一套叫做周礼的东西。 所谓的周礼，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单纯礼仪，不是指祭祀的时候用多大的鼎，穿什么衣服。当然，完整的周礼，里面其实也包含了这些内容。 准确来说，完整的周礼，其实更像是今天的宪法，周礼其实是一整套社会运转规则，既是法律条文，也是道德标准。这里面既有所谓的礼仪，也就是不同的人和情况，都该用什么车马、服饰、饮食、器物之类的东西。通过这些礼仪，把人给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如果违背了这种礼仪，后果基本等同于今天的违法。 同时，周礼也也包括了国家的各种制度，以及法律条文。比如说，周礼当中明确提出，诸侯必须按时朝拜周天子。如果不听周天子的命令，就会被周王室讨伐。 所以，周礼提出之后，整个周朝内部，从上到下，瞬间就变得井然有序。周公做的这项工作，等于是从根本上重塑了整个社会结构。这对周朝的统治来说，意义甚至比他平定三监之乱，还要更大。 而且，周公订立的这套周礼，后来也成了所有封建王朝，制定礼法的理论来源。可以说，此后三千多年里，所有封建王朝在制定礼仪和法律的时候，都是在周礼的基础上制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公制定的这套周礼，直接搭建了我们这个文明的基础。 而随着周礼被制定出来，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就算是彻底成熟了。如果说，之前的夏朝和商朝，只能算是奴隶制社会的初级阶段。那么到了周公之后，分封制和奴隶制这套东西，就被大家彻底玩明白了。 如果单论对后世的影响，周公的影响力，其实恐怕比周武王更大，成功推行周礼的周公，他的威望其实已经比一般的周天子，还要更大了。如果这时候周公想要自己做天子，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 但周公值得后人尊敬的地方，也恰恰就在这里，在这之后，当整个周王朝，都被他打理的井然有序之后，他直接把最高统治权，还给了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周成王。 在后世的历史上，能够位极人臣者，有之；能够权倾朝野，甚至废立皇帝的权臣，有之；能够直接做摄政王，最后还把权力交还给皇帝的，很少，但是还有几位。 而能够控制一国朝政，后来又把权力还给皇帝。但是同时，自己做权臣的时候，又丝毫没有逾越，不欺负皇帝。本人退休之后，自己可以善终，家人也可以善终的……放眼我们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好像也就只有周公一人而已。 还政给周成王之后，周公又活了三年。这三年当中，周公虽然不再是周朝的最高执政者，但还是尽心尽力，劝谏君王，辅佐周成王处理朝政。三年之后，周公最终因病去世。周公去世之后，周成王把他安葬在周文王的墓葬旁边。而且，周公下葬之后，周成王说了一句话，算是给了周公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 ‘我不敢拿周公当做我的臣子’。 能让一个天子，心甘情愿说出这种话，后世三千年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哪怕那些权臣权倾朝野，迫使皇帝不得不这么说。但是那种情况，和周成王心甘情愿说出这种话，还是截然不同的。 不敢以周公为臣，那就意味着在周成王眼里，周公其实已经是一位天子了。不是天子，却胜似天子。 周公这一生，实在是太过传奇。在军事上，他辅佐周武王干翻了商纣王，然后又平定了三监之乱。几乎是以一己之力，让刚刚开国的周朝，彻底稳定了下来。在政治上，他把周朝治理的井井有条，同时还开创了周礼这种东西。让后世所有统治者，都得以他的理论做基础。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最后还没篡位，甚至没有任何逾越。还政给天子之后，自己也得以善终了，大臣能做到这个份上，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上，好像也就只此一人了。 大概也正是因为周公太过完美，所以后来孔子才会以他为偶像。在孔子眼里，如果自己也能达到周公的高度，那才算是真正实现了梦想。但遗憾的是，从孔子一生的经历来看，哪怕他创立了儒家学说，影响了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但他的成绩，似乎依然没有周公那么完美。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周公。 一个连孔圣人都要视作偶像的超级牛人。 西周之奇葩的祖孙三代 商朝虽然比周朝存在的时间短，只有不到六百年，但是中间出过很多厉害的君主，扶大厦于将倾，让风雨飘摇的商王朝能够续命下去，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有：名相伊尹，悔过自新的太甲，中兴之主武丁，盘庚，第一女将军妇好等等。 周朝虽然传承了八百年，可除了开国君主武王之外，只有个圣人周公旦了，其余的君主真是一言难尽，中兴是不可能中兴的，能不败家就已经是明君的典范了，倒是类似于后世司马家的八王之乱倒是出了不少，今天就盘点下最奇葩的祖孙三代吧。 作为周朝第27代君王的周幽王，被后人嘲笑了千年，只为一句“烽火戏诸侯”，为博美人一笑而闹出的荒唐之举，跟“狼来了”的故事一模一样，“狼来了”只是小孩子闹着好玩儿，而周幽王还知道“戏出有名”，只为红颜。 周幽王作为一国之君，怎么会做出如此荒谬的行为？其实在了解了他的爷爷和父亲的荒唐之后，就知道答案了，祖孙三代，往上数，一代比一代更加荒唐，只不过周幽王更加蠢笨而已，导致自己命丧骊山。 周幽王的爷爷是臭名昭着的周厉王，叫姬胡，在位37年。 周厉王贪财好色，残暴无德，骄傲放纵，不听忠臣规权重用同他一样贪财的荣夷公，并且大力阻塞言路，凡是说他不好的，全都杀掉，民间无人敢议论，将话都藏在心里，周厉王觉得自己治世有方，民间言论一片祥和，召公知道隐患巨大，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于是劝周厉王说：“堵住人们的嘴比堵住洪水更加厉害，只有让民众畅所欲言，才能知道天下的好坏之处，才能加上防备杜绝，可现在你只知道去堵住他们的嘴，又怎么知道民心所向呢？所以，要像治水一样地去疏导，而不是只知堵塞，充耳不闻，自欺欺人。” 可周厉王哪里听得进去，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治世之道中，无论好坏都是自我裁决，一意孤行，直到民间怨气聚焦到了顶点以后开始发动叛乱，周厉王抵挡不住，只好逃到了彘，太子静躲在召公的家里被众人发现以后，也围攻了召公，召公只好用自己的儿子狸猫换太子，让太子静躲过此劫。 周厉王在逃到彘14年后，在那里哀怨地去世，国无君则不安，于是召公与周公一起共理朝政，称为“共和之治”。 注：这里的召公和周公不是第一代的，他就是个称呼，爵位，类似于秦国公，鲁国公之类的。 太子静就在召公家中长大，等他长大以后，就把王位交给了静，他便是周宣王。周宣王就是周幽王的父亲，姬静。 本以为受到自己父亲的影响，周宣王应该有前车之鉴，励精图治，谁知他却并没有汲取父亲的教训而遵守法度与祖先的圣德，遗传了父亲的独断专行，不听忠臣良言。 天子应当在农耕之时带头亲耕以示重农，可周宣王却不以为然，偏偏不去千亩之地亲耕，之后，千亩发生战争，周宣王的军队大败。 周宣王准备清点人口用以继续征兵，可有大臣却劝说：“民户是不可以清点的”。周宣王仍然一意孤行清点了所有民户。 一开始我并未理解为什么民户不能清点，后来才反应过来，说的是不能劳民伤财，因为这些户籍只要一问官员就全都有记录，在秦孝公时期，招募新兵规定不得用家中是独子或二子的，必须是三丁以上者才能征召入伍，即使自身本领再过人也不行，这就保存民间仁治的最基本要素，只有心系百姓的天子才能久治。 周宣王在临死的那一年，他听到有关周朝江山会被女子危害的传言，于是下令杀死了很多妇女和女婴，大夫杜伯劝谏，周宣王又把杜伯杀死了。 至于周宣王的死因，民间流传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周宣王在游猎的时候，杜伯的冤魂突然乘白马白车，戴着红帽，执红弓红箭与两位大臣一同朝周宣王狂奔过来，然后一箭射中了周宣王的心脏而亡。这个说法当然比较玄幻不可信。 第二种：周宣王梦见杜伯射杀自己，也就是第一种说法并非是真的，而是在梦中所见，周宣王受惊过度，没多久就病死了。 这两种说法里无疑看出，周宣王的死都跟他杀死杜伯而生心病有关。 按理说，周宣王从小目睹了父亲的乱治的悲剧结局，又有召公的教导，可周宣王还是像极了父亲，这让我不得不相信遗传的强大作用。 直到再看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的荒唐后才肯定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提出的那个有关遗传的观点，我不得不为之肯定。 他说：“孩子的性格必定遗传至父亲，智慧则遗传至母亲。” 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后来看的话，就不难理解，周幽王为何会做出“烽火戏诸侯，只为博褒姒一笑”的荒唐之举了。 周幽王名叫姬宫湦，或许在父亲周宣王驾崩那一年他听到的传言，说有女人会祸害周王朝，从而大肆屠杀妇女和女婴，从褒姒的出现来看，并非空穴来风，可惜的是，上天注定的，又怎么可能凭人力逆转呢，褒姒一定会躲过这一次劫难。 有关褒姒的故事，多少还赋有一些神话的传奇色彩，还被司马迁记载在了《史记》里。 说在夏朝孔甲帝的时候，突然天降两条神蛇至夏宫，一雌一雄，孔甲命人卜算无论是留下它们还是赶走它们，或是杀掉它们，都是不吉利的，只有留下这两条神龙的唾液封存起来才是吉利的。孔甲帝命人用木匣子将唾液封存了起来，以后不许任何人打开它，就这样一直从夏朝流传到了商朝，再从商朝传到了周朝，一直到了周厉王这儿，因周厉王不信鬼神之说，偏要打开匣子看看，谁知一打开后，唾液便弄得满朝堂都是，怎么也打扫不干净，于是周厉王让一群女人赤身裸体对着唾液大叫，也不知这种方法是怎么想到的，估计也是阴阳师出的主意吧，司马迁没有交待，总之，这样对着唾液大叫了一阵后，唾液变成了一只大蜥蜴跑到了后宫去了。 在后宫里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宫女，不小心碰到了这只蜥蜴，随后蜥蜴就消失了。这个小宫女忘记了这件事，成年以后自己的肚子却突然大了起来，小宫女从未亲近过男人就怀孕了，就这样偷偷地生下了一个女儿，她非常恐惧，就寻了一个地方将女儿丢弃了。 到了周宣王时，突然民间流传起一首童谣：“山桑为弓，箕木为箭，周亡于此。” 正好有一对夫妻就是卖箕木箭山桑弓的，周宣王就命人去杀掉他们，两夫妻幸好逃掉了，在路上正好遇到了那个宫女丢弃的女婴，夫妻俩好心将她拾起带着一起逃窜到了褒国，并将她抚育长大，取名褒姒。褒姒越长越漂亮，出落得婷婷玉立，是一位标致的美人。 此时，周宣王已经驾崩了，掌管周朝的天子已经是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了，褒国得罪了周幽王，于是挑选出一群美人送给了周幽王，褒姒也在其内。周幽王在后宫里一眼就被褒姒的美貌所吸引，此后，褒姒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伯服，因周幽王专宠褒姒，于是也想将她的儿子立为太子，可是王室里只能立皇后的儿子为太子，周幽王的王后叫申后，是申侯的女儿，申后所生的儿子叫宜臼，宜臼本是太子，可是周幽王偏偏废掉了王后和太子，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因此得罪了申侯。 褒姒长得非常漂亮，唯独不爱笑，越是这样，宠爱她的周幽王就想尽了一切办法要逗笑她，可很长时间过去了，褒姒依然从未笑过，这似乎成了周幽王的一桩心病，于是成天琢磨着有什么办法能让美人一笑。 有一次，周幽王望着烽火台心生一计，倒不如把烽火台全部点燃试试看，如此壮观的场面就不怕褒姒见了不笑，马上命人将烽火台全部点燃，古时的烽火台与狼烟，皆是有外敌入侵时，召集各路诸侯的报警信号，只要远远望见了烽火和狼烟，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来救援，周幽王点燃的烽火台，各路诸侯都不知就里，纷纷赶来，谁料却是天子的一场儿戏，众人心里忿闷不已，愤愤离去，褒姒见了众人被猴耍的场面，果然笑出了声，周幽王很是得意，似乎干成了一件天大的伟业。 于是，为了一再地博褒姒一笑，周幽王后来又多次点燃了烽火台，诸侯们只当是一次次的儿戏，便不再相信烽火台的作用，见之若惯，不再赶来了，众人只叹道：“祸起，周将亡矣！” 周幽王的前老丈人申侯，一直将他废后的事记在心上，对其恨之入骨，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报仇，后来申侯联合了犬戎、缯国一起出兵攻打周幽王，此时的周幽王慌忙命人点燃烽火台前来救驾，可再也无人相信他烽火和狼烟的作用，这大概就是最初版的“狼来了”的故事。 周幽王被申侯刺杀于骊山脚下，他的王后褒姒也被俘虏走了，结局如何，司马迁没有继续讲下去，大概是情节过于凄惨，在当时不好用细节描述出来，我们却能想象出一个美人被俘虏走的情形，后来北宋的“靖康之耻”就是参考。 周王室的天下又归还给了申后的儿子宜臼，也就是周平王，然而周平王并未振兴祖上三代开始败落的周王朝，在位51年驾崩，平庸憋屈地去世。 或许周王室的衰败，就是从周厉王开始的，也或许如神话故事所说，从周厉王打开了神龙的唾液匣子开始。 其实，王朝的更替，哪里是镇国之宝所起的作用呢，人们用神话来将一切不幸与灾祸归于天意，实则细细想来，哪里是天祸，不过都是人祸久而成积罢了。 人不敢担此重责，于是将一切都归于天数，以为将所有命运都归结于上天定数就可以摆脱人患的责任，让代代良心好过一些，让历史不那么悲惨，实际上，纵观历史，“天数”成了背锅侠，人才是万事的主宰，一朝一代该走向何方，一代君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东周之春秋时代 小时候都读过历史朝代表吧？里边有一句：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半，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为什么把西周和夏商并列？因为西周再怎么衰弱，它也是一个统一的政权，哪怕国君再昏庸无道，也没有被灭国，东周就不一样了，它从迁都那一刻起，就是弱小的代名词，而且只会越来越弱小。 今天就来讲讲东周的前半部分：“春秋”，一起了解下这个被史学家称为“礼乐崩坏”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下期将春秋五霸。 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46]），通常用来指中国东周前半期历史阶段。春秋时期止于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总共295年。一说止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智氏，一说止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 自东周开始，周朝由强转弱，王室日益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小诸侯国纷纷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说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春秋中期，出现了一个比较和平的时期，通过公元前546年由14国参加的第二次“弭兵之会”达成协议，战火暂时得以平息。长江流域吴、楚、越三国之间却多次爆发霸权之争。在一些诸侯国的内部，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开始向国君争夺权力。而新兴的诸侯大国，先后取得霸主地位。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手在晋阳打败智氏，其后逐步将晋国进行了瓜分，自己分别建立了国家，就是着名的“三家分晋”。公元前386年齐国田氏取代姜姓成为齐侯，是为“田齐”。于是，七雄并立，互相争霸的时代逐步到来，春秋时期走向了战国时期。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二十四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之，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次，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鲁国朝王三次，聘周四次。 春秋时期：群雄鹤立，吞并小国成就大国，“春秋”一名由来据说是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要概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春秋以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诸侯国连年战争，当时人们就称呼这七大诸侯国为战国，《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的弟弟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可见当时七大诸侯国都有战国的称呼。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没有变化。 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时，才开始把“战国”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战国时期开始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即《史记》[5]的《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灭齐统一六国的一年，共255年。 平王迁都：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因周幽王宠信褒姒，废太子宜臼。宜臼逃至申国，他外公申侯联合曾侯、许文公及犬戎（外族）推翻周幽王。因为内乱和犬戎频繁入侵，很快就打到镐京（今西安），所以周平王被迫将国都从镐京东迁至东都洛邑（今洛阳）。因洛邑（今洛阳）在镐京之东，此后的周朝史称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56年）。 王室衰微：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室渐渐衰落，首先平王的外祖父申侯引犬戎攻入京师，害死周幽王，申侯拥立平王，使平王有弑父之嫌，因而使周天子在诸侯间的威望下降，其次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互相攻伐，最后平王东迁，使周室只有一小块小地盘，周王室因而衰微。周平王因为想把政权一部分让虢执掌，得罪了当时强国郑国，不得不与郑庄公互换人质，将儿子王子狐送到郑国当人质，史称”周郑互质“。 周桓王十二年（公元前708年），由于边境问题与郑国争执，周桓王率军讨伐郑国，郑庄公不仅敢于领兵抗拒，而且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以上两个事件说明周王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名义罢了。郑庄公带兵东征西讨，小霸中原（史称“郑庄公小霸”）。 诸侯国划分：东周前期又称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分裂形成的时期。史家一般以“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开始。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王朝。 但此时周已衰弱到了极点，统治范围方圆不足六百里，各诸侯国纷纷割据称雄，不再朝见周王，其统率诸侯的权利也是名存实亡。此间，全国共分为一百四十多个大小诸侯国，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国、晋国、宋国、陈国、郑国、卫国、鲁国、曹国、楚国、秦国、吴国、越国、燕国等。 春秋之齐国 齐国的祖先是周文王的谋臣姜子牙之族，他因助周灭商有功被封为齐侯，同时周统治者赐予齐国一种特权——可以讨伐有罪的诸侯，凭借这项特权，齐国在西周时期已发展成为东方的大国。春秋年间，齐国出现了一位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齐桓公。他依靠谋士管仲整顿国政，设各种官吏，各司其职，并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此十五乡即为农乡，乡中之人在和平时专心务农，战时当兵。 如此几年之间，齐国国富民强，到周僖王三年（公元前679年），齐国已称霸北方。后来，齐国又于周灵王五年（公元前567年）消灭了东夷大国——莱，[10]使之土地扩大了一倍以上，成为真正数一数二的大国。公元前386年，田和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周安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齐国绝祀。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 春秋之宋国 宋国是周朝三恪之一，国君子姓，国都亳（今河南商丘）。，周武王伐纣，商朝覆灭，周武王分封诸侯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曾降周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孔子的论语尧曰篇曾记载此一原则叫做“兴灭国，继绝世”。 宋国后来逐渐发展强大，宋襄公曾经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一，历史记载宋襄公在军事作战时实行不切实际的“仁义”，结果被楚军击败，宋襄公也因伤重身亡。 以后北方晋国和南方楚国争霸时，宋国夹在中间，战事连年不断。 80年间，遭遇了40次以上的战争。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宋国令尹向戌因为和晋楚两国令尹有私交，又正当两国交兵疲惫之际，发起和平大会，在宋国召开十国参加的“弭兵之盟”，使宋国保证了十余年的和平时期。公元前487年，宋景公出兵灭亡曹国。 战国时期，宋国君主宋康王推行王政，使宋国再次强盛起来。公元前286年，宋国发生内乱，齐、楚、魏三国趁机举兵灭宋。 春秋之晋国 晋国出自周成王弟唐叔虞。东周初期，晋献公（公元前676年-公元前651年）建都绛（山西翼城县），开始了晋国的霸业。晋国先后消灭霍、耿、魏、虞、虢等一些北方小诸侯国，统一了汾河流域。前六三六年，献公之子重耳即位，他曾被献公放逐十九年之久。在这十九年之中，重耳周游列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故而他回国后便立即着手整顿政事，他与大臣们君臣一心，先后两次率晋、秦、宋、齐四国联军南击楚国，占领了南方的大片领土。晋军南征促使华夏文明进一步流传到长江以南地区，加快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步伐。到了春秋后期，晋国的统治出现危机，并最终分裂成韩、赵、魏等几个独立的诸侯国家，史称“三家分晋”。 春秋之郑国 郑国在春秋时期诸侯国，国君姬姓，初都郑邑（今陕西渭南华州），后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在一段时间之内，强大的齐国也对郑国礼让三分，曾跟随郑国讨伐宋国，甚至求助于郑国。庄公时代郑国内部肃清了反叛势力，外部灭了许国，败了宋国，还射中了周天子桓王的肩膀，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史称“郑庄公小霸”。庄公在位四十三年去世。 儿子厉公驱逐太子自立为君。厉公在位二十八年间，郑国大乱，因此从此郑国日益衰落，齐国逐渐取得有利地位，开始控制周边小国。厉公下传两代到了缪公，以后郑为晋、楚两国威逼，几乎年年不得安宁。 缪公下传两代到襄公时期，楚国曾攻占郑国，襄公忍辱存国。襄公下传四代到简公时，郑国任用子产为相执政，铸造刑鼎，发展经济，救助百姓，因而郑国重新富强。简公下传四代到哀公时，晋国韩、赵、魏三家强盛，郑国再次衰弱。 哀公之后的幽公时期，韩武子攻占郑国，杀害了郑幽公。后来幽公之弟繻公复国，多次与三晋发生战争。繻公之后的康公时，韩国再次强盛。康公二十一年（前375年）韩哀侯率军再次攻占郑国，郑国灭亡，国土并入韩国。立国432年，历21君。 春秋之楚国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季连之后曰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其曾孙熊绎，当成王时，封为楚子（意为楚地的子爵），居楚地丹阳（今湖北姊归县）。 春秋初期，楚国日益强大。周桓王十六年（公元前704年），楚君熊通自号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处中国南方，故而楚国与中原的各诸侯经常发生一些战事。通过战争，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并逐步成为春秋前期中国南方的主要强国之一。 春秋之曹国 曹国，周文王第六子曹叔振铎受封于曹国，建都陶丘（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曹国疆域约辖今山东省菏泽市、聊城市南部，以及河南省濮阳市范县、台前一部分。[11] 西周初封，曹国“襟带河济，扼控鲁宋”，居于要冲，诸侯四通，成为各国往来的必经之地。在春秋诸侯纷争的政治舞台上，曹国扮演着一个活跃的角色，这里的会盟和征伐频繁，使得曹国成为诸侯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春秋时期，曹国成为晋楚争霸的受害者。晋楚城濮之战（今山东鄄城西南），晋国伐曹、卫救宋，把曹共公俘虏。楚国失利后，曹国听命于晋国。春秋晚期，曹伯阳背弃晋国，又干预宋国政务，导致宋景公伐曹，而晋国见死不救。前487年，宋国虏杀曹伯阳，曹国灭亡。曹国共26任君，立国636年。 春秋之秦国 周孝王因秦的祖先非子养马之功，“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作为周朝的附庸，让其继续嬴姓的祭祀。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占领了被戎人和狄人占领的原周朝在陕西的领地。从周僖王五年（公元前677年）起，秦国在雍建都近300年。雍城有宫殿区、居住区、士大夫与国人墓葬区和秦公陵园。 秦人善战，但一直到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因此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在春秋时代早期它是一个不显眼的国家，直到秦穆公时代方参与中原争霸，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就科学技术、文化等等而言，秦在战国初期也比较落后。这个形势一直到公元前361年商鞅变法才开始改变。 春秋之吴国 吴国，也叫勾吴、工吴或攻吾。周朝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姬姓，其国境位于今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以及环太湖浙江北部。 周太王生有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太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借为父采药的机会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泰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春秋时期，吴国被越国所灭。 春秋时期，吴国与中原的诸侯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也开始与其他诸侯国争雄。吴王阖闾在现苏州建立都城，任用伍子胥和孙武攻破楚国都城，为其子吴王夫差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打下基础。阖闾的儿子夫差不顾国家连年征战空虚，与齐国和晋国争霸成功后，但却忽视了边界上的越国，并令伍子胥自杀，被越王勾践趁虚而入。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吴王夫差兵败而逃，被围困在馀杭山（苏州南阳山），向越王勾践求和，勾践不准，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吴地尽属越国。 春秋之越国 越国，姒姓。相传始祖是夏代少康庶子无余，禹封泰山，禅会稽中封禅大典中的会稽本来是在泰山附近，商朝时越国封地在古雷泽，即今山东菏泽一带，再后来却逐次南移，在周朝诸侯的排挤下一路南迁，西周初迁至现浙江绍兴一带。春秋末年，越逐渐强大，其王勾践经常与吴国对抗，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败于夫差，向吴臣服。但经过二十年的韬光养晦，重新崛起，于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勾践灭吴后北上争雄，横行江淮，号称霸王。战国时，势力衰弱，公元前306年，为楚所灭。 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齐桓公（？－前643年9月12日），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姜姓，齐氏，名小白[2]。是姜太公吕尚的第十二代孙，是齐僖公禄甫的三儿子，其母为卫国人。在齐僖公长子齐襄公和僖公侄子公孙无知相继死于内乱后，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位成功，即国君位为齐桓公。 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桓公于前681年在北杏（今山东鄄城）召集宋国、陈国、蔡国、邾国四国诸侯会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但其晚年昏庸，管仲去世后，任用易牙、竖刁等小人，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春秋公羊传》说：“南夷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桓公攘夷狄而救中国。”齐桓公作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他一向是被高度评价的。当时在夷狄的逼迫之下，中原各国的确遭到了极大的威胁，而通过改革而强盛起来的齐桓公，此时充当起了中原各国的保护神，打出了“尊王壤夷”的旗号。作为霸主，齐桓公又是会盟诸侯，又是插手别国事务，又是安定王室，又是征伐夷狄，可谓风光一时。 《谷梁传》谴责了齐桓公通过杀公子纠成为齐国国君的手段。对于桓公前681年在北杏的会盟，《谷梁传》认为齐桓公并不是周天子任命的方伯，如此是不应当的。但在记载前667年桓公与诸侯在幽的会盟时，称赞桓公仁义守信。对于桓公在前666年伐卫一事，《谷梁传》认为桓公虽然是奉王命，但攻伐别国又索取财物，需要轻视。 《谷梁传》认为桓公为燕国讨伐山戎一事是莫大之善举，需要称赞。《谷梁传》以为桓公驻曹救邢一事是害怕狄人，不值得赞扬，所以《春秋》避讳不书齐桓公。前658年桓公为卫国筑楚丘城，对于此事《谷梁传》认为桓公虽然有仁爱之心，但此举超出礼制。桓公率大军伐蔡，《谷梁传》认为合乎正道。前655年桓公盟诸侯，拥戴周王的太子，《谷梁传》认为这是变通礼制拥戴周王的做法值得肯定。 《谷梁传》对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申明周王禁令表示称赞。《谷梁传》谴责桓公灭项一事，但又说桓公曾有存亡继绝之功，所以为之避讳。对于桓公的去世，《谷梁传》说此人不正道，但前文有所贬抑，记载他的去世时对他的尊敬。 关于齐桓公伐楚的“召陵之师”，也许首当其冲的楚国人最了解当时的情况。召陵之师过去一百多年后，楚国的大夫椒举向追求霸业的楚灵王提到历史上夏启王、商汤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周穆王、齐桓公和晋文公这“六王二公”之功业。而楚灵王在这些历史人物的伟大业绩中，仅选择了齐桓“召陵之师”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 可见楚国人心目中“召陵之师”是多么雄壮。童书业认为，“召陵之师”联军有一千数百乘兵车的兵力，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兵力。在联军压境的巨大压力下，楚国被迫请求加入齐国同盟，此事在楚人心中印象极深。而齐桓去世后的前641年想谋求霸权的楚国在齐国参加盟会，仍然以齐国为盟主。可见齐桓霸业之盛。 有人认为，当时齐桓公并未有多少实力，当时秦晋都还不是很强大，而对于楚国，齐桓公不过是定了一个盟约，并没有试试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的雄厚实力。至于抗击夷狄，更多的是打败了实力不强的狄人，而对于楚国出兵灭了一些小国的行为，齐桓公并没有干涉。 孟子对齐桓公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不过是靠霸道，而不是王道。 齐桓公生活糜烂，《史记》明确说：“桓公好内。”如此多的儿子也为以后的内乱埋下了隐患。另外从齐桓公亲近小人，甚至吃人肉，也可以看出这点。 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晋文公（前671年或前697年－前628年），姬姓，名重耳，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君主，前636年－前628年在位，晋献公之子，母亲为狐姬。晋文公文治武功卓着，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 晋文公初为公子，谦虚而好学，善于结交有才能的人。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在外十九年，前636年春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晋杀晋怀公而立。晋文公在位期间任用狐偃、先轸、赵衰、贾佗、魏犨等人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作三军六卿，使晋国国力大增。 对外联合秦国和齐国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受到周天子赏赐。前632年于城濮大败楚军，并召集齐、宋等国于践土会盟，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 在晋国历史上，晋文公虽只在位9年，但他的政绩最为突出。他的霸业只是政绩的一部分，他的主要政绩是通过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为晋国以后的繁荣富强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法令，并确定了会盟制度，不仅使晋国由甸服偏侯发展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局面，把诸侯间的征战控制在了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 荀彧曰：“昔晋文公 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 春秋五霸之楚庄王 楚庄王（？—公元前591年），又称荆庄王（出土战国楚简作臧王），芈姓，熊氏，名侣（一作吕、旅），楚穆王之子，春秋时期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公元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称霸中原，威名远扬。 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财者也。——《左氏春秋·宣公十二年》。是中华尚武第一人。 春秋末期，孔子曾到访楚国，称楚庄王的政治思想与儒家的“仁”的思想相符。在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华夏文化之外；自楚庄王始、使楚国强大，为华夏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巨大作用。 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去世，谥号庄。后世对其多给予较高评价，有关他的一些典故，如一鸣惊人等也成为固定的成语，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在位初期，“昏聩闭塞，贪图酒色”，国政皆赖于成、斗二氏，无所作为。庄王亲政后，励精图治，对内分令尹之权，压制若敖氏，任用苏从、蒍贾、伍举等贤臣。后子越政变，庄王沉着应对，一战定乾坤，稳定后方； 对外与晋国赵盾、郤缺多次争霸受挫，却能屡败屡战，任用孙叔敖大胆革新，楚国大治。邲之战，军令统一的楚军大败政出私门的晋军，宣告着楚庄王霸业的功成名就，其雄才大略使楚国称霸于中原，号令诸侯，打破了晋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并矢志不渝的维护着霸业的延续，时刻盯防着晋国的反扑。 楚庄王的强势北进，客观上促使着先进的中原文化与个性独特的荆楚文化的水乳交融，也为先秦时代华夏文明的民族大融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丰功伟绩足以永载史册，千古传颂。然而，楚庄王并未将楚国国策法律化，依旧采取人治而非法治，终为时代所局限，其处理后事上的疏忽导致人亡霸灭也就显得胜败有凭。 而自楚庄王后期所推行的王族政体也对日后的楚国影响极为深远。此后百余年间，子重、子辛、子囊、子庚、子南、公子围、子皙、子瑕、子常、子西、子国等楚国王室成员先后充当令尹，虽亦一度抑制了卿族势力膨胀，却日渐腐败直至沦丧，成为楚国发展图强的最大毒瘤。 春秋五霸之秦穆公 秦穆公（前682年—前621年），一作秦缪公，嬴姓，赵氏，名任好，秦德公少子，秦宣公、秦成公之弟，还是缪氏先祖。被史家之绝唱—《史记》认定其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继位后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国、芮国、滑国等。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获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人为良将。 秦穆公对戎人的胜利，周王特加祝贺，并赐金鼓，希望他擂鼓继续向戎人进攻；周襄王时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辟国土千余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为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 当时君子：“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司马迁《史记》：“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春秋五霸之宋襄公 宋襄公（？－公元前637年），春秋时宋国国君。子姓，名兹甫。公元前650年至637年在位。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儿子，宋成公的父亲。 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宋襄公率领卫国、曹国和邾国等四国人马打到齐国，齐人里应外合，拥立齐孝公，宋襄公因此声名鹊起。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与楚国争霸，一度为楚国所拘。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楚兵强大，宋襄公讲究“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 《史记》中说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 用现代的眼光看来，宋襄公在春秋乱世中不切实际地空谈古时君子风度，为了守迂腐的信条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并且把仁义滥用在敌国甚至是敌军身上，以至数次受辱。宋国不是大国，宋襄公打了败仗，证明他对仁义还理解不到位，或者说对自己的实力还不清楚，若宋有后来秦国的实力再讲仁义必然称王，而且不只二世。但是宋襄公不肯埋头发展，他也曾说齐桓公用管仲20年称霸，而他等不了。急功近利是他失败的地方，但讲信用宽而待人，却使他位列春秋五霸。 盘点春秋有名的战役和会盟。 晋楚拉锯：在前591年楚庄王死后，楚国霸业渐衰。晋国经历晋景公、晋厉公两代经营，渐渐超越楚国。晋国在前589年的鞍之战与前578年的麻隧之战中，分别打败齐国与秦国，国势复振。后来晋楚两国再度爆发第三次巨战——鄢陵之战，晋国以获胜收场，楚国霸权受到更为严重的削弱。但不久晋国发生内乱，晋厉公被弑。这一阶段，晋楚实力大体相当，形成中原拉锯战。 晋悼公复霸：晋厉公死后，晋悼公继位，对内改革政治，任贤用能，驾驭群臣，对外联宋纳吴，慑秦挟齐，三分晋军，争郑疲楚，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压倒性强过楚国，中原诸侯皆附晋，晋悼公八年之内九合诸侯。晋国霸业复兴。楚国迫于晋国的再度强盛，不得不放弃对中原霸权的争夺。 弭兵会盟 晋悼公死后，君权再度下移，晋国六卿专擅国政，兴于内耗，意与楚国和盟。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国的华元与向戌发起，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 吴越争霸 当中原诸侯争霸战争尘埃落定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 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勾践求和。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迫使越王勾践向他称臣。继续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周元王三年（前473年），趁夫差在中原会盟诸侯而内部空虚的时机，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了最后一个霸主。 吴国，是姬姓诸侯国，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473年，历700余年，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越国，勾践卧薪尝胆是为美谈。而二者，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 邾分三国 邾国是子爵国，也史称邾子国，东周时期着名方国之一，古城在今邹城市东南12.5公里，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邾国的先祖是晏安，晏安的五世孙侠始封曹称曹侠，是曹姓国，晏安的十二世孙是夷父颜。夷父名克，字颜，另字伯颜，谥号邾武公，史称邾子夷父或邾颜公。当时齐国推行霸业，夷父颜响应随从，去各国奔走联络，曾夜宿滕国和薛国。邾原属鲁国的附庸，鲁国非常愤恨夷父颜的行为，被视为叛逆，借故向周王诬告夷父颜。 鲁是周王室同宗姬姓国，公元前678年，周王诛杀夷父颜，《左传》庄公十六年载有“邾子克卒”，时为周僖王四年。夷父颜被诛后，周王命夷父颜的同母弟叔术代理邾国君位。叔术名群，在曹姓公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位贤明有德的人，族人称他为群公子。叔术代位十多年后，夷父颜的冤诛才得以昭雪，谥号邾武公。 这时，代国君叔术又把国君位子，让给了他的侄子、夷父颜的儿子夏父，夏父继位后史称邾文公。邾文公在位五十一年，是邾国在位最长的一代国君。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今邹城峄山之南另立新都（见《左传》）。约在公元前643年前后，叔术来滥立国，滥国在今滕州市东南30公里羊庄镇土城村。至此邾国分立为邾国、小邾国和滥国，这便是史学界所说的“邾分三国”。 ———————迷人的分割线(?＞?＜?） 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的后代们经过长期征战的洗礼，渐渐在晋国成为贵族。前550年至前497年，晋国国政把持在范氏、中行氏、赵氏、韩氏、智氏、魏氏的手上。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魏、韩四家。 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纷纷兼并其他小国，其中以楚、齐等大国甚之。到春秋末年，大部分中小国家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统治的的时代。至此，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便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割据时代——战国。 周代开始大规模分封采邑与封国，据记载可能分封了400多个。到了春秋时期分封的封国只有120多个，后来发展成为鲁、卫、齐、晋、楚、宋、郑、秦、蔡、曹、吴、越十二大诸侯，还有一些小侯国。 春秋初年出现了“南蛮与北狄交”的局面，各国与四周少数民族交往甚繁，疆域变迁较大。到战国时又演变成为战国七雄。七雄的疆域十分广大，西边的秦发展到巴蜀、甘肃东部的洮水中游，北边的赵国北达阴山，东北边的燕国北达今河北东北、辽宁南部的辽河流域，南边的楚国到达五岭的北麓。 春秋时期开始设置郡县制，当时在天子辖地、诸侯方国内，都有“县”的政区设置。只是最初县与郡无隶属关系，县一般设在内地，而郡一般设在边区，故一般县小而地位高，郡大而地位低。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郡的下面设立了许多县，郡县的隶属关系才形成。到战国时期相对完整的郡县制已初具雏形，为秦的郡县制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现象屡见不鲜。《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达43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这也反映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的急剧变化。 春秋时期，中国五等爵，大国称公、侯，小国称伯、子、男，而吴、越、楚、徐、巴、蜀、义渠皆蛮夷之邦，故不用中国之礼，自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 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政治象征的国君名号，有种种不同。按照西周时制度，周天子称“王”，受封的诸侯国君有公、侯、伯、 子、男的不同称号，是周时的“五等爵制”。当然，就是西周时，除周天子称王外，边裔地区一些小国君长在国内也自称王。 进入春秋以后， 除周天子仍称王外，楚国国君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开始称王，晚期的吴国、越国国君也称王，但是在中原的诸侯国家还是恪守着周时旧制，按封爵的爵位高低以公、侯、伯、子、男相称，如宋国君称“公”，晋国君称“侯”，秦、郑国等国君称“伯”，邾国君称“子”，许国君称“男”等等。在中原国家的意识中，周天子地位虽然微弱，“礼乐征伐”已“自诸侯出”了，但“王”号还是由周天子独享。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 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同晋国争当盟主，晋国向吴国提 出“诸侯无二君，周无二王”。夫差于是取消“王”号，不称“吴王” 而称“吴伯”，参加盟会。可见，即使到春秋晚期，中原诸侯还是不能随便称“王”，也反对他人称“王”，把径自称王的国家视作“蛮荆”、 “淫名”的化外之人，国君名号虽有“王、公、侯、伯、子、男”的区别，但在国内，它们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年），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兵农合一”是周代兵役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在春秋时代仍然表现得很鲜明。《周礼·地官·大司徒》在谈到周代居民组织时说：“令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 《小司徒》谈到周代军事组织时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比”、“闾”、“族”、“党”、“州”、“乡”与“伍”、“两”、“卒”、“旅”、“师”、“军”就是村社居民行政组织与军队的军事编制两两相应、互相统一的。而这种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正是“兵农合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春秋时齐国的军事制度就是这种典型的“兵农合一”制度。 春秋中期桓公时期齐国是天下第一。而秦晋守西，燕齐守北，齐国本来就是仅次于晋的天下第二诸侯，而且沿海地区贸易发达，背山靠海，生活较中原腹地稳定的多，所以一直很强大，战国初期田齐代姜齐时齐也是仅次于魏，所谓天下三王就是楚，魏，齐。 齐国在整个东周基本实力都在三甲，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强在文化经济上，军力上不弱但并无法称雄天下，齐国出名的叫技击之士，就是类似于侠客那种，可以当做轻步兵，打仗未必好使，所以叫齐之技击不如魏之武卒。 为了鼓励秦军士气、激励勇战精神、提高军队战斗力，商鞅在军事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个主要方面便是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具有秦国特色的二十级军功爵制度。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具体以斩获敌首多少授予相应的爵位，凭爵位高低享受不同等级的田宅、衣服、臣妾，而无军功者即使是宗室贵族，也不得拥有爵位、不得超越规定标准占有田宅、臣妾。连穿衣着屦都有限制，不得任意铺张，“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入）兵官之吏”。 着名战役之繻葛之战 战争的起因：春秋初期由于西周的灭亡导致了郑国的迁徙（郑国本来在陕西，因为西周的灭亡迁徙到了河南），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有郑国和周边诸侯国的矛盾，也有周王室和郑国之间的矛盾。 繻葛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只有周天子拥有制作礼乐及发令征伐的权力的传统从此消失。继郑国之后，齐国、晋国、楚国，秦国等大国先后兴起。诸侯争霸，周王室无力征讨，天子之位，形同虚设。 先以战车冲阵，让步兵在后跟随弥补空隙的“鱼丽之阵”的出现，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 鞍之战 鞌之战又名鞍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之间发生于前589年的一场战斗。作战的地点是鞍。 鞍之战也是极具春秋时期战役特点的一战，其中包括的细节有，交战之中追到了敌方国君的战车不先抓人，而是先行君臣之礼；战场上因为认定对方是“君子”就不射杀等等。这些细节只有在我们国家的春秋时期的战争中才可能见到的。 公元前589年，齐顷公率齐军讨伐鲁国及卫国，鲁国及卫国派使者至晋国求援。郤克随即率晋军车八百乘，讨伐齐国以救鲁、卫。韩厥在出战前的那天梦见自己的父亲子舆警告他不要站在战车的两侧，以防被射杀。他因此站在车的正中。他在追赶齐顷公的时候为齐侯驾车的邴夏认出他是个君子，要让人射杀他。齐顷公认为他是君子还射杀他不礼。因此射杀了韩厥的左右。齐顷公出战时轻敌，马不被甲，人不早餐，就上阵出击，结果被晋军大败。齐顷公在逃跑时为了不被人认出，和下属逢丑父替换衣服。他们被晋军中军司马韩厥追上，韩厥下马行礼，逢丑父假装命令伪装的齐顷公去打水，齐顷公因此才逃脱了被俘虏的命运。 鞍之战中，晋国出场的主要人物郤克、范燮、韩厥、栾书等都出自是晋国有名的“十大夫”家族。 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是发生在中国春秋时代齐国与鲁国之间的一场战役，发生于前684年的长勺 （今山东省莱芜） 。此次战役是继前685年“干时之战”后齐、鲁另一次重要战役。鲁国在此次战役取得胜利，间接促成数年后齐鲁息兵言和。 齐、鲁两军对阵于长勺。曹刿深知，鲁虽因乾时之败而军力弱于齐，但抗击齐军入侵则占人和、地利优势，且作战制胜靠“气”，“气”的变化可使强弱易位，“气盈”则胜，“气竭”则败，故未战即确定避敌锐气，待敌疲再反攻，以“气”制胜。两军布阵方毕，庄公按照当时通行的两军相对推进、互为进攻的惯例，欲击鼓挥军接敌，被曹刿劝止。 齐军两次击鼓前进，鲁军都按兵不动，只是严阵以待。齐军见鲁军反常之举而疑虑之心愈重，更因两次进攻耗损体力、消减锐气。当齐军第三次击鼓，发起冲击时，已是兵疲意沮，气竭志衰，战斗力大为削弱，鲁军则因以逸待劳而保持高昂斗志、旺盛体力。曹刿抓住“彼竭我盈”的有利时机，建议庄公实施反击。鲁军“一鼓作气”，击溃数量占优势的齐军。庄公急于追击，又被曹刿劝止。为防备齐军佯败设伏，曹刿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痕迹，又登上车轼眺望齐军旌旗，见“辙乱”、“旗靡”，判明确实溃败，乃请庄公下令追击，将齐军逐出鲁境。 泓水之战 泓水之战是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宋国与楚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约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30里）发生的一场战争。楚以优势的兵力、旺盛的士气、有利的地理条件，大败宋国，获得全胜。战争以宋国失败而告终，宋襄公也因此战受重伤而丧命。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也是春秋时期，晋楚争霸所进行一系列战争的第一场大战，据说是先轸的谋划。 前632年，四月初四，楚军和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子玉自杀。 晋文公十年磨一剑，打败楚国是他整个生涯最辉煌的顶点，晋国的国势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城濮一战，晋国君臣协和，决战前，“伐谋”、“伐交”，争取与国，分化敌盟，壮大自己，力求战略主动；决战中，料敌而谋，由弱及强，各个击破，以奇制胜。楚军谋不为先，坐失战略优势，君臣意气用事，主帅骄傲轻敌，判断失误，受制于人，终致兵败。 民族 春秋时期的主体民族就是华夏族，主要活动在黄河中下游一代。周朝初期分封了20多个列国，后来逐步慢慢演变为晋国（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齐国（山东）、鲁国（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卫国（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宋国（河南商丘）、郑国（河南北部中部），成为华夏族系邦国的核心。 在周边还有许多四夷部落，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华夏四夷的五方格局。其中东夷中以淮夷影响较大，主要活动在今江苏盱眙、山东曲阜一带，活动在淮河以南的徐夷（戎）也有较大的影响。 西戎中以西戎八国影响较大，这八国即绵诸、绲戎翟、源、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戎人，活动在甘肃、陕西、宁夏一带，另还有骊戎（陕西临潼）、犬戎（陕西凤翔一带），晋北有楼烦、燕北有山戎等。北狄主要是指太原盆地一带的北戎，即太原之戎。到春秋晋国一带形成了群狄邦国。南蛮系统在西南有巴和蜀两个大的邦国，巴的地域内除巴人外有濮、赉、苴、共、奴、夷、儴、蜑等。 蜀有地域内除蜀人外，还有滇、僚、赉、僰、僮等。西周初年楚子熊绎开拓楚国，周边同时形成四十多个邦国，较出名的有邓、英、夔、江、六、蓼、庸、舒、唐、顿、胡、杞等国。在东边，以百越民族系统为背景形成了吴、越两大方国，影响北到山东南部、西至江苏与安徽交界处，南达太湖，东至于东海。 《春秋左氏传》评价：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光明日报》：翻开春秋时期的社会历史，不难看到其中充斥的血污和战乱。 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而且是第一个出现的春秋五霸。齐桓公在位期间，姜氏齐国空前强大，但是在齐桓公却没有一个好结局。 齐桓公是姜氏齐国的第15位国君，齐桓公继位前，齐国正处于第三次内乱中。齐桓公的哥哥齐襄公和妹妹文姜有私情，文姜是鲁桓公的夫人，鲁桓公夫妇来齐国时，齐襄公和妹妹文姜又好上了，鲁桓公知道后很生气。结果，齐襄公让大力士彭生把鲁桓公杀死了，眼看就要招来祸患，齐襄公的弟弟们都逃离了齐国。 之后不久，齐襄公被堂弟公孙无知杀死，公孙无知自立为国君。后来，公孙无知也被杀了。这个时候的齐国国内，公子们都跑到国外了，齐国陷入了无国君可立的尴尬局面。齐桓公继位前的背景就是这样的。 尽管齐国国内没有可立之君，但也并不是所有顺利赶回齐国的公子就可以继位的。自然还需要齐国的内援才行。齐国国君之位虚位以待的消息传到各位身在国外的公子们耳中后，大家都想回去抢国君之位。只不过，有势力、有内援的公子实际上也就是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两个人。 当初，哥哥齐襄公淫于妇人、数欺大臣，弟弟们离开齐国。有鲍叔辅佐的公子小白跑到了莒国，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的宗室女，非常受公子小白他爹齐厘公的宠爱，这算是公子小白的一个优势。公子小白还有一个优势是，公子小白从小就跟齐国贵族高氏的高傒关系很好。 公孙无知被杀后，齐国的大臣们商议立谁为新国君时，高氏和国氏两大家族最先暗中派人通知了身在莒国的公子小白，让他快点回国。 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在鲁国，来到了鲁国，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宗室女，他有管仲和召忽两个人辅佐。公子纠虽然没有强力的内援，但是有可靠的外援。鲁国听到公孙无知被杀的消息后，迅速派兵护送外孙公子纠回齐国。有军队的帮助是不一样的，鲁国的护送军队分成了两支，一支专门护送公子纠，另一支由管仲率领，前去堵截从莒国去齐国的公子小白。 古时候的路也就那么几条，况且，公子小白也不知道有人会去堵截他。管仲带着军队刚好把公子小白堵在了从莒国去齐国的大路上。公子小白自然也不是一个人，肯定有自己的队伍，双方开始交战，公子小白被管仲射中了腰带上的衣带钩。反应迅速的公子小白马上装死，管仲就命令军队撤退，还把公子小白被射死的消息派人报告给了公子纠。 公子纠听到公子小白被杀的消息后，就开始麻痹了，他和护送他的鲁国军队走的很慢，走了六天才到达齐国。但是，迎接公子纠的就是齐国军队的攻击。因为，公子小白装死骗过管仲后，藏匿在一辆车中，火速赶回齐国，在好朋友高傒的帮助下，继位为新国君，他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一继位，马上命令齐国军队出击，刚好碰到护送公子纠的鲁国军队进入齐国，双方展开了大战，鲁国军队战败逃走，但被齐国军队截断后路。但齐国并没有把鲁国军队全部消灭。 这时，齐桓公给鲁国国君写信说，公子纠是我兄弟，我不忍心杀他，请鲁国帮个忙杀死他，召忽和管仲是我的仇人，请他他们都给我送到齐国，我要把他们剁成肉酱。要是敢说一个不字，我就发兵攻打鲁国。 鲁国非常害怕，就杀死了公子纠，召忽听说后自杀了。只有管仲心甘情愿地被抓起来送给齐桓公。管仲为什么情愿被抓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死不了。证据就来自《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刚继位，就想发兵攻打鲁国，目的是杀掉管仲。这个事情发生在上面提到的齐桓公给鲁国国君写信之前。齐桓公的辅佐之臣鲍叔牙却劝齐桓公说：臣有幸追随国君您，而且您也顺利成为国君，但是我这个人吧，不能再带给您比国君更多的贡献了，如果国君您想要治理好齐国，那么任用高傒和我鲍叔牙就可以了。如果国君您想称霸诸侯，那么非重用管仲不可，不能失去管仲这样的人才啊。 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劝谏，所以才假意写了上面的信，目的是把管仲弄回齐国。不知道什么原因，管仲知道了鲍叔牙举荐他而齐桓公同意了的事情，我猜可能是好朋友鲍叔牙派人给他送信了。《史记》原话是这样写的：“管仲知之，故请往。”管仲和鲍叔牙这对好朋友好兄弟互相知心，留下了管鲍之交的佳话。 管仲被押到齐国后，鲍叔牙亲自去迎接他，在堂阜这个地方命令把管仲的镣铐全部拆下来，让管仲洗个澡、祭拜了一下之后，带他见到了齐桓公。齐桓公并没有提管仲用箭射他的事，而是厚礼相待，并任命管仲为大夫，处理齐国的国事。 齐桓公任用的大臣中，除了管仲、鲍叔牙、高傒之外，还有一个叫隰朋的，这四人都是很贤能的大臣，帮助齐桓公整顿齐国国政，推行以五家为基本单位的兵役制度（平时五家为一轨，设轨长；战时每家出兵一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兼任伍长），明确了货币铸造、发展鱼盐之业等政策，救济穷困，任用贤人。齐国大治。 齐桓公称霸前的事件——曹沫挟持齐桓公 齐桓公五年，齐鲁两国发生了战争，关于这次战争导致的曹沫挟持齐桓公事件的前因后果，《史记》中有三处记载，分别是《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和《刺客列传》。这三处记载略有差异，其中《鲁周公世家》只是简略的一提，没有详细写，所以本文只介绍《齐太公世家》和《刺客列传》中记载。 关于战争原因和结果 《齐太公世家》的记载，齐国攻打鲁国，鲁国军队即将战败时，鲁国国君鲁庄公请求把遂邑这个地方献给齐国，来换取两国和平，齐桓公同意了。 《刺客列传》记载，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鲁庄公任命曹沫为将军，与齐国打仗，但是打了三次仗权都失败了，鲁庄公害怕了，请求把遂邑这个地方献给齐国，讲和罢战。 虽然上面两处记载有差异，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就是鲁国败，要割地求和。齐鲁双方决定在一个叫柯的地方与鲁国国君会盟，顺便交割遂邑的主权。 曹沫在挟持齐桓公时说的话 就当齐桓公和鲁庄公要签订盟约时，曹沫手持匕首挟持了齐桓公，《齐太公世家》的记载，曹沫威胁齐桓公说：“马上归还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而《刺客列传》记载，曹沫挟持齐桓公后说的是：“齐强鲁弱，齐国侵占鲁国土地有点过分了，现在鲁国的城池要是倒塌，这些倒下的城池肯定会压坏齐国的边境，请您好好考虑下这个问题。”然后，齐桓公就表示把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都归还给鲁国。接下来的记载都一致了，即曹沫听后收起匕首，回到臣子所在的位置。 这件事发生后，齐桓公想反悔，管仲说已经说出去的话，不能收回，不可贪小便宜而失信于诸侯，所以，齐桓公就把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都归还给了鲁国。 齐桓公开始称霸后的主要事件 实际上，齐桓公的称霸之路是由曹沫挟持事件开始的，齐桓公言而有信归还鲁国侵地之后，各国诸侯都赞扬齐国信守承诺，愿意归附齐国，也就是《史记》原文写的：“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在这之后，过了两年，也就是齐桓公在位的第七年，诸侯们和齐桓公在甄这个地方会盟，齐桓公由此开始称霸（原文：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齐桓公开始称霸后，发生的几个重要事件，在这里介绍下。 田氏代齐的祖先陈国公子完来齐国 陈国公子完是田氏齐国的祖先，公子完的爹是陈国国君陈厉公。但是陈厉公在当国君之前，是哥哥陈桓公在位，后来陈厉公依靠蔡国人杀死了哥哥陈桓公和陈桓公的太子免，自立为陈国国君。陈桓公的小儿子公子林怨恨陈厉公，就找机会杀死了陈厉公，公子林自立为国君，就是陈庄公，所以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没有继承国君之位，但是公子完被任命为陈国的大夫。 后来，陈庄公死后，弟弟陈宣公继位，但是陈宣公在位期间，杀死了自己的太子御寇，这个太子御寇恰好和公子完关系特别好，公子完怕灾祸降到自己身上就逃离陈国，来到强大的齐国。 齐桓公十四年，公子完来到齐国，齐桓公想任命公子完为齐国大夫，公子完很低调，他知道自己是个逃亡的公子，所以没有敢接受任命，所以，齐桓公就任命公子完做了工正这个官。这个公子完就是后来独揽齐国大权的田成子田常的祖先。也就是，齐桓公十四年，收留了一个将来灭掉姜氏齐国人的祖先。 救援燕国割地赠燕诸侯信服 齐桓公二十三年，北方的山戎部落攻击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出兵救援燕国。齐军打败了山戎军队，而且还把山戎的军队赶到孤竹这个地方才撤兵。 燕国当时的国君是燕庄公，燕庄公很感激齐国，就亲自为齐桓公送行，可是这次送行并不是意思意思就行了，燕庄公为了表示感激之情，一直从燕国送到了齐国境内。 齐桓公这时说，按照周王朝的规矩，只有周天子才可以离开封地边境送别诸侯，非天子诸侯相送是不能出境的，我不能不按周王朝的规矩来，不能失礼于燕国。于是，齐桓公就把燕庄公相送到达的齐国之地送给了燕国。还让燕庄公好好干，重现燕国开国之君燕召公的气象，好好地向周天子纳贡，就像当年周成王和周康王年间一样。（周成王和周康王在位期间是周王朝的颠峰） 各国诸侯听说了齐国割地给燕国的事情后，都愿意服从齐国。《史记》原文：诸侯闻之，皆从齐。 大义灭亲——召回并杀掉淫乱鲁国的妹妹哀姜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里要交代清楚的话，可能又需要一点时间了。这里的事件，《齐太公世家》记载的很简略，但是为了说清楚前因后果，我们还是从《鲁周公世家》说起。 前面提到的鲁庄公娶了齐国宗室女哀姜为夫人，同时还娶了哀姜的妹妹叔姜，哀姜和叔姜都是齐桓公的妹妹。哀姜没有孩子，妹妹叔姜生下了公子开。鲁庄公还有个儿子叫公子斑，鲁庄公想立公子斑为继承人。 就在鲁庄公病危时，鲁庄公的三个弟弟上场了。鲁庄公的三个弟弟分别叫庆父、叔牙、季友。因为鲁庄公没有嫡长子，所以一直没立太子。鲁庄公病危后，首先问弟弟叔牙该立谁为继承人，叔牙说，父传子或兄传弟是鲁国惯例，有二哥庆父在，国君您不必忧虑。 鲁庄公听完后自然不高兴，又找来另一个弟弟季友，跟他说继承人的事情。季友表示，我誓死也要立公子斑为国君。于是，季友以鲁庄公的名义用毒酒杀死哥哥叔牙。鲁庄公死后，季友立公子斑为国君。 本次事件的主角是哀姜，哀姜这个女人竟然一直和小叔子庆父私通，因此，庆父就想让哀姜的妹妹叔姜的儿子公子开做国君。所以，庆父派新任国君公子斑的仇人杀死了公子斑，立公子开为国君，公子开就是鲁湣公，这时季友逃往陈国。 鲁湣公二年，叔叔庆父和大姨哀姜私通越来越频繁，大姨哀姜竟然想到一个主意，想把外甥鲁湣公杀掉，立情人庆父为国君。庆父就派人杀死了鲁湣公，逃亡在外的弟弟季友听说后，就带着鲁湣公的弟弟公子申一起来到鲁国附近的邾国，并想让鲁国迎接公子申为新国君，这个公子申是鲁庄公最小的儿子。 这时鲁国国内已经很讨厌庆父，想杀死庆父，庆父害怕了，逃到莒国。就这样季友带着公子申赶回鲁国，立公子申为国君，公子申就是鲁厘公。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非常害怕，那就是哀姜，哀姜吓得赶紧逃到邾国。哀姜逃跑后，季友送给莒国厚礼，求他们把庆父送回鲁国，最终杀掉了庆父。有一句着名的话叫：“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说的就是上面的事件。 上面说了这么半天，终于介绍完了背景。哀姜淫乱鲁国的事情，传到了齐国，齐桓公听说后，就派人把哀姜召回齐国娘家，并杀死了哀姜，还把哀姜的尸体送回鲁国示众。 齐桓公怒老婆蔡姬攻打蔡国后又讨伐楚国 齐桓公二十九年，齐桓公和老婆蔡姬一起划船游玩，蔡姬习水性，就使劲的摇晃船身，齐桓公害怕，让蔡姬停止摇晃，可是，蔡姬没有听。齐桓公下船后非常生气，就把蔡姬送回了娘家，但并没有断绝与蔡姬的夫妻关系。蔡国国君也生气了，把蔡姬直接嫁给了其他人，齐桓公一听，绿帽子都戴上了，很生气，出兵攻击蔡国。 一年后，蔡国被打败。齐军乘胜想攻击楚国，当时的楚国国君楚成王发兵迎击齐军，还问齐国，为什么攻打楚国。管仲说，当年召康公曾经向齐国传达过周天子周成王的王命，说天下的诸侯有不顺从周天子的，齐国都可以讨伐。楚国一直不向周天子进贡，还自立为王，所以前来问罪。 楚成王说，我们以后会进贡的。但是齐军并没有退兵，楚国派将军屈完率兵抗击齐军，齐军退守召陵。齐桓公借机向楚将屈完炫耀武力。屈完说，齐国的行为如果符合道义就能成功，要不然，楚国以大山做墙，以长江和汉江做护城河，齐国不会成功的。齐桓公自知出兵无名，就与屈完盟而撤兵。 齐桓公的霸业达到巅峰同时也开始走下坡路 齐桓公三十五年夏天，齐桓公与各国诸侯在葵丘会盟。当时的周天子周襄王派宰孔把周天子祭祀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肉赐给齐桓公，同时还赐给齐桓公红色涂装的弓箭和帝王乘坐的车驾，并且特许齐桓公无需下跪谢恩。 这可是周王朝建立以来的首例，以前根本没有哪个诸侯有这个待遇和尊宠。齐桓公一高兴想要答应，可是管仲却说，不可以。所以，齐桓公还是下跪接受了赏赐。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齐桓公又和各诸侯在葵丘会盟，齐桓公开始变得傲慢无礼了，诸侯们有些不服气了。刚好当时的晋国国君晋献公因病晚到，路上遇到周天子的使臣宰孔，宰孔说，齐桓公傲慢，不去也罢。晋献公就没有去会盟。 后来晋献公死了，晋国内乱，齐桓公派遣隰朋去讨伐晋国，齐军到达高粱这个地方时，得知秦穆公已送公子夷吾（就是晋惠公）回国继位，于是撤军回国。 《史记》记载，当时，只有齐楚秦晋四个诸侯国是强国，齐桓公第一次会盟时，晋献公参加了，后来的会盟晋国没有参加。秦国因为偏远，从来也参加诸侯会盟。南方的楚成王当时正在兼并荆蛮之地，也不来会盟，所以就只有齐国一家独大，而齐桓公又能显示仁德之心，所以当时各诸侯都服从齐国。 但这个时候的齐桓公飘了，他说自己功勋卓着，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我有什么差别吗？我想要去泰山和梁父山封禅。管仲极力劝谏齐桓公，齐桓公并不听。但是管仲想了一个办法，说要封禅没问题，必须集齐各种远方的奇珍异宝才可去封禅祭祀，齐桓公这才放弃封禅。 到这里，齐桓公的霸业基本上结束了。不久之后，周王室出现内乱，齐国派管仲帮忙平定了内乱，一年后，周王室内乱的罪魁祸首公子带投奔齐国，齐国竟然派人去替公子带向周襄王求情，周襄王怒，不肯听齐国的请求。也就是说，周天子也已经不喜欢齐国了。 齐桓公在位的第四十一年，管仲和隰朋都死了。但是在管仲死前，齐桓公问管仲死后，谁可以当丞相？并询问易牙、开方和竖刁怎么样。管仲说，易牙杀死自己的孩子来服侍君主，不符合人情，不能用。（传说齐桓公吃腻了各种美食，易牙把自己的孩子杀死做成菜给齐桓公吃，受到赏识。）开方背弃亲人，不符合人情，不能用。（传说开方本来是卫国的嫡长子，原本可以继承国君的，但是开方却跑到齐国服侍齐桓公，而且服侍了15年，老爹死时也不回去看一眼。）竖刁自宫服侍国君，不符合人情，也不能用。 上面的对话之后，管仲死了，可惜齐桓公却重用三个人，不久之后，这三人几乎独揽了齐国的大权。 乱承诺改立继承人导致内乱落到死后难以入土为安 齐桓公宠爱多个妃子，但是，这些妃子中被像夫人一样对待的有六个，这六个妃子分别生下了六位公子，见下图，这些公子们几乎都参与了齐桓公死后的内乱。 齐桓公还活着的时候，已经立了太子昭，还把太子昭托付给宋襄公。但后来，雍巫（有人认为雍巫就是易牙，雍巫字易牙）和长卫姬关系很好，他就和竖刁一起，向齐桓公进献贵重贡品，受到齐桓公的宠幸，因此，齐桓公答应雍巫和竖刁，要立长卫姬所生的公子无诡为继承人。不久之后，管仲死了，五位公子都谋求成为太子，因此都拉帮结派各树党羽，齐桓公病危时，争立更加激烈。齐桓公刚死，争立的公子们互相攻击，搞得宫中空空如也，没有人敢去给齐桓公收尸，齐桓公的尸体就这么在床上放了67天，尸体上的蛆虫都爬到了门外。 后来，易牙和竖刁的势力杀死了一大批反对易牙他们的大臣，拥立公子无诡为新国君，才为齐桓公收尸并举行入殓等丧礼，但并没有下葬。同时，太子昭逃跑到了宋国。宋襄公联合了几个诸侯，一起护送太子昭回国继位，就在宋襄公的护送队伍浩浩荡荡前往齐国的途中，齐国人害怕了，他们杀死了在位仅三个月的国君无诡，想要迎接太子昭做国君，迎接太子昭进入都城。 就在这个时候，其他四位公子的势力一起攻击太子昭，太子昭又逃到了宋国。之后，宋国派出军队和齐国四公子的军队交战，结果，宋军打败了齐四公子军，成功拥立太子昭为国君，太子昭就是齐国第16位国君齐孝公。因为齐桓公死后，政局一直动荡，所以一直到齐孝公继位后，才下葬了齐桓公，这时离齐桓公被装入棺材已经过去五个月了。 可怜齐桓公一代霸主，死后落得如此下场。 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晋文公姬重耳（前697年，一说前671年－前628年[122]），姬姓，晋氏，名重耳，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国君（前636年－前628年在位），晋献公之子，母为狐姬。 重耳年少时谦虚好学，善于养士。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至翟国，后辗转五鹿（卫）、齐、卫、曹、宋、郑、楚、秦等国，在外十九年，备尝艰辛。晋文公元年（前636年），重耳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晋杀晋怀公而即位为晋君。重耳在位期间任用狐偃、先轸、赵衰、贾佗、魏犨等人，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创三军六卿，使晋国国力大增。对外联合秦国和齐国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受到周襄王赏赐。晋文公五年（前632年），在城濮之战以少胜多，大败楚军，战后召集齐、宋等国于践土会盟，被周襄王策命为诸侯之伯，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二位霸主。同年又会齐、鲁、宋、秦等国君于温。会后，先后伐依附楚的许、郑两国。同时，他还在攘夷的旗号下对付北方戎狄的扩张，继续作“三行”以抵御狄人。[晋文公九年（前628年），重耳逝世。 重耳文治武功卓着，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或“桓文”。司马迁《史记》称赞他是“古所谓明君”。除卓越的事功外，他还留下了“退避三舍”“志在四方”贪天之功”等典故。 据《史记》记载推算，重耳大约出生在晋武公十九年（前697年），也有生于晋献公六年（前671年）等不同说法。他是晋献公诡诸和狐姬之子。 重耳自幼喜好结交士人，到十七岁时，已有五个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朋友：赵衰、狐偃（重耳的舅舅）、贾佗、先轸、魏犨。 诡诸还是太子时，重耳就已长大成年。晋武公三十九年（前677年），武公去世，诡诸继位，即晋献公。当时重耳已二十一岁（虚岁）。 后来，献公宠幸骊姬。晋献公十一年（前666年，《史记》作晋献公十二年、晋献公十三年），骊姬想让自己的儿子奚齐成为嗣君，于是派人劝说献公让太子申生（献公与齐姜所生）与公子重耳等离开国都。当年夏，献公让申生住在曲沃，重耳住在蒲地，夷吾住在屈地，而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奚齐、卓子仍在国都。 晋献公二十一年（前656年），在骊姬的步步紧逼下，申生不堪陷害，选择自尽。随后，骊姬又开始诬陷献公另外的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得知消息后重耳逃到了蒲城，夷吾逃到了屈城。 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献公因重耳与夷吾不辞而别而大怒，认定他们有阴谋，于是就派公使勃鞮去讨伐蒲城。重耳说：“君父的命令不能违抗。”于是通告众人说：“违抗君命的人就是我的仇敌。”他翻墙逃走，勃鞮追上，砍掉了他的袖口，重耳逃到了母亲的故国翟国（又作“狄国”）。 重耳与狐偃、赵衰、颠颉、魏犨、胥臣等人一起流亡到翟国，此时翟人正在和廧咎如打仗并俘获的两个姑娘，翟人把这两个姑娘送给了重耳。重耳娶了其中一个叫季隗的姑娘，生了伯鲦和叔刘，另一个赐给了赵衰。 晋献公二十六年（前651年）九月，晋献公去世，公子奚齐继位，骊姬为国母，荀息为托孤之臣，一直支持太子申生的晋国卿大夫里克、邳郑父等人趁机聚众作乱，把幼主奚齐刺死在晋献公的灵堂上，之后荀息立卓子为晋君，里克等人把卓子刺杀在朝堂之上，又将骊姬活活鞭死，并派狐偃之兄狐毛至翟国迎接公子重耳，打算拥立他。 重耳辞谢道：“违背父亲的命令逃出晋国，父亲逝世后又不能按儿子的礼仪侍候丧事，我怎么敢回国即位，请大夫还是改立别人吧。”于是里克让人到梁国去迎接夷吾，夷吾的谋臣吕省、郤芮认为里克不让晋国国内的公子为国君，反而寻找流亡在外的夷吾，难令人信服，就商量以河西之地换取秦国支持夷吾归晋，并允诺夷吾为君之后以汾阳之邑封予里克。 晋惠公元年（前650年），夷吾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即位后，违背了给秦及里克的约定，又杀死了邳郑父与七舆大夫。晋人认为惠公言而无信，所以对他都不顺服。 晋惠公七年（前644年），惠公恐晋国人依附重耳，就派勃鞮第二次追杀重耳，在翟国住了十二年的重耳闻讯就与赵衰等人商量说：“我当初逃到翟，不是因为它可以给我帮助，而是因为这里距离晋国近容易达到，所以暂且在此歇脚。时间久了，就希望到大国去。齐桓公喜好善行，有志称霸，体恤诸侯。现在听说管仲、隰朋去世，齐也想寻找贤能的人辅佐，我们为何不前往呢？”于是，重耳又踏上了去齐国的路途。 重耳离开翟时，重耳对妻子说：“等我二十五年不回来，你就改嫁。”妻子笑着回答：“等到二十五年，我坟上的柏都长大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会等着你的。” 重耳一行先是来到了卫国，卫文公看他落魄没有好好的招待他们，他们就离开了卫国。走到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南）时，重耳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向沿途的野人（泛指村野之人）讨要点吃的。野人看到他那落魄的样子，就给了他一块土让他吃。重耳大怒，赵衰安慰他说：“土，象征土地，他们是表示对您臣服，你应该行礼接受它。”重耳拜谢村民，并把土块装在车上，便去往齐国。 重耳到了齐国，齐桓公厚礼招待他，并把同族的一个少女齐姜嫁给重耳，陪送二十辆驷马车。重耳心满意足，在齐国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晋惠公八年（前643年），齐桓公去世，齐国贰臣竖刁等人发起内乱，而后齐孝公即位，诸侯的军队多次来侵犯，齐国内忧外患霸权不在。重耳在齐住了五年，爱恋在齐国娶的妻子，慢慢忘记了自己的鸿鹄大志，也没有离开齐国的意思。 有一天，赵衰、狐偃就在一棵桑树下商量如何离齐之事，齐姜的侍女在桑树上听到他们的密谈，回屋偷偷告诉了齐姜。齐姜把此侍女杀死，劝告重耳赶快离开齐国。重耳说：“人生来就是为了寻求安逸享乐的，管其他的事干嘛，我不走，死也要死在齐国。”齐姜说：“您是一国的公子，走投无路才来到这里，您的这些随从把您当作他们的生命。您不赶快回国，报答劳苦的臣子，却贪恋女色，我为你感到羞耻。况且，现在你再不去追求，何时才能成功呢？“她和赵衰等人用计灌醉重耳，用车载着他离开了齐国。 走了很长的一段路重耳才醒来，一弄清事情的真相，重耳大怒，拿起戈来要杀狐偃。狐偃说：“如果杀了我就能成就你，我情愿去死。”重耳说：“事情要是不能成功，我就吃你的肉。”狐偃笑说：“事情不能成功，我的肉又腥又臊，怎么值得你吃！”于是重耳平息了怒气，继续前行。 重耳到了曹国，曹共公对他无礼，想偷看重耳的骈胁。曹国大夫僖负羁说：“晋公子贤明能干，与我们又同是姬姓，穷困中路过我国，您不能对他这般无礼。”曹共公不听劝告。僖负羁就私下给重耳送去食物，并把一块璧玉放在食物下面。重耳接受了食物，把璧玉还给僖负羁。 晋惠公十三年（前638年），重耳离开曹国来到宋国，宋襄公刚刚被楚军打败，在泓水之战中负伤，听说重耳贤明，就按国礼接待了他。宋国司马公孙固与狐偃关系很好，就对晋文公他们说：”宋国是小国，又刚吃败仗，不足以帮你们回国，你们还是到大国去吧。”重耳一行人于是离开了宋国。 重耳路过郑国，郑文公不按礼接待他们，郑国大夫叔瞻劝告郑文公说：“晋公子贤明，他的随从都是栋梁之才，又与我们同为姬姓，郑国出自周厉王，晋国出自周武王。”郑文公反驳说：“从诸侯国中逃出的公子太多了，怎么可能都按礼仪去接待呢！”叔瞻说：“您若不以礼相待，就不如杀掉他，免得成为咱们的后患。”郑文公对叔瞻的劝告不予理睬。 重耳离开郑国到了楚国，楚成王用对待诸侯的礼节招待他，重耳辞谢不敢接受，赵衰说：“你在外逃亡已达十余年之多，一般小国都轻视你，何况大国呢？今天，楚是大国坚持厚待你，你不要辞让，这是上天在让你兴起。”重耳于是按诸侯的礼节会见了楚成王。楚成王很好地招待了重耳，重耳十分谦恭。 在宴席上，楚成王说：“如若您将来能回到晋国，您用什么来报答我？”重耳说：“珍禽异兽、珠玉绸绢，君王都富富有余，不知道用什么礼物报答。”楚成王说：“虽然如此，您到底应该用些什么来报答我呢？”重耳说：“假使不得已，万一在平原、湖沼地带与您兵戎相遇，我会为您退避三舍。”楚国大将子玉听后生气地对楚成王说：”君王您对晋公子太好了，今天重耳出言不逊，请杀了他。“楚成王说：”晋公子品行高尚，在外遇难很久了，随从都是国家的贤才，这是上天安排的，我怎么可以杀了他呢？况且他的话又有什么可以反驳的呢？” 重耳在楚国住了几个月后，在秦国为质的晋国太子圉得知晋惠公病重从秦国不辞而别。秦国特别生气，听说重耳住在楚国，就要把重耳邀请到秦国。楚成王说：“楚国距离晋国太远了，要经过好几个国家才能到达。秦国与晋国交界，秦国国君很贤明，您好好去吧！”楚成王赠送很多礼物给重耳。 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秋，重耳到了秦国，秦穆公把同宗的五个女子嫁给重耳，太子圉的妻子（怀嬴\/文嬴）也在其中。重耳不打算接受太子圉之妻，胥臣说：“圉的国家我们都要去攻打了，何况他的妻子呢！而且您接受此女为的是与秦国结成姻亲以便返回晋国，您这样岂不是拘泥于小礼节，忘了大的羞耻！”重耳于是接受了太子圉妻。 秦穆公十分高兴，亲自与重耳宴饮。赵衰吟了《黍苗》诗。秦穆公说：“我知道你想尽快返回晋国。”赵衰与重耳离开了座位，再次对秦穆公拜谢说：“我们这些孤立无援的臣子仰仗您，就如同百谷盼望知时节的好雨。” 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九月，晋惠公薨逝，太子圉继位，是为晋怀公。[33]怀公即位后害怕秦国讨伐，就下令跟随重耳逃亡的人都必须按期归晋，逾期者杀死整个家族，因为舅舅狐偃与狐毛都跟随着重耳没有回国，晋怀公杀死了重耳的外公狐突。 十二月，晋国大夫栾枝、郤縠等人听说重耳在秦国，都暗中来劝重耳、赵衰等人回晋国，作内应的人很多。于是秦穆公就派军队护送重耳回晋国。怀公听说秦军来了，就派兵抵拒，可是民众知道重耳要回来，都不愿抵抗，只有晋惠公的旧臣吕省、郤芮不愿让重耳即位。 晋文公元年（前636年）春，秦国护送重耳到达黄河岸边。面对重耳即将登上大位，狐偃说：“我跟随您周游天下，有太多的过错，我自己都知道，我请求现在离去吧。”重耳说：“如果我回到晋后，有不与您同心的，请河伯作证！”于是，重耳就把璧玉扔到黄河中，与狐偃明誓。那时介子推也是随从，正在船中，就笑道：“确实上天在支持公子兴起，可狐偃却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并以此向君王索取，太无耻了。我不愿和他同列。”说完就隐蔽起来渡过黄河。秦军包围了令狐，晋军驻扎在庐柳。 二月辛丑日，狐偃与秦晋大夫在郇结盟。壬寅日，重耳进入晋军中。丙午日，重耳到达曲沃。丁未日，重耳到武宫朝拜即位。大臣们都前往曲沃朝拜。晋怀公逃到了高梁。戊申日，重耳派人杀死了晋怀公。己丑傍晚，吕省、郤芮意图放火烧死重耳，被勃鞮告密，吕省、郤芮逃到黄河边，被秦穆公诱杀。 晋文公元年（前636年），周襄王胞弟王子带盗嫂事发，与周襄王发生火并，王子带联合狄人攻周，大败周军。周襄王逃居于郑国的汜，并告难于诸侯。 晋文公二年（前635年）春，秦穆公收到了周襄王的告急文书便屯兵于黄河岸边，准备勤王。赵衰劝重耳说：“争夺霸权最好是拥护周天子，周王室与晋国同为姬姓，如果晋国不抢先护送周天子回京而落在秦国之后，就无法在天下发号施令，今天尊敬周王是晋国称霸的资本。”三月甲辰日，晋军抵达阳樊（今河南济源西南），并包围了温（今河南温县西），护送周襄王回到了周都洛邑。四月，杀死了王子带。周襄王大为感动，把京畿的阳樊、温、原、攒矛等南阳八邑赠给晋国，在接纳南阳八邑的过程中，文公贯彻“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十分注意人心的归附。从此，晋国在太行山之南的王畿有了自己的封地，使晋国挺进中原，争霸天下，有了桥头堡的阵地。 晋文公四年（前633年），楚成王和同盟诸侯包围了宋国，公孙固赶到晋国求援。先轸说：“报答恩人决定霸主，就在于今天了。”狐偃说：“楚国刚刚占有曹国，而且初次与卫国通婚，假如攻打曹国、卫国，楚国一定救援，那么宋国就得到解脱了。”重耳编制三军，先讨伐楚国的同盟曹、卫。十二月，晋军攻下太行山以东，重耳把原邑封给赵衰。 晋文公五年（前632年）春，重耳以荀林父为御戎、魏犨为车右，率领晋军八百乘南下。在讨伐曹国时，他向卫国借路，卫成公不答应。晋军只好迂回从南渡过黄河攻打曹国，讨伐卫国。正月，晋军攻下五鹿。二月，重耳与齐昭公在敛盂结盟。卫成公见晋大军压境，晋、齐又结为盟好，请求参加结盟，重耳不答应。卫成公想与楚国结盟，卫国人反对，结果卫赶出卫成公讨好晋国。卫成公住在襄牛，公子买在卫国防守，楚国救援卫国，未能取胜，晋军不战而得卫国。三月，晋军南下攻曹，丙午日，晋军攻入曹都（今山东定陶），列举了曹共公的罪状，因为曹共公不听僖负羁的话，让三百个美女拉着自己华丽的车子。重耳下令军队不许进入僖负羁同宗族的家内，以报答他的恩德。 晋军攻击曹、卫，本欲引诱楚军北上，坐收以逸待劳之功。但楚军并不上钩，而猛攻宋国，宋再次向晋军告急。重耳想救宋，就应攻打楚国，因为楚国曾对自己有恩，重耳便不想攻楚，可宋国也对晋国有恩，如若不救，必会失宋，陷于战略被动地位，重耳为此举棋不定。先轸劝说：“抓住曹伯，把曹、卫的土地分给宋国，楚为此肯定着急，那楚国势必要放弃攻打宋国了。”重耳听取了先轸的意见，楚成王真的率军离开了宋国。 楚将子玉骄傲自负，反对楚成王撤军，坚请与晋一战，楚成王说：“晋侯在外逃亡十九年，受困的时间太久了，终于返回晋国。他因尝尽了艰难险阻，就能正确对待百姓，上天为他开路，他不可阻挡。”子玉仍请兵说：“不敢一定建功立业，只求堵塞中伤诽谤的言论。”楚成王很生气，只给了他很少的军队。 此时秦穆公、齐昭公又心怀异志，与晋国消极合作，晋国面临着单独与楚决战的境地。重耳用先轸建议，让宋用土地贿赂秦、齐，请两国出面求楚退兵，并告诉楚国这件事，制造秦、齐与楚国的矛盾，一面分曹、卫之地与宋，坚其抗楚决心。楚国不愿放弃曹、卫，齐、秦为得到宋国的土地便不愿与楚国结盟，最后就无可选择的与晋国结成同盟，兵锋直指楚国。 晋文公五年（前632年）夏，子玉派宛春与晋交涉：如果晋国答应让曹、卫复国，楚即解宋之围。此为子玉一石二鸟之策，如果晋国答应他的要求，则曹、卫、宋三国都会对楚国感恩戴德。如果晋国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么曹、卫、宋三国将会怨恨晋国。狐偃即上了子玉的圈套，说：“子玉很没有礼，我的国君只得到一份，他们的臣子却得到两份，不能答应。”先轸则识破了子玉的机关，说：“安定人心叫做礼。楚国一句话安定了三个国家，您一句话灭亡了它们，我们才是无礼了。 不答应楚国，这就是放弃宋国。不如私下里答应恢复曹国、卫国以便引诱楚国，扣留宛春来激怒楚国，视战争胜负的情况再来计谋。”重耳采用先轸的建议，一面暗许曹、卫复国，劝其与楚绝交，一面扣留楚使臣以激怒子玉。 子玉很生气，带军北上攻打晋军，进逼陶丘。重耳为疲敝楚军，诱使子玉轻敌深入，以便在预定战场与楚决战，楚国军官问：“你们为什么退兵？”狐偃说：“过去我们在楚国时已立约说交战时退避三舍。”重耳退避三舍，既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也是诱敌深入之计。楚军也想撤退，子玉不同意。 四月戊辰，重耳与宋成公、齐国的归父和崔夭、秦国的小子慭率军驻扎于城濮（山东省范县南）。子玉率楚急进，依托郄陵险阻扎营，并有郑国、陈国、蔡国相助。子玉派斗勃向晋国请战，重耳允诺次日早晨开战，接着他在有莘检阅军队，晋军有七百辆战车，车马装备齐全，又砍伐了当地的树木作为补充作战的器械。 四月己巳，晋军在有莘北摆好阵势。子玉带领六百兵卒作为中军，说：“今天必定将晋国消灭了！”子西统率左军，子上统率右军。晋国方面，胥臣带领下军，用虎皮把战马蒙上先攻击陈、蔡联军，陈、蔡军队远远的看到晋军披着虎皮的战马顿时吓破了胆，士兵四处逃窜，楚国右军被击溃。狐毛带领晋国上军树起两面大旗假装撤退，栾枝带领晋国下军让战车拖着树枝装作大军假装逃跑，楚军受骗追击，先轸和郄溱率领晋军中军向楚军拦腰冲杀，狐毛和狐偃指挥上军两面夹击子西，楚国左军溃败。最终，楚军大败，子玉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国内自杀。晋军在楚军营地住了三天，吃缴获的军粮，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同月甲午日，晋军到达衡雍，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武陵东南）建造行宫，以备请周襄王前来相会。楚国的盟友郑文公看到楚军失败，便向晋国求和，重耳和郑文公在衡雍订立了盟约。 晋文公五年（前632年）五月丁未日，周襄王到会，重耳把楚国的俘虏献给周襄王，郑文公替周襄王主持典礼，以早先周平王待晋文侯的礼仪接待了重耳。周襄王用甜酒款待重耳，并劝其进酒；命王子虎等策命重耳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给他赐他大辂（祭祝乘车）之服、戎辂（王乘兵车）之服及红弓一把，红箭一百支，黑弓十把，黑箭一千支，香酒一卣，珪瓒以及虎贲士三百人。周襄王又称重耳为叔父，要他服从天子的命令，安抚四方的诸侯，惩治不朝的邪恶。重耳辞谢三次才接受。重耳从进入成周到离开朝觐了周王三次，以表示对天子的尊重。 卫侯得知楚兵大败的消息，逃奔楚国，又至陈国，派大夫元晅奉弟弟叔武去受盟。癸亥日，王子虎在王宫与诸侯结盟。践土之盟是齐桓公葵丘之盟之后又一次盛大的诸侯会盟。自此，重耳正式成为春秋时代第二个霸主。六月，重耳恢复卫侯地位；诸侯围许时，又恢复了曹伯的地位。 晋文公五年（前632年）冬，重耳以周襄王之命召集诸侯，与齐昭公、宋成公、鲁僖公、蔡庄侯、郑文公、卫叔武及莒子在践土（今河南原阳）会盟。 晋文公六年（前631年）夏，重耳与王子虎、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憖，会盟于翟泉（今河南孟津），用以巩固践土之盟，并谋划讨伐郑国。 晋文公七年（前630年），为阻止楚国北进，重耳与秦穆公带兵包围郑国，想得到重耳流亡郑国时的恩人叔詹，叔詹听说后自杀。郑国人带叔瞻尸体给重耳，重耳却说：“一定得到郑君才甘心。”郑文公害怕了，就暗中派烛之武挑拨秦穆公，最终成功说服秦穆公撤军。重耳难以单独支撑，随后也撤军。 晋国虽未灭郑，但郑文公再也不敢对晋国无礼。晋文公九年（前628年）郑文公去世，公子兰即位，是为郑穆公。郑穆公在位时始终是晋国的重要追随者。 重耳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他吸取了献公时的教训，以防止诸庶子间对君位的觊觎，实行“国无公族”之策。 晋文公九年（前628年）十二月己卯日，重耳逝世。公子欢即位，史称晋襄公。据说襄公奉重耳灵柩至曲沃，刚出绛城，柩中突然发出了如牛鸣般的巨大声响。晋大夫卜偃认为这是重耳在天之灵告诉众人，将有来自西方的军队越过晋国国境，只要到时候趁机展开攻击行动，必定大获全胜（结合后事来看，指的是崤之战）。 重耳即位后，首先，“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友故旧”，任用有才能的人：封狐偃为相、先轸为帅；让赵衰、胥臣、栾枝、冀缺等人辅佐他治理国家；让郤溱、霍伯带领军队；让贾佗、阳子制作礼仪；让魏犨、荀伯抵御北方的戎族。制定官员规章，按法办事，确立名分，培育美德。 其次，宣扬德教，以培养百姓的纯朴德性，拨乱反正，大量起用受晋惠公、晋怀公时代受到迫害的旧族，姬姓中贤良的人担任内务官，异姓中有才能的人担任边远地方的官。王公享用贡赋，大夫收取采邑的租税，分给士族田地，一般平民自食其力，工商之官领受俸禄，差役按其职务领取口粮，家臣的食用取自大夫的加田。 这一套用人政策，显示了两大优点；一是在国内推行和解之策，消除原集团间的对抗。不分党同与异己，以贤能标准来选官任吏。二是实行权利再分配，由胥、籍等十一个旧族贤良执掌朝政大权；由姬姓中贤良掌公宫大权。由一般异姓贤良到远方任职。从而，将他的统治基础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 随着晋国国力膨胀以及政治需要，重耳不断进行军事改革。他在晋献公二军的基础上，于晋文公四年（前633年）扩编为三军，在被庐训练卒乘，选拔将帅，演习编队战阵，宣布各项军纪法令，并将被庐阅兵礼定为常法。把军队编为中、上、下三军，依次统之。每军皆设将佐一名，始称为卿（以郤縠统帅中军，狐毛统帅上军，栾枝统帅下军）。改变了原来国君自为全军统帅的旧体制，择贤能者任之。又在城濮战胜后，在原来步兵“二行”基础上，扩建为“三行”。还于晋文公八年（前629年），在“清原之蒐”时又将“三行”的步兵建制，改为上、下新军，使晋国成为五军编制。 在军事上，重耳先是诛杀王子带以勤王，执政九年间先后伐曹、攻卫、败楚、救宋、服郑、威秦，于晋文公五年（前632年）在践土会盟，奠定了其春秋霸主的地位。 重耳在位期间，减免赋税，布施恩惠，舍弃禁令，分财给寡少的人，救济贫困，资助没有财产的人。减轻关税，修治道路，便利通商，宽免农民的劳役。鼓励发展农业，提倡互相帮助，节省费用来使资财充足。在生产上，号召改进工具，施惠百姓，奖励垦殖；在贸易方面，降低税收，积极争取邻商入晋。这套较宽松的政策，减轻人民的负担，从而解放了一批生产者，发展了生产力。另外，他又在原来的“作爰田”“作州兵”的基础上，使部分公田变私田的基础上，又实行了“裂地分民”的政策，推动了土地向私有制的转化。 春秋五霸之楚庄王 楚庄王（？～前591年），又称荆庄王，芈姓，熊氏，名旅（一作侣、吕），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楚穆王之子。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即位三年，不理朝政，不出号令，日夜为乐。后经樊姬苦谏，采纳伍参、苏从建议，任用孙叔敖等良臣，兴修水利，平定叛乱，征服群蛮，国势大盛，正所谓“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公元前606年，楚伐陆浑之戎，陈兵周疆，问鼎中原，有取周之意，公元前597年，楚与晋战于邲，楚国大获全胜，饮马黄河，威震华夏，使鲁、宋、郑、陈等国附楚，以代晋而为盟主，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591年，病卒于郢，葬于郢西的龙山。 在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自楚庄王称霸中原，不仅使楚国强大，威名远扬，也为华夏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后世也流传了有关他的一些典故，如“一鸣惊人”“问鼎中原”“止戈为武”等也成为固定的成语，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楚受封于周成王时，活动于汉水和长江中游之间，居于群蛮之中，一直排除在华夏之外，进入春秋时期不久，楚国国君即自称为王，后被周惠王授为南方夷越之长，是春秋时期诸国中疆域最大的国家。 与晋国“历代有强卿”不同，楚国“历代有名王”，故能长久强大而最后灭亡，楚穆王十二年（公元前613年），楚穆王去世，作为嫡长子的熊侣即位，是为楚庄王，庄王即位时年龄尚不足二十岁。楚庄王在位时正值晋国霸业中衰，无力外顾之机，但楚国内外也存在颇多困境。 楚庄王在令尹成嘉监督与辅佐下，为先君楚穆王发丧。当时楚国内部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之中，这不单是因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十年（公元前615年），楚国就因令尹成大心之死而发生动荡，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屈从于若敖氏家族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巢国。 楚穆王十二年（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为秦军所俘。崤之战中秦军惨败于晋，急于联楚抗晋，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欲替成大心为令尹却败给成嘉。公子燮与斗克二人臭味相投，很快就有了谋反之心。 楚穆王十二年（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趁令尹成嘉出兵征战，宣布郢都戒严，又使人行刺成嘉，阴谋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外逃，另立政府。途经庐地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重返郢都。 楚庄王二年（前612年），晋国卿大夫赵盾派遣上将军郤缺率领晋国上、下二军突袭一直依附于楚国的附庸国蔡国（今河南上蔡县一带），竟在楚国的家门口向蔡国发起猛攻，蔡庄侯一面抗拒晋军，一面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庄王视而不见。不久蔡都失陷，国破家亡之际，蔡庄侯只能与郤缺签订城下之盟。蔡庄侯丧权辱国，于第二年（前611年）就悲愤而亡，楚王宫依然载歌载舞。 楚庄王三年（前611年），楚国发生大饥荒。巴国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湖北房县一带）。楚国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枝（今湖北钟祥一带）。 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集结，准备进攻郢都。短短三年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天灾人祸逼得楚国几陷崩溃，而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既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整日田猎饮酒，不理政务，朝中之事交由成嘉、斗般、斗椒等若敖氏一族代理，还在宫门口挂起块大牌，上边写着：“进谏者，杀毋赦”。 过了几个月，楚庄王依然故我，既不“鸣”，也不“飞”，照旧钟情声色犬马，大夫苏从忍受不住了，便来见庄王，他才进宫门，便大哭起来。 楚庄王说：“先生。为什么事这么伤心啊？” 苏从回答道：“我为自己就要死了伤心。还为楚国即将灭亡伤心。” 楚庄王很吃惊，便问：“你怎么能死呢？楚国又怎么能灭亡呢？” 苏从说：“我想劝告您，您听不进去，肯定要杀死我。您整天观赏歌舞，游玩打猎，不管朝政，楚国的灭亡不是在眼前了吗？” 楚庄王听完大怒，斥责苏从：“你是想死吗？我早已说过，谁来劝谏，我便杀死谁，如今你明知故犯，真是愚蠢！” 苏从十分痛切地说：“我是傻，可您比我还傻，倘若您将我杀了，我死后将得到忠臣的美名；您若是再这样下去，楚国必亡，您就当了亡国之君，您不是比我还傻吗？言已至此，您要杀便杀吧！” 楚庄王忽然站起来，动情地说：“大夫的话都是忠言，我必定照你说的办。” 随即，他便传令解散了乐队，打发了舞女，决心要大干一番事业。楚庄王终于同意伍举、苏从等人的建议，决定此后远离酒色，亲自处理朝政，楚庄王开启霸业自此始。 楚庄王亲政的当务之急就是攻伐反叛的庸国，楚庄王三年（前611年），楚庄王撇开令尹斗般，乘坐战车到抗击庸国的前线，与前方部队会师，亲自指挥，将楚军分为两队：子越从石溪出兵；子贝从仞地出兵，并联络秦国、巴国及蛮族部落合攻敌人。楚王督战，将士们猛攻庸国。不久，庸国不支，宣告灭亡，楚庄王取得了亲政以来的第一场胜仗。 楚庄王经平定内乱与灭庸后，统治已趋稳定，遂萌北上图霸之志。其时，中原国家仍以晋实力最强，它西抑秦东制齐，秦、齐虽渐上升或恢复，仍非晋之强劲对手。但晋当时国君晋灵公，却十分残暴无道，对内残害臣民，对外受赂无信，故国内统治既不稳定，国外威信也日益下降，这就为楚庄王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 楚庄王四年（前610年），晋会卫、陈等诸侯于扈，以郑有二心于楚，拒绝郑穆公与会，经郑子家书告赵盾，申辩郑居大国之间不得不从强令的苦衷，晋才允于请和。从中亦可知楚已复强，郑不得不考虑与楚改变关系。 楚庄王六年（前608年），郑即以晋无信，伐齐、伐宋，皆因受齐、宋赂，半途而废，于是叛晋而“受盟于楚”。附晋之郑，主动与楚结盟。随着楚国的稳定与实力的增强，一些中原国家，开始看风使舵，认真选择自己的出路了。 恰在这时，陈共公卒，楚庄王不派人前往吊唁，陈灵公一气之下，与晋结盟。楚庄王见时机已到，立即亲率大军攻陈，接着又攻宋。晋赵盾率军会宋、陈、卫、曹诸国军队于棐林，攻郑以救陈、宋。同年冬，晋为摆脱被动局面，从赵穿计，攻打秦之盟国崇，想迫使秦来救，然后便于向秦求成，不料秦国并不理会。晋又攻郑，以报北林之战。 楚庄王七年（前607年）春，郑受楚命攻宋，以打击晋国。郑、宋战于大棘，宋军大败，郑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华元逃归，为宋筑城。秦为报复晋侵崇之役，出兵攻晋，围焦。 秦、晋关系一度紧张。同年夏，晋赵盾解焦围，接着联合卫、陈攻郑，以报大棘之战。楚庄王立即命子越椒领兵救郑，赵盾以斗椒属若敖氏“殆将毙矣，姑益其疾”为由，悄然退去。郑攻宋、秦攻晋，以及赵盾不敢与斗椒正面交锋，虽有晋灵公不君之故，也侧面说明其时楚国实力日益上升，连一生不服软的赵盾都不敢接战。 正当晋国外争不利时，国内又因晋灵公暴虐，这年为赵穿所杀，赵盾等立公子黑臀为晋侯，是为晋成公。晋成公初立，即于楚庄王八年（前606年），就率军攻打郑国，抵达郔（今河南郑州北），郑被迫与晋和，订立了盟约。 楚庄王八年（前606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以“勤王”名义攻打陆浑之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后被晋国灭），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 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显强而取天下”，显露出觊觎全天下的野心。 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表示实力；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有晋、齐、秦、吴等诸侯大国在，条件远不足，便退兵了。楚庄王九年（前605年），楚庄王以若敖氏为相。他们怕朝野大臣向楚庄王进谗言，害怕自己被诛连，反而攻打庄王，楚庄王一举击击灭若敖氏全族。楚庄王十三年（前601年），楚庄王大军灭舒国。 楚庄王十五年（前599年），晋楚爆发颖北之战，楚庄王伐郑，晋国士会率领晋军救郑，击败了楚庄王率领的楚军。楚庄王十六年（前598年），楚庄王以陈国大臣夏徵舒为乱为名伐陈，诛杀夏徵舒。破陈之后，以陈国故地设置县。群臣都向楚庄王道贺，申叔时出使齐国归来，唯独他不道贺。楚庄王问他，他回答：王上因为陈国内乱而率诸侯讨伐，本来是义举如今却占据其地，以后何以称霸天下。于是楚庄王恢复陈国朝廷。 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开春，经过一个冬季的休整，楚庄王趁势而起，以令尹孙叔敖将中军，子重将左军，子反将右军。楚庄王亲统楚国三军精锐部队悉数北伐郑国。这是楚国这些年来所发动的规模最大、气势最宏伟、攻势最猛的一次进军。面对如此大好时机，楚庄王志在必得。 不久，楚军就将郑国团团围住。围困十七天。郑襄公准备求和，命人占卜，不吉利；准备与楚军巷战，吉利，于是乎举国大哭。经过长达三个月的激战，楚军占领郑国，郑襄公袒胸露臂向楚军请罪以求和。楚庄王同意郑国媾和，楚、郑结盟，楚军后退三十里，仅仅三十里。 郑国顽强抵抗三个多月，楚国才将其攻克。郑襄公“肉袒牵羊”以迎楚王，求其不要灭掉郑国。结果，郑送质于楚以与楚和。是年夏，晋荀林父率军救郑，途中听说郑、楚两国已经讲和，就是否与楚战的问题，晋军内部产生分岐，中军帅荀林父认为楚国强大、稳定，不可与其相争，欲退兵； 而中军佐先縠却认为：“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主张与楚国作战。于是，先縠擅自率其部下渡过黄河追击楚军。司马韩厥担心先縠孤军深入，建议荀林父率领其余军队渡河。晋军虽然渡过黄河，却没有作战的决心，特别是晋军将领意见不统一，各行其是。 此时，楚庄王北进至郔（今河南郑州北），打算饮马黄河即班师回国。听说晋军已渡过黄河，楚庄王本想马上撤兵，但在伍参的建议下，楚庄王决定与晋一战，遂在管（今河南郑州）驻军以待晋师，晋军则驻扎在敖、鄗（今河南荥阳北）之间。 楚军一方面派使者去与晋军议合，以麻痹晋军，并定下结盟日期，另一方面又派军向晋军挑衅加以试探。晋派魏锜、赵旃到楚营议合，二人因私怨而挑衅楚军。晋人派军接应他们，楚孙叔敖率军出战，大败晋军，楚军进驻邲地（今河南郑州西北），晋军连夜渡河回国。 邲之战后，楚庄王饮马黄河，进逼中原国家，迫使郑、许归附，继而灭萧（宋的与国），又攻宋并使其与楚媾和。这样，中原主要小诸侯国皆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而此后的晋国，又在逐年消灭赤狄部族的战争中，国力有所恢复。晋、楚争霸之形势尚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 楚庄王十九年（前595年），楚庄王遣申舟使齐而没有借道，遭到宋文公及右师华元等人的反感。宋国人一不做二不休，杀死申舟，楚庄王为之大怒，尽起三军，攻打宋都睢阳。与宋国相持了整整九月。天下诸侯为之震惊不已。又是畏惧，又是敬佩，又是不满。所畏惧者，楚国国力之强，远远超出众诸侯的意料。 楚国居然能长达九月供应着千里之外的三军，国家综合实力由此可见。纵然诸侯各国有坚固的城池，楚国亦不足持。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宋文公带领臣民坚守城池长达半年，城内已是易子相食，饥寒交迫。 楚庄王二十年（前594年）开春，宋文公派遣乐婴齐往晋国，向晋景公求救。晋景公询问众卿，大夫伯宗反对出兵，认为此时楚军国势鼎盛，有上天眷恋，难与争锋。晋景公纳其言，派遣解扬告知宋国人晋援将至，并鼓励宋国人坚持抗战。 事实上，晋还没有从邲之战的阴影中走出来，不敢再轻易向楚军宣战。至同年五月，攻守双方都不能再坚持。宋右师华元突围，趁夜潜入楚营，登上子反的床。子反不备，为华元劫持。华元对子反将宋国国情据实以告，子反醉醺醺的也告诉华元：“楚军的粮草只剩几日之用”，无奈之下，子反与华元私下盟誓。 后子反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告知楚庄王。庄王知道围破宋都已成妄想，担心军卒久在国外，国内田地无人耕种，势必荒芜，酿成来年粮灾。最后以宋国与楚结盟，楚国退兵为结束。自此长达九个月之久的跨年度攻坚战，虽以楚国无功而返而告终，但也让中原诸侯谈楚色变。 邲之战是晋国霸业第一次衰败的起点。往日自以为不可一世的晋人遭到当头一棒，对诸侯的控制力大大减弱。而自齐桓公后便已注册为大国的姜齐便是第一个想脱离晋国控制的诸侯。早在楚庄王十五年（前599年），齐惠公崩逝，其子吕无野立，是为齐顷公。齐顷公年轻气盛、刚猛精进，目中无人的齐侯急于摆脱晋景公的控制。 就在邲之战结束的楚庄王十八年（前596年），齐顷公下令攻伐自恃有晋国撑腰的莒国，打响了反抗晋国的第一仗。齐顷公为瓦解晋国东方的战略碉堡——鲁国，加大对鲁国联络。时鲁国三桓季孙、叔孙、孟孙夺得鲁国军政大权，分别与晋国侈卿建立起较为牢固的跨国联盟以作为外援。 鲁宣公及东门氏（即公孙归父，东门襄仲之子）在晋国霸业一片迷茫之时，积极联络齐国当权派以作为对抗三桓。鲁宣公与齐顷公，一拍即合。经过几年的奋斗，齐顷公胆子越来越大。楚庄王二十二年（前592年），晋景公命时任中军佐的郤克出使齐国，征召齐顷公参加会盟。齐顷公玩心大发，竟在朝堂之上捉弄郤克。后在敛盂之会上，齐国代表高固（高宣子）又逃席而去。 楚庄王二十三年（前591年）开春，郤克鼓动晋景公，晋景公忍无可忍，率军与卫太子臧伐齐，也只是小打小闹。在晋国霸权最为迷茫的那几年间，楚庄王联齐以制晋的战略取得极大成功，使得晋国长期忙碌于在北方与齐国周旋，基本无暇南顾。 楚庄王二十三年（前591年），楚庄王突然病重，他已经预感到自己不久人世，招重臣至病榻之前，望着太子审。其弟子重、子反，申公巫臣等在一旁听候庄王遗命，知会其意。同年秋，楚庄王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与世长辞。 令尹子重、司马子反依照庄王意志，拥立年仅十来岁的太子审为楚君，是为楚共王。公子婴齐摄君事，主内外，掌握了楚国的军政大权。 楚庄王尸骨未寒，贵族间的新仇旧恨迅速暴露，以令尹子重为首的王族与申公巫臣为首的屈氏卿族矛盾激化。子重、子反素恨屈巫，屈巫预感到危机来临，便左右逢源，最终带着寡妇夏姬，流亡他国以避政敌的迫害。子重、子反杀掉了屈巫留在楚国的同族，瓜分了其家族的财产。悲痛万分的屈巫联络晋国外交大使郤至，意欲投奔晋国。晋景公任之为大夫，命其往吴国，教吴人以军阵之术与抗楚之策，吴国始强，令楚国后患无穷。 就在子重、子反为排斥异己殚精竭虑时，晋国正卿郤克以其侄郤至专对楚国外交，与楚人周旋。郤克之志在齐而不在楚，乘楚国重臣反目之际，于前589年出动大军攻伐齐国，齐顷公大败而还，与晋国结盟。楚国联齐制晋的计划彻底破产。 为了挽回颓势及霸主荣誉，这一年冬天，子重辅佐楚共王出兵北上，攻至鲁国，号召诸侯会盟。十三国代表汇聚蜀城，规模虽大，却各怀心机。这不过是楚庄王昔日功业的最后回光。 楚庄王死后几十年间，楚国国力直线下滑，很快被晋国反超。子重为缓衰败之势，欲与晋国弭兵，平分霸权。楚共王晚年，目睹着晋悼公一次次会盟诸侯，声势昊天，暴病而亡。至楚灵王时，欲重塑庄王之盛却好高骛远，身死人手。楚平王时，奸逆当权，继续沦落；至楚昭王，几为吴国所灭，楚国永恒的退出了争霸行列。楚国的霸业渐行渐远，名存实亡。 楚庄王一生武功巨大，楚庄王三年（前611年），楚庄王亲自指挥楚、秦、巴联军灭庸服群蛮百蒲；楚庄王八年（前606年）楚庄王亲帅大军伐陆浑之戎，饮马黄河，观兵周疆，问鼎周使，创历史佳话；楚庄王九年（前605年），楚庄王亲领大军平定楚国战神——若敖氏的叛乱； 楚庄王十六年（前598年），楚庄王伐陈灭陈，之后听从申叔时的谏言而恢复陈国；从楚庄王十年（前604年）到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国六次伐郑，使郑臣服，开霸业之始；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庄王亲帅大军与前来救郑的晋军在邲地决战，大胜晋国，立威定霸； 楚庄王十九年（前595年）楚庄王亲帅大军围宋九个月，霸业达到顶峰。楚国八百年中灭六十余国，地方五千里，楚庄王在位期间就“并国二十六，益地三千里”可见其武功之盛。 楚庄王在位期间发现和使用了许多人才。被劫持事件中发现和使用庐大夫戢黎；早年沉溺于淫乐、“自静三年”时发现和使用了伍举、苏从等一大批人才，此后提拔和使用虞丘子、子孔、孙叔敖、子重、子反、蒍贾、伍参、申叔时、申公巫臣等文武人才。 在楚庄王发现和使用的人才中，孙叔敖是杰出的代表。孙叔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注重法治，稳固国内；整顿军队，增强军事实力，助楚庄王成为霸主。 “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荆（楚）庄王功绩着乎竹帛，传乎后世”。司马迁也说孙叔敖“忠为廉可治楚，楚王得以为霸。”尽可见，孙叔敖对楚庄王称霸的巨大作用是大家公认的。 善于纳谏也是楚庄王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内因之一。楚庄王一生有许多人给他众多谏言，他不以身份高低为标准而以是否有道理为标准，采纳其中有道理的谏言，有的已经做错了的就立即改正。楚庄王一生采纳的重要谏言有：“自静三年”，时伍举冒死巧妙进谏，苏从冒死直言进谏，楚庄王采纳他们的谏言而振作奋起，使楚国官场为之一变，楚国大治； 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邲之战前夕，楚庄王前任令尹虞丘子、现任令尹孙叔敖等都不想和前来救郑的晋军打仗，武参两次进谏，认为晋三军主帅与副帅在主战与主退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晋军将士无所适从，副帅不听主帅节制，自行其是，晋军必败，楚国是君统军，晋军是臣领兵，君遇到臣后退传出去是笑话。 这番说辞终于打动楚庄王，楚庄王采纳武参的主张从而取得邲之战的胜利，立威定霸；楚庄王十五年（前599年）采纳申叔时的复陈建议，灭陈后随即复陈，诸侯闻之皆朝于楚，并得到孔子好评。 孔子读史至楚复陈，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 随武子：“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章服。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 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也算名不虚传了。 春秋五霸之秦穆公 秦穆公（？－前621年），嬴姓，赵氏，名任好，春秋时期政治家，秦国第九位国君（前659年－前621年在位）。 秦成公四年（前660年），秦穆公继位。秦穆公五年（前655年），授国政于五羖大夫百里奚，迎蹇叔为上大夫。秦穆公十年（前650年），暗中重用自晋国逃到秦国的丕豹。秦穆公十三年（前648年），为救济晋国旱灾，兴起“泛舟之役”。 秦穆公十五年（前645年），与晋国发生韩原之战，生擒晋惠公，而后送回晋国，与晋国相盟。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年），扶持晋国公子重耳为晋文公。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年），与晋文公出兵围攻郑国，经烛之武劝说而与郑国结盟。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年），出兵袭击郑国未果，秦军反遭晋襄公出兵袭击，经历崤之战的惨败，开始与晋国相争。 而后，为报崤之战的仇，又经彭衙之战的惨败。秦穆公三十四年（前626年），采用内史廖的建议，西取由余。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年），发动王官之战，大败晋军。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采用由余的计谋，生擒戎王。 秦穆公三十九年（前621年），秦穆公去世，安葬于雍城（今陕西凤翔东南），谥号为“穆”（一作“缪”）。 在位期间，秦穆公审时度势，在内政方面善于任用人才，加强国内的发展。在外交方面采取以和为主的方针，与晋国保持相对友好，同时向西发展，使十二个戎国服于秦国，秦国疆域增加了周边千里的土地，称霸西戎，并被周襄王赐予金鼓。 秦德公二年（前676年），秦德公逝世，长子秦宣公即位。 秦宣公十二年（前664年），秦宣公逝世，其九个儿子没有谁可继位，由其弟秦成公继位。 秦成公四年（前660年），秦成公逝世，其七个儿子没有谁可继位，由其弟秦穆公继位。 秦穆公元年（前659年），秦穆公亲自率兵攻打茅津（今山西平陆东）之戎，取得了胜利。 秦穆公四年（前656年），秦穆公从晋国迎娶其太子申生的姐姐为妻。 秦穆公五年（前655年），晋献公把俘虏的虞国大夫百里傒（即百里奚）当作陪嫁奴仆送到秦国。百里奚出逃时被楚国边境上的人逮捕。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有贤才，想用重金赎买他，但怕楚国人不肯，就派人以赎回陪嫁奴仆的名义，成功用五张黑公羊皮从楚国人手中赎回百里奚。 之后，秦穆公释放了百里奚，与他谈论国事，遭到百里奚推辞。秦穆公坚持询问，与百里奚谈了三天，非常高兴，把国家的政事交给了百里奚，号称“五羖大夫”。百里奚推荐蹇叔，于是秦穆公派人用重礼迎接蹇叔，封蹇叔为上大夫。秋季，秦穆公亲自带兵攻打晋国，在河曲（今山西永济南）打了一仗。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作乱，太子申生死于新城，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出逃。 秦穆公九年（前651年）九月，晋献公去世，骊姬的儿子奚齐继位。十月，晋国臣子里克在居丧的房屋中杀死奚齐，荀息拥立卓子。十一月，里克又在朝堂上杀死卓子，荀息随之自杀。公子夷吾在却芮的建议下派人请求秦国帮助他回到晋国，秦穆公应允后派百里奚带兵护送公子夷吾回国。公子夷吾对秦国人说：“如果我能成为晋国国君，愿割让晋国的河西八城给秦国。”齐国的隰朋率领军队会合秦军，送夷吾回国。 秦穆公十年（前650年）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合隰朋立公子夷吾为晋侯，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杀了里克，并派丕郑感谢秦国，背弃信约，不把河西八城给秦国。丕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害怕，于是与秦穆公商量说：“晋国人并不想要晋惠公，其实想要公子重耳。如今晋惠公背弃信约而且杀死里克，都是吕甥、却芮的主意。希望您用利诱的办法赶紧召来吕甥、却芮，二人一来，那么再护送公子重耳回晋国就容易了。”秦穆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冬季，秦穆公派泠至与丕郑回晋国，召吕甥、却芮。 吕甥、却芮等人怀疑丕郑有阴谋，便建议晋惠公杀了丕郑、祁举及二人的党羽七舆大夫。丕郑的儿子丕豹逃到秦国，劝秦穆公说：“晋国国君无道，百姓叛离，可以借这个机会去攻打晋国。如果讨伐他，百姓肯定会赶他走。”秦穆公说：“如果夷吾失去百姓，怎么还能杀掉大臣？晋国的百姓如果都像你一样纷纷逃离祸难，还怎么能赶走国君呢？”没有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暗中重用他。 秦穆公十一年（前649年）夏季，王子带号召扬、拒、泉、皋、伊雒的戎人一同攻打西周京师，侵入王城，火烧东门。秦穆公、晋惠公派兵进攻戎人以救援周王室。 秦穆公十三年（晋惠公四年，前648年）冬季，晋国大旱，派人来秦国请求援助粮食。丕豹劝说秦穆公不要给，要趁着晋国饥荒去攻打晋国。秦穆公去问公孙支，公孙支说：“饥荒与丰收是交替出现的事，不能不给。”又问百里奚，百里奚说：“夷吾得罪了您，他的百姓有什么罪？”秦穆公采纳百里奚、公孙支的意见，最后还是给晋国提供粮食。水路用船，陆路用车给晋国运去粮食，从雍都（今陕西凤翔）出发，源源不断地直到绛城（今山西翼城东南），史称“泛舟之役”。 秦穆公十四年（前646年），秦国发生了饥荒，秦穆公向晋国借粮食。晋惠公与群臣商议，虢射说：“趁秦国饥荒而攻打秦国，可以取得大成功。”晋惠公听从了虢射的建议，不给秦国提供粮食。 秦穆公十五年（前645年），晋惠公发兵攻打秦国，秦穆公大怒，任命丕豹为将军，亲自统兵迎战。九月，晋惠公迎战秦军，派韩简侦察敌情以及前去约战。十四日壬戌，两军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万荣之间）交战。晋惠公脱离大部队，与秦军争夺财物，车马陷在泥淖中，盘旋不得出。秦穆公与部下纵马追赶他，没有抓到晋惠公，反被晋军包围了。 晋军攻击秦穆公，秦穆公受伤。这时，曾在岐山下偷吃秦穆公良马的三百多个人为报“食马之德”而驱马冲入晋军，晋军撤掉包围，使得秦穆公脱险而晋惠公反被生擒。于是，秦穆公俘虏晋惠公而归，在全国传下命令：“大家都斋戒独宿，我将要用晋惠公祭祀上帝。”周襄王听说这件事后，说：“晋惠公是我的同姓。”替晋惠公向秦穆公说情。 晋惠公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听说晋惠公被带回秦国，便领着太子罃、公子弘和女儿简璧，登上高台，站在柴草之上，准备自焚而亡，让人身着丧服去迎接秦穆公，并说：“上天降下灾祸，致使两国不是以赠送玉帛这种正常的礼节相见，而是以兵戎相见。如果您让晋惠公早上进入国都，我晚上就自焚；晚上进入，我早上自焚。请国君考虑。”秦穆公只好安排晋惠公住在灵台。 秦国大夫请求把晋惠公带回国都，秦穆公说：“我俘获了晋惠公，以为是成就了一件大事，可是如今天子为他求情，夫人也为此事而忧愁。如果因此而造成夫人自杀，那还有什么用呢？对大夫们又有什么益处呢？况且晋国人以忧伤来感动我，指着天地和我相约。不考虑他们的忧伤，就会增加他们对我的怨恨；我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就是背叛了天地。增加怨恨会使我难以承受，背叛天地则不吉祥，一定要放晋惠公回国。”公子絷说：“我看不如杀了他，以免使他继续作恶。”公孙支说：“让他回国，把他的太子作为人质，一定对我们大大有利。 如今还不能将晋国灭亡，如果杀掉了它的国君，只能导致更坏的恶果。并且史佚曾说过：‘不要首先发动祸难，不要依靠动乱获利，不要增加相互间的怨怒。’增加怨怒使人承受不了，欺侮别人则不吉祥。”便同意和晋国讲和。晋惠公派郤乞回国通知吕甥，并召他前来谈判。 十月，晋国的吕甥会见秦穆公，在王城缔结盟约。秦穆公向吕甥询问晋国的情况后给晋惠公换了住处，迁入接待外宾的馆舍，以诸侯之礼相待，用七牢的规格来宴飨他。 十一月，晋惠公回国。当年，晋国又发生了饥荒，秦穆公又送给他们粮食，并说：“我虽然怨恨晋惠公，却怜悯晋国的百姓。而且我听说当初晋国祖先唐叔受封的时候，箕子曾说： ‘晋国的后代必然强大起来’。晋国将来还是很有希望的吧！姑且对晋国树立一些恩德，以等待将来有能力的人出现。”这个时候，晋惠公献上晋国的河西之地（今陕西大荔、华县一带）给秦国，秦国开始在晋国的黄河东部征收赋税，并设置了官吏负责管理。 秦穆公十七年（前643年）夏季，晋惠公让太子圉到秦国为质。秦穆公把黄河东部的土地归还给晋国，并把宗女嫁给太子圉为妻。 秦穆公二十二年（前638年），晋惠公患病，太子圉得知后说：“梁国是我母亲的家乡，秦国却灭了它。我兄弟众多，晋惠公百年后，秦国必定留住我，晋国也不会重视我，而改立晋惠公的其他公子。”并与妻子谋划一起逃回晋国。其妻不肯跟从，于是太子圉逃回晋国。 次年（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九月，晋惠公去世，太子圉即位为君，史称“晋怀公”。秦穆公对晋怀公的逃离十分恼恨，就从楚国迎来晋国公子重耳，并把原来晋怀公的妻子嫁给公子重耳。公子重耳开始时谢绝，后来就接受了。秦穆公对公子重耳更加以礼厚待。 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年）春季，秦穆公派人告诉晋国大臣，要送公子重耳回国，获得应允后派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护送公子重耳回到晋国。二月，公子重耳登位成为晋国君主，史称“晋文公”。晋文公派人杀了晋怀公。秋季，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勾结翟人围攻周襄王，周襄王出居郑地。 秦穆公二十五年（前635年），周襄王派人向晋国、秦国通报发生祸乱的情况。春季，秦穆公领兵驻扎在黄河边上，准备护送天子回朝。晋文公听到狐偃的建议后让卜偃占卜。根据占卜结果，晋文公托辞让秦穆公退兵，自己则带兵顺黄河而下，护送周襄王回朝，并杀死王子带。秋季，秦穆公和晋文公出兵攻打鄀国，楚国的斗克、屈御寇率领申县、息县军队守卫商密（在今河南淅川一带）。 秦军经过析邑（今河南内乡一带），将自己的士兵捆起来假装俘虏，包围了商密，黄昏时逼近城下。夜里掘地杀牲，把盟书放在上面，伪装成和斗克、屈御寇歃血盟誓的样子。商密人害怕了，说：“秦国人已占领析地了，戍守的斗克、屈御寇背叛了我们！”于是投降了秦军。秦军将申公斗克、息公屈御寇囚禁回国。 秦穆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夏季四月初一日戊辰，秦国的小子憖和晋文公、宋成公、齐国的归父、崔夭率军驻扎在城濮（今山东濮县南）。初二日己已，同楚国军队交战，楚军大败。 秦穆公二十九年（前631年）夏季，秦穆公派小子憖和鲁僖公、王子虎、晋国的狐偃、宋国的公孙固、齐国的国归父、陈国的辕涛涂在翟泉（位于洛阳城内）会盟，重温了践土之盟，并谋划攻打郑国。 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年）九月十日甲午，秦穆公、晋文公出兵围攻郑国。晋军驻扎在函陵（在今河南新郑北），秦军则驻扎在汜水南面。在佚之狐的建议下，郑文公派烛之武对秦穆公陈述利害，说：“灭掉郑国，对于晋国而言是得到了好处，而对秦国却没有利益。晋国的强大，是秦国的忧患啊。”秦穆公听后和郑国人结了盟，派杞子、逢孙、扬孙留在郑国协助戍守，然后撤军回国。晋文公随之也撤军。 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年）冬季，晋文公和郑文公去世。杞子从郑国派人告诉秦国，声称秘密派兵前去可以占领郑国的国都。秦穆公不顾蹇叔和百里奚的劝阻，执意发兵攻打郑国，召见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及白乙丙三人，让他们率军从东门外出发。 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春季，秦军东进，越过晋地，途经成周北门时，战车上的车左和车右都摘下头盔下车步行。刚一下车就又跳了上去，有三百辆车都是这样。当时王孙满年岁尚小，看到这种情况，对周天子说：“秦军轻佻无礼，肯定失败。轻佻则缺少谋略，无礼则粗心大意。进入险要之地而粗心大意，又没有谋略，能不失败吗？”秦军进入晋国的边境城邑滑邑（今河南偃师南）时，郑国的商人弦高正准备到成周去做买卖，遇到秦军。 他给秦军送了四张熟牛皮，又送去十二头牛，以犒劳秦军，说：“我国国君听说贵军要到我国去，特派我前来慰劳贵军将士。我国虽不富裕，但愿意为贵国长期服务，如果要居留，保证提供每天的必需品，即使要离开，也要为你们守卫到最后一夜。”同时派人迅速向郑穆公报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将军听后互相商讨说：“我们将要袭击郑国，郑国已发觉了，再前往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攻破滑邑之后就撤军回国。 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其太子晋襄公得知滑邑被灭的消息后发愤说：“秦国欺辱我丧父，趁丧事期间攻破我们的滑邑。”于是晋襄公发布命令，并迅速动员了姜戎的军队参加，染黑了丧服，让梁弘为他驾车，让莱驹为牟右。夏季四月十三日辛巳，晋军在崤山（今河南渑池西）堵截秦军，使秦军没有一人逃脱，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俘虏回国都。 晋文公的夫人是秦国宗室之女，为被俘的三位将军向请求晋襄公说：“秦穆公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希望让这三个人回去，使得我国国君能亲自快意地煮死他们。”晋襄公答应了她的请求，放三人回秦国。三人回到秦国，秦穆公身穿白衣亲自到城外迎接他们，向三人哭着说：“我不听百里奚、蹇叔的话，使你们三人受到屈辱，你们又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发奋雪耻，不要懈怠。”之后让他们三人官复原职，更加器重他们。 秦穆公三十四年（前626年）或三十五年（前625年）春季，秦穆公派孟明视等率兵攻打晋国，以报崤之战之仇，晋襄公领兵抵抗。二月七日，两军在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交战。秦军大败，孟明视等退兵返回国。 晋国人把秦军称为“前来拜谢恩德的部队。”但秦穆公还是任用了孟明视，孟明视更加努力于修明政事，给百姓以更大的好处。冬季，晋国的先且居、宋国的公子成、陈国的辕选、郑国的公子归生攻打秦国，夺取了汪地（今陕西澄城西），到达彭衙后撤军，报了彭衙之战的仇。 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年），秦穆公再次重用孟明视等人，派他们领兵攻打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后就焚烧渡船，把晋军打得大败，攻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地（今山西闻喜西），报了崤之战的仇。晋国人都守着城池，不敢出战。 于是，秦穆公从茅津渡过黄河，筑坟埋葬从前在崤山战死的秦军士兵，为他们追悼发丧，痛哭了三天。秦穆公面对全军发誓说：“将士们！听着，不要喧哗，我向你们发誓。古代的人向老年人请教，就没有办错的事。为了反思我不采纳蹇叔、百里奚的劝谏而犯下的过错，所以作了这篇誓词，让后代记住我的过失。” 秦穆公三十四年（前626年），戎王听说穆公贤明，派由余到秦国考察。秦穆公向他展示秦国的宫室和积蓄的财富，对由余看后的回答感到惊讶，便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得到回答后发现由余贤能，于是采用内史廖的建议，最终让由余离开戎王而归降秦国。秦穆公用接待客人的礼节接待他，询问攻打戎族的方式。 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穆公采用由余的计谋攻打戎王，生擒了戎王，使十二个戎国服于秦国，秦国疆域增加了周边千里的土地，称霸西戎。周襄王派召公过带着金鼓等贺礼向秦穆公祝贺。 秋季，晋襄公攻打秦国，包围了邧地、新城，报了王官之战的仇。楚国人灭了江国（今河南正阳西南），秦穆公身着素服，移居侧室，减少膳食，撤除音乐，以表示哀悼，礼数超过了规定的限度。大夫劝谏他，他说：“同盟国家被灭亡，即使未能援救，难道还能不哀悼吗？我是以此来警戒自己啊。” 秦穆公三十九年（前621年），秦穆公去世，安葬于雍邑（今陕西凤翔东南），陪葬的有一百七十七人，秦国的良臣子舆奄息、子舆仲行、子舆针虎也在陪葬者之列。秦国人哀悼他们，为他们作了《黄鸟》一诗。 秦国地处陇西，虽然文化相对于中原地区落后，但秦穆公用人不以宗亲、等级划分、地域 、国家为标准，唯以贤能为依据，四处搜罗异国的贤能之士，不仅选用宗族姻亲和秦国士大夫，也开始任用外来的人才，委以重任，用人不疑，充分发挥贤能之士的能动性，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军事行动积极地出谋划策。先以秦穆公五年（前655年）用五张黑公羊皮从楚国人手中赎回百里奚，并在百里奚的推荐下从宋国迎来蹇叔；继以秦穆公十年（前650年）接纳自晋国逃到秦国的丕豹；后以秦穆公三十四年（前626年）通过内史廖的谋略而从西戎得到由余。 在诸多贤能之士的帮助下，秦穆公曾三次置立晋君，多次平定晋乱，取得了河西之地，使十二个戎国服于秦国，扩大了秦国东、西方疆域，称霸西戎，且霸主地位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提高了秦国的地位。 此外，以贤能为用人依据，冲淡了宗法因素在秦国选官制度上的影响，开秦国任用客卿制度之先河，为之后秦国以及秦朝任用异国能人为高官提供了范例。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秦惠王用张仪，秦始皇用李斯。秦国以开放的态度，包容了各国的各类人才，为秦国的强大以及统一六国奠定了人才基础。 由于秦穆公具有远见卓识，能够敏锐地观察到民心向背对于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性，并且汇集在其身边的百里奚 、蹇叔、公孙支等人皆是从中原地区而来，受到中原地区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很大，他们在秦穆公进行国家决策之时，会从顺应民意的立场出发，能够给予秦穆公民本思想方面的建议。因此，秦穆公注重秦国内外的民心，增强国民凝聚力，提高国家威望。 一方面，对于吃掉自己好马的三百多个乡里人，秦穆公以“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并没有处罚他们，而是赦免了他们的罪责，同时赐酒给他们喝，取得民心，结果在韩原之战时得到他们的回报，反败为胜。 另一方面，在秦穆公十三年（前648年）晋国发生饥荒而民不聊生时，秦穆公没有听从丕豹趁晋国发生饥荒而借机攻打晋国的建议，而是听从和采纳了公孙支和百里奚的意见，重视民生，顺从晋国的民意，决定伸出援手，救助晋国的百姓，派人将秦国的粮食分水路和陆路，浩浩荡荡地从秦国的雍地运送到晋国的绛地，成就“泛舟之役”，赢得了民心，提高了秦穆公在中原各国中的声望。 此外，由于所处奴隶社会的时代影响，秦穆公的民本思想有很深的奴隶制烙印。在秦穆公死后，为他陪葬的人员有170多人，其中不乏许多贤能之臣。这些人才的失去，造成了秦国从秦穆公到秦孝公间隔的这几代的消沉，“秦不能复东征也”。 外交上，秦穆公在位期间主要以“诗书礼乐”为政，以“礼”待晋惠公，以“诗”与晋文公做政治交易，以“乐”投戎王所好，通过结盟、争斗、联姻等手段协调秦国与晋国、郑国、西戎等的关系，最终东服强晋，西霸戎夷。 在处理与晋国的关系上，秦穆公采取结盟与争斗相结合的政策，过程复杂曲折：派百里奚护送公子夷吾回到晋国即位为君（晋惠公）；为晋国送粮赈灾而兴起“泛舟之役；与晋国发生韩原之战，将晋惠公生擒，但在周天子和穆公夫人的阻拦下答应释放晋惠公回晋国，并且优待晋惠公，给予最好的宿舍，以诸侯之礼馈赠他七牢； 宴请公子重耳，双方以吟“诗”的形式来表达各自的政治目的，完成秦晋之间的政治交易；拥立公子重耳即位为君（晋文公），晋文公在位期间秦国和晋国之间都没有发生战争，是历史上的“秦晋之好”的时期；晋文公逝世后，与晋国发生崤之战，又主动发起彭衙之战、王官之战。 此外，秦穆公努力促成与晋国世为甥舅的联姻关系，主要包括：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伯姬为夫人；对在秦国质子的晋国太子圉，秦穆公将赢姓宗女即怀赢嫁给他；太子圉逃回晋国后，秦穆公又将怀赢嫁给流亡至秦国的公子重耳。这种联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秦晋友好的建立，使得秦穆公的联晋目的得以实现，稳定了秦国的东部阵线，并在政治活动中获得晋国的支持。 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年），秦穆公与晋文公一同出兵围攻郑国，郑文公派烛之武对秦穆公晓以灭郑国对秦国的利害，秦穆公认识到帮助晋国灭掉郑国于秦国不利，于是调整政策，与郑国结盟，并留军队帮助郑国守城。 秦穆公为了达到征服西戎目的，采用了各种计谋。一方面，秦穆公在西戎王的使臣由余出使秦国饮宴时，趁机向由余询问西戎详细的地形和兵势，并且看重由余的才能，借机挽留由余。 另一方面，秦穆公采纳内史廖“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的建议，派内史廖向西戎王送了一些擅长歌舞的“女乐”来侵夺西戎王为政的意志，同时又离间了西戎王与由余之间的君臣关系。沉迷于“女乐”的戎王，再也听不进由余劝谏，荒废政务与军事。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穆公抵达西戎，西戎投降，得以称霸西戎。 秦穆公二十八年（前632年），秦国和晋国、齐国、宋国、蔡国、郑国、陈国、营国、邾国会盟于温（今河南温县西南）。 秦穆公二十九年（前631年），秦穆公派小子憖参与鲁国、晋国、宋国、齐国、陈国等的翟泉（位于洛阳城内）之盟。 春秋时期孔子：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春秋五霸之宋襄公 宋襄公（？-前637年），姓子，名兹甫，宋氏。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桓公次子，宋成公之父。春秋宋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 宋襄公即位前，曾让国与其庶兄公子目夷，并参加葵丘会盟。即位后，任用公子目夷为相，平定齐国内乱。前643年，齐国五公子内乱，齐桓公死后，宋襄公率领卫、曹、邾等国军队，将齐国公子昭，拥立为齐孝公。平定齐国之乱后，宋襄公图谋称霸，并胁迫滕、曹、鄫等小国，使其东方诸国臣服于他。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展开泓水之战。宋襄公讲究“仁义”，没有听从公子目夷的建议，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兵败而受伤。前637年，宋襄公伤病复发而死，葬于襄邑行宫内。 宋襄公即位后，在政治上特别倡导修行仁义，并主张以此争得中原盟主地位。在国际上，宋襄公紧跟齐桓公，积极维护齐国的霸权。同时宋国大夫正考父非常赞扬宋襄公的精神，认为宋襄公的伟大可追述如同契、汤等商王朝圣者的精神，因而作了“商颂”来称赞宋襄公。 宋襄公，子姓，宋氏，名兹甫，是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宋桓公的次子，为宋桓公的正室宋桓夫人（卫昭伯和宣姜之女）所出，因此，兹甫是嫡子。 兹甫还有个庶兄目夷，而目夷的母亲只是地位一般的妾侍，因此，目夷是庶子，兹甫以嫡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 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2年），兹甫的父亲宋桓公病重。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兹甫本应是继位之人，可是兹甫在父亲面前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贤于庶兄目夷，还说：“目夷年龄比我大，而且忠义仁义，请立目夷为国君吧。” 于是，宋桓公把兹甫的想法讲给目夷听，目夷听后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说：\"能够把国家让给我，这不是最大的仁吗？我再仁，也赶不上弟弟啊！况且废嫡立庶，也不合制度啊\"。 为了躲避弟弟的让贤，目夷逃到了卫国，兹甫的太子之位没有让出去。 周襄王二年（公元前651年）春，宋桓公去世，太子兹甫即位，是为宋襄公。宋襄公封庶兄目夷为相，主管军政大权，辅佐自己处理朝政。 还没等宋桓公下葬，齐桓公就约各路诸侯王在葵丘相会结盟，于是宋襄公前去相会。在葵丘之会上，宋襄公接受了盟约。其主要内容是：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 葵丘之会上，宋襄公接受了齐桓公委托他照顾齐国太子昭（后来的齐孝公）的嘱托，答应将来对太子昭予以照应。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齐桓公重病，齐国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冬十月七日，齐桓公饿死。五公子互相攻打，齐国一片混乱。桓公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尸体上爬了出来。翌年初，新立的齐君无亏才把桓公收殓。 太子昭（右跪）向宋襄公（左坐）求救 齐国太子昭逃到宋国，向宋襄公求救。尽管当时宋国十分弱小，但因齐桓公死前曾委托他照顾太子，宋襄公全力帮助太子昭回齐国即位。 周襄王十年（公元前642年），各国诸侯接到宋襄公通知，请他们共同护送公子昭到齐国去接替君位。但是宋襄公的号召力不大，多数诸侯把宋国的通知搁在一边，只有卫国、曹国、邾国三个小国派了一些人马来。宋襄公率领四国军队向齐国进发，齐国的贵族对公子昭怀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不清楚宋军实力，就把无亏与竖刁杀了，赶走了易牙，在国都临淄迎接公子昭回国。公子昭回国后当上了国君，是为齐孝公。[8]襄公因此小有名气。 齐桓公死后，诸侯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想效仿齐桓公，会合诸侯，确立霸主地位。目夷劝谏他说：“以小国之力会合诸侯是祸患。”襄公不听。 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年），宋襄公扣押了滕宣公，又邀曹、邾两国在曹南会盟，而后，又命邾文公把鄫国国君当作祭品押到睢水郊外去祭祀，想借此来威胁东夷臣服。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因为曹国不服，发兵包围了曹国。同年冬天，陈穆公邀诸侯重修齐桓公之好，于是陈、蔡、楚、郑等国在齐国结盟。这样，在诸侯中变形成了两大集团，楚、齐、郑、陈、蔡等国为一大集团，而图谋称霸的宋襄公一党只有卫、邾、曹、滑等几个小国。 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在鹿地首次会合诸侯，齐国，楚国国君相聚在一起，襄公以盟主之位自居，引起齐君和楚王的不满，宋襄公又自做主张，没有经过齐国，楚国的同意就约定当年的秋天再次在盂地会合诸侯。 宋襄公的哥哥公子目夷劝他说，宋是小国，小国要争当霸主会招来灾祸的，但襄公不听。在到盂地前，公子目夷又劝他要带上军队，以防有变，楚国人是不讲信用的。 宋襄公说：\"是我自己提出来不带军队的，与楚人已约好，怎能不守信用呢？\"于是，宋襄公不带军队赴会。 到了约定之日，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都来了，楚国早埋伏好了军队。宋襄公和楚成王因为争当诸侯霸主而发生争议，楚成王突然命人抓住了宋襄公，把他带回楚国囚禁起来，想借以攻取宋国，直到同年冬季，诸侯在薄地会见时，在鲁僖公的调停下，襄公才被释放。 宋襄公回国后，听说郑国支持楚成王做诸侯霸主，就决定攻打郑国。目夷劝阻他，襄公不听。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宋襄公领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能大将成得臣率兵向宋国国都发起攻击。宋襄公担心国内有失，只好从郑国撤退，双方的军队在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约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相遇。 楚军开始渡泓水河，向宋军冲杀过来。目夷说：“楚兵多，我军少，趁他们渡河之机消灭他们。” 宋襄公说，“我们号称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说：可以进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列好阵地。”等楚军布好军阵，楚兵一冲而上，大败宋军，宋襄公也被楚兵射伤了大腿。 宋军吃了败仗，损失惨重，都埋怨宋襄公不听公子目夷的意见，宋襄公却教训道：\"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子鱼却说：“打仗是以胜利为目的，还说什么君子之道！真的按襄公你说的做，就去当奴隶服侍算了，何必还打仗呢？”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失败以后，撤退到宋国襄邑的行宫里养伤。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晋国公子重耳经过宋国，宋襄公想得到晋国的军事援助，就听从公孙固的意见，送给重耳八十匹马。 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637年）夏季，宋襄公伤痛发作，不治而死，葬于襄邑（今河南省睢县）城中东北行宫内。儿子王臣即位，是为宋成公。 主要成就 宋襄公即位后，任用庶兄目夷为相、贤臣公孙固为司马，内修国政，仁义治国，国力有较大的提升。 据班固《汉书·地理志》的划分，宋国是周朝十三个民俗区之一，具有独立的民俗和自己特色的地域文化。 在国际上，宋襄公紧跟齐桓公，积极维护齐国的霸权。 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帮助齐国平定内乱，拥立齐孝公，完成了齐桓公的嘱托；宋襄公试图联合楚国，借助楚国的力量称霸，又实行重楚轻齐的外交策略，于是举行了鹿上之盟，盟主没有当上，却在盂之会中成了楚成王的阶下囚。 宋襄公晚年去世之前，善待了流浪列国的晋公子重耳。 宋襄公被楚国释放后不知收敛，不听目夷的劝告，发动了宋楚泓之战，战斗中，没有采取目夷的正确主张，终于招致失败，自己也受了致命伤，霸业成空。 宋襄公是历史上颇富争议的一个人物，赞美者认为他仁义有信，具有贵族精神；批评者认为他虚伪残暴，是假道学的典型。 宋襄公虽然被后人列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过诸侯霸主的地位。泓水惨败让后人对宋襄公贻笑千年，但是他的仁义，道德还是值得赞颂的。 历代评价 成得臣：“宋君好名无实，轻信篡谋。” 司马迁：“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同时司马迁认为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 同学们，你们觉得宋襄公应该属于什么样的人呢？我想评价两句，但是怕被骂，所以我就不说了，你们自己吵吧(?＞?＜?）。 战国由来和大事件 战国，也称战国时代、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时期之后的大变革时期，东周列国诸侯争斗激烈的时代。关于战国的起始年份，有多种说法，与春秋在历史上并无明确时间界限，而战国时期结束于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终止，战乱持续两百多年。 经过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周朝境内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前453年，韩、赵、魏推翻智氏，三家分晋，奠定战国七雄格局。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三晋为诸侯，前386年，田和列为诸侯，七雄格局正式形成。当时形势是，楚国在南，赵国在北，燕国在东北，齐国在东，秦国在西，韩国、魏国在中间。在这七个大国中，沿黄河流域从西到东的三个大国—秦、魏、齐，具有左右局势的力量。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国灭齐国，统一六国，标志着战国时代的结束。 战国时期中国人口大约在两千万以上，前249年战国七国面积合计为218万平方公里。 战国是中国农业、纺织业、思想、科技、军事和政治发展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图强求存的各诸侯国展开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变法和改革，如吴起、商鞅的变法图强，而在兼并战争过程中，如张仪、苏秦的纵横捭阖，廉颇、李牧的战场争锋，春申君、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的政治斡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成语和典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正经历着君主专制社会取代分封制社会的划时代的变革。 “战国”一词，在当时就已经有人使用，但是只是用来指当时参加连年战争的强国，如《尉缭子·兵教下篇》说：“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如在《史记·匈奴列传》：“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战国尽管是主要描写七个国家的征战，而战国时期的国家远远不止七个，战国初期，群雄并起，共有二十多国，依然以周天子为共主。 把战国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以后，才开始使用。司马迁的《史记》和汉代刘向的《战国策》是记载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刘向叙录曰：“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两种观点都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补充。在前403年之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和前403年三家分晋。 《史记》的观点因包括了如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得到多数采纳。而在战国时期的结束是在秦统一中国（前221年），参见秦统一中国之战。秦灭六国，焚烧各国书籍，使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基本毁灭。以致，西汉中叶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难以找到依据。 关于战国起始时间有前476年，前475年，前468年，前453年、前441年、前403年六种说法。 前476年《史记》作周元王元年，实际当司马迁因战国各国史籍被秦国付之一炬，遂采纳秦史书《秦记》所载，定战国始于前476年。 前475年（周元王元年）主要是周敬王的年数有异论。《左传·哀公十九年》所记：“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以周敬王在位有四十四年，故次年为周元王元年，为战国之始。 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国历史 七年级 上册》（2016年版）一书中，战国时期起始年份则采用公元前475年为标准。 前468年（周贞定王元年）林春溥《战国编年》、黄式三《周季编略》及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记载始于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接续《左传》之后。 周天下从成百上千个小国家整合为十多个大实体国家，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不复存在，各个大国不得不面对直接残酷竞争的格局。资源的集中使得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在彼此间不断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谋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富国强兵成了各国决策层的首要考量目标。在此时代出现的普遍的需求之下，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应时展开，战国时代的大幕也随之拉开。 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铁器开始出现与使用，取代了石器而与青铜器同时并进使用，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的发展，而春秋时的井田制被取消。农业进一步发展，各国人口增多。手工业的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显着的提高，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得到大力发展。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加剧。诸侯国兼并土地战，争夺生存空间，代替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霸权争夺。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着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 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田和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 这些发展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世袭的等级制度被瓦解，一些过去的贵族失去了地位，而另一些那个时候的平民通过经商或其他的机会致富，甚至成为政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官僚制度发生了变化。 为了应付这些变化，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变法。最早开始改革的是魏国。魏文侯在前445年继位后，师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招揽了一大批人才。之后又启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进行了改革。 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战国时期，关中是士族政治形态和农奴制经济形态，中原是卿大夫政治形态和隶农制经济形态，而南方则是原始部落政治经济形态，中国的总体社会形态是卿大夫政治形态和隶农制经济形态。 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相互混战，国际社会非常不稳定。战国初期东周境内尚有十几个国家，其中以齐、晋、楚、越四国的实力最强，有四分天下之势。 后来晋国内乱，以智氏、范氏、中行氏和韩、赵、魏六家为主的“六卿”又互相兼并，范氏和中行氏倒下后，以智伯瑶为首的智氏，于前455年联合韩、魏两家合兵攻赵，把赵襄子围在晋阳，决汾水灌城。韩、魏突然和赵氏联合起来，于前453年消灭智氏，瓜分了智氏的全部土地。 不久，三家又将晋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今山西闻喜县）、绛州（今山西翼城东南）外，也都瓜分了。这时的晋国国君降到了三家之下，卑屈到要朝见三家大夫（三家分晋）。前403年，东周共主之周威烈王册命了韩、赵、魏三家列位诸侯，由此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 齐国卿族田氏到陈完的第五世孙田恒，联合鲍氏，灭了当时专权的栾、高二氏篡夺齐国政权（前386年田氏代齐）。 后来燕国崛起，秦国中兴，及其它一些小国陆续的被吞并或沦为附庸。从春秋时代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六十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了二十余家。其中又以西嬴姓秦国，东姜姓齐国，中原三晋（赵国、魏国、韩国），南芈姓楚国，北姬姓燕国此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各家的兼并战争使得诸侯变少了，胜出者疆域变大了，人口变多了，财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 在战国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随着魏国和楚国的相继衰落（见战国历史分期），形成了齐国和秦国东西对峙的局面，因而秦齐两国展开了争取其它诸侯国、孤立对方的斗争，而韩、魏、赵、楚、燕等国，则在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中摇摆。这时，出现了两个着名的政治家——张仪和公孙衍，他们分别连横和合纵。这种情况又被称为纵横（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强大起来的秦国，不断地向东方扩张领土。周显王四十年（前329）魏人张仪来到秦国，向秦惠文君上连横之策，建议与魏、楚相亲善，接着在魏、楚的配合下，进攻韩国的新城和宜阳，将军队开到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再回过头来攻取魏、楚的领土，迫使天下诸侯都西面事秦，完成称王的大业。这一策略正中秦惠文王下怀，遂以张仪为客卿。 张仪一再鼓动秦军攻打魏国，又将所夺土地还魏，迫使魏国首先事秦，纳上郡十五县予秦，对其它东方国家形成很大的威胁，张仪被任命为秦的国相。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魏将公孙衍行合纵之策，促使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承认对方君主为王，以联合抗秦。但不久，楚国就派兵伐魏，公孙衍的策略受到挫折。魏相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也遭到失败，被驱逐。魏惠王受到齐楚的打击，不得不于周显王四十七年（前322）任用张仪为魏相，想联合秦、韩之兵以伐齐、楚。 但张仪的真正意图，是要魏国首先事秦，而让其它诸侯国仿效。魏惠王没有听从张仪的意见，在齐、楚、燕、赵、韩等国的支持下，于周慎靓王二年（前319），赶走张仪，以公孙衍为魏相。次年，公孙衍发动魏、楚、燕、赵、韩五国第一次合纵攻秦，以楚怀王为纵长，被秦击溃。 此后，秦不断进击三晋，又利用蜀国、巴国互攻的机会，出兵占领了巴蜀全境，获得了一个富庶的后方基地，秦国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巴蜀地区遂定，秦国日益富强。四川盆地物产丰富，农业条件优越，为日后秦国的强盛和统一奠定了基础。 周慎王五年（前316），燕王哙将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结党进攻子之，百姓反攻，杀太子平和市被，死者数万。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五十余日，就攻取燕国全境。由于齐军大量杀戮平民，燕人起而反抗，齐军被迫撤退。但此事证明，齐国的力量仍相当强大。同时，齐与楚结盟，更加强了齐与秦抗衡的力量。 秦齐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取楚国。楚国是春秋老牌强国，和晋国争霸了百年，虽在春秋末期遭受了吴国大举入侵，国势大损，但随着楚昭王，楚惠王数十年的修养以及不断对南北拓开疆域，渐渐有了复兴的苗头。战国初期前390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楚国北败三晋，西却秦，南开长沙，苍梧，天下诸侯畏楚之强。 前381年，楚悼王死后，贵族叛乱，射杀吴起并箭中王尸，新即位的楚肃王将其叛乱贵族尽灭，但同时造成楚国朝政大为混乱，楚肃王为稳定朝政，与剩下的贵族达成协议，废除吴起的部分变法，以求稳定国家。变法虽被大大缩减，但不影响楚悼王为楚国留下的强国之体，其后楚宣王，楚威王即位后，创造了楚国在战国前所未有的盛世情况，即楚国历史上的宣威盛世，在此期间，楚宣王扶持过秦献公，秦孝公，秦楚两国通婚连好，共对魏国。楚宣王又发兵救赵，离间三晋，削弱强魏。齐魏徐州相王而不通知楚国致使楚国大怒，楚威王在徐州大破齐军，给了齐威王一个教训，楚国在此期间国势达到最强的局面，总体发展还是向上的，并使这一盛世延续到楚怀王前期。 在楚怀王时期，秦齐两国前后强盛起来，楚国对其双方的倾向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两国开始了争取楚国的支持。但自齐国大破燕国后，楚国与齐国结盟和好，齐楚联盟，致使秦国想要攻伐齐国的打算落空，秦国想要打击削弱齐国，就要拆散齐楚联盟不可。可楚国此时的国君偏偏是爱贪图便宜的楚怀王。 为了破坏楚、齐联盟，周赧王二年（前313）张仪出使楚国，使楚与齐绝交。秦国派张仪入楚向楚怀王鼓吹“连横”，劝楚绝齐从秦，并口头许愿，以归还楚国商於（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600里地方为代价。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当楚国派人向秦国讨取土地，秦相张仪狡猾地说：“我和楚王商定是六里，没听说是六百里。”楚怀王十分恼火，发兵攻秦。秦军在丹阳打败楚军，楚兵被杀八万人，楚将屈匄被俘，秦攻取楚国的汉中地六百里。张仪又说服韩、赵、燕与秦连横。周赧王十四年（前301），齐、韩、魏联合攻楚，杀楚将唐昧，尽吞楚方城地区。也在这一年，宋康王南攻楚国，夺取了淮北。周赧王十六年（前299），楚怀王不顾屈原忠告，受骗往秦，被扣留，最后死于秦国。 楚顷襄王即位后，楚国愈加衰弱，虽在抗秦方面攻取旧巴国之地取得一系列胜利，但更激起秦国的报复与打击。其后楚考烈王即位后，用春申君为相，北救赵国，与诸侯共同抗秦，攻灭鲁国，楚国有了中兴之势，但难以弥补楚怀王，楚顷襄王留下的巨大创伤。楚国在楚考烈王去世后，内部宫廷不断倾扎，楚国日渐衰弱下去。 周赧王八年（前307），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传统的车兵为骑兵，改车战为运动战，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成为秦国向东发展的新障碍。秦昭王为了打击赵国，派穰侯魏冉到齐，约齐愍王与秦昭王同时称帝，联合五国攻赵。 游说家苏秦识破了秦的阴谋，劝告齐愍王放弃帝号，发动合纵，会合燕、韩、魏、赵等五国军队，于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联合攻秦，秦被迫割地给魏、赵以求和。此后，赵将赵奢、廉颇，赵相蔺相如一再粉碎了秦人的军事进攻和外交重压，扞卫了赵的尊严和国土。 前286年，齐国灭掉宋国，一时威势很盛，引起各国的不安。燕国联合秦、韩、赵、魏等国共同伐齐，于公元前284年，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燕昭王自继位以来，奋发图强，卑身事贤，以图雪耻复仇。周人苏秦和魏人乐毅受到重用。乐毅帮助燕昭王进行政治改革，使燕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苏秦则作为间谍出使齐国，劝说齐愍王伐宋、攻楚，以削弱齐的力量。二人并与赵、魏、楚等国约定，联合伐齐。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燕将乐毅率燕、赵、秦、魏、楚五国之兵，联合攻齐，一直攻破齐都临淄，夺其大部分疆土。齐将田单利用燕国内部矛盾，驱逐燕军，收复了失地。然而，齐国已经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 秦自孝公时商鞅变法，中经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一百余年间，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注重水利和农业生产，奖励军功，军队装备优良，又充分利用客卿为秦谋划作战，在诸侯国中越战越强，终于打败了东方各个强大的敌手，成为天下第一的强国。 战国时，周王室连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也没有了，但仍在洛阳一带勉强维持。西周初年营建雒邑时，共修建了两座城。西边的方十七里，叫王城，东边的小些，叫成周。战国时，由于王室内部争权和分封，先后出现了居于王城的西周公和以巩邑（今河南巩县）为都城的东周公，真正天子的周显王寄居于东周公治下。 周赧王八年（前307年），因赧王拒绝秦武王试举周鼎的要求，秦军逐赧王出成周王宫，赧王徙居西周王城。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秦军攻取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二地，斩首四万。西周君联合诸侯军队出伊阙（今河南洛阳南）攻秦，以隔断秦与阳城的通道。秦昭王于是发兵攻西周，西周君不得不将其三十六邑全部献给秦，西周国灭亡。同年，周赧王死去，作为天子之国的周朝不复存在。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秦相邦吕不韦带兵灭东周公。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揭开了秦国统一战争的序幕。楚国避秦军威势，迁都于陈，诗人屈原痛感国家沦亡，投汨罗江自尽。周赧王四十四年（前271），客卿范雎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就是与远方国家结盟，集中力量先打败邻近的国家，再逐步兼并其它各国。 秦昭王纳范雎之策，于周赧王五十年（前265）出兵伐韩，封闭上党郡与韩都城新郑的联系，虽迫使韩国将上党献给秦。然而上党郡却转而依附赵国，秦王大为震怒，秦赵开战，赵派老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周赧王五十四年（前260），秦派大将王龁夺取上党，与廉颇军在长平交战，赵军数败。廉颇加固壁垒，坚壁不出，双方僵持达三年之久。长期的消耗战下两国国力皆损失过大，秦国欲早日决战，赵王对廉颇消极避战也相当不满，秦用反间计在赵国散布谣言，使赵国以年轻气盛的赵括代替廉颇为长平赵军统帅。秦国同时秘密地换来大将白起。 秦军攻赵军营垒后佯败后退，赵括率主力追击，白起派出奇兵分割赵军，并将赵括包围起来。赵军被围断粮四十六天，杀人以食，军心大乱。赵括冒险突围，当场丧命，全军大败。白起将赵军降卒全部活埋，赵军前后共损失四十多万。长平之战是秦国与他在中原最后一个强手的决战，也是战国最为惨烈的一次战争。至此，东方六国都已不再是秦国的对手。 长平之战后，秦军乘势包围赵都邯郸。秦军的残杀，激起了赵人的义愤和别国的恐惧，在危急存亡面前，楚春申君、魏信陵君率军与赵军内外夹攻，大败秦军，秦国因在长平之战损失严重亦自感力量不足遂撤兵。 秦孝文王立一年（前250）而卒，秦庄襄王继位，商人出身的吕不韦为丞相，第二年就率兵灭东周国，取韩之成皋、荥阳，建三川郡。次年，秦军击赵，伐韩，在上党设太原郡。庄襄王三年（前247）崩，十三岁的秦王赵政（先秦时期姓氏并未统一，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秦始皇叫赵政。）即位，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帝。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军攻魏，夺其酸枣等二十城，设东郡，前241年，赵、楚、魏、韩、燕五国共推楚考烈王为纵约长，庞暖为联军主帅，共同攻打秦国。 联军攻至函谷关时，秦军出击，诸侯联军败退。联军转而进攻秦国的盟国齐国，夺取了饶安（今河北省盐山县西南）。于秦王政六年（前241）粉碎了楚、赵、魏、韩等国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合纵对秦的军事进攻，还用反间计除掉了反秦最激烈的魏信陵君。至此，在疆土广大兵强马壮的秦国面前，东方六国君主形同于秦的郡县长官。 秦王政九年（前238），平嫪毐之乱，秦王嬴政亲自执掌政权，随即出动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六国旧势力，史称秦灭六国。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秦攻占赵都邯郸；前227年荆轲刺秦，失败被杀；前225年秦灭魏；前223年秦灭楚；前222年秦灭燕、赵；前221年秦灭齐，秦王政称皇帝，为始皇帝。 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成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秦国于武王二年（前309）开始设丞相一职，丞相中最尊贵者称相邦，最高武职初为大良造，到秦昭王时才设将军。楚国一直以令尹为最高官职，柱国或上柱国为地位稍次的最高武官。各国次一级的武官为尉，或称国尉、都尉。国君的秘书称御史，并有监察之任。郡县的设置更为普遍，逐渐形成以郡统县的格局。 原来，官吏世袭，各有封地。战国中期开始，国君对各级官吏改为给以一定粮食作为俸禄，或赏给黄金、钱币。同时形成玺符制度，任免官吏以玺为凭，调动军队以兵符为据。从而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县以下，有乡、里、聚的组织。乡有三老、廷掾，里有里正。聚是村落，其下有伍、什的编制，五家为一伍，有伍长，十家为一什，有什长。 战国各国都吸收春秋时君权下替的历史教训，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纠过去宗法贵族把持国家大权之失。 战国时中央最高的官吏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百事，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各国都置此官，但名称上略有歧异，有些国家借用太宰、冢宰、令尹之类的旧名。有的国家称为宰相，秦有时不置相邦，而设左、右丞相。 较相邦为低并分掌各种具体职务的官吏，有主管民政、军事和工程事务的司徒、司马和司空（见三有事），有管理刑罚和辞讼的司寇或司理。还有专管农业、手工业、山林资源的司田、工师、虞师等官。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秦商鞅变法后，全国共设四十一县，《战国策》说魏有百县。县也称都，古书中常将县都连称。在县以下有乡、里。有的国家在乡、里之间还有州。里之下又分成若干个什、伍，伍是五家，什是十家。县的主管官吏为令，秦或三晋，也称县令为大啬夫。在令之下有丞、尉、御史以及县司空、县司马等官。乡、里设三老、里典、伍长等。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比过去大为加强。 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往往设郡以统县。如魏在河西设上郡，秦灭蜀后设蜀郡，赵打败林胡、楼烦后建立云中、雁门等郡。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赵、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也有称太守者。设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可以率兵自卫或出击敌人。 从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在任命官吏时要授予官玺。官吏有了官玺才能行使其权力。在免官时君主又要将官玺收回，当时称为“收玺”或“夺玺”。君主通过所谓的“上计”，考核官吏治绩。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君主可收其玺而免其官。《荀子》说：“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相邦为百官之长，如君主对其不满，随时可被免职。可见当时对官吏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大都能保持较高的行政效率。 春秋时实行任人唯亲，官吏主要由公子、公孙担任。战国时任人唯贤比较流行。虽然像齐、楚等国任用宗族的现象仍未断绝，但多数国家都主要从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甚至像申不害、范雎等出身于贫贱者也能被破格任用。秦多用外来的客卿，广揽天下的英才。秦能最强于天下，与此不无关系。官吏人才多通过大臣或名流之推荐和保举。如果推举者徇私，则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如秦国对于“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为俸禄。高官可以食禄千钟，甚至到三千钟、万钟。稍低的俸禄为一千石，依次而下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为斗食。按照秦制，六百石以上者皆属高官级别。官吏有特殊功勋者，国家往往赏赐田地。如《商君书》曾说：“得甲首一，赏爵一级，益田一顷。”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较大区别。如属宗室或有功之大臣，可获得君或侯之称号，有封邑或封地，主要食租税，仅有一定的治民权。这些封君多终身或传数世，很难长期世袭。稍低者为卿或大夫，一般是奖励给功臣或名贤。秦的爵制，级别较多，从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获得者为平民或士兵。 战国初，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 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战国时各国都用严刑峻法以治国。为此而制订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魏有李悝的《法经》，最为有名。赵有《国律》，燕有《奉法》。但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秦律是在《法经》的基础上编订而成，也已不复存在。但1972年出土的云梦秦律和其他有关材料，其中大部分都应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条文，是了解秦或其他国家法制状况的宝贵资料。 秦律将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对犯盗窃罪者处罚极为严酷。凡参与分赃或窝赃者，则将和盗窃者受到同样的惩罚。窃贼盗窃所得，其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就要被处以次于死刑的重刑。如盗窃别人的桑叶，其价值不到一钱，也要服苦役三十天。 其次，法律对官吏的违法行为颇为重视。秦律中有多种的官府法规性质的内容，如有《置吏律》、《效律》、《军爵律》等，还有和生产有关的《田律》、《工律》和《金布律》。官吏在执法时忽于职守者为“不胜任”，对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不胜任”和“不直”都构成犯罪。“不廉洁”的官吏为“恶吏”，也为法律所不容。 战国时刑罚残酷。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等类。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人长期服苦役，三晋称这类罪犯为胥靡，秦称刑徒城旦或鬼薪、隶臣。秦徒刑中以城旦为最重，犯人髡发穿赭衣，颈中戴铁钳，脚上戴铁釱。同时还要处以黥、劓等肉刑。城旦在严密的监督下服长期的苦役，实际上成为罪犯奴隶。肉刑在战国时已成为前一时代的残余，而徒刑则变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较轻的刑罚有迁刑、笞刑和罚金、罚徭。迁刑是把犯人迁徙到边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的家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法经》中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亲属也要受株连。秦律中所谓的“收”，也是指籍没罪人的妻孥。 春秋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战国初年，约有十几个国。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一些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宋、鲁、卫、中山、滕、邹等。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仪渠，南有巴国、蜀国、闽越。至秦统一，通过列国的兼并战争和自发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迁徙，这些少数民族多与中原民族融合，有些则保持了原有的民族风貌，部分如匈奴则与中原成对立姿态。 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人称“战国七雄”。战国前期，“七雄”形成，各国将精力用在内部整理上。各国招贤才能，励精图治，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维新就发生在这时期。战国中期，就是大战的时候。真是：“国无宁日，岁无宁日”，“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各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君主们都相继称王，独霸一方。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图强，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频频争取别国的“合纵”、“连横”。战国后期，秦昭襄王用范雎为相，采用了“远交近攻”之计，破坏了各国的“合纵”，加强了秦国的国力、军事，成了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削弱了各国的力量。 战国简介就到这里了，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战国的由来，还有战国时期发生的大事件，后面我会详细讲解一下历史有名的大事件，比如：战国七雄、四大名将、各大战役等…… 大家下期见！ 战国七雄之秦国篇——秦国简史 秦国（前770年—前207年），是周朝时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诸侯国。 始祖秦非子是商名将飞廉之子恶来之后。秦人先祖嬴姓部族早在殷商时期就是镇守西戎的得力助手。周孝王六年（前905年），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周天子封为附庸国。 治都于秦邑（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东北），号曰“秦嬴”。前821年，秦庄公击败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 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自此，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秦穆公时称霸西戎，位列“春秋五霸”。战国初，经过百年的衰落期，魏国夺取了河西之地。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富国强兵，逐渐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前316年兼并巴国和蜀国。前230年至前221年，秦王嬴政灭掉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王朝——秦朝。前207年，面对农民起义的大潮，赵高逼杀秦二世，去秦帝号，立子婴为秦王。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亡。 秦人早期与戎人杂居错处，远离中原。周王室东迁之后，秦人才逐步东进关中。到秦惠文王时期取巴蜀。秦国军队自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政策后愈战愈勇。武器装备不断改进。兵种已有步、车、骑之分。军队数量多时达到“带甲之士百万”，出现了尉缭、白起、王翦等着名军事家和将领。 秦国社会经济仍以农业为主。春秋时代晚期，出现了铸铁农具。战国时代，修建了郑国渠、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进一步促使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以冶铜和制陶最为发达。 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看来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东来说”由傅斯年率先提出，他认为秦人虽立国于西方，但其族源则在东方，即商代嬴姓东夷的西迁。由清华《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西周中期的询簋和师酉簋都提到“秦夷”，还有“戍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称“夷”，其作为戍边之人又可称“戍秦人”。 考古人员发现，秦与戎两个部族的遗址出土的文物风格迥然不同，秦文化主要来自周文化，而戎人的文化则来自寺洼文化。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墓的考古发现，为研究秦“公族”的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关键材料，这批墓葬中殉人、腰坑殉狗等葬俗表明，以嬴秦“公族”为代表的典型秦文化延续了商文化的部分因素。2010年，甘肃省清水县李崖遗址发现多座西周时期秦文化墓葬，部分随葬品显示出商文化风格，尤以方唇分裆鬲、带三角纹陶簋为代表。李崖遗址为夯实秦人“东来说”提供了重要证据。 《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白帝即少昊，五方上帝之一。早在周朝时，依据《周礼》，人们就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分别是：东方青帝太昊伏羲、南方炎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其牲駵驹、黄牛、羝羊各三。”《说文》：“嬴，帝少氏之姓也。”《左传》讲得很清楚，封鲁的奄国之地又称做“少昊之虚”。秦仲被戎狄杀害之后，他的儿子世父说“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 史伯曾说嬴秦是伯翳之后，但秦襄公拥立周平王后，“自以为主少皞之神”。可是到春秋晚期的陕西凤翔1号秦公大墓(秦景公)石磬铭文则将祖先追认至高阳。则秦人的古史系统，可能至少有两系，一是认同商奄之民，主少皞；一是本族追源至高阳。《左传·文公十八年》同时提及“高阳氏”“颛顼氏”，后才将高阳和颛顼合并。 根据《史记》：秦为颛顼后裔，颛顼孙女女修吞玄鸟卵，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的女儿女华，生子大费，和禹一起治水。舜帝赞赏大费的功劳，就赐姓为嬴。因为大费善于调教鸟兽，人们又叫他柏翳。大费生有两子，分别叫大廉、若木。若木的子孙有的在夷狄，有的在中原。若木有个裔孙叫费昌，他所处的时期正是夏桀时期。费昌受不了夏桀之暴，便离开了夏朝，投奔了商汤，专门给商汤驾车，辅助商汤灭夏立商，成为商朝的功臣。伯益长子大廉玄孙中衍，为帝太戊驾车，太戊又把女儿嫁给了他。嬴姓部族因之成为商朝的贵族，世代辅佐商朝。直至飞廉、恶来时。 大廉有两个玄孙，孟戏和中衍。中衍为商王太戊驾车，很受赏识，妻之以女，自此中衍之后多显。中衍玄孙叫中潏，居于西戎族生活的地方，替商朝保卫西部边陲。中潏生蜚廉，蜚廉生二子：恶来和季胜。蜚廉与恶来俱事商纣王，周武王伐纣，杀恶来。西周建立后不久，周武王死，成王即位。成王年幼，国政交由周公旦。此时以纣王之子武庚为首的商朝残余势力联合武王三弟发动了三监之乱，嬴氏部族也有人参与。秦人祭祀少皞氏，便是祭祀自己的始祖神。基于这种亲缘关系，蜚廉联合少皞氏之墟的徐、黄、江等嬴姓国与禄父数度叛周。周人将商奄故地及部分奄民分封给伯禽。奄君及部分子民被迁徙到齐国蒲姑，令齐国看管。恶来之子女防及部分奄民被远徙汧渭之间，周初先期抵达此地，为周人保西陲的中潏子孙即为出土文献所说的“秦夷”。 恶来的弟弟季胜是赵国的祖先，秦与赵本是同一先祖，一脉相承。季胜有子叫孟增，受到周成王的宠信。孟增有子叫横父，横父则生造父。造父很善于驾驭马车，不但为周穆王驾车，并在周穆王平定徐国徐偃王造反时立了大功，被周穆王封赏赵城（今山西洪洞）。造父族由此为赵氏。 周孝王时期，造父侄大骆居于犬丘。其次子非子在位有五十年之久。被安置于汧、渭之间管理马匹，马畜蕃息。造父的侄孙非子（伯益十六世孙）因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分封在秦地（今甘肃天水），非子便以封地为氏，号为“秦嬴”，并称嬴姓的大宗，续其祭祀，后人称其为“秦非子”。秦人此后世代为周王室养马并在戍边对抗西戎。秦最初的领地为甘肃东南部，兴盛于陕西关中一带。当时秦国只是作为西周的附庸。 秦非子死后，其曾孙秦仲即位三年，周厉王无道，有的诸侯背叛了他。西戎族反叛周王朝，灭了犬丘大骆的全族。周宣王即位，秦仲被封为大夫，命伐西戎。公元前822年，秦仲即位为大夫二十三年，死在西戎手里。秦仲有五个儿子，其长子太子即位，是为秦庄公。 周宣王召见庄公兄弟五人，交给他们七千兵卒，命令他们讨伐西戎，庄公把西戎打败了，收复了犬丘。周宣王于是把土地重新给予秦仲的子孙，包括他们的祖先大骆的封地犬丘在内，一并归他们所有，任命他们为西垂大夫。于是秦国兼有了两个封邑，一在秦（天水），一在犬丘（咸阳兴平）。 秦庄公居住在他们的故地西犬丘（天水），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叫世父。世父说：“西戎杀了我祖父秦仲，我不杀死戎王就决不回家。”于是率兵去攻打西戎，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他弟弟秦襄公。秦襄公做了太子。庄公在位四十四年去世，太子（襄公）继位。 公元前777年，秦襄公把他妹妹缪嬴嫁给西戎丰王做妻子。公元前776年，西戎包围犬丘，世父反击，最后被西戎俘虏。过了一年多，西戎放还世父。 经过长达百年的惨淡经营，秦暴霜露、斩荆棘，秦人逐步适应了西陲恶劣环境，实力与日俱增。 公元前771年春，周幽王因宠爱褒姒而废除太子姬宜臼，把褒姒所生的儿子姬伯服立为继承人，周幽王多次举烽火把诸侯骗来京师，以求褒姒一笑，史称“烽火戏诸侯”，诸侯们因此背叛了他。西戎的犬戎和申侯一起攻打周朝，在骊山下杀死了幽王，西周灭亡。 犬戎大军盘踞于镐京，王子宜臼召集诸侯勤王，秦襄公与卫武公、晋文侯、郑武公共率兵营救西周，作战有力，立了战功，立幽王故太子宜臼为天子，是为周平王，以保卫社稷。 公元前769年，周平王为躲避犬戎的骚扰，把都城向东迁到洛邑。秦襄公带兵护送周平王至新都。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秦始建国。周平王还说：“戎人不讲道义，侵夺我岐山、丰水的土地，秦国如果能赶走戎人，这些土地就归秦国。”平王与秦襄公立下誓约。襄公在这时才使秦国成为诸侯国（伯爵国），跟其他诸侯国互通使节，互致聘问献纳之礼。又用黑鬃赤身的小马、黄牛、公羊各三匹，在西畤祭祀天帝。公元前766年，秦襄公讨伐西戎，到达岐山时，在那里去世，子秦文公立。 公元前765年，秦文公居西垂宫。公元前763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公元前762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秦文公之后，又经数代国君的努力，在谋求自己的发展空间，在讨伐西戎之战中节节胜利，歧丰之地皆纳其下，又先后灭荡社戎，击败邽、冀两戎部，征彭戏戎，兵临华山，收复杜、郑之地，灭小虢，版图一直推进至关中东端。 公元前677年秦迁都城至雍。至此，秦人经东周初年近百年的艰辛创业，已占有关中平原大部分领土，实现崛起，成为西方新兴强国。从公元前677年起，秦国在雍（今宝鸡凤翔）建都近300年。 秦宣公时，秦军与刚刚统一不久、与自己同样处在高速扩张状态中的晋国发生边境冲突。秦宣公、秦成公皆非长命，幼弟任好立，是为秦穆公。 秦穆公时代秦国参与中原争霸，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秦穆公很有雄心，穆公娶晋献公之女，为了使强邻晋国与秦交好，先后拥立晋惠公、晋文公来安定晋国的混乱局面。秦穆公本想立晋文公以达到控制晋国的目的，最后晋文公反借秦之力巩固君位、称霸中原。 后来，秦穆公意欲乘晋文公病逝之机插手中原，却不料中途被晋所阻，公元前627年的崤之战中秦军全军覆没，秦穆公染指中原的计划破产。此时晋国正处于君明臣贤、国富民强的巅峰时期。秦穆公果断地调整国策，将战略目标定在西戎的游牧部族。王官之役后，将矛头指向西戎。四处招揽贤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3]。在谋士由余的协助下，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陆浑戎是戎人中强大的部族，秦穆公吞不下这块硬骨头，就想把他们逼走。恰在这个时候，秦国与晋国发生了冲突，晋惠公被秦军俘虏，于是秦穆公把陆浑戎踢给晋国。 晋惠公是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重耳的弟弟，因被迫害，他和重耳都被迫逃离晋国。在秦穆公的帮助下，晋惠公得以回国继承国君之位，他曾向秦穆公承诺：“如果得以回国，愿将河西之地割给秦国。”但如愿继承国君之位后，却拒绝割地。不久，晋国受灾，晋惠公向秦国求购粮食，秦穆公派遣大量船只往晋国运粮，从秦国都城到晋国都城，运粮船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受灾发生饥荒，向晋国求购粮食，却被晋惠公拒绝，并且乘机派兵攻打秦国。 秦穆公怒不可遏，熬过饥荒后，第二年就发兵攻打晋国。两国在韩原交战，晋惠公对内对外皆背信弃义，尽失人心，一战而败，他的马车也陷于泥淖，被秦军追上活捉。晋惠公回国当年，将晋国河西八城割给秦国。第三年，将太子圉送往秦国为质。第七年，接纳陆浑戎整体东迁。秦穆公稳定了自己的大后方，奠定了秦国作为春秋四大强国的基础。 秦穆公称霸西戎后，国力得到增强，不久穆公卒，太子罃立，是为秦康公。秦康公及其子秦共公在位期间继父祖之余烈，向晋挑战，与楚靠拢，欲与楚形成对晋国的夹攻之势。时晋灵公顽劣成性，赵盾把持晋政，晋国霸权几欲崩溃，楚庄王遂北上争雄于晋，然秦屡攻晋国后方，却难得一胜。 公元前604年，秦共公薨，子荣立，是为秦桓公。桓公不恤国政，人民怨声载道。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大败晋师于邲，晋国霸业骤衰，秦桓公阴攻晋之肋，不想却被令狐文子魏颗大败于辅氏。公元前578年，秦桓公背弃盟约，转而攻晋，晋厉公率四军八卿攻入秦国，大败秦军于麻隧，诸侯之师扬威于关中。次年，秦桓公死。其子石立，是为秦景公。 秦景公即位，继续奉行“联楚攻晋”的方针，时晋悼公立，诸卿和睦，晋国复强，楚国又退出争霸行列。晋悼公复霸中原，诸侯归心，秦国终无力再与晋国周旋。在公元前546年晋楚弭兵之盟后，秦景公也着力改善与晋国的外交关系，双方重温秦晋之好。当双方的外患各自解除后，晋国六卿轮番执政，太史公曰：“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秦国向东不能出崤函，争南不能及巴蜀。秦以晋为城池，晋也六卿内讧，政令不能统一，秦国就这样踉踉跄跄的走完了春秋之路。 秦哀公在位期间，公元前505年，吴国攻陷楚国国都，楚国大夫申包胥千里迢迢来到秦国求救，痛哭求师助楚昭王复国。秦哀公派兵救楚国，秦军击败了吴军，吴王阖闾才撤兵回国，楚昭王得以复国。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攻灭智伯，智氏覆亡。赵襄子（毋恤）执政，三家架空晋君，号称“三晋”。公元前425年，赵毋恤卒，魏斯（魏文侯）继之为执政。公元前413年，魏斯率领三晋联军向诸侯发难，三晋势力急剧膨胀。当时魏文侯以李悝为相，变法图强，魏氏迅速强盛；又拜吴起为将，侵吞秦河西之地，窥视关中。秦简公、秦惠公屡屡攻魏，意欲夺回西河之地，皆被吴起所败，吴起乘胜攻入关中，势如破竹，秦不能敌。公元前389年，秦惠公起兵50万与魏军决一死战，吴起在阴晋一战中，以五万之卒大败秦军，秦国此战大败亏输，再也无力抵抗三晋的攻势。但是三晋中赵国不满魏国的压制，赵魏反目，三晋联盟瓦解。魏国结怨于诸侯，秦国的压力大减。 自秦厉共公之后，到秦出公在位时，大臣专权，数易君主，国政不稳，秦国日衰。秦灵公去世后，秦国国内重臣拥立在晋国的秦怀公嬴封之子、秦灵公之叔悼子回国继位，是为秦简公。他允许官吏、百姓带剑，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带剑的特权；实行按土地亩数征收租税的政策，则是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表明秦国开始向封建制转化。公子师隰被迫流亡至魏国。公元前387年，秦惠公死，秦出公即位，时方二岁，由母亲主持朝政，重用宦官与外戚。公元前385年左庶长菌改发动政变，杀秦出子及其母，迎秦灵公之子师隰回国即位，是为秦献公。献公立，废止人殉、迁都、扩大商业活动、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并且数次发动收复河西失地的战争。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寿终正寝，其子渠梁立，是为秦孝公。 孝公即位之初，对秦之衰痛心疾首，乃下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国人卫鞅入秦，教孝公以霸道之术，孝公甚喜，力排众议，以卫鞅为大良造，实施变法。 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的变法最为彻底。商鞅变法鼓励人口增殖、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编制户口、实行连坐之法。当时秦国地广人稀，三晋人多地少，民众田地缺乏。因此商鞅建议秦孝公对外来移民采取优惠政策，将三晋民众招来秦国，以便开垦荒地。 公元前350年秦国大良造（商鞅）为了深化其改革，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干扰，提议都城由栎阳（今陕西西安北）迁至新建成的咸阳城，得到秦孝公支持。 卫鞅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农产，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屡败魏军。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傲视于西方。史记记载：“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周显王册封秦君为方伯，正式承认其霸主地位。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立，是为秦惠文王。这时受商鞅新法“迫害”而被剥夺政治特权的旧贵族一起发难，发起针对商鞅的反攻倒算。秦惠文王为了缓和矛盾，拿出商鞅作替罪羊，车裂商鞅。商鞅虽死，但“秦法未亡”。秦惠文王继续奉行商鞅变法以来的国策，对外发展。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苴，秦军继续屡败魏军，再破三晋伐秦联军，又联韩魏攻打齐楚，大败义渠国，掌控了对山东诸侯作战的战略主动权。经历了孝公、惠文王、武王三代努力，蚕食三晋，席卷荆楚，已初露一统端倪。 魏国经魏惠王时代的消耗，国力匮乏，在秦、赵、楚、齐等大国的夹攻下，衰落了，魏惠王晚年，三晋当中赵肃侯已经取代魏国成为了三晋的领军人。赵肃侯、赵武灵王父子一生征战，使赵国雄踞北方。 齐国与秦国不接壤，得以独立发展，在对抗强魏的过程中与秦国是牢靠的战略伙伴，田氏代齐后，经齐威王、齐宣王、以及齐愍王前期三代君主80年开发，齐国富甲一方，与秦成东西并立之势。楚国的吴起变法曾经令楚国强盛一时，楚悼王死后，新法基本被废，由于楚国本就雄厚的国底，再经历楚宣王、楚威王之耕耘，楚国于公元前333年，大败越王无疆，并吴越之地，天下震动。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气绝而亡，无子，诸弟争立。穰侯魏冉欲立惠文王妾芈八子之子嬴稷，赵武灵王趁秦乱而谋之，乃拥立质燕之芈八子长子公子稷为王，是为秦昭王。昭王幼，芈八子为太后，王舅穰侯秉政。 公元前293年，韩魏欲联军攻秦，秦将白起与其战之于伊阙（河南洛阳南），大败二国联军，斩24万人，掳魏韩联军统帅魏国大将犀武。公元前283年，燕赵之相乐毅率韩、赵、魏、秦、燕五国之兵而攻齐，陷齐70城，后田单虽复国，然田齐衰败大势已定。 公元前279年和公元前278年的鄢之战，白起统帅的秦军攻占了当时政治核心在南阳和丹阳一带的楚国的南阳郡、南郡、临江郡（江夏郡）、黔中郡。至此南方大国楚国因为丧失大片疆土和人口而走向衰落。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出武关伐楚，次年攻入楚国腹地，陷郢都，楚卒溃败不能战，楚顷襄王乃辟迁于陈丘以避秦军之锋。自此齐、楚俱衰，天下已成秦、赵相争之势。 公元前270年，秦昭王见欺于赵惠文王，昭王怒，攻赵阏与，赵将赵奢于阏与大败秦军。秦昭王知赵之强方锐，不可与之争，乃用范雎为相，迫母宣太后不干政，逐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范雎出谋“远交近攻”，昭王以为然，定为国策。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攻韩国，韩国割上党以赂秦，上党不愿降秦而降赵，赵纳之。秦昭王怒，欲夺上党。赵起倾国之兵以拒秦，秦调关中之卒以攻赵，两军对峙于长平，赵廉颇不能退秦，王龁不能败赵，相持数年。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以赵括为将，秦昭王秘遣白起为帅，赵括攻秦不克，赵军粮道被截，反被秦军所围46天，赵括战死，白起先后斩杀赵军45万于长平。赵国一蹶不振。旷日持久的长平之战以赵国的惨败，秦国的险胜而告终，秦国的最后对手被击溃，统一天下终成定局。 公元前256年，西周公与山东六国相约伐秦，然诸国之军约期不至，事遂寝。秦闻，大怒。命将伐周。周不能敌，西周公乃尽以所领三十六邑三万人献秦，秦受地而归西周公。不久，周赧王崩，周民东亡，秦取九鼎而归，秦帝国立。公元前250年，东周公复欲趁丧伐秦，为秦相吕不韦所执归。秦置之于阳人，周亡，凡立国879年。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13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当时吕不韦为秦相，独擅大权。前239年，秦王政年已21岁即将亲政，但此时秦国朝廷中却掀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吕不韦和嫪毐把持朝政、惑乱后宫。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平定嫪毐之乱，次年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吕不韦饮毒酒自杀。秦王政掌权后，任用尉缭和李斯等人，积极推行统一战略。 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了韩王安，于韩地建置颍川郡，韩国灭亡。这时赵国发生大旱灾。秦将王翦率领土兵直下井陉（河北省井陉县西），秦将杨端和率领河内兵进围赵都邯郸。赵派李牧、司马尚带领大军抵御。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散布流言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葱和颜聚替李牧、司马尚，并且杀死李牧。 公元前229年王翦大破赵军，杀了赵葱，俘虏了赵王。赵公子嘉率领其宗族数百人逃到赵的代郡，自立为代王。秦就在赵都邯郸一带建立邯郸郡。公元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迁都到辽东。秦将李信带兵追击，燕王喜听从代王嘉的计策，杀了太子丹，把太子丹的人头献给秦求和。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派将军王贲攻魏，包围了魏都大梁，引黄河水灌城，三个月大梁城坏，魏王出降，魏国灭亡。秦就在魏的东部地区建立砀郡。 公元前225年，秦派李信、蒙武带20万大军攻楚失败。后秦王政派王翦带60万大军出征，大破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迫使楚将项燕自杀。接着秦军攻入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楚的江南地，降服了越国之君，设置会稽郡，楚国灭亡。 公元前222年，秦王政派王贲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灭亡了燕国。接着又回师攻赵国公族盘踞的代，虏赵代王嘉，建立代郡（河北蔚县西南）和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公前221年，秦将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俘虏齐王建，灭了齐国。 秦国从公元前230年起，到灭齐时止，耗时10年陆续兼并了东方六国，从此完成统一大业，结束了贵族王侯专政的王国时期，进入了帝国时代。 战国七雄之秦国篇——张仪 张仪（?一前309年），魏国安邑（今山西运城万荣）人，中国战国时期政治家、外交家、纵横家。（咦！我老乡哦。） 张仪早年师从鬼谷子，后曾游历于楚国、赵国，不被重用，愤而入秦，以连横之策被秦惠文王重用，并两度出任秦相。张仪入秦后，多次领兵攻打韩、赵、魏等国。前328年，与公子华拔魏蒲阳； 前325年，魏、韩两国互尊为王以抗秦，张仪率兵攻占魏国的陕（今河南陕县）；前324年，张仪拥戴秦惠王正式称王，更年号为秦惠王元年；前316年，张仪与司马错灭蜀，并乘机攻取巴，设立巴郡、蜀郡和汉中郡。张仪任秦相之后，多次出使山东六国，以连横之策游说山东诸国，以破合纵之策，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变为连横事秦。 张仪被秦惠文王封为武信君。前311年，张仪出使燕国未回而秦惠文王死。次年，秦武王即位，与张仪不和。张仪害怕被诛杀，于是逃到了魏国。张仪任魏国相国一年以后，于前309年卒于魏国。 在《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10篇，是张仪作品及其相关资料的汇编，此书汉以后亡佚。传世的一件战国铜戈上有“十三年相邦仪之造”和“咸阳工师”的铭文，当是秦惠文王十三年张仪任相邦时所监造。张仪两任秦相期间，分化合纵，蚕食列国领土，攻克巴蜀，使秦国的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为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张仪是魏国人，当初曾和苏秦一起师事鬼谷子先生，学习游说之术，苏秦自认为才学比不上张仪。张仪和苏秦完成学业之后，就去游说诸侯。 后来，苏秦说服赵肃侯，而得以去游说各国诸侯实行合纵的联盟，但他担心秦国趁机攻打各诸侯国，盟约还没结缔之前就遭到破坏。苏秦考虑再三，找不到一个能派往秦国为他工作的合适人选，于是他派人去悄悄劝说张仪来投奔他。 于是张仪前往赵国，呈上名帖，请求会见苏秦。但是，苏秦却对张仪不理不睬，招待张仪的时候也只是用给仆人和侍女所吃的饭食，并且还当众羞辱张仪，说张仪那么有才能，竟弄得穷愁潦倒到这种地步，是不值得收留的，说完就把张仪打发走了。张仪这次来见苏秦，本以为是旧交，可以求得好处，谁知反而受到羞辱，一气之下，想到各国诸侯中只有秦国才能威胁赵国，于是便前往秦国。 苏秦在张仪离去后，暗中派人资助张仪到达秦国，并且帮助他见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用张仪为客卿，与他共商攻打各国诸侯的大计。这时，帮助张仪的人才说是苏秦故意激怒他，为的是张仪今后有更好的发展。张仪说：“唉呀，这些权谋本来都是我研习过的范围而我却没有察觉到，我没有苏先生高明啊！况且我刚刚被任用，又怎么能图谋攻打赵国呢？请替我感谢苏先生，苏先生当权的时代，我张仪怎么敢奢谈攻赵呢？” 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年），秦惠文王派遣公子华和张仪围攻魏国的蒲阳，攻打并占领了蒲阳。张仪趁机劝说秦惠文王把蒲阳归还魏国，而且派公子繇到魏国去作人质。张仪又趁机劝说魏王道：“秦国对待魏国如此地宽厚，魏国不可不以礼相报。” 魏国因此就把上郡十五县和少梁献给秦国，用以答谢秦惠文王。于是，秦惠文王就任命张仪为相（古代官名），位居百官之首，参与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 秦惠文君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农历四月，魏惠王、韩宣惠王为了对抗秦国，互尊为王。于是，秦惠文王派张仪为将讨伐并占领了魏国的陕（今河南陕县），把那里的魏人全部交归魏国。秦惠文王命张仪修筑了上郡要塞。 秦惠文君十四年（公元前324年），张仪拥戴秦惠文王正式称王，更年号为秦惠文王元年。 秦惠文王二年（前323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和齐、楚两国的相国在啮桑（地名）会盟。 秦惠文王三年（前322年），张仪从啮桑回到秦国，被免去相位。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去魏国担任国相，打算使魏国首先臣服秦国而让其它诸侯国效仿它。魏惠王不肯接受张仪的建议，秦惠文王大发雷霆，立刻出动军队攻克了魏国的曲沃、平周，暗中给张仪的待遇更加优厚。张仪觉得很惭愧，感到没有什么可以回敬来报答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六年（前319年），魏惠王去世，魏襄王即位。张仪又劝说魏襄王，魏襄王也不听从。于是，张仪暗中让秦国攻打魏国。魏国和秦国交战，魏国战败。 秦惠文王七年（前318年），韩国、赵国、魏国、燕国、齐国率领匈奴人一起进攻秦国，秦国还击打败了韩国申差的部队，斩首八万二千，诸侯们震惊惶恐。 秦惠文王八年（前317年），张仪再次游说魏王退出合纵盟约，臣服秦国。于是，魏国宣布退出南北合纵，请张仪担任中间人与秦国和解；张仪回到秦国，重新出任国相。次年，魏国重新臣服秦国。 秦惠文王九年（前316年），秦惠文王派遣张仪、司马错救援苴国和巴国，趁机吞并了蜀国。张仪贪图巴国和苴国的富饶，又攻取了巴国，擒获了巴王，设立巴郡、蜀郡和汉中郡，将三郡土地分为三十一县。并在江州筑城。 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14年），魏国又背弃了秦国加入合纵盟约。秦国就出兵攻打魏国，夺取了曲沃。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秦国想要攻打齐国，但忧虑齐、楚两国已经缔结了合纵联盟，于是便派张仪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 楚怀王听说张仪来，空出上等的宾馆，亲自到宾馆安排他住宿。说：“这是个偏僻鄙陋的国家，您用什么来指教我呢？” 张仪游说楚怀王说：“大王若能听从我的意见，就请和齐国断绝往来、解除盟约，我愿意奏请秦王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的土地，让秦国的女子作为服侍大王的侍妾，秦、楚之间娶妇嫁女，永远结为兄弟国家，这样向北可削弱齐国而西方的秦国也就得到好处，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 楚怀王非常高兴地应允了张仪。大臣们来向楚怀王祝贺，唯独陈轸劝谏楚怀王不要轻信张仪。楚怀王说：“我不费一兵一卒即可获得秦国六百里地，满朝臣子都在（为这一消息感到）庆贺，唯独你在阻止我，你想干嘛？” 陈轸回答：“不是这样的。以臣看来，商於一带的土地非但不能得到，反而会换来秦国和齐国联合起来。秦、齐二国一旦联合，届时必定会祸患临头。” 楚王要他继续说下去，陈轸则说：“秦国之所以对我楚国如此谨慎，只因为齐楚二国。如今大王，则会使楚国孤立无援。秦国又怎么会偏爱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而白送商於六百里地呢？张仪回到秦国之后一定会背弃对大王的承诺，若是向北与齐国断绝关系，只会招来西边秦国的祸患，两国的军队一定会一起攻打楚国。我替大王想了下对策，倒不如我们在与齐国暗中合作、表面断交，派人跟随张仪去秦国。假如秦国把土地割让给我们，再与齐国彻底断交也不算晚。若他们不将土地割让出来，那也符合我们的策略。” 楚王却说：“希望陈先生闭上嘴，不要再讲话了，等着我得到土地便是。” 于是，楚国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废除了盟约，楚怀王把楚国的相印授给了张仪，还馈赠了大量的财物，派了一位将军跟着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 张仪回到秦国，假装没拉住车上的绳索，跌下车来受了伤，一连三个月没上朝，楚怀王听到这件事，说：“张仪是因为我与齐国断交还不彻底吧？”就派人去往宋国，借了宋国的符节到齐国辱骂齐宣王，齐宣王一气之下斩断符节，转而与秦国结交。 秦国、齐国建立了邦交之后，张仪开口便说：“我有秦王赐予我的六里封地，愿把它献给楚王。”张仪才上朝。楚国使者则说：“我奉楚王的命令，来接收商於之地六百里，从来没听说要收什么六里土地。” 楚国的使臣只得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结果秦、齐两国共同攻打楚国，夺取了丹阳、汉中的土地。楚国又派出更多的军队去袭击秦国，楚军大败，于是楚国又割让两座城池和秦国缔结和约，结束战争状态。 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秦国要挟楚国，想得到黔中一带的土地，要用武关以外的土地交换它。 楚怀王说：“我不愿意交换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愿献出黔中地区。” 秦惠文王想要遣送张仪，又不忍开口说出来。张仪却主动请求前往。秦惠文王说：“那楚王恼恨先生背弃奉送商於土地的承诺，这是存心报复您。”张仪说：“秦国强大，楚国弱小，我和楚国大夫靳尚关系亲善，靳尚能够去奉承楚国夫人郑袖，而郑袖的话楚王是全部听从的。况且我是奉大王的命令出使楚国的，楚王怎么敢杀我。假如杀死我而替秦国取得黔中的土地，这也是我的最高愿望。” 于是，张仪出使楚国。楚怀王等张仪一到就把他囚禁起来，要杀掉他。 靳尚对郑袖说：“您知道您将被大王鄙弃吗？” 郑袖说：“为什么？” 靳尚说“秦王特别钟爱张仪而打算把他从囚禁中救出来，如今将要用上庸六个县的土地贿赂楚国，把美女嫁给楚王，用宫中擅长歌唱的女人作陪嫁。楚王看重土地，就会敬重秦国。秦国的美女一定会受到宠爱而尊贵，这样，夫人也将被鄙弃了。不如替张仪讲情，使他从囚禁中释放出来。” 于是郑袖日夜向楚怀王讲情说：“作为臣子，各自为他们的国家效力。现在土地还没有交给秦国，秦王就派张仪来了，对大王的尊重达到了极点。大王还没有回礼却杀张仪，秦王必定大怒出兵攻打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都搬到江南去住，不要让秦国像鱼肉一样地欺凌屠戮。” 楚怀王后悔囚禁了张仪，于是赦免了张仪，像过去一样优厚款待他。 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张仪从囚禁中放出来不久，没有立即离开楚国，而是又去游说楚怀王。 张仪向楚怀王提出：他可以向秦王建议不要黔中之地，但请秦王派太子来楚国作人质，楚国派太子到秦国作人质，把秦国贵女作为侍候楚怀王的姬妾，两国永结兄弟邻邦，不相互打仗的策略。 此时，楚怀王虽已得到张仪，却又难于让出黔中土地给秦国，想要答应张仪的建议。 屈原反对说：“前次大王被张仪欺骗，张仪来到楚国，我认为大王会用鼎镬（古代两种烹饪器鼎和镬）煮死他，如今释放了他，不忍杀死他，还听信他的邪妄之言，这可不行。” 楚怀王说：“答应张仪的建议可以保住黔中土地，这是美好有利的事情。已经答应了而又背弃他，这可不行。” 楚怀王最终答应了张仪的建议，背离了“合纵”与秦国结盟亲善。 张仪离开楚国，就借此机会前往韩国，游说韩宣惠王说：“韩国地势险恶，大王不归附秦国，秦就会发兵占据宜阳，截断韩国的上党地区，再东取成皋、荥阳，那么鸿台之宫、桑林之苑就不再属于大王所有了。要是阻塞了成皋，截绝了上党地区，那大王的国土就要被分割了。早归附秦国就安全，不归附秦国就危险。如果制造的是祸端却要想得到福报，计虑粗浅，结怨很深，违背秦国而顺从楚国，要想国家不亡，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替大王谋划，还不如替秦国效劳。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臣事秦国，进攻楚国，秦王必然高兴。攻打楚国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 韩宣惠王听从了张仪的主意。张仪回到秦国作了汇报，秦惠文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 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又派张仪向东游说齐国的齐湣王说：“天下强大的国家没有超过齐国的，大臣及其父兄兴旺发达、富足安乐。然而，替大王出谋划策主张合纵的人，都为了暂时的欢乐，不顾国家长远的利益。如今秦、楚两国嫁女娶妇，结成兄弟盟国。韩国献出宜阳，魏国献出河外，赵国在渑池朝拜秦王，割让河间来奉事秦国。假如大王不臣事秦国，秦国就会驱使韩国、魏国进攻齐国的南方，赵国的军队全部出动，渡过清河，直指博关、临菑，即墨就不再为大王所拥有了。国家一旦被进攻，即使是想要臣事秦国，也不可能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它。” 齐湣王说：“齐国偏僻落后，僻处东海边上，不曾听到过国家长远利益的道理。”就答应了张仪的建议。 张仪离开齐国，向西到赵国游说赵武灵王说：“如今秦国相约齐国、韩国、魏国的军队，准备进攻赵国。所以我不敢隐瞒真实的情况，先把它告诉大王左右亲信。我私下替大王考虑，不如与秦王在渑池会晤，面对面，口头作个约定，请求按兵不动，不要进攻。希望大王拿定主意。” 赵武灵王答应了张仪的建议，张仪才离去。 张仪又向北到了燕国，游说燕昭王说：“大王最亲近的国家，莫过于赵国。赵襄子凶暴乖张，六亲不认，大王是有明确见识的，那还能认为赵国可以亲近吗？赵国出动军队攻打燕国，两次围困燕国首都来劫持大王，大王还要割让十座城池向他道歉。如今，赵国已经献出河间一带土地臣事秦国。如今，假如大王不臣事秦国，秦国将出动军队直下云中、九原，驱使赵国进攻燕国，那么易水、长城，就不再为大王所拥有了。所以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它。” 燕昭王听信了张仪的建议，说：“我就像蛮夷之徒一样处在落后荒远的地方，这里的人即使是男子大汉，都仅仅像个婴儿，他们的言论不能够产生正确的决策。如今，承蒙贵客教诲，我愿意向西面奉事秦国，献出恒山脚下五座城池。” 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张仪返回秦国报告，还没走到咸阳的时候，秦惠文王就去世了，秦武王即位。 秦武王从做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等到继承王位，很多大臣说张仪的坏话：“张仪不讲信用，反复无定，出卖国家，以谋图国君的恩宠。秦国一定要再任用他，恐怕被天下人耻笑。” 诸侯们听说张仪和秦武王感情上有裂痕，都纷纷背叛了连横政策，又恢复了合纵联盟。 秦武王元年（前310年），大臣们日夜不停地诋毁张仪，而齐国又派人来责备张仪。张仪害怕被杀死，就趁机对秦武王献策：“为秦国国家着想，必须使东方各国发生大的变故，大王才能多割得土地。如今，听说齐王特别憎恨我，只要我在哪个国家，他一定会出动军队讨伐它。所以，我希望让我这个不成才的人到魏国去，齐国必然要出动军队攻打魏国。 魏国和齐国的军队在城下混战而谁都没法回师离开的时候，大王利用这个间隙攻打韩国，打进三川，军队开出函谷关而不要攻打别的国家，直接挺进，兵临周都，周天子一定会献出祭器。大王就可以挟持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户籍，这是成就帝王的功业啊。” 秦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准备了三十辆兵车，送张仪到魏国。 齐湣王听说张仪在魏国，果然出动军队攻打魏国，魏襄王很害怕。 张仪说：“大王不要担忧，我让齐国罢兵。”就派遣他的门客冯喜到楚国，再借用楚国的使臣到齐国，使臣对齐湣王说：“大王特别憎恨张仪；虽然如此，可是大王让张仪在秦国有所依托，也做得够周到了啊！” 齐湣王说：“我憎恨张仪，张仪在什么地方，我一定出兵攻打什么地方，我怎么让张仪有所依托呢？”使臣回答说：“这就是大王让张仪有所依托呀。张仪离开秦国时，本来与秦王约定说：‘替大王着想，必须使东方各国发生大的变故，大王才能多割得土地。如今齐国特别憎恨我，我在哪个国家，他一定会派出军队攻打哪个国家。所以我希望让我这个不成才的人到魏国，齐国必然要出动军队攻打魏国，魏国和齐国的军队在城下混战而谁都没法回师离开的时候，大王利用这个间隙攻打韩国，打进三川，军队开出函谷关而不要攻打别的国家，直接挺进，兵临周都，周天子一定会献出祭器。 大王就可以挟持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户籍，这是成就帝王的功业啊。’秦王认为他说的对，所以准备了兵车三十辆，送张仪去了魏国。如今，张仪去了魏国，大王果然攻打它，这是大王使国内疲惫困乏而向外攻打与自己建立邦交的国家，广泛地树立敌人，祸患殃及自身，却让张仪得到秦国的信任。这就是我所说的‘让张仪有所依托’呀。” 齐湣王赞同使者的说法，就下令撤军。 张仪出任魏国相国一年以后，于秦武王二年（前309年）死在了魏国。 历史评价 苏秦：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 景春：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后世称张仪为《张子》 战国七雄之秦国篇——尉缭 尉缭（生卒年不详），名缭。姓早已失传，因做过秦国国尉，遂以官为姓。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秦王嬴政的重要谋臣。战国时期军事学家。 秦王赢政十年（前237年），尉缭从魏国来到了秦国。尉缭一眼就看穿了秦王赢政阴险的内心，不愿为秦王效劳。于是等待时机逃离秦国。然而，秦王得知消息，马上派人诚心挽留，并将其任命为秦国国尉。 尉缭自始至终参加了大秦王朝的统一战争，对秦国制定军事路线和军事战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适应新兴封建阶级政权变法图强、兼并统一的需要，在军事思想上继承前人又有深化。认为战争性质有“义”与“不义”之分，主张“挟义而战”，诛暴乱，禁不义，攻取一国一地后，保持社会安定；注重正确决策，灵活运用谋略，以争取主动；强调“制必先定”、明常决罚。尉缭着《尉缭子》为“武经七书”之一，其军事理论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尉缭一生事迹，史籍载之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着名的军事家。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后，因称尉缭。 古代多以官名作为姓名，如宗正此姓，源于汉朝刘德，官至宗正，为九卿之一，即主持皇家宫室事务的官员。刘德的支庶子孙有的以祖上官职名命姓，称宗正氏，后来加文而为宗政氏。尉缭之父、爷爷、太爷均在魏国担任国尉职位，而后尉缭又在秦国担任国尉之职，故人多以称之尉缭。 从《史记》的记载可知，秦始皇时代的尉缭，可能是梁惠王时期的尉缭，也有可能是他人。然而既是同名，又同是魏国人（或大梁人），两个尉缭又都知兵法，知人事，知政治。其见解又是如此之接近，故不能以其年高不能着兵法就断定他们是两个尉缭。据此，魏惠王时期的尉缭与秦时的尉缭为同一个人是有可能的。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道胜、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 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 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镇”。这样的阵法，错落有致，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 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 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 （1）“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 （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 （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 （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应乘虚攻击，决不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使民“非战无所得爵”，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 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第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 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三家大夫攻灭）、夫差（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闵王（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尉缭懂得面相占卜，在被秦王赏识之初曾经认定秦王的面相刚烈，有求于人时可以虚心诚恳，一但被冒犯时却会变得极之残暴，对敌人也毫不手软。尉缭认为这样的秦王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多次尝试逃离秦王为他安排的住处，（《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尉缭这段话也是历史上关于秦始皇面容的最早记录），相传“曾与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尉缭刚入秦时，与后来的秦国将军蒙恬偶遇，蒙恬为之亲自牵马，请回府中。蒙恬曾请尉缭继续着书，尉缭断然回绝，并打算离开蒙府，在蒙恬的苦苦央求下才留下。秦始皇嬴政多次求教，尉缭多次拒绝，后来出走。秦王大怒，本欲杀之，但在当时的廷尉李斯的苦求下同意让李斯将其追回，并在李斯的建议下授以国尉之职。最后终于得到尉缭的首肯，愿意扶助秦国，入朝为臣。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同时也应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 战国七雄之秦国篇——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后代。 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他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他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他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赐予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公子虔诬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西南）。尸身被运至咸阳车裂，全家被杀。 商鞅出身于卫国公族，有学者以此推测他是卫国国都帝丘之人，但该地对应的现今地名仍存争议，主要有安阳市内黄县和濮阳市濮阳县两类说法。 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据说他后来投奔秦国时就携带李悝所撰的《法经》，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又对魏惠王说：“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痤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当时黄河和崤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间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被诸侯们疏远，像夷狄一样对待。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着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 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 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商鞅说秦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语出《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方略。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等改革方略。 商鞅初行变法一年，秦民都说法令不便，太子甚至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本来要处罚太子，但考虑到太子身份尊贵，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秦民不得不服从新法。十年之后，秦民都适应了新法，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之前说新法不便的民众中有人又说新法方便，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将他们迁徙到边疆，此后百姓都不敢妄议法令。后来公子虔又触犯法令，被处以劓刑。 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是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秦孝公继位后，更是将收复河西失地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县），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秦孝公则趁魏军主力出击之机，派军队偷袭魏国，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县南），大败魏军，歼灭守军七千人并占领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 公元前353年，赵成侯派使者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派兵分两路救援赵国，一路齐军与宋国景?、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会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同年，魏军主力攻破赵国首都邯郸，但在桂陵之战被另一路由田忌、孙膑所率领的齐国军队击败。楚宣王也派大将景舍率兵救援赵国，夺取了魏国睢水、濊水之间的土地。 秦孝公趁魏国国内空虚之机，于公元前352年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率兵长驱直入，包围魏国并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魏惠王急忙派军队在上郡要地固阳（即定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以东修建崤山长城（东南起崤山，西北至黄河）来阻止秦军的进攻。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 公元前341年，秦国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同年九月，秦孝公派商鞅进攻魏河东，魏派公子卬迎战。两军对峙时，商鞅派使者送信给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相处的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我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公子卬赴会时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此时魏惠王说：“寡人真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商鞅因战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商鞅变法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制”为平民进入上层打通了通道，使秦国欣欣向荣，日益强大。但却打破了延续几百年的贵族的世袭制，因此得罪了贵族势力。商鞅在秦孝公病重期间，独揽军政大权，使秦国内部权力斗争激化。 因此，在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等贵族势力便罗织罪名，诬其谋反。秦惠文王下令追捕。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骗擒公子卬，拒绝他入境。 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於，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华县）〕。秦惠文王派兵征伐，结果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原华县）西南〕失败战死。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王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家。 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其次，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商鞅一样抱着法家“明法”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 商鞅独立的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第三，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商鞅在起草了新法、尚未颁布之际，害怕百姓不信，就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一个三丈高的木头，招募能将其搬到北门的民众，许诺赏十金。民众感到奇怪，没人敢应募，商鞅又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一个人应募，商鞅果然给了他五十金，然后才颁布新法，是为徙木立信的典故。 商鞅辅佐秦孝公十年，贵族都怨恨他，有一个叫赵良的人劝商鞅辞官纳地，急流勇退，并提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但商鞅不听。 《汉书·艺文志》在法家论着中记载商鞅着有《商君》29篇，兵家权谋论着中着有《公孙鞅》27篇。其中《公孙鞅》已失传，现存的《商君书》共有24篇，其中第16篇刑约和第21篇御盗内容已失传。 《商君书》又称《商子》，是由商鞅的言行和思想及法家后学着作汇编而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品之一。书中主张依法治国、重农抑商、重战尚武、重刑轻赏，贬斥儒家学说、纵横家及游侠。 此外，《汉书·艺文志》在农家论着中记载有《神农》二十篇，颜师古引刘向的《七略·别录》认为此书疑为李悝和商鞅所着。 历史评价 蔡泽：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 李斯：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 《太史公自序》：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 战国七雄之秦国篇——白起 白起（？－前257年），一称公孙起，郿邑（今陕西省眉县常兴镇白家村）人。中国战国时期名将，杰出的军事家，“兵家”代表人物。 白起熟知兵法，善于用兵，与穰侯魏冉交好。辅佐秦昭襄王，屡立战功。秦昭襄王十四年（前293年），以左更统兵，于伊阙之战大破魏韩联军，斩首二十四万，扫平秦军东进之路。接连升为国尉、大良造。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至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大举伐楚，攻克楚都郢城，占领楚国大片土地，因功受封武安君。 后屡破三晋，不断攻取韩魏领土。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年），于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坑杀赵卒四十万。战后主张乘胜进军，攻破赵国，但因应侯范雎妒其大功，终许韩、赵割地求和而罢兵。后秦昭襄王再起兵攻邯郸，久攻不下，拟派白起为帅，屡遭他拒绝，由此触怒秦昭襄王，同时又得罪范雎，最后被黜为士卒，赐死于杜邮。 白起担任秦军主将三十余年，攻城七十余座，于作战中料敌如神，出奇制胜，威震六国，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中国历史上继孙武、吴起之后又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他与廉颇、李牧、王翦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 又与韩信合称“韩白”，后人还常将其与韩信、卫青、霍去病等合称为“韩白卫霍”。唐代时位列武庙十哲。其军事思想对后世兵学颇有影响。六朝以后，白起被道教纳入神鬼谱系，逐步得到抬升和神格化，到元末明初时入列仙班，成为神将。据传，白起着有兵书《阵图》《神妙行军法》，今已佚。 白起又名公孙起，是郿邑（今陕西眉县常兴镇白家村）人。据自称白起后人的唐人白居易的说法，白起（公孙起）是楚平王太子芈建的嫡系后裔（详见“人际关系”目录）。 白起出生的年代，正是秦国国力日强的时期。秦昭襄王十二年（前295年），秦国制定了东进击败三晋，图谋天下的战略，强将成了秦国最急需的人才。秦昭襄王雄心勃勃，即位之后继续贯彻商鞅的变法国策，彻底推行军功爵制，提拔平民出身的人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白起以“善用兵”闻名，并得到新任秦国丞相魏冉的举荐，逐渐得到了昭襄王的任用。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秦昭襄王发起攻韩之战，先派向寿率军伐韩，又以左庶长白起取代向寿攻韩，攻打韩国的新城（今河南伊川县西）。 秦昭襄王十四年（前293年），韩魏以及东周联军扼守崤函，以阻秦东进。升为左更的白起率军先败东周军，然后与韩、魏联军会战于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附近）。他采用避实击虚、先弱后强的战法，针对韩、魏两军互相观望，不愿率先出击的弱点，先设疑兵同韩军对阵，以少量兵力钳制联军的主力韩军； 然后集中精锐，以主力猛攻较弱的魏军。魏军无备，仓促应战，迅即惨败。韩军震慑，且翼侧暴露，遭秦军夹击，不战自溃。白起乘胜挥师追击，扩大战果，以不到韩魏联军一半的兵力，全歼韩魏联军二十四万人，攻占伊阙，俘虏魏将犀武（即公孙喜），攻下五城。白起一战成名，因功升任国尉。战后，韩、魏两国精锐丧失殆尽，被迫献地求和。随后，白起又渡黄河，攻取韩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以东到乾河（今山西垣曲东）的土地。 伊阙之战后，韩、魏两国门户大开。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年），升任大良造的白起发兵攻魏，一举夺取了魏城大小六十一座，为秦的东出崤函奠定了基础。秦昭襄王十六年（前291年），一作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年），与客卿司马错联合攻下魏国的垣（今山西垣曲东南），随后将之归还魏国。之后进兵攻占韩国的手工业区宛（今河南南阳）。 秦昭襄王十八年（前289年），魏冉、白起又率军攻取魏河内（黄河以北地区）的六十一城。此后，韩、魏更加弱小，再也无力对秦国的进攻实施有效的抵抗[76]。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年），一作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白起攻打赵国，斩首三万（一作两万），夺取代地的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市西）。 伊阙之战后，秦国意图展开南面攻势，继续削弱国势走向衰微的楚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司马错率秦军从陇西（陇山以西地区）出发，沿巴的涪水顺流而下，在巴蜀补充兵粮、舰船后，一举攻占楚国黔中郡（今湘西及黔东北）。楚国被迫割上庸（今湖北竹溪东南）、汉北（汉水以北地）给秦。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秦国再次伐楚，白起率数万秦军从武关方向大举攻楚。当时楚顷襄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国中上下离心，守备虚弱。白起决意死战，很快深入楚国腹地，先夺取邓（今湖北襄樊北），逼近楚国郢都北面的战略要地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鄢是楚的别都，也是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的门户，势在必保。楚顷襄王增派楚军主力拼死守城。白起采取引水灌城的办法，在鄢城西筑起堵水的堨，引西山长谷水（即蛮水，亦称鄢水）入长渠（后世又称白起渠），把水从城西灌向城东。楚国军民溺死数十万人，楚军主力受到惨重损失，鄢城也随之陷落。白起又率军转向西南，攻取了位于郢都上游的西陵（即夷陵，今湖北宜昌南），截断了郢都与巫郡的联系。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秦军穿插到楚军背后，大破楚军，攻占楚国郢都，下令放火焚烧了在西陵的楚先王陵墓，以打击楚国的军心士气。随后乘胜向东进兵至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安陆（今湖北安陆南），南攻到洞庭湖及其以南地，楚军溃不成军，相继退却到城阳（即成阳，今河南息县西北）、陈（今河南淮阳）。秦国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能抚养军士，战必克，得百姓安集，故号“武安”），白起名震天下。 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白起与蜀中郡守张若率军攻占了巫郡及江南地区，在此设立黔中郡。 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前273年），赵、魏合攻韩国北面的重镇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韩国向秦求救，昭襄王便派白起、魏冉和客卿胡阳率军救援韩国。秦军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以平均每日急行百里的行军速度进行长途奔袭，突然出现在华阳的战场上，赵、魏联军措手不及，遭遇大败，掳获赵、魏等国大将，斩首十三万，魏将芒卯败逃。又与领兵来援的赵将贾偃交战，溺毙赵卒二万人。最终魏国被迫献南阳与秦国求和。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前264年），白起攻打韩国汾水之畔的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攻陷五城（一作九城），斩首五万。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国位于太行山南的南阳地（今太行山南与黄河之间地），目的在于截断韩上党郡与其南半部的联系，夺取上党。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年），白起攻占韩国野王（今河南沁阳），上党通往都城的道路被绝断。韩桓惠王命上党郡守冯亭把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秦国息兵。冯亭不愿降秦，便遣使投降赵国。赵孝成王根据平原君赵胜等人的计谋，封冯亭为华阳君，派平原君去上党接收土地，同时派大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以防备秦军来攻。 赵国接受上党，为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点燃了导火索。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年），秦国大将王龁攻韩，夺取上党，然后攻赵。此时，廉颇在长平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空仓岭防线，第二道是丹河防线，第三道防线是百里石长城。三道防线东西数十里，星罗棋布，互相连接。 秦军与赵军的第一次遭遇战，发生在第一道防线以西的山谷。混战中，秦军斩杀赵国前锋，突破空仓岭，攻占赵军前线重镇光狼城。赵军于空仓岭陷落后，似乎曾作过加固南北两翼以钳制深入之敌的努力，结果没有成功，终于空仓岭南北几十里防线西垒壁（一作西长垒）完全陷落。 秦军攻势锐不可当，赵军连战不利，损失很大。廉颇重新分析敌我态势，在看到地形因素不利于赵军，而秦国补给线远比赵军漫长，后勤保障比赵国困难，决心放弃不易防守的丹河西岸阵地，全军收缩至丹河以东第二道防线，构筑壁垒，决心以逸待劳，以图挫动秦军锐气，坚守待变。从坚守的战术目的来看，廉颇是成功的，秦军无论怎么攻打都突破不了丹河防线，秦赵两军形成对峙局面。 战争持续了三年，秦军损兵折将。《战国策·齐策二》载：“秦攻赵长平，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战略相持赵国无法继续支撑下去，赵国的粮食产量只有秦国的三分之一，战争相持三年，二十万大军的巨额消耗使得赵国经济实力不济的弱点完全暴露，更急于结束战争。加之阏与之战，赵奢大败秦军，使得赵国心存侥幸心理，如果集中兵力决一死战，或许秦国并不是不能战胜，所以改变了坚守的策略，用赵括替换了廉颇。 赵国更换主将对抗秦军的同时，秦昭襄王也秘密派遣白起为上将军，奔赴前线领军。白起面对轻敌的对手，决定采取后退诱敌，分割围歼的战法。他命前沿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在赵军进攻时，佯败后撤，将赵军吸引进秦军主力构筑的袋形埋伏圈；然后从侧翼派出两支奇兵，一支为轻兵两万五千人，长途跋涉，绕到赵军背后，奇袭了赵军的最后一道防线百里石长城。百里石长城所在的山脉突兀横亘于平原之上，一边通往长平前线，另一边通往赵国大后方。 赵军由于一味进攻，重兵集结前线，导致后方兵力空虚，秦军趁赵军没有防备，将其夺占，使得长平的赵军与后方断绝，这是赵军陷入危机的开端。秦军出其不意的穿插到赵军背后，袭占百里石长城防线，反映出白起一贯的战术风格，深藏不露，避实击虚。 在秦军奇袭百里石长城的同时，长平的正面战场秦军却一副节节败退的样子。八月，一心寻求决战的赵括在不明虚实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进攻行动，秦军假意败走，暗中张开两翼设奇兵胁制赵军，楔入赵军先头部队与主力之间，伺机割裂。赵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他前面，有一个巨大的口袋型的秦军预设阵地，此时白起派出另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赵军背后，利用地形将整个袋形埋伏圈堵住，整支赵军陷入包围。赵括连杀八名都尉以稳定军心，命令数十万赵军从各个方向冲击秦军壁垒，却始终不得突围。 白起令两翼奇兵迅速出击，将赵军截为三段。赵军首尾分离，粮道被断。秦军又派轻骑兵不断骚扰赵军。赵军的战势危急，只得构筑垒壁坚守，以待救兵。秦昭襄王听说赵国的粮道被切断，亲自到河内郡督战，征调十五岁以上男子全部应战，加封应征者爵位一级，以倾全国之力与赵作战。 九月，赵兵已断粮四十六天，饥饿不堪，军心动摇，甚至自相杀食。赵括走投无路，重新集结部队，分兵四队轮番突围，终不能出，赵括亲率精兵出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四十万赵兵投降。白起与部下计议说：“先前秦已攻陷上党，上党的百姓不愿归附秦却归顺了赵国。赵国士兵反复无常，不全部杀掉，恐怕日后会成为灾乱。”于是使诈，将赵降卒四十万全部坑杀，只留下二百四十名年纪小的士兵回赵国报信。 长平之战，秦军先后斩杀和俘获赵军共四十五万人，创造了中国先秦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歼灭战战例。战后，赵国上下为之震惊，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长平之战胜利后，白起一面平定了上党全境，巩固秦军对上党的控制；一面请秦昭襄王增调军队和粮草，准备乘胜一举灭亡赵国。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十月，白起分兵三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占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以西的要地武安、皮牢（今河北武安）；一路由司马梗攻占赵太原郡（治今山西太原西南）；白起自统主力驻留上党，准备进攻邯郸。 韩国和赵国惊恐万分，派苏代用重金贿赂秦相应侯范雎说：“白起擒杀赵括，围攻邯郸，赵国一亡，秦就可以称帝，白起也将封为三公，他为秦攻拔七十多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即使周公、召公、吕望的功勋也不能超过他。如果赵国灭亡，秦王称王，那白起必为三公，您能在白起之下吗？即使您不愿处在他的下位，那也办不到。 秦曾经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百姓皆奔赵国，天下人不乐为秦民已很久。今灭掉赵国，秦的疆土北到燕国，东到齐国，南到韩魏，但秦所得的百姓，却没多少。还不如让韩、赵割地求和，不让白起再得灭赵之功。”于是范雎以秦兵疲惫，急待休养为由，请求允许韩、赵割地求和。秦昭襄王应允。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正月，秦与赵、韩停战言和，各自撤兵。白起闻知此事，从此与范雎结下仇怨。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九月，秦又发兵，打算派五大夫王陵攻赵都邯郸。白起闻讯后，极力劝阻。 秦昭襄王说：“前年国库空虚百姓受饥，您不考虑百姓的负担能力，要求增调军粮消灭赵国。如今寡人休养百姓来供养士兵，蓄积粮食，三军将士的俸禄超过从前一倍，而您却说‘不可以攻赵’，这种说法有什么道理吗？” 白起解释道：“长平之战，秦军大胜，赵军大败。秦人欢喜，赵人害怕。秦国百姓战死的得到厚葬，伤者得到了特殊的照顾，劳苦者饮酒解乏，吃饱喝足并得到馈饷，消耗了国家的资财。赵国战死者得不到收殓，伤者得不到治疗，哭泣哀嚎，尽力共同分担忧患，加紧耕田劳作，多生资财。如今大王能够派出的军队虽然超过从前的一倍，臣料想赵国的守备也会达到原来的十倍。赵国自从长平之战以来，君臣忧虑恐惧，早晨很早上朝，晚上很晚退朝，用低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四面遣使向诸侯求和，同燕、魏结亲，同齐、楚交好，处心积虑，把防范秦国当作最要紧的事。赵国国内殷实，外交成功。正当此时，赵国是不可以攻打的。” 但此时秦昭襄王业已决定发兵，故白起之议不被采纳，他本人也因患病而无法统军出征。 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年）正月，王陵攻邯郸进展不顺，昭襄王又增发重兵支援，结果王陵损失了五校（一校约为八千人）秦军。这时白起病愈，昭襄王欲以白起为将攻邯郸。 白起对昭襄王说：“邯郸实非易攻，且诸侯若援救，发兵一日即到。诸侯怨秦已久，今秦虽破赵军于长平，但伤亡者过半，国内空虚。我军远隔河山争别人的国都，若赵国从内应战，诸侯在外策应，必定能破秦军。因此不可发兵攻赵。” 昭襄王亲自请白起出山，他推辞不从；昭襄王于是派范雎前去探望，并指责道：“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指其破楚败韩魏），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指如今秦攻赵之势）乎？” 白起分析了攻楚及破韩魏联军时的形势，认为自己能够接连取胜“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并没有什么用兵如神之说。继而他指出长平之战后秦未一鼓作气趁势灭赵，反而使得赵国得到喘息的时间，增强了抗秦的力量，并且赵人将坚壁清野，不再出战，使秦难以在野战中消灭赵军。而秦如果“兵出无功”，那么将使诸侯来援。所以他认为“臣见其害，未睹其利”。 范雎听后，惭愧地退出，将白起的话告诉了昭襄王。昭襄王说：“没有白起，我就不能灭掉赵国了吗？” 于是在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昭襄王继续增兵，改派王龁替王陵为大将，八、九月围攻邯郸，久攻不下。楚国派春申君黄歇同魏信陵君无忌率兵数十万攻秦军，赵军常派出轻锐的小股部队骚扰秦军后方，秦军伤亡惨重。 白起听到后说：“当初秦王不听臣的计谋，结果如何？” 昭襄王听后大怒，亲自去白起府上，强令他出兵，说：“您虽然有病，也得勉强自己卧着为寡人带兵。有了战功，这是寡人希望的，会重赏您。如果您不去，寡人就会怨恨您。” 白起叩头道：“臣下知道去了即使没有战功，也可以免除罪过。如果不去，即便没有罪过，也免不了被杀。然而臣下只是希望大王能够看一看臣下不高明的计策，放弃赵国，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以应付诸侯之间出现的变故。安抚恐惧者，攻打傲慢者，诛灭无道者，以此来号令诸侯，天下就可以平定，为什么一定要把赵国作为首先进攻的对象呢？这就是所说的被一个大臣屈服却战胜天下人。大王如果不详察臣下的愚计，一定要在赵国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以致于降罪臣下，这也是所说的战胜一个大臣，却被天下人屈服。战胜一个大臣的威严，同战胜天下人的威严相比，哪个更大呢？臣下听说贤明的君王爱惜国家，忠诚的大臣爱惜名誉。破碎的国家不可能重获完整，死去的人不可能死而复生。臣下宁愿受重罚而死，不忍做蒙受耻辱的军队的将领。希望大王详察。”昭襄王听后，没有答话就离开了。 随后范雎再度请求白起复出，白起仍称病不起。昭襄王于是将白起贬黜为士伍，放逐至阴密。由于病体不便，白起并未立即启程。三月后，秦军战败消息不断从邯郸传来，昭襄王更迁怒于白起，命他即刻动身不得逗留。白起只得带病上路，行至杜邮（今陕西省咸阳市任家咀村），昭襄王与范雎商议，以为白起迟迟不肯奉命，“其意怏怏不服，有余言”，派使者赐剑命其自刎。临死前，白起仰天长叹：“我对上天有什么罪过，竟落得如此下场？”良久之后，他又说：“我本来就该死。长平之战，赵军降卒几十万人，我用欺骗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这就足够死罪了！”说罢便引剑自刎。时为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十一月。 白起担任秦军主将三十余年，攻城七十余座，于作战中料敌如神，出奇致胜，威震六国[90]，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作战指挥艺术，代表了战国时期战争发展的水平。其军事思想主要如下： 不以攻城夺地为唯一目标，而是以歼敌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的的歼灭战思想，而且善于野战进攻，战必求歼，这是白起最为突出的特点。歼灭战的战例、理论，在白起之前也已开始出现，如孙膑认为只有“覆军杀将”、全歼敌军才算全胜。但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作为作战指导思想，并在中国先秦战争史上创造最多、最大而又最典型的歼灭战战例的，则是白起。 为达歼灭战目的强调追击战，对敌人穷追猛打。如华阳之战、伊阙之战等，都是在敌军已经败北逃走的情况下，发起穷迫猛打的追击战，从而获得全歼敌军的胜利。春秋孙武的“穷寇勿追”及战国商鞅的“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实际上仅仅是战场内追击，和白起的穷追猛打、直到尽歼敌军为止的追击战有本质的不同。 重视野战筑垒工事。白起对筑垒工事在野战中的作用，有深刻认识。以长平之战为例，他认为按当时的进攻武器水平，要想迅速击破依托有利地形构筑了壁垒工事而进行防御的赵军，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所以他作战指导的主要着眼点，就是先诱赵军脱离坚固设垒阵地，然后再分割包围予以歼灭，而他对秦军的部署，则是在预期歼敌地区，构筑壁垒工事，以阻止赵军进攻；在赵军主力进攻受挫，改为就地筑垒防守待援时，白起又在赵军营垒周围，构筑壁垒工事，防止赵车突围。可见白起重视野战筑垒的思想，对长平之战的胜利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此前的野战筑垒都是在营地四周构筑，主要目的保护自身免受敌军奇袭。将筑垒工事作为进攻的辅助手段，用于防止被围敌军突围逃走，是白起的创造性发展。 此外，白起在作战的指导中，还使用了远程奔袭。如华阳之战，他由咸阳出发，以平均每日百里的急行军，八日到达华阳。这对《孙子兵法》所说的“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来说，也是一个发展。他的军事思想是秦国兼并战争实践活动的产物，对后世兵学颇有影响。 白起指挥许多重要战役，平生大小七十余战，没有败绩。其平生主要的军事活动见下表： 秦昭襄王十四年（前293年） 伊阙之战 ，在伊阙大破韩、魏、东周联军，斩首二十四万。 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年） ，攻魏之役 ，夺取魏大、小城共六十一座。 秦昭襄王十六年（前291年） 垣城之战 ，与司马错克垣城。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年） 光狼城之战 ，攻赵，斩首三万（一作两万），夺取光狼城。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至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 ，鄢郢之战 ，先夺取鄢、邓等五城，后一举攻破郢城与楚别都鄢城，重创楚军。 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前273年） ，华阳之战 ，与魏冉等在韩国华阳一带败魏、赵联军，进占魏国大片城池，斩联军首级十三万，溺毙赵卒两万。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前264年）至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 ，攻韩之役（陉城之战、野王之战） 第一次伐韩，先占陉等九城，斩首五万；第二次伐韩，攻占野王。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年）至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年） ，秦赵上党之战、长平之战 ，诱赵军统帅赵括率重兵脱同离有利阵地，予以分割包围歼灭。此役斩首五万，坑杀降卒四十万。 历史上对他的评价。 苏代：“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 嬴稷：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境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相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之不能半之，而与战之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闻。……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 夫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 战国时期战死两百多万人，白起一人斩首近百万，不愧是战国四大名将之首，可惜，自古以来“武安君”历来没有啥好下场。 战国七雄之秦国篇——王翦 王翦（生卒年不详），频阳东乡（今陕西省富平县）人，是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始祖，战国时期秦国将领、军事家，秦统一六国的具体实施者。 王翦自幼习兵略，为将持重，老谋深算。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年）率兵攻赵，攻克九城，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再次率兵攻打赵国，赵王投降。二十一年(前226年)，率兵攻下燕国都城，燕王逃往辽东郡。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击败楚将项燕，攻克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虏楚王负刍。次年，平定楚国江南地区，楚国亡。王翦善于用兵，与其子王贲在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除韩之外，其余五国均为王翦父子所灭。统一中国后，急流勇退，没有辅佐秦始皇建立德政，巩固国家根基。和白起比较，可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王翦为秦国的统一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力量，立下了不朽的战功，作为对实现中国统一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而名传于后世。[35]王翦还凭借军事指挥的才能，与白起、李牧、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王翦是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县）人，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推演，王翦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是太子晋的第十八世孙。少年时就喜欢军事，侍奉秦始皇。 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王翦领兵攻打赵国的阏与，王翦领军只十八天，便令军中不满百石的校尉回家，并从原军队的十人中选出两人留在军中，结果所留下来的都是军中精锐。王翦就用这支士气很高的精锐部队攻下了阏与，同时一并攻取了赵的九座城邑。 铲除吕不韦和嫪毐后，秦王嬴政正式亲政，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开始了。这场统一战争以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秦军伐赵拉开序幕，前后持续15年。期间，除了最先的灭亡韩国王翦没有参与外，其他五国，要么为王翦带兵所灭，要么为其子王贲攻克而亡。 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王翦从上郡发兵，下井陉，与杨端和军两军呼应。准备一举攻灭赵国。结果遇上了赵国的名将李牧，相持一年多的时间。王翦采用反间计，除掉李牧。李牧死后，王翦势如破竹前行，大败赵军，并杀了赵军主将赵葱，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国原来的各处土地入为秦地，成为秦郡。 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发生了历史上着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荆轲失败后，秦王嬴政盛怒，并利用这个机会，派王翦领军攻燕国。燕王喜和代王赵嘉联合抵抗秦军，燕代联军由燕国的太子丹统领，最后在送别荆轲的易水河边兵败。王翦乘势攻取了燕都城蓟，燕王喜逃到了辽东，燕国也名存实亡了。 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秦王派王翦之子王贲攻打楚国，大败楚兵。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贲率军迅速北上，进攻魏国，最后用黄河、大沟水淹大梁城，城尽毁。魏王假投降。接着王贲又平定了魏国各地，设魏地东面为砀郡。 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秦王嬴政召集群臣，商议灭楚大计，王翦认为“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则认为“不过二十万人”便可打败楚国，秦王嬴政大喜，认为王翦老不堪用，便派李信和蒙恬率兵二十万，南下伐楚，楚将项燕以四十万楚军应对二十万秦军。王翦因此称病辞朝，回归故里。 不久，楚军故意示弱，且战且退，保留精锐部队从后突袭李信，大破秦军两营兵力，斩杀秦军七个都尉，是为秦灭六国期间少有的败仗之一。 秦王嬴政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怒，亲自乘快车奔往频阳，向王翦致歉，并答应加兵请求，王翦统领六十万大军启程，王翦出征时向秦王“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出关前，又连续五次求赐美田，连部下也开始担心会不会太过份，王翦才说出了自己的用意：秦王生性多疑，如今秦国全国士兵尽交到自己手中，此时唯有向秦王诸多要求，才可以表明自己除了金钱以外别无他求，借此消除秦王怕他拥兵自立的疑惧。 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王翦领兵伐楚，大军抵达楚国国境之后整整一年坚壁不出，六十万士兵都囤积起来休养生息，甚至每天比赛投石以作娱乐。项燕的四十万楚军因为兵力相对较少而不敢强攻，一年后终于按捺不住，正当楚军在往东调动之际，王翦就率兵出击大破楚军，杀项燕于蕲，一年多后又俘虏楚王负刍，平定楚国。随后王翦又南征百越，取得胜利。 秦王嬴政八年（前239年），秦王嬴政命王弟长安君成蟜为主将，樊于期为副将率军攻打赵国，不料，长安君在樊于期的唆使下临阵倒戈，举兵反叛。 嬴政派王翦前往平叛。王翦派说客混进叛军，见到了长安君，递送了劝降书信，情理并用，恩威并施。长安君归降，叛乱平息。樊于期逃奔燕国。但可惜的是，长安君后来并没有保住性命。 秦王嬴政即位之初由于年少，国政由相邦吕不韦所把持。吕不韦权倾朝野，又与太后偷情，见秦始皇日渐年长怕东窗事发想离开太后，又怕太后怨恨，所以献假宦官嫪毐给太后。 嫪毐与太后在秦故都雍城（今陕西凤翔）生下了两个私生子，以秦王假父自居。在太后的帮助下，嫪毐封长信侯，领有山阳、太原等地，自收党羽，在雍城长年经营，建立了庞大的势力。 秦王嬴政九年（前238年），嬴政前往太后所在的雍城行郊礼。王翦领兵镇压咸阳，派三万精锐保护秦王西行。秦王离开后，吕不韦在国都咸阳把持国政，王翦不动声色，调遣兵力，严阵以待，以防吕不韦伺机生变。嫪毐因淫乱宫闱的罪行败露，发动兵变，进攻秦王嬴政所在的蕲年宫，史称“蕲年宫之变”。秦王及时察觉了这一阴谋，抢先发兵平定叛乱，追斩嫪毐，在咸阳清洗了嫪毐集团数百人，因此事涉及吕不韦，不久就免去了其相邦之职。不久，在王翦的建议下，将其赐死，秦始皇全面掌握了国家权力。 王翦是秦国杰出的军事家，也是继白起之后，秦国不可多得的大将之材。作为秦代杰出的军事家，王翦主要战绩有破赵国都城邯郸，消灭燕、赵；以秦国绝大部分兵力消灭楚国，与其子王贲一并成为秦始皇兼灭六国的最大功臣。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使其与白起、李牧、廉颇并列为战国四大名将。王翦一生征战无数，他智而不暴、勇而多谋，在当时杀戮无度的战国时代显得极为可贵。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国兼并了所有的诸侯国，统一天下，王翦和蒙恬立的战功最大。王翦是唐朝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始祖。 历代评价 司马迁：“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筊身。” 班固：“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猋起云合，果共轧之、急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 类似评价在两汉之时，数不胜数，汉亡后，对王翦的评价才略显客观。 秦灭六国，王翦和儿子王贲直接参与了其中五国的攻伐，是当之无愧的，秦朝建立的首功之臣。 不过，也因此，秦始皇一度非常担心王翦功大不好制衡，所以，当王翦提出灭楚国需要六十万兵马时，秦始皇犹豫了。 秦始皇在第一次伐楚时，没有支持王翦，选择了李信和蒙恬，兵马也只用了二十万。 而王翦知道秦始皇骨子里的想法，因此：“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於频阳。” 结果，没有王翦统领的秦军被楚将项燕率领的四十万楚军迎头痛击，大败而归。 之后，秦始皇才意识到，要消灭楚国这么个国土广袤，兵马也有数十万的大国，确实要按照王翦的想法来。 秦始皇不惜亲自屈尊去王翦的家乡。重新请其出山，还完全按照王翦的军事部署来提供兵马钱粮。 当然，王翦也并非是蠢蛋，他带着秦国举国之兵六十万，别说秦始皇了，哪个皇帝都不会放心。 在出击楚国之前，王翦还为此跟秦始皇演了一出讨要富贵田财的把戏，用来打消秦始皇的疑虑。 既然君臣猜疑的隐患消除了，王翦也就能全力整合六十万大军的战力，楚国自然也没能在他手上逃过大劫。 王翦是历史上少有的能指挥超大兵团作战的军事家，在古代，统帅六十万兵马，还能游刃有余的指挥打胜仗的将军并不多。 这属于指挥超大兵团作战的范畴，不是普通将领能涉及到的，排兵布阵、扎营行军、后勤分配、山川地理的合理借用、时间及空间的运用、多方向、多兵种的配合，是相当高明的本事。 古之名将，如卫青最多时不过统帅五万大军（不包括后勤人员），其和匈奴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战，跟霍去病加一起才十万。 唐朝李靖灭突厥时，六路大军加起来也只有十多万，南宋岳飞麾下的岳家军不过十万，明朝戚继光建立的戚家军才数千人。 历史上指挥数十万大军出征的，大多反而是败仗最为有名，比如晋朝时的淝水之战，东汉末至三国时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隋末的虎牢关之战等等。 苻坚、袁绍、曹操、刘备、窦建德等，都不是平凡之辈，大多身经百战，可也无法有效驾驭数十万兵马，全部成为以弱胜强的反面教材。 还有北宋神宗时期的五路伐夏，明朝天启年间的萨尔浒之战等，全是大兵团作战时，因指挥系统不顺畅，各路军队各行其是，而导致的大败。 由以上历史名将们在征战时统帅的兵马人数，以及诸多历史战例，可以看到，指挥数十万兵马进行大兵团作战不是谁都能行的。 即使在现代的我军中，数千名战功赫赫的将军里面，也只有林帅、刘帅、彭帅、徐帅、粟大将等寥寥数人才能够办到。 而在古代，也只有白起、韩信等少数军事天才能跟王翦相提并论，可见，王翦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在历史名将中是名列前茅的。 王翦及其子、孙，都是比较纯粹的将军，没有过多参与政治，而且，秦始皇对功臣的态度是相当好的，没有因防备心理杀过一个功臣。 秦朝建立后，因功封侯的王翦急流勇退，得以善终，其子王贲类同，但其孙王离在秦末时，因战败被项羽俘虏，结局不明，比较公认的是被项羽所杀，王离的儿子王元、王威为躲避战乱，逃到山东琅琊一代隐居。 可王家并没有消沉下去，反而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成为从汉朝至唐朝时期，能影响到天下局势的大家族，至唐朝时，当世大族中，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都是以王翦为祖。 在这两大家族中，出过不少大人物，比如东汉末年设计杀董卓的司徒王允。 东晋时能比肩皇帝，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的王导、王敦兄弟俩。还有书法大家王羲之父子。 唐朝时，唐高宗的第一任妻子王皇后，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等等，也都是王翦的后代。 王氏在隋唐时，一直是天下间最显赫的世家大族。王翦的后裔们创造的家族，可比秦始皇的家族长久太多。 国亡家族不亡，也是古时常态。 而王翦在汉朝晚期，辅佐暴秦的名声渐渐好转，也和其后裔建立的家族崛起有关。 总结，王翦在秦朝统一天下的进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战争之中，或许有杀戮，但他只是尽到了军人应有的职责，两汉时，对他的评价不客观。 王翦这样历史上少有的，能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天才，且功高盖世。但他幸运的遇到了对功臣并不残暴的秦始皇。 王翦在功成后隐退，也是其家族后裔在战乱中及战乱后能传承下去的主因，没有参与政治斗争，意味着仇人不多，后裔能相对安全的绵延传承。 由此看，王翦绝对是有大智慧的，能瞻前顾后，且不受损伤，很难得！ 战国前期有吴起，孙武，孙膑，庞涓等，战国中后期有四大名将，白起，李牧，王翦，廉颇等等，两汉的韩信，周亚夫等，鲜少有能善终者，王翦能急流勇退，不得不说，他是有大智慧的人啊！ 战国七雄之秦国篇——蒙恬 蒙恬（？-前210年），姬姓，蒙氏，名恬，祖籍齐国（今山东省蒙阴县），齐国蒙山（今山东蒙阴）人。秦国名将蒙骜之孙、蒙武之子 。秦朝将领、军事家。 蒙恬出生于武将世家，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胸怀大志，且天资聪明，逐渐培养了较高的军事素养。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蒙恬因家世被封为将军，又因领兵攻齐有功被拜为内史。秦统一全国之后，蒙恬奉命领兵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鄂尔多斯市一带）。蒙恬后为秦二世所迫，自杀。 蒙恬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并且因河为塞，临河筑44座县城，迁谪戍居住。又监修长城、直道。长城西起临洮，东迄辽东，逶迤万余里。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因难修，未完工。这些措施对防止匈奴的侵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确保了边境安全，有效促进中原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其修建的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勤劳、智慧的伟大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传说他还改良过毛笔。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蒙恬被封为将军，攻打齐国，因破齐有功被拜为内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 秦国兼并天下后，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 其后，蒙恬主持修筑了西起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借着天险，设置要塞，有力的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可惜没有修竣完工。蒙恬驻守上郡十多年，威震匈奴。 秦始皇非常尊宠蒙恬，信任、夸奖他的才干，并且亲近蒙恬的弟弟蒙毅，蒙毅官至上卿，外出则陪秦始皇同乘一辆车子，居内则侍从在秦始皇的跟前。蒙恬担任外事，蒙毅常为内谋，当时号称忠信。因此，其他的诸将相，都不敢和他们争宠。 蒙毅法治严明，从不偏护权贵，满朝文武，无人敢与之争锋。某日，内侍赵高犯有大罪，蒙毅依法判其死罪，除去他的宦职，但却被秦始皇给赦免了。从此时起，蒙氏兄弟便成了赵高的心病。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冬，秦始皇嬴政游会稽途中患病，派身边的蒙毅去祭祀山川祈福。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赵高担心扶苏继位，蒙恬得到重用，对自己不利，就扣住遗诏不发，与胡亥密谋篡夺帝位。他又威逼利诱，迫使李斯和他们合谋，假造遗诏。“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便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 使者把蒙恬交给了官吏，派李斯等人来代替蒙恬掌兵，囚禁蒙恬于阳周。胡亥杀死扶苏后，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再次贵宠用事，对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便散布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胡亥于是囚禁并杀死了蒙毅。秦二世又派人前往阳周去杀蒙恬。 使者对蒙恬说：“你罪过太多，况且蒙毅当死，连坐于你。”蒙恬说：“自我先人直到子孙，为秦国出生入死已有三代。我统领着三十万大军，虽然身遭囚禁，可我的势力足以背叛。但我知道，我应守义而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情。” 使者说：“我只是受诏来处死你，不敢把将军的话传报陛下。”蒙恬长叹道：“我怎么得罪了上天？竟无罪而被处死？”沉默良久又说：“我的罪过本该受死，起临洮，到辽东筑长城，挖沟渠一万余里，这其间不可能没挖断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呀！”于是吞药自杀。 蒙恬，祖上是齐国人。大致生于秦王赢政继位前后，卒于公元前210。他的祖父蒙蒙骜在秦王时由齐入秦为将，因立战功，“官至上尉”。也是一位着名将领，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以及在南征百越等重要战役中，都立有战功。 秦帝国建立以后，因“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於后世”，蒙恬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当时，在蒙古高原一带 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贵族经常带领骑兵南下，掠夺内地的人畜和财物，聚居在辽河、老哈 河、西拉木伦河一带的胡人也不断袭扰边境，这对初建的秦帝国威胁甚大。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固北部边境，泰始皇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军队“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蒙恬成功地指挥了对匈奴及胡人的战争，长驱直入，横扫塞北，夺回河套一带广大地区，秦政府在这些地区分设了四十四个县，并建筑了几十座城堡。在今宁夏贺兰山附近仍可见蒙话所建镇北堡的残迹。 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匈奴不敢大规模进犯，但仍有偷袭骚忧。为了加强防范，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迁移内地人民三万户移居河北( 指今内蒙古、宁夏一带)区，并由率士兵和役夫、刑徒约五十万人“用制险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终于在原秦、赵、燕三国修筑的北方边城的基础上，筑成一条西起临、东到辽东，表延五千多公里的“万里长城”，创造了 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在此前后，蒙恬继续领兵戍边，打击匈奴，“於是河，据阳山《 此为阴山之一一笔者)，透蛇而北”。在所收复地区又增设了三十四个县。这时秦始皇的长公子扶苏因对始皇和李斯等人所施行的某些极端政策持不同意见，“数上书，议时”使得“始皇帝不悦”。 因而被迫远离京城到蒙恬部队中为监军。蒙恬与扶苏 关系很好，政见也接近，他们“暴师外十余年居上郡”，共同领导了对奴的长期斗争。蒙恬还曾同另一位大将杨翁子一起“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其弟蒙毅也常随始皇左右，执掌机枢，“位至上，出则参，入则御前”。 蒙氏兄弟以他们对王朝 的贡献，受到始皇帝的格外信任和宠爱，“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其地位之显赫，甚至使相李斯也暗自担心地位受威胁，而且蒙活又据重兵在外，并同对李斯有一定看法的扶苏在一起，更使李斯常怀顾忌。 而此前，蒙毅也因执法不阿，得罪了中车府令赵高，这就为蒙氏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秦始皇曾多次出巡，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试图开辟一条新路，着蒙恬负贵指挥“堑山埋谷”，修路架桥。但从九原到甘泉有一千八百多里远，工程浩大，一时未能修好。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冬，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路线是“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跟随同行的有秦始皇最喜爱的少子胡亥，还有亲信大臣李斯、蒙毅、赵高等人。始皇因途中 劳 顿，“至平原津而病”，逐渐加重。 于是派蒙毅沿原路“还祷山川”。这一方面是秦始皇极信的世界观所，另一方面对“之变”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可惜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佚，赵高是否在这件事中做了什么手脚已无法确考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蒙毅此去，完全改变了始皇身边的力对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变了 整个秦 王朝的历史进程。 在赵高的策划和怂恿下，胡亥、李斯一起合谋参予了“沙丘之变”，他们一面矫始皇的进诏，以伪诏赐公子扶苏，一面派李斯的舍人为监军夺蒙恬的军权，同时又收买了蒙恬的部将一王葛的孙子王离。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扶 苏蒙话，事先因信息不通，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事发后扶苏又毫无主见，对伪诏深信不疑，大哭欲自尽。 蒙恬虽然表示了他的怀疑，“复请之”;并曾劝止扶苏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 复请，复请而后死，暮也”。但已为时太晚，扶苏还是死了。由于秦代实行监军制度，蒙恬平时并无调动军队全权，而且现在戍边军队的一些将领也被更换，黎恬自己也被逮了起来，关在阳周。 本来胡亥听说扶苏已经死了，就想放掉恬兄弟，但是“有贼心”的赵高 认 为恬、蒙毅是他篡权的最大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胡亥面前挑拨说:“e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矣，而毅:“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 以 愚意，不若诛之。”此时蒙毅闻讯刚刚赶回，胡亥即下令“系蒙毅於代”。 胡交返回成阳安葬完泰始皇后，自立为二世皇帝，赵高更加得宠，“日夜 毁 恶装氏，求其罪过，举劾之”。秦二世的叔叔子婴不赞成杀掉蒙恬、，进谏劝止:“闻故赵王迁杀其良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染之约，齐王建杀 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 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子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有 见解的。但是昏庸残暴的秦二世不听谏阻，执意杀功臣，赵高“欲以灭蒙氏”，更是曲尽诽资谗害之能事，李斯出于利，也从旁推波助澜。 他们“御史曲宫乘传之代”，杀害了蒙毅。聚二世又派人到阳局对装话说:“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毕，法及内史。”蒙恬还想向二世再申诉--下，但使臣不许，逗他自杀。蒙恬只得仰天长叹，吞药自尽。蒙恬 兄弟 死后，秦二世、赵高等人又杀害了一批先朝大臣，使得茶王钥内无贤臣、外无良将，统治集团内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很快地崩溃了。 绥德的百姓相传说，蒙所生前治军有方，与所率士兵相处得很好，他被害后，士兵们都很怀念池，每人用衣襟盛一襟黄土，倒在他的坟堆上，这样居然堆尼了- 座土山。据说明朝人为了纪念蒙恬和扶苏，还为他们修了祠堂，但岁月沧桑，惜今己 不 复 存在。 事实上现存有关文献记载和出土的尖物都可证明，笔的产生绝不始于秦代，更非蒙恬一人所造。如《庄子》中有“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愿，在外者半”一段话，“舐”即“舔”，宋元君舔的就是 一 枝毛笔。春秋战国时，笔已在各诸侯国 被 使 用了，而秦国则叫作“笔”。1954年在湖南长沙市南郊左家山发掘的一座战国晚期 木柳楚 中，发现有一枝用上好兔毛箭做成的毛笔这支毛笔就被命名为“楚笔”。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基中又发现了三枝竹管笔样子已有较大改进。有的学者认为，楚笔还不是最早的毛笔，毛笔的产生比欧洲的羽毛笔、甚至比古埃及的芦管笔历史更悠久。因为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器来看，上面画有很精细的图案，没有毛笔恐很难画出。以此推断，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有入懂得制造简单的毛笔了。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毛笔的发展过程中，蒙恬可能做过某些改进与推广。至于《风俗通考》 中所述蒙恬还曾发明风筝，也因无其他文献及实物旁证而未敢定论。不知是否与当时军事上传递信息的需要有关，存疑待考。 对于蒙恬一-生的功过是非，尤其是同他直接相关的筑长城、打匈 双、谏始皇等几件大事，历代人多有评说，褒贬不一。我们先来看看蒙恬自杀前对自已一生的慨叹:“恬罪固当死矣。起临逃属之辽东， 城万除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赈哉? 此乃恬之罪也。” 司马迁的评价有所不同:“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伤者未，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不亦宜平?何乃罪地服?”代司马贞对蒙恬的同似乎比太史公更多一些“蒙氏秦将，内史忠贤。长城首筑，万里安边赵商矫制，扶苏死焉。绝地何罪? 劳人是微。呼天欲诉，三代良然”。 汉代学者王充既不局意蒙恬的自责，也不支持司马迁的批评，他说:“夫话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则，蒙恬绝地服，罪至当死也。养万物何遇於人，而蒙恬绝其服，知己有绝地服之罪，不知地服所以绝之过，自非如此，与不自非何以异。 太史公为非恬之为名将，不能以强谏，故致此祸，则已下暨室有非者矣，已无非则其非蒙话非也”。王充的这番议论影响较大，后代如李东莱的《东菜博议》、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以及陈直的《史记新证》等书中，都有与此大抵接近的评途。 历代人的议论，多数不无道理，但却往往受着历史的局限。笔者认为，蒙恬无疑是一位秦代杰出的成边将领，他虽是世袭为将的，但他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确实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他指挥下，不仅收复了“河南”之地，而且把匈奴的势力赶到了塞外。 长城 的修 建，固然是以万千劳动人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无数的生命为代价的。但是蒙恬作为这项宏伟工程的主持者，能够根据当地的地势起伏，利用山脉的自然走向指挥修筑，对于长城的建成，也是有一定历史作用的。 战国七雄之秦国篇——宣太后 宣太后（？―公元前265年），芈（mi）姓，出生地楚国丹阳，又称芈八子、秦宣太后，战国时期秦国王太后，秦惠文王之妾，秦昭襄王之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太后”的人。 秦昭襄王即位之初，宣太后以太后之位主政，执政期间，攻灭义渠国，一举灭亡了秦国的西部大患。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十月，宣太后去世，葬于芷阳骊山。 宣太后本是楚国人，后成为秦惠文王的姬妾，称芈八子。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因举鼎而死。因秦武王无子，他的弟弟们争夺王位。赵武灵王派代郡郡相赵固将在燕国作为人质的公子稷送回秦国。在宣太后异父弟魏冉的帮助下，公子稷继位，即秦昭襄王。魏冉随后平定了王室内部争夺君位的动乱，诛杀惠文后及公子壮、公子雍，将秦武王后驱逐至魏国，肃清了与秦昭襄王不和的诸公子。因秦昭襄王年幼，由宣太后以太后之位主政，魏冉辅政。 公元前307年，楚怀王派兵包围韩国的雍氏，长达五个月不能攻克。韩襄王多次派使者向秦国求援，但秦国军队一直不出崤山，按兵不动。韩襄王又派尚靳出使秦国，尚靳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说秦国尽快派兵救援。而宣太后因为自己的故乡是楚国，不同意派兵救援，她召见尚靳对他说：“当年我服侍秦惠文王时，大王把大腿压在我的身上，我感到身体疲倦不能承受。而他把整个身体都压在我身上时，我却并不感觉到重，这是因为这样对我比较舒服。秦国要帮助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草不济，就无法解救韩国。解救韩国的危难，每天要耗费数以千计的财物，这对我和秦国又有什么好处？” 韩襄王于是又派张翠出使秦国。甘茂认为韩国一旦投靠楚国，楚、韩两国就会挟持魏国来危害秦国，他主张秦昭襄王立即出兵救援韩国。秦昭襄王于是下令出兵，楚国闻讯后撤军。 公元前287年，齐、赵、韩、魏、楚五国合纵攻秦未能成功，诸侯在成皋停战。秦昭襄王想让韩国公子成阳君兼任韩、魏两国的国相，韩、魏两国不同意。宣太后通过穰侯魏冉对秦昭襄王建议不要任用成阳君。因为成阳君曾因秦昭襄王的缘故困居于齐国，在他穷困的时候，秦昭襄王没有任用他，而成阳君受宠，秦昭襄王又要任用他，不会使他满意；秦昭襄王任用成阳君而韩、魏两国不同意，会有损于秦国与这两国的关系。秦昭襄王听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义渠是东周时期活跃于泾水北部至河套地区的一支古代民族，长期与秦国发生战争。公元前331年，义渠国内发生内乱，秦惠文王派庶长操平定内乱。公元前327年，秦惠文王在义渠设县，义渠王向秦国称臣。公元前319年，秦国攻打义渠，夺取了郁郅。 作为报复，次年义渠参与了公孙衍合纵楚、韩、赵、魏、燕的五国攻秦之战。义渠趁秦军主力与五国交战之机，大败秦军于李帛。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再次派兵攻打义渠，攻取了徒泾等二十五座城池，义渠国力大损，但仍保留一定实力。秦昭襄王继位时，义渠王前来朝贺，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生下两子。后秦昭襄王与宣太后日夜密谋攻灭义渠之策。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引诱义渠王入秦，杀之于甘泉宫。秦国趁机发兵攻灭义渠，在义渠的故地设立陇西、北地、上郡三郡。 宣太后主政时任用弟弟魏冉、芈戎以及儿子公子悝、公子芾等四贵主政。宣太后及四贵的专权极大限制了秦昭襄王的权力，造成了秦国国内只知有太后和四贵，不知有秦王的局面。魏国人范雎逃亡至秦国后，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范雎向秦昭襄王建议收回五人的权力，以免造成淖齿、李兑那样弑君篡国的祸乱。秦昭襄王采纳范雎的建议，废宣太后，将魏冉、芈戎、公子悝、公子芾等四贵驱逐出首都咸阳。 宣太后十分宠爱情夫魏丑夫，宣太后生病即将去世时，传令让魏丑夫为自己殉葬。魏丑夫得知后十分害怕，于是请庸芮游说宣太后。庸芮先问宣太后人死后是否能够感知到人世间的事情，宣太后回答说不能。庸芮继而说既然人死后不会有什么知觉，那您又为何要将自己心爱的人置于死地？如果死人真的有知觉，那么先王早就因出轨之事对太后您恨之入骨。太后您弥补过失都来不及，又怎么能和魏丑夫有私情呢？宣太后认为庸芮所说有理，于是撤销了魏丑夫为自己殉葬的旨令。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十月，宣太后去世，葬于芷阳骊山。 人物评价 马非百：宣太后以母后之尊的地位，牺牲色相与义渠王私通，然后设计将之杀害，一举灭亡了秦国的西部大患义渠，使秦国可以一心东向，再无后顾之忧，她的功劳不逊于张仪、司马错攻取巴蜀。 战国七雄之秦国篇——范睢 范雎（？-前255年），亦作范且，字叔。战国时魏国芮城（今山西芮城）人。中国战国时期秦昭王相、政治家、纵横家、军事谋略家。 范雎善辩，曾从魏人须贾使齐，被诬以通齐卖魏。归国后，魏相魏齐使人笞之几死。后受郑安平之助，易名张禄，至秦，上书秦昭王，得到召见，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认为韩、魏与秦接壤，在地理上有“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的重要战略地位，是秦向外兼并发展的首要目标。这些主张以后基本上被秦昭王采纳实行。 范雎即被拜为客卿，谋兵事，深得昭王信用。他又进说秦昭王，指出太后擅权，“四贵”用事，恐致“卒无秦王”之危。昭王遂于四十一年（前266年），下令废宣太后，逐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于关外，并拜范雎为相，封于应（今河南平顶山西），号为应侯。任相期间，推行远交近攻战略，屡败列国。长平之战，白起大败赵军，坑杀赵降卒四十多万。白起主张乘胜破赵，他忌白起功高，允赵割地讲和。继又谗杀白起，举郑安平为将，王稽为河东守。后郑安平围攻赵都邯郸（今属河北）失败降赵，王稽因与诸侯私相交通而坐法诛，他忧惧谢病归相印，不久病死。 范雎所提出的“远交近攻”的策略原则，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范雎是魏国人，字叔。虽出身贫寒，但一直有很大的志向，而且他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但在魏国一直没能受到重用。[1]他曾周游列国希望那里的国君接受自己的主张而有所作为，但没有成功，便回到魏国打算给魏王任职服务，可是家境贫寒又没有办法筹集活动资金，就先在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做事。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年），燕将乐毅率燕、楚、魏、赵、韩五国兵马攻破齐国都城临淄，并一举略定齐国70余座城池，齐国仅剩下即墨和莒两座城池尚未攻破。齐湣王逃亡，被楚淖齿所杀。齐襄王在这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国势下，仓促在莒即位。后齐将田单力挽狂澜，智摆火牛阵，大败联军，力复70城，齐国这才免遭亡国，得以复兴。齐国蒸蒸日上的国势使当初随燕破齐的魏王坐卧不安，深恐齐襄王寻机报复。于是，魏王遣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议和修好，范雎以舍人的身份随从前往。 到齐国之后，朝堂之上，齐襄王对魏使臣须贾很不礼貌，责问魏国反复无常，并说先王之死与魏有关，令人切齿痛心。须贾嚅嚅而无言，不能应对。这时，须贾身后的范雎义正辞严地辩驳道：“齐湣王骄暴无餍；五国同仇，岂独魏国？今大王光武盖世，应思重振齐桓公（指田齐的齐桓公）、齐威王之余烈，如果斤斤计较齐湣王时的恩恩怨怨，但知责人而不知自责，恐怕又要重蹈齐湣王的覆辙了。”齐襄王听完这番不卑不亢、鞭辟入里的雄辩，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心中暗自赞叹此人的胆识和辩才。他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个年轻人，什么也没有说。 齐襄王退朝以后，当晚，他便派人劝说范雎留在齐国，以客卿相处。范雎义正辞严地拒绝道：“臣与使者同出，而不与同入，不信无义，何以为人？”齐襄王闻知，心中甚为敬重，特赐予范雎黄金十斤以及牛、酒诸物。范雎身在异国，肩负通使重命，岂敢擅自受用私馈之物，一再坚辞不纳。范雎据实以告后，须贾令他奉还黄金而留下牛、酒。范雎唯命是从。 范雎此番以随从舍人的身份随须贾前往齐国，见须贾被齐襄王数落得嚅嚅无言以对，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一来替主人须贾解围，二来维护魏国尊严。但这番话给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以至于险些送掉性命。 回到魏国后，须贾心里恼怒嫉恨范雎，对这事越想越生气，便把范雎在齐国受到齐王厚赐的情况报告了魏相魏齐，并 诬告他私受贿赂，出卖情报，说他对魏国有外心暗通齐国，魏国的宰相是魏国公子之一，叫魏齐。魏齐听了后大怒，命人将范雎抓来，命令左右近臣用板子、荆条抽打范雎，严刑拷打，把范雎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肋骨被打折、牙齿被打掉，惨不忍睹，几乎被活活打死，在奄奄一息之际，范雎唯恐性命难保，便屏息僵卧，直挺挺在血泊中不动，佯装死去。舍人误以为范雎已死，便去禀告正在饮酒的魏相。 魏齐便命仆人用苇席裹尸，扔在茅厕之中，又让宴饮的宾客轮番往范雎身上撒尿，故意污辱他借以惩一警百，让别人不准再乱说，以戒后人。范雎知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只得咬牙强挺。待到天色已晚，范雎从苇席中张目偷看，见只有一名卒吏在旁看守，便悄悄地说：“吾伤重至此，虽暂醒，决无生理。你如果能让我死于家中，以便殡殓，异日定当重金酬谢。”卒吏见其可怜，又贪利，便谎报魏齐，说范雎早已死去，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算了。酒酣中魏齐命仆人将范雎尸体扔到荒郊野外。范雎这才得以脱身。后来魏齐后悔把范雎当死人扔掉，又派人去搜索范雎。魏国人郑安平听说了这件事，于是就带着范雎一起逃跑，并帮助他隐藏起来，范雎更改了姓名叫张禄。之后去了秦国。 公元前271年，秦昭王派使臣王稽出访魏国。郑安平就假装当差役，侍候王稽。王稽问他：“魏国有贤能的人士可愿跟我一起到西边去吗？”郑安平回答说：“我的乡里有位张禄先生，想求见您，谈谈天下大事。不过，他有仇人，不敢白天出来。”王稽说：“夜里你跟他一起来好了。”郑安平就在夜里带着张禄来拜见王稽。两个人的话还没谈完，王稽就发现范雎是个贤才，便对他说：“先生请在三亭冈的南边等着我。”范雎与王稽暗中约好见面时间就离去了。 王稽辞别魏王和群臣，驱车回国，经过三亭冈南边时，载上范雎便很快进入了秦国国境。车到湖邑时，远远望见有一队车马从西边奔驰而来。 范雎便问：“那边过来的是谁？” 王稽答道：“那是秦国国相穰侯去东边巡行视察县邑。” 范雎一听是穰侯便说：“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大权，他最讨厌收纳各国的说客，这样见面恐怕要侮辱我的，我宁可暂在车里躲藏一下。” 不一会儿，穰侯果然来到，向王稽道过问候，便停下车询问说：“关东的局势有什么变化？” 王稽答道：“没有。” 穰侯又对王稽说：“使臣先生该不会带着那帮说客一起来吧？这种人一点好处也没有，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罢了。” 王稽赶快回答说：“臣下不敢。” 两人随即告别而去。范雎对王稽说：“我听说穰侯是个智谋之士，处理事情多有疑惑，刚才他怀疑车中藏着人，可是忘记搜查了。” 于是范雎就跳下车来奔走，说：“这件事穰侯不会甘休必定后悔没有搜查车子。”大约走了十几里路，穰侯果然派骑兵追回来搜查车子，没发现有人，这才作罢。王稽于是与范雎进了咸阳。 王稽向秦王报告了出使情况后，趁机进言道：“魏国有个张禄先生，此人是天下难得的能言善辩之士。他说‘秦王的国家处境危险已到了层层堆蛋的地步，能采用我的方略便可安全。但需面谈不能用书信传达’。我所以把他载到秦国来。”秦昭王不相信这套话，只让范雎住在客舍，给他粗劣的饭食吃。就这样，范雎等待秦王接见有一年多。 当时，秦昭王已经即位三十六年了。秦国在南面夺取了楚国的鄢、郢重镇，楚怀王已在秦国被囚禁而死。在东面攻破了齐国。此前齐湣王曾经自称东帝，不久又取消了这个帝号。还曾多次围攻韩、赵、魏三国，扩张了领土。秦昭王武功赫赫，因而讨厌那些说客，从不听信他们。 穰侯魏冉、华阳君是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而泾阳君、高陵君都是秦昭王的同胞弟弟。穰侯担任国相，华阳君、泾阳君和高陵君轮番担任将军，他们都有封赐的领地，由于宣太后庇护的缘故，他们私家的富有甚至超过了国家。等到穰侯担任了秦国将军，他又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的纲寿，想借此扩大他的陶邑封地。 为此，范雎就上书启奏秦王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推行政事，有功劳的不可以不给奖赏，有才能的不可以不授官职，劳苦大的俸禄多，功绩多的爵位高，能管众多事务的官职大。所以没有才能的不敢担当官职，有才能的也不会被埋没。假使您认为我的话可用，希望您推行并进一步使这种主张得以实现；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可用，那么长久留我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俗话说：“庸碌的君主奖赏他宠爱的人而惩罚他厌恶的人；圣明的君主就不这样，奖赏一定施给有功的人，刑罚一定判在有罪人的身上。”如今我的胸膛耐不住铡刀和砧板，我的腰也承受不了小斧和大斧，怎么敢用毫无根据疑惑不定的主张来试探大王呢？即使您认为我是个微贱的人而加以轻蔑，难道就不重视推荐我的人对您的担保吗？况且我听说周室有砥砨，宋国有结缘，魏国有县藜，楚国有和氏璞玉，这四件宝玉，产于土中，而着名的工匠却误认为是石头，但它们终究成为天下的名贵器物。既然如此，那么圣明君主所抛弃的人，难道就不能够使国家强大吗？我听说善于中饱私囊的大夫，是从诸侯国中取利； 善于使一国富足的诸侯，是从其他诸侯国中取利。而天下有了圣明的君主那么诸侯就不得独自豪富，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它们会削割国家而使自我显贵。高明的医生能知道病人的生死，圣明的君主能洞察国事的成败，认为于国家有利的就实行，有害的就舍弃，有疑惑的就稍加试验，即使舜和禹死而复生，也不能改变这种方略。要说的至深话语，我不敢写在书信上，一些浅露的话又不值得您一听。想来是我愚笨而不符合大王的心意吧？还是推荐我的人人贱言微而不值得听信呢？如果不是这样，我希望您赐给少许游览观赏的空闲时间，让我拜见您一次。如果一次谈话没有效果，我请求伏罪受死刑。” 读了这封书信，秦昭王心中大喜，便向王稽表示了歉意，派他用专车去接范雎。 这样，范雎才得以去离宫拜见秦昭王，到了宫门口，他假装不知道是内宫的通道，就往里走。这时恰巧秦昭王出来，宦官发了怒，驱赶范雎，喝斥道：“大王来了！”范雎故意乱嚷着说：“秦国哪里有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罢了。”他想用这些话激怒秦昭王。秦昭王走过来，听到范雎正在与宦官争吵，便上前去迎接范雎，并向他道歉说：“我本该早就向您请教了，正遇到处理义渠事件很紧迫，我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现在义渠事件已经处理完毕，我才得机会向您请教。我这个人很糊涂、不聪敏，让我向您敬行一礼。”范雎客气地还了礼。这一天凡是看到范雎谒见秦昭王情况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是肃然起敬的。 秦昭王喝退了左右近臣，宫中没有别的人。这时秦昭王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 范雎说：“嗯嗯。”停了一会，秦昭王又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说：“嗯嗯。”像这样询问连续三次。 秦昭王长跪着说：“先生终究也不赐教我了吗？” 范雎说：“不敢这样。我听说从前吕尚遇到周文王时，他只是个渭水边上钓鱼的渔夫罢了。像他们这种关系，就属于交情生疏。但文王听完他的一席话便立他为太师，并立即用车载着他一起回宫，就是因为他的这番话说到了文王的心坎里。因此文王便得到吕尚的辅佐而终于统一了天下。假使当初文王疏远吕尚而不与他深谈，这样周朝就没有做天子的德望，而文王、武王也就无人辅佐来成就他们统一天下的大业了。如今我是个寄居异国他乡的臣子，与大王交情生疏，而我所希望陈述的都是匡扶补正国君的大事，我处在大王与亲人的骨肉关系之间来谈这些大事，本愿进献我的一片愚诚的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就是大王连续三次询问我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我并不是害怕什么而不敢说出来。我明知今天向您陈述主张明天就可能伏罪受死，可是我决不想逃避。大王果真照我的话办了，受死不值得我忧患，流亡不值得我苦恼，就是漆身生癞，披发装疯我也不会感到羞耻。况且，像五帝那样的圣明终不免死去，三王那样的仁爱也不免死去，春秋五霸那样的贤能都死了，乌获、任鄙那样力大无比难免一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那样勇猛威武也一个个死去了。由此可见，死亡这是每个人必不可免的。处于明了必然死去的形势下，能够对秦国有少许补益，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我又担忧什么呢！过去伍子胥被装在口袋里逃出了昭关，路上夜里行走，白天隐藏，走到陵水，连饭也吃不上了，只好爬着行走，裸出上身，叩着响头，鼓起肚皮吹笛子，在吴国街市上到处行乞讨饭，可后来终于振兴了吴国，使阖闾成为霸主。 假使我能像伍子胥一样极尽智谋效忠秦国，就是再把我囚禁起来，终身不再见大王，这样我的主张实行了，我又担忧什么呢？过去箕子、接舆漆身生癞，披发装疯，可是对君主毫无益处。假使我也跟箕子有同样的遭遇披发装疯，可是能够对我认为贤能的君主有所补益，这是我的最大荣幸，我又有什么耻辱的？我所担忧的，只是怕我死后，天下人看见我为君主尽忠反而遭到死罪，因此闭口停步，没有谁肯向秦国来罢了。现在您在上面害怕太后的威严，在下面被奸佞臣子的惺惺作态所迷惑，自己身居深宫禁院，离不开左右近臣的把持，终身迷惑不清，也没人帮助您辨出邪恶。长此下去，从大处说国家覆亡，从小处说您孤立无援岌岌可危，这是我所担忧的，只此而已。至于说困穷、屈辱一类的事情，处死、流亡之类的忧患，我是从不害怕的。如果我死了而秦国得以大治，这是我死了比活着更有意义。” 秦昭王长跪着说：“先生这是什么话呢！秦国偏僻幽远，寡人愚笨不肖，先生竟屈尊来到这里，这是上天恩准寡人烦劳先生来保存先王的宗庙啊。寡人能受到先生的教诲，这正是上天眷顾先王，而不抛弃他们的后代啊。先生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从这以后，事情无论大小，上至太后，下到大臣，有关问题希望先生毫无保留地给我以指教，不要再怀疑我了。”范雎听了向秦王拜了两拜，秦王也连忙向范雎拜了两拜。 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四面都是坚固的要塞，北面有甘泉高山、谷口险隘，南面环绕着泾、渭二水，右边是陇山、蜀道，左边是函谷关、肴阪山，雄师百万，战车千辆，有利就进攻，不利就退守，这是据以建立王业的好地方啊。百姓不敢因私事而争斗，却勇敢地为国家去作战，这是据以建立王业的好百姓啊。现在大王同时兼有地利、人和这两种有利条件。凭着秦国士兵的勇猛，战车的众多，去制伏诸侯，就如同放出韩国壮犬去捕捉跛足的兔子那样容易，建立霸王的事业是完全能够办到的，可是您的臣子们却都不称职。秦国到现今闭关固守已经十五年，之所以不敢伺机向崤山以东进兵，这都是因为穰侯为秦国出谋划策不肯竭尽忠心，而大王的计策也有失误之处啊。” 秦昭王长跪着说：“我愿意听一听我的失策之处。” 可是范雎发觉谈话时周围有不少偷听的人，心里惶惑不安，不敢谈宫廷内部太后专权的事，就先谈穰侯对诸侯国的外交谋略，借以观察一下秦王的态度。于是凑向秦昭王面前说：“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这不是个好计策。出兵少就不能损伤齐国，出兵多反会损害秦国自己。我猜想大王的计策，是想自己少出兵而让韩、魏两国尽遣兵力来协同秦国，这就违背情理了。现在已经看出这两个友国实际并不真正亲善，您却要越过他们的国境去进攻齐国，合适吗？这在计策上考虑太欠周密了。 况且曾有过这种失算的先例，先前齐湣王向南攻打楚国，杀楚军、斩楚将，开辟了千里之遥的领土，可是最后齐国连寸尺大小的土地也没得到，难道是不想得到土地吗，是形势迫使它不可能占有啊。各诸侯国看到齐国已经疲惫困顿国力大衰，国君与臣属又不和，便发兵进攻齐国，结果大败齐国。齐国将士受辱溃不成军，上下一片责怪齐王之声，说：‘策划攻打楚国的是谁？’齐王说：‘是田文策划的。’于是齐国大臣发动叛乱，田文被迫逃亡出走。由此可见齐国大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耗尽兵力攻打远方的楚国反而使韩、魏两国从中获得厚利。这就叫做把兵器借给强盗，把粮食送给窃贼啊。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远交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如今放弃近国而攻打远邦，不也太荒谬了吗？再说，过去中山国领土有方圆五百里，赵国独自把它吞并了，功业建成，名声高杨，利益到手，天下没有谁能侵害它。现在韩、魏两国，地处中原是天下的中心部位，大王如果打算称霸天下，就必须先亲近中原国家把它作为掌握天下的关键，以此威胁楚国、赵国。楚国强大您就亲近赵国，赵国强大您就亲近楚国，楚国、赵国都亲附您，齐国必然恐惧了。齐国恐惧，必定低声下气拿出丰厚财礼来奉事秦国。齐国亲附了秦国，那么韩、魏两国便乘势可以收服了。” 秦昭王说：“我早就想亲近魏国了，可是魏国是个翻云覆雨变化无常的国家，我无法同它亲近。请问怎么才能亲近魏国？” 范雎回答道：“大王可以先说好话送厚礼来靠拢它，不行的话，就割让土地收买它；再不行，寻找机会发兵攻打它。”秦昭王说：“我就恭候您的指教了。” 于是授给范雎客卿官职，同他一起谋划军事。终于采取了范雎的谋略，派五大夫绾带兵攻打魏国，拿下了怀邑。两年后，又夺取了邢丘。之后秦国执行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公元前265年，秦国攻打赵国，攻占了三座城池，前264年至前259年，向韩国出兵，先后攻占了少曲、高平、陉城、南阳、缑氏、蔺、野王等大小城邑几十座。 范雎后来又劝说秦昭王道：“秦、韩两国的地形，犬牙交错简直就像交织的刺绣一样。秦国境内伸进韩国的土地，就如同树干中生了蛀虫，人身内患了心病一样。天下的形势没有变化就罢了，一旦发生变化，给秦国造成祸患的还有谁能比韩国大呢？大王不如拢往韩国。” 秦昭王说：“我本来就想拢住韩国，可是韩国不听从，对它该怎么办才好？” 范雎回答道：“韩国怎么能不听从呢？您进兵去攻荥阳，那么韩国由巩县通成皋的道路被堵住；在北面切断太行山要道，那么上党的军队就不能南下。大王一旦发兵进攻荥阳，那么韩国就会被分割成三块孤立的地区。韩国眼见必将灭亡，怎么能不听从呢？如果韩国服帖了，那么就可乘势盘算称霸的事业了。” 秦昭王说：“好的。”就准备派使臣到韩国去。 范雎一天比一天得到秦昭王信任，转眼间受到秦昭王的信任就有几年了。 公元前266年，范雎请求昭王在闲暇方便之时进言议事说：“我住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田文，从没听说齐国有齐王；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君以及高陵君、泾阳君，从没听说秦国有秦王。独掌国家大权的称做王，能够兴利除害的称做王，掌握生杀予夺权势的称做王。如今太后独断专行毫无顾忌，穰侯出使国外从不报告，华阳君、泾阳君等惩处断罚随心所欲，高陵君任免官吏也从不请示。这四种权贵凑在一起而国家却没有危险，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处在这四种权贵的统治下，就是我所说的没有秦王啊。既然如此，那么大权怎么能不旁落，政令又怎么能由大王发出呢？我听说善于治国的，就是要在国内使自己的威势牢固而对国外使自己的权力集中。穰侯的使臣操持着大王的重权，对诸侯国发号施令，他又向天下遍派持符使臣订盟立约，征讨敌方，攻伐别国，没有谁不敢听命。 如果打了胜仗，夺取了城地就把好处归入陶邑，国家一旦遭到困厄他便可在诸侯国中用事；如果打了败仗就会让百姓怨恨国君，而把祸患推给国家。有诗说：‘树上结果太多就要压折树枝，树枝断了就会伤害树心；封地城邑太大就要危害国都，抬高臣属就会压抑君主。’从前崔杼、淖齿在齐国专权，崔杼射中齐庄公的大腿并杀死了他，淖齿抽了齐湣王的筋又把他悬吊在庙梁上，一夜就吊死了。李兑在赵国专权，把赵武灵王囚禁在沙丘的宫里，一百天被困饿而死。如今我听说秦国的太后、穰侯专权，高陵君、华阳君和泾阳君相帮同，最终是不要秦王的，这也就是淖齿、李兑一类的人物啊。再说夏、商、周三代亡国的原因，就是君主把大权全都交给宠臣，恣意饮酒纵情游猎，不理朝政。 他们授权任职的宠臣，一个个妒贤嫉能，瞒上欺下，谋取私利，从不为君主考虑，可是君主又不醒悟，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如今秦国从小乡官到各个大官吏，再到大王的左右侍从，没有一个不是相国穰侯的亲信。我看到大王在朝廷孤单一人，我暗自替您害怕，在您之后，拥有秦国的怕不是您的子孙了。” 秦昭王听了这番话如梦初醒大感惊惧，说：“说得对。”于是废弃了太后，把穰侯、高陵君以及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国都。秦昭王就任命范雎为相国。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陶邑去，由朝廷派给车子和牛帮他拉东西迁出国都，装载东西的车子有一千多辆。到了国都关卡，守关官吏检查他的珍宝器物，发现珍贵奇异的宝物比国君之家还要多。秦昭王把应城封给范雎，封号称应侯。 范雎在担任宰相后，还决定在由秦入蜀的群山峻岭中开凿栈道。也就是褒斜道，是古代穿越秦岭的山间大道。褒斜道南起褒谷口(汉中市大钟寺附近)，北至斜谷口(眉县斜峪关口)，沿褒斜二水行，贯穿褒斜二谷，故名，也称斜谷路，为古代巴蜀通秦川之主干道路，全程249公里。秦国部队的军需粮草也可以通过栈道将巴蜀军粮源源不断运送至秦国以供使用。后蔡泽在列举范雎之功时，曾说道：君侯相秦，计不下座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斩断三秦通途，令六国不得合纵；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已得，君之功至极。蜀汉丰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长安三辅地区发达的文化流传蜀汉，发展了南北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千里栈道的开通，便利了秦、蜀间的往来交通，也使秦国的用兵更加灵活，可以由蜀地出击东方国家。褒斜道在中国历史上开凿早、规模大、沿用时间长。 此后，秦国不断地恫吓楚国，扬言由蜀地而下，秦军不消几日就可踏平楚国。 范雎做了秦国相国之后，秦国人仍称他叫张禄，而魏国人对此毫无所知，认为范雎早已死了。魏王听到秦国即将向东攻打韩、魏两国的消息，便派须贾出使秦国。范雎得知须贾到了秦国，便隐蔽了相国的身分改装出行，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偷空步行到客馆，见到了须贾。 须贾一见范雎不禁惊愕道：“范叔原来没有灾祸啊！” 范睢说：“是啊。” 须贾笑着说：“范叔是来秦国游说的吧？” 范雎答道：“不是的。我前时得罪了魏国宰相，所以流落逃跑到这里，怎么能还敢游说呢！” 须贾问道：“如今你干些什么事？” 范雎答道：“我给人家当差役。” 须贾听了有些怜悯他，便留下范雎一起坐下吃饭，又不无同情地说：“范叔怎么竟贫寒到这个样子！” 于是就取出了自己一件粗丝袍送给了他。须贾趁便问道：“秦国的相国张君，你知道他吧。我听说他在秦王那里很得宠，有关天下的大事都由相国张君决定。这次我办的事情成败也都取决于张君。你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跟相国张君熟悉的朋友啊？” 范雎说：“我的主人很熟悉他。就是我也能求见的，请让我把您引见给张君。” 须贾很不以为然地说：“我的马病了，车轴也断了，不是四匹马拉的大车，我是决不出门的。” 范睢说：我愿意替您向我的主人借来四匹马拉的大车。” 范睢回去弄来四匹马拉的大车，并亲自给须贾驾车，直进了秦国相府。相府里的人看到范睢驾着车子来了，有些认识他的人都回避离开了。须贾见到这般情景感到很奇怪。到了相国办公地方的门口，范睢对须贾说：“等等我，我替您先进去向相国张君通报一声。” 须贾就在门口等着，拽着马缰绳等了很长时间不见人来，便问门卒说：“范叔进去很长时间了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门卒说：“这里没有范叔。” 须贾说：“就是刚才跟我一起乘车进去的那个人。” 门卒说：“他就是我们相国张君啊。”须贾一听大惊失色，自知被诓骗进来，就赶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双膝跪地而行，托门卒向范睢认罪。于是范睢派人挂上盛大的帐幕，召来许多侍从，才让须贾上堂来见。须贾见到范睢连叩响头口称死罪，说：“我没想到您靠自己的能力达到这么高的尊位，我不敢再读天下的书，也不敢再参与天下的事了。我犯下了应该烹杀的大罪，把我抛到荒凉野蛮的胡貉地区我也心甘情愿，让我活让我死只听凭您的决定了！” 范雎说：“你的罪状有多少？” 须贾连忙答道：“拔下我的头发来数我的罪过，也不够数。” 范雎说：“你的罪状有三条。从前楚昭王时申包胥为楚国谋划打退了吴国军队，楚王把楚地的五千户封给他作食邑，申包胥推辞不肯接受，因为他的祖坟安葬在楚国，打退吴军也可保住他的祖坟。现在我的祖坟在魏国，可是你前时认为我对魏国有外心暗通齐国而在魏齐面前说我的坏话，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当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肆意侮辱我时，你不加制止，这是第二条罪状。更有甚者你喝醉之后往我身上撒尿，你何等的忍心啊？这是第三条罪状。但是你之所以能不被处死，是因为从今天你赠我一件粗丝袍看还有点老朋友的依恋之情，所以给你一条生路，放了你。” 于是辞开须贾，结束了会见。随即范雎进宫把事情的原委报告了昭王，决定不接受魏国来使，责令须贾回国。 须贾去向范雎辞行，范雎便大摆宴席，请来所有诸侯国的使臣，与他同坐堂上，酒菜饭食摆设得很丰盛。而让须贾坐在堂下，在他面前放了一槽草豆掺拌的饲料，又命令两个受过墨刑的犯人在两旁夹着，像马一样喂他吃饲料。范雎责令他道：“给我告诉魏王，赶快把魏齐的脑袋拿来！不然的话，我就要屠平大梁。” 须贾回到魏国，把情况告诉了魏齐，魏齐大为惊恐，便逃到了赵国，躲藏在平原君的家里。 范雎担任了秦相之后，王稽曾经对范雎说：“事情不可预知的有三件，毫无办法的也有三件。君王说不定那一天死去，这是不可预知的第一件事情。您突然死去，这是不可预知的第二件事情。假使我突然去，这是不可预知的第三件事情。如果君王有一天死去了，您即使因我没被君王重用而感到遗憾，那是毫无办法的。如果您突然死去了，您即使为还未报答我而感到遗憾，也是毫无办法的。假使我突然死去了，您即使因不曾及时推荐我而感到遗憾，也是毫无办法的。” 范睢听了闷闷不乐，就入宫向秦王进言说：“不是王稽对秦国的忠诚，就不能把我带进函谷关；不是大王的贤能圣明，就不能使我如此显贵。如今我的官位做到了相国，爵位已经封到列候，可是王稽还仅是个谒者，这该不是他带我进关的本意吧。” 秦昭王便召见了王稽，任命他做河东郡守，并且允许他三年之内可以不向朝廷汇报郡内的政治、经济情况。范雎又向秦昭王举荐曾保护过他的郑安平，昭王便任命郑安平为将军。范雎于是散发家里的财物，用来报答所有那些曾经帮助过他而处境困苦的人。凡是给过他一顿饭吃的小恩小惠他是必定报答的，而瞪过他一眼的小怨小仇他也是必定报复的。 当时，天下的谋士都聚集在赵国讨论合纵盟约，目的是使六国联合起来攻打强秦，这时范雎对秦昭王说：“大王不必忧心，臣可以使他们的合纵之盟约土崩瓦解。因为秦对于天下的策士，平日丝豪没有怨仇，他们所以要聚会谋划攻打秦国，是因为自己想借此升官发财而已。请大王看看大王的狗，现在睡着的都好好睡着，站着的都好好站着，走着的都好好走着，停着的都好好停着，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争斗。可是只要在它们之间丢下一块骨头，所有的狗都会立刻跑过来，呲牙咧嘴露出一副凶残相，互相争夺，乱咬乱叫。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所有的狗都起了争夺的意念。” 范雎就派秦臣唐雎用车载着美女乐队，并且给他五千金，让他在赵国的武安大摆宴席，并且对外宣称：“邯郸人谁愿意来拿黄金呢？”结果首谋攻秦的人没有拿赠金，而那些得到黄金的人，就跟秦国像兄弟一样亲密了。 范雎又告诉唐雎说：“您此番为秦国在外交方面建功，可以不必管黄金究竟给了哪些人，只要你把黄金都送完就算功劳不小，现在再派人拿五千金给您。”于是唐雎又用车拉着大量的黄金出发，再度前往武安去收买天下策士，结果还没分完三千金，参加合纵之约的天下谋士就为黄金而大起内讧。 公元前265年，范雎任秦相的第二年，秦国向东进攻韩国的少曲和高平，拿下了这两个城邑。 秦昭王听说魏齐藏在平原君的家里，想替范雎一定报这个仇，就假装交好写了一封信给平原君说：“我久闻您为人有高尚的道德情义，希望跟您交个像平民百姓一样无拘无束的知心朋友，您肯光临我这里小住几日的话，我愿同您开怀畅饮十天。”平原君本就畏惧秦国，看了信又认为秦昭王真的有意交好，便到秦国见了秦昭王。 秦昭王陪着平原君宴饮了几天，便对平原君说：“从前周文王得到吕尚尊他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夷吾尊他为仲父，如今范先生也是我的叔父啊。范先生的仇人住在您家里，希望您派人把他的脑袋取来；不然的话，我就不让您出函谷关。” 平原君说：“显贵了还要交低贱的朋友，是为了不忘低贱时的情谊；豪富了还要交贫困的朋友，是为了不忘贫困时的友情。魏齐，是我的朋友，即使他在我家，我也决不会把他交出来，何况现在他根本不在我家呢。” 昭王又给赵国国君写了一封信说：“大王的弟弟在我秦国这里，而范先生的仇人魏齐就在平原君家里。大王派人赶快拿他的脑袋来；不然的话，我要发动军队攻打赵国，而且不把大王的弟弟放出函谷关。” 赵孝成王看了信就派士兵包围了平原君的家宅，危急中，魏齐连夜逃出了平原君家，见到了赵国宰相虞卿。虞卿估计赵王不可能说服，就解下自己的相印，跟魏齐一起逃出了赵国，两人抄小路奔逃，想来想去几个诸侯国都没有能急人之难而可以投靠的人，就又奔回大梁，打算通过信陵君投奔到楚国去。信陵君听到了这个消息，由于害怕秦国找上门来，有些犹豫不决不肯接见他们，就向周围的人说：“虞卿这个人怎么样？” 当时侯嬴也在旁边，就回答说：“人固然很难被别人了解，可了解别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个虞卿脚踏草鞋，肩搭雨伞，远行而到赵国，第一次见赵王，赵王赐给他白璧一对，黄金百两；第二次见赵王，赵王任命他为上卿；第三次见赵王，终于得到相印，被封为万户侯。当前，天下人都争着了解虞卿的为人。魏齐走投无路时投奔了虞卿，虞卿根本不把自己的高官厚禄看在眼里，解下相印，抛弃万户侯的爵位而与魏齐逃走。能把别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来投奔您，您还问‘这个人怎么样’。人固然很难被别人了解，了解别人也实在不容易啊！” 信陵君听了这番话分明有讥讽自己的意味深感惭愧，赶快驱车到郊外去迎接他们。可是魏齐听到的是信陵君当初不大肯接见他的消息，便一怒之下刎颈自杀了。赵王得知魏齐自杀身亡，终于取了他的脑袋送到秦国。秦昭王这才放平原君回赵。 秦国继续推行远交近攻战略，攻打韩国。公元前264年，秦国进攻韩国的汾陉，夺取了它，并在靠着黄河边上的广武山筑城。 公元前262年，秦攻取韩国的野王，将韩国的上党郡与韩国国内隔断； 周赧王五十四年（前261年）初，秦昭王派兵攻占了韩国的缑氏（今河南偃师市南）和纶氏（今河南省登封市西南），以威慑韩国。 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初，秦昭王又命令左庶长王龁率领军队攻打并占领了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亡到赵国境内，赵国的军队在长平（今山西省晋城高平市）接应上党的百姓。 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秦军大举北进，进攻赵国。老将廉颇率赵兵迎敌，秦、赵两军相持于长平。 当赵军初战失利时，赵孝成王派郑朱前去秦国议和。范雎为了麻痹赵国，防止各国合纵，设计对赵国使者郑朱殷勤、隆重、友好的接待，大肆向各国使者宣传秦、赵已经和解，借以防止各国出兵救赵，使赵国的处境更加孤立。 秦兵虽然勇武善战，怎奈廉颇行军持重，坚筑营垒，等待时机与变化，迟迟不与秦兵决战。如此一来，两军相持近两三年，仍难分胜负。秦国君臣将士个个焦躁万分；却又束手无策。秦昭王问计于范雎，说：“廉颇多智，知秦军强而不轻易出战。秦兵劳师袭远，难以持久，战事如此久拖不决，秦军必将深陷泥淖，无力自拔，为之奈何？”范雎沉吟片刻，又向昭王献了一条反间计。 范雎遣一心腹门客，从便道进入赵国都城邯郸，用千金贿赂赵孝成王左右亲近之人，散步流言道：“秦军最惧怕的是赵将赵奢之子赵括，年轻有为且精通兵法，如若为将，恐难胜之。廉颇老而怯，屡战屡败，现已不敢出战，又为秦兵所迫，不日即降。” 赵王闻之，将信将疑。派人催战，廉颇仍行“坚壁”之谋，不肯出战。赵王对廉颇先前损兵折将本已不满，今派人催战，却又固守不战，又不能驱敌于国门之外。于是轻信流言，顿时疑心大起，竟不辨真伪，匆忙拜赵括为上将，赐以黄金彩帛，增调20万精兵，持节前往以代廉颇。 赵括虽为赵国名将赵奢之子，确也精通兵法。但徒读经文书传，不知变通，只会坐而论道，纸上谈兵，而且骄傲自大。一旦代将，立即东向而朝，威临军吏，致使将士无敢仰视者。他还把赵王所赐黄金、财物悉数藏于家中，日日寻思购买便利田宅。 赵括来到长平前线，尽改廉颇往日约束，易置将校，调换防位，一时弄得全军上下人心浮动，紊乱不堪。范雎探知赵国已入圈套，便与昭王奏议，暗派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火速驰往长平，并约令军中：“有敢泄露武安君为将者斩!” 白起是战国时期无与伦比的久经沙场的名将；一向能征惯战、智勇双全。论帅才，赵括远不能与白起相比；论兵力，赵军绝难与秦兵抗衡。范雎之所以秘行其事，目的就是使敌主松懈其志，以期出奇制胜。两军交战，白起佯败，赵括大喜过望，率兵穷追不舍，结果被秦军左右包抄，断了粮草，团团围困于长平。秦昭王闻报，亲自来到长平附近；尽发农家壮丁，分路掠夺赵人粮草；遏绝救兵。赵军陷于重围达46天，粮尽援绝，士兵自相杀戮以取食，惨不忍睹。赵括迫不得已，把全军分为四队，轮番突围，均被秦军乱箭击退，赵括本人也被乱箭射死。长平一战，秦军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俘虏赵兵40余万，除年老年幼者240人放还外，其余全部坑杀。 这次战役，秦军先后消灭赵军45万，大大挫伤了雄踞北方的赵国的元气，使其从此一蹶不振。战后，秦军乘胜进围赵都邯郸。虽曾有赵国名士毛遂自荐，赴楚征援，又有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也只能是争一时之生存，无法挽回赵国败亡的厄运。 长平之战，在秦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秦与关东六国的战争，如果说秦惠文王时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话，至此则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此后，虽有庞缓组织的最后一次赵、魏、韩、楚、燕五国合纵抗秦，但也仅仅是困兽犹斗而已。 在长平之战胜利后，白起又分秦军为三路，扩张战果：命王龁率一军攻占赵国的皮牢（地名）；命司马梗率一军北上，夺取太原（今山西省中部地区）；白起亲率大军准备攻打赵国首都邯郸，想一举灭亡赵国。 但秦国虽在长平之战歼灭了赵国四十五万人，但自身也元气大耗。长平之战持续打了三年，旷日持久。且秦国的供给线是赵国的三倍以上，输送粮食过程中造成的消耗远高于赵国。秦国投入的兵力远远多于赵国，单纯的军队消耗也远远大于赵国。而长平之战前，秦国累年征战，耗损严重，并且四面树敌。再加上赵韩两国合谋，派使者赴秦，游说应侯范雎。范雎被赵国使者说服。 秦昭襄王与范雎审时度势商议后，接受了赵、韩割地求和的请求，允许韩国割垣雍，赵国割六城，达成和议，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前259年）一月下令罢兵。 当赵孝成王准备按和约割让六城时，大臣虞卿认为割地与秦，秦势更强，赵“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如此赵将灭亡。虞卿建议以六城赂齐国，联齐抗秦。赵孝成王用其谋，派虞卿东见齐王建，商讨合纵抗秦计划，并借魏国使者来赵连络合纵之机，与魏订立盟约。同时将灵丘（今山西省灵丘县）封给楚相春申君黄歇，结好楚国，并对韩、燕亦极力交好。在国内则积极发展生产，重整军备，进行抗秦准备。 秦昭襄王见赵国违约不割六城，反而与东方诸国合纵对付秦国，大怒，遂于公元前259年10月，令五大夫王陵率军二十万兵伐赵，直攻赵都邯郸。 二年正月，王陵攻邯郸不大顺利，秦王又增发重兵支援，结果王陵损失五校（一校约为8000人）秦军。于是秦昭襄王命白起接替王陵为帅，白起称病推辞。白起对秦昭襄王说：“邯郸实非易攻，且诸侯若援救，发兵一日即到。诸侯怨秦已久，今秦虽破赵军于长平，但伤亡者过半，国内空虚。我军远隔河山争别人的国都，若赵国从内应战，诸侯在外策应，必定能破秦军。因此不可发兵攻赵。” 秦昭襄王改派王龁替王陵为大将，八、九月围攻邯郸，久攻不下。楚国派春申君同魏公子信陵君率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伤亡惨重。白起听到后说：“当初秦王不听我的计谋，结果如何？” 秦昭襄王听后大怒，强令白起出兵，白起自称病重，经范雎请求，仍称病不起。三月后，秦军战败消息不断从邯郸传来，秦昭王更迁怒于白起，命他即刻动身不得逗留。白起只得带病上路，行至杜邮（今陕西省咸阳市任家咀村），秦昭襄王与范雎商议，以为白起迟迟不肯奉命，“其意怏怏不服，有余言”，便派使者赐剑命其自刎。 白起拿起剑自刎时，仰天长叹：“我对上天有什么罪过，竟落得如此下场？” 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我本来就该死。长平之战，赵军降卒几十万人，我用欺骗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这就足够死罪了！”说完自杀。时为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十一月。 公元前257年12月，魏、楚两国军队先后进抵邯郸城郊，进击秦军。赵国守军配合城外魏、楚两军出城反击。在三国军队内外夹击之下，秦军大败，损失惨重。王龁不得不率领秦军撤回河东汾城（今山西省侯马市北）。 公元前256年，秦国派大将赵掺攻打韩国，攻占了阳城（河南郑州登封市），斩首了4万人。攻打赵国，攻占了二十几个县，斩杀及俘虏了九万人。周赧王姬延非常恐慌，和燕国、楚国密谋联合各国，再订立合纵盟约攻秦。秦国立即起兵攻打周国，掳获姬延到秦国，然后又释放他回到周国。姬延死了，东周国亡，立国879年。 在邯郸之战时秦昭王任用郑安平，派他领兵攻打赵国。郑安平在战场上反被赵军团团围住，情况危急，他带领二万人投降了赵国。对此应侯范雎自知罪责难逃，就跪在草垫上请求惩处治罪。按照秦国法令，举荐了官员而被举荐的官员犯了罪，那么举荐人也同样按被举荐官员的罪名治罪。这样应侯应判逮捕父、母、妻三族的罪刑。可是秦昭王恐怕伤害了应侯的感情，就下令国都内：“有敢于议论郑安平事的，一律按郑安平的罪名治罪。”同时加赏相国应侯更为丰厚的食物，来使应侯安心顺意。此后二年，王稽做河东郡守，曾与诸侯有勾结，因犯法而被诛杀。为此，范雎一天比一天懊丧。 后来，有一天秦昭王上朝时不断叹息，范雎走上前去说：“我听说‘人主忧虑是臣下的耻辱，人主受辱是臣下的死罪’。今天大王当朝处理政务而如此忧虑，我请求治我的罪。” 秦昭王说：“我听说楚国的铁剑锋利而歌舞演技拙劣。这个国家的铁剑锋利那么士兵就勇敢，它的歌舞演技拙劣那么国君的谋计必定深远。心怀深远的谋略而指挥勇敢的士兵，我恐怕楚国要在秦国身上打算盘。办事不早作准备，就不能够应付突然的变化。如今武安君已经死去，而郑安平等人叛变了，国内没有能征善战的大将而国外敌对国家很多，我因此忧虑。” 秦昭王说这番话意思是激发鼓励应侯。而范雎听了却感到恐惧，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这个时候燕国人蔡泽听闻了这些事来到秦国，找范雎辩论，范雎听信了蔡泽所说的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之言，于是在公元前255年推举蔡泽代替自己的相位，辞归封地，不久病死。 在范雎之施政策略之中，除了为秦昭襄王夺取亲政的权力而外，也对当时在战国流行的儒法思想进行了引入。在战国后期儒家几乎不入秦国，在秦国的主流思想自商鞅而后大多为兵家和法家，因此包括东方六国之儒家往往不喜欢到秦国，认为秦国没有儒家生存的空间，秦昭襄王也曾经说过儒家无益于国。而范雎则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他力邀思想家荀子入秦，让他给秦国国政提出建议。 荀子也是儒家中之异类，因为他打破了儒家不入秦的传统，还导致后世儒家对他都有诟病，当然，荀子的此次入秦可能对后世影响深远，因为在荀子眼中，秦国并非是那种蒙昧的，边缘的，落后的，粗鄙的，反而秦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对荀子感触很深，甚至荀子后来所着述的到秦国观政的文章，提出了\"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这显然已经具备统一天下的观点启蒙，而荀子的两个徒弟李斯和韩非后来也都进入秦国，其中的李斯则成为秦国推行法制的核心人物。 荀子说了这样一段话：“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既有关隘要塞的险峻，又有山林川谷的富饶。这里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尚浮华。他们对官府都很害怕，服服帖帖地听从官吏的摆布，遵守法令。而衙门里的官吏，则奉公守法，认真为朝廷办事，不偷懒，不营私舞弊。贵国的士大夫也都守法奉公，出家门进官府，出官府就回家。不结党营私，识大体，顾大局。再看朝廷，处理政务简捷明快，不为烦琐细务纠纷扯皮，真像古代恬然无治的样子。” 末了，荀子感慨地说：“怪不得秦国自孝公、惠文王、武王以至昭公，不断取得胜利。这不是侥幸，是必然的结果啊！”这些话，当然也包括了对范雎治国有方的一种肯定。 可说李斯之入秦必然受到荀子之影响。而李斯之施政也当然受到荀子之教诲。这即是说当年范雎之远见可见非同寻常，他或者并不是想改变君主的喜好，无非是为东方六国的着名学者们推行某种理念，也是在为秦国的未来谋定发展，铺平思想上的某种鸿沟。显而易见的是荀子的此次西去秦国，为天下所带来的，绝不单单是个崭新的秦国。与那位西出函谷的老子相比，荀子的西去并不见得逊色。 一天，应侯范雎上朝，对秦昭王进言说：“有位新从山东过来的客人叫蔡泽，此人是个很有口才的人，对三王的典事，五霸的业绩以及世俗的变迁他都了如指掌，秦国的大政完全可以托付给他。我见到的人很多，还没有谁赶得上他，我也不如。我冒昧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您。”秦昭王便召见了蔡泽，跟他谈话后，很喜欢他，授给他客卿职位。应侯范雎趁机推托有病请求送回相印，并举荐蔡泽代替自己的位置，不久后辞归封地。秦昭王初次召见蔡泽就很赏识他的谋划，于是任命蔡泽担任秦国相国，之后秦国向东灭掉了周朝。 历史评价 秦昭襄王：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 蔡泽：君侯相秦，计不下座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斩断三秦通途，令六国不得合纵；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已得，君之功至极。 李斯：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战国七雄之秦国篇——赢稷 秦国在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明君，今天就来讲讲秦国的超长待机王——秦昭襄王，赢稷！ 嬴稷，嬴姓，赵氏，名则，一名稷（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1年），又称秦昭王。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在位），秦惠文王赢驷之子，秦武王赢荡同父异母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较长的国君之一，在位五十六年间，发生了着名的伊阙之战、五国伐齐、鄢郢之战、华阳之战和长平之战。 早年在燕国为人质。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去世，公子稷在赵燕两国的武力护送，以及右相樗里疾、魏冉、宣太后等人的拥立下继承王位。秦昭襄王即位初期，由其母宣太后当权，魏冉为咸阳将军，王叔樗里疾为相。公元前304年，年满二十二岁的秦昭襄王在举行冠礼后开始亲自处理决策国事。 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当时被称为四贵的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泾阳君公子芾、高陵君公子悝擅权，出现了私家财富重于秦王室的局面，昭王听从魏人范雎的建议，收回宣太后的干政权，驱逐四贵，拜范雎为相，采用范雎所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奠定了秦统一战争的胜利基础。 秦昭襄王在位期间任用白起为将军，先后战胜三晋、齐国、楚国，攻取魏国的河东郡和南阳郡、楚国的黔中郡和郢都。发动长平之战，大胜赵军。攻陷东周王都洛邑，俘虏周赧王，迁九鼎于咸阳，结束周朝八百年统治。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葬于秦东陵。 秦昭襄王，秦惠王之子，母宣太后。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秦武王与大力士孟说在洛阳周王室的太庙比赛举龙文赤鼎，不幸胫骨被砸断而死。武王突然死去，又无子，为了继任者的问题发生争执。宣太后想立公子芾，与惠文后想立的公子壮争秦王，并得到樗里疾的支持。但是赵武灵王非要迎立在燕国为质的公子稷为秦王，屈从于赵国的压力，最后立公子嬴稷为秦王，是为秦昭襄王。 秦国的群臣大多表示反对立他为君，但在魏冉等人的支持下，作为武王同父异母的他，继承秦王之位，是为秦昭襄王，又称秦昭王。这时昭王年少，母宣太后听政，以魏冉为将军。 秦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昭襄王接受右丞相甘茂的提议将武遂之地归还给韩国，向寿和公孙奭对昭襄王提议反对这件事。由于二人仇恨甘茂，不断向昭襄王谗言。甘茂对此状况相当惶恐，害怕有祸上身，假借讨伐魏国为由，投奔齐国。 秦昭襄王三年（公元前304年），秦昭襄王嬴稷与楚怀王熊槐在黄棘（河南南阳）结盟。同时秦国把上庸（湖北十堰竹山）给了楚国。 秦昭襄王四年（公元前303年），齐、魏、韩三国因为楚国的原因与秦国结盟，背叛了合纵的约定，联合在一起攻打楚国。楚国派遣太子熊横到秦国作为人质，秦国发兵救楚国，攻占了蒲阪（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阳春（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封陵（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秦国再攻打韩国，又攻占了武遂（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 秦昭襄王五年（公元前302年），秦昭襄王嬴稷、魏襄王魏嗣、韩太子韩婴，在临晋（陕西渭南大荔）会面。秦国把侵地蒲阪归还给魏国，抗秦合纵的盟约又瓦解了。楚太子熊横从秦国逃归楚国。 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秦、韩、魏、齐四国联合攻打楚国，楚国在重丘（河南驻马店泌阳）大败，楚国大将唐昧被杀。秦国的蜀侯嬴辉被诬蔑进献毒物，秦国派遣大夫司马错击杀了他。秦国继续攻打韩国，占领了穰城（河南南阳邓州市）。 秦昭襄王七年（公元前300年），秦国的华阳君芈戎攻打楚国，斩首了3万人，杀了楚国的大将景缺，攻占了襄城（河南许昌襄城）。秦丞相樗里子病死了，楼缓继为丞相。 秦昭襄王八年（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邀楚怀王在武关（陕西商州商南）会面结盟，途中突然劫持楚怀王到咸阳，强迫楚怀王割巫郡（重庆巫山）、黔中郡（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的地给秦国。楚怀王愤怒拒绝，于是昭襄王拘留了楚怀王不让他回去。秦国任命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为秦相。 秦昭襄王九年（公元前298年），秦昭襄王嬴稷听信谗言，准备杀了田文，田文逃回齐国。秦军出武关攻打楚国，斩首了5万人，攻占了楚国的十六座城。 秦昭襄王十年（公元前297年），楚怀王从秦国的囚拘中逃走，秦军遍布在楚道上搜捕，楚怀王熊槐投奔赵国，赵国不敢收容他。在投奔魏国的时候，秦兵追到魏国抓住了楚怀王。 秦昭襄王十一年（公元前296年），楚怀王死了，秦国归还了他的尸体。 秦昭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秦国任命穰侯魏冉为丞相。 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韩、魏攻秦，秦国任命白起为元帅，在伊阙（河南洛阳南）打仗，打败了二国联军，大获全胜，斩了24万人，掳获了魏国和韩国的联军统帅——魏国大将公孙喜。 秦昭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91年），秦国攻打韩国，攻占了宛城（河南南阳）。 秦昭襄王十七年（公元前290年），魏国割河东（山西）400里、韩国割武遂地（山西运城垣曲东南）200里给秦国。 秦昭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9年），秦国的大良造白起、客卿司马错，率军攻打魏国，军队打到了轵城（河南济源县），攻占了大小六十一个邑。 秦昭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嬴稷称西帝，派遣使臣尊称齐湣王田地为东帝。齐王听从谋士之策，自去帝号，并约诸侯合纵攻打秦国。秦昭襄王被迫也取消帝号，恢复称王。 秦昭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87年），秦国攻打魏国，攻占了新垣（山西运城垣曲）、曲阳（河南济源）。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秦国攻打魏国，魏国割故都安邑（山西运城夏县）给秦国用来求和，秦国将安邑之民全部驱赶到魏国，仅留下了这座城。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秦国、楚国在宛城（河南南阳）会面。秦国、赵国在中阳（山西吕梁地区中阳县）会面。秦国的大将蒙武攻打齐国，攻占了九座城。 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84年），燕国的上将军乐毅和赵国、秦国、韩国、魏国会面，五国联军，大举攻打齐国，攻占了齐国的七十几座城。 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83年），秦、赵二国在穰城（河南南阳邓州市）会面。秦国攻打魏国，攻占了安城（河南新乡原阳），前锋打到魏国的首都大梁才凯旋。秦昭襄王嬴稷向赵国索要和氏璧，声称用十五座城交换。赵国派遣舍人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奔赴秦国，见秦国毫无诚意，将和氏璧完整的拿回了赵国。 秦昭襄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82年），秦国攻打赵国，攻占了两座城。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秦国再次攻打赵国，攻占了石城。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赵国，斩首了2万人，攻占了代郡（河北张家口蔚县）光狼城。秦国的大将司马错攻打楚国，攻占了黔中（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楚国割汉水以北及上庸之地（湖北十堰竹山）给秦国求和。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大将白起攻打楚，攻占了鄢城（今湖北襄阳市宜城县）、邓县（今河南邓州市）、西陵（湖北宜昌市）。秦国和赵国在渑池会面。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国的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攻占了楚国国都郢都（湖北荆州江陵市），烧了楚国的先王坟墓彝陵（湖北宜昌市），楚国的兵力溃散，不能复战，迁都到陈丘（故陈国，河南周口淮阳）。 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秦国把侵占的楚地安置在黔中郡（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 秦昭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秦国的武安君白起攻打魏国，攻占了两座城。 秦昭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75年），魏国割温城（河南温县）的八座城给秦国。秦国穰侯魏冉再次攻打魏国，韩国派遣大将暴鸢营救魏国。魏冉打败了韩国的援军，斩首了四万人，围攻大梁。 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秦国的穰侯魏冉再次攻打魏国，攻占了四座城，斩首了四万人。 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魏国、赵国联军攻打韩国的华阳（河南郑州新郑市），秦国营救了韩国，在华阳城下打败了魏军，斩首了十三万人，魏国割南阳（河南焦作修武县以西）给秦国求和。秦又打败了赵军，将赵军的2万人在黄河沉溺。 秦昭襄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0年），秦国攻打赵国，围攻阏与（山西晋中和顺），赵国的大将赵奢前去营救，将秦军打败。秦国任命魏国人范雎为客卿。秦昭襄王三十八年，秦国再次攻打阏于，没有胜利。 秦昭襄王三十九年（公元前268年），秦国攻打魏国，攻占了怀城（河南焦作武陟）。 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秦国任命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国攻打赵国，攻占了三座城，赵国的左师触龙说服太后派遣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国为人质。齐国于是发兵营救赵国，秦军开始撤退。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秦国的武安君白起攻打韩国，攻占了南阳（河南焦作修武县以西），占领并断绝了太行山道。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国的左庶长王龁（hé）攻打赵国，攻占了上党（山西长治长子），赵国的大将廉颇心里知道不能硬战，严密的守垒相互对峙，等待机会进攻。秦国深深的感到廉颇对于秦国是个忧患，于是用离间计扬言秦国不怕廉颇，只怕赵括。赵国果然任命赵括代替廉颇，秦人听闻了这个消息，大喜如狂，秘密派遣大将白起代替了王龁。赵军的出击被截分为了两部分，秦军用50余万大军依靠地形围住人数几乎相等的赵军，赵军断粮46天，大溃。秦军杀了赵括，在长平坑杀了赵国40余万投降的士兵（山西晋城高平市），赵国全国都大大震惊。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韩国割垣雍城（河南新乡原阳）、赵国割六座城给秦国求和。秦昭襄王嬴稷代为报了范雎的仇，引诱赵国宰相平原君赵胜到秦国，然后囚禁了他，向魏齐索要交换。魏齐由赵国再投奔魏国，没有人敢收留他，窘困自杀。赵国斩了魏齐的脑袋献给了秦国宰相范雎，秦国于是释放了赵胜回国。 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58年），秦国的五大夫王陵攻打赵国的国都邯郸，不能攻克。于是派遣王龁代替王陵，仍不能攻克，于是围攻邯郸，赵国震恐，向各国乞求援助。楚国派大将黄歇营救赵国，魏国派大将晋鄙营救赵国。秦昭襄王嬴稷派遣使臣对魏安厘王魏圉说：“敢有参战的人，我会把兵力移过来一起打。”魏圉害怕了，命令晋鄙将兵力屯积在邺城（河北邯郸临漳），不敢再前进。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用计谋夺取了晋鄙的军力，带兵前进。 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国任命武安君白起代替王龁为元帅，白起因为赵尚没有打败，并且身体又有疾病，拒绝不肯前行。秦昭襄王嬴稷觉得白起心中有恨意，于是杀了白起。 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在邯郸城下打败了秦军。秦太子嬴柱的儿子嬴异人在赵国作为人质，卫国商人吕不韦用钱财资助他，一起逃回秦国，嬴异人改名为嬴子楚。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的大将赵掺攻打韩国，攻占了阳城（河南郑州登封市），斩首了4万人。攻打赵国，攻占了二十几个县，斩杀及俘虏了九万人。周赧王姬延非常恐慌，和燕国、楚国密谋联合各国，再订立合纵盟约攻秦。秦国立即起兵攻打周国，掳获姬延到秦国，然后又释放他回到周国。姬延死了，东周国亡，立国879年。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秦昭襄王答应范雎辞了丞相。蔡泽继任为相国，几个月后被免职了。秦国将西周文公姬咎流放到悉狐聚（河南平顶山汝州市西北），西周亡国。 秦昭襄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54年），秦国攻打魏国，攻占了吴城（山西运城平陆）。魏国屈服投降，降为秦国的属国。韩桓惠王到秦朝觐见。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嬴稷去世，时年七十五岁。子孝文王嬴柱嗣位。 第一，对远交近攻和近交远攻策略的创造性运用。 第二，巩固对巴蜀的统治，巴蜀的稳定，对秦以后的统一战争有很大促进作用。 第三，消灭义渠。义渠隐患的解除，不仅消除了秦的后顾之忧，戎地骁勇的士兵众多的牲畜 ，还为秦灭六国提供了雄厚的军事资源。 第四，治国成就。秦昭王对国家的治理成就显着，在当时口碑甚好。活动在昭王同时代的大思想家荀况考察过秦国社会状况。这位学者的理论学说与秦国的治国纲领是有分歧的。即使如此，他仍对昭王治理下的秦国吏治民风等给予很高评价。 第五，辉煌的军事业绩。秦除政治廉明，外交军事方针正确之外，还造就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强大军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 第六，消灭东周。灭周不仅表明秦统一天下的决心和意志，更显示了秦已具备击败东方各国联合进攻的雄厚实力，这一事件会给各国造成深刻的心理威慑，意义是深远的。灭周是一个新纪元的真正开始，东方各国的末日也真正来临。 第七，秦国长年征战，到了昭王后期已经民生凋敝，并且遭到了诸侯国的联合打压，把战果一一丢弃。 秦昭王在位时间是秦历代君王中最长的，在最后六七位秦君王中，他统治的时间超过了前任的孝公、惠文王、武王的总和，也超过了后面的孝文王、庄襄王的总和。 他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成就，即使较之秦王政也毫不逊色，他重用范雎、白起等人，为秦国的发展做出极为杰出的历史贡献，昭王时代是秦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决胜时代。翦伯赞说，昭王末年，“秦对六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是非常精辟的论断。 虽然晚年他听信应侯之言，丧失灭赵良机，冤杀名将白起。秦国民生凋敝。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历史功绩，也不能掩盖这个时代秦国在各方面突飞猛进的事实。 昭王时代是和孝公时代、秦王政时代（称帝前的时期）并驾齐驱的重要时代。 荀子曾在秦国丞相应侯范雎面前，如此评价秦昭襄王亲自治理下的秦国，荀子说：“秦国边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河流，非常美好，自然资源丰富，这是地形上的优越。进入境内，观察它的风俗，百姓朴实，音乐不淫荡卑污，服装不轻佻妖艳； 人们非常畏惧官吏而很驯服，就像是古代的人民一样。到了大小城镇的官府，那里的各种官吏都是严肃认真的样子，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疏草率，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 进入它的国都，观察那里的士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就走进公家的衙门，走出公家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里，没有私下的事务；不互相勾结，不拉党结派，卓然超群地没有谁不明智通达而廉洁奉公，就像古代的官吏一样。 观察它的朝廷，退朝前，所有事情都必须处理完毕，安闲的好像没有事情办理一样，真像古代的朝廷啊。所以秦国四代强盛，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我所见到的。 所以说：安闲而又治理的很好，政令简约而周详，政事不烦乱而有功绩，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秦国就类似这样。虽然如此，却仍有所畏惧啊，上述三个方面都具备了，但是它和王者的功名相衡量，那还相差得很远哩。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他们没有儒者吧。所以，纯粹地崇尚道义、任用贤人的就能称王天下，驳杂地义利兼顾、贤人亲信并用的就能称霸诸侯，这两者一样都没有，就遭到灭亡。这也是秦国的短处啊。 战国七雄之秦国篇——魏冉 魏冉（生卒年不详），姓芈，魏姓，名冉，其先楚人，秦昭襄之舅， 宣太后异父兄弟。战国时秦国大臣。 魏冉在秦惠王和秦武王时期担任秦国重要官职。秦武王死后，魏冉利用其威望支持武王的异母弟嬴稷继位，即秦昭王。秦昭王即位后，任命魏冉为将军并守卫都城咸阳。魏冉成功平定了国内叛乱，并清除了秦昭王兄弟中不良分子，使其威望震慑秦国。前300年，魏冉被任命为秦相。 在伊阙之战中，魏冉推荐白起担任将领，成功击败韩、魏两国。前294年，魏冉夺取了楚国的宛邑和叶邑。随后，被封在穰邑，并加封陶邑，被称为穰侯。前289年，魏冉与白起共同攻下魏国河内地区。前279年，白起率领魏冉等人攻打楚国，成功占领其都城郢。前275年，他们再度攻打魏国，包围了魏都大梁，次年再次攻打魏国并夺取三县之地。前273年，魏冉与白起、胡伤等人攻打赵、韩、魏三国，夺取了魏国的三个城邑和赵国的观津。前266年，魏冉被免相职并被逐出关外后，回到封地陶邑后不久因忧愤而去世。 魏冉在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凭借自己的本领令秦国不断开疆拓土称霸列国，功绩显赫，但晚景凄凉，黯然收场。 秦武王四年（前307年），秦武王去世，武王无子，所以立其弟公子稷为秦王，是为秦昭襄王。秦昭襄王的母亲原是宫内女官称为芈八子（即宣太后）。魏冉即是宣太后的异父长弟。此外，她的同父弟弟叫芈戎，就是华阳君。 武王死后，宣太后一度想立公子芾与惠文后想立的公子壮争秦王，并得到樗里疾的支持。但是赵武灵王非要迎立在燕国为质的公子稷为秦王。秦国的群臣大多表示反对立他为君，但在魏冉等人的支持下，作为武王同父异母的公子稷，继承秦王之位。 秦昭襄王嬴稷即位之后，便任命魏冉为将军，卫戍咸阳。他曾经平定了季君公子壮及一些大臣们的叛乱，并且把武王后驱逐到魏国，秦昭襄王的那些兄弟中有图谋不轨的被全部诛灭，魏冉的声威一时震动秦国。当时秦昭襄王年纪还小，宣太后亲自主持朝政，让魏冉执掌大权。 秦昭王七年（前300年），樗里子去世，秦国派泾阳君到齐国作人质。赵国人楼缓来秦国任相，这对赵国显然不利，于是赵国派仇液到秦国游说，请求让魏冉担任秦相。仇液即将上路，他的门客宋公对仇液说：“假如秦王不听从您的劝说，楼缓必定怨恨您。您不如对楼缓说‘请为您打算，我劝说秦王任用魏冉为相将会有所保留。’秦王见赵国使者请求任用魏冉并不急切，必感奇怪，将会不听从您的劝说。您这么说了，如果事情不成功，秦王乃用楼缓为相，您会得到楼缓的好感；如果事情成功了，秦王任用魏冉为相，那么魏冉当然会感激您了。于是，仇液听从了宋公的意见。秦国果然免掉了楼缓，魏冉做了丞相。秦昭王要诛杀吕礼，吕礼逃到齐国。 秦昭王十四年（前293年），魏冉举用白起为将军，派他代替向寿领兵攻打韩国和魏国，在伊阙战败了他们，斩首二十四万人，俘虏了魏将公孙喜。 秦昭王十五年（前292年），又夺取了楚国的宛、叶两座城邑。此后，魏冉托病免职，秦王任用客卿寿烛为丞相。第二年，寿烛免职，又起用魏冉任丞相，于是赐封魏冉于穰地，后来又加封陶邑，称为穰侯。魏冉受封的第四年，担任秦国将领进攻魏国。魏国被迫献出河东方圆四百里的土地。其后，又占领了魏国的河内地区，夺取了大小城邑六十余座。 秦昭王十九年（前288年），由魏冉操持，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湣王为东帝。过了一个多月，吕礼又来到秦国，齐、秦两国国君取消了帝号仍旧称王。魏冉再度任秦国丞相后，第六年上便免职了。免职后二年，第三次出任秦国丞相。在第四年时，派白起攻取了楚国的郢都，秦国设置了南郡。于是赐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是魏冉所举荐的将军，两人关系很好。当时，魏冉私家的财富，超过了王室。 秦昭王三十二年（前275年），魏冉任相国，带兵进攻魏国，使魏将芒卯战败而逃，进入北宅，随即围攻大梁。 魏国大夫须贾劝说魏冉道：“我听魏国的一位长吏对魏王说：‘从前梁惠王攻打赵国，取得了三梁，拿下了邯郸；而赵王虽然战败也不肯割地，后来邯郸终于被收复。齐国人攻打卫国，拿下了国都，杀死了子良；而卫人即使受辱也决不割地，后来丧失的国都仍归卫人所有。卫、赵两国之所以国家完整，军队强劲，土地不被诸侯兼并，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忍受苦难，爱惜每一寸土地。宋国、中山国屡遭进犯又屡次割地，结果国家随即灭亡。我认为卫国、赵国值得效仿，而宋国、中山国则当引以为戒。秦国是个贪婪无厌，凶恶暴戾的国家，切勿亲近。 它蚕食魏国，吞尽原属晋国之地，战胜暴鸢，割取八个县之多，土地来不及全部并入，可是军队又耀武扬威地出动了。秦国哪有什么满足的时候呢？现在又使芒卯败逃，开进了北宅，这并不是敢于进攻魏都，而是威胁大王要求多多割让土地。大王切勿接受它的要求。现在若大王背弃楚国、赵国而与秦国讲和，楚、赵两国必定怨恨而背离大王，而与大王争着买好秦国，秦国必定接受它们的做法。秦国挟制楚、赵两国的军队再攻魏都，那么魏国想要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希望大王一定不要讲和。大王若打算讲和，也要少割地并且要有人质作保；不然，必定上当受骗。’这是我在魏国所听到的，希望您据此来考虑围攻大梁的事。 《周书》上说‘要想到上天的意旨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说天赐幸运是不可多次得到的。秦国战胜暴鸢，割取八县，并非是兵力精良，也非计谋的高超巧妙，而靠的主要是运气。现在秦国又打败了芒卯，兵入北宅，进而围攻大梁，以此看来是自己把徼天之幸当作了常规，聪明的人不是这样的。据我所知魏国已经调集了全部上百个县的精兵良将来保卫大梁，看来不少于三十万人。以三十万的大军来守卫七丈高的城垣，我认为即使商汤、周武王死而复生，也是难以攻下的。轻易的背着楚、赵两国军队，要登七丈高的城垣，与三十万大军对垒，而且志在必得，我看从开天辟地以来直到今天，是不曾有过的。攻而不克，秦军必然疲惫不堪，大梁攻不下而陶邑却定要丧失，那就会前功尽弃了。 现在魏国正犹疑未决，可以让它少割土地先拢住它。希望您抓住楚、赵援军尚未到达大梁的时机，赶快以少割土地来收服魏国。魏国正当犹疑之际，会把得到以少割土地换取大梁解围的做法看作是有利的上策，一定想这么办，那么您的愿望就会实现了。楚、赵两国对于魏国抢先与秦国媾和会大为恼火，必定争着讨好秦国，合纵便因此瓦解，而后您再从容地选择对象个个攻破。况且，您要取得土地也不一定非用军事手段呀！割取了原来的晋国土地，秦军不必攻坚，魏国就会乖乖地献出绛、安邑两城。这样又为您打开了河西、河东两条通道，原来的宋国土地也将全部为秦国所有，随即卫国必会献出单父。秦军不动一兵一卒，而您却能控制全面局势，有什么索取不能得到，有什么作为不能成功呢！希望您仔细考虑围攻大梁这件事而不要使自己的行动冒险。” 魏冉说：“好。”于是停止攻梁，解围而去。 秦昭王三十三年，魏国背离了秦国，同齐国合纵交好。秦王派魏冉进攻魏国，斩敌四万人，使魏将暴鸢战败而逃，取得了魏国的三个县。魏冉又增加了封邑。 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冉与白起、客卿胡阳再次攻打赵国、韩国和魏国，在华阳城下，大败芒卯，斩首十万人，夺取了魏国的卷、蔡阳、长社，赵国的观津。接着又把观津还给了赵国，并且给赵国增加了兵力，让赵去攻打齐国。 齐襄王惧怕被伐，就让苏代替齐国暗地里送给魏冉一封信说：“我听来往人们传说‘秦国将要给赵国增援四万士兵来攻打齐国’，我私下一定对我们国君说‘秦王精明而谙熟谋略，魏冉机智而精通军事，一定不会这么做’。为什么这么说呢？韩、赵、魏三国友好结盟，这是秦国的深仇大敌。它们三国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尽管有上百次的背弃，上百次的相骗，但都不算是背信弃义，一旦对外它们是互信不疑的。现在要战败齐国会使赵国强盛起来。赵国是秦国所仇视的大敌，显然对秦国不利。这是第一点。秦国的谋臣策士们，一定会说‘打败齐国，先削弱三晋和楚国的力量，然后再战而胜之’。其实，齐国是个势单力薄的疲惫之国，调集天下诸侯的兵力攻打齐国，就如同用千钓强弓去冲开溃烂的痈疽，齐国必亡无疑，怎么能削弱三晋和楚国呢？这是第二点。秦国若出兵少，那么三晋和楚国就不相信秦国；若出兵多，就会让三晋和楚国担忧将被秦国控制。齐国惧怕被伐，不会投靠秦国，而必定投靠三晋和楚国。这是第三点。秦国以瓜分齐国来引诱三晋和楚国，而三晋和楚国派兵进驻加以扼守，秦国反而会腹背受敌。这是第四点。这种做法就是让三晋和楚国借秦国之力谋取齐国，拿齐国之地对付秦国，怎么三晋、楚国如此聪明而秦国、齐国如此愚蠢？这是第五点。因此，取得安邑把它治理好，也就一定没有祸患了。秦国占据了安邑，韩国也就必定无法控制上党了。夺取天下的中心区域，与出兵而担忧其不能返回比较起来，哪个有利？这些道理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才说秦国精明而谙熟谋略，魏冉机智而精通军事，肯定不会给赵国四万士兵让他攻打齐国了。”于是魏冉不再进军，领兵回国了。 秦昭王三十六年（前271年），当时相国魏冉与客卿灶商议，要攻打齐国夺取刚、寿两城，借以扩大自己在陶邑的封地。这时有个魏国人叫范雎自称张禄先生，讥笑魏冉竟然越过韩、魏等国去攻打齐国，他趁着这个机会请求劝说秦昭王。秦昭王于是任用了范雎。范雎向秦昭王阐明宣太后在朝廷内专制，魏冉在外事上擅权，泾阳君、高陵君等人则过于奢侈，以致比国君之家富有。这使秦昭王幡然醒悟，就免掉魏冉的相国职务，责令泾阳君等人都一律迁出国都，到自己的封地陶邑去。魏冉走出国都关卡时，载物坐人的车子有一千多辆。 魏冉死于陶邑，就葬在那里。秦国收回陶邑设为郡。 历史评价 范雎：“臣居山东，闻齐之内有田单，不闻其王。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高陵，不闻其有王。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下乃所谓无王已！” 朱己：“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 韩非：“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 至此，一代权臣落下帷幕！ 战国七雄之楚国篇——楚国简史 楚国（？～前223年），又称荆、荆楚，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金文中为嬭姓）、熊氏（金文中为酓氏）。周成王时期（一说即前1042年～1021年），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立国之初，在鄀国盗牛祭祀一事，说明建国之初的贫弱状况；经过几百年发展，楚国在春秋时楚成王之世开始崛起，奄有江汉，不断兼并周边各小诸侯国，周天子赐胙，命楚国镇守中南。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楚庄王时，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问鼎中原、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进入战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 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时期。 楚怀王时期攻越国，尽得越国故吴地，越国因此而分崩离析。但因为怀王用人不当以及秦相张仪欺诈导致国势渐衰。前223年，秦军攻破楚都寿春，楚国正式灭亡。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长江中游与中原联系日益密切，开始了“融入华夏”的进程，这一进程恰可与“禹征三苗”传说相印证。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1934年，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范文澜认为熊绎的祖先是从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些学者联系江汉流域的地下发掘成就，认为此有一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即“先楚文化”，其创造者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本来就源自荆楚地区。俞伟超根据徐旭生先楚与三苗同属南方“苗蛮集团”的论断，联系考古文化成就，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即楚之先祖应为荆楚地区的土着居民。 楚蛮是商周时代南方居民中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为古三苗的遗裔，又称“荆蛮”，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三苗衰微之后，其遗裔散居于江汉地区。楚蛮在商代后期已较为强大，与华夏集团有较多的交往，在文化面貌上可能与中原较为接近。楚成王时，楚蛮主体被楚国兼并，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其余脉蛮子国为楚昭王所灭，此后，楚境内再无蛮族活动的记录。商代的楚蛮居住在汉东和鄂豫陕交界地区，周代的楚蛮居住在汉水中游地区。楚蛮与楚国有区别：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和楚国公族族源不同；初期的楚国很小而楚蛮分布广泛；楚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楚国始封时就在楚蛮之地，熊渠以后楚国逐步融合楚蛮。早期楚国与楚蛮在文化上很难区分，早期楚文化是江汉土着民族与周代南土诸国共同创造的，楚蛮当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楚民族是一个崇火尚赤的民族，因此楚人有着浓重的太阳崇拜情结，他们把自己的始祖神多归于太阳神。《史记·楚世家》云：“楚之祖先出自帝颛顼高阳。”《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帝系》中说黄帝和颛顼是祖孙关系，颛顼和帝喾是父子关系，司马迁毫无批判地继承了这些说法。高阳是颛顼的号，高阳就是太阳神。楚族出自颛顼之后，是指族源而言，楚族之直系祖先则应是季连。 楚先民对自然的崇拜，主要表现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电、风雨等的崇拜。战国楚帛书提到的雹戏，就是对雷电化生万物的伟大自然力量的崇拜，“帝俊生日月”，就是对日、月的崇拜，火正之为祝融，就是对火，从而对火神、对太阳的崇拜。当先民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各种自然现象，加以概括和归纳，于是萌发出天地的观念。战国楚帛书说的“奠三天，辨四极”，说明祝融时代，楚之先祖也有天地观念了，并予以祭祀。楚之先民祭天祀地，长盛不衰，故《汉书·地理志》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人之如此“重淫祀”，楚地之如此多神话，恰是楚之先祖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的结果。 楚先民以凤为图腾。在楚先民的眼里，凤是一种神鸟。《春秋演孔图》：“凤，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征之。”此凤，是火之精，实际是火正的神灵。屈原《远游》：“祝融戒而跸御兮，腾高鸾鸟迎宓妃。”《白虎通·五行》：“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鸾鸟、鸾，亦即凤，可见楚先民视祝融与凤为一体，是图腾崇拜的反映。童书业说：“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以为即兜，亦即丹朱，本为日神，即‘日中之鸟’，‘兜’与‘丹朱’亦鸟名，则楚人似本亦鸟为图腾之族。” 由于楚人把凤视为祝融的化身，故凤的本领神通广大，赋予人以极大的精神力量。楚地出土的文物，凤的图象亦特别多，如江陵雨台山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虎座立凤、江陵马山出土的凤龙虎纹绣、安徽寿县出土的凤龙青铜塑像等。 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并成为周文王的火师，臣属于周。《史记·楚世家》 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一个弱小的群体，活不下去，它要归依一个大族。[91]《史记·楚世家》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公元前1042-1021年在位）“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楚人在立国之初鄀国盗牛祭祀一事，与周代典籍《国语》记载的“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相互佐证了芈楚建国之初的贫弱状况。在这之后，熊绎带领国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在岐阳会盟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首领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 楚国建国之初，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到周昭王时期（约前1000年），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在广阔的江汉平原南部开始不安分起来，又毗邻鄂国和曾国东产铜区，有优越的自然生产条件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商代开辟的南方铜路，到周初又分封汉阳众多同姓诸侯国如曾国、郧国、息国等加以保护，使源源不断的铜料运到王室的手工业基地。势力壮大起来的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必然要和周朝分封诸侯国争夺铜料，这可从后来周宣王赏赐给晋国的楚公逆钟铭文得到印证。 西周中期，在江汉地区以南的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开始叛乱，昭王十六年，周昭王一怒之下，以曾国、邓国和鄂国等诸侯国为先锋，率领大军，渡汉水，跨过长江南征，取得了一系列战果，从昭王十六年开始，亲率大军南征虎方、荆楚、扬粤等地，经由唐（今随州）、厉、曾、夔（今秭归），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铸器铭功。周昭王十九年，昭王第三次亲率六师南征，当时的南夷（汉水流域诸国）、东夷（淮水流域诸国）的二十六邦国均来朝见。 周昭王取得南征胜利。凯旋回师渡汉水时，因携带俘获的大量青铜，导致桥梁垮塌，坠入水中，死于汉水之滨。这就是所谓的“昭王南征而不复”。 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诸部趁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楚国听从周天子号令，与其诸侯国一起出兵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周夷王时，各诸侯开始轻慢周天子，而楚君熊渠在江汉一带的民心和威望很高，遂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 《楚居》简记载的楚君，明确叫王的有如武王、文王、成王等共13位，第一个称“王”始于楚武王；文献记载熊渠开始称王，后又畏于周厉王“伐楚”自去“王”号，而出土的熊渠戈，其上铭文“楚公家”，可见熊渠称“公”而不敢称“王”符合史实。时代可至西周早中期的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的楚季编钟上“公”铭文，以及西周晚期的“楚公逆”（即文献记载的熊鄂）钟，均可证西周时期楚国尚未自称“王”。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周桓王时，熊通不满自己爵小，以其先祖鬻熊子事文王，通过汉阳诸姬向周天子讨要更高级的爵位。遭拒后在前704年自称为王（后谥武）。 西周末，周宣王时期，任命元老重臣方叔为将，率领大军，兵车三千征伐楚国，史称方叔伐楚，战事势如破竹，“执讯获丑”，多有擒获，战利品中包括楚国宗庙青铜重器“俘金”。西周时出土的楚国青铜器，仅有8件楚公逆钟，是楚国国君祭祀先祖的宗庙重器，被周宣王转赐给晋穆侯。 熊通之子楚文王定都于郢，此后为扩充领域，楚国与其他诸侯国经常发生战事。中国一向视中原文化之外的楚为夷狄，《公羊传》甚至认为其性情犹如“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野蛮强横，常来侵侮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南、北夷狄交相为害中原，齐桓公救中原各国而御南夷北狄，使楚屈服，如此业绩成就了大业。楚成王时，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成王四十年（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大败，晋师“三日馆谷”，向周天子献楚捷“驷介百乘、徒兵千”，但是此战并未损耗楚国实力，楚中军全身而退，楚国仍然不断向中原小国扩张势力，陈、蔡、许、郑并未一面倒向晋国，比如陈国仍然一直向楚国进贡，此战后过了几年，楚穆王又开始北上扩张势力。 楚穆王十二年（前613年），楚穆王卒，子熊旅立，是为楚庄王。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三年后改革朝政，攻灭庸国，开始争霸战争。楚庄王八年（前606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以“勤王”名义攻打陆浑之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是天子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表示实力；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围郑国，迫郑降，晋国派兵救郑，两军于邲会战，晋大败，晋国中军、下军几乎全军覆没，左传中描写当时晋军渡河逃跑的惨状：“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此战后，潘党建议将晋军的尸体堆积在黄河边，筑成“京观”，用以彰显自己的武功（军功），但楚庄王认为，战争是为了平息祸乱，这就是为什么“武”这个字是由“止”和“戈”组成的。这便是成语“止戈为武”的由来。 此后，陈、蔡、许、郑俱从楚。楚庄王二十年（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确立了楚庄王在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史载，透过战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国。邲之战后，楚庄王称霸中原，但是晋国国势犹不可忽视，楚、晋、齐、秦这东南西北四大国围绕中原小国进贡的争霸战争，暂时让楚国获得优势。 楚共王十六年（前575年）鄢陵之战，楚国被晋国击败，但楚国中军未损，此战只是暂时阻挡了楚国北上的势头。楚康王三年（前557年）晋国在湛阪之战再次击败楚国，攻到楚国方城之外（今河南方城至泌阳间）。 此后，晋国内乱，转而扶持吴国对抗楚国。中原诸小国，苦于连年战争，期盼和平，于是宋国的向戎多方奔走，约合晋楚两国，并会同各诸侯国召开了盛大的弭兵之会，\"弭兵\"是停止战争的意思。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年），弭兵之会在宋国举行。晋、楚、齐、秦、宋、鲁、郑、卫、陈、许、曹、邾、滕、蔡等14国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晋国和楚国共为盟主，各国共订盟约，不再打仗;除齐、秦外，各国都要向晋楚两国同样朝贡。弭兵之会的结果是晋楚两国平分中原霸权。 楚康王十五年（前545年）冬，楚康王、令尹子木（屈建）卒。楚康王子熊麇继位，是为郏敖。康王弟王子围为令尹。郏敖幼弱，军政大权实为王子围所掌握。王子围是一位野心勃勃、觊觎王权的人，楚灵王元年（前540年），王子围篡位自立，是为楚灵王。楚灵王是一位立志兴霸、夺取天下的雄心勃勃的君主。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几度大规模地对吴国用兵，结果还是无功而罢。楚灵王连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不止，这次又远离都城对吴用兵，时值寒冬，雨雪连绵，军民不稳。原来被楚灵王打击或剥夺的大姓贵族及其他反对力量，乘机叛乱，夺取政权。 楚平王即位后，一反楚灵王之所为，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平王“息民五年”后，政局日趋稳定，国势亦渐恢复，即可向外图谋进取时，却因贪恋女色，重用佞臣，从而把楚国引向歧途。楚平王一反常态，忠奸不分，听信佞臣费无极，杀忠臣伍奢、伍尚，迫使足智多谋、颇有才干的伍子胥出逃，对属国问题又未妥善处理，这对后来与吴的争夺都是不利的。楚平王十年（前519年）秋，吴王僚见形势对吴有利，遂出兵伐楚，攻打州来。楚令尹子瑕率楚、顿、胡、沈、蔡、陈、许等七国军队驰援，吴军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抵御。楚令尹子瑕卒于军中，军无斗志。 吴王僚与楚等国军队战于鸡父，楚军大败。楚平王卒，子熊轸立，是为楚昭王。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吴王阖闾派伍子胥、孙武率军攻打楚国，在柏举之战中楚军大败，吴军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楚几乎覆亡。这时吴国国空，越王勾践趁机攻打吴国，秦国也出兵帮助楚国。夫概见秦、越接连败吴，便回到吴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引兵归，攻夫概。在这样形势下，楚将子西率领楚军回击吴军，接连取得胜利，光复了楚国。 楚惠王即位后，各国形势继续出现新的变化。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后，轻视越、楚，全力北上争霸。为伐齐、晋，于楚惠王三年（前486年），吴王夫差组织民力，筑城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凿邗江（邗沟），南引江水，北过高邮西，折东北入射阳湖，淮安北入淮，以通漕运，然后挥师北上，在两次打败齐国、并迫使伍子胥自杀后，楚惠王七年（前482年）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先歃血（争做盟主）。不料越王勾践经整顿休息后，国力已渐恢复，趁夫差北上、国内空虚之机，出兵袭吴，攻破吴都姑苏。夫差闻讯，仓皇回军，但已无能为力，只得以厚礼请和，越王勾践自度一时不能灭吴，就允其和。从此，吴让位于越，已无力再与楚争战，楚国长期受累于东吴的局面，即告结束。 战国初期，楚惠王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在对外争夺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楚惠王十六年（前473年），越灭吴后，勾践称霸诸侯，势盛一时。勾践为了缓解与楚国的关系，主动以淮上地与楚，此则有利于楚国的进一步东向。其后，楚通好于秦。两年后，即楚惠王四十四年（前445年），楚又灭掉了杞国，自此，楚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楚惠王五十七年（前432年），楚惠王卒，但国威不减，第二年，即楚简王元年（前431年），楚又灭掉了莒国（今山东莒县）。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继承楚昭王事业，利用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内部变动、无力外顾和越国衰败之机，与秦和好，积极向东开拓，使楚国重又复强，以大国强国的地位步入战国的行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惠王不失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又一有作为的国君，他和楚昭王一样，为楚国的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楚悼王元年（前401年），楚悼王立。其时，由于各国竞相改革成功，重又开始激烈的争夺。这时的争夺与春秋时期的争夺已明显不同，过去是争夺与国，旨在立威定霸；现在则是争城略地，吞并他国，具有新的封建兼并战争性质。楚悼王十五年（前387年），魏武侯主动帮助齐田和谋求诸侯，齐与三晋结怨暂时得到消解。此后，魏、秦争夺进一步激烈，赵徙都邯郸，韩则全力攻打宋、郑，严重地威胁着楚国。国外形势严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迫使楚悼王不得不寻找出路，以摆脱困境。正在此危殆之际，在魏国协助李悝改革、抗秦有功的吴起来到了楚国。由于吴起在魏国政绩卓着，军功赫赫，所以一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防御韩、魏。一年以后，晋升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是在楚悼王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而楚悼王是在其父楚声王被“盗”杀后，由楚国“国人”所立，故其政权已具有新兴的封建性质。吴起来自魏国，其变法措施也如同魏国李悝变法，因而吴起变法，实际上是在新兴政权主持下的一次具有封建性质的改革。正因此，所以变法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取得了显着的成效。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又朝气蓬地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时，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楚悼王不幸病逝。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蓄谋杀害吴起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也就夭折了。 楚悼王卒后，由其子臧立，是为楚肃王（前380—370年）。楚肃王在位十一年，因为吴起变法失败，七十余家宗亲权贵遭到诛戮，楚国一时空虚，政局显然也动荡不安。楚肃王为了稳定统治，对外妥协退让，未主动出击。 楚宣王为扩展地域，亦乘秦、魏激战之机，沿汉水西上，褒汉之地旋即为楚所有。巴、蜀真空，楚国势力遂伸入到巴蜀地区。楚宣王十六年（前354年），魏攻赵，进围邯郸，形势严重，赵向齐、楚同时求救。对此，楚国君臣专门作了讨论，商议对策。楚宣王采纳了景舍的意见，派景舍起兵救赵。楚国既夺取了魏国的土地，又救赵助齐，与赵、齐结好，魏国则不敢得罪楚国，在关键时刻，同意景舍出面为齐、魏调解。在魏、齐、赵争战中，楚国举足轻重，获利最多，堪称“强国”。可见楚国当时君臣团结，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为中原各国所畏惧。楚宣王、昭奚恤、景舍等对当时楚国的恢复与强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显然，这是楚国自吴起变法失败后，楚肃、宣王坚持奉行休兵自重的策略所取得的。 楚宣王三十年（前340年），楚宣王卒，子楚威王立。楚国吴起变法及其后，注意向南发展，北境争夺又日趋激烈，越国于前379年（楚肃王二年，越王翳三十三年），又将都城迁回吴。前342年，越王无强即位后，国势一时炽盛，兴师伐齐攻楚，“与中国争强”。楚威王六年（前33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后，齐、楚矛盾表面化，越乘机举兵攻齐。齐国为了把祸水泼向楚国，便派人前往越国游说，于是在楚威王七年（前333年）徐州之战的同时，又发生了越、楚之战。在楚国有力的打击下，越国已亡，吴越之地尽为楚国所占有。楚威王一至十一年（公元前339年—329年），楚军攻陷巴国国都江州（重庆渝中区）及其北的陪都垫江（重庆合川区），并进入云南和四川西南部。故《史记·秦本纪》曰:“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励精图治，对外利用矛盾，伺机出击，使楚国在战国中前期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 楚威王十一年（前329年），楚威王卒，子熊槐立，是为楚怀王。楚怀王在即位后，开始重用屈原等大臣，针对主要弊政进行一系列的革新，却引来楚国贵族一致性的反对。日久，难以抵挡反对声浪的楚怀王遂意兴阑珊，变法终告失败。秦国东进，韩、魏屈服，秦、齐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雄踞南方的楚国，西邻秦东接齐，地位极其重要，是制约齐、秦争雄的关键力量。商於之地六百里，当在今丹水流域一带，是秦、楚相接地段，武关在其中，物产富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秦国准备对齐国发起进攻，但这时正值楚结齐，齐、楚“方欢”、“交善”，秦惠文王很忧虑，与张仪商量对策。 张仪自告奋勇，前往楚国游说，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条件，要楚怀王“闭关绝齐”，待楚、齐绝交后，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楚怀王见受到欺诈，恼怒至极，举兵伐秦，结果惨败，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着名的张仪“诈楚”事件。 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楚、秦间的大战全面展开，秦大胜，斩首八万。又攻楚之汉中，取地六百里，仿楚制，亦设置汉中郡。楚怀王十八年（前311年），秦又攻楚，攻取了召陵，楚国无力还击。[44]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去秦国，客死咸阳，楚国国势迅速衰弱。 楚顷襄王时代，秦国多次伐楚，拔西陵、巫、黔中等地，于公元前278年攻入楚都郢城，烧毁了楚王族的夷陵，屈原闻讯投河自尽。楚顷襄王迁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聚集了东境的十多万兵力，成功收复之前被攻陷的十五座城池，以此来抵御秦国。 前263年，楚考烈王继位，任用春申君为令尹，春申君派兵助赵国解邯郸之围，又领兵灭鲁国，楚国一度复兴。但前241年，春申君组织东方国家最后一次合纵，但被秦军所败，楚考烈王怕秦国报复，再次迁都至更东面的寿春。前238年，楚考烈王死后，春申君门客李园发动政变杀害春申君，楚国国力更加一蹶不振。 秦王政亲政后，知楚将项燕擅战，先遣李信为将，领二十万兵马，欲灭楚，败，被入两壁，杀七都尉。再遣老将王翦，统秦师六十万，相持一年，前223年，大败楚军，俘虏楚君负刍。项燕扶持的熊启也很快被俘杀，楚国灭亡。 战国七雄之楚国篇——屈原 屈原（约前340年～前278年），芈姓（一作嬭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一说屈氏的来源是西周前期的楚国人屈紃）。 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前278年，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辞赋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 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离骚》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此诗以诗人自述身世、遭遇、心志为中心。前半篇反复倾诉诗人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表达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和坚持理想、虽逢灾厄也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后半篇通过神游天界、追求实现理想和失败后欲以身殉的陈述，反映出诗人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全诗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注本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清代戴震的《屈原赋注》等。 《天问》是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长诗。此诗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乃至圣贤凶顽和治乱兴衰等历史故事，表现了作者对某些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以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语言别具一格，句式以四言为主，不用语尾助词，四句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全诗通篇是对天地、自然和人世等一切事物现象的发问，内容奇绝，显示出作者沉潜多思、思想活跃、想象丰富的个性，表现出超卓非凡的学识和惊人的艺术才华，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九歌·东皇太一》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一首诗，是《九歌》的首篇。这是祭祀东皇太一的祭歌，全篇自始至终只是铺叙祭礼仪式和祭神场面，抒发人们对东皇太一的虔诚、尊敬、欢迎与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赐福人间，给人类的生命繁衍、农作物生长带来福音。篇首以“穆将愉兮上皇”统摄全文，篇末以“君欣欣兮乐康”作结，一呼一应，贯穿着祭神时人们的精神活动，从而突出了主题。此诗篇幅虽短，却层次清晰，描写生动，场面隆重，气氛热烈。 《九歌·云中君》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一首诗，是《九歌》中的一篇。此诗对云的飘忽回环的形象进行生动的描写，细腻地描绘了云朵在广阔的天宇中的各种形态，又把这种形态转换成拟人的云神的形象，并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云神的特征，表现出人对云神的乞盼思念与神对人礼敬的报答。全诗把天上的云彩与想象中的云神融合而一，写得鲜明生动，又神奇变幻，状物精妙，情感深挚。 《九歌·湘君》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这是祭湘君的诗歌，是《九歌·湘夫人》的姊妹篇，以湘夫人的语气写出，写她久盼湘君不来而产生的思念和怨伤之情。全诗可分四段，第一段写湘夫人乘着小船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吹起了哀怨的排箫；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第三段主要是写湘夫人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第四段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她最终还是没有见到湘君。此诗富有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 《九章·惜诵》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一首诗，是《九章》的第一篇。此诗名取自篇首二字，作者以痛惜的心情，追忆叙述了自己因直言进谏而遭谗被疏之往事。全诗语言真挚生动，朴素自然，以细腻的笔调描摹了抒情主人公的意志活动和感情冲突，直抒胸臆，想象丰富，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九章·涉江》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诗作，是《九章》中的一篇。此诗可分为五段。第一段述说自己高尚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阐明这次涉江远走的基本原因；第二段叙述一路走来，途中的经历和自己的感慨；第三段写进入溆浦以后，独处深山的情景；第四段从自己本身经历联系历史上的一些忠诚义士的遭遇，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第五段批判楚国政治黑暗，邪佞之人执掌权柄，而贤能之人却遭到迫害。全诗写景抒情有机结合，比喻象征运用娴熟，体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 《九章·哀郢》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诗作，是《九章》中的一篇。所谓“哀郢”，即哀悼楚国郢都被秦国攻陷、楚怀王受辱于秦，百姓流离失所之事。此诗采用了倒叙法，先从九年前秦军进攻楚国之时自己被放逐，随流亡百姓一起东行的情况写起，到后面抒写作诗当时的心情。全诗乱辞之前可分为五层，每层三节（四句一节）。前三层为回忆，其抒情主要通过记叙来表现；第四、五层是直接抒情：第四层抒发作诗当时的心情，第五层为对造成国家、个人悲剧之原因的思考。乱辞在情志、结构两方面总括全诗，写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的痛苦和悲伤。全诗章法谨严，浑然一体。 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一说周显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秭归。次年，居乐平里。 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 周显王四十年（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十分同情贫苦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约周慎靓王四年（前317年），屈原担任楚怀王左徒，从事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屈原继续深入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 周赧王二年（前313年），秦国张仪破楚齐联盟，楚怀王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 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秦国，在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大败。楚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 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屈原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 周赧王六年（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 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十五城而去。 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初次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河南南阳西峡、淅川一带）。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挟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六城。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楚绝交。屈原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 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二十四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九章·哀郢》分析，是从郢都（今湖北江陵）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今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今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在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十六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等。 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这一年大概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当时六十二岁左右。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着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十一篇，《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 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二十三篇。其中《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 《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 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着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采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 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还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 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懑的情绪，写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 屈原在许多诗歌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愤慨中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创作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歌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屈原是爱玉之人，在他自己作品中描述了对玉的认识和感受：“抚长剑兮玉珥”“白玉兮为镇”“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chéng，一种美玉）美之能当”。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屈原此次变法的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非常简略，后人无法窥其全貌。而从《离骚》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变法是受楚怀王之命的； 二是“奉先功”，即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 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 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结为六条： 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商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齐的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若鹜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当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地直达楚廷。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明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体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用法律形式来约束。 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时间对于屈原来说，最现实的意义在于早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政治生命远远高于他的生物生命。 另一方面是自恋人格和人格编织的臣妾意识。屈原一生以侍奉君主为自己的终生使命，至死也忘不了要为楚怀王尽忠，这就是屈原的臣妾意识。屈原在作品中常常用到“美人”“香草”“婚期”“成言”“媒里”“求女”等，所以屈原《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是“女人”，而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一个被君王抛弃的妇人。在屈原的作品中深深隐藏着“臣妾意识”，即使怀王不知君子小人情状，以忠为邪，即使自己陈情自白，指天为誓，即使自己饱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依然希望是昏聩的国王醒悟过来。 屈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份天真，无疑是一种激情澎湃的政治理想主义，值得后人深思。自屈原而下，中国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识”不断强化和稳定，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政治人格——臣妾人格。一旦官场失意，美人迟暮的自恋自伤便婉转不尽。辛弃疾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辛弃疾参透了南宋苟且偷安的必然结果，但辛弃疾依然难以释怀，随着年华的老去，随着君臣苟且的继续，国家大事，恢复大业，变得越来越渺茫，他的心情如同屈原那样唯有“断肠”当之。可以说，辛弃疾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真正在人格和艺术创作上自觉继承屈原的一个典型。他的被弃置，他的“忠君爱国”，他的臣妾意识，他的艺术创作特色，无不是屈原的异代知音。 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 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更是对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正确地肯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 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史记》是一部历史散文着作，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正是屈原伟大文学精神的继承。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伟大诗人李白非常景慕屈原，他藐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就是屈原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另外，中国历代诗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压迫的关头，总是写出慷慨激烈的爱国诗篇。还有许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时代，坚持理想，坚持斗争，不隐瞒自己的爱憎，甚至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这种伟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姓。该姓相传出自祝融氏，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宜昌）。这就是屈原的故乡。 春秋初期，约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据屈原《九章·惜诵》诗句“忽忘身之贱贫”，可知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后来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这个问题。 历史评价：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班固《离骚序》：”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王逸《楚辞章句序》：“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战国七雄之楚国篇——黄歇 黄歇（？-前238年），即春申君，战国时楚国人，与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并称战国“四君子”。楚国丞相。赐淮北地12县（今驻马店地区）。 黄歇早年周游四方从师学习。黄歇于楚考烈王时封君。一说为楚顷襄王弟，顷襄王时为左徒。曾与太子完入质于秦，顷襄王病危时，用计使太子完乔装出关返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以黄歇为令尹，赐给淮北地十二县，号春申君。后改封于吴（今江苏苏州）。 有食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蹑珠履。考烈王六年（前257年），率兵救赵邯郸之围，考烈王七年（前256年），北伐灭鲁。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楚从陈（今河南淮阳）徙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他就封于吴而执楚国政。考烈王卒，他为李园伏兵刺杀。 黄歇明智忠信，宽厚爱人，以礼贤下士、招致宾客、辅佐治国而闻名于世。唐朝诗人杜牧曾评吊：“烈士思酬国士恩，春申谁与吊幽魂？三千宾客总珠履，欲使何人杀李园？”。其撰有《周易义》。 黄歇年轻的时候曾四处拜师游学，见识广博，以辩才出众深得楚顷襄王的赏识。 公元前298年，秦国大举出兵攻打楚国，夺下巫郡（今重庆东部）、黔中郡（今湖南、重庆、贵州交界地区）两郡，并于前278年攻下楚国都城鄢郢（今湖北江陵），向东直打到竟陵（今湖北天门），楚顷襄王被迫把都城向东迁往陈县（今河南淮阳）这时的楚顷襄王急于和秦国求和，于是于前272年派遣辨才出众的黄歇出使秦国。 当时秦昭王派遣白起援救韩国，与魏国和赵国的联军交战，在华阳大败他们（参见“华阳之战”。据《史记·春申君列传》是秦军进攻韩、魏两国； 《史记·穰侯列传》等则称是秦军同韩、赵、魏三国作战；《史记·韩世家》等则称是魏、赵攻韩而秦救韩，击败魏、赵联军；《资治通鉴》采信《韩世家》等史料之说，擒获魏国将领芒卯，韩国和魏国均向秦国臣服并听命于秦国。秦昭王已命令白起同韩国、魏国一起进攻楚国，正准备出发。 这时，黄歇恰巧来到秦国，听到秦国这个计划。黄歇于是上书劝秦昭王说，秦国和楚国是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如果秦国欲攻打楚国，必然会导致两败俱伤，很容易使韩、赵、魏、齐等国家得渔翁之利。这还不如让秦国和楚国结盟，然后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其它国家。秦昭王被黄歇成功说服，于是阻止了白起出征，派使臣给楚国送去厚礼，与楚国缔结盟约，互为友国。黄歇接受盟约后回到楚国，楚顷襄王派黄歇和太子熊完作为人质去到秦国，秦昭王将他们扣留了十年。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病重，秦国却不同意熊完回去楚国，黄歇知道秦国丞相范雎和熊完关系很好，于是试图说服范雎。黄歇指出楚顷襄王可能会一病不起，如果秦国能让熊完回去，熊完即位后必然会感激秦国，努力维护和秦国的关系； 如果不放熊完回去，而是利用熊完要挟楚国，楚国必然会另立太子以对付秦国，秦和楚的关系就会破裂，而被秦国掌握的太子熊完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范雎将黄歇的意思转达给秦昭王，秦昭王让熊完的师傅回去探问一下楚顷襄王的病情，回来后再作打算。 此时的黄歇为太子熊完深深担忧，替熊完谋划说：“秦国扣留太子的目的，是要借此索取好处。现在太子要使秦国得到好处是无能为力的，我忧虑得很。而阳文君的两个儿子在国内，大王如果不幸辞世，太子又不在楚国，阳文君的儿子必定立为后继人，太子就不能接受国家了。不如逃离秦国，跟使臣一起出去；请让我留下来，以死来担当责任。” 于是，黄歇让熊完换了衣服扮成楚国使臣的车夫得以出关，而他自己却在住所留守，并以熊完生病为借口谢绝访客。等熊完走远了，秦国没办法再追到时，黄歇才向秦昭王说出实情，秦昭王大怒，想让黄歇自尽。范雎劝道，熊完即位后，必定会重用黄歇，不如让黄歇回去，以表示秦国的亲善。秦昭王听从了范雎的意见，因而将黄歇送回了楚国。 黄歇回到楚国三个月，楚顷襄王去世，熊完即位，称为楚考烈王。公元前262年，黄歇被楚考烈王任命为楚国令尹，封为春申君，赐给淮河以北十二县的封地。 十五年后，由于与齐国相临的淮北经常发生战事，黄歇向楚王进言道：“淮北地区靠近齐国，那里情势紧急，请把这个地区划为郡治理更为方便。”并同时献出淮河以北十二个县，请求封到江东去。考烈王答应了他的请求。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都邑。春申君已经担任了楚国宰相，这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魏国有信陵君，大家都正在竞相礼贤下士，招徕宾客，互相争夺贤士，辅助君王掌握国政。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在和秦国的长平之战中，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老将廉颇，结果导致赵国的大败，40多万兵士被秦国坑杀。 公元前257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的形势非常危急，赵国的丞相平原君赵胜前去楚国请求救援，楚考烈王弃秦楚两国的盟约不顾，派遣春申君领兵救援赵国。与此同时，魏国也派出信陵君魏无忌救援赵国，在楚、魏、赵三国的联合下，一举击溃秦国，解除了邯郸之围。 公元前256年，楚考烈王派遣黄歇向北征伐鲁国，次年黄歇灭掉鲁国，任命荀况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令。通过援赵灭鲁，黄歇的在诸侯中的威望大增，也使楚国重新兴盛强大。 春申君黄歇在对外穷兵黩武的同时，对内则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竞相礼贤下士，招引门客，最高峰时黄歇有门客3000多人，其数量在“战国四公子”中居于首位。黄歇的门客多逞强好斗，奢侈浮华。有一次，赵国的平原君派门客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他们安排在上等的客馆住下。平原君的门客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他们特意在头上插上玳瑁簪子，亮出装饰着珍珠宝玉的剑鞘，前去拜见春申君，而春申君的上等门客都穿着宝珠做的鞋子，让平原君的门客自惭形秽。 公元前256年，秦国灭掉西周国，同年，寄居在西周国的周赧王死去，作为天子之国的周朝不复存在。前249年，秦国秦庄襄王即位，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又带兵灭掉东周国。 公元前242年，各诸侯国担忧秦国吞并中原的势头不能遏制，于是互相订立盟约，联合起来讨伐秦国，并让楚考烈王担任六国盟约的首脑，让春申君当权主事。六国组成合纵联军，由黄歇任命庞暖为联军主帅，六国联军曾一度攻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境内），秦国倾全国之兵出关应战，六国联军战败而逃。楚考烈王把作战失利的罪责归于春申君，从此开始冷落黄歇。 黄歇的门客中有个观津人朱英，他对黄歇说：“人们都认为楚国是个强大国家而您把它治理弱了，这种看法我认为不对。先王时与秦国交好二十年而秦国不攻打楚国，是为什么？秦国要越过黾隘这个要塞进攻楚国，是很不方便的；要是从西周、东周借路的话，它背对着韩、魏两国进攻楚国，也是不行的。现在的形势就不是这样了，魏国危在旦夕，不能吝惜许和鄢陵了，答应把这两城邑割给秦国。这样秦国军队离楚都陈只有一百六十里路，我将看到的是，秦、楚两国日甚一日的交兵了。” 楚国当时就把都城从陈迁到了寿春；而秦国则把附庸卫元君从濮阳迁到了野王，设置了东郡。春申君从此到了封地吴，同时执行宰相职务。 楚考烈王没有儿子，黄歇为这件事发愁，就寻找宜于生育儿子的妇女进献给楚王，虽然进献了不少，却始终没生儿子。赵国李园带着他的妹妹来，打算把他的妹妹进献给楚王，又听说楚王不宜于生育儿子，恐怕时间长了不能得到宠幸。李园便寻找机会做了春申君的侍从，不久他请假回家，又故意延误了返回的时间。 回来后他去拜见黄歇，黄歇问他迟到的原因，他回答说：“齐王派使臣来求娶我的妹妹，由于我跟那个使臣饮酒，所以延误了返回的时间。” 黄歇问道：“订婚礼物送来了吗？” 李园回答说：“没有。” 黄歇又问道：“可以让我看看吗？” 李园说：“可以。” 于是李园就把他的妹妹献给春申君，并立即得到黄歇的宠幸。 后来李园知道了他的妹妹怀了身孕，就同他妹妹商量了进一步的打算。李园的妹妹找了个机会劝说黄歇君道：“楚王尊重宠信您，即使兄弟也不如。如今您任楚国宰相已经二十多年，可是大王没有儿子，如果楚王寿终之后将要改立兄弟，那么楚国改立国君以后，也就会各自使原来所亲信的人显贵起来，您又怎么能长久地得到宠信呢？不仅如此，您身处尊位执掌政事多年，对楚王的兄弟们难免有许多失礼的地方，楚王兄弟果真立为国君，殃祸将落在您的身上，还怎么能保住宰相大印和江东封地呢？现在我自己知道怀上身孕了，可是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得到您的宠幸时间不长，如果凭您的尊贵地位把我进献给楚王，楚王必定宠幸我；我仰赖上天的保佑生个儿子，这就是您的儿子做了楚王，楚国全为您所有，这与您身遭意想不到的殃祸相比，哪样好呢。” 黄歇认为这番话说得对极了，就把李园的妹妹送出家来，严密地安排在一个住所便向楚王称说要进献李园的妹妹。楚王把李园的妹妹召进宫来很是宠幸她，于是生了个儿子，立为太子，又把李园妹妹封为王后。楚王器重李园，于是李园参与朝政。 李园把他妹妹送进宫里，封为王后，生的儿子立为太子，便担心黄歇说漏秘密而更加骄横，就暗中豢养了刺客。打算杀死黄歇来灭口，这件事在国都有些人知道。 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重，朱英对黄歇说：“世上有不期而至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如今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能会没有不期而至的人呢？” 黄歇问道：“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福？” 朱英回答说：“您任楚国宰相二十多年了，虽然名义上是宰相，实际上就是楚王。现在楚王病重，死在旦夕，您辅佐年幼的国君，因而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再把大权交给他，不就是您南面称王而据有楚国？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福。” 黄歇又问道：“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 朱英回答道：“李园不执掌国政便是您的仇人，他不管兵事却豢养刺客为时已久了，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要杀掉您灭口。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 黄歇接着问道：“什么叫不期而至的人？” 朱英回答说：“您安排我做郎中，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人。” 黄歇听了后说：“您要放弃这种打算。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况且又怎么能到这种地步！”朱英知道自己的进言不被采用，恐怕祸患殃及自身，就逃离了。 此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棘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棘门，李园豢养的刺客从两侧夹住刺杀了黄歇，斩下他的头，扔到棘门外边。同时就派官吏把春申君家满门抄斩。而李园的妹妹原先受春申君宠幸怀了孕又入宫得宠于楚考烈王后所生的那个儿子便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到了南北朝刘宋时，追尊黄歇为忠安王，至宋代累封忠安顺应威显英济王。 《上海地名志》等记载：上海简称“申”也是源自受封于这里的春申君黄歇。黄歇未封吴地之时，黄浦江也不叫黄浦江，而且这条河由于泥沙淤积，河床过高，一到汛期常常洪水泛滥，老百姓苦不堪言。黄歇到后，就对这条河进行治理，疏通了河道，筑起了堤坝，使这条河不再泛滥，造福了当地的百姓。人们为了怀念他，将这条河改称为春申江或黄浦江，简称申江。后来， “申”字就成了上海的代称。 黄歇疏通河道，抑制水患，政绩显赫，深得民心。当地人纷纷以其姓或号为许多山、水、地方命名，如浙江吴兴的黄浦，江苏江阴的申港、黄田港，江苏江阴的君山也叫黄山。在上海，黄浦江、申江、春申江、黄浦区、黄申路、春申村等，均为纪念这位开申之祖。 历史评价： 范雎 ：“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 贾谊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 司马迁 ：1“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2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黄歇之义。 战国七雄之楚国篇——子文 令尹子文春秋时期楚国贤相，三任首辅，“自毁其家，以纾国难”，孔子誉为“忠”。 对楚国强大和北上争霸，作出了杰出贡献。令尹子文，楚国的官名，相当于宰相。子文，若敖族人，斗鬭氏， 名豰於菟（gou wu tu），字子文。 楚贵族若敖氏斗伯比和表妹邙子之女-所生，生下后弃在云梦泽北(即今湖北天门市境内)，被母虎抚养，当时楚国称老虎为“於菟”，把 喂乳叫“豰”，意思是“虎乳育的”。楚的附庸国祁国国君祁子出猎时觉得很惊奇，抱回鞠养。 当令尹后，对楚国的强大和北上争霸，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左传》记载，子文于鲁庄公三十年开始做令尹，到僖公二十三年让位给子玉（成得臣），其中相距28年，在这28年中 几次被罢免又被任命。 斗子文三次辞去令尹的职务，家里连一天用来生活的积蓄都没有，这是体恤百姓的缘故。成王听说斗子文几乎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因此每逢朝见时就预备一束干肉，一筐干粮，用来送给子文。直到现在还成为国君对待令尹的常例。成王每当增加子文的俸禄时，子文一定要逃避，直到成王停止给他增禄，他才返回朝廷任职。 有人对子文说：‘人活着就是求个富贵，但你却逃避它，为什么呢?’ 他回答说：‘当政的人是庇护百姓的，百姓的财物空了，而我却得到了富贵，这是使百姓劳苦来增加我自己的财富，那么我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我是在逃避死亡，不是在逃避富贵。’ 所以楚庄王在位的时候，灭了若敖氏家族，只有子文的后代存活了下来，直到现在还居住在郧地，做着楚国的良臣之后。 斗子文是楚国历史上治国安邦之雄才，有文韬武略之奇谋，而且为官廉洁，处事公平，不徇私情。斗子文有个亲戚，认为同族0了斗子文这样一个大官，一定会包庇亲朋，便有恃无恐地在外边胡作非为。一次他在市上买东西，不但不给钱，反而把卖东西的农夫打倒在地，被当时负责司法的官员廷理抓了起来。 审问的时候，被拘捕的犯人不但不服罪，反而十分嚣张，大声说：“我是令尹斗子文的堂弟，你们敢把我怎么样？” 廷理本来对犯人有一肚子气，决心依法审判的，一听说这犯人原来是令尹的堂弟，吓出了一身冷汗，暗自庆幸发现得及时，否则，一旦用了刑，岂不闯了大祸！想到这里，赶忙命令手下人给犯人松绑，还连连道歉说：“误会，误会！” 笑嘻嘻地一直把犯人送到门外，回转身倒把手下人痛骂了一顿，说他们有眼无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廷理放了犯人，觉得立了大功，连忙整理衣冠，兴冲冲地去报告令尹斗子文。以为这回令尹会感谢他，赏识他，说不定还能在楚成王面前进言保举，得到提拔重用！想到这里，他脚步格外轻快，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令尹家里。 斗子文听完汇报，不动声色地问道：“是你放的人吗？” 廷理答道：“是的，是的，大人，这是我应该做的。” 斗子文猛拍几案，站起来厉声命令：“你马上给我把人抓回来！” 这突如其来的愤怒，把廷理吓呆了。他愣愣地站着，半天也答不出话来。他怎么也不明白，令尹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斗子文又说：“楚国之所以设廷理一官，就是用来维护国家法令的。正直的官员执行法令，灵活而不违背原则，坚决不损害法律。现在你擅自释放犯法的人这就没有维护国家的法律，秉公办事。难道我当令尹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家族享受特权吗？你身为廷理连这点道理也不懂！” 斗子文看到廷力很难为情的样子，又心平气和地说：“你想，我身为令尹，协助楚王治国，有人对我严格依法行事有意见，但我并不因此而抛弃法律，赦免那些违法的人。现在我的这个堂弟明明是犯了法，你却为了照顾我的面子把他放了，这不是在全国人面前展示我的私心很重吗？掌握一国之权柄，而被人在背后骂我师心自用，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现在你赶快把放走的犯人抓起来。” 廷理结结巴巴地说：“这次是否就不必再抓回来了，您在家时教育一下了事。您看，放了的人又抓起来，面子也......” “不，要抓！”斗子文坚决地说。 他回过头去，命令手下的武士把那个犯法的堂弟抓了来，当面交给廷理，尽管犯人的母亲一路跟来了跪在斗子文的面前求情，斗子文若无其事，仍然命令廷理把犯人押走。 忠名弥彰——屈原心目中的斗子文 吴汉生 “忠名弥彰？”，是《楚辞·天问》中的第169问，也是屈原在《天问》中的最后一问，道尽屈原对斗子文的羡慕之情。 “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 这是屈原在《天问》中的最后两问，先问斗子文离奇身世，后问斗子文忠贤德行，给其“忠名弥彰”的崇高评价。 斗子文“三仕三已”（《论语·公冶长》），任楚国令尹近30年时间，是楚国八百年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最受人民爱戴的令尹。经历见识过斗子文治国风范的春秋霸主楚庄王（公元前613—公元前595在位）就说：“子文无后，何以劝善？” 斗子文是郧国公主未婚生育的私生子。出生时被外祖母郧国夫人派侍从丢弃于云梦沼泽“诸梦”中，被老虎哺乳存活下来。郧国公田猎，看到一只老虎在哺育着一个小孩，感到此子天生异禀，必成大器。就派侍卫将虎乳孩拾回宫里。 郧国公才得知虎乳孩是自己亲外孙。后来择吉“奉子成婚”将女儿嫁给了孩子的父亲——楚国贵族大叔斗伯比。安陆也就世代传承着“龙生虎养凤遮荫”之“虎乳岩传说”；“奉子成婚女儿港”之“女儿台传说”。 清道光《安陆县志》，依据《左传》、《论语》、《楚辞》等，将楚国令尹斗子文列为安陆36乡贤第一人。 虎乳岩遗址，位于湖北省安陆市南城街道月亮山，涢水（府河）东岸陡峭红石岩。gps坐标：北纬31.122，东经113.401点位，岩上海拔高程48.37米，岩下海拔高程36.17米。 女儿台遗址，位于湖北省安陆市雷公镇张畈村，漳水东支流杨港河，光绪《德安府志》记载：“女儿港，西六十里。”gps坐标：北纬31.170，东经113.181点位，海拔高度68米。安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郧国公主“奉子成婚”经过地，历史传承为女儿港、女儿台。 《左传·桓公十一年》，郧楚“蒲骚之役”有“君次于郊郢”。是年为公元前701年楚武王40年。楚国在沈鹿（今钟祥东桥镇）有“郊郢”。斗伯比是楚武王重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郊郢”有斗伯比官邸。 战国七雄之楚国篇——双阳 从今天的各种典籍中来看，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真正的名将其实不多。楚国的军事实力，更多的很可能是在整体。 楚国的众多名将大多出自高层家族，比如景氏、屈氏等，数百年间皆有上阵之将领。 战国末期，名将景阳也是出自景氏之家。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景阳，他有哪些事迹呢? 景阳大致是在楚顷襄王、考烈王时期，曾担任楚国司马一职。所谓司马，就是楚国人掌管军事大权的司令官。但景阳的出现，似乎应是在担任司马之职前。 景阳所处的这个时代，整个楚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自楚怀王在秦国囚禁至死，楚国国内可谓是乱局丛生。楚国人在与中原列国，包括齐、魏、赵等国的对抗中全部落于下风。 即便如此，此时之中原真正可以控制全局的，已经是西方的秦国。六国多年之间皆在试图推行合纵之举。合纵的目的，正是要抵抗秦国。 楚国此时虽有心与秦国争强，可是诸多战争之中皆惨败于秦国。楚国人便是转而与中原列国之间建立盟约之事，事实上这段时期里楚国人与中原诸侯的对抗战争是呈下降趋势的。 景阳的出现，是在周赧王联合诸侯攻打秦国之时，这场战争并没有显现出景阳的作战能力。 “惟燕将乐闲，楚将景阳二枝兵先到，俱列营观望”。周赧王发出号令，实际上只有燕国、楚国两军来到。对于这两国而言，当然也是领了诸侯的命令而来，如果周天子联合诸侯的方法有用，天下诸侯聚集于函谷关共同攻打秦国，那么燕楚两国也将全力而为。如果周天子的号令不管用，那么，燕楚两国也就走走过场。 显而易见的是，景阳带着楚国大军，就是到周天子这里来砸砸场子、走走过场，周赧王缺衣少粮，最后就连自己也被逼到了高台上躲债务。这场攻打秦国的战争也就不了了之了。 景阳此后又再次扮演了拯救别国的角色。这一次，是拯救魏国。 秦国大将王龁率领大军攻打魏国，万分危急之时，信陵君联合诸国抵抗秦国。楚国人派出的将军又是景阳。 这一次，诸国联盟，同气相连。跟周天子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周天子已经是没钱、没地、没人，周天子要打秦国，就成了一场活脱脱的笑话。而六国联合，表面上救魏国，实际上也是续自己的命。这场仗还是要认真打的。 史书中没有记录景阳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但这场联军的作战结果总体还是可喜的。“王龁大败，折兵五万有余，又尽丧其粮船，只得引残兵败将，向路南而遁，进临潼关去讫”。 但是，这场战争还是没有显现出景阳的作战实力。 真正显现景阳实力的，则又是另外一场救援燕国的战争。 楚顷襄王时，齐、韩、魏联合攻击燕国，燕国向楚国求援。景阳率兵出征，这场战役景阳成了主角。景阳采取的战略其实就是“围魏救燕”。魏国人似乎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派出主力部队去攻打别国，自己的都城却空虚了。 景阳猛攻魏国腹地雍丘，一旦突破雍丘，楚国大军就要进入魏国都城的疆域范围。齐、韩、魏三国只有撤兵南下，想要堵截楚军退路。景阳使出了反间计，让齐魏两国互相猜疑，三国联盟于是解体。景阳圆满完成救燕任务，也未贪图功劳，带着大军就撤回了楚国。 其后数年之间，景阳更是率领大军攻破了秦国名将蒙骜的大营。“楚将景阳，探知蒙骜不在军中，攻破秦营老弱，解了郏州之围”，这个时期里景阳显然已经是楚国最有战斗力的将军了。 景阳其后更有“《景子》十三篇”，可见楚人是相当重视景阳之兵法。因此，景阳也被后人列为兵家之列。差不多同时期的项燕，也没有被称之为兵家，可见景阳的能力在当时很可能还是要超过项燕的。 —————————————————— 公元前704年，忍无可忍的楚国国君熊通自立为王，史称楚武王。然而，他的这一行径遭到了其他诸侯国的反对，于是楚国与各诸侯国之间爆发了连年战争，可是坚韧的楚人在与诸侯之战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还迫使很多诸侯国承认了楚国王爵的身份。 然而楚国与这些诸侯漫长的纷争才刚刚开始。在漫长的纷争中，楚国先后涌现了诸多名将，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十大名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十大名将之山子府君昭阳。 昭阳出生于楚国四大家族的昭氏家族，是楚昭王的后裔，深得楚王的信任。昭阳一生为楚，征伐四方，历经大小战争几十场，为楚国争霸做出了巨大贡献。昭阳一生当中最为出名的两次战争就是灭越之战和破魏之战，这两场战争的胜利让昭阳名声大噪，威震四方，成功跻身战国名将行列。 公元前334年，越王无疆刚刚平息内乱，还没来得及喘息，楚威王任命昭阳为将军率军攻打越国，由于此前楚威王已经派遣使臣昭滑在越国调查了5年，所以昭阳与昭滑配合，很快就将越国打败，还将越王无疆杀死，越国就此瓦解，并入楚国。 越国的灭亡，让中原各诸侯大惊失色，谁也没有料想到楚国居然有如此大的实力，能将称霸后的越国打得节节败退。中原各诸侯国见楚国逐渐有了争霸的实力，纷纷抱团联盟或与楚交好。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期间，楚国先后攻陷巴国、川渝地区，这就极大刺激了中原的两大霸主齐国和魏国。 为了能阻止楚国北上争霸，魏国想尽办法遏制并阻止楚国北上，尤其是魏国经过马陵之战后，霸主地位没落，楚国的崛起对魏国而言，极大刺激了魏国的敏感神经，大战一触即发。 公元前323年，魏国内乱，魏国公子高回逃到楚国，谁料欲再次回到魏国的高回受到魏国的阻扰，于是沉寂了6年的楚国，在昭阳的率领下，突然北上对魏国发动战争，两国大军在襄陵相遇，魏军主将公孙衍试图率领魏国精锐反突袭昭阳，结果昭阳将计就计，将公孙衍所率精锐魏武卒引入襄陵的山谷地带，然后将其反包围，成功歼灭魏军，随后乘胜追击，连占魏国八座城池。 而东边的齐国见楚国正与魏国交战，齐王随即下令攻打楚国，谁曾想楚军这么快就将魏国打败，挥师东进。正在齐国的秦国史臣陈轸见楚国打破中原局势，为了拯救盟友齐国，于是来前往楚军大营面见昭阳，在一番劝阻下，昭阳最终还是放弃了攻打齐国。 回到楚国的昭阳受到了楚怀王极大恩赐，还提拔他为楚国的令尹，将渤海之地赏给昭阳作为封地。昭阳破魏一战，打破了中原争霸的局势，使得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这也让后来秦国东出灭韩、灭魏有了可乘之机，昭阳也因为此战名利双收，威名远播。 几年后，名利双收的昭阳回到了自己的封地，不久就病死在封地。为了表彰他的战功，楚烈王赐给他“山子”谥号，其后人也因此将昭阳称之为“山子府君”。 战国七雄之楚国篇——吴起 吴起（？－前381年[110]），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区西）人，中国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之一。 吴起早年学儒术于曾申门下，后弃儒学兵。最初在鲁国时，受命指挥鲁军击败齐国。之后前往魏国，得到魏文侯重用。他指挥魏军屡次击败秦国，占领河西之地，为首任西河郡守，同时改革兵制，创建魏武卒，“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 后因魏武侯猜疑而转投楚国，初任宛守，一年后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进行以打击、限制旧贵族势力，加强军队建设的变法。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短时间内成功增强了楚国国力，使楚国出现“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一度大败魏国，“马饮于大河”的强盛局面。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楚悼王逝世，吴起因厉行变法而得罪守旧贵族，惨遭杀害。 吴起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法、儒三家思想，在内政及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与孙武并称“孙吴”。唐肃宗时成为武庙十哲之一。宋徽宗时追封广宗伯。其所着《吴子》（一说为后人伪作）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吴起出生在战国初期卫国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家庭。据说他为了在政治上求得发展，曾到处奔走寻找门路，花了不少钱，弄得倾家荡产，也没得到一官半职，遭到乡人的讥笑、诽谤。吴起为此气愤不已，杀了诽谤他的三十多个人。在临逃走时，他对母亲发誓说：“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吴起先去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习儒术。 母亲去世后，吴起没有按照儒家忠孝的信条回家奔丧守孝。曾申认为他不孝，不配做儒家的门徒，跟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此后，吴起弃儒学兵。 鲁元公十七年（前412年），齐宣公发兵攻打鲁国。鲁元公想任用吴起，但吴起妻子是齐国人，元公疑。吴起渴望功成名就，于是杀掉妻子表示不偏向齐国（关于杀妻一事，仅见《史记》，时代更早的《韩非子》载为因他事休妻，且为离卫而非求将于鲁，见“轶事典故”部分）。元公任命吴起为将，大败齐军。后来鲁人向元公进谗，认为吴起为人“猜忍”，且过大的战果容易招致“诸侯图鲁”，又任用吴起，将得罪于鲁的兄弟之国卫。而元公心中也对吴起产生了怀疑，遂辞谢吴起，不授其官职。大约在鲁穆公在位初年，因主公季孙氏被杀，经人劝说，吴起离开鲁国。 离开鲁国之后，吴起听说魏文侯贤明，于是前往魏国投靠文侯。文侯询问大臣李克的意见，李克认为吴起虽“好色”，但用兵连司马穰苴都不能相比。大约在魏文侯三十七年（前409年），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命他攻克秦国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等地并筑城，并在同年或第二年（前408年）再次攻打秦国，一度长驱至郑县。 而秦国只能退守至洛水，沿河修建防御工事加以防守。在与秦军作战期间，吴起从不自视比普通士卒高人一等，夜晚就睡在不加平整的田埂上，用树叶遮盖身体来躲避霜露的侵袭。这样加上魏文侯三十四年（前412年）被公子魏击占领的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二地，魏国全部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并在此设立西河郡。经国相翟璜推荐，由吴起担任首任西河郡守。 就在魏攻河西之后不久，文侯命乐羊为主将，进攻中山国，又命吴起率战胜于河西之师，合击中山，更命魏击监督而主其事。经过三年苦战，乐羊、吴起于魏文侯四十年（前406年）占领了中山国。 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向孔子的弟子、当时居于西河的子夏学习儒家思想，并改革魏国兵制，创立武卒制。后来公叔痤便统率吴起训练的武卒部队击败了韩赵联军。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为抵御秦国的进攻，修筑了吴城（今山西孝义西南）。 魏文侯五十年（前396年），文侯去世，魏击袭位，是为魏武侯。武侯初年，文侯时代的功臣先后谢世，此时吴起仍为西河守，功高而不得居相位，因而与新任相国田文（一作商文）有论功之举（参见“轶事典故-田文论相”）。 魏武侯七年（前389年），秦惠公出兵五十万，攻打魏国的阴晋。吴起亲自率领其中没有立过军功的五万人，外加战车五百辆、骑兵三千大败秦军（参见词条阴晋之战，也有学者认为此役发生时吴起已在魏武侯六年离魏奔楚，故未参与此役）。 《吴子》称吴起在河西期间，“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虽有夸大，但亦见其战功之卓着。 魏武侯九年（前387年），武侯以吴起为将，率军讨伐齐国，直至灵丘（今山东滕县）而回。 约在魏武侯九年（前387年）后，吴起遭幸臣王错（一说公叔痤，但被认为是误记）谗害，受到武侯的猜疑，于是离开魏国，向南投奔楚国。 楚悼王得到吴起后，任命他为北部重镇宛城的守，负责防御韩、魏。吴起积极巡视下辖县，悉心治理宛郡。一年后，悼王升授吴起为令尹。担任令尹后的吴起在楚国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具体措施有： 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民都明白知晓。 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 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 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家效力。 统一楚国风俗，禁止私人请托，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 经过吴起变法后的楚国国力强大，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今江西南部）、苍梧郡（今湖南、广西）一带，加强了中原与岭南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同时巩固了楚国对所占的陈、蔡故地的统治（一说是为夺回被韩魏侵占的部分陈蔡之地；还有一说是陈蔡已复国，此举意在蚕食陈国和蔡国土地）。 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在吴起的指挥下，楚军北上援助遭魏国攻击的赵国，与魏军大战于州（今河南温县东北）西。楚军穿越梁门（位于大梁西北的关塞），驻军林中（位于梁门以北），饮马于黄河，切断魏国河内郡与首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的联系。赵国则借助楚国的攻势，火攻棘蒲（今河北魏县南），攻克黄城（今河南内黄），楚、赵两国大败魏军。此时，诸侯都畏惧楚国的强大，这是吴起在楚变法后所取得的大胜利。 但是，吴起在变法中，曾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反对，史称贵人“皆甚苦之”。甚至连改变“两版垣”的简陋建筑方法也“见恶”。还在出行巡视时遇到大臣屈宜臼的指责。尽管吴起坚持变法，取得了成效，但他进行的种种措施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招致了他们的怨恨，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就在楚军于前线接连获胜之际，楚悼王去世。吴起前往治丧处，被心怀不满的楚国贵族们用箭射伤。吴起大叫着说：“我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用兵的。”他拔出箭逃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将箭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马上喊道：“群臣作乱，谋害我王。”贵族在射杀吴起的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 按照楚国法律的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将被诛灭三族。新即位的楚肃王根据此规定，命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受牵连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吕氏春秋》认为：“吴起之智可谓捷矣。”吴起的尸身也被处以车裂肢解之刑。吴起死后，他在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 唐朝上元元年（760年），唐肃宗追封姜尚为武成王，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于武成王庙，吴起便是其中之一。及至宋代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仍以古代的七十二位名将从祀武成王庙，其中包括吴起。同时，吴起还被追封爵位为广宗伯。在宋明时期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广名将传》等兵书，亦将吴起列于其中。 在楚国时，作为令尹的吴起全力辅佐楚悼王进行变法。他变法的原则大致有三条： 一是“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具体做法是取消封君（贵族）三世以后子孙的“爵禄”，降低官吏的俸禄； 二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即剥夺一些旧贵族的“有余”来补充新兴地主的“不足”，逐步废除旧贵族的世禄制； 三是“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即加强对军队训练，在战争中“进有重赏，退有重刑”。用一支能征善战的强大的军队争夺天下。 吴起确立变法原则之后，在楚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 为了能自上而下加以贯彻，吴起首先主张“明法审令”，厉行“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敢苟同，行不敢苟容，行义不顾毁誉”的“法治”； 其次，“废公族疏远者”，也就是废除那些非楚王直系的贵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保障，同时裁减群臣的俸禄，精简“无能”“无用”的官员，裁撤不急之官，把节省下来的开支用于“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通过这一方略，为楚国的“强兵”之路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 再次，强兵以“破横散纵”。在外交上，吴起以楚国军事实力的崛起替代纵横家游说之言。换言之，建立在“强兵”基础上的楚国外交，不再需要纵横家的调停和斡旋。因此他“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以此禁止纵横家游说，防止内外勾结。吴起的强兵之策，建立在他擅长的军事谋略上，当是其长项。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持续数年，虽然因支持他变法的楚悼王去世而终结，但却在此期间收到了十分显着的成效，使楚国迅速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疆域，出现了“南平百越，北并（一说应为“治”）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一度大败魏国，“马饮于大河”的强盛局面，各诸侯国为之震惊。到吴起死后，后人也有“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吴起在魏国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从应征人员中选募常备兵的兵役制度，即建立了魏“武卒”部队。其成员全部经过严格的考试和选拔。合格的标准是：身穿全副甲胄，携带戈、剑、弩、欠和三日口粮，南拂晓到中午，必须行军百里。录取后按照各人的特点进行编组。 例如将“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编为一队）”，“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等。这样编队，有利于根据战术需要部署部队。在各队编组上，他也主张量材使用，按士卒具体情况分配战斗任务，例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等。同时还吸取了管仲组军的精神，注意“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使同乡邻居之人编在同一队、伍之中，以利于互相帮助和互相担保。凡入选的士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免去全家赋税，而且还另行分配土地房屋。魏“武卒”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第一支具有职业化和专业性质的部队”。 吴起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吴子》。在《吴子》中，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战备，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起更重视政治教化，用道、义、礼、仁治理军队和民众。吴起还从战争起因上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这一思想在《战国策》中亦有体现。 《吴子》“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吴起也因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春秋时代的军事家孙武并称“孙吴”。 吴起学于儒门，深通兵法，又为战国法家之先驱，其思想具有兼融儒法诸家的特点。一方面，吴起秉持儒家德治理念，向魏武侯阐述了治国“在德不在险”的理念。另一方面，吴起变法“一楚国之俗”，展露出明法审令、信赏必罚、持势任术、立公弃私的法家思想。同时，作为《左传》撰定者，吴起的史家特质显现出思想话语的多样性，其发微春秋“元年”大义，向君王陈述治国之本，正折射出儒法两家思想在维系君权秩序价值方面所由通。这种“宗儒任法”的思想形态，在战国由儒入法的思想史历程中具有转捩意义。 历史评价 李悝：“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 公叔痤：“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 孟子：“善战，如孙膑、吴起之徒。连结诸侯，如苏秦、张仪之类。” 战国七雄之楚国篇——项氏父子 项燕（？-前224年)，战国末下相(今江苏宿迁东南)人。周王族姬姓项国后代。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战国末年楚国名将。 项燕勇而有谋，爱护士卒，深得楚人爱戴。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秦王政率军伐楚，项燕于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率领楚军以示弱诱敌之计大败秦军，秦军几乎全军覆灭。杀七都尉，收复失地南郡（今湖北江陵）。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率秦军伐楚，攻下楚国首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迫使项燕败退至长江以南。次年，秦将蒙武、王翦攻楚，蕲南一战，楚军败亡，项燕被追杀，一说自杀。 据《史记》记载，项氏世世代代为楚将，其家族被封于项。 据唐朝《元和姓纂》和《大宋重修广韵》记载项燕为周朝分封同宗姬姓项国后代，春秋时项国被鲁国灭后以国名为族姓。 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率20万大军向东南方向进攻楚国，李信进攻平舆，蒙恬攻击寝，大破楚军，兵锋指向楚国首都寿春。然而，此时当时居于郢陈的秦国大臣昌平君以其楚国公子身份在秦军后方反秦。李信只好转向西北去进攻后方的郢陈，于是率军西进，到城父与蒙恬的队伍会合。项燕趁机尾随在后，三天三夜不停宿休息，反击，大败李信的军队，攻入秦军的两个营地，斩杀了七个都尉。李信率残部逃奔回秦国。 公元前224年，秦国大将王翦又率60万大军进攻楚国，楚国人闻讯王翦增兵而来，便出动国中的全部兵力抵抗秦军。王翦下令坚守营寨不与楚军交锋。项燕多次到营前挑战，秦军始终也不出战。王翦每天让士兵休息、洗沐，享用好的饮食，安抚慰问他们，并亲自与他们共同进餐。 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王翦派人打听：“军中进行什么嬉戏啊？” 回答说：“军士们正在玩投石、跳跃的游戏。” 王翦便说：“这样的军队可以用来作战了。” 此时楚军既然无法与秦军交锋，就挥师向东而去。王翦即率军尾追，令壮士们发起突击，大败楚军，直至蕲县之南，项燕战死，楚军于是溃败逃亡，楚国也随之灭亡。 历史评价 陈胜：“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 ———————————————— 项梁（？—公元前208年），生年不详，姬姓，项氏，名梁，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市）人，秦朝末年历史人物。西汉《史记》记载项氏“世世为楚将”，唐宋典籍《元和姓纂》《大宋重修广韵》等溯源项氏为周王族诸侯国项国后代，在楚国属于贵族阶层，项梁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子，西楚霸王项羽的叔父。 项梁在秦朝统治期间，曾屡次犯禁而又脱身，私下结交豪杰，在吴县之中积蓄力量，颇具威望，依照《汉书》记载，项梁当时被郡守殷通尊称为“夫子”。 陈胜起义后不久，项梁借势起兵于会稽郡吴县，招纳江东八千子弟兵，兼并秦嘉、景驹势力，将楚地陈婴、英布、蒲将军、刘邦等多路起义兵马吸纳到麾下，发展壮大为反秦起义军中首屈一指的巨头人物。在陈胜死后，项梁自号“武信君”，拥立熊心登位为楚怀王，复立楚国社稷。在反秦起义战争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史书多将其与陈胜并称。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项梁派遣项羽、刘邦等人反击秦军，打退章邯部队，攻克多地城邑，击杀秦将李由，楚军在多个战场取得胜利，由于反秦形势大好，项梁有了骄傲自大的心理，之后秦国倾尽所有兵力增援章邯，项梁在大意之下被增兵后的章邯于夜晚偷袭，最终在定陶县兵败身死。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项氏家族世代都担任楚国将领，受封于项地，因而以“项”为姓氏。 唐朝《元和姓纂》和北宋《大宋重修广韵》追溯项氏为周朝分封同宗姬姓项国的后代，在春秋时代的鲁僖公十七年（公元前643年），项国被鲁国所灭，之后项国的后裔子孙以国名为族姓。 项氏世代为楚国贵族，项梁之父项燕是战国时代末期楚国名将。 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在秦灭楚的战争中，项燕被秦将王翦击败，自杀身亡。 项梁是下相县人，在战国年间属楚，秦国统一天下后，下相县隶属于泗水郡。项羽是项梁兄长的儿子，楚将项燕的孙子。在项羽年少时，项梁曾教他读书、剑术和兵法，但项羽都没有完全领悟就不学了。 项梁曾在秦国旧都栎阳县犯了罪，被栎阳县逮捕，于是项梁委托蕲县的狱掾（监狱官员）曹咎写信给栎阳县的狱掾司马欣，因此得以平息案件。 吴县是秦朝会稽郡的郡治，当时吴县的县令是郑昌，项梁杀了人，和项羽在吴县之内躲避仇敌。吴县的贤士、大夫才能都比不上项梁。每次吴县之中有大的徭役和丧事，项梁经常作为主办人，他私下用兵法来部署勒令门客和家中子弟，凭借这个方式来知晓他们的能力。 项梁擅长辩论游说，心中潜藏宏大志向。他暗中培养壮士九十人，有个叫参木的，是和项梁合谋的人，参木假装生病，在宅邸里面秘密铸造大钱，用来购置甲胄和兵器。项梁供养的猛士之中，体格最高的人有很大的力气，能拔起树木击打地面。 秦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公元前211年11月28日至12月26日期间），秦国的始皇帝巡游到会稽郡时，乘船渡过浙江（即钱塘江），项梁和项羽在一起观看，项羽说：“那人是可以被取而代之的。”项梁捂住他的嘴巴，说道：“别乱说话，会被灭族的！”自此项梁认为项羽非同寻常。 秦二世元年七月（公元前209年8月9日至9月7日期间），陈胜等人在大泽乡起事。之后各地纷纷响应，弑杀郡县长官而起兵，单是楚国旧地几千人聚集成军而起事的，就多得不计其数。 秦二世元年九月（公元前209年10月7日至11月5日期间），会稽郡的代理郡守殷通向来欣赏项梁的才能，就把他召来商议大事。项梁说：“当今长江西面全都反叛了秦国，这也是上天灭亡秦国的时候，先动手就制约他人，后动手就被他人制约。” 殷通叹息说：“听说夫子是楚国将门世家，一切只好拜托足下了！” 项梁说：“吴县有个能力出奇的壮士桓楚，逃亡在山泽之中，人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有项籍知道。” 项梁于是告诉项羽带着剑在外面等候，项梁再次进门，对郡守殷通说：“请召唤项籍进来，让他领命去找回桓楚。” 项羽进来后，项梁用眼神示意项羽说：“可以动手了！” 于是项羽拔剑斩下殷通的头颅。项梁手持殷通的人头，佩戴了他的印绶，门下众人大惊，乱成一团，项羽击杀几十上百人，整座府邸的人都害怕得趴在地上，不敢起身。项梁召集以前认识的豪强官吏，向他们说明起事反秦的道理，于是在吴县举兵。派人收复会稽郡下属县城，得到精兵八千人。 项梁部署吴县之中的豪杰，让他们担任校尉、军侯、司马。其中有一个人没得到任用，自己来找项梁诉说。项梁说：“之前有次丧事我让你负责一件事，你没能力办成，所以我现在不能任用你。”众人听了都很服气。于是项梁自任为会稽郡守，让项羽担任裨将，攻取郡内所属各县。这一年项羽二十四岁，同月，刘邦起兵于沛县，自号沛公。 秦二世二年正月（公元前208年2月2日至3月3日期间），项梁起兵后的第五个月，陵县人秦嘉听说陈胜被秦军击溃，于是和东阳甯君拥立景驹为楚王，驻扎在留县。刘邦听说后打算前往留县，去向景驹请兵攻打丰邑。在途中攻略下邳县时与聚党一百多人的张良相遇，张良依附在刘邦麾下，然后一起去见景驹。 广陵县人召平当时帮陈胜攻略广陵县，没能攻下，听说陈胜败逃，秦国军队又快要来到，于是召平渡江假传陈胜的命令，封项梁为楚王陈胜的上柱国，并说道：“江东已经平定，赶紧引兵往西攻打秦军。” 秦二世二年二月（公元前208年3月4日至4月1日期间），秦嘉自任为上将军。刘邦与东阳甯君在砀县和秦将司马夷交战，三天打下砀县并收编砀县六千士卒，加上刘邦原有的兵力共计有九千人。 项梁率领八千人渡过长江往西进军。听说东阳县的令史陈婴已经拿下东阳县，项梁派遣使者想要和陈婴联合共同西进。东阳县人想要立陈婴为王，但是陈婴不敢自己领头，而想托身于名门望族，于是陈婴带着东阳县中两万人归属项梁。项梁渡过淮河，英布、蒲将军也领兵前来归属，总计兵力约六七万人，驻扎在下邳。 韩信在项梁渡过淮河后，也仗剑前来投奔，成为项梁麾下小卒，但之后在楚军一直都没有展露声名。 秦二世二年四月（公元前208年5月2日至5月30日期间），秦嘉和景驹驻军在彭城县以东，准备抗拒项梁。项梁对军中的官吏们说：“陈王首先起事，作战不利，如今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现在秦嘉背叛陈王而拥立景驹，这是大逆不道！” 于是就进兵攻打秦嘉。英布跟随项梁攻打秦嘉、景驹等人，战绩经常列于众军之首。秦嘉的军队战败逃走，项梁的军队追击他到达胡陵县。秦嘉回军和项梁军交战了一天，秦嘉战死，他的军队投降。景驹逃走后也死在了梁地。项梁兼并了秦嘉的军队以后，驻军在胡陵城，打算率军向西进攻。 朱鸡石最初是与秦嘉同时起兵的独立军队头领。章邯的军队到达了栗县，项梁派遣别将朱鸡石、余樊君和秦军交战。余樊君战死，朱鸡石的军队被打败，他逃亡到胡陵县。项梁于是率军进入薛县，诛杀了朱鸡石。到达薛县之后，项梁的兵力已多达十几万人。 儒生叔孙通脱离秦二世逃回薛县老家，薛县已经被楚军占领，等到项梁进入薛县，叔孙通就从属了项梁。此时与项梁同月起兵的刘邦前来会见项梁。 刘邦两次攻打丰邑没有攻下。项梁击杀景驹、秦嘉后，停驻在薛县。刘邦听说项梁在薛县，于是带着萧何、曹参、刘交等一百多名骑从，前去拜见项梁。项梁给刘邦增拨了士卒五千人，五大夫爵位的将领十个。刘邦回去后，再次领兵进攻丰邑，攻陷了该城，雍齿逃奔魏国。 此时秦将章邯进攻魏国的临济县，魏王魏咎派出魏相周巿前往齐国、楚国求救。齐王田儋、楚上柱国项梁分别派出将领田巴、项佗随同周巿前去救援魏国。 项梁之前派遣项羽另率一路军队进攻襄城，襄城坚守而一时不能攻克。襄城被攻破以后，项羽把襄城的人全部坑杀，回军来向项梁报告。刘邦从属项梁一个多月后，项羽已经攻克襄城而回军。项梁确定了陈胜的死讯，把所有在外单独统兵的别将都召回到薛县议事。 秦二世二年六月（公元前208年6月30日至7月28日期间），居鄛人范增，年纪七十岁，平时居住在家，爱好奇谋妙计，前往薛县劝谏项梁说：“陈胜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秦国灭亡了六国，其中楚国是最没有罪过的。自从楚怀王进入秦国被扣留没有返回，楚国人直至今日还同情怀念他，因此楚国的南公说：‘楚国即使剩下三户人家，灭亡秦国的也一定是楚国人。’如今陈胜首先起事，不拥立楚王的后代而自立为王，他的运势必定不会长久。现在您起自江东，楚国各地蜂拥而起的将领都争先归附您的原因，是因为您家世世代代做过楚国大将，能够重新拥立楚王的后代。” 项梁赞同他的建议，于是在民间找到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当时熊心在替人牧羊，项梁拥立熊心登位，为了顺从楚国的民望，仍然把他称作楚怀王。陈婴担任楚国的上柱国，获封五个县的封地，跟随楚怀王建都盱眙。项梁自号为武信君。项伯、项羽等项氏宗亲与刘邦、英布、蒲将军、吕臣等别部将领共同参与拥立了楚怀王。 张良当时也跟刘邦到薛县与会，张良建议项梁树立盟友，于是项梁立韩国宗室公子韩成为韩王，让张良担任韩国的司徒，辅佐韩成统率一千多人向西去攻打韩国旧地。 魏国请求援军之后，齐王田儋也亲自领兵救魏。秦将章邯于是在夜里衔枚偷袭，大破齐、魏联军。齐王田儋、魏相周巿战死，秦军包围临济城，魏王魏咎为了百姓约定投降，自焚而死。田儋的堂弟田荣收拢田儋的余部向东逃跑到东阿。 秦二世二年七月（公元前208年7月29日至8月27日期间），田儋死后齐国人拥立田假为王。魏咎的弟弟魏豹也逃到东阿，秦国的军队迅速围攻东阿，项梁听说了田荣的危急情况，率领部队前往支援，刘邦和项羽领兵随同前往。这期间刘邦率领曹参、周勃等人与章邯开战，击破章邯的车骑部队，平复魏地蒙县、虞县，爰戚县、东缗县，栗县、啮桑县、亢父县等多个城邑。 秦二世二年八月（公元前208年8月28日至9月26日期间），项梁领兵进攻亢父县，和齐国的田荣、司马龙且率领的军队在东阿城下把秦军打得大败，章邯败逃往西边撤退，项梁领兵追击。楚军解救了田荣等人之后，田荣立刻领军回到齐国，驱逐了齐王田假。齐王田假逃亡到楚国。田假的国相田角逃亡到赵国。田角的弟弟田间本是齐国将领，早前去往赵国求援，于是留在赵国不敢回国。田荣扶持田儋的儿子田巿为齐王。 项梁攻破了东阿城下的秦军以后，接着就追击秦军。多次派遣使者去催促齐国出兵，想和齐军一同向西进攻。田荣说：“楚国杀死田假，赵国杀死田角和田间，齐国才能发兵。”项梁说：“田假是我们盟国的国王，穷途末路来投奔我，我不忍心杀害他。”赵国赵王歇也没有杀死田角和田间而想用他们来和齐国作交易，于是齐国不肯发兵帮助楚国。 齐军撤兵后，只有楚军还在追击秦国败退的部队。项梁派遣刘邦和项羽另率一支军队攻打城阳县，屠灭了城阳全城。又向西进攻，在濮阳县东部地区打败了章邯的秦军。秦军收兵退入濮阳城，又再次振兴军势，据守濮阳城，决开河堤放水环护全城。于是刘邦、项羽就去进攻定陶县。定陶县没有能攻下，两军撤离，又向西攻取城邑到达雍丘，大破秦军，斩杀了三川郡的郡守李由。回师攻打外黄县，外黄没有能攻克。 当时连下大雨，从旧历七月到九月，三个月看不见星星。 项梁从东阿县出发，向西进军，等到抵达定陶县，再次打败秦军，而刘邦、项羽等人又斩杀了李由，项梁于是更加轻视秦军，出现了骄傲自大的情绪。昔日楚国的令尹宋义于是劝谏项梁说：“战胜后将领骄傲、士卒怠惰的军队必然会失败。如今士卒有些怠惰了，而秦兵一天天在增多，我替您感到害怕。” 项梁不听从他的意见。于是派宋义去出使齐国。宋义在途中遇见齐国的使者高陵君显，说：“您将要去会见武信君吗？” 高陵君显说：“是啊。” 他又说：“我断定武信君的军队必然会大败。您若慢慢行进则可避免被杀，如急速行进就会赶上灾祸。” 秦二世二年九月（公元前208年9月27日至10月25日期间），秦国果然发动了全部的兵力来增援章邯，秦军趁着夜幕口中衔枚来袭击项梁的军队，在定陶大败楚军，最终项梁战死。 人物评价 严安：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巿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引自《史记》） 司马迁：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 战国七雄之齐国篇——齐国简史 齐国（前1046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被周天子封为侯爵，分为吕齐和田齐两个时期，疆域位于现今山东省大部，河北省南部。始封君为太公望吕尚（姜子牙）。 公元前1046年，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灭商后，被封国建邦。自太公望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传至齐桓公时，已经是疆域濒临大海的东方大国，齐桓公通过“尊王攘夷”，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被当时的人称为海王之国。 吕齐传至齐康公时，大夫田和放逐齐康公于临海的海岛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为国君，是为田齐太公。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列为诸侯，吕齐为田齐取代，田和正式称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334年，齐侯田因齐称王。齐湣王时期，齐国对外扩张，南吞宋国，西却强秦，是齐国疆域最辽阔的时期。前221年，齐王建向秦王政投降，齐国覆灭，秦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 齐国的疆域最初只在今山东北部，东与纪、莱，西南与鲁，北与燕、卫为邻；春秋晚期，齐国疆域已包括今胶东半岛，西至聊城，南至泰沂山系以南的部分地区。齐国国都是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胡公时曾迁都至薄姑（临淄西北五十里），田氏代齐之后，仍以临淄为都城。 对于齐国国号的由来一般学者认为也是沿袭商代已有的名称。在南宋《路史·国名记一》中就提到商代已有齐国，周武王立国后将吕尚封在齐地，国号仍为齐。在甲骨文卜辞中也提到“齐师”，对于甲骨文中提到的齐，郭沫若认为：“齐当即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灭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 齐国早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当时周武王为了酬谢周朝的功臣和宗室，大行分封制度，首封身为师父的功臣吕尚于营丘（后改称临淄），国名为齐。因国君为姜姓吕氏，且为了与后来的田氏齐国区分，故又称为吕氏齐国。太公东去就国，近邻的莱子率军与太公争夺营丘。太公至营丘后，因应当地风俗，简化礼节而修政。发展工商业，利用当地鱼盐之利，人口大增，使齐国成为大国。 齐国在诸侯中地位崇高，周成王曾在三监之乱后，使召康公命姜太公曰：“东至海， 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国由此得到征伐之权，成为大国，建都于营丘。 周康王时期，周康王分别以珍宝之器分给齐丁公吕汲、卫国第二代君主卫康伯及晋国第二代君主晋侯燮和周公旦之子鲁公伯禽。 齐丁公三传至齐哀公，因受纪侯在周夷王面前进谗言被周夷王烹杀。哀公死后，他的异母弟吕静被立为齐君，是为齐胡公。前866年，齐胡公为防纪国暗算，从营丘迁都至薄姑（临淄西北五十里）。此举令齐人震动及有怨言，齐哀公同母弟公子山与私党率营丘人杀死胡公，将胡公之子驱逐出境，又把都城从薄姑迁回到临淄，是为齐献公。献公两传至其孙厉公，厉公昏愦暴虐，国民痛恨他，遂联络齐胡公之子入齐国攻杀厉公。胡公之子皆战死，齐人拥立厉公之子吕赤为国君，是为齐文公。齐文公把参与杀厉公的七十人全部处死，结束长达四十余年的宫廷内乱。 公元前794年，齐庄公吕赎（购）即位。庄公在位六十四年，他在位期间，积极贯彻齐太公制定的治国方针，稳定政治局势，发展齐国经济，使齐国国力增强。公元前730年，齐僖公吕禄甫（又作禄父）即位，在庄公的基础上继续奋发图强。齐僖公在位期间，先后多次主持多国会盟，先后与郑庄公、鲁隐公、宋殇公、卫宣公结盟，并联合各国四方征战。 文公三传至僖公。齐僖公先后与郑庄公及鲁隐公结盟，得到两国帮助，在其后十数年间齐僖公先后主持与多国会盟，平定宋、卫与郑三国之间的斗争。齐国与盟国郑、鲁以宋殇公不向周天子朝觐而讨伐宋国，以郕国不听从周天子之命令而讨伐郕国，平定许国逼使许庄公出走，立其弟许桓公为国君，平定宋国华督之乱。前706年，齐僖公又在郑国公子忽帮助下打败狄戎，但是因赠送礼物给各盟国时没有按照诸侯爵位高低分发，鲁、郑交恶。于前702年，齐国在郑国要求下联郑伐鲁。前699年，又应宋国要求，联合宋、卫、燕三国讨伐郑国，齐国遂形成一个小霸之局面。到了僖公之子襄公在位时，国力更强。在前690年，降服纪国。前686年，齐国又与鲁国讨伐郕国，郕国降齐。 前686年齐大夫连称、管至父弑杀齐襄公，立其堂弟公孙无知即位。齐大夫鲍叔牙早有预感齐国将发生大乱，在襄公在位期间就保护公子小白逃到莒国（今山东省莒县），另一大夫管仲则协助公子纠逃奔鲁国。前685年，齐大臣雍廪杀国君无知与大夫连称，国内无君，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相回国，鲁国派管仲带兵堵截住莒国到齐国的路，管仲一箭射中小白带钩。小白咬舌吐血假装倒地而死，管仲派人回鲁国报捷。这时小白已兼程赶回齐国，高傒迎公子小白回到临淄即位，是为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发兵迎击鲁国，在干时（今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大战，鲁军败走。鲍叔牙给鲁庄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公子纠是齐君的兄弟，不忍杀他，请鲁国自己杀他。公子纠的老师召忽、管仲是国君的仇人，请鲁国把他们送来，剁成肉泥。如不从命，将要出兵讨伐鲁国。” 鲁人害怕，杀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被囚禁。桓公要杀管仲，鲍叔牙劝说:“臣幸运地跟从了君上，君上现成为了国君。如果君上只想让齐国成为强国，那么有叔牙和高傒就够了。如果君上想成就天下霸业，那么非管仲不可。管仲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能强盛，不可以失去他。” 桓公听从他的建议，假装要杀仇人，把管仲接到齐国。桓公和管仲谈论霸王之术，大喜过望，以其为大夫，委以政事。 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齐桓公于前681年在北杏（今山东省东阿市）召集宋、陈、蔡、邾四国诸侯会盟，目的是为了平定宋国的叛乱，此为诸侯主持天下会盟之始，齐桓公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史称北杏之会。 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率几国诸侯伐宋，迫使宋国求和，此即为“九合诸侯”的第一次。另外，齐桓公还灭了谭、遂、鄣等小国。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落后部族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桓公成为中原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将齐国的霸业推至高峰。 桓公晚年昏庸，重用佞臣公子开方、易牙、竖刁等人，当贤臣管仲、隰朋及鲍叔牙等相继去逝后，齐国开始走下坡路。 齐桓公和管仲立公子昭为太子，并嘱托宋襄公予以照应。桓公四十三年（前643年），齐桓公重病，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在齐桓公居室前筑起高墙。冬十月，齐桓公饿死。五公子互相攻打，齐国一片混乱。桓公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窗子里爬了出来，“身死不葬，虫流出户”。后来易牙、竖刁等人拥立的齐君无亏夺位后才把桓公收殓。 公子昭逃奔宋国。前642年春，宋襄公联合曹国、卫国、邾国领兵攻齐，以助公子昭归国争位。三月，迫于诸侯军队的压力，齐众大夫在国氏、高氏两家的率领下诱杀竖刁、无亏，迎立太子昭。但其余四公子的追随者兴兵攻打已入齐境的太子昭，迫使其逃回宋国。同年五月，宋襄公再度发兵，击败齐众公子于甗（今山东济南附近），太子昭遂得以入齐都临淄即位。此次动乱之后，齐国国力衰落，齐桓公霸业告终。 孝公死后，其子被公子开方杀死，公子潘夺位，是为昭公。昭公死后，其子舍在位仅五个月，就被公子商人弑杀自立，是为懿公。四年后，懿公被弑，齐人恨懿公骄恣，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卫。公子元即位，是为齐惠公。一连串的争位至此结束，但齐国因此国力衰落，只能跟随晋国与楚国争霸。 惠公死后，齐国国势日蹙。齐顷公在位时（前589年），齐军在鞍之战中被晋军打败。灵公在位时（前555年），齐国因背盟讨伐鲁国。晋国率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共十二家诸侯兴师伐齐，齐灵公亲自率师御敌，在平阴被联军大败，自此无力称霸。齐国历经齐僖公始霸，齐桓公独霸中原，到齐顷公失霸，长达一个半世纪。 齐国一向由天子二守的国氏、高氏两公族辅政，其后有鲍氏（鲍叔牙之后）、崔氏（齐丁公嫡子季子之后）、庆氏（公子无亏之子庆克之后）、晏氏（晏弱之后）、高氏（惠公子公子祁之后）、栾氏（惠公子公子坚之后）等卿大夫掌政，卿大夫势力日大，互相兼并，更开始废立齐国国君。崔杼迎立庄公光即位，杀太傅高厚，独掌朝政。后来因庄公与崔杼妻棠姜有染，崔杼大怒，联合棠无咎弑君，另立庄公弟公子杵臼为君，即齐景公。前546年，左相庆封（庆克之子）攻灭崔氏，崔杼自杀。 前545年，鲍氏、高氏、栾氏攻灭庆氏，庆封逃到吴国。此后，齐国由上大夫晏婴主持国政。晏婴生活节俭，谦恭下士。对内匡辅国政，屡次劝谏景公，拔擢贤才司马穰苴、越石父等;对外出使别国，机敏善辩，不辱使命，使齐国名扬诸侯。 田氏为陈厉公妫佗后代，始祖为田完，因在陈国内被排斥，流亡至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田完传五世至田桓子田无宇，田氏施惠于民，民心向归田氏，田氏因而渐渐强大。田氏的支系子孙田穰苴因打败晋、燕两军被任命为大司马，因田氏势力扩大而警惕的高张、国夏对齐景公说穰苴的坏话，司马穰苴被免官。田僖子田乞立志要除掉高氏和国氏。 前532年，惠公后代的栾氏被鲍氏、田氏（陈氏）联合所灭，栾施和高强奔鲁，齐国公族势力大大减弱。晏婴曾暗地里对叔向说:“齐国之政卒归于田氏矣”。前500年，晏婴去世，由高、国两家把持朝政。前489年，景公病重，遗命国夏、高张扶立少子公子荼为太子，驱逐群公子，迁他们至东莱。不久，田乞发动宫廷政变，灭高、国两家，高张被杀、国夏奔莒、晏圉奔鲁。田乞弑杀安孺子，与鲍牧及诸大夫另立年龄较长的公子阳生为国君，是为悼公。前485年，田成子田恒唆使大夫鲍息弑杀齐悼公，立公子壬为国君，是为简公。前481年，田恒发动政变，杀死了阚止和简公，拥立简公弟弟公子骜为国君，是为平公。自此之后，田恒独揽齐国大权，尽诛鲍、晏诸族。田氏家族专权于齐平公、宣公、康公三代。 前391年，齐康公被田和放逐于临海的海岛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为国君，是为齐太公。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诸侯，吕氏齐国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称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以显示别于吕氏齐国，史称“田氏代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前379年，齐康公死，田氏并其食邑，姜太公至此绝祀。 太公三传至其孙威王时，威王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任用田忌、孙膑为将，齐国遂变得强大。前353年，齐国大败魏国于桂陵（今山东菏泽境内）。前341年，齐又大败魏军于马陵（今山东范县，一说为山东郯城）。 前334年，威王与魏惠王“会徐州相王”，正式称王。威王晚年，国相邹忌与将军田忌争政。前322年，田忌中了反间计攻打临淄、谋取邹忌，战败后逃亡至楚国。直至宣王即位后，才召他回国恢复旧职。 前314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在孟轲劝说下，齐宣王命匡章率 “五都之兵”“北地之众”三十天灭亡燕国，秦赵重兵攻齐，齐国被迫撤兵。前301年，齐联合韩、魏国攻楚，大败楚国。 前298年-前296年，齐联合韩、魏连年攻秦，三年攻入函谷关，迫秦求和。前288年十月，秦王称西帝，遣使立齐湣王为东帝，欲约与共伐赵。苏代劝说湣王后，湣王称帝二日后而复归王号。同年十二月，吕礼自齐入秦，秦王亦去帝号复称为王。前286年，湣王灭宋国，南侵楚国，西侵三晋，齐国势到达巅峰。湣王意欲吞并二周，成为天子。 前284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合燕、秦、韩、赵、魏攻齐，攻入临淄，连下七十三城，齐城不下者只有莒和即墨。湣王逃入莒，被楚将淖齿杀死。王孙贾与莒人杀淖齿，立湣王子法章为齐襄王。 燕军引兵东围即墨，城中推举田单为将。双方相持达五年。前279年，燕昭王逝世，燕惠王继位，田单使用反间计，使得乐毅被废除职务，燕惠王改派骑劫代替乐毅为将领，乐毅被迫出奔赵国。田单组织反攻，以“火牛阵”大败燕军，收复失地，三月而复国。齐虽复国，但元气大伤，无力再与秦抗衡。 前265年，齐襄王死后由其子田建即位，由母亲君王后辅政。前249年，君王后逝世后，王后的族弟后胜执政。后胜为人贪婪，在秦国不断贿赂之下，齐王建听信了后胜的主张，对其余五国袖手旁观，也不加强战备。终于到五国灭亡后，齐王才顿感到秦国的威胁，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边境，准备抵御秦军的进攻。前221年，秦王在灭亡韩、赵、魏、楚、燕五国之后，以齐拒绝秦使者访齐为由，命王贲率领秦军伐齐，齐王建令齐军主力40万慌忙集结于西部，秦军避开了齐军西部主力，由原来的燕国南部南下直奔齐都临淄。齐军面对秦军突然从北面来攻，措手不及，土崩瓦解。齐王建出城投降，齐国灭亡。秦国统一天下，在齐地设置齐郡和琅邪郡。 春秋时期征伐不断，齐国的疆域多有变化，齐桓公时的疆域较初封之时有所扩大，《左传》中管仲曾说齐国的疆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也就是北临渤海，东与南并临黄海；西至于河是指古黄河到所经之地，即今南乐冠县西，大名东，堂邑博平北，馆陶清平南；南至于穆陵指今山东临朐县南百五十里的穆陵关；北至于无棣指今河北盐山县即古无棣。 到了齐景公时，齐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左传》中晏子提到齐国的疆域是“聊、摄以东，姑、尤以西”，也就是东到今山东聊城市西北，茌平西；西到今山东半岛中部的大姑河，小姑河。大至上扩至今山东冠县、临清市以东，大沽河以西。至此，胶莱河以东包括今整个胶东半岛在内的绝大部分地域，便全部纳入了齐国的版图。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征伐不断，疆土时伸时缩，难有定数。齐国北境与东境均临海,战国时期疆域的变化主要是在西部和南部。战国时期齐在西部主要与魏、卫、赵 、燕等国为邻, 南部主要与鲁、宋、卫 、魏 、楚等国为邻，其疆界的变动即是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征战的结果。 以齐宣王公元前409年为例，当时齐西境大体以河水为界与燕 、赵、魏、卫等国接境, 有：饶安 、麦丘、高唐、灵丘、博陵 、平阴 、薛陵 、阿 、马陵等地 ；南境则达泗水流域, 有 ：莒、阳关 、郕、平陆、桑丘 (山东平原西 ) 、廪丘 、阳晋 、甄 (鄄 ) 、毋丘 、薛 (徐州 ) 、刚 、寿等地。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2年时，西部增加桑丘 (河北徐水西南 ) ；南境增加襄陵 、甄 (鄄 )和南城。 春秋时期齐国和吴国在今青岛市东南部海域爆发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战，不过当时两国都是千余人的小股部队，规模并不大。吴国当时比较注重水师的发展，约有8000多海军，齐国也有4、5千海军，东北的燕国在战国后期乐毅组织下有一支2万余人的水师，五国伐齐时在今山东滨州一带登陆。 战国七雄之齐国篇——太公姜尚 姜子牙（约前1128年-前1016年），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飞熊。又称姜太公、师尚父、太公望、吕望。东海上（今河南许昌）人，另一说为河内（今河南卫辉）人。商朝末年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西周开国元勋，杭州厉氏家族先祖。 姜子牙先在商为官，见纣王无道，便辞官游说方国，听闻西伯姬昌贤能而去周，隐之磻溪，此时已年届七十。也有一说是太公入赘妇家，因不擅生计而被妇家逐出家门，于是在渭水之滨直钩钓鱼，一樵夫见姜子牙用直钩钓鱼，便授其钓鱼之法。 但姜子牙却答道：“老夫名虽垂钓，意不在鱼。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 姜子牙垂钓的故事传闻四方，周西伯姬昌便率领属臣带上厚礼，恭请姜子牙出山。武王继位后，姜子牙拜为国师，牧野之战中立下首功，被封为齐国之侯，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成为齐国始祖。周康王六年（前1016年），卒于周首都镐京。 姜太公先后辅佐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四代周王，既主军，又问政，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周公分封后，姜太公成为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所作《六韬》传世。唐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唐太宗为示慕贤之德，在当年姜子牙垂钓之地修建太公庙，且植四柏。唐上元元年（760年），唐肃宗又追封姜子牙为武成王。此后，姜子牙声誉日盛，朝廷和慕名者争相在钓鱼台广修庙宇，塑造太公、文王、三清诸神像，祭祀异常隆重。明、清两代，钓鱼台的各处庙宇殿阁都得到翻修增设。 姜子牙，垂钓渭水之滨磻溪（今陕西省宝鸡市），借钓鱼的机会求见姬昌，姬昌在出外狩猎之前，占卜一卦，卦辞说： “所得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乃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辅臣。” 姬昌出猎，果然在渭河北岸遇到姜子牙，与姜子牙谈论后姬昌大喜，认为姜太公是个奇才，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子牙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有人说，姜子牙博学多闻，曾为商纣做事。商纣无道，姜子牙就离开了。四处游说列国诸侯，未得知遇之君，最终西行归依姬昌。有人说，姜子牙乃一处士，隐居海滨。姬昌被囚禁在羑里时，姬昌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子牙之名而召请他。姜子牙也认为“听说姬昌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姬昌，寻找美女奇宝，献给纣王，以赎取姬昌。姬昌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虽然姜子牙归周的传说各异，但大致都认为他是姬昌、姬发之师。 姬昌从羑里脱身归国后，暗中和姜子牙策划如何推行德政以推翻商纣政权，其中很多是用兵的权谋和奇计。姜子牙辅佐姬昌积善修德，明道行仁；对外促使姬昌联络对纣王不太满意的其他诸侯国对其纳贡，从而使纣王放松警惕；对内定爱民之策，行惠民之事，提倡生产，训练兵马；所以后代谈论用兵之道和周朝的隐秘权术的，都遵循姜子牙的基本策略。 姬昌为政清平，尤其在明断虞、芮二国的国土争讼后，被诗人称道为膺受天命。姬昌又讨伐了崇国、密须和犬夷，大规模建设丰邑。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都归心向周，多半是太公谋划筹策的结果。 姬昌死后，姬发即位。九年，姬发想继续完成姬昌的大业，东征商纣察看诸侯是否云集响应。军队出师之际，被尊称为“师尚父”的姜子牙左手拄持黄钺，右手握秉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统领众兵，集结船只，迟者斩首。”于是兵至盟津。各国诸侯不召自来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可以征伐商纣了。”姬发说：“还不行。”班师而还，与姜子牙同写了《太誓》。 又过两年，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此时纣王荒淫暴虐到了极点，姜子牙见时机成熟，就向姬发提出伐纣建议。姬发于是通告诸侯共同征伐。姜子牙精选兵车300辆，勇士3000人，甲士人，组成伐纣大军。发兵时姬发占卜龟兆不吉；行军途中又遇暴风骤雨，姬发和众臣的决心一度动摇。姜子牙力排众议，坚定了姬发伐纣的信心。 十一年正月甲子日，周军到达商都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商纣王也集结70万（一说17万）兵马赶至牧野。战幕一揭开，姜子牙亲率少部精锐为先锋在前面挑战，随后姬发率领大队人马攻击商纣王的军队。商军人多势众，但士卒与商纣王离心离德，纷纷倒戈。周军趁势进攻，大量商军被杀。纣王见大势已去，急忙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姜子牙引姬发入殷都朝歌，诏告天下商朝灭亡，周王朝诞生。 第二天，姬发立于社坛之上，群臣手捧明水，卫康叔封铺好彩席，师尚父牵来祭祀之牲，史佚按照策书祈祷，向神只禀告讨伐罪恶商纣之事。散发商纣积聚在鹿台的钱币，发放商纣屯积在钜桥的粮食，用以赈济贫民。培筑加高比干之墓，释放被囚禁的箕子。把象征天下最高权力的九鼎迁往周国，修治周朝政务，与天下之人共同开始创造新时代。 武王灭商后，同姜子牙、周公旦等人商议，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作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建都立国，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由于姜子牙在兴周灭商中功勋卓着，而被首封于齐地营丘（即今淄博市临淄区）建立齐国，以稳定东方。 姜子牙带领本部人马奔营丘而来。因为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一行人行军速度很慢。一天傍晚他们来到离营丘不远宿营，准备第二天赶到营丘。有人说“有道是机会难得。这些人睡起觉来香甜安稳，哪像个赴国建都的样子”。姜子牙听后睡意全无，急命整顿人马披星戴月赶赴营丘。至黎明时到达淄河西岸，只见莱国军队正在涉水奔营丘而来，剑拔弩张，形势危急。原来莱国与营丘离得很近，是商纣王的属国，莱侯想趁姜子牙立足未稳之际抢占营丘。两军在淄河西岸展开对垒，姜子牙指挥镇定自若，士兵作战英勇顽强，莱军被杀得丢盔弃甲，悻悻而回。齐国就这样正式建立起来。 姜子牙建立齐国后首先以法治国，安定民心。司寇营汤阳奉阴违，受贿害民，并妖言惑众，宣称要以所谓的“仁义”治齐，姜太公便令人把营汤斩首，以正政令；一时间齐国再也没有违抗命令法规的事情了，混乱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仅仅五个月姜子牙就去向周公“报政”，即向周公汇报其安邦定国的政绩。 姜子牙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当地东夷土着中的人才加入到齐国统治阶层，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用其所长，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积极创造性。这一用人路线打破了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姜太公还把用人提升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六守”、“八征”、“六不用”的人才理论。实践证明，他的用人思想不仅开创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人才使用先河，也为后来齐国称霸列国奠定了基础。 文化上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太公认为，如果在齐地强力推行周礼，容易产生矛盾，不利于治国安邦。经过再三斟酌，他决定从齐地实际出发，从俗简礼，不强制干涉，且务实地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周礼的新制。 据《汉书·地理志》载：“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则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姜太公自齐国初建时就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 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在这种“农、工、商”三宝并举的宏观战略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齐国逐步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发展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 姜子牙封齐建国后，相当多的时间是在镐京做周朝中央政权的“太师”，辅佐外孙周成王姬诵、重外孙周康王姬钊。他的大儿子齐丁公姜汲，也没有到临淄治理齐国，而是一直在镐京担任虎贲之职，统领着王宫卫戍部队。齐国开国后的三十余年，营丘基本上由姜太公的三儿子丘穆公镇守。 成王时期，管叔、蔡叔、霍叔“三监之乱”，淮夷、徐夷、“殷东五侯”起兵反周，姜太公父子辅助周公旦，或坐镇京都、运筹帷幄；或领兵东征、冲锋陷阵；或左右呼应，东西夹攻，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为二次安周立下了赫赫战功，再后来，周成王去世，姜子牙父子又接受了成王托孤的遗命，担负起辅佐太子的重任，后又与众臣一起扶立太子姬钊登位，史称周康王。 周康王六年，姜子牙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子丁公吕汲继位。齐丁公吕汲继续辅佐周康王，成为仅次于首辅召公奭的次辅，并掌管周王朝的精锐部队三千虎贲，保卫丰镐。 姜子牙在齐国的时候，修明政事，顺其风俗，简化礼仪，开放工商之业，发展渔业盐业优势，因而人民多归附齐国，齐成为大国。到周成王年幼即位之时，管蔡叛乱，淮夷也背叛周朝，成王派召康公命令太公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此间五等诸侯，各地官守，如有罪愆，命你讨伐。”齐因此可以征讨各国，形成大国、定都营丘。 姜子牙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唐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子牙的化身，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象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子牙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 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子牙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公元731年（开元十九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姜子牙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公元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为抵御外寇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姬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子牙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 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吕尚所着的怀疑，进一步证实了姜子牙在军事理论上的着述是真实的。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思想方面，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人们称他是兵家权谋思想的始祖。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中国古今着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姜子牙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纵观姜子牙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为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 姜子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称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为“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子牙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子牙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姜子牙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仑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子牙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唐宋以前，姜子牙被历代皇帝和历代典籍尊为兵家鼻祖、武圣，唐肃宗封姜子牙为武成王，武庙就是来源于武成王庙的简称。宋真宗时，又封姜子牙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时期，民间对姜子牙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义》小说，从此，姜子牙由人变成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被民间百姓尊为“武祖、天齐至尊、光明之神、神上神、众神之神、神祖”。 战国七雄之齐国篇——田忌 田忌，妫姓，田氏，名忌，字子期，陈郡（今河南淮阳县）人。战国时期齐国名将，封地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故又称徐州子期。 出身贵族，赏识孙膑的才能，收为门客，参加赛马活动。参加桂陵之战，听从孙膑的参谋，以“围魏救赵”大胜魏军。参加马陵之战，听从孙膑谋略，采用“减灶之计”，诱杀魏将庞涓。屡立军功，受到国相邹忌陷害，逃亡于楚国，受封江南之地。齐宣王即位，返回齐国，恢复官职。 田忌经常与齐国诸公子赛马，设重金作为赌注。孙膑发现比赛的马脚力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建议田忌加大赌注，并且向他保证必能取胜。田忌于是与齐威王和诸公子设千金作为赌注，比试赛马。 孙膑让田忌用下等马替换上等马，与齐威王的上等马比赛，首场大败；随后孙膑又让田忌用上等马替换中等马、中等马替换下等马，分别与齐威王的中等马及下等马比赛，结果田忌两胜一负，最终赢得齐威王的千金赌注，孙膑由此名声大振，田忌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向他请教兵法并让他担任自己的兵法教师。 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县），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次年，赵国派使者向齐、楚两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们商议，邹忌反对救援，而段干朋则建议齐威王分兵一路向南攻打襄陵（今河南省睢县）来疲劳魏军，然后趁魏军攻破邯郸后救援赵国，这样既救援了赵国，又同时削弱了魏、赵两国。齐威王采纳段干朋的建议，兵分两路，一路齐军围攻魏国的襄陵，一路由田忌、孙膑率领救援赵国。 公元前353年，齐军兵分两路，一路与宋国景敌、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会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一路由田忌、孙膑率领救援赵国。齐威王打算让孙膑担任主将，但孙膑以遭受过酷刑、身体有残疾为由拒绝。齐威王于是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让坐在带着蓬帐的车子中出谋划策。此时魏军主力已攻破赵国首都邯郸，庞涓率军八万到达茬丘，随后进攻卫国，齐国方面田忌、孙膑率军八万到达齐、魏两国边境地区。 田忌想要直接与魏军主力交战，但被孙膑阻止。孙膑认为魏国长期攻打赵国，主力消耗于外，老弱疲惫于内，国内防务空虚，应当采用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的战术，直捣魏国首都大梁迫使魏国撤军，魏国一撤军，赵国自然得救。孙膑于是建议田忌南下佯攻魏国的平陵（今山东省定陶县东北），因为平陵城池虽小，但管辖的地区很大，人口众多，兵力很强，是东阳地区（指魏国首都大梁以东的地区）的战略要地，很难被攻克；而且平陵南面是宋国，北面是卫国，进军途中要经过市丘，容易被切断粮道，佯攻此地能很好的迷惑魏军，造成庞涓产生齐军主将指挥无能的错觉。田忌采纳孙膑的计谋，拔营向平陵进军。 接近平陵时，孙膑向田忌建议由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高唐（今山东省高唐县）两城的都大夫率军直接向平陵发动攻击，吸引魏军主力，果然攻打平陵的两路齐军大败。孙膑让田忌一面派出轻装战车，直捣魏国首都大梁的城郊，激怒庞涓迫使其率军回援；一面让田忌派出少数部队佯装与庞涓的部队交战，故作示弱使其轻敌。田忌按孙膑的要求一一照办，庞涓果然丢掉辎重，以轻装急行军昼夜兼程回救大梁。孙膑带领主力部队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设伏，一举擒获庞涓。 桂陵之战并没有击溃魏军主力，齐国也没有正式进攻魏国首都大梁，赵国首都邯郸仍为魏国所占领。前352年，魏惠王调用韩国的军队击败包围襄陵的齐、宋、卫联军，齐国被迫请楚国大将景舍出面调停，各国休战。前351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在漳河边结盟，撤出赵国首都邯郸。大约在此时齐国将庞涓释放，使其回魏再度为将。 公元前342年，魏将穰疵在南梁（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和霍（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南）击退韩将孔夜的军队，韩昭侯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向大臣们询问应当及早救韩还是推迟救韩。张丏认为如果晚救韩，韩国必将转而投靠魏国，不如早救韩；田忌则认为趁韩、魏之兵还未疲惫就出兵，等于代替韩军遭受魏军的攻击，反而会受制于韩，不如晚救韩等待魏军疲惫，韩国危在旦夕一定会求救于齐国，这样可以名利双收。齐威王十分赞同田忌的观点，秘密与韩国使者达成协议，但没有立即派出援军援助韩国。而韩国自恃有齐国的援助，与魏国作战接连五次战败，不得不求救于齐国。齐威王于是派田忌、田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率军援助韩国。 孙膑再次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率军袭击魏国首都大梁。庞涓得知消息后急忙从韩国撤军返回魏国，但齐军此时已向西进军。孙膑考虑到魏军自恃其勇，一定会轻视齐军，况且齐军也有怯战的名声，应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引诱魏军进入埋伏圈后加以歼灭。 孙膑命令进入魏国境内的齐军第一天埋设十万个做饭的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个，第三天减为三万个（增兵减灶）。庞涓行军三天查看齐军留下的灶后非常高兴，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魏国境内才三天，齐国士兵就已经逃跑了一大半。” 于是丢下步兵，只带领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算庞涓天黑能行进至马陵，马陵道路狭窄，两旁又多是峻隘险阻，孙膑于是命士兵砍去道旁大树的树皮，露出白木，在树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然后命令一万名弓弩手埋伏在马陵道两旁，约定“天黑能在此处看到有火光就万箭齐发”。 庞涓果然当晚赶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见到白木上写着字，于是点火查看。字还没读完，齐军伏兵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败局已定，于是拔剑自刎，临死前说道：“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歼灭魏军十万人，俘虏魏国主将太子申。经此一战魏国元气大伤，失去霸主地位，而齐国则称霸东方。 成侯邹忌一向与田忌不和。马陵之战后，孙膑对田忌说：“将军有意做一番大事吗？” 田忌不知所以。孙膑说：“将军最好不要解除武装返回齐国，而是让那些疲惫老弱的士兵来把守住主地（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主地的道路狭窄，车辆只能依次通行，碰撞摩擦而过。如果让那些疲惫老弱的士兵把守住主地，定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然后将军背靠泰山，左有济水，右有高唐，辎重可直达高宛（今山东省桓台县境内），只需轻车战马就可以直冲齐国首都临淄的雍门。如此，齐国的大权就可以由将军掌握决定了，那时候邹忌必定出逃，否则将军有可能不能安全的返回齐国。”但田忌没有听从孙膑的劝告。 后来邹忌派公孙阅令人携带重金招摇过市，找人占卜，自我介绍道：“我是田忌将军的臣属，如今将军三战三胜，名震天下，现在欲图大事，麻烦你占卜一下，看看吉凶如何？”卜卦的人刚走，公孙阅就派人逮捕占卜的人，在齐威王面前验证这番话。田忌闻讯后大为恐慌，被迫出奔至楚国。 邹忌担心田忌凭借楚国的势力再返回齐国。说客杜赫对邹忌说：“我愿为您把田忌留在楚国。” 杜赫便去对楚王说：“邹忌之所以和楚国不友好，是因为他担心田忌凭借楚国的势力再返回齐国。大王不如把楚地江南封赏给田忌，以表明田忌不打算返回齐国。邹忌便一定会和楚国很友好。田忌是个逃亡在外的人，他得到了封地，一定会感激大王，如果将来他能返回齐国，也一定会使齐国和楚国很友好。这就是利用田忌、邹忌二人的矛盾，有利于楚国的办法。”楚王听了杜赫的话，果然把江南封给了田忌。 齐宣王继位后，得知田忌被陷害，将田忌召回国内官复原职。 《史记》《战国策》《竹书纪年》《东周列国志》有记载。 人物评价 贾谊：“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司马迁：“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战国七雄之齐国篇——田单 田单（dān），妫姓，田氏，名单，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区）人。战国时期齐国名将，齐国远房宗室。 初任市掾，管理临淄市场秩序。乐毅率领五国军队，攻打齐国。危亡之际，田单坚守即墨，以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失地七十余城，拜为相国，封为安平君。 后来，受到齐王猜忌，前往赵国出将入相，封号都平君，死后葬于安平城内。 前314年，燕国国相子之发动叛乱，当时燕昭王与将军市被攻打子之，双方混战数月，齐宣王见有机可乘就趁机发动攻击，攻占燕都蓟城，斩杀子之和燕王哙，企图灭燕。但后来齐军被逼撤退。 前286年，宋国被齐湣王田地发军攻灭，引发其余六国仇视。前285年，秦国大将蒙武率军攻打齐国，攻占了九座城市。 前284年，齐湣王内被人民所怨，外被秦国仇视其强大（因为当时齐国强大到令很多准备臣服秦国的国家转态，臣服齐国），五国发军攻齐，于济水之西大破齐军，斩杀齐将韩聂，其余四国相继撤退。燕国名将乐毅出兵攻占齐都临淄，再于半年内接连攻下齐国七十余城，灭了齐国，仅剩莒县（今山东省莒县）和即墨（今山东省平度市）两座齐国孤城未能攻克。 而楚国又出兵，名为援助，实为攻击，楚将淖齿虐杀齐湣王，淖齿又被齐人杀死。即墨大夫出战阵亡。田单率族人以铁皮护车轴逃至即墨，被推举为城守。即墨全城军民由田单率领抵抗，双方交战五年。乐毅强攻不克，改用包围策略。 即墨，地处富庶的胶东，是齐国较大城邑，物资充裕、人口较多，具有一定防御条件。即墨被围不久，守将战死，军民共推田单为将。田单利用两军相持的时机，集结7000余士卒，加以整顿﹑扩充，并增修城垒，加强防务。 他和军民同甘共苦，“坐则织蒉（编织草器），立则仗锸（执锹劳作）”（《资治通鉴》卷四，周赧王三十六年），亲自巡视城防；编妻妾﹑族人入行伍，尽散饮食给士卒，深得军民信任。田单在稳定内部的同时，为除掉最难对付的敌手乐毅，又派人入燕行离间计，诈称乐毅名为攻齐，实欲称王齐国，故意缓攻即墨，若燕国另派主将，即墨指日可下。燕惠王本怨乐毅久攻即墨不克，果然中计，派骑劫取代乐毅。乐毅投奔赵国。 乐毅害怕被杀而不敢回燕国，于是回到故国赵国去，燕国将士因此感到气愤。于是田单命令城里百姓每家吃饭的时候必须在庭院中摆出饭菜来祭祀他们的祖先，飞鸟都吸引得在城内上空盘旋，并飞下来啄食物。燕人对此感到奇怪，田单因此扬言说：“这是有神人下来教导我。” 于是命令城中人说：“会有神人来做我的老师。” 有一名士兵说：“我可以当老师吗？” 于是回身就跑。田单于是就起身，把那个士兵拉回来，请他面朝东坐着，以对待老师的态度来侍奉他。士兵说：“我欺骗您，实在没有能力。” 田单说：“你不要说破了。” 于是以他为师。每当发布约束军民的命令，一定宣称是神师的旨意。于是扬言说：“我只害怕燕军将所俘虏的齐国士兵割掉鼻子，并把他们放在燕军前面的行列来同齐军作战，即墨会因此而被攻了。” 燕人听说了它，按照田单散布的话去做。城中的人看见齐国那些投降燕军的人都被割掉鼻子，都愤怒，坚守，害怕被活捉。田单施用反间计说：“我害怕燕军挖掘我们城外的坟墓，侮辱我们的祖先，当会为此感到痛心。” 燕军挖掘全部的坟墓，焚烧死尸。即墨人从城上望见，都流泪哭泣，恨得咬牙切齿，纷纷向田单请求，誓与燕军决一死战。 田单进而麻痹燕军，命精壮甲士隐伏城内，用老弱﹑妇女登城守望。又派使者诈降，让即墨富豪持重金贿赂燕将，假称即墨将降，惟望保全妻小。围城已逾三年的燕军，急欲停战回乡，见大功将成，只等受降，更加懈怠。 田单见反攻时机成熟，便集中千余头牛，角缚利刃，尾扎浸油芦苇，披五彩龙纹外衣，于一个夜间，下令点燃牛尾芦苇，牛负痛从城脚预挖的数十个信道狂奔燕营，五千精壮勇士紧随于后，城内军民擂鼓击器，呐喊助威。燕军见火光中无数角上有刀﹑身后冒火的怪物直冲而来，惊惶失措。 齐军勇士乘势冲杀，城内军民紧跟助战，燕军夺路逃命，互相践踏，骑劫在混乱中被杀。田单率军乘胜追击，齐国民众也持械助战，很快将燕军逐出国境，尽复失地七十余城，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火牛阵”。 随后，迎法章回临淄，正式即位，是为齐襄王，田单受封安平君。 据《战国策》所述，田单后为赵将，受封都平君。赵国用三个大城市加上一些小村城镇共五十七个送给齐国换来田单，田单为赵国攻下燕国三座小城。 历史评价 荀子：“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商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 司马迁：1“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 2“湣王既失临淄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 战国七雄之齐国篇——孙武 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属山东，具体归属参见“人物争议”部分）人，中国春秋时期军事家。 孙武为陈国贵族之后。周景王十三年（前532年），齐国内乱，孙武避乱出奔吴国，入吴后长期避隐深居，潜心研究兵学。吴王阖闾即位后，孙武经伍子胥多次举荐，以所着兵法十三篇献阖闾，被任为将军。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孙武与伍子胥共谋利用唐、蔡两国与楚的矛盾，将其争取为吴的盟国。 随即与伍子胥等佐阖闾统领大军攻楚，于柏举之战大败楚军，乘势攻占楚都郢。孙武五十多岁时，便不再为吴国的对外战争谋划出力，转而隐居乡间，修订其兵法着作，最后得以寿终。 孙武被尊称为孙子，又称“兵圣”“兵家至圣”，有“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之誉。所着《孙子兵法》，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该书阐述了战争制胜的规律、战略原则、临阵战术及军队的后勤保障等，内容丰富，文字精炼，书中强调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及应对客观之道，充满辩证法，其基本原则被后人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各方面，甚至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国文字，对后世影响深远。 孙武祖上有确切的世系从舜的后代虞阏父开始。周武王伐纣时，虞阏父当周国陶正之官，执掌陶器的制作，管理从事制陶的百工。由于其管理有方，器用齐备，周武王将长女大姬嫁给阏父之子满，把他封到今河南淮阳县一带，建立陈国，周王并对满赐以妫姓。满称为胡公，当了陈国的第一代君主。 从胡公满开始，经过十代十二个国君的世袭传授，到桓公时，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厉公之子完，因内乱不得立，而奔往齐国，他是孙武的直系祖先。陈完在齐国积极活动，至四世孙田桓子（田无宇）已官为“上大夫”。田桓子（田无宇），生五子:田武子（田开）、田僖子（田乞）、陈昭子(田昭)、田书、子亶。其中田书于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1年）因伐莒有功，齐景公封乐安，赐姓孙氏，孙书（田书）便是孙武的祖父，孙书生凭，凭生孙武。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与伍子胥商议，准备向西进兵。这时，伍子胥“七荐孙子”，使得阖闾同意了接见孙武。在隐居时，孙武已经写成《孙子兵法》。他带着自己所着的兵法来见吴王，阖闾暗自赞叹。吴王任命孙武为吴将，并常常与孙武探讨各种各样的军事及政治问题，都能获得满意的答案。 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吴国采用孙子“伐交”的战略，策动桐国，使其叛楚。然后，又使舒鸠氏欺骗楚人说：“楚若以师临吴，吴畏楚之威势，可代楚伐桐。”十月，吴军乘楚人不备击败楚师于豫章；接着又攻克巢，活捉楚守巢大夫公子繁。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吴军采取孙子”因粮于敌”的策略，吃了楚人的食物而继续追赶。最后在孙武、伍子胥的直接指挥下，经过五次大战，只用了十几天工夫，就攻入了楚都郢。 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十年），发生了秦救楚之战，秦军击败吴军。夫概又在国内自立为王，吴军于是回国，平定了夫概的叛乱。 阖闾去世后，由夫差继位，他立志要报仇雪恨。孙武、伍子胥等大臣继续辅佐夫差，努力积蓄钱粮，充实府库，制造武器，扩充军队，经过三年，吴的国力得到恢复。 公元前494年（勾践三年），越王勾践进攻吴国。吴军由伍子胥、孙武策划，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点上火把，向越军袭击，越军很快大败。接连吃了几次败仗后，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 孙武五十多岁的时候，至交好友伍子胥被杀，孙武不再为吴国的对外战争谋划出力，转而隐居乡间，修订其兵法着作。伍子胥被杀后不久，孙武可能也因忧国忧民和郁郁不得志而谢世了，他的卒年当在公元前480年（卫庄公元年）左右。从退隐到寿终，孙武一直没有离开吴国，死后则葬于吴都郊外。 公元前532年（周景王十三年）的齐国内乱后，孙武毅然到了南方的吴国，潜心钻研兵法，着成兵法十三篇。公元前512年（卫灵公二十三年），经吴国谋臣伍子胥多次推荐，孙武带上他的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在回答吴王的提问时，孙武议论惊世骇俗，见解独特深邃，引起了一心图霸的吴王深刻共鸣，连声称赞孙武的见解，并以宫女180名让孙武操演阵法，当面试验了孙武的军事才能，于是任命孙武以客卿身份为将军。 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吴楚大战开始，孙武在柏举之战中指挥吴国军队以三万之师，千里远袭，深入大国，五战五捷，直捣楚都，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为吴国立下了卓着战功。 孙武强调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是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外交努力、军事实力、自然条件诸因素有联系，预测战争胜负主要就是分析以上这些条件如何。孙武不仅相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强调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对立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 正是因为孙武在军事科学这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和总结出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学道理，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的东西，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着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 孙武被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兵家至圣）等。1123年（宣和五年），北宋朝廷追尊孙武为“沪渎侯”。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孙武。 孙武和他的军事思想享誉古今、蜚声中外，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在世界军事史上亦有着极高的地位。他的《孙子兵法》被国际上认为它是“世界古代第一部兵书”，现代不仅于军事领域，而且在经济、体育等方面，都受到了关注和应用。 历史评价 《尉缭子》：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史记》：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太史公自序》：“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 战国七雄之齐国篇——管仲 管仲（？~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中国古代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管仲出身贫苦，以商贾为业。自幼与鲍叔牙为知己，鲍叔牙知其雄才伟略，常善待之。后经鲍叔牙举荐管仲为齐相，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相国。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内发展工商、渔盐、冶铁，按照土地的好坏来征收租赋，主张富国强兵，增强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举贤任能，制定选拔人才的制度，整顿行政管理系统，使得行政区域更加精细化，维护了社会稳定。对外推行“尊王攘夷”的策略，拥护周天子，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与各诸侯国会盟，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前645年，管仲病逝。 管仲在齐国辅佐齐桓公期间进行的内政外交的重大改革，使得齐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其思想成就非常显着，他认为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的精神支柱，后人把管仲的思想整理成书，即《管子》。其提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揭示道德教化以物质生活为基础。又强调“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重视道德教化作用。《管子》共有86篇，今存76篇，是以齐国法家为主兼及其他各家学术思想的着述总集。内容涉及天文、历数、舆地、经济和农业等科学知识。 管仲的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导致管仲生活很贫困。为了谋生，联合好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失败。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游历许多地方，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当兵的时候，临阵脱逃。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齐僖公三十三年（前698年），齐僖公去世，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僖公死后，太子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当时，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久，齐襄公因与其妹文姜（鲁桓公的夫人）私通之事暴露，索性将鲁桓公灌醉并杀死。对此，管仲预感到齐国将会发生大乱。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君的女儿，因此管仲和召忽就保护公子纠逃到鲁国去躲避。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内乱，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见时机成熟，都想急忙设法回国，以便夺取国君的宝座。鲁庄公知道齐国无君后，万分焦急，立即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后来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先出发回国。管仲于是决定自请先行，亲率30乘兵车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去截击公子小白。人马过即墨30余里，正遇见公子小白的大队车马。管仲等公子小白车马走近，就操起箭来对准射去，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经被自己射死，就率领人马回去。其实公子小白没有死，管仲一箭射中他的铜制衣带勾上，公子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舌尖装死倒下。经此一惊，公子小白与鲍叔牙更加警惕，飞速向齐国挺进。当他们来到临淄时，由鲍叔牙先进城里劝说，齐国正卿高氏和国氏都同意护立公子小白为国君，于是公子小白就进城，顺利地登上君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元年（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但鲍叔牙称自己才能不如管仲，若要使齐国称霸，必要用管仲为相。 管仲与公子纠一伙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也就不急于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一到齐国，没想到齐国已有国君，新君正是公子小白。鲁庄公得知齐国已有新君后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君位。双方在乾时会战，管仲建议当趁小白人心未定速攻，但鲁庄公却说：“如果一切如你所料，小白早就被射死了。” 不听管仲的话，结果遭遇伏击，鲁军大败，公子纠和管仲随鲁庄公败归鲁国。齐军乘胜追击，进入鲁国境内。齐桓公为绝后患，遣书给鲁庄公，叫鲁国杀公子纠，交出管仲和召忽。否则齐军将全面进攻鲁国。鲁庄公得知后与大夫施伯商量，施伯认为齐国要管仲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任用他为政。因为管仲的才干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霸。假如管仲被齐国任用，将为鲁国的大患。因此施伯主张杀死管仲，将尸首还给齐国。但鲍叔牙用计称齐桓公恨管仲入骨，一定要生杀管仲。且鲁庄公新败，闻齐国大兵压境，早吓得心颤胆寒，没有听施伯的主张。在齐国压力下，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和召忽擒住，准备将二人送还齐桓公发落，以期退兵。 管仲清楚这是鲍叔牙的计谋，于是让押运工人快马加鞭赶去齐国，最后平安到了齐国，经鲍叔牙的建议，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齐桓公迎接管仲后，一连聊了三天三夜，句句投机，斋戒三日，拜了管仲为相，并称管仲为“仲父”。 齐桓公二年（前684年），桓公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休治军备。一次，宋夫人惹怒了齐桓公，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认为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起兵伐宋。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 齐桓公三年（前683年），管仲建议出兵问罪不遵礼法的谭国。谭国本来很小，力量十分微弱，结果很快就被齐国消灭。齐国没费力气消灭了谭国，扩大了国土。 齐桓公五年（前681年），在管仲的建议下，齐国与宋、陈、蔡、郑等国在齐的北杏（今山东聊城东）会盟，商讨安定宋国之计。遂国（今山东肥城南）也被邀请，但没有参加。管仲为了提高齐国的威望，就出兵把遂国消灭。鲁国本来比较强大，但因接连被齐国打败，又看到诸侯国都服从齐国，不服从齐国的遂、谭两国又被消灭，所以也屈服了齐国。不久，齐国与鲁国和好，在柯（今山东东阿西南）会盟。就在这次会盟中，发生了着名的曹沫劫盟事件。曹沫迫使齐国归还之前鲁国所有失地，齐桓公事后想反悔，但是管仲用大国不该失信让齐桓公归还了失地。 齐桓公六年（前680年），鲁、宋、陈、蔡、卫都先后屈服齐国，谭、遂两国早已消灭，只有郑国还在内乱。管仲因此建议齐桓公出面调解郑国内乱，以此来提高齐国的地位，加速实现做霸主的目的。郑国自厉公回国杀了子仪，又杀了恩人傅瑕，逼死大夫原繁，登位称君后，为巩固君位，就要联合齐国。管仲抓住这一时机，建议齐桓公联合宋、卫、郑三国，又邀请周王室参加，于鄄（今山东鄄城）会盟。 齐桓公七年（前679年），管仲又让齐桓公以自己名义召集宋、陈、卫、郑又在鄄会盟。从此齐桓公成为公认的霸主。 齐桓公二十四年（前662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认为南面楚国祸害更大，不愿出兵。但管仲认为，当时为患一方的，南有楚国，北有山戎，西有狄，都是中原诸国的祸患。国君要想征伐楚国，必须先进攻山戎，北方安定，才能专心去征伐南方。如今燕国被犯，又求救于我国，举兵率先伐夷，必能得到各国的拥戴。齐桓公深以为然，遂举兵救燕。管仲随军讨伐山戎救援燕国，一直打到孤竹才回师。 齐桓公二十六年（前660年），当时西北方的狄人也起兵进攻中原，先攻邢国（今河北邢台）。作为霸主的齐桓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管仲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向齐桓公说：“戎狄性情十分残暴，贪得无厌。诸夏各国都是亲戚，彼此关心，一国有难，大家都应相助，不能袖手不理。满足现状的安乐是很危险的，出兵救邢才是上策。”齐桓公很欣赏管仲的想法，就派兵救邢国，邢国很快得救。不久狄人又出兵攻卫国，卫懿公被杀，卫国灭亡。 狄人又追赶卫国百姓到黄河沿岸。 宋国出兵救出卫国百姓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的居民一共五千人。就在曹邑（今河南滑县）立卫戴公为国君。刚刚恢复的卫国，处境十分困难。齐桓公、管仲派了公子无亏带着五百乘车马和三千名甲士来武装卫国，戎守曹邑。又给卫君带来乘马祭服，还给卫君夫人带来乘车和锦帛。此外还有牛羊猪狗鸡等三百余只。又帮助修建宫殿。 邢国还未恢复，狄人又来第二次洗劫。 齐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年），狄人攻邢，形势十分严重。齐桓公和管仲立即联合宋、曹救邢。当齐、宋、曹军队到达时，邢国百姓如见亲人，纷纷投奔，狄人被打退。邢国又被狄人洗劫一空。于是齐桓公和管仲同宋、曹两国，帮助邢国把都城迁到夷仪（今聊城西南），这里靠近齐国，较为安全。使破乱的邢国得到安定。 邢、卫两国都遭狄人洗劫，在齐桓公、管仲的主持下，得以复国。当时人们都赞赏地说：邢国人迁进新都城，好像回到了老家；恢复后的卫国，人们心情高兴，也忘记了亡国的悲痛。 齐桓公二十九年（前657年），楚国又出兵郑国。齐桓公与管仲约诸侯共同救郑抗楚。由于楚国不断攻郑，齐桓公和管仲约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首先一举消灭蔡国，直指楚国。楚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派使臣屈完出来谈判。 屈完见到齐桓公就问：“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相隔千里，任何事情都不相干涉。这次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不知是为了什么？” 管仲在齐桓公身旁，听了之后就替齐桓公答道：“从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对我们的祖先太公说过，五等侯九级伯，如不守法你们都可以去征讨。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都在你们征讨范围内。你们不向周王进贡用于祭祀的滤酒的包茅，公然违反王礼。还有昭王南征，至今未回，这事也不是与你们无关。我们兴师来到这里，正是为了问罪你们。” 屈完回答说：“多年没有进贡包茅，确实是我们的过错。至于昭王南征未回是发生在汉水，你们只好去汉水边打听好了。” 齐桓公见楚使屈完的态度不软不硬，就命令大军在陉（今河南郾城南）驻扎下来。南北两军相峙，从春季到夏季，已经半年。楚国又派屈完和齐桓公、管仲谈判。齐桓公、管仲早就无意打仗，只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显示霸主的威风，吓唬楚国罢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同意与屈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军队撤到召陵（今河南偃县）。 齐桓公为了炫耀兵力，就请屈完来到军中与他同车观看军队。齐桓公指着军队对屈完说：“指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什么样的敌人能抵抗得了？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夹攻城寨，有什么样的城寨攻克不下呢？” 屈完很沉静地回答；“国君，你若用德义来安抚天下诸侯，谁敢不服从呢？如果只凭武力，那么我们楚国可以把方城山当城，把汉水当池，城这么高，池这么深，你的兵再多，恐怕也无济于事。”回答得委婉有力。 为形势所迫，齐桓公同意与楚国结盟。这样南北军事对峙就体面的结束了。 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受赐典礼上，宰孔请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 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 说罢，只见齐桓公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众诸侯见此，皆叹服齐君之有礼。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 齐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十分危机。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获得周王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没有接受。最后他接受了下卿礼仪的待遇。 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管仲临死前齐桓公问谁可以替代相位，管仲推荐了公孙隰朋，并要求齐桓公远离开方、竖刁、易牙三人，管仲死后，继任的公孙隰朋、鲍叔牙两位相国继续沿用管仲所留下的政治制度。管仲的后代被任命为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荫。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管仲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着，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 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的外交主张，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 为了使齐桓公成为诸侯之长，管仲在外交上协助齐桓公做了许多努力。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向齐求救，齐国救燕。齐桓公二十五年（前661年），山戎攻打刑国，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桓公再次发兵攻打山戎以救邢国。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国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齐桓公三十年（前656年），管仲让齐桓公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而导致祭祀大典无法及时进行，使得楚国承认自己的错误。 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管仲献计让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前654年，管仲，齐桓公因郑文公首止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 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 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参见词条轻重理论），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 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马克思级差地租与之相同。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管仲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人物评价 孔子：1管仲之器小哉！……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2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战国七雄之齐国篇——匡章 匡章（生卒年不详），又称章子，匡子，田章，战国时期齐国将领。 匡章初为齐威王将领，率军击退秦军进攻。齐宣王六年（前314年），齐国乘燕国内乱，派匡章率兵十万，从渤海进发，进攻燕国，五十日以内，直破燕都。齐宣王八年（前312年），在濮水之上抵御秦军，被打败。齐闵王即位后，孟尝君为相，联合韩魏攻楚，匡章率军在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大败楚军，杀楚将唐昧。 齐闵王三年（前298年），率齐、魏、韩三国联军（后加入赵、宋两国）攻破秦国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 齐威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34年），匡章参与徐州相王，并与魏国国相惠施辩论。最终使齐、魏双方互相承认了对方的王位。 齐威王三十四年（公元前323年），秦国借道魏韩向齐国展开军事行动，先是越过韩、魏、卫三国，佯攻大野泽左岸的阳晋（今山东省曹县）要道，突然从阳晋南下至齐国西南重镇亢父（今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南部），这里道路险恶，秦军想出其不意，从这里北上绕过右壤直插齐国的南阳腹地。这时齐威王任命匡章为将，率领齐军前去迎战。 秦军行至齐宋边界处的桑丘（今山东省兖州市），秦军和匡章率领的齐军主力相遇，齐、秦两军对垒扎营。秦军将领为了严明军纪，也为拉拢齐地人心，故下令：“有谁敢在距离柳下季坟墓五十步内的地方打柴的，便判死罪，绝不宽恕。”同时为了激励士气，还下令悬赏“有谁能得到齐王首级的，封万户侯，赏赐二万两黄金”。由于秦军是孤军深入，又必须顾及到后方，唯恐韩、魏二国在后图谋。所以秦军只是虚张声势威胁向齐出兵，实际上却犹疑不定不敢进攻。 匡章充分利用了秦军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矛盾心理，在开战前夕，让双方使者多次互相来往。匡章借机变更了部分齐军的旗帜标记，混杂到秦军当中，等待配合齐国的主攻部队破敌。期间朝廷大臣多次污蔑匡章要降秦，齐威王不接纳。不久之后，匡章的战术大获成功，秦军被混进军营的齐军士兵和匡章的大部队内外夹攻，原本战意就不甚坚决的秦军一触即溃。 齐宣王六年（公元前314年），齐国乘燕国内乱，派匡章率兵十万，从渤海进发，进攻燕国。燕国人都痛恨子之，纷纷开城迎接齐军，五十日以内，直破燕都。齐军攻占燕国后，并无撤回之意。匡章不管束军队，士卒欺凌百姓，燕人纷纷起来反抗，驱逐齐军。匡章站不住脚，只好带兵回到齐国。 齐宣王八年（公元前312年），楚怀王背弃齐楚联盟。楚军景翠部驻于齐楚边境。匡章率齐、宋军攻魏，魏向秦求救。秦胜楚于丹阳，遂派兵救魏伐燕地。宋康王与秦连衡，宋军撤退，秦军樗里疾部迅速进入宋军阵地，齐军防线一侧空虚，导致齐军在濮水一战中失利。匡章败逃。燕国复国。 齐宣王十九年（公元前301年），齐宣王命令齐将匡章与魏将公孙喜、韩将暴鸢率领三国联军进攻楚国的方城，楚国派唐昧率军迎击，两军在沘水两岸驻扎下来。联军因不了解沘水的深浅情况，不敢贸然渡水作战，与楚军相持6个多月。齐宣王在国内不耐烦，派周最（即周冣）到阵地严辞苛刻地催促匡章赶快渡河作战，但匡章认为应该在战机成熟后才可出战。随后，匡章令人寻找可以渡河的地方，由于楚军放箭射守，派出的人根本到不了河边。后来，匡章从一位樵夫处得知凡是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都是河水浅的地方；凡是楚军防守兵力少的地方，都是河水深的地方。 匡章随即选派精兵乘夜幕从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渡河，向楚军发起突然袭击，在沘水旁的垂沙（今河南唐河境）大败楚军。楚将唐眛因为联军六个多月没有多大的动静，放松戒备，等知联军上岸后才仓卒调兵应战。楚军大败，2万多人被杀，楚将唐眛战死。之后，韩、魏取得宛（今河南南阳市）、叶（河南叶县南15公里）以北的大片土地。楚国被迫以太子横为质，向齐求和。 齐闵王三年（公元前298年），孟尝君田文回齐为相，发起齐、魏、韩三国联合攻秦，由匡章统帅联军，前后有三年之久，先是攻到秦国的函谷关，驻屯大军，加以封锁，之后赵、宋两国也参加，最后终于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秦国归还魏、韩一些侵地后，三国联军才退去。 齐闵王五年（公元前296年），函谷关被攻破，秦昭王急谋割地自救。齐相孟尝君听信韩庆之言与秦议和，放弃灭亡秦国的良机。燕残中山，齐军回师攻燕，战于权。燕军大败。 匡章作为齐国大将，历仕齐威王至齐闵王三世，是齐国霸业的奠基者。匡章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唯一可惜的是司马迁并未对其列传。其事迹主要从先秦诸子典籍中查考。虽然匡章打的仗不多，但都是改变战国格局的名役。 桑丘之战是匡章指挥的第一次大战，也是商鞅变法后秦国与邹忌变法后齐国的首次交锋，匡章运用间谍战术打得秦惠文王自称西藩之臣。此后二十年齐秦二国再无交兵。 齐宣王六年（公元前314年），匡章利用燕国人心离散的机会，北上五十天灭掉燕国（战国策记载三十天），此战过后燕国丧失大片领土，直至燕昭王继位才恢复元气。 在垂沙之战中，匡章利用地形战略，南下大破楚军精锐，诛楚相唐昧。垂沙之战以后，联军乘胜攻占垂丘（今河南省沁阳县北）、宛（今河南省南阳县）、叶（今河南省叶县）以北的大片土地。楚国宛、叶以北的土地为韩、魏两国夺取。唐眛死后，部将率领军队叛变并引发人民起事，起事队伍一度攻下楚国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市北），将楚国的统治区域分割成几块。 匡章在齐闵王五年（公元前296年）率军大破巅峰时期的秦国，攻入函谷关（战国时期唯一入秦关的将领），秦昭王遂归韩河北及武遂、归魏河外及封陵以求和。 匡章对惠子说；“您的学说主张废弃尊位，现在却尊齐王为王，为什么言行如此矛盾昵？” 惠子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迫不得已，一定得击打自己的爱子之头，而爱子之头又可以用石头代替——” 匡章接过来说：“您是拿石头代替呢，还是不这样做呢？” 惠子说：“我是要拿石头来代替爱子之头的。爱子之头是重要的，石头是轻贱的，击打轻贱之物使重要之物避免受害，为什么不可以呢？” 匡章又问：“齐王用兵不休，攻战不止，是什么缘故呢？” 惠子说：“因为这样做功效大的话可以称王天下，次一等也可以称霸诸侯。现在可以用尊齐王为王的方法使齐王罢兵，使百姓得以寿终，免于死亡，这正是用石头代替受子之头啊！为什么不去做呢？” 匡章在魏惠王面前对惠子说：“螟虫，农夫捉住就弄死它，为什么？因为它损害庄稼。如今您一行动，多的时候跟随若几百辆车、几百个步行的人，少的时候跟随着几十辆车、几十个步行的人。这些都是不耕而食的人，他们损害庄稼也太厉害了。” 惠王说：“惠子很难用言辞回答您，虽然如此，还是请惠子谈谈自己的想法。” 惠子说：“如今修筑城墙的，有的拿着大杵在墟上捣士。有的背着畚箕在城下来来往往运土，有的拿着标志仔细观望方位的斜正。象我这样的，就是拿着标志的人啊。让善于织丝的女子变成丝，就不能织丝了，让巧匠变成木材，就不能处置木材了，让圣人变成农夫，就不能管理农夫了。我就是能管理农夫的人啊。您为什么把我比做螟虫呢？” 匡章在桑丘之战的时候，开战前夕，让双方使者多次互相来往。匡章借机变更了部分齐军的旗帜标记，混杂到秦军当中，等待配合齐国的主攻部队破敌。齐威王派往前线的探子不明白匡章的用意，悄悄向齐威王回报说：“章子让齐军加入秦军。” 齐威王听了置之不理。过了不久，又有前线回来的探子向齐威王回报：“匡章让齐军向秦军投降。” 齐威王仍旧不理会。如此反复多次。朝廷众大臣见此情景，向齐威王请求说：“说章子失败降秦的探子，人不相同而言辞相同，大王为何还不发兵前去讨伐他呢？” 齐威王胸有成竹地回答：“这很明显的不是背叛寡人的行动，为何要讨伐他呢！” 不久之后，匡章的战术大获成功，秦军被混进军营的齐军士兵和匡章的大部队内外夹攻，原本战意就不甚坚决的秦军一触即溃。齐国朝中得知前线传来齐军大胜的捷报。左右大臣吃惊，询问齐威王何以有此先见之明。齐威王告诉他们： “章子的母亲启，由于得罪他的父亲，就被他的父亲杀死埋在马棚下，当寡人任命章子为将军时，寡人曾勉励他说：‘先生的能力很强，过几天率领全部军队回来时，一定要改葬将军的母亲。’当时章子说：‘臣并非不能改葬先母，只因臣的先母得罪先父，而臣父没有允许改葬先母而去世。臣没得到父亲的允许而改葬母亲，岂不是等于背弃亡父的在天之灵。所以臣才不敢为亡母改葬。’由此可见，作为人子不敢欺辱死去的父亲，难道他作人臣还会欺辱活着的君王吗？” 庄子：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 孟子：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战国名相吕不韦：章子可谓知将分矣。 战国七雄之齐国篇——司马穰笡 田穰苴（生卒年不详），又称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是田完（陈完）的后代，齐田氏家族的支庶，春秋末期军事家。 齐景公时，齐国遭晋、燕两国军侵伐，穰苴以“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之才，受大夫晏婴推荐，出任将军，统兵抗御晋、燕之师。相传其出征前阅兵，申明约束，而受命监军的景公宠臣庄贾不遵约束，无期而至，穰苴乃令执法官将其斩首示众。继而景公遣使驰入军中以救庄贾，穰苴又斩使者的仆人，全军为之肃然。 为将体恤士卒，亲问饮食疾病，与士卒平分口粮，使全军将士斗志高昂，争相赴战，病者皆求行。及晋、燕军闻风而退，乘势追击获胜，尽复齐国失地，因功升任大司马，故有“司马穰苴”之称。后遭鲍氏、高氏、郭氏之谮，失宠，发疾而死。 田穰苴对春秋以前古兵法有深刻研究和论述，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把穰苴对古兵法的阐发之辞附于其中，曰《司马穰苴兵法》，一称《司马法》，以此名于后世。残存至今的《司马法》五篇，部分反映出穰苴的军事思想。主张“以仁为本”“以战止战”，强调治军与治国有别，治军应以“义”“武”“法”为准绳，将战争中的诸因素抽象为“轻”“重”的关系，用“筹以轻重”阐明各项军事原则，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晏婴对其评价道：“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 司马穰苴本姓田，名穰苴。田氏家族在齐国是名门望族，田氏家族的老祖宗叫陈完，是陈厉公的儿子。齐桓公时，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为避祸跑到了齐国，改姓田氏。 齐景公的时候，晋国进攻齐国的阿城和甄城，同时燕国又侵略齐国黄河南岸一带。齐国军队大败。齐景公为此十分忧虑，寝食难安。 一天，大夫晏婴悄悄来到齐景公跟前，向他推荐了田穰苴，说：“田穰苴虽然是田氏门中偏室所生，但是他这个人，文能令人信服，武能威慑敌人，希望大王能试试他的才干。” 于是，齐景公召见田穰苴，同他谈论军事，对他的才干非常欣赏，就任命他做大将，领兵抗击晋国和燕国的军队。 田穰苴向齐景公禀告说：“为臣本来低贱，大王从平民中把我选拔出来，放在大夫之上，士兵们不能向我靠拢，百姓们不能对我信任，人卑微，权力也就会受到轻视。希望能有大王所宠信的大臣、国家所尊重的人物，担任监军的职务，这样才行。” 齐景公答应了田穰苴的要求，决定派宠臣庄贾担此重任。 田穰苴向齐景公告辞之后，便到庄府拜会了庄贾，并和庄贾约定：第二天正午在营门集合出发。 第二天，田穰苴提前来到军营，布置好观测时间的标杆和滴漏，等候庄贾。与此同时，庄府里热闹非凡。庄贾的朋友听说他要出征，纷纷上门为他送行。这个祝庄贾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个说大王选您当监军，齐军一定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说得庄贾飘飘然，很是得意。 庄贾向来骄横，这次，他认为率领的是自己的军队，又是监军，根本就没有把田穰苴与他约定的时间当回事。于是，就留下前来为他送行的朋友喝起酒来。手下人提醒他，他仍不以为然。 到了正午，太阳格外耀眼。军营的广场上军旗飘扬，几个方阵的士兵排列整齐，整装待发。田穰苴推倒了标杆，放了滴漏里的水，站在高台上向大营外眺望，仍不见庄贾的人影，就叫副将派人去请监军大人，自己独自到军营内指挥操练，检阅军队，宣布军规军纪。 庄府里，众人酒喝得正酣。庄贾满脸通红地招呼着他的那些朋友，门丁来报，说正午已过，门口有士兵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听了，不屑一顾，并嘲讽说：“小平头当将军，总把鸡毛当令箭，时间就那么重要吗？时间到了又怎么样？” 下午，齐军大营广场上，操练完毕的将士们，依然排列着整齐的方队，在等候出发的命令。田穰苴看着将要落下去的太阳说：“两个时辰过去了，有劳副将亲自到庄府去一趟，务必当面告诉监军大人，出征将士已经恭候他多时了。” 副将来到庄府，只见里面一帮人已经喝得七倒八歪，乱作一团。庄贾见副将进来，摇晃着身子指责道：“大胆！你为何擅自闯进？”副将禀报庄贾，说是奉田穰苴之命前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不耐烦地说：“你先回去告诉他，就说我马上就到。” 忽有快马来报，又有一城失守。田穰苴听后，眉头紧锁，准备亲自到庄府去请庄贾。正在这时，庄贾从马车上下来，晃晃悠悠进了军营大门。田穰苴疾步上前，指责庄贾为何不按约定的时间来军营。庄贾却像没有什么事似的，笑嘻嘻地说：“几个朋友送行，陪他们喝了点酒，因而来迟。” 田穰苴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严肃地说道：“监军大人，你可知道，将领在接受命令的那一天，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到了军队宣布纪律的时候，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父母；拿起鼓槌击鼓作战的时刻，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生命。现在敌军已深入我齐国境内，国家危在旦夕，百姓生灵涂炭，大王也寝食难安。就这几个时辰，我们又丢了一座城池。在这种时候，你作为监军，还说什么送行。” 说到这里，田穰苴叫来军法官问道：“按照军法，将领不按指定时间到军营的，该如何处置？” 军法官回答说：“应当斩首。” 庄贾忙派人骑快马去报告齐景公，向齐景公求助。但是，还没等派去的人回来，田穰苴已下令把庄贾斩了，并告示三军。三军的将士都吓得发抖。 又过了好一会儿，齐景公派的使者拿着符节前来赦免庄贾，鞭马急跑来到军营。田穰苴说：“将帅在军队里，对于君王的命令是可以不接受的。”接着又问军法官：“有人在军营中鞭马急跑，该如何处置？” 军法官回答：“按律应当斩首。” 使者吓坏了。田穰苴说道：“君王的使者是不可以处死的。” 于是就斩了使者的随从，砍断了车厢左边的一根木头，并告示三军。然后让使者回去汇报，军队开始出发。 将士们看到田穰苴说话算数，治军有方，有法必依，铁面无私，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晋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不等交战，就吓得慌忙退走了。燕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连忙从黄河南岸退到了黄河北岸。齐军乘胜追击，收复了所有的失地。 齐军凯旋时，齐景公和文武百官都到郊外迎接，按照礼节慰劳全体将士。齐景公不但没有为杀庄贾的事怪罪田穰苴，而且还拜他为大司马，让他执掌齐国的军政大权。 治军贵在严，领军须有威；治军不严，将领无威，军队就不可能有战斗力，而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从严治军就是要以法治军，树立军法军纪的权威。将领就是要通过严格执法执纪来树立威严，严格执法执纪也是一种守信。司马穰苴从严治军、以法治军，杀了不守约定、违反军法军纪的监军庄贾，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也教育了将士，从而增强了齐军的战斗力，击退了敌军，收复了失地 。 田氏家族的势力在齐国日益发展，引起大夫（古代官名）鲍氏、国氏、高氏的不满。 一天，齐景公在宫中饮酒取乐，一直喝到晚上，意犹未尽，便带着随从来到相国晏婴的宅第，要与晏婴夜饮一番，被晏婴规劝拒绝了。 离开晏婴的府第，齐景公又想起了田穰苴。于是，君臣一行又来到田穰苴的家中。 田穰苴听说齐景公深夜造访，忙穿上戎装，持戟迎接出门，急问：“是有诸侯发兵了？还是有大臣反叛了？” 齐景公笑着说：“没有。” 田穰苴又问：“那您为什么深夜来我家？” 齐景公说：“想到将军军务劳苦，想和将军共饮。” 田穰苴回答说：“陪国君饮酒享乐，君王身边本就有这样的人，这不是大臣的职份，臣不敢从命。” 齐景公于是去了大夫梁丘的家里喝酒。次日，晏婴与田穰苴都上朝进谏，劝齐景公不应该深夜到臣子家饮酒。于是，鲍氏、高氏、国氏三大家族纷纷向齐景公进谗言，欲驱逐田穰苴以削弱田氏势力。 齐景公便采纳了鲍氏、高氏、国氏的意见，将田穰苴辞退了。田穰苴被贬后，心情忧郁，不久病故。 历史评价 晏婴：“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 司马迁：“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襃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着穰苴之列传焉。” 《太史公自序》：“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 战国七雄之齐国篇——齐威王 齐威王（前378年-前320年），妫姓，田氏，名因齐，一名婴齐，齐桓公田午之子，战国时齐国国君。 齐威王初好淫乐，委政卿大夫，致朝政荒怠，诸侯并侵。后起而图治，赏罚分明。赏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先后任邹忌、田婴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虚心纳谏，国力渐强。继其父桓公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稷门外广置学馆，招揽文士，议论政治，倡导仁义，率诸侯朝周。 齐威王七年（前350年），扩建长城。齐威王十六年（前341年），大败魏军于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一说今河北大名东南），迫使魏惠王于齐威王二十三年（前334年）到徐州（今山东滕州东南）朝见，互尊为王。史称“徐州相王”。徐州相王之后，齐威王成了当时天下真正的霸主，齐国也“最强于诸侯”。齐威王三十六年（前320年），齐威王去世，死后葬于田齐王陵（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内）。 齐威王以善于纳谏用能，励志图强而名着史册。其在位时期，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的问题，进行改革修治，严明法制、选贤任能，并能做到赏罚分明，因此齐国国力日渐强大。齐威王还进一步扩建了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使得学术氛围浓厚。当时，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等各学派聚集一堂，围绕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世称“百家争鸣”。 齐桓公六年（公元前357年），齐桓公去世，田因齐继位，是为齐威王。同年，原吕氏齐国国君齐康公去世，绝子无后，俸邑都归于田氏齐国所有。 齐威王元年（公元前356年），韩、赵、魏三国趁齐国国丧之机，出兵攻打齐国的灵丘。齐威王在平陆与赵、宋会晤。 齐威王二年（公元前355年）邹忌借讲琴理谈治国方法，指出了上下一致.国家才会昌盛的道理，还劝威王不要再沉溺于酒色歌舞，要广招人才，发展生产，操练兵马。齐威王幡然悔悟，拜邹忌为相。 齐威王三年（公元前354年），邹忌被封为成侯，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县），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 齐威王四年（公元前353年），赵国派使者向齐、楚两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们商议，邹忌反对救援，而段干朋则建议齐威王分兵一路向南攻打襄陵（今河南省睢县）来疲劳魏军，然后趁魏军攻破邯郸后救援赵国，这样既救援了赵国，又同时削弱了魏、赵两国。 齐威王采纳段干朋的建议，兵分两路，一路齐军围攻魏国的襄陵，一路由田忌、孙膑率领救援赵国。齐军兵分两路，一路与宋国景敌、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会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一路由田忌、孙膑率领救援赵国。齐威王打算让孙膑担任主将，但孙膑以遭受过酷刑、身体有残疾为由拒绝。齐威王于是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让坐在带着蓬帐的车子中出谋划策。十月，齐军取得桂陵之战的胜利。 齐威王六年（公元前351年），齐威王开始贪图玩乐，不理政事，同年，鲁国攻打齐国，进入阳关。同年，韩、赵、魏三国再次攻打齐国，直到博陵。齐威王七年（公元前350年），卫国攻打齐国，占领齐国的薛陵。齐筑长城。齐威王九年（公元前348年），赵国攻打齐国，占领齐国的甄城。 齐威王九年（公元前348年），齐威王听了姬妾虞姬谏言，开始励精图治。重用即墨大夫，烹杀佞臣阿大夫以及其他佞臣。齐威王率领各诸侯国去朝见周天子。当时的周王室又贫穷又衰弱，诸侯们都没去朝见，只有齐国朝见他。天下人都认为齐威王是贤君。齐威王十一年（公元前346年），大夫牟辛举荐人才不当，齐威王将其处死。 齐威王十三年（公元前344年），齐威王拜访秦国。 齐威王十六年（公元前341年），魏国发兵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应允救援，以促韩国竭力抗魏国。齐威王以田忌为主将，田婴，田盼为副将，孙膑为军师，率军直趋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军回救，以解韩国之困。最终败魏于马陵，杀魏将庞涓。 马陵之战中的大获全胜， 并援救了赵韩两国，使得其威望上升，挟战胜之威，齐国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称霸东方。 齐威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34年），齐威王与赵肃侯在平陆会晤。 同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惠王率领韩国和一些小国到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不敢独自称王，于是也承认魏的王号，惠王并改此年为后元年，史称”徐州相王”。 齐威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33年），齐威王与魏惠王在郊外会猎。魏惠王与齐威王比宝，齐威王却以人才比喻宝物。魏惠王惭愧，不欢而去。 齐威王三十四年（公元前323年），秦国想要入侵齐国，双方在桑丘交战，虽然齐威王的近臣多次称齐国主将匡章会背叛。但齐威王说匡章是个孝顺父亲的人，连死去的父亲都不敢忤逆，会背叛活着的君主吗？坚持让匡章出战，于是齐军最终击败秦军，获得桑丘之战的胜利。 齐威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享年59岁，其子田辟强继位，是为齐宣王。 除接受淳于髡一鸣惊人的劝谏外，他还接受了平民琴师邹忌的进谏。邹忌借讲琴理谈治国方法，指出了上下一致.国家才会昌盛的道理，还劝威王不要再沉溺于酒色歌舞，要广招人才，发展生产，操练兵马。齐威王幡然悔悟，拜邹忌为相。 齐威王经过调查，召集七十二名地方官到朝廷，用烹刑诛杀了没有政绩、只知贿赂收买朝廷官员求得赞誉的阿大夫以及接受贿赂的官吏，又奖励给虽在朝廷内倍受毁谤却政绩优秀的即墨大夫一万户的封邑。从此，齐国大臣都认真办事，诚实做人，再也不敢文过饰非。 齐威王把人才提到国宝的高度来认识。齐威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33年），齐威王在与魏惠王“比宝”的谈话中，把大臣檀子、田朌、黔夫、种首比作“国宝”。他一面选宗室中有作为的人为官，如田忌做将军；一面又选拔大批门第寒微的人士委以重任，比如出身赘婿、受过髡刑且相貌丑陋的淳于髡、平民出身的邹忌、残疾人孙膑等。 在邹忌劝谏下，齐威王悬赏纳谏，下令能当面指出国君过失的，给上赏；上奏章规劝国君的，给中赏；在朝廷或街市中议论国君过失，给下赏。刚开始时，群臣前去进谏，朝廷门口、院子里每天像市场一样热闹。数日之后，进谏者一天天减少。一年之后，由于齐国政治得到彻底改善，人们想提意见却无意见可提了。 齐威王很重视军事理论的建设。他让稷下先生们将古《司马法》与司马穰苴兵法合二为一，编辑成《司马穰苴兵法》。 驺忌子凭弹琴的技艺谒见齐威王，齐威王喜欢他而让他住在王宫右室。不久，齐威王弹起琴，驺忌子推开门进来说：“琴弹得真好啊！” 齐威王勃然不悦，放下琴按着剑说：“先生刚被留下，没有深察情况，怎么知道我琴弹得好呢？” 驺忌子说：“那大弦浑厚而且像春天般和暖，象征着君王；那小弦明晰而且清亮，象征着国相；手指控弦很紧，而又很舒缓地放开，象征着政令；和谐的声音，高低相辅相成，回旋曲折而不互相干扰，象征着四时：我因此知道您的琴弹得好。” 齐威王说：“你很精通音律啊。” 驺忌子说：“何止音律，大凡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道理都寓含在音律之中。” 齐威王又勃然不悦说：“要是谈到五音调配成律的道理，确实没有人赶得上先生。至于治理国家、安定人民，又跟丝竹管弦有什么关系呢？” 驺忌子说：“那大弦浑厚而似春天般温暖，是国君；那小弦明晰而清亮，是相国；控弦紧而又舒缓地放开，是政令；和谐而鸣，高低相成，回旋曲折而不干扰，是四时。声音往复而不紊乱，是政治清明；上下前后连接沟通，是延续国祚不致灭亡：所以说琴声调和则国家治理。治理国家，安定人民，没有比五音的道理更加明白的。” 齐威王说：“讲得好啊。” 邹忌曾问妻、妾、客自己和徐公谁比较美，诸人都说邹忌比较美。但邹忌在见过徐公后却自愧不如，回家深思后向齐威王上奏说：“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怕我，我的客人想要有求于我，都认为我比徐公美。现在齐国的土地方圆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池，宫里的王后嫔妃和亲信侍从，没有谁不偏爱大王，满朝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大王，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大王所受的蒙蔽太严重了。” 齐威王说：“好！” 于是发布命令：“所有的大臣、官吏和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得上等奖赏；上书劝诫寡人的，得中等奖励；能够在公共场所议论指责寡人让我听到的，得下等奖励。” 命令刚刚下达时，大臣们都来进谏，宫廷里像集市一样人来人往；几个月以后，有时候间或有人进言；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言，也没有什么可进谏的了。 燕国、赵国、韩国和魏国听到这种情况，都到齐国来朝见，表示敬意。就这样，齐国因内政修明，威服了别的国家。 齐威王二十四年，齐王与魏王在郊外一起打猎。魏王问道：“大王也有宝物吗？” 威王说：“没有。” 魏王说：“像我这样小的国家，也还有能照亮前后各十二辆车的直径一寸的十颗夜明珠，齐国这样的万乘之国怎么能没有宝物呢？” 威王说：“我当作宝物的与大王不同。我有个大臣叫檀子的，派他镇南城，楚国人就不敢向东方侵犯掠夺，泗水之滨的十二诸侯都来朝拜。我有个大臣叫盼子的，派他镇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到东边的黄河里捕鱼。我有个官吏叫黔夫的，派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到北门祭祀，赵国人就到西门来祭祀，以求神灵保佑不受攻伐，搬家去追随他的有七千多家。我有个大臣叫种首的，派他戒备盗贼，结果路上没有人把别人丢失的东西拾走。这些都将光照千里，岂只是十二辆车呢！”魏惠王心中惭愧，败兴离去。 齐威王自继位以来，不理国政，政事交付给卿相大夫，九年之中，诸侯都来攻打齐国，使齐国民不聊生。此时齐威王召来即墨（今山东平度）大夫而对他说：“自从您作即墨大夫以来，每天都有人来说您的坏话。但是我派人去巡视即墨，田地都已开垦，百姓衣食丰足，官府中没有堆积滞留的公务，东方因而得以安定。这是因为您不会讨好我左右身边的人以博求名誉的缘故啊。” 封给他一万户的食邑。齐威王又召来阿城大夫而对他说：“自从您治理阿城以来，赞誉您的话每天都能听到。然而我派人去视察阿城，田野没被垦治，百姓生活贫苦。往日赵国进攻甄城，您不去救援。卫国攻取薛城，您不闻不问。这是因为您用钱重贿我左右身边的人以索取名誉的缘故啊！” 当天，齐威王烹杀阿城大夫，齐威王身边曾经赞誉过阿城大夫的人都一并烹杀。于是，齐威王发兵向西攻打赵国、卫国，在浊泽打败魏军并包围魏惠王。魏惠王请求献上观城以求和解，赵国也归还齐国长城。于是齐国百姓大为震惊，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尽力表现出忠诚。齐国得到大治，诸侯闻讯，二十多年没有人敢于出兵侵犯齐国。 历史评价 鲁仲连：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 刘安：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而数无盐令曰：\"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芜，仓廪虚，囹圄实。子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此刑省奸禁者也。 战国七雄之齐国篇——晏婴 晏婴（？～前500年），姬姓（一说子姓），晏氏，字仲，史称“晏子”，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市）人，春秋时期齐国着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 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五十余年。他以有政治远见、外交才能和作风朴素闻名诸侯，聪颖机智，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国君主。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扞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 齐景公四十八年（前500年），晏婴去世，齐景公极为悲痛。 晏婴强调节俭，薄敛，省刑，主张君臣之间“和”而不“同”，并要求上不聋下不喑，听取下层的意见，反对灾异、巫祝和祈禳，坚持无神论立场。其政治活动和反鬼神迷信活动紧密相连。其思想和轶事典故多见于《晏子春秋》。 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生年不详。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 齐灵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55年），晋国派中行献子伐齐。齐军战败，灵公跑进临淄城。晏婴劝阻灵公，灵公不听。晏婴说：“我们国君太没有勇气了。”晋兵合围临淄，齐人守内城不敢出击，晋军把外城内烧光后离去。 齐庄公三年（公元前551年），晋国的下卿栾盈投奔齐国。此前，齐国已于庄公二年（公元前552年）与晋国等在商任盟誓，以此禁锢栾盈，[4][5]晏婴遂以“失信不立”之语劝说齐庄公，庄公不纳谏。事后，晏婴私下里跟陈文子说，君主背信，不能长久了。 齐庄公四年（公元前550年），齐庄公从卫国出发，将由此攻打晋国。晏婴说：“君王依仗勇力而攻打盟主，如果不成功，这是国家的福气。没有德行而有功劳，忧患必然到君身上。” 崔杼也劝谏说：“不可以。臣下听说，小国钻大国祸败的空子而加以破坏，必然会受到灾祸。君王是要考虑一下。” 齐庄公没有接受两人的建议，执意攻晋，结果齐军在撤退时被晋军追击，齐国的晏牦（又作晏氂，一说为齐国大夫）为晋人所获。 齐庄公六年（公元前548年），五月，齐庄公为崔杼所杀，晏婴听说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带着随从前往齐都去吊唁庄公。晏婴独自闯入崔家，脱掉帽子，捶胸顿足，不顾一切地扑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嚎啕大哭了一场，然后起身离去；崔杼的左右欲杀掉晏婴，崔杼说：“他是百姓所仰望的人，放了他，我能得到民心。” 齐庄公六年（公元前548年），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为君，即齐景公。景公即位后，让崔杼当右相，庆封当左相。二位国相怕国内动乱不稳，就说：“不愿与我们二人盟誓者，死。”晏婴不肯参加盟誓。庆封想杀晏婴，崔杼说：“他是忠臣，放过他。” 齐景公三年（公元前545年），庆封的势力被从齐国清除，景公封给晏婴邶殿和它沿边上六十个城邑，晏子不接受。子尾因此而十分佩服晏婴的品德。 齐景公四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出国聘问在齐国聘问时，与晏婴交欢，对他说：“您赶快交还封邑和政权。没有封邑没有政权，这才能免于祸难。齐国的政权，将会有所归属，没有得到归属，祸难不会停息。”所以晏子通过陈桓子交还了政权和封邑，因此而免于栾氏、高氏发动的祸难。 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齐景公派晏婴向晋国请求嫁女去做继室，晏婴私下对晋大夫叔向说：“齐国政权最终将归田氏。田氏虽无大的功德，但能借公事施私恩，有恩德于民，人民拥戴。”叔向说：“晋国处于末世了。平公向百姓征收重税修建亭台楼阁却不务政事，政务落在私家门下，难道可以持久吗？”晏子表示同意。 在晏子出使晋国之前，齐景公提出要翻新晏子的住宅，被晏子拒绝了。等到晏子前往晋国，景公便更新他的住宅。他回国时，已经完成了。晏子拜谢以后，就拆毁了它，重新修建邻居的房屋，都像原来的一样，随即让原来的住户返回来住，说：“俗话讲：‘不选择房子，只选择邻居。’这几位已先占卜选择过邻居了。违背占卜不吉利。君子不触犯非礼的事，小人不触犯不吉利的事，这是古代的制度。我敢违背它吗”晏子终于恢复他的旧宅。起初景公不允许，晏子托陈桓子去请求，才准许了。 齐景公十一年（公元前537年），郑国的子皮去到齐国，晏子屡次觐见他。陈桓子（即田桓子）问他原因，晏子回答说：“（子皮）能任用好人（指子产），是百姓的主人。” 齐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36年），齐景公攻打北燕，打算送姬载回去。晏子说：“送不回去。燕国有了国君了，老百姓没有二心。我们国君贪财，左右的人阿谀奉承，兴办大事不凭信义，没有成功的可能。” 齐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齐国爆发四族之乱（栾、高、陈或田、鲍）。四个家族召请晏子，他哪也不去。他的部下说：“助陈氏、鲍氏吗？” 晏子说：“有什么好处呢？” 部下又说：“帮助子旗、子良？” 晏子说：“难道胜过帮助陈氏、鲍氏吗？” 部下说：“那么回去吧？” 晏子说：“国君被攻打，回哪里去？” 齐景公召见晏子然后才进宫去。景公卜问派王黑用灵姑旗帜领兵作战，是吉兆。请求将旗杆砍断三尺然后使用它。五月的一天，在稷地交战，子旗、子良战败，又在庄地被打败。国都的人追赶他们，又在鹿门打败他们。子旗、子良逃亡前来鲁国。陈氏、鲍氏瓜分了他们的家产。 晏子对陈桓子说：“一定要把他们的家产交给国君。谦让，是德行的主要内容，谦让就叫美德。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夺之心，所以利益不可以强取，想着道义胜过争夺利益。道义，是利益的根本，积蓄利益过多就会产生祸害。暂且让它不要积蓄吧，可以慢慢增长。”陈桓子把子旗、子良的家产全部交给齐景公，而请求告老隐退到莒地。 齐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31年），晏子出使楚国，楚王多次想要羞辱晏子，都被晏子化解，楚王感到惭愧，厚礼把晏子送回齐国。 齐景公二十年（公元前528年），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侍齐王，居功自傲，晏子二桃杀三士，用计让三人自杀，三人死后，晋、楚二国趁乱来袭，于是晏子就向齐景公推荐田穰苴，说：“穰苴虽说是田家的妾生之子，可是他的文才能使大家归服、顺从；武略能使敌人畏惧。希望君王能试试他。”于是齐景公召见了穰苴，跟他共同议论军国大事，齐景公非常高兴，立即任命他做了将军。 齐景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22年），景公在鲁国郊外打猎，接着进入鲁国都，同晏婴一起咨询鲁国的礼制。 齐景公生了疥疮，接着又患了疟疾，一年都没好，晏子借此机会劝谏齐景公，让官吏放宽政令，撤除关卡，废除禁令，减轻赋税，免去债务。 齐景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因为天空出现彗星而担忧，因此晏子趁机进谏让景公减轻税负徭役。 同年，孔子逃亡到齐国，晏婴劝说齐景公不要给予孔子封地。 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晏子去世，儿子晏圉继位。 晏子去世时，齐景公极为悲痛，甚至作出了不合礼数的行为悼念晏婴。 晏婴善谏的特点被人称道，晏婴在劝谏君王时往往不是直接的强谏而是委婉的曲谏或诱谏，从中显示了他在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高度智慧。他的语言也极有特色，或锋芒毕露，或非常含蓄；或严肃庄重，或滑稽幽默。他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场合采取不同的劝谏方式，取得最佳的效果。以下分几个方面讲讲晏子的讲话艺术。 《晏子春秋》中，晏子对景公许多次直言劝谏，有时候话虽说得很重，令齐景公非常生气，但效果却极其好。 一天，齐景公外出游玩到了公阜，想到想永生不死，晏子就用了周王来批评齐景公。不久，梁丘据乘着六马拉的车来了，晏子又用相同和相和来批评齐景公，日色将晚，景公看到了彗星，便叫来伯常骞，让他祭祷消除这个灾星。晏子又用应该修政而不是祈祷来批评齐景公，齐景公越加气愤，再也没有游览的兴致了。 晏子善用比喻迂回论证，令人折服。比喻，即以其所知，喻其不知，使人知之，是善说者最爱使用的招数，往往使对方听得清楚明白。 有一次景公问晏子：“治理国家有什么忧患？”晏子把忧患比喻为社鼠，权势者比喻为为凶狗。来让齐景公听从劝谏。 晏子在与邻国的外交中，多次体现了其本身不卑不亢，机智灵活的讲话特色。讲话时庄严不侮辱国体，非常注意掌握分寸，寓刚于柔，又义正言辞。 最着名晏子的外交案例就是晏子使楚，楚王想用狗洞侮辱晏子，晏子却用造访“狗国”还是“人国”来机智应对，楚王押上了一个齐国罪犯想要羞辱晏子，晏子却用南橘北枳的典故来反击。 晏子生性乐观，对生死淡然视之。他说人都是要死的，不论仁者、贤者、贪者、不肖者概莫例外，因此从来不“患死”、不“哀死”，把生老病死看作是自然规律。他始终保持乐观大度的心情，身心健康延年益寿。 晏子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时于天下”必须“始于爱民”。他坚持“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此举受到许多诸侯国的赞誉。这正是体现了人们常说的“万人称誉，多寿病法”的道理。 廉洁无私，心胸坦荡。晏子辅佐齐国三公，一直勤恳廉洁从政，清白公正做人，主张“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 他管理国家秉公无私，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办，不合法者拒。他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被他辞绝。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晏子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是“脱粟之食”、“苔菜”，可谓“食菲薄”，用眼下的话说就是粗茶淡饭素食当家。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晏子乐观豁达，处其自然。他曾辞退了“三年而未尝弼过”的高纠，主要嫌这个人三年都没有指出过自己的过错。孔子赞他是“不以已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表明了他随和大度。 晏子认为，节俭是一个贤人的基本品质，所以，他对那些富贵骄奢，铺张浪费的人或行为从心底里抱有一种反感。他曾对齐景公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多次的批评。他自己则从节俭要求和约束自己。齐景公多次要给他调整住宅，还趁他出使在外替他建了一座新宅，他都坚决辞谢了。 当齐景公赏赐他车马时，他说：“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杂下》）这就是说，他要以节俭作表率，以防百姓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败坏。 晏子对礼的重视。他说：“礼者，所以御民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把礼看作是治国的根本，统治百姓的工具，可见礼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晏子与后来的孔子是很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晏子对无礼或不合礼的行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 《内谏》载：“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无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礼不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群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故《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 晏子认为，礼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准。没有礼，人就成了禽兽。作为一国之君，如果带头不讲礼，国家根本就会动摇。 “仁”是儒家“仁政爱民”的主要学说，也是晏子施政的中心内容。晏子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 平时于天”。遇有灾荒，国家不发粮救灾，他就将自家的粮食分给灾民救急，然后动谏君主赈灾，深得百姓爱戴。对外则主张与邻国和平相处，不事挞伐。齐景公要伐鲁国，他劝景公“请礼鲁以息吾怨，遗其执，以明吾德”，景公“乃不伐鲁”。 晏婴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着称。他管理国家秉公无私，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办，不合法者拒。他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被他辞绝。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 晏婴不死君难，弃个人小义而逐国家百姓之大“利”，以国富民强为己任，重视物质基础、造福百姓、强大国家的行为，义于名而利于实，是司马迁心中“义”与“利”相融合的理想境界，也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历史评价 齐景公：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夫！ 楚灵王：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晋平公：殆哉吾过！谁曰齐君不肖！直称之士，正在本朝也。 战国七雄之赵国篇——赵国简介 赵国（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2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国七雄之一。是战国后期东方六国最强大的国家，与秦国展开了数十年的争霸。 赵国国君，嬴姓、赵氏。赵国始祖造父，为商朝名臣飞廉（蜚廉）次子季胜之后，因征伐徐国有功，受封于赵城，由此为赵氏。赵氏历经二十余代，传至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毋恤。赵鞅打破了晋国六卿的格局，赵毋恤力战智、韩、魏的围攻，简襄之烈确立了赵国版图。 前403年，韩、赵、魏正式三家分晋，周威烈王始命赵烈侯赵籍为侯。国都几经变迁，前497年，赵简子定都晋阳（太原），公元前451年，赵襄子迁都邢（今邢台），前423年，赵献侯从耿迁都中牟（鹤壁），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邯郸），从此邯郸成为赵国的国都。前355年，赵国在邢地建檀台，修信宫，邢地成了赵国的别都，称信都。 至赵武灵王时，赵国称王，施行胡服骑射，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骑兵，沿阴山修筑赵长城，前296年灭中山国。疆土达到极盛，囊括了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内蒙古的阴山以南的部分。赵国地处四战之地，西有秦国，南有魏国，东有齐国，东北燕国，北方则是林胡、楼烦、东胡等游牧民族的地域。 前228年，赵国都城邯郸被秦军攻破。赵国大夫们北逃到代，共同拥立赵代王嘉继续抵抗秦军。前222年，秦军攻灭赵代王嘉，赵国灭亡。 赵国与嬴秦有共同的祖先叫做蜚廉，蜚廉长子恶来的后代便是嬴秦氏，次子季胜的后代便是赵氏。赵，本义为疾行，周穆王西行时，到西方各诸侯国巡视，徐偃王趁机发动叛乱，季胜的重孙造父御车技术高超，为周穆王御骏马驾车善于赵行，意思是速度很快善于超车，一日奔驰千里，将徐偃王打败，被周穆王表彰“赵行”之功，此即为赵氏来源说法之一。周穆王后又将赵城（今山西临汾赵城县）封给造父，造父便以封地为氏，后来赵氏建国仍沿用其封地赵为姓。 赵国贵族出自商朝名门嬴姓部族，为商纣王手下大将嬴飞廉（蜚廉）的直系子孙。始祖造父为飞廉的四世孙。赵国国君为黄帝五世孙伯益（大费）之后，与秦王族本是同一祖先。伯益因辅助大禹治水而被舜帝赐为嬴姓，其部族为嬴姓部族。 夏朝末年，伯益次子若木之玄孙费昌弃夏投商，为商汤驾车，辅助商汤灭夏立商，成为商朝的功臣。嬴姓部族成为商朝贵族，世代辅佐商朝。 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嬴姓部族的恶来与父亲蜚廉一起为纣王效力，恶来后被周武王所杀。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周成王即位，纣王之子武庚趁机挑唆发动三监之乱，嬴姓部族卷入。蜚廉还有一个儿子叫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有宠于周成王，他就是宅皋狼。宅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 远古时代，有姓有氏，姓氏一分为二。 姓是大的氏族部落集团的徽章，氏是一个姓所分出的小氏族支系的标志。姓氏合二为一，是秦汉时才开始的。《汉书地理志注》和《说文解字》记少昊氏为嬴姓。嬴即燕的异字，且又同音，故嬴即燕。少昊氏初以燕（玄鸟）为图腾，故成为嬴姓的始祖。赵人的先祖即嬴姓（少昊氏之后），赵氏（赵城叔带之后），世代辅佐殷商。 武王伐纣，诸姬并起。与殷商属于近枝的嬴姓就走向了衰落，尤其是蜚廉这一支嬴姓部落因愚忠于纣王而被周王室所厌弃。恶来战死，失去了宗主之位，在周王室的安排下，恶来之弟季胜担任蜚廉族的宗主。季胜曾孙造父善御戎，相传造父为周穆王御，因助周平定徐偃王之乱，封于赵城，其后以赵为氏。造父善于御戎，侄子大骆（恶来之后）善于繁衍马匹。受造父之荐，周王室不计前嫌，启用罪臣恶来之后大骆，封于汧河、渭河之间管理马匹。大骆孙秦仲封大夫，秦仲之子赵其是为秦庄公，故秦赵同宗。后造父六世孙奄父救周宣王于千亩之战，其子叔带为周朝卿士，因不满周幽王的昏庸，离开周王，侍奉晋文侯。从此赵氏便在晋国落脚，渐成望族。 简襄之烈 前497年7月，晋国最强大的范氏、中行氏，围攻赵氏，赵简子逃往晋阳避祸，晋阳城于是被包围。11月，智氏、韩氏、魏氏三家军队奉晋定公之命攻打范氏、中行氏。但由于范氏、中行氏太过强大，智氏、韩氏、魏氏反而被范氏、中行氏打败。范氏、中行氏决定向晋定公发动进攻，以下犯上，终于遭到了众叛亲离。 战争持续到前490年，曾经在晋国最强大的范氏、中行氏日益呈现劣势，无法在晋国立足，弃城而逃亡齐国。长达近8年之久的晋国内战结束，晋国六卿制衡的格局终于被打破了。 前454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赵襄子坚守城池，并派遣丞相张孟谈策反韩氏、魏氏二家共同灭智氏。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从此之后，一直到邯郸沦陷时的前228年，赵国领土大致为今山西省北部和中部，河北省西部和南部、内蒙古的阴山以南的部分。 赵襄子死后，其弟赵桓子自立为君。桓子死后，襄子之兄赵伯鲁之孙赵浣，是为赵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赵烈侯，是赵国的开国国君。在前403年，赵烈侯与韩、魏三家分晋，建立赵国。 胡服骑射 前284年齐国吞并宋国后遭到列国一致反对，燕、赵、秦、魏、韩五国拜乐毅为将，大破齐国。齐国遭到五国伐齐的沉重打击虽然勉强复国但实力极大衰落，从此一蹶不振，赵国在东方挫败了最大的竞争对手齐国。 同时，赵武灵王由于受到与中山之战失败的耻辱，信宫（今邢台）大朝五日，力排众议大胆的推行移风易俗，并选练精锐弩弓骑兵。在全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胡服骑射，全国士兵改变传统的宽大战服改为紧小为特征的胡服，改变传统的步兵为主体的军队结构改为骑兵和弓弩兵为主体的军队构成。胡服骑射使赵国建立起中国第一支制式骑兵部队，使赵国一跃成为关东六国之首。 在前307年至前296年的十二年间，赵国于东北攻灭了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拓地千余里。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今呼和浩特托克托县）、雁门（今代县）、代（今蔚县）三郡，并从河北张家口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五原县修筑赵长城。 赵国君臣睦、将相和。肥义、楼缓、虞卿、乐毅、田单、赵奢、蔺相如、廉颇、赵胜、李牧等良相名将辈出。赵国民风剽悍、崇尚气力、慷慨悲凉之士甚多，又得兵法之教，故迅速成为战国中后期的北方军事强国。其崛起速度之快，出乎天下人意料之外，足令六国为之侧目。在战国中后期，东方三强（魏、齐、楚）相继衰落，秦国之威独步天下之时，赵国时为中流砥柱，其作用可谓是举足轻重。 秦赵争霸 赵国对秦国而言可谓是东出的最大的阻碍，秦赵两国统治集团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外交伐谋是越演越烈。赵武灵王更亲自乔装使者入秦，考察秦国地形，意图于九原出击绕开函谷关攻灭秦国。 赵武灵王先立小儿子赵何为王，但后来封长子为代城君，后代城君密谋夺位。前295年，伏杀赵国丞相肥义，代城君逃往赵武灵王沙丘行宫（邢台）中，王叔赵成和李兑包围行宫，杀代城君，武灵王被围困在行宫中苦苦坚持三个多月后饿死。虽然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任用廉颇、蔺相如等能臣，然而秦国变法革新，逐渐超过赵国。 信期、李兑和公子成围主父宫。李兑想向赵王何请示如何处置，被公子成制止。李兑与信期派兵攻入主父宫，诛杀公子章及其党羽。 沙丘宫变之后，赵武灵王薨，赵惠文王继位。期间赵国名将名相辈出，数败秦军。于渑池与秦盟会后，趁秦攻楚的机会出击关东，夺取齐的高唐，又遍击关东诸国，夺取土地。一时在关东声威无两，直至因上党郡归属问题导致的长平之战。 赵武灵王使秦、完璧归赵与渑池相会等重大外交事件的发生，就是秦赵双方相互试探、暗中较劲的真实体现。秦昭襄王威震天下，却受辱于赵国大臣蔺相如并非其心甘情愿，实是迫于赵国实力，不敢造次发难、迫不得已耳。这一轮政治外交上的较量，秦国外厉内荏，赵国针锋相对，秦国没有讨得任何便宜。前269 年秦派大将胡阳率精兵数万越韩境上党进攻赵国的阏与，反而在阏与之战中，被赵奢所统领的赵军精锐突骑所击败。 长平之战 前262年，秦国出兵攻伐韩国的野王。野王投降秦国。韩国上党郡与本国的联系被切断。韩桓惠王惧怕秦军兵锋，决定主动把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息战祸。上党郡守却不愿降秦。韩桓惠王于是派冯亭接替上党郡守遂行降秦的相关事宜。冯亭也不愿降秦，为避免加强秦国，同时利用赵国力量抗秦，他献郡于赵国，赵孝成王接受，封冯亭为华阳君同时仍任上党郡守，派平原君赵胜领五万赵军接收上党。前261年，秦国进攻韩国，断绝了韩国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 前261年4月，秦国派王龁领兵进攻上党，意欲一举兼并之。廉颇领兵二十万救援上党。其时，上党大部分土地已被秦军攻陷。冯亭率残部归附于廉颇军中。 秦军（王龁）与赵军（廉颇）的首次遭遇战中，秦军前锋斩赵裨将军。初战不利后，赵军据守空仓岭防线。秦军攻击前进突破防线，占领赵军坚固堡垒。赵军被迫往长平方向退却，于石长城以西的丹河一线构筑长垒防御。秦军再次强攻赵军阵地。赵军战败，坚守百里石长城。石长城建筑于丹朱岭至马鞍壑一线的分水岭上，面向秦军的南坡形势陡峻。石长城底宽4米，隔段筑有堡垒，依山势绵延百里，只在中段有一天然隘口名为故关，为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筑有城门与长城浑然一体。 赵军于百里石长城全线布防，以故关为重点防御地段。居高临下抵御秦军。秦军进攻受挫，约赵军出长城决战。赵军拒不出战。在廉颇的统御下，赵军坚壁以战成功的遏制了秦军的攻势。 秦军攻战数月毫无进展，因补给线漫长后勤压力太大。为扭转局势，秦利用赵国派使者入咸阳和谈的机会，示好于赵，其他诸侯国惧怕秦赵媾和于己不利不敢支援赵国；同时使用反间计，在邯郸散布谣言：“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年轻气盛的赵孝成王本自恼怒廉颇军队伤亡很多，屡次战败却坚守营垒不敢出战，谣言四起，不啻于火上浇油。于是赵王力排众议，临阵换将，以自己喜爱的年轻将领赵括（赵国着名将领马服君赵奢之子）替代廉颇为长平前线最高统帅。 前260年夏，赵括接管长平前线四十五万赵军。秦国得知消息后秘密派遣武安君白起抵达长平接替王龁指挥秦军。赵括到达前线后，立即改变原有的军事部署和防守战略并撤换大批中下级军官，收缩兵力准备主动出击，企图一战歼灭秦军，收复上党。 白起针对赵军的动态，以丹河东岸的长平为依托，沿丹河东岸的天然髙岗构筑起长达18公里的主阵地，右翼一直延伸到小仓东河北岸，以抵御赵军主力的进攻。另安排人在决战开始后切断从石长城出击的赵军退路；另5000骑兵隔绝留守石长城的赵军与赵军主力之间的联系。 赵括在对秦军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指挥主力出击屯扎在故关前的秦军部队。秦军按照白起的将令，接战不久后便诈败，沿直通长平的大道逃跑，把追击的赵军主力引诱到预设战场。赵括不知中计，指挥全军猛攻秦军阵地，给予秦军重大杀伤，但秦军顽强抵抗，赵军无法攻破。此时赵军主力已经远离故关12公里。预伏在小东仓河北岸的两万五千名秦军突然出击占领韩王山，切断了赵军的退路。五千骑兵也兵临故关前，使留守故关的赵军不敢支援。赵军被完全分为两段。赵军出击主力失去后勤保障，秦军抓住有利态势，从两翼攻击赵军。赵军分兵作战，不能取胜，被秦军压缩在了秦军防御壁垒所在的将军岭与韩王山所夹挟的一片低凹的山谷。 面对险恶战局，赵括命令部队原地筑垒防御等待援兵。秦军乘势合围赵军于谷地。赵军被围的消息报到邯郸。赵孝成王意欲合纵抗秦，遣使求救于临近的楚、魏等国。但由于之前赵国使者入咸阳和谈得秦昭襄王厚遇，诸侯国不愿救赵。赵孝成王只得派出本国的部队赶往长平前线救援。秦国方面，得知赵军主力已被合围，昭襄王亲自赶到河内郡，给所有的郡民赐爵一级，命郡内十五岁以上男丁悉数出征支援长平前线，阻击赵国援军，被围的赵军无法得到援助。9月，在被困46天后，赵括在突围时被秦军射杀。赵军伤兵饿殍无法再战，只得全体投降。秦军俘虏赵军近40万人，己方伤亡过半。 秦军对近40万降卒心有余悸。白起假意许诺说准备把降兵中身体强健的带回秦国，而年老体弱伤残幼小的会放归赵国。赵人不疑。白起又以酒肉安抚降卒，后令秦兵以白布裹头，吩咐说“凡首无白布者，即系赵人，当尽杀之。”赵国降卒不曾准备，又无器械，束手就戮。40万赵军，一夜俱尽。史载当时“血流淙淙有声，杨谷之水皆变为丹，至今号为丹水”。唯有240名年纪幼小的赵兵被秦军放归赵国以散布恐慌，震慑山东六国。坑杀赵卒的消息传入赵国，整个国家中“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孙，妻哭其夫，沿街满市，号痛之声不绝”。 邯郸之战 秦虽然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但士卒死伤过半，粮草消耗巨大，秦无力继续攻邯郸灭赵。且士卒连年征战，士气低靡，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加上新占之地民心不固，随时都有可能叛乱。韩魏楚蠢蠢欲动，其侧翼相当不安全（其后秦正是因此而败）。故秦接受了赵国的割地求和。 然而，赵在割地上却分歧扩大。最终赵王决定不履行和约，转而备战。秦昭襄王大怒，遂以举国之兵攻赵，邯郸之战爆发。 前259年，赵孝成王六年元月，秦聚兵约五十万人，分兵三路，左路司马梗率军进攻赵之太原，取之，以牵制赵北方主力使不得南下；右路约十万增兵南阳，以拒魏楚联军；中路军约三十万人，直取赵之邯郸。七、八月间，赵之武安、皮牢，两座赵都唯一可依赖的战略屏蔽被秦攻破。次年十月秦围邯郸。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至八月间，赵国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放弃野战和卫星城，集中各地的守军及粮食全力保卫都城邯郸。而此时赵国的精锐士兵早已于长平之战中损失殆尽，邯郸城内士卒多为刚征集的下民，约三四十万人，且多为40岁左右的老人（古40岁即为老）或13到18岁的弱童。而年轻力壮的士卒不超过十万，其中包括赵王的宫卫步兵和少量骑兵，大约一二万人，这些构成了赵日夜突袭秦兵的主力。守将为大将军廉颇、宫卫统领乐乘，而平原君赵胜成为邯郸之战实际的最高指挥官。但是，邯郸的下民因长平之战，几乎每家皆有丧子、丧夫、丧父，故同仇敌忾，誓卫赵都。 秦军以五大夫王陵为将，军众在三十万左右，以武安为据，包围邯郸。秦军构成以步弓兵为主，且攻城器颇多。 前258秋，十月，五大夫王陵率军急攻邯郸城，秦弓弩手，将数十万支箭射向邯郸城上，掩护步兵攻城，而步兵分两队，一队肩扛云梯，强登邯郸城墙，一队推冲车直攻城门，且秦分三军不分昼夜轮攻赵都。但是一个月下来，秦军仅校官就战死五名，伤亡近两万人，而且不得停下休整，邯郸城却并未攻下，遂转为小规模进攻以夺赵志。然而，赵军却一再出精锐步兵甚至少量骑兵突袭秦军营栅，竟使秦累有伤亡，反使秦军日夜防备，士兵多有懈怠。 邯郸前线的战况飞快的传到秦昭襄王的手中，秦昭襄王十分的生气，而是时武安君病重，不得行，只好一面书信督促王陵，一面组织援军。收到信的王陵军于十二月间，在寒风中向赵都邯郸发起第二次大规模的攻击，但疲惫的秦军，在赵军弓弩下，多有伤亡，士卒战皆不利。赵出兵击之，却秦数十里，秦折兵数千人。 邯郸城内，天寒地冻，伤员遍城，但士兵依旧士气高昂。平原君赵胜将府内积粮存衣，散布赵民，并令其家人抢救伤员，大将军廉颇带甲上城亲自督战，平原君亦往之。赵兵多弱，廉颇命弱者立城，强者于城内休养，逢战而轮换，又命善射者集而射秦。期间赵之精锐常出城，多有不回，但秦亦伤亡惨重。 秦昭襄王五十年正月，将军王龁率兵十万及大量的兵备粮草到达邯郸。五大夫王陵即调整兵力准备向邯郸发动第三次，也是攻赵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可以相信王陵已经知道秦王的不满及以王龁代之的先兆，可以肯定的是王陵军第三次的进攻相当猛烈。 此时邯郸被围将近四个月，城内兵员损耗和粮食供给已显危机，人心在冬季更显得脆弱。但在廉颇、乐乘诸位良将的率领下赵军依然士气高昂。同时秦军在受到增援后士气也开始高涨。战事进行月余，赵兵拼死抵御秦军进攻并取得胜利。秦军伤亡惨重，士卒多怨。秦王以陵战不善，免，王龁代将。其后王龁率军连续攻打邯郸近五个月，依然没有攻下。十月，秦王杀了白起后又命郑安平率军五万支援王龁。此时邯郸城处于最危急的时候，粮草早已断绝，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皆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 赵军依旧不屈的抵抗着。同时平原君赵胜的外交战开始起作用，至十二月初，终于，魏军八万楚军十万均已赶到邯郸外围，秦国也不断的增兵汾城（河东之地）以为声援，双方大战一触即发。同年十二月，信陵君指挥魏楚联军，对秦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魏军击于西，楚军击于东，赵军应于内，秦军三面受敌，全线崩溃。王龁率秦军主力向西急退数百里，入汾城才稍事喘息。在邯郸城南驻防的秦军郑安平部约两万人，被赵军重重围困。郑安平部远离主力，粮草断绝，突围无望，只得全军降赵。三国联军乘胜进攻汾城，秦军大败，被迫撤至河西，夹河对峙。联军乘势收复河东六百里之地，其威大震。 长平邯郸之战后，赵国实力迅速下滑，再也无力同秦国争霸天下 。东方六国从此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抗衡秦国。战国进入了诸侯合纵抗秦的时代。 短暂中兴 长平之战、邯郸之战后，赵国实力及其地位一落千丈。廉颇在赵国之败后，被赵王重新任用相国并封为信平君，于赵孝成王十五年破燕军；十六年围燕都；二十一年取魏繁阳。其后因事逃奔魏，后转至楚为将，率军作战因楚兵不如赵兵，战不得志，在寿春抑郁而终，临死思报赵国。 庞煖在廉颇出走后，面对秦国、燕国的进攻毅然挑起了赵国的大梁。赵悼襄王三年，燕犯赵，庞煖率军抵。于常山东垣战燕军。此战，赵兵多用强弓劲弩，其伤亡甚重。燕军皆不利。后撤，遇李牧。又撤，遇庞煖。大败。此战死燕兵二万余人，其余的奔溃或投降了赵军。其后与李牧合兵下燕，武遂、方城。赵王赞其曰：“将军武勇，廉颇还赵”。赵悼襄王四年，庞煖统率赵、楚、魏、燕之锐师五十万攻秦。赵悼襄王六年，秦长安君成蟜率军攻赵，随后倒戈反叛，赵悼襄王封成蟜以饶，成蟜随后被秦军杀死。 赵幽缪王三年，秦将桓齮率军东出上党，越太行山深入赵国后方，攻占了赤丽、宜安（今河北葶城西南），对赵都邯郸构成严重威胁。李牧率所部南下，指挥全部赵军抗击秦军。李牧率边防军主力与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后，在宜安附近与秦军对峙。他认为秦军连续获胜，士气甚高，如仓促迎战，势难取胜。遂采取筑垒固守，避免决战，俟敌疲惫，伺机反攻的方针，拒不出战。 桓齮认为，过去廉颇以坚垒拒王龁，现今李牧亦用此计；秦军远出，不利持久。他率主力进攻肥下，企图诱使赵军往援，俟其脱离营垒后，将其击歼于运动之中。李牧洞悉敌情，不为所动。当赵将赵葱建议救援肥下时，他说“敌攻而我救，是致于人”，乃“兵家所忌”。 秦军主力去肥后，营中留守兵力薄弱；又由于多日来赵军采取守势，拒不出战，秦军习以为常，疏于戒备。李牧遂乘机一举袭占秦军大营，俘获全部留守秦军及辎重。李牧判断桓齮必将回救，遂部署一部兵力由正面阻击敌人，将主力配置于两翼。当正面赵军与撤回秦军接触时，立即指挥两翼赵军实施钳攻。经激烈战斗，10万余秦军，全部被歼。桓齮仅率少量亲兵冲出重围，畏罪逃奔燕国。 前247年魏信陵君率五国联军大破秦国于河外，赵也有参与。其后，燕国派遣当年与乐毅攻齐的剧辛为帅，率军攻赵，赵将李牧、庞暖抵抗，大破燕军，剧辛自杀而死。庞暖击败燕后，组织联军攻秦，举春申君为帅。五国联军与秦军于潼关附近与吕不韦决战，秦将王翦建议先袭最远来的楚军，楚军闻知而逃，四国联军也退。其后一直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战斗，直到前229年。 前229年，秦攻赵国，赵幽缪王派李牧、司马尚率军抵抗。秦将使用反间计使幽缪王杀李牧、司马尚。秦将王翦于是率大军攻赵，突破井陉口。前228年，攻陷邯郸，俘虏了赵幽缪王。 赵国逃亡的大夫们共立赵嘉为王，在代称王六年。曾在前226年之间，与燕军合兵于易水之西，大战秦军。战败后，燕王交出太子丹。前222年秦军向代进军，破灭赵代王嘉，至此，赵国灭亡。 赵国建国之初，赵国的疆域包括今天山西省的东北部东南部和中部，河北省中南部，陕西省东北部，以及山东省西边一角和河南省的北端。北方与燕国以易水为界，西北与匈奴以阴山为界，南方与韩国、魏国、卫国交错为邻，西方与魏、韩接壤，东方与齐国以古黄河为界。 赵氏立国之初，赵襄子甫一即位便实施北进战略，并逐渐将大部分代戎之地兼并，开始了对该地区的经营。战国前期，赵国没有开疆拓土，基本延续着赵襄子后期的疆域格局。赵敬候时期，赵、韩、魏将晋国国都所在的绛地和曲沃瓜分，赵国的疆域略有扩展。赵成侯时期，赵国以旧都中牟与魏国北境的榆次（今山西榆次）、阳邑（今山西太谷东北）以及扶水一带做了交换，这时赵国南境的变化。赵武灵王即位后，先灭掉中山国，将其纳入赵国的版图，又继续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相继夺取林胡、楼烦等胡地，拓土云中、代郡、雁门等郡，即为今天的山西北部、内蒙阴山以南区域、河北的蔚县一带，赵国疆域变得辽阔，赵国实现了从北部可以向南直插威胁秦都咸阳的条件。 赵孝成王四年，赵国在得到韩国上党后，秦国夺取上党郡后引发长平之战，第二年就取得了赵国的武安（今河北邯郸武安市境内）和皮牢（今山西翼城县东北的牢寨村），三年后，秦再获得赵国南境二十余县，到赵孝成王十八年（公元前248年），榆次等赵国三十七城也被秦国纳入版图，两年后，赵国旧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归秦。赵悼襄王时期，秦国陆续攻得赵国的邺地（今河北临漳）、阏与（今山西和顺）、橑阳（今山西左权县）、安阳（今河南安阳最北部地区）等地，赵幽缪王时期，武城（今山东德州境内）、赤丽（今河北葶城境内）、宜安（今河北藁城西南宜安村一带）、平阳（今山西临汾市翼城县）、狼孟（今山西太原阳曲县）、鄱吾（今河北磁县）、军邺（今河南安阳与河北临漳一带）等相继失守，最终邯郸被攻陷。 赵国三选都地：初都晋阳（太原西南），后迁中牟（鹤壁西），再迁邯郸（邯郸）。 前497年，赵简子奔赴晋阳（太原），后来晋阳成为赵国的都城。约前451年，赵襄子迁都邢。约30年后的前423年，赵献侯迁都中牟，即今河南鹤壁山城区一带。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从此邯郸成为赵国的国都。前375年，赵敬侯去世，他的儿子赵成侯继位。前355年，魏国向赵国进献了上等椽木，赵国用这些椽木在邢地建了一个檀台，并修了信宫，邢地还成了赵国的别都，赵国经常在信宫与诸侯会盟，所以邢地又有了一个新名称——信都，秦末汉初，赵氏复国后仍以信都（邢台）为都。 赵国施行的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下的官僚制度。君主是国家元首和最高军事统帅。文武官员由君主任命，地方设置郡县，由中央派驻郡守或县令为地方行政长官，基层为乡、里、什、伍。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国家行政治理体系。中央文官体系，以相国为首脑，设置司寇、御史、内史、郎中、行人、田部吏等；武官体系以大将军为首脑，统领将军、国尉、尉、都尉、裨将等；教育体系有教授君主、太子、公子的师、傅、博闻师、司过、左师等教育官员；再有为王室服务的宦者令等事务性官员。 赵国从晋国脱胎而来，卿大夫权利过大导致晋公室的衰弱，是晋国灭亡的主要原因。赵国的中央集权是既要发挥卿大夫的智力作用，又要保证赵公室的绝对主导，由此建立起贵族世袭与官僚体系并行的官制，赵国的官吏用人制度约略可分四点： 一是官吏选拔和任免，有推荐、自荐、招贤、因功、亲贵、荫子、幸进七种方式； 二是俸禄上取消世卿世禄，官吏按照等级享受有差别的俸禄，俸禄包括粮食、赐币或赏金。比如赵王任命赵括之后就予以他丰厚的金帛赏赐，赵公室贵族和部分的卿大夫还拥有封地，封地产生的税收远高于俸禄，比如平原君赵胜拥有可观的封地，达到能豢养门客三千的程度； 三是官吏考核，荀子记述说，以政治教化为本，端正法令制度，多方听取意见并考核，以此衡量官吏的功绩，来评定赏赐，这就“相”的职责。可见相是负责官员考核的总负责人，官员考核以年为单位，以其的好坏优劣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 四是贵族政治与官僚制度并存。赵国严格防控卿大夫僭越公室，赵国公室贵族始终主导赵国重大战略决策，这对赵国官制的有效运行形成妨碍。 赵武灵王要进行胡服骑射变革，不得到公子成的首肯就执行不了。为要不要接收韩国的上党，要不要用赵括代替廉颇，是向秦国求和还是向诸侯求援等军国大事，虞卿、蔺相如、赵括母亲等人的意见是微不足道的，赵孝成王信赖的是平原君、赵禹等公室贵族，最终导致长平战败。 赵敬侯即位之初，以其远见卓识，力主迁都邯郸（邯郸），为实现赵国北进的战略打下基础。之后，赵敬侯通过对卫国、魏国的一系列战争积极向外扩展，进一步巩固都城邯郸的地位。 赵成侯二十年（前355年）“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赵成候立邢（邢台）为信都，筑有檀台和信宫。作为双都制的赵国，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赵魏之战，邯郸失守三年，赵国以信都为根据，使得赵国不割地而收复国都，与魏国签订漳水之盟。李公绪《赵记》云：“赵孝成王造檀台，有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注：赵孝成王是进一步加强信都地位，起始当为赵成侯所建）。赵武灵王曾多次在信宫与群臣商议国家大事，《史记》记载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胡服骑射的的国策源于此。 诸侯会盟 赵成侯十七年（前358年），赵成侯与魏惠王在葛孽会盟。 赵成侯十九年（前356年），赵成侯与齐国、宋国在平陆会盟，与燕国在阿地会盟。 战国时期，赵国推行郡县征兵制，此外，赵国还极力推行募兵制。兵役的年龄限于十六七岁至60岁之间。 战国时期，赵国的兵种按出现的早晚可以依次排列为：车兵、步兵、骑兵和舟兵。赵国的步兵，称为“带甲”，为赵国军事实力的象征。赵国的骑兵是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而建立起来的。赵国骑兵的来源：从赵国本土招募及变车为骑、三胡的骑兵、赵国代地的骑兵。骑兵的武器有弓箭与剑。代地的马匹是赵国战马的主要来源。 公元前283年，廉颇带赵军伐齐，长驱深入齐境，攻取阳晋（今河南省郸城县西，本为卫国领地，后属齐），威旗诸侯，而赵国也随之越居六国之首。 前278年，廉颇向东攻打齐国，破其一军。 前276年，廉颇伐齐，攻陷九城。 前280年，赵将赵奢攻占齐国麦丘。 前241年，赵将庞煖攻占齐国饶安。 前274年，赵将燕周攻占齐国昌城、高唐（齐国五都之一）。 前271年，赵蔺相如攻至齐平邑。 前287年，赵梁将攻齐。 前286年，韩徐为将攻齐。 魏国 前282年，赵将乐毅拔魏伯阳。 前276年，廉颇攻魏几，拔之。 前275年，攻魏房陵、安阳拔之。 前245年，廉颇带兵攻取魏地繁阳（今河南内黄县西北）。 韩国 前265年，赵将田单攻韩拔注人。 赵武灵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 赵武灵王二十三年，攻中山。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 燕国 前265年，赵将田单攻燕拔三城。 前265年，赵将田单攻燕拔中阳。 前251年—250年，燕王喜派栗腹为将，兵分两路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令上卿廉颇、乐乘前往抗击。大败燕军，斩杀其主将栗腹。乐乘俘庆秦。两路燕军败退。廉颇率军追击500里，直入燕境，燕王只好割让五座城邑求和。 前249年，假相国大将武襄君攻燕，围其国都，燕国再次割让五座城邑求和。 前243年，赵将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 前242年，燕军十万犯赵，庞煖率军抵之。于常山东垣，深沟高垒以待燕军。此战中，赵兵多用强弓劲弩射燕，其伤亡甚重。无论攻城战、野战燕军皆不利。后撤，遭遇李牧军。又撤，遇庞锾军，战大败。此战杀死燕兵二万余人，其余的奔溃或投降了赵军。 前236年，赵攻燕，拔狸、阳城。 赵悼襄王时，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城。 秦国 前269年，秦攻赵阏与，赵将赵奢领兵大破秦军。 前269年，秦又攻赵几，赵将廉颇击败秦军。 前257年，秦乘长平之战的胜利，进围赵都邯郸，赵联合魏、楚大破秦军。 前241年，赵庞煖组织合纵攻秦，拔寿陵。 前233年，秦攻赵，赵将李牧率师与秦军战于肥，秦军大败。 前232年，秦又攻赵，赵将李牧迎战秦军，击破秦军于番吾。 修筑长城 赵长城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战国时期赵在邯郸境内沿漳、滏之滨修筑的南长城，邯郸境内遗迹尚未发现。 保留比较好的一段在内蒙古包头至石拐公路10公里处。大约在赵武灵王二十至二十六年（前306-前300年）修筑。站在土筑长城之上眺望，可隐约看到这段从大庙起，东向边墙壕村，西向昆都仑区的古迹。 战国七雄之赵国篇——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前295年），嬴姓，赵氏，名雍，赵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人。先秦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战国时期赵国第六代君主（前325年 - 前298年在位），赵肃侯之子。 赵雍亲政后，因赵国于中原诸侯争霸战争中常年不利，且赵国疆界常受邻近诸侯国威胁，及游牧民族侵扰，遂奋发图强，提倡胡服骑射，并在赵国北部与游牧民族交界地区训练骑兵，改变了战国时代的作战方式，因此有观点认为他是中国骑兵的始祖。 此后采取连结秦、楚、宋以牵制齐、魏、韩等国的策略，趁诸国混战之际持续进攻中山国，将其彻底攻灭。在此期间，巡行北疆，收服林胡、楼烦二族，开辟云中、雁门、代郡三郡，筑“赵长城”于阴山下，拓地千里，使赵国国势为之一振，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梁启超称其为自黄帝以后的“中国第一雄主”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年），赵雍将王位让给次子赵何，由其主持国政，自己则专注于军事，称“主父”。但他传位的行为，却引发长子赵章一党与赵何一派的矛盾。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沙丘之乱爆发，赵雍于动乱中被围困长达三个多月，最终饿死行宫。死后追谥“武灵”。 赵雍是赵肃侯赵语之子。赵肃侯二十四年（前326年），肃侯去世，赵雍继承父位。魏、楚、秦、燕、齐等五个诸侯国各派锐师万人来参加会葬。 赵武灵王元年（前325年），魏惠王带领太子嗣、韩宣惠王带领太子仓到赵国的“朝信宫（今河北邢台信都）”，以祝贺赵雍登基。同年，赵雍任用阳文君赵豹为相邦。 赵雍即位之初，因年少而不能处理朝政，由博闻之师三人和左右司过三人辅佐。到他能亲自上朝听政时，首先向肃侯时期的重臣肥义请教，增加他的俸禄。对于赵国国内年老寿高的人，则每月致送礼物。 赵武灵王三年（前323年），魏相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的合纵运动，使魏国、韩国、赵国、燕国和中山国结成联盟，各国国君均称王，以对抗秦、齐、楚等国。赵雍说：“没有王的实质，怎敢占据王的名号！”只令国人称自己为“君”（一说赵雍取消王号称君在赵武灵王八年。 赵武灵王四年（前322年），赵雍与韩宣王在区鼠相会。第二年（前321年），他迎娶韩国王室的女子为夫人。 赵雍即位之初，赵国屡次败于齐、秦之手，损失惨重。赵武灵王元年（前325年），就在赵雍即位的第二年，赵将赵护被魏国击败，韩举被齐国在平邑击败，韩举被俘（一说被杀），平邑、新城被攻占。赵武灵王八年（前318年），赵国参与的五国合纵伐秦活动失败，三晋联军攻至函谷关外，被秦军击退，随后秦军在庶长樗里疾的率领下出函谷关长驱直入，于次年（前317年）大败三晋联军于韩国的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联军被斩首八万余级，赵公子渴参与此役。 同年，齐国乘赵、魏为秦大败之时，于观泽败赵、魏军。赵武灵王十年（前316年），赵国的中都和西阳被秦国攻占。赵武灵王十一年（前315年），一作赵武灵王十三年（前313年），秦将樗里疾攻占蔺地，俘虏赵将赵庄（一作“将军英” “赵将泥” “庄豹”）。赵武灵王十四年（前312年），赵将赵何攻魏。 与此同时，赵雍利用燕、秦两国局势动荡的机会，积极干涉两国的内政。赵武灵王十一年（前315年），燕国相国子之掌权三年，燕太子平、将军市被企图联系齐宣王攻子之，齐宣王同意。于是，太子平与市被攻击子之，不胜。后拥戴子之的百姓发起反攻，太子平、市被战死。赵雍闻讯，派人迎立在韩国的燕国质子公子职。齐将匡章引军入燕，齐军杀死了子之和燕王哙。齐军获胜后，并无撤回之意，且大肆掳掠，引起燕人的极大不满。 齐国攻燕，使赵雍送公子职为燕王的计划受阻，因而他派赵庄负责图谋合纵伐齐，以保存燕国。同时采纳乐毅的建议，以河东地向齐国交换燕地，激起楚、魏等国对齐的憎恨，两国分别派出负责外交的召滑、惠施出使赵国，请求“伐齐而存燕”。自此，三国合纵达成。为配合这一行动，赵雍派乐池护送公子职回燕，遥立为王（即燕昭王）。此时，在内外压力下，齐宣王被迫从燕国撤兵，由此使燕国得以保存。 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秦武王在洛阳举鼎绝膑而死。秦武王无子，故赵雍在他死后，派代相赵固到燕国迎接秦公子嬴稷回秦。最后嬴稷被立为秦王，即秦昭襄王。 为改变赵国东西临敌的不利局面，赵雍在推行胡服骑射而攻取中山时，决定采用“结秦连宋之交”的策略。赵惠文王元年（前298年），当孟尝君田文入秦以后，赵雍派大臣金投入秦，请秦昭襄王免除孟尝君的相职，而代以赵国大臣楼缓，同时派仇赫入宋国为相。楼缓曾赞助推行胡服而略取中山的措施，主张赵联合秦、楚。而宋康王为了对抗齐的兼并，正很需要秦、赵两大国的帮助。 秦国为了打败齐、韩、魏三国的合纵攻势，也需要赵、宋两国在东方对齐的牵制，因而秦、赵、宋和齐、韩、魏对峙的局势就形成了。正如时人对周最所说：“仇赫之相宋，将以观秦之应赵、宋，败三国（齐、韩、魏）。”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赵国感到联合秦国对赵不利，再派仇赫到秦，请秦昭襄王罢去楼缓相位，改以魏冉为秦相。 总的来说，赵雍这时采取联秦抗齐的策略，目的在于防止齐、秦联合而对赵不利，这样可以维持齐、秦对峙战斗的局势，使两国都疲于战斗，无力干预赵攻灭中山的战事。实际上，赵雍巧妙利用了齐、秦斗争的局势，顺利推动了灭亡中山和攻略胡地，进一步推行胡服骑射的步伐，这为赵国的壮大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游牧部族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破坏赵国边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加强边防，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赵雍实行军事改革，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这时肥义等大臣是改革的支持者，贵族公子成、赵文、赵燕、赵造等人是反对者：公子成认为不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文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赵雍驳斥了这些谬论，提出：“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后来赵国在攻取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它改为“骑邑”，用来训练骑兵，大臣牛赞又出来反对，声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雍当即加以驳斥，认为“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今重甲修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 赵雍推行胡服是逐步推广的，先是以身作则，推广于家族中和朝廷上，再推广到官府中和军队中。他严厉驳斥了贵族中原有守旧的思想，从而提倡革新进取的政策。胡服是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推行胡服是为了学习胡人骑射的战斗技术，从而增强赵国的兵力。赵雍推行胡服骑射，是亲自带头集中精力来进行的，是有计划而亲自逐步贯彻的。他不但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藉此扩大领土，而且使这些游牧部族服从；还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骑兵，藉以增强兵力，使赵国从此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之一。 战国时期，北方的中山国正好楔在赵国的中央地带，阻隔了赵国四个重镇代郡、邯郸、上党郡与旧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之间的交通。且赵国是一个北为游牧文明、南为农耕文明的国家，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分裂趋势，中山国的横亘中央，使偏居南端邯郸的赵国中央对全国的控制更加不力。因此，早在赵武灵王三年（前323年），赵雍在邻近中山的鄗（今河北柏乡北）筑城，以防备参与“五国相王”活动的中山国。 赵武灵王六年（前320年），赵雍在邻近中山、燕、齐的安平（今河北安平）设郡防守。 赵武灵王十七年（前309年），赵雍改建邯郸“大城”东北部已废置的宫室为苑圃，取名九门，并在苑圃中新建供游乐的丛台。他可以由此登高了望齐与中山之境。 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就在施行“胡服骑射”的同年，攻中山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赵雍还前往代地，再北至大草原（即古人称“无穷”之地），西抵黄河，登上黄华山（有学者认为是今贺兰山）顶，对所至地区进行考察。 次年（前306年）攻中山到宁葭（河北石家庄西北）。同时，赵雍在攻取原阳、改设“骑邑”后，训练大量骑兵，从而得以西取胡地到榆中（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迫使游牧于此的林胡王献马，归属于赵国；又命代相赵固兼管林胡部族，收编林胡的军队。他还分别派楼缓出使秦国，仇液出使韩国，王贲出使楚国，富丁出使魏国，赵爵出使齐国，设法在外交上孤立中山国。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前305年），赵大举攻中山，由赵雍亲率右（赵袑）、左（许钧）、中（公子赵章）三军，并由将军牛翦率战车、骑兵，赵希率林胡和代地的军队，会合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华阳，向南攻到石邑、封龙（今河北石家庄西南）、鄗（今河北高邑东）等地。中山王以割让四座城邑为条件求和，赵雍允诺，罢兵回朝。 赵武灵王二十二年（前304年），赵军攻取了榆中以北黄河上游的河宗氏和休溷诸貉之地，设置了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和云中郡，将“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并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等一律穿当地貉族住民的服饰（貉服，与胡服大同小异）。 此时，赵雍乘秦、齐二强对峙连年，两国先后拉拢韩、魏发动合纵、连横战争之时机，图谋攻灭中山。先是乘孟尝君田文合纵，齐、魏、韩连年伐楚之时，于赵武灵王二十三年（前303年）发兵攻中山。同时，赵雍采取连结秦、楚、宋的策略，以牵制齐、魏、韩等国，得以从容连续进攻中山。赵武灵王二十五年（前301年），中山军在赵国的攻势下战败，中山君被迫逃奔齐国，次年（前300年），赵雍继续攻取剩余的中山城邑，使赵国疆土北至燕，西至云中、九原（一说扩地于此的时间是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即前302年。） 待齐、魏、韩三国合纵攻秦时，他采取观望态度，并继续攻击中山，取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北）。赵惠文王二年（前297年），赵雍巡行新得之地，出代地之后，在西河地区遭遇楼烦王，趁势收编了楼烦的军队。赵惠文王三年（前298年）直抵横贯中山的命脉滹沱河一带。同年，赵国完全攻灭中山国，赵雍迁中山君尚于肤施（今陕西榆林南）。自此之后，从邯郸到中山国都灵寿再到代地的道路畅通无阻。赵雍凯旋后，论功行赏，大赦天下，设宴聚饮五日，以示庆祝。 赵雍不但推行了胡服骑射，攻取得大片胡地和中山土地，拓地千里，而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军队，使赵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加强。 赵雍的第一位夫人韩氏是韩王的女儿，为赵武灵王生下公子赵章。后来，韩夫人去世。赵武灵王十六年（前310年），赵雍得到美女吴娃，深为宠爱。吴娃生一子赵何（后来的赵惠文王），而赵雍也将吴娃立为王后，后世称“惠后”。赵武灵王二十五年（前301年），吴娃去世，赵雍派周袑身着胡服，教导赵何。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年）五月，赵雍在东宫举行盛大朝会，将王位禅让给赵何。以肥义担任国相，与群臣辅助新王。赵雍则使用主父的称号。[25]赵雍的本意是在赵国构建二元政治，即由赵何处理国政，自己则全心专注于赵国激烈的对外军事斗争，以实现“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的志向。[26]他且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能把政权平稳的交给接班人。但是他的这番设想却造成了赵国的内乱。 公子赵章本来颇为赵雍喜爱。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前305年）攻伐中山时，赵章被委以统率中军的重任。他为人“素侈”，心中不服其弟为王。 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赵雍以东安阳（今河北阳原东南）封赵章为代安阳君，派田不礼为相。李兑闻讯后，找到肥义，认为赵章身体强壮，意气骄横，党羽众多，对权力的欲望强烈，再与为人残忍好杀而又骄横的田不礼合谋，将有阴谋乱事发生。如果乱事发生，则肥义作为重臣将首当其冲。因此他建议肥义将国事交给公子赵成，自己称病不出。肥义认为自己受主父重托，定当尽忠辅佐赵何，于是未采取李兑的建议。随后李兑多次联系赵成，以防备田不礼叛乱。而肥义也担忧变乱将起，于是嘱咐将军信期（又名高信）说：“从今以后，如果有召见大王的，一定要先见我的面，我将先用自身抵挡他，没有变故大王才能进来。” 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赵雍朝见群臣，让赵何听朝，而自己在旁边观察窥探群臣和宗室贵族的礼仪。他看见赵章萎靡不振，反在北面称臣，受弟弟的指使，内心怜悯，打算把代郡分给赵章，让他也称王。但这个计划还未决定就终止了。同年，赵雍与赵何同游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分居两宫。 此时，赵章、田不礼图谋作乱。赵章借用赵雍的令符，请赵何到主父宫议事。肥义感到事情不对，于是按照之前的计划，自己先入宫，不幸被赵章等杀死。信期见肥义未归，便率军攻击赵章、田不礼及其党徒。李兑与赵成很快也从邯郸率军赶到沙丘，参与平叛。在他们的进攻下，赵章、田不礼战败，赵章败退到主父宫，赵雍开门接纳他。李兑、赵成等围主父宫，诛杀赵章及其党羽。赵成、李兑商议道：“因为赵章的缘故包围了主父，如果解除了包围，我们就要被主父灭族了。” 于是就继续围困主父宫，并向宫人下令“后出来的灭族”，宫中的人全都出来，只留下赵雍一人。赵雍被围内宫，欲出不得，存粮很快耗尽，被迫掏鸟窝找幼雀来充饥。就这样过了三个多月之后，赵雍被活活饿死在主父宫中[76]。赵成在确定赵雍必死之后，才打开内宫，发布讣告向诸侯报丧。 赵雍死后，被安葬于代郡某地（该地汉朝时被命名为灵丘）。 赵雍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在“五国相王”后改变名不符实的王号，令国人称自己为君。“[当时赵国徒有王之名，而无王之实，四面受敌。缓称王，既可以避免树大招风带来的麻烦，又可以积蓄实力。 胡服骑射后，赵雍在信都的信宫（邢台）大会天下诸侯，就是召集诸侯定期过来开会。《史记·赵世家》记载：“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今河北邢台）”，又说“（赵雍）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 任用贤才 赵雍在位时，任用诸多贤才，今展示如下：战国时期，赵国常遭受游牧部落骑兵进犯。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前302年），赵雍决定“以胡制胡”，在邯郸城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下令全国人民抛弃长袍宽袖，改着胡服；淘汰战车，改习骑马射箭，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他将贵族私藏的、不在国家户籍的奴隶迁往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和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的骑邑，为在那里训练的骑兵服务。赵雍对国内尚不听从国家号召胡服的，采取强制措施。 “胡服骑射”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是继步卒勃兴取代车兵甲士的传统地位后，春秋战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事件。由于轻装骑兵速度迅捷、运动灵活、攻击性强，特别适宜于在内地平原和北方草原地区作战。延至后世，骑兵更成为封建国家的重要兵种之一。通过“胡服骑射”改革，赵国建立起以骑兵为主体的强大军队，此后国势大盛，成为战国后期可与秦抗衡的强国。因此，有观点认为赵雍是中国骑兵的始祖。 胡服骑射既是军事改革，也是思想观念上的更新，其影响所及，有力地推动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通过这一改革，封建制度在赵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赵国经过赵雍对人力、物力的重新整合，军事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赵雍再次进攻中山，一直攻到了中山国都城灵寿（今河北平山）附近的宁葭（今河北获鹿北），彻底控制了太行山的重要孔道井陉。 同年，赵雍趁秦国内战正酣，西渡黄河，攻取了秦国与林胡接壤的榆中地区（今陕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的河套地区），迫使游牧于此的林胡王献马，并招募大量的林胡勇士，收编其军。赵惠文王二年（前297年），赵雍巡视刚刚夺取的云中、雁门二郡，在西河收编了楼烦王的部队，使其归附赵国。 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赵雍彻底灭亡中山国，将中山王迁往肤施（今陕西榆林）。在占领中山国后，赵雍便整理代郡和邯郸之间的道路。不久，赵国境内的道路就通畅无阻了，各地的交流方便多了，促进了境内各民族间的交流。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赵国夺取了林胡和楼烦的大片土地，除代郡之外，建立了雁门郡（今山西北部神池、五寨、宁武以北至内蒙古间地区）和云中郡（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南，长城以北之间），迫使林胡和楼烦大幅度地向北迁移。赵雍派人修建了两道长城，以阻止林胡和楼烦的南下。第一道在今内蒙古乌加河、狼山一带，第二道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包头、呼和浩特至河北张北一线。 赵雍在位后期，赵国朝臣中有两种不同的外交路线，大臣富丁主张联合齐、魏攻秦，使得齐秦疲敝，这样可使赵为天下重国。赵雍对此反对，认为这将使赵和齐、秦都疲弱，结果采用了大臣楼缓联合秦、楚的主张，于赵惠文王元年（前298年）使楼缓入秦为相，仇赫入宋为相，联合秦、宋两国一并抗齐。但在齐、魏、韩三国合纵攻秦时，“阳与秦合，而阴持两端”，并在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与宋国共同起兵，会合齐、魏、韩三国向河东进攻，攻至盐氏（今山西运城），迫使秦归地于韩、魏。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赵国又派仇赫到秦，请秦昭襄王免除楼缓相职，改以魏冉为秦相。 赵雍联秦抗齐的策略，成功达到让各国因彼此相争而无力干涉赵并吞中山、攻略胡地的目的。齐、秦对峙，各国卷入争霸战争，也有利于赵雍的军事改革。 历史评价 韩非：“淖齿之用齐也，擢闵王之筋；李兑之用赵也，饿杀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锻榜檠，故身死为戮，而为天下笑。……武灵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兑为相，武灵王不以身躬亲杀生之柄，故劫于李兑。” 司马迁：“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主父生缚，饿死探爵。” 战国七雄之赵国篇——平原君 赵胜（？-前251年），即平原君，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赵国贵族，中国战国时四公子之一。 赵胜于赵惠文王及孝成王时为相，曾三次离开相职，又三次复职。赵孝成王七年（前259年），秦军围困邯郸。赵孝成王九年（前257年），为求外援，赵胜带领门客赴楚，经过他与宾客毛遂力争，楚答应出兵相救，实现了楚赵合纵。他又连续多次派使求救于魏。在邯郸受秦军围攻最危急之时，尽散家财，犒赏士卒，招募到敢死之士3000人，由李同率领冲击秦军，迫使秦军后退30里，解除邯郸之围。事后，虞卿欲为赵胜请封，赵胜听从公孙龙劝告，予以拒绝。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年），赵胜去世。 赵胜在当时名声颇大，《荀子·臣道》将其与伊尹、箕子、比干、伍子胥相提并论，认为他是能“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的社稷之臣。司马迁也称他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四十一年、赵惠文王三十三年），秦昭襄王任用范雎为丞相。适逢魏王派须贾出使秦国。范雎叫须贾带口信给魏王，立即把他的仇人魏齐的脑袋送来，否则将要屠大梁。魏齐听说之后害怕了，逃到赵国，藏匿在平原君赵胜的家中。 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四十二年、赵孝成王元年），范雎听说魏齐在赵胜的家里，就给赵胜写了一封详细而且表面友好的书信，说：“我听说您的高义，愿作布衣之友，希望您到我这里来，愿意与您为十日之饮”。 赵胜畏惧秦国，便至秦见秦王。在饮酒间，秦王对赵胜说：“昔日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范先生也是我的叔父。范先生的仇人在您家，愿您使人取其头来。不然我不放您出关。” 赵胜说：“魏齐曾是我的朋友，即使在我家，也不应当交出来。何况又不在我家” 秦王又给赵孝成王写信说：“范君的仇人魏齐在赵胜家，请赵王赶快使人把他的头送来。不然的话，我将发兵攻赵，且不放赵胜出关。” 赵孝成王发兵围赵胜家。魏齐夜间逃出，见赵相虞卿。虞卿解相印与魏齐逃至大梁，欲通过信陵君而去楚。信陵君畏秦，犹豫不肯见，由于侯嬴从旁劝说，才到郊野迎接。 魏齐听说信陵君起初对见他有难意，怒而自杀；信陵君最终还是来晚了一步，信陵君赶来的时候，魏齐已经死了。赵孝成王终于将魏齐的头送到秦国，秦昭襄王才放赵胜回赵国。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四十五年，赵孝成王四年），秦国攻打韩国的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县），野王降秦。韩的上党郡（治所在壶关今山西长治市）与本国的通路被切断。上党太守冯亭遣使者对赵王说：“韩不能守上党，吏民都乐于归赵，而不愿意入秦。”赵王先与平阳君赵豹商议。赵豹认为赵国接受上党，将“祸大于所得”。 赵孝成王又跟赵胜、赵禹商议，他们都认为，用兵百万，攻战逾年，也未必能得一城，今坐受有城市邑十七，这是个大利，不可坐失时机。赵孝成王令平原君赵胜去接收土地，并传达赵王的命令：“以三万户之都封太守，千户封县令，诸吏皆益爵三级，民能相集者，赐家六金。” 赵国接收上党，却因此惹怒秦国，引发两国之间的长平大战。 长平之战爆发后，赵国派廉颇进军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西北），抵御秦军。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七月，赵孝成王中秦国的反间计，以赵括代替廉颇为主将。秦国大将白起在长平打败赵军，赵括也被乱箭射死，赵国的四十五万精锐部队被杀，赵国元气大伤。 秦赵长平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秦军围攻赵的都城邯郸。赵国倾全力死守邯郸，又向楚国、魏国紧急求援。 秦国围攻邯郸时，赵王曾派赵胜去求援，当时拟推楚国为盟主，订立合纵盟约联兵抗秦，赵胜约定跟门下有勇有谋文武兼备的食客二十人一同前往楚国。赵胜说：“假使能通过客气的谈判取得成功，那就最好了。如果谈判不能取得成功，那么也要挟制楚王在大庭广众之下把盟约确定下来，一定要确定了合纵盟约才回国。同去的文武之士不必到外面去寻找，从我门下的食客中选取就足够了。”结果选得十九人，剩下的人没有可再挑选的了，竟没办法凑满二十人。 这时门下食客中有个叫毛遂的人，径自走到前面来，向赵胜自我推荐说：“我听说您要到楚国去，让楚国作盟主订下合纵盟约，并且约定与门下食客二十人一同去，人员不到外面寻找。还少一个人，希望您就拿我充个数一起去吧。” 赵胜问道：“先生寄附在我的门下几年啦” 毛遂回答道：“整整三年了。” 赵胜说：“有才能的贤士生活在世上，就如同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锋尖立即就会显露出来。如今先生寄附在我的门下三年了，我的左右近臣们从没有称赞推荐过你，我也从来没听说过你，这是先生没有什么专长啊。先生不能去，先生留下来。” 毛遂说：“我就算是请求放在口袋里吧。假使我早就被放在口袋里，是会整个锥锋都脱露出来的，不只是露出一点锋尖就罢了的。” 赵胜终于同意让毛遂一同去。那十九个人互相使眼色示意，暗暗嘲笑毛遂，只是没有发出声音来。 等到毛遂到达楚国，跟那十九个人谈论、争议天下局势，十九个人个个佩服他。赵胜与楚王谈判订立合纵盟约的事，再三陈述利害关系，从早晨就谈判，直到中午还没决定下来，那十九个人就鼓动毛遂说：“先生登堂。” 于是毛遂紧握剑柄，一路小跑地登阶到了殿堂上，便对赵胜说：“谈合纵不是‘利’就是‘害’，只两句话罢了。从早晨就谈合纵，到了中午还决定不下来，是什么缘故” 楚王见毛遂登上堂来就对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回答说：“这是我的随从家臣。” 楚王厉声呵叱道：“怎么还不给我下去，我是跟你的主人谈判，你来干什么！” 毛遂紧握剑柄走向前去说：“大王敢呵叱我，不过是依仗楚国人多势众。我与你相距只有十步，十步之内大王是依仗不了楚国的人多势众的，大王的性命控制在我手中。我的主人就在面前，当着他的面你为什么这样呵叱我？况且我听说商汤曾凭着七十里方圆的地方统治了天下，周文王凭着百里大小的土地使天下诸侯臣服，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士兵多吗，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善于掌握形势而奋力发扬自己的威力。如今楚国领土纵横五千里，士兵百万，这是争王称霸所凭借的资本。凭着楚国如此强大，天下谁也不能挡住它的威势。秦国的白起，不过是个毛孩子罢了，他带着几万人的部队，发兵与楚国交战，第一战就攻克了鄢城郢都，第二战烧毁了夷陵，第三战便使大王的先祖受到极大凌辱。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怨仇，连赵王都感羞耻，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纵盟约是为了楚国，不是为了赵国。我的主人就在面前，你为什么这样呵叱我？” 听了毛遂这番数说，楚王立即改变了态度说：“是，是，的确像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一定竭尽全国的力量履行合纵盟约。” 毛遂进一步逼问道：“合纵盟约算是确定了吗” 楚王回答说：“确定了。” 于是毛遂用带着命令式的口吻对楚王的左右近臣说：“把鸡、狗、马的血取来。” 毛遂双手捧着铜盘跪下把它进献到楚王面前说：“大王应先吮血以表示确定合纵盟约的诚意，下一个是我的主人，再下一个是我。” 就这样，在楚国的殿堂上确定了合纵盟约。这时毛遂左手托起一盘血，右手招呼那十九个人说：“各位在堂下也一块儿吮盘中的血，各位虽然平庸，可也算完成了任务，这就是所说的依赖别人的力量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吧。” 赵胜确定了合纵盟约便返回赵国，回到赵国后，说：“我不敢再观察识别人才了。我观察识别人才多说上千，少说几百，自认为不会遗漏天下的贤能之士，竟然把毛先生给漏下了。毛先生一次到楚国，就使赵国的地位比九鼎大吕的传国之宝还尊贵。毛先生凭着他那一张能言善辩的嘴，竟比百万大军的威力还要强大。我不敢再观察识别人才了。”于是把毛遂尊为上等宾客。 秦赵长平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秦军围攻赵的都城邯郸。赵国倾全力死守邯郸，又向楚国、魏国紧急求援。 秦军围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救，魏安厘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秦王派使者威胁魏王说：“赵国都很快就会攻下，谁敢救赵，秦攻下赵以后就先打谁。”魏王畏惧秦国，令晋鄙在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停军筑壁垒，不再前进。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是在观望形势的变化。 赵胜的夫人是魏国信陵君的姐姐。写信责怪信陵君说：“我以为你有救济别人困难的高义，邯郸这样危急，魏国的救兵不来，你却无动于衷。纵然你轻易地抛弃我，难道你也不可怜你姐姐吗”信陵君屡次请魏王发兵救赵，魏王都不答应。信陵君只好采用了侯嬴的意见，让魏王的宠妃如姬偷出魏王的兵符，夺晋鄙军救赵。 在邯郸被围，楚国和魏国的救兵又都未到的危急时刻，听从了邯郸传舍吏子李谈的建议“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得敢死的士卒三千人，由李谈率领与秦军战，又适逢魏楚的救兵来到，秦军败退，邯郸解围，时在公元前257年。 赵胜回到赵国后，楚国派春申君带兵赶赴救援赵国，魏国的信陵君也假托君命夺了晋鄙军权带兵前去救援赵国，可是都还没有赶到。这时秦国急速地围攻邯郸，邯郸告急，将要投降，赵胜极为焦虑。 邯郸宾馆吏员的儿子李同劝说赵胜道：“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 赵胜说：“赵国灭亡那我就要作俘虏，为什么不担忧呢？” 李同说：“邯郸的百姓，拿人骨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可以说危急至极了，可是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侍女穿着丝绸绣衣，精美饭菜吃不了，而百姓却粗布短衣难以遮体，酒渣谷皮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有的人削尖木头当长矛箭矢，而您的珍宝玩器铜钟玉罄照旧无损。假使秦军攻破赵国，您怎么能有这些东西？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您果真能命令夫人以下的全体成员编到士兵队伍中，分别承担守城劳役，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都分发下去供士兵享用，士兵正当危急困苦的时候，是很容易感恩戴德的。” 于是赵胜采纳了李同的意见，得到敢于冒死的士兵三千人。李同就加入了三千人的队伍奔赴秦军决一死战，秦军因此被击退了三十里。这时也凑巧楚、魏两国的救兵到达，秦军便撤走了，邯郸得以保存下来。李同在同秦军作战时阵亡，赐封他的父亲为李侯。 虞卿想要以信陵君出兵救赵保存了邯郸为理由替赵胜请求增加封邑。公孙龙得知这个消息，就连夜乘车去见赵胜说：“我听说虞卿想要以信陵君出兵救赵保存了邯郸为理由替您请求增加封邑，有这回事吗？” 赵胜回答说：“有的。” 公孙龙说：“这是很不合适的。说来国君任用您担任赵国宰相，并不是因为您的智慧才能是赵国独一无二别人没有的。划出东武城封赐给您，也不是因为您做出了有功劳的事情，只是由于您是国君近亲的缘故啊。您接受相印并不因自己无能而推辞，取得封邑也不说自己没有功劳而不接受，也是由于您自己认为是国君的近亲的缘故啊。如今信陵君出兵保存了邯郸而您要求增加封邑，这是无功时作为近亲接受了封邑，而有功时又要求按照普通人来论功计赏啊。这显然是很不合适的。况且虞卿掌握着办事成功与不成功的两头主动权。事情成功了，就要像拿着索债的契券一样来索取报偿；事情不成功，又要拿着为您争功求封的虚名来让您感激他。您一定不要听从他的主张。”赵胜于是拒绝了虞卿的建议。 赵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251年），平原君赵胜去世。赵胜的子孙世代承袭他的封爵，他的后嗣也在赵国灭亡的同时断绝了。 在诸多公子中赵胜最为贤德有才，好客养士，宾客投奔到他的门下大约有几千人。赵胜担任过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的宰相，曾经三次离开宰相职位，又三次官复原职，封地在东武城。 赵胜家有座高楼面对着下边的民宅。民宅中有个跛子，总是一瘸一拐地出外打水。赵胜的一位美丽的妾住在楼上，有一天她往下看到跛子打水的样子，就哈哈大笑起来。第二天，这位跛子找上赵胜的家门来，请求道：“我听说您喜爱士人，士人所以不怕路途遥远千里迢迢归附您的门下，就是因为您看重士人而卑视姬妾。我不幸得病致残，可是您的姬妾却在高楼上耻笑我，我希望得到耻笑我的那个人的头。” 赵胜笑着应答说：“好吧。” 等那个跛子离开后，赵胜又笑着说：“看这小子，竟因一笑的缘故要杀我的爱妾，不也太过分了吗？” 终归没杀那个人。过了一年多，宾客以及有差使的食客陆陆续续地离开了一多半。赵胜对这种情况感到很奇怪，说：“我赵胜对待各位先生在方方面面不曾敢有失礼的地方，可是离开我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呢” 一个门客走上前去回答说：“因为您不杀耻笑跛子的那个妾，大家认为您喜好美色而轻视士人，所以士人就纷纷离去了。” 于是赵胜就斩下耻笑跛子的那个爱妾的头。亲自登门献给跛子，并向他道歉。从此以后，原来门下的客人就又陆陆续续地回来。当时，齐国有孟尝君，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都好客养士，因此争相超过别人的礼遇士人，以便使自己招徕更多的人才。 赵国的田部官吏赵奢征收租税，赵胜的家中不肯交税；赵奢用国法处治，杀掉赵胜家中九个管事的人。赵胜愤怒，将要杀赵奢。赵奢说：“您在赵国是贵公子，纵容您家而不奉行公事，那么国法就被削弱，国法削弱则国家弱，国家弱则诸侯发兵入侵.这将使赵国无法存在，您又怎么能享有这种富贵。凭您的尊贵，只要奉公守法那么上下就安定了，上下安定则国强，国强则赵国政权稳固，而您贵为王族，难道会被世人看轻吗”赵胜认为他很贤能，把他推荐给赵王。赵王让他主管国家税收，他把税收工作做得很好，使百姓富裕而国库充实。 赵胜对待公孙龙很是优厚。公孙龙善于进行“离坚白”命题的论辩，到了邹衍访问赵国时，纵论至高无上的正大道理，驳斥公孙龙的名辩命题，此后赵胜便辞退了公孙龙。 人物评价 白起：“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 荀子：“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婿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 战国七雄之赵国篇——李牧 李牧（？～前229年），赵国柏仁（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战国时期的赵国名将、军事家，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李牧生平事迹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以抵御秦国为主，因在宜安之战重创秦军，得到武安君的封号。战国末期，李牧是赵国赖以支撑危局的唯一良将，素有“李牧死，赵国亡”之称。 公元前229年，赵王迁中了秦国的离间计，听信谗言夺取了李牧的兵权，不久后将李牧杀害。 李牧是战国末年东方六国最杰出的将领。深得士兵和人民的爱戴，有着崇高的威望。在一系列的作战中，他屡次重创敌军而未尝败，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尤其是赵破匈奴之战和肥之战，前者是中国战争史中以步兵大兵团全歼骑兵大兵团的典型战例，后者则是围歼战的范例。他的无辜被害，使赵国自毁长城，令后人无不扼腕叹恨。 李牧，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赵国柏仁人。长期驻守代地雁门郡，防备匈奴。他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官吏，防地内城市的租税都送入李牧的幕府，作为军队的经费。他每天宰杀几头牛犒赏士兵，教士兵练习射箭骑马，小心看守烽火台，多派侦察敌情的人员，对战士待遇优厚。订出规章说：“匈奴如果入侵，要赶快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有胆敢去捕捉敌人的斩首。” 匈奴每次入侵，烽火传来警报，立即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不敢出战。像这样过了好几年，人马物资也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匈奴却认为李牧是胆小，就连赵国守边的官兵也认为自己的主将胆小怯战。赵王责备李牧，李牧依然如故。赵王发怒，把他召回，派别人代他领兵。 此后一年多里，匈奴每次来侵犯，就出兵交战。出兵交战，屡次失利，损失伤亡很多，边境上无法耕田、放牧。赵王只好再请李牧出任。李牧闭门不出，坚持说有病。赵王就一再强使李牧出来，让他领兵。李牧说：“大王一定要用我，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做，才敢奉命。”赵王答应他的要求。 李牧来到边境，还按照原来的章程。匈奴好几年都一无所获，但又始终认为李牧胆怯。边境的官兵每天得到赏赐可是无用武之地，都愿意打一仗。于是李牧就准备了精选的战车一千三百辆，精选的战马一万三千匹，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五万人，善射的士兵十万人，全部组织起来训练作战。同时让大批牲畜到处放牧，放牧的人民满山遍野。 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假装失败，故意把几千人丢弃给匈奴。单于听到这种情况，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布下许多奇兵，张开左右两翼包抄反击敌军，大败匈奴，杀死十多万人马。灭了襜褴（chānlán），打败了东胡，收降了林胡，单于逃跑。此后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城镇。 李牧到朝中任职，约在公元前246年以后。他曾因国事需要调回朝中，以相国身份出使秦国，订立盟约，使秦国归还了赵国之质子。 公元前245年，赵孝成王逝世，悼襄王继位。 公元前244年，让乐乘代替廉颇大将军之职位，廉颇一怒之下，领军攻击乐乘，乐乘逃走。廉颇也就带领自己部下，投奔魏国去了。当时，田单、赵奢、蔺相如早已去世，李牧成为朝中重臣。 公元前243年，赵王派李牧进攻燕国，攻下燕国的武遂（现河北省徐水县西北的遂城镇）、方城（现河北省固安县南）。 公元前242年，赵王派将军庞煖再次进攻燕国，杀死燕将剧辛。 公元前235年，悼襄王逝世，赵王迁即位。 公元前234年，秦大将桓齮攻取赵的平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东南），武城（今山东省武城西）杀赵将扈辄于武遂，斩杀赵军十万。 公元前233年，桓齮又乘胜进击，率军东出上党，越太行山自北路深入赵国后方，攻占了赤丽、宜安（今河北藁城西南二十里），进攻赵的后方，直向邯郸进军，形势危急。赵王迁从代雁门调回李牧，任命其为大将军，率所部南下，指挥全部赵军反击秦军。 李牧率边防军主力与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后，在宜安附近与秦军对峙。他认为秦军连续获胜，士气甚高，如仓促迎战，势难取胜。遂采取筑垒固守，避免决战，俟敌疲惫，伺机反攻的方针，拒不出战。 桓齮认为，过去廉颇以坚垒拒王龁，今李牧亦用此计；秦军远出，不利持久。他率主力进攻肥下，企图诱使赵军往援，俟其脱离营垒后，将其击歼于运动之中。李牧洞悉敌情，不为所动。当赵将赵葱建议救援肥下时，他说“敌攻而我救，是致于人”，乃“兵家所忌”。 秦军主力去肥后，营中留守兵力薄弱；又由于多日来赵军采取守势，拒不出战，秦军习以为常，疏于戒备。李牧遂趁机一举袭占秦军大营，俘获全部留守秦军及辎重。李牧判断桓齮必将回救，遂部署一部兵力由正面阻击敌人，将主力配置于两翼。当正面赵军与撤回秦军接触时，立即指挥两翼赵军实施钳攻。经激烈战斗，大破秦军。李牧因功被封为武安君。史称：肥之战。 公元前232年，秦王嬴政再次派秦军入侵，秦军兵分两路攻赵，以一部兵力由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上，准备渡漳水向邯郸进迫，袭扰赵都邯郸，自率主力由上党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企图拊邯郸之背。将赵拦腰截断，进到番吾（现河北省平山县南），因李牧率军抗击，邯郸之南有漳水及赵长城为依托，秦军难以迅速突破。李牧遂决心采取南守北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 他部署司马尚在邯郸南据守长城一线，自率主力北进，反击远程来犯的秦军。两军在番吾附近相遇。李牧督军猛攻，秦军受阻大败。李牧即回师邯郸，与司马尚合军攻击南路秦军。秦南路军知北路军已被击退后，料难获胜，稍一接触，即撤军退走。李牧击破秦军的同时，南拒韩、魏。史称：番吾之战。 公元前229年，秦王嬴政派大将王翦亲自率主力直下井陉（今河北井陉县），杨端和率河内兵卒，共领兵几十万进围赵都邯郸。赵王任命李牧为大将军，司马尚为副将，倾全军抵抗入侵秦军。 王翦知道李牧不除，秦军在战场上不能速胜，遂禀告秦王，再行反间故计，派奸细入赵国都城邯郸，用重金收买了那个诬陷过廉颇的赵王迁近臣郭开，让郭开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李牧、司马尚勾结秦军，准备背叛赵国。昏聩的赵王迁一听到这些谣言，不加调查证实，立即委派宗室赵葱和齐人投奔过来的颜聚去取代李牧和司马尚。 一直信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重视独立行事权的李牧接到这道命令，为社稷和军民计而不从，赵王暗中布置圈套捕获李牧并斩杀了他，司马尚则被废弃不用。赵国临战而亲佞臣诛无辜忠诚良将，只过了三个月，到了公元前228年，王翦乘势急攻，大败赵军，平定东阳地区（约今河北邢台地区），赵葱战死，颜聚逃亡。秦军攻下邯郸后，俘赵王迁及颜聚。赵国公子嘉逃代（今河北蔚县东北）称王。 公元前222年，秦灭代，俘虏公子嘉，赵国最终灭亡。 唐朝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让他们配享武庙，当中就包括“大将军武安君李牧”。同时代被列入庙享名单的只有：孙膑、田单、廉颇、赵奢、王翦。 及至宋代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列七十二位名将配享武庙，其中亦包括李牧。 武安君李牧是战国末年东方六国最杰出的将领之一。深得士兵和人民的爱戴，有着崇高的威望。在一系列的作战中，他屡次重创敌军而未尝败，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尤其是破匈奴之战和肥之战，前者是中国战争史中以步兵大兵团全歼骑兵大兵团的典型战例，后者则是围歼战的范例。他的无辜被害，使赵国自毁长城，也使后人扼腕叹恨。 历代评价 刘恒：“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 李牧画像 冯唐：“天下之将，独有廉颇、李牧耳。” 司马贞：“颇牧不用，王迁囚虏。” 徐钧：“良将身亡赵亦亡，百年遗恨一冯唐。当时不受谗臣间，吕政何由返故乡。” 王质：“李牧之在雁门，法主于守，守乃所以为战；祖逖之在河南，法主于战，战乃所以为和；羊祜之在襄阳，法主于和，和乃所以为守。是和战、守本殊涂而同归者也。 大大：“古之高危行业，战国武安君，曹魏督粮官，东吴大都督，皇叔大哥，奉先义父。” 这里解释一下，战国四大武安君： 燕国苏秦，被五马分尸。 秦国白起，被秦王赐死。 赵国李牧，被赵王冤杀。 楚国项燕，兵败被杀。 曹操一没粮食，就杀督粮官平息众怒。曹操还有两句名言：“借汝人头一用” “汝妻儿吾养之” 刘备跟过公孙瓒，袁绍，刘表，陶谦，最后都败亡了。 吕布认了三个义父，丁原，董卓，王允，除了王允，其余两个都被吕布杀了，网上有首打油诗：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方天画戟 专捅义父 东吴历经四任大都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除了陆逊，其余三个都是年纪轻轻病死的，有传言吕蒙是被孙权除掉的，也不知道真假，陆逊由于参与了皇储之争，被孙权写信气死了。 战国七雄之赵国篇——赵奢 赵奢（生卒年不详），封号马服君，战国后期赵国名将。 赵奢主要生活在赵武灵王（前324年-前299年在位）到赵孝成王（前265年-前245年在位）时期。其早年为管理赋税的官员，卓有成效。惠文王十九年（前280年），赵奢被任命为将军，他带兵攻取了齐国的麦丘（今山东商河县西北），开始了早期的军事生涯。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年），秦军派重兵围困阏与（今山西和顺）。赵惠文王任命赵奢为将，率军往解阏与之围。赵奢率军仅两日一夜即抵达距离阏与50里处设伏，首先抢占北山高地，出其不意，大败秦军，解阏与之围。赵奢因此功被封为马服君。 赵奢为将时，以出奇制胜而闻名，与廉颇、蔺相如同位。他提出“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成为兵家名言。曹操曾评价赵奢说：“苦者赵奢、窦婴为将也，受财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深。 赵奢，本是赵国征收田租的官吏。在收租税的时候，平原君家不肯缴纳，赵奢依法处治，杀了平原君家九个当权管事的人。平原君大怒，要杀死赵奢以泄愤。 赵奢趁机劝说道：“您在赵国是贵公子，要是纵容您的家人而不遵奉公家的法令，就会使法令削弱，法令削弱了就会使国家衰弱，国家衰弱了诸侯就要出兵侵犯，诸侯出兵侵犯赵国就会灭亡，您还怎能保有这些财富呢？以您的地位和尊贵，带头率先垂范，则能奉公守法就会使国家上下公平，上下公平就能使国家强盛，国家强盛了赵氏的政权就会稳固，而您身为赵国贵戚，难道还会被天下人轻视吗？” 平原君认为他很有才干，把他推荐给赵王。赵王任用他掌管全国的赋税，全国赋税非常公平合理，民众富足，国库充实。 赵惠文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赵奢伐齐，攻取麦丘（今山东商河西北）。 详见词条“阏与之战”。赵惠文王二十九年、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70年），秦国进攻韩国，军队驻扎在阏与（ yu yu）。赵惠文王赵何召见廉颇问道：“可以去援救吗？” 回答说：“道路远，而且又艰险又狭窄，很难援救。” 又召见乐乘问这件事，乐乘的回答和廉颇的话一样。又召见赵奢来问，赵奢回答说：“道远地险路窄，就譬如两只老鼠在洞里争斗，哪个勇猛哪个得胜。”赵王便派赵奢领兵，去救援阏与。 军队离开邯郸三十里，赵奢就在军中下令说：“有谁来为军事进谏的处以死刑。” 秦军驻扎在武安西边，秦军击鼓呐喊的练兵之声，把武安城中的屋瓦都震动了。赵军中的一个侦察人员请求急速援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斩首。赵军坚守营垒，停留二十八天不向前进发，反而又加筑营垒。秦军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用饮食好好款待后把他遣送回去。间谍把情况向秦军将领报告，秦将大喜，说：“离开国都三十里军队就不前进了，而且还增修营垒，阏与不是赵国的土地。” 赵奢遣送秦军间谍之后，就令士兵卸下铁甲，快速向阏与进发。两天一夜就到达前线，下令善射的骑兵离阏与五十里扎营。军营筑成后，秦军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即全军赶来。一个叫许历的军士请求就军事提出建议，赵奢说：“让他进来。” 许历说：“秦人本没想到赵军会来到这里，他们赶来对敌，士气很盛，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不然的话，必定要失败。” 赵奢说：“请让我接受您的指教。” 许历说：“我请求接受死刑。” 赵奢说：“等回邯郸以后的命令吧。” 许历请求再提个建议，说：“先占据北面山头的得胜，后到的失败。” 赵奢同意，立即派出一万人迅速奔上北面山头。秦兵后到，与赵军争夺北山但攻不上去，赵奢乘势居高临下，猛击秦军。阏与守军也出城配合夹击秦军。秦军不支，死伤逃散过半，大败而归，阏与之围遂解。这便是赵奢大败秦军的阏与之战。 还记得赵奢说的：“道远地险路窄，就譬如两只老鼠在洞里争斗，哪个勇猛哪个得胜。”翻译过来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然而这一战，秦赵两军何时狭路相逢了呢？赵王先问主将廉颇，后问副将乐乘，再问一个税务局局长赵奢，自上而下，表现了赵王心意。当时赵国败军已久，赵王自然是想打一次。赵奢看透了赵王心意，以比勇之说以安君王之心，得兵权，再以计谋取胜。无论政治及军事，赵奢都有很好的才能。 阏与之战后，赵惠文王赵何赐给赵奢的封号“马服君”（马服，战国赵地地名，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北。），并任许历为国尉。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职位相同，平起平坐。由于赵奢受封“马服君”。其子孙遂以“马服”为姓，后改单姓“马”。是马姓的重要来源。 赵奢去世的详细时间，史书上并无记载，但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记载，可以得知赵奢是在长平之战爆发之前去世的。 赵奢作为良将，有着高尚的品格。他不循私情，“受分之日，不问家事，” 其子赵括少学兵法，言兵事，聪明强识，自认为“天下莫能当”。但仅记书本，并无实践。赵奢以此“不谓善”，他忧虑地对妻子说：“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者必括也。” 而他的忧虑，最终得到应验。赵奢死后，赵括为将，果然在长平之战中被秦军打败，赵括也被秦军乱箭射死，赵军全军覆没，四十多万士兵被秦军坑杀。 贾谊：“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桓宽：“公族不正则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则奸邪兴起。赵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国治而两家全。” 谷永：“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 曹操：“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 战国七雄之赵国篇——庞煖郭开 庞煖nuan（生卒年不详），一作庞焕、庞子、庞援（“煖”即现在常用字中的“暖”，也有将庞煖误作庞涓的），《史记索隐·廉颇蔺相如列传》误作为冯煖。是战国末年赵国将领、纵横家，曾擒杀燕将剧辛以及合纵五国伐秦。 庞煖的家族出身不甚明确，但是在战国时代庞氏知名的仅有三人，即庞涓、庞葱（即庞恭）、庞煖。 庞涓知名度最高，在魏惠王时效力，庞氏曾经在魏国成为显族。但是庞涓败桂陵，死马陵，此后魏国也一蹶不振，庞氏在魏国就失了势。后来，魏王派庞葱陪伴太子到赵国当人质，庞葱担心此去之后魏王不再亲近自己，便说了个“三人成虎”的寓言，然而后来他还是失去了魏王的信任。也有可能庞葱因此就跑到赵国谋求发展，庞煖可能是庞葱的后人，和庞涓能够的上关系（也说不定是庞涓的曾孙）。 虽然说庞煖是战国时代最后的合纵家，但是他的年纪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小。早在赵武灵王时，庞煖就曾经与武灵王论兵，为武灵王阐释了“百战而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的深刻含义。赵武灵王于前299年让位于惠文王，前295年死于沙丘之乱。 也就是说，在前3世纪初，庞煖已经成年并受到武灵王的重视。武灵王是一个招揽人才很开明的人，以个人魅力吸引了大批名将名臣汇集赵国。但是沙丘一乱，人心四散，楼缓、乐毅、富丁、剧辛纷纷离弃，这也是赵国人才任用没有形成一种良性制度的体现。依据庞煖论兵的史料，基本可以确定他的出生时间约在前320年左右，他可能比后来出现的赵奢、廉颇、蔺相如、乐乘等人都要年长。 赵国公子成、李兑当道，不久公子成老终，赵国为李兑把持。像庞煖那样一大批曾经受到器重的人都被排挤，此后五十多年间不再见到这位年轻人了。当他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时，已经是一位垂垂老人。这五十多年间，庞煖的行迹无法把握，只知道他可能是跟随了鹖冠子继续钻研学问去了。鹖冠子是楚国人，曾经也是武灵王帐下红人，故赵武灵王表武士以鹖尾，竖左右为鹖冠。沙丘之乱后，鹖冠子、庞煖师徒俩就回到楚国，隐居深山，潜心修学。 鹖冠子主张道家言，《汉书·艺文志》中有道家《鹖冠子》一篇，同时鹖冠子也比较关心政治、军事、人生等问题，在继承道家的同时也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有所发展，这与战国后期出现了很多兼收并蓄大家的趋势也是符合的。庞煖跟随鹖冠子修行，当然经常论对，所以后来鹖冠子、庞煖的门人完成《鹖冠子》一书时也就经常通过他们两人问答的形式来阐述。在此期间，庞煖可能也开始着书，《汉书·艺文志》中兵权谋家有《庞煖》三篇，纵横家中也有《庞煖》二篇。可见，庞煖应当是一个既通兵法、纵横之术，又通黄老之说的人，他比老师鹖冠子更接近于杂家。 前245年，赵孝成王去世，其子偃即位，是为赵悼襄王。此时赵国兵权掌握在老将廉颇手中，悼襄王试图废去他的兵权，而任命长期担任廉颇副手的乐乘为将。廉颇还是没能改去那种骄傲的秉性，拒绝交出兵权，赶走了乐乘，后来自己也畏罪潜逃了。这样一来，赵国一下子少了两位大将，再加上前264年左右赵奢病故，邯郸之战中蔺相如去世，赵国到了人才凋敝的程度。到了悼襄王二年（前243年），北边守将李牧率军攻克了燕国的武遂（今河北武强西北）和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但是代、雁门、云中各郡尚需要将领驻兵防守，李牧无法回到邯郸长期担任赵军统帅。 正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想起了已经年近八十的“老不死” 庞煖，于是向悼襄王举荐这位可以算是四代元老的人物。悼襄王立刻接见了老庞煖，并向他讨教了治国之道，庞煖年虽老迈，但思维敏捷，顺畅的回答了悼襄王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两人一拍即合，悼襄王随即任命庞煖为统帅。 前242年，好大喜功的燕王喜完全没有吸取当年栗腹丧师六十万的惨痛教训，又询问大臣剧辛能否趁赵国换帅之际捞他一把。这个剧辛也不是一般人物，当年在赵国也曾服侍过武灵王，他是法家的代表，又着作《剧子》（又称《处子》）九篇。沙丘之乱后，剧辛闻得燕昭王思贤若渴，便前往辅佐，和郭隗、乐毅、邹衍齐名。在燕国他可能实行了一定的变法图强，所以后来燕昭王的国力才会如此之强。联军破齐前夕，剧辛作为燕国的使节和邹衍一起游走各国，达成对齐国的包围网。 联军大败齐军于济西后，剧辛曾经和乐毅争论过是否要进一步攻入齐国腹地的问题，他主张逼迫齐国割地，获得实际利益，说明他是一个比较谨慎小心的人。四十多年过去了，剧辛也可能由于燕武成王家族的排挤而没有继续得到重用，但是这时他重新得到了今王喜的赏识。也已经七十多岁的剧辛，凭借着自己当年与庞煖共事时的印象，对庞煖做出了评价，他认为庞煖是“易与”的。于是，燕国即以老剧辛为帅，南下攻打赵国。 这正是庞煖第一次带兵实战的机会，也可以让世人看看他究竟是孙武型的奇才，还是赵括型的纸上谈兵之人。双方的交战状况不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剧辛对庞煖错误的估计断送了燕军二万将士的生命，也断送了他自己的性命。他忘了人是会进步的，五十多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改变会是惊人的。也许剧辛临死前正在懊悔，如果自己提前几年死去多好，这样他就是一位将以盛名流传后世的人物，然而却落入笑柄。 庞煖对燕国作战的胜利不但稳固他在赵国的地位，也使赵国重新赢得了在列强中的威望。战国最后一次合纵行动终于达成，庞煖名正言顺的成为了联军统帅。这次合纵除了一向“谨事秦”的齐国和刚刚被打废的燕国没有参加外，三晋、楚国以及小国卫都参加了。五国联军于前241年收复了秦国从赵国夺去的寿陵（在当时恒山一带）。庞煖认为，攻秦之师屡向西进攻，均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北）被阻，不如绕道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南），南渡河水，迂回至函谷关后，可以出其不意。五国联军分路出蒲阪，进展顺利，至蕞（今陕西临潼北）时与吕不韦所率迎击秦军相遇，这已经是咸阳的大门口了。 吕不韦分析联军情况，楚军远来，军士疲惫，战斗力不强，但楚为大国，影响较大，如楚军战败，则联军必不战自溃。他遂决定先以精锐部队，乘联军夜间疏于防范之机，突袭楚营。楚军侦知，自行东撤，此后便迁都于寿春。四国军队闻楚军先退，军心动摇。诸将皆请退军，庞煖只好应允。于是，韩、魏、卫之军也都回国。 庞煖怒齐附秦，同时消除无功而返的结果，率军攻取齐国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赵国由此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然后回归赵国。尽管庞煖富智谋，善纵横，但联军同床异梦，协同不力，终于无功而返。从此，山东各国再没有实际的合纵抗秦军事行动了。（后来赵、燕、楚、魏四国曾有形成合纵的态势，但是被秦国姚贾破坏，死于襁褓之中。） 这次庞煖率领的联军伐秦失败虽然不全是他的责任，但是也体现出老庞煖开始力不从心了。他的兵法权谋也就止于这种程度了。 前228年邯郸城破。6年后，流亡的代王嘉被掳于秦军，赵国彻底灭亡。下一年即前221年，秦灭齐，中国归于一统。 —————————————————— 说起赵国，就得提下第五名将了，他虽然不是战国四大名将，可其中有两个人都被他直接或者间接害死，秦国能横扫六国，郭开功不可没，所以说他是第五名将也不为过。 郭开，战国时期赵国奸臣，赵王迁宠臣。历仕赵悼襄王、赵幽缪王两代君主。 前244年，赵悼襄王继位后，任用乐乘代替廉颇主将之位，引起廉颇的不满。廉颇于是率领私属部队攻打乐乘，乐乘被迫出走，廉颇也因畏罪潜逃至魏国国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廉颇居住在魏国许久也得不到重用，想回到赵国官复原职；而赵国因为屡次遭到秦国攻击，国内缺乏优秀将领，赵悼襄王也想召回廉颇。赵悼襄王于是派使者会见廉颇，察看他是否能为赵国所用。 郭开与廉颇有私仇，于是向使者行贿，让他在赵王面前诋毁廉颇。使者会见廉颇时，廉颇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然后披甲上马表示自己身体健康，能为赵王所用。使者收了郭开的贿赂，回报赵悼襄王说：“廉颇虽然年老，但饭量不减，然而他与臣会见时，不一会就去了三次厕所。”赵悼襄王认为廉颇年老无用，不再召廉颇回国。 李牧是赵国名将，曾多次率军击退匈奴和秦国的进攻，在赵国国内声望很高。前229年，秦王政命王翦、杨端和、羌瘣率军大举进攻赵国，赵王迁命李牧为主将，司马尚为副将率军迎敌。王翦畏惧李牧的军事才能，于是派使者携带重金贿赂赵王迁的宠臣郭开。郭开向赵王迁谗言陷害李牧和司马尚谋反，准备与秦军里应外合攻灭赵国。赵王迁于是命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和司马尚的位置，并将李牧诛杀，将司马尚免职。于是王翦率军攻灭赵国，杀赵葱，俘虏赵王迁及颜聚。 秦灭赵后，赵国渚多大臣都惨遭杀害。郭开自以为对秦有功，满指望秦王会对他网开一面，甚至会对他大行赏赐，也便追随王翦到了秦都咸阳。由于他多年来贪污受贿，搜刮民财，积累了无数金银珠宝，不能随身携带，大都藏在了邯郸宅第的地窖中。待战乱稍微平息，他向秦王作了汇报，并请假回赵国搬取家财!秦王赢政听罢，“笑而许之”、 郭开回到邯郸后，马上发窖取金，载以数车。正当他洋洋得意地赶往咸阳之际，不料中途冒出了一伙“强盗”，不但将他的所有钱财尽掠而去。还腰斩了他这个利欲熏心、卖国求荣的小人！ 是谁杀了郭开?不少人说是李牧的宾客们。而批评《东周列国志》的清朝文学家蔡元放却认为：不是李牧的宾客，而是秦王政，即秦始皇。理由是：当郭开向秦始皇请假搬家时，秦始皇是“笑而许之”；“只看上面‘笑’字便知”。 战国七雄之赵国篇——廉颇 廉颇（生卒年不详），嬴姓，廉氏，名颇。中国战国末期赵国名将。 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廉颇参与五国联军伐齐，击破齐军，取阳晋，拜为上卿。他曾因蔺相如位居己上，深感不服，后因蔺相如屡谦让退避而感悟，负荆请罪，二人遂为刎颈之交。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年），廉颇被派到长平抵御秦军，用坚壁固守之策，秦军劳而无功。后来赵孝成王中秦国所施的反间计，以赵括取代廉颇，终遭惨败。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年），廉颇与乐乘率军大破燕军，杀燕将栗腹，燕割五城请和。 以功封信平君，为假相国。赵悼襄王即位后，派乐乘接管廉颇兵权，廉颇大怒，驱逐乐乘，自己则投奔魏国，居于大梁，但不被重用。在秦国的军事压力下，赵悼襄王欲复用廉颇，廉颇也想回国效力。但赵悼襄王所派的使者受到廉颇仇人郭开的贿赂，使其以为廉颇衰老，遂不召其回国。廉颇后为楚将，最终于寿春悒悒而终。 廉颇作为赵国末期的主要军事将领，征战数十年，破齐败燕，守卫长平，战功卓着。后世有说法将廉颇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他与蔺相如“将相和”的事迹，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 赵惠文王在位前期，东方六国以齐国最为强盛，齐国与秦国各为东西方强国。赵惠文王十五年（前284年），名将乐毅同时担任燕、赵之相，联合秦、韩、魏，形成五国联军伐齐的姿态，大败齐军[1]。廉颇也参与了这场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于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带领赵军长驱深入齐国境内，攻取阳晋（今山东郓城西），威震诸侯。随后，廉颇班师回朝，官拜上卿（上卿为当时高级爵位）。 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赵国得到和氏璧，秦国提出愿以十五城换之，惠文王派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仅仅是宦官缪贤门下的舍人。经缪贤向惠文王荐举，身携“和氏璧”，充当赵使入秦。蔺相如以他的大智大勇完璧归赵，取得了对秦外交的胜利。 其后秦伐赵，占领了石城。第二年，秦国再次攻打赵国，杀了二万赵军。这时秦昭襄王欲与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会盟言和，惠文王害怕，不愿前往。廉颇和蔺相如商量认为惠文王应该前往，以显示赵国的坚强和惠文王的果敢。惠文王与蔺相如同往，廉颇相送至边境，在与惠文王分别时说：“大王这次行期不过三十天，若三十天不还，请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要挟赵国的希望。” 廉颇的大将风度与周密安排，壮了惠文王的行色，同时由于蔺相如在渑池会上不卑不亢的与秦王周旋，毫不示弱地回击了秦昭襄王施展的种种手段，不仅为赵国挽回了声誉，而且对秦昭襄王和群臣产生震慑。最终使得惠文王平安归来。明人钟惺评道：“绳池之会，相如从，廉颜守，可见二人在赵，缺一不可。已伏二人引车负荆之案。二人皆古大臣，颇以勇掩，相如以智掩耳。” 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廉颇向东攻打齐国，破其一军。 赵惠文王二十三年（前276年），赵将楼昌领兵进攻魏国的几邑（今河北大名），未能夺取。之后廉颇再次进攻，成功将其占领。 赵惠文王二十四年（前275年），廉颇伐魏，攻陷防陵（今河南安阳南二十里），筑城而还，随后又攻取了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四十三里）。 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年），秦昭襄王不满惠文王违背盟约，派中更胡阳出兵进攻赵国重镇阏与（今山西和顺）。 惠文王闻讯后，召见廉颇问道：“可以去援救吗？” 廉颇回答说：“道路远，而且又艰险又狭窄，难以援救。” 惠文王又征询乐乘的意见，得到与廉颇一样的回答。最后，惠文王召赵奢前来，赵奢说：“道远地险路狭，就譬如两只老鼠在洞里争斗，勇者胜！” 惠文王便派赵奢领兵救援，大破秦军，史称阏与之战。阏与之战时，魏国的公子咎率锐卒屯驻安邑，威胁攻阏与的秦军。因此在兵败阏与之后，秦昭襄王转而发兵攻几（此时属魏），廉颇奉命领军救几，再破秦军。 赵惠文王三十三年（前266年），赵惠文王卒，其子赵孝成王立。 赵孝成王四年（前262年），秦国进攻韩地上党郡（郡治壶关，今山西长治东南）。上党的韩国守军孤立无援，太守冯亭便将上党献给了赵国。于是，秦赵之间围绕着争夺上党地区发生了战争。此时赵奢已死，蔺相如病重，执掌军事事务的只有廉颇。于是，孝成王在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年）四月命廉颇统帅赵军阻秦军于长平（今山西晋城高平市西北）。 当时，秦军几次打败赵军，已南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北略上党（今山西东南部部分地区），切断了长平南、北联系，士气正盛，而赵军长途跋涉而至，不仅兵力处于劣势，态势上也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四月，秦将王龁攻赵，赵国使廉颇为将，四月被秦军斥候斩杀裨将，六月被秦军斩杀两鄣四尉，面对这一情况，廉颇被迫采取了筑垒固守、疲惫敌军、伺机攻敌的作战方针。 从七月开始，他命令赵军凭借山险，筑起森严壁垒。但是仍被王龁击败，被秦军斩杀两尉，西壁垒被秦军夺取。于是，廉颇改变策略，决定不与秦军交战，秦军夺取赵军阵地后数次挑战，廉颇总是避战不出。 秦国在战场上数战告捷，但由于廉颇兵败后避战不出，便使反间计，让孝成王相信秦国最担心、最害怕的是用赵括（赵奢之子）替代廉颇。孝成王求胜心切，终于中了反间计，认为廉颇怯战，强行罢廉颇职，用赵括为将。赵括代替了廉颇的职务后，完全改变了廉颇制定的战略部署，撤换了许多军官。秦昭襄王见赵国用赵括为将，便暗中派武安君白起率兵奔赴前线，统兵攻赵。 九月，白起大败赵括军于长平，射杀赵括，坑杀赵军四十余万。长平之战赵军共阵亡士兵四十五万。第二年，秦军趁势包围了邯郸，达一年多时间，赵国几近灭亡，全靠楚、魏两国军队来救助，才得以解除邯郸的包围。 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年），燕王喜派丞相栗腹同赵国交好，栗腹回国后向燕王提议：“赵国的壮丁都死在了长平，遗孤还没长大，可以乘机进攻。”燕王喜不听昌国君乐间、大夫将渠的劝阻，出动了两支军队，共两千辆战车，命栗腹率军进攻鄗城，卿秦等率军进攻代地。 燕军行进至宋子（今河北晋县南）时，孝成王决定派廉颇领兵反击。廉颇在鄗城大败燕军，杀死（一说俘获）栗腹；又在代地大破卿秦等，将其俘获。他乘胜逐北五百余里，包围了燕都蓟城（今北京市西南），迫使燕国启用将渠为相，并割让五座城，这才解围停战。 此战赵军在廉颇的指挥下，利用燕军轻敌、疲劳，赵军则同仇敌忾，对来犯之敌予以痛击，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着名战例。鄗代之战后，孝成王把尉文一地封给廉颇，赐号“信平君”，并授官假相国。 赵孝成王二十一年（前245年），廉颇带兵攻取魏国的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然而就在同一年，孝成王去世，其子赵悼襄王继位。悼襄王一继位就解除了廉颇的军职，派乐乘代替在外领兵的廉颇。廉颇因受排挤而发怒，攻打乐乘，乐乘逃走。廉颇也离开赵国，投奔魏国，居于大梁（今河南开封）。 廉颇去大梁住了很久，魏王虽然收留了他，却并不信任和重用他。赵国因为多次被秦军围困，悼襄王想再任用廉颇，廉颇也想再被赵国任用。于是，悼襄王派遣使者去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到大梁去慰问廉颇，看廉颇还是否可用。廉颇的仇人郭开却唯恐廉颇再得势，暗中贿赂使者，让他说廉颇的坏话。赵国使者见到廉颇以后，廉颇在他面前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表示自己还可有用。但使者回来向悼襄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饭量还很好，可是和我坐在一起，不多时就上了三次茅厕。”悼襄王认为廉颇老了，就没再任用他，廉颇也就没再得到为国报效的机会。 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就暗中派人迎接他入楚。廉颇担任楚将后，没有建立什么功劳。他说：“我思用赵人。”但赵国终究未能重新起用他，致使廉颇抑郁不乐，最终在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逝世。 廉颇作为赵国末期的主要军事将领，征战数十年。后世有说法将廉颇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其主要军事活动如下： 赵国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率师伐齐，大破齐军，取阳晋（今河北晋州西北）。 赵惠文王二十三年（前276年），攻取魏之几（今河北大名东南），次年（前275年），又攻魏之枋陵（今河南安阳西南）、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 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年），率军驻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抗秦，虽初战失利，但很快摸清秦军弱点，转而采取坚壁避战的方针，欲拖垮远道而来的秦军。后来，赵孝成王中秦离间计而以赵括取代为将，赵军随即因错误的作战指导而惨败。 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年），率军大败燕军于鄗（今河北高邑东南），杀（一说俘）其将栗腹，进围燕都，逼其割五城求和。 赵孝成王二十一年（前245年），攻取魏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 历史评价 赵胜：“廉颇为人勇騺而爱士；知难而忍耻，与之野战则不如，持守足以当之。” 刘恒：“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 冯唐：“天下之将，独有廉颇李牧耳。” 兄得们，不要被王者农药影响了，要多读史书，读史使人明智。 不要老以为白起是个肉，廉颇又肉又免控，李白是个剑客，关羽骑个马满峡谷晃荡，要尊重史书才是。 廉颇的一生就用一句话形容“吃饭，睡觉，打齐国。”不怪廉颇太厉害，实在是齐国太菜啊。 战国七雄之赵国篇——蔺相如 说起战国就不得不说说一个人——蔺lin相如，小时候都读过《将相和》今天带你们领略一下真实的蔺相如是怎么样的。 蔺相如（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赵国上卿，赵国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最重要的有三个事件：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与负荆请罪。 蔺相如原为宦者令缪贤的舍人。赵惠文王时，秦昭襄王写信给赵王，愿以十五个城池换取和氏璧。蔺相如奉命带和氏璧来到秦国，据理力争，机智周旋，终于完璧归赵。公元前279年，秦王与赵王相会于渑池，他随侍赵惠文王，当面斥责强大的秦国，不辱国体，使赵王没有受到屈辱，因其功，任为上卿，居官于廉颇之上。廉颇居功自恃，不服相如，耻居其下，并扬言要羞辱相如。蔺相如为保持将相和睦，不使外敌有隙可乘，始终回避忍让。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善自谦抑的精神感动了廉颇，于是亲自到蔺相如府上负荆请罪，二人成为刎颈之交。 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了这件事，就派人给赵惠文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交换这块宝玉。赵惠文王同大将军廉颇及大臣们商量：要是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可能得到，白白地受骗；要是不给呢，就怕秦军马上来攻打。怎么解决没有确定，想找一个能派到秦国去回复的使者，没能找到。 宦者令缪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派去。” 赵惠文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呢？” 缪贤回答说：“为臣曾犯过罪，私下打算逃亡到燕国去，我的门客蔺相如阻拦我，说：‘您怎么会了解燕王呢？’ 我对他说：‘我曾随从大王在国境上与燕王会见，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意跟您交个朋友”。因此我就了解他了，所以想往他那里去。’ 蔺相如对我说：‘赵国强，燕国弱，而您受宠于赵惠文王，所以燕王想要和您结交。现在您是逃出赵国奔到燕国，燕国怕赵国，这种形势下燕王必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您不如脱掉上衣，露出肩背，伏在斧刃之下请求治罪，这样也许侥幸被赦免。’臣听从了他的意见，大王也开恩赦免了为臣。为臣私下认为这人是个勇士，有智谋，派他出使很适宜。” 于是赵惠文王立即召见，问蔺相如说：“秦昭王用十五座城请求交换我的和氏璧，能不能给他？”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能不答应它。” 赵惠文王说：“得了我的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 蔺相如说：“秦国请求用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赵国给了璧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两种对策衡量一下，宁可答应它，让秦国来承担理亏的责任。” 赵惠文王说：“谁可以派为使臣？” 蔺相如说：“大王如果确实无人可派，臣愿捧护宝璧前往出使。城邑归属赵国了，就把宝璧留给秦国；城邑不能归赵国，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赵惠文王于是就派遣蔺相如带好和氏璧，西行入秦。 秦昭王坐在章台上接见蔺相如，蔺相如捧璧献给秦昭王。秦昭王大喜，把宝璧给妻妾和左右侍从传看，左右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昭王没有用城邑给赵国抵偿的意思，便走上前去说：“璧上有个小红斑，让我指给大王看。” 秦昭王把璧交给他，蔺相如于是手持璧玉退后几步站定，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对秦昭王说：“大王想得到宝璧，派人送信给赵惠文王，赵惠文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倚仗它的强大，想用空话得到宝璧，给我们的城邑恐怕是不能得到的。’商议的结果不想把宝璧给秦国。我认为平民百姓的交往尚且不互相欺骗，何况是大国呢！况且为了一块璧玉的缘故就使强大的秦国不高兴，也是不应该的。于是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宝璧，在殿堂上恭敬地拜送国书。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尊重大国的威望以表示敬意呀。如今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台观接见我，礼节非常傲慢；得到宝璧后，传给姬妾们观看，这样来戏弄我。我观察大王没有给赵王十五城的诚意，所以我又收回宝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宝璧一起在柱子上撞碎！” 蔺相如手持宝璧，斜视庭柱，就要向庭柱上撞去。秦昭王怕他真把宝璧撞碎，便向他道歉，坚决请求他不要如此，并召来主管的官员查看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 蔺相如估计秦昭王不过用欺诈手段假装给赵国城邑，实际上赵国是不可能得到的，于是就对秦昭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惧怕贵国，不敢不奉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斋戒五天，在殿堂上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璧。” 秦昭王估量此事，毕竟不可强力夺取，于是就答应斋戒五天，请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估计秦昭王虽然答应斋戒，但必定背约不给城邑，便派他的随从穿上粗麻布衣服，怀中藏好宝璧，从小路逃出，把宝璧送回赵国。 秦昭王斋戒五天后，就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去请赵国使者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秦昭王说：“秦国从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从没有一个坚守盟约的。我实在是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惠文王，所以派人带着宝璧回去，从小路已到赵国了。况且秦强赵弱，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立即就把宝璧送来。如今凭您秦国的强大，先把十五座城邑割让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宝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之罪应被诛杀，我情愿下油锅被烹，只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此事。” 秦昭王和群臣面面相觑并有惊怪之声。侍从有人要把蔺相如拉下去，秦昭王趁机说：“如今杀了蔺相如，终归还是得不到宝璧，反而破坏了秦赵两国的交情，不如趁此好好款待他，放他回到赵国，赵惠文王难道会为了一块璧玉的缘故而欺骗秦国吗！”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蔺相如，完成了大礼让他回国。 蔺相如回国后，赵惠文王认为他是一位称职的大夫，身为使臣不受诸侯的欺辱，于是封蔺相如为上大夫。秦国没有把城邑给赵国，赵国也始终不给秦国和氏璧。 公元前282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取了赵国的两块地方。第二年，秦国又派兵攻占了赵国的石城；又过了一年，再向赵国进攻，两国交战，赵国损失了两万多军队，但秦军的攻势也被遏止了。 公元前279年，秦昭王想和赵国讲和，以便集中力量攻击楚国，于是派使者到赵国，约赵惠文王在西河外的渑池见面，互修友好。 赵惠文王害怕秦国，想不去。廉颇、蔺相如商议道：“大王如果不去，就显得赵国既软弱又胆小。” 赵惠文王于是前往赴会，相如随行。廉颇送到边境，和赵惠文王诀别说：“大王此行，估计路程和会见礼仪结束，再加上返回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三十天还没回来，就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的妄想。”赵惠文王同意这个意见，便去渑池与秦昭王会见。 秦昭王饮到酒兴正浓时，说：“寡人私下里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弹瑟吧！” 赵惠文王就弹起瑟来。秦国的史官上前来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一起饮酒，令赵王弹瑟。” 蔺相如上前说：“赵王私下里听说秦王擅长秦地土乐，请让我给秦昭王捧上盆缶，以便互相娱乐。” 秦昭王发怒，不答应。这时蔺相如向前递上瓦缶，并跪下请秦昭王演奏。秦昭王不肯击缶，相如说：“在这五步之内，我蔺相如要把脖颈里的血溅在大王身上了！”侍从们想要杀蔺相如，蔺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侍从们都吓得倒退。 当时秦昭王不大高兴，也只好敲了一下缶。相如回头招呼赵国史官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缶。” 秦国的大臣们说：“请你们用赵国的十五座城向秦王献礼。” 蔺相如也说：“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惠文王献礼。” 秦昭王直到酒宴结束，始终也未能压倒赵国。赵国原来也部署了大批军队来防备秦国，因而秦国也不敢有什么举动。 渑池会结束以后，由于蔺相如功劳大，被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 廉颇说：“我是赵国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靠能说会道立了点功，可是他的地位却在我之上，况且相如本来是卑贱之人，我感到羞耻，在他下面我难以忍受。” 并且扬言说：“我遇见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到后，不肯和他相会。蔺相如每到上朝时，常常推说有病，不愿和廉颇去争位次的先后。没过多久，相如外出，远远看到廉颇，相如就掉转车子回避。 于是相如的门客就一起来直言进谏说：“我们所以离开亲人来侍奉您，就是仰慕您高尚的节义呀。如今您与廉颇官位相同，廉将军口出恶言，而您却害怕躲避他，您怕得也太过分了，平庸的人尚且感到羞耻，何况是身为将相的人呢！我们这些人没出息，请让我们告辞吧！” 蔺相如坚决地挽留他们，说：“诸位认为廉将军和秦王相比谁厉害？” 回答说：“廉将军比不了秦王。”相如说：“以秦王的威势，而我却敢在朝廷上呵斥他，羞辱他的群臣，我蔺相如虽然无能，难道会怕廉将军吗？但是我想到，强秦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呀，如今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所以这样忍让，就是为了要把国家的急难摆在前面，而把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 廉颇听说了这些话，就脱去上衣，露出上身，背着荆条，由宾客带引，来到蔺相如的门前请罪。他说：“我是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将军您是如此的宽厚啊！”二人终于相互交欢和好，成为生死与共的好友。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太子赵孝成王即位。 公元前259年，秦军与赵军在长平对阵，那时赵奢已死，蔺相如也已病危，赵孝成王派廉颇率兵攻打秦军，秦军几次打败赵军，赵军坚守营垒不出战。秦军屡次挑战。廉颇置之不理。赵王听信秦军间谍散布的谣言。秦军间谍说：“秦军所厌恶忌讳的，就是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来做将军。” 赵孝成王因此就以赵括为将军，取代了廉颇。蔺相如说：“大王只凭名声来任用赵括，就好像用胶把调弦的柱粘死再去弹瑟那样不知变通。赵括只会读他父亲留下的书，不懂得灵活应变。” 赵王不听，还是命赵括为将。后来，赵括果然惨败，四十万赵军被坑杀，赵国几乎灭亡，幸得五国出兵相救，蔺相如大约在这一个时期去世。 历史评价 缪贤：“其人勇士，有智谋。” 司马迁：1“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2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 人常言这个社会不公平，什么是公平？让你穿越成蔺相如，你能做到那种地步吗？杀不杀，当时在秦王一念之间，蔺相如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诸位能做到吗？ 刘皇叔曾经说过：“大丈夫行于乱世，当屈身守分，以待天时。” 战国七雄之魏国篇——魏国简史 魏国（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5年），周朝的周王族诸侯国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姬姓，魏氏，始祖为毕万（毕公高之裔孙）。 前636年，毕万之子魏犨因为随公子重耳出亡有功，晋文公重耳继位后，令魏犨承袭魏氏的封邑（魏邑，今山西芮城），列为大夫。 前453年，晋知伯（荀瑶）率韩魏之师围攻赵氏基地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三年不能攻克，赵无恤遂策反魏桓子和韩康子两家，反攻知伯，杀之并分其地。韩、赵、魏三家分晋局面形成。公元前445年，魏斯继位，自称诸侯，史称“魏文侯”，为了变法图强，称雄图霸，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轼段干木，故群俊竞至，名过齐桓，秦人不敢窥兵于西河，斯盖积贤人之符也。” 公元前445-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在位期间，崇儒重教，招贤纳士，励精图治、率先称雄七国，奠定了魏国百年霸业。前403年，魏与赵、韩一起被周威烈王正式封为诸侯。由于魏国地处中央四战之地，忧患的环境和勃勃雄心使魏文侯成为战国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他用翟璜为相，改革弊政；用乐羊为将，攻掠中山国；以李悝变法，教授法经，依法治国，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 前364年，魏惠王六年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国号也称梁。 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在以后的战争中，魏国“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公元前225年，为秦国所灭。 国号的由来 魏氏的先祖是毕公高的后代毕万。毕公高是周文王第十五子，因为封国在毕地而得姓。毕国在西周末期亡于西戎，其后裔沦为平民。毕万正是毕公高的后代，他在春秋初期投奔晋献公，受到重用，晋升为大夫。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以军功封毕万于魏地（今山西芮城县一带）。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晋大夫毕万以军功受封于魏，卜偃为其占卜曰：“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意思就是说：毕万封有魏地是大吉之兆。“万”是盈足之数，“魏”同“巍”，有高大雄伟之意，得此封赏，符合天意。天子拥有兆民，诸侯管辖万民。以毕万之福大命大，必定会越来越兴旺发达。魏氏正是由此而得姓。 魏国的始祖是毕万。毕公高是周文王第十五子，周武王伐纣之后，姬高被封在毕，后代于是就以毕为氏。毕国亡国后，毕公高之后毕万入晋。事晋献公，以功封于魏地，是为魏氏之祖。其后世为晋卿。 晋献公死后，四子争位，是时毕万之后魏犨随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后，重耳返国立为晋文公，而令魏犨为大夫，是为魏武子，魏渐强。 公元前453年，晋阳之战发生，魏桓子、韩康子本为智伯一方，却又倒戈，与赵氏共灭智伯，并瓜分其所有领地，从此晋国赵、魏、韩三卿独霸。魏、韩、赵战胜智氏，并三分其地，至此晋国实际上已被三家瓜分，名存实亡。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威烈王封魏斯、赵籍、韩虔三大夫为诸侯，脱离晋国，此时晋只剩绛城与曲沃两处，史称“三家分晋”。 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晋国最后灭亡。魏国疆域很散漫，在今陕西省境内者，沿黄河有今韩城县的南部。在渭河以南有华阴县左右地。在今山西省境内者，有西南部，并伸入东南部。在今河南省境内者，有北部，并兼有黄河以南一部分沿河地。在今河北省境内者，有今大名、广平间地。并有今山东省冠县地。 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从安邑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后魏国也称梁国。 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北灭中山国（今河北西部平山、灵寿一带）。西取秦西河（今黄河与洛水间）之地，遂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 特别是文侯时期启用吴起，采取武卒制，精选士兵进行训练，建立了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军事力量，对魏国初期的强盛发挥了重要作用。 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富国强兵，抑制赵国，灭掉中山，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为中原的霸主。 魏文侯任用李悝主持魏国的变法工作和法制建设，影响了中国政治两千年。秦国献公、孝公和商鞅变法都是以魏国为蓝本的。 魏文侯拜子夏为师，把儒的地位提到了从所未有的高度，达到了收取士人心的政治目的，是后世帝王尊儒笼络知识阶级的开始。魏文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策略，为后世的帝王所推崇，魏文侯的施政经验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经典样本。 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即位，魏武侯在位25年期间，任用军事家吴起进行改革，国力继续上升，不断东征西讨，夺取楚国在中原的大部分土地，为后来政治中心的东移打下基础。等到魏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的时候，魏国已经称霸中原长达百年。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率领诸侯朝见周天子，史称逢泽之会。正式标志着魏国成为新一代的霸主。 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漆及富丘两地。因为卫国是魏国保护国，魏国无法坐视不理，于是立即联合宋国出兵助卫反攻，魏卫宋三国联军直逼赵国首都邯郸，赵国被逼闭门防守，并派人向齐国楚国求救。魏卫宋联军于是包围邯郸，希望一举歼灭赵国，以解除被诸国包围之局。 但是在同一时间，秦国趁魏军主力不在，偷袭魏国少梁，并夺得少梁，魏国在这场战争里被围攻的危险反而变得更大。齐威王得知赵国被围，本欲立即出兵，但将军段干朋主张延迟出兵，以“承魏之弊”为战略方针。即是先以少量的兵力向南攻击襄陵，以制造假象，可以表示助赵，又可以牵制和疲惫魏国。再待魏军攻陷邯郸，魏、赵双方均已无力再战之时，再给予正面的攻击。齐威王接受了这个提议，在赵魏两军相持一年多，邯郸城快要失陷之时，方才委任田忌为主帅，孙膑为军师，率领齐军主力驰援赵国。 田忌计划奔赴邯郸，与魏军主力决战，解决邯郸之围。但孙膑认为这不利于齐国，于是提出了更为创新和可行的方法，即“批亢捣虚”与“疾走大梁”。“批亢捣虚”即是避实击虚，攻其必救，使敌人出现后顾之忧，前线之围便会自动解开。“疾走大梁”即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魏国重城大梁进逼，以切断魏国的运输要道，并攻其所不备。这样一来，魏军定必回师自救，齐军则可乘其疲惫于路，一举击败魏军，而赵国之围则自动解除。 孙膑这一招“批亢捣虚”使得田忌甚为拜服，立即采用。于是齐军主力立即向大梁挺进。在此危急存亡之际，虽然邯郸城已攻破，魏军还是不得只以少数兵力留守邯郸，并由主帅庞涓亲率主力回驰大梁。但同时间，齐军已于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设伏，准备截击魏军。魏军由于长期在外作战，已疲态毕露，再加以长途跋涉之急速行军，士兵皆战意大降。于是齐魏一交战，魏军战败。但此役魏国并未受到严重损失，且仍然实现了攻克赵国首都邯郸的战略目标。公元前352年，魏国放弃邯郸，并联合韩国打败齐国，齐、楚两国向魏国求和。 公元前343年，魏国称王，盟友韩国不从。次年，魏国出兵攻打邻近的韩国。韩国遣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在征求孙膑的意见后，决定再次坐山观虎斗，待魏韩火拼一番后才出兵救援，这样则“尊名”与“重利”皆得。 韩国在拼命抵抗仍五战皆败后，只得再次向齐国求援。 齐威王看到魏、韩两国皆元气大伤，认为时机成熟，委任田忌为主帅，田婴为副帅，孙膑任军师，率领齐军直逼魏国首都大梁。再度施展一次围魏救赵，不过这次所要解救的是韩国。 魏国为避免重蹈覆辙，于是停止进攻韩国，转而与齐国决战。魏惠王将攻韩的魏军撤回，并任命太子申为上将军，以庞涓为将，统率十万魏军攻向齐军，要与齐军一决雌雄。 这时齐军已深入魏境，欲退不退，只得与魏军决战。孙膑针对魏军强悍善战，因而轻视齐军的弱点，大打心理战，先向魏军示弱，引诱魏军深入，再施以出其不意的攻击，一举歼灭魏军，并获得主帅田忌采纳。于是孙膑定下了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谋略。 齐军依计行事，与魏军接触后，立即佯装战败后撤。并以“减灶”之策诱敌，即在第一天挖十万人煮食用的灶，第二天减少至只足五万人用，第三天又减少至仅足三万人用，造成齐军士卒四散逃走，兵力不足的假象。庞涓一如孙膑所料，果然中计，接连追击齐军三天，并因看到齐军天天减灶的情况，认定齐军败绩已呈。于是只身带着部分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则于魏军必经之处马陵设伏。 马陵通道狭窄，被林木所包围，而且地势险阻，庞涓一旦中计，即无退路。孙膑料到庞涓会于该天晚上赶至，于是以一万名弓兵埋伏于马陵的道路两侧，约定在夜里以火光为号，万箭齐发，并预先把路旁其中一棵大树的树皮剥掉，于其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的字样。 庞涓的骑兵如孙膑所料般于晚上赶至马陵，庞涓看见有一棵树的树皮被剥掉，上面还刻着字，因此停下来，并命人点火照明，以阅读树上所刻的文字。但他还未读完，齐军已万箭齐发，魏军因没有准备，即时溃乱，庞涓中箭，结果被齐军大败。庞涓眼见无法改变局势，只得大叹“遂叫竖子成名”后自杀。齐军再乘胜追击，歼灭魏军10余万人，并俘虏了魏军的主帅太子申，马陵之战以魏军大败而告结束。 马陵之战后，魏国实力受到削弱，从头号强国顿时沦为二流强国。魏国称霸中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此后战国开始了齐国和秦国争霸的局面。 马陵之战后魏国实力受到一定的削弱，齐国则加强了对魏国的进攻。魏惠王用惠施计尊齐威王为王于徐州，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魏国与齐国的关系由徐州相王而得到缓和，但秦国在西边却连续向魏国发起进攻，西边的西河、上郡相继落入秦国之手。魏国感到只靠本国的力量是不能抗拒秦国进攻的，于是有公孙衍发动的“五国相王”之举，企图联合三晋与燕、中山国，来抵御大国的进攻。 公元前323年，楚国向魏国发起进攻，楚将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五国相王”可称为公孙衍的一次“合纵”运动，但仍敌不过楚国，因此魏惠王对“合纵”政策动摇，接受了张仪“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政策，任命张仪为相。主张联合齐、楚以抗秦的惠施被摘相印，到了楚国，后又到宋国。惠施的去魏相，是张仪“连横”政策的胜利。 魏惠王相张仪，是想利用秦国的力量对抗齐、楚的压力。张仪却是“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是要魏国投靠秦国。魏惠王当然不能就范，秦惠王于是生气，出兵攻打魏国的曲沃（今山西闻喜）、平周（今山西介休西，或说今山西灵石境）。这样，张仪的“连横”政策又受到挫折。 公孙衍是张仪的政敌，张仪在魏国推销“连横”政策，公孙衍就出来加以阻拦，要赶走张仪。于是派人到韩国去把张仪合秦、魏是“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重用张仪，是“欲得韩地”的目的告诉了韩国大臣公叔。公孙衍称，如果韩重用他公孙衍，秦、魏的交易就可以被阻止，并且可以达到“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的目的。公叔认为此计很好，“因委之犀首以为功”，把国事委于公孙衍。 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政策，令东方各国生畏，纷纷支持公孙衍的“合纵”。齐国于是“以事属犀首，犀首受齐事”，燕、赵两国“亦以事属犀首”，接着楚国也“以事因犀首”。魏惠王见国属公孙衍以事，“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事，复相魏”。此即所谓犀首“佩五国相印，合纵连横”的一次“合纵”运动。 公元前318年，公孙衍在魏惠王后元十六年，代替张仪为魏相国；公孙衍发起合纵，联合东方各国以抗秦，有五国伐秦之举，有三晋及燕、楚五国，这一次合纵攻秦，参加的有魏、赵、韩、燕、楚五国，当时曾推楚怀王为纵长。但实际出兵和秦交战的，只魏、赵、韩三国，攻到函谷关，秦出兵反击，魏受到损失较大，魏使惠施到楚，要和秦讲和。联军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这次参加的国家有魏、赵、韩、燕、齐、楚。由于联军组织不严密，故被秦军击败。次年，秦派庶长樗里疾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大败三晋联军，斩杀8万余人，“合纵”随即失败。 公元前293年，秦国为打开东进中原通道，由大将白起率秦军在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龙门镇）发动了歼灭韩魏联军的作战，史称“伊阙之战”。战争中，秦将白起针对韩、魏两军互相观望，不愿当先出击的弱点，以少量兵力钳制联军的主力韩军，以主力猛攻较弱的魏军。魏军无备，仓促应战，迅即惨败。韩军震慑，且翼侧暴露，遭秦军夹击，溃败而逃。白起乘胜挥师追击，全歼韩魏联军24万余人，攻占伊阙，夺取魏城数座及韩国安邑以东大部分地区。 战后，韩国精锐损失殆尽，再无力量单独抵御秦国，魏国对抵抗秦国力不足心，因此求助于赵国。三晋又重归于好。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在和秦国的长平之战中，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老将廉颇，结果赵国大败，40多万兵士被秦国坑杀。 公元前257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的形势非常危急。赵国丞相平原君的妻子是信陵君魏无忌姐姐，平原君赵胜多次向魏安厘王和魏无忌送信，请求魏国救援，魏安厘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前去救赵。秦昭王得到消息后，派使者威胁魏安厘王，魏安厘王惧怕，就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军，留在邺扎营驻防，名义上为救赵，实际在观望形势的发展。 平原君不断派使者前去魏国催促，并责备信陵君不顾赵国和信陵君姐姐的危亡。信陵君为此忧虑万分，屡次请求魏安厘王出兵，门客也用尽各种办法劝说，但魏安厘王惧怕强大的秦国，始终不肯听魏无忌的意见。信陵君估计魏王已不肯出兵救赵，又不想看着赵国灭亡，于是凑齐战车一百多辆，打算带着门客前去赵国和秦军死拼。 信陵君到了邺，拿出兵符假传魏安厘王的命令要代替晋鄙担任将领。晋鄙合了兵符，验证无误，但还是表示怀疑，不想交出兵权。此时的信陵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让朱亥动手，用铁椎杀死晋鄙，强行夺权。 信陵君统领晋鄙的军队后，精选士兵八万开拔前线。与此同时，楚国也派出春申君黄歇救援赵国，在楚、魏、赵三国的联合下，一举击溃秦国，解除邯郸之围，并于公元前247年与其他五国联军，对秦国的侵攻军迎头痛击，攻秦至函谷关，秦国大败。 信陵君通过窃符救赵，合纵攻秦获得了巨大的威望，魏王担心他会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将其罢免。信陵君知道自己不能再获得魏王的信任，便交出兵权，回到自己的府邸，整日喝酒于夫人为乐。不久，在沉闷苦恼之中，信陵君因酒色过度死去。秦国知道信陵君死后，便加大对魏国的攻伐力度，魏国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在苟延残喘中度日灭亡。据司马迁的《史记》中《信陵君窃符救赵》记载，信陵君窃符救赵后，让魏国将领带着兵符回魏国，因怕魏王降罪于他，所以带着门客留在赵国。 秦王政即位后，对魏国的压力不断加大。公元前245年，麃公将卒攻打魏长城以内的卷，斩首三万，公元前244年，蒙骜攻打魏国畼、有诡，次年拔，公元前243年，魏安厘王、信陵君死，魏景湣王继位，公元前242年，蒙骜乘机攻魏，取酸枣、长平、燕、虚等二十城，置东郡，公元前241年，拔濮阳，卫徙野王，公元前240年，攻汲，[19]公元前238年，拔魏垣、蒲阳，衍，公元前231年，魏国献地予秦，置丽邑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以水淹之计攻破大梁，魏王假投降，魏亡。 公元前209年陈胜起兵反秦，魏咎加入了陈胜阵营。陈胜派遣周市攻取魏地，当攻下魏地后，陈胜打算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愿接受，认为应该立旧魏国王族后人为魏王，于是魏咎被立为魏王，魏国复国。 公元前208年，魏王咎兵败自杀，魏豹逃到楚，得到楚怀王拨了数千人给他，再向魏地进攻。魏豹攻下了魏地二十余城，楚怀王立豹为魏王。魏豹带领精兵跟从项羽进入关中。 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诸侯时，项羽想把大梁地据为己有，于是徙魏王豹于河东（大约是今山西省中南部），以平阳为都，封为西魏王。 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率兵从临晋渡过黄河，魏王豹向汉归降，带兵跟随刘邦攻楚。刘邦在彭城之战惨败后，魏豹以探望患病亲人为由离开刘邦回国，可是到达国内便叛离汉。刘邦遣郦生游说魏豹，被拒绝，于是刘邦遣韩信攻魏，俘虏了魏豹，把河东并为汉郡，魏亡。 魏国领土曾先后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陕西东部、河北南部、江苏北部。当时它西邻秦国，东隔淮水、颍水与齐国和宋国相邻，西南与韩国交错接界、南面有鸿沟与楚国接壤，北面则有赵国。魏国始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从安邑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后的魏国又被称为梁国。 战国初期，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对天下诸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尤其对西邻秦国，魏国以强盛的国力军力，夺取了整个河西高原与秦川东部，将秦国压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这种令诸国垂涎三尺的崛起，根源在于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急贤亲士。 魏文侯在战国时期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 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一批于国家无用且有害的特权阶层的人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可因战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此举实际开创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此所谓急贤亲士也。文侯之世，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国初期一举拥有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实在是天下奇迹。由此，魏国急贤亲士的声名远播，以至秦国想攻伐魏国而被人劝阻。劝谏者的说法是：“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战国中后期，魏王拜惠施为相，其在位期间主张：一是“为魏惠王为法”，二是主谋齐、魏相王，三是主张齐、楚“偃兵”，倡言魏与齐、荆联合抗秦。其时张仪在魏，由此与惠施发生争论，惠施被逐至楚，不久转宋，与庄子相晤论学。惠、庄二人友善，交游甚密，曾发生过着名的“濠梁之辩”。魏惠王卒后，张仪被逐，惠施返魏。为魏使楚，与南方奇人黄缭论天地风雨雷霆之故。 三家分晋，魏国得到今山西西南部原来晋国的基本部分，所谓“表里山河”生产发达的险要地带，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战略位置。更主要的是魏国在魏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时，率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建立起较为集权的政体。魏文侯依靠新兴的士阶层进行统治，他尊崇当时最有名望的贤人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以招致游士。 李悝变法期间以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有罚，唯才是用，这是战国时甚为流行的法家主张，当时不少国家都因贯彻这些主张走向富强。 在经济策略方面，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张。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又认为粮贵则对士民工商不利，谷贱则伤农，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他计算说：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魏国由于创办水利事业，改进农业生产，和较为集权政体的建立，不仅使国家得以巩固，并且使国力迅速增强。在此基础上，魏文侯又厉行团结三晋的政策，使韩、赵都接受魏国的领导。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九年，魏王将统治中心从今山西南部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到今河南东部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因为魏国的领土主要在今山西西南部河东和今河南北部中部的河内、河南一带，东西两部成葫芦形。安邑在魏国西部，距东方太远，经上党（今山西东南部）通到东方，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因此，安邑不仅不便于控制东方诸侯，也不利于统治东部国土。魏迁大梁以后，对内则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魏国开放统治者独占专利的山林川泽，让人民自由去开发生产，使人民能获得较多的生活资源。这样不仅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对外则继续奉行团结三晋的政策，“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赵）榆次（今属山西）、阳邑（今山西太谷东）”。 在军事方面，魏国较早的进行了军事变革。建立了以精锐武卒为核心的常备军。魏军内部等级森然、分工明确。且数量庞大。魏襄王时期，魏有武卒（重装步兵）二十万；奋击（轻锐步兵）二十万；苍头（裹头巾的待选新兵）二十万；厮徒（军工、勤务兵、辎重兵）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军事实力可谓雄厚。故苏秦语：魏乃天下之强国也。魏军精选武卒成为各代定制，魏武卒披重甲，持戈配剑，操12担之弩，负矢囊内装弩箭50枝，携三日口粮，半天能走一百里。 “魏武卒”是吴起训练的精锐步兵。吴起当年训练魏武卒，“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 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士兵手执一支长戈、身上背着五十支长箭与一张铁胎硬弓（12石）、同时携带三天军粮，总重约五十余斤，连续急行军一百里还能立即投入激战的士兵，才可以成为武卒并享受优厚待遇。吴起率领魏武卒征战南征北战，创下了“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的奇功伟绩。三十年来，吴起率领魏武卒攻下函谷关，大大小小历经六十四战，夺取了秦国黄河西岸的五百多里土地，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 根据《吴子·励士》里的记载，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创造了五万人，兼（加）车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的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着名战役，所以魏武卒最鼎盛的时候应该是满员大概五万人左右。魏武卒是当时的步战士兵最为精锐和彪悍的。 秦灭魏之战，公元前225年，秦国兵分两路，分别进攻魏国和楚国,秦军主帅为王贲，一路长驱直入，迅即攻到魏国国都大梁城下。无奈大梁城池坚固，城内又是粮草充足，秦军数度强攻，皆无功而返。然而，大梁城在地形上先天不足。大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地处黄河之滨，黄河洪流，就在离城数里之处轰隆而过，而大梁城的地势，远低于黄河的河床高度。 王贲于是命军士于大梁城西北开渠，引黄河之水，筑堤壅其下流。时值初春，正是春汛时节，秦军冒雨兴工，王贲亲自催督，渠成，雨一连十日不止，水势越发浩大。随着王贲一声令下，决堤通沟，洪水泛溢，大梁城顿成泽国。城墙久浸于水中，不免颓坏，秦兵乘势而入，大梁于是告破。见大势已去，魏王假只得请降。王贲尽取魏地，为三川郡。魏国就此灭亡 战国七雄之魏国篇——魏文侯 魏文侯（？～前396年），姬姓，魏氏，名斯（一名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人。魏桓子之孙，魏武侯之父。战国时期魏国开国君主。 魏文侯出生于晋国的公卿世家。前445年，魏文侯继位，对内招贤纳士，先后重用翟璜、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人，任用李俚为相，致力于社会改革，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政策，制定《法经》，奠定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基础。作“尽地力之教”，实行平籴法，对外大败秦国，北灭中山国，奠定魏国的霸业基础。前396年，魏文侯去世。 魏文侯制定的《法经》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地主阶级的法典。[7]魏文侯重用卫人李悝，推行尽地利之教的精耕细作原则，推广农副业成功经验，综合利用魏国的田地和山川，提高魏国耕地的单位产量和土地的使用效率，社会稳定发展，国民安居乐业。 魏文侯魏斯（?—公元前396年），是魏桓子之孙，魏武侯之父，公元前446年继承祖父的家业；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赵襄子派人说服韩康子、魏桓子，放晋水倒灌智寨，灭了智氏，三分智地。三家分晋的局面基本形成。 三家分晋时，赵氏获利最多，魏氏、韩氏得到的要少一些。赵氏得到了晋国北部的大片土地，并向东越过太行山，占有邯郸、中牟。魏氏与韩氏笼罩在赵氏的南边，魏氏偏西，韩氏偏东。赵氏占有的智氏领地正压在魏氏的脑门上，魏氏很压抑。 魏氏的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北边是强大的赵氏，东边是新兴的韩氏，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是秦、楚、郑国拉锯争夺的陕地（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陕县和灵宝市地区）。 魏氏被紧紧地裹在晋西南一隅。魏氏集中在晋西南，虽然在东面还有几块飞地，但都很不巩固，难以建成战略基地。魏氏的核心地区是运城谷地，北部是吕梁山，南部是中条山，东部是王屋山，黄河的大拐角包住了魏氏的西部和南部。 这样的地势，易守难攻，但也容易被压制封锁。因此，魏文侯首先要做到的是自强、不被列强吃掉，然后是打破封锁、向外发展。 三家分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魏国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修炼内功上。赵国和韩国在向外扩张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内政不稳，也回到了内修这条路上。而此时，魏国已基本完成了内部调整，开始寻找外向的出口。 魏国所处的周边环境很复杂，魏文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到围攻，面临亡国的危险。 赵献侯想联合魏文侯消灭韩氏，赵、魏平分韩氏。韩武子想联合魏文侯消灭赵氏，韩、魏平分赵氏。对于赵、韩的提议，魏文侯均给予了明确的拒绝。魏文侯劝赵献侯打消分化韩、魏，从而各个击破的念头。他说，魏和韩比较弱，必然会联合起来对抗赵国，以免被赵消灭。韩、魏都清楚，联合赵国攻击对方是自取灭亡，与赵国平分对方的想法更是与虎谋皮。这样的形势，使韩、魏必须联合。 魏文侯劝韩武子也不必因为赵氏的威胁而联合魏氏进攻赵氏，以图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赵氏的威胁。韩、魏联合攻赵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赵国的实力太强了，韩、魏联合最多与赵国打个平手。双方硬拼的话，必然是两败俱伤。而且即便赵氏被击败了，韩、魏也必然会继续内斗。 魏文侯向赵、韩说明了自己对三家发展的想法。晋地背山带河，比较封闭，身处其中的赵、魏、韩只有赵国向外伸出了代和邯郸两个触角，但由于身后韩、魏的威胁，赵国也无力通过这两个触角继续向外扩张。 赵、魏、韩三国紧邻，必须要和平相处，如果内斗，就会被拖在晋这个封闭的环境里，谁都无法发展。赵、魏、韩只有联合起来向外扩张才有出路。对于魏文侯的联合发展策略，虽然赵献侯与韩武子都表示同意，但如何联合？向哪一个方向发展？如何分利？三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通过这次会谈，三家出现了难得的和平局面。最终，赵、魏、韩暂时放弃了内斗，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 晋幽公九年（公元前425年），赵襄子赵无恤去世，魏斯继任为晋国正卿，任用上郡守李悝实行变法。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后来的秦孝公和商鞅变法都是以魏氏为蓝本的。 在战国时代，魏国西有秦，南有楚、韩，北有赵，东有齐，地处中央，易攻难守。忧患的环境和勃勃雄心使魏文侯成为战国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 他用李悝、翟璜为相，改革弊政；用乐羊、吴起等为将，攻掠中山国、秦国、楚国；以李悝教授法经，依法治国，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 由于赵氏在北，韩氏在东，韩氏的发展方向是魏氏、韩氏南面的郑国，魏文侯便把发展的方向放在了西面的秦国。 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魏国西渡黄河，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筑城，构筑进攻秦国的军事据点。秦军对魏国的入侵进行了反击。经过几番较量，渡河的魏军占住了少梁这个重要的军事据点。秦军一面围攻少梁的魏军，一面在黄河沿岸建造防御工事，阻止更多的魏军渡河。 魏相翟璜向魏文侯推荐卫国人吴起，魏文侯对吴起的指挥才能很欣赏，任命吴起为魏军攻击秦国的主将。吴起上任后，魏、秦在西河的僵持局面很快被打破，魏军节节胜利。 魏文侯三十三年（公元前413年），吴起率领魏军在西河战场战胜秦军，冲破秦军西河防线。随后，吴起直扑秦国，进入渭河平原的咽喉要地郑（今陕西省华县），秦国举国震怖。如果吴起攻破郑，进入渭河平原，就等于控制了秦国的粮仓，而且渭河平原还是秦国的兵源基地。渭河平原无险可守，吴起向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兵临秦都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秦国就会有灭国的危险。吴起攻秦的目的是灭秦，这让秦人十分恐惧。于是，秦简公一方面调集重兵防守郑，并命令西河防线的秦军切断吴起的退路，与驻守郑的秦军夹攻吴起。 魏文侯督促吴起继续攻秦，吴起在郑与秦军展开决战，魏军大胜。魏国太子击趁秦军西河守军主力围攻吴起，防守空虚之际，指挥黄河东岸的魏军渡河。太子击率军攻破了秦国西河防线的军事重镇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秦国的西河防线被魏军彻底突破了，大批的魏军进入秦国。 吴起指挥渡河的魏军对秦国在西河地区（今陕西洛河、黄河与渭河间的大片三角洲）的军事据点进行清除，陆续占领了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王城（今陕西大荔）、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阴晋（今陕西华县东）等城。 由于秦国的政治腐败，西河的百姓对秦君很失望，反而对军纪严明的魏军很欢迎。吴起在把魏国的利民、便民政策带到了西河后，马上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支持，魏军在西河站住了脚。西河的秦国百姓很乐于为魏军服务，吴起在西河的兵员、给养，得到了就地补充。随后，吴起派出了一大批西河人进入秦国，散布秦军战败、魏军仁义的舆论，秦国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国内局势更加不稳了。秦简公命令国内一级警戒，严查来历不明之人，官吏都被武装起来，准备战斗。 到了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魏国完全占据了西河地区，魏国的领土大大扩张。吴起向北还夺取了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魏文侯在此设置了上郡（今陕西境内洛河以东，黄连河以北，子长县以南）。 魏国又占领了函谷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控制了秦国与中原沟通的黄金通道。秦国被压迫在洛水以西，沿洛水西岸构筑防御工事。魏文侯在洛水的东岸修筑了一条长城，南端越过渭水与阴晋相连，北端到达雕阴城（今陕西省甘泉县道镇）以西。魏国将秦国压制在洛水以西，长达八十年，使秦国不得与中原交通，魏国独擅关东之利，利用地理上的垄断地位，控制秦国同中原的交流，从中攫取暴利，秦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魏国却越来越富。 魏文侯在西河地区一方面完成了军事占领，另一方面把魏国的便民政策带到了西河，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拥护，魏国在西河建立了稳固的统治。 在得到西河这一大片土地后，魏国不仅解决了秦国对魏国的威胁，国内人多地少的困难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魏国的粮食生产有所改善。西河为魏国提供了战略上的回旋余地，同时还为魏国提供了兵员和粮食。魏国在西河实行的新政策，对秦国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秦简公为了安抚民心，被迫实行初租禾。 随着魏国的不断强大，赵国逐渐下滑，赵、魏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魏国的实力超过了赵国，也超过了韩国。赵国在赵献侯后期，国力开始衰败，中山对赵国的威胁越来越大。赵献侯死后，赵烈侯即位，中山对赵国的攻势更猛了。 赵国向魏国求救，魏文侯虽同意帮助赵国消灭中山，但是要赵国以智地（今山西省永济市虞乡西北）作为魏国攻打中山的回报，赵烈侯同意了。智地位于魏国本土的北部，是赵襄子当年压在魏国头顶上的一块大石头。经过不断的努力，魏文侯终于解决了这块多年的心病。 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魏国在解决了西河战事后，便开始进攻中山。应韩景侯的请求，魏国帮助韩国攻击宋国，以便于韩国向东发展。魏国的势力延伸到了黄河以南。 中山与魏国并不搭界，中间隔着赵国。在名将乐羊的率领下，魏军越过赵国攻击中山。 中山是白狄族后裔建立的国家，此前由于赵襄子夺取了代郡，代郡与邯郸对中山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中山很紧张。赵襄子死后，赵献侯没有保持住对中山的压力，被中山反击得手。赵烈侯接手赵国时，正是中山在对赵战争中节节胜利之际。 在乐羊的出色指挥下，训练有素的魏军苦战三年，在魏文侯四十年（公元前406年），终于攻破了中山国，解除了中山国对赵国的威胁。 中山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魏军虽然占领了中山国，但中山国人不服，叛乱时有发生，中山的局势仍然很动荡。魏文侯让能力超群的太子击来治理中山国。魏文侯把中山国的灵寿（今河北平山）封给了攻破中山国的功臣乐羊，派乐羊率部驻守中山国。魏文侯任命李悝为中山国相，辅佐太子击治理中山国。在太子击、李悝、乐羊的努力下，中山国的局势逐渐稳定了。 魏国在占领中山国后，比中山国对赵国的威胁更大。赵国可谓是前门赶狼，后门进虎。魏文侯在出兵帮助赵国攻击中山国的时候，命令魏军在沿途占领了不少属于赵国的地方。 晋烈公十一年（公元前405年），齐相田悼子去世，执掌齐国政权的田氏家族发生内乱。田会占据廪丘（今山东省鄄城县东北），请求赵国收留，赵烈侯同意了。廪丘与赵国并不相连，中间隔着卫国。在田会投赵前，齐国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卫国，并已经控制了以廪丘为据点的这一大片土地。田会投赵，并不是以廪丘这一个城池，还包括廪丘附近为齐国控制的这一大片卫国的土地。这一片土地，与濮阳和馆陶都很近，商业价值极大。结果，赵国收留田会、占据廪丘的行为，引起了田悼子的接班人田和的强烈不满，田和命田布率军进攻赵国，赵军不利。于是，赵烈侯便请魏文侯和韩景侯出兵相助。赵、魏、韩联军与齐军大战一场，杀死齐军三万人，并且获取了大量的战略物资。 晋烈公十二年（公元前404年），赵、魏、韩联军大举进攻齐国。赵烈侯命孔青为主帅，带领翟角的魏军和韩军，一路攻打到齐长城，田和被迫割地求和。赵、魏、韩在与齐国的战争中，获得了大片的土地。魏文侯为了使新得到的齐国土地与此前占领的河内地区相连，便攻占了卫国朝歌附近的几座城市。齐康公被联军所俘虏，与三晋之君主一起朝见周天子，齐康公并请求周天子册封三晋为诸侯。 晋烈公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九鼎声响，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即由这一年正式进入战国时代。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就从该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前396年），文侯病重，临死前，召见吴起、西门豹、北门可等人，将太子魏击托付给他们。文侯去世，由太子继任为君主，是为魏武侯。 李悝着《法经》六篇，来规范魏人的行为。晋国是一个有着法治传统的国家，国民对依法办事都很拥护。李悝主持制定的这套成文法，在魏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君、贵族和官员在实行政事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国家的法律。 由于魏文侯的带头遵守，李悝主持制定的这套法律，得到了很好的实施。这套法律后来也被秦国献公、孝公和商鞅所采用，《法经》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地主阶级的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基础。 魏文侯时，任用大臣不看出身，重视能力，提拔了很多平民和有戎狄背景的人才，魏国的贵族很少得到重用。魏文侯重用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吴起和李悝都是来自卫国的平民。乐羊、西门豹是魏国的平民。翟璜是戎狄出身。只有魏成是魏文侯的弟弟，出身贵族。 魏文侯重用卫人李悝，推行尽地利之教的精耕细作原则，推广农副业成功经验，综合利用魏国的田地和山川，提高魏国耕地的单位产量和土地的使用效率。 为了平衡粮价，李悝还实行了平籴法。在丰年的时候，国家根据市场情况，采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使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在灾年的时候，政府把国家粮仓储存的粮食以适当的价格卖给市民，使市民不致买不起粮食而流离失所。 这样，魏国很好地平衡了农民与市民的利益，国家储备的粮食也越来越多，国家抵抗灾年的能力大大提高，社会稳定，国民安居乐业。 魏国的周边国家中，各有各的特产。秦国的家畜、皮革、玉石，赵国的布帛、枣栗、家畜、皮革，楚国的鸟兽、橘柚、茅竹、丝绸在当时都很有名，魏文侯鼓励魏国百姓从商，参与各国土特产贸易，魏国获得了大量的商业税，国库充实了。 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至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派吴起攻打秦国的河西，完全占领了河西地区以及函谷关，修筑了少梁等城池，并沿洛水修筑长城，将秦国压制在洛水以西地带。 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至魏文侯四十年（公元前406年），魏文侯攻灭了中山国，并派太子击、乐羊等人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魏文侯四十一年（公元前405年）至次年，魏国在三晋伐齐之战中攻入齐长城，并俘虏了齐康公。齐康公不得不随三晋前往朝见周天子，请求封三晋为诸侯。 魏文侯四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赵、魏、韩三国为诸侯，补办了三晋立国的法律程序。 周威烈王承认三国为诸侯，无异于是对赵、魏、韩三家分晋这一严重叛乱的支持，严重地损害了周王室的声威。晋国长期以来是匡扶周王室的重要国家，赵、魏、韩对晋公室的叛乱本来应该受到周天子的严厉谴责，而周威烈王却承认了赵、魏、韩三国叛乱的合法性，这让周系统的国家很寒心，周王室的支持者更少了，号召力也因此而大减。 由于赵、魏、韩向黄河南岸发展，进攻郑国和宋国，与一直想要控制郑国和宋国的楚国发生了利益冲突。郑国在楚国和宋国的帮助下，屡次击败韩国。韩景侯也开始寻求魏国的帮助。 于是，三晋与楚国发生多次激战，楚国被三晋连续击败，中原土地连丧，魏国则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魏文侯在出兵帮助韩国攻击宋国的时候，命令魏军占领了魏军进军路过的河内地。 魏国占领的齐地与朝歌地区相连后，魏国在漳水与黄河之间就有了一大片土地，对突入卫地的赵国都城中牟（今河南鹤壁市山城区一带）威胁极大。 赵烈侯虽然对魏文侯对赵国的压迫很不满，但由于此时魏国十分强大，魏文侯又巧言令色，打着三晋联合发展的旗号，因此赵烈侯还没有与魏国决裂的勇气。魏文侯的三晋联合实际上是以魏国为中心，拉拢韩国，借着联合发展的机会削弱赵国。赵国虽然也可以得到一点好处，但付出的代价很大。魏文侯的巧取豪夺，与当年赵襄子的手法如出一辙。 魏文侯打着驱逐齐国在卫国势力的旗号，将齐、赵一直争夺的漳水南岸地划入魏国的势力范围，赵国在漳南经营多年的辛苦白费了。 魏文侯顶在漳水向南最突出的部位，设立了邺县（今河北磁县东南邺镇）。邺县的设立，使赵国南进中原的战略构想遭到了迎头一击。 赵都中牟的前方是朝歌，东方是汤阴，都是魏国的重要军事据点。中牟的西方是太行山，无发展的空间。邺设在中牟的身后，使本来就突入卫地的中牟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孤立，十分危险，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邺顶在了赵国南进中原的战略基地邯郸的正南方，迎头拦住了邯郸的南进去路。 魏文侯在对秦攻略中除了军事打击、政策攻心外，还进行了文化渗透，着名的西河学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魏文侯虽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很向往。于是，魏文侯重用当时着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为老师，在西河讲学。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名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生于公元前507年。魏文侯在延请子夏来西河的时候，子夏已是百岁老人，很少亲自教授了。而且，子夏由于老年丧子之痛，哭瞎了眼睛。 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 尽管子夏非常注意养生，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毕竟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最初对魏文侯的邀请是很犹豫的。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国士人的旗帜，决心一定要请子夏到西河坐镇。于是，魏文侯亲自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 给国君做老师是儒家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帝王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这个荣誉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尊高的荣誉。子夏被魏文侯的诚意感动了，决定亲自到西河坐镇。 由于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师，而且亲自坐镇西河，华夏文化的重点就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形成了着名的西河学派。子夏在西河的象征意义，极其重大，不仅对秦国、楚国、赵国这些边地诸侯国的怀化作用十分显着，而且使魏国俨然成为中原各国中的文化宗主国。 儒家本来是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师，而六艺是贵族和士人在治理国家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儒家由于各有侧重而产生不同的流派，相当于不同的学科。鲁国的曾参之儒是以重礼，尤其是重孝为代表的流派，培养的是掌礼之儒，这些人不以经世致用为特长，在各国官僚系统中的地位不高。 子夏之儒培养的是经世致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国的官僚系统中，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子夏到西河后，谋求进身的士人纷纷转入西河学习。这个时候，西河学派应魏文侯的要求已经不以贵贱为收取学生的标准了。子夏由于不亲自教课，而且已经享有了魏文侯老师的至高荣誉，也就不计较了。这些士人在西河学派学习后，很自然地选择魏国为其效力的首选国家。 这样，西河学派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各国的士人对西河都很向往，魏国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理想的效力国家。西河学派教授的内容很丰富。 公羊高与谷梁赤本来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学生，但由于他们教授的历史学科《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所以魏文侯抬高了他们的地位。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公羊传》的蓝本，谷梁赤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谷梁传》的蓝本。 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传授的不仅包括儒家本身的六艺，还包括子贡对儒学的发展，即纵横术与经商的本领。纵横术是士人成为官员后，从事外交所必须具备的才能，而经商致富则是一个官员富国富民所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子贡、田子方对传统六艺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时代发展及各国对官员的要求相适应的。 段干木是子夏看重的一个学生，他的教授中还可以看到子夏培养高级官员的精髓。魏文侯担心段干木培养的高级官员不为魏国所用，反而与魏国为敌，便让段干木主要教习魏国的公室贵族，并请子夏能够对自己的子弟能够指点。 子夏在西河没有几年就去世了，但其在西河的象征意义却长期存在，魏国取代鲁国成为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魏文侯尊子夏为师的政治效果十分显着。 魏国之所以能够称霸百年，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魏文侯把魏国变成了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 历史评价 《史记》曾经披露，秦国想讨伐魏国，但有人劝秦王：“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韩非子·饰 邪》评） 战国七雄之魏国篇——乐羊 乐羊，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宋国商丘（今河南商丘）人，战国时期着名将领。名将乐毅先祖。 乐羊起初从宋国到魏国成为国相翟璜的门客，后大败中山国，被魏文侯封在了原属中山国的灵寿，于是子孙后代定居于此。 乐羊是战国初期宋国商丘人，后来成为魏国相国翟璜的门客。魏文侯三十七年（公元前414年），乐羊之子乐舒杀死翟璜之子翟靖，逃往中山国。魏文侯派乐羊担任主帅出兵讨伐中山国。 乐羊出兵后，由于敌强我弱，于是施行缓兵之计。消息传来，朝中大哗，群臣诬告乐羊通敌。此时，中山国君杀死乐舒，煮成肉羹送给乐羊。乐羊为表忠心，于是坐在军帐内端着肉羹吃了起来，一杯全部吃完。 魏文侯对睹师赞说：“乐羊为了我的国家，竟然吃了自己儿子的肉。”睹师赞却说：“连儿子的肉都吃，还有谁的肉他不敢吃呢。”随后，乐羊大败中山军，攻占中山国。魏文侯虽然奖赏乐羊的战功，将其封在灵寿，但却怀疑起乐羊的心地来，认为乐羊心地残忍，没有父子骨肉之情。 乐羊死后，安葬在灵寿，乐羊的后代子孙就在灵寿安家落户。 乐羊攻克中山国后，回国向魏文侯报告，显出骄傲的神色。魏文侯察觉到这一点，就命令主管文书的官吏说：“群臣和宾客献上的书信，都拿来进上。”主管文书的官吏搬着两箱书信进上来。魏文侯让乐羊看这些书信。书信都是责难攻打中山国这件事。乐羊转身退下几步，向北再拜说：“攻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力量，是君主您的功劳。” 历史评价 刘向《战国策》：“乐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周昙《春秋战国门·乐羊》：“杯羹忍啜得非忠，巧佞胡为惑主聪。盈箧谤书能寝默，中山不是乐羊功。” 《韩非子·说林》：“巧诈不如拙诚，乐羊以有功而见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与不仁也。 —————完美的分割线————— 战国七雄之魏国篇——公叔痤 说起魏国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公叔痤（cuo） 战国七雄，谁最强大？比起后期横扫六合的秦国，其实前期的魏国才是公认的七雄最强。 魏赵韩三家分晋后，魏国就在名将吴起的统帅下建立了威震天下的魏武卒，吴起统帅魏武卒，对外“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的奇功伟绩，打的秦国割地求和，不敢越雷池一步。 那么魏国是如何从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衰落的呢？ 其实魏国的衰落和秦国的崛起都是同一个人的原因，这个人就是魏国以“贤明”着称的国相公叔痤！ 公叔痤其实本事不小，也不怎么贪污，还有廉洁的名声。治理国家上也能安邦，不然也不会当了魏国的国相，甚至他还娶了公主为妻，属于魏国核心人物。 但是公叔痤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魏国的利益。 公叔痤当了魏国的相国后，害怕吴起抢夺自己的相权，公叔痤有个门客直接对他说：“吴起很容易除掉。” 公叔痤很惊讶：“吴起是名震天下的名将，你说竟然可以轻松除掉？来来来，你说说如何下手？” 门客说：“要赶走吴起只需要三步！第一步你先向魏武侯暗示：‘吴起是个很有才的人，而我们魏国目前只是属于刚刚建立的侯国，而且和强大的秦国接壤，天天打仗，臣恐怕吴起不想长期留在魏国。’魏武侯必然要问：‘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就是第二步，你就乘机向魏武侯说：‘君侯可以联姻，把一位公主许配给吴起，他如果愿意留在魏国就必定欣然接受，如果不愿意留在魏国就必然辞谢。以此就可以试探他的想法。’ 然后是第三步，你再亲自把吴起邀请到你的府上，让你夫人故意发怒而轻谩你。吴起看见你的公主夫人那样轻贱你，他想到自己以后也会遭到轻贱，就会辞而不受。于是魏武侯肯定会怀疑吴起不想留在魏国了，他还会不走吗？” 公叔痤门客的这一伎俩丝丝入扣，吴起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心理活动都被人算的死死的，公叔痤照做后，吴起果然拒绝了魏侯的联姻。 吴起的这种做法马上引起了魏武侯的怀疑，吴起也察觉不妙，害怕起来，于是为了保命吴起只能当机立断撇下魏国跑到楚国去了。 到这个地步魏侯和吴起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公叔痤的阴谋，吴起走后，在魏国再也没有人可以和公叔痤相提并论了。 公叔痤虽然大权在握，但在他任职期间，对于举贤任能可以说是“武大郎开店——不容大个儿”。 比如，一个能治国兴邦的超级人才，来自卫国的王孙公孙鞅，也叫卫鞅，只能在公叔痤麾下当一个中庶子这样的小官。 公叔痤早就明白了公孙鞅的厉害之处，但是直到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公叔痤临死之前才向魏侯提出了要重用公孙鞅的建议，并且提醒魏惠王如果不能任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 等魏惠王走了，公叔痤又赶紧把公孙鞅叫进来交代让他快跑，不然魏惠王就要杀他。 还说我这是先国家后私人，你看看我这是多么的为国为民啊。 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资治通鉴_周纪_商鞅变法》 公孙鞅沉默了一下说，魏惠王不会听你的话重用我，那他也不会听你的话杀我。 果然，魏惠王逢人就说公叔痤是老糊涂了，什么不重用就杀，这岂不是前后矛盾么？ 结果公叔痤死后，公孙鞅看自己无法得到重用于是干脆跑到秦国，在秦王这里一展才华。 秦国强大起来之后，公孙鞅首先建议秦国要占据魏国最重要的河西，这也是吴起当年率领魏武卒打下的重要基业。 公孙鞅跟秦王说：魏国和秦国现在是以黄河为界，而魏国占据这样的有利地形，魏国强大了随时可以打我们，但是我们打魏国就要面临黄河、两道天险，这太被动了，现在趁着魏国刚刚被齐国揍了一顿，魏武卒折损大半的好机会，我们一举占领崤山天险，魏国害怕肯定要迁都，到时候有黄河和崤山两道天险的就是秦国了，这是帝王之业啊。 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资治通鉴_周纪_商鞅变法》 秦王大喜，觉得公孙鞅说的太对了，就让他领兵攻击魏国。 于是刚刚战败的魏国首当其冲成了秦国练兵之地，而且公孙鞅为了首战必胜，还故意以魏国故人的身份请魏军主帅聚会，结果公孙鞅直接埋下伏兵，俘虏了魏国主将公子卬。魏军还没开战主帅就没了，于是败得一塌糊涂，崤山天险也丢给了秦国。 魏惠王这时候真的害怕了，就只能忍痛把整个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自己也迁都到大梁，这个时候才后悔：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资治通鉴_周纪_商鞅变法》 看魏惠王这个时候还在感谢公叔痤，根本不清楚，到底是谁把魏国害成了这个样子的。 公孙鞅获得了如此战绩，秦王就把商於十五个邑封赏给他，于是从此人们都管公孙鞅叫做商鞅！ 《资治通鉴》中的这个故事完美体现了一个只想着自己权利的人是如何的可怕！ 公叔痤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先是逼走了名将吴起；后来又压着手下人才，不推荐公孙鞅给国君，直到自己临死前才把公孙鞅推荐给国君，而且两边都讨好，不但给自己留下来重视贤才的美名，还最后留下了能识人的记载。 哪怕商鞅带领的秦军打的魏国迁都避祸，魏王还在感念公叔痤说的对啊，当时就该杀了商鞅的！ 魏王根本没有意识到是谁让魏国这个七雄最强的国家沦落到现在这样的境地？ 公叔痤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典范，一生吃喝玩乐享受完了，自己甚至在史书中被称为贤相，但实际上他却是魏国最大的毒瘤，魏国从七雄最强直接沦落到迁都避敌的惨状公叔痤就是罪魁祸首。 其实在现代社会中，公叔痤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少，他们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排斥异己还打着为你好的幌子，来回挑拨离间，可以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往往一个企业的衰落，都是因为有了公叔痤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一心为自己，毫不担心自己这样的行为会让公司干黄了，他们只需要跳个槽，美化一下简历，照样拿高薪。至于原公司的老板，可能还在念叨：悔不听公叔痤之言啊！ 读历史的乐趣就在这里，从号称帝王之书《资治通鉴》中我们可以以古鉴今，汲取古人的智慧。 读史可以明智，鉴古可以知今。《资治通鉴》之所以有名，不仅仅是他是历代帝王将相必读之书，更是读懂了这本书就是读懂了人性，读懂了智慧，懂得何时进，何时退！ 注：庞涓篇和孙膑篇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就不再发表了，想具体了解的朋友可以到度娘上去看。 战国七雄之魏国篇——信陵君 魏无忌（？-前243年），即信陵君。魏国国君安厘王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国战国末期魏国名将。中国战国时四公子之一。 魏无忌出身贵族，礼贤下士，招养门客。曾派门客刺探邻国动静，对秦军东进意图思虑甚深，认为秦必以吞韩并魏为先，故反对亲秦伐韩之策，力劝魏王存韩以保魏。当韩上党与本土被秦截断后，曾主张以魏之安成道作为韩往上党的通道。前258年，秦进围赵都邯郸，魏王虽派晋鄙率军救赵，旋因受秦威胁而止于邺（今临漳西南），魏无忌受赵平原君之托，屡劝魏王发兵无效，即采纳门客候嬴之谋，假魏王宠妾如姬盗得虎符，使力士朱亥追杀晋鄙，夺取兵权，次年，与赵、楚军大破秦军，解邯郸之围。后秦攻魏其急，魏无忌归魏任大将军。后因秦使反间计，魏无忌遭晋鄙旧属谗毁而被魏王派人取代，自此不得志，谢病不朝。前243年卒。 魏无忌主持合纵攻秦，以上将军职率韩、赵、魏、楚、燕五国联军大败秦蒙骜军，在战国后期关东六国合纵抗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魏无忌曾与其门客着《魏公子兵法》，已佚。 公元前277年，魏无忌的父亲魏昭王去世，魏无忌的哥哥魏圉继承魏国王位，是为魏安厘王。翌年，安厘王封魏无忌于信陵（今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他因而被称为信陵君。 当时范雎从魏国逃亡到了秦国当宰相，因怨恨魏国的国相魏齐，多次怂恿秦昭王攻打魏国，秦军包围了大梁，击败魏国驻扎在华阳的军队，迫使芒卯战败而逃。安厘王和魏无忌为此十分忧虑。 魏无忌为人仁爱宽厚，礼贤下士，士人因而争相前往归附于他，最高峰时门下曾有三千食客。所以当时的魏无忌威名远扬，各诸侯国连续十多年都不敢动兵侵犯魏国。 有一次，魏无忌正跟安厘王下棋，而北边边境传来警报，说：“赵国发兵进犯，将进入边境。”安厘王立即放下棋子，就要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 魏无忌劝阻安厘王说：“是赵王打猎罢了，不是进犯边境。”又接着跟安厘王下棋，仿佛无事一般。可是安厘王惊恐，全无心思下棋。又过了一会儿，又从北边传来消息说：“是赵王打猎，不是进犯边境。”安厘王听后很惊讶，问道：“公子是怎样知道的？”魏无忌答道：“我的食客中有个人能深入底里探到赵王的秘密，赵王有什么行动，他就会立即报告我，我因此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安厘王因害怕魏无忌贤能，不敢任用其处理国事。 当时魏国有个隐士，叫侯嬴，已经七十岁，因家贫，做着大梁夷门的守门小吏。魏无忌听说此人后，前往拜访，并想馈赠一份厚礼，但侯嬴不肯接受，说：“我几十年来修养品德，坚持操守，终不能因我看门贫困的缘故而接受公子的财礼。”魏无忌就大摆酒席，宴饮宾客。大家来齐坐定之后，公子就带着车马以及随从人员，空出车上的座位，亲自到东城门去迎接侯嬴。 侯嬴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帽，就径直上了车子坐在公子空出的尊贵座位上，丝毫没有谦让的意思，想借此观察一下魏无忌的态度。可是魏无忌手握马缰绳更加恭敬。侯嬴又对魏无忌说：“我有个朋友在街市的屠宰场，望能委屈一下公子的车马载我去拜访他。”魏无忌立即驾车前往街市，侯嬴下车去见他的朋友朱亥，他斜眯缝着眼观看公子，故意久久地站在那里，同他的朋友聊天，同时暗暗地观察公子脸色。魏无忌的面色更加和悦。 此时，酒席上魏国的将军、丞相、宗室大臣以及高朋贵宾坐满堂上，正等着魏无忌举杯开宴，街市上的人都看到魏无忌手握缰绳替侯嬴驾车。魏无忌的随从都暗地责骂侯嬴。侯嬴看到魏无忌面色始终不变，才告别了朋友上了车。 到家后，魏无忌领着侯嬴坐到上席，并向全体宾客恭敬地介绍侯侯嬴，满堂宾客都十分惊异，大家酒兴正浓时，魏无忌站起来，走到侯嬴面前举杯向他祝寿。 侯嬴趁机对公子说：“今天我为公子尽力也够了。我只是个城东门看门插关的人，可是公子委屈车马，亲自在大庭广众之中迎接我，我本不该再去拜访朋友，今天公子竟屈尊陪我拜访他。可我也想成就公子的名声，故意让公子车马久久地停在街市中，借拜访朋友来试探公子，结果公子愈加谦恭。街市上的人都认为我是小人，而认为公子是高尚的人，能礼贤下士啊！”在这次宴会散了后，侯嬴便成了魏无忌的上客。 侯嬴对魏无忌说：“我所拜访的屠夫朱亥，是贤能之士，只是人们都不了解他，所以隐没在屠夫中罢了。”魏无忌曾多次前往拜访朱亥，朱亥故意不回拜答谢，魏无忌觉得他是个怪人。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在和秦国的长平之战中，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老将廉颇，结果导致赵国的大败，四十多万兵士被秦国坑杀。 公元前257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的形势非常危急。赵国丞相平原君赵胜的妻子是魏无忌的姐姐，平原君赵胜多次向安厘王和魏无忌送信，请求魏国救援。安厘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前去救赵。 秦昭王得知此消息后就派使臣告诫魏王说：“我攻下赵国，只是早晚的事，诸侯中有谁敢救赵国的，拿下赵国后，一定调兵先攻打它。”魏王听了很害怕，就派人阻止晋鄙再进军，让他把军队留在邺城扎营驻守，名义上是救赵国，实际上是采取两面倒的策略来观望形势的发展。 赵胜使臣的车子连续来到魏国来告急，责备魏无忌说：“我赵胜之所以自愿依托魏国跟魏国联姻结亲，就是因为公子的道义高尚，能帮助别人解脱危难。如今邯郸危在旦夕，早晚就要投降秦国，可是魏国救兵至今不来，公子能帮助别人摆脱危难又表现在哪里！再说公子即使不把我赵胜看在眼里，抛弃我让我投降秦国，难道就不怜惜你的姐姐吗？”魏无忌为此事十分焦虑，屡次请求安厘王赶快出兵，又让宾客辩士们千方百计地劝说安厘王。安厘王由于害怕秦国，始终不肯听从魏无忌的主张。魏无忌估计终究不能征得安厘王同意，就决计不能自己偷生而眼看赵国灭亡，于是请来宾客，凑齐战车一百多辆，打算带着宾客赶到战场上去同秦军决一死战，与赵国共赴死难。 魏无忌率领车队经过东门时，去见侯嬴，把自己决计同秦军血战到底的情况告诉了他。然后向侯嬴诀别准备启程，行前侯嬴说：“公子努力干吧，老臣不能随行。”魏无忌走出几里路，心里不痛快，自语道：“我对待侯生算是够周到的了，天下无人不晓，如今我就要死难，可侯生竟没有片言只语送我，难道我对待他有什么不周到之处吗？”于是又乘车返回，想问问侯嬴。 侯嬴一见公子就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公子会回来。”又接着说：“公子好客养士，闻名天下。如今有了危难，想不出别的办法却要赶到战场上同秦军拼死命，这就如同把肥肉扔给饥饿的老虎，有什么作用呢？如果这样的话，还用我们这些宾客干什么呢？公子对我情义深厚，公子前往我却不送行，因此知道公子恼恨我，会返回来的。”魏无忌连着两次向侯先生行拜礼，进而问对策。 侯嬴就让旁人离开，同公子秘密交谈，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经常放在魏王的卧室里，如姬最受魏王的宠爱，她出入魏王的卧室很随便，只要尽力是能偷出兵符来的。我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了。如姬有复仇的志向，魏王以下的臣民都想为如姬报仇，但均未如愿。为此，如姬曾对公子哭诉，公子派门客斩了那个仇人的头，恭敬地献给如姬。如姬要为公子效命而死，是在所不辞的，只是没有行动的机会罢了。公子果真一开口请求如姬帮忙，如姬必定答应，那就能得到虎符而夺了晋鄙的军权，北边可救赵国，西边能抵御秦国，这是春秋五霸的伟业啊。”魏无忌听从了侯嬴的谋略，请求如姬帮忙。如姬果然成功盗出晋鄙的兵符，将其交给了魏无忌。 魏无忌拿到了兵符准备上路，侯嬴说：“将帅在外作战时，有当机立断的权力，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听从，以利于国家。公子到那里即使两符相合，验明无误，可是晋鄙仍不交出兵权给您而要请示魏王，那事情就危险了。我的朋友屠夫朱亥可以跟您一起前往，这个人是个大力士。如果晋鄙听从，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他不听从，可以让朱亥击杀他。”魏无忌听后，便哭了。 侯嬴见状便问他：“公子是怕死吗？为什么而哭？”公子答道：“晋鄙是魏国勇猛强悍、富有经验的老将，我去他那里恐怕他不会听从命令，必定要杀死他，因此我难过得哭了，哪里是怕死呢。”于是魏无忌去请朱亥一同前往。 朱亥笑着说：“我不过是市场上挥刀杀牲的屠夫，可是公子竟多次登门问候我，我之所以不回答报酬您，是因为我觉得小礼小节无甚大用。如今公子有了急难，这就是我为您杀身效命的时候了。”就与魏无忌一同上路。 魏无忌去向侯嬴辞谢。侯嬴说：“我理当随您一起去，但年迈了力不从心。您行至晋鄙军中的那一天，我面向北边自刎，以答谢公子的知遇之恩。”魏无忌于是上路前行了。 魏无忌到达邺地，假称安厘王的命令代替晋鄙为将，晋鄙合了兵符，验证无误，但还是怀疑此事，就举起手盯着公子说：“如今我统率十万大军，驻扎在边境上，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责任，今天你只身一人来取代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正要拒绝接受命令。 朱亥取出袖中藏着的四十斤重的铁锥，一椎砸死了晋鄙，魏无忌便接管了晋鄙的军队，然后开始整顿军队，向将士说：“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长兄回家；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家去奉养双亲。”经过整顿选拔，得精兵八万人。 于是开赴前线抗击秦军。秦军解围撤离而去，于是邯郸得救，保住了赵国。赵孝成王和赵胜到郊界来迎接公子。赵胜替魏无忌背着盛满箭支的囊袋走在前面引路。孝成王多次拜谢说：“自古以来的贤人没有一个赶得上公子的。”从这个时候起，赵胜再不敢拿自己跟魏无忌相比了。 魏无忌与侯嬴诀别之后，在到达邺城军营的那一天，侯嬴果然面向北刎颈而死。 安厘王恼怒魏无忌盗出了兵符，假传君令杀死了晋鄙，魏无忌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 已经打退秦军挽救了赵国后，魏无忌让手下的将军带着他的军队返回魏国，自己与门客留在了赵国。孝成王感激魏无忌窃符救赵这一义举，就与平原君商议，想把五座城邑封赏给魏无忌。魏无忌听此消息后，产生了居功自傲的情绪和神色。门客中有人劝说魏无忌道：“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忘记的，有些事情却不能不忘记。别人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以忘记；公子对别人有恩德，希望公子忘掉它。况且假托魏王命令，夺取晋鄙的兵权以救赵国，这对赵国来说是立了大功，但对魏国来说那就不算忠臣了。公子却因此自以为有功，觉得了不起。我私下认为公子不应该这样。”魏无忌听后，立即自责，仿佛无地自容。 赵国召开盛大宴会，孝成王亲扫殿堂台阶，又亲自到门口迎接贵客，并执行主人的礼节，领着魏无忌走进殿堂的西边台阶。魏无忌则侧着身子走，一再推辞谦让，并主动从东边的台阶升堂。宴会上，魏无忌称说有罪，对不起魏国，于赵国也无功德可言。孝成王陪着魏无忌饮酒直到傍晚，始终不好意思开口谈封献五座城邑的事，因为魏无忌总是在谦让自责。魏无忌最终留在了赵国。孝成王把鄗封赏给魏无忌作为汤沐邑，这时安厘王也把信陵邑又奉还给公子，但魏无忌仍没有回魏国的打算。 魏无忌听说赵国有两个有才有德而没有从政的人，一位是毛公藏身于赌徒中，一位是薛公隐没在酒店里，魏无忌很想见见这两个人，可是这两个人躲了起来不肯见魏无忌。魏无忌打听到他们的藏身地址，就悄悄地步行去同这两个人交往，彼此都以相识为乐事，很是高兴。 赵胜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对他的夫人说：“当初我听说夫人的弟弟魏公子是个举世无双的大贤士，如今我听说他竟然胡来，跟那伙赌徒、酒店伙计交往，公子只是个无知妄为的人罢了。”赵胜的夫人把这些话告诉了魏无忌。 魏无忌听后就向赵胜的夫人告辞准备离开这里，说：“以前我听说平原君贤德，所以背弃魏王而救赵国，满足了平原君的要求。如今才知道平原君与人交往，只是显示富贵的豪放举动罢了，他不是求取贤士人才啊。我从前在大梁时，就常常听说这两个人贤能有才，到了赵国，我惟恐不能见到他们。拿我这个人跟他们交往，还怕他们不愿见我。平原君竟然把跟他们交往看作是耻辱。平原君这个人不值得结交。”于是就整理行装准备离去。 赵胜夫人把魏无忌的话全都告诉了赵胜，赵胜听了自觉惭愧，便去向魏无忌脱帽谢罪，坚决地挽留魏无忌。赵胜门下的宾客听到此事，有一半人离开了平原君归附于魏无忌，天下的士人也都去投靠魏无忌，归附在他的门下。 魏无忌在赵国居住了十几年不回去。恢复了元气的秦国乘着魏无忌在赵国，日夜不停地进攻魏国。安厘王为此焦虑不安，就派使者去请魏无忌回国。 魏无忌仍担忧安厘王恼怒自己，就告诫门下宾客说：“有敢替魏王使臣通报传达的，处死。”由于宾客们都是背弃魏国来到赵国的，所以没有谁敢劝公子回魏国。 这时，毛公和薛公两人去见公子说：“公子所以在赵国备受敬重，名扬诸侯，只是因为有魏国的存在啊。如今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危急而公子毫不顾念，假使秦国攻破大梁而把您先祖的宗庙夷平，公子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话还没说完，魏无忌脸色立即变了，嘱咐车夫赶快套车回去救魏国。魏无忌和安厘王兄弟两人十年未见，重逢时不禁相对落泪。安厘王任命魏无忌为上将军，让他做魏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公元前247年，魏无忌派使者向各诸侯国求援，各国得知魏无忌担任了上将军，都纷纷派兵救魏。魏无忌率领五个诸侯国的联军在黄河以南大败秦军，使秦国将领蒙骜战败而逃。联军乘胜攻至函谷关，秦军紧闭关门，不敢再出关。这次合纵攻秦的胜利，使魏无忌的声威震动了天下。 秦王忌惮魏无忌，因此派人持万金到魏国离间安厘王和魏无忌的关系，同时派人到魏国境内假装祝贺魏无忌登上王位。因此，安厘王更加怀疑魏无忌，于是派其他人代替他执掌魏国兵权，五国攻秦计划失败。 魏无忌从此心灰意冷，回到魏国之后，不再上朝，每日沉迷酒色。四年之后（公元前243年），魏无忌去世。从此魏国失去最后支撑的顶梁柱。十八年后，魏国被灭。 人物评价 赵孝成王：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荀子：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 国子：公子无忌为天下循便计，杀晋鄙，率魏兵以救邯郸之围，使秦弗有而失天下。 缩高：信陵君为人，悍猛而自用。 贾谊：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 司马迁：1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2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 战国七雄之魏国篇——公孙衍 公孙衍（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魏国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市东）人，纵横家。因曾任魏国犀首（官名），史书多以犀首称之。（我看大秦帝国，一直以为犀首是人名。） 公孙衍最初出仕魏国，担任犀首一职，在徐州相王时期主张明面与齐国交好、暗中交结楚国的策略。秦惠文王五年（魏惠王后元二年，前333年），离魏入秦，被秦惠文王拜为大良造，在雕阴之战中为秦国攻取魏国的河西之地。魏惠王后元六年（前329年），离秦返魏，在陉山之战中击败楚威王。魏惠王后元十年（前325年），联齐伐赵，攻取平邑、新城。 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前323年），发起五国相王，来联合多国合纵抗秦，但效果不佳。次年张仪便相魏连横。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前319年），魏国逐走张仪，公孙衍升任魏相。魏襄王元年（前318年），发动五国合纵伐秦的军事行动，攻至函谷关，并拉拢义渠策应；但后来战事失利，各国退兵。约魏襄王三年（前316年），因与田需政斗失败，被迫离开魏国出任韩相，并介绍田文担任魏相，从而继续合纵的战略。韩宣惠王十九年（魏襄王五年，前314年），在岸门之战中被秦军大败，标志着其主导的合纵最终失败。其后公孙衍回魏继续担任魏将，一说还曾二次入秦为官。晚年，在魏昭王三年（前293年）伊阙之战后，奉命出使秦国求和。 公孙衍是纵横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导的合纵声势煊赫，在战国影响深远。时人景春曾评价他：“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公孙衍是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人。早在魏惠王三十年（前340年）稍前，公孙衍就已经在魏国为将，担任犀首一职，曾请兵二十万希望攻打齐国报仇。 魏惠王后元元年（前334年），魏国相国惠施主张“合齐、楚以安兵”，组织徐州相王，使齐、魏互尊为王，达成齐、魏的联合。此时公孙衍建议魏惠王，明面上要与齐国交好，暗中交结楚国，这样两国都自恃有魏国的支持，必然开战。齐楚大战，魏国便能坐收渔翁之利，有望报马陵之战中太子申遇害的仇。魏惠王听从了他的建议，而事态发展果然如公孙衍预料的那样。魏惠王后元二年（前333年），楚威王攻打齐国取胜，是为徐州之战。 其后，公孙衍离开魏国，前往秦国为官，秦惠文王五年（魏惠王后元二年，前333年），秦惠文王起用公孙衍为大良造 ，败魏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南）。次年（前332年）魏献阴晋给秦求和，秦把它改名为宁秦。 秦惠文王七年（魏惠王后元四年，前331年），秦遣公孙衍大举攻魏，首尾经历两年，攻取魏上郡雕阴，俘魏将龙贾，斩首八万（《秦本纪》，《魏世家》作“四万五千”）。这一役使得魏防守上郡、河西郡的主力，被秦一举歼灭，前330年，魏国便将河西郡割让给秦国。 魏惠王后元六年（前329年），张仪入秦，获得秦惠文王的赏识。据钱穆推测，张仪可能夺走了公孙衍的官位，排挤公孙衍致其出走回到魏国。公孙衍重新为魏将，仍担任犀首一职。同年楚威王攻魏，秦国以新得皮氏的“卒万人、车百乘”，助公孙衍所率魏军在陉山反攻楚国得胜，于是秦国因而得以顺利地接收河西地区。 此时，魏国已经国力衰退。于是，公孙衍就想拉拢别的国家，靠联合出击取胜。 魏惠王后元十年（前325年），公孙衍拉拢齐将田朌一起伐赵，大败赵兵。首先他找到齐国名将田朌，动员其出兵一起进攻赵国，还说只要出兵五万人，就可以很快打败赵国。田朌认为他说得太容易了，恐怕以后会带来大麻烦。公孙衍说，如果说得太难了，两国的国君就不同意出兵了。等出兵之后，两国国君见有危险，肯定会派兵增援的。后来果然如此，赵国被齐魏联军打得大败。 当初，惠施主张“合齐、楚以安兵”。到了魏惠王后元十年（前325年），齐、魏击败赵国以后，魏国又与韩、赵、楚修复关系。同年，魏惠王和韩威侯在巫沙会盟相王，会后一同并带太子入朝于赵；过后不久，使魏太子嗣入质于齐，使魏公子高入质于楚。这样，魏与韩、赵、齐、楚五国友好的态势就形成了。 合纵趋势的出现，引起了秦国的高度警觉。为防止齐楚魏合纵对秦国带来的威胁，张仪软硬兼施，极力破坏公孙衍的合纵策略。魏惠王后元十一年（前324年），他亲自率兵攻取魏的陕，作为进攻中原的基地，同时筑上郡塞，巩固上郡的防守，欲迫使魏国依附秦国。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前323年），又与齐楚两国大臣举行蘖桑会盟，拉拢齐楚，从而破解了三国合纵。 在这种形势下，公孙衍为了合纵，于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前323年）拉拢韩、赵、燕、中山四国，发起了“五国相王”。从这年起，赵、燕、中山三国也开始称王了。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是想要联合各国，与秦国对抗，但效果不佳。 同年（前323年），楚国为了迫使魏国依附楚国，要废立魏的太子嗣，送立流亡在楚的魏公子高为太子，派昭阳打败魏军于襄陵，取得了八个邑。一说楚魏襄陵之战的魏军主将即公孙衍；另一说同时齐军也伐魏，公孙衍在承匡不敌齐军。这时韩国也趁机攻打魏国，公孙衍派人说服其退兵。 至此，五国君主虽互相称王，但是合纵抗秦的初衷却没有达成。 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前322年），魏惠王由于惠施、公孙衍合纵策略的失败，不得不改用张仪的连横策略，改任张仪为魏国相邦。张仪把惠施逐走。 此时张仪实际上并相秦、魏，从而进一步推行他的连横策略，“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惠王却不肯听张仪而专一“事秦”，反而兼用公孙衍为将，欲牵制平衡朝中的合纵连横势力。秦王得知后，怒而攻取魏的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迫使魏国屈服。张仪的同党史举谗害公孙衍，公孙衍设计逐走了他。 魏惠王后元十四年（前321年），齐国约结燕、赵、楚孤立魏国，因公孙衍的离间而失败。 魏惠王后元十五年（前320年），秦国假道韩、魏向齐国进攻，齐威王派匡章应战，结果齐军大胜，秦军大败，是为桑丘之战。这次战役使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行动受到挫折，使公孙衍合纵的策略得以开展。 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前319年），由于齐、楚两国要求驱逐张仪，加上魏国也派出使者到楚、赵、燕等国游说，争取合纵，于是张仪回秦，惠施回魏，公孙衍升任魏国相国。 同年（前319年）稍后，魏惠王去世。继位的魏襄王期望通过合纵，夺回被秦国侵占的河西、河东之地。 公孙衍出任魏国相邦之后，再度出使齐国，说服诸国与魏国合纵抗秦。魏襄王元年（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便推举楚怀王为纵长，发动“五国攻秦”。 除东方各国外，公孙衍还将秦国西方的小国义渠，也拉进了合纵伐秦同盟。公孙衍告诉义渠君，秦国和东方各国交战时，就会奉上重礼讨好义渠。与各国和平时，就会掠夺义渠。他希望义渠国君警惕这一点，不要被秦国所蒙蔽。后来，五国伐秦时，秦惠文王献上“文绣千匹、好女百人”与义渠修好。义渠君果如公孙衍所言，趁机发兵攻打秦国，在李帛大破秦军。 这一次虽然名为五国攻秦，但实际在函谷关一路先行与秦国交战的，只有韩、赵、魏三国。秦出兵反击，结果联军战败，魏国有半数伤亡，损失惨重。魏国因此转而向秦国请求讲和，于是五国纷纷退兵。 次年，即魏襄王二年（前317年），秦国派樗里疾乘胜攻打韩国，在修鱼击败韩、赵联军，斩首八万余，同时齐国也与宋国一起也进攻魏国，在观泽（一作观津）击败魏、赵联军。“五国伐秦”宣告失败。 魏襄王二年（前317年），公孙衍发动五国合纵攻秦失败后，魏襄王为争取齐国支持，重用客卿田需。田需与公孙衍不和。当时公孙衍与大臣张寿有宿怨，田需就暗中刺杀了张寿，让魏襄王以为是公孙衍所为，责备公孙衍。 魏襄王因听信田需的谗言，不再信任公孙衍。于是公孙衍只能离开魏国、准备到韩国去。临行前，他说服魏襄王请齐国公子田文（孟尝君）来魏国当相邦，随后自己去韩国当了相邦。这样，公孙衍为韩国相邦，田文为魏国相邦，而且取得齐国国相田婴的支持，合纵的形势又好转了。公孙衍可说是合纵的首创者，田文是公孙衍的合作者和继任者，就是从参与这次合纵开始的。但是这次合纵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韩宣惠王十八年（魏襄王四年，前315年），秦向韩的中原地区进攻，战于浊泽（一作浊潢，今河南长葛西北）。主张和秦连横的韩国大臣公仲朋，建议割地讲和，与秦国一起伐楚。楚怀王听到这个消息，则听从谋士陈轸的建议，佯装出兵救韩。韩王信以为真，取消了入秦求和的计划。秦王大怒，下令向韩国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两军相持一年多，至韩宣惠王十九年（魏襄王五年，前314年），楚的救兵不到，秦大败韩军于岸门（今河南许昌西北，正当浊泽西南）。这是公孙衍合纵的又一次大败，打得他临阵逃走了。 在岸门之战后，公孙衍合纵的战略受挫。魏襄王五年（前314年），秦国攻取魏的焦和曲沃，迫使韩魏向其屈服，韩国把太子仓入质于秦。次年，魏秦会盟，魏襄王按照秦惠文王的意见，立了亲秦的公子政为太子。于是张仪所主持的秦和韩、魏连横的形势再度出现，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策略就再度推行。 在韩国放弃合纵后，公孙衍不得不回到魏国，继续担任魏将。这时魏国的相国是田需，与公孙衍有宿怨，而魏襄王再次兼用两位大臣。于是田需派苏代劝说魏襄王信重田需，提防田文、公孙衍。公孙衍则派季子（苏秦）给自己说情，劝魏襄王弃用田需。 魏襄王七年至八年（前312年–311年），秦、魏、韩与楚、齐之间爆发丹阳蓝田之战，结果秦、魏、韩取得大胜。 魏襄王九年（前310年），魏相田需去世。楚相昭鱼担心张仪、公孙衍、田文中将有一人相魏，例如公孙衍相魏将亲近韩国，对楚国不利，因此就支持魏王任用魏太子魏遫（魏昭王）为相。 一说在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魏襄王八年，前311年）或稍后，公孙衍曾再次西入秦为官。他先是联合甘茂、樗里疾等人排挤走了张仪，后又与甘茂发生矛盾。约秦武王三年（魏襄王十一年，前308年），秦武王曾想任公孙衍为秦相，但由于甘茂（一说樗里疾）诬陷公孙衍泄露了与秦王的谈话，秦武王很生气，便驱逐公孙衍。 但公孙衍并未就此离秦，在宜阳之战相持阶段，他与樗里疾一同谗害甘茂，并在秦昭王元年（魏襄王十三年，前306年）仍在秦国从事秦魏联合的工作。但杨宽分析相关材料，认为公孙衍并未二次入秦；他指出一些策文与事实不符、为拟托之作，另一些策文则是因字音相近将公孙显（公孙郝）错误记作了公孙衍。 此后，公孙衍回到魏国为官。魏昭王三年（前293年）伊阙之战后，魏昭王让年迈的公孙衍出使秦国，卑辞割地求和，其后公孙衍事迹未见学界采信的史书记载。 公孙衍是战国中期着名的纵横家，其毕生的事业可自外交、军事两个方面论述。 公孙衍在战国首先提出“合纵”的概念，他的合纵和张仪的连横共同拉开了合纵连横的序幕。他的外交活动包括：在徐州相王时期提出“阳与齐而阴结于楚”的军事外交策略，改善魏与齐、楚之间的关系；在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前323年）发起“五国相王”活动，以积极推进合纵抗秦的军事外交策略的全面实施；在魏惠王后元十四年（前321年）破坏齐与燕、赵、楚之间密谋外魏的计划；在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前319年）相魏，并在次年发动一场五国合纵伐秦军事行动；在魏襄王四年（前315年）担任韩相，并与魏相田文再谋合纵军事外交活动，后以岸门之战的失利告终。 公孙衍首倡的合纵虽然失败了，但影响是深远的。在公孙衍的邀请下，孟尝君田文成为合纵的合作者和继任者，在他身后继续合纵活动。后来又有苏秦等人继续谋划发动五国合纵伐秦的军事行动。 公孙衍在担任将领和组织合纵的过程中，曾多次领兵征战。其主要军事活动包括： 秦惠文王五年至七年（魏惠王后元二年至四年，前333年至前331年），担任秦将，在雕阴之战中大败魏军，帮助秦国攻取河西郡； 魏惠王后元六年（前329年），担任魏将，在陉山之战中击败楚军； 魏惠王后元十年（前325年），作为魏将，联合齐军攻取赵的平邑、新城； 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前323年），在楚魏襄陵之战中不敌楚军，丢失了八个邑； 魏襄王元年（前318年），担任魏相，发动五国合纵伐秦，但失利退兵。 韩宣惠王十八年至十九年（魏襄王四年至五年，前315年至前314年），担任韩相，在岸门之战中被秦军大败。 历史评价 景春：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韩非：犀首，天下之善将也，梁王之臣也。 刘向：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司马迁：陈轸挟权，犀首骋欲。如何三晋，继有斯德。 战国七雄之魏国篇——李悝 李悝（li）（前455年-前395年），嬴姓，李氏，名悝，一作克，战国时魏国（今山西南部运城一带）人。战国初期魏国政治家、法学家，法家代表人物，大臣。 李悝为魏文侯到武侯时人，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做过中山相和上地守。常和秦人交锋作战，桓谭以之为文侯师。后被魏文侯重用，主持变法。政治上，李悝主张选贤任能，赏功罚过。力主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经济上，李悝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生产。后李悝因误判害死了无辜的人，故选择写好遗书，自杀而殉法。 李悝曾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致使一批于国家无用且有害的特权阶层的人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可因战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其改革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政治状况趋好。李悝在中国法治史上的贡献，最为突出的是其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成文法典《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了变法，固化了当时的封建法权。 嬴姓，李氏，名悝。战国初期魏国着名政治家、法学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李悝为魏文侯到武侯时人，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守。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经常和秦人交锋作战。 李悝变法在魏国走上富强之路过程曾做出很大贡献，是中国变法之始，随后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都在发展着李悝的变法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悝变法有成之后，建议魏文侯走上扩张之路，首选目标是西边的秦国。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魏国西渡黄河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筑城，建造进攻秦国的军事据点。西进过程中，遭遇了秦军的有力抵御。这时，大夫翟璜向魏文侯推荐了吴起，吴起被任命为魏军攻击秦国的主将。魏文侯三十三年（公元前413年），吴起率领魏军在河西战场战胜秦军，冲破秦军西河防线。随后，吴起直扑秦国进入渭河平原的咽喉要地郑（陕西华县），秦国举国震惊。随后，吴起指挥渡河的魏军陆续占领了王城（今陕西大荔）、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阴晋（今陕西华县东）等城。吴起向北还夺取了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魏文侯在此设置了上郡（今陕西境内洛河以东，黄河以北，子长以南）。魏国又占领了陕（今河南三门峡西），控制了西方与中原交通的黄金通道。自此，魏国将秦国压制在洛水以西长达八十年。 选贤任能，赏罚严明。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一批于国家无用且有害的特权阶层的人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可因战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此举实际开创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汉书·食货志》有较详细的记载）。简单说来，尽地力就是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生产。平籴法是国家在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发生饥荒时又平价卖给农民，取有余以补不足，以防谷物甚贵而扰民，或甚贱而伤农。此法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 李悝以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有罚，唯才是用，这是战国时甚为流行的法家主张，当时不少国家都因贯彻这些主张走向富强。 在经济策略方面，尽地利之交是李悝的主要主张。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又认为粮贵则对士民工商不利，谷贱则伤农，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他计算说：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着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 《法经》分6篇，为《盗法》、《贼法》、《网（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晋书·刑法志》曰：李悝着《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着《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域、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 《法经》的编订，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春秋末年，晋、郑诸国作刑鼎或刑书，以公布新的法律条文。到战国时，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出现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李悝“撰此诸国法”，修订出《法经》六篇，包括盗、贼、囚、捕、杂、具。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大盗则戍为守卒，重者要处死。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表明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仍构成犯罪行为。贼律是对有关杀人、伤人罪的处洽条文，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 囚、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杂律内容包罗尤广，包括以下几类： 1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这条现在也应该实行起来。） 2狡禁。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 3城禁。禁止人员越城的规定。 4嬉禁。关于赌博的禁令。 5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 6金禁。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的要处死。 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秦律，故《法经》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李悝制定《法经》，是为确保政策法令的贯彻和思想的统一，贯穿了早期法家的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制原则；具体了任意杀人是犯法的，要治罪处刑，限制了奴隶主贵族随意杀害奴隶的暴行；体现了“重刑轻罪”的精神，呈现了“重典治民”的观点。以至于商鞅、韩非子继承了他的衣钵，进一步发展成“刑以止刑”的理论。 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因而富强。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究竟如何，已不可详，只能从《汉书》 “食货志”的记载略窥梗概。他指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矣。”农夫因为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现象，造成粮食的减产，粮价因而上扬。然而“耀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对于统治者来说，“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也以，“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重农主义在商鞅手中达到了极致，他承继了李悝的办法而加以扩大，他体认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而且“农少、商多”的结果是“贵人贫、商贫、农贫”，因而极力抑制末业（特别是商业），而使游食者群趋于农，以达到“搏以于农”、“壹民于农的”的目的。史载商鞅的变法令云： “大小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以免役的方式来奖励耕织，并以收为官奴的方法惩罚工商和怠惰贫穷的人。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为了达到地尽其利，乃“开阡陌封疆”以拓展耕地，任民自耕。此举使土地私有制得到法理的承认，宣布旧田制的终结，而造就了秦国的富强。 兵法说“带甲数十万，民有余粮弗得食也。”无论是经由重商或重农而求得国家富强，都必须在统治者的掌握中才能发挥效用。所以统治者在求国力整体富厚的同时，也都进行积聚。戎王闻秦缪公贤，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秦缪公号为贤主，尚且如此，中人以下，更无足数。战国时代，各国之积聚以粟为主。 苏秦说齐宣王曰：“齐粟如邱山”；说楚威王、赵肃侯、燕文侯皆曰：“粟支十年”。积聚的结果，当然加重人民的负担。由余在看了秦缪公的宫室积聚后，感慨地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田制与赋税改革后，地租由提供劳役（助、藉）改征实物（履亩而税、租禾），“相地而衰征”的结果，虽有使税负公平的作用，却也使税率超脱了原有的限制。鲁哀公喟欢“二，吾犹不足”，这“二”即便不是十分之二，也必定比什一要来得重。 春秋晚年齐国的情况是：“民叁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晋国也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魏文侯更坦白地指出：“今户口不加，而租入岁倍，此由多课也。” 因此，列国争胜局面下的求富，是富了国君而农民依然贫苦，上下之间分配的不均益趋严重，求均的呼声乃应时而起。 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历史评价 司马迁说：“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 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着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战国七雄之魏国篇——西门豹 大家小时候都看过河伯娶妻吧？今天就来看看主人公西门豹的一生。 西门豹（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魏国（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安邑一带）人。 魏文侯时任邺令，是着名的政治家、水利家，历史治水名人。曾立下赫赫功勋。初到邺城 （今河北临漳县一带）时，看到这里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萧条，一片冷清，百业待兴，于是立志改善现状。后来趁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随后颁布律令，禁止巫风。教育了广大的百姓。原先出走人家也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同时，他又亲自率人勘测水源，发动百姓在漳河开围挖掘了12渠，使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实行“寓兵于农、藏粮于民”的政策，很快就使邺城民富兵强，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的东北重镇。 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县令。他到邺县，会集地方上年纪大的人，问他们有关老百姓痛苦的事情。这些人说：“我们苦于给河神娶媳妇，因为这个事我们都越来越贫困。” 西门豹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回答说：“邺县的三老、廷掾每年都要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搜刮钱财，收取的这笔钱有几百万，他们只用其中的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媳妇，而和祝巫一同分那剩余的钱拿回家去。到了为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女巫行巡查看到小户人家的漂亮女子，便说‘这女子合适作河伯的媳妇’。 马上下聘礼娶去。给她洗澡洗头，给她做新的丝绸花衣，让她独自居住并斋戒；并为此在河边上给她做好供闲居斋戒用的房子，张挂起赤黄色和大红色的绸帐，这个女子就住在那里面，给她备办牛肉酒食。这样经过十几天，大家又一起装饰点缀好那个像嫁女儿一样的床铺枕席，让这个女子坐在上面，然后使它浮到河中。起初在水面上漂浮着，漂了几十里便沉没了。那些有漂亮女子的人家，担心大巫祝替河伯娶她们去，因此大多带着自己的女儿远远地逃跑。也因为这个缘故，城里越来越空荡无人，以致更加贫困，这种情况从开始以来已经很长久了。老百姓中间流传的俗语有‘假如不给河伯娶媳妇，就会大水泛滥，把那些老百姓都淹死’的说法。”西门豹说：“到了给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希望三老、巫祝、父老都到河边去送新娘，有幸也请你们来告诉我这件事，我也要去送送这个女子。”这些人都说：“好。” 到了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西门豹到河边与长老相会。三老、官员、有钱有势的人、地方上的父老也都会集在此，看热闹来的老百姓也有二三千人。那个女巫是个老婆子，已经七十岁。跟着来的女弟子有十来个人，都身穿丝绸的单衣，站在老巫婆的后面。西门豹说：“叫河伯的媳妇过来，我看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 人们马上扶着这个女子出了帷帐，走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看了看这个女子，回头对三老、巫祝、父老们说：“这个女子不漂亮，麻烦大巫婆为我到河里去禀报河伯，需要重新找过一个漂亮的女子，迟几天送她去。” 立即派差役们一齐抱起大巫婆，把她抛到河中。过了一会儿，说：“巫婆为什么去这么久？叫她弟子去催催她！” 又把她的一个弟子抛到河中。又过了一会儿，说：“这个弟子为什么也这么久？再派一个人去催催她们！” 又抛一个弟子到河中。总共抛了三个弟子。西门豹说：“巫婆、弟子，这些都是女人，不能把事情禀报清楚。请三老替我去说明情况。” 又把三老抛到河中。西门豹插着簪笔，弯着腰，恭恭敬敬，面对着河站着等了很久。长老、廷掾等在旁边看着的都惊慌害怕。西门豹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来，怎么办？” 想再派一个廷掾或者豪长到河里去催他们。这些人都吓得在地上叩头，而且把头都叩破了，额头上的血流了一地，脸色像死灰一样。西门豹说：“好了，暂且留下来再等他们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廷掾可以起来了，看样子河伯留客要留很久，你们都散了吧，离开这儿回家去吧。”邺县的官吏和老百姓都非常惊恐，从此以后，不敢再提起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 西门豹接着就征发老百姓开挖了十二条渠道，把漳水引来灌溉农田，田地都得到灌溉。在那时，老百姓开渠稍微感到有些厌烦劳累，就不大愿意。西门豹说：“老百姓可以和他们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不可以和他们一起考虑事情的开始。现在父老子弟虽然担心因我而受害受苦，但期望百年以后父老子孙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直到现在邺县都能得到水的便利，老百姓因此而家给户足，生活富裕。 西门豹倒使邺县逐渐富裕兴盛起来。但魏文侯却常听到一些官吏告发西门豹的意见，说邺县官仓无存粮，钱库无金银，部队缺少装备，西门豹把邺县治得一塌糊涂。魏文侯到邺县视察时，就一些官吏告发西门豹的问题责问西门豹，并说若西门豹回答不出理由，就要治他的罪。西门豹说：“王者使人民富裕，霸者使军队强盛，亡国之君使国库充盈。邺县官仓无粮，因为粮食积储在人民手中；金库无银，因为银钱都在人民衣兜里；武库无兵器，因为邺县人人皆兵，武器都在人民手中。大王若不信，让我上楼敲敲鼓，看看邺县钱粮兵器如何？”西门豹上楼，第一阵鼓声之后，邺县百姓披盔带甲，手执兵器，迅速集合到楼下；第二阵鼓声之后，另一批百姓用车装着粮草集合到楼下。 魏文侯知道了西门豹的政绩，龙颜大悦，请西门豹停止演习，西门豹不同意说：“民可信不可欺。好不容易与他们建立了信约，今天既然把他们集合起来了，如果随意解散，老百姓就会有被受骗之辱。燕王经常侵我疆土，掠夺我百姓，大王不如让我带他们去攻打燕国。”魏文侯听后点头称是，于是西门豹发兵攻燕，收回了许多失地。 西门豹治邺，清廉刻苦，不谋私利，可对魏文侯身边的近臣很简慢，君主左右的人就联合起来，说西门豹的坏话。任官一年后，西门豹去首都汇报工作时，魏文侯要收回西门豹的印信，西门豹说：“我过去不知道如何治理邺，现在知道了，请大王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再治不好，愿意接受死刑。”魏文侯听西门豹说的恳切，不忍心收回印信，就再给他一年时间。这次西门豹上任后就加紧搜刮百姓，讨好魏文侯左右的人。一年之后，西门豹再去汇报工作，魏文侯亲自出来迎接他，并向他致谢。西门豹说：“往年我替君主治邺，君主要收回印信，今年我换了个方法治邺，君主向我致谢，我不能再治理下去了，请允许我辞职。”魏文侯听了这句话，幡然醒悟，说：“过去我不了解你，现在了解了，请你继续替我治邺。谢谢” 西门豹任邺令期间，凡此地出园荒芜，人烟稀少，决定引清水胳用，发展农业。通过调查，西门豹了解到那里的官绅和巫婆勾结、编浩河伯娶亲的故事危害百姓。因此，工程修建前西门豹首先破除迷信、惩凶除恶、动员群众，随后查勘地形、科学规划，组织开凿十二渠，引漳河水淤灌改良农田、增加粮食产量，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深远，这就是着名的“引漳十二渠”。《史记·河渠书》记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人物评价 褚少孙：“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 《史记》：古代有“三不欺”的说法：“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 西门豹“诚信于民”的思想和行动仍有深刻的启迪作用。俗话说：“一诺千金”、“人若无信，不知其可”。诚信守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战国七雄之韩国篇——韩国简史 韩国（公元前403-公元前230），周朝的周王族诸侯国，是战国七雄之一，与魏国、赵国合称三晋，国君为姬姓韩氏，是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 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大夫灭智伯荀瑶，瓜分晋地，是为晋阳之战。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建立，建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州）。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前325年魏惠王与韩宣惠王（韩威侯）在巫沙会面，并尊为王。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所灭，旧地置颍川郡。 韩国以其着名的兵器——弩和利剑，为各国所畏惧。所谓“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国的弩能射800米之外，“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除此以外，韩国的剑也异常锋利，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 韩国国势最强是韩昭侯在位时。他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申不害变法），内政修明，韩国成小康之治。由于地处中原，韩国被魏国、齐国、楚国和秦国包围， 所以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国土也是七国之中最小的一个，使公元前230年，韩国成为山东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诸侯国。 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认）韩、魏、赵为诸侯，至公元前230年韩国灭亡，历时173年。韩国先后13位君主，其中后五任称王，王国历时104年。 国号由来 韩国是周朝末期诸侯国，战国七雄之一，史学家将韩、魏、赵、秦、楚、燕与齐合称战国七雄。 周武王灭商后，周朝实行分封制，大封诸侯。周成王时，周公旦摄政，平息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和管叔、蔡叔的叛乱。成王再次分封，封其弟于唐，号唐叔，国在燕国之西，即今山西河津县东北。因在晋水，后改成晋，韩国的先人春秋时为晋国大夫，受封于韩原（今陕西韩城）。春秋末年，韩贞子迁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 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建立。开国君主是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建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州）。 起源 曲沃桓叔庶子韩万，因协助曲沃武公由曲沃代翼，被武公封于韩地，繁衍氏族，在韩献子在位时成为晋的门阀名卿，传至韩康子。公元前455年～公元前453年，韩康子与魏桓子奉智伯之命，在晋阳之战中，讨伐赵襄子。最后韩、魏倒戈，与赵合灭智伯，瓜分了智伯所有食邑。从此韩、赵、魏三卿世族独霸晋政。 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承认晋三卿为诸侯，韩国正式立国。是为三家分晋，因而后世又将韩、魏、赵合称为三晋。 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并迁都新郑。但由于七国间韩地处诸国包围之中，发展空间小；国土面积又最小。故屡遭其他六国攻伐。至韩昭侯在位时，任用申不害进行变法。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军备。使韩国国力大增，十数年间，诸侯无侵者。 由于地处黄河中游地区，韩国东部和北部都被魏国包围、西有秦国、南有楚国、以及有当时已很薄弱的东周（洛阳），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在昭侯时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迅速衰落。屡遭列强欺凌。早年已经为魏齐之间的争霸资本，于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是围魏救韩的结果。秦楚争霸时，秦又要挟韩魏共同伐楚。 战国末期，韩国成了秦国和齐国之间战争的缓冲地，苟延残存；公元前265年，秦国大举进攻韩上党，上党不愿被秦占有，改降于赵，引发了长平之战。两场决定霸主局势之战都由韩国而起，充分体现了韩国被列强围欺鱼肉的困境。最终于在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 韩国国土主要包括今山西南部及河南北部，范围大致包括今河南省的许昌市、平顶山市、漯河市、禹州市、登封市、长葛市等地，辖12县：许县（今许昌县）、阳翟县（今禹州市）、长社县（今长葛市）、鄢陵县、襄城县等，初都阳翟（今河南禹州），灭郑国后迁新郑（今河南新郑）。 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起用京人（京，战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申不害发动了变法。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 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中原地区晋三分为韩、赵、魏三家。韩国北临魏赵，东有齐，南有楚，西有秦，四面受敌。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 史载，韩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迁入晋国后被封于韩原。《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八里。又在韩城县南十八里，故古韩国也。”《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菜于韩原故城也。”今陕西韩城县境内。遂以封地为姓，始有韩氏。春秋晋景公之世，韩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韩厥时期。其时，韩厥尚只是晋国的一个稍有实权而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寻常大臣，与当时握晋国兵权的赵氏（赵盾、赵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绛）之权势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语。 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其时，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剪灭赵氏的重大事变。在这一重大事变中，韩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赵盾无罪，后又保护了“赵氏孤儿”赵武，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赵武重新得封，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 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 申不害是初期的着名人物，法家中“术”的代表人物。《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后面写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张开地是张平父亲，楚汉时期张良的祖父，为韩昭侯、韩宣惠王与韩襄王的宰相。 张平是张开地之子，楚汉时期张良的父亲，为韩厘王与韩桓惠王的宰相，与父亲张开地共同担任战国时代韩国五任韩王的宰相，此称为五代相国。 侠累，韩烈侯在位初期，侠累任韩国的相国，与濮阳的严遂（字仲子）争权，严仲子失败，出走他国。后来在齐国，有人向严仲子推荐聂政。 严仲子雇聂政杀侠累，于威烈王五年（甲申，公元前397年），侠累被杀。 郑国是晚期的着名人物，他是韩国派去秦国的水利工程师，他修筑了郑国渠，韩国派他去，本来是为了耗费秦国的财政，却帮助了秦国农业跃进，税收大增。 韩非是晚期的着名人物，他是韩国宗室贵族，是法家代表人物，曾自学道家老子思想，又拜儒家荀卿为师，兼采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等三家学说之长，以儒家与道家的学说为本，发扬法家，集法家思想的大成。后被迫跟随秦始皇，遭李斯害死。 大事年表 前403年：周命晋大夫韩虔、魏斯、赵籍为诸侯（三家分晋）。 前400年：韩联同魏赵伐楚，至桑丘。郑围韩阳翟。 前394年：韩救鲁于齐。 前391年：秦伐韩宜阳，取六邑。 前385年：韩伐郑，取阳城；伐宋，执宋公。 前380年：齐伐燕，取桑丘。韩联同魏、赵伐齐，至桑丘。 前378年：韩联同魏、赵伐齐，至灵丘。 前376年：韩联同魏、赵三家废晋静公，分其地。 前375年：韩灭郑，徙都新郑。 前366年：秦败韩师、魏师于洛阳。 前362年：魏败韩师、赵师于浍。 前358年：秦败韩师于西山。 前353年：韩伐东周，取陵观、廪丘。 前351年：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申不害变法）。 前341年：韩被魏伐。齐救韩，马陵之战。 前337年：韩申不害卒。 前335年：秦伐韩，拔宜阳。 前333年：合从。 前323年：韩、燕皆称王。 前318年：楚、赵、魏、韩、燕同伐秦，攻函谷关。秦人出兵逆之，五国之师皆败走（函谷关之战）。 前317年：秦败韩师于修鱼，斩首八万级，虏其将麿、申差于观泽。 前316年：侵秦，败北。 前314年：被秦败于岸门，韩太子仓入质于秦以和。 前312年：秦、韩、魏南袭楚，至邓。 前308年-307年：秦将甘茂破韩国宜阳，斩首六万（宜阳之战）。 前306年：秦以武遂复归之韩。楚王与齐、韩合从。 前303年：秦复取韩武遂。齐、韩、魏以楚负其从亲，合兵伐楚，秦救楚，三国引兵去。 前301年：秦会韩、魏、齐兵伐楚，败楚（垂沙之战）。 前296年：齐、韩、魏、赵、宋同击秦，至盐氏而还（函谷关之战）。 前293年：韩、魏伐秦。秦白起击败魏师、韩师，斩首二十四万级，拔五城（伊阙之战）。 前291年：秦伐韩，拔宛。 前290年：韩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 前286年：秦败韩师于夏山。 前284年：乐毅领燕、秦、魏、韩、赵联合伐齐。 前275年：秦相国穰侯伐魏。韩暴鸢救魏，穰侯大破之，斩首四万。 前273年：魏赵联合伐韩华阳。秦救韩，杀魏赵兵十四万。秦王欲令韩、魏与秦一起伐楚，未行。 前265年：齐赵联合伐韩，取注人。 前264年：秦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 前263年：秦武安君伐韩，取南阳；攻太行道，绝之。 前262年：秦伐韩，拔野王。上党路绝，韩献上党与赵。 前256年：秦伐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 前254年：韩王入朝于秦。 前249年：秦伐韩，取成皋、荥阳，成为秦国的三川郡。 前246年：韩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 前244年：蒙骜伐韩，取十二城。 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合从以伐秦，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取寿陵。至函谷，秦师出，五国之师皆败走（函谷关之战）。 前233年：韩王向秦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使韩非聘秦。 前231年：韩向秦献南阳地。 前230年：秦灭韩，虏韩王安，以其地置颍川郡。韩亡。 楚汉争霸时期，韩国曾复国，后被灭。 战国七雄之韩国篇——韩惠文王 韩宣惠王（？—公元前312年），亦称韩威侯、韩宣王，姬姓，韩氏，名康，韩昭侯之子，战国时期韩国国君，公元前332年—公元前312年在位。前325年魏惠王与韩威侯在巫沙会面，并尊为王。前323年正式称王，史称韩宣惠王。 公元前337年，韩国变法派申不害死后，韩国的变法未能很好地延续下去。不久秦国派军队进攻韩国的军事重镇宜阳，并将其攻克。这时是韩康的父亲韩武在位，韩武经历失败后，闭门不出，不久就死了。韩康继承了君位。 此时中原局势日益混乱，首先是魏、齐联军在平邑打败赵军，占领平邑、新城。公元前326年，赵国又联合韩国，又向魏国发起攻击，包围魏的襄陵。战争持续到次年，以魏军战胜赵韩两国联军，活捉将领韩举告终。 公元前325年四月，秦国君主嬴驷公然称王，魏国君主魏罃为了制约秦的发展，便拉拢列国，五月在巫沙与韩康会见，承认韩康为王。 公元前323年，韩国、魏国加上赵国、燕国及中山国在公孙衍的倡导下发起“五国相王”活动，互相承认对方为王，组成合纵抗秦联盟。 公元前319年，秦国军队攻击韩国，攻取了鄢。 公元前318年韩、魏、赵、楚、燕五国联合进攻秦国，失败。秦国为了打击报复，发动修鱼之战，在浊泽活捉了韩国将领申差。韩国着急了，相国公仲侈对韩宣惠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它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 韩宣惠王说：“好。”于是为公仲侈的行动作好警戒，他要西行与秦国讲和。 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召见陈轸把情况告诉他。陈轸说：“秦国想攻伐楚国已经很久了，现在又得到韩国的一座名城，并且还准备好了盔甲武器，秦韩合兵攻伐楚国，这是秦国祈祷祭祀梦寐以求的，如今已经得到了，楚国一定要受到侵伐。大王听我的意见，先在全国加强警戒，发兵声言援救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派出使臣，多给他配备车辆，带上厚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在救他们。即使韩王不听我们的意见，韩国也一定会感激大王的恩德，一定不会列队前来攻楚，这样秦韩就不和了，即使军队到了，也不会成为楚国的大患。如果韩国听从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因而对韩国的怨恨加深；韩国到南方结交楚国，必定慢待秦国，慢待秦国，应酬秦国时必定下很尊重：这就是利用秦韩军队之间的矛盾来免除楚国的祸患。” 楚王说：“很好！” 于是在全国加强警戒，发兵声言去救援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派出使臣，给他配备很多车辆，让他带着厚礼到韩国。楚使对韩宣惠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随心所欲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 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公仲侈到秦国议和的行动。 公仲侈说：“不能这样，以实力侵犯我们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我们的是楚国。大王想依靠楚国的虚名，而轻易和强敌秦国绝交，大王必定要被天下大加嘲笑。况且楚韩并非兄弟之国，又不是早有盟约共谋伐秦的。我们已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声言发兵救韩，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我们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又决定不去，这是欺骗秦国。轻易欺骗强秦，而听信楚国的谋臣，恐怕大王必定要后悔的。” 韩宣惠王不听劝告，终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到韩国来。十九年，秦军大败韩军于岸门。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去作人质来向秦国求和。 韩康于是对秦转为连横战略，依附于秦。韩宣惠王继位的第25年，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了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了八万楚军。这一年，宣惠王去世，太子仓即位，这就是襄王。 《史记韩世家》：宣惠王立，《索隐》云：“《纪年》，郑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与邯郸围襄陵。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 十月，郑宣王朝梁。不见威侯之卒。下败韩举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 年。 又上有杀倬公，悼公又不知是谁之諡。则韩微国小，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今按：《索隐》此条所引，已为后人改乱，而痕迹犹可考见。今证以当时史实，重为校正如此：一，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五月上应脱“八年”二字。 战国七雄之韩国篇————冯亭 冯亭（？—前260年），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寺庄镇冯家庄）人。战国时期韩国将领，冯姓祖先。 曾任上党郡守。公元前262年，秦国武安君白起攻打韩国，占领野王，阻断了上党与韩国本土。韩王决定割让上党于秦国。冯亭不肯，采用驱虎吞狼之计，率领上党郡投降赵国，引发长平之战，冯亭兵败阵亡。 冯亭，长平人，战国时期韩国将领，公元前262年，秦国武安君白起伐韩，取野王邑。上党与韩国本土的道路被断绝。韩国派阳城君到秦国谢罪，割上党之地请和。另一方面，派遣韩阳，通知上党靳黈撤离上党，靳黈不肯，韩桓惠王派冯亭接替他的位置。 冯亭到达上党一个月后，与其官吏们说：“上党与韩国联络的道路已经中断了，秦国的军队每天的逼进，我国不能应付，不如将上党送给赵国。赵国接受了我们，秦国一定会进攻赵国的；赵国被秦国攻击，必定会与韩国亲近的。韩、赵两国联手，一定可以对抗秦国的。”于是派遣使者到赵国，对赵孝成王请求说：“我韩国不能守上党，而且已经决定割给秦国，但是当地百姓皆不愿接受秦国统治，而是甘愿作赵国子民。现在上党有城池十七座，臣愿意全意奉献给大王，但愿大王能酌量处置。” 赵王相当高兴，将此事告诉给赵豹，赵豹说：“臣听说，‘圣人认为，无缘而受禄，必定会招来祸害。’”赵王说：“他们仰慕寡人的千秋大义，怎能算是无缘而受禄呢？”赵豹回答：“秦国为了蚕食韩国的土地，故意切断上党和韩国的联络，认为如此就能轻取上党。韩国之所以把上党献会我国，是企图把战祸转嫁给我们。秦国蒙受其劳，而我国坐享其利。强秦不能从弱韩的手上得到上党，那弱小的我国又怎能从强秦得到上党，怎么能说是意外之获呢？不如不要接受。” 赵王将此事告诉给平原君赵胜，赵胜回答说：“出动百万大军进攻，过一年也得不到一座城，如今白白地得到十七座城邑，这么大的便宜，不能丢掉。”赵孝成王就派遣赵胜前往接收上党。 赵国封冯亭为华阳君，给予民户三万，封其县令为侯，给予各民户一千，官吏都加爵三级。冯亭一听非常伤心，不见赵国使者，说：“我不忍心出卖国家的土地而作为自己的俸禄啊！”。 后来与赵国大将赵括对抗秦国军队，战死在长平。 冯亭战死后，其宗族分散，有的留在上党潞县（今山西潞城东北），有的留在赵（今河北境），并发展繁衍下去。其后裔有许多为将相，如秦丞相冯去疾、御史大夫冯劫等。 战国七雄之韩国篇——暴鸢 战国七雄，各国都有名震一方的名将，秦、赵两个军事强国就不必说了，战国四大名将秦国有白起和王翦，赵国有廉颇和李牧；齐国有孙膑、田忌、匡章和田单等名将；魏国有吴起、乐羊、庞涓、信陵君；楚国有项燕和昭阳，就连燕国也有乐毅和秦开两大名将，唯独韩国虽有劲韩之称，但实力最为弱小，整个战国时期似乎没有能震慑一方的名将，真正有点名气和拿得出手的名将也就暴鸢（yuan）一人，那么此人到底有何战功？一生六次大战三胜三负。 魏国霸业衰退之后，齐楚秦三强鼎立，楚怀王前期楚国国力强盛一时，有一个例子能看出楚国当时实力有多强：前318年六国合纵攻秦，合纵长正是楚怀王，按照惯例能出任合纵长的一般是实力最强的诸侯国；不过此后的楚怀王一番折腾却把楚国带入了衰退的境地，他先是主动破坏齐楚联盟，被秦相张仪欺骗后恼羞成怒之下起兵攻秦，公元前312年，秦楚两国先后爆发了丹阳之战和蓝田之战，韩魏两国出兵策应秦国从背后给了楚国狠狠一击，楚国大败，统领12万韩军的正是名将暴鸢，战后秦国得到了汉中、韩国得到了宛城、魏国得到了召陵，楚国则元气大伤。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实力大增，先是从魏国手中夺回了整个河西之地，接着又连续对外用兵，从魏、楚、赵三国手中夺取了不少地盘，实力扩张到了函谷关以东，秦武王即位后东出函谷关成为了秦国的目标，公元前308年秦国丞相甘茂和向寿率兵攻打韩国重镇宜阳，韩国派出的名将还是暴鸢，应该说暴鸢防守还是不错的，秦军久攻不下进退维谷，一度想撤军回咸阳，最后在秦武王派出援军，以及甘茂和向寿拿出个人钱财重赏之下秦军才攻克宜阳，不过暴鸢虽然战败却成功逃脱了。 公元前301年秦、齐、魏、韩四国联军再次进攻楚国，双方对峙几个月后大战于垂沙，垂沙之战楚军又一次大败，联军乘胜攻占楚国垂丘、宛、叶以北的大片土地。 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战，白起横空出世，斩首韩魏联军二十四万人，俘虏并斩杀魏将公孙喜，夺取魏韩两国大片土地，韩国此战损失很大，主将暴鸢再次逃走。 公元前276年白起攻打魏国，攻占了两座城池，前275年魏王割温城八座城池给秦国，秦国并不满足于此，秦相魏冉亲自率兵再次攻打魏国，暴鸢率军支援魏国却再次败于秦军之手，韩军被斩杀四万，暴鸢撤军又一次逃脱。 暴鸢一生至少参加过六次大战，战绩三胜三负：丹阳之战、蓝田之战、垂沙之战大败楚国，宜阳之战、伊阙之战、援魏之战败于秦国之手，对手有甘茂、白起、魏冉这样的名将，面对的也是商鞅变法之后战斗力强悍的秦军，战绩其实也不算差了。 韩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96年），韩襄王去世，其子韩厘王即位。 韩厘王三年（公元前293年），韩厘王以暴鸢为主将，联合周、魏主动进攻秦国，双方对峙伊阙。暴鸢希望魏国将领公孙喜充当主力，公孙喜却认为韩军精锐，虽然人少，应为主力。 白起抓住魏韩不合的情况，先派轻军攻击暴鸢，却率主力奇袭魏军。魏将公孙喜猝不及防，大败遭俘。暴鸢势孤，败走。 韩厘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5年），秦国攻打魏国，韩厘王派暴鸢率军支援魏国，暴鸢军遭秦军击败，于是撤军逃到开封。魏国只好请和秦国。 魏国一位长吏对魏王说进言：赵国、卫国遭到进攻因为拼死抵抗得以存国，宋国、中山国遭到进攻因为求和割地而灭亡，所以应当效仿赵、卫。秦国是贪得无厌的国家，刚刚击败暴鸢，得到八个县，军队却又要出动，所以不应当求和。魏国大夫须贾将这番话说给秦国相国魏冉听，认为秦国战胜暴鸢，割取八县，并非是兵力精良，也非计谋的高超巧妙，而靠的主要是运气。现在秦国又打败芒卯，兵入北宅，进而围攻大梁，以此看来是自己把徼天之幸当作常规，聪明的人不会这样。魏冉听后，就解除对魏国的进攻 战国七雄之韩国篇——申不害 申不害（前385年-前337年），亦称申子。[郑国京（今荥阳东南）人。战国晚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 申不害初为郑国地位卑微的臣子，出身低贱。前351年，韩昭侯灭郑后，任申不害为相，主持改革。申不害首先收回了贵族的特权，加强了君主的集权统治，同时大力推行“术”治，加强对官吏的考核和监督。进行军事改革，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鼓励百姓开垦荒地，重视手工业的发展。 申不害的改革使韩国实力得到显着增强，出现了“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的局面。前 337 年，申不害卒于韩都。 申不害的政治思想以重“术”着称，强调驾驭和管理群臣百官在政治统治中的极端重要性。申不害的“术治”思想丰富了先秦法家学派的政治思想，为战国后期韩非整合法家理论体 系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着录有《申子》六篇，后亡佚。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东南京襄城）人，曾为郑国小吏，公元前375年（韩哀侯二年），韩国灭掉郑国，遂成为韩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 公元前354年（韩昭侯四年），素与韩有隙的魏国出兵伐韩，包围宅阳（今郑州市北）。面对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申不害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说：要解国家危难，最好的办法是示弱。今魏国强大，鲁国、宋国、卫国皆去朝见，您执圭去朝见魏王，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自大骄狂。这样必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 韩昭侯采纳申不害建议，亲自执圭去朝见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兴，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约为友邦。申不害亦由此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逐步成为韩昭侯的重要谋臣，得以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 公元前353年，魏国又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应对。申不害担心自己的意见万一不合国君心意，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惹火烧身，便回答说：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随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游说韩国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是否出兵救赵的意见，自己则暗中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于是便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十分高兴，即听从申不害意见，与齐国一起发兵讨魏，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从而解了赵国之围。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发现这位“郑之贱臣”，原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便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 《申子·大体编》）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但他的直接来源是老子还是慎到，不得而知。但他的哲学思想与慎到有极相似之处，他们都遵循老子的大统一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宇宙间的本质是“静”，其运动规律是“常”。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因”指“因循”，“随顺”。“贵因”指“随事而定之”，“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申不害把这些原则用于人事，构成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无为”主张的渊源即《老子》的“绝圣弃智”，申不害的“无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个人作为的“无为”，以便听取臣下的意见。但是，申不害仅仅把这种“静因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于“权术”之中。 为了完善这种方法，他进一步发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决不是指君主无所作为，只是君主决策前的一种姿态。在关键时刻，申子要求君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申不害的哲学思想，是君主哲学，是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由道家的“天道无为”演化发展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 申不害主“术”，但他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权势”是君主的本钱。 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正名”主张，首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这个主张，是名分等级，不得错乱。与孔子“正名”不同之处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申子“正名”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主处其大，臣处其细”的大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即把名分按实际情况规定下来，然后进行任命，听取意见，检查监督。 申不害的“名”，主要是政治概念，他的“名”是法的等值概念，是为人君制定的工具。所谓实，也就是君主给臣下规定的责任和职权，是臣下遵从君主的规范。申不害本来是劝戒君主发号施令要慎之又慎的，但其效果是加强了君主的个人专制。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提高君主权威，而又能制约君主的方法，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 “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主仍要对付大臣是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酿成习气。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操杀生之柄”，要求君主掌握生杀大权，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独裁地位，要求臣下绝对服从君主，即“尊君卑臣”。君主要独断，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具体工作可以交给臣下，国君不必事必躬亲。 “课群臣之能”，则是对群臣进行监督、考查、防范。国君任命了臣下，理所当然地要求臣下忠于职守、严格遵守法令，并要防止臣下篡权夺位。这是保证行政工作效率和国治民安的重要手段。以上主要是“阳术”。 但只有“阳术”还不够，还必须有“阴术”。因为做国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天子轮流做，今日到我家。”这是从古至今的一句口头惮。君主要集权，某些权臣、重臣也会想揽权、篡权。因此，在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防止某些权臣专权、揽权，甚至进行篡权活动就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国君善于控制臣下，及时发现臣下的毛病和阴谋。为此，君主就需要设一些耳目，及时了解、掌握臣下的情况，后来就发展到搞特务活动。 申不害主张君主“无为”，但大臣必须有能力，而且要有为。他主张任命官吏必须名实相副，即根据官吏地职务要求（名），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胜任（实），然后才能授官。而不是根据出身血统、也不是根据与君主个人关系的远近授官。要求管经济要会管经济，管司法的要管好司法，管军事的要会用兵打仗，管行政的则要懂行政、用人，任何人都不能滥竽充数。这是对世卿世禄制的否定。 申不害反对立法行私。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然而，《战国策》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韩昭侯说：“这可是从你那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 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术”为主的法制，经过15年改革，加强了君主集权，使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有所增强。但实行这种政策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术”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较正确，有能力，国家就会比较兴旺；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但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他的着作《申子》原来有两篇，《汉书·艺文志》中说是六篇。清朝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的辑本，但不是原貌了。现存《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所引的《大体篇》和一些佚文。 战国七雄之韩国篇——韩非 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后世人尊称其为“韩非子”或“韩子”，战国时期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人。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 韩非师从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荀子，但观念与其不同，没有承袭儒家思想。“喜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身为韩国的公子，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励精图治，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的悲愤和失望，遂着书多篇阐述了其法治思想，秦皇读后推崇备至，仰慕已极。为了见到韩非，下令攻打韩国。韩王被迫派韩非出使秦国。然而韩非在秦国却未被信任和重用，后被李斯离间而下狱，不久死于狱中。 韩非把法家的思想提高到了宇宙论的高度，从而构成了一种完整的理论系统。着有《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收集其作品整理编纂成《韩非子》一书。[21]韩非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韩非死后，其法家思想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为秦国治国经要，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 韩非出身韩国宗室，约韩厘王十五年（前280年）出生于战国末期韩国的都城新郑的一个贵族之家。 韩厘王二十年（前275年），韩国难深重。韩非始读“家有之”的商、管之书和孙、吴之书，也读各类杂书。 韩桓惠王十年（前262年），秦将白起率兵攻韩，一下攻取五十城。韩国上党郡守降赵。韩国统治层开始分崩离析。在此前后，青年韩非开始上书，这个历程约为五年。 韩桓惠王十五年（前257年） ，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能寻访任用贤明的人才，反而提拔浮夸之人在有实际功绩的人之上，于是开始埋头着述。 韩桓惠王十九年（前253年），荀子离开稷下后，来到楚国，春申君任命其为兰陵令，继续受徒教学。在此前后，韩非投奔荀子门下，“学帝王之术”，同学者有李斯等人。 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他看到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若能见到此人，与他交游，便是死也没遗憾了。”韩王安三年（前235年），因秦国攻韩，韩王在危急关头召见韩非，与韩非谋划削弱秦国的实力。 李斯、姚贾诬陷韩非，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如今您想兼并诸侯各国，韩非终究向着韩国而不会向着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您不任用他，留他很长时间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罪于他依法惩治他。”秦王认为他们说得很对，便将韩非交法官治罪。”李斯指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亲自向秦王表白，没能见到。后来秦王十分后悔，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用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着作。在这些文章中，韩非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他面对战国末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和诸侯割据的局面，总结了天子弱小而诸侯强大的历史教训，主张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他的着作中，出现像“新圣”“严天子”“王资”“帝王之资”“兼天下”之类的词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而他在《扬权》篇中更明确地指出这种统一的君主集权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以统一代替分裂，以集权代替割据。 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内储说下》），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韩非的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对于打击那些“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孤愤》）的擅权重臣有进步作用，但他把君权绝对化并认为君臣利害必然相反，也加深了君臣的矛盾。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韩非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韩非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当今的实际出发，而一味地美古代先王，去效法古代，“非愚则诬”（《显学》），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也应随之改革，因而他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他认为，“上古竞于道，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决不能以宽之政，治急世之民”（《五蠹》），只有实行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封建度并促成大统的政策，才是顺乎历史潮流。韩非的这种具有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是他主张实行法治的理论和思想武器。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他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他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韩非着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则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韩非把三者融为一体。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 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至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核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他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威。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发展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 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在韩非死后，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着作《韩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韩非法治思想在后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韩非“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 韩非之学成为法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韩非在认识论方面很注重唯物主义的“参验论”。他认为认识是人的一种天然属性，必须依赖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这是一种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见解。他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主张“缘道理”办事，指出“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解老》），反之，就必然失败。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人的言行必须讲求实际功效。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投（箭靶）”（《问辩》），指出“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育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他还着重提出要用“参验”之说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参”是比较研究，验”是证实。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意思是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检验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他还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意思是不经过比较验证就作出肯定的判断是愚；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就拿来作根据，是欺骗。 韩非把他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参验”论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一方面用来抨击儒家等学说，说他们祖述先王的言论是未经参验的虚妄之谈：另方面又用来考核臣下，要求臣下在言、事、功三方面应该做到完全一致，言论、工作、功效完全相符的就给予奖赏，否则就予以惩罚。 韩非有轻微口吃，但却是文笔流畅的优秀作家。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韩非的《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储》五书，十万余言，字里行间，叹世事之难，人生之难，阅尽天下，万千感怀。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韩非子》中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着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些取材于社会见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的寓言，都是韩非子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这些生动的故事，虽然出自特定的环境，但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慧和启迪。 韩非的寓言浅近而深刻，幽默而冷峻，他把庄子以寓言说理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多了一些切近现实的因素，堪称先秦诸子文章中的瑰宝。他的寓言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复杂纷纭、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大至时代更迭、国家兴亡，小至个人荣辱，历代王候，征夫思妇均纳于笔下，可谓跨越时空、巨细无疑。其内容之广泛、事件之纷，形象之众多，均堪称先秦寓言之最。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太史公自序》云：“韩非揣事情，循势理。” 秦始皇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扬雄《法言》：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司马光《资治通鉴》：“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战国七雄之燕国篇——燕国简史 燕国（前1044年-前222年），周朝的周王族诸侯国之一，燕国是周朝的支族，战国七雄之一，国祚八百二十二年。 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后，封姬奭于燕地即今北京地区，是为燕召公。前7世纪，燕国向冀北、辽西一带扩张，吞并蓟国后，建都蓟（北京）。前323年，燕易王称王。前316年，子之之乱，两年后，齐宣王借平乱之名，派大军灭燕。前312年，赵武灵王扶持公子职（燕昭王）归国登基，燕国复国。燕昭王广纳贤士，励精图治，任用乐毅合纵攻齐、秦开破东胡朝鲜，盛极一时。 燕昭王去世后，燕国迅速衰落。长平之战后，燕国企图趁火打劫，结果连败于赵国，沦为弱国。前228年，秦破赵都邯郸，陈兵易水，燕太子丹暗派荆轲刺秦，最终失败，荆轲被杀，秦王嬴政大怒，即命王翦发兵攻燕，前226年，燕王喜联合赵代王嘉抵抗秦军，战败后，率公室卫军逃辽东。前222年，秦王嬴政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虏燕王喜，燕国灭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国号由来 燕（yān），《史记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称“周武王封召公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国都城记》认为召公所封的燕地在燕山之野，燕国因燕山而得名。 古燕地成于何时已不可考。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黄土坡村一带发现了一处规模相当大的商周遗址，包括建于商末延续至西周的城址，出土了大量西周初期燕国的青铜器，如西周燕侯堇鼎、西周燕国太保克盉、西周伯矩鬲等，学界认为这是燕国最初的都城遗址。 周武王十三年，周文王庶长子召公奭，跟随周武王姬发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军，商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武王之弟周公旦手持大钺，召公奭手持小钺，左右夹辅周武王举行祭社大礼，向上天和商朝百姓宣告帝辛的罪责。 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将召公奭封在燕地（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北），建立臣属西周的诸侯国燕国。但召公奭没有前往燕地就封，而是派他的长子克管理燕地，自己则留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继续辅佐周王室。召公以下九世无名无谥无年份，燕惠侯以下有谥有年份无名。 前7世纪燕国向冀北、辽西一带扩张，吞并蓟国后，建都蓟（今北京市）。 前7世纪时，山戎先后南下攻伐郑、燕、齐等国，燕桓侯时被迫迁都临易（今河北容城）以躲避山戎的侵扰。 前664年（燕庄公二十七年），山戎对燕国大规模侵略，燕庄公不敌，向齐国求援。齐国此时是齐桓公在位，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向山戎大举反攻。齐桓公在伐山戎时，同时把孤竹、令支也灭了，最终得以保全燕国。燕庄公对齐桓公非常感激，不惜优礼相待，亲自送齐桓公入齐境。齐桓公曰：“我非天子，作为诸侯的您相送不宜出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把燕庄公所至之地为界割与燕，命燕庄公复修召公之政，如成康之时纳贡于周天子。 前657年（燕襄公元年），燕国又自易都回蓟城。 前539年（燕惠公六年），燕惠公想要去掉诸大夫而重用自己的心腹宋，大夫共同诛杀宋，燕惠公恐惧，逃奔到齐国。前535年（燕惠公十年），齐国的高偃到晋国请求共同攻伐燕国，护送燕惠公回国。晋平公表示赞许，与齐国攻伐燕国，护送燕惠公回国。岂料燕惠公刚回到燕国便死去，燕国拥立新君燕悼公。 前380年（齐侯剡五年），秦、魏两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表面上答应救韩，实际上却秘密集结军队，向燕国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桑丘（今徐水县东南）。 前379年（齐侯剡六年）燕国向三晋求援，三国迅即出兵伐齐，兵至桑丘。 前378年（齐侯剡七年），齐国攻打燕国，三晋为救燕，再度攻齐，直至占领灵丘。 前373年（田桓公二年），燕、齐于林营（有的说是林孤）交战，燕胜齐败。 前355年（燕后文公七年），齐国侵掠燕国易水之地，燕国反击，大败齐国。 前356年（燕后文公六年），燕后文公与赵国在阿地举行会盟。 前335年（燕后文公二十七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合纵抗秦。苏秦担任纵约长，并佩戴六国相印。 前333年（燕后文公二十九年），燕文公死，太子继位，这就是燕易王。易王刚刚即位，齐威王就趁着给文公办丧事的机会攻打燕国，夺取了十座城池；苏秦到齐国游说，说服齐王把十座城池又归还了燕国。 前323年（燕易王十年），燕国参加了公孙衍发起的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王”活动，燕国在此年称王。此年苏秦和燕后文公的夫人通奸，害怕被杀掉，于是就游说易王派他出使齐国去搞反间计，借以扰乱齐国。 前321年（燕易王十二年），燕易王去世，子哙继位。齐国人暗杀苏秦，齐宣王又任用了苏秦的弟弟苏代。 前318年（燕王哙二年），燕王哙将燕王的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把三百石以上高官的玺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任命，燕国一切政务都由子之裁决。 前314年（子之三年），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起兵攻击子之并失败，市被死于乱军之中。齐宣王趁机伐燕，将军匡章率军在出兵50天内攻破燕国，燕王哙和子之被杀。同时中山国也趁机出兵攻占了燕国部分领土。在燕国军民的奋力抵抗和赵、韩、秦、楚等国的压力下，齐国不得不退兵，赵国拥立在韩为人质的公子职，并以兵护送至燕国，燕国相国子之死后两年，燕国人共同拥立公子职，是为燕昭王。 参见：燕昭王招贤、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燕昭王求士、千金买骨、乐毅改革 燕昭王在易水筑武阳城，励精图治，决心兴复燕国，报仇雪耻。他采纳郭隗的建议，招贤纳士，拜郭隗为师，给以优厚待遇，“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筑黄金台，“千金买骨”，结果各国贤士们争着奔赴燕国，燕国很快集中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其中最着名的有三个：乐毅、邹衍、剧辛。 燕昭王吊祭死者，慰问孤儿，和臣下们同甘共苦，后期又以乐毅改革国政，励精图治，原本弱小的燕国成为一时之强，燕国殷实富足了，士兵都乐于出击，不惧怕战事。 前288年（燕昭王二十八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和秦、楚以及赵、魏、韩等国共同谋划，准备发兵征讨齐国。随后燕昭王派苏秦出使齐国，首先要求齐湣王归还前人趁燕国内乱攻下的十座城池，然后鼓动齐国攻打宋国，离间齐赵两国的关系，并在赵武灵王、魏襄王、楚怀王、韩襄王这些大国王侯之间进行外交游说。 前286年（燕昭王三十年），齐国灭宋国，引起各国震动，各国频繁会盟，推动了反齐联盟的建立。 前284年（燕昭王三十二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率倾国之兵联合秦、韩、赵、魏五国伐齐，获得大胜，五年内连下齐国70余城，报了当年齐国入侵燕国之仇。此役后，齐国疆土只剰莒（今山东日照市莒县）、即墨二都。 燕昭王时，有燕将秦开，在东胡作为燕国的人质，东胡人很信任他。秦开归国后，起兵袭击大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结果燕国边境向东推进了一千多里，大大开拓了燕国的疆域，而燕国亦随即开始修筑北长城。北长城西端起自造阳（今河北宣化东北），向东到达汉城（今首尔）。燕国的疆域到了历史上最大范围。 前279年（燕昭王三十三年），燕昭王死，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为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合。齐国即墨守将田单知道燕国君臣相疑，利用这点，施反间计，燕惠王中计以骑劫代替乐毅，乐毅担心被杀，便逃亡赵国。 骑劫平庸无能，并无军事才能，他代替乐毅为将，造成了燕国军心动摇。田单则故意诱使骑劫犯错误，以激励齐军的士气。田单以火牛阵一战大败燕军，骑劫为齐军所杀，燕军望风而逃，齐军很快就收复了失陷的70余城，趁势复国。 前272年（燕惠王七年），燕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燕惠王为燕相公孙操所杀，并立惠王子燕武成王为傀儡。 在燕武成王、孝王、王喜三代，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为迎合秦国之意或乘赵国危难之机，燕国不断挑起与赵国的争端。 前265年（燕武成王七年），秦国乘赵国国君新旧交替，政局不稳之际，连取三城，燕与秦南北夹攻，齐国派田单率军救赵，田单西拒秦军之后，又率赵、齐联军对燕国进行报复，占领了燕地中阳（今唐县）。 前259年（燕武成王十三年），燕国趁赵国在长平之战大败之际，诱使赵北部的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众投入燕国。 前251年（燕王喜四年），秦昭王去世，燕王派国相栗腹和赵国订立友好盟约，送上五百镒黄金给赵王置酒祝寿。栗腹回国报告燕王说赵王国内年轻力壮的人都战死在长平了，他们的孩子还没有长大，可以进攻赵国。燕国派栗腹带军攻赵，赵国派廉颇率兵抵御，栗腹遭斩，廉颇趁势包围了燕国的都城。燕国派任命将渠议和，赵国听了将渠的调处，解除了对燕国的包围。 前243年（燕王喜十二年），赵国派李牧进攻燕国，夺取了武遂和方城。赵国屡困于秦国，又逼走廉颇，以庞煖代将。燕王喜以为有机可乘，问剧辛能不能攻打赵国。剧辛凭借着自己当年与庞煖作朋友时的印象，对庞煖做出了评价，他认为庞煖是很容易打发的人。于是燕国即以老剧辛为帅，伺机进袭赵国。结果剧辛轻敌，率军冒进，被赵军统帅庞煖击败，剧辛被俘杀，燕军损兵二万。 前236年（燕王喜十九年），赵再次率军伐燕，攻取狸、阳城。燕国屡屡战败，秦国则以救燕为名，不断出兵攻占赵地。 前232年（燕王喜二十三年），在秦国做人质的燕太子丹逃回燕国。 前228年（燕王喜二十七年），秦破邯郸，赵公子嘉逃到代地，秦军兵临易水，燕国统治集团一片惊惶。太傅鞠武主张与代、齐、楚、匈奴联合共同抗秦，太子丹认识到诸侯均服秦，不可能再组织合纵，而采取刺杀手段。 前227年（燕王喜二十八年），太子丹派荆轲携带燕督亢（今河北易、涿地区）图和秦叛将樊於期首级，与秦舞阳前往秦国诈降企图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刺秦失败，秦国依此为借口派王翦与辛胜率军大举攻燕，燕、代联军于易水之西组织抵抗，秦军大败燕、代联军。 前226年（燕王喜二十九年）秦将王翦率军攻破燕都蓟城（今北京西南），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太子河），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国卫军主力。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国未允。鉴于燕赵残余势力，已成囊中之物，为集中兵力对付魏楚，暂停进攻。 前222年（燕王喜三十三年），秦王政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虏了燕王喜，燕国灭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周武王克殷之后，封召公于燕，燕国封域的具体情况不详，据琉璃河遗址挖掘出的铭器铭文可知，最初统领有六邦的土地和民众。在西周、春秋不断向冀北和辽西发展，消灭了蓟国、孤竹国、令支国、无终国等。由此可以大概知道这个时期燕国的疆域，主要包括冀北、今北京地区和辽宁西部的大凌河流域。 燕文侯时，据《战国策·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记载：燕国“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区域纵横两千多里，武装部队几十万人，战车六百辆，战马六千匹，储存的粮食足够用好几年。南有碣石、雁门的肥沃土地，北有红枣和板栗的收益，百姓即使不耕作，光是这红枣、板栗的收获也足够富裕的了。这就是所说的天然府库。能够安居乐业，没有战事，看不到军队覆灭、将领被杀的情景，没有谁比得上燕国。 燕昭王时，随着国力的强大，疆域也大为拓展。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保定）、容城、范阳，北有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也就是说，燕国东面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面有上谷、代郡、雁门，南面得到涿郡的易地（保定）、容城、范阳，北面有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以及勃海的安次，都是燕国的地方。乐浪、玄菟、二龙湖古城、上下障，也都属于燕国。 战国时期，燕国在与北胡相邻的边境地区先后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战国时期燕国实行的是“郡都制”，而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郡县制。战国时期燕国县级地方行政名称为“都”。学术界认为战国燕国郡邑名称有25个。 在中央官职方面，燕侯之下的官僚机构，重要的是将和相，分别主管文武之事。春秋战国之时，官分文武是各国官僚组织的重要特点，而官分文武无疑有利于国君进一步将权力集中于上。 相，是文官系统的首脑。曾任燕相的有：子之（燕王哙时）、公孙操（燕惠王时）、栗腹（燕王喜时）。将，又称“将军”，是武官的首脑，见于传世文献的有：市被、秦开。将军中又有“上将军”，乐毅曾任此官；战国时的上将军，地位相当于春秋时的元帅。其他见于文献的武官还有“司马”。 爵秩方面，燕国的爵秩等级大致分为卿和大夫两级。卿有上卿和亚卿之分，大夫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五大夫等。俸禄方面，燕国采用的以是“石”计禄。南宋吕祖谦《大事记》云：“以石计禄，始见于此。”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每石重一百二十斤。战国时期的燕国，其地方行政组织一如他国，也实行郡县制。一般是采郡、县两级制。建于燕国的郡有5个：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的行政长官是“守”，都是由武官来充任的；县的行政长官是“令”，下设丞、尉等；在县之下，还有乡、里、聚（村落）或连、闾等基层组织。由官印还可获知，燕国在地方设有“司徒”、“司马”、“司工”、“丞”等等。 在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地建立了以郡统县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中央集权，用以代替过去贵族按等级占有土地进行统治的制度；但又设置了封君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新的贵族特权。 燕国在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五座都城，西周初年封召公于燕地（今北京房山琉璃河镇东北董家林古城），燕地为燕国始封地。燕桓侯时北方游牧民族山戎不断南下侵扰，燕国被迫迁都临易。齐桓公打败山戎之后，燕庄公逐渐营建上都蓟，并逐渐迁都于此，至燕襄公时上都蓟就成为燕国的国都。 春秋晚期，北方的戎狄各部又逐渐强大，迫使燕国又一次徙都到易。子之之乱后，燕昭王在易水高筑武阳城，是为燕下都。太子丹刺秦事败，秦将王剪、辛胜兵临易水，燕王喜与逃到代地的赵公子嘉联兵与秦在易水西决战，失败后，燕军主帅太子丹逃匿于衍水，被秦将李信追斩，燕王喜不得不弃蓟城，率兵退到了辽阳。五年后秦将王贲俘燕王喜，燕国亡。 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也空前繁荣起来。燕昭王时期，燕国的都城形成了“三都”体制，即蓟城、中都（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以西）和下都武阳城。 燕国的兵制，由于年代久远及文献匮乏，已不可考。燕国其重要的军事据点：令疵塞（今河北省迁安市西）、居庸塞（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北居庸关），主要防备东胡。武阳城（今河北省易县东南），处于燕长城的西北端，主要防备齐、赵两国。燕国的军队，有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 燕国建立之初，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华北大平原，西有巍峨的太行山，时有游牧民族侵扰，东有渤海海浸和黄河故道的滚动所造成的沼泽地带，道路不畅，平原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无险可守。燕国初立，战事频繁，平定领地内的叛乱，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均凭武力支持。从燕侯墓中随葬多件铜戈、戟、护面和车马器，以及中型墓中有兵器、车马器者墓室较大，等级较同类墓高的现象也可看出，燕侯本人尚武，手下贵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军事统领。 燕国燕山以南以农业为主，以北以牧业为主，燕山地区和冀东地区同时兼有农业和牧业。大至东部沿海有渔盐之利，北部出产马牛羊，南部盛产黍稻粟菽，山地有铜鉄矿冶，经济部门比较齐全。燕国的畜牧业区域在上谷、渔阳、右北平三郡地区，农业区域在蓟城以南的地区，渔业、盐业区域主要分布于渤海沿岸和各岛屿，以及辽水、鸭绿江下游沿岸等地区。 商代燕地的辽西地区酿酒业较为发达。燕国农业工具以石制、铜制为主，且石制农具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出土的石制农具多数为磨制工具，战国中期，铁农工具在各地普遍地使用。燕国在西周时期的粮食作物有黍、粟、稻、粱、麦、豆、麻等，而粟和黍为燕人的主要食物。 水利工程，在幽州南界有督亢泽、督亢陌，在北京永定河流域有陶井，在燕南长城有易水堤防，在燕下都有运粮河。 燕国在冶金手工业中主要的是冶铁手工业和青铜手工业。战国时燕国冶铁手工业有了飞跃的进步，不仅生产工具用铁制作，战争的武器也已逐渐改用铁制成，同时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燕国冶铁作坊，一般都由官府经营，燕国的冶铜业，在青铜制品种类以礼器、兵器为多。冶铜业，其经营性质与冶铁业一样，主要是官营，兵器制造业是燕国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主要由官府督造，战国时期燕国的兵器主要是铁制品。 燕国官营制陶，其生产者大多是官奴和刑徒，民间制陶普及，但各地的制造水平相差很大，燕国有专门的制作骨器的手工作坊。燕国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皮革业发达。一般皮革器多用牛皮、羊皮制作，皮甲则用坚硬的野生动物皮制作。燕国煮盐业之盛当在战国中期以后。 燕国的城市发展很快，大、中、小城市都很多。在大城市中，下都武阳以规模大着称，上都蓟则以富庶闻名。在众多的小城中，不同地区的也各有其特点，分布于长城附近地区的，军事性质较强，因为它是随着长城的修筑而兴起来的。燕北五郡郡治襄平、渔阳、沮阳、无终、阳乐等城，都具有一定规模。 燕国向外输出的商品，种类单一，仅限于几项土特产品。燕国在向中原内地提供的商品中，农业、手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很小，主要是为中原内地所珍视的土特产品。枣、栗是燕国的两项大宗商品，产于燕国北部。枣、栗、蓟而外，燕国还盛产杏、梅等果品。蝎角、白金、燕石，是燕国的另一类土特产品。商品交换一般要在市场上进行。燕国的都城和其他主要城市，都设有市。 战国时期燕国的金属货币，有明刀、布币、囿钱、金币等几种形制。 燕国的金属货币以明刀币为主。燕明刀币的形体较齐刀币为小，铜质较粗劣，铸造也不精，明刀多铸有一“明”字，故俗称明刀，通高约13～14厘米。早期的形体较大，刀背略弯，刀身上宽下窄，通高约14厘米，重13克左右，“明”字作“仈”、“仌”，背文多为一字；中期的形体比早期的略小，“明”字作“乽”；晚期的刀身上下等宽，刀背较直，柄向内屈曲明显，刀重减轻到10克左右，“明”字写成“债”，有人误释为“匽”或“易”。中期、晚期的背文一般字数较多，常在“左”或“中”、“右”之下系以数目字。 刀币是从实用工具青铜小刀（或称削）演变来的，主要流通于燕、齐地区，而布币则是从古农具铲形铸演变来的，主要流通于三晋及两周地区。燕国布币是为适应通行于布币的国家而铸造的，铸造数量不多。币面都铸有地名。燕国布币还铸有幕文。 战国时，黄金已成为燕国大商人、上层统治者的最重要的货币了。 燕国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聚集了诸多不同种文化，诸文化因素的渗透酿成燕文化。从琉璃河附近之镇江营遗址的情况看，西周中期已有一种周、商文化因素合体的文化覆盖。这种合体现象体现于许多器型上，如鬲的整体为商式造型的袋足，却附有周式的矮小足跟，如簋虽有商式的敞口外形，口沿、器表、圈足都发生了变化，周人是不使用陶簋的，也许是受商人铜簋的影响。 文化合体的结果，使遗物产生群体的变化，这些变化后的遗物群体称之为西周燕文化，与此相关联，创造这一文化的人类共同体业已形成。西周燕文化在北京琉璃河燕都城遗址、镇江营遗址b30、昌平白浮b31、河北满城要庄b32均有成组器物出土。其陶器中商文化因素显然强于周文化因素，如大量出土商式袋足鬲，如四系罐、三角划纹簋的普遍存在等等。埋葬习俗上更接近商文化风格，满城要庄和昌平白浮的中型墓均有腰坑，要庄m1的二层台上也殉有一狗。在随葬品方面，要庄m1的袋足鬲多于足跟鬲，商文化特色更浓重，昌平白浮墓陶鬲的足跟为周文化因素，口沿起泥条凸棱又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齐系、燕系、楚系、晋系和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总之，西周燕文化中，商文化因素最重，周文化因素次之，并间或显示出少量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及北方其它民族文化因素的存在。这种文化表象与燕国墓地中周人占据面积很小的情况相结合，透视出燕国社会背景的某些方面。周人在燕国只是少数，又多属高等级人物，不可能直接与下层接触，其间所借助的中间力量是商文化色彩浓重的原商人旧臣。商文化在其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中，广泛地播下了文化传统的种子，最终成为燕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沧海之路是指燕国燕昭王所开创。城岳明刀币的出现，“说明古代自辽东向南应有一条交通路线，以航运与冲绳相连，具志头明刀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两枚明刀类型相同，出土地点相近，表明它们应存在于传入的场所，时间当在战国末年。 战国时燕国全盛，境至辽东一带。明刀系燕国主要货币，除在辽东出土外，朝鲜半岛北起慈江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南至全罗南道均有发现；另外，在日本本州南部广岛县匡原市、九州佐贺县唐津市也传有出土。假定将这些点连起来，就构成向南指向冲绳的交通路线，很值得从考古学角度进一步探究。 战国七雄之燕国篇——苏秦 苏秦（？—前284年[104][105]）（一说为？—前317年[108]），己姓，苏氏，名秦，字季子，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战国时期纵横家、外交家、谋略家。 苏秦年轻时到阳城（嵩山登封）与张仪同师鬼谷子。苦学3年，辞别先生，回到洛阳家中。后出游列国，以期谋一官半职。几年后，无望而归，妻不下机，嫂不为炊，父母不子。后发奋读书，致力于纵横之术，倡导合纵说。曾游说六国合纵御秦，使秦不能向东扩张。苏秦为纵约长，佩6国相印。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合纵的形成使秦兵15年不敢出函谷关。后因6国不能合作，条约瓦解。苏秦为保护燕国，打击齐国，特奉燕昭王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疲于对外战争，以便攻齐复仇。后燕将乐毅联合5国大举攻齐，苏秦的反间活动暴露，已被任为齐相的苏秦遭到齐国大臣的痛恨，被车裂而死，葬于嵩山巩义市区西南28公里鲁庄镇苏家庄村南。 苏秦在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一生为了合纵抗秦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大大影响了当时各诸侯国的政治决策，为安定诸侯做出了不懈努力。苏秦取法诸子百家的学说加以融汇，游说诸侯国君，讲究机谋权变，被推为当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16章，所述与《史记·苏秦列传》不同。 苏秦家里以务农为生。早年到齐国求学，拜鬼谷子为师，与张仪同为鬼谷子的学生。学成后，外出游历多年，穷困潦倒，狼狈而回。家人都私下讥笑他不治生产而逞口舌之利，舍本逐末。苏秦甚感惭愧，于是闭门不出，遍观所藏之书，感叹道：“从师受教，埋头攻读，却不能换来荣华富贵，读再多书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找到《周书阴符》，伏案钻研。一年后，揣摩出合纵连横之术，认为凭此可以游说当世君王了。 苏秦首先将目标定在洛阳，求见周显王。但显王周围的大臣一向了解苏秦的为人，都瞧不起他，因而周显王并不信任他。于是，苏秦西行至秦国。时秦孝公已死。就游说秦惠王兼并列国，称帝而治。秦惠王认为时机不成熟，且秦国刚处死商鞅，讨厌说客，未采纳他的建议。 苏秦离开秦国，向东，到达赵国。当时赵肃侯任命其弟赵成为国相，封为奉阳君。而奉阳君不喜欢苏秦。 燕文公二十八年（公元前334年），苏秦到燕国，等待了一年多才见到燕文侯。苏秦游说燕文侯，先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了燕国与赵国的相依之势，接着批评燕国的战略错误：担忧千里之外的秦国，却不担心百里之内的赵国；最后建议燕文侯合纵赵国，结为一体。 燕文侯认为苏秦之议很有道理，允诺苏秦“如果能以合纵之计维持燕国安定，愿举国相报”。于是资助苏秦车马金帛，前去游说赵国。 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奉阳君赵成已死，便游说赵肃侯，提出六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的主张。 苏秦详细分析了赵国和其他诸侯国的关系，指出赵对韩魏的战略相依关系，进而说明了自己的合纵主张：韩、魏、齐、楚、燕、赵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并建议赵国组建六国联盟并力抗秦，如此一来，六国一体，秦国一定不敢从函谷关出兵侵犯，赵国的霸主事业也就成功了。 赵肃侯采纳了苏秦的“合纵”主张，资助他去游说各诸侯国加盟，以订立合纵盟约。 苏秦在赵国时，秦惠王派犀首攻打魏国，生擒了魏将龙贾，攻克了魏国的雕阴，并打算挥师向东挺进。苏秦担心秦国的部队打到赵国，盟约还没结缔就遭到破坏。于是决定智激同窗张仪入秦，维护萌芽期的联盟。 苏秦派人去悄悄劝说张仪来投奔他，张仪到来后，苏秦却故意不理不睬，并当众羞辱后打发他离开。张仪又羞又气，想到各国诸侯中只有秦国才能威胁赵国，于是便前往秦国。 苏秦暗中派人资助张仪到达秦国，并且帮助他见到秦惠王。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年），秦惠王用张仪为客卿，与他共商攻打各国诸侯的大计。这时，帮助张仪的人才说是苏秦故意激怒他，为的是张仪今后有更好的发展。张仪知道后，感叹自己没有苏秦高明，并许诺在苏秦当权时不攻打赵国。 苏秦到了韩国，游说韩宣王。 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土地有限，秦国的欲望无限，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 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决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 苏秦来到魏国，游说魏襄王。苏秦先分析魏国的地理情况，指出：魏国地方虽小，但田舍密集，人口众多，车马奔驰，国势与楚国不相上下；如今侍奉秦国，每年纳贡，一旦秦国征伐魏国，没人愿意出兵相救。 接着苏秦以越王勾践和武王伐纣的以少胜多为例，提醒魏王：魏国兵强马壮，不用惧怕秦国；如果割地侍秦，未及作战，国家已经先亏损了，主张侍奉秦国的都是奸佞之臣，要谨慎决策。最后援引《周书》，劝诫道：事前不考虑成熟，后必有大患，如果大王能听从我的建议，六国同心协力，就无强秦危害之患了，所以赵王派我呈上合纵条约，等候您的差遣，魏王说：“我从没听过如此贤明的指教，愿举国相从。” 于是苏秦向东行进，来到齐国，游说齐宣王。苏秦先分析齐国国势，指出：“齐国四面天险，兵精粮足，自有战役以来，从未征调过泰山以南的军队，也不曾渡过清河，涉过渤海去征调这二部的士兵。都邑临淄富有而殷实，人口众多，居民就有七万户，足够凑齐二十一万大军，没有哪个国家能比齐国强大。” 接着指出齐国的战略失误：“韩、魏之畏惧秦国，是因为和秦国接壤，双方如若交战，十日内即可分出胜负，胜，则兵力损失严重，四境无法保护；不胜，则国家将要灭亡，所以韩、魏才如此看重和秦国的交战，且很容易向秦国臣服。但是齐国和秦国的情况就不同了，齐国险要、易守难攻，且秦国孤军远征，顾虑重重，明显不能对齐国构成威胁。如此形势下，却想侍奉秦国，是大臣们的战略过失。如今齐国没有臣服秦国之名，却有国富民强之实，所以我希望大王稍微留心考虑一下，以便决定对策。” 齐宣王说：“我不聪明，且居住在偏僻靠海的东境，从未听过您高明的教诲。如今您奉赵王之命来指教我，我愿举国听从您的安排。” 苏秦说服齐国后，向西南行进，到达楚国，游说楚威王。苏秦先分析楚国，进言说：“楚国地方五千余里，军队有百万之众，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存粮足够支用十年，这些都是称霸的资本；如果您也侍奉秦国，那没有哪个诸侯不臣服秦国了。”[接着分析天下形势，说：“秦国最大的忧患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秦楚不能并存。合纵成功，楚国就能称王；连衡成功，秦国就会称帝。所以最好的策略是合纵以孤立秦国，否则秦国兵分两路，都邑鄢郢就有危险。” 最后苏秦又提醒楚王：“秦是虎狼之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是天下诸侯公敌。主张连衡之人都想割地给秦，这是敬奉仇敌，对外依仗强秦，对内挟持君主，罪恶深重。合纵成功，各诸侯会割地事楚；连横成功，楚就要割地奉秦。二者天上地下，希望您能好好考虑。” 楚王说：“秦楚接壤，秦有吞并之意，不可亲和。韩、魏经常遭受秦国威胁，不可与之深入谋划，怕有叛逆之人告密，危及国家安全。我自料以楚抗秦，又未必能胜。与群臣谋划，皆不可信，因而辗转反侧，无法安睡。如今您打算统一天下，团结诸侯，保护危国，我愿举国服从。” 苏秦游说完各个诸侯后，六国达成合纵联盟，团结一致。苏秦被任命为从约长（合纵联盟的联盟长），并且担任了六国的国相，同时佩戴六国相印。 合纵成功后，苏秦自楚北上，向赵王复命，途经洛阳。车马行李、各诸侯送行的使者颇多，气派比得上帝王。周显王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害怕，便为他清扫道路，并派人到郊外犒劳。苏秦的家人也匍匐在地，不敢仰视。苏秦感慨万千，说：“同样的一个人，富贵了，亲戚敬畏；贫贱时，连亲戚都轻视，更不必说一般人了。假使我当初在洛阳有二顷良田，现在又怎能佩带六国相印呢！”于是散发千金，赏赐给亲戚和朋友。 苏秦到燕国去时，曾向人借钱一百做路费，如今富贵，就偿还了百金。苏秦的随从人员中，只有一个人没得到报偿，就上前询问。苏秦说：“我不是忘记了你，当初你随我去燕国，在易水边你再三打算离开，那时正当我正处困境，所以最后赏赐你”。 苏秦合纵六国后，返回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苏秦把合纵盟约送交秦国，从此秦国不敢窥伺函谷关以外的国家，长达十五年。 后来，秦国派使臣犀首欺骗齐国和魏国，和它们联合攻打赵国，打算破坏合纵联盟。齐、魏攻打赵国，赵王就责备苏秦。苏秦害怕，便请求出使燕国，发誓一定报复齐国。苏秦离开赵国以后，合纵盟约便瓦解了。 秦惠王将公主嫁给燕国太子，同年，燕文侯去世，太子即位，是为燕易王。易王刚登基，齐宣王就趁着发丧之机，攻打燕国，侵占了十座城池。易王要求苏秦替燕国收复被侵占的国土。 苏秦到了齐国，拜见齐王，先行祝贺之礼，接着又行哀悼之礼。齐王不解，问原因。苏秦说：“人饿的再厉害也不会去吃有毒的乌喙，吃的越多，死的越快。燕国和秦国是联姻之国，齐国占领燕国的城池等于是与强秦结下了仇怨，这就如同饥饿之人去吃乌喙一样。齐国即将大难临头。”齐王闻言大惊，忙讨教解危之策。苏秦建议归还夺来的城池，这样燕王喜欢，秦王也一定高兴，就能转祸为福。 齐王认为苏秦说的很对，归还了侵占燕国的城池。 有人毁谤苏秦出卖国家、反复无常，将要作乱。苏秦怕获罪，返回燕国，燕王却不再给他官职。苏秦推断有人毁谤自己不忠信，因而求见燕王，告诉燕王：忠信之人一切为了自己，进取之人则是为别人；自己弃家外游，就是要求得进取。接着，苏秦以曾参、伯夷、尾生为例，反对“忠信”、提倡“进取”。 苏秦说：“像曾参一样孝顺，就不会离开父母在外面过上一夜，又怎能让他到燕国，侍奉处在危困中的国君呢？像伯夷一样的廉洁，坚守正义而饿死在首阳山下，又怎能让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取回十座城池呢？像尾生那样诚信，抱柱而死，又怎能让他步行千里退去齐国军队呢？我正是以所谓的忠诚信实在国君面前获罪的呀。” 燕王反问苏秦：“你自己不忠诚信实罢了，难道还有因为忠诚信实而获罪的吗？” 苏秦举例说：妻子与人私通，打算毒死丈夫，侍妾就假装摔倒打翻了毒酒。丈夫很生气，惩罚了侍妾。侍妾打翻毒酒，保存了丈夫和妻子，却免不掉挨板子。我的罪名跟侍妾的遭遇相类似！ 于是燕王恢复了苏秦的官职，愈发厚待。 苏秦私通燕易王的母亲，燕易王知道了，更加厚待苏秦。苏秦害怕被杀，就提议前去齐国以提高燕国地位，燕易王同意。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而逃到齐国，齐宣王任用他为客卿。 齐宣王去世，齐湣王继位，苏秦就劝说湣王厚葬宣王以表明自己孝顺，大兴土木以表明自己得志，目的则是搞垮齐国，从而使燕国获利。燕易王去世，燕哙继位。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刺杀苏秦，苏秦重伤未死。齐王派人捉拿凶手，没抓到。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照计行事，诛杀了凶手。 合纵论是战国时代政治军事形势不断变化，特别是战国中后期七雄纷争导致当时“国际关系”（华夏文明圈内诸国）出现重大变化的产物。战国早期，七雄并立，彼此旗鼓相当，相互制衡。到了战国中期，秦国厉行变法，锐意改革，兼并巴蜀，国强地险；而六国彼此消耗，七雄并立的均势格局自此被打破。苏秦正是洞悉到了这一客观现实，适时提出了以遏制秦国、维护七雄均势为宗旨的合纵战略。 “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64][65]是联合许多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阻止强国兼并的策略。苏秦提出合纵战略的宗旨在于遏阻秦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以免力量失衡格局进一步加剧。其相应对策则是通过六国联盟遏制秦国，以求维持以崤函、河西为界线的东西两个战略区域的力量均衡。 苏秦的合纵说首先是基于一种地缘政治的分析。他深谙天下山川形胜，熟知各国力量现状，他每到一国即首先向当局者详陈该国的地缘环境形势，苏秦提醒山东六国首先应明确各自的安全状况，他反复告诫六国的君主，要明白这一形势，即他们共同的危险来自西方侧翼的秦国。由于秦国享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形地势优势、体制优势，将来必定是一种能够凌驾于六国实力之上的强权力量。因此，六国中每一个国家都绝对不能与秦国单独媾和以求苟安一时，更不能与秦结为同盟，那不啻是与虎谋皮。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六国从亲”，并力西向以抗秦。 苏秦的合纵理论极其注重地缘因素的重要性，并充分论证了六国结盟与其地缘政治因素的内在关联。苏秦认为，山东六国在区位上相互关联，有着表里相属、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应视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战略整体。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整体性，以求在战略上相互依托、相互策应、互为犄角，从而在对秦作战中造成有利的态势。他反复向六国的当政者陈述这一关系。 苏秦的合纵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系，而且是一套行动纲领。它提出了一套遏制秦国、维持均势的方法，即以联盟战略、凭借山东六国的合力抑制秦国势力的扩张，以此挽救和维护原有的均势。行动方案有两个，其一是以攻为守，六国联合起来，主动进攻，突破函谷关，深入秦国腹地；其二是当六国中任何一国遭到秦国攻击时，其他五国绝不能坐视不管，必须群起救助。这无疑是一个卓越的协同作战方案，它充分利用了山东六国地缘上的相关性，使六国彼此在组织指导、兵力分配、战略协同、战术策应诸方面协调动作、密切配合，从而使秦国东向攻击任何一个国家时都将陷入四面受敌、多线作战的窘境，进而遏止其逐步蚕食六国以进一步壮大自己的企图。 苏秦睿智地看到，如果一国遭到秦国的攻击而其他国家坐视不救，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犹如多米诺骨牌，一个倒下，其余的将依次倒塌！战国后期的历史发展证明，苏秦的分析是极具预见性的，山东六国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合纵战略，即便是三心二意的，也确乎有效地遏制了秦国东向扩张的势头达到15年。后来六国虽未免于逐个被秦国吞灭的命运，但这非但不能归咎于合纵之策，而恰恰说明山东六国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实施合纵之策，以及六国政治家们偏狭的一己之私、低劣的战略目光，加以彼此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等因素所致。 合纵是围绕着战国七雄间地缘政治关系而产生的大战略，更是一种处理国际间政治军事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合纵以维护均势为宗旨，以地缘政治论为认知基础，以联盟战略为应对手段。立论周密、视野宏阔、分析精湛、旨意高远，称之为地缘政治论的先驱是毫不为过的。苏秦以地缘政治因素作为研判国际形势、制定应对策略的主要依据，这种分析方法无疑具有现代的意义。 苏秦推行合纵战略，主张“合众弱而攻一强”，建设一个多国联盟，因而苏秦的游说热情饱满，不吝辞藻，极尽铺张渲染，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游说模式：“利导法”（肯定优势—指出危机—出谋划策—分析利弊、以利导之），即分析厉害，摆出优势，并指出希望与美好前景，以利导之，使对方乐于接受自己的主张。 首先分析对方的地理条件、兵力情况、军需物资、国力强弱、周边关系等客观优势，结合君主贤能、士卒英勇等主观因素，充分肯定其有利条件。注意结合每一个诸侯国的具体情况作出分析，有针对性地强调该国特色。总之，不论对于哪个国家，都首先强调其优势，以解除他们惧怕强秦的心理压力。 接着指出其危机所在，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为合纵战略做好铺垫。然后替对方谋划，并给出主意，设计摆脱危机的方案（合纵战略）。最后进一步分析厉害，以利诱之，以理导之。 由于苏秦对列国的政治形势有深入的钻研了解，对天下政局及其变化趋势的熟悉程度远在各国君王之上，因此能在游说中纵横捭阖，敏捷地选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和论据，蒙蔽和说服对方。他的游说活动有一些基本的策略方法： 每游说一个国家，都在表面上从对方的利益出发，似乎是设身处地地替对方考虑问题，而从不言及他国及自己本人的合纵受益，使得对方便于接受。 陈述自己的观点时，都以此国与秦国的敌对关系为前提，在这一前提下谈此国与秦的利益冲突。事实上，各国间的利害制约关系是相当复杂、瞬息变化的，关键在于在复杂的事物矛盾中舍掉其余而强调某一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作出一个暗含的或假设的前提，苏秦在游说中单纯强调六国与秦的矛盾及六国间的相互依存，而对其他矛盾方面避而不谈，以此为前提来阐述自己的合纵主张，对六国之君有一定程度的蒙蔽性。 向对方分别摆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与不实行的两种行为后果，夸大了第一种行为选择的受益程度和第二种行为选择的受害程度，加大二者的反差度，促使对方下决心采纳自己的主张。 必要的时候，以客观的地理状况来加强对对方的说服，必要时他还给对方以.应有的褒扬，夹杂以相应的激将法。 历史评价 荀子：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令尹），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 张仪：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 《吕氏春秋·知度》：“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 司马迁：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 战国七雄之燕国篇——燕昭王 燕昭王（？ - 公元前279年），姬姓燕氏，名职（一说名平，误），燕国蓟城（今北京市）人，战国时燕国第39任国君（公元前311年 - 公元前279年）。燕王哙庶子。 初流亡在韩国。燕王哙禅位于相国子之，引发燕国内乱。子之三年（公元前314年），齐国攻破燕国，燕王哙和子之被杀。他被赵武灵王派人送归。即位后，卑身厚币招纳贤士，师事郭隗，士人争相趋燕。外用苏秦，内用乐毅，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国家殷富，士卒效命。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遣乐毅率军联合三晋及秦楚之师攻齐，大破齐军，占领齐城邑七十余座，齐湣王败死。燕国进入鼎盛时期。 公元前318年，燕王哙将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把三百石以上高官的玺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任命，子之执掌了燕国军政大权，但此举引起了太子平等旧贵族的不服。 在子之为王的第三年(公元前314年)，燕国国内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合谋攻打子之。齐宣王派使者对太子平说：“寡人听说太子将要整治君臣上下的名义，显明父子相承的地位，我齐国虽然不大，但愿意听候太子你的号令。”不久齐宣王发兵，攻破燕国，燕王哙被杀，子之逃亡，被齐人抓住砍成肉酱（醢其身）。 周赧王四年，燕昭王元年（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将燕王哙送在外国当人质的庶子公子职，从韩国护送回燕国即位，这就是燕昭王。即位后，筑立黄金台，拜郭隗为师，励精图治，招揽人才，意图振兴伤痕累累的燕国。 燕昭王拜郭隗为师，爱贤敬贤的名声不胫而走，风传天下，各国才士争先恐后的奔赴燕国。其中不乏名士：如武将剧辛从赵国来，谋士邹衍从齐国来，屈庸从卫国来，乐毅从魏国来、苏代从雒邑来……真是人才济济。 邹衍是阴阳五行家，当时已名闻天下，他在齐国时就受到尊重；周游魏国时，魏惠王亲自跑到郊外去迎接；到赵国时，平原君侧着身子走路来迎接他，并用衣袖替他拂去座席上的灰尘，毕恭毕敬。燕昭王迎接邹衍时，比魏赵更为恭谨。他亲自用衣袖裹着扫把，退着身子边走边扫，在前面清洁道路。入坐时昭王主动坐在弟子座上，敬请邹衍以师长身份给自己授业。昭王特意为邹衍修建了一座碣石宫，供其居住讲学。 后人因此便用“拥彗先驱”和“碣石宫”这两个词语来比喻用优厚待遇尊礼贤才。昭王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投奔燕国的士人更为踊跃。 昭王大开国门，不拘一格地广为接纳，不惟欢迎知名学者，而且把那些有志灭亡齐国的，熟悉齐国险阻要塞和君臣关系的`善于用兵打仗的士人，尽数收留下来，并给与优厚的待遇，多方积蓄力量，以利兴燕破齐。聚集于燕都辅助昭王振兴燕国的众多士人之中，最杰出的人物要数乐毅。 乐毅是名将乐羊之后，才学出众，深通兵法，曾被荐为赵国官吏，为了躲避赵国内乱，便到了魏国。他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随生向往之心。正巧一次乐毅为魏出使燕国，昭王十分恭敬地客礼相待，乐毅颇受感动，决意留在燕国，昭王随即任其为亚卿，委以国政和兵权。 乐毅倾全力协助昭王改革内政、整顿军队。首先，针对燕国法度破坏、官吏营私的严重局面，乐毅教昭王制定法律，严厉法制加强对官吏的审查和考核；其次，确定察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则，摈弃“亲亲”、“贵贵”的择人传统，廓清了由当权时拉帮结党、滥用亲信的劣迹，使燕国的吏治日趋清明； 再次，建议昭王对那些遵守国家法度的顺民，包括身份低下的贫民和一部分奴隶，都以一定制度予以奖励，以安定社会秩序。在军事上，乐毅着重进行战法和纪律训练，尽快提高燕军的战斗力。昭王还注意吊死问孤，去慰抚那些有丧葬之忧的人家；对那些有生育之喜的夫妇，昭王也派人去祝贺，给予关怀。昭王与庶民百姓同甘苦，共命运，争取全国各阶层对自己统治的拥护。 昭王在乐毅等人的辅助下，兢兢业业地奋斗了28载，不仅国家日渐殷富，积累了相当实力，而且培养了奋发图强的民风。燕国上下同仇敌忾，举兵伐齐的条件一天天趋于成熟。举兵伐齐旗开得胜 正当昭王励精图治，燕国国势蒸蒸日上之时，燕国的世敌齐国已达到了强盛的顶点。然而，齐国国君对内不恤民力，横加赋敛；对外不断用兵，惹得诸侯不满。忍辱多年的燕昭王认为报仇雪耻的时机已到，决意举兵伐齐。 齐国毕竟是东方大国，单靠燕国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乐毅提出了“与天下共图之”的战略，得到了昭王的赞同。昭王与乐毅、邹衍仔细分析了形势，清醒地认识到，当时齐、秦、赵三强都在千方百计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宋国的定陶是中原地区最繁荣的商业大都市，齐、秦、赵三国均想染指。一旦齐国灭掉宋国，就必然会加剧齐与秦、赵的矛盾，同时也会对韩、魏、楚诸国形成严重的威胁，引起这几国的不安。昭王便定下诱齐灭宋、孤立齐国的方略。 燕国表面上臣服于齐，使其对之放松戒备。其间两次派苏秦出使齐国，进行离间，唆使齐王轻率地决定西向攻秦，南向灭宋，昭王则趁此良机，遣使与魏、楚联系，并派乐毅赴赵，促使赵王劝说秦国伐齐。秦国本与齐国相约东、西称王，共分天下；岂料齐竟毁约攻秦、灭宋，势力侵入中原地区。为了出这口恶气，欣然应允伐齐。这样，就形成了各国从北、西、南三面对齐的包围之势。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统兵出征。此时，楚军已驻军于淮南，准备夺取齐国淮北之地；秦与赵、韩、魏也各派一名大将军率军向齐国进发。齐泯王开始并未料到燕国会联合诸国攻齐，及至发觉燕军已攻入齐国时，才仓促应战。齐泯王尽起全国之兵，渡过济水，西进拒敌。齐军因连年征战，士气低落，加之齐泯王对作战不利的士兵以挖祖坟、斩首级等残忍手段相威胁，更使齐兵寒心。联军发起进攻，齐军一触即溃，连连败北。齐军主力被歼后，齐泯王率残部狼狈逃窜，退回国都临淄。昭王闻讯十分高兴，亲至济西战场劳军，厚犒将士，封乐毅为昌国君。 乐毅厚赏秦、韩两国军队后遣其归国；然后命赵军进攻河间，命魏军转向东南收取昔日宋国之地；自率燕军直捣齐都。燕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气攻占了临淄。齐泯王被迫出逃，辗转之莒（今山东莒县）地固守，后被楚将淖齿所杀。乐毅志在灭齐，在占领临淄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和扩大战果的措施。为了安抚齐民，乐毅在报请昭王同意后，着力整饬军纪，严禁燕军掳掠百姓。 针对齐泯王的暴戾，乐毅宣布宽减齐民的赋税，废除苛法，恢复齐威王时代的一些合理法令。在临淄郊外隆重祭祀齐桓公和管仲，把100多个燕国的爵位赏赐给归顺的齐人，又在齐国分封了20多个享有燕国封邑的封君，笼络了齐国的统治阶级，基本稳定了对齐国的占领，齐国上下都愿归顺燕国。在军事上，乐毅分兵5路继续攻占全国各地。于是，燕军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接连攻夺齐国70余城，均辟为郡县，仅剩下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南）两城未被攻下。 乐毅之所以能充分发挥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是与昭王对他的绝对信任、坚定支持分不开的。当乐毅在齐国攻城略地时，昭王不加丝毫干预，让乐毅放手大干。当乐毅久克莒和即墨两城不下，有人趁机进谗时，昭王一面痛斥其人，一面派使者对乐毅慰勉有加。昭王用贤不疑，换来部下赤诚相报。 在伐齐战争取得决定胜利的同时，昭王派燕将秦开袭破东胡，迫使东胡从燕国东北部后退千余里，燕国领土向东北扩展到辽东一带。燕还向南进军，攻占了中山国许多地方。昭王终使燕国跻身于列强之列，步入黄金时代。 公元前279年，昭王因病去世。 燕昭王把握了复兴燕国主要在于罗致人才这个关键因素，屈身礼士，用人不疑，终于使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报仇雪耻愿望得以实现，使燕国发展到鼎盛时期，他自己也跻身于战国七雄重要国君的行列。 燕昭王立志使燕国强大起来，下决心物色治国的人才，可是没找到合适的人。有人提醒他，老臣郭隗（音wěi）挺有见识，不如去找他商量一下。 燕昭王亲自登门拜访郭隗，对郭隗说：“齐国趁我们国家内乱侵略我们，这个耻辱我是忘不了的。但是如今燕国国力弱小，还不能报这个仇。要是有个贤人来帮助我报仇雪耻，我宁愿伺候他。您能不能推荐这样的人才呢？” 郭隗摸了摸自己的胡子，沉思了一下说：“要推荐现成的人才，我也说不上，请允许我先说个故事吧。”接着，他就说了个故事： 古时候，有个国君，最爱千里马。他派人到处寻找，找了三年都没找到。有个侍臣打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一匹名贵的千里马，就跟国君说，只要给他一千两金子，准能把千里马买回来。那个国君挺高兴，就派侍臣带了一千两金子去买。没料到侍臣到了那里，千里马已经害病死了。侍臣想，空着双手回去不好交代，就把带去的金子拿出一半，把马骨买了回来。 侍臣把马骨献给国君，国君大发雷霆，说：“我要你买的是活马，谁叫你花了钱把没用的马骨买回来？”侍臣不慌不忙地说：“人家听说你肯花钱买死马，还怕没有人把活马送上来？” 国君将信将疑，也不再责备侍臣。这个消息一传开，大家都认为那位国君真爱惜千里马。不出一年，果然从四面八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 郭隗说完这个故事，说：“大王一定要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吧。” 燕昭王听了大受启发，回去以后，马上派人造了一座很精致的房子给郭隗住，还拜郭隗做老师。各国有才干的人听到燕昭王这样真心实意招请人才，纷纷赶到燕国来求见。其中最出名的是魏国人乐毅。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果然一天天强大起来。 这时候，燕昭王看到齐愍王骄横自大，不得人心，就对乐毅说：“如今齐王无道，正是我们雪耻的时候，我打算发动全国人马去打齐国，你看怎么样？” 乐毅说：“齐国地广人多，靠我们一个国家去打，恐怕不行。大王要攻打齐国，一定要跟别的国家联合起来。” 燕昭王就派乐毅到赵国跟赵惠文王接上了头，另派人跟韩、魏两国取得联络，还叫赵国去联络秦国。这些国家看不惯齐国的霸道，都愿意跟燕国一起发兵。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统率五国兵马，浩浩荡荡杀奔齐国。 齐愍王听说五国联军打过来，也着了慌，把全国兵马集中起来抵抗联军，在济水的西面打了一仗。由于乐毅善于指挥，五国人马士气旺盛，把齐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齐愍王逃回临淄去了。 赵、韩、秦、魏的将士打了胜仗，各自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不想再打下去了。只有乐毅不肯罢休，他亲自率领燕国军队，长驱直入，一直打下了齐国都城临淄。齐愍王不得不出走，最后在莒城被人杀死。 燕昭王认为乐毅立了大功，亲自到济水边劳军，论功行赏，封乐毅为昌国君。 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曾有一次大规模的成功扩张行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便是秦开却东胡取辽东的战功。历史资料有二： “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史记.匈奴列传》 “后子孙稍骄虐，国人离志，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魏略》 史料没有指出具体年代，今人多以秦开破东胡为燕昭王时事。 却可大致推出。燕昭王为全力谋齐，乃以燕国贵胄（包括秦开）入质东胡以求稳定后方。至燕武成王时，深悉东胡虚实的秦开回国。武成王乃以秦开统大军北击东胡，大获全胜，东胡向北退却逃遁，燕国北境大展，号称拓地“千余里”。燕军又乘胜东击辽水一带的朝鲜，夺取了辽东的广大地区，极边甚至伸过今鸭绿江以南。“直至满番汗为界”。秦开之功，堪与乐毅媲美。 秦开就是在东胡的一次掠夺中被强势的胡人作为人质走进东胡的。也许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异，没有多少粮食可以果腹，更没有中原精细的衣饰可以安逸，他们有的只是一望无际的白云和地上奔走无常的牛羊。为了生存，他们南下。依仗着自己强壮的体魄，骚扰中原，横行乡里，烧杀抢掠，燕地边城的居民只能背井离乡，丢下身后曾经的故乡。秦开就这样背景下走进东胡的。一次贩马途中，蓄谋已久的秦开脱离了队伍，恰巧燕国的队伍巡防经过。 回国后，秦开被任命为大将，开始了他训练兵士生涯。此时燕国国君为历史上有名的燕昭王（还有一说，说秦开却胡的年代在武成王）随着昭王励精图志，燕国国力已经逐渐强盛，眼看东北边境人民遭难，他下定决心彻底平定边患。对于带兵打仗的人选，他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将率军驱胡重任交给在东胡做过人质的秦开。 秦开是燕国名将，非常富于作战经验，久经沙场，百战百胜，并对东胡的情况十分熟悉，公元前283年秦开率军迎战东胡，燕军自西向东，由妫水流域(今延庆境内)向密云地区的渔水(今白河)、鲍丘水(今潮河)流域推进，一路斩关夺隘，马踏平川，东胡军虽奋力抵抗，却无法阻挡燕军凌厉的攻势，只得一路退却，燕军乘胜追击，接连收复失地。在连连胜利之下，燕军士气更加旺盛，一鼓作气向东北追歼东胡。抵抗无用，一直退却到千余里外的今西辽河上游。此时的秦开站在燕北边地，谋划安定策略。 效法赵国，动员军民大修障塞，于是长达两千多公里的燕国北长城如今依旧存于建平北部，不过只是其中的一段，不过只是如今风雨的侵蚀，残存破败，却也依稀可辨燕为巩固新区，也效赵之所为，动员军民大修障塞，是为长达两千多公里的燕国北长城。后来，燕又在广袤的新领土上陆续设立了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燕在幅员上一跃超过赵齐越三国，仅次于秦楚，在列国中位居第三。 人物评价 司马迁：“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闲，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於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战国七雄之燕国篇——乐毅 乐毅（生卒年不详），子姓，乐氏，名毅。中山灵寿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魏将乐羊后裔，官拜燕国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 公元前284年，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七十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着名战例，报了强齐伐燕之仇。后因受燕惠王的猜忌，无奈投奔赵国，被封于观津，号为望诸君。 主要成就有：辅助燕昭王振兴燕国，统帅五国联军在济水之西大败齐军，讨伐齐国，攻占齐国七十余城，几亡其国。 乐毅先祖乐羊为魏文侯（魏斯，魏国开国君主）手下的将领。曾率兵攻取中山（参见魏灭中山之战），因功被封在灵寿，乐羊死后，葬于灵寿，从此乐氏子孙便世代定居在这里。中山复国后，又被赵武灵王所灭（参见赵攻中山之战），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 乐毅少年聪颖，喜好兵法，赵国曾有人举荐他出来做官。到了武灵王在沙丘行宫被围困饿死后，他就离开赵国到了魏国。后来他听说燕昭王因为子之执政，燕国大乱而被齐国乘机战败，因而燕昭王非常怨恨齐国，不曾一天忘记向齐国报仇雪恨。 燕国是个弱小的国家，地处偏远，国力是不能克敌制胜的，于是燕昭王降抑自己的身分，礼贤下士，他先礼尊郭隗借以招揽天下贤士。正在这个时候，乐毅为魏昭王出使到了燕国，燕王以宾客的礼节接待他。乐毅推辞谦让，后来终于向燕昭王敬献了礼物表示愿意献身做臣下，燕昭王就任命他为亚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很长。 当时，齐湣王很强大，南边在重丘战胜了楚国宰相唐眛，西边在观津打垮了魏国和赵国，随即又联合韩、赵、魏三国攻打秦国，还曾帮助赵国灭掉中山国，又击破了宋国，扩展了一千多里地的领土。他与秦昭王共同争取尊为帝号，不久他便自行取消了东帝的称号，仍归称王。各诸侯国都打算背离秦国而归服齐国。可是齐湣王自尊自大很是骄横，百姓已不能忍受他的暴政了。燕昭王认为攻打齐国的机会来了，就向乐毅询问有关攻打齐国的事情。 乐毅回答说：“齐国，它原来就是霸国如今仍留着霸国的基业，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可不能轻易地单独攻打它。大王若一定要攻打它，不如联合赵国以及楚国、魏国一起攻击它。”于是燕昭王派乐毅去与赵惠文王结盟立约，另派别人去联合楚国、魏国，又让赵国以攻打齐国的好处去诱劝秦国。由于诸侯们认为齐湣王骄横暴虐对各国也是个祸害，都争着跟燕国联合共同讨伐齐国。 乐毅回来汇报了出使情况，燕昭王动员了全国的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把相国大印授给了乐毅。乐毅于是统一指挥着赵、楚、韩、魏、燕五国的军队去攻打齐国。齐湣王闻报，亲率齐军主力迎于济水（在今山东省济南西北）之西。两军相遇，乐毅亲临前敌，率五国联军向齐军发起猛攻。齐湣王大败，率残军逃回齐国都城临淄（参见济西之战）。乐毅遣还远道参战的各诸侯军队，拟亲率燕军直捣临淄，一举灭齐。谋士剧辛认为燕军不能独立灭齐，反对长驱直入。乐毅则认为齐军精锐已失，国内纷乱，燕弱齐强形势已经逆转，坚持率燕军乘胜追击。率军追击，果然令齐国大乱失度，齐湣王败逃。 燕国军队在乐毅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之敌，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见临淄孤城难守，就逃跑到莒邑并据城固守。乐毅单独留下来带兵巡行占领的地方，齐国各城邑都据城坚守不肯投降。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拿下临淄后，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夺取过来并把它们运到燕国去。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上慰劳军队，奖赏并用酒肉犒劳军队将士，把昌国封给乐毅，封号叫昌国君。当时燕昭王把在齐国夺取缴获的战利品带回了燕国，而让乐毅继续带兵进攻还没拿下来的齐国城邑。 乐毅留在齐国巡行作战五年，攻下齐国城邑七十多座，都划为郡县归属燕国，只有莒和即墨没有收服。燕国前所未有的强盛起来。乐毅认为单靠武力，破其城而不能服其心，民心不服，就是全部占领了齐国，也无法巩固。所以他对莒城、即墨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方针，对已攻占的地区实行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保护齐国的固有文化，优待地方名流等士 服人心的政策，欲从根本上瓦解齐国。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去，太子乐资即位，称燕惠王。燕惠王从做太子时就曾对乐毅有所不满，等他即位后，齐国的田单了解到他与乐毅有矛盾，就对燕国施行反间计，造谣说：“齐国城邑没有攻下的仅只两个城邑罢了。而所以不及早拿下来的原因，听说是乐毅与燕国新即位的国君有怨仇，乐毅断断续续用兵故意拖延时间姑且留在齐国，准备在齐国称王。齐国所担忧的，只怕别的将领来。” 当时燕惠王本来就已经怀疑乐毅，又受到齐国反间计的挑拨，就派骑劫代替乐毅任将领，并召回乐毅。乐毅心里明白燕惠王派人代替自己是不怀好意的，害怕回国后被杀，便向西去投降了赵国。赵国把观津这个地方封给乐毅，封号叫望诸君。赵国对乐毅十分尊重优宠借此来震动威慑燕国、齐国。 齐国田单后来与骑劫交战，果然设置骗局用计谋迷惑燕军，结果在即墨城下把骑劫的军队打得大败，接着辗转战斗追逐燕军，向北直追到黄河边上，收复了齐国的全部城邑，并且把齐襄王从莒邑迎回都城临淄。 燕惠王很后悔派骑劫代替乐毅，致使燕军惨败损兵折将丧失了占领的齐国土地；可是又怨恨乐毅投降赵国，恐怕赵国任用乐毅趁着燕国兵败疲困之机攻打燕国。燕惠王就派人去赵国责备乐毅，同时向他道歉说：“先王把整个燕国委托给将军，将军为燕国战败齐国，替先王报了深仇大恨，天下人没有不震动的，我哪里有一天敢忘记将军的功劳呢！正遇上先王辞世，我本人初即位，是左右人耽误了我。我所以派骑劫代替将军，是因为将军长年在外，风餐露宿，因此召回将军暂且休整一下，也好共商朝政大计。不想将军误听传言，认为跟我有不融洽的地方，就抛弃了燕国而归附赵国。将军为自己打算那是可以的，可是又怎么对得住先王待将军的一片深情厚意呢？” 为此，乐毅慷慨地写下了着名的《报燕惠王书》（此处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报燕惠王书》出于游士为夸张乐毅单独主谋合纵破齐而伪托），书中针对惠王的无理指责和虚伪粉饰，表明自己对先王的一片忠心，与先王之间的相知相得，驳斥惠王对自己的种种责难、误解，抒发功败垂成的愤慨，并以伍子胥“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的历史教训申明自己不为昏主效愚忠，不学冤鬼屈死，故而出走的抗争精神。 于是燕惠王又把乐毅的儿子乐间封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于赵国、燕国之间，与燕国重新交好，燕、赵两国都任用他为客卿。乐毅死于赵国。 历史评价 司马迁：“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郑观应：“古之所谓将才者，曰儒将、曰大将、曰才将、曰战将。乐毅、羊祜、诸葛亮、谢安、韦睿、岳飞等，儒将也。” 后世地位 唐朝开元十九年，唐玄宗为表彰并祭祀历代名将所设置武庙，它以周朝开国丞相、军师吕尚（即姜子牙）为主祭，以汉朝留侯张良为配享，并以历代名将十人从之。 上元元年，唐肃宗将吴起等历史上十位武功卓着的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庙十哲，“燕王国昌国君乐毅”便是其中之一，同时代被列入“十哲”的只有吴起、白起而已。 及至宋代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乐毅。 战国七雄之燕国篇——荆轲 荆轲（？-前227年），姜姓，庆氏（古时“荆”、“庆”音近），字次非，也称庆卿、荆卿、庆轲。战国末期卫国人，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庆封的后代，战国时期刺客。 荆轲喜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后游历到燕国，随之由田光推荐给太子丹。秦国灭赵后，兵锋直指燕国南界，太子丹震惧，决定派荆轲入秦行刺秦王。荆轲献计太子丹，拟以秦国叛将樊於期之头及燕督亢地图进献秦王，相机行刺。太子丹不忍杀樊於期，荆轲只好私见樊於期，告以实情，樊於期为成全荆轲而自刎。前227年，荆轲带燕督亢地图和樊於期首级，前往秦国刺杀秦王。临行前，燕太子丹、高渐离等许多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场面十分悲壮。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荆轲在告别时所吟唱的诗句。荆轲与秦舞阳入秦后，秦王在咸阳宫隆重召见了他，在交验樊於期头颅，献督亢（今河北涿县、易县、固安一带）之地图，图穷匕首见，荆轲刺秦王不中，被秦王拔剑击成重伤后为秦侍卫所杀。 荆轲刺秦王一事在当时乃至对后世都影响很大。《汉书·艺文志》杂家类有《荆轲论》五篇，是司马相如等论荆轲的作品。汉代画像石中也往往可见到以此石为题材的雕刻。晋陶渊明《咏荆轲》对他颇多赞扬。 传说荆轲本是齐国庆氏的后裔，后迁居卫国，始改姓荆。荆轲喜爱读书、击剑，凭借着剑术游说卫元君，卫元君没有任用他。此后秦国攻打魏国，设置了东郡，把卫元君的旁支亲属迁移到野王。 荆轲漫游曾路经榆次，与盖聂谈论剑术，盖聂对他怒目而视。荆轲出去以后，有人劝盖聂再把荆轲叫回来。盖聂说：“刚才我和他谈论剑术，他谈的有不甚得当的地方，我用眼瞪了他；去找找看吧，我用眼瞪他，他应该走了，不敢再留在这里了。” 派人到荆轲住处询问房东，荆轲已乘车离开榆次了。派去的人回来报告，盖聂说：“本来就该走了，刚才我用眼睛瞪他，他害怕了。”荆轲漫游邯郸，鲁句践跟荆轲士博戏，争执博局的路数，鲁句践发怒呵斥他，荆轲却默无声息地逃走了，于是不再见面。 荆轲到燕国以后，和当地的屠夫及擅长击筑的高渐离结交，成为知己。荆轲特别好饮酒，天天和那个宰狗的屠夫及高渐离在燕市上喝酒，喝得似醉非醉以后，高渐离击筑，荆轲就和着拍节在街市上唱歌，相互娱乐，不一会儿又相互哭泣，身旁像没有人的样子。荆轲虽说混在酒徒中，可是他的为人却深沉稳重，喜欢读书；他游历过的诸侯各国，都是与当地贤士豪杰德高望重的人相结交。他到燕国后，燕国隐士田光也友好地对待他，知道他不是平庸的人。 过了不久，在秦国做人质的燕太子丹逃回了燕国。他看到秦国将要吞并六国，唯恐灾祸来临，心里十分忧虑，于是请教他的老师鞠武。鞠武回答说：“秦国的土地遍天下，威胁到韩国、魏国、赵国。它北面有甘泉、谷口坚固险要的地势，南面有泾河、渭水流域肥沃的土地，据有富饶的巴郡、汉中地区，右边有陇、蜀崇山峻岭为屏障，左边有崤山、函谷关做要塞，人口众多而士兵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绰绰有余。有意图向外扩张，那么长城以南，易水以北就没有安稳的地方了。为什么您还因为被欺侮的怨恨，要去触动秦王的逆鳞呢！” 太子丹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鞠武回答说：“让我进一步考虑考虑。” 过了一些时候，樊於期从秦国逃到燕国，太子丹收留了他。鞠武规劝说：“不行。秦王本来就很凶暴，再积怒到燕国，这就足以叫人担惊害怕了，又何况他听到樊将军住在这里呢？这叫作‘把肉放置在饿虎经过的小路上’啊，祸患一定不可挽救！即使有管仲、晏婴，也不能为您出谋划策了。希望您赶快送樊将军到匈奴去，以消除秦国攻打我们的借口。请您向西与三晋结盟，向南连络齐、楚，向北与单于和好，然后就可以想办法对付秦国了。” 太子丹说：“老师的计划，需要的时间太长了，我的心里忧闷烦乱，恐怕连片刻也等不及了。况且并非单单因为这个缘故，樊将军在天下已是穷途末路，投奔于我，我总不能因为迫于强暴的秦国而抛弃我所同情的朋友，把他送到匈奴去这应当是我生命完结的时刻。希望老师另考虑别的办法。” 鞠武说：“选择危险的行动想求得安全，制造祸患而祈请幸福，计谋浅薄而怨恨深重，为了结交一个新朋友，而不顾国家的大祸患，这就是所说的‘积蓄仇怨而助祸患了。拿大雁的羽毛放在炉炭上一下子就烧光了。何况是雕鸷一样凶猛的秦国，对燕国发泄仇恨残暴的怒气，难道用得着说吗！燕国有位田光先生，他这个人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和他商量。” 太子丹说：“希望通过老师而得以结交田先生，可以吗？” 鞠武说：“遵命。” 鞠武便出去拜会田光，说：“太子希望跟田先生一同谋划国事。”田光说：“谨领教。”就前去拜访太子丹。 太子丹上前迎接，倒退着走为田光引路，跪下来拂拭座位给田光让坐。田光坐稳后，左右没别人，太子丹离开自己的座位向田光请教说：“燕国与秦国誓不两立，希望先生留意。” 田光说：“我听说骐骥盛壮的时候，一日可奔驰千里，等到它衰老了，就是劣等马也能跑到它的前边。如今太子光听说我盛壮之年的情景，却不知道我精力已经衰竭了。虽然如此，我不能冒昧地谋划国事，我的好朋友荆卿是可以承担这个使命的。” 太子丹说：“希望能通过先生和荆卿结交，可以吗？” 田光说：“遵命。” 于是即刻起身，急忙出去了。太子丹送到门口，告诫说：“我所讲的，先生所说的，是国家的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 田光俯下身去笑着说：“是。” 田光弯腰驼背地走着去见荆轲，说：“我和您彼此要好，燕国没有谁不知道，如今太子听说我盛壮之年时的情景，却不知道我的身体已力不从心了，我荣幸地听他教诲说：‘燕国、秦国誓不两立，希望先生留意。’我私下和您不见外，已经把您推荐给太子，希望您前往宫中拜访太子。” 荆轲说：“谨赐教。” 田光说：“我听说，年长老成的人行事，不能让别人怀疑他。如今太子告诫我说：‘所说的，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这是太子怀疑我。一个人行事却让别人怀疑他，他就不算是有节操、讲义气的人。” 于是田光要用自杀来激励荆轲，说：“希望您立即去见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表明我不会泄露机密。”因此就刎颈自杀了。 荆轲于是便去会见太子丹，告诉他田光已死，转达了田光的话。太子丹拜了两拜跪下去，跪着前进，痛哭流涕，过了一会说：“我所以告诫田先生不要讲，是想使大事的谋划得以成功。如今田先生用死来表明他不会说出去，难道是我的初衷吗！” 荆轲坐稳，太子丹离开座位以头叩地说：“田先生不知道我不上进，使我能够到您跟前，不揣冒昧地有所陈述，这是上天哀怜燕国，不抛弃我啊。如今秦王有贪利的野心，而他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不占尽天下的土地，使各国的君王向他臣服，他的野心是不会满足的。如今秦国已俘虏了韩王，占领了他的全部领土。他又出动军队向南攻打楚国，向北逼近赵国；王翦率领几十万大军抵达漳水、邺县一带，而李信出兵太原、云中。赵国抵挡不住秦军，一定会向秦国臣服；赵国臣服，那么灾祸就降临到燕国。燕国弱小，多次被战争所困扰，如今估计，调动全国的力量也不能够抵挡秦军。诸侯畏服秦国，没有谁敢提倡合纵策政，我私下有个不成熟的计策，认为果真能得到天下的勇士，派往秦国，用重利诱惑秦王，秦王贪婪，其情势一定能达到我们的愿望。果真能够劫持秦王，让他全部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像曹沫劫持齐桓公，那就太好了；如不行，就趁势杀死他。他们秦国的大将在国外独揽兵权，而国内出了乱子，那么君臣彼此猜疑，趁此机会，东方各国得以联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打败秦国。这是我最高的愿望，却不知道把这使命委托给谁，希望荆卿仔细地考虑这件事。” 过了好一会儿，荆轲说：“这是国家的大事，我的才能低劣，恐怕不能胜任。”太子丹上前以头叩地，坚决请求不要推托，而后荆轲答应了。当时太子就尊奉荆轲为上卿，住进上等的馆舍。太子丹每天前去问候。供给他丰盛的宴席，备办奇珍异宝，不时进献车马和美女任荆轲随心所欲，以便满足他的心意。荆轲与太子丹同游东宫池，荆轲捡起瓦片投向池中乌龟，太子丹就送给他金丸，又一起乘千里马，荆轲说：“千里马肝美。” 太子丹就杀马取肝给荆轲。还有一次，太子丹与樊於期在华阳台举行酒宴，有美女鼓琴，荆轲说：“好手也！”太子丹就砍断美女的手，用玉盘呈给荆轲。对此荆轲说：“太子遇轲甚厚！”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荆轲仍没有行动的表示。 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已经攻破赵国的都城，俘虏了赵王，把赵国的领土全部纳入秦国的版图。大军挺进，向北夺取土地，直到燕国南部边界。太子丹害怕了，于是请求荆轲说：“秦国军队早晚之间就要横渡易水，那时即使我想要长久地侍奉您，怎么能办得到呢！” 荆轲说：“太子就是不说，我也要请求行动了。现在到秦国去，没有让秦王相信我的东西，那么秦王就不可以接近。那樊将军，秦王悬赏千金、封邑万户来购买他的脑袋。果真得到樊将军的脑袋和燕国督亢的地图，献给秦王，秦王一定高兴接见我，这样我才能够有机会报效您。” 太子丹说：“樊将军到了穷途末路才来投奔我，我不忍心为自己私利而伤害这位忠厚老实之人的心，希望您考虑别的办法吧！” 荆轲明白太子丹不忍心，于是就私下会见樊於期说：“秦国对待将军可以说是太狠毒了，父母、家族都被杀尽。如今听说用千金、封邑万户，购买将军的首级，您打算怎么办呢？” 於期仰望苍天，叹息流泪说：“我每每想到这些，就痛入骨髓，却想不出办法来！” 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燕国的祸患，洗雪将军的仇恨，怎么样？” 樊於期凑向前说：“怎么办？” 荆轲说：“希望得到将军的首级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高兴地召见我，我左手抓住他的衣袖，右手用匕首直刺他的胸膛，那么将军的仇恨可以洗雪，而燕国被欺凌的耻辱可以涤除了，将军是否有这个心意呢？” 樊於期脱掉一边衣袖，露出臂膀，一只手紧紧握住另一只手腕，走近荆轲说：“这是我日日夜夜切齿碎心的仇恨，今天才听到您的教诲！” 于是就自刎了。太子丹听到这个消息，驾车奔驰前往，趴在尸体上痛哭，极其悲哀。已经没法挽回，于是就把樊於期的首级装到匣子里密封起来。 当时太子丹已预先寻找天下最锋利的匕首，找到赵国人徐夫人的匕首，花了百金买下它，让工匠用毒水淬它，用人试验，只要见一丝儿血，没有不立刻死的。于是就准备行装，送荆轲出发。燕国有位勇士叫秦舞阳，十三岁上就杀人，别人都不敢正面对着看他。于是就派秦舞阳作助手。荆轲等待一个人，打算一道出发；那个人住得很远，还没赶到，而荆轲已替那个人准备好了行装。 又过了些日子，荆轲还没有出发，太子丹认为他拖延时间，怀疑他反悔，就再次催请说：“日子不多了，荆卿有动身的打算吗？请允许我派遣秦舞阳先行。” 荆轲发怒，斥责太子丹说：“太子这样派遣是什么意思？只顾去而不顾完成使命回来，那是没出息的小子！况且是拿一把匕首进入难以测度的暴秦。我所以暂留的原因，是等待另一位朋友同去。眼下太子认为我拖延了时间，那就告辞决别吧！”于是就出发了。 太子丹及宾客中知道这件事的，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为荆轲送行。到易水岸边，饯行以后，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拍节唱歌，发出苍凉凄惋的声调，送行的人都流泪哭泣，一边向前走一边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又发出慷慨激昂的声调，送行的人们怒目圆睁，头发直竖，把帽子都顶起来。于是荆轲就上车走了，始终连头也不回。 一到秦国，荆轲带着价值千金的礼物，厚赠秦王宠幸的臣子中庶子蒙嘉。蒙嘉替荆轲先在秦王面前说：“燕王确实因大王的威严震慑得心惊胆颤，不敢出动军队抗拒大王的将士，情愿全国上下做秦国的臣子，比照其他诸侯国排列其中，纳税尽如同直属郡县职分，使得以奉守先王的宗庙。因为慌恐畏惧不敢亲自前来陈述。谨此砍下樊於期的首级并献上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装匣密封。燕王还在朝廷上举行了拜送仪式，派出使臣把这种情况禀明大王，敬请大王指示。” 秦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就穿上了礼服，安排了外交上极为隆重的九宾仪式，在咸阳宫召见燕国的使者。 荆轲捧着樊於期的首级，秦舞阳捧着地图匣子，按照正、副使的次序前进，走到殿前台阶下秦舞阳脸色突变，害怕得发抖，大臣们都感到奇怪。荆轲回头朝秦舞阳笑笑，上前谢罪说：“北方藩属蛮夷之地的粗野人，没有见过天子，所以心惊胆颤。希望大王稍微宽容他，让他能够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 秦王对荆轲说：“递上舞阳拿的地图。” 荆轲取过地图献上，秦王展开地图，图卷展到尽头，匕首露出来。荆轲趁机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匕首直刺。未近身，秦王大惊，自己抽身跳起，衣袖挣断。慌忙抽剑，剑长不方便拔，于是抓住剑鞘。一时惊慌急迫，剑又套得很紧，所以不能立刻拔出。荆轲追赶秦王，秦王绕柱奔跑。大臣们吓得发呆，突然发生意外事变，大家都失去常态。而秦国的法律规定，殿上侍从大臣不允许携带任何兵器； 各位侍卫武官也只能拿着武器都依序守卫在殿外，没有君王的命令不准进殿。正当危急时刻，来不及传唤下边的侍卫官兵，因此荆轲追赶秦王，仓促之间，大臣们惊慌急迫，没有用来攻击荆轲的武器，只能赤手空拳和荆轲搏击。这时，侍从医官夏无且用他所捧的药袋投击荆轲。正当秦王围着柱子跑，仓猝慌急，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侍从们喊道：“大王，把剑推到背后！” 秦王把剑推到背后，才拔出宝剑攻击荆轲，砍断他的左腿。荆轲倒下，就举起他的匕首直接投刺秦王，没有击中，却击中了铜柱。秦王接连攻击荆轲，荆轲被击伤八处。荆轲自知大事不能成功了，就倚在柱子上大笑，张开两腿像簸箕一样坐在地上骂道：“大事之所以没能成功，是因为我想活捉你，迫使你订立归还诸侯们土地的契约回报太子。”这时侍卫们冲上前来杀死荆轲，而秦王目眩良久。 历史评价 田光：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鲁句践：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司马迁：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 春秋战国追加篇——扁鹊 扁鹊（公元前407年～公元前310年），原名秦越人，渤海郡郸县（今河北省任丘市）人。战国时期医学家，中医利用切脉诊断的创始人。 扁鹊年轻时师从长桑君学医，尽得其传，善于诊断，尤精于望诊和脉诊。史载其以望诊判断齐桓侯病症，由浅入深，并预言其预后不佳，齐侯因拒绝接受诊治，果然不起。又曾从脉象判断虢太子之“尸蹶证”为假死，并据此以针熨诸法而救活。据记载，扁鹊当时曾游走各国，并随俗为变，或为带下医（妇科），或为小儿医，或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后因反对统治阶级的骄横无理和他们提倡的巫术，令秦国太医李醯所忌，最终惨遭杀害。 扁鹊反对唯心主义的巫术迷信，具有“六不治”的思想。扁鹊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中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中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着作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均佚。 2012年，成都地铁三号线修至天回镇时，施工人员在此意外发现一处西汉墓葬。考古人员随即开展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医学简牍，即天回医简。 医简被整理为《脉书·上经》《脉书·下经》《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犮理》《刺数》《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经脉》与《疗马书》等8部医书，涉及医学理论、治法、成方制剂文献等内容，构成了一门系统的医学体系。 扁鹊，姬姓，秦氏，名越人，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渤海郡郸县人。 扁鹊曾居住在中丘（内丘）蓬鹊山（蓬山、鹊山的通称）九仙洞（又名秦越人洞，唐代于鹄诗《秦越人洞中咏》有记），从师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禁方，饮以山巅“上池”（石盆）之水，修得高超医术。初医治好赵简子五日不醒之症，赵简子赐其蓬鹊山田四万亩于扁鹊，得到食邑之地。巧因蓬鹊山之首，扁鹊洞府上面，有翩翩欲飞天然石鹊和静观天下神奇石人形象，赵人视秦越人为吉祥喜鹊一般，而尊称其为 “扁鹊”，即“在赵者名扁鹊”。后扁鹊游医虢国，巧医虢太子“尸厥症”，使之起死回生。虢太子感恩弃国来到蓬鹊山太子岩，从医扁鹊游，采药于是山。扁鹊在咸阳遭秦太医李醯妒忌杀害，蓬鹊山赵人不远千里，从咸阳抱回其头颅，葬在山下，将焦子村和郎家庄合二为一改叫“神头村”， 自此，建庙立祠，世代奉祀。 扁鹊年轻时做人家客馆的主管。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到客馆来，只有扁鹊认为他是一个奇人，时常恭敬地对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他来来去去有十多年了，一天叫扁鹊和自己坐在一起，悄悄和扁鹊说：“我有秘藏的医方，我年老了，想传留给你，你不要泄露出去。” 扁鹊说：“好吧，遵命。” 公元前361年之后，秦越人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当地人民很重视妇女，所以他便做带下医(妇科医生)。因此，他的威望就更高了。 后来他又取道汤阴(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之伏道社，渡黄河经长清(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于公元前357年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蔡桓公派人招待他，桓侯接见时，他望着桓侯的颜色，便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 桓侯答道：“寡人无疾”。 他离开后，桓侯就对左右的人说：“医之好利，欲以不疾为功。” 过了五天，他见到桓侯又说：“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 桓侯仍答道：“寡人无疾。” 他辞出后，桓侯感到很不高兴。过了几天，再看见桓侯时，他又郑重地说：“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 桓侯很不愉快，没有理睬。又过了几天，扁鹊复见桓侯。看见桓侯的脸色，吃惊的溜走了。桓侯便派人追问原因，他说：“疾之居腠理，汤熨之所及；在血脉，针石之所及，在肠胃，酒醪之所及；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不久桓侯病发，派人去请他治疗，可是他已取道魏国，跑到秦国去了。桓侯终因病深，医治无效而死去。 在公元前355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和弟子子阳、子豹等人，都逗留在那里行医。大约于公元前317年，他们又取道周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听说当地的人民很敬重老人，因此，曾为“耳目痹医” (五官科、风科医生)。后来他们又向咸阳而去。 公元前310年，扁鹊再度来到咸阳，因咸阳的人民很爱小儿，所以他就做了“小儿医”。扁鹊及其弟子不辞艰辛，行程四千余里，周游列国，济世救人；他们“随俗为变”，成为医、药、技非常全面的“全科医生”。 扁鹊名声传扬天下。他到邯郸时，闻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治妇女病的医生；到洛阳时，闻知周人敬爱老人，就做专治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闻知秦人喜爱孩子，就做治小孩疾病的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秦国的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派人刺杀了扁鹊。天下谈论诊脉法的人，都遵从扁鹊的理论和实践。 秦武王与武士们举行举鼎比赛，不觉伤了腰部、疼痛难忍，吃了太医李醯(音西)的药，也不见好转，并且更加严重。有人将神医扁鹊已来到秦国的事告诉了武王，武王传令扁鹊入宫。扁鹊看了武王的神态，按了按他的脉搏，用力在他的腰间推拿了几下，又让武王自己活动几下，武王立刻感觉好了许多。接着又给武王服了一剂汤药，其病状就完全消失。武王大喜，想封扁鹊为太医令。李醯知道后，担心扁鹊日后超过他，便在武王面前极力阻挠，称扁鹊不过是“草莽游医”，武王半信半疑，但没有打消重用扁鹊的念头。 李醯决定除掉扁鹊这个心腹之患，派了两个刺客，想刺杀扁鹊，却被扁鹊的弟子发觉，暂时躲过一劫。扁鹊只得离开秦国，他们沿着骊山北面的小路走，李醯派杀手扮成猎户的样子，半路上劫杀了扁鹊。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症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 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史记》称赞扁鹊是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先秦时期，中医的脉诊是三部九候诊法，即在诊病时，须按切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扁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脉诊理论。 医学主张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从蔡桓公这个案例来看，他之所以多次劝说及早治疗，就寓有防病于未然的思想。他认为对疾病需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里，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疾病种类很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 临床应用 在治疗方面，扁鹊能熟练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综合疗法为扁鹊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先秦时期，在临证中，医学尚未明确分科。尽管《周礼》中已有兽医、食医、疾医和疡医之分，但这仅仅是在宫廷中的设置。兽医、食医、疡医分别管理牲畜疾病、宫廷饮食调配和以刀剪割切的外科等事项。除此以外的其他病症，都属疾医的范畴。扁鹊是一位能兼治各科疾病的多面手，扁鹊还能根据当地的需要，随俗应变地开展医疗活动。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 后世影响 扁鹊奠定了祖国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难怪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说他是“中国的医圣”、“古代医学的奠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历史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说：“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亦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 春秋战国追加篇——崔杼弑君 崔杼（zhu）弑其君此言出自《左传》襄公 二十五年 或 见于《古文观止》周文卷 晏子不死君难襄公二十五年。 史书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 鲁襄公 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立其弟景公。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原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聚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梨，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梨，可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夏，五月，莒子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於庙，勿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於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 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崔氏杀鬷蔑于平阴， 晏子立於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卢蒲癸奔晋，王何奔莒， 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於灵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於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 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 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 夏五月，莒子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於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对，遂弑之。 晏子立於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 “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有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翻译 齐国棠公的妻子，是东郭偃的姐姐。东郭偃是崔武子的家臣。棠公死，东郭偃为崔武子驾车去吊唁。崔武子看到棠姜很美，便很喜爱她，让东郭偃为他娶过来。 齐庄公和棠姜私通，经常到崔家去，把崔武子的帽子赐给别人。侍者说：“不行。” 齐庄公说：“除了崔子，别人难道不会有同样的帽子了吗？” 崔武子由此怀恨齐庄公，又因为齐庄公乘晋国的动乱而进攻晋国，说：“晋国必然要报复。” 崔武子想要杀死齐庄公来讨好晋国，而又没有得到机会。齐庄公鞭打了侍人贾举，后来又亲近贾举，贾举就为崔武子找机会杀死齐庄公。 夏季，五月，莒国由于怯于这次战役的缘故，莒子到齐国朝见。十六日，齐庄公在北城设享礼招待他，崔武子推说有病，不办公事。十七日，齐庄公去问候崔武子，乘机又与棠姜幽会。姜氏进入室内和崔武子从侧门出去。齐庄公拍着柱子唱歌。 侍人贾举禁止庄公的随从入内，自己走进去，关上大门。甲士们一哄而起，齐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免死，众人不答应；请求与崔杼订立契约，也不答应；请求在太庙自杀，还不答应。都说：“君王的下臣崔杼病得厉害。不能听取您的命令。这里靠近君王的宫室，陪臣巡夜搜捕淫乱的人，此外不知道有其他命令。” 齐庄公跳墙，有人用箭射他，射中大腿，掉在墙内，于是就杀死了他。 晏子立在崔氏的门外边，他的手下人说：“（您也要）为君王而死吗？” 晏子说：“他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死？” 手下人说：“逃吗？” 晏子说：“是我的罪过吗？我（为什么）逃走？” 手上人说：：“回去吗？” 晏子说：“国君死了，回到哪儿去？作为百姓的君主，难道是用他的地位，来凌驾于百姓之上？应当主持国政。作为君主的臣下，难道是为了他的俸禄？应当保护国家。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那么也就是为他而死，为国家而逃亡，那么也就是为他而逃亡。如果君主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除非是他的私宠吗，其他人谁敢去做为他而死或随他逃亡的事情呢？而且别人立了君主又把他杀掉，我哪能为他而死？哪里能为他而逃亡？但是又能回到哪里去呢？” 开了大门，晏子进去，头枕着齐庄公尸体的大腿哭，起来，依礼数跳跃三次以表哀悼以后才出去。有人对崔武子说：“一定要杀了他！”崔武子说：“他是百姓所景仰的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 叔孙宣伯在齐国的时候，叔孙还把叔孙宣伯的女儿嫁给齐灵公，受到宠爱，生了齐景公。十九日，崔武子拥立景公为国君而自己出任宰相，庆封做左相，和居住在国都之内的人人们在太公的宗庙结盟，说：“如果不依附崔氏、庆氏的—”晏子向天叹气说：“婴如果不依附忠君利国的人，上帝明见此心！”于是就歃血。二十三日，齐景公和大夫以及莒子结盟。 太史记载说：“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武子杀死了太史。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因而死了两人。太史还有一个弟弟又这样写，崔武子就没杀了。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拿了照样写好了的竹简前去，听到已经如实记载了，这才回去。 春秋战国追加篇——公输班 鲁班（公元前507年—公元前444年），姬姓，公输氏，名班，人称公输盘、公输班、班输，尊称公输子，又称鲁盘或者鲁班，惯称“鲁班”。字依智，战国时期鲁国人（都城山东曲阜，故里山东滕州，一说故里为曲阜），鲁班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 鲁班，姬姓，公输氏，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班。春秋时期鲁国人。“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以后，他从鲁国来到楚国，帮助楚国制造兵器。他曾创制云梯，准备攻宋国，墨子不远千里，从鲁行十日十夜至楚国都城郢，与鲁班和楚王相互辩难，说服楚王停止攻宋。 木工师傅们用的手工工具，如钻、刨子、铲子、曲尺，划线用的墨斗，据说都是鲁班发明的。而每一件工具的发明，都是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出来的。 2400多年来，人们把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发明也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因此，有关他的发明和创造的故事，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故事。 《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锯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中国土木工匠的始祖。 （1）锯子 传说锯子也是鲁班所发明，其实依考古学家发现，居住在中国地区的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会加工和使用带齿的石镰和蚌镰，这些是锯子的雏形。鲁班出生前数百年的周朝，已有人使用铜锯，“锯”字也早已出现。 相传有一次他进深山砍树木时，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手被一种野草的叶子划破了，渗出血来，他摘下叶片轻轻一摸，原来叶子两边长着锋里的齿，他用这些密密的小齿在手背上轻轻一划，居然割开了一道口子。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齿划破的，鲁班就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他想，要是这样齿状的工具，不是也能很快地锯断树木了吗！于是，他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发明了锋利的锯子，大大提高了工效。 （2）曲尺 曲尺最早的名称是“矩”，又名鲁班尺，传说是鲁班发明。 《墨子-天志上》说：“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规矩，即圆规及曲尺。曲尺由尺柄及尺翼组成，相互垂直成直角，尺柄较短为一尺，主要为量度之用；尺翼长短不定，最长为尺柄一倍，主要为量直角、平衡线之用。木工以曲尺量度直角，平面，长短甚至平衡线。 （3）墨斗 墨斗是木工用以弹线的工具，传为鲁班发明。此工具以一斗型盒子贮墨，线绳由一端穿过墨穴染色，已染色绳线末端为一个小木钩，称为“班母”，传为鲁班之母亲发明。板木通常离地面约一寸。固定之后，将已染色线绳向地面弹动，工地以此为地平直线标准。又可以班母固定于高处，墨斗悬垂，以墨斗之重量作墬力，将已染色线绳向壁面弹动，以此为立面直线标准。后石匠师傅以斗线定采集下来的岩石形状，再用其它工具把不要的部分敲掉，以成所需方石，长石等形状的石料。 古代兵器 钩和梯是春秋末期常用的兵器。《墨子·鲁问》记鲁班将钩改制成舟战用的“钩强”，楚国军队用此器与越国军队进行水战，越船后退就钩住它，越船进攻就推拒它。《墨子·公输》则记他将梯改制成可以凌空而立的云梯，用以攻城。 （1）云梯 云梯是古代攻城用的器械，传说是鲁班发明。以下是相关记载：《墨子·公输》记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战国策·公输盘为楚设机章》写到墨子往见公输般时说：“闻公为云梯”。《淮南子》曰：鲁班即公输般，楚人也。乃天子之巧士，能作云梯。《淮南子·兵略训》许慎注：“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之城中”。 （2）钩强 “钩强”也称“钩拒”、“钩巨”。是古代水战用的争战工具，可钩住或阻碍敌方战船。传说是鲁班发明。以下是各种相关记载。《墨子·鲁问》：“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埶，亟败越人。” 先进农机具的发明和采用是中国古代农业发达的重要条件之一。《世本》说鲁班制做了石，《物原·器原》又说他制作了砻、磨、碾子，这些粮食加工机械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另外，《古史考》记载鲁班制做了铲。 石磨 据《世本》上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米面磨成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在此之前，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舂捣，而磨的发明把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做旋转运动，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鲁班发明磨的真实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已经有了杵臼，因此到鲁班的时代发明磨，是有可能的。 （1）机封 《礼记·檀弓》记他设计出“机封”，用机械的方法下葬季康子之母，其技巧令人信服。但当时盛行厚葬，这种方法未被采纳。 （2）雕刻 《述异记》记鲁班曾在石头上刻制出“九州图”，这大概是最早的石刻地图。此外，古时还传说鲁班刻制过精巧绝伦的石头凤凰。 （3）伞 鲁班的妻子传说中也是一位出色的工匠，据说伞是她发明的。传说鲁班妻子云氏因为怜惜鲁班在风雨烈日下工作，见亭子可避雨遮阴，于是想出一个活动亭子让鲁班带在身边，乃造伞子。 （4）打井 “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据说，第一个在地下掘出水来的人是舜帝；第一个在山区打出深水井的人是“百工圣祖”鲁班。也许人们对“尧天舜日”的渴求甚过一切吧，传诵舜井的人多，留心鲁班井的人少。 远水不解近渴。人类对水的需求自古都是靠江“喝”江、靠湖“喝”湖的，不靠江不靠湖的就只好“穿地取水”。初期的水井很不讲究，口大底小，不方不圆，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临渴掘井”的应急水坑。是鲁班发明创造了打井的技法，才出现了井壁以石砌垒的石井，以砖砌垒的砖井，以陶环套接的陶井，以沙灰捶抹的灰井，以木材构架的木井；才懂得了建井台防污水流入，筑井亭。 传说：拉水的滑轮也是鲁班发明的。当年鲁班看见乡亲们一头挑着瓦罐，一头挑着一团井绳走上井台，一抽一抽地半天提不上一罐子水来时，他觉得乡亲们太辛苦了，于是千思万想又想出了拉水的滑轮，滑轮“转”成了辘轳，辘轳又“转”成了风车，风车又“转”成了水车，就这样转呀转呀，转过去了两千多个春秋。 （5）锁钥 在周穆王时已有简单的锁钥，形状如鱼。鲁班改进的锁钥，形如蠡状，内设机关，凭钥匙才能打开，能代替人的看守。 传说鲁班为楚国的水军发明了“钩”和“拒”，当敌军处于劣势时，“钩”能把敌军的船钩住，不让它逃跑；当敌军处于优势时，“拒”能抵挡住敌军的船只，不让它追击。楚军有了钩、拒后，无往不胜，鲁班也无愧为军工专家。一天，鲁班向墨子夸耀说：“我有舟战的钩和拒，你的义也有钩和拒吗？”，墨子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鼓励人们相敬、相爱，仁义至上的。他于是回答：“我是用爱来钩，用恭来拒。你用钩钩人，人家也会钩你；你用拒拒人，人家会用拒拒你。你说‘义’的钩拒，难道不比‘舟’的钩拒强吗。”，鲁班无言以对。 鲁班又拿出他的发明：一只木鹊，它可以连飞三天而不落地。墨子却说：“这木鹊还不如一个普通工匠顷刻间削出来的一个车辖，车辖一装在车轴上，车子就可以负重五十石东西；而你的鹊有何实际作用呢？木匠做的东西，有利于人的称为巧，无利于人的只能叫作拙。”，鲁班听完，深知墨子的哲理。 鲁班曾做云梯助楚国攻宋，墨子前来阻拦出兵，在楚王宫中以衣带为城，以竹片为器，与鲁班相斗，鲁班的攻城器械都用尽了，墨子的守城办法还有余，最终鲁班心服口服，而楚王也放弃攻宋。 俗话“有眼不识泰山”中的泰山可不是山东的那个泰山，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 木匠的祖师爷是鲁班，手艺巧夺天工，非常高明。传说他曾用木头做成飞鸟，在天上飞三天三夜都不下来。可就是这样一位高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鲁班招了很多徒弟，为了维护班门的声誉，他定期会考察淘汰一些人，其中有个叫泰山的，看上去笨笨的，来了一段时间，手艺也没有什么长进，于是鲁班将他扫地出门。几年以后，鲁班在街上闲逛，忽然发现许多做工精良的家具，做得惟妙惟肖，很受人们欢迎。鲁班想这人是谁啊，这么厉害，有人在一旁告诉他：“就是你的徒弟泰山啊。” 鲁班不由感慨地说：“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成语“有眼不识泰山”，与它相近的成语有有眼无珠，但两者的用法有差别。打个比方来说，形容人不聪明，可以这么说：你真是笨啊，意思是你脑筋不是很灵活；可是如果说：你笨得像头猪，那么笨的程度就很厉害了，还有非常生气的感情含在里面。 班门弄斧 现代成语“班门弄斧”也是与鲁班有关的一个成语。它的意思是：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子。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不自量力。这句成语有时也用作自谦之词，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卖弄自己的小本领。 中国古代的建筑技术，正史很少记载，多是历代匠师以口授和钞本形式薪火相传。由匠师自己编着的专书甚少。宋初木工喻皓曾作《木经》，但早已失传，只有少量片断保存在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惟独明代的《鲁班经》是流传的一部民间木工工行业的专用书，现有几种版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部书的的前身，是宁波天一阁所藏的明中叶（约当成化、弘治间，1465年～1505年）的《鲁班营造法式》，现已残缺不全。它的特点是在内容上只限于建筑，如一般房舍、楼阁、钟楼、宝塔、畜厩等，不包括家具、农具等。 编排顺序比较合乎逻辑，先论述定水平垂直的工具，一般房合的地盘样及剖面梁架，然后是特种类型建筑和建筑细部，如驼峰、垂鱼等。另外，插图较多，与文字部分互为补充，且保存了许多宋元时期手法。天一阁本之后一百多年的万历本，更名《鲁班经匠家镜》。内容和编排有较大的改动，但缺前面二十一页篇幅。稍晚，根据万历本翻刻的的明末（崇祯）本，首尾完整，可以看到本书全貌。之后的翻刻本，都是从万历本或崇祯本衍出。 《鲁班经》的主要流布范围，大致在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一带。现存的《鲁班营造正式》和各种《鲁班经》的版本，多为这一地区刊印。这一地区的明清民间本构建筑以及木装修、家具，保存了许多与《鲁班经》的记载吻合或相近的实物，证明它流传范围之广，以及在工程实践中的规范作用。另外明清时一些文人着书，书名冠以“鲁班”两个字。 例如《鲁般营造正式》，现存宁波天一阁，为唯一残本，书名中为“鲁般”，还有《匠家镜鲁班经》、《新刻京板工师镂刻正式鲁班经匠家镜》、《鲁班经》等。后三书名是一本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末万历版《鲁班经匠家镜》，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代版本还有其后的崇祯版，原来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不过南京图书馆的藏本在2002年已经丢失。其它均为清代和民国的传本了 春秋战国追加篇——欧治子 欧冶子（生卒年不详），春秋时期越国宁波人，中国铸剑鼻祖，龙泉宝剑创始人。 欧冶子受越王之命铸剑，至闽浙一带遍寻适宜铸剑之处，历经三年铸就了五柄剑：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又奉楚王之命铸成龙渊、泰阿、工布三剑。 欧冶子被龙泉历代制剑者奉为祖师。 欧冶子诞生时，正值东周列国纷争，先是吴国攻破楚国，后吴越先后吞并长江以南45国。 少年时代，他从母舅那里学会冶金技术，开始冶铸青铜剑和铁锄、铁斧等生产工具。他肯动脑筋，具有非凡的智慧；他身体强健，能刻苦耐劳。他发现铜和铁性能的不同之处，冶铸出第一把铁剑“龙渊”（后改名“龙泉剑”），开创中国冷兵器之先河。 据《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曾特请龙泉宝剑铸剑师欧冶子铸造了五把名贵的宝剑。 其剑名分别为湛庐、纯钧、胜邪、鱼肠、巨阙，都是削铁如泥的稀世宝剑。 据称，后来越被吴打败，勾践曾把湛庐、胜邪、鱼肠三剑献给吴王阖闾求和，但因吴王无道，其中湛庐宝剑自行而去，到了楚国。为此，吴楚之间还曾大动干戈，爆发过一场战争。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在讲述干将铸剑的故事时已先交待：“干将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另有典籍则称欧冶子是干将师父，《古今逸史·吴地记》：“干将曰：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铄耳。” 相传，当初赤堇的山峰因破裂露出了锡矿，且若耶的溪水因干涸（河床）露出了铜矿。于是，雨师施法洒雨，雷公击打橐器 ，蛟龙捧来鑪矿，天帝装来炭矿，（东皇）太一、天精诸神也下凡观看。欧冶子于是遵循上天的精神，施展其全部的铸剑技巧，铸造出三把大型（剑）和两把小型（剑）：第一把叫湛卢，第二把叫纯钧，第三把叫胜邪（小刑，通假字，“刑”通“型”），第四把叫鱼肠（小刑），第五把叫巨阙。 欧冶子的铸剑名声很大。楚王听闻越国的欧冶子、吴国的干将善于铸剑，于是准备了贵重的礼物，派风胡子带去到吴国面见欧冶子、干将等人，以此请他们铁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铸出了三枚铁剑：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 欧冶子死后，任凭世人倾尽财物，也再寻不得这样的宝剑了。 作品成就 越王勾践剑 剑，在中国被称为冷兵器的“百兵之王”，而越王勾践剑则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之前的三十多年间，该剑在国内一直是“藏而不展”。直到1999年4月，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前夕，越王勾践剑才运抵北京作短期展出。 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铁、镍、硫组成的青铜合金。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的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代在精密磨床上生产出的产品相媲美。 因剑的各个部位作用不同，因此铜和锡的比例不一。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刃部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锋利；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以保持花纹的艳丽。 那么，不同成分的配比在同一剑上是怎样铸制的呢？专家们分析认为，是采用了复合金属工艺，即分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一体。这种复合金属工艺，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到近代才开始使用的，而欧冶子却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采用。 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与《越绝书·宝剑篇》上的描述十分吻合，其坚韧锋利足以证明《战国策·赵策》对吴、越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的描述并非虚言，其做工之精美绝伦足以证明欧冶子的铸剑艺术巧夺天工、旷绝千古。 龙泉宝剑 龙泉宝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东周。而春秋时欧冶子铸剑于龙泉秦溪山麓的传说，更为龙泉宝剑增添了神奇、优美的意韵。 据《越绝书》载：欧冶子“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铁英，作剑三枚，曰‘龙渊’‘秦阿’‘工布’。” 据说龙泉原名龙渊，因为唐代避高祖李渊讳，改名龙泉。 “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这是唐代诗人王勃在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的诗句。这里的龙光，就是指宝剑的光，而斗、牛都是天上星座的名称。 龙光射斗牛，就是指宝剑发出的光，一直射到天空的星座上。王勃为什么将宝剑的光称为龙光呢？因为这把剑就是龙泉宝剑。 相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龙渊、泰阿二剑为秦始皇所得。一次，在秦始皇出巡全国时，乘船行于鄱阳湖，突遇风浪，惊涛拍船。随从人员说这是水妖作怪，秦始皇听了大怒，立即取出龙渊、泰阿剑，命人埋于丰水之源，以压邪镇妖。后来，秦始皇死于出巡途中，两剑也就不知去向。 如今，在龙泉市城南的秦溪山边，还有一个剑池湖遗址，就是古时欧冶子铸剑的地方。 千百年来，欧冶子的铸剑技艺却绵绵不绝，一直流传下来。在龙泉市里，处处可见欧冶子的传人。人们为了纪念欧冶子，都在自己生产的剑上刻上七颗星，龙泉七星宝剑也就由此衍生。 湛卢剑 欧冶子铸的剑以湛卢剑最为有名，称为“天下第一剑”，湛卢是越王命欧冶子制造的。 春秋时期，越王允常命令欧冶子铸剑，欧冶子带妻子朱氏、女儿莫邪和女婿干将，到闽、浙一带名山大川遍寻适宜铸剑之处。 当他们见到松溪的湛卢山清幽树茂，薪炭易得，矿藏丰富，山泉清冽，适宜淬剑，就结舍于此铸剑。3年辛苦，终于铸就了锋芒盖世的湛卢之剑。 在古代，“湛”字有澄清、明亮、厚重、喜乐、深湛的意思；“卢”字有着纯黑、瞳仁、猎犬，最大胜利的涵义。由此，二字组合起来，大致的意思是明亮的眼睛，厚重的纯黑，可爱的猎犬，战无不胜的黑色胜利。 作为战斗和自卫的武器，把它称为澄清、明亮、猎犬、瞳仁、黑色、胜利，很是吉祥如意。 越王将宝剑取名为“湛卢”，这不仅有着帝王的精神取向，也流露出古人内心深沉的爱与祝福，这个命名既形象地描绘了宝剑的特色，又具体地表现了越王的珍视。 据说这是一把仁道之剑，意思就是得湛卢者能治得了天下、也是霸道的王者之剑。 纯钧剑 纯钧，亦名“纯钩”，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这把宝剑仅见于史书记载，越国灭亡以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了。 传说欧冶子为铸这把剑，千年赤堇山山破而出锡，万载若耶江江水干涸而出铜。铸剑之时，雷公打铁，雨娘淋水，蛟龙捧炉，天帝装炭。 除了收藏者越王勾践之外，还有一个相剑大师薛烛曾经见过它，并且给出了很高的估值，即使是满城的黄金、满河的珍珠也不能交换它，它太珍贵了，因为铸造它的大师在铸造完纯钧之后就死了。 胜邪剑 胜邪，是一把小剑，后为吴王阖闾所用。欧冶子铸此剑时曰：吾每铸一剑，便铸一恶，故此剑名曰胜邪。 阖闾用它主持祭祀，这把剑邪气凛然，吴国灭亡后，胜邪剑就此下落不明。 鱼肠剑 鱼肠剑，专诸置匕首于鱼腹中，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勇绝之剑。该典故出自《史记·刺客列传》，历代书籍中也有提及，《越绝书·外传·记宝剑》：阖闾以鱼肠之剑刺吴王僚。 关于鱼肠剑名的由来，一种说法是认为因为剑身上的花纹犹如鱼肠，这种鱼肠倒不是指生鱼的内脏，而是要将一只鱼烤熟，剥去两胁，然后再看鱼肠，则有点像古剑剑身上的纹路，曲折婉转，凹凸不平，因此而得名。 据说清朝吴大皙藏有战国鱼肠剑的墨拓本，满刃花纹毕露，就宛如鱼肠一般。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鱼肠剑之得名，就是由于它小巧得能够藏身于鱼腹之中，一种可能是鱼肠剑的剑身细长柔韧，能够沿鱼口插入，在鱼的胃肠中曲折弯转，而抽出时则恢复原形，钢韧无比，熠熠生光；另一种可能是鱼肠剑为诸多名剑中十分小巧的一枚，如短刃，如匕首。 巨阙剑 巨阙据传说十分锋利，“可穿铜釜，绝铁（鬲）”。它的花纹“手振拂扬，其华捽如芙蓉始出，烂如列星之行”。 巨阙剑钝而厚重。阙通“缺”，意为残缺。但其坚硬无比，故号“天下至尊”，其他宝剑不敢与之争锋。 人物评价 剑在冷兵器时代，主要用于近体格斗，其功能在于砍和刺。 春秋时期以后，剑逐渐从作为实战的短兵器过渡为一种象征地位身份的佩饰，剑的铸造也从注重其实战功能转变为注重其外观造形。 越王勾践剑即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短兵器制造的杰出代表，历经多年而不锈，且依然锋利无比，寒光袭人，加上其主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强富国的历史故事，使其更富有传奇色彩，因而号称“中华第一剑”，铸造这一神奇国宝的是我国古代铸剑的鼻祖，春秋时期的铸剑名师，欧冶子。 欧冶子曾被越王封为“湛王”和“大将军”等官衔，但欧冶子不愿为官，只求重操旧业，但最终未能如愿。 为了纪念欧冶子，后人在剑池湖边修建了“剑池亭”和“欧冶子将军庙”，成了千年古迹，欧冶子也成为欧姓的得姓始祖。 《越绝书》将人间的器物赋予了非人间的意涵。毫曹、巨阙已经够宝贵了，但纯钧剑更加非凡。 “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就突出了作为人的欧冶子在绝世宝剑铸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吕氏春秋》就很明确地说：“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 历数湛卢、鱼肠二剑的神奇故事。鱼肠剑带来的是阖庐刺杀吴王僚的血腥政治内斗，湛卢剑带来的是楚、秦为争夺宝剑占有权而引发的两国间的战争。 在薛烛看来，即使吴王、楚王、秦王贵为诸侯也配不上欧冶子铸造的宝剑，所以湛卢剑才会弃“无道”的吴王阖庐而去。在这段叙事的后面，《越绝书》作者还描述了欧冶子、干将为楚国所铸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宝剑的神奇威力。也是因为争夺这三把宝剑，晋发动战争围楚三年，最终以楚王引泰阿之剑大败晋军结束。 欧冶子被尊称为中国“剑祖”，当是在继承、总结中国古代各地铸剑术基础之上有所创新并定型宝剑的大师。 春秋战国追加篇——吴越争霸 吴国是周朝的周王族诸侯国，相传始祖为周文王的伯父太伯，姬姓，存在于长江下游地区，也叫勾吴、工吴、攻吾、大吴、天吴、皇吴。 吴国原先弱小，曾被楚国征服。在吴君寿梦的时候，吴国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吴国在春秋中晚期能够迅速兴起，与晋楚两国的对抗有直接关系。当时楚国大夫巫臣亡命到晋国，被晋人封为邢大夫。因楚人灭巫臣全家，巫臣怀恨，就向晋国献上了联吴攻楚的计谋。晋国为了制衡楚国，采纳了巫臣的计策，于是扶持吴国牵制楚国。 公元前584年，晋国派巫臣带一队战车到达吴国，教会了吴人射箭和御战车的方法。吴人学会车战后，在晋国的支持下开始从淮南向楚国的侧面发起攻击。从此吴楚之间连年争战，甚至一年内就打上七次仗。吴晋交好后，吴国的文化也得到了迅速提高，开始向华夏文化靠拢。 吴国继位可以选嫡长子或者亲兄弟。吴王寿梦有四个嫡子，寿梦死后传位给嫡长子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依次为余祭、余眛、季札子。诸樊认为季札子贤明，想依照兄弟的次序把王位最后传给季札子。结果余眛死后，季札子却逃避不肯做国君。吴国人就拥立寿梦的庶长子僚为国君，而公子光是吴王诸樊的嫡长子认为如果不传给季札，他应该是继承人，因此暗中伺机夺位。 这个时候吴国来了天选之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 伍子胥。 伍子胥楚国（前559年—前484年），名员，又名贠，字子胥。原楚国人。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谋略家。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国太子太傅，负责教导太子建。 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使费无极去秦国为太子建求亲，秦国同意了楚国的请求，将秦女嬴氏许配给了太子建。而费无忌回到楚国后对楚平王说：“秦女貌美，不如自娶。”楚平王娶秦女后便决定废掉太子建。当时太子建和伍奢正在城父镇守。楚平王怕伍奢保护太子，先令伍奢回朝，然后要他诬说太子建打算谋反，被伍奢拒绝。 楚平王将伍奢下狱，派人去杀太子建，太子建逃到宋国。伍奢有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都在带兵戍守边疆。楚平王为防止两人反叛，叫伍奢写信给两个儿子，把他们召回郢都。兄弟两个人收到信，伍尚不忍离开父亲，回到了郢都，同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死了，而伍子胥则立志报仇，逃出了楚国。 伍子胥欲逃往吴国，奈何路途遥远，之后他因太子建在宋国，遂投靠之。但宋国内乱，只好与太子建一起投奔郑国，在路过昭关由于被缉拿无法过关，伍子胥愁得一夜白头，在扁鹊的弟子东皋公的帮助下顺利过关逃到了郑国。郑国这时正依附于晋国，所以郑定公就收留了太子建。可没想到太子建瞒着伍子胥与晋国私通，暗地里收买勇士，想害死郑定公，霸占郑国，然后再打回楚国。事情被郑定公知道后，郑定公杀死了太子建。伍子胥只好带着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逃出了郑国，辗转来到吴国并结识了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吕）。 到了吴国，吴王僚刚刚继位执政，公子光做将军。伍子胥通过公子光的关系求见吴王。过了许久，楚平王因为楚国的边城钟离与吴国的边城都养蚕，两个女子为争采桑叶互相厮打而大怒，以致于两国兴兵交战。吴国派公子光讨伐楚国，攻破楚国的钟离、居巢凯旋。伍子胥劝吴王僚说：“楚国可攻破，希望再派公子光去。”公子光对吴王说：“那伍子胥的父兄被楚王杀害，劝大王讨伐楚国是为了报私仇罢了。攻打楚国未必能攻破。”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有野心，公子光具备优秀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伍子胥将勇士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公子光把他待为上客，并敬其母。 专诸是屠户出身，对母亲非常孝顺。专诸感于公子光厚待而决心以死相报，却牵挂母亲。临行前回家探母，母亲告诉专诸，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当做名垂青史之事，不要因为顾念家庭小事而遗憾终生。 她对专诸说自己口渴，要专诸去取清水来喝。专诸去取清水，回来后发现母亲已经吊死在后堂了。他的母亲以死免除了专诸后顾之忧，也促使专诸一定成事。 吴王僚刚击败了楚国，正在大摆庆功宴。专诸按照公子光的安排依计将匕首放进烤好的鱼的腹中并送上去。将鱼送到吴王僚前，专诸突然撕开鱼肚，拿出鱼肠剑刺向吴王僚，穿透三层铁甲，吴王僚当场死亡，他的侍卫也同时杀死了专诸。趁吴王僚的人混乱，公子光立刻派甲士杀尽吴王僚的人，自立为王，就是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上台以后，发现吴国的威胁很多，邻国楚国、越国军事实力都不可小觑，尤其是强大的楚国，是吴国巨大的威胁。 为了保证吴国的长久兴盛，阖闾决定兴兵强国，他不断吸纳各种人才，希望这些人才能够帮助他壮大吴国。 吴国迎来了另一个传奇人物的到来 ---- 孙武。吴王阖吕的左膀右臂终于合璧。 孙武，字长卿，公元前535年左右出生于齐国。孙武的祖先叫妫完，被周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后来陈国发生内乱，孙武的祖先妫完带领全家人一起逃往了齐国，投奔了齐桓公。齐桓公让妫完做了负责管理百工事务的一个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把妫姓改成了田姓，从此被称为田完。历经百多年变迁，田氏家族的地位越来越显赫，慢慢地成了齐国的一个庞大的家族。 齐景公时期，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做了齐国的大夫，因为在出兵讨伐莒中立了大功，齐景公便将乐安采地封给了他，并赐姓孙氏。这样，田氏家族中又分出一个支系为孙姓。 孙书的儿子孙凭做到了齐卿的位置，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除了皇帝，就数他的职位最高。孙凭是孙武的父亲。孙武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所以自幼饱读兵书。齐景公时期，齐国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为争权夺利，党同伐异，你争我夺，内乱日甚一日，愈演愈烈。孙武不愿纠缠在这种无休止的争斗中。公元前517年左右，18岁的孙武离开乐安来到了吴国。 孙武来到吴国后，认识了伍子胥。孙武和伍子胥两个人聊得十分投机，并且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吴王阖庐任用伍子胥后，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公元前512年，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了阖庐。可是，孙武到吴国后一直隐居着书，吴王连他的名字都不曾听说过，所以对伍子胥的推荐表示怀疑。伍子便反复推荐，仅一个早上就推荐了七次，吴王这才答应接见孙武。孙武把自己写的《孙子兵法》进献给了吴王。阖闾看了这份草稿以后，心里非常激动，当即就拜孙武为将军，并且让孙武来训练自己的吴国军队。阖闾为了考验孙武治军才能从后宫找了100名女子交给孙武训练---孙武练兵。 在伍子胥、孙武等人的辅佐下将吴国迅速发展成了一个军事强国。公元前516年，楚平王病死，楚昭王继位。公元前511年，吴国再次攻打楚国，夺取了六地和飅地。公元前509年，楚昭王派公子囊瓦率兵攻打吴国。吴国派伍员迎击，在豫章大败楚军，夺取了楚国的居巢。 公元前506年，阖庐亲率吴军，联合蔡、唐两国军队共同伐楚。由蔡人作为向导，吴军沿淮水乘船西进，在淮汭登岸，与楚军夹汉水相望。吴军与楚军先后五战，吴军五战五胜，楚军大溃，最后一直攻破楚国国都郢都，杀入了楚王宫。 阖闾到了楚国都城以后，开始了烧杀抢掠的行动。 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挖出尸体，抽打了三百鞭才罢休，终于报了杀父兄之仇。 吴王久留楚国搜寻昭王，阖闾的弟弟夫概趁机逃奔回国，自立为王。阖闾听到这个消息，就放弃楚国返回吴国，攻打他的弟弟夫概。夫概被打败，就逃奔楚国。 楚昭王见吴国发生内乱，就重返郢都。楚国又与吴国交战，打败吴国，吴王就回去了。两年后，阖闾派太子夫差率兵攻打楚国，夺取番地。楚国害怕吴国再次大兵压境，就离开郢都，迁都到鄀城。当是时，吴王采用伍子胥、孙武的计策，西边攻克了楚国的疆土，北边威镇齐国、晋国，南边收服了越人。 公元前496年，阖闾与越王勾践大战，中箭，阖闾伤脚拇趾，伤重不治，死前嘱子夫差，勿忘杀父之仇。并托伍子胥辅佐少君，封他最高官职，称相国公。 夫差继位后，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投降，伍子胥认为应一举消灭越国，但是夫差听信伯嚭谗言，不听“联齐灭越”的主张，反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对他的儿子说：“我多次规劝大王，大王不采纳我的意见，我现在已看到吴国的末日了。你与吴国一起灭亡，没有好处啊！”于是将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牧，就返回吴国向夫差汇报。伯嚭乘机进谗言，诬陷伍子胥有谋反之心。 公元前484年，夫差便赐死伍子胥，赐属镂剑令他自尽。伍子胥仰天长叹说：“唉！奸臣伯嚭作乱，大王反而杀我。我使你的父亲称霸诸侯。在你还未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几位公子都争立为太子，我与先王冒死力争，差点不能被立为太子。你被立为太子后，想将吴国分一半给我，但我并不敢有这种奢望。可是如今你竟听信奸佞小人的谗言而杀害长辈。”伍子胥在愤恨之余，留下遗言，要家人于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挖出，挂在东城门上，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 吴王夫差极怒，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尸首用鸱夷革裹着抛弃于钱塘江中，吴人哀怜他，为其在江上立祠，命名为胥山。 后来吴国果然被越王勾践所灭，夫差羞于在阴间见到伍子胥，用白布蒙住双眼后才举剑自尽。 伍子胥抛尸入江所在地，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建起了伍子胥墓和胥王庙，并把伍子胥率领开挖的运河命名为胥江，把附近的小山命名为胥山，濒临的太湖命名为胥湖。 当年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后马革裹尸抛入江中，沿江漂至今胥口，当地民众捞起予以厚葬，自发建造了胥王庙（公元前484年），此地由此更名胥口。每年端午节，来自世界各地的伍氏后人都会来这里举行祭拜仪式，同游客一起向胥江抛粽子。 孙武五十多岁的时候，至交好友伍子胥被杀，孙武不再为吴国的对外战争谋划出力，转而隐居乡间，修订其兵法着作。 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吴国，选择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向天下招揽人才。范蠡和文仲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有才能，便一同应聘去了越国，成为了勾践的左膀右臂。 公元前493年，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越王勾践后悔没听范蠡的话，问范蠡现在怎么办。范蠡告诉越王勾践保命要紧，眼下先保全性命，才能图以后东山再起。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越王勾践这次听从了范蠡的话，派文仲下山去向吴王夫差求降。经过范蠡与文仲的努力，吴王夫差同意了越王勾践的投降。条件是越王勾践夫妇还有属下大臣到吴国做人质。 勾践想让范蠡回去治理国家，自己带老婆和文仲去吴国为质。范蠡说道：“用兵打仗，文仲不如我；治理国家，亲抚百姓，我不如文仲。”就这样，文仲回去治理越国，范蠡跟随勾践为质吴国。吴王夫差罚勾践君臣住到阖闾坟墓傍边的石屋里，专管放养马匹。勾践看马喂草，范蠡打草砍柴，勾践夫人洗衣做饭。范蠡陪同勾践在吴国待了正正三年，忍辱负重，终于得到夫差的信任，被放回越国。 勾践回到越国，为了不忘三年前被困会稽山的奇耻大辱，把国都迁到会稽。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范蠡为越王勾践日夜操练军队。 勾践让范蠡和文仲选了越国最漂亮的两个美女西施和郑旦献给夫差，夫差自从得到这两个美女，整天就像着了迷，很少过问国事。为了和两个美人厮守，吴王夫差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越王勾践就派文仲送去又长又大的木料。吴王夫差一见这些木料，真是喜出望外，立刻下令按照这些木料的尺寸，重新设计宫殿的样式，增派民工服劳役，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真可谓是劳民伤财，闹得吴国民怨载道。 公元前484年，越国发生了饥荒，文种趁此机会献计向吴国买粮，以掏空他们粮食储备。越王勾践派文种亲自前往吴国，找到吴王夫差哭穷，说：“今年越国旱涝交并，导致大饥荒，百姓无以为食，路上到处都是逃荒的人群，请求跟上国购粮。” 因为越国是臣属于吴国的战败国，因此越国向吴国购粮也理所当然，但一直对越国深怀戒心的伍子胥极力反对，并说应该在越国最困难的时候，出兵将其一并拿下，以永绝后患。但越王勾践都被放回去了，吴王夫差根本就听不进伍子胥的劝告。但吴王只是将粮食借给越国，而不是买。这跟文种原先设计的思路有点不一样，但这不重要，越国借粮的目的，一是为了满足越国灾年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掏空吴国的粮食储备。很显然，目标已经达到，百姓看到文种运回的粮食高呼万岁。 灾年之后一般都是丰年，次年越国果然收成不错。这时，文种又献出一条毒计，将粮食煮熟之后再还给吴国，以其当作种子后颗粒无收。同时，又派人携重金贿赂太宰嚭，让其仍然帮越国说好话。粮食煮熟晒干后，颗粒长而饱满，运到到吴国。 吴国陪着越国勒紧裤腰带过了一年后，收到越国连本带利还回来的粮食，却发现颗粒跟吴国的谷子有点不一样。太宰嚭因为收了越国的贿赂，说：\"越地肥沃，其种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夫差明明有点怀疑粮食有问题，却被他三言两语岔开。 吴王听信其言，为改良吴国的粮食基因，还下令百姓用越国的粮食作为种子。果然，百姓播下这些“良种”，后来全部烂在地里，颗粒无收。这一年，吴国真的闹起了饥荒。于是吴国向越国借粮，但迎来的却是越国坚兵利甲、训练有素的军队。 导致了吴国颗粒无收饿死了无数人，勾践还无耻的说是吴国的土地不适合种越国的水稻导致的，结果夫差还信了。 再后来，勾践再次趁吴国举国远征之时偷袭了吴国，吴国元气大伤，最后被越国攻破都城，夫差灭国后自杀了。 越王勾践在范蠡与文仲的辅佐下，用了二十二年时间灭了吴国。公元前473年，勾践兼并了吴国，不久，他北上徐州与诸侯会盟，奠定了自己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的地位。历史学上通常将公元前476年定为战国的开端。 灭吴后，越王勾践大宴群臣。谁会想到，正在这时候，为越国立下卓着功勋的范蠡却向越王提出了辞呈。据说范蠡带着西施隐居起来。范蠡离开越国后给文仲写了一封信，说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其人嘴尖脖长，这样的人只可共患难，不能同享受，你怎么还不离去？” 文仲见到信，就称病不上朝。勾践听信谗言，给了文仲一把剑，说：“你教我七种攻打吴国的计策，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还有四种，你去教先王吧。”文仲自刎而亡。 阖闾一生收集好几千宝剑。春秋时期的铸剑大师，欧治子与干将夫妇，都是吴越一带的臣民。据说，欧治子曾为越王允常打造五把宝剑。鱼肠剑和属镂剑也是欧冶子所铸造。属镂剑是吴王夫差的专用剑，该剑不仅锋利无比，能削金断玉。阖闾陵墓之上的陪葬坑，据说葬有3000把宝剑，被后世称其为剑池---虎丘剑池。 阖闾死后，他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也继承了属镂宝剑。阖闾赐镂宝剑伍子胥自裁。 镂宝剑后被文仲拥有并赠与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勾践将属镂剑又赐给文仲自裁。可怜文仲，对勾践忠心耿耿，最后竟然落得鸟尽弓藏的下场。 春秋战国追加篇——范蠡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 ，字少伯，华夏族。其故里有徐人（今安徽省泗县西北五十里一带）、吴人（今苏州市一带）、楚宛三户人三种说法，楚宛三户又有今河南淅川县寺湾镇和范蠡故里在宛城（宛城区，原南阳县）说两种。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大夫，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经济学家，被史学界称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经营之神、商家鼻祖，被中国民间恭奉为“文财神”。越国相国、上将军。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兴越灭吴，后隐去。着《范蠡》兵法二篇，今佚。 范蠡为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楚学开拓者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商圣”。虽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文武双全。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之后被拜为上大夫、相国，辅佐越国勾践。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成就霸业，又被封为上将军。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丘（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公元前448年，范蠡卒，时年88岁。 因范蠡一生艰苦创业、三掷千金， 又能广散钱财救济贫民且淡泊名利的商人形象，以及巨大的经商思想理论的影响力，在范蠡去世后，逐渐被后世尊之为财神、商圣、商祖，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画像。范蠡是范姓始祖范武子的后裔，并被视为顺阳范氏之先祖。 公元前536年，范蠡出生宛地（河南淅川县寺湾镇）三户邑。虽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文武双全，范蠡师从于计然。 公元前516年，楚国宛令文种见范蠡。 公元前511年，范蠡邀文种入越。 公元前493年，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 越王曰：“吾已决之矣。” 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勾践兵败西于会稽山，始重用范蠡、文种等。 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 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 勾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 公元前493年，勾践、范蠡君臣入吴为奴三年。 公元前490年，勾践、范蠡君臣离吴返越。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汝忘会稽之耻邪？” 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 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范蠡还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 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公元前486年，勾践欲起兵伐吴，范蠡劝阻。 公元前484年，吴再次伐齐，占于艾陵，越王君臣朝见吴王，君臣皆有贿赂，进一步麻痹吴人，夫差杀伍子胥。勾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谀者众，可乎？”范蠡对曰：“未可”。 公元前482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 公元前479年，越兴师伐吴，兵至于五湖。 公元前478年，三月，越伐吴、吴师还战于笠泽、双方夹吴松江而阵、越人大败吴师。 公元前475年，十一月越围吴、范蠡采用围而不攻的战略，令吴师自溃。 公元前473年，年底，越灭吴，夫差自杀。 公元前468年，越王实现霸业，范蠡即泛舟五湖。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楚惠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48年），范蠡卒，时年88岁。至唐朝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始配享武成王庙，被追封为古今六十四名将（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 宋朝时期，配享武庙。因范蠡一生艰苦创业、善于经营理财、三掷千金， 又能广散钱财救济贫民且淡泊名利的商人形象，以及巨大的经商思想理论的影响力，在范蠡去世后，逐渐被后世尊之为财神、商圣、商祖，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画像。 至唐朝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配享武成王庙，被追封为古今六十四名将（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 宋朝时期，配享武庙。 《范蠡》兵法两篇，今佚，《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卢氏本草经》。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然而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被击中脚趾，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军事思想 1朴素唯物主义战略观 对于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问题，范蠡主张：“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其实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战争观。 “持盈者与天”，指出了万世万物都有其自然的规律，就像日月更替，月圆月缺一样，他提醒勾践要按照规律办事，遵守天地间自然的法则，这样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 “定倾者与人”，同样是唯物论的观点，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人要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同时积极谋划准备，把人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节事者与地”，指出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在对吴国的战争中，范蠡很重视本国生产的发展，还对吴国发动了“粮食战”。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虚，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 2灵活多变的战术观 范蠡在具体的战争实践和战争指挥中，所运用的谋略十分灵活多变他主张“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在战场上，如果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就必须坚定不动摇，并要行动迅速，速战速决，如果要后发制人，则要谨慎周密； 当敌人靠近的时候，可以主动示弱，引诱敌人，而后出奇制胜，当敌人距离较远时，则要以强大的气势来震慑敌人。范蠡还主张在合适的时刻，要尽力促成主客的变化，灵活运用主客这一对矛盾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3富国强民的国防观 范蠡说过：“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要想战胜别人，首先要经过周密的准备，准备周密谨慎防守，这样才能应对未知的挑战，准备充分才会在面对危险困难时有备无患，这表明他充分认识到了战争准备的重要性，在这一主导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富国强民的国防战备观: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物之情可得而观已。”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搞好战备物资，然而战备问题牵扯到方方面面，首先要发展生产，越国在范蠡和文种的主持下，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富国强民。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丘，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宋国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 1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 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2“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3抓住现时得时无怠 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乘势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4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 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5三八价格，农末俱利。 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6积着理论。 “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7薄利多销。 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春秋末年，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这表现在： 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做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 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再次，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范蠡首先提出来的，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范蠡有治国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重要文献证据，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范蠡与老子的学术联接起来。 从年代上来看，范蠡在老子之后约四、五十年，而计然正好处在老子与范蠡之间，他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计然何时何地师从老子已不可考，或在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或在老子去周为“隐君子”期间，后“南游于越”为范蠡之师。 从《史记·货殖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文子》等典籍的材料看，计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对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的思想和治国治身的理论有所发挥和运用。特别是计然提出了关于天地阴阳刑德吉凶的理论和时变因循的理论，是对老子道家学说的重要发展，这些理论为范蠡所承袭并进一步运用发挥，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以《黄帝四经》和《管子》等为代表的道家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 从计然到范蠡，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和实业活动中对老子思想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终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开辟了道家学说理论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道家学派创立后，原本主要是在南方的荆楚、吴越等地域流传，而战国中后期的道家黄老之学，又主要兴盛于北方列国特别是齐国，道家学说何时经由何人传入北方？这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尚未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在道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范蠡入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 春秋战国之际，范蠡将老子的思想传播到齐国，开始了道家学派在北方列国流传发展的新时期。 道家学派在北方流传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出现，其标志是帛书《黄帝四经》。 根据《史记》等史书的记载，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霸越之后，急流勇退，“浮海入齐”，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开始了后半生的实业生涯，成为远近闻名的“陶朱公”。他所传承的老子道家思想也随着他在实业上的成功而在齐国传播，并最终发展成为道家学派的重要学派——黄老之学。 由此，就可以解释《国语·越语下》同《黄帝四经》、《管子》等战国黄老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密切的思想联系，也就可以清楚地勾画出一条从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原始道家到战国的北方黄老之学之间流传演变的清晰线索。 范蠡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商思想和较为完整的经商理论，无论是对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代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经商的，还是为官的，都在他的思想库中汲取健康的营养，为商为政服务。 在受范蠡经商思想、理论影响之最大者，当数越王勾践本身。越王采纳范蠡之“商贾”兴国之策，是从自身的国情出发，深知范之道能振兴国家，完成报仇雪耻的任务。勾践经励精图治，“治牧江南，七年而擒吴”，建立霸业，全仗“商贾”兴国。 战国时期，白圭受范蠡薄利多销的影响，从实践中总结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验。他在经营“下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利润虽不高，在丰年收粮时，其价高于一般市场；在歉收年出售时低于一般市场。这样加速周转，薄利多销，也获得“积着率岁倍”的大利。 白圭又受范盖天时变化的“时断”与选择贸易对象的“智断”相结合中取利的影响，也认为农业收成与气候有关，并提出：天时有循环，丰歉也有循环的“农业经济循环论”。利用丰年与歉年的价格差异中可以得到成倍的收益。范蠡离越去陶后，有一鲁国穷士猗顿闻陶朱公甚富，往而问术。范蠡答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稼(指母马、母牛、母羊、母猪、母狗)。”猗顿依计，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从此驰名天下。 范蠡的经商思想，不仅影响春秋列国，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代及至今日。范蠡对物价涨跌应有一个合理幅度的主张及由此而提出由国家规定粮食价格的政策，被汉宣帝所仿效采用。因为这种由国家调控粮食价格的政策，有助于“农末俱利”，起到了稳定粮食价格、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 今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我们的许多经商者，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或是别的其它形式的，仍然在效仿他的经商理论。为了稳定和鼓励农业生产，现在国家实行了粮棉油预定价格的政策，这无疑是起到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给，稳定民心、社会的作用。 在有关副食品供应上，特别是肉类、蛋类等，实行了最高限价的政策，这样既照顾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又照顾到经营者的利益，促进了生产和经营的共同发展。捕捉信息，开发产品，优质服务，无不是为了在商战中取胜。 在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中，提倡名牌战略，目的是在吸引消费者的需求，以质取胜，达到获利的目标。许多商场、宾馆、酒楼，打折迎客户，除了客观因素外，也是一种“薄利多销”的战略。 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功之后，立刻离开了越国。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捕渔、晒盐），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 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宋国陶邑（今菏泽定陶区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宋国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 历史评价： 文种：蠡有神鬼不测之机。 蔡泽：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朱公。 李斯：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而下，孰可比伦？ 张良：霸业朽，忠名在 东方朔：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 司马迁：“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 春秋战国追加篇——伍子胥 伍子胥（？～前484年），名员，又名贠，字子胥，楚国（今属湖北监利）人。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谋略家。春秋后期楚国大夫伍奢之子。 伍子胥原为楚国人，父亲伍奢因直谏被楚平王所杀，伍子胥逃至吴国，投靠公子光门下，策划刺杀吴王僚。前514年，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成功，伍子胥官至吴太宰。前512年，提出将吴军分为三部轮番攻楚的建议。前506年，伍子胥与孙武等人在柏举击败楚军主力，长驱攻入楚都郢。 前496年，吴王病亡，吴王夫差采纳太宰伯嚭放回勾践的建议，伍子胥当面反对吴王的做法，但是没有被采纳。伍子胥又规劝吴王不要攻打齐国，因夫差取得艾陵之战的胜利，而渐渐被吴王疏远。前484年，吴王夫差赐剑令其自尽，死后尸体被投入钱塘江。 伍子胥是古代水战兵法的开创者，在中国兵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代表作品有《水战兵法》。伍子胥对苏州的水利建设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主持开挖了世界上第一条人工运河胥江，既避免了吴地的水患，又便利了当地的漕运和灌溉，对当地百姓的生计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国太子太傅，负责教导太子建，太子被费无忌所诬陷，伍奢也受到了牵连。费无忌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有才干，不杀掉将成为楚国的祸患。可将他们的父亲作为人质将他们召来，不然就会成为楚国的祸害。” 楚平王派使者对伍奢说“你若将你的两个儿子招来可免你一死，不然性命难保。” 伍奢说：“伍尚为人仁厚，召他一定会来。伍员为人刚烈暴戾，忍辱负重，能成大事，他料到来后会一起被擒，一定不会来。”平王不听，仍然派使者召伍奢的两个儿子。 使者对伍奢的两个儿子对说：“你们若来，我就让你父活命；不来，马上就杀掉伍奢。” 伍尚要去，伍子胥说：“楚王召我兄弟，并不是为了让父亲活命，是怕我们逃脱后成为祸患，所以拿父亲作为人质，假意召我兄弟俩，我兄弟俩一到，父子三人就会一起被杀，对父亲的死活有什么好处呢？况且去了便不能报仇雪恨。不如投奔别的国家，借他国的力量来雪父亲的耻辱，一起束手待毙是没有作为的。” 伍尚说“：我知道应召前去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只怨父亲召我们以求生路，而我们不去，以后又不能报仇雪恨，到头来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又对伍子胥说“：你可逃走，你可以报杀父之仇，我将安心就死。”伍尚束手就擒，使者来捕伍子胥。伍子胥挽弓搭箭对着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子胥就逃走了。 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走了，叹息说：“楚国君臣将要苦于战争了！”伍尚到了楚国都城，楚王将伍奢、伍尚一道杀死。 此时伍子胥欲逃往吴国，奈何路途遥远，只好作罢。之后他因太子建在宋国，遂投靠之，但宋国内乱，只好与太子一起奔郑。在郑国，太子建和晋国大夫中行寅合作，联合推翻郑定公，被定公知晓而被杀，最后子胥只好偕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一起投奔吴国。途中过陈国欲出昭关到吴国，昭关守卫正在到处抓拿他们，两人只好徒步逃走。 伍子胥出了昭关，怕有追兵赶来，急忙往前奔跑，但遇到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正着急时，江上有个老渔夫划着小船过来，把他渡了过去。过了大江后，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身边的宝剑，交给老渔夫说：“这把宝剑是楚王赐给我祖父的，值一百两金子。送给你，聊表我的心意。” 老渔夫回答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五万石的米粮作为赏金，还答应封告发者为大夫的爵位。我不贪图赏金、爵位，怎么还会贪图你的宝剑呢？” 伍子胥逃出楚国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不久就生病了，此时盘缠用尽，只好拖着病躯，沿路乞讨。 到了吴国，吴王僚刚刚继位执政，公子光做将军。伍子胥通过公子光的关系求见吴王。过了许久，楚平王因为楚国的边城钟离与吴国的边城都养蚕，两个女子为争采桑叶互相厮打而大怒，以致于两国兴兵交战。吴国派公子光讨伐楚国，攻破楚国的钟离、居巢凯旋。伍子胥劝吴王僚说：“楚国可攻破，希望再派公子光去。” 公子光对吴王说：“那伍子胥的父兄被楚王杀害，劝大王讨伐楚国是为了报私仇罢了。攻打楚国未必能攻破。” 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有野心，想杀掉吴王而自立为王，又不能说穿此事，于是就将专诸推荐给公子光，自己退出朝廷与太子建的儿子胜躬耕于田野。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病死。当初，楚平王夺太子建的秦女所生的儿子轸，到楚平王死后，竟即位称王，这就是楚昭王。吴王僚趁楚平王死了，派两位公子率兵袭击楚国。楚国派兵切断吴兵的后路，使吴兵不能返回。吴国国内空虚，公子光就派专诸行刺吴王僚而后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继位后，志得意满，就召伍子胥赐官行人，与他共商国事。 先前受吴王僚派遣率兵攻打楚的两位公子，因退路被切断不能返回。后听说阖闾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就率领军队投降了楚国，楚国将舒地封给了他们。阖闾即位三年，就兴兵与伍子胥、伯嚭攻打楚国，夺取了舒地，并捉拿了当初吴国投降的二位将军。吴军本想进兵郢都，将军孙武说：“百姓太劳累了，不可进兵，暂且等待时机吧！”才撤回国。 公元前511年，吴国再次攻打楚国，夺取了六地和飅地。公元前509年，楚昭王派公子囊瓦率兵攻打吴国。吴国派伍员迎击，在豫章大败楚军，夺取了楚国的居巢。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对伍子胥、孙武说：“原先你们说郢都不可攻入，现在怎样？” 二人回答说：“楚国将军囊瓦贪财，唐国、蔡国都怨恨他。大王一定要大举进攻，务必先得到唐国、蔡国的帮助才行。” 阖闾听了，调动全部兵力与唐国、蔡国共同攻打楚国，与楚国军队在汉水两岸列兵对阵。吴王的弟弟夫概，率兵请求跟随出征。吴王不听，就用自己的部下五千人袭击楚国将军子常，子常大败而逃投奔郑国。于是吴王乘胜前进，与楚军五次交战后，就攻入了郢都。 当天楚昭王出逃。次日，吴王进驻郢都。楚昭王辗转逃到了郧地。郧公的弟弟怀说：“平王杀死了我的父亲，我杀死他的儿子，不也可以吗？”郧公担心他的弟弟杀害昭王，就与昭王一起投奔随地。 吴军包围了随国，对随人说：“周朝在汉水流域的子孙全被楚国杀尽了。”随人想杀昭王，王子綦将昭王藏起来，自己装扮成昭王来对付他们。随人对于是否把昭王交给吴国占了一卦，不吉利，就谢绝吴国，没有交出昭王。 当初，伍子胥与申包胥是挚友，伍子胥逃跑时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毁灭楚国。”申包胥说：“我一定要保存它。”等到吴兵攻进郢都，伍子胥寻找昭王，没找到，就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挖出尸体，抽打了三百鞭才罢休。 申包胥逃到山中，让人对子胥说：“您报仇的手段，太过分了吧！我听说，人多能战胜天，天也能毁灭人。您曾是平王的臣子，亲自拱手称臣侍奉他，今天竟至污辱死人，这难道不是违背天理到了极点了吗？” 伍子胥对来人说：“替我谢谢申包胥，说我就像太阳快落山了，但路途还很遥远，所以我要倒行逆施。” 于是，申包胥逃到秦国告急，向秦国求救。秦国不答应，包胥站在秦王殿上，昼夜痛哭，七天七夜哀声不绝。秦哀公可怜他，说：“楚王虽残暴，但有像这样的臣子，怎能不保存楚国呢？”就派了五百辆兵车救楚国攻打吴国。不久，在稷地打败吴兵。 适逢吴王久留楚国搜寻昭王，阖闾的弟弟夫概趁机逃奔回国，自立为王。阖闾听到这个消息，就放弃楚国返回吴国，攻打他的弟弟夫概。夫概被打败，就逃奔楚国。 楚昭王见吴国发生内乱，就重返郢都，将堂奚谷封给夫概称作堂奚谷氏。楚国又与吴国交战，打败吴国，吴王就回去了。两年后，阖闾派太子夫差率兵攻打楚国，夺取番地。楚国害怕吴国再次大兵压境，就离开郢都，迁都到鄀城。当是时，吴王采用伍子胥、孙武的计策，西边攻克了楚国的疆土，北边威镇齐国、晋国，南边收服了越人。 公元前496年，阖闾与越王勾践大战，中箭，阖闾伤脚拇趾，伤重不治，死前嘱子夫差，勿忘杀父之仇。并托伍氏辅佐少君，封他最高官职，称相国公。 夫差继位后，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投降，伍子胥认为应一举消灭越国，但是夫差为伯嚭所谗，不听“联齐灭越”的主张，反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对他的儿子说：“我多次规劝大王，大王不采纳我的意见，我现在已看到吴国的末日了。你与吴国一起灭亡，没有好处啊！”于是将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牧，就返回吴国向夫差汇报。伯嚭乘机进谗言，诬陷伍子胥有谋反之心。 公元前484年，夫差便赐死伍子胥，赠剑令他自尽。伍子胥仰天长叹说：“唉！奸臣伯嚭作乱，大王反而杀我。我使你的父亲称霸诸侯。在你还未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几位公子都争立为太子，我与先王冒死力争，差点不能被立为太子。你被立为太子后，想将吴国分一半给我，但我并不敢有这种奢望。可是如今你竟听信奸佞小人的谗言而杀害长辈。” 伍子胥在愤恨之余，留下遗言，要家人于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挖出，挂在东城门上，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吴王夫差极怒，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尸首用鸱夷革裹着抛弃于钱塘江中，吴人哀怜他，为其在江上立祠，命名为胥山。后来吴国果然被越王勾践所灭，夫差羞于在阴间见到伍子胥，用白布蒙住双眼后才举剑自尽。 伍子胥有一子被托付于齐国的鲍氏，后来别为王孙氏。 吴国封地在江东太湖流域（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都城前期位于梅里，后期位于吴（今苏州）。 伍子胥在吴中之地“相土尝水，象天法地” ，充分考察了地理和水文条件，认为太湖东岸的丘陵和平原之间：西面有湖泊、丘陵为屏障，不利于楚国进军，且能为筑城提供大量石料；吴中平原沃野、鱼米之乡，正是绝佳的大后方。 伍子胥构筑了周长47里的大城和周长10里的内城姑苏古城。伍子胥对苏州的水利建设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胥溪”、“胥浦”的开掘和疏通，既避免了吴中地区的水患，又便利了当地的漕运和灌溉。新都包括大小两城。“阖闾大城”周长近20公里，地点就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作为卫城的“阖闾小城”，周长也有近4公里，在太湖北岸，今江苏省无锡、常州两市交界处。 伍子胥率众开挖了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胥江。胥江的出现，既避免了吴地的水患，又便利了当地的漕运和灌溉，对当地百姓的生计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胥江由伍子胥加以疏凿的说法，最早可追溯至宋代。宋代水利家宜兴人单锷于元佑四年（1089年）所着的《吴中水利书》引用了钱公辅之说：“自春秋时，吴王阖闾四年（前511年）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春冬载二百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则入长江，自后相传，未始有废。” 而胥江通航在当时意义重大，吴国的舟师可直接出现在安徽芜湖市附近的大江之中。据说当年吴国六万水军，由太湖出发沿着胥溪悄悄西进，突然出现在巢湖楚军面前，结果五战五捷，攻破楚都郢。 吴王阖闾在夺取政权之后，也有向外扩张、与他国争霸的野心。伍子胥利用吴王的这一野心，一步一步地把阖闾引向富国强兵、扩军备战，寻机向外扩张的道路。孙武事吴之后，伍子胥与孙武一起，整顿吴国的军备，招兵买马，日夜操练，使吴国逐步强盛。为了削弱楚国的力量，吴王采纳伍子胥和孙武的意见，把吴军一分为三，轮番袭扰楚国。经过几年的袭扰，楚国国力渐衰。吴楚决战的时机日渐成熟。吴国人先是攻占了原属于楚国的舒城，然后西出大别山，直逼汉水。经过吴楚柏举之战，吴国人大败楚军，攻入楚国都城郢。 人物评价 伍奢：员为人刚戾忍卼，能成大事。 费无极：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 伯嚭：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 庄子：伍员、苌弘知事君尽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祸。 屈原：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陈轸：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范雎：使臣得尽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之说行也，臣又何忧？ 春秋战国追加篇——西施 光，一作先施，又称西子。生长于浙江诸暨苎萝村（今诸暨市城南浣纱村），中国春秋末期美女。 西施出身贫寒，常浣纱于溪，生有姿色，秀媚出众。越国战败后，被迫向吴国称臣求和。越王勾践遍选国内美女献给吴王夫差，天生丽质的西施也是其中的一员。夫差对西施万般宠爱，先是在姑苏建造春宵宫，又专门为西施建造了表演歌舞和欢宴的馆娃阁、灵馆等。西施擅长跳“响屐舞”，夫差又专门为其筑“响屐廊”。而与此同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使越国强盛起来，最终打败了吴国。吴国灭亡后，西施不知去向，有说是被沉海而死，有说是与范蠡泛舟五湖隐居而去。 西施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居首。后人说四大美女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其中的“沉鱼”即指西施，出自西施浣纱的传说。 西施，春秋末期出生于越国诸暨苎萝村，苎萝有东西二村，其居西村，故名西施。施姓后裔生活在浣纱溪畔。其父卖柴，母浣纱，西施亦常浣纱于溪，故又称浣纱溪。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浣纱的经典传说。在当年西施浣纱之处诸暨，系一大方石，古朴苍褐，上镌“浣纱”二字。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笔。南北朝刘宋孔灵符《会稽记》云：诸暨苎萝山，有西浣纱石。《舆地志》、《十道志》、《嘉泰会稽志》亦载：“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苎萝山卖薪女，曰西施。山下有西施浣纱石”。 历代文人学士喜作歌骊之行，唐代诗人李白《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云：“西施越溪女，明艳光云海……未入吴王宫殿时，浣纱古石今犹在。” 越诸暨苎萝村鬻柴者有女，因居村西，故称西施，一作先施。貌若天仙，增半分嫌腴，减半分则瘦，为古今美人第一，西施一词遂为美女之代称。西子病心而颦，村东丑女见而美之，亦捧心而效颦，富人见之，闭户不出；贫人见之，携妻子而去。东施知美颦而不知颦之所以美，此即东施效颦之典。西施常浣纱于水上，鱼为之沉，故有沉鱼之说，世人因名其溪。 越君勾践图复国，以吴王好色，乃用范蠡谋，徧访国中美色，得西施，饰以罗榖，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乃献于吴王夫差。吴王嬖之，日事游乐而废朝政，亲佞幸而远贤良，终至国破身亡。吴既灭，勾践以西子为亡国尤物，浮西子于江，令随鸱夷以终。鸱夷者，伍子胥死而盛以鸱夷，其死西子有力，故沉西子以报（伍）子胥之忠。 《墨子》曰：“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自古至今，以女色亡国者，世皆罪于女，惟西子例外，无人将其比之妹喜、妲己、褒姒之流，是西子之幸，或三女之不幸？崔道融《西施滩》云：“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罗隐云：“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王维《西施咏》云：“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鱼玄机云：“吴越相谋计策多，浣纱女神去相和。一双笑靥才回首，十万精兵尽倒戈。” 皮日休《馆娃宫怀古》云：“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卢挚《西施》云：“建姑苏百尺高台，贪看西施，杏脸桃腮。月暗钱塘，不提防越国兵来。吴王冢残阳暮霭，伍员长文老树苍苔。范蠡贤哉，社稷功成，烟水船开！”明姚绶诗云：“西施昔日浣纱津，石上青苔思杀人。一去姑苏无复返，岸旁桃李为谁春？”今苏州城西有馆娃宫、一剑泾、玩月池、响屧廊、西施洞等遗迹。诸暨苎萝村有西子祠，田锡山撰联云：“决报吴心，成沼吴功，夫婿五湖舟，坐笑先机文种味；以倾国貌，洗辱国耻，女儿百世祀，若论配飨木兰宜。” 西施，子姓施氏，春秋时期越国人，出生于诸暨苎萝山村。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又称西子。天生丽质。当时越国称臣于吴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谋复国。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救国，与郑旦一起被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乱吴宫，以霸越。西施世居越国苎萝。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苎罗山下临浣纱溪，江中有浣纱石，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西施滩因而得名。西施天生丽质，禀赋绝伦，相传连皱眉抚胸的病态，亦为邻女所仿，故有“东施效颦”的典故。 越王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夫差在夫椒（今江苏省吴县西南）击败越国，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南），受吴军围攻，被迫向吴国求和，勾践入吴为质。释归后，勾践针对吴王淫而好色的弱点，大夫文种献灭吴七策，其中最毒辣的便是美人计。与范蠡设计：“得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准备送于吴王。大夫范蠡奉命巡行全国勘察美女。他来到苎萝村，遇到了郑旦和西施一对姊妹花。 他爱郑旦，更爱西施，一次假面舞会的误会中，他向西施坦露了真情，西施也爱上了这位范郎。然而文种的到来结束了这段芬芳缠绵的爱情，他将郑旦和西施带回会稽，教习歌舞，准备献给吴王夫差。越王宠爱的一宫女认为：“真正的美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美貌，二是善歌舞，三是体态。” 西施只具备了第一个条件，还缺乏其他两个条件。于是，越王花了三年时间，教以歌舞、步履、礼仪等。西施发愤苦练，在悠扬的乐曲中，翩跹起舞，婀娜迷人。进而训练礼节，由一位浣纱女成为修养有素的宫女，举手投足间，均显出体态美，待人接物，十分得体。然后，又给她制作华丽适体的宫装，方进献吴王。吴王夫差大喜，在姑苏建造春宵宫，筑大池，池中设青龙舟，日与西施为水戏，又为西施建造了表演歌舞和欢宴的馆娃阁、灵馆等，西施擅长跳“响屐舞”，夫差又专门为她筑“响屐廊”，用数以百计的大缸，上铺木板，西施穿木屐起舞，裙系小铃，放置起来，铃声和大缸的回响声，“铮铮嗒嗒”交织在一起，使夫差如醉如痴，沉湎女色，不理朝政，终于走向亡国丧身的道路。 在吴越之争硝烟散尽之后，美女西施的结局，后世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6种： 1、愧疚自缢说 在一些话本和戏剧中演绎的情节是，西施助越国灭掉了吴国后，一方面感到欣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也感到内疚，觉得对不起吴王夫差，在一种异常矛盾的心理中，不能解脱，最后自缢于馆娃宫内。 2、被范蠡带走说 这种说法较为风行，典籍中有记载。东汉人所写的《越绝书》中记述：“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文学戏剧作品大都这么描绘。说吴国灭亡的当天，范蠡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劝他的好朋友、一同共患难的文种，趁早离开勾践。再一件事就是，在姑苏台下花荫深处找到了萎顿不堪的旧日情人西施，仓皇逃到太湖，双双驾一叶扁舟，消失在烟波浩渺之中。苏东坡曾经写道：“五湖问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在山东肥城陶山，据说有范蠡和西施墓。 3、被范蠡沉湖说 西施在越灭吴后的命运还有一种说法，说吴国灭亡以后，越王因为西施的美貌想要将她留在身边，但是范蠡坚决反对，他要越王吸取吴王教训，不能被美色诱惑。他设下计策，派人用越王的车把西施骗到太湖，又把她骗上船，到湖心的时候，趁西施不注意，狠心将西施从船上推下，西施就这样溺死于太湖之中了。 4、被吴人沉江说 民间有一种传说，吴国灭亡后，吴人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在西施身上，用锦缎将她层层裹住，沉在扬子江心。《东坡异物志》载：“扬子江有美人鱼，又称西施鱼，一日数易其色，肉细味美，妇人食之，可增媚态，据云系西施沉江后幻化而成。”唐代罗隐写诗道：“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为谁。”从唐代人写的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西施“被吴人沉江说”，有一定市场。 5、被勾践沉江说 越王勾践曾说：“亡吴之功，西施当属也。”传说勾践认为吴国的灭亡源于夫差沉湎于西施的美色，为了避免西施的美色反过来殃及越国，他恩将仇报，赐西施沉江而死。这种说法和“被吴人沉江说”、“被范蠡沉湖说”是异曲同工，都把西施看成了“红颜祸水”。 6、被越后沉江说 传说越国灭吴后，勾践欲将西施收进后宫。越后认为西施是“祸国之女”，担心西施祸害越国，就令手下将其裹进牛皮袋子中沉入江底了。这种说法因较为符合君王好色、王后妒嫉的心理，比较流行。《东周列国志》上就是这种说法。“沉江说”，典籍记载较早。离吴国灭亡（公元前475年左右）不到百年，墨子在《墨子·亲士篇》中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意思是这些人都是“死其所长”——因各自的所长招致相同的祸害。 西施是因其美貌而被沉入江遇害的。他清楚地说“西施之沉，其美也”，明确地指出西施被沉江而死的。另一典籍《吴越春秋》也明确记载：“吴王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这里的“鸱夷”，有人解释是指范蠡，根据是范蠡曾经“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史记·货殖列传》）。这里的“鸱夷”，解释为“牛皮”较为合理。意思是把西施用牛皮一裹，“浮于江”上了。范蠡改姓名为“鸱夷子皮”，是纪念朋友和对手伍子胥的怀念。伍子胥被夫差赐死后也是用鸱夷牛皮收敛的尸体。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引》载：“鸱夷子皮，范蠡自谓也。盖以吴王杀子胥而盛鸱夷，今蠡自以有罪，故为号也。”还有一个证：浙江沿海一带一道名菜“西施舌”（一种蛤蜊肉），据说就是纪念西施沉江的，所谓美女加美食。也就是说，西施之魂已经回归故里，至于埋葬在什么地方，是葬的尸体，还是衣冠，则需要进一步考证。 荷花是西施的花卉化身（四大美人其他依次是貂蝉月季，昭君菊花，玉环牡丹）。西施生于水乡，浣纱于荷花之侧，凡画西施之图，莫不配荷花。《四大美人吟-西施-荷花》辞藻欲表先无语，丹青未着已失神。水偷月貌锦鳞醉，风袭蛾眉天下颦。莺声压却三军鼓，蜂腰舞动霸业根。一场大梦烟波里，泪洒珍珠照来人！ 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但在历史文献中却找不到踪迹。专记越史的《国语·越语》、《越绝书》、《史记·越世家》以及《吴越春秋》、《史记·货殖列传》均不见范蠡与西施的恋爱关系。从史实考察，范蠡为“南阳五圣”之一，故里在楚国三户（今河南南阳淅川县），西施家住越国诸暨苎萝村（今绍兴诸暨苎萝村），年轻时范蠡与西施都没离开过家乡，不可能有见面的机会，更不能成为情侣。范蠡入越后，身居高官，也不可能去诸暨去见浣沙女西施。勾践为了腐化吴王夫差献美女西施、郑旦于吴，此时范蠡有见到西施的机会，但范蠡也不会从中插上一脚，去和西施谈恋爱。 范蠡与西施 是谁把西施献给夫差的，史书记载不一。《越绝书》说是文种送去的，范蠡就成了局外人。《吴越春秋》说是范蠡送去的，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范蠡只会敬佩西施为国献身精神，哪里还有心思去和西施谈恋爱。但小说戏剧为什么把范蠡与西施的关系，描绘的那样情意绵绵，温情脉脉、难舍难分、甚至还说范蠡离越后，携带西施遨游四海。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文学家们对西施的同情，想给西施找一个理想的归宿，而这个理想的归宿，则非范蠡莫属，但这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据史书记载范蠡确实有一位夫人，生了三个男孩，但这位夫人绝不是西施，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希望她就是西施。基于同样感情，希望戏剧中范蠡与西施的情侣关系永远演下去，小说中的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永远传下去。臧励龠乐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设有“西施”条目，说“越王勾践败于会稽，范蠡取西施献于吴王夫差。吴亡，复归范蠡，从游五湖，或云吴亡，沉西施于江，以报鸱夷，未知孰是。”这是根据传说而采取存疑态度。其实由于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西施的归宿也只好千古存疑了 春秋战国追加篇——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字伯阳（或曰谥伯阳）。生于公元前571年，卒于公元前471年。与中国近现代文教界代表人物厉麟似等并称“影响中国历史的十位教育大家”。 据《史记》等多部古籍记载，老子是春秋时期的陈国苦县人（今河南省鹿邑县，一说安徽省涡阳县），在老子去世后，苦县又属于战国楚国和汉朝楚国。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与庄子并称“老庄”。在唐朝，被追认为李姓始祖。曾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 老子曾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以博学而闻名，孔子曾入周向他问礼。春秋末年，天下大乱，老子欲弃官归隐，遂骑青牛西行。到函谷关时，受关令尹喜之请着《道德经》。 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术上，讲究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 老子传世作品《道德经》（又称《老子》），是全球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着作之一。 老子大约于公元前571年即周灵王元年（鲁襄公二年、宋平公五年）出生于陈国苦县，年长孔子20岁。据《史记》《索隐》《后汉书》《礼记》《经典释文》等多部史书，老子即李耳，老子的家乡在春秋时期的陈国苦县，其地春秋时属陈国，当时称为“鸣鹿”，也被称作“相”，就是说老子是春秋时期的陈国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陈国人，生于春秋末期，曾任周朝的柱下史，管理典籍图书，是孔子的前辈，孔子曾向他问礼。 古代史书的记载不是实时更新，而常常是后世追述。例如，在公元218年去世的乐进被后世追述成在公元221年才出现的阳平郡，就是因为史书采用了后世追述的做法。所以，因为史书的记载不做实时更新，使得老子在世时隶属于春秋时期陈国的苦县，被后世追述的方法而划归了到战国时期的楚国或者汉朝时期的楚国。《索隐》：“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正义》：“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 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老子入周王室任守藏室史（管理藏书的官员）。在被推荐入周室效力之前，老子跟随常枞（商容）学习知识。 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老子因受权贵排挤，被甘简公免去守藏室史之职，出游鲁国。在鲁国巷党主持友人葬礼，孔子助葬。时孔子17岁，问礼于老子。 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老子被甘平公召回仍任守藏室之史。 周景王十九年（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二十六岁的孔子适周观光，拜访老子。 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老子因所管典籍被王子朝携至楚国，被罢免守藏室史一职，回故里居住。后去往秦国，确切年代不详。 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南至老子故里向老子问学。 大约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老子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败，就离开故土，准备出函谷关去四处云游。把守函谷关的长官尹喜很敬佩老子，听说他来到函谷关，非常高兴。可是当他知道老子要出关去云游，又觉得很可惜，就想设法留住老子。于是，尹喜就对老子说：“先生想出关也可以，但是得留下一部着作。”老子听后，就在函谷关住了几天。几天后，他交给尹喜一篇五千字左右的着作，据说，这篇着作就是后来传世的《道德经》。然后，老子就骑着大青牛走了。相传归隐修炼于景室山（后更名为“老君山）”。 相传老子长寿，大约于周元王五年（公元前471年）死于秦国，享年一百零一岁。《庄子·养生主》有：“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胡适认为，老子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 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老子被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老子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老子》一书里。《老子》，又名《道德经》或《德道经》，和《易经》《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着。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有学者认为《老子》并非成于一时，作于一人。此书共计五千字左右，最初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后来称《道德经》，并分成八十一章，编为上下两篇，上篇道经三十七章，下篇德经四十四章。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 老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道”，“道”字在《老子》书中出现了七十三次，天道自然无为是《老子》一书的主旨。道是一种混沌未分的初始态，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为化生万物的根源；道常无名，无为而无不为，它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与万物争，以柔弱胜刚强，是最高的善；道是不可言说的，人的感官也不能直接感知，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持之不得。道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万物的规，还是人生的准则。儒家以天、地、人为“三才”，老子则以道、天、地、人为“四大”。 “四大”在“三才”之上增加了道，就给中国文化思想的架构，打开了一个极其高远、极富想象力的思想空间。道是出自形而上，而贯穿形而下的；而且在贯穿中，不给天与帝这类有意志、有目的的造物主，留下任何插足的余地。在二千五百年前，老子之道是在从根本上改造原始道论的基础上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道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本原与本体，缔造、成就了天地万物。但道成就天地万物，并非有意作为，而完全出于无意作为，完全是自然而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自然者，自得其然也。自然是对道之状态与作为的形容，而非道之外更有一实体的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一切因其自然，一切顺其自然，这就是道的本性。道之本性是自然无为，但正是这种无为，成就了有为；正是因为无为，才成就了一切。这种现象，被老子加以哲学的高度概括，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而无不为”，不仅是道之大德、大用，同时也是支配天地万物之最根本规律，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法则，是所谓“道理”。“不自生，故能长生”，“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这是天地万物之理。“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就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法则。“无为而无不为”，不仅是道之用、道之理，同时亦是“道术”，是侯王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和方法，侯王之“王”天下、治天下，亦当以道为法，“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所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此才有彼，有是才有非，有善才有恶。表面看来，正相反对的两个方面是相互对立的，而实际上又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任何事物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提出“反者道之动”。这就是说，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所谓“物壮则老，兵强则灭”。同时，事物的发展、事物向反面的转化，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需要经历一个数量上不断积累的过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认为，道之本性即是自然无为，自然无为乃支配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类应当信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反对人之有为，因为有为破坏了人的原始的自然淳朴，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带来了虚伪、狡诈、贪欲、罪恶等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天下有道，一切都自然而然。不标榜仁义，而自有仁义。等到以仁义相标榜，则意味着仁义已不复存在。由此老子提出“绝智弃诈”“绝巧弃利”，主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与，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这是一种复古思想。与这一社会理想相适应，老子还主张贵柔处弱，认为“坚强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进而主张“上善若水”，认为最完善的人格应具有水一样的心态和行为，“处众人之所恶”，去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坚忍负重，居卑忍让。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道的本性即是自然，出于对自然的推崇，老子也很推崇素朴和稚拙，认为“大巧若拙”，赞美婴儿“含德之厚”，主张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古朴、稚拙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在中国古代一直受到人们普遍的赞颂，与此对立的华艳轻浮，历来为人们所蔑视，这一倾向即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古朴、稚拙之外，老子也很推崇恬淡，认为“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平淡之美，也为很多人所崇尚，在宋代更成为一种审美风尚。 老子“有无相生”以及“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美学及传统艺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绘画和戏曲一贯强调虚实结合，强调“计白当黑”，强调“空灵”，这些理论源头，正是老子“有无相生”的理论。老子还提出“味无味”。“味无味”本来是讲体道的，因为道无形无味，所以对于道，不能靠感知来认识，只能靠体味才可以觉察。中国古代审美理论很早就认为审美非认识而体验，这也是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老子讲“涤除玄鉴”，这一理论本来是讲观道的，而审美也必须涤除物欲之心，所以这一理论就为后代美学家所继承，成为中国美学审美观照的理论。 老子的文章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小。首先，《道德经》高度地发挥了文学的特定社会作用，对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起了重要作用。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好的文学作品是其实地再现自然和社会现象中的各种场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描写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反映人们的各种现实关系，使读者获得关于历史和现实、社会与人生的各种正确认识，《老子》在这些方面有很大成就。 其次，老子在文章技巧上的成就。仅有五千多字的《道德经》，包含那么丰富的内容而且首尾贯通，这全赖作者写文章运用技巧之高超。老子的文学技巧可归纳为： 一、文简意赅，文短味长，善于三字四字构成对句绘声绘色地描写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图景。后人把《道德经》分为八十一章，每一章字数不多，多者八十余字，少者二十余字但它却像一串串的八宝珍珠，一句一理间错而不断，中间还往往押韵，以增加文章的音乐性。 二、妙用比喻妙用对句。妙用比喻如第五章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第二十六章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妙用对句如第一章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二章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之类。每句话都熔铸着作者的强烈思想感情，这就是老子妙用比喻和对句的结果。 三、老子文章都很容易理解，并不是“难识微妙”，但要从他的语言运用上找出它的妙处。 四、老子文章善于用矛盾说明事物相互转化的自然法则，在造句时信手拈来反正词，巧妙地结合一起使用它揭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如：有无、同异、美恶、难易、长短、上下、高低、前后、虚实、强弱等等。 五、老子文章是以明理的散文为本。自六经以下诸子百家论述，文章皆为寓理的工具，老子也不例外，但老子文章情节结构和表现形式，则别具特色。 六、老子力求文工，一个道理常以数个同义词，反复论证，再因语短而味长，理明而事核，而不觉重复；老子要文章形式从其内容不是“文章必以体制为先”；老子文章不求驾空、纤巧，而是靠实，叙述议论，辞正理备，《道德经》八十一章，从头到尾前后呼应条理清晰没有混淆之处，体现了结构服从主题的表现。 历史评价 孔子：“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司马迁：“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着书辞称微妙难识‘” 春秋战国追加篇——孔子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父叔梁纥，母颜氏。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早年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他“少好礼”，自幼熟悉传统礼制，青年时便以广博的礼乐知识闻名于鲁，从事儒者之业，以办理丧祭之礼为生。中年聚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年五十，曾一度担任鲁国的司寇，摄行相职，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久因与当政者政见不合而弃官去鲁，偕弟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终未见用。晚年回到鲁国，致力教育事业，整理《诗》《书》，删修《春秋》，以传述六艺为终身志业。 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长久。他的“仁”与“礼”成为国家施政和个人自我修养的重要准则；“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思想使华夏文明得以无限传承；对古代文献的系统整理，不仅寄予了自己的理想，更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具有了深广的内涵。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时，叔梁纥病逝。叔梁纥死后，颜徵在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十九岁，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亓官氏为妻。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这一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因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15]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四十岁，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18]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着《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43]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春天，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来到了卫国。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弟子子路对孔子见南子这件事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的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曹伯阳没有接见孔子。在曹国稍作停留，到达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五十九岁的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国、宋国、郑国至陈国，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国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与弟子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国人相救。由楚国返回卫国，途中又遇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夫人亓官氏去世。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率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六十八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这一年冬天，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七十岁，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这一年，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 孔子卒后，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受到人们的奉祀。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孔子主张的较低政治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其影响。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体系。孔子之后，孟轲和荀况分别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仁政德治和礼治思想，进而形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孔子的政治思想经过后世继承和发扬，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并对东亚、东南亚、欧洲产生了影响。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在他的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若不富足，国君就不会富足。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 “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 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子的史学思想以及他对史籍的整理，存在着积极因素，值得借鉴和重视。孔子有浓重的历史意识和渊博的学识，这为他创立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孔子强调治史要十分慎重。他认为研究历史一定要先掌握大量的史料，即言必有征。如“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杞、宋保存的夏、殷的文献太少，不足以详实夏、殷的历史。如果史料不足，宁可存疑也不能妄言。又如《论语·尧曰》中就征引了《尚书》所记，具体形象地说出了自尧、舜至周以来的历史情况，并不言及尧、舜以上，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掌握的有关尧、舜以前的历史资料十分匮缺，即使有也多属口耳相传的故事，而且当时并不具备考古发掘资料的条件，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孔子这种治史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说明他支持孔子所持的这种慎重态度。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中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作为历史学家的孔子，在品评人物和事件时，有一些自己特有的方法。 首先，孔子评价人物是为了树立当代从政及为人的标准。其次，孔子提倡效法先王的“仁”“德”。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着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孔子的言论主要记录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着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 孔子晚年致力教育，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后人合称之为《六经》。 相传孔子作有《去鲁歌》《蟪蛄歌》《龟山操》《盘操》《猗兰操》《将归操》《获麟歌》等诗歌。这些诗歌多载于《乐府诗集》，可信度不高。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着名的便是“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 孔子弟子颜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 孔子弟子宰我：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 孔子弟子子贡：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 战国思想家孟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战国思想家荀子：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雄，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 汉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 春秋战国追加篇——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约公元前286年），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一说为今河南商丘民权县，一说为山东东明，一说为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人。战国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老庄”。 庄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仅担任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史称“漆园傲吏”，被誉为地方官吏之楷模。他最早提出的“内圣外王”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他洞悉易理，指出“《易》以道阴阳”，其“三籁”思想与《易经》三才之道相合。其文想象丰富奇特，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微妙难言的哲理写得引人入胜，被称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其作品收录于《庄子》一书，代表作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 据传庄子尝隐居南华山，卒葬于彼，故唐玄宗天宝初，被诏封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亦因之被奉为《南华真经》。 周烈王七年（约公元前369年），庄子出生于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约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家世、生卒年、籍贯故里多有争议，此处采用主流说法，相关争议内容见下文“人物争议”部分）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了一二百字介绍了庄子的生平，并未提起庄子的字。庄子字子休是由唐人提出的。 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44年），当在此年前后，庄子与宋人惠施初次见面。 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惠施次年或稍后至魏，得到魏惠王信任，擢为国相。庄子往见，惠施甚恐，庄子以“猜意鹓鶵”讥之。惠施后有孟诸之行，大摆排场，庄子鄙之。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宋剔成自立为君，大约在此年前后，庄子为漆园吏。漆园在蒙地。 周显王三十年（公元前339年），楚威王使大夫往见庄子，欲聘其为相，庄子却之。 周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337年），宋君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奔齐，偃自立为宋君。大约此后不久，庄子主动辞去漆园吏职。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采用惠施策略，和齐威王在徐州相会，尊齐为王。当在此年或稍后，庄子见魏王。就其见魏王“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及有关谈论看，似已非在职官吏。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或谓庄子是年南游楚国，并谏阻楚王兴兵伐越。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宋君偃自称为王。此时或稍后。有人巴结宋王偃，获赐车十乘，以骄庄子。 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自称为王，次年更元元年。庄子当在此时或稍后，在家乡见到邑人曹商。曹商归自秦国，自我炫耀，庄子讥其“舐痔得车”。 周显王四十七年（公元前322年），是年或稍后，庄子或南行至楚。其时，张仪相魏，逐惠施入楚，楚王受之，后听冯郝言，复纳之宋。或在此期间，庄子与惠施濠梁之辩，以及“庄子之楚，见空骷髅”，并与之对话。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庄子妻子去世，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施前往吊丧，见此情景，颇不以为然。尔后，两人又论辩“人故无情”与“有情”的问题。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约在此年或稍前，庄子与惠施辩对五家是非。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约在此年或稍前，惠施病故。自此以后，庄子深瞑不言。 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此后，庄子晚境苍凉，独身栖息故园，课徒着书以自遣。其间，与弟子蔺且等，先后游于山中和雕陵之樊。或谓庄子晚年常隐居于曹州南华山。 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或谓庄子曾辞齐湣王之聘。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宋王偃置太子为王，即宋元君。当在此年之后，庄子过惠施之墓。 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或谓庄子曾前往赵国，与赵惠文王说剑。 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庄子因病辞世，享年八十四岁。是年，齐灭宋，宋王偃死于魏地温。 庄子将死时，弟子欲厚葬之，庄子表示反对。《意林》引桓谭《新论》：庄周病剧，弟子对泣之。应曰： “我今死，则谁先？更百年生，则谁后？先不得免， 何贪于须臾？” 庄子在哲学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观点，使道家真正成为一个学派，他自己也成为了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道家之祖”。庄子之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着书十余万字，大多都是寓言，如其中的《渔父》《盗跖》《胠箧》等篇，都是用来辨明老子的主张的。他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结为天然的“道”“我”合一。《庄子》和《周易》《老子》并称为“三玄”，在哲学方面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道”是庄子超越哲学的核心，“心斋”与“坐忘”是达到超越的理想手段，“逍遥游”是生命自由的最佳境界，“万物齐一”是追求生命自由的必然世界观。 “道”是庄子哲学的基本概念，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庄子基本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老子的“道”重客观的意义，庄子的“道”从主体上升为一种宇宙的精神。庄子把“道”和人紧密结合，使“道”成为人生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他所关注的“道”是以人为核心，从人的生命、人的精神空间、人的心灵氛围的角度去透视“道”。 他在老子的“道”亦气和有与无的关系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宇宙万物运动的法则，“道”是无形相的，在时空上是无生灭的。“道”的特点，具有绝对性、创造性、永存性、普遍性、无为性。“道”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无为”形容“道”的幽隐寂静，“无形”形容“道”的超乎名相。“道”虽然幽隐寂静，却在作用上可取得信验（“有信”），所以具有绝对性；“道”具有创造性，“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品位上与时秩上都先于天地鬼神，是产生万物的最后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 道“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出上古而不为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故具有永存性；“道”遍及六合四方，“在太极之下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又具有普遍性；“道”还具有无为性，道无为而万物自化，“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万物常因特殊的际遇而兴起而消失，道运作万物而自身却永不消失。 庄子阐述的“道”，向世人宣告自己体悟的宇宙观、世界观，这也正是他追求生命自由的逍游境界的思想基础，要达到生命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深刻体悟“道”这个基本的范畴。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就用不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在庄子看来，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如何扩大人的内在生命，便是庄子所关注的问题。人被生存的环境所蔽，为知见所囿，形成锁闭的心灵。庄子所关心的，不在于生理我的满足，不在于家庭我的实现，也不在于社会我的完成，而在于体现宇宙我的理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便是宇宙我的体现。宇宙我的体现，有赖于超越精神的展现。超越的意义，在于扬弃与提升，扬弃俗世的价值，而提升到更高更辽阔的精神领域中。 庄子认为只有以通达的精神超越现实世界，才能获得无限的自由和心灵的宁静。庄子认为，真正的自由是“无待”的，它不依赖于任何条件。无待就是通过“心斋”与“坐忘”来实现。 “心斋”，庄子解释为：“若一志，无听之于耳而听之于心，无听之于心而听之于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即虚无，指无知无为的心境而言。“心斋”作为方法，是一个“致虚”“守静”的过程，亦即去执去为的过程，其要旨是“一志”和“唯道集虚”。“一志”者，义为专一心灵，神不外驰，不为外物所动。这一过程同时是“唯道集虚”的过程。道之性为虚，冲虚自然。人要“体道”，心灵也要冲虚自然。这一虚静之心是需要不断地化欲，反复提升的。在《人间世》中，庄子认为心不断地集虚，则可以“虚实生白”，使之呈现为一种虚灵空白、无执无着、自然无为的状态，即与道合一之境。 “坐忘”是对自我的超越。世人往往寄情于外物，驰心外求，故需返归自观。庄子所说的这两种“执”如同佛学所说的“法执”和“我执”，“忘”的过程就是去掉“二执”的过程。“忘”是对外物的超越。外忘于物，内忘于我。内外俱忘，即为至境。 庄子提出“不滞于物”的观点。在庄子看来，“不滞”就是于自然无所违，不凝滞于任何思想、任何事物，从而达到圣人不凝滞于物的境界。“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极端的追求无穷的知识、利益，而忽略身边一切的美好这是滞碍郁滞的。庄子认为只有不滞于物，才可乘物以游心，而不被任何思想、利益所奴役、所累，才是全生。他认为人活在世上须旷达处之泰然（见《庄子·德充符》）。庄子一再强调君主的残暴。所以他不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该追求自由。 庄子和儒墨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儒家墨家推崇圣人，而庄子则反对推崇圣贤。在《庄子·胠箧》中，他宣扬“绝圣弃知”的思想。庄子反对“人为”，理想的社会是所谓“至德之世”。《庄子·应帝王》的“浑沌之死”就是主张自然，反对人为的寓言。另外，庄子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儒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庄子认为“道通为一”，认为道在万物，万物平等。 庄子认为儒、墨、名、法等各家过多的执着于“是非”“分别”问题，崇其所善，各执一端。因此，他站在“道”的高度，为他的平等观念作了“万物一齐”的预设：他对万物平等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彼此是非”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得到了“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结论。“万物齐一”并不代表庄子抹煞事物间的差异，实质上，他不但首肯事物间差异性的存在，而且还维护之，高扬之。 如《齐物论》中有两个寓言：一为“三籁”，说明事物间天然的差异性的永存；二是“正处”“正色”“正味”之辩，说明人为价值标准的时期延续性。庄子重视事物天然的本性，认为天然的本性都合乎性命之常情，因此天然的差异也是合理的，而对个性和差异的尊重，正是庄子平等观念的深刻之处。 庄子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辨证法因素。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照庄子的逻辑，道是无分别、无界的混沌，因而它不是理性的对象：“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素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一方面，道是真实存在的，所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所以道是有；另一方面，道又不同于具体之存在，它“无为无形”，因而道又是无。但它不是虚空之无，而是涵盖了万有的无。所以道既派生了万物，又不滞于万物中，表现出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 由此也决定了人对道的认识既不能是简单的经验认识，也不能是理性的逻辑推理，而必须是物我、主客为一的内在观照，即超验的形上学的观照。庄子曾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这里的至知，就是从知进入到不知的浑池的能观照一切的知识境界。道由于其不可言说性和无限性，对道的体认实际上就是超越理性的直觉认知过程。 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了“万物齐一”的认识原则，主张人应突破自我形躯的局限而对万物加以整体性把握。因此，他对现存的各式知识系统持蔑视态度，认为仅以经验获得的知识含有极大的片面性，并把他们统统归结为“道隐于小成，而言隐于荣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各囿于己见，人人自我执着，一副“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纷争纠结之态。 庄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相对论认识。庄子的自然原则是和相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庄子认为事物总是相对而又相生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正反两个方面。庄子还认识到事物的变化总是向它对立的方面转化，宇宙万物尽管千差万别，而说到底又是齐一的，没有区别的。他认为确定认知的标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认知都会受到特定条件的限制，受到时空的制约。 庄子的相对主义一方面是对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中消极因素的发展，他无限夸大老子的“玄同”思想，从根本上取消的事物的“彼”“此”差别，得出了“齐万物而为一”的相对主义结论；另一方面，在庄子以前或与庄子同时的哲学家，大多有独断论的倾向，庄子的相对主义是作为他们的独断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否定客观事物物质的区别。其次，在认识论上，庄子片面强调认识的相对性的一面，认为人的感性和理性都不足以信赖，因为他们都是相对的。他看到一切事物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中，却忽视了事物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他认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万物，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即绝对的“齐”；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而学“道”的最后归宿，也唯有泯除一切差异，从“有待”进入“无待”。在思辩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秘的诡辩主义。 庄子思想中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游世思想，尤其在内篇七篇，游世几乎是核心思想。游世思想的内涵相当复杂。庄子一方面是以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继承了隐者传统的心情灰暗的主题叙述，就是以轻视现实和躲避矛盾，来保护一种弱意义的生存欲求。可是另一方面，庄子又认为在这样黑暗的存在背景中，隐者传统意义的个人出路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庄子干脆把一种故意不肯负责任的游戏态度贯彻到底，不仅游戏地对待现实世界，而且游戏地对待个人生死，游戏地对待人生一切可能的期待，传统隐者始终小心翼翼保护着的软弱的个人生存渴望被庄子戏谑地扔进黑暗的游戏世界之中。 庄子的游世思想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以带有自嘲意味的自我放逐心情，来与一个黑暗的世界对抗。这里的对抗不是正面反抗，而是摆出一切皆不在乎的姿态，直视黑暗世界任何可能的恶意摆布，并且以对这种恶意摆布的戏谑的欢迎，表达对这个黑暗世界的嘲讽。游世思想这一隐蔽的主题，与寻求个人内心安宁的传统的自我保护主题，在庄子文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叙述，而是混合在同一种词句奇诡变化的叙述之中。两种主题都是真实的，可是相比之下，以彻底的戏弄姿态对抗和嘲讽的主题，更深刻地表达了庄子对人在天地之间无路可走这一绝望处境所作的回答。 庄子思想对中国后世哲学、艺术、宗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一书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容和高超文学水平都给后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巨大的影响。后人在思想、文学风格、文章体制、写作技巧上受《庄子》影响的，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论，就有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后世道教继承道家学说，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庄学派取代黄老学派成为道家思想的主流。对于庄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封建帝王尤为重视，庄子其人并被神化，奉为神灵。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封“南华真人”，后人即称之为“南华真人”，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为开宗祖师，视其为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宋徽宗时被封为“微妙元通真君”，《庄子》一书也被诏称为《南华真经》。 庄子一生着书十余万言，他和他的门人着有《庄子》一书。这部文献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它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因此，庄子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着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庄子》全书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继承老子学说而倡导自由主义，蔑视礼法权贵而倡言逍遥自由，内篇的《齐物论》、《逍遥游》和《大宗师》集中反映了此种哲学思想。庄子的文章想象奇特，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其超常的想象和变幻莫测的寓言故事，构成了庄子特有的奇特的想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 《庄子》在文学上有较高研究价值。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庄子极为推崇。庄子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传诵。庄子文章极有个性。首先是说理方式独特。庄子喜欢在文中采用或虚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而作尽情的夸张描述，以表达抽象的事理。其次是笔调恣肆，想象丰富，气势壮阔。其行文汪洋恣肆，瑰丽诡谲，意出尘外，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结构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词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富表现力，极有独创性，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总体来说，庄子散文极具浪漫主义风格，在古代散文中罕有其比，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对后世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文章体制已脱离语录体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可以说，《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最高成就。 历史评价 战国·荀子：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汉·司马迁：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着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 春秋战国追加篇——荀子 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21]，名况，字卿(一说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两汉时因避汉宣帝询名讳称孙卿。战国晚期赵国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国，因学问博大，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稷下学宫的主要思想家田骈已于齐襄王时故去，齐国需补充列大夫的缺额，荀子因此三次出任祭酒一职。后齐国有人诋毁荀子，于是便前往楚国，被春申君任命做了兰陵（今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县令。春申君去世后，荀子被免职，在兰陵（今中国山东省临沂市）一直居住，直至去世。 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有着相当显着的贡献，所着《荀子》一书，又名《荀卿子》，集中体现了其学术主张和理论思想，强调“礼”在社会中的规范作用。“礼”不仅是一个人人生的最高准则，而且也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其次，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首倡性恶论。认为人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形成的，是环境影响和教育的结果，因此更加注重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荀子还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其言“天行有常”，不信鬼神，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命题。对于荀子而言，宇宙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人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元和姓纂》载“晋有荀林父生庚裔荀况”，而关于春秋时期荀氏的记载见于（桓王）十三年（公元前678年）“晋曲沃灭荀，以其地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左传》僖公九年《传》正有“荀息”亦称“荀叔”之文，所以原氏黯即为荀息，被封荀国故地以地为姓。 荀氏的传承为荀息生逝敖，逝敖生荀林父，荀林父曾为晋国中行将，故后裔别为中行氏，林父生荀庚，庚生荀偃，偃生荀吴，吴生荀寅。荀寅在与赵鞅的斗争失败后，中行氏族人为了避祸，又纷纷改回荀氏，这就是赵国荀氏的由来。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录了他的生平。荀（xun）子于五十岁（有学者认为传抄时误将十五改为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国，到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为他的两名弟子为法家代表人物，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 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 他曾入秦，对秦国政治予以肯定，说“秦四世有胜，数也，非幸也”，同时又对秦国重视刑法吏治，轻视仁德士君子的方略不以为然，谓之“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 荀子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兰陵。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李斯，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均为其门下高足。着作集为《荀子》（唐代杨倞为其作注），因为荀子受历代学者的抨击，其注者不多。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注释校订者才增加。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较古代为多，包括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梁启超胞弟）。清末学者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中国）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晚年的代表作有《劝学》。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殷商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学力图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贯通，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义理化、价值化。荀子有取于“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观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论宗旨却不在于走向自然主义，而在于凸现“天人相分”，然后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人道”学说。 1.天道自然的思想 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见于他的《天论》一文。“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好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阴阳风雨等潜移默化的机能叫做神，把由此机能所组成的自然界叫做天。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 2.“天行有常”的思想 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道不会因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变，对人的善恶分辨完全漠然置之。荀子对传统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吉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种宗教仪式，仅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非“鬼事”。（《礼论》） 3.“天人相分”的思想 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4.“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最着名的是他的性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善说直接相反。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 1.“人之性恶”——一自然资质为性的性恶论 荀子最主要的努力是确认人在道德修养和治理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在道德修养方面，作为前提与起点的，是荀子主张的性恶论。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否定而人性中先验的道德根据。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其实质就是人天然有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 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 荀子这里的情性观与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关。然而性自命出以“情”为天的观念引出的是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的生存论调。荀子没有沿着这一个路向发展，这是因为，他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顺应他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贼杀，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 2.“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 荀子认为，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是不会为善的。对于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命题。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善的，而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3.“化性起伪”的性恶论的意义与目的 性恶论的价值在于： （1）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从人的实然层面来看待人性。 （2）强调后天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 （3）进而说明礼乐教化的价值与意义。 性恶论的限制在于： （1）从性恶出发，固然可说明礼乐教化之“伪”的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否认了人的道德先验性，圣人治礼作乐的“化性起伪”的教化行为就失去了坚实的存有论根据。 （2）把人的先天的自然本性等同于社会道德之恶，没有真实地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会性“恶性”之间具有人的意识的造作性。如此将使社会性的“恶行”具有自然存有论根基，以至于“恶”成为了价值的合理性行为。 （3）性恶论使人性的超越幅度丧失殆尽，人完全成为社会宗法等级的奴隶。 性恶论的目的：性恶，或性善，对儒家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价值仅仅在于如此的人性论奠基可以为现实社会的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 就道德修习而言，荀子认为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荀子坚持自己的理论的一贯性，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末年贵族和平民依血缘形成的原有的界限的消解。荀子还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一样，也只有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成就自己。“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别被取消了。但是荀子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荀子学说有浓重的知识化、工具化的倾向，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与孔子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荀子讲成圣，又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荀子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转变百姓的性情。但是荀子认为圣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使天下皆出于治”，这就是儒家的外王学。不过荀子按照自己的知识论重组了这种外王学。 1.“明分使群”的社会（礼义）起源说 以往的儒家学者都曾建筑过自己的外王学，而且大都把这种外王学的正当性诉诸于天道、天命，很少有人能够从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证明自己的外王学。荀子的经验知识的立场使他得以面对现实，回到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 荀子注意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且得以优异于动物的地方，是人能群，即人能组织社会。而人所以能“群”者，在于“分”。“分”即是建立社会等级，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将社会协同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面对自然、战胜自然。“分”是组织社会的根本法则。而“分莫大于礼”。通过圣人的治礼作乐，将社会分为上下有序的等级，以解决基于物欲的争斗。“分”的标准就在于“礼义”，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和礼法制度。关于分靠什么维系，荀子有两个说法：一是“分何以能行？曰：义”。一是“分莫大于礼”。显然前一种说法侧重于道德教化；后一种说法则侧重于礼法制度。 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人性论出发，荀子提出了“名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以论证礼乐教化之必要性。 2.“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结果。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 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 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其含义两点： （1）礼法并举、王霸统一。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为用。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 （2）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称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致士》）。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未爆杂用的先河。 3.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 荀子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所谓“后王”盖指“近时”之圣王或可能成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即“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主张“法后王”，又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荀子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指责“俗儒”们的“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杂学，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儒效》）。“法后王，一制度”即是把一切都纳入新兴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制度与范围上来。 “虚壹而静”的认识论 1.“天官薄类”和“心有征知”：立足于经验的认识发展阶段 依据其自然主义思想，建立自己的认识论。在他看来所谓“知”就是主观与客观有所合。“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认识就在于以“人之治”和“物之理”。他将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缘天官”、或“天官意物”：“天官”就是人的感觉器官。在这一阶段人首先依靠感觉器官来把握事物。第二阶段，“心有征知”：荀子把思维器官称为“天君”或“心”，其功能为“征知”。“征知”就是对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析和验证，形成概念和判断。 2.“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 荀子认为人在认识上的最大隐患在于“蔽于一曲而訚于大理”，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就需要“解蔽”。而“解蔽”的方法就是靠“心”的“虚壹而静”。所谓“虚”就是不让已有的知识妨碍即将接受的新知。心能同时兼知两物，如果能做到使两物不互相妨碍以影响认识，谓之“壹”。不以混乱的胡思乱想淆乱正常的认识就是“静”。即要在认识中排除干扰、精力专一、发挥思维的能动性。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叫“大清明”，这是认识的最高状态。 3.“学至于行之而止”的知行观 在知行观上，荀子提出“学至于行之而止”的命题。他认为认知的落脚点在于“行”，“行”不仅是知的来源，也是知的目的。但荀子的所谓行，不可作社会实践理解，而是指人的道德行为。因而所谓“学至于行”，也就是“学至于礼”，让主观的道德行为符合现实的社会道德规范，最终达到“德之极”（《劝学》）的地步。 4.“制名以指实”的逻辑思想 对名实关系，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的思想，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所以有名”，即制名的必要性：“明贵贱”、“辨同异”、统一思想，以维护社会的秩序。“明贵贱”是指伦理和政治上的正名，使贵贱有等，亲疏有别。“辨同异”，是由伦理的正名发展到逻辑和法律的正名，要区别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野和各种等级称谓。 （2）“所缘以同异”，即名称同异的根据：“缘天官”，使同类同情者，共约其名以相期。 （3）“制名之枢要”，即制名的原则：“同实同名”、“异实异名”、二者一致则用“共名”的原则，以及“约定俗成”、“稽实定数”的原则。 对比孔孟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荀卿，是赵国人。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来游说讲学。邹衍的学说曲折夸大而多空洞的论辩；邹奭的文章完备周密但难以实行；淳于髡，若与他相处日久，时常学到一些精辟的言论。所以齐国人称颂他们说：“高谈阔论的是邹衍，精雕细刻的是邹奭，智多善辩，议论不绝的是淳于髡。” 田骈等人都已在齐襄王时死去，此时荀卿是年最长，资历深的宗师。当时齐国仍在补充列大夫的缺额，荀卿曾先后三次以宗师的身分担任稷下学士的祭酒。后来，齐国有人毁谤荀卿，荀卿就到了楚国，春申君让他担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卿被罢官，便在兰陵安了家。李斯曾是他的学生，后来在秦朝任丞相。 荀卿憎恶乱世的黑暗政治，亡国昏乱的君主接连不断地出现，他们不通晓常理正道却被装神弄鬼的巫祝所迷惑，信奉求神赐福去灾，庸俗鄙陋的儒生拘泥于琐碎礼节，再加上庄周等人狡猾多辩，败坏风俗，于是推究儒家、墨家、道家活动的成功和失败，编次着述了几万字的文章便辞世了。死后就葬在兰陵。 当时赵国也有个公孙龙，他曾以“离坚白”之说，同惠施的“合同异”之说展开论辩，此外还有剧子的着述；魏国曾有李悝，他提出了鼓励耕作以尽地力的主张；楚国曾有尸子、长卢，齐国东阿还有一位吁子。[9]自孟子到吁子，世上多流传着他们的着作，所以不详叙这些着作的内容了。 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擅长守卫和防御的战术，竭力提倡节省费用。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也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 《风俗通义·穷通》记载：“齐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在公元前286年，齐灭宋，《盐铁论·论儒》谈到齐闵王骄傲自大，“诸儒谏不从，各分散。”这时，荀卿向齐相进说：“处胜人之势，会胜人之道”，指出：当今巨楚在我前面牵系着，大燕在我后边威逼着，劲魏在我右边钩取着，……一国策谋，三国必然乘机进犯，这样，齐国必然导致四分五裂，国家将有灭亡的危险。（《荀子·强国》，下引本书，只注篇名）意见未被采纳，孙卿去楚国。在齐襄王在位时（公元前283年—公元前265年），荀子第二次回到齐国，“荀卿最为老师。” 他三次被推为祭酒（年高望重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范雎相秦期间（公元前266年—前255年），荀子到秦国见过秦昭王。昭王问：“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回答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儒效》）“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子回答说：“形胜”“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治之至”；然而“殆无儒”，是“秦之所短”。由于秦国实行法治，荀子以儒治国的思想就行不通了。 齐人有人谗言荀子，于是荀子离开了齐，来到楚国。公元前255年被任为兰陵县令。但有人认为荀子对楚国来讲是个危险。所以荀子又辞楚来到赵国，赵国拜其为上卿。后来楚国有人向楚相春申君进言请荀子回楚。于是春申君派人请回荀子，复任兰陵县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杀害，荀子罢了官。不几年就去世了。 荀子的着作，在汉代流传的有三百多篇，经过刘向的编订，删去重复的，定着三十二篇。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称秦国“百姓朴”、“百吏肃然”而近“治之至也”。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以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后来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县（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晚年从事教学和着述。 《史记》记载荀子说是“赵人”，“赵人”就是邯郸人。司马迁写《史记》时，原来意义上的赵国已不复存在，刘邦封自己与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赵王，其封地就是邯郸。此时山西的安泽仍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山西的安泽，本来属于韩国，后归赵国。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在《孟轲荀卿列传》中称荀子为赵人就是说他是邯郸人，他不可能再去考察安泽、中牟到底属于哪个国家。 荀子故里应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并在很大程度上应是首都邯郸。荀子的祖上可能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卿族荀氏，但荀氏封地于战国时期并不属赵，因而指今山西南部的临猗、新绛或安泽几个地方为荀子生地都是没有根据的。 荀子墓位于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东南一公里处，黄土堆积的坟丘。东西长10米，南北宽8米，东西两端高7米，中间高3米，上面遍布刺槐，墓前有石碑两块：一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立，碑额篆书为“补建荀子墓碑”，碑文及署名已不清；另一块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立的，上刻“楚兰陵令荀卿之墓”。1976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政府投入巨资，墓地已建成为大型仿古式陵园。 在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修建有纪念一代儒学家荀子的荀子文化园，山顶矗立着大儒的雕像，俯瞰着这片赋予了他生命的热土和汲取了甘甜乳汁的沁河。 荀子雕像底座8米，象征全县8万人民之深情，像高19.67米，寓县域面积1967平方公里之广义，托起荀子这位令故里人永世引以为骄的时代超人。园林专家提供的信息说，如此高大的花岗岩雕像当数全国之最。 荀子纪念馆，是2014年根据文献记载复原的景观，位于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一条历史文化街区串城街。建于2013年，2015年前完工。这个建筑是为了纪念邯郸荀子而建。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着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曾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荀子·天论》，是说，不应该由自然主宰人，而应该由人来主宰自然，同时也应顺应自然规律；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博学并时常检查、反省自己则能“知明而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 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他也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来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有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中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此外，荀子还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荀子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1.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应该给予发掘。 2.荀子对儒学经典的传授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着《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当代大儒徐复观也曾高度评价荀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3.荀子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充满事功精神。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却对秦政、秦俗多予褒奖，而同时批评其“无儒”。这说明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还在努力争取扩大儒家的政治空间。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春秋战国追加篇——墨子 墨子（公元前476或480年—公元前390或420年），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曾担任宋国大夫。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墨子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编成了《墨子》一书。 墨子在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国大夫。但以后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北到郑、卫，并打算到越国，但终未成行。 墨子曾阻止鲁阳文君攻打郑国，说服鲁班而止楚攻宋。墨子多次访问楚国，献书给楚惠王。楚惠王打算以书社封墨子，但墨子最终没有接受。后来他又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越王邀请墨子做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遭到越王拒绝。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 在墨子晚年，儒墨齐名。墨子死后，墨家弟子仍“充满天下”、“不可胜数”，故战国时期虽有诸子百家，但“儒墨显学”则是百家之首。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 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淫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 墨子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恶。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 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人为人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 墨子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述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 一、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 二、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三、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城防、军备、外交、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 二是“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击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 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别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 墨子认为，正义战争并不都是被动的“守御”战争，主动出师征伐有罪之国，也是一种正义的战争。墨子将伐“无罪之国”定义为“攻”，这是非正义的战争；将伐“有罪之国”定义为“诛”，这是一种正义的战争。可见，从“非攻”、“救守”到“出诛”这一系列丰富思想的呈现，充分显示了墨子军事思想的完美性、辩证性、合理性与深刻性。 墨子的军事战略是防御的战略，可概括为“非攻止战、以弱胜强”八字方针。“非攻止战”是最高谋略，是战略的目的所在。“非攻”要求世界和平、息战友好。“止战”是为了制止敌人发动侵略战争的企图，须以坚强的武备为后盾。“以弱胜强”则体现在“扶弱击强”“以一当十”“以勇为本”“全民皆兵”这几个方面。“扶弱击强”表明了墨家匡扶正义、反对侵略、保护弱小的大无畏气概；“以一当十”表明了墨家要求守城者最大限度地发挥精神力量与战斗力量；“以勇为本”则反映了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英勇牺牲精神；“全民皆兵”的防守原则，使得城池成为了坚不可摧、不可战胜的钢铁堡垒。 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相对于范蠡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墨子反对“攻无罪”的不义战争，倡导“诛无道”的正义战争。在这种战争观的基础上，他从守小国、弱国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全方位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但墨子并没有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 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 “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 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 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系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墨辩和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世界三大逻辑学。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 《墨子解说》 墨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该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 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对于物质的本原和属性问题，墨子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质的本原是“有生于无”（《老子》第1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墨子则首先起来反对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万物始于“有”的主张。 他指出，“无”有二种，一种是过去有过而如今没有了，如某种灭绝的飞禽，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为“有”；一种是过去就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这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无”。本来就不存在的“无”不会生“有”，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见，“有”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墨子进而阐发了关于物质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石头，就不会知道石头的坚硬和颜色，没有日和火，就不会知道热。也就是说，属性不会离开物质客体而存在，属性是物质客体的客观反映。人之所以能够感知物质的属性，是由于有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倍”、“同长”、“中”、“圜”、正方形、直线等等。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 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 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 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着《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 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 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的观点，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亚理士多德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就不会运动，而停止是物体的本性，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常人观测的结果的，却是肤浅和错误的）。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阻力臂，“标”即为动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动力x动力臂（“标”）=阻力x阻力臂（“本”）。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 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 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 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 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白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墨子是一位教育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有文、理、军、工等科的综合性平民学校，就是墨子在30岁前创办的。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史称“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并且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相比。墨子擅长防守城池，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风筝、纸鸢），成为中国古代风筝的创始人。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历史评价 墨子对自己的评价：“此仁也，义也”，谓之“天德”，谓之“天志”，谓之“圣王之道”。 《荀子·成相》：“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 班固《答宾戏》：“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毛泽东评价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主义大家”“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 春秋战国追加篇——孟子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子居），与孔子并称“孔孟”，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孟子自幼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氛围，孟母曾三次搬家，这也成为一时佳话。学成之后，孟子开始“周游列国”，终孟子一生，游说诸侯，历齐、梁、宋、滕、鲁诸国，均未能见用。晚年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传道授业，与弟子们一起，将自己的思想着书立说，最终成就了《孟子》一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 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唐宋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且巨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命题的哲学思辨以及伦理启示，至今仍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所着《孟子》一书虽然只有7篇余字，但早已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孟子不仅在哲学论理上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建立了以“民本”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在儒家思想与佛教理论交锋融合的过程中，孟子的影响尤为重要。孟子强调“权”，而非强调伦理原则。至中唐时，韩愈着《原道》，把孟子视为唐以前儒家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定为“四书”，使之成为儒家基本经典之一。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国，就是孟子的祖先。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孔汲，孔子之孙）之门人”；孟子没有讲他的老师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朱熹云：“私，犹窃也。淑，善也。李氏以为方言是也。人，谓子思之徒也。” 而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孔鲤（孔子的儿子）生卒年以及鲁缪公（鲁穆公）的在位时间进行推算，孟子受业于子思是难以成立的。由此看来，孟子师从子思之门人较为妥贴。 赵岐《孟子题辞》认为“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样，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孟母教子的故事，史书上记载颇多，孟母的言传身教对孟子成为“亚圣”具有巨大的作用。 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在诸侯国合纵连横，战争不断时期，作为锐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趋势，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与孔子一样，他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而当时各个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诸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孟子大约在45岁之前率领弟子出游各国。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年间（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到了齐国，孟子宣扬他的“仁政无敌”主张，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 齐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 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 他说，这就像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 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 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孟子抓住许行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当时梁魏屡败于他国，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 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像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齐宣王六年（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宣王不听，“燕人畔”，宣王后悔说：“吾甚慙于孟子。” 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公孙丑》下记载，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 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 “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 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 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 齐楚曾经有合纵之约。秦使张仪以土地之利诱骗楚怀王与齐绝交。楚齐已经断交，楚也发觉见欺。公元前312年，楚大发兵与秦战，两次大败于秦。 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 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 “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载，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不久，孟子便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像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 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着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他在家乡与万章等人整理《诗经》《书经》，阐发孔丘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义、善。《孟子》全书虽非全是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 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 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自中唐的韩愈着《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 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着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着作平起平坐。 宋代孟子的地位迅速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 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次日钱唐上疏力争劝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无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谕旨：“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待遇。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着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孟子提出了争取民心、尊贤任能的主张。在天下纷争，干戈扰攘、诸侯改立的时代，民心的向背，已成为国家兴亡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教训了。 孟子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离娄》上）为了得天下，必须得民、得民心，而民心之所向，在于他们的愿望、需求能够得到实现。孟子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摒除霸道，才能做到这一点。齐桓晋文兴霸业，虽曾一匡天下，但为时不久也衰落下去。所以，他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要保民，就要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安定，生存不受到威胁，人民就会像流水一样归向“圣王”。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 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仁的标准，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第一、亲民。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权。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第四、同情心。 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认为这样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第五、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 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注意生产，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这种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改进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这种经济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 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伦理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仁心”。这种“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的思想体系。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 孟子一贯以孔子的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仅授徒讲学，培养出了乐正子、公孙丑、万章等优秀的学生，还与弟子一起着书立说，着《孟子》七篇，留给后世。犹如绵绵春雨，普降于漫漫的历史文化中。 对教育方法的改进，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传统教育方法。当他的得意门生公孙丑询问有的君子为何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孟子回答道：“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离娄》上）父子之间由于感情深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往往不严，对于儿子的一些错误和毛病也因为溺爱和骄惯而放任，从而使正确的教育难以为继。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易子让别人来教育，既能从严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伤害感情。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说文》解释仁字：“仁亲也。从人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的仁政措施。 孟子根据性善论思想，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着作，也是中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孟子以“言近而指远”为“善言”（《尽心》下）。他的文章前襟如话，明白晓畅，而又寓意深远，真正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其形式上虽然没有脱离语录体，但相比之于《论语》有了很大的发展。 《孟子》一书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如贾谊、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等散文家，他们说理的痛切、感情的激烈、气势的奔放、词锋的锐利，都受到《孟子》的影响。 历史评价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赞》：“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 春秋战国追加篇——列子 列子（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5年），名御寇，亦作圄寇，又名寇，字云。战国前期道家代表人物。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人，古帝王列山氏之后。约与郑繻公同时。先秦天下十豪之一，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列子是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道家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归同于老庄，被道家尊为前辈。创立了先秦哲学学派贵虚学派（列子学），对后世哲学、美学、文学、科技、养生、乐曲、宗教影响非常深远。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道家”部分录有《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八卷，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或为后人根据古代资料编着。全书共载民间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134则，题材广泛，有些颇富教育意义。 列子，姓列，名御寇，战国时期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人。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后被尊奉为“冲虚真人”。 列子的活动时期应该是约于战国早中期，与郑繻公同时，晚于孔子而早于庄子。列子聚徒讲学，弟子甚众，一次，列子往谒南郭子时选“弟子四十人同行”，据此可知，列子后学众多。 列子先后着书二十篇，十万多字。 据庄子《逍遥游》的记述，列子可以“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似乎练就了一身卓绝的轻功。因庄子书中常常虚构一些子虚乌有的人物，如“无名人”、“天根”，故有人怀疑列子也是“假人”。然而在《战国策》、《尸子》、《吕氏春秋》等诸多文献中也都提及列子，所以，列子应该实有其人。 列子弟子存名者有伯丰子、百丰、史疾等。 列子是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的道家学派重要传承人物。先秦道家创始于老子，发展于列子，而大成于庄子。其思想主张存在《列子》书中。 列子最早提出宇宙生成四阶段思想。 《列子》提出的“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等学说，都远远早于西方的同类学说。 列子开创了一种融寓言与哲理为一体的先秦散文文风。 宇宙生成论 《列子》一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化”。 它具有多重义项，但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宇宙生成系统中的“生化”，认识论和境界层面上的“物化”，以及政治和社会理论层面上的“教化”。 宇宙生成系统中的“化”具有本源与万物两个相互联系的主体角度；认识论层面上的“化”是境界层面上“化”的基础；而政治理论层面上的“化”则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 《易纬》说“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谈及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时，就是采用了《列子》学说的宇宙生成系统。 《列子》对于社会的不公平，对于人心的险恶，存在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嘲弄了一番。 首先，《杨朱》明确地否定君臣纲常、礼义教条。明确指出，应该让君臣之道止息，认为礼义是伪名，不过是追逐个人荣利的遮羞布。以讽喻的手法先提出“厚味、美服、好色、音声”是获得公民保障的前提，并称之为“达乎生生之趣”，然后反戈一击，抨击侯王为寿、为名、为位、为货的行为，倡导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 其次，认为正确的生活态度应该是“不违自然所好”，只有抱着这种生活态度和这样处理人际关系，才能保持人的天性，进而达到做人的理想境界。 再者，指出名声是虚伪的，并以古讽今，对子产准备私授其弟以禄位丑恶现实是厌恶的，是极具批判锋芒的。“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对于社会不公平，对于人心险恶，在作出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这就是要求儒家侯王放弃名利和各种私欲，做到返朴归真。 虚者，有无（空）皆忘，万异冥一，故谓之虚。《管子·心术上》：“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文子·精诚》：“若夫圣人之游也，即动乎至虚，游心乎太无，驰于方外，行于无门，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拘于世，不系于俗。”“贵”这个词不是列子本人所取，而是战国其时的学者概括列子其说的总结。列子认为虚无贵可言，一言贵就已经是有而不是无了。真正的无，需要有无（空）皆忘，差别消融，而这正是虚的意义。虚一旦彻底，也就无所谓贵贱有无（空）等等的概念。 列子“贵虚”，其根本义旨与老庄思想接近，关涉的是精神境界问题，属于养生治身的学问。虚即道，表示冲虚自然，不执不为之义。它既是宇宙生成的起源，即万物存在变化的根据，又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根本准则。《列子》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消解种种执着，上达于虚无之境，实现心灵的自由和完善生命的存在。这一以“贵虚”为要旨的根本精神，大体包括以道为本、齐物为一、体道求真、无心之境、安命处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道何以能成为万物生化的宇宙生成的起源？照《列子》之说，这需要从双方的物性看，处于永恒流转变化的过程，属于有限的存在物，因而不可能成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据。道的物性是“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实际上，道无所谓“往复”。具体事物往复变化，道贯于万物中而生化之，关涉于万物“往复”，故也说道体“往复”。道体生化万物，因此可以不受一形一象的限制而成为万物生化的根据。其次，凡具体事物各有其特定的功用。例如，天能“生覆”，地能“形载”，圣人能“教化”。但一有具体功用，就有局限，“随其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若天不能“形载”，地不能“教化”，圣人不能“违所宜”。因此，一切具体事物只能成为被统摄的对象。与具体事物不同，道非阴非阳，非柔非刚，不具有具体的功用。正因为它不具有具体的功用，因此反而可以成为“生生者”、“形形者”、“声声者”、“色色者”、“味味者”，成为万物的本体，运化万物而有无穷的妙用。道永恒存在，有无穷的功用，这就是它能成为万物根据的道理所在。 但倘若把道仅仅理解为宇宙生成的起源，则尚未尽其全幅义蕴。《列子·天瑞篇》引黄帝书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神”“玄牝”都是对道的比喻，表示“冲虚”之义。冲虚者，无执无为之谓也。道体冲虚，无执无为，表明道不是实物或实体，而是表示一种意义，表示万物生成变化的所以然之理。说道体冲虚、无目的、无意志，因此，《列子》进而以“自然”解说道体之性。所谓“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所显示的就是自然之义。万物的生成变化皆在其自己，皆是自然而然，此即是道。这说明，在万物之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主宰者。因此，“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意谓，认为有一个有目的有意志的实体作为万物生化之源是错误的。 《列子》以冲虚自然规定道体之性，并以道作为万物的宇宙生成的起源，这就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确定了一个根据。它意在表明，道不仅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则，而且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原则。人生的方式和目标，就是求得与道体合一，达到冲虚自然之境，使生命存在获得无限的意义，实现心灵的自由。 如何达于理想之境，获得心灵的自由，《列子》归之于认识上的转变。人生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差别的世界。人们往往执着于这些矛盾和差别，以此为是，以彼为非，故安于此而不能安于彼，这就是人生痛苦的根源所在。照《列子》的看法，事物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因此，执于物我、内外之分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只要齐物为一，即可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列子·周穆王篇》由真幻无别、觉梦一体论证了万物齐一的道理。世人皆以地上王国为真，天上王国为幻。《列子》借“化人”之口分析说：“且曩之所居，奚异王之宫？曩之所游，奚异王之圃？”天上和人间，一幻一真，这是人们的成见。其实，真幻有何差别？觉梦之别也是如此。古莽之国，其民“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中央之国，其民“一觉一寐，以为觉之所为者实，梦之所见者妄”。其实，觉梦有何差别，不过是人们执于常情妄作区分而已。 《列子·汤问篇》由物之无始无终，进而论证了万物齐一的道理“物这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事物的变化，在此则谓之终，在彼则谓之始。终始相循，哪有分际？终始如此，“巨细”、“修短”、“同异”之别亦复如此。事物的差别，都是相对的。从这一方面看，万物是有差别的；从另一方面看，万物之别则可以浑化为一。 生死可谓是人生的最大问题，所以《列子》对此着墨最多。《天瑞篇》指出：“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恶。”执于生死之别，好生恶死乃人之常情，也是人生痛苦的一个重要根源所在。可是，“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安知其不相若矣。”按照《列子》的气论思想，生乃气之聚，死乃气之散，散则复归于原始状态。人之生生死死，乃一气之往复变化。人死于此，安知不生于彼？生死又有什么差别？人们往往以生为乐，以死为悲，这是不懂得生死一体的道理。 《列子》强调万物齐一，其根本目的是要转变人的认识，祛除人的常情，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缓和心灵的痛楚。《列子·仲尼篇》借龙叔之口揭示了这一道理：“得而不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视人如豕，视吾如人。”龙叔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万物齐一的道理。人懂得了这一道理，便可以对社会生活的贵贱、荣辱、得失以及生死寿夭采取超然的态度，于动荡变化中不动心、不留情，此即冲虚自然的境界。 在《列子》中，道作为万物的本体，同时又是体道合真的方法或功夫。要实现与道体的合一，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求知的问题，而是一种心灵的体验活动，因此，不能采用逻辑的或概念性的方法。《天瑞篇》说：“至道不可以情求。”意指用名言概念的方法不能体道的。《仲尼篇》说：“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神听形智以求之，弗当矣。”无论是运用耳目的感性方法，还是运用心智的理性方法，皆属于逻辑概念的方法。《列子》认为，用这种方法求道是不恰当的。 体道合真作为一种内心的自我体验活动，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外向的，而是内向的，用《仲尼篇》的话说，不能“务外游”，而要“内观”。《黄帝篇》把这种“内观”的方法概括为两种。一是“纯气之守”：“壹其性，养其气，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却。物奚自入焉？”人之天性纯真，心灵虚静，有自然之德，原本与大道一体，因此，只要自觉地作“纯气之守”的功夫，即可全其真性，养其天德，保持心灵的宁静状态而不失。二是借用老子或庄子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致虚”或“坐忘”。 《黄帝篇》借列子之口，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方法。这一提升精神境界的方法，包括四个阶段：“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所谓“是非”、“利害”、是指人生所面临的种种纠葛和矛盾。人不同于自然界万物，而是有意识的存在。他有知识，有欲望，有种种情识活动。正是这种情识，使人心迷执于分别，背离于大道，丧失了本有的自然之德、纯真之性。“致虚”或“坐忘”的方法，就是通过自我修养的过程，不断地超越“是非”、“利害”，化解一切差别，忘却外物、自我的存在，重新恢复自我与大道的统一，使心灵重归于冲虚自然、无执无为的状态。 在《列子》中，无心之境即是冲虚自然之境，也就是《郑长者》书中说的，“无见”，“无现”。这是一个内外合一，物我无别的浑化境界。人达于此境，他的生命意义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虽有限而具有无限的意义。他身处尘世中，却无往而不顺通。因此，无心之境所显现的是一个完全自由自在的心灵。但这种自由自在不能理解为外在的、肉体的，它无关乎现实，完全是心灵的自我体验。 《黄帝篇》的一些象征性的语言和寓言故事，皆在显示这种自由自在的心灵。如说：“至人潜行不空，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华胥国之民“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等等。这种无往不适、无比自由的生活，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因此，它是落在心境上，是具有理想之境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感受和体验。 在“郑巫季咸”故事中，“地文”、“天壤”、“太冲莫眹”实是对至境特点的集中概括。“地文”的特点是“不震不止”。此是指心境之“静”，亦即“无”。主体超越种种是非之别，欲念不起，故此心境为“无”。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实是有体无用，故“无”只是抽象之“无”。“天壤”的特点是“灰然有生”，象征心体之“动”，亦即“有”，此是心体之用。心灵动则必外现，有种种活动，所以用“有生”说之。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有用无体，因此，其“有”只是一个抽象之“有”。关于“太冲莫眹”，张湛引向秀注：“居太冲之极，浩然泊心，玄同万方，莫见其迹。”此指心境之“静”。又说：“无心以随变也。”此指心境之“动”。至人之境，虽静而动，虽动而静，故动、静皆为具体之动静。动静相即，有无不离，此体用合一之境，是最高、最圆满之境。 至人所呈现的三种境界之相，关涉到如何理解理想境界的问题。照上面所说，无不能遗有，有不能离无，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无心而必应世成务，就世成务而必体无。单应世成务而不能体无固是一偏，但孤悬一个无心而遗弃外物，这也是一偏。因为，把无心孤悬，实际上是把有无对立起来；而一有对立，便不是无心，而是有心。因此，真正的理想境界必是虽有而无，虽无而有，是超越双边的有无统一。这一理想境界，通于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说得通俗一点，不过是强调人们当不执无为、体悟自然之道生活而已。这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理想原则。这一“知命安时”的生活态度，实际是至人“无心”之境的一个体现。而达到逆过即是顺的顺应自然的境界，这既是化解种种差别而提炼境界的功夫，又是浑化之境的本身，因此，它构成了《列子》“贵虚”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些学者认为《列子》是宿命论，其实不能对《列子》这样去解说。因为《力命》篇中“命”还有“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说法，似乎还有明显反对“预定”、“决定”、“因果”的涵义。即使评价《列子》是“命定论”、“宿命论”的学者，似乎也并不认为自己在评述《列子》中的“命”时是在通常所理解的消极层面上的“早已预定”、“绝对必然”、“唯有绝望接受”这个、意义上使用“命定论”“宿命论”这些词的。 萧福登指出，“《列子》所主张的‘命’有别于‘一般主张有主宰者安排的宿命论’”，皆是自生的结果。“因果关系”是宗教式“命定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列子》中“自生自化”“非物非我”的说法，是否定因果联系的，因而《列子》也不构成“命定论”。由此看来，我们不能用笼统的用“宿命论”、“命定论”等标签来指称《列子》的“命论”，这样的解释往往因为带有歧义而有失准确。一方面，《列子》既没有宣扬冥冥中有主宰者的意思，“命”或出于天，但无意志、无目的，《列子》所说的命也罕有惩罚或恩赐的含义，换言之，《列子》不过是对于不可抗拒又无法解释的事情姑且言之为命而己，“命”不可抗拒、无法解释似乎又带有些必然性；另一方面，《列子》虽没有褒扬和突出“人力”，但《列子》总体说来却并不废人力。 先秦诸子多是肯定“力”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列子》与之相比，有些不同，《列子》作者的态度是没有偏执、没有非此即彼，甚至说是有些保守的，可以说《列子》的力命观，既不突出“天”之“命”，也不突出“人”之“力”，《列子》力命观似乎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知命之行，知事之变，才全也。所安者自然，所体者自解。什么是自然？自其然而未尝不然者也。什么是自解？帝之悬解。命就像下雨时晒在外的衣服会被淋湿。而解就像漫步在雨中去收衣服。苏轼在定风波中的何妨吟啸且徐行就是种自解，是对《力命篇》的继承。《力命篇》的命是万物自生所呈现的状态。是万物自生的结果。《淮南子·泛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列子思想遵循了道家传统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的立场和方法，其环境伦理思想包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保护自然，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不良影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 从《庄子》中可以看出列子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很大。《淮南子·缪称训》：“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测度日影的天文仪器）而知持后矣（《列子·说符》：“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 《列子》一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西汉时仍盛行，西晋遭永嘉之乱，渡江后始残缺。其后经由张湛搜罗整理加以补全。全书共载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134章，基本上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众多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列子一书被誉为默察造化消息之运，发扬黄老之幽隐，简劲宠妙，辞旨纵横，是道家义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两小儿辩日》被编为小学语文人教版6年级下册第1课。列子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可见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境界，故而列子在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列子等道家思想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与道举的学说。 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文》、《列》、《庄》取代黄老学派成为道家思想的主流。对于列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封建帝王尤为重视，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封列子为“冲虚真人”，所着《列子》诏称《冲虚真经》；宋徽宗封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北宋景德年间加封“至德”，号曰《冲虚至德真经》。列子着书常言人之所未言，气伟而才奇简劲宏妙，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列子》中多记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天》等，都选自此书，篇篇珠玉，形象鲜明，含义深刻，妙趣横生，隽永味长，发人深思，具有较高的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 列子一生安贫乐道，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着述20篇，约十万多字。一般人认为《列子》的原着在西汉以后便已散失，唐代柳宗元已经怀疑此书的来源，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首先认定《列子》是伪书，现存的《列子》已经不是原着，而是晋人凑杂道家的思想而写成的，叶大庆、钱大昕、姚鼐、钮树玉、章炳麟等人都以为此书为伪。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更指出释氏轮回之说出于《列子》，非常可笑。 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提出《列子》受佛教思想影响，可知是魏晋时代的伪书，但也指出《列子》全书“窜取佛说，声色不动”，“能脱胎换骨，不粘皮带骨”。 《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释者张湛认为，《列子》一书不是先秦古籍。《列子》一书的内容颇多佛学思想的渗透，而语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载体，这意味着《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与佛经有关。章炳麟《菿汉昌言》卷四“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季羡林做过非常具体的研究。1949年2月，季羡林撰《〈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着者的一个推测》，该文为《列子》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指出：“《列子》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年）。” 《列子》的《周穆王》篇乃摄取汲冢书《穆天子传》而成，《穆天子传》的流传必在束皙等人的整理本完成以后，即太康二年至太康六年之间（281–285年）。由此可以断定，《列子》一书应当始创于太康六年之后永嘉五年之前这26年之间（285–311年）。“愚公移山”和“机关木人”的故事都见于《列子·汤问》篇，愚公移山故事来自竺法护的译经《佛说力士移山经》。如此看来，《列子》的始创者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法护译经。 列子修道九年之后，就能御风而行。《述异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吕氏春秋》说：“子列子贵虚”。他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列子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枯木逢春，重现生机。飘然飞行，逍遥自在，其轻松自得，令人羡慕。 列子心胸豁达，贫富不移，荣辱不惊。因家中贫穷，常常吃不饱肚子，以致面黄肌瘦。有人劝郑国执政的子阳资助列子，以搏个好士之名，于是子阳就派人送他十车粮食，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受实物。妻子埋怨说：“我听说有道的人，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我却常常挨饿。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我真是命苦啊。” 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子阳并不真的了解我，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以后也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所以我不能接受。” 一年后，郑国发生变乱，子阳被杀，其党众多被株连致死，御寇得以安然无恙。这样的列子遗事今郑州民间还在流传，康熙三十二年《郑州志》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历史评价 刘向：“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 《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列子贵虚”。 《战国策·韩策》：“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与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 大秦帝国篇——始皇帝 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赵氏（一说秦氏），名政（一说正） ，也有祖龙、吕政等别称（详见“人物争议-姓名之争”）。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朝的建立者，中国第一位称皇帝的君主。 嬴政为秦庄襄王和赵姬之子，因父亲在赵国做人质，故生于赵都邯郸。秦庄襄王成为秦国太子后，嬴政被放回秦国。前247年，嬴政继承王位。前238年，平定长信侯嫪毐叛乱，并铲除权臣吕不韦，开始亲政，起用李斯、尉缭等客卿。自前230年起，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完成了一统六国的大业。 前221年，嬴政自诩“德兼三皇，功过五帝”，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称号，被称为“始皇帝”。政治上，嬴政在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经济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社会文化上，实施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通往各地的道路，规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军事上，北击匈奴，收取河南地，修筑万里长城；南征百越，修筑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前210年，嬴政驾崩于沙丘平台，享年五十岁，葬于骊山秦始皇陵。死后由胡亥继位，翌年就爆发了埋葬秦朝的秦末农民战争。 嬴政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局面，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同时，他推行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妄图成仙、滥征徭役等行为也引发后世争议。 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五月，庄襄王去世，享年三十五岁。13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嬴政即位时由于年少，尊吕不韦为仲父，国政皆由吕不韦把持。始皇帝八年（前239年），秦王政年已21岁即将亲政，但此时秦国朝廷中却掀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当初吕不韦既把持朝廷，又与太后赵姬偷情。后见秦王政日渐年长，怕被他发现，想离开太后，又怕太后怨恨，所以便把自己的门客嫪毐假施腐刑，只拔掉胡须、眉毛就献给太后，供其淫乐。 秦王政渐长，太后也怀上了嫪毐的孩子，怕被人发现，便借口寝宫风水不好，要搬到别处。秦王政准许，于是他们搬到雍县的离宫，结果太后生下了两个私生子，而嫪毐也以秦王政假父自居，嫪毐在一次喝醉酒后对一个大臣斥责道：“我是秦王的假父，你竟敢惹我！” 这个大臣听后很生气，并且暗中找了个机会把嫪毐和太后的关系告诉秦王政，秦王政得知后非常生气，嫪毐慌了，准备叛乱。而当时嫪毐在太后的帮助下被封为长信侯，领有山阳、太原等地，自收党羽。嫪毐在雍城长年经营，建立了庞大的势力，是秦国中仅次于吕不韦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始皇帝八年（前239年），王弟长安君成蟜率领大军攻打赵国，中途谋反，秦军攻占屯留后，成蟜的部下皆因连坐被斩首处死，屯留的百姓被流放到临洮。 始皇帝九年（前238年），秦王政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嫪毐动用秦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动叛乱，攻向蕲年宫。秦王政早已在蕲年宫布置好三千精兵，打败叛军。嫪毐转攻咸阳宫，那里也早有军队，嫪毐一人落荒而逃，没过多久便被逮捕。秦王政将嫪毐车裂，曝尸示众；又把母亲赵姬关进雍城的萯阳宫；摔死嫪毐与太后所生的两个私生子。 始皇帝十年（前237年），秦王政免除吕不韦的相职，把吕不韦放逐到巴蜀。吕不韦知他与秦王政的关系已无法挽回，便饮毒酒自杀。其后，虽然秦王政听从秦国贵族所言，下了“逐客之令”，逐出六国食客，但被李斯的《谏逐客书》所劝阻，其后他还是重用了尉缭、李斯等人。 秦王政继位时，秦国已吞并了巴、蜀、汉中，西南越过宛城到达郢都，设置了南郡；北面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并且吞灭了二周，在其故地设置三川郡。秦王政掌权后，任用尉缭和李斯等人，积极推行统一战略。始皇帝十一年（前236年），赵、燕两国发生战争。赵国出兵攻燕，而秦国以救燕为名派王翦等将出兵分别夹攻赵国，先后攻取了赵的阏与、轑阳（南阳西北）、河间（河北省献县东南）、安阳（河北阳原县东南）等邑，漳水流域已为秦所占有。始皇帝十三年（前234年），秦国又大举向赵国进攻，以所取的赵地建立雁门郡和云中郡。 始皇帝十六年（前231年），魏国被迫把部分土地献秦，韩国亦被迫把南阳地献给了秦。秦派内史腾做南阳郡守。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了韩王安，于韩地建置颍川郡，韩国灭亡。 始皇帝十八年（前229年），秦将王翦率领士兵直下井陉（河北省井陉县西），秦将杨端和率领河内兵进围赵都邯郸。赵派李牧、司马尚带领大军抵御。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散布流言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并且杀死李牧。始皇帝十九年（前228年），大破赵军，王翦、羌瘣尽定赵地，俘虏赵王。秦王政亲赴邯郸，坑杀了自己幼年居住邯郸时的仇家，然后从太原、上郡返回。赵公子嘉率领其宗族数百人逃到赵的代郡，自立为代王。秦国在赵都邯郸一带建立邯郸郡。 始皇帝二十年（前227年），秦王政派大将王翦、辛胜攻燕国。燕、代两国发兵抵抗，被秦军败于易水以西。次年，秦军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迁都到辽东。秦将李信带兵追击，燕王喜听从代王嘉的计策，杀太子丹，把太子丹的首级献给秦求和。 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年），韩国都城发生叛乱，秦国出兵平定韩的叛乱，乘机处死韩王安。 始皇帝二十二年（前225年），秦王政派将军王贲攻魏，包围了魏都大梁（开封市），引黄河水灌城，三个月大梁城坏，魏王出降，魏国灭亡。秦王政就在魏的东部地区建立砀郡。同年，秦王政派李信、蒙恬带20万大军攻楚。李信攻楚的平舆（平舆县北），蒙恬攻楚的寝（安徽临泉县），取得初步胜利。秦楚两军在城父邑（今安徽省亳州东南城父集）相遇，楚军趁秦军不备发起反攻，大败秦军。后秦王政派王翦和蒙武带60万大军出征，大破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州东南），迫使楚将项燕自杀。接着秦军攻入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秦于楚地设九江郡（安徽寿县）、长沙郡（湖南长沙市）。 始皇帝二十五年（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楚的江南地，降服了越国之君，设置会稽郡，楚国灭亡。秦王政在灭楚的同时，不断地向东扩展，陆续设郡，并攻取鲁地，设置薛郡（山东曲阜）。同年，秦王政派王贲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灭亡燕国。接着又回师攻代，虏代王嘉，建立代郡（河北蔚县西南）和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将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俘虏齐王建，灭了齐国，在齐旧地建立了齐郡（山东淄博市东北）和琅邪郡（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城）。 秦国从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年）起，到灭齐时止，耗时10年陆续兼并了六国，继而于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开始平定南方百越。从此，秦王政完成统一大业，进入了帝国时代。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政灭六国后，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遂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所以自称“始皇帝”。同时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乃称皇帝。他还继续执行孝公变法以来商鞅的法家政策，加强君主专制，削弱旧贵族势力，提拔由军功而上升起来的贵族。此外，他还信奉阴阳家所提出的“五德终始”说，认为秦是水德，周是火德，水能克火，因此秦得天下，故以十月为岁首。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以后，建立了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郡县制和官僚制。初分全国为36郡，以后随着土地的扩大增至46郡，定咸阳（陕西咸阳市秦都区）为首都。中央政府最高的官僚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亦称“三公”。地方郡的长官为守，县的长官为令。郡县制初步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封建制、官僚制则代替了贵族的世袭制。 为了巩固政权，秦始皇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修筑长城、驰道和秦直道；强迫迁徙六国富民和平民。秦统一六国以后，为了防止六国贵族依持宗族“死灰复燃”，强迫他们迁徒到咸阳，要他们看护皇陵，或者迁徙于西南边远地区，一些平民也同时被迫迁徙，叫做“迁虏”，做开矿、开盐井等苦役。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将蒙恬夺河南地，设置34县，建立九原郡（治所在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从齐燕来的儒生方士们把儒家的“封禅”也作了改头换面的修改了一遍，盛传自古帝王莫不举行封禅典礼。始皇帝二十七年（前219年）至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连续到东方沿海，江淮流域以及北边等地巡游，所到之处，无不刻石颂其功德。 到了统治后期，秦始皇迷恋长生不死之术，笃信命数。又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岛，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不死之药”，服后便可“长生不老”。秦始皇想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有些怪迂苟合之徒，如卢生、韩终、徐福、侯生，都投奔秦朝。 卢生劝说秦始皇道：“我们寻找灵芝、奇药和仙人一直找不到，一定是有什么东西与它们相克。我们建议您要不时秘密出行，来驱逐恶鬼。恶鬼避开了，神仙真人才会来到。您居住的地方如果让臣子们知道，就会妨碍与神仙交往，希望您所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样，不死之药或许能够得到。” 秦始皇就对外宣称说：“我慕神仙真人，我自己就叫‘真人’，不再称‘朕’了。” 他还下令咸阳附近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都用天桥、甬道相互连接起来，把帷帐、钟鼓和美人都安置在里边，全部按照所登记的位置不得移动。皇帝所到的地方，如果有人说出去，就判死罪。 徐福等人入海寻找仙药，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钱财也没找到。他害怕遭受责罚，就欺骗秦始皇说：称海中有三神山。但我们时常被大鲨鱼困扰，所以无法到达。希望皇上派善射之人一起前往，遇到大鲨鱼就用连发的弓弩射它。” 恰巧秦始皇做梦与海神交战，海神的形状与人形相似。占梦的博士说：“水神本来是看不到的，他用大鱼蛟龙做侦探。现在皇上的祭祀周到而恭敬，却出现这种恶神，只有把它除掉才能找到真正的善神。”于是秦始皇命令入海的人携带捕大鱼的工具，亲自带着弓弩去射杀了一条大鱼。秦始皇派他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求仙山，后不知所终，或许是遇海难，或许是漂到某海岛定居，后者可能性更大，民间传说是到日本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又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等仙人踪迹，后来又使韩佟、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对于秦始皇这种行为，也有儒生表示劝谏的，博士齐人淳于越建议始皇仍实行分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的政策，始皇交给臣下讨论。丞相李斯反对。李斯的奏议促成了秦始皇帝下令焚书禁书，规定史书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论》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准保存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愿学法令，则以吏为师。 始皇心里已感到受骗，于是命令御史案问诸生，互相揭发牵连四百六十余人，始皇下令把他们都在咸阳活埋。有人认为《史记》记载秦始皇坑杀的乃是术士，并不是儒生，但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坑杀的人“皆诵法孔子”。 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的沙丘宫（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段，二人在沙丘宫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蒙恬为臣不忠，逼迫他们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确切消息后，胡亥、赵高、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 为了继续欺骗臣民，车队不敢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出巡的架势，绕道回咸阳。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为遮人耳目，胡亥一行命人买了许多“鲍鱼”装在车上，“鲍鱼”的味道掩盖了尸体的腐臭味，迷惑了大家。 回到咸阳后，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赵高任郎中令，李斯依旧做丞相，但是朝廷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了赵高手中。赵高阴谋得逞以后，开始对身边的人下毒手。他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死路，李斯发觉赵高阴谋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胡亥不仅偏袒赵高，并且将李斯治罪，最后将李斯腰斩于咸阳。赵高升任丞相，由于他可以出入宫禁，特称“中丞相”。 秦始皇之前的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同行。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以为这些称号都不足显示自己的尊崇，于是下令大臣议称号。经过一番议论，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认为，秦王政“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援引传统的尊称，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建议秦王政采用“泰皇”头衔。然而，秦始皇对此并不满意。他只采用一个“皇”字，因有“三皇五帝”而在其下加一“帝”字，创造出“皇帝”称号。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为了使皇帝的地位神圣化，秦始皇又采取了一系列“尊君”的措施： 首先取消谥法。谥法起于周初，是在君王死后，依其生平事迹，给予带有评价性质的称号。但秦始皇认为，像这样“子议父，臣议君”，太不像话，更没意义。他宣布废除谥法，不准后代臣子评价自己。 其次天子自称曰“朕”。“朕”字的意义与“我”相同，以前一般人也可以使用，但秦始皇限定只有皇帝才能自称为“朕”。皇帝的命令叫作“制”或“诏”（命曰制，令曰诏，盖二者效令不同也）。 第三，文字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要避讳。文件上逢“皇帝”“始皇帝”等字句时，都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 最后，只限皇帝使用的、以玉质雕刻的大印才能称为“玺”。 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是百官之首，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监察百官。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在此之外，秦代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机构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 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掌监察事宜。秦始皇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一郡。 县，万户以上者设令（县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长）。县令、县长领有县丞、县尉及其他属员。县令、县长主要管政务，县尉掌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县以下设乡，其主要职能有四：1.摊派徭役；2.征收田赋；3.查证本乡被告案情；4.参与对国家仓库粮食的保管工作。 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徼掌治安。乡下设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有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里中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奸，一人犯罪，邻里连坐。此外还有掌管治安、盗贼的专门机构，叫做亭，亭设亭长。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还负责接待往来的官吏，掌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事。 韩国的实力在六国中最弱，但地理位置却是秦国统一道路的最大障碍，秦始皇首选的攻击目标为韩国。始皇帝十六年（前231年），韩国南阳郡“假守”（即代理郡守）内史腾，向秦献出他所管辖的属地。内史腾被秦王政任命为内史，后又派他率军进攻韩国。内史腾于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年）俘获韩王安，韩国灭亡。 始皇帝十八年（前229年），秦始皇派王翦领兵攻赵。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王翦用重金收买了赵王的宠臣郭开，要他散布李牧、司马尚企图谋反的流言。赵王轻信谣言，派赵葱和颜聚替代李牧，此后李牧被杀害。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秦军攻破邯郸。不久，出逃的赵王迁被迫降秦，赵国实际上灭亡了。但是公子嘉却带着一伙人逃到代郡（河北蔚县），自立为王。后秦军在始皇帝二十五年（前222年）灭燕国之后将其俘虏。 始皇帝二十二年（前225年），秦始皇派出年轻将领王贲，率军围攻魏都大梁（河南开封）。由于大梁城防经过多年修建，异常坚固，秦军强攻不下。王贲想出了水攻的办法。秦军大批士卒被安排去挖掘渠道，将黄河、鸿沟的水引来，灌注到大梁。三个月后，大梁的城墙壁垒全被浸坍，魏王假只得投降。魏国灭亡了。 始皇帝二十四年（前223年）秦军攻占楚都寿春（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国灭亡。始皇帝二十五年（前222年），刚在南方灭楚的大军，又乘胜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于是，长江流域全部并入秦的版图。 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逃亡辽东郡。秦将李信率领秦军数千人，穷追太子丹至衍水。太子丹因潜伏于水中幸免于难。后来，燕王喜经过权衡利害关系，派人将太子丹杀掉，将其首级献给秦国，想以此求得休战，保住燕国不亡。燕王喜逃到辽东以后，秦军主力就调往南线进攻楚国。始皇帝二十五年（前222年），王贲奉命攻伐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俘获燕王喜，燕国彻底灭亡。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命令王贲挥戈南下，攻打东方六国中的齐国。王贲南下伐齐，几乎就没有遇到过什么抵抗。王贲率军长驱直入，来到临淄，齐王建与后胜马上向秦投降。齐国灭亡。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率50万大军，发动了南征百越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秦朝诸战中最艰难激烈一仗。秦军共分五路，一路攻取东瓯和闽越，两路攻南越，其余两路攻西瓯。 《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了秦始皇南征百越的艰难历程：“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雎，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秦军兵分五路，经广西北部的越城岭、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以及江西南康和余干等地，向两广地区的越族进军。战争前后相持达三年之久。 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命任嚣和赵佗再次进攻百越各部族。秦军势如破竹，该战使整个岭南地区从此划入了秦朝的版图。 史籍称先秦时期岭南是烟瘴南蛮之地，刀耕火种的氏族社会，至秦军南下带来先进技术始融入文明。秦军南下带来了北方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使岭南地区迅速从刀耕火种时代平稳进入农耕文明时代。秦攻百越战争是秦始皇统一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促进中原与百越的融合及百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忙于征战，无暇北顾，匈奴经常袭掠与其接壤的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地。为解除匈奴对秦的威胁，秦始皇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 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年）春，蒙恬统主力军从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市南）北出长城攻其东；杨翁子率偏师由肖关（宁夏固原东南）出长城攻其西。匈奴败逃。秦遂取河南地（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伊克昭盟地）。沿河置44县，移民垦守。因匈奴不断来攻，次年秋，秦始皇复命蒙恬军又北渡黄河，取高阙（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攻占阳山（内蒙古乌加河北的狼山、阴山）、北假（乌加河以南夹山带河地区）。匈奴不敌，向北迁徙。为巩固河南地区，秦置九原郡（郡治九原，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这场反击战，解除了匈奴贵族的侵扰与破坏，“悉收河南地”，使今河套内外，大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了兵祸的灾难。 北伐匈奴的同时，朝廷又徙去大批刑徒，“实之初县”。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年），进一步增加了徙边的人数。除谪徙刑徒外，还鼓励一般民众移居边地。如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年），一次就从内地徙民三万家至北河、榆中定居，凡是去了的，均“拜爵一级”。这些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对于开发北方边地，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为开拓西南，由于西南各族人民和内地有着长期的交往，决定打通西南。派常頞通西南夷。常頞以其交通受阻，乃发众开凿了一条从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滇池一带的栈道，因“其处险厄”，“道广才五尺”，故名五尺道。栈道开通后，大秦的势力直接抵达且兰、夜郎、邛都、昆明等地，并在这里设官“置吏”，建立了行政机构。与此同时，秦又经蜀郡，加强了与邛都、筰、冉者的联系，并使之纳入了郡县制的行政系统。从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密切了与内地的关系，而且成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此外，秦始皇还开了通往西南的五尺道，大致自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一线，控制了当地的部族国家，将政治势力伸入了云贵高原。 秦灭六国之后，即开始北筑长城。当时中原刚统一，各地原来的贵族势力还很强，若不保持中央各地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国家随时会处于再次分裂的局面，所以必须尽快改善中央到各地及其他各郡、县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因此须尽快建设道路。 由于多年的战争，原各国的农业设施受到相当大的破坏，或因战争而年久失修；在统一后必须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因此花相当大的人力来疏通河道，修复水渠，对水路交通和农业灌溉都有利，是很有必要的。 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其骑兵活动范围很大，没有长城的话，要很多军队来防守，这会给人民增加很大的负担。万里长城不是他开创的，他只是把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北边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很不一致。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单位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步（约合今23.1厘米）为尺，240步为一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不变。 秦统一后，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称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 秦始皇采取了两种统一货币的主要途径：一是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将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二是统一通行两种货币，即上币黄金和下币铜钱。改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镒为二十两。铜钱以“半两”为单位，并明确铸金币明“半两”二字。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从前222年开始，秦始皇开始大幅修筑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驰道，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驰道并实行“车同轨”，均宽五十步。驰道的作用有数项，一说是使交通方便，以利管理六国旧地，一说主要目的为方便北方战争前线的补给，还有一说是方便始皇出巡时能畅通无阻。除秦直道和秦栈道外大多在秦故地与六国旧道以及在秦征伐六国时修建的道路上基础上拓建而成。着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秦栈道、西方道及秦直道。 秦始皇在扫灭六国后，为方便运送征讨岭南所需的军队和物资，于是命史禄开凿河渠以沟通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运河在最终在秦始皇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前219年—前215年）修成。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自贯通后，二千多年来就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因此，此项工程在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在土地制度方面，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也。”即占有土地的人自动呈报实际占有土地的数量，并按照规定缴纳赋税。这个法令承认各类土地的实际占有状况，在客观上具有推动私有土地数量不断发展的意义。他还改变各地“田畴异亩” 的状况，统一土地度量制度，规定6尺为步，240方步为一亩。这一亩制沿用千年而大致不变。 秦始皇与秦国国君一样，奉行“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经济政策，力图使“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在对商业有所抑制的同时，秦始皇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律，加强对手工业和商业的管理。为了加强管理，秦朝设立了“漆园啬夫”、“司空啬夫”、“采铁啬夫”等职官，还制定了《工律》《工人程》《均工律》《效律》等法规。秦朝法律在保护合法商业活动的同时，明令禁止一切非法的经商活动，没有特许权力的政府机构以及官吏、农民从事商业经营一律属于违法行为。《田律》禁止农民卖酒。《厩苑律》禁止乘用公家车马的官吏出卖死马的肉和皮，这类物品必须统一交县一级政府处理。《金布律》禁止都官自行出售需要处理的物品，必须统一送大内或县处理。《秦律杂抄》有一条法律规定：严禁低级官吏利用为其配备的马匹和差役进行牟利活动，否则处以流放的重刑。 秦朝法律还有限制商品价格、保护公平交易、禁止走私等规定。《金布律》明文规定：除价格在一钱的小商品外，出售者必须明码标价。《司空律》规定：粮食价格每担三十钱，劳动力价格“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法律问答》规定：其他国家的商贩必须呈验经营凭证，禁止百姓与非法的外商进行交易。珠玉等贵重商 品不准卖给“邦客”、“旅人”等其他国家的商人。破获的走私珠宝必须缴送内史，由内史酌情奖赏。 秦始皇一方面奉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另一方面承认并保护大商人的社会地位。例如乌氏倮以畜牧和贸易致富，“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允许其“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一家靠开采丹穴致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注意到对西南、东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从而加强了以华夏民族为主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在统一以后，就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置吏，使之成为秦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秦灭楚后，就进一步统一东南越族地区，于东瓯和闽越之地建立了闽中郡（在今福建福州市）。 随后秦始皇命令屠睢统率50万大军分五路南下，深入今湖南、广东和江西境内。同时发配负债的贫民、赘婿、贾人支援战争，终于统一了南越和西瓯地区，建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从此这些地区就成为秦国的疆域。 战国后期从西到北有一支强大的游牧部落——匈奴勃然兴起，活动在阴山之北的头曼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的阴山北麓），其酋长头曼单于经常利用行动迅速的骑兵深入中原掠夺粮食、人口，焚烧村舍。赵武灵王因此采取防御措施，移民开垦。但是仍不能阻止匈奴的南下，九原河南（指黄河以南）一带为其所占有。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迁3万户到河北榆中垦殖，同时在原来秦、赵、燕的北边长城基础上，建成长达5000里的长城。 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中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于是，秦统一中原后，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10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的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秦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仪之邦”。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责，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泆之风，大加鞭笞，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大规模移民是秦始皇维护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特点是次数众多，规模巨大，持续时间很长。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记载达十二条之多。其中一次迁徙达三万户以上的大规模移民至少有五、六次之多。其中在统一六国当年迁徙到咸阳的“天下豪富”就达十二万户之多。此外还有许多没有见于具体记载的迁移，如《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批富豪曾被迁往各地。根据上述记载估算，秦始皇下令迁徙的人口数以百万计，甚至很可能达二三百万人以上。秦始皇大规模移民的原因和目的主要有充实边疆地区、直接控制豪强大族、惩罚反贼和罪人、充实皇帝特别关照的地区。 历史评价 尉缭：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卢生：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 贾谊：1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2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主父偃：1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2务胜不休，欲攻匈奴，……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饟，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大秦帝国篇——吕不韦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一说阳翟 (今河南禹州)人。 姜子牙二十三世孙。战国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国丞相。 吕不韦早年往来贱买贵卖，累积千金家财。后在邯郸结识子楚，并以千金助其登上秦国王位，又献赵姬生秦王嬴政。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吕不韦被拜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登相位后，模仿战国四公子，招致天下志士，食客多达三千人，令食客把自己所学所闻着写成书，汇集而成《吕氏春秋》。秦王十二年（前235年），秦王嬴政恐其叛变，吕不韦遂饮鸩自杀。 吕不韦编写的《吕氏春秋》内容包含哲学、史学、政治、道德、天文、地理、农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尤其对后稷以来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是战国秦汉之际颇有影响和代表性的着作，总结了古往今来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在思想上为秦国的统一提供了完整的统治理论和依据。该书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着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有严谨体系的学术着作。 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公元前267年（秦昭王四十年），秦国悼太子死在魏国，运回国葬在芷阳。公元前265年（昭王四十二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被立为太子。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安国君有个非常宠爱的妃子，立她正夫人，称之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叫异人，异人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异人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因为秦赵世仇，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并不礼遇异人。 作为秦王庶出的孙子，不受重视，被打发来赵国当人质，他乘的车马和日常的财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 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见到异人后大喜，说：“异人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成语“奇货可居”的出典）。 吕不韦于是归家与父亲说：“耕田可获利几倍呢？” 父亲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贩卖珠玉，或获利几倍呢？” 父亲说：“百倍。” 吕不韦又问：“立一个国家的君主，可获利几倍呢？” 父亲说：“无数。” 吕不韦说：“如今努力耕田劳作，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若是拥君建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 于是他就前去拜访异人，道：“我能光大您的门庭。”异人笑着说：“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顺势回复：“我的门庭要等待您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异人马上就明白吕不韦所言之意，就与他坐在一起深谈。 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您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安国君现在意属您的兄弟子傒，子傒又有母亲在后宫照应，而您排行中间，母亲又不受宠，秦王死后，安国君继位为王，您也不要指望同您长兄和早晚都在秦王身边的其他兄弟们争太子之位。您自己又处于祸福难测的敌国，一旦秦赵开战，公子您的性命将难以保全。” 异人叹道：“是这样，但该怎么办呢？” 吕不韦说：“如果公子听信我，我倒有办法让您回国，且能继承王位。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但她能参与选立太子，只能从她身上下手。您很贫窘，又客居在此，也拿不出什么来献给亲长，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不富有，但我愿意拿出千金来为你西去秦国游说，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您为太子。”异人于是叩头拜谢道：“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金给异人，作为异人在赵国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西去秦国游说，他决定从下往上，各个击破。第一步是先说服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和姐姐。 吕不韦先去拜访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献上好礼，然后说：“阁下可知？阁下罪已至死！您门下的宾客无不位高势尊，相反太子门下无一显贵。而且阁下府中珍宝、骏马、佳丽多不可数，老实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如今大王年事已高，一旦驾崩，太子执政，阁下则危如累卵，生死在旦夕之间。” 阳泉君大惊。吕不韦又道：“小人倒有条权宜之计，可令阁下富贵万年且稳如泰山，绝无后顾之忧。” 阳泉君赶忙让座施礼，恭敬地表示请教。 吕不韦献策说：“大王年事已高，您姐姐华阳夫人却无子嗣，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子傒继位后一定重用秦臣士仓，到时候华阳王后的门庭必定长满蒿野草，萧条冷落。现在在赵国为质的公子异人才德兼备，可惜没有母亲在宫中庇护，每每翘首西望家邦，极想回到秦国来。王后倘若能立异人为太子，这样一来，不是储君的异人也能继位为王，他肯定会感念华阳夫人的恩德，而无子的华阳夫人也因此有了日后的依靠。” 阳泉君说：“对，有道理！”便让吕不韦进宫与华阳夫人谈话。吕不韦谈及异人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常常说“我异人把夫人看成亲母一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 夫人非常高兴。吕不韦趁机又让华阳夫人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道：“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弛”出处）现在夫人您侍奉太子，甚被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这时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而又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丈夫在世时受到尊重，丈夫死后，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最终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 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假使等到容貌衰竭，宠爱失去后，虽然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子楚贤能，而自己也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自己就会主动依附于夫人，夫人若真能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那么夫人您一生在秦国都要受到尊宠。” 华阳夫人听了认为是这样，就趁安国君方便的时候，委婉地谈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非常有才能，来往的宾客都称赞他。接着就哭着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子楚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安国君就和夫人刻下玉符，又送好多礼物给在赵国的异人，请吕不韦教导他，因此异人的名声在诸侯中越来越大。 吕不韦有一个绝美而善舞的姬妾，异人在吕不韦家中筵席上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已经为异人破费了大量家产，为的借以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这个女子。十月（一说十二月）后，此女生下儿子名政（即秦始皇嬴政），异人就立此姬为夫人。 华阳夫人和安国君要求赵国将公子异人遣返秦国，赵国不肯放行。吕不韦就去游说赵王：“公子异人是秦王宠爱的儿郎，只是失去了母亲照顾，现在华阳王后想让他作儿子。大王试想，假如秦国真的要攻打赵国，也不会因为一个王子的缘故而耽误灭赵大计，赵国不是空有人质了吗？但如果让其回国继位为王，赵国以厚礼好生相送，公子是不会忘记大王的恩义的，这是以礼相交的作法。如今秦昭王已经老迈，一旦驾崩，赵国虽仍有异人为质，也没有资历与秦相国亲近了。”于是，赵王打算将异人送回秦国，但不久后秦赵爆发战争。 公元前257年（秦昭王五十年），派王齮围攻邯郸，情况非常紧急，赵国想杀死异人。异人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六百斤金子送给守城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这才得以顺利回国。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和儿子政，以异人夫人是赵国富豪人家的女儿，才得以藏起来，因此母子二人竟得活命。 公子异人回国后，吕不韦让他身着楚服晋见原是楚国人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他的打扮十分高兴，认为他很有心，并特地亲近说：“我是楚国人。”于是把公子异人认作儿子，并替他更名为“楚”。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五十六年），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有一天秦王令子楚试诵诗书。子楚推辞说：“孩儿自小生长于赵国，没有师傅教导传习，不长于背诵。”秦王也就罢了，让他留宿宫中。一次，子楚乘秦王空闲时，进言道：“陛下也曾羁留赵国，赵国豪杰之士知道陛下大名的不在少数。如今陛下返秦为君，他们都惦念着您，可是陛下却连一个使臣未曾遣派去抚慰他们。孩儿担心他们会心生怨恨之心。希望大王将边境城门迟开而早闭，防患于未然。”秦王觉得他说话极有道理，为他的奇谋感到惊讶。华阳夫人趁机劝秦王立之为太子。秦王召来丞相，下诏说：“寡人的儿子数子楚最能干。”于是立子楚为太子。 尔后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政回到秦国。 安国君继秦王位，加冕才三天就突发疾病去世了，谥号为孝文王。 子楚继位，为秦庄襄王。庄襄王尊奉为母的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称为夏太后。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吕不韦家有奴仆万人。 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太子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邦，称他为“仲父”。秦王年纪还小，太后常常和吕不韦私通。 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被称为“四公子”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名扬四海。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而自己也是堂堂秦国丞相、秦王的仲父，不应该被他们比下去，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着书立说，流行天下。吕不韦就命他的食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他还把书的内容写在布匹上，并将之刊布在咸阳的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若有人能增删一字，就给予一千金的奖励。但是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据《史记》记载，秦王政长大后，赵太后仍“淫（乱）不止”。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就暗地寻求了一个阴茎特别大的人（“大阴人”）嫪毐作为门客，不时让演员歌舞取乐，据说还让嫪毐用他的阴茎穿在桐木车轮上，使之转动而行（“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并想法让赵太后知道此事，以此事引诱她。太后听说之后，真的想在暗中占有他。吕不韦就进献嫪毐，假装让人告发他犯下了该受宫刑的罪。吕不韦又暗中对赵太后说：“你可以让嫪毐假装受了宫刑，就可以在供职宫中的人员中得到他。” 赵太后就偷偷地送给主持宫刑的官吏许多东西，假装处罚嫪毐，拔掉了他的胡须假充宦官，这就得以侍奉赵太后。赵太后暗和他通奸，特别喜爱他。后来赵太后怀孕在身，恐怕别人知道，假称算卦不吉，需要换一个环境来躲避一下，就迁移到雍地的宫殿中居住。嫪毐一直跟着赵太后，得到的赏赐非常丰厚，而太后凡事也都由嫪毐决定。嫪毐的仆人有数千人，希望做官而自愿成为嫪毐门客的，也有上千人。 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去世。孝文王后叫华阳太后，和孝文王合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另外单独埋葬在杜原之东，称“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在百年之后，旁边定会有个万户的城邑”。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实际并不是宦官，常常和赵太后淫乱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都把他们隐藏起来，还和赵太后密谋说：“若是秦王死去，就立自己的儿子继秦王位。”于是秦王命法官严查此事，把事情真相全部弄清，事情牵连到相国吕不韦。这年九月，把嫪毐家三族人众全部杀死，又杀死了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并把赵太后迁到雍地居住。 秦王想杀掉相国吕不韦，但因他侍奉先王有很大功劳，还有很多宾客辩士为他说情，所以秦王不忍心处罚吕不韦。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十月，免去了吕不韦的相邦职务。等到齐人茅焦劝说秦王，秦王这才到雍地迎接赵太后，使她又回归咸阳，但把吕不韦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 又过了一年多，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前来问候吕不韦。秦王恐怕他发动叛乱，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属都一概迁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一想到自己已经逐渐被逼迫，害怕日后被杀，就喝下酖酒自杀而死。秦王所痛恨的吕不韦、嫪毐都已死去，就让迁徙到蜀地的嫪毐门客都回到了京城。 先秦风气，名士所养门客人数越众越说明名士声誉高。比如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魏有信陵君，都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政治名人，在列国间享有极高声望。吕不韦认为，自己身为强秦相国，比上述诸人自愧不如，因此也招贤纳士，对前来跟随的门客礼遇有加，给予厚待，欲与上述名士的门客相竞。当时各国名士又常以所养宾客能着书立说为荣，所以吕不韦也命门客编纂其所知见闻，一部辉煌的集体创作横空出世，后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是《吕氏春秋》。这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所做的一件大事。 在先秦诸子着作中，《吕氏春秋》被列为杂家，其实，这个“杂”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用自己的主导思想将其贯穿。这部书以黄老思想为中心，“兼儒墨，合名法”，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用这一思想治理国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非常有利。 吕不韦编着《吕氏春秋》既是他的治国纲领，又给即将亲政的秦始皇提供了执政的借鉴。可惜，由于吕不韦个人的过失，使秦始皇对这部书弃而不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吕氏春秋》的价值逐渐为后人领悟，成为了解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人物评价 司马迁：1“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2“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 大秦帝国篇——李斯 李斯（？～前208年），字通古，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秦朝时期大臣、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 李斯早年跟随荀卿学习帝王之术，后入仕秦国，劝说秦王嬴政灭诸侯，成帝业，一统天下，并遣谋士持金玉游说诸侯，离间六国君臣。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嬴政下令驱逐六国客，李斯时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李斯上书《谏逐客书》，秦王嬴政随即取消逐客令，李斯官复原职，后升为廷尉。秦统一六国后，李斯参与主持议定皇帝名号以及有关的礼仪制度。坚持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并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和度量衡制度，建议禁私学，焚诗书，制定相应法令。秦始皇驾崩，李斯参与赵高、胡亥的阴谋，矫诏册立胡亥为帝。后赵高为独揽大权，诬陷李斯父子伙同陈胜、吴广勾结，最终李斯被迫认罪。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市集，并被夷灭三族。 李斯着述甚多，所作《谏逐客书》是古代散文名篇，李斯的传世书迹有《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会稽刻石》等，又着有《苍颉篇》七章，如今已佚，后人有辑本。 年轻时，李斯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拜荀卿为师。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完之后，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决定到秦国去。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郎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 一次，李斯对秦王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过去秦穆公时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 秦王听取李斯离间各国君臣之计，对于六国，李斯还提出了“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于是他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史。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秦王嬴政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秦始皇巡游时于沙丘暴卒，宦官赵高胁迫李斯发动“沙丘之变”，他们合谋篡改了始皇的传位诏书，废公子扶苏，改立胡亥为新帝，为秦二世。 秦二世胡亥为了修好阿房宫，征发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当时中国人民的反秦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 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被迫承认谋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夷灭三族。而其子李由仍将兵在外，不久，李由与项羽、刘邦战于雍丘，大败，被义军斩于雍丘。 周统一以后，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互相视为仇敌，经常发生战争，周天子也不能禁止。郡县，天下才得以安宁。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再立许多国，不利于统一，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于是，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这个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 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 紧接着，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小官吏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 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这全是李斯的功劳。 秦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 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 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功绩。而它的影响不言而喻。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这种计量方法从无更改，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它的身影。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中国范围内统一货币。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大。 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等。 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为了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 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24]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 李斯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践着法家思想的。他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又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为指导的。 李斯在他生平的后期，虽然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端化，但是他仅仅是一个提出者，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执行者。此时的李斯，已经没有了“以法治国”的志向。他已经不再代表法家了。因此，李斯后期的思想是否应该归入法家的体系，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李斯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法家的最完全的执行者。 史书评价 《史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25]；“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 大秦帝国篇——赵高 赵高（？-前207年），[125]嬴姓，赵氏，赵国宗族远支。秦朝时期宦官、权臣。 赵高原为赵国宗族远支，因母在秦国服刑，其兄弟数人皆生隐宫。后在宫内担任杂役，因其精明强干，通晓法律，被秦王政提拔为中车府令，后兼行符玺事。秦始皇死后，赵高与胡亥、李斯合谋，篡改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诈诏赐始皇长子扶苏与蒙恬死。胡亥为二世帝后， 赵高任郎中令，指使胡亥更改法律，诛戮宗室、大臣。又劝二世深居禁中，不见大臣，赵高自此专擅朝政，诬陷左丞相李斯谋反，将其腰斩于咸阳市，后被拜为中丞相，赵高故意在二世面前指鹿为马，凡是不随声附和的大臣，便捏造罪名加以迫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八月，刘邦率起义军攻下武关，赵高恐诛罚及身，遂与其婿阎乐逼令秦二世自杀，企图篡位自立，但因左右百官不从，于是另立子婴为秦王。不久赵高便被子婴设计杀掉，诛夷三族。 赵高宦官起家，倚仗二世胡亥宠信，弄权不止，贪欲无度，陷害忠良无数，首开宦官专权先河，把秦朝的暴虐色政推向顶峰，加速灭亡进程。故陆贾叹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指秦朝灭亡）。《战国策》的编者刘向更是直言不讳：“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国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赵高所着文章《爰历篇》，共有六章，系为制定秦代改革与统一文字后小篆的法定标准字书和童蒙识字学习的教本而作。 赵高身世有争议。其母亲因触犯刑法遭到处刑后身体残缺，被收入“隐宫”，赵高兄弟皆出生于此。 秦始皇听说他为人勤奋，又精通法律，便提拔他为中车府令掌皇帝车舆，还让他教自己的少子胡亥判案断狱。由于赵高善于观言察色、逢迎献媚，因而很快就博得了公子胡亥的赏识和信任。有一次，赵高犯下重罪，蒙毅不敢违背不遵守律法，要按律处他死刑，赵高巧言令色，最终使秦始皇赦免了他并复其原职。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年逾半百的始皇在第五次出巡的途中病倒了。虽然他一生都在寻求着所谓的长生不老的秘方且“讨厌别人谈到死”，但仍然无法抗拒生命的自然运作规律。随着病势一天天加重，秦始皇深知自己的大限已到，当务之急是赶快确定立储之事。长子扶苏虽屡屡与自己政见不合，但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再加上大将蒙恬的辅佐，无疑会是一位贤能的君王。况且，依照嫡长子继承制也应该传位于他。 当下始皇不再犹豫，召来兼管着皇帝符玺和发布命令诸事的赵高，让他代拟一道诏书给长子扶苏。时扶苏正监军在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始皇命他将军事托付给蒙恬，赶回咸阳主持丧事。这实际上已确认了他继承者的身份。诏书封好后，始皇吩咐赵高火速派使者发出，岂料赵高假意允诺着，但是由于太子扶苏与自己向来不合，担心，太子扶苏继承帝位后，自己的个人地位不利，而幼子胡亥昏庸无知，若胡亥继任帝位后，容易控制。因此暗中却扣押了遗诏。 七月丙寅，秦始皇驾崩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丞相李斯鉴于皇上死于宫外而太子又未确立，害怕天下人知道真相后大乱起来，也担心秦始皇的诸多儿子纷纷起来争夺皇位，于是封锁了消息，将棺材置于辒辌车（古代可以卧的车，有窗户，闭之则温，开之则凉，后也用作丧车）内，队伍所经之处，进献食物、百官奏事一切如故，因此当时除了随行的胡亥、赵高和五六名宠幸之臣知晓始皇已逝外，其余的人均被蒙在鼓里。 一天傍晚，车队停下住宿。赵高觉得时机已到，便带着扣押的遗诏来见胡亥，劝他取而代之：“而今大权全掌握在你我和丞相手中，希望公子早作打算。” 胡亥早就梦想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只是碍于忠孝仁义而不敢轻举妄动。听赵高一番贴心之语，但仍还有些犹豫，叹息道：“父皇病逝的消息还没有昭示天下，怎么好就去麻烦丞相呢？” 赵高胸有成竹地说：“公子不必再瞻前顾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事没有丞相的支持不行，臣愿替公子去与丞相谋划。”胡亥立即答应了。 李斯是秦朝开国元老之一。他跟随始皇多年，协助始皇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因而在朝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赵高看出：只有争取到李斯，篡位之事才有可能成功。为此，他颇费了一番心计。赵高了解到李斯本出身布衣，正是因为不堪卑贱穷困才效命于秦始皇，而今虽然位居三公，享尽荣华富贵，但依然时时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唯恐有一天眼前的一切会化为泡影。于是，他决定从李斯这个性格弱点发动进攻。 赵高径直找到李斯，有恃无恐地对他坦言：“皇上驾崩一事，外人无从知道，给大公子扶苏的诏书及符玺也在我那里，定谁为太子，全在丞相与高一句话，丞相看着办吧！” 李斯大惊，听出了他想篡诏改立的意图。当下断然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怎么说得出口！李斯本来出身低微，幸得皇上提拔，才有今日的显贵。皇上现今将天下存亡安危托付给你我，怎么能够辜负他呢！” 赵高见正面游说无效，便一转话锋，问道：“丞相，依你之见，在才能、功绩、谋略、取信天下以及扶苏的信任程度这几方面，你与蒙恬将军谁强呢？”李斯沉默半晌，黯然地说：“不及也。”赵高进一步试探道：“丞相是个聪明人，其中的利害关系恐怕比高看得更清楚。大公子一旦即位，丞相之职必定落入蒙恬之手，到时候，你还能得善终吗？胡亥公子慈仁敦厚，实乃立嗣的最佳人选，希望丞相仔细度量度量。” 李斯此刻已心乱如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向赵高妥协，赵高知计已成，欣喜若狂，马上与李斯合谋，假托始皇之命，立胡亥为太子；又另外炮制一份诏书送往上郡，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赐扶苏与蒙恬自裁。 扶苏接到诏书后，如晴天霹雳，他失声大哭着，转身回到帐中就要拔剑自杀。蒙恬与始皇素日相交甚厚，对这份意外的诏书产生了怀疑，劝阻道：“陛下而今出巡在外，又没有立定太子，诸公子必定都虎视眈眈，暗含窥伺之心。他委任你我监军守边，足见信任之深。今天忽然派使者送来赐死命令，怎知不是有诈？不如提出恳请，弄清楚再死不迟。” 那使者早就受了赵高胡亥等人的指使，只在一旁不断地催促。扶苏虽然早已看出赵高的假诏书。但是，仍然认为秦始皇其父责备他。说道“陛下当年令我监军，已是无立我为太子之心也。今胡亥既定为太子，年最幼，陛下必恐诸公子不服，尤其是我。你我领三十万大军，守边御贼，其势足以谋反，虽陛下神威天降，却也不得不防。陛下赐我以死，正为此也。我一日不死，陛下一日不得心安。” 言罢挥剑自杀。蒙恬不肯不明不白地就死，使者便将他囚禁在阳周（今陕西子长县北），兵权移交给副将王离，又安排李斯的亲信为护军，这才回去复命。胡亥听说扶苏已死，就有释放蒙恬的念头。此时正好遇上蒙毅替始皇祭祀名山大川归来，赵高本对他积怨已久，同时也担心日后蒙氏重新掌握大权，于是对胡亥进谗言：“先帝本来早就想选贤立太子，就是因为蒙毅屡次阻止才没有实行。这种不忠惑主的人，不如杀之，永绝后患。”胡亥信以为真，就派人把蒙毅拘留在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 赵高见障碍已除，建议胡亥赶快回去继承皇位。由于气候炎热，始皇的尸体已开始腐烂，一阵阵恶臭从车中传出。为掩人耳目，赵高便命人买来大批鲍鱼将臭味盖住，一行人浩浩荡荡回到了咸阳，这才发丧，公告天下，不久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葬礼。太子胡亥称帝，是为秦二世。赵高官被封郎中令，成为了胡亥最亲信的决策者。 胡亥登上皇位不久，就开始追求起穷奢极欲的生活来。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仪，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的春天，他就仿效始皇的排场沿着东线出巡，一直到达海边。又南下会稽，最后由辽东返回。此外，他还大修阿房宫，征召5万名精壮之士屯卫咸阳，并收集天下奇花异草、珍禽奇兽供自己玩乐，以至于“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 但他毕竟清楚自己这个皇帝当得不够光彩，因此仍时时忧心忡忡。一天，他向赵高感叹：“朕既然已君临天下，如果能在有生之年享尽人间欢乐，实现自己所有的心愿，那该是多么惬意啊！” 赵高何尝没有这样的隐忧，立嗣一事，全是他一手策划，纸终究包不住火，倘若机密泄露，自己便会死无葬身之地。今日见二世亦如此，乘机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陛下所虑极是！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们都在怀疑，这些人难保不怀有二心。臣每每想到这些，就战战兢兢，恐有不测。心腹大患不除，陛下又怎能安乐一世呢！” 胡亥连连点头称是，问：“卿有何高见，但说无妨。” 赵高说道：“陛下唯有严刑峻法，将有罪之人连坐诛族，对心怀不满的大臣及诸公子逐一打击，同时提拔陛下的心腹，安排要职。这样一来，才可保您高枕无忧，肆志宠乐矣！” 胡亥采纳了他的意见，将生杀大权一并交付给他。一时间，咸阳城内屠杀拉开了序幕。赵高第一个开刀的就是蒙氏兄弟。蒙恬、蒙毅在始皇生前颇受重用，屡建奇功，在朝中也权高位尊，因此是赵高平生最忌之人。他“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子婴知道了赵高欲杀蒙氏兄弟，赶忙进宫劝阻二世，认为诛杀忠臣乃亡国之举。无奈，胡亥根本听不进去，以“先帝欲立太子而蒙毅阻拦，实属危害社稷之举”的罪名，迫蒙毅自杀。随即赵高又遣使阳周追逼蒙恬，蒙恬悲愤难当，大声疾呼：“我何罪之有，无过而死乎？”遂吞药自尽。 除掉蒙氏兄弟后，赵高便将谋杀的矛头转向了秦王室。据史书记载，赵高一次就在咸阳杀掉了胡亥的12个兄弟，将10名公主碾死于杜邮（今陕西咸阳市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囚在内宫，赐死前，皆痛哭流涕，仰天大叫：“吾无罪”惨不及言。 另一公子高，见众手足都死于非命，知道赵高不会放过自己，便想逃亡，却又怕连累亲族，遂提出为父皇殉葬的要求。赵高就向胡亥报告说：“现在众人整天提心吊胆，自顾不暇，已经毫无犯上作乱之心。”胡亥大悦，对他深表欣赏。接着，赵高又排挤掉不少敢于直言进谏的官员，安插了大批亲信。 他的兄弟赵成，封为中车府令；女婿阎乐，当上了咸阳县令。为了堵塞群议，防止二世与其他人接触，进一步把他控制于股掌间，赵高又编造谎言说：“天子之所以尊贵，就在于要随时保持自己的威仪，使人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陛下年纪还轻，如果在众臣面前不经意地暴露了弱点，恐为天下人耻笑。故陛下不如居内朝处理政事，由微臣等人一旁辅佐。这样，人人都会称颂皇上的圣明。” 胡亥把朝野大事交给赵高代理，于是不再上朝，一味寻欢作乐，决断之权大部落到了赵高的手中。随着权力的扩大，赵高的野心也不断地膨胀，将眼光转向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因此，除掉李斯在他的心目中显得日益迫切了。 当时的秦朝已是危机四伏，自秦始皇以来的暴政到了胡亥之世更加变本加厉。“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沉重的徭役赋税和残酷的色政刑法，使人民苦不堪言；六国的旧贵族们也日夜谋划着复辟江山。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农民领袖陈胜、吴广首先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揭竿而起；旧贵族的势力也很活跃，他们纷纷招兵买马，企图利用农民力量达到复辟目的；秦朝的小官吏如刘邦等人，由于不满秦的统治，也加入了起义的队伍。虽然他们心怀各异，但由于眼前利益一致，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向披靡，极大地震撼着秦室的根基。 李斯面对危局，屡次想进见二世，二世只是不许。赵高见此情形，假意问李斯：“现在关东反叛的盗贼如此嚣张，但皇上仍然声色犬马，毫不关心。我本想劝阻一番，无奈位卑言微。丞相乃先帝重臣，说话有分量，为何不进谏呢？” 李斯苦笑摇头：“我何尝没有想过。只是现在陛下常居深宫，很难见到，我找不到机会啊。” 赵高见李斯已上钩，表面却不动声色：“只要丞相肯进言，卑职一定留心，瞅到皇上有空闲，立即来禀报。”李斯自是感激不尽。 赵高深知胡亥已沉湎于酒色而不能自拔，当然就十分反感别人在他玩兴正浓的时候来打扰。于是，每当看到胡亥歌舞狂欢，与众姬妾厮混时，赵高就派人通知李斯：“皇上正闲着，可以奏事。” 李斯赶忙去求见，一连几次，都是如此。二世非常恼怒，破口大骂：“李斯这老贼，竟敢拿朕寻开心!我闲着的时候他不奏事，偏我宴饮正酣之时再三扫我兴致。难道是看朕年轻，瞧不起朕吗？” 赵高在一旁，立即应声说：“哎呀!如果丞相真这么想，那就糟了！沙丘之谋，丞相也是参与者。现在，陛下做了皇帝，他却没捞到多少好处，必定怀恨在心。大概他是想让陛下实行分封，立他为王呢！” 赵高又说道：“另外，还有一事，陛下不问，臣还不敢直言相告。” 胡亥厉声问：“莫非又与李斯有关？” 赵高拜了两拜，接着说：“丞相的长子李由现任三川郡守，造反闹事的贼子陈胜等人与丞相本是同乡。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盗贼们经过三川的时候，李由也不组织攻击，致使事端越闹越大。臣还听说李由与陈贼有过书信往来，由于还没有得到真凭实据，才不敢贸然奏知圣上。” 胡亥立刻就要审办李斯，并当即派人去调查李由通盗一事。李斯知道后，才恍悟自己中了赵高的圈套。他上书给二世，一面申诉自己的冤屈，一面指出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提醒二世当心。 然而此时的胡亥，早就被赵高完全迷惑，他将李斯的申诉书交给赵高过目，嘱其小心。赵高佯作悲伤，凄凄惨惨地说：“丞相父子谋逆之心已久，所担心的就臣一人。臣死不足惜，只是担心陛下的安危。”他安慰赵高道：“爱卿不必挂心，有朕在，谁敢动你。”自此赵高更加肆无忌惮。 过了几日，李斯邀同将军冯劫和右丞相冯去疾联名上奏二世，建议暂停阿房宫的工程，减少边区戍守和转输，以缓解民愤。二世对李斯本就有怒气，这下一触即发。他咆哮道：“这些都是先帝开创的功业，必须继续从事!如今我才即位两年，就蜂盗并起，完全是因为你们镇压不力所致，却想罢先帝之所为。你们身为两朝重臣，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还有何资格占着丞相、将军的位子！”说罢，下令将他们交付司法官审办。 冯去疾、冯劫非常痛心，为了不受羞辱，不久便在狱中含恨自杀。胡亥派赵高审讯李斯父子谋反的案件，赵高天天严刑逼供，直打得李斯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李斯实在受不住，只得招了假供。他之所以不自杀，是因为自思有雄辩之才，又是秦王朝的有功之臣；而且，自己也的确没有谋反，说不定通过上书二世就会赦免他。可是李斯不知道，进谏之路已完全为赵高一党把持，申诉书全落入了赵高手中。 赵高将书撕个粉碎：“囚犯还有资格上书！”为了堵住李斯嘴。他派自己的亲信扮成御史（监察官）、谒者（官名，为国君掌管传达）、侍中（官名，秦时设五人，往来殿内、东厢奏事），轮番提审。若李斯以实情相对，则施行拷打，直到李斯坚持假供不再改口为止。后来二世真的派人来审讯他，李斯以为还是和以前一样，就仍以假口供对之。 胡亥看到口供后，以为李斯真想谋反，对赵高感恩戴德：“如果不是爱卿，朕几乎被丞相出卖了!”等到调查“李由通盗”的使者到三川时，李由已为项梁带领的起义军所杀。赵高见死无对证，便又欺骗二世说已将其就地正法。 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经过一系列策划，李斯的罪名终于被赵高罗织而成，再也无法改变了。奔赴腰斩刑场的李斯，悔恨交加却为时晚矣。李斯临死前已看到到了秦必亡的气息：“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秦朝的气数，在胡亥与赵高的统治下，已丧失殆尽。 李斯死后，赵高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丞相，事无大小，都完全由他决断，几乎成了太上皇，渐渐不把胡亥放在眼中了。一天，赵高趁群臣朝贺之时，命人牵来一头鹿献给胡亥，说：“臣进献一马供陛下赏玩。”胡亥虽然糊涂，但是鹿是马还是分得清。他失声笑道：“丞相错了，这明明是头鹿，怎么说是马呢？” 赵高板起脸地问左右大臣；“你们说这是鹿还是马？”围观的人，有的慑于赵高的淫威，缄默不语；有的惯于奉承，忙说是马；有的弄不清赵高的意图，说了真话。 胡亥见众口不一，以为自己是冲撞了神灵，才会认马为鹿，遂召太卜算卦，太卜道：“陛下祭祀时没有斋戒沐浴，故至于此。”胡亥信以为真，便在赵高的安排下，打着斋戒的幌子，躲进上林苑游猎去了。二世一走，赵高便将那些敢于说“鹿”的人纷纷正法。 然而，此刻的咸阳城外，已到处卷起了亡秦风暴。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项羽、刘邦领导的反秦义军以更加迅猛的势头继续战斗。秦二世三年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一役中，秦军主力被项羽打败，精锐尽失，大将王离被擒。章邯求助不成，恐朝廷降罪，率20万大军投降。六国旧贵族见机纷纷自立为王，并力西进。刘邦带着数万兵马迂回进入武关（今陕西商洛县西南丹江北岸），为了早日攻克咸阳，他派人暗中与赵高联系，希望赵高能作内应。赵高担心胡亥知道后祸及自己，便称病不上朝，私下里暗算着乘乱夺位之事。 章邯的倒戈，给了摇摇欲坠的秦王朝一个沉重的打击，胡亥寝食难安，他派使者质问赵高：“丞相不是总说关东盗贼不能成气候吗，今天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 赵高听了知道二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与不满，于是秘密与弟弟赵成和女婿阎乐商议对策，制定了弑君政变的计划：由咸阳令阎乐率领手下士兵装扮成山东农民军攻打望夷宫（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泾河南岸），以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赵高则负责指挥全局。 一切安排妥当后，赵成便在宫内散布谣言，假装说有盗贼，命令阎乐发兵追击，致使宫内防守空虚。同时，阎乐指使部分亲兵，化装成农民军，将自己的母亲劫持起来，暗中送到赵高家中，一边又率千余人以追贼为名直逼望夷宫而来。他们冲到宫门前，大声向守门官吼道：“强盗进了宫门，你们为何不抵挡？”守门官莫名其妙，问：“宫内外禁卫森严，怎么会有贼人进宫呢？”阎乐不容分辩，手起刀落，杀死了守门官，冲进了望夷宫。逢人便砍，见人放箭。一时宫中血肉横飞。 胡亥见状吓得目瞪口呆，直到赵成与阎乐走进来。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胡亥急召左右护驾，怎料侍从们早已溜之大吉，只有一个宦者站在身边。他揪住宦者的衣衫，歇斯底里大叫：“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现在弄成这样，我该怎么办！”宦者鼓起勇气道：“正因为奴才平时不敢说话，才能活到今天。否则，早就被皇上赐死了。” 阎乐冲到胡亥面前，胡亥道：“朕乃真龙天子，你敢弑君！”阎乐气势汹汹：“你这个无道暴君，搜刮民膏，残害无辜，天下人人得而诛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胡亥问：“我可以见一见丞相吗？”阎乐一口拒绝：“不行！”胡亥仍不死心，哭丧着脸哀求：“那么，可以给我一个郡王当吗？万户侯也行。” 阎乐摇摇头。胡亥绝望地叫道：“只要保全性命，我情愿做一名百姓，这总行了吧！” 阎乐说：“我奉丞相之命，为天下铲除暴君，你说得再多也没用，快快自裁吧！”此时的胡亥，无可奈何，拔出长剑，结束了他可怜又可恨的一生。 阎乐向赵高报告了胡亥已死的消息，赵高匆匆赶到现场，摘下了胡亥身上的玉玺佩上，大步走上殿去，仰仗着自己也有着嬴姓赵氏的血统，准备宣布登基。但是文武百官皆低头不从，以无声的反抗粉碎了他的皇帝梦。赵高顿觉天旋地转，他这才感到自己的罪恶达到了“天弗与，群臣弗与”的程度，只得临时改变主意，将玉玺传给了王室成员子婴。由于秦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子婴只得取消帝号，复称秦王。 子婴早在当公子期间，就已耳闻目睹了赵高的种种罪行。被赵高推上王位，知道自己不过乃是一个傀儡而已。子婴不愿再重蹈胡亥的覆辙，便与自己的贴身宦官韩谈商定了斩除赵高的计划。 原来赵高要子婴斋戒五日后正式即王位。等到期限到了，赵高便派人来请子婴接受王印，正式登基。可子婴推说有病，不肯前往。赵高无奈，只得亲自去请。等赵高一到，宦官韩谈眼疾手快，一刀就将他砍死了。子婴随即召群臣进宫，历数了赵高的罪孽，并夷其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秦统一天下后使用小篆，统一文字，于是令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作为全国规范字帖，皆取材于周宣王时期的大篆《史籀》十五篇。西汉时期，闾里书师将三篇以六十字为一章合并为《仓颉篇》，共五十五章。西汉时期又称《仓颉》、《爰历》、《博学》为三苍。但因种种原因《仓颉篇》文字大都失传。 历史评价 清代史学家赵翼所着《陔余丛考》指出赵高本为赵国公子，因痛惜自己的国家被秦国所灭，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自宫后进入秦宫引发秦朝内部一系列争斗，杀尽秦朝宗室，灭亡秦朝，赵高的所作所为志在复仇，并指出此段资料来源于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根据此段资料多有诗歌赞美赵高为国复仇之举：屈大均有诗赞美赵高：可怜百万死秦孤，只有赵高能雪耻。赵高生长赵王家，泪洒长平作血死。报赵尽倾秦县郡，报韩只得博浪沙。 吕星垣有诗赞赵高：赵高赵国诸王孙，求为秦贼肢体残。赵高名在列仙传，何得仙家滥其选。索引戋言颇辩冤，鹿马计胜长平战。日中白虹匿无迹，王孙本是邯郸客。颇死牧废无英雄，山河西吞惜无策。颠覆咸阳志已酬，组糸子婴维尔力。 《咏赵高》一诗赞美赵高：当年举世欲诛秦，哪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大贾灭嬴凭女子，奇谋兴汉讵萧曹。留侯椎铁荆卿匕，不及秦宫一赵高。 现代学者李开元也称赞赵高是“第一流的书法家、文字学家，也是精通法律的专才，他体魄高大强壮，骑术车技精湛，武艺非同寻常，是秦帝国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材。” 负面 赵高制造的多起秦朝宫廷政变，加剧了秦朝内部的动荡；赵高屡进谗言、滥杀无辜，致使秦朝损失大批文臣武将，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历史上大都对赵高的人品及其所作所为持否定态度，例如： 李斯评价赵高：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 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评价赵高：昔赵高无过人之志，而居万人之位，是以倾覆秦国而祸殃其宗，尽失其瑟。 曹丕：“昔伊戾费忌，以无宠而作谗；江充焚丰，以负罪而造蛊。高斯之诈也贪权，躬宠之罔也欲贵，皆近取乎骨肉之间，以成其凶逆。 秦末篇——陈胜吴广 秦朝崩盘，始于陈胜吴广发起的大泽乡起义，但这支农民军只坚持了六个月便迅速败亡。 败亡原因不止一条，但若谈到人的因素，那就是周文与章邯太早相遇了。周文作为张楚政权的生力军，过早遭遇了秦国大将章邯率领的秦军精锐。 双方经戏水之战后，周文战死，成为张楚政权由胜转衰的转折点，而章邯崛起，则正式拉开秦军反击的序幕。 秦二世即位后，变本加厉，赋役繁重，苛政暴行，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公元前209年7月，秦二世大举征兵，被任命为屯长的陈胜、吴广和其他900名壮丁一起被征发去戍守渔阳。当队伍走到蓟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东南）时，由于连日大雨，道路被雨水冲毁，被迫停下来，无法按期到达渔阳。按照秦朝的法律，延误日期就是违反军令，是要斩首的。陈胜等人不甘心就此被杀，他和吴广商议，决定带头起兵反秦。 陈胜：陈胜，字涉，秦末阳城（今河南商水）人。 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与吴广一同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率众起兵，成为反秦义军的先驱；不久后在陈郡称王，建立张楚政权。后被秦将章邯所败，遭车夫刺杀而死。 吴广：吴广，字叔，陈郡阳夏县(今河南省太康县)人 。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带领戍卒起义，提出\"伐无道，诛暴秦\"口号，拥立陈涉为将军，自领都尉，借用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反抗秦朝。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带兵围攻荥阳，屡攻不下，为部将田臧所害。 但是当时秦国国力强盛，战争经验丰富，加上严刑酷法，号召百姓反秦很难。在陈胜和吴广几番商议下决定利用人们迷信的思想，没准大事或有出路。 于是他们先把一块纱布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大字，然后悄悄把它塞到渔民捕获的鱼肚子里，戍卒们烹调时，发现了纱布，众人惊呼，消息一下子就传播开来。众人都认为这是老天爷的旨意，原来陈胜是命定的天子啊！ 一天晚上，吴广趁夜溜到住地附近的丛林中，在祠堂里点起了篝火，一明一灭。又假装狐狸叫，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说“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听到后更是惊奇万分，更加肯定陈胜就是天选之人，对他更是尊敬了。 过了几天，陈胜和吴广带领着一帮人，趁军官喝醉，故意对他们说要逃跑回家。军官一听，又急又气，先抽打了吴广几鞭子，接着又拔出长剑要杀吴广。大伙在戍卒中已然有了威信，大伙一拥而上，陈胜趁机杀死了军官。 陈胜、吴广杀死了军官，大伙儿都感到出了一口恶气。看到大伙儿都很齐心，陈胜、吴广就决定立即起义。号召大家说：“我们行程已然误了，到了渔阳免不了就要被处死，就算侥幸不死，十之八九也要戍边战死。男子汉大丈夫，死也要千古留名。”“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一番话，震撼了900戍卒，他们振臂表示愿意听从陈胜的命令，起兵反秦。 他们派人上山砍伐树木、竹竿作为武器。然后，用泥土垒了一个平台，作为起义誓师的地方。还做了一面大旗，旗上绣了一个大大地“楚”字。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起义首先攻下了大泽乡，进而攻占了蓟县以及各县。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附近穷苦的老百姓扛着锄头、铁锹、扁担，纷纷赶来参加起义军，起义军一下子就壮大起来了，并且很快占领了陈县。陈胜在陈县称了王，国号“张楚”。陈县成为全国农民起义的中心。 张楚政权建立以后，在军事上立即做出了部署，主力西进关中夺取咸阳，偏军则四面出击，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六路大军： 第一路，令吴广为假王，就是代理楚王，统楚军主力西进，进攻荥阳，直指关中的东大门函谷关； 第二路，令将军宋留领兵东南攻取南阳，伺机攻取进入关中的南大门武关； 以上两路大军的目标都是咸阳； 第三路，以武臣为将军，北上渡黄河，攻取燕、赵地区； 第四路，以周市为将军，攻取原魏国地区（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 第五路，以邓宗为将，向九江方向进攻（今安徽、江西一带）； 第六路，以召平为将，攻取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 这一军事部署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吴广、宋留所率的主力军团能不能迅速进击关中，一举击垮秦王朝。 这个目标可不小，一击即中，想想都不可能，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手下的秦军可不是吃素的。 所以，张楚政权的首要目标就有问题，注定只能当炮灰。不过艺高人胆大，在进击荧阳的路上，楚军还真有比较出色的表现，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周文。 荥阳位于三川郡内，控制着东西交通，为函谷关东的重要关口，而荥阳及旁边的敖仓，是秦帝国重要的战备粮仓，可见，荥阳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时任三川郡郡守的是李斯的长子李由。吴广起义军很快击败了三川郡的野战主力，但李由也及时进入荥阳，殊死抵抗，起义军数次攻城均告失败，之后只好转为围困。 同时，宋留所率义军在攻取南阳时，也遭到秦军的顽强抵抗，无法迅速逼近武关，同样也陷入僵持。 在这种胶着状态下，张楚义军做出了新的决策，就是绕过荥阳，直接进攻函谷关，这一战略也实现了，这个扭转局面的人就是周文。 周文，又名周章，曾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门客，在秦楚之战中，曾在项燕军中服役，做过将军幕府的视日，相当于参谋，专门负责天气地形、占卜之类的事。 所以，周文有一定的军事经验，也熟知兵法，绕过荥阳攻函谷关的策略，不排除是他提出的。 由于有着抗秦的经历，所以，当陈胜军攻克陈县后，他就以地方豪杰的身份加入了张楚政权。 周文率领一支义军绕过荥阳，直奔函谷关，在吴广的支援下，他一路突破洛阳、新安、渑池一线的秦军防线，以突袭的方式，真的一举攻破了函谷关。 函谷关对于秦国的战略意义重大，是关中的东大门，战国以来，秦与关中六国相争，有胜败，有进退，但不论胜败进退，秦军的底线就是函谷关，他们总能将诸侯国阻止在函谷关下，以保证关中根据地。 可以说，秦能够战胜六国，守住函谷关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所以，当周文攻破函谷关时，关中震惊，八百里平川，无险可守。 入关后的周文一路开挂，沿渭水南岸大道急速西进，过宁秦、郑县，一直打到了咸阳东郊骊山脚下的秦始皇帝陵帝。 周文一路收编义军，兵力达到十万余人，兵车上千乘，西望秦都咸阳，大有一举灭秦之势。 就在周文率军抵达骊山东面的戏水时，他生命中的克星出现了，这个人就是本文的另一位主人公--章邯。 章邯，字少荣，在攻灭六国之战中，他参与了对韩国与赵国的战争，并立有军功。 秦统一后，章邯被任命为少府，与丞相李斯一起负责皇陵工程。函谷关攻破后，章邯接守关中防务，他向秦二世提出，将骊山服役人员武装起来，开放武库并迅速动员京师的秦军，同时抽调北部边军南下。 上述部署完毕后，秦军很快集结起了一支五万精锐之师，而这支精锐极有可能就是京师中尉军。 对于戏水之战，史料记载很少。但后世学者通过察看秦始皇兵马俑的排列布阵，认为兵马俑是按实战布阵的。 所以，这支兵马俑所组成的军团就是保卫秦始皇的秦军精锐部队。他的原型就是秦国的京师卫戍部队，也就是所谓的京师军之一。 秦帝国的京师军有三支部队，分别是郎中令军、卫尉军和中尉军。 郎中令军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团，相当于皇帝身边的警卫军，由郎中令总管，人数不定，多时可达一千余人，负责帝王的内廷安全。 卫尉军是皇宫宿卫军，由九卿大臣之一的卫尉统领，除了负责宫城市内外保安工作，分别屯守在各个宫城要所，分散驻守。皇帝出行时还要承担安全警卫工作，数量约在两万人左右。 中尉军由中尉统领，主要掌管首都内史地区的军事和治安。中尉作为内史地区的军事长官，兼有中央官和地方官两种性质，也是九卿之一。 中尉的职务有两部分：一是负责内史地区的安保、地方军的管理；二是统领京城卫戍部队，负责咸阳的守备、各官署的安保、武库的管理，以及在皇帝出行时的先锋军。 根据中尉的职能，中尉军的分布也有两部分：其一为分散首都内史各县的地方军；其二为集中屯驻在咸阳宫城外的京城卫戍军，人数约有有五万余人，是秦军精锐中的精锐。 总的来说，郎中令军、卫尉军和中尉军，三者均以皇帝为中心，在关中地区形成一个严密的多层防卫系统。 当周文破函谷关后，关中形势危急，章邯能迅速调集的部队唯有中尉军。 周文所率起义军，尽管人数多，但却是一支未经训练的杂牌军，与章邯所率的正规军京师中尉军相比，不用想肯定不是对手。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据《史记》记载，周文与章邯在戏水大战，首战在二世元年九月，战败后退出函谷关；十一月，双方又在曹阳大战，周文再败，退至渑池；相隔十余天，双方又战，周文兵败自杀。 短短三个月间，秦楚大军三次大战，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周文戏水之败，从之后起义军的走向来看，成为秦楚之间军事形势的重大转折。 张楚政权想一举攻入咸阳的策略，经戏水之战后，眼见着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之后便是章邯一人的独角戏了。 章邯军乘胜东进，经新安、河南抵达洛阳，之后过巩县、成皋，直奔荥阳而来。 此时，吴广统领的张楚军主力，围困荥阳已有四个月之久，李由也坚守了四个月，孤军奋战，形势岌岌可危。 章邯深知荥阳的战略意义，战争态势要想由防守转为进攻，彻底实现逆转，首要就是解除荥阳的包围。 章邯用兵极为重视后勤供应，伤其一指不如断其一指，直接进攻荥阳不如断其粮道。 于是，章邯决定对起义军的后勤重地敖仓下手，因为此前起义军已经占领了秦国最大的粮食基地--敖仓，断其粮道，必然会引发内乱。 章邯拿下敖仓，吴广很快被麾下部将田臧、李归等人所杀，陈胜只好接受既成事实，起用田臧全权统领军队。 吴广没什么军事才能，田臧、李归等人则更差，章邯不费吹灰之力就破了起义军，李归战死，荥阳解围。 章邯与李由会合，一扫三川境内的张楚军残留，重建荥阳-敖仓防线，将大秦帝国的东方防线安定了下来。 之后，章邯指挥秦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兵分两路，偏军南下颍川郡，攻击张楚军的邓悦部；主力军则在章邯的率领下，从东南方向进击许县的张楚军伍馀部。 再路大军进展顺利，起义军纷纷向陈县溃退。之后章邯再集结部队，再度兵分两路，一路南下继续攻击南阳郡的宋留部；另一路则由章邯率主力军直逼陈县。 章邯兵临城下，陈胜亲自出城督战，起义军哪里是章邯的对手，张楚军战败，陈胜逃亡，最后被车夫杀死。 宋留部走投无路，最后向章邯投降，送到咸阳，被车裂处死。 章邯出马，短短两个月就消灭了张楚政权，秦王朝此时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但陈胜吴广点燃的星火早已燎原，六国势力死灰复燃。 在帝国的东南方向，一支强悍的军队正在北上，它将再次让关中震惊，“楚有三户，亡秦必楚”，一支真正有实力的楚军正在崛起，他就是项氏集团项梁、项羽叔侄。 秦末篇——楚汉争霸 楚汉之争，又名楚汉战争、楚汉争霸、楚汉相争、楚汉之战等，即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至汉五年十二月（公元前202年1月），西楚霸王项羽、汉王刘邦两大集团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最终，楚汉之争以项羽的西楚败亡，刘邦建汉朝而告终。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于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病逝，中车府令赵高等人发动沙丘政变，矫诏将长子扶苏、大将蒙恬赐死，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昏庸荒淫，赵高又专权乱政，赋敛益重，戍徭无已，致使天下越发困疲，百姓苦不堪言。帝国每况愈下，十年暴政最终引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首先发动大泽乡起义，建立“张楚”政权，陈胜自称楚王，一时间天下群雄纷纷响应。九月，前楚国大将项燕之后项梁、项羽叔侄发动会稽起义，项梁自号武信君；同月，原泗水亭长刘邦亦于沛县（今江苏徐州沛县）起兵响应，称沛公。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失败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二月，项梁召集楚地各路义军首领于薛县（今山东枣庄滕州）议事，刘邦亦率部归附项梁。是时，燕、赵、齐、魏兼已自立为王，项梁于是采纳范增建议，拥立前楚怀王孙熊心为王，仍号“楚怀王”，都盱台（今江苏盱眙）。八月，秦军最高统帅、上将军章邯在攻杀反秦武装首领魏王咎和齐王田儋后，与项梁展开了定陶之战，项梁因轻敌而战死，章邯于是认为楚地已不足忧，遂领兵北上攻打赵国，围赵王歇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平乡镇），赵王遂求救于诸侯。 章邯破项梁军，楚国上下十分震恐。刘邦、项羽弃陈留，率军东归。秦二世三年十月（公元前207年10-11月，当时十月为岁首），楚怀王迁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以吕臣父吕青为上柱国，封沛公刘邦为武安侯，任砀郡长，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 接着，楚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救赵，一路西进伐秦。以宋义为上将军，号“卿子冠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上救赵；刘邦则收项梁、陈胜散军，并以此为基础西行伐秦。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刘邦西征前，先行北上收陈楚散卒，先后攻取了洛阳周边一些地区，企图夺取洛阳，经函谷关入关中，后被洛阳一带秦军出城迎击，大败南逃，在得到郦食其为代表的地方豪强支持后，改变策略，转走武关道入关中，经过几个月的转战，于汉元年十月（公元前207年10月-11月）进至咸阳郊外，于蓝田大破秦军，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入咸阳，尽除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 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公元前208年12月-前207年1月），项羽杀宋义，夺其军权，率军北上救赵，在巨鹿之战中大破王离北方边军主力，之后再连破秦军，最终秦将章邯投降。项羽为“诸侯上将军”，于汉元年十二月（公元前207年12月-前206年1月）率诸侯军进入关，与刘邦会于鸿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鸿门宴后，项羽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焚秦宫室，劫掠关中。 平定关中后，项羽上书义帝请封功臣，怀王回复“如约”。项羽大怒，不遵义帝之命，自主分封。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二月，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立十八路诸侯，自号“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刘邦则被封为汉王，将巴、蜀、汉中分给刘邦；又将关中地区分为三部，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别为雍王、塞王、翟王，合称“三秦”，企图通过他们控制关中，将刘邦困锁在巴、蜀、汉中地区。 刘邦被改封到汉中，初不欲就国，谋攻项羽，萧何进言曰：“汉水上应天汉。汉中，据有形胜，进可攻退可守，秦以之有天下”。 刘邦于是采纳萧何建议，屈就汉王封号，招贤纳士以图天下，同时确定了收用巴（郡治江州，今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蜀（郡治成都，今四川成都），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的方略。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忍忿前往汉中（郡治南郑，今汉中市城东）就国，而张良亦回韩国就任韩相。刘邦去汉途中烧毁所过栈道，防止诸侯军偷袭，并借此表示无东向之意，以麻痹项羽。项羽亦于同时班师彭城。 韩信亦在此时背楚投靠刘邦，但没有知名，仅任连敖，后坐法当斩为滕公夏侯婴所救。夏侯婴与语知其有才能，向刘邦推荐韩信，刘邦拜韩信为治粟都尉。韩信对不能受到重用而欲离去，于是发生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萧何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 项羽以韩王（韩成）灭秦无功为借口，不让他就国而带他到彭城，废为侯爵，又把他杀了，立吴县县令郑昌为韩王。 原燕王韩广不愿徙往辽东，新燕王臧荼攻杀之于无终，并其国。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齐相田荣不满项羽分封，攻打临淄王田都，田都逃到楚国，田市本被项羽封为胶东王，田荣却立田市为齐王，不让他去胶东就国，田市畏惧项羽，前往胶东就国，田荣对这个不争气的侄子大怒，派人追杀田市于即墨，又回军攻杀济北王田安。这样田荣击并三齐，遂自立为齐王，并予彭越将军印，令其击楚。项羽派萧公角攻打彭越，被彭越打得大败。 汉二年十一月（公元前206年），赵将陈馀因不满项羽分封，派夏说游说田荣，从齐王田荣处借兵，与自己三县之兵一起攻常山王张耳，张耳败走归汉。陈馀重迎立代王赵歇为赵王，赵王感激陈余，立陈馀为代王，陈馀以赵歇弱小，不去代国，以夏说为相国，驻守代地，自己留在赵歇身边，辅佐赵王。 同月，项羽密令九江王英布遣将杀害义帝于郴县。 在齐地田荣兼并三齐之时，刘邦在汉中也为攻袭三秦做准备。刘邦入汉中，项羽给予刘邦三万士兵。刘邦依张良计，入南郑时烧毁栈道，以防被偷袭和向项羽示意无外侵的意愿。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用韩信的计谋，结果受阻于陈仓，雍王章邯的军队在渭上堵截，刘邦打算回汉中，赵衍提议从其他道路走，结果走通，刘邦又在好畴击溃章邯，最后围困章邯于废丘。同月，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被迫向汉王刘邦投降。之后几个月，刘邦遣将攻取陇西、北地、上郡。这样，三秦除章邯困守的废丘之外全部归汉。 而此时因项羽杀韩王成，张良走小路归汉，派人给项羽送信，称“汉欲得关中，如约即至，不敢复东”。项羽因此对刘邦放心，而北击齐国。 刘邦略取关中之际，于九月命令薛欧、王吸出武关，与王陵联合，将刘太公和吕后等家属从沛接回来。十月，汉王拜韩王信为韩国太尉，令其循韩地，并许之若定韩地则拜其为韩王。 韩王信攻下韩地十余城，项羽所立之韩王郑昌降，汉二年十一月（公元前206年），汉立韩王信为韩王。 汉二年十月（前206年），汉王刘邦进至陕（今河南陕县）。在汉基本平定关中之后，开始准备东进了。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正月，项羽闻知刘邦已兼并三秦，且准备东进伐楚，而赵国、齐国、梁地都已反叛，项羽以齐国与梁最近，威胁最大，北上攻打齐国，项羽派使者向英布征其一同前往，但英布仅以老弱敷衍，项羽对此深为不满，几次遣使斥责。 田荣得知项羽击齐，率军迎击，被项羽打败。逃至平原，平原民杀了田荣，投降项羽，项羽立田假为齐王。但项羽采取错误政策，不仅不予召抚，反而怒田荣反，迁怒齐人，大肆屠杀，所过残灭，于是齐人纷纷复叛，项羽奔走于齐地，但远不能扑灭齐地战火。 田荣弟田横驱逐田假，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自领齐相，收集齐国败兵，在城阳（今山东莒县）反抗项羽，项羽一时没能攻下城阳。 此时，刘邦正在向东进军，魏王魏豹、殷王司马卬相继降汉，项羽封陈平为武信君，令其平定殷国，于是司马卬又降楚，过了没多久，汉王刘邦攻打殷王，平定殷地，俘虏了司马卬，项羽得知大怒，要诛杀平定殷国的将吏，陈平很害怕，于是来投汉王刘邦。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进至洛阳，接受董公“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的建议，以项羽杀害义帝为口实，为义帝报仇讨逆为政治号召，令三军发丧，缟素三日，发檄文布告全国：“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联络各地诸侯王，趁项羽滞留在齐国之际，纠集塞、翟、魏、赵、殷五国诸侯联军56万，兵分两路攻楚，北路由曹参、灌婴统率，进攻定陶，击败龙且、项它。南路为刘邦亲自统率，部将为张良、陈平、韩信、吕泽、张耳、夏侯婴、樊哙以及五诸侯军，至外黄，击败楚将程处、王武，彭越率三万人归附刘邦，刘邦封彭越为魏相国，攻打梁地，派樊哙北上攻打邹县、鲁县、薛县、瑕丘，以阻止项羽从齐国南下，向东攻打下邑、派吕泽驻守，下邑在萧县西面不远，萧县在彭城西面不远，项羽南下救援彭城必经萧县，这样，如果项羽回援彭城，吕泽可以与刘邦东西两面夹击项羽。与北路军曹参、灌婴会合，进攻砀县、萧县，攻取彭城。 项羽得知后，留众部将继续击齐，自率精兵3万疾驰南下，先击败驻守在鲁县的樊哙，当时刘邦等众诸侯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置酒高会。项羽乘刘邦陶醉于胜利，戒备松懈之际，率军绕至彭城西，于清晨时发动突然袭击，驻守在下邑的汉将吕泽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刘邦不得不撤出彭城，楚军于是大败汉军，汉军往泗水方向溃逃，楚军紧追不舍，杀汉军十余万人，一直追击至灵壁（今安徽灵璧县）东濉水，汉军相互拥挤、践踏，加上楚军追杀，汉军十余万人皆入濉水，濉水为之不流。此役，汉军被歼数十万。刘邦急率残部先在砀县整顿，然后向西与吕泽会合。 诸侯见刘邦败，转投项羽，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入楚为将。赵国发现汉并没有杀张耳，赵兵退去反与汉为敌，魏王魏豹回到荥阳，断绝了黄河渡口，也背叛了刘邦，只有彭越独自带领他的军队向北驻守在黄河沿岸。 项羽虽取得彭城之战胜利，但齐地战事却不利。在其率军击诸侯联军时，田横尽收齐地。但田横复国后并未攻楚，而是中立于楚汉之间，直至郦食其说齐。 刘邦到下邑，父亲刘太公、母亲刘媪和妻子吕雉被楚军俘获，被拿住做人质，刘邦派人去沛县寻找家室。张良向刘邦规划下一步对策。张良说：“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采纳张良建议。谋士随何自荐往说九江王英布，刘邦来到荥阳，与曹参、灌婴、靳歙平定雍丘王武的叛乱，程处在燕县反叛，楚柱天侯在衍氏反叛，羽婴在昆阳反叛，都被曹参平定，樊哙重新取得鲁地与梁地。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刘邦回到关中，汉军水攻废丘，雍王章邯在抵抗了十个月兵败自杀，至此三秦悉为汉有。刘邦收关中士卒回到荥阳。 随何劝降九江王英布，英布叛楚，项羽派龙且、项声攻打英布。项羽亲自进攻下邑，继续向西进攻，至荥阳，刘邦拜灌婴为中大夫，统率骑兵，在荥阳以东大败项羽，又在于“京县”（今河南郑州荥阳豫龙镇京襄城村附近）、“索亭”（今河南荥阳索河街道）之间击败楚军，将项羽楚军击退到荥阳以东。 京索之战后，汉军稳住阵脚，楚军也无力突破汉军防线进攻关中。双方从来开始在荥、成一带拉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京索之战，汉军击败楚军，项羽退回荥阳以东，而汉军亦不能过荥而往东。楚汉相持于荥阳。刘邦派郦食其劝说魏王魏豹重新归汉，遭到魏豹的拒绝，汉二年八月，刘邦派曹参、韩信兵分两路攻打魏国，即月攻破安邑，曹参俘虏了魏豹，将魏豹带至荥阳。汉二年九月，刘邦派陈豨、韩信、曹参攻打代国，后九月，平定代国，斩杀代相国夏说。 汉三年十月（公元前205年），刘邦派原常山王张耳收复赵国故地，韩信与张耳一同前往，陈兵井陉，赵王因代地已失，又闻汉军攻打井陉关，集结赵军主力至赵国北部抵挡汉军的进攻，此时刘邦趁赵国南部空虚，离开荥阳，北渡黄河，攻克河内，从南面进攻赵国，接着攻克了朝歌（今淇县）、安阳（今安阳南）、邯郸（今属河北），当邯郸失陷，在井陉与汉军对峙的赵军主力进退两难，张耳与韩信在井陉大败赵军，赵将戚将军逃跑至邬县（今山西省介休县），被曹参斩杀。赵王歇逃到襄国，张耳与韩信追击，刘邦亦从邯郸北上攻打襄国，汉军南北夹击，攻破襄国，杀掉了赵王歇。项羽遣骑兵渡河争夺赵地，被汉军击退。燕王臧荼降汉。 汉三年十二月（公元前205年），韩信与张耳留下在赵国继续作战，刘邦返回荥阳。此前英布被随何策反，项羽派龙且攻打英布，英布战败，与随何回到了荥阳。刘邦召见英布，派英布重返九江，收聚数千人归汉，刘邦也离开荥阳，从成皋南下，到宛县（今河南南阳）、叶县一带迎接英布，给英布增兵，一起回到成皋。 刘邦据守荥阳，开始修筑甬道，由敖仓运输粮食至荥阳。与项羽对峙，双方进入相持状态。 项羽率军数次攻夺甬道，汉军粮食短缺，于是刘邦向项羽要求和议，荥阳以西归汉，以东归楚。项羽打算接受，范增认为优势在握，如果放虎归山，必成后患。所以项羽率军加紧围攻荥阳城。刘邦认为范增是个大碍，所以给予陈平四万斤黄金，要他去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君臣关系。项羽中计，削其兵权，范增大怒而告老回乡，于途中病故。 为了打破荥阳对峙的僵局，刘邦派靳歙与灌婴攻打楚军的粮道。靳歙切断了楚军从荥阳至襄邑的粮道，灌婴切断了楚军阳武至襄邑的粮道，命令靳歙与灌婴离开荥阳，越过梁地，与彭越联合，攻打楚国后方的鲁县（今山东曲阜），鲁县与齐国交界，又与彭越毗邻，是楚国的北部门户，战略意义重大。 由于调走了灌婴与靳歙两支汉军精锐，刘邦在荥阳与项羽艰难对峙。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六月，韩信与张耳已平定赵国的反抗余波，南下至河内修武，接应刘邦。七月，刘邦令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等人守荥阳，离开荥阳北渡黄河，来到修武，命令张耳镇守赵国，拜韩信为相国，韩信请封张耳为赵王，刘邦同意。 刘邦调集原属韩信与张耳的军队，打算回到荥阳支援前线作战。此时项羽以荥阳发起猛烈进攻，周苛等人死守荥阳，八月，周苛以魏豹是反复无常之人，难与一起守城，于是杀了魏豹，周苛不能抵挡项羽的进攻，当月荥阳被攻陷，周苛宁死不降楚，被项羽所杀，韩王信被项羽俘虏。刘邦欲回到荥阳与项羽交战，郑忠劝谏刘邦，避开项羽的锋芒，驻扎在河内小修武，不与项羽交战，刘邦采纳。 此时，灌婴与靳歙在鲁县打败了项冠，得知荥阳已失，靳歙南下攻打楚国腹地以牵制项羽，灌婴率骑兵返回前线增援，在燕县（今河南延津东北）打败楚将王武，又在白马津打败楚将桓婴，过白马津渡黄河，到达河内与刘邦会合，护送汉王刘邦南渡黄河回到洛阳，此时项羽又攻破了成皋，到达洛阳附近的巩县，双方在巩县交战，楚军大败，不能继续西进。 刘邦在巩县遏制了楚军的攻势后，乘胜追击，意图夺回成皋，楚军坚持皋险要，汉军攻之不下，刘邦打算放弃进攻成皋，退守巩县与洛阳。谋士郦食其劝阻刘邦，不要退却，并向刘邦说明敖仓的重要性，放弃成皋与荥阳就意味着放弃敖仓。此时楚军后方受到靳歙的牵制，不能全力攻打敖仓，劝刘邦务必加紧进攻成皋，收复荥阳，坚守敖仓。并自请出使齐，劝说齐王田广降汉。 刘邦非常赞同郦食其的建议，让他出使齐国，同时派遣灌婴往邯郸调回一部分韩信镇守赵地之军回到前线，坚守敖仓，并以灌婴接任周苛的御史大夫之职。 郦食其不辱使命，以三寸之舌成功劝说齐王归降。齐王同意归降于汉，撤去历城的守军，示无反意，并与郦食其纵酒庆祝。 靳歙在鲁县打败项冠后，攻打楚国的腹地，此时攻克了缯县（今属山东苍山县）、郯县、下邳（今江苏邳县）、蕲县、竹邑，几乎包围彭城。如果不出意外，平定了楚国后方的靳歙再从东面进攻，加上彭越的配合，攻打项羽的背后，据守荥阳与成皋的项羽必将被汉军包抄，夺回荥阳与成皋指日可待。但此时发生了一件令刘邦意想不到的事：韩信从灌婴口中得知刘邦已失荥阳与成皋，洛阳危急，并且齐国已被郦食其说降，韩信为了自己当齐王，在蒯通的蛊惑下，擅自攻打齐国撤去防守的历城，齐王大怒，以为是郦食其出卖了他，将郦食其烹杀，急忙派齐军再次防守历城，韩信不能攻下。 刘邦得知韩信攻打齐国，齐国叛汉，被迫抽调汉军主力以武力平定齐国，派灌婴、曹参、傅宽、蔡寅、陈涓、冷耳、柴武、王周等汉将赴齐助韩信攻打齐国。这样一来，失去荥阳与成皋的不利局面雪上加霜，攻打楚国后方的靳歙也不得不放弃进攻，回到巩县抵挡项羽。齐王不得已向宿敌楚国求援，项羽为壮大自己考虑，也派龙且率20万楚军支援齐国。 项羽占据成皋天险，与汉军在巩县对峙，如果汉军再失巩县，洛阳也将不保。所幸敖仓还在汉军的掌控下，刘邦派人坚守巩县的同时，命令周勃、程黑、郭蒙等坚守敖仓，刘邦自己则驻军河内小修武（今属河南焦作），指挥全局，依黄河北岸驻守，封锁黄河渡口，以阻止楚军攻入河内平原，为了重新取得战略上的优势，汉军必须夺回成皋。但汉军的主力都用于攻打齐国了，兵力不够，为了补充兵源，调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刘邦派使者发往燕国，请求援助，燕王臧荼派温疥与昭涉掉尾率燕军助汉。 彭越在梁地，可以对项羽的后方发起进攻，牵制项羽，使项羽不能首尾相顾。刘邦又命令刘贾与卢绾率领二万人渡过白马津，与活跃于楚军后方的彭越军配合，烧掉楚军的粮草。在燕县以西打败楚军，攻占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等17座城池，项羽亲自攻打彭越与刘贾，留大司马曹咎守成皋，临行前嘱部将曹咎谨守成皋，遇汉军挑战，切勿应战，只须阻止其东进即可。 汉四年十月（前204年），刘邦乘项羽东去兵力薄弱之机，反攻成皋。初时，成皋楚军坚守不战。刘邦数次遣人到阵前辱骂，终于激怒曹咎，率部出击。汉军乘楚军半渡汜水之时，全力反击，斩杀了曹咎，再次夺回成皋，并俘虏了前塞王司马欣与翟王董翳。乘胜进至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并包围楚将钟离昧于荥阳以东。项羽急忙从睢阳回救，汉军鉴于兵力不足，暂时无力彻底消灭楚军，于是见好就收，据险坚守。（注：汜水在成皋以东，汉军从西边进攻成皋，必是先破成皋，后渡汜水，《项羽本纪》的记载可能有误） 汉军再次收复成皋后，据险坚守，双方在广武山（今河南荥阳东北）再次形成对峙。 此时灌婴、曹参等赶赴齐国助韩信攻破了历城、临淄，齐王田广逃到高密。项羽所派增援齐国的二十万楚军也被汉军消灭，楚将龙且被汉军阵斩，齐国全境也被汉军平定。汉四年（公元前203年）二月，韩信自立为齐王。 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羽患之。于是置刘邦的父亲太公于鼎镬上，告诉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今 天不赶快投降，我就烹煮了你父亲），刘邦却回答道：“吾与汝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项羽见无济于事，只好作罢。 又有一次，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却笑着拒绝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并向项羽宣布他的十条罪状。项羽恼怒之下，用暗箭偷偷射向刘邦，正中刘邦胸部，刘邦受伤，回到成皋养病。 项羽终究无力挽回楚国的颓势，战争的优势已完全向汉方倾斜。刘邦病好后，他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命令樊哙守广武，周勃守敖仓，带上在汜水之战俘虏的前塞王司马欣，回到关中，将司马欣在他的原都城栎阳枭首，置酒慰问关中父老，四日后，带领关中兵又回到广武。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八月，魏王豹踞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反汉归楚，威胁汉军侧翼。刘邦先派郦食其游说未成，即命韩信率军进攻。九月，韩信突袭安邑，生擒魏豹，灭魏国。 安邑之战，汉魏两军使用的兵力不大，是个规模比较小的战役，但是对当时战局则起了极大影响。汉军凭着占领魏属的河东、太原等郡，可以经略赵代，进攻燕齐，形成从北面包围楚国的优越战略态势。 汉军统帅韩信于安邑之战中，采用了与对三秦作战“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同样的诡诈手段，又一次成功地获得了全战役的彻底胜利。韩信用一部兵力阳渡临晋，主力暗渡夏阳的手法，引诱轻举妄动的魏豹，把主力调集到蒲坂以西地区，造成了魏王豹的错觉，巧妙地掩护了自己渡河的真实意图，使数万大军顺利渡河成功。 汉军渡河急进，奇袭安邑要地，一战全歼敌人，突出地展示了韩信军事指挥的卓 越才能。 九月，魏王豹率军迎击，但遭到大败，魏王被俘虏，刘邦令其为将助守荥阳。 安邑之战后，刘邦继而采纳韩信“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少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的建议，给韩信增兵3万，开辟北方战场，以消灭楚的羽翼，实现对楚的战略包围。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闰九月，韩信首先破代国，生擒相国夏说，代亡。 汉三年十月（公元前205年），韩信、张耳率领汉军越过太行山，与楚的羽翼赵国战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南)，韩信一反常规，背水设阵，大败20万赵军，斩杀赵军主帅成安君陈余，生擒赵王歇，一举灭亡赵国。随之采纳赵国降将李左车建议，乘势不战而迫降燕王臧荼，平定燕国。 井陉之战的结局，对楚汉战争的整个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汉军的胜利，使得其在战略全局上渐获优势，即消灭了北方战场上强劲的敌手，为下一步“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平定燕地创造了声势和前提，并为东进击齐铺平了道路，从而造就了孤立项羽的有利态势。这虽然是一次战役规模的战争，但却有着战略性质的地位。 与此同时，刘邦亦亲攻赵。汉将靳歙兵出河内，击赵将贲郝于朝歌，破之。又随刘邦进击安阳以东，下七县；别将攻赵军，虏两司马，得赵军二千四百余人。接着刘邦对赵之邯郸发起进攻，破赵军，攻下邯郸。汉将靳歙破赵军于平阳，攻下邺。这样赵国悉平。 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张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汉王立张耳为赵王，拜韩信为相国。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六月，刘邦再败荥阳，入赵，收韩信军，令韩信收赵兵未发者准备击齐。 韩信灭赵后，陈兵燕境，燕王臧荼迫于汉军兵威，加入汉方对楚作战。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汉军于彭城战败后向西溃退，彭越把他攻占的城池又都丢掉，独自带领他的军队向北驻守在黄河沿岸。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彭越经常往来出没，替汉王游动出兵，攻击楚军，在梁地断绝他们的后援粮草。 九月，刘邦采用郎中郑忠之策，派将军刘贾、卢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由白马津渡河，进入楚地佐助彭越。汉军与彭越联军烧掉楚军积聚的粮草，楚军乏食。楚军回击刘贾，刘贾坚守不出不与楚军交战，与彭越互相呼应。 汉四年（公元前204年）冬，楚军和汉军在荥阳相持，卢绾、刘贾攻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座城邑。项羽知悉后，就派曹咎驻守成皋，亲自向东收复了彭越攻克的城邑，又都归复楚国所有。彭越于是率军北上谷城。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秋，楚军向南撤退到夏阳，彭越又攻克昌邑等二十多个城邑，缴获谷物十多万斛，用作汉王的军粮。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二月，韩信自立为齐王，项羽为了避免被汉军三面包围，项羽派武涉赴齐国，游说韩信，劝他发兵助楚，攻打刘邦，但齐国的汉将都是刘邦的亲信，韩信以“汉王刘邦待他甚厚，不忍背叛”为由拒绝了武涉的请求。 韩信命令御史大夫灌婴离开齐国，率汉骑南下，首先进攻楚国的鲁地，大破楚将薛公杲于鲁北。南下再破薛郡长，攻博阳，进军至下相，夺取取虑、僮、徐等县。接着渡过淮河，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尽降楚国城邑。 项羽急忙派项声、薛公、郯公夺回淮北。灌婴北渡渡淮，在下邳大破项声、郯公军，将薛公斩首，夺取下邳。接着追击楚军，破楚军于平阳（南平阳，今山东邹城市），回师还攻并占领彭城，俘虏楚柱国项佗，降服留、薛、沛、酂、萧、相等县。攻苦、谯，再次俘获亚将周兰。 灌婴平淮北后，后来与刘邦军会师于颐乡（位于今河南鹿邑县）。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楚军粮尽，项羽被迫议和，刘邦亦未能调来韩信、彭越援军，于是双方订立和约“中分天下”，划鸿沟（古运河，位于今河南荥阳以东）为界，东归楚、西属汉。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一线相持两年零五个月后，休兵罢战。 和约定立后，刘邦派使者至楚营请求放还刘邦家属，但都一一遭到拒绝。后来侯生往使，成功说服项羽放还刘邦家人。刘邦拜侯生为“平国君”，但侯生受封之后即隐退。 刘邦遂听张良、陈平的建议，趁楚军锐气消磨殆尽的退兵路上发起追击。彭越趁项羽向南撤退到阳夏之机，攻克昌邑旁二十多个城邑，缴获谷物十多万斛，用作汉王的军粮。刘邦亦趁机率军发起追歼，于汉五年十月（前203）击败项羽亲率楚军取得阳夏（今河南太康），樊哙虏楚大将周将军卒四千人。刘邦率领汉军追击项羽至固陵，刘邦另派刘贾南渡淮水包围寿春，刘贾很快到达，派人寻找机会招降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叛变楚王，帮助刘贾攻下九江，迎着武王黥布的军队在垓下会合，断项羽向南逃后路，并共同攻打项羽。 不久，灌婴、靳歙率领骑兵军团从彭城往固陵而来，刘邦亲自在固陵东边颐乡与灌婴率领的汉军铁骑会合。项羽得知灌婴、靳歙等率领汉军东来后，为防自己被包围往南退守至陈下，刘邦在灌婴、靳歙率领精锐骑兵到来后，发动反攻。汉将宣曲侯义率领骑兵和汾阳侯靳强率汉军为先锋，攻固陵楚军，便击破了楚大将钟离昧的部队，揭开了陈下之战的序幕。 项羽南逃至陈县，大将钟离眜也赶到，汉五年十一月（公元前203年），汉将靳歙从济阳来与刘邦会合，同时平定淮北的灌婴到达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的颐乡，刘邦与灌婴会合，对驻陈的楚军形成东西夹击合围之势，项羽只得继续东撤，陈县县令立即降汉。 项羽继续向东而逃。此时刘贾已攻占了寿春，项羽无心攻打寿春，立即调转马头，转向东方逃跑，越过已被屠成空城的城父。[注：城父（今亳州城父镇附近）与垓下（今灵璧）均是在陈下（今淮阳）正东边，而不是东南边] 刘贾派人策反了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叛楚，以舒县之兵屠戮了六县，与英布一同北上.，与刘贾会合，离开寿春，前往城父垓下一线对项羽进行战略合围，经过城父时对其进行了屠城，鸡犬不留。身在齐国的韩信，见项羽大败，三分天下已无望，于是离开齐国，来到城父与刘邦会合。无论屠六县还是屠城父都是为了让楚军得不到补给和立足之地。 汉五年十二月（公元前203年），项羽逃离城父，逃至垓下，汉军迅速跟上，将10万楚军包围于垓下（今安徽灵璧）。 楚军兵少食尽，屡战不胜，夜闻四面楚歌，军心瓦解。项羽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于是夜起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虞姬）和之（参见霸王别姬）。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是夜项羽抛弃大部队率800余骑兵趁夜突围南逃，天明后刘邦方才发觉，遂派灌婴率数千骑兵追击。 楚军渡过淮河后只剩下百余骑，逃至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西北）时因迷路，问路一田父，田父诓骗而左行，结果陷于沼泽，致使汉军追上。 至东城（今安徽定远县境内）时，仅剩下28骑，项羽自度难以脱身，却依然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逃至乌江（今长江，位于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镇）时，乌江亭长力劝项羽过江，以图东山再起，项羽却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肯渡江。 接着在力杀汉军数百人后，自刎而死。 垓下一战，刘邦全歼楚军，获得最后胜利。项羽败亡后，楚地陆续平定，最后唯原项羽封地鲁不下，汉军乃以项羽头示鲁，鲁遂降，楚国至此全部平定。 楚汉战争末期，属楚国阵营的衡山王吴芮、九江王英布先后归附汉王刘邦，唯临江王仍不听命。在项羽覆灭的同时，汉军又攻破临江国都江陵（今湖北荆州），俘虏项羽所立的临江王共尉。 楚汉之争是由秦末农民战争直接演变而来的，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民战争虽然胜利地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但曾经是农民战争领袖的刘邦和项羽，却不得不走封建统治的老路，遂转变为封建统治权的角逐者。在这场角逐中，项羽具有强烈的旧贵族意识，不善于用人，不能重建统一王朝。刘邦知人善任，因势利导，终于战胜了项羽，登上了西汉皇帝的宝座，建立了汉朝。 汉王刘邦统一天下后，便以“汉”为国号，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并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又经汉武帝一朝，达到了西汉的巅峰时期。楚汉战争造就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后历王莽短暂篡国后又进入东汉时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达400余年的长期统一局面，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 战争评价 楚汉战争历时4年多，战地之辽阔，规模之巨大，用兵韬略之丰富，前所未有，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楚汉战争最终实现了西汉王朝的大一统，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项羽摒弃秦朝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分封制，恢复战国时期的封建割据，疆土分裂，天下不能真正统一，埋藏战争隐患。刘邦与项羽争天下，为什么项羽失败了? 项羽不会知人善任，不信任手下，不爱听意见，又吝于封赐，不会识别和笼络人才，以致韩信、陈平、英布等先后归汉，不善于团结利用反汉同盟，致使魏王豹、代相夏说、赵王歇与楚各自为战，魏、代、赵国相继灭亡。 且刚愎自用、优柔寡断，不会抓准时机，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好哄。他嗜杀残暴，坑杀20万秦兵、屠掠咸阳、弑杀义帝，大失人心。时有人谏言建都关中，他不听而烹杀谏者，误中陈平离间计，致使谋士范增愤而告退。平定齐国叛乱后，杀戮过重以致齐地复叛。不都关中，放弃形胜之地。他分封不公，导致诸侯叛乱，疲于应付。又封秦朝三个降将于关中，因曾坑杀20万秦兵，三秦王在关中很难立足，以至汉军得以轻松平定三秦。 时刘邦先入关中，派兵守住函谷关，抗拒诸侯。本来项羽已经准备灭掉刘邦，就因为项伯说情就放了他。鸿门宴上，形势有利，只要他一声令下，刘邦就必死无疑，可他优柔寡断，迟迟不发令。所以项羽失去了所有有利的时机，“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因此，项羽败给了刘邦。 刘邦则是海纳百川，只要说得有道理，他都会听。他善于笼络利用诸侯以及手下将领，大家乐为其效命，韩信为齐王时，楚使说齐王韩信不反可略见一斑。 名将韩信在战争中显示了其卓 越的统帅才能。先定魏王豹之战、再破代、攻赵、降燕、伐齐，最后在垓下全歼楚军，其还定三秦之战暗渡陈仓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井陉之战拔帜易帜、背水一战；潍水之战以水冲敌、半渡而击；垓下之战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韬略之丰富，用兵之灵活，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的篇章，亦为历代兵家所推敬借荐。 汉高祖——刘邦 刘邦（前256年\/前247年－前195年6月1日），字季，沛丰邑中阳里人（今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汉朝开国皇帝（前202年2月28日－前195年6月1日在位）。 刘邦出身农家，为人豁达大度。早年到外黄县跟随张耳。秦朝建立后，出任沛县泗水亭长。后因释放刑徒，藏匿于芒砀山中。陈胜起义后，刘邦集合三千子弟在沛县响应，自称沛公，投奔反秦义军首领项梁，共立楚怀王，任砀郡长，封武安侯。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率军进驻灞上，接受秦王子婴投降，废除秦朝苛法，约法三章。鸿门宴之后，受封为汉王，统治巴蜀及汉中一带。同年五月，重返三秦之地，定都栎阳。他知人善任，虚心纳谏，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积极整合反对西楚霸王项羽的力量，最终迫使项羽兵败自刎，于汉五年（前202年）赢得楚汉之争，统一天下，即位于定陶泛水北岸，建立汉朝，初定都雒阳，后徙都长安。 称帝后，刘邦为稳固统治，陆续消灭臧荼、韩王信、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分封九个同姓诸侯王；同时建章立制，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兵员归家，豁免徭役，重农抑商，恢复社会经济，安抚人民，稳定统治。“白登之围”后宣布开放边境关市，缓和汉匈关系。汉十二年（前195年），刘邦讨伐英布叛乱时伤重不起，制定“白马之盟”后驾崩，尊号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长陵。 据记载，刘氏起源于三皇五帝之尧帝，尧帝长子监明受封于“刘”邑（今河北省唐县），监明早亡，其子式继封，遂以居邑为氏，传至夏朝有刘累，下传至士会适秦，归晋，有子留于秦，恢复刘氏，之后在战国时获于魏，遂为魏大夫，魏国从安邑迁都大梁，刘清（刘邦的曾祖父）出生，刘清生刘仁，刘仁迁丰邑，刘家即在此期间迁沛之丰邑（详见“人际关系”目录）。 刘邦的祖父虽然曾是楚国丰公（丰邑邑令），但是当时天下动荡，社会大变迁，刘家到了刘邦父辈这一代，已只是自事农产的编户平民。 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或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刘邦出生于沛丰邑中阳里，与卢绾同年同月同日生，两家非常要好。刘邦少年时和卢绾一起读书，彼此交好。他的鼻梁高挺，眉骨立体，有美好的鬓角、胡须，左边大腿有七十二颗黑痣。 刘邦为人仁厚而爱护他人，乐善好施，个性洒脱豁达、不拘小节，颇有度量，但他不喜欢跟家人一样下地劳动，所以常被父亲训斥，说他不如自己的哥哥会经营，日后在统一天下之后，刘邦还拿此事和刘太公开玩笑：“您看我和二哥刘仲到底谁创下的基业大？” 丰邑和沛县曾隶属魏、楚，刘邦的青少年时代成长在魏楚交界地带，受到两国文化氛围的熏陶，其人熟习楚歌，又仰慕魏国英雄信陵君魏无忌的德行。后来有能力西行至魏国各地时，信陵君已故去多年，曾是信陵君门客的张耳也在招纳门客，刘邦于是多次到外黄随同张耳游历，往来做客数月，两人结下深厚的交情。 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年），秦灭魏之后，张耳成为秦廷通缉犯，门客皆散去。刘邦回到家乡沛县。到他起事时，帐下人才也多以魏、楚两地豪杰为主。 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秦灭楚，沿袭楚旧郡设立泗水郡。进入壮年后的刘邦通过考核成为秦吏，做了泗水的亭长。在任上，他戏弄县廷官吏，又喜欢喝酒，爱好美色。 刘邦素来有远大的志向。在一次送服役的人去咸阳的路上，他碰到秦始皇大队人马出巡，远远望去，秦始皇坐在装饰精美华丽的车上，不禁脱口而出：“哎呀，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啊！” 当时，单父（今山东单县）人吕公和家乡的人结下冤仇后到沛县定居，因为沛令和他是好友。在刚刚到沛时，很多人便听说了他和县令的关系，于是，人们便来上门拜访，拉拉关系，套套近乎。刘邦听说了也去凑热闹，当时主持接待客人的是在沛县担任主簿的萧何，他宣布了一条规定：凡是贺礼钱不到一千钱的人，一律到堂下就坐。刘邦虽然没带一个钱去，他却对负责传信的人说：“我出贺钱一万！”吕公听说了，赶忙亲自出来迎他。一见刘邦器宇轩昂，与众不同，就非常喜欢，请入上席就坐。 吕公喜欢给人相面，看见刘邦的相貌，就非常敬重他。萧何说：“刘季一向满口说大话，很少做成什么事。”刘邦趁机和所有宾客嬉闹，干脆就坐到上座去，丝毫不畏缩。饮酒到尽兴时，吕公向刘邦递眼色，让他一定留下来，刘邦喝完了酒，就留在后面。 吕公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给人相面，经我给相面的人多了，没有谁能比得上你的面相，希望你好自珍爱。我有一女愿意许给你做洒扫的妻妾。” 酒宴散了，吕媪对吕公大为恼火，说：“你起初总是想让这个女儿出人头地，把她许配给个贵人。沛令跟你要好，想娶这个女儿你不同意，今天你为什么随随便便地就把她许给刘季了呢？”吕公说：“这不是女人家所懂得的。”终于把女儿嫁给刘季了。吕公的女儿就是吕雉。 一次，刘邦以亭长的身份为泗水郡押送徒役去骊山，徒役们有很多在半路逃走了。刘邦估计等到了骊山也就会都逃光了，所以走到丰邑西边的水泽地时，就停下来饮酒，趁着夜晚把所有的役徒都放了。刘邦说：“你们都逃命去吧，从此我也要远远地走了！” 徒役中有十多个壮士愿意跟随他一块走。最后，刘邦带着这些人逃匿在芒县、砀县的山泽（今通称芒砀山）之中。在此期间，发生了所谓刘邦夜醉斩蛇、“赤帝子”、吕雉宣称刘邦有“云气”等奇事（详见“轶事典故”目录），沛县之中的年轻子弟听说后，很多人都要前去投奔他。随后，刘邦的队伍不断扩大，有数百人之众。 由于秦朝政府连年发起大型徭役，以各地男丁往北修长城戍边；以童男童女和百工几千人出东海求仙；征集无夫家的女性一万五千人南下百越，最终导致中原疲敝，百姓乱离，社会矛盾加剧，人们私底下都想要反抗，当时“欲为乱者十家而七”。这时候有客人对刘邦说：“时机到了！” 刘邦回答：“且等等，当有圣人起于东南。” 果然，在距离此事不到一年之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聚众起义，建立了“张楚”政权，和秦朝公开对立。 当时，沛县令也想响应起义，萧何和沛县狱掾曹参劝县令将本县流亡在外的人召集回来，一来可以增加力量，二来也可以杜绝后患。县令觉得有理，便让樊哙去邀请刘邦，刘邦当时已拥数百之众。然而此时沛令却又后悔了，害怕刘邦回来不好控制，弄不好还会被他所杀，等于是引狼入室。所以，他命令关闭城门，并准备捉拿萧何和曹参。二人闻讯赶忙逃到了城外，刘邦闻此，于是将一封信射进城中，鼓动城中百姓起来杀掉出尔反尔的县令，大家一起保卫家乡。 百姓对平时就不太体恤他们的县令很不满，杀了县令后开城门迎进刘邦，萧何、曹参都是文吏，担心身家性命，深恐举事不成，被秦朝诛灭九族，就竭力推举刘邦来领导大家起事。大家推举他为沛县县令，依楚制称作沛公。刘邦便顺从民意，设祭坛，立赤旗，自称赤帝子，很快义军扩充到三千人。 此时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的十月，刘邦已经三十八岁或三十九岁了。 刘邦起事后，立即开始攻略周边郡县，先是攻打胡陵、夺下方与，与泗水郡的郡监平大战于丰邑，将其攻破。于是泗水卒史周苛、周昌兄弟归顺刘邦阵营。接着令雍齿守丰，自己率领军队进入薛县，与秦军大战。泗水郡守壮战败，逃至戚县，刘邦麾下的左司马追斩壮。 接着刘邦率军返回亢父县、方与县，命曹参镇守方与县城。这时魏相周巿来攻方与，方与城转投魏国，曹参率军迎击。雍齿据守的丰邑也被周巿招降，刘邦大怒，举兵攻丰，不能将其攻克。恰在此时，刘邦又患病，只得还军沛县。 这时，刘邦听说东阳甯君与秦嘉立景驹为楚王，驻扎在留县（今沛县东南），于是投奔景驹，欲借军攻丰邑。在去投奔景驹的路上，遇见了也要投奔景驹的张良。两人于是兵合一处。张良与刘邦二人一见交谈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张良放弃投奔景驹的念头，直接投奔到刘邦这边。刘邦授张良为厩将。然后一起去向景驹请援。 这时秦大将章邯的部将司马夷攻略楚地，屠戮相县（今安徽淮北市），到达砀县（今永城芒山镇）。于是刘邦与东阳甯君率军向西，迎击司马夷，在萧县西与秦军展开战斗，结果不利，刘邦与东阳甯君退至留县。补充军队和粮草后，再次进攻秦军，以少胜多三天攻下砀县，收降砀县军卒六千人，加上原有部队总计九千人。 三月，刘邦攻取了下邑（今安徽砀山），返回再次攻丰，结果仍然没攻下。之前，原楚国贵族的后代项梁、项羽在吴县（今江苏苏州）起兵，后渡过淮河扩张势力，攻灭秦嘉、景驹等部。刘邦听说项梁在薛县，于是留下军队包围丰邑，自己率领一百余骑至薛县见项梁。项梁给刘邦增兵五千、五大夫将十人，三攻丰邑。雍齿不敌，逃奔魏国。 刘邦从属项梁一个多月后，项羽也攻下襄邑也还至薛县。当陈胜死亡的消息被证实，项梁把别将全都召回薛县，采纳范增的建议，拥立战国时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王，仍号楚怀王，定都盱眙。刘邦与英布、蒲将军、吕臣、陈婴等别部将领共同参与拥立了楚怀王。 拥立楚怀王后，项梁率军北上救援齐魏，在亢父、东阿等地大破秦军。这时齐军因内部矛盾而撤还，只有楚军追击秦军。在这期间，刘邦率领曹参、周勃等人与章邯的车骑部队交战，将其击退，平复蒙邑、虞县、爰戚县、东缗县、栗县、啮桑县、宛朐县、单父县等大量秦军占领的魏国城池，史称“定魏地”。 项梁下令楚军分军，以刘邦、项羽领兵，率楚军一部攻城阳。刘项二人率军攻下城阳（即成阳，今山东菏泽市东），屠之。然后追击秦军至濮阳东，再次大破秦军。秦军这时得到增援，军势再次振兴，据守濮阳，放水环绕城池。刘项二人于是绕过濮阳，转攻定陶（今山东定陶）。定陶未攻下后，又向西攻打雍丘（今河南杞县）。刘项两军大破秦兵，刘邦麾下曹参斩杀三川郡的郡守李由，并俘虏秦侯一人。 正当刘项两军进攻陈留之时。章邯大破项梁于定陶，项梁战死。刘项二人大惊，在商量后决定放弃陈留，还军东归。刘项二人分兵，项羽军驻彭城西、吕臣军驻彭城东，而刘邦军驻砀县。 项梁之死，使诸侯震怖。而秦军更是挟战胜余威常追亡逐北。章邯经过连番胜利，认为楚国已不足虑，于是北上进攻赵国，攻下邯郸后把民众都迁徙到河内，并毁掉邯郸的城墙。而赵军退守巨鹿，章邯率军进围赵王歇与赵相张耳于巨鹿。 楚怀王把都城由盱眙迁至彭城，将吕臣与项羽的军队合并起来自己统领。封刘邦为武安侯，升任砀郡长（郡守），统率砀郡兵马；项羽为长安侯，任鲁公。经过一番调整之后，楚国局势稳定下来。刘邦此时已统筹整个砀郡旧魏地区兵力，其地位实际比项羽的县公（县令）要高。 与此同时，被困于巨鹿的赵王歇与张耳遣使至楚向楚国求救。楚怀王答应救赵。但为了分散秦军力量，决定派一支部队西向直接攻秦。楚国北路军以宋义为主将，西路军以刘邦为主将。约定谁先入关中，谁就可在关中称王。 当时由于陈胜、项梁相继败亡，秦军兵势正盛，楚国上下皆不看好西征，谁都不愿意领军西征。怀王身边的老将们认为唯独刘邦向来宽厚，是有德行的长者，适合“扶义而西”，减少西进阻力，能更好地不动用暴力让秦国父老归顺，于是任命刘邦为西征军统帅。而项羽则因为叔父之死，比较激愤，积极要求随同刘邦西征。但所有老将皆以项羽为人“僄悍滑贼”及“所过皆残灭”不利于西征为由拒绝了项羽的要求，让他担任北路军的次将北上救赵。 秦二世三年十月（前208年11月25日至12月23日期间），刘邦军往西攻城略地，一路收集陈胜、项梁的散卒。经由砀县到达成阳县，先在成武县南面攻破东郡的郡尉所率领的部队，又在成阳县南面攻打王离军，在杠里与秦军对垒相持，攻破秦二军、河间守军，刘邦率领曹参、樊哙、灌婴、傅宽、郭蒙等与秦将王离交战，大破其军。接着，刘邦引兵西进，在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遇到彭越的部队，遂与其合力进攻昌邑，没能攻下，只得返回栗县（今河南夏邑）。在栗县时，刘邦遇到刚武侯，吞并他的部队，刘邦军队增加了四千多人。接着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军合攻昌邑，又没攻下。刘邦决定舍弃昌邑不打，率军西行。 二月，刘邦西经高阳县，郦食其是高阳里的门卒，认为经过高阳的军队很多，只有刘邦拥有很大的器量，于是求见刘邦。此时刘邦坐在床上。令两个女子替他洗脚。郦食其未行拜见之礼，拱手长揖说：“足下要是真想推翻无道之秦，就不应坐着来接见长者。” 刘邦听后而起，整衣表示歉意，请入上座。郦食其建议刘邦袭击陈留。刘邦采纳郦食其的计策，袭击陈留县，得到秦军囤积的粮草。刘邦封郦食其为广野君，任命他弟弟郦商为将，领陈留之军。 刘邦军在亳县南部与秦军交战，又往西到达开封，秦将赵贲率领秦军在开封北面与刘邦交战，刘邦携麾下曹参、樊哙、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等大败赵贲。 赵贲兵败退守开封城，郦商率领陈留县兵，与刘邦、曹参一同包围开封城，没有攻下。刘邦转而西进，率领麾下曹参、樊哙、夏侯婴、傅宽、郭蒙等人在白马、曲遇东面与秦将杨熊交战，大破杨熊军，曹参俘虏秦国司马、御史各一人 ；夏侯婴累计俘虏六十八人，收降士卒八百五十人，并缴获官印一匣。刘邦部队又在阳武再次击退杨熊。杨熊败走逃至荥阳，被秦二世派人杀死。 张良早前劝项梁立韩成为韩王，并随韩王成西至韩地略地。但接连数月所略之地每占辄失，始终没打开局面，因此游兵于颍川郡一带。 当刘邦从洛阳南出轘辕山行进时，张良领着一队兵马前来跟从刘邦。刘邦向南攻取颍阳县，屠灭全城。接着攻打长社，凭借张良的协助攻占了韩国的轘辕关。又夺取缑氏县，接连打下韩地的十多座城邑，击破了秦将杨熊遗留的守军。刘邦攻取韩地阳城期间，让张良凭借韩国司徒的身份去招降韩国旧地，得到韩国王室后裔韩信（后来的韩王信，非“三杰”韩信）的加入，并让他担任韩王成的将领。刘邦略定韩国一带，让韩王成留守韩国旧都阳翟，带着张良继续进军，韩信（韩王信）也率领他的军队跟随刘邦。 这时候，赵国的别将司马卬正想渡过黄河进入函谷关。刘邦于是向北拿下平阴县，截断黄河渡口。刘邦向南进军，携麾下曹参、周勃、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与秦军在洛阳东部、尸乡北部交战，再次大破赵贲大军。刘邦击溃赵贲后，继续进攻洛阳，没能攻克，转而南下阳城，收编城中马匹骑兵。往南攻打南阳郡，在犨县东面、阳城东面击破南阳郡守吕齮，吕齮退守宛城。 刘邦想绕过宛城直接西进。张良劝道：“您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 于是刘邦在夜晚引兵还攻宛城，变更旗帜，天未明，就将宛城团团围住。曹参、樊哙领军攻打宛城，先登陷阵。吕齮想要自杀，他的门客陈恢加以劝阻，并出使楚营，与刘邦约定举城归降。刘邦封吕齮为殷侯，封陈恢食邑千户。于是全部平定南阳郡。 秦二世三年七月（公元前207年8月17日至9月15日期间），在刘邦平定南阳郡时，项羽和章邯在殷墟会盟，章邯率军投降项羽。 刘邦率军继续西行，各地没有不降服的。到达丹水（今河南淅川）。而高武侯鳃、襄侯王陵这时也加入刘邦所率领的楚军，攻下西陵、胡阳。并且番君吴芮的部将梅鋗也至此，与刘邦军联合，攻下析（今西峡县）、郦等地。 刘邦所部楚军进兵至武关东面，于是派魏人宁昌出使秦廷，而这时章邯也投降了项羽。秦丞相赵高弑杀秦二世，令使者回报刘邦，想要和刘邦约定平分关中。刘邦认为赵高在使诈，于是听从张良之计，让郦食其、陆贾劝降武关（今陕西丹凤县武关镇）秦将，趁此机会袭取武关。之后，刘邦一面率军西进，一面令郦商别将攻取秦的汉中、巴、蜀等地。接着刘邦军再在峣下击败秦军，进至秦都咸阳附近的蓝田。秦廷在组织了最后的力量，与刘邦军大战于蓝田，遭遇大败。此后，秦朝失去了所有的抵抗力量。 秦王子婴元年（前207年）十月，刘邦的军队先于各路诸侯到达灞上。秦王子婴乘素车、驾白马，用丝带系颈，手捧着皇帝的玉玺符节，在轵道旁投降。秦朝至此灭亡。 刘邦进入了咸阳后，看着富丽堂皇的宫殿，刘邦有些留恋，准备就此住下。樊哙劝他天下还没有平定，别忘了秦的前车之鉴。刘邦根本听不进去，直到张良亲自来劝，他这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刘邦率军退到了灞上。 十一月，刘邦到达灞上之后，便召集当地的名士，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和偷盗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其他秦朝的苛刻法制一律废除，这使他得到了民心支持。同月，项羽在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十一月中旬，项羽率领诸侯军队西至函谷关。 同年（前207年）十二月，项羽率领诸侯军队抵达关中。范增劝他趁机除掉刘邦，项羽就下令准备，要在第二天进攻。这时的刘邦在兵力上无法和项羽带领的诸侯国军队相抗衡，他只有十万军队，项羽有兵力四十万。项羽的叔父项伯因与张良有老交情，连夜潜入营中劝张良走，以免开战被杀。张良不愿丢下刘邦，就将消息透露给了刘邦。惊慌之下，刘邦赶忙向张良要计策，张良让刘邦赶紧去见项伯，说明自己没有野心和项羽争夺王位。 刘邦依计会见项伯，说明自己并无称王野心，并与项伯约为亲家。项伯当天夜里返回军营对项羽说：“刘邦不率先攻破关中，你怎么敢进入呢？现在别人有大功劳我们反而攻打他，不道义啊，不如就善待他吧。”项羽答应了。 第二天，刘邦带着一百多名骑兵赶到项羽的驻地鸿门，当面向迎接他的项羽赔礼道歉。项羽请刘邦入内赴宴，范增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保护刘邦，也拔剑起舞，掩护了刘邦，使项庄的刺杀没有成功。后来刘邦借故离开，回到了大营。 鸿门宴之后，项羽便领兵西进，进入咸阳，屠戮并烧毁秦朝宫室、杀秦王子婴。项羽不顾楚怀王熊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而把熊心尊为义帝，打算和各国诸侯将相自行分封。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地是巴、蜀和汉中共四十一县，国都为南郑（今陕西南郑）。并封秦朝的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雍王、塞王、翟王，领关中地，以扼制刘邦。刘邦大怒，打算出兵攻打项羽，经过萧何等人的劝阻，才决定隐忍入蜀。 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掌握军队最高统帅权。楚怀王被虚尊为义帝，后来被项羽驱赶至郴县杀害。 项羽分封，表面上看去论功行赏，但是实际上却是对原诸侯势力进行重新组合，对服从自己的予以分封行赏，并没有照顾原诸侯在本国的实力与影响。因此从一开始埋下乱源。而且他又拒绝了谋士自王关中的建议，坚决衣锦还乡。 汉元年（前206年）四月，诸侯在戏下罢兵，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国。刘邦只好忍气吞声接受封号，于四月领兵入汉中、并烧毁栈道，以示再也无意东出，以麻痹项羽。齐国贵族后裔田荣不满分封，赶走齐王田都，杀胶东王田巿，自立为齐王。五月，刘邦乘机挥军东出，拜韩信为大将，重返关中，很快击败章邯。 八月，刘邦迫降司马欣、董翳，并用计欺骗项羽，使其相信自己取得关中后已心满意足，再也不会东进了。项羽放心去攻打田荣，对西边没有加强防范。最终则陷入齐地泥潭无法抽身。这样给了刘邦绝佳的机会。 汉二年（前205年），刘邦在基本平定三秦后，准备东出与项羽争天下。他出关到陕，慰问那里的父老。三月，刘邦率军从临晋渡河，魏王豹领兵跟随。很快攻下河内，俘虏殷王司马卬，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到雒阳，降河南王申阳。这时有新城三老董公等挡在刘邦马前诉说义帝的死亡经过。汉王听后，大哭一场，遂为义帝发丧，举哀三日。然后向各诸侯王发布项羽大逆无道的罪状，并发动关内兵员，收编三河将士，号召各诸侯王率兵与自己一起讨伐项羽为义帝报仇。从而正式拉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 汉二年（前205年）五月，刘邦乘项羽深陷于齐国，无力抽身的机会，率领诸侯联军五十六万一举攻占西楚都彭城。短暂的胜利使刘邦失去理智，整日与诸侯喝酒庆祝。项羽闻之，急率轻骑兵三万回袭彭城，联军无备，一时被杀十万，溺水淹死十万，刘邦仅率数十骑逃脱，以汉为首的反楚联盟瓦解。 汉二年（前205年）六月，刘邦率部退到荥阳，一路收集败兵，并派韩信、灌婴等在京索之战中击败了楚追兵，得以喘息，稳住了阵脚，遂重整军队，依托关中基地和有利地势与项羽长期抗争。7月，章邯终于兵败自杀，刘邦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且在逃往荥阳前便派人说服英布反楚，联络彭越扰楚后方；派韩信开辟北方战场，攻魏，又令张耳与韩信东下井陉灭赵。同年冬，项羽发动反攻，围困荥阳，形势十分危急。刘邦用谋士陈平反间计，使项羽怀疑范增，不用其谋，迫使范增怒而归乡。纪信装扮成刘邦去楚军诈降，刘邦乘机逃出荥阳，项羽加紧围攻荥阳，并夺取成皋。 为了减轻楚军对荥阳的压力，刘邦率军经武关、宛（今南阳）、叶（今叶县南），想引诱项羽南下。为配合汉军行动，此时韩信也率军到达黄河北岸，声援荥阳。彭越正在进攻下邳（今江苏邳州南）。项羽被迫率军回救，刘邦乘机收复成皋。 汉三年（前204年）七月，项羽以凌厉攻势拔荥阳，再夺成皋。 刘邦一面命汉军在巩县一带坚守，阻击楚军前进，一面命韩信组建新军击齐，派人入楚腹地协助彭越进攻睢阳县、外黄县等地，再次迫使项羽回救。 汉三年（前204年）十一月，刘邦用计收复成皋，斩杀了项羽大司马曹咎。 项羽在击败彭越后，寻汉军主力决战不成，屯兵广武（今河南荥阳北）与刘邦形成对峙。不久，韩信在潍水之战中歼灭齐楚联军，完成对楚侧翼的战略迂回，又派灌婴率军一部直奔彭城。项羽腹背受敌，兵疲粮尽，遂与汉订盟，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东归楚，西归汉。 汉四年（前203年）十月，项羽引兵东归。 楚、汉订盟后，刘邦本想退兵，在张良、陈平提醒下，下令全力追击楚军。 汉四年（前203年）十一月，两军战于固陵（今淮阳西北），项羽小胜。 汉五年（前202年）正月，刘邦、韩信统领三十万汉军与十万楚军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展开决战。汉军以韩信率军在前为先锋，将军孔藂为左翼、陈贺为右翼，刘邦率部居中，将军周勃、柴武列阵在后。 韩信挥军进攻，采用诱敌深入战术，前军先诈败，信引兵后退，命左、右翼军包抄攻击楚军后部步军。楚军久战疲劳后军迎战不利，汉军将楚后军与项羽前军骑士分割两半，韩信再指挥全军反击，楚军大败，损失惨重，残余部队随项羽退回阵中。 后楚军退入壁垒坚守，被汉军重重包围。楚军兵疲食尽。汉军和诸侯联军将之重重包围，晚上四面传来楚国的歌声。致使楚军上下军心瓦解，项羽只有率八百人突围至乌江（今安徽省和县境），这时项羽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一亭长愿带项羽逃至江东重振霸业，遭项羽拒绝。项羽带着二十八骑大战汉军，在全军覆没后于乌江自刭而死。楚地自此归汉。随后，刘邦率军北上，招降鲁县，并以鲁公之号将项羽葬于谷城。随后，刘邦还至定陶，驰入韩信军中，收夺其兵权。 汉五年（前202年）正月，韩信等诸侯及群臣共同上书刘邦，请他即位称帝。刘邦推辞，韩信他们说：“大王虽然出身贫寒，但能率领众人扫灭暴秦，诛杀不义，安定天下，功劳超过诸王，您称帝是众望所归。”刘邦依照古礼“三让”，然后说：“既然你们大家都这样看，觉得有利于天下吏民，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同年二月初三，刘邦在山东定陶泛水（今山东曹县北）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前汉），是为汉高帝。刘邦即皇帝位后，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 此后，刘邦暂居雒阳，并派兵平定了为项羽叛汉的临江王共尉的叛乱。他最初打算定都雒阳，后根据戍卒娄敬的建议，定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同年六月，宣布大赦天下。 天下平定后，刘邦“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自萧何次律令以下，基本上都属于立法工作，为后世立制垂范。章是历数的章法，程是度量衡的规定，军法是讲用兵之道，《新语》是讲历代兴衰之故。礼仪，不仅限于朝仪的内容。这样多方面的开国规模，是前代所没有的。 刘邦建国称帝时，国家一时尚未平靖。为重建战后的新秩序及安抚功臣，他部分地恢复了封建，采取了郡国并行制，重新分封七个异姓功臣为王，此外，还有超过一百三十人被封为列侯。 西汉王朝建立初年，诸侯国占据大汉江山的多半疆土，如同先秦列国割据状态，异姓诸侯王在封国内部军政独立、尾大不掉，给中央集权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刘邦封王也仅为权宜之计。 待西汉统治逐步稳固后，刘邦开始有意削除异姓诸侯王。 汉五年（前202年）十月，燕王臧荼率先被平定，刘邦改立密友、太尉卢绾为燕王；其后韩王信叛逃匈奴被诛杀、赵王张敖因部下谋反而被废为侯；梁王彭越、淮阴侯（原为楚王，后降封）韩信被废后皆被杀。 汉十年（前197年）九月，代国相陈豨联合匈奴兴兵叛乱，自封代王。刘邦赦免代地官民，率大军御驾亲征，至次年秋将其平定。 汉十一年（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起兵，并吞并荆王刘贾、楚王刘交的地盘。刘邦闻讯后，立少子刘长为淮南王，并抱病亲征，正面击败英布军，英布逃走，后在番阳被诱杀。 汉十二年（前195年）二月，刘邦先以樊哙，后用周勃为将军，统兵讨伐与陈豨叛军态度暧昧的卢绾。卢绾知道刘邦顾念旧情，携家属、亲信数千人在长城下等候，想亲自入长安向刘邦解释，后因刘邦驾崩又畏惧吕雉，不得不逃往匈奴。至此，各大封国自此转入刘氏子孙手中。只有长沙王吴臣的长沙国幸免。 汉十二年（前195年），刘邦杀白马、喋血为盟，与诸将订下誓约，其核心内容为：“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不是刘氏子弟而称王的，天下可共同击灭他）。” 楚汉之际，刘邦忙于战争，而匈奴冒顿单于乘间展开征服事业，东灭东胡，西击大月氏，南侵燕代，一跃成为漠北霸主。 汉六年（前201年）秋，冒顿重重包围韩王信，韩王信多次派使者向匈奴求和。刘邦派人带兵援救，但怀疑韩王信多次私派使者，有背叛之心，于是派人加以责备。韩王信“恐诛，因与匈奴共约攻汉，以马邑（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降胡（匈奴）”。 汉七年（前200年）初，刘邦亲率三十余万大军击韩王信，于铜鞮（今山西沁县南）破其军，又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破其与匈奴之联军。刘邦闻匈奴军屯代谷（今山西繁峙西北），欲击之，派人侦察匈奴虚实。冒顿匿其精壮，故意示弱。汉使十数人连续回报，皆言匈奴可击。刘邦又派娄敬前往侦察，未及还，刘邦即悉发汉军三十二万北上。娄敬回来后，指出匈奴有诈，不可轻易进兵。 刘邦不听，亲率先头部队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步兵未全到。冒顿单于以四十万精骑围刘邦于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长达七日七夜，汉军内外联络中断，无法相救。刘邦采纳陈平之计，重赂单于之妻阏氏。在阏氏劝说下，冒顿解围之一角，汉军乃得突围，至平城与主力会合。撤退途中采纳夏侯婴的建议，全军戒备缓行，最终安全回朝。 随后匈奴引兵北去。刘邦在汉朝国力未得恢复的情况下，采纳娄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并开放双方关市；每年送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礼物，以缓和其对汉之侵扰。于是汉朝直到文景时期，仍采用和亲政策。 刘邦晚年宠爱戚姬及其子赵王刘如意，疏远吕后，几次想废黜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而立刘如意。张良、叔孙通等大臣皆反对，刘邦仍未打消易储想法。最后，在张良提议请来的“商山四皓”的协助下，刘邦才明确刘盈的地位已经稳固，便不再考虑废立太子一事。 刘邦本来年事已高，在平定英布叛乱时又中了箭伤，到了长安后，病势日益沉重。吕后找来名医诊视，医生入宫后，刘邦询问病情，医生说此病可治，刘邦却大骂道：“我以布衣之身，手持三尺之剑而取天下，这不是天命吗？我的命数在天，即使扁鹊再生，又有什么用处！”说罢，赏赐给医生黄金五十斤，打发他走了。 吕后看着弥留中的刘邦，问他死后人事的安排：“萧相国死后，由谁来接替呢？”刘邦说曹参。吕后问曹参之后是谁，刘邦说：“王陵可以在曹参之后接任，但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陈平虽然有智谋，但不能决断大事。周勃虽然不擅言谈，但为人忠厚，日后安定刘氏江山肯定是他，用他做太尉吧。”吕后又追问以后怎么办，刘邦说：“以后的事你也不会知道了。” 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前195年6月1日），刘邦在长安的长乐宫驾崩，享年六十二岁（一说五十三岁）。葬于长陵（位于今陕西咸阳）。 根据《史记》记载，刘邦死后，群臣议定的庙号是太祖，上尊号为高皇帝，全称为汉太祖高皇帝，简称庙号应该是汉太祖，简称尊号为汉高帝，而不是后世习称的汉高祖。但是《史记·高祖本纪》首称刘邦为高祖。西汉之后的后世之君为了表示对刘邦的尊敬，均尊称呼他为高祖。而班固写的《汉书》文字相同，恐引歧义，将《史记》中的“高祖”换为“帝”。 刘邦自称帝起，在位共八年。在这八年期间，他并不能将汉家天下治理得太平无事，却缓和了汉与匈奴、南越的关系，平定了内部的反叛，铲除了内部潜在的威胁，使当时的政治局势趋向稳定。 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季布和丁公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领兵几次使刘邦受困，丁公也领兵追击过刘邦，但最后放过了他。刘邦称帝后，记恨季布多次把自己逼至窘境，就把他抓了起来。但想到自己也需要他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任命他为郎中。 丁公是季布同母异父的弟弟，他听说季布这样给过刘邦难堪的人都能释放做官，他这个曾对刘邦有恩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想到，他却被刘邦抓起来。刘邦对众人说：“丁公做项羽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刘邦下令处死了丁公，还在军中示众，警示大家要做忠臣，不要学丁公。 建立汉朝后，刘邦以文治理天下，征用儒生，诏令天下，广泛求贤。即位的同年，刘邦在雒阳的南宫开庆功宴，宴席上，他总结了自己取胜的原因：“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 汉初沿袭秦朝的二十等爵制，用以对军吏及百姓进行激励嘉赏。刘邦称帝后，剖符封功臣。当时诸将互不服气，争功不止，刘邦就没有封侯。一次，在雒阳南宫，刘邦看见众将坐在沙地上不知在说什么，问身边的张良怎么回事，张良说他们在谋反。刘邦问为什么，张良说众人怕刘邦不能全部封赏。刘邦又问怎么办，张良就问他最恨的人是谁，刘邦说是雍齿，因为他功劳大而不忍心杀他。张良听了就让他封雍齿为侯，这样，大家就觉得被刘邦记恨的雍齿都能受封，他们就更不用着急了。 于是，刘邦大摆庆功宴，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当场命丞相和御史抓紧时间草拟论功行赏分封的名单。张良的计策果然奏效，众将的心都安定了。当刘邦在位时期，除七位异姓王外，功臣封侯者一百三十七人，与外戚合计，凡一百四十三人。部分封侯者有并列排名的情况，实际封侯数量更多。汉朝的封爵誓词，据《史记》记述，其文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即使黄河细得像衣带，泰山消磨的像磨刀石一样小，你们的封国也会永远安宁，让对你们的恩泽延及后代）。”实际上，刘邦着力平定的是威胁中央统治的“王”，真正诛除的“功臣”仅有放任部下违法乱纪，继而被煽动拥兵造反、自立为王的陈豨。其余功臣、宿将，如曹参、周勃、灌婴、夏侯婴、张良、陈平，甚至雍齿、项佗等，大都得到善待，爵位也能被后代承袭。 不过，刘邦也对功臣宿将存猜忌之心。他晚年带病征讨英布时，曾对镇守关中的萧何不放心，萧何后来听从他人建议，霸占百姓田产、自污声名而被下狱，刘邦醒悟后将其释放，专门自比“桀纣”向其道歉。到刘邦病重昏聩时，曾受他人谗言，以为樊哙谋反，担心他助诸吕作乱。后因陈平的妥善处置，樊哙才得幸免。最后萧何、樊哙二人也得以善终。 刘邦接承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也按多年的社会风气沿用了先秦的分封制，将两者结合，实行郡国并行制。他即位之初，重新分封异姓王。这些异姓王统治范围广大。在刘邦、吕后等的谋划下，韩信、陈豨、彭越等诸侯王相继被消灭，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臣。 汉六年（前201年），他采纳田肯封“亲子弟”的建议，分楚地为二国，以从兄刘贾为荆王，弟刘交为楚王；以子刘肥为齐王，下辖七十余城。英布叛乱后，相继封幼子刘长为淮南王、侄子刘濞为吴王。 汉七年（前200年），娄敬向刘邦建议，将原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名门望族十几万人全部迁到关中居住，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一方面防备匈奴对关中的觊觎，一方面消除后顾之忧。刘邦予以采纳，于汉九年十一月（前199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于关中，赐予田宅之利，又安排他们守长陵，其目的是“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从而确立了西汉王朝的徙陵政策。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强本弱末”的措施，汉朝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强化。 在刘邦平定了黥布叛乱回到长安后，萧何提议把上林苑开放，让百姓去耕种，因为上林苑基本上已经荒芜，并不是养兽供皇帝狩猎的地方。刘邦听后恼怒，认为萧何拿了商人的贿赂，所以才替他们说话，借百姓之名为商人牟利，刘邦将萧何关进了监狱，几天后，有大臣问丞相犯了什么罪，刘邦说：“原先李斯做秦国的丞相，凡是功劳都归始皇，不好的事都由自己承担。但丞相萧何却接受了商人的贿赂，替他们求我开放上林苑，收买人心。因此要治他的罪。”通过打击元老功臣萧何，刘邦在削弱相权的同时也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刘邦建立汉朝后，打算长久定都在雒阳。娄敬听说后，从山东赶来见刘邦，认为他的得天下和周朝不同，所以不该效仿周朝以雒阳为都，应该到关中定都，这样便可以在秦地固守险地，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张良同意娄敬的建议，他说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退可守，攻可出。刘邦听后表示同意，很快将都城迁到了长安。 在平定天下后，刘邦取消秦朝严苛繁琐的法律，以“简易”为主修律。他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汉律九章”。这是在战国时期李悝所制订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基础上补充了户律（户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和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和驿传方面），一般所说的汉律就是指《九章律》。 同时，刘邦重用叔孙通“起朝仪”。叔孙通从鲁地征集三十人，加上刘邦左右的学者及其弟子百余人，参照秦仪，制订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着。这些措施，对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汉七年（前200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贺，起用新定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刘邦见上下尊卑有序，不禁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刘邦是以布衣之身亲征定鼎的“马上皇帝”，最早以“马上得天下”自称。《汉书》记载，刘邦从起义开始，统率各路雄杰俊才，三年内灭亡秦朝，五年内东克项羽，八年内扫平天下。此后余生致力于处置异姓诸侯王、巩固大一统。其一生征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反秦战争时期； 2楚汉战争时期； 3削平异姓王时期（含征讨韩王信、陈豨等人时对匈奴作战） 历史评价 郦食其：“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史记》引） 魏豹：“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史记》引） 高起、王陵：“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史记》引） 韩信：“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言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汉初三杰——韩信 韩信（？－前196年），淮阴（今属江苏省淮安市）人，西汉开国功臣、军事家，汉初三杰之一。 韩信出身平民，早年家庭贫困，曾寄人篱下，受胯下之辱。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韩信先投靠项梁、项羽，后投靠刘邦，均不被重用。刘邦入汉中时，韩信逃走，被萧何连夜追回，并推荐给刘邦。刘邦于是登坛拜韩信为大将，与项羽争夺天下。汉元年（前206年），韩信献“汉中对”，平定三秦。在楚汉之争的过程中，韩信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横扫魏、赵、代、燕、齐诸国，并数次以兵支援刘邦：蒲坂之战，他以声东击西之计拿下魏都安邑；井陉之战，背水一战，大破赵军；潍水之战，水淹齐楚联军，斩杀楚将龙且；垓下之战，布五军阵诱敌，击破项羽军，最终迫使项羽于汉五年（前202年）自刎于乌江。战后，韩信因功徙封楚王。汉六年（前201年），刘邦开始剪除异姓王，韩信被贬为淮阴侯。汉十一年（前196年），因被人告发参与陈豨谋反，韩信被吕后与萧何合谋杀死于长乐宫，并被诛三族。 韩信擅长治军，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是秦汉之际第一流的军事家，明人茅坤赞其为“兵仙”。他不仅指挥过许多重大的取得辉煌战绩的军事行动，而且具有深厚的兵学素养，留下了兵学着作《韩信》三篇，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兵权谋十三家”之一，与孙武、孙膑、商鞅、吴起等兵家并列。此外，韩信曾与张良一同整理流传各家兵书。 韩信是淮阴（淮阴在战国时期属楚国，秦朝统一后，淮阴县隶属于东海郡）人。 韩信青少年时期，既贫穷又没有好的品行，无法被选为官吏，又不能经商维持生计，常去别人家里蹭吃蹭喝，于是人们大多都讨厌他。尽管风评不佳，但韩信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志向。母亲去世后，韩信家中已经穷得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了，但韩信还是找了一处又高又宽敞的坟地，想着将来那坟地四周能安置下一万户人家来守墓。 韩信曾经多次前往南昌亭的亭长处吃闲饭，接连数月，亭长的妻子很讨厌韩信，在一天早上提前把饭煮好并且吃光。到了吃饭时，韩信去了，却没有给他准备的饭食。韩信也明白他们的用意，一怒之下，最终离去不再回来。 韩信在城下钓鱼，一群大娘在河边漂洗丝棉，其中一位大娘看见韩信饿了，就拿出饭给韩信吃。几十天都如此，直到漂洗完毕。韩信很高兴，对那位大娘说：“我一定重重地报答老人家。”大娘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这位王孙公子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 淮阴县的屠户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你虽然长得高大，喜欢佩带刀剑，其实是个胆小鬼。”又当众侮辱他说：“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于是韩信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低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 秦二世二年（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后，项梁趁势平定江东渡过淮河北上，韩信仗剑投奔项梁，却在其麾下默默无闻。次年（前208年），项梁败死，韩信又归属其侄项羽，项羽让他做郎中。韩信多次给项羽献计，项羽不予采纳。 汉元年（前206年），汉王刘邦入蜀之时，韩信离楚归汉，担任连敖（管理仓库的小官），依然不被人所知。后来韩信犯了法，理该被处斩，同案的十三人都已经被斩杀，就要轮到韩信了，韩信抬头仰视滕公夏侯婴，说：“汉王不打算得天下吗？为什么杀掉壮士？”夏侯婴觉得此人话语不同凡响，看他相貌威武，就放了他，同他交谈，很欣赏他，于是进言刘邦。刘邦让韩信担任治粟都尉（管理粮饷的官职），没有发现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韩信多次同萧何交谈，萧何十分赏识他。刘邦从长安到达南郑，就有数十位将领逃亡。韩信觉得萧何等人多次在刘邦面前举荐过自己而刘邦不用，于是也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走，来不及向刘邦报告便去追赶韩信。军中有人向刘邦报告说：“丞相萧何逃跑了。”刘邦大怒，像是失掉了左右手。 隔了一两天，萧何回来见刘邦，刘邦既生气又高兴，骂道：“你逃跑，是为什么？” 萧何答道：“我不敢逃跑，我是追逃跑的人。“ 刘邦问道：”你去追回来的是谁？” 萧何说：“是韩信。” 刘邦又骂道：“将领跑掉的有好几十个，你都没有追；倒去追韩信，这是撒谎。” 萧何说：“那些将领是容易得到的，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才，是普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的国士。大王假如只是想一直做汉中王，当然用不上他；假如是想争夺天下的话，除了韩信就没有可以商量大计的人。只看大王如何决定罢了。” 刘邦说：“我也打算东出啊，哪能总是憋在这个地方呢？” 萧何说：“大王如果决计打回东边去，能够重用韩信，他就会留下来；假如不能重用他，那么韩信终究还是要跑掉的。” 刘邦说：“我看你的面子，派他做个将军吧。” 萧何说：“即使让他做将军，韩信也一定不肯留下来的。” 刘邦说：“那么，让他做大将。” 萧何说：“太好了。” 当下刘邦就想叫韩信来拜将。萧何说：“大王一向傲慢无礼，如果任命一位大将，就像是呼唤一个小孩子一样，这就是韩信离去的原因。大王如果诚心拜他做大将，就该选个好日子，自己事先斋戒，搭设一座高坛，按照任命大将的仪式办理，那才行啊！” 刘邦答应了。汉军将领们听说了，个个暗自高兴，人人都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大将，等到举行仪式的时候，才知道是韩信，全军上下都大吃一惊。 韩信拜将后，刘邦询问道：“丞相多次提起将军，将军有什么计策能教授给寡人呢？” 韩信于是反问刘邦说：“现在同您东向而争天下权柄的，难道不是项王吗？” 刘邦回答：“是的。” 韩信再问：“那大王自己估计一下，论兵力的英勇、强悍、精良，同项王比谁高谁下？” 刘邦沉默良久，认为不如项羽。韩信再拜，赞同地说：“不仅大王，就连我也觉得您不如项王。可是我曾经侍奉过项王，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项王一声怒喝，千人会吓得胆战腿软，可是他不能放手任用贤将，这只能算匹夫之勇。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语言温和，人有疾病，同情落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 可是等到部下有功应当封爵时，他把官印的棱角都磨光滑了也舍不得给人家，这是妇人之仁。项王虽然独霸天下而使诸侯称臣，可是却不居关中而定都彭城，又违背义帝的约定，把自己的亲信和偏爱的人封为王，诸侯对此忿忿不平。诸侯见项王驱逐义帝于江南，也都回去驱逐他们原来的君王而自立为王了。凡是项王军队经过的地方，无不遭到残杀破坏，天下很多人都怨恨他，百姓不亲近依附他，只是在他的淫威下勉强屈服。 名义上虽为天下霸主，实质上已失去民心，所以他的强大会很快变成衰弱的！在这种情况下大王如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武勇之人，何愁敌人不被诛灭！把天下的城邑分封给功臣，何愁他们不服从！率领英勇的一心想打回老家去的士兵，何愁敌人不被打散！况且三秦的君王章邯、董翳、司马欣本为秦将，率领秦国子弟已有数年，战死和逃亡的人不计其数，又欺骗他们的部下和将领投降了项羽，到了新安，项羽用欺诈的手段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唯独章邯、董翳、司马欣活下来，秦人对这三人恨之入骨。 正在这时项羽以军威强封这三人为王，秦国百姓都不拥戴他们。您入武关时，秋毫不犯，废除秦苛酷刑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国百姓无不想拥戴你在关中为王。根据当初诸侯的约定，大王理当在关中称王，关中的百姓都知晓。可大王失掉应有的封爵而被安排在汉中做王，秦地百姓无不怨恨项王。如今大王起兵向东，攻三秦的属地，只要号令一声即可收服。” 刘邦听罢，十分高兴，自认为得到韩信太晚了，于是听从韩信的谋划，部署各路将领攻击的目标。 汉元年（前206年）八月，刘邦采用韩信的计策，顺着故道县返回关中，袭击雍王章邯。章邯在陈仓县迎击汉军，章邯的军队被打败，退兵逃走；在好畤县停下来再战，又被打败，逃到废丘县。刘邦于是平定了雍地，并继续向东挺进咸阳，率军在废丘包围章邯，并派遣将领们去夺取土地，平定了陇西郡、北地郡、上郡；又派将军薛欧、王吸带兵出武关，借着王陵兵驻南阳郡，到沛县去接刘太公、吕雉。项羽听说后，派兵在阳夏县阻截，汉军不能前进。楚又封原吴县的县令郑昌为韩王，让他抵挡汉军。 汉二年（前205年），汉军出关，收服魏王豹、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降汉。汉军联合齐王田荣、赵王歇共同击楚。刘邦因此得以统制五路诸侯的兵马，共计五十六万人，东出讨伐西楚。四月，刘邦攻入彭城，其后汉军被项羽回师大败而还。韩信再次收集溃散的人马与刘邦在荥阳会合，又在京邑、索邑之间摧垮了楚军，因为这个缘故楚军始终不能西进。 刘邦兵败彭城之时（参见词条睢水之战），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叛汉降楚，齐王田荣和赵王歇也反叛并与楚媾和。六月，魏王豹以给母亲探病为由回到封国后，就封锁了河关，切断汉军退路，叛汉与楚约和。刘邦派郦食其说服魏豹不成，八月，任命韩信为左丞相率兵击魏。魏豹把重兵布守在蒲坂，封锁河关（黄河渡口临晋关后改名蒲津关）。韩信故意多设疑兵，陈列船只假意要渡河关，而高邑等将领的伏兵却从夏阳以木盆、木桶代船渡河，袭击魏都安邑。魏王豹大惊，引兵迎击韩信，韩信大胜，俘虏魏豹，平定了魏国，改魏为河东郡。 韩信派人请示刘邦说：“请增兵三万人，臣打算往北方攻取燕国、赵国，向东攻打齐国，往南断绝楚国的粮道，再向西和大王在荥阳会合。”刘邦于是增补三万人给韩信，派张耳和韩信一起，进兵攻打赵国和代国。 韩信拿下魏国后，在九月又攻破代国军队，于阏与擒获代国丞相夏说；同时命令曹参把赵别将戚将军围困在邬县城中，后在戚将军突围时将其追斩。之后曹参率兵到敖仓刘邦的营地。韩信攻克魏国、摧毁代国后，刘邦就立刻派人调走韩信的精锐部队，开往荥阳去抵御楚军。 韩信、张耳统兵几万打算往东经过井陉进攻赵国。赵王赵歇与陈馀陈兵二十万在井陉口抗击汉军。李左车对陈馀说：“韩信渡过西河、掳魏王豹、擒夏说、血洗阏与。现辅以张耳，乘胜欲下赵国，其锋不可挡。可我听说：‘千里运粮，士卒就有挨饿的危险；吃饭时才去打柴做饭，军队就不会吃饱！这井陉口，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列队，行军数百里，其粮必落于后，望您暂拨我三万兵，我从小路断其辎重粮草；您深沟高垒不与其战，汉军前不得战，退不得回，我的部队断绝汉军后路，不出十日，韩信、张耳的头颅就可悬在您的旗下。望您采纳我的计谋，否则定被他俩擒获。” 陈馀昔日的封爵为成安君，后来立为代王，留在赵国辅助赵歇，让相国夏说去镇守代国。陈馀常称正义之师不用奇谋诡计，说：“兵法上讲，兵力十倍于敌人就可以包围敌人，兵力一倍于敌人就可与敌人开战。现在韩信虽然号称兵力数万，其实不过数千人，千里迢迢来奔袭我们，士兵早已疲惫之极，我们却避而不击，若更强大的敌人前来，我们将如何对付？诸侯一定会认为我们胆怯，会轻易地攻打我们。”最终没听李左车的计策。 韩信派人暗中探听，得知李左车的计策没被采纳，非常高兴。大胆引兵前来，离井陉口三十里驻扎下来，半夜选二千轻骑兵，人持一面红旗，从小路来到山坡上伪装隐蔽起来，窥视赵军，并且告诫将士：赵军见我军出击，一定倾巢而出，你们就乘机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拔掉赵国旗帜，插上汉军红旗。同时命令副将传令开一顿小餐，说：“今天打败赵军之后大会餐！”将领们谁都不相信，只好假意称是。韩信又召集将领们分析认为，赵军已先占据了有利的地势，他们在未见到汉军大张旗鼓之前，定会认为我们遇到阻险而退兵，是不肯轻易发兵攻打我们的。于是韩信派一万人为先头部队，背靠河水摆开阵势，赵军见汉军摆出只有前进而无退路的绝阵，都大笑不已。 天刚亮，韩信打起了大将军的旗号和仪仗鼓吹，击鼓进军井陉口。赵军果出营迎击，大战良久，韩信、张耳弃鼓旗，佯装打败，退到河边的军阵之中。赵军见状，果然倾巢而出追逐韩信、张耳，争夺汉丢下的旗鼓。韩信、张耳退人河边阵地，水上军迎战赵军，各个拼死作战，赵军无法把他们打败。这时韩信所派的二千轻骑兵，等赵军倾巢而出追击汉军，争夺战利品的时候，立即冲入赵军营垒，拔掉赵军旗帜，竖起两千面汉军的红旗。赵军久战不胜，想退回营垒，却见营中遍是汉军红旗，大惊失色，认为汉军已经把赵王及其将领全部俘虏了，于是阵势大乱，四散奔走逃告。赵将虽斩数人，竭力阻止，却不见成效。这时汉军两面夹击，大破赵军，在泜水（河北省魏河）斩杀陈馀，活捉赵歇。背水一役，被称为中国战争史上巧妙运用“奇正”原理而取胜的典范之一。 韩信又下令军中不许杀李左车，有能擒者赏千金。不久，擒获李左车，韩信亲自上前松绑，请李左车面东而坐，自己执弟子之礼。 韩信大获全胜，诸将前来祝贺，问到：“兵法上说，布阵应是‘右背山陵，左对水泽’，如今将军却背水为阵，还说破赵军之后会餐，当时我们不服，然而取胜了，这是什么战术？” 韩信说：“这也在兵法上，只是诸位没留心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况且我平素没有得到机会训练诸位将士，这就是所说的‘赶着街市上的百姓去打仗’，在这种形势下不把将士们置之死地，使人人都为了保全自己而战；如果给他们留有生路，就都跑了，怎么还能用他们取胜呢？” 诸将听了都自叹不如，更加佩服韩信的用兵之术了。由此可见，韩信能够背水列阵而破敌，正是他活学兵法、超常用兵的结果。 韩信在解答诸将疑惑后，向李左车请教攻燕、伐齐之事。李左车辞谢说：“我听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敢语政。现在我是亡国的俘虏，哪里有资格同你谈论国家大事？” 韩信说：“我听说百里奚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在秦国而秦国称霸，这不是因为他在虞国时愚蠢，在秦国时聪敏，而是在于国君是否重用他，是否采纳他的意见。假使成安君陈馀听了你的计策，那我韩信如今已成了阶下囚了。我是诚心向你求教，请你不要推辞。” 李左车说：“我听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说即使是犯人的话，圣人也可以有选择地采纳。不过恐怕我所献的计策不一定值得采用，但我仍愿献上我的愚见。成安君虽有百战百胜之计，可一招失算，军败鄗下，身死泜水。如今将军渡过西河俘虏魏王，擒夏说于阏与，一举攻下井陉口，在不到一上午的时间就打垮赵二十万大军，诛杀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使敌国百姓放下农具，停止工作，吃好的，穿好的，专心倾听您下令进军的消息，这些是的长处。然而将士疲惫，实际情形是难以用兵。如今将军要率领疲惫劳苦的士卒，停顿在燕国坚守着的城池之下，想战又恐怕拖得太久，力量耗尽而不能攻克，实情暴露，而弱燕不肯降服，齐国也必然固守边境以图自强。燕、齐相持不下，那么刘邦和项羽的胜负也就分不出来。这是将军的短处。我认为‘北攻燕、东伐齐’的计策是失策。善于用兵的人常用己之长击他人之短。将军不如按兵不动，休整士卒，安定赵地，抚恤遗孤，日日牛酒犒赏将士，摆出攻打燕国的态势。而后遣辩士去游说燕国，把自己的优势充分显示在燕国而前，燕一定不敢不听从您。燕降服后再派辩士以燕已降汉说齐，齐必从风而服，即使有再聪明的人也不知道该怎样替齐国谋划了。像这样，天下的大事就好办了。用兵之道，本来就有先声夺人，再动实际的策略。” 韩信听从李左车的计策，派使者去燕国，燕王臧荼听到消息立即投降。韩信又请求立张耳为赵王，镇抚赵国，刘邦同意。 此时，西楚多次派兵渡黄河击赵，张耳和韩信往来救援，在行军途中安定了许多赵国城池，并发兵支援刘邦。当时楚军正在荥阳围困刘邦，刘邦逃跑到宛县、叶县之间，收服英布同入成皋，楚军又急忙围攻成皋。 汉三年（前204年）六月，刘邦出成皋向东渡过黄河，与夏侯婴突然来到修武县的张耳军中，一大早自称汉使进入赵军壁垒。张耳、韩信还没起床，刘邦直接进入他们的卧室，夺取了二人的印信兵符，用令旗召集诸将，调换了诸将的位置。等张耳、韩信起床后才得知刘邦来过，不禁大惊失色。刘邦把二人调离原部队，命张耳备守赵地，任命韩信为相国，收集没有调到荥阳的赵兵去攻打齐国。 汉四年（前203年），韩信引兵东进击齐，未到平原渡口，得知郦食其已说齐归汉。韩信想停止，范阳辩士蒯彻劝韩信说：“将军奉诏攻打齐国，而汉王只不过派密使说服齐国归顺，难道有诏令叫您停止进攻吗？况且郦生不过是个说客，凭三寸之舌就降服齐国七十多个城邑，将军统帅几万人马，一年多时间才攻占赵五十多个城邑，一个将军反倒不如一个儒生的功劳吗？” 韩信听从蒯彻说法，率兵渡河击齐。这时齐国已决计降汉，对汉军的戒备松懈，韩信乘机袭击了齐驻守历下的军队，一直打到临淄。齐王田广惊恐，认为是郦食其出卖了自己，便把他煮死了，并逃到高密，派人向楚求救。 当闻知韩信袭破临淄时，项羽派大将龙且率兵马与田广合力抗汉，号称二十万众。有人前来向龙且献计：汉军远征作战，所向披靡，而齐，楚本土作战兵易涣散，不如深沟高垒，以守为攻。招抚已沦陷城邑，使知齐王存，楚来救，这必定使汉军得不到粮食，会不战自败。龙且轻视韩信，又急求战功，不用此计，率兵与韩信军隔潍水东西摆开阵势。韩信连夜派人做了一万多条袋子，盛满沙土，壅塞潍河上流。率一半军队涉水进击龙且之阵，龙且出兵迎击，韩信佯装败退，龙且以为韩信怯弱，率军渡江进击。这时韩信命人决开壅塞潍水的沙囊，河水奔流而至，龙且的军队大半没有渡过去。韩信挥军猛烈截杀，杀死龙且。东岸齐、楚联军见西岸军被歼，四处逃散。韩信率军急渡水追击至城阳，楚兵皆被俘虏。齐王田广逃走不久被杀。 汉四年（前203年），韩信在一连灭魏、徇赵、胁燕、定齐之后，派人向刘邦上书说：“齐国狡诈多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南边又与楚国相邻，如不设立一个代理王来统治，局势将不会安定。我希望做代理齐王，这样对形势有利。” 当时，项羽正把刘邦紧紧围困在荥阳，情势危急。刘邦看了韩信上书内容，十分恼怒，大骂韩信不救荥阳之急，竟想自立为王。谋士张良、陈平踩刘邦的脚，凑近他的耳朵说：“汉军处境不利，怎么能禁止韩信称王呢？不如就此机会立他为王，好好善待他，使他自守一方，否则可能发生变乱。” 经二人提醒，刘邦也明白过来，改口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做真王罢了，何必做个暂时代理的王呢？”于是派张良前去立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部队攻打楚军。 龙且战死之后，项羽非常恐慌，派武涉去规劝韩信说：“汉王落在项王手上多次，是项王的怜悯使他活下来，然一经脱身，就背弃盟约进攻项王，这种人不可信任。刘、项争夺天下，胜败在您。您站右，汉王胜，站左，项王胜。项王今天死，明天就是您。您和项王有旧交情，为何不反汉与楚联和，三分天下自立为王呢？” 韩信谢绝道：“我奉事项王多年，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所以才离楚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脱衣给我穿，分食给我吃，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就。汉王如此亲信我，我背叛他是不对的，哪怕是死我也不变心，请替我辞谢项王美意。” 武涉走后，蒯彻知道天下关键在韩信手中，便以相术劝道：“您的面相，不过封侯，且危不可安。您的背相，显贵不可言。” 韩信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蒯彻说：“楚人起兵彭城，攻至荥阳，却兵困京、索，被阻成皋。汉王统兵数十万，凭巩、洛险要，却兵败荥阳，兵伤成皋，只能逃到宛县、叶县之间，这就叫智勇俱困。如今，不如让楚、汉同时存在下去，您和他们三分天下。凭借您的贤圣以及强大的军队，迫使燕、赵屈从，为天下百姓请命，割大弱强，以立诸侯，便可以使天下归服于齐。” 韩信说：“汉王把他坐的车子给我坐，他穿的衣裳给我穿，他吃的食物给我吃。我听说，乘坐他人的车子，就要承载他人的祸患，穿着他人的衣裳，就要怀揣他人的忧患，吃了他人的食物，就要为他人的事业效死，我怎能见利背义呢！” 蒯彻说：“陈馀、张耳本为刎颈之交，到头来，两人却都想置对方于死地。您和汉王的交情比得过这两人吗？大王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这叫功高无二，略不世出。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哪里是您可去的地方呢？”韩信说：“先生暂且休息吧，我会考虑的。” 数日后，蒯彻又说道：“听取别人的善意，就能预见事情发展，办事坚决是智者果断的表现，犹豫不决是办事情的祸害。”韩信还是不忍叛汉，自认功勋卓着，汉王不会夺去自己的齐国，便谢绝了蒯彻。蒯彻规劝没被采纳，就装疯做了巫师。 最终，韩信没有反叛汉王刘邦，但却也没有按照约定去与刘邦会师。 汉五年（前202年），刘邦趁项羽无备，楚军饥疲，突然对楚军发动战略追击。约韩信从齐地，建成侯彭越从梁地南下合围楚军。汉五年十月（汉初承秦制，十月为岁首），韩信与彭越没有前来会师。刘邦追击楚军至固陵（淮阳西北），楚军反击，刘邦大败而归。 为了让韩信、彭越出战，刘邦听从张良之谋，划陈县以东至海边广大地区为韩信封地；封彭越为梁王，划睢阳县以北至谷城（山东东阿南）为其封地。由韩信指挥此战。韩、彭遂率兵攻楚；韩信从齐地南下，占领楚都彭城（江苏徐州市）和今苏北、皖北、豫东等广大地区，兵锋直指楚军侧背，彭越亦从梁地西进。汉将刘贾会同英布自下城父（今安徽亳州城父镇）北上；刘邦则率部出固陵东进、汉军形成从南、北、西三面合围楚军之势，项羽被迫向垓下（安徽灵璧南）退兵。 十二月，汉军与楚军决战于垓下。汉军由韩信统领，共计三十万，分为六个部分，孔将军孔藂为左翼，费将军陈贺为右翼，刘邦在其后，周勃、柴武在刘邦的部队之后。楚军由项羽统领，共计约有十万。韩信先率前锋与项羽交锋，不利，向后退却。孔藂、陈贺从左右两边纵兵攻上去，楚军不利，淮阴侯乘势再次攻上去，大败楚军于垓下。楚军大败，退入壁垒坚守，被汉军重重包围。楚军屡战不胜，兵疲食尽。夜晚听到汉军从四面传来楚国歌声，项羽大感震惊，认为楚国已经被汉军全部占领。韩信乘势进攻，楚军大败，十万军队被全歼，项羽逃至东城自刎而死。 项羽失败后，刘邦立刻回到定陶，驰入韩信军中，收夺了他的兵权。后改封韩信为楚王，定都下邳（江苏邳县东）。 韩信到楚国后，召见当年给他饭吃的漂母，赏赐她千金。轮到下乡南昌亭长时，赏赐给他一百钱，并说：“你，是个目光短浅的人，做好事有始无终。”又召见曾经侮辱自己，让他从胯裆下爬过去的少年，封他为中尉，并且告诉诸将说：“这是位壮士，当他侮辱我时，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吗？杀了他没有正当理由，所以就忍了下来，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韩信向来与项羽旧将钟离眜交好。项羽兵败后，钟离眜去投奔韩信，刘邦记恨钟离眜，听说他在楚国，便下令楚国逮捕。当时韩信刚到楚国，巡行县城乡邑，进进出出都带着军队。 汉六年十月（前201年），有人上书控告韩信谋反，刘邦询问各位将领，将领们说：“赶紧发兵把这小子坑杀了吧！” 刘邦沉默不语。刘邦去问陈平的意见，陈平谦让推辞了一番，问道：“诸位将领都说了些什么？” 刘邦全部告诉了他。陈平问：“上书告韩信谋反的事还有人知道吗？” 刘邦说：“没有。” 陈平问：“韩信知道吗？” 刘邦说：“不知道。” 陈平问：“陛下的兵跟楚国相比哪边更精锐？” 刘邦说：“比不过楚国。” 陈平问：“陛下的将领有用兵超过韩信的吗？” 刘邦说：“没有。” 陈平说：“兵没楚精，将没楚强，却要发兵攻打，这会促使他跟我们交战，我认为陛下这样很危险。” 刘邦说：“那该怎么做？” 陈平说：“陛下先假装巡游云梦泽，抵达楚国西部边界陈县时召集诸侯来会见，等韩信拜见时，便可趁机将他拿下。” 刘邦将到楚国时，韩信想发兵反叛，又自认为无罪过；想谒见，又怕被擒获。有人建议韩信说：“大王杀了钟离眜去朝见皇上，皇上一定高兴，就没有祸患了。”韩信找钟离眜商议，钟离眜说：“汉军之所以不来攻取楚国，是因为我在您这里；您想捕杀我去讨好皇帝，我今天死了，您也要跟着灭亡。” 于是大骂韩信说：“您不是一个有德行的长者！”最终自刎而死。韩信带着钟离眜的首级去见刘邦，在刘邦还没抵达陈县时，韩信在郊外的道路上迎接他。刘邦预先安排了武士，见韩信来了，就让人逮捕韩信，把他安放在后车上。 韩信大喊着说：“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狡猾的兔子一旦死去，追捕的猎狗就该被烹煮；高飞的鸟儿一旦绝迹，优良的弓箭就该被敛藏；敌人的国家一旦破灭，谋划的臣子就该被消亡’，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当然也就该被烹杀了！” “有人告你谋反啊。”刘邦回过头对韩信说：“你别说话！你谋反，姿态已经很明显了！” 武士把韩信反绑，给韩信戴上械具。回到洛阳后，刘邦赦免了韩信的罪状，削去王位，将韩信改封为彻侯（列侯），号为淮阴侯，封地在韩信故乡淮阴县。 史书上记载韩信当时的罪名是“擅发兵”，即是指他在楚国“陈兵出入”的情况。樊哙、夏侯婴、灌婴、靳歙、灵常等将领也随同刘邦前往陈县，参与了逮捕韩信的行动。梁王彭越当时也听从号召，去陈县朝觐刘邦。 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知道刘邦畏惧厌恶他的才能，所以常常装病不参加朝见或跟随出行。韩信由此日益怨恼忿恨，在家中闷闷不乐。对于和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处在同等列侯的地位而感到羞耻。一次韩信去拜访樊哙，樊哙行跪拜礼恭迎恭送，自称臣下，并说：“大王竟然肯光临臣下的家门！”韩信出门后，自嘲道：“我居然活到了和樊哙这种人为伍的地步！” 刘邦曾经悠闲地和韩信谈论各位将军才能的高下，认为各有长短。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统率多少兵马？” 韩信说：“陛下不过能统率十万。” 刘邦说：“你怎么样？” 回答说：“我是越多越好。” 皇上笑着说：“越多越好，为什么还被我抓住了呢？” 韩信说：“陛下不善于统领士卒而善于领导将领，这就是我被陛下抓住的原因。况且陛下是上天赐予的，不是人力能做到的。” 后来，陈豨被任命为代丞相，向淮阴侯辞行。韩信拉着他的手避开左右侍从在庭院里漫步，仰望苍天叹息说：“您可以听听我的知心话吗？有些心里话想跟您谈谈。” 陈豨说：“一切听任将军吩咐！” 淮阴侯说：“您管辖的地区，是天下精兵聚集的地方；而您，是陛下信任宠幸的臣子。如果有人告发说您反叛，陛下一定不会相信；再次告发，陛下就怀疑了；三次告发，陛下必然大怒而亲自率兵前来围剿。我为您在京城做内应，天下就可以取得了。”陈豨一向知道韩信的雄才大略。深信不疑，说：“我一定听从您的指教！” 汉十年（前197年），陈豨发动叛乱，刘邦亲自率领兵马前往，韩信托病没有随从。据说他暗中派人到陈豨处说：“只管起兵，我在这里协助您。”随后和家臣商量，趁夜假传诏书赦免各官府服役的罪犯和奴隶，打算发动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部署完毕，等待着陈豨的消息。 韩信的一位家臣得罪了韩信，韩信把他囚禁起来，打算杀掉他。他的弟弟上书告变，向吕后告发了韩信准备反叛的情况。吕后打算把韩信召来，又害怕他的党羽不到位，于是和萧何合谋，派人假称从刘邦那里回来，说陈豨已被俘获处死，列侯、群臣都要来祝贺。萧何欺骗韩信说：“就算生病，也勉强去祝贺一下吧。”韩信入宫，吕后命令武士把韩信捆起来，在长乐宫的钟室将他斩杀。韩信临斩时说：“我后悔没有采纳蒯彻的计谋，以致被妇孺之辈所欺骗，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诛杀了韩信三族。 刘邦从平叛陈豨的军中回到长安，见韩信已死，又高兴又怜悯他，问：“韩信临死时说过什么话？”吕后说：“韩信说悔恨没有采纳蒯彻的计谋。”刘邦就诏令齐国捕捉蒯彻，后被蒯彻说服，将其赦免。 韩信在楚汉战争中，他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战功最大。刘邦称赞他“战必胜，攻必取”。其军事活动如下： 初任大将军时，韩信对刘邦分析了楚汉双方的形势，建议刘邦利用吏卒企望东归的心情，举兵东向，很快占取关中。 汉二年（前205年），刘邦兵败彭城（今江苏徐州）后，韩信迅速派兵与刘邦残部会合荥阳，阻挡了项羽的攻势。 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时，韩信则率兵在项羽的侧翼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他在击魏时，先以疑兵佯渡临晋，主力却出其不意地奔袭安邑，于是俘虏魏王豹，平定河东郡。 汉三年（前204年）十月，韩信在破代后，率兵东下井陉击赵。当时赵王歇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韩信一面以轻骑二千人伺机偷袭赵营，同时以主力万人背水为阵，诱使赵兵倾巢出击。随后汉军两面夹攻，获得全胜，赵王歇被虏获。之后又北上降服燕国。 汉四年（前203年），韩信率兵击齐，攻下临淄，并在潍水之战中全歼龙且率领援齐的二十万楚军。 汉五年（前202年）十月，又奉刘邦命会师垓下，围歼楚军，迫使项羽自刎。 韩信熟谙兵法，常能创造性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后世兵家所推崇。他的军事思想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从战略大局着眼，重视民心向背。韩信初拜大将军，即献“汉中策”，指出项羽凭匹夫之勇，行妇人之仁，但 “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 “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据此，他建议刘邦“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经营北方战场，以少胜多。韩信灭魏后，请兵三万，经营北方战场， “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一路扩充地盘，收编士卒， “多多益善”，建立了一支三十万人的大军，在有效支援刘邦荥阳正面战场的同时，完成对项羽军队的战略包围。 战役指挥注重避实击虚，以正合，以奇胜。汉军出汉中，韩信令“明修栈道”以麻痹敌人，暗率大队潜行渡渭水，直趋陈仓，出敌之不意，一举定三秦。破魏之战，韩信知魏军主力集中守御在蒲坂（今山西永济西）临晋渡口，便在临晋西岸集结船只，作渡河的假象，以误导魏军。自率汉军暗中在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渡河，迅疾南下攻击魏国主力，收奇袭之效。 重视心理因素。破赵之战，韩信的作战决策，始终以心理因素为依据。汉军士卒多为临时收编征发，未经严格训练，韩信认为，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今予之生地，皆走”，“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便背水列阵，士卒“皆殊死战，不可败”。与此同时，韩信另“出奇兵二千骑”，“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归壁见处处皆为汉军赤帜，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震撼之下，心理完全丧失平衡，仓皇逃遁，汉军得以出奇制胜。 韩信用兵，常能创新，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颇有贡献。 历史评价 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萧何：“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 英布：“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 司马迁： 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汉初三杰——张良 张良（？－前186年），字子房，一说颍川城父（今河南郏县）人，另一说沛郡（今安徽亳州）人。秦末汉初杰出谋臣，西汉开国功臣，政治家，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 张良体弱多病，不曾单独领兵，常作为谋臣，时时跟随在刘邦身边，曾力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季父项伯，使得刘邦顺利脱身。凭借出色的智谋，协助汉王刘邦赢得楚汉之争，建立大汉王朝，被册封为留侯。 张良精通黄老之道，不恋权位，晚年随赤松子云游四海，汉高后二年（前186年）去世，谥号文成。汉高祖刘邦曾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张良，字子房，战国末年韩国人，他长相俊美，如同女人一样漂亮，[107]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张开地，连任战国时韩国三朝的宰相。父亲张平，亦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 韩悼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50年），张平去世，死后二十年，秦灭韩。张良当时还年轻，没有在韩国朝廷任职，韩国破灭后，张良还有私家仆从三百人，他在弟弟死后没有办理葬礼，而是将全部家财都投入反秦事业，征求刺客行刺秦王政，为韩国报仇。 张良曾经在淮阳学礼，到东方拜见仓海君，共同制定谋杀行动计划。找到一个大力士，为他打制一只重达120斤的大铁锤，然后，差人打探秦始皇东巡行踪。按照君臣车辇规定，天子六驾，即秦始皇所乘车辇由六匹马拉车，其他大臣四匹马拉车，刺杀目标是六驾的马车。 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秦始皇东巡，张良很快得知，秦始皇的巡游车队即将到达阳武县（今原阳县的东半部），于是，张良指挥大力士埋伏在到阳武县的必经之地——博浪沙。 不多时，远远看到三十六辆车队由西边向博浪沙处行走过来，前面鸣锣开道，紧跟着是马队清场，黑色旌旗仪仗队走在最前面，车队两边，大小官员前呼后拥。见此情景，张良与大力士确定是秦始皇的车队到达。但所有车辇全为四驾，分不清哪一辆是秦始皇的座驾，只看到车队最中间的那辆车最豪华。 于是，张良指挥大力士向该车击去。120斤的大铁锤一下将乘车者击毙倒地。张良趁乱钻入芦苇丛中，逃离现场（力士是否逃生则没有任何记载）。然而，被大力士击中的只是副车，秦始皇因多次遇刺，早有预防准备，所有车辇全部四驾，时常换乘座驾，张良自然很难判断哪辆车中是秦始皇。 秦始皇幸免于难，但秦始皇对此事十分恼怒，下令全国缉捕刺客，但因无从查起，使张良得以“逍遥法外”，后来不了了之。古博浪沙张良刺秦从此闻名遐迩。 一天，张良闲步沂水圯桥头，遇一穿着粗布短袍的老翁。这个老翁走到张良的身边时，故意把鞋脱落桥下，然后，傲慢地差使张良道：“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但还是强忍心中的不满，违心地替他取了上来。随后，老人又跷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此时的张良真想挥拳揍他，但因他已久历人间沧桑，饱经漂泊生活的种种磨难，因而强压怒火，膝跪于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老人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 张良呆视良久，只见那老翁走出里许之地，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并约张良五日后的凌晨再到桥头相会。张良不知何意，但还是恭敬地跪地应诺。 五天后，鸡鸣时分，张良急匆匆地赶到桥上。谁知老人故意提前来到桥上，此刻已等在桥头，见张良来到，忿忿地斥责道：“与老人约，为何误时？五日后再来！”说罢离去。结果第二次张良再次晚老人一步。 第三次，张良索性半夜就到桥上等候。他经受住了考验，其至诚和隐忍精神感动了老者，于是老者送给他一本书，说：“读此书则可为王者师，十年后天下大乱，你可用此书兴邦立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下的黄石便是老夫。”说罢，扬长而去。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隐身岩穴的高士黄石公，亦称“圯上老人”。 张良惊喜异常，天亮时分，捧书一看，乃《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 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举兵反秦。紧接着，各地反秦武装风起云涌。矢志抗秦的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后因自感身单势孤，难以立足，只好率众往投景驹（自立为楚假王的农民军领袖），途中正好遇上刘邦率领义军在下邳一带发展势力。 两人相见如故，张良多次以《太公兵法》进说刘邦，刘邦多能领悟，并常常采纳张良的谋略。张良向别人讲述《太公兵法》，大家都听不明白。张良说：“沛公殆天授。”于是，张良改变了投奔景驹的主意，决定跟从刘邦。 作为士人，深通韬略固然重要，但施展谋略的前提则是要有善于纳谏的明主。这次不期而遇，张良“转舵”明主，反映了他在纷纭复杂的形势中，具有清醒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从此，张良深受刘邦的器重和信赖，聪明才智也有机会得以充分发挥。 前208年（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项羽叔侄所率领的队伍已发展壮大到六七万人，并拥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集各路义军首领于薛城（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共商大事。 张良不忘复兴韩国，忙对项梁提议道：“君既已立楚王为后人，而韩王诸公子中的横阳君成最贤，可立为王，借以多树党羽。”早在下邳之际，张、项之间便有旧谊，因而项梁一口应承。于是，他命人找到韩王成，立为韩王，并以张良为司徒（相当于丞相）。张良“复韩”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复家”的政治夙愿也得以实现，因而竭尽全力扶持韩王成，挥师收复韩地（指战国时韩国地盘），游兵于颍川附近，时而攻取数城，时而又被秦兵夺回，迟迟未能开创大局面。 年底，楚怀王命刘邦、项羽分兵伐秦，并约定：谁先入关进咸阳，谁便可以立而为王。刘邦取道颍川、南阳，打算从武关进入关中。 前207年（秦二世三年）七月，刘邦率兵攻占颍川。韩王和张良便与刘邦会合了。刘邦请韩王留守阳翟（韩故都，今河南禹州市），而让张良随军南下。九月，军队抵达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南阳郡守奇退入宛城（河南南阳）固守。刘邦灭秦心切，见宛城一时难以攻取，打算绕过宛城继续西进。张良认为不妥，劝道：“您虽然急于进关，但这一路上秦兵还很多，而且都扼据着险要的地势。现在不拿下宛城，一旦宛城的秦兵从后面追杀过来，那时，强秦在前，追兵在后，就很危险了。” 刘邦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更换旗帜，率兵乘夜间抄小路悄悄返回。拂晓时分，刘邦的军队已把宛城重重围住。 接着，刘邦又采纳了陈恢的意见，以攻心之术，招抚南阳太守，赦免全城吏民，兵不血刃地轻取了宛城。解除了刘邦西进的后顾之忧，刘邦兵威大振，南阳郡的其它城池见太守已降，纷纷起而效之，望风而降。 随后刘邦率军抵达峣关（今陕西商州西北）。峣关是古代南阳与关中的交通要隘，易守难攻，是通往秦都咸阳的咽喉要塞，也是拱卫咸阳的最后一道关隘，秦有重兵扼守此地。 刘邦赶到关前，想要亲率所部两万余众，强行攻取。张良劝谏道：“目前秦守关的兵力还很强大，不可轻举妄动。”刘邦惟恐项羽大军先入关中，因而心急如焚，忙向张良问计。 张良向刘邦献了一个智取的妙计。他说：“我听说峣关的守将是个屠夫的儿子，这种市侩小人，只要用点财币就可以打动他的心了。您可以派先遣部队，预备5万人的粮饷，并在四周山间上增设大量军队的旗号，虚张声势，作为疑兵。然后再派郦食其多带珍宝财物去劝诱秦将，事情就可能成功了。” 刘邦依计而行，峣关守将果然献关投降，并表示愿意和刘邦联合进攻咸阳。刘邦欲听之，张良却认为不可，道：“这只不过是峣关的守将想叛秦，他部下的士卒未必服从。如果士卒不从，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如乘秦兵懈怠之机消灭他们。”于是，刘邦率兵向峣关突然发起攻击，结果秦军大败，弃关退守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 刘邦乘胜追击，引兵绕过峣关，穿越蒉[kuài]山，大败秦军于蓝田。大军继续西进，于公元前207年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汉初未改）抵达霸上（今西安市东25里）。 这时，秦二世已被赵高杀死，仅仅做了46天秦王的子婴眼见义军兵临城下，大势已去，只好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御玺符节，开城出降。至此，雄霸四方、威振海内的大秦帝国灭亡了。 刘邦从奉楚怀王之命西进到进入关中，历时仅一年，由于他采纳了张良的计谋，保证了军事上的顺利进展，从而赢得了时间，比项羽抢先一步进入关中。 刘邦大军进入咸阳，看到那豪华的宫殿、美貌的宫女和珍宝异藏，使许多人忘乎所以，以为可以尽享天下。连刘邦也情不自禁，想留居宫中。武将樊哙冒死犯颜强谏，直斥刘邦“要做富家翁”。刘邦根本不予理睬。在这关键时刻，张良向刘邦分析利害，劝道：“秦王多做不义的事，所以，您才能推翻他而进入咸阳。既然您已经为天下人铲除了祸害，就应该布衣素食，以示节俭。大军刚入秦地，您就沉溺在享乐中，这就是所谓助桀为虐了。况且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愿沛公听从樊哙等人的话。” 张良语气平和，但软中有硬，尤其是话中对古今成败的揭示以及“无道秦”、“助桀为虐”等苛刻字眼，隐隐地刺疼了刘邦近乎沉醉的心。这种紧打慢唱的手法，果然奏效。刘邦接受了这卓有远见的规劝，下令封存秦朝宫宝、府库、财物，还军于霸上，以待项羽等路起义军。在此期间，刘邦还采纳张良建议，召集诸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通告四方：“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诸如故。凡吾所以来，非有所侵暴，勿恐。”另外，还派人与秦吏一起巡行各地，晓谕此意。结果，博得了秦民的一致拥戴，争先恐后用牛羊酒食慰劳军士。 刘邦见状，又命令军士不要接受，传出话去：“军中粮食充足，不要劳民破费了。”秦地百姓听罢此言，越发高兴，惟恐刘邦不为秦地之王。 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采取一系列安民措施，争得了民心，为他日后经营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与项羽争雄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前206年（汉高祖元年）二月，项羽率诸侯兵抵达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刘邦命令守军紧闭关门，阻止诸侯兵进关。 项羽得知刘邦已攻下咸阳，十分恼怒，正赶上刘邦部下曹无伤密告项羽，说：“沛公要在关中称王。”项羽立即命令英布督军强攻。同年十二月，项羽大军攻破函谷关，进驻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要与刘邦决一死战。 幸亏项羽的叔父项伯与张良曾有旧交。在项羽大军决定进攻刘邦的前夜，项伯悄悄骑马来到刘邦军中私见张良，把消息告诉了张良，并邀他一同潜逃。张良说：“我奉韩王之命，送沛公入关，而今沛公身处危难之中，我悄悄逃走，是不合道义的。我必须去向他辞行再走。” 随即，张良来到刘邦的营帐中，把项伯所说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邦。刘邦听后大惊问：“这可怎么办？” 张良反问刘邦：“您估计我们的军队能抵挡住项羽的进攻吗？” 刘邦默然良久，说：“确实不能。现在该如何是好？” 张良审时度势，张良给刘邦出了个釜底抽薪的主意：“请您去告诉项伯，说您不敢背叛项王。” 刘邦问：“项伯和你，谁的年龄大？” 张良说：“项伯长我几岁。” 于是，刘邦对张良说：“你替我把项伯请进来，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张良出去，再三邀请项伯入帐见刘邦。 项伯进帐后，刘邦亲自为项伯斟酒祝寿，并结为了儿女亲家。当项伯酒酣耳热之时，刘邦委屈地说：“我入关以后，秋毫无犯，吏民都造册入籍，府库财产严加封存，专门等待项将军来接收。之所以派将士把守函谷关，是为您防备其他盗贼窜入，并防备有非常的变故发生。我守在这里，日夜盼望项将军到来，怎么敢反叛呢？请您千万向项将军转达我的心意，我决不敢背弃将军的大德。” 一席话后项伯便交代刘邦：“明天一定要早一点亲自来向项羽谢罪。”项伯连夜驰回鸿门，把刘邦的话都转告给了项羽，并百般疏通，使原已剑拔弩张的局势有所缓解。 刘邦明知此去如虎口做客，危机四伏，但又不能不去，真是前后为难。张良知己知彼，精辟地向刘邦分析了项羽其人，决心深入虎穴，谨慎而灵活地保护刘邦的安全。 第二天，刘邦仅带着张良、樊哙和百余名从骑来到楚营。刘邦一见项羽，忙上前说道：“臣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河北，我战河南。不料我侥幸先入关破秦，得以在此复见将军。今有小人进谗，致使将军与我结怨。” 项羽见刘邦只带百余从骑前来赴宴，而且一副谦恭委屈的样子，不禁动了“妇人之仁”，脱口说道：“这都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告诉我的。说你要在关中称王，令子婴为相。不然，我何至于如此。” 刘邦先入为主，努力从精神上压倒对方，项羽自知刘邦依楚王约，先行入关并无非份之处，自己对刘邦如此这般倒有违约之嫌，顿觉理屈词穷。 项羽款留刘邦会饮。席间，项羽的谋臣范增屡次举目示意项羽，又再三举起所佩玉玦，暗示他速下决断，杀死刘邦。项羽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只好又从帐外召来勇士项庄，授意他舞剑助兴，伺机杀掉刘邦。项伯看出破绽，拔剑对舞，时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刘邦。 张良一看情况不妙，赶快起身出帐去找樊哙，命其速去护驾。樊哙二话没说，持剑拥盾闯入军门，直奔帐下，两眼怒视项羽，头发上指，大有万夫不挡之勇。项羽不禁骇然，忙问：“这是什么人？”张良答道：“是沛公的随从卫士樊哙。” 项羽说：“一条好汉，赏给他酒！”左右的侍从捧上一大杯酒，樊哙站着一饮而尽。再劝再饮，并借题发挥地数落项羽道：“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接着，便厉声陈述刘邦的劳苦功高和忠义，指斥项羽疑心太重。项羽一时竟被他慷慨激昂的言辞所震慑，无言以对，只是招呼樊哙说：“坐！”樊哙乘势坐在张良身边。过了一会儿，刘邦见情势已渐好转，便借口入厕，招呼樊哙出帐，张良随之而出。三人商量对策，决定由樊哙保护刘邦赶快脱身，张良留下来应付局面。 张良在这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中，以其大智大勇，既巧妙地帮助刘邦安全脱离虎口，又使项羽内部埋下了君臣相隙的祸根。 不久，项羽恃强凌弱，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统辖梁、楚九郡，他“计功割地”，分封了18位诸侯王。并违背楚怀王“谁先攻入关中，谁就做关中王”的约定，把刘邦分封到偏僻荒凉的巴蜀，称为汉王。而把实际的关中之地一分为三，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用以遏制刘邦北上。刘邦心中怨恨，想率兵攻击项羽，后经萧何、张良劝阻，决定暂且隐忍不发。 天下分封已定，张良打算离开刘邦回韩国再事韩王成。刘邦赐金百镒，珠二斗。而张良把金珠悉数转赠给项伯，使他再为汉王请求加封汉中地区。项伯见利忘义，立即前去说服项羽。这样，刘邦建都南郑（今陕西南郑区东北），占据了秦岭以南巴、蜀、汉中三郡之地。 同年七月，张良送刘邦到褒中（今陕西汉中市褒城镇）。此处群山环抱，沿途都是悬崖峭壁，只有栈道凌空高架，以度行人，别无他途。张良观察地势，建议刘邦待汉军过后，全部烧毁栈道，表示无东顾之意，以消除项羽的猜忌，同时，也可防备他人的袭击。这样，就可以乘机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展宏图了。 刘邦入汉中后，励精图治，积极休整。同年八月，刘邦用大将韩信之谋，避开雍王章邯的正面防御，乘机从故道“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从侧面出其不意地打败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一举平定三秦，夺取了关中宝地。略定三秦，刘邦倚据富饶、形胜的关中地区，便可以与项羽逐鹿天下了。一个“明烧”，一个“暗渡”，张、韩携手，珠联璧合，成为历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项羽闻知刘邦平定三秦，怒不可遏，决定率兵反击。张良早已料到这一点，于是，寄书蒙蔽项羽，声称：“汉王名不符实，欲得关中；如约既止，不敢再东进。”同时，张良还把齐王田荣谋叛之事转告项羽，说是“齐国欲与赵联兵灭楚，大敌当前，灭顶之灾，不可不防啊。”意在将楚军注意力引向东部。项羽果然中计，竟然无意西顾，转而北击三齐诸地毫无生气的腐朽力量。 张良的信从侧面加强了“明修栈道”的效果，把项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从而放松了对关中的防范，为刘邦赢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的时间。 不久，项羽于彭城杀死了韩王成，使张良相韩的幻梦彻底破灭。同年冬，张良逃出彭城，躲过楚军的追查，终于回到刘邦的身边，受封为成信侯，此后，便朝夕相随汉王左右，成为画策之臣。明代李贽曾评论此事说：项羽此举，“为汉驱一好军师。” 前205年（汉高祖二年）春，刘邦接连收降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昌、魏王豹和殷王卬[áng]五个诸侯，得兵56万。同年四月，刘邦乘项羽集中力量攻打田荣之机，率兵伐楚，直捣楚都彭城。 攻占彭城后，刘邦被这轻而易举得到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没有采取恰当的政治、经济措施，反而得意忘形，整日置酒宴会，结果项羽闻知彭城失陷，立即亲率3万精兵从小路火速赶回，急救彭城。刘邦数十万乌合之师难以协调指挥，连粮饷都筹备不齐，所以，一经接战便遭惨败，几乎全军覆没。 至此，许多诸侯王又望风转舵，纷纷背汉向楚，刘邦父、妻被俘，与张良筹数十骑狼狈出逃，军事上再度遭受重大挫折，大好的形势复又逆转。 刘邦狼狈逃至下邑，惊魂未定，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他沮丧地对群臣说：“关东地区我不要了，谁能立功破楚，我就把关东平分给他。你们看谁行？”在此兵败危亡之际，又是张良匠心独运，为刘邦想出了一个利用矛盾、联兵破楚的策略。他说：“九江王英布，是楚国的猛将，现在与项羽有了隔阂；彭城之战，项羽令其相助，他却按兵不动。项羽对他颇为怨恨，多次派使者责之以罪；彭越因项羽分封诸侯时，没有受封，早对项羽怀有不满，而且田荣反楚时曾联络彭越造反，为此项羽曾令肖公角攻伐他，结果未成。这二人可以利用。另外，汉王手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委托大事，独当一面。大王如果能用好这三个人，那么楚可破也。”这就是着名的“下邑之谋”。 刘邦听罢，认为这确是一个以弱制强的妙计，于是派舌辩名臣隋何前往九江，策反九江王英布；接着又遣使联络彭越；同时，再委派韩信率兵北击燕、赵等地，发展壮大汉军力量，迂回包抄楚军。 “下邑之谋”虽然不是全面的战略计划，但它构成了刘邦关于楚汉战场计划的重要内容。正是在张良的谋划下，一个内外联合共击项羽的军事联盟终于形成，扭转了楚汉战争的局势，使刘邦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事实证明了张良“下邑之谋”的深谋远虑，最后兵围垓下打败项羽，主要依靠的正是这三支军事力量。 前204年（汉高祖三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刘邦询问群臣有何良策。 谋士郦食其献计道：“昔日商汤伐夏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王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使之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六国君臣、百姓必皆感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便能南向称霸，楚人只得敛衽而朝。”这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夸夸其谈，当时刘邦并没有看到它的危害性，速命人刻制印玺，使郦食其巡行各地分封。 在这关键时候，张良外出归来，拜见刘邦。刘邦一边吃饭，一边把实行分封的主张说与张良听，并问此计得失如何。张良听罢一惊，忙问：“这是谁给陛下出的计策？”他沉痛地摇摇头接着说：“照此做法，陛下的大事就要坏了。”刘邦顿时惊慌道：“为什么？”张良伸手拿起酒桌上的一双筷子，连比带划地讲了起来。他指出： 往昔商汤、周武王伐夏桀殷纣后封其后代，是基于完全可以控制、必要时还可以致其于死地的考虑，然而如今陛下能控制项羽并于必要时致其死地吗？ 昔日周武王克殷后，杀了商纣王得到了他的头颅，如今陛下能得到项羽的头颅吗？ 表商容之闾（巷门），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是意在奖掖鞭策本朝臣民。现今汉王所需的是旌忠尊贤的时候吗？ 武王散钱发粟是用敌国之积蓄，现汉王军需无着，哪里还有能力救济饥贫呢？ 把兵车改为乘车，倒置兵器以示不用，今陛下鏖战正急，怎能效法呢？ 过去，马放南山阳坡，牛息桃林荫下，是因为天下已转入升平年代。现今激战不休，怎能偃武修文呢？ 如果把土地都分封给六国后人，则将士谋臣各归其主，无人随刘邦争夺天下。 楚军强大，六国软弱必然屈服，怎么能向陛下称臣呢？ 张良的分析，真是字字珠玑，精妙至极，且切中要害。他看到古今时移势异，因而得出绝不能照抄照搬“古圣先贤”之法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张良认为封土赐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奖掖手段，赏赐给战争中的有功之臣，用以鼓励天下将士追随汉王，使分封成为一种维系将士之心的重要措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还靠什么激励将士从而取得胜利呢？张良鞭辟入里的分析，较之昔日请立韩王，处心积虑地“复韩”的思想认识，显然是一个飞跃，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页。难怪1700年之后，还被明人李贽情不自禁地赞叹为“快论”。 张良借箸谏阻分封，使刘邦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以致辍食吐哺，大骂郦食其：“臭儒生，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然后，下令立即销毁已经刻制完成的六国印玺，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为尔后汉王朝的统一减少了不少麻烦和阻力。不能不承认，张良是一位洞察秋毫的谋略家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的时候，韩信却在北路战线上顺利进军，势如破竹。他先是平定了魏、代、赵、燕等地，接着又占据了齐国的故地，欲自立为齐王，使人禀告刘邦求封说：“齐人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边又与楚相邻，如果不设王，就难以镇抚齐地。望能允许我为假（代理）齐王。” 刘邦一听，不由得怒气上冲，当着使者的面，破口大骂道：“我久困于此，朝夕望他前来助我，想不到他竟要自立为王！”当时，陈平正坐在刘邦的旁边，陈平与张良清醒地认识到，韩信的向背对楚汉战争的胜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韩信远在齐地自立为王，刘邦鞭长莫及，根本无力阻止。于是，陈平连忙在案下轻轻踩了他一脚，刘邦亦精明，反应亦快，立即感悟先前失言，于是改口骂道：“大丈夫既定诸侯，就要做个真王，何必要做假王！”刘邦本来就爱骂人，有此一骂本不足为奇，况且先后衔接自然，天衣无缝，竟然没露出什么破绽。 当年二月，刘邦派张良拿着印绶去齐地封韩信为王，并征调韩信的军队击楚。授印齐王，虽然是刘邦对韩信的暂时妥协，但这个顺水人情和权宜之计，居然笼住了韩信，成功地解决了汉内部的权位矛盾，赢得了楚汉天平上关键的一个筹码。对此，东汉荀悦曾有一句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说：“取非其有（指齐地本非刘邦所有）以予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稳住韩信以后，楚汉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前203年（汉高祖四年），汉对楚已逐渐形成合围之势：韩信据齐地不断袭击楚军，彭越又屡次从梁地出兵，断绝楚军的粮道。楚军兵疲粮竭，项羽无奈，终于送回了被扣押的刘邦的父亲与妻子儿女，与刘邦讲和。双方商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东归楚，西归汉，立约解甲归国，各不相犯。项羽如约拔营东归，向彭城而去。刘邦也欲引兵西归汉中。 在这重大的转折之际，张良以一个政治谋略家的深邃眼光，看出了项羽腹背受敌、捉襟见肘的处境，便与陈平同谏汉王道：“如今汉据天下三分有二，此时正是灭楚的有利时机，宜猛追穷寇，毕其功于此举。否则放楚东归，如放虎归山，必将遗患无穷。”刘邦采纳的张良的意见，亲率大军追击项羽，并令韩信、彭越合围项羽。 刘邦率大军追击楚军至固陵（今河南太康），却迟迟没有等来韩信、彭越所率的援兵，结果惨遭失败。刘邦躲在固陵的壁垒中，不胜焦躁，便问身边的张良：“他们为什么没有如期前来？” 此时，张良对韩、彭的心思早已了然于心，对应之策已思谋成熟，见刘邦询问，忙答道：“楚兵既将灭亡，韩信、彭越虽已受封为王，却没有确定的疆界。二人此次不来赴约，原因正在于此。陛下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否则最终成败，尚不可知。”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便依张良计，把陈地以东至沿海的地盘划封齐王韩信；把睢阳以北至谷城的地盘划封给梁王彭越。两个月后，韩、彭果然派兵来援。 汉军各路兵马陆续会集垓下（今安徽灵璧县沱河北岸）。韩信先用“十面埋伏”之计兵围项羽于垓下，继而又用“四面楚歌”之计瓦解了敌兵士气，终于打败项羽，迫其别姬、自刎。至此，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 前202年（汉高祖五年）二月，刘邦称帝，史称汉高祖。同年五月，汉高祖在洛阳南宫举行庆功大典，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刘邦显得特别高兴，当论及楚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时，刘邦道出其中的关键在于并用三杰，语中盛赞张良道：“夫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国基初奠，天下始定，定都何处？这无疑对新兴的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起初，刘邦本想长期定都洛阳，群臣也多持此见。一天，一介戍卒齐人娄敬从西域返回洛阳，求见刘邦，陈说关中的地势险要，劝刘邦定都关中。刘邦一时拿不定主意，而这时那些主张建都洛阳的大臣们却纷纷陈说建都洛阳的好处。这些人多是六国旧人，眷恋故旧，乐土重迁，劝道：“东都洛阳，绵延几百年。东有成皋，西有崤[xiáo]函、渑池，背靠黄河，前临伊、雒二水，地理形势坚固易守。” 独有张良支持娄敬的主张。他说：“洛阳虽有这些天然的险要，但它的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而且容易四面受敌，非用武治国之都；关中则左有崤函之险（即崤山与函谷关的合称，相当于今陕西潼关以东至河南新安县地），右有陇蜀丛山之溢，土地肥美，沃野千里；加上南面有巴蜀的富饶农产，北有可牧放牛马的大草原。既有北、西、南三面的险要可以固守，又可向东方控制诸侯。诸侯安定，则黄河、渭水可以开通漕运，运输天下的粮食，供给京师所需。如果诸侯有变，就可顺流东下以运送粮草，足以维持出征队伍的补给。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还是娄敬的主张正确。”张良的分析全面而深刻，加之素负重望，又深得刘邦信赖，因而汉高祖当即决定定都关中。 汉五年八月，刘邦正式迁都长安。 汉六年正月，刘邦大封包括张良在内的多位功臣，未被受封的人则议论纷纷，争功不休。 一天，刘邦从阁道上看见诸将三三五五地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就询问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张良故意危言耸听地说：“他们在商议谋反！”刘邦问：“天下初定，他们何故要谋反？” 张良答道：“陛下起自布衣，是用了这些人才争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萧何、曹参您喜爱的人，而诛杀您生平所仇怨的人。现在朝中正在统计战功。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这些人怕您不能封赏他们，又怕您追究他们平常的过失，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 刘邦忧问：“那该怎么办？”张良问“您平时最憎恶的，且为群臣共知的人是谁？”刘邦答道：“雍齿与我有故，曾数尝窘辱于我，我想杀了他，但他有不少功劳，所以没忍心。”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会安心了。”于是，刘邦摆设酒席，欢宴群臣，并当场封雍齿为什邡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 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道：“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不用忧虑了。” 张良此举纠正了刘邦循私行赏的弊端，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动乱。他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也常常为后世政客们如法炮制。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刘邦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 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前197年（汉高祖十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认为太子刘盈懦弱不像自己，又宠爱戚夫人与其子刘如意，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改立赵王如意为国储。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不能更改刘邦初意。 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吕后命吕释之挟持了张良，逼其献计，张良道口舌难保太子，“商山四皓”（皓：白，即四个白头发的老人，分别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皆八十余，节义清高，不就汉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义“四皓”。太子若卑辞固请“四皓”出山，出入宫廷以“四皓”相随，皇上必问而知之，知之则太子位可固。 事果如张良言，刘邦问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亦硬，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 《史记》《汉书》对张良帮助萧何筹谋划策多不记载，但亦无妨张良后期的功绩。论功行封时，按级班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 张良韩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深悟鸟尽弓藏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便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不得已听从了吕后的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 前186年（汉高后二年），张良病逝，谥号文成侯。 历史评价 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陈平：智足决疑，量足包荒，才足折冲御侮，德足辅世长民，皇帝从筹，百僚允若，炎汉万民之鸿庥；辟谷仙游，功成身退，乃平生心事之了了。元勋之首冠也。 司马迁：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筴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 汉初三杰——萧何 萧何（？—前193）西汉初大臣。沛县丰邑中阳里（今属江苏丰县）人。西汉开国功臣、政治家，汉初三杰之一。 萧何早年入仕秦朝，担任沛县主吏掾，辅佐沛公刘邦起义。攻克咸阳后，接收了秦丞相府、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全国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对日后制定政策起到重要作用。楚汉之争时，留守关中，稳固后方，向前线输送士兵、粮饷，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起了重要作用。西汉建立后，担任相国，史称“萧相国”，册封酂侯，名列功臣第一。采用秦朝六法，制定实施《九章律》。主张无为而治，采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萧何亦工书，尤善署书，书论有《论书势》《九章律》，皆已佚。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协助刘邦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刘邦驾崩后，继续辅佐汉惠帝。 汉惠帝二年（前193年），萧何去世，谥号文终。 萧何，是沛丰邑人。凭借通晓律文，又执法公平无所枉害，因而做了沛县的主吏掾。他与沛县狱掾曹参都是在县里面颇有权势的豪吏。 刘邦还是平民时，萧何多次凭借官吏的职权袒护他。刘邦当了亭长，萧何也经常在身边指点他。刘邦曾以官吏身份到咸阳参加徭役，其他同事都送给他三百钱路费，唯独萧何给了五百。秦朝的监郡御史交给萧何的事务，萧何都办理得井井有条。因而被提拔为泗水郡的刺史，政绩又考评为第一。于是御史想向朝廷推荐征调萧何，萧何一再请辞，才得以不去朝廷任职。 单父县人吕公迁居到沛县时，因与沛县的县令要好，沛县之中的豪杰官吏都前往祝贺，萧何当时是县里的主吏，掌管收礼事宜，他限定宾客们说：“送礼不满千钱的，坐到堂下。” 亭长刘邦递上名刺假称“贺钱一万”，其实一个钱也没带。吕公知道后大惊，起身亲自到门口迎接刘邦，把他领到堂上就坐，很是敬重刘邦。萧何说：“刘季一向满口说大话，很少做成什么事。”刘邦于是亲近地捉弄座上一众宾客，毫不畏缩地坐在了首席。此次酒宴过后，刘邦成为了吕公的女婿。 一次，刘邦奉命护送一批役徒前往骊山修筑秦始皇陵，才出县境不远，便逃跑了许多人。刘邦认为就算到了骊山人也逃走得差不多了。于是在走到丰邑西面的湖泽时，刘邦索性把所有役徒都放走，自己则与十多个愿与他生死相随的役徒逃到芒、砀二山之间蛰居避难。 秦二世元年秋天，陈胜等人起义，各个郡县的百姓大都杀死长官，响应陈胜。沛县县令惊恐，也想以沛县响应陈胜，主吏萧何、狱掾曹参对他说：“您是秦朝的官吏，如今想叛秦起事，统率沛县子弟，恐怕他们不愿听命。希望您召集逃亡在外的人，可以招得几百人。利用这股势力胁持众人，众人不敢不听您的命令。”县令于是派樊哙去召回刘邦，刘邦当时的队伍已经有几十近百人了。 等到刘邦一伙赶来沛县时，沛县县令又后悔了，害怕刘邦回来造反，就紧闭城门，派人据守，防止刘邦进城，还打算杀掉萧何、曹参。萧、曹二人于是翻过城墙去依附刘邦。之后沛县的父老乡亲在刘邦的劝导下，合力杀掉了县令，开门把刘邦等人接入城中，并打算拥立刘邦为新的沛县县令。刘邦出言推辞，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官，爱惜身家性命，怕起事不成，会被秦朝灭族，于是又都推让给刘邦。众人在多番推辞下，没人敢出头，最终刘邦成为新的沛县县令，依照楚国旧制称作“沛公”。萧何则担任了沛县的县丞统筹处理各类政务，与曹参、樊哙等当地豪杰官吏为刘邦去招收兵员，整合了两三千人，前往攻打沛县周边的城邑。 众人先是攻打胡陵县、方与县，秦国泗水郡的郡监平率兵包围丰邑，众人回守丰邑，两天后，刘邦出兵应战，击破秦军。于是泗水郡的卒史周苛、周昌兄弟归顺刘邦阵营。刘邦命雍齿守卫丰邑，樊哙往东再次平定沛县，刘邦领着众人在薛县城西击败泗水郡的郡守壮，壮逃到戚县。刘邦麾下左司马擒获郡守壮，杀死了他。 刘邦所部再次进攻胡陵县，萧何与夏侯婴前去劝降镇守胡陵的泗水郡监平，平于是举城投降。刘邦回军亢父县，抵达方与县时，恰逢魏人周巿来攻打方与，双方还未交战。刘邦命曹参把守方与城，方与城转投了魏国，曹参领兵迎击。周巿又派人策反了镇守丰邑的雍齿，刘邦率军攻打，没有打下。 刘邦两次攻打丰邑没有攻下。项梁击杀景驹、秦嘉后，停驻在薛县。刘邦听说项梁在薛县，于是带着萧何、曹参、刘交等一百多名骑从，前去拜见项梁。项梁给刘邦增拨了士卒五千人，五大夫爵位的将领十个。刘邦回去后，再次领兵进攻丰邑，攻陷了该城，雍齿逃奔魏国。返回薛县后，萧何随同刘邦与项梁等人共同拥立了楚怀王。 项梁死后，楚怀王与众将约定：项羽随宋义北向救赵，刘邦率军西征，谁先攻入秦都咸阳，谁就可在关中称王。 秦王子婴元年（前207年）十月，刘邦率大军兵临咸阳城。秦王子婴设计杀了奸相赵高，献出玉玺，向刘邦投降。刘邦进入秦宫，见那里的宫室、帐幕、狗马、贵重的宝物、美女数以千计，便想在此留住，经樊哙、张良一再劝谏，才下令封存宫中贵重宝物和府库，回军驻扎在霸上。 当时随刘邦进入咸阳的将领们也都争先奔向储藏的仓库，去瓜分金帛财物，唯独萧何先去把秦朝丞相和御史大夫保管的法律诏令以及各种图书文献收藏起来。依据秦朝的典制，丞相辅佐天子，处理国家大事；御史大夫对外监督各郡御史，对内接受公卿奏事。除了军权外，丞相和御史大夫几乎总揽一切朝政。萧何收藏的这些秦朝的律令图书档案，使刘邦对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形势强弱、民众疾苦等等情况了如指掌，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律令制度找到了可靠的根据，对日后西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也足见萧何的深谋远虑。 刘邦率先攻入咸阳后不久，项羽也率军入关，并在同年二月自封为西楚霸王，占有梁、楚九郡之地，建都彭城（江苏徐州）。项羽背弃楚怀王的约定，改立刘邦为汉王，统辖荒远偏僻的巴、蜀、汉中之地，建都南郑。又把关中地区分封给三名秦朝降将，分别为：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目的是围堵刘邦。 刘邦很生气，想谋划攻打项羽。周勃、灌婴、樊哙都劝阻刘邦，萧何进谏说：“虽然在汉中为王不好，但不是比死好些吗？” 刘邦说：“怎么会死呢？” 萧何说：“现在兵士不如人家多，开战百分之百会失败，除了死还能如何？《周书》说‘天给予却不去接受，反会遭受其害。话说‘天汉’，这个名称非常美好。能够在一人之下受委屈，却在万乘诸侯之上伸张其志的，是商汤、周武这样的王者。臣希望大王在汉中称王，休养百姓，招致贤才，收用巴蜀的财力，回军平定三秦，就可以谋取天下了。”刘邦这才应允，于是前去就国，任命萧何为丞相。 四月，各路诸侯罢兵各自就国。汉王刘邦也前往封国，项羽派了三万人随从前往，楚国和诸侯国中因为敬慕而跟随刘邦的有几万人。项羽麾下郎中韩信在此期间投奔了刘邦，任职连敖，不久韩信因犯法差点处斩，被夏侯婴救下，推荐给刘邦，刘邦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此后韩信多次与萧何交谈，萧何认为韩信非比寻常。刘邦在前往封国时，张良送行到褒中县，建议刘邦说：“大王为何不烧断所经过的栈道，向天下表示不再回来的决心，以此稳住项王的心。” 刘邦让张良返回韩国。汉军从杜县往南进入蚀地的山谷中，刘邦依照张良的建议，军队过去以后，栈道就全部烧掉，一来防备诸侯或其他强盗偷袭，二来向项羽表示没有东进之意。到达都城南郑时，将领和士兵有许多人在中途逃跑回去了，士卒们都唱着歌，想东归回乡。韩信觉得萧何他们已经多次在刘邦面前保荐过他，刘邦依旧没有重用，就也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跑，来不及上报刘邦，就亲自去追赶。有人报告给刘邦说：“丞相萧何逃跑了。”刘邦大发脾气，就像失掉了左右手一样。 过了一两天，萧何回来拜见刘邦，刘邦见到萧何既生气又开心，说道：“你为什么逃跑？” 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 刘邦问他：“你追的是谁？” 萧何答道：“韩信。” 刘邦听完大骂：“逃走的将领有十多个，也没听说你去追，偏要去追韩信？这是在骗我！” 萧何说：“那些将领都容易得到，像是韩信这样当今数一数二的杰出人才，跑了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了。大王如果只想在汉中郡长久称王，没有韩信也就算了；如果要准备打天下，那除了韩信就没有可以共谋大事的人。就看大王如何打算了。” 刘邦说：“我也想东归，怎能长久憋屈在这种地方呢？” 萧何说：“大王若打算东出，能重用韩信，他自然会留下；如果不重用他，他终究会离开的。” 刘邦说：“我看在你的面子上，让他做个将军。” 萧何说：“即使当了将军，还是留不住他。”刘邦说：“那就做大将！”萧何说：“太好了。” 刘邦当下就想叫韩信来拜将。萧何说：“大王一向傲慢无礼，现在任命一位大将，就像是招呼一个小孩一样，这就是造成韩信离去的原因。大王如果诚心拜他做大将，就该选个好日子，自己事先斋戒，搭起一座高坛，按照任命大将的仪式办理，那才行啊！” 刘邦答应了。汉军一众将领听说后都暗自高兴，人人都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大将，等到举行仪式的时候，才知道是韩信，全军上下都大吃一惊。 汉元年（前206年）八月，刘邦发动还定三秦之战，击退雍王章邯的兵马，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便控制了三秦地区的形势。 由于几经战事，秦都咸阳被项羽放火烧了三个月，这时的关中已是满目疮痍，残破不堪。萧何以丞相的身份留守后方，负责收服巴蜀，镇守安抚，发布政令，告谕百姓，为在前方作战的军队供给粮食。 汉二年冬十月（前206年11月3日至12月2日），刘邦到达陕县，镇抚关外父老。陆续降服河南国、韩国等地。十一月，刘邦由南郑迁都栎阳，修缮河上塞。秦朝原先的皇家动植物园地及水池，也开放给百姓进行耕种。 汉二年二月癸未日（前205年3月4日），汉朝廷下令废除秦朝的政权标志——社稷坛，建立汉朝的社稷坛。普施恩德，赐民爵禄。蜀汉人民因供应军需负担甚重，免其租税二年。关中士卒从军的，免除其家赋税一年。凡普通百姓年逾五十，德高望重，能领导大家为善的，安排他为“三老”，每乡一人。选择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和县令、县丞、县尉共议政事，免除其役戍。以十月份（颛顼历一年之始）为酒肉慰劳人民之月。 汉二年（前205年）夏四月，刘邦率军东征，趁项羽攻齐之际，汉军打入西楚首都彭城，不久被项羽回军杀败，军队崩溃逃回荥阳。 汉二年（前205年）五月，汉军在荥阳集结，萧何征集关中老弱及尚未成年的人都到军队前线去。韩信也收聚士卒与刘邦会师，刘邦此时又军威重振。与楚军在荥阳南边京索之间交锋，打败了楚军。汉军在道路两侧筑垣墙，通到河边，以运取临河倚山的敖仓粮食。 汉二年（前205年）六月，刘邦返回都城栎阳，初六日，立儿子刘盈为王太子，赦免罪人。命令诸侯之子在关中的都集中到栎阳担当近卫。 萧何留守关中，侍奉太子刘盈，主理都城栎阳。他制定各种法令制度，设立宗庙、社稷、宫殿、县邑，总是先向刘邦上奏报告，刘邦也总是予以批准，准许施行。有时来不及上奏，就根据实际情况用最合适的方式先行办理，等刘邦回来再报告。萧何在关中管理户口，通过水路和陆路转运军粮，供应前方的军队。刘邦在战场上多次损失军队逃散，萧何常常又征发关中的士卒，及时补充汉军的损失。刘邦因此把关中的事务专门委任给萧何。 汉三年（前204年），刘邦与项羽两军在京索之间对峙，刘邦多次派遣使者到关中去慰劳萧何。鲍生对萧何说：“大王在外，风餐露宿，却屡屡派人来慰劳您，这是起了怀疑您的心思。为您着想，您不如把自己子孙兄弟中能够作战的都派到前线军队中去，这样大王一定会更信任您。”于是萧何听从了他的计策，刘邦大为高兴。 汉五年十二月（前203年12月29日至前202年1月27日），西楚霸王项羽身死。汉五年二月甲午日（前202年2月28日），刘邦在泛水北岸称帝。汉五年五月（前202年5月26日至6月23日），刘邦称帝后，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席间询问群臣：“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去天下？” 群臣众说不一，刘邦听了之后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若论在军帐中制定作战策略，以此决定千里之外的战役胜败，我比不上张子房；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证运粮道路不被阻断，我比不上萧何；统率百万大军，开战则必定胜利，攻城就一定占取，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俊杰，我却能够使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所在。项羽虽然有一位范增却不能信用，这就是他败在我手上的原因。”因此萧何、张良、韩信三人也被后世称为“汉初三杰”。 其后论功行赏，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他为酂侯，食邑最多，众将不服，争辩说自己在前线卖命征战，萧何只是在后方舞文弄墨，逞口舌之力，不应位居众人之上。刘邦于是用“功狗功人”来比喻萧何功劳之大，又说：“诸将都是只身追随我，最多再加上两三个亲属，而萧何用整个宗族几十个人都跟随我，他的功劳我是不能忘记的。” 群臣听了才不敢再说什么，等列侯分封完毕，到了排定朝中位次时，群臣都推举曹参说：“平阳侯曹参身受70多处战伤，攻城略地，战功最多，应排第一。” 刘邦已经压过众人一次，重封了萧何，对排位次的事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仍然认为萧何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时，关内侯鄂君说道：“在楚汉之争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转漕关中，才保证了供应。这些都是创立汉家天下流传后世的大功劳，怎么能把像曹参等人只是一时的战功列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依臣之见，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 鄂君的言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就下令萧何排名功臣第一，赐给他特殊的礼遇：可以带剑穿履上殿，入朝拜见时不必同别的臣下一样小步快走。当天刘邦还全部封赏了萧何的父子兄弟十多人，又因为当年萧何送行时比别人多给了两百钱，刘邦加封萧何二千户食邑。这样，萧何位列众卿之首，被称为“开国第一侯”，食邑万户。 行赏分封诸侯后，定都的问题又迫在眉睫。起初，打算定都洛阳，后来戍卒娄敬面见刘邦，建议依借关中的险要形势，定都关中。刘邦征求张良的意见后，当即决定定都关中。并封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于是，刘邦暂居栎阳，汉高帝七年（前201年），长乐宫落成，丞相以下官员都转移到都城长安办公。 汉高帝八年（前200年），萧何营建未央宫，建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刘邦回来，看见宫阙极为壮丽，非常生气，对萧何说：“天下喧扰不安，苦战数年，成败尚未可知，现在为什么要修建宫至豪华过度呢？” 萧何说：“正是因为天下没有安定，所以才乘这个时机建成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不壮观华丽，就不足以彰显天子的尊贵和威严，并且也是为了不让后代再来加盖。”刘邦心情这才好起来。 汉高帝六年四月（前201年5月14日至6月12日），楚王韩信因“擅发兵”被夺去兵权带到洛阳，降格为淮阴侯。 汉十年（前197年），阳夏侯陈豨发动叛乱，刘邦亲自率领兵马前往讨伐，韩信托病没有随从。他暗中派人到陈豨处说：“只管起兵，我在这里协助您。”随后和家臣商量，趁夜假传诏书赦免各官府服役的罪犯和奴隶，打算发动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部署完毕，等待着陈豨的消息。 韩信的一位舍人得罪了韩信，韩信把他囚禁起来，打算杀掉他。他的弟弟上书告变，向吕后告发了韩信准备反叛的情况。吕后打算把韩信召来，又害怕他的党羽不到位，于是和萧何合谋，派人假称从刘邦那里回来，说陈豨已被俘获处死，列侯、群臣都要来祝贺。萧何欺骗韩信说：“就算生病，也勉强去祝贺一下吧。”韩信进入宫中，吕后随即命令武士把韩信捆起来，在长乐宫的钟室将他斩杀。韩信临斩时说：“我后悔没有采纳蒯彻的计谋，以致被妇孺之辈所欺骗，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诛杀了韩信三族。后人由韩信事迹引申出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刘邦当时还在平定代地，听说韩信已经被杀的消息后，与张良商议，派遣使者任命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命令安排五百名士兵由一名都尉率领充任相国的卫队。 升任相国之后，许多人都来向萧何道贺，只有召平表示哀吊。召平对萧何说：“您的祸患就此开始了。陛下在外作战冲风冒雨，而您留守京城，并不需要冒着矢石去冲锋陷阵，但陛下却要给您加封食邑、设置卫队，这是因为淮阴侯刚刚在关中谋反，陛下对您也起疑心了。设置卫队围绕着您，不是用来表示恩宠的。希望您辞让封赏不予接受，再把自己的全部家财私产拿出来资助军需，这样陛下心里就会高兴了。”萧何听从了召平的计策，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秋天，英布起兵反叛，刘邦亲自领军前去讨伐，在军中多次派遣使者来问萧何在做些什么。萧何因为刘邦在前线，就努力安抚勉励百姓，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去供应军需，就像平定陈豨叛乱时一样。有个说客对萧何说：“您要不了多久就会遭受灭族的惨祸了。您位居相国，功劳第一，地位难道还能更高吗？而您从刚进关中时起，就深得民心，到现在已有十多年了，百姓们都亲附您，您总是勤勉办事，得到百姓的欢心。陛下之所以屡次派人来问您的情况，是怕您利用自己的威望动摇关中。如今您何不多买些田地，并低价赊购、借贷来玷污自己，这样的话陛下就会对您就放心了。”于是萧何听从了他的计策，刘邦非常高兴。 刘邦平定了英布的叛乱，撤军返回长安。百姓们拦路上书告状，控告萧何用低价强行购买民间的土地房屋，价值数千万之多。刘邦回到宫中，萧何前来拜见。刘邦笑着说：“当相国的竟然侵夺民众的财产，为自己谋利！”把百姓们的控告信全部交给萧何，说道：“你自己去向民众谢罪吧！” 萧何乘机为百姓们请求说：“长安一带地方狭窄，而上林苑中空地很多，白白地抛荒，希望下令让民众进去耕种，收成后粮食归耕者所有，禾秸则不许收走，留下来作苑中禽兽的食料。”刘邦大发雷霆，说：“相国你大收商人的财物，却来讨取我的上林苑！”于是就下令把萧何交给廷尉拘禁起来，还给他上了刑具。 过了几天，一个姓王的卫尉侍从刘邦，上前问道：“相国犯了什么大罪，陛下怎么突然把他关起来了？”刘邦说：“我听说李斯担任秦始皇的宰相，办了好事都归功于主上，有了错误则自己承担。如今相国大量接受那些下贱的商人们的金钱，却来为百姓求取我的苑林，想以此来讨好百姓，所以我要把他关起来治罪。” 王卫尉说：“要说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如果有对民众有利的事就为他们向陛下请求，这真是宰相应做的事，陛下怎么竟然怀疑相国接受了商人的贿赂呢？况且当初陛下与楚军相持不下，有几年之久，陈豨、黥布反叛时，陛下亲自率军外出平叛，在那个时候，相国留守关中，如存异心，只要稍有举动，函谷关以西的地方就不属陛下所有了。相国不在那时为自己谋利，如今难道会贪求商人的金钱吗？再说秦皇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了天下，李斯为主上分担过错的做法，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怎么能用这种浅陋的眼光来怀疑宰相？”刘邦听后闷闷不乐，当天就派遣使者手持符节释放萧何出狱。 萧何本来年事已高，平日一向谦恭谨慎，进宫拜见刘邦时，光着脚走路来表示谢罪。刘邦说：“相国别这样了！相国为百姓请求上林苑中的空地，我不允许，不过是我成了桀、纣那样的昏暴君主，而相国却是贤明的宰相。我故意把相国关起来，是想让百姓们都知道我的过错啊。” 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前195年6月1日），刘邦病逝于长乐宫。同年，太子刘盈即位，史称“汉惠帝”。 萧何向来与曹参不和，到萧何病重时，汉惠帝刘盈亲自来探望萧何的病情，顺便问他：“您百年之后，谁可以继代您的职位？”萧何回答说：“最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主。”刘盈又问：“曹参怎么样？”萧何叩头说：“陛下找到合适的人了！臣死而无憾了！” 萧何购置土地房屋一定选择贫穷僻远的地方，营造宅第也从来不修建围墙。他说道：“后代子孙如果贤德，可以效仿我的俭朴；如果不贤无能，这种房屋也不会被有势力的人家所侵夺。” 汉惠帝二年（前193年），相国萧何去世，谥为“文终”。 历史评价 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鄂千秋：“郡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万世之功哉！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 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公元前232年[95]―公元前202年），男，唐宋典籍记载为周王族诸侯国项国后代，姬姓，项氏，名籍，字羽，泗水郡下相县（今江苏省宿迁市）人。秦朝末年政治家、军事家，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 项羽少时学书、剑皆无所成，然胸怀反秦大志。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九月，随项梁起兵会稽（治今江苏苏州），响应陈胜、吴广起义。陈胜死后，又领导反秦武装主力，拥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 秦将章邯击赵时，奉怀王之命，以次将随上将军宋义率军救赵，因宋义行至安阳后按兵不动，遂于帐中斩之，然后亲自领兵救巨鹿，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随后招降章邯，坑杀秦卒二十万，进军关中。时刘邦已先据咸阳，谋臣范增力劝项羽在鸿门宴上杀死刘邦，未能实现，与刘邦暂时达成和解，遂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掳掠货宝。公元前206年二月，分封诸侯，以刘邦为汉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不久，田荣、陈余于齐、赵等地举兵反楚，刘邦趁机平定三秦，进逼西楚，楚汉之争随之爆发。项羽虽于战争前期取得胜利，但因分封诸侯，内部矛盾重重，加以战略决策失宜，军事形势日益不利，终被围困垓下，夜闻楚歌四起，以为汉军已得楚地，遂突围至乌江，自刎而死。 作为中国军事思想“兵形势”（兵家四势：兵形势、兵权谋、兵阴阳、兵技巧） 的代表人物，项羽是一位以武力出众而闻名的武将。李晚芳评价“羽之神勇，千古无二”。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项氏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据唐朝《元和姓纂》和《大宋重修广韵》记载项羽为周朝分封同宗的周王族诸侯国中姬姓项国后代，春秋时项国被鲁国灭后以国名为族姓。 项羽少年时，项梁教他读书，但他学了没多久就不学了，项梁又教他学剑，没多久又不学了，项梁因此特别生气。项羽说：“读书识字只能记住个人名，学剑只能和一个人对敌，要学就学万人敌。”项梁于是又教项羽学习兵法，项羽非常高兴，但是只学个大概，不肯深加研究。 秦始皇到会稽游玩，驾大船渡浙江，项羽与项梁一起观看，项羽对项梁说：“他是可以被取代的。”项梁捂住项羽的嘴，说：“你不要胡乱说话，会被灭族的！”项梁因此对项羽另眼相看。项羽身高八尺多，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即使是吴中弟子，也都非常害怕项羽。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同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对项梁说：“江西人全都造反，这是上天要亡秦的时刻，我听说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我准备发兵，想要用你和桓楚为将。” 当时桓楚在大泽逃亡，项梁说：“桓楚在逃亡，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只有项羽知道。” 于是项梁出去嘱咐项羽持剑在外面等候，然后，又进来跟殷通一起坐下，说：“把项羽召来，让他奉命去找桓楚。” 殷通同意后，项羽在项梁的指示下将殷通杀死。项梁手里提着殷通的头，佩戴殷通的官印。殷通部下大为惊慌，一片混乱，项羽连杀将近一百人。整个郡府上下都吓得趴倒在地，没有一个人敢起来。项梁召集原先所熟悉的豪强官吏，向他们说明起事反秦的道理，于是就发动吴中之兵起事。项梁派人去接收吴中郡下属各县，共得精兵八千人。又部署郡中豪杰，派他们分别做校尉、侯、司马。于是项梁做了会稽郡守，项羽为裨将，去巡行占领下属各县。后项梁率部众八千人渡江西进，期间曾派项羽进攻襄城，项羽打了襄城很久才攻克，于是坑杀全城，返回向项梁报告。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六月，陈胜被杀，项梁召集部下议事，居巢人范增前来告诉项梁，如果不立楚国后人而自立，一定不会长久。于是项梁听取范增的意见，在民间找到楚怀王之孙熊心，仍立为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项梁统军在东阿大破秦军，另遣项羽、刘邦攻打城阳并屠城，并向西击破秦军于濮阳东，秦军被迫退入濮阳城内，项羽、刘邦又率军攻打定陶，但没有攻克，转而向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军，斩杀秦将李由。接着攻打外黄，亦未能攻克。 当时，项梁连破秦军，非常骄傲。而此时秦派了大量的援军支援章邯，章邯在得到援军后突袭项梁，项梁兵败被杀。项羽和刘邦放弃外黄，攻打陈留，也没有攻下。考虑到项梁兵败之后，士卒害怕，士气低落，于是决议退军，项羽引军驻扎彭城西，刘邦驻军于砀。 章邯杀败项梁后，认为楚兵不足为虑，于是引军北渡黄河，大破赵国。赵王以陈余为将，张耳为相，败走巨鹿，章邯率领王离、涉间共四十万围攻巨鹿。 楚怀王听闻项梁战死，非常害怕，从盱眙[xu yi]赶到彭城，收编项羽、吕臣的军队由自己统领，并任命吕臣为司徒，吕臣的父亲吕青为令尹，封刘邦为砀[dàng]郡长、武安侯，仍旧统领砀郡的军队。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后九月，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封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以宋义为主帅率兵五万前往救赵。宋义军行至安阳，逗留四十六日，不再进军。项羽向宋义建议说：“秦军围赵于巨鹿，我们快速引兵渡河，和赵兵内外夹攻，必然可以击破秦军。” 但宋义不肯发兵，还在军中饮酒作乐。时天气寒冷，又下大雨，士卒又冷又饿。项羽见此状况，于早晨去见宋义，将其斩杀。项羽提着宋义的头告诉将士：“宋义想要和齐联合谋反，楚怀王暗令我将其杀死。”诸将因为畏惧而屈服，不敢抗拒，于是推项羽暂为上将军。桓楚将此事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就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项羽杀了宋义之后，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于是派遣当阳君英布、蒲将军率领两万士卒渡河，多次进攻章邯给王离军输送粮食的甬道，但收获不大，赵将陈余派人请项羽再次发兵。项羽率领全部兵马渡河，与秦军大战九次，章邯破走，项羽率军继续北上进攻王离。楚兵以一当十，呼声动天，打退章邯后，诸侯军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与项羽一起进攻王离，斩杀苏角，并生擒王离，秦将涉间不愿投降而自杀。大破秦军后，项羽于辕门召见诸侯将领，诸将无不跪着前来，不敢仰视项羽。于是项羽为诸侯上将军，诸侯都归附于他。 章邯率军驻扎在棘原，项羽驻军于漳水南，两军相持不战。秦军多次被项羽打败，秦二世派人责备章邯，章邯害怕，于是派长史司马欣去请示，司马欣到了咸阳，被赵高留在司马门三天，不予接见，有不信任的意思。司马欣非常害怕，急忙逃到章邯营中，劝章邯早做打算，赵军陈余也写信给章邯，劝其反秦。章邯暗中派使臣前往项羽营谈和约，但没有谈妥。 项羽让蒲将军领兵，日夜兼行渡过三户津与秦军交战，将其击败。而后项羽率领全军又于污水上大破秦军。章邯再次派人来见项羽，想要订立和约，项羽召军吏来商量说：“现在军粮越来越少，想答应他们。”军吏说可以。于是在秦二世三年（前207年）七月，项羽和章邯约在洹水南殷虚上相见，并订立盟约。章邯见到项羽后，哭着向项羽倾诉赵高的种种行为。于是，项羽立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上将军，率领秦军为前部，行至新安。 汉元年十一月（前207年，当时以十月为岁首），诸侯的士卒原来都曾在秦服过徭役，受尽秦兵的鞭挞，而今秦兵投降诸侯，诸侯兵都把秦兵当作奴隶来驱使，引起秦兵的不满，暗地里作打算。诸侯听闻到秦兵的计策，将其告诉项羽，项羽召集黥布、蒲将军等人商议，认为秦兵很多，入关中后如果不听令，会引起非常大的祸患。于是，项羽将秦降卒二十余万全部在新安城南连夜坑杀。 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后，即率诸侯军向关中挺进，行至函谷关，发现有兵守关，项羽军无法通过，又听说刘邦已经攻破咸阳，项羽大怒，派当阳君攻破函谷关，四十万大军驻扎于新丰鸿门，刘邦军十万驻扎灞上。刘邦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告诉项羽，说刘邦想在关中称王，并且用子婴为相，珍宝全部占有。范增也告诉项羽，说刘邦在山东时贪财好色，入关后却不取财物女人，志向不小，应该趁早杀了他。 项羽叔父项伯与刘邦手下的张良关系友好，连夜前往刘邦军见张良，想要劝张良逃走，却反被张良拉拢。项伯回来后告诉项羽，刘邦攻破咸阳有大功，进攻他是不义之举，项羽表示赞同。 刘邦第二天率领一百多骑兵来见项羽，范增暗示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为人不忍，默然不应。于是，范增让项庄于席间舞剑，伺机刺杀刘邦，而项伯也拔剑起舞，挡住项庄。张良见状，至军门找樊哙前来。 樊哙强行进帐，对项羽进行一番了说辞，项羽无言以对。于是刘邦伺机逃脱。他留张良将白璧玉斗献给项羽和范增，自己以上厕所为由，扔下车骑，只带樊哙、夏侯婴等人从郦山道逃回霸上。项羽接受了白璧放在桌上，而范增却将玉斗摔在地上拔剑砍破，叹道：“夺项羽天下的人，一定是刘邦。” 项羽进入咸阳后，引兵屠戮咸阳，杀死秦王子婴，火烧秦王宫，大火连续烧了三个月没有灭，搜集宝物美女准备回江东，有人劝项羽说关中富饶，可以成王霸之业。但项羽见秦王宫都已经被毁坏，自己又迫切的想回到江东，于是不听。那人又说，都说楚国人是戴帽子的猕猴，果然是这样。项羽听到后，把那个人烹杀了。 项羽不顾楚怀王熊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而把熊心尊为义帝，打算和各国诸侯将相自行分封。于是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yi]为翟王，魏王豹为西魏王，申阳为河南王，司马卬殷王，赵王歇为代王，张耳为常山王，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吴芮为衡山王，共敖为临江王，燕王韩广为辽东王，臧荼为燕王，齐王田巿为胶东王，田都为齐王，田安为济北王等十八个诸侯王。 项羽分封完诸侯，诸侯各前往封国，项羽将义帝迁往长沙郴县，暗中令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于途中将义帝杀死。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齐、赵诸侯叛乱，项羽率军前往平乱，听闻刘邦已定关中，非常愤怒，封郑昌为韩王，派其前往阻挡刘邦，令萧公角阻击彭越。彭越击败萧公角后，张良伪作韩王书给项羽，说刘邦只想得关中，不会向东用兵，又伪作齐王、梁王书给项羽，说齐王准备和梁王齐心协力灭掉楚国。于是项羽放心攻打齐国。项羽征召九江王英布，英布托病不出，派遣手下将领只率领几千人前往，项羽因此怨恨英布。冬，项羽北至城阳，田荣引兵会战，被项羽击败，田荣逃往平原，被平原民杀死。项羽烧毁齐国房屋，将降卒全部坑杀，俘虏其老弱妇女，巡行齐地，直至北海，“多所残灭”。齐国人因此聚在一起反叛，田横趁机收编齐兵数万反攻城阳，项羽久攻不下。 汉二年（前205年）四月，刘邦率领五路诸侯兵马五十六万向东攻打楚国，占领楚都彭城。项羽听闻后，留部将继续攻齐，自己亲率精兵三万去救援彭城。刘邦攻下彭城后搜集珍宝美人，大摆宴会。项羽率军从早晨开始，由萧县从西打到东，中午时打到彭城，大破刘邦军，杀死汉兵十余万。刘邦军逃往南山，项羽率军追到灵壁东阻拦，汉兵落入睢[sui]水十余万，睢水为之不流。项羽把刘邦包围了三层，却被一阵大风吹乱楚军，刘邦趁机率领数十骑兵走脱。 刘邦逃往下邑，收集败亡散卒至荥阳，各路败军先后前来会合，萧何也发动关中没有登记在册的百姓前来投奔刘邦，刘邦因此军势得以重振。项羽乘胜来战，无法取胜。刘邦兵败彭城后，诸侯反叛刘邦，归附项羽。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在荥阳修筑甬道用以过河取敖地的粮食，项羽军多次侵夺甬道，刘邦军无法取得粮草补充，非常害怕，于是与项羽议和，划分荥阳以西为汉国地盘，项羽打算同意。 项羽在范增的建议下，与范增合围荥阳，打算一举消灭刘邦。刘邦非常害怕，采取陈平的计策，离间项羽和范增，项羽于是剥夺了范增的权利。范增没有想到项羽竟然会怀疑自己和刘邦有勾结，十分气愤，于是告老还乡，但在途中病死。 项羽将荥阳的刘邦四面围定攻打，刘邦军势非常危急，部将纪信于是引两千军乘黄车假扮刘邦出城，说刘邦愿意投降，项羽赶来见到纪信问刘邦在哪，纪信说刘邦已经逃走了，项羽于是将纪信烧死。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项羽攻下荥阳，处死荥阳守将周苛、枞公。而刘邦走宛、叶，派人说服英布背叛项羽，进入成皋。项羽得知后迅速率兵前来攻打，夺下成皋，一路西进。刘邦逃亡巩县，派重兵阻挡，项羽无法挺进。 此时，彭越渡河攻击东阿，楚将薛公兵败身死，项羽于是亲自率军攻打彭越，彭越败走，但成皋却被刘邦趁机夺下。项羽回军与刘邦对峙于广武，相持了几个月。项羽向刘邦单挑，但刘邦不肯，于是，项羽派壮士出来挑战，但被楼烦将射杀。项羽大怒，身披铠甲手持长戟来挑战，楼烦将准备射项羽，项羽怒目而视，将楼烦将吓得不敢出来。刘邦听闻后，出来和项羽对话，项羽又向刘邦挑战，刘邦不从，项羽以弩射伤刘邦，刘邦退入成皋。 韩信于河北攻破齐、赵等国，并准备进攻楚国，项羽派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前往进攻韩信，但龙且却被韩信所破杀，这时，彭越又于谷城复出，项羽大怒，亲自前往救援，留大司马曹咎原地待守，并告诫他不要出战，只需守住十五日即可。于是项羽东击陈留、外黄，曾欲坑杀外黄抵抗者，但因外黄小儿之劝而放弃，各城听说后争相归降，项羽一路进军至睢阳。在此期间，曹咎不顾项羽的警告，被刘邦的挑战所激怒，引兵渡汜水，汉军趁机发动进攻，大破曹咎军。项羽听闻曹咎兵败，引兵而回。这时，汉军正于荥阳东围攻钟离眜，听到项羽回来了，非常害怕，全部退走。 项羽腹背受敌，又粮草不继，于是，送还刘邦家眷，与刘邦签订盟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 鸿沟和议后，项羽引兵东归，刘邦却趁这个时候突然撕毁盟约，追击项羽，想要把项羽一举消灭。但和刘邦约定一起出兵的韩信和彭越却没有来。项羽引兵反击刘邦，大破汉军，刘邦于是深沟高壑，坚守不出。 刘邦以加封土地为条件，说动韩信从齐地南下，占领楚都彭城和今天苏北、皖北、豫东等广大地区，兵锋直指楚军侧背，自东向西夹击项羽；梁王彭越率军数万从梁地出发，先南下后西进，与刘邦本部军共同逼楚军后退；汉将刘贾率军数万会同九江王英布、合兵十万，自淮北出发，从西南方发动对楚地的进攻，先克寿春，再攻下城父并将此城军民全部屠尽；而镇守南线的楚将大司马周殷此时叛楚，屠灭六县，再与英布、刘贾会师，随后，北上合击项羽；同时，得到关中兵丁补充的刘邦则率本部军二十万出固陵东进；汉军五路大军、合计近六十万之众，形成从西、北、西南、东北四面合围楚军之势，项羽被迫率十万楚军向垓下后撤。 刘邦以韩信引兵三十万为前军，将军孔藂为左翼、陈贺为右翼，刘邦率部跟进，将军周勃、柴武布阵在后。项羽引兵十万，先与韩信大战，韩信军失利往后退却，令左右两翼包夹项羽军，项羽军抵敌不住，于是，往后撤，韩信趁机反击，项羽军大败，退到壁垒坚守，刘邦乘胜领大军将项羽重重包围。 项羽军在垓下，不但兵少，而且粮草不够，又被刘邦几十万大军包围，于是，率领八百骑兵趁夜突围，天亮后，汉军发觉项羽离去，于是，灌婴率五千精锐骑兵追击，等他渡过淮河，随从的骑兵只有一百多人了，来到阴陵时，项羽迷路了，他去问一个老农，老农回答：“往左边”。于是往左去，陷入了一片沼泽，耽误了时间。汉军追了上来，经过一场激战，项羽又往东去，到达东城的一座山上，只剩下了二十八骑，而追击的汉军却有数千人。 项羽自忖不能脱身，就部下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已经八年，经七十余战，抵挡我的人都被我攻破，我打击的人都表示臣服，未尝败北，遂称霸天下，现在困于此，不是我不会打仗，而是天要亡我。今日是要决死战了，我要为诸君痛快地一战，必定要胜利三次，为诸君击溃包围、斩将、砍旗，让诸君知道，是天要亡我，非我不会打仗。” 于是，他分骑兵为四队，此时，汉军围困数重，项羽对他的骑兵们说：“我为你们杀掉对方一将。”于是，他命令骑兵们分四面向山下冲，约在山东面会合。项羽大呼驰下，斩杀一汉将。赤泉侯杨喜追项羽，项羽大喝一声，杨喜的人马俱惊，退后数里。项羽与骑兵分为三队，汉军不知项羽在哪队，就也分三队包围。项羽飞驰而出，又斩杀一汉将，同时杀近百人，再会合骑兵，仅损失两骑，项羽问：“怎么样？”骑兵们钦佩地回答：“和大王说的一样” 。 项羽一路逃到乌江，遇见乌江亭长，亭长劝项羽可以回到江东以图东山再起，但项羽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为由拒绝，并将自己坐下马赐予亭长。于是，项羽下马步战，一口气杀了汉兵几百人，自己也受了十几处的伤。此时汉骑司马吕马童追来，项羽说：“你不是我的故人吗？”吕马童不敢正视项羽，指着同僚郎中令王翳说：“这就是项王。”项羽说：“我听说刘邦用千金买我脑袋，还可以食邑万户，我这就给你恩惠！”而后挥刀自刎。项羽的头颅被王翳取走，其余骑兵争相抢夺项羽尸体，以致有数十人死伤，最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自得到项羽尸体一部分，都被刘邦封侯。 项羽死后，楚地都降汉，唯独项羽原来的封邑鲁地拒绝降汉。刘邦率领诸侯兵，拿着项羽的头颅去招降鲁地父老，使鲁地降汉。随后刘邦便以鲁公的规格安葬项羽于谷城。项羽的同姓宗亲都被赐姓为刘，余部必须直呼项羽的名字“项籍”才能被汉朝录用为官。 历史评价 楚国诸老将：项羽为人僄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 陈平：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 郦食其：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 高起、王陵：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刘邦：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谋士——范增 范增（前277年-前204年），居鄛（今安徽巢湖市东北）人。中国秦末政治家、将领，项羽的重要谋士。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得知陈胜、吴广已死的消息后，范增前往薛，建议项梁立楚王的后裔，以增强号召力，于是项梁、刘邦等拥立楚怀王孙心，号楚怀王。范增辅佐项羽称霸诸侯，被项羽尊为“亚父”。鸿门宴上，范增劝项羽杀刘邦，项羽不忍。之后，范增与项羽将刘邦分封在偏僻的巴、蜀、汉中一带为汉王，加以抑制。 汉王三年（前204年），刘邦为摆脱战场上的不利形势，在荥阳向项羽请和。范增主张乘势将其消灭，急围荥阳。刘邦用陈平之计，实施反间。范增受到项羽的怀疑，愤然离去，途中发背疽而死。 范增是居鄛人，平时在家，好出奇计。陈胜大泽乡起义时，他年届七十。不久，项梁率会稽子弟兵渡江而西，成为反秦斗争的主力，范增前往投奔，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智慧贡献给反秦事业。 范增和项梁相会于薛地。当时陈胜已被杀害，张楚大旗已倒，反秦斗争陷于低潮，项梁、刘邦等义军首领正相会于薛地，商议挽救时局的方针和策略。范增的到来适逢其时。 范增见到项梁等将领，首先分析了陈胜所以失败的原因。他认为，秦灭六国，楚人的仇恨最深，人们至今还怀念被秦人冤死的楚怀王，因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是有道理的。而陈胜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立楚王之后而自立，不能充分利用楚国反秦的力量，导致其势不长。接着范增论证和提出了反秦的策略，他认为项梁渡江以来，楚地将领纷纷前来依附，就是因为项氏世代为楚将，人们以为他能复立楚国社稷。他建议应该顺从民众愿望，扶立楚王的后裔。项梁等人毅然接受了范增的提议，找到了在民间替人放羊的楚怀王熊槐的孙子熊心，复立为楚怀王，草创了楚国政权。 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在定陶大破楚军，击杀项梁，紧接着渡河攻打赵国。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出兵救赵。不久，项羽斩杀宋义，掌握军政大权。 公元前206年，当时为楚国武安侯的刘邦率军攻破武关，进入关中地区。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刘邦入关后，与秦民约法三章，并派人驻守函谷关，以防项羽楚军进关。项羽于巨鹿之战歼灭了秦军主力，向关中进发。当项羽到达函谷关后，刘邦军不准楚军入关，楚将英布等乃以武力破关直入，并推进至戏水之西。刘邦闻讯大惧，乃率其部10万人马撤出咸阳，扎营霸上，却未敢迎见项羽。当时项羽军兵力40余万人。 刘邦手下将领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向项羽通报，称刘邦准备自立为关中王、委任秦王子婴为丞相，并将据有咸阳城内所有珍宝。项羽得此消息后非常愤怒，准备次日晨，分四路围攻刘邦。范增也劝项羽说：“沛公居住在山东时，贪财好色。现在入关，财物丝毫不取，妇女没有一个宠幸，这表明他的志气不小。我令人望气，发现沛公呈现龙虎五彩的景象，这是天子之气。赶快攻击，不要错失良机。” 项羽的叔父项伯得知范增的计划。由于他和刘邦的谋士张良有故，因此连夜前往刘邦军营，建议张良速逃亡，但张良决定报告刘邦。刘邦对此消息感到非常震惊，并立刻向张良请教对策。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张良建议刘邦透过项伯的协助，减低项羽的疑心。刘邦召见项伯，以兄礼对待，并以联姻的承诺，请求项伯向项羽求情。项伯回到项羽军中，向项羽表达刘邦的善意，并建议项羽亦以礼相待。项羽承诺依从项伯的建议。 刘邦第二天率领百多名骑兵会见项羽。双方于鸿门会面。 刘邦对项羽称，自己得入关中实属侥幸，但有“小人”从中挑拨，使两人之间产生误会。项羽回应道：“是曹无伤派人向我说有这种事，否则我也不会来这里”。他随即邀请刘邦参加宴会。 宴会开始时，项羽和项伯面东而坐、范增向南而坐。刘邦坐在范增的对面，张良则在项羽对面。 范增不时向项羽打眼色，举起自己的玉佩3次，示意项羽尽快行动。项羽不发一言，未有理会。范增于是传召项羽堂弟项庄，吩咐他在席上舞剑，乘机刺杀刘邦。项庄进入酒席之中，向项羽请求准许他舞剑为乐，并在项羽同意后立即拔剑起舞。 项伯亦随即拔剑挥舞，并以身体阻挡项庄，使其无法攻击刘邦。张良立刻离开酒席，并通报在军门外的刘邦部将樊哙。 樊哙带着剑和盾强行闯入酒席，向项羽怒目而视（“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询问了樊哙的姓名后，称赞他为“壮士”，并吩咐从人赏赐樊哙一卮酒，樊哙一饮而尽。项羽又赏赐一只猪前腿（彘肩），樊哙直接把猪腿放在盾牌上，用剑“切而啖之”。项羽问道：“壮士能复饮乎？” 樊哙趁机向项羽指出：楚怀王曾下令“先进入关中的人便可做关中王”。刘邦虽然先入关中，但并未立刻自立为王，而是退军等待项羽到来。他认为项羽是有意杀死刘邦，要求项羽打消这个念头。项羽未有回应樊哙，只吩咐他就坐。 刘邦称要上厕所，和樊哙一同离席。不久项羽派陈平召唤刘邦。刘邦认为应该先辞行，樊哙反对，认为现时的情况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能再拖延时间，且言“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结果刘邦和樊哙带同夏侯婴、靳强和纪信等将领一同逃走。逃走前，刘邦吩咐张良把带来的一对白璧送给项羽、一对玉斗送给范增。 张良回到席上，献上礼物，并代刘邦向项羽赔罪。项羽收下了璧玉，放在桌上；范增勃然大怒拔剑撞破了玉斗，怒骂道：“臭小子不足以商量大事，夺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啊，我们这些人如今要成他的俘虏了。” 公元前204年初，楚军数次切断汉军粮道，刘邦被困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于是向项羽请和。项羽打算同意，范增说：“此时很容易就能击败汉军，如果现在把他们放走而去征服，以后一定会后悔的！”于是项羽与范增急攻荥阳。刘邦的谋臣陈平抓住了项羽多疑、自大的特点，利用反间计。离间了项羽同范增的君臣关系。项羽的使者来了，刘邦叫人准备丰盛筵席，捧着佳肴正要进献，细看使者，故意假装惊讶地说：“我们以为是亚父的使者，没想到却是项王的使者。”便更换佳肴，改以粗食供项羽的使者吃。使者回来报告项羽，项羽就怀疑范增与汉有私情，渐渐夺去范增权柄。 范增大怒，说：“天下事大局已定，君王您自己看着办吧。希望您把这把老骨头赐还给我，让我回乡为民吧。”项羽允许范增辞归。范增启程，未到彭城，背上生毒疮发作而死。 历史评价 刘邦：“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陈平：“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眛、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 楚汉争霸——鸿门宴 鸿门宴》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创作的史传文，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文章叙述的是秦朝灭亡后（前206年），两支抗秦军队的领袖项羽和刘邦在秦朝都城咸阳郊外的鸿门举行的一次宴会。 全文以刘邦赴项营请罪为核心，连同赴营以前和逃席以后分为三个部分，以曹无伤告密、项羽决定进攻始，以项羽受璧、曹无伤被诛终，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形象生动鲜明，组织周密严谨，语言精练优美。这篇文章两千年来脍炙人口，现代被各种版本的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收录，一直作为中学生语文必读篇目。后世还由这篇文章衍生出多个成语，以及大量的文学艺术或戏剧影视作品。 刘邦在霸上驻军，还没有能和项羽相见。刘邦军队中掌管军政的曹无伤派人对项羽说：“刘邦想要在关中称王，让子婴做丞相，珍宝应有尽有。” 项羽很生气，说：“明天犒劳士兵，替我打败刘邦的军队！” 这时候，项羽的军队四十万，在新丰鸿门；刘邦的军队十万，在霸上。范增劝告项羽：“沛公在崤山以东的时候，对钱财货物贪恋，喜爱美女。现在进了关，不掠取财物，不迷恋女色，这说明他的志向不在小处。我叫人观望他那里的云气，都是龙虎的形状，呈现五彩的颜色，这是天子的云气呀！赶快攻打，不要错过机会。” 楚军的左尹项伯，是项羽的叔父，一向同张良交好。张良这时正跟随着刘邦。项伯于是连夜骑马跑到刘邦的军营，私下会见张良，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了他，想叫张良和他一起离开，说：“不要和他们一起死了。” 张良说：“我替韩王护送沛公入关，现在沛公遇到危急的事，逃走是不守信义的，不能不告诉他。” 于是张良进去，详细地告诉了刘邦。刘邦大惊，说：“这件事怎么办？” 张良说：“是谁给大王出这条计策的？” 刘邦说：“一个浅陋无知的小人劝我说：‘守住函谷关，不要放诸侯进来，秦国的土地可以全部占领而称王。’所以就听了他的话。” 张良说：“估计大王的军队足以比得上项王的吗？” 刘邦沉默了一会儿，说：“当然比不上啊！这又将怎么办呢？” 张良说：“请让我去告诉项伯，说沛公不敢背叛项王。” 刘邦说：“你怎么和项伯有交情？” 张良说：“秦朝时，他和我交往，项伯杀了人，我使他活了下来；现在事情危急，因此他特意来告知我。” 刘邦说：“他和你年龄谁大谁小？” 张良说：“比我大。” 刘邦说：“你替我请他进来，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 张良出去，邀请项伯。项伯就进去见刘邦。刘邦捧上一杯酒向项伯祝酒，和项伯约定结为儿女亲家，说：“我进入关中，一点东西都不敢据为己有，登记了官吏、百姓，封闭了仓库，等待将军到来。派遣将领把守函谷关的原因，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进来和意外的变故。我日夜盼望将军到来，怎么敢反叛呢？希望您全部告诉项王我不敢背叛恩德。” 项伯答应了，告诉刘邦说：“明天早晨不能不早些亲自来向项王道歉。” 刘邦说：“好。” 于是项伯又连夜离去，回到军营里，把刘邦的话报告了项羽，趁机说：“沛公不先攻破关中，你怎么敢进关来呢？现在人家有了大功，却要攻打他，这是不讲信义。不如趁此好好对待他。”项羽答应了。 刘邦第二天早晨使一百多人骑着马跟从他来见项羽，到了鸿门，向项羽谢罪说：“我和将军合力攻打秦国，将军在黄河以北作战，我在黄河以南作战，但是我自己没有料到能先进入关中，灭掉秦朝，能够在这里又见到将军。现在有小人的谣言，使您和我发生误会。” 项羽说：“这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如果不是这样，我怎么会这么生气？” 项羽当天就留下刘邦，和他饮酒。项羽、项伯朝东坐，亚父朝南坐，亚父就是范增；刘邦朝北坐，张良朝西陪坐。范增多次向项羽使眼色，再三举起他佩戴的玉玦暗示项羽，项羽沉默着没有反应。 范增起身，出去召来项庄，说：“君王对待他人仁慈。你进去上前为他敬酒，敬酒完毕，请求舞剑，趁机把沛公杀死在座位上。否则，你们都将被他俘虏！” 项庄就进去敬酒。敬完酒，说：“君王和沛公饮酒，军营里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作为娱乐的，请让我舞剑。” 项羽说：“好。”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也拔剑起舞，常常张开双臂像鸟儿张开翅膀那样用身体掩护沛公，项庄无法刺杀沛公。 于是张良到军营门口找樊哙。樊哙问：“今天的事情怎么样？” 张良说：“很危急！现在项庄拔剑起舞，他的意图常在沛公身上啊！” 樊哙说：“这太危急了，请让我进去，跟他同生死。” 于是樊哙拿着剑，持着盾牌，冲入军门。持戟交叉守卫军门的卫士想阻止他进去，樊哙侧着盾牌撞去，卫士跌倒在地上，樊哙就进去了，掀开帷帐朝西站着，瞪着眼睛看着项羽，头发直竖起来，眼角都裂开了。项羽握着剑挺起身问：“客人是干什么的？” 张良说：“是沛公的参乘樊哙。” 项羽说：“壮士！赏他一杯酒。” 左右就递给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起身，站着把酒喝了。项羽又说：“赏他一条猪的前腿。” 左右就给了他一条未煮熟的猪前腿。樊哙把他的盾牌扣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上，拔出剑来切着吃。项羽说：“壮士！还能喝酒吗？” 樊哙说：“我死都不怕，一杯酒有什么可推辞的？秦王有虎狼一样的心肠，杀人惟恐不能杀尽，处罚唯恐不能用尽酷刑，所以天下人都反叛了他。怀王曾和诸将约定：‘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的人封作关中王。’现在沛公先打败秦军进了咸阳，一点儿东西都不敢动用，封闭了宫室，军队退回到霸上，等待大王到来。特意派遣将领把守函谷关的原因，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的进入和意外的变故。这样劳苦功高，没有得到封侯的赏赐，反而听信小人的谗言，想杀有功的人，这是将已亡的秦朝的作为延续罢了。我私意认为大王不采取这种做法好。” 项羽没有话回答，说：“坐。”樊哙挨着张良坐下。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趁机把樊哙叫了出去。 刘邦出去后，项羽派都尉陈平去叫刘邦。刘邦说：“现在出来，还没有告辞，这该怎么办？” 樊哙说：“做大事不必顾及小节，讲大礼不需躲避小责备。现在人家正好比是菜刀和砧板，我们则好比是鱼和肉，还辞别什么呢？” 于是就决定离去。刘邦就让张良留下来道歉。张良问：“大王来时带了什么东西？” 刘邦说：“我带了一对玉璧，想献给项羽；一双玉斗，想送给亚父。正碰上他发怒，不敢亲自献上。您替我把它们献上去吧。” 张良说：“好。” 这时候，项羽的军队驻在鸿门，刘邦的军队驻在霸上，相距四十里。刘邦就留下车辆和随从人马，独自骑马脱身，和拿着剑和盾牌的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人徒步逃跑，从郦山脚下，取道芷阳小路走。刘邦对张良说：“从这条路到我们军营，不过二十里罢了，估计我回到军营里，您就进去。” 刘邦离去后，从小路回到军营里。张良进去辞别，说：“沛公禁不起多喝酒，不能当面告辞。让我奉上白璧一双，拜两拜敬献给大王；玉斗一双，拜两拜献给大将军。” 项羽说：“沛公在哪里？” 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要责备他，脱身独自离开，已经回到军营了。” 项羽就接受了玉璧，把它放在座位上。亚父接过玉斗，放在地上，拔出剑来敲碎了它，说：“唉！这小子不值得和他共谋大事！夺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刘邦。我们都要被他俘虏了！”刘邦回到军中，立刻杀死了曹无伤。 项羽手下大将 清朝才女李晚芳曾评价项羽，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的确，项羽完全担得起这个评价，他的神勇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后世王朝中几乎没有与项羽齐平的武将。然而即使能力再强，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也需要帮手，项羽也不例外。在征战天下的过程中，项羽手下也汇集了一批武将跟随他四处征战，本文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将军们，看看您知道几个。 1、龙且 龙且是项羽帐下的大将，起初在项羽的叔父项梁手下担任司马，项梁死后归属项羽。秦二世二年（前208年），龙且跟随项梁在东阿城下大败秦将章邯的部队。 汉二年（前205年），刘邦率领56万大军攻打项羽的老巢彭城，龙且与项佗率领楚军在定陶抵抗汉军并与曹参、灌婴大战了一场，结果是龙且战败，汉军攻下彭城，在外征战的项羽不得不回援。 汉三年（前204年），九江王英布背叛项羽投靠了刘邦，项羽派龙且前去攻打九江国，英布不敌龙且，淮南地区被平定。 同年，刘邦派遣韩信攻取齐地，龙且奉项羽之命前往救援，与韩信军隔着潍水对阵。韩信用沙袋堵塞潍水上游，引兵入河，龙且率军出击，到达河中，韩信命军队速退，同时在上游决堤放水，尽淹楚军，最终龙且在败阵中被杀。 2、英布 英布是秦末汉初人，与韩信、彭越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起先在项羽手下任职，后来投靠了刘邦。 英布早年犯罪遭受黥刑，因此也叫黥布。陈胜吴广起义后，英布也趁势起兵，雄踞一方，后来投靠了项梁。项梁战死后，英布就成了项羽手下的将领，在与秦军的作战中，英布常常担任楚军的先锋。 秦朝灭亡后，项羽分封十八路诸侯，英布被封为九江王，汉三年（前204年），汉军将领随何游说英布，英布没有坚守住便背叛项羽投靠了刘邦，项羽知道后派龙且前去讨伐他，龙且也不负项羽所托，打败了英布。 投靠刘邦后，英布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而英布也被封为淮南王，成为汉初八大异姓王之一。后来随着韩信和彭越的被杀，英布也开始变得惴惴不安。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英布起兵反叛，兵败被杀。 3、钟离眜（mo） 钟离眜，复姓钟离，被陈平评价为项羽的“骨鲠之臣”之一。 汉三年（前204年），楚汉双方在荥阳一带对峙时，陈平使用反间计离间项羽与手下将领之间的关系，钟离眜遭到项羽的猜忌，项羽也开始不再信任钟离眜了。 垓下之战项羽战败后，钟离眜没有随项羽一起战死，而是投靠了韩信，因钟离眜曾经与刘邦麾下的多位将领交过战，刘邦怨恨钟离眜于是就下令让韩信逮捕钟离眜，韩信打算交出钟离眜自保，于是就把钟离眜找来当面说此事，钟离眜大骂韩信后自刎而死。 4、季布 季布是秦末汉初的侠士，为人重信守诺，有“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说法。 季布早年在项羽麾下任职，曾打的刘邦节节败退。项羽兵败身亡后，刘邦下令通缉项羽阵营中的将领们，季布也在通缉之列，后来在夏侯婴的说情下，刘邦改变了想法并且任命季布为郎中。 汉惠帝时，季布官至中郎将，当时匈奴单于写信羞辱吕后，吕后大怒召集诸将准备出兵匈奴当时众将中尤其是樊哙极力主张出兵并夸下海口仅率十万大军即可扫平匈奴。季布当即给他泼了一盆凉水打消了吕后出兵的念头。 汉文帝时期，季布官至河东郡守，相当于一省之长，因政绩突出，汉文帝向把他召回朝廷担任御史大夫，可是后来有人向文帝进谗言致使季布到长安一个月没有得到文帝的召见，性格直爽的季布当面把文帝说教了一番，文帝理亏也不好说什么就找了和借口夸奖了季布一番就又让他会河东担任郡守了。 5、项庄 对项庄的了解，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典故了。 项庄是项羽的堂弟，一直跟随项羽战争。在鸿门宴中，范增多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项羽不回应，于是范增外出召来项庄，让他打着舞剑助兴的幌子，借机袭击刘邦，将之杀掉。其间因项伯拔剑介入，使得项庄没能刺杀成功。此后史籍无载，下落不明。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项羽麾下的这些将领们实力也不俗，在天下大乱之际，他们跟随项羽征战四方，然而随着项羽的战败，他们各自的命运也就不同了，像龙且这样的大将在战争中战死，季布这样的侠士在汉朝建立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刘邦手下大将 刘邦奋起布衣，斩蛇起义，入关约法，与项羽逐鹿天下，虽凭萧何、张良、韩信三杰之功，亦仗曹参、周勃、樊哙、灌婴、夏侯婴五将之力。五人出身卑微，择主于缔构之初，攀龙附凤，佐命开国，平乱讨逆，功在当世，庆流后裔。 五、夏侯婴——戎轩肇迹 夏侯婴是江苏沛县人，初为厩司御，任滕公奉车，俗称滕公。与亭长刘邦交好，二人可谓亲密无间。从刘邦起义，征战四方，驾车冲锋陷阵，屡立功勋。楚汉纷争，刘邦败于彭城，刘盈与鲁元公主几为楚军所获，赖其得以保全。当年韩信坐罪当斩，夏侯婴慧眼识英雄，向萧何推荐韩信，而韩信终为大将。向刘邦求情，营救季布，而季布终为名将。及天下己定，平叛讨逆，协助刘邦诛除异姓诸侯，汗马宣劳。常任太仆之职，历辅三帝，封汝阴侯。于汉文帝八年（172年）去世，谥号文。 婴戎轩肇迹，附翼之尾，名垂汉庭，庆流后裔，论功比美，无愧元勋之称。 四、灌婴——屡为军锋 灌婴是河南商丘雎阳人，贩布为生，从刘邦起兵，以骁勇闻。从征四方，定关中、袭彭城。后隶韩信麾下，率骑兵，取魏破赵，平齐地、摛周兰。独领一军，虎步江淮。率部会师垓下，大破项羽，追至东城，率部平定江淮五十二县，以功拜车骑将军，封颖阴侯，平叛讨逆，再建勋庸。与周勃诛诸吕、立孝文，进位太尉，代周勃为丞相，于汉文帝四年（176年）去世，谥号懿。 婴锐敏骁勇，屡为军锋，奋戈东城，擒项定功，平吴略淮，戡乱平叛，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无愧开国元勋之称。 三、樊哙——饮卮割彘 樊哙是江苏沛县人，以屠狗为业，与刘邦俱隐于邙砀山，从其起兵，澲阳击章邯、开封破赵贲，攻武关，每战先登却敌。鸿门宴带剑拥盾，饮卮割彘，气壮山河。佐命开国，平乱讨叛，总计斩首176级，获生288人，败7军，克5城、平定6郡52县，以功拜大将军，封舞阳侯。因与刘邦连襟，以姻戚故是以诸将中最见亲重，官至在丞相，享年五十四，谥号武。 哙攻城野战，先登陷阵，气盖万夫。鸿门饮卮割彘，功高霸上，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幸得早终，能保荣名于生前。 二、周勃——拨乱反正 周勃是江苏沛县人，出身卑微，从刘邦起义，击赵贲、败章平、围章邯。入汉中，还定三秦，佐命开国，攻取泗水、东海两郡22县，封绛侯，从刘邦破燕王臧荼易下，破韩王韩信于代地，带兵平定陈豨、卢馆之叛，拜太尉。周勃为人木强敦厚，刘邦以为可属大事，及诸吕用事，投袂夺军，诛诸吕、立孝文，拨乱反正，两度出任丞相，于汉文帝十一年去世，谥号武。 勃厚重少文，竟安刘氏，为汉伊周，何其隆盛，开国元勋之名，实至名归。 一、曹参——萧规曹随 曹参字敬伯，江苏沛县人，出身狱吏，从刘邦起兵，下薛县、攻胡陵、击丰邑、取砀县、援雍丘、诛李由、败王离、破杨熊、定关中、袭彭城。佐韩信平魏、破赵、击齐、灭楚，攻城略地，身经百战，创夷七十。摛诸侯王2人，将相9人，郡守、司马等4人，论功第二，独擅其名，封平阳侯，官至相国。于汉惠帝八年去业，谥号懿。 参出将入相，萧规曹随，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天下称美，千古传为佳话。 以上五人，佐命开国，曹参、周勃、樊哙、灌婴俱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之尊。而夏侯婴常任太仆，五人堪称刘邦嫡系五虎大将，皆保功名于始终之际。 东西汉简史 汉朝（前202年－220年）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其中西汉传十三帝，历二百一十年；东汉传十四帝，历一百九十五年。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刘邦参与推翻秦朝，被封为汉王。随后刘邦在楚汉之争中战胜项羽，于前202年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汉初统治者采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出现文景之治。汉武帝即位后，对内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外北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武帝晚年，国力有所下降，经昭宣中兴后再度兴盛。此时，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将西域纳入版图。西汉后期，外戚干政，社会矛盾丛生。 8年，外戚王莽废汉孺子，建立新莽，西汉灭亡。新莽末期爆发绿林赤眉起义，汉宗室刘秀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统一天下后息兵养民，出现光武中兴；明章二帝轻徭薄赋，开创明章之治；汉和帝继位后打击匈奴，派班超经营西域，扩展丝绸之路，使东汉国力趋于极盛。东汉后期，官宦之争迭起，出现两次党锢之祸。黄巾起义爆发后，群雄割据，汉室衰微。220年，曹丕篡汉，汉朝灭亡。 汉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极盛时疆域东括朝鲜、南包越南、西逾葱岭、北达蒙古。自汉朝以后，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此外，汉朝在思想、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卓有建树，儒学独尊、佛道并列，汉赋、乐府诗兴盛，《史记》《汉书》开创纪传体史书先例，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更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刘邦是沛丰邑中阳里人，平时不参加农业劳动。喜欢劫富济贫。到青年时代，秦始皇已统一中国，他当上了秦朝的泗水亭长，并与郡县小吏关系非常密切。刘邦在生活上有失检点，但他为人仗义，胸怀大志，待人宽厚，能孚众望。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刘邦亦于沛县起兵响应，称沛公。后加入项梁、项羽叔侄的反秦义军。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十月，楚怀王迁都彭城，封刘邦为武安侯，任砀郡长。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刘邦从彭城（今江苏徐州）率部出发攻入咸阳，秦王子婴降，秦亡。 汉元年（前206年），刘邦进入咸阳后。废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深得民心。楚怀王曾与诸侯约定，先入咸阳者为关中王。项羽听说刘邦已先行入关后，率四十万诸侯联军进入函谷关，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准备攻打刘邦。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刘邦亲往项羽驻地谢罪，后在樊哙等人护卫下，从鸿门宴上机智脱险。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主持分封了十八诸侯，其中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巴、蜀、汉中。由于分封不均，引起普遍不满。齐国贵族田荣率先起兵反楚，天下再度出现诸侯混战局面。 五月，刘邦领兵出汉中，夺取关中，东向攻打楚国，楚汉战争爆发。战争初期，项羽占据军事优势。刘邦知人善任，积极联合反对项羽的力量，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逐渐扭转不利局面。汉五年（前202年）正月，刘邦大败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项羽退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刎。楚汉战争结束，刘邦重新统一天下。二月初三日，刘邦即位于定陶泛水北岸，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前汉），是为汉高帝。最初，刘邦暂居雒阳，后徙都长安。 汉初各种制度基本沿袭秦制，略有增损。刘邦命丞相萧何在《秦律》六篇的基础上，增订有关行政、民政方面的法律《刑》《厩》《户》三篇，制定《九章律》。又命韩信申明军法，叔孙通制作礼仪。中央集权专制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 汉初各种制度大体沿袭秦制，只有地方行政体制未像秦一样采取彻底的郡县制，而是实行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史称“郡国并行制”。刘邦在统一战争前后，相继分封功臣韩信、彭越、英布等为异姓诸侯王。异姓王占据了关东的广大疆域，拥兵自重，对朝廷和统一造成严重威胁。等到政权稳固后，刘邦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或贬或杀，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至此，仅剩下国力最弱且地处边远的长沙国，存续至文帝时。 自秦末以来的长期战乱给汉初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百姓大量死亡流散，大城名都“户口可得二数者十二三”。物资极度匮乏，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将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物价飞涨，小米一石达到万钱，马一匹百金。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不得不把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刘邦即位当年，就推出一系列安抚措施：解散军队，赏赐复员战士爵位，优先授予田宅，减免赋役；鼓励流亡人口重新登记户籍；恢复战争期间自卖为奴婢的庶人身份；重申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加倍征收税赋。汉九年（前198年），将六国旧贵族、豪杰十余万口迁到关中，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汉初统治者认为“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是造成秦速亡的原因，因此将黄老“无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刘邦约法省禁，节省用度，根据需要向百姓征发赋役。 此时，由于历经多年动乱，国力较弱，而刘邦在攻打匈奴时，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史称白登之围。从此以后，汉朝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和财宝换取国家和平，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汉十二年（前195年）四月，刘邦去世，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惠帝继续奉行刘邦休养生息的政策，将田租从“十税一”减为“十五税一”，废除挟书律，奖励老悌、力田、鼓励生育。萧何去世后，曹参继任丞相，沿袭前任的做法、无所变更，史称“萧规曹随”。但在此期间，刘邦的妻子吕后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吕后虽重用吕氏，大封吕姓子弟为王、侯，诛杀刘氏宗室，但政治上仍然奉行无为方针、相继废除夷三族罪、妖言令，并放宽对商人的限制。惠、吕时期社会经济稳步发展，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效果。 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死后，刘氏宗室与大臣周勃等人合力消灭诸吕，众臣迎立高帝之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躬行节俭，宫室、车服无所增益；重视农业生产，建立皇帝亲耕藉田、皇后亲桑礼仪制度，劝课农桑；减免赋税徭役，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了营造安定的发展环境，他对内、对外均采取忍让怀柔政策，力图避免战争。强调道德教化作用，相继废除收孥相坐律和诽谤妖言罪。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又废除肉刑，代以笞刑，并将徒刑从无期刑改为有期刑。文帝在位二十余年间，仅处理数百起案件，有“极致刑错”的美誉。他还一度取消关卡检查“传”（通行证）的制度，以促进商品流通。文帝临终前，下令薄葬，丧礼一切从简。文帝逝世后，继立的景帝刘启继续奉行轻徭薄赋政策，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作为定制，并将男子服正役的年龄从十七岁提高到二十岁，减轻答刑。 此外，自汉高帝时受封的数位同姓诸侯王封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占据半壁江山。汉中央直辖地只有关中附近十五郡。诸侯王宫室、百官一如中央，在封国内权力与皇帝无异。这给汉王朝的统一和稳定埋下巨大隐患。文帝时，相继发生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当时政论家贾谊形象地将汉朝比喻为患了“大肿”病的病人，若不及时治理，必然危及存亡，因此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重新分封齐国和淮南国时，用贾谊之策，将齐国一分为六，淮南国一分为三。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他认为“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景帝三年（前154年），削夺楚王封地。削藩触动诸侯王根基，于是吴王刘濞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打着“诛晁错”的旗号，起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景帝诛杀晁错，想以此换取七国罢兵，遭到拒绝。这反而坚定了景帝彻底平叛的决心。他派出太尉周亚夫，在三个月内平定叛乱。中元五年（前145年），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治国，将任用王国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降低官员级别，减省吏员，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势力。 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人给家足、国库充实的繁荣景象。匈奴虽然几次入寇中原，但大多数时间里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汉朝方面则不断积蓄国力，通过一系列措施来积极备战。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第一个治世。 后元三年（前141年）景帝死后，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开疆拓土，奠定了汉朝强盛的局面。 在政治上，武帝加强皇权，首创年号，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中央构成威胁；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经此二次事件后，中央集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文化上，武帝废除了汉朝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治国的思想，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重用儒术。尽管武帝兼用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汉朝也一直采取集合霸道、王道的治国方针，但武帝对儒家的推崇，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此后中国二千余年的主流思想。 军事上，武帝积极对付匈奴。他大幅提高军人的待遇，在巡视北方时，一次犒赏边防军就达100万匹丝绸和200万钱。这期间汉朝先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优秀将领，终于击溃匈奴，修建外长城之光禄塞、居延塞，收复河套，并将河西纳入版图，促成“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又先后吞并南越、闽越、夜郎国、滇国、卫满朝鲜等国，远征大宛降服西域诸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武帝时期，奠定了汉地范围，也是汉朝走向强盛的重要时期。 外交上，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并先后以公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乌孙，而达到了离间西域和匈奴，进而控制西域的目的，开通了长安到中亚的丝绸之路。此后，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汉武帝晚年，发生了着名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因此冤死。而汉朝经历多年对外战争，损失很大，国力衰弱，前朝积蓄被挥霍殆尽。为此，武帝晚年曾发表着名的“轮台诏”，宣布不再穷兵黩武。为挽救经济，武帝在位期间曾采取一系列政策，将铸币、盐铁收归中央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稳定物价，加强对经济的控制。 后元二年（前87年）刘彻死后，年仅7岁的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昭帝登基之初，由上官桀、金日磾、田千秋、桑弘羊和霍光五人共同辅政。但是在元凤元年（前80年）的元凤政变中，汉昭帝诛杀了上官桀等人，信任霍光。霍光独掌大权，继续辅佐昭帝治国。 霍光遵循武帝晚年的国策，对内继续休养生息，让百姓安居乐业，四海清平。元平元年（前74年 ）昭帝死后，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刘贺因行为放纵，在位仅二十七日便被霍光所废。霍光又迎立汉宣帝刘询即位，继续掌权。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开始亲理政事。后因霍氏一门飞扬跋扈，意图谋反，霍氏一族被一网打尽。 宣帝在位期间，关心民间疾苦并借公田来安置流民，时常派遣官吏巡查民生以此减免赋税赈济受灾百姓，又设置常平仓供应边塞军需及平衡粮价，并多次下诏扶助鳏、寡、孤、独、高龄老人、贫困百姓等人群。经治理，西汉经济得到恢复，国势达到极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使汉朝再度迎来了盛世。 神爵二年（前60年），宣帝于西域乌垒城置西域都护府，汉廷政令得以颁行于西域。宣帝时期，匈奴进一步衰落和分裂，南匈奴臣服于汉朝。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北匈奴郅支单于被陈汤斩杀。自此汉匈战争告一段落。 黄龙元年十二月（前48年1月）宣帝死后，太子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元帝柔仁好儒，导致皇权旁落，外戚与宦官势力兴起，西汉开始走向衰败。竟宁元年（前33年）元帝死后，其子刘骜即位，为汉成帝。成帝好女色，先后宠爱许皇后、班婕妤和赵氏姐妹（赵飞燕、赵合德），由于赵氏姐妹不能生育，汉成帝与其他妃嫔的子女均为赵飞燕姐妹残害杀死，史称“燕啄皇孙”。由于“酒色侵骨”，成帝最后竟暴毙在温柔乡中。成帝的不理朝政，为外戚王氏集团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皇太后王政君权力急剧膨胀。绥和二年（前7年）成帝死后，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哀帝宠幸男宠董贤，疏于朝政，外戚王莽的权力进一步膨胀。 国家已经呈现一片末世之象，民间“再受命”说法四起。元寿二年（前1年），汉哀帝去世，王氏外戚立刘衎为帝，是为汉平帝。但是，平帝已经沦为王莽的傀儡。元始五年十二月（6年2月），年仅十四岁的平帝病死，王莽立仅两岁的刘婴为太子，自任“摄皇帝”。始建国元年正月（9年1月），王莽废除孺子婴的皇太子之位，建立新朝，西汉灭亡。 王莽统治时期，试图通过改革挽救危机，结果不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新莽天凤四年（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军、绿林军大规模的反抗。从而导致新朝在地皇四年（23年）被推翻。随后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作皇帝，恢复汉朝国号，史称玄汉，改元更始，刘玄即更始帝。 更始三年（25年），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沿袭汉朝国号，建元建世，刘盆子即建世帝，随后击败绿林军。同年，原本服从更始帝的汉宗亲刘秀在鄗县之南称帝，诛杀刘玄，登基称帝，为汉光武帝，沿用汉朝国号，称建武元年，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史称东汉。光武帝定关中，降铜马，灭赤眉，后又消灭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实现了全国统一。 光武帝废王莽弊政，大兴儒学，加强中央集权，对外戚严加限制。当时社会安定，史称光武中兴。 光武帝去世后，由汉明帝、汉章帝相继在位，此时东汉进入国力恢复期。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遣窦固率军攻伐北匈奴，大破呼衍王于天山并占据伊吾，因此西域各国皆遣子入侍，第二年复置西域都护府，遂“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然而不久焉耆、龟兹复叛攻陷西域都护府。章帝即位后，不欲因西域疲敝中国而罢遣都护。西南的哀牢国于永平十二年（69年）内附中国，明帝于其地设永昌郡，初步奠定了对云南的统治。 明、章两帝共统治三十一年（57年—88年），秉承光武帝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凡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号称“明章之治”。但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揭开东汉后期戚宦之争的序幕。 章和二年（88年）二月，章帝驾崩，年仅十岁的汉和帝刘肇继位，由窦太后临朝称制。永元时期武功赫赫，开疆拓土，四夷宾服。永元四年（92年）窦氏戚族的跋扈引起汉和帝的不满，汉和帝联合宦官郑众扫灭窦氏戚族，后汉和帝重用郑众、蔡伦等贤宦，故《后汉书》称“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汉和帝亲政后励精图治，每日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任内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宽刑减赋、安置流民、勿违农时、招纳贤士。 元兴元年（105年），垦田面积达732万多顷，为东汉之最，在籍人口达5325万多人。 汉和帝时期提倡德治，涌现出了刘恺、黄香、董黯等孝行表率，科技上有蔡伦造纸，文化上有张衡《二京赋》 、许慎《说文解字》，医学上有郭玉，天文上有贾逵论历，外交上有甘英使大秦，史学上有班固《汉书》。汉和帝时期自击溃北匈奴，平定西域之后，西域都护府的疆域与西汉宣帝时期一致，而北方势力已被扫平，鲜卑、南匈奴皆臣服于汉朝，分别受护乌桓校尉和匈奴中郎将辖制，已与西域都护无异，疆域版图达到东汉极盛。东汉呈现出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的局面，东汉国力达到极盛进入全盛时期，时人称为“永元之隆”。 外交上，永元九年（97年）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至地中海东岸而返，进一步加强了东汉政府对中亚、西亚以及罗马帝国的了解。 元兴元年（105年）冬，年仅二十七岁的汉和帝病逝。出生仅百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殇帝。殇帝在位八个月后离世，又迎立章帝之孙刘祜为帝，是为汉安帝，由太后邓绥临朝听政。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带领东汉度过“水旱十年”的艰难局面，最终使得天下太平，丰年如故。同时对外戚有所限制，但对宦官势力有所纵容。 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逝世，安帝亲政，族灭邓氏戚族。安帝依赖外戚宋氏和阎氏以及宦官的力量，宠信奸臣，肆意妄为，朝政日益腐败。延光四年（125年），安帝在南巡途中死于叶城。外戚阎氏秘不发丧，拥立汉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刘懿，史称汉前少帝，但在位仅二百余日就病死了。 少帝死后，阎氏家族密谋再立傀儡，但被中常侍孙程击破，阎氏家族被诛杀。孙程迎立济阴王刘保，是为汉顺帝。在顺帝执政早期，宦官势力膨胀，却引发社会各界的反弹。阳嘉元年（132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为大将军。汉安二年（143年）八月，顺帝病逝，太子刘炳即位，年仅两岁，由梁太后执政。永嘉元年（145年），冲帝驾崩，年仅三岁。 正月二十五日，梁冀拥立章帝玄孙刘缵即位，是为汉质帝。质帝非常聪颖，称梁冀为“跋扈将军”，因此质帝不久就被杀害，年仅八岁。汉章帝曾孙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桓帝年少，因此继续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势力庞大，其残害忠良，公饱私囊，无恶不作。桓帝对他暗中也颇为不满，延熹二年（159年）八月，桓帝与宦官谋划，派兵士包围梁宅，梁冀与妻子双双自杀，梁氏外戚势力土崩瓦解。后宦官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单超被封为新丰侯，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左悺、唐衡迁中常侍，分别封上蔡侯、汝阳侯，徐璜封武原侯，具瑗封东武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 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汉桓帝驾崩，无子嗣，由河间王刘开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引发了以窦太后、窦武为首的外戚势力和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激烈权力斗争。建宁元年（168年）九月，宦官发动政变，杀窦武及太傅陈蕃等，外戚势力被削弱。宦官则在同年制造第二次党锢之祸。而灵帝本人骄奢淫逸，为填补财政公开卖官职，朝政腐败到了极点。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虽然不久后叛乱便被平定，但汉廷经此一役，国力已经大减。且中央政府为顺利平叛，又将军权下放给各地州官。各地豪强大族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加以其原本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演变成汉末众豪强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后，其子刘辩继位，史称少帝，灵帝皇后何氏为太后，一切政事取决于临朝称制的母后和握有兵权的大将军何进手中。不久后，何进在和宦官的火并中相继覆灭，戚宦之争至此结束。 凉州军阀董卓因为立下了救驾大功而迅速掌权，此后擅行废立，废刘辩为弘农王，改立陈留王刘协，是为汉献帝。此举激化了汉朝官僚内部矛盾。初平元年（190年），各地州郡官僚开始讨伐董卓。从此，汉廷的中央集权制度崩溃。从此，军阀四起，天下大乱。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部将吕布诛杀，军阀割据完全表面化，逐渐形成了把持中央的曹操；位于河北的袁绍；位于淮南的袁术；位于江东的孙权；位于荆州的刘表；位于益州的刘璋等势力。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朝丞相的名义讨伐各路军阀，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袁绍军的主力，同时架空汉室权力，汉献帝此时已是有名无实的统治者。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天下三分之势逐渐形成。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死后，其子曹丕袭位魏王，十月逼迫献帝让位，改国号为魏，东汉灭亡。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蜀地宣布继承汉朝法统，建立了沿用汉国号的政权，史称蜀汉。 秦末天下大乱，中原战乱不休，致使河套为匈奴所据，南越、闽越、黔中等地相继独立，西南地区随着秦朝的解体，已经在云贵高原设置的行政机构也撤到四川盆地，西汉初期一直未能恢复。 到汉武帝时期，经过近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汉朝的经济实力已有很大增强，粮食和物资的储备相当充足。特别是在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平息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基本消除了内部分裂的威胁。恢复秦朝疆域，进一步对外开拓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武帝于元朔二年（前127年）派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套置朔方郡、五原郡；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武威郡、酒泉郡，后又分出张掖郡、敦煌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攻灭南越国并进占海南岛，于该地设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又平西南夷设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元封二年（前109年），吞并滇国置益州郡，将西南边境推至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元封三年（前108年），灭亡卫满朝鲜，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自此奠定汉地基本范围；太初三年（前102年），又修建外长城之光禄塞、居延塞，将北疆推进至戈壁沙漠一带。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西域乌垒城置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版图。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将真番郡、临屯郡并入乐浪郡、玄菟郡；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放弃珠崖郡、儋耳郡，失去对海南的控制。 东汉相对西汉国土略有变化，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弃岭东地；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内附并被安置于河套，又于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降部；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率众内属，内迁于北部诸郡之北，又置护乌桓校尉监护乌桓并兼领鲜卑；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内附，以其地置永昌郡，西南得以扩充至今缅甸北部。 东汉疆域极盛时是在汉和帝永元年间，在彻底击败北匈奴“燕然勒功”之后，北方势力已被扫空，而鲜卑、南匈奴皆臣服于汉朝，分别受护乌桓校尉和匈奴中郎将辖制，永元六年（94年）彻底平定西域，西境抵海滨，西域都护府疆域与西汉宣帝时一致。其版图南至交州日南象林县（今越南中部），北括护乌桓校尉府领护鲜卑、乌桓属国领地（今蒙古高原广大地区），西含葱岭以西乌孙、大宛，东及乐浪郡（今朝鲜半岛北部平壤大同江南岸广大地区）的辽阔疆域。 和帝死后，西域发生动乱，直至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时才得到平定，但乌孙及葱岭以西诸国已脱离汉廷的控制，自此“三绝三通”而终。象林县于永和二年（137年）被林邑割据独立。东汉末年，因“海内虚耗”、人口锐减，曹操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并将盘踞于河东的南匈奴分为五部，各设汉官司马兼领之，但汉朝直到灭亡仍保有汉地十三州一部的辽阔疆域。 汉初，在地方施行郡国并行制。最初，刘邦封异姓王七人，后他逐步翦除大部分异姓王，仅留长沙王吴芮。同时大封同姓诸侯，这些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谮于天子”。地方王国势力的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所实际控制的区域萎缩。吕后时期，增加外戚诸侯王。到文帝时期又纷纷铲除，增加刘氏诸侯王。但是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已经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文帝接受贾谊的建议，用分地的方法削弱诸侯的势力。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直接缩减王国的封地，引发诸侯王的强烈反弹，导致七国之乱爆发，但未几就宣告失败。景帝借此缩小各王国的辖地。 武帝时期则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位由嫡子即位，而余子皆分一县或一乡的土地，又进行“酎金夺爵”。因此王国不断缩小，汉郡不断扩大，加上边郡的开扩，汉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加强。同时，政府将大量面积较大郡予以分割。到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有103郡，1314县，32个道，241个侯国。 州作为行政区，在汉武帝时萌芽，到东汉末年正式成型。自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设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东汉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188年），汉灵帝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至此，中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十三个州为：司隶（治洛阳）、徐州（治邳县）、青州（治临淄）、豫州（治谯县）、冀州（治高邑）、并州（治晋阳）、幽州（治蓟县）、兖州（治昌邑）、凉州（治陇县）、益州（治雒县）、荆州（治汉寿）、扬州（治历阳）和交州（治龙编）。兴平元年（194年），又分雍州。则至汉亡，全国有十四州。 “汉承秦制”，在官制上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而在汉朝，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还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宫内事务。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却军事外，不预闻任何政事。 九卿则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光禄勋（掌门房）、卫尉（掌卫兵）、太仆（掌车马）、廷尉（掌法律）、大鸿胪（掌礼宾）、宗正（掌皇家族谱）、大司农（掌全国经济）、少府（掌皇室财政）。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皇权，皇权开始大幅膨胀，尚书令的地位大幅抬升。汉武帝将身边重臣如严安、主父偃、朱买臣等为郎加以侍中，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又称内朝）。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东汉时，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后省大司马，又置太尉，与司徒、司空为三公。汉献帝时，又设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 汉朝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西汉时称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名讳改为茂才），均须经过中央复试。武帝时期设置太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公办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 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 秦末汉初，由于长期战乱导致人口锐减，西汉建立时人口仅剩1300万[140]，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国人口约有3600万，汉武帝后期因繁重徭役导致户口锐减，至于史书中的”户口减半“是因民众不堪重负逃税导致人口登记不实以致，汉昭帝、汉宣帝相继息兵养民，到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达5000万左右。元始二年（2年）西汉在籍人口达人，垦田顷，为两汉之最。学者考虑到未纳入统计的隐户及外族，因此认为西汉末人口应有6300万。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黄河流域，故西汉人口密度分布极不均匀。以淮河、秦岭为界，北方人口约八成，南方人口不足两成。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起义导致人口锐减，东汉建立后人口开始恢复。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全国有户，口；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全国有户，口；汉章帝章和二年（88年）全国有户，口；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全国有户，口，垦田面积达，为东汉之最。至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口，为官方统计的人口峰值。不过古今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等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 东汉的人口分布又有变化。中原人口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荆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之后经过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到三国初仅余2224万至2361万人左右，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 此外，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中还出现“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表明汉朝设立了滇相等官员治理滇国。简牍中有多块户版，表明汉朝已在益州郡推行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 汉代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二十钱。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发展。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后期，这一现象更甚。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着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 西汉成帝时有《泛胜之书》，此书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进行了总结，它记载了区田法搜种法、耕田法，对选择播种日期、种子处理、操作技术都有全面记载。虽然此书早佚，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保存了不少有关史料。《泛胜之书》对汉代及后来的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当时着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大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货币。 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着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 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 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大幅提高。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至西汉时进入一个高峰。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得以提高。全国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为中心，形成若干个经济区域。这些大都市均分布在交通干线上。首都长安人口达二十四万人，有东、西九市，繁荣富庶。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被称作“五都”。北方的蓟（今北京）、长江三角洲的吴（今江苏苏州）、珠江三角洲的番禺（今广东广州）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东汉时洛阳取代长安成为最大的商业都会。交通干线上驿传罗布，车马转输，往来不绝。南方地区主要依靠水路运输。当时的造船技术十分先进，已可建造装载数十辆车的大船和设有多层的楼船。 当时商业门类繁多，高利贷也成为重要行业，称作“子钱家”。市场上商品丰富，从食品、布帛到牲畜、木材、铜铁器等无所不有。奴隶也被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卖。除了固定的市场外，集市贸易是乡村交易的重要形式。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逐渐发达，建立了自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丝绸之路”，主要出口丝织品，进口貂皮等毛织物以及香料、珠宝等。番禺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形成。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商人到达日南郡（治今越南广治）边境，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进贡特产。东汉时期货币的流通少于西汉，特别是黄金大量减少，人们常用缣帛和谷物进行贸易，自然经济的色彩较西汉时浓厚。 两汉时期文化科学异常活跃，对外交流意义重大。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并且最早开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并且开始儒学中的经学，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 汉朝最早使用年号，建元为第一个年号。汉初根据五德终始说，定正朔为水德，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属于火德。光武中兴后，这一说法得到正式承认，从此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这种说法，因此汉代亦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刘汉”。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 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独尊儒术加强和巩固了汉王朝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有利于社会稳定、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民众的凝聚力，对促进西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的发展和繁荣亦起了很在大的作用。由于尊儒，使得儒士得到重用和培养，儒士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对于封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董氏的大一统德政、重民、任贤等思想主张，适应了当时封建社会发展，有其积极意义。 汉代史学取得辉煌成就，出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着。 司马迁继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被处以腐刑。他发愤着书，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终撰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卷、52万余字。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内容涉及社会各方面、不虚美、不隐恶，不受正统思想的束缚，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被誉为“实录”。它集编年、记事之长，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新体例，为以后历代正史所遵循。 东汉的班固在其父班彪所作《后传》65篇基础上，花二十余年时间编撰《汉书》。班固因事下狱而死后，由其妹班昭续写八表，马续补写《天文志》，合计100篇。《汉书》体例基本因袭《史记》而略有更改，不列世家，书改为志，并创《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文赡而事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但其历史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故论断是非与司马迁多有不同。 东汉时还有官修当代史《东观汉记》143卷，是后代史家撰写《后汉书》的重要依据，现仅存辑本24卷。此外，赵晔的《吴越春秋》和佚名所着《越绝书》开创了后代地方史志的先河。东汉末年，荀悦把班固《汉书》缩编为编年体《汉纪》30卷。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代文学主要有汉赋、散文、乐府诗三种形式。 赋从战国时期的骚体演变而来，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汉代开始流行。西汉早期赋以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为代表，多借物抒怀，文词朴实。汉武帝时出现了许多着名赋家，形成气势恢宏、意象迷离、辞藻华丽的大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赋一直盛行至东汉，王莽时期的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等均创作有着名的大赋作品。大赋过于追求文字雕琢、辞藻堆砌，内容多描写帝王、都市、宫殿、苑囿，思想内容贫乏，扬雄慨叹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东汉后期出现了抒情写物的小赋，摆脱了大赋的铺张刻板，格调清新，但仍缺乏旺盛的生命力。 汉代散文以书策最为知名。西汉前期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和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政论文，文辞慷慨，剖析深刻，文采动人，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以叙事生动、感情真挚、论理精辟，成为汉代散文的典范。 汉廷掌管音乐的机构称乐府，其职责之一是从民间采集民歌，进行加工配乐，称作乐府诗。汉武帝时乐府诗开始繁荣。乐府诗大多出自民间，内容丰富，情感真实动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建安年间的《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诗的代表作。在乐府诗的影响下，东汉时出现了五言诗，如《古诗十九首》诗句平易动人，意境隽永，可与乐府诗相媲美。后世的《乐府诗集》《玉台新咏》也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 汉代绘画艺术趋于成熟。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代表了汉代绘画的最高水平。帛画长205厘米，分上、中、下三栏，分别表现天上、人间、地下情景，将想象与现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笔法细腻，色彩绚烂。 汉代还流行在宫殿、邸舍、祠堂、墓室等建筑上绘制壁画，题材以人物故事为主，此外还“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包罗万象。 朝廷少府属官黄门令下设有专门的画工，西汉着名的画工有毛延寿、陈敞等。东汉画工种类更多，和帝邓皇后诏令中曾提到画工39种。 石刻、砖刻画像是汉代典型的雕刻艺术形式。汉代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石刻、砖刻壁画。称为画像石或画像砖，在北方和四川等地均有出土，以山东嘉祥武梁祠、肥城孝堂山祠的画像石最为知名。其题材主要有狩猎、宴饮、乐舞、战争等现实生活内容和历史故事。构图复杂精美，线条刚劲有力。 汉代的立体雕刻艺术也很可观。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兽群，利用石材的天然形态加工而成，古朴豪放。其中的马踏飞燕像，形态逼真。东汉的雕刻技术更为成熟，山东济南无影山汉墓出土加彩乐舞杂伎俑群、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兽，姿态灵动。 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大约是西汉时期。历史上有“伊存授经”、“永平求法”等说法。“伊存授经”是西域来的外交官应邀向西汉末年的上层社会传授佛经。“永平求法”是东汉初年，汉明帝派员西行求法。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间佛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是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 张道陵创立道教也是这一时期影响中国的大事，张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张道陵创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纸发明以前，中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为竹简、木牍和缣帛。简牍笨重，缣帛价贵，都不适宜大规模制造和使用。西汉时已经出现植物纤维纸，但因技术不成熟，未能广泛应用于书写。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利用树皮、麻头、破布等廉价材料，制造出高质量的纸，适于书写，宜于推广，被称为“蔡侯纸”。中国的造纸术后来逐步传入朝鲜、日本和中亚各国，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汉代天文学较为发达。《史记·天官书》详细记载了二十八星宿的名字和位置。当时人已能通过星辰运行准确推算出二十四节气，并保留下来对日食和太阳黑子的观测记录。东汉的张衡在天文学方面成就最大。他改进浑天仪，将齿轮与漏壶相连，观测星宿出没；发明候风地动仪，测定地震方位，被誉为“制作侔造化”。他着有《灵宪》一书，阐释天体演化原理。当时对天体的认识主要有“盖天说”和“浑天说”。张衡力主浑天说。 天文学的发展推动了历法的改进。秦和汉初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由于年代久远，汉时已与时令不合。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命司马迁与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人，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又改用更为精密的“四分历”。 汉代的算学在《周髀算经》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一说《周髀算经》是前1世纪汉代的作品）。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吕后时期的《算数书》，奠定了《九章算术》的基础。《九章算术》是对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它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是中医学的奠基时期，出现了数种中医学着作，成为后世中医学的基本文献。《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书，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阐述生理病理现象和治疗原则，《灵枢》记述针刺法。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专着，收录了365种药物。 西汉名医淳于意善于诊病，《史记》记载了他诊治二十余例病人的情况，是中国最早的病案。 东汉末年，张仲景博采众方撰写《伤寒杂病论》，后人析分为专门诊治伤寒病的《伤寒论》和诊治诸种杂病的《金匮要略》两部。张仲景被后世誉为“医圣”。华佗发明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 汉朝军制 汉代军队编制为伍长、什长、都伯、百人将、牙门将、骑督、部曲督、别部司马（军司马）、都尉（骑都尉）、校尉（但五校几乎成清贵武职，偏文）、中郎将（五官、左、右、虎贲中郎将类同五校）、裨将军、偏将军、杂号将军（裨将军、偏将军为杂号将军之末，与两字将军地位有别）、四镇、前后左右将军、四征将军（征东、征西、征北、征南）、卫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大将军。 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男子二十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保卫京师，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保卫首都其他地区。 汉朝建立之初，漠北的匈奴由冒顿单于统治，国力强盛，多次侵犯边境。汉七年（前200年）冬，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匈奴军队佯装后退，汉军则迅速北进到平城白登山。却在白登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精锐骑兵包围。刘邦与汉军被包围七天七夜。最后刘邦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逃出重围。由于长年战乱，国家初定，经济残破，汉朝采取和亲政策力求与匈奴暂时维持和平。 到了景帝时期，汉朝一方面继续和亲，另外也在边境进行屯田移民，在国内则实行复马令来增加马匹，加强士卒训练并大量制造兵器，这些都是预备反抗的准备。汉武帝统治时期，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将领对匈奴进行三次大规模战争，汉朝得以收复河套并占据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关系，为汉与西域之间开辟通道，而匈奴则北徙漠北，匈奴帝国从此逐渐走向衰亡，匈奴威胁基本解除。 后来，在汉匈大战中战败的匈奴分裂，其中一部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要求与汉称臣，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是为昭君出塞，北匈奴单于被陈汤于康居斩杀，陈汤上疏称“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到了东汉时期，实力大损的匈奴由于天灾和内乱又被分为南、北匈奴两部。其中南匈奴立呼韩邪之孙比为单于，与汉朝关系友好。北匈奴立蒲奴为单于，在汉明帝时期一度侵扰汉朝边境，后被击退。章和元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单于被杀，其中五十八部降汉。章和二年（88年），汉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遁逃，窦宪在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此后，北匈奴退出漠北，被迫向西迁徙。 西域早期指东起玉门关、西抵葱岭的地区，后泛指包括今新疆与葱岭以西地区。西汉前期，西域诸国皆臣属于匈奴，到了汉武帝时期，于建元三年（前138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以联合夹击匈奴。张骞在路上一度被匈奴扣押，并在匈奴娶妻，十馀年后逃出，经大宛等国到大月氏，但未能取得夹击匈奴的答复。后来张骞东返，又被匈奴扣押。直到元朔三年（前126年）才返回长安，回来时只剩他和随从堂邑父两人，他的匈奴妻子也一并来到长安。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约乌孙共击匈奴。虽然张骞未能说服乌孙国王夹击匈奴，但是张骞却与其使节先后游历大宛等国，后来亦由各国使节陪同，返回长安，从此以后，汉朝与匈奴反复在西域地区争夺。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武帝以细君公主与乌孙和亲。细君公主死后，汉又在太初四年（前101年）以解忧公主续嫁。同年，汉朝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国都转投汉朝。汉武帝在乌垒设使者校尉，又在渠犁屯田。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又驱逐匈奴驻在西域的僮仆都尉，控制西域北道，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还在乌孙国都赤谷一带屯田。元帝时，又增戊己校尉，在车师前王庭屯田。西汉末年，西域分为五十五国。 新莽时期，王莽贬去西域各国国王的王号，降为侯，西域与中原王朝关系趋紧。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派遣窦固入伊吾屯田驻兵，次年在乌垒重设西域都护，但好景不长，永平十八年（75年）六月，西域都护府被焉耆、龟兹攻陷，汉章帝继位后罢免西域都护，并诏令吏士回国，而当时身为军司马班超选择留在西域招抚诸国。永元三年（91年），汉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至永元六年（94年）七月班超大破焉耆、尉犁，彻底收复西域。 随着西域局势的逐步趋于稳定，商旅往来日益频繁，丝绸之路在西汉后期形成。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汉朝遣使者至安息（帕提亚）、奄蔡、条支（西亚地区）和身毒（北印度）等国，一年多则十余批，少则五六批，携带金币帛等物品，需要至少两三年，甚至八九年才能返回长安。中国运往西方的物产以丝绸、铁器和漆器为主；而良马（大宛马）、骆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豆和胡桃等也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西汉立国之始，它的南边有三个由中原人与当地人所建立的国家，即东瓯（今浙江南部）、闽越（今福建）、南越（今岭南及越南北部），统称“三越”。这三国虽受汉高帝册封，实际上为独立政权。到了汉武帝时，三越因互相攻伐而衰弱，先后被灭。为了防止东瓯、闽越再发生叛乱，汉廷将两国人民迁徒至长江与淮水地区，另以南越之地分置九郡，自此之后，该地并未发生大乱。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地区发生叛乱，刘秀派遣马援平乱，大破叛军于浪泊，后又在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爆发象林蛮叛乱，自此林邑建国割据日南郡象林县。 西汉初，今云贵与四川西南部这一片广大的区域尚不属中国，盘踞当地的少数民族被汉人统称为西南夷，它们有的进入农业社会，有的则维持游牧生活，并且建立许多国家。汉武帝时期，令唐蒙由筰关入夜郎国，见其君多同，给予丰厚的赏赐，并告知其汉朝的声威，说服夜郎臣属于汉朝。元光五年（前130年），汉于夜郎及其附近之地置犍为郡；并于夜郎置夜郎县，以夜郎统治者多同之子为县令。同年，邛、筰、冉、駹等族，请求成为汉朝的臣属，于是汉在其地置十馀县，由都尉统之，隶属于蜀郡。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叛，汉朝下令西南夷发兵帮忙徵讨，西南夷不从。隔年，汉朝派郭昌、卫广击败西南夷，在这些地方设立益州等郡。新设诸郡辖区中的各部族，皆因其旧俗而治理，不征赋税。地方政府的开支，则由内地各郡分摊供给。西南夷至此纳入汉朝版图，西南夷内属后，仍有小规模的叛乱，终西汉之世，未发生大型动乱，到东汉时期，汉朝与这些地方联系更加紧密。 西汉篇——大事件 公元前202年 2月28日，汉王更号，即皇帝位于砀郡定陶县的泛水的北岸。 7月，汉皇帝令汉骑都尉建武侯靳歙助汉太尉长安侯卢绾、汉将军刘贾击临江王共尉，降临江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破南郡江陵城，临江王共尉降汉，虏之至河南郡洛阳县，汉皇帝令杀之。 8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国代郡。 9月，汉皇帝将汉将军临武侯樊哙、汉太尉长安侯卢绾、汉太仆昭平侯夏侯婴、汉车骑将军昌文侯灌婴、汉中尉陶舍、汉护军中尉陈平、汉将军威武侯周勃、汉将军武成侯郦商、汉亚将宣虎、汉将军蛊逢、汉将军华无害、汉将军戴野、汉都尉陈夫乞、汉将军程黑、汉骑都尉张越、汉都尉刘钊、汉都尉魏速、汉都尉季必、汉都尉朱濞、燕相国温疥、燕丞相昭涉掉尾、代丞相张苍，击之，至巨鹿郡卢奴县，破之，战巨鹿郡龙脱县，复破之。 10月，汉皇帝与燕王臧荼大战广阳郡易县城下，大破之，虏燕王臧荼、燕将栾布。汉皇帝还军渭南郡长安县，使汉丞相临武侯樊哙将汉将军蛊逢、汉骑都尉张越、汉中尉陶舍攻代郡。汉皇帝过河南郡洛阳县，利几叛，汉皇帝自将兵击之，利几走。 11月，汉皇帝还军至渭南郡长安县。 公元前201年 10月，匈奴围代王韩信于雁门郡马邑县，代王韩信降匈奴，乃引匈奴兵南逾句注山，击太原郡。 11月，汉皇帝将汉留侯张良、汉护军中尉户牖侯陈平、汉将军绛侯周勃、汉将军舞阳侯樊哙、汉将军绛阳侯华无害、汉将军赵将夜、梁将军卫胠、汉将军季必、汉车骑将军颍阴侯灌婴、汉骑都尉信武侯靳歙、汉都尉华寄、汉将军卢卿、汉将军卢罢师、汉太仆汝阴侯夏侯婴、汉将军陈错、汉郎中将刘信，击之，攻下太原郡霍人县，以汉留侯张良计攻破雁门郡马邑县，至雁门郡楼烦县以北六县，斩代左丞相，至云中郡云中县、云中郡武泉县，击胡骑，破胡骑云中郡武泉县北，还至上党郡铜鞮县，破代王韩信军，斩其将王喜，代王韩信亡走匈奴。汉军还，降太原郡六城。 12月，代将曼丘臣、代将王黄共立赵利为代王，收代王韩信散兵。其后，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骑与代王韩信、代将赵利、代将曼丘臣、代将王黄屯太原郡广武县以南。其后，代王韩信等引兵与左右贤王万骑至太原郡晋阳县，与汉军战，汉军大破之，斩匈奴白题将，追至离石县，破之，追至硰石县，复破之，追至句注山北，复破之。汉军还，攻破雁门郡楼烦县、太原郡广武县等三城。 公元前200年 1月，汉皇帝先至雁门郡平城县，汉军三十二万，未尽到，匈奴单于纵精兵四十万骑围汉皇帝于白登山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匈奴单于与代将赵利、代将曼丘臣、代将王黄期，而其又不来，匈奴单于疑其与汉有谋，乃解围之一角。於是汉皇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匈奴单于遂引兵而去。汉皇帝还军渭南郡长安县，而使汉将军舞阳侯樊哙留定代郡、雁门郡、云中郡。 3月，汉皇帝还军至渭南郡长安县。 11月，汉皇帝自渭南郡长安县将汉车骑将军颍阴侯灌婴、汉骑都尉信武侯靳歙东击代王韩信余寇于巨鹿郡东垣县，破之。 公元前199年 1月，汉皇帝还军至渭南郡长安县。 9月，代王韩信为匈奴将及代将赵利、代将曼丘臣、代将王黄等侵盗上谷郡、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代王刘仲弃国亡，自归河南郡洛阳县，废为合阳侯。 10月，汉皇帝遣汉右丞相涿侯郦商将兵攻定上谷郡，因攻代郡。 11月，汉皇帝遣汉将军绛侯周勃助汉右丞相赵相国涿侯郦商攻定代郡、雁门郡，大破之，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代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公元前197年 9月，赵相国阳夏侯陈豨反，自立为代王，劫掠太原郡、上党郡、邯郸郡、恒山郡、巨鹿郡、云中郡、雁门郡、代郡。 10月，汉皇帝自内史长安县将齐相国平阳侯曹参、汉护军中尉曲逆侯陈平、汉太尉绛侯周勃、汉将军舞阳侯樊哙、汉右丞相卫尉涿侯郦商、汉御史大夫赵尧、汉太仆汝阴侯夏侯婴、汉车骑将军颍阴侯灌婴、汉车骑将军信武侯靳歙、汉将军棘蒲侯柴武、汉将军东武侯郭蒙、梁将军武原侯卫胠、汉将军槀侯陈错、汉将军高邑、汉将军刘泽、赵河间郡守赵衍、汉上党郡守孙赤、汉廷尉宣义、汉太仆公上不害、汉郎中公孙耳、汉郎中许倩、汉上党郡守任敖、赵河间郡守张相如、汉都尉吕臣、汉中厩令彭祖、汉卫将军王恬开，入邯郸郡邯郸县，遂至邯郸郡襄国县，击代王陈豨与代将曼丘臣军，破之，至邯郸郡柏人县，复破之。燕王卢绾将兵至恒山郡、巨鹿郡，击代王陈豨。 11月，代丞相侯敞将万人游行，代将王黄将骑千余军巨鹿郡曲逆县，代将张春将卒万余人渡河攻东郡聊城县，汉皇帝令齐相国平阳侯曹参、汉将军东武侯郭蒙攻代将张春军，大破之，斩首万余。汉军遂击代丞相侯敞、代将王黄军于巨鹿郡曲逆县，斩代丞相侯敞及特将五人，攻下巨鹿郡曲逆县。汉军复拔巨鹿郡卢奴县、恒山郡上曲阳县、恒山郡安国县、河间郡安平县，定清河郡、恒山郡凡二十七县。 12月，汉皇帝令汉太尉绛侯周勃将兵道太原郡击代王陈豨，破雁门郡马邑县，斩代将马浠。汉皇帝至巨鹿郡东垣县，攻代将曼丘臣、代将赵利军。 公元前196年 1月，巨鹿郡东垣县降汉，汉生得代将曼丘臣。汉军复攻右北平郡无终县，生得代将綦毋卬，攻代郡广昌县，生得代将尹潘，攻代郡代县南代将王黄胡骑，破之。至雁门郡楼烦县，破代王陈豨、韩王韩信、代将赵利军，得代将宋最、雁门郡守圂。韩王韩信复与胡骑入居代郡参合县。 2月，汉皇帝令汉将军棘蒲侯柴武攻代郡参合县，大破之，斩韩王韩信。汉皇帝引兵归河南郡洛阳县，令汉太尉绛侯周勃、汉左丞相舞阳侯樊哙追击代王陈豨军。 3月，汉太尉绛侯周勃、汉左丞相舞阳侯樊哙转攻云中郡，得云中郡守速、代丞相箕肆、代将勋，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攻横谷代王陈豨胡骑，破之，斩代将军赵既，生得代丞相冯梁、代郡守孙奋、代大将王黄、代太仆解福等十人。 8月，淮南王英布叛。汉皇帝乃发上郡、北地郡、陇西郡车骑，巴郡、蜀郡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淮南王英布东击荆王刘贾，荆王刘贾与之战，荆王刘贾败走入东阳郡富陵县，为淮南军所杀。淮南王英布劫荆国兵，渡淮击楚王刘交，楚王刘交发兵与之战东海郡徐县、东海郡僮县间，楚将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淮南王英布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楚王刘交走入薛郡。汉皇帝乃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征诸侯兵，齐王刘肥与齐相国平阳侯曹参将十二万骑来会，汉皇帝自将齐王刘肥、齐相国平阳侯曹参、汉护军中尉曲逆侯陈平、汉右丞相涿侯郦商、汉中尉斥丘侯唐厉、汉太仆汝阴侯夏侯婴、汉车骑将军信武侯靳歙、汉将军沛侯刘濞、汉将军武强侯庄不识、汉将军绛阳侯华无害、梁将军武原侯卫胠、汉将军王周、汉将军黄极中、汉将军周聚、汉中尉灵常、汉车骑将军颍阴侯灌婴、汉都尉申屠嘉、汉郎中单父圣、汉中涓张平、汉大谒者项襄、楚丞相冷耳击淮南王英布。 11月，汉军至彭城郡蕲县西会缶，遇淮南王英布。淮南王英布兵精甚，阵如项籍军，遂大战，淮南军流矢击中汉皇帝。淮南军败，汉皇帝还军内史长安县，令齐王刘肥、齐相国平阳侯曹参、汉车骑将军颍阴侯灌婴、汉将军周聚追击之。至彭城郡竹邑，破之。至彭城郡相县，破之，斩淮南亚将、楼烦将三人，至彭城郡萧县，大破淮南上柱国及大司马军。至彭城郡留县，击破淮南将肥诛军。渡淮，击淮南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淮南王英布与百余人走江南，至豫章郡鄱阳县兹乡民田舍，为豫章郡鄱阳县人击杀。汉太尉绛侯周勃将汉相国阳陵侯傅宽击代郡当城县，与代王陈豨军大战，代王陈豨败，汉军追斩代王陈豨于代郡灵丘县，生得代丞相程纵、代将陈武、代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 公元前195年 3月，燕王卢绾与匈奴通使。汉遣汉相国舞阳侯樊哙将汉将军陈仓、汉中涓张平击之，破燕丞相军，至广阳郡蓟县南，定广阳郡十八县。 4月，汉皇帝遣汉相国绛侯周勃代汉相国舞阳侯樊哙将汉将军陈仓、汉中涓张平击破广阳郡蓟县，生得燕丞相偃、燕太尉弱、燕御史大夫施、燕大将抵、渔阳郡守陉，屠上谷郡浑都县。又破燕军于上谷郡上兰县、上谷郡沮阳县，追至长城，定上谷郡十二县、右北平郡十六县、辽西郡辽东郡二十九县、渔阳郡二十二县。 6月，燕王卢绾亡入匈奴。 公元前189年 11月，汉令颍阴侯灌婴将车骑、材官至荥阳。 公元前183年 10月，汉发河东郡、上党郡骑屯北地郡。 公元前182年 7月，匈奴入寇狄道，攻河阳。 公元前181年 1月，匈奴入寇狄道，杀掠二千余人。 10月，南越国侵盗长沙国，汉遣隆虑侯周灶将兵击之。 公元前180年 12月，汉隆虑侯周灶将兵归长安。 公元前177年 6月，匈奴右贤王入居北地郡、河南地为寇。 7月，汉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将八万五千骑击匈奴右贤王，匈奴去。汉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济北王刘兴居叛，发兵欲袭荥阳。于是汉诏罢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十万众击之。汉以祁侯缯贺为将军，昌侯卢卿、共侯卢罢师、宁侯魏速、深泽侯赵将夜皆属焉，军荥阳。 8月，匈奴大入上郡，杀掠吏民。 9月，汉虏济北王刘兴居，济北王刘兴居自杀。 公元前176年 2月，汉以安丘侯张说为将军，击胡，出代郡。 公元前169年 7月，匈奴入寇狄道。 公元前167年 11月，匈奴单于自将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为寇，杀北地郡都尉孙昂，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奇至雍甘泉。汉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军上郡，拜宁侯魏速为北地郡将军、军北地郡，拜隆虑侯周灶为陇西郡将军、军陇西郡。拜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人，以备胡虏。 公元前166年 1月，汉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内史栾布为将军，将十万骑，咸击匈奴，匈奴走。 公元前165年 匈奴入寇边郡，杀掠人民甚众。 公元前164年 匈奴入寇边郡，杀掠人民甚众。 公元前163年 匈奴入寇边郡，杀掠人民甚众。 公元前159年 12月，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郡。汉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屯北地郡。河内太守条侯周亚夫为将军，屯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屯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屯棘门，以备胡。 公元前158年 1月，汉兵至边，匈奴远塞，汉兵亦还。 公元前156年 6月，匈奴入代郡，杀掠吏民。 公元前154年 3月，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皆举兵叛。汉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兵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5月，吴、楚、胶西、胶东、济南、淄川六国兵败。汉曲周侯郦寄破赵兵，赵王保邯郸城，七月不能下。 12月，汉将军栾布自齐地来，决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七国之乱遂平。 公元前148年 3月，匈奴入燕国，杀掠吏民。 公元前144年 7月，匈奴入雁门郡，至武泉，雁门郡太守郅都与战，破之，汉吏卒战死者千人。 9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马，上郡太守李广与战，破之，汉吏卒战死者千人。 公元前142年 2月，汉遣雁门郡太守郅都击匈奴。 4月，匈奴入雁门郡，杀掠吏民，雁门郡太守冯敬战死。汉乃发车骑材官屯雁门郡。 公元前138年 8月，闽越围东海国，东海国告急。汉天子遣中大夫庄助持节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 公元前135年 2月，闽越国攻南越国。 9月，汉天子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郡、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郡击之，未到，闽越人杀其王邹郢降，汉兵还。 12月，汉天子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郡，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郡。 公元前134年 6月，汉卫尉李广、中尉程不识军罢，归长安。 7月，汉天子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单于自将十万骑入塞，觉之，走出。 公元前130年 2月，匈奴入上谷郡，杀略吏民。 9月，汉天子以太中大夫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郡，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郡，各万骑，咸击匈奴。太中大夫卫青至龙城，斩首七百级。卫尉李广、太中大夫公孙敖失师而还，太仆公孙贺无所得。 11月，匈奴盗边，汉天子遣卫尉韩安国屯渔阳郡。 公元前129年 9月，匈奴二万骑入辽西郡，杀辽西郡太守，掠二千余人。又入渔阳郡、败渔阳郡太守军千余人，围卫尉韩安国。卫尉韩安国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去。匈奴又入雁门郡，杀掠千余人。 公元前128年 9月，汉天子遣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郡、将军李息出代郡，斩首虏二千级。 公元前127年 2月，匈奴入上谷郡、渔阳郡，掠二千余人。卫尉韩安国将七百人与匈奴战，不胜。匈奴掠千余人去。 3月，汉天子遣将军李息出代郡、令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郡击匈奴，遂西至高阙，斩首虏二千三百级。 5月，汉天子复令车骑将军卫青击匈奴，自河南地至陇西郡，斩首三千一百级，遂收河南地。 7月，汉天子使卫尉韩安国东徙屯右北平郡。 公元前126年 5月，匈奴入代郡，杀代郡太守恭友，略千余人。 8月，匈奴入雁门郡，杀略千余人。 公元前125年 5月，匈奴入代郡、定襄郡、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又入河南地，侵扰朔方郡，杀略人民甚众。 公元前124年 2月，汉天子令车骑将军长平侯卫青将三万余骑出高阙，卫尉平陵侯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各万骑，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郡；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各万余骑，出右北平郡：咸击匈奴。汉军凡斩首虏四千级，获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匈奴王十余人。 8月，匈奴万骑入代郡，杀代郡都尉朱英，略千余人。 公元前123年 3月，汉天子遣汉大将军长平侯卫青将中将军合骑侯公孙敖，太仆左将军南峁侯公孙贺，前将军翕侯赵信，卫尉右将军平陵侯苏建，郎中令后将军李广，右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郡，击匈奴，斩首三千余级。还，休士马于定襄郡、云中郡、雁门郡。 5月，汉天子遣汉大将军长平侯卫青复将中将军合骑侯公孙敖，太仆左将军南峁侯公孙贺，前将军翕侯赵信，卫尉右将军平陵侯苏建，郎中令后将军李广，右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六将军出定襄郡、云中郡、雁门郡，击匈奴，大克获，斩首虏万六千级。前将军翕侯赵信军败，降匈奴。卫尉右将军平陵侯苏建军没，独身脱还。 公元前122年 6月，匈奴万余骑入上谷郡，杀数百人。 公元前121年 4月，汉天子遣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郡，击匈奴，斩首万八千余级，杀匈奴折兰王、卢胡王。 5月，汉天子遣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出陇西郡、北地郡二千余里，击匈奴，斩首虏三万二百级，斩匈奴速濮王，获稽且王等五王。合骑侯公孙敖后期。匈奴入雁门郡、代郡，杀略数百人。汉天子复遣卫尉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皆出右北平郡，击匈奴。郎中令李广将四千骑先至，杀匈奴三千余人，亡其军二千人。卫尉博望侯张骞将万骑至，匈奴引兵去。 8月，匈奴混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汉天子遣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迎之，斩其欲亡者八千人。 12月，汉天子减陇西郡、北地郡、上郡戍卒半。 公元前120年 8月，匈奴入右北平郡、定襄郡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 公元前119年 5月，汉天子遣大将军长平侯卫青将郎中令前将军李广，太仆左将军南峁侯公孙贺，主爵都尉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平阳侯曹襄四将军出定襄郡，汉天子复遣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出代郡，各将五万骑，步兵数十万，咸击匈奴。大将军长平侯卫青至幕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至赵信城乃还。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与左贤王战，斩首虏七万五百级，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王，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乃还。郎中令前将军李广，主爵都尉右将军赵食其皆后期。 公元前112年 3月，汉天子遣韩千秋、缪乐将二千人伐南越。 4月，南越王丞相吕嘉叛，杀汉使者及南越王及王太后，遂以兵击韩千秋等，灭之。 5月，匈奴入五原郡，杀太守。汉天子遣兵击之，破之。 8月，汉天子遣卫尉符离侯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郡、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郡、下横浦，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击南越。 10月，西羌众十万人叛，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狍旱。 11月，汉天子发陇西郡、天水郡、安定郡骑士及中尉，河南郡、河内郡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 公元前111年 1月，南越国破。汉天子遣中郎将郭昌征西南夷，平之。 8月，东越王邹余善叛，攻杀汉将吏。汉天子遣主爵都尉将梁侯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郡，龙额侯韩说为横海将军、中尉王温舒出会稽郡，咸击东越国。 9月，汉天子遣太仆公孙贺为浮沮将军将万五千骑出九原，赵破奴为匈河将军将万余骑出令居，皆二千余里，击匈奴，不见虏而还。 公元前110年 1月，东越国杀其王邹余善降汉。 公元前109年 5月，朝鲜王卫右渠攻杀辽东郡都尉，汉天子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 8月，汉天子遣主爵都尉将梁侯杨仆为楼船将军将楼船士五万余，自齐地浮海，左将军荀彘自辽东郡将应募罪人，咸击朝鲜。汉天子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郡、蜀郡兵平西南夷未服者，斩首数万。 公元前108年 7月，朝鲜斩其王卫右渠降汉。 8月，武都郡氐人叛，汉天子遣汉兵击定之，令分徙酒泉郡。 9月，汉天子遣赵破奴率轻骑七百人破楼兰、车师。 公元前107年 8月，匈奴寇边，汉天子遣郭昌为拔胡将军屯朔方郡。 公元前105年 4月，益州郡昆明夷叛，汉天子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郭昌为拔胡将军将兵击之。 公元前104年 9月，汉天子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大宛。 公元前103年 7月，李广利兵败，引兵留敦煌郡。 8月，汉天子遣浞野侯赵破奴为浚稽将军将二万骑出朔方郡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后匈奴兵八万骑围之，生得浞野侯赵破奴，汉军遂没。匈奴单于谴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 公元前102年 5月，汉天子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郡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句，而使长平侯卫伉、按道侯韩说为游击将军将兵屯其旁，遣路博德为强弩都尉筑居延泽上。 8月，匈奴入定襄郡、云中郡，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又入张掖郡、酒泉郡，杀都尉，略数千人。汉天子遣任文击匈奴，匈奴尽失所得而去。汉天子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六万人益李广利以伐大宛。汉天子又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郡、张掖郡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郡。 公元前101年 2月，李广利斩大宛王首归长安。 公元前100年 8月，汉天子发谪戍屯五原郡。 公元前99年 6月，汉天子遣汉海西侯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郡，与匈奴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汉天子遣公孙敖为因于将军出西河郡，路博德为强弩都尉会涿邪山，无所得。 10月，汉天子遣李陵为骑都尉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斩首虏万余级，李陵兵败，降匈奴。 公元前98年 8月，匈奴入雁门郡，雁门郡太守坐畏懦弃市。 公元前97年 2月，汉天子欲救李陵归汉，乃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海西侯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郡，公孙敖为因于将军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郡，按道侯韩说为游击将军步兵三万人出五原郡，路博德为强弩都尉将步兵万余人与李广利会。匈奴单于自将十万骑待余吾水南。海西侯李广利、路博德与单于战余吾水上连战十余日，斩首虏数万，单于不利，引去。公孙敖与左贤王战，公孙敖不利，引还。按道侯韩说无所得。 公元前91年 10月，匈奴入上谷郡、五原郡，杀略吏民。 公元前90年 2月，匈奴入五原郡、酒泉郡，杀两都尉。 3月，汉天子遣开陵侯成娩将楼兰等六国兵击车师，车师降服，臣属汉。 4月，汉天子遣海西侯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将七万人出五原郡，御史大夫秺侯商丘成将三万人出西河郡，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郡咸击匈奴。御史大夫秺侯商丘成至浚稽山，多斩首。重合侯马通至天山，虏引去。皆引兵还。海西侯李广利杀伤虏甚众。 9月，匈奴单于将五万骑遮击海西侯李广利，海西侯李广利败，降匈奴。 公元前87年 11月，匈奴入朔方郡杀略吏民。汉天子发军屯西河郡，左将军上官桀行北边。 公元前86年 5月，益州郡廉头、姑缯民叛，杀长吏。牂柯郡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叛。汉天子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郡、蜀郡奔命万余人击益州郡、牂柯郡，大破之。 公元前85年 11月，汉天子发习战射士至朔方郡，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公元前83年 9月，匈奴入代郡，杀代郡都尉。 10月，姑缯、叶榆复叛，汉天子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将郡兵击之。吕破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郡太守，乘胜与吕破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 11月，汉天子遣大鸿胪田广明击益州郡，斩首捕虏二万余人。 公元前82年 8月，汉天子复遣大鸿胪田广明、军正王平并进，击益州郡，大破之，斩首捕虏三万余人。 9月，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便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 公元前81年 10月，匈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令可度，以备奔走。 公元前80年 4月，武都郡氐人叛，汉天子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太常徒，皆免刑，击定之。 9月，匈奴单于使犁于王窥边，言酒泉郡、张掖郡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汉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于王率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郡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于王。 公元前79年 8月，匈奴三千骑入五原郡，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吏民去。 11月，汉使者傅介子于龟兹国中斩杀匈奴使者。 公元前78年 12月，汉天子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凡二万骑出辽东郡击匈奴，匈奴闻汉兵至，引去。乌桓时新中匈奴兵，范明友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 公元前77年 汉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白汉天子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楼兰王。介子与士卒俱赁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不意亲介子，介子佯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介子遂斩王安归首，驰传至阙，悬首北阙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大司马大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天子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 公元前76年 7月，汉天子发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至北军，屯辽东郡。 公元前75年 3月，乌桓犯塞，汉天子遣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击之。 10月，乌桓复犯塞，汉天子复遣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击之。 公元前74年 2月，汉天子遣水衡都尉赵充国击匈奴，获匈奴西祁王。 公元前72年 9月，汉天子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郡太守富民侯田顺为虎牙将军，及卫尉平陵侯范明友，前将军龙额侯韩增凡五将军，兵十六万骑。校尉常惠持节入乌孙，护乌孙兵。 公元前71年 2月，汉五将军师发长安，击匈奴。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广明将四万余骑出西河郡，卫尉平陵侯范明友将三万余骑出张掖郡，前将军龙额侯韩增将三万余骑出云中郡，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将三万余骑出酒泉郡，云中郡太守富民侯田顺将三万余骑出五原郡，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咸击匈奴。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卫尉平陵侯范明友出塞一千二百余里，至蒲离候水，斩首捕虏七百余级。前将军龙额侯韩增出塞一千二百余里，至乌员，斩首捕虏，至候山百余级。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不与相及，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出塞一千八百余里，西击候山，斩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此三将闻虏已引去，皆不至期还。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广明出塞一千六百余里，至鸡秩山，斩首捕虏十九级。逢汉使匈奴还者冉弘等，言鸡秩山西有虏众，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广明即戒弘，使言无虏，欲还兵，御史属公孙益寿谏，以为不可。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广明不听，遂引兵还。云中郡太守富民侯田顺出塞八百余里，至丹吾余水上，即止兵不进，斩首捕虏一千九百级，引兵还。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蠹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于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 6月，汉军罢，归长安。 9月，汉天子令常惠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常惠，常惠斩之。 公元前70年 汉天子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数千人还。 公元前68年 2月，匈奴左大且渠与呼卢訾王各将万骑南旁塞猎，相逢俱入，行未到，会三骑亡降汉，言匈奴欲为寇。于是汉天子诏发骑屯要害处，使汉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分三队，出塞各数百里，捕得虏数千人而还。时匈奴亡其三骑，不敢入，即引去。匈奴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 8月，汉天子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喜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郑吉、司马喜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郑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郑吉。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郑吉、司马喜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郑吉、司马喜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郑吉、司马喜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车师王之走乌孙也，乌孙王留之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备国有急，可以西道以击匈奴。汉天子许之。于是汉天子招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匈奴乃另立车师王。 公元前67年 8月，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天子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 11月，汉天子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 公元前66年 匈奴怨诸国共击匈奴，遣左右大将各万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西域。 公元前65年 汉天子以冯奉世为卫侯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叛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冯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即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以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震西域。 公元前64年 匈奴遣左右奥楗各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 公元前63年 汉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皆斩之，复纵兵击西羌，斩首千余级。 公元前62年 8月，匈奴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至符奚庐山，欲入边寇。未至，会其民题除渠堂忘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卢侯，汉天子遣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将兵四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 9月，单于病呕血，因不敢入，还去，即罢兵。 公元前61年 4月，西羌叛。汉天子发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次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郡、颍川郡、沛郡、淮阳郡、汝南郡材官，金城郡、陇西郡、天水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郡，与武威郡太守、张掖郡太守、酒泉郡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 5月，汉天子遣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至金城郡，击西羌。 10月，汉天子拜酒泉郡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与中郎将赵昂出击西羌，斩首四千余级，降四千余。 11月，酒泉郡太守辛武贤，乐成侯许延寿与中郎将赵昂将兵归长安。 公元前60年 6月，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凡斩首羌虏七千六百级，降三万一千二百人，乃将兵归长安。 8月，羌虏斩其首恶大豪杨玉、犹非首降汉。 9月，匈奴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郑吉相闻。郑吉发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遂郑吉至河曲，颇有亡者，郑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郑吉便宜发诸国兵击破车师兜訾城，车师国尽归汉。 10月，匈奴单于遣弟伊酋若王胜之入汉献见，贺正月，始和亲。 公元前59年 珠崖郡三县叛，汉天子发兵击定之。 公元前58年 6月，匈奴单于遣弟呼留若王胜之入汉朝见。 公元前56年 12月，匈奴呼速累单于乌厉温敦率众降汉。 公元前54年 2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向汉称臣，遣弟右谷蠹王入侍。汉天子以边塞无寇，减戍卒什二。 公元前53年 2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于汉，郅支单于呼屠吾斯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于汉。 12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遣弟左贤王入汉朝贺。 公元前52年 5月，珠崖郡九县叛，汉天子遣护军都尉张禄将兵击定之。 公元前51年 1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汉。 2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入汉朝见天子。 3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归匈奴。汉天子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骑都尉虎将万六千骑送之。匈奴郅支单于呼屠吾斯率众远遁西方，遣使奉献于汉。 12月，汉公主刘解忧自乌孙国归汉。 公元前50年 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匈奴郅支单于呼屠吾斯俱遣使入汉朝献。 公元前49年 2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入长安朝见汉天子。 3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归匈奴。 公元前48年 珠崖郡叛，汉遣兵击之。 公元前47年 珠崖郡复叛，汉复遣兵击之。 公元前46年 2月，珠崖郡山南县叛，汉兵死者凡万人，遂罢兵。 公元前42年 9月，西羌叛，汉遣右将军冯奉世击之。 10月，汉以太常任千秋为奋威将军，别将五校并进。 11月，太常任千秋将兵至陇西郡。 12月，汉军并进，击西羌。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余皆走出塞。 公元前41年 3月，汉军凡斩首羌虏八千余级，西羌平，汉军还。 公元前36年 8月，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匈奴郅支单于呼屠吾斯。 12月，汉军诛匈奴郅支单于呼屠吾斯，斩其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 公元前27年 10月，牂柯郡夜郎国迫胁其旁二十二邑叛。 11月，汉遣牂柯郡太守陈立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夜郎国。 12月，夜郎国平。 公元前11年 汉中郎将光禄大夫段会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击乌孙国，诛小昆弥太子。 公元6年 西羌庞恬、傅幡等怨汉摄皇帝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郡太守程永，西海郡太守程永奔走，汉摄皇帝诛西海郡太守程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西羌。 公元7年 3月，汉护羌校尉窦况等击破西羌。 10月，东郡濮阳县。翟义、刘宇、刘信、刘璜在这里做掉了观县令。然后，翟义、刘宇、刘信、刘璜招集车骑、材官士和东郡中英勇果断的猛士，带领他们进攻东平国都无盐县，吞并了东平国。刘信在这里称皇帝，翟义向各郡国发布讨伐王莽的檄文，檄文称王莽毒死了刘衎，做了摄皇帝，想灭绝汉室。翟义号召各郡国一起执行天诛，杀掉王莽。翟义、刘宇、刘信、刘璜的军队到达山阳郡后，兵力增加到了十多万。 11月，王莽慌了，他马上派孙建、窦况、刘宏、王昌、王邑、王骏、王况自主选调函谷关以西的人为校尉、军史，招集函谷关以东的士卒和在逃通缉犯。然后，孙建、窦况、刘宏、王昌、王邑、王骏、王况带领他们向东迎战翟义、刘宇、刘信、刘璜的军队。王莽又派赵恢带兵守卫长安城、武让带兵驻扎在函谷关、逯并带兵驻扎在武关、刘歆带兵驻扎在宛县、甄邯带兵驻扎在霸上县、王恽带兵驻扎在平乐馆、王晏带兵驻扎在长安城北。 12月，孙建、窦况、刘宏、王昌、王邑、王骏、王况带领军队到达陈留郡菑县，与翟义、刘宇、刘信、刘璜带领的军队展开大决战。刘璜被斩首，翟义、刘宇、刘信带领军队败退到淮阳国圉县。 公元8年 1月，孙建、窦况、刘宏、王昌、王邑、王骏、王况带领精兵围攻淮阳国圉县。结果，刘宇战死，翟义、刘信弃军逃亡。翟义运气很差，他逃到淮阳国固始县境内被活捉，并被带到淮阳国陈县处以磔刑。刘信运气好，没被抓到。 2月，孙建、窦况、刘宏、王昌、王邑、王骏、王况带兵回到了长安城。 公元9年 1月10日,汉假皇帝王莽改国号为新,即皇帝位于京兆尹长安县之未央宫前殿。 西汉篇——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是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的事件。 汉高帝六年（前201年）九月，匈奴冒顿单于引兵攻太原，围韩王信于马邑（今山西朔县西北）。韩王信降匈奴，并与匈奴联合南下攻汉。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初，刘邦亲率三十余万大军击韩王信，于铜鞮（今山西沁县南）破其军，又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晋源镇）破其与匈奴之联军。 刘邦闻匈奴军屯代谷（今山西繁峙西北），欲击之，派人侦察匈奴虚实。冒顿匿其精壮，故意示弱。汉使十数人连续回报，皆言匈奴可击。刘邦又派刘敬前往侦察，未及还，刘邦即悉发汉军三十二万北上。刘敬（娄敬）回来后，指出匈奴有诈，不可轻易进兵。刘邦不听，亲率先头部队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步兵未全到。 冒顿单于以四十万精骑围刘邦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凡七日，汉军内外联络中断，无法相救。刘邦采纳陈平之计，重赂匈奴阏氏，在阏氏劝说下，冒顿解围之一角，汉军乃得突围，至平城与主力会合。匈奴引兵北去，汉亦罢兵，派刘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 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杀死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并且东击东胡，西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统一了匈奴各部，逐渐强盛起来。由于中原处于秦末战乱而无暇北顾，冒顿单于利用兵强马壮的优势，收复了蒙恬所夺的匈奴地及朝那（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东南）、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附近）等郡县，直接威胁到中国北部的统治。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刘邦称帝，大封诸侯，其中异姓诸侯王有七位，其中韩王信获封国于颍川一带，定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阳翟地处中原腹地，刘邦认为韩王信封地乃兵家必争的战略重地，担心韩王信日后会构成威胁，便以防御匈奴为名，将韩王信封地迁至太原郡，以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为都。 不久，韩王信上奏，说晋阳离边疆太远，不利于守御，请求将王都迁到更北方的马邑（今朔州），得到刘邦批准。 韩王信与匈奴交战，败多胜少。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秋季，冒顿单于亲率军队，以10万铁骑围攻马邑，韩王信只得多次派使者与匈奴求和。 刘邦怀疑韩王信暗通匈奴，致书责备韩王信，韩王信担心会被诛，便与匈奴约定共同攻汉，以马邑之地请降。随后韩王信与匈奴挥师南下，攻下太原郡。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冬季，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出征匈奴，同时镇压韩王信叛乱。随行的主要谋士是陈平、娄敬，将领有樊哙、夏侯婴、周勃等。 汉军进入太原郡后，连连取胜，特别是铜鞮（今山西省沁县一带）一战，大获全胜，使韩王信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部下将领王喜被汉军杀死，韩王信逃奔匈奴。韩王信的将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拥立战国时赵国后代赵利为王，聚集韩王信的残兵败将，准备再次与匈奴合谋攻汉。 冒顿单于派左、右贤王各带兵一万多骑与王黄等屯兵广武（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以南至晋阳一带，企图阻挡汉军北进。汉军乘胜追击，在晋阳打败了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乘胜追至离石（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再次击败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匈奴再次在楼烦西北集结兵力，被汉骑兵部队击溃。 由于汉军节节胜利，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刘邦到达晋阳后，听说匈奴驻兵于代谷（今山西省繁峙县至原平市一代），于是先派人侦察冒顿虚实。而冒顿将其精锐士兵、肥壮牛马等隐藏起来，只显露出年老弱小的士兵和瘦弱的牲畜，派去的使臣十余批回来都说匈奴可以攻击。 刘邦派刘敬（娄敬）再去出使匈奴，他回来报告说：“两国交兵，这时该炫耀显示自己的长处才是。现在我去那里，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这一定是故意显露自己的短处，而埋伏奇兵来争取胜利。我以为匈奴是不能攻打的。”这时汉朝军队已经越过了句注山，二十万大军已经出征。刘邦听了刘敬的话非常恼怒，骂刘敬道：“齐国孬种！凭着两片嘴捞得官做，现在竟敢胡言乱语阻碍我的大军。”就用镣铐把刘敬拘禁起来押在广武县，准备凯旋后进行处罚。 刘邦率轻骑先到达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此时汉朝大军还未完全赶到。冒顿单于在白登山设下埋伏。刘邦带领兵马一进入包围圈，冒顿单于马上指挥40万匈奴大军，将刘邦的兵马围困在白登山，使汉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不能相救。刘邦发现被包围后，组织突围，经过几次激烈战斗，也没有突围出去。之后，冒顿率领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匈奴骑兵西面的是清一色白马，东面是一色青马，北面是一色黑马，南面是一色红马，企图将汉军冲散。结果，双方损失很大，一直相持不下。此时正值隆冬季节，风雪交加，汉军士兵中被冻掉手指头的就有十之二、三。匈奴围困了七天七夜，也没有占领白登。 汉军在被围了七天后，粮食也快吃完了，饥寒交迫，危在旦夕。陈平看到冒顿单于对新得的阏氏（单于的妻妾）十分宠爱，朝夕不离。这次在山下扎营，经常和阏氏一起骑马出出进进，浅笑低语，情深意笃。于是陈平向刘邦献计，想从阏氏身上打主意。刘邦采用陈平之计，派遣使臣乘雾下山，向阏氏献上了许多的金银珠宝。 于是阏氏就对冒顿单于说：“军中得到消息说，汉朝有几十万大军前来救援，只怕明天就会赶到了。” 单于问：“有这样的事？” 阏氏回答说：“汉、匈两主不应该互相逼迫得太厉害，现在汉朝皇帝被困在山上，汉人怎么肯就此罢休？自然会拼命相救的。就算你打败了他们，夺取了他们的城地，也可能会因水土不服，无法长住。万一灭不了汉帝，等救兵一到，内外夹攻，那样我们就不能共享安乐了。” 冒顿单于问：“那怎么办呢？” 阏氏说：“汉帝被围了七天，军中没有什么慌乱，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虽有危险但最终会平安无事的。你又何必违背天命，非得将他赶尽杀绝呢？不如放他一条生路，以免以后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咱们头上。” 冒顿单于本来与韩王信的部下王黄和赵利约定了会师的日期，但他们的军队没有按时前来，冒顿单于怀疑他们同汉军有勾结，就采纳了阏氏的建议，打开包围圈的一角，让汉军撤出。当天正值天气出现大雾，汉军拉满弓安上箭，从已经解除包围的一角慢慢地走出，才得以脱险。 “白登之围”后，冒顿单于屡次违背汉朝与匈奴所订立盟约，对边界进行侵扰劫掠活动。刘邦尽斩先前进言匈奴可击的十几名使臣，并赦免刘敬，封为关内侯，食禄两千户，号为建信侯。 刘邦为了休养生息，采纳刘敬的建议，要将鲁元公主下嫁匈奴，吕后不答应，日夜哭泣，刘邦改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并派刘敬作为使者陪同前往。此外，刘邦与冒顿单于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汉朝每年送给匈奴大批棉絮、丝绸、粮食、酒等。两国的关系得到暂时的缓和。 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令樊哙止定代地。（《史记·高祖本纪》） 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史记·陈丞相世家》） 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其与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匈奴仗左右贤王将万馀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樊哙）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于代。自霍人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夏侯婴）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灌婴）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于代，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于武泉北。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硰石。至平城，为胡所围，从还军东垣。（《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馀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於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於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史记·匈奴列传》） 西汉篇——吕后 吕雉（?－公元前180年8月18日），字娥姁（xu），砀郡单父县（今山东单县）人，汉高帝刘邦之妻，通称吕后、汉高后等，与唐朝的武则天并称为“吕武”。 吕雉早年嫁给泗水亭长刘邦，生下刘盈和鲁元公主。刘邦即位后，吕雉参与诛杀韩信、彭越。汉惠帝刘盈即位后，她被尊为皇太后，成为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汉惠帝驾崩后，吕雉先后拥立前少帝与后少帝，两度临朝称制，成为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 吕雉统治期间，尊崇黄老之学，奉行无为而治的方针，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支持汉惠帝废除挟书律，鼓励民间藏书、献书，恢复旧典，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吕雉屈杀功臣韩信，又重用吕家人，开启了汉代外戚专权的先河；同时破坏白马之盟，封王诸吕，破坏因功封侯的原则。且重用宦官，给张释等多个宦官封侯，开启汉代宦官封侯的先河，是后世汉代宦官专权的肇始。且吕雉连立幼帝，亦有贪权之过。 公元前180年8月18日，吕雉因“病犬祸”而去世，陪葬于长陵。《史记》评价她执政期间“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给予极大的肯定。 吕雉本来随其父吕公住在砀郡单父县（今山东单县终兴镇潘庄），后吕家因躲避仇家迁居沛县。吕公和沛县县令关系极好，沛县的官员为巴结上司，纷纷前去祝贺吕家乔迁之喜。主吏萧何负责排定宾客的座次，他叫仆役把贺礼不到一千铜钱的都安排坐在堂下。亭长刘邦认为沛县诸官吏也没什么了不起，就填上献礼为“贺钱一万”，其实根本就没带钱来。 吕雉父亲知道后，本是带些怒气出来把他赶走，一见却大吃一惊，觉得刘邦将来定是个不凡人物，因此引入堂内就座。萧何告诉吕公，刘邦只会说大话，没什么成就。但吕公不以为然。刘邦坐在上宾座位后，就大声调侃其他沛县官吏。 宴会进行到一定时间后，吕公说，我很会看面相，但是没看过像你这么相貌不凡的，我有个女儿（即吕雉），希望你愿意接受她当你的糟糠妻。事后吕公的妻子吕媪很生气，说，你以前说你这个女儿很难得，一定要嫁个非常好的丈夫。沛县县令对你这么好，你还不肯嫁女儿，居然要把她嫁给刘邦？吕公说，这不是你妇人家懂的事。还是把吕雉嫁给刘邦。于是，吕雉嫁给了亭长刘邦。吕雉为刘邦生有女儿鲁元公主，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吕雉生下儿子刘盈。在此之前刘邦已与外妇曹氏生有一个庶长子刘肥。 刘邦任职亭长时曾请假回家务农，吕雉和两个孩子在田间锄草，有一位过路老丈向其讨水喝，吕雉还留他吃了饭。老丈看了吕雉的面相赞道：“夫人是天下贵人。” 吕雉请他给两个孩子看相，他看了孝惠帝，说：“夫人之所以能成为贵人，是因为有这个儿子。” 他又看了鲁元公主，也说将来是位贵人。老丈走后，刘邦从另一间田舍归来，吕雉向他备言前事，说那位老丈相我母子三人都是大贵之相。刘邦问老丈在哪，吕雉说：“其走未远。” 刘邦追及老丈，求问自己的生相。老丈说：“刚才说夫人及令郎等生相大贵，都是由于您的洪福。您的生相是贵不可言。” 刘邦连忙称谢道：“果真如老先生所说，我永远会记住您的指点之恩。”到刘邦登基后，这位老丈早已不知去向。 秦始皇还在世时，刘邦身为亭长私自释放要送往骊山的役徒，因而藏匿于芒砀山的山泽岩穴之中。在刘邦躲避官府追捕时，狱吏去逮捕刘邦的妻子吕雉，对吕雉有轻薄举动。曾担任狱吏的任敖向来与刘邦交好，见此情况大怒，打伤了看管吕雉的狱吏。吕雉后来曾和其他人多次去看望刘邦，每次都能准确地找到他。吕雉还宣称刘邦具有“云气”，使得沛县子弟听说后，很多都想来归附刘邦。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十月，刘邦在沛县率众起义，此后开始频繁在外征战。吕雉与子女留在沛县，在这三年又十个月的时间里由舍人审食其伺候。 汉王元年（前206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吕雉等家属仍然在沛县。同年八月，刘邦在控制三秦形势之后，令将军王吸、薛欧出武关，想派遣军队回沛县去接刘太公、吕雉等亲人。被项羽派兵在阳夏县阻截，军队不能前进。吕雉的两位兄长都是列将，跟随刘邦征伐。吕雉的大哥吕泽率兵先行攻回砀县，刘邦派吕雉的二哥吕释之返回丰沛故乡，侍奉并护卫吕公、刘太公等人。同年，刘邦封吕雉父亲吕公为临泗侯。 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出关攻取列国，在定陶县大胜楚军。于此获得定陶人戚姬，非常宠幸。 汉王二年（前205年）四月，汉军乘项羽陷入齐地不能自拔之际，一举攻下楚都彭城。而项羽率骑兵迅速回攻，分别与汉军在彭城县、灵璧县东面、睢水北岸展开大战，汉军大败。刘邦和几十个骑兵逃走，想去沛县接走家人；楚军也派人到沛县掠取刘邦家人。家人都已逃亡，没和刘邦相见。刘邦在路上碰见女儿鲁元公主和儿子刘盈，便带上车，楚军骑兵追击，刘邦情急之下，把刘盈、鲁元推下车去，夏侯婴下车把他们抱上来，如此来回多次。刘邦最终脱离险境后，再次寻找刘太公、吕雉，没有找到。审食其跟随刘太公、吕雉从小路潜行，寻找刘邦，反而碰上了楚军。楚军就带他们回到军营，上报给项羽，项羽便经常把他们扣押携带在军营中，当作人质，此时吕雉大哥吕泽为汉军统率士卒驻守在砀郡下邑，刘邦抄小路前去投奔他，吕泽再次发兵帮助刘邦。六月，刘邦立刘盈为王太子，次年，戚姬生下儿子刘如意。 吕雉与刘邦父母等一众家属为楚军所俘，被俘期间，审食其伴随了吕雉一年。 汉王四年（前203年），这一年，吕雉的父亲吕公去世。九月，楚汉相争到这时，汉军兵多粮足，项羽兵疲粮绝。刘邦两次遣使劝说项羽，双方议和，最终项羽答应放回刘邦的父母妻子。 汉王五年十二月（前203年12月29日至前202年1月27日期间），西楚霸王项羽身死。 汉王五年二月甲午日（前202年2月28日），刘邦称帝。吕雉被封为皇后，儿子刘盈为皇太子，女儿鲁元公主是赵王张敖的王后。 汉高帝六年正月丙戌日（前201年2月15日），也就是正月初一，这天吕雉的两位兄长被单独列出授予爵位，正式封侯，确立封国与食邑。吕泽被封为周吕侯、吕释之被封为建成侯。 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攻打韩王信、匈奴联军，在平城之战中被围白登山，七天后脱离险境。匈奴再次进攻代国，刘邦二哥代王刘喜弃国逃走，刘邦改立刘如意为代王。回朝之后，刘邦听取娄敬的建议，打算和匈奴和亲，派遣长公主（即鲁元公主）前往匈奴。吕雉于是没日没夜地和刘邦哭诉，说：“妾身只有太子和这一个女儿，怎么还要抛弃她送给匈奴啊！”刘邦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改派家族里的女孩假称长公主，送去和亲。 汉高帝八年（前199年）冬天，韩王信的反叛军入侵赵国东垣，刘邦率军平叛。吕雉的大哥吕泽死于战事。当时刘邦回师经过赵国，赵王张敖的臣僚贯高、赵午等人密谋行刺刘邦未成。 汉高帝九年（前198年），贯高、赵午等行刺皇帝的事情被揭露，包含张敖在内有许多人被捕。审判期间，吕雉因张敖是鲁元公主丈夫的缘故，多次向刘邦求情，刘邦愤怒地说：“假如张敖占据了天下，难道还缺你女儿这样的女人吗！”不听吕雉的劝告。后来因贯高死命辩白，才使得张敖免罪。张敖被释放后，因为是鲁元公主的丈夫，被封为宣平侯。 因行刺事件而牵连入狱的还有张敖的美人赵姬，她曾被张敖献给刘邦，当时已怀有刘邦的孩子，狱吏上报时，刘邦正在气头上，没有理会赵姬的申诉。赵姬的弟弟赵兼通过审食其请吕雉求情，吕雉嫉妒不肯去，审食其也不尽力争辩。赵姬生下儿子刘长，心中怨恨，就自杀了。官吏抱着刘长送到刘邦面前，刘邦懊悔，命令吕雉抚养刘长，安葬了赵姬。 此时赵国王位空置，于是刘邦改封儿子代王刘如意为赵王。又把当时的儒生领袖稷嗣君叔孙通调任为太子刘盈的太傅。 刘邦认为太子刘盈为人仁惠柔弱，不像自己，常想废掉他，改立戚姬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因为如意像自己。戚姬得到宠爱，常跟随刘邦到关东，她日夜啼哭，想要让自己的儿子取代刘盈做太子。吕雉年纪大，经常留守朝廷，很少见到刘邦，和刘邦越来越疏远。 周昌、叔孙通等朝中大臣都坚决反对废长立幼。周昌为人刚直，激动地一边口吃一边劝阻，把刘邦逗笑了，暂时搁置了换太子的决定。吕雉在东厢侧耳听到周昌和刘邦的对话，她见到周昌后，就跪谢说：“若不是您据理力争的话，太子几乎就被废掉了。刘如意年幼，刘邦担心自己死后，刘如意会性命不保。于是安排吕后和众大臣都敬畏的周昌担任赵国相，前去辅护刘如意。 刘邦想废掉太子，很多大臣都曾进谏劝阻，都没能改变刘邦的想法。吕后很惊恐，不知该怎么办。有人建议吕后去找张良。吕后就让她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劫持张良，逼着张良献计，张良给出了邀请“商山四皓”的对策。吕后立即派吕释之让人带着太子的亲笔信，以谦卑的言语，备好安车带着厚礼，让能说会道的辩士坚持邀请，终于使得商山四皓出山，客居在建成侯吕释之的府邸。 汉高帝十年（前197年），赵相国陈豨在代郡反叛，刘邦率军前往平叛。淮阴侯韩信打算与陈豨里应外合，密谋与家臣矫诏赦免所有刑徒官奴，发动他们袭击吕后和太子刘盈。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春正月，韩信在长安谋反的密谋被告发，吕后想召韩信入宫，又怕韩信和他的党羽不到位，于是和萧何合谋，假装让人从刘邦那边回来，宣告陈豨已败亡，召令列侯、群臣来庆贺，骗韩信入宫，最终吕后命武士捆住韩信，在长乐宫钟室将其斩杀，夷灭三族。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夏天，梁王彭越因与梁国太仆有矛盾，被太仆上告谋反，再加上之前讨伐陈豨时不听调令，刘邦于是派人逮捕彭越，贬为庶民，本是将彭越流放蜀郡青衣县，流放途中彭越遇见吕后，对吕后哭诉自己无罪，希望回到故乡。 吕后先是答应，带他一起去洛阳，再对刘邦说：“彭王是豪壮之士，现把他流放蜀地，是给自己留下祸患，不如杀掉他吧。我带着他一起回来了。”于是，吕后就让彭越的舍人告他再次阴谋造反。廷尉重走判罪流程，皇帝批准，最终诛杀了彭越，灭其家族，废除封国。又酿成肉酱分发给诸侯，使得淮南王英布大为惊恐，暗中部署兵力戒备。之后英布又因激反淮南国的中大夫贲赫，受贲赫告发谋反，最终英布起兵反叛。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在英布造反时，刘邦已经病重，曾卧床十几天不想会见群臣，他本意是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去平乱，然而商山四皓为了保全刘盈，建议吕释之让吕后去说服刘邦，吕后按照商山四皓的说辞对刘邦哭诉：“黥布是天下猛将，很会用兵，当今众将都是陛下过去的同辈，让太子统率这些人，和让羊指挥狼没有区别，没人肯听太子调遣，并且若让黥布听说这个情况，必会大张旗鼓向西进犯。皇上虽然生病，还可以勉强乘坐辎车，躺着统辖军队，众将不敢不尽力。皇上虽然受病痛所苦，为了妻儿还请自我振作啊。”于是刘邦亲自领兵东征，群臣留守长安，张良建议刘邦命刘盈为将军，督统关中军队，当时叔孙通任职太子太傅，刘邦让张良担任太子少傅辅导刘盈。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随着击败英布的军队回来，病情更加严重，愈发想要更换太子。连张良的劝谏也不听，张良就托病不再理事。太傅叔孙通引证骊姬与奚齐、扶苏与胡亥等古今事例进行劝说，以死相谏争保太子。刘邦假装答应了他，但还是想更换太子。等到安闲的时候，设置酒席，太子刘盈在旁侍侯。四皓跟着太子，他们的年龄都已八十多岁，须眉洁白，衣冠非常壮美奇特。刘邦很奇怪，就问他们是谁？四位老人上前回答，并各自报了姓名：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刘邦听后大惊：“我邀请诸公多年，诸公逃避我。现今为何自愿追随我儿呢？”四人回答：“陛下轻视士人，又爱谩骂。我们坚决不愿受辱，所以才因为恐惧而逃亡。如今听说太子仁孝恭敬，爱护士人，天下人都愿意争相为太子效死，所以我们就来了。”刘邦说：“烦请诸公好好替我照顾好太子。” 四位老人敬完酒，离去。刘邦看着离去的四位老人，指着他们对戚夫人说：“我想更换太子，他们四个人辅佐他，太子的羽翼已经形成，难以更动了。吕后真是你的主人了。” 戚夫人听说后，立即失声痛哭，刘邦说：“为我跳一曲楚舞，我为你唱一首楚歌。” 刘邦唱道：“鸿鹄高高飞起，一跃翱翔千里。羽翼已经长成，横跨飞越四海。已然纵横四海，还能奈他如何！虽有利箭长绳，又能何处施展！”刘邦唱了几遍，戚夫人抽泣流泪，刘邦起身离去，酒宴结束。从此之后，刘邦再也不提废立太子之事。 吕后性格刚毅，协助刘邦安定天下，镇压叛逆、打击割据势力，对巩固汉朝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并为她日后掌权作了充分准备。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攻打英布时再次被流矢射中，回来途中病情加剧，已十分严重，吕后请来良医。刘邦问医生，医生说：“病可以治好。”刘邦谩骂医生说：“我以一个布衣平民，手提三尺剑取天下，这不是天命吗？我命数在天，哪怕是扁鹊来了，又有什么用！”说完赏赐给医生黄金五十斤，打发他走了。 不久吕后问刘邦：“陛下百年以后，萧相国如果死了，让谁接替他？” 刘邦说：“曹参可以。” 又问之后呢，刘邦说：“王陵可以。然而王陵稍为憨直，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智慧有余，然而难以独任。周勃稳重厚道，缺少文才，但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做太尉。”吕后又问以后的事，刘邦说：“这以后的事也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了。” 樊哙是吕雉的妹夫，刘邦病重之时，樊哙在燕地平叛，有人说樊哙和吕氏结党，等刘邦死后就会带兵杀死戚夫人和赵王刘如意。刘邦听后大怒，立刻命令陈平和周勃去代替樊哙，到军中立刻把樊哙斩首。陈平因惧怕吕后，只是把樊哙扣押带回长安。 汉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日（前195年6月1日），刘邦在长乐宫病逝，到了第四天吕后仍秘不发丧。吕后和审食其商量说：“众将和皇帝都是平民起家，如今却北面称臣，为此经常怏怏不乐，现在事奉年轻的主君会更不服气，不全部族灭这些人，天下不会安定。” 有人知道后通知给将军郦商。郦商去见审食其，说：“我听说皇帝已经驾崩，四天不发丧，想要诛杀众将。如果真是这样，天下就危险了。陈平、灌婴统率十万士卒驻守荥阳，樊哙、周勃统率二十万士卒平定燕、代，这时他们听到皇帝驾崩，将领们全部被杀，必定连兵回来向关中进攻。大臣叛于内，诸侯反于外，天下覆灭可以翘足而待了。” 审食其转述给吕后，于是在丁未日（前195年6月4日）发丧，大赦天下。丙寅日（前195年6月23日），将刘邦下葬。己巳日（前195年6月26日），太子刘盈登基为皇帝，给刘邦上尊号为“高皇帝”，尊吕后为皇太后。 陈平在押送樊哙回朝时听说刘邦去世，途中恰逢吕后遣使来荥阳传唤，陈平于是直驱入宫在灵堂向吕后哭诉禀奏处理樊哙一事的经过，并留宿宫中担当警卫，打消了吕后的猜忌。吕后随即赦免樊哙。 对于那些为刘邦侍寝而受宠的妃子如戚夫人等人，吕太后非常气愤，就把她们都囚禁起来，不准出宫。而薄姬由于极少见刘邦的缘故，得以出宫，跟随儿子刘恒到代国，成为代王太后。 吕雉做了皇太后，就下令将戚夫人幽禁在永巷，剃去头发，颈束铁圈，穿上囚徒的红衣，让她舂米做苦役。戚夫人一边舂米一边唱着歌儿：“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吕雉因而大怒，说：“还想靠你儿子翻身吗？” 于是想召刘如意来长安杀掉。使者往返赵国多次，都被周昌给阻止。于是吕雉改召周昌，把他引来长安，然后再召见刘如意。刘如意到长安后，被皇帝刘盈前后护佑了一个多月。汉惠帝元年（前195年）十二月，吕雉找到机会毒杀了刘如意，徙淮阳王刘友为赵王，周昌因此辞职不再上朝。 到了夏天，吕雉又将戚夫人斩去手脚，挖掉双目，熏聋双耳，用哑药将她毒哑，让她待在茅厕之中，称作“人彘”[zhi]。过了几天，又叫刘盈来看，刘盈痛哭失声，命人向吕雉说：“这种事不是人做得出来的。臣是太后的儿子，终究没有办法治理天下。”此后刘盈纵情声色，不理朝政，落下了病根。 汉惠帝二年（前193年），楚元王刘交、齐悼惠王刘肥都来京朝见。十月，刘盈与刘肥在吕雉面前设宴饮酒，刘盈因刘肥是自己的长兄，就按照家人礼节，让他坐在上首。吕雉动怒，就命人倒了两杯鸩酒，摆在面前，让刘肥起身为她祝酒。刘肥站起来，刘盈也跟着站起来，拿起酒杯，想一起向吕雉祝酒。吕雉这才惊恐，赶紧起身打翻刘盈手上的酒杯。刘肥觉得奇怪，不敢喝这杯酒，装醉离去。后来问别人，才知道是鸩酒，刘肥很害怕，自以为不能从长安脱身，很忧虑。 齐国内史士向刘肥建议说：“太后只生有孝惠皇帝和鲁元公主。现在齐王你拥有七十多座城，而鲁元公主只有几座食邑。如果您能够把一个郡献给太后，作为公主的汤沐邑，太后必定很高兴，您也就无忧无虑了。”于是刘肥献出城阳郡，并尊公主为王太后，吕雉十分高兴，并赞许刘肥，就在刘肥的府邸摆酒宴，欢宴后，让刘肥回到封地。 汉惠帝三年（前192年），吕后与惠帝开始命人修筑长安城，到汉惠帝六年（前189年），工程全部竣工。各地诸侯来会，十月入朝庆贺。 汉惠帝四年十月壬寅日（前192年11月10日），吕雉立鲁元公主的女儿张氏为皇后。吕太后希望张皇后生个儿子，但用尽方法还是没有孩子，就让她装成怀孕，把后宫美人生的儿子弄来说是皇后所生，又杀掉孩子的生母，册立这孩子为太子。 汉惠帝四年三月甲子日（前191年4月1日），刘盈举行“及冠”礼，大赦天下。省去妨害吏民的法令，废除挟书律，此法本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制定之恶法。汉政府下令废止此律，亦下令鼓励民间藏书、献书，恢复旧典。 汉惠帝七年秋季八月戊寅日（前188年9月26日），刘盈逝世。发丧时，吕太后只是干哭，没有眼泪。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强任职侍中，只有十五岁，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皇帝这一个儿子，如今去世了，太后只干哭而不悲恸，您知道这里的原因吗？” 陈平问：“是什么原因？” 张辟强说：“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顾忌的是你们这班老臣。如果您请求太后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统领两宫卫队南北二军，并请吕家的人都进入宫中，在朝廷里掌握重权，这样太后就会安心，你们这些老臣也就能够幸免于祸了。” 陈平照张辟强的办法做了。吕雉很满意，才哭得哀痛起来。吕氏家族掌握朝廷大权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于是大赦天下。九月辛丑日（前188年10月24日），安葬刘盈。太子即位做了皇帝，到高帝庙去参拜，是为“前少帝”。前少帝登基的元年（前187年），朝廷号令完全出自太后。吕雉自此临朝称制，后来《史记》也由此年开始以“高后”作为纪年，并将吕太后列入本纪，彰显其行“皇帝”事的实际统治地位。 汉高后元年（前187年），吕雉称制之后，有意立诸吕为王，于是咨询群臣的想法，右丞相王陵以“白马之盟”为由极力反对，左丞相陈平和绛侯周勃则表示可以。十一月，吕雉将王陵调任为少帝的太傅，剥夺他右丞相的实权，王陵于是称病免职。吕后将陈平升任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其做左丞相。审食其不处理政务，负责监护宫中安全，如同郎中令。审食其以前就是吕雉的亲信，常常参与决断大事，朝廷大臣处理政务都要通过他来决定。吕雉于是追尊父亲吕公为吕宣王、长兄吕泽为悼武王，打算由此开头逐渐封诸吕为王。 此后，吕雉陆续封侄子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侄孙吕通为燕王，封女儿鲁元公主的儿子张偃为鲁王，封侄子吕种为沛侯，封外甥吕平扶柳侯。吕台去世之后封其子吕嘉继嗣为吕王。高后四年（前184年），又封其妹吕媭为临光侯，封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吕后先后分封吕氏家族十几人为王为侯。 吕雉采用刘吕联姻的对策，把吕氏女嫁予刘氏侯王，作拉拢监视之用。将吕禄的女儿嫁给刘章，封刘章为朱虚侯；把吕媭的女儿嫁给营陵侯刘泽，封刘泽为琅琊王；把吕产的女儿嫁给赵王刘恢；淮阳王刘友以诸吕女为王后；后少帝刘弘的皇后也是吕禄的女儿。 吕雉在对待政治上的对手和潜在威胁对象时手段果决狠戾，如称制前对韩信、彭越、戚夫人、刘如意、刘肥等人的处理。而在称制期间，部分刘氏子嗣同样受到了残酷对待，前少帝因放言长大要报杀母之仇，吕雉于是杀死了这个孙子，改立常山王刘义（即刘弘）为帝，是为“后少帝”。又因吕氏女的谗言，吕雉将刘邦第六子刘友幽禁饿死。吕家王后毒杀了刘邦第五子刘恢的爱妾，致使刘恢悲愤自杀，吕雉因而废其子嗣，收夺封国。刘邦第八子燕王刘建去世，吕雉派人杀掉他的子嗣，将封国收回赐给吕氏。因连续三位兄弟在赵王之位死于非命，刘邦第四子刘恒婉拒吕雉改封赵王的建议，坚持留守代国；第七子刘长也因曾受吕雉抚养之情，最终此二子得以保全。 但在对于百姓方面，吕雉则较为宽容，她施政不出门户，天下也安然无事。刑罚很少使用，犯罪的人也很稀有。百姓都专心从事耕作，衣物和粮食也都逐渐富足起来了。 汉高后八年（前180年）三月，吕后外出祭祀，经过轵道时，见到一头像苍狗的动物，扑向吕后的腋下，然后突然不见了。占卜者说，这是赵王刘如意的鬼魂在作祟，吕后便腋下受伤患病。 同年七月，吕雉病重，她临终前仍没有忘记巩固吕氏天下。在她病危之时，下令任命侄子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并且告诫他们：“高帝平定天下以后，与大臣订立盟约：‘不是刘氏宗族称王的，天下共诛之。’现在吕氏称王，刘氏和大臣愤愤不平，我很快就死了，皇帝年轻，大臣们可能发生兵变。所以你们要牢牢掌握军队，守卫宫殿，千万不要离开皇宫为我送葬，不要被人扼制。” 八月一日，吕雉病死（病犬祸而崩），与刘邦合葬长陵。 吕后留下遗诏，赐给各诸侯黄金千斤，将、相、列侯、郎、吏都按官阶赐给黄金。大赦天下。让吕王吕产担任相国。让吕禄的女儿做后少帝刘弘的皇后，即吕皇后。由于吕后在政时期培植起吕氏外戚集团，加剧了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时得罪了刘氏皇族集团和开国军功集团。因此在她死后，马上就酿成了刘氏与吕氏的流血斗争。吕后没有完成她的政治计划就去世了。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骤然激化，袒刘之军蜂起。齐王刘襄发难于外，陈平、周勃响应于内，刘氏诸王遂群起而杀诸吕，吕氏一族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刘氏与吕氏的一场流血斗争，以刘氏皇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诛灭吕氏势力后，大臣认为吕雉所立的后少帝和另外几个孩子均不是刘盈亲生，想在刘姓皇族中另外选择皇位继承人。考虑的重点就是其母亲，新皇帝不能有一个势力强大的母家，于是迎立当时封为代王的刘恒继承帝位，是为“汉文帝”。当晚宗室与大臣前往清理宫室，后少帝刘弘等几个孩子被诛杀。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由于吕雉种种不利于汉朝社稷的行为，光武帝刘秀下令将其牌位从高帝庙中迁出，并改尊汉文帝之母薄姬为高皇后，让薄姬配飨地只等级的祭祀。吕雉的神主牌位被迁到园陵，在那里四季供奉祭祀。 吕后沿袭了“与民休息”之国策，行“无为而治”。 鼓励生产。如公元前191年，诏令郡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措施，来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又“减田租，复十五税一”。 修改汉法。公元前187年，诏令“除三族罪，妖言令”；她还“减刑，颁布赎罪法”；制定“戍卒岁更”的制度；除挟书律。 重用外戚。吕后临朝初期，册立她的兄长的儿子吕台、吕产、吕禄以及吕台的儿子吕通4人为王，同时封6个吕家人为列侯。高后七年（前181年）十二月，又封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后临终前，又让吕禄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由于吕后给吕家人封王，导致大臣们愤愤不平。吕后驾崩后，群臣与刘章等共诛吕氏，吕家人无论长幼皆被斩杀。 重用宦官。吕后以女主称制，让宦者担任大谒者等职，出入卧内，受宣诏命，其任甚重。《汉书·燕王刘泽传》:“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卿。”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奄人也。”高后八年（前180年）春，吕后封中大谒者张释(宦者令)为建陵侯；此外，各个中官(宦官)、宦者令、宦者丞皆封关内侯，食邑五百户。吕后试图以此培养宫廷势力对抗以丞相为首的功臣列侯集团，但吕后主观地封宦官为侯，直接损害了刘氏诸侯王和功臣侯集团的利益，打破了自高祖、惠帝以来所形成的皇权、功臣侯集团、同姓诸侯王三者之间的平衡局面，导致了西汉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加剧。吕后这种重用宦官、给予他们优厚待遇的做法，可说是后世汉室宦官专权的肇始。 破坏白马之盟。汉高祖刘邦曾确立白马之盟，即非刘氏不得封王，无功不得封侯。白马盟约的缔结保障了功臣与刘氏家族的利益。原则上，除了刘氏家族，任何人若无军功都没有资格封侯。即使是皇帝也不能随便破坏盟约。然而刘邦死后，吕氏女主专政，在宦官张释的劝说下，她想给吕家人封王，右丞相王陵即以白马之盟拒绝。后来，吕后在陈平、周 勃等大臣的支持下，于吕后元年开始封王诸吕，并破坏因功封侯的原则，开启了外戚以姻亲封侯的先河。 吕后继续重农之国策，有步骤地放宽经商政策。刘邦统治后期，下达抑商法令，惩治不法商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但打击面过大，挫伤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亦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惠帝、高后时期，虽亦有“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诏令，但朝廷还是“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解除了商人在经济上的重负及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 汉惠帝六年（前189年），朝廷还“起长安西市”，使长安成为汉朝经济活动的中心，亦为长安后来成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奠定了基础。 在高后二年（前186年）和六年（前182年），朝廷又分别采取“行八铢钱”和“行五分钱”的措施，运用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进行管理调控，对稳定币值、平衡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吕后执政期间遵循刘邦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未对匈奴兴兵。 汉惠帝四年（前192年），刚死去阏氏的冒顿单于遣使者送来一封言词极为不敬的国书给吕后，上面写道：“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认为受到了奇耻大辱，勃然大怒，召见丞相陈平及樊哙、季布等，欲斩使者，出击匈奴。樊哙表示：“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中郎将季布却指出：刘邦当年在与匈奴之战中最终未占得便宜，不得已采纳刘敬的和亲建议，来换取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今歌唫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亦即如今的汉朝军事势力依然不及匈奴，宜继续和亲为上。 最终，吕后听从了中郎将季布的意见，派大谒者张泽回信表示：“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后，遣使道歉说：“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并顺便献马，继续维持和亲。 然而，不久匈奴仍常年侵犯边境，高皇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夏，四月，匈奴侵犯狄道，攻打阿阳县。次年冬，十二月，匈奴再度侵犯狄道，劫掠百姓二千余人。此外，陇西地区在吕后掌权时期三次被匈奴围困，导致“民气破伤，无有胜意”。 吕后执政时，经过有关部门的请求，针对南越国实施贸易制裁，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即禁止南越国从汉朝购买铁器，所交易的马、牛、羊给雄性不给雌性。南越武王赵佗斥责吕后听信谗言，并认为这是长沙王想倚靠汉朝吞并南越之计。于是自称南越武帝，发兵进攻长沙国边境，击溃了多个县的兵力，汉与南越关系破裂。吕后派将军隆虑侯周灶讨伐南越，正逢夏天，士兵染疫，不能越过五岭。一年多后，吕后去世，随即罢兵。南越武帝赵佗因此借助军威获取财物并贿赂闽粤地区与瓯骆西部，将其纳为役属，致使南越东西国境长达万余里，于是赵佗便乘坐帝王车驾，与西汉抗衡。 吕后执政时，辽东太守与逃到朝鲜自立的卫满相约，卫满为汉之外臣，统领辽东塞外蛮夷，不许其犯边，蛮夷君长到长安朝见，不准禁止。朝廷批准其约，于是卫满得以征服辽东塞外各族，成为“地方数千里”的政权。 历史评价 刘邦：吕后真而主矣。 郦寄：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 卢绾：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 汉文帝：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 西汉篇——汉文帝 刘恒（前203年-前157年）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第四子，母为薄姬。汉朝第五个皇帝。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陈豨叛乱被镇压，刘恒被封为代王。后跟母亲在封地居住。刘邦逝世后，政权一度被吕太后控制，刘邦的其他儿子纷纷被杀，刘恒因为僻居远方，且谦恭谨慎，别人看其没有竞争皇位的可能，侥幸活了下来。吕太后死后，元老勋臣们平定“诸吕之乱”，把刘恒推上皇帝宝座。即位后，刘恒执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也重视农业，多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减轻田租、赋役和刑狱，同时取消过关用传（符证）制度，方便行旅往来和商品流通，并弛山泽之禁，促进盐铁业发展。又采纳贾谊、晁错等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的建议，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巩固中央集权。于后元七年（前157年）元月，汉文帝刘恒死于未央宫，葬于霸陵。 刘恒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其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刘恒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同时，刘恒也是一位备受史家赞誉的皇帝，刘恒励精图治的行为，宽仁节俭的美德，爱民重农的思想，无不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刘恒的法律思想，特别是主张废除肉刑的见解和下令废除肉刑的做法，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亲薄姬在秦末原为魏王魏豹妾。楚汉之争初期，魏豹附汉而叛汉，乃为汉将韩信、曹参败俘，后被汉将周苛所杀。因此，薄姬成了俘虏，送入织室织布。后刘邦见她有些姿色，就纳入后宫，岁余不得宠幸。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初，刘邦坐在河南宫内成皋台上，管夫人和赵子儿两位美人相伴，她们在一起谈笑当年与薄姬的约定。汉高祖听到后，问她们笑什么，两人将实情全部告诉了汉高祖。刘邦内心感到伤感，怜悯薄姬，当天就把薄姬召来并与她同房。薄姬说：“昨夜我梦见有苍龙盘踞在我肚子上。”汉高祖说：“这是显贵的吉兆，我为你促成这件好事。”这一次同房，薄姬就有了身孕。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在河南宫内成皋台生下儿子刘恒。自薄姬生下儿子刘恒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刘邦。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在亲征平定代地诸侯陈豨的叛乱后，册立八岁的刘恒为代王，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其后刘恒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代地由是大安。另一方面，汉初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母亲的悉心教导，养成了谨慎沉静的性格。更重要的是，这为即位后成功应对功臣问题与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去世后，忠于刘邦的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皇孙朱虚侯刘章兄弟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考虑到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不是汉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评估了诸王和外戚势力后，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到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反而引起了疑心，属臣们也意见不同：代国郎中令张武等认为有诈，提议以有病不能前往为由推辞，以观察情况的变化；而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刘氏江山稳固，不必有所顾虑。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表明：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卜卦人马上即位做天王，将家族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向夏启延续夏禹那样。卦师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级。 于是，刘恒初步决定入京即位。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步步为营，深怕中计，丧命黄泉。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到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宋昌到达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宋昌到高陵回报刘恒，于是刘恒行进到达渭桥，群臣以臣礼拜见刘恒，刘恒亦谦逊回拜。太尉周勃进言说：“要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宋昌说：“要是太尉所陈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奏；要是所陈的是私事，王者是无私的。”太尉周勃就跪着送上天子玉玺。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代邸再议。”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进入代邸商量，期间刘恒西向两次辞让、南向三次辞让，在五让天下后，终于同意即皇帝位。随后刘恒让刘兴居清理宫掖，确保万无一失，才住进了未央宫。选择良辰吉日，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入京，仅带宋昌、张武等六人。即位后，下定决心要尽快整合皇权体制，以恢复和加强国家政权的运转能力。 因为得到皇位不易，文帝即位后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宋昌、张武为卫将军和郎中令，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晋爵，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公恢复了爵位和封地，同时，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分别赏赐、分封。这些措施使的文帝的帝位得到巩固。 除了用拉拢的手段巩固权势外，打击重臣也是文帝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方面主要是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周勃因为拥立文帝有功，每次退朝后，出来时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不把新帝放在眼里。而文帝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说文帝，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从此，汉文帝的神色变得越发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于是辞去了右丞相（汉时以右为上，陈平当时是左丞相，相当于副职）的职务，汉文帝很快也答应了。 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文帝任命周勃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文帝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文帝就下诏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文帝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丞相职务。 再后来，派友举报周勃身披盔甲，怀有谋反之心，文帝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帝舅薄昭向文帝说明自己惧祸才束甲，决无谋反之心的实情。汉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这和封建时代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做得确实很宽容。 汉文帝巩固皇位的主要措施有： 1掌握军队 军权是最大的权，汉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相关部门分别诛杀后少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邸里。新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2封赏功臣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中央。随新帝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文帝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同月，立窦氏为皇后。 由于汉初大力推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汉文帝的即位，使得刘氏宗室内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文帝三年（前177年），皇位继承中的利益分配不均，济北王刘兴居率先发动叛乱，开启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汉文帝派兵镇压，叛军土崩瓦解，刘兴居被俘自杀。 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 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文帝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文帝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文景之治”的繁盛之局。 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日（前157年7月4日），文帝在未央宫逝世，享年四十七岁。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同月乙巳日（7月10日），葬于霸陵（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西端）。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着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刘恒即位时又逐渐趋于表面化。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政治：1司法改革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2刑制改革 废除连坐法（首孥连坐法）。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废除肉刑，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详见汉文帝刑制改革）。 3令列侯归国 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当时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吏卒供给输送甚为劳苦，而列侯亦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于是下诏让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4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废除进出关要出示证件的法令。 5入粟拜爵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并在其《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刘恒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 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6礼制改革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鲁人公孙臣上书，称秦为水德，汉为土德，将有黄龙出现，应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但丞相张苍认为汉为水德，被文帝罢免。 文帝十五年（前171年），成纪出现所谓黄龙，正是土德之应，文帝乃拜公孙臣为博士，开始策划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宜。翌年，赵人新垣平因善于望气而得到文帝信任，在其建议下建立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并亲自祭祀，同时让博士诸生摘取六经文句作《王制》，并讨论巡狩、封禅事宜。 文帝十七年（前163年），新垣平让人拿一个刻着“人主延寿”四字的玉杯，献给文帝。在新垣平的建议下，文帝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后来有人告发新垣平所称之神异都是在欺君，文帝就灭了他三族，从此懈怠于改正朔、易服色、祀神明等事务，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虽然依然保留，但都是遣官致祭，不再亲自前往。 经济 1安民为本 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2减省租赋 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文帝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用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3减轻徭役 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4废除盗铸钱令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 5弛山泽之禁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文帝在位期间，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即位后，将军陈武等提议收取南越和朝鲜，文帝说：“朕能任衣冠，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对匈奴的国防政策亦是如此。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汉文帝在位期间，继续对匈奴和亲。 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中宫（秦宫，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前锋直抵岐州雍（今宝鸡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 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刘恒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附近）；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郡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文帝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历史评价 袁盎：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 司马迁：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西汉篇——汉景帝 汉景帝刘启（前188年～前141年3月7日），姓刘，名启，其父为汉文帝刘恒，其母为孝文窦皇后窦氏（即窦太后）。中国西汉第六位皇帝（前157年7月12日—前141年3月7日在位）。 刘启10岁时被立为太子，期间误杀刘濞之子，被刘濞怀恨在心，暗中伺机谋反。后元七年，汉文帝逝世，刘启登基为帝。即位初期，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削夺各诸侯王的封地。景帝三年，刘濞联合六位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刘启杀掉晁错企图平息叛乱无果，又任命周亚夫为将，历时三月平定叛乱。刘启乘势下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景帝十六年（前141年），驾崩于未央宫，享年四十八岁，谥号孝景皇帝，安葬于阳陵。 刘启继承汉文帝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重农抑商，轻徭薄赋，实行三十税一，厉行节俭，减轻刑罚，振兴文教，略修礼仪。同时采取“南抚劲越，北和强胡”策略，继续与匈奴和亲，对南越安抚，注重积极防御，在匈奴接壤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但刘启因母亲窦太后的缘故大封外戚为侯，开启了汉代以姻亲封外戚为侯的先河。 景帝之治，取得了“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的治绩。为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刘启，汉惠帝七年（前188年）出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西南），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文帝刘恒的儿子，母亲是窦氏。 刘启出生时，父亲刘恒在代国为代王。刘启在刘恒几个儿子中排行居中。刘恒为代王时，与代王后生有四子，刘恒未即位之前代王后便已去世。 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刘恒被拥立为皇帝后，代王后所生四子都相继病死。刘恒即位数月，公卿大臣请立太子，而刘恒诸子中刘启最大，于是就被立为太子，母亲窦氏被立为皇后。文帝又先后任命张相如和石奋为太子太傅。 刘启为太子时，吴王刘濞的世子刘贤入京，陪伴刘启喝酒下六博棋。刘贤的师傅都是楚人，从而使他养成轻佻、剽悍的个性，平时又很骄矜，与刘启博弈时，为棋路相争，态度不恭敬，刘启就拿起棋盘打刘贤，不料把他打死了，汉文帝派人将其遗体送回吴国去埋葬。从此刘濞怨恨刘启。 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日（前157年7月4日），汉文帝去世。同年六月丁未日（7月12日），太子刘启继承帝位，是为汉景帝，尊祖母皇太后薄姬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皇后窦氏为皇太后。 刘启即位后，先提拔晁错担任内史，然后又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晁错经过分析，告诉刘启要特别提防诸侯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 刘濞已经暗中准备了四十来年，他私自铸钱，又煮盐贩卖，为了积蓄力量，他还招纳逃犯，谋反之心越来越显露出来。所以，晁错极力主张刘启削夺各王的封地，即削藩。 刘启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决定先削夺吴国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见朝廷开始动手，不愿束手就擒，在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联合各地诸侯王打着诛杀晁错、安定国家的旗号反叛作乱。这次叛乱共有七个诸侯王参加，史称为“七国之乱”。 刘启知道了七国反叛的消息，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三十六个将军去攻打吴国、楚国；派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国；派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国、赵国的军队。 窦婴向刘启引见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刘启召袁盎进宫相见，趁机劝说刘启杀掉晁错，以保国家安全，平息叛乱。刘启采纳了袁盎的计策，便杀了晁错。 而七国之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刘启调派周亚夫等将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用截断叛军的粮道然后坚守不出的战略，最终击溃了叛军，用三个月将叛乱彻底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刘启趁机将各诸侯王国的权力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诸侯国的官吏数量。诸侯王不再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七国之乱前夕，刘启之弟梁王刘武来朝，刘启酒后戏言：“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梁王辞谢，但仗着窦太后支持，对皇位有觊觎之心。七国之乱平息后，刘启于前元四年（前153年）四月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 刘启的姐姐馆陶公主刘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皇后，就想把女儿嫁给尚未婚配的太子刘荣。不料刘荣生母栗姬因厌恶馆陶屡次给刘启进献美女而拒绝这桩婚事，刘嫖十分恼火，于是为女儿和（刘启和王娡之子）胶东王刘彻订了婚事。 在此之后，刘嫖不时在刘启面前说栗姬的坏话外加称赞刘彻。刘启也认为刘彻德才兼备，所以对他格外宠爱。 有一次，长公主刘嫖和刘启说，栗姬经常让宫女们在背后用巫术诅咒唾骂皇帝喜爱的妃子。刘启听后，对栗姬生出厌恶之心，但是因为以往和栗姬感情深厚，仍旧存有善念。后来，刘启生病时曾试探栗姬，说：“我百岁之后，你要善待其他妃子和她们的儿子啊。”栗姬当时怀有愤恨之心，不但没有答应刘启，反而口出恶言。刘启对栗姬彻底失望，但是隐忍没有发作。 前元六年（前151年）农历九月，刘启废黜皇后薄皇后。 前元七年四月乙巳日（前150年6月3日），王娡被立为皇后，同月丁巳日（6月15日），王娡的儿子刘彻被立为太子。刘荣被废时，窦太后想趁机立梁王为嗣，但被大臣袁盎阻止。梁王派人杀了袁盎等人，景帝对梁王的不满达到极点，后因不忍窦太后伤心，并未处置梁王。 后元三年正月甲子日（前141年3月7日），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于是病中为太子刘彻主持加冠（成年礼）典礼。 不久，刘启病死于长安未央宫，享年48岁。葬于阳陵（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谥号“孝景皇帝”。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 汉景帝即位后，加强中央集权，重用御史大夫晁错，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汉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汉景帝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 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汉景帝即位时，母亲窦太后的兄长窦长君己死，景帝只好封舅舅窦少君（窦广国）以及窦长君的儿子窦彭祖分别为章武侯、南皮侯，而窦长君、窦彭祖叔侄皆未有功劳，《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云二人封侯皆是因为是皇太后（窦太后）的姻亲之故。所以历史上真正以姻亲封帝舅为侯始于此。国舅以姻亲封侯，违背了白马之盟“无功不得封侯”的规定，由此开启了汉代以姻亲封外戚为侯的先例。 对于匈奴的小股骚扰，景帝也没有大规模地反攻，而是以大局为重，注重的是积极的防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郅都等一批将领，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景帝时期，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 前元元年（前156年），景帝即位伊始就下令将田租减掉一半，也就是将十五税一降到了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 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的汉昭帝时代。 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景帝末年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文翁开创了郡国官学。 对于思想，景帝也不再严厉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当时的西汉初期，朝廷流行的黄老学派，即以黄帝和老子命名的学派，主张无为而治，轻徭薄赋。景帝在提倡黄老的同时也让包括儒家学说的其他各派存在、发展，这为后来董仲舒学说的发展以及被汉武帝的重视采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外交方面，景帝继续采取和匈奴和亲的政策，对匈奴进行安抚。同时在匈奴的边界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匈奴的骚扰。 历史评价 司马迁：1“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2“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 西汉篇——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中国西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汉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景帝三年（前154），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这时吴王刘濞就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被平定。 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爆发。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 刘濞（前215年－前154年），沛县（今属江苏）人。汉高祖刘邦之侄，刘仲之子。西汉宗室，诸侯王。前196年，刘濞受封为沛侯。英布造反时，刘濞跟随刘邦讨伐英布，一举击破英布军队。前195年，刘邦封刘濞为吴王，管辖三郡五十三城。刘濞封国东临大海，是海盐的绝佳产地。其时，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朝廷一度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一改前朝“官山海”的做法，取消了食盐官营制度。刘濞在封国内招纳天下亡命者，大量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规定吴国的百姓不交纳赋税，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吴国成为富饶之地。前154年，汉景帝采用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刘濞以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等七国举兵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兵败逃至东越被杀。 刘戊（？－前154年），西汉宗室、第三任楚王（前174年－前153年在位），楚元王刘交之孙，楚夷王刘郢客之子。汉景帝二年（前155年），他在为去世的薄太后服丧期间饮酒作乐，作风不良，被人告发。汉景帝遂削减其封地。他心怀不满，不听国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劝谏，勾结吴王刘濞起兵反叛汉廷，掀起“七国之乱”，与吴、赵叛军进攻梁国，兵败自杀，葬于楚王陵。 刘遂（？－前154年），西汉宗室、诸侯王，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赵幽王刘友的儿子。父王死后，他被吕后剥夺王位继承权。汉文帝即位后被立为赵王。汉景帝时，下辖的常山郡被削，心怀不满。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参加“七国之乱”，后被郦寄、栾布合击，兵败自杀。 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诸侯王。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实行郡国并行制，诸侯国的政治地位远远高于郡。 诸侯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并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且拥有强大的武装，由诸侯王随意调遣。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独揽大权。这些异姓诸王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此外，还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最终成为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 于是刘邦采取断然手段，消灭了异姓诸王。可是在消灭了异姓诸王后，汉高祖无力直接控制全国；同时，他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秦亡的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因此，他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史称“同姓九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汉初的同姓诸侯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但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这时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国的矛盾并不突出。 汉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非刘姓不王“的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汉高祖诸子，控制很严。齐王刘肥是汉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早有猜疑。刘肥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吕后死后，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齐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暗约其兄齐哀王刘襄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刘襄继承帝位。刘襄应约起兵，杀死了反对他起兵的齐相召平，诈夺琅琊王刘泽兵，兼并琅琊国以壮大实力，又进攻故济南郡（时为济川国）。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屯兵于荥阳防备，待机共伐诸吕。此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为防止类似外戚事件发生，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刘襄失去起兵的口实，在朝廷的安抚下只好退兵。 汉文帝以汉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而汉初所封诸侯王，已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汉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因而一再发生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 济北王刘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之机，起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被除。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被贬至蜀地，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汉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前往封地，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刘武是汉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刘揖死后徒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刘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刘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次兄刘仲之子，在淮南王英布叛乱之时，汉高祖亲征平叛。刘濞当时年仅二十，以骑将的身份跟随刘邦在蕲县之西一举击破英布的军队。英布逃亡被杀。当时荆王刘贾被英布所杀，没有继承人。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猛壮的藩王难以统治，而此时刘邦自己的儿子还都年幼，承担不起这个重任，于是就立刘濞为吴王，统辖三郡五十三城。 在汉惠帝、吕太后时期，天下初定，郡国的诸侯各自安抚辖区内的老百姓。吴地鄣郡产铜（《史记》《汉书》表述为豫章郡，但注文指出豫为衍字，当为鄣郡；且吴王封地为荆王刘贾故地，其中有鄣郡而无豫章郡，又据《汉书·地理志》，鄣郡确有铜官），吴王刘濞利用手中资源，招致天下众多的亡命之徒，盗铸铜钱。同时，吴地滨海地区产盐，吴王又煮海水为盐，贩卖到全国各地，获利颇丰。吴国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实力和资本日渐强大，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汉文帝时，吴王太子刘贤入朝，由此得以陪伴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饮酒玩乐。吴太子在和皇太子玩博戏的时候，吴太子在棋桌上争胜，态度不恭，太子刘启愤而拿起棋盘重砸吴太子头颅，当场将他砸死。 儿子被太子刘启误杀后，吴王从此不遵守诸侯对天子的礼节，称病不朝。朝廷以为他是因为失去儿子的缘故，但经过查实，确证吴王并没有什么病，就拘押了吴国使者。吴王惶恐不安，开始起了反叛之心。 后来，吴王派使者代他秋季朝觐，皇帝又问起吴王，使者回答说：“吴王实际上并没有生病，只是因为朝廷禁锢了好几个吴国使者，吴王害怕，所以才假装生病。请陛下捐弃前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汉文帝就赦免了吴国使者，又赐给吴王几案和手杖，体谅他年老，可以不再朝觐。吴王以为朝廷软弱，愈发骄横。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诸侯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御史大夫晁错开始与汉景帝谋划削藩。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上《削藩策》，再次上陈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等到楚王来朝，晁错借机说楚王刘戊为薄太后服丧时偷偷淫乱，请求诛杀他。 汉景帝下诏赦免死罪，改为削减东海郡作为惩罚；两年前赵王刘遂有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削减其六个县；随之景帝又与群臣商议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事宜。 汉景帝的削藩之举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吴王刘濞担心削地没完没了，就想进行谋反，遂亲往胶西，与胶西王刘昂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刘昂同意谋反，并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刘濞同时还派人前往楚、赵、淮南诸国，通谋相约起兵。 不久，汉景帝降诏削夺吴王刘濞的鄣郡、会稽郡。诏令传到吴国，吴王刘濞立即谋杀了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联合串通好的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六王公开反叛。刘濞征募了封国内14岁以上，60岁以下的全部男子入伍，聚众30余万人，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以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的名义，举兵西向，从而开始了西汉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向西渡过淮河，与楚兵会合，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联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刘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由于刘濞早有预谋，所以七国军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 汉景帝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曾当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向景帝献策诛杀晁错，满足叛军“清君侧”的要求以换取他们退兵，景帝采纳了袁盎之计，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腰斩晁错于东市。 但杀死晁错并没有让七国军队停下进攻的步伐，七国联军反而认为景帝软弱无能，于是刘濞自称东帝，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拒见袁盎。汉景帝这才下决心武力镇压叛乱，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位将军领兵抵御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领兵攻打赵国、栾布攻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的动向。 吴楚联军东进，行至梁国（治今河南商丘），遭到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吴楚联军并力攻城，攻下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梁王刘武向朝廷告急，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势大，正面决战难以取胜，献策用梁王军队拖住吴、楚主力，寻找时机切断对方补给，然后伺机击溃叛军，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于是周亚夫绕道进军，走蓝田、出武关，迅速到达了雒阳。 梁国被叛军轮番急攻，梁王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却派军队向东，屯兵于梁国以北的昌邑（在今山东巨野西南），坚守不出。梁王再次派人求援，周亚夫还是不发救兵。最后梁王写信给汉景帝，景帝又下诏要周亚夫进兵增援，周亚夫还是不为所动，梁王于是任命韩安国与张羽为将军，拼死抵御，与吴楚联军僵持。 梁国城池防守严密，吴兵无法西进，转而奔向周亚夫的军队。周亚夫坚守壁垒，不肯与战，私下却趁机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吴军断粮，士兵饥饿，几次挑战未果，于是夜里袭击周亚夫军营，佯攻东南面，周亚夫命令于西北面守备。吴兵果然从西北强攻，未能攻破，吴兵大败，士兵多半饿死或投降走散，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吴王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乘夜逃走，渡过淮河逃至丹徒（今江苏镇江），退守东越，并派人招集残兵。汉廷派人以利引诱东越，东越王骗吴王出去慰劳军队，用矛戟刺死吴王，献其头于汉朝。吴军溃散后，楚王刘戊自杀而死。 在齐地，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三王便退兵回到封国。胶西王回国后，其子刘德建议袭击汉军，不成则逃到海上，胶西王不听。到汉营请罪，韩颓当斥责他阴谋叛乱，宣读诏书，胶西王自杀而死。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也都伏法被诛。 在赵地，郦寄领兵进攻赵国，赵王刘遂坚守邯郸，郦寄久攻不下。匈奴得知吴楚兵败，也不肯出兵相助。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会师，水淹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刘遂自杀。 济北王刘志被国中郎中令劫持，未能发兵参与叛乱，所以赦而未杀，而是被徙居菑川。 齐王刘将闾为朝廷守城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 七国之乱，西汉中央政权获得了绝对胜利。这次叛乱，从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开始，到三月即被平息，七王皆死。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新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除。 七国之乱平息后，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汉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并进一步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继续推行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划，先后分封了诸皇子为诸侯王；取消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规定诸侯王不能自治其国，无权过问封国的政事，只能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 至此，中央政权的权力大大加强，诸侯王的力量大大削弱。诸侯国虽仍然存在，但由于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其实际地位已与汉郡无异，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平叛战争的胜利，中央集权的巩固，使得西汉王朝的实力愈发强大，汉族人对匈奴的反攻，也逐渐拉开序幕，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固，起到了卓越的成效。另一方面也缓解了原诸侯王势力下百姓艰苦的生活，让文景之治的利端真正的覆盖向全国，可以说为后来汉武帝时代的雄风和多年战争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评价 现代历史学家翦伯赞：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爆发。七国之乱平定以后，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显着加强了。（《中国史纲要》） 北华大学东亚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刘国石：七国之乱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标志着诸侯王势力威胁基本被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中央集权，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之比较》） 西汉篇——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西汉第七位皇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之子。 刘彻初封胶东王，七岁被立为皇太子，十六岁继承皇位，在位五十四年，功业甚多：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颁行推恩令，制订左官律和附益法，严禁诸侯王参政；不拘一格提拔有才之士为侍从以备顾问； 裁抑相权，依靠亲信、近臣宦官参与决策，形成中外朝制。又设十三州刺史部，加强对郡国的控制；经济上改革币制，禁止郡国铸钱，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 文化上建立正规的察举制，令郡国举孝廉及秀才、贤良方正等；实行尊崇儒术的文化政策，设五经博士，在京师长安兴建太学，又令郡国皆立学官。对外，派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其远徙漠北；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联系；又征服闽越、东瓯、南越、卫氏朝鲜，经营西南夷，在其地设置郡县。 但他迷信神仙，热衷封禅和郊祀，巡游各地，挥霍无度，并多次卖官鬻爵。在位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关东流民达二百万，农民起义频繁。又重用宦官，酿成“巫蛊之祸”，导致太子刘据自杀。 征和四年（前89年），刘彻下轮台诏，拒绝桑弘羊募民屯田轮台的建议。两年后驾崩，传位幼子刘弗陵，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刘彻好文学，尤喜辞赋，代表作有《秋风辞》《悼李夫人赋》等。 刘彻之母王娡在怀孕时，汉景帝刘启尚为太子。王娡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醒来告诉刘启后，刘启认为这是高贵的征兆。刘彻还未出生，他的祖父汉文帝刘恒就驾崩了。刘启继位，是为景帝，不久刘彻出生。刘彻是汉景帝第十子，亦是王娡唯一的儿子。 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四月二十三日，汉景帝立栗姬所生的长子刘荣为皇太子，刘彻亦同时被封为胶东王。刘彻的姑母馆陶公主刘嫖向栗姬为其女陈氏提亲，被栗姬拒绝，而王娡却许诺让刘彻娶陈氏，因此刘嫖不断向景帝诋毁栗姬而赞誉王娡，栗姬亦曾出言不逊而触怒景帝，天平遂逐渐向王娡母子倾斜。前元六年（前151年）薄皇后被废黜后，王娡暗中指使大行令奏请立栗姬为皇后，使景帝对栗姬的不满达到极点，于是处死大行令、疏远栗姬，在前元七年（前150年）正月废刘荣为临江王。四月十七日，景帝立王娡为皇后；二十五日，立时年七岁的刘彻为皇太子。 刘彻成为储君后，景帝拜卫绾为太子太傅、王臧为太子少傅，让他们辅导刘彻。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十七日，刘彻行冠礼。十天后，景帝驾崩，刘彻继位。 刘彻即位初年，太皇太后窦猗房、皇太后王娡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在朝中有很大影响力，刘彻也必须“奏事东宫”，也就是将国家政务向太后汇报。建元元年（前140年）六月，刘彻罢免了丞相卫绾和御史大夫直不疑，将两位外戚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分别任命为丞相和太尉。 另一方面，刘彻也分别任命儒者赵绾和王臧为御史大夫和郎中令。窦婴和田蚡都喜好儒术，赵绾和王臧又是鲁诗学和春秋谷梁学大儒申公的弟子，所以从这套执政班子可以看出刘彻的崇儒意志。他还命令丞相等内外大臣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派人以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召申公，申公见了刘彻后，强调治国需要“力行”而非“多言”，刘彻喜好文词，故对申公不甚满意，但毕竟已征召而来，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同时议定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及巡狩封禅等儒家礼制。 不过，太皇太后窦猗房崇尚黄老之学，阻挠儒学改革。同年十月（按汉初制度为建元二年十月），御史大夫赵绾请求刘彻不要再将政务汇报给太后，窦太后大怒，斥责他又是一个新垣平，于是用自己搜集到的赵绾、王臧等非法牟利的罪证，要求刘彻将赵、王二人下狱治罪，二人皆死于狱中。窦婴、田蚡也被罢免，改以开国功臣后裔许昌、庄青翟为丞相、御史大夫。明堂等儒家礼制也被废弃。 另一方面，馆陶大长公主自居拥立刘彻之功，对刘彻各种请求，令刘彻厌烦。刘彻按约定娶的馆陶大长公主之女陈皇后起初获得独宠，但她不仅“骄妒”，而且长年无子，使刘彻对她有所疏远。此时王太后告诫刘彻说：“你刚即位，大臣还没有完全服从，就先搞明堂，惹恼了太皇太后，如今又忤逆大长公主，肯定会严重得罪她们。妇人容易取悦，你一定要十分慎重！”于是刘彻不得不稍微尊重馆陶大长公主与陈皇后。在此期间，刘彻韬光养晦，沉湎于微行和狩猎。同时，他亦进行了一些对外开拓的准备工作和初步活动，如派张骞出使西域、派严助征讨闽越等。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刘彻得以完全掌权。他借口许昌、庄青翟办理丧事不力，将二人罢免，起用舅舅田蚡为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刘彻对田蚡几乎言听计从，以致田蚡专横跋扈，“权移主上”，后经刘彻敲打才有所收敛。而对于窦氏势力则日益疏远，终于在元光四年（前131年）借灌夫骂座之事而处死了窦婴，不久田蚡亦死。 此后，刘彻起用功臣外戚以外的官吏乃至出身微贱之人，如主父偃、公孙弘、张汤等，并拜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打破了非列侯不得为丞相的惯例，开启了先拜相再封侯的先河；又提升御史大夫的地位，让御史大夫张汤取代丞相的作用，相权对皇权的牵制作用也大为缩小。 另一方面，刘彻宠幸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卫子夫，而陈皇后则嫉妒卫子夫，屡次加以迫害，刘彻遂于元光五年（前130年）以巫蛊为由废黜陈皇后，迁其于长门宫。元朔元年（前128年），年近三十的刘彻终于得到了第一个儿子刘据，遂于同年立刘据之母卫子夫为皇后，六年后立刘据为皇太子。 同时起用卫子夫之弟卫青、外甥霍去病来开疆拓土，新设大司马之职来安置这些军功外戚。卫青等深知刘彻对窦婴、田蚡以外戚身份操控朝政、招揽宾客之事恨之入骨，因此行事低调，以“和柔”取悦刘彻，避免触犯刘彻的皇权。 对于地方诸侯势力，刘彻一方面以推恩令进一步缩小其权限与土地，另一方面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平息了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的未遂叛乱，巩固了中央对诸侯王的控制。元鼎五年（前112年），因列侯不肯助兵攻南越，刘彻以献给朝廷的酎金成色不足为由，褫夺了106名列侯的爵位，从而敲打了消极应付中央的诸侯势力，元鼎五年（前112年）以后，刘彻开始频繁巡行郡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休养生息政策，汉朝的国力在刘彻即位后已相当厚实。而刘彻自即位以来，就一改汉初的战略防御政策，积极进取，征伐四方，力图实现“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的局面。刘彻开疆拓土的用兵对象首先在南方。建元年间，刘彻两次出兵闽越，都不战而胜。这令刘彻颇有成就感，坚定了他征伐四方的意志。他派严助向反对出兵的淮南王刘安传达自己的意思，强调“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即汉朝是天下万国的宗主，具有征伐四方、扶危平乱的使命，其对外用兵的合法性也在于此。 刘彻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灭胡”，即消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建元年间派张骞出使西域，试图与迁徙到西域的匈奴世仇大月氏结成军事同盟。但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扣押，逃脱后亦未能说服大月氏联合汉朝，因此与大月氏结盟“灭胡”的计划没有实现。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派人来汉朝要求和亲，朝中分为大行令王恢为首的主战派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首的主和派，经过一番争论，刘彻采纳了主和派的主张，准备再对匈奴韬光养晦一段时间。到了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向刘彻提出了马邑之谋，试图利诱匈奴军臣单于入境，在马邑谷中设伏灭之。刘彻批准，但该计划因行动不周而没有成功，王恢下狱自杀。此后匈奴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更加频繁地入侵汉朝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主父偃、严安等刘彻近臣提议恢复与匈奴和亲，以换取国家的稳定。但刘彻并未对匈奴让步，而是果断提拔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自元光六年（前129年）以来，卫青等将领连年出塞，大破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建筑朔方城，使汉朝在对匈斗争中逐渐居于主动地位。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右地，开拓河西走廊，浑邪王部四万余人降汉，其后陆续设置四郡（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隔绝了羌人和匈奴的往来，控制了前往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发动“度幕”作战，深入漠北，大破匈奴，从此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但汉朝也付出了相当的损失，再加上霍去病在入塞两年后去世，此后“久不北击胡”，对匈奴的攻势告一段落。 对匈奴的战事告一段落后，刘彻又剑指其他方向，继续开疆拓土。元鼎四年（前113年），刘彻派安国少季、终军等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兴内附。但南越丞相吕嘉不愿归汉，于翌年杀死南越王赵兴及其母汉女樛氏，安国少季、终军等汉使亦遇害。刘彻遂派路博德、杨仆等发兵消灭南越，设置南海等九郡，将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中北部地区并入版图。此后几年，又陆续平定西羌、卫氏朝鲜、东越、西南夷等政权或民族，将今青海东部、朝鲜半岛北部、云贵高原等地并入版图。 元鼎四年（前113年）六月，汾阴出土宝鼎，被认为是祥瑞之兆，此后刘彻命令讨论封禅事宜，并在三年后完成封禅泰山的盛典，改元元封。封禅泰山是治定功成的象征，但刘彻并未停止用兵的步伐，还将兵锋移至更遥远的西域大宛，于是有了太初年间李广利西征大宛之役，经过数年苦战，终于斩大宛王，屯田于轮台、渠犁，初步控制西域。但匈奴在西域仍然保持较大的影响力，导致西域小国选择“两属”以自保。而匈奴经过十余年“休养息士马，习射猎”，元气有所恢复，再加上卫、霍已死，便拒绝按刘彻要求派太子入质汉朝，重新成为汉朝边患。因此刘彻于太初四年（前101年）下诏征讨匈奴，企图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然而前后数次征战皆不利，李陵、李广利等将领都投降匈奴。刘彻用兵数十年，造成民力疲敝，到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超过二百万人，不在户籍者四十万，出现了“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 刘彻重用酷吏的恶果也日益凸显，到了天汉年间，社会动荡，“盗贼”四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等。刘彻称之为“东方群盗”，一面加强关中的安保和纠察，严防关中豪杰与其交通；一面派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领兵镇压暴动，并派绣衣直指暴胜之等诛杀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吏，数年后才将“东方群盗”的领袖擒杀殆尽。但仍其残部仍啸聚山林，难以剿灭，刘彻乃颁布“沉命法”，严厉督促地方官吏剿灭“盗贼”。但地方官吏畏惧法令，往往隐匿不报，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除了社会危机的萌生，宫廷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化。元朔末年以后，随着卫子夫色衰爱弛，刘彻又宠幸王夫人、李夫人等，生下多名皇子。皇太子刘据长大后，“仁恕温谨”，对刘彻的穷兵黩武屡屡进谏，刘彻认为刘据不像自己，父子遂有所隔阂，卫子夫母子对此非常不安。刘彻发觉后，对卫青说：“汉家万事刚刚开创，加上四夷侵略欺侮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就无所效法，不出兵征伐，天下就不会安定，为此不能不让百姓劳累。如果后世又有像朕这么做的，这是重蹈已经灭亡的秦朝的覆辙。太子敦厚，喜欢安静，必定能安定天下，不让朕担心。要寻求一个守文之主，还有比太子更好的吗？听说皇后和太子心怀不安，哪有什么值得不安的？你去把朕的这个意思告诉他们母子。”卫子夫听说后，脱簪请罪。刘据每次进谏征伐四夷时，刘彻就笑道：“我来干劳苦的事，把安逸留给你，就不行吗？” 尽管如此，刘彻父子之间的矛盾并未缓解，朝中也分化为“用法大臣”为主的反太子派和所谓“宽厚长者”为主的亲太子派，元封五年（前106年）卫青死后，刘据就更加孤立。太始三年（前94年），刘彻新宠赵婕妤怀孕十四个月，生下皇子刘弗陵，刘彻大喜，以与尧帝出生前怀孕的月数吻合为由，将赵婕妤的寝宫门命名为“尧母门”。这向外界传递出刘彻欲以刘弗陵取代刘据的信号，导致反太子派和亲太子派之间的斗争日益白热化，终于酿成了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之祸”。刘据兵败自杀，妻妾子女都遇害，卫子夫也自杀，卫氏家族随之被诛灭。翌年，刘彻得知镇压刘据的丞相刘屈氂欲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储君，便处死刘屈氂，又诛杀了在外征战的李广利以及已被刘据杀死的江充等人的家族，清洗了反太子派，并建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表怀念。为太子伸冤的高寝郎田千秋则获得提拔，数月即超升至丞相。不过刘据唯一幸存的孙子（后来的汉宣帝刘询）仍被关押在长安狱中，在负责治狱的丙吉的保护下得以平安成长。 征和四年（前89年）春，刘彻亲赴东莱求仙，适逢暴风骤雨，流高潮涌，无法出海，停留十余日后返还。在封泰山、禅石闾以后，刘彻召见群臣，追悔以往的过失，命遣散方士，停止求仙。同年，搜粟都尉桑弘羊等请求在轮台屯田，刘彻下《轮台诏》，否决其议，并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自此以后，刘彻不再出兵，而且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明与民休息之意；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推广代田法和先进农具。 后元元年（前88年），江充余党马通、马何罗等谋刺刘彻，近侍官员金日磾发觉，与另外两名近侍官员霍光、上官桀合力粉碎阴谋，保护了刘彻。此时刘彻年近七十，时日无多，开始安排后事。刘彻诸子中，齐王刘闳早死，昌邑王刘髆因刘屈氂之狱而被排除出皇位继承序列，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因违反法度而被疏远，刘旦派来请求入京宿卫的使者亦被刘彻斩杀，以示警告。这样一来，幼子刘弗陵成为唯一人选。刘彻为防止后宫干政，杀了刘弗陵的生母赵婕妤，并安排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与桑弘羊四人为辅政大臣，确保自己身后政局的平稳过渡。 后元二年（前87年）春，刘彻病重，迁居于郊外长杨宫、五柞宫。期间有“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刘彻趁机下令处死关押在长安狱中的所有犯人，包括刘据之孙，却被丙吉极力阻止，刘彻遂感慨天意如此，放弃屠狱之令。不久后的二月十二日，弥留之际的刘彻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次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在刘彻卧室内床下拜受顾命。二月十四日，刘彻驾崩，三月下葬于茂陵。谥号孝武皇帝。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十三年后，刘据之孙刘询继承皇位，是为宣帝，于本始二年（前72年）追上刘彻庙号为“世宗”。 官制改革 刘彻为了强化专制皇权与中央集权，对官制进行了如下改革： 废止太尉一职，后新设大司马，以卫青、霍去病充任，但只是给贵戚的尊宠之位，并不负责军政。因此宰相之职从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变为二府（丞相、御史大夫）。 起用近臣参与决策，以制衡丞相权力。刘彻提拔一批有才干的士人，在宫中充当皇帝近侍的将军、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官职，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刘彻用近臣参与决策的代表性的例子有用严助之策否决田蚡之策，出兵攻闽越、救东瓯，以及用主父偃之策行推恩令来削弱诸侯王，临终前所托孤的四大臣亦皆为近臣。由此逐渐形成了侍中为代表的“中朝官”和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官”的二元体制。 赋予宦官职权。刘彻所重用的“近臣”除了士人，还有宦官。因为他“游宴后庭”，所以让宦官主管机密事务的上奏，开启了宦官掌管尚书(主管群臣奏章等文书)的先河，称之为“中书谒者”，同时设中书谒者令、中书谒者仆射，均由宦官担任。然而刘彻后期，宦官苏文、常融等人诬陷太子刘据，最终酿成巫蛊之祸。刘彻在位时，伴随着皇权的增强，宦官势力进一步发展，活跃于内朝，刘彻设置中书谒者令，以宦官充任，出纳诏令及掌管内朝机要。中书令的设置，从制度上来说，开创了宦官典领中枢的先河。这是两汉宦官制度史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范式。 加强监察官职，元狩五年（前118年）在丞相府增设司直一职，协助丞相检举不法。元封五年（前106年）依据《禹贡》《职方》等古籍，分天下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以六条问事来监察州内地方官及豪强。征和四年（前89年）设司隶校尉，监督朝中百官和京畿七郡。刘彻在位后期，还有非常设的绣衣直指（绣衣使者），代表皇帝处理盗贼及重大案件。 外戚政策。汉景帝时期开始了以姻亲封外戚为侯的先例，但当时外戚并未进入权力核心圈子汉武帝即位，作为帝舅的田蚡、田胜都以亲亲封侯。武安侯田蚡先为太尉，后“以肺腑为相”，权极一时。田以帝舅身份为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尽管田蚡势大，但仍未达到专权的局面。田蚡之后，武帝严格控制外戚以姻亲封侯。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贵戚皆以军功封侯，三人虽贵为将军，但不能染指政治。武帝临终前，遗诏封霍光博陆侯，引发外戚专权的局面。 刘彻坚持法治方针，对犯法的皇亲国戚也不纵容，不惜处死自己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并嘉奖提拔了逮捕自己另一外甥（异父姐金俗之子）的义纵。但也有例外，如因倡优郭舍人巧妙求情而饶恕了自己的乳母（东武侯郭他之母，因家人犯法被迁徙边塞）。 为了强化法制，刘彻于元光五年（前130年）命中大夫张汤、赵禹修订律令，最终确立了汉律的框架，即律、令共计359章，死刑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事。其中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强化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法”的规定，即主管官吏故意放跑罪犯就与犯罪者同罪；同时“缓深故之罪”，即放宽对官吏制造冤假错案的治罪。由此引发了刘彻在位时期的严刑峻法和酷吏盛行之风，刘彻还打击关东社会的豪侠，迁徙关东豪侠于关中、并族诛豪侠郭解，以促使汉律下沉到关东基层社会。此外，刘彻在位时期，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实现了司法的初步儒家化，开启了春秋决狱的先河。 刘彻在位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刘彻为此派绣衣直指诛杀镇压不力的官吏，并颁布“沉命法”，严厉督促地方官吏剿灭盗贼。但地方官吏畏惧法令，往往隐匿不报，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用人政策 汉初以来，朝廷要职被列侯（一般为功臣或外戚）垄断，并通过“任子”的方式世代为官。刘彻则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大胆提拔人才，并量才任用，这种用人方针体现在他于元封五年（前106年）所颁求贤诏书（武帝求茂才异等诏）中，他所提拔的人才中，不乏出身下贱或寒门之人，文有主父偃、卜式、公孙弘、儿宽、朱买臣、桑弘羊等，武有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甚至晚年还提拔了匈奴俘虏金日磾为顾命大臣。后世班固称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因此刘彻一朝所创造的业绩“后世莫及”。 刘彻还从制度上完善人才提拔机制。他大力发展察举制，在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少三次下诏举贤良文学，得到董仲舒、东方朔、公孙弘、严助等人才。元光元年十一月（前135年），刘彻下诏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后合称孝廉，使察举成为定制，孝廉亦成为察举制的核心科目。 刘彻一方面大胆提拔人才，慷慨封赏，另一方面“性严峻”，对官员要求苛刻，认为“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因此动辄诛杀不称职或欺骗自己的官吏。他在位期间前后有十三位丞相，其中病死四人，因罪免职四人，因罪自杀二人，处死三人，其余官员被下狱处死的更是不计其数。汲黯曾为此劝谏刘彻不要滥杀官员，但刘彻不以为然。 削弱诸侯 刘彻在汉景帝削藩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削弱诸侯王的措施。元朔二年（前127年），刘彻根据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可以“推恩”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列侯封号，诸侯王无权废除或更改。所分封的侯国归郡统辖，不得过问政事，仅收纳封地内租税。元狩元年（前122年）粉碎淮南王、衡山王的叛乱阴谋后，刘彻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贬抑诸侯国官吏为“左官”，规定曾仕王国官吏者不得在中央任职；后者禁止朝臣交结诸侯、为其谋利。经过刘彻的一些列削藩措施，诸侯王权势、封地愈益缩减，名存实亡。 巡行郡国 自元鼎五年（前112年）以后，刘彻开始频繁巡行郡国，其足迹北至塞外，南及湘衡，东到大海，西逾陇山，遍及五岳四渎。刘彻出巡的目的有：考察地方政情、巡察郡县地方吏治；体察民情，劝课农桑，推广教化；统筹军事，安境定边，等等。在此期间完成了封禅泰山、祭祀明堂、治理黄河等壮举。不过，刘彻巡行也包含求仙问鬼等消极方面。 区划调整 西汉王朝奉行以关中为根本的地缘战略，借以内控诸侯，外御匈奴。刘邦时重在控内，并以洛阳作为控御关东诸侯的重镇；刘彻时重在御外，而对关东诸侯的统治由军事镇绥为主转向政治控制为主，洛阳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也相应下降。出于适应地缘战略转变的需要，刘彻对长安、洛阳之间的地域结构进行了调整。元鼎三年（前114年），刘彻应楼船将军杨仆之请求，将函谷关东移约三百里，是为“广关”。此后，汉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刘彻东徙函谷关，旨在将整个崤函山区括入关内，以加强对洛阳的控制，防备关东有变，异己势力袭据洛阳以威胁关中；设置弘农郡，旨在构建以弘农、新安、宜阳为节点的防御体系，并加强对崤函道和武关道的控制，以弥补函谷关东迁后带来的关中防卫疏漏，达成控制洛阳和防卫关中的双重目的。刘彻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 历法改革 刘彻推行“易正朔”的政策，在任内对纪年方式、历法等进行了全面改革，影响深远。文、景二帝时期，汉朝有“改元”的措施，但未建年号。刘彻即位后，亦每六年一改元，但即位三十余年来没有建号，而是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等来称呼。五元（即元鼎）三年（前114年），朝廷中有关部门建议更改纪元的命名方式，废掉以前的简单数字排列法，代之以某种“天瑞”来纪元。翌年，汾阴出土宝鼎，遂将五元命名为“元鼎”，并将一、二、三、四元分别追加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的年号。三年后，刘彻封禅泰山，改元元封。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才正式启用年号纪元，不过在最后两年又未建年号，后世习称后元。年号制度成为之后中国绝大多数帝王所采用的纪年方式，并影响了东亚各国，延续至今。 在创造年号纪元的同时，刘彻亦着手改订历法。汉承秦制，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刘彻命邓平、唐都、落下闳等据天象实测和长期天文记录，另造新历，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颁布，是为太初历。太初历采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采用二十四节气，首次规定以没有中气的月分为闰月，并计算出交食周期和推步五大行星位置的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刘彻对农业极为重视，其农业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兴修水利。刘彻在位时期是继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兴修水利的高潮，关中兴建了六辅渠、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等水利工程，在西北边疆亦设置“渠卒”，负责水利。 整治漕运。刘彻接受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引渭穿渠”，以便关东粮食顺利运到关中，发动数万人用三年时间修起了三百里漕渠，大大改善了运输条件，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而且还有一定的灌溉作用。同时，为了避开砥柱山一带的险要河道，他命人在秦岭劈山开路五百余里，修筑褒斜道，使“漕从南阳上溯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水下渭”，但褒水和斜水的河谷都过于陡峭，落差太大，水流湍急，加之水中多礁石，无法行船，所以开通褒斜道的预期目的未能实现。 治理黄河。刘彻在位前期，河水（黄河）连年决口于瓠子，给沿岸百姓造成深重灾难。刘彻派郑当时、汲黯率十万军民堵口，但由于水势太大，堵而复决，当地民众又几次堵口，但都没有成功。元封元年（前109年），刘彻封禅泰山回来途中，亲临瓠子，下了死命令，“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实决河”，终于堵住了决口。为了防止河水再一次泛滥成灾，又发动民众修好了黄河分洪的两条渠道，于是“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改革农业技术。刘彻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和牛耕，改进农具，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西汉社会转危为安，为昭宣中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刘彻在位时四处用兵，汉朝七十年的积蓄逐渐不敷使用，民间的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坐拥大量财富，却“不佐国家之急”。因此刘彻的经济政策以扩张财政为中心，与“民”争利，实行了以下措施： 1币制改革 汉初币制混乱，且允许郡国铸钱，导致私人铸币现象严重。刘彻鉴于富商大贾“蹛财役贫”导致“黎民重困”日益严重的现实，决定展开币制改革。他先从文帝四铢钱改三铢钱，又从三铢钱改半两，再改半两为三铢，又改三铢为白金三品，反复变动币制，收效甚微，并造成通货膨胀。元狩五年（前118年），刘彻统一发行五铢钱，规定五铢钱周边和中间方孔的四周隆起，规定钱径、孔径、厚度，文重一致。但因为郡国分散铸币，铸币质量难以统一，为盗铸留下了空隙，盗铸依然屡禁不止。元鼎四年（前113年），刘彻下诏停止郡国铸钱，以前所铸钱币一律熔毁，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造，非上林三官钱不得流通，违者严惩。至此，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 此外，刘彻还以恢复古礼为由，出台了白鹿皮币，要求诸侯朝见时用现钱换取白鹿皮币，用来衬垫贡品玉璧。获取白鹿皮并不难，制造成币极为容易，但却人为规定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币价值40万钱，目的就在于让诸侯向朝廷多缴纳钱，以解决财政难题。 2算缗、告缗 元光六年（前129年），刘彻首次下达算缗令，但只是对有市籍的商人收运输车税，十年后再次下算缗令则是针对全体商人、手工业者，一律按资产征收财产税。经商及高利贷资本2000缗钱收一算（120钱一算），手工业者减半；商人一车收二算，普通人减半；船五丈以上收一算。采取财产自报，但很多商人、手工业者都隐瞒不报或少报，于是刘彻鼓励告缗，命杨可主持，一旦被举报隐匿财产，就罚戍边一年，没收财产，并将其中一半赏给举报者，于是告缗之风盛行，官府又往往从严处置，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朝廷收入随之大大增加。元鼎四年（前113年），刘彻对新秦中（河套地区）边防状况不满，杀了北地太守以下官员，并鼓励民众去新秦中畜牧，换取免于告缗的特权；元封元年（前110年），刘彻又命令能给甘泉仓捐献粟米者就可以终身免役并免于告缗，于是民众纷纷捐献粟米，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3盐铁酒官营 元狩四年（前119年），刘彻宣布盐铁官营，以盐官、铁官来管理，禁止民众私自铸铁煮盐，违者在左脚加釱。盐官的主要作用是组织生产盐务并转运及收取盐的专卖税，铁器则从制造到销售都是官营，由此极大增加了朝廷的收入。此外，铁器官营官销还延缓了铁兵器的外传，保证了汉军的武器优势。但另一方面，官方垄断的铸铁业产生出的很多铁器性价比很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力。 天汉三年（前98年），为了补充军费，刘彻听从少府的建议，榷酒酤，禁民酿酒，由官府专卖。 4均输平准 元鼎二年（前115年），刘彻根据大农令孔仅和大农丞桑弘羊的建议，在中央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之下设立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输京的物品转运至各处贩卖，从而增加朝廷收入，抑制商人垄断市场，稳定物价。元封元年（前110年）又在京师长安设平准官 , 利用均输官所存物资，根据物价，贵时抛售，贱时收购。实行均输和平准使得朝廷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平抑了市场的物价，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的行为。但由于用人不当，一些负责均输、平准的官吏与商人勾结，反而导致物价上涨。 5卖官鬻爵 刘彻在位时，卖官现象已较为普遍，多次颁布“入物补官”、“入羊为郎”等诏令。 刘彻在位期间，主要是大规模对外战争、大兴土木工程和刘彻本人的挥霍无度，引发财政危机，前代主要以钱来计价，刘彻时期开始出现以黄金作为计量单位。刘彻在位时期的卖官鬻爵直接导致了吏治的破坏，是汉代卖官鬻爵史上的转折点。卖官鬻爵必将导致吏治腐败，刘彻实现了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过程。 由于刘彻在位期间的巨额财政支出，卖爵所得收入不足以维系开支，故刘彻开始卖官，多次颁布“入物补官”、“入羊为郎”的诏令。刘彻在位时期是整个两汉时期颁布卖官鬻爵诏令最多的一个时期。 刘彻刚继位就表现出崇儒的意向，他在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第一次举贤良文学时所进的学“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都不录用，同时以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召鲁诗学和春秋谷梁学大儒申公，让申公师徒商议明堂等礼制，但不久就受挫于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 建元五年（前136年），刘彻设置五经博士，重申尊崇儒术。元光元年（前134年），刘彻第二次举贤良文学，丞相田蚡“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录取数百名儒者，后来儒生公孙弘又做了丞相，引领天下学子竞相习儒。在尊儒的过程中，刘彻又最为重视公孙弘、董仲舒等所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并让太子刘据学习《春秋公羊传》。 当时，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不过刘彻并未真正采纳，而是采取了“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方针，也就是将儒学提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保留了诸子百家之学。在治国实践过程中，法家思想受到重视，与儒家思想糅杂并用，从而形成了一套“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被后人归纳为“阳儒阴法”“外儒内法”，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社会。 刘彻在位时，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刘彻感慨书籍缺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广开献书之路，命令诸子百家之书都收入秘府，经过百年的努力，终于使“书积如丘山”，保存了大量古代宝贵文献。当时政府藏书处所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皇宫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国家图书馆。 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建议设置博士弟子50人，跟随五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他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太学。这些博士弟子毕业后往往入朝为官，从此朝廷百官“彬彬多文学之士”。此外，刘彻还命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一如文翁在蜀郡所立学官。 设立乐府 刘彻在位时，在掌管雅乐的大乐官之外创立乐府于上林苑，掌管俗乐，负责收集民间的歌谣。主持乐府事务的“协律都尉”由着名音乐家李延年担任，司马相如等参与其中，同时制定了乐府收集民歌的“采诗夜诵”制度。为了记录民歌，乐府使用一种叫作“声曲折”的记谱法，可以把民歌的曲调记录下来。在《乐府诗集》中记录了吴、楚、燕、齐、郑等各地诗歌，使各地民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收集整理。乐府的设立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军制改革 刘彻在位时，为了强化京师长安的安保，在既有的南军、北军之外设立期门军、羽林军，专募强健勇武子弟为兵，又设置八校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其中中垒校尉隶属于北军。 征伐四方 刘彻即位后，一改之前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出击周边四夷，对外战争贯穿其在位大部分时间，对匈奴、闽越、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西羌、车师、楼兰、大宛等国家或民族发动了至少二十八场战争，灭南越、闽越、东越、朝鲜等，降伏车师、楼兰、大宛、西羌、西南夷等，大大降低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刘彻一系列战争“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使中国“千万年皆食其利”。 移民实边：刘彻延续文帝以来的移民实边政策。在元朔二年（前127年）招募十万民众充实朔方“新秦中”地区，元狩三年（前120年），关东水灾，民多饥乏，移民七十余万于关西，并充实朔方、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边郡，此外也有迁徙会稽郡的。对于西南边陲，也有“募豪民田南夷”的措施。 军事屯田：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发动漠北战役，对匈奴王庭纵深进行打击，匈奴受到重创，单于险些被俘。此后匈奴实力大损，无力大举南侵。刘彻利用战略空窗期，命令从朔方到令居通水渠、置田地，动员官吏士卒五六万人屯田，其后更动员六十万士卒屯田于上郡、朔方、西河以及河西四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军的供应问题，开启军事屯田之先河。伐大宛后，又各安排数百士卒屯田于轮台、渠犁，设置使者、校尉以管辖，一方面保持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接济出使西域的汉使。不过到了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等请求在轮台屯田，刘彻下《轮台诏》，否决其议，暂时撤去西域屯田。 兴建长城：自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天汉元年（前100年），刘彻又先后组织了七次大规模修筑边塞的行动，兴建起了长达2000公里左右的新的长城，使长城向西延伸到玉门关。 设部都尉：对于各边郡，刘彻在原有的都尉之外设立若干部都尉，以强化边防。 汉初为了休养生息，对匈奴采取守势，实行和亲政策，互通关市。刘彻即位后，对匈奴表面上维持既定政策，甚至还提供匈奴更多物资，以麻痹匈奴人，而暗中则积蓄力量，以“灭胡”为目标，同时派张骞出使西域，试图与匈奴世仇大月氏结成军事同盟。张骞途中被匈奴扣押，最终没有实现这个计划。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派人来汉朝要求和亲，朝中分为大行令王恢为首的主战派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首的主和派，经过一番争论，刘彻采纳了主和派的主张，准备再韬光养晦一段时间。到了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根据商人聂壹的建议，向刘彻提出了马邑之谋，试图利诱匈奴军臣单于入境，在马邑谷中设伏灭之。刘彻批准，但该计划因行动不周而没有成功，王恢下狱自杀。此后匈奴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更加频繁地入侵汉朝边塞。不过匈奴仍然依赖汉朝物资，所以关市仍然维持。 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等四将在关市伏击匈奴人，揭开了汉匈全面大战的序幕。到元朔二年（前127年）取得初步战果，即收复了河套地区，在此筑朔方城，不过另一方面也放弃上谷郡北面的造阳之地九百里。元狩二年（前121年），经过霍去病的打击，匈奴浑邪王四万余众降汉，原属匈奴右地的河西走廊被汉朝控制，后来汉朝在此设置四郡，列置亭障，成为进军西域的前哨，而匈奴的力量因此被极大削弱，乃至有“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悲歌。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朝动员数十万军队深入漠北，展开对匈奴的最大打击，卫青追击至阗颜山赵信城，伊稚斜单于险些被俘；霍去病则大破左贤王，封狼居胥山。从此单于庭从代郡、云中塞外远迁漠北，对汉朝腹心地区的威胁基本解除。但汉朝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死亡数万人、损失战马十余万匹，再加上霍去病不久去世，因此汉朝也暂停了对匈奴的打击，只是强化对新秦中（河套）地区的戍守，双方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伊稚斜单于逃跑后，一面养精蓄锐，一面听从赵信的缓兵之计，派人向汉朝卑辞求和，请求恢复和亲。但此时汉朝已居于战略优势，不再满足像之前那样和亲，而是要求匈奴臣服于汉，匈奴不从，扣押汉使任敞。乌维单于即位后，刘彻为了迫使匈奴臣服，派公孙贺、赵破奴出塞北伐，但未见匈奴一人。元封元年（前110年），刘彻亲率十二部十八万骑巡边出塞，登临单于台，“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并派郭吉传达他的旨意，要求匈奴要么来战、要么称臣，乌维单于扣押郭吉，流放北海，仍继续养精蓄锐，不与汉朝交锋。 其后匈奴又多次遣使恳求恢复和亲，刘彻派熟悉胡俗的王乌出使匈奴，提出了匈奴送太子为人质的条件，乌维单于佯装接受，但迟迟不送来太子；后来又扬言要入朝见刘彻，当面约为兄弟，刘彻乃在长安修单于邸，准备迎接单于入朝。然而不久乌维借口匈奴使臣死在汉朝，扣押汉使路充国，又派小规模部队侵犯边塞，汉匈交涉破裂。到了乌师庐单于（儿单于）时期，汉匈关系更加紧张，互相扣使者达十多批。 太初元年（前104年），匈奴左大都尉欲弑杀儿单于，约降于汉，刘彻命公孙敖在塞外修受降城以待之。翌年，刘彻认为受降城还是离单于庭太远，便派赵破奴领兵二万骑出击，行至朔方西北二千余里之浚稽山，左大都尉败露被杀，儿单于派兵追击赵破奴，最终在受降城外四百里围歼汉军，不过在进一步攻击受降城时，儿单于病死。从此汉匈战端再开。 汉匈在西域亦展开竞争，李广利伐大宛时，匈奴欲阻拦，未果。大宛平定后，刘彻于太初四年（前101年）下征匈奴诏，立誓要报刘邦平城之围、吕后受辱之耻。且鞮侯单于新立，地位不稳，便对汉示好，释放路充国等人，刘彻亦派苏武护送扣押汉朝的匈奴使者出使匈奴，并携带大量礼物，但单于桀骜不驯，苏武亦因其副使张胜卷入一场未遂的反单于政变中而被扣押并流放北海，刚有所好转的汉匈关系再次转入恶化。 刘彻遂于天汉二、四年及征和三年（前99、97、90年）发兵出击匈奴，均失利，李陵、李广利先后兵败投降。刘彻虽然解除了匈奴对汉朝腹心的威胁，但最终未能得到匈奴的臣服，直到他死后三十多年的汉宣帝甘露年间，匈奴终于臣服于汉朝。 刘彻即位以前，西域本来是匈奴的势力范围，匈奴设置僮仆都尉来监管西域诸国。刘彻开始积极经营西域，断匈奴之右臂，同时达到“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目标。经过张骞的两次出使以及河西走廊归属汉朝，刘彻在元封以后展开了对西域诸国的外交和军事攻势，其举措主要有： 拉拢西域中较大的国家乌孙，起初欲说服其东徙，没有成功；其后又相继下嫁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与之结成联姻关系，“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 对西域诸国采取经济利诱，一面派使“以赂遗设利朝也”，即通过财物来让西域诸国入朝，一面对西域使节夸耀汉朝富强，每次刘彻巡行东海，都会带着西域使者，厚赏财帛，设角抵、奇戏及酒池肉林，让他们观看府库积累，西域使者往往被汉朝的广大强盛所震撼，汉朝也获得了葡萄、苜蓿等西域特产。 对于亲匈奴或反汉的国家，则予以军事打击，武力平定了车师（姑师）、楼兰、轮台（仑头）、郁成、大宛等国，尤其是在李广利三年苦战平定大宛以后，大宛以东诸国“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朝见天子，留作人质。 通过刘彻的一系列举措，汉朝初步确立了对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西域都护，使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最终纳入汉朝版图。 对于浙江南部、福建的东瓯、闽越，刘彻采取内迁政策，将东瓯人主要安置于今江西省，东瓯王改封为彭泽王，又有一支南迁到今吉安市；而闽越迁到江南的无锡、庐山附近、江淮之间、淮北地区、汉水流域、黄河口等地，比较分散。 对于今越南中北部的交趾、九真地区的骆越（雒越），刘彻则因俗而治，继续赋予当地酋长“雒将”以自治权。 建元六年（前135年），刘彻听取的唐蒙的建议，开始经略西南夷。起初采取“厚赂”政策，派唐蒙、司马相如等深入西南夷，以物质利诱西南夷酋长同意汉朝在当地“置吏”，遂开犍为郡。元朔三年（前126年），由于刘彻集中精力对付匈奴，所以暂停对西南夷的经略。元狩元年（前122年），刘彻从张骞那里得知西南夷可以通往身毒国（今印度），就派使臣数批使团出使西南夷，为当地昆明夷所阻。 元鼎六年（前111年）灭南越后，刘彻正式开始对西南夷用兵，武力讨伐不服从汉朝的酋长，经过郭昌等数年用兵，陆续消灭且兰、邛都、莋都、劳深、靡莫等反汉部落；迫使夜郎、冉駹、滇等内附，汉朝册封其君长为王侯，并分其地为六郡。在平定西南夷的同时，刘彻采取移民实边、开通道路等政策，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使西南夷逐渐形成了以南中大姓为中心的社会。 刘彻在位时，开疆拓土，设立不少新的郡县，在河南地设三郡（朔方、五原、西河）、岭南设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朝鲜设四郡（乐浪、真番、临屯、玄菟）、河西设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西南夷设七郡（犍为、牂牁、越巂、武都、汶山、沈黎、益州），这些新开拓的郡是为“初郡”，汉朝一方面任命太守、都尉加以管辖，另一方面保留当地民族的自治权，授其首领为王侯。另外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边郡设五属国，管理匈奴降人；设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分别管理羌人和乌桓人。 刘彻在位时，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命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未能达到联合大月氏的战略目的，却联络了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国，使丝绸之路逐渐畅通。此后不少人争相请求出使，刘彻都予以批准，一年之中甚至多至十余批使团。由于道路遥远，汉朝使团“常乏食，死者过半”，另一方面由于匈奴对西域犹有影响力，汉使必须给西域小国币帛才能得到食物，更有甚者“禁其食物以苦汉使”，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李广利平定杀害汉使的大宛以后，汉使在西域丝绸之路的待遇才大为改善。此后刘彻又派了十多批使团出使大宛以西各国，求奇珍异宝，并宣扬平定大宛之威德。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之际，曾在大夏看到汉朝蜀地特产蜀布和邛竹杖，发现了一条经由身毒和西南夷的与蜀地相通的商贸道路，是为南方丝绸之路。刘彻得知后，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身毒，但被西南夷中的昆明夷所阻，未能到达身毒。元狩三年（前120年），刘彻在长安开凿昆明池，以备在滇池作战。昆明虽然后来被汉朝击溃，但仍不断作乱、阻碍使者，使刘彻未能打通南方丝绸之路。 刘彻平定南越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亦纳入汉朝视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汉朝往来。 历史评价： 司马迁：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 董仲舒：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刘询：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 西汉篇——推恩令 推恩令是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颁布的一项重要政令。推恩令本质是在郡县制的基础上的改进。这项政令要求由以前的各诸侯所管辖的区域只由其长子继承，改为其长子、次子、三子共同继承。按照汉制，推恩令下形成的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后来根据这项政令，诸侯国被越分越小，汉武帝再趁机削弱其势力。 汉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事件，曾在《治安策》中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 汉武帝时，主父偃提出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也可分割王国的一部分土地成为列侯，由郡守统辖。 汉武帝时期，大一统帝国的国势已相当强大了。可是当时有三大问题存在。一是诸侯王尚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势力，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二是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不断发展；三是匈奴不断入侵，两越不停制造事端，使得西汉王朝边境不宁。这三个因素促使汉武帝决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避免外敌还未进攻，而王朝内部就先行瓦解的局面。 关于推恩令是谁的提议这个问题，史料中是有明确记载的。推恩令的提议者是汉武帝时期的大臣主父偃。主父偃是山东临淄人，他的出身比较贫寒，有着因为在齐国受到儒生们的排挤，而周游过各大诸侯国的经历，但是他所到达过的所有诸侯国，都没有给过他想要得到的礼遇，最后主父偃选择前往长安，也就是汉朝国都，皇帝的居所。 到达长安之后，主父偃直接就给汉武帝上书表达了想要面圣的想法，而且当天就成功被皇帝召见了，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他就被连升了四次，之后更是成为汉武帝设在宫中内朝的大臣，其实也就相当于是皇帝的私人顾问了，而有了这重身份之后，主父偃对当时的政治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对这个时期的汉朝而言，如何和平地解决掉诸侯势大的事，是皇帝心中一直存在的难题，推恩令就是主父偃在这种情况下向汉武帝提议的，之后又因为提出了很多符合汉武帝需要的建议，而得到了皇帝的欢心，这个时期的主父偃，可以说是风光一时，但是他最终因为贪污受贿而被皇帝下令斩杀，导致全族被灭。 推恩令是主父偃的提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这方面也能看出主父偃的确是有真本事，但是最终却因为一个‘贪’字，把自己亲手送上了绝路。 推恩令的实施者就是汉朝皇帝的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位备受尊崇的皇帝，他十六岁登基为帝，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余年，汉朝在汉武帝接手的时候，整体来说国力是在不断向上发展着的，但是在对待怎样削弱诸侯势力的问题上，却依旧没有能够拿出一个有效的办法。 早在汉文帝时期，对藩王其实就已经采取过措施了，但是却并没有根本地解决问题，而在汉景帝时期，皇帝更是直接就想把藩王手里的权力调出来，这也就是后来说的削藩，为此皇帝和藩王之间甚至发生过一场战争，也就是后世所称的“七国之乱”。 虽然战乱很快就被皇帝平息了，而且还进一步削弱了藩王的势力，但是一些比较大的诸侯国，却依旧有着数十座城的拥有权和使用权，这些诸侯国对皇帝和中央政府而言却依旧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这样的局面就一直延续到汉武帝登基。 汉武帝在元朔二年，采取了大臣主父偃的建议，颁布并实施了这项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法令，也就是推恩令。 汉武帝实施的推恩令从手段上来看就是很高明的，因为汉武帝本人是以赏赐的名义来分解诸侯国，这对他的名声不但没有任何影响，反而还赢得了仁政的称赞，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方面没有动用过任何兵马。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正式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将自己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 “推恩令”是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统一的标志。它表明：汉武帝不仅正式采用了儒家思想治国，而且取得了成功，从而完成了汉代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七国之乱后，中央政府决定削减诸侯国的实力。 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三年冬天，开始推行“推恩令”，当时诸侯王的子弟众多，但是只能有嫡长子一人继承王位。如果以推广皇帝恩泽的名义把土地再分封给诸侯的子弟，那么看起来是皇帝厚待他们，实际上却使每个封国的面积都化整为零，渐渐缩小，再也不足与中央朝廷抗衡。 推恩令是汉朝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要求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用来传给自己的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诸侯国面积广大且领有军队，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 因此在公元前127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景帝时期晁错颁布的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了让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的庶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 这些越分越小的百十个诸侯国，小到什么程度呢?“大国不过十余城，小国不过数十里”。而整个国家范围内，“汉郡八九十”，也就是作为直属中央的郡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0%—90%，而且“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扼塞地利”，意思是这些郡总是穿插进诸侯国土之间，郡的土地与诸侯国的土地犬牙交错，使诸侯国不能连成片，并且郡县总是占据或扼守着有利地形。 侯国再也无力与中央抗衡，中央集权得到有力的巩固。这使得诸侯王国在名义上没有被进行任何的削藩，以此避免激起诸侯王进行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诸侯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即使诸侯王胆敢倚仗自己拥兵自重进行叛乱，中央也能很快平叛。 推恩令还规定诸侯王死后，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超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中央建中朝，地方设刺史，汉武帝能用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的原因：汉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强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汉武帝时期，制定的推恩令就是实施仁政、强调法制、先教育再惩罚，在全国招贤纳士，贤良方正、求治国良策，同时允许官吏和百姓上书评议政事。武帝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选拔出了有德有才的人。启用平民丞相公孙弘，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僚制度、经济制度和对外关系。从削藩上面看就略见一斑：过去长子做藩王，汉武帝推行了除长子可以享受藩王外，其他嫡子也都能享受封地和财政税收，但这些藩王的政治权力被剥夺，归中央统一管理，其监督机构就是派刺史到地方监督各诸侯王的工作，刺史（钦差大臣）在六个方面对地方进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 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 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 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 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 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 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互相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 从上面六点来看，推恩令的成功实施，巩固了西汉中央集权，为汉武帝实施自己的雄才大略奠定了政治、经济和人口基础，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今日的中国提供了借鉴：各地的省长、省委书记，无不类似于那些刺史的角色，部分地方税务上缴国家，政治统归于中央集权，实行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国家经济命脉的盐业、铁、煤炭等归国家统一管理和销售等政策[2]。在今天的石油、钢铁、盐业、货币等行业也能看见汉武帝时期的影子。 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为祭宗庙，要列侯献酎（zhou）金助祭。他又以所献酎金的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为借口，废列侯一百零六人。此后，还以种种罪名废掉一些侯国。就在这时，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又招结宾客，暗造兵器，阴谋反叛。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下令逮捕了二王，二王皆自杀，列侯和大小官吏、宾客因牵连被杀的数万人，二王原先封国废为郡。 武帝又制定《附益法》，不许诸侯王招结宾客，限制诸侯王的活动，“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曰：“设附益之法”注引张晏曰：“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汉书·高五王传·燕灵王刘建传》曰：“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注引颜师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条也。左官，解在《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诸侯王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注引李贤：“武帝时有淮南、衡山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阿曲附益王侯者，将有重罚。” 根据以上三条，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汉武帝颁布的附益法的大致内容:严禁官僚为诸侯王聚敛财富;严禁官僚与诸侯王勾结，为诸侯王谋取利益。总之，附益法的颁布是为了孤立诸侯王，使其在财政上无法聚敛，在政治上无法组成自己的小集团。 关于“推恩令”，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说上（汉武帝）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 《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中说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写道：“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最严重的是景帝时吴王刘濞起头的“七国之乱”，国家调动大批军队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一场叛乱镇压下去。至汉武帝时，“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由于“推恩令”的施行“齐国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馀焉”。 《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载：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 《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这些史料的记载，反映出汉武帝的政治才华和政治远见。 推恩令是汉朝皇帝为了打击藩王制定的法令，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央的总体权力，削藩也是皇帝一种打击藩王的手段，目的同样是为了集权，那么推恩令和削藩有什么区别吗? 推恩令和削藩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一个是间接委婉，最终使整个藩国被层层削弱，另一个则是强制执行，不给藩王任何机会。首先是推恩令，推恩令指的是将原本只能由嫡长子继承的藩王土地，改成藩王的儿子们都能继承各自的封地，只是几个字的改变，实际内容却变了非常多，原本一个人掌控的土地不断被分成几个人所有，这样一来每个人分到的就都是原本藩国的一小部分了。 这种办法虽然会遭到嫡长子的反对，但是原本应该分不到封地的其他人却都会感谢皇帝，因为按照之前的法令，他们在嫡长子们继承土地之后，是什么都没有的。这样一来，这条法令对他们是非常有益的。推恩令这种手段虽然比较间接委婉，但确实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对皇帝自己的名声也很有利。 而削藩是皇帝下令强制性的将藩王们原本享有的权力、土地都收回来，相当于直接就把藩王们废除了，那么可想而知，已经在自己的封地上待惯了的藩王当然不会同意，不仅不会同意，更有甚者还有可能直接造反（如西汉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和明初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就会对政权产生一定的影响。 推恩令和削藩虽然是两种手段，但是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收复藩王手中控制的大片土地，这些被分出去的地域重新被皇帝自己直接掌控，推恩令和削藩相较而言，二者区别主要在于推恩令要比削藩明智且有效很多。 推恩令与分封制都是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重要政策，分封制出现的时间要早许多，据说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实行了分封制度，一直到周朝时期才有所改变。而推恩令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实行的政策，这两个政策都是根据血缘关系作为主要的枢纽，但是推恩令和分封制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推恩令与分封制的区别是什么呢? 推恩令与分封制的区别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分封制指的是一种封建的制度，也就是说皇帝一类的统治者，将领土分封给王室宗族或者有功之臣的一种政策。这是一种逐级进行分封的制度，天子占有重要的领导地位，将权力分别赏赐给诸侯或者藩王，主要是为了将统治的范围扩大。而推恩令可以说是前者得到一种延续，可是在目的上却发生了一些的变化，诸侯或者藩王的权力加强之后，对统治者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要用推恩令来削弱他们的力量，所以说两者的目的是不同的。 另外推恩令与分封制的区别还体现在赏赐的方式上，分封制是统治者将领土分封给诸侯和藩王，之后在他们去世或者权力进行交替之后，他们原封不动的将领土和权力交给下一任诸侯或藩王，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和领土都没有什么变化。而汉朝之后开始实行的推恩令则不同，推恩令规定每个藩王或者诸侯的儿子都有继承权力的资格，也就是说在进行权力交替的时候，推恩令是让诸侯将权力和领土分为几个等份，之后再分别发给几个儿子，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和领土都变得更小更弱，从而达到逐步瓦解诸侯国的目的。 西汉篇——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人，西汉学者。着有《春秋繁露》《春秋决事比》（又称《春秋决狱》）等。 汉景帝时为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之策，经历汉初黄老之治，汉武帝不得不迁徙富豪，打击豪强。董仲舒上《举贤良对策》，主张教化民众，唯贤是举。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之说，并进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先后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十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辞官回乡，闭门着书。朝廷每有大事，仍令使者与廷尉前来问询。 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75岁。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大董故庄村在衡水东南，邻近齐鲁，北靠燕赵，西界三晋。 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董仲舒出生于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阶级家庭。 董仲舒在30岁时，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他讲学，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同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 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史。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曾走出家门，设坛教授，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没见过他的面。他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回家看一下。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汉武帝继位后，董仲舒出任江都国的国相。他治理江都国，主要是以《公羊》为指导，通过推究“自然灾异”、“阴阳运行错误”的原因，然后在求雨时能关闭阳气，释放阴气，使天下雨；止雨时，能关闭阴气，释放阳气，使雨停止。 在江都国，他这样做，从来都没出现错误。后来，他被废为中大夫。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 汉武帝继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对策后，被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对董仲舒非常尊重。而且刘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 但董仲舒是主张\"春秋大一统\"的，因此，对于刘非的发问，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的人。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只是耍手段而已，所以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提及。”暗示刘非不要称霸。董仲舒为江都易王相六年，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之类的活动。 汉武帝建元6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江都王相却被罢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了老本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十年的《公羊春秋》。 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公孙弘又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他比刘非更凶残、蛮横，过去不少做过他国相的人都被杀掉，或毒死。因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刘端对他还比较尊重。 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时间长了遭到不测，遂于四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也就结束了他的仕禄生涯。董仲舒晚年对什么事情都不过问，只是埋头读书、着作。 虽然他辞去了官职，但朝廷有大事，还常派人到他家向他请教，董仲舒都有很明确的看法。后来，张汤把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为《春秋决狱》一书。董仲舒虽然养病在家，但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在临终之前，还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铁官营的政策。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于家中病卒，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其对汉王朝的贡献，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去世，是汉朝的巨大损失。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所谓“六艺”，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 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 当时董仲舒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原因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上疏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斩杀的威严，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 这些主张，首先，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其次，暂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的弊政，进行\"更化\"。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他认为，严刑峻法，给统治阶级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 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并上疏汉武帝：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办事，因此，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董仲舒的着作很多，有一百多篇文章、词赋传世，尚存的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人物评价 《汉书》：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仲舒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发展儒学做出巨大贡献。 西汉篇——张骞 张骞（约前164年～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城固县（今陕西省城固县）人，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由长安出发，甘父做为向导，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至通往欧洲的陆路交通，从此中国人通过这条通道向西域和中亚等国出售丝绸、茶叶、漆器和其他产品，同时从欧洲、西亚和中亚引进宝石、玻璃器等产品。 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张骞病逝于长安，归葬汉中故里。 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张骞出生。早期经历不详，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在朝廷担任名为“郎”的侍从官。据史书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既具有坚韧不拔、心胸开阔的气度，又具有以信义待人的优良品质。这正是张骞之所以能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危难，获取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楚汉战争时期，匈奴冒顿单于趁机扩张势力，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机器。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征服西域，设僮仆都尉，向各国征收繁重的赋税。匈奴还以西域作为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经常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在同匈奴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域的重要性，特别是汉武帝即位后，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匈奴世仇之意，但苦于无人相助，便决定沟通与西域的联系，欲联合大月氏，以夹攻匈奴，“断匈右臂”。 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多名随行人员，由匈奴人堂邑父为向导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他们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容许汉使通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南越国去一样。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但均未达到目的。张骞“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元光六年（前129年），匈奴监视渐有松弛，张骞趁匈奴人不备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人的控制区。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了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动身返国。 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势力，改变了行军路线。计划走塔里木盆地南部，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通过青海羌人地区后归汉。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匈奴为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张骞趁机和堂邑父逃回长安。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 张骞这次远征，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但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成功。秦始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的广阔的西域，尚为中国政治文化势力所不及。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以西。自此，不仅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此诚之谓“凿空”。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不仅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亲自访问了西域各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详实可靠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因出使西域，抗击匈奴，功勋卓着，汉武帝刘彻取“博广瞻望”之意，封张骞为博望侯（今河南省方城县博望镇）。 元狩四年（前119年），在失去河西走廊后，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与西汉对抗。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王朝之外臣。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不过，张骞的副使则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张骞一行携乌孙使者数十人于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抵长安。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此后，汉朝和西域各国经常互派使者，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景象。但是，处于西域东端的楼兰、姑师（后称车师）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匈奴的挑唆下，经常出兵攻杀汉朝使者，劫掠商旅财物，成为汉通往西域的严重障碍。为确保西域通道，汉将赵破奴、王恢于元封三年（前108年）率700轻骑突袭楼兰，后赵破奴又率军数万击破姑师，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线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 元鼎二年（前115年）随张骞至长安的乌孙使者回国，报告汉王朝的强盛后，增强了乌孙王昆莫对汉王朝的信任。他再次派使者到长安，表示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请求与汉和亲。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武帝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作为公主嫁给昆莫，并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细君死后，汉王朝又将楚王刘戊之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岑陬。这两次和亲，对于巩固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使乌孙成为汉在西方牵制匈奴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及发展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马，汉武帝还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和太初三年（前102年）两次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迫使大宛进贡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沿途中亚各国听说汉军征服了大宛国，无不大受震动。各国王公贵族纷纷派遣子侄跟随汉军回到中原，他们为汉武帝呈上贡品，并留在汉朝作为人质，表示对汉武帝的效忠。至此，张骞定下的用外交手段和贸易来扩张汉王朝在中亚影响力的策略取得了成功。此后，汉政府在楼兰、渠犁（今新疆塔里木河北）和轮台（今新疆库车县东）驻兵屯垦，置校尉。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立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和张骞的成功谋略为中国赢得了贸易、建设和统一的保障，对东西方历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汉使沿着张骞的足迹，来到了今伊朗境内，并拜见了安息国国王。汉朝使臣在献上了了华丽光洁的丝绸，安息国王非常高兴，以鸵鸟蛋和一个魔术表演团回赠汉武帝，这标志着连接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正式建立。在之后的岁月中，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张骞的名字都被人们所牢记。使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西域第一次与内地联系成一体，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 由于张骞等人的沟通，此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天马、汗血马等良种马传入，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汉族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织品、金属工具等，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汉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自己出使过程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在此以前，汉代的君臣还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正是由于张骞的报告和记述，汉庭才了解到华夏的外部世界。 张骞在大夏时，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是大夏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回国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推断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距长安一万二千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不会比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远。而四川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这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据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 张骞的推断，从大的方位来看是正确的，但距离远近的估计则与实际情况不合。当然，在近二千年前张骞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汉武帝基于沟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命张骞去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的“乃复事西南夷”。 自远古以来，中国西南部，包括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为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聚居，统称为“西南夷”。战国末年楚将军庄乔入滇立国，但不久即重新阻隔。汉武帝初年，曾先后遣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置犍为郡，并使邛都。（今西昌一带）、榨（今汉源一带）、冉琥（今茂县）诸部内附。后因全力对付匈奴，停止了对西南的经营，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同中原王朝基本上仍处于隔绝状态，通道西南当时是十分艰难的。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派出四支探索队伍，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约一、二千里，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理一带）少数民族地区，未能继续前进，先后返回。 张骞所领导的由西南探辟新路线的活动，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对西南的开发是有很大贡献的。张骞派出的使者，已深入到当年庄乔所建的滇国。滇国又名滇越，因遇有战事将士们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又叫“乘象国”。使臣们了解到，在此以前，蜀的商人已经常带着货物去滇越贸易。同时还知道住在昆明一带的少数民族“无君长”，“善寇盗”。正是由于其阻挠，使得汉朝的使臣不得不停止前进。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对汉朝的情况几乎都不了解。难怪汉使者会见滇王时，滇王竟然好奇地问：“汉朝同我们滇国比较，是哪一国大呢？”使者到夜郎时，夜郎侯同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成为后世“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通过汉使者的解释和介绍，他们才了解到汉朝的强大。汉王朝从此也更注意加强同滇国、夜郎及其它部落的联系。至元鼎六年（前111年），汉王朝正式设置牂牁、越侥、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运到安息（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再从安息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大秦（罗马），开拓了历史上着名的“丝绸之路”。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 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大将军卫青，两次出兵进攻匈奴。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从大军出击漠北。 元狩二年（前121年），张骞奉命与“飞将军”李广，率军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地区），进击匈奴。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命张骞为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联合乌孙抗击匈奴。张骞派遣副使分别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国展开外交活动，足迹遍及中亚、西南亚各地，最远的使者到达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和北非，长久以来西北边防的隐患逐渐消弭。 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回汉，带来了乌孙国的使者，“因令窥汉，知其广大”后，乌孙国与西汉开始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交往。此后的一年时间内，张骞在乌孙国所遣持节副使也与西域诸国使者相继归汉，汉与西域诸国正式开始平等友好的交往，汉与西域诸国外交活动的第一个高潮开始到来。 张骞出使西域,接触到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是汉朝开始对西域各国有所了解，使汉朝与西域建立了友好关系，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西域正式归西汉政府管辖打下了基础。汉朝使者不断往来于西域诸国，一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都用“博望侯”的名义，以取信于各国。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事物，保护往来的商旅。从此，西域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下。 张骞被誉为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东方的哥伦布”。 1992年9月15日，中国邮政发行的《敦煌壁画》邮票第四组第四枚“唐·出使西域”，反映的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临行时汉武帝送别的场景。选自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右半部壁画，此画分为三个部分，即“汉武帝甘泉宫拜祭金人”、“汉武帝送别张骞”、“张骞到大夏国”。 2017年9月20日，中国邮政《张骞》特种邮票公开发行。邮票采用中国传统工笔绘画的表现手法，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背景，体现了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路的卓越功绩。 张骞从长安出发的时候，整个世界东方与西方还相互隔绝，就在张骞到达中亚各国1100多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双脚，才踏上中国的土地；而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开往东方的船队，在张骞出使西域1300多年之后，才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扬帆启程。汉武帝开通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最初的想法只是为了征讨匈奴，开拓大汉疆域。但战争结束了，被张骞带到西方的中国丝绸，却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西方的珍宝黄金，也沿着这条闪烁着丝绸光芒的道路，涌进西汉首都长安。丝绸之路，一条由开拓者张骞走在最前面的万里通途，把古老中国和遥远的西方世界，连在了一起。 张骞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使者，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国交往的大门，同时，也通过他的外交实践，第一次张扬起国与国之间平等、诚信交往的外交理念，构建了汉与西方国家友好交往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为中国汉代昌盛和后世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整个世界的文明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 历史评价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西汉篇——卫青 卫青（？－前106年），字仲卿。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俺老家的’）人。中国西汉时期军事家、外戚，民族英雄。汉武帝皇后卫子夫之弟、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之舅。 卫青从小为牧童，受尽苦楚。成年后，在平阳公主府中为骑奴。后因卫子夫被选入宫，而受到武帝青睐，被提为建章监、侍中。后迁太中大夫。元光六年（前129年），升任车骑将军，在抵抗匈奴入侵的四路汉军三路均遭失利的情况下，于龙城之战大胜而归，得封关内侯。元朔二年（前127年），率军突袭匈奴，发起河南战役，一举收复河套地区，置朔方郡。因功进封为长平侯。元朔五年（前124年），匈奴分三路大举南下，卫青利用匈奴右贤王傲慢轻敌、麻痹大意的弱点，乘夜奔袭，围追堵杀，又获大胜。战后进拜大将军。 次年，两度统领公孙敖等六将军出定襄，重创匈奴单于主力。元狩四年（前119年），与霍去病分兵北伐，在大漠遭遇单于主力，力战破敌，并追逐至赵信城，烧其积粟而还。此战后，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卫青因功加拜大司马大将军，与霍去病同掌军政。元封五年（前106年），卫青病故。武帝赐谥号“烈”，允许其陪葬茂陵，并按照阴山形状为其修筑墓冢。 卫青虽战功卓着，地位尊崇，但不以权势树党，不干预朝政。他勤恤士卒，颇得人心。一生七次出击匈奴，收取河南地，为汉武帝时期汉朝在汉匈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作出巨大的贡献。其指挥骑兵集团进行沙漠作战的军事实践所反映的军事思想，具有创造性，受到后人重视。 卫青的母亲被称为卫媪（卫媪是否为其夫家姓存在争议）。与其夫生有一男三女：长子卫长子（即卫长君），长女卫孺（此从《史记》，《汉书》作卫君孺）、次女卫少儿、三女卫子夫。后来，卫媪与在平阳侯曹寿家中做事的县吏郑季私通，生下了卫青。 因为生活艰苦，卫青被送到亲生父亲郑季的家里。但郑季却让卫青放羊，郑家的儿子也没把卫青看成兄弟，而是将其当成了奴仆来驱使。卫青稍大一点后，不愿再受郑家的奴役，便回到母亲身边，做了汉景帝之女平阳公主的骑奴。 建元二年（前139年）春，卫青的三姐卫子夫被做客平阳侯府的汉武帝看中。建元三年（前138年），入宫后被冷落了一年多的卫子夫再次获幸有了身孕。这引起了陈皇后的嫉妒，其母馆陶公主派人抓捕正在建章（后为建章宫）当差的卫青，意图杀害。同僚公孙敖听到消息后，赶去救下卫青。武帝得知此事，大为愤怒，立刻任命卫青为建章监、侍中，封卫子夫为夫人，卫长君为侍中。数日间连续赏赐卫青，多达千金。卫孺嫁给了太仆公孙贺，卫少儿嫁给了陈平的后人詹事陈掌。公孙敖也因此显贵。卫青后又被任命为太中大夫，俸禄千石，作为武帝的亲随参与朝政的参议听闻，掌管议论。 自建元三年（前138年）到元光六年（前129年）近十年间，卫青作为建章监和侍中，跟随武帝左右，后又成为太中大夫，足见其才干深得武帝信任。 元光五年（前130年）或元光六年（前129年），匈奴兴兵南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汉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武帝分派四路出击：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治代县，今山西大同、河北蔚县一带），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将领各率一万骑兵，迎击匈奴。卫青首征，果敢冷静，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龙城，并在龙城之战中，收虏七百人，取得胜利。另外三路，两路失败，一路无功而返。汉武帝看到只有卫青胜利凯旋，于是封他为关内侯。龙城之战，是自汉初以来对战匈奴的首次胜利，为以后汉朝的进一步反击打下了良好的人心基础。 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卫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领三万骑兵，长驱而进，斩首虏数千人。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大举入侵上谷、渔阳，先攻破辽西，杀死辽西太守，又打败渔阳守将韩安国，劫掠百姓两千多人。武帝派李息从代郡出击，卫青率大军进攻匈奴盘踞的河南地（黄河河套地区），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西绕到匈奴军的后方，迅速攻占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同单于王庭的联系。而后，卫青又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县西，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汉军活捉匈奴数千人，夺取牲畜数百万之多，控制了河套地区。鉴于这一带水草肥美，形势险要，武帝在此修筑朔方城，设置朔方郡、五原郡，自内地迁徙十万人到两地定居，并且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此役之后，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被解除，汉朝还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此战，汉军全甲兵而还，卫青功不可没，因此被封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其部将苏建、张次公随征有功，分别被封为平陵侯、岸头侯。 元朔五年（前124年）春，武帝命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兵，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国相李蔡为轻车将军，都隶属车骑将军卫青；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则从右北平出兵。各路汉军一同出击匈奴。匈奴右贤王正对着卫青等人的主力，认为汉军不能到达此处，便喝得沉醉。夜晚时分，汉军突至，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连夜遁逃，独自同他的一个爱妾和几百名精壮的骑兵急驰突围，向北而去。轻骑校尉郭成等追赶了数百里，没有追上。汉军俘虏右贤王的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达千百万头。随后，卫青凯旋而归。 汉武帝接到战报，派特使捧着印信，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六千户（《汉书》载为八千七百户），节制诸将，位在丞相之上。卫青的三个儿子被汉武帝封为列侯：长子卫伉为宜春侯，次子卫不疑为阴安侯，幼子卫登为发干侯。卫青上表辞封，并推功于众将士。此役中，随从卫青作战的公孙敖、韩说、公孙贺、李蔡、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李沮、李息、豆如意等都受到武帝的封赏，得封侯爵。 元朔六年（前123年）春，卫青指挥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及李沮六将，分领六路大军，自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斩首数千级而还”。战后全军返回定襄休整，一个月后再次出塞，斩获匈奴军一万多人。但苏建、赵信所部三千余骑遭遇单于主力，赵信力战后领兵投降匈奴，苏建独自逃回。因这场战役“失两将军，亡翕侯（赵信），功不多”，故而卫青仅获赏千金。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在此战中表现突出，被封为冠军侯，开始崛起为将坛新星。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以十四万匹战马及五十万步卒作为后勤补给兵团，命卫青与霍去病各率领五万骑兵，步兵和运输物资的军队十万余人，兵分两路，跨漠远征，共同打击匈奴。汉军原计划由霍去病出定襄攻击，后从俘获的匈奴兵口中得知伊稚斜单于在东方，于是霍去病东出代郡，卫青西出定襄。 卫青大军出塞一千多里后，意外与伊稚斜主力遭遇。卫青命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两军合并，从右翼进行包抄。自率左将军公孙贺、后将军曹襄从正面对抗单于主力。卫青下令让武刚车排成环形营垒，又命五千骑兵纵马奔驰，抵挡匈奴。匈奴也有大约一万骑兵奔驰而来。恰巧太阳将落，刮起大风，沙石遮蔽天日，两军都无法看见对方，汉军左右两翼急驰向前，包抄单于部。伊稚斜单于见汉军势众，战士、战马强大，若是交战，对匈奴不利。 因此，在傍晚时单于就乘着六头骡子拉的车子，同大约几百名壮健的骑兵，径直冲开汉军包围圈，向西北奔驰而去。汉军继续与匈奴人厮杀，杀伤人数相当。汉军左校尉捕到匈奴俘虏，说单于在天未黑时已离去，卫青遂派轻骑连夜追击，自率主力跟随其后。匈奴军四散奔逃。直到天快亮时，汉军已行走二百余里，未追到单于，到达了窴颜山的赵信城，获得匈奴积存的粮食以供军队食用。汉军留住一日，把城中剩余的粮食全部烧掉才回师。此战，卫青所部总计斩俘一万九千余人。大军回营时，才遇到迷路失期未来支援的李广、赵食其部。 漠北之战击溃了匈奴在漠南的主力，逐渐向西北迁徙，十几年内再无南下之力。汉军占领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而汉军损失也很大，出征的十四万马匹仅三万余匹返回。汉军士兵、马匹损失十几万，兵器甲仗等物水陆运输的费用还都不计算在内，于是倾尽库藏钱和赋税收入仍不足以供给战士的费用。汉武帝设置武功爵，以筹集军费。 凯旋回朝后，卫青没有得到增封食邑的赏赐，所部将士除西河太守常惠、云中太守遂成外，也没有受封赏。后来，为表彰卫青、霍去病的战功，武帝分别加封二人为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共同管理日常的军政事务，以代太尉之职。又经两次益封，卫青的食邑总计达到一万六千户至三万户之间（《史记》记载其所得封邑总共有一万六千七百户，《汉书》则有为二万二百户和三万户的不同记载）。 平阳侯曹寿死后，平阳公主改嫁汝阴侯夏侯颇。元鼎二年（前115年）后，夏侯颇因罪自杀，武帝遂命卫青娶平阳公主为妻。 元封五年（前106年），卫青病逝，汉武帝为纪念他的彪炳战功，在茂陵东北修建了一座阴山形状的墓冢，“起冢象庐山”。谥号为“烈”，取《谥法》“以武立功，秉德尊业曰烈”之意。 唐建中三年（782年），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大将军长平侯卫青”。宋宣和五年（1123年 ），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卫青。卫青亦名列历代兵书中，如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及明代的《广名将传》。 卫青一生七次出击匈奴，收取河南，为汉武帝时期汉在汉匈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主要军事活动如下： 龙城大捷：元光六年（前129年），首次带兵出征。汉军共四路出兵，三路溃败无功，只有卫青一路胜利，奇袭了匈奴圣地龙城，俘虏七百余人。 收复河套：元朔二年（前127年），与李息率兵出击匈奴，自云中出兵，西经高阙，再向西直到符离（今甘肃北部），收复了河套以南原秦王朝的辖地（通称“新秦中”），并在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带设置了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和五原郡。 奇袭高阙：元朔五年（前124年），奇袭高阙，包围右贤王，俘虏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达千百万头。 二出定襄：元朔六年（前123年）春、夏之际，两次领十万骑兵出击匈奴，歼灭匈奴军过万。 漠北大战：元狩四年（前119年），与霍去病分兵远涉漠北，和单于主力相遇，以武刚车结阵，以弱胜强。 卫青无军事着作传世，其军事思想主要内容为： 主张调整对匈奴作战的战略，实战中以主动出击代替被动防御。西汉立朝以来，依托长城实施要塞防御，不能有效避免匈奴的大规模侵扰。卫青针对骑兵机动性好、冲击力大、战斗持续能力强、作战半径大的特点，确立了对匈奴作战“以骑兵制骑兵、以机动对机动”的新战法，并很好地实践了这一战略思想，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重大胜利，从根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军事威胁。 注重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匈奴人聚则为兵，散则为民，实施击溃战收效甚微。必须既歼灭其军队，又掳其居民和牲畜。卫青作战，“每出辄有功”；龙城之战，斩首俘虏七百。河南之战，斩首达五千余级，获牲畜百余万，车辎不可计数；袭击右贤王庭之战，“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漠北之战，共斩获一万九千余级。经过七次征战，匈奴右贤王部、单于本部均受到惨重打击，从此匈奴一蹶不振。 善于长途奔袭，打击敌人纵深。龙城之战，卫青率军从东路进发，反向西北方向追击匈奴军，一路孤军深入数百里，直捣匈奴人的祭祀圣地漠北龙城；河南之战，卫青所部汉军迂回作战，两渡黄河，纵横数千里，沿途所至，所向披靡，荡平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在黄河以南的势力；袭击右贤王庭之战，卫青指挥三路大军长途奔袭，出塞六七百里，在阴山以北的区域对右贤王所部实现合围；漠北决战，卫青军团横渡大沙漠，北进千余里，大败匈奴单于。 以骑兵为主，组织多兵种配合。与匈奴主力进行决战，卫青所使用的军队基本上都是骑兵，但也注意发挥步兵、车兵的优势。漠北决战中，卫青根据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先使用战车部队，以武刚车自环为营，武刚车两侧有盾牌和长矛，环接后形成坚固的防御工事，弓弩手以此为屏障对匈奴军进行远距离攻击。然后指挥骑兵向敌发起反冲击。该战术使兵种间密切配合，有功有防，以弩兵、车兵的防御作战消耗敌人，以骑兵的进攻作战打败敌人。 作战指挥果敢灵活，善于捕捉战机。漠北决战初期，卫青所部的主要任务是与左贤王决战。在侦知单于所在的位置后，及时改变计划，以精锐骑兵出塞千余里，进行纵深追击，直抵漠北单于本部所在地，决战胜敌。 卫青指挥骑兵集团进行沙漠作战的军事实践所反映的军事思想，具有创造性，受到后人重视。 历史评价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 伍被：臣所善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言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用。骑上下山如飞，材力绝人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常为士卒先；须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饮；军罢，士卒已逾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钱，尽以赏赐。虽古名将不过也。 西汉篇——霍去病 霍去病（前140年～前117年），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人，西汉时期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及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的外甥，大将军霍光的兄长。 霍去病十八岁任剽姚校尉，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大漠，两度功冠全军，封爵冠军侯。元狩二年（前121年），二十岁的霍去病升任骠骑将军，指挥两次河西之战，俘匈奴祭天金人，直取祁连山，总计歼灭和招降河西匈奴近十万人，沉重打击匈奴右部。汉武帝分徙匈奴降众于边塞之外，因其故俗置五属国，又在其故地先后设立河西四郡，由此沟通了自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显着的影响。元狩四年（前119年），霍去病与卫青率军深入漠北，于漠北之战中消灭匈奴左贤王部主力七万余人，追击匈奴军直至狼居胥山与姑衍山，分祭天地，临翰海而还。此战使“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战后加拜大司马骠骑将军，与卫青同掌军政大权。 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病逝，年仅二十四岁。汉武帝赐谥号景桓，陪葬于茂陵，并仿照祁连山的形状为其修筑坟墓。 霍去病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善于长途奔袭、快速突袭和大迂回、大穿插、歼灭战，为汉武帝时期的军事扩张做出重大贡献。他前后六次出击匈奴，与卫青等人合作，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 霍去病出生于西汉建元元年（前140年），是平阳侯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的私生子。霍仲孺当差期满，回到平阳县，与在长安平阳公主府的卫少儿失去联系。因此，霍去病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直到成为骠骑将军后，才与父亲相认。 建元二年（前139年），卫少儿的妹妹卫子夫得幸汉武帝刘彻。一年多后（建元三年至建元四年，约前138-137年），卫子夫全家归幸。卫少儿曾经与曲逆侯陈平的曾孙陈掌私通，从而与陈掌结婚。元朔元年（前128年），卫子夫被立为皇后。霍去病因此在年幼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戚家族的一员，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 霍去病在少年时代就“善骑射”。武帝很喜欢他，让他做了自己的近臣侍中。武帝还曾想亲自教授霍去病孙子、吴起的兵法，但霍去病以“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为由推辞。 元朔六年（前123年），年仅十八岁的霍去病被武帝任命为剽姚校尉（“剽姚”意为勇猛劲疾），命其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卫青受诏后，授予霍去病壮士。随后，霍去病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伺机打击匈奴军。这是他第一次统兵，却一举“斩捕首虏过当”（“过当”一般被理解为斩杀敌人数目超过己方损失的数目，《汉书》引汉武帝言载为“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的成果，其中包括匈奴的相国、当户等高级官员，同时也斩杀了匈奴单于伊稚斜的祖父辈籍若侯产（籍若侯乃封号，名产），并俘虏单于的叔父罗姑比，两次功冠全军。战后，武帝割南阳郡穰县的庐阳乡、宛县的临駣聚（今河南邓州西北）为冠军侯国，封霍去病为冠军侯（关于霍去病受封冠军侯时获赐的食邑数目，《史记》与《汉书》相差较大，一说一千六百户，一说二千五百户），以表彰其勇冠三军之意。 元狩二年（前121年），武帝任命二十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东部的浑邪王、休屠王部。在春季攻势中，霍去病率一万骠骑出陇西，“逾乌盭，讨遬濮，涉狐奴”，转战河西五国，辎重多，人马众，对降服者予以宽赦，与单于的儿子交战，几乎将其生擒。再越过焉支山，转战六天，急行军一千多里，最终在皋兰山下（今兰州南部）与匈奴军激战，重创匈奴，杀死匈奴折兰王、卢侯王，歼灭其精锐，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全部被俘。此役，汉军共斩首八千九百六十级，并俘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自身亦颇有折损（《汉书》载为“减什七”）。战后，霍去病因功加封食邑二千二百户。 在同年夏季的攻势中，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从北地郡（今甘肃环县）率军分路进军。公孙敖迷路迟到，未能与霍去病会合。霍去病孤军深入，远涉浚稽山南的湖泽，越过居延海（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内），过小月氏，攻抵祁连山（也有说法是今新疆哈密的东天山），俘获得单于单桓、酋涂王，收降其相国、都尉以下的降者二千五百人。在此役中，汉军共斩得匈奴军首级三万二百级，生擒匈奴五王，五王母，匈奴单于的阏氏及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让匈奴的实力受到一次极大的打击，而汉军自身折损约十分之三。武帝得到捷报后，加封霍去病食邑五千四百户。而跟随霍去病出征至小月氏的校尉都被封为左庶长，其部下赵破奴、高不识及仆朋均被封侯。 伊稚斜单于恼怒于浑邪王多次的败绩，于是想将其召至单于庭而后诛杀。浑邪王得讯，马上联合休屠王等筹划投降汉朝事宜，并遣使告知汉廷。武帝得到讯息后，担心这是诈降，于是在秋季命霍去病率大军迎接浑邪王等。在汉军渡过黄河，抵达浑邪王大营附近时，浑邪王麾下部分降众不愿投降，密谋逃跑。在此紧急的关头，霍去病率部驰入匈奴军中，与浑邪王相见，斩杀企图逃亡的军士八千人，“降异国之王三十二”。随后，霍去病先将浑邪王单独送往长安，再统领其部众四万余人（号称十万人）归汉。 此役后，西北边境几乎没有匈奴进犯。汉武帝于是减少了陇西、北地、上郡戍守之兵的一半，使全国百姓的徭役负担得到宽缓。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匈奴为此悲歌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命卫青与时年二十二岁的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步兵转折踵军数十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 霍去病率五万骑兵，以将军李敢等为大校，出代郡、右北平郡，北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大破匈奴军，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霍去病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境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以北）举行了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北海（一称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此役，汉军斩首七万四百四十三级，自身也损伤十分之三（此取《史记》，汉书记为十分之二）。经此一战，匈奴被汉军在漠南荡涤，匈奴单于逃到漠北，“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匈奴势力大为衰退。 此战后，匈奴失去对东北地区的控制。霍去病将东北的乌桓徙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汉朝要求其部落大人每年朝见，并置护乌桓校尉，使乌桓不得与匈奴交通。 汉军回师后，武帝为表彰霍去病的功劳，再增封其食邑五千八百户。霍去病属下的将卒也获得了大量的赏赐，随他出征的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北地都尉邢山、复陆支及伊即靬（伊即轩）都分别获封侯爵，李敢也一举获封关内侯。同时，武帝设置大司马位，以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霍去病称大司马骠骑将军）。同时定下法令，使骠骑将军的俸禄同大将军相等。从此以后卫青的权势逐渐减退，而霍去病日趋显贵。卫青的老友和门客多半离开了他，而去奉事霍去病，这些人常常因此而得到官爵。 元狩六年（前117年），因为匈奴伊稚斜单于拒绝对汉称臣，汉武帝再一次进行战争动员，决心歼灭单于主力。然而在准备过程中，或许是多次领兵出征的劳累，长时间处于艰苦的环境，霍去病却因病早逝（后世也有猜测是感染瘟疫而亡），年仅二十四岁。汉武帝因此被迫暂时停止了对匈奴的作战。 霍去病死后，武帝允许他陪葬茂陵，赐其谥号为“景桓”（取义“武与广地”，彰显其克敌服远，英勇作战，扩充疆土之意）。武帝对霍去病的死非常悲伤。他特意调遣河西五郡的铁甲军，列成阵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东的霍去病墓。他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 唐朝建中三年（782年），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及至宋代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将霍去病与丞相公孙弘、大将军卫青、车骑将军金日磾配享于汉武帝庙廷。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霍去病。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霍去病亦位列其中。 霍去病在短暂的军事生涯中参与的主要战役有：定襄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在这些抗击匈奴的战争中，他“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皆以将军（按：另两出为校尉，从卫青出征），斩首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其歼敌之众，辟地之广，在同时诸将中可谓首屈一指。 在西汉前期的汉匈战争中，匈奴总是集中兵力突然进攻，来去如风，使汉军难以组织反击。因此，汉王朝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到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对匈奴的军事组织状况有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在对匈奴作战时，并不组织数十万大军打堂堂之阵，而是组织人数不多的数万骑兵长途奔袭，直捣王庭。这样的战法，使匈奴来不及召集分散在草原上放牧的男性青壮年组成军队，保卫王庭或单于庭的亲军卫队也无法抵抗数万骑兵的进攻，而王庭、单于庭等首脑部一旦被打散，匈奴也无法再组织有效的反击。所以，卫青、霍去病在对匈奴作战中总能取胜。 历史评价 终军：“骠骑将军霍去病征匈奴，立克胜之功。”（《骠骑论功论》） 司马迁： “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史记》） 西汉篇——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少年时随父司马谈读书，并从董仲舒授学《春秋》，向孔安国问疑《尚书》。二十岁出游，历经长江、湘江、沅江、淮水、泗水、黄河等流域，沿途考察名胜古迹，访问历史遗事，调查社会风俗。后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郡县。元鼎六年(前111)，奉命出使西南。元封元年（前110年）父死，遗嘱继志着史。三年，任太史令，阅读皇室所藏典籍，开始搜集史料。 太初元年（前104年），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典星射姓、治历邓平、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数十人，共同制订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名为“太初历”。此后即着手着史。天汉三年（前98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获罪入狱，处以腐刑。太始元年（前96年）出狱，任中书令。受刑之后，忍辱发愤，艰苦撰述，根据《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及诸子百家的着作、官府所藏的典籍档案以及亲身考察访问得来的资料，终于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极为深远。 他死后，《史记》藏于家，至汉宣帝时，始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除《史记》外，其着作存于今者尚有《报任安书》、《素王妙论》、《悲士不遇赋》。 西汉景、武年间（生年有争议，参见“人物争议”部分），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山。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船到钱塘。 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驰义侯何遗受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駹震恐，请求臣服并设置官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莋、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复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却因病留滞在周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南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侍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 整理《诗》、《书》，着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 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明，但是一定把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穿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应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同年，武帝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还，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便杀了李陵全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着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曾官至宰相，与司马迁之女生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着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就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着。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名言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 貌言华也，圣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盖锺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历史评价 汉代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彪：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班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谬]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汉明帝在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下诏称：“司马迁着书成一家，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非谊士也 西汉篇——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在位后期发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巫蛊为一种巫术。当时人认为使巫师祠祭或以桐木偶人埋于地下，诅咒所怨者，被诅咒者即有灾难。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通奸，公孙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用酷刑和栽赃迫使人认罪，大臣百姓惊恐之下胡乱指认他人犯罪，数万人因此而死。 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趁机陷害太子，并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四人诬陷太子，太子恐惧，起兵诛杀江充，后遭武帝镇压兵败，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壶关三老和田千秋等人上书讼太子冤，终于清醒过来的武帝夷江充三族，烧死苏文。又修建“思子宫”，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志哀思。此事件牵连者达数十万人，史称巫蛊之祸。 传统迷信认为巫蛊之术（即巫术诅咒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汉武帝晚年多病，疑其为左右人巫蛊所致。 汉武帝一生沉迷女色，后宫有多位佳人先后失宠，为重新获得帝王的恩宠，后宫诸位多邀请女巫入宫，试图以巫术达到目标，同时对其所嫉妒者便施以巫蛊之术，一时间后宫迷乱，时有发生因后宫的巫蛊之事而牵连朝中大臣的事件。而此时的皇后卫子夫年老色衰，失去汉武帝的宠信，同时外戚家族卫氏于朝廷当中的权势日盛。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汉武帝住在建章宫，看到一个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是不寻常的人，便命人捕捉。该男子弃剑逃跑，侍卫们追赶，未能擒获。汉武帝大怒，将掌管宫门出入的门侯处死。冬十一月，汉武帝征调三辅地区的骑兵对上林苑进行大搜查，并下令关闭长安城门进行搜索，十一天后解除戒严。巫蛊事件开始出现。 丞相公孙贺的夫人卫君孺，是卫皇后的姐姐，公孙贺因此受到宠信。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接替父亲担任太仆，骄横奢侈。不遵守法纪，擅自动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事情败露后被捕下狱。这时，汉武帝正诏令各地紧急通缉阳陵大侠客朱安世，于是公孙贺请求汉武帝让他负责追捕朱安世，来为其子公孙敬声赎罪，汉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后来，公孙贺果然将朱安世逮捕。 朱安世却笑着说：“丞相将要祸及全族了！”于是从狱中上书朝廷，揭发说：“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他得知陛下将要前往甘泉宫，便让巫师在陛下专用的驰道上埋藏木偶人，诅咒陛下，口出恶言。”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春正月，公孙贺被逮捕下狱，经调查罪名属实，父子二人都死于狱中，并被灭族，同时还牵连阳石公主和皇后卫子夫所生的另一个女儿诸邑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卫伉全部被杀。卫氏在汉廷内部的政治盟友也因此损失殆尽。 这时，方士和各类神巫多聚集在京师长安，大都是以左道旁门的奇幻邪术迷惑众人，无所不为。一些女巫来于宫中，教宫中美人躲避灾难的办法，在每间屋里都埋上木头人，进行祭祀。因相互妒忌争吵时，就轮番告发对方诅咒皇帝、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将被告发的人处死，后宫妃嫔、宫女以及受牵连的大臣共杀了数百人。 汉武帝产生疑心以后，有一次，在白天小睡，梦见有好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想要袭击他，霍然惊醒，从此感到身体不舒服，精神恍惚，记忆力大减。江充自以为与太子刘据、卫皇后有嫌隙，见汉武帝年纪已老，害怕汉武帝去世后被刘据诛杀，便定下奸谋，说汉武帝的病是因为有巫术蛊作祟造成的。于是汉武帝派江充为使者，负责查处巫蛊案。 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那些用巫术害人，夜间守祷祝及自称能见到鬼魂的人，又命人事先在一些地方洒上血污，然后对被捕之人进行审讯，将那些染上血污的地方指为他们以邪术害人之处，并施以铁钳烧灼之刑，强迫他们认罪。于是百姓们相互诬指对方用巫蛊害人；官吏则每每参劾别人为大逆不道。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到各郡、国，因此而死的先后共有数万人。 汉武帝年事已高，怀疑周围的人都在用巫蛊诅咒于他；而那些被逮捕治罪的人，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谁也不敢诉说自己有冤。江充窥探出汉武帝的疑惧心理，便指使胡人巫师檀何言称：“宫中有蛊气，不将这蛊气除去，皇上的病就一直不会好。” 于是汉武帝派江充进入宫中，直至宫禁深处，毁坏皇帝的宝座，挖地找蛊；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 江充先从后宫中汉武帝已很少理会的妃嫔的房间着手，然后依次搜寻，一直搜到皇后宫和太子宫中，各处的地面都被纵横翻起，以致太子和皇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江充扬言：“在太子宫中找出的木头人最多，还有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应当奏闻陛下。” 刘据非常害怕，问少傅石德应当怎么办。石德害怕因为自己是太子的老师而受牵连被杀，便对刘据说：“先前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以及卫伉等都被指犯有用巫蛊害人之罪而被杀死，如今巫师与皇上的使者又从宫中挖出证据，不知是巫师放置的呢，还是确实有，自己是无法解释清楚的。你可假传圣旨，将江充等人逮捕下狱，彻底追究其奸谋。况且陛下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您派去请安的人都没能见到陛下，陛下是否还在，实未可知，而奸臣竟敢如此，难道您忘了秦朝太子扶苏之事了吗！” 刘据说：“我这作儿子的怎能擅自诛杀大臣！不如前往甘泉宫请罪，或许能侥幸无事。”刘据打算亲自前往甘泉宫，但江充却抓住刘据之事逼迫甚急，刘据想不出别的办法，于是按着石德的计策行事。 秋七月壬午（初九），刘据派门客冒充皇帝使者，逮捕了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是假的，不肯接受诏书，被刘据门客杀死。刘据亲自监杀江充，骂道：“你这赵国的奴才，先前扰害你们国王父子，还嫌不够，如今又来扰害我们父子！”又将江充手下的胡人巫师烧死在上林苑中。 刘据派侍从门客无且携带符节乘夜进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长御女官倚华将一切报告卫皇后，然后调发皇家马的马车运载射手，打开武器库拿出武器，又调发长乐宫的卫卒。长安城中一片混乱，纷纷传言：“太子造反”。苏文得以逃出长安，来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很不像话。 汉武帝说道：“太子肯定是害怕了，又愤恨江充等人，所以发生这样的变故。” 因而派使臣召刘据前来。使臣不敢进入长安，回去报告说：“太子已经造反，要杀我，我逃了回来。” 汉武帝大怒。丞相刘屈氂听到事变消息后，抽身就逃，连丞相的官印、绶带都丢掉了，派长史乘驿站快马奏报汉武帝。汉武帝问道：“丞相是怎么做的？” 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消息，没敢发兵。” 汉武帝生气地说：“事情已经这样沸沸扬扬，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没有周公的遗风，难道周公能不杀管叔和蔡叔吗！” 于是给丞相颁赐印有玺印的诏书，命令他：“捕杀叛逆者，朕自会赏罚分明。应用牛车作为掩护，不要和叛逆者短兵相接，杀伤过多兵卒崐！紧守城门，决不能让叛军冲出长安城！” 刘据发表宣言，向文武百官发出号令说：“陛下因病困居甘泉宫，我怀疑可能发生了变故，奸臣们想趁机叛乱。” 汉武帝于是从甘泉宫返回，来到长安城西建章宫，颁布诏书征调三辅附近各县的军队，部署中二千石以下官员，归丞相兼职统辖。刘据也派使者假传圣旨，将关在长安中都官狱中的囚徒赦免放出，命少傅石德及门客张光等分别统辖；又派长安囚徒如侯持符节征发长水和宣曲两地的胡人骑兵，一律全副武装前来会合。 侍郎马通受汉武帝派遣来到长安，得知此事后立即追赶前去，将如侯逮捕，并告诉胡人：“如侯带来的符节是假的，不能听他调遣！” 于是将如侯处死，带领胡人骑兵开进长安；又征调船兵楫棹士，交给大鸿胪商丘成指挥。当初，汉朝的符节是纯赤色，因刘据用赤色符节，所以在汉武帝所发的符节上改加黄缨以示区别。 刘据来到北军军营南门之外，站在车上，将护北军使者任安召出，颁与符节，命令任安发兵。但任安拜受符节后，却返回营中，闭门不出。刘据带人离去，将长安四市的市民约数万人强行武装起来，到长乐宫西门外，正遇到丞相刘屈氂率领的军队，双方会战五天，死亡数万人，鲜血像水一样流入街边的水沟。民间都说“太子谋反”，所以人们不依附太子，而丞相一边的兵力却不断加强。 庚寅（十七日），刘据兵败，南逃到长安城覆盎门。司直田仁正率兵把守城门，因觉得刘据与汉武帝是父子关系，不愿逼迫太急，所以使刘据得以逃出城外。刘屈氂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对刘屈氂说：“司直为朝廷二千石大员，理应先行奏请，怎能擅自斩杀呢！”于是刘屈氂将田仁释放。 汉武帝听说后大发雷霆，将暴胜之逮捕治罪，责问他道：“司直放走谋反的人，丞相杀他，是执行国家的法律，你为什么要擅加阻止？” 暴胜之惶恐不安，自杀而死。汉武帝下诏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携带皇帝下达的谕旨收回皇后的印玺和绶带，卫皇后自杀。 汉武帝认为，任安是老官吏，见出现战乱之事，想坐观成败，看谁取胜就归附谁，对朝廷怀有二心，因此将任安与田仁一同腰斩，汉武帝因马通擒获如侯，封其为重合侯；长安男子景建跟随马通，擒获石德，封其为德侯；商丘成奋力战斗，擒获张光，封其侯。刘据的众门客，因曾经出入宫门，所以一律处死；凡是跟随刘据发兵谋反的，一律按谋反罪灭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非出于本心，而被刘据挟迫的，一律放逐到敦煌郡。因刘据逃亡在外，所以开始在长安各城门设置屯守军队。 汉武帝愤怒异常，群臣感到忧虑和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汉武帝说：“我听说：父亲就好比是天，母亲就好比是地，儿子就好比是天地间的万物，所以只有上天平静，大地安然，万物才能茂盛；只有父慈，母爱，儿子才能孝顺。如今皇太子本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将承继万世大业，执行祖宗的重托，论关系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本为一介平民，不过是个市井中的奴才罢了，陛下却对他尊显重用，让他挟至尊之命来迫害皇太子，纠集一批奸邪小人，对皇太子进行欺诈栽赃、逼迫陷害，使陛下与太子的父子至亲关系隔塞不通。 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诗经》上说：‘绿蝇往来落篱笆，谦谦君子不信谗。否则谗言无休止，天下必然出大乱。’ 以往，江充曾以谗言害死赵太子，天下人无不知晓。而今陛下不加调查，就过分地责备太子，发雷霆之怒，征调大军追捕太子，还命丞相亲自指挥，致使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我以对陛下的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待罪于建章宫外。” 奏章递上去，汉武帝见到后受到感动而醒悟，但还没有公开颁布赦免。 刘据向东逃到湖县，隐藏在泉鸠里。主人家境贫寒，经常织卖草鞋来奉养刘据。刘据有一位以前相识的人住在湖县，听说很富有，刘据派人去叫他，于是消息泄露。八月辛亥（初八），地方官围捕刘据。刘据自己估计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紧闭房门，自缢而死。前来搜捕的兵卒中，有一山阳男子名叫张富昌，用脚踹开房门。新安县令史李寿跑上前去，将刘据抱住解下。主人与搜捕刘据的人格斗而死，二位皇孙也一同遇害。汉武帝感伤于刘据之死，便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经过调查发现多为有不实。此时汉武帝也颇知太子刘据是因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诛杀江充，并无他意，正好守卫汉高祖祭庙的郎官田千秋又上紧急奏章，为刘据鸣冤说：“作儿子的擅自动用父亲的军队，其罪应受鞭打。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又有什么罪呢！我梦见一位白发老翁，教我上此奏章。” 于是汉武帝霍然醒悟，召见田千秋，对他说：“我们父子之间的事，一般认为外人难以插言，只有你知道其间的不实之处。这时高祖皇帝的神灵派您来指教于我，您应当担任我的辅佐大臣。” 立即就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并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之上。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也遭满门抄斩。汉武帝怜惜刘据无辜遭害，便特修一座思子宫，又在湖县建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听说这件事后，都很悲伤。 事情水落石出后，汉武帝追悔莫及，便转手报复当初参与谋害刘据的人，丞相刘屈氂等相关人物被以各种理由被杀或自杀，牵连甚广。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内侍郭穰密告丞相刘屈氂夫人诅咒汉武帝，并与贰师将军李广利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后刘屈氂被腰斩于东市，其妻则是枭首华阳街，李广利妻子被捕。李广利当时正在前线打仗，得知消息后仓促出击匈奴，兵败后投降，后来在卫律的运作下被杀。 后元元年（前88年），参与镇压太子的马通，与亲近江充的兄长侍中仆射马何罗，因江充被灭族而心怀恐惧，合谋持刀入武帝卧室行刺，为金日磾发觉搏拘，被处死。 汉武帝死后，幼子刘弗陵登基，是为汉昭帝。汉昭帝早逝无子，霍光等人于是立汉武帝之孙刘贺，刘贺登基不久因为品行恶劣又被霍光废掉。然后，霍光立了戾太子刘据唯一幸存的孙子刘病已为帝，汉朝帝位回到刘据的后裔手上。 历史评价 班固：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竟天。后遂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 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子父皆败。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卢相属于道，不一日而无兵。 由是山东之难兴，四方溃而逆秦。秦将吏外畔，贼臣内发，乱作萧墙，祸成二世。故曰“兵犹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仓颉作书，“止”“戈”为“武”。圣人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兵戈，非以为残而兴纵之也。 《易》曰：“天子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顺，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故车千秋指明蛊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过人也，以其销恶运，遏乱原，因衰激极，道迎善气，传得天人之佑助云。 西汉篇——霍光 霍光（？－前68年4月21日），字子孟，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人。西汉时期权臣、政治家，大司马霍去病异母弟、汉昭帝上官皇后的外祖父。 霍光最初凭借门荫入仕，选为郎官，历任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为汉武帝所亲信。武帝临终时，授霍光大将军、大司马，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同受遗诏，辅佐幼主。汉昭帝继位后，与上官桀、桑弘羊争权，挫败上官桀等拥立燕王刘旦的计划，获封博陆侯，得以专擅朝政。 元平元年（前74年），昭帝去世，霍光拥护昌邑王刘贺为帝，二十七日后又将其废黜，改立武帝曾孙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宣布归政，仍掌大权，其女霍成君为汉宣帝第二任皇后，霍氏一族极为显贵。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谥号宣成，陪葬茂陵，葬礼规格仿照相国萧何旧例。两年后，霍光妻子霍显毒害皇后许平君母子事发，霍氏全族坐罪处死。但到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仍以霍光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首位。 霍光前后秉政二十年，遵循武帝法度。在武帝末年积弊之后，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轻徭薄赋，使得汉朝国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对外也缓和了同匈奴的关系，恢复和亲政策。这段时期被后世称为昭宣中兴。同时因其废立两帝，与殷商伊尹废太甲事迹相似，故后世权臣废立皇帝时，往往以“行伊霍之事”作掩饰。 霍光的父亲名叫霍仲孺，后元三年（前141年）前后，以县中小吏身份被派到平阳侯家服役。霍仲孺和平阳侯府中侍女卫媪之女卫少儿私通生下一子霍去病。霍仲孺后返家，另娶妻子，生下霍光，和卫少儿不再来往。 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被拜为骠骑将军，在出击匈奴的途中，被河东太守出迎至平阳侯国的传舍，并派人请来霍仲孺与之父子相见。霍去病替霍仲孺大量购买田地房屋和奴婢后离去。霍去病此次出征凯旋时，再次拜访霍仲孺，并将异母弟弟霍光一起带到长安照顾。霍光当时年仅十多岁，在霍去病的帮助下，先任郎官，随后迁任各曹官、侍中等。 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去世。霍光升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等职位，侍奉汉武帝左右，前后出入宫禁二十多年，小心谨慎，未曾犯一次错误，因此得到武帝的信任。 征和二年（前91年），卫戾太子被江充以巫蛊之祸逼死后，武帝决定立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储君，并在仔细观察后，认为只有霍光能够担负托孤重任。一次，武帝令黄门画工绘《周公辅成王朝诸侯图》赐给霍光，暗示他准备辅政。 后元元年（前88年），霍光同上官桀、金日磾共同挫败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莽通的叛乱阴谋。 后元二年（前87年）春，武帝巡游五柞宫，病情加重，霍光流涕问道：“如果（陛下）不讳，该谁继承皇位？” 武帝说：“你不明白上次图画的意思吗？立少子（刘弗陵），你做周公的事。” 霍光叩首谦让给金日磾，金日磾称自己是外国人，不如霍光。于是，武帝升授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和丞相田千秋、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在武帝寝宫内床下拜受顾命，辅佐少主。第二天（二月十四日），武帝驾崩，时年八岁的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 昭帝即位当年，根据武帝遗令，肯定了霍光等人“捕斩反虏重合侯马通功”，封他为博陆侯。当时卫尉王莽的儿子王忽在宫中随侍，扬言说：“先帝驾崩时，我常在左右，哪有遗诏加封三个人的事？那几个家伙彼此抬高自己罢了。”霍光得知，严责王莽，王莽被迫将王忽毒死。 有人劝霍光说：“将军没有看到当初吕氏家族覆亡的教训吗？吕氏身处伊尹、周公的地位，主持朝政，专擅大权，却疏远宗室，不与他们共享朝权，因此失去了天下人的信任，最后终于灭亡。如今将军身居高位，皇上年幼，应当纳用宗室，并多与大臣共商政事，与吕氏的作法相反。如果这样，便可以免除祸患。”霍光深表赞同，于是任命楚王刘交之孙刘辟强为光禄大夫兼长乐宫卫尉，宗室刘长乐为光禄大夫。 霍光为人稳重少言，从容谨慎，身高七尺三寸，面色白皙，眉目清秀，胡须美观。他秉性端正，每次进出宫廷和下殿出门时，停步和行进的地方都有一定的位置，郎官和仆射暗中记下查看，不差分毫。昭帝即位后，政令都由霍光发布，天下人都盼望其一展风采，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当时，霍光与金日磾、上官桀都有联姻关系，金日磾次子金赏的妻子是他的女儿，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所娶的是霍光长女，有一女上官氏（即后来的上官皇后）。始元元年（前86年），辅政一年有余的金日磾去世。而作为丞相的田千秋一味谦让，不敢与霍光对抗；上官桀、桑弘羊也无法独自抗衡霍光，于是政事逐渐全由霍光处置。 后来，上官桀打算让时年仅六岁的上官氏做皇后，遭到霍光反对，于是转而走盖长公主的门路，在始元四年（83年）成功使上官氏被册立为皇后。作为后父的上官安被拜为骠骑将军，封桑乐侯。霍光每次休假出宫，上官桀就入宫代替他处理政事。上官家族为了回报盖长公主，想将其情夫丁外人封列侯和光禄大夫，也被霍光驳回。霍光此前又曾多次阻止上官家族其他亲戚封官。武帝在位时，上官桀已经是九卿，职位在霍光之上，等到上官父子同为将军，又有皇后内亲的显赫地位。于是双方逐渐结怨，互相斗争，成为政敌。 燕王刘旦自以为是昭帝的哥哥，心里常怀怨恨。而桑弘羊自认在财政改革上立有大功，想替子弟谋官，却遭到失败，也怨恨霍光。于是，上官桀父子联合盖长公主、刘旦以及桑弘羊共同结成反对霍光的同盟，假托刘旦名义，趁霍光休假的时候向汉昭帝上书诬陷说：“霍光把郎官和羽林军都集中起来操练，道上戒严，太官先到目的地安排。” 又说：“苏武从前出使匈奴，被拘留二十年而不降，回朝后才当上典属国。大将军府中的长史杨敞无功，却当了搜粟都尉。霍光又擅自选拔增加自己幕府的校尉。霍光如此专权放纵，臣怀疑他有图谋不轨之心。臣愿意归还符节玺印，回京入宫侍卫，提防奸臣的意外之变。” 他们准备等到霍光休假出宫之日奏上此章。上官桀打算从宫禁中把奏书交给有司，由桑弘羊与群臣一同胁迫昭帝罢黜霍光。但年仅十四岁的昭帝看到奏疏后，不肯将其交给有司。 第二天，霍光听说此事，停留在画室，不敢进殿。昭帝询问道：“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回答：“因为燕王揭发了他的罪行，所以不敢进来。” 昭帝下诏召霍光进殿。霍光摘掉帽子叩头告罪，皇上说：“你带上帽子。朕知道这封奏书是假的。你没有罪。” 霍光说：“陛下从哪里知道的呢？” 昭帝说：“你去广明练兵是近日的事，选拔校尉以来没有十天，燕王怎么能够知道呢？再说你要干坏事，也不需要增加校尉。” 尚书及昭帝身边的亲随听到昭帝这么说，都大感震惊。上书的人知道后，果然逃跑了，有司追捕很急。上官桀等人惊恐不已，对昭帝说小事不值得深究，昭帝不听。 之后，上官桀等人再次进谗言诬陷，昭帝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嘱托他辅佐我，敢有诽谤他的就依法治罪。” 从此上官桀等不敢再说什么，转而策划让盖长公主设酒席宴请霍光，然后埋伏士兵击杀他，趁便废去昭帝，迎立刘旦为天子。但计划泄漏，霍光族灭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鄂邑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自杀。 在扫除政敌后，作为上官皇后的外祖父，霍光“威震海内”，成为朝政实际上的决策者。昭帝加冠礼后，仍委政于霍光，使十三年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元平元年（前74年）夏四月癸未日，昭帝驾崩，他没有儿子。霍光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于同年六月即位。据说刘贺在进京途中派人掠取民间女子、财产，并让其属吏、家人都穿上刺史的官服，封官进爵，任其胡作非为。而且疏远老臣，提拔自己的官属。霍光为此忧闷不已，向大司农田延年问计。田延年举出伊尹废太甲的先例，建议霍光废帝。霍光于是暗中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策划商议，然后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在朝的二千石官员、大夫、博士等在未央宫共同商讨此事。 会上，田延年持剑力陈废帝的缘由，群臣都叩头，说：“天下安危都在于大将军，我们将听从您的命令。” 霍光就与群臣一起去见上官太后，将刘贺不宜为帝的情况一一向太后陈述。上官太后来到未央宫承明殿，尚书令宣读群臣奏劾刘贺的奏疏，列举其成为皇帝二十七日以来的种种罪状。读毕，太后同意废帝，霍光命令刘贺起身跪拜，接受诏令。 刘贺争辩道：“听说天子只要有七个诤谏之臣，即使无道也不会丧失天下。” 霍光说：“皇太后下诏废除，你还算什么天子？” 于是走近抓住刘贺的手，解下他的玺绶，将刘贺送回昌邑王府，后遣回封国。霍光又以昌邑王群臣没有尽到辅导责任、“陷王于恶”为由，诛杀了两百多人。 刘贺被废后，霍光同群臣商议，决定从民间迎接武帝曾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继承帝位。这就是汉宣帝。 宣帝即位后，仍由霍光辅政。本始元年（前73年）正月，霍光提出归政。宣帝谦让不接受，于是朝廷事务的决策仍先经过霍光过问再禀报天子。宣帝根据霍光的“定策”之功，下诏把河北、东武阳的一万七千户加封给他，使其所享食邑达二万户。宣帝前后共赏赐他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色绸帛三万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二千匹、住宅一所。 自昭帝时起，霍光的儿子霍禹与侄孙霍云均被任命为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是奉车都尉，侍奉宫中，率领胡、越归附的军队。霍光的两个女婿都是东西两宫卫尉。霍光兄弟辈的女婿、外孙都能奉朝请，并担任各官署的大夫、骑都尉、给事中。 霍氏亲党与子弟在朝廷占据要职，根深蒂固。霍光每次朝见，宣帝都表现出虚心请教的样子，神态严肃，对他极其礼敬、谦让他，宣帝对霍光表面上很信任，但内心十分忌惮，与之同车时“若有芒刺在背”。霍光本人功高震主，为后来的族灭埋下了祸根。 宣帝即位后，没有依照群臣提议立霍光之女霍成君为皇后，而是委婉的以寻故剑的名义，表示要立自己的原配妻子许平君为皇后。霍光没有反对，但以许皇后父亲许广汉受过宫刑的缘故，反对宣帝依照惯例封后父为列侯。霍光的继室霍显对女儿霍成君没有成为皇后不满，趁许皇后生产的机会买通医生淳于衍，在本始三年（前71年）毒死了许皇后。 许皇后死后，为她诊治的医生都被逮捕追究责任，淳于衍因“侍疾亡状不道”，被下狱受审。霍显十分害怕，就将详情告诉霍光，并对霍光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等地步，就不要让法吏拷问淳于衍了。” 霍光不胜惊愕，默然不应，开始时想要主动向宣帝交待此事，揭发霍显。但碍于夫妻情分不忍，其后仍奏明宣帝，签署对淳于衍免予问罪之令。许皇后死后，霍成君在本始四年（前70年）三月顺利成为皇后。 地节二年（前68年）春，霍光病重，宣帝亲自到他府中探望病情，为之涕泣。霍光上书谢恩，请分自己的封邑三千户给霍山，以继承其兄长霍去病的香火。宣帝将此事下发有司，当天就拜霍禹为右将军。[58]三月庚午日（前68年4月21日），霍光去世。 霍光死后，宣帝与上官太后一同到场治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理丧事，朝中二千石官员在墓地临时设立机构。宣帝将霍光与汉初开国功臣萧何相比，以皇帝级别的礼仪下葬，允许其陪葬于茂陵。在霍光的葬礼上，有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等葬具，以缊辌车、黄屋送葬，调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的军士列阵护送；宣帝又征调三河服役的士卒掘墓修坟，在墓地修建祠堂，设置园邑，由三百户人看守，还设置专门的长史、丞掾。霍光得到的谥号为“宣成”。 霍光死后，宣帝得知了许皇后遇害的真相，于是一步步削弱了霍光之子霍禹及霍氏一党范明友、任胜、邓广汉、赵平等人的兵权，以自己亲信的外家许氏、史氏子弟代替。奢靡骄纵的霍氏家族因此惴惴不安，逐渐生出谋反意图。地节四年（前66年）七月，霍家谋反的密谋败露，霍禹被腰斩，霍云、霍山自杀，霍家一族遭到满门抄斩。至此，霍显及儿子，侄子，女婿等家人除女婿金赏因告发谋反一事被赦免外，全部被杀或者自杀，霍成君也被废处昭台宫，十二年后自杀，长安城中有数千家人家被牵连族灭。霍家族灭以后，霍光依旧陪葬茂陵。 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接受南匈奴归降，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乃令人画十一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和表扬（参见词条麒麟阁十一功臣），列霍光为第一。因其死后家族谋反，满门抄斩，故不名霍光全名，只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 此后，霍光一直为汉朝皇帝所尊奉祭祀。汉成帝即位后，曾为霍光墓增加守墓人一百户。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以食邑一千户封霍光堂弟的曾孙霍阳为博陆侯，以奉祀霍光。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十一月，遣使以中牢礼祭祀萧何、霍光，后明帝更亲自前往二人墓前吊谒。 霍光辅佐昭帝期间，有鉴于武帝晚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情况，采纳谏大夫杜延年等人的建议，继续执行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史称当时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昭帝多次下诏削减封建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的田租、口钱和耕赋，以中牟苑赋予贫民，并赈贷种、食。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他又召集贤良文学至长安会议盐铁专卖等政策（参见词条盐铁之议）。之后，下诏“罢榷酤”和取消“令民共出马”的规定。 在用人上，霍光提拔张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作副手；杜延年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协助其理政，使朝野和睦。他还赞赏识破冒充卫太子刘据之人的京兆尹隽不疑。 在对外方面，霍光先任用度辽将军范明友反击匈奴的入侵，并在匈奴引退后趁势扫荡乌桓，使匈奴“不能复出兵”。此后，汉朝与匈奴也重新恢复了和亲关系。西域方面，他采用了桑弘羊之前的建议，任用扜弥国太子赖丹为校尉，率军往轮台屯田；后支持傅介子出使西域，宣扬汉朝国威的行为，并建议他先至楼兰。傅介子斩杀了匈奴扶持的楼兰王安归，另立在汉的楼兰质子为王。 以上这些措施，对于稳定武帝后期以来动荡不定的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凋敝的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秉政二十年，成为西汉后期外戚专擅朝政的滥觞，且改变了武帝之前以丞相为中心的“三公”执政，这是西汉政治体制方面的重大变化。 霍光效法伊尹废太甲，行废立天子之事，从此后世权臣废立皇帝，为了掩盖动机，往往假称“行伊霍之事”。 历史评价 刘弗陵：“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 刘询：故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宿卫孝武皇帝三十有余年，辅孝昭皇帝十有余年，遭大难，躬秉谊，率三公、九卿、大夫定万世册，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无有所与，功如萧相国。 宣成侯光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善善及后世……。 西汉篇——汉宣帝 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8年1月9日），原名刘病已，字次卿，西汉第十位皇帝（前74年9月8日~前48年1月9日[232]在位），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史皇孙刘进之子。 幼年遭受巫蛊之祸，生长于民间。元平元年（前74年），昌邑王刘贺被废，大将军霍光拥立他为帝，改名刘询。刘询即位后，委政于霍光。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正式亲政，提拔亲信势力，诛杀大司马霍禹，废除霍皇后，彻底清除霍氏势力。 刘询施政“以霸王道杂之”，整顿吏治，强化皇权，任用熟悉法令的文法吏，以刑名考核臣下；设置治书侍御史、廷尉平，审量刑罚轻重；废除苛法，招抚流亡，假民公田，设置常平仓，减免租赋，安定民生，恢复生产；召开石渠阁会议，亲自裁决。面对匈奴内乱，允许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消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设置西域都护，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流。是时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西汉综合国力达到极盛，史称“孝宣之治”或“孝宣中兴”。但另一方面，刘询刻薄寡恩，乞灵鬼神，重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后期奢侈享乐，拒谏饰非，诸多弊政，导致外戚宦官专权，加速了西汉由盛转衰的进程，故而后世评价道：“论其功则为中兴之君，论其罪则为基祸之主。” 黄龙元年十二月（前48年1月9日），病逝于未央宫，安葬于杜陵，庙号中宗。在制定庙号和谥号严格的西汉，刘询与汉高帝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并列，成为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 刘病已为史皇孙刘进之子，号皇曾孙，出生数月，即逢巫蛊之祸。 征和二年（前91年）正月，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诬告，利用巫蛊咒杀汉武帝、与阳石公主通奸，公孙贺父子下狱而死；闰四月，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长子卫伉，皆坐诛。随后，汉武帝行幸甘泉宫，却病于此处。江充作奸，言汉武帝病于巫蛊。得知汉武帝生病，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家吏数次前去甘泉问安，却皆不得见。七月，汉武帝命江充为绣衣使者，惩治巫蛊，导致巫蛊之祸正式爆发。 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趁机陷害太子，并与案道侯韩说、宦官中常侍苏文等四人诬陷刘据谋反。刘据为图自保，起兵反抗，终因兵力不敌，庚寅日兵败，携两幼子出奔。同日，皇后卫子夫自尽。刘据长子刘进为安置仅出生月余的儿子刘病已，而未随其父亡走。八月辛亥日，太子刘据拒绝被捕，自尽而死，两位小皇孙遇害。同时，刘病已的祖母史良娣、父亲刘进、母亲王翁须和姑姑（皇女孙）皆在长安遇害。太子皇孙的姬妾（家人子）和门客皆被处死。唯独襁褓中的刘病已逃过一死，被收系郡国在长安的府邸中临时设置的官狱里。 巫蛊之祸案发后，丙吉（邴吉）以原来廷尉监的身份被征召到京城长安，武帝诏令丙吉到郡邸狱追查巫蛊的事。丙吉心里知道卫太子的罪过并无真正事实，于是更为皇曾孙无辜收监难过，便让忠厚谨慎的女囚胡组、郭征卿住在宽敞干净的房间哺育刘病已，私给其衣食，看待甚有恩德。刘病已曾几次病危，都是丙吉让乳母用医药救活。正是由于他幼年多病，所以取了“病已”这个名字，以此祈求健康。 后元二年二月丁卯日（前87年3月26日），刘病已尚不满五岁。汉武帝病重，往来于长杨宫、五柞宫之间，望气者说长安监狱有天子气，汉武帝便派遣内谒者令郭穰，把长安二十六官狱中的犯人抄录清楚，不分罪过轻重一律杀掉。郭穣夜晚来到丙吉所在的官狱，丙吉紧闭大门，说道：“皇曾孙在此。普通人都不能无辜被杀，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邴吉一直守到天亮也不许郭穣进入，郭穣只好回去报告汉武帝，并趁机弹劾丙吉。或许此时方知自己有曾孙在世的汉武帝也醒悟过来，说：“这是上天让这样做的吧。”因而大赦天下。郡邸狱诸犯也因武帝的大赦和邴吉的坚持而得以出狱。 丙吉因此对守丞谁如说，皇孙不应当再在官狱里了，让谁如以官府文书形式写信给京兆尹（后元二年京兆尹无人担任，此处应为属官），同时把皇孙和胡组一起送到京兆尹治所，京兆尹不敢接受，又送了回来。大赦仅几日后武帝驾崩；第二天汉昭帝即位。刘病已的保姆胡组雇期满该回家时，皇孙恋恋不舍，丙吉于是便用自己的钱雇佣胡组，让她留下来和郭征卿一起抚养了皇孙几个月，才让她回家。针对刘病已衣食待遇，邴吉找到掌管掖庭府藏的官吏少内啬夫，少内啬夫对丙吉说：“想给皇孙上等供给，但没有诏令，没办法。”当时丙吉能够吃到米和肉，便每月拿了自己的俸禄供给皇孙。 而后丙吉将刘病已送到其外家——祖母史良娣家里，把他交给史良娣的兄长史恭抚养。史恭的母亲贞君年岁已老，看到这孩子孤苦伶仃，心里非常难过，就亲自照看刘病已。 后来丙吉升为大将军长史，霍光十分看重他，丙吉入朝做了光禄大夫给事中。 后元二年二月丁卯日（前87年3月26日），武帝崩，临终前留下两道遗诏，一道为霍光、上官桀、金日磾封侯；另一道将刘病已收养于掖庭，并令宗正将刘病已录入皇家宗谱。 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霍光等遵遗诏受封为侯。刘病已亦从史家搬出，被养育于掖庭，其宗室地位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此时掖庭令张贺因曾是刘据的家吏，怀念刘据的旧恩，同情刘病已，就对刘病已体贴入微， 用私人的钱供给刘病已读书。待刘病已年长，张贺多次向其弟张安世称赞曾孙材美，并想把孙女嫁给刘病已。当时是元凤四年，昭帝刚刚加冠；张安世任右将军，与霍光共同辅佐汉昭帝；张安世的小儿子张彭祖又与刘病已同席研读经书，二人关系很好。张安世认为少主（汉昭帝）在位，不应称赞刘病已，怒斥张贺，张贺于是作罢。 而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许平君，年十四五岁，本应是内者令欧侯氏的儿媳，该出嫁时欧侯氏的儿子却死了。她的母亲为她求人占卜，说她将会大贵，张贺听闻，便以自己家财为聘礼，为刘病已操办婚礼，娶许平君为妻。二人生子刘奭。刘病已依靠许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 刘病已少时向东海人澓中翁学习《诗经》，他高材好学，但也喜欢游侠，斗鸡走马，广为交结。他虽养于掖庭，却常常出行宫外。他屡次在长安诸陵、三辅之间游历，常流连于莲勺县的盐池一带，尤其喜欢跑到其祖父刘据博望苑以南的杜县、鄠县一带地方，去光顾杜、鄠两县之间的下杜城。他从这些市井的游嬉当中深切体会了民间疾苦，也因此学会辨别闾里奸邪，探查吏治得失。 《汉书·宣帝纪》里说他身有“异相”，遍身上下甚至脚底都长着长毛。刘病已婚后住在未央、长乐两宫之间的尚冠里时，卧过之处不时有光明散发出来。他每次到卖饼的店铺里去买饼，被他光顾的店铺立刻生意火爆，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民间有人把他描绘成能带来好运的财神爷。 元平元年四月癸未日（前74年6月2日），汉昭帝无嗣驾崩。大将军霍光遣邴吉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刘贺“荒淫无行，失帝王礼仪，乱汉制度”，即位仅十余日时，霍光已与张安世谋划废之；最后刘贺只做了二十七天皇帝，于六月癸已日，被以霍光为首的大臣废黜。 由霍光属吏升任为太仆的杜延年，他的儿子杜佗素与刘病已相友善，杜延年知刘病已德美，劝霍光、张安世立其为帝。邴吉奏记霍光说，“我私下里访听老百姓的议论，辨察他们说的事情，了解到当时为官的那些宗室诸侯，在民间都没有什么名声。而遵奉武帝遗诏所供养的名叫病已的武帝的曾孙，正居住在宫庭外的外家中，我以前让他居住在郡官邸时见到他还很年少，如今他已十八九岁，精通经术，有很高的才能，行止安闲而气节操守平和，希望将军仔细认真地商议此事，并参考占卜的结果，如不便一下使他显贵，可以先让他入宫服侍皇太后(上官太后)，使天下人明白地知晓他的好处，然后再决定重大决策，天下人将很幸运感激。” 秋七月，霍光奏议说：“礼制，人重视血统关系所以尊重自己的祖先，尊重祖先就会敬奉祖宗的事业。昭帝无嗣，应选择支子孙贤德的为继承人。武帝曾孙名病已，有诏令由掖庭进行照管。至今已十八岁。从师学习《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而爱人，可以作昭帝的继承人，奉承祖宗大业，统驭天下臣民。”上官太后表示同意。派宗正刘德到曾孙尚冠里住处，浣洗、赐御府衣冠，太仆用軨猎车奉迎曾孙，先到宗正府斋戒行礼。 七月庚申日（前74年9月8日），刘病已进入未央宫，朝见皇太后，先封为阳武侯，随即群臣奉上玺、绶，刘病已即皇帝位，谒高庙，是为汉宣帝。九月，大赦天下。十一月壬子日（前74年12月28日），立许平君为皇后，赐吏民金钱。上官太后由未央宫搬至长乐宫。 本始元年（前73年）正月，招募郡国吏民资产在一百万以上的迁移到昭帝墓地平陵。大将军霍光向宣帝叩请还政于君，宣帝谦让再三，仍委霍光以大任，并对群臣论功行赏。五月，凤凰聚集于胶东郡、千乘郡，赦天下。六月，为其曾祖母卫子夫、祖父刘据、祖母史良娣、父亲刘进、母亲王翁须议谥号，设置墓地园邑。 本始二年（前72年）春天，宣帝以水衡钱修建平陵，迁移百姓到此起住宅。六月，为汉武帝立庙。秋，发兵助乌孙军队击匈奴。 本始三年正月癸亥日（前71年3月1日），皇后许平君去世。五月收兵，校尉常惠率领乌孙军队大胜匈奴。 本始四年（前70年）正月，下诏减少宫廷馔膳、屠工和乐工，使其参加农业，官员都要上报捐助谷物数字，输入长安仓，以帮助朝廷赈贷贫民。三月乙卯日（前70年4月17日），立霍成君为皇后，赦天下。 地节二年三月庚午（前68年4月21日），霍光病逝，宣帝与上官太后亲自临丧，并按皇帝规格的温明厚葬霍光。四月，宣帝开始亲政，因思念霍光的功德，就委任霍光侄孙乐平侯霍山领尚书事总揽朝政，而令群臣还要常向皇帝报告工作，以便皇帝掌握下情。宣帝五天一听事，从丞相以下各署奉职奏事，以敷陈其情况与措施，考试其政绩与能力，朝廷机构由此完备周密，人员配置得当。上下同心同德，没有苟且偷安之意。 地节三年四月戊申（前67年5月24日），立皇子刘奭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 地节四年（前66年）七月，平定霍氏谋反，对被霍氏所蒙蔽裹胁而没有具体犯罪事实的一般参与者一律赦免。八月己酉日（前66年9月17日），废黜霍皇后。九月，宣帝问民疾苦，降低盐价。 元康元年（前65年）春天，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五月，为父亲刘进立皇考庙，增加其寝园奉明园户口为奉明县。免除汉高帝功臣绛侯周勃等一百三十六家的嫡长子孙的赋役，让他们以此来供奉家庙祭祀， 世世不得间断。 元康二年二月乙丑日（前64年3月26日），立婕妤王氏为皇后（邛成太后）。五月，为让百姓避讳更容易，改名刘询，之前因触讳而犯罪的人全部赦免。 元康三年（前63年），因凤凰多次栖集于泰山，赐天下以金、爵、牛、酒、帛。三月，封故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后封皇子刘钦为淮阳王。 元康四年（前62年）正月，派遣太中大夫强等人巡行于天下，慰问鳏寡，览观风俗民情，察看吏治得失，发现与举荐品学兼优的人。三月，诏赐天下吏民以爵、牛、酒、帛。连年丰收，每石谷五钱。 神爵元年（前61年）三月，再赐天下吏民以爵、牛、酒、帛，振贷的钱物免收，宣帝所经之地不出田租。西羌反叛，宣帝征集兵马，四月，派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攻打西羌。 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西羌降服，置金城安置归顺的羌人。同年于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控制西域各国。秋季，匈奴日逐王先贤掸领人众万余来降。冬季，匈奴单于派遣名王来汉朝献，祝贺正月。 神爵三年（前59年）春，建乐游苑。 神爵四年（前58年）五月，匈奴单于派遣他的弟弟呼留若王胜之到长安朝见刘询。 五凤元年（前57年），皇太子刘奭行冠礼，上官太后赐群臣及其夫人以帛，赐列侯嗣子以爵。 五凤二年（前56年）八月，取消禁止百姓婚姻礼宴的政令。十二月，匈奴呼遬累单于率众来降于汉，朝廷封之为列侯。 五凤四年（前54年）正月，广陵王刘胥有罪自杀。匈奴单于称臣，遣弟谷蠡王入侍朝廷。由于边塞不受侵扰，减少戍卒百分之二十。设常平仓供应军需并平衡粮价，减少漕转。 甘露元年（前53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朝廷。四月，黄龙出现于新丰。冬，匈奴单于派遣其弟左贤王来朝贺。 甘露二年（前52年）正月，封皇子刘嚣为定陶王；九月，封皇子刘宇为东平王。冬十二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叩求于五原塞，愿奉国宝朝贺甘露三年正月。 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朝拜时称藩臣而不报名。郅支单于孤立而远遁，匈奴从此安定。宣帝赐百姓爵二级，并免除当年田租。三月，诏令各儒出讲《五经》的同异，设立《易》、《尚书》、谷梁《春秋》博士。冬季，乌孙公主刘解忧归国。 黄龙元年（前49年）春正月，宣帝驾临甘泉宫，郊祭泰畤。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二月，宣帝下诏整饬基层吏治，要求三公与御史重视并仔细核查计簿，以安百姓。 宣帝逐渐改变了即位初年鼓励直言谏议的做法，堵塞言路的结果直接扼杀正义的呼声。他不再像原先那样节俭，贪图起奢侈逸乐，史载其“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王吉劝谏宣帝“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示)天下以俭。”并奏言外戚不宜居位，“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又请明选求贤，免除不利于吏治清明的任子之令。宣帝认为其言迂阔，不予采纳。 忠直忧国的盖宽饶指刺宣帝崇尚刑法、信用宦官，指出了宣帝朝的弊端所在。难容骨鲠敢谏之士的宣帝下令逮捕宽饶 ，“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的盖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人莫不哀怜他的慷慨悲壮之举。 黄龙元年（前49年）冬，宣帝得病，十二月病重，诏命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共同辅佐太子。 十二月甲戌日（前48年1月9日[），刘询崩于未央宫。在位25年，享年43岁，谥号孝宣皇帝。 十二月癸巳日（前48年1月29日），太子刘奭即位，即元帝，于初元元年正月辛丑日（前48年2月6日），葬宣帝于杜陵。 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宣帝被追上庙号“中宗”。 东汉建武十九年正月庚子日（43年2月13日），刘秀再次追尊孝宣皇帝庙号为“中宗”。 从后元二年（前87年）汉昭帝即位起，至刘贺（史称汉废帝）在位短暂的27天，再到宣帝刘询即位之初，朝政几乎全部掌握在霍光手里。霍光把持国家的权柄，生杀予夺。昭帝时的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以及丞相车千秋的女婿少府徐仁都因冒犯霍光的意旨被下狱处死。小户人家子弟乐成因受霍光宠爱，官至九卿，爵为列侯。百官以下只事奉霍光的家奴冯子都、王子方等人，根本不把丞相放在眼里。 此外，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都是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掌握胡、越兵权；霍光的两个女婿分别是长乐、未央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霍光兄弟的女婿及外孙都有资格参加朝会，担当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的官职。霍氏党派亲族连成一体，盘根错节地占据了朝廷。 霍光从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至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一直总理朝政，已成为汉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直到宣帝登基以后，才归还朝政。 宣帝在民间时就听说并知晓霍氏尊贵强盛日子长久，心中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一即位，就明显感觉到了朝廷内部来自霍光集团的政治压力，在他登基之日谒见高庙时，霍光陪同他乘车前往，他觉得心里很害怕，如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骖乘，宣帝就安逸自在，感到非常安全亲近。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宣帝心里明白，自己初即位，仅凭皇帝之称不能与霍光相抗衡，只有保持最大的克制，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寻求有利时机，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所以即位伊始，当霍光辅政以来首次表示要还政于君时，宣帝回绝了，他明确表示非常信任霍光，欣赏霍光的才能。请霍光继续主持朝政，并当众宣布，事无大小，先报请霍光，然后再奏知他本人。事后他还专门下诏褒奖霍光的援立之功，益封七千户。每次上朝，宣帝都给予霍光以极高的礼遇。 宣帝的这一系列行为对于消除霍光对他的猜忌和提防，缓和朝廷内部潜伏的政治危机，为他的统治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起到了极其明显的积极作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免于变成“昌邑王第二”。 本始二年（前72年）五月，即位两年的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颂扬他的曾祖父武帝的诏书，其中强调了孝武皇帝自己躬行仁义，而又威武迅猛，北上征讨匈奴，单于远逃；南下平定氐羌、昆明、瓯骆两越；向东平定菱、貉、朝鲜，开拓大汉疆土、设立了郡县，各蛮夷之国也都臣服，通好的使臣不请自至，珍贵的贡物陈列在宗庙中的功绩。 宣帝要求公卿、博士讨论武帝的“尊号”和“庙乐”，群臣莫不赞成。而对于宣帝讨伐匈奴的潜在意图，长信少府夏侯胜发表了惊人的反对意见：“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丞相蔡义和御史大夫田广明带头声讨夏侯胜“非议招书，毁先帝”的罪行，定性为“大逆不道”；又揭发丞相长史黄霸事先知道夏侯胜的观点而没有举报，犯有包庇怂恿之罪；两人都被捕入狱，直到本始四年，夏侯胜被赦而担任谏大夫、给事中，黄霸担任扬州剌史。 此后大臣们很快拟定方案：六月庚午日，尊汉武帝的庙号为世宗庙，在庙中演奏《盛德》、《文始》、《五行》舞曲，武帝生前巡行过的四十九个郡国都建立世宗庙，像太祖庙和太宗庙一样。宣帝立即批准，下令在全国实行。为庆祝这一重大决定，特地给全国成年男子普遍增加一级爵位，并赏赐酒肉。 从这起事件中，深究一番可以知道，为汉武帝立庙一事确实是宣帝初即位时的一招好棋。根据中国古代传统，立庙是“正统”（嫡系子孙）的责任，而主丧、主祭亦是宗子才能行使的权利。所以古代皇帝驾崩后，一定要太子在灵柩前即位，然后才能主丧，为大行皇帝发丧。宣帝即位时其曾祖父已去世多年，他不可能为先帝主丧。但由于汉昭帝未出临武帝葬礼、又未能为武帝立庙，因此宣帝以为武帝立庙的方式来宣示自己才是汉武帝的嫡系遗脉（卫太子刘据是武帝的宗子——嫡长子），用来与以庶出少子身份即位的昭帝区别开来，显示自己才是继承汉武帝事业和遗志的正统，自己的继位是天经地义并且完全合法，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并借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同时在以孝治天下的西汉，宣帝此举也示为武帝尽孝。 而《汉书·郊祀志下》也因此记载：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 当出现夏侯胜反对的局面后，宣帝顺势将其下狱，震慑朝臣，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个人权威；进而肯定汉武帝征伐四夷的举措，得以在随后三个月兴兵征讨匈奴，扬汉国威。宣帝此举既表达了对先帝的孝心，又标榜了自己的正统嫡系的身份，初步确立了在朝堂上的威信从而征伐匈奴，真是一举而三得。 而由此可见西汉晚期刘向说宣帝“聪明远识，制持万机”在文帝之上，绝非虚言。 宣帝即位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与上官太后亲临丧礼，以皇帝规格的温明厚葬霍光，并加封霍光的侄孙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的官职领尚书事，与此同时，宣帝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亲理朝政。他重用御史大夫魏相，让魏相以给事中的身份参与朝中的机密决策，后来又提拔魏相为丞相。继而任命邴吉为御史大夫，又委以他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以重任，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手。 宣帝深知，霍光虽已去世，但霍家的亲属和亲信还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尤其是兵权还掌握在他们手中，霍显毒杀许皇后的真相也开始慢慢泄露出去。为此，宣帝首先采取行动，削夺霍家把持的权力。他先解除了霍光两女婿东宫（长乐宫）、西宫（未央宫）卫尉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掌管的禁卫军兵权。又把霍光的外甥女婿和孙女婿调离中郎将和骑都尉的位置并收回官印，让自己的亲信的许、史两家子弟担任南北军和羽林郎的统帅，最终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他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掌握右将军屯兵的实权。还对上书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阅，不必经过尚书，群臣百官进见皇上可以独自往来，把霍山、霍云领尚书事的职务架空起来。通过这一系列步骤，霍家掌握的实权被剥夺殆尽，权力逐渐集中在宣帝的手中。 面对宣帝全面夺权的行动，霍家集团内部先是不满，后来惶恐不安。霍家人知晓了霍显毒杀许皇后的真相后，开始有了邪谋。霍云之舅李竟的好友张赦见霍云家族岌岌可危，建议李竟通过霍显告诉上官太后，先杀死当权的丞相魏相和平恩侯许广汉，进而罢黜皇帝。长安男子张章告发了这件事，宣帝就把此事交给廷尉处理。执金吾拘捕了张赦、石夏等人，宣帝看重上官太后的面子，下诏制止，不准拘捕，未予深究。霍山等人更加恐慌，害怕时间久了被追查问罪，决定先动手。秋七月，霍氏欲图借上官太后之手杀死宣帝亲信、罢除天子而立霍禹为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霍氏相约定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宣帝就任命霍云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霍山又因为抄写宫禁秘书犯法，霍显为此上书表示愿献出城西宅第和一千匹马来赎霍山的罪。宣帝在奏书上只批复知道了。 就在这时，他们密谋的事被发觉，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显、霍禹、邓广汉等人被捕捉到，霍禹被腰斩，显及她的几个女儿兄弟都被处死。与霍氏相连的数千户人家被诛灭。宣帝随即下诏公开此事，所有被霍氏所连累的人，如果事情发生在丙申日以前，还没有发觉报官在押的，一律赦免。八月已酉日，废霍皇后。在西汉朝廷中盘踞了十几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宣帝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宣帝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可以大刀阔斧地施政了。 宣帝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宣帝时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着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 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对于郡太守，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如胶东相王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宣帝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 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是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宣帝兴于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平陵，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丞相议奏为“不道”罪。宣帝此时要求用自己的私钱——水衡钱来为昭帝修建平陵。几天后，使者来召田延年到廷尉处听罪。田延年自杀。 宣帝不仅以执法严明着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地节三年（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 地节四年（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五凤四年（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多次下令，大赦天下。 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宣帝一语道出了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而且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 自马邑之谋（前133年）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袭破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终至漠北之战（前119年）击败匈奴，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汉武后期有赵破奴2万骑受降城之没、李广利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燕然山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 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前71年）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三千骑击匈，捕得几千匈奴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神爵二年（前60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 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赞谒称臣做北藩，“匈奴款塞、单于来朝”成为宣帝朝的一大盛事。 单于朝礼完毕之后，汉朝派使者引导单于先行，住在长平。宣帝从甘泉宫到了池阳宫，登上长平山坡，诏令单于不要来拜谒，而左、右当户那些大臣都被允许列队参见，还有各蛮夷部落的首领王侯有几万人，都在渭桥下夹道排列，迎接宣帝。宣帝登上渭桥，人们都山呼万岁。 西域历来是汉匈的第二战场。西域本匈奴势力范围，匈奴置僮仆都尉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汉武帝通西域、败匈奴、伐大宛后，声威亦远震此地，汉使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汉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锯战，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情形至为复杂。武帝后期，因击匈失利和诏罢轮台之戍，汉势有所减弱，昭帝时，霍光遣傅介子计斩楼兰王，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又有所加强。到了宣帝初年，汉匈仍以天山为界，南为汉朝势力范围，北则为匈奴。 汉昭帝末期，匈奴派使者到乌孙国，想得到远嫁乌孙的解忧公主，又攻打乌孙国，攻取了车延、恶师等地。公主上书汉天子求救，汉朝把这事下交给公卿大臣们商议，没能决定怎么办。这时，汉昭帝驾崩，宣帝继位，乌孙国首领昆弥又上书汉天子，说：“我们接连被匈奴侵伐削弱，我愿意把国中一半的精兵共有五万人马都拿出来，尽全力反击匈奴，希望汉天子派兵，救救公主。” 七月，宣帝动员与选派关东轻车锐卒，挑选各郡国位在三百石的强健而谙于骑射的吏员，都从军西征。命田广明、赵充国、田顺、范明友、韩增为五将军，发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符节指挥乌孙兵，出击匈奴。最后俘获了单于的父辈及嫂辈、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将军以下三万九千多人，抢得马、牛、羊、驴、骡、骆驼共七十多万头，匈奴部队连死带伤而减去的人数以及因远途迁徙而死亡的牲畜不可胜数，匈奴因此衰败损耗。 本始二年大捷后，常惠被派再返乌孙，赏赐其有功人员。因龟兹（西域一大国）曾杀汉屯田校尉赖丹，回国途中，常惠征调西域诸国5万人马，往攻龟兹，迫其国王谢罪并交出凶手姑翼，即斩杀之。 车师属于北道，为匈奴控制，对汉朝不敬。宣帝亲政的第一年（地节二年，前68年），即遣屯田渠犁的郑吉，发附近西域诸国兵1万余及屯田1500汉兵，往讨车师，击破降服之。匈奴派兵来战，郑吉领兵迎击，两军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后来，郑吉派遣300汉兵屯驻车师。 不久，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征杀了亲汉国王万年与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南道诸国叛离汉朝，南道因此阻断不通。当时郑吉还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冯奉世果断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余，进攻莎车，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的事。冯奉世之后到了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设置幕府，修筑乌垒城，距阳关2700余里，统领天山南北，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 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是汉王朝，更是华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自张骞之后，七十余载汉匈相争，直至匈奴日逐王归降之际，随着西域都护的设立，西域广袤地域正式归汉朝管辖。 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宣帝派赵充国率军人，月用粮食19.96余万斛，盐1693斛，草25万余石,攻打西羌。不足1年，作战花费已达40亿钱，汉宣帝不得不动用帝室资财给以补充。后采取先打击先零部、招抚其他诸部方略，并实行屯田困敌的后勤策略，西羌诸部才于次年归汉。 在赵充国的讨伐下，羌乱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 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 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没有超过老臣的人了。”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估计羌虏会怎么样，应当使用多少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军事情况难以遥测，臣希望赶到金城，制定出作战方案后上奏。然而羌戎只是弱小的夷族，违反天意背叛国家，不久就会灭亡，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给老臣，不要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 于是，赵充国以古稀之龄督兵西陲。他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罕、开羌，瓦解羌人各部落联合抗汉的计划，欲等羌人困顿之时再攻击。此时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请击罕、开羌，赵充国表示反对。百官商讨后都认同辛武贤，宣帝遂下书责备赵充国。赵充国再次上书详陈利害，建议先诛先零，被宣帝采纳。先零羌逃走，死亡被俘者众，罕羌前来归顺。 神爵元年（前61年）秋，宣帝赐书赵充国于十二月攻打先零羌。赵充国坚持上屯田奏疏，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赵充国的奏书每次上报，都要被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刚开始赞同赵充国计策的人有十分之三，中期十分之五，最后达到十分之八。宣帝下诏质问先前说赵充国计策不好的人，他们都磕头认错。最终宣帝同时采纳了赵充国屯田与辛武贤、许延寿出击的建议。 神爵元年（前61年）冬，宣帝诏令强弩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辛武贤、中郎将赵印出击西羌，斩首并降敌共八千余人；赵充国俘虏五千余。宣帝诏令撤军，只留下赵充国屯田。 神爵二年（前60年）夏五月，赵充国奏疏被许可，整顿军队而返回。同年秋天，羌人若零、离留、且种、皃库一同杀了先零羌的首领犹非、杨玉，同其他首领弟泽、阳雕、良皃、靡忘一起，率领煎巩、黄羝部落的四千多人投降了汉朝。汉朝遂设置金城属国来安置投降的羌人，西羌遂定。 汉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认真总结了汉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着的效果。 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 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豪强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假民公田）。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 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 地节三年（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 五凤三年（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 甘露二年（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 甘露三年（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五凤四年（前54年）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入、价高时则降价粜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宣帝帝继昭帝时期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 汉武帝时，尊崇《公羊》，诏令太子刘据学《公羊春秋》，从此《公羊》兴盛。而刘据通晓后，又喜欢《谷梁传》而私下学习它。宣帝即位，听说祖父喜欢《谷梁春秋》，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和侍中乐陵侯史高，都是鲁人，说谷梁子本是鲁学，公羊氏是齐学，应当兴学《谷梁》。 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公羊》多不被赞同。萧望之等十一人各自用经义核对，多赞同《谷梁》。宣帝亲自进行审定，于是设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从此《谷梁》学大为兴盛。 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太史公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渐渐流传开来。杨敞与司马氏育有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最先看外祖父写的《太史公记》，对《春秋》也很熟悉，因为有才能得到人们的称赞。杨恽喜欢结交英俊杰出的儒生，名显朝廷，被提拔为左曹。霍氏谋反，杨恽先听说了，通过侍中金安上禀告皇帝，于是皇帝召见杨恽，让他禀报霍氏谋反的事。霍氏家族服罪被杀，杨恽等五人因为举告有功赐封爵位，杨恽被封为为平通侯，迁升中郎将。 杨恽看到此时朝政清明，开始陈述司马迁的着作，于是《史记》得以公开传布。 掖庭令张贺为刘病已和许平君操办婚事，二人婚后一年生子刘奭。又过了几个月，刘病已被立为皇帝，封许平君为婕妤。这时，大将军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没有出嫁，又和上官太后是亲戚。大臣们提议册立皇后，都倾向于霍光的女儿，因此没有人请立许氏。宣帝就下诏说要寻求自己贫贱时的一口旧宝剑，大臣们明白了宣帝的心思，就奏请册立许婕妤为皇后。册立皇后之后，依照汉家旧例，皇后的父亲或兄弟应封侯。霍光认为许平君的父亲许广汉是受过宫刑的人，不适合封侯管理侯国，过了一年多才封他为昌成君。 故剑情深的浪漫典故从此开始流传，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最浪漫的诏书，一道皇帝对发妻的许诺。 而霍光的妻子霍显一心想让女儿霍成君作皇后却又想不出办法。本始三年（前71年），许皇后再度怀孕，临产时生了病。霍显命女医淳于衍（掖廷护卫淳于赏的妻子）在滋补汤药中投进毒药，让许平君生产后服用。许皇后服用后不久毒发逝世。后来有人上书，控告那些医生给皇后治病时无用，都应该收系诏狱，并弹劾他们不道之罪。霍显害怕事情败露，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霍光，并且说：“既然已经错办了这事，你就想法子别让官吏逼问淳于衍了。”霍光听后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去奏请皇上，不要再追究淳于衍的责任了。宣帝不知内情，非常悲痛，为许皇后起谥曰“恭哀皇后”，葬于杜陵南园（也称少陵）。 霍显于是为霍成君做出嫁的衣服，准备进宫的用具，劝霍光把女儿送进宫去，果然霍成君被册立为皇后。她挥金如土，与许平君提倡的节俭完全违背。宣帝很宠爱她，霍皇后独擅房宠，没有为宣帝生下子嗣。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葬礼。 地节三年（前67年），宣帝立许平君子刘奭为皇太子。霍显恼怒异常，指使霍成君毒害太子。霍皇后屡次召见太子赐给他食物，但保姆总是先去品尝，皇后暗藏毒药却无法使用。后来谋害许皇后的事逐渐泄露出去。地节四年（前66年）七月，霍家设谋叫上官太后为宣帝外祖母博平君设置酒席，把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以下的官员召来，让范明友、邓广汉奉太后的制令将这些人拉出去斩首，乘机罢除天子而立霍禹为帝。此计尚未实施便被发觉，霍氏尽诛。 八月，宣帝废黜霍成君，令其迁往上林苑的昭台宫。十二年后的五凤四年（前54年）令其迁往云林馆，霍成君自杀，葬于蓝田县昆吾亭东。至此，宣帝终于为发妻许平君报仇。 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汉王朝发生了两件神异事件： 一、泰山、莱芜山之南发出了像是有几千人在一起的喧闹声。百姓去看，只见有块大石自己竖了起来，此石有一丈五尺高，四十八人合围那么粗，入地有八尺深，另有三块石头作为大石的脚。大石竖起后，有几千只白色的乌鸦飞下来聚集在它旁边。 二、昌邑社庙中已经枯死倒地的树活了过来。无独有偶，上林苑管理园林的官员发现，一株枯了许多年的柳树复起，更为奇特的是，这树上的虫儿，居然能把树叶吞食出文字形状，且读之成句：“公孙病已立”。 符节令眭弘因曾经师从董仲舒，颇学了些经术，有弟子百余人。他推衍《春秋》大意，认为：“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物，象征着处在下层的老百姓，而泰山是群山之首，是改朝换代以后皇帝祭天以报功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它们并非人力所为，这就说明要有普通老百姓成为天子了。社庙中已死的树木复生，这就表示以前被废的公孙氏一族要复兴了。” 眭弘也不知道这公孙氏所在何处，就说：“我的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使有即皇帝位并且遵守文德的君主，也不会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汉家是尧的后代，有传国给他姓的运势，汉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能的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就像殷周二王的后代那样，以顺从天命。”眭弘请他的担任内官长的朋友赐替他奏上此书。 当时，汉昭帝还很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管理朝政，霍光很讨厌此事，就把眭弘的奏书交给廷尉。霍光上奏赐和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两人都判处死刑。 《西京杂记》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宣帝幼时被收系在郡邸狱时，胳臂上还佩戴着祖母史良娣编织的彩色图案的宛转丝绳，上面系着来自身毒国的宝镜一枚，宝镜像八株钱那么大。传说这枚宝镜能照见妖魔鬼怪，能够佩戴它的人会得到天神的祝福，因此宣帝从危难中得到了解救。 宣帝即位后，每每拿起这枚宝镜长时间地感叹呜咽。他曾用琥珀装饰的竹筐装宝镜，用戚里出产的织成锦（又名斜文锦）包裹。宣帝驾崩后，宝镜不知哪里去了。 万里之遥的印度宝镜出现在西汉并非无稽之谈。张骞出使西域时曾身处大夏。并从大夏商人那看见了身毒国的商品。此镜或是得于彼时。张骞还朝后或将宝镜赠与太子刘据，刘据希望长孙病已能逢凶化吉，便让史良娣编织丝绳，系起宝镜。 潘岳在《西征赋》中写道：“宗孝宣于乐游，绍衰绪以中兴。不获事于敬养，尽加隆于园陵。”宣帝乃武帝曾孙，本该四世同堂享骨肉天伦之爱，却逢巫蛊之祸，襁褓中失怙失恃，全家皆亡，成为刘氏孤儿。而终身登大宝，中兴汉室，却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面对长辈遗物，却物是人非无从尽孝，只能兴建园陵以寄哀思，令人无限唏嘘。 历史评价 丙吉：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霍光：操行节俭，慈仁爱人。 刘向：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班固：1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2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 3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时举傅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迩，燀耀威灵。龙荒朔漠，莫不来庭。不承祖烈。尚于有成 西汉篇——灭异姓王 汉初异姓王的封地总面积超过了汉郡，他们拥有武装，行政自主，名为汉臣，实为汉廷不能控制的独立王国。从前202年十月至前196年十月，汉高祖及其统治集团先后解决了燕王臧荼、楚王韩信、赵王张敖、代相国阳夏侯陈豨、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异姓王中唯有长沙王吴臣因势小不构成威胁而得以保存。 秦亡后，项羽主宰天下，割魏、楚九郡为西楚以自王，号霸王，都彭城，又分封其他十七人为诸侯王（见项羽十八诸侯）。然项羽分封，多王亲信故旧于善地，而徙其故王于原据地之边缘。虽尊楚怀王为义帝，却徒其都郴，并令其亲信于半途中截杀义帝。又由于其封赏不公，造成混乱。不久，齐地田荣杀项羽所封之胶东王田市、齐王田都与济北王田安；而故燕王韩广不愿王辽东，为新燕王臧荼攻杀；陈馀则因未被分封而不满，逐走常山王张耳，迎原为赵王的代王赵歇复为赵王，赵王歇德陈馀，立陈馀为代王。一时间项羽所确立之新秩序完全被打破，项羽疲于奔走于平定各地叛乱，最后因在齐地屠城而遭到齐人顽强抵抗，深陷齐地而不能自拔。 汉王刘邦对项羽未能按怀王约定封其为关中王而不满。趁项羽深陷齐地不能自拔之际，采用韩信之计暗渡陈仓，兵出汉中，而原关中百姓本就对项羽及其所分封之三王不满，纷纷迎汉军。汉军迅速击败项羽所分封之三王，兼并三秦。而兵出函谷，并以为义帝发丧之名，与其他反项之诸侯结成第一次反项同盟，组成联军，直下彭城。项羽闻知彭城失守后，留大将龙且于齐地继续平叛，而自率精骑回击联军，于彭城、泗水、睢水连败连军。第一次反项同盟亦汉军大败而告瓦解，诸侯各散去。 刘邦败后再次派遣使者游说诸侯，以期二次结盟。赵、魏两国拒绝结盟，但九江王英布、彭越同意入盟。汉军攻灭魏、赵，平代地，又威降燕王臧荼。灭赵后，立张耳为赵王。而前项羽杀韩王成，另立郑昌为韩王，刘邦令太尉韩信略韩地，虏郑昌，故立韩信为韩王。而韩信灭赵后，贪功攻齐，得齐地后求封为王，刘邦不得已立其为齐王。至此刘邦之“第二次反项同盟”在与项羽战争中形成。 项羽败亡后，刘邦对其中一些诸侯王进行了调整。齐王韩信徙楚，王淮北，都下邳（今江苏邳州）；英布为淮南王，都寿春；衡山王吴芮徙长沙王，都临湘；以太原郡为韩国，徒韩王信于太原。另外，又立佐汉有功之的闽君摇和无诸分别为东海王（又称东瓯王）和闽越王。 楚汉战争中，刘邦由于自己实力弱于项羽，但为打败项羽，不得不与其他诸侯王联合，对付共同敌人项羽。当项羽一亡，联盟就不复存在。而这些异姓诸侯王连城数十，多者一百多县，少者也三四县，其所占区域甚至较汉之直辖郡县还多。且异姓诸侯王手握重兵，专制一方。虽名义上为汉之藩臣，但汉之政令并不能到达他们。垓下之战前，刘邦与诸侯约会垓下，但诸侯兵皆不至，项羽再大败刘邦。之后刘邦采纳张良之策，益诸侯地，并厚赐之，诸侯才出兵与汉合围项羽于垓下。所以异姓诸侯王的存在，对刘氏的汉王朝是严重威胁，必须解决之。 燕王臧荼为故燕将，巨鹿之战后从项羽入关。项羽分封诸侯，徙燕王韩广王辽东而立臧荼为燕王。韩广不接受此安排，臧荼攻杀韩广而并辽东。韩信灭赵、代两国，移书臧荼，臧荼惧汉军威势，故与汉结盟。 燕王臧荼本为项羽所封，其降汉只是迫于形势。在楚汉战争，臧荼亦没出什么力。汉灭项羽后，令各地捕项羽旧部，使臧荼心不自安，于是先下手为强。于汉五年（前202年）七月起兵反汉。刘邦率军亲征，汉六年十月（前202年十月）灭燕，虏臧荼。臧荼从起兵到败亡为时仅三个多月。 臧荼女孙臧儿嫁槐里人王仲，生二女一子；后又嫁长陵田氏，生二子田蚡、田胜。长女王娡先嫁金王孙，生一女，臧儿得知二女将来皆大贵，因此夺王娡使其与金王孙离婚，与次女王皃姁一起送入太子宫。二女皆得时为太子的汉景帝刘启宠爱。王娡生一子是为汉武帝。 利几本为项羽将，为陈令。羽败，利几降汉，被封为颖川侯。汉高祖至洛阳，召列侯至洛阳，利几恐，反，旋即被灭。 刘邦对韩信本就信任度有限。汉军分兵，韩信率军北攻赵、代，而令张耳为副。张耳乃刘邦之故交，名为副手实为监军。及张耳立为赵王，又令曹参辅之。齐本已降汉，而韩信贪功攻齐，致使郦食其惨为齐王所烹。而后又求立为假齐王，时刘邦与项羽相持，处境危艰，度力不能制，遂采纳张良之议，使张良往齐而正式立其为齐王。 汉五年十二月，汉与诸侯约会垓下，而韩信、彭越、英布等皆不至。项羽回师击刘邦，刘邦大败。刘邦又采纳张良之策，大广诸侯之地，诸侯兵才至垓下。项羽亡后，刘邦驰入韩信军中，收其兵符。刘邦称帝后，徙其为楚王。 汉六年十月，有人告韩信谋反。汉高祖采纳陈平之计，伪游云梦，十二月，会诸侯于陈，擒获韩信，带回洛阳后贬为淮阴侯。韩信被贬后，耻于与其他功臣为同列，对自己受此待遇不满，心生怨望。又与陈豨交好，而陈豨于汉十一年(前196年)反代地，刘邦亲征。舍人乐说告韩信欲攻皇后与太子以应陈豨，吕后采纳萧何之计杀掉韩信，夷三族。 韩王信，姓韩名信，因与淮阴侯同名同姓，故后人称其韩王信以区别之。韩王信为故战国韩襄王之孙。初与韩王成、韩相国张良战于韩地。刘邦率军入关，过韩，韩王信随刘邦入关。刘邦为汉王入汉中就国，韩王信随从，任太尉。项羽杀韩王成，刘邦拜韩王信为韩太尉，略韩地，并允诺若占领韩地则立其为韩王。韩王信攻韩地，新韩王郑昌败降，刘邦因立韩王信为韩王，故称韩王信。 韩王信虽为诸侯，然常将兵随汉王刘邦作战。荥阳之战，守将周苛、韩王信皆被俘。周苛不屈而死，而韩王信先降后逃归汉。刘邦称帝后，以韩地近关中，且认为韩王信有雄才，故于六年十二月甲申，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王太原，都晋阳。韩王信知刘邦对其猜忌，故上书求都马邑。 汉六年秋九月（前201年），匈奴围马邑，韩王信上书长安告急求援。刘邦疑韩王信与匈奴合谋，遣使让韩王信。韩王信恐，降匈奴。七年冬十月（前201年），汉高祖亲征韩王信，破信于铜鞮。韩王信逃入匈奴，与其将曼丘臣、王黄共立战国时赵国之后赵利为王，收散兵，与匈奴联军攻汉。刘邦追至平城，遂发生白登之围。 汉十年，韩王信令王黄游说反阳夏侯陈豨。十一年春，与匈奴联合，入叁合，汉使柴将军（棘蒲侯柴武）拒之，战于叁合。战前柴武遗书与韩王劝其投降，柴将军遂进攻三合，阵斩韩王信。 汉文帝十四年，韩王信之子韩颓当与信孙韩婴以匈奴相国降汉。七国之乱时，韩颓当以列侯为将平叛，功冠诸军。韩颓有庶孙二人韩嫣、韩说，皆有宠于汉武帝。韩嫣恃宠而骄诸侯，为武帝母王太后所杀。韩说从卫青征匈奴，以功被封为龙额侯，但不久又失侯。后韩说以横海将军征两越，以功封按道侯。巫蛊之祸起，被杀。其子韩增为汉宣帝之麒麟阁功臣之一。 赵王张骜为刘邦之女婿，娶鲁元公主。其父张耳战国时期为信陵君门客，后为外黄令。汉高祖微少时，慕信陵君，数从张耳游。陈胜起兵，张耳往从，劝陈胜缓称王。在陈胜拒绝采纳其议后，张耳知陈胜不能成事，遂求分兵略地。至赵立武臣为赵王。武臣死后，张耳又立赵歇为赵王，自己仍为赵相。巨鹿之战后，以赵相国身份随项羽入关，因此被封为常山王，王赵故地。不久陈馀来攻，张耳不敌，逃归汉王刘邦。 汉分兵北略赵、代等地。张耳因与刘邦特殊关系为韩信副手，实为监军。韩信占领赵国后，上书刘邦请立张耳为赵王，刘邦欣然从之。次年，张耳病故，其子张骜继立。白登之围后，刘邦过赵，张骜执子婿礼甚恭，而刘邦却甚倨。赵相贯高对刘邦的无礼深为恼怒，遂八年冬（前200年）发生了“贯高谋反事件”。九年冬十二月，贯高谋反事件被发觉，捕赵王下狱。后查实赵王实不予此事，但仍废为“宣平侯”。 吕后称制时，吕后王诸吕，张骜之子张偃以鲁元公主之子故，封为鲁元王。前180年，吕后病逝，大臣与皇族发动政变，诛灭吕氏外戚，张骜之子皆被废。汉文帝继位后，张偃被封为“南宫侯”。 陈豨宛朐（今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人为代相国，守代地，被封为阳夏侯。陈豨好宾客，皆不法，因此为周昌所告。时韩王信亦派王黄往说其谋反，于是十年九月陈豨反，攻略代、赵两地。高祖刘邦率军亲征。 十一年冬，刘邦进驻邯郸，豨将侯敞将万馀人游行，王黄将骑千馀军曲逆，张春将卒万馀人渡河攻聊城。汉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攻残之。豨将赵利守东垣，为刘邦所下。 之后刘邦还洛阳，留周勃继续平定代地。汉十二年周勃定代，斩陈豨於当城。 彭越，昌邑（今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原于巨野泽中为盗。陈胜、吴广，彭越亦起兵。沛公刘邦从砀北攻昌邑，彭越率军协助。刘邦率军西去，而魏为章邯攻灭，彭越居于巨野收魏散卒至万余人。项羽分封诸王，彭越没有得封，因此彭越势力独立各诸侯之外。 齐王田荣不服项羽分封，攻兼项羽所封之齐王和济北王。与彭越将军印，使其攻楚。项羽派萧公角迎战，彭越大破楚军。刘邦东征，彭越与魏豹共击楚军。而后汉立魏豹为魏王，拜彭越为魏相国攻略梁地。 彭越与刘贾为中国游击战之鼻祖。楚汉战争中，彭越率其部，往来袭扰楚军。项羽往往因此疲于奔命。汉三年，彭越绝楚粮道于梁地。四年冬，彭越再趁项羽与刘邦相持之机下楚 睢阳、外黄十七城。等项羽返攻，彭越北走谷城。汉五年，彭越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 刘邦拜彭越为梁相国，垓下之战前召其击楚，彭越以魏地初定为借口不出兵。项羽于固陵大败汉军，刘邦遂采纳张良之议，允诺灭楚后许封其为梁王并广其地。彭越于是出兵，与诸侯合围项羽于垓下。刘邦称帝，封彭越为梁王。 陈豨反代地，刘邦亲征，派人征兵梁地。彭越称病不从。刘邦怒，派人责彭越。彭越部将扈辄劝其起兵反，彭越不听。时彭越与其太仆有矛盾，要杀太仆。梁太仆逃往汉，告发彭越欲与其将扈辄谋反。刘邦派使者到梁国，使者趁梁王不备，逮捕梁王，囚之洛阳，并召有司治彭越之罪。 后刘邦赦免彭越，贬为庶人，发配于蜀。然彭越命中该死，在于去蜀道中遇见吕后。彭越向吕后道其冤屈，求吕后为他求情不去蜀中而留在故乡昌邑。吕后佯应所求，带彭越回洛阳。吕后一到洛阳，就劝刘邦立即杀掉彭越，并令其舍人再告彭越谋反。于是彭越被杀，族三族。 英布因曾受过黥刑，故又称黥布。因过被判刑并发配骊山，途中与其他一些刑徒逃跑，成为强盗。陈胜兵起，黥布求见番君吴芮劝其起兵响应。吴芮起兵反秦，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英布。不久听闻项梁亦起兵，遂过江以兵属项梁。项梁过江，击景驹、秦嘉等，英布常冠诸军。项梁在得闻陈胜确实已死的信息后，立战国楚怀王之后孙心为楚怀王，英布被封为当阳君。 前208年十月，楚分兵，一支以安国侯沛公刘邦率领向西攻打关中；另一支则由卿子冠军上将军宋义与长安侯项羽率领北上救赵，英布为宋义、项羽、范增帐下诸将之一。十一月，项羽杀宋义夺共兵权，派英布渡河击秦军。巨鹿之战中，英布以少胜多，功冠诸军，诸侯以是多以兵属项羽。前207年六月，秦将章邯降项羽，英布奉项羽令坑20万秦卒于新安。项羽兵临潼关不得入，英布大破刘邦之关下军，遂入关。因而项羽分封诸侯，英布因功被封为九江王。 前207年八月，英布奉项羽命令杀义帝。田荣对项羽分封不满，先杀欲接受项羽分封的故齐王田市，接着又击并项羽所分封之齐王田都和济北王田安，并送彭越将军印使其击楚。项羽因此北击齐，因残暴好杀而深陷齐地无法抽身。于是向英布征兵，但英布阳奉阴违，仅派数千人去应付项羽。之后，汉王刘邦纠集五国军队攻楚都彭城，英布却坐视不救。因此英布与项羽之间产矛盾。 前205年十一月，汉使随何成功说服英布背楚为汉。英布与楚战，为楚将龙且所破，只好只身逃到汉王刘邦处。时九江为项伯所夺，布之妻子皆被害。项布招数千散卒，并得到汉王刘邦补充的部分军队，与汉军俱屯荥阳。次年（前203年）七月，立为淮南王。垓下之战，项布与诸侯率军合围项羽于垓下，共击项羽。及项羽败亡，刘邦再次确认其王位，以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为淮南国，都六（今安徽六安）。 汉十一年冬，吕后诛杀淮阴侯韩信，同年夏又诛杀彭越。英布因此内心大恐，暗地进行准备以备不测。英布与其中大夫贲赫有隙，欲杀赫。贲赫逃到长安，遂以淮南之情势上书朝廷，言淮南欲反。英布遂族贲赫之家，正式举兵反叛。 英布反后，汝阴侯滕公夏侯婴向刘邦推荐故楚令尹薛公。薛公对刘邦言：“英布之反并不值得奇怪。倘使英布采用上计，那么山东（崤山以东）之地非汉所有；若用中计，那么双方胜负难见分晓；若为下计，那么汉可以高枕无忧了。”刘邦因是问何为下中下三计，薛公对答说：“上计就是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并传檄燕、赵使他们各安其国，这样山东即非汉有。中计就是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并夺取敖仓之粟，堵住成皋，这双方胜负就难见分晓。下策就是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而本人往长沙，这样陛下就可安枕无忧了。”刘邦问：“那么英布会采取哪种策略?”薛公回答说：“必取下策! 英布及其手下皆为骊山亡命刑徒出身，有生之年取得这样的地位，因而不会为子孙后代及百姓考虑，故而会出下计。” 时刘邦病重，本不欲亲征，欲使太子代为出征。太子之门客商山四皓力陈利害，劝太子勿出征。吕后因此泣谏刘邦勿令太子出征，樊哙闯宫，刘邦无奈只好抱病率军亲征。英布初以为刘邦年事已高必不能亲征，而所虑者韩信、彭越等皆已死。起兵果如薛公所言，出兵东击荆国，荆王刘贾走死富陵。渡淮击楚，与楚战于徐（今安徽泗县）、僮（今安徽宿县）间。楚兵战略失当，为三军，结果英布败其一军，另二军皆散走。 英布遂率军西向，前196年十月与汉军会于蕲。布兵精甚，刘邦驻扎庸城，望见英布之布阵皆如项羽兵，刘邦对此深为忌怕。刘邦于两军对垒时遥对布曰：“何苦而反”英布对曰：“欲为帝耳!”。两军遂战，结果英布战不利，败走。而齐相国曹参率领齐军也赶到，对淮南军队进行夹击，淮南军队接连失利。刘邦遣别将追击，大败布于洮水南、北，于是布仅得数百人渡江南。 英布娶长沙王吴芮之女，而现任长沙王吴臣为吴芮之子，与布书，伪称要与其俱亡越地。英布信以为中，遂入番阳，结果在番阳兹乡被人刺杀。 卢绾与汉高祖同年同月生，自小与高祖相友爱，故亲贵无比。燕王臧荼反被平定后，刘邦因立太尉卢绾为燕王。汉十二年，异姓诸侯王除长沙王和他之外，悉数被灭，卢绾对此心不自安。 卢绾曾助汉击陈豨，攻其东北。卢绾派张胜到匈奴，阻止匈奴援救陈豨。张胜却听了臧荼之子臧衍的计谋，反令匈奴助陈豨攻燕，联络陈豨，与汉对抗。卢绾知实情后，又把张胜包庇下来，让他逃匿至匈奴，为燕王秘密联系。又暗中派范齐去找陈豨密谋。谋泄，刘邦两次派人召卢绾，绾称病不行。 二月，刘邦派樊哙击卢绾，令皇子刘建为燕王。卢绾带领数千人在塞下观望形势。至四月，闻刘邦卒，遂亡入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高后时期，卢绾之妻携子归汉。 刘邦诛除异姓，在主观上就是解除他们对自己刘氏政权的威胁。在诛除异姓王之后，又大封同姓王。不过新分封之同姓藩王在藩国内仍享有和过去相同的权力，导致刘邦灭异姓藩王的做法事实上意义并不大，汉朝中央与藩国的冲突仍然十分激烈。 例如吕太后死后，野心勃勃的齐哀王刘襄当即举兵发动叛乱，诈夺琅琊王兵权，兼并琅琊国壮大实力，西进，兵锋直指长安，与汉军对峙于河南荥阳、成皋一带，后汉朝内部发生政变，吕氏一族被铲除，刘襄失去举兵的口实，在汉朝安抚下撤兵，后又有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等同姓藩王叛乱不断，直至汉景帝时重用坚持认为藩国问题严重到“不得不削”的晁错，决意削藩，导致吴楚七国之乱。天幸汉室，吴王刘濞未能采纳正确意见，执意强攻睢阳，导致大战略布置失当，又有另一藩王梁孝王刘武的殊死抵抗和周亚夫的正确部署，使汉朝成功平定此次特大藩王叛乱事件。七国之乱后，藩国受到严重打击，虽仍有藩国，但已与先前之权力不可同日而语。自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起，对王国之权进行了如下限制： 1、王国重要官吏不得自置，只有2000石以下级别的官员王国才可以自置； 2、诸侯王无朝廷虎符不得发兵，这样限制了诸侯王之军权； 3、山海湖泽之利归朝廷，王国不得擅自开发利用； 4、诸侯王必须定期朝觐，平时不准私自出国境。 5、诸侯王不得爵人赦死罪，亦不能收纳亡人藏若亡命。 6、诸侯王不得私交外戚，不得对朝廷大臣私行赏赐，不得与其他诸侯王私下交往。 自此，藩国问题便慢慢不再成为汉朝的主要威胁。 西汉篇——布衣将相 衣将相是指西汉开国诸臣授官将相的，绝大多数“起自布衣”，称之为“布衣将相”。“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其中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及没有官爵的地主。 “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其中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及没有官爵的地主。有出身白徒（一般农民）、屠夫、丧事吹鼓手、小商贩、戍卒、小吏以及小地主等。他们流品很杂，除娄敬外，均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他们在反秦起义及同项羽的斗争中，逐渐壮大起来。西汉建立后，形成了布衣将相之局。布衣将相的出身和经历，对他们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给“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布衣将相之举还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使其保某种布衣的朴素作风。 表现在汉初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还不那么森严，注意选拔人才，也较注意节俭。这种作风，是汉初布衣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保证了汉初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是汉初治天下的一条成功经验。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布衣将相逐渐变成新的封建贵族，其腐朽倾向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起来。武帝时发生的统治政策和指导思想的变化，是布衣将相贵族化的产物，它标志着汉初布衣政治的终结。 西汉政权建立后形成的由布衣出身的人致身将相的局面。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其中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劳动人民，也包括没有官爵的地主。西汉开国君臣，绝大多数出身布衣。如：刘邦是自耕农出身，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都是一般农民，樊哙为屠狗者，周勃为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为贩缯者，娄敬为戍卒，萧何、曹参则出身于小吏。论阶级成分，或为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或为中小地主，大都属于社会下层。除娄敬外，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他们在反秦起义中开始结合在一起。后来，在同项羽的斗争中，其阵容逐渐扩充和壮大起来。 西汉建立之后，形成了“布衣将相之局”。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秦亡汉兴这场历史巨变的总结。陈胜起义所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为布衣主宰天下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他不仅提出了这个口号，而且在起义斗争中付诸实行。在灭秦以前，以陈胜为首的布衣王侯将相，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无疑是以陈胜为首的农民起义换来的。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变化的必然趋势。由于“世侯世卿之局”被扫除，从而削弱了奴隶关系的残余形态，改造了当时的封建统治。由“世侯世卿之局”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是一个历史进步。 布衣皇帝将相的出身和经历，对他们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使其保持某种“布衣”作风。表现 在汉初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还不那么森严，注意选拔人才，也比较注意节俭。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布衣”皇帝将相逐渐变成新的封建贵族，其腐朽倾向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起来。汉武帝时发生的统治政策和指导思想的变化，是“布衣”君臣贵族化的产物，它标志着汉初“布衣”政治的终结。 西汉初年为恢复封建经济稳定封建统治而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方针政策。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思想中含有许多政治、战争的战略、策略思想，所谓“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或“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这种思想到战国末期发展成为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当时所谓黄帝之学，也属于道家的一个流派，它同道家的区别是，黄帝之学在道之中含有法的成分。二者合在一起称为黄老。 黄老学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这恰好符合了汉初统治集团的需要。西汉初年接秦之弊，经济萧条，人口散亡，作业穷困，财政匮乏，社会经济急待恢复和发展。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宽舒。因此，执行与民休息的“无为”的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 所谓“无为”，并非统治者一切无所事事，无所作为。无为的原则有两个：一方面无为即是“守而勿失”，也就是说对于刘邦、萧何在汉初所确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一般情况下不作原则上的大变革。另一方面无为并不是放弃阶级统治，而是在不伤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在封建统治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对人民的生产生活作些尽可能少的干预，使之休养生息。 汉初黄老政治的内容主要有：重农抑商，恢复并发展生产。如提倡以农为本，鼓励从事农业生产；对商人实行抑制政策，禁止他们衣丝乘车，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除秦苛法，约法省刑，禁网疏阔，治民尚清静宽舒，以求百姓安辑。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西汉封建统治得到稳定。同时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起来。但在太平盛世的背面，也存在着农民破产失业的现象。 西汉篇——卫满朝鲜 卫氏朝鲜存在时间是公元前194年～前107年。于中国西汉初年时，由燕国人卫满（姬姓卫氏，卫国宗室后裔）率千余人进入朝鲜，推翻箕子朝鲜自立，是朝鲜半岛历史中最早得到考古及文献证明的国家。卫满即位后，积极建立国家，使国家愈来愈强盛。汉武帝有感卫满朝鲜对汉朝的威胁愈来愈大，决定在公元前109年起兵远征朝鲜半岛。公元前107年，卫满朝鲜被灭。 最初，在燕国全盛的时候，曾经攻取真番、朝鲜，让它们归属燕国，并为它们设置官吏，在边塞修筑防御城堡、关塞。后来秦国灭掉燕国，朝鲜就成了辽东郡以外的边界国家。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时，燕王卢绾背叛汉朝，前往匈奴亡命，卫满亦一同前往，并带同千余名党徒进入朝鲜半岛。之后，卫满召集战国时齐国和燕国亡命者成军，推翻了箕子朝鲜的箕准，并夺取箕子朝鲜的首都王险城。卫满即位，史称“卫满朝鲜”。 汉武帝把卫满朝鲜的国土分为四郡，分别为：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合称为“汉四郡”。 在西汉初年这股移民潮中，有一个名叫卫满（姬姓卫氏）的燕人，率领1000多名部属，来到了朝鲜半岛。后来正是他灭亡了已经衰落的箕子朝鲜，建立了“卫氏朝鲜”。卫氏朝鲜前后存在近90年，于公元前108年被汉武帝所灭。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郡统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乐浪文化”。 卫满率领部属刚来朝鲜时，得到朝鲜王箕准的礼遇。箕准拜他为博士，赐给圭，封给西部方圆百里的地方。箕准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过卫满，来为他守护西部边境。然而卫满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利用封地为依托，不断招引汉人流民，积聚自己的政治、经济力量。 公元前194年，羽翼已丰的卫满，派人向箕准假传汉朝要派大军来进攻，请求到准王身边来守护。箕准不知是诈，许诺了卫满的请求。于是卫满趁此机会，率军向王都王俭城（今朝鲜平壤）进发，一举攻占王都后，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箕准战败后，南下逃亡到了半岛南部的马韩地区。 卫氏王朝建立后，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与西汉燕地相邻。此时正值西汉惠帝时期，天下初定，辽东太守经汉廷批准，主动与朝鲜国王卫满相约：卫满为汉朝藩属外臣，为汉朝保卫塞外，不使汉朝边境受到侵犯；塞外各族首领朝见汉朝天子，以及各国与汉朝通商，不许从中阻扰。作为回报，汉朝答应给予卫满以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 有了西汉藩属外臣的身份和汉廷的军事、经济的支持，卫满便开始不断地侵凌和征服临近小邦，真番、临屯都主动前来归顺，卫氏政权的势力因此迅速膨张，领地扩大到方圆千里。 卫满的孙子卫渠成为朝鲜王时，更是大量招引汉人流民，以此来扩充卫氏政权的实力；而随着卫氏势力的日益雄厚，右渠不但自己不肯再向汉朝通商朝贡，而且还阻碍邻近真番等小国与汉朝通商朝贡。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朝鲜半岛小番君南宫等，因不满朝鲜王右渠的控制，率众28万归降汉朝，汉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为加强与卫氏朝鲜的藩属关系，派涉何为使节前往朝鲜，劝谕右渠王改变对汉朝的不友好政策，结果无效。涉何对出使没有结果非常气恼，在回国途中，将护送他出境的朝鲜裨王长杀死，并将情况飞报汉武帝。汉武帝不但没有责怪涉何，还任命他做辽东郡东部都尉。右渠王对涉何怀恨在心，发兵突袭辽东，杀死涉何。这便是着名的“涉何事件”，它成了汉武帝发动对朝鲜战争的导火线。 就在这年秋天，汉武帝发兵5万，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一支，从齐地渡过渤海；由左将军荀彘率领一支，从陆路出辽东，水陆两路联合攻打右渠王。杨仆的水军先到达朝鲜列口（今大同江入海口附近），未等荀彘的陆军到达，就单独率领水军进攻王俭城，结果战败。荀彘的陆军遭遇朝鲜西部大军，久战也没有取胜。两路大军出师不利，消息传到朝廷后，汉武帝再派卫山为使臣，前去晓谕右渠王。右渠王受汉朝两路大军压迫，表示愿意降服，派太子到汉廷谢恩，并献上大量军粮和马匹。 然而，当太子带领1万士兵前往汉朝时，使臣卫山和左将军荀彘怀疑太子有阴谋，要求他的军队不能携带武器；太子则怀疑使臣和左将军要谋害他，便率军返回王俭城。此事激起汉廷的愤怒，命令在朝鲜的两路大军加紧进攻王俭城。由于王俭城长期被汉军包围，在抵抗汉军的问题上，卫朝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公元前108年夏，朝鲜右渠王被主和的臣属杀害，王险城终于被攻陷，一年后卫氏朝鲜灭亡。 汉武帝灭了卫氏朝鲜后，在其管辖地先后设置了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四郡之下设有很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很显然，“汉四郡”的设置，说明汉武帝已经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纳入了汉帝国的统治范围。 汉武帝之后，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的郡县设置情况有所变化。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去临屯、真番二郡，并入乐浪、玄菟二郡。乐浪郡治所仍在今朝鲜平壤，管辖貊、沃沮等族；玄菟郡治所则初在夫租（今朝鲜咸兴），后因受貊所侵而迁往高句丽西北（今辽宁东部新宾地区），管辖高句丽、夫余等族。 汉朝在朝鲜北部地区进行郡县统治，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汉与朝鲜半岛北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助于汉朝先进文化在朝鲜汉朝郡县地区的传播。当时不仅有汉人官吏到朝鲜四郡去任职，更有很多富商大贾与农民前往经商、垦荒，朝鲜四郡已是一派汉文化景象。这一点从考古发掘也可证明。近年来，在汉四郡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朝的官印和各种质地不同、形状各异的器皿，考古学家将这种文化现象称作“乐浪文化”，其实也就是汉文化。 在“乐浪文化”的考古发现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地处今朝鲜平壤市乐浪区土城南面，总数达2000余座的乐浪墓葬群。这些外形多为方台形封土的坟丘墓，是中国周、汉时期墓葬的普遍形状。其墓葬结构主要有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其具体造法、式样，乃至细微到砖上花纹，都与中国的中原汉墓没有差异。墓中随葬品非常丰富，为清一色的汉文化特色。乐浪墓葬群可以被看作是朝鲜北部受汉文化强烈影响的一个具体见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汉文化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于“汉四郡”所在的朝鲜北方地区，它对于半岛南部韩族地区同样具有魅力和吸引力，引起它们的普遍向往。早在公元前109年，也就是汉武帝出兵卫氏朝鲜前夕，南部马韩目支部落就曾派遣使者赴汉地朝觐汉武帝，只是由于朝鲜王右渠的阻扰而没有实现。 “汉四郡”设置后，南部部落酋长们钦慕北部乐浪汉文化，其中不少人都与汉朝乐浪郡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而他们与北方的来往，自然也带动了南北人民之间的往来通商。与此同时，还有北人南来，更是直接带来了北方先进的乐浪文化。像箕氏朝鲜的箕准王南逃到马韩地区，自称韩王，自然也间接地传播了汉文化；而南部有一些部落，甚至就是北方人南迁后，与南方土着人杂居而形成的移民社会。从出土文物可知，当时的汉四郡文化已经影响到半岛的最南端济州岛等地。 继任的朝鲜王卫蒙是朝鲜的开国国主卫满的儿子，大约64年前，在这位国主尚在襁褓中时，他那位从中原逃亡至朝鲜的身为燕国贵族的父亲，消灭了箕子朝鲜的第40代国王淮，取而代之成为朝鲜的新任统治者。之后，他们家族摆脱了逃亡者的身份，重新拥有了过往的荣耀与尊贵。 卫满对于秦末的中原大战仍然心存余悸，因而在拥有了自己的势力之后并不主张重回故里。他选择了亲近汉朝的策略，向惠帝、高后上表，愿意永为外臣，在朝鲜这块天高皇帝远的小地方，过自己的日子。 31年前，卫满逝世，正当壮年的卫蒙继承了他的位置，此时的大汉朝正是汉文帝当政，政局平和，国力日益强大，而匈奴则出现了不世明君，冒顿单于。此时的汉朝对匈奴采用的是和亲策略，尽量避免和匈奴的冲突，两国尚算得上和睦。卫蒙虽然年轻气盛且野心勃勃，但是在这两大强大的邻邦的压制下，也只能采取两面交好，从中牟利的策略。每每乘着这两方不注意时，悄悄收服邻近的一些小国。 三十年过去了，冒顿单于早已经不在，汉朝也换过了三任皇帝，卫蒙这头蛰伏在东北角落里的猛虎，渐渐觉得属于他的时代到来了。更妙的是，卫蒙凭着自己观察发现，汉朝的这位新皇帝和他当年一样，野心勃勃。而这位汉朝新皇帝比他当年的处境却好上太多太多了，有大汉朝70年的休养生息积累下来的雄厚实力作凭借，卫蒙想不出刘彻还有隐忍匈奴的理由。两国之间，必有一战。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卫蒙虽然老了，但是精神却依旧不错，此刻他正在自己的王宫里，对着自己面前的年轻人述说着，“不，也许是两败俱伤。只要能够好好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卫家君临天下的时代很快就会来临的。” 跪坐在卫蒙面前的正是他的大儿子，朝鲜太子，龙祥君卫右渠。此刻他的眼睛闪烁着激动的神色，仿佛已经看到了父亲所描述的那一天。对于出身于中原的卫氏家族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回到故里更加重要。卫右渠自出生的那天起，就经常听到自己的祖母和他絮絮叨叨地说起中原的秀美山川，人土风情，他无时无刻不梦想着回去见识那从未见过的故乡。当年祖父不能做到的事情，卫右渠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朝鲜文明进程》：元朔元年(前128年)，濊君南闾等畔(叛)卫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一度在辽东塞外置苍海郡，但统治困难，三年后即罢撤。元封二年(前109)，以半岛南部部族诉朝鲜阻碍他们与汉朝通商为名，汉武帝令涉何出使朝鲜，召谕其王卫右渠归属中国。 汉武帝招抚卫右渠，卫右渠的具体回复如何不详，汉史称“终不肯奉诏”，但他还是很礼貌的派人护送汉使却是清楚的。而涉何在归途中卑鄙地杀死随从护送他的朝鲜裨王长，诡称“杀朝鲜将”以邀功。这种行为是否有预谋也不可考，反正刘彻嘉勉他的冒险精神，以“名美”命他担任辽东郡(辽宁辽阳)都尉。卫右渠大怒，派兵击杀涉何。涉何的荒唐和卫右渠的不能忍辱负重，由此引起了汉与朝鲜的武装冲突。 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将水军五万自齐跨越渤海，左将军荀彘将陆军自辽东南下渡鸭绿江，夹击王俭城。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溪相参、将军王唊降汉。前108年夏，荀彘(zhi)始击败朝鲜军，陷其都城，卫右渠被他的部下所杀，卫满朝鲜最终灭亡。 西汉篇——陈汤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就是陈汤所说，今天让他们来看看陈汤的传奇一生。 陈汤（？—约前6年），字子公，山阳郡瑕丘县（今山东兖州东北）人。西汉时期将领。 陈汤学识渊博，通达事理，起家太官献食丞，交好富平侯张勃。汉元帝时，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时匈奴郅支单于役属康居，攻略乌孙、大宛，威胁西域。建昭三年（前36年），乃以西域副校尉与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矫制发城郭诸国兵及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进击康居，诛郅支单于。赐爵关内侯，迁射声校尉。成帝初，丞相匡衡劾其矫制发师，盗所收康居财物，以此免官。又因上书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失实，削爵为士伍。后为大将军王凤从事中郎，幕府事皆为所决。鸿嘉二年（前19年）成帝诏罢昌陵，遂以妄言复徙民实陵，为大司马卫将军王商劾奏，又以贪赃事发，以此免为庶人，徙敦煌、安定。后归长安，卒于成帝、哀帝之间。后追赠破胡侯。王莽掌权后，追赠谥号为壮。 陈汤年轻时喜欢读书，学识渊博通达事理，写得一手好文章。家中贫穷靠乞讨借贷为生，被认为没有节操，因此不被州里人所称道。陈汤就西到长安去求取官职，谋得太官献食丞一官。几年后，富平侯张勃同陈汤交往，佩服他的才能。 初元二年（前47年），汉元帝下诏，要求公侯大臣推荐年轻的人才，张勃便向朝廷推荐了陈汤。在等待分配期间，他的父亲去世，陈汤听到了死讯，没有奔丧回家。那个时代对奔丧、守孝十分看重。陈汤就因为这件事被人检举为缺乏起码的孝道，不遵守常规行事，于是朝廷又谴责张勃，以他举荐不当而削减了他的食邑二百户，赶上他去世，因此就赐给他谧号为缪，同时将陈汤拘捕下狱。 后来又有人大力举荐，陈汤终于被任为郎官。陈汤主动请求出使外国，几年后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校尉（正职）甘延寿奉命出使西域。 原先汉宣帝的时候，匈奴内部矛盾激化，五个单于争夺王位，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都送儿子为人质，汉朝都接受了。后来呼韩邪单于亲自到汉朝称臣朝见宣帝，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衰败虚弱投降了汉朝，不能再回去了，就向西收取匈奴右边的地方。因此而向西攻破了呼偈、坚昆、丁令，兼并了三国并把他们统一起来。正好赶上汉朝派兵护送呼韩邪回去，郅支单于怨恨汉朝偏护呼韩邪单于而不帮助自己，就困住汉朝使者江乃始等人并羞辱他们。 初元四年（前45年），郅支单于派使者进贡，顺便要求带走入仕的儿子，愿意归附朝廷。汉朝商议派遣卫司马谷吉去护送侍子。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认为《春秋》上说“对夷狄的要求不能一一都满足”。现在郅支单于趋向教化之心尚未纯厚，所在的地方又相当遥远，最好是派使者把他的儿子送到边境地区后就返回。 谷吉上书说道：“中国和夷狄有笼络而不断绝之义，现在既然已抚养成全他的孩子十年，恩泽已很厚了，如今他到空旷绝远之地而不去护送，到了边塞就返回，这是表示抛弃他不再爱护，使他们失去归附的心意。抛弃以前的恩泽，产生后来的怨恨，不妥。讨论的人看见以前江乃始没有对付敌人的办法，智慧和胆量都缺乏，以致遭受耻辱，就事先替臣担忧。臣下有幸得以执持强汉的符节，秉承圣明的韶令，宣明晓告以深厚的恩义，他就不应当敢于凶暴狡诈。如果他怀有禽兽之心，对臣施行无道，那么单于就长期背负深罪，一定逃得远远的，不敢靠近边境。失去一个人而使百姓安定，是国家的利益，臣下的愿望。我希望把他送到郅支王庭。” 汉元帝就把谷吉的奏书呈给上朝的人，贡禹重又争论，认为谷吉前去一定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和事端，不能答应他的奏请。右将军冯奉世认为可以派遣，汉元帝就答应了。到郅支王庭后，郅支单于背信弃义，竟然杀了谷吉等人。郅支单于自己知道有负汉朝，又听说呼韩邪在汉朝扶持下愈发强盛，于是向西逃到康居。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做妻子，郅支也把女儿嫁给了康居王。康居王很尊敬郅支单于，打算依靠他的威力来胁迫各国，郅支几次借兵攻打乌孙，深入到了赤谷城，残杀掠夺人民，抢夺牲畜财产，乌孙国不敢追讨，西部空虚，有千里方圆的地区没有人住。 郅支单于自以为是大国，名望盛大受人尊重，又乘胜骄傲，不被康居王所礼遇，愤怒中杀了康居王的女儿和他的显贵、人民数百人，有的人还被支解后投到都赖水中。征发百姓筑城，每天用五百人，两年才停止。又派遣使者责求阖苏、大宛诸国每年进贡，他们不敢不给。汉朝派遣三批使者到康居要谷吉等人的尸体，郅支单于困住使者并羞辱他们，不肯听从韶令，却通过都护上书说：“我处于困苦危难之中，愿归附强大的汉朝，送儿子来作为人质。”郅支单于骄傲怠慢到如此地步。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陈汤和甘延寿出使西域。陈汤为人沉着勇敢有大谋，有很多策略，喜好建立卓越的功勋，每次经过都城小镇，高山大河，常常要爬到高处去看一看。 陈汤接到出使外国的差事后，就同甘延寿谋划说道：“夷狄畏惧服从大部落，这是他们的天性。西域本来属于匈奴，现在郅支单于威名远播，侵犯欺凌乌孙、大宛等国，常替康居出谋划策，想降服它们。如果能得到这两个国家，北部攻打伊列，西面攻取安息，南面排挤月氏、山离乌弋，几年之内，有都城的几个国家就会形势危急。而且他们的人都剽悍，喜欢打仗，经常取得胜利，如果长期放纵他们，一定会成为西域的隐患。郅支单于虽然所在的地方相当遥远，蛮夷没有坚固的城墙和强劲的剑弩用来自守，如果发动屯田的官兵，率领乌孙的部队，一直打到他们城下，他们逃亡又没有可去的地方，坚守又不能自保，千载功业可以一朝而成。” 甘延寿也认为是这样，就准备上奏请示这件事，陈汤又说：“国家大事都要让公卿讨论，非凡的策略是凡人所想像不到的，事情一定不能得到准许。” 甘延寿犹豫着没有听从。正好他长时间有病，陈汤独自假托朝廷命令调发有城镇的各国军队以及车师国戊己校尉屯田的官兵。甘延寿知道后，惊慌地爬起床，打算阻止他。 陈汤发怒了，按住剑叱责甘延寿说：“部队已经集合了，你想坏大家的事么？” 甘延寿于是只好听从他。部署行军的阵式，增设扬威、白虎、合骑三校。汉兵、属国兵合起来共四万多人，甘延寿、陈汤上奏自我弹劾假托皇帝命令，陈述用兵情况。 甘延寿与陈汤带领军队分道前进，分为六校，其中三校从南道越过葱岭从小道到大宛，另外三校由都护自己率领，从温宿国出发，经北道进入赤谷，过了乌孙，到达康居边界，一直到了阗池的西面。而康居的副王抱阗率领几千骑兵，进犯赤谷城东，杀害抢夺了大乌孙王的一千多人，抢走很多牲畜和财产。 又在后面同汉朝军队遭遇，抢夺走了后面部队相当多的辎重。陈汤出军攻打他们，杀了四百六十人，得到了他们所抢走的四百七十名百姓，交还给大乌孙王，所得到的马、牛、羊就用来供给军用。还俘虏了抱阗的显贵伊奴毒。 到了康居的束部边界，陈汤命令军队不得进行抢掠。暗中把康居的显贵屠墨叫来相见，向他说明汉朝的威势和信誉，并同他饮酒结盟后就放他回去了。从小道带领军队前进，到了离单于城大约六十里的地方就停止前进并扎下营寨。又捕捉到了康居的显贵贝色的儿子开牟，让他作为向导。贝色的儿子也就是屠墨母亲的弟弟，他们都怨恨单于，因此很详细地知道了郅支的情况。 第二天又带领军队前进，离城还有三十里，就停下扎营。单于派使者来问汉朝军队为何而来，答道：“单于上书说现在处境困难，愿意归附汉朝，亲自入汉朝朝见。天子哀怜单于离开匈奴的广阔国土，在康居受到委屈，所以派都护将军来迎接单于的妻子和儿女，恐怕惊动了您的左右，因此军队不敢到城下。” 使者几次往来互相通报情况。甘延寿、陈汤于是责备单于道：“我们为了单于远道而来，而到现在还没有有名的王侯大臣来见将军接受命令，单于怎么能这样忽略大计，失去主人对待客人的礼仪呢！军队远道而来，人马都相当疲劳，粮草估计也将完了，恐怕不能自行还军了，希望单于同大臣审慎考虑计划安排。” 汉军向前抵达郅支城的都赖水上游，离城有三里，停下安营布阵。望见单于城上立有五彩旗帜，几百人披着锁甲登城守备，又派出百余名骑兵往来奔驰于城下，步兵百余人在城门两边像鱼鳞一样布下阵式，讲授操演用兵的方法。城上的人还招呼汉军说：“来跟我决战！” 一百多名骑兵冲向汉军营地，汉军张开弓弩对准骑兵，骑兵就引退了。甘延寿、陈汤命令部队听到进攻的鼓声时，都迫近城下，四面围城，各有分工，穿越深沟，堵住城门，大盾牌在前，戟弩在后，仰射城中楼上敌人。在土城外面还有一座木城，匈奴军从木城中向外射击，而城外汉军点燃柴草焚烧木城。夜晚，几百骑兵想冲出城，但被汉军迎面射杀。 刚开始，郅支单于听说汉朝军队到了，想逃走，但怀疑康居怨恨自己，会作为汉军的内应，又听说乌孙各国都派了军队，自以为没有地方可去了。郅支单于出来后又重新回去，说：“还不如坚守城池。汉军远道而来，不能进攻得很久。” 郅支单于就披上镗甲站在楼上，各位阏氏夫人有几十人都用弓箭射击城外的人。城外的人射中了单于的鼻子，几十个夫人也都被射死。郅支单于下楼骑上马，转战到单于的内室。夜晚过了一半，木城被穿透了，里面的人退入土城，登上城楼呼喊。当时康居的军队有一万多骑兵分为十多处，四面围绕着城墙，也互相应声相和。 夜晚，几次奔袭汉军营地，没有成功，就退回去了。等到天亮，城四面放起了火，官兵高兴起来，大声呼喊追逐敌人，鸣釭敲鼓震动大地。康居兵退走了。汉军就从四面推着大的盾牌，一同进入土城中。单于男女一百多人跑进他的内室。汉兵就放火，官兵争着进入内室，单于受伤而死。军侯代理丞杜勋斩取郅支单于首级，并找到二根节杖与谷吉等带来的帛书。一共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人，活捉一百四十五人，一千多人投降，分给出动军队的各属国的十五位王。 于是甘延寿、陈汤上奏书说：“臣等听说天下的大道理，应当是天下一统，以前有唐和虞，如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只有郅支单于反叛对抗，没有受到惩罚，大夏以西的地方，都以为强大的汉朝不能使郅支单于臣服。郅支单于残酷毒害百姓，罪大恶极通达到上天。臣甘延寿、陈汤率领仁义的军队，替天诛伐，依赖陛下的神灵，阴阳调和，天气晴朗明丽，冲锋陷阵打败敌人，斩了郅支单于的首级以及杀死了名王以下的人。应把所砍的头悬挂在稿街蛮夷的官邸间，用以昭示万里之外的人，让他们明白违犯强大的汉朝的，即使再远也一定要诛杀。” 事情被下到司法部门处理。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认为“郅支单于以及名王的头周游各国，蛮夷没有不知道的。《月令》上说春天是‘掩埋尸骨’的时候，还是不要悬头为好。”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认为“春秋时夹谷会盟，优施讥笑君主，孔子杀了他，当时正是盛夏，被斩的手和足分不同的门运出。应悬挂十天后再掩埋。”皇上下诏令说将军的意见正确。 起初，中书令石显曾经想把姐姐嫁给甘延寿，甘延寿没有同意。等到丞相、御史也憎恨他们假托皇帝命令行事，都不赞许陈汤。陈汤平时比较贪婪，所缴获的财物进入汉界后多不依法上交。司隶校尉寄信给道上的官员，逮捕官兵来审查这件事。陈汤就上奏书说道：“臣下同官兵一同诛杀郅支单于，幸亏能把他们消灭，军队万里之外得胜归来，应有使者在路上迎接犒劳。现司隶逆其道而行，逮捕官兵审查，这是为郅支单于报仇啊！” 汉元帝立即派出吏士，命令各县在路上备好酒食犒劳路过的军队。回到京城后，评论功劳，石显、匡衡认为“甘延寿、陈汤擅自假托皇帝命令兴师动众，有幸没有被诛杀，如果再封爵位赐食邑，那么以后奉命的使者就会都争相想冒着危险以取得侥幸，在蛮夷中惹起事端，给国家带来灾难，这个头不能开。”汉元帝内心嘉许甘延寿、陈汤的功劳，但难以违背匡衡、石显的意见，此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决定。 原宗正刘向上奏书说：“郅支单于监禁杀害使者和官兵数以百计，事情沸沸扬扬于外国，损失威望，失去了别人的敬重，各位大臣都为此忧愁。陛下发怒想诛杀他，一直没有忘怀。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秉承圣明的旨意，倚靠神灵的保佑，统率百蛮的君主，带领有城镇之国的军队，出生入死，进入无人能到的地方，才踏平康居，攻破五道城墙，拔下歙侯的旗帜，斩下郅支单于的首级，悬扬旌旗于万里之外的地方，远播威名于昆山之西，洗刷了谷吉的耻辱，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万夷畏惧屈服，没有不震动的。呼韩邪单于看到郅支单于已被杀，又喜又怕，向风慕义驱驰前来，稽拜表示归附，愿意守护北藩，历代称臣。 他们建立了千年的功业，保证了万代的平安，群臣中功勋没有比他们再大的了。往昔周朝大夫方叔、吉甫为周宣王诛杀了殓狁而使百蛮都来归顺。 《诗》上说：‘车马喧喧，有如雷霆，既显贵又诚信的方叔，征讨殓狁，蛮荆也因畏惧威力而来臣服。’《易》上说：‘消灭敌人首领的人值得表扬，因为他可以获得更多不同族类的人。’这是赞美那些诛杀了罪魁祸首可以使其它不愿顺服的人前来归顺的人。现在甘延寿、陈汤诛杀所带来的震动，即使是《易》上所说的消灭首领，《诗》上所说的有如雷霆也比不上。评论大的功绩应不计较小的遇错，推举绝美的东西应不顾捆小的瑕疵。 《司马法》上说‘赏赐军队不超过一个月，希望立功的人快速得到他们行善事的报酬。这是由于重视战功，重用人才的缘故。吉甫回去后，周王赐给他丰盛的东西，《诗》上说：‘吉甫因为被宴请，所以很高兴，他受到了那么多祝福，是因为他从镐地回来，功劳同曰月一样长久。’千里之外的镐地还认为遥远，更何况万里之外，他们的辛勤已是到了极点!甘延寿、陈汤不仅没有受到赏赐的回报，反而因义无反顾而取得的功劳受到委屈，长期受挫于刀笔小吏，这不是奖励有功之人、鞭策士兵的方法。 以前齐桓公先有尊周的功劳，后来又有灭项国的罪责，君子就以功劳来掩盖过错而隐讳了他所行的错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损失了五万人的部队，花去了亿万的费用，经历了四年的劳苦，却只获得三十匹骏马，虽然斩下了宛王母鼓的脑袋，也不足以补偿耗费，而且他自己的罪恶也很多。孝武帝认为到万里之远的地方去征讨敌人，不应计较他的过失，就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的官职爵位给了一百多人。 现今康居国力强于大宛，郅支单于的号令重于宛王，他们杀害使者之罪大于大宛留住马匹的罪，而且甘延寿、陈汤没有烦劳汉朝的士兵，不用耗费一斗粮食，和贰师将军相比，功德胜于他百倍。而且常惠听从想要攻击匈奴的乌孙，郑吉迎接自己来归顺的曰逐王，还都裂土封爵。所以说武功和辛勤劳苦大于方叔、吉甫，将功补遇又优于齐桓公、贰师将军，他们所做事情的功劳又高于安远侯、长罗侯，但大的功劳没有得到表彰，小的过失却到处传布，臣下深为痛惜！应及时解除悬案让他们自由出入，免罪不究，给予尊宠封授爵位，用以奖励有功之人。” 于是汉元帝下诏说：“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扣留并杀害了汉朝使者、官兵，深违事理，朕岂能忘记！之所以犹豫不决不去征讨，是因为难以兴师动众，劳苦将帅，因此一直克制忍着没有提这件事。如今甘延寿、陈汤看到可以乘机行事，就乘着时间的便利，集结有城镇的各国，擅自假托皇帝命令用兵去征讨敌人，依靠天地和宗庙的神灵保佑，征讨郅支单于，斩得他的首级，以及阏氏、贵人、名王和其他一千多人。虽然他们背离了道义违反了国法，但国内没有烦劳一人服兵役，没有动用国库的贮藏，借敌人的粮食用来供给部队的所用，建立功勋于万里之外，威力震动百蛮，名声速扬四海。为国家除去残暴，断绝兵事的根源，边境得以安定。然而仍避免不了死伤的忧患，罪责应当在于遵守法令，朕深为哀怜这件事!特赦免甘延寿、陈汤的罪过，不要追究了。” 诏令公卿讨论封赏的事。讨论的人都认为宜按军法捕杀单于令。匡衡、石显认为“郅支本来是丧失国家逃亡在外，只在无人的地方盗用名号，并非是真的单于。”元帝就按照安远侯郑吉的旧例，封他们千户食邑，匡衡、石显又抗议。于是就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给陈汤关内侯的爵位，每人赐给食邑三百户，再赐给黄金一百斤。祭告上帝、宗庙，大赦天下。授任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为射声校尉。 汉成帝刘骜即位后，丞相匡衡又上奏道：“陈汤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奉命出使，不待请命就行事于蛮夷中，不严格要求自己以为部下的榜样，反而自取从康居夺得的财物，警告官员们不要再重新验证边远地区的事。即使事在赦免以前，还是不适合当官。”陈汤因此被免官。 之后陈汤向成帝上书，说康居王送到汉朝来的王子（名为侍子，实有人质之意）不是真正的王子。汉成帝命人核实，确实是真王子。假如王子是假的，那么证明康居王对汉朝采取了欺骗手段，现已验证是真的，那么陈汤就犯有诬告乃至欺君之罪。陈汤被捕入狱，准备处以死刑。 这时，太中大夫谷永太上奏书为陈汤辩冤说道：“臣下听说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为他而坐不安稳；赵国有廉颇、赵奢，强秦不敢图谋井陉；近代有郅都、魏尚，匈奴就不敢越过沙漠南下。从这些情况来看，胜敌的将领是国家得力的武臣，不能不重视。所以‘君子听到军鼓声，就想到能够率兵作战的大臣。 臣私下认为关内侯陈汤，以前以副都护身份出使西域，愤恨郅支单于没有人道，忧虑君王不能给他以惩处，越想越愤怒，见义勇为的精神一下爆发，突然间率领军队急驰而行，横穿乌孙，集合于都赖水上，攻破了三层城墙，斩下了郅支单于的脑袋，报复了十年没有能诛杀他的怨仇，洗雪了边境官兵往日的耻辱，威风震动了百蛮，武功远扬四海，汉朝建立以来，征讨外国的将领，还未曾有过这样的情景。 现在陈汤因为所说的事情有误而犯法，被关在牢里很久了，很长时间还不能判决，执法的官员想对他使用大辟的刑法。往日白起任秦国将领，南面攻下郢都，北面坑杀赵括，因为一点小小的过错，就被赐死于杜邮，秦国百姓为他哀痛，没有不流泪的。现在陈汤亲自带着武器，流血转战于万里之外的地方，以战功献祭给祖庙，呈告给上帝，武士没有不仰慕他的节义的。 因为陈说事情而犯罪，并没有很大的罪恶。《周书》上说：‘牢记别人的功劳，忘记他人的过错，就适合做君主了。’况且犬马为人劳苦了，还可以得到给它们盖窝棚的报答，更何况国家的有功之臣呢!私下担心陛下忽略了军鼓的声音，不能体察《周书》的含义，而忘了盖窝棚的恩施，以庸臣来对待陈汤，最后听从了官吏的决议，让百姓也有秦国百姓耿耿于怀的怨恨，并不是鞭策以身赴难的臣子的方法。”奏书呈上去后，汉成帝就放出了陈汤，削去他的爵位而成为普通士兵。 几年后，西域都护段会宗受到乌孙兵马的围攻，段会宗派人请求朝廷尽快发兵援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官讨论数日仍无结果。王凤就说：“陈汤很能谋划，熟悉外国情况，可以把他叫来问问。”汉成帝立即召见陈汤。陈汤早在攻击郅支时落下风湿病，两臂不能屈伸，因此入见汉成帝时，汉成帝先下诏不用行跪拜之礼，让他看段会宗写回来的紧急求救奏书。 陈汤推辞说：“将相九卿都是贤才，通晓事理，小臣衰弱多病，不足以来策谋大事。” 汉成帝听出他话中有怨气，便说：“国家有急事，你就不要推让了。” 陈汤说：“臣下认为这件事一定没有值得忧虑的地方。” 汉成帝问他为什么这样说？陈汤回答：“一般情况下，五个胡兵相当于一个汉兵，因为他们的兵器原始笨重，弓箭也不锋利。如今他们也学汉兵的制作技巧，有了较好的刀、箭，但仍然可以三比一来计算战斗力。现在围攻会宗的乌孙兵马不足以战胜会宗，因此陛下尽管放心。即使发兵去救，轻骑平均每天可走五十里，重骑平均才三十里，根本不是救急之兵。” 陈汤知道乌孙之军皆乌合之众，不能持久进攻，因此他推算了日期后说：“现在那里的包围已经解除。不出五天，会有好消息的。”过了四天果然军书报回，说乌孙兵已解围而去。 大将军王凤通过这件事深感陈汤经验丰富，大有用处，于是奏请汉成帝启用陈汤，任他为从事中郎，军事上的大事都请他做出决断。陈汤严明法令，采纳众人的意见办事，颇有将帅风范。但他又经常接受人贿赂的金钱，终于因为此事而被罢黜。 当初，陈汤和将作大臣解万年友好。从汉元帝时候起，渭陵地区没有再迁徙人营造居民点。汉成帝就在这里初步建造陵墓，几年后，又喜欢上霸陵曲亭南面的地方，就重新再建。 解万年和陈汤计议，认为：“武帝时候，工匠杨光以他的建造几次都让皇上感到满意，自己谋得将作大匠一职，还有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因建造了杜陵被赐给关内侯爵位，将作大匠乘马延年因为劳苦被赐给中二千石的职位；现在初步建造陵墓并营建居民点，成就大功，我也应当受到重赏。子公的妻子家在长安，儿子也生长在长安，不喜欢东方，应当请求迁居，可以得到赏赐的田宅，这样都有好处。” 陈汤心中认为这有利可图，就密奏汉成帝说：“初步建造的陵墓在京城地区，是最肥沃美丽的地方，可以建立一个县。天下百姓没有迁徙到各陵已三十多年了，关东的富人越来越多，占领了很多好田，驱使贫困的百姓，可以把他们迁到初步建造陵墓的地方，用来增强京城，削弱诸侯，又使中等人家以下的都能平均贫富。陈汤愿意和妻子儿女以及家属迁徙到初陵地区，为天下人带个头。” 于是汉成帝就听从了他的计策，果然先营建昌陵地区居民点，然后迁徙内地郡县的国民。解万年自己提出三年可以完工，后来终于没有完成，群臣大多说在造里建邑不妥当。 汉成帝就把此事交给有关官员讨论，都说：“昌陵的工程是把低地填高，积土成山，估计便房仍在平地上。运来的土中不能保护幽冥中的灵魂，土浅了外面就不牢固，白白地浪费数以万计的劳动力，甚至点着脂火在夜间工作，到东山去运土，将要同谷价一样贵了。工程进行了几年，天下人都受到了劳累，国家疲敝，国家库藏空虚，一直到老百姓，都愁苦不堪。旧陵是根据自然地形，依就本来的土地，所处地势高大宽敞，旁边又靠近祖先，以前又已经有了十年的营建，应该重新建造旧陵，不要迁徙百姓。” 汉成帝就下诏令停止昌陵的工程，这件事记在。丞相、御史请求废除昌陵地区新建的住宅，奏议没有批下，有人就问陈汤：“住宅不拆，难道还要再进行迁徙吗？”陈汤说：“县官暂且听听群臣们所说的，到时还是要再迁徙的。” 当时成都侯王商新被任命为大司马卫将军辅助政事，平常就不喜欢陈汤。王商听到陈汤说的话后，就报告汉成帝说陈汤惑乱群众，被抓进牢房治罪，审查他所犯的各种罪行。 陈汤以前替骑都尉王莽上书说道：“父亲过早地去世，惟独没有得到封地，母亲明君供养皇太后，尤其劳累辛苦，应当封爵。” 竟被封为新都侯。后来皇太后同母弟弟苟参任水衡都尉，死后，儿子苟汲为侍中，苟参的妻子打算为苟汲求取封地，陈汤接受了她给的五十斤金子，答应按照旧例替他上奏。弘农太守张匡因贪污百万以上，狡猾无道，下诏立即审问，他害怕进监狱，就派人告诉陈汤。 陈汤就为他辩冤，准许过了冬天再说，他就被许给答谢的钱两百万，都是这样一类的事情。这些事都在大赦以前。后来东莱郡有黑龙在冬天里出现，有人就问陈汤，陈汤说：“这是所谓的玄门开启。皇帝几次便装出行，出入的都不是时候，所以龙也就出现的不是时候。”又说就要重新进行迁徙了，互相传说的有十多人。 丞相、御史弹劾道：“陈汤惑众无道，妄自诈称，把异象归给皇上，这不是他所应当说的，犯了大不敬的罪。”廷尉赵增寿评议，认为“惩治无道没有正当的法则，根据所犯的罪行轻重来治罪，臣下沿用此法却往往判罪失当，所以把案子拿到廷尉来审理，没有先例可参照就把事情首先报告给皇上，这是为了端正刑罚，使人命得到重视。圣明君主哀怜百姓，颁布韶令叫停止建造昌陵，不要迁徙官员和百姓，诏令早已发布。陈汤妄自把自己的揣度告诉其他人说将要重新迁徙，虽然受到惊动不小，但话流传得不是很广，百姓没有发生变乱，造就不可以说是惑乱众人。陈汤散布谣言，假设并不真实的事情，不是他应该说的，犯了大不敬的罪。” 汉成帝颁布命令说：“廷尉赵增寿所评议的很正确。陈汤从前有讨伐郅支单于的功劳，特贬陈汤为百姓，发配到边疆去。” 又命令说：“以前的将作大匠解万年奸巧邪恶没有忠心，胡乱制造谎言，增加赋税，征发徭役，仓猝兴起工程，使人民白白遭受罪苦，死的人接连不断，流毒遍及百姓，国内的人都心怀不满，他虽然遇上赦令，但也不适合住在京城。”于是陈汤与解万年一同被发配到敦煌。 过了很久，敦煌太守上奏书说：“陈汤以前亲自诛杀了致支单于，在外国威望很大，不适宜接近边塞。”汉哀帝刘欣下令把他迁徙到安定。 议郎耿育上奏书陈述对国家有利的事，顺便为陈汤鸣冤道：“甘延寿、陈汤替伟大的汉朝显示了钩取深处之敌和招致远方之国的威力，为国家洗刷了多年的耻辱，征讨极远地区桀傲不羁的君主，俘获了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敌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功劳吗？先帝嘉奖他们，几次颁布英明的诏令，宣传彰明他们的功劳，更改年号，记其功勋，传之无穷。与此相应，南郡贡献白虎，边塞平安无事。当先帝卧病在床时，还留意于他们，没有忘记，几次派尚书质问丞相，立即为他们论功行赏。 惟独丞相匡衡进行排斥不给记功，只封了甘延寿、陈汤几百户，造就是有功的大臣和战士所以失望的原因。孝成皇帝继承了已建立起来的事业基础，趁着征战讨伐的威力，没有进行战争，国家平安无事，但大臣邪恶不正，又有谄媚奸巧的人在朝廷，毫不深思本末的患难，用来防止还没有形成的事情，他们想独占君主的威严，排挤妒嫉有功的人，使陈汤孤独地蒙冤被押，不能自己辩明，最后终于以无罪之身而在年老时被抛弃在敦煌，正好处在往来西域的通道之上，让威名令敌人闻风而逃的大臣转足之间就自己遭受灾祸，被郅支剩下的敌虏所耻笑，实在可悲！ 到现在奉命出使到外蛮的人，没有不讲述郅支的被诛杀用来宣扬汉朝的强盛的。藉助别人的功绩来威胁敌人，抛弃他人来使说他坏话的人感到高兴，这怎么不叫人悲痛呢?况且身处安定不要忘了危险，强盛的时候要想到衰败，现在国家平常没有文帝成年累月进行节俭而使国家富饶起来的积蓄，又没有武帝时被推荐而任用的勇猛机智、擒获敌人的大臣，只有一个陈汤罢了！ 假使陈汤去世没能及上陛下的时代，还希望国家追加他的功劳，为他的墓树碑，用以勉励后来的人们。陈汤有幸得以生活在现在圣明的时代，建立功劳没有过去多久，反而听任奸邪的大臣把他排斥得远远的，使他流亡逃匿，死无葬身之地。眼光远大的人士，无不考虑，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个时代都没有人比得上，而陈汤所犯的罪过是人情所都有的，陈汤尚且这样，即使再有人为国流血牺牲，抛尸沙场，还是要受制于唇舌，被嫉妒他的大臣所俘虏。这是臣下为国家深感忧戚的原因。”奏书递上去后，汉哀帝就让陈汤回来了，最后死在长安。 陈汤死后几年，王莽为安汉公，执掌朝政。内心既感激陈汤的旧恩，又想讨好皇太后王政君，就以讨伐郅支的功劳来尊称汉元帝庙号为高宗。又因为以前陈汤、甘延寿的功劳大封赏薄，还有候丞杜勋根本就没有封赏，就加封甘延寿的孙子甘迁食邑一千六百户，为陈汤追加爵谥为破胡壮侯，封陈汤的儿子陈冯为破胡侯，杜勋为讨狄侯。 陈汤与甘延寿的征战，结束了匈奴南北分裂的局面，稳定了汉朝的西北边疆，为汉王朝立下一大奇功， 陈汤攻杀郅支单于之后，原来就归降的呼韩邪单于更加臣服，表示愿守北藩，累世称臣。在汉朝的帮助下，呼韩邪单于重新统一了匈奴，此后汉元帝又将王昭君嫁给了呼韩邪，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之间的武装冲突，恢复了旧日的和亲关系，这种和平局面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一切，陈汤是建立了首功的。从史书记载看了，陈汤爱财，并因此几次起落。假传圣旨，也反映了他缺乏为官的圆融。瑕不掩瑜，陈汤在汉代历史上是值得一提的人物。 历代评价 刘向：“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籓，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 谷永：“关内侯陈汤，前斩郅支，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 王凤：“陈汤多筹策，习外国事。” 耿育：“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着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陲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旅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 班固：“自元狩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着，孙建用威重显，其余无称焉。陈汤傥易，不自收敛，卒用困穷，议者闵之，故备列云。 西汉篇——昭君出塞 “自古红颜多薄命，从来白发少知音。”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者中的法师王昭君传奇一生。 王昭君（约公元前54年—公元前19年），名嫱，字昭君（一说昭君非表字），乳名皓月，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与貂蝉、西施、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落雁”。成语中沉鱼落雁、画工弃市记载她的生平典故。 公元前54年王昭君出生于南郡秭归县（今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村）的一户平民之家，王襄之女。其父王襄老来得女，视为掌上明珠，兄嫂也对其宠爱有加。王昭君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峨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昭君的绝世才貌，顺着香溪水传遍南郡，传至京城。汉元帝昭示天下，遍选秀女。王昭君为南郡首选。 建昭元年（前38年），以民间女子的身份被选入掖庭，成为了一名宫女。 根据民间传说和记载，王昭君入宫以后，由于不肯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毛延寿将王昭君画得并不是十分美丽，因此没有被选入汉元帝的后宫之中。昭君进宫多年，得不到皇帝临幸，心生悲怨。 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汉朝的属国南匈奴首领呼韩邪来长安朝觐天子，以尽藩臣之礼，并自请为婿。元帝遂将宫女昭君赐给了呼韩邪单于，并改元为竟宁。单于上书表示愿意永保塞上边境。 王昭君抵达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yān zhi）。昭君和呼韩邪单于共同生活了三年，生下一子，取名伊屠智伢师，封为右日逐王。 建始二年（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王昭君向汉廷上书求归，汉成帝敕令“从胡俗”，依游牧民族收继婚制，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复株累单于，两人共同生活十一年，育有二女；长女名须卜居次，次女名当于居次。 鸿嘉元年（前20年），复株累单于去世，且糜胥继任为搜谐若鞮单于。两年不到，王昭君病逝。 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追尊司马昭为文帝，为避司马昭的讳，王昭君被改称王明君，史称明妃。 公元2年王莽专政，为取悦王太后，厚赏乌珠留若鞮单于，令其送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返回中原，进宫服侍王太后。 昭君出塞的故事，从西汉到元初，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它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大致情节是：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以宫人王嫱赐呼韩耶单于为阏氏；昭君入匈奴，生二子；呼韩耶死，从成帝敕令，复为后单于阏氏。元帝时，汉强匈奴弱，昭君出塞，是元帝实行民族和睦政策的具体表现。 正史中，汉元帝时期是西汉强盛时期，而匈奴经过汉朝连番打击早已元气大损，是汉强匈奴弱。实际上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在汉宣帝时期就已经归降向汉朝称臣，成了汉朝的属国，并且呼韩邪单于曾三次入长安朝觐天子“以尽藩臣之礼”。也是第三次入京朝贡时，元帝挑选了宫女赏赐于他。 而北匈奴郅支单于也在不久前被汉朝远征军陈汤、甘延寿等人诛灭，所以不存在“汉朝屈辱求和”这种情况，也并无王昭君自愿请行一说。而且汉元帝也并没封王昭君为“明妃”，这是晋代时避司马昭讳而改称“明君”或“明妃”。 自汉朝以来，笔记小说和文人诗篇都经常提及昭君的故事。其中，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记载昭君故事时，增加了毛延寿、陈敞、刘白等多位画工，因受贿作弊而同日弃市等情节。但是，比《西京杂记》稍后的《后汉书》并未采用这一传说；而此后的笔记小说和文人诗篇，不仅采用这一传说，而且还把受贿作弊的画工，集中到毛延寿一个人的身上。唐代敦煌的《王昭君变文》是昭君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的重大发现。 《王昭君变文》一反正史的记载，把汉元帝时期民族矛盾的形势描绘为匈奴强大、汉朝虚弱；把昭君出塞看作朝廷屈辱求和的表现。其中，叙述了画工画图，单于按图求索，以及昭君到匈奴后，因思念乡国，愁肠百结，终不可解，直至愁病身亡等情节。 后世大多数诗词戏剧都是在《王昭君变文》的基础上，汲取历代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和民间讲唱等文学作品改编而成，如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受这些作品影响后人对王昭君和昭君出塞形成刻板印象即把昭君出塞当成是屈辱和亲。实际正史中上并非如此。 传说两千多年前在长江西陵峡秭归县宝坪村，住了个叫王忠的庄稼人，这个庄稼人因为一直没有孩子，便到附近的屈原庙进香许愿，祈求得到一个像屈原那样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的后代。结果真的很灵验，八月十五夜里，他的妻子梦见一轮明月投入怀中，不久便生下一个比天仙还标致的姑娘，这就是王昭君。昭君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心地善良，特别喜欢望月吟唱。 后来汉元帝挑选天下美女做后妃，昭君被选中。王昭君到京城长安后，和其他被选的秀女一样，先到画师毛延寿那儿画像。有的美女为了得到皇帝的宠爱，重金贿赂毛画师，画师就将她们画得美貌非凡。王昭君不信这个邪，没有给毛画师金银财宝，毛画师就有意在王昭君眼睛下面点了一点，结果王昭君没能入汉元帝法眼，寂寞于后宫。 几年之后，以归降汉朝的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入京朝贡，以尽藩臣之礼，并请求做汉朝的女婿，汉元帝遂选宫女赐之。临行前，汉元帝召见昭君，一见面就惊呆了，如此美丽的美人，我怎么没有发现呢！一席谈话，更觉昭君才智过人，整个后宫无人可及。而天子又难于失信。 送走昭君后，元帝立即翻看美人画册，终于在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细细一看，原来昭君眼下多了一个疵点，掩盖了昭君的美貌。皇帝大怒，下令将那个弄虚作假的画师毛延寿杀了。 昭君随呼韩邪来到塞外，在匈奴又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二人感情很深，但不久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久旱不雨，水草枯死，牧民饥饿混乱，朔漠飞沙中又夹着一股邪风。当地居民说这些灾难都是王昭君带来的，只有用她的血来祭奠匈奴先灵，草原才能化险为夷。呼韩邪终日愁闷，惶惶不安，昭君也愁眉不展，忽然她想起父母在她进宫前曾送给她一个锦囊。 昭君打开锦囊一看，原来里面装有庄稼种子、金剪子和一张黄纸。昭君百思不得其解，伤心地流下了一串串泪珠。这泪珠滴落在冰凉的沙子上，沙地上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蓝晶晶的小清泉。昭君又惊又喜，有了水，还要有牛羊、水草、庄稼。她拿起了金剪用黄纸剪了一只小羔羊，想不到刚剪成，小纸羊就变成了真羊。昭君又用黄纸剪牛羊、水草花瓣，顿时，身边出现大片的绿草香花，成群的牛羊在其中吃草、休息。最后昭君又将锦囊中的种子撒在沙地上，顷刻便长出了庄稼。牧民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世代传颂着昭君的恩德。 呼韩邪归汉与昭君出塞，既促使匈奴结束了多年的分裂和战乱，又为中原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此外，加强了双方的交流，使当时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必然产生对中原先进制度的向往，促使一些少数民效仿中原的制度。 历史评价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宋）王安石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清）曹雪芹 西汉篇——班固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东汉大臣、史学家、文学家，与司马迁并称“班马”。班彪之子，班超之兄。 班固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后归乡里。以父所撰《史记后传》叙事未详，乃潜心继续撰述力求精善。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人诬告私改作国史，下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出狱后被任为兰台令史，奉命撰述东汉开国以来史事，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成《世祖本纪》。 迁为郎，典校秘书，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明帝复命他完成前所着书。他认为《史记》以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妥，决心撰写起自汉高祖、终于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迹的《汉书》。汉章帝时，以文才深得器重，迁官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命其记述其事，撰成《白虎通德论》（一名《白虎通义》）。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随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次年，行中郎将事。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他受牵连免官、被捕，死于狱中。 班固一生着述颇丰。作为史学家，修撰《汉书》，是“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作为经学理论家，所编《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将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自幼接受父伯教育和熏陶，九岁便能文诵赋。班固的父亲班彪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班彪晚年潜心续写《史记》，受父亲影响，班固也开始留意史籍。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到京城洛阳游学，拜访班彪，对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认为班固将来必定能完成撰着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十六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师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骃、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二十三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着述能力。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逝世，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洛阳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尽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同时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 永平元年（公元58年），汉明帝任命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准许他选用辅助官员四十人，班固认为这是一个出仕的好机会，为了积极举荐人才，也为了显示自己的见识和才能，上了一篇奏记（《奏记东平王苍》）。班固的自荐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举荐人才的建议，却大部分被刘苍所采纳。 私修国史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修国史”，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收捕，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国史”罪名很大，同郡人苏朗曾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严峻形势，班家上下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班固被郡署考逼，无法表白，便骑上快马赶赴京城洛阳，打算上书汉明帝，替班固申冤。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京城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扶风郡守也将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拜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校书郎），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 班固继续修撰光武帝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样，光武帝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即后世《东观汉记》的光武帝部分。《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到京师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境贫寒，班超靠替官府抄写文书来维持生计。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后来，明帝问及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班固据实以告，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着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着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东汉政权建立后，定都洛阳，至明帝时，疏浚护城河、修缮城墙，以重整皇宫。可是，关中上了年纪的士绅们仍怀恋西汉建都长安的热闹场面，认为东汉建都洛阳是错误的，希望朝廷迁回长安。班固认为洛阳更加适宜，不想迁都议论扰乱人心，于是作《两都赋》，盛赞东都洛阳规模建制之美，并从礼法的角度，歌颂光武帝迁都洛阳、中兴汉室的功绩，宣扬洛阳建都的适宜性，以驳斥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 永平十七年（74年），汉明帝召集班固、贾逵、郗萌等人到皇宫云龙门，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赞语有无不当之处，班固当庭指出一处错误，出宫后，班固为进一步说明自己对秦亡的认识，作史论《秦纪论》，揭示秦朝历史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驾崩，其子刘炟即位，是为汉章帝。汉章帝对经学文章同样怀有很大兴趣，因此班固更加受到器重，常常被照进皇宫，与皇帝一起读书。章帝每次外出巡守，总让班固随行，献上诗词歌赋助兴。朝廷有大事，也让班固列席，参与公卿大臣的讨论。 班固虽然以知识渊博得到章帝重视，但念及父子两代才华横溢，却不能名显于世，自己年届四十，仍不得升迁，他想起东方朔、扬雄曾在文章中抱怨没能赶上苏秦、张仪的时代，便提笔写成《答宾戏》一文。文章以问答的形式，抒发了自己的苦闷和感慨，又从从正面反驳自己不该有的想法和抑郁，鼓励自己坚定志向，按照既定目标奋斗不息。全文构思巧妙，格调高雅，说理深刻诚恳。 章帝读到后，更加赞赏班固的才华，也醒悟到班固长久居下位不太合理，便提拔他为玄武司马。 班固又在司马相如《封禅》、扬雄《美新》的基础上，作《典引》，述叙汉德。在文中，班固系统性地评价了“两司马”（司马相如、司马迁），该文主要以四句为主，形成后来四六句的雏形。 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杨终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诸儒大会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以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德论》（《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班固初步上完成了《汉书》的撰着，自永平元年（58年）开始，共计历时二十五年，实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心愿。全书记述从汉高祖开始，到孝平王莽被杀，十二代帝王，二百三十年间的事迹，包括《春秋》考纪、表、志、传共一百篇。《汉书》颁出后，受到当朝重视，学者们争相诵读。但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去世时，《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汉和帝刘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八表”，而马续续写《天文志》。 班固修《汉书》，旷日持久，虽然得到了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时机，以求建功立业。北单于派遣使者来朝纳贡，意欲和亲，章帝讯问众官。班固分析两汉时局，建议通使匈奴，以宣扬汉德（即《匈奴和亲议》）。 章和二年（88年），章帝卒，汉和帝即位，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起用窦宪为侍中，掌控大权。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后因刺杀齐殇王的儿子刘畅，事发被捕入狱，窦宪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匈奴分南北两部，南匈奴亲汉，北匈奴反汉。正好南匈奴请求汉朝出兵讨伐北匈奴。朝廷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 永元元年（89年），班固年届五十八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班固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北攻匈奴，被窦宪任为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窦宪与耿秉各率四千骑、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万骑从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哈萨格峡谷口）出兵；南单于屯屠河率领万余骑从满夷谷（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出兵；度辽将军邓鸿和边境地区归附朝廷的羌胡八千骑、左贤王安国万骑从稒阳塞（固阳县境）出兵。三路大军在涿邪山（阿尔泰山东脉）会师。 窦宪命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等率精兵一万多，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作战，大破敌军。敌众溃散，单于逃走。窦宪整军追击，直到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此役，共斩杀名王以下将士一万三千多人，俘获马、牛、羊、驼百余万头，来降者八十一部，前后二十多万人。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中护军班固作铭。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然后班师。班窦两家本有世交之谊，班固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与窦宪关系更为亲密，便撰写《窦将军北征颂》，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北匈奴单于派亲王向窦宪通报，请求向汉称臣，并想入京朝见。窦宪上表请示后，派班固、梁讽带领数百人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接。这时，南单于上书汉廷，建议乘机消灭北单于，然后南北匈奴合并归汉。汉廷同意，于是，南单于大败北单于，北单于受重伤逃走。班固等人走到私渠海，转头返回。窦宪认为北单于势力微弱，想乘机将其彻底消灭，次年，窦宪率军精兵出击，出塞五千里，进攻金微山，大破北匈奴主力，斩首五千余级，俘虏北单于太后，北单于遁逃，不知去向。 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进入窦宪幕府。此时的窦宪，因为平定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众多，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朝臣震慑，望风希旨。尚书仆射郑寿、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被迫相继自杀。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密谋叛乱，事发被革职，回到封地后被迫自杀。班固与窦宪关系密切，因而受到株连，也被免职。洛阳令种兢对班固积有宿怨，窦宪案发后，种兢借机罗织罪名，大加陷害。班固被捕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和帝得知班固已死，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新体例，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全书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在构书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规矩法度清晰、体例整齐合理，更易使人效法，开启了官方修史的端绪。 《汉书》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通过叙述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时代精神风貌，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艺术特色上，《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形成了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班固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着作，对后世沿革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外，《汉书》还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是研究汉代地理的珍贵材料。 《汉书·艺文志》考证了各学术别派的源流，着录了西汉时国家所收藏的各类书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极高的价值。它继承了《七略》六分法的分类体系，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体列，后世修史，必设“艺文”、“经籍”类，对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除《汉书》外，班固还是一个出色的赋作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其代表作《两都赋》，是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中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一篇，大大发展了京都赋，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左思《三都赋》的创作，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篇。 在表现手法上，以往的散体大赋，都遵从“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两都赋》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表现出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推动了汉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此外，班固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 班固是东汉较早创作五、七言诗的文人，他对这两种新兴诗体持认同态度，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学家的笔法写五、七言诗，都以叙事为主，写得质实朴素。其五言诗《咏史》，虽“质木无文”，却是现存最早完整的文人五言诗，也是诗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咏史诗，开启“咏史”这一诗题。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诸子略共4324篇，小说就占了1380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这是小说见于史家着录的开始。班固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规范和影响着后世对小说的认知和写作，两千年来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功能价值。 班固着作颇丰，除《汉书》和《白虎通义》外，还有《典引》、《应讥》及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等四十多篇，《隋书·经籍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张溥辑有《班兰台集》，今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人物评价 张辅：“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着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范晔：1“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着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 2“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3“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彪识皇命，固迷世纷。 西汉篇——班超 班超（32年－102年），字仲升。右扶风平陵县（今陕西省咸阳市）人。东汉时期着名军事家、外交家，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着名史学家。 班超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但内心孝敬恭谨，审察事理。他口齿辩给，博览群书。不甘于为官府抄写文书，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北匈奴，而后率领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在汉明帝末年收服了西域部分国家，但汉章帝即位后迫于北匈奴侵扰而放弃了西域，独留班超在西域，并为其增兵千余。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班超击败自中亚来犯的月氏（贵霜帝国）。次年重新收服了西域部分国家，被汉和帝任命为西域都护。永元六年（94年），班超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全部收服，并使条支、安息及“至于海濒四万里外”诸国皆遣使朝贡。 永元七年（95年），被汉和帝封为定远侯，世称“班定远”。永元九年（97年），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至地中海东岸而返。永元十二年（100年），班超因年迈请求回朝。永元十四年（102年），抵达雒阳，被拜为射声校尉。不久后便病逝，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葬于雒阳邙山之上。 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在内平定诸国内乱，对外抵御强敌，人心向附，威信很高。他在西域进行军事活动，主要依靠当地兵力。为政宽简，吏士团结，人心向附。自汉置西域都护以来，以班超功绩最为卓着。 班超为史学家班彪的幼子。他虽然为人有大志，不拘小节，但却孝顺恭谨，居家操持很勤苦，但他不以此为耻。班超口才很好，广泛的阅读典籍，常拿着《公羊春秋》阅读。 永平五年（62年），班超的哥哥班固被召入京任校书郎，班超和他的母亲也一同迁居至雒阳。班超家境贫寒，靠替官府抄写文书来维持生计。后来，他去找相面的人看相，相面的人说：“你的先辈虽是平民百姓，但你日后定当在万里之外封侯。”班超问他原因，相面的人说：“你额头如燕，颈脖如虎，飞翔食肉，这是万里封侯的相貌啊！” 后来，汉明帝问班固说：“你弟弟现在哪里呢？”班固说：“在替官府写书，用挣来的钱奉养老母亲”。于是明帝就任命班超为兰台令史，掌管奏章和文书。但不久后，因过失被免职。 西域诸属国自王莽篡汉之后脱离中央王朝管辖，被北匈奴所控制。北匈奴得到西域的人力、物力后，实力大增，屡次进犯河西诸郡，使得边地人民不堪其苦。 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等人出兵攻打北匈奴，班超随从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代理司马）之职。班超一到军旅中，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他率兵进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四堡），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与北匈奴交战，斩获甚多。窦固很赏识他的才干，于是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经过准备之后，班超和郭恂率领部下向西域进发，先到达了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国。鄯善王对班超等人先是嘘寒问暖，礼敬备至，后来突然改变态度，变得疏懈冷淡。班超估计其中一定有原因，于是对部下说：“你们难道没觉察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么？这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让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原因。头脑清醒的人能够预见到还未发生的事情，何况现在已明摆着呢！” 于是，班超便把接待他们的鄯善侍者找来，出其不意地问他：“我知道北匈奴的使者来了好些天了，他们现在住在哪里？”侍者感觉出乎意料，仓促间难以回答，只好把情况照实说了。班超把侍者关押起来，以防泄露消息。接着，立即召集部下三十六人，饮酒高会。 喝到酒醉的时候，班超故意激怒大家说：“你们诸位与我都身处边地异域，要想通过立功来求得富贵荣华。但现在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才几天，鄯善王对我们就不以礼相待了。如果一旦鄯善王把我们绑送到北匈奴去，我们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了吗？你们看这怎么办呢？” 大家都齐声说道：“我们现在处于危亡的境地，是生是死，就由司马你决定吧。” 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办法，只有乘夜用火进攻北匈奴使者了，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一定会感到很害怕，我们正好可以趁机消灭他们。只要消灭了他们，鄯善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 有人说：“这件事应当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班超大怒说：“是凶是吉，就在于此事。郭从事是平庸的文官，他听到这事必定会因为害怕而暴露我们的计划，我们就会白白送死而落下不好的名声，这就称不上是壮士了。”部下都一致称是。 这天天刚黑，班超就率领将士直奔北匈奴使者驻地。当时天上刮大风，班超命十个人拿着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方，约好一见火起，就猛敲战鼓，大声呐喊。又命其他人拿着刀枪弓弩埋伏在门两边。安排完后，班超顺风纵火，一时间三十六人前后鼓噪，声势喧天。匈奴人乱作一团，逃遁无门。班超亲手击杀了三个匈奴人，他的部下也杀死了三十多人，其余匈奴人都葬身火海。 第二天，班超将此事报知郭恂，郭恂先是吃惊，接着脸上出现了感觉不公平的脸色。班超知道他心存嫉妒，便抬起手来对他说：“你尽管没有与我们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又怎么忍心独占这份功劳呢？” 郭恂脸露喜色。班超于是请来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举国震恐。班超好言抚慰，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朝廷，并把自己的王子送到汉朝作为人质。 班超完成使命后率众回师，并把情况向窦固作汇报。窦固非常高兴，上表奏明班超出使经过和所取得的成就，并请明帝再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欣赏班超的勇敢韬略，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便下诏对给窦固说：“像班超这样的使臣，为什么不派遣他，而要另选别人呢？可以提拔班超担任军司马，让他继续完成出使的任务。” 窦固认为班超手下的人太少，想给他再拨一些人马。班超却说：“我只要带领原来跟从我的三十多人就足够了，如果发生意外，人多了反而更增加累赘。” 班超等人向西域进发，不久，到了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当时，于阗王广德刚刚攻破莎车国（今新疆莎车），在天山南道称雄，北匈奴派使者驻在于阗，对外说是监护它，实际上掌握着于阗的大权。班超到达于阗后，于阗王对他并不很礼貌，态度颇为冷淡。 于阗的巫风兴盛，巫师对于阗王说：“天神发怒了，你们为什么想去归顺汉朝？汉使有一匹嘴黑毛黄的好马，你们赶快把它弄来给我祭祀天神！” 于阗王派宰相私来比向班超讨要那匹马，班超早已清楚事情原委，痛快地答应了。但是提出要巫师自己来牵。等到巫师到来后，班超不由分说，将他杀死，并逮捕了私来比，痛打数百皮鞭。把巫师的首级送还于阗王，说明利害，以道义责备他。于阗王早就听说过班超在鄯善国诛杀匈奴使者的作为，因此颇为惶恐，当即下令杀死北匈奴使者，重新归附汉朝，班超重赏了于阗国王和他的臣子，成功镇抚于阗。西域各国因此全都派出王子入朝为人质，西域与汉朝中断了六十五年的关系，至此才恢复。 当时匈奴人扶立的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城东郊）国王倚仗匈奴的势力在天山道肆无忌惮，他派兵攻破疏勒国（今新疆喀什），杀死其国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疏勒国实际掌握在龟兹人手中。 永平十七年（74年）春天，班超带手下人从小道向疏勒国进发。班超行至兜题居住的架橐城九十里的地方，派手下吏员田虑去招降兜题。 班超指示说：“兜题并不是疏勒人，疏勒国民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的，他如果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 田虑只身来见兜题。兜题见田虑势单力孤，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田虑乘其不备，抢上去劫持了他。在这种突发事件下，兜提手下的人都惊惧奔走。田虑乘马疾驰，到班超处复命。班超当即来到架橐城，把疏勒文武官员全部集中起来，向他们陈说龟兹种种不合理的行径，宣布另立原来被杀掉的疏勒国君的侄儿忠当国王，疏勒人非常高兴。新王和一班官员要杀死兜题，但班超从大局出发，说：“杀他无益于大事，应该让龟兹知道大汉的恩威。”说服众人释放了兜题，疏勒也平定。 至此，班超两次出使，凭借智勇，已先后使鄯善、于阗、疏勒三个国家恢复了与汉朝的臣属关系。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驾崩，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国乘汉朝大丧的机会，围攻西域都护陈睦，将其杀害。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今新疆温宿县、阿克苏市一带）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汉朝属国疏勒。班超与疏勒王忠互为犄角，首尾呼应，在盘橐城据守。虽然势单力孤，但仍坚持了一年多。 建初元年（76年），汉章帝刘炟即位，朝廷认为陈睦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国。班超受命将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都尉黎弇说：“汉使如果离开我们，我们必定会再次被龟兹灭亡。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汉使离去。” 说罢，便拔刀自刎而死。班超率部至属国于阗，于阗国王和百姓都放声大哭，他们说：“我们依靠汉使，就好比孩子依靠父母一样，你们千万不能回去。” 不少人还抱住班超的马腿苦苦挽留。班超见状，自知于阗父老决不会让他东归，而他也想留在这里，完成他立功异域的宏愿，便决定暂不回汉朝，重返疏勒。疏勒有两座城在班超走后，已经重新归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县）联合起来，意图造成大乱。班超将反叛首领逮捕，又击破尉头国，斩杀了六百多人，才使疏勒再次安定。 建初三年（78年），班超征召各属国的士兵一万多人攻破姑墨国，斩杀了七百人，将龟兹孤立。 建初五年（80年），班超上书给章帝，分析西域各国形势及自己的处境，提出了平定西域各国的主张，他说： “臣曾经看到先帝想再通西域，因而往北进击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鄯善国和于阗国当即归附大汉。现在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等国又愿意归顺汉朝，共同出力，攻灭龟兹，开辟通往汉朝的道路。如果我们攻下了龟兹，那么西域尚未归服的国家就屈指可数了。 臣心中独自思量，臣原来虽然只是个军中的小吏，但却很想像谷吉那样在远方为国效命，像张骞那样在旷野捐躯。从前魏绛只是一个小国的大夫，还能与诸戎订立和盟，何况臣今天仰承大汉的声威，难道不能竭尽铅刀一割的作用吗？ 前汉议论西域形势的人都说只有打通西域三十六个国家，就称得上折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的各个国家，那怕是极边远的小国，没有不愿意再次归附汉朝的，大小国家都十分高兴，自愿进贡的络绎不绝，只有焉耆、龟兹二国不服从我们。臣先前曾和三十六个部下奉命出使西域，历尽艰难危困，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至今也已经五年了，对于西域的情况，臣较为熟悉。曾经问过大小城廓的人，他们都认为依靠大汉与依靠天一样可靠。 由此看来，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西段、喀剌昆仑山脉东南段）的道路是可以打通的；葱岭一通，那么就可以征服龟兹了。现在我们应该封龟兹国的侍子白霸为龟兹国王，派几百名步骑兵护送他回来，与其它各属国军队联合作战。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擒获现在的龟兹王。用夷狄来攻夷狄，这是最好的计策啊！臣看到莎车、疏勒两国田地肥广，草茂畜繁，不同于敦煌、鄯善两地。 朝廷在那里驻军粮食可以自给自足，不须耗费国内的财力物力。而且，姑墨、温宿二国的国王又全是龟兹国所册立的，既不是那两国的人，就会进一步相互对立和厌弃，这种情况必定会导致反叛和出降，如果这两国归降我们，那么龟兹自然就可以攻破了。臣希望朝廷发下臣的奏章，看能否参照办理，如果万一获得成功，臣就是死了又何恨之有？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的保佑，暗中希望不至于马上就死，能够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举起预祝万寿无疆的酒杯，向祖庙报功、向天下宣布喜讯的日子。” 班超在上书中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章帝览表后，知道班超的功业可以成功，非常满意，准备增加班超的力量。平陵人徐干与班超志同道合，请求奋身异域，辅佐班超。朝廷当即任命他为代理司马，派他率一千人去增援班超。 当初，莎车国认为汉军不会前来，于是投降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在随后反叛。正好徐干到达疏勒，班超与徐干一起杀掉番辰，又斩杀一千多人，平息了叛乱。班超攻破番辰之后，想进军龟兹。当时，乌孙国兵力强盛，班超认为可以借助它的力量，于是上书说：“乌孙是个大国，有十万弓兵，所以武帝（刘彻）把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到孝宣皇帝的时侯，终于起到了它的效用。现在可以派使者招抚乌孙，与之并力合作。”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建初八年（83年），拜班超为将兵长史，借用鼓吹幢麾等旌旗乐器。升任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及以下的人锦帛。 李邑走到于阗时，正赶上龟兹进攻疏勒，他吓得不敢再向前行。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他上书给朝廷，说平定西域劳而无功，又说班超拥抱爱妻，怀抱幼子，在国外享受安乐，没有心思考虑国内的事情。班超听闻后叹息不已，说：“我比不上曾参却有三至之谗，恐怕现在会有人怀疑我了。” 于是，毅然让妻子离开了自己。章帝深知班超公忠体国，于是下诏严厉的责备李邑说：“即使班超拥抱爱妻，怀抱幼子，那么思念家乡的士卒一千多人，怎么能够都跟班超同心同德呢？”还命李邑接受班超的调度，让班超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让李邑留在西域。 班超当即让李邑带着乌孙侍子回京。徐干劝班超：“李邑之前毁谤你，企图让你平定西域的功业失败，现在为什么不遵循陛下的旨意把他留下来，另派人护送侍子呢？” 班超说：“你怎么这样没见识呢？正因为李邑毁谤我，所以我现在才派遣他回国。我处心无愧，还怕别人讲什么呢？为了泄私愤而图快意把他留下来，这就不算忠臣。” 建初九年（84年），朝廷又派和恭为代理司马，率兵八百增援班超。班超准备调集属国疏勒、于阗的兵马进攻莎车。莎车王派人跟疏勒王忠私下联系，用重礼贿赂他，忠于是背叛班超，发动叛乱，占据乌即城。班超改立府丞成大为疏勒王，调集兵力进攻忠，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国派精兵帮助忠，班超久攻不下。当时，月氏刚和康居通婚，班超派人给月氏王送了厚礼，让他对康居王晓以利害，康居王罢兵，把忠也带了回去，乌即城被再次收复。 元和三年（86年），忠从康居王那里借了一些兵马，据守在损中，与龟兹勾结密谋，派人向班超诈降，班超看穿了他的诡计，于是将计就计，答应他投降。忠大喜，轻装简从来见班超。班超为他举办酒宴，在宴席中，班超命人斩杀忠，又乘机击败他的部众。西域南道从此畅通无阻。 元和四年（87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属国士兵二万多人，再攻莎车。龟兹王发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兵五万救援莎车。敌强我弱，班超决定运用调虎离山之计。他召集将校和于阗国王，商议军情。他故意装出胆怯的样子说：“现在兵少不能克敌，最好的计策是各自散去。于阗从这里往东走，长史也从此西归。等听到夜里的鼓声便可出发。” 班超偷偷嘱托人故意放松对龟兹俘虏的看管，让他们逃回去报信。龟兹王闻讯后大喜，自己率一万骑兵在西边截杀班超，派温宿王率领八千人在东边阻击于阗。班超侦知他们已经出兵，迅速命令诸部齐发，在鸡鸣时分，直扑莎车大本营。营中没有防备，军士奔逃，班超追斩五千多人，获得许多的马畜财物。莎车国只好投降，龟兹王等也散去，班超因此威震西域。 当初，大月氏（贵霜帝国）曾经帮助汉朝进攻车师有功。就在班超击破莎车的同年，月氏王派遣使者来到班超的驻地，向汉朝进贡珍宝、狮子等，提出要娶汉朝公主为妻。班超拒绝了这个要求，月氏王因而怀恨在心。 永元二年（90年）夏，大月氏的副王谢率兵七万，东越葱岭攻打班超。班超的军队处于劣势，大家都很恐慌。班超却说：“月氏兵虽然多，但他们跋涉数千里，翻越葱岭来入侵，运输极为不便，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只需收好粮食，坚守不出，敌人便会因饥饿而投降。不过几十天便会击败敌人的。” 大月氏副王谢进攻班超，无法攻克，抢掠粮草，又无所得，果然疲惫不堪。班超估计他们粮草将尽，一定会派人到龟兹求救，预先命几百士兵在东边埋伏，谢果然派兵带金银珠宝去龟兹求援。班超的伏兵把使者杀死，并派人拿给谢看。谢大为惊恐，进退无据，只好遣使向班超请罪，希望能放他们一条生路，班超放他们回国，大月氏因而大为震惊，每年向汉朝进贡。 永元三年（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投降。汉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立白霸为龟兹王，派司马姚光来护送他。班超和姚光命龟兹废掉原来的国王尤利多，扶立白霸。姚光把尤利多带回了京师。班超便驻扎在龟兹它乾城。此时，西域诸国，只剩焉耆、危须（今新疆焉耆东北）、尉犁（今新疆库尔勒东北）三国，因为曾经杀害西域都护陈睦，心怀恐惧，尚未归降。其余各国，都已平定。 永元六年（94年）秋天，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个属国的部队共七万人，进攻焉耆、危须、尉犁。大军行到尉犁地方，班超派使者通告三国国王：“都护这次到这里来，只想要安定、抚慰三国。你们如果想要改过从善，就应该派首领来迎接我们，那么你们王侯以下的人都会得到赏赐。抚慰完毕我们便会回军。现在赏赐你们国王彩色丝绸五百匹。” 焉耆王广便派左将北鞬支送来牛酒，迎接班超。班超指责他说：“你虽然是匈奴侍子，可你掌握了国家大权，我大汉的都护亲自来到，你们国王不按时欢迎，都是你的罪过。” 班超手下的人劝他杀了北鞬支，班超不同意，他说：“这不是你们能考虑到的。这个人的权力比国王还要重。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他们的国境便杀了他，会让他们产生怀疑，如果他们加强防备，守住险要，我们怎么能够到得他们的城下呢？”于是班超送给北鞬支不少礼物，放他回国。焉耆王广见北鞬支安然无恙，就亲率高官在尉犁迎接班超，奉献礼物。 但他并非真想让班超进入他的国境。焉耆王一从班超那里返回，立即下令拆掉了国境山口的围桥，班超却从别的道路进入其国，在距王城二十里的地方驻扎部队。焉耆王见班超突然到来，大惊，想逃入山中顽抗。焉耆国左侯元孟过去曾在京师作为人质，悄悄派使者向班超报信。班超为了稳定焉耆国贵族，斩杀了元孟的使者。班超定下时间宴请三国国王及大臣，声言届时将厚加赏赐。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鞬支等三十多人信以为真，一起到会。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杀，逃跑了，危须王也没有来。 宴会开始，大家坐定，班超突然变了脸色，责问焉耆王等：“危须王为什么不来？腹久一班人为什么逃跑？”喝令武士把广、泛等一举捉获，并在当年陈睦所驻的故城，把他们全部斩杀，传首京师。又纵兵抢掠，斩杀五千多人，俘获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多万头。班超另立元孟为焉耆国王，为稳定局势，班超在那里停留了半年。至此，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重新归附了汉王朝，班超终于实现了立功异域的理想。 永元七年（95年），汉和帝为了表彰班超的功勋，下诏封他为定远侯，食邑千户，后人称之为“班定远”。 自永元六年（94年）班超确立了东汉王朝在西域和葱岭地区的势力后，汉朝的威势延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五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纷纷向东汉送纳质子以示臣服，其中的条支、安息帝国以至遥距洛阳四万里外的海滨国家，都翻译双方语言，并遣使进贡方物。 班超在重新打通丝绸之路之后，胸“怀致远之略”，要“振威德于荒外”，多多招徕外臣，希望对西方各国有尽可能多的了解。由于自己已经衰老，于是在永元九年（97年），班超选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因地理阻隔等因素，甘英未能抵达罗马，至地中海东岸而返。此行进一步加强了东汉政府对中亚、西亚以及罗马的了解。 班超自感久居偏远异地，在年老以后，逐渐开始思念故乡。 永元十二年（100年），班超上书和帝，请求返回故乡，他的妹妹班昭也上书请求把班超召回。奏章送达后，和帝被感动，于是召班超回朝。班超在西域共三十一年。 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帝国遣使进献大爵（鸵鸟）和狮子，班超派其子班勇随安息使臣前往雒阳。由于班勇自幼长于西域，班超希望他能够亲眼看到中原。 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回到雒阳后，被任命为射声校尉。班超的胸肋本来就有病，入朝不久后，病情加剧。和帝听闻后，派遣中黄门慰问，并赐给他医药。 同年九月，班超在雒阳逝世，享年七十一岁。朝廷感到怜悯，派使者专门吊唁致祭，赏赐极为优厚。 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及明代黄道周着断的《广名将传》中，班超位列其中。 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在内平定诸国内乱，对外抵御强敌，人心向附，威信很高。他在西域进行军事活动，主要依靠当地兵力。为政宽简，吏士团结，人心向附，正确地执行了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政策，不仅维护了东汉边疆地区的安全，而且加强了与西域各属国的联系，为西域的回归做出了卓越贡献。自汉置西域都护以来，以班超功绩最为卓着。 历史评价 相者：“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汉书》引） 刘庄：“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后汉书》引） 刘肈：“超遂逾葱领（帕米尔高原），迄县度（兴都库什山），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封班超诏》） 班昭：“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为兄超求代疏》） 西汉篇——王莽篡汉 王莽（前45年—23年），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西汉新都侯王曼之子，中国西汉改革家、政治家、新朝皇帝。 王莽早年折节恭俭，勤奋博学，孝事老母，以德行着称。阳朔中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永始初封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初代王根为大司马，迎哀帝即位，罢遣就国。哀帝时，王莽被迫告退，闭门自守。元后临朝称制后，以王莽为辅政大臣，出任大司马，封“安汉公”。 王莽总揽朝政，遂诛灭异己，广植党羽，以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孺子婴为帝时，王莽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9年，废孺子婴，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进行了托古改制，下令变法。王莽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限制个人占有数量；奴婢改称“私属”，均禁止买卖；各家超出土地规定的，要把地分给九族或邻里；无田的人家按照一夫百亩的标准受田；违抗不遵者流放远裔。 次年，王莽又下诏推行五均六筦，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国家税收，并由国家经营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业，不许私人经营。恢复五等爵，经常改变官制和行政区划等。23年，王莽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在位15年，死时69岁。 王莽一直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却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二十四史之一的《汉书》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近代学者胡适则评价王莽为“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父亲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 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世家，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奢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仪礼》。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遗子，行为检点，作风严谨。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对外结纳贤士。王莽就是这个大族中的另类，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很快声名远播。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入中枢开始做官。王莽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前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同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其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30岁，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而王莽的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汉成帝（刘骜）之世，王氏为侯者九人，为大司马者五人。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王莽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王莽的表兄，王政君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发迹在先，地位超越了王莽，而且他善于阿谀奉承，又曾为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出过力，深受汉成帝的信任，很快升为卫尉(九卿之一)，掌管皇宫的禁卫。这时大司马王根准备退休，很多人认为淳于长应继任大司马。王莽为扳倒他仕途上的竞争死敌，秘密搜集了淳于长的罪行。然后王莽利用探望的机会告诉王根，淳于长暗中为接替担任大司马已做好了准备，他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了。同时又说出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王太后让汉成帝罢免了淳于长，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将他杀死。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代替大司马之位，在淳于长死后，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王莽执政后，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俭约。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汉哀帝的祖母定陶王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封地新都，遂闭门不出，安分谨慎，期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责罚了他，且逼王获自杀，得到世人好评。王莽隐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期间，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恢复其官职。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两人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王莽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一致拥戴。 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着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 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要事务。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 元始元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自己，他不顾太后的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大臣们不断向太后建议，王莽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始终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 王莽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 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于是将汉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不听。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象，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但在实行过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 然后借此机会诬陷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48岁，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王莽之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锡之命。 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 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而死。元始五年十二月（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只有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即：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秉承群臣之意，叫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 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改元居摄元年。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安众侯刘祟发难，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 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次年，王莽派王邑平息了叛乱，王莽遂有称帝之心。 西汉自武帝以后，朝廷上的大臣与学者，论灾异与禅让的风气颇盛行。时人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君失德的谴责。有在昭帝之时晆弘以及宣帝之时盖宽饶上奏禅位，更有哀帝之时听从方士儒生之言进行改元，但改元之后，西汉的衰运仍然没变。受灾异、禅让等观念影响的社会心理，为王莽进行代汉提供了条件。 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时年54岁。 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 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同时，与民休息。从此，国泰民安。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 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 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王莽因国内已有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而唯独缺少西海，为了凑全这“四海”，他穷兵赎武地出兵将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占领来设置西海郡。为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严酷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 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 始建国次年（公元10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议，集天下贤能之士皆来长安，开始编汇《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天凤元年春三月乃成。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匈奴、高句丽、老窝、浦涯等小国，先后臣服新朝。 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 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 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 为国讨贼，以安社稷 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 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 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 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 ，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 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着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 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 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被起义军战士(商县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就向杜吴问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7]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为政举措： （1）更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 （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 （3）实行“五均六筦”制，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山泽等。 （4）改革币制。 （5）改革中央机构，加强相权、兵权；重新划分郡县，更改地名。 （6）改革少数民族名称、首领称号。 （7）改匈奴为十五单于。 有史家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社会改革家。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相关争议详见下文。 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即便如此，王莽依然被同一时代的人们认为是胜过了那些夺取王莽政权的更始帝君臣。 耿弇：“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莽朝。” 桓谭：1“王翁自见以专国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权，使事无大小深浅，皆断决于己身。及其失之，人不从大臣生焉。更始帝见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师，恃民悦喜，则自安乐，不听纳谏臣谋士，赤眉围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败。” 2维王翁之过绝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辨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下。又数阴中不快已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王翁始秉国政，自以通明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举措兴事，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习者通兵，苟直意而发，得之而用，是以稀获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体者也。……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后东击青徐众郡赤眉之徒，皆不择良将，而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或遣亲属子孙素所爱好，或[咸]无权智将帅之用。猥使据军持众，当赴强敌，是以军合则损，士众散走，咎在不择将，将与主俱不知大体者也。 班固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 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 东汉篇——东汉大事件 公元九年，王莽篡夺政权，西汉结束。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开创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汉朝时期，许多人将汉朝和约略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其疆域鼎盛时期，正北至五原郡、朔方郡，南至日南郡，东至临屯郡，西至葱岭。西汉平帝时期(公元元年)，全国人口达6000万左右。且文化的统一，为华夏民族两千年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华夏族因此逐渐被称为“汉族”。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 王莽御王冠即天子位，国号新，称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莽年五十四岁。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绿林赤眉起义是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时发生的农民起义，后来与刘演刘秀起义军会合，成为光武中兴的源头。地皇二年(公元21年)，新莽荆州牧发兵2万人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击败莽军，部众增至数万人。次年，绿林山一带发生疫病，起义军分兵转移，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 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新汉两军在中原地区进行的一场战略决战，这场大战的主战场在昆阳一线(今河南省叶县)，故称为昆阳之战。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它决定了新汉两军的命运和未来中原王朝数百年的国运，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深远影响的战略决战。昆阳之战中，身为偏将军的刘秀一战而天下闻名，昆阳之战不但是刘秀击败王莽的关键一战，同时也为刘秀日后夺取天下奠定了基础，明代着名思想家顾炎武曾这样赞扬昆阳之战中的刘秀：“一战摧大敌，顿使何宇平”。 刘玄称帝是指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合兵击破新莽将领甄阜、梁丘赐，遂号刘玄为更始将军。二月，后因其为刘姓宗室，遂被拥立为帝，建元更始。 刘盆子称帝是指西汉末樊崇领导的年农民起义军攻陷长安，刘玄政权灭亡，后立十五岁的刘盆子立为皇帝。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奉行的是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制度。古代把一个姓氏崛起从而建立国家的过程叫做“兴”，对于刘氏家族来讲，刘邦建立前汉的过程叫做“兴”，刘秀建立后汉的过程叫做“再兴”，即第二次兴起之意。刘氏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唯一的“一姓之再兴”的家族。为表日后刘家江山在刘邦、刘秀之后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兴起，所以东汉统治者把刘秀建立后汉王朝的过程叫做刘氏江山的—“中兴”，即这不是刘氏江山的最后一次兴起。到了近代，“光武中兴”也成为了同文景、贞观、开皇等一样的一个“治世”的代名词。 明章之治是指就是中国古代东汉汉明帝、汉章帝统治时期。那时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汉朝皇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 明、章两代大体承继了光武之施政方针，励精图治，使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故史称“明章之治”。 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朝君主的统治思想支柱。但是由于当时各家儒学学派传承不同，对于儒家经典的版本、内容多有争议。虽然汉宣帝时曾召开“石渠阁会议”加以统一，但是经历王莽新朝的战乱之后，各家的歧异再次抬头。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召集各地着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 党锢之祸指中国古代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西域长史府，官署名，东汉开始设置西域长史，是魏晋两朝在西域的前哨阵地，西域长史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职能非常完备，对地区实行着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汉羌战争，是指东汉与河西走廊西部的西羌部落断断续续进行的百余年的战争。由于西羌的内迁，和河西走廊、陇西当地的汉朝人时常发生冲突。加之，西北的地方官多数都残酷苛暴，导致西羌反抗此起彼伏，西羌人屠杀汉朝人，汉朝军队也屠杀西羌人，西羌人在东汉取代了匈奴成为汉朝第一外患。 黄巾起义，又称黄巾之乱，是东汉晚期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暴动之一，开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国势日趋疲弱，又因全国大旱，颗粒不收而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头扎黄巾，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平息叛乱，各地拥兵自重，虽最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但军阀割据、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东汉末年发生的凉州之乱(184年至189年)是中国西部的凉州(约在今甘肃武威)一起羌人反对汉朝朝廷的起事。小月氏和同情他们的汉朝叛军很快加入，意图从朝廷手中夺取凉州的控制权。此乱在黄巾之乱后不久，是一系列导致东汉衰亡的变乱之一。虽然相对未受到传统史家们的重视，此乱仍有着持久的重要意义，动摇了中央朝廷对西北的控制，为未来数百年胡人在此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 董卓讨伐战是东汉末年，各地群雄组织地方军对抗董卓的战役。中平六年(189年)，掌政的董卓废少帝刘辩，拥立其弟陈留王刘协为帝，实行恐怖统治。关东各地方群雄见此，以讨董为名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虽然曹操出兵，及后到的孙坚夺战，但其他军队只驻军不加援助，而董卓又放弃洛阳，挟天子迁都长安，关东军起了内讧，盟军决裂，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184年-220年，东汉中平元年-建安二十五年)系指东汉末年亡国前夕国内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直至曹丕篡汉或三国鼎立(东吴孙权於229年称帝)结束，持续36年(或以东吴建国计，为45年)。东汉末年，由於土地兼并越加尖锐，地主豪强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加上中央政府政治黑暗，皇权虚弱无力，对地方过度放权，因而造成群雄割据的局面。而这些割据势力又有着不同的兴起过程与发展脉络，反映出那个动乱时代的多元面向。 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军与袁绍军相峙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在此展开战略决战。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今河南封丘西)，继而击溃袁军主力。此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赤壁之战，是指三国形成时期，孙权、刘备联军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以少胜多的着名战役。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着名战争之一，也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最为着名的一场。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标志着中国军事政治中心不再限于黄河流域。最后以火攻大破曹军，曹操北回，孙刘双方亦各自夺去荆州的一部分。 东汉末年，皇权衰落，群雄割据。曹操挟持汉献帝，历经数十年征战，统一北方，封为魏王，掌握汉末实权。公元220 年正月，曹操病死。死后，曹丕继位魏王和丞相，掌管大权。虽然曹操曾经挟天子以令诸侯，却从不敢登上皇帝的宝座。曹丕想把有名无实的汉献帝废掉，自己当皇帝。于是，一场禅让帝位的好戏上演了。 曹丕的亲信华歆率领文武百官联名上书，劝汉献帝把帝位让给魏王曹丕。为了保住性命，他十分不情愿地把皇帝的玉玺交给曹丕。汉献帝战战兢兢地捧着玉玺，不知如何是好。公元220年受禅称帝，为魏文帝，国号魏，定都洛阳，至此东汉王朝灭亡。 东汉篇——光武中兴 刘秀（前5年1月13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一说：今湖北省枣阳市，另说：今河南省南阳县瓦店南）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东汉王朝开国皇帝（25年8月5日—57年3月29日在位），中国古代军事家、政治家。 刘秀早年入太学学习。王莽末年，赤眉、绿林起义先后爆发。 地皇三年（22年）十月，刘秀在宛城起兵反莽。 次年二月绿林军建立更始政权后，刘演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23年六月，新莽大军围绿林军于昆阳。刘秀突围调集援兵，与留守城内的义军合击，重创莽军。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大功之后，逐渐与农民军分庭抗礼。后被封为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先后归附，刘秀羽翼已丰，遂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 同年秋，大败和收编河北地区的铜马等地的农民起义军，扩充实力，故有“铜马帝”之称。25年六月，正式称帝于鄗，重建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27年，农民起义军全被刘秀消灭。35年，先后削平青州张步、渔阳彭宠、天水隗嚣、益州公孙述等豪强割据武装，恢复了中国的统一。57年二月，刘秀驾崩，享年六十三岁，谥号光武，庙号世祖，安葬于原陵。 即位后，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改革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的权限和地位。刘秀还采取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30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并且罢郡国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试，一度废除更役制度。刘秀居安思危，勤于政务，自奉节俭，与开创“光武中兴”的局面有着直接关系。 刘秀是汉高帝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刘秀的先世，因遵行“推恩令”的原则而从列侯递降。到他父亲刘钦这一辈，只是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员了。 西汉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日（前5年1月13日），刘秀出生在陈留郡济阳县舍，其父时为济阳令。史载刘秀出生时，有赤光照耀整个房间。刘钦感到奇怪，立即召来功曹史充兰，派他去问会占卜的人。充兰与马下卒苏永一起去卜人王长孙的住所。王长孙卜卦后，对苏永和充兰说：“这是件吉利的事情，不用多说了。”这年，在刘钦房前栽景天的地方有谷子长了出来，共有三株，每株一根茎九个穗，比一般谷子要长一二尺，是好谷子。父亲刘钦因此为其取名为“秀”，关于刘秀的长相，史书记载说他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与众不同。 元始三年（3年），其父刘钦在南顿县（在今河南项城市）县令任上去世，年仅9岁的刘秀与兄妹便成了孤儿，生活无依，被远在南阳郡蔡阳县（一说：今湖北省枣阳市，另说：今河南省南阳县瓦店南 ）的叔父刘良所抚养，成了普通的平民。 由于刘秀勤于农事，而其兄刘演好侠养士，经常取笑刘秀，将他比做刘邦的兄弟刘喜。但另一方面，刘秀也藏匿亡命之徒，官吏不敢上门过问。新朝天凤年间（14年―19年），刘秀到长安，入读太学，随名儒许子威治《尚书》，略通大义，并结识了邓禹、朱佑等，二人后来皆列入“云台二十八将”，是刘秀创业的班底。 刘秀成长之际，正逢王莽代汉立新之时。新莽末年，因其推行的改革盲目崇古，不切实际，又触动了上至豪强、下及平民的利益；加之水、旱等天灾不断，广袤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大小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大批豪强地主也乘势开始倒莽。顿时，海内分崩，天下大乱。 刘秀虽名为皇族后裔，但他这一支属于远支旁庶一脉。刘秀的为人与其长兄刘演不同，刘演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豪杰，和南阳的诸多子弟都欲趁乱起兵，欲图大事；而刘秀则为人“多权略”，处事极为谨慎。刘秀经过了深思熟虑，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 地皇三年（22年），南阳饥荒，刘演手下宾客抢劫别人，刘秀为了躲避官吏，前往新野的姐夫邓晨家躲避。同年秋，刘秀到宛城卖谷，与当地人李通及其从弟李轶密谋起兵。李通计划在材官都试骑士日起事，让李轶和刘秀到舂陵（今湖北枣阳市吴店镇）起兵。 十月，刘演正式打出了“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口号，决定起义，并派遣亲客，通知邓晨在新野起义，刘秀、李通、李轶等在宛城起义，自己则率七八千人在舂陵起义，自称“柱天都部”，联合新市、平林等绿林军。十一月，刘秀带领宾客从宛城来到舂陵，时值长兄刘演会众起兵。起初刘演起兵时，宗族都不愿意跟随，纷纷逃跑，直到看见刘秀穿绛衣大冠（当时的将军服饰），惊叹“谨厚者亦复为之”，才安下心来。刘祉、刘良等也追随起兵。 刘秀兄弟和南阳宗室子弟的兵马被称为舂陵军。当时兵少将寡，武器很差，甚至在初期，刘秀是骑牛上阵的。后经过激战杀死了新野尉，刘秀才有了战马。不久又杀死湖阳尉，占领棘阳。但随即就遭遇甄阜、梁丘赐等所率的新军，在小长安溃败，刘秀“单马遁走”，途中还救了妹妹刘伯姬，但姐姐刘元拒绝上马，以免拖累刘秀，最终与她的三个女儿被新军杀死。此次兵败后，新市、平林打算放弃对舂陵军的支援，刘秀便偕刘演、李通到宜秋见下江兵首领王常，说服他加入，最终新市、平林、下江与舂陵兵联合作战，于翌年正月在沘水、淯阳等地大败新军，并击杀甄阜、梁丘赐等新莽降领。 更始元年（23年）二月，西汉宗室刘玄被绿林军的主要将领拥立为帝，建元“更始”，是为更始帝。对此，刘演及南阳刘姓宗室极为不满，只是迫于在联军之中，绿林军人多势大，又有强敌在前，只得暂且作罢。刘演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更始政权建立，复用汉朝旗号，此举大大震动了新朝，王莽即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发各州郡精兵共四十二万扑向昆阳和宛城一线，力图一举扑灭新生的更始政权。 同年五月，王邑、王寻率军西出洛阳，南下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与严尤、陈茂两部会合，迫使刘秀的部队从阳关（今河南省禹州西北）撤回昆阳（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昆阳汉军仅九千人，众恐不敌，欲弃城退守荆州故地。刘秀以“合兵尚能取胜、分散势难保全”为由，说服诸将固守昆阳。此时新莽军队已逼近城北，刘秀率13名骑兵乘夜出城，赴定陵县、郾县调集援兵，后有步兵、骑兵一万七千精兵赴援昆阳。 王邑等人自恃兵力强大，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耶！” 王邑军向昆阳城发起进攻，并挖掘地道，制造云车。昆阳守军别无退路，坚守危城。此时新军久战疲惫，锐气大减。刘秀于六月一日率领步骑万余人驰援昆阳。刘秀亲率千余精锐为前锋，反复猛冲，斩杀新军数十人。诸将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 汉军士气大振，刘秀继续追击，迫使新军退却，诸部也乘胜攻击新军，斩首数百千级。随后刘秀又以勇士三千人，迂回到敌军的侧后，偷渡昆水（今叶县辉河），向王邑大本营发起猛烈的攻击。王邑依旧轻敌，下令各营勒卒自持，不得擅自出兵，自行和王寻率及万人迎战，王邑兵马陷入困境，王寻战死，诸将未敢出援。昆阳守军见城外汉军取胜，乘势出击。新军大乱，纷纷夺路逃命，互相践踏，积尸遍野。此时突然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滍水暴涨，新军万余人涉水被淹死，滍水为之不流。 新朝号称百万大军的主力覆灭于昆阳城下，三辅震动，新莽政权土崩瓦解。更始元年（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 在昆阳之战中立下首功的刘秀马不停蹄南下攻城略地时，刘秀的长兄大司马刘演被更始帝所杀。刘演无故被杀，对刘秀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刘秀能强忍悲伤、韬光养晦、隐忍负重。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他急忙返回宛城，向更始帝刘玄谢罪，对刘演部将不私下接触。 虽然昆阳之功首推刘秀，但他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并且不敢为刘演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不过在独居时就不吃酒肉，枕席间往往有泪痕。部下冯异劝他尽情哀痛，刘秀制止道：“卿勿妄言。” 更始帝本因刘演一向不服皇威，故而杀之，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有些自愧。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被拜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回到宛城并受封武信侯后不久，就在宛城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新野豪门千金——阴丽华。 但是，刘秀心里明白，即便是一时让更始帝不猜疑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得到与兄长刘演一样的下场，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 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黄河以北各州郡都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等割据势力，刘赐对刘玄说：“刘秀是去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并且河北一带只能是刘秀去才合适。” 再说，能不能摆平河北，决定更始政权的命运。当时南方流行一个童谣：“得不得，在河北。” 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绿林军出身的将领强烈反对刘秀出巡河北。当初刘玄杀刘演，就是朱鲔和李轶的强烈提议，朱鲔他们不让刘秀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刘玄很为难，朱鲔这边的反对意见也是很有道理的，让他去，刘秀势力壮大，太危险，不让他去，河北的招抚工作做不好，更危险。 就在刘玄犹豫不决的时候，冯异向刘秀献计，一定要想办法巴结左丞相曹竟及其子尚书曹诩，刘秀听从了冯异的建议，“厚结纳之”，在曹诩的协助下，刘秀才得以被派到河北，从而有了用武之地，更始元年（23年）十月，更始帝刘玄遣刘秀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路上，刘秀的挚交邓禹杖策北渡，追赶上刘秀，对刘秀言：“刘玄必败，天下之乱方起，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 邓禹的话正合刘秀的心意。刘秀到河北后不久，前西汉赵缪王之子刘林即拥戴一个叫做王郎的人在邯郸称帝，而前西汉在河北的另一宗室、广阳王之子刘接也起兵相应刘林。 一时间，刘秀的处境颇为艰难，甚至有逃离河北之心，幸得上谷、渔阳两郡的支持，尤其是上谷太守耿况之子、少年英雄耿弇，一身豪气，对刘秀言道：“渔阳、上谷的突骑足有万骑，发此两郡兵马，邯郸根本不足虑。”刘秀高兴地指着耿弇道：“是我北道主人也！” 不久，刘秀率军在更始帝派来的尚书令谢躬和真定王刘杨的协助下，取得南栾之战胜利，攻破了邯郸，击杀了王郎等人。[22]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成和真定王刘杨的联盟，刘秀亲赴真定王府，以隆重的礼仪迎娶了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此时距刘秀在宛城迎娶阴丽华尚不足一年。 见刘秀在河北日益壮大，更始帝极为不安，他遣使至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令尚书令谢躬就地监视刘秀的动向，并安排谢躬做幽州牧，接管了幽州的兵马。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不久，刘秀授意手下悍将吴汉和岑彭利用谢躬兵败于尤来军之机袭取邺城，将其斩杀，其兵马也为刘秀所收编。而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等也被吴汉、耿弇等人所收斩。自此，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 刘秀发幽州十郡突骑与占据河北州郡的铜马、尤来等农民军激战，经过激战，迫降了数十万铜马农民军，并将其中的精壮之人编入军中，实力大增，当时关中的人都称河北的刘秀为“铜马帝”。与此同时，他还派邓禹西入关中，派冯异攻打朱鲔等镇守的洛阳。 更始三年（25年），冯异、寇恂等报告在洛阳城外取胜的消息，诸将便借机提议为刘秀上尊号，刘秀拒绝，率军回到蓟县，继续追剿尤来军。将其剿灭后南下洛阳，途中群臣多次劝进，都被拒绝，直到耿纯点出了刘秀不称帝会让追随他的士大夫失望离心的道理后，刘秀才有意听从劝进。行至鄗城（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刘秀召见冯异，冯异也大力劝进，恰逢此时关中儒生强华（刘秀早年在太学读书时的同舍生）来献《赤伏符》，中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谶语，群臣以此为据，再次劝进，刘秀终于答应。六月己未日（8月5日），刘秀在鄗城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唐末五代之后也根据都城洛阳位于东方而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东汉），刘秀是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刘秀称帝后，于建武元年（25年）八月抵达河阳，调遣吴汉等将领包围困守洛阳的朱鲔。朱鲔担心刘秀因杀兄之仇而不放过他，数月都不投降。刘秀表示“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派人向朱鲔保证如果投降，则决不清算，“官爵可保”，朱鲔遂降，刘秀履行诺言，封其为平狄将军、扶沟侯。十月，刘秀进入洛阳，定都于此。 此时的长安极度混乱，赤眉军拥立傀儡小皇帝刘盆子建立了建世政权，拥兵三十万众，进逼关中，更始遣诸将与赤眉大军交战，均大败而归，死伤甚重，三辅震动。不久，更始向赤眉请降，获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缢杀。刘秀闻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发生了火并，也派邓禹西入关中，以观时变。 此间，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数十万大军拥在长安，不日粮草即告匮乏，只得撤出长安西走陇右以补充粮草，结果为割据陇右的隗嚣所败，恰是严冬，“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赤眉数十万大军只得东归再次折回长安，并击败了进驻那里的邓禹军，迫使其退出长安，但此时的赤眉军也遭受了极大的消耗。 见邓禹的西征军不利，刘秀遣冯异前往关中，代替邓禹指挥西征大军。冯异到后，邓禹联合冯异部与赤眉再战，结果再次大败，冯异只率少数人弃马步行才得脱身归营，而邓禹则败走宜阳。冯异收拢归散的部下，坚壁清野，待机再战。不久，冯异军与赤眉再次大战于崤底（今渑池西南），双方均倾众而出，一直大战到太阳偏西。在此之前，冯异提前选精壮之士化妆成赤眉军，伏于道路两侧，此时见双方皆已力衰，作为伏兵杀出，赤眉军惊溃大败，被冯异迫降者八万余人。崤底之战使赤眉军再遭重创，加之粮草已尽，不得已再次转向东南方，力图补充粮草和人马，摆脱困境。 早在崤底之战前，刘秀鉴于关中大饥，人相食而隗嚣的重兵又陈于西方的局面，料赤眉必向东或南方向运动，遂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今渑池东），建威大将军耿弇屯宜阳（今宜阳西），在东、南两个方向堵截赤眉东归或南下之路。不久，刘秀得知冯异在崤底大破赤眉，而赤眉军主力十多万众南下走宜阳，刘秀乃亲自引大军驰援宜阳一线，与耿弇等人会合，共同阻击赤眉南下。刘秀亲率六军，于宜阳前线将大军摆开阵势，大司马吴汉精兵于最前，中军在其后，骁骑兵和带甲武士分陈于左右两侧。 赤眉军兵士疲敝，粮草缺乏，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自崤底失败后一路从关中折向南，至宜阳，正迎面撞上刘秀布下的重兵，兵困粮乏的赤眉军根本无力再战，而后面又有冯异的大军，再回关中已无可能。在已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尚有十几万兵马的赤眉军被迫在宜阳请降，并向刘秀呈上了得自更始帝之处传国玉玺和更始帝的七尺宝剑。赤眉降后，上缴的兵器和甲胄堆放在宜阳的城西，与旁边的熊耳山（山名，因似熊耳而得名，在宜阳以东）一样高。至此，起自新莽天凤五年，纵横山东十余年的赤眉军被刘秀扼杀在了血泊之中。 在与赤眉军在关中激战的同时，刘秀在关东（即函谷关以东）一线亦派遣以虎牙将军盖延为首的诸将对梁王刘永进行了东征。刘永，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其家世代为梁王，据梁地，故在梁地素有威名，声望极大。王莽摄政之时，其父梁王刘立因结连平帝外家卫氏，被王莽所杀。更始帝立，刘永复被册封为梁王，据旧地。后更始政乱，刘永遂据国起兵，以其弟刘防为辅国大将军，招揽沛人周建等豪杰为其将帅，攻下齐阴、山阴、沛、楚、淮阳、汝南等二十八城，并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大将军（后又封海西王）、张步为辅汉大将军（后又封齐王），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 更始败亡之后，刘永自称天子，在睢阳登基。对于刘秀来说，近在东方睢阳的刘永是对其威胁最大的军事集团，刘永所在的睢阳距洛阳近在咫尺，时刻威胁着京师洛阳的安全。 自建武二年（26年）始，刘秀先后派虎牙将军盖延和建威大将军耿弇分别平定了割据睢阳的刘永和青州的张步，特别是耿弇与齐王张步的战斗，极为惨烈，“城中沟堑皆满，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此间，刘秀还亲征海西王董宪，于桃城之战大获全胜。到建武六年（30年）初，关东基本上为刘秀所定。 自建武元年（25年）至建武六年（30年）初，经过近六年的东征西讨，刘秀已经基本上控制了除陇右和巴蜀之外的广大中原之地，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东方，与西北陇右的隗嚣、西南巴蜀的公孙述形成了鼎足之势。 建武六年（30年）四月，光武帝至长安，告隗嚣将派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从陇西攻蜀。隗嚣反对，并派大将王元率兵据陇坻（今陕西陇县西北），伐市塞道阻止汉军进攻。四月，汉军沿渭北平原翻陇山仰攻陇坻，结果大败。王元跟踪追击，幸马武率精骑断后，使汉军得以撤回。刘秀留耿弇守漆县（今陕西彬县），冯异守栒邑（今陕西旬邑东北），祭遵守沂县（今陕西陇县南），另调吴汉由洛阳西进，在长安集结兵力。隗嚣乘胜派行巡攻栒邑，王元取肝县，均被击败。 时割据河西的窦融已归附刘秀，进攻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击破助隗嚣的羌族豪强何封等部，隗嚣腹背受敌。隗嚣大将马援也在隗嚣反汉时归附于汉。光武帝给其精骑五千，招降隗嚣部属和羌族豪长，从内部分化瓦解隗嚣。隗嚣上书刘秀表示亲善，企图以此作为缓兵之计，未遂。即派使向公孙述称臣。 建武七年（31年）春，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出兵援陇。秋，隗亲率步骑三万进攻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进至阴架（今甘肃泾川东）。另派部队进攻肝县，企图夺取关中，冯异、祭遵分别击败。次年春，来歙率军二千，秘密从番须、回中，袭占略阳，威胁嚣所据冀县。 隗嚣集中精锐反攻略阳数月未克。闰四月，刘秀利用隗嚣顿兵坚城、士卒疲惫之机，进兵高平第一城，窦融也率河西步骑数万前来会师。汉军分路挺进陇山，招降瓦亭守将牛邯等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军队十余万皆降，略阳围解。隗嚣率残部逃奔西城。汉军占领天水郡。适值农民军余部复起，京师骚动，刘秀赶回洛阳。 同年十一月，岑彭水灌西城时，隗嚣部将王元、行巡、周宗率蜀援军五千人赶到，从高地反击，汉军措手不及，王元等突入西城，迎隗嚣入冀。时汉军补给困难，粮食已尽，各部被迫出陇西。隗嚣收拾残部，一时又夺占陇西数郡。九年正月，隗嚣死。部众拥立其少子隗纯为王。 建武十年（34年）八月，耿弇、寇恂攻破高平第一城。十月，来歙、盖延攻破落门，王元只身逃奔公孙述，隗纯等投降。陇西至此平定。 平陇战后，刘秀即从南、北两个方向，对益州的公孙述展开攻势。 建武十一年（35年）三月，大司马吴汉率荆州兵六万，马五千匹，于荆门与岑彭会合，沿长江西上入蜀；来歙、盖延率诸军自陇西南下攻河池入蜀。南线岑彭军溯江西上，攻克荆门，俘程讯，斩任满，田戎退守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彭遂由三峡，长驱直入江关。沿途郡县降附，大军直迫江州。 建武十一年（35年）六月，北路来歙军大败王元、环安军，攻破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河池，挺进蜀中。公孙述派人刺杀来歙，刘秀乃派将军刘尚继续率军南下。江州城固粮多，不易攻破，岑彭遂留兵围困，自率主力直指垫江（今四川合川），攻破平曲（今四川合川东）。公孙述令其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率军拒守广汉（郡治樟潼，今属四川）、资中（今四川资阳），另派侯丹率二万人拒守黄石（今四川涪陵东北横石滩）。 岑彭留臧宫于平曲拒蜀兵主力延岑，而自率军折回江州，溯江西上，袭破黄石，倍道兼程二千余里，迂回岷江中游，占领武阳（今四川彭山东），进击广都（今四川成都市南，岷江东北岸）。公孙述派人刺杀岑彭。刘秀命吴汉率兵三万赶到前线，接替岑彭指挥。 建武十二年（36年）一月，吴汉败蜀军于鱼腹津（今四川眉山之岷江渡口），进围武阳，歼灭蜀援军五千余人。西上再破广都，逼近成都。吴汉求胜心切，率二万步骑进攻成都，兵败。吴汉随即改变战术，乘夜秘撤到锦江南岸与副将刘尚合兵，并力对敌，转败为胜。此后，吴汉根据刘秀敌疲再攻的战术，与蜀军战于成都、广都之间，歼灭公孙述大量有生力量，兵临成都城下。十一月，臧宫攻克繁（今四川彭县西北）、郫（今四川郫县）与吴汉会师，合围成都。公孙述招募五千敢死士交延岑指挥，准备决战。延岑在市桥（今四川成都市南郊）大败吴汉。吴汉隐蔽精锐，示弱诱敌。公孙述贸然出击，蜀军大败，公孙述重伤死。延岑见大势已去，率成都守军降。 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36年），刘秀登基后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终于平定天下，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四分五裂、战火连年的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20年的时间，此间百姓伤亡惨重，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再次统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是“十有二存”。 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刘秀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刘秀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书，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实行轻徭薄税，为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经常发救济粮，减少租徭役，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 罢免贪官污吏，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光武帝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这样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历史上称其统治时期为光武中兴。不过刘秀并未自满，表示“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后来又以日食为由要求百官上书言事时不得称自己为“圣”。 当时南阳郡新野县的阴丽华美貌庄重，刘秀早年就有“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愿望。昆阳战后次年，刘秀乃如愿娶阴氏为正室。婚后次年，刘秀为巩固与真定王刘扬的联盟，再娶刘扬外甥女郭圣通并以之为正室，亦宠之。郭氏与阴氏并为刘秀生下五子，及刘秀即位之初，并为贵人。 建武二年（26年）因阴氏族小辞后，郭氏因得立为皇后，其长子强遂立为皇太子。刘秀因此甚感有愧于阴氏，益加宠遇。至建武十七年（41年），光武乃废郭氏，立阴氏为后。 建武十九年（43年），刘秀又以阴氏长子东海王阳聪敏有君人之度，皇太子强又上表辞位。乃废强为东海王而以阳为皇太子。阳改名庄，即日后之汉明帝。 建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日（57年3月29日[38]），刘秀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遗诏说：“我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二千石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不要派官员或通过驿传邮寄唁函吊唁。” 刘秀死后不久，其子刘庄继位，于同年三月丁卯日，葬刘秀于原陵，上庙号世祖、谥曰光武皇帝。 刘秀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刘秀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 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40]；“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刘秀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刘秀对吏治的要求以严苛着称，史载当时“天子勤吏治，俗颇苛刻”，“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这也导致了一些高官以微罪或无罪而受严惩，例如大司徒伏湛因为没有报告河南尹和司隶校尉在高庙争执而被罢官；大司徒韩歆因为多次直言进谏而被罢官，终至受责自杀；大司徒戴涉因所举荐的太仓令犯罪而死于狱中；大司空宋弘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弹劾上党太守而被罢官；大司空朱浮因“卖弄国恩”而被罢官，等等。这种过于严苛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批评。 建武六年（30年），刘秀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刘秀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刘秀善待功臣，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并且招揽大批文吏入朝。刘秀于建武六年（30年）让功臣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当时刘秀对三公要求严格，如果功臣们在朝担任官职的话难免犯错，这样会失去爵位和土地，刘秀为了保全他们的爵位的土地才让他们回到封地，远离朝廷。 建武元年（25年）十月，刘秀称帝，采纳来歙联陇制蜀、西和东攻的建议，确定了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 建武二年（26年）至建武五年（29年），刘秀一方面命来歙出使陇西，完成联陇制蜀的战略，解除了西顾之扰；一方面集中主力以洛阳、河内（郡治怀来，今河南武陟西南）为中心，对关东各割据势力展开攻势。 建武二年（26年）春，破睢阳，刘永战败退往谯县（今安徽亳县）。 建武三年（27年）六月，刘永被杀。并且消灭赤眉军于宜阳，夺取长安，取得东西二京。 建武四年（28年）五月，大将军朱佑、建威大将军耿弇北讨彭宠，建武五年（29年）二月，彭宠被奴仆杀死，刘秀攻占燕蓟及其以北地区。 建武六年（30年）二月，杀董宪于朐县，夺占东海之地。关东各割据势力相继被刘秀击破。 建武十二年（36年）灭蜀。 刘秀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刘秀以“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刘秀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刘秀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薄赋敛。 建武六年（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刘秀“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不会轻易发动边功。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刘秀在重建汉朝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刘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与\"度田\"措施相一致，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东汉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刘秀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 刘秀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汲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予东汉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贼便解散了。 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为东汉的定制。因各项政策措施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建国后，刘秀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刘秀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刘秀重用文人贤士，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2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刘秀以图谶兴，其在用人、庙祀、封禅诸事中以谶决之。但刘秀对谶纬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知，用谶颇为理性，终围绕社会现实政治的需要，有选择、有条件地利用，其用谶的范围也往往不涉及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实务。光武用谶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通过统一图谶，官定出一套服务于刘氏皇权的神学理论，并严格限制图谶的“新作”、“新解”。 刘秀祭祀天地活动，既依凭“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创设。郊祀制度的构建方面，重在洛阳南郊坛形制。说明东汉的郊祀制度既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产物，又是向传统礼经回归的结果。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刘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光武帝时期，在东汉实力占据优势地位的形势下，东汉与南匈奴达成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构筑起汉匈关系的一个新模式。东汉建立之初，历经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光武帝忙于统一大业，无暇顾及匈奴。反观匈奴，在单于舆的领导下，趁着两汉之际的乱局，恢复了对西域和邻近少数民族如乌桓的统治，趋向兴盛。形势的不同使得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姿态。单于舆把自己比作冒顿，骄傲自大，蛮横无理，而光武帝只能忍让，“待之如初”，愿意与匈奴恢复和亲关系。 此后，双方的发展走向不同的道路。东汉方面，建武十二年（36年）灭蜀之后，天下统一，政治趋向稳定；匈奴方面，贵族之间为争夺单于之位发生内乱：先是本应嗣位的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被单于舆杀害，然后是右薁鞬日逐王比因受猜忌而被监视，萌生归附东汉之意。 建武二十二年（46年），连续的自然灾害如干旱、蝗灾和瘟疫袭击了匈奴，严重损耗了其人力和畜力。面对内争和天灾，单于舆和比分别向东汉示好，但提出的要求大相径庭：舆是“遣使诣渔阳求和亲”，比是遣使“诣西河太守求内附”。和亲意味着匈奴与东汉具有对等地位，内附则表明匈奴放弃政治独立性。即使如此，光武帝没有立即答应比的请求，直到建武二十四年（48年）比再次请求通好时，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主张依据“孝宣故事”来接纳。光武帝采纳了耿国的建议，于是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由此南、北分裂。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刘秀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光武帝初立，莎车国王康带领莎车周围的民族一起抗拒匈奴，而且还“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 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按照惯例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让莎车国王代为管理西域五十五国。 建武九年（33年），莎车国王康去世，光武帝谥康为宣成王。立康的弟弟贤为莎车国王，其后贤攻破拘弥国、西夜国，杀死了拘弥国和西夜国的国王，在没有得到朝廷同意的情况下立其兄康的两个儿子为拘弥、西夜王。这是莎车国的扩张行为，由于东汉王朝的势力还没有进入西域，所以也就默认了莎车国的扩张行为。 建武十四年（38年），莎车国王贤与鄯善国王安一并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东汉王朝认可了这种政治关系。 建武十七年（40年），莎车国王贤再次派遣使者朝贡奉献，请求设置西域都护。光武帝认为事情重大，便询问大司空窦融，窦融认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光武帝于是“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 对此，敦煌太守裴遵进言说：“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光武帝又听从了裴遵的话，下诏书收回了赐给莎车国王贤的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莎车国王贤不肯交出都护印绶，虽然最后迫于压力还是交出都护印绶，但是莎车国王贤由此开始与朝廷产生矛盾，仍然称自己是朝廷封的大都护。此后，莎车国王贤越来越骄横，要求西北边疆的各个民族向莎车缴纳赋税，还多次进攻龟兹诸国，由此引发了西北边疆的不稳定，同时也损害了朝廷的政治形象。 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车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刘秀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郡徼外蛮里张游内附汉朝，光武帝封为归汉里君。翌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址郡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造反，攻击郡城。九真、日南、合浦的少数民族都纷纷响应，攻陷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址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帝乃诏长沙、合浦、交址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 建武十八年（42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翌年夏四月平定叛乱，斩征侧、征贰等，其余都投降，将其渠帅三百余口迁徙到零陵。 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蛮精夫（酋长）相单程等据其险隘，骚扰郡县。光武帝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讨伐武陵蛮，全军覆没。 建武二十四年（48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光武帝派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伐，不能消灭。翌年春，光武帝又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率兵至临沅，击破相单程，相单程投降，东汉在当地设置吏司，武陵蛮问题遂告解决。 光武帝平定公孙述后，亦开始经营西南夷地区。他封保境安民的益州郡太守文齐为镇远将军、成义侯，承认邛都夷人长贵的邛谷王、越巂太守的地位。对于少数民族叛乱则予以镇压，如建武十八年（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 光武帝于翌年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讨伐，建武二十年（44年）与栋蚕等连战数月，全部击破。翌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平定云南地区，同时刘尚又派兵诛杀了企图借劳军为名毒杀他的长贵，迁徙其家属于成都。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哀牢王贤栗等率部众向越巂太守郑鸿投降，请求内属。光武帝封贤栗等为君长。从此哀牢每年都来朝贡。 建武年间，东夷各族都来东汉朝贡觐见。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帝给予丰厚回报，于是每年都有使者朝贡。 王莽时，贬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导致东北边疆不安。光武帝即位后，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帝复其王号。建武二十三年（47年）冬，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郡内属。 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句骊侵扰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抚，于是又归顺汉朝。另一方面，光武帝废除了控制沃沮的乐浪东部都尉，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后沃沮臣属句骊。 光武帝初年，乌桓与匈奴联合骚扰边境，代郡以东尤被其害。 建武二十一年（45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攻击乌桓，未能成功。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内乱，乌桓趁机击破匈奴，光武帝就向乌桓赠送布帛。 建武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归顺东汉，光武帝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乌桓或愿留宿卫，封其渠帅81人为侯王君长，都居于塞内，负责招抚乌桓部落，并为东汉侦察情报，协助攻击匈奴、鲜卑。后光武帝依据司徒掾班彪的建议，恢复设置护乌桓校尉。 另一方面，鲜卑也在光武帝初年与匈奴、乌桓骚扰北部边境。 建武二十一年（45年），鲜卑与匈奴入侵辽东，被祭肜击破，全军覆没，由此畏惧东汉。 建武二十五年（49年），鲜卑开始遣使朝贡东汉，后鲜卑都护偏何协助汉朝击溃北匈奴，得到赏赐。 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种人来到洛阳朝贺，正式归顺汉朝。光武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 早在汉朝时期，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奉贡朝贺了。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刘秀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见日本使者的帝王。 建武中元二年（57年），刘秀接见倭国使者，使者表示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并向倭人“赐以印绶”之事。使者又求汉皇赐封，刘秀又赐其为“倭奴王”。当时，日本想借着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因此举国大喜。1784年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刘秀所赐印章。 该金印被认为是刘秀授予当时日本倭奴国主作为藩属国的认证。而刘秀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朝对于委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 历史评价 马援：1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 2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冯衍：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众，将散乱之兵，歃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期之间，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德冠往初，功无与二。 张纯：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锄暴乱，兴继祖宗。 班固：于时之乱，生民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已来未之或纪也…… 于是圣皇（光武帝）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强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 东汉篇——云台二十八将 云台二十八将，是指在汉光武帝刘秀麾下助其一统天下、重兴汉室江山、建立东汉政权过程中功劳最大、能力最强的二十八员大将，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28位大将的画像，称为云台二十八将。 范晔《后汉书》为二十八将立传，称“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其中功劳最大的当属岑彭、冯异，《后汉书·卷十七》论曰：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惟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矣。若冯、贾之不伐，岑公之义信，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故能克成远业，终其全庆也。 云台二十八将为东汉开国功臣，上应二十八星宿。 汉明帝刘庄追思他父亲光武帝刘秀的诸位功臣，就把二十八位有功将领的画像放在南宫云台。 后人还把这些将领与神话传说的天庭二十八星宿名称相对应，这就是“云台廿八宿”。 东方青龙：角木蛟邓禹亢金龙吴汉氐土貉贾复房日兔耿弇心月狐寇恂尾火虎岑彭箕水豹冯异 北方玄武：斗木獬朱佑 牛金牛祭遵女土蝠景丹虚日鼠盖延危月燕坚镡室火猪耿纯壁水貐臧宫 西方白虎：奎木狼马武娄金狗刘隆胃土雉马成昴日鸡王梁毕月乌陈俊觜火猴傅俊参水猿杜茂 南方朱雀：井木犴铫期鬼金羊王霸柳土獐任光星日马李忠张月鹿万修翼火蛇邳彤轸水蚓刘植 史述赞：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图远算，固将有以焉尔。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犹能授受惟庸，勋贤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赵之同列文朝，可谓兼通矣。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缯屠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执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菹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 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馈丧恩旧，桡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昔留侯以为高祖所封皆萧、曹故人，所诛皆生平仇怨，天下不平。而郭汲亦讥南阳多显，郑兴又戒功臣专任。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永平中，汉显宗追感前世功臣，显宗汉明帝，乃图画二十八将于洛阳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 西汉末年，成、哀二帝无道。赵氏姊妹祸乱于内，王姓亲族专权于外。狐鼠得志，豺狼当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及至王莽篡位，频起刀兵、乱兴古制。礼崩乐坏，士失其德；朝令夕改，民苦于政。不数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荆州起绿林、齐鲁画赤眉。光武帝刘秀与其兄刘演亦举事南阳。秀之为人智深勇沉、胸怀韬略；开心见诚，知人善任。后战昆阳、破蒲阳；清陇右，平巴蜀。萧王之名威扬四海，而汉室中兴。当是时，名臣云集，骁将云聚。君臣同心，始艰危，终克定。永平中，汉明帝刘庄图画开国诸勋于南宫云台。计二十八人，史称“云台二十八将”。 光武帝刘秀文治武功虽不一定高于高祖（汉）。然亦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更兼忠厚长者，云台诸将未有重蹈韩、彭覆辙者。除冯异（建武十年薨）、岑彭（建武十一年卒）、祭遵（建武九年卒）、刘植（建武二年薨）早亡，余者皆得善终。可谓得其时、遇其主。 邓禹(2年-58年)，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东汉初年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一位。邓禹年轻时曾在长安学习，与刘秀交好。更始元年(23年)，刘秀巡行河北，邓禹前往追随，提出“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方略，被刘秀“恃之以为萧何”。邓禹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既定河北，复平关中”，功劳卓着。刘秀称帝后，封邓禹为大司徒、酂侯。后改封高密侯，进位太傅。永平元年(58年)去世，谥号元侯。 吴汉(?—44年)，字子颜，汉族，南阳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东汉开国名将、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二位。吴汉曾任新朝宛县亭长，后在渔阳郡贩马为业。更始元年(23年)，被任命为安乐令。后归顺刘秀，封偏将军、建策侯。此后，吴汉斩杀苗曾、谢躬，平定铜马、青犊等农民军，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刘秀称帝后，吴汉任大司马、广平侯，先后扫灭刘永、董宪、公孙述、卢芳等割据势力。吴汉死后，谥号忠侯。太原郭泰赞曰：射马擒王，兵机莫测。处险履危，不动声色。儒雅彬彬，功名任职。图像云台，中兴辅翼。 贾复(9年-55年)，字君文，汉族，南阳冠军(今河南省邓县西北)人，东汉名将，云台二十八将第三位。贾复儒生出身，新朝末年聚众加入绿林军。归顺刘秀后，随其击信都、攻邯郸、战真定、破邺城、平定郾城、召陵、新息等地，战功赫赫。建武三年(27年)，贾复出任左将军。建武十三年(37年)，定封胶东侯，食邑六县。贾复虽然出身文士，但是临阵果敢、身先士卒，在东汉中兴功臣中以勇武见称。 耿弇(yǎn)(3年-58年)，字伯昭，汉族，挟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北)人，东汉开国名将、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四位。耿弇自幼喜好兵事，后劝父投奔刘秀，被任命为偏将军，跟随刘秀平定河北。刘秀称帝后，耿弇封建威大将军、好畤侯。此后，耿弇败延岑、平齐鲁、攻陇右，为东汉的统一立下赫赫战功。建武十三年(37)，耿弇辞去大将军职。永平元年(58)，耿弇去世，谥号愍侯。 寇恂(?-36年)，字子翼，汉族，上谷昌平(今北京市)人，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第五位。寇恂出身世家大族，原是新朝上谷功曹，后与耿弇一起投奔刘秀，被任命为偏将军、承义侯。此后，寇恂镇守河内，治理颍川、汝南，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刘秀称帝后，寇恂任执金吾，封雍奴侯。建武十二年(36年)病逝，谥号威侯。 岑彭(?-36年)，字君然，东汉初年军事家，汉族，南阳棘阳(今河南省新野县)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岑彭原是新朝的棘阳县长，后无奈归降更始政权，被任命为归德侯，隶属于刘演。刘演被杀后，岑彭又成为大司马朱鲔的校尉，被荐为淮阳都尉，又迁任颍川太守。建武元年(25年)，岑彭归降刘秀，被任命为刺奸大将军，督察众营。刘秀称帝后，岑彭拜廷尉，行大将军事。建武二年(26年)，岑彭升任征南大将军，封舞阴侯。建武八年(32年)，岑彭随帝攻破天水，灭隗嚣。建武十一年(35年)，岑彭伐公孙述，阵战侯丹，直抵成都。公孙述派遣刺客，趁夜间将岑彭刺死。岑彭死后，谥号壮侯。 冯异(?-公元34年)，字公孙，汉族，颍川父城(今河南省宝丰县东)人，东汉开国名将、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七位。冯异原为新朝颍川郡掾，后归顺刘秀，随之征战，大破赤眉、平定关中。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刘秀称帝后，冯异被封为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建武十年(34年)病逝于在军中，谥曰节侯。 朱佑(?-48年)，字仲先，汉族，南阳郡宛人。原名朱祜，在汉代史书《东观汉记》之中，为汉安帝(刘祜)避讳把他的名字写作朱福，范晔写《后汉书》时已经不用避讳，却写作朱佑。朱佑自幼与刘秀相识，关系甚好，自刘秀起兵就一直跟随左右，虽曾被俘没有影响刘秀对他的信任，历任护军、偏将军、建义大将军，先后封为安阳侯、堵阳侯、鬲侯。 祭遵(?—33年)，字弟孙，汉族，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人。祭遵少爱读书，后为县吏，投奔刘秀后，平定渔阳，讨伐陇蜀，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九。刘秀称帝后，任征虏将军，封颖阳侯。祭遵身为武将，却笃好儒学。他选拔人才，全用儒术。连饮酒时的娱乐，也只用儒家的雅歌投壶。他还建议朝廷为孔子立后，并奏请设置五经大夫。他虽然身在军旅，但从不忘俎豆之礼，确实是一个好礼悦乐，守死善道之人，确实是员难得的儒将。 景丹(?-26年)，字孙卿，冯翊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人，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第十位。景丹在王莽政权时期担任过固德侯国的相国、朔调连率副贰，更始政权建立之后被任命为上谷郡长史。刘秀和王郎争夺河北时，景丹与耿弇、寇恂、吴汉、王梁、盖延一起率领上谷、渔阳的精锐骑兵去支援刘秀，此后在追随刘秀平定河北的征战中战功，历任偏将军、骠骑大将军，先后封为奉义侯、栎阳侯。公元26年(建武二年)，景丹病逝军中。 盖延(?—39年)，字巨卿，东汉初年将领。汉族，渔阳要阳(今北京市平谷区)人。盖延力大能挽硬弓，以勇力闻名边疆，原为彭宠部下，后与吴汉共投刘秀，久经战阵，参与消灭王郎、刘永、董宪、苏茂，周建，庞萌、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十一。刘秀称帝后，任虎牙大将军、左冯翊，封安平侯。 铫期(?—34)，字次况，，颍川郡郏县(今属河南郏县)人。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铫期在冯异的举荐下投到刘秀门下，成为刘秀落难洛阳之时少数心腹之一，后随刘秀平定河北，消灭了王郎及铜马、青犊等流民军，并长期镇守魏郡，为建立东汉立下赫赫功劳。历任偏将军、虎牙大将军、魏郡太守、太中大夫、卫尉。受封安成侯。 耿纯(?—37年)，字伯山。汉族，钜鹿宋子傅家庄(今邢台市新河县护驾村)人。耿氏为巨鹿大姓，耿纯曾先后担任过王莽、刘玄政权的官员，后投奔刘秀，参与消灭王郎、刘永等割据势力，镇压铜马、赤眉等农民军，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十三。刘秀称帝后，任东郡太守，封颖阳侯。 臧宫(?—58年)，字君翁，颍川郏县(今属河南郏县)人，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臧宫原为小吏，参加农民军后得以追随刘秀，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是平定蜀地的主将之一。先后受封为成安侯、期思侯、酂侯、朗陵侯。公元58年(永元元年)，臧宫去世，谥号愍侯。 马武(?----61年) ，字子张，东汉初年将领。南阳湖阳(今河南唐河县)人。马武少年时为避仇家，客居江夏。后入绿林军，为新市兵将领。更始二年(24年)归顺刘秀，随其南征北战、平定四方。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十五。刘秀称帝后，任捕虏将军，封杨虚侯。 刘隆(?-57)，字元伯，汉族，南阳(治今河南南阳)人，汉朝安众侯的宗室，因父亲参加反王莽活动，被灭族，刘隆仅以身免。 长大后参加反对王莽政权的活动，后投奔刘秀，久经战阵，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十六。 马成(?～56年)，字君迁。汉族，南阳郡棘阳(今河南新野)人。马成原是王莽政权的县吏，投奔刘秀后，久经战阵，参与 消灭王郎、刘永、李宪、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十九。刘秀称帝后，任扬武将军，封平舒侯，后改封全椒侯。 陈俊(?—47年)，字子昭，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召县南)人。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一开始跟随刘嘉，后经刘嘉推荐投奔刘秀。参加了剿灭河北农民军、平定关东刘永、董宪、张步等割据势力的作战。历任强弩将军、强弩大将军、太山太守、琅邪太守。先后受封为新处侯、祝阿侯。 杜茂(?—43年)，字诸公，汉族，南阳郡冠军县(今邓州市张村镇冠军)人，在刘秀平定河北时投奔，随刘秀平定河北，剿灭五校农民军，消灭刘永余部，辅佐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在云台二十八将排第20位。历任中坚将军、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先后受封为乐乡侯、修侯、参蘧乡侯。公元43年(建武十九年)，子杜元嗣。 傅俊，(?—31)，字子卫，颍川郡襄城人，原为襄城的亭长，刘秀起兵之后，投奔刘秀，因此被灭族。傅俊随刘秀参加了昆阳大战、平定河北之战、讨伐董欣、邓奉、秦丰、田戎的南征之战，还独自领军平定了江东六郡。傅俊忠心耿耿、屡立战功，历任骑都尉、侍中、积弩将军，被封为昆阳侯。公元31年(建武七年)，傅俊去世，谥威侯。 坚镡(?—50)字子汲，颍川襄城(今河南禹州市)人。原为王莽政权官吏，后投奔刘秀，随刘秀平定河北，镇压大枪等农民军，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二十二。刘秀称帝后，任扬化将军，封合肥侯。坚氏一门四世都陛合肥近百年间，忠君爱民，勤勉务实，组织民众开拓耕地，治理水患，并在各乡开设侯店(合肥地区仍有侯店地名)，兴办侯学(“闻三代有道，乡里有教”)，不仅使合肥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合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在西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王霸(?—59年)，字元伯，汉族，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西)人，东汉将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公元23年，光武帝任大司马，以王霸为功曹令史。公元24年，因杀王郎之功，封王乡侯。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拜任王霸为偏将军。公元26年，改封富波侯。公元28年，大败敌军苏茂、周建。公元29年，拜任讨虏将军。公元32年，攻打荣阳、中牟盗贼，全部攻克。公元33年，拜任上谷太守。公元34年，王霸与吴汉等四位将军率领六万人，打败卢芳部将贾览及匈奴联军。公元37年，改封向侯。当时，卢芳和匈奴、乌桓联合，王霸总计和匈奴、乌桓大小几十上百次交战，很熟悉边疆军事，多次上书说应与匈奴结亲讲和，又建议由温水漕运运输，省去陆路运输辛劳，建议都得到实行。公元54年，改封淮陵侯。公元59年，因病去世。 任光(?-29年)，字伯卿，南阳宛城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原为宛城小吏，后加入绿林军，曾随刘秀参加了昆阳之战。刘玄称帝后封他为信都郡太守。王郎起兵之后，他据城迎接刘秀，使刘秀有了反攻的基地。刘秀称帝后封任光为阿陵侯。公元29年(建武五年)冬，病逝。 李忠(?-43年)，字仲都，东莱黄县人。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第二十五位。公元24年(更始二年)，李忠和任光、万修迎接刘秀入信都。被拜为右大将军、封武固侯。随刘秀灭王郎、平河北。刘秀称帝后，李忠任五官中郎将，被封为中水侯。此后又参加平定庞萌、董宪的战争。天下一统之后，李忠担任丹阳太守多年，治绩天下第一。公元43年(建武十九年)，李忠去世。 万修(?—26年)，字君游，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二十六。现一般写作万修，也有写作万休的。万修在更始政权时期被任命为信都令，刘秀宣慰河北之时，王郎起兵追捕刘秀，当时河北的郡国大多投降王郎，只有万修与信都太守任光、信都都尉李忠等人据守信都郡迎接刘秀，使刘秀有了反攻的基地。此后随刘秀击破邯郸、平定河北。历任偏将军、右将军，先后被封为造义侯、槐里侯。公元26年(建武二年)，万修奉命与扬化将军坚镡共攻南阳郡，因病在军中去世。 刘植，字伯先，汉族，汉朝巨鹿昌城(今河北省巨鹿县)人。王莽末年，据昌城自守，后归顺刘秀，并助其招降刘扬。此后久经战阵，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二十八。刘秀称帝后，封昌城侯。后在密县阵亡。 邳彤，字伟君，汉族，信都郡信都县(今河北省冀州市旧城)人 。王莽政权时期邳彤担任和成卒正。刘玄称帝后任和成太守。王郎起兵之后，他据城坚守，以待刘秀。此后随刘秀平定天下，历任和成太守、太常、少府、左曹侍中。先后受封为武义侯、灵寿侯。公元30年(建武六年)，邳彤病逝。在河北安国一带的传说中。邳彤被称为“药王” 云台二八将——邓禹 邓禹（2年～58年），字仲华。南阳郡新野县（今河南省新野县）人。东汉开国功臣，政治家、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之首。 邓禹年轻时游学长安，与刘秀交好，新莽败亡后往投刘秀，劝其以河北为基地，收揽民心，待机取天下，以此深得信任。后率军镇压铜马起义军，又破更始将王匡、成丹诸部于河东，协助刘秀建立东汉。 刘秀称帝后，邓禹被拜为大司徒，封酂侯。旋渡河入关，多方招降，所部号称百万，一度入长安，后屡为赤眉军所败，以致全军覆没，逃归宜阳，被罢免大司徒。后拜右将军，更封高密侯，以特进奉朝请。明帝时进位太傅。 永平元年（58年），邓禹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谥号元侯。 邓禹十三岁时，就能朗诵诗篇，在长安（今西安）从师学习，当时刘秀也游学京师。邓禹虽年轻，见到刘秀后，就知道他不是一位普通人，就与他亲交往。数年后，回家。等到汉兵起，更始帝即位，豪杰们多举荐邓禹，邓禹不肯相从。后来听说刘秀安定河北，邓禹就驱马北渡黄河，追刘秀到邺县。 刘秀见到邓禹很喜欢，对邓禹说：“我有任免官吏的特权，你远道而来，难道是想做官吗？”邓禹说：“不愿做官。”刘秀说：“即便这样，想干什么呢？”邓禹说：“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我得为明公效尺寸之力，垂功名于史册。”刘秀大笑。 邓禹进言说：“更始帝虽然定都关西，但山东没有安定，赤眉、青犊之流，辄以万数，三辅一带，往往群聚假借名号。更始既没有挫败过他们，而他们也不听指挥裁决，各将领都是些庸人崛起，志在发财，争用威力，早晚图快乐罢了，并没有忠良明智，深谋远虑，真想尊重主上安抚百姓的。四方分崩离析，形势清楚可见。明公虽然建立了辅佐王室的功劳，恐怕难成大业。为今之计，不如延揽四方英雄，务必取悦民心，建立汉高祖的伟业，拯救百姓万民的生命。以明公的德才，是足可以平定的。”刘秀大悦，因此令左右的人称邓禹为邓将军。让他住宿在帐中，共同商定策略计划。 等到王郎起兵，刘秀从蓟县到信都，派邓禹征发各郡国的“快速部队”，得数千人，令他亲自率领，又去攻拔乐阳县，又跟刘秀到广阿，光武住在城楼上，打开地图，指示邓禹说：“天下的郡国这样多，如今仅得了一个，你以前说以我的德才是足可以平定天下的，为什么呢？”邓禹说：“海内混乱，人们思念明君，就像婴儿思慕慈母一样。古代兴大业得天下的，在于德的厚薄，而不是土地的大小。”刘秀听后很高兴。 当时任用将领，多访问于邓禹，邓禹所荐举的人才，都能才职相称，刘秀认为邓禹知人。派他另率骑兵，与盖延等击铜马于清阳。盖延等先到，战不利，退回保城，被铜马军所困，邓禹进兵与贼战，把铜马军打败，活捉了他们的大将。从刘秀追击铜马军到蒲阳，连战连胜，北州大致平定。 公元24年（更始二年），青州兵西入函谷关。刘玄派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及诸将，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赤眉军人多，王匡等莫能当。刘秀估计长安将来必为赤眉所破，想趁机夺取关中。[8]刘秀知邓禹沉深有大度，拜邓禹为前将军，行王事，率精兵二万前往，并令其自选偏裨以下的人与其同去，邓禹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引兵西进。 公元25年（建武元年）正月，邓禹率军越太行山，出箕关进取河东（山西省南部地区）。河东都尉闭关拒守，经战十日，大破守军，夺获大批军资粮秣。继而又率军围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但数月未能攻下。更始大将军樊参率数万人，渡大阳欲攻邓禹，邓禹派诸将在解南迎战，大破敌军，斩樊参。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共击邓禹。初战，邓禹失利，樊崇战死。天黑后双方停战，军师韩歆和诸将见气势已挫，都主张乘夜退走，邓禹不从，认为王匡之军虽多，但势不强。第二天利用王匡停止进攻之机，重新组织队伍，调整部署。第三天清晨，王匡尽出其军攻打邓禹，邓禹令军中不得妄动，严阵以待，坚守不出。待王匡军至营前，猝然击鼓，全师猛扑，大破王匡军。王匡军至等皆弃军而逃，邓禹率轻骑急追，俘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将其斩杀，收得节六，印绶五百，兵器不可胜数，遂定河东。 同月，刘秀已在鄗邑（今河北省柏乡县）即帝位，派使者持节拜邓禹为大司徒。并说：“诏令前将军邓禹：深执忠孝，与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孔子说过：‘自从我有了颜回，弟子们日益亲密。’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勋尤着。如果百姓不亲，缺少五常的训导，你作为司徒，应对百姓施行五常的教化，五常的教化在于宽厚。今派遣奉车都尉授你印绶，封为酂侯，食邑万户。”邓禹这时只有二十四岁。 河东既定，邓禹又率得胜之师于汾阴（今山西省宝鼎）渡河，入夏阳（今陕西省韩城）。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带其部众十万，与左冯翊兵共同拒邓禹于衙县，邓禹再次将其攻破赶走，而赤眉军就进入长安。这时三辅的军队接连覆败，赤眉军所过之处残暴掠夺，百姓不知所归。听说邓禹每每乘胜独克而部队纪律严明，于是都望风携老扶幼迎接邓禹军队，归从的日以千数，人众号称百万。邓禹每到之处，常停车住节，慰劳问好，父老童稚，白发垂髻，挤满在他车下，莫不感激欢乐，于是邓禹名震关西。刘秀非常高兴，几次写信赞扬他。 邓禹部众皆劝入关，直接进攻长安。但邓禹却取持重态度，不欲速进，便对众将说“：不然，现在我部众虽多，但能打仗的却少，前面没有可依赖的积蓄，后面也没有可供转运的资财。赤眉军刚刚攻取长安，财富充实，士气锐不可挡。然而盗贼群居，无整天的打算，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哪能坚守下去呢？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地广人稀，谷米牲畜多，我们暂时整军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察赤眉军的弱点，才可以设法进攻他们哩！”于是引军北至縌邑县。邓禹所到之处，击破赤眉军别将诸营保，郡县都开门归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儿子手奉邓禹晓谕各地的文书归降，邓禹派遣他到国都去。 刘秀因关中未定，邓禹又久不进兵，遂下诏催促邓禹进兵长安，诏令说：“镇抚西京，司徒，是尧；亡贼，是桀。长安的官吏民众，惶惶无所依归。应掌握时机进讨，安定抚慰西京，以维系百姓的心。”邓禹仍坚持前意，派军攻取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诸县，留将军冯愔、宗歆守枸邑。自统主力平定北地（今甘肃庆阳和宁夏吴忠一带）。但冯愔、宗歆二人争权相攻，冯愔遂杀宗歆，因而反击邓禹。邓禹遣使问计于刘秀，刘秀问使者冯愔最要好的人是谁，使者说是护军黄防。刘秀猜冯愔、黄防不能久和，回报邓禹说：“逮捕冯愔的人，一定是黄防。”于是派遣尚书宗广拿着符节招降黄防。 一个月后，黄防果然抓住冯愔。率领其部众归罪。更始诸将王匡、胡殷等都到宗广处投降，与宗广一起东归。到了安邑，王匡等想中途逃跑，宗广把他们都杀了。冯愔到洛阳，赦免不杀。 公元26年（建武二年）春，刘秀遣使者改封邓禹为梁侯，食邑四县。这时赤眉军西走扶风，邓禹才往南至长安，驻军昆明池，用酒食大宴士卒。率领诸将军沐浴更衣斋戒，选择吉日，演习礼仪祭祀高祖庙，收了十一帝的神主，派使者捧到洛阳，因而巡视园陵，特安置官吏士卒奉祀守陵。邓禹率兵与延岑战于蓝田，不胜，再就食云阳。汉中王刘嘉到邓禹处投降。刘嘉相李宝傲慢无礼，邓禹把他杀了。 李宝的弟弟收集李宝部众击邓禹，并杀了将军耿欣。自从冯愔反叛后，邓禹的威望受到损害。这时赤眉军再次还入长安，邓禹与之战，败走，到了高陵，军士饥饿，都吃枣菜度日。刘秀于是让邓禹回来，诏令说：“赤眉缺粮，自然会向东而来，我只要折断策马的杖去鞭打他就可把他打败。不是诸将值得忧虑的，不要再妄动进兵。”邓禹以受任而功不成为惭愧，几次驱饥饿之兵去征战，常不利。 公元27年（建武三年）春，邓禹率部至湖县（今陕西潼关东），邀冯异共同迎战赤眉军。冯异认为赤眉军尚强，应放其过去，东西夹击才能获胜。邓禹及其部将车骑将军邓弘邀功心切，急于迎战。邓弘率部与赤眉军大战整日，赤眉军佯败弃辎重退走，车上尽装泥土，仅用豆子覆盖在表面，邓弘军士卒争相取食。赤眉军乘机还军猛攻，邓弘军大败。邓禹、冯异合兵救之，赤眉军退。邓禹复战，大败，死伤3000余人，只带24骑逃归宜阳。冯异亦被击败，弃战马徒步逃出，退至回豁阪（位于湖县西），坚壁自守。 邓禹因此战失利，引咎交上大司徒、梁侯印绶。数月后，拜右将军。 公元28年（建武四年）春，邓禹与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在邓州击败延岑，邓禹追至武当，再破其军，延岑逃往汉中，部众都投降。 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天下平定，刘秀加封功臣，封邓禹为高密侯，食邑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光武帝因邓禹功高，又封其弟邓宽为明亲侯。后来左右将军的职衔撤销了，按特进朝见皇帝。邓禹内尚文明，行为忠厚淳朴而且周密，服事母亲非常孝顺。天下已经平定，常常想疏远名势。有子女十三人，让他们各掌握一门技艺。整饬家规，教养子孙，都可以成为后世的楷模。一切用度都取之于封地赋税，不修私产不谋私利。因此刘秀更加尊重他。 公元56年（中元元年），再代理司徒职务。从帝巡视山东，到泰山筑坛祭天。 刘庄即位后，因邓禹是先帝元勋，拜为太傅，朝见时令他东向站立尊如宾客，甚见尊宠。居岁余，卧病，刘庄几次亲临问候。 公元58年（永平元年），邓禹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谥曰元侯。 总评 《后汉书》中，邓禹与寇恂同列一传，并评价道： 论曰：“夫变通之世，君臣相择，斯最作事谋始之几也。邓公嬴粮徒步，触纷乱而赴光武，可谓识所从会矣。于是中分麾下之军，以临山西之隙，至使关河响动，怀赴如归。功虽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损栒邑，兵散宜阳，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使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闲，不亦君子之致为乎！” 赞曰：“元侯渊谟，乃作司徒。明启帝略，肇定秦都。勋成智隐，静其如愚。” 历代评价 刘秀：“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着。” 司马炎：“昔邓禹挠于关中，而终辅汉室，岂以一眚而掩大德哉！” 葛洪：“邓禹马援田间诸生，而善於用兵；萧何曹参不涉经诰，而优於宰辅，尔则知人果未易也。” 伏滔：邓禹卓茂无敌于天下，管幼安不胜庞公，庞士元不推华子鱼，何邓二尚书独步于魏朝，乐令无对于晋世。 萧绎：邓禹文学，尚或执戈；葛洪书生，且云破贼。 姚思廉：昔邓禹基于文学，杜预出自儒雅，卒致军功，名着前代。 李世民：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禹也。 虞世南：汉祖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将是也。岂得以邓禹、吴汉匹於张良、韩信者乎？ 张仲宣：汉有二十八将者，上应二十八宿也，或以文雅光国，邓禹有决胜之奇；或以武能威人，吴汉有绥边之略。功论树下，冯异之绩弥彰；冰结河中，王霸之诚尤着。 苏辙：禹本计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于君命，不能自固耳。 何去非：昔日汉武帝被命更始，安集河北，始于邓禹于徒步之中。恃之以为萧何者，以其言足以就大计，其智足以定大业，且非群臣之等夷也。遂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胜所属任，所向就功。赤眉之入长安，诸将豪杰皆欲击之。禹以其乘新胜之强，财富锋锐，然盗贼群臣，无他远计，必生变故。而吾众虽多，战胜者少，又乏资馈，难与力争而可以计破也。且将休兵北道，以观其弊。于是别军北趋栒邑，以就粮养士，盖将有以骄而怠之，然后取之也。此禹之计得矣，光武极欲天下之集，而缓其为计与功也，遂迫以进讨。禹无以专制，乃以其兵去栒邑，击赤眉果不能守，西守扶风。禹虽得入关中，然卒饥干敝，无足以制贼者，是以赤眉复还入之。禹无以抗，乃不胜其忿悁，而数以惫兵徼战，至于屡北，仅以身免，声威功烈一朝沮丧。此知所以骄而怠人之术矣，惜其为气与度者不足以持守之，是以一愤而不能复举也。 《十七史百将传》：“孙子曰：‘杂于利而务可伸。’禹因贼不出而更得理兵。又曰：‘修道而保法。’禹师行有纪而降者日众。又曰：‘军有所不击。’禹不攻长安以避其锐是也。” 陈亮：起身徒步，仗策军门，一见光武，遂论霸王大略，陈天下之计，此其胸中有过人者矣。连兵西讨，所当者破，既定河北，复平关中，威声响震，敌人破胆。 徐钧：久从游学识英雄，杖策南来见略同。首建雄谋恢汉业，云台端合议元功。 陈元靓：赤伏兴王，南阳受命。于时仲华，以贤佐圣。内参鼎铉，外执戎柄。建武功臣，于斯为盛。 朱元璋：太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 叶居升：世间奇才，罕有如颜回、耿弇、邓禹者，固未可拘于常法。 归有光：光武承王莽之乱，奋迹南阳，恢复旧物，则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马援、冯异、岑彭、来歙之徒宣其力。 王夫之：赤眉之弃长安、西走安定，非邓禹之力能驱之也，食尽而旁掠，固不以安定为终焉之计，而必返乎长安。邓禹不乘其有可溃之势，蹑其后以蹙之，而入长安晏坐以待其归，河决癕溃，容可御乎？于是退之云阳，士气已馁，而还攻之于坚城之下，其败宜矣。故善用兵者，知时而已。赤眉食尽，引兵东归，时毕乎昔，则唯扼之于险而可制其死命。禹乃违光武之令，就关内而与争，何昔之怯而今之忿也！ 屈大均：汉唐以来善兵者率多书生，若张良、赵充国、邓禹、马援、诸葛孔明、周瑜、鲁肃、杜预、李靖、虞允文之流，莫不沉酣六经，翩翩文雅，其出奇制胜如风雨之飘忽，如鬼神之变怪。 李景星：光武之有邓禹，犹高帝之有张良也；其有寇恂，犹高帝之有萧何也。大业之成，于二人深有赖焉。……至于野战之事，非禹所长，虽有败衄，不足为累。 公元60年（永平三年），汉明帝命人绘二十八功臣像，挂于南宫云台，其中邓禹名列第一。 公元782年（唐建中三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后汉太傅高密侯邓禹”。 公元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邓禹。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邓禹位列其中。 公元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明太祖取古今功臣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后汉时期的大臣只有邓禹、冯异。 云台二八将——吴汉 吴汉（？-44年），字子颜，南阳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东汉开国名将、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二位。 吴汉早年为亭长，后以贩马为业。王莽末年（23年），为安乐（今北京顺义西北）县令。更始二年（24年），吴汉闻刘秀巡行河北，乃劝说彭宠阻击王朗，率军南下。诛灭王朗后，以功封建策侯。继为大将军，与耿弇北发幽州十郡兵，与刘秀会师，镇压铜马农民起义军。刘秀称帝后，吴汉任大司马，更封舞阳侯。建武二年（26年），吴汉统军平定邺东、邺西、修武等地，封广平侯。次年，与刘永部将周建所率军战于广乐（今虞城北），大获全胜。 建武四年（28年），吴汉进军清河、平原等地。建武五年（29年），率军平无盐、勃海等地。次年，吴汉攻克朐城，斩董宪。建武八年（32年），参加陇西之战。建武十一年（35年），吴汉率兵攻蜀。次年，大破公孙述部将，后灭公孙述。建武十五年（39年），率将军马成、马武北击匈奴。建武十八年（42年），率刘尚、臧宫等众人平蜀郡守将史歆叛乱。建武二十年（44年），吴汉病卒。 吴汉出身贫苦，后来在县中当亭长。新朝末年，吴汉因门下宾客犯法，逃到渔阳郡，以贩马为业，往来于燕蓟之地（今河北北部及北京市一带），交结各地豪杰。更始元年（23年），刘玄称帝，派使者韩鸿招降河北各州郡。有人告诉韩鸿：“吴子颜是位奇士，可以与他计事。”韩鸿召见吴汉，对他非常器重，以刘玄的名义委任他为安乐县（今北京市顺义县附近）县令。 更始二年（24年），王郎诈称汉成帝之子，在邯郸起事，派人到河北招降，而刘秀此时也在经略河北。吴汉素闻刘秀有长者之风，决心归附，并对渔阳太守彭宠道：“渔阳、上谷突骑，天下闻名。您为什么不集合二郡的精锐，归附刘公攻击邯郸呢，这是难得的功劳哩。”彭宠虽然愿意，但官属都想归附王郎。 吴汉辞去后，在路上见到一个儒生，儒生认为刘秀所过之处，郡县归心。吴汉便诈为刘秀亲笔书信，移檄渔阳，让儒生交给彭宠，令他把所听到的话去说服彭宠，吴汉也跟着到渔阳。彭宠深以为然，派吴汉与上谷诸将会师南进。吴汉等人沿途击斩王郎将帅，终于在广阿（今河北隆尧县）追上了刘秀。刘秀任吴汉为偏将军，使其率骑兵围攻邯郸，攻克邯郸后，赐号建策侯。 为了补充兵源，刘秀准备到幽州征兵，但又顾虑刘玄任命的幽州牧苗曾从中作梗。晚间召见邓禹，询问谁可完成征兵任务。邓禹推荐吴汉，并说：“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刘秀乃拜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征发幽州十郡骑兵。苗曾听说后，果然暗中部署，并命各郡不得发兵。吴汉率领随从二十人前去苗曾驻地无终（今河北蓟县）。苗曾以为吴汉没有防备，便亲自出城迎接。吴汉趁其不备，令随从将其就地斩杀，夺其兵马。幽州各郡震恐，莫不望风服从。吴汉征调全部兵员南下，与刘秀会师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 诸将见吴汉士马甚为强盛，都认为他不肯分兵给别人。吴汉回到幕府，呈上军士名簿，诸将都请求将兵士调拨麾下。刘秀笑道：“以前恐怕他不肯与人，现在提出请求的为什么又这样多呢？”诸将尽皆羞惭。 起初，更始派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攻打王郎，刚好刘秀赶到，共同平定邯郸。谢躬裨将抢劫掳掠，刘秀深为憎恨，虽都在邯郸，还是分城而处。后来，谢躬率兵数万，还屯邺城（今河北磁县南）。刘秀南击青犊农民军，并请求谢躬挡住尤来农民军。青犊军被击破后，尤来军果然进犯，北走隆虑山。谢躬留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守邺城，自己率诸将军攻击尤来军。结果，尤来军奋力死战，谢躬大败。 刘秀乘谢躬北征，令吴汉、岑彭袭取邺城。吴汉派人劝降陈康，陈康乃开城投降，并献谢躬妻子。谢躬兵败而回，不知陈康反叛，入城之后，被吴汉杀死。 此后，吴汉随刘秀北上进攻铜马、重连、高湖各支农民军，常率突骑冲锋陷阵。刘秀平定河北后，吴汉又与诸将一同劝进。刘秀即位后，根据谶语任命孙咸为大司马，导致群臣反对。刘秀只得让群臣推举，群臣都推选吴汉与景丹。刘秀认为吴汉有“诛苗幽州、谢尚书”的功劳，封其为大司马，统帅全军，更封舞阳侯。不久，吴汉率朱祜等十一将讨伐朱鲔，围困洛阳。 建武二年（26年），吴汉率王梁、耿弇等九人共击檀乡农民军于漳水，大破敌军，收降十万余人。刘秀派使者封吴汉为广平侯，食邑四县。后来，吴汉率诸将击邺西山贼黎伯卿等，追到河内修武，攻破贼兵所有屯聚。刘秀亲自赶来抚问慰劳，又遣吴汉进兵南阳郡，攻取宛、涅阳（今河南南阳市西南）、郦（今南阳市北）、穰（今河南邓县）、新野诸城。吴汉在南阳放纵部下劫掠乡里，致使民怨沸腾，结果逼反了破虏将军邓奉。不久，吴汉引兵南下，与秦丰战于黄邮水，大破秦丰；又与偏将军冯异击溃铜马、五幡等农民军。 建武三年（27年）春，吴汉率领耿弇、盖延进攻轵县（今河南济源县南）地区的青犊农民军，迫使农民军投降。此后，吴汉又率领杜茂、陈俊等南下攻打梁王刘永，将其大将苏茂围困在广乐（今河南虞城北）。刘永部将周建率兵来救，吴汉以轻骑接战，结果坠马伤膝，只得还营养伤。诸将道：“大敌当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吴汉裹创而起，杀牛饱饮士卒，激励三军，士气大振。次日天明，周建、苏茂出兵围吴汉。吴汉选精兵为前锋，奋力还击，大破敌军，苏茂、周建弃城突围出走。吴汉留杜茂、陈俊守广乐，自率大军与盖延将刘永围困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市）。不久，城中食尽，刘永被部将杀害。 建武四年（28年），吴汉率陈俊、王梁在临平击破五校农民军，一直追到东郡箕山。此时，鬲县五姓豪强造反，驱逐县长。吴汉认为鬲县造反，是县长的责任，于是将县长逮捕，传檄各郡。五姓豪强自动开城投降，诸将尽皆拜服。同年冬，吴汉率耿弇、王常在平原击破富平、获索农民军。 建武五年（29年），农民军夜攻汉营，军中惊乱，吴汉坚守不动，不久军心安定。吴汉连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敌军，追讨余党，一直追到无盐县，进击勃海。不久，吴汉随刘秀南征董宪，围困朐城。建武六年（30年），吴汉攻破朐城，斩杀董宪。至此，东方诸郡国完全平定。 关东平定后，隗嚣又反，刘秀命吴汉率军镇守长安。建武八年（32年），吴汉随刘秀西征隗嚣，与岑彭围隗嚣于西城，关中诸郡甲卒亦奉调围城。刘秀东归前，告诫吴汉道：“诸郡甲卒但且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就会沮败众心，应当都罢之。”吴汉与诸将以兵多势众，留诸郡兵以借其力，遂不遵命。后来果然粮食短缺，士卒逃亡。隗嚣部将行巡，周宗亦率所借蜀兵前来救援，吴汉终以军粮不济而告败退。 建武十一年（35年），吴汉率征南大将军岑彭自荆州入蜀讨伐公孙述。岑彭攻破荆门后，率领大军长驱入蜀。吴汉留守夷陵，修理舟船，事毕率所部三万人溯江西上。适逢岑彭遇刺，吴汉兼领其军。建武十二年（36年），吴汉率部与公孙述大将魏克、公孙永大战于鱼涪津，大破蜀军，遂北上进攻武阳，击溃来救的蜀将史兴，攻下广都，前锋直逼成都。 刘秀曾经告诫吴汉：“成都有十多万部队，不可轻视。只要坚守广都，待他们来攻时，不要与他们争锋。如果他们不敢来攻，你转营强迫他们接战，必须等到他们精疲力竭，才可以发起攻击。” 吴汉求胜心切，率兵二万进逼成都，倚江为营。自驻江北，留副将刘尚率万余人屯守江南，相距二十余里，在江岸修筑浮桥作为联络。刘秀闻知大惊，遣使责问吴汉道：“我对你下过许多指令，为什么事到临头又乱套了呢？既轻敌深入，又与刘尚另建营垒，如事情急迫，就来不及了。敌军如果出兵牵制你，而以大兵攻刘尚，刘尚被攻破了，你也就败了。幸亏现在没事，你赶快引兵回广都。” 诏书尚未赶到，公孙述便已派谢丰、袁吉率兵十余万围攻吴汉，另派万余人攻刘尚，使其两不能救。 吴汉与谢丰大战一日，兵败还营，召诸将训话：“如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将来的祸患难以估量。如今要潜师寻得刘尚于江南，合兵一处共同御敌。若是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必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的时机，就在此一战了。”诸将应诺。于是闭营三日不出，乘谢丰等不备，夜间拔营疾走与刘尚合军。谢丰、袁吉发觉后急忙率兵追击，吴汉等奋力迎战，大败蜀军，斩谢丰、袁吉。 吴汉回到广都后，留刘尚拒公孙述，上书报告刘秀，而且自我谴责。刘秀道：“你回广都，很是适宜，公孙述必不敢忽略刘尚而攻击你。如果他先攻刘尚，你从广都五十里率全部步骑赴敌，刚好遇到他的危困，必可破蜀兵。” 此后，两军激战于广都、成都之间，汉军八战皆捷，围困成都。公孙述自率数万人出城大战，吴汉使护军高午、唐邯率精兵数万人冲锋陷阵。蜀兵大乱，高午冲入阵中刺伤公孙述，公孙述返回城中伤重而亡。次日，公孙述大将延岑开城出降。吴汉率部入城，放兵大掠，族灭公孙述、延岑家族，烧毁宫室，残杀百姓。刘秀大怒，严词谴责吴汉，又指责副将刘尚失伐罪吊民之义。 建武十三年（37年）正月，吴汉率浮江而下，到达宛城后，奉诏令祭祖。建武十五年（39年），吴汉再率马成、马武北击匈奴，把雁门、代郡、上谷官吏人民六万余口，迁徙安置到居庸关、常山关以东。 建武十八年（42年），蜀郡守将史歆在成都谋反，自称大司马，进攻太守张穆。张穆逃奔广都，史歆就移檄到郡县，而宕渠杨伟、朐月忍徐容等各起兵响应史歆。刘秀因史歆曾是岑彭的护军，精通军事，所以派遣吴汉率领刘尚及太中大夫臧宫率万余人前往讨伐。吴汉进入武都，征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困成都。后成都城破，史歆被杀。吴汉乘筏沿江而下巴郡，杨伟、徐容等惶恐解散，吴汉杀其大帅二百多人，将其党与百家迁徙到南郡、长沙。 建武二十年（44年），吴汉病危。刘秀亲临看望，并问吴汉后事。吴汉道：“臣愚昧无知，只愿陛下慎重不要轻易赦免罪犯而已。”吴汉去世后，刘秀赐谥号忠侯，并发北军五校、兵车、甲士为其送葬，效仿大将军霍光的丧礼。 吴汉性格好强、每次出征，刘秀都放心不下。诸将见战阵不利，有的便惶恐畏惧，失去斗志。而吴汉意气如常，正整理武器，审阅兵马。刘秀知道后叹道：“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 对“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一语，近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一书引宋代王幼学解云：“谓（吴）汉甚发起人意思。”近人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引王幼学之说后亦加按语云：“然则‘差强人意’云者，乃‘甚强人意’之谓，非‘稍强人意’之谓也。”也就是说，刘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吴公颇能振奋人的意志，他的威望抵得上一国军队。 吴汉出征后，妻子在家购置田业。吴汉回来后，责备妻子道：“军师在外，官吏士卒供养不足，何必多买田宅？”于是尽数分给昆弟们和外家。 《后汉书》将吴汉与盖延、陈俊、臧宫同列一传，并评价道： 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之日。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及在朝廷，谨斤谨质，形于体貌。 论曰：吴汉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终始倚爱之亲，谅由质简而强力也。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斯岂汉之方乎！昔陈平智有余以见疑，周勃资朴忠而见信。夫仁义不足以相怀，则智者以有余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赞曰：吴公鸷强，实为龙骧。电埽群孽，风行巴、梁。 历代评价 邓禹：吴汉与邓弘俱客，苏弘称道之。禹数与语，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及。 诸葛亮：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 虞世南：汉祖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将是也。岂得以邓禹、吴汉匹于张良、韩信者乎？ 张说：光乘积学而善谋，求之古人，吴起、韩信敌也；师倩沈勇而能断，求之古人，彭越、吴汉类也；思齐忠壮而异材，求之古人，张飞、许褚等也。 张仲宣：汉有二十八将者，上应二十八宿也，或以文雅光国，邓禹有决胜之奇；或以武能威人，吴汉有绥边之略。功论树下，冯异之绩弥彰；冰结河中，王霸之诚尤着。 薛稷：恪居尔位，勤不告劳，则萧公堂堂，吴汉纠纠，冯豹伏於阁下，黄公宿於台上：忧国奉公，可以不谓忠乎？ 司马光：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然沉勇有智略。 《十七史百将传》：“孙子曰：‘杀敌者，怒也。’汉激怒军士而破建军。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汉收守长而降五姓。又曰：‘军无粮食则亡。’汉兵食少而退败。又曰：‘我专而敌分。’汉与刘尚分屯，而光武大惊是也。” 朱熹：古之名将能立功名者，皆是谨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吴汉、朱然终日钦钦，常如对陈。须学这样底，方可。 陈元靓：广平为将，义激风雷。功扶火运，貌炳云台。封分四县，位列三槐。千载之后，名犹伟哉。 徐钧：智谋勇略已过人，况拥幽州突骑兵。拉朽摧枯功盖世，可令纵掠损威名。 归有光：光武承王莽之乱，奋迹南阳，恢复旧物，则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马援、冯异、岑彭、来歙之徒宣其力。 王夫之：1 来歙也、祭遵也、寇恂也、吴汉也，皆出可为能吏、入可为大臣者也。 2 触其致死之心，徼幸而犹图一逞，未易当也。吴汉逼成都而取败，必然之势矣。 3 光武所与兴者，南阳崛起之流辈，而其收河北以为根本，则唯得耿弇、寇恂、吴汉而大业定。 黄道周：吴汉为将，一心光武。说宠击郎，广阿从主。光武发兵，任汉军旅。苗曾阴速，汉先加斧。所发之兵，尽上幕府。建茂合兵，汉伤膝处。奋起击之，溃遁无数。后伐公孙，两营隔阻。帝闻大惊，败端立数。汉励诸军，衔枚复伍。八战八克，刺述于俎。传首长安，于国有补。 黄彭年：微必亲，暇必整，胜必防，败必律，毋轻其豫，毋怠其既，谨也，吴汉近之。 永平三年（60年），汉明帝命人绘二十八功臣像，挂于南宫云台，其中吴汉名列第二。 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大司马广平侯吴汉”。 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吴汉。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吴汉位列其中 云台二八将——贾复 贾复（？－55年），字君文，南阳郡冠军县（今河南省邓州市）人。东汉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第三位。 年少好学，研习《尚书》，担任县吏。新朝末年，加入绿林军。更始帝称帝后，归顺汉中王刘嘉，担任校尉。投靠刘秀后，参与平定河北地区、镇压农民起义军，战功赫赫。临阵果敢，身先士卒，以勇武见称。 光武帝即位后，拜执金吾，册封冠军侯，攻打朱鲔、陈侨、尹尊、暴汜，迁左将军，击败赤眉军，累封胶东侯。晚年交出兵权，研究儒学，加特进，参议国事。建武三十一年（55年），病逝，谥号为刚。 贾复年轻时勤奋好学，通晓《尚书》，被老师李生称赞为将相之才。新朝末年，贾复为县吏，奉命与同僚到河东地区（今山西西南部运城一带）运盐。途中遇到盗贼，同僚都弃盐逃跑，惟有贾复把盐运回到县里，受到人们称赞。绿林军起义后，贾复聚众数百人在羽山响应，自称将军。更始元年（23年），更始帝刘玄称帝，贾复率领部众归附汉中王刘嘉，被任命为校尉。 更始二年（24年），贾复见更始政权日趋腐败，劝说刘嘉脱离刘玄，另树一帜。刘嘉不愿背叛刘玄，但却写信向刘秀推荐贾复。于是贾复辞别刘嘉，前往河北，经过邓禹的引见，见到了刘秀。刘秀对贾复非常赏识，任命其为破虏将军督盗贼，还将车驾左边的马赏赐给他。同僚们因贾复新来都排挤他，要求刘秀将他调为鄗尉，刘秀道：“贾督有击退敌军于千里之外的威风，刚刚任以要职，不得随意撤除。” 刘秀到信都后，拜贾复为偏将军。同年五月，刘秀平定王郎，贾复因功迁都护将军。后来在攻击青犊起义军的战斗中，贾复大战先登陷阵，所向披靡，大败敌军，诸将都不得不信服他的神勇。 建武元年（25年）四月，贾复在真定郡大战五校起义军，身受重伤。刘秀大惊说：“我之所以不让贾复担任与主力部队配合作战的将领，是因为他轻敌。果然，失去了一位名将。听说他妻子怀了孕，如果生的是女儿，我就让儿子娶她，如果生的是男儿，女儿就嫁给他。总之，不让他为妻子儿女担心哩！”不久，贾复伤病痊愈，在蓟城追上刘秀，并随军攻破邺城。 同年六月，刘秀称帝，贾复拜执金吾，封冠军侯。不久，贾复渡黄河攻打洛阳朱鲔，又大战白虎公陈侨，连战连胜。26年（建武二年），贾复加加穰县、朝阳县（今南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小石营村）食邑。 此时，在南方还有许多更始政权中的大将没有投降，其中包括郾王尹尊。刘秀帝召集诸将商议，并问谁敢前往。贾复慨然回答说：“臣请命攻击尹尊。”刘秀笑道：“执金吾去攻郾王，我还有什么忧虑呢！大司马应去攻宛县。”于是派遣贾复与骑都尉阴识、骁骑将军刘植攻打尹尊。不久，尹尊投降。贾复率兵攻打淮阳太守暴汜，暴汜投降。同年秋，贾复又平定召陵县、新息县。 建武三年（27年），贾复迁左将军。同年，贾复在新城县、渑池县连破赤眉军，与刘秀在宜阳会师，迫使赤眉投降。 贾复在征伐中，多次在溃围中解救危急，身上受伤达十二处。刘秀因此很少令他远征，常让他跟随自己，所以贾复缺少独当一面的功勋。诸将每次论功，贾复都默然不语。刘秀便道：“贾君的功劳，我自己知道。” 建武十三年（37年），贾复定封为胶东侯，食邑包括郁秩县（今平度）、壮武县（今山东即墨）、下密县（今昌邑市）、即墨县、梃县（今莱阳）、观阳县（今海阳）。 贾复知道刘秀想偃息干戈，修理文德，不想让功臣拥有兵权，就与高密侯邓禹辞去兵权，研究儒学。刘秀得知，罢掉左右将军，将贾复免职，只保留列侯的身份，不久又加特进。后来，朱佑等人荐举贾复担任宰相，刘秀虽因“功臣并不用”的政策未加许可，但仍允贾复、邓禹和李通三人参与国家大政。 建武三十一年（55年），贾复逝世，谥号刚。 永平三年（60年），汉明帝命人绘二十八功臣像，挂于南宫云台，其中就有“左将军胶东侯贾复”。 寇恂在东汉时期，相当于类似萧何的“相国”地位，是位颇有领导才能的名吏，善于治理政务，很受刘秀的器重。任颖川太守时，为严明军纪，曾将大将贾复手下的一个部将处死。而屡立军功的贾复，知道以后，极为震怒，认为寇恂故意与之为难，愤怒表示：要与寇恂势不两立。 为了避免冲突，寇恂决定不与贾复见面。并且对贾复的部下，格外优待。处处忍让服低，不使矛盾激化。为了求得和解，煞费苦心。这时，刘秀忙于重建汉室，统一中国，正需要这两位将相共同协力，成就帝业。为此，他亲自出面，设宴调解。对贾复晓以大义，要他以大局为重。说：“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贾复经过刘秀的劝说，终于回心转意，不再耿耿于怀。最后，两人握手言和，同心同德，共扶汉室。 “指腹婚”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嫁娶形式。所谓“指腹婚”，就是指子女尚在娘肚子里，父母亲就给指定了婚姻。在我国，指腹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东汉贾复的故事。 据《后汉书》记载，贾复在征战五校农民军时身受重伤。光武帝刘秀十分悲伤，为了表彰贾复的功劳，当众宣布：“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 这可能是关于指腹婚的最早记载。这次的指腹为婚，只不过是对杰出的有功之臣的安抚，可到了后来，却慢慢演变成一种陋习。 人物评价 刘秀：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贾君之功，我自知之。” 范晔：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2 若冯、贾之不伐，岑公之义信，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故能克成远业，终全其庆也。3 胶东（贾复）盐吏，征南（岑彭）宛贼，奇锋震敌，远图谋国。 张预：“《孙子曰》：无虑而易敌者，必禽于人。贾复常轻敌而光武不令别将。又曰：择人而任之。复请击郾，而光武以谓“吾复何忧”是也。” 陈元靓：“郾王强兵，青犊剧贼。闻命请行，以战则克。好勇不矜，有功能默。定封胶东，宜乎庙食。” 徐钧：“骁勇称奇赐左骖，溃围解急敌心寒。卒能剽甲敦儒学，可作寻常武将看。” 归有光：“光武承王莽之乱，奋迹南阳，恢复旧物，则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马援、冯异、岑彭、来歙之徒宣其力。” 李景星：冯异、岑彭、贾复三人，俱以战功着，虽有专方面与不专方面之异，而其功之卓越则同。……贾复之有功不伐，与冯异等；其有进无退，与岑彭等；所不及二人处，惟轻敌耳。 《后汉书 卷十七·冯岑贾列传》 唐朝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且设庙享奠，包括“左将军胶东侯贾复”。 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贾复。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贾复亦位列其中。 云台二八将——耿弇 耿弇（yǎn）（3年～58年），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人，汉族。东汉开国元勋、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四位，上谷太守耿况的儿子。 耿弇喜好兵事，随父投奔刘秀，授偏将军，参与平定河北地区。刘秀称帝后，授建威大将军、好畤县侯，败延岑、平齐鲁、定陇右，平定四十六郡，攻取城池三百余座，屡立战功，为东汉的统一立下赫赫战功。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辞去大将军之职。 永平元年（公元58年），耿弇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谥曰愍侯。 耿弇将围点打援、声东击西、引蛇出洞等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受历代军界推崇。并成为有志者事竟成的典范。 耿弇的父亲耿况，曾与王莽从弟王汲同学，后为朔调连率（即上谷太守）。耿弇少年时期以勤奋好学着称。常见郡中岁终举行郡试，讲武练兵，由衷爱好，因而学习骑射，喜好兵法。 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玄建立更始政权，定都洛阳，派遣将领占据各地，其中有人凭借权势撤换了一些郡县的太守县令。耿况因是王莽任命的官员，心中非常不安，命年方二十一岁的耿弇去朝见刘玄，贡献方物，以图巩固自己的地位。耿弇从上谷南行至宋子县，适逢王郎自称汉成帝之子刘子舆，在邯郸起事。随从耿弇的上谷郡吏孙仓、卫包信以为真，遂投奔王郎。耿弇因长安道路阻隔，听说更始大司马刘秀在卢奴，乃北上晋见，被任命为门下吏。耿弇请求回上谷发兵攻取邯郸，刘秀笑道：“小小年纪竟有大志啊！”因此数次召见他并加恩慰。 不久，刘秀北至蓟城。后来，刘秀听说邯郸派兵来蓟，欲要南归洛阳，召集官属商议。耿弇道：“渔阳太守彭宠，是您的同乡；上谷太守，是我的父亲。发动这两郡人马，有万骑之众，邯郸是容易夺取的。”刘秀官属都不愿北行，刘秀却指着耿弇道：“这是我能向北而行的主人啊。”恰巧这时蓟城骚乱，刘秀匆忙南奔，更始政权跟随刘秀的官属们各自分开离散。 更始二年（公元24年），耿弇回到昌平，劝说父亲耿况归附刘秀。耿况派寇恂前往渔阳，约同渔阳太守彭宠发兵支持刘秀，二郡各发骑兵二千、步兵一千。于是，耿弇、寇恂、景丹率上谷兵与吴汉所率渔阳兵会师南下，沿途击斩王郎的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人，攻取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间所属二十二县，终于在广阿追上了刘秀。这时，刘秀正在进攻王郎，见二郡兵马前来非常高兴，封耿况为大将军、归义侯，耿弇、吴汉等人皆为偏将军。此后，耿弇等人随刘秀攻克邯郸。 刘玄见刘秀声威日盛，对他产生疑忌，于是遣使者立其为萧王，令他罢兵率领部下将士回长安，又派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企图瓦解刘秀在河北的势力。当时刘秀居住于邯郸宫温明殿，耿弇前至床前道：“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在京畿之内擅作威福，王公贵戚们在京都纵横暴虐。天子之命，出不了城门，下面的州牧郡守，动不动就被迁徙更换，百姓不知所从，士民莫敢自安。掳掠财物，劫掠妇女，怀有金玉的大富显贵，没有能生还的。平民百姓捶胸顿足，反而更加思念王莽。又有铜马、赤眉等起义军，拥众数十百万，更始不能剿灭。更始的失败为期不远。您首举义旗于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平定河北，据有天府之地。以大义讨伐，发出号令，群起响应，天下只要传檄就可平定。天下是最为重要的，不可让外姓人得到。听说有使者从西方来，要你罢兵，千万别听。今官吏士卒死亡的多，我愿回幽州去，增发精兵，以成大计。” 刘秀听了十分高兴，拜耿弇为大将军，令他与吴汉北上征伐幽州十郡兵马。耿弇到上谷，斩杀韦顺、蔡充，吴汉也杀掉苗曾。不久，耿弇率幽州兵南下，随刘秀转战河北，击破铜马、高湖、青犊、赤眉、尤来、五幡、大枪等各路农民军，耿弇经常率精骑为前锋，屡立战功。刘秀回蓟之后，耿弇与吴汉、景丹、盖延、朱佑、邳彤、耿纯、刘植、岑彭、祭遵、王霸、陈俊、坚镡、马武十三将军继续追击农民军残部，在潞东、平谷，连续重创敌军，斩首一万三千余级，最后一直追到右北平郡的无终县（今天津蓟县）、土垠县（今河北丰润县）、俊靡（今河北遵化市），将农民军残部消灭得干干净净。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称帝。耿弇拜建威大将军，与景丹、陈俊攻破厌新贼。 建武二年（公元26年），耿弇封好畤侯，食邑两县。但此时，刘秀创业艰难期的两个救命稻草之一——渔阳郡彭宠（另一个救命稻草是上谷郡耿况），因为难以忍受朱浮的恶意诋毁，最终造反了。彭宠与耿况颇有交情，而且耿况和自己一样，都是对早年穷途末路的刘秀有着挽救之功，所以，彭宠屡屡派使者到耿况那里进行劝说：他和耿况都让刘秀感到大恩难报，功高震主的人都难以善终，希望耿况跟他一起造反。而耿况不接受彭宠一起造反的建议，还多次斩杀彭宠的使者。 建武三年（公元27年），延岑自汉中出武关，侵扰南阳各县，攻破数城。耿弇率军与延岑大战于穰县，大败敌军，斩首三千余级、俘获五千余人，缴获印绶三百。延岑率数骑逃奔东阳，与秦丰合兵一处。[10]此时，彭宠攻陷蓟城，自称燕王，涿郡太守张丰起兵响应。耿弇击败延岑后，随刘秀至舂陵，请求“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刘秀甚为嘉许。 建武四年（公元28年），刘秀命耿弇进攻渔阳。耿弇因父亲耿况曾与彭宠有交情，又没有家属留在洛阳，恐怕引起疑心，耿弇上书请求回还洛阳。刘秀下诏要他放心，并命他与王常一起屯兵涿郡。耿况听说此事之后，知道儿子的难处，立即派耿弇之弟耿国从上谷出发，赶到洛阳去侍奉刘秀——实际上是去做人质。耿况的举动，让耿弇和刘秀都安了心。刘秀十分高兴，进封耿况为隃糜侯，命耿弇与建义大将军朱佑、汉忠将军王常等进攻望都、故安等地十余营垒，都攻破了。彭宠穷途末路，最终被杀。 建武五年（公元29年），耿弇跟随大司马吴汉攻打平原地区的富平、获索两支农民军，大破之，收降者四万余人。刘秀遂命吴汉率军南下攻打徐州，命耿弇东进讨伐齐地的张步。 耿弇收集起四万降兵，使他们结成部曲，给他们设置官吏，率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率兵东进，从朝阳桥渡河。张步得知，派大将军费邑屯军历下，又分兵屯祝阿，又在太山钟城列数十座军营待耿弇来攻。耿弇渡过黄河后先攻取祝阿，围城时故意留一角，使祝阿人逃奔钟城。钟城兵民闻祝阿失守，纷纷逃奔，于是汉军不战而取得了钟城要塞。费邑又派其弟费敢把守要隘巨里（今山东济南市东北）。耿弇令军中修理工具，扬言三日后攻巨里，引诱费邑前来救援。费邑果然统率三万精兵前来进攻耿弇，耿弇留三千人围巨里，自率精兵埋伏山坡两侧，当费邑兵到，居高临下冲溃敌军，斩杀费邑，把费邑的首级向巨里城守兵展示，城中守兵惊惧，费敢率众逃归张步。然后，耿弇纵兵扫荡未降的残兵四十余营，一举平定了济南郡。 当时张步定都于剧县（今山东昌乐县西），耿弇攻克济南郡后，进逼剧城。张步派其弟张蓝率领精兵二万驻守临淄西北的西安，各郡太守所部万余人驻守临淄，相距四十余里。耿弇进军画中（地名），处在二城之间。耿弇见西安城小而坚固，张蓝部下多是精兵，易守难攻，临淄城虽大而易攻，便准备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扬言五日后将攻西安。张蓝闻知后，日夜警戒严守。到了后四日夜半，耿弇却命诸将半夜出发，至天明赶到临淄城下。护军荀梁等认为应速攻西安。耿弇道：“西安听说我们要攻它，日夜作了准备；临淄出其不意而到，必定惊扰，我攻它一天就能拿下。攻下临淄西安就孤立了，张蓝与张步隔绝，必定再逃亡而去，这就是击一而得二的良计。若先攻西安，一时不能破城，屯兵在坚城之下，死伤必多，即使能攻下，张蓝引军还奔临淄，合并兵力，坐观虚实，我深入敌地，后面粮草供应不上，十日之间，不战而困了。诸君的意见，不见得合适。”于是进攻临淄，半天便破城，进据城内。张蓝听到后率部逃归剧县。 耿弇命令军中不得妄自侵掠剧县，必须等到张步到了才进攻剧县，耿弇希望以此举能激怒张步，诱使张步来攻。张步听到耿弇的军令后，大笑说：“以尤来、大彤十多万众，我都就其营而打败他。今天耿弇兵比他们少，又都疲劳，有什么可怕呢！” 于是与三弟张蓝、张弘、张寿及大彤大帅重异等率兵到临淄大城东，欲攻打耿弇。耿弇先出淄水，与重异相遇，故意示弱以盛其气焰，回兵小城，陈兵城内。张步气盛，直攻耿弇营地，与刘歆等大战。耿弇登上王宫的坏台观看，又自率精兵从侧面突击张步兵阵，大破张步。战中，飞矢射中耿弇股部，耿弇用佩刀斩断箭矢，左右都不知道耿弇中了箭矢。次日早晨，耿弇又领兵出战。当时刘秀在鲁，得知耿弇被张步所攻，正亲自赶来援助耿弇。陈俊对耿弇说：“剧贼兵强盛，可暂时闭营休养士卒，以等待皇帝到来。” 耿弇说：“天子将到，臣子应杀牛洒酒以等待百官的到来，反而还要以贼虏来麻烦君上吗？”于是出兵大战，自清晨至黄昏，再次大破张步军，杀伤无数。耿弇知道张步兵困将退，预先设置左右两翼伏兵以待。到深夜，张步果然引兵退去，两翼伏兵奋起纵击，追到钜昧水，八九十里死尸相连，收得辎重两千多辆。张步逃回剧县，兄弟各自分兵散去。 几日后，刘秀亲自到临淄劳军。群臣大会，刘秀盛赞耿弇有志者事竟成，并认为，耿弇进军齐鲁的功劳堪比韩信进军齐鲁的功劳，但是耿弇独自率领四万偏师就击溃了劲敌，所以，耿弇进军齐鲁的难度超过了韩信进军齐鲁的难度。 不久，耿弇再次追击张步。张步逃到平寿，脱去上衣身负斧锧请罪于军门。耿弇送张步到行在，而勒兵进据其城，收降张步的兵众十余万，辎重七千余两，全部遣散他们回乡。后来。耿弇再引兵至城阳，收降五校余党，平定齐地，凯旋回京。 建武六年（公元30年），耿弇西拒隗嚣，刘秀命耿弇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耿弇屯兵于漆县。 建武八年（公元32年），耿弇又随刘秀进攻陇右，耿弇与虎牙大将军盖延围上邽。 建武九年（公元33年），耿弇与中郎将来歙分兵平定安定、北地诸营堡。 建武十年（公元34年），耿弇与来歙、盖延等攻破罗门，隗纯投降。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刘秀命增加耿弇的食邑。不久，耿弇上缴大将军印绶，以列侯身份列席朝会。刘秀每遇四方有不同意见，经常召见耿弇顾问筹策。 永平元年（公元58年），耿弇病逝，年五十六岁，谥曰愍侯。 刘秀派耿弇率领刚刚降伏的4万军队去攻打拥有20万大军的军阀张步。在当时，张步的军队实力相当雄厚、兵多将广，非常难对付。在两军交战的时候，耿弇的右腿被敌箭射伤，血流如注，非常的疼。但耿弇仍率领军队攻打张步，终于把张步打得落败而逃。刘秀知道后，高兴地对耿弇说：“你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 后来，大家用“有志者事竟成”形容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只要能够抱着百折不挠、坚定的意志去做，一定能成功，获得最后的胜利！ 在东征的一系列战役中，耿弇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在各个战役中，他采用了心理战、攻坚战、围城打援、声东击西、避强击弱等一系列战术，而且运用巧妙，每战必胜。耿弇是一个难得的勇将，在自身中箭负伤的情况下，镇定自若，继续激励部下战斗，充分显示出将帅的风度。 历代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将耿弇独列一传，并评价道： 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 论曰：淮阴廷论项王，审料成埶，则知高祖之庙胜矣。耿弇决策河北，定计南阳，亦见光武之业成矣。然弇自克拔全齐，而无复尺寸功。夫岂不怀？将时之度数，不足以相容乎？三世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隆也！ 赞曰：好畤经武，能画能兵。往收燕卒，来集汉营。请闲赵殿，酾酒齐城。 刘秀：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劲敌，其功乃难于信也。 云台二八将——寇恂 寇恂（？～36年），字子翼，上谷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人。东汉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排名第五位。 寇恂出身上谷寇氏，起家本郡功曹，新朝败亡后，劝说上谷太守耿况归附刘秀，拜偏将军，迁河内太守，负责转运军需，联合冯异打败苏茂。建武二年（26年），坐事免职，平定贾期之乱，拜颍川太守，册封雍奴侯，转汝南太守，兴修学校，教授生徒。建武七年（31年），迁执金吾。跟随光武帝征讨陇西，逼降隗嚣余党高峻。 建武十二年（36年），寇恂去世，谥号为威。 新朝末年，寇恂任上谷郡功曹，深受太守耿况的器重。23年（更始元年），刘玄建立更始政权，派遣使者招降河北各郡国，允许“先降者复爵位”。使者到上谷，寇恂随从耿况前往迎接，并缴上太守印信。使者接受印绶后，却没有归还的意思。寇恂便率兵入见使者，请求归还印信。使者道：“你想胁迫我吗？”寇恂道：“不是我威胁你，是你考虑问题不周啊。现在国家尚没建立信誉，您这么做怎能取信于天下？”使者没有回应。寇恂大怒，以使者的名义传召耿况。耿况来后，寇恂将印绶交给耿况。使者无奈，只得恢复耿况职务。 24年（更始二年），王郎派使者到上谷，让耿况发兵援助。寇恂认为刘秀“尊贤下士，士多归之”，与同僚闵贡劝说耿况拒绝王郎，归顺刘秀。耿况畏惧王郎势大难拒，寇恂便建议联合渔阳太守彭宠共抗王郎。耿况接受寇恂的建议，派他前去渔阳。在约好彭宠后，寇恂返回上谷，途中行经昌平，袭杀王郎使者，夺其部众，然后与耿况之子耿弇率军南下，在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追上了刘秀。刘秀拜寇恂为偏将军，号称承义侯。此后，寇恂跟随刘秀进攻河北农民军，并多次同邓禹商议军国大事。邓禹认为寇恂奇才，与其相交甚厚。 刘秀平定河北后乘胜南下，又攻取了河内郡。此时，更始政权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等率领大军镇守洛阳。同时并州地区也驻有更始政权军队，与洛阳形成南北包围河内之势。刘秀认为河内形势严峻且须固守，但很难选择一位足以胜任这一任务的人，为此征求邓禹的意见。邓禹说：“昔日高祖让萧何守关中，从此没有西顾之忧，所以得以专心于山东，终于成就大业。今河内傍临黄河，十分坚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治理百姓驾御民众的才能，非他不能担此重任。”于是，刘秀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并对他说：“河内富裕，我将因此而兴起。昔日高祖留萧何镇守关中，我现在也把河内委托给你，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领鼓励士卒，防守遏制其他兵马，不让他们北渡就可以了。”得到任命后，寇恂下令所属各县讲武习射，砍伐竹条，造箭百余万支，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以供军资。 25年（建武元年），朱鲔听说刘秀北上平定河北，河内兵力薄弱，便派遣讨难将军苏茂、副将贾强率三万余人渡河进攻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寇恂闻讯后，立即前往救援，并命各属县发兵，到温县会师。军吏都劝他调集众军之后再出兵，寇恂说道：“温县，是河内郡的藩蔽。温县失守，河内郡就守不住了。”于是驰援温县。 次日早晨，两军交战，恰巧偏将军冯异率部与各县援军赶到。寇恂见援军军势浩大，于是让士卒大声鼓噪，大呼：“刘公兵到！”苏茂军听闻，阵型松动。寇恂率军冲击，大破苏茂，并乘胜追击。苏茂败军一直逃到洛阳，贾强战死，数千士兵投河而死，一万余人被俘，寇恂与冯异过黄河而还。从此，洛阳震恐，紧闭城门。捷报传到河北，刘秀大喜道：“我就知道寇子翼是可以胜任！”诸将纷纷庆贺，并乘势劝刘秀称帝。同年六月，刘秀在鄗邑即皇帝位。 当时汉军军粮急缺，寇恂亲自督促粮运，畜力不足，又组织人力挽车，奔赴各地，前后络绎不绝，从而保证了军粮供应，甚至文武百官月支的禄米也由他运粮接济。刘秀多次赐书慰劳嘉奖，功名威望日益提高，儒生董崇警告寇恂道：“皇帝刚刚即位，四方尚未平定，而君侯在这个时候占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敌军，功名显赫，这正是奸谗之徒侧目窥视产生怨祸的时候。以前萧何镇守关中，采纳鲍生的建议而高祖大喜。如今你率领的，都是刘氏宗族昆弟，也要要以前人为鉴戒！” ”寇恂深以为然，当即称病不理政事，并请求引退，结果被刘秀拒绝。寇恂又请求调任军职，仍然被拒绝，只得派侄子寇张、外甥谷崇从军充当先锋。刘秀对此非常高兴，擢升二人为偏将军。 26年（建武二年），寇恂因擅自处罚尚书人被免职。不久，颍川人严终、赵敦与密县人贾期聚众起义。刘秀起用寇恂为颍川太守，让他与破奸将军侯进率兵前往镇压。寇恂斩杀贾期，平定颍川郡，因功封雍奴侯，食邑万户。 27年（建武三年），刘秀遣使者拜寇恂为汝南太守，又命骠骑将军杜茂率兵助寇恂讨伐盗贼。寇恂向来好学，于是修建乡校，教学生徒弟，聘请能讲授《左氏春秋》的人，他自己也亲自听老师讲学。 31年（建武七年），寇恂接替朱浮担任执事吾。32年（建武八年），寇恂随刘秀征讨隗嚣。此时，颍川盗贼群起，刘秀引军退还，对寇恂说：“颍川迫近京师，应早日平定。想起来只有你能平定群贼。”寇恂回答说：“颍川剽悍轻捷，听说陛下远征陇、蜀，所以狂悖狡猾之徒乘机作乱罢了。如果听说陛下南向，盗贼们必定惶惧归降。我愿率精锐以为前驱。” 寇恂随刘秀南还颍川，盗贼全部归降，刘秀却没有任命他为郡守。百姓纷纷要求寇恂留下，刘秀于是把寇恂留在长社，镇抚官吏人民，接受其余的归降者。 隗嚣部将高峻拥兵万人，占据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刘秀派遣待诏马援前去招降，由此打开了河西通道。中郎将来歙承制拜高峻为通路将军，封关内侯，隶属大司马吴汉，共围隗嚣于冀县（今甘肃甘谷）。汉军退兵后，高峻逃回敌营，再助隗嚣拒守陇山。隗嚣死后，高峻占据高平县，坚守城池。建威大将军耿弇率太中大夫窦士、武威太守梁统等围困高平，一年也未能攻下。 34年（建武十年），刘秀入关，准备亲自征讨高峻。寇恂当时跟随在刘秀身边，劝谏说：“长安处在洛阳高平之间，应接方便，安定、陇西必定感到震动畏惧，这是从容坐镇于一处可以制服四方啊。现在兵马疲倦，刚刚从险阻中走出来，这不是陛下安国之良策，前年颍川发生的叛乱，可为至戒。”刘秀没有听从，并进军汧县，还是攻不下高平。刘秀欲派遣使者去说降高峻，就对寇恂说：“你以前制止我这次行动，现在为我走一趟。如高峻不立即投降，我将率耿弇等五营发起攻击。” 寇恂带着玺书来到第一城，高峻派遣军师皇甫文前来谒见。皇甫文礼貌不周，出言不逊。寇恂大怒，欲斩皇甫文。诸将劝谏说：“高峻精兵万人，连年难以攻下。现在要他投降反而杀其来使，只怕是不行吧？”寇恂不答应，就杀了皇甫文，让其副使回去告诉高峻说：“军师无礼，已被杀了。要投降，请赶快；不想投降，就固守好了。” 高峻惶恐，即日开城门投降。诸将都来庆贺，并问高峻投降的原因。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高峻的计谋都取之于他。现在他辞礼不屈，说明他根本不打算投降。杀掉皇甫文，高峻就吓破了胆，所以来投降了。”诸将都表示叹服，于是逮捕高峻回到洛阳。 36年（建武十二年），寇恂病故，谥号威侯。 光武帝南征，寇恂跟随，直至颍川。盗贼见寇恂到来，全部投降，根本不用任寇恂为太守。光武帝所经之处，百姓们纷纷遮道请求，说：“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光武帝只好命寇恂暂驻长社县，镇抚吏民，收纳余降。 寇恂治理颍川有政绩，离任后随帝再至至颍川，百姓请求再借寇恂留任一年。后就用“借寇恂、借寇”表示挽留地方官，含有对政绩的称美之意 寇恂在东汉时期，相当于类似萧何的“相国”地位，是位颇有领导才能的名吏，善于治理政务，很受刘秀的器重。在他任颖川太守时，为严明军纪，曾将大将贾复手下的一个部将处死。而屡立军功的贾复，知道以后，极为震怒，认为寇恂故意与他为难，愤怒表示：要与寇恂势不两立。 为了避免冲突，寇恂决定不与贾复见面。并且对贾复的部下，格外优待。处处忍让服低，不使矛盾激化。为了求得和解，煞费苦心。这时，刘秀忙于重建汉室，统一中国，正需要这两位将相共同协力，成就帝业。为此，他亲自出面，设宴调解。对贾复晓以大义，要他以大局为重。说：“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贾复经过刘秀的劝说，终于回心转意，不再耿耿于怀。最后，两人握手言和，同心同德，共扶汉室。 《后汉书》将寇恂与邓禹同列一传，并评价道： 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 论曰：传称“喜怒以类者鲜矣”。夫喜而不避，怒而思难者，岂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于寇公而见之矣。 赞曰：子翼守温，萧公是埒，系兵转食，以集鸿烈。诛文屈贾。有刚有折。 历代评价 邓禹：“寇恂文武备足，有牧民御众之才。河内富实，南迫雒阳，非寇恂莫可使也。” 曹操：“昔寇恂立名于汝、颍，耿弇建策于青、兖，古今一也。” 应詹：“昔高祖使萧何镇关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钟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荡，区内辑宁。” 萧衍：“昔萧何镇关中，汉祖得成山东之业；寇恂守河内，光武建河北之基。” 朱敬则：“萧何之镇静关中，寇恂之安辑河内，葛亮相蜀，张昭辅吴，茂宏之经理琅琊，景略之弼谐永固，刘穆之众务必举，杨遵彦百度惟贞，苏绰共济艰难，高颎同经草昧，虽功有大小，运或长短，咸推股肱之林。悉为忠烈之士。” 《十七史百将传》：“孙子曰：‘三军可夺气。’恂扬言刘公兵至而敌陈动。又曰：‘军无粮食则亡。’恂转输不绝以继军食。又曰：‘上兵伐谋。’恂斩使降城是也。” 徐钧：“王郎百万肆凭陵，谁集渔阳上谷兵。一剪妖氛河北定，中兴从此创基成。” 陈元靓：“二十八将，上应列星。乃眷予翼，寔推其精。避贾复怨，怒文即刑。令闻不泯，没而有灵。” 归有光：“光武承王莽之乱，奋迹南阳，恢复旧物，则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马援、冯异、岑彭、来歙之徒宣其力。” 王夫之：“来歙也、祭遵也、寇恂也、吴汉也，皆出可为能吏、入可为大臣者也。” 李景星：“光武之有邓禹，犹高帝之有张良也；其有寇恂，犹高帝之有萧何也。大业之成，于二人深有赖焉。”，“寇恂之功，在于镇守。其择主之识，不在邓禹之下。” 蔡东藩：“陇右未平，颍川又乱，处兴亡绝续之交，其欲制治也难矣。幸有寇恂扈驾南征，节钺一临，盗贼四伏，非素得民心者，其能若是乎？父老遮道，乞借寇君，莫谓小民果蚩蚩也。厥后西赴高平，斩皇甫文于城下，成算在胸，卒收劲敌，不战屈人，寇君有焉。他若耿弇七军，轻进致败，吴汉诸将，劳师无功，谋之不臧，乌能制胜？视寇君有愧色矣。” 白寿彝：“寇恂足智多谋，临事果决，既长于吏治，又善于用兵，可谓才兼文武，在保证军粮供给中更是成绩斐然。” 公元60年（永平三年），汉明帝命人绘二十八功臣像，挂于南宫云台，其中寇恂名列第五。 公元782年（唐建中三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执金吾雍奴侯寇恂”。 公元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寇恂。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寇恂亦位列其中 云台二八将——岑彭 云台二八将——岑彭（?-35年），字君然，南阳郡棘阳县（今新野县东北张楼村一带）人。东汉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排名第六位。 新朝末年，署理棘阳县长。更始元年（23年），镇守宛城，兵败投降于刘演，册封归德侯。刘演遇害后，隶属大司马朱鲔、河内太守韩歆。更始二年（24年），归顺刘秀，授刺史（应该是刺奸）大将军，攻取邺城，诛杀尚书令谢躬。光武帝即位后，授廷尉，说降洛阳主将朱鲔，迁征南大将军，平定邓奉之乱，击败秦丰、田戎，传檄江南，平定荆州册封舞阴侯。建武八年（32年），参加陇西之战，攻打隗嚣的天水郡。 建武十一年（35年），率军攻打蜀地，一路势如破竹，守益州牧。同年十月，为公孙述的刺客所暗杀，谥号为壮。 新朝末年，岑彭入仕，署理棘阳县（今河南省新野县）长。新朝地皇三年（22年），刘演起兵，攻克棘阳，岑彭带着家属投奔前队大夫（即南阳太守）甄阜。甄阜恼恨岑彭不能固守城池，将其母亲和妻子扣押，岑彭只得带着手下宾客与汉军交战。 更始元年（23年）正月，甄阜兵败被杀。岑彭逃到宛城，与前队贰（官名）严说一同坚守城池。刘演围城数月，城中粮食用尽，甚至出现人食人之事。五月，岑彭只好献城投降。诸将都要求杀死岑彭，被刘演阻拦。刘演爱惜岑彭有将才，而且为人忠义，名声也不错，于是劝刘玄赦免岑彭，说道：“岑彭是宛城的守将，尽心守城是他的职责，如今我们作大事业，应该表彰这样忠义的人。不如将岑彭封官，以表彰后来的人。”刘玄于是封岑彭为归德侯，使他隶属于刘演麾下。 起义军内部的争权夺势，使得刘演被杀害。救命恩人的死，使得岑彭感到很痛心。他后来对刘秀说：刘演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可还没来得及报答，就遇害了，此事“永恨于心”。 在刘演遇害后，岑彭被分配到了大司马朱鲔的麾下，担任校尉。不久，岑彭随朱鲔平定淮阳郡，被推荐为淮阳都尉。后来，又攻破反叛的淮阳守将徭伟，因功升任颍川太守。恰逢刘茂攻占颍川郡，岑彭无法就任，只好带领部属投奔河内太守韩。 更始二年（24年），刘秀巡行至河内郡。韩歆不听岑彭劝阻打算守城抵拒，后见形势危迫，只得投降。刘秀得知韩歆曾想抵抗，欲将其斩杀，又召见岑彭。岑彭分析当前局势：“现在，赤眉入关，更始危殆，权臣放纵，矫称诏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竞逐，百姓无所归命。我听闻大王您平河北，开王业，这真是皇天保佑汉室，是士人的福气。当年，我岑彭有幸承蒙大司徒刘演对我的知遇赏识，才得以活命。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他，他就遭祸遇害了。对此，我岑彭永远遗恨于心。今日，我再次遇到大司徒刘演的亲人，我自当愿意出马归顺，誓死效命。”刘秀大喜，跟他深相接纳。岑彭借机进言，说韩歆是南阳地区的正直君子，可以收为己用。刘秀于是赦免韩歆。 岑彭归顺后，前往淇园劝降大将军吕植。刘秀任命岑彭为刺奸大将军，让他协助吴汉除掉尚书令谢躬，并督察各营。此后，刘秀符节授予岑彭，让他随军平定河北。 东汉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刘秀称帝，岑彭被封为廷尉，行大将军事。七月，岑彭与吴汉、王梁等十一员将领围攻洛阳。在朱鲔的坚守下，汉军数月不能破城。 同年九月，刘秀命岑彭劝降朱鲔。岑彭劝说道：“我以前受你的恩惠，常想报答。如今更始帝败亡，百姓归心皇帝（指刘秀），您坚守城池又有什么意义呢？”朱鲔则答道：“我曾参与杀害大司徒（刘演），又劝说更始帝不要派出萧王（刘秀），自知有罪，不敢归降”。刘秀得知后，表示不会加害朱鲔，并对黄河发誓。岑彭将刘秀的话传到后，朱鲔从城上垂下绳索，要岑彭爬上来。岑彭毫不犹豫，朱鲔见他诚信，应允投降。五日后，朱鲔将自己反绑起来，和岑彭一起去见刘秀。刘秀解其束缚，好言抚慰，并让岑彭把他连夜送回洛阳。次日，朱鲔率众出降，授平狄将军、扶沟县侯。 建武二年（26年），岑彭进军荆州，攻克犨县、叶县等十余城。此时，南方局势混乱。秦丰、董欣、许邯各自起事，更始诸将各自拥兵占据南阳诸城。刘秀派吴汉前往征伐，结果吴汉治军不严，部下多有侵扰掠夺之举，逼反了破虏将军邓奉。邓奉击破吴汉，占据淯阳县，并联合秦丰等势力。同年秋，岑彭逼降许邯，升任征南大将军，又与贾复、耿弇等人讨伐邓奉，结果数月不能破敌。 建武三年（27年）四月，刘秀亲征邓奉，在叶县（地名）遭到董欣部将的截杀。岑彭前来相救，保护刘秀到达堵阳。邓奉逃往淯阳，董欣投降。岑彭于是随刘秀追击邓奉，一直追到小长安（南阳南），邓奉兵败请降。刘秀本打算赦免邓奉，后在岑彭与耿弇的劝说下，将其斩杀。 五月，刘秀回师，岑彭与傅俊、臧宫等人南击秦丰，攻克黄邮。秦丰和在邓州坚守，岑彭数月无法破城。经过刘秀责备后，岑彭连夜集合兵马，扬言要“明日西击山都”，却暗中渡过沔水，在阿头山大破秦丰部将张扬。然后，直奔秦丰的大本营黎丘，击败留守部队。秦丰急忙回师救护，岑彭与诸将依山扎营。秦丰和蔡宏趁夜来袭，被早有准备的岑彭出兵迎击，最终秦丰败走，蔡宏被杀。战后，岑彭因功被改封为舞阴侯。 建武四年（28年）二月，占据夷陵的田戎留部下辛臣驻守夷陵，自己则到黎丘准备归降岑彭。不料辛臣却盗走田戎的珍宝，抄近路抢先依附了岑彭，并且写信招田戎来归降。田戎怀疑辛臣出卖自己，不敢投降，于是和秦丰合兵抵抗。岑彭出兵攻打田戎，田戎兵败逃回夷陵。十二月，刘秀到黎丘犒赏军士，封赏岑彭部下有功者一百余人。岑彭攻打秦丰三年，斩首敌军九万余级，最后秦丰只剩千人，而且城中粮食已尽。刘秀认为秦丰实力大减，命朱佑代替岑彭围城，令岑彭与傅俊向南攻打田戎。 建武五年（29年）二月，岑彭攻占夷陵，一直追击田戎到秭归，俘虏田戎家眷、士兵。不久，岑彭命威虏将军冯骏驻军江州，都尉田鸿驻军夷陵，领军李玄驻军夷道，自己则率兵还驻津乡，据守荆州冲要之地。 十二月，岑彭写信给旧友交趾州牧邓让，陈说刘秀的威德，劝其归降。同时，岑彭派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颁行诏命。不久，邓让和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继派遣使者，贡献方物礼品。 建武六年（30年），刘秀召岑彭入京，几次接见欢宴，厚加赏赐。不久，岑彭南还津乡，路过家乡南阳棘阳时，还奉诏祭祀祖坟。此外，刘秀还令大长秋在初一和十五探望岑彭的母亲，以示关怀。 建武八年（32年），刘秀亲征陇右军阀隗嚣。岑彭率部攻破天水郡，并与吴汉将隗嚣围困在西城。此时，公孙述部将李育来救隗嚣，被盖延、耿弇包围在上邽。不久，刘秀回还洛阳，临行前写信给岑彭说：“两城（指西城、上邽）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岑彭决定水淹西城，不料失败。十一月，隗嚣部将行巡、周宗率领蜀地救兵前来救援，隗嚣得以逃出冀县。此时，汉军粮食用尽，岑彭等人只好烧毁辎重，撤军而回，盖延、耿弇也相继退兵。岑彭亲自断后，这才保证众将安全撤离。战后，岑彭回驻津乡。 建武九年（33年），公孙述派任满、田戎、程泛乘船下江关（今四川奉节县东），击败冯骏、田鸿、李玄，攻克夷道（今湖北宜都）、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占据荆门、虎牙二山。他们在江面上架起浮桥、斗楼，并在水下立起攒柱，断绝水道，而大军则在山上安营，抵拒汉军。岑彭几次进攻，都失利而回，便建造直进楼船、冒突（船名）、露桡（船名）数千艘，做大进攻的准备。 建武十一年（35年），岑彭与吴汉、臧宫等将领调集南阳、武陵、南郡的兵士和桂阳、零陵、长沙的棹卒（水手）六万人，会集荆门。吴汉认为棹卒多费粮草，提议将他们解散。岑彭则认为蜀军势大，棹卒不可解散，并上奏皇帝，说明情况。光武帝对岑彭说：“大司马（吴汉）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 于是，岑彭在军中招募抢攻敌人浮桥的勇士，许以重赏。偏将军鲁奇应募，率勇士驾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结果战船被江中攒柱阻住，难以前行。鲁奇一面率军士死战，一面用火把焚烧攒柱，将桥楼烧毁。岑彭尽起全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军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汉军斩杀任满，生擒程泛，而田戎则逃回江州。 岑彭保奏刘隆为南郡太守，自己则率领臧宫、刘歆进占江关，并严肃军纪，号令军中吏士，不得虏掠百姓。所到之处，百姓都奉献牛酒，犒劳部队。岑彭接见当地长者，对他们说：“大汉哀愍巴蜀久见虏役，故兴师远伐，以讨有罪，为人除害。”并坚决不肯接受牛、酒等物。百姓大为喜悦，争着开门归降。刘秀遂任命岑彭守益州牧，而每攻克一个郡，岑彭都先兼摄太守职务。 岑彭进军江州，见田戎粮草众多，短期内难以攻克，便留冯骏驻防，自己则率兵攻破平曲，收取粮草数十万石。公孙述派遣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拒守广汉、资中，又派侯丹拒守黄石。岑彭多设疑兵，虚张声势，命杨翕和臧宫抵拒延岑等人，自己则分兵由水路回江州，溯都江（今四川省中部之岷江）而上，袭破侯丹。随后，岑彭急行千余里，一鼓攻克武阳（今四川省彭山县），并派精锐骑兵驰攻广都（今成都双流区、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以及眉山市仁寿县北部等地区），一直攻到离成都几十里的地方，其势如疾风骤雨，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敌众溃散。开始，公孙述听说汉军在平曲出现，便派大军前往迎击。等到岑彭到达武阳，绕出延岑部的后方，蜀地震惊。公孙述更是大惊失色，以杖顿地道：“是何神也！” 此时，岑彭驻扎在彭亡（今四川省彭山县东北十里江口镇）。岑彭听到这个地名，心中不悦，本想移营，结果因天黑未果。公孙述派一刺客，谎称是逃亡之人，前来投降，乘夜间刺杀岑彭。 岑彭攻破荆门，邛谷王任贵听闻岑彭的威信，行进数千里，遣使迎降。使者到达时，岑彭已经遇害。光武帝刘秀便把任贵的贡品赐给了岑彭的家属，并赐岑彭谥号为壮。蜀地百姓在武阳县为岑彭立庙，四时祭祀。 永平三年（60年），汉明帝命人绘制开国二十八功臣像，悬挂于洛阳南宫云台，其中就有“征南大将军舞阴侯岑彭。 人物评价 《后汉书》：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唯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焉。若冯、贾之不伐，岑公之义信，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故能克成远业，终全其庆也。昔高帝（刘邦）忌柏人之名，违之以全福；征南（岑彭）恶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岂几虑自有明惑，将期数使之然乎？赞曰：胶东（贾复）盐吏，征南（岑彭）宛贼。奇锋震敌，远图谋国。 《十七史百将传》：“孙子曰：近而示之远。岑彭申令西击，而潜兵渡沔。又曰：‘神乎神乎，至于无声。岑彭军忽至而蜀地，震骇是也。” 罗大经：岑彭殒而公孙述亡，诸葛亮死而司马仲达走。虽成功有命，皆莫究于生前；而遗烈在人，可徐观于身。 徐钧：雨骤风驰善用兵，公孙（冯异）击地欢如神。如何壁垒疏防夜，已悟彭亡竟殒身。 归有光：光武承王莽之乱，奋迹南阳，恢复旧物，则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马援、冯异、岑彭、来歙之徒宣其力。 李景星：冯异、岑彭、贾复三人，俱以战功着称，虽有专方面与不专方面之异，而其功之卓越则同。岑彭说降朱鲔，勋着中州；力破秦丰，威震南土。 东汉初年，有两个反对光武帝的地方势力，一个是割据巴蜀的公孙述，一个是称霸陇西（今甘肃东部）的隗嚣。公元32年，岑彭随光武帝亲征陇西隗嚣，将隗嚣围困在西域，把公孙述的援兵也包围了起来。光武帝见一时攻破不了城池，就留了一封诏书给岑彭，自己先回京城去了。岑彭接到诏书一看，上面写着：“如果攻占了陇地两城，便可率军攻打蜀地的公孙述。人总是不知足的，我也一样，已经得到陇地，又希望得到蜀地。” 云台二八将——冯异 冯异（？－公元34年），字公孙，汉族，颍川父城（今河南省宝丰县东）人，东汉开国名将、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七位。 冯异原为新朝颍川郡掾，后归顺刘秀，随之征战，大破赤眉、平定关中。协助刘秀建立东汉。 刘秀称帝后，冯异被封为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建武十年（34年）病逝于在军中，谥曰节侯。 新朝末年，冯异曾任颍川郡郡掾。22年（地皇三年），刘演起兵。冯异奉命监护五县，与父城县长苗萌据城抵抗汉军。23年（更始元年），刘玄建立更始政权。刘秀率军由南阳攻取颍川，进攻父城，未能攻克，便屯兵于父所属城巾车乡。冯异外出巡视属县，被汉军捕获。此时，他的堂兄冯孝及同郡人丁綝、吕晏当时都在刘秀军中，共同保荐冯异，刘秀当即召见。冯异表示：“老母现在城中。如能释放我回城，愿将所监五城献上以报您的恩德。”得到刘秀赞赏。冯异回到父城后，劝苗萌一同投顺刘秀，苗萌表示同意。 不久，刘演遇害，刘秀回还宛城，而冯异始终坚守父城，拒不投降更始政权，先后击败了更始诸将的十余次围攻。后来，刘秀任司隶校尉，经过父城。冯异立即开门奉献牛酒迎接，被任命为主簿。冯异又推荐许多同乡，如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这些人被任命为掾史，随从刘秀到达洛阳。 刘玄屡次欲派遣刘秀经营河北，部下诸将皆以为不可。当时左丞相曹竟之子曹诩任尚书之职，颇有权势，冯异劝刘秀与之交好。后来刘玄决定派遣刘秀前往河北，曹诩的帮助起了不小的作用。 刘演遇害后，刘秀虽当众毫无悲伤之色，但在独居时常哭泣。冯异前去宽慰，并趁机进言，劝刘秀趁机收揽人心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刘秀采纳了他的意见，到邯郸后，派他同铫期巡行各县，审理释放囚徒，抚养鳏寡。冯异还暗中调查各郡太守对于刘秀是否同心。 24年（更始二年），王郎在邯郸起事。刘秀率部众自蓟城（今北京市）疾驰南下，到达饶阳治下无萋亭时已经深夜。正值天气严寒，大家都感到饥饿疲劳，冯异急忙煮好豆粥供应。次日，刘秀对诸将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等到了南宫县，又遇到大风雨，刘秀率领随从到道旁空舍中避雨，冯异又亲自煮麦饭为之充饥。刘秀入据信都后，命冯异至河间一带招收兵马，并授偏将军。此后，冯异随刘秀击破王郎、大败铁筋农民军，平定河北，因功被封为应侯。 刘秀平河北后，刘玄派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与河南太守武勃率三十万大军镇守洛阳。刘秀为巩固在河北的统治，自率大军回师扫荡农民军。同时，又命寇恂为河内太守，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河内、魏郡二郡驻军，共同抗御朱鲔、李轶。 冯异探知朱鲔、李轶不和，为了分化瓦解，致书李轶晓以祸福，指出刘玄政权已危在旦夕，而刘秀势力则蒸蒸日上，劝其“觉悟成败，亟定大计”。李轶曾与刘演、刘秀兄弟同谋起兵，情谊深厚，后来依附刘玄，参与杀害刘演。因此，李轶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在回书中表示，愿同冯异交好，希望通过他能和刘秀恢复旧好，为自己留一条归降的退路。 李轶自从通书后，不再与冯异交锋。冯异利用这个时机，北攻天井关，攻取上党郡两城，又南下攻取河南成皋以东十三县，这些地区豪强割据的屯聚也都一一平定，归降者十余万人。武勃乃率兵讨伐归降者，冯异率军渡河救援，与武勃大战于士乡（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击斩武勃。李轶闭门不救。 冯异见分化瓦解策略已经奏效，于是上奏刘秀。刘秀为进一步激化李轶、朱鲔间的矛盾，故意泄漏李轶与冯异通书信的内容，朱鲔闻知大怒，派人刺杀李轶，并派讨难将军苏茂渡河进攻温县，同时自率兵进攻洛阳西北的平阴，以牵制冯异。冯异与寇恂先合兵击破苏茂，然后冯异所部渡河攻朱鲔，朱鲔逃归洛阳，冯异军直追至洛阳城下，围城一周而归。 捷报传到河北，诸将庆贺刘秀，并劝他即位称帝。刘秀遣使令冯异来鄗邑计议，冯异也劝刘秀称帝。刘秀告诉他：“昨夜梦乘赤龙上天，醒后，心中动悸不安。”冯异认为这是天命所示，并与诸将定议上尊号。 26年（建武二年），冯异定封阳夏侯。这时关中遍地饥荒，原来盘踞汉中地区（今陕南）的延岑出兵侵扰长安以西各地，各郡县豪强地主纷纷拥兵自守，赤眉军因给养困难，将士多欲东归。刘秀因邓禹经营关中日久无功，乃以冯异代邓禹率兵入关，主持关陇地区军事。刘秀亲自送到河南，赐以七尺宝剑，告诫他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愿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冯异受命西行，布施威信，一路投顺者无数。 赤眉军自长安东归，与冯异所部相遇于华阴。两军相持六十余日，冯异收降五千余人。27年（建武三年）春，刘秀派使者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这时，大司徒邓禹与车骑将军邓弘引兵东归，也到达华阴，并要求与冯异合兵进攻赤眉军。邓弘领兵攻赤眉，被赤眉军击溃，冯异不得已只好同邓禹一起率兵前往救援，赤眉军后退。冯异劝邓禹暂且收兵，邓禹贪功追击，被赤眉军挥戈反击，打得大败，士卒死伤逃散，溃不成军，邓禹逃奔宜阳。冯异与麾下数人弃马步行，走上回溪阪（今河南渑池县南），收集溃卒并纠集附近地主武装数万人，整军复战，先以精兵伏道旁，令其身着赤眉军服装，假扮赤眉军，然后纵兵会战，俟赤眉军疲劳时，伏兵尽起。赤眉军不别真假，惊惶失措，大败于崤底，余众十余万东奔宜阳，陷入重围之中，被迫投降。于是，刘秀赐书褒奖冯异，令其入关平定关中。 这时赤眉虽已投降，豪强地主武装分据各郡县，自称将军，拥兵多的有万余人，少的也有数千人，互相攻击。冯异边战边走，屯兵于上林苑中。延岑击破赤眉，自称武安王，设置州牧郡守，想占据汉中，并率张邯、任良共同攻打冯异。冯异将他击破，斩首千余级，诸营保守附于延岑的都来向冯异归降。延岑走攻析县，冯异派遣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邀击延岑，大破延岑，其将苏臣等八千余人向汉军投降。延岑就从武关逃到南阳。这时百姓饥饿，人吃人，一斤黄金只能换到五升豆子。 而道路断绝隔离，运输不到，军士都以果实为粮。刘秀命南阳赵匡为右扶风，率领军队援助冯异，并且送去绢和谷子，军中齐呼万岁。冯异兵士粮食逐渐增多，就对不听从命令的豪杰们渐渐加以诛灭打击，而对那些降附后有功劳的人加以表彰赏赐，凡是大帅都遣往京师，凡是部众都散归本业，威德盛行于关中。只有吕鲔、张邯、蒋震派遣使者投降了蜀，其余全部平定。 第二年，公孙述派遣将领程焉随从吕鲔出驻陈仓。冯异与赵匡迎击，大破程焉，程焉退走汉川。冯异追战于箕谷，再破程焉，回军攻击又破吕鲔，营保投降的很多。后来蜀又多次派遣将领乘间而出，冯异常给予摧垮挫败。招来百姓，申理冤屈，前后只三年工夫，来上林归附的人很多。 冯异自己以久率兵在外，心不自安，上书说思慕朝廷，愿意相亲于宫室，刘秀不许。后来有人上奏章说冯异在关中独断专行，杀了长安县令，威望权力很重，百姓心中归服，称他为“咸阳王。”刘秀派人把奏章给冯异观看。冯异惶恐害怕，上书谢罪说：“臣本来是个儒生，在战乱中获得受命的机会，充备于行伍之间，过分地蒙受恩私，被拜为大将，封爵为通侯，受任专委西方，以期建立微功，都是从国家利益着想，不计一己之私。我俯伏自思：以诏命征讨，常获得如意结果；有时以私心来决断，未尝不有所悔。皇上独见的明智，久而更加远大，就知道‘性与天道，是不可得而闻的了。’当兵革开始兴起，扰攘混乱的时候，豪杰群起竞逐，迷惑的人很多，我在遭遇之中，得以托身在你的麾下，在以前那样危险混乱的形势下，我尚且不敢有过失差错，何况现在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我在受爵恩宠的情况下，还能做出高深莫测的事情吗？我是诚心希望谨慎勤勉，以做到始终如一。看了圣上转示给我的奏章，战战兢兢恐怖害怕。我想明主知我的愚性，所以才敢于自陈心迹。”刘秀以诏书回答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如父子。有什么嫌疑，而感到害怕呢？” 30年（建武六年）春天，冯异到京朝帝，刘秀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并道：“仓卒困筝时无蒌亭送我的豆粥，滹沱河送我的麦饭，深情厚意很久没有报答。”冯异叩头谢道：“我听说管仲曾对齐桓公说过：‘愿君王不要忘了射钩的事，我也不要忘了槛车的事。’齐国赖此而强。我今也愿皇上莫忘了河北的灾难，我也不会忘了你赦我于巾车的恩德。”后来几次赐宴引见，商议讨伐公孙述问题，留了十多天，就令冯异的妻室儿女跟随冯异回到西边去。 夏天，刘秀因派遣的将领在陇右被隗嚣打败，改命冯异进军栒邑。冯异还没有到，隗嚣派部将王元、行巡率领二万多人下陇，因而分遣行巡攻取栒邑。冯异即刻驱兵，准备抢先占据栒邑。诸将都说：“隗嚣兵盛而且是乘胜而来，不可与他相争。应在便利的地方把军队停下，慢慢思考方略。”冯异说：“隗嚣兵临境，习惯于争夺小利，就想乘势深入。如夺取了栒邑，就会使三辅动摇，是我的忧虑。兵法说‘攻者不足，守者有余’。现在先占据城邑，以逸待劳，并不是与他相争哩。”就暗中进城关闭城门，偃旗息鼓，行巡不知道，奔往栒邑。冯异乘其不意，骤然击鼓建旗杀出，行巡军惊慌错乱奔走，冯异追击数十里，大破行巡。祭遵也在汧攻破王元。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都叛隗嚣而降汉。冯异上书说明情况，不敢自矜其功。刘秀感到忧虑，就颁下玺书说：“诏令大司马（吴汉），虎牙（盖延）、建威（耿弇）、汉忠（王常）、捕虏（马武）、武威（刘尚）将军：虏兵率众下陇，三辅惊恐。 栒邑危亡，在于旦夕。北地各营保，都按兵观望。现在偏城得以保全，虏兵遭到挫折，使耿定之流，复念君臣之义。将军征西功如丘山，还自以为不足矜持。与过去的孟之反殿后拒齐兵而不自言其功，又有什么区别呢？现派遣太中太夫赏赐征西吏士死伤者以医药、棺殓，大司马以下亲自吊死问伤，以表谦让。”使冯异进军义渠县，并兼北地太守事宜。 青山胡率万余人投降冯异。冯异又攻破卢芳将贾览、匈奴薁鞬日逐王。上郡、安定投降后，冯异又兼安定太守事宜。 33年（建武九年），祭遵去世，刘秀令冯异代理征虏将军，并统率原祭遵部队。等到隗嚣死后，部将王元、周宗等再立隗嚣儿子隗纯，继续总兵占据冀县，公孙述派遣部将赵匡等往救隗纯，光武再令冯异兼任天水太守。进攻赵匡等近一年，把他们都斩了。诸将共攻冀县，不能攻下，准备暂时回兵休整，冯异坚持固守不动，常常为众军先锋。 34年（建武十年），冯异与诸将攻落门。落门尚未攻下，冯异便病死于军中。刘秀得知后，赐谥号为节侯。 史籍评价 《后汉书-卷十七·冯岑贾列传》 《后汉书》中，冯异与岑彭、贾复并列一传，并评价道： 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 论曰：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唯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焉。若冯、贾之不伐，岑公之义信，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故能克成远业，终全其庆也。 赞曰：阳夏师克，实在和德。胶东盐吏。征南宛贼。奇锋震敌，远图谋国。 历代评价 刘秀：将军之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父子。 刘琨：昔曹沫三北，而收功于柯盟；冯异垂翅，而奋翼于渑池，皆能因败为成，以功补过。 李世民：冯异崇让，功披荆棘。田豫知止，情安钟漏。前史称其高致，昔贤以为美谈。 张仲宣：汉有二十八将者，上应二十八宿也，或以文雅光国，邓禹有决胜之奇；或以武能威人，吴汉有绥边之略。功论树下，冯异之绩弥彰；冰结河中，王霸之诚尤着。 《十七史百将传》：“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孙子曰：‘亲而离之。’异致书李轶以间朱鲔。又曰：‘乱而取之。’异变服相乱而胜赤眉。又曰：‘先处战地以待敌者，逸。’异先据忠匾源行巡。又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异偃旗卧鼓而敌不知是也。” 徐钧：旧是起兵时主簿，今为大树下将军。若看劝帝施恩语，何独区区战伐勋。 陈元靓：炎灵中否，奸雄虎争。大树爰起，赤伏俄亨。河洛戡定，咸秦底宁。论功校德，莫之与京。 归有光：光武承王莽之乱，奋迹南阳，恢复旧物，则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马援、冯异、岑彭、来歙之徒宣其力。 李景星：冯异、岑彭、贾复三人，俱以战功着。虽有专方面与不专方面之异，而其功之卓越则同。冯异前招李佚，渐收河南；后破赤眉，遂定关中。守栒邑而夺隗嚣之气，镇北地而固中外之防。功业之盛，千载一时。 蔡东藩：至若冯异之遭人谗构，而光武不以为疑，且以河北故事相劝勉，然后进图讨蜀，与定密谋。大树将军，原非彭宠庞萌可比。然非光武之推诚相与，亦安能感人肺腑乎？且光武不忘河北之难，异不忘巾车之恩，君臣一德，安不忘危，以此定国，有余裕矣。 白寿彝：冯异既有文才，也长于武略，不仅战功卓着，在云台诸将中名列前茅，而且治理郡政也是很有成绩。其为人谦退不伐，居功不傲，可谓难能可贵。 跟随刘秀的开国的将领们，征战间隙，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话题无非是自述战功，胡吹乱侃。每当众将争功论能之时，冯异总是一个人默默地躲到大树下面。于是，士兵们便给他起了个“大树将军”的雅号。 冯异曾在关中平定赤眉军。后来到洛阳朝见时，刘秀指着冯异对满朝大臣说：他为我劈开多刺丛生的荆棘，平定了关中。 ”披荆棘”本是刘秀夸奖冯异的征战之功，后变为“披荆斩棘”一句成语，比喻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或克服创业过程中的艰难。 建武三年，赤眉军在回奚重挫冯军。不久冯异在崤底的渑池大破赤眉。事后，光武帝刘秀下诏表扬冯异先败后胜，并道：“赤眉破平，士吏劳苦，始虽垂翅回奚，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公元60年（永平三年），汉明帝命人绘二十八功臣像，挂于南宫云台，其中冯异名列第七。 公元782年（唐建中三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 公元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冯异。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冯异亦位列其中。 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明太祖取古今功臣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后汉时期的大臣只有邓禹、冯异。 东汉篇——马援 马援（前14年－49年），字文渊，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省兴平市）人。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将领，东汉开国功臣，汉明帝明德皇后马氏之父。 马援出身官宦世家扶风马氏。新莽时任郡督邮。因私纵重囚，亡命北地，遇赦后在当地经营牧畜。后为新成大尹。新莽败亡后，投奔凉州军阀隗嚣，颇受敬重。后定居洛阳，许久未得官职。隗嚣叛汉后，他为光武帝刘秀谋划，并往来游说，离间隗嚣部属。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亲征隗嚣，马援聚米为山，分析形势，指画进军途径，使光武帝得以顺利击溃隗嚣。建武十一年（35年），任陇西太守，率军击破先零羌，讨降参狼羌，使陇右诸羌平定。后入朝任虎贲中郎将。建武十七年（41年），任伏波将军，领兵南下，平定二征起义，安定岭南，因功封新息侯。马援行军所过，经常为郡县修治城郭，穿渠灌溉，造福百姓，并与越人申明旧制，加以约束。此后，匈奴、乌桓侵扰三辅，马援又主动请兵出击。 建武二十四年（48年），以六旬高龄领兵远征武陵、五溪蛮夷，次年受阻于壶头，在军中病逝，享年六十四岁。死后受人构陷，被收回新息侯印绶；又因外戚之家不得封侯预政，故未得入云台二十八将之列。建初三年（78年），汉章帝为马援平反，追赐谥号“忠成”。唐宋时配享武庙，并被宋徽宗加封为“忠显佑顺王”。清圣祖时从祀历代帝王庙。 马援戎马多年，在东汉建立前后屡立战功，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受到后人的崇敬，着有《铜马相法》等作品。 马援是战国名将、马服君赵奢的后裔，本姓马服氏，后简化单姓马。 马援的曾祖父马通，是汉武帝时的大臣。马通与其兄长马何罗同宠臣江充关系友好，并参与巫蛊之乱。后来，武帝反思巫蛊之祸，开始对参与制造巫蛊之乱者的惩处。马何罗忧惧不已，于是铤而走险，与马通、马安成合谋，企图刺杀武帝。但其阴谋被金日磾发现并阻止，马何罗兄弟宗族遂被诛杀。马通虽死，马通之子马实却没有被处死。马实于汉宣帝时“以郎持节，号使君”；马实生马仲，官至玄武司马；马仲生四子，第四子就是马援。 马援十二岁时，父亲马仲去世。马援年少而有大志，几个哥哥感到奇怪，曾教他学《齐诗》，但马援却不愿拘泥于章句之间，就辞别兄长马况，想到边郡去耕作放牧。谁知没等马援起身，马况便去世了。马援只得留在家中，为哥哥守孝一年。在此期间，他没有离开过马况的墓地，对守寡的嫂嫂非常敬重，不整肃衣冠，从不踏进家门。 后来，马援当了郡督邮。一次，他奉命押送囚犯到司命府。囚犯身有重罪，马援可怜他，私自将他放掉，自己则逃往北地郡。后天下大赦，马援就在当地饲养起牛羊来。时日一久，不断有人从四方赶来依附他，于是他手下就有了几百户人家，供他指挥役使，他带着这些人游牧于陇汉之间，但胸中之志并未稍减。他常对宾客们说：“大丈夫的志气，应当在穷困时更加坚定，年老时更加壮烈。” 马援种田放牧，能够因地制宜，多有良法，因而收获颇丰。当时，共有马、牛、羊几千头，谷物数万斛。对着这田牧所得，马援慨然长叹，说：“凡是从农牧商业中所获得的财产，贵在能施救济于人，否则就不过是守财奴罢了！”于是，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兄弟朋友，自己则只穿着羊裘皮裤，过着清简的生活。 新朝末年，局势动荡。王莽的堂弟王林任卫将军，广招天下豪杰，选拔马援为掾，并把他推荐给王莽。王莽于是任命马援为新城大尹。 更始二年（24年），新朝灭亡，马援和哥哥增山连率马员一起离开了各自的任所，逃至凉州避难。 建武元年（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马员到洛阳投奔刘秀。马援则羁留在西州，受到陇右割据势力隗嚣的器重，被任命为绥德将军，参与隗嚣的决策定计。 建武元年（25年），公孙述在蜀地称帝，隗嚣派马援去探听虚实。马援跟公孙述本是老乡，而且交情很好，马援本以为这次见面定会握手言欢，没想到公孙述却摆起皇帝的架子。公孙述先陈列卫士，然后才请马援进见，待刚见过礼，又马上让马援出宫，住进宾馆；接着命人给马援制作都布单衣、交让冠。然后才在宗庙中聚集百官，设宴招待他。席间，公孙述表示要封马援为侯爵，并授予他大将军的官位。 马援的随从宾客以为受到了礼遇，都愿意留下来。马援则认为公孙述只是是装腔作势，不能久留天下士，于是毅然返回陇右，并对隗嚣道：“公孙述井底之蛙，妄自尊大，您不如专意经营东方（刘秀）。” 建武四年（28年），马援携带隗嚣的书信到洛阳，在宣德殿面见刘秀。刘秀道：“你周旋于二帝之间，现在见到你，使人大感惭愧。” 马援道：“当今世道，不只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选择君主。臣如今远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奸人？” 刘秀笑道：“你不是刺客，不过是个说客。” 马援道：“天下反反复复，窃取名字的人多如牛毛，现在见到陛下，宽宏大量，与高祖一样，就知道帝王自然有真的了。” 刘秀佩服他的胆识，认为他与众不同。不久，马援随刘秀南巡，先到黎丘，后转到东海。南巡归来，刘秀又以马援为待诏，日备顾问。马援要回西州时，刘秀派太中大夫来歙持节相送。 马援回来后，隗嚣询问东方的传言和在京师的得失。马援道：“前次到朝廷，陛下多次接见我，每次与其在宴间谈话，从夜谈到清晨，陛下的才能勇略，不是别人所能匹敌的，且坦白诚恳，无所隐瞒。胸怀阔达而有大节，大抵与高帝（刘邦）相同，而其经学之渊博，处理政事和文章辞辩，在前世无人可比。” 隗嚣又问：“陛下比高帝怎样？” 马援回答：“不如。高帝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为；而当今陛下喜爱政事，处理政务能恰如其份，又不喜欢饮酒。” 隗嚣心里不高兴，说：“像你这样说，陛下倒胜过高帝了。”话虽如此说，隗嚣到底还是相信马援。他同意归汉，派长子隗恂到洛阳去做人质。 马援携家属随隗恂到洛阳，数月都没有被任命职务。发现三辅地区土地肥沃，原野宽广，而自己带来的宾客又不少，于是便上书刘秀，请求率领宾客到上林苑去屯田。光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此时，隗嚣听信了部将王元的挑拨，想占据陇西，称王称霸，因而对汉朝存有二心，处事狐疑。马援见状，多次写信，好意相劝。隗嚣怨恨马援，认为他背离自己，见到信后愈发恼火，后来竟起兵抗拒朝廷。马援上书刘秀，陈述消灭隗嚣的计策。刘秀采纳马援的计策，令他率突骑五千，游说隗嚣的将领高峻、任禹等人以及羌豪，陈述利害祸福，分化瓦解隗嚣集团。 马援又写信给隗嚣部将杨广，陈说利害，希望他能归附汉朝并劝谏隗嚣悬崖勒马。杨广没有答复。 建武八年（32年），刘秀亲征隗嚣。军队行进到漆县，不少将领认为前途情况不明，胜负难卜，不宜深入险阻，刘秀也犹豫不定，难下决心，正好马援奉命赶来。刘秀连夜接见，并将将领们的意见告诉马援，征询他的意见。于是，马援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隗嚣的将领已有分崩离析之势，如果乘机进攻，定获全胜。说着，他命人取些米来，当下在光武帝面前用米堆成山谷沟壑等地形地物，然后指点山川形势，标示各路部队进退往来的道路，其中曲折深隐，无不毕现，对战局的分析也透彻明白。刘秀大喜道：“敌虏已在我眼中了。”遂决意进军。 第二天，光武帝挥军直进，抵达高平第一城。当时，凉州牧窦融率河西五郡（指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车五千辆与刘秀会合，分数路攻陇。隗嚣大将十三人及部众十万余人不战而降，隗嚣逃至西城，援陇蜀军李育、田弇逃至上邽。汉军占领了天水的16座属县，刘秀派吴汉、岑彭围西城，派耿彝围上邽。至此，隗嚣军主力基本上被汉军消灭。 此战，马援“堆米为山”是此战取胜的重要原因，这在战争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武九年（33年），马援被任命为太中大夫，作为来歙的副手，统领诸军驻守长安。从新朝末年开始，塞外羌族不断侵扰边境，不少羌族更趁中原混乱之际入居塞内。金城一带属县多为羌人所占据。来歙就此事上书，说陇西屡有侵扰祸害，除马援外，无人能平。 建武十一年（35年），刘秀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派步骑三千在临洮击败先零羌，斩首数百人，获马牛羊一万多头。守塞羌人八千多，望风归降。当时，羌族各个部落还有几万人在浩亹占据要隘进行抵抗，马援和扬武将军马成率兵进击，羌人将其家小和粮草辎重聚集起来在允吾谷阻挡汉军。马援率部暗中抄小路袭击羌人营地，羌人见汉军突如其来，大惊，远远地逃入唐翼谷中。马援挥师追击，羌人率精兵聚集北山坚守。马援对山摆开阵势佯攻，吸引敌人，另派几百名骑兵绕到羌人背后，乘夜放火，并击鼓呐喊。羌人不知有多少汉军袭来，纷纷溃逃。马援大获全胜，斩首千余级。但因为兵少，没有穷追敌人，只把羌人的粮谷和牲畜等财物收为汉军所有。此战，马援身先士卒，飞箭将其腿肚子都射穿了。刘秀得知后，派人前往慰问，并赐牛羊数千头。马援像往常一样，又把这些都分给了部下。 当时，金城破羌以西，离汉廷道途遥远，又经常发生变乱，不好治理。朝廷大臣商议，要把该地区舍弃。马援持不同意见，他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破羌以西的城堡都还完整牢固，适于固守；第二，那地方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第三，假如舍弃不管，任羌人占据湟中，那么，以后将有无穷的祸患。 刘秀听从了他的意见，命武威太守把从金城迁来的三千多客民全都放回原籍。马援又奏明朝廷，为他们安排官吏，修治城郭，建造工事，开导水利；鼓励人们发展农牧业生产，郡中百姓从此安居乐业。马援还派羌族豪强杨封说服塞外羌人，让他们与塞内羌族结好，共同开发边疆。另外，对武都地方背叛公孙述前来归附的氐人，马援以礼相待，奏明朝廷，恢复他们的侯王君长之位，赐给他们印缓，并撤回马成的军队。 在羌人归顺后，马援将羌人迁到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安置。 建武十三年（37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各部联合，杀死官吏，发动叛乱。马援率四千人前去征剿，行至氐道县境时，发现羌人占据了山头。马援命令部队选择适宜地方驻扎，断绝羌人的水源，控制草地，并以逸待劳。羌人水草乏绝，陷入困境，首领们带领几十万户逃往塞外，剩下的一万多人也全部投降。从此，陇右安定。 马援在陇西太守任上六年，恩威并施，使得陇西兵戈渐稀，人们也逐渐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一次，在靠近县城的地方，乡民们结伙械斗仇杀。人们误认为羌人要造反，惊慌失措，争先恐后涌人城来。狄道县县长闻变，赶到马援府门，请示关闭城门，整兵戒备。马援当时正与宾客饮酒，得此消息，大笑道：“烧羌怎敢再来进犯我。晓谕狄道长回去守舍，胆小怕死的，可躲到床下去。”不久，城中安定下来，才知是虚惊一场，大家愈发佩服马援。 建武十七年（41年），马援被征入朝，任虎贲中郎将。 马援关心国事。遇到该说的话，从不隐饰回避。他在陇西时，发现币制混乱，使用不便，就上书给朝廷，提出应该像过去一样铸造五铢钱。朝廷把他的建议提交三府审议。三府奏明刘秀，认为马援的建议不可行，这事就搁置起来了。 后来，马援回朝，马上就去找回了自己的奏章。见奏章上批有十几条非难意见，便依据情理加以驳正解释，重新写成表章上奏。刘秀见他言之有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天下从此得益很多。 建武十七年（41年），维汜（曾蛊惑百姓，后被杀）的弟子李广纠集徒党，攻下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朝廷派谒者张宗率兵数千人讨伐，又被李广打败，于是派出马援。马援组织诸郡兵马一万余，击斩李广等人。 不久，交址女子征侧、征贰举兵造反，占领交址郡，九真、日南、合浦等地纷纷响应。征侧便在麊泠趁机自立为王，公开与东汉朝廷决裂。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部队到合浦时，段志去世，刘秀命马援兼领其军。于是，马援统军沿海开进，随山开路，长驱直入千余里。 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到达浪泊，大破反军，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马援乘胜进击，在禁溪一带数败征侧，敌众四散奔逃。 建武十九年（43年）正月，马援斩杀征侧、征贰，传首洛阳。朝廷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马援犒赏三军，大发感慨，三军将士齐呼万岁。 接着，马援率大小楼船两千多艘，战士两万多人，进击征侧余党都羊等，从无功一直打到巨风，斩俘五千多人，平定了岭南。马援见西于县辖地辽阔，有三万二千多户，边远地方离治所一千多里，管理不便，就上书刘秀，请求将西于分成封溪、望海二县。马援每到一处，都组织人力，为郡县修治城郭，并开渠引水，灌溉田地，便利百姓。马援还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了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相互矛盾的地方，并向当地人申明，以便约束。从此之后，当地始终遵行马援所申法律，所谓“奉行马将军故事。” 建武二十年（44年），马援率部凯旋回京。刘秀赐马援兵车，朝见时位次九卿。 马援回到京城一个多月，正值匈奴、乌桓进犯扶风，马援见三辅地区受到侵掠、皇家陵园不能保全，就自愿请求率兵出征，刘秀同意了。 建武二十一年（45年），马援率领三千骑兵出高柳，先后巡行雁门、代郡、上谷等地。乌桓哨兵发现汉军到来，部众纷纷散去，马援无所得而还师。 马援曾经患病，而梁松前往看望，在床边向马援行礼，马援没有回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说：“梁松是陛下的女婿，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害怕，大人为何独不答礼他？” 马援说：“我是梁松父亲的朋友，就算他显贵，怎能失掉长幼的辈份呢？”梁松因此记恨马援。 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方武陵郡五溪蛮暴动，武威将军刘尚前去征剿，冒进深入，结果全军覆没。马援时年六十二岁，请命南征。刘秀考虑他年事已高，而出征在外，亲冒矢石，军务烦剧，实非易事，没有答应他的请求。马援当面向刘秀请战，说：“臣还能披甲上马。” 刘秀让他试试，马援披甲持兵，飞身上马，手扶马鞍，四方顾盼，一时须发飘飘，神采飞扬，真可谓烈士暮年，老当益壮。刘秀见马援豪气不除，雄心未已，很受感动，笑道：“这个老头好健康啊！”于是派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人率四万人远征武陵。 出征前，亲友来给马援送行。马援对老友谒者杜愔说：“我受国家厚恩，年龄紧迫余日已经不多，时常以不能死于国事而恐惧，现在获得出征机会，死了也心甘瞑目，害怕的是一些长者家儿或在左右，或参与后事，特别难以调遣，我独为此耿耿于心啊。” 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援率部到达临乡，蛮兵来攻，马援迎击，大败蛮兵，斩俘两千余人，蛮兵逃入竹林中。此前，当部队到下隽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经壶头山，一是经充县。经壶头山，路近，但山高水险，经充县，路远，粮运不便，但道途平坦。究竟该从哪儿进发，刘秀开始也拿不定主意。耿舒，就是马援在出发时说的那些权贵子弟中的一个，想从充县出发，而马援则认为，进军充县，耗日费粮，不如直进壶头，扼其咽喉，充县的蛮兵定会不攻自破。两个人意见不一致，便上表说明情况，请皇帝裁决，皇帝同意马援的意见。 三月，马援率军进驻壶头。蛮兵据高凭险，紧守关隘。水势湍急，汉军船只难以前进。加上天气酷热难当，好多士兵得了暑疫等传染病而死。马援也身患重病，部队陷入困境。马援命令靠河岸山边凿成窟室，以避炎热的暑气。虽困难重重，但马援意气自如，壮心不减。每当敌人登上高山、鼓噪示威，马援都拖着重病之躯出来观察了望敌情。手下将士深为其精神所感动，不少人热泪横流。 但耿舒却在此时写信给其兄好畤侯耿弇，告了马援一状：“前次我上书建议当先进攻充县，粮虽难运而兵马得以展开使用，军人数万争先奋进。今困在壶头不得进，大众忧郁将死，实可痛惜。前次到临乡，贼无故自己到来，当时如果乘夜攻击，就可消灭掉。伏波用兵像西域的贾胡，到一处后就止步不前，因此失利。今果然困于疾疫，都如我所预言的一样。” 耿弇收到此信，当即奏知刘秀。刘秀就派虎贲中郎将梁松去责问马援，并命他代监马援的部队。梁松到时，马援已死。梁松旧恨难消，乘机诬陷马援。刘秀大怒，追收马援新息侯印绶。 梁松对马援素有怨恨，原因比较复杂。一是马援写信告诫晚辈，梁松曾受到牵累。 马援当年南征交趾，在前线听说侄儿马严、马敦到处乱发议论，讥刺别人，而且跟一些轻狂不羁的人物结交往来，便立即写信劝诫他们。信中举杜季良之例。杜季良当时正任越骑司马，他的仇人以马援此信为据，上奏章控告他，说他：“行为轻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从万里外写信回来以他训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与之交往，将煽动轻佻虚伪，败乱我中华。” 刘秀览此奏章，把窦固、梁松召来严加责备，并且把奏章和马援的信给他们看。二人叩头流血，才免去罪过。结果杜季良被罢官，龙伯高则被升任零陵太守。 当初南征交趾时，马援常吃一种叫薏苡的植物果实。这薏苡能治疗筋骨风湿，避除邪风瘴气。由于当地的薏苡果实硕大，马援班师回京时，就拉了满满一车，准备用来做种子。当时人见马援拉了一车东西，以为肯定是南方出产的珍贵稀有之物。于是权贵们都希望能分一点，分不到便纷纷议论，说马援的坏话。但马援那时正受刘秀宠信，所以没人敢跟皇帝说。马援死后，有人上书说马援曾搜刮了一车珍珠文犀运回。马武、侯昱等人也上表章，说马援确曾运回过一车珍稀之物。刘秀更加愤怒。 马援的家人不知皇帝为何如此震怒，不知马援究竟身犯何罪，惶惧不安。马援的尸体运回，不敢埋和原来的坟地，只买了城西几亩地，草草埋葬在那里。马援的宾朋故旧，也不敢到马家去吊唁，景况十分凄凉。葬完马援后，马援的侄儿马严和马援的妻子儿女们到朝廷请罪。刘秀拿出梁松的奏章给他们看，马援夫人知道事情原委后，先后六次向皇帝上书，申诉冤情，言辞凄切。刘秀这才命令安葬马援。前任云阳令朱勃也上书为马援鸣不平。 永平三年（60年），马援的女儿被立为皇后。汉明帝在云台图画建武年间的名臣列将，为了避椒房之嫌，单单没画马援。东平王刘苍观看图像时，问明帝道：“为什么不画伏波将军的像呢？”明帝笑而未答。 直至永平十七年（74年），马援夫人去世，朝廷才为马援聚土为坟，植树为标记，建筑祠堂。 建初二年（78年），汉章帝派五官中郎将持节追加策封，追谥马援为“忠成”。 马英九的祖先, 生前为祖国统一鞠躬尽瘁, 死后成为守护湘西的神只 历史评价 刘秀：“瞿铄哉是翁也！” 孟冀：“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朱勃：“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 吕种：“马将军诚神人也！” 轶事典故 虮虱无依 有一次，马援在寻阳平定山林乱者，曾上表光武帝，其中有这样的话：“破贼须灭巢，除掉山林竹木，敌人就没有藏身之地了。好比小孩头上生了虮虱，剃一个光头，虮虱也就无所依附了。”据说，光武帝览书后，觉得马援所言堪称绝妙，当场下令把宫中小黄门头上有虱子的，一律剃成了光头。 善鉴名马 马援好骑马，也善于鉴别名马。他在交趾时，获得了骆越地方的铜鼓，便把它铸成骏马的模型，回朝后献给皇帝。他在表章中说：“在天上走莫如龙，在地上走莫如马。马是兵甲战争的根本，国家的大用。国家太平时可用以识别尊卑顺序，国家有变乱时可以克服远近的患难。过去有麒麟，一日可行千里，伯乐见了，明白不疑。 近代有西河子舆，也明相法。子舆传给了西河仪长孺，长孺传给了茂陵丁君都，君都传给了成纪杨子阿，我曾经拜子阿为师，接受了相马骨法。在事实上考验，时见功效。我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影不如察形。今想以活马为形，则骨法难备于一马之身，又不可传于后世。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上，孝武皇帝下诏把此马立于鲁班门外，并把鲁班门改名为金马门。 我现在严谨地依据仪氏的马络头，中帛氏的口齿，谢氏的嘴唇马鬣，丁氏的身中，把这数家骨相集中在一个模型上以为法度。”马高三尺四寸，围四尺五寸。皇帝下诏，命将此马放在宣德殿下，以作为名马的标准。 马革裹尸 起初，马援的大军凯旋归来，快到的时候，朋友们都来迎接，犒劳。平陵人孟冀，是出了名有计谋的人，和在座的朋友一起祝贺马援，马援说：“我希望你有好话教导我，怎么反而同众人一样呢？我立了小功就接受了一个大县，功劳浅薄而赏赐厚重，像这样怎么能够长久呢？先生有什么来帮助我呢？”孟冀说：“我智力低下，不知如何回答。” 马援说：“如今匈奴和乌桓仍然在北边侵扰，我想攻击他们。男子汉应该死在边疆战场，用马皮包着尸体下葬，怎么能安心享受儿女侍奉而老死在家里呢！孟冀：“你确实是烈士啊，确实是应当那样啊”。 马援铜柱 马援在平定“二征起义”后，立铜柱以为汉南边疆界的标志，其柱铭文为：“铜柱折，交趾灭”。越人每过其下，以瓦石掷之，遂成丘。 马伏波射潮 据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记载，廉州的海中经常有海浪三波连珠而起，声响如打雷一般，名为三口浪。相传旧时有九口，马援将其中六口射灭。 画虎不成反类犬 马援在劝诫侄儿马严、马敦的信中说：“我想你们听到人家过失，要像听父母之名一样，耳可以听到，口不可说啊。喜欢议论人的长短，乱讥刺时政，这是我最厌恶的，我是宁肯死也不愿听到子孙们有这种行为的。你们知道我非常厌恶此事，我之所以要再次讲到此事要像男女婚嫁时施衿结褵一样，申明父母的训诫，要使你们牢记不忘。龙伯高敦厚周到谨慎，口无异言，谦约节俭，清廉公正有威望，我很爱他、敬重他，愿你们向他学习。杜季良豪侠好讲义气，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好人坏人都合得来，父亲死了，几个郡的人都来吊唁，我爱他敬重他，但不愿你们向他学习。学习龙伯高不到家，还是一个谨慎勤勉的人，所谓雕刻鸿鹄不成可以像一只鹜（刻鹄不成尚类鹜）哩。学习杜季良不到家，就堕落成为天下的轻薄儿，所谓画虎不成反像犬（画虎不成反类狗）了。到现在为止杜季良还不可知，郡将下车（意指刚到任）就切齿恨他，州郡也都以此为言。我常为他感到寒心，所以我不愿子孙们学他。” 东汉篇——耿恭 耿恭（生卒年不详），字伯宗，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省兴平市）人。上谷太守耿况的孙子，建威大将军耿弇的侄子，中郎将耿广之子。东汉将领。 耿恭为人慷慨，颇多谋略，有将帅才能。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耿恭担任随骑都尉刘张的行军司马，跟随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等攻打车师。车师投降之后，耿恭被任命为戊己校尉，在金蒲城屯田驻守。永平十八年（75年）三月，北匈奴击败并杀死车师后王安得，继而攻打金蒲城。同年五月，耿恭转移到了水源充足的疏勒城，七月，北匈奴攻破柳中城，杀死关宠。焉耆、龟兹联军击杀西域都护陈睦，除了耿恭坚守的疏勒城。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元月，汉章帝派酒泉太守秦彭、谒者王蒙出塞，救援柳中和疏勒。 离开疏勒时，耿恭所部还有26位勇士，到达玉门关时，只剩下13人。时人称其“节过苏武”。耿恭回朝后，被任命为骑都尉。建初二年（77年），耿恭升任长水校尉。同年八月，金城和陇西的羌人反叛。汉章帝派代理车骑将军马防和耿恭讨伐羌人。建初三年（78年）秋，汉章帝召回马防，耿恭留下继续招讨羌人部落。耿恭与马防不和，监军谒者便弹劾耿恭，耿恭因此获罪，被罢免官职遣送原籍，老死家中。耿恭在西域的坚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使中原王朝在西域始终保留着火种，为日后东汉王朝再次开拓西域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耿恭的父亲耿广很早便已去世，耿恭年少时就成为了孤儿。耿恭为人慷慨多谋略，有将帅的才能。 永平十七年（74年）十一月，骑都尉刘张出兵攻打车师，请耿恭担任司马，和奉车都尉窦固以及耿恭堂弟驸马都尉耿秉打败并使车师投降。东汉朝廷开始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于是任命耿恭为戊己校尉。屯兵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西北），任命谒者关宠也为戊己校尉，屯守前王柳中城（今新疆艾丁湖东北），每个驻屯地各设几百人。 耿恭到达任所，送文书到乌孙国，显示东汉朝廷的威望恩德，乌孙国王以下的人都非常高兴，派使者向东汉朝廷进贡名马，并献上汉宣帝时赐给公主的赌具，希望派乌孙王子入朝侍奉。耿恭于是派使者赠送金子、织物，迎接乌孙王子入朝侍奉。 永平十八年（75年）三月，北匈奴单于派左鹿蠡王率领两万骑兵攻打车师。耿恭派司马领兵三百人前往援救车师，途中遭遇北匈奴大军，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于是北匈奴打败并杀死车师后王安得，继而攻打金蒲城。由于城中兵少，形势危急，耿恭便亲自登城与北匈奴人交战。 耿恭把毒药涂在箭上，传话给北匈奴人说：“这是汉朝神箭，中箭者必出怪事。”于是用硬弓射箭。中箭的北匈奴人，看到伤口处血水沸涌，大为惊慌。当时正好出现狂风暴雨，耿恭军乘雨攻打北匈奴，杀伤众多北匈奴人。北匈奴人十分震恐，相互说道：“汉军有神力，真可怕啊！”于是解围撤退。 永平十八年五月（《资治通鉴》作六月），耿恭因疏勒城边有溪流可以固守，便率军占据该城。 七月，北匈奴再次前来进攻耿恭，耿恭招募先锋几千人直奔北匈奴，北匈奴骑兵逃散，在城下堵绝溪流。耿恭在城中掘井十五丈，仍不出水。官兵焦渴困乏，甚至挤榨马粪汁来饮用。耿恭亲自带领士兵挖井运土。不久，泉水涌出，众人齐呼万岁。耿恭便命官兵在城上泼水给北匈奴人看。北匈奴人感到意外，以为有神明在帮助汉军，于是领兵撤退。 永平十八年（75年）六月，西域的焉耆和龟兹两国攻打西域都护陈睦，陈睦全军覆没。北匈奴的军队则在柳中城包围关宠。 永平十八年八月，汉明帝去世，朝廷正是大丧之机，没有派出救兵。于是车师再度反叛，和北匈奴一道进攻耿恭。耿恭激励士兵进行抵抗。车师后王夫人的祖先是汉人，经常暗中把敌情告诉耿恭，又供给他粮食军饷。几个月后，汉军粮食耗尽，便用水煮铠甲弓弩，吃上面的兽筋皮革。耿恭和士兵以诚相待，同生共死，所以众人全无二心，但死者日渐增多，只剩下了数十人。 北匈奴单于知道耿恭已身陷绝境，定要让他投降，便派使者去招降耿恭说：“你如果投降，单于就封你做白屋王，给你女子为妻。” 耿恭引诱使者登城，亲手将他杀死，在城头用火炙烤北匈奴使者尸体。北匈奴单于大为愤怒，又增派援兵围困耿恭，但仍不能攻破城池。当时，关宠上书朝廷请求救援，汉章帝采纳司徒鲍昱的建议，派征西将军耿秉屯守酒泉，派酒泉太守秦彭（一作段彭）、谒者王蒙、皇甫援征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以及鄯善部队，共七千多人，前往救援。 建初元年（76年）正月，秦彭等人率军在柳中集结，进击车师，攻打交河城，斩杀三千八百人，俘虏三千余人。北匈奴惊慌而逃，车师再度投降东汉。 这时，关宠已经去世，王蒙等人打算引兵东归。耿恭的一位军吏范羌当时正在王蒙军中，他坚持要求去援救耿恭。将领们不敢前往，便分出两千救兵交给范羌。范羌经由山北之路去接耿恭，途中曾遇到一丈多深的积雪。援军精疲力尽，仅能勉强到达。耿恭等人夜间在城中听到兵马之声，以为北匈奴来了援军，大为震惊。范羌从远处喊道：“我是范羌。朝廷派部队迎接校尉了！” 城中的人齐呼万岁。于是打开城门，众人互相拥抱，痛哭流涕。次日，他们便同救兵一道返回。北匈奴派兵追击，汉军边战边走。官兵饥饿已久，从疏勒城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沿途不断死亡，到三月抵达玉门时，只剩下了十三人。 这十三人衣衫褴褛，鞋履洞穿，面容憔悴，形销骨立。中郎将郑众为耿恭及其部下安排洗浴，更换衣帽。并上书朝廷说：“耿恭以微弱的兵力固守孤城，抵抗匈奴数万大军，经年累月，耗尽了全部心力，凿山打井，煮食弓弩，先后杀伤敌人数以千计，忠勇俱全，没有使汉朝蒙羞。应当赐给他荣耀的官爵，以激励将帅。” 耿恭到达洛阳后，鲍昱上奏称耿恭的节操超过苏武，应当封爵受赏。于是任命耿恭为骑都尉，任命耿恭的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县丞，剩下九人都授予羽林之职。耿恭母亲在此之前就已去世，等耿恭回来，补行丧礼，汉章帝下诏派五官中郎将馈赠牛和酒解除丧服。 建初二年（77年），耿恭升任长水校尉。同年八月，金城和陇西的羌人反叛。耿恭上书谈论对付羌人的策略，汉章帝召耿恭进宫询问详情。汉章帝于是派代理车骑将军马防和耿恭率领北军的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等五校兵以及各郡的弓弩射手，共三万人，讨伐羌人。耿恭屯守枹罕，屡次和羌人交战。 建初三年（78年）秋天（《资治通鉴》作正月），马防率军攻打羌人烧当部落首领布桥，布桥大败，率领部众一万余人投降。汉章帝下诏，命令马防回朝。耿恭留下来攻打各处没有投降的羌人部落，斩杀、俘虏一千多人。于是，羌人勒姐部落、烧何部落等十三个部落共数万羌人，全部向耿恭投降。 耿恭曾因上书奏事冒犯过马防，监军谒者便秉承马防的意思，弹劾耿恭不留意军事，接受诏书时心怀不满。耿恭因此获罪而被召回朝廷，逮捕入狱，并罢免其官职，遣送原籍，最终老死家中。 轶事典故 永平十八年（75年），北匈奴在疏勒城（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城南64公里处的半截沟镇麻沟梁村）攻打耿恭，并堵绝汉军的水源。耿恭在城中掘井十五丈，仍然没有出水。官兵焦渴困乏，甚至挤榨马粪汁来饮用。耿恭仰头叹息说：“听说从前贰师将军李广利拔佩刀刺山，飞泉从山中喷出；如今汉室恩德神圣，怎么可能走投无路呢？”于是整理衣服向井拜了两拜，替将士祈祷。过了一会儿，水柱喷出，众人齐呼万岁。耿恭命人在城上泼水给北匈奴人看。北匈奴人感到意外，以为有神明在帮助汉军，于是领兵撤退。象棋的“耿恭拜井”，即来源于此。 人物评价 郑众：“恭之节义，古今未有。” 鲍昱：“节过苏武” 范晔《后汉书》：1“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2“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 杜牧：“周有齐太公，秦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恭、虞诩、段颎，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睿，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国朝有李靖、李积、裴行俭、郭元振。如此人者，当此一时，其所出计画，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於内，功后成於外” 东汉篇——窦固 窦固（？～88年），字孟孙。扶风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东汉时期名将，大司空窦融之侄。 窦固好读书，喜兵法。年少时娶光武帝刘秀之女涅阳公主，被拜为黄门侍郎，后世袭父亲的爵位显亲侯。曾任中郎将，与马武击破烧当羌。后受犯罪的堂兄窦穆牵连，遭禁锢十年。永平十六年（73年），以奉车都尉职与耿秉等分四路出击北匈奴，在天山大破呼衍王，又夺取伊吾卢，设置宜禾都尉。并以班超为假司马，命其出使西域，最终使西域诸国重新归附。次年，率耿秉等击降车师，又建议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打通了前往西域的咽喉。汉章帝刘炟继位后，征召窦固为大鸿胪，历任光禄勋、卫尉等职。每有军政要事，章帝都会征求窦固的意见。 章和二年（88年），窦固去世，谥号为文。 窦固是大司空窦融之侄、城门校尉窦友之子。他年轻时因娶光武帝刘秀之女、涅阳公主刘中礼而被拜为黄门侍郎，谦让而有节行操守。窦固好读书，喜兵法，因家族身份而显贵。 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武以中郎将率军击武陵蛮夷，回京立即呈上印绶。汉明帝初年，西羌侵犯陇右，覆灭守军攻杀将领，朝廷深以为患，于是再拜马武为捕虏将军，以中郎将王丰为副，与监军使者窦固、右辅都尉陈?，率领乌桓、黎阳营、三辅招募士兵、凉州诸郡羌胡兵及解除刑枷的犯人，共四万人攻击之（参见东汉与羌的战争）。 中元元年（56年），窦固世袭其父窦友爵位显亲侯。 永平元年（58年），汉明帝刘庄即位后，窦固迁任中郎将，监护羽林军，俸禄比二千石，又以监军身份随捕虏将军马武等人率军四万大破烧当羌。 永平五年（62年），窦固的堂兄窦穆因犯罪被免职，窦固受牵连被罢官，被禁锢在家中十多年。 当时天下安定，明帝想要效仿汉武帝的事迹，恢复与西域各国的联系，西击北匈奴。 永平十五年（72年），谒者仆射耿秉屡次请求进攻北匈奴。明帝因窦固曾在河西跟随过伯父窦融，熟悉边疆事务，便让窦固和耿秉、太仆祭肜、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畤侯耿忠等人共同会商。窦固对明帝说：“塞外水草丰美，此次出征可以不用带战马的粮草。”十二月，明帝任命耿秉为驸马都尉，窦固为奉车都尉，骑都尉秦彭为耿秉的副手，耿忠为窦固的副手，窦固等人都可以设置从事中郎、司马等属官，出京屯驻凉州酒泉郡，积极部署对北匈奴的进攻。 永平十六年（73年）二月，汉军分四路出击，其中窦固与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士兵及卢水羌兵万二千骑出酒泉（郡治禄福，今甘肃酒泉市）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士兵及羌兵骑兵万人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塞；祭肜、吴棠率河东北地、西河羌兵及南单于兵一万一千骑兵出高阙（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率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兵一万一千骑出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塞。窦固和耿忠抵达天山（今新疆天山），进攻北匈奴呼衍王，斩杀一千余人。又追击到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夺取伊吾卢（今新疆哈密西北四堡），设置了宜禾都尉，在伊吾卢城留下将士开荒屯垦。 窦固又以班超为假司马命他出使西域，招降西域诸国。耿秉、秦彭入大漠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来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北匈奴部众全都溃散逃跑，没有斩获。祭肜、吴棠因没到涿邪山，被贬为庶人。四路大军唯窦固有功，被加位特进。 班超成功劝说鄯善国归顺朝廷归来后，向窦固讲述了出使经过，窦固十分高兴，将班超的功劳上报，并请求再派使者出使西域。明帝任命班超为军司马，让他继续出使。窦固又让班超出使于阗国，最终使西域三十六国重新再次归顺。 永平十七年（74年）十一月，明帝派窦固与耿秉、刘张率军出敦煌郡昆仓塞，进攻西域。命耿秉、刘张都交出调兵符，归属窦固。汉军集合部队共一万四千人，在蒲类海边击败了白山的北匈奴军，又进军攻打车师。车师前王是车师后王的儿子，两个王庭相距五百多里。窦固认为汉军距后王路远，山谷深险，士兵将受到寒冷的折磨，因而打算先进攻前王。但耿秉认为应当先去打后王，集中力量除掉老根，那么前王将不战自降。窦固还没有想清楚决定，耿秉便奋然起身说：“请让我担任先锋！”于是跨上战马，率领所属部队向北挺入。其他部队不得已而一同进军，斩杀敌人数千。车师后王安得震惊恐慌，便走到城门外面迎接耿秉，摘去王冠，抱住马足投降。耿秉便带着他去拜见窦固。车师前王也随之投降。车师便全部平定，大军回师。 窦固于是上书建议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明帝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又命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各自统领数百人，分驻车师后王部金蒲城及前王部柳中城。 永平十八年（75年）二月，朝廷下诏命窦固罢兵返回洛阳。 建初元年（76年），汉章帝刘炟即位后，给涅阳公主加号为长公主，增加食邑三千户；征召窦固代魏应为大鸿胪。章帝因其精通熟悉边防事务，每次有大事时都征求窦固的建议。 建初三年（78年），章帝追录窦固之前的功劳，增加他的食邑一千三百户。 建初七年（82年），窦固接替马防担任光禄勋。 建初八年（83年），又接替马防任卫尉。 章和二年（88年），窦固去世，谥号“文”。因其子早逝而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 窦固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以奉车都尉职，与骑都尉耿忠率骑出酒泉塞，出击北匈奴，至天山，大败呼衍王，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西北巴里坤湖），于伊吾卢城置军屯田。次年冬，又率军深入西域，驱逐北匈奴，降服车师国。他派班超出使西域，并建议东汉政府恢复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的建置。 历史评价 耿恭：今大鸿胪固，即其（窦融）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 《东观汉记》：1少为黄门郎，谦让有节操。2为卫尉，奉两宫宿卫。上而见重当世，仁厚恭谨；下而赈施宗族，甚有名称。 范晔《后汉书》：1孟孙（窦固）明边，伐北开西。2好览书传，喜兵法，贵显用事。3固在边数年，羌胡服其恩信。 李益：截海取蒲类，跑泉饮鸊鹈。 轶事典故 窦固在西北边疆数年，羌人都佩服他的恩信。一次，羌人请窦固赴宴，席上的烤肉还没熟，一个羌人便长跪在窦固面前割了一块，血流到了那人的手指间，那人把肉献给窦固，窦固也并不嫌弃的把它吃了，羌人因此像对父母一样爱戴他。 恭厚仁谨 窦固虽然身份显贵，接连担任要职，获得多次赏赐，家财达到以亿计，但他的性格谦逊简约，爱惜人才喜欢施舍赈济别人，士人们都因此而称赞他。 东汉篇——窦宪 窦宪（？—92年），字伯度，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人。东汉外戚、权臣、名将，大司空窦融曾孙，章德皇后之兄。 初为郎，凭借妹妹成为汉章帝皇后，从此发迹，历任侍中、虎贲中郎将，以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田园。汉和帝即位后，更加骄横，刺杀都乡侯刘畅，坐罪下狱，请求攻打匈奴，将功补过，授车骑将军，大败匈奴，拜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骄横跋扈。永元四年（92年），窦氏党羽邓夫人与郭举图谋杀害汉和帝，汉和帝得知其阴谋，定计逮捕窦氏党羽，收回了窦宪的大将军印绶，册封冠军侯，遣返于封地，被逼自杀。 窦宪作为指挥东汉第二次征伐北匈奴战争的汉军统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稽落山之战、金微山之战等重大战役，在中国军事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代丁耀亢在《天史》评价：“以椒房之亲，立功域外，不能如卫青养尊处晦而行杀掠之虐。器满则盈，日中则昃，君子知其不终矣。” 窦宪，章德皇后的兄长。祖父窦穆，父窦勋均以罪被诛。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其妹被立为皇后。窦宪初为郎，后任侍中、虎贲中郎将。其弟窦笃任黄门侍郎。兄弟二人，同蒙亲幸，并侍宫省，宠贵日盛，王公侧目。窦宪于是恃宠欺人，竟至于用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园田。公主畏惮窦宪的势焰，不敢与其相争。 一天，章帝车驾经过此地，指问园田，窦宪语塞，不知道怎么回答，同时也暗中呵禁左右不准回答。后来，汉章帝了解到此事经过，大怒，召来窦宪，深加责备。窦宪非常害怕。还是皇后毁服（降低服式等级以示自责）谢罪，一再代为求情，章帝才渐息盛怒，命他把园田归还公主。这次虽然没有治他的罪，但此后章帝对他再不授予重权。 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宪以侍中的身份，内主机密，外宣诏命。加上章帝遗诏，任命窦宪的弟弟窦笃为中郎将，窦景、窦瑰为中常侍，于是，窦宪兄弟都在亲要之地，威权一时无两。 窦宪还牵朋引类。他见太尉邓彪为人谦和礼让，委随不争，便尊崇他，推举他为太傅。窦宪想做什么，就鼓动邓彪上奏，而自己再告白太后，因此，言出计从。另外，屯骑校尉桓郁，几代都做皇帝的老师，性情恬退自守，窦宪也把他推荐上去，让他在宫禁中给皇帝讲授经书。于是，内外协附，没有人能对窦宪不利。 窦宪性情果急，睚眦之怨莫不报复。谒者韩纡当年曾经审判过窦宪的父亲窦勋的案件，窦宪居然令人将他杀死，割下首级在窦勋墓前祭奠；都乡侯刘畅来吊章帝之丧，得幸太后，数蒙召见。窦宪怕刘畅分了他的宫省之权，公然派遣刺客在屯卫之中杀死刘畅，而归罪于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并且派人审问刘刚。后来真相破露，太后大怒，把窦宪禁闭内宫之中。 窦宪自知忤怒太后，恐难保全，于是请求出击匈奴，以赎死罪。当时匈奴分南北两部，南匈奴亲汉，北匈奴反汉。正好南匈奴请求汉朝出兵讨伐北匈奴。朝廷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佩金印紫绶，比照司空规格配备属员，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 第二年，窦宪与耿秉各率四千骑、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万骑从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哈萨格峡谷口）出兵；南单于屯屠河率领万余骑从满夷谷（今内蒙古固阳县）出兵；度辽将军邓鸿和边境地区归附朝廷的羌胡八千骑、左贤王安国万骑从翩阳塞（固阳县境）出兵。三路大军在涿邪山（今蒙古西部、阿尔泰山东脉）会师。 窦宪命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等率精兵一万多，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作战，大破敌军。敌众溃散，单于逃走。窦宪整军追击，直到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此役，共斩杀名王以下将士一万三千多人，俘获马、牛、羊、驼百余万头，来降者八十一部，前后二十多万人。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因北单于已逃到远处，窦宪一面派司马吴汜、梁讽携带金帛追寻北单于，企图招降他。一面班师回国，驻扎五原。当时，北匈奴人心离散，吴汜、梁讽所到之处，宣明国威，前后有万余人归降。在北海西北的西海，追上了北单于，劝说他仿效当年呼韩邪单于归汉的先例，以求保国安人。 北单于喜悦，率领他的部下与梁讽一起回到私渠海。听说汉王朝大军已入塞，就派他的弟弟右温禺疑王随梁讽到洛阳，向汉朝廷进贡，并留侍汉和帝。窦宪见北匈奴单于没有亲来洛阳，认为他尚乏诚意，便奏请朝廷遣归右温禺鞮王。准备再次出征。在漠北，南单于送给窦宪一只古鼎，能容五斗，上面有“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的铭文。窦宪献上朝廷。 和帝永元元年（89年）九月，皇帝下诏，命中郎将持节到五原任命窦宪为大将军，并封其爵为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宪坚决辞去封爵。过去大将军的官位在三公之下，按太尉标准设置官属。此时，窦宪权震朝廷，公卿们迎和旨意，奏请朝廷，使窦宪位在三公之上，太傅之下，同时，也提高了他设置官属的档次。窦宪率军回京师。朝廷大开仓府，犒劳赏赐将士，随窦宪出征的各郡二千石长官的子弟，都升任太子舍人。 当时，窦宪兄弟，窦笃为卫尉，窦景、窦瑰都任侍中、奉车、驸马都尉。于是，兄弟四人大修宅第，争竞豪奢，穷极工巧。 永元二年（90年）六月，朝廷下诏封窦氏四兄弟侯爵。只有窦宪拒不受封。七月，将兵出镇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邓叠任其副将。 北单于因为汉王朝遣还他的弟弟，又派车谐储王等人居延塞见窦宪，请求向汉称臣，并想入京朝见。窦宪上表请示后，派班固、梁讽前往迎接。这时，南单于上书汉廷，建议乘机消灭北单于，然后，南北匈奴合并归汉。汉廷同意，于是，南单于大败北单于，北单于受重伤逃走。班固等人走到私渠海，转头返回。窦宪认为北单于势力微弱，想乘机将其彻底消灭，于是在永元三年（91年），派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兵出居延塞，在金微山大破北单于，斩首五千余级，北单于遁逃，不知去向，其国遂亡。 窦宪平定匈奴，威名大盛。于是以耿夔、任尚为爪牙，以邓叠、郭璜为心腹，以班固、傅毅皆置幕府，以典文章，把揽朝政，占据要津。一时刺史、守令等官员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因为违忤窦宪之意，相继自杀。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笃进位特进，窦景为执金吾，窦瑰为光禄卿，兄弟当朝，贵重显赫，倾动京都。而窦景尤为骄纵，妓客也依仗势力，为非作歹。他们侵凌平民，强夺财货，篡取罪人，抢掠妇女。搞得京都商贾闭塞，如避寇仇。而主管官吏，噤若寒蝉，忍气吞声，不敢举奏。司徒袁安见天子年幼，外戚专权，深为忧虑，言及国家大事，往往呜咽流泪。无奈当时窦氏势力太大，父子兄弟并居高位，充满朝廷。除上面提到的之外，尚有窦宪的叔父窦霸为城门校尉，窦褒为将作大匠，窦嘉为少尉，任侍中、将、大夫、郎吏等职的，还有十余人。 永元四年（92年），窦宪的心腹邓叠之母邓夫人与郭举一同出入后宫，郭举得到章德窦太后的宠幸，于是她们便共同图谋杀害汉和帝。 汉和帝得知他们的阴谋后，便定计除灭叛党。考虑到窦宪驻扎在外，怕他兴兵为乱，谋定后忍而未发。适逢窦宪和邓叠班师回到京师洛阳，汉和帝下诏让大鸿胪持节到郊外迎接，并按等级赏赐军中将士，以安其心。 窦宪进城之后，汉和帝亲临北宫，命将屯卫南、北宫，关闭城门，逮捕了邓夫人、邓叠、邓磊、郭举、郭璜，下狱诛死。并派人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让他和窦笃、窦景、窦瑰都回封地去。窦宪、窦笃、窦景到封地后，都被迫令自杀。 永元十年（98年），窦瑰也被梁棠所逼自杀。受株连者也都免官还乡。 轶事典故 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全歼了北单于主力，随军的班固写下《封燕然山铭》，刻在摩崖上记功。这一战，彻底打垮了北匈奴，使其脱离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因此有关燕然山的典故在唐诗宋词中俯拾皆是。 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于2017年8月15日宣布，在蒙古国中戈壁省发现的一处摩崖石刻，被中蒙两国联合考察队确认为班固为窦宪所作的《封燕然山铭》。 都护燕然 窦宪在歼灭北匈奴主力后，北匈奴退居西北地区的伊吾，其首领於除鞬到蒲类海请求归降东汉。于是，窦宪便上书册封於除鞬为北匈奴单于，在伊吾地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设立护匈奴中郎将，都护北匈奴，“如南单于故事”，东汉朝廷听从了他的提议。自此，南、北匈奴一并归东汉领护，史称“并恩两护”。唐代诗人王维在《使至塞上》对此事赞颂道：“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强买沁园 建初年间（公元76年—80年），窦宪倚仗其妹窦皇后的势力，低价强买了沁水公主的田园（沁园）。有一天，章帝（刘炟）出巡经过庄园，问陪同的窦宪：“这是谁家的田园？” 窦宪胡说了一通，引起章帝的怀疑。后来，章帝发现了真相，大为愤怒，对窦宪严厉训道：“前几天经过你强夺的沁水公主田园时，你为什么指鹿为马，欺骗我？你的胆子真大呀！你知道不？” 永平年间（58—75），先帝（明帝刘庄）经常命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相互监督纠察，所以诸多贵戚中没有人敢触犯法律。如今，尊贵的公主尚且遭到你的巧取豪夺，何况平头百姓！我告诉你，国家要抛弃你窦宪，就像丢掉一只小鸟和腐臭的死鼠一样！”窦宪大为恐惧。后来，章帝的愤怒平息了，命窦宪将沁园还给沁水公主。章帝看在皇后的面子上，对窦宪没有依法治罪，但不再委以重任。窦宪退出了沁园，后世泛称公主的园林为“沁园”。后人作诗以咏其事，此调因而得名“沁园春”。 纳妻轶事 窦宪纳妻的时候，天下郡国皆前去送礼庆祝，而汉中郡本应当遣吏送礼，户曹李合对汉中太守说：“窦将军椒房之亲，不修德礼而专权骄恣，危亡之祸，可翘足而待；愿明府（汉人对太守的尊称）一心王室，不要与窦宪交通。”然而汉中郡太守仍然派人给窦宪送礼，李合无法制止，只好请求亲自担任送礼使者，汉中太守允许了他。李合便在路上不断逗留，以观其变，走到扶风郡的时候，窦宪已经被汉和帝遣至封地逼迫自杀了，凡与窦宪交通的人皆被汉和帝免官，只有汉中太守没有与窦宪交通的记录，得以幸免。 经过窦宪对北匈奴的四次大战（稽落山之战、伊吾之战、河云北之战、金微山之战），北匈奴主力被彻底歼灭。至于其残部的去向，《后汉书》说是“不知所终”。而按照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说法，当时“这些从获胜的敌人面前逃跑的匈奴人”，采取了“转而向西方进军”的战略。他们先是长途奔袭到欧洲的黑海和多瑙河一带，接着又同这里的原住民哥特人等一起，继续向西侵袭，直到兵临罗马城下，最终导致了这个古老帝国“在众多‘蛮族’的强大军事压力下”，一朝覆亡。从这个角度不妨说，窦宪对北匈奴的作战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间接推动了欧洲的历史进程。 人物评价 窦宪在历史上留下过种种劣迹，在古今文人墨客眼中被公认为是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因而备受贬斥，以致于历史功绩也几乎被其罪过所掩盖了。其实，客观地分析窦宪的一生，其有些行为虽令人愤慨，但他对东汉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作为当时无可争议的优秀将领，他统率汉朝大军，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和金微山，登燕然山，“刻石勒功”，逐北单于，迫其西迁。他的威名震撼了大漠南北，他所奠定的中国北疆新格局，既是东汉光武、明、章三代的夙愿，是中国边疆统一和中华民族融合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渴望和平的北方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窦宪的历史功绩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从军事史的角度上看，窦宪作为指挥东汉第二次征伐北匈奴战争的汉军统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稽落山之战、金微山之战等重大战役，在中国军事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窦宪用兵，善于针对敌军弱点，及时掌握和准确判断敌军的动向，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方针，调遣优势兵力与敌主力决战。如汉三路大军汇集琢邪山后，窦宪根据北匈奴势力已大大削弱，不敢与汉军正面交战的状况，派出精骑万余，向北单于庭所在地稽落山一带运动，迫使北匈奴主力出战，并一举将其击溃。此役后，窦宪继续主动出击，盯住北匈奴主力不放，又先后在河云北、金微山取得重大战果。窦宪在作战中，十分注意扬长避短，根据汉军准备充分、装备精良、兵力集中，但深入大漠、远离后方、不宜久战的优弱点，以及北匈奴虽行动飘忽、反应快速，但力量薄弱，惧怕决战，且有大量老少部民拖累的实际情况，采用长距离奔袭、迂回包抄等战术，往往轻装疾进，速战速决。如包抄、夜袭河云北，长途奔袭金微山，均收到了出敌不意、以奇制胜的效果。同时，一旦逮住战机，便不轻易放弃，每次击溃敌军后，均穷迫猛打，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尽量在追击中歼灭敌人。 历史评价 范晔：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饮马比鞮之曲，铭石负鼎，荐告清庙。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恶焉。夫二三子是之不过房幄之间，非复搜扬仄陋，选举而登也。当青病奴仆之时，窦将军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鸣之无晨，何意裂膏腴，享崇号乎？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就煨尘者，亦何可支哉！ 东汉篇——梁冀 梁冀（？—159年），字伯卓，安定郡乌氏县人，东汉外戚大臣，大将军梁商之子，汉顺帝皇后梁妠、汉桓帝皇后梁女莹的哥哥。 初以贵戚为黄门侍郎，拜河南尹。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接替父亲梁商为大将军，袭爵乘氏侯。顺帝死，梁太后临朝，乃操权柄，百僚莫敢违令。先后立冲、质、桓三帝，专断朝政近二十年。汉质帝称其为“跋扈将军”，即被鸩死。太尉李固、杜乔主张立年长者为帝，忤其意旨，均被诬害。 梁冀惧怕妻子孙寿，致使孙寿把持了梁家的大权，进而控制了朝堂。夫妻二人穷极奢侈，拓建林苑，制同王家，方圆近千里，掠民数千为奴婢。 延熹二年（159年），桓帝与中常侍单超等共谋诛灭梁氏，收缴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梁冀与妻被迫自杀，满门老少皆被斩首，牵连处死及免职者数百人。其家产没收变卖合三十余万万，当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之半。 梁冀是汉顺帝朝大将军梁商的儿子，妹妹梁氏为汉顺帝皇后。梁冀为人“鸢肩豺目”，直勾勾地看人，毫无神采；说话也含糊不清。学问则只能抄抄写写记个账。小时候就是高贵的皇亲国戚，游手好闲，横蛮放肆。又好酒贪杯，擅长射箭、弹棋、格五、六博、蹴球、意钱这类玩艺，喜欢带着鹰犬打猎，骑马斗鸡。 梁冀最初任黄门侍郎，后转升为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校尉、步兵校尉、执金吾等职。 永和元年，任河南尹，为官残暴放纵，做了许多违法的事。父亲梁商的宾客雒阳令吕放，跟梁商谈了梁冀很多短处，梁商责备梁冀。梁冀怀恨在心，派人刺杀了吕放。事后怕梁商知道，就把刺杀吕放的嫌疑嫁祸给吕放的仇家，还请求让吕放的弟弟吕禹任雒阳令，前去捉拿吕放的仇家，把整个宗族及一百多个宾客全都杀掉了。 梁商去世还没有下葬，顺帝就任命梁冀为大将军，任他的弟弟侍中梁不疑为河南尹。到汉顺帝死时，汉冲帝只两岁，还在襁褓之中，太后掌控朝政，诏命梁冀和太傅赵峻、太尉李固总领尚书事务。梁冀虽然辞让没有接受，但却更加奢侈残暴了。冲帝死了，梁冀就拥立了质帝刘缵。质帝年幼却很聪慧，他知道梁冀骄横，曾经在群臣朝会时，盯着梁冀说：“这是专横跋扈的将军。”梁冀听了，非常痛恨他，就让侍从把毒酒加到汤面里给质帝吃。 药性发作，汉质帝非常难受，派人急速传召李固。李固进宫，走到质帝榻前，询问质帝得病的来由。质帝还能讲话，说：“朕吃过汤饼，觉得腹中堵闷，给朕水喝，朕还能活”。梁冀站在旁边，阻止说：“恐怕呕吐，不能喝水。”话还没有说完，汉质帝已经驾崩。李固伏到质帝的尸体上嚎哭，并弹劾侍候质帝的御医。梁冀担心泄露下毒的真相，对李固非常痛恨。 在商议确定继承帝位的人选之前，李固和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给梁冀写信。梁冀看到信后，召集三公、二千石官员和列侯，共同讨论继承帝位的人选。李固、胡广、赵戒及大鸿胪杜乔都建议立清河王刘蒜。但梁冀想立蠡吾侯刘志为帝，众人不同意。梁冀愤愤不乐，可又没有别的理由可以改变众人的主意。中常侍曹腾之前拜访刘蒜时，由于刘蒜没有施礼，内心憎恨他。听说此事后，夜里到梁冀那里，使他坚定拥立刘志为帝。 第二天，再次召集公卿开会，梁冀意气汹汹，而言辞激动。自胡广、赵戒以下的官吏，没有不害怕的。都说：“只要大将军发令就是。”可是李固与杜乔仍坚持原来的意见。梁冀大声宣布“罢会”。可是，李固仍认为刘蒜是众望所归，有被立的可能，于是再次写信劝说梁冀，梁冀更加愤怒。梁冀劝说妹妹梁妠，并以皇太后的名义，先将李固太尉免职。剥夺了李固的朝议权，最后立刘志为帝，称为汉桓帝。并指使宦官唐衡、左悺一道向桓帝诬陷杜乔说：“陛下先前将即位时，杜乔和李固反对，认为您不能胜任侍奉汉朝宗庙的祭祀。”因此桓帝对杜乔和李固心生怨恨。 建和元年（147年），甘陵人刘文与南郡人刘鲔联合“谋立”清河王刘蒜做天子。梁冀诬蔑李固与刘文、刘鲔等散布妖言，将他们关进牢狱。李固的门生王调贯械上书，证明李固的冤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也要鈇锧到朝廷通诉，太后梁妠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下诏释放李固。李固出狱之时，雒阳的大街小巷齐呼万岁。梁冀听到消息后，大为惊骇，害怕李固的声名和品德终将伤害自己，重新向朝廷弹劾李固和刘文、刘鲔相勾结的旧案，李固最终还是死在狱中，时年五十四。 李固临终时，命子孙以三寸素棺、帛巾束首，入殓葬于汉中的瘠薄之地，不许葬在父亲墓地周围。时人崔琦曾作《外戚箴》，规劝他，梁冀无动于衷。后来梁冀一意孤行，继父职作大将军，于是崔琦再作《白鹄赋》以讥讽之。梁冀大为恼怒，厉声质问崔琦。崔琦则说得梁冀无言以对。不久，梁冀升他做山东地方临济县令长，崔琦弃官隐居起来。但梁冀的党羽布置严密，崔琦还是被害身死。 梁冀掌控朝政前后长达近二十年，其幕府配员增至倍于三公，有不少名流出入其幕府，如朱穆、周景、崔案、赵岐、应奉等人。 建和元年（147年），汉桓帝加封梁冀食邑一万三千户，增加梁冀幕府推荐优异者和保荐茂才的名额，梁冀幕府的掾属人数比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府的人数要多一倍。又封梁不疑为颍阴侯，梁不疑的弟弟梁蒙为西平侯，梁冀的儿子梁胤为襄邑侯，各食邑一万户。 每年四方各国进贡方物，皆先把上品进贡到梁冀幕府，然后次品进贡给皇帝。借钱求做官或赎罪的人们，都聚集梁冀幕府前，“道路相望”。梁冀又派人跨越国境与其他国家交往，广求珍奇异物。每当梁冀出行，就征调大量伎女御者随行。 梁冀又在幕府大起第舍，兴建豪宅，而孙寿也在对街修建住宅，穷极当时土木工匠之所能，互相竞争夸耀。大堂寝室都有暗道通往内室，各个房间都可相通。柱子墙壁雕镂图案，并镀上铜漆；大小窗户都镂刻成空心花纹，装饰着宫廷式样的青色连环纹饰，并画上云气缭绕的仙灵图案。台阁四通八达，相互呼应。长桥凌空高悬，石阶横跨水上。金玉珠宝、四方进献的珍奇怪物，堆满幕府仓库，甚至还有远方送来的汗血宝马。 梁冀还广开园林，挖土筑山，在十里之内筑起了九个山坡，模仿东西崤山的走势，大片的森林和险要的山涧，有如天然而成，珍奇的鸟类和驯养的野兽，在其间飞行奔走。梁冀和孙寿一同乘坐着辇车，打着羽毛做的伞盖，伞盖用金银加以装饰，在宅第内游玩观光，后面还跟着许多歌妓和舞女，敲着钟吹着管，一路酣歌。有时接连几天几夜都在尽情驰骋狂欢。宾客到了幕府门口进不去，都要向看门人求情拜谢，看门人都积攒了大量的财物。 梁冀广拓林苑，规制与皇家园林完全一样。其林苑西至弘农，东面以荥阳为界，南面直通鲁阳，北面到达黄河、淇河，其中有深山，也有丘陵和荒野，林苑所包围的区域，方圆将近千里。 梁冀的两个弟弟曾私下派人到上党山打猎，梁冀知道这件事后就逮捕了他们的宾客，一下就杀死了三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生还。 梁冀又在洛阳城西另外修建了宅第，专门收纳奸诈的亡命之徒。有时也抓良民，全部把他们作为奴婢使唤，达到了几千人，称他们为“自卖人”。 和平元年（150年），加封给梁冀食邑一万三千户，加上从前已有的就有三万户了。弘农人宰宣生性谄媚邪恶，想讨好梁冀，就上书说大将军有周公那样的功勋，如今他的几个儿子都已经封了侯，那他的妻子也应该封为县君。皇帝就下诏封他妻子孙寿为襄城君，同时兼食阳翟的租税，每年进项有五千万，此外还比照长公主的规格，加赐给她赤绂。 扶风人士孙奋家境富裕却很吝啬，梁冀就赠送给他四匹马，然后向他借钱五千万；孙奋只借给他三千万，梁冀大怒，向郡县告状，指认孙奋的母亲是他过去守库的奴婢，说她偷了十斛白珠、一千斤紫金，背叛主人；于是就把孙奋兄弟抓起来拷打，打死在狱中，把他们一亿七千多万的财物全部没收了。 元嘉元年（151年），桓帝因为梁冀对自己有援立之功，想用特别的礼遇来显示他的崇高地位，就召集朝中全部公卿，共同商议对待他的礼遇。有关官员上奏说梁冀可以入朝不小步快走，可以佩剑穿鞋上殿，谒见皇帝可以不自称名，享受和萧何同等的仪礼规格；将定陶、成阳剩余的编户全都封给他，这样他的封邑就增加到四个县，和邓禹相当；赏赐给他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照霍光的标准，以突出表彰他的首功。每次朝会，和三公分别开来，独坐一席。十天入朝一次，平议尚书事务。将这些宣告天下，成为万代法制。 梁冀还觉得他们奏请的礼遇不够优厚，很不高兴。他专横行事，玩弄权势，一天比一天凶残放纵，各种大小的机要事务，没有一件不是先征询他的意见才做出决定的。宫中的卫士侍从，都是他亲自安置的，宫中的起居生活，每一个细节他都能了解清楚。百官升迁，都要带着笺记书札先到梁冀幕府谢恩，然后才敢去尚书省。 下邳人吴树出任宛县县令，上任之前向梁冀辞行。梁冀的亲戚朋友有很多在宛县境内。梁冀便为他们说情，托吴树关照。吴树回答说：“小人干坏事，都应该杀掉。将军您凭借皇后的尊威，担任大将军的职务，应当奖掖贤良，裨补朝廷的缺失。宛县是个大都会，士人荟萃的地方，自从我侍坐聆教以来，没有听您称赞过一位忠厚的长者，而托我照应那些不该照应的人，我委实不敢听命。”梁冀听了默不作声，心里很不高兴。吴树到达宛县，就杀掉了危害百姓的梁冀门客数十人。梁冀从此深恨吴树。 后来，吴树调任荆州刺史，行前向梁冀辞行，梁冀设宴为他饯行，暗中在酒里下了毒药。吴树一出门便死在车上。 辽东太守侯猛刚接到任命时，未去拜见梁冀，梁冀怀恨在心，借口别的事将其腰斩杀害。 郎中袁着看到梁冀凶残放纵，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就向桓帝上书说：“我听说孔仲尼叹息凤凰不来，黄河不出现神图，感伤自己卑贱，不能求来这些东西。现在陛下处在可以得到这些东西的位置，又已经具备了得到这些东西的条件，但祥瑞之气至今还未出现，贤德和愚蠢的人颠倒了次序，这都是因为权臣分割了权势，上下阻隔导致的。按四时运行的规律，功成就该身退，给予过高的爵位和过多的恩宠，很少不招致祸害。现在大将军的位置已高到极点，大功已经告成，理应警诫自己，遵循悬车引退的礼节，高枕无忧地去闭目养神了。 《左传》说：‘果实长得过于繁盛，就会压断树枝，损害主干。’如果不及时抑制权势，那就难以保全他自身。梁冀左右的人听到我的话，肯定会怒目而视，咬牙切齿，我只因为年幼无知而受到提拔，所以才敢不顾忌讳说这样的话。从前，禹劝舜帝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劝诫成王不要像殷纣那样迷乱，希望皇上能废除诽谤之罪，让天下的人都能开口说话。”奏书递了上去，梁冀听说后就秘密派人去捉拿袁着。袁着就更名改姓，后来又假托病死，用蒲草编个假人，买来棺材殡葬了。梁冀查问得知其中的伪诈，暗查找到了他，用竹板把他打死了，并把这件事隐瞒了起来。 太学生刘常，是当世的名儒，和袁着向来要好。梁冀召他来补令史（一种小吏）的缺额，以侮辱他。当时太原人郝薭、胡武都爱发表正直的言论和高深的见解。他们都和袁着友善。原先是郝薭等联名上书三公府，推荐天下志行高洁之士，而不向大将军推荐。梁冀想起这件事来，大为恼怒；又怀疑郝薭等人是袁着的同党。于是他命令中都官发公文捕捉那些向三公府上书荐贤的人，把他们都杀了。 还杀害了胡武一家，共杀死了六十多人。郝薭以前逃走时，知道不免于祸，就用车子拉着棺材到梁冀家上书。书信送进去后，他就服毒自杀了。这样才保全了他的一家。等到梁冀被处死后，朝廷下诏以礼祭奠袁着等人。梁冀还做出许多类似的残忍恶毒之事。 在梁冀专权的日子里，吹牛拍马的佞人升官，直言极谏的勇者遭害。与以上两种人不同的，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既不吹拍，也不硬顶，“明哲保身”，以求避免杀身之祸。如名士杨震子杨秉。桓帝时，曾任劝讲，太中大夫，左中郎将，升侍中尚书等官。 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桓帝曾身穿便服去走访梁冀儿子梁胤家。在封建时代，皇帝私访臣下之家，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杨秉为此上疏，但桓帝不理。杨秉就称病辞官，桓帝让他出宫廷任右扶风。太尉黄琼力劝皇帝召杨秉回宫，这时梁冀已掌握大权，杨秉知道回宫不得要称病避祸。又如，名儒马融的从妹夫赵歧在梁冀当权时，故意改名“避难”。他卑视马融无士人气节，马融曾到赵歧家，赵歧拒不见。他死时年三十七，墓碑刻字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再如，名士周举的儿子周勰，被梁冀召了三次，他都不去。梁冀不甘心，又举周勰为贤良方正，仍不去。梁冀又备厚礼用公车迎接他，还是托病坚持不去。后来，他干脆隐居起来，杜门谢客十余年，住处都长满了荆棘。 永兴二年（154年），朝廷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梁冀一家前后有九人被封侯，三人做了皇后，六人做了贵人，出了两个大将军，夫人、女儿中有七人享有食邑，三人娶了公主，其他官至卿、将、尹、校的有五十七人。 梁冀掌权二十多年，骄横气盛到了极点。他横行宫廷内外，百官不敢正视他，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汉桓帝大权旁落，什么事都不能亲自过问，因而对梁冀日益不满。 延熹元年（158年），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陈述日食的灾异应归咎于大将军。梁冀知道后，暗示雒阳令逮捕陈授加以拷问。陈授死在狱中，引发汉桓帝大怒。 当初，掖庭人邓香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叫邓猛女。邓香死后，夫人就改嫁给梁纪。梁纪是梁冀的妻子孙寿的舅舅。孙寿把邓猛女引荐到掖庭中，被桓帝宠幸，封为贵人，梁冀就想认猛做女儿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就把邓猛女改为梁姓。当时，邓猛女的姐夫邴尊担任议郎，梁冀担心他阻挠改变宣的心意，就勾结刺客在偃城刺杀了邴尊，然后又想杀死宣。宣家住延熹里，和中常侍袁赦是邻居，梁冀派的刺客爬上袁赦的屋顶，想从这里进入宣家。袁赦发现了，敲起鼓召集手下把这事通告给宣。宣马上跑到宫中向桓帝报告了这件事情，桓帝大怒，就和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个人定下诛杀梁冀的计划。 梁冀心中猜疑单超等人，就派了中黄门张恽进入宫内，以防止他们发动政变。具瑗命令吏人把张恽逮捕，罪名是他突然从宫外进来，图谋不轨。桓帝于是亲临前殿，召见尚书们，公开了梁冀的罪行，让尚书令尹勋手持符节率领丞郎下的官员都带着兵器守住宫廷官署，收起各种符节送回宫中。派黄门令具瑗带着左右两厢的骑士、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等，一共一千多人，和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派光禄勋袁盱带着符节没收了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他为比景都乡侯。梁冀和他的妻子孙寿当天就都自杀了。 朝廷又将梁冀的儿子河南尹梁胤、叔父屯骑校尉梁让、以及他的亲信卫尉梁淑、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人，连同梁家及孙家的内外宗族亲戚全部逮捕送到诏狱中去，不论老少都处以死刑，暴尸街头。梁藉（不疑）、梁蒙在这之前死了。其他受到牵连而死的公卿、列校、刺史及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有几十人，梁冀原来的官吏和宾客被罢除官职的有三百多人，朝廷都空了，只剩下尹勋、袁盱以及廷尉邯郸义还在。梁冀的私生子梁伯玉时年十五岁，这时候才得以从夹壁中出来。 当时政变是突然从宫中爆发，使者来回奔驰，公卿们不知所措，官府、街市、里巷纷扰动乱，过了数日才平定下来，百姓没有不拍手称快的。朝廷没收梁冀的全部财产，全部变卖，共获三十多亿，用来充实国家府库，因为这原因减免了天下百姓一半的租税。开放梁冀的林苑，让贫民在里面安身立业。奖赏诛杀梁冀有功的人，封赏了尚书令尹勋及以下共几十个人。 轶事典故 梁冀是一位游戏体育全能选手。据《后汉书》记载，梁冀“能挽满（拉满强弓）、弹棋、格五、六博、蹴鞠（踢球）、意钱（博戏）等游戏，又喜爱臂鹰（架鹰于臂）、走狗（驱狗赛跑）、骋马（纵马奔驰）、斗鸡。” 梁冀还撰有《弹棋经》一卷。 梁冀的妻子孙寿貌美又善于做出妖媚姿态，描着细长曲折的眉毛，弄出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眼下略施粉黛，故意搞得像刚哭过的样子，发髻斜歪一侧，走起路来扭着腰肢，笑起来故意如牙痛一般，以此来媚惑人。 孙寿生性忌刻，能够控制驾驭梁冀，梁冀非常娇宠惧怕她，有着东汉“女魔头”和“美妆一姐”之称。 梁冀听从孙寿的话，剥夺了许多梁家人的职权，对外给人一种谦让的感觉，实际上抬高了孙氏宗亲的地位。他们当中假托他人名义担任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等官职的有十几个人，都十分贪婪残忍、凶暴荒淫，各自派遣自己的宾客去登记属县富人的名单，然后给这些人安上其他的罪名，把他们抓到监狱严刑拷打，让他们出钱赎出自己，给钱物少的人甚至被处死或流放。 狐尾单衣 梁冀为了讨好妻子孙寿，便改变车乘服饰，制作带帷障的平顶车，把头巾扎得很低，并带上狭小的帽子，把头巾上角折叠起来，用大扇障身，夹着狐狸尾巴，穿着单薄的衣服。 兴建兔苑 梁冀曾在洛阳城西兴建了兔苑，纵横数十里，调集了各属县的工匠，修缮楼观，几年才修好。又下文书到各属县调集活兔，把这些兔子毛上刻字做记号，谁触犯了这些兔子，就要犯下死罪。曾有一个西域来经商的胡人，不了解禁忌，误杀了一只兔子，此事辗转互相牵连，因此被处死罪的人有十几个。 强抢废妃 梁冀的父亲梁商，谄媚于汉顺帝，献上美女友通期为汉顺帝妃嫔。友通期犯下一些小过错，触怒了汉顺帝，友通期便被废出后宫，归返梁商。梁商不敢留她，把她嫁了。正碰上梁商去世了，梁冀就派人把她抢了回来。梁冀在守孝期间，和友通期偷偷地在城西同居。孙寿探知梁冀外出，就带了许多奴仆，把友通期抢回家来，剪去头发，划破脸皮，痛加笞打，并要上书给皇帝告发这件事。梁冀非常害怕，向孙寿的母亲叩头，请求她要孙寿别这样做。孙寿也因不得已而作罢。可是梁冀还是和友通期私通，生了个儿子取名梁伯玉，把他藏着不敢让他出来。孙寿不久知道了这件事，就派儿子梁胤把友氏一家杀光了。梁冀担心孙寿杀害伯玉，就经常把他藏在夹壁之中。 宠幸嬖奴 梁冀很喜欢嬖奴秦宫，让他当官直到太仓令，可以自由出入孙寿的住所。孙寿一见到秦宫，就把待从全部支开，以有要事要说为借口，就和他私通起来。秦宫内外都受到宠幸，威名权力大增，刺史、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就任前都要向他晋谒辞行。 嫉妒贤弟 梁冀的弟弟梁不疑喜爱经书，礼贤下士，梁冀暗中嫉妒他，就通过中常侍转告桓帝，调任他为光禄勋。又暗示众臣共同推荐自己的儿子梁胤任河南尹。梁胤这时才十六岁，容貌丑陋，官衣官帽都穿戴不了。路上见到他的人，没有不嗤笑的。梁不疑自以为与兄弟有隔阂而感到羞耻，于是辞官回家，和弟弟梁蒙关起门来不问外事。梁冀不想让梁不疑与宾客往来，暗中派人化装守候在他的门前，有人来往便记下来。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刚任职时，曾去拜访梁不疑，梁冀便暗示州郡官员寻别的事来陷害他们，把他们都处以剃光头发和鞭打的刑罚，充军到朔方。马融自杀未遂，田明死在路上。这位东汉经学家的马融，门生遍天下，不少名士贵人都出自他门下，他本人也很自负，自认为注疏经书，贾逵“精而不博”，郑众“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只有他马融。最初，他也恃才自傲，与梁冀等外戚顶撞，但是吃了几次苦头就软下来。上奏处死李固就是梁冀要他写的，他也为梁冀写《西第颂》，因而马融在这一方面为人所不齿的。 人物评价 曹腾：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东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 刘缵：此跋扈将军也。 刘志：梁冀奸暴，浊乱王室。 张纲：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荛之资，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为封豕长蛇，肆其食叨，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朱穆：今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顷者，官人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搒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叹嗟 东汉篇——明章之治 明章之治是指是东汉继光武中兴之后，汉明帝、汉章帝统治时期出现的“大治”景象，此间把东汉推向了鼎盛，同时明章二帝时期的一些做法，对整个东汉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章二帝继承并发扬了光武帝的中兴大业，继续执行宽松治国和与民休息的开明政策，在政治上以刑理治国，推行德政，法令分明，整肃吏治、严惩不法官吏，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并坚持后妃外戚不准参政的政策。社会经济上则减轻赋税，鼓励农桑，兴修水利，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凡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69年派水利专家王景治理黄河，从此使黄河900多年未发生重大改道。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 明章二帝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并从西域引进佛教，以致风俗淳厚，天下太平。尤其是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其影响所及，东汉二百年间特立独行、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直到汉末“党锢之祸”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 明章二帝共统治三十一年（57—88），两代帝王承继了光武帝的施政方针，励精图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使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成为汉朝历史上黄金时期之一， 故史称“明章之治”。 汉明帝刘庄聪慧异常，勤学好读书，天赋很高。年幼时就能读懂《春秋》和《尚书》等儒家经典。光武帝十分宠爱他，并改立他为皇太子。 57年二月，光武帝去世，太子刘庄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永平”，是为汉明帝。汉明帝即位后，没有辜负光武帝的期望，他继承并发扬了光武帝的施政方针。采取与民休息的开明政策，鼓励农桑，兴修水利。史书上说，汉明帝时期，出现了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永平十八年（75年）八月初六日，汉明帝去世，太子刘炟即位，时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汉章帝为人仁厚宽容，好儒学，年轻时颇受其父汉明帝器重，即位后励精图治，光大祖业。在位期间，章帝重视农业生产，提出“王者八政，以食为本”，并亲耕农田以示鼓励；又平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垦荒，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内政方面，他一改东汉前期“苛切”政治，删简残酷刑律50余条，实行“仁政”、“宽政”。章帝时期，东汉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都在光武帝和汉明帝盛世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东汉王朝的发展至此达到顶峰阶段，历史上将明帝和章帝时期全称“明章之治”。 然而，汉章帝末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对外戚过于宽容。他一改光武帝和明帝严格禁止外戚和宦官参预朝政的政策，宠爱皇后窦氏，重用窦后之兄窦宪，又优待宦官，使外戚和宦官这两股腐朽势力从此登上东汉王朝的政治舞台，引起了宫廷内部的斗争。东汉王朝的开明政治从此结束，转而进入腐败和黑暗，汉家天下也从此由盛世走向衰退。 汉明帝登基后，继续奉行光武帝在位时期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外戚、大臣严加惩处。比如护羌校尉窦林系大司空窦融亲属，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 永平二年（59年），窦林坐欺君罔上、贪赃枉法罪下狱论死。汉明帝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次下诏责罚，将窦融罢官。后来，汉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杀；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可见汉明帝对于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控御极严，一旦犯法，从严治罪，决不因其官职高、地位亲近而加以宽贷。于是，群臣震恐，朝廷肃然。 汉明帝还能纳谏，听取逆耳之言。比如：汉明帝大起北宫，尚书仆射钟离意建议停工，立即得到采纳。他还下令废除度支日（每月初一至初六日）不受章奏的旧制，以便远方来京臣民随时诣阙奏事。 汉明帝还注重对地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察和黜陟。从慎重选举官吏着手，对吏治进行整顿。永平九年（66年）又“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规定出对地方官吏的考察黜陟制度，每年进行一次。在选官用人上，刘庄严令杜绝权门请托。他的姊妹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 明章二帝均以勤政着称，汉明帝即位后，每天二更就寝，不到五更就起床读书，批阅奏章。他自认威望不如父亲光武帝，必须更加严格，才能保证纲纪整肃，吏治清明。因此，对待臣下更为严厉、苛刻，甚至亲自责打有过失的官吏。 史称汉章帝忠厚仁义，笃于亲系，而且汉章帝的政令刑罚的确也是比较宽疏。例如依东汉制度，官员贪污要禁锢三世，即三代人都不准为官。汉章帝废除这项制度。而汉章帝对官员和贵族的赏赐，往往超过规定的限额，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 汉章帝的一些政令刑罚，有时并非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在于灾祥谶纬之学。建初元年（76年），兖、豫、徐等州发生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饥民遍野。汉章帝一方面调集国库粮食紧急救援饥饿中的人民，一方面召集大臣商讨解决办法，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看法，水旱荒年是由于阴阳失调，而阴阳失调又与政事有关。 司徒鲍昱痛陈时弊：“前几年治楚王刘英狱，抓人成百上千。这些人并不是都有罪，受牵连而坐狱的人恐怕有一半是冤枉的。那些判处徒刑的人远离家乡、骨肉分离，死了灵魂也不得安息。这就致使阴阳失调、水旱成灾。现在不如赦免这些刑徒，解除监禁，让其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也许能致和气，使天降甘露、解除旱情，免除黎民百姓的痛苦。” 尚书陈宠也上疏说：“治理国家大事就如调整琴瑟的弦一样，弦调得太紧就会崩断，刑罚太严也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建议陛下进一步宽缓刑罚。”汉章帝听从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罚。 汉章帝在位期间，废除苛法五十馀条，行宽厚之政，除去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禁用酷刑，以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残酷的条文五十余条。禁盐、铁私煮、私铸。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 西汉末至东汉初，匈奴的势力又有所发展，成为北边的严重威胁。建武二十四年（48年）后，匈奴因内乱而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逐渐内附，但北匈奴仍不时入侵。汉明帝时，遣窦固等于永平十六年（73年）击败北匈奴，追至天山和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同时又派班超出使西域各国，使西域各国再次断绝与匈奴的关系，重新归附汉朝。后来至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率师出击北匈奴，大破之，北匈奴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窦宪等“遂登燕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不久北匈奴之馀众在屡败之后，乃向西远徙。 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致力于内部建设。对匈奴转为战略防御，对西域各国要求重设都护和遣送质子入朝的要求予以拒绝。这在当时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 经过东汉初年约三十年的休养生息，东汉的国力大为恢复。在刘庄去世的前三年，刘庄决定重新对匈奴采取强硬措施。派耿秉（东汉名将耿弇的侄子）、窦固（东汉功臣窦融的侄子）率大军进攻北匈奴。耿，窦各率一路，窦军一直打到天山，耿军攻到三木楼山。大获全胜。两年后，耿，窦又率兵出西域，进攻车师国。车师国后王和前王相继投降。 在击败北匈奴后，派班超出使西域，这个班超后人多认为他是一个名将，而他更是一个外交家。他带着36个人纵横于西域，着名的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他在鄯善国带着36人袭击北匈奴使团，全歼了北匈奴的使团。其实类似班超的这种强硬使者，在武帝时比比皆是，只不过都未留下名姓而已。班超在西域活动的结果是都护重建，班超动辄带着西域的多国部队，打击那些不肯听命的国家。刘庄时对北匈奴和西域的策略，也为后来时彻底消灭北匈奴，控制住西域打下了基础。 明章二帝劝课农桑，薄赋税，减徭役，修水利，又安置无地贫民，贷给粮食、种籽、农具。如屡下诏令，以苑圃地和郡国公田赋予贫民耕种，几度蠲免租赋。史载汉明帝末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汉明帝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民。此外，汉明帝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百姓怨叹”。汉明帝令着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汉明帝提倡节俭，宫廷生活不尚奢侈，一时之间，上行下效。 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明帝统治后期，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激增至3400多万。 思想文化方面，明章二帝提倡儒学，汉明帝曾亲临辟雍给大学生们讲授经义。汉明帝还重视佛教，在68年派遗蔡愔、秦景等出使天竺（今印度）拜求佛经、佛法，并于第二年在洛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寺——白马寺。汉明帝聘请天竺高僧在此译经、传教，从而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汉章帝于79年在白虎观召集诸儒讨论《五经》异同，并亲临主持，历时旬月，又令班固将讨论结果记录整理，编成《白虎通义》一书，将儒学推向系统化、神学化，对此后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章帝不但精通经学，又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书法家。他尤其善草书，后世流行的“章草”，据说就是由于汉章帝的爱好而形成的一种书体。 汉明帝秉光武帝遗教，尊崇儒术，曾亲赴太学，主持“大射”、“养老”等礼，又升堂讲说，故上至宗室诸王大臣子弟，下至于宫廷卫士，莫不受经习儒。汉章帝更亲赴阙里祭祀孔子，又召集当时名儒，群会于京师的白虎观，讨论诸经的异同，故学术风气一时大盛。 建初八年（83年），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因经学家多分歧，集中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议》、《白虎通》），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是继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历》。 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有一次，汉明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高大的金人，头顶上放射白光，降临在宫殿的中央。汉明帝正要开口问，那金人又呼的一声腾起凌空，一直向西方飞去。梦醒后，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朝会时，他向群臣详述梦中所见，大多数人都不知其由。后来他有个博学的大臣说那可能是西域的佛陀，汉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陀，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沙音娑，亦作娑门，亦译作桑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明章二帝执行开放的外交政策，很少用兵。不过二帝均派兵征伐匈奴，威服西域。不久北匈奴之余众在屡败之后，乃向西远徙。73年，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设置西域都护，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 不过，该地仍是不断发生战乱，局势颇不平静。汉章帝即位之初，边关再起纷乱，焉耆、龟兹、车师等联合北匈奴，攻打中央政府的军政驻地，形势颇为吃紧。汉章帝召群臣商议对策，众人皆欲暂缓，惟有司徒鲍显力主马上增援。汉章帝采纳鲍显的意见，派兵西进，解救了边关危机。 不过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汉章帝举棋不定，大臣们也有争论。由于确实存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困难，汉章帝最终还是放弃了西域，诏令滞留西域的汉朝人员回国。但是经过班超的努力斡旋，西域各国都愿意臣服于汉。而被汉军打败的北匈奴后来竟成为西罗马帝国的克星；而后来被唐朝打败的突厥人同样西迁，最后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历史就这样使东西方各族和各国结下了相互关联的不解之缘。 评价 明章两帝承继了光武之施政方针，励精图治。和文景之治一样，明章之治均属王朝初后不久出现的“治世”。但文景之治等前有短暂的动乱，后有“汉武盛世”接踵而来。而明章之治前承光武之治，二者同为东汉之鼎盛时期，其后再无盛世之再现，政治即趋向紊乱。其因应与西汉社会之弊病并未克服有关，一方面土地兼并、吏治败坏仍颇为严重，另一方面，外戚干政、宦官擅权又逐渐加剧。于是东汉的黄金时代稍纵即逝，为时极短即转入中衰。 东汉篇——戚宦之争 戚宦之争是指东汉中后期约持续百年的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争斗。在东汉后期的戚宦纷争中，外戚利用皇帝幼弱，得以专擅朝政，宦官也力图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的操纵。 总之，双方都力图挟持皇帝，排除异己，由于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乱政，最终葬送了东汉王朝。 东汉中期，众多皇帝昏庸不堪，沉迷玩乐，结果使皇后逐渐把持政权。且从汉和帝开始，所有君主皆年幼继位，使得太后可以利用“垂帘听政”的方法来控制政权，太后提拔其亲戚，结果外戚掌握了政权。皇帝成长后，太后交回政权，皇帝由于不满外戚专政，则与宦官合谋对付外戚，成功后结果宦官得势，皇帝身亡后，继位者又是年幼的皇帝，另外一太后又“垂帘听政”，结果恶性循环如此不断持续。 东汉自汉章帝以后，戚宦之争未尝稍息。汉和帝十岁即位，太后兄窦宪为侍中，出宣诏命，掌握政权。皇帝与朝臣隔绝，只能依靠宦官。永元四年（92年），和帝用宦官郑众所掌握的禁军，消灭窦氏势力，宦官从此干政弄权。汉安帝初政，太后兄弟邓骘等掌权。待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邓氏势力，形成皇后阎氏兄弟阎显等与宦官共同专政局面。延光四年（125年）安帝死，阎皇后因太子刘保非亲生，废为济阴王，将他囚禁在德阳殿下，并与阎显定策立章帝曾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她遂临朝称制。 懿当年即亡故，人心浮动，中常侍孙程与其他宦官十八人，拥济阴王为帝，是为汉顺帝。后孙程等又杀了阎显。顺帝时孙程等十九人皆得封侯，宦官势力大增。顺帝同时也重用外戚，拜梁皇后之父梁商、商子梁冀先后为大将军。冀跋扈专权，在顺帝去世后，连续立、质、桓三帝。延熹二年（159年），汉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合谋消灭梁氏势力，从此宦官独揽政权。自和帝以来，宦官与外戚交互倾轧，更番弄权。 历史学者认为戚宦之争的起因有以下几种 （一）西汉皇后吕雉，结果造成后来吕氏专政的局势。到汉武帝时，设大司马大将军一职，规定必须由外戚担任，加重了外戚的权势。 在西汉，权势高的外戚有汉高祖时期的吕氏武帝及汉昭帝时的霍氏汉宣帝时的史氏及许氏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时的王氏、傅氏、丁氏。 （二）东汉的汉光武帝削弱三公之政军权力：汉光武帝因惧丞相权力过大会篡位，是以削弱三公之权力，结果使得常担任内朝官职的外戚或宦官没有了三公的制衡。 汉章帝以后，戚宦之争未尝稍息。和帝十岁即位，太后兄窦宪专权，皇帝与朝臣隔绝，只能依靠宦官。永元四年（92年），和帝用宦官 郑众所掌握的禁军，消灭窦氏势力，宦官从此干政弄权。安帝初政，太后兄弟邓骘等掌权。待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邓氏势力，形成皇后阎氏弟 阎显等兄与宦官共同专政局面。 延光四年（125年）安帝死，阎皇后因太子刘保非亲生，废为济阴王，将他囚禁在德阳殿下，并与阎显定策立章帝曾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她遂临朝称制。懿当年即亡故，人心浮动，中常侍孙程与其他宦官十八人，拥济阴王为帝，是为顺帝。后孙程等又杀了阎显。顺帝时，孙程等十九人皆得封侯，宦官势力大增。顺帝同时也重用外戚，拜梁皇后之父 梁商、商子冀先后为大将军。 梁冀跋扈专权，在顺帝去世后，连续立冲、质、桓三帝。延熹二年（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合谋消灭梁氏势力，从此宦官独揽政权。自和帝以来，宦官与外戚交互倾轧，更番弄权。 25年，在绿林农民起义下， 王莽政权被农民推翻。参加过绿林起义的西汉皇族刘秀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就是东汉光武帝。 建武二年，光武帝下令全面改革 王莽所实施的旧政策，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以进一步削弱 三公（ 太尉、司徒、 司空）的权限；废除“官奴”；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到公元一世纪中叶，经过 汉光武帝、 汉明帝、汉章帝三代皇帝的治理，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之为“ 光武中兴”。 89年，汉章帝薨，由年仅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 年号永元。因和帝年幼，统治权力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窦氏与其兄窦宪之手。窦氏的专权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满，和帝于公元92年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诛灭窦氏， 郑众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来越甚地参与东汉的政治统治，加之自和帝刘肇以来历代汉帝都宠信宦官，及至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 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年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形成东汉王朝后期的宦官与外戚专权的格局。 189年， 灵帝驾崩， 何太后临朝。当时皇宫内 宦官专权，凉州 董卓率兵入洛阳，废皇子 刘辩，杀 何太后，立 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事实上 献帝即位后并无任何权利，董卓独揽大权，残暴专横，使得各地官吏纷纷举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诸强割据的局面，统一的王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后， 献帝又为曹操控制；公元220年，曹操次子 曹丕逼迫献帝让位，东汉王朝宣布灭亡。 外戚、宦官专政时期，东汉政治日益腐朽。外戚、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都公行贿赂，搜刮财货，兼并土地。外戚梁冀被诛，抄没的家财竟达三十余万贯，抵上东汉全年租税之半。宦官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势，也公然受贿。宦官们聚积了无可估量的财富，便尽情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 豪族政治势力的发展以外戚专权的形式出现，从而架空了皇权。而皇帝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得不求助于宦官，因而宦官能够专权。无论外戚或宦官专权，都力图控制皇帝，或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时排除异己，大肆搜括，竭泽而渔。从封建士大夫看来，宦官是身份卑贱的暴发户，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 在东汉后期的戚宦纷争中，外戚固然利用皇帝幼弱，得以专擅朝政，宦官也力图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的操纵。 总之，双方都极力图挟持皇帝，排除异己，由于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乱政，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1. 导致政治腐败 ：外戚、宦官的相互倾轧，使当时的政局动荡，朝纲不振，政治一片黑暗。 无论是外戚或宦官擅权专政，大都排除异己，任人惟亲，卖官鬻爵，广收贿赂。 2. 引起党锢之祸 ：戚宦乱政引起大臣和士人不满，他多支持外戚而攻击宦官，宦官便利用权力大加迫害，于是酿成桓、灵之世的两次党锢之祸。 3. 造成民变四起 ：由于政治日趋黑暗，东汉王室、贪官污吏及地方豪绅对人民的敲榨勒索愈益加剧。 百姓无法生活，便到处流浪和暴动，最后终于出现大规模的民变。 东汉篇——永元之隆 永元之隆，是东汉和帝刘肇治理下出现的盛世。刘肇在诛灭窦氏外戚后励精图治，实现了“黎元宁康，万国协和”，东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史称“永元之隆”。 永元年间，窦宪大破匈奴，班超击败贵霜帝国、平定西域，使西域五十余国降附东汉，以至条支、安息(帕提亚帝国)诸国甚至远在京师洛阳四万里外的海滨国家都译使纳贡；而后又派甘英出使罗马帝国，至地中海东岸而还，都是前所未至的地方，于是汉廷的势力抵达西亚、地中海东沿，其巨大影响甚至波及欧洲，如蒙奇(马其顿)、兜勒(推罗)皆来归顺，遣使内附并进贡方物，实现了欧洲与中国有据可考的首次直接交往；同时册立鲜卑大都护，实现东汉对鲜卑的有效治理；又攻灭烧何羌，设立西海郡，将青海湖纳入版图，时人称颂“冠斯万代，奄有万国”。 文化上，令班昭续成《汉书》、许慎编撰世界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为汉字建立了理论体系。科技上，令蔡伦改进军械，所制秘剑及各种器械长期居于技术顶峰；并革新造纸工艺，有蔡侯纸问世。 《后汉书》评价：从光武中兴到永元之隆，颇有弛张，俱存不扰，户口与日俱增，开辟的疆土一代比一代广阔。军队出塞，荡平漠北；都护西指，通译四万。当时的世道清明程度远远超越了上古三代(夏商周)，科学技术相对前世而言大有长进。 汉和帝刘肇（79年―105年），东汉第四位皇帝，汉章帝刘炟的第四子，生母为梁贵人，过继给皇后窦氏为继子。章和二年（88年），汉章帝逝世，刘肇即位，养母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太后倚仗亲族，窦氏戚族开始擅权，并图谋不轨，永元四年（92年），汉和帝刘肇联合清河王刘庆、司徒丁鸿、宦官郑众诛灭窦氏戚族。 在一举扫灭了窦氏戚族的势力后，刘肇开始亲理政事，他每日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刘肇亲政后，对内整顿吏治、招贤纳士、减免赋税、关心民苦；对外则击溃北匈奴使其西迁，并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彻底平定西域诸国；东汉逐步呈现出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的局面，时人李尤称之为“永元之隆”。 刘肇深感吏治建设对一个政权的重要性，因而非常重视官吏的选拔任用。据统计，他当政时期，曾四次专门下诏纳贤。这既反映出东汉吏制的空虚与堕落，也表现出和帝为改变这种现状而做出的积极努力。 刘肇当政时期，在法制上主张宽刑，他任用的掌管刑狱的廷尉陈宠，便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仁爱之人，每次断案，都依据经典，而“务从宽恕”。 刘肇对有过失之人，也能根据情况，从宽处理。永元九年（97年），窦太后死，由于宫廷紧守秘密，和帝为梁贵人所生的事实始终没予公开。太后死后，梁家才敢奏明朝廷，为梁贵人讨一个说法。这时和帝也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但在如何安置窦太后的问题上，三公上奏：“请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贬窦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刘肇和帝却念及窦太后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认为“恩不忍离，义不忍亏”，不应有所降黜，于是不降尊号，谥为章德皇后，而对梁贵人、宋贵人的问题也都妥善安置。梁贵人被追封皇太后。 东汉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宫廷内设置了中常侍、黄门侍郎、大黄门、小黄门等宦官职务。他们负责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 在刘肇夺回政权的过程中，参与者除了清河王刘庆与司徒丁鸿之外，宦官郑众也帮助和帝搜寻了一些皇帝诛杀外戚的故事，为刘肇的决策提供了更多参考。虽然郑众所提出的建议并未被刘肇采纳，但当时大多官宦都依附窦氏，唯独郑众一心忠于汉室，不巴结窦氏一党，得到了汉和帝的信任。 刘肇夺回权力后，派郑众到皇后所居的长秋宫任职，担任大长秋，负责宣布传达皇后旨意，管理后宫事务，成为汉和帝皇后阴氏的近侍。 而在进行策勋颁赏的过程中，和帝注意到，郑众总是推辞的多，接受的少，这种谦逊仁爱之心，很得刘肇的赞赏。因此，和帝常与他商量事情，所以史书上说“中官用权，自(郑)众始焉”。永元十四年（102年）六月辛卯，和帝下诏废黜阴皇后，郑众因此失业。和帝念及郑众伺候皇后多年有功，便沿用西汉吕后封宦官张释为建陵侯的做法，封郑众为鄛乡侯，食邑1千5百户以维持其生计。 永元初年，汉军征讨北匈奴，在经过稽落山之战、伊吾之战、河云北之战、金微山之战四次战役后，重创北匈奴。“北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北匈奴单于不知所踪，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北匈奴单于，到蒲类海“款塞乞降”，东汉朝廷便以耿夔、任尚为“护匈奴中郎将”，领护北匈奴。自此，南、北两匈奴一并归东汉领护，史称“并恩两护”，此后，南北匈奴时有叛乱，但均被讨平。 永元五年（93年），东汉护送北匈奴 於除鞬单于归北庭，当时窦宪被诛，耿夔亦被免官夺爵，北匈奴单于於除鞬听闻后便趁机叛乱，刘肇派遣“护匈奴中郎将”任尚讨灭了北匈奴於除鞬单于。同年，南匈奴单于安国叛乱，为骨都侯喜斩杀。 永元六年（94年），北匈奴逢侯单于率胡兵出塞叛乱，九月，刘肇以光禄勋邓鸿为主将，统帅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使匈奴中郎将杜崇征讨匈奴叛军，十一月，护乌桓校尉任尚率鲜卑大都护与乌桓大破逢候单于，冯柱遣兵追击复破之。 永元八年（96年）五月，南匈奴右温禺犊王叛乱寇边，七月，行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追讨叛军，斩杀右温禺犊王。 永元二年（90年）夏，贵霜帝国君王卡德菲兹二世(阎膏珍)[88]求娶大汉公主却被拒绝，便派副王谢率领7万大军长途奔袭，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攻打东汉。班超手下兵少，大家十分恐慌，班超却说：“对方兵虽多，却跋涉千里，连军粮供不上，何足为惧？”贵霜大军本想速战速决，不料久攻不下，军粮也快没了。班超料到谢会派人向龟兹求援，就让数百名汉军埋伏途中，将贵霜人统统截杀，谢大惊失色，只好请罪求和。贵霜帝国大为震撼，从此每年都向东汉纳贡。 永元三年（91年）刘肇西巡期间，班超制服了西域的龟兹、姑墨、温宿等国。十二月，刘肇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同时册封随行的龟兹国侍子白霸为王，派司马姚光护送他回到龟兹国继承王位。司马姚光到达后，与班超联手废黜了龟兹老国王尤利多，拥立白霸为新一任国王，并将尤利多押送至京师洛阳。班超驻守龟兹它乾城，西域只剩焉耆国、危须国、尉犁国怀有二心，其余皆定。 永元六年（94年）七月，班超率领西域八国联军7万余人，大破焉耆国、尉犁国、危须国、山国，并斩杀了焉耆与尉黎两国的国王，将其首级传送至京师洛阳，献于汉和帝。至此西域全体归降，向东汉送纳质子的有五十余国。 永元八年（96年）五月，车师后王叛乱。永元九年（97年）三月，西域长史王林击破车师后王并杀之。 永元六年（94年）十一月，任尚调动鲜卑大都护(苏拔廆)的军队击破北匈奴逢侯单于，次年（95年）正月，刘肇册立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为率众王，同时置丞辅佐，视作汉之郡县。东汉政权赢得了鲜卑诸部广泛的认同与拥护，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东汉对鲜卑的有效治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由于鲜卑在北匈奴西迁后占据漠北，范围辽阔，东汉还设置了护乌桓校尉等机构，同时派遣度辽将军，与鲜卑大都护共同管理鲜卑。在臣服于东汉、接受东汉护乌桓校尉管理的同时，仍会有一些鲜卑人为获取生存物资而抢夺财物，但往往很快就被击破，如永元十三年（101年）十一月，有鲜卑人到右北平行盗寇之事，在进入渔阳后便被渔阳太守击破。 永元五年（93年），武陵郡兵大破武陵蛮，护羌校尉贯友讨伐烧当羌使其遁逃。 永元九年（97年）八月，羌人侵犯陇西杀长史，刘肇派遣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等平定羌乱。 永元十三年（101年）八月，护羌校尉周鲔讨伐烧当羌，大破之。 永元十三年（101年）十二月，巫蛮叛乱，侵犯南郡，永元十四年（102年）四月，刘肇派遣使者都督荆州兵迫降巫蛮。 永元十四年（102年）春，安定郡兵攻灭烧何羌，于是西海(青海湖)与大小榆谷之地不再有羌寇。曹凤上奏说，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鱼盐之利，应当在此重新设立西海郡县，划定区域广开屯田。 刘肇采纳了他的建议，修缮故西海郡，派金城郡西部都尉驻守西海郡，同时拜曹凤为新一任金城郡西部都尉，驻兵于龙耆城，于是东汉在青海湖一带广增屯田，沿河驻扎的兵营共三十四部。直到汉安帝永初年间诸羌造反，才被裁撤。 永元一朝，武功赫赫，开疆拓土，四夷宾服。 刘肇十分体恤民众疾苦，亲政后关心民间疾苦，曾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并多次诏令理冤狱、恤鳏寡、矜孤弱、薄赋敛，告诫上下官吏认真思考造成天灾人祸的自身原因。 到了永兴元年（公元105年），东汉垦田面积达732万多顷，为东汉之最，在籍人口达5325万多人。 汉和帝在位时期，在科技上亦有不少建树。 造纸技术 公元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中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 制陶技术 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天文仪器 永元十五年（103年），汉和帝采纳贾逵的建议，按照傅安提出的“用黄道坐标取代赤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轨道”的构想，下诏制造“太史黄道铜仪”，是世界上第一台用黄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轨道的天文仪器。 文化 续成汉书 汉和帝得知班昭博古通今、学识过人，便下令班昭续写《汉书》，并允许她到皇家东观藏书阁内查阅史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的编撰。 兴办女学 汉和帝多次召班昭入宫，为宫里的妃嫔讲学，后妃们敬仰她的学识，亲切地称她为“大家”。 定型汉字 刘肇发现五经的解说有异义，而且在文字书写上也不一样，便亲自到东观，阅览书林典籍，广选有技艺的人到东观任职；他还令贾逵修理旧文字，永元八年（公元96年），许慎从贾逵受学，采集史籀、李斯、扬雄的书，广泛访问民间，请贾逵考证，最终着成《说文解字》一书，是世界第一部字典，为汉字建立了理论体系，开创了部首检字法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汉和帝还让左右近臣皆诵读诗书，宫中尚学之风浓厚。 汉章帝时，居巢侯刘般逝世，按规定应由长子刘恺袭爵，但为满足父亲的遗愿，他坚持让弟弟刘宪袭封，自己则逃往外地。执政官上奏请示收回刘恺封国，章帝嘉其义，特许等待他。而刘恺始终没有回来，十多年后，执政官又提起此事。对此，侍中贾逵上书说：“孔子曾说‘能以礼让，治理国家有什么难的呢？’有司没有推究刘恺此举的乐善之心，而是以平常之法加以处理，这样做恐怕不能助长礼让的风气，成就宽弘的教化啊！刘肇”深以为然，下诏说：“王法崇善，成人之美。”于是不仅同意刘宪袭爵，并还征刘恺为郎。 爱民为本 刘肇十分体恤民众疾苦，多次诏令理冤狱，恤鳏寡，矜孤弱，薄赋敛，告诫上下官吏认真思考造成天灾人祸的自身原因，而他也常常以此自责，如永元八年（96年）京城洛阳地区发生蝗灾，他下诏首先说：“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忧民之心，殷殷可见。 岭南（今广东地区）出产生龙眼、荔枝，为了满足朝廷需要，往往“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经风历险，劳民伤财。唐羌上书，请求停止，刘肇批示：“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爱民之意，发自肺腑。 祥瑞频出 经过汉和帝的治理，东汉“远夷敬服，黎元宁康，万国协和”，各郡、各国前后进献的祥瑞多达八十一处，为历代之最。刘肇却自称德行浅薄，于是都隐没起来而不宣扬，因此这些祥瑞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被记载。 外交 通译四万 永元六年（94年），西域五十余国全部纳质内属东汉后，远在四万里的海边国家条支、安息(帕提亚帝国)等国也译使纳贡，后汉书概括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 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帝国君主满屈(帕科罗斯二世)向汉和帝进献狮子和“条支大鸟”(鸵鸟)，时人称之为“安息雀”，标志着活的鸵鸟第一次进入中国，汉和帝便让班昭作《大雀赋》记颂此事。 遣使罗马 永元九年（97年），东汉使臣甘英奉命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甘英率领使团一行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抵达条支（安条克城），至地中海东岸而返，进一步加强了东汉政府对中亚、西亚以及罗马帝国的了解。并将丝绸之路延伸至东地中海地区。 建交欧洲 永元十二年(100年)冬，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汉和帝赐其国王金印紫绶。经考证，蒙奇、兜勒分别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和东方省推罗城，这是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也是是欧洲与中国有史可据的首次直接交往。 根据2世纪托勒密《地理志》引用马林努斯（marinus）《地理学概论》记载，一名叫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的蒙奇兜讷人（即马其顿商人）先从幼发拉底河到中亚石塔（lithinos prygos），又从石塔到赛里斯国（seres）的赛拉（sera）城（东汉首都洛阳），记述了石塔至赛拉城陆上丝绸之路——“塞拉之路”。”这与《后汉书》所载蒙奇兜勒使臣于公元100年11月到洛阳并受到东汉政府接待和赐予‘金印紫绶’的时间和史实相一致。 评价 范晔《后汉书》：“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孝和沈烈，率由前则。王赫自中，赐命强慝。抑没祥符，登显时德。” 《东观汉纪》：“朝无宠族，惠泽沾濡，外忧庶绩，内勤经艺，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万国协和。” 汉末篇——汉羌之战 汉羌战争，是指东汉与河西走廊西部的西羌部落断断续续进行的百余年的战争。由于西羌的内迁，和河西走廊、陇西当地的汉朝人时常发生冲突。加之，西北的地方官多数都残酷苛暴，导致西羌反叛此起彼伏。 汉宣帝时代赵充国就对屡次犯边的先零羌进行就地打击。汉光武帝时代的马援亦是如此。本居住在黄河以北的大允谷（今青海省贵德）的烧当羌，其首领滇良联合其他诸羌，击败了先零羌，夺得了大榆中地。烧当羌因此开始强大，在新莽末年、更始帝、隗嚣时期，不断扰边。滇良死后，儿子滇吾继立。滇吾继位后，该部落日趋强盛。 57年秋，滇吾率部入侵陇西郡，在允街击败陇西郡太守刘盱。原来归附汉朝在陇西郡为汉朝守卫边疆的西羌人全部叛汉。刚刚即位的汉明帝诏命使者张鸿率兵讨伐西羌人。张鸿在允吾县被打败。十一月，汉明帝又派中郎将窦固与捕虏将军马武率领四万兵众讨伐西羌人。 58年七月，马武等击败烧当羌，其他造反的羌人部落悉数投降或者逃散。滇吾第二年投降，朝觐汉明帝，护羌校尉窦林将滇吾译成滇吾、滇岸两名，说当初是滇吾与他弟弟滇岸率部袭击陇西郡，称两豪归降。汉明帝得知实情后，将他免官。滇吾死后，其子东吾、迷吾继立。 77年，安夷县（今青海省乐都），有个官吏强抢西羌人妇女为妻，被那个妇女的丈夫所杀。安夷县长宗延追捕凶手，直至塞外。该部落的羌人害怕受罚，就一起杀掉宗延，联合勒姐、吾良两个部落叛变。于是，迷吾便率各部一同造反，击败金城郡太守郝崇。汉章帝命武威郡太守傅育为护羌校尉。迷吾联合封养部落共五万余人，进攻陇西郡、汉阳郡。八月，汉章帝派行车骑将军马防和长水校尉耿恭率领北军的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等五校兵以及各郡的弓弩手，共三万人，讨伐西羌人。马防等人的部队在冀县（今甘肃省天水）时，大破西羌，斩俘四千余人，于是临洮解围。迷吾逃走。 86年，他和弟弟号吾侵扰陇西郡，号吾被生擒。陇西郡太守张纡将号吾放走，号吾将自己的属军解散，迷吾退居到黄河以北的归义城。护羌校尉傅育想挑拨西羌人与小月氏互相争斗。西羌人与小月氏获悉傅育的企图，于是反叛出塞，依附迷吾。 87年三月，傅育派兵追击，在三兜谷中伏兵，傅育及其部下将士八百八十人阵亡。章帝命陇西郡太守张纡为护羌校尉，在木乘谷击败西羌，迷吾表示投降，张纡设计杀死迷吾，伏兵杀死羌酋八百余人。迷吾子迷唐继立。 88年，大臣推举原张掖太守邓训取代张纡任护羌校尉。羌人迷唐率骑兵一万，攻打臣服汉朝的小月氏。一些官员认为，羌与胡互相攻击，对汉朝有利。邓训说，张纡失信，使羌人各部反叛，我们应该以恩德相待小月氏人，使其能为我所用。下令打开城门，接纳小月氏人的妻子儿女。羌兵无获，于是撤离。因此，湟中地区的小月氏都敬服邓训。邓训再招降西羌各部，迷唐的叔父号吾，率本部八百户羌人归附汉朝。邓训以四千军队出塞，在写谷打败迷唐，迷唐撤离出大、小榆谷，到颇岩谷。 89年春，迷唐打算回到大、小榆谷。邓训命长史任尚率领湟中的六千兵士，击败迷唐，斩杀一千八百余羌人，俘虏二千人，缴获马牛羊三万余头，使迷唐遭到重大打击。迷唐收集余部，西迁一千余里，东吾的儿子东号前来归降。 97年，迷唐率众八千人犯陇西郡，加上其他西羌人部落，共三万人步骑兵，打败了陇西郡兵，杀死大夏县长。汉和帝派遣刘尚代征西将军，越骑校尉为副，率三万兵马讨伐。迷唐逃到临洮之南。刘尚在高山击败迷唐军，斩俘一千余人。 99年，在谒者耿谭的计划下，迷唐投降汉朝，到京城洛阳朝觐汉皇。这时候迷唐的残部已不足两千，因饥饿穷困，全部迁入到金城。汉和帝命迷唐率部返回大、小榆谷。因汉朝修筑了河桥，大、小榆谷已经不安全，迷唐以部众饥饿为托词，不肯远行。护羌校尉吴祉赐给迷唐许多金帛，让他购买谷物和牲畜，早日出塞。但西羌人认为朝廷有阴谋。于100年，迷唐再度反叛。 101年，迷唐率兵回到赐支河曲，接近汉朝边塞。侯护羌校尉周鲔和金城太守霸，率兵三万，打败迷唐，烧当羌瓦解，六千余人投降，迷唐越过赐支河源头远逃，投靠发羌。多年以后，迷唐病死，他的儿子来隆前来归降，部众已不足数十户。 先零之乱 107年，汉朝征发归附的西羌人屯戍西域，西羌人不满，大举逃亡。东号的儿子麻奴兄弟因此与本部一同西行出塞。而滇零与钟羌各部落则深入河西走廊边郡大肆抢掠，阻截了陇道。汉朝派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伐西羌，结果失利。 108年，滇零在北地郡自称天子，招集武都郡参狼羌，和在上郡、西河郡的杂羌，切断陇道，进攻掠夺三辅。 112年，滇零病死，他的儿子零昌继位。零昌年龄还小，同族的狼莫为他出主意，任命杜季贡为将军，分兵驻扎到丁奚城。 113年，牢羌在安定郡与侯霸交战。先零、多号被侯霸、马贤在枹罕（今甘肃临夏）打败。 115年，先零羌与中郎将尹就在益州刺史部交战。 116年五月廿五，度辽将军邓遵率军，在灵州进攻零昌，斩杀八百余羌人。十二月十二，任尚派兵在北地进攻零昌，杀死零昌的妻子儿女，焚烧他们的住舍，将七百余羌人斩首。 117年九月，护羌校尉任尚又收买效功羌人号封，刺杀了零昌。朝廷封号封为羌王。十二月廿五，任尚与骑都尉马贤在富平县大败狼莫的羌军，斩杀五千人，狼莫逃走。于是西河郡的西羌部落虔人部一万人前往度辽将军邓遵处归降，陇右郡平定。 118年，度辽将军邓遵收买上郡羌雕何刺杀了狼莫，朝廷将雕何封为羌侯。 马贤平羌 120年六月，护羌校尉马贤率领一万兵众，在张掖讨沈氐羌，斩杀一千八百人，俘虏一千余人。烧当羌、听说在马贤大军已经返回金城郡，与烧何部进攻张掖郡，杀害官吏。121年，烧当羌的忍良等人，不满马贤对麻奴兄弟的待遇，率部落侵犯湟中、金城郡。八月，马贤率军回击。122年，马贤追击麻奴至湟中，大破西羌军，麻奴部下逃散。麻奴困窘，率部投降汉阳郡太守耿种。124年，麻奴去世，他的弟弟犀苦继位。 138年十月，烧当羌首领那离等再叛率领三千余骑兵，入侵金城郡，被马贤击败。139年四月初八，马贤率军讨伐烧当羌，将那离斩首，斩杀和俘虏烧当羌一千二百余人。 尾声 汉桓帝时代，在段颎（字纪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三将（号称凉州三明）的残酷镇压下，在杀死数万西羌人之后，羌乱终被平定。不过后来汉灵帝、汉献帝时期，马腾、韩遂、宋建等人，又利用西羌人之乱，割据西凉。董卓也是依靠对西羌人和黄巾军的征伐，成为一时的军阀。 汉末篇——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指中国古代东汉汉桓帝、汉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东汉桓帝、汉灵帝时，当权者分为宦官、外戚两派，交替专权。宦官党有侯览、曹节、王甫等，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相对而言，外戚一党的窦武等人却比较清正，因此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他们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公元167年）上书求情。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 公元168年（建宁元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间大多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来了。 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人则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窦太后多次在他们怂恿下乱下命令。 陈蕃、窦武等人认为宦官这样干涉朝政，不是了局，于是私下商议，趁日食的天象上书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参政，但窦太后认为从汉元帝时就有宦官参政，是正常现象。虽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了宦官管霸、苏康等，却保护曹节等人，不愿士人处罚他们 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 大狱再起 宦官等见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汝南督邮吴导奉诏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的家乡，竟趴在驿舍的床上大哭，范滂听说后说：“一定是因为我（才会这样）。”便亲自前往监狱。汝南县令郭揖听说后解掉印绶，跟范滂一起逃跑。范滂说：“我死了祸事就结束了，怎么敢连累您呢?”范滂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遂与李膺、杜密等百余人被执，庾死。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每户人家即便知道会引来杀身之祸也愿意收留他，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亡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宗族亲戚都被杀害，郡县因此残破不堪，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再起 八年之后的公元176年（熹平五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党锢结束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汉灵帝病死，少帝刘辨继位，外戚何进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何进图谋诛除擅权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反被宦官诱入后宫杀害。为替何进报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绍领兵冲入皇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结束了外戚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史称十常侍之乱。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董卓掌权后，大肆淫乱后宫，施行暴政，弄得民怨沸腾，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诸侯纷纷讨伐，直到王允利用吕布和董卓的矛盾使反间计杀死董卓。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虽然“党锢之祸”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一种形式，但是，面对宦官专权造成的官场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不仅是对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因而带有一定的正义性，应给予肯定。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历史评价 范晔《后汉书》：“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司马光《资治通鉴》：“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汉末篇——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是东汉晚期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之一，开始于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国势日趋疲弱，又因全国大旱，颗粒不收而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头扎黄巾，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平息叛乱，各地拥兵自重，虽最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但军阀割据、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张角 张角（？-184年），钜鹿（今河北宁晋）人。东汉末年太平道首领、黄巾起义领导人，自号大贤良师、天公将军。张角出身钜鹿，最初以传授弟子法术和咒语，创立了太平道，后来通过符水治疗病人，在青（今山东西北、胶东）、徐（今山东南部、江苏、长江以北）、幽（今河北东部、辽宁）、冀（今河北中部、南部）等八州发展了数十万信徒。随后张角整编信徒，在各地传布口号，预谋起事。中平元年（184年），在渠帅马元义谋划起事被杀后，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号召三十六万部众同日起事。但不久张角便被北中郎将卢植打败，逼得退守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并于同年秋冬间病逝。张角生平主要事迹便是创立太平道和发动黄巾起义。他创立的太平道，被视作道教的正式开端，甚至深深影响着后世道教的发展。而黄巾起义，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农民起义运动，它沉重打击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造就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东汉王朝的覆灭。 张宝 张宝（？－184年），钜鹿（今河北宁晋）人，为张角的二弟，中国道教太平道创立者之一，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首领之一，字崇焕。东汉中平元年（184年）跟随张角起义，时人称“地公将军”。同年十一月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州），遭到中郎将皇甫嵩和钜鹿太守郭典的围攻，兵败被斩。 张梁 张梁（？-184年），又作张良，钜鹿（今河北宁晋）人，为张角的三弟，中国道教太平道创立者之一，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首领之一，字子舜。东汉中平元年（184年）随兄起义，时人称“人公将军”。遭到朝廷所派中郎将皇甫嵩的进攻，率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进行反击。后因警戒疏忽，遭到汉军夜袭，兵败身亡。 东汉末年政局不稳，外戚专政，宦官专权，对西羌战争持续数十年，花费巨大，徭役兵役繁重。加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民不聊生。加之古代社会，人民皆有宗教信仰，张角趁此机会，以自身的医术结合奇书《太平要术》上的内容，救助人民，又大力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得到了很多人民的拥护，而当下朝廷，人民则早已失去了信任。到了汉灵帝时期，已经”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在这种情况下，张角创立太平道，以宗教的方式笼络人心，在贫苦农民中树立了威望，信众多达数十万。张角利用他在民众中的威望，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信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为大规模的起义做好了准备，意图推翻汉朝，并建立由黄巾军统治的新天下。 公元184年（甲子年），张角相约信众在3月5日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兴兵反汉；“苍天”是指东汉，“黄天”指的就是太平道，而且根据五德始终说的推测，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所以众信徒都头绑黄巾为记号，象征要取代腐败的东汉。张角一面派人在政府机关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为记认，另一方面派马元义到荆州、扬州召集数万人到邺准备，又数次到洛阳勾结宦官封胥、徐奉，想要里应外合。 可是在起义前一个月，张角一名叫做唐周的门徒告密，供出京师的内应马元义，马元义被车裂，官兵大力逮杀信奉太平道信徒，株连千余人，并且下令冀州追捕张角。由于事出突然，张角被迫提前一个月在二月发难，史称黄巾起义，因为起义者头绑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或“蛾贼”，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在北方冀州一带起事。他们烧毁官府、杀害吏士、四处劫掠，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事，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动京都。 汉灵帝见太平道如此厉害，慌忙于3月戊申日以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于都亭，整点武器，镇守京师；又自函谷关、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各京都关口，设置都尉驻防；下诏各地严防，命各州郡准备作战、训练士兵、整点武器、召集义军。 皇甫嵩上谏要求解除党禁，拿出皇宫钱财及西园良马赠给军士，提升士气，而吕强又对汉灵帝上言：“党锢久积，若与黄巾合谋，悔之无救。（党锢之祸积怨日久，若果与黄巾合谋，恐怕已经无救了。）”汉灵帝接纳提案，在壬子日大赦党人，发还各徙徒，要求各公卿捐出马、弩，推举众将领的子孙及民间有深明战略的人到公车署接受面试。 而另一方面又发精兵镇压各地乱事：卢植领副将宗员率北军五校士负责北方战线，与张角主力周旋；皇甫嵩及朱儁各领一军，控制五校、三河骑士及刚募来的精兵勇士共四万多人，讨伐颍川一带的黄巾军，朱儁又上表招募下邳的孙坚为佐军司马，带同乡里少年及募得各商旅和淮水、泗水精兵，共千多人出发与朱儁军连军。庚子日，张曼成攻杀南阳郡太守褚贡，响应张角。 汉军在首战并未得利，于4月，朱儁军就被黄巾军波才所败而撤退，皇甫嵩唯有与他一起进驻长社防守，被波才率大军围城，汉军人少，士气低落。又汝南黄巾军在邵陵打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军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黄巾军并未因汉室的动作而有败退的迹象。 5月，京师见皇甫嵩被围，派曹操率军救援。不过援军未到时，皇甫嵩已心生一计，在傍晚时分吹起大风，皇甫嵩命士兵手持火把暗暗出城，利用黄巾军营寨周围的杂草，用火攻大破敌人，大呼进攻，城上亦举出火把响应，皇甫嵩以鼓助战，冲入敌阵，黄巾军大乱，四处奔走。又遇上曹操的援军，被皇甫嵩、朱儁和曹操三面夹击，斩杀数万人，汉军大胜。 6月，南阳太守秦颉与张曼成战斗，斩杀了张曼成。黄巾军便改以赵弘为帅，以十多万人占据宛城。而皇甫嵩与朱儁军继续进击汝南、陈国的黄巾军，追击波才到阳翟，最后在西华大败彭脱，余军想逃到宛城，但孙坚登城先入，众人蚁附般推进，大破敌军，成功讨平豫州一带的黄巾军。另一方面，卢植数战间大破张角，斩杀万多人。 张角唯有撤到广宗，卢植建筑拦挡、挖掘壕沟，制造云梯，将可攻下城池。正值汉灵帝派左丰视察军情，有人劝卢植贿赂左丰，但卢植不肯，左丰便向汉灵帝诬告卢植作战不力。汉灵帝大怒，用囚车徵卢植回京。京师唯有下诏再重新调整：皇甫嵩北上东郡；朱儁则攻南阳的赵弘；而以董卓代替卢植。而同样宗教形式的五斗米道在巴郡叛变，领导人“五斗米师”张修攻打郡县，但未受到汉室重视。 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共一万八千兵围攻赵弘，但6月至8月也不能攻克，京师有奏议徵朱儁回师，幸而张温上表说情，汉灵帝才不行。但朱儁仍急攻赵弘，赵弘被杀，由韩忠代替。朱儁又因兵少不敌，便扩大防围、建筑阵垒，堆砌土山观望城内。朱儁军鸣鼓攻打西南，黄巾军被引开，朱儁则亲率五千精兵掩杀东北，偷袭敌人后方，攻入城池，韩忠唯有退保内城。 黄巾军受挫，士气低迷，向汉军乞降。张超、徐璆和秦颉都认为可以接受，但朱儁认为如接受的话，会给百姓有利为贼，无利乞降的错误观念，便不接受并急攻敌军，可是数战也不能攻克，朱儁登上土山观望黄巾军，明白黄巾军没有退路，而尽力一战，所以未能攻克。朱儁便解开围军，韩忠果然出战，被朱儁大破，朱儁向北追击韩忠数十里，斩杀万多人，韩忠投降，秦颉一向与韩忠不和，便将他杀死。这举动反令黄巾军不安，又推孙夏为帅屯兵宛中城。朱儁再次急攻，于11月癸巳日，孙夏败走，汉军追至西鄂精山，又被大破，斩杀孙夏及万多人，黄巾军解散，平定宛城一带。公元185年春天，班师回京。 另一方面，皇甫嵩于8月到达东郡仓亭，大破、生擒卜己，斩杀七千多人。而董卓进攻张角不成功，无功而还，便在乙巳日要求皇甫嵩继续北上。不过，张角已经病死，在10月于广宗便和张梁战斗，张梁军犟，于首战不能攻克。第二天，皇甫嵩闭营与士兵休息，另一方面派人观察敌军举动，黄巾军战意稍为松懈，皇甫嵩便乘夜率兵，在黎明时份突袭敌阵，战至下午，成功大破敌军，斩杀张梁及三万多人，于逃走到河堤时溺死的也有五万多人，焚烧车辎三万多辆，虏获人数甚多。而张角则被破棺戮尸，运首级回京师。11月，皇甫嵩与钜鹿太守郭典攻打下曲阳，成功斩杀张宝，歼灭十多万黄巾军。黄巾之乱平息。 起义虽被东汉朝廷镇压，但汉室威信自此遭遇严重打击，然而汉灵帝并未改观，反而继续享乐。于各地还不断发生小型叛乱，产生许多分散的势力，包括黑山、白波、黄龙、左校、青牛角、五鹿、羝根、李大目、左髭丈八、苦蝤、刘石、平汉、大洪、白绕、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势力大的二三万人，势力小的也有六七千人。而由张燕率领的黑山贼，甚至号称从者百万。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黄巾余部再度发动起义。二月，郭泰等于西河白波谷起事，攻略太原郡、河东郡等地。四月，汝南郡葛陂黄巾军再起，攻没郡县。十月，青州、徐州黄巾贼又起，攻略郡县。十一月，汉廷派遣鲍鸿进讨声势最大的葛陂黄巾，双方大战于葛陂，鲍鸿军败。黄巾各部此伏彼起，声势虽然没有第一次黄巾起义般盛，但却令汉室十分头痛。 为了有效镇压起义，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灵帝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将部分刺史改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让其拥有地方军、政之权，以便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更易控制地方，有效进剿黄巾残部。而正因汉灵帝下放权力，助长地方军拥兵自重，各群雄互相攻击，逐鹿中原，甚至东汉皇帝在军阀手中如同无物，所以黄巾起义是促使东汉灭亡的导火线，也是三国时代的序幕。虽然如此，乱事仍造就了大赦党人，令许多文人、官吏得以重新受任。 东汉末期黄巾大起义，经过了十几年的秘密准备，但起义后仅历经9个月的时间，主力就被镇压，究其原因： 其一，黄巾军面对的敌人强大。起义爆发后，镇压黄巾军不仅有庞大的东汉官军，而且还有各地豪强的大小武装，他们面对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疯狂镇压，最终寡不敌众，终于失败。 其二，由于起义计划被叛徒出卖，使起义不得不仓促发动，各地起义军之间的相互配合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洛阳起义流产，使东汉政府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镇压外围起义军。 其三，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从主观方面来说，黄巾军缺乏有战略头脑的军事领袖人物，其起义计划的制定极不完备，起义后各地起义军没有迅速地集结起来，而是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动，甚至不进行相互支援配合，终于被官军各个击破。同时起义军首领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张角、张梁、张宝、波才、张曼成、赵弘、韩忠等，个个都是只知固守一城一池，或久围坚城，与东汉军拼消耗，不懂得运用灵活的战术战法，取得主动，始终被动挨打，直至失败。 其四，东汉派来镇压黄巾起义的将领，如皇甫嵩、朱儁、曹操等都是一些能征善战的悍将，他们的统兵作战的能力，军事指挥的才能、战术计谋的运用，都高于黄巾军首领，因而往往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击败黄巾军。 历史影响 黄巾起义对于东汉末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尽快平定战事，中央下放军权至地方，使得黄巾起义的浪潮无法快速蔓延至全国，减缓了东汉覆亡的危机。但是却造成了地方轻视中央，使得具有野心的将领或官员借着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拥有兵力割据地方，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揭开了序幕，更为三国分立种下远因。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比起秦末、西汉末两次起义，这是一次有周密计划、有长期准备、有明确目标的农民起义。同时，这次起义不再利用某些统治者的旗号，而是公开提出“黄天当立”的口号，表明了农民起义有了新的发展。这表明，起义更缜密，因为领导人大部分为农民，极大的动摇了顽固派的利益，以杨维旭为代表的富人便支持政府，抗压黄巾军 黄巾农民起义战争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即消灭东汉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这对号召和团结人民参加起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利用宗教形式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麻痹了官府，积蓄了力量，为举行起义作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第三，起义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具体。所谓“内外俱起”、“八州并发”就反映了这一特点。尽管后来由于叛徒的告密，使这一起义计划的实施遇到很大的困难，但经张角果断处置，它基本上还是得到了落实，从而给东汉王朝予沉重的打击。第四，斗志坚决，宁死不屈，敢于攻坚，勇于牺牲，以此向天下昭示了起义将士的斗争精神和高尚气节。 黄巾农民战争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一、它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因此提不出更具体的策略方针； 二、它没有建立起后方基地和有组织的战斗部队，因此部队保障受到限制，战斗行动受到掣肘； 三、它缺乏统一的指挥和互相的配合，各自为战，因此造成战区上的孤立、分割态势，以致为敌占优势的主力军所各个击破；四、它不懂得在敌强我弱形势下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等机动作战形式的重要性，因此热衷于城池的攻守，将起义军主力胶着于一地，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直至耗尽自己战斗力而被击败。所有这些，都是起义军在战略上和作战指导方面的严重失策，也是直接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不幸失败的主要原因。 黄巾起义和在它影响下的各地人民起义，持续了二十多年。由于起义农民本身的弱点，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 汉末篇——董卓乱政 董卓之乱，指东汉中平六年（189年）至初平三年（192年）董卓入朝后实行的专权暴政。中平六年，董卓奉诏率兵进入洛阳，废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自为相国，独揽朝政。次年关东诸侯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董卓败，挟持汉献帝刘协西走长安，并驱使洛阳数百万人口西迁长安。行前，董卓士卒大肆烧掠，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尽成瓦砾。初平三年，董卓被王允、吕布所杀。 历时三年的董卓之乱，时间虽短，却使东汉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董卓专权暴政引起的诸侯讨伐，为群雄割据局势打下了基础。东汉政权日趋衰败，三国群雄在此期间先后登场，军阀混战的三国乱世由此开启。 董卓之乱发生在东汉末期。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架空君主。一般早年的是外戚依靠太后趁君主年幼把持朝政；等到君主逐渐年长，不愿意被操控，就依靠宦官等回击外戚，从而形成外戚和宦官两大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 董卓本是陇西豪强，他同羌中豪帅有很多联系，曾镇压羌人和黄巾的起义斗争。在镇压起义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一支只听命于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成员多是籍隶关西的汉族和羌胡人。关西各族人民屡遭战乱，习性尚武，妇女亦多能挟弓而斗，因此关西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经历黄巾之乱后，东汉皇室威信受挫。董卓看到东汉政府腐朽无能，逐渐骄傲放纵，不服从上级指挥。东汉朝廷也发觉董卓跋扈难制，曾试图解除他的兵权。汉灵帝曾征他回朝任少府，少府位列九卿，但只管理皇家的琐碎事务，没有兵权。董卓不愿放弃兵权，以所部羌胡不让自己离开为借口，上书拒命，朝廷对他也没有办法。汉灵帝病重时，诏命董卓为并州牧，这是一个实权很大的官职，但要将他的兵权交给皇甫嵩。董卓再次找借口拒绝，并驻兵河东（今山西运城、永济一带）。关于此事还有一种说法，朝廷为了把董卓调离其根据地凉州，任命他为并州牧。董卓认识到朝廷用心，遂要求带上亲兵。国家疲弱之际，东汉朝廷无力和强臣讨价还价，只好答应董卓的要求。于是董卓带上三千亲兵，前往并州赴任。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刘宏死，汉少帝刘辩继位，外戚何进辅政。何进与贵族官僚袁绍合谋诛杀宦官，不顾朝臣反对，私召凉州军阀董卓率凉州军入京，以帮助他们诛杀宦官张让和段珪。后因谋泄，何进被张让等所杀。袁绍带兵入宫，杀尽宦官，控制朝廷。随后董卓引军进入洛阳，乱由此始。 董卓率军进入洛阳时，洛阳正经历过十常侍之乱，乱作一团。董卓趁虚而入，控制了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并领何进所属部曲，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吞其众，自己还诛杀大臣。由此势力大盛，得以据兵擅政。 董卓到京后，曾同汉少帝刘辩谈话，那时刘辩已十四岁，对朝中事说不清楚，陈留王刘协虽只九岁，讲话却有条理，董卓认为刘协比少帝刘辩聪明；董卓又说抚养刘协的董太后与他同族。于是有废立之意。实际上，董太后是冀州河间人，董卓是凉州临洮人，彼此相距太远，无缘同族。董卓骨子里也和历史上其他权臣一样，不过欲借废立以增加自己的威权。于是他废黜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并自任太尉领前将军事，更封为郿侯。随后鸩杀了何太后，成为汉室实际控制人，担任相国。他在洛阳实行恐怖统治，纵容士兵奸淫掳掠，连皇族、公主、宫人也不能幸免，以致人心惶惶，内外官僚朝不保夕。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也激起各地群雄的痛恨。 不过，董卓受周毖、伍琼之言，为收纳名望和平息反对，重新任用党人，荀爽、陈纪、韩融都不自愿地受到任用，又以袁绍为渤海太守、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等。然而这些举动也不能平息各地愤恨。在京都的袁术因畏惧董卓而逃到南阳，而曹操认为董卓必定会败亡，所以亦逃出京都。逃到陈留的曹操，散尽家财，又得到孝廉卫兹的帮助，组织约五千义军准备讨伐董卓，终于在中平六年（189年）十二月在己吾起兵。另一方面，桥瑁诈称京师三公发信给各州郡，陈述董卓的恶行，希望各地方举兵，当时韩馥对袁绍有戒心，派人看守袁绍。当韩馥接信后犹豫该是帮袁绍还是帮董卓之时，但被其治中从事刘子惠反说救国又何以是帮袁绍还是帮董卓，认为先看其他人的举动才作行动，韩馥同意，便寄书信给袁绍陈述董卓的恶行，让袁绍举兵。 初平元年（190年），函谷关以东的各州、郡全都起兵讨伐董卓，推举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袁绍自称车骑将军，诸将全都被临时授予官号。袁绍与河内郡太守王匡驻军河内，冀州牧韩馥留守邺城，供应军粮。豫州刺史孔伷驻军颖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郡太守张邈、张邈的弟弟广陵郡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郡太守袁遗、济北国相鲍信和曹操都驻军酸枣，后将军袁术驻军鲁阳。各路军马都有数万人，组成关东联军。 董卓认为关东联军声势浩大，打算把京都由洛阳迁到长安进行躲避。大臣们都不愿意，但没有人敢说。董卓既怨自己封拜的东方州郡官吏背叛自己，又因大臣反对迁都，十分恼怒，乃杀原来替袁绍等人说话的伍琼、周毖，并免去杨彪、黄琬的三公职位，还征召屯兵扶风的左将军皇甫嵩回朝，以防他配合关东联军夹击自己。 京兆尹盖勋与皇甫嵩长史梁衍劝皇甫嵩起兵讨董卓，皇甫嵩因兵力不足，不肯听从，还是应征回朝了。皇甫嵩回朝以后，洛阳以西再无能够反抗董卓的人。 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强令汉献帝及群臣西行，洛阳城内外人民数百万口被迫西迁，路上被董卓军车骑践踏，加以饥病交迫，死亡相继，积尸满路。董卓自己留镇洛阳毕圭苑内，纵火焚烧洛阳二百里内的宫庙、宫府、居家；又令吕布发掘诸帝及公卿陵墓，取其珍宝；还遣将四处掳掠：使东汉近二百年来在洛阳的建筑文物毁灭殆尽。 董卓西归以前，他已自为太师，官位居诸王之上。他到长安，公卿迎拜，董卓不还礼。董卓所乘车装饰极为华丽，同于天子御驾。董卓以弟董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分别统率军队，董卓的宗族亲戚，盘居要津，董卓侍妾怀抱中子亦封侯，未及笄的孙女，则封邑君。董卓府第在长安城东坚固营垒中，尚书以下官员处理政务都要到卓府请示。董卓在郿县修建了与长安城等高的坞，号称“万岁坞”，多积粮谷于内，够三十年食。董卓自言：“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董卓残忍嗜杀的习性，至此也充分暴露出来，大臣讲话稍不合意，即遭诛戮。被俘虏的关东士兵和被捕获的关西人民更遭到惨不忍睹的折磨与屠戮。因之众叛亲离，人心惶惶。当时朝中大臣受董卓倚重的是王允。献帝西迁后，董卓留镇洛阳期间，朝政全由王允主持。王允对董卓佯为尊重，得其信任，汉献帝及大臣也靠王允佑护，得以平安。 董卓部下将领言语稍有差错，就被当场处死，致使人人自危。董卓常常让吕布做自己的随从侍卫，对他十分宠信，发誓说情同父子。但是董卓曾经为了一件不合自己心意的小事，拔出手戟掷向吕布。吕布避开手戟，又和颜悦色地向董卓道歉，董卓才息怒作罢。吕布从此暗中怨恨董卓。董卓又命吕布守卫中，吕布趁机与董卓的一位侍女私通，越发心中不安。吕布见王允时，主动说出几乎被董卓所杀的事情，于是王允将诛杀董卓的计划告诉吕布，并让他做内应。吕布因与董卓有父子之情而犹疑。王允以吕布与董卓不同姓本没有骨肉关系来说服。吕布于是应允。 初平三年四月辛巳日（192年5月22日），汉献帝患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朝中百官。董卓身穿朝服，乘车入朝。从军营到皇宫的道路两侧警卫密布，左侧是步兵，右侧是骑兵，戒备森严，由吕布等在前后侍卫。王允命士孙瑞自己书写诏书交给吕布。吕布让同郡人、骑都尉李肃与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冒充卫士，身穿卫士的服装，埋伏在北掖门等待董卓。董卓一进门，李肃举戟刺去，董卓内穿铁甲，未能刺入，只伤了他的手臂，跌到车下。 董卓回头大喊：“吕布何在？” 吕布说：“有诏讨贼臣！” 董卓大骂说：“庸狗，敢入是邪！” 吕布手持铁矛应声将他刺死，并让士兵砍下他的头颅。主簿田仪及董卓的奴仆扑到董卓的尸前，又被吕布杀死，共杀了三个人。吕布随即从怀中取出诏书，向官兵们宣告：“诏讨卓耳，余皆不问。”官兵们听后都立正不动，高呼万岁。 董卓已死，百姓大街上唱歌跳舞，以示庆祝。长安城中的士人、妇女卖掉珠宝首饰及衣服，用来买酒买肉，互相庆贺，街市拥挤得水泄不通。董卓的弟弟董璜以及留在郿坞的董氏家族老幼，都被他们的部下用刀砍死，或用箭射死。郿坞中藏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绫罗绸缎、奇珍异宝堆积如山。董卓的尸体被拖到市中示众。当时天气渐热，董卓一向身体肥胖，油脂流到地上，看守尸体的官吏便作了一个大灯捻，放在董卓的肚脐上点燃，从晚上烧到天亮，就这样一连烧了几天。受过董卓迫害的袁氏家族的门生们，把已被斩碎的董卓尸体收拢起来，焚烧成灰，所撤在大路上。 初平三年（192年）六月，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听从谋士贾诩的建议率兵攻入长安，赶走吕布，杀死王允，大肆报复，吏民死者万余人。随后李傕劫持献帝，郭汜扣留公卿大臣。最后献帝被迫逃出长安，流离失所，最终投靠曹操，汉室名存实亡。 董卓进京剥夺了何太后作为汉帝国最高决策者的地位，并将代汉少帝继统的汉献帝，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汉魏之际皇权嬗替的进程，由此而发轫。 董卓之乱造成了东汉末年政权的极度混乱，加速和促进了东汉政权的灭亡，给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经过这场动乱，关中地区二三年“无复人迹”，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董卓的暴政引发的诸侯讨伐，为群雄割据局势打下了基础，成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局面的开端。董卓死后，关东联盟解体，群雄混战颠覆、肢解了东汉帝国，衰微的汉献帝朝廷只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工具和幌子。此后，汉室更加衰微，最终倾覆。 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背景考察，以羌胡化军人为主力的董卓之乱不仅是汉末乱世的开端，也是对东汉长期镇压羌人一个回光倒影的历史讽刺，更是日后五胡乱华的前驱。汉末到西晋中国北方（凉州以及并州、幽州等）地区的蛮夷化，则是大分裂时代农耕汉族与游牧部族融合同化之肇始。 评价 曹操《薤露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蔡文姬《悲愤诗》：“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汉末篇——群雄讨董 董卓讨伐战，是东汉末年各地群雄组织地方军对抗董卓的战役。 中平六年（189年），掌政的董卓废少帝刘辩，拥立其弟陈留王刘协为帝，实行恐怖统治。关东各地方群雄见此，以讨董为名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虽然曹操出兵，及后到的孙坚夺战，但其他军队只驻军不加援助，而董卓又放弃洛阳，挟天子迁都长安，关东军起了内讧，联军决裂，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 经历了黄巾之乱，汉室威信受挫，需要权力下放，各地方军自组势力，而宦官十常侍与外戚何进的争斗也日益加剧。终于在永汉元年（189年），汉灵帝驾崩后，外戚宦官再次相争，何进被杀。虽然何进将领袁绍率领部曲入宫尽杀宦官，但皇帝刘辩和皇弟刘协却被宦官挟持出宫，然后被何进召进京、准备讨伐宦官的董卓抢先找到并控制。董卓想废掉少帝刘辩，拥立其弟陈留王刘协为帝，于是用计壮大自己的势力，并铲除反对者，如诱使丁原部下吕布杀死丁原以夺其兵马，和逼走反对者袁绍。一切准备好后，便于九月甲戌日废少帝为弘农王，而推刘协为献帝，至丙子日，更鸩杀了何太后，成为汉室实际控制人，担任相国。他在洛阳实行恐怖统治，纵容士兵奸淫掳掠，连皇族、公主、宫人也不能幸免，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也激起各地群雄的痛恨。 不过，董卓受周毖、伍琼之言，为收纳名望和平息反对，重新任用党人，荀爽、陈纪、韩融都不自愿地受到任用，又以袁绍为渤海太守、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等。但这些举动也不能平息各地愤恨。在京都的袁术因畏惧董卓而逃到南阳，而曹操认为董卓必定会败亡，所以亦逃出京都。逃到陈留的曹操，散尽家财，又得到孝廉卫兹的帮助，组织约五千义军准备讨伐董卓，终于在189年十二月在己吾起兵。另一方面，桥瑁向诈称京师三公发信给各州郡，陈述董卓的恶行，希望各地方举兵，当时韩馥对袁绍有戒心，派人看守袁绍。当韩馥接信后疑虑该帮袁绍还是董卓，但被其治中从事刘子惠反说救国又何以是帮袁绍还是董卓，认为先看其他人的举动才作行动，韩馥同意，便书信给袁绍陈述董卓的恶行，让袁绍举兵。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各地群雄起兵，打出讨董的旗号，当中包括：勃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 当时袁绍与王匡屯兵河内，张杨亦率数千人投靠；张邈、刘岱、桥瑁、袁遗与鲍信屯兵酸枣，曹操则属于张邈军下；袁术屯兵鲁阳，孙坚从长沙赶往与袁术会合；孔伷屯兵颍川；韩馥则留在邺城，给予联军军粮。各群雄都推举袁绍为盟主，但只有鲍信认为曹操才是最有能力推翻董卓。袁绍自号车骑将军，其他人都有被假授官号，如曹操就被授行奋武将军。 面对关东军的势力，董卓大为震惊，又董卓女婿牛辅以兵三万征讨伐河东白波军大败，担心两方联络，便先在癸酉日，派李儒鸩杀了废帝刘辨，又与众臣议论要发大军对抗关东军，但被郑泰劝阻。后提议迁都到关中的长安，杨彪、黄琬一再劝阻，被董卓在二月乙亥日以因灾异免去黄琬、杨彪等的职务，伍琼、周毖仍认为不能迁都，董卓便以向敌通讯而杀死了当初举荐袁绍、刘岱等升官的周毖与伍琼等。但董卓又后悔杀死了二人，便重新任用黄琬、杨彪。 但迁都一事并没有停止，在丁亥日开始，董卓以车驾先送献帝西迁。又以步兵、骑兵逼徙洛阳数百万人到长安，百姓被人踩死、被马踏死、饥饿而死、遭抢劫而被杀的堆满道路。董卓则留在洛阳毕圭苑，下令捉拿富翁，以罪名将他们杀害，没收财产，死者不计其数。又派吕布掘开先帝帝陵及公卿以下的冢墓，没收内里的珍宝。 最后放火烧了洛阳宫庙、官府、居家，洛阳二百里内，建筑物全毁，鸡犬不留，董卓便留守在洛阳圬附近。三月乙巳日，献帝到达长安，因董卓未到，便以王允辅政。而董卓在戊午日，因袁绍起兵而杀了其叔父袁隗、袁基及家人，涉及五十多人，包括婴孩、妇女。 虽然如此，联军仍畏惧董卓军强，所以不愿先行，只有曹操认为既然起兵讨董，就应有所行动，所以便率兵向西，准备进驻成皋，张邈亦派卫兹领兵随军。军到荥阳汴水时，遇上董卓大将徐荣，双方交战，曹军因兵少不利，曹操更被箭射中，坐骑也受伤。曹操堂弟曹洪将马给了曹操，曹操不接受，曹洪便说：“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 便让曹操上马，自己徒步追从，趁夜逃走。而徐荣见力战了一日，酸枣（古地名）又不是易攻，便率领兵马回去。曹操回到酸枣后，见联军虽有十多万人，但每日都只在设宴聚会，不图进取，曹操十分不满，便向他们进计：只要袁绍领河内兵到孟津，酸枣将领进驻成皋，占据敖仓，在轘辕、太谷建立营塞，控制险要，袁术则由南阳到丹、析，入武关偷袭关中，那时形势便可大定，又认为如果只是在此不图进取，只会失去天下名望，招来耻辱。但张邈等人不接受，曹操便带夏侯惇等到扬州（非今日之扬州市）募得千多兵，屯兵河内，转属袁绍。 另一方面，孙坚由长沙北上，杀了荆州刺史王睿和南阳太守张咨后，终于与袁术会合，被表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部属袁术，准备北攻。冬天，孙坚派长史公仇称回州督促军粮，于城门东外设帐幔，邀请官属为仇称设宴送行。刚好董卓军数万步、骑突然出现，但孙坚仍在行酒令、谈笑自若，整顿部曲，命他们不可妄动。后来董军骑兵渐到，孙坚才起来，徐徐率军入城，对他们说：“我所以不立即起来走避，是怕士兵互相争先，令各人反而不能入城。”董卓军见孙军整齐，不敢攻打而归还。 后孙坚改屯梁东，而董卓派徐荣、李蒙四处掳掠，与孙坚在梁县发生遭遇战，孙军大败，孙坚与数十骑突围而走。因为孙坚喜欢用红色的头巾，被董军认出，便脱下来给了近将祖茂戴上，引开徐荣军骑兵，孙坚则由小路逃出。祖茂被敌军追得困迫，便下马将头巾放在一条烧过的柱上，自己则隐藏在草堆中。骑兵看见头巾，以为是孙坚，便将头巾重重围绕，到近看才发现是柱，便离去。 孙军大多兵将被俘，更以残酷手段所杀，如颍川太守李旻就被烹死，其他士卒则以布缠裹，吊起倒立到地，用热油灌杀。另外，屯兵河内的王匡亦派泰山兵屯河阳津，准备进攻，董卓便派出疑兵摆出要由平阴渡河，暗地里派遣精兵从小平北面渡河，绕过王匡军，在后方攻击，在津北大破王军，死者甚多。 韩馥惧怕袁绍危及自己，便一步一步减少对河内、酸枣联军的粮食输送，军粮耗尽后，联军各自回到守地，但各军仍保持盟友关系。同时，刘岱与桥瑁二人一向交恶，刘岱便杀了桥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而董卓见盟军撤退，便派韩融、阴修、胡母班、吴循、王瑰想与袁绍等人议和。众人到河内后，王匡告知袁绍，袁绍不答应，要王匡杀死胡母班、王瑰、吴循等。袁术亦杀了阴修，只有因韩融有德名以幸免。 袁绍与韩馥以献帝年幼，而且被董卓控制，相隔关塞，不知献帝是否平安为由，想立刘虞为帝，曹操拒绝参与，而袁术亦反对。袁绍又得到一个玉印，在座位中举向曹操手肘，暗示已经准备一切，可以立刘虞为帝，但曹操只是大笑，暗地里却对袁绍十分厌恶。不过袁绍仍与韩馥等仍于二月推举刘虞为帝，于是派张岐等邀请刘虞讨论事宜。 刘虞怒叱张岐：“现今天下大乱，国君失去政权。我受重恩，但未能清雪国耻。各位据有州郡，应一起合力，尽心为报王室，反而在造反谋反，是互取耻辱呀！”便坚辞不受，韩馥等又想请刘虞领尚书事，但刘虞仍拒绝，更斩杀使者，袁绍等唯有罢手。 同时，在二月孙坚收复散兵，屯兵阳人，董卓便派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及其他多位都督，率五千步骑攻击孙坚。胡轸便扬言要斩杀一个长官，做为整肃军纪手段，各都督听到后都十分讨厌他。当到达离阳人城数十里的广成已是黄昏，兵马疲乏，又受董卓节度，便下扎喂马、休息，准备在夜里出发，次日早上攻城。各将领讨厌胡轸，想要破坏他的计划，吕布等便扬言阳人的士兵已走，应立即追击。胡轸立即出兵，但原来孙坚军已整顿守备，董军无奈，加上吏士饥渴，人马疲乏，唯有就地休息。吕布又大喊有人偷袭，全军混乱，弃甲逃走，骑失马鞍。逃出十多里外，才发现没有追兵，刚好天亮，便舍回兵器，想再攻城，可是军队已被孙军发现，加强了城池防守，胡轸等唯有撤退。孙坚出城追击，大败董卓军，斩杀都督华雄等人。 袁术见孙坚大败董卓军，有人便向袁术进言：“假如孙坚得到洛阳，便无法制衡他，这是除去狼而反招来虎呀。” 袁术心疑，便不运军粮给孙坚。孙坚便连夜赶回鲁阳，严辞切责袁术，袁术惭愧，立即调发军粮，孙坚亦回到阳人。董卓亦闻孙坚如此厉害，便派李傕游说孙坚和亲，更称可以令其子弟们担任刺史、郡守，但孙坚大骂董卓，一口拒绝。立即进军大谷，董卓亲自率兵与孙坚在先帝陵墓间发生战斗，董卓败走，移屯渑池，另在陕集兵。 孙军便进入洛阳宣阳城门，击退吕布。孙坚扫除宗庙，祭祀天地，分兵出函谷关，到新安、渑池防御董卓军。董卓对长史刘艾说关东军就只有孙坚才是值得注意，要各路人马留意。便留董越屯兵渑池，段煨屯兵华阴，牛辅屯兵安邑，其他将领留守各县，对制衡山东，自己则出发向长安。而孙坚修塞各陵后，便率军还鲁阳。洛阳因破坏严重，只成为董卓与关东军对抗的屯兵地方而已。虽然孙坚攻进了洛阳，但联军中的各群雄在这战役中大多都结下仇怨，由一起对抗董卓，转为开拓自己的领土，董卓讨伐战中在没有得到大的成果下，便告结束。 此次战役，虽然名义上是联合讨伐，实际各群雄却互相估量对手、保存自身实力，为此结下不少仇怨。联盟中两个最有人望的群雄袁绍、袁术反而是最先挑起内斗的人，袁绍首先用计夺取了韩馥的冀州，与公孙瓒开战。而袁术拥有南阳，与新任的荆州刺史刘表交恶，其麾下在讨伐董卓中威名远扬的孙坚在攻打刘表时中伏战死。其后袁家两兄弟决裂，形成中原混战。其后，曹操因私怨进攻徐州陶谦；刘岱、桥瑁、张杨等较弱势力也纷纷明争暗斗；及孙坚部下拥立孙坚长子孙策亦进攻江东各地，割据一方。由于朝廷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已经被奸臣董卓控制，各地诸侯间公开的杀戮也已经无人能管束，甚至再也不需要假借任何名义，三国割据战乱弱肉强食从此全面展开。 而董卓到了长安后，并没有减少恐怖的统治，反而变本加厉，自称太师，更欺压大臣、残杀百姓、奢侈挥霍、独裁凶残，令朝中大臣憎恨不已，司徒王允连同黄琬、尚书仆射士孙瑞、杨瓒等密谋要杀死董卓，联络上负责董卓警卫的中郎将吕布以及董卓部下的骑都尉李肃。 192年（初平三年）四月丁巳日，王允、吕布等人以皇帝诏书的名义，在未央殿掖门外杀死董卓，结束董卓的统治。但是董卓属下李傕、郭汜等人以为其报仇为名，很快率兵攻破长安，杀死王允，击退吕布，延续董卓的暴政。最后献帝被迫逃出长安，流离失所，最终投靠曹操，汉室名存实亡。 小说描写 在《三国演义》中，从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至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匿玉玺孙坚背约”都是描写此战役，不过当中大部分情节都是虚构或改造：如非曹操发檄讨董；没有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部分人物没有参加，而曹操、孙坚、张杨分别属张邈、袁术、袁绍之下。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都是虚构。当时袁术的确有扣押粮，但没有令孙坚败阵，反是孙坚劝服袁术再次运粮。而当中部分武将如俞涉、潘凤、方悦、武安国、穆顺等都是虚构。 夺玺考证 在《吴书》及《山阳公载记》有记载孙坚在入洛阳后，于南甄官井里找到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更私自收藏起来，后来袁术劫持孙坚的夫人，夺取了玉玺。不过，裴松之引用了《江表传》案《汉献帝起居注》《虞喜志林》，当时汉室有六个玉玺，分别是“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但汉献帝由河上归还宫殿时，六个玉玺仍然在宫殿，没有外流。 当然，裴松之亦说传国玉玺是由秦时传下来，可能不在六玺之列。但另一方面，裴松之指出传国玉玺中刻为“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但《吴书》却写成“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又《三国志·袁术传》没有记载袁术拥有传国玉玺，所以玉玺一直都是在孙家，但到了东吴向西晋投降时，却只有献上金玺，而没有玉制。所以裴松之不同意此说法，而陈寿、司马光亦不将此记入作品中，但《三国演义》却用作故事情节，将孙坚写成匿玺背约，而被袁绍怨恨，与刘表结下仇隙。 汉末篇——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军与袁绍军相峙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在此展开战略决战。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僧固乡），继而击溃袁军主力。此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汉朝地主阶级的统治，使早已腐朽不堪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部曲”（私人武装），占据地盘， 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转入争权夺利、互相兼并的长期战争，造成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当时的割据势力：主要有冀州的袁绍、河内的张杨、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等，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步壮大起来。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县，自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而征四方”），威势大增。他先后击败吕布、袁术，占据了兖州、徐州以及部分豫州、司隶。 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最终战胜公孙瓒，据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尽有河北之地，意欲南向以争天下。这样，华北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军事集团，决战势所难免。起初形势袁强曹弱。袁绍已无后顾之忧，地广人众，可动员的兵力在十万以上，[1]特别是袁绍的统治核心——冀州。在汉末三国时期，“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 曹操则是处于四战之地，除了北方的袁绍，关中诸将尚在观望，南边刘表、张绣不肯降服，东南孙策蠢蠢欲动，暂时依附的刘备也是貌合神离。尽管如此，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还在张绣麾下的贾诩，以及凉州从事杨阜，在综合分析了曹、袁的优劣后，认为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他们都看好曹操，认为局势会向着有利于曹的方向变化。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十月，河内郡太守张杨欲出军救援吕布时却为部下杨丑所杀，曹操解除进攻徐州吕布的后顾之忧，十一月，吕布被曹操消灭；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张杨旧部眭固杀杨丑，欲北投袁绍，曹操派史涣、曹仁击破眭固，取得河内郡，把势力范围扩张到黄河以北，六月，袁术病死。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都，官渡之战拉开了序幕。袁曹两家的决战，一触即发。 袁绍麾下的监军沮授、别驾田丰劝谏道：“近来讨伐公孙瓒，出兵长达一年，百姓疲惫穷困，仓库没有积余，赋税劳役正多，这是国家使人深为担忧的事情。最好先派使者向天子进献俘虏和战利品，致力于农耕，使人马得到休息。若是不能通达天子，就上奏说曹操阻隔我通达天子的路径，而后进兵驻守黎阳，逐步经营黄河南面，多造船只，整修器械，分派精良骑兵，抄掠对方的边境地区，使其不得安宁，而我得到安逸。这样就可安坐而定天下。” 治中别驾审配、谋臣郭图说：“兵书上的方法，比敌人多十倍就将其包围，比敌人多五倍就进攻敌人，力量相当就可以交战。眼下凭藉明公的神明威武，会合河朔地区强大的军队，用来讨伐曹操，其势易如反掌。现在不及时攻取，将来就难对付了。” 沮授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兵无敌，骄兵先灭。曹公迎天子安宫许都，如今举兵南向，实在违反义理。况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公法令畅通，士卒精练，非公孙瓒等人可比也。如今，放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兵，我实在是为袁公感到忧惧。” 郭图说：“武王伐纣，不曰不义，何况，出兵是讨伐曹公而非讨伐天子，并不是师出无名！而且，袁公的文臣武将都竭力尽忠，民众都想为袁公效力，如果不及时早定大业，实在是思虑的过失啊。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这正是越王勾践之所以称霸、吴王夫差之所以灭亡的道理啊。监军沮授之计，确实很持重、牢靠，但这不是见机行事的灵活应变啊。” 沮授谏阻出兵，违背袁绍的意旨，郭图等乘机进谗，说沮授的军权太大、威望太高，难于控制，引起袁绍怀疑。于是，袁绍分监军为三都督，让沮授与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都，许都的议臣多认为袁军强大不可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于是决定以所能集中的数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他作出如下部署：派臧霸率精兵自琅玡（今山东临沂北）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安（今山东沂水县）等地，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都；曹操率兵进据冀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东，黄河北岸），令于禁率步骑二千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黄河南岸）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渡河和长驱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进攻；派人镇抚关中，拉拢凉州，以稳定翼侧。 从以上部署看，曹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不是分兵把守黄河南岸，而是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从当时情势而言，这种部署是得当的。首先，袁绍兵多而曹操兵少，千里黄河多处可渡，如分兵把守则防不胜防，不仅难以阻止袁军南下，且使自己本已处于劣势的兵力更加分散。其次，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都北、东之屏障，是袁绍夺取许都的要津和必争之地。加上官渡靠近许都，后勤补给也较袁军方便。 袁绍派遣使者招揽众人，遣使招诱兖州、豫州诸郡。 刘表则响应了袁绍攻曹的号召，派人策动诸州郡阴谋反曹，而阳安都尉李通则拒绝了袁绍、刘表的反曹号召。除了阳安之外，豫州的其余诸郡大多响应袁绍的号召。 关中诸将表示中立，既不助袁，也不助曹。 十一月，张绣准备同意，贾诩却当着张绣的面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准确地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投降曹操有三点优势：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曹操志向远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顺曹操，被拜为扬武将军。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接受了汉献帝的衣带诏，欲诛杀曹操，但事泄，被曹操夷灭三族。袁绍终于获得了名正言顺的开战理由，于是，袁绍奉衣带诏，讨伐曹操，派陈琳书写檄文并公开发布，檄文中把曹操骂得无法忍受。袁、曹两家公开宣战。 当曹操正部署对袁绍作战时，参与了衣带诏之谋的刘备起兵反曹。刘备占领下邳，屯据沛县（今江苏沛县）。刘备军增至数万人，并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攻曹。曹操为保持许都与青州、兖州的联系，避免两面作战，于次年二月亲自率精兵东击刘备，迅速占领沛县，转而进攻下邳，迫降关羽。刘备全军溃败，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当曹、刘作战正酣之时，袁绍别驾田丰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但袁绍以幼子有病为辞拒绝采纳，致使曹操从容击败刘备回军官渡。 曹操派遣臧霸、孙观、孙康等人牵制青州刺史袁谭。 二月，袁绍进军黎阳，企图渡河寻求与曹军主力决战。他首先派大将郭图、淳于琼、颜良进攻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企图夺取黄河南岸要点，以保障主力渡河。 四月，曹操为争取主动，求得初战的胜利，亲自率兵北上解救白马之围。此时谋士荀攸认为袁绍兵多，建议声东击西，分散其兵力，先引兵至延津，伪装渡河攻袁绍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遣轻骑迅速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攻其不备，定可击败颜良。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袁绍果然分兵延津，令正在进攻白马的郭图、淳于琼率军向西，挺进延津。沮授劝阻袁绍道：“颜良的性格急促狭小，虽然骁勇，但不可以让他独自担任大将。”袁绍不从。 在郭图、淳于琼等人率军奔赴延津后，曹操乃乘机率领轻兵迅速袭击颜良。曹军以中郎将张辽、偏将军关羽为前锋，曹操亲率裨将军徐晃等人继其后。关羽望见了颜良麾盖（大将所乘戎车，设幢麾、张盖），在张辽军队与颜良军队交战之时，关羽策马冲到颜良身边，在万众之中刺死颜良，又拔出腰间佩刀斩其首级而归。袁军诸将都不能挡住关羽。袁军溃散。 曹操解了白马之围后，迁徙白马的百姓沿黄河向西撤退。袁绍率军渡河追击，军至延津南，派大将文丑与刘备继续率兵追击曹军，曹操当时的骑兵不足六百，驻于南阪（在白马南）下，而袁军达五六千骑，尚有步兵在后跟进。曹操令士卒解鞍放马，并故意将辎重丢弃道旁。袁军果然中计，纷纷争抢财物。曹操突然挥动着自己手中所持“麾”，下令发起攻击。徐晃等人翻身上马，终于击败袁军，杀了文丑（文丑为乱军所杀，并不是关羽斩杀），顺利退回官渡。颜良、文丑都是河北名将，却被一战而斩，袁绍军队的锐气被挫伤。 袁军初战失利，但兵力、粮草、军货、财力仍然占据明显的优势。 后来，曹操回到官渡，沮授向袁绍说：“河北兵虽然人多势众但勇猛不如河南兵，河南的粮草、军货、财力都不如河北；河南利于速战速决，河北利于缓慢战斗。所以，我们应让两军缓慢相持，拖长战事。”沮授建议以持久缓进的战术来消耗曹军，但袁绍又不听从。 七月，进军阳武（今河南中牟北），准备南下进攻许都。八月，袁军主力接近官渡，依沙堆立营，东西宽约数十里，曹操也立营与袁军对峙，曹军“合战不利”。九月，曹军再度出击，与袁军交战不利，再次退回营垒，坚守。 袁绍构筑楼橹，堆土如山，用箭俯射曹营。曹军制作了一种抛石装置叫作霹雳车，发石击毁了袁军所筑的楼橹。袁军又掘地道进攻，曹军也在营内掘长堑相抵抗，粉碎了袁军的计策。双方相持三个月，曹操处境困难，前方兵少粮缺，士卒疲乏，后方也不稳固，曹操几乎失去坚守的信心，一日见运粮士兵疲于奔命，于心不忍，不禁脱口而出，“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 曹操写信给荀彧，商议要退守许都，荀彧回信说：“袁绍将主力集结于官渡，想要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这是决定天下大势的关键所在。当年楚、汉在荥阳、成皋之间，刘邦、项羽没有人肯先退一步，以为先退则势屈。现在公以一当十，扼守要冲而使袁绍不能前进，已经半年了。情势已然明朗，绝无回旋的余地，不久就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这正是出奇制胜的时机，千万不可坐失。” 于是曹操决心继续坚守待机，同时加强防守，命负责后勤补给的典农中郎将任峻采取十路纵队为一部，缩短运输队的前后距离，并用复阵（两列阵），加强护卫，防止袁军袭击；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和捕捉战机，击败袁军，不久派徐晃、史涣截击、烧毁袁军数千辆粮车，增加了袁军的补给困难。 期间，汝南郡黄巾军刘辟叛变，袁绍使刘备前往相助，又派韩荀钞断曹军西道，皆被曹仁击破。江东孙策意欲偷袭许都，却被刺客暗杀。 十月，曹操在与袁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袁绍，曹军缺乏粮食。袁绍又派车运粮，并令淳于琼率兵万人护送。沮授建议“另外派遣蒋奇率领支援军队行进在运粮军队的外表，以断绝曹军的抄掠”，但袁绍又不从。 淳于琼率领着没有外表援军的运粮军队夜宿于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距离袁军大营仅剩四十里的路程。恰在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投奔曹操，建议曹操轻兵奇袭乌巢，烧其辎重。曹操立即付诸实行，留曹洪、荀攸守营垒，亲自率领步骑五千，冒用袁军旗号，人衔枚马缚口，各带柴草一束，利用暗夜走小路偷袭乌巢。到达后立即围攻放火。袁绍获知曹操袭击乌巢后，一方面派轻骑救援，另一方面命令宁国中郎将张合、大将高览率重兵猛攻曹军大营。可曹营坚固，攻打不下。当曹军急攻乌巢淳于琼营时，袁绍增援的部队已经迫近。曹操励士死战，大破袁军，曹军骁将乐进斩杀淳于琼等，并将其粮草全数烧毁。张合、高览闻得乌巢被破，于是投降曹操，导致了军心动摇，内部分裂，大军崩溃。袁绍仓惶带八百骑兵退回河北，曹军先后歼灭和坑杀袁军七万余人，也有说是八万人。 官渡之战增强了曹操的实力，为曹操击溃袁绍，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方仅有曹操和袁绍势力较大，此战击溃了袁绍，北方就无人能和曹操抗衡。 官渡之战后，曹军活捉了沮授。沮授一直深得曹操赏识，起初曹操赦免沮授并且厚待他，但最后沮授因想要回到袁绍阵营而被曹操杀害。 曹操在袁绍大营发现许县及军中的某些人员，曾写信向袁绍表态，他下令将信件全部焚毁，以示安抚反侧。 官渡之战后，袁绍仅八百骑逃回北方，后悔不用田丰之言，但逢纪诋毁田丰，结果田丰被袁绍杀害。冀州地区发生反袁的动乱，袁绍率军平定。 官渡之战，经过一年多的对峙，至此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曹操以两万左右的兵力，出奇制胜，击破袁军十万。这个战例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曹操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气，写下了他军事生涯最辉煌的一页。建安七年（202年），袁绍因兵败忧郁而死，曹操乘机彻底击灭了袁氏军事集团，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征服乌桓，至此，战乱多时的北方实现了统一。 战役评价 官渡之战是袁曹双方力量转变，使当时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此战曹军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袁曹间的兼并战争，虽属于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争斗，但它实现了地区统一，客观上符合人民的愿望。 官渡之战是汉末乃至中国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也是曹操与袁绍争夺北方霸权的转折点。官渡一战之后，曹操终于一反之前对袁绍的劣势，为自己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胜败原因 曹操在战事初期处于劣势，当中全赖三人为曹操扭转困局——荀彧、荀攸、许攸。虽然三人在官渡之战中都没有封赏的史书记载，但并不是所有的功勋都要立刻获得封赏。 双方参战人员 1、曹操于黎阳与袁绍相持，本欲还兵再作打算，荀攸献计：“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也。”曹操依计行事，果然大破袁军，斩杀颜良。荀攸又在文丑追击曹操之时，献策辎重饵敌之计，曹操依计行事，果然大破袁军，斩杀文丑。又在粮食将尽之时，建议攻击轻敌的韩猛，劫军粮、烧辎重。 2、曹操曾经在交战之时想过放弃，写信给许都的荀彧。而荀彧却提醒了曹操：“在战争双方都疲惫不堪时，谁后退谁被动，谁放弃谁灭亡。战机就在这时出现。”最后帮助曹操寻回信心，继续坚持。 3、后来，适逢“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于是，许攸投奔曹操。许攸透漏出乌巢为袁绍囤粮之地，应当速速烧掉袁绍军粮。曹操依计而行，深夜直奔乌巢，放火烧粮，最终，使袁绍不战自败。 曹操能接纳能人之言，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全在于用人之道。荀攸、许攸皆是人才，献上计谋，有化险为夷之功；荀彧则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能够鼓励和帮助曹操在关键时期坚持战斗，这是更高层次的人才。由此观之，人才的妥善任用应该可说是“一计敌万人”。至于曹操，他是一个懂得运用人才的人才，能接纳他人之言，故袁绍兵多也不足为惧，正所谓兵不在多，在乎能否调遣。 历代评价 官渡之战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列举的中国历史上“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着名战例之一。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条件，但最重要的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实力明显不如人力物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袁绍，但他却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并最终大获全胜，其取胜之道是值得后人很好地深思的。 此战曹操善择良策，攻守相济，屡出奇兵，巧施火攻，焚烧袁军粮草，对获取胜利起重大作用，集中体现曹操卓越的用兵谋略和指挥才能，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着名战例。反观袁绍，内部不和，又骄傲轻敌，刚愎自用，屡拒部属的正确建议，迟疑不决，一再地丧失良机。终致粮草被烧，后路被抄，军心动摇，内部分裂，而全军溃败。 对于此战，历代名臣、学者也给予各种评价： 同时期的诸葛亮在《隆中对》提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作为曹魏大臣的刘放评价：“以二袁之强，守则淮南冰消，战则官渡大败；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势以见。” 曹魏文人缪袭曾作《克官渡》，言曹公与袁绍战，破之于官渡也。曰：“克绍官渡，由白马。僵尸流血，被原野。贼众如犬羊，王师尚寡。沙醿傍，风飞扬。转战不利，士卒伤。今日不胜，后何望！土山地道，不可当。卒胜大捷，震冀方。屠城破邑，神武遂章。” 西秦高祖乞伏乾归曾对麾下诸将说：“昔曹孟德取袁本初于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皆以权略取之。” 北魏时期的大臣卢渊评价：“昔魏武以弊卒一万破袁绍，谢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胜负之变，决于须臾，不在众寡也。” 宋朝理学家范浚认为官渡之战是以奇取胜，“曹操与袁绍相持官度百余日，操顺而绍逆，故操军虽不敌而不为寡，然卒所以胜绍者奇也。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粮运，操自将夜往，攻破琼等，悉斩之，此曹操之用奇也。” 清代学者赵翼评价：“官渡之战，袁绍兵十馀万，曹操兵仅十分之一，击破之。” 民国史学家吕思勉评价：“淳于琼等既破，张合复降，据《三国志》说：袁绍的兵就此大馈，这大约因袁绍的兵驻扎日久，锐气已挫，军心又不甚安宁，遂至一败而不可收拾。曹操攻淳于琼，固然有胆气，也只是孤注一掷之举，其能耐，倒还是在历久坚守、能挫袁军的锐气上见得。军事的成败，固然决于最后五分钟，也要能够支持到最后5分钟，才有决胜的资格哩。” 民国小说家蔡东藩在《后汉演义》中评价：“曹操处处能用谏，袁绍处处是愎谏，即此已见袁曹之兴亡，不待战而始决耳！况粮饷为行军之根本，军若无粮，败可立待。袁绍一失之韩猛，再失之于淳于琼，用人不明，贤否倒置，是尚能与操争胜乎？刘备能知绍之必败，其智识远出绍上；操亦目备为英雄，故绍败而不急追，反于势孤力弱之刘备，却郑重视之，蹙之于汝南之间，使备不得息肩。操之窘备，亦甚矣哉！彼袁绍既自误其身，复遗误其子，身死以后，两子相争，卒致覆祚，以坐跨幽冀之袁本初，反不若奔走南北之刘玄德，善败下亡，卒能创业垂基，与曹氏抗衡终古也。” 汉末篇——北伐乌桓 曹操趁着袁氏兄弟内斗之际，一举扫平河北，迫降高乾，袁尚、袁熙兄弟远道三郡乌丸，曹操攻克邮城，兼任冀州牧后，有人建议曹操按照古制恢复九州，包括了关中和幽并之地，这样一来关中必定发生变故，建议曹操先平定河北，再南征荆州。 恢复旧制之事则从长计议，曹操从之，曹操平定冀州，声威大震，袁熙麾下大将焦触、张南等人见机行事，背叛袁熙，故安人氏赵渎、霍奴等反叛，杀害幽州刺史与泳郡太守，三郡乌丸也声，三郡乌丸也趁火打劫，攻打扩平县的鲜于辅，一时间北地狼烟四起，间北地狼烟四起，曹操对此当然不能容忍，205年8月征讨故安，斩杀赵渎与霍奴后，汉后，亲自前往扩平营救鲜于辅，三郡乌丸本来就是抱着打秋风的心思南下劫掠。 见曹操引大军到来，逃往害，见曹操引大军到来，逃往塞外，而此前以并州归降曹操的高翰，听说曹操亲征乌丸后，立刻抓住了曹操任命的上党太守，发兵占据壶关天险，举兵反叛，高朝密谋派兵进攻邮城，高韩密谋派兵进攻邮城，但是却被苟或之兄荷衍察觉，因此未能成功，一时间腾不出手来，一时间腾不出手来的曹操，命令李典、乐进征讨高软，向来勇猛的乐进这一次却是粗中有细，从北路进入上党，迁回至敌后，高翰不得已之下退，高翰不得已之下退守壶关，元关，乐进虽然奋勇作战，杀敌颇多。 但是壶关毕竟是难以逾越的天险，,因此猛攻数月未能攻破，所攻数月未能攻破，冬10月，曹操还军邮城，206年春正月，曹操亲征高翰，高翰之前因为听闻曹操北征乌丸，所以才敢反叛，如今曹操亲征，高翰留下部将守城，亲自向闪奴求援，闪奴单于不肯，曹操对于高翰降而复叛十分恼怒，一因此下分，攻破壶关后，将城中之人全部活埋。 壶关守军闻言无不畏惧，因此拼死抵抗，结果曹军攻城数月也未能拿下，曹仁因此对曹操进言，操进言，攻城讲究围三阙一，给守军留下一条生路，如今公开宣称他们必死，敌军必定顽强抵抗，更何况壶关城防坚固、粮草充足，如果强攻，如果强攻定会死伤惨重，围城，围城则旷日持久，如今顿兵于坚城之下，进攻有必死之心的敌人，并非良策，曹操听从，曹操听从了曹仁的建议，敌军因此献城投降。 高翰听闻壶关投降，想要南下投奔，途中被捕杀，秋8月，曹操进讨海贼管承，驻兵淳于县，派遣乐进和李典这，派遣乐进和李典这对好搭党作为主攻，管承抵挡不住逃进海岛，滨海一带得以平定，定，曹操又派，曹操又派遣张辽进攻了辽东柳毅，将被公孙度占据的青州部分收入囊中，公孙康吃了这个哑巴亏，此时河北大部分势力纷纷平，此时河北大部分势力纷纷平定，唯一还能够对河北造成威胁的，也只有与袁尚兄弟勾结的三郡乌丸了。 尚兄弟勾结的三郡乌丸了，乌丸人鲁经趁着天下大乱，乌丸人曾经趁着天下大乱，诸侯相争之际进攻幽州，携掠了十多万户汉人，袁绍为了打败公孙攒，因此对乌丸人加以拉拢，不但封踢顿等三人为单于，而且还把本族女子嫁给他们做妻子，而在三郡乌丸之中，又以辽西单于踢顿的势力最强大，袁尚兄弟便投身于，袁尚兄弟便投身于踢顿魔下，顶摩下，袁尚、袁熙不死，曹操之心难安，更何况乌丸人多次入塞掠夺，更让曹操深为不，曹操为了一举安定北疆。 因此准备讨伐乌丸人，曹操，曹操命人在呼拖河与弧水之间开凿平房渠，又在泡河口与璐河之间凿通泉州渠，通大海，207年开春之际，曹操将要北上讨伐三郡乌丸，然而部下担心，然而部下担心刘表会以刘备为将，奇袭许都，郭嘉却不以为然，乌丸人自恃地处偏远，必定不设防备，趁其无备而击之，定能一战击灭乌丸。 刘表不过是个清谈之辈，知道自己的才能不足以御使刘备，重用刘备就担心无法驾驭，他不会重用刘备的，利备的，明公不必为远征乌丸而担忧，郭嘉的这番话让曹操下定决心，不过在此之前，曹操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那就是田畴，田畴本来奉幽州牧刘虞之命，前往长安拜会天子，到他完成使命归来，刘虞却被公孙攒所杀，田畴前往刘虞坟前流泪祭拜，公孙攒因此将其捉拿，在他！在他人劝说下将其释放。 田畴回家后，发誓要为刘厂，发誓要为刘虞报仇，便带着宗族等数百人，进入徐无山中定居，数年间五千多户百姓前来归附，田畴将治下治理的井井有条，面对袁绍父子的招抚置之不理，田畴对于野蛮的乌丸人十分不满，想要讨伐他们，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曹操也对田畴之名早有耳闻，因此派遣田豫前往征召，田畴立刻答应归附曹操，曹军随身携带大量输重，因此进军缓慢，等到抵达易，郭嘉终于忍不住了，兵贵神速。 如今千里奔袭，带这么多输重，难以捕捉战机，一旦让敌军知晓，必定会加，必定会加强防备，不如扔下输重，轻兵急进，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曹操因此轻兵急进，比轻兵急进，5月至无终，田畴随军参赞，秋7月突发大水，道路泥泞难行，曹操因此感到焦虑，向田畴问计，田畴答道，旧北平郡的治所在在平冈县。 从平冈出卢龙塞可直抵柳城，然而自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年号）以来，卢龙塞被破坏不能通行近200年，实际上还有小路可以通行，我军从卢龙口越过白擅关，出其不意发动突袭，发动突袭，就可以拿下踢顿的首级！可以拿下踢顿的首级，曹操闻言大喜，命人在积水的道路旁立起一只大木牌，乌丸哨骑以为曹军退却，因此放松了警惕，然而曹操以田畴为向导，翻过徐无山，出卢龙赛。 塞外道路断绝不通，曹军挖山填谷行进500余里，经过白橙县和平冈县，穿过鲜卑王庭，登上白狼堆，距离柳城不过200里的时候，乌丸人方才察觉，袁尚、袁熙、踢顿、楼班、能臣抵之等人率领数万骑兵迎战，敌军众多，然而曹军运输军需的车辆远远在后，因此前锋军中，身穿甲胃的士卒不多，曹军心生惧意，曹操登高远望，见到敌军阵容不整，意识到乌丸军仓促应战，因此将令旗授予张辽。 美授予张辽，命令张辽与张颌率领精骑突击敌军，巴击敌军，有道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曹军的猛冲猛打之下，仓促应战的乌丸军大败，张辽更是临阵开无双，一战击斩单于踢顿，乌丸军士气崩溃，前后20余万人向曹操投降，辽东属国单于速仆，辽东属国单于速仆丸等人更是丢下部众，与袁尚、袁熙兄弟逃奔辽东，曹操并未乘胜进攻辽东，而是故伎重施，主动撤军，公孙康见到曹操退兵。 立刻就将袁尚兄弟的首级送上，北疆随之平定，曹操听取了郭嘉的兵贵神速之策，取得了柳城之战白，取得了柳城之战的大胜，然而这一战实则险到了极点，因此他班师归来后，归来后，立刻重赏当初劝谏自己的人，当初劝谏自己的人，不过郭嘉再也不会给曹操出这样的险策了，给曹操出这样的险策了，因为自柳城归来后，郭嘉的病情便逐渐加重，终于不幸去世，年仅38岁。 汉末篇——界桥之战 中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期，袁绍与公孙瓒为争夺冀州而开打的战争，为各地诸侯争夺地盘明显化的第一次会战。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冬，公孙瓒屯兵磐河，袁绍在界桥应战。此战之后双方仍然争战不断，如龙凑之战、巨马水之战，历时两年，以双方互相耗尽兵粮及董卓借汉献帝之名遣使和解告终。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冬，袁术任命孙坚为豫州刺史，屯兵阳城。在孙坚出兵攻打董卓的时候，袁绍借机会任命周昂为豫州刺史，派兵袭取了阳城。袁术派遣公孙瓒的弟弟公孙越协助孙坚回救阳城，公孙越在作战中被流矢射中身亡。 当时，正在青州镇压黄巾军的公孙瓒怒不可遏地说：“我弟弟的死是袁绍惹出来的。”于是举兵攻打袁绍。公孙瓒攻势凌厉，威震河北。一时间，冀州郡县纷纷望风归降。 袁绍大惊，为了取悦公孙瓒，缓和局势，他拔擢公孙瓒的从弟公孙范为勃海太守，但公孙范一到勃海，却立即倒戈。初平二年（191年），公孙瓒攻破青州、徐州黄巾军，兵势日益强盛，进驻界桥（故址在今河北威县境内）。公孙瓒自己任命严纲为冀州州牧，田楷为青州州牧，单经为兖州（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州牧，并配置了郡守县令。 袁绍亲自领兵迎战公孙瓒，两军在界桥南二十里处交锋。公孙瓒以三万步兵，排列成方阵，两翼各配备骑兵五千多人。袁绍令麹义率八百精兵为先锋，以强弩千张为掩护，他统领步兵数万在后。 公孙瓒见袁绍兵少，下令骑兵发起冲锋，践踏敌阵。麹义的士兵镇静地俯伏在盾牌下，待敌骑冲到只距离几十步的地方，一齐跳跃而起，砍杀过去；与此同时，千张强弩齐发，向白马义从射去。公孙瓒的军队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全军陷入一片混乱，骑兵、步兵都争相逃命。麴义的军队则越战越勇，临阵斩杀了公孙瓒所属冀州刺史严纲，斩杀千余人，又乘胜追到界桥。公孙瓒企图守住界桥，但再次被打败了。麹义一直追击到公孙瓒的驻营地。 袁绍命令部队追击敌人，自己缓缓而进，随身只带着强弩数十张，持戟卫士百多人。在距离界桥十余里处，听说前方已经获胜，就下马卸鞍，稍事休息。这时公孙瓒部逃散的骑兵二千多突然出现，重重围住了袁绍，箭如雨下。别驾田丰拉着袁绍，要他退进一堵矮墙里，袁绍猛地将头盔掼在地上，说：“大丈夫宁可冲上前战死，躲在墙后，难道就能活命吗！”他指挥强弩手应战，杀伤了公孙瓒的不少骑兵，公孙瓒的部队没有认出袁绍，也渐渐后退。稍顷，麹义领兵来迎袁绍，公孙瓒的骑兵才撤走了。 黑山军首领张燕派部将杜长等为公孙瓒助阵，也被袁绍击败，黑山军与袁氏开始结怨。 此战对双方都没有做成重大损失，公孙瓒有能力在次年发动龙凑之战、三万人参与巨马水之战等。但袁绍于此战中成功停止了公孙瓒的南侵，大大挫折了其锐气。 在南进形势僵持不下之下，公孙瓒急于另图出路，引发了后期杀害极有名声的刘虞而失去人心。形势由本来名正言顺讨伐有「十大罪状」之名的袁绍变成谋害在朝廷位列三公至乎令外族臣服的刘虞的罪人，顿成众矢之的，被袁绍反过来利用刘虞的儿子刘和打着正义旗号联合乌桓及刘虞旧部围攻公孙瓒。公孙瓒在元气大伤下最终覆亡。 评价 此战是以步兵、弩兵战胜骑兵的经典战例，也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袁绍方对此战的评价是“是时足下兵气霆震，骏马电发；仆师徒肇合，机械不严，强弱殊科，众寡异论，假天之助，小战大克，遂陵蹑奔背，因垒馆谷”。 对各方的影响 袁绍 获得立足之地 ，改变了公孙强袁弱的军事格局，打破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双方整体开始形成均势，是袁绍称雄河北的关键战役，他遏制了公孙瓒南下的野心并使其在袁绍的面前采取守势，迫使其在幽州内部发展势力。不久他就打败并杀害了上司刘虞，独力控制幽州。该行为引起公愤，公孙瓒越来越失去人心。而袁绍却因此战巩固了自己在冀州的势力，不久就依靠刘和招抚不满公孙瓒的刘虞故吏制造公孙瓒内部的混乱。之后袁绍稳据冀州之地，向四方拓展，最终击灭公孙瓒等河北诸侯。 公孙瓒 白马义从全军覆没，实力大为削弱，锐气被挫，公孙瓒的雄心也因此大为减退，不久后修建易京楼，欲自守幽州冢。 曹操 避免了被袁术、陶谦、公孙瓒三路夹击的局面出现，同时因为有袁绍这个强援的存在，可以安心征伐河南各路诸侯。曹操当时属人数不占多数之势，为后来的统一北部适当留下了实力。 袁术 袁孙陶联盟的实力被削弱，袁术、陶谦也被曹操各个击破，也是对袁术欲称帝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汉末篇——渭南之战 渭南之战是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丞相曹操击破韩遂、马超等关中联军的作战。当时关西诸侯在名义上归顺曹操，曹操欲借道讨伐汉中张鲁，于是，关西诸侯起兵造反，阻止曹军进兵，史称“韩遂、马超之乱”。双方在关中潼关、渭南等地发生大战，最后曹操用计取胜，压制关中。 渭南之战是一场讲求深谋远略，灵活用兵以智取胜的精彩战役。 建安十三年（208年）底，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遭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伤亡过半。建安十四年（209年）又丢失了南方重镇江陵，这使得曹操的南进计划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建安十四年（209年）三月，曹操曾进驻谯郡，制作轻型战船并训练水军，准备继续向南方进兵。七月，曹军自涡水、淮水出肥水，到达合肥，但是考虑到连年征战，士兵劳苦，且疫气流行，而没有继续南进，于十二月全军返回了谯郡一带。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军基本是进行休整。南进的困难摆在前面，于是曹将其下一步的进军目标选在了西方的关中、凉州和巴蜀地区。 据守关中部队，实际上是一个由十个大、小军阀组成联合体。韩遂、马超部是这个联合体的核心，但是他们并没有严密的统属关系。平时，他们分散割据于自己的地盘，在发生利益相关的情况时，才会集中一起，共同对敌。 当时，关中集团在名义上是归顺于曹操的。 在建安六年（201年）曹操与袁尚等在河北激战时，关中集团也曾经帮助曹操的司隶校尉钟繇大败高干和南单于兵团。强悍的关中集团是曹操向西南进兵的一个巨大威胁，曹操决不敢在自己的大军深入汉中和巴蜀险地的时候，让背后的关中有一支强大的不稳定军事集团存在。 军事谋划 关中历来为四塞之地：南面有险峻的秦岭山脉、东面有潼关和黄河天险的保护， 西面是陇山与六盘山的崇山峻岭， 北面是陕北高原上的子午岭、黄龙山。 曹操进攻关中主要有三条路线： 潼关古城东城门 1、北路：出河东，自蒲坂津西渡黄河进入； 2、中路：沿大路，经潼关进入； 3、南路：先南下宛城，绕道武关、蓝田迂回进入。 自秦帝国以关中为基地统一中国，西汉高祖也依关中的地理优势统一全国。 自古就有“百二秦关”的说法，即以关中的险要地形，用二万兵就可以抵抗百万大军的进攻。 特别是从东面的中原地区进攻关中，基本上是仰攻的不利形势，尤其是走潼关。因此，曹操要想击破占据关中险要、兵力强大、战力强悍的马韩集团，必须智取。 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曹操传令，让镇守弘农的钟繇讨伐张鲁，并派夏侯渊出河东会合钟繇。此时，夏侯渊和徐晃刚刚平定太原商曜的叛乱，军队可以沿汾河出河东。讨伐张鲁，将有可能经过关中诸将马超等人的防地。高柔为此提醒曹操：“大军西出，韩遂、马超等必会怀疑是袭击自己，必定互相煽动。宜先平定三辅（关中），三辅（关中）平定了，汉中只要传上檄文便可平定了。”曹操未予理睬。 关中各将果然产生怀疑，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合称“关中十将”）等十数部军起兵反抗，推举韩遂为都督，并集结了十万羌、胡、汉人混杂的军队，屯于潼关，准备进攻，弘农、冯翊多个县邑起兵响应，数万家的关中百姓都从子午谷逃入汉中。史称“韩遂、马超之乱”。 后人多认为，曹操就是要逼反那些表面上遵奉朝廷，实际上是各行其政的关中诸将，为名正言顺地剿灭他们制造借口。可以说，从一开始，曹操就是有预谋的。 曹操派遣曹仁督各将领前往抵挡，敕令他：“关西军精明强悍，只要坚守，不要和敌人对战。”秋七月，曹操留曹丕守邺城，亲统大军西征，许多人都认为：“关西兵强，擅用长矛，如不是精选的前锋，则不可以抵挡了。”曹操却认为：“战争的主动权在我，不是在敌人。敌人虽然擅用长矛，我便令他们不能刺，各位看着吧。” 八月，曹操大军经函谷朔黄河西进，到达潼关。此时曹军的粮草由洛阳经函谷供应。潼关虽险，却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狭关，须以大军方可屯守。正因为潼关有此种特点，曹操用大军紧逼潼关，摆出非要从潼关进入关中不可的架势，马超等关中联军的注意力才能被牢牢地吸引在潼关的防守上。 关中各部不断向潼关增兵，曹操听说，不忧反喜。事后各将领不明，问他当初何以如此高兴，曹操解释说：“关中道路长远，如果敌人各依着地势防守，就算出兵攻打，没有一、二年也不可平定。现今他们全部到来结集，人数虽多，但互相都不归服，联军中无一个统领，一举便可以消灭他们，比起他们各自防守，如今容易多了，所以我便感到高兴。”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眼见联军的所有力量都已集中到潼关，曹操暗中却派徐晃、朱灵率步骑四千人渡过浦阪津，据河西为营，准备接应曹操大军由河东进入河西。曹操曾问徐晃如何可入关中，徐晃说：“您已带大兵到此，而敌人不再分兵守卫蒲阪，可知他们缺乏谋略。请给我一支精兵，渡过蒲坂津，作为大军的先导，截断敌人的后路，就可擒住他们了。”曹操至同意此举，并派徐晃、朱灵率四千精兵从蒲坂津（今山西永济、陕西大荔朝邑之间黄河渡口）乘虚渡过黄河。 闰八月，曹操亲自率军从潼关东面的渡口北渡黄河，先将大军移至北岸，只有曹操和许褚等虎士百余人留在南岸负责断后。马超立即率万多人袭击，乱箭齐发，矢下如雨。但曹操仍然在胡床上不动，许褚见势危，立刻扶曹操上船，船夫却被流矢射杀，许褚左手举着马鞍作盾，为曹操挡箭，右手则拼命撑船，数次受害。驶了四、五里，马超军仍不断追赶、射箭，大军都不知曹操安危，十分担心。这时校尉丁斐命军队放走牛马，用以作饵引敌人，关中联军果然放弃追剿，赶紧追捕牛马，曹操最后才成功渡河。[8]各人见曹操平安无事，悲喜交集，但曹操却大笑：“如今差点被小贼困住呀!” 徐晃刚刚从浦阪津渡过黄河，还没来得及建立寨栅，当夜梁兴即领步骑五千多人前来攻击，被徐晃击败。 曹操与徐晃约好，在曹操从潼关北渡时，徐晃方才能从浦阪津西渡黄河，否则，消息过早泄露，徐晃会遭到关中联军的攻击。马超看到曹操北渡，自然知道曹操是想从浦阪津渡河进入关中，遂派梁兴带五千多人前去抢占浦阪津渡口西岸，通常情况下，这五千人足以阻挡曹操渡河。但马超没有料到的是，徐晃已经抢先占领了浦阪津渡口西岸。经长途急行军赶到浦阪津渡口的梁兴军，自然不是以逸待劳的曹军对手。待消息经几百里路传回潼关时，马超再想派大军去重新夺回渡口，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曹操事后解释时说：“贼兵占据潼关，如果我军进入河东，贼兵必将带兵守住黄河各渡口，我们就不能渡到河西；我故意重兵逼进潼关，贼兵全力来守南边，西河的防备空虚，因此徐晃、朱灵二将才能轻易占领西河。在此之后我带大军北渡黄河，贼兵不敢与我们争夺西河，是因为有他们二将的军队。” 西渡黄河后，此时曹军的粮草改由河东经浦阪津渡口供应。曹操沿河连车树栅为甬道向南推进。马超退屯渭口。曹操又多设疑兵，吸引马超的注意力，暗中却从黄河把船驶入渭河，连夜用船搭起浮桥，分兵在渭水南岸扎营。在渭水南岸立营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合适的建筑材料，加之屡受马超骑兵的突击，一时难以完成立营的工作。后乘天气突然爆冷，曹操夜里渡兵在南岸浇筑起冻沙城。天明时，冻沙城建筑完毕。关中联军乘夜攻营，被曹操伏兵所破。 九月，曹操大军全部从容渡过渭水，进驻渭南的营地。至此，曹操已经完成了全面攻击的准备。 马超等曾数次前往挑战他，曹操又不答应，只守不攻。 当时，曹操曾与韩遂、马超单马会面，曹操只带着许褚前往。马超想持其力大，乘机上前捉拿曹操。不过马超听过许褚的勇武，便问曹操：“公的虎侯在吗?”曹操用手指一指许褚，许褚瞪着马超，马超于是不敢妄动，于是双方各自退去。 由于韩遂、马超等在春季三月时，就在潼关屯集十万大军，加之用于长途输送粮草的人力，关中各部，当年的农业生产几乎全废。此时秋季已过，冬季将临，关中各部却征收不上来新粮，全军有断炊之虞。 于是关中联军为免作持久战，只好割地、送子质请和。谋士贾诩认为可以假装答应他们，曹操问他有何计策，贾诩说：“离间他们就可以了。”曹操明白他的意思，便应许联军的请求。 韩遂作代表与曹操相见。曹操与韩遂父亲在同一年被推荐为孝廉，又与韩遂是同辈，曾有交情。当二人会面时，在马上不谈军事，只说当年在京都的旧事，拍手欢笑。曹军又列出五千铁骑作十重阵，精光耀日，联军惊讶，纷纷前来看曹操是什么人，曹操笑着对他们说：“你们都想看曹某吧!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巴，只是较多智谋罢了!”又在一次会晤之中，曹操一反原先一贯示弱于敌的作法，突然列出五千铁甲骑兵，阵列森严，“精光耀日”，关中各军，无不为之震慑惊恐。 会面结束，马超等问韩遂：“曹公说了什么?”韩遂却回答：“没有什么。”马超等对韩遂的态度十分怀疑，担心他与曹操私下联系。过了几天，曹操给韩遂书信，信中却故意在多个言词上涂涂抹抹，改来改去，就像是韩遂改动一样；马超等疑心愈来愈大，曹操便趁此时与联军约定决战。 离间计刚刚施用完毕，曹操立即与马超、韩遂等约期会战，而马超、韩遂等也急于结束对峙状态。曹操先以轻兵前往挑战，大战了很久，曹军以虎豹骑夹击联军，联军大败，曹军斩杀了成宜、李堪等人。结果韩遂、马超、梁兴败走凉州，杨秋则前往安定，程银、侯选南入汉中投靠张鲁。渭南之战到此结束。 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中，关中诸将的武装力量基本损失殆尽，从此结束了关中军阀割据的局面，关中各郡进入了朝廷直接掌控的范围。不久，韩遂、马超等依靠羌、氐二族以及张鲁的力量在凉州作乱一年余，但又被夏侯渊等击破，陇右、凉州平定。 曹操在此战将关中数个拥兵自重的军团打败，令他们不能结合反抗，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后来，曹操进一步收降杨秋，派夏侯渊镇守长安，与徐晃、张合等平定韩遂，虽然马超仍然不断聚众起兵，但都被夏侯渊镇压下去，最后只有逃往汉中张鲁处为客将。而曹操也在建安十七年（212年）五月，将在京为官的马腾一家杀害。 战役点评 一、此战，曹操巧用离间计歼灭马超、韩遂主力，为控制关中局势和西取汉中创造了条件。 二、曹操从起意解决关中问题伊始，便精心运筹战争“五事”，在最后决战时刻，使对手关中联军“五事”皆失；在战役进行中，恰当运用兵者诡道、正奇结合的用兵之法，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决战的全胜。由此观之，曹操在渭南之战中的谋略，堪称“妙算”胜敌的经典。 三、此战，曹操在兵不占优之势实，用离间计破超、韩主力，为控制关中局势和西进汉中创造了关键的条件。 彻底保证了曹操集团对中国北方的控制，也是曹操在北方战区进行的最后一个大战役。此战可以说是曹操生平经典战役之一，关中联军当时是很强大的，在整个战役过程中的用谋用兵，也把曹操的思想，性格体现的淋漓尽致。 四、曹操此次决战能够全胜，战术上有两个关键。 第一步，“轻兵”疲劳敌军。“轻兵挑之”的目的，就是让敌人全军劳的同时，能让自己的“重兵”逸，达到以逸待劳的目的。曹操的“轻兵”能与马超等关中联军“战良久”，这就是离间计的功劳了。如果关中联军同仇敌忾，上下一心，曹操的“轻兵”显然无法“战良久”。正是因为此次大会战前，曹操先用了离间计，使得关中各部各怀异心，结果是，临战时皆不肯出力，使得曹操只用部分兵力即能与之长时间相持。 第二步，“虎骑”重击敌军。如果一开始就出动虎骑，面临生死关头，本能会使关中联军各部抛弃嫌疑而死地求生的。如果待对方疲惫后，再施以重击，对方即使有心拼命，也已无力搏杀。 五、关于渭南会战的策略，曹操后来说到：“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马超等关中联军一败而军马损失殆尽，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坚固的营垒可以退守。不建营垒，是因为曹操的骄敌之计使马超等认为，曹军弱不能战。 历史评价 渭南之战，曹操自诩为\"兵之变化，固非一道\"而灵活用兵的成功战例，颇受当时与后世的关注。 在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进爵魏公时，汉献帝在诏书里褒奖曹操渭南之战的功绩时说：“马超、成宜，同恶相济，滨据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献馘万计，遂定边境，抚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 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檄吴将校部曲文》中称及此战说：“近者关中诸将，复相合聚，续为叛乱，阻二华，据河渭，驱率羌胡，齐锋东向，气高志远，似若无敌。丞相秉钺鹰扬，顺风烈火，元戎启行，未鼓而破。伏尸千万，流血漂樐，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曹魏文人缪袭曾作《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曰：“平关中，路向潼。济浊水，立高墉。斗韩马，离群凶。选骁骑，纵两翼，虏崩溃，级万亿。” 晋朝文学家潘安在《西征赋》赞扬：“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算。” 北魏时期镇远将军杨侃却认为：“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潼）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无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行，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 唐朝诗人岑参在《东归晚次潼关怀古》夸赞：“行行潘生赋，赫赫曹公谋。川上多往事，凄凉满空洲。” 元朝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点评说：“曹操估关中而远征张鲁，伐虢取虞之计也。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张讨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并认为当时天下的兵马，以“关西之兵最为精强”，之所以被曹操打败，是因为“法制不一”的缘故。 《资治通鉴》：“关中诸将果疑之，马超、韩遂……等十部皆反，其众十万，屯据潼关。” 十部分别是： 偏将军马超、镇西将军韩遂。 其他的有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 以上的十部中，超是核心、韩属于较大的军阀， 估计兵力每人有一万五千左右（超多次率本部主力一万多兵出击渡河的曹军）； 而其他八人都是中、小军阀，其中有记载有梁兴五千人 （梁兴曾率本部五千人反击偷渡蒲坂津的徐晃，而他是其中势力较小的一个）。 估计侯选、程银、杨秋等中等军阀的兵力在五千—一万之间，后面五个小军阀兵力约各五千人。 所以估计关中联军的实际兵力在八万多，号称十万。 而且他们并不是都在潼关前线，后方估计会有部分兵力。 这样实际参加与曹军作战的部队约有六万五千—七万左右。 参战兵力没有记载，根据主要的参战将领和曹用兵的习惯加以分析： 参战将领：曹操，自然会带领其精锐的虎豹骑部队参战，兵力五千左右（许褚、曹真、曹休在其中）； 安西将军：曹仁，曾经在潼关单独对抗马韩联军三个多月，兵力不会少（根据此战后派其统七军讨伐反叛的苏伯、田银），估计有三万人左右； 征西护军：夏侯渊，徐晃、朱灵等大将均曾受其节制，兵力一万左右； 平狄将军：张合，兵力五千左右（从破马、韩于渭南）； 横野将军：徐晃，兵力四千以上（使晃以步骑四千人渡津）； 另外都护将军（或许是厉锋将军）曹洪也很有可能参战，兵力在五千左右。 其他：将军朱灵、校尉丁斐等，司隶校尉钟繇在长安，没有部队，未参战。这样一来，曹操的部队总兵力大致在六万—六万五千人左右。 因此，这次战役基本也是一场双方兵力相当的交战。 汉末篇——汉中之战 汉中之战是汉末三国时期，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的战争。此战由刘备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发起，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结束，战争持续近两年之久。 交战双方主帅分别为刘备、曹操。刘备方参战将领主要有张飞、马超、赵云、黄忠、法正、黄权等，曹操方参战将领主要有夏侯渊、曹休、曹真、曹洪、张合、徐晃、郭淮等。 此战刘备占据汉中，领土得到扩张，进而称王。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与孙权结成联盟于赤壁之战大破曹操之后，收复荆州各郡。刘备以荆州为根据，进而攻占益州。 与此同时，曹操击败以马超、韩遂为首的关中联军，进而攻占张鲁占据的汉中地界。汉中与蜀中相接，曹操进军汉中给刚刚易主的蜀中百姓带来不小的震动，传蜀中一日数十惊。 司马懿劝谏曹操可趁机攻占蜀中，但曹操后方却发生叛乱。曹操留夏侯渊、郭淮、徐晃、张合等镇守汉中，并让张合进犯巴西。 建安二十年（215年）镇守荆州的关羽与孙权发生矛盾，孙权派人袭取荆州，刘备率军支援关羽。而此时张合深入巴西，已经攻打到宕渠一带。刘备忙与孙权讲和，湘水划界后，率领张飞于瓦口关大破张合。 张合退走后，刘备在蜀郡太守法正、护军黄权等人的建议下，率领大军攻打汉中。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刘备派遣张飞、马超、雷铜、吴兰等人攻打下辩，曹操派遣曹洪、曹休、曹真抵挡。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张飞屯兵固山，做出要截断曹洪后方的样子，但被曹休识破。曹洪在曹休的建议下，趁蜀军兵力尚未集结之时袭击吴兰，雷铜、吴兰等战死，马超、张飞于是退走。 刘备又派遣将领陈式去攻打马鸣阁道，打算断绝汉中与许都的联系，但被徐晃击败，死伤甚多。 七月，刘备亲自率军停留在阳平关，与夏侯渊、张合相拒。曹操在许都治兵，准备救援汉中。九月，曹操率军抵达长安。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从阳平关，南渡沔水，于定军山扎营，夏侯渊率军来抢定军山。 刘备派军趁夜火烧夏侯渊军队的外围鹿角。夏侯渊派张合守东围鹿角，自己率兵守南围鹿角。刘备调一万多兵马分为十部，猛攻张合，张合亲身搏战，刘备一时难以攻克。夏侯渊分兵去救援张合。刘备派黄忠攻打南围鹿角。此时的南围鹿角，夏侯渊正在率领400曹军精兵修复鹿角，黄忠趁着地势高，鼓噪大喊，一战就将夏侯渊斩杀在南围鹿角。黄忠又趁机攻向十五里之外的夏侯渊军营，夏侯渊军队因为丧失了主帅而迅速溃败。益州刺史赵颙等，也被黄忠军斩杀。黄忠因此升迁为征西将军。 夏侯渊战死后，汉中曹军惶恐不安，司马郭淮、督军杜袭等推举荡寇将军张合暂时统领汉中诸军，以安众心。张合率军驻守阳平关。 刘备军在攻克夏侯渊后，打算渡汉水来攻郭淮，郭淮部下见己方兵力过少，难以匹敌，建议郭淮可依汉水结阵。但郭淮却认为这是示弱，应该远离汉水结阵，趁刘备军半渡时袭击。但刘备见到郭淮的结阵方式，没有渡水。 三月，曹操率领大军抵达汉中地界，进驻阳平关。 刘备踌躇满志，说即使曹操亲自前来，也不能改变什么，自己一定会拥有汉中。刘备在山上扎营，占据险要，固守不战，与曹操对峙。 曹操来争汉中，将数千万囊粮草搬运到北山囤积。 刘备派人到成都让诸葛亮调兵来支援，杨洪以汉中是益州咽喉，家门之祸、存亡之机，劝谏诸葛亮在这种时候应该“男子当战，女子当运”。 时任征西将军的黄忠在赵云营内。黄忠见曹操运送了这么多的粮草，于是建议赵云可以去劫取。但曹操的囤粮重地，应该是有重兵把守，为谨慎起见，赵云与黄忠约定期限，然后再让黄忠领兵去劫粮。黄忠逾期未归，赵云率领轻骑前往接应，正与曹军相遇，曹军紧追不舍，直到赵云营前，赵云大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怀疑赵云设有伏兵，引军退走，赵云趁机反击，曹军惊骇，自相践踏，死伤极多。（详见汉水之战） 后来，刘备开始主动出击，派副军中郎将刘封于阳平关前叫阵，曹操大骂刘备常派义子出战，称自己可用黄须儿曹彰来与刘封一战。曹操于是派人去召北中郎将曹彰来援汉中。 五月，曹彰日夜兼程，赶至长安。但曹操已经开始撤离，从汉中回师长安。 汉中之战以刘备的胜利而结束。秋七月，刘备称汉中王。 战争结果 汉中争夺战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持续了将近两年之久。刘备方阵亡吴兰、雷铜、任夔等，曹操方阵亡征西将军夏侯渊、益州刺史赵颙等。 曹操方将领代理校尉王平投降刘备。 曹操撤退时，在汉中可控制的范围内将百姓迁走。 刘备占领汉中全境后，派遣副军中郎将刘封、宜都太守孟达乘胜攻取了东三郡（魏兴、上庸、新城）。 战争评价 汉中之战，曹刘双方都投入了非常多的战力，刘备方参战将领张飞、马超、赵云、黄忠等，曹操方参战将领夏侯渊、曹休、曹真、张合、徐晃、郭淮等，都是三国时期的名将，可谓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然而这场持续了将近两年之久的战争，史书上却交待非常少，历代也少有对这场战争的战术评价。 诸葛亮曾说：“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合于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司马懿也曾说：“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 而曹操从建安二十三年七月开始治兵，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抵达汉中，准备时间长达半年有余，但在汉中与刘备僵持了仅仅两个月就撤出汉中，汉中之战中发生的汉水之战被认为是曹操速败的原因，后世史家治史时对汉中之战的记载多为曹操被赵云所击败。如，南宋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刘备将赵云击其军，败之；元胡一桂撰《十七史纂古今通要》：赵云大败操兵，操引还长安，帝遂有汉中，自称汉中王；元赵居信撰《蜀汉本末》：三月，操出斜谷。将军赵云击其军，败之。夏五月，操引还，昭烈遂取汉中；明章如愚撰《群书考索》：赵云将数千骑大破魏兵，备遂有汉中。 曹刘争夺汉中所投入的兵力难以考证。刘备在攻打张合营时，投入了精兵一万多，但在整个汉中之战中刘备投入的总兵力却没有记载；曹操方面，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陈琳发布《檄吴将校部曲文》宣称夏侯渊镇守汉中有五万精兵，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军队，《诸葛亮集》里说曹操亲自来争汉中带了有几十万兵力。双方的兵力损失更是没有记载。 汉末篇——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指东汉末年孙权、刘备联军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的战役。这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最为着名的一场，也是继阖闾破楚之后的又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 曹操率军二十万众顺江而下。孙权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周瑜率精军三万沿江上至夏口，联合屯驻樊口的刘备军一起溯长江西进，与曹军相遇在赤壁。此时曹军众多士卒已染疾病，初次交战，曹军败退，暂驻军于乌林地带，周瑜等人在南岸，双方隔江对峙。周瑜利用曹操的骄傲轻敌，纳部将黄盖之议采用火攻，设计诈降，命其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假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延及岸上曹营而伤亡惨重，曹操又下令将剩余的曹军舟船都予以烧毁，然后撤退，又因为士卒饥疫而死者大半。 赤壁之战中，孙权、刘备在强敌紧逼关头结盟对敌，扬水战之长，巧用火攻，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着名战例。此战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 曹操在平定北方之后，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正月回到邺城后，立即开始了向南用兵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1、于邺凿玄武池以练水军； 2、派遣张辽、于禁、乐进等驻兵许都以南，准备南征； 3、令马腾及其家属迁至邺，做了实际上的人质，以减轻西北方向的威胁； 4、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自任丞相，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5、以罪名杀了数次戏侮及反对自己的孔融，以维护自己的权威。 同年七月，曹操挥军南下，八月，荆州刘表病死，蔡瑁、张允等就拥立刘琮继任荆州牧。曹操接受了荀彧的意见，先抄捷径轻装前进，疾趋至宛城、叶县。 章陵郡太守蒯越及东曹掾傅巽等劝刘琮投降曹操，对他说：“逆顺有一定的道理，强弱有一定的形势。以臣属的身份去抗拒天子，是对国家叛逆；以刚接手的荆州去抵御朝廷大军，必会陷入危险；依靠刘备去对抗曹操，一定失败。这三个方面我们都不行，拿什么去对付曹操大军？而且将军您自己考虑一下，您比得上刘备吗？如果刘备挡不住曹操，则即使是投入荆州的全部力量，也不足以自保；如果刘备挡得住曹操，则他就不会再居于将军之下了。” 刘琮听从他们的意见。九月，曹操到达新野县，刘琮就以荆州投降曹操，派人用朝廷过去颁发的符节去迎接曹操。曹军将领都疑心刘琮是诈降，娄圭说：“现在天下分裂，各地割据势力都贪图用代表王命的符节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这次送来符节，这必定是真心诚意。”曹操于是接受刘琮的投降，继续进军。 九月，曹操到达新野。曹操南下的消息，依附刘表、屯兵樊城的刘备一直不知道，直至曹军到达宛的附近时才发现：而刘琮已向曹操投降，却不敢告诉刘备，刘备发现状况，于是派亲近询问刘琮，这时刘琮才派宋忠告知刘备，刘备既惊骇又颇气愤，只好立即弃樊南逃。 曹操知道江陵贮有军用物资，恐怕刘备先到，占据江陵，就留下辎重，轻装前进。到襄阳后，听说刘备已经过去，曹操亲自率领五千名精锐骑兵急速追赶，一天一夜跑了三百余里，在当阳县的长坂追上刘备。刘备抛下妻子及儿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人骑马逃走，曹操俘获了大量的人马辎重。张飞率领二十名骑兵断后，他据守河岸，拆去桥梁，模握长矛，怒目而视，对曹军大喊道：“我就是张翼德，有谁敢来决一死战！”曹军不敢逼近，刘备得以顺利逃亡。 曹操进军江陵，任命刘琮为青州刺史，封为列侯，连同蒯越等人，被封为侯爵的一共有十五人。曹操下令从狱中释放韩嵩，用朋友的礼节来接待他，让韩嵩评价荆州人士的优劣，都加以提拔任用。任命韩嵩为大鸿胪，蒯越为光禄勋，刘先为尚书，邓羲为侍中。 江东孙权在鲁肃的建议下，派鲁肃到夏口窥探虚实，鲁肃抵达后，听说曹操大军已向荆州进发，便日夜兼程前往，等他到达南郡时，刘琮已经投降曹操，刘备已经向南撤退。鲁肃便直接去见刘备，在当阳的长坂与他相会。鲁肃传达了孙权的意图，与刘备讨论天下大事，对刘备表示诚恳的关心。并且询问刘备说：“刘豫州，如今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 刘备说：“苍梧郡太守吴巨是我的老朋友，打算去投奔他。” 鲁肃说：“孙将军聪明仁惠，敬重与优待贤能之士，江南的英雄豪杰都归附于他。现在已占有六郡的土地，兵精粮多，足以成就一番事业。如今为您打算，最好是派遣心腹之人到江东去与孙权将军联系，可以共建大业。而您却想投奔吴巨，吴巨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又在偏远的边郡，即将被别人吞并，怎么可以托身于他呢？” 刘备听后大为高兴。鲁肃又对诸葛亮说：“我是诸葛子瑜的朋友。”于是诸葛亮与鲁肃也成为朋友。刘备采纳鲁肃的计策，进驻鄂县的樊口。 曹操从江陵出发，将要顺长江东下。诸葛亮对刘备说：“形势危急，我请求奉命去向孙将军求救。”于是他就和鲁肃一起去见孙权。 诸葛亮在柴桑见到孙权，对孙权说：“天下大乱，将军在长江以东起兵，刘备在汉水以南召集部众，与曹操共同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基本已经消灭北方的主要强敌，接着南下攻破荆州，威震四海。在曹操大军面前，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刘备逃到这里，希望将军量力来加以安排。如果将军能以江东的人马，与占据中原的曹操相抗衡，不如及早与操断绝关系；如果不能，为什么不早点解除武装，向他称臣？现在，将军表面上服从朝廷，而心中犹豫不决，事情已到危急关头而不果断处理，大祸马上就要临头了。” 孙权说：“假如像你说的那样，刘备为什么不服从曹操？” 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壮士，还坚守节义，不肯屈辱投降；何况刘备是皇室后裔，英雄才略，举世无双，士大夫们对他的仰慕，如同流水归向大海。如果大事不成，这是天意，怎么能再居于曹操之下呢？” 孙权勃然大怒，说：“我不能把全部吴国故地和十万精兵拱手奉送，去受曹操的控制。我的主意已定！除刘备以外，没有能抵挡曹操的人，但刘备新近战败之后，怎么能担当这项重任呢？” 诸葛亮说：“刘备的军队虽然在长坂大败，但现在陆续回来的战士和关羽的水军加起来有一万精兵，刘琦集结江夏郡的战士，也不下一万人。曹操的军队远道而来，已经疲惫。听说在追赶刘备时，轻骑兵一天一夜奔驰三百余里，这正是所谓‘强弩射出的箭，到了力量已尽的时候，连鲁国生产的薄绸都穿不透’。所以《兵法》以此为禁忌，说‘必定会使上将军受挫’。而且，北方地区的人，不善于进行水战。另外，荆州地区的民众归附曹操，只是在他军队的威逼之下，并不是心悦诚服。如今，将军如能命令猛将统领数万大军，与刘备齐心协力，一定能打败曹军。曹操失败后，必然退回北方，这样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就强大起来，可以形成鼎足三分的局势。逃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今天！”孙权听后非常高兴，就去与他的部属们商议。 这时，曹操写信给孙权说：“最近，我奉天子之命，讨伐有罪的叛逆，军旗指向南方，刘琮降服。如今，我统领水军八十万人，将要与将军在吴地一道打猎。”孙权把这封书信给部属们看，他们无不惊惶失色。长史张昭等人说：“曹操是豺狼虎豹，挟持天子以征讨四方，动不动就用朝廷的名义来发布命令。今天我们如果进行抗拒，就更显得名不正而言不顺。况且将军可以抵抗曹操的，是依靠长江天险。现在，曹操占有荆州的土地，刘表所训练的水军，包括数以千计的蒙冲战船，已由曹操接管，曹操计全部船只沿长江而下，再加上步兵，水陆并进。这样，长江天险已由曹操与我们共有，而双方势力的众寡又不能相提并论。因此，依我们的愚见，最好是迎接曹操，投降朝廷。”只有鲁肃一言不发。 孙权起身上厕所，鲁肃追到房檐下，孙权知道鲁肃的意思，握着鲁肃的手说：“你想说什么？” 鲁肃说：“刚才，我观察众人的议论，只是想贻误将军，不足以与他们商议大事。现在，像我鲁肃这样的人可以迎降曹操，但将军却不可以。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我在迎接曹操，曹操一定会把我交给乡里父老去评议，以确定名位，也还会做一个下曹从事，能乘坐牛车，有吏卒跟随，与士大夫们结交，步步升官，也能当上州、郡的长官。可是将军迎接曹操，打算到哪里去安身呢？希望将军能早定大计，不要听那些人的意见。”孙权叹息说：“这些人的说法，太让我失望了。如今，你阐明的策略，正与我想的一样。” 当时，周瑜奉命到达番阳，鲁肃劝孙权把他召回来。周瑜来到后，对孙权说：“曹操虽然名义上是汉朝的丞相，但实际上是汉朝的贼臣。将军以神武英雄的才略，又凭借父、兄的基业，割据江东，统治的地区有几千里，精兵足够使用，英雄乐于效力，应当横行天下，为汉朝清除邪恶的贼臣。何况曹操自己前来送死，怎么可以去迎降？请允许我为将军分析：如今北方尚未完全平定，马超、韩遂还驻兵函谷关以西，是曹操的后患。而曹操舍弃鞍马，改用船舰，与生长在水乡的江东人来决一胜负。现在正是严寒，战马缺乏草料。而且，驱使中原地区的士兵远道跋涉来到江湖地区，不服水土，必然会发生疾疫。这几方面是用兵的大患，而曹操都贸然行事。将军抓住曹操的时机，正在今天。我请求率领精兵数万人，进驻夏口，保证能为将军击破曹操。” 孙权说：“曹操老贼早就想要废掉汉朝皇帝，自己篡位了，只是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与我。现在，那几个英雄都已被消灭，只剩下我还存在。我与老贼势不两立。你主张迎战曹军，正合我意，是上天把你授给了我！”孙权就势拔出佩刀，砍向面前的奏案，说：“将领官吏们，有胆敢再说应当投降曹操的，就与这个奏案一样！”于是散会。 当天夜里，周瑜又去见孙权，说：“众人只看到曹操信中说有水、陆军八十万而各自惊恐，不再去分析其中的虚实，就提出向曹操投降的意见，太不像话。现在咱们据实计算一下，曹操所率领的中原部队不过十五六万人，而且长期征战，早已疲惫；新接收的刘表的部队，至多有七八万人，仍然心怀猜疑。以疲惫的士卒，驾驭心怀猜疑的部众，人数虽多，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只要有五万精兵，就足以制服敌军，望将军不要顾虑！” 孙权拍着周瑜的背说：“周公瑾，你说到这个地步，非常合我的心意。张昭、秦松等人，各顾自己的妻子儿女，怀有私心，非常使我失望。只有你与鲁肃和我的看法相同，这是上天派你们两个人来辅佐我。五万精兵一时难以集结，已挑选了三万人，战船、粮草及武器装备都已备齐，你和鲁肃、程普率兵先行，我当继续调集人马，多运辎重、粮草，作为你的后援。你能战胜曹军，就当机立断；如果失利，就退到我这里来，我当与曹操决一胜负。”于是，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与刘备合力迎战曹操；又任命鲁肃为赞军校尉，协助筹划战略。 刘备驻军樊口，每天派巡逻的士兵在江边眺望孙权的军队。士兵看到周瑜的船队，就立即乘马回营报告刘备。刘备派人前去尉劳。周瑜对慰劳的人说：“我有军事任务在身，不能委派别人代理，如果刘备能屈尊前来会面，实在符合我的愿望。” 刘备就乘一只船去见周瑜，说：“现在抵抗曹操，实在是很明智的决定。不知有多少战士？” 周瑜说：“三万人。” 刘备说：“可惜太少了。” 周瑜说：“这已足够用，将军且看我击败曹军。” 刘备想要召呼鲁肃等来共同谈话，周瑜说：“接受军令，不得随意委托人代理，如果您要见鲁肃，可以另去拜访他。”刘备既很惭愧，又很高兴，于是带领关羽、张飞两千人跟在周瑜的后面，不归周瑜统领。 同年十二月，程普与周瑜分别任左右都督，与刘备军结成孙刘联军。孙刘联军逆水而上，行至赤壁，与正在渡江的曹军相遇。曹军当时已遭瘟疫流行，而新编水军及新附荆州水军难以磨合，士气明显不足，初战被周瑜水军打败。曹操不得不把水军“引次江北”与陆军会合，把战船靠到北岸乌林一侧，操练水军，等待良机。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南岸赤壁一侧，隔长江与曹军对峙。 当时曹操为了北士卒不习惯坐船，于是将舰船首尾连接起来，人马于船上如履平地。周瑜部将黄盖说：“如今敌众我寡，难以长期相持。曹军正把战船连在一起，首尾相接，可以用火攻，击败曹军。” 周瑜认为可行，于是选取蒙冲战船十艘，装上干荻和枯柴，在里边浇上油，外面裹上帷幕，上边插上旌旗，预先备好快艇，系在船尾，命黄盖先派人送信给曹操，谎称打算投降。诈降之日，黄盖准备了几十艘蒙冲、斗舰，满载薪草膏油，外用赤幔伪装，上插牙旗，在船后系上走舸。黄盖遂令燃点柴草，同时发火，着火的船队乘风快速向前飞驶，冲向曹营。黄盖在途中不幸被流矢所中堕下水中，被救起时，吴军居然认不出是黄盖，将他安置在厕床中。黄盖惟有自己大叫呼叫韩当，韩当发现他时，流着泪地解开他衣服，才得以保留性命。当时东南风正急，火烈风猛，把曹军战船全部烧光，火势还蔓延到曹军设在陆地上的营寨。顷刻间，浓烟烈火，遮天蔽日，曹军人马烧死和淹死的不计其数。 周瑜等率领轻装的精锐战士紧随在后，鼓声震天，奋勇向前，曹军大败。曹操率军从华容道步行撤退，遇到泥泞，道路不通，天又刮起大风。曹操让所有老弱残兵背草铺在路上，骑兵才勉强通过。老弱残兵被人马所践踏，陷在泥中，死了很多。曹军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者大半。周瑜、刘备军队水陆并进，一直尾随追击，但已经来不及。 此战中，曹军被烧死者很多，但大部分的曹军都是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曹操回到江陵后，恐赤壁失利而使后方政权不稳，立即自还北方，留曹仁、徐晃等继续留守南郡（治所江陵），文聘守江夏，而后委任乐进守襄阳、满宠代理奋威将军，屯于当阳。孙刘联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 孙权亲率军北攻合肥，自称十万大军，围攻合肥百余日，不克而还；张昭率军进攻当涂，也不克而还；周瑜等亦进攻曹仁留守的江陵，隔江对峙，周瑜另遣甘宁袭取夷陵，曹仁也分兵围攻。甘宁向周瑜告急，周瑜用吕蒙之计，留凌统守后，自己就与吕蒙前往解救，甘宁之围解决后，即引到北岸。吴军先锋先包围前来迎战的曹仁部将牛金，后来反被曹仁两次突入救出自军。后双方克期大战。周瑜亲自跨马上阵，却被流矢射中右胁，颇为重伤，于是退还。后曹仁知道周瑜卧未起，勒兵到吴阵。周瑜便起来，案行军营，激扬吏士，曹仁于是退回。 另一方面，刘备于是上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南下荆州南部，包括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投降，拔擢诸葛亮负责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全柔为桂阳太守。而周瑜则分公安给刘备屯驻。 赤壁之战的失利使曹操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而孙刘双方则借此胜役开始发展壮大各自势力，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后实力迅速壮大，进而谋取益州。曹操在退回北方后，休养生息两年。两年后，曹操西征，击破关中的马超、韩遂等人，然后才大举南征孙权。此战形成天下三分的雏形，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 孙刘联军胜利的原因： 赤壁之战是曹、孙、刘之间在长江进行的水、陆联合作战，也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争。孙、刘联军以1：4的劣势兵力，战胜了拥有绝对优势的曹操，开创了在长江上以水、陆联合作战击退北方军的先例，它在战争指导上的成功之处主要是： 1、敢以数万兵力战胜号称数十万之敌。此战取胜，最困难也是关键的一环，是在曹操气势汹汹的情况下，敢于定下抗曹决心。周瑜等人，凭着横行天下、不畏强暴的气概，在数雄皆灭，曹操挟新胜之威，以“顺”讨“逆”，以号称数十万敌数万，东吴一片主降，似乎取胜无望的形势下，冷静分析战争形势，揭示出曹操表面强大下掩盖着的弱点，及战胜曹操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弱军战胜强军的科学依据。 2、联合昔日敌对的荆州，共同抗曹。曹操进攻荆州后，东吴敏锐地看到，大敌当前，抗曹的共同利益，超过了昔日与荆州敌对的利益，迅速改变策略.向荆州展开吊唁外交。孙、刘两家以大局为重，在群雄逐个被曹操各个击破时，坚定地走联合之路，为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再次被曹操各个击破的命运，“一时之大计无有出于此者”。 3、以火攻奇袭曹军水军。水军是曹军此战的关键兵种，也是最薄弱的兵种；因为曹操北方水军不习水战，是疲病之卒，荆州投降的水军未经整训，心怀两端，其水军又犯了舰船首尾连接、不便疏散的战术错误。孙、刘联军以火攻为突破口奇袭曹军水军，既抓住了关键，又是打敌薄弱环节，从而在较短时间内，一举击退曹操的征吴军。 方北辰的《三国名将:一个历史学家的排行榜》书中分析孙刘联军赤壁之战胜利的原因是：“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史文说曹操的船队，在遭遇战失利之后，才引退到北岸驻扎。可见在遭遇战发生之前，他并没有在赤壁的北岸停留扎营；但是周瑜一方，则先已在南岸站住脚了。这就说明：是周瑜一方先守在这里的南岸，等待曹操到来之后，再发动遭遇战，迫使曹军在北岸停下扎营。既然先已在此恭候，那么将赤壁作为决战之地，自然就是周瑜主动做出的选择了。周瑜选择有利的决战地点，针对实际测试出来的敌人弱点，利用特殊的气象条件，采用有利的火攻战术，还挑选了正确的执行火攻人选，所以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尽管贾诩向曹操提出，只要屯兵在江陵、安抚好荆州吏民，就可以让东吴不战而降。但是，“太祖不从，军遂无利”。 而曹操急于求成的失误在于： （1）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关西军一直是曹操的威胁。 （2）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曹操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希望的是用荆州水军对抗吴军，可惜他错了，赤壁之战前那场接触战证明了一切。所以曹操才会索战船，只不过正是因为这样才被敌人火攻。说到底还是水军不济造成的。除了刚刚收服的荆州水军之外，曹操的中原陆军也来参战。仅曹操的都督护军赵俨，就督护了于禁、张辽、张合、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支军队从征荆州。其中的张辽还被庾信的《哀江南赋》提到：“张辽临于赤壁，王濬下于巴丘”。可以说，曹操的南征部队也悉数开赴了赤壁。他希望以荆州水军为主力，进而利用绝对的兵力优势渡江，只是他高估了荆州水军，低估了吴军和长江。 （3）又今盛寒，马无藁草；《三国志·吴主传》：“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可见战马没有草料，人也好不到哪去，饥饿与瘟疫是困扰曹军的两大难题。这样的部队即使数量多也很难取胜。 （4）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魏、蜀、吴三家君主大事纪都记录了这次瘟疫，可见此次瘟疫规模之大。《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先主传》记载：“时又疾疫，北军多死。”《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江表传》也记载了曹操的评价：“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刘孔伏 、潘良炽《再论赤壁之战的几个问题》认为曹操兵败的决定因素是周瑜采取了速决战的正确策略。 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指出曹操赤壁之战兵败的原因是“疾病”—急性血吸虫病。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赤壁之战是在冬天开始的，但曹军在转徙、训练时间是在秋天。曹操水军在赤壁之战战前染上血吸虫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发病了，致使大战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而刘、孙军队长期在血吸虫流行的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士兵体内或多或少已产生一定的免疫力。但是这个观点也有缺陷，曹操水军主要来自荆州水军，这些士兵对血吸虫的免疫力应跟孙刘联军应该差别不大，所以该是其他疫病。 陈文德撰写的《曹操争霸经营史》一书中，分析了曹操战败的原因。他将主要的失败原因归咎于东南风，说：“曹操用兵如神，俗语说：‘说曹操，曹操到’代表曹操用兵的疾如风与侵略如火，刘备在徐州就因准备不及而弃军逃亡，至荆州赤壁开战前，又遇到类似状况。曹操既然用兵谨慎，在赤壁兵败如山倒的原因除周瑜自身份析的以外，周瑜可能还隐瞒一个气候学的事实。在洞庭湖一带，因为地形风的原因，当天气放晴时，可能会逆吹东南风。这一点是北方长大的曹操所始料未及，而成为长江水边长大者的地利。” 历代评论 赤壁之战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列举的中国历史上“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着名战例之一。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条件，但首当其冲的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实力明显不如人力物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袁绍，但他却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并最终大获全胜，其取胜之道是值得后人很好地深思的。 对于此战，历代名臣、学者也给予各种评价： 曹操评价赤壁之战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其中，“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的评价与东吴一方《三国志·吴主传》所记载的“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相互印证，诸葛瑾、步骘认为赤壁之战：“扬国威德，华夏是震。“ 韦昭曾作《伐乌林》，言魏武既破荆州，顺流东下，欲来争锋。孙权部将周瑜与程普破曹操于乌林而显功名。曰：“曹操北伐，拔柳城。乘胜席卷，遂南征。刘氏不睦，八郡震惊。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陆机《辨亡论》：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谋臣盈室，武将连衡，喟然有吞江浒之志，一宇宙之气。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夡远遁。 裴松之评价说：“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 汉末篇——合肥之战 合肥之战，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孙吴与曹魏两方以合肥为目标的争夺战。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导致江淮地区残破不堪。建安五年（200年），扬州刺史刘馥来到合肥这座空城，收容流民，广泛屯田，修筑城防。合肥从此成为一座重要、坚固、繁荣的城市。[1]太和四年（230年）正月，曹魏又筑合肥新城。 合肥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魏吴双方于208年至253年在此地爆发过6次冲突。 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孙权进攻合肥，得到魏将蒋济的信函。蒋济在信中谎称大批援军将至，孙权信以为真，便撤兵。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魏将张辽等守合肥。孙权攻之，被张辽突击，孙权人马皆披靡。孙权撤退时，又被张辽突击，再次兵败。俗称逍遥津之战。 太和四年（230年），在满宠的建议下，曹魏遣兖州、豫州的军队共守淮南。孙权攻合肥，不克而还。 青龙元年（233年），孙权在合肥境内阅兵时，被伏兵所击，于是，孙权怒攻合肥新城，全琮攻六安，皆不克而还。 青龙二年（234年），魏将张颖等守合肥新城。孙权攻之，被张颖屡屡击退，一些攻城器具也被烧毁。后来，魏明帝曹睿亲自率领大军来救，孙权大惊，不敢再战，便退走。 嘉平五年（253年），魏将张特等守合肥新城。诸葛恪率大军攻之，被张特屡屡击退。城防大坏，张特又以缓兵之计修补城防，诸葛恪功亏一篑，只得退还。曹魏各路援军纷纷出击，追破吴军。 合肥之战，东吴屡次攻合肥，都是难以夺得合肥之寸土，其中，有2次是兵败而逃（215年、253年），其他4次均是不克而还。 战役由来 （第1次）208年十二月—209年 （第2次）215年八月 （第3次）230年冬 （第4次）233年十二月 （第5次）234年六月至七月 （第6次）253年四月至八月 地点：合肥 结果：东吴屡次攻合肥，均是无功而返，其中有2次是兵败而逃（215年、253年）。 参战方：曹魏（曹军）、东吴（孙军） 东吴参战将领 （第1次）孙权、张昭、张纮 （第2次）孙权、潘璋、宋谦、徐盛、陈武、贺齐、吕蒙、甘宁、凌统、蒋钦 （第3次）孙权 （第4次）孙权、全琮 （第5次）孙权、孙泰、孙韶、张承 （第6次）诸葛恪、朱异、蔡林 曹魏参战将领 （第1次）蒋济、张喜、合肥守将 （第2次）张辽、李典、乐进、薛悌 （第3次）满宠、合肥守将、兖州军将领、豫州军将领 （第4次）满宠、合肥新城守将、六安守将、伏兵将领 （第5次）张颖、曹叡、田豫、满宠、刘劭、卫臻 （第6次）张特、司马孚、文钦、毋丘俭。 东吴参战人数： （第1次）号称100,000人 （第2次）号称100,000人 （第3次）没有总人数 （第4次）没有总人数（其中，全琮50,000人） （第5次）号称100,000人 （第6次）200,000人 曹魏参战人数： （第1次）没有总人数 （第2次）7,000人（其中，800人登锋陷阵） （第3次）没有总人数 （第4次）没有总人数（其中，6,000人曾为伏兵） （第5次）没有总人数 （第6次）200,000人（其中，3,000人守合肥新城） 第一次开战： 208年十一月，曹操于赤壁之战大败，但大军仍驻扎于荆州北部。十二月，吴军将领周瑜正攻打江陵的曹仁，而孙权则亲自进攻合肥，想开拓西、北两边战线。当时合肥太守为扬州（与今日之扬州市无关）刺史刘馥，孙权将军队围住合肥，另派张昭进攻九江的当涂，但不成功。 在孙权攻城逾月之后，经历了赤壁之败的曹操率军从荆州返回，并派将军张喜带兵解围。但援军久而未至。 至209年，合肥城仍然久攻不下。孙权想率轻骑亲自突击敌人，不过张纮进谏道：“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现今主公您恃着血气盛壮，就轻视强横凶暴的敌人，三军将士对此莫不心寒。即便可以斩杀敌将、夺取敌旗，威震敌场，但这也是偏将的任务，不是主将应当做的事。希望你能抑止贲育之勇，而怀有霸王之图谋。）”孙权便不再想突击。 而合肥城经历了一百天的攻击，又连连下雨，城墙将崩，于是，守军以草和棕榈叶补上城墙，夜晚则点火照亮城外，观察敌人行动以作防备。另一方面，张喜援军仍未到达，别驾蒋济便向刺史献计，伪称四万援军已到雩娄，派主簿假扮迎接张喜，并命三个守将带信出城后装作偷入城。当中，一个成功回城，两个却被孙军擒获。孙权得信后，相信曹军会有四万人来救，便烧阵撤退，合肥之围得解。 史料记载 《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三国志·魏书十四·蒋济传》：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 《三国志·魏书十五·刘馥传》：建安十三年，卒。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馀日，时天连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 《三国志·吴书八·张纮传》：后权以纮为长史，从征合肥。权率轻骑将往突敌，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纳纮言而止。 史料总结 建安十三年（208年）末的第一次合肥之战：曹魏城池合肥被称为“城欲崩”，成为败势求存的“得全”。结论：东吴军队在交锋中本来占据胜势，已经是胜利在望，却因为错误地相信了蒋济所写的伪报之信而退走。 第二次开战 战役过程 214年，曹操南征孙权不成，班师前留张辽、李典、乐进与七千多人防守合肥。至215年，曹操出征张鲁时，派护军薛悌送函到合肥，写到“贼至乃发（贼到时才打开）”同时，孙权与刘备争夺荆州中以平分荆州作为条件，两军撤退。不过，孙权见曹操远在汉中，未能及时回到东边，在八月率十万人北至陆口，出征合肥。张辽等便打开曹操之函，写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若孙权军来到，张、李两位将军出城迎战，乐将军守城；护军薛悌不要出战。）”因敌我兵力悬殊，诸将都对此指示感到疑惑。张辽说：“公远征在外，彼救至，彼破我必矣。是足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曹公正率军在外作战，等他率领的援军到达时，孙权军必定已攻破我们。所以教函要我们在敌军集结完毕前反过来攻击他们，先挫折敌人的气势，以安定军心，然后可以顺利守城。成败之机，就在此一战，各位有何疑惑？）” 李典亦认同张辽，于是在前夜募集勇士，得到八百人，杀牛犒赏军士，准备明日大战。天亮的时候，张辽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死数十人，斩二员大将，张辽大呼自己的名字，冲入军垒，到达孙权旗下阵营。孙权见如此情况大惊，无所适从之下只好登上山顶，以长戟自守。东吴军队猝不及防，陈武战死，宋谦、徐盛军都不敌，士兵开始溃散。潘璋在后，驰马追上，在马上斩杀宋谦、徐盛军中的二个逃兵，士兵见此，都回头再战。张辽叱孙权下战，孙权不敢动，看见张辽率军甚少，回头再战的东吴军士将张辽军队团团围住。 贺齐也在中军拒击魏军时，捡到了徐盛受伤掉落的长矛。张辽突击冲出，包围被打开缺口，张辽麾下的数十人得以破围而出。张辽军的余众们大声呼喊道：“将军弃我乎！（将军抛弃我们了吗？）”张辽因此再度冲入包围网，救援张辽军的余众们。最终，孙权军队都披靡败走，无人敢再抵挡张辽的军队。 这场战斗是从日出到中午，吴军士气全失，回军修整守备，曹军众人之心安定，李典、乐进诸将皆服张辽。 这次战斗的5个阶段： 1.张辽突击吴军； 2.吴军包围张辽； 3.张辽破围而出； 4.张辽复入吴军； 5.吴军披靡败走。 这场战斗也正是“张辽止啼”典故的产生原因。 此后，孙权僵持在合肥十多日（“权守合肥十馀日”当中的“守”字，没有进攻的含义，但有坚持、僵持、保持的含义。既然“守”字没有进攻的含义，《乐进传》又没有记录乐进在合肥拒击敌人的功勋，《武帝纪》也只有出战的张辽、李典之功而无守城的乐进之功，所以，在孙权军队僵持在合肥的十余日这一时间段里，无法确定孙权军队是否曾经对合肥城发起过攻城战。） 认为己方已经是夺城无望，又遇上疫疾，便命大军班师，自己则和一千多虎士与凌统、甘宁、吕蒙、蒋钦为后（史书原文有“唯”字，没有“等”字，陈武已死，潘璋、宋谦、徐盛不在津北）。至逍遥津北，张辽观察到孙军撤退，乘机率军追击，孙军顿时混乱，孙权被围。甘宁严厉的要捶响战鼓，增强士气，凌统亲率三百近兵冲入重围，甘宁则引弓掩护，吕蒙、蒋钦死战拒敌。 凌统救出孙权，便回头再战。孙权与甘宁蹴马趋津，但撤退路上的桥已被敌军所毁，丈余无板，当时孙权近监谷利在马后，叫孙权抓着马鞍、松开缰绳，谷利在后面加鞭，以助马势，孙权顺利跃马过河，与在津南率三千人防备的贺齐会合，孙权才成功逃脱。而凌统继续拖住敌军，左右人马已死，自己也身受创伤，杀死数十人，知道孙权已安全，才披甲潜行逃走，成功逃生后，在津渚上痛哭流涕。 张辽率领着投降的东吴军人返回合肥城，在押解斩俘的途中，张辽询问投降的东吴士兵：“有个紫色胡须、上身长腿短、善于骑射的人是谁？” 东吴降卒说：“是孙权。”等到张辽与乐进相遇，谈到这事，叹息己方没有早点知道孙权的样子，早知道就急追他，说不定就能抓到他了。合肥城内的曹军将士听说，皆大为叹恨。 关于建安二十年（215年）的第二次合肥之战，该战役的战前准备、战后影响、历代名人对此战的评价等更多的详细内容，详见词条逍遥津之战。 史料记载 《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八月，孙权围合肥，张辽、李典击破之。 《三国志·魏书十七·张辽传》：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馀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於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馀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馀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 《三国志·魏书十八·李典传》：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 《魏略》：张辽为孙权所围，辽溃围出，复入，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辽恐之。 《魏书》：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辽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锋陷阵，大破之。 《三国志·吴书十·陈武传》：建安二十年，从击合肥，奋命战死。 《三国志·吴书十·潘璋传》：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 《三国志·吴书十五·贺齐传》：二十年，从权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齐中兵拒击，得盛所失。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合肥未下，彻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扞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 《三国志·吴书九·吕蒙传》：师还，遂征合肥，既彻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凌统以死扞卫。 《三国志·吴书十·蒋钦传》：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於津北，钦力战有功。 《三国志·吴书十·甘宁传》：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馀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 《三国志·吴书十·凌统传》：时权彻军，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扞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权既御船，见之惊喜。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 《吴书》：统创甚，权遂留统於舟，尽易其衣服。其创赖得卓氏良药，故得不死。 《献帝春秋》：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三国志》裴注《江表传》孙权篇：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见彻，丈馀无版。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於后着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权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 《三国志》裴注《江表传》贺齐篇：权征合肥还，为张辽所掩袭於津北，几至危殆。齐时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既入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 《水经注·卷三十二》：孙权之攻合肥也，张辽败之于津北，桥不撤者两版。权与甘宁蹴马趋津，谷利自且着鞭助势，遂得渡梁。凌统被铠落水，后到追及，流涕津渚。 史料总结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的第二次合肥之战：魏军对吴军是“击破之”、“大破之”、“与辽破走权”；吴军被称为“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虽然曾经“兵皆还战”，但最终“权人马皆披靡”、“吴人夺气”、“权众破走”；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吴军将士成为了“吴降人”；孙权本人也成为了败势求存的“得去”、“已免”、“得免”、“几至危殆”、“几至祸败”。结论：两次野战交锋均是魏军获胜，吴军战败。 第三次开战 战役过程 太和四年（230年）正月，魏国于合肥境内建筑合肥新城，防备吴国。当年冬天，孙权声称要取合肥。满宠上表要求召集兖州、豫州兵力。后来两州兵力云集，敌兵只好退还了。朝廷命满宠就此撤兵。满宠认为敌兵大举退还，恐怕不是本意。他们一定是佯装退却以麻痹我们，等我们撤军后，好趁虚而入。于是上表要求不要撤军。于是曹魏采纳满宠的建议，让兖州、豫州的援军继续驻扎在扬州境内。孙权果然来攻打合肥城，不克而还。 史料记载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四年，拜宠征东将军。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权果更来，到合肥城，不克而还。 史料总结 太和四年（230年）冬季的第三次合肥之战：孙权攻合肥，被曹魏的兖州、豫州、扬州的三州将士联合击退，最终不克而还。 第四次开战 战役过程 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第五次合肥之战爆发。 孙权出兵想围攻合肥新城，因城远水，二十余日不敢下船。 魏将满宠对手下诸将说：“孙权知我移兵城外，定会夸海口。前来展示其实力，邀取功名。虽然他不敢向前推进，但定会上岸来炫耀兵力，以示其兵多将广。”于是满宠便派遣六千步骑（带兵将领不明），在淝水隐处伏兵等待。后孙权果然上岸耀兵，满宠伏军突起袭击，斩首数百，也有逃至河中溺死。 吴主孙权大怒，于是攻打合肥新城，吴将全琮率领步骑五万攻六安，最终都是不克而还。 史料记载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是岁，权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还。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权果上岸耀兵，宠伏军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 《三国志·吴书十五·全琮传》：嘉禾二年，督步骑五万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诸将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幸，举不百全者，非国家大体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其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负国也。” 史料总结 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的第四次合肥之战：孙权在合肥境内登岸，本欲耀武扬威，却被伏兵所击 。而孙权攻合肥新城，全琮攻六安，又都是不克而还。 第五次开战 战役过程 青龙二年（234年）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进行第五次北伐，遗使请东吴一起出兵。孙权答应。孙权误以为谓魏明帝曹睿不会率大军前来，于是，同年五月，孙权进驻巢湖口，自称有十万人，亲自带兵攻向合肥新城；另一方面，又派陆逊、诸葛瑾率万余人进驻江夏、沔口，攻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驻淮，向广陵、淮阴进逼，形成三路兵马北伐。 历史遗迹 六月，曹魏老将满宠打算率领众军援救新城守将张颖，但殄夷将军田豫却认为该新城自守有余，如果有援军至，怕孙权反过来吞并满宠的援军，于是说：“敌人竭尽全力大举出动，不只是为了争夺小利，他们是要借助攻打新城以引诱我出动大军。应该听任他们攻城，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应该与他们争高低。他们攻新城不下，士兵必然疲惫；等其疲惫之后，我们再出击，可大获全胜。如果敌人知道我们的计划，就不会再攻城，必定会自动退走。我们若现在进兵，正中了他们的诡计。此外，大军出动的方向，应该使人难以预料，不应该让军队自己筹画。”而当时吏士多请假，满宠上表请召中军兵及召回所有请假将士，集合抵挡。不过散骑常侍广平刘邵认为满宠该自守不攻，避其锐气；而中军则先派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出发，将队伍排列疏散，多加旗、鼓，敌军知道大军到来，必定自走，可以不战而破。魏明帝听从其计，先派前队出发。 而魏明帝也不接纳满宠提出的撤离合肥而退至寿春的意见，认为合肥、襄阳、祁山是曹魏东、南、西三个重要防点，守城有余。卫臻也看穿了孙权外表上响应诸葛亮，其实内心只是想在一旁观望，认为合肥城池坚固，孙权的进攻不足为虑。 当时的满宠至少已有76岁的高龄。满宠的大军援救计划被田豫驳回，满宠的撤除合肥新城退至寿春的计划又不被采纳。于是，满宠便募集数十壮士，折断松枝为火炬，灌上麻油，在上风的位置顺风放火。火势在风力的作用下不断蔓延，一直烧到了敌军的攻城器具。孙权的侄子孙泰前来救火，满宠军队又向吴军放箭。当时满宠军队射出的箭支是顺风而行，被风力增大了射程和贯穿力，最终射杀了孙泰。至此，吴军的一些攻城器具被烧毁。 正如田豫、卫臻、刘邵的预料，曹魏的合肥新城守将张颖等拒守力战，使得孙权久攻不克，双方一直战至七月。 七月壬寅日，魏明帝曹睿亲率大军东行。魏明帝曹睿的大军距离合肥新城还有数百里的寻阳时，孙权便恐惧而退走，进攻淮水流域的孙韶军亦同时回师，只有进攻汉水流域的陆逊军继续战斗，但不久亦撤退。 史料记载 《三国志·魏书三·明帝纪》：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议、韶等亦退。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 《三国志·魏书二十一·卫臻传》：帝欲自东征，臻曰：\"权外示应亮，内实观望。且合肥城固，不足为虑。车驾可无亲征，以省六军之费。\"帝到寻阳而权竟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一·刘邵传》：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不必能制。宠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贼矣。\"帝从之。兵比至合肥，贼果退还。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明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于是引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田豫传》：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贼遁走。 史料总结 青龙二年（234年）夏秋之交的第五次合肥之战：孙权此次出征是孙权最后一次亲征，正如田豫、卫臻、刘邵的预料，被合肥新城守将张颖屡屡击退。而曹睿举曹魏朝廷大军来征，吓得东吴军队全线撤退。不但孙权都退走，孙韶、张承也都纷纷退走，甚至远在汉水流域的陆逊、诸葛瑾也都恐惧退走。 起初，孙权挟赤壁之战的胜利之威，只需要面对“城欲崩”、庆幸“得全”的少量合肥守军。后来，面对的是人数仍占明显劣势的7千合肥守军。再后来，孙权面对的是曹魏的扬州、兖州、豫州这三州兵马。如今，却要面对魏明帝曹睿亲自率领的曹魏朝廷大军。孙权固然想拥有合肥，但他要面对的魏军却是越来越多了。或许，此时的孙权非常后悔当初就不该相信蒋济的伪报之信。 第六次开战 战役过程 253年，吴太傅诸葛恪由东兴回来后不久，不顾众臣劝阻，于三月亲率二十万人再次出兵北征。夏四月，围攻合肥新城，诸葛恪建起土山急攻，魏将张特与三千人守新城三个多月，死伤甚多，城池将破。 张特对吴人说：“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条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绶去为信。（现在我已无心再战了。但依魏国法规，被攻超过一百日而援救不来的话，虽然投降，家人可以免去刑责；自抵抗敌人以来，已经九十多日了，这城中本来有四千多人，战死者已经过半，城池虽陷，如有半数人不想投降，我便与他说话，陈明善恶，明日早上送名，你们先以我的印绶拿去作信托吧。）” 张特便将印绶抛给他们，而诸葛恪相信他，便不取印绶。于夜中，张特却拆去屋舍的木材、围栏，将城墙崩溃的地方补上二重。到明日，张特对吴人说：“我但有斗死耳！（我只有战斗而死了！）”坚守不降，吴军大怒，进攻但已不能攻克了。当时天气又炎热酷暑，吴兵疲劳，疫病横行，得病的人有大半，死伤严重。诸葛恪攻城不下，迁怒于各部将，士卒怨声不断。 早在当年的五月，曹魏朝廷得到了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的消息。便派遣魏太尉司马孚率援军二十万人赶往新城。司马孚知遁吴兵已疲乏，便进兵大败吴军。八月，诸葛恪无奈引军归还。司马师命文钦督遣精锐部队会合，要其断诸葛恪的退路，毋丘俭等将断后。诸葛恪惧怕而遁逃，文钦上前大败敌军，斩首万余人。 参战人物：吴军（诸葛恪、朱异、蔡林），魏军（张特、司马孚、文钦、毋丘俭） 史料记载 《晋书·帝纪第二·景帝纪》：五年夏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新城，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帝曰：“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于是使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距之。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诸将高垒以弊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太半。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三月，恪率军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军还。 《三国志·吴书七·诸葛恪传》：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作，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记忿痛，大小呼嗟。而恪宴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秋八月，军还。 《吴书》：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既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於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 《魏略》：是时，张特守新城。特字子产，涿郡人。先时领牙门，给事镇东诸葛诞，诞不以为能也，欲遣还护军。会毋丘俭代诞，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诸葛恪围城，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也。自受敌以来，已九十馀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馀人，而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之，条名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绶去以为信。\"乃投其印绶以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不攻。顷之，特还，乃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迁安丰太守。 《晋书·列传第七·司马孚传》：时吴将诸葛恪围新城，以孚进督诸军二十万防御之。孚次寿春，遣毋丘俭、文钦等进讨。诸将欲速击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故稽留月余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八·毋丘俭传》：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俭与文钦御之，太尉司马孚督中军东解围，恪退还。 史料总结 嘉平五年（253年）四月至八月的第六次合肥之战：诸葛恪不听聂友等人的劝阻，违众出军，被曹魏合肥新城守将张特屡屡击退，“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最终只得退还。退走之时，又被曹魏追兵“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为诸葛恪的败亡和孙峻、孙綝的先后上位，埋下了伏笔。 历史意义 合肥之战的胜利对曹魏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因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带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合肥的主要作用是抵抗敌人的寨垒，所以守备能力对曹军极为重要；而东吴若要北伐，合肥是其中一个障碍点及补给点。六次合肥之战，终吴之世，不能有淮南尺寸之土。 汉末篇——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猇亭[xiāoting]，古地名，在今湖北宜都北），是三国时期蜀汉昭烈帝刘备对东吴发动的大规模战役，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着名的积极防御的成功战例，也是三国“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 章武元年（221年）七月，刘备挥兵攻打东吴孙权，气势强劲。孙权求和不成后，一面向曹魏称臣，一面任命陆逊为总指挥率军应战。陆逊与刘备相持七八个月后，最终于夷陵一带打败蜀汉军。夷陵之战的惨败，是蜀汉继关羽失荆州后又一次实力大损。 公元219年，孙权袭取荆州，擒杀关羽，吴、蜀两国结仇。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 公元221年，刘备于益州称帝，年号为章武。同年，刘备为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亲率大军攻打东吴。孙权闻刘备将来伐，遣使求和，刘备不许。吴南郡太守诸葛瑾给刘备来笺[jiān]说：“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属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 来自吴人的议论，只能引起刘备的更大反感，而不会有何效果。蜀汉猛将张飞率兵万人，从阆中至于江州，与刘备会师，但在出发前，被部下张达、范强（史书中为“范强”，明代小说《三国演义》将其写成了“范疆”）所杀。 公元221年7月，刘备亲率蜀汉军队数万人，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当时，两国的国界已西移到巫山附近，长江三峡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通道。刘备派遣将军吴班、冯习、张南率领约三万人（后期有沙摩柯等五溪蛮加入，总兵力应达到五万）为先头部队，夺取峡口，攻入吴境，在巫地（今湖北巴东）击破吴军李异、刘阿部，占领秭归。为了防范曹魏乘机袭击，刘备派镇北将军黄权驻扎在长江北岸，又派侍中马良到武陵活动，争取当地部族首领沙摩柯起兵协同蜀汉大军作战。 孙权在面临蜀军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奋起应战。他任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共五万人开赴前线，抵御蜀军；同时又遣使向曹丕称臣修好，以避免两线作战（所谓的刘备前军四万人的说法，主要就依据这时孙权向曹丕写的求救信上所说的“刘备支党四万”）。 陆逊上任后，通过对双方兵力、士气以及地形诸条件的仔细分析，指出刘备兵势强大，居高守险，锐气正盛，求胜心切，吴军应暂时避开蜀军的锋芒，再伺机破敌，耐心说服了吴军诸将放弃立即决战的要求。果断地实施战略退却，一直后撤到夷道（今湖北宜都）、猇亭（今湖北宜都北古老背）一线。然后在那里停止退却，转入防御，遏制蜀军的继续进兵。并集中兵力，准备相机决战。这样，吴军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把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留给了蜀军。 公元222年正月，蜀汉吴班、陈式的水军进入夷陵地区，屯兵长江两岸。二月，刘备亲率主力从秭归进抵猇亭，建立了大本营。这时，蜀军已深入吴境二三百公里，由于开始遭到吴军的扼阻抵御，其东进的势头停顿了下来。在吴军扼守要地、坚不出战的情况下，蜀军不得已乃在巫峡、建平（今重庆巫山北）至夷陵一线数百里地上设立了几十个营寨。为了调动陆逊出战，刘备遣前部督张南率部分兵力围攻驻守夷道的孙桓。孙桓是孙权的侄儿，所以吴军诸将纷纷要求出兵救援，但陆逊深知孙桓素得士众之心，夷道城坚粮足，坚决拒绝了分兵援助夷道的建议，避免了分散和过早地消耗兵力的行为。 从正月到六月，两军仍然相持不决。刘备为了迅速同吴军进行决战，使将军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肜等各为别督，先遣吴班带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到阵前辱马挑战。但是陆逊均沉住气不予理睬。后来刘备又派遣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立营，另外又在山谷中埋伏了八千人马，企图引诱吴军出战，伺机加以聚歼。但是此计依然未能得逞。 陆逊坚守不战，破坏了刘备倚恃优势兵力企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蜀军将士逐渐斗志涣散松懈，失去了主动优势地位。六月正值酷暑时节，暑气逼人，蜀军将士不胜其苦。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将水军舍舟转移到陆地上，把军营设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涧，屯兵休整，准备等待到秋后再发动进攻。由于蜀军是处于吴境二三百公里的崎岖山道上，远离后方，故后勤保障多有困难，且加上刘备百里连营，兵力分散，从而为陆逊实施战略反击提供了可乘之机。 看到蜀军士气沮丧，放弃了水陆并进的作战方针，陆逊认为战略反攻的时机业已成熟。为此他上书吴王孙权说：交战之初，所顾虑的是蜀军水陆并进、夹江直下。眼下蜀军舍舟就陆，处处结营，从其部署来看，不会有什么变化。这样就有了可乘之机，击破蜀军，当无困难。孙权当即批准了陆逊这一由防御转入反攻的作战计划。 陆逊在进行大规模反攻的前夕，先派遣小部队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次进攻虽未能奏效，但却使陆逊从中寻找到了破敌之法——火攻蜀军连营的作战方法。因为当时正是炎夏季节，气候闷热，而蜀军的营寨都是由木栅所筑成，其周围又全是树林、茅草，一旦起火，就会烧成一片。决战开始后，陆逊即命令吴军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突袭蜀军营寨，顺风放火。顿时间火势猛烈，蜀军大乱。 陆逊乘势发起反攻，迫使蜀军西退。吴将朱然率军五千首先突破蜀军前锋，猛插到蜀军的后部，与韩当所部进围蜀军于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切断了蜀军的退路。潘璋所部猛攻蜀军冯习部，大破之。诸葛瑾、骆统、周胤诸部配合陆逊的主力在猇亭向蜀军发起攻击。守御夷道的孙桓部也主动出击、投入战斗。吴军进展顺利，很快就攻破蜀军营寨四十余座，并且用水军截断了蜀军长江两岸的联系。蜀军将领张南、冯习及土着部族首领沙摩柯等阵亡，杜路、刘宁等卸甲投降。刘备见全线崩溃，逃往夷陵西北马鞍山，命蜀军环山据险自卫。陆逊集中兵力，四面围攻，又歼灭蜀军近万之众。至此，蜀军溃不成军，大部死伤和逃散，车、船和其他军用物资丧失殆尽。 刘备乘夜突围逃遁，蜀军将领傅肜率部为之后殿，战至兵众尽死，傅肜壮气益烈。吴人谕之，想让傅肜投降。傅肜骂曰：“吴狗！安有汉将军而降者！”最终，傅肜奋战而死。但是，提前出发的吴将孙桓部却走在了刘备的前面，截断了刘备回益州的要道。当刘备行至石门山（今湖北巴东东北）时，差点被孙桓部擒获。刘备越山越险，才得以摆脱追兵，逃入永安城（又叫白帝城，在今重庆市奉节东）。 这时，蜀军镇北将军黄权所部正在江北防御魏军。刘备败退后，黄权向西的归路被吴军截断，黄权又耻于向吴军投降，不得已于八月率众北进，向曹魏投降。同月，马良由南方往西北撤退时被吴将步骘截击而死。只有向宠的军队特别完整从夷陵回到蜀地。 此战，蜀汉战死投降数万人，《傅子》更是记载吴军消灭蜀汉军八万余，刘备仅以身免。（《傅子》记载应为夸张描述，因为《三国志》记载刘备率领的蜀汉军主力为四万） 刘备逃到白帝城后，吴将潘璋、徐盛等人都主张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但此时刘备收拢散兵以及赵云的后军来援，永安驻军接近两万，陆逊已经失去攻克永安的机会。再加上他顾忌曹魏方面趁机浑水摸鱼、袭击后方，遂停止追击，主动撤兵。九月，曹魏果然攻吴，但因陆逊早有准备，魏军终于无功而返。次年四月，刘备恼羞于夷陵惨败，一病不起，亡故于白帝城。夷陵之战就这样结束了。 历史评价 在夷陵之战中，陆逊善于正确分析军情，大胆后退诱敌，集中兵力，后发制人，击其疲惫，巧用火攻，终于以五万吴军一举击败气势汹汹的蜀军，创造了由防御转入反攻的成功战例，体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军事才能，表明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至于刘备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他“以怒兴师”，恃强冒进，犯了兵家之大忌。在具体作战指导上，他又不察地利，将军队带入难以展开的二、三百公里的崎岖山道之中；同时在吴军的顽强抵御面前，又不知道及时改变作战部署，而采取了错误的无重点处处结营的办法，终于陷入被动，导致悲惨的失败，自食“覆军杀将”的恶果，令人不胜感慨。 历代评价 夷陵之战中，“火烧连营”可以认为是重要转折，这既是刘备最大的军事失误，也是陆逊军事谋略的重要体现。当魏文帝曹丕得知刘备连营七百里，就对群臣说：“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xi]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 而对于陆逊的出色指挥，晋代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的评语写到：“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着，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 晋代文学家陆机在《辨亡论》称赞陆逊说：“汉王亦冯帝王之号，率巴、汉之民，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覆师败绩，困而后济，绝命永安。续以灞须之寇，临川摧锐，蓬笼之战，孑轮不反。” 西秦高祖乞伏乾归曾对麾下诸将说：“昔曹孟德取袁本初于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皆以权略取之。” 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对于夷陵之战，写诗歌三首称赞陆逊，一是：“坐帐谈兵按六韬，安排香饵钓鲸鳌。三分自是多英俊，又显江南陆逊高。”二是：“陆逊运良筹，能分吴国忧。挥毫关将堕，焚铠蜀王羞。功业昭千载，声名播九州。至今巫峡地，草木尚添愁。”三是：“持矛举火破连营，玄德穷奔白帝城。一旦威名惊蜀魏，吴王宁不敬书生。” 清代学者邓廷罗在《兵镜》中评价说：“司马懿挑朱然，吴班挑陆逊，皆不得行其计，岂非将之有能有不能哉？”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说：“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战争影响 东吴守住了荆州，而蜀汉受到重创，元气大伤。此战两国实力都受到影响，为双方日后消除矛盾、共同抗魏奠定基础。 战役中失利的蜀汉昭烈帝刘备向西败逃，但是到了益州东部的永安便不再西进。孙权方面虽然获胜，但是听到刘备驻扎在离边境如此之近的地方仍然感到畏惧，遣使议和。因长期征战和兵败而心力交瘁的刘备同意停战，次年四月逝世，蜀汉军政大权全部托付于丞相诸葛亮，后者立即遣使与东吴恢复同盟，共同对抗曹魏。 夷陵之败让新建的蜀汉政权受到沉重的打击，不仅损失大量士兵与物资，还有多名将领阵亡。而隔年君主刘备的死亡更让这个建立在他名望之上的国家摇摇欲坠，国内叛乱四起。丞相诸葛亮花了约5年的时间才能重建军队与弥平这些叛乱，并让国力提升到可以对外出兵的地步。 这场战役之后近四十年的时间内，三国互相之间的疆域基本保持不变，吴蜀重修于好的联盟再也没有发生动摇，三国局势出现稳定的对峙，夷陵之战也因此被认为是前后三国的分界点之一。 正因为有着那么大的影响，因而与袁绍攻曹操的官渡之战、曹操攻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并称为三国三大战役。 汉末篇——襄樊之战 东汉末年的襄樊之战，亦称为关羽北伐、襄樊战役或荆州争夺战，指的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部将关羽率军从荆州南郡出兵，进攻曹魏占据的襄阳、樊城的一次重要战役。此战中，关羽先是围困襄阳、樊城。 于禁督七军三万人救援樊城，却遭遇了因为暴雨而导致的“汉水溢流，害民人”的天灾，以致于水淹七军。关羽趁机乘大船进攻，俘获于禁等人，重创曹魏，威震华夏，接着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败走麦城，最后关羽父子被东吴俘杀。襄樊之战，使得曹魏、蜀汉的实力受损，尤其是蜀汉，不但损兵折将、还丢失荆州，成为三国形势的重要转折点。此战还导致蜀汉与东吴十余年的同盟关系被打破、反目成仇，最后发生夷陵之战。 刘备取下益州后，又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春在汉中击败曹操大军，接着派遣刘封、孟达占据上庸，此时，刘备集团的领地和实力大为增强，达到了顶峰时期。 而曹操集团经过内忧外患，进入守势。虽说如此，但曹操集团仍然是三大军事集团（刘备、孙权、曹操）中最为强大的。 孙权集团平定山越、取得交州、荆州三郡（江夏、长沙、桂阳），实力也大为增强，但因为刘备集团占据荆州南郡，使得孙权集团不但无力向北发展，而且还有被刘备集团和曹操集团夹击的危险。所以，孙权想方设法想占据荆州南郡。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春，刘备军再度进军汉中，夏侯渊、张合军与刘备军相持不下，而曹操的援军在长安，未能及时帮助，最后汉中陷落，曹操无功而还，退回长安。孙权又攻合肥，诸州皆抽调兵力赴扬州屯驻。 同年，关羽率领部队攻打荆州北部樊城，曹操派出大将于禁率领七军援救襄樊。立义将军庞德与关羽交战，引箭射中关羽前额。其时庞德常乘白马，关羽军皆谓之白马将军，对他甚为忌惮。到了八月，连绵大雨，“汉水溢流，害民人”，水高五至六丈，于禁所督的七军三万人全为汉水泛滥的洪灾所淹。 于禁、庞德上高处回避。关羽趁机领水军攻击于禁、庞德，于禁等无处可逃，于是投降。庞德站在堤上，身穿铠甲，手挽弓，箭无虚发，自清晨拼力死战，到日过中午，关羽的进攻愈来愈急。庞德的箭射尽了，就短兵相接，庞德愈战愈勇，胆气愈壮，但水势愈来愈大，部下的官员和士兵都投降了。庞德乘上小船，想返回曹仁的军营，小船被大水冲翻，失去了弓箭，只有他一人在水中抱住翻船，被关羽俘虏。见关羽时，他站着不肯下跪。 关羽对他说：“你的兄长在汉中，我准备让你做我的将领，为什么不早早投降呢？” 庞德大骂说：“竖子，什么叫投降！魏王统帅百万大军，威震天下；你家刘备不过是个庸才，岂能和魏王匹敌！我宁可作国家的鬼，也不作贼人的将领！” 关羽杀掉了庞德。曹操闻知此事，说：“我和于禁相识三十年，怎料在危难之处，于禁反而不如庞德呢！” 关羽将于禁等曹军俘虏三万押往自己的大本营——江陵后向樊城发起猛攻，城中进水，处处崩塌，众人都惊恐不安。有人对曹仁说：“现在的危难，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应付的，应该趁关羽的包围尚未完成，乘轻便船只连夜退走。” 汝南太守满宠说：“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希望不会滞留很久。据说关羽已经派别的部队至郏下，许都以南百姓混乱不安。关羽之所以不敢再向前推进，是顾虑我们攻击他的后路。现在如果我军退走，黄河以南地区，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您应该在这里坚守以待。” 曹仁说：“你说得对！” 于是将白马沉入河中，与将士们盟誓，齐心合力，坚守樊城。城中军队只有数千人，未被水淹没的城墙也仅有几尺高。关羽乘船至城下，立即将樊城重重包围，使其内外断绝。关羽又派别的将领把将军吕常包围在襄阳。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都投降了关羽。 十月，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死了县主簿，向南归附关羽。关羽授给孙狼官印，给他军队，让他去扰乱曹魏。此时许都以南的梁郏、陆浑群盗，纷纷接受关羽的印号，“为之支党”，关羽的威名震动了整个中原。 曹操认为汉献帝在许都，与贼军临近，打算迁都避其锋芒，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对曹操说：“于禁等人战败，是因为大水淹没，并非因为攻战失利，对国家大计没有构成大的损害。刘备和孙权，从外表看关系密切，实际上很疏远，关羽得志，孙权必然不愿意。可派人劝孙权威胁关羽的后方，答应孙权把江南封给他，这样樊城之围自然就解除了。”曹操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孙权曾经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关羽骂了孙权的使者，拒绝通婚，孙权因此很恼怒。及至关羽进攻樊城，吕蒙向孙权上书说：“关羽征讨樊城，却留下很多军队防守，一定是害怕我从后面进攻他。我经常患病，请求您允许我以治病为名，率一部分士兵回建业，关羽知道后，必定撤走防守的军队，全部调往襄阳。我大军昼夜乘船溯长江而上，趁他的防守空虚，进行袭击，南郡就可攻取，关羽也会被我擒获。” 于是，吕蒙自称病重。孙权则公开发布命令召吕蒙返回，暗中与他进行策划。同时，陆逊至陆口，写信给关羽，称颂关羽的功德，深深地自我谦恭，表示愿意尽忠和托付自己的前程。关羽因此感到很安定，不再有疑心，便逐渐撤出防守的军队赶赴樊城。陆逊把全部情况向孙权作了回报，陈述可以擒服关羽的战略要点。 关羽得到于禁等人的军队数万人，粮食不足，军队断粮，便擅自取用孙权湘关的粮米；孙权闻知此事，便派兵袭击关羽。曹操出兵汉中时，派平寇将军徐晃驻屯宛城援助曹仁；及至于禁兵败，徐晃向前推进到阳陵坡。关羽派兵驻扎偃城，徐晃军队到达后，通过隐秘的小径围绕偃城，掘一道长壕，表示要截断关羽守军的后路，关羽守军便烧毁营盘退走了。徐晃占据偃城后，连结军营逐渐向前推进。曹操派赵俨以议郎的身份参与曹仁的军事部署，和徐晃所部一同前进，而其余的救兵尚未赶到。 徐晃率领的军队没有足够的力量解樊城之围，而将领们却呼叫着责备徐晃，催促他去救曹仁。赵俨对将领们说：“如今贼兵已经将樊城紧紧包围，水势仍然很大，我们兵力单薄，又与曹仁隔绝，不能同心合力，这一举动恰会使城里城外都受到伤害。如今不如向前靠近关羽的包围圈，派遣间谍通知曹仁，使他一齐发动，一定可以打败关羽。假如有迟缓不发救兵之罪，由我一人替诸位承当。”将领们都很高兴。徐晃在距关羽的包围圈三丈之外的地方，扎下营盘，挖地道和射箭书通知曹仁，多次沟通消息。 孙权写信给曹操，请求允许他讨伐关羽，为朝廷效力，并请求不要把消息泄露出去，使关羽有所防范。曹操问群臣，群臣都说应当保密，董昭却说：“军事行动，注重权变，要求合乎时宜。我们应当答应孙权为他保密，但暗中将消息泄露出去。关羽知道孙权来信的内容以后，若要回兵保护自己，樊城的包围就迅速解除，我们便可获利。同时，还使孙权、关羽像两匹被勒住马衔的斗马一样，相互敌对而动弹不得，我们可以坐着等待他们筋疲力尽。如果保守秘密不泄露，使孙权如意，这不是上策。再者，被围的将士不知道有救兵，计算城中粮食不足以持久，心中会惶恐不安。倘若再有其他的想法，危害不会小，还使泄露出去为好。况且关羽为人强悍，自恃江陵、公安两城防守坚固，一定不会很快退兵。” 曹操说：“很对！”立即下令徐晃将孙权的书信用箭射入围城之内和关羽军营中。被围的将士得到书信后，士气增长百倍，关羽果然犹豫不决，不愿撤兵离去。 十月，曹操亲率大军从长安回师到洛阳，准备南下解救曹仁，属下臣僚都说：“大王如不迅速行动，如今就要败了。” 惟有侍中桓阶说：“大王认为曹仁等人能否估计目前的形势？” 曹操说：“能够。” 桓阶又问：“大王恐怕曹仁、吕常不尽力吗？” 曹操答道：“不是。” 恒阶问道：“那么为什么您要亲自去呢？” 曹操回答说：“我担心敌人太多，而徐晃等人力量不足。” 桓阶说：“如今曹仁等人身处重围之中，仍然死守，没有二心，实在是因为他们认为大王您在远处作外援的缘故。处于万死的危险之地，必定有拼死抗争之心。城内将士有拼死抗争之心，城外有强大的救援，大王您控制六军，显示我们还有多余的军力，何必担心失败而亲自出征？” 曹操很同意桓阶的话，于是驻扎在摩陂，先后派遣殷署、朱盖等共十二营军队到徐晃那里增援。关羽在围头派有军队驻守，在四冢还有驻军。徐晃于是扬言将进攻围头，却秘密攻打四冢。关羽见四冢危急，便亲自率领步、骑兵五千人出战，徐晃迎击，关羽退走。关羽在堑壕前围有十重鹿角，徐晃追击关羽，二人都进入关羽对樊城的包围圈，包围圈被打破，傅方、胡修都被杀死，关羽于是撤围退走，然而关羽的船只仍据守沔水，去襄阳的路隔绝不通。 吕蒙到达寻阳，把精锐士卒都埋伏在名为冓鹿的船中，让百姓摇橹，穿商人的衣服，昼夜兼程，将关羽设置在江边守望的官兵都捉了起来，所以关羽对吕蒙的行动一无所知。麋芳、士仁一直都不满意关羽轻视自己，关羽率兵在外，麋芳、士仁供应军用物资不能全部送到，关羽说：“回去后，当治他们的罪。” 麋芳、士仁都感到恐惧，于是吕蒙命令原骑都尉虞翻写信游说士仁，为其指明得失，士仁得到虞翻信后，便投降了。虞翻对吕蒙说：“这种隐秘的军事行动，应该带着士仁同行，留下军队守城。” 于是带着士仁至南郡。麋芳守城，吕蒙要士仁出来与他相见，麋芳于是开城出来投降了。吕蒙到达江陵，把被囚的于禁释放，俘虏了关羽及其将士们的家属，对他们都给以抚慰。对军中下令：“不得骚扰百姓和向百姓索取财物。” 吕蒙帐下有一亲兵，与吕蒙是同郡人，从百姓家中拿了一个斗笠遮盖官府的铠甲；铠甲虽然是公物，吕蒙仍认为他是违反了军令，不能因为是同乡的缘故而破坏军法，便流着眼泪将这个亲兵处斩了。于是全军震恐战惊。南郡因此道不拾遗。吕蒙还在早晨和晚间派亲信去慰问和抚恤老人，询问他们生活有什么困难，给病人送去医药，对饥寒的人赐与衣服和粮食。关羽库存的财物、珍宝，全都被封闭起来，等候孙权前来处理。 关羽得知南郡失守后，立即向南回撤。曹仁召集将领们商议，众人都说：“如今趁关羽身陷困境，内心恐惧，可派兵追击，将他擒获。” 赵俨说：“孙权侥幸乘关羽和我军鏖战之机，试图进攻关羽后路，又顾忌关羽率军回救，怕我军趁其双方疲劳时，从中取利，所以才言辞和顺地请求为我效力，不过是乘事机的变化观望胜败罢了。如今关羽已势力孤单，正仓促奔走，我们更应让他继续生存，去危害孙权。如果对战败的关羽穷追不舍，孙权就将由防备关羽改为给我们制造祸患了。魏王必将对此深为忧虑。” 于是，曹仁下令不要再穷追关羽。曹操知道关羽退走，惟恐将领们追击他，果然迅速给曹仁下达命令，正如赵俨的判断。 关羽多次派使者与吕蒙联系，吕蒙每次都厚待关羽的使者，允许在城中各处游览，向关羽部下亲属各家表示慰问，有人亲手写信托他带走，作为平安的证明。使者返回，关羽部属私下向他询问家中情况，尽知家中平安，所受对待超过以前，因此关羽的将士都无心再战了。正在此时，孙权到达江陵，荆州的文武官员都归附。 十一月，汉中王刘备设置的宜都太守樊友放弃宜都郡而走，各城的长官以及各部族的酋长都归降了陆逊。陆逊请求以金、银、铜制的官印授予刚刚归附的官吏，并进攻刘备的将领詹晏等人和世居秭归、拥兵自重的大姓，将其全部击溃，使他们归降，前后斩首、俘获以及招降数以万计。孙权任命陆逊有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为娄侯，率兵驻扎夷陵，守卫峡口。 关羽自知孤立困穷，便向西退守麦城。孙权派人诱降，关羽伪装投降，把幡旗做成人像立在城墙上，然后逃遁，士兵都跑散了。跟随他的只有十余名骑兵。孙权已事先命令朱然、潘璋切断了关羽的去路。十二月，潘璋手下的司马马忠在章乡擒获关羽及其儿子关平，予以斩首，于是，孙权占据荆州。 关羽不但没有攻陷襄阳和樊城，反而丢失荆州三郡、兵败身亡，刘备集团丢荆州三郡（南郡、零陵、武陵），实力大削。孙权集团占据荆州南部六郡（南郡、零陵、武陵、江夏、长沙、桂阳）。 襄樊之战是三国时期少见的大战，曹魏参战兵力保守估计也至少有五万（于禁七军+襄樊驻军+徐晃援军），关羽的荆州军团估计有三万多（不然不可能围困襄樊），东吴吕蒙军队夺取荆州的军队想来也不少（江陵是着名的坚城）。所以，襄樊之战的总兵力保守估计在十万左右。 战役影响 襄樊之战，直接决定了荆州三郡（主要是南郡）的归属，东吴从此占据荆州六郡，不仅增加的地盘，而且还“全据长江”，进一步巩固了东吴政权的安全。 蜀汉丢失荆州三郡，损失极其惨重，首先，蜀汉从此失去了东面北伐的大基地，使得隆中对成为虚话，其次，荆州的军队和人才基本上是损失殆尽，再者，孟达叛变投魏，导致丧失上庸等地，最后，蜀汉在襄樊之战的惨败，直接导致了后来刘备讨伐东吴的夷陵之战，使原本就弱小的蜀汉政权雪上加霜。 战役评价 关羽擒于禁、斩庞德，晋朝史学家陈寿因此评价道：“羽威震华夏。” 徐晃击败了关羽，魏王曹操因此评价道：“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多斩首虏。吾用兵三十馀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 吕蒙击败了关羽，民国小说家蔡东藩因此评价道：“关公之败，失之过刚。吕蒙虽胜，不能无罪。亲汉贼而仇汉裔，蒙亦何心？此后人之所以深嫉吕，而不能忘怀于鲁子敬也 汉末篇——寿春之战 寿春之战是指曹魏甘露二年至三年（257年—258年），魏大将军司马昭在寿春全歼诸葛诞军及吴军近20万人的一次攻城作战。 曹魏后期，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见好友邓飏、夏侯玄等先后被诛杀，而王凌和毋丘俭亦被夷灭三族，又不满司马氏兄弟擅权，心中十分不安，于是在当地收买人心，尽量拿出官府库中的财物广泛地赈济施舍，又屈法赦免那些有罪之人以收买众人之心，还蓄养了扬州的轻捷侠客数千人当做护卫自己的敢死队。 因为孙吴想要攻打徐，诸葛诞就请求率十万兵众去守卫寿春，又要求滨临淮水建筑一座城以防备吴人进犯。司马昭刚刚执掌朝政，长史贾充建议派遣部下去慰劳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将军，并观察他们的志趣、动向。 司马昭派贾充到了淮南，贾充见到诸葛诞，一起谈论时事，贾充说道：“洛中的诸位贤达之人，都希望实行禅让，您认为如何？”诸葛诞严厉地说：“你不是贾豫州的儿子吗？你家世代受到魏朝的恩惠，怎能想把国家转送他人？如果洛中发生危难，我愿为国家而死。”贾充默然无语。 回来之后，贾充对司马昭说：“诸葛诞再次到扬州后，深得士众之心。如今召他来，他必然不来，还会反叛，但早反叛祸害不大；如果不召他来，那么晚反叛祸害就大了，因此不如召他来。”司马昭采纳了这个意见，任命诸葛诞为司空，并召他往赴京师。 诸葛诞得到诏书，更加恐惧，怀疑是扬州刺史乐綝离间自己，于是就杀掉乐綝，聚集了在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的十余万官兵和扬州地区新招募的身强力壮的兵士四五万人，又聚集了足够食用一年的粮食，作了闭门自守的长期准备。又派遣长史吴纲带着他的小儿子诸葛靓到吴国，向孙吴称臣请求救援，并请求再让部下将士的子弟当做人质。 吴纲到了吴国，掌管孙吴朝政的权臣孙綝大喜，派将军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人领兵三万人，与文钦一起去救援诸葛诞；任命诸葛诞为左都护，持符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并封为寿春侯。 六月，甲子（二十五日），魏帝曹髦车驾到达项县，司马昭率诸军二十六万人进驻丘头。让镇南将军王基为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并与安东将军陈骞等人围攻寿春。王基刚到寿春，包围圈还未形成时，文钦、全怿等人从城东北凭借险要的山势，才得以率领军队突入城中。 司马昭命令王基聚拢军队坚守壁垒不与吴军交战。王基屡次要求进攻，恰好吴国的朱异率领三万人进驻安丰，成为文钦的外部接应势力，诏令王基率领诸军转移占据北山。王基对诸将说：“如今包围的营垒已经坚固了，兵马也近于集中，此时只应精心整治守备力量以等待敌人突围逃跑，但是却命令我们转移兵力把守险要之地，使城内敌人得以放纵，如果这样做，即使有聪明之人，也不能很好地处理以后的战事！” 于是就坚持有利的做法继续包围寿春，同时又上疏说：“如今与敌人对峙，我们就像山那样岿然不动，如果转移部队依据险要，人心就会动荡不安，对于形势有很大损害。各军都已据守深沟高垒的营盘，众心都已稳定，不可再加以动摇，这是治军的要领。”上奏章之后，回报说同意王基的意见。于是王基等人四面合围，形成里外两层包围圈，深沟高垒的防御工事非常坚固。文钦等人多次出城企图突破包围，都受到迎面还击而逃回。 司马昭又派奋武将军兼青州诸军事石苞统领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的轻装精锐士卒作为游动军队，以防备外面的敌兵。州泰在阳渊击败了朱异，朱异逃走，州泰在后面追赶，杀伤了吴兵二千人。 七月，孙綝出动众多兵力驻扎在镬里，又派朱异率将军丁奉、黎斐等五人前去解寿春之围。朱异把辎重粮草留在都陆，进驻黎浆，石苞、州泰又击败了他。太山太守胡烈率奇兵五千人偷袭了都陆，全部焚毁了朱异的物资粮草，朱异率领剩余兵力吃着葛叶，逃归孙綝处；孙綝让朱异再次拼死出战，朱异以士卒缺乏粮食为由，不服从的孙綝命令。孙綝大怒，九月一日，孙綝在镬里杀了朱异，领兵回到建业。孙綝既不能救出诸葛诞，而且又伤亡了大量士卒，还杀戮自己的名将，因此吴人没有不怨恨他的。 司马昭说：“朱异不能到达寿春，不是他的罪过，但吴人却杀了他，这是想以此来安抚寿春的将士而坚定诸葛诞守城的意志，让他仍然盼望着救兵。如今应加强包围，防备他们突围逃跑，而且要想方设法使他们判断失误。”于是到处放风行反间之计，扬言说：“吴国救兵就要到了，魏国的大军缺乏粮食，要分散派遣病弱的士卒到淮北去吃那里的粮食，看形势围攻不会太久了。” 诸葛诞等人更加放宽心任意吃粮，没过多久城中粮食告乏，而外边的救兵仍然未到。将军蒋班、焦彝，都是诸葛诞的心腹主谋之人，此时对诸葛诞说：“朱异等人率众多兵力前来而不能进城，孙綝杀掉朱异而回到江东，表面上是以发救兵为名，内里实际上是要坐等成败。如今应趁众人之心还能稳定，士卒愿意效力，集中力量拼死命攻其一面，尽管不能获全胜，仍有可能保全部队实力，如果空坐这里死守，是没有出路的。” 文钦说：“您如今率领十余万士卒来归附于吴国，而我与全端等人都与您共同居于死地，我们的父兄子弟都在江南，即使孙不想来，而主上及其亲戚又怎么肯听他的呢？而且魏国没有一年是没事的，军民都很疲惫，如今他们围守我们一年，内变就将兴起，为什么我们要舍弃这里而想冒着危险侥幸一战呢？蒋班、焦彝仍坚持劝他，文钦十分恼怒。 诸葛诞要杀掉蒋班、焦彝，二人非常害怕，十一月，他们背弃诸葛诞越过城墙来投降。全怿哥哥的儿子全辉、全仪在建业，与家内之人发生争执，就带着母亲率领部曲数十家来投奔魏国。此时全怿与其兄之子全靖以及全端之弟全翩、全缉都领兵在寿春城中，司马昭采用黄门侍郎钟会的计策，秘密地替全辉、全仪写了书信，并让全辉、全仪的亲信之人送入城中告诉全怿等人，说：“吴国朝廷恼怒全怿等人不能击败包围寿春的敌兵，而想要杀尽诸将的家属，因此跑出来归顺魏国。”十二月，全怿等人率领手下兵将数千人开城门出来投降，城中的人十分震恐，不知怎么办好。诏令任命全怿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全端等人的拜官封职各有差等。 甘露三年（258年），文钦对诸葛诞说：“蒋班、焦彝认为我们不能出城而走，全端、全怿又已率众投降，这正是敌人没有防备的时机，可以出城一战了。” 诸葛诞和唐咨等人都认为很对，于是就大力准备进攻的器具，连续五六个昼夜进攻南面的包围，想要突破重围而出。包围圈上的魏国诸军站在高处发射石车火箭，迎面烧破敌方的进攻器具，箭石像雨一样泻下，死伤者遍地，流血充满堑沟，诸葛诞等又被迫返回城中。城内的粮食越来越少，出城投降者有数万人之多。文钦想让北方人都出城投降以节省粮食，留下他与吴国人一起坚守，但诸葛诞不同意，从此两人之间互相怨恨。 文钦平时就与诸葛诞有矛盾，只是因为反对司马昭的想法相同而结合，事态紧急了就愈加互相猜疑。文钦进见诸葛诞商量事情，诸葛诞就杀掉了文钦。文钦之子文鸯、文虎领兵在小城中，听到文钦的死讯，就想带兵去为父报仇，但众人不为他们效命，二人随即独自越过城墙逃出来，投降了司马昭。 军吏请求杀了他们，司马昭说：“文钦罪不容诛，他的儿子本来也应该杀掉；但文鸯、文虎因走投无路而归顺，而且城还没攻破，杀了他们就更坚定了城内敌兵的死守之心。” 于是赦免了文鸯、文虎，让他们率数百骑兵巡城高呼：“文钦之子尚且不被杀，其余之人有什么可害怕！”又让文鸯、文虎都担任将军，并赐爵关内侯。城内之人闻讯都很高兴，而且人们也日益饥饿困乏。司马昭亲自来到包围圈，见城上持弓者不发箭，就说：“可以进攻了。”于是下令四面进军，同时鼓噪呐喊登上城墙。 二月二十日，魏军攻克寿春城。诸葛诞情急窘迫，单枪匹马率领麾下突击小城想要闯出城，司马胡奋手下的兵士把他杀死，又诛杀其三族。诸葛诞麾下的数百人，都拱手排成队列，却不投降，每杀一人，就问其余的人降不降，而他们的态度终究不变，以至于最后全部杀尽。 吴将于诠说：“大丈夫受命于君主，带兵来救人，既不能取胜，又要被敌人俘虏，我决不如此。”于是就脱掉盔甲突入敌人兵阵而战死。唐咨、王祚等人都投降了。俘虏的吴国兵卒有一万多人，缴获的兵器堆得像山一样。 寿春之战后，使司马氏成功铲除拥护魏帝的势力。此后朝廷上很少有实力派支持魏帝，士大夫纷纷拥护司马氏，司马昭成功走向篡位大道。 东晋学者习凿齿认为司马氏能统一天下，此战起了关键作用，评价说：“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於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夫建业者异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土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 清朝学者毛宗纲评价此战说：“诸葛恪之进兵于新城，魏无衅之可窥；若孙綝之进兵于寿春，则乘魏之衅而动矣。毋丘俭之讨司马昭，犹惧吴之袭其后；若诸葛诞之讨司马昭，则吴且为之援矣。綝之事易于恪，诞之事易于俭，而迄无成功者，是綝之才不如恪，诞之才亦不如俭也。然吴有不降贼之将，则于诠一人为忠臣；魏有不降贼之兵，则诸葛诞数百人皆义士。君子谓吴之一人，可以愧吴之众人；而诞之数百人，愈以重诞之一人云。” 民国学者卢弼力赞诸葛诞为曹魏政权的殊死一搏，评价此战说：“公休谋定后动，子上至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倾全国之力，挟两宫以行，用兵十月之久，侭乃克之。公休力竭智穷，而麾下壮士数百人拱手为列，无一降者，田横得士，何以加兹！ 汉末篇——七出祁山 诸葛亮是三国中最有名也是我们最为熟知的一个人物，刘备三顾茅庐邀请他出山。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就一直在为刘备的发展出谋划策，兢兢业业。就连刘备死后，他都在尽心尽力的为蜀汉江山和国家谋取利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六出祁山”。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祁山”诸葛亮为什么每一次对魏军发动攻击，都要从这里开始？ 首先，我们来说说蜀军进攻魏军有哪几条道路可以选择？ 共有三条，第一条是通过斜谷道，然后向郿县发起攻击，斜谷道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褒斜道”。这里有两条大河，一条是褒河，一条是斜江，一条是沿江而下的峡谷，被称为斜谷道。这里是汉中通往关中的重要通道，曹魏在此有重兵把守，要从这里经过，必须要过秦岭，而且很难行军，并不是最佳选择。 第二，从祁山向西，向陇右进发。《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说过“六出祁山”，这条路的总体来说，要比第一条容易得多。东汉开国大帝刘秀曾经从陇右入川蜀，一路上的阻力比较少，危险性也比较低。但是这条路的问题在于，它无法直接进入曹魏的核心区域，也无法触及陇右，更无法迅速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而另一条，则是从子午谷直捣长安城，这是最直接的办法。子午谷是从关中至汉中的一条道路，全长六百多公里，多处险峻险峻，险峻异常。不过这条道路可通往长安中心地带的必经之路，如果全力赶路，十日之内便可抵达。 长安城是汉朝的都城，也是国家的政治要冲，如果能拿下关中，那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关中，而且还能截断敌人与陇西的联系，对于曹魏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那诸葛亮为什么最后选择出祁山？ 首先，祁山地处汉中西北，地势较高，西面为羌族和曹魏陇西一带。曹魏虽然掌控了陇西，但是对羌族的统治并不是很大，羌族人也很想占领曹魏陇西，为的就是获取更多的资源，为自己的族人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诸葛亮占领此地，既能震慑曹魏，又能借助羌族的势力来实施自己的战略。 第二点，则是占领了祁山，可以在关中平原形成有利的地形优势，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地形是非常重要的，祁山是高山，曹魏多为骑兵，很难在这里大展拳脚。蜀军以步兵为主，弓箭手居多，居高临下，可以轻易击溃曹魏军队，消灭魏军的有生力量。如果魏军选择强攻，那么他们的损失将是平原上的三倍以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蜀军占据了优势。 第三点，祁山附近也有一条大河，这条大河靠近蜀汉，远离曹魏，为蜀军运粮提供了便利。俗话说，没有粮食是最重要的，再强大的军队，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资，根本无法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粮道被切断的情况下，这支部队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蜀汉大部分都是山区，所以补给的费用很高。如果用水运的话，一条船的口粮，就相当于一百个人的口粮。这样既可以保证物资的供应，又可以让蜀汉有更多的人手去做其他的事情。 三条路中，诸葛亮选择了祁山，这是因为他的谋略。蜀汉军队在祁山发动进攻，并不能算是“出其不意”，因为他们的攻击对象都是曹魏的边陲之地，对于曹魏来说，影响并不大。 诸葛亮这么做，等于是放弃了偷袭，因为关西的中心地带是长安城和关中，诸葛亮虽然成功离开了祁山，但距离长安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曹魏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对策。 所以魏延才会提议出兵子午谷，对长安发起进攻，虽然魏延的计划看起来要比诸葛亮离开祁山要凶险得多，但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他怎么可能会固步自封？当然，这种提议的后果也是众所周知的，诸葛亮直接否决了，因此诸葛亮在整个北伐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举动。 据我们所知，诸葛亮的计策是佯攻斜谷道，诱敌主力，然后再迂回祁山，向陇右发动奇袭。 在诸葛亮看来，祁山是一条最安全、最安全的道路，可以进攻，可以防守，而且粮草供应充足，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这也是诸葛亮的一贯策略，但现在看来，他的策略并不是很好。 首先，诸葛亮没有击中要害，因为三足鼎立，蜀汉是三国中整体实力最弱的国家，你去攻打曹魏，那是以小博大，蜀汉不可能长久的消耗下去，所以蜀汉需要速战速决，速战速决，以最快的速度击败曹魏，一旦陷入僵局，蜀汉没有任何胜算。 其次，关中、陇西合称关陇，从军事地理上讲，以关中为中心，一旦拿下关中，陇西将成为一片空虚，与曹魏的中枢失之交臂，不战而败。 诸葛亮有了关中的富饶，就有了和曹魏一较高下的实力，诸葛亮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么做，他本来是想以陇西为中心，稳定了关中，但问题是，蜀汉有这个实力吗？当然没有。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诸葛亮为何要对曹魏发动进攻呢？ 第一点，就是白帝城托孤。。刘备在白帝城向诸葛亮提出了一个建议，诸葛亮可以取代刘禅的位置。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所说的是真是假，就不必再多说了。当然，没有人会不被这种信任所打动。诸葛亮也是如此。此外，刘备一生的志向何在？那就是恢复汉室。在刘备死后，刘备的遗愿也就成了诸葛亮自己的心愿。 第二点，是因为地域的关系。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今日三分，益州困顿，当真是危在旦夕。”这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魏、蜀、吴三国割据，蜀汉势力相对较弱，此时正是生死关头。那时，北方是主要的经济中心，加上连年的战乱，仅两京周边地区的经济状况尚可。此外，曹魏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其发展的速度也会更快。蜀汉在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必然会被曹魏打败。所以，从经济上来说，与曹魏一战是必须的。 第三个理由是外交上的改变。关羽在荆州被吕蒙所杀，张飞在攻打东吴时被斩首，刘备在陆逊战败后，也在白帝城战死。刘、关、张之死，明显与东吴有着密切的联系。蜀汉刘备对桃园结拜的这对兄弟最为信任。西蜀与东吴之间的恩怨，是无法化解的。西蜀和东吴的政治联姻，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之一。刘关张死后，诸葛亮做了很多普通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他对所有的事情都置之不理，他认为西蜀应该和东吴保持良好的关系，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曹魏。而且孙权登基后，还派出使者来向孙权道贺。这并非诸葛亮放弃了一统天下的野心，只是当时形势所迫，他现在要和东吴打好关系。终于，他的忍耐，让他暂时摆脱了来自四面楚歌的夹击。更何况，他们和东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共同对付曹魏。 第四点，是军事上的考虑。赵云，马超，黄忠，魏延，都还在，虽然关羽、张飞的战死让蜀汉元气大伤。但关兴、张苞等新一代大将，亦显露出了可以取代的才能。在蜀汉的全盛时期，曹魏八大名将却不是病逝，就是病倒。后来曹操去世，曹丕登基，这些将领原本都是汉臣，但如今都造反了，再也没有什么道德可言。而将领之间的配合，不仅仅是武功，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意志。单凭武功，吕布早已称霸天下。论起战斗力，西蜀的将领们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所以诸葛亮才会如此自信地向曹魏开战。 第五点，是蜀汉的整体实力。刘备死后，蜀汉在他死后，蜀汉的两大派系，荆州派和益州派都逐渐被诸葛亮收入囊中，。这正是诸葛亮在从政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非凡才华。“七擒孟获”的温和政策，在明面上使边疆的名义上得到了彻底的统一。蜀国覆灭前，南方人对诸葛亮的功绩感激不尽，发誓要保护蜀汉。在内部，大量的青年干部被委派和选拔出来，大力推行节水和发展农业，蜀汉历来被称为“富饶之地”。蜀汉在几年的努力下，已经有了一个富强的国度。“路不拾遗，夜不关”，就是人们在这个时候的生存状况。这是诸葛亮最大的功绩之一。 汉末篇——九伐中原 喜欢三国的朋友都很熟悉姜维，他是继承诸葛亮遗志最坚定的人，也是最彻底的执行人，他的主要事迹在“九伐中原”上。姜维的九伐中原说法其实出自《三国演义》，但这种说法其实不准确，这四个字里面，其实只有九字是对的，其他三个字是错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一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在延熙十二年，算是轻微用兵，姜维只带了1万不到的兵力。因为这个时候是费祎（读yi平声）掌握军政大权，他觉得丞相（诸葛亮）都不能平定中原，更何况我们呢？费祎是诸葛亮的接班人之一，但是却不是诸葛亮遗志很好的继承者，他的政策偏向保守，估计他是不会明白诸葛亮“以攻代守”的军事策略，把姜维限制得死死的。 所以姜维这1万人能干啥？ 不过姜维还真大胆，照抄诸葛亮的策略去打陇西了。新手可能不知道天高地厚一点，结果马上被教训了，邓艾直接把他灰溜溜地打回去了。不过这一次还真不能怪他，毕竟兵那么少，输得确实冤。 第二次“北伐” 第二次“北伐”在延熙十三年，也就是第一次北伐次年，也不知道费祎是怎么想的，又拨给姜维不到1万的兵，让他再去试一试。这样看来，这个费祎貌似也有点机会主义的样子？ 第二次姜维意识到，陇西单凭他1万人是吃不消的，且看之前诸葛亮去打10万以上都消化不掉，这可为难住他了。但是那个邓艾，还真是讨厌，极其不好打，这是一个专克姜维的敌人。这个时候姜维的军事头脑就被体现出来了，他不去陇西硬拼，而是绕到更西边的西平郡，乱打一通--目的就是为了笼络当地的羌人。 姜维是天水人，对那一带熟悉，知道这些羌人历史上常受到汉人压迫，所以他就想着拉拢他们作为反抗曹魏。而后面的事实证明，他这一想法，是有一定作用的。 第三次“北伐” 第三次“北伐”在延熙十六年，跟上一次才隔了三年。不过这一次他的限制稍微放开了，因为费祎死了，他得到了3、4万兵，但是规模还是比不上诸葛亮当时的北伐军，差太多。 这一次开始姜维打得还可以，但在围攻南安城的时候受挫，没及时拿下。曹魏的雍州刺史陈泰的援兵赶到，而姜维的粮草耗尽，所以不得不退兵。 蜀汉受限于地理环境，这后勤补给问题一直很难解决，这一次其实也不能怪他。 第四次“北伐” 第四次“北伐”在延熙十七年，跟上一次隔了一年。前面说过姜维是天水人，对羌人那一套自然熟悉，所以他学了起来，将狄道、河关、临洮（tao二声）三个县的百姓掳走，带回西蜀。 这一次倒是打得挺漂亮的，蜀汉缺的就是人口，姜维能有这种战绩也算是不错的了。 第五次“北伐” 第五次“北伐”在延熙十八年，又是跟上一次隔了一年。也许你会觉得奇怪，怎么这么频繁，又隔了一年马上北伐？其实啊，前面两次没怎么亏，相反是倒赚的，所以后方受到鼓舞，就让他继续北伐了。 这一次开始也是很顺利，杀了雍州刺史王经的部队几万人。但是陈泰跟邓艾又来了，让姜维头疼得要死，只得撤兵。 邓艾、陈泰，邓艾、陈泰，邓艾、陈泰，好几次都是他们坏事。 第六次“北伐” 第六次“北伐”在延熙十九年，是不是好频繁？是的。这一次他模仿诸葛亮的路线，出祁山打，开始也是一路打得很顺利。 但是这个时候胡济的兵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在段谷这里被邓艾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这一次可以说是姜维北伐最差的一次战绩，事后他自请处分，将他刚得到的大将军职位降职。 军事盟友不给力，也奈何不了，再说了还有邓艾这个克星，实在难搞。 第七次“北伐” 第七次“北伐”在延熙二十年，会不会觉得有点穷兵黩武的感觉？但回过头来想一想，你是否会感到刘禅其实没那么昏庸，安于现状，你看，他不是还挺支持北伐事业的？ 不过这一次，确实是看到了战机，因为曹魏那边诸葛诞造反反对司马昭。时不我待，赶紧集结几万人从骆谷出发，攻伐的曹魏防守方的是司马望。 但是克星又来了，邓艾从陇西赶过来帮忙抵抗。这邓艾跟司马望串通一气，坚守不出，把姜维搞得没辙。 到了第二年，那不争气的诸葛诞兵败了。你们也是知道的，秦岭这里山路崎岖，行军、运粮都很麻烦，姜维没办法跟邓艾这只狐狸耗下去，这跟当初诸葛亮是一样的，走秦岭都是粮尽或者不足的时候，不得不退兵。 这一次本以为避开了陇西的邓艾，没想到人家还是主动调过来了，继续克姜维，使得诸葛诞造反这个战机，变得无用，姜维这一次可以说是心累。不过好在回去之后，刘禅安慰他，恢复了他大将军职位。 第八次“北伐” 第八次北伐在景耀五年，隔了上一次五年多。蜀汉内部其实一直问题很大，特别是黄皓，一直出来捣乱，作了不少恶。姜维与黄皓的政治斗争也逐渐达到顶点，他甚至建议后主刘禅杀掉黄皓。不过刘禅哪里肯，弄得姜维一个害怕，灰溜溜地从成都往西北跑。 但是爱死不死，这边是邓艾守卫的地盘，姜维来了又被邓艾欺负了。打不过邓艾，又不敢回成都，怕黄皓暗算，就索性留在沓中屯田垦田。 姜维的军事能力不弱，但是相比邓艾，自始至终被克得死死的，也难怪后面姜维那么恨邓艾，一定要弄死他。 第九次“北伐” 第九次“北伐”在兴元元年，紧接着上一次隔着没一年。话说末期蜀汉改年号，改得挺勤快的。但这一次，其实根本都称不上“北伐”，因为曹魏方面司马昭分三路大举伐蜀，蜀汉直接亡国了。 其实在此之前，曹魏也伐蜀过，但打得都不理想，很重要一点原因就是选择的路线有问题。比如曹爽伐蜀，走了没法运输粮草的傥骆道，而且要命的是后方还不设防，最终导致大败。蜀汉的人口有限，兵力也是有限的，光一两路攻伐蜀汉，很容易被蜀汉利用天险给防住。 但这次司马昭设计的路线是多管齐下的，而且他知道蜀汉最关键的人是姜维，就重点去抓姜维的七寸。第一路邓艾打沓中牵制住姜维，第二路诸葛绪打祁山断姜维归路，钟会从秦岭三条道攻汉中。其中第三路是主力，十几万人。 也许你会有疑问，秦岭不是很难走吗？之前不是很多进攻防守双方都失败的案例吗？但妙就妙在，钟会是把三条道走分兵去打的。前面说过蜀汉人口限制，军队数量远不及曹魏，这样一来，分兵防守，马上劣势就出来了。钟会很快便拿下了汉中--蜀汉的前线。这里不得不提醒大家一下，钟会是与邓艾差不多水平的将领。 汉中失守，姜维不得不回防，一路往回撤，邓艾也是紧追不舍。当时姜维就是觉得，目前威胁最大的是占据汉中的钟会，但是他在这里犯了一个军事失误，他以为邓艾这个老对手会一路继续追他，哪里知道邓艾过了阴平，不再追了，直接翻山越岭穿过七百里无人之境，直入成都平原。 后主刘禅那是一个不争气啊，在投降派的劝告下直接投降了。 姜维无奈，失望至极，只能投降钟会，但他仍然不甘心，劝钟会造反，还设计弄死了最恨的克星--邓艾。不过也在这一次，姜维与钟会被钟会的下属杀死，去极乐世界见尊敬的丞相诸葛亮了。 九次“北伐”解析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姜维九伐中原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九次“北伐”地点都不在中原核心地带，大部分都在西北以及秦岭附近。所以其实伐“中原”说法其实不准确。 第二，姜维这九次“北伐”，至少两次是被动的（最后两次），“伐”字其实也不准确。所以其实九伐中原，其实就是九字稍微正确。 第三，姜维这九次出兵，可以看出前期受到了极大的牵制，或是兵力不足，或是受限地理粮草不足，这些因素占了绝大部分。 第四，姜维九伐中原面对的是极其难缠的对手，邓艾贯穿自始至终，后期还冒出个钟会，而蜀汉除了姜维，几乎没人能跟这般人物斗。可以说姜维是独木难支，一个人在支撑着北伐大局。 第五，姜维九伐中原前期其实更多是试探性出击，中期才是真正的用兵北伐，但频率也稍微比较高一点，这也是蜀汉后期人口与军事人才凋零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期其实不算频繁，但劣势太明显了，蜀汉越来越被动，最终难免亡国。 第六，在北伐过程中，姜维的战绩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比如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他也曾把握过战机，大规模主动出击（第八次），但是曹魏内部的“盟友”不给力，提前挂了，再加上克星邓艾最终还是失败了。 从这些不难看出，姜维的军事能力，不算差，甚至可以说是三国时期中等偏上的，假如能多给他一些兵，蜀汉人口、经济给力一点，内部稳定一点，说不定是可以打败邓艾的，创造比诸葛亮北伐更大的战绩。不过历史就是历史，这些都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纵使姜维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也注定是失败的，无法为蜀汉翻盘。 汉末篇——一炮害三贤 宛城之战，又称“淯水之战”，是公元197年、汉末三国之前，军阀曹操和张绣之间的一场战斗。起因是曹操强行收纳张绣族叔张济的遗孀（《三国演义》中名为邹氏）为姬妾，使张绣感到恼恨，于是张绣在贾诩的建议下，突然造反，奇袭曹操之营，打得曹操措手不及，此战结果为：张绣取胜，曹操败逃。 曹操损失惨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大将典韦、坐骑绝影等都被张绣所杀。在得知典韦战死的消息后，曹操为之痛哭，招募间谍取回他的尸体，亲自临哭。在这之后，曹操的原配夫人丁夫人因曹昂之死而痛恨曹操，并与曹操决裂，后来离异。曹操在晚年也常为此事懊悔不已。 曹操将汉献帝迎奉到了许县，改名为许昌，又叫许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袁术在淮南将要称帝；孙策脱离袁术而席卷江东，割据江南，成为曹操的劲敌；吕布占据徐州，对曹操构成巨大威胁；张绣驻扎宛城，向南连接荆州的刘表，成为曹操的肘腋之患；袁绍在河北正和公孙瓒火拼，给曹操提供了解决吕布、张绣和袁术等人的充足时间。首先，他将目标指向了宛城的张绣。 公元197年（建安二年），正月，曹操率军讨伐张绣，驻在淯水，张绣率部众投降曹操。曹操甚为欢悦，便邀请张绣及其将帅，一同置酒高会。曹操行酒时，典韦持大斧立于其后，斧刃径有尺余，曹操所至之人前，典韦都举斧迫视。酒宴至终，张绣及其将帅均不敢仰视。曹操收纳张绣族叔张济的遗孀为姬妾，张绣感到恼恨。曹操又送金银给张绣部下的骁将胡车儿，张绣得知后，疑虑不安，决定反水。 张绣在贾诩的建议下，突然造反，奇袭曹操之营，曹操被杀的措手不及，出战不利，于是率轻骑逃走。典韦在门前奋战，张绣军不能得入。张绣兵于是分散从其它门进营。时典韦部下兵校尚有十余人，皆殊死恶战，无不以一当十。但张绣军前后兼至益多，典韦以长戟左右击之，一戟击去，便将张绣军十余支矛摧断。后典韦左右死伤者略尽，典韦本身亦被数十创，双方短兵接战，贼兵往前搏斗。典韦便徒手挟着两人击杀之，其余张绣军不敢近前。典韦复前冲突贼众，又杀数人，然而伤创重发，典韦就此怒目大骂而死。张绣军方才敢于向前，取典韦之头，互传而观，覆军就堪视其躯骸。 曹操在逃亡过程中，座骑绝影也因为张绣军的伏击而身亡在宛城，曹昂于是是把生存的机会让给了曹操，主动将自己的座骑战马让给父亲曹操逃脱，步行保护其父脱身于宛城，最终，曹昂和曹操的侄子曹安民也一并战死。 这时，曹操部下诸军一片混乱，只有平虏校尉、泰山人于禁整顿部队，有秩序地撤回。路上，于禁见到曹操属下的青州军抢掠百姓，便数说他们的罪状，并派兵进行攻击。青州兵逃走，去向曹操告状。于禁到达以后，先安营扎寨，没有立即去拜见曹操。 有人对于禁说：“青州兵已经先去告您的状了，您应该快去向曹公解释。” 于禁说：“如今敌人就在后面，随时都会赶到，不先作好准备，怎么迎敌！而且曹公英明，随意诬告怎么能行得通呢！” 于是从容地挖好壕沟，安好营寨后，才进入拜见曹操，报告全部情况。曹操很高兴，对于禁说：“水之败，连我也狼狈不堪，将军在混乱中能整顿好自己的队伍，讨平暴乱，巩固营垒，有不可动摇的气节，即使是古代名将，也不会比你更好！” 于是累计于禁的前后战功，封为益寿亭侯。曹操率军返回许都。 曹操听说典韦战死后，为之痛哭，招募间谍取回他的尸体，亲自临哭，遣其归葬襄邑，拜其子典满为郎中。车驾每次经过，常祠以中牢。曹操追思典韦，拜典满为司马，引为近侍。 曹操正妻丁夫人得知曹昂战死后而痛哭，大骂曹操：“你害死了我的儿子，从此我没什么可留恋的！” 丁夫人其后怒而回其故乡。尔后曹操曾亲自回丁夫人之故乡找丁夫人，抚摸丁夫人的背说，我们一起坐车回家，好不好。可丁夫人默不作声，曹操走到门前问，跟我回去，行不行？丁夫人依旧默不作声，二人关系从此断绝。后来曹操病重，自认为时日无多，叹息说：“我一生做事，没有什么后悔的。假如死后还有灵的话，子修如果问我他的母亲在哪，我将怎么回答啊！” 影响 宛城之战规模不算大，未能改变北方之局势，但对于曹氏家族而言，影响却是极为深远。曹昂是曹操的长子，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假设曹操不带其来宛城，曹昂得以不死，或许不会有之后夺嫡之争的严重内耗。 评价 罗贯中曾作一诗，总结评价了此战，“孟德奸雄世莫同，南阳张绣逞英雄。喊声大震三更后，烈焰争飞满寨红。荀彧逃亡随野渡，曹操’绝影‘恨飘蓬。骏骑激水奔波过，堤畔仍存旧马踪。” 蔡东藩认为论才略，张绣远不是曹操对手，曹操之所以有此败，是因为沉迷女色，评价说：“曹操为乱世奸雄，乘机逐鹿，智略过人。袁绍袁术诸徒，皆不足与操比，遑论一张绣乎？乃宛城既下，遽为一孀妇所迷，流连忘返，几至身死绣手，坐隳前功。” 汉末篇——西陵之战 西陵之战，是三国后期吴国陆抗进攻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杀叛将步阐的作战。公元272年，吴国西陵守将步阐降晋，吴派陆抗讨伐步阐。西晋朝廷派杨肇、羊祜等率军援救步阐，陆抗率主力对杨肇军进行阻击。两军接触后，陆抗部将俞赞投降了杨肇，吴军情况十分危急。陆抗针对俞赞可能提供给晋军的情报，估计杨肇可能依俞赞之计先攻自己的薄弱环节，乃临机应变，将计就计，连夜撤下夷兵，换上精兵。第二天，晋军果然从原夷兵防守之处进攻，遭到吴军沉重打击。次月，晋军无计可施，趁夜间逃遁。陆抗遂攻陷西陵城，将步阐等人夷灭三族，西陵之战以吴胜晋败而告终。 公元272年（吴凤凰元年，晋泰始八年）八月，吴主孙皓征召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步阐世代居住在西陵，突然被召，自以为是因公事失职，而且害怕有人进了谗言，九月，占据西陵城投降晋国，派侄子步玑、步璿到洛阳去当人质。晋朝诏令任命步阐为都督西陵诸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兼任交州牧，封步阐为宜都公。 吴国陆抗听到步阐背叛的消息，马上派将军左奕、吾彦等去讨伐。 晋武帝派荆州刺史杨肇到西陵迎接步阐，车骑将军羊祜统率步兵进攻江陵，巴东军徐胤率水军攻打建平救援步阐。陆抗命令西陵各军筑造高峻的围墙，从赤溪一直到故市，内可用来围困步阐，外可以此抵御晋兵。陆抗白天黑夜地催逼筑围，就好像敌人已经来到眼前，众人为此异常劳苦。 诸位将官进谏说：“当前应乘三军的锐气，急速攻打步阐，等晋的救兵到来，必定已克西陵，何必去做筑围事，使士兵、百姓的气力都疲惫了。”陆抗说：“西陵城所处的地势已是很稳固了，粮谷又充足，况具所有守备防御的设施、器具，都是我早先西陵任职时所设置准备的，现在反过来攻打它，不可能很快取胜。晋兵到来而我们没有防备，内外受敌，靠什么来抵御？” 诸将都想攻打步阐，陆抗想使众人心服，就听任他们去试一试，果然没有得到好处，于是开始齐心协力筑围防守。这时，羊祜的五万兵到了江陵。诸位将官都认为陆抗不适宜去西陵，陆抗说：“江陵城坚固，兵员足，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假如敌人得到了江陵，必然守不住，我们的损失小。如果晋兵占据了西陵，那么南山的众多夷人都会骚乱动摇，这样的话，祸患就不可估量了！”于是，亲自率领部众奔赴西陵。 当初，陆抗因江陵以北道路平坦开阔，命令江陵督张咸兴造大坝阻断水流，浸润平地以断绝晋军侵犯和内部叛乱。羊祜想借大坝阻住的水用船运送粮草，就故意扬言要破坝以通过步兵。陆抗听到这个消息，让张咸急速毁坏大坝，诸将都迷惑不解，多次谏阻陆抗也不听。结果羊祜到了当阳，听说大坝已毁，只好改用车子运粮，耗费子许多人力和时间。 十一月，晋朝杨肇到达西陵。陆抗命令公安督孙遵沿着南岸抵御羊祜，水军督留虑抵御徐胤，陆抗亲自率领大军凭藉长围与杨肇对峙。将军朱乔营中的都督俞赞逃到了杨肇那里。 陆抗说：“俞赞是军队中的旧官吏，了解我军虚实。我常常担心夷兵平时的训练不够，敌人如果围攻，必定先打夷兵防守的地方。”于是当夜更换夷兵，全都用精兵把守。第二天，杨肇果然攻打原来夷兵防守的地方，陆抗下令反击，箭与石块像下雨一样袭来，杨肇的部众死伤不断。十二月，杨肇无计可施，夜里逃走了。陆抗想追杨肇，又担心步阐一直积蓄力量，窥伺时机，自己的兵力不足以分开对付两头，就只擂鼓警戒部众，作出要追赶的样子来。杨肇的部众恐惧骚动，全都丢弃铠甲脱身而逃。陆抗派轻兵紧随在后，杨肇兵大败，羊祜等人都领兵而还，西陵城陷落。 陆抗攻克西陵后，杀死步阐以及与他同谋的将吏共几十人，并将他们夷灭三族。陆抗向孙皓上书，请求对余下的几万人赦免。孙皓加封陆抗为都护。 晋朝羊祜获罪，被贬为平南将军。杨肇被免去官职，成为平民。 影响 孙皓攻克西陵后，自认为是得到了上天的佑助，志向益发显扬。他让术士尚广为他占卜是否能得到天下，尚广回答说：“吉。庚子年，青色的车盖会进入洛阳。”吴主大喜，不整治政令，一心一意地谋划兼并天下的事情。此后，屡次对晋朝发动攻势，徒耗国力，加速了孙吴的灭亡。 评价 晋军的救援全线失利，与获得战略优势的天赐良机失之交臂，领兵将帅不得不承担罪责。羊祜被贬为平南将军，杨肇被免为庶人。晋武帝本来对羊祜倚重有加，寄以统一江南之望，而此役失利，却不得不严加处理。说明晋朝上下对此役的失败是何等追悔莫及。 直到西晋完成统一之后，已经是晋室臣子的陆抗之子陆机，追思其父的功劳，依然充满了自豪感：“逮步阐之乱，凭宝城以延强寇，重资币以诱群蛮。于时大邦之众，云翔电发，悬旍江介，筑垒遵渚，襟带要害，以止吴人之西。而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院。深沟高垒，案甲养威。反虏踠迹待戮，而不敢北窥生路，强寇败绩宵遁，丧师太半。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 由此看来，陆抗平定步阐之乱而收复西陵一役，其对于安定孙吴政权的贡献而言，足以与陆逊击败刘备的夷陵之战相媲美 汉末篇——二宫之争 二宫之争，又称南鲁党争，是三国时期东吴太子孙和（孙权第三子）与鲁王孙霸（孙权第四子）之间争夺储君之位而引发的党争。东吴东宫称为“南宫”，是发生于三国时期东吴的政治事件，发生于吴大帝孙权在位期间，大约始于吴赤乌五年（242年），结束于赤乌十三年（250年）。 源于太子孙和及鲁王孙霸之间因储君问题而生的矛盾，及后引发起朝中大臣因分别支持太子和鲁王而分裂。最终孙和被废而孙霸被赐死，孙权改立第七子孙亮为太子。 赤乌四年五月（241年），孙权长子孙登逝世。孙登死后，太子之位悬空。当时最年长者为孙权三子孙和（次子孙虑在232年就过世了），孙和幼年时因天资聪慧和母亲王夫人的缘故非常受孙权喜爱。当时皇后之位亦悬空，此前被认为是皇后的步练师也于3年前过世，步皇后无子，其女为全公主和朱公主，其中大女儿全公主与王夫人的关系非常恶劣。 从侧面来看，当时吴国内部政治气氛十分浮躁，史载“今之小臣，动与古异，狱以贿成，轻忽人命，归咎于上，为国速怨；官寮多阙，虽有大臣，复不信任；诸县并有备吏，吏多民烦，俗以之弊。”自234-244年这十年时间，天灾小战事不断，也损伤了吴国的元气，亦有大钱、科令修改等等的反馈经济下行的处境出现。 赤乌五年（242）正月，孙和正式被立为太子。百官同时上奏要求立皇后及令四子为王，孙权以天下尚未安定，不宜尊宠妃妾皇子为由拒绝了。早在229年的时候，丞相顾雍等就提议升孙虑为王爵，不过被驳回了。胡综的《请立诸王表》表示这是孙权的谦虚的美德，但另一方面也提出批评，认为国家这样显得不重视礼制。 同年八月，一些官僚再次提出相关要求，最终孙权同意立四子孙霸为鲁王。 孙权最初立太子和鲁王时，孙和和孙霸还是一样受到宠爱，仍然居于同宫殿中，并没有正式区分等第和品级。群臣诸如太常顾谭、太子太傅吾粲等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太子和国王应该有嫡庶之分，礼制应该有所区别，甚至要求鲁王出镇地方。太子和鲁王自此分宫别僚，这却由此造成了矛盾的开端。鲁王认为自己地位下降是太子及其党羽所害。有了自己的侍御宾客后，便共同诋毁太子及相关支持者，欲除之后快，取而代之。 另外，孙和为太子后，孙权本打算立孙和的母亲王夫人为皇后，全公主多番使出手段阻止。孙权一度卧病在床，派孙和到宗庙为祭祀，孙和太子妃之父张承的弟弟张休的住所靠近宗庙，便邀请孙和到家中，被全公主派人监视看到，于是就说孙和不在宗庙，而是在妃子家暗谋大事，又说孙权生病时王夫人面有喜色，因此孙权愤怒责骂王夫人，王夫人却因郁闷突然而逝，孙权与太子之间关系自此逐渐冷淡。 244年（赤乌七年）起，孙权听到不和的风声，命二人禁止和宾客的往来，让他们认真学习，不过招致了羊衟等大臣的坚决反对，认为太子和鲁王在外名声远闻，突然改变举措会造成邻国心存疑虑，议论纷纷。 另一方面，太子宾客和鲁王宾客矛盾愈演愈烈，除却一些原本就关系恶劣的人物，其他年轻人参与则是希望借此机遇，快速提升地位。朝廷内外的官员，争相派遣子弟侍奉孙和或孙霸，因为这层家族关系的缘故，矛盾渐渐蔓延到了朝堂之上。朝中大臣亦分为两派分别支持太子和鲁王。据《殷基通语》记载，陆逊、顾谭、吾粲、朱据、诸葛恪、滕胤、施绩、丁密（丁固）等都支持太子，而步骘、吕岱、全琮、吕据和孙弘等都支持鲁王。 其中，一些激进派太子党和鲁王党更是发生了极大冲突，太子党对鲁王和鲁王党羽的过激要求引发了鲁王党的反扑。朝中最大太子党人物顾谭素与鲁王阵营的宾客全寄不和，早在241年时，顾谭的弟弟顾承和全寄之兄全绪、堂兄全端曾参与芍陂之役，而当时顾承受到更多封赏，但全家一直认为不公平，如今矛盾爆发，全琮全寄父子揭发在芍陂之役中顾承与他人串通一气，故意被增添了许多功劳。顾承下狱，顾谭也受到连坐。孙权本想让顾谭道歉而释放他。 等到大会时，顾谭一时激动，回答道：“陛下，谗言其兴乎！”有关官吏奏称顾谭诬陷诽谤，对国君大不敬，依法应该处死。孙权看在顾雍的份上，没有实行。顾谭、顾承最终被流放到交州。 除顾谭以外，许多太子党寄希望出任地方的头号重臣陆逊上书拥护太子，因此不断传递消息给陆逊，希望他拥护太子，如吾粲，陆胤，亦有鲁王党希望他出面稳定局势，如全琮。陆逊早期对南鲁党争持中立态度。后来却先与全琮交恶，倾向太子方。孙霸见孙和不像以前那样得宠，更加觊觎太子之位，让宾客杨竺为自己说情。孙和得仆从偷听来的密报，此时太子宾客——陆逊之族子陆胤正要前往武昌。 孙和与陆胤秘密商议，打算让陆逊上表劝说孙权。陆逊认为太子地位极度不稳后，屡次上书坚决拥护太子，孙权发觉事件流传至武昌地方而感到惊异，陆逊因此招致强烈批评，陆逊另对顾家之事心存疑虑，愤怒交加卒死。传递消息之事败露后，杨竺、陆胤、吾粲接连下狱，除吾粲在监狱里去世以外，虽然另一传递消息者是陆胤，不过杨竺反倒率先认罪，陆胤后来出狱复官。 孙权和太子的关系后来有所缓和，247年（赤乌十年）二月，因建业宫殿毁坏严重，孙权曾迁至太子居住的南宫，同年，孙权派诸葛壹引诱诸葛诞，自己率军出涂中，至高山时。孙和曾上书劝谏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大臣方面，此时斗争也冷清了很多，一些激进者特别是重要人物的下台导致权利真空，由一些态度温和的太子派和鲁王派人物分别填补，如246年（赤乌九年）起，诸葛恪升大将军，吕岱升上大将军分管武昌，步骘升为丞相等。这些人物并无正面发生冲突的记载。具体而言，被视为太子派的诸葛恪仅除去支持鲁王的儿子，施绩则仅仅拒绝孙霸的巴结，并无有热烈支持太子的举动。步骘、吕岱、滕胤、丁固等重臣尽管被认为有所倾向，但在他们他们本人传记上甚至全无提及党争之事，以上缘由，也源于他们身处地方，对朝中本身影响力和了解度也不够。 思索多年后，孙权担心此事，认为两党内斗的结果已经让朝廷产生了裂痕，如果再让二人即位，会造成朝廷更加不安，引发进一步内斗，如同像袁绍死后，袁尚和袁谭完全分裂成两派。下定决心在儿子中另立太子。 孙权的幼子孙亮特别受到孙权的留心。全公主因为攻击孙和母子而不安，因此想依赖孙权爱孙亮的心意，立他为太子，于是也经常称赞他，劝说以他为太子。 赤乌十三年（250年）秋，孙权幽禁孙和，骠骑将军朱据见孙和被幽禁，于是与尚书仆射屈晃率众将领官吏以“泥头自缚”方式请孙权释放太子，孙权登上高台看到这些，指责二人不要没事找事，二人被杖一百。屈晃被遣回乡里。朱据又作书劝谏而遭贬为新都郡丞，及后更被中书令孙弘作诏所害。 无难督陈正和五营督陈象又以晋献公在骊姬之乱中杀申生，终改立奚齐而至晋国大乱故事劝谏；太子辅义都尉张纯亦尽力劝谏孙权，但陈正和陈象都被族诛，张纯亦被处死。朝中有数十人受到牵连流放。 七月，孙权正式废太子孙和，赐死鲁王孙霸，将其曾参与谋害太子的鲁王党羽全寄、吴安、孙奇诛杀。十一月，正式立孙亮为太子。 太元二年（252年）春正月，孙和被复立为南阳王，孙权病逝前，在他病重期间，感到后悔，曾一度打算再召回孙和，由于被孙鲁班、孙峻、孙弘等人阻止而作罢。 事件影响 南鲁之争的发生原因是原本的长年为太子孙登死去，导致后来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及其党羽为争相弥补空缺而引发的，但后来竟延伸至朝廷。最终以两败谢幕。 除却孙权较为犹豫的判断外，《韦昭传》《陆逊传》纷纷凸显出时人“贪小艺无实才“”、“尚毁谤”“近官近利”的特点。二宫之争离吴国建国时已过去25年（从222年算起），建国元老实干一代（如诸葛瑾、顾雍）都已故去，大量新世代正好在这一时间段进入，同是年青一代的太子\/鲁王的支持者（顾谭、全寄、杨竺等），在二宫的问题上表现得过于狂热和热情，也是导致二宫矛盾激化的一大重要因素。 这场长达八年的争斗，让吴国的朝堂混乱不堪。因为太子被废，鲁王被杀，最终孙权死后孙亮登基。不过因为孙亮年幼，又出现了诸葛恪、孙峻、孙綝先后专权的局面。 汉末篇——出师表 《出师表》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决定北上伐魏、克复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这篇表文以议论为主，兼用记叙和抒情。全文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洛阳）；同时也表达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文章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多以四字句行文。 这篇文章入选部编版义务教育语文九年级下册教科书。 原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1.先帝：指汉昭烈帝刘备。先，尊称死去的人。 2.创：开创，创立；业：统一天下的大业。 3.中道：中途。 4.崩殂（cu）：死。崩，古时指皇帝死亡。殂，死亡。 5.今：现在。 6.三分：天下分为孙权，曹操，刘备三大势力。 7.益州疲弊：弱，处境艰难；益州：汉代行政区域十三刺史部之一，包括今四川省和陕西省一带，这里指蜀汉。疲弊（pi bi）：人力缺乏，物力缺无，民生凋敝。 8.此：这；诚：的确，实在；之：的；秋：时，时候，这里指关键时期，一般多指不好的。 9.然：然而；侍：侍奉；卫：护卫；懈：松懈，懈怠；于：在；内：皇宫中。 10.忘身：舍生忘死，奋不顾身。 11.盖：原来；追：追念；殊遇：优待，厚遇。 12.诚：的确，确实；宜：应该。 13.开张圣听：扩大圣明的听闻，意思是要后主广泛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开张，扩大。 14.光：发扬光大，用作动词；遗德：留下的美德。 15.恢弘：发扬光大，用作动词。恢，大。弘，大，宽，这里是动词，也做“恢宏”；气：志气。 16.妄自菲薄：过于看轻自己；妄：过分；菲薄：小看，轻视。 17.引喻失义：讲话不恰当。引喻：称引、譬喻；喻：比如；义：适宜、恰当。 18.以：以致（与以伤先帝之名的以用法相同：以致）；塞：阻塞；谏：劝谏。 19.宫：指皇宫；府：指丞相府；俱：通“具”；全，都。 20.陟（zhi）：提升，奖励；罚：惩罚；臧否（pi）：善恶，这里用作动词，意思是评论人物好坏。 21.作奸犯科：做奸邪事情，触犯科条法令。作奸：做了奸邪的事情；科：科条，法令。 22.及：以及；为：做。 23.有司：职有专司，就是专门管理某种事情的官吏。 24.刑：罚。 25.昭：显示，表明；平：公平；明：严明；理：治理。 26.偏私：偏袒，有私心。 27.内外异法：内宫和外府刑赏之法不同。内外，指内宫和外府。异法，刑赏之法不同。 28.志：志向；虑：思想，心思；忠纯：忠诚纯正。 29.简：选择；一说通“拣”，挑选；拔：选拔；遗（wèi）：给予。 30.悉以治之：都拿来跟他们商量。悉，全部；咨：询问，商议，征求意见；之，指郭攸之等人。 31.必能裨补阙漏：一定能够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裨（bi）：补；阙（quē），通“缺”，缺点，疏漏。 32.有所广益：有所启发和帮助。广益：增益；益，好处。 33.性行（xing）淑均：性情善良品德端正。淑，善；均，平。 34.晓畅：精通。 35.试用：任用。 36.督：武职，向宠曾为中部督（禁卫军统帅）。 37.营：军营、军队。 38.行（háng）阵：指部队。 39.优劣得所：好的差的各得其所。 40.小人：晚辈，下人，这里指宦官。 41.倾颓：倾覆衰败。 42.痛恨：痛惜，遗憾。 43.死节：为国而死的气节，能够以死报国。 44.隆：兴盛。 45.计日：计算着天数，指时日不远。 46.布衣：平民；百姓。 47.躬：亲自；耕：耕种。 48.南阳：东汉郡名，辖境包括今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一带，诸葛亮隐居地隆中当时属南阳郡。 49.苟：苟且；全：保全。 50.闻达：显达扬名，扬名显贵。 51.卑鄙：地位、身份低微，见识短浅。卑：身份低微；鄙：地处偏远，与今义不同。 52.猥（wěi）：辱，这里有降低身份的意思；枉屈：枉驾屈就。 53.顾：探望。 54.感激：有所感而情绪激动。 55.许：答应；驱驰：奔走效劳。 56.有：通“又”，跟在数词后面表示约数。 57.临崩寄臣以大事：刘备在临死的时候，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诸葛亮，并且对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临：将要，临近。 58.夙夜忧叹：早晚忧虑叹息。 59.泸：水名，即如今的金沙江。 60.不毛：不长草木，这里指人烟稀少的地方。毛，庄稼，苗。 61.兵：武器；甲：装备。 62.奖率：奖赏率领。 63.庶：希望；竭：竭尽；驽（nu）钝：比喻才能平庸，这是诸葛亮自谦的话；驽：劣马，走不快的马，指才能低劣。钝：刀刃不锋利。 64.攘（rǎng）除：排除，铲除；奸凶：奸邪凶恶之人，此指曹魏政权。 65.还：回；于：到；旧都：指东汉都城洛阳。[2] 66.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的职责本分。所以：用来...的是 67.斟酌损益（zhēn zhuo sun yi）：斟情酌理、有所兴办。比喻做事要掌握分寸，（处理事务）斟酌情理，有所兴革。损：除去；益：兴办，增加。 68.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把讨伐曹魏复兴汉室的任务交付给我。托：托付，交付；效：效命的任务。 69.不效则治臣之罪：没有成效就治我的罪。 70.告：告慰，告祭。 71.兴德之言：发扬陛下恩德的忠言。 72.慢：怠慢，疏忽，指不尽职。 73.彰其咎：揭示他们的过失。彰：表明，显扬；咎：过失，罪。 74.咨诹（zou）善道：询问（治国的）良策。诹（zou），询问，咨询。 75.察纳：识别采纳。察：明察；雅言：正确的言论，正言，合理的意见。 76.深追：深刻追念；先帝遗诏：刘备给后主的遗诏，见《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诏中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遗诏：皇帝在临终时所发的诏令。 77.当：在……时候。 78.临：面对；涕：眼泪；零：落下。 79.不知所言：不知道说了些什么。[7-9] 全译： 先帝创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分为三国，我们蜀汉国力困弊，这真是危急存亡的时刻啊。然而侍卫臣僚在内勤劳不懈，忠心的将士在外舍身忘死，这是因为他们追念先帝的特殊恩遇。想在您的身上进行报答。您应该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以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的美德。激发志士的勇气，不应当妄自菲薄。援引不恰当的譬喻，以堵塞忠言进谏的道路。 宫禁中的侍卫、各府署的臣僚都是一个整体，赏罚褒贬，不应有所不同。如有作恶违法的人，或行为忠善的人，都应该交给主管官吏评定对他们的惩奖，以显示陛下处理国事的公正严明。不应该有所偏爱，使宫内宫外执法不同。 侍中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心志忠贞纯洁的人，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都去咨询他们，然后施行，必能弥补缺失，集思广益。 将军向宠，心性品德善良平和，又通晓军事。过去经过试用，先帝称赞他很有才能，因此众人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禁军营中的事都去咨问于他，必能使军队和睦，不同才能的人各得其所。 亲近贤良的忠臣，远离奸佞的小人，这是汉朝前期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汉朝后期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谈论起这些事，对于桓帝、灵帝的做法，没有一次不叹息并且感觉到痛心和遗憾。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都是坚贞可靠，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诚愿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王室的兴盛，就时间不远了。 我原本一个平民，在南阳亲自耕田。只想在乱世里苟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间扬名显身。先帝不因为我地位、身份低微，而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中来拜访我。向我询问天下大事，由此使我感动奋发，而同意为先帝奔走效力。后来遭遇失败，在兵败的时候接受任务，在危机患难之间奉行使命，那时以来已经有二十一年了。 先帝知道我做事谨慎，所以临终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惟恐托付的事不能完成，有损于先帝的英明。因此五月渡泸南征，深入不毛之地。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甲已经充足，我应当勉励统率三军，北定中原，以便竭尽我拙劣的能力。扫除奸邪、兴复汉室、返还旧都。这是我用以报答先帝尽忠陛下的职责，至于处置日常之事，决定取舍损益，毫无保留地贡献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曹贼、兴复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若不能完成，就治我的罪，以告于先帝的英灵。如果不能进献增进圣德的忠言，那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的怠慢。以表明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当谋求自强，征询臣下的意见，考察并采纳正确的言论，深思先帝的遗诏。臣蒙受大恩，不甚感激。现在即将远离，一边写表，一边流泪，真不知该说些什么。 创作背景 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诸葛亮为丞相。汉建兴元年（223年），刘备病死，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实行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使汉境内呈现兴旺景象。为了实现全国统一，诸葛亮在平息南方叛乱之后，于建兴五年（227年）决定北上伐魏，拟夺取魏的长安，临行之前上书后主，即这篇《出师表》。 整体赏析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第一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予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惊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 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 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 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 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 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 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 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由叙而誓，推上高潮。 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 “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着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 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 名家评论 南宋陆游《书愤》：“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南宋文天祥《正气歌》：“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清丘维屏：“明白剀切中，百转千回，尽去《离骚》幽隐诡幻之迹而得其情。”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省沂南县）人，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早年避乱于荆州，隐居陇亩，藏器待时。建安十二年（207年）十月，刘备三顾茅庐，始出。诸葛亮对他纵谈天下形势，并建议刘备联合孙权，抗拒曹操，以益州为基地，兴复汉室，此后一直佐刘备。建安十三年即联孙权，在赤壁打败曹操，取得荆州，西取益州，建立蜀汉，拜为丞相。建兴元年（223年）刘备死后，后主刘禅袭位，诸葛亮尽心托孤，被封为武乡候，主持朝政。诸葛亮志在北伐，于是东连孙吴，南收孟获，频年出征，与曹魏交战，最后因病卒于五丈原。有《诸葛武侯集》 汉末篇——白衣渡江 白衣渡江是在东汉末年的襄樊之战末期，东吴吕蒙袭击荆州的一场军事行动。因为在渡江过程中，吕蒙让部下都扮作成商人的样子，所以这次战役被叫作“白衣渡江”。 当时关羽正率军北伐，不在荆州。吕蒙成功渡江后，南郡守将傅士仁、糜芳先后投降。吕蒙进驻南郡，安抚关羽手下的士卒家属，并与陆逊配合，切断关羽归路，并将其擒获。 此战东吴成功占领了荆州的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孙权和刘备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因此被打破，并引发了之后的夷陵之战。 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被关羽打得喘不过气来，一面尽全力阻挡关羽，一面派人“许割江南以封权”求和，当时曹孙刘均未称帝，封孙权是以汉的名义。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名义上没有问题，因此孙权受降论不成立。”，游说孙权起兵袭击关羽的后方来减轻曹军的压力。 东吴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一直都有关于全占荆州的主张。甘宁：“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鲁肃：“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之前因为“联刘抗曹”的重要性大于了荆州的重要性，江东以鲁肃为代表的联盟派一直没有攻打荆州的动静，而此时关羽攻打襄阳、樊城，进展颇为顺利，若置之不顾，刘备实力大增，足以和曹操抗衡，而东吴沦为最弱势的一方。关羽的威胁更大，他占据着长江的中上游，顺江而下来吞并吴国是十分容易的事。“联刘抗曹”的重要性已经小于了荆州的重要性 “关羽大意失荆州”已成俗语，大多数人认为关羽对吴军西进的判断是鲁莽的，是因为相信了吕蒙的“诈病”以及对陆逊的轻视而产生的错误判断。 但事实上关羽选择北伐的确是很好的时机。首先，白衣渡江并不是孙刘第一次交锋。在孙权军的意识里，荆州是刘备趁孙军主力牵制曹仁的时候窃取的。在赤壁之战中，孙家出力最大，而刘备获利最大。战后在刘备和孙权的交涉中，也有明确得益州，还荆州的承诺。所以早在215年，吕蒙就曾经发动荆州讨返战。 这一战迅如闪电，鲁肃以一万人驻守益阳牵制了关羽主力的救援，吕蒙的两万兵马轻取长沙，桂阳，围零陵。最后又以攻心术诱降守将郝普。其实刘备亲率的援军也已在路上，孙权已将南三郡揽入囊中。 此后孙刘和谈，关羽与鲁肃各持单刀赴会。因刘备有“借约”在先，孙家诉求无可指责。会议结果双方以湘江为界，各领三郡瓜分荆州告终，孙权归还了已夺取的夷陵郡。 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关羽放松警惕的原因之一。因为和谈刚刚进行，孙家应该在心理上获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短期内应该不至于有太大的动作。 其次，在217年，曹军与孙家军爆发了一次大规模会战——“濡须会战”。此战自孙权亲征围合肥始，张辽又奋威逍遥津，几乎杀吴主。又被曹军反扑，吕蒙拒濡须坞相抗，再曹退军。前后一年多时间，双方各投入数万兵力，均有重大损失。曹军东线因此失去援助襄阳的力量，才有其后汉水淹七军，几欲亡国的哀声。而孙权同样元气大伤，在保留长江沿线布防的情况下，是没有机动力量可以用来强夺荆州的。 218年，是汉之将末，政坛最为动荡的一年。先有耿纪，吉本（《三国演义》吉平原型）反曹。又有乌桓，鲜卑之乱。再到宛城侯音叛乱，直接触动襄阳后方。 219年，刘备称汉中王，举国士气高涨。关羽在各方如此形势之下，选择北伐原本无可厚非。 导火索 在《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中是这样记载白衣渡江起因的“羽尽擒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关羽水淹七军后，确实需要粮饷，就取了湘关的米。而孙权立即就发动了战争。 原因 从209年（建安十四年，赤壁大战的后一年）到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与曹操在这十年之中所打的仗，比刘备对曹操所打的仗更多。事实上就在219年孙权还在进攻曹魏的合肥。孙权之所以不停地和曹操交锋，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与性命，若不是这样，被曹操吞并，或者被刘备吞并，二选一的答案而已。 外交意义 刘备作为江东的盟友，在江东外患严重的情况下，做了一连串不仅足够激怒孙权，而且也令孙权失去安全感的事： 1.在赤壁大战以后，刘备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取了武陵郡、长沙郡、零陵郡和桂阳郡，一举把荆州南部收为己有。 2.和孙权的妹妹相处得很不和谐。 3.孙权建议共同进兵取益都，而刘备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加以拒绝。后来，刘备竟然自己单独行动夺了刘璋的地盘。 4.刘备又进军汉中，做了汉中王，却没在事前和孙权这位盟友有所商谈。 5.关羽拒绝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孙权的一个儿子，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自比为虎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称孙权为犬就未免太过分了。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关羽攻打襄阳、樊城，进展颇为顺利，若置之不顾，刘备实力大增，和曹操抗衡，而东吴沦为最弱势的一方，怎么看都是被吞并的命运了。 战略意义 吴国在荆州之战前的势力范围小的可怜，当时浙闽沿海为山越蛮夷之地，只有长江中下游弹丸之地可称王化。所谓魏大于吴大于蜀的版图，是在荆州夺还，孙权称帝之后的形势。而在刘备控制荆州益州时，曹大于刘大于孙（三人当时都未称帝）。 长江从四川东出到湖北，江流处于崇山峻岭之间，江面若不是狭窄，就是弯曲，一般有险可守。可从湖北开始，江流变得宽阔。若是占据上游，则长江天险与下游共有，顺流而下，势如破竹，很快就可以威胁到下游的核心地带。 于蜀而言，没有荆州尚能在地形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中割据，只是失去了与魏抗衡的基地；于魏而言，拿下荆州则可俯视长江，占领东吴，挺进西川，统一中国；而对于东吴而言，东吴立国，所凭仗的是长江天险。而荆州正在长江的上游，没有荆州将无以立国。 “敌在淮南，而长江之险，吾与敌共；敌在上游，而长江之险，乃制之于敌矣。”荆州正处在东吴的咽喉，南阳和襄阳在攻防上的唇齿相依之势，长江天险本身固守的本钱，怎可反受他人钳制。 荆州对于东吴来说如此重要，若是当刘备势力大增的时候，孙权依然没有荆州，天下三分很可能变成两分天下，孙权盘踞江南，毫无发展空间。 而夺取荆州以后，东吴消除了来自关羽的威胁，全据长江，进可攻，退可守，实力大增，从此开始天下三分。 吕蒙来到浔阳，把精锐士卒都埋伏在船舱里。在甲板上摇橹、扬帆的船工一律穿上普通衣服而不带甲胄（使白衣摇橹），把自己装扮成商人（作商贾人服），沿着长江向江陵进发，沿途关羽的巡哨都没有引起警觉，反而所有的岗哨包括站岗的军士都被“尽收缚之”。由此可见，关羽对吕蒙如此巨大的军事行动竟一无所知。 “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 关羽回师的时候，还是有数万人的战斗力量的，比起东吴投入的兵力，要强很多。但是就在回荆州的一路上，吕蒙让荆州兵的家人纷纷写信给随关羽出征的亲人。关羽北伐已近一年，战斗地带是洪涝重灾区（参考水淹七军），士兵早已思乡情重，此时便如当年四面楚歌的项羽军，关羽的部队早就没有了斗志，溃如鸟兽，而关羽也因此无奈走麦城。 麦城属零陵，关羽退回麦城后，伪称投降，被吴范（吴八绝之一）看破。吕蒙遂派潘璋断关羽的后路，果然在临沮截住了关羽。后羽在麦城，使使请降。权问范曰：“竟当降否？”范曰：“彼有走气，言降诈耳。”权使潘璋邀其径路 争议 “白衣渡江”中的白衣，并非穿戴白色衣服，而是指身着便服，未穿甲胄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战船都改装作商船，让兵士躲在船舱里。并非一律穿上白色衣服。也就是说，不穿作战人员的衣服，而是只穿平民百姓，商人的衣服，避免别人的注意，达到偷袭的目的。 评价 朱元璋：“克敌在勇，全胜在谋。昔关羽号万人敌，为吕蒙所破，为无谋也，尔宜深戒之。” 罗贯中：“养子当如孙仲谋，吕蒙谈笑便封侯。白衣摇撸真奇计，一举荆襄取次休。” 汉末篇——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故事，讲述了诸葛亮三次拜访刘备，最终成为刘备的军师，一起建立了蜀汉王朝。 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也启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坚持信仰和不懈追求，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一、故事背景 三顾茅庐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三国时期，当时天下分裂，各个诸侯互相争斗。刘备是一个出身贫寒的人，但他具有一颗为天下苍生着想的心，一直向往成为一位有用之人。 他曾经多次流浪和奔波，想要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实现理想，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他遇到了诸葛亮，才开始了他的崛起之路。 诸葛亮是当时着名的智者和谋士，被誉为“卧龙”，有“卧龙凤雏”之称。 他是一个文武全才，通晓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在当时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诸葛亮早年曾在草庐中隐居，卧薪尝胆，默默地钻研学问，为以后的政治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故事情节 刘备在自己的崛起过程中，多次听到了关于诸葛亮的事迹，他深知诸葛亮是自己能否实现理想的关键人物。 于是，他决定亲自前往拜访诸葛亮，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他拜访诸葛亮的第一次，并没有见到他，而是遇到了诸葛亮的夫人黄月英。 黄月英告诉刘备，诸葛亮目前正与朋友商量军事大计，无法脱身。刘备很失望，但仍然离开了。 第二次，刘备再次前往诸葛亮所在的草庐，却发现诸葛亮正在门前扫地。刘备十分惊讶，他本来认为诸葛亮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智者，不会做这些琐碎的事情。 但是，诸葛亮却告诉他：“孔明虽是一介布衣，但常常为人谋幸福，扫除茅庐，也是自己为人民谋福利。” 刘备被诸葛亮的谦虚和为人民着想的品质深深地打动了，他向诸葛亮发出了第三次邀请，希望他能够加入自己的团队。 诸葛亮终于答应了，开始为刘备出谋划策，提供军事和政治上的建议。他的智慧和才华得到了刘备的高度赞赏和信任，成为了刘备军队中的核心人物。 最终，他们共同建立了蜀汉王朝，为中国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故事的历史意义 三顾茅庐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着名的故事，它不仅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也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核心价值观，比如信仰、谦虚、为人民着想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认为只有坚持信仰和不懈追求，才能够获得成功和幸福。而诸葛亮正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在自己的茅庐中默默地钻研学问，为自己的政治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智者和谋士。 三顾茅庐的故事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虚和为人民着想的精神。诸葛亮虽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智者，但他却不骄不躁，始终保持着一颗谦虚的心。 他为人民着想，尽自己的力量为人民谋福利，最终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另外，三顾茅庐的故事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团结和合作的精神。 刘备和诸葛亮是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相互帮助，共同追求自己的目标。 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创造了历史上着名的蜀汉王朝。这种合作精神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需要相互帮助，携手合作，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理想和目标。 除此之外，三顾茅庐的故事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当时中国正处于分裂和战乱的时期？ 刘备和诸葛亮的故事反映了一个人民对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以及追求和平的艰难和曲折。 他们共同为实现和平和统一的目标而奋斗，最终创造了蜀汉王朝，为中国历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结尾 总之，三顾茅庐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着名的故事，它不仅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也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核心价值观，比如信仰、谦虚、为人民着想等。它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团结和合作的精神，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这个故事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反映了一个人民对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以及追求和平的艰难和曲折。 三顾茅庐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信仰、保持谦虚，为人民着想，相互帮助，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理想和目标 汉末篇——魏灭蜀之战 魏灭蜀之战是三国后期的吞并战，也是强者消灭弱者的一场战争。 263年8月，魏国实际领袖司马昭决定向蜀汉发动战争，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攻蜀。蜀将姜维、廖化率军以剑阁(今四川剑阁)险道为屏障，阻击魏军主力。 魏军具体进军路线是：西路邓艾主攻沓中屯田的姜维，中路诸葛绪负责切断姜维后路，东路钟会军则主攻汉中诸城。姜维在沓中与邓艾交战后，击败诸葛绪，直奔东路抵挡魏军主力。而钟会大军在占领汉中大部分据点后，前进到剑门关外时，被回援的蜀军阻拦，僵持不下。邓艾则采用以迂为直的谋略，在魏蜀两军主力对峙于剑阁之时，自率精锐部队绕道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越过700余里荒无人烟的地区，凿山开路，奇袭江油(今四川江油北)。又在蜀汉腹地绵竹大破诸葛瞻、攻占涪城(今四川绵阳)，进逼成都。后主刘禅因邓艾兵临城下，向魏军投降。 263年11月，蜀汉正式灭亡，开始了三国时代统一的序幕。 三国后期，魏、吴、蜀并立抗争的局面因三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渐趋崩溃。 蜀汉自诸葛亮死后，蒋琬和费祎辅政，他们遵行诸葛亮的既定方针，团结内部，又不轻易用兵，曾一度使蜀汉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247年至262年间，蜀汉经过将领姜维不断向魏发动战争，力量日渐消耗，加上后主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窃弄机柄，朝政日非，民有菜色。262年侯和之战，姜维军大败，死伤惨重。于是黄皓和诸葛瞻意图罢免姜维，让阎宇代替大将军职位。姜维厌恶黄皓弄权，上书请杀之，刘禅不听。姜维唯有避居沓中屯田，拥兵北防。朝政内外产生严重分歧。至此，蜀汉的基础已大大动摇。 此时吴国，因孙权死后内争迭起，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多次攻魏也多以失败告终。吴国的实力大大削弱了。 而魏国自明帝曹叡驾崩后，八岁的齐王曹芳为继位为傀儡皇帝，先是曹爽专政，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独掌大权。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并意图代魏。司马氏父子一方面大力清除曹氏势力，笼络士族，同时，他们还注意招揽人才，移民实边，沿用曹操的方法，推广屯田，兴修水利，使魏国在司马氏的掌管下，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对外上，名将邓艾数次抵御姜维的北伐军，司马昭也在寿春平定了诸葛诞的反叛。 然而260年甘露事变，贾充指使成济公开弑杀魏君曹髦，一方面司马氏得以进一步掌控曹魏朝堂，另一方面此悖逆恶行也让司马氏失去舆论和人心支持，延缓了司马昭禅代的步伐。此刻司马昭急需一场对外的大胜，寻求政治上的突破，洗刷污点，为篡位累积资本。 262年，司马昭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蜀汉已经“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决定采取“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再灭东吴，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朝内群臣皆言反对，邓艾更是数次上书称未到伐蜀时机。惟独司隶校尉钟会鼎力支持，并与司马昭一同“筹度地形，考论事势”。 为此，魏国任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为伐蜀作准备。同时扬言要先攻吴，以迷惑蜀汉。姜维闻讯，忙把情况上报给后主刘禅，建议派兵把守阳安关口(即阳平关，今陕西宁强西北)和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的桥头，作好防备。但后主听信黄皓的鬼巫之说，以为魏军不会进攻，不理会姜维的建议，也不让朝内群臣知道此事。 263年8月，十八万魏军分三路南下：西路军由邓艾所率的三万多人，出狄道向甘松、沓中直接进攻姜维；中路军由诸葛绪率三万多人马，自祁山向武街、阴平之桥头切断姜维后路；东路军由钟会率主力十余万人，分两路从斜谷、骆谷进军汉中。（资治通鉴采取兵分斜谷，骆谷，子午谷三路的说法）。 刘禅闻讯后，忙命廖化增援姜维；派张翼和董厥到阳安关口防守钟会军。9月，魏军全面发动攻势，蜀国方面依照姜维的布防计划，命汉中的蜀军不得战斗，退至汉乐二城驻守。钟会派李辅进攻乐城的王含、荀恺进攻汉城的蒋斌，自己则带兵攻阳安关，派胡烈攻关城。魏兴太守刘钦由子午谷出与魏军主力会师。关城守将、关中都督傅佥想坚守，但部将蒋舒因被降职而怀恨在心，建议傅佥出战。趁傅佥出战之时，蒋舒投降魏军，傅佥奋战而死。此时蜀汉除了柳隐坚守的黄金城与汉乐二城，汉中的多数据点已被攻下。钟会听闻魏军已得重镇关城，获其库藏粮谷，于是留下两万兵力围住汉乐二城，领东路大军长驱直入，直逼剑阁。钟会又发告《移蜀将吏士民檄》劝蜀地军民投降。 西路军也同时展开攻势，邓艾命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金城太守杨欣分别从东、西、北三面进攻沓中的姜维。姜维因获悉魏军已进入汉中的消息，担心阳安关失守，剑阁孤危，便不作抵抗，且战且退，希望尽快赶到关城援助。但中路诸葛绪军已从祁山进达阴平桥头，切断了姜维的退路。姜维为引开魏军，便率军从孔函谷绕到诸葛绪后方，诈做攻击。诸葛绪怕自己后路被断，慌忙后退三十里，姜维趁机回头越过阴平桥头。当诸葛绪察觉自己上当时，已经与蜀军相差一天，追赶不及。 姜维从桥头至阴平，一路向南撤，途中与正在北上的廖化、张翼、董厥等蜀汉援军会合。听闻关城丢失，蜀军只有退守剑阁，抵抗魏军。剑阁在今四川剑阁县，西有相连的小剑山和大剑山，地形险峻，道小谷深，易守难攻，姜维利用这种利于防守的地形，在此列营守险。刘禅也派人向东吴求救，吴国派出丁封、孙异等救蜀。 钟会大军被蜀军阻于剑门关外，不能前进。但剑阁又是通往成都的主要通道，不能放弃。于是钟会致书姜维：“公侯以文武之德，怀迈世之略，功济巴、汉，声畅华夏，远近莫不归名。每惟畴昔，尝同大化，吴札、郑乔，能喻斯好。”劝原为魏人的姜维归降。姜维不予回答。钟会文笔虽佳，面对天险，还是得用武略攻之。然蜀军保险拒守，魏军攻关不克，又是孤军深入，运粮不便，于是钟会便商议退兵。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艾提出了一条奇策，建议“从阴平由邪径(小道)经汉德阳亭(今四川剑阁西北)趣涪(今四川绵阳东)，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指蜀军)必还，则钟会方轨(两车并行)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邓艾策略的要点是，魏军应趁蜀军大受挫折时乘胜追击。从阴平绕小道攻涪城，这样姜维若从剑阁来援，则剑阁势孤易破，钟会大军即可前进；若蜀军不援涪，魏军便可破涪，切断姜维后路，并可直指成都。这条计策被接纳了，并由邓艾执行。 邓艾挑选精兵，想避开剑阁从汉德阳进入江由、左儋道，到达绵竹，趋近成都，邀请诸葛绪一同前行。但诸葛绪认为朝廷只命令他拦截姜维，没有让他向西进发，于是拒绝邓艾联军之议，率军东去白水(白水县)，与钟会会师。同时钟会派田章从剑阁西的道路进攻江油，田章破蜀军三校，后受邓艾节度为先锋。不过，钟会为扩大军权，密告诸葛绪畏懦不前，使其被征还洛阳，其部归属钟会。 这年十月，邓艾率军三万自阴平道出发。从阴平到江油，高山险阻，人迹罕至，也因此蜀汉未在此设防。邓艾军一路攀登小道，凿山开路，造作桥阁。时\"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面对不能开道的绝险之地，邓艾身先士卒，\"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穿过七百多里的荒无人烟之地，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后，魏军终于通过了阴平险道，到达江油。 江油关亦是“关口险峰壁立，直插云天；关下江流湍急，浊浪翻卷”的天险，但蜀江油守将马邈见魏军奇迹般出现，大惊失色，不战而降。 江油失守后，刘禅派卫将军诸葛瞻抗击邓艾，诸葛瞻下属黄崇劝告说：“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但诸葛瞻犹豫不决，被邓艾夺取了险地。诸葛瞻督军到涪城并与魏军发生战斗，邓艾大败诸葛瞻前锋，诸葛瞻被迫退守绵竹。邓艾遣使致书诸葛瞻劝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诸葛瞻怒斩使者。邓艾立即派其子邓忠及师纂等，从左右两面进攻蜀军。一开始魏军进攻失利，邓艾大怒，扬言要斩邓忠、师纂，命二人再战以将功补过。结果二人大破蜀军，斩杀诸葛瞻及张遵、黄崇等人，魏军占领绵竹，并立即进军成都。 此时蜀汉政权的中心成都被魏军逼近。虽周边要隘尚在，仍存半壁江山，外有东吴援军；主力部队姜维、廖化等仍在抵抗，但无力再分兵支援成都。邓艾入阴平时，百姓慌乱骚动，纷纷逃进山林荒野，不能禁止。邓艾破诸葛瞻的消息威慑整个蜀汉，诸县长吏有望风而降的，有弃官而逃走的。成都军民士气已降到谷底。 西：郫县令常勖固城拒守，还有汶山郡之汶山、龙鹤、冉駹、白马、匡用五围牙门之兵可用。 东：姜维大军进于郪县。亦有罗宪在江州。 南：霍弋镇守南中六郡，原部署好部队北上，可以增援成都。 北：重镇雒城尚未失陷，姜维军离此七十里。汉中诸围守在柳隐、蒋斌、王含拒守。 当时蜀汉兵多在剑阁，成都兵少。蜀君臣听闻魏军到来之时，皆不知所措。有人建议先逃向南中地区，也有人建议东投孙吴，其中谯周力主降魏，群臣多附和。十一月，刘禅接受谯周意见，开城降魏，同时遣使令姜维等投降。蜀汉正式灭亡。 坚守于剑阁的姜维，先闻诸葛瞻兵败，但未知刘禅的确切消息，恐腹背受敌，便引军东入巴中。钟会率魏军进驻涪城，另派胡烈、田续、庞会等追赶姜维。姜维再退到郪县，得知真实情形后，便率廖化、张翼、董厥等人向钟会投降。 邓艾灭蜀后，为刘禅请封扶风王，又上书伐吴，引起司马昭猜忌。此时钟会野心膨胀，与卫瓘、胡烈等人上书说邓艾有谋反迹象，导致邓艾父子被捕，发往洛阳。收押邓艾后，钟会独大于蜀中，与希望恢复汉室的姜维联合发动叛乱。 钟会原打算派姜维率蜀兵出斜谷，占领长安，再派骑兵经陆路、步兵经水路，攻打孟津、洛阳，夺取天下。但司马昭早已派贾充领一万余兵占据斜谷，又自领十万兵马屯于长安。后来钟会决定占据巴蜀，割据西南，于正月十六矫诏讨伐司马昭，魏将皆不服从。有人建议钟会屠杀牙门骑督以上官职的人，钟会犹豫不决，结果胡烈于正月十八发动兵变。魏军于成都城内激战，姜维率先被杀，不久魏兵杀死钟会，死伤数百人。钟会被杀后，邓艾部下想把邓艾迎接回来，但卫瓘派田续追击邓艾，双方在绵竹附近遇上，邓艾被杀。乱兵烧杀抢掠，成都城内死丧狼藉。后由卫瓘约束将士，方才平息。至此钟会之乱结束。 三方参战人物： 蜀汉： 大将军姜维（蜀亡后与钟会叛乱失败被杀） 右车骑将军廖化（投降后病死） 左车骑将军张翼（蜀亡后与姜维钟会叛乱失败被杀）、卫将军诸葛瞻（战死）。 后主刘禅（投降）、诸葛尚（战死）、董厥（投降）、张遵（战死）、赵广（战死）、李球（战死）、黄崇（战死）、王含（不详） 蒋斌（蜀亡后与姜维、钟会叛乱失败被杀） 蒋显（蜀亡后与姜维、钟会叛乱失败被杀） 马邈（投降）、蒋舒（投降）、傅佥（战死）、黄皓（投降）、柳隐（投降后辞官回蜀）、霍弋（投降）、句扶（不详）、罗宪（投降）、杨宗（投降）、宗预（投降）、刘谌（自杀）、常勖（投降）、阎宇（不详） 曹魏参战人物： 实际发动人司马昭 东路军钟会（灭蜀后与姜维叛乱失败被杀） 西路军邓艾（夺权后被卫瓘、田续杀死） 中路军诸葛绪（被钟会夺权） 卫瓘、牵弘、王颀、杨欣、师纂（被卫瓘、田续杀死）、邓忠（被钟会夺权后被卫瓘、田续杀死）、田续、樊震、胡烈、胡渊、田章、许仪（被钟会处斩）、李辅、荀恺、刘钦、庞会、爰（“”为“靓”异体）、句安（钟会之乱时被杀）、皇甫闿、夏侯咸、王买、丘建 战争评价 魏灭蜀之战，是强者消灭弱者的一场战争。魏能灭蜀，在于前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优于后者，但战场上的胜负，又与双方的指挥、谋划直接有关。 魏征西将军邓艾趁两军主力相持之际，率偏师出奇兵，行大纵深迂回穿插，绕过蜀军的正面防御，直捣蜀都成都，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着名的奇袭战例。 汉末篇——一计害三贤 何止是害三贤，这一计让关羽家被灭门，刘禅的儿子以及蜀国多名官员被杀，姜维、钟会基本被灭门，邓艾横死，画面惨不忍睹！ 姜维的计策，从见到钟会时就开始酝酿了，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钟会有异志！ 当时，钟会、邓艾两路大军进攻蜀国，在前期战事失利的情况下，姜维退兵据守剑阁，魏军一时无法攻入。 谁知邓艾偷渡阴平，击败诸葛瞻，兵临成都，刘禅投降，并下令姜维停止抵抗，就地投降。 姜维无奈，只得投降与他对峙的钟会，没想到钟会竟然对他礼遇有加！两人关系迅速升温，达到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的地步，在多次相处中，姜维看穿了钟会有谋反之心。 于是心生一计，一旦计成，不仅能干掉魏国两员大将及入蜀军队，还能复活蜀国！ 姜维的计策： 简单说，这个计策就是利用钟会的谋反之心加上与邓艾的矛盾，劝说钟会谋反，造成魏军内部混乱，他再趁乱号召旧部反攻复国。 这个计策实施起来要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步：干掉邓艾 邓艾迫使刘禅投降，进驻成都，是钟会谋反的阻碍，而且两人有矛盾，所以钟会秘密上书司马昭，说邓艾有反心。 司马昭竟然相信了，还下诏让钟会把邓艾用囚车押送回洛阳处理，于是，钟会亲自把邓艾送上了囚车，计划的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干掉魏军不服从的非嫡系高级军官，这一步的目的很简单，既然是谋反，那魏军中肯定会有一些非嫡系的军官不干，必须干掉。 此举旨在瘫痪魏军指挥系统，一旦魏军大量高级军官被杀，谁来带兵？到时候姜维就有机会反攻，但事情就坏在这一步，因为一个人的出现，加剧了钟会的失败，这个人就是老牌阴谋家——司马昭！ 钟会接到司马昭的信，上面说，司马昭怕钟会一个人搞不定邓艾，于是派重兵进驻蜀国边境的乐城，并亲率十万大军驻扎长安。 很明显，作为顶级的权谋高手，司马昭已经怀疑钟会谋反，已经重兵防范，钟会看完信后，觉得事态紧急，必须先发制人，决意谋反，让姜维率蜀军精锐出斜谷进攻魏国，钟会亲率大军增援，攻灭魏国，再水陆两路直取东吴，一统天下。 但想谋反，得找个正当理由，不然没人跟你干。所以钟会找了个在当时看来很合理的理由——郭太后遗诏！ 简单说，就是司马昭曾经弑君，篡权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以郭太后的名义，替曹操家讨伐司马昭，这就是正当理由。 于是，钟会伪造了一份郭太后遗诏，并召集众将，说郭太后遗诏令他讨伐司马昭，替魏国皇帝夺回皇权，在公布遗诏当天，为郭太后发丧，并要求众多将领在确认书上签字同意，作为凭证。 但有好几个高级军官听完后，当场就表示不干，钟会当场就把他们全部囚禁起来，而祸患却由此埋下！ 被囚禁的高级军官中有个叫胡烈的人，他有个部下劝说钟会，应该给每个被囚禁的将官配备一名侍从，给他们端饭倒水。 钟会同意了，而胡烈等人趁机在这些伺候他们的士兵中制造舆论，说钟会已经挖好很多大坑，准备把军中的高级军官都给埋了！ 此事被那些士兵一传十，十传百，要知道，这些高级军官在士兵心中威望很高，这话一传出，全军迅速人心惶惶，此刻有人建议钟会杀掉这些高级军官，但钟会犹豫不决！ 第二天中午，胡烈的儿子和部将出门擂鼓，魏军士兵无人统领的情况下自发涌向城门，当时钟会正在给姜维分发铠甲和武器，突然传来魏军兵变的消息，于是二人率领少数士兵迎战，最终不敌，两人死于兵变！ 但这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钟会死后，魏军无人约束，这些士兵把愤怒全部发泄到了蜀国人身上，随即，乱兵在城中大肆杀伤蜀国知名人物！ 其中，庞德之子庞会带兵把关羽家直接灭门，其他乱军在城中到处砍人，刘禅的儿子刘璿以及多名蜀国知名人物死于乱军之中，姜维全家被杀。 之后司马昭的心腹，监军卫瓘指使田续追上邓艾囚车，将邓艾父子杀掉，再约束入蜀魏军，城中之乱才得以平息。 第三步，趁乱反攻复国，可走到第二步就玩儿完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起事件： 其一，对姜维来说，这是一场豪赌。 赌赢了的话，蜀汉复国，并重创魏军，使得魏国元气大伤，毕竟入蜀的魏军都是精锐，一旦被姜维吃掉，魏国数十年内再无力伐蜀。 输了的话，大不了自己身死，家人被牵连，仅此而已，于是这场豪赌，以姜维一家老小作为赌注，以蜀汉复国为彩头而开启。 不幸的是，赌局的变量太大，姜维不仅输了赌注，还搭进去蜀国众多知名人物的性命！ 因为他没有想到事情最后会失控，兵变后的乱军直接杀了大量的蜀国知名人物，甚至酿成灭门惨案。 其二，姜维与钟会双方，实质上是互相利用，钟会看重了姜维在蜀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及手下的蜀国精锐部队，想利用姜维之力攻魏国，姜维想利用钟会谋反，引发魏军大乱，再趁机复国。 其三，钟会谋反有成功的可能吗？我认为钟会注定会失败，原因有这几点： 首先，钟会作为军队统帅的时间并不长，在军中缺乏自己的势力，真正掌握的嫡系将领极少，大部分高级军官不是他的人。 他要谋反，军中不服从的人必定很多，如果像姜维那样统率军队几十年，威望极高，势力极大，才有成功的可能。 其次，魏军士兵都是北方人，家人都在魏国，一旦跟着钟会谋反，那家里人必定遭殃，是不大可能跟着钟会留在蜀中的，基于这两点，钟会一开始，就是注定会失败的。 汉末篇——高平陵之变 曹操封魏王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以佐助曹丕。曹丕临终时，令司马懿与曹真等为辅政大臣，辅佐魏明帝曹叡。明帝时，司马懿屡迁抚军大将军、大将军、太尉等重职。明帝崩，托孤幼帝曹芳与司马懿和曹爽。曹芳继位后，司马懿先是遭到曹爽排挤，迁官为无实权的太傅。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自此曹魏军权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件。 魏明帝曹叡于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日（239年1月22日）逝世，遗诏由年仅八岁的皇太子曹芳继位，并由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重用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人，排斥司马懿；且不久即晋升司马懿为太傅而夺去了他的实权。之后又任命弟弟曹羲和曹训为中领军及武卫将军，曹爽集团于是完全掌握宫中禁军。从此曹爽和何晏等心腹控制了朝廷的运作，权倾朝野，而同为辅政大臣的司马懿则被架空。 司马懿无法参与政令决策，为了等待时机，凝聚反击力量，于正始八年（247年）借故生病辞职以回避曹爽。次年，李胜到荆州上任刺史前向司马懿辞行，司马懿更在他面前装出重病的样子，因此令曹爽对他更为松懈；但与此同时，司马懿却与儿子司马师（当时为中护军）、司马昭以及太尉蒋济等人暗中准备发动政变。 正始十年正月甲午日（249年2月5日），少帝曹芳拜谒位于高平陵的魏明帝之墓，曹爽兄弟及其亲信们皆随同前往。 司马懿以郭太后名义下令，关闭了各个城门，率兵占据了武库，并派兵出城据守洛水浮桥；命令司徒高柔持节代理大将军职事，占据曹爽营地；太仆王观代理中领军职事，占据曹羲营地。 然后向魏帝禀奏曹爽的罪恶说：“我过去从辽东回来时，先帝诏令陛下、秦王和我到御床跟前，拉着我的手臂，深为后事忧虑。我说道：‘太祖、高祖也曾把后事嘱托给我，这是陛下您亲眼见到的，没有什么可忧虑烦恼的。万一发生什么不如意的事，我当誓死执行您的诏令。’如今大将军曹爽，背弃先帝的遗命，败坏扰乱国家的制度；在朝内则超越本分自比君主，在外部则专横拔扈独揽大权；破坏各个军营的编制，完全把持了禁卫部队；各种重要官职，都安置他的亲信担任；皇宫的值宿卫士，也都换上了他自己的人；这些人相互勾结盘踞在一起，恣意妄为日甚一日。曹爽又派宦官黄门张当担任都监，侦察陛下的情况，挑拨离间陛下和太后二宫的关系，伤害骨肉之情，天下动荡不安，人人心怀畏惧。这种形势下，陛下也只是暂时寄居天子之位，岂能长治久安。这绝不是先帝诏令陛下和我到御床前谈话的本意。我虽老朽不堪，怎敢忘记以前说的话？太尉蒋济等人也都认为曹爽有篡夺君位之心，他们兄弟不宜掌管部队担任皇家侍卫，我把这些意见上奏皇太后，皇太后命令我按照奏章所言施行。我已擅自作主告诫主管人及黄门令说：‘免去曹爽、曹羲、曹训的官职兵权，以侯爵的身分退职归家，不得逗留而延滞陛下车驾，如敢于延滞车驾，就以军法处置。’我还擅自作主勉力支撑病体率兵驻扎在洛水浮桥，侦察非常情况。” 曹爽得到司马懿的奏章，没有通报曹芳；但惶急窘迫不知所措，于是就把曹芳车驾留宿于伊水之南，伐木构筑了防卫工事，并调遣了数千名屯田兵士为护卫。 司马懿派遣侍中、高阳人许允和尚书陈泰去劝说曹爽，告诉他应该尽早归降认罪；又派曹爽所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去告诉曹爽，只是免去他的官职而已，并指着洛水发了誓。 当初，曹爽因桓范是他同乡年长的故旧，所以在九卿之中对桓范特别加以礼遇，但关系不太亲近。司马懿起兵时，以太后的名义下令，想要让桓范担任中领军之职。桓范打算接受任命，但他的儿子劝阻他说：“皇帝的车驾在外，您不如出南门去投奔。”于是桓范就离城出去。走到平昌城门时，城门已经关闭。守门将领司蕃是桓范过去提拔的官吏，桓范把手中的版牒向他一亮，谎称说：“有诏书召我前往，请你快点开门。” 司蕃想要亲眼看看诏书，桓范大声呵斥说：“你难道不是我过去手下的官吏吗？怎敢如此对我？” 司蕃只好打开城门。桓范出城以后，回过头来对司蕃说：“太傅图谋叛逆，你还是跟我走吧！” 司蕃步行追赶不及，只好在道旁躲避。司马懿得知后对蒋济说：“曹爽的智囊去了！”蒋济说：“桓范是很有智谋的，但曹爽就象劣马贪恋马房的草料一样，因顾恋他的家室而不能作长远打算，所以必然不能采纳桓范的计谋。” 桓范到了之后，劝说曹爽兄弟把天子挟持到许昌，然后调集四方兵力辅助自己。曹爽仍犹豫不决，桓范就对曹羲说：“这件事明摆着只能如此办理，真不知你读书是干什么用的！在今天的形势下，像你们这样门第的人想要求得贫贱平安的日子还可能吗？而且普通百姓有一人被劫作人质，人们尚且希望他能存活，何况你们与天子在一起，挟天子以令天下，谁敢不从。” 他们都默然不语。桓范又对曹爽说：“你的中领军别营近在城南，洛阳典农的治所也在城外，你可随意召唤调遣他们。如今到许昌去，不过两天两夜的路程，许昌的武器库，也足以武装军队，我们所忧虑的当是粮食问题，但大司农的印章在我身上，可以签发征调。” 然而曹羲兄弟却默然不动，从初夜一直坐到五更。曹爽然后把刀扔在地上说：“即使投降，我仍然不失为富贵人家！”桓范悲痛地哭泣道：“曹子丹这样有才能的人，却生下你们这群如猪如牛的兄弟！没想到今日受你们的连累要灭族了。” 于是曹爽向曹芳通报了司马懿上奏的事，告诉曹芳下诏书免除自己的官职，并侍奉曹芳回宫。曹爽兄弟回家以后，司马懿派洛阳的兵士包围了曹府并日夜看守；府宅的四角搭起了高楼，派人在楼上监视曹爽兄弟的举动。曹爽若是挟着弹弓到后园去，楼上的人就高声叫喊：“故大将军向东南去了。”弄得曹爽愁闷不已，不知如何是好。 正月戊戌日（2月9日[19]），有司奏告：“黄门张当私自把选择的才人送给曹爽，怀疑他们之间隐有奸谋。”于是逮捕了张当，交廷尉讯问查实。张当交待说：“曹爽与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人阴谋反叛，等到三月中旬起事”。于是把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以及桓范等人都逮捕入狱，以大逆不道罪劾奏朝廷，并与张当一起都被诛灭三族。 社会评价 司马懿因为这次政变，消除了由曹爽领导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曹氏宗室力量日渐薄弱，司马氏得以完全掌握了权力，控制了曹魏朝政，逐步消灭支持曹氏的势力，向篡夺曹魏政权的目标前进，为日后司马炎代魏立晋奠下了根基。 影响 以司马懿为首的士族清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所牵连者达五千余人。四月后，魏帝改元嘉平。司马懿除任用名士、能人外，亦提拔亲信、心腹之人。 恶劣影响：司马懿先是对洛水起誓，又违背誓言诛灭曹爽三族，其行为非常恶劣，使司马氏的信誉降到冰点。 后晋帝司马昭又指派手下当街弑君，更是一种很恶劣的行为，他让后来人知道了一个道理，什么忠君爱国都是假的，只要你拳头大，你就可以做皇帝。 晋朝建立以后，司马氏大封群臣，又封诸王与何地，随后又有妖后贾南风从中谋划，引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中原大地陷入战乱之中，八王之乱更是把晋朝精锐消耗一空，导致后来异族入主中原，开启了“五胡乱华”时代，汉人差点被灭族。 晋朝的司马氏真乃汉族罪人也！ 能做到一个姓氏就让人对他们改变看法，首推诸葛亮，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还有他的智谋、领军能力、政治能力，让后世人一看到姓诸葛的，就觉得是聪明人。 至于司马氏嘛，可以说三国以前由于司马迁等名人的效应，让人们对于司马这个姓氏还是很敬畏的，但是自从八王之乱后，人们对于这个姓氏真是一言难尽啊！ 汉末篇——晋灭吴之战 晋灭吴之战是公元279年十一月至280年三月，晋武帝司马炎发兵水陆并进，直取建业（今南京），一举灭东吴，实现统一的战争。公元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进军攻打东吴，第二年二月初，攻克丹阳城（今中国中南部湖北省秭归东）后，攻破吴军横断江路之铁锁铁锥，船行无阻，后来又擒获吴西线统帅、都督孙歆。在东线战场，东吴丞相张悌率领三万军队渡过长江迎战，被晋军夹击大败而归，晋军当机立断，挥师直指建业，吴军惊恐怯懦，不战而降，士卒闻讯逃散，于是东吴宣告灭亡。此战，西晋准备周密充分，善择战机，兵分多路，水陆并进，发挥强大水军作用，临机果断，一举获胜。吴主昏庸，防务松弛，将士离心，缺乏统一对策，招致节节失败。晋灭吴后，东汉末年以来分裂百年的中国复归统一。 公元263年魏灭蜀后，打破三国鼎立数十年的局面。曹魏政权落入司马昭父子之手。两年后，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形成晋、吴对峙局面。 司马氏建立西晋王朝后，据有原魏、蜀之地，已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州郡府县；东吴沿江为国，仅有荆、扬、交三州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即今长江中、下游及岭南等地区。双方接壤数千里，时常有战火发生。从公元269年（西晋泰始五年）起，晋武帝司马炎就筹划剿灭东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于是一面改善内政，开发农业、积存粮食；一面优选将帅，造楼船，练水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编练水军。 西晋拥有五十万人的陆军，但缺少水军，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虽“武骑千群，无所用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司马炎命王濬在益州（州治在今四川成都）造战船，治水军数万人，使晋军的弱点得以克服，实力大为增强。东吴地跨大江南北，战乱较少，有相当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军队总人数为二十三万，尤以水军为强，有舟船五千余艘。然而东吴国君孙皓却不修缮内政，暴虐荒淫，导致民穷财竭，上下离心；又自恃水军强大，凭借长江天险，戒备松散。加之主将陆抗死后，部众分散，又中晋离间计，撤换了名将西陵都督张政，使西线守备更加削弱。这种局势对晋灭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司马氏早在灭蜀之前即有灭吴的打算。 公元262年（魏景元三年），司马昭提出了“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再并东吴，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为实现先辈统一天下的遗愿，晋武帝司马炎从公元269年（晋泰始五年）起，即着手筹划灭吴。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厚待刘禅及诸葛亮等人的子孙，以巩固其在巴蜀的统治，解除后顾之忧；对东吴实行分化瓦解政策，以动摇其军心民心。改善内政，屯田积谷，安定边防。 同时，优选将帅，调整部署，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今属湖北）；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镇东大将军、东莞王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 公元272年（泰始八年），晋武帝依照羊祜之建议，复任王濬为益州刺史，旋又加封龙骧将军，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命其在巴蜀大量建造战船，训练水军。晋军所建造的大型战船，长120步，可装载二千余人，上构木城，筑起楼橹，四面开门，船上可骑马驰骋。后命其加快造船进度。如原来王濬在巴蜀只奉令以五六百屯田兵造船，后来又增加各郡士兵一万人，一年就完成了造船任务，使王濬水军“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为实现“水陆并进”灭吴，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力量。 公元276年（咸宁二年）十月，晋伐吴的准备基本完成。征南大将军羊祜奏请伐吴，指出伐吴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不失时机地向东吴进军，并根据“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的战略方针，提出了灭吴的部署。其要点是：针对吴军部署上东强西弱的情况，确定在徐、扬方向实行牵制，首先集中水陆主力夺取夏口以西地区，然后顺江而下，集中全力合击吴都建业。 这一方针的好处是：水陆并进，多路齐发，可以充分发挥水陆军的优势，从薄弱而又重要的长江上中游横切纵割，一举粉碎吴军的整个防御体系，从而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司马炎接受了羊祜的建议，但由于西北鲜卑族首领起兵反晋，后方不稳，加之太尉贾充等人的反对，使伐吴战争拖延了下来。 公元277年（咸宁三年）七月，又以都督豫州诸军事王浑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以镇南大将军司马亮为都督豫州诸军事，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 公元278年（咸宁四年）十一月，羊祜去世，晋武帝依羊祜生前所荐，以杜预继任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东吴方面，面对晋军进攻的严重威胁。一些大臣深感忧虑。他们认为东吴虽有长江天险，但“长江之限，不可久恃”，因此向孙皓建议，在政治上“省息百役，罢去苛扰”，“养民丰财”，以加强内部的安定和经济实力；在军事上，为防晋军从上游顺流而下，加强建平（郡治在今湖北秭归）、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西陵峡口）的防务。东吴名将陆抗指出：“西陵、建平，国之蕃表（屏障）”，“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因此，他担任乐乡都督后，请求在西陵屯精兵三万人。 公元272年（晋泰始八年），王濬在巴蜀造战船，大量碎木顺流而下，建平太守吾彦见后，知晋将发兵顺流而下，请求增强建平守备。 公元274年（晋泰始十年），陆抗再次上疏，陈述加强建平、西陵防守的重要性。他说：“若其不然。深可忧也。”但是，这些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吴主孙皓认为晋无力攻吴，且东吴有长江天险，难以攻破。因此他不修内政。暴虐如故。在军事上不重军备。放松长江上游的防务，当然更谈不上通盘的战略考虑和进行全面的防御准备了。 公元279年十一月，司马炎采用羊祜生前拟制的计划，发兵二十万，分六路进攻东吴： 1.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自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向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方向进军； 2.安东将军王浑自扬州（州治在今安徽寿春），向江西（指今安徽和县方向），出横江渡口进军； 3.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州治在今河南许昌东南）向武昌（今湖北鄂州）方向进军； 4.平南将军胡奋自荆州向夏口（今武汉市武昌）方向进军； 5.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今属湖北）方向进军，尔后南下长江、湘水以南，直抵交广； 6.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巴东（郡治在今四川奉节）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东下，直趋建业。 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冠军将军杨济为副，率中军驻襄阳，节度诸军；中书令张华为度支尚书，总筹粮运。 总的作战意图是：以司马伷、王浑两军直逼建业，牵制吴军主力，使其不能增援上游；以王戎、胡奋、杜预三军夺取夏口以西各战略要点，以策应王濬所率的八万水陆大军顺江而下；然后由王濬、司马伷、王浑军南下东进，夺取建业。这样的部署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为东吴尚有兵力二十余万，就兵力对比而言，晋军南下的兵力并不占多大优势，只是吴军兵力分散于沿江和江南各地，晋军要分路予以各个击破，才能迅速灭吴。 公元280年（太康元年）正月，安东将军王浑所统率的十多万大军向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方向进军，派出参军陈慎等率部分兵力攻击寻阳（今湖北武穴东北）；派殄吴将军李纯率军向高望城（今江苏江浦西南）进攻吴军俞恭部。 正月二十五日，李纯占领了高望城，击破俞恭军，推进至横江以东，夺占了渡江的有利渡场。与此同时，参军陈慎军攻取了阳濑乡，大败吴牙门将孔忠等。吴厉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等率部众降于晋军。 二月，吴主孙皓得知晋王浑率大军南下，即命丞相张悌统率丹阳（今江苏南京）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兵三万，渡江迎战，以阻止晋军渡江。张悌军行至牛渚（今安徽当涂北采石），沈莹向其分析晋军来犯的形势时说：“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 据此，沈莹建议，应集中兵力于采石，等待晋军前来决战，若能打败晋军，即可阻止晋军渡江，还可西上夺回失地。如若渡过江去与晋军决战，不幸失败，大势必将去矣。但张悌却认为，东吴的即将灭亡，人人早已看清，并非今天才知晓。 这样，晋兵一至，众人心中必然恐惧，难以再整军出战。趁着如今晋大军未到，渡江与其决战，或许还有希望获胜。如若战败身亡，为国牺牲，也就死而无憾了。假如我能战胜，北方的敌人逃走，我军声威便会大震，那时乘胜南下，迎击西来之敌，定能制胜敌人。若依照你的计划，坐等敌人前来，恐怕部队早逃散了。于是，张悌决心率军渡江迎击晋军。 三月初，张悌军渡江后，于杨荷（今安徽和县）正遇王浑部将城阳都尉张乔率七千兵马赶到，张悌军随即将张乔军包围，张乔兵微势弱，便闭寨请降。副军师诸葛靓认为，张乔是以假投降行缓兵之计，拖延时日，等待后援，我应急速进兵予以歼灭。 但张悌却主张放过他们，因为强敌在前，不可因小敌而出战。于是接受张乔投降后，率兵继续前进，随即与王浑主力部队之司马孙畴和扬州刺史周浚军列阵相对。吴将沈莹首先率领五千精锐向晋军攻击，三次冲击均未奏效，被晋军斩首二将，不得不退兵。晋军则乘吴军退兵混乱之机，以将军薛胜、蒋班率军追杀，吴军大败。此时，伪降之张乔军又从背后杀来，吴军溃败而逃。 诸葛靓见大势已去，收集败兵数百逃回江南。张悌不肯逃走，与沈莹、孙震力战而死，吴军三万多人，被斩近八千人，余皆逃散，晋军遂胜利推进至江边。此时，扬州别驾何恽向扬州刺史周浚建议说：“张悌率东吴三万精兵，被我歼灭，吴国上下震惊，现龙骧将军王濬已攻下武昌，乘胜东下，所向皆克，吴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我应速挥军渡江，直捣建业，大军突然而至，定能不战而逼降东吴。” 但王浑听到这一建议后则认为晋武帝只命他出兵江北，以抗吴军，如果渡过长江，就是违背君命，即使作战获胜，也难以获赏；但若失败，必获重罪。于是，王浑坚持按原诏令，就地等待王濬军的到达，然后再统一节制王濬等军渡江作战。何恽再次向王浑建议说，将军身为上将，当见机而进，岂有事事等待诏命之理。王浑仍不听从。 琅邪王司马伷所率的一路大军，自正月出兵以来，迅速进至涂中后，令琅邪相刘弘率兵进抵长江，与建业隔江相峙，以牵制吴军；同时派长史王恒率诸军渡过长江，直攻建业。王恒军进展顺利，一一击破吴沿江守军，歼灭吴军五六万人，俘获吴督蔡机。王濬军在长江上中游获胜之后，便挥军顺流而下，三月十四日到达牛渚。当进至距建业西南五十里时，吴主孙皓才派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一万前往迎击；但吴军此时已成惊弓之鸟，张象的部队一望见晋军的旌旗便不战而降。王濬的兵甲布满长江，旌旗映亮天空，声势十分盛大，继续向前推进。 原先吴主孙皓派往交趾征讨郭马的将军陶濬，行至武昌时，听到晋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便停止去交趾，返回了建业。此时，吴主孙皓便授其符节，命其率军二万，迎击晋军。结果，二万军队出兵前夜便逃散一空。 此时，王浑、王濬和司马伷等各路大军已逼近东吴京师建业长江的北岸，东吴司徒何值、建威将军孙宴等交出印信符节，前往王浑军前投降。吴主孙皓见自己内部已分崩离析，便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策，分别派遣使者送信给王浑、王濬、司马伷，请求降服，企图挑唆三人互相争功，引起晋军内部分裂。 使者先把印玺送给司马伷。王濬此时正挥军直进，三月十五日行至三山（今江苏南京西南）时，王浑派使者命其暂停进军，王濬不理，借口风太大，无法停船为由，扯起风帆直冲建业。当日，王濬统率水陆八万之众，方舟百里，进入建业。吴主孙皓反绑双手、拉着棺木，前往王濬军门投降。至此，晋军连克东吴四州、四十三郡，降服吴军二十三万，东吴政权宣告灭亡，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也随之结束。 胜利消息传来，司马炎执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亲见之耳！”未参与战事的骠骑将军孙秀退朝时，向南而哭说：“昔讨逆壮年，以一校尉创立基业；今孙皓举江南而弃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晋武帝司马炎经过长期的战争准备之后，终于以六路大军，水陆并进，直捣东吴京师建业，一举灭亡了东吴政权，使中国自东汉末年开始百年的战乱和三国鼎立纷争的局面宣告平定，中国又重新统一于一代新的封建王朝治理之下，这一统一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当时社会前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国五十七年、占据长江天险、拥有大军共二十多万的东吴政权。为何在西晋王朝的一击之下，便冰消瓦解，虽有其多方面的因素，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东吴自末帝孙皓当政以来，昏庸残暴，任意杀害臣民，动辄扒皮，挖眼，惨不忍睹，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民间谣传章安侯孙奋应成为天子，孙皓便将孙奋和他的五个儿子统统处死；豫章太守张俊因替孙历之母扫墓，也被孙皓下令车裂；吴中书令贺邵因中风，不能说话，数月无法上朝，孙皓怀疑他装病，命人严刑拷打后，割断他的头，加以焚烧。孙皓还特别重用奸佞谄媚之徒，张俶因常进谄言、诋毁别人，十分被宠信，多次升官进爵，成为司直中郎将，进封侯爵，于是造成了官吏和民间互以私利为目的竞相诬谄的混乱局面，致使监狱暴满，全国上下一片恐怖气氛。 孙皓还特别憎恨胜过他的人，侍中、中书令张尚，口才捷利，雄辩超众，孙皓便借故收捕张尚，欲处极刑，公卿以下一百多人叩请孙皓减免张尚的罪行，孙皓当时假意应允，但将张尚送至建安后，终于将他杀死。孙皓每次宴会群臣，都强令大臣喝得烂醉，然后再让他们互相告发罪行，或立即处死，或剥下面皮，或挖出眼睛，君臣上下尔虞我诈，如此一个统治集团，自然四分五裂，人心丧尽，这就不能不从政治上注定东吴政权的必然失败。 当然，司马氏统治的西晋，也并非什么清廉之邦，只是政治上的腐败程度稍逊于东吴而已。然而作为西晋最高统治者的司马炎，在发动灭吴战争之前，与东吴孙皓类比，则尚属稍具政治头脑之士。因而，西晋的统治集团便远较东吴统治集团为强，它依靠一批谋臣良将渚如羊祜、杜预、王濬、张华等的辅佐筹策而取得了灭吴战争的胜利。 “宁可千日无战，不可一日无备”是自古以来兵家重要的战略思想。司马昭在灭蜀汉后，便明显地暴露了进一步并灭东吴的企图。对此，东吴的有识之士早已察觉，多次向吴主孙皓建议加强军备，增强沿江战略要点的防御力量，切实防止西晋的突袭。公元272年，吴建平太守吾彦发现长江上游飘来大量木屑，便预知了晋正大造舰船准备顺江东下灭吴的企图，向吴主孙皓建议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军兵以塞其冲要。”公元274年，当东吴大司马陆抗病重垂危之际，又向孙皓建议，将长江上游防守兵力增至八万以巩固西陵、建平等地的防备。但这些关键性的建议均被孙皓置之不理。 而西晋则在灭掉蜀汉之后，立即着手稳定内部，增强经济实力，力求富国强兵，利用17年的时间，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西晋特别针对东吴占据长江天堑的有利地势，接受曹魏时期“武骑千群，无用武之地”的教训，以将军王濬在蜀地训练水军，大造战船，做好顺江东下的一切作战准备。这样，便使本来已在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和军事实力诸多方面占据明显优势的西晋，如虎添翼，为夺取灭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东吴统治集团临战前多年，既失之于对西晋战略动向的研究，失去了针对西晋的战略企图采取相应对策的宝贵时机；又在战略指导中着着失误，致使拥有二十多万大军，占据半壁河山的东吴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即被西晋横扫而亡，这在古代战争史上成为不多见的惨败记录。本来，东吴并非居于绝对的劣势，即令是战前未做充分的准备，假如能在临战中采取相应的战略对策，也不致于如此迅速的彻底灭亡。 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东吴只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即有可能阻止西晋的推进：一是立即增强长江上游建平、西陵一带的防御力量；另一条是集中兵力于建业附近，加强沿江守备，以逸待劳，坚决阻止晋军渡江登岸。可惜东吴统治集团缺乏起码的战略决策头脑，计不及此，致使西晋王濬的水军顺江而下，如入无人之地，迅速与其东面的三路大军胜利会师于建业江面，对东吴京师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东吴丞相张悌所率的三万精兵，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不顾部将沈莹的劝阻，拒绝在江上机动御敌而渡江北上，这对濒临陷落的建业危局无疑于釜底抽薪，帮了晋军的大忙。 司马炎对灭吴战争的战略策略的运用则是相当出色的。战前，多年来西晋便采取了瓦解东吴军民斗志的一系列策略，临战中又进行周密的作战策划和部署，以六路大军东西对进，三面齐攻，有主有从，战略上的协同和配合环环相扣，甚为默契，做到了计而后战，稳操胜券。 吴军士气的低落由来已久，这是其政治极端腐败、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战前便不断发生吴军将士投降西晋的事件；当王濬军顺流东下，吴主孙皓命游击将军张象率一万水军前往抗击王濬军时，张象军一见西晋军的旗号便全部投降了西晋；吴将陶浚奉命率军二万与晋军作战，要出发的前天晚上，部众也逃散一空，吴司徒何值、建威将军孙晏等人未等晋军逼近，便主动交出符节印信而降。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吴军军无斗志的惊人状态，这样一支军队自然无法与晋军相匹敌。 晋灭吴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突破长江天堑的江河进攻战。此役创造了水陆俱进、多路并发、顺流直下的大江河进攻方略，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百年的分裂局面，亦为后世用兵长江提供了借鉴。在晋灭吴的战争中，西晋准备充分周密，战略指挥正确，作战部署得当，所以取得了胜利。王濬率的水军对这场战争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情况下，千里长江天堑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何况东吴以舟楫为舆马，水军向来强大。曹操败于赤壁；曹丕攻吴，临江而返，都因受限于长江。司马炎接受了这些教训，编练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这支水军从巴蜀启航，沿江东下，破铁锁，除铁锥，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只用40多天就驶抵建业。然后又不失时机地配合步兵发起总攻。终于迫使吴主孙皓投降，灭亡了东吴。 世家大族——汝南袁氏 汝南袁氏为东汉时期的着名世族，在东汉末年湮灭，祖籍在汝南郡。 历史渊源 据考证，袁氏是虞舜的后裔。西周初，周武王追封先贤后裔，封有虞氏之裔妫满于陈（今河南淮阳），建陈国。妫满死后，谥号为陈胡公。他的十一世孙有个叫诸公，字伯媛。伯媛的孙子涛涂，以祖宗字媛命氏。春秋时，媛氏世袭陈国上卿。当时媛、辕通用，故媛涛涂又写作“辕涛涂”。至西汉初，辕氏后裔政将“辕”字的“车”旁去掉，邕以袁为氏。唐宋时期的姓氏书名如《古今姓氏书辨证》等对此均有详细记载。 家族发展 据《汝宁府县志》载，汝南古为沈蔡诸国之地，战国时在楚魏二境之交，秦属颖川郡。到汉朝时设置汝南郡，隶属豫州，领县三十七，包括了今天的平舆、项城、西华、漯河、潢川以及安徽的阜阳、蒙城在内的大片疆域，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战乱、官职调任等原因，虽然汝南袁氏又派生出许多支脉，向海内外广为发展，但发端于袁安的汝南袁氏始终是最为兴旺的一支。 袁逢的嫡子袁术则官至后将军，后自取玉玺，自立为帝。 由血缘上来看，袁绍、袁术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由宗法来看，则两人为从兄弟。而学者记录，往往分歧。 袁绍、袁术均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枭雄。因为二人曾率领关东诸侯讨伐权臣董卓，董卓遂把身处洛阳的袁隗和袁基（袁术之兄）一家二十余人杀害。 后来，袁术因自立为帝，遭受各群雄攻伐而死，其子袁耀投奔东吴势力。袁绍欲与曹操争天下，但于官渡之战被击败后不久病死，其子袁谭、袁尚、袁熙因夺位而相争，终于先后同被曹操所灭。 自袁良以后，至其孙袁安官至司空、司徒，安子袁敞及袁京皆为司空，京子袁汤为司空、太尉，汤子袁逢亦至司空，逢弟袁隗亦至三公、太傅。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故号称“四世三公”。 袁绍，是袁逢之庶长子，袁逢将袁绍过继给其兄袁成。袁绍在少帝朝官拜司隶校尉，至献帝时任大将军。 袁安卧雪 东汉袁安没做官的时候，客居洛阳，很有贤名。一年冬天，洛阳令冒雪去访他。他院子里的雪很深，把袁安困在了雪里，洛阳令叫随从扫出一条路才进到袁安屋里。袁安正冻得蜷缩在床上发抖。洛阳令问：\"你为什么不求亲戚帮助一下？\"袁安说：\"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大雪天我怎么好去打扰人家？\"洛阳令佩服他的贤德，举他为孝廉。 袁氏后人，念祖上德行，后人以卧雪堂为堂号。卧雪堂为袁氏第一门。 家族名人 袁安（？－92年4月9日），字邵公（一作召公）。汝南郡汝阳县人。东汉名臣。 袁安自幼承袭家学，研习《孟氏易》。初任汝阳县功曹，后以孝廉获举，升为阴平县长、任城县令。他御下极严，能使官民畏爱。汉明帝时，屡迁为楚郡太守、河南尹，政号严明，断狱公平。在京畿十余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后历任太仆、司空、司徒等职。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兄弟掌权，民怨沸腾，袁安不畏权贵，守正不移，多次直言上书，弹劾窦氏种种不法行为，为窦太后忌恨。在是否出击北匈奴的辩论中，袁安与司空任隗力主怀柔，反对劳师远涉、徼功万里。为此问题，他免冠上朝力争达十余次。永元四年（92年），袁安逝世。 袁安的后代（汝南袁氏）繁荣兴盛，与弘农杨氏并为东汉“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 袁绍（？－202年6月28日），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东汉末年军阀，汉末群雄之一。司空袁逢之子。 袁绍出身东汉名门“汝南袁氏”，自袁绍曾祖父起，袁氏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他自己也居三公之上，其家族也因此有“四世三公”之称。袁绍早年任中军校尉、司隶校尉，曾指挥诛杀宦官。初平元年（190年），与董卓对立，被推举为关东联军首领。 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并于建安四年（199年）的易京之战中击败了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统一河北，势力达到顶点。但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建安七年（202年），袁绍在平定冀州叛乱之后病逝。 袁谭（？－205年），字显思（《东光世系》中字显恩，一说显忠），汝南汝阳人。汉末政治人物，大将军袁绍长子，曾任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击败田楷、孔融，完全占据青州。 袁绍去世后，审配等伪立遗令，拥立袁尚为继承人，袁谭不能继位，心怀愤恨。后袁谭、袁尚二人的矛盾彻底爆发，袁谭联合曹操共同攻打袁尚。 建安十年，曹操兴兵进攻南皮，袁谭奋力抵抗，终于在曹操急攻之下战败，为曹纯麾下虎豹骑所杀。 袁熙（？-207），字显奕，（《后汉书》、《东光世系》作显雍），是东汉末年占据河北的袁绍次子，袁绍打败公孙瓒后，令袁熙为幽州刺史。 袁绍官渡兵败后不久病死，其兄长袁谭、弟弟袁尚各自独立，互相攻伐，曹操趁机进攻袁谭、袁尚，并逐渐占河北。袁熙接纳兵败的袁尚后，因为属下叛变而逃往乌桓，被曹操击败后，逃往辽东太守公孙康帐下，却被公孙康杀死，二人首级被献给曹操。 袁尚（？－207年），字显甫，汝南汝阳人。汉末群雄之一袁绍的第三子，受到袁绍的偏爱，并于袁绍去世后继承了袁绍的官位和爵位，也因此招致长兄袁谭的怨恨，兄弟之间经常兵戈相向。后袁氏兄弟均被曹操所败，袁尚与二兄袁熙逃往辽西投奔乌丸首领蹋顿，但不久曹操即平定乌丸，二人只得又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却被公孙康所斩，首级也被送往曹操之处。 袁术（？—199年），字公路，汝南郡汝阳县人。东汉末年军阀，司空袁逢嫡次子，太仆袁基、冀州牧袁绍异母弟。 举孝廉出身，拜为河南尹、虎贲中郎将。董卓进京后，拜为后将军，畏祸出奔南阳郡。初平元年（190年），联合袁绍、曹操等关东诸侯，联兵讨伐董卓。此后，对抗于袁绍和曹操，兵败逃亡九江，割据扬州。建安二年（197年），僭位于寿春，建号仲氏 。骄奢淫逸奢，横征暴敛，导致江淮地区残破不堪，民多饥死，部众离心，受到吕布和曹操攻击，元气大伤。 建安四年（199年），呕血而死。 袁耀是东汉末期人物，四世三公袁家嫡子袁术儿子。《三国志》记载的人物。 袁夫人（生卒年不详），汝南汝阳人，汉末军阀袁术之女，吴大帝孙权的妃嫔。 袁术败亡后不久为孙吴所得，入吴宫拜为夫人。以节操品行着称。 袁恕己（？－706年），沧州东光（今河北东光）人，唐朝宰相。 袁恕己早年曾任司刑少卿、相王府司马，后与桓彦范、敬晖、张柬之、崔玄暐一同发动神龙政变，拥立唐中宗复辟，被任命为中书令。后遭到韦皇后与武三思的排挤，被夺去实权，进封南阳郡王。 706年（神龙二年），武三思以五王诬陷韦后为由，通过唐中宗颁布诏令，将五王流放边疆。袁恕己被流放环州，后被周利贞虐杀。唐睿宗继位后，赐谥贞烈。 门生 史称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成为官吏集团中的首脑人物。有大批故吏、弟子、门生出于其门，不过很少有实际授业关系。东汉时期选士唯“论族姓阀阅”，所以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 现今汝南县境内袁氏分布广泛，全县二十个乡镇中有一百多个自然村居有袁姓群众，总人数两万多。居住袁姓较多的乡镇有汝宁镇、板店乡等，较集中的村庄有十多个，以“袁”命名的村子就有袁庄、老袁庄、后袁庄、小袁庄等。 民国枭雄袁世凯家族宗谱以“汝南家声旧，舜裔世泽长”自诩。 袁家冢：位于平舆县后刘乡新集村委孔坟村西，平舆是汉朝时汝南郡的首府所在地。是东汉和帝司徒袁安及其家族的墓冢，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冢高4.7米，共3座，南北向排列，西侧、北侧地势突出。中冢为袁安之墓。袁安，汉明帝时历任楚郡太守、河南尹、太仆、司空、司徒。袁安素以严明着称，汉和帝时多次弹劾外戚专横。其子孙世代居“三公”之位。其墓结构严谨坚固，历经浸蚀，仍保存完好，抗日战争期间曾遭日军盗掘。北冢为袁安父亲袁昌之墓。袁昌一生持重、温仁、恭良东汉初官至成武令。 60年代，其墓出土文物有流金、金连盏宫灯、高灯、玄武俑、金背汉刀、陶猪、五株钱等，墓室一侧有完整的砖砌红彩耳室。南冢为袁安次子袁敞之墓。袁敞历任太子舍人、大夫、侍中、东郡太守、征拜太仆、光禄勋、司空等职，为官清廉，有“廉劲不阿权贵”之誉。此冢规模宏大，至今完整。汝南袁氏辈出贤相良臣，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中国汉朝至隋唐时期的着名大族，源自姬姓，分为太原郡祁县王氏与太原郡晋阳县王氏两支（早期史书并未记载祁县王氏和晋阳王氏有血缘关系）。与大多数王姓士族一样，太原王氏将先祖追溯至周灵王太子姬晋，然而学者认为其真正有史可考的始祖最多追溯至汉代，祁县王氏可追溯至东汉司徒王允，在魏晋以后不显，后世多为冒认。晋阳王氏可追溯至东汉王柔、王泽兄弟，魏晋时期十分显赫，东晋末年王慧龙入仕北魏，魏孝文帝分定姓族，太原王琼被确立为四姓之一、唐朝时为山东士族的七姓十家之一。 太原郡是太原王氏的郡望，汉代后又称并州，故两者通用。晋阳县（今山西太原市晋源区）王氏、祁县（今山西晋中市祁县）王氏是太原王氏最主要的两大支派，故太原王氏族人多自称太原郡（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亦或是太原郡（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人。 房支：晋阳王氏 东晋末年晋阳王氏遭到刘裕集团的打击，从此在南朝沉沦，此后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晋阳王氏主要是逃亡北魏的王慧龙一支。王慧龙的孙子王琼生有四个儿子，号晋阳王氏四房，以第一房最为显赫（唐朝出宰相1人，即王溥；北朝、隋唐见于史书记载的官至五品的近十人）。 北魏时自河西迁居太原的王睿(叡)家族在显贵之后也以晋阳王氏自居，然而史官并不相信其说法，学者亦对此有所考证。王睿在北魏时被封为中山王，故而其家族又被称为“中山王氏”。 祁县王氏，早期史书并未记载与晋阳王氏有同宗关系，后世的族谱合二为一，并且与琅琊王氏族谱也合流到秦朝的王离。祁县王氏自曹魏王凌被夷三族后一蹶不振，南北朝时复兴，涌现出王玄谟支、王思政支、王神念支（新唐书称之为“乌丸王氏”，但据和庆峰考证，“乌丸王氏”这一称谓为欧阳修自创）、王通支、王忠嗣支、王玄起支、河东王氏等。其中部分支系存在疑问，如王玄谟，自称祁县王氏后人，史官对其所言的家世并不十分肯定。 唐朝显庆四年，唐高宗李治下禁婚诏，禁止“七姓十家”之间互相通婚，唐神龙年间，朝廷再次申明显庆四年旧诏，继续禁令“七姓十家”间互相通婚，北魏太原王琼后人被列入禁婚家，即“四房王氏”。 着名族人 王允，东汉司徒（出自祁县王氏）； 王凌，曹魏太尉、南乡侯（出自祁县王氏）； 王昶，曹魏司空、京陵穆侯（出自晋阳王氏）； 王浑，西晋司徒、京陵元公（出自晋阳王氏）； 王浚，西晋司空、博陵公（出自晋阳王氏）； 王茂，南梁司空、望蔡忠烈公（自称祁县王氏）。 皇后 王穆之，东晋哀帝司马丕皇后； 王简姬，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皇后（追封）； 王法慧，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皇后。 驸马 王济，娶西晋武帝司马炎之女常山公主； 王祎之，娶东晋成帝司马衍之女寻阳公主； 王景深，娶宋武帝刘裕之女新安公主。 宰相 王济，西晋侍中、骠骑将军； 王述，东晋尚书令、蓝田侯； 王恭，东晋中书令、忠简公； 王爽，东晋侍中、给事黄门侍郎； 王恺，东晋侍中、右卫将军、蓝田侯； 王愉，桓楚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 王绥，东晋中书令、冠军将军； 王蕴，东晋尚书左仆射、建昌县侯； 王坦之，东晋中书令、蓝田献侯； 王国宝，东晋尚书左仆射； 王溥，出自晋阳大房王氏，唐昭宗宰相。 其他族人 王氏，西晋司徒王浑之女，“古代四大美男”中卫玠的母亲； 王承，东晋名臣，被誉为“中兴名士第一”； 王劭，隋朝史学家，好诡怪之说。 逸事 东晋末年，太原晋阳王氏王愉一脉被太尉刘裕灭门，年少的王慧龙因僧彬的保护而得以幸存，最终投靠北魏政权，此时北魏的汉士族领袖是清河崔氏家族的崔浩，起初，崔浩的弟弟崔恬听说王慧龙是太原王氏的子嗣，就把女儿嫁给他，等到崔浩看见慧龙时说：“的确是王家的儿子啊。”太原王家世代是酒渣鼻，江东人谓之“齄王”，王慧龙的鼻子大，崔浩说：“这是真正的贵种啊。”并多次向众公卿称赞他的美。 世家大族——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是长期生活于琅琊这一特定行政区域内的王姓望族，是中古时期中原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自这一世族的奠基者王吉，由琅琊皋虞（在今山东青岛市即墨区温泉镇西皋虞村）[7]徙家于琅琊国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后，其子孙在郡治临沂繁衍生息长达400余年，遂以郡望为名，称“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发展于曹魏西晋，确立于东晋初年并达到最盛时期，史称“王与马，共天下”，延续至南朝、唐末五代以后走向衰弱。在七百年的时间里，琅琊王氏在政治、伦理道德、朝章国典、文学艺术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人物有王祥、王导、王羲之、王俭等。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琅琊王氏自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金陵。南渡之后，因对故乡的思念，一直都以北土地名为称呼，东晋元帝时，侨置南琅琊郡（今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发展历史 王吉，字子阳，官至博士谏大夫，王吉之子王骏为御史大夫，王吉之孙王崇官至大司空，封扶平侯。王吉祖孙三代皆以贤称着于史。又王崇之子王遵，光武帝嘉其忠义，拜太中大夫，封向义侯。其后王遵之子王音，为大将军掾，生四子：曰王谊、曰王浚、曰王典、曰王融。王音之子王融，融公官至南康尹。王融生有二子，长子叫王祥，次子叫王览，兄弟二人皆是大孝子，卧冰求鲤是关于王祥的故事，王览友悌便是关于王览的故事。 王祥是魏晋时期的大孝子，汉末遭乱，王祥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居丧毁瘁，杖而后起。一次徐州刺史吕虔征召王祥起为别驾，此时王祥以年近花甲，固推辞不接受。弟弟王览劝他，王祥乃应召。吕虔委以王祥州事。当时州郡寇盗很多，王祥率励士兵，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 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孝子王祥因得到百姓的爱戴，年迈古稀的王祥仕魏晋，仕晋间先后担任重要官职，为朝中三老，德高望重。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8年）薨，册谥曰元。22年后，公元290年晋武帝刚辞世，便发生了贾后专权的局面，从而引发了一场西晋诸侯王之间长达16年的动乱，史称八王之乱，加以天灾连年，胡人遂乘时入侵，5年后，即306年，便又爆发了永嘉之乱。 琅琊王氏家族的兴盛时期是东晋，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许多家族都举族迁居长江以南避乱，王氏家族也是衣冠南渡。 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拥戴之下，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中兴了晋室。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地位名望之高其他家族根本无法取代。只有在淝水之战中崭露头角的陈郡谢氏家族能与之平肩，并被后人合称“王谢”。后来东晋将领刘裕自立国号为宋，取代了东晋；同时期鲜卑拓跋氏统一了北方，自立国号为魏，历史进入南北朝。 南北朝分为南朝和北朝，南朝四朝廷为宋、齐、梁、陈，皆位于中国南方，南朝历时169年，南朝最后一个朝代叫陈被隋朝所灭，继西晋以来天下再次得到统一。在整个南朝间，琅琊王氏家族明显是声望高于实力。“王谢”也成为了当代后世名门望族的代名词。但是不乏文学名人，如齐梁时期的王俭就是一代儒学宗师，梁时的王融、王籍、王褒、王肃等是当时知名的诗人。王融便是永明体诗歌的几位创作家之一。 琅琊王氏子孙有数支迁居关中，出了四位宰相王方庆、王睿、王玙、王抟；出了一位皇后：唐顺宗庄宪王皇后（有争议）。王皇后曾祖父王思敬，太子宾客。王皇后祖父王难得，赠潞州都督，封琅邪郡公，是中唐着名的将领。王皇后父亲王颜，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她年幼时以良家子选入宫为才人，时年才十三岁，大历十三年（768）生宪宗李纯，唐顺宗即位，因病不能上朝，王皇后供侍医药不离左右。唐元和元年（806）正月，唐顺宗晏驾，当年五月，尊王氏为皇太后，元和十一年（816），王太后驾崩于咸宁殿，谥号庄宪皇后。其实隋唐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琅琊王氏家族已经不复存在，虽然琅琊王氏在唐朝有宰相四人，这几位宰相要是与魏晋南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相对比，真是沧海一粟了。南朝四大盛门中在唐朝能持续繁盛的实际上只剩下兰陵萧氏了，其中没落得最彻底的当是陈郡谢氏，在唐朝，陈郡谢氏竟无一人出任过宰相！ 琅琊王氏出自姬姓，最早的开族始祖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司马王子成父，王子成父是周桓王的第二个儿子，因避“子克之乱”而投奔齐国，齐桓公时期，因管仲举荐而被任命为齐国大司马，齐桓公死后，王子成父的后代，继续担任齐国的将领，于是定居在了齐国，并世代以“王”为氏，此为琅琊王氏之始。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琅琊王氏是东周灵王太子姬晋的后代，姬晋因直谏被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任司徒，时人称为“王家”，子孙遂以“王”为氏。从宗敬下传到十五世为王翦，王翦与其子王贲、孙王离，三代皆为秦国大将，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功勋之臣。秦末，王离之子王元为避秦乱，“迁于琅琊，后徒临沂”。西汉昭、宣时期，王元四世孙博士、谏议大夫王吉始家皋虞，后徒临沂都乡南仁里，成为于史可考的琅琊郡临沂王氏家族的始祖。唐代琅琊王氏为王氏定着三房之一。 再经过古代诸多文献记载，于是琅琊王氏一致被认为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代，这一说法在所能见到的记载中，大约以东汉人王符所撰的《潜夫论·志氏姓》为最早，此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扬光大，隋唐以后成为共识。 综合来看早期的相关文献、世系、墓志、佛经、诗文等记载，尤其是《潜夫论·志氏姓》，东晋孙绰《丞相王导碑》、南朝齐《故永明敬太妃墓志铭》、梁陶弘景《真诰·延象篇》、陈徐陵《晋陵太守王劢德行碑》、北魏《王绍墓志》及《王诵墓志》，《文选》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琅琊王氏录》，唐李翰《凤阁王侍郎传论赞并序》、林宝《元和姓纂》、李白《感遇》、李珏《琅琊王府君（衮）墓志铭》，北宋邵思《姓解》、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等等，都对太子晋和琅琊王氏的关系作了大致相同的记载，也是许多人自称是太子晋后代的基本依据。 琅琊王氏作为汉唐时期名门望族，肇端于西汉，发展与曹魏西晋，鼎盛于东晋，延续至唐末五代。近七百年的时间里，在政治舞台及书法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可谓是将相之家，书法名门。 王吉、王骏父子二人，世名清廉，布衣疏食，刚正直谏，颇有政声，王吉官至博士谏议大夫，其子官至御史大夫。 王吉少好学明经，治经术，既精且博，在经学史上也有相当高的地位。关于其经术之“博”，苏绍兴先生有论云：“吉能五经兼通，睽诸当时风气，并不多见。武帝时夏侯始昌亦能通五经，《汉书》所载似亦仅二人。岂其时汉儒治学最重要专家故耶？”关于王吉经术之“精”，并未因其通《五经》而疏诞，而是有其精深的专家之学。王吉能为驺氏《春秋》，通梁丘贺之《易》，当在家族内授，特别是传承《韩诗》，史载甚明。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吉为昌邑王中尉，自有传。……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王吉传《韩诗》，成一家之学，其地位不言自明。至于王吉以《论语》教授，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汉书》卷三○《艺术志》叙述《论语》学术史云：“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王阳就是王吉，他能成为传授《齐论语》之名家，影响颇大。 因此，王吉不仅开创了琅琊王氏经术传统，对于其家学影响深远，而且在汉代经学史上也有突出的地位。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王吉为官十分清廉，班固在《汉书》中对王吉评价甚高，史书说他辞官回乡时只带着自己的行装，毫无积蓄。回乡后衣食亦如同平民百姓。王吉与贡禹情意相投，交往至深，所以后来有“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成语。 王骏，谏议大夫王吉之子。历任谏大夫、赵内史、幽州刺史、司隶校尉、少府、京兆尹、御史大夫。王骏所历职务皆显能名。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四月庚辰王骏始任御史大夫，至永元二年，历时五年，政有清绩，口碑很好，“众人为骏恨不得封侯”。王骏为御史大夫时卒于官，未及封侯，众人为未封侯而很是不平。其父王吉着有《鲁论》，王骏后来重编，注解为《鲁王骏论》。 西晋永嘉之乱后，以王敦、王导为首的士族集团拥立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东晋。王导的堂兄弟王旷认为：当时北方夷族太多，建议司马睿南渡，把首都定在金陵，实施战略转移，而此前，王敦、王导、王旷已南下“开辟”了根据地。 公元313年，历史上发生了着名的永嘉南渡，整个中原地区的北方名门望族，以及政府机构、官员、甚至士族家中的佣人和鸡鸭牛马都被带过了长江。这次以门阀士族为主要力量的大迁徙共有90多万人，琅琊王氏是其中最重要一支。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晋室，史称东晋。 由于对司马政权的大力支持和艰苦经营，琅琊王氏被司马睿称为“第一望族”，并欲与之平分天下，王氏势力最大时候，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真正的是“王与马，共天下”。 所谓簪缨世家，在中古时期众多的家族中，就其家族历史发端之久远与绵延之流长等情况而言，琅琊王氏家族可谓少有其匹。这一家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至两晋之际逐渐达于兴盛，历东晋南朝，经十数代人，不仅子弟众多，而且才俊辈出，三百余年冠冕不绝，其流风余韵还延续到隋唐时期。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王氏江左世家传”条引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曰：“琅琊王氏自汉谏议大夫王吉以下，更魏晋南北朝，一家正传六十二人，三公令仆五十余人，侍中八十人，吏部尚书二十五人。”历代史家一再称述琅琊王氏“簪缨不替”，“冠冕不替”，“世禄不替”，并意识到这与其家族风尚不无关系。 这一点在史籍中便可窥见。如《南史》卷二一传论曰： 语云“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并举栋梁之任，下逮世嗣，无亏文雅之风。其所以簪缨不替，岂徒然也。 卷二二传论曰： 王昙首之才器，王僧绰之忠直，其世禄不替也，岂徒然哉。仲宝雅道自居，早怀伊，吕之志，竟而逢时遇主，自致宰辅之隆，所谓衣冠礼乐尽在是矣。齐有人焉，于斯为盛。其余文雅儒素，各禀家风，箕裘不坠，亦云美矣。 卷二四传论亦云： 昔晋初度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水竭，王氏灭。”观夫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专乎？ 所谓“人伦所得”，正指王氏之家族文化风尚。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的这首怀古诗《乌衣巷》，大概人们在孩提时代就都耳熟能详。据说白居易曾为这首诗“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这首诗妙就妙在它集中描写了乌衣巷的破败，同时又巧妙地暗示了昔日乌衣巷的繁华，并通过这强烈的对比，表达了深沉的怀古伤今的哀绪。可以说，这乌衣巷是六朝豪族，尤其是王谢两家盛衰见证，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两晋南朝史海钩沉的历史见证。 两晋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最为缤纷错综、华彩纷呈的时代。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政治的混乱繁复和精神艺术的蓬勃发展，既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各种行为的合力的结果，同时又塑造和影响了当时和以后很多代人。在魏晋南朝人当中，众多世家贵族子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他们的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始终代表着那个时期的主流。在这些世家贵族当中，琅琊王氏无疑是最为举足轻重也最富戏剧性色彩的一个大家族。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门阀士族制度最为鼎盛的时代，那个时期中国士族如林，可是，几乎没有哪个世家大族堪与琅琊王氏比肩。即使是曾有过“王谢”并称的辉煌历史的谢家也远远不如王家昌盛繁荣。生活在齐梁的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曾说过：“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是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家族的谱系可能续的比王家还长，却没有王氏家族权位那样高；有些家族可能曾经在权势上胜过王家，却没有王氏蝉联的那么久。三百多年来，王氏家族能人辈出，仕宦显达，他们或引领一代之风尚，或执一朝之牛耳，从汉魏入两晋历南朝，一直是那么繁盛。 虽然琅琊王氏族系庞大，各个分支升降不一，时而此支显贵，时而彼支荣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却始终不离这条河，大家共饮一河水，齐话一家情。这种错综复杂而又绵远久长的家族盛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 而王氏家族因为子息实在藩盛，以至于王姓名士星缀史册，甚至出了很多同名的，王戎、王肃、王衍等等名字就常被堂兄弟、从祖孙共用。这又让人联想到了加西亚·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中的何赛·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家族。实际上，琅琊王氏家族政治生活的戏剧性、精神生活的浪漫多彩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中外两大家族，若此前真有那一代巨匠偶而援笔录下琅琊王氏家史，那这部书或许比之《红楼梦》或是《cienanosdesoledad》更为脍炙人口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也未可知吧？能在这方面堪与王家并称的，只有陈郡谢氏而已。这正是：千古浮华红楼梦，百年孤独王谢家。 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鲤】典故主人翁王祥。 二十四悌之【王览争鸩】典故主人翁王览。 1.卧冰求鲤 【原文】晋王祥，字休征。早丧母，继母朱氏不慈。父前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母。尝欲食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归供母。 卧冰求鲤 【翻译】晋朝的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并不慈爱，常在其父面前数说王祥的是非，因而失去父亲之疼爱。一年冬天，继母朱氏生病想吃鲤鱼，但因天寒河水冰冻，无法捕捉，王祥便赤身卧于冰上祷告，忽然间冰裂，从裂缝处跃出两尾鲤鱼，王祥喜极，持归供奉继母。他的举动，在十里乡村传为佳话。人们都称赞王祥是人间少有的孝子。有诗颂曰：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留得卧冰模。 2.王览争鸩 王览护兄。争鸩舍生。感母悔悟。九代公卿。 【原文】晋王览、母挞其异母兄祥。览辄流涕抱持。母虐使祥及祥妻。览与妻亦趋共之。祥渐有时誉。母疾之。乃鸩祥。览知。取酒争饮。母遽覆酒。遂感悟。吕虔有佩刀。相其文。佩者至三公。虔与祥。祥以授览。后果九代公卿。许止净曰。祥览二人。颇与卫公子汲寿相类。惟彼则均不得其死。此则富贵寿考。声施烂焉。则有幸有不幸也。而彼朱氏者。徒以我执太甚。爱其子反以伤其心。贻恶名于后世。亦太愚哉。 【翻译】晋朝时候，有个着名友悌的，姓王名览。他的母亲打他不同母的哥哥王祥的时，王览每每流着眼泪抱了哥哥。他的母亲虐使王祥和王祥的妻子时，王览同自己的妻子也一定赶去同做。后来王祥在社会上渐渐地有了名誉，王览的母亲很妒忌，就用毒酒要药死他。王览知道，就拿了药酒来抢着喝。他的母亲就急急忙忙把药酒夺来倒在地上。因为这件，他母亲的心里也就感悟了。当时吕虔有把佩刀，佩刀上面刻着的字说带了这佩刀的人，做官可以做到三公。吕虔就把这佩刀送给了王祥，王祥拿来给了弟弟。果然王览后代的子孙做公卿大官的有九代。 王戎，竹林七贤之一，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王戎，字濬冲，琅琊临沂人。 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生于大富之家 ，自幼聪颖，身材短小而风姿秀彻。据说能直视太阳而不目眩。中书令裴楷称其双目“烂烂如岩下电”。曾与同伴在路边玩耍，见道旁有结满李子的李树，其他人争相去摘，只有王戎不动声色，别人问他为何如此，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验之，果然如此。王戎与其父之友、年长其二十四岁的阮籍交好。时阮籍与王浑同为尚书郎，造访王浑时，便说：“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王浑死后，其故吏赠钱百万，王戎辞而不受，由此显名。钟会评之：“裴楷清通，王戎简要。” 孙位《高逸图》（竹林七贤）局部，左为王戎 王戎之妻常以“卿”称呼王戎（按礼，妇人应以“君”称其夫，“卿”乃是夫对妻的称呼）。王戎说：“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其妻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王戎也无可奈何。成语“卿卿我我”即出于此典。 相关典故 弹冠相庆 汉代的王吉（字子阳）和贡禹是知心好朋友，人们说：“王吉做官了，贡禹也可以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准备入仕为官了”。后来用这个典故指准备做官或者将会得到官员的举荐。 琳琅满目 琅琊王氏是魏晋时最着名的美男家族。成语“琳琅满目”最早出处， 有人去拜访太尉王衍，还遇到了王戎、王敦和王导在座，在另个屋子，又见到王诩和王澄。出来后，他对人说：“今日太尉府一行，触目所见，无不是琳琅美玉。” 宁馨儿 王衍容貌俊美，风采出众。小时候去拜访山涛，山涛不觉赞叹：“何物老妪，生宁馨儿！”意思是哪个不起眼的老太婆，竟生下如此标致的孩子。后来，“宁馨儿”一词便成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赞美。 阿堵物 王衍很不爱财，不爱财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他老婆郭氏贪财如命，他虽然不加干涉，却也非常反感，于是：决口不提一个钱字。某天他老婆好奇心大炽，决心拿老公作个试验。一天，趁王衍睡熟，她让奴婢把钱撒了王衍一卧室，起床后王衍怎么也绕不开，只好大叫：把阿堵物拿开！ 情有独钟 晋朝时期，王衍死了年轻的幼子，十分悲伤。山简前往吊唁，并劝王衍说孩子只不过是“抱中物”，不必如此悲伤。王衍动情地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清谈误国 魏晋时代的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被王羲之贬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遂有“清谈误国”之说。王衍只是当时的清谈名士而已，他只是当时晋朝官场的一个代表。 信口雌黄 晋朝清谈家王衍担任元城县令时很少办公事，经常约人在一起没完没了地闲聊。他最喜欢老子和庄子的玄理，清谈时手里拿着鹿尾拂尘，侃侃而谈，经常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有人质疑时，他随口更改，随心所欲。人们说他是“口中雌黄”。 楚囚相对 公元316年，刘曜率军灭了西晋。司马睿在王导的拥护下在建康建立了东晋王朝。一些贵族及大臣每当天气晴朗时到建康城外的新亭饮酒，武城侯周凯发感慨引发大家都哭了起来，丞相王导说要收复神州，不能像楚囚那样相对哭泣。 击碎唾壶 王敦虽然身入军营，却不改高雅本性。他时常招聚文人雅士，浅酌清唱，抒怀咏志。酒过三巡之后，他便纵情高歌魏武名篇，难抑心中激情，手中的玉如意不由自主地击打着身旁的唾壶，为自己的歌声敲出相宜的节拍。因为他常常如此激情地歌唱，他家中唾壶的边口全都残破不齐。 王敦举兵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王导诣台待罪，刘隗劝元帝诛灭王家，周顗为王导仗义执言，而王导不知此事。王敦入石头城放纵士卒劫掠，王敦问王导周顗何如？王导没回答，遂为王敦所杀。事后王导看见周顗申救之表，大哭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是，江左营建始尔，纲纪为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惧，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东床佳婿 晋代太尉郗鉴派一位门客到王导家去选女婿。门客回来说：“王家的年轻人都很好，但是听到有人去选女婿，都拘谨起来，只有一位在东边床上敞开衣襟吃饭的，好像没听到似的。”郗鉴说：“这正是一位好女婿。”这个人就是王羲之。于是把女儿嫁给他。因此后来也称女婿为东床。 入木三分 皇帝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辞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雕刻的工人在雕刻时非常惊奇，王羲之写的字，笔力竟然渗入木头三分多。他赞叹地说：“右军将军的字，真是入木三分呀！” 家族名人： 王吉（？—公元前48年），字子阳，西汉时琅琊皋虞（今属温泉镇）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少年好学，以孝廉补授若卢县右丞，不久升任云阳县令。汉昭帝时，举贤良充任昌邑王中尉。 王骏（？—公元前15年），西汉谏议大夫王吉之子。历任谏大夫、赵内史、幽州刺史、司隶校尉、少府、京兆尹、御史大夫。 王崇：西汉谏议大夫王吉之孙、王骏之子。历任刺史、郡守、御史大夫、大司农、卫尉、左将军(《百官公卿表》为右将军)、大司空，封扶平侯。安汉公王莽专权于朝，篡位之心日益明显之时，王崇无力回天，为保名节，欲称病乞骸骨归于乡里，未成，后被傅婢毒死。 王祥（185年—269年），字休征，琅琊（今临沂）人。东汉末年隐居20年，仕晋官至太尉、太保。以孝着称，为二十四孝之一，“卧冰求鲤”的主人翁。“书圣”王羲之的族曾祖父。历汉、魏、晋三代，先后任县令、大司农、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事后母孝，民间流传“二十四孝”有王祥卧冰求鲤故事。今故里孝友村有“王祥卧冰处”。 王览（206―278），字玄通，汉族，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二十四孝之一，“卧冰求鲤”的主人翁西晋太保王祥的同父异母弟。“书圣”王羲之的五世祖。历经东汉、三国和西晋三代，曾入仕曹魏及西晋，在西晋官至光禄大夫。 王雄，字元伯，王戎（竹林七贤最年少者）、王衍的祖父，王浑（与王昶之子同名，但不是同一人）、王乂之父。受到魏国安定太守·孟达（与原来是蜀将的新城太守孟达不是同一人）的推荐而得到曹丕的赏识担任幽州刺史。与田豫政见不合，使人阴构田豫乱边，魏明帝遂将其转为汝南太守。青龙元年，轲比能再度叛乱，诱反步度根，并大败并州刺史毕轨，为害魏国边境。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深感威胁的王雄派刺客韩龙将其刺杀，其政权立刻崩溃，鲜卑民族再次陷入混战。 王敦（266年－324年），字处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为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王敦出身琅琊王氏，曾与王导一同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成为当时权臣，但一直有夺权之心，最后亦因而发动政变，史称王敦之乱。 王导（276~339年），字茂弘，汉族，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初年的大臣，在东晋历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代，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之一。 王廙（276—322年），字世将。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着名书法家、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屈指可数的音乐家。王廙是东晋丞相王导的从弟、晋元帝的姨弟，并与王导一起倡导晋室南渡。晋室过江，廙书、画为第一，为晋明帝的图画老师，他初仕晋惠帝为太傅掾，转任参军。建武初，擢升为辅国将军，封武陵县侯，历任尚书郎、散骑常侍、左卫将军等职。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王廙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世有“王平南”之称。他死于同年，谥曰康。享年47岁。 王邃（？－324？），字处重，东晋中领军，西晋光禄大夫王览之孙，侍御史王会之子，琅邪临沂人。累迁中领军，尚书左仆射（淳化阁帖作海陵恭候）。 王彬（278—336年），字世儒，东晋大臣。琅琊王氏成员之一。系王正第三子（王正长子王旷，次子王廙）。 王含（？—324）东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字处弘。王敦兄。累迁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敦举兵时，为敦军元帅，与钱凤等率众攻建康。兵败，奔荆州，被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长江。 王浑，字长源。是王雄之子，王乂（字叔元）之兄，王戎之父。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担任过曹魏的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其子王戎，是西晋初年的名士，为“竹林七贤”之一。 王旷，东晋书法家,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着名书法家王羲之的父亲。历官丹杨太守、淮南内史、淮南太守...善隶、行书。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三载：“旷与卫氏，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法于卫夫人。” 王衍（公元256年~公元311年），字夷甫，西晋大臣，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着名的清谈家，魏晋名士。官至太尉。喜老庄学说，当他解读老庄玄理的时候，手里总是拿着一把“与手同色”的玉拂尘，神态从容潇洒，谈论精辟透彻，倾动当时。当他讲错时，却又会“随即改更”，所以被当时之人号为“口中雌黄”。 王澄（269～312）字平子，王衍之弟，王戎堂弟，王敦族弟。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身世族，有盛名，勇力过人，好清谈。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西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官至司徒，封安丰侯。永兴二年（305年）卒，谥元侯。 王洽(323--358)：字敬和，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书法家。他是宰相王导的第三子。历官至吴郡内史，征拜中书令，苦让不受。众书通善，尤能隶行。从兄王羲之云：“弟书遂不减吾。”复工于草，落简挥豪，有郢匠成风之势。尝与羲之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宛转，大行于世。在《晋书本传》、《能书人名》、《书断》中，都有关于他的详细记述。 王恬：汉族，字敬豫，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丞相王导的次子，东晋着名围棋手。少时尚武，不为公门所重，后袭爵为即丘子，官至中军将军。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恬)多才艺，善隶书，与济阳江霦以善弈闻。” 王劭：汉族，字敬伦，小字大奴，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大臣及书法家，丞相王导第五子。历官东阳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长史、丹杨尹。因得桓温器重，故迁任吏部尚书，后转尚书仆射，领中领军。后调外任建威将军，吴国内史。王劭去世后获赠车骑将军，谥号为简。 王荟，字敬文，小字小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大臣、书法家，丞相王导第六子。王荟恰虚守静，不竞荣利，承家学，善行书。南梁庾肩吾《书品》列其书为下之上品，并云：“动成楷则，殆逼前良，见希后彦。”传世墨迹《万岁通天帖》中有其《疖肿帖》。 王应(?--324年)：汉族，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其父王含为东晋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含，叔父王敦是东晋丞相、江州牧、武昌郡开国公。王敦无子，以王应为嗣。 王允之(303-342)：汉族，字深猷，东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会之孙，王舒之子，丞相王导的堂侄。仕东晋，为钱塘令、领司盐都尉、宣城内史、建武将军、西中郎将、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卫将军、会稽内史，封番禺县侯。死时，年仅40岁，谥号为忠。 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汉族，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无锡，晚年隐居剡县金庭，中国东晋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其子王献之书法亦佳，世人合称为“二王”。。此后历代王氏家族书法人才辈出。东晋升平五年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 王珣（349～400），字元琳，小字法护，东晋琅邪临沂人。着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再从侄。王珣生于晋穆帝永和五年，卒于晋安帝隆安四年。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五十二岁，谥献穆。 王珉，晋（351—388），字季琰，小字僧弥。珣弟。少有才艺，善行书，名出珣右。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代王献之为长，兼中书令。二人素齐名，世谓献之为大令，珉为小令。赠太常。自导至珉三世善书，时方之杜、卫二氏。尝书四疋秦，自朝操笔，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无误字。子敬（献之）戏云：“弟书如骑骡，骎骎欲度骅骝前。”《晋书本传》、《书断》。 王谧(360-407)：汉族，字稚远，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生于晋穆帝升平四年，卒于晋安帝义熙三年，死时48岁。他是东晋宰相王导之孙，王劭之子，后过继给伯父王协(王协早死)。谧着有文集十卷，《隋书》、《唐书经籍志》传于世。 王彪之（305年－377年），字叔虎（《晋书》因避李虎讳而作叔武），小字虎犊，琅邪临沂人。东晋重要官员，出身琅琊王氏，王彬之子，王导堂侄。初任着作郎，东海王文学，累迁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官至尚书令，曾与谢安等人对抗桓温，并于桓温死后与谢安一同掌政。着有文集二十卷，（隋书唐书经籍）传于世。 王凝之，字叔平，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王献之的兄弟，善草书、隶书。作过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等。是谢安的兄长谢奕之女谢道韫的丈夫。深信五斗米道，孙恩攻打会稽时，不听手下进言，不设防备，祷告后相信已请得“鬼兵”助阵，因而与诸子一同遇害。 王徽之(338--386年)：汉族，字子猷，东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第五子。东晋名士，东晋书法家。其书法成就在王氏兄弟中仅次于其弟王献之。历任车骑参军、大司马及黄门侍郎。徽之自幼追随其父学书法，在兄弟中惟有“徽之得其势”。传世书帖中有《承嫂病不减帖》、《新月帖》等。 王献之，字子敬，汉族，东晋琅琊临沂人，书法家、诗人，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第七子。死时四十三岁。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着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王弘（379~432）字休元，南朝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珣子。元嘉九年（432）进位太保，卒年五十四，谥文昭。人望所宗，书翰、仪体，后人皆依放之。 王昙首（394~430）名不详，琅邪临沂人。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七年，年三十七岁。幼有素尚。除着作郎，不就。兄弟分财，昙首惟取图书。文帝为徐州刺史，以为府功曹。文帝镇江陵，自功曹为长史，随府转镇西长史。帝被迎入奉大统，议者疑之，昙首劝帝行。帝未许，复力谏。及帝即位，以为侍中，迁太子詹事。卒，帝为之大恸。谥曰文。昙首着有文集二卷，（《隋书志》注及《两唐书志》）行于世。 王华，字子陵，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祖弟也。祖荟，卫将军，会稽内史。父，廞，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 王僧达（423～458年），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南朝宋文学家。东晋王导五世孙，太保王弘之子，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之婿。 王猷，字世伦，南朝宋琅琊临沂人。太保王弘之侄，光禄大夫、东亭侯王柳之子，位侍中、光禄大夫。有子王瞻。 王僧绰，琅邪临沂人，左光禄大夫昙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众以国器许之。好学有理思，练悉朝典。袭封豫章县侯，尚太祖长女东阳献公主。王僧绰着有文集一卷，行于世。 王僧虔（426~485年），字简穆，琅琊临沂人，王羲之四世族孙。南朝齐书法家。官至尚书令。喜文史，善音律，工真、行书。书承祖法，丰厚淳朴而有骨力。《齐书》本传称：“僧虔善隶楷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惟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唐代张怀瓘《书断》称：“祖述小王，尤尚古直，若溪涧含冰，冈峦被雪，虽极清肃，而寡于风味。”窦臮《述书赋》称其书：“致丰富，得能失刚。鼓怒骏爽，阻负任强。然而神高气全，耿介锋芒。发卷伸纸，满目辉光。”墨迹有《王琰帖》。着有《论书》等。 王俭(452～489)南朝齐文学家、目录学家。字仲宝。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东晋名相王导五世孙。其父僧绰、叔僧虔，俱有文学才能。王俭1岁时，父被害，为叔父所养。自幼勤学，手不释卷。宋明帝时，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18岁时成为秘书郎，历任秘书丞、义兴太守、太尉右长史等职，后辅佐齐太祖萧道成即位,礼仪诏策,皆出其手。以佐命之功封南昌县公，升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兼丹阳尹。齐武帝时任侍中、尚书令，领国子祭酒、学士馆主、太子少傅、卫军将军、中书监，死后谥文宪。 王道琰，南朝宋琅琊临沂人。东晋丞相王导六世孙，宁陵县五等侯、中书令王僧达子，徙新安。元徽中，为庐陵内史，未至郡，卒。子王融。 王融(476--493)：字元长，南朝齐文学家，“竟陵八友”之一，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宰相王导的六世孙，王僧达之孙，王道琰之子，王俭(王僧绰之子)的从侄。 世家大族——清河崔氏 清河崔氏，中国魏晋至隋唐时期的着名大族，源自姜姓，因以封地崔邑而受姓崔氏，西汉时崔业定居于清河郡东武城县（今河北省故城县），后世遂称“清河东武城人”（即清河崔氏由来）。 汉末崛起为关东望族，魏晋时期冠冕相袭，南北朝时进入鼎盛时期，并在北朝初年达到极盛，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入“卢崔郑王”四姓高门；唐代位列“七姓十家”，出宰相十二人，与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并称为“崔卢”，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望。 姓源 崔氏源出于姜姓，是齐太公的后裔。齐丁公的嫡子季子将继承权让给了齐乙公，以崔为采邑，于此终老，有子穆伯，后世便以崔为氏。穆伯的十一世孙崔杼担任齐国的正卿，有子崔成、崔强，后娶齐桓公的后裔东郭姜，生崔明。庆封攻杀崔成、崔强，崔杼与东郭姜自杀，崔明躲在坟墓中逃过一劫，之后出奔到鲁国，继任鲁国卿大夫。崔明有子崔良，崔良十五世孙为崔意如，意如有二子：崔业（字伯基）、崔仲牟。兄弟二人在西汉初年分别定居于清河郡东武城县与涿郡安平县，崔氏家族遂分为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两支，并为着姓。汉末三国时期，清河崔氏始有崔琰、崔林等人扬名史册，南北朝时达到极盛，号称“门榜盛于天下，鼎族冠于海内”，地位延续至唐末，五代以后衰落。 郡望 清河崔氏的郡望为清河郡，属冀州，东汉时也称清河国、甘陵国，北周时也称贝州，隋唐时为清河郡或为贝州。清河崔氏的祖居之地在清河郡下辖的东武城县（治所在今河北省故城县西南，一说在今南宫市后底阁遗址一带），西晋太康年间东武城县改称为武城县。因此在史书和墓志中，对清河崔氏族人的籍贯多记载为“清河东武城人”，西晋以后也称清河武城人，北周隋唐时也称贝州武城人。 两汉时期 根据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刘禹锡《崔倕神道碑》等文献记载，清河崔氏约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形成，始祖为崔意如长子崔业，但翻遍正史，一直到崔业的十二世孙、汉末三国时期的崔林和他的从兄崔琰才在《三国志》中出现本传，这也是清河崔氏家族被载入正史的首次记录，而崔林崔琰之后的清河崔氏家族成员的本传和墓志在追溯两汉先祖的记载中，绝大部分也都限定为汉末的崔林、崔琰二人，只有极少部分墓志提到了汉代的崔业，至于崔业至崔林崔琰中间的人物、仕宦则无记载。据此现象，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指出，其原因就当时来看有两种可能： 一种原因可能是在崔林、崔琰之前的清河崔氏家族成员默默无闻，仕宦不显，无所作为，而不齿于将他们载入史册。 另一种原因是清河崔氏在崔林、崔琰之前的资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亡佚了。清河崔氏在崔林、崔琰之前先祖的史载缺文的情况，直到北宋时期才发生了变化，在欧阳修、宋祁等人修撰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清晰地记载了崔业之后清河崔氏成员汉朝人名及其仕宦情况，其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后人伪造，或许是当时又发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所未见到的珍贵资料也未可知，总之《新表》中关于清河崔氏在崔林崔琰以前先祖的记载，成为现存的关于这方面的惟一资料。 发展 自崔业定居清河东武城后，根据《新表》所提供的资料，至汉朝时清河崔氏已发展为四大重要支系：崔业六世孙崔泰子崔恪一支，崔业六世孙崔泰子崔景一支，崔业八世孙崔密子崔霸一支，崔业八世孙崔密子崔琰一支。此外，在以上四大支系以外，还存在一些尚未确定来源的零星旁支。此后活跃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历史舞台上显赫一时的清河崔氏成员，基本上都是这四支的后代子孙。 在东汉末年，清河崔氏兴盛的主要有两支：崔业八世孙崔密子崔琰一支、崔业六世孙崔泰子崔恪一支。崔琰是东汉冀州名士，曾任曹魏尚书、中尉，为清河崔氏的肇基之人，堪称汉末三国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在北魏孝文帝时代， 崔琰的后人崔宗伯被魏孝文帝定为“四姓”之一，成为了北魏上层核心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此后一直十分显贵。崔业六世孙崔泰子崔恪一支，在汉末的代表人物为崔林，是曹魏尚书崔琰的从弟。崔林为曹魏四朝辅政大臣，官至司空，封安阳乡侯，开三公封列侯之端，崔林的后裔一度发展极为兴盛。崔林子崔参，崔参的孙子崔悦、外孙卢谌、温峤等都有名于当世。 西晋末年大乱，崔悦与卢谌最初被段末波留滞，后来仕于石虎。崔悦之子崔潜，任前燕黄门侍郎，崔潜子崔宏（字玄伯），曾在前秦、后燕任官，后来被北魏道武帝重用，崔宏子崔浩袭爵白马公，被魏太武帝重用。崔悦一系在北朝有士宦记载者13人，入魏后代平均士宦品级为3.5品，可见其地位之高。然而北魏太武帝晚年，国史之狱爆发，崔浩被夷族。崔浩堂弟崔蔚逃到江左，仕于刘宋，直到魏孝文帝年间才返回北方。唐代清河崔氏依然显贵，有十二位宰相，清河崔氏小房还被视为阀阅之最。 房支 清河大房，北魏抚军将军、殿中尚书、文贞侯崔休的后代，号为清河大房。 清河小房，北魏太子舍人崔夤的后代，号为清河小房。 清河青州房，刘宋泰山太守崔辑迁居青州，后代号为清河青州房。 许州鄢陵房，崔蔚幼子崔彧居于鄢陵县，别出一房号为许州鄢陵房。 郑州崔氏，北魏郢州刺史崔蔚定居于荥阳郡，后代号为郑州崔氏。 南祖崔氏，包括三个支系： 乌水房，崔旷随慕容德南渡黄河，定居于齐郡的乌水，后代号为乌水房。 北魏冀州刺史崔群定居于蓝田县，后代号为南祖崔氏。 北魏尚书、御史中丞崔逞第五子崔祎四世孙崔溉，后代号为南祖崔氏。 定着房 清河大房、清河小房、清河青州房、许州鄢陵房、郑州崔氏、南祖崔氏，合称清河崔氏定着六房。 禁婚家 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下禁婚诏，禁止“七姓十家”互相通婚，北魏清河崔宗伯二子、崔元孙二子被列入禁婚家，其中包括清河大房、清河小房的全部以及清河青州房的一部分。 着名族人 唐与五代宰相（十三位宰相） 崔龟从，出自清河大房，唐宣宗宰相。 崔彦昭，出自清河小房，唐僖宗宰相。 崔群，出自清河小房，唐宪宗宰相。 崔郸，出自清河小房，唐文宗、武宗宰相。 崔圆，出自清河青州房，唐肃宗宰相。 崔元综，出自郑州崔氏，武则天宰相。 崔知温，出自许州鄢陵房，唐高宗宰相。 崔昭纬，出自南祖崔氏乌水房，唐昭宗宰相。 崔慎由，出自南祖崔氏乌水房，唐宣宗宰相。 崔胤，出自南祖崔氏乌水房，唐昭宗宰相。 崔詧，出自南祖崔氏崔群支系，武则天宰相。 崔神基，出自南祖崔氏崔溉支系，武则天宰相。 崔协，出自清河小房，后唐明宗李嗣源宰相。 崔琰，东汉末年名士，曹操谋士，魏国中尉，有盛名，为时论所称 崔林，曹魏司空、安阳孝侯，历仕四朝，为政忠直不阿，开三公列侯之端 崔随，西晋尚书仆射，奉晋惠帝玺绶以禅位于赵王司马伦，改元建始。 趣闻 崔儦是北齐高阳太守崔仲文的儿子，出自清河崔氏“清河大房”，世代为显贵的大姓，年轻时依仗自己的才学和门第，看轻世人，曾在家门前题字：“没读过五千卷书的人，不能进这个屋子”。隋朝时，崔儦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当时越国公杨素地位十分尊崇，杨素看重清河崔氏的门第，于是为儿子杨玄纵娶崔儦的女儿为妻，聘礼非常丰厚。开始迎接新娘的时候，公卿满座，杨素命人用马匹去迎接崔儦，崔儦故意穿戴破烂的衣帽，骑着毛驴前来。杨素推让崔儦坐上座，崔儦有轻视杨素的神色，礼节非常傲慢，言语又不恭顺。杨素愤怒的拂衣而起，竟然离开座位。几天后，崔儦才来道歉，杨素如当初一样对待他。 世家大族——博陵崔氏 博陵崔氏，中国汉朝至隋唐时期的着名大族，源自姜姓，因封地崔邑而受姓崔氏，西汉时期崔仲牟定居于涿郡安平县（今河北省安平县），逐渐发展壮大，因安平县后属博陵郡，后世遂称“博陵安平人”（即博陵崔氏由来）。 西汉昭帝时崔朝任侍御史，其子崔舒、孙崔篆世吏二千石，东汉时跻身名门，范晔评价“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崔为文宗，世禅雕龙”，北魏时虽然门第低于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四姓，但在北齐北周时全面上升为一流士族。至唐代有六房位列七姓十家，尤以博陵第二房最为显赫，唐初《氏族志》原稿就是以第二房的崔民干为第一等士族，时至中晚唐，天下人公推第二房崔氏为“士族之冠”，博陵崔氏在唐代有宰相十六人（其中使相一人）。 姓源 崔氏源出于姜姓，是齐太公的后裔，齐丁公的嫡子季子将继承权让给了齐乙公，以崔为采邑，于此终老，有子穆伯，后世便以崔为氏。穆伯的十一世孙崔杼（详情见《崔杼弑其君》）担任齐国的正卿，有子崔成、崔强，后娶齐桓公的后裔东郭姜，生崔明。庆封攻杀崔成、崔强，崔杼与东郭姜自杀，崔明躲在坟墓中逃过一劫，之后出奔到鲁国，继任鲁国卿大夫。崔明有子崔良，良十五世孙为崔意如，有二子：崔业、崔仲牟。业字伯基，居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故城县南部），后代为清河崔氏；仲牟居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县），后代为博陵崔氏。 郡望 崔氏自汉代起，称盛于东武城、安平两地，其中居于安平县的崔氏，发迹较早，在“前四史”中首见于《汉书·王莽传》，可追溯的最早人物则为西汉中期的崔朝。安平县初属涿郡，但因魏晋后长期属博陵郡管辖，故其族人多称“博陵安平人”，安平诸崔也被称为“博陵崔氏”。 发展 博陵崔氏从东汉起名人辈出。在新朝时期，崔发曾任大司空，新朝灭亡时被杀。东汉建立，崔发弟崔篆以兄长为耻，隐居不仕。崔篆的孙子崔骃与班固、傅毅齐名，曾在窦宪手下服务，因进谏窦宪而遭疏远。崔骃子崔瑗，曾经为兄长报仇，因杀人而逃亡，后遇赦。崔瑗与马融、张衡友好，以文章闻名，着名的作品有《座右铭》，被南朝《昭明文选》收录。崔瑗子崔寔，是农业着作《四民月令》的作者。崔寔玄孙崔洪，以耿直有志气闻名，在晋朝担任吏部尚书、大司农等官职。崔洪曾孙崔懿为前燕秘书监，有八个儿子，分为六房，后裔繁盛，于唐朝被列为“七姓十家”之一的禁婚家而知名于世，此外唐朝时博陵安平房、博陵大房、第二房、第三房因出宰相而合称为“博陵崔氏定着四房”，现对这四房崔氏的发展分别进行概述。 大房崔氏 始祖为崔懿子崔遭（崔连）。崔遭孙崔鉴在北魏担任东徐州刺史。崔鉴子崔秉为燕州刺史，曾被杜洛周围攻，其子崔仲哲跟随援军救援而战死，崔秉最后因军事失利而免官，后来累进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崔鉴兄长崔檦的孙子崔伯谦，在高欢执政时担任功曹。因其弟崔仲让到了关中，崔伯谦放弃在中枢任官的机会，担任南钜鹿太守，崔仲让之孙是隋朝员外郎崔凤举，崔凤举娶太原王氏（雍州司马王孝远女），其女崔氏嫁给了豫州刺史韦玄贞，生唐中宗韦皇后。 第二房崔氏 六房崔氏中，第二房崔氏尤其显赫。崔氏本是山东士族，然而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有许多家族成员在宇文氏手下任官，不但多位被赐姓宇文氏，甚至有女儿被皇室收养而封为公主者。唐初高士廉主编的《氏族志》本以第二房崔氏的崔民干为第一等，后来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干预下被降为第三等，然而时至中晚唐，第二房崔氏名人辈出，被公认为“天下士族之冠”。 第二房崔氏始祖为崔懿子崔琨。北魏献文帝时，崔琨孙崔辩担任中书博士、武邑太守。崔辩有两个儿子崔模、崔楷死于战场，其中崔模死于征讨万俟丑奴的战役中。崔楷个性严烈，北魏孝明帝孝昌初年设置殷州，以崔楷为刺史。当时葛荣起事，人们因此劝诫崔楷单身赴任，崔楷认为这样会被认为首鼠两端，因而举家前往。等到葛荣军进逼时，人们劝诫崔楷把家里弱小的成员疏散避难，崔楷将第四女、第三儿趁夜送出，后来又认为这样会被手下认为心志不坚，因而将儿女追还，守军因此士气大振，但最后城池还是被攻陷，崔楷及长子均死。 崔楷女崔幼妃适赵郡李希宗，生北齐文宣帝皇后李祖娥，崔楷子崔士谦，孝昌初年担任着作佐郎，后担任贺拔胜的行台左丞。贺拔胜败于侯景，崔士谦与弟弟崔说跟着贺拔胜一起投奔南梁，后来回到西魏。崔士谦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直州刺史，赐姓宇文氏，北周时迁总管、安州刺史，加大将军，进爵武康郡公。崔士谦与弟弟崔说友爱，崔说后来累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官。崔辩堂弟崔挺，崔挺的女儿被北魏孝文帝纳为嫔，拜昭武将军、光州刺史，北海王元详以崔挺为司马。 崔挺子崔孝芬，魏孝武帝太昌初年担任殿中尚书，加仪同三司，兼吏部尚书等职务，后来被高欢所杀。崔孝芬子崔猷，在父亲死后投奔西魏，后来担任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本州大中正等官职，赐姓宇文氏，其女为皇帝养女，封为富平公主。隋朝时以前朝遗老的身份，授大将军，进爵汲郡公，他的儿子是隋朝礼部尚书、信都太守、大将军崔仲方，在北周时曾向周武帝宇文邕献上灭齐之策。崔孝芬弟崔孝伟，其子崔昂，在东魏担任尚书左丞，北齐时曾任散骑常侍，兼大司农卿，因高归彦的事被牵连而免官，后复为五兵尚书。 第三房崔氏 始祖为崔懿子崔格。崔格曾孙崔纂，曾任廷尉正，王静自廷尉监迁少卿，崔纂耻居其下而解官。崔纂兄子崔暹，崔暹先后在高琛、高澄手下任职，受到高欢、高澄很隆重的礼遇，官至尚书右仆射、仪同三司。白居易的朋友崔玄亮也是崔纂的后裔。 博陵安平房 博陵崔氏另有博陵安平房，是崔寔堂兄崔烈的后裔。崔烈本来很有声誉，因为花钱买官，其事被汉灵帝与其保母程夫人当众说出讨论，于是声望大减。崔烈曾官至太尉，死于董卓去世时的大乱。崔烈有一子崔州平，因与诸葛亮是好友而知名。 房支 博陵安平房，东汉西河太守崔钧十世孙崔昂的后裔，号为博陵安平房。 博陵大房，前燕秘书监崔懿长子钜鹿县令崔遭（崔连）的后裔，号为博陵大房。 博陵第二房，前燕秘书监崔懿第二子饶阳县令、博陵太守崔琨的后裔，号为博陵第二房。 博陵第三房，前燕秘书监崔懿第三子崔格的后裔，号为博陵第三房。 博陵第四房，前燕秘书监崔懿第四子崔邈的后裔，号为博陵第四房。 博陵第五房，前燕秘书监崔懿第五子秀才崔殊的后裔，号为博陵第五房。 博陵第六房，前燕秘书监崔懿第六子崔怡、第七子崔豹、第八子崔侃的后裔，合称博陵第六房。 定着房 博陵安平房、博陵大房、博陵第二房、博陵第三房在唐代因出宰相而合称“博陵崔氏定着四房”。 禁婚家 显庆四年，唐高宗下禁婚诏，禁止“七姓十家”互相通婚，博陵崔氏大房、第二房、第三房、第四房、第五房、第六房（均为前燕秘书监崔懿后裔）位列禁婚家。 着名族人 唐朝宰相 崔仁师，出自博陵安平房，唐太宗宰相。 崔湜，出自博陵安平房，唐中宗宰相。 崔日用，出自博陵第三房，唐睿宗、唐玄宗宰相。 崔玄暐，出自博陵大房，武则天、唐中宗宰相。 崔铉，出自博陵大房，唐武宗、唐宣宗宰相。 崔涣，出自博陵大房，唐玄宗宰相。 崔损，出自博陵大房，唐德宗宰相。 崔元式，出自博陵大房，唐宣宗宰相。 崔沆，出自博陵大房，唐僖宗宰相。 崔敦礼，出自博陵第二房，唐高宗宰相。 崔造，出自博陵第二房，唐德宗宰相。 崔珙，出自博陵第二房，唐武宗宰相。 崔远，出自博陵第二房，唐昭宗宰相。 崔佑甫，出自博陵第二房，唐德宗宰相。 崔植，出自博陵第二房，唐穆宗宰相。 崔宁，出自博陵崔氏（卫州崔氏），唐代宗时期使相。 崔发 ，新朝说符侯、大司空 崔篆 ，西汉末、新朝文学家，着《周易林》六十四篇，为百姓平反，救出两千余人 崔瑗 ，东汉着名书法家，《座右铭》作者，有“草贤”之称，与杜度并称“崔杜” 逸事 1据《北史》记载，北齐时有一个叫李庶的男人，不长胡须，当时的人都称他是天生的阉人。博陵人崔谌，是北齐仪同三司崔暹的哥哥，曾经调侃李庶说：“教给老弟一个种胡须的办法，用锥子在脸上扎孔，再到孔上插入马尾” 李庶说：“先用这种方法在您家试用，种眉毛成功了，然后我再来种胡须。” 邢子才笑着对崔谌说：“您不熟悉李庶，为什么冒犯他？” 原来崔谌家族世代传有“病瘦”的恶疾，会导致眉毛脱落，因此李庶以此来嘲讽他，在博陵崔氏的老家安平县有一条大河叫滹（hu）沱河，当时民间戏称滹沱河肯定也流经了崔家的墓田，要不怎么叫“呼秃河”呢？ 2北魏分裂后，东魏建立，虽然名义上挂元氏旗号，但实际军政大权由高欢、高澄父子把持，博陵崔氏则出了崔暹、崔昂、崔季舒等名臣，其中崔季舒为大丞相高澄的心腹，专门负责监视孝静帝元善见的行动，有一次孝静帝与高澄饮酒时，自称为朕，高澄就怒骂道：“朕，朕，狗脚朕！”并令崔季舒打了孝静帝三拳。 3北齐天保三年（552年），齐文宣帝高洋前往营州，派遣博陵崔氏家族的崔柳出使高句丽，去索要北魏末年流散到高句丽的百姓。齐文宣帝告诫崔柳说：“如果高句丽有不听你的，你可以见机行事。” 崔柳到了之后，高句丽方面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崔柳便怒目呵斥高句丽的君臣，并冲着高句丽阳原王（高平成）打了一拳，高平成直接从床上摔到了地上，左右鸦雀无声不敢动，高平成于是向崔柳道歉并服从于他，崔柳带回五千户百姓复命。 墓冢 河北安平东黄城墓群占地面积约有两万五千多平方米，现已被河北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紧邻安平的博野县也出土过一些崔氏墓志。此外，根据考古研究，北朝时期博陵崔氏有两支举族西迁，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山、灵寿、曲阳以及石家庄市鹿泉区等地均发现了一定规模的崔氏墓冢。 世家大族——弘农杨氏 弘农杨氏，是以弘农郡（陕西省华阴县）为郡望的杨姓士族，始祖为汉昭帝时期的丞相、司马迁的女婿杨敞。 杨敞玄孙杨震官居东汉太尉，号称“关西孔子”，其子杨秉、孙杨赐、重孙杨彪皆为太尉，时称“四世太尉”、“东京名族”。 姓源族籍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通志·氏族略》等文献记载，弘农杨氏源自姬姓，为晋国公族羊舌氏，太傅叔向之后。 弘农杨氏家族的籍贯为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东），与其他姓氏士族类似，历经数代，不着故里，仍以弘农华阴人自称。 伪冒问题 作为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弘农杨氏在魏晋时期并未成功转型成为着名的高门士族。东汉末年，杨秉一支的杨彪、杨修父子因为忠心汉室而遭到猜忌甚至杀戮。西晋时期，以外戚身份专权的杨骏、杨珧、杨济兄弟很快失败，被诛三族。东晋时期，杨亮父子因为“晚过江，婚宦失类”而遭到排挤，成为“以武干取职”的伧荒武将，并最终被桓玄、宋武帝刘裕等杀害。 据唐长孺、李文才、魏宏利等学者考证，东汉太尉杨震的后裔至北魏时已经不可究诘，《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的北朝以来的弘农杨氏，如杨珍、杨播、杨钧（越公房）、杨雄（观王房）、杨惠嘏—杨坚系等均属伪冒，通过伪托汉魏旧门弘农杨氏，以自抬身价。 家族名人 杨喜，西汉开国功臣，因斩杀项羽有功而被汉高祖封赤泉侯。 杨敞，西汉丞相、安平敬侯，史学家司马迁的女婿。 杨宝，西汉末、东汉初隐士、经学家，“结草衔环”中“衔环”的主人公。 杨震，东汉太尉，为政清廉，“四知”典故由来，被誉为“关西孔子”。 杨秉，东汉太尉，以清廉着称。 杨赐，东汉太尉、临晋文烈侯，汉灵帝师。 杨彪，东汉太尉，谏阻董卓、尽节护主。 杨修，东汉末年文学家，才华横溢，学问渊博。因党附曹植而被杀害。 杨骏，西晋太傅，与其弟杨珧、杨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 杨艳，西晋武帝司马炎皇后，谥号武元。 杨芷，西晋武帝司马炎皇后，史称“婉嫕有妇德， 美映椒房”，谥号武悼。 杨佺期，东晋龙骧将军，屡败前秦。 从两汉到隋唐，士族始终活跃在权力中心，就连至高无上的皇权都无法撼动他们的根基，只能和他们共存。隋唐皇室好不容易弄出个科举制，用以削弱士族的实力，没想到士族在文化上的底蕴实在是雄厚，考科举也比寒门子弟强，就拿顶尖的“五姓七望”来说，动不动就出个状元郎。都知道“五姓”是“李、崔、卢、王、郑”，里面没有“杨”。 按理来说，弘农杨氏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是顶尖豪门了，其起点比东汉后期才起家的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等士族都更高，不至于在相同的赛道上掉队掉得如此严重。可事实却摆在面前，弘农杨氏在隋唐时期确实没落了。这里面是“龟兔赛跑”的逻辑，还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无妄之灾？或者说是其他原因？ 一、弘农杨氏的辉煌之路 1、西汉时期的磕绊 弘农杨氏的先祖可追溯至西汉的开国功臣杨喜。杨喜早年间投奔刘邦，被任命为主管骑郎的郎中骑，后在乌江江畔与骑司马吕马童等人分得项羽之尸，因功被封为赤泉侯。功臣有嫡系和非嫡系之分，杨喜出身于“秦人集团”，而不是“淮泗集团”，算不上刘邦的嫡系，因而虽有侯爵之贵重，却无显要官职在身。待到杨喜之孙杨毋害承袭侯爵之后，先是因过错被汉景帝罢免了爵位，好不容易复封又因犯罪被汉武帝夺爵，赤泉侯国等于说只传了3代就没了。 既无显职，又无爵位，杨氏迎来了第一个危机。好在杨毋害之子杨敞聪明，奉行“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原则，依托于权臣霍光的支持，实现了人生巅峰，从小小的军司马一路做到了昭帝后期的丞相，还被封为安平侯，也算是重振了家声。值得一提的是，杨敞是着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女婿。杨敞有两个儿子，长子杨忠（与隋文帝杨坚之父同名，一般来说，士族是很忌讳和先祖同名的）承袭安平侯爵。 次子杨恽比较出色，先是在恩荫制度的作用下成为了郎官，后因举报霍氏子弟欲谋反立下大功，被汉宣帝封为平通侯。等于说弘农杨氏自此成为了一门两侯的显赫家族。据杨恽写给朋友孙会宗的信中所说，“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所谓乘朱轮者，即公卿列侯及两千石以上的官员，一般家族出一个两千石官员就很不错了，他们家一下子出了十个比两千石还厉害的官员。 倘若弘农杨氏能够常态化地照此发展下去，持续个两三代，必然成长为豪门世家。可惜杨恽和他外公司马迁一样的桀骜，从而惹上了祸事，被人构陷至死，就连他的侄子—安平侯杨谭（杨忠之子）也受了牵连，被汉宣帝贬为庶人。一门双侯的荣耀自此在西汉年间一去不复返，弘农杨氏也从云端跌落凡尘，昔日的辉煌仿佛是过眼云烟。 弘农杨氏的郡望 2、东汉时期的璀璨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杨恽虽死，可弘农杨氏的经济实力依然还在，史载杨恽曾从其继母那里继承了数百万的财产，从其父那里继承了五百万的财产，加起来快一千万了，可他轻财好义，将这些财产都分给了亲戚们。一般人家即使想像他这般轻财，又从哪儿弄到千万的财产？这还只是杨恽一人，族中的其他子弟呢？可见弘农杨氏之富裕。 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弘农杨氏子弟提供了比较优渥的生活条件，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弘农杨氏子弟亦是如此，他们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不断学习儒家文化，在儒学当道的环境下努力向经学文化家族转型。西汉末年，杨宝（杨谭之子）通过主攻《欧阳尚书》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声名鹊起。 关西孔子—杨震 适逢乱世，杨宝避居山林，潜心学问，吸引不少士子找他拜师，他没有像很多大儒那样敝帚自珍，而是倾囊相授。王莽篡汉之后曾多次征召他为官，可他始终拒而不受，由此在士林中收获了崇高声望，成为一代名士。他的这种风骨对族中子弟，尤其是其子杨震产生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杨震少时亦学《欧阳尚书》，后来拜得太常桓郁为师，通习各家学问，以博学而闻名于世，被人尊为“关西孔子”。 杨震在盛名之下依然保持良好的心态，曾多次拒绝朝廷征辟，安安静静地做了二十多年学问，直到晚年时才入仕为官，从县令一路升为太尉。杨震之子杨秉因家学渊源，被朝廷征召为汉桓帝的“帝师”，此后官运亨通，和其父一样当上了太尉。杨秉之子杨赐很好地继承了父祖的基因，勤于学问，被安排为汉灵帝讲学，成为“帝师”，后累迁为太尉。弘农杨氏由此成为“四世三公”的顶尖世家。 东汉名臣—杨赐 二、弘农杨氏的没落之路 1、曹魏时期的“站队” 弘农杨氏让人钦佩的并不是其“四世三公”的盛名，而是不管家族如何显赫，始终能坚守其清正守节的家风。从杨震到杨赐，都能尽忠职守，清白为官，杨震在朝中为官期间坚持与乱政的宦官斗争，直至最后被宦官构陷，遭贬为庶民，他在回乡途中选择了以死明志，不仅对阴霾笼罩的朝堂发出了最后一击，还为族中子弟及后世子孙做出了表率。杨秉在担任太尉期间，继续坚持打击宦官势力。 杨赐在担任司徒期间多次向汉灵帝指出宦官干政的问题严重性，并对清流大臣多加保护。弘农杨氏之气节和风骨因而闻名于世，其族中子弟和汝南袁氏不同，汝南袁氏对自己的羽毛颇为爱惜，弘农杨氏却不管面对何种威胁，始终坚持与宦官势力抗争到底，对于乱政的权贵，他们也是避而远之，这在东汉后期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众多世家大族选择另谋出路。比如汝南袁氏直接下场与群雄竞争，一心想着取汉室而代之。 弘农杨氏却是另外一番表现，族中子弟始终坚定守护汉室的信念，跟着汉献帝从洛阳跑到长安，又从长安回到洛阳，最后又从洛阳迁至许都，切实做到了不离不弃。汉献帝在长安期间，杨赐之子杨彪积极周旋于各大势力之间，为保障汉献帝的安全而不懈努力。弘农杨氏对汉室的忠诚自然是不符合曹操的利益需求的。 史载“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可见杨彪和曹操之间的对立有多严重。随着曹操势力的发展，曹操想着兼容并蓄，借弘农杨氏来壮大自己的声威，可杨彪压根不买账，直接来个“称病不出”。曹操眼见弘农杨氏不配合，且自己时日无多，便下了狠手，处死了杨彪之子杨修，严重削弱了弘农杨氏的影响力。 2、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病急乱投医 弘农杨氏既然与曹魏不对付，曹魏自然不会让弘农杨氏恢复往日实力，直至司马氏做大，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司马氏为了篡魏自立，对士族多有扶持，以期借助士族的力量来压制曹魏皇室，其中自然不会忽视曾经被视为士族翘楚的弘农杨氏。司马昭为此与弘农杨氏联姻，让自己的嫡长子司马炎娶杨炳（杨震的五世孙）之女杨艳为妻。司马炎篡魏建晋后，杨艳成为西晋第一任皇后。 泰始十年，杨艳病逝，两年后，司马炎又立杨艳的堂妹杨芷为皇后，弘农杨氏在西晋还没怎么发力，就一门双皇后，成功化身为外戚家族。高门士族+外戚=快车道，弘农杨氏迅速恢复往日尊荣，杨芷之父杨骏在司马炎去世后，奉命辅政，族中子弟多有高官厚爵，权势足以与皇室比肩，时人称杨骏、杨珧和杨济为“三杨”，史载“骏及珧、济势倾天下”。然而杨骏的德行远不如其先祖，有嫉贤妒能之恶习。 杨骏当政期间，刚愎自用，大肆培植亲信，引发宗室、大臣们不满，进而让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找到了机会，被贾后给灭了三族，弘农杨氏因此而遭受了致命性打击。杨骏死后，西晋也开始走上了末路，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北方大地再度烽火燎原，存活下来的弘农杨氏子弟在这种大环境下也是无所适从，四处躲避战乱。散居在各地的杨氏子弟，为了重现家族的昔日荣光，进入了一种“病急乱投医”的状态。 杨修的曾孙杨朗循着衣冠南渡的大潮跑到了江南，依附于王敦的羽翼之下，以期通过王敦的扶持来重振门楣，即使王敦率军攻打晋元帝司马睿，杨朗依然选择效忠于他。杨修的四世孙杨亮选择留在北方，在姚羌首领姚襄麾下效力，后来又投降桓温。杨亮之子杨佺期和杨广后来走的也是从武之路，死在了桓玄手上，族中的杨思平和杨尚保等人因此“俱逃于蛮”，后加入刘宋阵营，结果依然未能幸存，弘农杨氏自此衰微。 结语 综上所述，弘农杨氏既不是“龟兔赛跑”中的“兔”，也不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中的“木”，其衰败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正常变化。从两汉到隋唐，期间有多少次风云突变？士族群体要想累世不衰，本就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就拿琅琊王氏来说，其在东晋时期的实力岂不比东汉时期的弘农杨氏强？不也照样没能跻身于“五姓七望”吗？ 有人说弘农杨氏在北魏有杨播这一支颇为显赫，包括建立隋朝的杨坚（有很多人认为杨坚是异族，改的汉名。）也是出身于弘农杨氏。然而他们所编排的世系是漏洞百出，很难证实他们确系弘农杨氏子弟。或者说，不管杨播、杨坚是否出身于弘农杨氏，都难以掩盖弘农杨氏在唐朝已经没落的事实。 世家大族——陇西李氏 陇西李氏算得上时代悠久，陇西本就是秦国境内，随着秦国的崛起，陇西李氏以武立足。秦代陇西郡最早的郡守是李崇，后人尊他为陇西李氏的始祖。李氏成为陇西郡的名门望族是由李崇祖孙三代人创建的:李崇之次子瑶为南郡守，封狄道侯;其孙信为大将军，封陇西侯。李信相信大家都认识，跟随秦始皇统一天下，是秦王嬴政最信任的年轻将领之一。灭燕赵立有大功。后领兵二十万攻打楚国，先是一路凯歌，后来因为昌平君反叛秦国而腹背受敌，被楚将项燕大败。后随王贲灭辽东燕国，灭齐国。 到了汉朝，汉文帝之后陇西李氏出现一批比较出名的将领，李广在汉文帝时期出击匈奴因功为中郎。景帝时，先后任北部边域七郡太守。武帝即位，召为未央宫卫尉。元光六年，任骁骑将军，领万余骑出雁门（今山西右玉南）击匈奴，因众寡悬殊负伤被俘。匈奴兵将其置卧于两马间，李广佯死，于途中趁隙跃起，奔马返回。后任右北平郡太守。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数年不敢来犯。元狩四年漠北之战中，李广任前将军，因迷失道路，未能参战，回朝后自杀。李广死时，他长子李当户、次子李椒都已经过世，仅留下幼子李敢。李敢当时是霍去病的部下，因立有战功被封为关内侯，听说父亲死讯，认为是卫青任意调离李广，因此打伤卫青。卫青隐藏了李敢的打人不法行为，但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却不能接受部属殴打自己舅舅，后来在甘泉宫狩猎时射杀了李敢。李广的孙子李陵出击匈奴，被包围后投降，使陇西李氏在郡中名望下降。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段业自称凉州牧，李暠被授为效谷县令。李暠自称西汉飞将军李广十六世孙，他的高祖父李雍、曾祖父李柔都在晋朝做官，历任郡守之职；祖父李弇则在前凉张轨幕下担任武卫将军，封爵安世亭侯；其父亲李昶从小有美名，但很早去世，李暠是他的遗腹子。隆安四年，北凉的晋昌太守唐瑶反叛北凉，向敦煌、酒泉、晋昌、凉兴、建康、祁连六郡传发檄文，推举李暠为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凉公，兼任敦煌太守。李暠在境内大赦，建年号为庚子，建立西凉政权，追尊祖父李弇为凉景公，父亲李昶为凉简公。李暠死后，太子李歆继位，史称西凉后主。 之后李歆与北凉交战被杀，其弟敦煌太守李恂在敦煌嗣位。次年北凉军继续围攻敦煌，李恂战败，乞降不成后自杀。西凉就此被北凉攻灭。 李宝投靠北魏拓跋氏，为内都大官，李氏在北朝的崇高地位由此得以确立。其子李冲，是北魏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与皇室联姻，巩固了李氏在北魏，北朝的士族中的地位。北魏是陇西李氏成为北方高门的最重要时期，子弟为官爵者80多人，见诸史籍者90多人，李氏在政治上的成就以及自身儒学的修养，使得陇西李氏最终成为天下名门望族。西魏时期，李虎跟随宇文泰东征西战，成为西魏“八柱国”之一，赐姓大野氏，拜太尉，封陇西郡公。 权位荣盛，莫与为比。死后追封为唐国公。关于李虎是属于陇西李氏还是赵郡李氏，历史上各说纷纭。本来没这么多争议，只因李虎有一个叫李渊的孙子。他的孙子继承了他唐国公的爵位，隋失其鹿后，一统天下，创立了大唐王朝，所以历史对李唐是不是陇西李氏有很多争议。唐太宗李世民自称出自陇西李氏，其实也是为了李唐地位，毕竟陇西李氏是所有李姓地位中最高的门阀。 陇西李氏历史上最耀眼的人物就这位与秦皇汉武齐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可以说是为李唐的建立立下最大功劳的人，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往雁门关解救隋炀帝。首倡晋阳起兵，拜右领军大都督，受封敦煌郡公，领兵攻破长安，拜尚书令、光禄大夫，受封秦国公、赵国公。唐朝建立后，领兵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建立与统一立下赫赫战功，拜天策上将，封秦王。如果说“宣武门之变”是他的黑点，他即位后听取群臣意见，虚心纳谏。对内文治天下，厉行节约，劝课农桑，实现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贞观之治”。这些历史功勋完全可以盖掉他的污点。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和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与北方地区各民族融洽相处，获得尊号“天可汗”，为唐朝后来一百多年的盛世局面奠定重要基础。 而后李唐经历了武周代唐，神龙政变，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开元盛世，李唐达到极盛。 唐玄宗后期，天宝年间，安史之乱，李唐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导致国力渐衰；中后期经唐宪宗元和中兴、唐武宗会昌中兴、唐宣宗大中之治国势复振。878年爆发黄巢起义破坏了唐朝统治根基，907年朱温篡唐，唐朝覆亡。唐朝也是陇西李氏最辉煌的时刻。唐朝晚期，黄巢起义及朱温叛乱，严重打击了士族门阀，士族由此走向衰落，陇西李氏也渐渐沦为庶族。陇西李氏从先秦开始唐朝结束，从刚开始的以武立足到北魏时正式成为豪门望，之后李唐的陨落，长达一千两百多年，所以有的文章称陇西李氏为第一门阀。 世家大族——彭城刘氏 因汉太祖刘邦祖籍丰县，起家于沛县，而丰县和沛县后来都属彭城郡，所以天下刘氏莫不以彭城为自己的祖籍，而称为彭城刘氏。彭城也就历来都被视为刘姓的正宗郡望，宋代以后更成为天下刘姓的统一郡望。 西汉初，汉太祖刘邦的小弟刘交受封为楚王，史称楚元王；后来，汉宣帝刘询又封皇子刘嚣楚王，史称楚孝王。因此，彭城刘氏也就分为两个主要支派：一是楚元王刘交派；一是楚孝王刘嚣派。 郡望源起 彭城郡原为西汉的楚国。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以楚国改置彭城郡，治所在彭城县（今江苏省徐州市）。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复名楚国。东汉章和二年（88年）又改为彭城国。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复为彭城郡。隋开皇（581-600年）初废郡，大业三年（607年）复置。唐武德四年（621年）又改为徐州，天宝元年（742年）名彭城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徐州。历史上的彭城郡，其统辖范围大致包括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沛县东南部及邳州西北部，安徽濉溪县东部及山东微山县一带。彭城郡与沛郡在地域范围上有部分重叠。因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起家于沛县，而丰县和沛县后来都属彭城郡，所以天下刘氏莫不以彭城为自己的祖籍以刘邦为自己的祖先，而称为彭城刘氏。彭城也就历来都被视为刘姓的正宗郡望，宋代以后更成为天下刘姓的统一郡望。 定着房 唐代，彭城刘氏为刘氏定着七房之一。唐代刘氏定着共七房：一曰彭城，二曰尉氏，三曰临淮，四曰南阳，五曰广平，六曰丹杨，七曰南华。宰相十二人。彭城房有刘滋、刘文静、刘瞻；尉氏房有刘仁轨、刘琢；临淮房有刘祎之；南阳房有刘洎；广平房有刘祥道、刘景先、刘从一；丹杨房有刘邺；南华房有刘晏。 彭城堂号 “彭城堂”为刘氏最为着名堂号。彭城是刘姓郡望，也是汉家刘氏的发源地。因此，许多刘氏宗族都将自己的祠堂称为\"彭城堂\"，以标明自己为彭城刘氏，是正宗的刘邦后裔。甚至出自他源的刘氏，如匈奴刘氏、沙陀刘氏等，因年代久远，谱系失考，上代失叙，也对外自称为彭城刘氏，往往以\"彭城堂\"作为本族堂号。现今以\"彭城堂\"为堂号的刘姓，在中国南北各地和海外华人中都有发现。 望出彭城 “望出彭城”，望，即郡望，是说汉后刘姓出自彭城郡，为彭城地区的望族。徐州是“帝王之乡”，是汉高祖刘邦和楚元王刘交的故乡，彭城刘姓为皇室国姓。刘邦诛秦挫项建立大汉王朝，两汉四百余年，传二十四帝。汉初刘邦分封兄弟子侄为王侯，以镇天下，屏藩皇室。单西汉一朝二百年间，封王列侯达1100人之多。其中封王者180人。刘氏在西汉时，已衍为中国的鼎盛大族。自西汉以后，刘姓为帝王者92人位居各姓氏帝王人数之首，出任宰相为97人，在历代的科举应试中，刘姓考中“天下第一”的状元为30人之多。迄今，中国刘姓人口已近7000万，名列中国第四大姓，也是世界第四大姓。中国古代刘氏郡望约有27个，彭城刘氏郡望是其中形成望族最早的一支。她历史悠久，名声响亮，帝王将相，人才济济，影响巨大。 太监王国 南汉偏安岭南，是有名的“太监国”。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一个从中原迁到岭南的刘氏家族，也想趁机恢复刘氏天下。他们以岭南为根据地，在广州建立一个独立的王朝，国号也是汉，这就是南汉。南汉传到了末代君主刘鋹手里时，政事紊乱，他还使南汉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太监国”。《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当时，刘鋹制定了一个奇葩的基本国策：考上进士的儒生，一律先阉割，再委任官职；没考进士，但被他器重的大臣，也都难逃一刀。目的就是让大臣们了无牵挂，专心事主。于是，一个偏安岭南的小朝廷，2万多名大小官员全都是阉人，道士、和尚等也都是太监。 上行下效，官场如此，民间也掀起“自宫潮”，不少小康之家的公子为求官职，忍痛挨刀：读书要寒窗十年，自宫一时痛苦却能终身富贵。史料记载，有一年，皇宫放出3000个太监公务员名额，结果应征的自宫者达2万多人。政府无奈扩招，增加了1500人，但还是有很多人被剩下：他们已经自宫，求富贵不成，回家乡又没脸，最后沦为乞丐、小偷，十分可怜。有这样的庸主治国，南汉怎么能不灭亡？公元970年，北宋潭州防御使潘美进兵南汉。次年，刘鋹逃亡不成，无奈投降，南汉就此灭亡。 世家大族——陈郡谢氏 陈郡谢氏，中国古代着名门阀之一。陈郡谢氏起家于魏晋时期，在着名的“淝水之战”中，以谢安为首的谢氏家族为东晋大胜立下至伟的贡献，奠定了陈郡谢氏为东晋以及南朝当轴士族的地位。陈郡谢氏还出了许多文学与艺术的杰出人物。以至后人将门阀士族鼎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比喻为“王谢”并称的年代。南朝四大盛门“王谢袁萧”第二位，兴起于曹魏，衰落于南朝梁，至南朝陈亦有人出任高位，但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在南朝末年，与很多士族一样走向没落，在南朝四大侨族之中没有能像兰陵萧氏那样繁盛到唐朝。 陈郡谢氏远祖可追溯至曹魏时期的典农中郎将谢缵与其子谢衡。中国古代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出自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继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及谯国桓氏之后成为东晋的最后一个“当轴士族”。 陈郡谢氏在保卫东晋朝是有至伟的贡献的，着名的“淝水之战”以东晋大胜而终结，此战在后方指挥的谢安，在前方领兵作战的是谢石、谢玄、谢琰。 陈郡谢氏之文学贡献与艺术才能的杰出人物：谢鲲、谢尚、谢奕、谢安、谢万、谢道韫、谢混、谢灵运、谢惠连、谢朓、谢庄等，优秀军事人才有：谢石、谢玄、谢琰、谢晦等。南陈时有谢哲、谢嘏、谢伷3个官员。 谢氏家族史迹勾沉 不过，谢氏家族真正有史可考的第一人是曹魏齐王芳时长安典农中郎将谢缵。他当时所任的官职尽管不高，但由于掌握有人力和物力，任职的地点又是曹魏的中心之一，仍为谢氏家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从此，谢缵子衡、衡子鲲、鲲弟裒等相继在魏晋时期进入仕途，不同程度地为家族赢得了声誉，并使自己的家族从—般的官宦之家演变为世代为官的世族之家。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东晋中叶以前，谢氏像以后那样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世族地位还没有形成，家族成员被人轻视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正如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所说的那样：“谢氏虽为江左高门，而实自万、安兄弟其名始盛。谢褒父衡虽以儒素称，而官止国子祭酒，功业无闻。……后来太傅名德，冠绝当时，封胡、羯未，争荣竟秀，由是王、谢齐名。” 东晋中期，谢氏家族传到谢安、谢万、谢石和谢尚、谢玄、谢琰等人，亦即谢缵的曾孙和玄孙辈，是谢氏家族最为辉煌和最为荣耀的时期。当时，谢安由于超人的声誉和出色的政治才能被椎上了宰相的宝座，谢尚、谢万、谢石、谢玄、谢琰等人也各领强兵遍布方镇，谢氏家族的人几乎垄断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形成了与皇族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特别是公元383年，由谢安坐镇京师任总指挥、谢石任征讨大都督、谢玄任前锋都督、谢琰任辅国将军，4人联合导演了一场震古烁今的“淝水之战”，创造了8万人大胜前秦25万入侵者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更使谢氏家族无限荣光。事后，谢安等4人同日封公，鼎贵无比，不仅获得了应有的奖赏，而且还使家族的门阀地位得以确立。 从东晋到南朝，是谢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谢氏不仅拥有在社会上排名第二的高峻门第，而且还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其优越的处境，有时连皇帝也望尘莫及。根据近人的研究表明，在东晋到南朝的200多年中(公元317~589年)，谢氏见于史传的人数就有12代、100余人。他们大多进入仕途，遍布政界和军界，发号施令，高居人上，有时还能摆布皇帝。这一时期的封建政权由晋而宋，再由宋而齐，而梁、而陈，亡国之后的帝王之家想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而他们则不受朝代的限制，可以累朝累世永远贵显。甚至一些出身寒微的开国皇帝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还把能得到谢家人主持的登基仪式作为一种荣耀，而他们有时对这种事情也不屑一顾。可见，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多么特殊。 六朝时期，谢氏家族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自己的庄园、山林和劳动人手。当时的朝廷有明文规定，在官之人都可以按官位高低占有土地、山泽和佃客，多者可以占田50顷，佃客40户，少者也可占田10顷，荫客5户。谢氏族大官多，拥有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也就多，经济实力自然雄厚。所以在晋末和南朝的时候，谢安孙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他死后10余年，至宋元嘉中(公元424—453年)，夫人东乡君去世时，就有“资财巨万，田园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安)、司空琰时事业，奴僮就有数百人”。而谢玄曾孙灵运，在会稽始宁拥有更多的田产，其中包括两座山、水田旱田、5所果园，以及大面积的竹林菜圃。这种庞大的庄园经济，在当时世族中首屈一指。 谢氏家族还人才济济，各有所长。短短的200多年中，不仅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出了许多着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诗人。其中如谢安、谢玄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早已名垂青史，谢灵运、谢朓的文学成就亦为世人瞩目。谢道韫诗文俱佳，不失女中魁首；“前有封胡(谢韶)、遏末(谢渊)，后有览(谢览)、举(谢举)”，亦皆族中俊秀。语云“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谢氏所以能累世贵显，正是他们维系着箕裘家风不坠。 所以，谢氏家族便成了众所仰望的高门大族。唐人柳芳在评论南北朝世族时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这是把谢氏排在六朝贵族的第二位；南朝人纪僧真向齐武帝请求当世族，齐武帝让他去征求谢氏的意见，可见在皇帝眼中，谢氏也是世族领袖；后来侯景想与谢氏联姻，梁武帝也认为侯景家的级别不够，与谢氏所处的不是一个档次。上述这些事实无不说明，谢氏家族在当时的确处于高不可及的特殊地位。 家族政治地位演变 谢氏家族在六朝时期所以能够持续贵显，除依靠家族成员的不懈努力以外，还利用了两个基本手段：一则“宦”，另则“婚”。前者是保持政治地位不变的根本，后者则是社会地位的可靠保证。仅就“宦”而言，不同时期的谢氏家族还有不同的特色。 (一)上升时期的仕宦特色 从谢缵在曹魏中叶为谢氏家族开基到东晋末年以前，是谢氏家族的上升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共传5代，有史可考者25人，其中有21人进入仕途。其第一代谢缵初显于仕宦后，第二代谢衡便历官博士、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太子少傅，以精通儒经、知识渊博而任皇帝、太子身边近侍，开始进入中央政界。三世谢鲲“不恂功名”，对仕宦持消极态度，担任的最高官是豫章太守，但他在社会上有极高的名声，被誉为“朝廷之望”。他的胞弟谢褒则出任了吴国内史一职，拥有着一个颇有政治、经济实权的地方职位。谢氏家族的第四代，即谢安等人所在的世代，可考的7人中有6人进入仕途，入仕的时间都在东晋建国以后。 从所任官职上看，6人中有3人担任过一品高官，官位最低的1人也居五品之职。此外，6人中还大都拥有军权，其中5人有将军号，3人开府，4人出据方镇。紧接其后的第五代有11人入仕，其中最高官一品2人，最低官六品2人，有将军号者2人，1人开府，1人任职方镇。这两代人生活正东晋中叶前后，他们生机勃勃，握兵执政，在中央担任参与决策的要职，在军界出据重镇，操纵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命脉。东晋军队“北府兵”的组建和“淝水之战”的胜利也都由这两代人完成，他们几乎支撑着当时的整个东晋朝廷。 谢尚是第一个担任高级官职的谢氏家族成员。他在政界的最高职务是三品尚书仆射，在军界是二品卫将军，赠开府。他是谢鲲的长子，谢安的堂兄，一生主要从事军事活动，先后任过江州、豫州刺史，有镇西将军等军号8个，都督军事5次。 谢安是谢尚以后地位最高、名声最重的一人，实际上也是整个家族的标志。他当政时，推荐从子谢玄出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军事，建立了精悍善战的“北府兵”，奠定了家族的武力基础。在淝水之战中，主要军界职务全由谢家人担任。战后，谢安进位太保，都督扬、江、徐、兖等15州军事，掌握全国军政大权；谢石进为中书令，掌握朝政中枢；谢玄进号前将军，假节；谢琰也任护军将军。不久，去世后的谢安又与弟石、子琰、兄子玄同日封公，确立了绝对的政治优势。 (二)从武官到文职 从晋末到宋末近100年间，是谢氏家族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是第六至七代，可考者40人，其中有30人进入仕途。在这些入仕者中，官登一品者1人，七品者2人，其余都在二至七品之间。他们中任职军旅者6人，其中1人出居方镇。 与前一时期近半数的人掌握军权相比，谢家人这时出任军职者明显减少。不仅如此，所居武职也明显变化，如6世谢裕为右卫将军、谢述为左卫将军、谢混为中领军；7世谢晦任卫将军、谢遁任冠军将军、谢弘微任右卫将军。这些军号多是虚衔，实际领兵者仅有谢混、谢晦1人。但谢混早在晋末就被宋武帝杀害，军队被吞并，谢氏所掌握的军权大部被剥夺；剩余的部分由谢晦统领，任都督荆湘等7州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兼荆州刺史。 宋文帝对他放心不下，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诈称北伐，亲率禁军西上，谢晦仓促应战，又遇手握重兵的檀道济临阵倒戈，终于兵败被杀，连其兄弟谢遁、从子谢世基也被斩首示众。至此，谢氏的军权全部丧失。 在文职方面，谢氏家族成员在这一时期的仕宦也不尽如人意，其特点是当官清显而不秉政，出仕变成了门户的点缀。当时的刘宋皇室一方面需要借用像谢氏家族这样高级世族的社会地位和优雅的文化素养来装点门面，但同时又怕他们与自己分权秉政，于是便设计出一批高官显爵来，专门来供养这些高级世族。谢氏第六代中的谢澹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人。他是谢安的嫡孙，宋初任太尉、太保、特进等显职，官位之高无以复加，但却设有任何事功，仅是主持过宋武帝的登基仪式而已。这正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的那样，谢氏“在晋宋掸让革命中，起了为新帝加冕的罗马教皇那样的作用”。 (三)拯救家族地位的努力 从宋末到陈，谢氏的8代至14代共29人走上仕途。他们中最高官一品1人，最低官八品1人，任上品官11人，占全部仕宦人数的39%。 谢家人在这一时期担任的上品官，计有侍中、散骑、中书监令和东宫官属。侍中和散骑的地位在宋代以后继续下降，最后成为“终非华胄所悦”的闲散之职。中书监令的权力则落入位卑权重的中书舍人手中。谢家人出于身份地位的考虑，没有一人担任过这种官职，这就意味着谢氏与军国政权的距离越来越远。至于秩重望清的东宫官职，尽管是当时贵族普遍看好的职位，但仍然没有什么实权。 由于谢氏家族的当官之人远离了权力中枢，势必引起家族地位的下降。在宋齐时期，谢氏担任三品以上高官的仅有2人，至陈朝中叶以后则无1人出任高官。因为官位降低，谢氏见于史籍的人数也迅速减少，至陈朝末年时，整个家族中只剩下谢贞1人，所担任的也只是六品官。在他去世时，膝下仅有一个6岁的小儿，“鲜兄弟，无他子孙”，不得不托孤于族子谢凯，而谢凯又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人。所以到陈朝末年，谢氏由于家族成员少，近亲中又没有强有力的人物，已经下降为孤寒之族。甚至在陈始兴王陈叔陵发掘作为谢氏标志的谢安墓时，族中竟无一人出面干预，其势力之弱于此可见。 为了拯救急剧下降的家族地位，谢氏也有人作过一些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仕宦上，如出任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中正官等，但这也毕竟是力不从心的了。 总之，仕宦作为谢氏家族维持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谢氏的上升期和保持期的确起过不少作用，但在南朝中叶以后，由于当官不典政，仕宦就慢慢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谢氏在没有仕宦而来的权力、武力、财力作后盾的情况下，仅凭既成的社会地位苦苦支撑，其前途也只有走向衰亡一条路。 家族社会地位变更 与仕宦相同，婚姻也是谢氏家族保持家族地位的主要手段。它的作用表现在社会上。通过严格身份等级界限、仅与那些与自己家族地位不相上下的家族通婚、与皇室联姻、与同乡贵族联姻、与大族世代婚姻、与自己宗教信仰一致的世族联姻等途径，保证自己的血统高贵，这便是谢氏家族婚姻的主要特色。 (一)从容奠定的婚姻基础 谢氏家族的婚姻，可考的第一例是谢鲲娶中山刘氏女，妻父不明。中山刘氏是魏晋时期着名大族，其中的一人便是与祖逖“闻鸡起舞”的晋太尉刘琨，他们贵显的历史要早于谢氏，主要通婚之家有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内司马氏等，而其中的太原郭氏又与太原王氏、河东裴氏、平阳贾氏、琅邪王氏等联姻，共同结成一个封闭的婚姻圈。谢氏一开始就能进入这个高级的婚姻圈中，说明其婚姻基础的建立是牢固的。 谢氏家族在谢鲲以后的婚姻个案，可考知者明显多了起来。在谢安一辈人中，2人娶太原王氏，2人娶同郡袁氏，此外又分别有人与河南褚氏、沛郡刘氏、琅邪诸葛氏、泰山羊氏、长乐冯氏等大族联姻。再下一代，婚姻可考者共有14例，其中琅邪王氏7，太原王氏2，同郡袁氏、同郡殷氏和高平郗氏各1，颖川庾氏2，这些也无一不是高门大族。随着谢氏与各大族间婚姻联系的越来越密切，其世族婚姻基础也随之奠定。 综合研究谢氏家族早期的婚姻个案，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婚姻特点除注意与那些是自己同乡的家族通婚和在联姻时注意宗教信仰以外，还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和“亲上加亲”。如在谢玄这辈人14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世族之外的人通婚，2\/3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族，其余通婚的殷、庾、郗等家也是着名世族。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层关系和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女嫁同郡殷浩从弟殷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谢玄女嫁袁质子袁湛，袁湛妹嫁谢玄从子谢重，等等，这些都是上述性质婚姻中的典型事例。 至于谢氏家族与皇室间的通婚事例，东晋只有一例。 (二)婚姻作用于家势的途径 历史发展到刘宋时期，由于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较东晋中叶有所下降，因此，婚姻对谢氏保持优越地位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起来。活动在刘宋时期的谢氏家族成员，主要是谢缵的六、七世孙。他们的婚姻见于史传者，计有刘宋宗室6例、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南阳刘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2例，颖川庾氏、颍川荀氏和顺阳范氏各1例，郡望末明曹氏1例。这些婚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皇室的联姻大幅度增加，说明政治因素已经开始影响婚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实际上是双方互为利用的结果。如在刘宋皇室一方，由于当初来自南下流民的中下层，其开国皇帝刘裕在谢玄组建北府兵时还只是一名招募来的兵丁，其后因为军功才成为灭晋建宋的统治者。 正因为有这样低微的出身，其建立政权后的突出问题便是提高社会地位，缩短与名宗大族之间的距离。其采取最有效的办法便是联姻高门。为此，他们还制订了一条“尚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立国方针，即为了能够与大族联姻，连驸马是否有才能也不用考虑，可见，他们为了提高家族地位，与大族联姻的欲望是相当强烈的。 在谢氏一方，由于军权的相继失去和对政权的操纵能力越来越低，为了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不得不寻求政治靠山，而与皇室联姻正好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这种愿望。正如当时史书所说的那样，“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谢氏所需要的正是这些。从此，以政治利益作为婚姻的主要条件，也就成了谢氏婚姻中的突出特点。 至于前一时期谢氏婚姻中所反映的几个特点，这一时期依然存在，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大。如身份内婚制仍在维持，婚家中除皇室外都是世族。早在东晋末年，势倾朝野的卞范之主动提出要把女儿嫁给谢方明，谢方明始终没有答应，就是因为他出身低贱的缘故。 (三)衰落时期的婚姻特色 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其在婚姻上也有反映。在谢缵的8～13代孙中，婚姻可考者15宗，其中彭城刘氏、琅邪王氏、兰陵萧氏各3例，河南褚氏、琅邪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未明关氏各1例。在15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100余年，共六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谢氏家族的衰落有关。 如《南史·谢脁传》载，梁武帝初以女适脁子谟，后来“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不及行伍出身张弘策的儿子，且武帝又嫌其“门单”，可见这时谢氏的势力已相当薄弱，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 为了拯救家族地位，谢家的一些人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婚家，对他们门第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严格了。如才名冠于古今的谢脁竟娶“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女，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勋臣，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谢灵运孙谢超宗为子娶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敬儿也是依靠军功上升的下等流民。史书说谢超宗常有怀才不遇之感，经历坎坷，“愈不得志”，与张敬儿攀亲显然是想解决政治上的困境。 总之，谢氏家族的婚姻从西晋时期开始以来，如同它的家族发展史和家族成员仕宦的发展历程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当时谢家人的婚姻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伺等密切。 家族本体文化研究 所谓本体文化，即只与谢氏一族有关的文化现象，包括字辈文化、家谱文化、遗传文化、家风族风等等，今试以分别探讨之。 (一)谢氏家族的宗族风貌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发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责任。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超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 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 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家族世族文化贡献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不仅是一个政治、社会大族，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大族，其在思想、文学、诗歌、宗教、绘画等领域所创造的文化成就许多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试分述如下。 (一)东山风度与玄学家风 东晋初年以后，以谢安等人为代表的各界名士经常游处于东山会稽一带，“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开创了一种世人瞩目的文化风气，亦即享誉后世的“东山风度”。其实，东山风度的核心是崇尚虚无玄远，是包括谢氏家族在内的名宗大族最为推崇的一种精神时尚。早在西晋末年，谢氏家族的谢鲲就已成为谈玄名士，曾被有天下士人领袖之称的王澄“惟收谢长史可与言”，谢安也评价他“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这其中虽有过誉成份，但也表明他在当时玄学家中的确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此后，整个谢氏家族便在他的带动下成为玄学世家，出现了谢安、谢万、谢玄、谢道韫、谢灵运、谢惠连等一大批长于玄谈的风流俊士，最终形成以玄学传家的家风族风。这种风气，也正是世族文化的象征。 (二)谢灵运、谢脁等人的文学成就 众所周知，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是一个文学大族，族中的谢灵运、谢朓是当时文学运动的主将，也是“山水诗”和“永明体诗”的代表人物。其中谢灵运与当时擅写田园诗的陶渊明齐名，人称“陶谢”。他喜爱自然，加之具有超人的天赋和丰富的阅历，为诗观察入微，笔法细腻，用语富丽而精巧。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等，无不“称性而出，达情务尽”，如出水芙蓉，自然可爱。钟嵘《诗品》评价他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所以，每当他有新诗写出，“贵贱莫不竟写，宿昔之间，土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谢脁的贡献也在诗歌方面。他不仅长于山水诗的写作，而且在作诗时重视声律和辞藻的运用，善于熔铸和剪裁。他的诗辞句秀丽，音律和美，带有一种清新的风格。这种风格已经十分类似唐人的绝句，因此对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等人影响至深，即使是有“诗仙”之称的李白也“一生低首谢宜城”。 由于谢灵运、谢脁二人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巨大，后人把他们并称为“二谢”。的确，他们确为谢氏、也为时代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们笔下，山川有意，草木多情，—派生机盎然的图画。人们通过欣赏他的诗，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而且还可以陶冶情操，激发对生活的热爱。后人把谢灵运称为山水派祖师，把谢脁称为唐诗鼻祖，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 (三)谢赫和他的绘画理论 南朝萧齐时期，谢氏家族中出了一位杰出的人物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谢赫，他在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代表着当时绘画界的最高水平。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思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时竟新”，具有高超的写生技巧。他的作品，曾有《安期先生图》和《晋明帝步辇图》等传世。 在多年绘画实践的基础上。谢赫还编撰了《古画品录》一卷。他在书中除把此前的27位画家分作6品并加以评论外，还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他对绘画的基本看法，形成了一整套绘画理论。如他十分重视绘画所反映主题的重要性，认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意思是画家的作品必须具有正确向上的主题，使欣赏的人从中受到教益。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又提出了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内容的6项准则，亦称“绘画六法”。这“六法”既是绘画创作的基本理论，又是绘画批评的6条标准。由于其价值独到，所以自他提出以后，—直受历代画家和评论鉴赏家的推崇和重视，对后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人郭若虚曾在《图画见闻志》中把“六法”椎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六法精论，万古不移”，这种评价是很能说明他绘画理论的真正价值的。 (四)独树一帜的佛教理论和佛经翻译思想 谢氏家族大约在进入南朝以后，宗教信仰基本上完成了由道教世家向佛教世家的转变，—批佛教信徒和佛教理论家也随之产生。在这些人中，最有建树的是谢灵运。他的佛教思想和在佛经翻译方面的理论可谓独树一帜。 在佛教思想上，谢灵运主张化解佛教与玄学、儒学之间的矛盾，在《与诸道人辩宗论》中提出了折衷佛、儒的全新观点，认为“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方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极”，应当“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这种把儒家作圣之功和佛家顿悟思想相结合、用佛理充实和改造儒家思想的论点，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当代学者汤用彤所说的那样，由于谢灵运这种新论点的提出，“玄远之学乃转一新方向。……其作用不啻在宣告圣人之可至，而为伊川谓‘学’乃以至圣人学说之先河。 在翻译理论上，由于谢灵运有长于道观、精通梵文的自身优势，“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他曾与刘宋着名高僧慧睿探讨梵文佛经中词句的含义，后来慧睿就根据这些探讨的问题编成了《八十四音训叙》一书。另据唐人慧均所编《大乘四论玄义记》载，谢灵运在精通梵语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反语成字”的翻译规律，其中涉及到中外音韵方面的双重问题。书中又称：“谢灵运亡，诸经胡字，前后谁说，莫能是正，历代所滞，永不能解。”这里把谢灵运的去世当成佛经翻译界的一大损失，甚至认为许多疑难问题从此永远不能解决，虽然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谢灵运所具有的真实地位和影响。 淝水战后南方内部矛盾复杂。一为上下游即桓氏与谢氏的矛盾。这一矛盾，由于太元九年桓冲死后谢安未并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诸子以及桓伊分督荆、江、豫州，妥善解决，“彼此无怨，各得所任”（《谢安传》）。另一矛盾，即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而微有暴露。淝战后久不封赏，较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矛盾。加以谗毁迭起，谢安越来越不能自安于中枢职任，不得不于太元九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十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死。 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排除了谢氏在中枢的存在。这样，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十三年正月死。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曰：“余祖车骑（玄）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安）既薨，远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据此可知，谢氏始宁山居，当始创于此时。这是陈郡谢氏家族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谢玄解驾东归以至于死，标志着谢氏门户越过了其发展的顶点。从此以后，谢氏家族再未产生真正当道处轴的人物，只是在一个时期内还保留着对北府兵的影响，这通过谢琰的活动可以看出。 谢琰为谢安之子。谢安死后十余年间，即东晋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相持以及太原王氏两支分助主相的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人物包括谢琰，均无所作为，这是谢氏家族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结果。隆安元年（397年）王恭反于京口，朝廷始假琰节都督前锋军事，领兵征讨。这显然是由于陈郡谢氏门户可以当太原王氏门户，而谢琰与北府又有历史渊源，司马道子欲加利用的缘故。王恭事平，谢琰于隆安三年迁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案晋制，假节虽有在军事时期可杀犯军令者之权，但谢琰为刺史假节而不得为都督，毕竟只是单车刺史，与都督徐兖诸州军事的刘牢之相比，势力大不相同。朝廷此授，不过是在王恭事平之后欲以谢琰平衡刘牢之而已。 孙恩兵起，朝廷始加谢琰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以镇压之。隆安三年，谢琰以徐州刺史加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到此为止，谢琰始有较大的军事实力。据《谢琰传》，谢琰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徐州文武”，盖指徐州刺史所率的文武吏，这是谢氏直接掌握的徐州力量，而不是指在刘牢之手中的北府兵。隆安四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再能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就趋于破坏。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消失了的政治格局，在刘宋时还有较强的余波。治国需要知识，而通晓朝典、诸悉人物、具有治国知识的人，在当时只有士族。可以帮助皇帝实现统治的寒门知识分子，其出现并发挥作用还须一段发育时间。刘宋文帝元嘉一朝，决断权无例外地属于皇帝自己，但是朝廷中王、谢士族充斥，大事都有他们插手。文帝为了实现皇权政治，有魄力诛杀前朝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等人。 但是《通鉴》元嘉二十八年说：“帝之始亲政事也，委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次则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王]僧绰，凡十二人。” 这又说明宋文帝的皇权政治，还十分需要士族人物作为自己的拐杖。此后虽然有寒人知识分子逐渐进入历史舞台，但是门阀士族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们居高位而骄矜作态的表现，在南朝历史上竟比东晋时突出得多。 关于陈郡谢氏，史学界曾注意到一个显着的问题，即谢氏人物被孙恩起义群众杀戮的，比其它士族门户都多。谢氏被杀人物之着名者，计有谢安之子谢琰，谢琰之子谢肇、谢峻，谢铁之子谢邈、谢冲，谢冲之子谢明慧等。谢奕之女谢道韫，几与其夫王凝之同死会稽。究其原因，我认为除了孙恩与长期执政的东晋门阀士族的一般矛盾以外，还有孙恩与谢氏的特殊矛盾。谢氏是孙恩起事之时影响最大的一家门阀士族。 孙恩起事，首先是反对当权的司马元显，同时也特别仇视其时最有影响的士族谢氏。谢氏家族的经济势力在三吴扩展，也较其它门阀士族要显着一些。所以谢氏人物或居家或为官在三吴者，在孙恩起事的战斗中首当其冲。 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及《晋书》卷七九《谢邈传》，孙恩起兵地点原拟在以谢邈为太守的吴兴郡而不是以王凝之为内史的会稽郡。孙恩曾为谢邈门下客的从者，往来于吴兴郡中，熟悉谢邈及谢氏家族情况。吴兴起兵因故不果，始改会稽，但谢氏人物死于孙恩之役者，仍以吴兴郡为多。 孙恩起事以后，主要的战场对手，一个是以徐州刺史督吴兴、义兴两郡军事，后来又以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的谢琰，谢琰不久即被孙恩军杀死；另一个是统领北府兵的刘牢之，而北府兵与谢氏家族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孙恩与谢氏家族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的一个原因。 第一代 谢缵字伯登 ，汉末三国时期大臣，陈郡谢氏开基始祖 第二代 谢衡字德平 ，谢缵之子，西晋时期大臣、文学家 第三代 谢鲲字幼舆 ，谢衡长子，晋朝时期名士、官员 谢裒字幼儒 ，谢衡之子，本名谢魮，东晋时期大臣 谢广 字幼临 ，谢衡之子，吏部尚书 第四代 谢尚 字仁祖 ，谢鲲之子，东晋时期名士、将领 谢真石谢鲲之女，褚裒之妻，康献皇后褚蒜子之母 谢奕字无奕，谢裒之子，东晋大臣，曾为桓温幕府司马，官至安西将军、豫州刺史 谢据字据石 ，谢裒二子，小名虎子，又字元通，号中郎。历任东阳太守、散骑侍郎 谢安字安石，谢裒三子，东晋时期政治家、名士 谢万字万石，谢裒四子，东晋时期大臣、名士 谢石字叔石，谢裒五子，东晋时期名将 谢铁，谢裒幼子，官至永嘉太守 第五代 谢寄奴，谢奕长子，早卒 谢探远，谢奕次子，早卒 谢泉，谢奕三子，早有名誉，历义兴太守 谢攸字叔度，谢奕四子，博士 谢靖，谢奕五子，官至太常 谢豁，谢奕六子，徐州刺史 谢玄，幼度，谢奕七子，小字羯，东晋名将 谢康字超度，谢奕八子，过继给谢尚，承袭咸亭侯 谢道韫字令姜，谢奕长女，东晋时期女诗人，嫁琅琊王凝之，王羲之之子 谢道荣，谢奕次女，嫁顺阳范少连 谢道粲，谢奕三女，嫁高平郗恢，郗鉴之孙 谢道辉，谢奕四女，嫁龙亢桓石民，桓温侄子 谢朗字长度，谢据长子，小名胡儿，东晋大臣，官至东阳太守字 谢方，谢据次子 谢允字道通，谢据三子，号罗仙，东晋时期大臣、隐士。门荫入仕，授予罗县县令。 谢瑶字球度，谢安长子，东晋大臣，出仕东晋，袭爵庐陵郡公，官至琅琊王友。 谢琰字瑗度，谢安次子，东晋时期重要将领 谢氏，谢安女，嫁琅琊王珉 谢氏，谢安女，嫁太原王国宝 谢韶字穆度，谢万子，小字封儿，仕至车骑司马。早卒 谢氏，谢万女，嫁琅琊王珣，后离婚 谢汪字谢石子，东晋末年袭南康郡公，担任散骑常侍，早卒 谢邈字茂度，谢铁子，吴兴太守 谢翀字守度，谢铁子，中书侍郎 谢胜字季仕，谢铁子，余姚县令 谢冲字秀度，谢铁子，中书郎 第六代 谢瑍，谢玄之子，本名谢庆，官至秘书郎，袭爵康乐公，早逝 谢重字景重，谢朗之子，会稽王司马道子骠骑长史 谢裕字景仁，谢允长子 谢纯字景懋，谢允次子，初为刘毅豫州别驾 谢甝字景甝，谢允三子，位司徒右长史 谢述字景先，谢允四子，小字道儿 谢该，谢瑶长子，终东阳太守 谢模，谢瑶次子 谢澹字景恒，谢瑶三子，晋宋之际大臣 谢璞字景山，谢瑶四子，南北朝文学家 谢肇，谢琰长子，历骠骑参军 谢峻，谢琰次子，封建昌侯 谢混字叔源，谢琰三子，小字益寿，东晋名士，江左风华第一，晋孝武帝之婿 谢思字景伯，谢韶之子，黄门郎、武昌太守 谢方明，谢冲之子，官至丹阳尹 第七代 谢公义字灵运，谢瑍之子，又名客，即谢灵运，东晋至刘宋时大臣，山水诗派鼻祖 谢绚字谢重之子，镇军长史，早卒 谢瞻字宣远，谢重三子，一名檐，字通远，南朝宋诗人，官员 谢晦字宣明，谢重之子，南朝宋开国元勋，历任太尉参军、刑狱贼曹、豫州治中 谢晙字宣镜，谢重之子，司空长史，黄门郎 谢恂，谢裕之子，官至鄱阳太守 谢综，谢述之子，有才艺，善隶书，为太子中舍人 谢约，谢述之子， 谢纬，谢述之子，尚宋文帝五女长城公主 谢涛字明远，谢璞之子，官至散骑常侍 谢承伯，谢璞之子，过继给谢该，承袭为庐陵郡公 谢氏，谢混长女，嫁殷睿 谢氏，谢混次女 谢曜，御史中丞、荆州长史 谢密字弘微，谢思之子，南朝宋时期大臣 谢惠连，谢方明之子 世家大族——范阳卢氏 范阳卢氏，中国汉朝至隋唐时期的着名大族，源自姜姓，因封地卢邑而受姓卢氏，秦汉时期卢氏子孙迁居至涿水一带后，定居在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曹魏时置范阳郡而涿县属之，后世遂称“范阳涿人”（即范阳卢氏由来） 始祖卢植以儒学显名东汉，肇其基业，三国卢毓位至曹魏司空，其后卢钦、卢珽、卢志、卢谌累居高官，至北魏太武帝时，卢玄“首应旌命”入局朝廷，太和改制入“卢崔郑王”四姓高门，号称“北州冠族”，北魏分裂后，卢靖三子分别担任西魏、北齐、北周三国帝师，唐代位列七姓十家，出宰相八人，与博陵崔氏、清河崔氏合称“崔卢”。 姓源 卢氏源出姜姓，是齐太公的后裔，太公之后齐文公子高，高孙傒任齐国上卿，因辅佐齐桓公有功而被封于卢邑，后世便以邑名为姓，称为卢氏。公元前385年，田和代齐，卢、高二氏被逐赶，离开卢邑后，卢氏族人散居于燕、秦二国之间，主要一支聚居于燕地，秦代有五经博士卢敖，其子孙后迁至涿水之上，定居在涿县，因涿县后属范阳郡，遂为范阳涿人。 地望 范阳卢氏家族世居涿县（今河北涿州），因涿县属范阳郡（汉代时为涿郡）管辖，士族称郡望，故得名“范阳卢氏”。涿县原为燕国之涿邑，在春秋战国时代便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之一，这里一马平川，良田沃野，是有名的膏腴之地，荆轲刺秦王时献的燕国“督亢”地图就位于这一带。范阳卢氏在这里世代耕读，子子孙孙繁衍生息，成为举世闻名的望族。 发展 范阳卢氏的始祖为东汉名儒卢植，是历史上配享孔庙的二十八位大儒之一，名列中华民族古圣先贤之中。卢植早年师从经学大师马融和太尉陈球，与郑玄、管宁、华歆是同门师兄弟，学成之后曾在缑氏县山教导刘备、公孙瓒，黄巾之乱爆发时，卢植设计剿灭了黄巾军，当董卓作乱要废立汉帝时，只有卢植敢据理力争。董卓要杀卢植，议郎彭伯对董卓说：“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 董卓听了彭伯的话，不敢对卢植下杀手，只能让卢植告老还乡，卢植辞官后归隐上谷郡军都山，“天下最强诸侯”的冀州牧袁绍请他出山做为自己的军师，初平三年军师卢植逝世，下葬时仅以单帛附体，《后汉书》评价：“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 魏武帝曹操也十分仰慕卢植，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北伐乌桓，途经卢植的家乡涿郡，告当地守令：“故北中郎将卢植，名着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 在东汉末年社会的剧烈动乱中，卢植作为中流砥柱、儒宗人望，其学问胆识、功勋业绩与品德风范，有着广泛的影响，为世所公认的楷模，因此奠定了卢氏后来作为“北州冠族”“范阳郡望”的基础，开创了范阳卢氏“代代出名士”的基业。 魏晋南北朝至隋，卢植后裔均为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范阳卢氏一直是“声高冠带，为世盛门”、“闺门之礼，为世所推”。从卢玄起至其曾孙，一家百口，共财同居，为官着名而被史传记载者就有18人。帝族之女也要找范阳卢氏成亲，史称“一门三主，当世以为荣”。唐代，李世民言四海大姓：“崔、卢、王、谢”，范阳卢氏与清河、博陵崔氏并称，仍被视为天下一流高门，但整体已经衰落。经唐末五代变迁，至北宋基本消亡。 房支 南祖，西晋司空从事中郎，后赵侍中、中书监卢谌长子卢勖的后裔，号称“南祖” 北祖，西晋司空从事中郎，后赵侍中、中书监卢谌第四子卢偃的后裔，号称“北祖” 南祖房支 南祖大房，始祖不详，唐朝卢耜、卢公弼的墓志均记载两人出自南祖大房 北祖房支 北祖四房 卢偃曾孙北魏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固安惠侯卢度世生有四子，分为四房： 北祖大房，卢度世长子秘书监、固安懿伯卢渊的后裔，号大房（阳乌房） 北祖第二房，卢度世次子议郎卢敏的后裔，号第二房 北祖第三房，卢度世第三子散骑常侍、镇西将军、雍州刺史卢昶的后裔，号第三房 北祖第四房，卢度世第四子光禄大夫卢尚之的后裔，号第四房 北祖帝师房 卢偃玄孙北魏太常丞卢靖的三个儿子，分别担任了魏、齐、周三国帝师，其中卢景裕为北齐神武帝高欢诸子（北齐文襄帝高澄、文宣帝高洋）的老师、卢辩为西魏文帝元宝炬诸子（西魏废帝元钦、恭帝元廓）的老师、卢光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老师，家族因此号称帝师房，分为四房。 禁婚家 唐朝显庆四年，唐高宗李治下禁婚诏，禁止七姓十家互相通婚，范阳卢氏有三家位列其中： 北魏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固安惠侯卢子迁（卢度世）的四子。 北魏幽州别驾卢辅的六子。 后燕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卢浑（卢溥）的儿子。 定着房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卢氏世系的末尾并没有提及“卢氏定着房”的情况，与其他世家大族“定着房”通例不合，毛汉光据此推测除北祖四房以外，范阳卢氏还有定着房定着支，但在唐朝未见拜相。 门第 在北齐释昙刚所撰的《山东士大夫类例》中，范阳卢氏某房被释昙刚评定为甲姓中第一甲门之首。 唐朝科举 在唐朝兴元元年（784年）至乾符二年（875年）的九十二年中，有两年停了科举，在剩余的九十年中，范阳卢氏考中进士科者有116人，进士科以外的科目还没算入在内。但是世人都说范阳卢氏没有主考官，唐朝建立之后只有景云二年（711年）的考功员外郎卢逸掌管贡举考试，之后就没后继者了，韦保衡常觉得奇怪。咸通十三年（872年），卢庄为近侍次官，韦保衡打算任命他执掌礼部，可是卢庄在七月份去世。宰相卢携当时在中书门下，认为是本族的耻辱。广明元年（880年），卢携下堂帖将陕州中丞卢渥追回朝主持考试。帖经考试后，黄巢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到蜀中，侍郎韦昭度在当地代替卢渥主持，放榜十二人。 家学 范阳卢氏自东汉卢植以后，以儒学传家，奠定了以“三礼”为特色的家学基础，涌现出了不少经学家、史学家、诗人、书画家、道家和佛家。范阳卢氏家族好学雅文，着作宏富，留下了一大批诗文着作，其在家学上的成就集中体现于儒学、文学、 书画、史学四个方面。 三礼传家、通经致仕 在儒学方面，范阳卢氏首推第一大儒卢植，其经学上的成就体现在所作《尚书章句》和《三礼解诂》上。卢植还是中国文字反切学的鼻祖，在文字学、音韵学上的造诣为后世学者称道。卢植在方志学上也有浓重的一笔，其所撰《冀州风土记》堪称中国地方志的开山之作。卢植以正直的品格、超群的才学以及不朽的功勋，开创了范阳卢氏成为北方名门望族的基业。范阳卢氏中有不少人都饱读诗书，精通礼仪。 如西晋卢谌“清敏有理思，好《老》、《庄》，善属文，撰《祭法》，注《庄子》，及文集十卷”；卢道将涉猎经史，风气謇谔，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冠；卢晏一支“博学，善隶书，有名于世”；卢溥支“兄弟俱以文章显”；卢辅支“专为经学”、“博通经籍”；卢诞“儒宗学府”，为诸王师，拜国子祭酒；卢光“性温谨，博览群书，精于《三礼》，善阴阳，解钟律，又好玄言”。还有卢昌衡、卢道裕、卢道虔、卢义僖、卢昶、卢元明等，在礼学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自卢植以后，“三礼”之学一直成为范阳卢氏的家学，并且在“三礼”的研究上有不少成就。 学综经史、续写春秋 卢怀仁着文宏富，撰有《中表实录》。史载卢怀仁“性恬静，萧然有闲雅致。所着诗赋铭颂二万余言，撰《中表实录》二十卷。怀仁有行检，善与人交。与琅邪王衍、陇西李寿之情好相得”。其子卢彦卿，有才学，仕隋位御史，“撰《后魏纪》三十卷。贞观中，位石门令、东宫学士”。北周卢柔，“除从事中郎，与郎中苏绰共掌机密。累迁中书侍郎，兼着作，撰起居注。后为黄门侍郎，迁中书监。周文知其贫，解衣赐之。周孝闵帝践阼，拜小内史大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卒于位，所作诗、颂、碑、铭、檄、表、启行于世者数十篇”。 卢承基等人参与了《晋书》的编撰，《唐会要》卷六三载“贞观廿年闰三月诏以主中卢承基等分撰《晋书》”。卢庇在“春秋学”上造诣颇深，窦群曾师从卢庇传《春秋》，《新唐书》卷一七五《窦群传》载“（窦）群兄弟皆擢进士第，独群以处士客隐毗陵。母卒，啮一指置棺中，庐墓次终丧。从卢庇传啖助《春秋》学，着书数十篇”。可见卢庇是窦群的老师，窦群跟从卢庇研习《春秋》学。大才子卢藏用曾经注补《战国策》。 卢氏诗人、蜚声文坛 在文学上，范阳卢氏成就斐然，文人墨客不绝如缕。西晋卢钦所着“诗赋论难数十篇，名曰《小道》”。卢元明“作史子杂论数十篇，诸文别有集录。少时，常从乡还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识之士，见而叹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遂留之数日，赠帛及马而别”。卢正言之第五子卢先之“开元中登进士第，尝赋铜爵妓诗，为时人所讽咏”。 文学各门类中，范阳卢氏最为显着的要数诗歌了，范阳卢氏一门出了诸多杰出的诗人，如隋代诗人卢思道，“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以及卢仝、卢鸿、卢象、卢峻、卢延让等。卢思道的诗长于七言，对仗工整，善于用典，气势充沛，语言流畅，已开初唐七言歌行的先声，在北朝后期和隋初有较高地位。代表作《听蝉鸣篇》抒发客愁乡思，讥讽长安权贵繁华轻薄的生活，词义清切，寄托较深，曾受到庾信的赞赏。《从军行》描写征人思妇的离愁别绪，讽刺武将邀功求赏，是一首较好的边塞诗。 卢思道的文以《劳生论》为最着名，文中揭露北齐、北周官场中趋炎附势之徒的丑态，颇为生动传神，被钱钟书誉为北朝文压卷之作。与王勃、杨炯、骆宾王齐名的卢照邻，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初唐四杰”。卢照邻有文集二十卷，写下了许多歌行体诗歌，寓意深刻，辞藻优美，韵味无穷，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卢仝，是范阳卢氏中又一着名诗人，号为玉川子。卢仝诗作别具一格，《唐才子传》云：“唐诗体无遗，而仝之所作特异，自成一家，语尚奇谲，读者难解，识者易知。后来仿效比拟，遂为一格宗师。” 墨香盈门、世代工书 书法也是范阳卢氏家传之学，卢氏一门有不少书法大师。《晋书》称卢志善书，素法钟繇。其子卢谌也是魏晋时期着名的书法家，《魏书》卷二四《崔玄伯列传》云：“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着名。谌法钟繇，悦法卫，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可知卢氏书法在魏晋已经声名远播。 着名族人 唐至北宋宰相 卢承庆，出自北祖大房，唐高宗宰相； 卢商，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宣宗宰相； 卢翰，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德宗宰相； 卢迈，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德宗宰相； 卢怀慎，出自北祖第三房，唐玄宗宰相； 卢杞，出自北祖第三房，唐德宗宰相； 卢携，不知出自几房，唐僖宗宰相； 卢光启，不知出自几房，唐昭宗宰相； 卢文纪，出自北祖第四房，后唐末帝宰相； 卢多逊，出自北祖第四房，宋太宗赵匡义宰相。 其他人物 卢植，东汉海内儒宗之大儒，参与平定黄巾之乱，续写《东观汉记》 卢毓，曹魏司空，卢植幼子，历仕五朝，成语“画饼充饥”的由来 卢志，西晋中书监，成都王司马颖的首席谋士，为“八王之乱”中的风云人物 逸事 西晋时，范阳卢志曾在大庭广众之下问吴郡陆机：“陆逊、陆抗是你的什么人。” 陆机回答：“就像你和卢毓、卢珽的关系”，他弟弟陆云变了脸色，从屋里出来以后，对哥哥说：“何必如此，他可能真不知道”，陆机严肃说道：“我父亲和祖父名扬四海，难道会有人不知道，鬼儿子当着我们的面直呼他们的名讳，敢如此无礼。” 南朝刘孝标注解《世说新语》时引用了《孔氏志怪》的记载，解释了“鬼儿子”的由来，原来范阳卢氏在卢植以前世系无明确记载，但当时世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卢植的先祖叫做卢充，二十岁时出门打猎，误入了崔少府的坟墓，还和他的亡女成了亲，生下了一个男孩，卢充将他抚养长大，后来卢充的儿子成了大器，历任俸禄二千石的郡守，子孙后代也都做官，传承至今，他的后代卢植，字子干，闻名天下。 世家大族——颖川荀氏 颍川荀氏是汉晋时期的主要士族之一，是颍川众多士族的代表之一。荀氏见于史籍记载者达一百多人。[1]始祖为战国着名思想家、教育家荀子，名士有荀淑，荀彧，荀谌，荀爽等人，皆为汉晋时期的着名谋士、名臣。 颍川荀氏的历史源远流长，其祖先可追溯到周代时期的姬姓。据《古今姓氏书辨证》中记载: “荀，出自姬姓。春秋时，晋大夫荀息，裔孙骓、嘉、会，皆为卿大夫，其族为大，别为三族: 一曰晋公族逝敖，生林父，为文公中行将，谓之 ‘中行荀氏’ ; 二曰林父之弟首，食邑于知，以所食邑氏，谓之 ‘荀知氏’ ; 三曰逝敖曾孙欢，食邑于程，谓之 ‘荀程氏’。 汉宣帝名询，当时改荀为孙，以避上讳，故刘向校荀卿书谓之 ‘孙卿子’ 。十一代孙遂，居颍川，复本姓。遂生淑，字季和，有子俭、绲、靖、焘、注、爽、肃专，时人谓之‘八龙’。绲生彧，字文若，自有传。”这段记载文字不多，却清楚地说明了荀氏先祖的源渊和历史 ，以及荀氏家族在春秋时期的根脉发展， 可知荀氏三族并存， 势均而立。为避讳皇帝名而改荀为孙姓，直至荀子十一代孙荀遂时才定居颍川 ，复其姓荀。 这就是颍川荀氏的来源。 发展历史 颍川荀氏是汉晋时期的主要士族之一，当时有“汝颍多奇士”之说，而荀氏则是颍川众多士族的代表之一。荀氏见于史籍记载者达一百多人，且在中央做文职高官的多，主要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世家。荀氏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且与皇室联姻，绵延两晋，一直与皇室保持亲戚关系。荀氏的婚媾状况有国婚、身份内婚、地域婚，联姻之家不是皇贵，就是当时一流的士族。在魏晋时期，衡量士族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是婚宦，从这两方面来考察，颍川荀氏都称得上是“名门望族”。世家大族要取得社会承认，须符合当时社会价值取向。文化素养在当时是衡量人才优劣的标志，也是入仕为官及官职升迁的重要条件。 东汉末年，曹操手下有两个着名的叔侄谋士，荀彧（xun yu）和荀攸，荀彧是荀攸的叔叔，可是荀彧却比荀攸小5岁。他们两人出自颍川着名的荀氏家族。当时的荀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早已是颍川当地的世家大族，荀彧的爷爷荀淑生有8个儿子，他们个个文采飞扬，合称为“荀氏八龙”，又称“颍川八龙”，他们的才干丝毫不弱于同一时期的司马八达。 荀淑，荀子的十一世孙，东汉和帝至桓帝时期的人物，以品行高洁着称，八个儿子分别是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旉，本文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荀氏八龙。 1、大龙荀俭 荀俭，字伯慈，是荀淑的长子，人称荀大龙，曾任朗陵长。荀俭英年早逝，留下一子荀悦，是东汉末年的政论家和史学家，汉献帝时期，曾应曹操的征召，担任黄门侍郎，累迁至秘书监、侍中，侍讲于献帝左右，深得献帝的赞许。 2、二龙荀绲（gun） 荀绲，字仲慈，荀淑的次子，荀彧的父亲，人称荀二龙，曾担任过济南相一职。《典略》记载：“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彧，父绲慕唐衡势力，为彧娶之。彧为论者所讥”。说的是荀绲因为“忌惮宦官”，让儿子荀彧娶了中常侍唐衡的女儿，令荀彧成了别人讥讽的对象。 然而唐衡去世的时候，荀彧仅两岁，荀绲不至于找一个死人做靠山吧，至于为何结亲就不得而知了。 荀绲，除了儿子荀彧外，还有荀衍和荀谌，尤其是荀彧，早年被称为“王佐之才”，先是投奔袁绍，后投奔曹操，官至侍中，守尚书令，封万岁亭侯，居中持重达十数年，处理军国事务，被人敬称为“荀令君”。后因反对曹操称魏公，被调离中枢，于寿春忧郁而亡，时年50岁。 荀彧在战略方面为曹操规划制定了统一北方的蓝图和军事路线，多次修正曹操的战略方针而获其赞赏，并且荀彧还为曹操推荐了很多人才，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 3、三龙荀靖 荀靖，字叔慈，荀淑第三子，有荀三龙之称。荀靖的名气与老六荀爽相当，被时人称为“二玉”，但是荀靖无意为官，终身隐居不仕，终年50岁。 4、四龙荀焘 荀焘，字慈光，荀淑的第四子，人称荀四龙，史书上对他几乎没有明确的记载。 5、五龙荀汪 荀汪，字孟慈，荀淑第五子，人称荀五龙，曾官至昆阳县令，史书无其他记载。 6、六龙荀爽 荀爽，字慈明，荀淑第六子，在兄弟之中，荀爽的名气最大，有“荀氏八龙，慈明无双”的评价。荀爽也是众兄弟之中官位最高的，位及三公。 荀爽自幼聪敏好学，潜心经籍，刻苦勤奋。汉桓帝时曾被太常赵典举为至孝，拜郎中，他在上奏时，将国家应办的事宜，小到婚丧嫁娶、大到财政民生，洋洋洒洒列了很多，可奏完就辞官不干了。 后来为了躲避第二次党锢之祸，他隐遁汉滨达十余年，专以着述为事，先后着《礼》、《易传》、《诗传》等，号为“硕儒”。 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被迫解除了党禁，党禁解除之后，大将军、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五府都征召荀爽，司空袁逢察举他为有道，他都没有应命。 光熹元年（189年），董卓废掉少帝刘辨，迎立献帝刘协，再次征召荀爽为官，荀爽本想逃命，但是架不住官员催促，就担任了平原相，后来又升为光禄勋，三天后又升任司空。次年，荀爽跟随献帝迁都到长安。 面对董卓的残暴，荀爽打算与一些有智谋的人士一起举事来推翻董卓，然而却因病于初平元年（190年）五月不幸逝世，终年63岁。荀爽之侄荀彧任尚书令后，派人迎回荀爽的棺椁，将他重新安葬。 7、七龙荀肃 荀肃，字敬慈，荀淑第七子，人称荀七龙，，曾官至舞阳县令，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 8、八龙荀旉（fu） 荀旉，字幼慈，荀淑第八子，人称荀八龙，曾官至司徒掾，其他信息历史上也无过多的记载。 小结： 荀家除了荀氏八龙以外，后世子孙中也是能人辈出，除了上文说道的有“王佐之才”的荀彧以外，荀彧的侄子荀攸也是曹操的重要谋士，被称为曹操的“谋主”，擅长灵活多变的克敌战术和军事策略，他生前设奇策共十二计。 此外荀家的女性也是不遑多让，荀彧的五世孙女荀灌以勇敢着称，公元315年，荀崧在宛城被杜曾率领上万人围攻时，13岁的荀灌主动向父亲请缨，带领十几名勇士冲出包围圈，前往襄阳求援。13岁也就是小学刚毕业的年纪啊。 颍川多奇士，颍川荀氏更是出类拔萃。 世家大族——河内司马氏 河内司马氏为中古高门士族，晋朝皇室，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是世家大族，曹魏时期权倾朝野，后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任持续把持曹魏朝政，最后由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于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使曹奂禅让于己，改国号为晋，建立了晋朝，司马氏成员一跃而就成为皇室家族。 司马炎在位时期，吸取前世教训，给予皇族兵权与封国，司马炎死后，其子司马衷继承，诸藩王前后争夺权力，史称八王之乱，使边境少数民族南下，驱逐了中原王朝的势力。 以琅邪王司马睿为首的司马氏皇族南渡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维系司马氏的统治，而实权长期被士族把持。 晋安帝在位时期，谯国人桓玄击败了东晋的皇室与军阀势力，迫使晋安帝一度禅让与桓玄，改国号为楚。后北府将领刘裕起兵讨伐桓玄，拥立晋安帝复位，司马氏权力彻底旁落于军阀，司马氏元气大伤。 元熙二年（420年）刘裕讽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己，建立刘宋，降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又于第二年使人暗杀了司马德文，葬于冲平陵。 此后，一部分司马氏作为零陵王仍然在南朝延续祭祀，而一部分司马氏为了逃避晋末刘裕的迫害，流入北魏，仍称河内温县人。南北朝末期，关中政权北周与隋朝相继进行统一战争，司马氏后裔司马消难原仕北齐，后降北周，与尉迟迥起兵讨伐杨坚败，降陈朝。陈朝为隋朝所灭，司马消难去世，此后司马氏门宗凋零，逐渐销声于史书。 发展历史 汉魏时代，河内司马氏文化特征的形成与河内地域社会风气的变迁具有密切关系。将司马氏家族视为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似乎比笼统地将其称为儒学大族更为合适。河内乡里社会对司马氏家族崛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司马氏正是借助乡里交往、通婚网络，从河内地方进入中央政治舞台，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大族，一跃而成为皇族。 河内司马氏起源于秦末殷王司马卬八世孙，晋宣帝司马懿的高祖父司马钧，汉安帝时任征西将军，军事才能出众，后在狱中自杀而死。司马钧生司马量，官至豫章太守。司马量生司马儁，官至颍川太守。司马儁生司马防，历任洛阳令、京兆尹，年老后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司马防有八个儿子，依次为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司马馗、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俱知名，因每人的字中都有“达”字，故时号“八达”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见曹爽以为年届70岁的他无力反扑，遂发动政变（高平陵事变），控制魏国的实权。 西晋时代 司马懿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继承了司马懿的权柄，在镇压淮南三叛、废立齐王曹芳，指使弑杀了魏帝曹髦，清除异己，排除司马氏改换朝代的阻碍，并于景元四年（263年）发动了灭亡蜀汉的战争，俘虏蜀主刘禅，加封晋公、相国，位极人臣，时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离取代皇位，称帝开国只差一步之遥。 可惜却天不假年，司马昭于咸熙二年（265年）逝世于洛阳，将权柄传给其子司马炎。司马炎沿袭其父的道路，加封晋王、九锡等封号。咸熙二年（265年）十一月，司马炎策动群臣请示下，魏元帝曹奂正式将皇位禅让于晋王司马炎，曹魏政权终结，西晋开始，司马炎封曹奂为陈留王。 司马炎西晋开国初期，尚未统一中国，南方的东吴政权仍与晋朝对峙，司马炎展现出名君风范，选用贤臣名将，逐渐安定了晋朝政权，于太康元年（280年）灭吴，三国时代终结，西晋成为继秦朝、西汉、新朝、东汉之后第五个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司马炎在位时期，战乱的中国国力有所恢复，时称“太康之治”。 司马氏本出自世家名族，取代了曹魏后，因为曹魏宗室势力贫弱，没有阻碍司马氏三代逐步执掌政权的步伐，同时朝廷之上又有原来与司马氏相近、且身份显贵的功臣望族，于是司马炎汲取教训，大量分封司马氏族人为诸侯王，以守卫司马氏家族的统治。但司马炎的继承人，太子司马衷自幼愚钝，不识世事，没有统治晋朝的能力。 太康十年（290年）司马炎驾崩，司马衷继位，皇后贾南风把持了政权，籍皇帝之名发号施令，司马氏诸王无法容忍，赵王司马伦起兵杀贾南风后，又以司马衷之长辈而尊其为太上皇，自立为帝，又遭到讨伐，一度政局混乱，司马衷被劫持，四处流浪，史称“八王之乱（代指晋惠帝在位时期，以东海王司马越、成都王司马颖、赵王司马伦、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齐王司马冏八人为代表的晋朝宗室为争夺权位，互相攻讦的时代）。” 在八王之乱时代，诸侯王互相攻伐，时值匈奴、氐、羌、鲜卑、羯族五胡部民大量内徙于关内，附庸于晋朝统治生活，此时由匈奴族领袖刘渊在西河郡左国城揭竿而起，自称汉王，公开反抗晋朝的统治，氐族领袖齐万年、西蜀氐族领袖李特等纷纷趁乱起兵，反抗晋朝，晋朝镇压不力，且在内战中消耗了大量资源，无力阻止内忧外患。 汉赵国君刘渊于永嘉五年（311年）攻占了西晋的首都洛阳，俘虏晋怀帝司马炽，建兴四年（316年）攻破长安，俘虏晋愍帝司马邺，刘聪俘虏晋朝二帝，不久双双遇害于平阳，西晋灭亡。 东晋时代 西晋末年，右丞相、琅邪王司马睿为晋朝宗室，镇守南方，在以王导为首的一批幕僚拥护下，于丹阳建康（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继承晋朝国祚，史称东晋，招抚大量中原士族躲避胡族政权，南渡效力于东晋，司马睿亦为琅邪王氏所拥立而不安，时人语“王与马，共天下”，东晋时代司马氏共有十位皇帝，政治多由门阀士族所专，君主垂衣拱手而已。时值五胡入侵后，纷纷在关内建立政权，与东晋相战。中国进入东晋十六国并立的时代。 东晋内政多家士族共同秉持，但因司马氏皇权旁落，东晋内部亦争斗不休，曾爆发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桓玄之乱等多次内战，司马氏皇族的声望和权位大受打击。 东晋大将祖逖、庾亮、桓温、谢安等人亦组织多次北伐，抵御五胡政权入侵，并取得一定战绩，其最着名战役莫过于太元八年（383年）谢玄于淝水之战率领北府兵大败前秦天王苻坚的大军，前秦政权因此迅速衰亡，但由于无法维持战果，终与十六国政权相持不下，中国因此进入长期分裂。 淝水之战后，晋孝武帝司马曜在谢安等人相继病逝后，主持朝政，又与其弟司马道子争权。太元二十一年（393年）司马曜被意外杀害，太子司马德宗继位。司马德宗天生不能自事，精神错乱，不能语言，经常深居简出，国政旁落司马道子父子，桓温之后桓玄趁机在荆州，凭借桓氏在荆州的势力，制造混乱，挑起内战，吞并了其他州部的领地 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相攻，东晋再次陷入局势不稳。 元兴二年（403年）桓玄在击败司马元显、逼死北府将领刘牢之后，实际掌握了东晋政权，于同年废晋安帝为平固王，取代晋朝，自称楚帝。北府残党刘裕利用桓玄当时迫害北府将领的契机，纠合反对桓玄的将领，在京口城起兵，移檄州郡，宣布讨伐桓玄、恢复晋朝。桓玄轻视刘裕，与战不利，数月后在逃亡途中被杀，晋安帝司马德宗复辟，刘裕作为义军盟主，实际主持了东晋政权，司马氏仍为傀儡。 刘裕在南征北战中，连续消灭南燕、谯蜀、后秦等十六国政权，并排除异己，为取代司马氏铺平道路，期间有多名司马氏皇族成员受到刘裕迫害，出亡北朝，起事反抗刘裕。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暗杀晋安帝司马德宗，拥立司马德文为帝，元熙二年（420年）司马德文将皇位禅让于宋王刘裕，晋朝终结，南朝宋建立。 南北朝以后 刘裕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食邑一郡，允许使用天子仪仗和旌旗，旗帜服色一依晋朝旧礼。但在永初二年（421年）刘裕又指使暗杀了司马德文，以帝王规格葬于冲平陵，此后南朝又立他支司马氏后裔为零陵王，以奉晋朝祭祀，至南朝梁，零陵国不复存在。 另外一支司马氏成员，因在南朝遭遇刘裕的清算，而流亡至北朝政权，而北朝政权因与南朝对立，也扶持司马氏对抗南朝刘宋政权，司马氏后裔司马楚之为北魏琅邪王，义熙年间躲避刘裕的迫害，亡入蛮中，又逃亡河南，募兵与刘裕相抗，又有司马子如为东魏“四贵”之一，其子司马消难为北齐国戚，因不满高氏统治而投降北周宇文氏，在杨坚取代北周的过程中，与尉迟迥共同起兵讨伐杨坚，被杨坚击败，流亡南陈，司马消难在南陈灭亡时病逝，司马氏从此门宗凋零，逐渐分徙到其他地方，在南北朝分裂结束，隋朝重新统一中国的同时，河内司马氏作为士族的历史也走向终结。 墓葬遗址 西晋-东晋诸帝陵 高祖宣皇帝司马懿：高原陵 世宗景皇帝司马师：峻平陵 太祖文皇帝司马昭：崇阳陵 世祖武皇帝司马炎：峻阳陵 惠帝司马衷：太阳陵 （以上为西晋君主陵号，集中位于今洛阳市北邙山，东晋政权北伐时别称洛阳西晋皇陵为“五陵”。晋怀帝司马炽与晋愍帝司马邺被前赵所俘，因此没有葬于皇陵。） 东晋 中宗元皇帝司马睿：建平陵 肃祖明皇帝司马绍：武平陵 显宗成皇帝司马衍：兴平陵 康皇帝司马岳：崇平陵 孝宗穆皇帝司马聃：永平陵 哀皇帝司马丕：安平陵 太宗简文皇帝司马昱：高平陵 烈宗孝武皇帝司马曜：隆平陵 安皇帝司马德宗：休平陵 恭皇帝司马德文：冲平陵 （以上为东晋君主陵号，集中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地方，第七位皇帝司马奕因被桓温废为海西公，因此没有皇陵。） 南北朝时期 四司马墓，北魏司马昇、司马昞、司马景、司马绍四人墓志，出于河南省孟县。 北魏琅邪王、司空司马金龙墓，出于山西省大同县石家寨北。 世家大族——吴郡陆氏 吴郡陆氏，为中国历史上的陆姓世族之一，世居吴郡。与顾、朱、张并称吴中四姓。始祖为陆通，齐宣王的儿子，封平原县，得姓陆，是为平原陆氏。到了汉初，陆烈始迁至吴地，成为吴郡陆氏。汉大中大夫陆贾为吴郡陆氏早期的代表人物。汉颍川太守陆闳立颍川支，为最早成雏形的宗支。 至二十二世吴丞相陆逊、选曹尚书陆瑁，兄弟二人分立江陵枝、议郎枝。陆瑁的后裔晋中书侍郎陆瓘又派生出侍郎枝。至两晋，名士不绝，如陆机、陆云兄弟。至三十三世陆敦信，为唐朝宰相，立相国之。陆贽为宰相，立宣公枝。有唐一朝入相的吴郡陆氏成员有六位，是吴中四姓中最多的一家。分别为陆敦信、陆元方、陆象先、陆希声、陆贽、陆扆。陆氏在白马之祸时遭受直接打击。唐亡后，开始向各地迁徙。如今也有更多分支的存在，消亡的也不少，如陆逊的江陵枝因卷入八王之乱而被消灭殆尽。 姓氏演变 吴郡陆氏，乃妫姓田敬仲之后，见于《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田齐十一世至齐宣王，其少子通封于平原陆乡（今山东境内），即陆终之故地，因以乡为氏。陆通谥元侯，生恭侯陆发，为齐上大夫。陆发生二子：陆万、陆皋。孙陆贾为汉大中大夫。陆万生烈，为吴令，子孙遂为吴县人。陆烈十世孙有陆闳，东汉时为颖川太守。闳生桓，桓生续，为扬州别驾。续生稠，为广陵太守。褒生康，汉献帝时官至忠义将军，秩中二千石。子俊为郎中 ，幼子陆绩为郁林太守，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陆康从子陆骏，官九江都尉，太学博士，生陆逊，为东吴大将，官至丞相。此后，陆氏家族遍布朝野。 历史名人 陆逊为东吴大将，黄武元年，刘备率大军来攻，举国震恐，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督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五万人拒敌。 陆逊在夷陵用火攻，破蜀军四十余营，刘备夜遁白帝城，惭恚身亡。两宫构争，陆逊多次上疏陈己见，孙权不听，多次派使者责备陆逊，“逊愤恚致卒”。 东吴后期对曹魏与西晋的防务，主要依靠陆抗。 太平二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降，抗都督柴桑，赴寿春，破魏牙门将偏将军。凤皇元年，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遣使降晋。也是陆抗率军剿灭叛军，收复西陵。后期政治上主要靠陆凯为丞相，凯正直敢谏，积储理财，乃心国事，忠恳内发，使孙皓的独裁暴政不得不有所收敛。 晋成帝时，苏峻反，右光禄大夫陆晔卫帝于太极殿，与弟陆玩守宫城，玩暗中劝说匡术归降，事平，进陆晔卫将军，陆玩为尚书令，兄弟二人俱开府仪同三司。咸康中，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而薨，以陆玩有德望，乃迁侍中司空。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复有陆玩之子陆纳以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拜尚书令。 陆氏沉寂于宋，至齐有陆慧晓享誉极高。 建元初为太子洗马，何点称其心如照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武帝子为南豫州刺史，帝呼其小名曰： “乌熊痴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为行事，无以压一州。 ” 乃以慧晓为长史行事。后与谢朓同为竟陵王萧子良左右长史，竟陵王谓王融曰： “我府前世谁比?” 融曰： “明公二佐，天下英奇，古来少见。” 慧晓历抚五政，立身清肃，以礼处人，毋论贵贱。他是六朝时代士庶观念转变的代表，自云生平未尝卿士大夫，或问其故，慧晓曰： “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位。” 这种观念在士族与寒门对立的时代，是极为可贵的。它表明随着战乱与寒门的崛起，门第显赫如陆慧晓者，也正发生着价值观念上的重大转变。陆氏入梁有陆倕、陆杲、陆襄等，陆倕为昭明太子宾客，礼乐多所创革。陆杲为御史中丞，执法敢言，不畏强御，累迁太常卿，金紫光禄大夫。陆襄亦见知于昭明太子，除太子洗马，掌管记，后死于侯景之乱。 由梁入陈，陆氏有陆山才、陆琼、陆子隆堪称，其余陆琰、陆瑜、陆琛皆以文学见重。 世家大族——赵郡李氏 赵郡李氏，中国魏晋至隋唐时期的着名大族，出自赵将武安君李牧，是广武君李左车的后代。 西晋时期，左车十七世孙司农丞李楷定居于赵国平棘县南（今河北省赵县西南、高邑县东北），后世分东祖、西祖、南祖三大支系，族人活跃于赵郡诸县（平棘、高邑、柏人、元氏、赞皇、栾城、临城等地），南北朝时讲究士族门第，赵郡李氏史载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为北朝官宦最显赫的士族。唐高宗时位列七姓十家，共有九人出任宰相，唐末五代走向衰落。 族源 赵郡李氏出自赵将武安君李牧，李牧是战国后期山东六国中最为杰出的将领，“战国四大名将”之一。他足智多谋，长于用兵，抵匈奴，打东胡，伐燕破秦，屡有战功，被后世赵郡李氏族人尊为先祖。 李楷，字雄方，为李牧后人李左车的十七世孙，在西晋先后任司农丞、治书侍御史。时八王之乱，赵王司马伦自称皇帝，引起宗室诸王的兵讨，战乱空前。李楷为避战乱，带领全家徙居于赵国平棘县南（今河北省赵县西南、高邑县东北），这里即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述赵郡李氏旧宅所在，亦称“三祖宅巷” 郡望 赵郡李氏祖居平棘县，属赵郡管辖，因西晋李楷居平棘南时，此地依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赵国，所以赵郡李氏的后人也常称为“赵国李氏”，在唐朝《李延裙墓志》、北魏《崔敬邕墓志》、北魏《李宪墓志》、《魏书》等文献中均有体现。关于赵郡李氏的分布，根据高诗敏在《北朝赵郡李氏的迁徙分布及其与李唐先世之关系》中的考证，北朝时赵郡李氏以平棘县为主轴，不断向西南太行山麓周围各地辐射，先后迁徙到柏仁、元氏、高邑、赞皇等县，呈扇形分布状态，宗族庞大，支系繁盛，如《北史》记载：“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张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赵郡李氏活动略论》指出：“在北朝和隋唐前期，赵郡李氏家族势力始终盘踞周旋在赵郡常山一带，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 房支 李楷定居赵郡常山平棘后，生有五子：李辑、李晃、李棨、李劲、李睿。后来五个兄弟分居：老五李睿的儿子李勖兄弟，居住在巷东；老四李劲的儿子李盛兄弟及老三李棨一家，居住在巷西；老大李辑与老二李晃两房子孙，则南徙故垒。因而，以此三个方位，将赵郡李氏分为三大支系。 李睿被奉为赵郡李氏东祖 李棨与李劲被奉为赵郡李氏西祖 李辑与李晃被奉为赵郡李氏南祖 （注：“房”可表示为“祖”的下一级，如“范阳卢氏北祖大房”，而赵郡李氏在分为三祖后未有进一步的分房分支现象，因此并无“某祖某房”、“某祖房”的说法，只有“某祖”，如柳宗元《伯祖妣赵郡李夫人墓志铭》：“夫人姓李氏，辨族氏者曰赵郡赞皇之东祖。”、《旧五代史》：“李愚，字子晦。自称赵郡平棘西祖之后，家世为儒。”） 禁婚家 唐朝显庆四年，唐高宗李治下禁婚诏，禁止七姓十家互相通婚，赵郡李氏东、南、西三祖为西晋李楷的后人，都被列入禁婚家的范畴，博文约礼，门第清华，冠于卿族。 世系与房支问题 赵郡李氏是中国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山东五大郡姓（崔、卢、李、郑、王）之一，形成于魏晋时期，发展于十六国，约在东魏北齐（一说北魏）时期成为北方一流高门，繁荣至唐末，分为东南西三祖李氏，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却将赵郡李氏的发家史上溯到了秦汉，同时除三祖李氏外，还有包括辽东、江夏、汉中三房在内共计六大房支，究其原因，实际上这是由于中古士族间盛行门第攀比之风导致谱系构建过程中出现的攀附先世行为，以及唐代定着房按姓氏分类、郡望合流的特定背景下所形成的伪冒房支。 关于房支问题，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七篇（中古山东大族着房之研究）指出：“ 定着房大致反映的是中晚唐时期士族发展的情况，从这些士族的情况来看，他们均为魏晋至隋唐一直延续的士族。那么象李弼、李善、李德林这些支系本为隋唐新起门户，要列为定着，可能也须攀附魏晋旧族，建立承继关系。如果定着房是一个政治举措的话，无疑辽东、江夏、汉中的攀附行为是得到官方认可的。”，张葳《赵郡李氏“三祖”小考》认为“常山地区一带始终有李氏家族出入活动……居于赵郡之李姓不只李楷一家而已，江夏、辽东、汉中李氏祖上应与赵郡存在某种联系，但与后来北朝高门赵郡李氏并非属于同一渊源。” 关于世系问题，赵郡李氏在《新唐书》和《北史》中有关广武君李左车至其十四世孙东汉李恢中间人物的记载，两书出现了较大分歧，唐朝李延寿所着《北史》并无记载其中人物，而北宋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却对其中人物记载的很详细，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表订伪》推断：“自李恢以上，《北史》无文，疑多牵附”，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指出：“永嘉之乱这样的历史大断裂，给世家大族提供了取代政府序列的基层组织机构的机会，赵郡李氏家族是在慕容诸燕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高诗敏在《北朝赵郡李氏的婚姻及其特点》指出“赵郡李氏发韧于西晋”、“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是北朝名门赵郡李氏的祖居地和发源地”、“赵郡李氏在北朝的北魏前期，由于仕宦显达才与北方高门崔、卢、郑、王的声望相坪，成为中原地区的着姓望族，它和北方郡姓世代联姻，又提高和巩固了其社会地位”。因此一般认为，虽然李牧被尊为赵郡李氏的始祖，但西晋时徙居于平棘的李楷，是为真正可考的第一世始祖，东南西三祖即为赵郡李氏所形成的支派。 着名族人 唐朝宰相 李绛，出自东祖，唐宪宗宰相 李珏，出自东祖，唐文宗宰相 李藩，出自南祖，唐宪宗宰相 李固言，出自南祖，唐武宗宰相 李怀远，出自西祖，唐中宗宰相 李游道，出自南祖，武则天宰相 李吉甫，出自西祖，唐宪宗宰相 李峤，出自东祖，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宰相 李德裕，出自西祖，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宰相 （注：辽东、江夏、汉中三房与北朝赵郡李氏并非出自同一渊源，故其宰相不算在内，南祖中的李元素、李敬玄、李绅同出自亳州李氏，根据《旧唐书·李敬玄传》记载“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可知，自李敬玄起开始与赵郡李氏合谱，故不算在内，而关于李日知，《新唐书·李日知传》中说：“日知贵，诸子弟方总角，皆通婚名族，时人讥之”；《旧唐书·李日知传》中说：“初，日知以官在权要，诸子弟年才总角，皆结婚名族，时议以为失礼之中”，再查《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上》，日知先祖自羲至于万安空缺数世，所以李日知身世此处暂且存疑，不计入在内。） 李先，北魏寿春侯，《魏书》称“学术嘉谋，荷遇三世” 李顺，北魏高平公，博涉经史，为拓跋焘北破柔然、西征胡夏立下奇功，多次出使北凉 李孝伯，北魏宣城公，魏太武帝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委以军国机密，时人莫能知 李左车墓，平棘县西南七里 千万垒，平棘县南一里，东汉坞垒 三祖宅巷，平棘县西南二十里，亦有地属高邑县，赵郡李氏的发源地 李氏旧茔，平棘县封斯村 回车城，房子县境内，赞皇县南十里，亦曰左车城 开业寺，元氏县西北十五里，即北魏车骑大将军、陕定二州刺史、尚书令、司徒公赵郡李徽伯之旧宅也 百陵冈，赞皇县东十里，赵郡李氏之别业于此冈下也，冈上亦有，李氏茔冢甚多 李鱼川，位于殷州西山，赵郡李氏聚居地之一 永宁乡，柏仁县境内，赵郡李氏聚居地之一 逸事 清朝同治年间，直隶赵州（今河北赵县）西南的段村出土了北魏名臣李宪的墓志，志中记述了李宪及其家族的一段曲折发展史。北魏和平六年（465年）文成帝拓跋濬死后，冯太后临朝称制，当时在位的献文帝因与冯太后不和，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便要根除冯太后身边的亲信，李宪的叔父李奕十分受冯太后宠幸，因此李家便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北魏皇兴四年（470年）冬遭到了灭顶之灾，李宪的祖父李顺一共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被同时诛杀，李宪的父亲李式就在其中，此前李顺就因为崔浩的推波助澜而被北魏太武帝赐死，这次灾祸又降临到他的儿子们身上，墓志写道“初在庚寅，遘家多难”，《魏书》记载“既致斯祸，时人叹息之。” 北魏李宪墓志 李式被官兵逮捕押往京城时，西兖州的官吏百姓送行到黄河边上。当时李式的儿子李宪刚满月，李式大声的向众人喊道：“程婴、公孙杵臼这样的人还有没有！”西兖州从事汲固应声回答说：“今天与古代岂有不同！”汲固于是悄悄回去，不再回头望，直接进入城内，从李式夫人的房中把李宪抱回家藏了起来，后来事情败露，汲固夫妇就带着李宪逃走四处躲藏，直到朝廷赦免才回家，就这样李宪被汲固养育到了十多岁，承明元年（476年）献文帝暴卒，时人都说是冯太后毒杀的，李宪家族得以平反昭雪，他本人也开始受到朝廷重用。 做为“赵氏孤儿”，李宪幸运的活了下来，然而他的一生可谓坎坎坷坷，最后结局是因卷入派系斗争而被胡太后一纸诏书赐死，其家人以“思乡动梦”、“归本成礼”为由将其归葬于平棘祖茔。李宪虽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命运多舛，但家族后代依然十分显达。赵郡李氏家族各房的男子女子大多才貌双全，又因为昭信皇后李祖娥（李宪孙女）的原因，所以与帝室多有婚媾，其中与元魏宗室婚姻现可知约8例，与高齐宗室婚姻现可知约13例，以李宪家族这一支最为突出，整个北朝国婚约有13例。 世家大族——荥阳郑氏 荥阳郑氏，中国汉朝至隋唐时期的着名大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郑国。西汉时有大司农郑当时，定居于河南郡开封县（今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西晋时置荥阳郡而开封县属之，后世遂称“荥阳开封人”（即荥阳郑氏由来）。 东汉末年，以郑当时一脉的郑浑、郑泰等人为开始，逐渐发展为高门望族，南北朝北魏时期，魏孝文帝以法律形式制定门阀序列，荥阳郑氏与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并称为四姓，唐代有十二位宰相，为“七姓十家”之一。 姓源 郑氏出自姬姓，周厉王少子姬友受封于郑地，是为郑桓公，桓公生武公，与晋文侯共同辅佐周平王东迁洛邑，武公十三世孙郑幽公时郑国为韩国所灭，子孙播迁陈、宋之间，以国为氏。幽公生公子鲁，郑鲁六世孙荣，号郑君，为西楚霸王项羽的部下，郑君有子郑当时，任西汉大司农，始居河南郡开封县，为荥阳郑氏始祖。 族籍 开封县是汉朝至唐朝前期荥阳郑氏家族的族籍所在，治所在今天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东南的古城村，原属河南郡管辖，因自魏晋以后开封县改属荥阳郡管辖，中古士族称郡望，遂称“荥阳郑氏”，郑氏族人多称“荥阳开封人”，唐中叶，开封县（今祥符区）治所又迁至濒临大运河的汴州城（今开封市鼓楼区一带），根据现代考古论证，今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启封城外西侧有荥阳郑氏家族墓。 发展 荥阳郑氏起自西汉大司农郑当时，郑兴、郑众父子是东汉名儒，郑浑历任魏郡、上党太守，是曹魏名臣。郑泰是扬州刺史，汉末名臣。郑冲西晋太傅，开国元勋。郑袤是密陵侯，西晋初名臣。郑袤子孙四世都是西晋重臣。郑浑八世孙郑羲是北魏中书令，郑羲子郑道昭为兖州刺史，号称北方书圣。郑羲兄弟六人都为北魏重臣。郑俨官至中书令等十多职，名震天下。 郑浑十一世孙郑孝穆为北周中书令，郑伟为北周襄城郡公、龙骧大将军、江陵防主。郑孝穆子郑译为北周内史，上大夫。助杨坚建立隋朝，被封为沛国公、祁州刺史。郑译子郑元寿历仕隋、唐两朝，官拜鸿胪卿。郑元寿堂兄郑善果，历任隋唐两朝的兵部、户部、工部尚书，卒于江州刺史之职。在唐朝，荥阳郑氏有十人为宰相，其余节度使、将军、司马、参军多的无法细查。 房支 后燕太子詹事郑温生有三子，分为三祖。 北祖，郑温之子、北魏追赠建威将军、汝阴太守郑晔，号北祖。 中祖，郑温之子郑恬，号中祖。 南祖，郑温之子、北魏平南谘议参军郑简，号南祖。 北祖房支 北祖大房，郑晔长子郑白的后裔，号大房（北祖白房）。 北祖第二房，郑晔第二子北魏中书博士郑小白的后裔，号第二房（北祖小白房）。 北祖第三房，郑晔第三子郑洞林的后裔，号第三房（北祖洞林房）。 北祖第四房，郑晔第四子郑叔夜的后裔，号第四房，该房后没有名声，不为人知（北祖叔夜房）。 北祖第五房，郑晔第五子郑连山的后裔，号第五房，又称襄城公房（北祖连山房）。 北祖第六房，郑晔第六子北魏秘书监、南阳文灵公郑羲的后裔，号第六房（北祖幼麟房）。 南祖房支 南祖大房，始祖不详。 南祖第二房，始祖不详。 南祖第三房，始祖不详。 南祖第四房，始祖不详，郑简之子郑白虬后裔郑当的墓志记载郑当出自南祖第四房。 禁婚家 唐朝显庆四年，唐高宗李治下禁婚诏，禁止“七姓十家”互相通婚，唐神龙年间，朝廷再次申明显庆四年旧诏，继续禁令“七姓十家”间互相通婚，郑温的三子都被列入禁婚家范畴。 定着房 荥阳郑氏南祖和北祖因在唐朝出宰相，合称荥阳郑氏定着二房。 逸事 在北齐释昙刚所撰的《山东士大夫类例》中，荥阳郑氏部分房支被释昙刚评定为甲姓的第一甲门。 北齐中书监郑述祖和他的兄弟严祖、遵祖、顺祖、敬祖五人的门第都是甲门，因此被称为“五祖郑氏”。 着名人物 唐朝宰相 唐代郑氏宰相十三位，其中出身荥阳郑氏的宰相十二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郑氏定着二房：一曰北祖，二曰南祖。宰相九人。北祖有珣瑜、覃、朗、余庆、从谠、延昌；南祖有絪；荥阳郑氏有畋。沧州郑氏有愔。”这个记载遗漏了郑綮、郑肃、郑涯、郑昌图四位宰相，但是这四人担任宰相的记载却又分别体现在相关唐朝皇帝本纪和传记等资料中（比如郑昌图，唐僖宗本纪有记载其担任宰相，但世系表不云其相某某宗）。另外，郑愔，唐中宗时期宰相，出自沧州郑氏，故不记入以下名单中。 郑畋，唐僖宗宰相。 郑綮，唐昭宗宰相。 郑肃，唐武宗、唐宣宗宰相。 郑絪，出自南祖第八房，唐德宗宰相。 郑覃，出自北祖第二房，唐文宗宰相。 郑朗，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宣宗宰相。 郑珣瑜，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德宗宰相。 郑馀庆，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德宗宰相。 郑昌图，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僖宗宰相。 郑从谠，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僖宗宰相。 郑延昌，出自北祖第二房，唐昭宗宰相。 郑涯，出自北祖第二房，唐懿宗时期使相。 其他人物 郑众，东汉着名经学家，与贾逵并称“贾郑”，与郑玄合称“先郑、后郑”。 郑冲，曹魏司徒、西晋太傅，撰《论语集解》《甲乙问议》。 郑阿春，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之母，晋孝武帝时被追尊为简文太后。 郑鲜之，南朝宋大臣，官至尚书右仆射。 郑道昭，北魏书法家，有“北方书圣”之誉，与东晋二王并称为“北郑南王”。 郑译，北周沛国公，与刘昉共同辅佐杨坚建立隋朝，时称“刘昉牵前，郑译推后”。 郑冠，唐朝书法家，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文武双科状元。 郑仁泰，唐朝着名将领，参与玄武门之变，攻打高丽，平定铁勒。 郑虔，唐朝文学艺术家，诗、书、画俱佳，被唐玄宗誉为“三绝”。 荥阳郑氏世系表 荥阳郑氏有关郑温之子数量以及郑晔之后北祖房支数量的记载在诸多文献中出现了分歧，有关郑温之子数量，《元和姓纂》记载郑温有三子：郑晔、郑恬、郑兰，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郑温有四子：郑晔、郑恬、郑简、郑涛，本表暂采《新表》说法，即郑温有四子。 有关北祖房支数量的争议主要有“七房”、“六房”两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的郑氏七房为：白麟、胤伯、叔夜、洞林、归藏、连山、幼麟。《元和姓纂》记载的郑氏七房为：白麟、小白、叔夜、洞林、归藏、连山、幼麟。《魏书》和《北史》均记载郑氏则为六房：白麟、小白、洞林、叔夜、连山、幼麟。据此情况，赵超先生结合出土墓志等其他文献进行了考证，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一书中指出应以《魏书》所记载的荥阳郑氏北祖六房为准，故本表采用《魏书》六房之说。 世家大族——五姓七望 隋唐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世家大族，被人称作五姓七望，可以说隋唐时代就是一个世家大族轮流掌权的发展史，五姓很好理解，五个姓氏的意思，那么何为望？ \"望\"所说的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望是指某一地域范围的名门望族。所谓五姓七望，实际上说的是在七个郡中的五个姓氏。 五姓七望，又作五姓七族。隋唐时代是身份制的社会，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在所有尊贵的世家大族中有五支最为尊贵。即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所以称之为五姓七望，或五姓七族。 七望 陇西 位于陇山以西、渭水河畔的古陇郡是华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李氏的发祥地。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巍巍陇山，泱泱渭水，孕育了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陇西李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陇西是李氏宗族的发源地，或是出于忌吊，唐朝废陇西郡，但“陇西”二字已作为大唐李姓的标志为世人所铭记。 赵郡 北魏太和年间设殷州，治所邢台隆尧，北齐时期更名赵州，治所仍位于邢台隆尧，隋代时期更名赵郡，治所迁徙至赵县。 隋朝，文帝进行了行政建置改革，把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 改为州县两级制，其后，又改为州、县两级制。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赵州更名赵郡，治所迁徙平棘（赵县）。一直到唐武德初，罢赵郡为赵州。入唐为赵州。 清河 汉高帝置郡。后屡改为国，元帝永光后为郡。治青阳（今清河东南）。元帝以后辖境相当今河北清河及枣强、南宫各一部分，山东临清、夏津、武城及高唐、平原各一部分地。东汉改为清河是我国张姓、贝姓、房姓和崔姓发源地之一。 远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的周朝，清河这地方名叫甘泉。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主的齐桓公占领了这一带，把甘泉改名贝丘，为齐国属邑。战国七雄相争，贝丘地方为赵国所有。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最后灭齐统一中国，定天下为三十六郡时，将贝丘旧地划出一部，另建了一个厝县，归巨鹿郡管辖，一直到汉朝。 清河之名，因水而得。据《战国策》说，张仪游说赵国\"奉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就是指贝丘的清水河。汉朝初年，把原来厝县地从巨鹿郡分出来，以境内清水河为名，建立了清河郡。国，移治甘陵（今临清东）。晋以后辖境缩小。北魏仍为郡。北齐移至武城（今清河西北），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贝州为清河郡。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张金称、高金达起义于此。 博陵 概况：东汉本初元年置郡，治所在博陵。西晋置国，治所在安平。相当于今河北安平县、深州市、饶阳、安国等地。 博陵一名的确在诸多人中还是颇有歧义的。历史上究竟有几个博陵，博陵到底指的是哪儿，还真是件一时说不清楚。中学课本中的注解，博陵在今河北定县。而如今的蠡县、博野、安平、深州、定州等地的街区、店面等，多有冠以“博陵”之名者。是博陵崔氏的发源地。 范阳 范阳是中国古代的地名和行政区划名。范阳在历史上所辖区域多有变动，约在今北京市和河北省保定市北部。从唐大历四年(769年)起，所谓“范阳”则仅限于涿州范阳县，为涿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涿州市。 广义上的范阳有时和幽州通用。 范阳一带是历史上很多名门望族的发源地。两晋时期，北方许多望族南渡后，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称范阳为祖籍之所在。 其中主要有： 1.卢姓，其中北魏时期的名门望族范阳卢氏即出于此。在今河北省涿州市有卢氏宗祠。 2.邹姓、简姓、燕姓的堂号为范阳堂，即来源于此。 3.苑姓、邵姓。 荥阳 荥阳郑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郑国，其王室国灭后仍以郑为姓，以故地荥阳为郡望。东汉末年，以郑当时一脉的郑浑、郑泰等人为开始，逐渐发展为高门望族。历经变迁入唐之后，郑姓仍为望族，后因科举制的实行，影响逐渐衰落，但仍为天下郑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 太原 在今太原一带有秦置晋阳县。以后迭为太原郡、并州治所。西晋扩建。北齐于汾水东岸增筑新城，旋在旧城增设龙山县。隋以龙山为晋阳，晋阳为太原。五代为北汉都城。历经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毁于战火。 晋阳古城东西长约4500米，方位为北偏东18°，面积约20平方公里。1962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晋阳古城遗址发现数段城墙和三座小城遗址。近年还发现建筑基础、砖瓦、琉璃构件和石刻造像。在古城附近发现有一些重要的古墓葬。在城址的西部地区还发现有天龙山石窟、蒙山大佛、童子寺等六朝、隋唐时期的石窟遗存。在古城营村内还保存有创建于隋唐、明代重修的惠明寺塔和金代创建、明清重修的九龙庙等建筑。 晋阳古城较完整地保存了唐、五代时期城市的面貌。遗址出土的石刻造像为研究当时的文化艺术提供了资料。 宋灭北汉，毁晋阳，移并州至阳曲，即今太原。 宋朝灭北汉后，太宗认为晋阳有王气，因为五代十国大都在山西发迹，晋阳是山西都城，所以先放火烧城，据说烧了三年，然后掘河灌城，晋阳彻底被毁，当时死亡的包括晋阳城里无数百姓和官兵 春秋末，晋国大卿赵简子家臣董安于筑晋阳城，从战国时期魏国《竹书纪年》看，“十六年（公元前319年）秦拔我蒲坂、晋阳、封陵”可知，赵简子所建晋阳城在蒲坂、封陵一带，今永济市境内。是不对的，赵卿赵简子久居晋阳，是太原，而不是永济。太原以及发现了赵简子的陵墓。 影响力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 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甗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 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 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 “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 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 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 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群雄篇——董卓 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颖，陇西郡临洮县（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军阀、权臣。 董卓成长于凉州，喜欢结交羌人。汉桓帝末年，董卓被征召为羽林郎，后又在护匈奴中郎将张奂部下任军司马，讨伐汉阳羌人，作战粗猛有谋，屡建战功，拜郎中，历任广武县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因事免职。后来得到司徒袁隗征辟，出任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先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凉州之乱等战役。 中平六年（189年），时任并州牧的董卓受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密召，率军进京诛十常侍。不久，京中动乱，董卓在北邙立下了救驾大功，又招揽吕布杀丁原，很快就吞并了附近两大军阀兵力。随后，董卓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即位，不久就弑杀了少帝及何太后，专断朝政，威震天下，在朝野内外都广布亲信，僭用近似天子的服饰及车驾，官至太师、相国，封郿侯，位极人臣。当时有“千里草（董），何青青；十日卜（卓），不得生”之谣，反映出人们对他专权的憎恨。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讨伐战爆发，董卓迫使献帝迁都长安。初平二年（191年），董卓被孙坚击败，退守长安。翌年，司徒王允设反间计，成功挑拨吕布杀死董卓，董卓全族亦被诛灭。 董卓父亲董君雅在担任豫州颍川郡轮氏县尉时，生下了董卓和董旻，所以分别给他们取表字：仲颖、叔颖。 董卓随着父亲的离职而返回家乡，董卓年轻时喜爱行侠仗义，曾经到羌人部落游玩，与很多羌人首领结交。后来，董卓回乡耕种，一些羌人首领来看望他，董卓和他们一起回家，把耕牛杀掉款待众人。羌人首领们非常感动，他们回去后凑了上千头各种牲畜赠送给董卓。 董卓成年后，就在陇西郡官府担任官吏，负责地方治安。当时，胡人经常骚扰边境，劫掠百姓，凉州刺史成就征辟董卓为从事，董卓领兵大破胡人，斩获千计。并州刺史段颎将董卓推荐入朝廷公府。 汉桓帝末年，董卓担任羽林郎。董卓有武艺，力大无双，擅长佩戴两副箭囊，骑马飞驰时左右射击。 延熹九年（166年），鲜卑人入塞，与叛乱的羌人联合，对抗东汉政府。朝廷拜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负责平定幽、并、凉三州叛乱。董卓大概是此时出任张奂的军司马。 永康元年（167年）冬，叛乱的羌人进犯三辅，张奂派军司马董卓、尹端大破之，斩其首领，俘虏万余人。次年，张奂班师回朝。董卓因功拜郎中，赏赐九千匹缣，董卓全部分给下属官吏和士兵。 后来，董卓出任并州雁门郡广武令、益州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因为某事而被免职。 约在熹平年间，董卓被司徒袁隗征为掾吏，后出任并州刺史、河东郡太守。 旧主张奂隐居在弘农郡华阴县，董卓派兄长董擢向其赠送一百匹缣，张奂厌恶董卓为人，拒绝不收。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六月，北中郎将卢植被朝廷罢免后，改拜董卓为东中郎将，接管冀州战区事务。董卓放弃围攻张角据守的广宗县，而率主力北上攻打张宝据守的下曲阳县，围攻两月余不克。八月三日，朝廷令左中郎将皇甫嵩北上冀州，董卓被罢免至廷尉受审，判“减死罪一等”。十二月二十九日，大赦天下，董卓获得赦免。 本年冬，凉州发生叛乱，北宫伯玉、李文侯、韩遂、边章等人以“讨伐宦官”为名，进犯三辅。 中平二年（185年）三月，朝廷令左车骑将军皇甫嵩领军出征，董卓拜中郎将为副。七月，皇甫嵩因作战不利而被罢免。八月，朝廷拜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接管三辅军区事务，执金吾袁滂为副。董卓为破虏将军、周慎为荡寇将军。政府军与叛军在美阳县对峙，张温、董卓初战不利。 张温召见董卓，董卓姗姗来迟，张温怪罪董卓，董卓还言语冒犯。张温参军孙坚见状，劝张温趁机杀掉董卓，以此立威，张温不许。 十一月某夜，有流星划过天空，光芒照进叛军军营中，驴马都嘶鸣起来，叛军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准备退兵。董卓得知情况后大喜，次日，董卓与右扶风鲍鸿一同出击，大破叛军，斩首数千级。 叛军败回凉州金城郡榆中县。张温派遣周慎率三万人追击，董卓向张温提出领兵接应周慎，张温不许，让董卓率三万人讨伐先零羌。董卓派遣别部司马刘靖率四千人屯兵于安定郡，然后进军，董卓军在望垣县北被羌人、匈奴人包围，军粮不足，形势危急。董卓让士兵在渭水中假装拦水修堤，对外宣称是捕鱼，实际上让军队快速从堤下通过。等叛军发现后，已经追之不及。 当初张温派出有六路人马，其中五路人马，包括周慎都以失败告终，唯独董卓的军队全员班师，屯兵于右扶风。朝廷因功封董卓为斄乡侯，封邑一千户。 中平五年（188年），凉州叛军重新攻入右扶风，围攻陈仓县城。十一月，朝廷拜皇甫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两万人救援陈仓。 董卓向皇甫嵩建议急速进军，皇甫嵩认为：“陈仓县城防备坚固，凉州叛军必然无法攻克，我军只要按兵不动，以逸待劳即可取得全胜。”于是不听从董卓的建议。 朝廷征董卓为少府，董卓不肯受命，上书推辞：“我下属的湟中义从、匈奴士兵都来拦住我的车，苦求我不要抛弃他们，我制止不了他们，只能留下来宽慰他们，如果有情况有变我再向朝廷汇报。”朝廷也无可奈何，十分担忧。 中平六年（189年）春二月，凉州叛军围攻陈仓县城达八十余日不克，疲惫而退。皇甫嵩下令追击，董卓劝阻，认为“穷寇勿追，归众勿迫”，皇甫嵩则认为：“叛军是丧失斗志的疲师，而不是归众、穷寇”。 随后，皇甫嵩让董卓负责垫后，自己率军追击，连战连胜，斩首万余级，叛军首领王国逃走后不久病死。董卓因此非常忌恨皇甫嵩。 灵帝得了重病，下诏拜董卓为并州牧，其下属军队转交给皇甫嵩。董卓接受任命，但是不肯交出军队，上书辩解道：“我掌兵十年，士兵上下和我关系太好了，都要为我卖命，我乞求带这帮士兵去并州，效力边垂”。 皇甫郦劝说从父皇甫嵩趁机除掉董卓，皇甫嵩不从，只是将董卓不肯交出兵权的事上奏朝廷。于是，灵帝下诏责备董卓，董卓对皇甫嵩又更加怨恨。 最终，董卓带了五千人向并州出发，但是停留在河东郡就不走了，董卓是想观察雒阳局势。 四月，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掌权，与司隶校尉袁绍合谋诛杀宦官。而何太后不肯下诏，于是何进、袁绍私招董卓领兵进京，以此逼迫何太后。董卓得知，立即动身。同时，董卓上书弹劾中常侍张让等人。 但是不久后何进又反悔，派谏议大夫种劭劝阻董卓进京。种劭在黾池见到董卓，要求董卓返回河东郡去讨伐流亡匈奴单于于夫罗，董卓不从，继续上书辩解，并进入河南尹。 迫于董卓进军的压力，何太后终于同意下诏罢免宦官。 董卓率军抵达雒阳城外时，种劭出城劳军时再次要求董卓撤军，董卓指使士兵上前威胁种劭，种劭大怒，斥责董卓，董卓自知理亏，便率军西撤至洛阳城二十里外的夕阳亭。 中平六年（189年）八月二十五日，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谋诛诸阉官，太后不从。于是，朝廷征召董卓使将兵到京师，并密令董卓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乘宠，浊乱海内。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臣辄鸣钟鼓如洛阳，即讨让等。\"准备胁迫太后。董卓未至，何进已经被宦官谋杀。愤怒的将士们攻杀宦官。何进部将吴匡等人联合了董旻（董卓之弟，时任奉车都尉）攻杀了车骑将军何苗。中常侍段珪等劫持皇帝逃走。 董卓望见雒阳上空浓烟滚滚，才得知朝廷发生重大变故，于是急忙下令进军，二十八日天未亮，董卓才抵达显阳苑，打听到中常侍张让等人劫持皇帝刘辩上了北邙山，于是又向北邙山赶去。 在北邙山下，惊魂未定的刘辩见到飞驰而来的董卓军，吓得大哭。董卓终于在北邙山迎救了皇帝，然后还宫。董卓见到了公卿百官的迎驾队伍，太尉崔烈在前引导，呵斥董卓回避，董卓指着崔烈骂道：“我日夜兼程跑了三百里路，你现在说什么回避？信不信我砍下你的脑袋！” 随后，董卓进入迎驾队伍，先拜见刘辩，又伸手去从闵贡怀中抱陈留王刘协，一说刘协不肯，董卓只得与闵贡并马而行，一同入城。少帝刘辩害怕董卓的兵，见了就哭，群臣劝董卓退兵，董卓反问道：“诸位公卿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动荡，天子流落在外，你们哪有让我退兵的理由！”最终一起入城。 当时，大将军何进的部曲（例如张辽）、车骑将军何苗的部曲都无所归属，只能听命于董卓。董卓又引诱吕布杀害执金吾丁原，吞并了吕布等并州人的军队，如此董卓掌握了雒阳的所有军权。原大将军府幕僚鲍信不肯归附董卓，向袁绍提出诱杀董卓的计划，袁绍不敢，鲍信则弃官逃亡。朝廷罢免司空刘弘，派使者到显阳苑拜董卓为司空。 之前在接驾的过程中，董卓向刘辩询问事变经过，刘辩语无伦次，而刘协却能表述清楚，董卓知道刘协是董太后抚养长大，号“董侯”，董卓又自认为与董太后同族，于是心生欢喜，萌生废刘辩、立刘协之意。董卓邀请袁绍到显阳苑商议废立，袁绍不同意，提出要去请示自己的叔父太傅袁隗。袁绍说：“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你的意见！” 董卓闻言大怒：“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 袁绍反讥：“天下事，在朝廷，在诸位忠臣，岂容你一叛逆之辈？” 董卓大怒：“尔要试试吾宝剑是否锋利吗？” 袁绍拔剑对峙道：“我剑也未尝不利。” 然后绍拿着佩刀作揖而去。董卓知道袁绍的声望地位，也拿他没办法。董卓将废立之事汇报给太傅袁隗，袁隗同意，袁绍因而弃官逃亡至冀州勃海郡。 八月三十日，董卓在朝会上提出废立之事，并以霍光事为例，自比田延年（谁反对就立刻处死），满朝文武只有尚书卢植站出来抗辩，董卓被顶撞得无言以对，气得罢会。后来董卓还想寻找机会杀害卢植，但被蔡邕、彭伯（或作：彭伯群）劝阻，卢植则弃官逃亡。 九月一日，尚书丁宫在崇德前殿主持废立仪式，太傅袁隗将刘辩扶下御座，解除玉玺印绶并转交给刘协，然后扶刘协正式登基，是为献帝。紧接着，董卓让尚书宣读策文，并弹劾何太后害死董太后的罪责，将其迁入永安宫。九月三日，何太后被毒杀身亡。董卓不允许朝廷为何太后举办丧礼，而是让刘协到雒阳城内奉常亭表示哀悼，公卿大臣们穿白衣上朝三天。 九月十二日，朝廷遥封远在幽州的幽州牧兼太尉刘虞为大司马（上公之位），董卓由司空改任太尉，兼领前将军，加节，赐斧钺、虎贲，更封郿侯。 九月末，董卓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一同携带鈇锧到朝堂上书，要求为建宁元年（168年）九月政变时，被政治定性（诬陷）为叛贼的陈蕃、窦武以及次年（169年）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被捕遇害的众多党人平反。刘协（袁隗）准奏，恢复陈蕃等人的爵位，并提拔他们的子孙为官。 董卓亲近周毖（周慎之子），伍琼，原大将军府官员何颙、郑泰也成为其幕僚。董卓在幕僚们的建议下，亲近士人，征召名士（如：荀爽、韩融、陈纪）入朝为官，其中，蔡邕成为董卓最信任的幕僚。 同时，董卓又选拔大量名士（如：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孔融、应劭、张邈）担任地方太守等要职，甚至不计前嫌，对厌恶自己而弃官而走的袁绍、王匡、鲍信等人授以太守，以示和解。 十月三日，董卓趁着何太后遗体下葬的时候，开启文陵（汉灵帝陵墓）时，使人偷取其中珍宝。 董卓仗着军权的威势，放纵士兵在雒阳城内劫掠富户，搜刮财物，奸淫妇女。 十一月一日，董卓自拜相国，有“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自此董卓在朝廷中的权势已经如日中天。董卓又封自己的母亲为“池阳君”，设置令、丞。 董卓性格残忍，好用刑法立威。侍御史扰龙宗拜见董卓时忘了解除佩剑，董卓借题发挥，下令将其活活打死；又指使人将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杀害，甚至将何苗的遗体从坟墓中挖出来肢解扔在园林之中。大司农周忠的儿子周晖听说雒阳变故，故至雒阳，董卓非常厌恶他，派兵将其劫杀。 张扬、曹操、卫兹等人都在地方招兵买马，试图对抗董卓执政，东郡太守桥瑁甚至伪造三公文书散发到各地州郡政府，陈述董卓罪恶，呼吁各地起兵反董，恢复刘辩的帝位。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十二日，董卓使弘农王郎中令李儒毒杀刘辩，以断绝桥瑁等反董联军的政治企图。 广陵郡功曹臧洪说服太守张超，联合其兄陈留太守张邈一同举兵，兖州刺史刘岱亦加入，在酸枣举兵，自此关东反董之势如野火燎原。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各州郡政府官员推举袁绍为盟主，领车骑将军，讨伐董卓。反董势力分为三处：酸枣联军为兖州、豫州两路人马；河内联军为冀州人马；鲁阳联军为荆州人马。 二月，董卓提出迁都长安的计划，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因为反对而被免职。他同时又借此杀害周毖、伍琼以泄愤，但他不久又后悔了。 董卓担心据守长安的京兆尹盖勋和左将军皇甫嵩响应反董联军，故将二人征入雒阳。皇甫嵩到任后，董卓因为旧怨，便指使他人陷害其入狱，欲致其于死地；皇甫嵩之子皇甫坚寿与董卓关系不错，于是亲自求见董卓，替父求情，董卓这才答应释放皇甫嵩。 二月十七日，东汉朝廷迁往长安，三月五日，刘协入长安未央宫。董卓则留守雒阳毕圭苑中，对抗关东联军。由于是强迫迁都，董卓动用军队驱赶雒阳居民，导致大批百姓丧命，兰台（东汉政府的图书馆）的藏书也在途中损失大半。他则在雒阳放火焚烧宫殿、官府、民宅，趁机搜刮财物，又指使吕布挖掘帝王、公卿大臣的陵墓获取珍宝。 三月十八日，长安朝廷将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灭族。四月，遥拜大司马兼幽州牧刘虞为太傅，然而道路断绝，诏书不至。 六月，长安朝廷派出韩融为首的使者团，分为两路，试图劝袁绍、袁术罢兵，二袁不听。 酸枣联军在曹操、鲍信等人带领下，试图占领成皋县，董卓派徐荣率军迎战，在荥阳汴水旁大败联军。十一月，董卓率军渡过孟津，击败河内太守王匡军。此时，孙坚领荆州、豫州军北上雒阳，在梁县东，被徐荣击败。 初平二年（191年），孙坚再次率军北上，董卓派胡轸、吕布迎战，在阳人聚被孙坚击败。 二月十二日，董卓指使长安朝廷派光禄勋宣璠持节至雒阳封自己为太师，地位高于各刘姓诸侯王。 董卓派李傕前来劝降孙坚，被孙坚严词拒绝。随后，派遣女婿牛辅派遣至中牟与朱儁交战，击破朱儁后，又派军队袭击颍川郡阳城县，屠杀正在举办“二月社”的百姓，对外宣称是剿灭叛贼得胜归来，把劫掠来的女人分给士兵。甚至董卓还奸淫公主、宫女。孙坚率军抵达大谷关，距离雒阳九十里地。董卓亲自率军与其交战，败走长安，孙坚得以入雒阳。董卓留下牛辅、李傕、郭汜、张济、董越等人布放在三辅各地，阻挡孙坚继续西进。 初平二年（191年）四月，董卓入长安。入城时，他故意命令御史中丞皇甫嵩跪拜迎接，以达到羞辱的目的。 董卓乘坐青盖金华车，爪画两轓，时人号曰“竿摩车”。又封其弟董旻为左将军，侄子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宗族内外都入朝为官；公卿大臣拜见董卓，都需要下车跪拜，而董卓不需要回礼；朝廷各要职部门（如尚书）都需要到董卓的太师府汇报工作。 董卓的幕僚为了讨好他，提出董卓可比姜尚，可称“尚父”。董卓向蔡邕求教，蔡邕则劝说董卓需要等到平定叛乱，返回雒阳后才能讨论，董卓听从。 董卓在长安城东修筑堡垒居住，又在郿县（董卓封地）修筑坞堡，里面存放大量搜刮来的财物，并有三十年粮食储备，董卓自己说：“我平定关东后，即雄踞天下，失败了，我也能守在郿坞活到老。” 某日，董卓要去郿坞，公卿大臣到长安城横门外为其送行，董卓设宴款待众人，却在宴席上将数百名诱降来的北地郡叛军士兵虐杀，宴会上的人吓得勺子、筷子都掉了，而董卓却饮食自若。下属将领如果言语有冒犯董卓的，马上就会当场处死，董卓又以叛逆的罪名诛杀了一些关中旧族。 董卓在长安执政期间，毁坏市场交流流通的五铢钱，再加上雒阳及长安两地的铜人等各种铜制品，用来铸造小钱。这种小钱制作非常粗糙，甚至没有轮廓和文字，百姓都不愿意使用，最终导致市场紊乱，物价飞涨。董卓让司隶校尉刘嚣抓捕“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之人，统统以死刑加没收全部财产的方式惩办，结果引发大量的冤案。 六月二十三日，长安发生地震，董卓向蔡邕询问应对，蔡邕趁机劝说董卓放弃乘坐青盖金华车，董卓听从，改成“皂盖车”。董卓非常看重蔡邕的才学，十分厚待，每次有宴会，都会令蔡邕弹琴、主持，蔡邕都会努力匡正董卓的言行，董卓却很少采纳，蔡邕也觉得非常遗憾。 董卓非常喜欢车师王侍子，而这位侍子多次犯法，被司隶校尉赵谦抓来判罪斩杀了，董卓非常生气，但是一直很敬畏赵谦，而是把都官从事抓来杀害报复。 十月，太史令望气，汇报说不久会有大臣会被诛杀。董卓害怕预言会应验在自己身上，想起卫尉张温曾与自己不和，便指使他人诬陷张温与袁术勾结（张温乃荆州南阳人，袁术时在南阳），将张温抓到长安的集市上活活鞭死。 以何颙、郑泰等人为首的幕僚对董卓不满，采用荀攸的意见，由董卓亲近的越骑校尉伍孚担任刺客，试图刺杀董卓。行刺当日，伍孚在衣服里藏了一把佩刀去拜见董卓。董卓也不怀疑，亲切接见伍孚。会见结束后，董卓还亲自为伍孚送行，在阁道中，董卓还搂着伍孚的肩膀，十分亲密。伍孚突然抽出佩刀刺向董卓，董卓反应迅速，连退几步，并疾呼周围的卫兵将伍孚制服。董卓大骂：“你想造反吗？！” 伍孚大声说：“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乱国篡主，罪盈恶大，今是吾死日，故来诛奸贼耳，恨不车裂汝于市朝以谢天下。”言罢，当场遇害。董卓随后派人查办伍孚同党，何颙、荀攸入狱，郑泰、华歆等人逃亡投奔袁术。 司徒王允亦有心刺董，他说服了董卓的义子吕布。初平三年四月辛巳日（192年5月22日），董卓乘车前往未央宫，参与庆祝皇帝病愈的朝贺，吕布随从护卫。出门前马受惊，使董卓坠入泥中，董卓回府更衣，其少妻劝其不要进宫，董卓不听。当董卓车队行至北掖门外时，李肃等人持长戟冲出，刺向董卓，董卓朝服内穿铠甲，所以未伤及要害，而李肃刺伤董卓手臂，并将其刺下车来，董卓疾呼：“吕布何在？！” 这时候吕布不慌不忙的掏出准备好的诏书，喊道：“有诏讨贼臣！” 直到此时，董卓才发现吕布背叛了自己，大骂吕布：“庸狗敢如是邪！”吕布则率众人上前将董卓当场斩杀。太师府主簿田景及仆人上前抱住董卓的尸体，吕布又将他们杀死，杀了这三人之后，在场其他的人都不敢动了。随后，王允立刻让信使往各政府部门送达赦免诏书。 董卓的死讯传出，士兵们都高呼万岁，百姓在路上载歌载舞，很多人把珠宝去换成酒肉来庆祝。接着，皇甫嵩攻打郿坞，将董卓全族男女杀得一干二净。当时天气很热，董卓肥胖的尸体流出脂肪，守尸吏在董卓肚脐中点火，竟然“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袁氏家族的门生又将董卓挫骨扬灰。郿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 轶事典故 董卓少年时在田间耕地，拾到一把刀，刀上面没有文字，四面隐起作山云文，斸玉如泥。后来董卓富贵了，拿这把刀给蔡邕看，蔡邕说：“这是项羽之刀。” 人物评价 卢植：卓凶悍难制，必生后患。 公孙瓒：1董卓造为乱始。2卓既无礼，帝主见质。 刘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 刘协：董卓逆乱，凶国害民。 刘备：曩者董卓造为乱阶，自是之后，群凶纵横，残剥海内。 群雄篇——吕布 吕布（？～199年2月7日），字奉先，号称“飞将”。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东汉末年名将，汉末群雄之一。 “吾乃包头吕布吕奉先”(?＞?＜?） 吕布初因勇武被并州刺史丁原任为主簿，大见亲待。董卓入京之后，诱其杀丁原，并任骑都尉，后任中郎将，封都亭侯，与董卓誓为父子。关东军起兵讨董卓，吕布参战，因与将领胡轸不和，被孙坚战败。后被王允、士孙瑞、杨瓒等拉拢，成功刺杀董卓，任职奋威将军，进封温侯，与王允同掌朝政。董卓死后，其先后投靠袁术、袁绍、刘备均未遂，故占据徐州一带，自称徐州刺史。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被曹操围困数月，后下城投降，最终被曹操缢杀。 吕布由于小说《三国演义》及各种民间艺术的影响，向来是以“三国第一猛将”的形象存在于后世的心目中。在历史中，吕布倒戈董卓更是对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吕布出生于并州五原郡九原县，吕布因为弓马娴熟、骁勇尚武而在并州任职。 中平六年（189年），时任并州刺史的丁原担任骑都尉，在河内驻扎，任命吕布为主簿，对他很亲近。 （《后汉纪》及《资治通鉴》又记载吕布为丁原部曲司马。） 汉灵帝死后，丁原接到何进的征召，率领军队到雒阳，密谋诛杀宦官，被任命为执金吾。 适逢何进为宦官所杀。董卓入京，掌握了朝中大权，诱吕布杀丁原，进而吞并丁原的军队，并任命吕布为骑都尉，与他发誓结为父子，对他十分欣赏信任。 吕布善于骑射，膂力过人，被称为“飞将”，不久又被董卓提拔为中郎将，封都亭侯。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为躲避关东联军，下令迁都长安、火烧雒阳。董卓自己留屯雒阳毕圭苑中，又指使吕布发掘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抢夺其中珍宝。 初平二年（191年），董卓以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与诸将校一同前往阳人讨伐孙坚。胡轸性子急，说：“今此行，应该斩杀一个戴青绶的官员，才能整肃军纪。” 诸将感到不满。傍晚，军队到达离阳人几十里的广成，兵马疲惫，胡轸受董卓节度，在广成秣马饮食，再连夜进兵，等到天明时攻城。诸将厌恶胡轸，打算让他败给孙坚，吕布等人就扬言：“阳人城中的贼军已经逃走，应该立即追击，不然就会错过良机。” 于是胡轸军未作休整，便连夜进军。到达阳人城外时，发现城中守备完善，不得掩袭。吏士饥渴，人马疲惫，又没有堑垒，于是脱下盔甲休息。吕布又扬言：“城中贼军出来了。” 士卒惊慌散乱，丢弃铠甲、鞍马逃走，走了十多里，却没发现敌军。等到天明，胡轸军回到阳人外，拾取兵器，决定攻城，而城池守卫坚固，壕沟已深，胡轸等人不能攻而回，孙坚追击，击败了胡轸、吕布。 孙坚攻入雒阳宣阳城门后，吕布与其交战，再次败走。最后董卓进入长安。 董卓自知自己凶暴，为人所恶，所以时常要吕布做自己的侍卫及守中阁；不过，董卓性格又十分猜疑，经常在喝醉后辱骂吕布，又曾因少许失意而向吕布掷出手戟，吕布身手敏捷躲过手戟，之后改容道歉，董卓方才息怒，吕布因此怨恨董卓。吕布又曾与董卓的婢女有染，恐怕事情被董卓发觉，所以心中十分不安。 之前，由于王允因为吕布是并州的壮士，对他以厚礼相待。自从吕布怀恨董卓后，他去见了王允，述说了董卓差点杀他的经过。 王允此时正和士孙瑞、杨瓒等密谋除掉董卓，因此便让吕布作内应。吕布有些犹豫，说：“奈何是父子，怎么好下手呢？” 王允说：“将军姓吕，本来就非亲生骨肉，如今你保全自己的性命还来不及，还说什么父子！”于是吕布答应了王允，与其共谋诛杀董卓。 初平三年四月辛巳日（192年5月22日），汉献帝疾病初愈，大会于未央殿。王允令士孙瑞书写诏书交给吕布，吕布怀着诏书，命骑都尉李肃与同心勇士秦谊、陈卫等十多人伪装成宫门卫士，手持长戟，在北掖门等候董卓。 董卓将到掖门时，马匹惊惧不前，董卓欲图回去，被吕布劝阻。入门后，李肃持戟刺向董卓，董卓手臂受伤坠落车下，大呼：“吕布何在？” 吕布下马说道：“有诏讨乱臣贼子！” 董卓大骂：“庸狗怎敢如此！” 随即被吕布亲手斩杀（一说吕布持矛刺中董卓，之后命令士兵将其斩杀）。董卓的主簿田景及仓头前去抱住董卓尸体，吕布又将他们杀死；杀死这三人后，其余人都不敢动弹了。 董卓死后，吕布被拜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与王允同掌朝政。 （注：《三国志》、《后汉书》、《东观汉记》、《资治通鉴》均作吕布为奋威将军，《后汉纪》、《宋书》则称吕布为奋武将军。按《公孙瓒传》，当时朝廷所设奋武将军为公孙瓒，因此“奋武”记载可能有误。） 吕布命李肃奉诏命前往陕县讨伐牛辅，牛辅率军逆击，李肃败走弘农，吕布于是将他诛杀。后来牛辅部下又斩杀牛辅，将其首级送到长安。 王允商议赦免董卓部曲，吕布也多次劝王允赦免他们。不久后，王允又认为特赦会使董卓部曲猜疑，因此改变了主意。吕布提议把董卓的财物赐给公卿、将校，王允不许。诛杀董卓之后，王允恃功自傲，开始轻视吕布，对待他如同剑客，而吕布自负有功，经常炫耀，见自己的提议被王允拒绝，也感到不满。 董卓、牛辅的旧部属李傕、郭汜等人本想解散部队，归隐田野，因贾诩献计，于是召集旧部，包围长安城八日。在长安之战期间，郭汜在城北，吕布主动率兵出城，对郭汜说：“且让兵马退后，你我二人只身交战来决定胜负。” 于是两人单挑，吕布以矛刺中郭汜，郭汜被左右军队所救，双方遂各自罢兵。六月一日，吕布手下叟兵叛变，放李傕军入城，吕布战败，于是把董卓的首级系在马鞍处，带着数百名骑兵杀出武关。 吕布离开前，曾驻马于青琐门外，对王允呼道：“王公可否一同离去？” 王允回答：“若蒙国家社稷之灵，上安国家，我心愿足矣。如果不成，我当奉身以死！陛下年幼，只能依靠我，遭遇大难却想着苟免，这不是我愿意做的事。请你逃出长安后尽力告诉关东诸公，让他们以国家为念。” 吕布先投靠袁术，自以为杀董卓为袁术报仇，对袁术有恩，但袁术厌恶吕布反复无常，所以拒绝不受，吕布改投袁绍。 （一说吕布走奔南阳后受到袁术优待，但经常纵兵抄掠，袁术以之为患，吕布感到不安，于是改投张杨，之后再投袁绍。） 袁绍与吕布在常山会战黑山军张燕。黑山军有一万多精兵、几千骑兵。吕布经常骑着能够腾跃城墙、飞跨壕沟、名叫赤兔的良马，与关系较为亲近的麾下猛将成廉、魏越等几十个人骑马冲击张燕的军阵，有时一天去三四次，每次都砍了黑山军的首级回来。连续作战十多天，终于打败了张燕的军队。 吕布仗恃自己的战功，再次向袁绍要求增加军队，袁绍不答应，而吕布手下的将士也时时抢劫、掠夺，袁绍开始疑恨他。吕布感觉不安，就请求回雒阳。袁绍同意他的要求，以天子名义任命吕布领司隶校尉，派三十名甲士送吕布而暗中要除掉他。吕布怀疑袁绍打自己的主意，就派人在营帐中弹着筝，自己悄悄逃了出去。半夜那些甲士出动，乱刀砍吕布的床，认为他已经死了。第二天袁绍得到吕布还活着的消息，于是下令关闭城门。 吕布得以逃到河内，与张杨联合。吕布前往河内途中经过陈留郡，太守张邈派人迎接吕布，对他大加款待，临分手时两人握住对方手臂发誓结好。 袁绍担心吕布对自己不利，再次派兵追杀吕布，那些士兵都害怕他，追上了也没有一人敢逼近。 当时张杨和他的部下都收到了李傕、郭汜对吕布的悬赏通缉，以求共剿吕布。吕布听闻此事，对张杨说：“我吕布，是足下州里之人，您杀害我对您不合适，不如把我活捉送给郭汜、李傕，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张杨于是表面答应郭汜、李傕，实则保护吕布。李傕等人以之为患，于是下诏大封，以吕布为颍川太守。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向东攻打陶谦，派将领武阳人陈宫驻守东郡。陈宫趁机劝说张邈：“现在天下分裂，英雄豪杰同时崛起，您拥有十万人的队伍，处在可以四面作战的地方，按剑雄视天下，是可以做人中豪杰，反而被人控制，不是太卑下了吗？现在本州的军队东征，其地空虚，吕布是猛士，善于作战，英勇无敌，将他接来一同占据兖州，观望天下形势，等候时事的变化好转，这可以纵横一世。” 张邈听从陈宫的意见，就同弟弟张超、曹操手下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及陈宫等人迎接吕布，请他当兖州牧，占据濮阳，兖州所属郡县一同响应，只有鄄城、东阿、范三县仍在曹操手中。 曹操知道后率领军队攻打吕布，吕布攻不下鄄城，便西屯于濮阳县。曹操进兵攻打濮阳，吕布出战，先以骑兵攻击曹操的青州兵，青州兵奔走，曹军阵脚大乱，曹操骑着马突火而出，坠落马下，烧伤了左手掌。曹操的司马楼异扶曹操上马，才得以引军退走。据《献帝春秋》记载，濮阳大姓田氏在城里响应曹操，曹操趁机入城后，放火烧东城门，来激励将士与吕布决一死战，结果败走。吕布手下骑兵抓到曹操却不认识他，问：“曹操在哪儿？”曹操说：“骑黄马的那个就是。”于是骑兵追击骑黄马的人，而放走了曹操。 曹操、吕布多次在濮阳交战，有一次曹操攻破濮阳西边的别屯，吕布率兵救援，三面攻击曹操。当时吕布亲自搏战，与曹军从早上打到了午后，最终遭到曹操部将典韦的阻击，引军退还。 双方相持一百多天。这时发生天旱，又有蝗虫为害，粮食不够，百姓饥饿，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吕布、曹操各引军退去。九月，吕布到乘氏县，被县人李进击破，于是将部队东移到山阳驻扎。 兴平二年（195年）春季，曹操袭击定陶，攻济阴太守吴资于南城，不克。吕布率军前来，被曹操击退。夏季，曹操又进攻巨野的薛兰、李封，吕布率军救援薛兰，结果被曹操击败，薛兰也被曹操斩杀。吕布再次从东缗出发，与陈宫率领一万余人来进攻曹操。当时，曹操部下的士兵全都出去收割麦子了，在营中的不到一千人，难以守住营寨。曹操于是下令妇人们上城寨的矮墙守御，营中不足一千的士兵们全都在营垒边摆出了无所畏惧的样子。曹操营寨的西边有一条大堤，南边有一片茂密深广的树林。吕布怀疑曹操有伏兵，于是说：“曹操多诡诈，我们不要进入伏击圈。” 于是，吕布引军屯南十余里。第二天，吕布再次前来挑战。曹操把自己的一半士兵埋伏在堤后，另一半的士兵暴露在堤外布下阵势。吕布的军队逼近时，曹操才命轻装部队挑战，等到两军厮杀在一起以后，伏兵才登上大堤杀出，步兵与骑兵一齐冲锋，大破吕布的军队，夺得吕布的鼓车，直追到吕布的营寨才返回。吕布当夜撤退，曹操趁机攻破定陶，分兵平定诸县。 曹操收复兖州，吕布东逃投奔刘备。张邈到袁术那里求救，留下张超带着家眷部属驻守雍丘。曹操包围张超，围了几个月，杀了张超和张氏三族。张邈未到寿春，就被他的士卒杀害。 兴平二年（195年），吕布见到刘备后，对其非常尊敬，对刘备说：“我和阁下都是北疆边境的人。我当时见关东军起兵，想要诛杀董卓。但我杀了董卓东出，关东诸将却没有一个接纳我，都想要杀了我。”并请刘备坐在帐中的床上，令妻妾向刘备行礼，酌酒饮食，称刘备为贤弟。刘备见吕布语言无常，表面以为然之，但心里却不开心。 这一年，汉献帝从长安东归，于十二月到达河东郡安邑县。次年七月，献帝回到雒阳。献帝在河东时（195年12月~196年6月），曾下诏书令吕布迎驾。当时吕布的军队没有储备足够的粮食，无法勤王，吕布便派遣使者上书谢罪。朝廷任命吕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但是使者到山阳时丢失了诏书和印绶。 臧洪被袁绍围困时，也曾派司马二人向吕布求救，但史书并未记载吕布的决定。二人回去后，臧洪已被袁绍杀害，二人也赴敌而死。 建安元年（196年），袁术率军攻打徐州，刘备令张飞守下邳，自己率军与袁术相持于盱眙、淮阴。相持一个月，双方互有胜败。 吕布初入徐州时，就曾写信给袁术。袁术与刘备交战，回信给吕布说：“过去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袁氏门户，袁术举兵于关东，未能诛杀董卓。将军杀死董卓，送其首级，为袁术扫灭仇耻，使袁术明目于世，死生无愧，这是第一件功劳。昔日金尚率兵向兖州，南至封丘，为曹操所逆击，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将军攻破兖州，使袁术明目于远近，这是第二件功劳。袁术出生以来，未曾听闻天下有刘备，刘备举兵对战；袁术凭将军神威，得以击破刘备，这是第三件功劳。将军有三大功劳，袁术虽然不够聪明，但愿意尊奉将军至死。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较少，如今我愿送二十万斛米，在道上迎接将军。不但如此，粮食还会不断赠送；如果将军缺少兵器战具等物资，也可一并禀报，袁术必当听命。”吕布看后大喜，于是率兵前往下邳。 当时陶谦旧将曹豹身在下邳，张飞打算杀死他，曹豹率众坚营自守，又使人招吕布前来。吕布水陆东下，军队抵达下邳西四十里时，刘备的中郎将丹阳人许耽派司马章诳前来迎接吕布，并向吕布声称：“张飞和下邳相曹豹相争，张飞杀曹豹，下邳城内大乱。丹阳兵有一千人都屯在西白门城内，得知将军东行，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引兵向城西门，他们便会打开城门迎接将军。” 吕布便大举进军，于早晨到达城下。天亮后，丹阳兵打开城门，吕布坐在城门上，指挥军队大破张飞，俘虏刘备的妻妾儿女及其部曲的家眷。 刘备得知后方被袭，只得引军退还，到达下邳时，军队崩溃。刘备收集散卒，东攻广陵，吕布又派兵帮助袁术，大破刘备军。 此时，刘备在广陵郡海西县，饥饿疲惫，大小吏士相食，穷饿侵逼。刘备打算回到小沛，于是遣吏向吕布请求投降。吕布又恼火袁术不再运粮来，就让刘备回到豫州，与自己并力攻击袁术，并准备车马、童仆迎接刘备，又送还其妻小、部曲家属，让刘备担任豫州刺史，驻守小沛。吕布在泗水上为刘备送行，又自称为徐州刺史（一作徐州牧）。 《魏书》记载：吕布手下诸将劝道：“刘备反复难养，应该趁早对他下手。”吕布不从，并把此事告诉刘备。刘备心不自安，但又打算依赖吕布，于是派人向吕布请求屯驻小沛，吕布同意，就让刘备去了小沛。 建安元年（196年）六月夜半时，吕布部将河内人郝萌在袁术的怂恿下发动叛乱，率兵部队攻打吕布治所下邳，城池防守坚固无法攻入，吕布不知道造反的是谁，带领家眷逃往高顺营寨，高顺问道：“将军有所隐不？”吕布回答：“这是河内人的声音。”高顺便猜到造反的是郝萌，于是率部到下邳平叛，弓弩齐发射杀郝萌军，天亮还营。 郝萌的部将曹性反正，与郝萌对战，郝萌刺伤曹性，曹性斩断郝萌一臂，高顺乘势斩下郝萌的首级，用床担着受伤的曹性前往见吕布。吕布问曹性此事起源，曹性回答：“郝萌受到袁术的鼓动而造反。” 吕布又问：“同谋的都有谁？” 曹性回答说陈宫同谋，当时陈宫坐在吕布旁边，脸发红，旁人都察觉到了。吕布因为陈宫是大将，并不追究。曹性又说：“郝萌造反时曾问我可行吗？我说吕大将军神勇不可对抗，没想到郝萌狂惑不止”。吕布对曹性说：“你真是个健儿。”让其好好养伤，等曹性伤愈后，让他统领郝萌的余部。 《册府元龟》则记载郝萌之乱时吕布为左将军（吕布担任左将军在197年），并与高顺一同前往平叛。 建安元年（196年）十月，袁术派大将纪灵带领步骑共三万多人马征讨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援。 吕布手下将领说：“将军您一直想除掉刘备，如今可借袁术的手除掉他。” 吕布说：“并非如此，袁术如果占据了小沛，就会联合北面泰山一带的部队，我们就会被袁术所包围，我不能不去救刘备啊。”于是领步兵千人、骑兵二百，飞速赶往小沛。 纪灵等人听说吕布前来援救刘备，只好收兵，不敢轻举妄动。吕布在离小沛西南一里的地方扎下营寨，命人招刘备前来，又派卫士去请纪灵等将领，纪灵等人也请吕布一起饮酒。吕布对纪灵等人说：“玄德，是我吕布的贤弟。如今他被诸位所围，我特意赶来救他。我吕布生性不爱看别人互相争斗，只喜欢替别人解除纷争。” 吕布命门候在营门中竖起一支戟，说：“诸位看我射戟上的小支，如一发射中，诸君当立即停止进攻，离开这里，如射不中，那你们就留下与刘备决一死战。” 他引弓向戟射出一箭，正好中了小支。诸将大为震惊，夸赞说：“将军您真是有天神般的威力呀！”第二天，吕布又与诸将欢会宴饮，然后各自回兵。 刘备在小沛，招纳旧部，重新纠集了万人，吕布厌恶他，亲自出兵攻打刘备，刘备大败，前往许都依附曹操。曹操厚待刘备，封他为豫州牧，并送予军粮和部队，让他到沛城收拢旧部。 建安二年（197年），袁术想联合吕布，让他为自己所用，于是向吕布提出让他的儿子娶吕布之女为妻，吕布同意了。袁术派韩胤为使节，向吕布正式转达他将更换年号、登基称帝的事情，同时请求接吕布的女儿与自己的儿子去完婚。 沛相陈珪担心袁术、吕布成了亲家，徐州、扬州联为一体，将会危害国家，于是前往游说吕布：“曹公奉迎天子，辅佐朝政，征讨八方，威震四海，而将军您应与他合作，以取得天下安宁。如果您与袁术成了亲家，将会担上不义之人的罪名，那样形势就对您不利了。” 吕布心里也怨恨当初袁术不接纳自己，虽说女儿此时已经随韩胤走了，他还是把她追了回来，拒绝了这门亲事，并将使者韩胤戴上枷锁、镣铐，送往许都街市上斩首示众。 曹操亲自写信厚加慰劳吕布，说起迎天子、当平定天下之意，并诏书购捕袁术、公孙瓒、韩暹、杨奉等人。吕布大喜，上书：“臣本应该迎接大驾，知道曹操为人忠孝，奉大驾迎都许县。臣之前与曹操交兵，如今曹操辅佐陛下，臣身为外将，希望带兵跟随陛下，又恐有嫌疑，因此待罪于徐州，进退未敢自宁。” 又写信给曹操说：“吕布是获罪之人，本该首当其诛，如今手书慰劳，厚见褒奖。又见购捕袁术等人的诏书，吕布必当舍命报效朝廷。” 曹操遣奉车都尉王则为使，携带诏书与平东将军印绶来拜吕布。曹操又亲自写信给吕布说：“之前使者在山阳屯时丢失了封诏和平东将军的印绶，现在国家缺少好的金子，我就拿自己家的金子为将军铸印，国家又缺少紫绶，我就把自己的紫绶相送以示诚意。将军的使者居心不良，袁术自称天子，将军将此事告知朝廷，而使者却不愿上报奏章。朝廷信任将军，因此希望将军能另派使者前来，以明自己对朝廷的忠诚。” 当时陈珪想派其子陈登到许都，吕布不同意。正巧使者这时来到，传汉献帝的旨意，任命吕布为左将军。吕布大喜，于是让陈登启程，还命他带着书信，向汉献帝谢恩，并将一个上等绶带作为答礼送给曹操。 （注：《英雄记》记载拜吕布为平东将军，《三国志》记载拜吕布为左将军，未知孰是；另《江表传》记载诏书称吕布为“使持节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又与《三国志》后文记载的吕布求徐州牧不得不同） 陈登拜谒曹操，述说了吕布有勇无谋、反复无常的缺点，希望曹操早日除掉他。曹操说：“吕布是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实在不能让他久留世上，你当然是最熟悉内情的。” 当即把陈珪的年俸禄提到二千石，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临别时，曹操拉着陈登的手说：“东边的事，便全托付给你了。”命令陈登私下分化吕布的队伍，为自己做内应。 当初，吕布想通过陈登求得徐州牧之职。等到陈登回来后，吕布见自己的愿望没能实现，大怒，拔出戟来砍着桌子说：“你父亲劝我与曹公合作，我才拒绝了袁术的婚约；而现在我一无所获，你们父子反倒地位显赫，加官晋爵，我被你们出卖了！你倒说说看，你在曹公面前替我说了些什么？” 陈登面不改色，从容地答道：“我见曹公时说：‘对待将军您，要像对待猛虎，应当让他吃饱，如果不饱，他会吃人的。’曹公说：‘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对吕布更像是养鹰，饿时可以利用，而当他吃饱了，却会自顾飞去。’我们就是这样谈论您的。”吕布的气才平息下来。 袁术听说吕布回绝了婚事，还杀了自己的使者，便派手下大将张勋、桥蕤等人同韩暹、杨奉合兵，率几万步兵骑兵，分七路进攻吕布。 当时吕布只有三千兵力，四百匹马，担心抵挡不住，对陈珪说：“如今招来袁术的部队，是由于你造成的，你看该怎么办？” 陈珪说：“韩暹、杨奉与袁术，不过是仓促聚起来的部队而已。原先就没有确定计策，不可能相互维持。我儿子陈登算定他们好比排着队的鸡，其局面不可能一同栖息，很快就可使他们离散。” 吕布采纳陈珪的计策，写信给韩暹、杨奉说：“二位将军护驾东归，有大功于国，应当载入竹帛，万世不朽。现在袁术反叛，应当一同讨伐他。你们为什么与反贼来这儿攻打我呢？我吕布有诛杀董卓之功，与二位将军都是功臣，我们可趁着现在联手打败袁术，为国家除害，为天下建立功业，这个机会不可失去。” 又答应打败袁术军队之后，将军中钱粮全部给他们。韩暹、杨奉大为高兴，立即回信表示从命。吕布进军，距离张勋营百步时，韩暹、杨奉一同倒戈，与吕布在下邳大破张勋等人，斩十将首级，活捉了桥蕤，其余袁军人马溃散逃走，许多人被杀死杀伤，掉在水中淹死，几乎全军覆没。 吕布后来又与韩暹、杨奉率军向寿春，水陆并进，所过虏掠。到达钟离时，吕布收获了大量物资，便引军退还。渡过淮北，又留下书信给袁术说：“足下仗着军势强盛，经常吹嘘自己手下有什么猛将武士，想着吞并我，只是每次都被压抑住了而已。我吕布虽然不算什么勇士，却能虎步于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逃窜到寿春里，不敢出头。那些猛将武士，现在又在哪啊？足下喜欢说大话糊弄整个天下，但天下之人又岂会尽受糊弄？自古交兵就允许使者来往，离间计也不是我吕布独创的。你我相离不远，可以随时写信回复我。”吕布军渡完后，袁术亲自率领步骑五千陈于淮上，吕布的骑兵皆在岸北大笑而还。 当时东海人萧建为琅琊国相，治所在莒城，萧建保城自守，不与吕布来往。吕布就写信给萧建说：“天下举兵，本就是为了诛杀董卓。我吕布杀了董卓，前来关东，是打算求得兵马西迎大驾，光复雒阳，结果诸将只顾相攻，没人惦记国家。我吕布，是五原人，本郡距离徐州五千多里，在天下的西北角，如今并非为了争夺东南之地。莒城与下邳相距不远，两家应当互相来往。您难道希望天下各郡称帝，各县称王吗！昔日乐毅攻齐，呼吸之间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唯独莒、即墨两城不能攻克，是因为那里有田单的缘故。吕布虽然不是乐毅，您也不是田单，您可以拿着我的信与智者们一同商议。”萧建得信后，立即派主簿带上书信和礼物去见吕布，又向吕布送上良马五匹。 不久后，泰山臧霸击破萧建，攻克莒城，收获城中物资。吕布得知此事，亲自率步骑前往攻打莒城。吕布手下的高顺劝道：“将军亲自斩杀董卓，威震戎狄，只需安坐顾盼，远近各处便会畏服。实在不应该轻易出兵，如果交战失利，将军的威望就会损失不小。”吕布不听。臧霸担心吕布抄掠骚扰，就登城拒守。吕布不能攻克，只得引军退回下邳。后来，臧霸与吕布和解。 《后汉书》则记载：臧霸攻破莒城后，答应给吕布财物钱币用来结交，但没来得及送去，吕布就亲自前往向臧霸求要。高顺劝道：“将军威名宣播，远近各处都害怕您，要什么东西不能得到，反而要亲自去索求财货？万一得不到，岂不有损威名？”吕布不听，率兵抵达莒城，臧霸固守抗拒吕布，吕布无获而回。 高顺为人清白，仪表威严，很少说话，不饮酒，不受馈赠。他所统率的七百士兵，号称千人，名为“陷阵营”，部众整齐，每次作战必定获胜。吕布天生随便作出决定或改变主张，做事情变化无常。高顺常常规劝说：“国破家亡，并非手下没有忠臣智士，而是因为这些人的建议不被采纳。将军做事情，不肯慎重考虑，时常出现失误，说话做事总是有差错。失误的事情难道可以一再发生吗？”吕布知道高顺的忠诚但终究不能采纳。郝萌叛乱后，吕布又更加疏远高顺。魏续与吕布有外内之亲，吕布便夺取高顺的部队，全部交给魏续统领，等到攻战时再还给高顺，而高顺始终没有恨意。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再次反叛朝廷与袁术结盟，派高顺攻打沛城，击败刘备。曹操派夏侯惇援救刘备，也被高顺等人打败，九月，高顺等人攻破沛城，俘虏了刘备的妻儿，刘备败投曹操。 《英雄记》则记载：此年春，吕布派人带金子到河内郡买马，被刘备军抄掠，吕布于是令中郎将高顺、北地太守张辽攻打沛城。九月，高顺等人攻破沛城，俘虏了刘备的妻儿，刘备单身而走。 同年九月，曹操亲自率兵攻打吕布，到达彭城。陈宫对吕布说：“应当率众逆战，我军以逸待劳，必定攻无不克。”吕布则认为：“不如等到曹操来攻，将敌军逼迫到泗水中。”十月，曹操攻破彭城，擒获吕布所设的国相侯谐，并乘胜攻向下邳，吕布亲自率骑兵出击，被曹操大败，骁将成廉被擒。曹操追到城下，围困下邳。 当时广陵太守陈登率领郡兵为曹操前驱，陈登的三个弟弟都在城中，吕布便拿三人做人质向陈登请和，陈登执意不从。城池被围后，吕布的刺奸张弘害怕遭到连累，于是趁夜将三人放回到陈登身边。 下邳形势危急，吕布害怕，在白门楼上对军士说道：“你们莫要再围困我，我会到明公面前自首。” 陈宫说道：“逆贼曹操，是什么明公！今日降了他，就如同卵砸在石头上一样，还能保全自己吗？” 吕布于是派许汜、王楷向袁术求救，又亲自率领一千多骑兵出城，兵败后退回城内，坚守不敢出。吕布虽骁勇刚猛，但少谋而心胸狭隘多猜忌，不用陈宫建议，诸将又各自猜疑，所以每战多败。 当时张杨欲图救援吕布，但无能为力，于是出兵东市，企图吸引曹操的注意力。袁术也听从许汜、王楷之言，严兵为吕布声援。吕布担心袁术因为过去结亲失败的事不发救兵，于是用绵布把女儿绑在马上，趁夜亲自骑马出城将女儿送给袁术，当时曹军守兵放箭阻拦，吕布无法通过，只得回城。吕布又打算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己率领骑兵出城截断曹操粮道。 吕布的妻子对吕布说：“将军亲自出马断曹公粮道可行，但陈宫、高顺两人素来不和，将军一离开，两人必定不能同心共守城池，如有蹉跌，将军还怎么割据一方呢？希望将军细心思考，不要被陈宫等人给害了。妾身当初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庞舒私藏才得以免难，如今不须顾及妾身了。”吕布听后，愁闷不能决定。 《魏氏春秋》记载，陈宫对吕布说：“曹公从远道而来，其局势不能持久，将军如果用步兵和骑兵驻守城外，我率领其余人马关了城门把守。曹操如果向将军进攻，我带领部队从后面进攻曹军；要是曹操只是攻城，将军就从外面救援。用不了一个月，曹军粮食全部用尽，发起进攻就可以打败曹操。” 吕布同意他的看法。吕布的妻子说：“从前曹氏对待陈公台像对待婴儿一样无微不至，陈宫仍然丢下曹操投靠我们。现在将军对待公台的好处并未超过曹氏，却打算丢下全城和妻子儿女孤军远出吗？一旦发生变故，我难道还能成为将军的妻子吗？”于是吕布作罢。 曹操围攻三个月，决泗、沂之水灌城，吕布军中上下离心。当初，吕布手下骑将侯成丢失了名马，不久又再次找到了，诸将合礼来祝贺侯成。侯成分酒肉款待大家，先入献给吕布。吕布怒道：“我吕布禁酒而卿等酝酿，诸将共饮食作兄弟，是打算共同谋杀我吕布吗？” 侯成大惊而去，丢弃酿造的酒，送还诸将送的礼品，自此心不自安。于是，在十二月癸酉日（199年2月7日），侯成与宋宪、魏续反叛，缚了陈宫、高顺，并率众向曹操投降。 吕布在白门楼见曹军攻急，大势已去，于是令左右将他的首级交给曹操，左右不忍，便下城投降。 吕布被捆到曹操面前，对曹操说：“我对手下部将可是够厚道了，是他们临时一起背叛我罢了。” 曹操说：“你背着你的妻子，与你几个部下的妻子私通，怎么能称为厚道呢？” 吕布沉默不语。吕布对一旁的刘备说：“玄德，你是座上的客人，我是俘虏，绳子绑我绑的太紧，就不能为我发一言吗？” 曹操笑道：“捆绑饿虎，不得不紧。” 吕布又说：“曹公得到我，由我率领骑兵，曹公率领步兵，可以统一天下了。” 曹操颇为心动，刘备劝道：“不可，明公您没看见吕布是如何侍奉丁建阳和董太师的吗！”曹操点头。吕布面向刘备说：“大耳儿最不能相信！” 《献帝春秋》记载，吕布被擒后对曹操说：“明公怎么瘦了？” 曹操问：“你怎么认识我的？” 吕布回答：“当年在雒阳时，我们在温氏园见过。” 曹操说：“此事我已经忘了。我之所以瘦，是因为恨自己不能早点得到你啊。” 吕布说：“昔日齐桓公不计较射钩之仇，任命管仲为相；如今吕布愿竭股肱之力，为明公做前驱，明公觉得可以吗？” 吕布被绑得太紧，对刘备说：“玄德，如今您是座上的客人，我是被擒的俘虏，不能发一言请曹公绑松一点吗？” 曹操笑道：“为何不直接对我说，却要告诉刘使君呢？” 于是命人松绑。曹操的主簿王必劝道：“吕布，是个强大的对手。他的部众近在城外，不可饶恕。”曹操听后，对吕布说道：“我本打算宽恕你，但我的主簿都不愿意留你，这又该怎么办呢？” 最终，吕布被缢杀，然后枭首。 吕布手下的陈宫、高顺也被处死。曹操下令将吕布、陈宫、高顺的首级送往许都彰功，然后下葬。曹操召见陈宫之母，并终身奉养陈宫之母，又给陈宫之女安排出嫁，抚视其家，对待陈宫的家人比当初更加厚重。 前尚书令陈纪、陈纪的儿子陈群也在吕布军中，曹操皆礼而用之。陈郡人袁涣，前为袁术部下，在袁吕相争时为吕布所拘，也与陈纪父子一同归顺了曹操。 吕布手下的张辽时任鲁国的国相，率领鲁国军众向曹操投降，被任命为中郎将。 泰山贼臧霸选择了亡匿，后来，曹操派人找到臧霸，又让臧霸招吴敦、尹礼、孙观等，他们皆诣曹操而降，至此，昔日的吕布集团，化作历史的尘埃。 个人作品 《全后汉文》载吕布作《上书献帝》、《答曹公》、《与韩暹杨奉书》、《留书与袁术》、《与琅邪相萧建书》。 人物评价 汉末三国 陈宫：“吕布壮士，善战无前。” 高顺：1“将军躬杀董卓，威震夷狄。”2“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 曹性：“吕将军大将有神，不可击也。” 曹操：“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非卿莫能究其情也” 群雄篇——貂蝉 貂蝉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在民间传说中，貂蝉原名任红昌，是山西一位村姑，也有人认为吕布部将秦宜禄前妻杜氏（杜秀娘）即是貂蝉。登场于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只是小说家为了增添色彩而加进去的，正史并无记载。 在《三国演义》中，貂蝉为东汉末年司徒王允家的义女，为拯救汉朝，推翻权臣董卓的荒淫统治，受王允所托，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连环计，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成功地离间了董卓和吕布，最终借吕布之手除掉了恶贼董卓，结束了董卓专权的黑暗时期。之后貂蝉成为吕布的妾，董卓部将李傕击败吕布后，她随吕布来到徐州。下邳一役后，吕布被曹操所杀，貂蝉跟随吕布家眷前往许昌，从此不知所踪。 貂蝉，又作刁蝉。史书关于貂蝉身世语焉不详，但称其原为东汉王允家歌妓。元代杂曲《连环计》中说她真实姓名是任红昌，又有野史说她本姓霍。貂蝉当系妲蝉之声讹。妲蝉之“妲”即妲己之“妲”。任红昌之任红，乙型名，“红”当即聚落通名。任红昌之“昌”读“倡”，倡优之“倡”。任红昌意为任地之倡女，与王允家歌伎的身份相合。貂蝉之“蝉”当系任红昌之“任”之对音。貂蝉即任红昌，即任（或其谐声）地一倡女。野史所谓其姓氏“霍”当系“任红”之讹。 从《三国演义》的源头——《三国志》《后汉书》这类正规历史典籍中来看，貂蝉是不存在的。而且根据这两本正史的记载，历史上的吕布之所以反水杀了董卓，原因之一是吕布与董卓的侍婢私通，一直心里忐忑。正是真实历史里吕布刺董卓中有这么一处女色的动机，才让后世的文学家和评书人有了前赴后继开展文学创作的基础。 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的雏形，就是成书于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也正是在这部书中，貂蝉第一次出现，成为董卓吕布三角关系中的关键女性。不过这个时候的貂蝉，从一出场开始就是吕布的媳妇。按照这个版本的貂蝉故事，因为遭遇战乱，貂蝉与吕布失散了，后来进入汉朝宫中，被宰相王允发现，因此王允定下连环计，让董卓娶貂蝉激怒吕布，最终触发吕布刺杀董卓事件。而且这个原始版本的貂蝉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姓氏，按照《三国志平话》的说法，貂蝉姓任，名貂蝉。 有《三国志平话》提供的这个基础情节，原始版本的貂蝉在元代各种杂剧中逐渐衍化出各类加强版，元杂剧的作家们纷纷添上细节，貂蝉的身世、背景、性格等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和丰富，比如元杂剧《夺戟》中提到了貂蝉原名任红昌，因为进入汉朝宫廷里负责掌管貂蝉冠，因此有了貂蝉之名；元杂剧《连环记》里则补充说，貂蝉的爹叫任昂，还给貂蝉安排了一个故乡，说貂蝉她家住忻州木耳村。 不过，这一时期的原始版本貂蝉，是有非常明显缺陷的，因为她自始至终只是王允连环计中的一个工具，而且她在连环计中的作用仅仅是因为她是吕布的原配老婆，吕布因为她去杀董卓的动机，是扞卫夫妻伦理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原始版本的貂蝉，形象比较单薄，没有自己的性格特征。而且这个原始版本的貂蝉，还有一个伦理上的缺陷，那就是这时候的貂蝉是知道自己是吕布妻子的，然后为了夫妻团聚却心甘情愿主动出卖色相去勾引董卓，这从古代的夫妻人伦角度上来看，是有逻辑缺陷的，结果导致貂蝉在这一时期的各类元杂剧里，始终成不了正面角色。 而且因为貂蝉这种情况，王允也被牵连了。在这个时代的貂蝉故事中，王允基本都是通过“不听我王允的连环计就别想跟吕布夫妻团聚”这样的威胁招数，来推动貂蝉挑拨吕布与董卓，因此王允的形象也因为这种威胁人的小人勾当而受到损害。 到了元末明初，罗贯中在前人貂蝉的基础上，通过“三删两增”，推出了《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在删减方面，首先，罗贯中删掉了原来版本中貂蝉与吕布的夫妻关系，增强了爱情的戏剧性；然后，罗贯中又删掉了原来版本中貂蝉的姓名、身份背景，让貂蝉作为三国时代的奇女子，神秘感大大加强；最后，罗贯中又删掉了过去貂蝉于元杂剧中在吕布灭亡时各种拖后腿的故事，不再交代其最终命运，改善了貂蝉红颜祸水的形象。 在增加方面，首先，罗贯中大大增强了貂蝉的魅力值，让美女爱英雄的故事性猛增；其次，罗贯中大大增强了貂蝉的主动性，让貂蝉作为王允义女，出于家国义气，忠义无双地献身于东汉朝廷的锄奸行动。一个美丽、智慧、深明大义、果敢坚毅的貂蝉，也就是读者现在所熟悉的貂蝉，就此诞生。 貂蝉以自己的美貌和聪明才智，除掉了国贼董卓。为了国家的利益，她宁愿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幸福，显示了高尚的情操。 董卓专权误国，飞扬跋扈，满朝文武对此无计可施，只能相对饮泣。司徒王允忧心如焚，坐不安席，深夜偷偷来到后园，仰天垂泪。此情被王允的歌伎貂蝉发现。当她得知“百姓有倒悬之危”“君臣有累卵之急”的时候，便挺身而出，充当了王允设计的“连环计”的主角，以一弱质红裙，挽救了国家的命运。 貂蝉能使吕布杀掉董卓，虽说是利用其绝世美貌，但更主要的还是凭着她的勇敢和机智。王允利用“连环计”，先将貂蝉许嫁吕布，后又把她献给董卓。作品描写：董卓得蝉当夜，即与“新人共寝”。吕布闻之大怒，潜入董卓房后窥探。貂蝉正在窗下梳头，见窗外池中照一人影，知是吕布，于是就故蹙双眉，并以香罗频擦眼泪，表示自己是被迫从卓。吕布不禁来到中堂，侍立卓侧，偷目窃望。貂蝉遂在帘内微露半面，暗送秋波。董卓见此情景，心中疑忌，命令吕布退下，布怏怏而出。至此，貂蝉已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董卓自从得到貂蝉，便为色所迷，不理国事，对貂蝉宠爱之极，貂蝉心恨董卓，表面上却曲意逢迎。厌恶吕布，却又故作多情。她理智地操纵自己的感情，从容不迫，左右自如，充分表现了她的机智。 东汉末年，有一樵夫，一天他正在深山打柴时，忽然听到山崖上婴儿的哭声，洪亮异常，惊得飞鸟都乱窜而逃。平素在此山打柴，从未见过有人家居住，樵夫不禁心惊胆战。哭声持续不断，善良的樵夫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大着胆子循哭声向山崖寻去。哭声原来是从半山腰的一个石洞里传来的，洞前是悬崖峭壁，有一棵参天古树屹立于前。 樵夫冒险爬上树梢，慢慢挪近洞口。樵夫看到在洞内的一张石桌上一个斗篷裹着的女婴，粉雕玉琢，十分可爱。樵夫又惊又喜，上前小心抱起，女婴马上停止了哭泣，望着樵夫甜甜一笑。樵夫用捆柴的绳子将女婴小心系在背上按原路下山。回家的路上逢着一位苍颜鹤发的老者，捋须而笑，对樵夫说这孩儿长大后，必定是个美人。如不嫌弃，我给她起个名字，樵夫心想这老丈与婴儿有缘，便答应了。老丈给女婴起名貂蝉，尔后飘然而去。樵夫将小貂蝉抱回家中悉心抚养，视若掌上明珠。 陕西米脂地方传说貂蝉出生于米脂爱好湾村，传说村中有一水洞，清冽的泉水日夜流淌，长年不断。貂蝉常来此梳洗打扮，羞得泉边的花草不敢开花，不敢招蜂惹蝶，整整枯了几年。待貂蝉离开家乡后，这儿的花草才又繁茂地生长起来。 人们形容女子长得漂亮，往往用“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来比喻。 “闭月”是貂蝉的代称。貂蝉在后花园拜月时，忽然轻风吹来，一块浮云将那皎洁的明月遮住。这时正好王允瞧见。王允为宣扬他的女儿长得如何漂亮，逢人就说，我的女儿和月亮比美，月亮比不过，赶紧躲在云彩后面，因此，貂蝉也就被人们称为“闭月”了。 貂蝉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歌女，国色天香，有倾国倾城之貌，见东汉王朝被奸臣董卓所操纵，于月下焚香祷告上天，愿为主人分忧。王允眼看董卓将篡夺东汉王朝，于是设下连环计。王允先把貂蝉暗地里许给吕布，再明把貂蝉献给董卓。吕布英雄年少，董卓老奸巨猾。为了拉拢吕布，董卓收吕布为义子，二人都是好色之徒。从此以后，貂蝉周旋于此二人之间，送吕布于秋波，报董卓于妩媚。把二人撩拨得神魂颠倒。 董卓收貂蝉入府为姬之后，吕布心怀不满。一日，吕布乘董卓上朝时，入董卓府探貂蝉，并邀凤仪亭相会，貂蝉见吕布，假意哭诉被董卓霸占之苦，吕布愤怒。这时董卓回府撞见，怒而抢过吕布的方天画戟，直刺吕布，吕布飞身逃走，从此两人互相猜忌，王允便说服吕布，铲除了董卓。 后曹操率大军亲征徐州，吕布兵败，退入下邳城坚守。吕布失意，于白门楼饮酒解闷，手下宋宪、魏续将其绑缚，投降于曹。曹操本欲收吕布为爪牙，刘备恐不利于己，劝曹操应以遭吕布背叛的丁原、董卓为鉴，曹操于是在白门楼上将吕布枭首。一代名将，就此殒命。 白门楼事发后，关于貂蝉的命运，有这样几种传说。一说是曹操得知关羽将貂蝉藏于静慈庵，便暗中派人缉拿，貂蝉为绝曹的野心，遂扑剑自杀；一说曹操采纳荀攸之计，为离间桃园三兄弟，而把貂蝉明许关羽，暗应刘备，为绝曹念，关羽杀了貂蝉；还有一说是，曹操在白门楼杀吕布时，留下貂蝉这一活口，先是安抚下属，把貂蝉作为礼物许给了爱将秦宜禄，后又惜于貂蝉美貌爱不释手，从而引起一系列矛盾。 据《三国志·关云长传》载：“曹公与刘备围布与下邳，云长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云长心不自安……” 结果，为了消除隐患，性情耿直而刚烈的关云长，竟然把貂蝉给杀了。元人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就是以此演绎而成的。另据学者周士琦称，唐代开元年间占星学书籍《开元占经》中曾引用史书所云“刁蝉”其人其事。《开元占经》卷三十三：“荧惑犯须女。占注云：《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遗憾的是《汉书通志》一书今已不存。 元代杂剧中貂蝉戏已经形成一个系列，《锦云堂暗定连环记》、《夺戟》和《关公月下斩貂蝉》等表演的都是貂蝉的故事。 角色评价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有词赞之曰：“原是昭阳宫里人，惊鸿宛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按彻梁州莲步稳，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又诗曰：“红牙摧拍燕飞忙，一片行云到画堂。眉黛促成游子恨，脸容初断故人肠。榆钱不买千金笑，柳带何须百宝妆。舞罢隔帘偷目送，不知谁是楚襄王。” 蔡东藩《后汉演义》：“司徒王允累谋无成，乃遣一无拳无勇之貂蝉，以声色为戈矛，反能致元凶之死命，粉红英雄真可畏哉。”并说：“庸讵知为一身计，则道在守贞，为一国计，则道在通变，普天下之忠臣义士，猛将勇夫不能除一董卓，而貂蝉独能除之，此岂尚得以迂拘之见，蔑视彼姝乎，貂蝉，貂蝉，吾爱之重之！” 群雄篇——李傕郭汜 李傕（？～198年），字稚然，北地郡人。东汉末年汉献帝时期军阀、权臣。汉末群雄之一。 李傕本为董卓部将，董卓被杀后自立，听从谋士贾诩之策攻入都城长安，长安被破，吕布败走，王允被杀。李傕占据长安后，与郭汜、樊稠共秉朝政。后来，李、郭、樊之间发生内讧，李傕杀死樊稠，派兵劫走汉献帝，想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傕与郭汜相攻数月，双方死者数以万计。 汉献帝车驾东归后，李傕又与郭汜联合追击乘舆，在弘农大破汉军，杀害公卿大臣。 建安三年（198年），曹操派裴茂率段煨等人击败李傕，并诛灭其三族。 郭汜（？～197年），又名郭多，张掖郡（今甘肃省张掖市）人。 郭汜初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校尉。董卓死后，他与李傕以复仇为名，攻入长安，纵兵掳掠，诛杀王允，驱逐吕布，埋葬董卓。后控制汉献帝，担任后将军，封爵美阳侯。后与李傕相疑，双方反目成仇，于长安中大战，死者多达上万，致使“城空四十余日”，此后数年，关中萧条。 张济入长安劝和，郭汜与李傕和解，并被拜为车骑将军，与后将军杨定等护送皇帝东归。不久后，郭汜起兵作乱，为杨奉所败，逃入南山。后郭汜与李傕等人追击帝王乘舆，在弘农的东涧、曹阳大破汉军，杀害公卿大臣。 建安二年（197年），郭汜被部将伍习所杀。 郭汜（一说“汜”是“泛”通假字，读音为“fàn”），出身马贼，后来成为董卓手下校尉。善于用兵，当时的侍中刘艾认为李傕（jué）、郭汜用兵作战的能力在孙坚之上。 李傕当政时，放纵子弟掳掠百姓，导致三辅地区大乱。此后两三年间，关中再无人迹。 李傕原本是董卓手下的校尉，性格勇猛诡谲，善于用兵，有辩才。当时的侍中刘艾认为李傕、郭汜用兵作战的能力在孙坚之上。 初平二年（191年），在阳人之战后，董卓派李傕为使者来游说孙坚，欲与孙坚和亲，并许以高官厚禄，被孙坚拒绝。 后来，李傕跟随董卓的女婿牛辅屯兵陕县，又奉命与校尉郭汜、张济率步骑数万人前往中牟讨伐朱儁，朱儁率军逆击，被李傕大破，自此不敢向前。李傕等人进而至陈留、颍川等地劫掠，大军所过之处被掳杀一空。当时曹操的谋士荀彧是颍川人，他在李傕劫掠颍川之前就让族人全部离开了颍川，所以逃过一劫。 （注：袁宏《后汉纪》记载192年时，牛辅令校尉李傕、郭汜、张济、贾诩等人出兵关东，在梁东击破孙坚，又在阳人被孙坚击败，之后抄掠颍川、陈留两地，与此大不相同。） 反攻长安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董卓被并州人王允、吕布谋杀，李傕、郭汜因此憎恨并州人，把军中的数百名并州人全部处死。回到陕县后，牛辅也已身死，李傕等人无所依托，打算解散部队逃归家乡，于是派人前往长安朝廷请求大赦。王允认为诛杀董卓后已经大赦过了，今年不能再次赦免，因此不答应。李傕等人感到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武威人贾诩当时在李傕军中任职，便对李傕说：“听说长安中有人打算把凉州人士赶尽杀绝，各位如果弃军单行，则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抓住你们了。不如率军西进，攻打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情如果成功了，则奉国家以正天下；如果不成功，再走也不迟。” 李傕等人采纳了贾诩的建议，对陕县诸将说道：“朝廷不肯赦免，我们当被处死，那还不如与他们拼死一战。如果攻打长安，事成则可以得到天下；不成，则抢夺三辅的妇女财物，西行陇上，回到故乡作贼，起码还能活命几年。”部下纷纷响应，李傕于是同郭汜、张济等人结盟，率军几千人，日夜兼程，攻向长安。 王允听说后，令凉州大人胡轸、杨整修前往东边劝解，两人表面前去，实际却召兵而回。后来，王允又派董卓旧部将领徐荣与胡轸在新丰迎击李傕、郭汜。结果徐荣战死，胡轸率部投降。李傕等沿途收集部队，到达长安时已有十余万人。五月，李傕等人又与董卓的旧部樊稠、李蒙、王方等人会合，一起攻打长安，围城八日。 六月一日，吕布军中蜀兵反叛，打开了长安城门，李傕军趁机进城，与吕布展开巷战，吕布败走，李傕等人纵兵劫掠，百姓、官员死伤不计其数，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战死。王允带着汉献帝到宣平城门楼上，对着李傕等人问道：“臣子无作威作福，而放兵纵横，这是想干什么？” 李傕回道：“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被吕布杀害。臣等为董卓报仇，不敢作逆。等事情结束后，我们自会前往廷尉处受罚。” （一说是汉献帝问李傕，又一说王允问后李傕并未回复）于是大赦天下，拜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等人皆为中郎将。李傕等人围住门楼，共表请王允出来，又问：“太师何罪？”王允无奈，只得下楼。 当初，王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李傕打算杀害王允，又担心两郡起兵反抗自己，于是征宋翼、王宏入朝。王宏劝说宋翼起兵，宋翼不从，王宏也只得一同受征，两人到达长安后，李傕就把他们收捕，带到廷尉处问罪。六月七日甲子，李傕将黄琬、王允、宋翼等人全部处死，百姓闻之莫不流涕。 李傕等人将董卓埋葬在郿县，并把董氏族人的骨灰聚起来放到一个棺材里。传说在下葬之日，出现狂风骤雨，冢墓被雷电劈开，水土流进墓里，棺材也被积水漂起来。李傕重新埋葬，之后又爆发风雨，水溢进棺椁里，这样的事反复出现了三四次，冢中堆积了一半的雨水。樊稠等人共同把棺材埋下，而风雨越来越猛烈，埋葬后，大风再次刮破冢墓。 此时，汉少帝（弘农王）刘辩的妃子唐姬自从少帝被李儒毒杀后就回到娘家颍川居住，李傕攻破长安后派兵掳掠关东地区，掳获唐姬，李傕欲娶唐姬为妻，唐姬坚决不答应，也始终没说出她是少帝妻子的事，后来尚书贾诩知道了此事，告诉了汉献帝，献帝十分伤感，下诏接回唐姬，让她住在少帝的园中，派侍中持节封唐姬为弘农王妃，自此，唐姬终生未嫁，八月，诏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杖节镇抚关东。 初平三年（192年）九月，又进封李傕为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池阳侯，郭汜为后将军、美阳侯，樊稠为右将军、万年侯。张济被封为镇东将军，外出屯驻在弘农。以贾诩为左冯翊。 当初，董卓入长安时，邀请凉州军阀韩遂、马腾共谋关东诸将，韩遂、马腾见天下大乱，也打算依靠董卓起兵。这一年，韩遂、马腾率众来到长安投降，李傕拜韩遂为镇西将军，让他返回金城；马腾为征西将军，屯在郿县。 冬十月，李傕举博士李儒为侍中，献帝下诏：“李儒之前为弘农王郎中令，迫杀我的兄长，应当加罪。”对方推辞：“董卓所为，非李儒本意，不可惩罚无辜之人。” 初平四年（193年）七月，献帝想发太府丝织给宫人制作衣服，李傕不愿，说：“宫中有衣服，何必要再做？” 尚书郎吴硕素来奉承李傕，便附和道：“关东还没平定，国家费用不足，陛下宠爱之人穿的衣服，已经远凌驾于群僚了。”尚书梁绍上书请治吴硕之罪，献帝以吴硕受李傕宠爱而不许。 兴平元年（194年）三月，马腾、韩遂联合侍中马宇、故凉州刺史种邵、左中郎将刘范、中郎将杜禀共攻李傕，李傕令侄子李利和郭汜、樊稠出战，与马腾、韩遂大战于长平观下。樊稠、郭汜大胜，斩首一万多人，种邵、刘范当场战死，马腾、韩遂退回凉州。 不久后，李傕赦免马腾，又拜马腾为安狄将军，韩遂为安降将军。 樊稠在追击韩遂、马腾时，与韩遂并马拉着手臂，说笑了很久，李利将此事告知李傕，李傕自此开始怀疑樊稠。郭汜、樊稠因功加“开府”之权，权力大增，跟三公、李傕合为六府，李傕等人各选用自己所举之人，稍有违反就会生气。主者深以为患，于是按顺序选用他们所举之人，先从李傕起，郭汜次之，樊稠次之。而三公所举，终不见用。朝廷在关中内部的权力大减。此时是李、郭、樊三人权力最大的时刻。 这一年全国大荒，献帝下诏让主者将一百多匹厩马（一说两百多匹）全部卖掉，又令御府大司农出两万匹杂缯，与卖马得来的钱一同赐给公卿、贫民，李傕说：“我邸阁里的物资少。”于是强行把这些东西带到自己营中。贾诩劝道：“这是圣上之意，不可违背。”李傕依然不从。 当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长安城内盗贼横行，白日抢劫，李傕、郭汜、樊稠把城中分成三份，各守其地，但还是不能控制。而李傕等人放纵子弟侵害三辅百姓，造成更严重的饥荒，人民相食，白骨堆积，污秽满路。这场灾难被《魏略》称作“三辅乱”，当时关中百万以上的人口，各自饿死逃窜，纷纷南迁至刘表、刘焉、张鲁等人的领地。 兴平二年（195年），李傕等人相互争权夺利，矛盾越来越激化。二月，樊稠欲带兵向东出关，向李傕索要更多的士兵，李傕顾忌樊稠勇而得人心，又因为当初樊稠私自放走了韩遂，于是让樊稠、李蒙过来参加会议，使外甥骑都尉胡封在会议上刺死了樊稠、李蒙，兼并了樊稠、李蒙的部队，诸将更加相互猜忌。 李傕经常在自己家设酒宴请郭汜，有时留郭汜在自己家住宿。郭汜的妻子害怕李傕送婢妾给郭汜（一说害怕郭汜与李傕的婢妾私通）而夺己之爱，就想挑拨他们的关系。一次李傕送酒菜给郭汜，郭汜妻子把菜中的豆豉说成是毒药，郭汜食用前郭妻把豆豉挑出来给郭汜看，并说了李傕很多坏话，使郭汜起了疑心。过几天李傕再宴请郭汜，把郭汜灌得大醉，郭汜怀疑李傕想毒害他，赶紧喝粪汁催吐解酒。于是率兵相攻，交战连月，死者万计。李傕请贾诩为宣义将军，来帮助自己。汉献帝派侍中、尚书劝解，没有成功。安西将军杨定害怕李傕谋害自己，就与郭汜合谋劫持汉献帝到自己的营中，夜间，有人逃走，把他们劫持天子的计划告诉李傕。 同年三月，李傕决定抢先下手，贾诩劝道：“不可，挟持天子，这是不义之举。”李傕不听，派侄子李暹用三乘车迎接天子到自己营中。太尉杨彪说：“自古以来就没有帝王待在人臣家中，行事应该合乎天心，诸君所作不合道理。” 李暹回道：“李将军已经决定了。” 于是献帝乘坐一车，贵人伏寿乘坐一车，贾诩、左灵乘坐一车，其余人步行跟随。乘舆离开后，李傕的士兵进入殿内钞掠宫人、御物。同日，刘协到达李傕营中，李傕又把御府的金帛、乘舆、器服转移到营里，并放火焚烧宫殿、官府、民居。献帝派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等十几人前往郭汜营中劝和，却被郭汜全部扣留。 四月，李傕手下中郎将张苞、张龙与郭汜共同谋诛李傕，郭汜趁夜出兵，张苞等人开门放郭汜军进入，又放火焚烧房屋。郭汜令军队弓弩齐发，箭矢贯穿了李傕的左耳，又射到了献帝的楼帷帘中。李傕手下大将杨奉前来救援，郭汜军便退走。同日，李傕把献帝带到北坞，设反关校尉监察献帝，隔绝内外。当时盛夏酷暑，而宫人、侍之前不得随身携带谷米，入门又有禁防，不能外出购买。侍臣忍饥受渴，献帝请求李傕给五斛粳米、五具牛骨，以赐宫人、侍臣。 李傕说：“朝晡之时已经上过饭了，还要米做什么？”于是只送来几具放了很久的牛肉牛骨，都已经臭到不能吃了。献帝大怒，想要责备李傕，被侍中杨琦劝止。 李傕素来怀疑司徒赵温不与自己同心，也派人将他带到坞中。五月，李傕打算把献帝迁移到黄白城，赵温闻讯写信责备李傕，李傕大怒，要斩杀赵温，李傕从弟李应是赵温故吏，劝谏数日而止。 李傕喜欢鬼怪左道之术，经常令道人及巫女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李傕又在朝廷省门外为董卓设神坐，多次拿牛羊到神坐前祭祀，事后前往省阁询问献帝日常状况，并请求觐见。李傕身上带着三把刀，手上还拿着刀和鞭子。侍中、侍郎见到李傕携带武器觐见，都感到担心，也带着刀剑，先护卫在献帝身边。李傕面对献帝，要么说“明陛下”，要么说“明帝”，经常向献帝说郭汜的坏话，献帝也只顺从李傕的意思回答，李傕大喜，出去后说道：“明陛下真是贤主啊。” 因此感到自信，认为自己得到献帝赏识了。李傕虽然喜欢讨好献帝，但仍然不想让侍臣携带武器站在献帝身边，对人说道：“这帮人都握着刀，是欲图谋害我吗？” 侍中李祯与李傕同为凉州人，两人关系向来友好，李祯便对李傕说：“侍臣之所以持刀，是因为现在身在军中，不得不持，此是国家故事。”李傕这才打消怀疑。 闰五月，献帝遣谒者仆射皇甫郦劝和李傕、郭汜，皇甫郦先拜见郭汜，郭汜同意和解。皇甫郦再拜见李傕，李傕不从，对皇甫郦说：“我有讨吕布之功，辅政四年，三辅清净，此事天下皆知。郭多不过一个盗马贼，怎能与我并列？我发誓要杀了他，你看我的士卒、方略，足够对付郭多吗？郭多又劫持公卿，行为如此恶劣，而你却想袒护他吗？” 皇甫郦回答：“如今郭汜劫持公卿，而将军挟持天子，谁轻谁重呢？” 李傕大怒，把皇甫郦赶出营帐，又遣虎贲王昌追杀他。王昌假装追不上，皇甫郦才得以身免。十一日辛巳，献帝令左中郎将李固持节拜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李傕自以为得到鬼神相助，于是重赏手下的巫人。 六月，杨奉与侍中杨琦、黄门侍郎丁冲、钟繇、尚书左丞鲁充、尚书郎韩斌、军吏杨帛、宋果共同谋诛李傕，恰逢李傕找借口杀死杨帛，杨奉便率兵投向郭汜。 镇东将军张济自陕至，想调停李傕、郭汜，让献帝幸弘农。献帝也思念旧京雒阳，遣使十次请求东归，方得允许，李傕、郭汜答应和解，并许诺以各自的爱子做人质。 李傕的妻子喜爱儿子李式，不愿以他为质。议和未定，羌胡兵马又前来帮助李傕，献帝深以为患，让侍中刘艾请贾诩想办法应对。贾诩邀请羌胡大帅前来饮食，并许诺加以封赏，羌胡满意，于是离开。李傕势力衰弱，只得答应和解，各自将女儿作为人质，并封为君、食邑。后来，又将郭汜从弟、张济之侄张绣、李傕从弟李桓作为人质。 七月，汉献帝出长安东归，李傕引兵出屯池阳，张济、郭汜以及原董卓部下杨定、杨奉、董承皆随天子车驾东归，汉献帝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开府如三公；郭汜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皆封列侯。又以董承为安集将军。沿途诸将屡有争端。 车驾东归后，郭汜欲图挟持献帝到郿县，杨定等人不从。郭汜起兵作乱，被杨定、杨奉击败（一说郭汜害怕生变，放弃护驾），投靠李傕。 十一月，李傕、郭汜后悔让献帝东归，于是趁杨定、段煨在弘农华阴争斗之时率军追击车驾，企图将献帝带回西面。杨定去路被阻，南下逃往荆州，而张济因与杨奉、董承不合，联合李傕共同追击乘舆。 初三庚午，李傕追兵与汉军大战于东涧，汉军大败，卫尉士孙瑞、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杰、侍中朱展等人战死。射声校尉沮儁受伤落马，被李傕军擒获，李傕问左右：“此人还能活命吗？”沮儁对李傕骂道：“你们这些恶贼，胆敢逼迫天子，致使公卿遇害、宫人流离。从没有像你这样过分的乱臣贼子！”随即被杀。 汉献帝车驾到达曹阳，杨奉、董承等人假意请和，暗中派人到河东请故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右贤王去卑护驾。韩暹、去卑等人率数千骑兵到来，与杨奉、董承大破李傕，斩首数千。战后，乘舆继续前进，胡才、董承保护乘舆左右，杨奉等人断后。 十二月，李傕再次发动追击，在曹阳大破汉军，杀死光禄勋邓渊、卫尉宣璠、少府田芬、御史邓聘、大司农张义等人。汉军兵败后前进到陕县，又连夜渡河逃往河东安邑。 当时司徒赵温、卫尉周忠、司隶校尉荣邵、太常王绛去路被阻，李傕素来怨恨他们，想趁机下杀手，贾诩劝道：“这些人都是天子的大臣，将军何必非要害他们呢？”李傕这才停止动手。 后来，献帝派太仆韩融回到弘农向李傕请和，李傕同意和解，于是释放了擒获的公卿百官、宫人妇女，并将劫掠到的乘舆、器服归还。 自李傕郭汜相争、献帝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弱者相食，两三年间，关中再也没有行人的足迹。 建安元年（196年）七月，汉献帝辗转流亡，回到了已成为废墟的雒阳，最后被曹操迎奉到许都。张济因军中缺粮，出兵到南阳掠夺，攻打穰城，战死，余部由侄子张绣率领，驻扎在宛城。 建安二年（197年），郭汜在郿县被自己的部将伍习杀死。 冬十月，曹操派谒者仆射裴茂率领关西诸将段煨等讨伐李傕。 建安三年（198年）正月（一作四月），李傕退守黄白城，被梁兴、张横等击败斩首，朝廷下令夷灭三族。 李傕的首级传到许都后，汉献帝命令高挂在许都示众，表达他对李傕的强烈痛恨。 建安二年（197年），郭汜被部将伍习袭击，死于郿县。 主要影响 李傕曾与郭汜一同击破朱儁；董卓死后，又与郭汜一同击杀徐荣，打败吕布，夺取长安。 历史评价 朱儁：“傕、汜小竖，樊稠庸儿，无他远略，又埶力相敌，变难必作。” 刘艾：1“坚用兵不如李傕、郭汜。”2“坚虽时见计，故自不如李傕、郭汜。 群雄篇——李儒 李儒，司隶左冯翊合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人，东汉末年的博士、弘农王郎中令。 董卓专政时，李儒奉董卓之命，入宫毒死刘辩（弘农王）。董卓死后，李傕攻进长安，控制朝政，李傕推举博士李儒为侍中，但被汉献帝拒绝。198年李傕被曹操击败，此后李儒的事迹及下落史书均无记载。 李儒，东汉末期董卓手下谋士。 初平元年（190年）初，李儒为弘农王刘辩的郎中令，董卓专政时，奉董卓之命，入宫毒杀刘辩。经李傕郭汜之乱时，太常种拂欲勤王，与李傕交手，兵败被杀。《魏书》记载，吕布刺杀董卓，卓将李儒等人曾派兵阻隔。然而李儒并没有在董卓败亡时被杀，董卓死后几个月，西凉军首领李傕杀死王允，控制了朝政。 初平三年（192年），冬十月，李傕推举博士李儒为侍中，但被汉献帝拒绝。 198年，李傕被曹操击败，此后李儒的事迹及下落史书均无记载。（《曹全碑》记载博士李儒《后汉纪》亦有记载博士李儒，两人活动地相同、记载时间相近故当为同一人。） 史料记载 据《后汉书·何皇后纪[2]》和《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九》记载，初平元年李儒为弘农王郎中令，曾被董卓派去毒死弘农王（少帝）（《后汉书》：“关东兵起，共讨董卓。董卓置弘农王刘辩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献上毒药，刘辩不肯饮，董卓等强逼之。于是，刘辩与妻唐姬及宫人饮宴做别后，饮药而死。”）。 据《后汉纪·后汉孝献皇帝纪》记载，192年，初平三年四月，董卓被王允、吕布谋杀，董卓的部将李傕等人击败吕布，王允自杀，重新占领长安，挟持汉献帝，控制东汉政权。李傕以贾诩为左冯翊，并推举博士李儒为侍中，但因为李儒曾毒死弘农王（汉少帝），汉献帝下诏加罪于李儒，后受到李傕的保护而得以幸免（《后汉纪》：李傕举博士李儒为侍中，献帝诏曰：“儒前为弘农王郎中令，迫杀我兄，诚宜加罪。”辞曰：“董卓所为，非儒本意，不可罚无辜也。”）。 袁山松《后汉书》中记为“李孝儒” 董卓使弘农郎中令李孝儒鸩于弘农王曰：“服此辟恶。” 王曰：“此必是毒也。” 弗肯，强之。於是王与唐姬及宫人共饮酒。王自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弃尔兮适幽玄。” 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路毕兮从此乖，悼我茕独兮中心哀。” 因泣下，坐者嘘欷不自胜。王谓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势不复为吏民妻也。行矣，自爱。从此长辞。”遂鸩死。 张璠《汉纪》记载：太常种拂与李傕战而死，子劭征为少府，不受，曰：“我父尽忠于朝，为时所妒，以身殉国，为贼臣所害。” 文学形象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李儒是董卓的谋士，为董卓所亲信，大小事宜均与之参谋，堪称智囊。董卓趁乱进京、说降吕布、废立皇帝、迁都长安等举动，均离不开李儒的参谋之功。汉少帝刘辩被废后不满，李儒奉董卓之命，亲自带人入宫，毒死刘辩。后王允使“连环计”离间董卓、吕布，李儒劝董卓放弃貂蝉而换取吕布的效忠，董卓最终没有听从，死于吕布之手。董卓死时，李儒卧病在家，被家仆捆绑献出，处斩于市曹之中。 人物评价 刘协：儒前为弘农王郎中令，迫杀我兄，诚宜加罪。 李傕：董卓所为，非儒本意，不可罚无辜也。 群雄篇——徐荣 徐荣（？－192年），玄菟（一说辽东）人，东汉末年将领。 徐荣本为中郎将，曾向董卓推举同郡出身的公孙度出任辽东太守。于汴水之战中击败鲍信、曹操、卫兹等人的追击军，以及在梁东之战中击败孙坚的部队。 初平三年（192年），在董卓死后，受司徒王允的命令与胡轸率军迎战李傕、郭汜，于新丰之战被击败，战死乱军之中。 徐荣，玄菟人，一说辽东人（徐荣与公孙度同郡，公孙度原为辽东襄平人，后徙玄菟），担任中郎将。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专权，徐荣举荐同郡公孙度为辽东太守。 注：董卓专权始于中平六年，而《三国志》言公孙度“以中平六年据辽东”，则举荐之事也在此年。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诸侯组成联军，誓要消灭董卓。二月，董卓得知各地兴兵征讨自己的消息，胁迫献帝迁都长安。董卓仍统兵驻守洛阳，纵火烧毁了皇宫。董卓兵众将广，袁绍等都惧怕当先遣军。曹操领兵西进，准备攻占成皋县。济北相鲍信率军与张邈的部将卫兹带一部兵马协助他。曹操部队在荥阳汴水被徐荣伏击，双方激战，联军方大败，鲍信负伤，鲍韬、卫兹战死，曹操也被流箭射中，部将曹洪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曹操才得以连夜逃离险境。徐荣见曹操带的兵虽少，但都能齐心奋战，坚持了一天，认为酸枣不易攻克，也领兵返回。 同年，孙坚率豫州诸郡兵讨伐董卓，屯于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进军梁东；董卓则派徐荣、李蒙四处掳掠；孙坚由鲁阳移屯梁东过程中，与徐荣等人相遇，两军交战，孙坚大败，仅与数十骑突围逃走，被董卓的骑兵追捕，于是孙坚命祖茂戴上自己常戴的红色头巾引开追兵。祖茂成功引开追捕孙坚的董卓军，令孙坚得以逃脱，但后来祖茂被围困，于是将头巾丢在一根烧过的柱上，并躲在草堆中，才避过了董卓军的追兵。此战徐荣生擒并烹杀颍川太守李旻。 根据袁宏《后汉纪》记载，当时屯兵于陕的董卓之婿中郎将牛辅遣李傕、郭汜、张济、贾诩等人出兵攻打关东联军，先向孙坚，发生了梁东之战。但袁纪中此战在初平三年（192年），也未提到徐荣参战之事，与《后汉书》记载不同。 注：1.《三国志》《资治通鉴》所言“梁东”与《后汉书·董卓列传》“荣遇坚于梁”并无冲突，“梁东”为梁县东部，故不存在徐荣两次击败孙坚。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并州王允、吕布诛杀了董卓，吕布劝王允尽杀董卓部曲，被王允拒绝。后来凉州军阀李傕、郭汜等在贾诩的唆使下反叛，王允得知后，派胡轸、徐荣在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迎战，最终徐荣战死新丰，胡轸率众投敌。 艺术形象 徐荣登场于《三国演义》第6回。董卓迁都后，徐荣奉命埋伏在荥阳，与吕布等人大破曹操军，并一箭射中曹操肩膀，后与夏侯惇交马数回，被斩于马下。 群雄篇——华雄 华雄（?—191年），东汉末年董卓帐下武将。在正史《三国志》里，东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华雄只出过一次场，且是被孙坚杀死的背景角色；而在小说《三国演义》里，华雄同样是董卓帐下武将，在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华雄自告奋勇率五万步军，阻挡各路诸侯大军，连杀鲍忠、俞涉和潘凤三员武将，最后被关羽杀死。 在正史《三国志》里，华雄生年不详，只在《三国志 吴书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里出过场。东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董卓操纵朝政，各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孙坚也起兵响应，被封为破虏将军兼豫州刺史，刚开始孙坚在梁郡与董卓的军队交战，大败，孙坚突围到阳人，收拢败兵，再次与董卓的军队交战，却将董卓的军队杀得溃不成军，还斩了董卓的都督华雄。北宋司马光所着的《资治通鉴》也提及华雄是被孙坚枭首：“坚出击，大破之，枭其都督华雄。” 历史学家对于华雄是姓“华”还是姓“叶”颇有争论，历史学者卢彬在着作《三国志集解》里引用清末着名历史学者潘眉的华“督当为尉，华当为叶，《广韵》二十九叶引《吴志·孙坚传》有都尉叶雄，知宋本如此，今本误，也应从《广韵》”，他们认为，在宋朝的时候，“华雄”的名字是叫“叶雄”。 但也有历史学者认为，宋末元初历史学者胡三省在校注的着作《资治通鉴·卷60》里，“华雄”的名字并未改变，而且，胡三省还专门注释了“枭，古尧反，华，户化反”，可见在当时，“华雄”这个名字在史书里出现过。 《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第一》：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轻骑数十先到。坚方行酒谈笑，敕部曲整顿行陈，无得妄动。后骑渐益，坚徐罢坐，导引入城，乃谓左右曰：“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籍，诸君不得入耳。” 卓兵见坚士众甚整，不敢攻城，乃引还。坚移屯梁东，大为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坚常着赤罽帻，乃脱帻令亲近将祖茂着之。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闲道得免。茂困迫，下马，以帻冠冢闲烧柱，因伏草中。卓骑望见，围绕数重，定近觉是柱，乃去。坚（孙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是时，或间坚于术，术怀疑，不运军粮。 在小说《三国演义》（嘉靖本）里，华雄的人物形象得到了戏剧化的演绎，并涉及到了一个典故“温酒斩华雄”。在小说中，华雄是关西人，身长九尺、虎体狼腰、豹头猿臂，勇武过人，是董卓手下的武将。 小说中的相关情节如下：东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十八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华雄请战，董卓封华雄为骁骑校尉之职，率五万步军，抵抗各路诸侯联军于汜水关前，先杀了济北相鲍信的弟弟鲍忠，董卓大喜，加封华雄为都督，之后华雄率军与孙坚部交战，将孙坚杀得溃不成军，斩孙坚麾下武将祖茂；华雄又到众诸侯寨前骂战，连斩袁术麾下武将俞涉、太守韩馥麾下武将潘凤，一时诸侯皆失色。此时，关羽请战，曹操倒酒一杯，想为关羽壮行，关羽却没有喝酒，只说去去便来，出帐与华雄交战，不一会，关羽便提着华雄的头进帐，其酒尚温。 毛本《三国演义》中华雄事迹与嘉靖本大致相同，但删除了“一合被斩”的情节。 评书形象 传统评书《三国·美髯公温酒斩华雄》将小说中仅500余字的原文改写成了近万字的长段，被认为是《三国》的名篇。评书详细讲述了袁绍集团内部的将领们围绕是否派关羽迎战华雄展开的争议，用许多笔墨刻画了登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着重渲染了华雄战无不胜、勇不可挡的形象，并凸显了众诸侯谈及华雄时的惊恐失色。 群雄篇——张绣 张绣（？～207年），凉州武威郡祖厉县（今甘肃省靖远县）人。东汉末年割据军阀，汉末群雄之一。骠骑将军张济的侄子。 张绣早时任县吏，因击杀麹胜，受到郡内百姓称称赞。于是召集郡内少年，成了祖厉一带的豪杰人物。之后，张绣随张济征伐，凭军功升为建忠将军，封宣威侯。张济死后，张绣接替张济统兵，与刘表合兵一处。曹操南征时，张绣向曹操投降，但得知曹操有杀自己的打算，便带部队偷袭曹操，曹操大败。张绣便退回到穰县驻守，曹操对其连年征讨，始终未能攻破。后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张绣听取贾诩的计谋，带领部队向曹操投降，并与曹操结成亲家，被拜为扬武将军。官渡之战时，因功被升为破羌将军。 207年，张绣在随曹操出征柳城途中去世。 武威郡张氏本为凉州豪族，张绣是骠骑将军张济的侄子。边章、韩遂在凉州作乱之时，金城的麹胜袭杀祖厉长刘隽。张绣当时为县吏，不久就寻找机会刺杀了麹胜，本郡的人都认为他很讲义气，于是张绣招合少年，成为凉州豪杰。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吕布所杀，张济与李傕、郭汜等人进攻长安，为董卓报仇。张绣跟随张济，以军功升至建忠将军，封宣威侯。 兴平二年（195年），李傕、郭汜相争，李傕劫持天子，长安大乱。张绣对贾诩说：“此处不可久留，您何不离开此地？”贾诩回答：“我受国家厚恩，义不可背。你可以自行离开，但我不能这么做。” 同年六月，张济从陕县来到长安劝和。李傕、郭汜答应和解，各自以女为质。后来，又以李傕从弟李桓、郭汜从弟以及张绣为质。 建安元年（196年），张济因军中缺粮，自关中引兵入荆州界，与刘表交战，攻穰城，中流矢而死。张绣接管了他的部队，收兵退出穰城。荆州官员知道后皆向刘表祝贺。 刘表却说：“张济因穷途末路而来，我作为主人却如此无礼，这并非我的本意，故我只受吊唁而不受祝贺。”之后，刘表又派人招诱张济的余部，其众闻讯而大喜，尽皆服从。刘表于是安排张绣屯兵于宛城，张绣成为刘表在北方的藩屏，替他抵御外敌。 建安二年（197年），曹操南征，部队到达淯水，张绣率众投降。曹操纳了张济的遗孀，张绣因此怀恨曹操。曹操听说张绣不高兴，就秘密准备杀掉张绣。结果计划泄露，张绣偷袭曹操，曹操战败，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被杀，猛将典韦战死。曹操退回舞阴，张绣引兵追击，被曹操击退，于是张绣退回防守穰城，再次与刘表联盟。 （《傅子》说：曹操给张绣亲信的胡车儿送礼物，张绣听说了以后怀疑曹操想用胡车儿刺杀他，于是起兵。《吴书》则记载：张绣用贾诩计，请求将军队迁移到野外，道路经过曹操营屯。张绣又说道：“我军车少而重，希望士兵都能披甲。”曹操信任张绣，都听从。张绣于是趁军队迁移时袭击曹营，曹操没有防备而战败。） 曹操从舞阴回军后，南阳、章陵诸县反叛响应张绣，曹操令曹洪率兵征讨。曹洪作战不利，还屯叶县，张绣、刘表多次攻打他。 建安三年（198年）三月，曹操南征张绣，包围张绣据守的穰城。不久，曹操闻袁绍欲趁虚袭取许都，便立即从穰城撤退。张绣率兵尾随追击，刘表也派荆州军占据安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曹操出奇兵大败张、刘联军。曹军获胜后，速行北撤。张绣亲自率兵追击，贾诩劝阻说：“不可追，追必败。” 张绣不听，强行追击，被曹操亲自断后击败。贾诩这时又对张绣说：“赶快再追，一定会获胜。” 张绣说：“不听你的建议才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已经败了，为何要再追？” 贾诩说：“形势已经起了变化，赶快去追准能获利。”张绣听从贾诩建议，收集散兵，再行追击，竟将曹操后卫部队击溃。 得胜后，张绣问贾诩请教是怎么回事，贾诩解释说：“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罢了。将军虽然擅长用兵，但绝非曹公敌手。曹军虽然刚撤，但曹公必然亲自垫后，我们的追兵虽精，但将领比不过他们，他们的士兵还很有士气，所以我知道将军你必败。曹操之所以还未尽力就已撤兵，一定是后方出了事，所以击破将军的追兵后，一定会全力撤退，留别人断后，他留的将领虽厉害，却比不上将军，所以我知道将军用败兵也能取胜。”张绣大为佩服。 建安四年（199年），袁绍遣人招降张绣，并与贾诩结好。张绣准备同意，贾诩却当着张绣的面回绝了袁绍的来使，准确地指出袁绍不能容人，而投降曹操有三点优势：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名正言顺；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曹操志向远大，一定能够不计前嫌。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再次向曹操投降。张绣到达后，曹操牵着张绣的手，一起参加宴会，为自己的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并封张绣为扬武将军。 建安五年（200年），张绣参加了官渡之战，力战有功，升为破羌将军。 建安十年（205年），张绣跟随曹操在南皮击破袁谭，再次增加食邑，一共2000户，当时天下户口剧减，十户才留下一户，将领中封邑没有达到1000户的，唯独张绣特别多。 建安十二年（207年），张绣跟随曹操去柳城征讨乌桓，还没有到达就死了，被谥为定侯。儿子张泉袭爵。张泉后来卷进了魏讽的谋反事件，被视为同党诛戮。 历史评价 陈寿：“燕、绣、鲁舍群盗，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则于彼为愈焉。” 贾诩：“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虽新退，曹公必自断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 张辅：“玄德为陆逊所覆，未若武帝为张绣所困，挺身逃遁以丧二子也。若令高祖死於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项羽远矣。武帝死于宛下，将复谓不及张绣矣。” （注：《三国志武帝纪》及《后汉纪》卷28仅言张济与张绣是从父、从子关系，《后汉纪》卷29则称张济是张绣季父。） 张济之妻，姓名不详（《三国演义》称邹夫人），有国色，后被曹操私纳为妾。 张泉，张绣的儿子，后来因跟随魏讽谋反而被处死。 张氏，张绣的女儿，后来嫁给曹操的儿子曹均。 死因争议 《魏略》记载：五官中郎将曹丕因曹昂战死之事对张绣不满，说：“你杀了我的兄长，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张绣心不自安，自杀。但曹丕成为五官中郎将是在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在时间上存在冲突，以《三国志》为准。 群雄篇——高顺 高顺（？－199年2月7日[1]），东汉末年吕布帐下中郎将。 史载高顺为人清白有威严，少言语，不饮酒，不受馈赠，所统率的部队精锐非常，攻无不克，名为“陷阵营”。 高顺曾平定郝萌之乱。屡次进谏忠言于吕布，吕布虽知其忠而不能用。曾与张辽一起连破夏侯惇、刘备。曹操击败吕布后，高顺被曹操所杀。 高顺，是吕布手下大将。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赠，很少说话。直属部下七百余人，号称千人，铠甲兵器都精练齐整，严守军纪军备严整且作战时相当勇猛，作战攻无不克，名为“陷阵营”。 建安元年（196年），吕布趁刘备东击袁术于淮水时，袭取刘备的根据地下邳。之后刘备投降吕布，吕布命刘备屯驻于小沛（今沛县），而自称为徐州刺史。 建安元年（196年）六月夜半时，吕布的部将、河内人郝萌在袁术的怂恿下发动叛乱，率兵部队攻打吕布治所下邳，城池防守坚固无法攻入，吕布不知道造反的是谁，带领家眷逃往高顺营寨，高顺问道：“将军有所隐不？”吕布回答：“这是河内人的声音。”高顺便猜到造反的是郝萌，于是率部到下邳平叛，弓弩齐发射向郝萌的部曲。郝萌军破走，天亮还营。（《册府元龟》则记载吕布与高顺一同前往平叛。） 郝萌的部将曹性反正，与郝萌对战，郝萌刺伤曹性，曹性斩断郝萌一臂，高顺乘势斩下郝萌的首级，用床担着受伤的曹性前往见吕布。 先前，高顺常常规劝吕布说：“凡破家亡国的人，不是因为没有忠诚明智的部下，而是担心他们不被重用啊。将军做事情，不肯慎重考虑，时常出现失误，说话做事总是有差错。失误的事情难道可以一再发生吗？” 虽然吕布知道高顺忠心于己，可是吕布并没有重用高顺，紧接着吕布因为郝萌的谋反，对高顺变得更加疏远，凭借和魏续有外内之亲，夺取全部高顺所领导的陷阵营士兵给魏续，直到当要战争的时候，因此才令魏续还给高顺统领的陷阵营部队与交还兵符，高顺也从来没有恨意。 建安二年（197年），东海人萧建当时为琅邪相，在莒城保城自守，没有和吕布往来消息，吕布写了封信给他，在信件的威吓下，萧建派遣主簿赠送书信呈上贡品给吕布，贡品内有良马五匹。之后臧霸击破萧建，并夺得萧建的物资，吕布得知后便亲自率领步骑征伐，高顺又劝道，说：“将军亲自斩杀董卓，威震戎狄，声名远扬，远近都害怕您，要什么东西不能得到，反而亲自去要财货？万一得不到，岂不有损威名？” 吕布不听。已经到了莒城， 臧霸畏惧吕布以武力劫掠凌虐，坚守城池，吕布不能攻克，最后无功而返。后来臧霸又和吕布敦睦。 《后汉书》则记载：臧霸攻破莒城后，答应给吕布财物钱币用来结交，但没来得及送去，吕布就亲自前往向臧霸求要。高顺劝道：“将军威名宣播，远近各处都害怕您，要什么东西不能得到，反而要亲自去索求财货？万一得不到，岂不有损威名？”吕布不听，率兵抵达莒城，臧霸固守抗拒吕布，吕布无获而回。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再次依附袁术。吕布曾派人带金子欲到河内郡买马，被刘备军抄掠。吕布于是派遣中郎将高顺、北地太守张辽攻打沛县，击败刘备。曹操派夏侯惇援救刘备，也被高顺等人打败。同年九月，高顺等人攻破沛城，击溃了刘备军，俘虏了刘备的妻儿，刘备败投曹操。 同年九月，曹操亲自东征吕布，吕布连三次战败便于下邳坚守城池不出。随后曹操的大军渐渐包围了下邳城。吕布打算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己率领骑兵出城截断曹操粮道。吕布的妻子对吕布说：“将军亲自出马断曹公粮道可行，但陈宫、高顺两人素来不和，将军一离开，两人必定不能同心共守城池，如果出了问题，将军还怎么割据一方呢？希望将军细心思考，不要被陈宫等人给害了。妾身当初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幸赖庞舒私藏才得以免难，如今将军不须顾及妾身了。”吕布听后，愁闷不能决定。 十二月癸酉日（199年2月7日），高顺、陈宫被侯成、宋宪、魏续叛将所捉拿，吕布不得已而投降。 之后陈宫、高顺、吕布等人被擒到曹操面前，吕布、陈宫、高顺皆被缢杀，然后斩首送到许都，悬挂三人的首级在许都城门前示众。 人物成就 建安元年（196年）六月，高顺为吕布平定郝萌之乱。 建安三年（198年），高顺与张辽一同击破沛县的刘备及援救刘备的夏侯惇。 人物评价 王粲《英雄记》：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遗。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阵营。顺每谏布，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不知其忠，然不能用。布从郝萌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外内之亲，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及当攻战，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亦终无恨意。 《后汉书》：顺为人清白有威严，少言辞，将众整齐，每战必克。 司马光《传家集》：或问陈登、高顺皆有过人之才，俱事吕布。而登输心魏祖，亲为反间；顺尽力于布，与之偕死。意者顺贤登欤。应之曰：不然，古者列国并立，同是王室。故先王制礼，诸侯有王、大夫有君，君臣始终，有死无贰。汉氏平壹海内，万国一君，天下之君，唯帝室耳。顺于吕布，虽备将佐，无委质之分。布者反覆乱人，非能辅佐汉室，而又强暴无谋，败亡有证。登知几轻举以存易亡，徐、豫克清，百姓苏息。顺托身失所，迷逺不复，以陷大戮。易称比之匪人，岂谓顺耶。其才虽美，未能及登。以兹观之，优劣见焉。 史料记载 陈寿《三国志》 范晔《后汉书》 王粲《英雄记》 《三国演义》的第十八章提到，高顺军在下邳城外与夏侯惇军交战时曾与其单挑。双方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夏侯惇击败了高顺，高顺欲退回城内，夏侯惇则令其战马追赶。夏侯惇追赶至高顺军深处，此时，高顺的部下曹性偷偷地用弓箭瞄准了夏侯惇，然后，弓箭射中了夏侯惇的左眼。夏侯惇把箭矢从眼睛里拔了出来，而且眼球也随着箭矢被拔了出来，随后，他吞下了自己的眼球并策马直奔曹性，一枪刺穿了曹性的面部，曹性身死，高顺则命令部队进攻。最后，高顺击败了夏侯惇的部队。 群雄篇——八健将 一个组合称谓，特指东汉末年割据诸侯吕布与马超手下的八员骁勇战将。历史上无记载“八健将”称谓。 组合记载于早期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清代毛纶父子修改《三国志演义》去除马超八健将为韩遂八部将（这也是唯一一版《三国演义》叙述是韩遂手下，注：“旗本八骑”该称谓出自2003年5月14日本光荣游戏公司出品的《三国志9》中相关八名武将的列传介绍，除此外在史籍小说中并无提及。）。 吕布军为：张辽、臧霸、郝萌、曹性、成廉、魏续、宋宪、侯成。 马超军为：梁兴、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成宜、马玩、杨秋。 吕布八健将 张辽（169年—222年），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三国演义》中，武器早期为长枪，后期用大刀，从全书来看，武艺可居顶尖，被关羽称之武力不在关张之下，大战过张合、太史慈、凌统等大将。 臧霸（约165年—230年），字宣高，泰山华县人，武器为枪，曾经大战乐进三十回合，胜负不分，后和徐庶一起守长安，躲过赤壁之败。 曹性，《三国演义》中，射箭功夫了得，曾经射瞎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惇，却因此丧命于夏侯惇手上，惊慌中被夏侯惇杀死。 郝萌（?—196年），河内人，武艺一般，为帮吕布重新和袁术结姻，保护谋士许汜王楷回城，与张飞交战，被张飞一回合生擒。 成廉，生卒年不详，荆州临湘人，吕布近亲骁将，作战勇猛，演义中后被乐进射杀。 魏续（？—200年？），使矛，最后为了替宋宪报仇，被颜良砍死。 宋宪（？—200年？），使枪，同魏续搭档，被曹操称为猛将，和颜良对战时被杀。 侯成，所使武器不明，被吕布责打之后对吕布失望怀恨在心。随后背叛吕布投降曹操。 马超八健将 侯选，河东人，使刀，和李堪、梁兴、马玩、杨秋四人反叛围攻马超，被马超击败，投靠曹操，封侯。 马超八健将 程银（？—211年），河东人，使枪，在渭南一战，被敌乱枪刺死。 李堪（？—211年），刀枪双绝，背叛围攻马超，被击败，在渭桥决战后，被于禁误射杀死。 成宜（？—211年），使枪，作为马超军的先锋试探敌营，结果被伏兵包围，措手不及被夏侯渊一刀砍死。 梁兴（？—211年），使刀，背叛围攻马超时，第一个被马超剑砍死。 张横（？—211年），使枪，在渭南一战，被敌乱枪刺死。 马玩（？—211年），使刀，背叛围攻马超时，第二个被马超剑砍死。 杨秋（？—226年），使刀，围攻马超时，被击败，之后投靠曹操，被封侯。 人物评价 操见吕布貌若天神，马如狮子，左右战将威风凛凛。 两边各布阵圆。操出马于门旗之前，看西凉之兵，人人勇健，个个英雄，操暗暗称奇！ 历史结局 吕布军 张辽：公元222年，江都病逝，谥刚侯，享年五十四岁；（演义：曹丕南下攻吴，被吴将丁奉射中腰部，回许都后箭疮迸裂而死；） 臧霸：官至青州刺史、少府，后病死，谥威侯，享年六十五岁；（演义：结局无记载） 宋宪、魏续与侯成，因吕布处罚部下绑陈宫投降曹操，之后无记载；（演义：宋宪与魏续在白马之战被颜良斩杀于阵前；侯成：结局不详；） 郝萌：反叛吕布，被曹性击败由高顺斩杀；（演义：护送许汜和王楷回城途中被张飞生擒被曹操处死） 曹性：结局无记载；（演义：放冷箭射瞎了夏侯惇一眼，但也被夏侯惇一枪搠死；） 成廉：吕布近亲骁将，随吕布数十骑击败万余张燕军，曹操攻打下邳时被擒，结局不详。（演义：兖州之战吕布大破曹操，但被乐进一箭射死） 马超军 梁兴：公元212年， 夏侯渊、徐晃进攻蓝田征讨梁兴，梁兴战败被杀。（演义：被马超砍死） 侯选与程银公元215年，曹操平定汉中，程银投降，被封官赐爵，之后无记载。（演义：侯选投降于曹操，被封为列侯，程银渭南战死陷坑） 成宜与李堪：公元211年，潼关之战中战死。（演义：成宜被伏兵包围，为夏侯渊所杀。李堪被马超追袭，曹将于禁放箭射马超，被马超躲过，反而射中前面的李堪，李堪坠马而死） 张横与马玩潼关之战战败后下落不明。（演义：张横渭南战死陷坑。马玩被马超砍死） 杨秋：公元220年—226年，杨秋升任讨寇将军，封临泾侯。之后寿终正寝。（投降于曹操，被曹操封为列侯，守渭口。 群雄篇——华佗 华佗（约145年－208年），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着名的医学家。 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 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被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据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145年），卒于建安十三年（208年）。着名医学家。少时曾在外游学，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华佗一生行医各地，声誉颇着，在医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后因不服曹操征召被杀，所着医书已佚。 在华佗多年的医疗实践中，非常善于区分不同病情和脏腑病位，对症施治。一日，有军吏二人，俱身热头痛，症状相同，但华佗的处方，却大不一样，一用发汗药，一用泻下药，二人颇感奇怪，但服药后均告痊愈。原来华佗诊视后，已知一为表证，用发汗法可解；一为里热证，非泻下难以为治。 华先生治府吏倪寻，头痛身热，则下之，以其外实也。治李延头痛身热，则汗之，以其内实也。盖得外实忌表、内实忌下之秘也。又按内实则湿火上冲，犹地气之郁，正待四散也。外实则积垢中留，犹山闲之水，正待下行也。其患头痛身热同，而治法异者，虽得之仙秘，实本天地之道也。余屡试之，果屡见效。 又有督邮顿某，就医后自觉病已痊愈，但华佗经切脉却告诫说：“君疾虽愈，但元气未复，当静养以待完全康复，切忌房事，不然，将有性命之虑。”其时，顿妻闻知夫病已经痊愈，便从百里外赶来看望。当夜，顿某未能慎戒房事，三日后果病发身亡。另一患者徐某，因病卧床，华佗前往探视，徐说：“自昨天请医针刺胃管后，便咳嗽不止，心烦而不得安卧。”华佗诊察后，说：“误矣，针刺未及胃管，误中肝脏，若日后饮食渐少，五日后恐不测。”后果如所言而亡。 华佗曾经替广陵太守陈登治病，当时陈登面色赤红心情烦躁，有下属说华佗在这个地方，后来他就命人去请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先请他准备了十几个脸盆，然后为他诊治结果陈登吐出了几十盆的红头的虫子，为他开了药，说陈登是吃鱼得的这个病，告诉他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到时候再向他要这种药，这个病就可以根治了，并且临走告诉了华佗家的地址，那年陈登36岁，结果陈登果然三年后旧病复发，并派人依照地址寻找，可是华佗的药童告诉陈登的使者说华佗上山采药还没回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结果陈登去世了。（依据见《三国志·陈登传》） 在周泰受重伤时，华佗医好他，所以后来有人向曹操推荐华佗时就说：“江东医周泰者乎？” 黄疸病流传较广时，华佗花了三年时间对茵陈蒿的药效作了反复试验，决定用春三月的茵陈蒿嫩叶施治，救治了许多病人。民间因此而流传一首歌谣：“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世切记牢，三月茵陈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华佗还以温汤热敷，治疗蝎子螫痛，用青苔炼膏，治疗马蜂螫后的肿痛；用蒜亩大酢治虫病；用紫苏治食鱼蟹中毒；用白前治咳嗽；用黄精补虚劳。如此等等，既简便易行，又收效神速。 府中官吏倪寻、李延同时来就诊，都是头痛发烧，病痛的症状正相同。华佗却说：“倪寻应该把病邪泻下来，李延应当发汗驱病。”有人对这两种不同疗法提出疑问。华佗回答说：“倪寻是外实症，李延是内实症，所以治疗他们也应当用不同的方法。”说完，马上分别给两人服药，等第二天一早两人一同病好起来了。 华佗以医术为业，心中常感懊悔（中国封建社会中医生属于“方技”，被视为“贱业”）。后来曹操亲自处理国事，得病（头风）沉重，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华佗说：“这病在短期之内很难治好，即便是长期治疗也只能延长寿命。” 华佗因为离开家太久想回去，于是说：“收到一封家书，暂时回去一趟。”到家之后，就说妻子病了，多次请求延长假期而不返。之后曹操三番五次写信让华佗回来，又下诏令郡县征发遣送，华佗自恃有才能，厌恶为人役使以求食，仍然不上路。曹操很生气，便派人去查看：如果他妻子真的病了，便赐小豆四千升，放宽假期期限；如果欺骗，就逮捕押送。结果华佗撒谎，于是用传车把华佗递解交付许昌监狱，经审讯验实，华佗供认服罪（汉律：1.欺君之罪；2.不从征罪）。荀彧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关系着人的生命，应该包涵宽容他。” 曹操说：“不用担忧，天下就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 终于把华佗在狱中拷问致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讨取火来把书烧掉了。 华佗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一段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 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二十六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属于外、儿、妇科的疾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他发明了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十八世纪初，比华佗晚一千六百余年。《世界药学史》指出阿拉伯人使用麻药可能是由中国传去，因为“中国名医华佗最精此术”。《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从现存佚文看，《华佗针灸经》所载腧穴名称及定位均与《黄帝明堂经》有较大不同。 华佗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到处走访了许多医生，收集了一些有麻醉作用的药物，经过多次不同配方的炮制，终于把麻醉药试制成功，他又把麻醉药和热酒配制，使患者服下、失去知觉，再剖开腹腔、割除溃疡，洗涤腐秽，用桑皮线缝合，涂上神膏，四五日除痛，一月间康复。因此，华佗给它起了个名字——麻沸。 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 如果需要灸疗，也不过一两个穴位，病痛也就应手消除。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的疗效都不能奏效，应须剖开割除的，就饮服他配制的“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如醉死一样，毫无知觉，于是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物。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用药膏敷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 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 华佗也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俗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户枢不朽也”。华佗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的预防理论，为年老体弱者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 华佗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华佗创编了一种锻炼方法，叫做“五禽戏”，一叫虎戏，二叫鹿戏，三叫熊戏，四叫猿戏，五叫鸟戏，也可以用来防治疾病，同时可使腿脚轻便利索，用来当作“气功”。身体不舒服时，就起来做其中一戏，流汗浸湿衣服后，接着在上面搽上爽身粉，身体便觉得轻松便捷，腹中想吃东西了。”他的学生吴普施行这种方法锻炼，活到九十多岁时，听力和视力都很好，牙齿也完整牢固。五禽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五禽戏的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造手术外科的专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发明麻醉剂“麻沸散”及发明用针灸医病的先驱者、创始人。“麻沸散”为外科医学的开拓和发展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他的发明比美国的牙科医生摩尔顿(1846年)发明乙醚麻醉获得成功要早1600多年。 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华佗生活的时代，是在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着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扞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华佗看病不受症状表象所惑，他用药精简，深谙身心交互为用。华佗并不滥用药物。华佗重视预防保健，“治人于未病”，观察自然生态，教人调息生命和谐。但对于病入膏肓的患者，则不加针药，坦然相告。 华佗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他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着作，名曰《青囊书》，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着有《吴普本草》的吴普，着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着作的内容。 华佗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着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 后世评价 《三国志》评曰：“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昔史迁着扁鹊、仓公、日者之传，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也。故存录云尔。”（《三国志》评） 《后汉书》记载荀彧曾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后汉书》评） 华佗是中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外科手术的方法并非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当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有些医史学家考证出，华佗所用的治疗方法在印度医学中有所记载，他使用的麻沸散中主要药物“蔓陀罗花”也是印度所产，因此他们提出华佗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他很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天竺医生。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医外科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它医学不得不承认它超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 华佗的医书虽然被全部焚毁，但他的学术思想却并未完全消亡，尤其是华佗在中药研究方面。其弟子吴普则是着名的药学家，《吴普本草》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后世医书中看到。 对《中藏经》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点校，将原繁体竖排经典原文改为简体横排，并加现代标点，对经典原文中冷僻字词释义，辅助读者理解。依据当代着名中医学家、中医泰斗任应秋教授的论断，中医经典着作共有10部，即《素问》、 《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 轶事典故 心理疗法 华佗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有一郡守得了重病，华佗去看他。郡守让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对郡守的儿子说：\"你父亲的病和一般的病不同，有淤血在他的腹中，应激怒他让他把淤血吐出来，这样就能治好他的病，不然就没命了。你能把你父亲平时所做过的错事都告诉我吗？我传信斥责他。\"郡守的儿子说：\"如果能治好父亲的病，有什么不能说的？\"于是，他把父亲长期以来所做不合常理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华佗。华佗写了一封痛斥郡守的信留下，郡守看信后，大怒，派捕吏捉拿华佗，没捉到，郡守盛怒之下，吐出一升多黑血，他的病就好了。 狗腿治疮 有一位极漂亮的姑娘，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可是仍没有嫁人，因为常期以来她的右膝，长了个疮，不断往外流浓水。华佗看过后，她父亲问女儿的病情，华佗说：\"派人骑马，牵着一条栗色的狗跑三十里。回来后，乘狗身子正热时截下狗的右脚，拄在疮口上。\"不一会儿，有一条红色的小蛇从疮口中出来，进到狗的脚中，那姑娘的病就好了。（出自《独异志》） 枪头化酒 后汉末年时，有人腹中长一结块，白天黑夜疼痛无比。临死时，他对儿子说：\"我死以后，可以剖腹把那东西拿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他儿子不忍心违抗父命，于是剖腹，取出一个铜枪头，约有三分之一升左右。华佗听说后，就前去了解。华佗看完，从小箱子里取出药放在枪头上，枪头立刻化成了酒。（出自《志恠》） 漆叶青黏散 华佗一生有弟子多人，其中彭城的樊阿、广陵的吴普和西安的李当之，皆闻名于世。吴普着有《吴普本草》，李当之着有《李当之药录》，樊阿喜针灸，这三个弟子后来均成为有名望的医家。 为了将医学经验留传于后世，华佗晚年精心于医书的撰写，计有《青囊书》《枕中灸刺经》等多部着作，可惜失传。吴普遵照华佗的医术治病，许多人被治好救活了。华佗对吴普说：“人的身体应该得到运动，只是不应当过度罢了。运动后水谷之气才能消化，血脉环流通畅，病就不会发生，比如转动着的门轴不会腐朽就是这样。因此以前修仙养道的人常做“气功”之类的锻炼，他们摹仿熊攀挂树枝和鸱鹰转颈顾盼，舒腰展体，活动关节，用来求得延年益寿”。樊阿精通针疗法。所有的医生都说背部和胸部内脏之间不可以乱扎针，即使下针也不能超过四分深，而樊阿针刺背部穴位深到一二寸，在胸部的巨阙穴扎进去五六寸，而病常常都被治好。樊阿向华佗讨教可以服用而且对人体有好处的药方，华佗便拿“漆叶青黏散”教给他。药方用漆叶的碎屑一升，青黏碎屑十四两，按这个比例配制，说是长期服用此药能打掉三种寄生虫，对五脏有利，使身体轻便，使人的头发不会变白。樊阿遵照他的话去做，活到一百多岁。 刮骨疗伤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有一段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描写，讲的是关羽在襄阳之战时右臂为魏军毒箭所中。后来，伤口渐渐肿大，十分疼痛，不能动弹。华佗为关羽剖臂刮骨，去除骨上剧毒，而关羽神色不变，尚在与人下棋。这个故事原本是颂扬关羽之神勇、有毅力、能忍耐，也同时说明了神医华佗的医技高明。博得人们的称赞和敬佩。他是我们外科医学的鼻祖。 这是《三国演义》和湖北《襄阳府志》上记载、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根据事实虚构的故事。关羽虽然有刮骨疗伤，但是华佗早已在几年前死去。 曹操头风病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正当华佗热心在民间奉献自己的精湛医术时，崛起于中原动乱中的曹操，闻而相召。原来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中年以后，日益严重。每发，心乱目眩，头痛难忍。诸医施治，疗效甚微。华佗应召前来诊视后，在曹操胸椎部的鬲俞穴进针，片刻便脑清目明，疼痛立止。曹操十分高兴。但华佗却如实相告：“您的病，乃脑部痼疾，近期难于根除，须长期攻治，逐步缓解，以求延长寿命。”曹操听后，以为华佗故弄玄虚，因而心中不悦，只是未形于色。他不仅留华佗于府中，还允许他为百姓治病。 许昌华佗墓 河南许昌华佗墓位于许昌城北15公里苏桥村南石梁河西岸，墓高4米，占地360平方米。墓呈椭园形，前有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立石碑一通，楷书：“汉神医华公墓”。墓地六角形，青砖花墙环绕，翠柏青松掩映，1985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河南分会在许昌召开“华佗学术研讨会”，镌立“东汉杰出医学家华佗之墓”石碑一通。 沈丘华佗墓 河南周口沈丘槐店镇的西南角，沙颍河南岸，有一个像小山包一样的大土堆，当地人称华骨冢，又叫华佗冢。相传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就安葬在这里。1979年1月，当时的沈丘县革命委员会把该冢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沈丘县人民政府把冢前的道路更名为华佗路。冢南一华里处有个村庄叫华佗寺，因村内有座华佗寺庙而得名。 群雄篇——卢植 卢植（？－192年），字子干，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东汉末年名臣、经学家。 卢植师从太尉陈球、大儒马融等，成为郑玄、管宁、华歆的同门师兄。曾先后担任九江郡、庐江郡太守，平定蛮族叛乱。后与马日磾、蔡邕等一同在东观校勘儒学经典书籍，并参与续写《东观汉记》。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卢植被授为北中郎将，率北军五校将士与张角交战，将其围困在广宗。后被宦官诬陷下狱。皇甫嵩平定黄巾后，推功于卢植，使其复任为尚书。权臣董卓企图废黜汉少帝时，百官无人敢有异议，唯有卢植挺身抗辩，险遭董卓杀害。因蔡邕等人相救，仅被免官，隐居上谷军都山。后被袁绍请为军师。初平三年（192年），卢植去世。临终时仅着一件单衣。唐代时配享孔庙，北宋时被追封为良乡伯。 卢植为人刚直，文武兼备，曹操称赞他“名着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27]。元人亦认为他“挟幽朔之气，高壮质烈力与寇角，以卫君存国为己任”，勇气堪比古时的“贲育荆诸”。白马将军公孙瓒以及蜀汉昭烈帝刘备皆为卢植门下弟子。卢植身后，范阳卢氏后来也成为魏晋隋唐的大族。着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今皆佚失。 卢植身长八尺二寸，声如洪钟。性格刚毅，有高尚品德，常有匡扶社稷，救济世人的志向，不喜欢做辞赋，能饮酒一石。他年少时，拜大儒马融为师，并引荐郑玄为同门。卢植博古通今，喜欢钻研儒学经典而不局限于前人界定的章句。马融是外戚豪族，家中常有歌女表演歌舞，而卢植在马融家中学习多年，从未为此瞟过一眼，马融由此对卢植非常敬佩。 卢植学成之后，返回家乡涿县教学，门下弟子有刘备、刘德然、公孙瓒及高诱等。 建宁元年（168年），窦皇后之父窦武因为援立汉灵帝刘宏即位有功，被拜为大将军，开始掌控朝政，当时窦武想要为其族人封爵，卢植以布衣身份上书给窦武，劝阻窦武封爵，而窦武不听。后来窦武在当年九月辛亥发生的政变时，因走漏消息政变失败被杀。 此后，州郡屡次征辟卢植，他都不应。直到建宁（168年－172年）年间，被征为博士，才开始步入仕途。 熹平四年（175年），扬州九江郡蛮族叛乱，朝廷认为卢植文武兼备，于是拜他为九江郡太守。卢植到任后，很快便平定叛乱。之后，卢植因身体健康原因而辞职。 同年，由蔡邕、张驯等人发起的校勘儒学经典书籍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并将以刻成石碑的形式立在太学门口，史称“熹平石经”或“太学石经”。卢植上书自荐，参与编修。 后来，庐江郡发生蛮族叛乱，朝廷因为卢植在九江郡担任太守时，对当地人有恩威信义，于是拜其为庐江郡太守。卢植深知为政之道，在庐江为政清简，只是按照大原则办事而已。 一年多后，卢植又被召回朝廷担任议郎，与马日磾、蔡邕、杨彪、韩说等人一起在东观校勘儒学经典书籍，并参与续写《汉记》（史称《东观汉记》）的工作。但灵帝认为写书不是紧要的工作，便又拜他为侍中、尚书。 光和元年（178年）二月一日，天空发生日食。卢植就此上书，陈说政要，提出八策： 用良：让州郡核举贤良，随才任用。 原禁：对党锢之人多加赦宥。 御疠：安葬无罪被害的宋皇后的亲属。 备寇：优待侯王之家，以防变乱。 修体：征召如郑玄之类的有才德之人。 尊尧：按时对郡守刺史进行考绩。 御下：杜绝设宴请托之类的恶习，责成有关部门办好荐贤之事。 散利：建议刘宏不再蓄积私财。 但灵帝并未采纳卢植的建议。 光和七年（184年）二月，太平道教主张角发动起义，史称“黄巾之乱”，天下有八州响应，朝野震动。经四府（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灵帝便拜卢植为北中郎将，命护乌桓中郎将宗员任其副手，率领北军五校（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的将士，前往冀州平定黄巾军。 卢植连战连胜，迫使张角率军退守广宗县，据城死守。卢植率军包围广宗县城，并挖掘壕沟，制造攻城器械，准备攻城。而这时，刘宏派小黄门左丰到卢植军中检查工作，有人劝卢植向左丰行贿，卢植拒绝。左丰没讨到半点好处，于是怀恨在心，六月，左丰返回雒阳后，向灵帝进谗言说：“臣看广宗县城很容易攻破，卢植却按兵不动，难道他是想等老天来诛杀张角吗？”灵帝大怒，下诏免除卢植的职务，并用囚车押送回雒阳，判处无期徒刑（减死罪一等）。朝廷拜董卓为东中郎将，接替卢植在冀州平定黄巾军，但董卓战败获罪。 同年八月，由左中郎将皇甫嵩统率的另一支政府军已平定兖州东郡黄巾军，朝廷则改派皇甫嵩前往冀州平定黄巾军。皇甫嵩不负众望，最终凯旋而归。皇甫嵩返回雒阳后，上书给灵帝，将平定冀州黄巾军的功劳推给卢植，于是卢植官复原职，仍任尚书。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驾崩，少帝刘辩即位，大将军何进掌控朝政，何进听信袁绍等人的建议，意图铲除宦官，甚至征召并州牧董卓进京，卢植知道董卓必为后患，竭力劝阻，而何进不听。 同年八月，发生政变，何进被杀，袁术等人攻烧宫门，张让、段珪等人对何太后声称何进部下谋反，于是带着太后、刘辩及陈留王刘协出逃，又劫持省内宫属，走到北宫。卢植持着戈站在阁道窗下，抬起头指责段珪。段珪等人感到害怕，放开了何太后。不久后，袁绍进兵攻杀宦官，张让、段珪等人带着刘辩、刘协等几十人步行出谷门，奔往小平津。当时公卿一同从平乐观出来，没有人跟随刘辩，只有卢植连夜骑马追到河上，王允又派河南中部掾闵贡跟在卢植后面。卢植、闵贡追上后，责备张让等人，并斩杀其中几人，张让等人都哭泣谢罪，随即投河而死。 董卓进京后，掌控朝政。董卓意欲废黜刘辩，拥立刘协为帝，便召文武百官大会商讨，自称效仿伊尹、霍光之事。当时无人敢言，只有卢植独自一人站出来辩驳：“案《尚书》，太甲昏庸，伊尹才把他放到桐宫。昌邑王即位过了二十七日，就犯下一千多条罪状，霍光才把他废黜。如今圣上富于春秋，做事从没有过失，并不能把这两件事拿来对比。”董卓气的取消大会，打算将卢植处死，与董卓关系较近的蔡邕为其求情，而议郎彭伯也赶紧出来劝阻董卓说：“卢尚书是海内大儒，士人之望！如今若杀他，天下人都会震惊失望。”董卓这才作罢，仅将卢植免职而已。 不久，卢植以年老身体不适为由，请求返回家乡涿县。等董卓批准后，卢植便走小路离开雒阳，董卓果然派人追杀而不及。卢植便隐居在幽州上谷郡，不问世事。 初平二年（191年），袁绍取得冀州，拜卢植为军师。 初平三年（192年），卢植逝世。临终前，他让儿子挖土穴薄葬，不用棺木，仅留贴身单衣而已。 建安十二年（207年），丞相曹操率军北伐乌桓，途径涿县，下通告称赞卢植的生平，并派人为其扫墓。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诏令历代先贤先儒二十二人配享孔庙，其中就包括卢植。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追封卢植为良乡伯，仍从祀孔庙。 卢植在九江、庐江太守任内，曾两次平定蛮族叛乱。后与马日磾、蔡邕等一同在东观校勘儒学经典书籍，并参与续写《东观汉记》。 黄巾起义爆发，他率北军五校将士与张角交战，将其围困在广宗。虽被宦官诬陷下狱，导致未能功成名就，但仍被时人广泛认为是打败张角的重要功臣。 历史评价： 彭伯：“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 曹操：“故北中郎将卢植，名着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 华歆：“时人说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战，归功朱儁，张角之捷，本之于卢植，收名敛策，而己不有焉。盖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诚能不争天下之所甚重，则怨祸不深矣。” 主要作品 卢植着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礼记解诂》）二十卷，还有文集二卷，今已佚失。 《全后汉文》收录有《始立太学石经上书》《日食上封事》《奏事》《献书规窦武》《郦文胜诔》等言论。 卢植死后，葬在故乡涿郡。历代多有名人前来凭吊。金人王寂诗有云：“南台故址今颓然，汉卢植墓疑相传。”2000年河北省涿州市文物部门在卢家场村北高地发现东汉遗址，经文物勘探发现同时期墓葬，定为卢植墓，建卢氏宗祠。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卢植的形象与正史大体相同。他为汉末大儒，名望远闻于时。刘备曾经从师于他。黄巾起义，卢植奉命镇压，以三万精锐，包围了广宗城张角的十五万人马，未见胜负。因拒绝黄门左丰索要贿赂，他被诬陷罢职问罪。何进招董卓进京诛宦臣。卢植力谏，何进不听。于是辞官而去。董卓得政后，卢植又复职，谏阻董卓立献帝。 群雄篇——皇埔嵩 皇甫嵩（？—195年），字义真，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名将皇甫规之侄，雁门太守皇甫节之子，中国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的重要将领。 皇甫嵩少时好诗书，习弓马。汉灵帝时被征为议郎，迁任北地太守。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灵帝令其为左中郎将、持节，前往颍川郡镇压黄巾军波才部，后击退波才，封都乡侯。十月，奉命北上，领军与张梁激战于广宗（今河北威县东）。次月，又击杀张宝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升左车骑将军，兼冀州牧，封槐里侯。中平二年（185年），被宦官诬告，罢左车骑将军。中平五年（188年），出任左将军，与所督前将军董卓合兵往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专权，任命皇甫嵩为城门校尉。皇甫嵩至京师，董卓立即下令将其逮捕，欲杀之。因众人求情，改任议郎、御史中丞。初平三年（193年），董卓被诛，皇甫嵩任征西将军，继为车骑将军、太尉、光禄大夫、太常。兴平二年（195年），皇甫嵩病卒。 皇甫嵩一生为人爱慎尽勤，先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稿，不宣于外。又不置亲信下士，门无留客，时人皆称其忠贤廉明。其身经灵、少、献三帝，始终忠于朝廷，屡建战功，平乱维稳。虽多次被诬陷，但刚直不阿，不参与党锢，还谏言赦免。忧国扶民，德布天下，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规是东汉名将、凉州三明之一，父亲皇甫节曾任雁门郡太守，久为边将。皇甫嵩少年时便有文武志介好诗书，熟习弓马。最初被察举为孝廉、茂才。为郎中，迁任霸陵、临汾县令，因父亲去世而离职。后来，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相继聘他为官，都没有应召。汉灵帝以公车征辟他为侍郎，迁任北地太守。 光和七年（184年），因叛徒唐周告密，太平道教主张角星夜传檄四方，发动起义，史称“黄巾之乱”。黄巾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劫略乡邑。一时，州郡失守，长吏逃亡，天下响应，京师雒阳为之震动。 东汉朝廷对此惶恐不安，马上采取镇压措施。首先，汉灵帝命各州郡在雒阳外围的八个关隘——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设置都尉，布防护卫；接着，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军屯驻都亭；朝廷还采纳了皇甫嵩和中常侍吕强的建议，解除党禁，赦免天下党人，拿出中藏钱和西园厩马赐给将士；另外，灵帝起用卢植为北中郎将、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各持节，调发全国精兵分击黄巾军。 皇甫嵩与朱儁调发五校（北军五校，为中央主要常备军，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所将宿卫兵）三河（河东、河内、河南）骑兵，同时招募精壮之士，共计四万多人。二人各率一部，共同镇压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黄巾军。 朱儁先与黄巾军波才部作战，失败。皇甫嵩只得退守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波才率军围城。当时，城中兵少，众寡悬殊，军中震恐。皇甫嵩安慰部下，他说：“用兵有奇变，而不在兵数量多少。现在贼人依草结营，容易因风起火。如果乘黑夜放火焚烧，他们一定惊恐散乱，我出兵攻击，四面合围，田单守即墨用火牛攻燕而获胜的功劳就可以实现。”天遂人愿，当晚大风骤起。皇甫嵩命令将士扎好火把登上城墙，先派精锐潜出围外，纵火大呼，然后城上点燃火把，与之呼应。皇甫嵩借此声势，鸣鼓冲出。黄巾军缺乏战斗经验，惊慌散乱，被迫后撤。这时，骑都尉曹操也奉命赶来，于是皇甫嵩、曹操、朱儁合兵，乘胜追击。黄巾军顽强抵抗，数万人遭屠戮。皇甫嵩则被封为都乡侯。 接着，皇甫嵩又和朱儁一起乘胜镇压汝南、陈国地区的黄巾军，并追击波才、进攻彭脱，连连取胜，平定了三郡之地。 八月，皇甫嵩在苍亭击败黄巾卜已部，擒获卜已，屠杀七千多人。这时，张角占据广宗，控制河北腹地，卢植为宦官所诬，被召回，继任的董卓被击败。于是朝廷下诏命皇甫嵩率兵进击。在这紧要关头，张角病死，其弟张梁继而守卫广宗。皇甫嵩攻城，因张梁军精锐，未能得逞，便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等到张梁被迷惑，放松了警惕。皇甫嵩立即乘夜调兵，鸡鸣时分冲入其阵，黄巾军仓促应战，张梁战死，阵亡三万多人，投河而死的有五万多人。皇甫嵩焚烧黄巾辎重车三万多辆，将张角“剖棺戳尸，传首京师”。 十一月，皇甫嵩与巨鹿太守郭典攻克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北），杀死张角弟张宝，俘杀十余万人。皇甫嵩将十万人的尸骨筑成了“京观”。朝廷任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并晋封他为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的租税，食邑共八千户。 平定黄巾主力之后，皇甫嵩奏请免除冀州一年田租，用来赡养饥民，灵帝听从他的建议。史载百姓作歌说：“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皇甫嵩镇压黄巾，威震天下，但当时朝政日非，海内空虚。汉阳人阎忠劝他把握机会，南面称制。皇甫嵩不用其谋。 黄巾起义的同年，湟中（今甘肃湟原）胡人北宫伯玉和先零羌起事，共拥边章、韩遂为帅，攻杀护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陈懿。中平二年（185年），北宫伯玉等人侵三辅地区，朝廷诏令皇甫嵩回镇长安，保卫皇家园陵。 当初皇甫嵩征讨张角时，途经邺地，发现中常侍赵忠住宅超过了规定，便上奏皇帝予以没收。另外，中常侍张让向他索要五千万钱，他不肯给。于是赵忠和张让联起手来，劾奏皇甫嵩连战无功，耗费钱粮。灵帝听信谗言，召回皇甫嵩，收回他的左车骑将军印绶，削夺封户六千。改封都乡侯，食邑二千户。 中平五年（188年）十一月，凉州叛军首领王国包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在此用人之际，汉灵帝又任命皇甫嵩为左将军，督领前将军董卓，各率两万士兵拒敌。 董卓提出迅速进赴陈仓，他说：“聪明人不失时机，勇敢的人不迟疑。现在救，城就可以保全；不救，城就会破灭。保全或破灭的形势就在此时。” 皇甫嵩却说：“不对。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先要作出不可获胜的样子，用来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候。不可胜在我，可胜在敌人。敌人防不胜防，而我郡军进攻则非常主动，想打哪里就打哪里。有余的，好像动于九天之上，不足的，好像陷入九地之下。现在陈仓虽然小，但守城的工事坚固完备，不是九地之坑陷，王国军队虽然强，但进攻我所不救的，不是九天之上的形势。没有九天之上的形势，进攻的就要受害。陷入九地之下，防守的就不会被攻破。王国现在已经陷入受害之地，陈仓可保不被攻破。我可以兴兵动众，收到全胜的功，为什么要救呢!”没有采纳董卓的建议。 中平六年（189年），王国围攻陈仓从冬到春，已有八十多天，但由于城坚守固，最后也未能攻下，部众都疲劳不堪，只好解围撤退。皇甫嵩立即起兵追击。董卓劝阻说：“不可以，兵法上说，被击败的敌人，不要追赶，撤回去的部队，不要逼迫。现在，我们追击王国，是逼迫撤回的部队，是追击被打败的敌人，被围困的野兽，还要挣扎，蜂虿有毒，何况这么多人呢！” 皇甫嵩则说：“不对。以前我不进击，是躲避他的锐气，现在进击，是等到敌人衰弱的时候。我们进击的是疲敝的敌人，不是撤回去的部队。王国的部队，准备逃走，没有斗志。用堂堂之阵，进击溃乱之师，这不是叫做追穷寇。”说完，便独自率兵追击，而命董卓殿后。皇甫嵩连战连捷，大破王国的部众，斩杀一万多人。董卓又惭愧又遗憾，愈加忌恨皇甫嵩。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病重，任命董卓为并州牧，让他把部队交给皇甫嵩统领。董卓不肯奉命。皇甫嵩的侄儿皇甫郦认为董卓逆命怀奸，罪在不赦，力劝皇甫嵩兴兵讨伐。皇甫嵩说：“董卓不听命虽然有罪，但我专诛也是有责的。不如正大光明地上奏，让朝廷处理此事。”于是将此事上奏，朝廷责备董卓，董卓对皇甫嵩更增怨恨。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为防后院起火，征京兆尹盖勋为议郎，皇甫嵩当时统兵三万驻扎在扶风郡，盖勋秘密与皇甫嵩商议讨伐董卓。但董卓同时也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想寻找机会将他杀掉。皇甫嵩应召将行，长史梁衍劝他起兵抗拒董卓，与袁绍呼应。皇甫嵩不听，盖勋因自己兵弱不能独立，也回到雒阳。皇甫嵩一到，主管官员便秉承董卓之意，上奏朝廷，将他交付审判，想把他杀掉。 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跟董卓有交情，从长安跑到雒阳，投奔董卓。董卓正摆设酒宴，大会宾朋，皇甫坚寿抢步向前，与他辩理，且责以大义，叩头落泪。在座的宾客深受感动，纷纷替皇甫嵩求情。董卓这才离席而起，拉皇甫坚寿和自己同坐，并派人释放皇甫嵩，任命他为议郎。后又升任御史中丞。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杀后，朝廷任命皇甫嵩为征西将军，屠灭董卓宗族。曾有人向司徒王允建议派皇甫嵩统领董卓的旧部，并留驻陕县进行安抚。王允拒绝此议。不久，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攻入长安，杀死王允等，把持朝政，皇甫嵩又改任车骑将军，同年八月，升任太尉。十二月，因流星出现，被策免。此后，又任光禄大夫、太常等职。 兴平二年（195年），皇甫嵩病逝，朝廷赠以骠骑将军印绶，任命他家里一人为郎官。 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太尉槐里侯皇甫嵩”。及至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皇甫嵩。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及明代成书的《广名将传》中，皇甫嵩亦位列其中。 皇甫嵩平黄巾之乱厥功至伟。他先以火计在长社大破黄巾波才部，斩杀数万人，趁势与朱儁平定汝南、陈国等地，并在苍亭击败黄巾卜已部。随后他受命接替卢植围攻广宗，闭营示弱，趁黄巾首领张梁放松警惕后，攻克该城，杀死张梁，使黄巾军受到沉重打击。广宗陷落后，他又麾兵攻克下曲阳，杀死张角弟张宝，俘杀十余万人。至此，黄巾主力被消灭殆尽。 中平五年（188年），皇甫嵩又奉命解陈仓（今陕西宝鸡东）之围。他以疲兵之计静待围城的凉州王国叛军困乏不堪。待王国于次年（189年）主动撤围时，皇甫嵩果断率军出击，连战连捷，斩杀叛军一万多人。 皇甫嵩兼领冀州牧时，正逢战乱之后。他要求朝廷减免冀州一年田税，受到百姓的称道。 历史评价 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阎忠：今将军授钺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旬月之间，神兵电扫，攻坚易於折枯，摧敌甚於汤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方，夷黄巾之师，除邪害之患，或封户刻石，南向以报德，威震本朝，风驰海外。 皇甫郦：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 《东观汉记》：皇甫嵩上言，四姓权右，咸各敛手也。 轶事典故 皇甫嵩为人仁爱谨慎，尽忠职守，谋略、胆识过人。在任期间，上表陈辞、劝谏或有所补益，一共五百多次，每次都亲手书写，而且毁掉草稿，一点也不宣露于外。 在军旅中，皇甫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次部队停顿、宿营，他都要等到营幔修立妥当，才回自己的军帐。将士们全部吃完饭后，他才吃饭。部下吏士有接受贿赂的，皇甫嵩并不显责，而是再赐给他钱物，吏士惭愧，有的竟至于自杀。皇甫嵩还折节下士，门无留客，当时人称扬他，纷纷归附。 与董卓 初平二年（191年）董卓到长安时，公卿百官在道边迎接。董卓暗示御史中丞以下的官员都要迎拜在车下，想用此来屈降皇甫嵩的意气。然后，搓着手问皇甫嵩：“义真，你害怕了没有？”皇甫嵩笑着道歉，董卓才释怀。 关于皇甫嵩在被征召后与董卓的对话，《后汉书·皇甫嵩传》李贤注引《献帝春秋》及《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说法是：当董卓在和皇甫嵩出征边章、韩遂时，二人相互争雄。等到皇甫嵩拜服在董卓车下时，董卓问：“可以服我了吗？”皇甫嵩说：“怎么知道明公您会到这地步？”董卓说：“鸿鹄自然有远大的志向，只是燕雀自己不知道而已。”皇甫嵩：“当初与明公您都是鸿鹄，没想到明公您今天变成凤凰啊！”董卓说：“你早服我，今天就不用拜了。”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张璠《后汉纪》又记载：是董卓拉着皇甫嵩的手问：“义真，你害怕了没有？”皇甫嵩回答：“倘若您用盛德辅佐朝廷，大的祥庆正将到来，有什么可害怕的？倘若您滥用刑罚，逞其私志，那么天下都要恐惧，而不单是我一个人！” 群雄篇——朱儁 朱儁jun（？－195年），字公伟。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东汉末年将领。 朱儁出身寒门，赡养母亲，以好义轻财闻名，受乡里敬重。后被太守徐珪举为孝廉，任兰陵县令，颇有治绩。因功升任交州刺史，率家兵五千大破叛军，平定交州。战后以功封都亭侯，入朝拜官谏议大夫。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朱儁任右中郎将，与皇甫嵩等镇压颍川、汝南、陈国等地黄巾军；又围攻南阳赵弘、孙夏等部黄巾军。以功进封西乡侯，调镇贼中郎将。中平二年（185年），进拜右车骑将军，更封钱塘侯。后外任河内太守，击退进逼的黑山军首领张燕。权臣董卓秉政时，想用朱儁为副手，遭其婉拒。其后出逃荆州，更屯军中牟，徐州刺史陶谦等欲推举他为太师，并传檄各州牧伯，相邀讨伐权臣李傕、奉迎汉献帝。但朱儁却奉诏入京任太仆。初平四年（193年），升任太尉、录尚书事。兴平元年（194年），又被授为行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关东，因故未成行。兴平二年（195年），李傕与郭汜相互攻杀，郭汜扣留朱儁作为人质。朱儁性格刚烈，即日发病而死。 朱儁率军讨平黄巾，与皇甫嵩齐名，“威声满天下”，时人称赞他“天姿聪亮，钦明神武，策无失谟，征无遗虑”。 朱儁少年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曾经以贩缯为家业，朱儁因孝养母亲而远近闻名。其为人好义轻财，乡里都敬重他。 与朱儁同县的周规在之前受征辟时曾向公府借钱百万以整饰衣冠。后来周规家贫不能偿还，朱儁于是以母亲的缯帛去为周规还债。朱儁母亲因此十分愤恨并怪责他。朱儁却以先贫后富的道理安慰她。本县县长杜尚深以朱儁为奇，把他推荐给郡守韦毅，于是朱儁开始在郡中任职。后任太守尹端任用他为主簿。 熹平二年（173年），尹端征剿许昭失利，被州刺史举奏，应问斩刑。朱儁悄悄到京师，花费数百金，买通主持章奏的官员，把刺史的奏章加以改动，于是尹端才得输作左校。尹端见罪过减轻，大喜，但心中疑惑，不知为何得减罪过。朱儁也始终没对人提起过。 下任太守徐珪荐举朱儁为孝廉。后升任兰陵县令。朱儁任官，有过人的才能，东海相又上表推荐。正好交州群盗并起，州牧、郡守软弱无能，不能禁止。另外，交趾的梁龙率众万人，和南海太守孔芝一起反叛，攻破郡县。 光和元年（178年），朝廷任命朱儁为交州刺史，前往平叛。朱儁受到任命，回到本郡检选家兵，调发士众，得五千人，分两路直奔交趾。到州界后，朱儁整束兵众，屯驻不动，派使者到南海郡察看虚实，宣扬威德，以震慑敌人之心。接着调集七郡兵士，一齐进逼，终于斩杀了梁龙，逼降几万人，旬月之间，州郡平定。朝廷论功行赏，封他为都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黄金五十斤，并征他入朝任谏议大夫。 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朝中公卿都推荐朱儁，说他有才略。于是，朝廷任命他为右中郎将，持节，与皇甫嵩共同出征。 朱儁先与黄巾军波才部作战，失败。皇甫嵩退守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波才率大兵包围城。当时，城中兵少，众寡悬殊，军中震恐。皇甫嵩安慰部下，并打算使用火计。天遂人愿，当晚大风骤起。皇甫嵩命令将士扎好火把登上城墙，先派精锐潜出围外，纵火大呼，然后城上点燃火把，与之呼应。皇甫嵩借此声势，鸣鼓冲出。黄巾义军缺乏战斗经验，惊慌散乱，被迫后撤。这时，曹操也奉命赶来，于是皇甫嵩、曹操、朱儁合兵，乘胜追击，大破黄巾军，斩杀数万人。 接着，皇甫嵩又和朱儁一起乘胜镇压汝南、陈国地区的黄巾军，并追击波才、进攻彭脱，连连取胜，平定了三郡之地。皇甫嵩上表朝廷，推功于朱儁，朱儁被封为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 当时南阳郡黄巾首领张曼成起兵，自称“神上使”，拥众数万，杀郡守褚贡，屯驻宛城（今河南南阳）百余日。继任太守秦颉击斩张曼成。黄巾余兵又举赵弘为帅，人众越来越多，达到十几万人。朱儁、荆州刺史徐璆和秦颉合兵一万八千人，进击赵弘，从六月直到八月，始终不能取胜。有人建议要召朱儁回京。司空张温上疏劝阻，他说：“当年秦用白起，燕任乐毅，都是旷年持久，才能够克敌。朱儁讨颍川，已经有功效，率部南征，计划已定，临阵换将，这是兵家所忌的，应该给他时间，让他成功。”灵帝异议。朱儁于是挥兵急攻宛城，杀死赵弘。 黄巾军又以韩忠为帅，仍然占据宛城。朱儁兵少不敌。于是解散城围，扎下营垒，筑造土山，面对城内。鸣鼓呐喊，摆出进攻城西南的态势。黄巾军全都赶赴应敌。朱儁却自率精兵五千，进攻东北，将士鼓勇，登城而入，韩忠退守小城，惊惧非常，请求投降。 朱儁的司马张超及徐璆、秦颉皆欲听之。朱儁不同意，他说：“出兵有形同而实异的地方。当初在秦末的时候，人民没有稳定的君主，所以以赏附来劝降。现在海内一统，只有黄巾造反，纳降他们不能使人向善，讨伐他们足以惩恶。现在如果接受他们的投降，那就滋长他们造反的意念，给他们有利就进战，不利就乞降的想法，这是纵敌长寇的策略，不是良计。”说完，下令急攻，但一连数日，都未能攻克。[13] 朱儁登上土山，了望黄巾营垒，然后对张超说道：“我知道了！贼人的外围坚固，内营逼急，求降不得，想出也出来不得，所以他们殊死战斗。万人一心，尚且不可当，何况是十万呢！强攻的害处太大了。不如把包围撤除，集合部队进城。韩忠看见包围已经解除了，一定会自己出来，等他们出来，兵心就散了，这是易于攻破的方法啊。”[14]于是下令解围。韩忠见围解，果然引军出战，朱儁乘势进击，大破其军，追击十余里，斩杀一万余人。韩忠等人只好投降。秦颉杀死韩忠，黄巾余众不能自安，又以孙夏为帅，还驻宛城。朱儁进攻，孙夏败走，朱儁纵兵击杀上万人。黄巾因此破散流离。 中平二年（185年）春天，朝廷任命朱儁为右车骑将军。朱儁率兵回京，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增加食邑五千户，改封钱塘侯，加位特进。后来因为母亲丧离职。服毕起家，任将作大匠，转任少府、太仆。 黄巾起义之后，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其中大声的就自称雷公，骑白马的就自称张白骑，行动轻便的就说是飞燕，胡须多的就号称于氐根，大眼的就说大目，如此多的称号，都各有原因。人多的聚众二三万，小的也有六七千人。其中，以常山人张燕势力最大，他轻勇矫捷，军中都号称是“飞燕”，他善得士卒的爱戴。据众百万，占据黑山，朝廷无法讨平。后来，他遣使至京师，投降了朝廷，被拜为平难中郎将，领河北诸山谷事。 后来，张燕渐渐率兵侵犯河内郡，进逼京师。朝廷任命朱儁为河内太守，率领家兵击退张燕。后来他们大多都被袁绍所讨平。此后，朱儁历任光禄大夫、屯骑校尉、城门校尉、河南尹。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把持政权。因朱儁是功高望重的将领，董卓对他格外小心。外表与他亲近交结，内心则对他颇为忌惮。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推袁绍为盟主，兵锋甚为强盛。董卓感到恐惧，想请公卿们商议迁都长安，朱儁屡次阻止。董卓虽然厌恶朱儁和自己作对，但贪图他的高名，于是上表奏请朱儁为太仆，做自己的副手。 使者到朱儁府上后想要宣示诏命，朱儁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却乘机说：“国家西迁，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东之衅，臣不见其可也。” 使者听了，很感奇怪，问他：“召您受任，您坚决拒绝；没问您迁都的事，您却说了半天，这是为什么呢？” 朱儁说：“副相国，我不能胜任，迁都计，也不是急事。辞却不能胜任的职务，说点不关紧急的话，是我们做臣子的本分。” 使者又问：“迁都的事，我从没听到过。就算朝廷有此打算，也还没有透露出来，您怎么知道的呢？” 朱儁又煞有其事地说：“这可是董相国告诉我的，否则，我怎能知道？”使者没办法，只好回去复命。此事于是作罢。 初平二年（191年），董卓进入关中后，留朱儁守洛阳，朱儁便和山东诸将通谋，想作内应。后来，朱儁害怕董卓袭击自己，弃官逃往荆州。董卓任命弘农人杨懿为河南尹，驻守洛阳。朱儁闻讯，率兵还洛阳，杨懿退走。朱儁见河南残破，无法作为屏障依靠，于是引军向东面，屯驻在中牟县。并传信给各个州郡，召请部队讨伐董卓。徐州刺史陶谦派来精兵三千。其他州郡也派了一些兵来，陶谦便上表奏任朱儁代理车骑将军。董卓闻知后，派部将李傕、郭汜率领数万人屯驻河南抵挡朱儁。朱儁出击，被击败。朱儁自知众寡不敌，于是停留关下，不再前进。 初平三年（192年），李傕、郭汜掌权。朱儁当时还在中牟，陶谦认为朱儁是名臣宿将，屡立战功，可以委以大任，于是和诸豪杰共同推举他为太师，并传檄给各州牧伯，相邀一同讨伐李傕，奉迎天子。 正好李傕听从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的计策，派人用天子诏书征召朱儁入朝。军吏将士都不愿入关，想与陶谦等联合。朱儁却认为：“用天子的命令召臣子，应当不等征召就要去，何况是天子的诏命呢？而且李傕、郭汜是奸乱小人，樊稠是平庸无用的人，没有别的什么远大的谋略，又势力相等，变乱必定发生。我乘他们的不备，突然行动，那大事就可以成功了。”当下辞谢陶谦等人，奉诏入京任太仆。陶谦也只好作罢。 初平四年（193年），朱儁接替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 兴平元年（194年）秋，朱儁因日食而免职，又奉命代理骠骑将军职务，持节镇抚关东，但未出行。 兴平二年（195年）二月，李傕杀死樊稠，郭汜自疑，又与李傕相互攻杀，长安大乱。朱儁留京没有出行，任大司农。李傕劫持汉献帝到自己的营中，献帝命朱儁和太尉杨彪等十多人去说服郭汜，让他与李傕和解。郭汜不肯，扣留朱儁、杨彪等为人质。朱儁的性格刚猛，当日便过于愤怒发病而死。 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朱儁位列其中。 朱儁任交州刺史时，选兵五千，两路直奔交趾，讨伐梁龙之乱。他一面整军不动，遣使探查虚实，一面召集援军，最终与七郡兵士一齐发动总攻，斩杀梁龙，招降数万，旬月之间，大乱全部平息。 朱儁镇压黄巾之乱时，屡建战功：他先与黄巾波才部作战失利。后左中郎将皇甫嵩在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以火计大破波才，朱儁、曹操与皇甫嵩合兵追击，杀死数万人。随后，朱儁与皇甫嵩协力进攻汝南、陈国黄巾，平定三郡之地。六月，奔赴南阳郡，以一万八千的兵力围困黄巾首领赵弘所部十余万人，至八月杀死赵弘。宛城黄巾仍推韩忠为帅，朱儁在宛城西南方扎营筑垒，使黄巾主力被诱往该处防守，自己则率五千精兵猛攻东北方，且拒绝了韩忠投降的提议。但在急攻不下之后，朱儁转而以“围师必阙”之计，诱使韩忠出击，大破黄巾，斩杀上万，韩忠投效。后黄巾余部仍拥孙夏为帅，据守宛城。朱儁再度攻击，“贼遂解散”。 历史评价 陶谦等：将军君侯，既文且武，应运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颙颙。’故相率厉，简选精悍，堪能深入，直旨咸阳，多持资粮，足支半岁，谨同心腹，委之元帅。 虞翻：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聪亮，钦明神武，策无失谟，征无遗虑，是以天下义兵，思以为首。 范晔《后汉书》： 1皇甫嵩、朱儁并以上将之略，受脤仓卒之时。及其功成师克，威声满天下。值弱主蒙尘，犷贼放命，斯诚叶公投袂之几，翟义鞠旅之日，故梁衍献规，山东连盟，而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为智士笑。岂天之长斯乱也？何智勇之不终乎！前史晋平原华峤，称其父光禄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称： “时人说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战，归功朱儁，张角之捷，本之于卢植，收名敛策，而己不有焉。盖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诚能不争天下之所甚重，则怨祸不深矣”。 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乱，而能终以归全者，其致不亦贵乎！故颜子愿不伐善为先，斯亦行身之要与！ 2黄妖冲发，嵩乃奋钺。孰是振旅，不居不伐。俊捷陈、颍，亦弭於越。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朱儁形象与正史相似。是汉车骑将军。黄巾造反时，为中郎将，引军讨伐。屡立功绩，迁车骑将军，河南尹。后董卓余党李傕、郭汜乱政，掠夺公卿，朱隽对汉室衰微的状况感到悲哀，归家后即病逝。 群雄篇——张奂 张奂（104-181年），字然明，又名张焕。敦煌渊泉今甘肃省瓜州县）人，后因功移籍弘农郡（今河南灵宝），书法家张芝的父亲。中国东汉经学家、军事家、文学家，“凉州三明”之一。 早年师从太尉朱宠，研习《欧阳尚书》，自行删减《牟氏章句》。汉桓帝时，举贤良出身，对策第一，授议郎，历任安定都尉、武威太守、度辽将军、护匈奴中郎将等职。多次赢得对外战争，招抚外族，促进边境和平，功勋卓着。汉灵帝即位，迁大司农，受到宦官集团利用，讨伐大将军窦武。事后，上疏为窦武等人申冤。累迁太常卿，辞官归乡，授课着书，不再出仕。 光绪四年（181年），张奂去世，时年七十八。 张奂祖籍敦煌渊泉，其父张惇曾任汉阳太守。张奂在少年时游学三辅，师从太尉朱宠，研习《欧阳尚书》。张奂认为《牟氏章句》重复的话较多，于是自行删改，从四五十万字减为九万字。 后来，张奂受大将军梁冀征辟，他于是将删减过的《牟氏章句》上奏给汉桓帝，桓帝下诏交给东观。不久因病离职，又被举为贤良，策试得第一名，被擢拜为议郎。 永寿元年（155年），张奂被调任为安定属国都尉。安定属国都尉的驻地在安定郡三水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东）。张奂到职不久，南匈奴统治者左薁鞬台耆与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起兵反汉，进攻南匈奴伊陵尸逐不单于居车儿的单于庭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东羌也出兵响应，进攻张奂的驻地。时张奂营垒中只有二百多人。 张奂听到叛军进攻的消息后，便马上带领军士出击。当时一些军吏认为力不敌众，叩头阻止，张奂不听，便率兵进屯长城。这时他一面收集兵士；一面派遣将领王卫招降东羌。汉军很快占据了龟兹，断绝了南匈奴与东羌的交通，诸豪相继率众降张奂，同汉军共同攻打薁鞬等所率的南匈奴叛军，不断取得胜利。且渠伯德十分惶恐，便率众向张奂投降，这样安定郡内的各族人民又获得安宁的和平生活。 延熹元年（158年），朝廷调张奂担任使匈奴中郎将，进驻南单于庭美稷，代表中央政府负责匈奴事务。同年，南匈奴诸部在休屠各的率领下起兵反汉，与乌桓、鲜卑攻掠沿边九郡，火烧度辽将军驻曼柏（今内蒙古东胜北）的军门，引屯赤阬，与张奂率领的汉军，烟火相望，汉军感到惊恐。 这时张奂安坐帐中，若无其事地与弟子讲诵儒家经典，使治军稍安。他采用了和平的手段，诱降了乌桓；对南匈奴诸部叛军，采用袭击战略，将其击败，诛杀了休屠各部首领，余众皆降。又率南匈奴单于袭破了攻掠汉边的鲜卑，使东汉王朝的北部沿边地区暂时得到安宁。 延熹二年（159年）八月，桓帝在宦官单超等协助下，清除了梁冀集团。梁冀的故吏、宾客被免黜者有三百余人。张奂过去曾在大将军府中作过属吏，于是也以梁府故吏身份被免官禁锢。在免官禁锢中，几乎所有旧交都不敢出来为他说一句话，只有中郎皇甫规先后七次向朝廷荐举他。 延熹六年（163年），张奂被任命为武威郡太守，在武威期间，他实行了平徭均赋，使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所减轻；同时他又革除民间陋习。以前民间凡是二月和五月出生的孩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全部处死。张奂到任后，一面晓之以义，指出这纯是妖忌；另一方面又严加赏罚，于是风俗遂改。由于张奂办了这些好事，百姓便为其立生祠，以示爱戴。 延熹六年（163年），由于张奂政绩卓着，朝廷调他担任度辽将军，进驻曼柏，代表朝廷处理鲜卑、乌桓事务。数年间幽、并二州，清静无事。 延熹九年（166年）春，又调张奂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掌管国家经济。这时北部边境的鲜卑，听到张奂的调离消息，便勾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或者五六千骑兵，或者三四千骑兵，开始攻掠沿边九郡，杀害百姓；同年秋，鲜卑又率八九千骑兵入塞，诱引东羌与之共盟。于是上郡的沈氐羌、安定郡的先零羌等共攻张掖、酒泉，北方沿边地区深受其害。 为了平息叛乱，朝廷仍以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监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南匈奴和乌桓听到张奂率兵到前线时，便率众二十万口投降。张奂诛其首恶，对降众采取安抚办法。唯独鲜卑率众退走出塞。 延熹十年（167年），东羌与先零羌五六千骑攻掠关中，围祋栩（今陕西耀县），掠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同年夏，羌人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同年冬，东羌岸尾胁同种人，再次钞掠三辅（即右扶风、左冯翊、京兆尹）地区。 这时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二人率兵进击，大败羌人，斩其首领，俘羌人万余人。三辅又获得和平与安定。因破羌有功，他申请把他的家由边郡敦煌渊泉迁到内地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得到朝廷特许。 建宁元年（168年），张奂便奉命率领军队回到京城洛阳。张奂论功当封，但张奂不事宦官，故未封，只赐钱二十万。 建宁元年（168年）正月，年仅十二岁的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窦武以后父为大将军辅政。在宦官势力十分猖獗的情况下，窦武与太傅陈蕃密议，图谋驱除宦官势力，但窦太后不肯。这年九月因机密泄漏，宦官曹节等便矫诏发动政变，收捕窦武等。窦武号召北军军士平定叛乱。 这时张奂新到京师，不明真相，曹节便矫诏令张奂率五营士围窦武，迫使窦武自杀，陈蕃被诛，窦太后也被幽禁南宫。公卿以下凡为陈蕃、窦武所举者及门生故吏，都免官禁锢。张奂去任少府，又拜大司农，以功封侯。张奂恨为曹节所欺骗，上书坚决辞让封侯。 建宁二年（169年），张奂借出现大风雨雹灾情，上疏灵帝说：“臣听说风是号令，动物通气，木生于火，风火相互作用，发生光明。蛇能屈能伸，配合龙的腾蛰。顺至是好的征象，逆来是祸害。阴气专用，就凝精为雹。已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或者志在安宁国家，或者方正刚直，之前因奸人说坏话，都被诛杀，海内默默，不敢说话，人怀震愤。从前周公葬不合礼，老天爷因此动威。现在窦武、陈蕃忠贞被杀，没有昭雪，妖祸的产生，都是为了这个呀。应当赶快改葬，把他们家属迁回原籍。因他们关系牵连获罪而被禁锢的人，都要平反，推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又皇太后虽然居在南宫，但对她恩礼不接，朝廷里的臣子不敢说话，远近的人大为失望。要思念父母生我鞠我的恩情，应该有所报答的大义。”灵帝深为赞许此言，但被宦官劝止。张奂因而遭到宦官的怨恨，调张奂任太常。 这时张奂又与尚书刘猛、刁韪、韦良等共向朝廷推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又遭曹节等人的反对，灵帝只得下诏对张奂等进行切责。奂等只得自囚数日于廷荐举，并罚三个月俸赎罪。 司隶校尉王寓为宦官党羽，想让大臣们举荐他，百官畏惮，没有不答应的，唯独张奂拒绝了他的请求。王寓怒，于是诬陷张奂结党营私。张奂便以结党罪免官回家。 张奂任度辽将军时，为攻击羌人曾与段颎相争，互不相服。等段颎任司隶校尉时，想逐张奂回敦煌，将其杀害。张奂忧惧，便写信给段颎谢错：“小人愚昧无知，得罪州将，千里托命，以情相见，您仁爱笃实，看我辛苦，我打发去您那儿的人还没有回来，又接了您的信，恩诏很清楚，前已写明。只是州里限期切促，郡县惶恐。我延颈企足，忧心惶惶地等待着去人的报命。我父母的骨虽已腐朽，而孤魂相托，如果蒙您怜悯我，为我说说话，那您的恩泽流于黄泉，及于后者，这不是我张奂生死所能报答的。没有毛发的微劳，却想求人丘山之用，这是淳于髡所以拍着大腿仰天大笑的啊。确实晓得所说的话，一定要为您所讥笑，但是，还是寄以希望，为什么呢？朽骨对人本来已没有什么用处了，文王却把他用棺埋葬；死马已再没有什么用了，但燕昭王以为是宝。党同文王、燕昭王的德，难道不伟大吗？大凡人之常情，受了冤枉就喊天，在困穷之际，就槌心。现在喊天天不应，槌心也无益，真正伤痛到了极点。我同您都生在圣世，我独为人所不理的人。孤独微贱，无人可与告诉。您如果不哀怜我，我便为鱼肉。企心东望，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段颎虽然性格刚猛，但见到信中所写情真意切，也不忍加害张奂。 从此，张奂便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涯，回到弘农，闭门不出，与弟子千人，讲诵儒经，着《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 张奂年轻时便有志向和节操，常对朋友说：“大丈夫处世，应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后来担任将帅，确实立有功名。后来董卓想与其交好，让其兄赠张奂缣百匹。张奂讨厌董卓为人，拒而不受。 光和四年（181年），张奂在家中去世，终年七十八岁。遗命说：“我前后仕宦，屡任高官，不能同流合污，被坏人忌妒。一个人的富贵与穷困，这是命中注定的，一个人的生死，这是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但是地底下黑暗，永远没有天亮的时候，却用纩帛缠身，还在棺材上密密麻麻钉着钉子，这是我所不喜欢的。以前准备了窟穴，这就很好。早上死了，晚上就埋葬，把尸体放在灵床上，用幅巾盖着就算了。奢侈不学晋文，简朴不学王孙，顺乎人情，按自己的意思，或许可以没有罪咎了。”张奂的几个儿子都听从了他的话。 武威郡官民为纪念张奂，为其立了很多祠，世世祭拜不绝。 范晔《后汉书》： 1自鄛乡之封，中官世盛，暴恣数十年间，四海之内，莫不切齿愤盈，愿投兵于其族。陈蕃、窦武奋义草谋，征会天下，名士有识所共闻也，而张奂见欺竖子，扬戈以断忠烈。虽恨毒在心，辞爵谢咎。《诗》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2山西多猛，三明俪踪。戎骖纠结，尘斥河、潼。规、奂审策，亟遏嚣凶。文会志比，更相为容。段追两狄，束马县锋，纷纭腾突，谷静山空。 张预《十七史百将传》：孙子曰：“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奂使羌不得交通而败薁鞬。又曰：“廉洁可辱。”奂正身洁己，而先零不能以货动。又曰：“军扰者，将不重也。”奂坐帷讲诵而众心安是也。” 张奂少年时师从太尉朱宠，研习《欧阳尚书》，又自行删减《牟氏章句》。晚年着《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所着的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共二十四篇。 据《全后汉文》，张奂有文集二卷，另有《扶蕖赋》、《应诏上书言灾应》、《上言东羌事》、《奏记谢段颎》、《与延笃书》、《与阴氏书》、《与宋季文书》、《与许季师书》、《报崔子玉书》、《与崔子贞书》、《与公超书》、《与孟季卫书》、《与屯留君书》、《诫兄子书》、《遗命诸子》。 酹酒还金 张奂当初击破南匈奴，稳定安定郡后。东羌首领为了感激张奂招降他们的恩德，献马二十匹；先零羌首领也向张奂送来用金餎制成的八件食器。于是张奂便命主管文书和办理事务的主簿召集诸羌，他当众举起酒杯，将酒倒之于地说：“使马如羊，不以入獜；使金如粟，不以入怀。”当场将羌人所献的全部金、马还给羌人。羌人深为他的清廉所感动。 后世地位 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张奂位列其中 群雄篇——张机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医学家，建安三神医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着《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着《伤寒杂病论》。这部巨着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人心涣散，朝政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府衙自顾不暇，为争权夺势，发动战争。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 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 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着作在公元210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汉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举“孝廉”“良才”的选官制度，“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长沙郡：秦置，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治所湘县【今长沙市】）。 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 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 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 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 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是一个当时主流社会的异类，在仲景《伤寒论》的序中，听到了他那愤世嫉俗的悲叹。他撰写了《伤寒杂病论》，被后世一致奉为经典着作。但在当时可能是名声不彰，因此正史中没有他的地位。 仲景撰写《伤寒论》的时候，参照了《汤液经法》等等前经方典籍。《伤寒论原序》有“撰用”二字，不过，经扬绍伊先生、钱超尘先生和李茂茹先生等考证证实“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二十三个字为王叔和加入。进一步证实了《伤寒论》主要内容来自《汤液经法》。 张仲景也在阴阳学说的背景下移植和整理了方证辨证诊治方法。仲景将蛮荒年代野性思维的结晶与当时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阴阳学说结合在一起。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方证辨证，这种另类思维的珍贵性。所以在整理过程中尽量保存了《汤液经法》中方证的原貌。 杨绍伊认为，《汤液经法》原文在东汉岿然独存，张仲景据此“论广”，故原文一字无遗存在于《伤寒论》中。 由于这时候，东汉王朝动荡不安，为了避乱，张仲景辞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着《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着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着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张仲景医学理论对现代医学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市还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础的医学家。 建安年间，他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1、《伤寒杂病论》（已经失传，中医四大经典着作之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医的理论和治病原则，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2、《伤寒论》，晋代太医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 3、《金匮要略》，宋代王洙、林亿、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 张仲景的着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张仲景在医学上出了名，还虚心地为同行医病，不失时机地向别的郎中学习。 从前，一些郎中们，只把医术传给自己的子孙，一般都不外传。那时南阳有个名医叫沈槐，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没有子女。他整天惆怅后继无人，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慢慢忧虑成病了。 当地的郎中们，来给沈槐看病，都缩一头。老先生的病谁也看不好。越来越重了。张仲景知道后，就奔沈槐家来。 张仲景察看了病情，确诊是忧虑成疾，马上开了一个药方，用五谷杂粮面各一斤，做成丸，外边涂上朱砂，叫病人一顿食用。 沈槐知道了，心里不觉好笑！他命家人把那五谷杂粮面做成的药丸，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指着这药丸把张仲景奚落一番。 亲戚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见过五谷杂粮能医病？笑话！笑话！” 朋友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一顿能吃五斤面，真滑稽！滑稽！” 同行的郎中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我看几十年病，听就没听说过，嘻嘻！嘻嘻！”他一心只想这件事可笑，忧心多虑的事全抛脑后了，不知不觉地病就好了。 这时，张仲景来拜访他，说：“恭喜先生的病好了！学生斗胆。”沈槐一听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惭愧。张仲景接着又说：“先生，我们做郎中的，就是为了给百姓造福，祛病延年，先生无子女，我们这些年青人不都是你的子女吗？何愁后继无人？” 沈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内心十分感动。从此，就把自己的医术全部传授给了张仲景和其他年轻的郎中。 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的时候，正赶上那年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 回到家后，由于张仲景的名声早已经闻名天下，所以很多人上门求医。张仲景有求必应，整天都很忙碌，可虽然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可张仲景依然挂念那些冻烂耳朵的人。 经过研究，他研制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叫“祛寒娇耳汤”。 他叫徒弟在南阳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是冬至，舍的药就是“祛寒娇耳汤”。 祛寒娇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祛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 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是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叫“娇耳”。 张仲景让徒弟给每个穷人一碗汤，2个“娇耳”，人们吃了“娇耳”，喝了汤，浑身发暖，两耳生热，再也没人把耳朵冻伤了。 当初张仲景在长沙任职的时候，就在平时经常为老百姓看病，很受群众的爱戴。退休以后，长沙的百姓每年都派代表到家乡去看望。 俗话说，医生难治自己的病。张仲景也是人，不是神，有一年，张仲景病了，他自己也知道，生命的灯油就要烧干了。 长沙来看望他的人说，长沙有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想让张仲景百年之后在那里安身，可南阳的人不干了，双方就争吵起来。 张仲景说：“吃过长沙水，不忘长沙父老情；生于南阳地，不忘家乡养育恩。我死以后，你们就抬着我的棺材从南阳往长沙走，灵绳在什么地方断了，就把我埋葬在哪里好了。” 在那一年的冬天，张仲景驾鹤西去了。寿终的那天正好是冬至，当送葬的队伍走到当年张仲景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地方的时候，棺绳忽然断了。 大家按照张仲景的嘱托，就地打墓、下棺、填坟。两地的百姓你一挑、我一担，川流不息，把张仲景的坟垒得大大的，还在坟前为他修了一座庙，这就是医圣祠。 张仲景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 “祛寒娇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改进，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了阖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张仲景的名字却很少有人提到了。 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正值疫疠流行，许多贫苦百姓慕名前来求医。他一反封建官吏的官老爷作风，对前来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细心诊治，从不拒绝。开始他是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在后堂或自己家中给人治病；后来由于前来治病者越来越多，使他应接不暇，于是他干脆把诊所搬到了长沙大堂，公开坐堂应诊，首创了名医坐大堂的先例，他的这一举动，被传为千古佳话。 《金匮要略》是我国东汉着名医学家张仲景所着《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书，原名《金匮要略方论》。“金匮”是存放古代帝王圣训和实录的地方，意指本书内容之珍贵。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25篇，载疾病60余种，收方剂262首。所述病症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 张仲景公元205年写的医学着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伤寒杂病论》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治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着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着。《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 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 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症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躁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 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证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 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许多着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症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瓜蒌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 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着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 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群雄篇——蔡邕 蔡邕yong（133年－192年），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今河南省尉氏县、一说为河南省杞县）人。东汉名臣，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 博学多闻，师从太傅胡广。建宁四年（171年），征为司徒（桥玄）掾，历任河平县长、郎中、议郎等职，参与续写《东观汉记》及刻印“熹平石经”。因罪流放朔方郡，几经周折，避难江南十二年。董卓掌权时，授司空祭酒，历任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尚书、侍中、左中郎将等职，册封高阳乡侯，世称“蔡中郎”。董卓伏诛后，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坐罪下狱，死于狱中，享年六十岁。 蔡邕精通音律，才华横溢，通经史，善辞赋，工于书法，擅于篆书和隶书，尤其隶书的造诣最深，有“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所创“飞白”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被《书断》评为“妙有绝伦，动合神功”。生平藏书多至万余卷，晚年仍存四千卷。着有文集二十卷，早佚。明代学者张溥辑有《蔡中郎集》，《全后汉文》收录了很多作品。 蔡邕的六世祖蔡勋，喜好黄老之术，汉平帝时曾任郿县令。父亲蔡棱，也有清白的操行，死后称贞定公。 蔡邕对长辈非常孝顺，他的母亲曾经卧病三年，蔡邕不论盛夏严冬、气候变化，都没有解过衣带，七十天没有睡过觉。母亲去世后，就在墓旁盖一间房子住下守着，一动一静，都遵守礼制。一只兔子很驯顺地在他的住宅旁边跳跃，又有木生连理枝，远近的人都觉得奇怪，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他与叔父、叔伯兄弟同居，三代没有分家，乡里的人都称赞他品行好。 蔡邕少年时即博学多闻，师从太傅胡广。喜欢文学、数术、天文，还擅长音乐。汉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权不法，听说蔡邕的琴鼓得好，于是告诉桓帝，命令陈留太守督促他启程。蔡邕不得已，走到偃师，假称生病，返回家中。 蔡邕在家里无所事事，品玩古董，不与时人来往。受东方朔《客难》及扬雄、班固、崔骃设疑自通的启发，于是汲取百家之言，肯定其中正确的而纠正不对的，创作了《释诲》来警惕和自勉。 建宁四年（171年），蔡邕被司徒桥玄征召为掾属，受到桥玄的厚待。后出任河平县长，又被召拜为郎中，在东观校书。后升任议郎。 当初，朝廷认为州郡会相互勾结结伙营私，于是下令互为婚姻的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互相担任监察官吏。后来又有三互法，规定互为婚姻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禁忌更加严密。选用官吏，非常不容易。天下十三州，有十一州的人都不能担任幽、冀两州的官职，致使二州的官职缺职很久都无人接任。蔡邕上疏建议灵帝废除近禁，不要拘于时间与三互法，只要合适的就可以任用。但灵帝没有理会。 汉灵帝喜爱辞赋，曾创作《皇羲篇》，因此许多人是因为会作文章才得到任用。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引来很多无操行趋炎附势的人，都在鸿都门学任职，喜欢讲一些地方风俗、乡里小事，灵帝非常高兴，不按常理来提拔他们。而几十个市井小民，谎称自己是宣陵孝子，都被授予郎中、太子舍人的官职。当时常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冰雹、蝗虫为害。而鲜卑又侵犯边境，百姓为劳役赋税所苦。 熹平六年（177年），灵帝下诏自责，并下令群臣各自陈说可行的治理国家大事的措施。蔡邕上密奏陈说应该施行的七件事： 天子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及季夏之节，居明堂迎祭五帝于郊。为了导引神气，求福丰收。清庙祭祀，孝敬祖先，养老设教，告诉人守礼化俗，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祖宗恪守奉行的。而有关部门常因藩国有丧，宫内生育，以及吏卒病死，经常发生禁忌，缺而不行。只看到南郊斋戒祭祀，没有废缺，至于它祀，每有不同的说法，难道南郊卑而它祀尊贵吗？ 孝元皇帝的诏令说：‘礼仪所敬，莫重于祭祀，所以全心全意亲自奉行，是为了表达其肃敬之情。’而孝章皇帝元和年间的旧事，再次申明议修群祀，以祈丰年，前后诏书，用心诚恳。而如今以来，更换太史，忘了礼敬的大事，听任禁忌的书流行，拘信小故，亏废大典。按《礼》，妻妾生子，斋戒，不入侧室之门，没有废掉祭祀的规定。至于说宫中有死丧的发生，三月不祭，是说普通百姓只有几间房子，不少人住在一起，不便举行祭祀。难道说宫廷广大，臣妾众多也可以不祭祀吗？从如今起，斋戒祭祀的制度，应该按照以前典章执行，才可以说对灾异的发生，作出了回答。 臣听说国家即将兴盛，常常听到好的建议。往内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治理情况，往外也可以了解百姓的情绪。所以先帝虽然聪明圣哲，还是广泛征求意见，询问政治之所以得及其之所以失的原因。又因发生灾异，寻访那些隐居不仕的高士，重视贤良、方正、敦朴、有道的察举。直言敢谏，不绝于朝廷。陛下主政以来，连年发生灾异，没有听说下诏征召贤能，真正应当遵循过去一些好的措施，让忠心耿耿的大臣发挥敢想敢说的精神，让《易传》所说‘政悖德隐’的话不得流行。 访求贤能的方法，不只一种。有的人因道德修养好而着名，有的人因直言敢谏而被人称道。如今，朝廷里面的人，没有因忠信受到赏赐的，反而常常因诽谤诬蔑而被杀害。因此群臣闭口，不敢说话。郎中张文，以前一人敢于直谏，陛下采纳他的意见，斥责了三司，群臣心悦诚服，平民百姓也高兴。臣认为应该提拔张文担任要职，用以劝勉忠贞之士，向海内宣扬，广开贤明政治之路。 司隶校尉、各州刺史的职责是督察不法，检举坏人，分清是非。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各有奉公守法、痛恶坏人坏事之心，杨熹等检举劾办的，效果最好。其余有的不理不申，有的枉法曲断，都不称职。有的本人就有罪过或错误，与下面所应检举的相同。而法纪败坏，无人揭发，公府台阁也默不作声。五年诏令，议遣八使，又令三公采长史臧否考察人民疾苦，上奏陛下。这时奉公守法的人，欣然得志，为非作歹的人忧恐失色，怕得要死。但是，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忽然停止了。 从前刘向上奏说：‘决策犹豫不决的人，为一般小人大开方便之门；养成了优柔寡断习惯的人，招来谄媚诽谤的坏家伙。’刚刚听到一点善政，转眼之间就变了卦。枉使天下百姓猜测朝政，莫衷一是。应当追定八使，揭发不法的人和事，另选忠诚清白的人任职，赏罚严明。到了年终，要对三公评定好坏。让百官知道奉公守法就是福，营私舞弊就是祸。这样，灾害的来源，也许就可以堵塞了。 臣听说古时铨选官吏，一定要诸侯三年推举一人，叫做岁贡。孝武皇帝时，郡里除选举孝廉外，还要选拔贤良、文学之士。因此名臣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文事武功盛极一时。大汉的得人，只此数路而已。至于书画辞赋，只算得小才，治理国家，就不见得有能力。陛下刚刚即位时，最先讲求经术，处理政事的余暇，看看文学作品，用以休息。如今走棋的游戏，不是推行教化，挑选人才之本。而诸生唯利是图，作文章的人很多。稍为高明一点的，也引用一些经训劝喻的话；下等的凑合一些俗话俚语，与倡优调笑取乐差不多；有的剽窃他人的作品，假冒名姓。臣每每在盛化门奉诏，录取比较好的，没有被录取的，也跟着安排工作。已经给了恩惠，不好回收，让他们保住俸禄，已经够意思了。不可再使他们治人和在州郡做官，从前孝宣皇帝在石渠阁会集诸儒生，孝章皇帝在白虎观召集众学士，通经释义，这是伟大的事业文武之道，应该遵守奉行。至于一般的小能小善，虽说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认为如果以之办大事就会滞碍不通。所以君子应当立志办大事。 县长的职务是治理百姓，都应当勤谨工作。给百姓办了好事，这才算有功绩。赏罚应该分明，而如今在位没有什么才能退下来的，大多被授以议郎、郎中的职务。如果才华好，不应让其列入冗散人员，如果有罪过，自然应当判罪。难道认罪怕审讯，反要求调离，互相仿效，好歹没有个标准之理？先帝典章制度，没有这个规定。应该查验真伪废除干净。 臣看见许多人以宣陵孝子为名被任命为太子舍人。臣听说孝文皇帝下诏丧服三十六日，虽说是继承皇位的君王，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至重都要控制自己的感情，服从诏令，不敢逾越。如今虚伪小人，本不是骨肉之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情，又没有真正的禄仕，却表现哀痛思念，这种哀情根据什么产生的呢？ 他们聚集陵墓之旁，假称奉孝，行为既掩饰不了他们的心迹，在义上又没有根据。甚至还有不法分子藏在里面。桓思皇后庭祭和升柩的时候，东郡有盗人妻的逃在孝中，原籍追捕，才服了罪。虚伪杂乱污秽，说也说不完。而且，先到的可以授官了，后来则被遣归；有的常年在陵地，因暂时回去漏掉了；有的用人代理，也得到宠荣。纷争怨恨，在大路上吵吵嚷嚷，不成体统。太子的官员，应挑选有德行的人，难道只用一些坟墓丑恶的人？没有比这还不吉祥的事。应该把他们送归田里，揭发他们虚伪诈骗。” 奏书送上后，灵帝于是亲自在北郊迎祥气，举行辟雍礼仪。又下诏把那些以宣陵孝子为名被任命为太子舍人的，统统改任丞尉。 同年七月，护乌桓校尉夏育上疏请求讨伐鲜卑，而犯罪被处罚的护羌校尉田晏则通过中常侍王甫请求灵帝命自己为将讨伐鲜卑，以此来赎罪，王甫也同意出兵。蔡邕上疏劝阻，但灵帝不听。八月，灵帝派夏育、田晏、臧旻及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等各率一万多骑兵出击，被鲜卑首领檀石槐下属三部的大人打得大败，损失惨重。 光和元年（178年），灵帝设置鸿都门学，在其中画有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像。下诏州郡三公推举征召诸生。有的出任刺史、太守，有的入朝任尚书、侍中，有的竟封侯赐爵，士人们都认为与他们在一起是可耻的。当时，妖异的现象常有发生，人人惊恐。七月，灵帝下诏召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太史令单飏至金商门，入崇德殿，让中常侍曹节、王甫问他们关于灾异及消除变故所应当采取的办法，蔡邕用心答复。 灵帝又特诏询问蔡邕：“近来灾异变故的发生，不知是什么罪咎引起的。朝廷焦急，朕心里也害怕。访问群公卿士，想听到一些忠言，他们都守口如瓶，不肯尽心。因为你经学功底深厚，所以朕特地问你，你应该阐明得失，指出为政的要点，不要唯唯否否，或者怀疑恐惧。全按经述对答，为了保密，要用皂囊封上。” 蔡邕上奏认为妇人、宦官干预政事，是怪异发生的原因之一，并弹劾太尉张颢、光禄勋玮璋、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等人贪赃枉法，又举荐廷尉郭禧、光禄大夫桥玄、前任太尉刘宠，认为可以向他们咨议朝政。灵帝在看了奏章后很是叹息，在起身如厕时，奏章被曹节在后偷看，就向左右的人泄露了全部内容，致使事情泄漏。蔡邕奏章上认为应该废黜的人，都非常恨他，企图打击报复。 之前，蔡邕与司徒刘合不和，蔡邕的叔父卫尉蔡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关系不好，阳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决心要陷害蔡邕，让人写匿名诬告蔡邕、蔡质几次因私事请托于刘合，刘合没有答应，让蔡邕怀恨在心。汉灵帝听信谗言，因此下诏给尚书，召蔡邕质问。蔡邕上疏辩白，仍与蔡质一同被关进洛阳狱，有关部门认为应该将二人弃市。中常侍吕强怜悯蔡邕无辜，于是替他向灵帝求情，灵帝想起了蔡邕之前奏章的话，于是下诏将他免死，与家属被流放至朔方郡，不得因赦令而免罪。阳球打发刺客刺杀蔡邕，刺客被蔡邕的正义感动，不为阳球所用。阳球又贿赂有关官员毒害蔡邕，受赂的人反而把消息告诉了蔡邕，要他提高警惕。蔡邕因此平安无事，居住在五原郡安阳县。 蔡邕之前在东观时，与卢植、韩说等修撰《东观汉记》，正遭流放，所以没有来得及写成。他因此上书所着的十意，分别首目，附在书尾（《邕别传》记载有《律历意》、《礼意》、《乐意》、《郊祀意》、《天文意》、《车服意》）。灵帝爱怜蔡邕的才高，正好在第二年大赦，于是赦免蔡邕，准许他返回原籍，蔡邕自从放逐到被赦免，历时九个月。 蔡邕正准备启程回郡的时候，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送行。酒喝足后，王智起舞劝蔡邕，蔡邕不理他。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本来很骄贵，丢了面子为宾客所嘲笑，就破口骂蔡邕说：“罪犯也敢轻侮我！”蔡邕振衣而去。王智非常恨他，于是密告蔡邕心放怀怨，诽谤朝廷。灵帝宠幸的人也都诬陷他，蔡邕害怕无法幸免，于是逃命江海，远走吴会之地，往来依靠泰山羊氏，在吴地共待了十二年。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去世，董卓任司空，专擅朝政，听说蔡邕的名气，于是征召他，蔡邕推说有病不能去。董卓大怒，骂道：“我有灭人三族的权力，蔡邕就算骄傲，也是不过转足之间的事而已。”又急令州郡征召蔡邕到府。蔡邕不得已只好应命，被任命为代理祭酒，很受董卓敬重。又被举为高第，历任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尚书，三天之内，遍历三台。又升任巴郡太守，被留任侍中。 初平元年（190年），蔡邕被拜为左中郎将，随汉献帝迁都长安，被封为高阳乡侯。董卓的宾客部属想让朝廷尊崇董卓与太公相比，称尚父。董卓询问蔡邕的意见，蔡邕说：“太公辅周，奉命灭商，所以特号为太公。现在您的威德虽高，但相比尚父，我以为还不行。等到关东平定，陛下返还旧京，然后再讨论此事。”董卓听了他的话。 初平二年（191年）六月，发生地震，董卓为此询问蔡邕。蔡邕对他说：“地动，是阴盛侵阳，臣下不遵守国家制度引起的。前春天郊祀，公奉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箱，远近都认为不合适。” 董卓于是改乘皂盖车。董卓看重蔡邕的才学，对他非常客气，一遇举行宴会，往往令蔡邕鼓琴助兴，蔡邕也有心出力。但董卓性格刚愎自用，蔡邕恨自己的话很少为董卓采纳，对堂弟蔡谷说：“董公性格刚烈而容易作恶，终究不能成事。我想东奔兖州，但是道路太远，不易达到，打算暂时逃到山东地区看看，怎么样？” 蔡谷说：“您的容貌与普通人不同，在路上走，看的人云集，这样，想躲起来，难啊！”蔡邕才打消了这个主意。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诛杀，蔡邕在司徒王允坐上，不知不觉说起董卓来，并为之叹息，脸色都变了。王允勃然大怒，呵斥他说：“董卓，是国家的大贼，差点倾覆了汉室。你作为臣子，应该一同愤恨，但你却想着自己受到的礼遇，忘记了操守！现在上天诛杀了有罪的人，你却反而为他感到伤痛，这难道不是和他一同作为逆贼吗？”并随之将蔡邕收押交给廷尉治罪。蔡邕递上辞表道歉，请求受到刻额染墨、截断双脚的刑罚，以求继续完成汉史。士大夫大多同情并想要救他，没有成功。 太尉马日磾听说后，急忙前往对王允说：“伯喈是旷世的奇才，清楚很多汉朝的事，应当让他续写解决后边的历史，让它成为一代重要的典籍。而且他忠诚孝顺的名声一向显着，获罪也没有缘由，杀了他岂不是会丧失威望吗？” 王允说：“过去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出毁谤的书，流传于后世。现今国家中途衰落，政权不稳固，不能让奸邪谄媚的臣子在幼主旁边写文章。这既不能增益圣上的仁德，又令我们蒙受毁谤议论。” 马日磾离去后告诉别人说：“王允大概不能长久于世吧。有道德的人，是国家的纲纪；写作，是国家的典籍。废弃了纲纪与典籍，难道还能长久吗？” 蔡邕于是死在了监狱里。王允后悔了，想阻止杀他却来不及了。当时蔡邕六十岁（《后汉书》误作六十一岁）。群臣和士人没有不为他哭泣的。经学家郑玄听闻蔡邕的死讯后，叹息说：“汉朝的事，谁来考定啊！”兖州、陈留郡间都画蔡邕的像来纪念他。 蔡邕是汉代最后一位辞赋大家。其所作赋绝大多数为小赋，取材多样，切近生活，语言清新，往往直抒胸臆，富于世态人情，很有艺术的感染力。其代表作品为《述行赋》。全赋短小精悍，感情沉痛，批判深刻，情辞俱佳，是汉末抒情小赋的力作。他小赋的题材多样，他甚至用以表现男女情爱，风格大胆而直率。《青衣赋》就是相当感人的作品。在这篇言情小赋中，他真实地坦露了对一位出身微贱的美女的爱情，以真挚的感情，表现了人情与封建礼法的矛盾撞击。 蔡邕的散文长于碑记，工整典雅，多用排偶，旧时颇受推重。 蔡邕工篆书、隶书，尤以隶书着称，其字结构严整，点画俯仰，体法多变。灵帝命工匠修理鸿都门（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因负盛名，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着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至罕见。 熹平四年（175年），蔡邕有感于经籍距圣人着述的时间久远，文字错误多，被俗儒牵强附会，贻误学子。于是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奏请订正《六经》的文字。灵帝予以批准，蔡邕于是用红笔亲自写在碑上，让工人刻好立在太学的门外，这就是中国第一部石经“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一体石经）。后来的儒者学生，都以此为标准经文。碑新立时，来观看及摹写的，一天之内，车子就有一千多辆，街道也因此堵塞。 历史评价 马日磾：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着，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 陆机：彼洪川之方割，岂一等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训，智必愚而后贤。谅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坚。忽宁子之保已，效苌淑之违天。冀澄河之远日，忘朝露之短年。 范晔：1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及解刑衣，窜欧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愿北首旧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屡其庆者，夫岂无怀？君子断刑，尚或为之不举，况国宪仓卒，虑不先图，矜情变容，而罚同邪党？执政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放此为戮，未或闻之典刑。 2邕实慕静，心精辞绮。斥言金商，南徂北徒，籍梁怀董，名浇身毁。 裴松之：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 轶事典故 蔡邕在吴地（今江浙一带）时，曾听到一块桐木在火中爆裂的声音，知道这是一块好木材，因此把它拣出来做成琴，音色非常美妙，但是木头的尾部依然被烧焦了，所以当时人们叫它焦尾琴。起初，蔡邕住在陈留，他有个邻居准备了酒菜请他来赴宴，他去的时候邻居已经喝得兴起了。 坐上有个客人在屏风后面弹琴，蔡邕到了邻居门口悄悄一听，说：“啊！用音乐招我来却藏有杀心，怎么回事？” 于是回去了。请他的人告诉主人说：“蔡先生刚来，到门口又走了。” 蔡邕向来被乡里人尊崇，主人赶紧追赶并问起原因，蔡邕把事情都告诉了他，大家都感到扫兴。弹琴的客人说：“我刚才弹琴的时候，看见一只螳螂正要扑向鸣蝉，蝉将飞走还没有飞走，螳螂的动作一前一后。我心里有些担心，唯恐螳螂丧失了机会，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杀心流露到音乐中来吗？” 蔡邕莞然而笑说：“这足以表明了。” 蔡邕遇害后，焦尾琴保存在皇家内库之中。据说齐明帝在位时，曾取出焦尾琴请古琴高手王仲雄弹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了五天，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后传至南唐中主李璟手中，后又赠与大周后。李煜死后归宋室所有。据传，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焦尾琴。 柯亭笛 柯亭笛，也简称“柯笛”、“柯亭”。相传为蔡邕拆柯亭第十六根竹制笛，其音色优美。后泛指美笛，也比喻良才。 伏滔《笛赋序》：“柯亭之观，以竹为椽，邕取为笛，奇声独绝。”及《晋书·桓伊传》：“（桓伊）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等皆有记载。 群雄篇——郑玄 郑玄（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郡高密县（今山东省高密市）人。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家。 郑玄早年入太学攻读，又师从张恭祖等人学习，最后跟随马融学习古文经。游学归里后，复客耕东莱，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家贫好学，终为大儒。党锢之祸起，遭禁锢，杜门注疏，潜心着述。晚年守节不仕，却遭逼迫从军，最终病逝于元城，享年七十四岁。 郑玄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着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贞观年间，将郑玄列于二十二“先师”之列，配享孔庙。 郑玄出生时，郑氏家族已经败落，他的祖父郑明和父亲郑谨，都没有出仕为官，只在乡间务农，家中生活贫寒。他从小学习书数之学，到八九岁时就精通算术。十二三岁时，就能诵读和讲述《诗》《书》《易》《礼记》《春秋》这儒家“五经”了。同时，郑玄还喜欢钻研天文学，并掌握了 “占候”、“风角”、“隐术”等一些以气象、风向的变化而推测吉凶的方术。 郑玄自少年时就一心向学。不尚虚荣，天性务实，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当时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着华美，打扮得焕然一新，一个个言语清爽，夸夸其谈，显得很有地位和派头。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其母见状，感到面上无光，便暗地督促他出头露面，显露点才华，表现点阔绰和神气。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些庸俗的场面 “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引文见《太平广记》卷215引《郑玄别传》）。 郑玄十六岁的时候，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详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晓谶纬方术之学，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被大家称为神童。 郑玄虽然立志于潜心钻研经学，并已具有了一定的经学造诣，但由于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已没有条件继续专门攻读了，父母兄弟迫于生计问题，也都不允许他再不事产业而长年读书了。在十八岁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乡啬夫之职。 郑玄不安于乡吏的工作，不愿为吏以谋生，一心向往研究学术。因此，他在做乡吏的同时，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刻苦学习，每逢休假日也不回家，而到学校中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的父亲对此极为反对，并一再督责和训斥他。但父、兄的反对也改变不了他的志向，他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到二十一岁时，已经博览群书，具有了深厚的经学功底，并精于历数图纬之学，兼精算术。 当时的名士杜密任太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调到郡里为吏录，使他得到学习和深造的机会。从此，郑玄便结束了乡吏生涯。到了北海郡不久，郑玄又辞去吏职，入太学授业。他的老师第五元先，是当时京兆平陵（今陕西长安）的大姓，曾任兖州刺史，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经学博士。郑玄从师第五元先，先后学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俱达到了通晓的程度。其中《京氏易》是西汉京房写的，《公羊春秋》是战国公羊高传述、西汉初成书的，这两部书都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三统历》是西汉刘歆写的历法，《九章算术》则传说是西周周公着的，这两部书都属历数之学的重要着述。此后十年左右，皆为郑玄折节求学的时代。 他师事第五元先后，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书，其中除《礼记》和《韩诗》外，均为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郑玄向第五元先和张恭祖学习了今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重要经籍后，尚不以此为满足，又从陈球受业，学习了《律令》。在此期间，他还以明经学、表节操为目的，游学于幽、并、兖、豫各州，遍访名儒，转益多师，虚心向他们学习，共同探讨学术问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辞劳苦，孜孜求道，郑玄的青年时代，就是这样匆忙而充实地过去了。到了而立之年后，郑玄已经成了一名有着较深造诣的经学家。他的学问在山东（指崤山或华山以东）已经可以说首屈一指、无出其右者了。 郑玄虽然已经学富五车，但他自己却毫不满足。当他感到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学者已经无人再可请教了的时候，便通过友人卢植的关系，离开故国，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拜扶风人马融为师，以求进一步深造。马融是当时最着名的经学大师，学问十分渊博。他遍注儒家经典，使古文经学达到了成熟的境地。他的门徒上千，长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四百余人，其中优秀者亦达五十人以上。 马融为人比较骄贵和讲究，虽然门徒众多，但他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材生，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材生转相授业。郑玄投学门下后，三年不为马融所看重，甚至一直没能见到他的面，只能听其高足弟子们的讲授。但郑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习，仍旧日夜寻究诵习，毫无怠倦。有一次，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浑天问题，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自解。有人说郑玄精于数学，于是就把他召去相见。郑玄当场很快就圆满地解决了问题，使马融与在场的弟子们都惊服不已，马融对卢植说：“我和你都不如他呀！”自此以后，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郑玄便把平时学习中发现而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求教，对于篇籍的奥旨寻微探幽，无不精研，终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七年，因父母年迈需要归养，就向马融告辞返回山东故里。马融此时已经感到郑玄是个了不起的人才，甚至会超过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由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一定会由于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 从马融那里学成回乡后，郑玄已经四十多岁了，这时他已成为全国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了，于百家之学无所不通。于是远近有数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听他讲学。当时他家里还很贫穷，便“客耕东莱”，一面种田维持生计，一面教授门徒。 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朝廷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郑玄曾为杜密故吏，受杜密的赏识与提携，所以也被视为党人，于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和同郡人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 郑玄起初从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后来他又跟张恭祖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这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他在马融门下受业多年，而马融乃是古文经学大师。 总的看，郑玄倾向于古文经学。但郑玄并不遵守当时经学中师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个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 郑玄从四十五岁被禁锢，到了五十八岁才蒙赦令，前后长达十四年。在此期间，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着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杰出贡献。郑学”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例如，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郑注《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而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皮锡瑞语，见《经学历史》）。 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被迫大赦党人。解除党禁后，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已早有所闻，于是争相聘请他入朝担任要职。但郑玄求名而不求官，羞与外戚阉寺为伍，绝不愿涉足仕途，乃屡拒征辟，一心一意从事着书讲学的学术工作。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执掌朝廷权柄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笼络人心，首先征辟郑玄入朝为官。州郡官吏胁迫起行，郑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见何进。何进为表示礼贤下士，对郑玄礼敬有加，设几、杖之礼以待之。郑玄为保其名士节操，拒不穿朝服，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与何进相见。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职就逃走了。 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三府（太尉、司空、司徒）曾先后两次征辟郑玄，但他都借故婉言谢绝了。第二年，郑玄与荀爽、申屠蟠、襄楷、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并被征为博士，他因父丧而未去。后将军袁隗表举郑玄为侍中，他仍以居丧为理由而拒绝出仕。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不久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迁都长安。这时，公卿们又举郑玄任赵王刘乾的国相，但因战乱道路不通，仍没有受召。郑玄屡拒征辟，其间除避乱于徐州外，大多在家乡隐居，聚徒讲学，专心经术，着书立说。他的弟子遍于天下，多有人自远方而投至门下，如赵商、崔琰、公孙方、王基、国渊、郗虑等即为着名者。他的学生常常超过千人，为一时之盛。 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只得逃到徐州避乱。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军，境内比较安定，他听得郑玄到来，极为欢迎，以师友之礼相接待。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头露面，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孝经》。 郑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当时孔融为北海相，对郑玄特别尊崇，他一面为郑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郑玄从徐州返回高密。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历史记载黄巾军尊重士人，正是因为如此，郑玄才能在颠沛流离中非礼不动。据《后汉纪·献纪》，高密一县，竟未受黄巾抄掠。 回到高密后，孔融待之甚厚，告诉手下僚属称之为郑君，不得直呼其名。这样，郑玄在七十岁时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活，他老当益壮，仍终日精研经典，博稽六艺，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可就在这一年，他竟又惨遭人伦大变，经受了老年丧子之痛。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郑益恩，二十三岁时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 此年春夏之间，袁绍之子袁谭率黄巾降兵攻北海，围孔融于都昌（今山东省昌邑市），情势万分紧急。郑益恩受父命率家兵前去营救，结果反被围杀，时年仅二十七岁。郑益恩死后，有遗腹子，郑玄因其手文与自己相似，取名叫小同。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绍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一次他大宴宾客，郑玄应邀出席，在席上对一些所谓“豪俊”的提问进行了答对，语惊四座，使宾客无不折服。袁绍乃举郑玄为茂才，并表请郑玄为左中郎将，但郑玄却毫不为之所动，都予以婉拒。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献帝征郑玄为大司农，位列九卿，给安车一乘，所过郡县长吏送迎。郑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车至许昌，但马上又借口有病，请求告老还乡。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但已经拜受此命，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但经学注疏中的郑司农多指东汉初年学者郑众）。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郑玄已经七十四岁了，饱经沧桑，身体常觉不适。这年春天，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后汉书》本传）。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即龙年，而来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旧说龙、蛇之年对圣贤不利。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这一年，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会战。袁绍为壮声势，争取民心和士望，叫袁谭逼迫郑玄随军，郑玄无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境），病势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病重和临危之时，他还在注释《周易》。 郑玄死时正处于天下大战乱之际，所以葬礼从简，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员和受业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缞绖（披麻戴孝）送葬。最初葬于剧东（今山东青州境内），后又归葬于高密县西北五十里刘宗山下的厉阜。而今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郑玄祠庙。距此不远，则是孔融当年给他立的“郑公乡”。 郑玄的学生们为纪念恩师的教诲，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辑为《郑志》，共有8篇。 主要影响 郑玄曾跟随东汉着名经学家马融学习古文经，后来外出游学十多年，把握经书的源流，辨析学术，考溯源流，花费了很多精力整理篇章，条贯篇目，确定编排。为此，他搜求各家学说，仔细考订异同，进行归纳和判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注疏有《毛诗》《周易》《论语》等儒学经典。家藏经籍逾万卷，多以儒家经籍为主。但《后汉书·郑玄传》称其“所好群书，率皆腐敝”。郑玄囊括大典，综合百家，遍注群经，将今、古文界限打破，达到了经学的融合与统一。郑玄所注经书，代表了汉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被称为“郑学”，对后世经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至今保存完整的，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合称《三礼注》，还有《毛诗传笺》。失传后，经后人辑佚而部分保存下来的，有《周易注》《古文尚书注》《孝经注》《论语注》。此外，他还曾注《春秋左氏传》，未成，送予学者服虔，遂有《春秋服氏注》。 郑玄遍注群经，远远不止这些。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郑玄的着述共约有60种之多。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说，他致力于经学，是为了“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即是说，他的目的在于阐述儒家思想，使之发扬光大。郑玄注经的成就是相当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郑玄最大的功绩是编辑、注释了“三礼”。汉代《礼经》只凭师授而无注解，马融也只注了《丧服》经、传，“三礼”这个名称虽然是马融、卢植提出来的，但却是从郑玄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之后才确定下来的。《礼记》49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也始自郑玄。“三礼”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但其中很多记载我们是很难直接从原文弄清楚的，所以郑注是不可或缺的。郑注在帮助我们弄明白“三礼”的内容方面，以及在订正经文的错谬方面，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而且郑玄在解释经文时，又补充了许多经文之外的材料，大大丰富了文献的内容。这些材料在当时肯定是有文献或师说依据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赖郑注而得保存其若干，这也是郑注的一件大功劳。又由于郑玄作注博综古今，广洽精详，兼采异说，若能详加条分缕析，弄清其源流，对于后人研究汉代的学术史，亦将大有裨益。 郑玄对礼义的阐发，也有助于今人研究汉代的政治思想史。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等，都离不开郑注。尤其是现今考释地下发掘的先秦以下的文物，郑玄的《三礼注》更是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总的来看，郑玄遍注群经，而对“三礼”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礼注》遂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孔颖达甚至说“礼是郑学”，这无异说礼是郑学的精髓和主干。自古以来研究郑玄礼学的着作浩如烟海，并分为“中郑”、“驳郑”两派，这正说明郑玄礼学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现存的《毛诗笺》也是郑注中的力作。笺与注释不同，笺是宗一家之说而又有所引申发明。郑笺以《毛诗故训传》为主，《毛诗》讲的简略之处，便加以补充，有不同的见解，则另加标明，即“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郑玄语），实际上也是融会今古经，兼采三家诗说。《诗经》在史学上与文学上都属极重要的一部经典，但由于时代久远，其中许多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易理解了。若要真正读懂它，非借助前人的注释不可，而郑笺正是最好的古注本，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郑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简括地说，一是对《诗》义的理解较为深刻和符合原意；二是花大力气点明诗的象征特性，突现诗的文学意味；三是在文字、音韵、训诂、博物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汉人传诗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前三家诗相继亡佚，《毛诗》在魏晋以后盛行，郑玄作笺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郑玄所注群经，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如今保存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尚存四部，那就是《毛诗笺》与《三礼注》。在《十三经注疏》中，也以这四部注最为渊博详明，明显优于其他各家。宋人刘克庄有《杂咏一百首·郑司农》称赞《毛诗笺》说：“新笺传后学，古诗在先儒。不拟狂年少，灯前骂老奴。”宋人尊郑玄者不多，但《毛诗笺》的成就却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郑玄注《易》，用的是费氏古文，他把象、彖与经文合在一起，并在其前面加上“象曰”、“彖曰”字样，以与经文相区分。郑氏易学兼采义理、象数之说。在象数学方面，除用互卦、消息等方法外，还力主五行生成说与交辰说。在义理方面，多采三礼的观点，据礼以证易道广大，凡涉及嫁娶、祭把、朝聘等项，所注皆与礼经所说相合，这一特点与后来易学义理派的治易特点相通。郑玄所注古文费氏《易》流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后世王弼、韩康伯注《易》都用郑玄本，孔颖达《五经正义》即采用王、韩注本，通行至今。 郑玄所注《尚书》用的是古文，但与马融不同，也兼采今文。郑注的《古文尚书》流行，“今文经的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至于《春秋》，郑玄本“欲注《春秋传》”，后因与服虔观点多相同，故未成之，但着有驳难公羊家何休的《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表明其扬左氏抑公羊的态度。郑学于魏晋南北朝时极受重视。这也是以后《左传》大兴的一个原因。 郑玄还注释过汉代律令。《晋书·刑法志》记载，秦汉旧律诸儒章句十有余家，魏明帝曾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采用余家。郑玄还注过《孝经》与《论语》，都有较大影响。至于他注释纬书，并用纬书解经，无论对纬书本身，还是对经今文学、古文学、训诂学，也都是有贡献的。 总之，郑玄以其丰富的着述创立了“郑学”，破除了过去今、古文经学的家法，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的看，郑玄以其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是一位空前的经学大师。从唐代起，其所注的《诗》《三礼》即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入九经。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是古经典的权威注本。 教育 郑玄遵循儒家经籍中的一贯思想，力主尊师。他指出：尊尊师以教民，而以治政则无过差矣 （《礼记正义》卷二十二）。《诗·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言，我也。郑玄笺：重言我者，尊重师教也 （《毛诗正义》卷一）。 郑玄将尊师与重道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个人思想的体现。例如：《学记》 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郑玄注：尊师重道焉，不使处臣位也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曲礼》：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玄注：尊师重道也 （《礼记正义》卷二）。 《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本是尊师之礼，郑玄也将其概括为尊道艺。（《礼记正义》卷一）。由此可见，在郑玄看来，尊师的实质在于重道。这是由于教师是道德和学术的代表者。马融曾说：师者，教人以事以谕诸德也 （《通典》卷五十三），郑玄继承了这一师说。也指出：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 （《周礼注疏》卷九），这种以重道的角度来看待尊师的意义的态度，比起单纯将师与天、地、君、亲来作比附的态度要积极得多。 郑玄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他指出：师说之明，则弟子好述之，教者言非，则学者失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不仅反映了汉代经师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的。 教师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郑玄说：师善则善。他将教师本身的品德、学识以及教学态度视为教育成败的关键。郑玄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一，教师必须行以正直，这在儿童教育中尤为重要。郑玄说：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无诳欺 （《礼记正义》卷一），这种 以正教之的主张既是一项教育原则，又包含着对教师本人的严格要求。 第二，教师必须精通学业。郑玄批评那些自不晓经之义，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多其难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教师，这种人看起来是教学方法不佳，其原因还在于他们自己对经籍就没有真正理解，又怎么可能教好别人呢？所以《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郑玄注：此或时师不必解，或学者所未能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总之，只知照本宣科，死诵经文，而自己没有研究成果的教师不能说是称职的。 第三，教师必须积极施教。虽然教师有不往教及不复告的戒律，但郑玄认为这并不是减轻教师的教育职责。首先，在教育对象上，郑玄认为人虚己自洁而来，当与其进之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四）。凡是虚心求学有上进心的，就应该予以促进，而不应因枝节问题而拒之门外。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郑玄虽然反对填鸭式的强行灌注，但他也认为学者既开其端意，进而复问，乃极说之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而反对师肩所隐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作法，可见郑玄并不否定教师的积极施教。只是这种施教应在学生具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的情况下，以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的方式进行。 第四，教师应该不断深造。按郑玄的话说，就是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而见己道之所未达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虽然是教诲别人，但要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达到自反，即求诸己的目的；虽然是促进别人提高，但也要能自强，即自己也修业不敢倦。也就是说，教师既应是教育者，又应是受教育者。总之，教师只有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品格和作风，才能当之无愧于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职责。 郑玄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他破除了宗师和学派的门户藩篱，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他的经注是后代经学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儒家经籍中所记载的教育设置和教育观点作了大量精辟的阐发，其涉及面之广要超过一般思想家的专题论述。特别是郑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经注的形式出现，尽管有依附于经籍，失于支离的弱点，但在将儒家经籍内容奉为圣人之道的古代，却有着超出一般学者论述的影响。 教育学生 《后汉书·郑玄传》称“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记其六十岁时，“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由此可见，郑玄当时私门讲学，极一时之盛。 其弟子众多，几遍全国各地，见载于《郑志》《郑记》与史传者，着名的就有河内赵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经、乐安国渊、乐安任嘏、北海张逸、鲁国刘琰、汝南程秉、北海孙乾、山阳郗虑、南阳许慈等等。他的学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着名的学者，《后汉书》本传说：“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着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郑玄有知人之能，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他的门下，也都能确有所得。 人称郑玄“着书满家，从学数万”（《经学史》）恐怕不是虚言，他的弟子总数当不会少于万人。据后人辑佚的《郑志》和《郑记》记载，郑玄在进行教学时，注意采取问难和启发的方式，师徒们锲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学态度十分严谨。 《食旧堂丛书》中《论语郑注》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论语》评《诗经》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话，郑玄注曰：“乐得淑女，以为君子之好仇，不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妇之道。不得此人，不为减伤其爱也。” 但是，郑玄在给《毛序》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作笺时却说：“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衷谓中心恕之，无伤善之心，谓好逑也。” 这引起了弟子刘琰的怀疑：注《论语》以“哀”释之，注《毛序》又解作“衷”字之误，为何前后不一致呢？郑玄赞赏刘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说：“《论语注》人间行久，义或宜然，故不复定，以遗后说。” 就是说，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拿不准的就不强作结论，以免贻害后人。博闻、阙疑，慎言其余，郑玄不仅治学如此，也教育学生要如此。 《食旧堂丛书·郑志》记有郑玄与弟子赵商的一段对话，是由《诗·商颂·长发》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说：“《长发》，大禘也。” 郑玄笺曰：“大禘，郊祭天也。……” 这中间牵涉到很复杂的祭礼问题，赵商引古籍不同意郑玄的解释，郑玄在进行了一番说明后批评弟子说：“探意太过，得无诬乎！” 在与赵商的另一次谈话时也说：“天下之事，以前验后，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 从这些师徒间切磋时的随意性谈话中可以看出，郑玄教育学生是很注意问难式、启发式和因材施教的，这是对孔子的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又促进了其学说的传播，终得大行于世。 思想 郑玄存在神学思想，认为有人格化的天神存在，它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如其《尚书五行传注》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其政道则神怒，神怒则材失性，不为民用。其它变异皆属珍，珍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即见适于天矣。一事失，则逆人之心，人心道则怨，木、金、水、火、土气为之伤，伤则冲胜来乘珍之，于是神怒、人怨将为祸乱。故五行先见变异以谴告人…… 这种天人感应的谴告说，不外乎宣扬君权神授，神化君主。他还进一步认为，如果君主的行为符合天神的意志，就会由上天降下种种嘉瑞、符瑞以示隆兴；反之，若君主过失，上天则会降下种种灾异以示警告。由此进一步推论，则人的生死、贵贱、贫富、祸福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以应该恭顺天命，服从封建统治。 另一方面，他还神化阴阳、五行，用阴阳气的盛衰解说事物的变化，以君子属阳，小人属阴，社会之所以乱，乃是阴气过盛即小人当道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成体系的，并非偶然的提及。当然，这些思想并未超出汉代“天人合一”唯心论思想的范畴，很少有郑玄个人的发明。但他遍注群经，将这些思想融于对经文的解释之中，而且其中又进行了一些系统化的工作，这就将唯心主义神学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总的看，郑玄的哲学思想并不是进步的，但也未尝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对自己命运的信心，只要按照天意——实际是某种客观规律——办事，就有可能招致好的结果。 郑玄的政治思想。与其神学哲学观相联系，郑玄在政治上是保守和正统的，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反对地方割据势力。从这一点出发，他极力宣扬忠君思想，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地方要以“顺道”来事奉君主。他认为，人臣为君而死就是尽忠，是义、勇兼备的行为；而正直、刚克、柔克三德，为人臣者必须具备其一。 应该说，郑玄对汉室是忠心的，对军阀割据是痛心的，他在注释群经时总是神化君主，要求地方诸侯服从君主，把封国的财富贡献给天子。他注《周易》与《周礼》，常常寄托自己君贤臣忠的政治理想，而在笺注《毛诗》中，又寄托自己感伤时事之情，这也说明他向往从前、反对现实乱世的态度。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宣传孝道，用孝道来为忠君思想眼务。要求人们像事奉父母一样事奉君主，像尊重长兄一样尊重各级封建统治者。 总的看，郑玄是一位笃信儒家思想的正统学者，他理想中的政治面貌，应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守等级秩序，使政治稳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有这些，当然也没有多少郑玄个人的东西，而是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熏陶而形成的。但郑玄遍诠群经，已把这些政治思想说成是经典的本义和万古永恒的常则，这对于儒家传统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校雠学 郑玄注经，不仅兼录异文，考订疑误，而且致力于考镜源流，厘析篇帙。所以，精擅于校雠学的清人段玉裁，曾在《经义杂记序》中称赞郑玄成校雠学千古之大业。今人张舜徽先生着有《郑氏校雠学发微》，认为郑玄的校雠学成就表现在如下12个方面： 一是辨章六艺，即明辨六经之体用； 二是注述旧典，理查群书； 三是条理礼书，使之部秩井然； 四是叙次篇目，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创见； 五是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细心雠对； 六是择善而从，不拘于师法家法和今古文； 七是博综众说，舍短取长，不以先入者为主； 八是求同存异，自申己见； 九是考辨遗编，审定真伪； 十是校正错简； 十一是补脱订伪； 十二是审音定字。 凡此种种，已大抵涉及到了校雠学的各个方面，后世有志于以整理古籍为务者，皆以郑玄所为作为楷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古籍浩如烟海，整理古籍是研究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必需，而校雠之学，又是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门专业学问。郑玄的校雠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校雠学的内容，其功实不可没。 训诂学 中国训诂学的起源甚早，而训诂学的成熟发展，则在汉代。汉人的训诂学成就，又以郑玄为最。所谓训诂学，也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郑玄遍注群经，其内容几乎包括了后世训诂学所涉及的全部：包括释词、释句旨、说语源、说通假、注音读、说修辞、说制度、解名物、释方言、校勘文字、分析语法等等。而郑玄所采用的训诂方式，如直训、义界、推因等方法及传统的义训、形训、声训等，亦已相当完备。郑玄注经所用的训诂术语也相当丰富，如：犹，者…也…，所以一也，谓，谓一也，喻，亦，言，…貌，…之辞，…曰…，…为…，谓之，发声，若，之属，所以，之言，属，然，声误，假借，之谓，语助，…之声，当作，当为，今文，故书，古今字，古文，互言，音，读，读若，读如，之言，读曰，读为，读当为，或作等等，皆为后世所沿用，其体例十分严密。总的看来，郑注群经为后世之训诂学起到了导源的作用，大有发几起例之功，实为中国训诂学之起源。 音韵学 郑玄对古音韵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郑玄有探索古音的创始之功：他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声类”和“音类”，并注意发挥其在注释中的作用。并分析了“声类”和“音类”的不同点：大抵发音部位相同的叫做“声类”，收音部位相同的叫做“音类”，凡是“声类”、“音类”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必相同或相近。这在音韵学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词汇学 郑玄对词汇学的发展有杰出贡献。在词汇学方面，郑玄总结和发展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注经过程中对词的诸多义项和用法进行全面训释，从而巩固了先秦以来词义发展的成果。春秋战国时文化空前繁荣，经典史籍所用之词达到了极大丰富，但是作为词的记录的单字，数量却并未增加多少，词汇的丰富性主要是通过一词多义表现出来的，即是说，词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引申义与假借义。许慎的《说文解字》主要在于明辨字的本义，正本清源，功绩巨大，但很少涉及引申、假借问题。郑玄则重在阐述词的引申义与假借义，并揭示出了一些客观规律。 历史评价 马融：诗书礼乐皆东矣。 袁绍：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 孔融：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为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若子所执，以为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也，写《孝经》本当曾子家策乎？（《与诸卿书》，摘自《御览》卷六百八） 轶事典故 郑君草 相传郑玄酷爱车前草，因此车前草又以郑玄命名，被称为郑君草。 精通术数 郑玄对术数之学的研究也很有心得，成名很早。据《郑玄别传》记载，郑玄十七岁时，有一天正在家读书，忽见刮起了大风，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方术来推算，预测到某日、某时、某地将要发生火灾。于是，他立即到县府去报告，让政府早做准备。到了某日某时，某地果然发生了火灾，但由于早有准备，并没酿成大害。这件事不胫而走，郑玄又被当地视为“异人”。 化险为夷 郑玄曾拜马融为师，学习算学，三年没有见到马融的面。马融只是让他的一个学得较好的学生教郑玄而已。一次，马融计算浑天算的不符合，问他的弟子们，没有一个能算出来的。有个弟子说郑玄能算。马融立即将郑玄召来让他计算，一转眼的工夫就算出来了，大家都既感到吃惊又佩服。马融感叹地说：“诗书礼乐，郑玄都精通啦！” 心中暗暗产生杀机，等到郑玄学业学成后辞别老师回归故里时，郑玄怀疑有人追赶他。于是坐在一座桥的下面，将穿着脚上的木屐放在水面上。马融果然用“式”这种卜具推算出他离去的方位，带领人去追杀郑玄。看见郑玄后，对跟他一起来追杀郑玄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依靠着木（按：木屐代木。古人认为要在土下水上，既是棺木），这回他必定得死。”于是不杀郑玄，转身离去。郑玄方才免于一死。 沉默寡言 郑玄长到八九岁时就能用筹码进行乘除法的运算。十一二岁随母亲回到家里，正逢腊月宴会。同席的十多个人，个个衣着华美，能说会道，唯独郑玄神情漠然，一言不发。母亲暗中几次督促郑玄，让他也跟同席人说说话。郑玄说：“说话闲聊练嘴皮子，这不是我的志向。” 侍婢博学 郑玄家中的侍婢都颇为通晓《毛诗》。一位婢女曾因违逆郑玄，被他惩罚长跪在台阶前。另一位婢女开玩笑对她说：“‘胡为乎泥中（引自《诗经· 邶风·式微》，意为为什么跪在地上）？’”这个婢女回答：“‘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引自《诗经·邶风·柏舟》，意为向他报告事情，正赶上他发怒）’”。 梦示可学 郑玄跟老师马融学习，三年没有学到什么。后来，马融让他回去。一日，郑玄在树荫下和衣小睡，梦见一个人用刀划开他的心，对他说：“你是完全可以使自己成为有学问的人！”郑玄睡醒后立即返回，不久就把所有的典籍弄懂弄通了。 攻驳何休 与郑玄同时代的今文经学大师何休用十七年的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书，对《公羊》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文中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像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 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着《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之。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经师和学者们十分惊服。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学海”，而称郑玄为“经神”，郑的声望远超过何。当时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者甚众，他的徒党通于天下。 群雄篇——蔡文姬 蔡文姬（生卒年不详），名琰，字文姬（一说字昭姬）。陈留郡圉县人，东汉末年女性文学家，文学家蔡邕之女。 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初嫁于卫仲道，丈夫死后回家。东汉末中原大乱诸侯割据，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趁机叛乱，蔡文姬为匈奴左贤王所掳，生育两个孩子。曹操统一北方后，花费重金赎回，嫁给董祀。 《隋书·经籍志》着录有《蔡文姬集》一卷，今已失传，只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文姬归汉的故事，广为流传。 蔡文姬为人博学多才而又精通音律，早期嫁给河东卫仲道，卫仲道早亡，二人又没有子嗣，于是蔡琰回到自己家里。 兴平二年（195年），中原先后有董卓、李傕等作乱关中，属国南匈奴趁机叛乱劫掠，蔡琰被匈奴左贤王掳走。蔡琰在北方生活了有十二年之久，并生下两个孩子。 建安十一年（207年），曹操向来喜爱文学、书法，常与蔡琰的父亲蔡邕有文学、书法上的交流。曹操见蔡邕没有子嗣，用金璧从南匈奴那里将蔡琰赎回来，并将蔡琰嫁给董祀。 而后董祀犯了死罪，蔡琰去找曹操给董祀求情。当时曹操正在宴请公卿名士，对满堂宾客说：“蔡邕的女儿在外面，今天让大家见一见。” 蔡琰披散着头发光着脚，叩头请罪，说话条理清晰，情感酸楚哀痛，满堂宾客都为之动容。但曹操却说：“可是降罪的文书已经发出去了，怎么办？” 蔡琰说：“你马厩里的好马成千上万，勇猛的士卒不可胜数，还吝惜一匹快马来拯救一条垂死的生命吗？” 曹操终于被蔡文姬感动，赦免了董祀。蔡琰为丈夫董祀求情时，天气非常寒冷，曹操见蔡琰没有穿鞋又披散着头发，于是赠给蔡琰头巾鞋子袜子。 曹操又问蔡琰：“听说你家原来有很多古籍，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蔡琰说：“当初父亲留给我的书籍有四千余卷，但因为战乱流离失所，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在我能记下的，只有四百余篇。” 曹操说：“我派十个人陪夫人写下来，可以吗？” 蔡琰说：“男女授受不亲，给我纸笔，我一个人写给你就是。” 于是蔡琰将自己所记下的古籍内容写下来送给曹操，没有一点错误。 蔡琰回家后，伤感悲愤之余作《悲愤诗》二首，此后再无蔡琰相关记载，卒年不详。 人物评价 范晔：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 华三川绘百美图·蔡文姬 陈陶：气调桓伊笛，才华蔡琰琴。 徐钧：此生已分老沙尘，谁把黄金赎得身。十八拍笳休愤切，须知薄命是佳人。 蔡琰归汉后，作有《悲愤诗》两首，一首为五言体，一首为骚体。其中五言的那首侧重于“感伤乱离”，是一首以情纬事的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清代诗论家张玉谷曾作诗称赞蔡琰的五言诗：“文姬才欲压文君，《悲愤》长篇洵大文。老杜固宗曹七步，办香可也及钗裙。”大意是说蔡琰的才华压倒了汉代才女卓文君，曹植和杜甫的五言叙事诗受到了蔡琰的影响。 骚体《悲愤诗》由于旨在抒情，首尾两节对被俘入胡和别子归汉的经历都比较简略，中间大篇幅自然风景用以渲染蔡琰离乡背井的悲痛心情，在这些对景物和人情的描述中，蔡琰极言它们与她故乡中土的差异，以此形容自己在这与中土迥异的环境下心情之沉痛悲愤。 《胡笳十八拍》是中国古乐府琴曲歌辞，长达一千二百九十七字，是一首由十八首歌曲组合的声乐套曲。原载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九以及朱熹《楚辞后语》卷三，两本文字小有出入。 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蔡琰的父亲蔡邕是一位大书法家，创造了八分字体。蔡琰本人对书法也很擅长，韩愈曾说：“中郎（蔡邕）有女能传业。”蔡琰曾在曹操的要求下默写古籍，说自己不管是真书还是草书都可以写。 轶事典故 文姬归汉是以曹操赎回蔡琰为故事背景改编的艺术故事，京剧以及其他戏曲都有文姬归汉的曲目，历朝历代也有画家画有文姬归汉图等连环画作品。 辨琴 蔡琰九岁时，父亲蔡邕夜间弹琴，突然断了一根弦，蔡琰说：“是第二根弦断了。”蔡邕说：“你这不过是偶然说中罢了。”于是故意弄断一根问她，蔡琰说是第四根。蔡文姬辨琴的故事在三字经中也有出现。 人物争议 丈夫争议 关于蔡琰在北方是否嫁于左贤王历来有不一样的看法：据《后汉书》记载，蔡琰是“没于”左贤王，而不是“嫁于”左贤王，而且一般匈奴王的妻子都被称为“阏氏”，但是蔡琰在北方二十年，没有这个称号，所以认为蔡琰与左贤王并不是夫妻关系；但另一种说法认为，曹操赎回蔡琰花费了非常大的价钱，远远超过了普通奴隶的价格，可以看出蔡琰在匈奴那边的地位也不低。一些文艺作品像京剧等就将蔡文姬写成左贤王的王妃。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仍存争议。 作品争议 郭沫若在为曹操翻案的同时发表论文质疑蔡琰的作品是不是出自蔡琰之手。郭沫若等人认为《后汉书》所着录的《悲愤诗》不是出自蔡琰之手，主要理由有三点： 1.据《后汉书·董祀妻传》，文姬是“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诗中不应说是为董卓部众所驱虏。 2.文姬之父蔡邕受董卓重视，在董卓控制的中央政权里爵位很高，董卓死后他才被王允所杀，文姬的流落必定在蔡邕死后，而诗中说为董卓所驱虏入胡。 3.骚体一章中有“历险阻兮之羌蛮”一句，与文姬为南匈奴所掠获事实不合。又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二句，与当时南匈奴所处地域河东平阳一带地理环境不合。 但谭其骧认为这三项中，没有一项是站得住的。因为：1.董卓的部众中正多的是羌人和胡人，《悲愤》中说“卓众来东下”，“来兵皆胡羌”，这些胡兵不正是“胡骑”？ 2.南匈奴自中平五年（188年）以来已分裂为二部分，一部分内徙河东，另一部分仍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如果“南匈奴”是指留居在那里的一部分，地理环境与所描叙的就正相符合。 3.董卓的部众纪律很差，当时蔡文姬在关东原籍被掳，蔡邕远在长安，而她被掳后三个月蔡邕即被杀，无从获得消息，更谈不上营救。董卓部队中的羌胡都是关中人，蔡文姬被掳后被西驱入关，入关后到过羌蛮之地，也就毫不足怪。所以可以肯定《悲愤》二章确是蔡文姬的作品。 生年争议 蔡琰的生年一说是174年，一说是177年，但都是猜测，没有史料依据。 后世纪念 纪念墓冢 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蔡王庄村西北约100米处，有一处名叫蔡文姬墓的墓冢，墓冢高约8米，林木葱郁，属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90年代，蓝田县又在此建文姬展览馆一座，将文姬轶事及境内出土文物陈列展出，用四体书法镌刻《胡笳十八拍》于18块青色大理石上，墓前有蔡文姬雕像。不过在史书中，未曾发现关于蔡琰归宿的记载。 蔡文姬纪念馆，是依蔡文姬的墓冢而建立的。1957年8月被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内有《蔡文姬生平展》详细介绍了蔡文姬的生平事迹和东汉末年社会的风土人情。还有《蓝田文物精品展》及现代着名书法家书丹的《胡笳十八拍》石刻。 蔡文姬纪念馆收藏了有关蔡文姬文物130多件，其中拥有国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50件。 群雄篇——袁绍 袁绍（？～202年6月28日[238]），字本初。汝南郡汝阳县人。东汉末年军阀。汉末群雄之一。 袁绍出身名门汝南袁氏，少折节下士，知名当世。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以袁绍为司隶校尉。二人合谋诛杀宦官，后何进事泄被杀，袁绍率军尽诛宦官。董卓专权，袁绍与其政见不同，逃奔冀州。董卓拜其为勃海太守。初平元年（190年），与关东州郡牧守联合起兵以讨董卓，袁绍被推为盟主，自号车骑将军，声势颇大。董卓畏惧，挟汉献帝西入关中，不久被杀。后关东军内部开始互相兼并，袁绍夺取冀州牧韩馥的地盘，自领冀州牧，此后又夺得青州、并州。初平四年（193年），平定黑山军。 建安四年（199年），袁绍又消灭幽州军阀公孙瓒。至此，袁绍已跨据黄河下游的四州之地，领众数十万，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同年，袁绍准备向曹操发起进攻，直捣许都，劫夺汉帝。次年，在官渡之战中为曹操所败。于建安七年（202年）时病死。 袁绍出生于东汉后期一个势倾天下的官宦世家“汝南袁氏”。从高祖父袁安起，袁氏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袁绍的祖父是司徒袁汤，生母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婢女，生父不明，一说为五官中郎将袁成之子（《后汉书》、《英雄记》、《袁成碑》）；另一说为司空袁逢孽子，出生后过继于袁成（《袁山松书》、《魏书》）。袁绍出生在京师洛阳，出生时恰逢父亲袁成去世，由养母（袁成正妻）等女子抚养长大被叔父袁逢、袁隗所关爱。 袁绍幼年时做了郎官，由于容貌仪态出众，经常被人模仿。弱冠出任濮阳县长，有清正能干的名声。遇母亲（养母）去世而辞去官职。服完三年丧礼，袁绍回想感叹自己一出生便是无父孤儿，又为父亲（袁成）服丧礼。服丧期满后，他搬到洛阳居住。袁绍相貌俊美，举止威仪，为人仁爱，注重名声，加上袁绍降低身份倾心结交，士人全部抢着投奔他。来的士人不论身份贵贱，袁绍都以与自己平等的礼仪相待，因此来访宾客的各种车辆挤满了洛阳的大街小巷。 这时是东汉统治日趋黑暗的年代，宦官专政愈演愈烈，残酷迫害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为代表的“清流党人”。袁绍自称隐居，表面上不妄通宾客，其实在暗中结交党人和侠义之士，如张邈、何颙、许攸等人。张邈是大名鼎鼎的党人，“八厨”之一。何颙也是党人，与党人领袖陈蕃、李膺过从甚密，袁绍很仰慕他。在党锢之祸中，何颙常常一年中几次私入洛阳，听从袁绍的计谋策略，帮助党人避难：对一些穷困无助的人，帮助他们渡过祸患。对一些被追捕的人，出计使他们得以逃跑或隐藏起来，使不少人免于党祸。袁绍的活动引起了宦官的注意，中常侍赵忠愤愤然地警告说袁本初抬高身价、不应朝廷辟召，专养亡命之徒，不知在干何事。袁隗听到风声后斥责袁绍，但袁绍依然不为所动。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朝廷被迫取消党禁，大赦天下党人。袁绍面对大将军何进的辟召，不得已只能从命出仕。何进是汉灵帝刘宏皇后的异母兄，以外戚贵显，统领左右羽林军，对宦官专政不满。袁绍有意借何进之力除掉宦官，而何进因袁氏门第显赫，也很信任袁绍。从此，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当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中常侍赵忠、张让等并封侯爵。郎中张钧上书痛斥宦官专政之害，竟被捕杀狱中。 中平五年（188年），东汉朝廷另组西园新军，置八校尉。袁绍被任命为校尉（《三国志》作中军校尉，《后汉书》作佐军校尉），但大权掌握在宦官、上军校尉蹇硕手中，连大将军何进都要听调度指挥。讨虏校尉盖勋向袁绍和宗正刘虞提出诛除奸宦、提拔贤良的想法，三人不谋而合、结成同盟，后因盖勋被调离而没有行动。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汉灵帝病重，太子未立。蹇硕等宦官不愿意大权落入何进手中，因此借口韩遂作乱，提议请大将军领兵西上平叛。在这个关键时刻，何进洞悉宦官的诡计，以青徐黄巾复起为辞，奏请遣袁绍东进徐兖，待袁绍兵还，自己再西击韩遂。不几天，汉灵帝病死，蹇硕决定先诛何进，后立刘协，于是派人迎何进入宫计事，何进却集结军队于宫外，严阵以待，而称病不入。蹇硕迫于压力，不得不立刘辩为帝。 刘辩即位，何皇后以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傅袁隗与大将军何进辅政，同录尚书事。 何进暗中决议诛除宦官，司隶校尉袁绍也久有谋划，他通过何进的宾客张津对何进说：“黄门、常侍这些宦官执掌大权已经天长日久，专干坏事，将军应该另择贤良，整顿国家，为天下除害。”何进甚以为是，因为袁氏得到海内的人拥护，袁绍向来善于养士，豪杰甘心为他所用，与他的堂弟袁术、智谋之士逢纪、何颙、荀攸等，一起成为何进的心腹。 对此，蹇硕非常不安，再度谋划诛杀何进，但被人告发，何进下令捕杀蹇硕。鉴于宦官蠢蠢欲动，何进恐怕发生意外，称病不参与灵帝丧事。袁绍认为只有杀掉所有宦官，才能免除后患。他对何进说：“从前窦武准备诛杀内宠，而反受其害，原因是事机不密，言语漏泄。五营兵士都听命于宦官，窦武却信用他们，结果自取灭亡。如今将军居帝舅大位，兄弟并领强兵，军队将吏都是英俊名士，乐于为将军尽力效命。一切在将军掌握之中，这是苍天赐予的良机，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掉祸害，以名垂后世！”何进深以为是，于是托病不入陪丧，又不送葬。即与袁绍定计策，并把所定计策告诉了太后。但何太后却不同意，何进也就不敢违背太后意旨。 袁绍见何进动摇，劝何进早下决断，并提醒他下手晚了会遭祸殃。但是，由于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与何进的弟弟何苗多次受到宦官贿赂，因此从中作梗，多方阻挠；也由于何进犹豫，所以没有结果。袁绍等人看见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焦灼，再一次献策说：“可以调集四方猛将豪杰，领兵开往京城，对太后进行兵谏。” 何进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下令召前将军董卓驻关中上林苑，使府掾太山王匡发动他所在郡的强弩手，召东郡太守桥瑁驻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光照得城里通红，都说要诛杀宦官。四方兵起，京师震动，何太后才感到事态严重。她匆匆把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放回家。宦官们着慌了，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一起去叩求何进恕罪。袁绍在旁再三劝何进乘此机会杀掉他们，但何进还是把他们放走了。袁绍很不甘心，写信通知州郡，诈称是何进的意思命令逮捕宦官的亲属入狱。 宦官们在张让的指挥下，中常侍段珪等率领党徒数十人，骗何进入宫后，将何进斩杀于嘉德殿前。何进部将听说何进被杀，领兵入宫，虎贲中郎将袁术攻打宫城，焚烧青琐门。张让等人遂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从复道仓皇外逃。袁绍与叔父袁隗佯称奉诏，杀死宦官亲党许相、樊陵，然后列兵朱雀阙下，捕杀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宦官赵忠等人，又下令关闭宫门，严禁出入，指挥士兵搜索宫中的宦官，不论老幼皆斩尽杀绝，死者有二千多人，有些不长胡须的人也被当成宦官杀掉了，有的自己发露身体然后才得免遭杀死。 正当袁氏叔侄在内宫诛杀宦官的时候，董卓率领军队抵达洛阳西郊，于北邙阪下与少帝和陈留王相遇。董卓无意中得到了一张王牌，他拥簇着少帝，带着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洛阳城。鲍信对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居心叵测，如果不能及早采取措施，就要陷入被动，如果乘他长途行军，士马劳顿，发起突然袭击，还能擒拿他。”袁绍见董卓兵强马壮，心里害怕，不敢轻举妄动。（由于董卓曾是袁绍叔父袁隗的属官，董卓入京被加封司空唯有独掌尚书事的袁隗可为，且之后董卓废立皇帝曾请示袁隗并获得其同意，因此有学者怀疑董卓入京是袁氏家族的计谋，袁绍按兵不动是在配合袁隗的行动。） 董卓商议想废掉皇帝重新立帝，对袁绍说统治天下的君主应当找贤明的人担任。灵帝令人愤恨，董侯还可以，应当立为皇帝。袁绍说当今皇上年轻，没有什么错处传扬于天下，假使不顾礼法，随心所欲，废掉嫡嗣而立庶子为皇帝，恐怕大家觉得不大妥当。董卓手按佩剑怒斥袁绍，袁绍机智地回答说这是国家大事，请到外边同太傅（袁隗）一块商议。董卓又说刘氏的后嗣不足以留着。袁绍勃然大怒：“天下强横的，难道只有董公”。横陈佩刀，一躬到底，径自出门而去。 袁绍把朝廷所颁符节挂在东门上，逃亡冀州。董卓下令通缉袁绍，城门校尉伍琼劝董卓说：“废立大事，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因此害怕逃跑，并非有其它意思。如果通缉他太急，势必激起事变。袁氏四代广布恩德，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果袁绍招集豪杰，拉起队伍，群雄都会乘势而起，那时，关东恐怕就不是明公所能控制了，所以不如赦免他，给他一个郡守当当，那么，他庆幸免罪，也就不会招惹事端了。”于是，董卓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赐爵位为邟乡侯。 中平六年（189年）九月，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他自署相国，又自称“贵无上”，性极残忍。董卓擅行废立和种种暴行，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愤恨，他所任命的关东牧守也都反对他。各地讨伐董卓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讨伐董卓，袁绍是最有号召力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家世地位，还因为他有诛灭宦官之功和不与董卓合作的举动。本来，冀州牧韩馥担心袁绍起兵，派遣几个部郡从事驻勃海郡在袁绍门前看守他，让袁绍无法行动。这时，东郡太守桥瑁冒充三公写信给各州郡，历数董卓罪状，称“受董卓逼迫，无以自救，亟盼义兵，拯救国家危难”云云。韩馥接到信件，召集部属商议，他问大家应当助袁氏还是助董氏，治中从事刘子惠正色说：“兴兵是为国家，说什么袁氏、董氏。”韩馥语塞，脸有愧色。迫于形势，韩馥不敢再阻拦袁绍，写信表示支持他起兵讨董。 初平元年（190年）的年号是“初平”，而袁绍字“本初”，年与字相合，他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平定祸乱。正月，关东州郡起兵讨董，董卓听闻关东骑兵，因为害怕而毒杀弘农王刘辩，二月迁都长安。当时，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韩馥留邺，供给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各有军队数万。 初平元年（190年）三月，董卓得知袁绍袁术在山东起兵，就把他们的叔父袁隗以及在京师的袁氏宗族全部给杀了。此时，豪杰大多归附袁绍，而且因他一家遭难受感动，人人想着为他报仇，所以州郡蜂拥而起的部队，没有不打袁氏旗号的。韩馥见人心归附袁绍，忌恨袁绍得到众人拥护，害怕他对付自己，于是经常派人阻碍袁绍的一举一动。六月，董卓派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镶，劝降袁绍等各路军队。袁绍指派王匡杀掉了胡母班、王镶、吴循等人，袁术捕杀了阴循，只有韩融因为德高望重免于一死。 讨伐董卓的各州郡长官各怀异心，迁延日月，保存实力。 酸枣联军方面，诸将会盟时摇推远在河内的袁绍为关东联军首领，初平元年（190年）对阵董卓部将徐荣的荥阳之战袁绍也派人参与其中。荥阳战败后，酸枣联军的将领每日大摆酒宴，谁也不肯去和董卓的军队交锋。粮尽后，酸枣联军化作鸟兽散，一场讨伐不了了之。 河内联军方面，袁绍将军队引到孟津，与冀州十郡郡守、在漳河歃血结盟，盟誓共同讨伐董卓，辅助王室，拥戴天子。在孟津战场，袁绍的部下河内太守王匡与董卓对战，被击败。驻军河内时，原驻扎酸枣的将领曹操、原何进部将张杨都率兵来到河内与袁绍汇合，后张杨跟随袁绍到漳河与匈奴单于于夫罗一起驻兵。 南阳联军方面，豫州刺史孔伷去世，袁术麾下的长沙太守孙坚率领豫州兵将在梁东与董卓激战、袁绍任命的豫州从事李延落败被捕后被残忍杀害。 初平二年（191年），袁绍与冀州刺史韩馥及山东诸将商议，因为刘协年幼，受制于董卓，而且远隔关山，不知道是否还活着，想拥立宗室中岁数大、辈分高的刘虞为皇帝。于是以关东诸将的名义，派遣原乐浪太守张岐拜见刘虞，呈上众议。刘虞却断然拒绝。他们又请他领尚书事，承制封拜，也同样被刘虞拒绝了。但刘虞仍然与袁绍联盟。 此时，董卓并未垮台，关东牧守们却为了扩充个人的地盘，争夺土地和人口，相互争斗。韩馥唯恐袁绍做大，故意减少军需供应，企图饿散、饿垮袁绍的军队。在袁绍从河内进军孟津时的途中，韩馥下属带领几百艘船和上万人的军队在深夜敲打着震耳欲聋的鼓声威胁袁绍，让袁绍十分厌恶。 初平二年（191年），韩馥部将麴义反叛，韩馥讨伐不利，袁绍派使者与麴义结交。 结交韩馥叛将，除却怨恨韩馥多次对他不利之外，还因为袁绍决心入主冀州。在联兵讨董时，袁绍曾经透露过他的计划是“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兼有乌丸、鲜卑之众，南向争夺天下”。所谓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其中间广大地区正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冀州。 不过，当时袁绍并不景气：冀州兵强，渤海军饥乏，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逢纪献计道：“韩馥是一个庸才，可以暗中与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相约，让他南袭冀州。待他大兵一动，韩馥必然惊慌失措，再趁机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去和他说明利害关系，不怕他不让出冀州来。”袁绍很看重逢纪，果然照他的意思写一封信送给公孙瓒。 初平二年（191年）七月，董卓向西撤退，袁绍从孟津前线还兵延津，以曹操为东郡太守。 同时公孙瓒发兵，南袭冀州，表面上借口讨伐董卓，实际计划暗中偷袭韩馥。袁绍派说客高干、荀谌不失时机地到了邺城。韩馥一战败绩，慌了手脚。高干是袁绍外甥，荀谌与韩馥的关系不错，他们对韩馥说：“公孙瓒乘胜南下，诸郡望风而降；袁车骑也领兵到了延津，他的意图难以预料。” 韩馥急切地问应对办法，荀谌不正面回答，反问韩馥在宽仁容众、被天下依附方面，在临危决策、智勇过于人方面，在累世施恩，使天下受惠方面，他与袁绍相比如何。韩馥连答三个“不如”。 荀谌又说：“公孙瓒率领燕、代精锐之众，兵锋不可抵挡；袁氏是一代英杰，哪能久居将军之下。冀州是国家赖以生存的重地。如果袁氏、公孙瓒合力，与将军交兵城下，将军危亡即在旋踵之间。袁氏是将军的旧交，而且结为同盟，如今之计，不如把冀州让给袁氏。”韩馥生性怯懦，缺少主见，听荀谌这么一说，也就同意了。 韩馥的部下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劝谏说冀州虽然偏僻，但甲士百万，粮食足以维持十年，而袁绍则是孤客穷军，仰人鼻息，就如同婴儿在手上一般，一旦断了奶，立刻就会饿死，不应让出冀州。韩馥说他是袁氏故吏，才能也不如袁绍，不得不让位。驻屯在河阳的都督从事赵浮、程涣听到消息，急急自孟津驰兵东下，船数百艘，众万余人，请求出兵抗拒袁绍，韩馥不同意。终于，韩馥搬出了官署，又派自己的儿子把冀州牧的印绶送交袁绍。袁绍代领冀州牧，自称承制，送给韩馥一个奋威将军的空头衔，既无将佐，也无兵众。韩馥离开冀州投奔张邈，后在张邈处自杀。 袁绍问别驾从事沮授：“如今贼臣作乱，朝廷西迁，袁家世代受恩，决心竭尽全力兴复汉室。然而，齐桓公如果没有管仲就不能成为霸主，勾践没有范蠡也不能保住越国。想与卿同心戮力，共安社稷，不知卿有什么妙策。” 沮授回答说：“将军年少入朝，扬名海内。废立之际，发扬忠义；单骑出走，董卓惊恐。渡河北上，渤海从命；拥一郡之卒，聚冀州之众。威声越过河朔，名望重于天下。如今将军如首先兴军东讨，可以定青州黄巾；还讨黑山，可以消灭张燕。然后回师北征，平公孙瓒；震慑戎狄，降服匈奴。可拥有黄河以北的四州之地，因之收揽英雄之才，集合百万大军，迎皇上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阳。以此号令天下，诛讨未服，无人能抵御。”袁绍听了非常高兴，随即加封沮授为奋威将军，使他监护诸将。袁绍又用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这两人比较正直，但在韩馥部下却郁郁不得志。此外，袁绍还用许攸、逢纪、荀谌等人为谋士。 冀州北面有公孙瓒，南面有袁术，这是袁绍的两个劲敌。袁术虽然是袁绍的从弟，但二人向来不和。兖州刺史刘岱同时是袁绍和公孙瓒的姻亲，袁绍让妻子与孩子住在刘岱的治所内。另一边，荆州牧刘表与袁绍是盟友，因此遭到了袁术和孙坚的袭击。 初平二年（191年）冬，袁术任命孙坚为豫州刺史，屯兵阳城。在孙坚出兵攻打董卓的时候，袁绍借机会任命周昂为豫州刺史，派兵袭取了阳城。袁术派遣公孙瓒的弟弟公孙越协助孙坚回救阳城，公孙越在作战中被流矢射中身亡。当时，正在青州镇压黄巾军的公孙瓒怒不可遏地说他弟弟的死是袁绍惹的祸。于是举兵攻打袁绍。袁绍大惊，为了缓和局势，他拔擢公孙瓒的从弟公孙范为勃海太守，但公孙范一到勃海，却立即倒戈。 公孙瓒威震黄河以北，举兵攻打袁绍，冀州各郡全都闻风而降、倒向公孙瓒。公孙瓒不飞吹灰之力击破冀州各郡军队，派使者要求刘岱与袁绍断绝联盟关系，被刘岱拒绝。 袁绍亲自领兵迎战公孙瓒，两军在界桥南二十里处交锋。公孙瓒以三万步兵，排列成方阵，两翼各配备骑兵五千多人。袁绍令麴义率八百精兵为先锋，以强弩千张为掩护，他统领步兵数万在后。公孙瓒见袁绍兵少，下令骑兵发起冲锋，践踏敌阵。麹义的士兵镇静地俯伏在盾牌下，待公孙瓒的骑兵冲到只距离几十步的地方，一齐跳跃而起，砍杀过去；与此同时，千张强弩齐发，向公孙瓒的骑兵射去。公孙瓒的军队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全军陷入一片混乱，骑兵、步兵都争相逃命。麴义的军队则越战越勇，临阵斩杀了公孙瓒所署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人，又乘胜追到界桥。公孙瓒企图守住界桥，但再次被打败了。麹义一直追击到公孙瓒的驻营地。 袁绍命令部队追击敌人，自己缓缓而进，随身只带着强弩数十张，持戟卫士百多人。在距离界桥十余里处，听说前方已经获胜，就下马卸鞍，稍事休息。这时公孙瓒部逃散的骑兵二千多突然出现，重重围住了袁绍，箭如雨下。别驾田丰扶着袁绍，要他退入一堵矮墙里，袁绍猛地将头盔掼在地上，说：“大丈夫宁可冲上前战死，躲在墙后，难道就能活命吗！” 他指挥强弩手应战，杀伤了公孙瓒的不少骑兵，公孙瓒的部队没有认出袁绍，也渐渐后退。稍顷，麹义领兵来迎袁绍，公孙瓒的骑兵才撤走了。 初平三年（192年），巨马水之战爆发，袁绍部下崔巨业领兵围故安，久攻不下，撤退时被公孙瓒派三万人追击，在巨马水被杀七八千人。公孙瓒乘胜追击，攻城略地，来到青州平原郡，这时青州刺史焦和已经去世，公孙瓒于是任命田楷为青州刺史统，同时袁绍也指派臧洪继承青州，又派去了几万兵马，双方为争夺青州连战两年。 初平三年（192年），龙凑之战爆发，公孙瓒又派兵到龙凑挑战，袁绍再次打败公孙瓒。公孙瓒于是退回幽州，不敢再出来。 冀州是各方英杰想要争夺的四战之地，其周边除了割据的诸侯之外，还有匈奴、乌桓、鲜卑等异族，同时州郡内部盘踞着势力强大的的山贼部队，其中主要是张燕领导的黑山军。 黑山是盘踞太行山脉山谷之内的山贼军队，遍布冀州的常山、中山、常山、赵郡、河内等地区，足足有上百万人，河北各个郡县都深受其害，连朝廷都无力征讨，后来诸贼军多数被袁绍平定。 初平三年（192年）春，原先屯兵在漳河畔的匈奴单于于夫罗想要背叛，袁绍和张杨坚决不答应，于夫罗于是劫持了与自己一起屯兵的张杨，袁绍指派将领麴义在邺城之南（内黄）击败于夫罗，东郡太守曹操也参与了此次战役。 初平三年（192年），兖州刺史刘岱去世，袁绍以曹操为兖州刺史，原献帝任命的兖州刺史金尚被曹操击败几乎灭亡，向南逃亡后投奔袁术。曹操得到兖州后，见自己兵强马壮，心生背叛袁绍之意。 初平三年（192年），袁术与袁绍开战，袁术向公孙瓒求援，公孙瓒令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同时联合陶谦，用来威逼袁绍，袁绍与曹操合击，大破袁术、公孙瓒以及陶谦的联军。 黑山军首领张燕派部将杜长等为公孙瓒助阵，也被袁绍击败，黑山军与袁氏开始结怨。 初平四年（193年）年初，献帝派太仆赵岐来调解关东部队，要他们各自罢兵，袁绍带兵数百里接待他。公孙瓒借此机会写信给袁绍请求和解，袁绍于是听命天子，带军队向南返回邺城。 初平四年（193年）三月，袁绍在返回邺城的途中，在薄落津宴请宾客。这时，魏郡发生兵变，造反的兵士和几万名攻入城中的黑山军会合后，杀害了郡守，占领了邺城。当时袁绍部队正在宴会，听到这个消息，袁绍的部下们特别是家属在邺城的，要么脸色大变，要么放声大哭，唯独袁绍容貌自若，不改平时的风度。 整个邺中有十多支黑山军的部队。但黑山军中有一人陶升，率领部众从西面翻过城墙入城，封闭了郡府，将辎重装上车，用车子将袁绍一家和其他家住冀州城的官员的家人亲自护送到斥丘。袁绍回来后就此在斥丘驻扎，任陶升为建义中郎将。 初平四年（193年）六月，袁绍开始反击。发兵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谷口，攻打于毒。围攻五天，打败了于毒，杀了于毒及其部众一万多人。接着袁绍沿着鹿肠山向北进攻左髭丈八等其他贼人，将他们全部消灭。又攻打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人，再次斩杀好几万，将他们的营垒全部摧毁。 初平三年至四年（192年-193年），长安朝廷局发生政变，司徒王允和中郎将吕布等密谋杀死了董卓，王允不能妥善处理董卓的部属，引起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举兵叛乱。结果王允被杀，吕布东逃，先后投奔袁术、张杨、袁绍。 初平四年（193年）下半年，袁绍与吕布一道，同张燕、四营屠各、雁门乌桓在常山展开大战，连续打了十几天，虽然张燕军多被杀伤，但袁绍军也很疲惫，于是双方各自退兵。 初平四年（193年）春，袁绍盟友刘表截断袁术粮道，袁术进军陈留，与黑山军残余及于夫罗汇合，被袁绍和曹操的联军击败。 初平四年（193年），曹操攻打陶谦，袁绍派三个营的兵将进行支援。 吕布自恃战张燕有功，向袁绍要求更多的军队，袁绍没答应。吕布的将士们多有凶恶残暴的举动，令袁绍很头疼。吕布感觉不安，就请求回洛阳。袁绍同意他的要求，以天子名义任命吕布领司隶校尉，派猛士送吕布而暗中要他杀掉吕布。吕布怀疑袁绍打自己的主意，悄悄逃走。吕布投归张杨。途中经过陈留，被太守张邈派人盛情款待，把臂交好。 陈留太守张邈曾在讨伐董卓时以正义指责袁绍神色骄傲，袁绍就命令曹操杀掉张邈。曹操不听，但张邈心中不安。（注：出自《三国志武帝纪》，所载张袁交恶，与《后汉书袁绍传》载“袁绍得冀州后派使者与张邈亲密耳语”有冲突；与《三国志臧洪传》中196年臧洪感慨“袁绍既称张邈为兄，那也应视张超为弟”有冲突。） 兴平元年（194年），张邈与陈宫等人联合，迎吕布入兖州对抗曹操，兖州郡县纷纷响应起事，曹操在濮阳围攻吕布，被吕布击破。其后此战牵扯到于袁绍，记载有异：按晋臣陈寿《三国志》，系袁绍主动联系曹操，但因其要求曹操将家人迁入邺城才提供帮助，被曹操拒绝，后无下文；按孙权妻弟谢承《后汉书》、时人陈琳《为袁绍讨豫州檄》，则是曹操向袁绍求援，袁绍出于同情，出兵帮助曹操击败吕布、夺回兖州。同年，袁绍将臧洪从青州调离，转任兖州的东郡太守，治理东武阳。 兴平二年（195年），曹操夺回兖州后围攻张邈之弟张超，张超希冀故吏臧洪援救自己，但臧洪是袁绍的部下，大家都担心臧洪的上司袁绍既然帮助曹操，就不会同意臧洪援救张超对付曹操。臧洪听说张超被围，请求袁绍出兵，被袁绍拒绝。最后张超被曹操灭族，臧洪怨恨袁绍不出兵相助，于是不再听命于袁绍，而是举东郡之兵与之对抗。袁绍兴兵围城一年，在兴平三年（196年）攻破东郡。本来袁绍爱重臧洪，想要原谅他的背叛，但臧洪不愿屈服、宁愿求死，于是袁绍处死了他。 兴平二年（195年），公孙瓒兼并了刘虞，刘虞旧部鲜于辅等招引乌桓，攻打公孙瓒，袁绍也派麴义出兵协助刘虞的儿子刘和，与鲜于辅等合兵，共集中十万大军，在鲍丘打败了公孙瓒，迫使他退保易京。麴义与公孙瓒相持岁余，军粮耗尽，士卒饥困，率余众数千人退走，公孙瓒趁势追击，将其击破，尽得其辎重。 袁绍有三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他宠爱后妻刘氏，对刘氏所生的袁尚特别偏爱，有意以袁尚为嗣，因此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以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只留袁尚在身边。袁谭到达青州后，控制的地区只有平原，于是北排田楷，东攻孔融，曜兵海隅，整个青州落入袁氏手中。 北方的外族乌桓首领丘力居在初平年间（191-193年）去世，儿子楼班尚幼，侄子蹋顿勇敢善战、善用谋略，代替楼班即位，统率三个郡的乌桓军。 建安初年（196年），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对峙，蹋顿派遣使者到袁绍处，请求与袁绍和亲。随后，蹋顿派兵帮助袁绍，大败公孙瓒。袁绍封赏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乌桓首领，授予蹋顿等人单于印绶。后来，难楼、苏仆延率领部众推举楼班为单于，推举蹋顿为乌桓王。广阳郡人阎柔年轻时在乌桓、鲜卑游历，得到信任，利用鲜卑人杀了护乌桓校尉邢举并取而代之。袁绍抚慰了阎柔，命令他安定北部边郡。 兴平二年（195年）十月，汉献帝在杨奉等人的护卫下逃到曹阳，后面李傕率军穷追不舍。对于是否迎天子一事，史书中关于袁营的记载有异：按《三国志》，袁绍派郭图出使汉帝，回来后郭图就劝袁绍迎天子，袁绍却没有采纳；按《献帝传》，则是沮授力劝袁绍迎天子，然而郭图、淳于琼却阻止了他。关于不迎天子的原因及天子被曹操迎立时的态度，不同阵营史料记录有异：按敌方魏晋的《三国志》，是因为袁绍不承认董卓所立的刘协，但曹操抢了天子后他又开始后悔；按己方河北的《为袁绍讨豫州檄》，则是因为195年冀州被公孙瓒、臧洪等强敌夹击，袁绍无法从战事中抽身，证据是他派了从事中郎徐勋协助曹操迎立天子，并缮修郊庙，一路护送。 兴平二年（195年），曹操带献帝迁都于许，开始建立新的宗庙社稷制度。袁绍派谋军校尉应劭出使许都协助建设，着出《汉官礼仪故事》，许都新朝廷的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数是应劭所建立的。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自从定都于许后，天子被架空，权力归于曹氏。曹操以皇帝的名义下诏书指责袁绍：“地广兵多，专门树立私党；不见出师勤王，但见发兵与他人互相攻伐。” 袁绍向献帝上书申诉道：“如果能让臣表明本心，无愧于先帝，那么纵使俯首就刑刀、撩衣就汤镬，也心甘情愿。请陛下留意‘尸鸠之平’，杜绝谄谀污蔑，不要令臣抱恨于九泉之下。” 曹操自任为大将军，而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太尉地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深感屈辱，上表不受封拜。令他愤怒的是曹操几次差点死掉都是自己救了他，如今他却忘恩负义挟持天子命令自己。曹操大为惧怕，就将大将军职位让给袁绍。 建安二年（197年），曹操派孔融持天子符节出使邺城，拜袁绍为大将军，赐给他弓箭、符节、斧铁和一百虎贲，让他兼管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个州。 袁绍每次接到诏书，总担心对自己不利，于是想要天子搬迁靠近自己，派人对曹操说许县低洼潮湿，洛阳又残缺被毁，应当将都城迁到甄城，以便靠近完整丰足的地区。曹操不答应。田丰建议袁绍直接攻打许都、奉迎天子，袁绍没有采纳，决意先解虎踞后方的决公孙瓒。 袁绍统治黄河以北的地区，全天下都害怕他的强大。 建安二年（197年），曹操在兵败宛城后以“袁绍的书信对自己不敬”为由提出攻打袁绍的想法，荀彧用“四胜四败”之辞鼓励曹操，建议曹操在图谋河北之前先解决吕布。 建安三年（198年）， 荆州牧刘表与袁绍深相结约，治中邓羲劝刘表倒向曹操，刘表以“内不失职进贡，外不背叛盟主，才是天下大义”为由拒绝。长沙太守张羡与刘表不和，答应使者背叛刘表投靠曹操。 公孙瓒接连败北后固守易京，他在易京的外围挖了十道壕沟，城内垒起许多土台，一般高五、六丈，高台上建楼。他自己居住在中间高达十丈的台楼上，以铁作门，身边只有侍奉他的姬妾，来往书信文书都要用绳索吊上吊下，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城内积谷甚多，防守严密，袁绍派遣大将进攻历年，也攻打不下。袁绍写信给公孙瓒（详见词条：与公孙瓒书），希望他放下旧怨与自己和解，公孙瓒不答应，反而增加了军备，积极应战。 建安三年（198年），袁绍亲领大军攻打幽州，所向披靡，进而围攻易京，公孙瓒派遣其子公孙续向黑山军求救。袁绍上架云梯，下挖地道，不断加强攻势，易京危如累卵，公孙瓒手下的将领有的投降、有的溃散。 建安四年（199年）春，公孙续和黑山军首领张燕带领十万救兵分三路向易京进发。公孙瓒派人给公孙续送密信，约定以点火为信号，内外夹击袁绍军。这封信被袁绍的哨兵截获了，袁绍命人修改了信中的辞句，并依照约定的信号点起火堆。公孙瓒以为救兵已到，领兵攻出来，遭到袁绍伏兵的痛击，又龟缩入城。袁绍加紧挖地道，一直挖到台楼下，先用柱子顶着楼基，然后火烧支柱，楼台也就随之崩塌了。公孙瓒无路可走，于是缢杀了姐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这时袁绍的士兵冲到楼上将他的首级斩下。至此，袁绍占据了幽州，兼并了公孙瓒的军队，自此袁绍统一黄河以北，虎踞四州，是当时最强的割据势力。 建安四年（199年）春，在公孙瓒未败之时，曹操与公孙瓒曾私下书信，约定从南北两边夹击袁绍。四月，曹操借口“协助袁绍攻打公孙瓒”渡河北上，实际上的目的是偷袭邺城。但由于公孙瓒提前溃败，而袁绍也知悉了曹操的图谋，曹军主力只来到河北的河内郡斩杀了臣属于袁绍的眭固，任命魏种统管河北地区后，便退军，屯到敖仓。袁绍将公孙瓒的头颅送到许都，曹操仿佛看到了自己。曹操曾在建安三年（198年）对刘备密言，刘备将密言转告给袁绍，袁绍得知曹操想要图谋自己。后来当曹操意识到之前是刘备将自己联合公孙瓒夹击袁绍的密谋透露出去时，后悔得自己咬破了舌头。 建安四年（199年）八月，公孙瓒之子公孙续与援军张燕部队汇合，袁绍以屠各为左校尉，带着大军向西，双方在太行山山谷之中大战。最后，公孙续被屠各杀死，张燕也被袁绍击败。同时，曹操出兵河北，攻打袁绍的冀州黎阳郡，同时派臧霸等攻下青州的齐、北海、东安等郡县，让于禁在河边屯军。九月，袁绍大军东归，曹操也退还许都，在官渡部署军队。 袁绍决定驱使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夺取许都，一举攻灭曹操。他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积极准备南下。当时，袁绍部下意见纷纭，沮授的意见与郭图和审配的完全相反，沮授建议以逸待劳，采取持久战，而郭图、审配则主张速战速决。袁绍采纳了郭、审的主张。 袁绍想要联合张绣和刘表对曹操进行夹击。他派使者到穰城联络张绣，被张绣拒绝。关于刘表的态度，史书记载有异，按《三国志刘表传》，刘表假惺惺答应了，实际上按兵不动，对双方争斗只打算作壁上观；按《三国志桓阶传》，刘表举全州之力支持袁绍，但因长沙太守张羡举三郡造反，刘表才未能出兵相助。 建安四年（199年），袁术想把帝号让给袁绍、去青州投靠袁谭，路过徐州时，曹操命令刘备拦截袁术。袁术中途病死。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徐州郡县纷纷跟随刘备背离曹操，策应袁绍。曹操害怕，领兵攻打刘备，并指出“袁绍见事迟，必不趁机出兵”。此处关于袁绍，史书记载有异：按《三国志袁绍传》田丰劝袁绍趁曹操攻刘备之机出兵，被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拒绝，果然没有出兵；但是按《三国志于禁传》《三国志武帝纪》，袁绍当时立刻出兵攻击了屯兵河边的于禁，并随即在二月出兵攻打白马。 曹操害怕袁绍渡过黄河，就加紧攻打刘备，终于将刘备打败，刘备投奔袁绍，被袁氏礼待。田丰次进谏说：“作持久之计，不急开战，只要分兵袭扰河南。不出三年，可以安坐而战胜。”袁绍不听。田丰强行上谏违抗袁绍，袁绍认为他败坏军心，就将田丰关了起来。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绍发布檄文，指控曹操“滥杀无辜、忘恩负义、挟持天子、虐杀忠臣、盗窃王陵”。他派郭图、颜良、淳于琼包围白马，自己率领主力大军抵冀州黎阳，将要渡河。（此处关于袁绍派遣的将领人数记载有异，按《三国志袁绍传》，沮授劝袁绍不可只派颜良一人，袁绍不听，坚持只派一个，导致颜良孤身战死；按《三国志武帝纪》和《后汉纪》，袁绍派了郭图、淳于琼、颜良和提出建议的沮授四人一同攻打白马。） 四月，曹操声东击西，客将关羽于百万军中斩杀颜良，解白马之围，之后想迁徙民众撤向官渡，但民众并未离开。袁绍挥师渡河，追赶曹军。沮授建议停在延津渡口，袁绍不听，沮授于是说了很不吉利的话，接着装病告退，郭图等人趁机争权，袁绍于是把沮授监统的军队分成三部，其中两部分别交给郭图和淳于琼，设三位都督监军。袁绍渡河后，驻屯在延津南面。他派出刘备、文丑追赶撤离的曹军，被曹军以辎重诱敌之计而打败，大将文丑被斩，袁军中大为震恐。 曹军退还官渡后，渡河后的袁军主力向南推进到阳武。沮授对袁绍说：“北军人多，但英勇善战不如南军；南军粮少，物资储备不如北军。南军利于速战，北军利于缓兵。所以应打持久战，拖延时日。”袁绍仍然不从，他命令部队逐渐逼近官渡，紧靠曹军扎营，军营东西绵延数十里。（注：《三国志袁绍传》前后记载有异，此处记载“沮授建议持久战，袁绍不从”，但后文记载双方“相持日久”，同时《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双方“相拒连月”，《后汉书》记载“相持百余日”，多处记载表明实际上袁绍的做法与沮授此处主张一致。） 八月，两军主力在官渡会战，曹军合战失利，十个人之中就有两三个人受伤，前线能战的兵将不足万人，于是躲进营垒中坚壁不出。袁绍修筑壁楼，堆起土山，从高处发箭射击曹营。箭如雨下，曹军大为恐惧，将士只得蒙着盾牌走路。但壁楼、土山不久就被曹军的“霹雳车”轰毁了。袁绍又暗凿通往曹营的地道，曹军则在营中挖掘长沟进行防御。袁军的运粮车还遭到曹军的袭击。同时，袁绍先后派刘备、韩荀袭击许都，但是皆被曹仁击败，因此不再分兵复出。这是一场持久战，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河南老百姓困苦不堪，纷纷背叛曹军，响应袁军。袁绍派遣使臣招降豫州诸郡，曹操统治的豫州在袁绍的外交攻势下四方瓦解、远近顾望，纷纷受命，唯有颍川郡、阳安郡仍坚持不动。因为粮食将要耗尽、局面无法支撑，曹操写信给荀彧，想要撤回许昌，被荀彧劝回。 然而，这种有利于袁绍的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当时，袁绍派淳于琼带领万余人北迎运粮车，沮授建议增派蒋奇领一支人马在淳于琼外侧以防曹操偷袭。而谋士许攸则提出乘曹操倾军而出，轻骑奔袭许都的建议。然而，袁绍因之前派韩荀和刘备袭击许都失败，不想再分兵冒险。许攸向来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事有凑巧，在邺城的许攸许攸家族中有人犯法，被留守的审配抓进监狱，许攸大为不满，于是投奔曹操。许攸投敌后将袁军机密全部泄露，曹操于是亲自领兵赴乌巢，袭击淳于琼。曹操在夜里带领精锐骑兵到达乌巢，让军队假扮成袁军部队，骗过了乌巢守军，然后围屯放火，乌巢守军大为惊乱。 乌巢屯点起火后，袁军部将张合主张救淳于琼，他对袁绍说：“曹操亲自出马，必然得手，那么事情就无可挽回了。”郭图却别出心裁地说：“不如乘此时发兵去进攻曹军大营。” 袁绍于是两路出兵，一路派将领高览、张合率领重兵攻击曹营；另一路派骑督韩莒子、吕威璜、赵叡等领轻骑部队救援乌巢。在淳于琼的万人守军遭受攻击时，袁绍派去增援的骑兵部队刚好到达，被曹军一并歼灭。 高览、张合攻敌军大营不下，乌巢战败的消息传来，二将临阵倒戈，向曹军投降。因为前方重兵反水，袁绍全军大乱，一下子全军大溃。袁绍及长子袁谭各单骑退离渡河，随后又逃来一群骑兵，约有八百骑，也渡河到黎阳北岸。袁绍来到蒋义渠帐中，拉着他的手说将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他。蒋义渠让出营帐给袁绍，让他发布命令。袁绍的部众听说他活着，渐渐又聚到一起。剩下的部众假装投降，曹操将他们全部活埋，先后被杀的有八万人。 袁绍外表宽宏高雅，有才干气度，脸上没有忧愁喜悦的情绪，但其实内心却会猜忌戒备。官渡败后，有人说田丰必受重用，田丰却说打胜了自己能够安全，兵败则必死无疑。袁绍回到邺城时怀疑田丰笑话自己，恰好逢纪报告说田丰听说袁绍战败高兴地拍手大笑，于是袁绍下令处死田丰。 审配的两个儿子在官渡战场被曹操活捉。孟岱与审配有矛盾，就通过蒋奇对袁绍说审配独揽权力、宗族大兵力强，两个儿子被抓，必定想反叛。郭图、辛评也这么认为。袁绍于是任命孟岱为监军，代替审配把守邺县。逢纪同审配不和，袁绍询问逢纪，逢纪回答说审配天性刚烈，不会因为儿子被俘做不义的事。袁绍问两人关系不和为何维护，逢纪回答说国事重于私交。袁绍深表赞同，于是没有罢免审配。自此审配、逢纪的关系更融洽了。 从官渡军队溃败开始，袁绍吐血的病情又开始发作，同时，冀州诸郡大规模造反，后被袁绍逐一平定。 建安七年五月庚戌日（202年6月28日），袁绍病逝。由于袁绍平素行德政，被百姓敬爱，他去世之时，河北四州的百姓没有不悲痛的，市里巷间挥洒着眼泪，如同失去亲人一般。 袁绍生前将长子袁谭过继到兄长名下，去世后审配等矫其遗命奉三子袁尚为嗣（注：审配书信中曾提及袁绍本人在出继袁谭后已明确立袁尚为继承人）。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死后，曹操再次侵攻河北，双方互有胜负。后袁谭、袁尚为了争权夺利而相攻，袁谭因夺权失败与敌人曹操联合，夹击袁尚。 建安十年（205年），袁谭被杀，袁尚与二兄袁熙逃亡辽西乌桓。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定乌桓，袁尚、袁熙败走辽东，被公孙康所杀。 历史评价 孙坚：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将谁与戮力？ 赵忠：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 董卓：但杀二袁儿，则天下自服矣。 荀谌：袁氏一时之杰。 鲍信：袁绍为盟主，因权夺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 沮授：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 公孙瓒：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鸣于地中，梯冲舞吾楼上。 袁术：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 曹操：1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2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 3本初之徒不足数也。 陈寿：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 《献帝春秋》：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 轶事典故 幅巾风流 汉末文人雅士多用一幅绢束发，名为“幅巾”，一些贵族也脱去了古制冠冕，袁绍虽然身份是将帅，却总是披戴缣巾。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决战，战败后，袁绍幅着长巾渡河北归，许多民众纷纷争相模仿他的风姿装束，成为一种潮流风俗。最初的幅巾方式是用以整幅黑色丝布向后盘住头发，也被称作所谓的“幞头”。 梦刀思召 袁绍在黎阳时，曾梦见有一神授一宝刀，等醒了之后，宝刀果然在卧所，铭曰思召。袁绍解铭说：“思召，正是一个绍字。 群雄篇——沮授 沮授（？－200年），广平人，东汉末年袁绍的监军。 沮授“少有大志，多权略”。曾为冀州别驾，举茂才，并当过两次县令。后来又当韩馥别驾，被韩馥表为骑都尉。曾对韩馥提出良策，但不被采纳。 在袁绍入主冀州后，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帮助袁绍夺取青州、并州、幽州而统一河北。沮授曾对袁绍提出奉迎天子，反对诸子分立，提出三年疲曹的战略，不但没有被袁绍采纳，反而被削弱兵权。 在官渡之战中，沮授提出缓进战术，不被采纳。在乌巢被烧前夕，沮授提出外表护粮，又不被采纳。在袁绍大败后，沮授被俘获，拒绝投降。后来，沮授欲回河北，事败被杀。曹操曾叹息：“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 《三国演义》中，添加了袁绍囚禁沮授的情节。 汉灵帝年间，沮授仕州别驾，举茂才，历二县令，少有大志，长于谋略。曾为韩馥别驾，官拜骑都尉。 初平二年（191年），在韩馥打算出让冀州时，沮授与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劝谏说：“冀州虽然狭小，能披甲上阵的有百万人，粮食够支撑十年。袁绍以一个外来人和正处穷困的军队，仰我鼻息，好比婴儿在大人的股掌上面，不给他喂奶，立刻可以将其饿死。为什么要把冀州送给他呢？”韩馥没有同意。 袁绍夺取冀州后，辟沮授为别驾从事，接着问沮授：“如今奸臣作乱，陛下四处漂泊。我家历代蒙受汉室恩宠，立志尽自己的力量和生命来振兴恢复刘汉天下。然而齐桓公没有管仲不可能成就霸业，勾践没有范蠡不可能保存越国。现在我想与您同心合力，共同使国家安定，您用什么计策匡正帮助我呢？” 沮授进言说：“将军不到二十岁就被朝廷重用，名声传扬全国。赶上董卓废立皇帝的时机，将军奋然生发忠义之心，只身一人骑马出奔，使董卓心裹恐惧。您渡过黄河向北，勃海的百姓稽首归顺。您拥有一个郡的军队，聚集冀州的人马，威势控制黄河以北，名声为天下推重。假使发兵向东，就可以扫除黄巾；还军攻打黑山，就可以灭掉张燕；掉转兵力向北，就必定捉住公孙瓒；以威势胁迫戎狄地区的人，立刻就可平定匈奴。横扫黄河以北，合并四个州的地盘，网罗英雄人才，拥有百万人马，到长安迎接陛下，恢复在洛阳的宗庙，向天下发号施令，征讨不服从的人。凭藉这样的条件争决胜负，有谁能够抵挡！几年以后，建立功业并无困难。” 袁绍听后大为欢喜，立刻表沮授为监军、奋武将军（一作奋威将军），令沮授监护诸将。 兴平二年（195年）冬，汉帝刘协辗转流亡到河东等地，沮授劝说袁绍：“将军世代担任朝廷宰相，历代以忠义辅助国家。如今天子流离，宗庙毁坏，但观察各州郡，表面托名义兵，实则图谋互相攻灭，未有忧虑心存国家关爱百姓的人。而且冀州城大体平定，兵士强大，士人归附，应当去西边迎接大驾，将皇宫安在邺县，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养兵马来讨伐不向王庭朝拜的人，有谁能够抵御呢？” 袁绍高兴，准备听从沮授的计策。颍川人郭图与淳于琼阻止说：“汉朝王室衰败，为时已久。现在想振兴王室，不也太难了吗？况且如今英雄同时兴起，各自占领州郡，联合聚集徒众，动辄有上万人，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接天子在身边，行动就要上奏，服从则权力太小，不服则抗命，这不是什么好办法。” 沮授说：“现在迎接天子，合乎道义，又合宜时机，如果不趁早决定，必有人先去迎接。权变不可失去时机，成功在于行动迅速，希望将军能够决定！”刘协的登基本来不合袁绍的意愿，所以袁绍没有采纳。 次年，曹操却在荀彧的支持下迎献帝迁都许县，成功挟天子以令诸侯。 袁绍非常喜欢第三子袁尚，让他跟随自己身边治理冀州，准备作为嗣子来培养。[7]同时，袁绍任命长子袁谭为青州都督，沮授反对，认为是诸子分立是取祸之道，于是劝谏道：“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义。世称一兔走衢，万人逐之，一人获之，其他人只好罢手，这是因为兔子已经有了名分。选择继嗣，众人年龄相当则从贤德来决定，贤德相当则以卜卦来决定，这是古制。希望您接受前代教训，思考‘逐兔分定’之意。” 袁绍不从，说：“我要让四人各据一州，来观察他们的能力。” 沮授走出袁绍的府门，叹息道：“祸患要从此开始了！” 后来，曹操表拜袁谭为青州刺史，袁绍又任命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袁绍死后，袁尚、袁谭果然因争位而大战。 袁绍挑选精卒十万，骑万匹，准备进攻许都。沮授建议利用优势军力和地理形势，对曹操进行持久战，“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同时“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的万全之策，如此作为，三年之后就可以使得曹军疲敝，灭曹定成，而不必急于决战。 郭图反对道：“兵法，十围五攻。如今，以袁公之神武、河朔之强众，来讨伐曹公，易如反掌。如今不灭曹公，以后的图谋就会有困难了。” 沮授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兵无敌，骄兵先灭。曹公迎天子安宫许都，如今举兵南向，是在违反义理。况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公法令畅通，士卒精练，非公孙瓒等人可比也。如今，放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兵，我实在是为袁公感到忧惧。” 郭图说：“武王伐纣，不曰不义，何况，出兵是讨伐曹公而非讨伐天子，并不是师出无名！而且，袁公的文臣武将都竭力尽忠，民众都想为袁公效力，如果不及时早定大业，实在是思虑的过失啊。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这正是越王勾践之所以称霸、吴王夫差之所以灭亡的道理啊。监军之计，确实很持重、牢靠，但这不是见机行事的灵活应变啊。” 沮授谏阻出兵，违背袁绍的意旨，郭图等乘机进馋说：“沮授监管内外，威权震动三军，如果他逐渐强盛，又怎么能控制他呢？有句话叫‘臣与主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这是《黄石》书中所忌讳的。况且统率军队在外的人，不宜参预内政。”于是，袁绍分监军为三都督，让沮授与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还未来得及实行。 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之战前夕，沮授就集合宗族，大散其财并说：“袁公在官渡胜利的话，我们就会有威无不加，但战败的话连自身也不能保住，真是悲哀啊！”沮授的弟弟沮宗不认同说：“曹操的军士马匹不足我们，兄长你何必惧怕呢？”但沮授看得出曹操的雄才说：“以曹兖州的大略，又有挟天子为资本，我们虽然攻灭公孙瓒，但军士疲倦，将军骄横，军队的破败正在这一举。扬雄说：‘六国蚩蚩，为嬴弱姬’，就是这样。” 官渡时，袁绍进军黎阳，遣颜良攻刘延，沮授劝说：“颜良性格促狭，虽然勇猛但不可独自任用。”反对以颜良独自领军，但袁绍不听。后曹操救刘延，斩杀颜良。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袁绍令颜良、淳于琼、郭图共攻刘延。《后汉纪》则记载沮授、颜良、淳于琼、郭图皆参战。 在袁绍将渡河之前，沮授又劝道：“胜负变化，不可不详。如今应该屯留延津，分兵攻官渡，如果能够克胜，再增兵也不迟；如果失利，兵众也可以安全撤离。”袁绍不听。渡河之前，沮授叹道：“主上自负其志，部下贪功夺利，悠悠黄河，我的命运不知道在何方啊！”于是称病不见，袁绍因此憎恨他，将沮授其所余部队交由郭图统领。 袁绍渡河后，驻屯延津南，遣刘备、文丑向曹军挑战，曹操领军击破，文丑更被曹军击杀，震撼袁绍军。 后曹操回到官渡，沮授向袁绍说：“河北兵虽然人多势众但勇猛不如河南兵，河南的粮少而财少过河北；河南利于速战速决，河北利于缓慢战斗。缓慢抵抗，拖长战事。”建议以持久缓进的战术来消耗曹军，但袁绍又不听从。 袁绍攻曹操，合战获胜，曹军退入官渡大营进行固守。于是，袁绍起高楼射箭入曹营，但后为曹军发石车击破。曹军在与袁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袁绍，曹军缺乏粮食。当时，袁绍派遣淳于琼领军带领运粮车。沮授建议：“可另遣蒋奇率领支援军队在运粮军队的外表，以断绝曹军的抄掠。”但袁绍又不从。 后来，淳于琼的运粮军队进至乌巢，距离袁绍大营仅有四十里，突然遭到曹军的袭击，粮草被烧。袁绍将领高览及张合又降曹，令袁军大乱，溃不成军，袁绍带着八百骑兵逃过黄河。 袁绍败逃时，沮授来不及北渡而被俘，被押见曹操，沮授大呼：“沮授不降，只不过被你的军士抓住了。” 曹操与沮授有旧，对沮授说：“分野殊异，因此相互隔绝，没想到今日会把您擒住。” 沮授回答：“袁冀州失策，自己导致败走。沮授智识能力有限，自然被擒。” 曹操说：“本初无谋，不能用您的计策。如今天下大乱超过一纪了，国家尚未安定，我正准备与您共同谋划对策。” 沮授说：“我叔父、母亲、弟弟性命悬于袁氏，若蒙您的心意，请速速将我处死，这才是我的福气。” 曹操叹道：“孤如果能早点得到你，那天下也不足虑了。”于是赦免沮授，并给他优厚的待遇。不久后，沮授密谋回到河北的袁绍阵营，事败被杀。 沮授的姓“沮”音ju，与“沮丧”的“沮”不同音。 在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提到沮授字公与，不过此说并不见于一般史料记载。 另外在《繁阳令杨君碑》的碑阴处有记载“故民朗陵长沮（缺）子辅”之文，虽然名已缺失，此碑立于熹平3年（176年），且繁阳位于魏郡，魏郡与广平的地理位置又相去不远，但沮授卒于200年，故沮子辅其人不可能即是沮授，但可能是沮授族人。 人物评价 《献帝传》：“少有大志，多权略。”（《后汉书》李贤注《献帝传》作“多谋略”） 曹操：“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 郭图：“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 孙盛：“观田丰、沮授之谋，虽良、平何以过之？故君贵审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则伯王之业隆；臣奉暗后，则覆亡之祸至。存亡荣辱，常必由兹。丰知绍将败，败则己必死，甘冒虎口，以尽忠规。烈士之于所事，虑不存己。夫诸侯之臣，义有去就。况丰与绍非纯臣乎？《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去邦，就有道可也。” 群雄篇——颜良文丑 颜良（？~200年），东汉末年袁绍部将。 颜良性格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为一夫之勇。官渡之战中，袁绍令颜良进攻白马（今河南滑县）。司空曹操采用军师荀攸“声东击西、轻兵掩袭”之计，亲自率军兼行，击破颜良军。颜良本人也被关羽斩杀，白马之围遂解。 明代小说《三国演义》只保留了亲斩颜良的关羽之勇，而忽略了奠定胜局的荀攸之谋。 颜良是东汉末期袁绍部下的武将，有威名。颜良与文丑一起作为袁绍军队的勇将而闻名，少府孔融以袁绍军队的颜良、文丑勇冠三军而劝谏曹操应该投降袁绍。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绍、曹操于官渡交战。袁绍派大将郭图、淳于琼、颜良进围白马。袁绍引兵到黎阳，即将渡河。 （《后汉纪》记载，此战沮授也有参与。《三国志·袁绍传》则记载，沮授反对独任颜良去进攻白马，于是劝谏袁绍，说道：“颜良性格促狭，虽然骁勇，但不可以让他独自担任大将。”但是，袁绍不从，依然单独留颜良为大将进攻白马。） 面对这个形势，曹操的谋士荀攸建议，率军先佯装在延津（今河南汲县东）渡河，做出袭击袁军后方的姿态，诱使袁绍分兵延津。然后，轻兵急进，奔袭白马，攻其不备。曹操依行其计。袁绍果然分兵，挺进延津。 在袁军奔赴延津后，曹操趁机引兵向白马疾进，及距白马十余里时，颜良大为震惊，仓促迎战。曹操以中郎将张辽、偏将军关羽为先锋，曹操又亲率裨将军徐晃等人后续部队继进。关羽望见了颜良麾盖（大将所乘戎车，设幢麾、张盖），在张辽军队与颜良军队交战之时，关羽策马冲到颜良身边，在万众之中用刺击类的武器杀死颜良，斩其首级而归。袁军诸将都不能挡住关羽。最终，袁军大败溃散，白马之围遂解。 家族成员 根据南朝梁时颜之推所撰《颜氏家训》中的《诫兵篇》，在训示子孙不要从事武职时，提到祖上“齐国有颜涿聚，赵国有颜最，东汉末年有颜良，东晋有颜延，都担任过将军的职务，最终都遭到悲惨的命运。”颜良或与颜之推有同族之谊，甚至可能就是山东临沂人。 轶事典故 位于黄河的两岸分别有郭子仪和颜良的寺庙。当时，有在离祭拜颜良的庙宇十五里之内，不准设置祭祀关羽的寺庙的这种禁忌。但当地的县令不去遵守，甚至下令要在颜良庙的庙会上，非让演员们演一场有关三国演义的戏剧不可，并且会亲自观赏。结果在当天的戏剧才上演的不久，突然刮起一阵狂风，致使台上的演员因狂风引起的意外而去世。之后，离庙宇十五里之内的地方，发生因瘟疫的传染使当地人和家畜去世的现象。 ——————————————————— 文丑（？~200年），东汉末年袁绍部将。 文丑为一夫之勇。建安五年（200年），带领左将军刘备进驻延津，误中曹操军师荀攸的“饵敌”之计，其麾下“五六千骑”惨败于“不满六百”的曹军骑兵。文丑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葬于河南省禹州市。 明代小说《三国演义》将此段历史改编为关羽斩文丑。 文丑是东汉末期袁绍部下的武将，有威名。文丑与颜良一起作为袁绍军队的勇将而闻名，孔融以颜良、文丑作为袁绍军队的武将代表，劝谏曹操小心他们。 建安五年（200年），袁绍出兵攻打曹操。曹、袁两军初战白马，曹操使计分散了聚集在黎阳渡河攻白马的袁绍主力，解了白马之围，杀了袁绍负责进攻的将领颜良。曹操认为白马并不适合防御，主动放弃在白马的据点，沿河向西转移人口和物资。袁绍渡河追击曹操的运输车队。但曹操并不情愿把官渡和黄河之间的土地都留给袁军。他想抵抗袁绍进军，在回援官渡前让袁军付出惨重代价。由于曹操在白马之战中佯攻，袁绍前锋部队沿河向西面的延津进发。他们很可能在那里渡河且未受曹操军阻拦。此时，袁绍几乎正处在曹操在官渡的防御工事和大本营都城许都的北面。 曹操军队到达延津，在白马西20里、南50里的南阪下扎了营寨。因曹操营在距离河岸有一段距离的防洪堤坝南侧，当曹操派人哨探袁军动向时，袁绍却看不见曹军。探子起初报告有五六百骑兵在路上，后又报告骑兵稍有增加，步兵不可胜数。曹操不让探子再报，让骑手卸鞍放马。白马县运输车队出现在堤坝的北侧了，处在了袁绍军的视野内。曹操的一些将官为敌军骑兵众多而不安，建议返回守营。军师荀攸却反对：“这正是我们的诱敌之策！我们怎能离开？” 袁绍的骑兵主将文丑和刘备率五六千骑兵相继追来。曹操的军士想上马，曹操不许，直到袁绍的骑兵越来越多并分散开来劫掠物资。这时曹操让军士上马，曹操手下不足600的所有军士跳上马冲击袁军。袁绍军战败，文丑阵亡。 历史评价 孔融：颜良、文丑，勇冠三军。 荀彧：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 沮授：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 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袁绍实在没有识人之明。 群雄篇——田丰 田丰（？－200年），字元皓，钜鹿（今河北巨鹿一带）人，一说渤海人。东汉末年袁绍部下谋臣，官至冀州别驾。其为人刚直，曾多次向袁绍进言而不被采纳，曹操部下谋臣荀彧曾评价他“刚而犯上”。后因谏阻袁绍征伐曹操而被袁绍下令监禁。官渡之战后，田丰被袁绍杀害。 田丰自幼天资聪慧，少年时丧亲守丧，守丧的时间虽然已过，但他仍笑不露齿，因此为乡邻所器重。而且田丰博学多才，在冀州很有名望，最初被太尉府征辟，推荐为茂才，后来被选为侍御史，因愤恨宦官当道、贤臣被害，于是弃官归家。当时韩馥为冀州牧，田丰因为正直而不得志。 初平二年（191年），袁绍以反客为主之计智取冀州，成为冀州牧，听说田丰威名，带着丰厚的礼物以及谦恭的言辞，招揽田丰，任命其为别驾，对他很是信任和器重。 之前，袁绍入冀州时，韩馥的部下耿武、闵纯持刀抗拒，兵士不能禁止。袁绍于是令田丰将耿武、闵纯处死。 初平三年（192年），田丰随袁绍出战公孙瓒，参与界桥之战。公孙瓒战败，但溃散的二千多名骑兵却逼近了袁绍，包围袁绍数重，射来的箭像下雨一样。田丰扶着袁绍，让他退入一堵矮墙里里面。袁绍摘下头盔扔到地上，说：“大丈夫应当上前战死，怎么反而逃进墙裹面呢？”催促箭手竞相射箭，射伤公孙瓒的不少骑兵。公孙瓒的部众不知道是袁绍，不少人渐渐退走了。此时袁绍部将麴义也率军赶来，公孙瓒的部众才退散。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将汉献帝迁往许都，从此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每次接到诏书，总担心对自己不利，于是想要天子搬迁靠近自己，派人对曹操说许县低洼潮湿，洛阳又残缺被毁，应当将都城迁到甄城，以便靠近完整丰足的地区。曹操不答应。田丰对袁绍说：“迁都的计策，既然不被采纳，最好早点儿谋取许县，接来天子，动辄假托天子韶令，向全国发号施令，这是最好的办法。不这样做，最终将受制于他人，那时即使后悔也不起作用了。”袁绍没有采纳。 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围张绣于穰城时，袁绍军的叛卒投靠曹操，对他说：“田丰劝袁绍早点袭击许县，如果挟天子以令诸侯，则四海可以指麾而定。”曹操于是解除对穰城的包围。 后来袁绍采用田丰的谋略，消灭公孙瓒，平定河北，虎据四州。逢纪忌惮田丰诚实正直，就多次在袁绍面前进谗言，袁绍也因此开始怨恨田丰。 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挑选精卒十万，骑万匹，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帅，准备进攻许都。 袁绍即将南征时，沮授、田丰劝谏（《献帝传》记载二人皆有劝谏，《后汉书》则只记载沮授劝谏）：“出师历年，百姓疲惫穷困，仓库没有积余，赋税劳役正多，这是国家使人深为担忧的事情。应该先派使者向天子进献，致力于农耕，使人马得到休息。若是不能通达天子，就上奏说曹操阻隔我们通达天子的路径，而后进兵驻守黎阳，逐步经营黄河南面，多造船只，整修器械，分派精良骑兵，抄掠对方的边境地区，使其不得安宁，而我得到安逸。这样三年之中，就可安坐而定天下。” 审配、郭图说：“兵书上的方法，比敌人多十倍就将其包围，比敌人多五倍就进攻敌人，力量相当就可以交战。如今凭着明公的神明威武，会合河朔地区强大的军队，用来讨伐曹氏，其势易如反掌。现在不及时攻取，将来就难对付了。” 沮授说：“消除祸乱，诛除强暴，这是符合道义的军队；仗恃人多，凭着强大，这称作骄傲的军队。仁义的军队没有敌手，骄傲的军队先就灭亡。曹氏拥戴迎接天子，在许都建造皇宫。现在发动全部兵力南攻曹操，就违背了义。而且克敌制胜在于谋略，不在于力量的强弱。曹操法令已经施行，士兵精强干练，不是公孙瓒那种等着被包围的人。现在丢弃万分安全的谋略，发动没有正当理由的军队，我私下为您感到恐惧。” 郭图等人说：“周武王讨伐商纣，不算不义；况且派兵攻打曹氏，怎么能说无名！且明公的部队精强勇猛，将领士兵都想着奋力，如果不抓住时机早早决定大业，就实是不妥。上天赐给的而不去获得，反而会受到上天的谴责。这是越国所以称霸，吴国所以灭亡的原因。监军的办法，在于坚持稳妥，而不是根据形势把握时机的权宜之计。”袁绍选择采纳郭图等人的意见。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前夕，刘备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领了沛县背叛曹操。曹操亲自率兵征讨刘备。田丰对袁绍说：“同您争夺天下的是曹操，曹操现在去束边攻打刘备，双方交战不可能很快结束，现在调动全部兵力袭击曹操的后方，一去就可以平定。军队根据时机出动，这就是时候。” 袁绍推辞说儿子生病，田丰的计策没得到施行。田丰举着拐杖敲击地面说：“嗟乎，大事完了！好不容易赶上这样的时机，竟然因为小孩子生病丧失机会，可惜呵！”袁绍听到以后很恼怒，从此就疏远了田丰。 曹操害怕袁绍渡过黄河，就加紧攻打刘备，不到一个月将刘备打败。刘备投奔袁绍，袁绍这才进兵攻许县。田丰认为既然失去前面的时机，眼下不宜出兵，就劝阻袁绍说：“曹操已经打败了刘备，许都就不再空虚了。而且曹操擅长用兵，变化无常，人数虽少，不可轻视。现在不如长期坚守。将军凭着山岭黄河的坚固，拥有四个州的人马，外面联合英雄豪杰，内部实行农耕用以备战。然后挑选精锐部队，分为奇兵，乘虚而入，袭扰河南。敌人援救右边，我就攻其左边；敌人援救左边，我就攻其右边，使敌人疲于奔命，人民不能安于本业，我们还没有疲劳但对方已经困乏，用不了二年（一作三年），安坐就可战胜敌人。现在放弃庙算之策而想通过一次战争去决定成败，万一不能如愿以偿，后悔就来不及了。” 袁绍不听。田丰极力劝阻，得罪了袁绍。袁绍非常愤怒，认为田丰败坏军心，就将他关了起来。于是先发布檄文，大举南下。 曹操听闻田丰不在军中，喜道：“袁绍必败。”后袁绍败走，曹操又说：“假使袁绍用田别驾之计，胜败尚未可知也。” 到袁绍军队返回时，一路土崩瓦解，众军士都捶胸而哭：“如果田丰在这里，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有人对田丰说：“您定会受到重用。” 田丰说：“袁公表面宽厚但内心猜忌，不相信我的忠诚，而且我多次因为说真话冒犯他。如果他得胜，一高兴，一定能赦免我；打了败仗，心中怨恨，内心的猜忌就会发作。要是出师得胜，我将得到保全，现在既然打败了，我不指望活命了。” 袁绍对逢纪说：“冀州人得知我兵败，都会念着我，只有田别驾先前劝阻我，与众人不一样，我也羞于见他。” 逢纪乘机进谗言：“田丰听说将军败退，拍手大笑，正为他预言正确而欢喜呢！”袁绍说：“我没有采纳田丰的意见，果然被他耻笑。”袁绍于是杀了田丰。 人物评价 《先贤行状》：“丰天姿朅杰，权略多奇。” 曹操：“向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 孔融：“田丰、许攸，智言之士也，为之谋。 群雄篇——河北四庭柱 河北四庭柱，是张国良的评话三国中的概念。为东汉末年时期割据河北的大军阀冀州牧袁绍帐下的四员大将。在三国历史中，最勇猛的袁绍部将本为麴义。但在后世诸多的艺术作品中，最勇猛的四位袁绍部将分别为颜良，文丑，张合，高览。 近代民国时期土匪则以此为历史背景基础，发展出四梁八柱的内部组织体系。在三国时期就可以看成是袁绍手下的四位猛将颜良，文丑，张合，高览。以及八位有名的谋士田丰、沮授、许攸、逢纪、郭图、审配、荀谌、辛评。 颜良（？－200年），河北名将，与文丑齐名的袁绍军双壁猛将，河北四庭柱排行之首，有威名。颜良与文丑一起作为袁绍军队的勇将而闻名，在平定冀州、攻灭公孙瓒的多场战役中立下功劳。孔融曾以颜良、文丑作为袁绍军队的武将代表劝谏曹操小心他们。 公元200年（建安四年），袁绍、曹操于官渡交战。”袁绍以颜良、文丑为将帅，简精卒十万，准备攻许。（《后汉书·袁绍传》，《三国志·武帝纪》中则记载颜良是与郭图、淳于琼一起进攻。）开战时，沮授劝谏袁绍：“颜良性急，虽骁勇，不可单独任用。 公元201年（建安五年）兵进黎阳，袁绍仍以颜良进攻单独守护白马的曹将刘延。曹操北救，以荀攸计分兵渡河，引袁绍西应，自率轻兵掩袭白马，颜良毫无准备，仓促迎战，遂被关羽击斩。 演义传记 颜良未参加关东联军，使袁绍颇为华雄的猖狂而叹息。绍计逼韩馥，谋夺冀州，耿武欲行刺，颜良斩之。随后与文丑为先锋，击败公孙瓒，平定河北，硕有战功。曹袁于官渡交兵，绍遣颜良为先锋大将，统十万精兵为前部，进攻白马，连斩宋宪、魏续，二十合败徐晃，令曹军诸将栗然。关羽出战，颜良方欲问时，因赤兔马快，措手不及，被关羽一刀刺于马下而死。 文丑（？－200年），与颜良齐名的袁绍军双璧猛将。河北名将，四庭柱排行第二。建安四年，袁绍以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准备攻许。曹、袁两军初战白马，曹操使计分散了聚集在黎阳渡河攻白马的袁绍主力，解了白马之围，杀了袁绍负责进攻的将领颜良。 五年，袁绍渡河兵至延津，使文丑与刘备挑战，袁绍的骑兵主将文丑和刘备率五六千骑兵相继追来。白马的运输车队出现在堤坝的北侧了，处在了袁绍军的视野内。曹操的一些将官为敌军骑兵众多而不安，建议返回守营。军师荀攸却反对：“这正是我们的诱敌之策！我们怎能离开？”曹操的军士想上马，曹操不许，直到袁绍的骑兵越来越多并分散开来劫掠物资。这时曹操让军士上马，曹操手下不足600的所有军士跳上马冲击袁军。袁绍军战败，文丑阵亡。 演义传记 并未参加关东义军讨伐董卓之战，袁绍在苦战董卓军华雄时感叹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于界桥之战眼见就要追到公孙瓒，却被初次登场的赵云所阻止，与赵云大战五六十合不分胜负。在官渡之战前哨战时，因同僚颜良被关羽所斩而愤怒。出兵延津袭击曹军，并击退张辽徐晃等，掠夺走大量曹军物资，但却被当时身在曹营的关羽所斩。 历史评价 ◆孔融：颜良、文丑，勇贯三军。 ◆荀彧：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 ◆陆游：“颜良文丑知何益，关羽张飞死可伤。等是人间号骁将，太山宁比一毫芒。” 张合（？－231年），字儁乂，河间鄚人。东汉末年，应募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后属冀州牧韩馥为军司马。191年，袁绍取冀州，张合率兵投归，任校尉。因破公孙瓒有功，迁为宁国中郎将。后在官渡之战中投降曹操。此后，随曹操攻乌桓、破马超、降张鲁，屡建战功。继与都护将军夏侯渊留守汉中。 215年，率军进攻巴西宕渠，被蜀将张飞击败。后任荡寇将军。 219年，从夏侯渊迎战刘备军于定军山，当夏侯渊战死，全军危急之际，张合代帅，率部安全撤退。后屯陈仓。 曹丕称帝后，升左将军，封鄚侯，奉命从曹真击平安定羌胡，后与夏侯尚围攻江陵。 228年，随曹真西拒诸葛亮，在街亭大败蜀军，迫其退回汉中。因功升征西车骑将军。231年，被司马懿下令领兵追击蜀军，至木门道中箭亡。 张合戎马一生，以用兵巧变、善列营阵，长于利用地形着称。 演义传记 张合原为袁绍手下名将，官渡之战时，受郭图陷害，无奈投降于曹操，从此被曹操重用，跟随曹操南征北战，平马超，灭张鲁，多有战功。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张合任司马懿先锋，跟随司马懿在街亭重创蜀将马谡，使诸葛亮撤兵。此后，在诸葛亮的多次北伐中，张合先后随曹真、司马懿前往对抗，多有上佳表现，连诸葛亮也叹其勇猛。 历史评价 ◆陈寿：“合识变量，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于禁最号毅重，然弗克其终。张合以巧变为称，乐进以骁果显名，而鉴其行事，未副所闻。或注记有遗漏，未如张辽、徐晃之备详也。” ◆曹操：“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岂若微子去殷、韩信归汉邪？” 高览（？-204），字元伯，一名高奂（《檄吴将校部曲文》）。东汉末年将领，与张合并为袁绍大将，河北四庭柱排行第四。官渡之战，曹操率军偷袭乌巢，袁绍从郭图之请，仅以轻骑救援，而命高览、张合率重兵攻曹营，营坚不能下，粮谷被燔，郭图惭其计失，复谮于绍，高览等忿惧，遂焚攻具，率众降于曹操。官至偏将军、东莱侯。此后事迹不详 演义传记 官渡之战，高览曾和许褚大战而不分胜负。曹操偷袭乌巢，袁绍从郭图之计，命高览、张合率兵劫曹营，遭埋伏兵败，惧罪而降于曹操，被封为偏将军、东莱侯。后随曹操出征汝南，率军伏击刘备，三合斩刘辟，正欲擒刘备，被赵云一枪刺于马下。 群雄篇——袁术 袁术（？～199年），字公路，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商水县）人，袁逢嫡次子，袁基、袁绍之弟。 袁术年少时以侠气闻名，后升迁为虎贲中郎将。董卓进京后，以袁术为后将军，袁术因畏祸而出奔南阳。初平元年（190年）与袁绍、曹操等共讨董卓。后与袁绍对立，被袁绍、曹操击败，率众奔九江，割据扬州。建安二年（197年），登基称帝，建号仲氏，但未被普遍承认。此后袁术奢侈荒淫，横征暴敛，使江淮地区残破不堪，民多饥死，部众离心，先后为吕布、曹操所破，元气大伤，于建安四年（199年）呕血而死。 袁术出身于东汉四世三公名门之家，家族为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是司空袁逢之嫡次子。由于袁术的庶兄袁绍是过继于其伯父袁成的养子，因此史书普称袁术为袁绍的堂弟，其实两人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但是袁绍母亲仅是个婢女，袁绍早年在家中的地位颇见低微。 袁术年轻时以有侠气出名，经常与公子哥们田猎游玩，后来有很大改变。他被举荐为孝廉，任职郎中，先后多次担任朝廷内外官职，后为折冲校尉、河南尹、虎贲中郎将。 汉灵帝驾崩后，大将军何进掌握朝政大权，袁术与袁绍得到了何进的拉拢。 中平六年（189年），十常侍杀害何进，袁术与吴匡合力进攻皇宫，宦官们手持武器负隅顽抗，袁术火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一作“南宫青琐门”），胁迫十常侍放弃皇宫出逃。 董卓入洛阳后，欲废汉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汉献帝，为拉拢袁术，乃表袁术为后将军，袁术不肯依附，惧祸逃往南阳。长沙太守孙坚杀死南阳太守张咨，引兵从袁术。南阳户口尚数百万，袁术在南阳时不修法度，以抄掠为资，奢姿无厌，百姓患之。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袁术与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一同举兵于关东，众人推袁绍为盟主。袁绍屯河内，袁术屯南阳，孔伷屯颍川，韩馥在邺城，张邈等人屯酸枣。二月，董卓下令迁都长安，焚烧宫室，董卓自己仍留屯洛阳中。三月，董卓杀死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并将身在京城的袁氏宗族尽皆处死。 董卓又派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劝解关东诸军，结果袁绍指使王匡杀死胡母班、吴修、王瑰，袁术也将阴修捉住处死，只有韩融因名声德行而幸免。 袁术和孙坚联手，上表行孙坚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孙坚领军出征，袁术在后方提供粮草补给。 初平二年（191年），孙坚率军击败董卓军的胡轸、吕布，斩杀了华雄，取得大捷。此时有人便向袁术进言：“孙坚倘若占据洛阳，发展势力，将难以制约。如果任其发展，岂不是除却一狼，又增一虎。” 袁术担心孙坚会尾大不掉，便不运军粮给孙坚。孙坚便连夜赶回，对袁术说：“我之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为报将军家门私仇。我与董卓，并无骨肉之仇，而将军却听信谗言，猜疑于我。现在大功即将告成而军粮不继，这便和吴起叹泣于西河、乐毅遗恨垂成的形势一样。希望将军细细思考。” 袁术惭愧，立即给孙坚调发军粮。孙坚回到前线后乃率军攻入洛阳，董卓逃到长安，孙坚又分兵出函谷关。 当初，张让等人劫天子出逃，传国玉玺落入井中。孙坚攻入洛阳时，从井中找到了玉玺。袁术得知此事，便拘禁孙坚夫人，逼迫孙坚交出玉玺。 当时，议者认为汉灵帝失道，使天下叛乱，汉献帝幼弱，是被贼臣拥立，又不识母氏所出，汉宗室幽州牧刘虞宿有德望，袁绍等人就想立他为帝。袁绍派人通知袁术，希望得到袁术支持。但是袁术观汉室衰微，早已心怀异志，不愿意拥立成年的汉朝皇帝，于是托辞公义不赞同袁绍的提议。袁绍又给袁术写信说：“之前我与韩馥一同议论永世之道，打算让海内重现再兴之主。如今西边名义上有幼君，血统却不正，公卿以下都在依附董卓，岂能信任！现在应当派兵屯驻关要，出兵向西，再东立圣君，天下太平指日可待，有何可疑！况且我们的家室被害，不念伍子胥之事，还能北面称臣吗？违背上天不祥，希望你再仔细思考。” 袁术回复：“圣上聪叡，有周成王的资质。贼臣董卓趁危乱之际，威服百官，这是大汉出现小难的时候，国家尚未被祸乱所倾覆，我便打算再次复兴它。您却说如今的圣上血统不正，岂不是诬言！先人以来，世代相承，以忠义为先。太傅仁慈恻隐，虽然知道贼臣董卓必成祸害，却以信徇义，不忍离去，最终门户灭绝，死亡流漫。我们得到远近势力前来相助，不趁此时上讨国贼，下刷家耻，却想着另立新君，真是没听说过的事。您又说我们家室被害，岂能北面称臣，那是董卓做的事，岂能怪罪于国家？君命，便是天意，天意不可怨恨，何况这根本不是君命呢！我一片赤心，志在消灭董卓，不愿想着其他的事。”兄弟两人因此积怨翻脸。 刘虞的儿子刘和在朝廷担任侍中，汉献帝希望东归旧京，便令刘和出武关向刘虞求救。刘和经过南阳时，向袁术说明天子之意。袁术为了让刘虞帮助自己，就把刘和扣留在南阳，让他作书要刘虞派兵帮助自己西征。刘虞不听公孙瓒劝阻，派数千骑兵前去南阳。公孙瓒担心袁术怨恨自己，就派从弟公孙越率一千骑兵拜见袁术，请求联合，并劝袁术捉住刘和，夺取刘虞的兵马。不久后，刘和逃到北方，又被袁绍扣留。 孙坚进攻董卓尚未返回豫州，袁绍派兵争夺豫州，爆发阳城之战。（关于此战，《三国志》记载袁绍派周昂攻打阳城，《后汉书》记载袁绍派周昕攻阳城，《吴录》记载袁绍以周喁为豫州刺史，与孙坚争豫州。《资治通鉴》则记载袁绍以周昂为豫州刺史。不知是史料记载冲突还是三人皆有参战。）最终袁术、孙坚击破袁绍派来的军队，但公孙越却在此战中箭身亡。 此后袁术转而与公孙瓒以及陶谦结盟，与袁绍相互争霸。但是群雄大多依附袁绍，袁术大怒说：“这些竖子不跟随我，反而跟随我家的奴仆吗？”还写信给公孙瓒说袁绍不是袁氏子孙。袁绍于是联合刘表，想南北钳制袁术。 初平三年（192年），袁术召回孙坚，命他攻打刘表，孙坚在围攻襄阳时战死（张璠《汉纪》及《吴历》载孙坚死于初平二年，《英雄记》则载孙坚战死在初平四年），其侄孙贲带着将士依附袁术。 这一年，吕布与司徒王允等人共同诛杀董卓，之后又被董卓旧将李傕击败，率数百骑逃出武关，来到南阳投奔袁术。吕布自以杀董卓对袁氏有恩，而袁术厌恶吕布反复无常，因此拒绝不受。（一说袁术厚待吕布，吕布却放纵士兵在南阳钞掠。袁术以之为患，吕布心不自安，便离开了南阳。） 初平四年（193年），袁术粮道被刘表截断，于是联同朝廷任命的兖州刺史金尚挥军北上，攻击兖州。袁术屯军于封丘，之后又有黑山贼的余部以及匈奴于扶罗等助战。袁术令将领刘详屯匡亭，曹操攻击刘详，袁术引兵与曹操交战，大败。袁术退保封丘，曹操进击，袁术在城池被围之前逃到襄邑，曹操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袁术走奔宁陵，曹操穷追不舍，最终袁术逃奔九江寿春。 当时镇守寿春的是袁术所设扬州牧陈瑀，陈瑀不让袁术入城，袁术退守阴陵，好言劝说陈瑀，陈瑀胆怯，不敢攻击袁术。袁术便于淮北集合军队攻向寿春，陈瑀大惊，令其弟陈公琰向袁术请和，袁术不从，捉住陈公琰继续进兵，陈瑀逃回下邳。（另一说，当时扬州刺史是陈温，袁术杀死陈温，领扬州事。） 袁术占据扬州，又兼称徐州伯，以张勋、桥蕤为大将。李傕打算结交袁术，于是拜袁术为左将军，假节，进封阳翟侯，并派遣太傅马日磾到各地给受封的将军侯爵举行拜授仪式。马日磾到寿春后，袁术向他借符节一看，却趁机夺下不还，又令马日磾辟命自己军中的将士。马日磾对袁术说：“您先世诸公征辟掾属时怎么做？您要逼我征辟，难道认为公府掾属可以靠劫迫得到吗？”马日磾又向袁术请求离去，袁术却把他关押起来。马日磾失节受辱，后来忧愤而死。 袁术徙寿春后，派孙贲攻打袁绍所设的九江太守周昂，孙贲在阴陵击破周昂，之后袁术表孙贲领豫州刺史。 袁术向庐江太守陆康求三万斛米（一说求陆康委输兵甲），陆康以袁术为叛逆，闭门不通，又修战备打算抵御袁术。袁术大怒，命孙坚之子孙策率军攻打庐江，许诺城破后以其为太守。孙策围城两年，最终攻破庐江，陆康病死，袁术用故吏刘勋为太守。 东莱人刘繇避难在淮浦，被朝廷任命为扬州刺史，袁术手下的吴景、孙贲迎接他到曲阿。当时袁术屡屡攻击扬州诸郡县，刘繇深感不满，于是令樊能、张英屯江边阻挡袁术，又驱逐吴景、孙贲。袁术令故吏惠衢为扬州刺史，吴景为督军中郎将，与孙贲共同攻打刘繇，交战一年多，惠衢等人不能攻克，而汉朝加刘繇为扬州牧。 孙策面见袁术，请求自己率兵帮助吴景攻打刘繇。袁术同意了孙策的请求，又表孙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孙策征战数年，最终取得江东。 刘繇败走后，吴景、孙贲、周瑜等人回到寿春。袁术命从弟袁胤代替周尚担任丹阳太守。 兴平二年（195年）冬天，董卓余部李傕和郭汜在弘农郡的曹阳涧一带追击汉献帝及公卿百官，保护汉献帝和文武百官的杨奉被凉州军打败，献帝逃到黄河北边。袁术以为时机已到，召集部属们开会说：“如今刘氏天下已经衰微，海内鼎沸，我们袁家四代都是朝中重臣，百姓们都愿归附于我。我想秉承天意，顺应民心，现在就登基称帝，不知诸君意下如何？” 众人听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有主簿阎象发言道：“当年周人自其始祖后稷直到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可说有他们的两分，可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做殷商王朝的臣子。明公您虽然累世高官厚禄，但恐怕还比不上姬氏家族那样昌盛；眼下汉室虽然衰微，似乎也不能与残暴无道的殷纣王相提并论吧！” 袁术听了阎象这番话不吭声，心里却是非常恼怒。又令人召张范前来，张范以疾病推辞，令弟弟张承前去。袁术对张承说：“过去周王室衰颓，就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秦朝政治失败，汉朝就接替利用其势而兴起。现在我凭借土地广阔、士民众多的优势，打算求取齐桓公那样的福分，追随汉高祖的足迹，怎么样？”张承回答：“这事在于德行而不在强力。如果谁能推行德政，以此来统一天下人的愿望，即使只凭着匹夫的资历，而去成就称霸称王的功业，也是不难的。假如有超越本分的追求，冒犯天时而轻举妄动，那众人就会抛弃他，谁还能使他兴旺呢？”袁术很不高兴。 这一年，曹操平定兖州，趁势东侵陈地。次年正月，曹操军临武平，袁术所置的陈相袁嗣投降。 《魏略》称：兴平末，曹操一次外出时遇袁术部曲追杀，走入秦家中。曹真父亲秦邵（字伯南）为救曹操，冒名顶替，袁术部曲误以为他就是曹操，遂杀之而去，使曹操躲过一劫。（此与《三国志》记载的曹邵死因不同） 曹操又派曹洪率兵西迎献帝，袁术部将苌奴与卫将军董承据险阻拦，曹洪不得前进。 汝南、颍川的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人，各聚众数万，最初响应袁术、依附孙坚。二月，何仪等人都被曹操击破。 建安之初，袁术部将戚寄、秦翊也被避乱扬州的刘馥说服，率众投降了曹操。 袁术自入扬州，与徐州牧陶谦逐渐不和。先是袁术自称徐州伯，之后陶谦又将从寿春前往江都的吕范当成觇候收捕拷问。陶谦死后，刘备提议将徐州让给袁术，徐州人不从，请刘备领徐州。陈登等人又遣使告知袁绍，袁绍也同意刘备领徐州。自此，徐州与袁术断绝关系。 建安元年（196年），袁术引兵北上徐州攻打刘备，又任命吴景为广陵太守。刘备率军与袁术相持于盱眙、淮阴。相持一个月，双方互有胜败。 吕布初入徐州时，曾写信给袁术。袁术与刘备交战时，回信给吕布说：“过去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袁氏门户，袁术举兵于关东，未能诛杀董卓。将军杀死董卓，送其首级，为袁术扫灭仇耻，使袁术明目于世，死生无愧，这是第一件功劳。昔日金尚率兵向兖州，南至封丘，为曹操所逆击，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将军攻破兖州，使袁术明目于远近，这是第二件功劳。袁术出生以来，未曾听闻天下有刘备，刘备举兵与袁术对战；袁术凭将军神威，得以击破刘备，这是第三件功劳。将军有三大功劳，袁术虽然不够聪明，但愿意尊奉将军至死。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较少，如今我愿送二十万斛米，在道上迎接将军。不但如此，粮食还会不断赠送；如果将军缺少兵器战具等物资，也可一并禀报，袁术必当听命。” 吕布看后大喜，于是率兵前往下邳。当时下邳守将曹豹与刘备手下不和，也派人迎接吕布，吕布一举攻破下邳。 刘备得知后方被袭，只得引军退还，到达下邳时，军队崩溃。刘备收集散卒，东取广陵，被袁术军击败，只得向吕布请降。吕布怨恨袁术不愿再送粮，于是以刘备为豫州刺史。吕布令刘备屯小沛，与自己并力攻击袁术。 后来，袁术又命将军纪灵率步骑三万攻打刘备，被吕布以“辕门射戟”劝解。 这年七月，将军韩暹、杨奉护送汉献帝回洛阳。九月，曹操把献帝带到许县，杨奉、韩暹率军追击车驾，事败，又遭曹操攻击，于是投奔袁术。 沛相陈珪，是故太尉陈球之侄，与袁术皆为公族子孙，两人年少时就有交情。袁术为了招募陈珪为己所用，便写信给他说：“昔日秦朝政治混乱，天下群雄争相夺取，最终由智勇兼备之人得到天下。如今世事纷扰，将有瓦解的趋势，确实到了英雄有为之时。我与足下是旧交，足下愿意来辅佐我吗？如果我能够成就大事，您便是我的心腹。” 陈珪的次子陈应当时正在下邳，袁术便胁迫陈应作为人质，认为必使陈珪投靠自己。陈珪回信答复：“昔日秦末之际，皇帝肆意残暴，虐政遍布天下，致使百姓遭受痛苦、吏民无法活命，于是土崩瓦解。如今虽然形势衰微，却不如秦朝的苛政暴虐扰乱。曹将军英明神武、顺应时运，恢复国家刑法，即将扫除凶恶之人，使得天下安定，这实是已经有了迹象的。我以为足下会与他齐心协力，匡扶汉室，可是足下却阴谋不轨，自招灾祸，岂不让人痛心呢！如果您迷途知返，还可以免祸。我与足下是旧交，故而陈述真情，虽然听起来逆耳，实是至亲之人的忠告。若是要我谋求私利而阿附足下，我宁死也不为。” 袁术一直认为袁姓出自于陈，陈是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以为谶文云：“代汉者，当涂高也。”说的就是自己，故袁术获得玉玺后，常有称帝的野心和意图。 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用河内人张炯之符命，在寿春称帝，建号仲氏，置公卿，祠南北郊，任命九江太守为淮南尹，广置公卿朝臣，还在城南城北筑起皇帝祭祀天帝所用的祭坛。生活上他奢侈荒淫，挥霍无度。后宫妻妾有数百人，皆穿罗绮丽装，精美的食品应有尽有。袁术所纳的冯夫人因受宠爱而被其余妇人绞杀，袁术只认为她是不得志而死，下令将她厚葬。 袁术打算拜金尚为太尉、授予徐璆上公之位，金尚、徐璆皆不愿屈服，袁术也不敢强迫他们。后来，金尚谋划逃回朝廷，事败而被袁术杀害。 袁术称帝后，派韩胤为使者，将事情告诉吕布，并请求两家结亲，让吕布把女儿送到寿春嫁给自己的儿子。吕布最初答应，之后听陈珪劝谏，追回其女，并把韩胤送到许县，曹操将韩胤处死。 孙策也不满袁术僭号的行为，于是写信责备袁术，与他断绝关系，遣徐琨驱逐袁术所设的丹阳太守袁胤，并令孙辅屯历阳抵御袁术。吴景、孙贲也脱离袁术，投奔孙策。袁术暗中遣人联络丹阳宗帅祖郎等人，让他们煽动山越攻打孙策，后来祖郎被孙策生擒。 袁术怨恨吕布断绝婚事，害死韩胤，于是命大将张勋、桥蕤等人同韩暹、杨奉合兵，率步骑数万，分七路进攻吕布。吕布用陈珪所献离间计，说服韩暹、杨奉反叛，在下邳大破张勋，袁军崩溃而走，战死、溺死者不可胜数。 吕布又与韩暹、杨奉率军向寿春，水陆并进。到钟离时，吕布钞掠了大量物资，于是引军退还，并写信给袁术说：“足下仗着军势强盛，经常吹嘘自己手下有什么猛将武士，想着吞并我，只是每次都被压抑住了而已。我吕布虽然不算什么勇士，却能虎步于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逃窜到寿春里，不敢出头。那些猛将武士，现在在哪啊？足下喜欢说大话糊弄整个天下，但天下之人又岂会尽受糊弄？自古交兵就允许使者来往，离间计也不是我吕布独创的。你我相离不远，可以随时写信回复我。”吕布军渡完后，袁术亲自率领步骑五千陈于淮上，吕布的骑兵皆在岸北大笑而还。 袁术攻击吕布失利，转而侵略陈国，并派刺客刺杀陈王刘宠和陈国相骆俊，陈国因此破败。曹操亲自征讨袁术，袁术闻知，渡淮而走，留桥蕤、李丰、梁纲、乐就镇守蕲阳，最终桥蕤四将皆被曹操斩杀。袁术损兵折将，众叛亲离，自此一蹶不振。 这一年，爆发旱灾，袁术军中的士兵却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江淮一带民不聊生，许多地方断绝人烟，饥荒之中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当时袁术所设沛相舒邵（字仲应）劝袁术散粮救饥民，袁术听后大怒，将斩之。舒邵说：“我知道一定要死，所以这么做。我情愿以自己一人的性命，从灾难困苦中救出百姓。”袁术受感动，下马拉着他的手说：“仲应，您只想自己享有天下美名，而不愿意与我共同分享吗？”然而，此时袁术的衰败已经无法逆转。后来，其部曲陈兰、雷薄叛变，在掠夺粮草后，奔赴于灊山。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被曹操围困于下邳，遣许汜、王楷求救于袁术。袁术问：“吕布之前拒绝结亲，不把女儿给我，就该当败在自己手里，何故再来和我联络呢？”许汜与王楷说道：“明上如今不救吕布，才会败在自己手里！两家互为唇齿，等吕布败亡，明上也将失败了。”袁术于是严兵为吕布作声援。 建安四年（199年），走投无路的袁术，前往灊山投奔他以前部曲雷薄、陈兰，却为雷薄等拒绝，于是又将帝号归于袁绍，写信给袁绍说：“天命离开汉室已经很久了，靠天下人扶持，政权出自私门。英雄豪杰争夺追逐，分割地盘。这同周朝末年的七国没有两样，只有强大的一方吞并他方。袁氏禀受天命应当统治天下，符命祥瑞粲然昭着。现在您拥有四个州，户口达百万人，论势力谁都不可能同您争强，论地位谁都不可能比您高。曹操虽然想扶助衰弱的朝廷，怎么能够将断掉的天命重新接上，将已经灭亡的朝廷重新振兴呢？我恭敬地将天命送给您，希望您使它振兴。”袁绍同意接纳袁术。 当时袁绍的长子袁谭担任青州刺史，他派人迎接袁术。于是袁术打算从下邳北上，前往青州。曹操派刘备、朱灵军截住去路，袁术不得过，只得退往寿春。六月，退军至江亭，距离寿春八十里。当时军中仅有麦屑三十斛，又是六月盛暑，袁术欲得蜜浆解渴，又无蜜。叹息良久，说道：“袁术怎么会到这个地步！”最后呕血斗余而死。 袁术女婿黄猗与从弟袁胤畏惧曹操，不敢居寿春，率其部曲奉袁术棺柩及妻小依附袁术的故吏庐江太守刘勋。袁术的长史杨弘与大将张勋则想率众投奔孙策，刘勋率兵截击，将他们全部俘虏。故东海相徐璆趁混乱之际，夺得传国玉玺，前往许都献给献帝。 孙策破刘勋后，袁术的家眷被孙策所得。后来，袁术儿子袁燿（一作袁曜），仕吴国郎中，袁术的女儿成为孙权的夫人，袁燿的女儿许配给孙权的儿子。 个人作品 《全后汉文》载袁术作《答袁绍书》、《报吕布书》、《与陈珪书》、《归帝号于袁绍书》。 人物评价 蒯越：袁术勇而无断。 董卓：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 刘协：故左将军袁术不顾朝恩，坐创凶逆，造合虚伪，欲因兵乱，诡诈百姓，始闻其言以为不然。定得使持节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布上术所造惑众妖妄，知术鸱枭之性，遂其无道，修治王宫，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残民害物，为祸深酷。 孔融：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 轶事典故 名士何颙，常在党锢之时私入洛阳，与袁绍一同帮助党人避祸。当时袁术也是豪侠，与袁绍争名，而何颙未曾拜访过袁术，袁术因此非常痛恨何颙。一次，袁术在座上数落何颙的三条罪过，他说：“王德弥是才智杰出的老者，他德高望重，而何伯求疏远他，这是第一条罪。许子远是凶恶放荡之人，性格与作为都不纯，而何伯求与他亲近，这是第二条罪。郭泰、贾彪家中贫寒，没有其他的资业，而何伯求骑着肥马穿着轻裘，在道路上光彩耀眼，这是第三条罪。” 陶丘洪反驳：“王德弥虽是大贤，却在济世方面有缺陷。许子远虽然不纯，拯救危难时却不害怕沾污了自己。伯求推荐贤人时以德弥为首，拯救危难时则推崇子远。且何伯求曾为虞伟高亲手复仇，义名奋发。他的仇人家财万贯，骏马有四百匹，要让何伯求乘瘦牛弱马，顿伏在道上，就像让他在仇敌刀刃前把胸膛敞开一样。” 袁术依然愤懑不平。后来，袁术与南阳人宗承在阙下相会，发怒说：“何伯求，有违背仁德的恶行，我要杀了他！”宗承说：“何生是才智杰出的人，足下应该善加礼遇他，使美名流传于天下。”袁术这才作罢。 路中悍鬼 袁术担任长水校尉时，奢淫无度，骑乘豪华的车马，气势压人，百姓编绰号讽刺他说：“路中悍鬼袁长水”。 陆郎怀橘 陆绩自幼聪明过人，知礼节，懂孝悌，尊重长辈，孝敬父母。6岁那年，于九江拜见袁术，袁术赠的橘子，陆绩舍不得全部吃完，深藏三枚于怀中。临行告辞、躬身施礼时橘子落地。袁术问道：“陆郎作宾客怎么还藏着橘子？”陆绩跪而回答：“留三只橘子欲回去送给母亲品尝。”袁术听罢惊奇不已。 群雄篇——马腾 马腾（？～212年），字寿成，右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人。东汉末年军事将领，汉末军阀之一。 马腾年少时家贫，以砍柴为生，成年后身高八尺多，容貌雄伟，性格温厚。灵帝末年，羌氐反叛，马腾被召入伍，累建军功，由军从事因战功渐升至军司马。中平四年（187年），马腾联合韩遂、王国合兵对抗汉朝，王国战败后，马腾、韩遂将其废掉，割据凉州。初平三年（192年），加封征西将军，屯郿地。马腾因私事求于李傕，李傕不允，马腾一怒之下打算进攻李傕，韩遂劝解不成，遂与马腾一起进攻李傕。马腾、韩遂战败，退回凉州。李傕派人讲和，并封马腾为安狄将军。献帝兴平年间，马腾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后反目成仇。 建安四年（199年），曹操派钟繇写信给马腾、韩遂，陈述利害关系，马腾、韩遂归顺曹操，各派儿子作为人质。马腾派儿子马超随钟繇讨伐袁绍的将领郭援，郭援被杀死。曹操封马腾为前将军，假节，封槐里侯，屯槐里。后入邺城，封为卫尉。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攻打关右地区，马超起兵反抗，但被击败。 建安十七年（212年），马腾受牵连被杀，并被夷灭三族。 马腾，据传是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马腾的父亲马平，字子硕，曾任天水兰干尉，后失官留居陇西郡，娶羌女为妻，生下马腾。马腾年轻时贫穷，无产业，经常从彰山砍伐木材，背到城里去卖，来养活自己。马腾长八尺余（约合现今1.85米），身体宏大，面鼻雄异，而性格贤厚，人们都很敬佩他。 中平年间，凉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导致汉阳人王国以及氐、羌等民族造反。州郡征集勇士，欲讨伐叛乱。马腾应征，被州郡官员看重，任命为军从事，统领部队，后征战有功，提升为军司马，迁偏将军。 中平四年（187年）四月，耿鄙率兵讨伐王国、韩遂，到狄道时，李相如作乱，与韩遂等人共杀耿鄙。叛军进而包围汉阳郡，杀死太守傅燮。之后马腾也起兵反叛，与韩遂及自称“合众将军”的王国合兵，众人共同推举王国为主帅，率领其部众，寇掠三辅。 中平六年（189年），王国被朝廷派来的军队击败，马腾、韩遂等人于是废掉王国，又挟持汉阳人阎忠为主帅。不久阎忠病死，马腾、韩遂等人相互争权，势力有所衰弱。 初平二年（191年），董卓入长安，邀请韩遂、马腾共同策划进攻山东诸将。二人见天下大乱，也想要依靠董卓起兵。 初平三年（192年），马腾、韩遂投降朝廷，率众到达长安。当时董卓已死，李傕等人专权，于是拜韩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马腾为征西将军，屯于郿县。 （注：《典略》称初平年间马腾从征西将军转为征东将军，《宋书》称马腾于初平三年担任征东将军，《后汉纪》则作韩遂屯郿县、马腾屯鄠县，均与《三国志》记载不同。） 初平年间，马腾经常率领庞德讨伐作乱的羌氐。 兴平元年（194年），马腾有私事求于李傕，没有得到应允，于是反目。马腾以益州牧刘焉为宗室大臣，与他共谋诛李傕。当时侍中马宇、刘焉的儿子左中郎将刘范身在长安，故凉州刺史种邵与李傕有杀父之仇，中郎将杜禀和贾诩不睦，他们都联合马腾谋袭长安。马宇等人密谋令马腾袭长安，自己为内应。汉献帝派使者劝和，马腾不从，随后屯于金城的韩遂率兵前来劝解，继而与马腾联合，一起攻打李傕。马腾进兵至长平观时，马宇等人事情败露，马宇逃奔槐里，杜禀胁迫扶风吏人助马腾镇守槐里，欲图进攻李傕；刘范则逃到了马腾营中，请刘焉出兵相救，刘焉派校尉孙肇率兵五千助战。李傕使樊稠、郭汜以及侄子李利出击，马腾等军大败，种邵、刘范战死，马腾、韩遂退回凉州。樊稠、李利等人又进攻槐里，城破后，马宇、杜禀等人都被杀害。 不久后，李傕等人又与马腾、韩遂讲和，改任马腾为安狄将军，韩遂为安降将军。 兴平二年（195年），马腾上表称军队补给不足，请求就谷于池阳，于是率军改屯长平岸头。将领王承害怕马腾图谋自己，于是率兵偷袭，马腾没有准备，向西败走。不久后，三辅动乱，马腾遂放弃东行计划，与韩遂相联合，结为异姓兄弟。 两人初时关系友好，后来因部曲侵犯对方领地而变为仇敌。马腾先攻击韩遂，韩遂退走，又召集部众反攻马腾，杀死其妻儿，之后连年交战不休。 当时的关中，仍是十几股军阀割据的局面，其中以马腾、韩遂势力最强。 建安四年（199年），曹操采用荀彧的建议，派钟繇以侍中的身份代理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钟繇到达长安后，与凉州牧韦端共同劝和马腾、韩遂，又给两人写信陈述利害关系，于是马腾、韩遂愿意归顺，各自送来儿子作人质。曹操又征召马腾，令其屯于槐里。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病逝，其子袁尚派自己设置的河东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干与匈奴南单于攻打平阳，又遣使与马腾、韩遂等人联合，马腾等人暗中答应。钟繇派张既对马腾晓以利害。 傅干又对马腾说：“古人说‘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迎天子，诛除暴乱，法纪严谨，政治清明，上下听从命令，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以说是顺道。袁氏背弃王命，驱率胡人侵略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士虽强，实际已让天下人失望，可以说是逆德。如今将军已经听命有道的人，却不尽全力，在两边摇摆不定，打算坐观成败，我担心事情结束后，曹公奉辞责罪，将军就要首当其诛了。” 马腾听了害怕。傅干又说：“智者转祸为福。如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独制河东，曹公虽然有万全之计，也不能制止河东的危机。将军如果能引兵讨伐郭援，内外夹击，必能成功。将军这一举，能断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到时曹公必定重重感激将军，将军的大功和名声，竹帛也不够记述。希望将军能谨慎决定！” 马腾说：“我愿意听从您的教导。” 于是派儿子马超带领精兵万余人出征，与韩遂军一同帮助钟繇，大破郭援军，庞德在战场上亲手杀死了郭援，单于与高干投降。 曹操表拜马腾为征南将军，韩遂为征西将军，俱开府。 马腾在三辅时，北防胡寇，东备白骑，优待士人推荐贤才，怜悯救援百姓，受到三辅百姓爱戴。 建安十年（205年），高干举并州作乱，张晟寇略崤、渑之间，河东卫固、弘农张琰起兵响应他们。曹操派张既征集马腾等人击败了高干、张晟军，斩杀了张琰、卫固等人。 另据《庞德传》记载，张白骑叛于弘农，马腾率庞德出征，击破张白骑于二崤之间。 后来，马腾拜为前将军、假节，封槐里侯。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令张既劝说马腾放弃部队入朝。马腾虽已经许诺，但始终犹豫不决。张既担心生变，于是令诸县储备物资，又令二千石俸禄的官吏出郊迎接，马腾不得已，只得东行。曹操表马腾为卫尉，其子马超为偏将军，代替马腾统领部队，屯于原地，又封其子马休为奉车都尉，马铁为骑都尉，同其余家属徙往邺城。 （注：《马超传》称马腾与韩遂不和而请求入京，《典略》称马腾自见年老而入京，《张既传》则称马腾不得已东行，诸书记载各不同。） 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马超、韩遂等十部起兵，号称十万，屯驻潼关，抗拒欲攻汉中的曹操，同年九月被曹操击败。 建安十七年（212年）正月，马超袭击陇上，围攻凉州刺史韦康。同年五月，马腾被诛杀，并被夷灭三族。（史载马腾死于癸未日，但此年五月无癸未） 历史评价 鱼豢：1“腾为人长八尺馀，身体洪大，面鼻雄异，而性贤厚，人多敬之。”2“北备胡寇，东备白骑，待士进贤，矜救民命，三辅甚安爱之。” 袁宏：“长乐卫尉马腾，其长八尺，身体洪大，面鼻雄异，而性贤厚，人多敬之。” 群雄篇——韩遂 韩遂（？－215年），原名韩约，字文约，凉州金城郡（今甘肃省兰州市）人。东汉末年军阀、将领，汉末群雄之一。 韩遂最初闻名于西州，被羌胡叛军劫持，并推举为首领，于是以诛杀宦官为名，举兵十万叛乱。先后与皇甫嵩、张温、董卓、孙坚等名将抗衡，引起天下骚动。后接受朝廷招安，拥兵割据一方长达三十余年。韩遂曾与马腾结为异姓兄弟，后来二人关系破裂。袁绍、曹操相争之际，马腾、韩遂被钟繇说服，依附于曹操。 建安十六年（211年），关西诸侯共同推举韩遂为都督，起兵反叛曹操，兵败于渭南。韩遂逃奔凉州，后又为夏侯渊所败，不久后逝世（一说被杀），享年七十余岁。 光和元年（178年）九月，金城太守殷华在任上去世，韩约因为是殷华的故吏，于是与江英等追送殷华的遗体到遐邱，刊石纪念其功勋。 中平元年（184年），韩约前往京师办理公务，大将军何进久闻其名，特与他相见，韩约劝说何进诛灭宦官，何进没有听从，韩约于是请求归还凉州。 中平元年（184年）冬，羌人北宫伯玉、李文侯反叛，自立为将军，杀死护羌校尉泠征。韩约与同郡督军从事边章在西州名声显赫，北宫伯玉等就劫持边、韩两人，让两人统领军政，一同作乱陇右。凉州刺史左昌派盖勋率军驻守阿阳县，边章等人见阿阳县无法攻破，便转向攻打金城郡，斩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 《献帝春秋》则记载：边章本名边允，与从事韩约同为凉州大人，曾任新安县令。当时凉州义从宋建、王国等作乱，假意投降金城郡，求见边允、韩约，太守陈懿让两人前去，边允、韩约等数十人前去后，王国便把他们劫持。金城郡大乱，陈懿离开郡治，王国等人将他带到护羌校尉营杀害，又释放了边允、韩约等人。陇西声称边允、韩约是叛贼，悬赏千户侯逮捕二人。于是边允改名边章，韩约改名韩遂。（此书称陈懿之死与边章、韩遂无关，与后汉书记载不同） 边章率军包围州治冀县，左昌向盖勋求援。盖勋率援军抵达冀县，斥责边章等人背叛朝廷。边章等人都说：“左使君当初要是早听您的话，派兵来救援金城郡，或许我们还能改过自新，如今罪孽深重，不能再投降了。”于是，边章等人哭泣而去，解除对冀县城包围。后又包围护羌校尉夏育所部。 中平二年（185年）三月， 边章、韩遂等率领数万骑兵打着诛杀宦官的旗号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汉灵帝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及中郎将董卓征讨，都不能取胜，而边章、韩遂等实力进一步扩大，拥有十万之众，天下为之骚动。 叛军势大，关陇地区扰攘，发役不供。司徒崔烈向朝廷提出‘放弃凉州’的建议，因议郎傅燮力谏才没有成功。 同年七月，皇甫嵩以无功免归。八月，朝廷再次命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假节，执金吾袁滂为副，拜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都归张温统帅。连同诸郡兵步骑共十多万人，屯驻在美阳，来保卫皇家园陵。边章、韩遂也进兵美阳。张温、董卓与边章、韩遂等交战，不利。 十一月，在夜晚有流星如火，长达十余丈，照亮韩遂营中，驴马都发出叫声。韩遂、边章军队都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想要退回金城。董卓听说后大喜，第二天，便与右扶风鲍鸿等合并进攻，大破韩遂、边章军，斩首数千级。边章、韩遂败走榆中，张温于是派周慎率军三万追击。当时孙坚向周慎献计：“贼军城中无谷，应该从外转运粮食，孙坚愿率一万人截断其运粮通道，将军率大军在后，贼军必定困乏不敢战，逃入羌中，到时我军兵力讨伐，凉州可以平定。”周慎不从，引军包围榆中城。而边章、韩遂分兵驻守葵园峡，反而将周慎军的粮道截断。周慎感到恐慌，便丢弃辎重撤走。 中平三年（186年）冬，身在长安的张温被召还京师，之后，韩遂杀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军包围陇西。（注：《典略》称边章是病死，与此不同。） 当时的凉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他手下的治中程球为人奸诈，士人都很不满。在他的治下，凉州人王国及氐、羌等都起兵作乱。 中平四年（187年），耿鄙为了平定王国、韩遂之乱，决定率六郡兵，主动出击。汉阳太守傅燮力劝，耿鄙不从。 四月，耿鄙军到达狄道。陇西太守李相如反，与韩遂联合。耿鄙军发生兵变，程球被杀，之后耿鄙也被别驾杀死。叛军进而包围汉阳，傅燮战死。汉阳人王国自称合众将军，耿鄙的司马扶风人马腾也拥兵反叛，韩遂等人共推王国为主，攻掠三辅地区。 中平五年（188年）十一月，王国包围陈仓，灵帝派左将军皇甫嵩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两万人抵御。 中平六年（189年）二月，王国围陈仓已八十余日，但因城池坚固，一直无法攻破。皇甫嵩趁机率军追击，大获全胜，斩首一万多级。韩遂等人共同废掉王国（一说王国兵败后去世），胁迫前任信都县令、凉州名士阎忠担任首领，统率各部。阎忠愤恨病死，韩遂等人逐渐争权夺利，继而互相攻杀，于是势力逐渐衰弱。 初平二年（191年），董卓入长安，邀请韩遂、马腾共同策划进攻山东诸将。二人见天下大乱，也想要依靠董卓起兵。 初平三年（192年），韩遂、马腾投降朝廷，率众来到长安。李傕控制下的朝廷任命韩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马腾任征西将军，驻军郿县。 《后汉纪》则记载：韩遂、马腾率兵救天子。韩遂屯郿县、马腾屯鄠县（与三国志不同）。 兴平元年（194年），马腾从凉州来朝，驻扎在霸桥。但他因私事有求于李傕未得到满足而大怒，调集军队准备进攻李傕。益州牧刘焉、故凉州刺史种邵、侍中马宇、左中郎将刘范、中郎将杜禀皆与马腾共谋袭长安。当时马宇、刘范等人身在朝中，便密谋自己为内应，助马腾诛灭李傕等。献帝派使者劝和，马腾不听。韩遂率军从金城来调解二人的纠纷，结果又与马腾联合。 三月，马腾、韩遂率军进驻长平观，马宇等人的计划泄露，马宇逃到槐里，杜禀胁迫扶风吏人帮助马腾；刘范逃到马腾营中，刘焉又派校尉孙肇率兵前往长安助战。李傕派樊稠、郭汜及自己的侄子李利进攻，大战于长平观，马腾等大败，死伤一万多人，种邵、刘范战死，韩遂、马腾退还凉州。李傕又令樊稠、李利率数万人围攻槐里，城破后，斩杀马宇、杜禀。 韩遂、马腾退军时，樊稠率军追到陈仓。韩遂对樊稠说：“天下之事反复无常难以预料，双方相争本不是因为私怨，而是为了王家之事。我与足下是同州人。今天虽有些小摩擦，恐怕还会走到一起的，想和你谈一谈。邂逅万一不如意，以后还可以相见嘛！”二人于是并马拉着手臂，说笑了很久。 四月，李傕下诏赦免马腾等，以马腾为安狄将军，韩遂为安降将军（一作安羌将军）。 后来爆发三辅乱，马腾不再东行，而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甚为亲近。后来，因部曲间的矛盾，马腾、韩遂二人成为仇敌，马腾攻韩遂，韩遂败走，又合兵还攻马腾，二人成为仇敌，韩遂杀掉了马腾的妻儿，二人连年交战。 建安初，曹操表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又令钟繇与凉州牧韦端前去劝和韩遂、马腾。钟繇致信韩遂、马腾等人，为他们陈述利弊祸福，韩遂、马腾都送自己的一个儿子到朝廷为人质。曹操又令马腾屯驻在槐里。 建安七年（202年），袁尚派高干、郭援率军数万，与南匈奴单于栾提呼厨泉进攻河东郡，并派使者与韩遂等关中诸将联合出兵，曹操派钟繇对抗，钟繇令张既劝说马腾出兵，傅干也劝马腾支持曹操。马腾听从他们的建议，派马超率精兵一万多人，连同韩遂等的军队，与钟繇并力攻击郭援军，大获全胜。 献帝拜马腾为征南将军、韩遂为征西将军，允许他们开府。 建安十三年（208年），马腾与韩遂不和，请求入京，于是被朝廷征为卫尉，其子马超统领其部众。（一说马腾自见年老入京） 建安十四年（209年），韩遂派阎行前往拜谒曹操，曹操厚待阎行，上表朝廷授阎行为犍为太守。阎行趁机请让他的父亲入朝任职，阎行西还见韩遂，把曹操劝韩遂入朝的话告诉他。并趁机劝韩遂归附曹操，劝他先派一个儿子入朝作为人质。韩遂说：“暂且再观望几年！”后来就派自己的儿子与阎行的父母一起入朝。 建安十五年（210年），韩遂亲自率军，讨伐之前杀雍州刺史邯郸商而反叛的武威太守张猛，留阎行守旧营，张猛派兵向东抵御。他手下的官吏百姓畏惧韩遂，于是反而一同攻张猛，张猛登楼自焚而死。 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曹操派钟繇讨张鲁。让夏侯渊等率军出河东与钟繇合兵。而马超、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九部意图反叛，推举韩遂为都督。韩遂当时刚讨平张猛回师，马超便劝韩遂一同起兵。马超对韩遂说道：“如今，我马超弃父，以韩将军为父。韩将军亦当弃子，以我马超为子。” 阎行劝谏韩遂，不想让他与马超联合。韩遂不听，说道：“今诸将不谋而同，似有天数。”于是向东至华阴。韩遂等人的军队十万，进军至潼关。 韩遂、马超起兵时，弘农、冯翊很多人都举县邑响应。数万家关西人为躲避战乱，从子午谷逃到汉中依附张鲁。 七月，曹操西征，与马超联军夹关对峙。曹操军驻扎在蒲阪，想要西行渡河，马超听说后对韩遂说：“可以在渭河北岸据守，不到二十天，河东粮尽，敌军自己便会走了。”但是被韩遂拒绝。曹操被马超进攻，险些无法渡河，赖帐下校尉丁斐在河岸放出大量牛马，使马超军争相追赶牛马，马超控制不住，曹操因此得以成功渡河。 九月， 马超等人向曹操请战，曹操不许。马超等人又请求割地送任子和解，曹操采取贾诩的计策，假意答应，再想办法离间联军。当时，韩遂请求与曹操相见。韩遂的父亲与曹操在同一年举孝廉，韩遂与曹操过去又是朋友，于是，两人来到阵前，马头相交，在一起说了很长时间，没有说到军事，只是谈论京都的往事与老朋友们，高兴时拍手欢笑。阎行跟在韩遂后面，曹操又对阎行说：“记得要做个孝子。” 当时，马超等部队中的关中人与胡人都来围观，前后重重叠叠，曹操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是想来看曹操吗？我也是一个人，并没有四只眼两张嘴，只是智谋多一些罢了。” 会面结束后，马超等人问韩遂说：“曹操说了些什么？” 韩遂说：“没有说什么。” 马超等有了疑心。另一天，曹操又给韩遂写了一封信，信中圈改涂抹了许多地方，好象是韩遂所改的，马超等更加怀疑韩遂。曹操于是与马超等约定日期，进行会战。曹操先派轻装部队进行挑战，与马超等大战多时，才派遣精锐骑兵进行夹击，大破马超等，斩杀成宜、李堪等。韩遂、马超逃奔凉州。 曹操西征关中期间，曾令阮瑀作书与韩遂。 战后，韩遂与阎行等人回到金城。曹操将韩遂子孙在京师的人全部诛杀，并亲自写信给阎行，说明了阎行的父亲正被关押，并威胁阎行。韩遂听说阎行的父亲还活着，想要让他一同遇害，以此来坚定阎行的意志，于是强行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阎行，阎行不得已而娶韩遂女。曹操果然怀疑阎行。 建安十九年（214年）春，韩遂徙金城，进入氐王杨千万部落中，占据显亲，夏侯渊想要袭取显亲，韩遂逃走。夏侯渊缴获遂韩遂军粮，追击至略阳城，留下负责监查的部将守卫辎重，自己亲率精锐步骑突袭焚毁长离羌屯，斩首颇多。听闻消息的韩遂军中羌兵纷纷回援各自的部落，韩遂不得已，果然率羌胡一万多骑兵来救，与夏侯渊对阵。诸部将眼看韩遂军力庞大，非常头痛，准备扎营挖堑做持久战。夏侯渊击鼓奋击，大破韩遂军，韩遂败走西平。 韩遂让阎行别领西平郡。阎行便纠集他的部曲欲杀韩遂投降，响应夏侯渊，乘夜攻击韩遂不能取胜，于是带着家人去投降曹操。韩遂叹道：“丈夫困厄，祸起于婚姻啊！” 又对成公英说：“如今亲戚叛离，士众转少，我打算从羌中西南前往蜀地。” 成公英反对，说：“兴军数十年，就算现在失败了，哪有弃门去依附别人的道理呢？” 韩遂说：“我年老了，你觉得该怎么办？” 成公英说：“曹公不能远来，敌军只有夏侯渊而已。夏侯渊的部众，不足以追击我军，又不能久留此地；我们应该在羌中休整，等待他离去。再招呼故人，联合羌胡，仍可以做出一番事业。” 韩遂从计，连同数千名追随者退走羌中，由于韩遂曾经有恩于羌人，所以得到羌人的保护。 后来，韩遂从羌中返还，依附西平郭宪。众人都想拿韩遂来邀功，郭宪责备他们，说：“别人势穷来归附我，为什么要去害他？”于是拥护厚待韩遂。（注：《魏略》原文称此事在建安十七年，但按《三国志》，韩遂奔西平在建安十九年）夏侯渊撤军后，令阎行留后。 建安二十年（215年），韩遂结集羌胡数万兵众攻打阎行，阎行打算退走，不久后韩遂病死（一说被部下杀害），享年七十余岁。 韩遂死后，田乐、阳逵斩下韩遂的首级，与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蒋石等人共同将其首级献给曹操。韩遂的部将成公英无奈投降曹操，被任命为军师，封列侯。 韩遂早年在凉州起兵，杀傅燮，败张温，董卓、孙坚、皇甫嵩等名将亦都曾在其手上失利。后来与马腾一同割据关西，对马腾形成压制。袁尚派高干袭击河东郡时，韩遂派兵帮助曹操。 韩遂在凉州时，对金城郡造成了不小的危害。雍州刺史张既曾称：“金城郡，昔为韩遂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户不满五百。” 历史评价 《典略》：“始与同郡边章俱着名西州。” 孙坚：“章、遂跋扈经年。” 荀彧：“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腾）最强。” 群雄篇——公孙瓒 公孙瓒（？—199年），字伯圭（一作伯珪），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人，东汉末年武将、军阀，汉末群雄之一。 公孙瓒出身贵族。因母地位卑贱，只当了郡中小吏。因其相貌俊美，且声音洪亮、机智善辩，得到郡太守赏识。后逐步做到中郎将，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勇猛，威震边疆。公孙瓒好战，与主张以怀柔政策对待胡人的上司刘虞不和，二人矛盾逐渐激化。初平四年（193年），公孙瓒击杀刘虞，并挟持朝廷使者，得到了总督北方四州的授权，成为北方最强大的诸侯之一。 公孙瓒与袁绍多次相争，初期占据优势，但在龙凑之战后锐气顿减，采取自保战略，渐失部下信任，被袁绍击败。最终被困高楼，引火自焚。 公孙瓒是贵族子弟，但因母亲出身低微，只能任书佐。公孙瓒长相英俊，声音洪亮，能言善辩，做事情讲究策略，机灵聪慧，每次向太守汇报工作时，都不一点点说，而是经常把多件事一起汇报，从没有忘误之事。太守侯氏非常赏识公孙瓒，并将女儿嫁给了他。公孙瓒得到岳父帮助，与刘备和刘德然共同师事于涿郡人卢植，在缑氏山中学习经典。他亦曾拜于刘宽门下作门生，与王邑、傅燮、魏杰（《后汉书》、《续汉书》等有载）等人为同门。 公孙瓒后来回到郡中做事，被举为上计吏。太守刘其（一作刘基）因事被押到洛阳，交付给廷尉治罪。按照法律，官员犯法，属下官吏不得亲近。公孙瓒于是改换衣服，假称自己是伺候的吏卒，随身护送，跟随槛车走到洛阳。最终刘其被发配到交州日南，公孙瓒又准备猪肉、醇酒，在北芒上祭奠先人，先把酒洒向地面，祝祷：“过去为人子，今日为人臣。我将要前往日南郡，日南郡多瘴疠，恐怕不能活着回来，谨向祖宗坟茔告别。”慷慨悲泣一番，再拜离去，旁观者莫不叹息。发配途中，刘其得到朝廷赦免，于是返还。 公孙瓒归来后被举孝廉，任为辽东属国长史。有一次公孙瓒跟随数十名骑兵外出巡逻关塞，看到数百名鲜卑骑兵，公孙瓒就退到空亭对随行队伍说：“如今不主动进攻，我们都要死于此地。”于是手执长矛策马带队冲入鲜卑队伍，杀伤数十人，虽幸免于死，自己也损失过半。鲜卑人以此为戒，再不敢轻易越进关塞。公孙瓒升迁为涿县县令。 中平年间，边章、韩遂叛乱，车骑将军张温为讨伐边章等，请朝廷从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征发三千乌桓精锐骑兵。渔阳人张纯请求统率这支兵马，朝廷不从，将三千骑兵交由公孙瓒指挥，并给予公孙瓒都督行事的符节，张纯深感不满。因朝廷克扣军粮、拖欠军饷，公孙瓒到蓟中时，三千骑兵全部叛归本国。 中平四年（187年），张纯对同郡的张举说：“如今乌桓叛还，皆愿起兵作乱。凉州贼起兵，朝廷也不能平定；洛阳中又有人生出长着两个头的孩子，这是汉朝气数衰尽，天下将出现两位君主的迹象啊。你如果与我共率乌桓之众起兵，或许能成就一番大业！” 于是，张纯、张举与丘力居等人联盟，成为诸郡乌桓的元帅；攻打蓟县，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部众到达了十多万，屯肥如。张举自称天子，张纯自称弥天将军安定王，并移书州郡，声称自己将取代汉朝，让天子退位，公卿来迎。公孙瓒率麾下军队讨伐张纯，立下战功，升迁为骑都尉。张纯又与丘力居等侵犯渔阳、河间、渤海，深入平原，多所杀掠。 中平五年（188年）九月，朝廷遣中郎将孟益率公孙瓒讨伐张纯等；同年冬，公孙瓒与张纯等战于辽东属国石门，张纯等大败，敌军抛弃妻小逃走，公孙瓒军夺回了之前被俘虏的男女。公孙瓒继续追击，由于太深入，反被丘力居围困于辽西管子城二百余日，公孙瓒军粮食殆尽，于是杀战马吃，战马吃完后，又将弩、盾煮熟充饥。公孙瓒军力战不敌，于是与士卒们诀别，各自分散回家，当时天降雨雪，不少人在饥寒中死亡；丘力居军也饱受饥困，远走柳城。属国乌桓首领贪至王率众归降公孙瓒。公孙瓒升迁降虏校尉、中郎将，封都亭侯，又兼领属国长史，进屯属国，统领兵马，守护边境。此后的五六年间，与北方游牧民族争战不断。公孙瓒每次一听到敌人来袭，公孙瓒马上声疾色厉，作战时像是打自己的仇人似的，甚至一直打到夜深。从此乌桓都害怕公孙瓒的勇猛，不敢再来进犯。公孙瓒常与身边数十个善于骑射的人都骑白马，相互间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 当时，丘力居寇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公孙瓒无法抵御。朝中认为宗正刘虞曾任幽州刺史，对当地士民有恩信，又为游牧民族所附，如果让他去镇抚，幽州可以不劳而定；于是，朝廷派刘虞担任幽州牧。刘虞到任后，罢省屯兵，广施恩信，派遣使臣到游牧民族中晓以利害，告诉乌桓峭王等朝廷圣德仁厚，允许叛军投降，给予出路。刘虞又悬购张举、张纯的人头。丘力居等听说刘虞到了，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沟通归附之事。张纯舍弃妻小，与张举逃出塞外，其他余众或降或散。公孙瓒担心刘虞立功，暗中派人在途中暗杀这些使者。游牧民族明白此事后，便绕道到刘虞处。刘虞上报朝廷撤掉驻防军队，只留下公孙瓒统万余步兵、骑兵屯驻右北平。 中平六年（189年）三月，逃入鲜卑的张纯被门客王政杀死，王政把张纯的首级送给刘虞，因功被封为列侯。刘虞也因安抚游牧民族有功而被授予太尉之职，封为容丘侯。董卓入洛阳，又遣使拜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 最初，公孙瓒和刘虞一起讨伐乌丸的时候，公孙瓒受刘虞节度。但因为公孙瓒自持兵力强大，便放纵自己的部队，多次掠夺百姓，而刘虞则对百姓十分仁爱。因此两人关系逐渐恶化。 初平二年（191年），刘虞遣田畴等人去长安拜见汉献帝刘协，刘协想东归旧京，趁机派刘虞之子刘和逃出长安，偷偷出武关去找刘虞，让刘虞率兵前来相迎。刘和途经袁术的驻地南阳，将此事告知了袁术。袁术扣留了刘和，让刘和给刘虞写信，答应等刘虞率兵前来为袁术后援，一起赴长安。公孙瓒知道袁术会叛变而制止刘虞，刘虞不听，派数千骑兵去南阳，结果袁术并未派他们出征。公孙瓒担心自己与袁术结怨，就派从弟公孙越率千余骑兵到袁术处相结好，而暗地又让袁术扣留刘和并夺占刘和兵马。因此，公孙瓒与刘虞的矛盾越来越深。后来刘和逃出南阳北上，又被袁绍扣留。 袁绍为夺取冀州，密请公孙瓒攻击冀州牧韩馥。公孙瓒于是攻打安平，击破韩馥，之后引兵入冀州，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袭击韩馥，韩馥心不自安。袁绍趁机派荀谌等人劝说韩馥把冀州让给自己。 初平二年（191年），青州黄巾军攻打渤海（今河北南皮东北），聚众三十万，欲与黑山军会合，公孙瓒率步骑两万人在东光南大破青州黄巾，斩首三万余。青州黄巾军弃辎重，奔走渡河。公孙瓒等他们过到一半时出击，再次大败黄巾军，死者数万，俘虏七万余人，车甲财物无数，于是公孙瓒威名大震。战后，公孙瓒被拜为奋武将军，封蓟侯。（一说董卓入洛阳时就封公孙瓒为奋武将军、蓟侯。） 当时，孙坚奉袁术之命屯阳城，袁绍派周昂攻打阳城，袁术遣公孙越助孙坚攻周昂，结果公孙越被流矢射中而死。公孙瓒得知后怒道：“我弟之死，祸起于袁绍。”于是出兵驻扎在磐河（今河北境内）准备报复袁绍。 公孙瓒细数袁绍十条罪状，上表朝廷：“臣闻自伏羲以来，君臣之道显明，张扬礼仪来引导人们，设置刑罚以禁止强暴。如今行车骑将军袁绍，凭借先人得享高官厚禄。 而他本性淫乱，行为浮薄。之前袁绍任司隶校尉，正值国家多难，太后摄政，何氏掌权。袁绍不能选拔贤才，而专做奸邪谄媚之事，招引不轨之徒，贻误国家，致使丁原火烧孟津，董卓作乱。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 董卓入京后劫持君主，袁绍不能出谋献策，来帮助主上，却丢弃符节，奔窜逃亡。辱没了他的职务，背叛了他的君主，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 袁绍为渤海太守时，悄悄准备兵马，即将攻打董卓，却不把此事告诉自己的父兄，致使太傅（袁隗）一门、太仆（袁基）母子一刻之间遇害，不仁不孝，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 袁绍起兵以后，历时二年，不体恤国难，四处搜刮财物。大力储存粮食，专做不急之事，割剥富室，收考责钱，百姓无不为之悲叹，这是他的第四条罪状。 逼迫韩馥，非法夺取冀州，更假造天子诏命，私刻金印玉玺，每次下发文书，总用黑绸袋子密封，上面写‘诏书一封，邟乡侯印’。过去王莽篡夺行为，也是逐渐发展而达到目的。观察袁绍的打算，一定将引出大乱，这是他的第五条罪状。 袁绍让崔巨业夜观星象，察看吉凶，赠送他钱财，和他一起吃喝，选定日期，攻略郡县，这岂是一个大臣应当做的？这是他的第六条罪状。 袁绍与已故的虎牙都尉刘勋共同起兵，刘勋使张杨降服，屡次立功，而袁绍因为一点儿小仇就冤枉迫害刘勋。任用奸佞小人，帮助他为非作歹，而杀害有功之人，这是他的第七条罪状。 已故的上谷太守高焉、甘陵相姚贡，袁绍曾贪婪地向他们要钱，钱没有备齐，二人一齐毙命，这是他的第八条罪状。 依照《春秋》之义，子随母贵。袁绍之母身为婢女，地位实在低贱，于义不可以成为他人的嗣子，他却身居高位，安享厚福，玷污王爵，辱没祖宗，这是他的第九条罪状。 长沙太守孙坚，之前领豫州刺史，能够驱逐董卓，打扫皇陵宗庙，忠心辅助王室，功劳很大。袁绍派遣小将非法占据他的位置，断绝他的粮食供应，使孙坚不能深入，董卓长期不能伏法，这是他的第十条罪状。 臣每见后将军袁术书，都认为袁绍与袁术不是同类人。袁绍的罪恶，虽南山之竹也不足以尽数记录。过去周朝衰落，王道沦丧，天子迁徙，诸侯背叛，所以齐桓公设立柯亭之盟，晋文公召集践土之会，讨伐荆楚使其向天子纳贡，攻击曹、卫以昭示他们无礼。臣虽微贱，名声不比先贤，但蒙受皇恩，肩负重任，身负军职，奉命讨伐罪人，斗胆与诸将和各州郡共讨袁绍等人。如果大功告成，罪人都被擒获，或许能够续接齐桓、晋文忠诚的业绩。” 公孙瓒举兵攻击冀州，屯兵广宗。袁绍非常惊恐，把渤海郡太守印交给了公孙瓒堂弟公孙范，派他到郡里，打算以此与公孙瓒结援。公孙范于是背叛袁绍，以渤海兵力协助公孙瓒；公孙瓒自破青、徐黄巾军后，兵势日益强盛，进驻界桥（故址在今河北威县境内）。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刺史，并设置郡守、县令，冀州长吏皆望风响应。 初平二年（191年），袁绍屯军广川县（今河北枣强县东北），与公孙瓒战于界桥南二十里处。公孙瓒以两万步兵，排列成方阵，左、右两翼各自配备骑兵五千多人。袁绍命其将麴义领精兵八百在前，布强弩千张于两翼。公孙瓒轻视袁绍兵少，纵骑兵出战。麴义命士兵伏于楯下不动，等公孙瓒军到十步前，一时同发，公孙瓒大败。袁绍军阵斩严纲。麴义追公孙瓒到界桥，公孙瓒率兵还击，再次被打败。（《后汉书·袁绍传》记载此战在初平二年；《后汉书·献帝纪》则记载在初平三年。） 袁绍派部将崔巨业率兵攻打公孙瓒的故安县，不下，在引军南归时，在巨马水被公孙瓒大军追上，大败，七八千人阵亡。公孙瓒趁胜攻克郡县，到达平原，派自己所设的青州刺史田楷占据齐国。田楷与袁绍在青州交战长达两年，双方粮食耗尽，士卒疲困，于是交替抄掠百姓，野外连青草都没有了。 初平三年（192年），公孙瓒又派兵到龙凑挑战，结果又被袁绍击败，公孙瓒退回幽州，不再出兵。公孙瓒与公孙范退还蓟县（今北京大兴区），在县城东南另筑小城自守，与刘虞临近，渐渐结下仇恨。 当初，公孙瓒、袁绍皆与兖州刺史刘岱关系友好，袁绍让妻小居住在刘岱的居所，公孙瓒也派从事范方率骑兵帮助刘岱；公孙瓒击破袁绍时，曾派人去见刘岱，请他与袁绍断绝，并把袁绍的妻小送过来，还告诉范方：“如果刘岱不把袁绍家小送来，你就带着骑兵回来。等我平定袁绍，就对刘岱用兵。”刘岱听从程昱的建议，拒绝公孙瓒的要求，范方便带着骑兵回去，还未到达，公孙瓒已被袁绍击败。 初平四年（193年），太仆赵岐来到关东，劝说公孙瓒、袁绍罢兵，公孙瓒写信给袁绍说：“赵太仆以周公、召公之德，奉诏命前来宣示皇恩，劝双方和睦，我犹如拨云见日，欣喜若狂！过去贾复、寇恂二人相互危害，幸有世祖为二人排解纠纷，此后二人并驾齐驱，消除误会，当时人为此而赞美。我身处边郡鄙陋之地，幸得以与将军共处，此乃将军眷顾之恩，也是公孙瓒之愿。”袁绍于是引军南还。 当初，公孙瓒屡战屡败，依旧不停对袁绍发动战争，刘虞认为公孙瓒穷兵赎武，又担心他成功后无法控制，因此不准他出兵，还对他的禀假进行限制。公孙瓒闻此事却大怒，多次违反节度，继而变本加厉掠夺百姓，刘虞准备赏赐给外族的物品，多次被公孙瓒抢夺，刘虞无法制止，于是上报朝廷诉说公孙瓒掠夺百姓的罪行，公孙瓒也上表告发刘虞办事不利，两人相互指责，朝廷也无力处理。公孙瓒筑城后，刘虞几次邀请公孙瓒前来，公孙瓒都称病不去。刘虞于是密谋讨伐公孙瓒，将此事告诉东曹掾魏攸，魏攸说：“如今天下人把您当作希望，谋臣爪牙不能缺少。公孙瓒的文武才干都足堪使用，虽有小过，还是应该容忍。”刘虞听从了魏攸的建议；不久后魏攸去世，刘虞又打算出兵讨伐。 初平四年（193年）冬，刘虞率兵十万攻打公孙瓒，并把出言劝阻的程绪处死以明决心，下令：“不要伤害其他人，只要杀死伯圭一人。”刘虞的从事公孙纪与公孙瓒同姓，过去常受公孙瓒厚待，于是把这件事告诉给公孙瓒。当时，公孙瓒的部曲放散在外，公孙瓒仓卒欲从东城逃走，刘虞的士兵不习战，又下军令不准骚扰百姓，不许损害民居，导致久攻不下。公孙瓒于是招募精兵数百人，顺着风势放火，刘虞的军队全部去救火，公孙瓒军趁势杀入刘虞兵营，刘虞大败。刘虞与他的部下往北逃到居庸县（今北京延庆东），又打算召乌桓、鲜卑来救援自己。公孙瓒引兵围困居庸城，三天就攻破了城池，活捉刘虞及其妻子儿女回到蓟县，仍然让他领州文书。当时董卓已死，朝廷派使者段训给刘虞增加封地，令其督统六州；升迁公孙瓒为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四州。公孙瓒趁机诬陷刘虞与袁绍谋取称帝，胁迫段训斩刘虞及其妻子儿女于蓟市。故常山相孙瑾、掾张逸、张瓒等忠义愤发，相继前来看望刘虞，大骂公孙瓒，结果都被杀害。公孙瓒将刘虞的首级送到京师，被刘虞的旧部下尾敦在路上劫走并安葬。公孙瓒又上表段训为幽州刺史。 公孙瓒杀了刘虞之后，得到了整个幽州，日益骄矜，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公孙瓒对待幽州有才能的名门子弟，必将其打压在穷苦之地。有人问原因，公孙瓒说：“如今这些衣冠子弟、善士富贵了，他们都会认为是自己应得的，而不会记得别人的好处。” 公孙瓒宠幸骄纵的大多都是庸才，如算卦的刘纬台、布贩子李移子、商人乐何当三人，公孙瓒和他们结为兄弟，自己做老大，称他们三个为老二、老三、老四。他们因公孙瓒的缘故，富皆巨亿，有时公孙瓒还让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还常把他们比作曲周侯郦商、颍阴侯灌婴之类。 田畴回到幽州后，在刘虞坟墓前拜谒祭扫，又发出章表，哭泣着离去了。公孙瓒知道了大怒，悬赏捕获田畴，对他说：“你为什么独自到刘虞的墓前去哭，却不来给我送报告章表？” 田畴回答说：“汉朝王室衰败，人人怀有异心，只有刘公没有失掉忠信的节操。报告表章中所说的，对将军没有什么好话，恐怕不是您所乐意知道的，所以没有送上。况且将军正在兴办大事以满足自己的欲求，既已杀死了没有罪的主君，又与坚守忠义的臣子为仇，果真做了这件事，那么燕、赵地区的士人将都只会投东海而死，哪还有人忍心跟从将军您呢？” 公孙瓒因为田畴理直气壮地回答，没有杀他，但他还是把他关在军下，禁止他与故人来往。有人对公孙瓒说：“田畴是个义士，您不能礼待他，还把他关了起来，恐怕会失去众心。”公孙瓒才放走了田畴。 刘虞的从事渔阳鲜于辅、齐周、骑都尉鲜于银等率幽州兵马想为刘虞报仇，因燕国（今北京大兴）人阎柔素有恩义，他们便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阎柔招集鲜卑、乌丸等兵马，共得汉兵、胡兵数万人，与公孙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河（今朝白河）之北，大败公孙瓒军，斩杀邹丹。乌桓峭王率其部落的人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随鲜于辅迎接刘虞之子刘和与袁绍将麴义，合兵共十万攻打公孙瓒。 兴平二年（195年），诸军大破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公孙瓒屡战屡败，于是逃回易县（故址在今河北雄县西北）坚守，开置屯田。两军相持一年有余，麴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公孙瓒乘势出击，击败麴义，尽得其车重。 当时大旱，蝗灾泛滥，粮谷昂贵，人相食。公孙瓒自恃才力，不恤百姓，欺压人民，民怨更加沸腾。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纷纷杀死公孙瓒任命的长官，他们和鲜于辅联合起来，与公孙瓒为敌。此前有童谣“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认为这说的是易县，于是他修筑易京固守。公孙瓒先挖了十层围堑，然后在围堑中筑京，都有五六丈高，又在上面盖起高楼。公孙瓒在堑的正中特别盖了一座十丈高的京，供自己居住，并在里面囤积了三百万斛谷。 公孙瓒的部下也家家都盖高楼，高楼上千。公孙瓒居住在高楼中，以铁为门，斥去左右，令男人七岁以上不得进入，只与妻妾住在里面。公孙瓒又让妇人习为大声，使声音能传出数百步，用来传达命令。又疏远宾客，致使身边没有一个亲信，谋臣猛将都渐渐疏远了。从此以后，很少出来打仗。 公孙瓒说：“以前我驱叛胡于塞表，扫黄巾于孟津，那时自以为天下可以指麾而定。至于今日，兵革方才开始，以此来看，天下非我所能决定，不如休兵，种田畜谷，以此度过荒年。兵法说‘百楼不攻’。现在我有高楼千座，积谷三百万斛，等军粮吃完之时，就足矣知道天下大势了。” 建安三年（198年），袁绍传书给公孙瓒，想跟他释和，公孙瓒没有答复，反而增强守备，对关靖说：“当今四方虎争，没人能坐在我的城下与我相守经年，这点非常明显，袁本初又能拿我怎么样！” 袁绍于是大兴兵攻打公孙瓒。先是公孙瓒一别将被围，公孙瓒不肯相救，说：“救一人，那以后众人都会只等救兵而不肯力战。现在我不去救他们，他之后被围困的将士就会自我勉励。” 等到袁绍来攻时，公孙瓒的界桥别营自度不能自救，而公孙瓒又必不肯相救，众人或降或逃。袁绍直接攻到了城门前，公孙瓒派他的儿子公孙续向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军求救，又想亲自率兵冲出重围，占据西南山，仰仗黑山军，切断袁绍军的后路。长吏关靖劝谏他说：“现在您的将士都各怀叛离之心，已无力再战，他们之所以能固守是顾惜他们的故乡老少，而把将军您当成主心骨，将军如能持久坚守，袁绍自然会退兵，四方军队一定又可以会合了。若将军现在弃易京而走，军队会失去后镇，易京覆灭指日可待。将军失去根基，流落荒野，怎么成就事业呢？” 公孙瓒于是决定不离开易京，等待其子搬来救兵，内外夹攻袁绍。 建安四年（199年）三月，黑山帅张燕与公孙续率兵十万，分三路相救公孙瓒。援兵还没到，公孙瓒梦到蓟县崩塌，认为必败，写信给公孙续，说：“袁氏之攻，犹如神鬼，地下闻其鼓角，楼上见其冲梯。时间紧急，感情无依。你要拼命求告张燕，飞奔前去告急。父子天然之情，无须言语也会有所感应。请火速带五千铁骑到北边的低湿地带，点火为号，我会从城内杀出，振奋神威，在那里决一死战。不然，我死之后，天下虽大，你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公孙瓒让行人文则出城送信，结果袁绍劫得了这封信，让陈琳在上面加了一句“听说周朝末年，僵尸流血，我不以为然，岂料今日我身当其冲！” 袁绍将计就计，举起火把。公孙瓒以为救兵到了，率兵出击。袁绍设伏兵袭击公孙瓒，公孙瓒大败，又回到城内坚守。袁绍于是掘地道到城楼下，毁坏其望楼，渐渐到达中央的土丘。公孙瓒自料必败无疑，于是缢杀自己的姐妹妻小，之后引火自焚。袁绍的士兵登台斩下了公孙瓒的首级。 公孙瓒死后，关靖叹道：“之前我若不阻止将军行动，未必不能成功。我听说君子使他人陷入危难，必当患难与共，岂可以独自存活呢！” 于是策马奔入袁绍军而死。袁绍将关靖和公孙瓒的首级都送往许都。公孙瓒部将田楷，之前被袁绍之子袁谭击败而退还，最终在与袁绍交战时身亡；公孙续后来被屠各杀死。 人物评价 魏攸：“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 袁绍：“超然自逸，矜其威诈。” 程昱：“夫公孙瓒，非袁绍之敌也。今虽坏绍军，然终为绍所禽。” 陈寿：1“瓒遂骄矜，记过忘善，多所贼害。”2“公孙瓒保京，坐待夷灭。” 群雄篇——公孙度 公孙度（？-204年），字升济。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人。中国东汉末年辽东太守，三国时期辽东割据政权开创者。 公孙度少时随父居玄菟郡，任为郡吏，建宁二年（169年），任尚书郎，迁冀州刺史，后被免官。中平六年（189年），经同乡中郎将徐荣推荐，任为辽东太守。公孙度到任后，严刑峻法，打击豪强势力，令行政通。公孙度在辽东立足后，东伐高句丽，西击乌桓，南取辽东半岛，越海取胶东半岛北部东莱诸县，开疆扩土，并嫁女与夫余国王尉仇台，招贤纳士，设馆开学，广招流民，威行海外，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曹操表荐公孙度任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建安九年（204年），公孙度因病而逝。 公孙度的锐意进取和苦心经营，使得辽东地区获得了暂时的安宁，并推动了当地生产技术和封建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辽东地区“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颇具治平之象。与此同时，中原动荡，战乱不已，中原人士多避难于辽东。 公孙度是辽东襄平人，父亲公孙延因逃避郡吏追捕而逃到玄菟郡，公孙度后来做了玄菟郡吏。当时玄菟太守公孙琙的儿子公孙豹年方十八岁就夭折了，公孙度少时也叫公孙豹，又与公孙琙的儿子年龄相仿，公孙琙一见到他，就很喜爱他，送他去学习，并为他娶了妻。 建宁二年（169年），朝廷下诏推举有道之士，公孙度与东郡谢弼、东海陈敦一起被举荐担任尚书郎（后汉书为郎中），后来又升任为冀州刺史，但因谣言，旋即被罢免。 中平六年（189年），因同乡徐荣是董卓手下的中郎将，他推荐公孙度做了辽东太守。（《三国志》后文称公孙度“始度以中平六年据辽东”，则其担任辽东太守为中平六年之事） 因为公孙度是从玄菟郡的小官吏发迹的，所以辽东郡的人都很瞧不起他。在这之前，辽东属国的公孙昭为镇守襄平的县令，他让公孙度的儿子公孙康担任伍长。公孙度一上任，就将公孙昭抓了起来，在襄平市中将其鞭打而死。郡中豪门望族如田韶等家，只因在平时的来往上对公孙度没有恩惠，就都被他找借口杀了，被他如此诛灭的豪族有一百多家，郡中人个个惊恐万状，这是施威于内。 对外他则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馀国王尉仇台更是主动成为辽东的附属，而公孙度也因为夫馀在当时强盛的高句丽和鲜卑之间，将自己的宗族之女（《隋书》记载为公孙度之女）嫁给了仇台。 据《后汉书》记载，高句丽\"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公孙度曾担任玄菟郡佐吏熟知高句丽虚实，公孙度在取得辽东郡后东伐高句丽，是役之后，高句丽听从辽东调遣。 在公孙度扩张海东期间，高句丽王伯固畏惧公孙度的威名，在公孙度讨伐富山贼时亦派遣大加（大加为高句丽官名）优居、主簿然人等相助。 之后公孙度更是东征高句骊，西征乌丸，威震海外。当时中原大乱，中原人士多避难于辽东，其中亦有管宁、邴原、王烈、太史慈等知名人物。 公孙度威行海外，中原人士避乱者多归，北海管宁、邴原、王烈都去辽东依靠他，在他治下“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 初平元年（190年），公孙度得知中原一带正处于动乱之中，便对他亲信部下柳毅、阳仪说：“汉皇室将要覆灭，我到了与各位商量图谋王位的时候了。” 当时襄平县延里祀社神的地方长了一块大石头，长一丈多，下面有三块小石头做它的足。有人对公孙度说：“这块石头的形状与汉宣帝的冠石相似，它所在的延里，又与你父亲的名字相同。社是祀土地神的地方，表明您应该拥有天下的土地，而有三公作为辅佐。” 公孙度更加高兴。原河内太守李敏，在郡中知名度很高，公孙度想要强行征辟他，但他又不喜欢公孙度的所作所为，又惟恐公孙度加害自己，于是带领全家迁居到了一处海岛。公孙度得知后，大为恼怒，掘开李敏父亲的坟墓，打开棺材焚烧尸体，又诛灭了李氏宗族。 公孙度分辽东郡为辽西和中辽两郡，分设太守之职，渡海收取东莱各县，设营州刺史；自封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其父公孙延为建义侯。为汉朝的两位祖先立庙宇，按照古制在襄平城南设坛，在郊外祭祀天地，亲耕藉田，治理军队，出行时坐着皇帝才能坐的銮驾，帽子上悬垂着九条玉串，以头戴旄帽的骑兵为羽林军。曹操征召公孙度做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公孙度说：“我在辽东称王，要永宁干什么啊！”将印绶藏于武器库中。 建安九年（204年），公孙度去世，其子公孙康继承其位，将永宁乡侯封给了弟弟公孙恭。 轶事典故 汉末天下大乱，名士管宁听说辽东太守公孙度在海外推行政令，就与邴原及平原人王烈等到辽东。公孙度空出馆舍等候他们。管宁拜见公孙度，只谈儒家经典而不语世事，之后，管宁随即就居住在山谷中。 名士邴原避居辽东，与同郡的刘政都具有勇略雄气。公孙度忌惮刘政，于是收捕刘政家人，刘政逃跑。公孙度发布公告给各县说：“敢藏匿刘政的与刘政同罪。” 刘政走投无路，投靠邴原。邴原将刘政藏匿了一个多月，当时东莱人太史慈准备回家，邴原把刘政托付给他。然后去向公孙度说：“将军之前要杀刘政，是因为担心他会成为您的祸害，现在刘政已经逃跑了，您的祸害不就不存在了吗？” 公孙度说：“你说的不错。” 邴原又说：“您忌惮刘政，是因为他有智谋。现在刘政已经被免职了，他的智谋无用武之地，您何必再拘捕他呢？不如赦免他吧，以此来平息众怒。” 公孙度听从了他的劝告，邴原这才出钱送刘政回到老家。而邴原本人也受到了公孙度的厚待，但是在中原安宁，邴原想回中原之时却也遭到了公孙度的禁足。 名士王烈避乱辽东，公孙度以兄弟之礼相待，向他咨询政事，后来更想让他担任长史，而王烈以自己是个商人为由拒绝了任命。 人物评价 陈寿：度残暴而不节，渊仍业以载凶，秪足覆其族也。 陈寿：郡在藩表，密迩不羁，平昔三州，转输费调，以供赏赐，岁用累亿，虚耗中国。然犹跋扈，虔刘边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门昼闭，路无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没。渊祖父度初来临郡，承受荒残，开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乌合之民，扫地为业，威震耀于殊俗，德泽被于群生。辽土之不坏，实度是赖。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向不遭度，则郡早为丘墟，而民系于虏廷矣。遗风余爱，永存不朽。 群雄篇——公孙康 公孙康（生卒年不详），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人。东汉末年辽东地区割据军阀，辽东太守公孙度长子（一作庶子）、车骑将军公孙恭之兄。 公孙康在其父死后继任辽东太守。建安十二年（207年），擒斩图谋不轨的袁尚、袁熙兄弟，将其首级献予曹操，被拜为左将军，封襄平侯。建安十四年（209年），公孙康大破高句丽，陷其国都，并讨伐韩濊，设置带方郡。死后因二子年幼，由公孙恭继任。曹丕称帝后，被追赠为大司马。 公孙康为公孙度的长子（《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傅子》作庶子），公孙度由玄菟郡小吏发迹，被辽东郡人瞧不起。最初，辽东属国人公孙昭代理襄平县令，便让公孙康任伍长。公孙度任辽东太守后，东征高句骊，西伐乌桓，威震海外。乘中原大乱，自称辽东侯、平州牧，穿戴拟于天子。 建安九年（204年），公孙度去世，公孙康继任辽东太守，将之前曹操封给公孙度的永宁乡侯印绶给了弟弟公孙恭。 公孙康承袭父位后，仍然是“恃远不服”。 建安十年（205年），袁谭被曹操击破后，曹操派张辽安抚海滨一带，张辽击破了公孙度所置的营州刺史柳毅，公孙康失去了其父经营多年的东莱诸县。 据《三国志·凉茂传》记载：公孙康（原作公孙度，但公孙度卒于204年，而曹操于204年九月才得邺城，年内一直没有进行远征，故应是公孙康）对凉茂及众将说：“听说曹公远途出征，邺城没有防守的准备，现在我想用三万步兵、一万骑兵，直攻邺城，谁能抵御！” 众将领都说：“对。” 公孙康又看着凉茂说：“您认为这主意怎么样？” 凉茂回答说：“近来海内大乱，国家将要倾覆，将军您拥有十万人之多的兵力，安坐家中，观看各方的成功与失败，作为君主的臣下，本来应是这样的吗？曹公忧虑国家的危机败亡，怜悯百姓的疾苦危害，率领正义之师为天下人诛杀凶残的民贼，功劳巨大，德行广被，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了。因为国内刚刚平定，百姓初步安顿下来，所以没有责罚将军的罪过罢了！而将军您却想要兴兵向西进攻，那么生存与灭亡的效验，不要一个早晨就可以决定。将军您好自为之吧！”众将听到凉茂的话，都震惊心动。过了许久，公孙康说：“凉茂说的话对啊。”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八月，于白狼山之战大破乌桓及袁尚军。辽东单于速仆丸（一作苏仆延）与袁尚、袁熙兄弟投奔公孙康，跟随他们的还有数千名骑兵。有人劝曹操乘势追击，曹操说：“我将让公孙康送来袁尚、袁熙的人头，不必再劳师动众。”便从柳城班师。 袁尚逃到辽东后，便同袁熙商量说：“现在到辽东，公孙康必然见我，我一个人为兄长亲手杀了他，并且占领辽东，还可以用来扩大自己。” 公孙康心里也打算捉住袁尚来邀功，就事先在马棚里安排了精强勇猛的士兵，然后出来邀请袁尚、袁熙。袁熙心中起疑，不想进去，袁尚强迫他进去，袁熙就同他一道进去。还没来得及坐下，公孙康喝让伏兵捉住他们，让二人坐在结冰的地上。袁尚对公孙康说：“没死的时候，忍受不了寒冷，能给我们坐席吗？” 公孙康说：“你的头颅马上就要走万里路，要席子干什么用！”（一说是袁熙说：“头颅且远行万里，要席何用？”）于是斩杀袁尚、袁熙，连同速仆丸的人头一起送给曹操。 将领中有人问曹操：“您已退军而公孙康杀死袁尚、袁熙，这是为什么？” 曹操说：“公孙康一向畏惧袁尚、袁熙，我如果急攻，他们就会合力抵抗；缓和时，他们就会自相残杀；是形势使他们这样做的。”曹操封公孙康为襄平侯，授任他为左将军。 高句丽从伯固在位时，就不断侵扰辽东，又接纳了逃亡的胡人五百多家。 建安十四年（209年），公孙康出军进攻高句丽，攻破其都城，焚烧邑落，伯固子拔奇埋怨国人，自己为长子却不能继承王位，便与涓奴加各率自己统领的部署三万余人向公孙康投降。 在东汉末年，韩濊强盛，郡县不能约束，百姓大多流入朝鲜半岛。后来，公孙康将屯有县以南的荒地划分为带方郡（朝鲜京畿道、并忠清道之地），派公孙模、张敞等人收集各地流民，起兵讨伐韩濊，原先的居民才稍稍离开一些。 公孙康死后，其子公孙晃、公孙渊年纪还还小，辽东官员便推立公孙恭任辽东太守。 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曹丕称帝后，派使者就地授任公孙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爵平郭侯，并追赠公孙康为大司马。 公孙渊后来在上表魏明帝为自己陈情时说公孙康曾斩杀过孙权的使者。 在公孙康在位时期，辽东公孙氏颇为强盛，于建安十四年（209年）大破高句丽，攻陷其国都，又设置了带方郡（朝鲜京畿道、并忠清道之地），起兵讨伐韩濊，扬威朝鲜半岛。 人物评价 郭昕、柳浦等：康践统洪绪，克壮徽猷，文昭武烈，迈德种仁；乃心京辇，翼翼虔恭，佐国平乱，效绩纷纭，功隆事大，勋藏王府。度、康当值武皇帝休明之会，合策名之计，夹辅汉室，降身委质，卑己事魏。匪处小厌大，畏而服焉，乃慕讬高风，怀仰盛懿也。 钟伯敬：袁氏兄弟亦有诡计，毕竟死于公孙氏手，以公孙氏计更诡也。 陶元珍：公孙氏灭后不数年有毋丘俭讨高句骊之役，功烈足称，其攻破高句骊国都，可与公孙康后先辉映。 群雄篇——公孙渊 公孙渊（？－238年），字文懿。辽东郡襄平县（今辽宁省辽阳市）人。三国时辽东地方割据军阀。辽东太守公孙度之孙、左将军公孙康之子。 太和二年（228年），公孙渊夺其叔公孙恭位，被魏明帝拜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后遣使南通吴国孙权。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孙权遣军携宝欲册封公孙渊。公孙渊斩杀东吴使者，俘获东吴将士一万余人，被魏明帝拜为大司马，受封乐浪公。景初元年（237年），在击败前来讨伐的毋丘俭等后叛魏，公孙渊自立为燕王，建年号绍汉，并置百官有司。 景初二年（238年），明帝遣太尉司马懿率军四万进讨辽东，公孙渊抵御失利，与其子为魏军所斩。 公孙渊是辽东太守公孙度之孙，左将军公孙康之子。公孙康死时，因其子公孙晃和公孙渊等年纪尚小，众人于是拥推其弟公孙恭为辽东太守。公孙恭则因病渐渐变成了阉人，不能治理辽东。 太和二年（228年），公孙渊逼夺叔父公孙恭之位。魏明帝不听刘晔劝告，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 公孙渊在掌权不久后便开始与吴国往来。 太和七年（233年），公孙渊企图向吴称臣，以其为外应。孙权打算册封公孙渊为燕王，东吴自丞相顾雍、辅吴将军张昭以下等举朝劝谏，认为公孙渊必败，因此反对孙吴对公孙渊的支持，没有被孙权采纳。孙权便遣张弥、许晏等，携金玉珍宝，立公孙渊为燕王。公孙渊没想到孙权会如此看重自己，认为东吴远而曹魏近，害怕曹魏讨伐，又垂涎东吴送来的珍宝，于是斩杀吴使，吞没吴方的“兵资”。公孙渊将张弥等人的首级献给魏明帝，被明帝拜为大司马，封乐浪公，还让他继续持节任辽东太守，统领诸郡。 明帝遣使者傅容、聂夔封公孙渊乐浪公，之前公孙渊派去洛阳的计吏又对公孙渊说：“使团中有位名叫左骏伯的人，力大无穷，不是普通人。”公孙渊大为恐惧，于是带领甲士，包围使者居住的学馆，然后才出来拜见使者，又数次对陪伴的国内宾客口出恶言，使者回洛阳后，便对明帝说明此事。 景初元年（237年），魏明帝派幽州刺史毋丘俭等携带书信印章去征召公孙渊。公孙渊闻讯，立刻发兵，在辽隧阻击毋丘俭，并与之展开激战。毋丘俭见形势对己不利，便退兵。 公孙渊于是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并设置百官，遣使持符节，授予鲜卑单于印绶，给边疆少数民族加封晋爵，并引诱鲜卑人去侵扰北方。又再次称臣于吴，希望得到外援。 景初二年（238年），明帝召回太尉司马懿，令其率兵四万讨伐公孙渊。六月，部队到达辽东。公孙渊派将军卑衍、杨祚等率步、骑共一万多人驻守辽隧，在周围挖壕沟二十多里。司马懿的军队到了辽隧，公孙渊命令卑衍挑战。司马懿派胡遵与之对阵，卑衍大败。司马懿命令军士们突破卑衍的围堑，引兵向东南进发，然后突然调头东北，直趋襄平。卑衍等惟恐襄平没有守军，连夜赶往襄平增援。 行军至首阳山，公孙渊又下令与司马懿决战，这次，卑衍又大败。司马懿于是领兵直奔辽隧城下，挖好了壕沟。正巧当时连日大雨，三十多日不停，辽水暴涨，司马懿的运输船可以从辽口直驶到辽隧城下。雨一停，司马懿立即在城周围堆起土丘，造望楼，准备了大量的石头，用弩弓直向城中发射。公孙渊又怕又急。城中粮食吃尽，开始人吃人，死者不计其数。杨祚等投降。八月的一天晚上，一颗长约十丈的大流星，从首山的东北面坠入襄平城的东南面。 不久，公孙渊全军溃败，他与儿子公孙修带着数百骑兵向东南突围而逃。司马懿大军在后面穷追不舍，在流星坠地的地方，杀死了公孙渊父子。辽隧城被攻破，相国以下的数千名官吏被斩首，公孙渊的首级被送到了洛阳，辽东、带方、乐浪、玄菟等地也相继平定。 当初，公孙渊家中几次出现异样：狗着官服、戴官帽上了房；做饭时有小孩被蒸死在锅中。襄平北市长出一块肉，周长数尺，有头有眼有口，没有手脚，但能移动。占卜的说：“有形但不完全成形，有头部的各器官但不能发声，这种怪事出现在哪国，哪国就该灭亡了。” 人物评价 孙权：天姿特达，兼包文武。 卫臻：渊生长海表，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 夏侯献：公孙渊昔年敢违王命，废绝计贡者，实挟两端。既恃阻险，又怙孙权。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亲见贼权军众府库，知其弱少不足凭恃，是以决计斩贼之使。又高句丽、濊貊与渊为仇，并为寇钞。今外失吴援，内有胡寇，心知国家能从陆道，势不得不怀惶惧之心。因斯之时，宜遣使示以祸福。 汉末追加篇——汉灵帝 刘宏（公元157年—189年5月13日），世称汉灵帝。汉章帝刘炟之玄孙，中国东汉第12位皇帝（公元168年2月17日—189年5月13日[64]在位）。 刘宏早年世袭解渎亭侯。168年汉桓帝驾崩，太后窦妙临朝摄政，策立刘宏为帝。后来窦太后之父窦武因谋杀宦官被诛，窦太后被迁往南宫，刘宏亲政。 刘宏亲政后，诛杀权宦侯览、王甫，刻印“熹平石经”，为儒经提供定型文本，推动印刷术的雏形“拓印”问世；又创办世界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鸿都门学”，推动文学艺术发展，开辟了世界教育史的新纪元。科技上，引进“胡床”(凳子)，改变了汉人跪坐习惯；又任用毕岚发明引水洒路装置“渴乌”，降低了道路扬尘率。但另一方面，刘宏公开标价卖官，大修宫室，信用宦官十常侍，兴起第二次“党锢之祸”，终激发黄巾起义。中平六年（189年）四月，刘宏病逝，终年34岁。 刘宏喜好辞赋，作品有《皇羲篇》《追德赋》《令仪颂》《招商歌》等。 刘宏是汉章帝刘炟的玄孙、河间孝王刘开的曾孙，因父亲、解渎亭侯刘苌早逝，故刘宏世袭解渎亭侯的爵位，母亲为董氏（董太后）。 永康元年（167年）冬，汉桓帝刘志驾崩，皇后窦妙临朝听政。桓帝无嗣而崩，窦妙之父窦武召见出身河间国宗室的侍御史刘鯈，问河间国宗室中的谁比较贤明，刘鯈推荐了解渎亭侯刘宏。窦武遂入宫禀告窦妙，窦妙派侍御史、守光禄大夫刘儵、奉车都尉曹节等人前往河间国迎接刘宏登基。 建宁元年（168年）正月，刘宏随迎驾队伍抵达雒阳城外夏门万寿亭，由窦武率文武百官迎接。次日，刘宏继位，改年号建宁，以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司徒胡广三人共参录尚书事。追尊父亲刘苌为“孝仁皇”，陵墓为“慎陵”，母亲董氏封为“慎园贵人”。 大将军窦武因定策刘宏继位有功，被封为闻喜侯，其族人加官进爵，从此窦氏外戚权倾一时。窦武依赖太傅陈蕃主持朝政，而陈蕃大量启用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时受处罚的士人，二人在不久后即达成一致意见，密谋铲除宦官。 八月，窦武指使尚书令尹勋等弹劾并逮捕黄门令魏彪，为进一步弹劾宦官罗列罪名。九月七日，窦武返回家中休息，而尹勋秘密写给窦武的奏章被长乐五官史朱瑀获得，事情泄露。朱瑀将此事通知宦官王甫、曹节等，众宦官歃血为盟，当晚发动政变。史称“九月辛亥政变”。至次日清晨，宦官取得政变全面胜利，窦武、陈蕃等人均被灭族，未被处死的族人则流放到交州。窦太后则被迁徙到南宫云台居住。 建宁二年（169年）三月，尊慎园贵人董氏为孝仁皇后。七月，破羌将军段颎大破先零羌于射虎塞外谷，东羌全部被平定。 建宁四年（171年）正月初三，刘宏行元服，大赦天下。[9]七月，立宋氏为皇后。 熹平元年（172年），有司检举宦官侯览专权骄奢，汉灵帝便下诏收回他的印绶，逼迫侯览自杀，罢免所有阿附他的人的官职。同年太傅胡广逝世，朝议以杨赐、刘宽、张济三人教授刘宏。同年，勃海王刘悝被中常侍王甫指使他人诬陷谋反，下狱自杀。 熹平六年（177年），王甫联合太中大夫程阿构陷宋皇后以巫蛊诅咒刘宏，随即宋皇后被废，死于暴室。 刘宏执政期间，多有蛮族、妖道在偏远地区叛乱，被卢植、臧旻、朱儁等人平定，刘宏认为天下稳如泰山，便安心享乐，鲜问政事。 光和二年（179年）四月，汉灵帝诛杀中常侍王甫及其子王萌、酷吏王吉、王甫党羽太尉段颎，皆死于狱中。宦官王甫父子被杀，路人士女无不称善，若除父母之仇。十月，司徒刘合、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步兵校尉刘纳密谋诛杀宦官，事情泄露，都被下狱处死。 光和三年（180年）十二月，因生育皇子刘辩，刘宏立出身南阳屠户的贵人何氏为皇后。何皇后父亲何真被追封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母亲被接入宫中居住，封为舞阳君；她的大哥何进和二哥何苗也被招入朝廷担任要职，何氏家门荣极一时。 光和七年（184年），太平道教主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天下八州太平道教徒揭竿而起，州郡失守，朝廷震动。刘宏在北地郡太守皇甫嵩及中常侍吕强的建议下，宣布解除党锢，组织官军平定叛乱。 至年底，由皇甫嵩、朱儁等人率领的政府军剿灭各地黄巾军，刘宏为表天下安宁，于是改元中平。但同时，凉州的北宫伯玉、李文侯、韩遂、边章等人又起兵叛乱。 中平二年（185年），刘宏先后派皇甫嵩、张温前往凉州平定叛乱，不但没有平定，反而让凉州叛军越发壮大。 中平四年（187年），凉州沦陷，凉州刺史耿鄙、汉阳太守傅燮先后战死。同年，渔阳郡人张纯、张举联合乌桓在幽州发动叛乱，斩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 除了四方多难，统治集团内部也是暗潮涌动，如王芬试图拥立合肥侯、阎忠说服皇甫嵩自立等事件，但都无果而终。天下此起彼伏的叛乱，让刘宏逐渐从西园享乐中走出来。 中平五年（188年）十月，刘宏在雒阳平乐观举行阅兵仪式，自称“无上将军”，骑马持剑检阅军队。 中平六年（189年）二月，皇甫嵩在陈仓大败凉州叛军王国等人。三月，幽州牧刘虞平定张纯叛乱。四月丙辰日（5月13日），刘宏在南宫嘉德殿驾崩，年仅三十三岁（按刘宏继位时年十二，则驾崩时应为三十三岁，《后汉书》误作三十四岁），谥号孝灵皇帝。其长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六月辛酉日（7月17日），葬于文陵。 为政举措 第一次党锢之祸于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结束。 建宁二年（169年），山阳郡督邮张俭弹劾中常侍侯览回乡为母亲扫墓时铺张扰民，并拆毁了侯览的房屋甚至祖坟。因而惹怒侯览，指使同乡人朱并上书弹劾张俭等二十四位山阳名士结党，图谋不轨。刘宏见到奏章后，问计于宦官曹节，曹节借题发挥，解释说党人危害社稷，要求扩大到全国范围清剿党人，刘宏准奏。最终这场政治灾难造成大量士人逃亡，被迫害致死的达六、七百人。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朝廷予以平反。刘宏大怒，将曹鸾在狱中拷打致死，并更大规模的禁锢党人及其亲友。 光和二年（179年），经上禄县长和海建议，刘宏下令，党人“从祖父”以后的亲属，都不受他们牵连。 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认为如果不解党锢，可能会逼迫党人与黄巾军勾结，刘宏这才宣布解除党锢。 宦官政治 刘宏执政期间，宦官的编制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刘宏在位时更是有增无已，刘宏更是突破常制一次便册封了十二位中常侍，史称“十常侍”。 建宁二年（169年），在宦官曹节病重时，刘宏以其为车骑将军，他死后又追赠为车骑将军；中平元年（184年），又任命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负责对讨伐黄巾的将领论功行赏。 刘宏执政早期，中常侍王甫、曹节深受他信任，后来王甫被司隶校尉阳球害死，曹节逝世，张让与赵忠便成了刘宏宠信的宦官，刘宏甚至将二人比作自己的父母，可见对宦官的依赖。 官制改革 熹平六年（177年），刘宏将少府寺中下属机构“侍中曹”升级为“侍中寺”，定员八人，同时“省尚书事”，即审议尚书台所处理的政事，以避免或减少诏令出错，后来发展为隋唐三省中的门下省。 中平五年（188年），刘宏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重置州牧，史称“废史立牧”。以刘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同年又以宗正刘虞为幽州牧。其结果是造成了各地割据军阀的形成，包括刘焉在内的州牧上任后基本就不再受朝廷的控制。 中平五年（188年）八月，刘宏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统率，以此制约大将军何进的军权。 卖官鬻爵 光和元年（178年），刘宏在其母亲董太后和及常侍们的教唆下，又尝试卖官。朝廷公开宣布可花钱买到自关内侯以下至光禄勋下属虎贲、羽林等部门职位；卖官的规定是：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 段颎、张温等人虽然功劳很大，声望也很高，却也都是先交足了钱，才登上公位的。及至后来更变本加厉，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 刘宏成年后，设置西园供自己享乐，灵帝将卖官所得收入用于西园的建设。中常侍吕强进谏：“天下财物都是陛下的，何必还分公和私？”刘宏不听。卖官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刘宏逝世。 在位年号 建宁（168年－172年五月）、熹平（172年五月－178年三月）、光和（178年三月－184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平（184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年四月十二日）。 经济 汉灵帝曾在宫内与嫔妃、宦官扮演商贾进行模拟交易的游戏，颇似今日商学院常见的商业实践课。 熹平石经 儒家经典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版本。太学对太学生的考核，以皇家所藏的“兰台漆书”为标准依据。但某些考生为了能在考试中占据优势，甚至行贿修改兰台漆书。故蔡邕等向汉灵帝建议，正式刊布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并将其镌刻于石。这些刻着儒家经典的石碑，就是着名的意平石经，成为东汉太学的教科书。 熹平四年（175年）三月，刘宏根据此前大臣杨赐、蔡邕、马日磾及宦官李巡等人的建议，下诏命儒学大师们校正《五经》的文字，又命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将其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太学门外，使后来的儒生晚辈，都以此作为标准。石碑刚竖立时，坐车前来观看以及临摹和抄写的，每天有一千余辆之多，填满大街小巷。 熹平石经的刻立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并开创了中国历代石经的先河。 熹平石经面世，使儒家经典有了定型文本。熹平石经首次将儒家经典刊刻于石头之上，开启了后世刊刻石经的传统。熹平石经的刊刻，对于印刷术的发明也起到了极大的启迪作用，由于大量传抄，出现了捶拓石经（拓印）之风。这种捶拓技术(拓印)亦是印刷术的雏形。 鸿都门学 光和元年（178年），刘宏设置鸿都门学，并将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画像悬挂其中。在这所学校里，并不是研究儒家经典，实际上是探讨辞赋、书法这类刘宏感兴趣的学科。刘宏重用出自鸿都门学的学生，他们出任刺史、尚书、侍中，甚至还有封侯。太学的儒生往往鄙视这些人，拒绝与其为伍。鸿都门学一时非常兴盛，学生多达千人，但延续时间不长。一因士族猛烈的攻击，二因黄巾起义，随着汉王朝的衰亡而结束。 鸿都门学主要教授辞赋创作与文字书写等，通过提拔下层文人学士，以文学艺术与儒家腐朽经学相对抗。鸿都门学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专科大学，而且也是世界上创立最早的文艺专科大学。在“独尊儒术”的汉代，改变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育内容的旧观念，提倡对文学艺术的研究，是对教育的一大贡献。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学，突破贵族、地主阶级对学校的垄断，使平民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是有进步意义的。鸿都门学的出现，为后来特别是唐代的科举和设立各种专科学校开辟了道路。 平定西南 熹平五年（176年），西南夷反叛，活捉益州郡太守雍陟，刘宏派御史中丞朱龟讨伐，不能平息。朝议打算放弃西南，太尉掾李颙建议讨伐，刘宏任命他为益州太守，与刺史庞芝借助板楯蛮来击溃，救出雍陟。李颙死后，西南夷再次叛乱，刘宏任命景毅为太守，平息叛乱，西南局势重获稳定。 光和二年（179年），巴郡板楯蛮叛乱，刘宏接受汉中上计程苞的建议，采取安抚手段平息。 中平五年（188年），黄巾起义蔓延到巴郡，板楯蛮趁机又反，刘宏派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将其讨平。 出击鲜卑 桓、灵时期，檀石槐所领导的鲜卑强盛，连年侵犯幽、并二州。 熹平六年（177年），护乌桓校尉夏育上疏请求讨伐鲜卑，而犯罪被处罚的护羌校尉田晏则通过中常侍王甫请求命自己为将讨伐鲜卑来赎罪，王甫也同意讨伐。同年八月，刘宏派夏育率军出高柳郡，田晏率军出云中郡，臧旻率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出雁门郡，各率一万多骑兵出击塞外两千多里。檀石槐命下属三部大人各自率众迎击，夏育等人大败，丢弃自己的符节印信及辎重，各率数十人逃回，被囚车征还下狱，经赎免被废为庶人。檀石槐死后，其子和连仍在中平年间侵扰汉朝边境，终于被北地郡百姓射死，此后鲜卑内乱衰落。 对付羌乱 中平元年（184年）冬，凉州的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的先零羌、湟中义从胡、金城义从羌起兵反汉，一度声势浩大，三辅受到威胁。刘宏派皇甫嵩前去镇压，但被击败。 中平二年（185年）八月，刘宏任命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董卓为破虏将军、周慎为荡寇将军，领兵十余万平乱，除了董卓部以外都被击溃。其后刘宏派耿鄙、皇甫嵩等讨伐，均无功，到中平六年（189年）二月皇甫嵩击败王国，才使凉州局势有所缓解。 经略西域 建宁元年（168年），西域长史府管辖下的疏勒国发生内乱，和弑杀其王汉大都尉而自立为王。 建宁三年（170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率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所率的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伐疏勒，攻打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攻下，不得已撤军（参见汉伐疏勒之役）。其后疏勒接连内乱，东汉朝廷也无法干预。 熹平四年（175年），于阗国王安国攻破拘弥，杀死其王。汉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 科技 引进椅子 汉灵帝引入了“胡床”（折叠凳），对于汉代人跪坐习惯的取代，显然能够大大提高人体腿部血液循环的效率，由此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科技发明 汉灵帝时代的宦官毕岚发明了利用虹吸原理引水洒路的装置“渴乌”，是降低土质路上车马扬尘率的奇思之器。比起经常被风沙所苦的明朝首都而言，东汉的洛京可谓真正的生态天堂。 当时，汉灵帝命毕岚铸“天禄虾蟆”，在平昌门外桥东吐水，继而转水入宫；又在桥西制作翻车渴乌，喷洒南北郊的道路，从而节省百姓清扫道路的费用。 外交 熹平二年（173年），日南郡边的外国辗转通过翻译进贡。 熹平三年（174年），夫余国遣使进贡。 光和六年（183年），日南郡边的外国再次通过翻译进贡。 历史评价 董卓：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 盖勋：吾仍见上，上甚聪明，但拥蔽于左右耳。 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薛莹：汉氏中兴，至于延平而世业损矣。冲质短祚，孝桓无嗣，母后称制，奸臣执政。孝灵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蕃侯而绍皇统，不恤宗绪，不祗天命；上亏三光之明，下伤亿兆之望。于时爵服横流，官以贿成。自公侯卿士降于皂隶，迁官袭级无不以货，刑戮无辜，摧扑忠良；佞谀在侧，直言不闻。是以贤智退而穷处，忠良摈于下位；遂至奸雄蜂起，当防隳坏，夷狄并侵，盗贼糜沸。小者带城邑，大者连州郡。编户骚动，人人思乱。当此之时，已无天子矣。会灵帝即世，盗贼相寻，其后宫室焚灭，郊社无主，危自上起，覃及华夏。使京室为墟，海内萧条，岂不痛哉！ 范晔：1《秦本纪》说赵高谲二世，指鹿为马，而赵忠、张让亦绐灵帝不得登高临观，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则灵帝之为灵也优哉！2灵帝负乘，委体宦孽。征亡备兆，《小雅》尽缺。麋鹿霜露，遂栖宫卫。 轶事典故 铸中兴剑 据《古今刀剑录》记载：建宁三年（170年），灵帝曾经铸造四把剑，名为中兴。其中一把剑无故和小篆书一同丢失。 内廷逗乐 刘宏自己则深居内宫，挖空心思尝试着玩乐的新花样。内宫无驴，一善于逢迎的小黄门从外地精心选了四驴进宫。刘宏见后，爱如至宝，每天驾一小车在宫内游玩。起初，还找一驭者驾车，几天后，索性亲自操持。皇帝驾驴车的消息传出内宫，京城许多官僚士大夫竞相摹仿，以为时尚，一时民间驴价陡涨。 正当京城弥漫着驴车扬起的烟尘时，刘宏又对驴车失去了兴趣。又有宦官别出心裁，将狗打扮一番，戴进贤冠、穿朝服、佩绶带，摇摇摆摆上了朝。待刘宏认出乃一狗时，不禁拍掌大笑，赞道：“好一个狗官。”满朝文武虽感奇耻大辱，却敢怒不敢言。 宫中市场 刘宏在后宫仿造街市、市场、各种商店、摊贩，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等。而他自己则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在这人造的集市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嘴、打架、厮斗，好不热闹。刘宏混迹于此，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刘宏却一点也不知道。 裸游之馆 中平三年（186年），刘宏在西园修建了一千间房屋。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到处环流。渠水中种植着南方进献的荷花，花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月神名望舒，就又叫它“望舒荷”。在这个恍如仙境的花园里，刘宏命令宫女们都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嬉戏追逐。有时他自己高兴起来，也脱了衣服和她们打成一片。所以，他就给这处花园赐名为“裸游馆”。 喜好胡物 刘宏喜欢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师的达官贵人纷纷效仿，被批评为“服妖”。后来董卓领胡兵进京，大肆破坏，正应此兆。 夜梦桓帝 刘宏曾梦见汉桓帝发怒说：“宋皇后有何罪过，你听从那些邪孽的坏话，使她死去？勃海王刘悝已经被贬，又受诛而死。现在宋氏和刘悝在天上投诉，上帝震怒，你的罪孽难于挽救。”这个梦的内容十分明白清楚。 刘宏在醒来后很是恐慌，就把这件事告诉羽林左监许永说：“这是什么不祥之兆？可以把它禳除吗？” 许永答说：“宋皇后与皇上一同继承皇位，以母仪亲临天下，历年已久，四海之内都蒙受她的教化，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过失和恶声。而皇上偏听谗毁嫉妒的言辞，使她蒙受无辜之罪，身遭诛戮，祸连家族，所有臣妾，都为抱怨痛惜。勃海王刘悝是桓帝同母的弟弟，处理封国之事和作为藩属事奉朝廷，不曾有过错误，陛下没有经过验证审察，就加罪诛杀。从前晋侯梦见大厉鬼，披长发达到地面，是因晋侯杀了厉鬼的祖先。天地之间的道义是明白清楚的，鬼神是难于欺骗得了的。应当一并改葬，以使冤魂得到安息。让宋皇后流放了的亲族返回原籍，恢复勃海王的封爵，以期消去因此而遭致的咎衍。”刘宏没有听用许永的意见，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强项子孙 刘宏曾经从容地问侍中杨琦：“朕和桓帝比怎么样？” 杨琦说：“陛下要和桓帝比，就像虞舜和唐尧比德一样。”刘宏不高兴的说：“你真是硬脖子（强项），真不愧是杨震的子孙，死后一定也会招来大鸟的。” 汉末追加篇——汉献帝 刘协（181年4月2日[151]-234年4月21日），即汉献帝，字伯和，又字合。汉灵帝刘宏次子，汉少帝刘辩异母弟，其母灵怀皇后王荣。东汉最后一位皇帝。 刘协出生时母亲王美人遭何皇后毒杀，于是刘协被董太后亲自抚养，号称“董侯”。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汉少帝刘辩登皇帝位，封刘协为勃海王，后又改封为陈留王。汉少帝被罢黜后，刘协登皇帝位，时年九岁，迁皇太后于永安宫，大赦天下。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控制了刘协，并迁都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208年）六月，刘协罢免三公，立曹操为丞相，后又立曹操为魏公。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协封曹操在诸侯王上，授给金玺、赤缓、远游冠。赐伏皇后死，诛其宗族数百人。建安二十年（215年）正月，刘协立曹操中女节为皇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逼刘协禅让帝位，建立魏朝。刘协被废为山阳公，于青龙二年（234年）去世，葬于禅陵。 刘协的母亲王美人，名王荣（后来追谥为“灵怀皇后”），是前五官中郎将王苞的孙女、王章之女，出身于名门世家，举止文雅，再加上容貌姣好，身材匀称，深得汉灵帝刘宏的宠爱。当时主宰灵帝后宫的是何皇后，出身于屠夫之家，靠贿赂宦官被选入宫并当了皇后，对王美人非常嫉妒。因此当王美人怀着刘协时，怕招惹何皇后更深的嫉妒，就没有告诉灵帝，而是偷偷地堕胎。但服堕胎药没有奏效，孩子还是生了下来。何皇后果然妒性大发，怕王美人有了儿子会进一步威胁到她的地位，指使人将毒药偷偷地放在王美人产后服用的汤药里，王美人饮后当即身亡。 灵帝闻讯，亲往后宫验视，见王美人四肢青黑，知是中毒而亡，急令追查凶手，很快查出是何皇后所为。灵帝不禁勃然大怒，意欲立即将何皇后废黜。何皇后事先已用巨金买通受灵帝信任的宦官曹节等人，宦官们一齐跪下，为何皇后求情，灵帝居然赦免了何皇后。刘协这时尚未足月，灵帝担心将这个儿子留在后宫再遭到暗害，于是将他抱到永乐宫，请董太后抚养，因为觉得这个儿子很像自己，取名为“协”。自此，刘协就依董氏为外家，被称为“董侯”。刘协八岁时，能读诗书。 汉灵帝晚年，面临着选择太子问题。何皇后生有皇子刘辩，从小寄养在民间一位姓史的道人家里。刘辩比刘协年长，而且是皇后所生，论理太子位置非其莫属。但是刘辩举止轻浮，没有国君应有的威严气质。刘协自小在永乐宫长大，由董太后悉心抚养，举止端庄，深得灵帝喜爱。再加上其母王美人死于非命，灵帝难免有隐恻之心，因此，他心下倾向于立刘协为太子。然而，这又有违于立嗣以嫡长子为先的皇室传统，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病重，遗诏将刘协托付给宦官上军校尉蹇硕。四月，汉灵帝去世，蹇硕欲抢先立刘协为帝并诛杀大将军何进，被其麾下司马潘隐出卖而未果，何进遂拥立刘辩为帝，是为汉少帝。何皇后改称为何太后，临朝处理政务，但国家大权实际上已为何进掌握。刘协受封为渤海王，后改封陈留王。 灵帝死后，内宫宦官和朝中重臣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光熹元年（189年）八月，先是何进捕杀蹇硕，接着是宦官张让、段珪等杀死何进，司隶校尉袁绍、虎贲中郎将袁术和何进的部将带兵反攻，一下子又杀宦官两千人。张让、段珪等无力还击，劫持刘协和少帝刘辩逃出宫外。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赶来后，张让、段珪跳入黄河自杀。刘辩和刘协在回宫途中，在北邙山迎面遇上董卓率领的陇西铁骑奔腾而来。刘辩见到这样的情形，吓得浑身哆哆嗦嗦，双腿战栗，口不能言。当董卓问刘辩祸乱缘由时，刘辩口齿不清；问刘协时，刘协却对答如流。董卓认为刘协比刘辩贤能，又自认为和收养刘协的董太后同族。于是从这时起，董卓就想废少帝，另立刘协为皇帝。 回到京城后，董卓的军队完全控制了局势。他先逼少帝策免司空刘弘，自己身居其位；接着，以司空的身份召集百官开会，议改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百官大惊失色，慑于董卓的淫威，谁也不敢表示反对。九月初一日，董卓宣布废黜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改元永汉（同年十二月复为中平六年，改明年为初平元年），时年九岁。从此，刘协开始了他作为傀儡皇帝的漫长生涯。 刘协登基后，董卓自封为相国，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权。董卓的军队在洛阳劫掠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各地的州郡牧守以讨伐董卓的名义纷纷起兵。由于起兵的州郡都在关东，所以史称“关东联军”。许多地方豪强响应了这次起兵，带着自己的私兵万里相赴，自此正式拉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关东军共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从北、东、西三面来包围雒阳。董卓于是在本月十二日（190年3月6日）指使弘农国郎中令李儒毒杀弘农王刘辩。 二月十七日，董卓下令迁都长安，焚烧雒阳宫庙，令京城百姓全部迁入关中，而董卓自己仍然留在雒阳的毕圭苑中。这时，司徒王允主持具体政务。他表面上依附董卓，暗中心向汉室，身边聚集了一批朝中官员。三月五日，车驾到达长安。长安自赤眉之乱后，宫室焚毁，刘协当时只能居住在高庙、京兆府舍中，后来，刘协进入未央宫。 初平二年（191年），关东诸侯为了争夺政治上的领导权，以袁绍、韩馥为首，倡议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但这个建议遭到袁术、曹操的反对，最后作罢。刘虞的儿子刘和在长安朝廷担任侍中，刘协想凭借关东军的力量还都雒阳，以摆脱董卓的控制，就派刘和潜出武关求援。这一年，董卓自封太师，孙坚率军攻入雒阳，董卓退往长安，留下诸将分屯诸县抵御关东军。董卓入长安后，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又大封自己亲信，宗族内外并居高位。此时关东其余州郡牧守正热衷于互相兼并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扩张地盘，无意西讨董卓。长安方面就转而依靠内部的力量来推翻董卓。 初平三年（192年），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中郎将吕布密谋刺杀董卓。吕布本为董卓的亲信，两人曾结过义父子关系。董卓性格暴烈，有一次吕布为一桩小事违背了董卓的意图，董卓拔出手戟就向吕布投去。吕布慌忙躲开，事后又向董卓俯身请罪，才算作罢。由此二人有了隔阂。四月，汉献帝患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朝中百官。董卓身穿朝服，乘车入朝。从军营到皇宫的道路两侧警卫密布，左侧是步兵，右侧是骑兵，戒备森严，由吕布等在前后侍卫。王允命士孙瑞自己书写诏书交给吕布。吕布让同郡人骑都尉李肃与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冒充卫士，身穿卫士的服装，埋伏在北掖门等待董卓。董卓一进门，李肃举戟刺去，董卓内穿铁甲，未能刺入，只伤了他的手臂，跌到车下。董卓回头喊吕布，但被吕布铁矛刺死。董卓被刺死后，王允录尚书事，吕布晋升为奋威将军，二人共同主持朝政，并令张种为使抚慰山东。 王允得手后，骄傲自满，加上气量狭小，未能维持住关中的局势。于是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贾诩等人起兵作乱，攻打京师。六月初一戊午，长安城沦陷，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战死，长安一万多吏民遇害，吕布战败逃走。 王允带着刘协到宣平城门楼上，对着李傕等人问道（一说是刘协问李傕）：“臣子无作威作福，而放兵纵横，这是想干什么？” 李傕回复：“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被吕布杀害。臣等为董卓报仇，不敢作逆。等事情结束后，我们自会前往廷尉处受罚。” 于是大赦天下，拜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等人皆为中郎将。李傕等人围住门楼，共表请王允出来，又问：“太师何罪？”王允无奈，只得下楼。 本月七日，李傕将黄琬、王允全家处死，百姓闻之莫不流涕。 当初，王允上奏：“太史令王立，说《孝经》六隐事，能消除灾邪，有益于圣体。”常在吉日，王允与王立入宫，为刘协讲诵孝经一章，以丈二竹簟，画九宫其上，随日时出入。王允遇害后，王立便不再入宫讲诵。 九月，李傕升为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池阳侯，郭汜为后将军、美阳侯，樊稠为右将军、万年侯，张济被封为镇东将军，贾诩担任尚书。李傕、郭汜、樊稠三人把持朝政，张济则外出屯驻在弘农。 初平四年（193年）正月，出现日食。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日晷过度，未有变化。” 朝臣都庆贺，结果未晡一刻而蚀。尚书贾诩奏：“王立伺候不明，疑误上下。太尉周忠，职所典掌，请皆治罪。” 刘协下诏：“天道遥远，事验难明，况且灾异应政而到，虽然能够预见，又岂能保证万无一失？而要归咎于史官，更加说明我失于恩德。”于是避正殿，息兵、不理政事五天。 夏季时，大雨连下二十日，大风如同冬时。五月，刘协令侍御史裴茂讯狱，赦免了两百多个轻罪的人。其中有被李傕陷害而下狱之人，李傕不愿赦免他们，于是上奏裴茂擅自放出囚徒，请求收捕裴茂。刘协说：“灾异频繁出现，使者奉命宣布恩泽，赦免轻罪之人，是顺合天意，切勿问罪。” 七月，刘协想发太府丝织给宫人制作衣服，李傕不愿，说：“宫中有衣服，何必要再做？”尚书郎吴硕素来奉承李傕，便附和道：“关东还没平定，国家费用不足，陛下宠爱之人穿的衣服，已经远凌驾于群僚了。”尚书梁绍上书请治吴硕之罪，刘协以他受李傕宠爱而不许。 兴平元年（194年）正月十六日，刘协举行加冠礼。二月五日，刘协追谥母亲王荣为灵怀皇后。七日，将王荣改葬在文昭陵。 三月，马腾与种邵、刘范、杜禀共同攻打李傕，刘协派人劝解，马腾等人执意不从。李傕令郭汜、樊稠、李利出兵，在长平观击破马腾军，斩杀种邵等人。 战后，李傕令郭汜、樊稠开府，与三公合为六府，参与选举官吏。李傕等人各选用自己所举之人，稍有违反就会生怒。主者深以为患，只得按顺序选用他们所举之人，先从李傕起，郭汜次之，樊稠次之。而三公举荐之人，始终没有起用的机会。 六月初一丙子，分凉州河西诸郡为雍州。这一年三辅地区大旱，谷价腾贵，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长安城中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刘协下诏令主者卖掉厩马一百多匹（一说两百多匹），御府大司农出两万匹杂缯，将杂缯与卖马得来的钱一同赐给公卿、贫民，李傕说：“我邸阁里的物资少。”于是强行把这些东西带到自己营中。 刘协又命令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煮粥救济百姓，但因为粮食不够仍然有很多人饿死。刘协怀疑侯汶没有如实用全部粮食赈济灾民，而是趁机侵占公粮，于是派侍中刘艾取米、豆各五升在自己面前熬成粥，最后可以煮出两盆，证实是侯汶作弊，于是责打侯汶五十廷杖。之后，长安城中饥民得到了救济。 兴平二年（195年）二月，李傕杀樊稠，与郭汜在长安城中各自拥兵相攻。三月，安西将军杨定与郭汜合谋劫持刘协，事情泄露，李傕便先派李暹率兵包围皇宫，用三乘车迎接天子，刘协乘坐一车，贵人伏寿乘坐一车，贾诩、左灵乘坐一车，其余人步行跟随。当时司徒赵温、司空张喜听闻此事，都离开府第跟随刘协。乘舆离开后，李傕的士兵进入殿内钞掠宫人、御物。同日，刘协到达李傕营中，李傕又放火焚烧宫殿、官府、民居。 刘协派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尚书王隆、光禄勋邓渊、卫尉士孙瑞、太仆韩融、廷尉宣璠、大鸿胪荣邵、大司农朱儁、将作大匠梁邵、屯骑校尉姜宣等十几人前往郭汜营中劝和，郭汜却把他们全部扣留。 四月，刘协以贵人伏寿为皇后，并拜其父伏完为执金吾。李傕手下中郎将张苞、张龙与郭汜合谋诛杀李傕。郭汜趁夜出兵，令军队弓弩齐发，箭矢贯穿了李傕的左耳，又射到了刘协的楼帷帘中。后来李傕手下大将杨奉前来救援，郭汜军才退走。同日，李傕把刘协带到北坞，只有伏皇后、宋贵人等人跟随刘协。李傕设反关校尉监察刘协，隔绝内外。当时盛夏酷暑，宫人、侍臣之前不得携带谷米跟随刘协，入门又有禁防，不能外出购买。侍臣忍饥受渴，刘协请求李傕给五斛粳米、五具牛骨，以赐宫人、侍臣。李傕说：“朝晡之时已经上过饭了，还要米做什么？”于是只送来几具放了很久的牛肉牛骨，都已经臭到不能吃了。刘协大怒，想要责备李傕，因侍中杨琦劝谏而止。 五月，李傕想把刘协迁移到黄白城。当时司徒赵温因受到李傕猜忌而被关在坞中，他得知此事后，写信责备李傕，李傕大怒，要斩杀赵温，被从弟李应劝止。刘协听闻赵温责备李傕，对侍中常洽说：“李傕不明善恶，赵温言语过激，实在令人担忧。”常洽回答：“李应已经化解此事了。”刘协方才安心。 李傕觐见时，身上带着三把刀，手上还拿着鞭子。刘协身边的侍中、侍郎见到李傕携带武器觐见，都感到担心，也持着刀剑，先护卫在刘协身边。李傕面对刘协，要么说“明陛下”，要么说“明帝”，经常向刘协说郭汜的坏话，刘协也只顺从其意，李傕大喜，出去后说道：“明陛下真是贤主啊。”李傕虽然喜欢讨好刘协，但仍然不想让侍臣携带武器站在刘协身边，便对人说道：“这帮人都握着刀，是欲图谋害我吗？”侍中李祯与李傕同州，两人关系友好，李祯就对李傕说：“侍臣之所以持刀，是因为现在身在军中，不得不持，此是国家故事。”李傕这才打消了怀疑。 闰五月，刘协令谒者仆射皇甫郦去劝和李傕、郭汜。郭汜接受诏命，而李傕不从。刘协得知皇甫郦劝说李傕时言辞过切，担心他为李傕所害，于是让他离开长安。十一日辛巳，刘协令左中郎将李固持节拜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 六月，李傕大将杨奉与侍中杨琦、黄门侍郎丁冲、锺繇、尚书左丞鲁充、尚书郎韩斌、军吏杨帛共同谋诛李傕，恰逢李傕因其他事杀死杨帛，杨奉便率兵投向郭汜。 同月，镇东将军张济从陕县来到长安劝和，刘协思念旧京雒阳，遣使向李傕请求东归，前后十次方得允许。李傕、郭汜答应和解，许诺以各自的爱子做人质，李傕的妻子喜爱儿子李式，不愿以他为质。议和未定，羌胡兵马又前来帮助李傕，刘协深以为患，让侍中刘艾对宣义将军贾诩说：“您之前奉职尽忠，因此一直受陛下荣宠。如今羌胡为患，您应该为国家想想应对的方案。”贾诩邀请羌胡大帅前来饮食，并许诺加以封赏，羌胡满意而离开。李傕势力衰弱，只得答应和解，于是李傕、郭汜各将女儿作为人质，并封为君、食邑。 七月，刘协出长安东归，车驾到达宣平门，即将渡桥。郭汜的士兵拦住桥问：“车上是天子吗？” 车驾不得向前，李傕的士兵皆拿戟护在乘舆左右，侍中刘艾大呼：“车上正是天子！” 让侍中杨琦高举车帷。刘协对士兵说：“你们不退后，怎么还敢逼近至尊？” 郭汜士兵方才撤退。车驾成功过桥，士民皆称万岁。夜间，车驾到达霸陵，张济带着饮食供给百官，李傕引兵出屯池阳。刘协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封平阳侯，假节、开府如三公；郭汜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封列侯；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又追封乳母吕贵为平氏君。张济回到陕县，郭汜等人则跟随刘协东归。 郭汜建议让刘协前往高陵县，百官则认为应该前往弘农，大会商议不决。刘协让尚书郭溥去请郭汜同意，郭汜不从，刘协感慨道：“祖宗陵墓都在雒阳，灵怀皇后的陵墓修好后，我未曾去看过一次。我梦想东归，夜以继日，而郭汜还想把我带到西边去吗？”说罢，终日不肯吃饭。郭汜便提出：“可以先到附近的一个县城里。” 八月初六甲辰，车驾到达新丰。张济指使尚书徵召在河西担任太守的刘玄入朝，想让自己的亲信代替。刘协说：“刘玄在郡多年，若有功绩，则当升迁；若无功绩，则当责罚，为何无故徵召他呢？” 尚书于是向刘协谢罪。刘协将此事归罪于尚书，又下诏：“张济有拔车驾之功，何故不上表而请求私事呢？切勿问罪。” 张济闻知，免冠赤足前来赔罪。后将军杨定请求让侍中尹忠担任自己府中的长史，刘协说道：“侍中是天子近臣，如果担任不合适的职位，必会被关东笑话。之前在长安，是因为李傕专政。如今朕秉持万机，岂可再次胡乱封官赐爵呢？”刘协时年十五岁，每事出于胸怀，皆如此类。 十月初一戊戌，郭汜与党羽夏育、高硕一同作乱，并指使其将领伍习趁夜烧毁学舍以威逼乘舆。当时火起不止，侍中刘艾建议到一个军营里躲避火灾，杨定、董承便带兵将刘协转移到杨奉营。夏育等人想阻挡乘舆，杨奉与杨定率军迎战，击败叛军，斩首五千级，郭汜败逃南山。 初五壬寅，车驾到达华阴，宁辑将军段煨携带物资迎驾，请求刘协进入他的营寨。段煨与杨定有过结，迎乘舆时不敢下马，只在马上作揖。侍中种辑和杨定关系好，便声称段煨谋反。刘协问：“段煨前来迎驾，为何说他谋反呢？” 种辑回答：“段煨迎驾不到边界，拜礼不下马，脸色有变，必有异心！” 太尉杨彪、司徒赵温、侍中刘艾、尚书梁绍等人说：“段煨没有反意，臣等敢以性命担保！车驾可进入他的营中。” 董承与杨定又诬陷：“郭汜来到段煨军营了。” 刘协问：“你们怎么知道的？” 左灵和文祯抢答：“是弘农郡的督邮得知的！” 故而胁迫督邮说：“今天郭汜率七百骑兵进入了段煨营帐。”刘协这才相信，下令车队停在路边休息。 初十丁未，杨定、杨奉、董承即将进攻段煨营寨，让种辑和左灵请求下诏，刘协说：“王者攻伐，应该上参天意、下合民心。司寇行刑时，君王尚且应该为此废食撤乐，而你们却要朕为此下诏吗？” 种辑力请到夜半，刘协依旧不许，杨奉等人便擅自攻打段煨营寨，连续十多天无法攻克，而段煨依旧侍奉百官，终无二心。司隶校尉荣邵认为当以返回雒阳为重，不宜继续攻打段煨，杨定记恨，便让杨奉向刘协请求荣邵担任自己副手，想趁机杀死他，刘协知道杨定用意而不许。最后下诏告喻，杨定等人便奉诏回营。 李傕与郭汜后悔让刘协东归，便以救援段煨为由引兵追击，实欲劫回刘协。杨定为郭汜军所阻，转而出逃荆州。十一月，车驾到达黄卷亭。同月初三庚午，行至弘农县，张济向杨奉、董承提出交换人质而将乘舆停留在弘农，二人不肯，向刘协请求继续前进，张济便联合李傕共同劫驾。同日，双方在弘农东涧大战，汉军大败，卫尉士孙瑞、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杰、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儁遇害。此战中，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女眷辎重，皇室的各种器物典籍全部被丢弃。 车驾到达曹阳，杨奉、董承等人假意请和，暗中派人到河东请故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右贤王去卑护驾。韩暹、去卑等人率数千骑兵到来，与杨奉、董承大破李傕，斩首数千级，乘舆得以前进。 刘协令侍中史恃、太仆韩融携带诏书前去说服张济。当时董承等人提议趁胜东进，刘协说：“李傕、郭汜自知罪恶深重，于是起兵冒犯，残害吏民。可以等到韩融回来，再商议进退之事。”董承则坚持认为应该立即前进。 十二月，车驾继续前进，董承与李乐保护车驾左右，杨奉、胡才、韩暹、去卑断后。李傕再次发动追击，在曹阳大破汉军，光禄勋邓渊、卫尉宣璠、少府田芬、御史邓聘、大司农张义等人战死。当时局势混乱，李乐建议刘协上马逃走，刘协拒绝道：“不可，舍弃百官而去，这是何等罪过！” 遭难之后，虎贲羽林卫士不满百人，李傕、郭汜的兵士绕着营寨大声呼喊，众人都有离去的心思，李乐感到恐慌，想让刘协乘船往东直接抵达孟津。 刘协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孔子尚且担心暴虎冯河之事，这并非安居之道。” 太尉杨彪说：“臣是弘农本地人，从此地向东有三十六个险滩，不能让陛下乘船冒险。” 宗正刘艾附议：“臣以前担任过陕县令，也知道险滩的危险。以前这里有船夫，乘船仍有危险，何况如今还没有船夫？太尉所虑极是。” 董承等人赞同，于是打算渡黄河向北前往河东郡，令李乐连夜去对岸准备船只，并约定举火为应。 船只准备妥当后，刘协与公卿步行出营，到达黄河边。岸高十多丈，无法下去，公卿便商议让缰绳系住刘协的腰放下岸边。当时伏皇后的哥哥伏德认为缰绳不能系腰，于是提议自己手里的细绢代替。校尉尚弘用细绢把刘协背在身上，然后下岸，其余人或是从岸侧匍匐而下，或是从岸上直接跳下，死伤数量已不得而知。到达河边时，士卒争相上船，不可禁制，董承与李乐便用戈击打士卒，斩断的手指落在船上，已经多到能用手捧起来。刘协登船后，同船共渡的仅有伏皇后、宋贵人、郭赵两位宫人及杨彪、董承等数十人。 刘协到达河东郡大阳县后，居住在李乐营中。行至安邑县，河东太守王邑携带物资迎驾，刘协派太仆韩融回到弘农，向李傕、郭汜请和，李傕同意和解，于是释放了擒获的百官、宫人妇女，并归还劫掠到的乘舆、器服。 当时蝗灾大起，干旱无谷，后宫以枣菜为食物。刘协居住在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刘协与群臣大会时，兵士趴在篱上观看，互相镇厌作笑。护驾诸将专权，有的人擅自将尚书拷打至死。司隶校尉出入时，民兵拿东西扔向他。诸将有的让婢女前往省阁传话，有的带着酒食去请刘协饮用，侍中不准，就破口大骂，不能制止。又上表拜各营中民为部曲，索求馈赠。医师、走卒皆封为校尉，御史无力刻够所有校尉印，诸将就自己拿锥刻印，乱刻文字，有的人仍没有得到校尉印，就先当官后授印。上下混乱，粮食殆尽，于是杨奉、董承、韩暹等人谋划护送乘舆到雒阳。不久后，河内太守张杨从野王前来护驾，被任命为安国将军。 建安元年（196年），董承、张杨依旧决定护送乘舆去雒阳，杨奉、李乐则反悔，因此诸将错乱、互相猜疑，张杨回到野王。二月，韩暹率军攻打董承，董承逃到野王依附张杨。韩暹屯兵在闻喜县，杨奉与胡才又谋划攻击韩暹，因刘协劝解而止。 五月，刘协派人请杨奉、李乐、韩暹护送车驾到雒阳，杨奉等人听从。六月，车驾到达闻喜，杨奉、胡才再次后悔，与李乐商议带乘舆西还，于是假称“应该去渑池东边，以躲避匈奴。”刘协不从。车驾从北道出，靠着山向东面前进，沿路并没有匈奴出现，李乐感到羞愧，离开了护驾队伍。当时粮食缺少，张杨从野王前来迎接乘舆，赈给百官。 建安元年（196年）七月一日，刘协在杨奉、韩暹等人的护送下回到雒阳，居住在已故的中常侍赵忠家中，又令张杨修建宫殿，张杨以自己护驾有功，于是将殿命名为“杨安殿”。八月八日，刘协进入南宫杨安殿，张杨回到野王，杨奉也出屯梁县。十日，刘协拜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杨奉为车骑将军。当时宫室烧尽，百官生活艰苦，依在墙壁之间。州郡各拥强兵，无人愿意前来。群臣饥困，尚书郎以下亲自外出采稆，有的饿死在墙壁间，有的被吏兵杀害。而韩暹等人仗着护驾之功，肆意妄为，干乱朝政，董承深以为患，密召兖州牧曹操亲自带兵去雒阳。 同月十八日，曹操入雒阳进贡，给公卿以下分发粮食，并趁机上奏韩暹、张杨之罪，韩暹畏罪投奔杨奉。刘协以两人有护驾之功，下诏不得问罪，又命曹操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同日，朝廷诛杀侯祈、冯硕、台崇三人，以讨有罪之臣；封董承、伏完、丁冲、种辑、锺繇、郭溥、董芬、刘艾、韩斌、杨众、罗邵、伏德、赵蕤十三人为列侯，以赏有功之臣；追赠沮儁为弘农太守，以表彰死节之臣。 当时雒阳残破，刘协在曹操的建议下，迁都到豫州颍川郡的许县（今河南许昌）。车驾东进，杨奉、韩暹率军追击，却在阳城山峡被曹操伏击大败。九月，刘协到达许县，居住曹操营中，设司营宗庙社稷。自迁都长安开始，朝廷混乱，直到此时王制节度才确立起来。刘协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不久后，又拜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 自李傕郭汜相争、车驾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离去，弱者相食，两三年间，关中地区再也没有行人的足迹。 建安三年（198年），刘协遣谒者仆射裴茂率段煨等人征关中，斩杀李傕，并夷灭其三族。李傕的首级被送到许县，刘协下诏将它高挂示众。 当时中原地区袁绍和曹操两大军阀正进行着频繁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孙策占据了江东，刘表占据了荆州，刘璋割据益州，韩遂、马腾占有凉州，公孙度盘踞辽东。刘协东还，无疑是一面可利用的旗帜。曹操抢先率军进驻洛阳，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 迁都许县后，刘协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只能“守位”，汉廷百官也只是“备员而已”。议郎赵彦曾为刘协陈述时局对策，曹操听说后将赵彦杀死。其后曹操觐见刘协，刘协愤怒地说：“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 按照汉朝制度，曹操这种“三公”带兵觐见皇帝是有虎贲持刀挟行的，所以曹操听到刘协这番可能含有杀机的话之后大惊失色，请求马上离开，离开后顾视左右，汗流浃背，此后不再觐见刘协。 建安四年（199年），刘协不满曹操大权独揽，不甘心作为傀儡，乃暗下衣带诏，令董贵人的父亲车骑将军董承连结天下义士设法诛杀曹操。董承遂与左将军刘备、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偏将军王子服等一起密谋。尚未行动，刘备因袁术北上而出征。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衣带诏事情败露，董承等人都被曹操诛杀，董贵人也即将被处死，当时董贵人怀孕，刘协多次向曹操请求，仍不能保住贵人性命。伏皇后畏惧曹操，于是写信给她的父亲伏完，尽数曹操残暴不仁之事，希望伏完能够效仿董承，铲除权臣，但伏完始终未敢行动。 建安十三年（208年），汉朝废三公官，重新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刘协令太常徐璆持节，拜曹操为丞相。 建安十七年（212年）九月，刘协封其子刘熙为济阴王，刘懿为山阳王，刘邈为济北王，刘敦为东海王。 建安十八年（213年）三月，汉朝恢复九州制，将天下十四州并为九州。省去司隶、并州、幽州、凉州、交州，于是天下为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九州。五月，曹操使刘协封自己为魏公，以冀州十郡为魏国，并加九锡。 七月，曹操将女儿曹宪、曹节、曹华嫁给刘协，朝廷令大司农王邑带着束帛玄纁五万匹出使邺城，其中年幼的暂时留在魏国，等到长大了再入宫。第二年，三人皆被封为贵人。 建安十九年（214年），伏皇后要求其父伏完诛杀曹操的密谋败露，曹操要挟刘协废黜伏皇后，并代刘协写好了废黜伏皇后的诏书。接着，派御史大夫郗虑拿着诏书，同尚书令华歆一起带兵包围皇宫搜捕皇后。伏皇后藏到宫中的夹墙里，被华歆拖出。 伏皇后披头散发赤脚走出，向刘协哭诉求救，刘协无奈地说：“朕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 回过头来对郗虑说：“郗公！天下有这道理吗？”伏皇后被幽禁而死，刘协与她所生的两位皇子亦以毒酒毒杀，伏氏宗族百余人被处死。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威逼刘协立其女曹节为皇后。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令宗正刘艾持节拜魏公曹操为魏王。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四月，刘协被迫令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十月，又命曹操王冕用十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魏国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太子。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丞相府司直韦晃等人起兵于许都，被丞相长史王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击杀。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魏王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其时，虽然有孙权、刘备试图北上中原，但基本不成气候，中原腹地的和平已成定局。除旧布新，建立新朝，已经是人心所向。各种力量都在推动曹丕采取行动。那些曹氏部属也在设想着如何弹冠相庆，如何分新朝一杯羹。于是便有小臣去逼去劝刘协效唐虞旧例，将帝位禅让给魏王。 延康元年十月乙卯日（220年11月25日），曹丕逼迫刘协禅让帝位给他，刘协告祭祖庙，使张音奏玺绶诏册，禅位于曹丕。曹丕在繁阳亭登上受禅坛，接受玉玺，即皇帝位。随即进入许都，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国号为魏。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以河内郡的山阳县，封刘协为山阳公，以山阳的浊鹿城为都，食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并允许在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刘协四个之前被封为王的皇子降为列侯。曹丕还说了句客气话：“天下的好东西，我当与山阳公一起享受。” 当时盛传刘协退位后被杀，身在蜀地的刘备信以为真，便下令为刘协发丧，并追谥为“孝愍皇帝”。次年，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即皇帝位，史称“蜀汉”。 青龙二年三月庚寅日（234年4月21日），刘协寿终正寝，魏明帝曹叡率群臣亲自哭祭。八月壬申日（9月30日），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孝献皇帝。下葬时魏明帝“制锡衰弁绖，哭之恸”，并立刘协的嫡孙桂氏乡侯刘康为山阳公。 历史评价 董卓：陈留王仁孝，宜即尊皇祚。 袁绍：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 袁术：圣主聪叡，有周成之质。 李傕：明陛下真贤圣主。 袁山松：献帝崎岖危乱之间，飘薄万里之衢，萍流蓬转，险阻备经，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观其天性慈爱，弱而神惠，若辅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于勤王，终至陷天，遂力制群雄，负鼎而趋，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操因尧、舜而窃国，所乘不同，济其盗贼之身一也。善乎！庄生之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汉末追加篇——何太后 灵思皇后何氏（？～189年9月30日），名不详，史称“何灵思”。南阳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人，汉灵帝刘宏第二任皇后，汉少帝刘辩生母，追封舞阳侯何真之女，大将军何进和车骑将军何苗之妹。 何氏出身于屠户家庭，后选入掖庭，得到汉灵帝宠幸，生下皇子刘辩，被封为贵人。光和元年（178年）与其他得宠的姬妾共同陷害宋皇后，致使宋皇后被废。何氏十分得宠，性格强势又善妒，后宫没有不惧怕她的人。光和三年（180年），汉灵帝立何氏为皇后。光和四年（181年），毒杀刘协生母王美人。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去世，刘辩继位，何氏被尊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剪除董氏外戚势力，逼死董太后，致使何氏外戚专权。其兄大将军何进图谋杀尽宦官，何太后不从，何进乃采纳袁绍之议，召董卓等四方猛将入京施压。何太后感到害怕，便将十常侍与众宦官全部罢免，遣归里舍。后经妹妹劝说，又召回宦官，宦官回宫后乃杀何进，袁绍与曹操又率兵杀尽宦官，董卓抵达洛阳后，逼迫何太后废黜刘辩改立刘协，并以何太后逼死董太后为由，将其迁往永安宫，不久毒杀何太后，群臣奏谥曰“灵思皇后”，与汉灵帝合葬于邙山文昭陵。 何氏身高七尺一寸，其家本以屠宰为业，后根据选择宫女的制度被选入掖庭，得到汉灵帝刘宏的临幸，生下皇子刘辩。汉灵帝曾有数名皇子，但都先后夭折，汉灵帝怕皇子刘辩早逝，便把他寄养在道士家中，称为史侯，同时封何氏为贵人，何氏深受汉灵帝的宠爱。 光和元年（178年），汉灵帝的宋皇后无宠，却正位中宫，后宫嫔妃们便共同谮恶宋皇后，诬陷宋皇后行祝诅之事。汉灵帝听信其言，册收了宋氏的皇后玺绶。宋皇后自行前往暴室狱，忧郁而死。 何贵人性格强势又善妒，所以后宫中的嫔妃、宫女没有不惧怕她的。光和三年（180年）十二月初五日（《后汉纪》作十一月），汉灵帝立贵人何氏为皇后。 光和四年（181年）六月，汉灵帝追封何氏的父亲何真为车骑将军、舞阳侯，谥号宣德（《后汉纪》作宣怀）。 当时，汉灵帝的美人王荣怀有身孕，因畏惧何氏，便服药想自己打掉胎儿，但是胎儿安稳不动。王荣又多次梦见自己背负着太阳而行走，便认为这是吉兆，于是再也没有想打掉胎儿的念头。同年（181年），王荣生下皇子刘协，何皇后便用鸩酒毒杀王荣。汉灵帝大怒，想要废黜何氏，而张让等宦官欲将自身的未来托付于何氏，于是为何氏涕泣求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汉灵帝的龙颜，汉灵帝才肯罢休。而皇子刘协则由汉灵帝的母亲董太后亲自养育教导，称为董侯。 光和六年（183年）夏天，汉灵帝封何氏的母亲兴（姓氏不详，名兴）为舞阳君。 后来群臣请汉灵帝确立太子，汉灵帝认为刘辩轻薄无威仪，不可以作为嗣君，然而因宠爱何氏，何氏的哥哥大将军何进又掌握重权，所以迟迟不决。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病重，嘱咐宦官蹇硕拥立刘协为帝。四月，汉灵帝去世，蹇硕图谋诛杀何进，拥立刘协，最终计划失败，何太后之子刘辩得以即位，尊母亲何氏为皇太后，并由何氏临朝听政。何太后临朝后，以兄长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共同辅政。不久，何进逮捕蹇硕并将其诛杀，得以吞并蹇硕手中兵力，从而控制了禁省以外的皇宫和京师驻军。 起初，董太后曾多次劝说汉灵帝立刘协为太子，何氏因此怨恨她，提议没有来得及商定下来，汉灵帝便去世了。 何氏临朝听政后，董太后的侄子骠骑将军董重与何进权势相冲突，董太后每次想参与干涉政事，何氏就禁止阻拦。董太后忿恨地责骂道：“你现在这么强横跋扈，依仗你哥哥的权势吗？应当敕令骠骑将军董重斩断何进的头拿来。” 何太后听到此话后，就告诉何进。何进与三公以及其弟车骑将军何苗等上奏：“董太后指使前中常侍夏恽、永乐太仆封谞等人交结州郡，垄断各地的珍宝财货，全部送进永乐宫。根据过去的惯例藩王之后不得留住京城，舆车服饰有一定的规章可循，饮食有一定的品级可依。请把董太后的宫室迁回她本来的封国去。”何氏以皇帝刘辩名义同意。 何进于是派兵包围骠骑将军董重的府第，拘捕董重，董重免官自杀。董太后最终因忧虑恐惧而死，民间百姓都将此事归罪于何氏。 光熹元年（189年），大将军何进想要诛除宦官，但告诉何太后时，何太后明确反对，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 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与弟弟何苗等接受宦官的贿赂，多次在何太后面前替宦官求情，并指责何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于是何太后也开始怀疑何进，何进也畏惧宦官积威，导致“事久不决”。 学者认为，何太后之所以坚定地拒绝把宦官作为牺牲品，就她而言，不是利他主义，而是她希望保持与皇帝完全一样的政治自由，这样做是冷酷的需要。何太后要的还不只是政治的自由，还有政治权力。 何进又按袁绍的计策，召四方猛将豪杰进京，要求诛杀宦官，给太后施压，但太后仍然不从。等到董卓逼进京城，何太后才害怕，不得已遣散中常侍小黄门，只留下与何进关系好的宦官守备宫中。 何太后的妹妹是宦官张让的儿媳，张让通过儿媳说情，太后被感动，又召还诸常侍。 八月，何进进入长乐宫，请求何太后诛杀宦官，张让严阵以待，并派人窃听谈话，等何进出宫后，又矫太后诏，令何进再次入宫，并杀之于嘉德殿。 何进部将吴匡、张璋听说何进被杀，与袁绍之弟袁术率军入南宫，张让、段珪等宦官挟持何太后、刘辩、刘协从复道逃到北宫，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责骂段珪，段珪等恐怕，就放开何太后，何太后从阁道跳下，得以逃脱。 并州牧董卓受到征召，领兵马进入洛阳，对朝廷欺凌暴虐，于是胁迫何太后废黜刘辩为弘农王，拥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刘辩被搀扶下殿，北面称臣。何氏哽咽流泪，大臣们含悲忍痛，没有人敢说话。董卓又议何氏逼迫董太后，致使她忧郁而死，违背儿媳妇侍奉婆婆之礼，于是将何氏迁到永安宫。同年九月初三日，董卓派人用毒酒毒死何氏。董卓又让汉献帝到奉常亭为何氏举哀治丧，公卿百官都身着白衣来参加葬礼，不合乎作为太后治丧的礼仪。何氏死后，与汉灵帝合葬在文昭陵。 轶事典故 何氏被立为皇后之际，按规定要谒见二祖（太祖、世祖）庙，但在谒见前斋戒之际，就发生变故，如此反复数次，最终决定不行庙见之礼。时人觉得很奇怪，后来汉朝社稷果然因何氏而倾覆。 历史评价 董卓：太后逼迫永乐太后，令以忧死，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 范晔：性强忌，后宫莫不震慑。 丁耀亢：汉之微也，实由何进。何后之立，天正以危汉室也。荼毒弑母，当其收协之时已不两立矣，卒之。何后虽诛，汉室亦微，虽诛百何进，何益哉！后生屠家，故母仪不可不慎也。 汉末追加篇——刘虞 刘虞（？-193年），字伯安，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人，东海恭王刘强之后，祖父为光禄勋刘嘉，父亲刘舒，曾任丹阳太守。东汉后期大臣。 刘虞举孝廉出身，曾为东海郡吏，累迁幽州刺史，政绩卓着，颇有名望，后坐事免官。黄巾起义爆发后，起为甘陵国相、宗正等职，安抚百姓。中平五年（188年），再次出任幽州牧。为政宽仁，安抚百姓，深得人心，主张以怀柔政策对待当地的游牧民族，累授大司马，封襄贲侯。董卓之乱时，拒绝袁绍的拥戴。 初平四年（193年）冬，因与公孙瓒关系冲突，率兵攻打，结果兵败被俘，惨遭杀害。 刘虞的祖父刘嘉曾任光禄勋，父亲刘舒曾任丹阳太守，刘虞通晓《五经》，因政治黑暗，又与天子关系远，最初只在县中担任户曹吏，因能履行职务而获升为郡吏。后以孝廉身份成为郎，累迁为幽州刺史。刘虞任幽州刺史期间，在鲜卑、乌桓、夫余、濊貊等外族间有崇高威望，随时朝贡，不敢侵扰，百姓传唱歌谣赞颂刘虞的功德。后因公事被免官。刘虞又改任甘陵相，深得东方夷狄民心，后因病归家。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黄巾军攻破冀州诸郡。此后，朝廷再次任命刘虞为甘陵国相，前去安抚灾荒后的百姓，以俭朴为下属榜样，甘陵国大治。朝廷徵刘虞入朝担任尚书令、光禄勋，又以刘虞公族有礼，升他为宗正。 中平年间，车骑将军张温为讨伐边章等，请朝廷从幽州征发三千乌桓精锐骑兵。因朝廷克扣军粮、拖欠军饷，三千骑兵全部叛归本国。故中山相张纯对故泰山太守张举说：“如今乌桓叛逃，皆愿起兵作乱。凉州贼起兵，朝廷也不能平定；洛阳中又有人生出长着两个头的孩子，这是汉朝气数衰尽，天下将出现两位君主的迹象啊。你如果与我共率乌桓之众起兵，或许能成就一番大业！”张举深以为然。 中平四年（187年），张纯、张举与乌桓大人联盟，发动叛乱，进攻到蓟下，烧毁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部队达到十余万，屯住在肥如。张举自称“天子”，张纯自称“弥天将军安定王”，传书到各州郡，说要代替汉朝。张纯又使乌桓峭王等五万人部队，进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 当时，丘力居寇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将领公孙瓒无法抵御。朝中认为刘虞有德义，曾经当过幽州刺史，对当地士民有恩信，又为外族所附，如果让刘虞去镇抚，幽州可以不劳众而定。 中平五年（188年），朝廷正式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刘虞到达蓟县，精简了部队，广泛布施恩惠，派遣使者告峭王等人朝廷将宽大处理，可以免除他们犯下的罪责，又悬赏通缉张举、张纯二人。丘力居等人听说刘虞到了，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沟通归附之事。张纯二人逃到塞外，其余的也或降或散。公孙瓒担心刘虞立功，暗中派人在途中暗杀这些使者。外族得知此事后，便绕道到刘虞处。 中平六年（189年）三月，张纯被手下王政杀死，首级被送到刘虞处。汉灵帝刘宏派使者升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刘虞先是推让，并举荐卫尉赵谟、益州牧刘焉、豫州牧黄琬、南阳太守羊续担任此职，但刘宏最终还是拜刘虞为太尉。 永汉元年（189年），董卓专权，派使者授予刘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拜刘虞为太傅，召他入朝任职。但因道路阻塞，任命竟不能够到达。 过去幽州因为地处边疆，与异族接壤，每年开支很大，常常要用青、冀二州的两亿多税收来补充幽州财政。当时因战乱交通断绝，无法调度金钱。刘虞在幽州追求宽政，劝导百姓种田，并在上谷与外族互市，还发展了渔阳的盐铁业，百姓热情高涨，粮食丰收，一石谷只卖三十钱。青、徐的士人百姓为避黄巾之难，来归附刘虞的有百余万口，刘虞都收留抚恤，为他们安排就业，流民们都像回到了家一样。刘虞虽为上公级的高官，但天性爱好节约，穿着破旧的衣服，一顿饭都不吃一道以上的荤菜。远近原本作风奢侈的豪族，都被他感化而改变风气。 公孙瓒奉命征讨乌桓时，受刘虞的节度。公孙瓒只注重自己的部队强大，放任部曲侵扰百姓，而刘虞注重仁政，很关爱百姓，于是与公孙瓒之间逐渐出现了矛盾。 初平二年（191年），韩馥、袁绍及山东诸将商议，认为天子年少，而被奸臣控制，关东和长安远隔关塞，不知存亡，天下心无所归。而刘虞是年高望重的宗室，又民之所望，于是想另立刘虞为帝，因此他们派前乐浪太守甘陵人张岐等人带着提案，劝刘虞称帝。刘虞正色厉声呵斥张岐等人道：“你怎敢出此言！如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我受重恩，却不能尽忠孝之道，未能竭命清雪国耻。还望与诸州郡忠烈义士戮力向西，迎回幼主。诸君各拥州郡，应该尽忠王室，岂能如此心怀逆谋，玷污忠臣呢！”袁绍等人又劝刘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刘虞不听，但仍与袁绍他们联合（另一说，刘虞将使者收斩）。 当时，汉献帝刘协身在长安，刘虞派田畴与鲜于银出使长安。刘协想要东归，见到田畴等人后非常高兴。当时刘虞的儿子刘和在皇帝身边作侍中，于是刘协派他偷偷地潜出武关，去找刘虞让他带兵来救。刘和途经南阳，向后将军袁术说明天子之意，结果反被袁术扣留。袁术派遣别的使者去找刘虞，说要一起派兵西进迎接天子。刘虞于是派遣数千骑兵到袁术那里，而袁术竟自己留下不予派遣。 起先，公孙瓒看出袁术耍诈，坚决制止刘虞派兵，而刘虞不听从，公孙瓒就偷偷派人劝袁术扣留刘和，并吞并刘虞派去的部队。刘虞得知后，与公孙瓒间的仇怨就更深了。不久，刘和找机会从袁术那逃跑北上，结果又被袁绍扣留。当时，公孙瓒已经多次被袁绍击败，还不断地进攻。刘虞嫌公孙瓒过于穷兵黩武，怕他成功后就不好控制了，于是不许他再次出兵，并稍稍削弱了他的权限。公孙瓒大怒，屡次违反命令，又开始侵犯百姓。刘虞准备赏赐给游牧民族的物品，多次被公孙瓒抢夺，刘虞不能制止，于是上报朝廷诉说公孙瓒掠夺百姓的罪行，公孙瓒也上表告发刘虞办事不利，两人相互指责，朝廷也无力处理。 公孙瓒在蓟县大城东南修小城，与刘虞相近。刘虞几次邀请公孙瓒，他都称病不来，于是刘虞密谋征讨他，先把这事告诉东曹掾魏攸。魏攸说：“如今天下引领，把您当作希望。谋臣爪牙，不可缺少。公孙瓒的文韬武略足以依靠，即使有小恶，也当暂且容忍。”于是刘虞停止动手。一年后，魏攸病死，刘虞又打算讨伐公孙瓒。 初平四年（193年），刘虞纠合诸屯兵，共计十万人，进攻公孙瓒。临行前，从事程绪脱下头盔，向刘虞谏言：“公孙瓒虽然有过错，然而罪名并未确立。明公不事先告知，敦促公孙瓒改弦更张，而兵起萧墙，这并非国家之利。加上胜负难以预料，不如休兵，以武力逼迫其就范。公孙瓒必定悔祸谢罪，这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刘虞以程绪大战当前提出异议，扰动军心，于是杀他示众。刘虞告诉士兵：“不要伤害其他人，只杀一个伯圭（公孙瓒）就行了。” 刘虞手下从事公孙纪，平时因为同姓被公孙瓒厚待，趁夜跑到公孙瓒处告发刘虞的计划。当时，公孙瓒的部众都散布在外面，公孙瓒自觉不敌，本想逃走。结果刘虞的士兵不善于作战，又爱惜百姓的房屋，下令不许焚烧城池，一时间竟攻不下来。公孙瓒于是召集精锐勇士数百人，顺风纵火，火烧刘虞军营，趁势突袭。刘虞遂大败，向北逃至居庸县，又打算召乌桓、鲜卑来救自己。公孙瓒追击，三日城陷，抓住了刘虞，把刘虞和他的妻小带回蓟县，仍让他做傀儡管理州中事务。正赶上朝廷派使者段训来增加刘虞的封邑，让他掌管北方六州的事务，并拜公孙瓒为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四州。公孙瓒趁机诬陷刘虞之前与袁绍合谋要当皇帝，胁迫使者段训将刘虞斩首。故常山相孙瑾、掾张逸、张瓒等忠义愤发，相继前来看望刘虞，大骂公孙瓒，结果都被杀害。公孙瓒将刘虞的首级送到京都，半路被刘虞的故吏尾敦劫走安葬。刘虞在北方很得人心，他死后，幽州及流亡至此的百姓都痛哭流涕。 刘虞死后，其旧部鲜于辅、齐周、鲜于银推举阎柔为乌桓司马，与公孙瓒部将邹丹战于潞河之北，斩杀邹丹等四千余人。之后，乌桓峭王迎接刘虞子刘和，与袁绍军在兴平二年（195年）破公孙瓒于鲍丘，杀二万余人。 历史评价 魏攸：“今天下引领，以公为归。” 田畴：“汉室衰颓，人怀异心，唯刘公不失忠节。” 范晔：1“自帝室王公之胃，皆生长脂腴，不知稼穑，其能厉行饬身，卓然不群者，或未闻焉。刘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汉之名宗子也！若虞、瓒无间，同情共力，纠人完聚，稸保燕、蓟之饶，缮兵昭武，以临群雄之隙，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 2“襄贲励德，维城燕北。仁能洽下，忠以卫国。” 轶事典故 同乐共恤 《吴书》记载，刘虞为人低调，礼贤下士，和乡亲们同甘共苦，吃住一样，从不以自身名位搞特殊化，乡里百姓都愿意听刘虞的话。当时乡亲们有了纠纷，都不去找地方官，而是找刘虞决断，刘虞处理合情合理，因此人们都尊敬地接受刘虞的决断，从不记恨刘虞。曾有一个人丢了牛，他家牛的骨体毛色和刘虞的牛很像，就以为刘虞的牛是自己的牛，刘虞便把牛给了他。后来他的牛找到了，才知道错怪了刘虞，于是回去向刘虞道歉。 灾害不生 《英雄记》记载，刘虞曾担任博平令，在任期间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博平境内盗贼绝迹，灾害不生。当时博平附近的县闹蝗灾，但这些蝗虫到博平界，竟然飞过而不入。 清静俭约 《魏书》记载，刘虞在幽州清静俭约，用礼义教化百姓。汉灵帝刘宏时，南宫损坏，朝廷下令升迁到州郡的官员，都要交钱帮忙治宫，或一千万，或二千万。当时富者要么自掏腰包，要么征收民脂民膏来应付；清贫谨慎者拿不出钱，有的甚至为此自杀。刘宏知道刘虞清贫，因此特不让刘虞出钱。 节俭之疑 《后汉书》记载，刘虞初时以简朴着称，帽子旧了也不换，打上补丁再戴。等到他遇害时，公孙瓒派兵搜他的家，却发现他的妻妾都穿着很高档的服饰，当时人们因此怀疑他的简朴品质。 天当降雨 《典略》记载，刘虞被擒后，公孙瓒将刘虞押到市上，说：“若此人应为天子，上天应该下雨救他！”当时盛暑，终日无雨，刘虞才被杀。 但据《后汉书·孝献帝纪》与《后汉纪》记载，刘虞是死在冬季的 汉末追加篇——刘表 刘表（142年－208年），字景升，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省微山县）人。东汉末年宗室、名士、军阀，汉末群雄之一，西汉鲁恭王刘余之后。 刘表身长八尺余，姿貌温厚伟壮，少时知名于世，名列“八俊”。早年因参与太学生运动而受党锢之祸牵连，被迫逃亡，光和七年（184年），党禁解除，被大将军何进辟为掾，出任北军中候。初平元年（190年），出任荆州刺史，用蒯氏兄弟、蔡瑁等人为辅，诛除宗贼首领，控制荆州大部。李傕等入长安，刘表遣使奉贡，被任命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假节，封成武侯。在荆州期间，刘表对内恩威并着，招诱有方，使得万里肃清、群民悦服。又开经立学，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对外远交袁绍，近结张绣，内纳刘备，据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称雄荆江，先杀孙坚，后又常抗曹操。然而刘表为人性多疑忌，好于坐谈，加之年老，立意自守，而无四方之志，后更宠溺后妻蔡夫人，使妻族蔡瑁等得权。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病逝，蔡瑁等人废长立幼，奉其次子刘琮为主。不久后，刘琮举州投降曹操，荆州遂失。 刘表割据荆州近二十年，政局稳定，战争破坏较少，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关中、兖、豫学士归者以千数。刘表建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又广求遗书，形成“古典毕集，充于州闾”的盛况，起到了保存文化的作用。 刘表是西汉鲁恭王刘余的后代，年轻时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参加过太学生运动，被称为“八俊”之一（张璠《汉纪》则称其为“八顾”之一；《后汉书》亦载刘表与同郡张俭等号为“八顾”，又指与张俭、岑晊、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等称为“八及”；《汉末名士录》称为“八友”之一），于第二次党锢之祸时与同郡张俭等受到讪议，被迫逃亡。 光和七年（184年），党禁解除，刘表受大将军何进征辟为掾属，推荐再次入朝，出任北军中候。 初平元年（190年），荆州刺史王叡为孙坚所杀，董卓上书派刘表继任。由于当时江南宗贼甚盛，袁术屯于鲁阳，手下拥有所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为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县长，各据民兵而于当地称霸，导致刘表无法直接上任。他于是匿名独身赴荆州，方才得以上任。 刘表至荆州后，单马入宜城，与中庐县人蒯良、蒯越及襄阳人蔡瑁等共谋大略。刘表问道：“此间宗贼甚盛，群众不附，袁术因而取乱，祸事如今已至了啊！我希望在这里征兵，但恐其不能聚集，众位有何对策呢？”蒯良道：“群众不附的原因，是出于仁之不足，群众依附而不能兴治的原因，是出于义之不足；如果仁义之道能行，则百姓来归如水势之向下，何必担忧来者之不从而要问兴兵之策呢？” 刘表又问蒯越，蒯越说：“治平者以仁义为先，治乱者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能得其人。袁术为人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一勇之武夫，不足为虑。宗贼首领多贪暴，为其属下所忧。我手下有一些平日具备修养的人，若遣去示之以利，宗贼首领必定持众而来。使君便诛其无道者，再抚而用其众。如此一州之人，都乐于留守此州，得知使君为人有德，必定扶老携弱而至。然后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袁术等人虽至，亦无所能为了。” 刘表叹道：“子柔（蒯良字）之言，可以说是雍季之论。异度（蒯越字）之计，可以说是臼犯之谋。”便让蒯越派人诱请宗贼五十五人（《后汉书》载十五人）赴宴，将其全部斩杀，一并袭取他们的部众。只有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守襄阳，刘表乃使蒯越与庞季单骑前往将其说降。荆州的郡守县长听说刘表威名，大多都解下印绶逃走。至此，刘表控制了除南阳郡外的荆州七郡，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当时，关东州郡起兵讨董，而刘表并未加入讨董联军。而刘表也上表推荐袁术任南阳太守，暂时向其示好。 初平二年（191年），袁术派孙坚进攻刘表，刘表派江夏太守黄祖在樊城、邓县一带迎战。孙坚击败黄祖，于是围困襄阳。刘表派黄祖乘夜偷偷出城，前去调集各郡的援军，黄祖率军想要返回襄阳时，孙坚迎击，黄祖败退，逃入岘山。孙坚乘胜连夜追赶，黄祖的部曲潜伏在竹林树丛之中，用暗箭将孙坚射死。从此以后，袁术不再能战胜刘表。 孙坚死后，刘表断了袁术的粮道，使其无法再盘踞南阳，迫使他往兖豫方向出走，间接促成了后来袁术与曹操的匡亭之战。此举不但彻底除去袁术觊觎荆州的野心，更借曹操军的力量削弱袁术势力，使其更加远离荆州，减少了对荆州威胁，也巩固了自己在荆州的统治权。 同年，益州牧刘焉造作乘舆车服千余乘。刘表便上言朝廷，称刘焉似乎有子夏在西河议圣人论的迹象。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杀，其余部李傕、郭汜进据长安。十月，刘表派使者入朝奉贡，李傕派黄门侍郎钟繇拜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允许他设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拥有开府辟召掾属的权力，礼仪如同三公；又派左中郎将祝耽授予他假节，并督交、扬、益三州军事。李傕以此来结连刘表作为自己的外援。 注：《三国志》、《后汉书》均记载李傕当政时任命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而《蔡中郎集》载《刘镇南碑》则称刘表先领州牧，又迁安南将军，后来御史中丞钟繇拜刘表为镇南将军，与史书记载大不相同。另根据钟繇本传，钟繇担任御史中丞时献帝已离开长安摆脱了李傕控制。 刘表在荆州八郡营造了一个相对中原来说比较安全的割据势力。许多士民在当时都逃离中原，而选择前往荆州避难，其中比较着名的有诸葛亮。 兴平元年（194年），刘焉病亡，其子刘璋被拥立即位。刘表乘此时机，派别驾刘阖策反刘璋部将沈弥、娄发、甘宁，但他们都战败而入荆州。而益州方面，也任命赵韪为征东中郎将，驻军巴东郡的朐忍，以防备刘表。 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东迁至雒阳，张杨先派卫将军董承修理皇宫。太仆赵岐来到荆州说服刘表帮助董承，刘表派兵前往雒阳，并运输大批军用物资。 同年，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刘表虽遣使奉贡，但却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劝谏刘表，刘表不听，回答道：“对内，我没有对朝贡之事上失责；对外，我亦没有违背盟主，这才是当今天下的达义之道。怎么只有你老是在怪我呢？”邓羲不满，于是辞疾而退，终刘表之世不为其仕。 当时，骠骑将军张济自关中出走南阳，因粮尽而攻打南阳郡的穰城，却中飞矢而死，其侄张绣于是收兵而退出穰城。荆州官员知道后皆向刘表祝贺。刘表却说：“张济因穷途末路而来，我作为主人却如此无礼，这并非我的本意，故我只受吊唁而不受祝贺。“之后，刘表又派人招诱张济的余部，他的部众闻讯大喜，都服从刘表。在贾诩的说服下，张绣屯兵宛城与刘表联合，成为刘表在北方的藩属势力，替他抵御曹操。 建安二年（197年），曹操南征，部队到达淯水，张绣率众投降。但因曹操纳张济的遗孀，招致张绣怀恨。曹操又准备杀掉张绣，结果计划泄漏，张绣袭败曹操。张绣在追击失利后退防穰城，再次与刘表联盟。南阳、章陵两郡很多县又投回张绣，曹操派曹洪应付，但曹洪交战不利，多次被张、刘联军进攻。同年十一月，曹操亲征，攻下南阳湖阳、舞阴两县，生擒刘表将邓济。 建安三年（198年）三月，曹操南征张绣，包围张绣据守的穰城。不久，曹操闻袁绍欲趁虚袭取许都，便立即从穰城撤退。张绣率兵尾随追击，刘表也派荆州军占据安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曹操出奇兵大败张、刘联军。曹军获胜后，速行北撤。张绣亲自率兵追击，贾诩劝阻，张绣不听，强行追击，被曹操亲自断后击败。贾诩这时又劝张绣再追，而刘表不听，张绣收集散兵，再行追击，将曹操后卫部队击溃。 同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逆刘表，刘表遣兵攻围，连年不下。后张羡病死，长沙人又立其子张怿为主，于是刘表攻下张怿，广开土地，南收零陵、桂阳，北据汉川，坐拥数千里疆域，带甲兵十余万。 最初，荆州之地，人情好扰，加上四周因战乱而骇震，贼众又互相煽动生事，使得荆州处处沸荡动乱。及至刘表作为荆州牧，却能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令境内的贼党豪强亦可以为其效用。荆州从此万里肃清，群民悦服。 另一方面，从关西、兖州、豫州来投靠荆州的学者又有上千人之多，刘表对他们都能加以安抚赈赡。学者们受到资助，亦能得到保护。由于荆州境内界群寇已被肃清，刘表于是开立学官，博求儒士，又命綦毋闿、宋忠等学者撰写《五经章句》，并称之为后定。 刘表在任内，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盛况如《荆州文学记官志》（见《艺文类聚》卷38）所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唐长孺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说：“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在平定荆南之后，刘表与交州牧张津之间渐生仇隙。在建安四年至八年间（199年—203年），张津对刘表连年用兵。然而交州兵微将寡，故即与刘表作战经年仍是徒劳无功。 建安八年（203年），张津被部下杀害。刘表为染指交州，便旋即派遣属下赖恭出任交州刺史，希望抢先在朝廷任命官员前占有交州。同时，他又任命部属吴巨为苍梧太守，以接替刚病故的史璜。另一方面，以曹操为首的汉廷则拜交趾太守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交州）七郡，领交址太守如故”，旨在抗衡刘表在交州的势力。 建安五年（200年），刘表与张绣合击曹操，双方互有胜负。其后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据守南阳的张绣接受谋士贾诩的建议，向曹操请降，刘表从此失去了对南阳郡的影响力。 接着，袁绍又遣人求助于刘表，刘表向来使许诺，却又不正式派遣军队助战，亦不肯协援曹操，只希望自保于江汉（长江、汉水）之间，以观天下之变。 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向刘表说：“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所重，只在于将军。将军若是希望于乱世有所作为，便应乘天下方乱而起事；如若不然，则应选择一个能够领导天下的人而相从。将军现在坐拥十万之众，而只是安坐而观望。所谓见贤而不能助（指曹操），请和而不能得（指袁绍），如此两家必将归怨于将军，将军也不可能继续从容自立了。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向而归之，其势必能灭袁绍，然后必定带兵南向以击江汉，恐怕将军也不能抵御其大军。所以我为将军计算了，不如举州依附曹公，曹公必然会重待将军；如此便可以长享福祚，子孙晏然，这才是真正的万全之策。” 蒯越亦以此劝刘表，可是刘表狐疑不决，便派遣韩嵩往见曹操，以观虚实。韩嵩从许都回来后，指出曹操威德并立，是真正的明主，便劝刘表遣子入质。刘表却因而怀疑韩嵩反为曹操做事，大为愤怒，要杀韩嵩，然而当问及韩嵩之随行者时，得知韩嵩只是说出肺腑之言，并无他意，方才没杀韩嵩，但仍将他囚禁起来。从这件事可以反映出刘表虽然外貌儒雅，然而心里却颇为多疑。 建安六年（201年），刘表派步骑一万人攻西鄂，西鄂县长杜袭召集所有担负守城的官吏百姓共五十多人，坚守城池，最终寡不敌众，刘表军攻入西鄂城。同年，刘备自袁绍处来投奔荆州，刘表厚相结待，却没有重用刘备，只安排他驻扎新野，成为自己的北藩。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远征柳城时，刘备曾劝说刘表起兵后袭许都，刘表不纳其言。至及曹操还军中原，刘表才对刘备说：“之前不采纳你的建议，现在就失去了如此良机了。”刘备只得说：“方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机会定会再出现，又怎会有所终极呢？若果今后能把握机会，这回之事就不足以为恨了。” 不过，在诸侯争战中刘表始终持中立态度，而同时刘表也不再向中央政府交纳税收。刘表的自守态度也使得荆州地区避免了许多战火，为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在稳定了中原的局势后，开始向南方发展，荆州成为他的第一个进攻目标。 刘表在晚年时，未能妥善处理后嗣的事宜。刘表的两个儿子刘琦、刘琮都牵涉到嗣子之争的问题上。 最初，刘表因为长子刘琦与自己的相貌长得相似，而十分喜爱他。但后来刘琮娶了刘表继室蔡夫人的侄女，蔡氏就爱屋及乌，喜爱刘琮而讨厌刘琦。蔡氏于是经常在刘表面前抵毁刘琦，刘表因为宠信蔡氏，于是逐渐信以为真。另外，蔡氏之弟蔡瑁及其外甥张允亦得刘表信重，且又与刘琮相善，故此刘琦越感不安。后来刘琦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向刘表请缨代替战死的黄祖出任江夏太守，以求自安。 后来刘表病重，刘琦还归襄阳探望。由于刘琦素来慈孝，张允等人怕其父子二人相见而亲情相感，会令刘表确立刘琦为嗣，于是不许刘琦入内探望，并说：“主公命你镇守江夏，是个非常重任。如今你留下众兵将于江夏而擅来襄阳，主公知道后必定会加以怒责。此举有伤亲情，最终只会使他的病情恶化，这实在不是孝敬之道啊。”刘琦被拒诸门外，不能与刘表相见，刘琦只得流涕而去。而据《英雄记》及《魏书》记载，刘表病危时曾想将荆州让给刘备，刘备不忍趁人之危而再三推却。 刘表在荆州期间，恩威并着，招诱有方，使得万里肃清、群民悦服。又开经立学，爱民养士，从容自保。远交袁绍，近结张绣，内纳刘备，据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称雄荆江，先杀孙坚，后又常抗曹操。关中、兖、豫学士归者以千数。刘表建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又广求遗书，形成“古典毕集，充于州闾”的盛况，起了保存文化的作用。 历史评价 董卓：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 曹操：1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 2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 贾诩：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 轶事典故 师生议论 刘表少年时，曾与其老师王畅进行了一场辩论：当时王畅任南阳郡太守，有鉴于南阳的人民生活挥霍奢华，他于是领头行俭，希望籍此改变民风。然而王畅的做法过于节俭，人民根本无法仿效，因此时年十七岁的刘表就劝谏王畅说：“所谓过犹不及，不论是奢侈或节俭，都要合符中庸之道，这就是蘧伯玉耻于独自成为君子的原因。府君若果不师承孔子的明训，而仰慕夷齐那些微不足道的操行，莫非是想让自己在当世显得份外高洁？”王畅答道：“因为节约行俭而犯过失的人甚为稀少吧！而且此举亦兼能纠正世俗的歪风。” 探讨英雄 参加过太学生运动的刘表即使到了晚年仍喜欢品评人物，《三国志?吕布张邈臧洪传》就引述了刘表宴客论英雄的经过： 一次，刘备、许汜与刘表在一起共论天下之士。谈到陈登时，许汜不以为然地说：“陈元龙乃湖海之士，骄狂之气至今犹在。” 刘备虽然对陈登十分熟悉，但他没有立即反驳许汜，转而问刘表：“您觉得许君所言对不对？” 刘表说：“如果说不对，但许君是个好人，不会随便说别人假话的；要说对，陈元龙又盛名满天下！” 刘备于是问许汜：“您所说的豪横，有事实根据吗？” 许汜就说：“昔日我因为逃避战乱而路过下邳，顺道拜见元龙。但元龙并没有要招待我的意思，良久亦不跟我讲话，之后更上了大床去睡觉，而我就只得睡在下床。” 刘备就为陈登辩驳，直斥许汜说：“阁下有国士之名，而现在天下大乱，还望先生要忧国忘家，抱有救世的志向。但阁下却只会求田问舍，所说的话完全没有可采纳的价值，这都是元龙所不喜欢的，又怎会跟你谈话呢？如果我是陈登的话，我则会睡在百尺高楼之上，而要你睡在地上，跟你又怎会只是上下床的区别呢？” 刘表听后大笑。刘备于是说：“像元龙这样文武兼资、又具备胆色志向的人，大概只能在古代找到，现今的人都难以与他相提并论。” 饮酒情况 曹丕在《典论·酒诲》一篇中曾提及到刘表的子弟喜好饮酒，分别有三爵，最大伯雅，第二仲雅，最小季雅；三爵分别可受七升、六升、五升酒。所以南荆之地有三雅之爵，河朔之地有避暑之饮。而文中所提及到的“三雅”酒杯，就是“雅量”一词的典故，意指能够饮下“三雅”任何一爵所盛的酒而不醉的话，就是有“雅量”。其后“雅量”辗转引申为“器度”、“容人之量”的意思。 奇闻怪事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载有一件与刘表相关的怪事：“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言自中兴（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建安八年九年当始衰。始衰者，谓刘表妻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孑遗者，表当又死，因以丧破也。是时，华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将有大丧。’言语过差，县以为妖言，系狱月余，忽于狱中哭曰：‘刘荆州今日死。’华容去州数百里，即遣马吏验视，而刘表果死，县乃出之。续又歌吟曰：‘不意李立为贵人。’后无几，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贤为荆州刺史。 ” 据伍辑之《从征记》以及郭颁《魏晋世语》记载：在刘表死后葬在高平，其子刘琮将数十石的珍香放入墓中。后过了八十余年，即西晋太康年间（《从征记》记载为永嘉年间），高平郡人衡熙掘出其冢墓。及后发现刘表及其妻之身形，竟然十分完整，仿如尚在人世，而且溢出的芬香仍能传闻数里，衡熙见状非常害怕不敢侵犯。 据《世说新语》记载：桓温北伐时，环顾满座的人说：”诸位多少都听说过刘景升吧？他有一条千斤重的大牛，吃的草料，比普通牛多十倍，可是拉起重载走远路，简直连一头瘦弱的母牛都不如。曹操入荆州后，把大牛杀了来慰劳士兵，当时没有人不叫好。”后以“刘表牛”谓大而无用之物 汉末追加篇——刘焉刘章 刘焉（？～194年），字君郎（一作君朗），江夏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人。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后裔。东汉时期宗室官员、军阀，汉末群雄之一。 刘焉初以汉朝宗室身份，拜为中郎，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正值天下大乱，政治衰颓，刘焉见益州刺史郄俭贪婪失政，遂向汉廷求为益州牧，汉灵帝便任其为监军使者、益州牧，封爵阳城侯。到任后优容豪强，安抚士庶。与五斗米教首领张鲁多有往来，使张鲁得以进据汉中，斩杀汉使，截断交通，刘焉趁势中止了与朝廷的往来。初平二年（191年），刘焉造皇帝专用的乘舆车具千余辆，荆州牧刘表上言朝廷称其图谋不轨。兴平元年（194年），刘焉与在朝中的长子左中郎将刘范及征西将军马腾策划进攻长安，事败，长子刘范与次子刘诞皆被杀，议郎庞羲送刘焉孙辈入蜀，不久便发背疮而死。 刘焉割据益州地区期间，益州外来移民所带来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移民社会所呈现的多姿多彩的文化、习俗必然对四川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刘焉也向朝廷提出了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建议，即“废史立牧”。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包括刘焉在内的州牧上任后基本就不再受朝廷的控制，结果却造成了各地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其公文作有《荐任安表》等。 刘焉为西汉鲁恭王刘馀之后裔，汉章帝元和（84年－87年）年间，刘馀一支徙封竟陵。刘焉年轻时在州郡任职，因为宗室身份而被授予中郎一职。 延熹三年（160年），因老师祝恬（汉桓帝时司徒）去世而离职，在阳城山讲学教授。后被推举为贤良方正，被司徒府征辟。历任雒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郡太守、宗正、太常等官。 中平五年（188年），刘焉目睹汉灵帝治下朝纲混乱、王室衰微的状况，故而向朝廷建议说：“刺史、太守行贿买官，盘剥百姓，招致众叛亲离。应该挑选那些清廉的朝中要员去担任地方州郡长官，借以镇守安定天下。”他本人自请充任交州牧，意欲借此躲避世乱。 当时，益州刺史郤俭在益州大肆聚敛，贪婪成风。本来想领交州避祸的刘焉因为听侍中董扶说益州有天子之气，改向朝廷请求为益州牧。于是以刘焉为监军使者、益州牧，被封为阳城侯，命其前往益州逮捕郤俭，整饬吏治。董扶请求出任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太仓令赵韪也弃官跟随刘焉。刘焉因为道路不通，暂驻在荆州东界。当时逆贼马相、赵祗自称黄巾，先杀绵竹令李升，又攻破雒县，杀死郤俭。马相自称天子，杀巴郡太守赵部，不久后又被益州从事贾龙组织军队击败。贾龙于是迎接刘焉入益州，治所定在绵竹县。刘焉上任后，任命贾龙为校尉，将他迁到绵竹居住。刘焉安抚收容逃跑反叛的人，极力实行宽容恩惠的政策，但内心别有图谋。 “五斗米道”首领张鲁的母亲长相美丽，加上懂得神鬼邪说，和刘焉家有往来，刘焉就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一起进攻汉中郡，杀汉中太守苏固。张鲁在汉中得势后，却杀死张修，截断交通，斩杀汉使，刘张两家由此结怨。刘焉则以米贼作乱阻隔交通为由，从此中断与中央朝廷的联络。他进一步对内打击地方豪强，找理由杀死王咸、李权等十几人，以巩固自身势力，益州因而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天下诸侯讨伐权臣董卓之时，刘焉也拒不出兵，保州自守。 初平二年（191年），犍为太守任岐不满刘焉诛杀州中豪强，于是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举兵攻打刘焉。董卓令赵谦率兵向益州，说服贾龙起兵攻刘焉。任岐、贾龙火烧成都邑下，刘焉派出青羌兵迎战，击杀了任岐、贾龙。自此刘焉意气渐盛，更造作乘舆车具（天子所用的车架）千余辆，僣拟至尊。后来荆州牧刘表上言朝廷，称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意指其图谋不轨）”。 中原大乱之下，南阳、三辅一带有数万户流民进入益州，刘焉悉数收编，称为“东州兵”。这支军力在刘璋继任后，虽然侵暴百姓并引起了不少民患，甚至有一部分参与了反叛，但是也成为平定赵韪内乱的决定性力量。 刘焉有四子，长子左中郎将刘范、次子治书侍御史刘诞、幼子奉车都尉刘璋都留在京城跟随献帝，唯独第三子别部司马刘瑁跟随刘焉。刘焉得知陈留人吴懿之妹有大贵之相，就让刘瑁娶吴氏。刘焉在益州，不受权臣董卓调遣，董卓便收捕刘范兄弟三人，在郿坞私设牢房来关押他们。后来，刘焉自称生病请召刘璋，刘璋又上表请求探望刘焉，献帝便派遣刘璋带着诏书入蜀告谕刘焉，结果刘焉把他留下不再返回朝中。 兴平元年（194年），征西将军马腾有私事求于权臣李傕，未被同意，于是与刘焉、刘范共谋进攻长安。刘范等人密谋为马腾内应，但事情败露，刘范逃到马腾营中，请刘焉发兵。刘焉让校尉孙肇率五千兵前去相助，结果战败，刘范死于长平观[44]（一说刘范逃奔槐里，在城破后被杀），刘诞也遭到牵连遇害。议郎庞羲与刘焉通家，因此主动送刘焉的几个孙子入蜀。此时绵竹发生大火，刘焉的城府被焚烧，所造车乘也被烧得一干二净，四周民房亦受其害，刘焉不得已迁州治到成都。因为伤心死去的两个儿子，又担忧灾祸，不久便发背疮而死。 在汉王朝政权衰落天下大乱之时，刘焉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影响三国历史的重大建议，即用宗室、重臣为州牧，在地方上凌驾于刺史、太守之上，独揽大权以安定百姓，史称“废史立牧”。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但是结果却造成了各地割据军阀的形成，包括刘焉在内的州牧上任后基本就不再受朝廷的控制。 刘焉以州牧身份建立的割据势力为三国时代最早的一批，同时是持续时间较长的，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其子刘璋向刘备投降才终结。 《全后汉文》载有刘焉《荐任安表》、《遣张鲁据汉中上书》、《建议选牧伯》等奏疏。 人物评价 蔡邕：“刘焉抚宁有方，柔远功着。” 刘备：“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於治。” 陈寿：“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于室，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不免其身，而庆钟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 ———————————————————— 刘璋（？—221年），字季玉，江夏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人。东汉末年宗室、军阀，益州牧刘焉幼子，在父亲刘焉死后继任益州牧。 刘璋为人懦弱多疑。汉中张鲁骄纵，不听刘璋号令，于是刘璋杀张鲁母弟，双方成为仇敌，刘璋派庞羲攻击张鲁，战败。后遭赵韪之乱，平定后，又有曹操将前来袭击的消息。在内外交逼之下，刘璋听信手下张松、法正之言，迎接刘备入益州，想借刘备之力，抵抗曹操。后刘备反手攻击刘璋，又有法正为内应，进至成都。成都吏民都想抵抗刘备，但刘璋为百姓计而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刘备占据成都后，刘璋以振威将军的身份被迁往荆州居住，关羽失荆州后，刘璋归属东吴，被孙权任命为益州牧，在刘备东征时去世。 刘璋为刘焉幼子，母费氏，是费伯仁的姑母、后来娶了刘璋女儿的费观的族姑。 中平五年（188年），刘焉向汉灵帝建言设立州牧总管各地军政大权，自己出任益州牧，刘焉四子中，只有第三子刘瑁随刘焉入蜀。 汉献帝时，时任奉车都尉的刘璋与长兄左中郎将刘范、次兄治书侍御史刘诞都留在京城。当时刘焉不受权臣董卓调遣，董卓便收捕刘范兄弟三人，在郿坞私设牢房来关押他们。后来，刘焉自称生病请召刘璋，刘璋上表请求探望刘焉，献帝便派遣刘璋带着诏书入蜀告谕刘焉，结果刘焉把他留下不再返回朝中。 兴平元年（194年），刘范在长安与征西将军马腾密谋进攻权臣李傕，泄露之后与刘诞一起被杀。刘焉的世交议郎庞羲保护刘焉的几个孙子，送入益州。刘焉因为逝子之痛，又逢绵竹城中大火，不得已迁治成都，最终背疽发作逝世。 刘焉死后，益州帐下司马赵韪、治中从事王商等人希望利用刘璋温仁，于是上书推举他继掌益州刺史，恰巧长安朝廷任命的刺史扈瑁已进入汉中（一说朝廷混乱，不能更遣），又下诏命刘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 刘璋继任后，将领沈弥、娄发、甘宁起事，与荆州别驾刘阖一同进攻刘璋，兵败后奔荆州。刘璋命赵韪为征东中郎将，率军征讨荆州牧刘表。在此以前，刘表上书告发刘焉僭越身份，在乘车器物衣服方面和天子比拟，因此赵韪驻兵朐?以防备刘表。 刘璋为人懦弱，原本依附于刘焉的汉中张鲁骄纵，不听刘璋号令，巴夷杜濩、朴胡、袁约等人又背叛刘璋投靠张鲁。刘璋大怒，杀死张鲁母弟，双方成为仇敌，刘璋派和德中郎将庞羲攻击张鲁，但多次被张鲁击败。 后来，赵韪向刘璋建议从巴郡分出两个郡。赵韪是安汉人，想得到巴郡旧名，因此对刘璋说：以垫江以上为巴郡，治安汉；以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刘璋采纳了赵韪的建议，当时巴人陆续反叛，刘璋又命庞羲为巴郡太守，屯驻阆中。庞羲以天下扰乱，郡中应该有武卫，于是多次招募汉昌賨人为部曲，有人以此构陷庞羲谋反，致使庞羲受到刘璋猜忌。赵韪多次进谏，刘璋不从，赵韪也感到不满。 当初，南阳、三辅的几万家百姓流亡到益州，刘焉将他们全部收为部众，称为“东州兵”。刘璋性情柔弱宽容，缺乏威信谋略。东州人侵凌横暴，成为百姓的灾难，刘璋没有能力制止，旧有的士人相当埋怨并且叛离。赵韪在巴中，很得百姓士兵的欢心，刘璋将大权交给他。赵韪见到民心不和，谋图作乱，于是贿赂荆州请求和解，又暗中勾结州中的世家望族。 建安五年（200年），赵韪发动叛乱，蜀郡、广汉、犍为都响应，赵韪军队达到数万人，刘璋退守成都。“东州兵”害怕赵韪成功后会诛杀他们，于是与刘璋齐心协力，为他死战，才击破了赵韪，并乘胜进攻江州。第二年，赵韪手下将领庞乐、李异反叛，斩杀了赵韪。朝廷听闻益州大乱，任命五官中郎将牛亶为益州刺史，徵召刘璋入朝做九卿，刘璋不从命。 赵韪死后，巴郡太守庞羲感到害怕，令郡吏程郁向其父汉昌县令程畿索求賨兵自保。程畿执意不从，庞羲只得前去向刘璋谢罪，刘璋也没有怪罪庞羲。 建安六年（201年），刘璋听从蹇胤的建议，将原来的巴郡改为巴西郡，永宁郡改为巴郡，固陵郡改为巴东郡，是为“三巴”，于是庞羲改任巴西太守。 刘璋又任命王商为蜀郡太守，王商在郡内研习推广农业，使得当地百姓受益。 建安十三年（208年），丞相曹操亲自率兵征讨荆州，刘璋派中郎将河内人阴溥为使致以敬意。曹操加封刘璋为振威将军，其兄刘瑁为平寇将军。刘璋派别驾从事张肃带着蜀兵三百人并杂御物送给曹操，曹操拜张肃为广汉太守。不久后，刘璋又派张肃之弟别驾张松到曹操那里，当时曹操已经平定荆州，没有按礼节接待张松，只让他当个苏示县令，张松心怀不满。同年，曹操败于赤壁，退回北方。张松回到益州，劝说刘璋同曹操断绝关系，他对刘璋说：“刘豫州与您为宗室兄弟，可以与他结交联盟。”刘璋皆以为是，于是派法正前往与刘备结好联盟，随即又指示法正和孟达送去数千兵卒帮刘备抵御曹军，法正完成使命归还。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听说曹操将派兵到汉中征讨张鲁，心中恐惧，张松问刘璋：“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如果得到张鲁的物资再攻取蜀地，谁能阻挡他呢？” 刘璋说：“我也深以为忧，但想不到应对的方案。” 张松趁机提议：“刘豫州，是使君的同宗、曹公的仇敌，善于用兵，如果令他讨伐张鲁，必定能得胜。等攻破张鲁，益州实力强盛，曹公再来也无能为力了。” 张松又说：“现在州中将领庞羲、李异等人都居功自傲，且心怀异志，如不能得到刘豫州的帮助，益州将外有强敌攻击，内遭乱民骚扰，必定走向败亡。” 刘璋又听从了张松之言，立刻派法正率四千兵马迎接刘备，前后赠送的物资数以亿计。刘璋的主簿巴西人黄权劝阻说：“刘备有骁勇的名声，现在要是以部下的身份对待他，就没法满足他的心愿；要是以宾客的身份对待他，一国不容二主，造不是使自己安全的办法。”从事广汉人王累将自己倒吊在益州城门上劝阻刘璋，刘璋全都不予采纳。 刘备从江陵率军赶到涪城，刘璋率领步、骑兵三万多人，车驾幔帐，光耀夺目，前往与刘备相会；刘备所率将士依次前迎，大家欢聚宴饮百余日。刘璋推刘备代理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刘备也推刘璋代理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如故。刘璋给刘备增加兵马，让他去讨伐张鲁，又让刘备都督白水的军队。同年，两人告别，刘璋回到成都，刘备进驻葭萌，树立恩德，收获众心。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南征孙权，孙权求助于刘备。刘备向刘璋请求东行，请刘璋给他一万兵马及物资，刘璋只许给四千兵，其余物资只给一半。张松写信给刘备、法正，请他们打消东行的念头，张松的兄长广汉太守张肃害怕灾难临头，就把张松的图谋禀告了刘璋，刘璋将张松收捕处死。并下令所有关隘的守卫部队封锁道路。 刘备大怒，召见刘璋部将白水军督杨怀，将他处斩，吞并其部队，南下攻打刘璋，占据涪城。益州从事郑度向刘璋献计：“左将军领孤军攻袭我方，兵力不满万人，百姓尚未归附，且军队缺乏辎重，只能就地征集粮食。不如把巴西、梓潼两地百姓全部迁到涪水以西，并将当地粮仓、野谷全部烧毁，深沟高垒以等待敌军到来。敌军来后若是请战，我军一概不许。时间一长，他们物资就会断绝，不到百日必定主动退走。我军再乘虚追击，定能将他生擒。” 刘璋对群下说：“我只听说过抗击敌人来安抚百姓，却没听说过能干扰百姓来躲避敌人。”于是拒绝使用此计，并将郑度罢免。 建安十八年（213年），刘璋遣刘璝、冷苞、张任、邓贤、吴懿等在涪县抵御刘备，结果战败，吴懿率军投降，其他人退守绵竹。刘璋没有选择坚壁清野，使刘备得到了充足的物资，进而攻击绵竹。刘璋又遣李严、费观等人督绵竹军抵挡刘备，结果李严、费观率众投降。刘备手下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从荆州进入蜀地，帮助刘备攻打刘璋。 这一年，刘璋听从汉安人程徵、石谦的建议，设置江阳郡。刘备围攻刘璋之子刘循于雒城。刘循坚守雒城将近一年，期间射杀了刘备手下的军师庞统。 建安十九年（214年），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攻破巴郡、江阳等郡县。夏季，刘备攻克雒城，与张飞等人进兵包围成都数十日，并令马超屯驻城北，刘璋震恐不安。蜀郡太守许靖企图翻城投降，事败后刘璋也不敢对他问罪。当时城中有三万精兵，粮食够支持一年，官吏百姓都想抵抗。刘璋说：“我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没有给百姓施加恩德，却打了三年，许多人死在草莽野外，只是因为我的缘故。我怎么能够安心！” 于是派张裔为使向刘备投降，刘备许诺必定礼待刘璋、安抚百姓，又遣从事中郎简雍劝说，刘璋便打开城门，出城投降，部下没有不哭的。刘备把刘璋迁至公安，并将财物归还于他，再佩振威将军印信。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东吴孙权趁关羽北伐之际，派遣吕蒙、陆逊袭击荆州，刘璋因此归于东吴，被孙权任命为益州牧，居于秭归。后来刘备东征，发动夷陵之战（221~222年），刘璋在此期间去世。 当初，刘备平定蜀地，刘璋听从庞羲的建议，请求将长子刘循留在益州，而与次子刘阐一同迁入荆州。因此刘璋两个儿子的后代，分别在吴、蜀两地。 人物评价 刘备：“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诸葛亮：“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彭羕：“仆昔有事於诸侯，以为曹操暴虐，孙权无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与兴业致治，故乃翻然有轻举之志。” 曹魏篇——魏武帝曹操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一说本姓夏侯，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东汉末年权臣，亦是曹魏政权的奠基者。太尉曹嵩之子。 曹操少年间任侠放荡，到二十岁时举孝廉为郎，授洛阳北部尉。后任骑都尉，参与镇压黄巾军，调济南相。董卓擅政时，散尽家财，起兵讨董卓。初平三年（192年），据兖州，分化诱降黄巾军三十余万，选取其中精锐组建青州军。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至许县，从此用献帝名义发号施令，总揽朝政。在此前后相继击败袁术、陶谦、吕布等势力。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之战中大败割据河北的袁绍，随后削平袁尚、袁谭，北击乌桓，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丞相。同年率军南征，收服荆州，但在赤壁之战中败于孙刘联军。建安二十年（215年），取汉中，次年（216年）自魏公进爵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曹魏建立后，被追尊为太祖，谥号武皇帝，葬于高陵。 曹操用人唯才，抑制豪强，加强集权；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他的诸种举措使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曹操的功业及其为人，后世评论之多，分歧之大，可谓世所罕见。此外，他知兵法，工书法，擅诗歌。其诗多抒发政治抱负，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开建安文学之风。着有《魏武帝集》，已佚失。今人辑有《曹操集》。 曹操出身官宦世家，《三国志》称其为西汉相国曹参之后，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历侍四代皇帝，颇有名望，汉桓帝时，封为费亭侯，曹嵩继承了曹腾的爵位，在汉灵帝时官至三公之首的太尉。 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擅长随机应变，而且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当时的人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人桥玄和南阳人何颙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如今天下将要发生动乱，非命世之才不能解救，能够安定天下的，岂不是你吗？”南阳人许劭以知人着称，他也曾评价曹操为“太平时的奸贼，乱世时的英雄”（孙盛《异同杂语》记载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早年就表现出对武艺的爱好与才能，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兵法，曾抄录古代诸家兵法韬略，还注释过《孙子兵法》。这些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稳健的基础。 熹平三年（174年），曹操被举为孝廉，入京都洛阳（时称雒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戚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汉灵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硕的叔父用五色棒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曹操也因此得罪了一些当朝权贵，他们难以中伤曹操，只得以举荐为名，将其明升暗降，外调为顿丘（今河南清丰）县令。 光和元年（178年），曹操因堂妹夫濦强侯宋奇被宦官诛杀，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其后，在洛阳无事可做，回到家乡谯县闲居。 光和三年（180年），曹操又被朝廷征召，任命为议郎。此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划诛杀宦官，不料其事未济反为宦官所害。曹操上书陈述窦武等人为官正直而遭陷害，致使奸邪之徒满朝，而忠良之人却得不到重用的情形，言辞恳切，但没有汉灵帝采纳。 光和五年（182年），朝廷令公卿按民谣检举刺史、二千石为害之人。当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看着宦官的脸色行事，收取贿赂。宦官子弟宾客，贪污卑鄙，许戫与张济不敢过问，却虚报纠举二十六个处于边远小郡清廉惠政的人。官吏和百姓到京师申诉，陈耽和曹操上书：“公卿的检举，大都包庇各自的私党，是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其言忠切，汉灵帝因此责备许戫和张济，并将因谣言而被问罪的官员全部拜为议郎。而后，东汉朝政日益腐败，曹操知道无法匡正，便不再进言。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左中郎将皇甫嵩等人合军进攻颍川的黄巾军。右中郎将朱儁先到，与黄巾军波才部作战，失败，皇甫嵩退守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面对波才的围困，趁夜纵火出击，使黄巾军惊乱后撤。此时曹操率军赶来，联合皇甫嵩、朱儁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不久后，曹操调任济南国（今山东济南）国相。在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十分之八的长吏，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朝廷徵还曹操为东郡太守，拜为议郎，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当时天下纷乱，发生了冀州刺史王芬联合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地方豪强，谋划废黜灵帝立合肥侯的事件。王芬等人曾希望曹操加入他们，但被曹操拒绝。曹操在推辞的理由中说：“废立皇帝是天下最不祥的事了。古时有衡量轻重、计算成败而后施行的人，伊尹、霍光便是如此。这两个人都怀着至忠的诚心，以宰相的地位，凭借执政大权，加上同众人的愿望一致，故此能实现计划，成就大事。如今，各位只看到他们当初的轻而易举，而没有看到现在的困难。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想一定达到目的，难道不觉得危险吗？”后来王芬果然事败自杀。又有西北金城郡（今甘肃兰州）的边章、韩遂杀死刺史和太守，率兵十余万反叛朝廷，天下为之骚动。 中平五年（188年）八月，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而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太子刘辩登基，何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何进想趁灵帝驾崩、宦官失势之机诛灭十常侍，但没有取得何太后的支持。于是何进采纳袁绍的建议，不听陈琳的劝谏，便征召停留在河东郡的边将董卓率其部众进京，以便于胁迫何太后同意诛杀宦官。曹操得知后笑道：“阉竖之官，自古至今都有，只是世主不应该把权力交给他们，使他们达到这种程度。既然要治他们的罪，那么只需要诛杀元凶，派一个狱吏就足够了，何必纷纷召外地将领入京？如果要对宦官赶尽杀绝，事情必定会泄露出去，我已经料到他会失败了。” 董卓尚未抵达京城，何进已被宦官下手谋杀。同年九月，董卓入京，执掌朝政，把汉少帝废为弘农王，而改立其弟陈留王刘协，即汉献帝；又派人把弘农王母子毒死，自称太师，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洛阳。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且首倡义兵号召天下英雄讨伐董卓。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等人一同举兵于关东，袁绍被众人推为盟主，曹操行奋武将军。当时袁绍屯河内，袁术屯南阳，孔伷屯颍川，韩馥在邺城，张邈等人屯酸枣。 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则焚毁宫室，挖开王陵，劫掠人民，致使洛阳方圆两百里荒芜凋敝无复人烟。而关东联军惧怕董卓精锐的凉州军的战力，无人敢向关西推进。 曹操说道：“我们举义兵是为了除暴乱，如今大军已合，诸位还有何虑？如果董卓得知山东起兵后，仰恃天子的圣威，占据洛阳一带的险要地方，遣兵东进控制天下，尽管他的行动是不道义的，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很大的忧患。但现在董卓焚烧宫室，劫持天子西迁，海内震动，百姓不知归属，这是上天要董卓灭亡的时候，一战而天下可定，机不可失。” 于是引军西进，即将进据成皋，张邈也派部将卫兹分兵跟随曹操。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大将徐荣交锋大败，士卒死伤甚多，曹操自己被流矢所伤，所骑战马也受了伤，曹操的堂弟曹洪将马让给曹操，才使曹操幸免于难。徐荣见曹操虽众少却能力战许久，认为酸枣不易攻下，也引兵撤回。当时诸军兵十多万，日日置酒高会，不思进取。 曹操回至酸枣后，出言责备他们，并向联军建议：“诸君听我之计，让渤海太守引河内之众兵临孟津，酸枣众将取成皋、据敖仓、封堵轩辕、太谷，将险要之地全部占领；袁将军率南阳大军进军丹、析，攻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震动三辅。然后我们都深沟高垒，不与董卓交战，并更设疑兵，让天下看到我们的优势，让天下加入我们讨伐逆贼，如此天下可以立马平定。如今我们举兵是为了大义，却迟疑不肯进，令天下失望，我为诸位感到羞耻！” 关东诸将不肯从。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之后，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拼，联军至此解散。 荥阳之战后，曹操兵少，于是与夏侯惇等人前往扬州募兵。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给了曹操一共四千多名兵士。曹操回军到龙亢时，大部分士卒都背叛了。到了轾、建平，曹操又重新招募一千多士兵，进驻河内郡。 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对袁绍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我们集结大众、兴义兵，远近无不响应，正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如今幼主微弱，受制于奸臣，却没有昌邑亡国之兆，而一旦改易天子，天下人怎么接受？诸君北面称臣，我自西向。”袁绍还曾经得到一枚玉印，一次曹操在座时，袁绍把这块玉印推到他的肘边，曹操表面大笑，内心却十分厌恶。后来，袁绍、韩馥还是决定立刘虞为帝，但刘虞始终不肯接受。 初平二年（191年），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率十多万人攻打魏郡、东郡，东郡太守王肱不能抵御。曹操引军入东郡，在濮阳击破白绕。袁绍因此表曹操为东郡太守，治所在东武阳。 初平三年（192年），曹操驻军顿丘，于毒等人攻打东武阳。诸将建议曹操回军救援，曹操欲图趁机袭击敌军本屯，对诸将说：“孙膑救赵而攻魏，耿弇欲攻西安而攻临菑。让敌军知道我军西进而回撤，则东武阳之急自解。如果他们不回，我就能攻破他们的本屯，他们却必不能拿下东武阳。”于是，曹操引兵西入山，攻打于毒等人的本屯。于毒得知后，放弃攻打东武阳而回军。曹操邀击眭固，又在内黄与匈奴於夫罗交战，皆大获全胜。 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治昌邑，今山东省巨野县东南）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国相鲍信与州吏万潜等人来到东郡迎曹操领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战于寿张之东，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当年冬天，他获得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称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 袁术与袁绍交战，向公孙瓒求援。公孙瓒让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也屯兵发干，以此进逼袁绍。曹操帮助袁绍击破陶谦诸军。 初平四年（193年）春天，袁术因粮道被刘表切断，引军进入陈留，屯兵封丘，黑山军及南匈奴於夫罗部都帮助袁术。袁术令部将刘详屯匡亭，曹操率兵攻打刘详，袁术带兵救援，双方激战，曹操大获全胜。袁术兵败，退守封丘，曹操率军包围，围势未成，袁术又逃往襄邑。曹操追到太寿，决开渠水灌城。袁术逃往宁陵，曹操再次追击，袁术只得逃往九江。 夏季，曹操回到定陶。当时陶谦与阙宣共同举兵，攻取泰山的华、费二县，接着率军攻入兖州南部的任城。秋季，曹操率军征讨陶谦，进兵徐州，向东南扩展势力。攻克徐州十余城。曹操与陶谦大战于彭城，陶谦军败退，死亡的人数将近一万，泗水为之不流。（《后汉书》记载曹操“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陶谦退守郯县，不敢出战。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 兴平元年（194年）春天，曹操回到兖州。当初，曹操的父亲曹嵩和弟弟曹德在前来曹操处途中，被陶谦派兵杀害，因此曹操志在东征。夏季，曹操再征徐州，攻破五城，略地至东海，回军在郯县击破刘备、曹豹，又攻破襄贲，所过多所残戮。东郡守备陈宫对曹操不满，于是与陈留太守张邈、张邈之弟张超、从事中郎许汜及王楷等同谋叛乱，迎吕布为兖州牧。 当时只有鄄城（今山东鄄城）和东郡的范县（南范县）、东阿（今山东阳谷）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县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惇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此时，曹操失去了兖州（治今山东省郓城县西北），军粮已尽，袁绍派人来劝说想让曹操投靠他，让曹操举家迁到邺县当人质。曹操本打算答应，但被程昱劝阻。十月，曹操到达东阿。 兴平二年（195年）春，曹操袭击定陶（今山东定陶），济阴太守吴资保守南城，曹操攻之不下。吕布率军前来，曹操将他击败。夏季，曹操攻击巨野，吕布率军救援巨野，曹操击破吕布军，斩杀屯驻巨野的薛兰等人。吕布会合陈宫，率领一万多人从东缗赶来，此时曹操士兵大多数都外出收麦了，留下的不足一千，营垒也不坚固。曹操命妇人守于城上，士兵拒守吕布。营垒西边有一条大堤，南边是幽深的树林。吕布怀疑曹操有埋伏，对部下说：“曹操诡计多端，切勿进了他的埋伏。” 于是率兵驻扎在曹操营垒南边十多里的地方。次日，吕布再次前来，曹操令一半士兵藏于堤坝之内，一半在外诱敌。吕布进军，曹操派轻兵挑战，双方交战后，曹操的伏兵出动，步骑并进，吕布大败，鼓车被曹操缴获，曹操一直追到吕布军营才返回。吕布连夜逃走，曹操追击，又攻克定陶，分兵平定诸县。吕布前往徐州投奔刘备，张邈与吕布同行，留张超驻守雍丘。七月，因关中李傕、郭汜的火拼，汉献帝从长安东归。八月，曹操围攻张超于雍丘。十月，献帝正式拜曹操为兖州牧。十二月，曹操攻破雍丘，张超自杀。曹操夷灭张邈三族，而张邈在求救袁术的途中被部下所杀。兖州自此平定，曹操又率军东攻陈国之地。 建安元年（196年）二月，曹操讨平汝南、颍川一带的黄巾军何仪、刘辟等部，献帝封曹操为建德将军。六月，经曹操谋士董昭的劝说，献帝身边的将军杨奉等人表请拜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费亭侯之爵位。 早在初平三年（192年），曹操的谋士毛玠就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到此时，曹操想迎接献帝，其谋臣大多认为山东尚未平定，而献帝身边的韩暹、杨奉等又骄横难制，所以不赞成迎接，只有荀彧、程昱极力劝迎。最后，曹操决定派曹洪率兵迎接献帝，但被卫将军董承与袁术的部将苌奴据险阻止。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献帝回到洛阳，董承为牵制韩暹等跋扈的将领，又密召曹操来洛阳。 八月，曹操来到洛阳，奏明韩暹、张杨之罪，韩暹逃奔杨奉，因护驾之功被献帝特赦，于是曹操杀了侍中台崇、尚书冯硕、议郎侯祈，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曹操本人亦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随后曹操听从董昭建议，于九月迁献帝于许县，他本人被封为大将军，进封武平侯。杨奉对迁许之举非常不满，打算拦路截击，失败。十月，曹操讨平杨奉。十一月，曹操升任司空，行车骑将军事，总揽朝政。 这一年，曹操听从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开始实行屯田制。刘备遭到吕布袭击，投奔曹操。程昱劝道：“依我看刘备有雄才大略，又深得民心，不会久居人下，不如趁早除掉他。”曹操回答：“如今正是招揽贤才之时，为杀一人而失天下人心，不可。” 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讨伐割据宛城的张绣，驻军淯水。张绣举众投降，旋即复叛，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将典韦战死（参见词条宛城之战）。曹操引兵退还舞阴，张绣派兵来攻，被曹操击退。张绣奔往穰城，与刘表联合。曹操对诸将说：“我收降张绣等人，却犯了没有立即扣押人质的错误，所以遭到了失败。我明白了失败的原因，请大家看着，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失败了。”之后回到许县。 割据淮南的袁术僭号，吕布把他的使者送到许县，袁术怒而进攻吕布，结果为吕布所破。九月，袁术侵略陈国，曹操闻讯亲自东征袁术。袁术得知曹操亲自来，便弃军而逃，留桥蕤等四将镇守。曹操到后，斩杀桥蕤等将。袁术渡淮而走，曹操也回到许县。 十一月，曹操南征荆州，到达宛城。刘表部将邓济据湖阳，曹操生擒邓济，湖阳也投降。之后曹操又攻下了舞阴。 建安三年（198年）正月，曹操回到许县。三月，曹操再次南征，围攻张绣于穰城。四月，曹操所遣的谒者裴茂率中郎将段煨讨李傕，夷三族。五月，刘表派兵救援张绣，并打算截断曹操后路。曹操引军退还，张绣追击，曹操军无法前行，于是结成连营，得以慢慢前进。 曹操写信给荀彧说：“贼军紧追我军，虽然我军日行数里，但我算好了，到安众县时，一定能打败张绣。” 到了安众县，张绣和刘表联军守在险要地方，曹操军前后受敌。曹操于是派人趁天黑在险要处挖凿一条地道，把辎重物资全部偷运过去，又设下伏兵。天明时，张绣军认为曹操已逃走，全军追赶。曹操便派出步兵、骑兵两面夹攻，把贼军打得大败。七月，曹操回到许都。 荀彧问曹操：“之前您料定一定会打败敌军，这是为什么？” 曹操回答：“敌人阻止我回归的部队，与我军死地战，我由此而知一定会胜利。” 九月，曹操东征徐州，进攻久与他为敌的吕布。十月，曹操破彭城，擒获吕布的彭城相侯谐。曹操进军下邳，吕布亲自率骑兵逆击，曹操大破吕布，擒获他的部将成廉，并追击到下邳城下。吕布欲图投降，陈宫等人劝阻吕布，又劝吕布出战，吕布再次战败，退回城内固守。曹操用荀攸、郭嘉之计，决泗、沂之水灌城。十二月，吕布部将魏续、宋宪等生擒陈宫，归降曹操。吕布见大势已去，下城投降。曹操将吕布、陈宫、高顺等人处死，收降吕布部将张辽以及泰山豪杰臧霸、孙观等人，初步控制了徐州。曹操将青、徐二州委托给臧霸等泰山诸将。 当初，曹操统领兖州时，任命东平人毕谌为别驾。后来张邈叛乱，劫走毕谌的母亲、弟弟、妻小，曹操放任毕谌离去，对他说：“你的老母亲在张邈那里，你可以离开。” 毕谌叩头表示不会怀有二心，曹操十分赞赏他，并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但是毕谌出去后，还是选择逃到张邈那里。吕布败亡后，曹操生擒毕谌，众人为他担心，曹操说：“作为人能孝顺他的亲人，不也会忠于他的君主吗！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人。”于是任命他为鲁国相。 建安四年（199年）二月，曹操到达昌邑。张杨的部将杨丑杀死张杨响应曹操，眭固又杀杨丑，率众屯射犬，联合袁绍。曹操把司空之位让给太仆赵岐，朝廷不从。朝廷因曹操讨吕布有功，为他增邑三千户，曹操固辞不受。四月，曹操亲征河内，并派史涣、曹仁击杀眭固。曹操渡河进围射犬，河内太守缪尚与张杨手下长史薛洪率众投降。曹操取得河内郡，把势力范围扩张到黄河以北。 当初，曹操举魏种为孝廉，兖州叛乱时，曹操说：“唯独魏种不会背叛我。”结果魏种叛逃，曹操怒道：“你魏种只要没有南逃越地、北走胡地，我就一定不会放过你！”取得射犬后，魏种被生擒。曹操既往不咎，下令给魏种松绑，并任命他为河内太守，将河北之事委托给他。 消灭眭固后，为了应对之后与袁绍的战争，曹操预作布置，命在青州有潜在影响的臧霸等人攻入青州，占领齐（治今山东临淄）、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巩固右翼；又命大将于禁屯军黄河南岸，监视袁军。不久，张绣听从谋士贾诩之计，投降曹操，曹操大喜，拜张绣为扬武将军，解除了后顾之忧。 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曹操自率军屯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准备迎击袁绍。 刘备在陶谦死后，曾一度出任徐州牧，后徐州被吕布攻占，刘备投奔曹操。曹操认为刘备是个英雄，先后表他为豫州牧、左将军。曹操攻占徐州不久，淮南袁术准备逃往青州往依袁绍，曹操派刘备去截击，袁术北上不得，呕血而死。刘备到达下邳后，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自己屯于小沛。曹操令刘岱、王忠率兵征讨，被刘备击败。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董承等人谋诛曹操，事泄被杀。曹操决定东征刘备。诸将皆说：“与您争夺天下的人是袁绍，如今袁绍要来讨战，您却弃之不顾，而要东征刘备，倘若袁绍乘机从背后进攻，该怎么办呢？” 曹操说：“刘备是人杰，现在不除掉他，以后一定会成为心腹大患。袁绍虽然有远大的志向，但反应迟钝，不会马上出兵。”于是急速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刘备逃奔袁绍处。 袁绍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也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袁氏一门，自袁绍曾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力本就很大，后袁绍取得冀、并、幽、青四州之地，实力大增，有军队数十万人。袁绍以其长子袁谭、次子袁熙、外甥高干分守青、幽、并三州，后方稳固，兵精粮足。他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志在一举消灭曹操。 建安五年（200年），袁绍命大将颜良等进兵白马（今河南滑县），自率大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向曹操发动进攻，拉开了大战的序幕。曹操的实力比袁绍弱得多，曹操所占的黄河以南地区，是残破不堪、尚未恢复生产的四战之地，物资储备也不如袁绍。其总兵力大概不过几万人，投入前线的兵力据《武帝纪》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裴松之认为此数不准确，曹操的兵力不会如此之少，但曹操兵力远逊于袁绍却是毫无疑问的。 袁绍大军来攻，许都震动。曹操安慰众将，分析了袁绍的性格缺陷：“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虽然“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众令不一”，在这种情况下，袁绍地盘虽大，粮草虽足，但只能是“为我奉也”。正是因为对袁绍有很深的认识，曹操才敢于在袁绍将要大军压境之时抽身去进攻刘备。 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先进军延津（今延津北一带），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态势，吸引袁军分兵西向，然后突然转向迅速赶往白马。曹操军突然杀到，袁军措手不及，颜良被将军关羽斩首，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西撤。袁绍闻知，立即命文丑、刘备渡河追赶曹操。曹操见追兵渐近，命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袁军追兵大至，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率领仅有的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文丑。曹操初战得胜，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依沙堆为屯，进逼官渡。曹操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起土山，由上向曹营中射箭，接着又挖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皆被曹操以设投石机、挖掘沟壑之法破解。两军一攻一守，相持近二个月。久战之下，曹操处境极为困难。 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沿途护送，夜宿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的乌巢。这时袁绍谋士许攸因向袁绍献偷袭许都之计不成，且在河北的家眷犯法被抓，心生悔恨，而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跣足出迎，之后亲率精锐步骑五千人，军队人衔枚，马勒口，打着袁军旗帜，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曹操军至乌巢，命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拒营死守。 袁绍闻知，急忙派兵救援，曹操左右说：“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 曹操大怒说：“贼在背后，乃白！” 士卒都拼死力战，因此大破袁军，斩淳于琼等，尽燔其粮草，袁绍派遣的援兵也战败而走。起初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时，令张合、高览率重兵围攻曹军营地。由于曹军营地营垒坚固，乌巢先被攻破，张合、高览等人闻讯率部投曹，袁军溃散。袁绍与其子袁谭弃军逃回黄河以北，曹军大获全胜。剩余的袁军假降，曹操将他们坑杀。曹军前后斩首七万余级，尽获袁军辎重图书珍宝。曹操清点袁绍书信，得到自己部下勾结袁绍的信，尽烧之，说：“当袁绍强大时，孤尚且不能自保，何况众人呢！”官渡之战后，冀州诸郡皆举城归顺曹操。 在客观上说，官渡之战中的曹操处于劣势，但由于他能正确分析客观条件，善于听取正确意见，所以能扬长避短，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经过自己主观上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胜利。此战之后，曹操击溃了最大的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 建安六年（201年）四月，曹操扬兵于黄河边，击破袁绍在仓亭的驻军。袁绍在官渡之败后，收合部队，平定了反叛的诸郡县。九月，曹操回到许县。又南征在汝南的刘备、龚都，刘备投奔刘表，龚都等人皆逃散。 建安七年（202年）正月，曹操驻军谯县。又到达浚仪县，治理睢阳渠，又派使者祭祀已故的太尉桥玄。然后，曹操进军官渡。 五月，袁绍病死，袁绍之子袁尚继位，袁谭屯兵黎阳。九月，曹操亲自北征，大战于黎阳，袁谭、袁尚多次战败。 建安八年（203年）三月，曹操大破黎阳，袁谭、袁尚逃回邺城。四月，曹操进军邺城。五月，曹操引军退还，留贾信守黎阳。不久后，曹操引兵向南，征讨刘表，袁谭、袁尚反目成仇，互相攻击，袁谭不敌袁尚，败走平原，遣辛毗向曹操乞降求救。当时诸将都怀疑有诈，只有荀攸劝曹操答应袁谭，曹操说：“我攻打吕布之时，刘表没有侵犯我方；官渡之战时，他又不肯帮助袁绍。这只是个自守的贼子，应该等到以后再来对付他。而袁谭、袁尚狡猾，我正应该趁北方混乱时发动攻击。就算袁谭挟诈，不肯真心屈服我军，但我击破袁尚，夺取他的地盘，对我军也更加有利。” 于是再次北上，袁尚闻讯也退回邺城。当时，袁尚部将吕旷、吕翔背叛袁尚，率众投降曹操，曹操封两人为列侯。袁谭私自刻将军印绶，交给吕旷两人，吕旷把将军印送给曹操，曹操说：“我自然知道袁谭会耍些小聪明。他想让我攻击袁尚，然后趁机略民聚众，自以为破袁尚后，实力足以自强，可趁我军疲敝来与我抗衡。但击破袁尚后，我的势力更加强盛，哪可能会疲敝，让他有机可乘呢？”曹操为了让袁谭暂时安心，还和袁谭结亲，让自己的儿子曹整娶袁谭的女儿。 建安九年（204年）正月，曹操率兵渡过黄河，截断淇水，引入白沟，作为运粮的通道。二月，袁尚再次出兵攻打袁谭，曹操趁机进军邺城。当时苏由、审配镇守邺城，曹操进军到洹水时，苏由投降。曹操到达邺城外，做土山、地道。当时武安长尹楷屯毛城，通上党粮道。四月，曹操留曹洪攻打邺城，亲自击破尹楷。又击破邯郸的沮鹄。易阳令韩范、涉长梁岐皆举县投降。五月，曹操毁土山、地道，作围堑，决漳水灌城，城中饿死者过半。七月，袁尚率军回救，依滏水（今滏阳河）为营，曹操进军将其营寨包围。袁尚害怕，请求投降，曹操不许。袁尚乘夜逃跑，袁军溃散。袁尚逃奔中山（今河北定县）。 曹操命人拿着缴获袁尚的印绶节钺招降邺城守军，城中斗志崩溃。八月，审配的侄子审荣打开东城门，曹操军一举攻破邺城，擒杀审配。之后，曹操哭祭袁绍墓，慰劳袁绍妻子，将袁绍的家人和宝物都还给了袁家，并赐给他们杂缯絮，供养他们家，从这一年起，曹操把自己的据点北迁到了冀州的邺城，政令军队此后皆从此出，而许县则只留些许官吏。 九月，曹操下令：“河北遭受袁氏之难，不用再上缴今年租赋！”又严厉打压豪强兼并，百姓喜悦。曹操领冀州牧，并上表让还兖州牧。当初，曹操围攻邺城时，袁谭趁机攻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又击破故安的袁尚败军，兼并其众。曹操写信给袁谭，责备他负约，与他断绝婚姻，将他的女儿送回，然后进兵。十二月，曹操进入平原，略定诸县。 建安十年（205年）正月，曹操攻灭袁谭，冀、青二州平定。当初袁尚兵败后，投奔幽州刺史袁熙。此月，幽州大将焦触、张南起兵反袁氏，袁尚、袁熙又逃奔三郡乌桓。焦触自称幽州刺史，举郡县归附曹操。四月，黑山军首领张燕率领其部众十余万人投降曹操。故安人赵犊、霍奴起兵，杀死幽州刺史，三郡乌桓又围攻鲜于辅于犷平。八月，曹操率兵北征，斩杀赵犊，又渡河救援犷平，乌桓奔走出塞。 当初，袁绍令其外甥高干领并州。曹操攻破邺城后，高干投降了曹操，仍然被任命为并州刺史。而曹操讨伐乌丸之时，高干举州反曹操，捉拿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口关。曹操遣乐进、李典讨伐高干，高干退守壶关城。 建安十一年（206年）正月，曹操攻打高干，高干留别将守城，自己逃入匈奴，向单于求救，单于不从。曹操围壶关前后三月，最终城陷。高干逃向荆州，在途中被上洛都尉王琰捕杀。又东征淳于，遣乐进、李典击破海贼管承。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回到邺城，大封功臣二十多人，皆为列侯，其余依次受封。 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是为三郡乌桓，其首领为辽西部的蹋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 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今河北玉田）。时正雨季，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从无终人田畴之议，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寻”的路线进军。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大军登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 八月，曹军进至离柳城不足二百里时，乌桓才发现，于是蹋顿与袁尚、袁熙等人率数万骑兵迎击。二军相遇，时乌桓军军势甚盛，而曹军则是“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唯独张辽力劝曹操迎战。曹操登高了望，见乌桓军虽多，但阵势尚未摆好，遂命将自己的持麾授予张辽暂用。张辽指挥先锋部队，乘乌桓军阵稍动之机，向乌桓军发动猛攻。乌桓军大败，死者被野。乌桓单于蹋顿也被临阵斩杀。曹军在白狼山之战中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 袁尚等人逃奔割据平州的公孙康。这时，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也。”遂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与曹操。诸将不明所以，曹操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于是，曹操攻破三郡乌桓，也彻底肃清了袁氏势力。 十一月，曹操行至易水，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率其部下名王来贺。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开辟玄武池训练水军。六月，曹操废三公，恢复丞相制度，自任汉朝丞相。曹操基本平定北方后，兵锋转而南向。七月，进军南征荆州牧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接任。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刘琮以为无法抵挡，举荆州之众投降曹操。 曹操进军江陵后，下令荆州官民，“与之更始”，同时封降服者十五人为侯，任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益州牧刘璋也遣使向曹操致敬，并开始接受征役，派兵充实曹军。 这时，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的刘备屯驻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听说刘琮投降，便率军向江陵（今属湖北）撤退。江陵为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听说，怕江陵落入刘备之手，遂亲率五千骑兵从襄阳（今湖北襄樊）疾驰三百里，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将刘备追上，大破其军，随后进占江陵。 曹操在击溃刘备后，乘势想一举鲸吞江东。孙刘两军在鲁肃和诸葛亮等人的努力下，结成联盟，孙权命都督周瑜率军三万，与刘备的两万人马组成联军抵抗曹操。曹操自江陵东下，至赤壁（今湖北武昌西赤矶山）与孙、刘联军接战不利，暂驻军于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周瑜等人在南岸，双方隔江对峙。周瑜用诈降之计，命大将黄盖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船头钉上大钉，假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曹操率军从华容道（今湖北监利西北）陆路撤回江陵。撤军北还。 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攻取南郡，孙权借南郡予刘备，孙刘联盟进一步得到巩固。为防范孙权，曹操强制内迁淮南的民众，引发江淮十余万户百姓惊慌，使其尽皆渡江归附孙权。同时，为稳定内部，曹操下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同年还亲临合肥，设置了扬州郡县的长吏，修治芍陂屯田。年底回到谯。 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的局势已经奠定。自此以后，曹操虽时有征伐，但主要精力用在经营曹氏势力之上。 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求贤令》，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才收罗到自己身边。同年冬，修建铜雀台。 建安十六年（211年）正月，曹操的三个儿子被封为县侯，世子曹丕成为五官中郎将，设置官属，为丞相副。太原人商曜以大陵起兵，曹操遣夏侯渊、徐晃将其击破。 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伐汉中（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张鲁，并令夏侯渊等出兵河东，与钟繇会合。西征汉中要经过关中，关中诸侯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心生疑惧，一时俱反。曹操立即派大将曹仁讨伐他们，马超等人屯据潼关，曹操对诸将说：“关西兵勇敢强悍，你们坚守不得与他们交战。” 七月，曹操率大军亲征关中。八月，曹操到达战场，与马超的军队隔着潼关对峙。曹操拖住马超的部队，暗中派徐晃、朱灵等将乘天黑渡过蒲阪津，占领河西，安营扎寨。闰八月，曹操在潼关北面强渡黄河，渡了一半，马超赶来，猛攻曹军船只。校尉丁斐见情况危急，放出大批牛马引诱贼兵，敌军争抢牛马，队形大乱，曹操才得以渡过黄河，沿河边向南修筑通道。 敌军败退，占据渭口抵抗，曹操多设疑兵，暗中用船将部队送入渭水，架设浮桥，乘夜分兵在渭水南岸扎营。敌军于夜间偷袭曹营，曹操派伏兵将他们击败。马超等人驻守渭南，派人送信，以割让黄河以西为条件求和，曹操不许。九月，进军渡渭水，马超等人多次挑战，曹操并不应战；马超等人再三请求割地，并让自己的儿子做人质求和，曹操听从贾诩之计，假意答应。韩遂请求与曹操会面，曹操与韩遂的父亲同一年被举为孝廉，又与韩遂是平辈，因此两人马靠马在阵前谈了很长时间，不谈军事，只叙朋友旧事，说到高兴处，二人拍手大笑。 会见结束后，马超问韩遂：“曹公说了些什么？” 韩遂回答：“没说什么。” 于是马超等人对他产生了猜疑。后来曹操又和韩遂等人阵前见面，众将劝道：“您和敌人见面交谈，不可大意，可设木行马防备敌军。” 曹操照办。两军见面，敌将都在马上向曹操行礼，秦、胡士兵都来看曹操，前后数层。曹操大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想看曹公吗？他也是个人，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是多了点智慧而已！” 胡人前前后后挤上来看。曹操又列五千铁骑为十重阵，铠甲精光耀日，敌军更加震恐。过了几天，曹操又给韩遂写了封信，上面故意涂改许多地方，假装成是韩遂改的，马超等人因此对韩遂越来越怀疑。于是曹操与他们约定日期会战，先用轻兵挑战敌军，打了很长时间后，曹操派出精锐骑兵夹攻，大败关中联军。韩遂、马超败走凉州，杨秋则逃回安定，曹军阵斩成宜和李堪等叛将，关中自此平定。 战后，诸将问曹操：“当初，贼军守卫潼关，渭水以北没有防守之兵，我们不从河东出去攻打冯翊，反而在潼关与敌兵对峙，拖延许久才北渡黄河，这是为何？” 曹操说：“贼兵占据潼关，如果我军进入河东，贼兵必将带兵守住各渡口，则我军不能渡到河西；因此我以重兵逼近潼关，贼兵全力来守南边，西河的防备空虚，因此徐晃、朱灵二将才能轻易攻取西河。然后我带大军北渡，贼兵不敢与我们争夺西河，是因为有二将的军队。连起战车，树起栅栏，做通道向南前进，既是创造了敌军不能取胜的条件，同时又向敌人示弱。渡过渭水后深沟固垒，敌军挑战不应，是为了使敌军骄傲自大；所以敌军不造营垒只求割地讲和。我顺着他们的意思答应下来，之所以依着他们的意图，是为了使他们安心而毫无防备，然后蓄精养锐，一旦出击，就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兵之道，本来不能墨守成规，只求一种方法。” 当初，敌军每到一支部队，曹操就面露喜色，战后众将问他高兴的原因，曹操回答：“关中地域辽阔，如果贼军各自依险阻抵抗，征伐他们，没有一二年的时间不能平定。如今都聚集于此，虽然人数众多，但都彼此不和，没有统一的主帅。这样，消灭敌人容易成功，我所以高兴。” 十月，曹操进军包围安定，杨秋投降。曹操恢复他的爵位，让他留在这里安抚民人。 曹操撤回后，命夏侯渊督众将继续西征。夏侯渊在两年内，逐马超、破韩遂、灭宋建、横扫羌、氐，虎步关右，使凉州地区基本平定。 建安十七年（212年）正月，曹操回到邺城。汉献帝准许曹操“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丞相萧何故事。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曹操起兵南征孙权，号称步骑四十万。次年（213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军七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两军相持月余，曹操的水军作战失利。由于春雨瓢泼、江水上涨，曹操见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 三月，复《禹贡》九州。天下十四州并为九州，此时的冀州拥有三十多个郡。 五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魏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将军等百官。七月，曹操建魏国社稷宗庙，又在魏国内设置尚书、侍中。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一作五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国都邺城。王子皆为列侯。此时，曹操名义虽非天子，但实际已经有天子之实。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汉献帝又赐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曹操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王太子。 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四月，曹操自陈仓出散关，到河池。氐王窦茂恃险不服。五月，曹操击破窦茂；西平、金城诸将斩下韩遂的首级，将其献给曹操。七月，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张鲁的弟弟张卫与将领杨昂据守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曹操不能攻克，引军撤还。张卫的军队守备松懈，结果高祚军在夜间迷路闯入敌营，敌军退散。曹操也趁机攻击张卫，张卫连夜逃走。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奔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曹操以两人为太守、封列侯。十月，曹操设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十二月，曹操回军，留夏侯渊屯汉中。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曹操再次南征，率军攻破居巢，猛攻濡须口，击败孙权，孙权派都尉徐详求降，曹操同意，并允诺重新结为姻亲。 曹操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向汉中发动进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曹军多次击退刘备军猛烈攻势。四月，乌桓的无臣氐与鲜卑的轲比能联合侵扰边塞，曹操命曹彰、田豫北征，大破乌桓鲜卑联军。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西征刘备。九月，曹操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十月，宛城守将侯音起兵反曹，劫掠吏民，保守宛城。曹操令曹仁围攻宛城。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曹仁斩杀侯音。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黄忠斩杀，曹军战败。之后，曹操亲率大军来夺汉中，但是刘备坚壁不出，曹军与刘备军相距数月，无利，遂放弃汉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亲率大军从汉中撤往长安。刘备大将关羽趁着襄、樊兵力空虚之际，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汉水流域因为天降暴雨而发生了“汉水溢流，害民人”的自然灾害，关羽趁机乘大船进攻，擒于禁，斩庞德，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池被水淹没，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九月，相国西曹掾魏讽谋袭邺城，事泄被杀，相国钟繇也受牵连被免官。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且他早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曹操接到书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经过恶战，关羽败走。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往益州，途中为孙权军擒杀。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到洛阳。至此，襄樊战役结束。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取代汉朝自称大魏皇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这个小儿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嘛！”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说：“如果天命在我，我做周文王足矣。”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还军洛阳，同月庚子日（3月15日[289]），病逝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谥号为武王。他临死前留下《遗令》（参见词条曹操遗令）。 根据曹操的遗嘱，他于二月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于邺城西郊的高陵。曹操死后，其子曹丕袭封丞相、魏王官爵。 黄初元年十月辛未日（220年12月11日），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改汉为魏，于同年十一月癸酉日（12月13日）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政治 惩办豪强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崇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另一方面，他在治国上强调以法治国。在当世战乱之下，要拨乱反正，只能采用刑法之治。曹操主张执法如山，强调法不阿贵。他说，法令“设而不犯，犯而必诛”。要求严格法令规章，赏罚分明，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曹操重视执法者的人选和执法者以身作则的作用，认为这是贯彻法令、实行法治的保证。为此，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手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手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 唯才是举 在人事管理方面，曹操主张唯才是举，这是曹操政治思想独具特色的地方。在汉末选官偏重门第、不问才德的情况下，他主张突破门阀界限，实行唯才是举。他认为，天地间，人为贵。要建功立业，只有靠人的智慧和才能，“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重视人的才能，鄙视德行礼教，认为遵守封建礼教的人不一定有开创事业的能力，有开创事业能力的人未必肯遵守礼教，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故而力主起用那些果敢英勇临阵力战之士，出身地位低微但有高才异质的人和“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并且明令要求下属“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不拘一格选官用人。 曹操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他们任用“清正之士”，“务以俭率人”，使得天下士人“莫不以廉节自励”，即使是权贵宠臣，“舆服不敢过度”。以上变化，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风气的转变。 曹操的政治思想符合时代的需求，在统一、平定北方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主张的法治和唯才是举是对于汉代德化、孝治四百年传统的对抗和否定，在政治思想界引发讨论，对于后世人事管理思想的影响颇为深远。 军事活动 黄巾起义之后，军阀混战，社会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从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其平生主要发起（一部分未亲自指挥）或参与的军事活动如下： 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 曹操统一北方之战 ;兖州之战；濮阳之战；定陶之战；宛城之战；曹操讨伐袁术之战；下邳之战；徐州之战；官渡之战；邺城之战；南皮之战；曹操攻乌桓之战 建安十三年（208年） 曹操平荆州之战 ;长坂坡之战；赤壁之战 建安十六年（211年）至建安二十年（215年） 曹操平定关中、凉州、汉中等战役 ;渭南之战；夏侯渊平凉州之战；曹操破张鲁之战；宕渠之战 军事思想 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着作，自着兵书十余万言（即《孟德新书》），“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又集录诸家兵法，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他撰写的《孙子略解》（又称《孙子注》），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其着述大都亡佚，从其《孙子注》和存世的军事文书以及《三国志》等史书中，可窥见其军事思想。 战争观 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不能像春秋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他强调“兵以义动”，“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曹操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治军思想 曹操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认为“礼不可治兵”，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注重以法治军。他针对汉末为政失之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他“揽申、商之法术”，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如《军令》《步战令》《船战令》《论吏士行能令》《败军抵罪令》等，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一次在行军途中，曹操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唯恐踏坏麦苗。可曹操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 为保证法规的实行，曹操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告诫诸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 为贯彻以法治军的思想，曹操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他们后皆战功卓着，成为名将。还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他，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对有过失的“贤”才，曹操往往任用如初。他还注意集众人之智指导战争，在兖州、官渡、邺城、当阳、渭南、襄樊等重大战事中，均听取和采纳将士的意见。为尽其才，他倡导广开言路之风，征柳城乌桓得胜回师，还重赏曾劝阻他出征的人。 谋略思想 曹操认为：“欲攻敌，必先谋。”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所以能够“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 曹操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显示出其军事思想中求实、尚变的两大特点。他推崇《孙子》，但要求诸将按他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实战经验编撰的《孟德新书》指挥作战。视善变为用兵核心，其行军用师，被誉为“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强调“兵无常形”“兵无常势”“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只有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才能以变制胜。还说“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他认为，诡诈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战将强弱、地形险易、后勤保障等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 他尤重视奇正、虚实变化，要求以“至实击至虚”。他的战争实践也体现出这一点。如对孙、刘集团作战，或东攻西守，或东守西攻，皆依实际情况，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一方，形成“至实”态势。同时，常以分散、分化敌军的策略，致其“至虚”，从而各个击破。在中国军事史上，他以“诡诈”着称。 曹操的军事思想深受历代兵家和学者称道。陈寿认为他能够成就伟业，“惟其明略最优也”。其《孙子注》对后世兵学有深远影响。但有时他强调刑罚过度，并且也有袒护失察之处，这是其思想的局限性。 施行屯田，改革户籍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纳枣祗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短时间内就使地方“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自述道：“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 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始创户调制，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204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 曹操在世时，还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如他举荐的扬州刺史刘馥，修复、建设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土坝，蓄水灌溉稻田，使得“官民有畜”。 以身作则，提倡廉洁 在开源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提倡廉洁。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的衣服、鞋子不事华丽，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 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还不是遵守古礼的时候。安葬完毕，所有人都除服。那些率军屯戍在外的，一律不得离开屯所。有司各率其职。以时服下葬，不要在幕中贮藏金玉珍宝。” 诗歌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南朝人钟嵘《诗品》虽将其诗置入下品，但对曹操的评语却很准确，他说：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抓住了曹操悲凉风格的特点。宋人敖陶孙《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 曹操怀匡世之心，忧世不治，南征北讨，与群雄逐鹿，情怀慷慨，发为诗歌，确如北地老将，气韵沈雄。如《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在萧瑟的秋风中，看水波澹荡，洪波涌起，可以体会到诗人那如大海一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襟抱。 曹操现存20多首诗，均为乐府诗。其诗歌的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写的是初平元年（190年），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诗歌如实地描写了义军由聚而散的情形，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是曹操在诗歌史上重要的贡献。他用当时人熟悉的乐府旧题记叙他所经历的事件，创作了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的作品。 曹操诗歌内容丰富，除了记述时事以外，还写他本人的政治理想。在《度关山》中，他描述一个法治国家的理想： “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赏罚清明，各遵秩序。吏不失职，民不奢侈，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在《对酒》中则描绘了一个“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的太平图景，表现了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怀抱。曹操起于微末，最终平定群雄，奠基魏业，其所经历中的感慨都如实地记录在他的诗歌中。《苦寒行》记叙的是建安十一年（206年）北征高干之事，诗歌记叙在冰雪交加中艰苦行军的景况，作者却能站在战士们的立场，体察思念家乡的痛苦情绪。《短歌行·对酒当歌》可能写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诗人有感于时光飞逝，来日无多，而个人的抱负却迟迟不能实现，因而深切盼望贤人能够帮助自己，早日完成统一的大业。 将破碎的河山重新整合的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因此曹操常常会慨叹人寿不永，这种忧惧其实是与他要完成志业的抱负相关。曹操写了不少的游仙诗，如《气出唱》《精列》等，这不能简单地看作为消极的人生态度，这种祈望长生的想法与他要统一天下的英雄怀抱有关。事实上曹操是一个生活态度非常实际，并非虚妄求仙的人。在更多的地方，曹操表现出非常现实的、重视个人主观作用的态度，《步出夏门行》是曹操这种态度的代表作品。诗人认为“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年寿短长并不全由于天命，人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他很积极地表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的诗风，以钟嵘所评最为确切，确是古直悲凉，这与他的身世、地位、怀抱都有关系。唐代诗人元稹说：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冤哀存离之作，尤极于古。”汉末支离破碎的社会现实感发着曹操，所谓“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成就，鲁迅曾说他是改造文章的宗师，是指他对汉代文体风格所做的突破。比如诏令这种文体，风格应以典雅庄重为主，但曹操的一些诏令却洒脱而无顾忌，真率自然，具有通脱之风。如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年）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直陈自己不能放弃权力的各种理由，言词恺切，锋芒毕露，却又坦诚而真率。他从自己初愿做一郡守说起，因了种种不同的历史契机，而不断修改自己的志愿，最后他于强敌中崛起，消灭了袁绍、袁术、刘表等各种割据势力， “遂平天下，身为宰相”。 他说这时“人臣之望已极，意望已过矣”，虽有掩饰的成分，但却很真诚。说到平定天下的功勋，他并不讳饰，称：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确是实情，并非自大之言。又说到现在还不能放弃权力，以博谦退之美名，因为“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这种清醒的认识、处实的态度和坦白的言辞，使得文章具有一种率真之气，生动、新鲜而富有个性的锋芒。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情质相符，是曹操诗歌和文章共同的特征。 此外，曹操还有不少其他文章传世，例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亦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 文学影响 他倡导并开创的建安文学，不仅是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而且建安文学建立的优秀传统，也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标准。 ”建安风骨”是后代文人对文学追求的理想境界。陈子昂反对初唐时期的形式主义诗风，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李白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一切都与曹操的贡献有关。曹操以相王之尊，不独亲自赋诗撰文，而且能够尊重文人并保护文人。他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与文人保持着比较好的友谊，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 “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喜爱坟典和六艺之学。在统一北方的混战中，就注意对图书的保护和收求。建安五年（200年）他击败袁绍后，下令“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任魏公后，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吏，广收在战乱中散佚的东汉官府和民间藏书，“采辍遗亡”，藏在中外三阁和秘书省。还请蔡邕之女蔡文姬讲其藏书之事，蔡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由于他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逐步建立了魏国的国家藏书。 曹操在书法上的造诣也颇高，从书法资料上看，第一，曹操能于隶书、楷书，精于章草；第二，其书法风格雄峻浑健。《唐人书评》称：“（曹）操书如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晋张华在《博物志》中称：“汉世，安平崔瑗、（崔）瑗子（崔）寔、弘农张芝、（张）芝弟（张）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南朝的书法评论家庾肩吾在其《书品》中，把曹操的书法作品列入中中之品，称其“隶墨雄瞻”。唐张怀瓘在书法评论专着《书断》中称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将其章草作品评为妙品。由此看来，曹操的书法亦颇有影响力。 据史料记载，他常与书法家钟繇、梁鹄、邯郸淳等人切磋书艺。他尤其喜爱品味梁鹄的字，还曾将专用的五灵丹拿给因向韦诞借读蔡邕《笔法》遭拒而呕血的钟繇。他对书法的重视和提倡，促进了后来曹魏书坛的发展。故而在三国中，以曹魏的书法成就为高。 曹操他流传于世的墨迹很少。宋郑樵在所着《通志·金石略》中，仅收录曹操书写的一篇《大飨碑》；明杨慎在《丹铅总录》中，也只是说到元朝时还有曹操书写的《贺捷表》；清叶奕苞在《金石录》中说，曹操在武昌“黄鹤楼”侧曾写有特大、凛凛有生气、正书的“涌月台”三字。曹操在征汉中时，写在石门南褒河一块大石上的“衮雪”二字，现已迁入汉中博物馆内。 曹操收编太平道、抚接五斗米道势力，集中控制方士，乃至“挟天子”，目的皆在暗争“天命”。曹操一生所经营之“天命在吾”的魏氏圣化大业，随曹魏政权的建立而得实现。从曹操势力兴起以至汉魏禅代，其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原始道教牵涉至深。 历史评价： 曹操自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桥玄：“吾见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许劭：“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5]（也有‘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及‘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两个不同的版本）。” 曹洪：“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 轶事典故 曹操年轻时任侠放荡，不修品行，不受时人看好。他十岁那年，在龙潭中游泳，突然遇到一条凶猛的鳄鱼。鳄鱼张牙舞爪地向曹操攻击，但曹操毫不畏惧，沉着地与鳄鱼周旋。鳄鱼无法下口，于是逃掉了。曹操回家后，没有向家人提起鳄鱼的事。后来，有个大人看见一条蛇而恐惧畏缩，曹操大笑，天真地说：“我在龙潭碰到鳄鱼都不怕，你却怕一条蛇，真是可笑！”众人询问，曹操以实相告，无不惊叹少年曹操的胆略。 曹操还曾私入中常侍张让的府邸试图行刺，张让发觉，派人追捕，曹操挥舞着手戟，从庭堂一路打将出来，张让的卫士无法接近他，曹操且战且退，退到垣墙边时，纵身一跳，逾墙而出。 曹操和袁绍少年时都喜欢仿效侠客的作为。他们曾经去看别人结婚，乘机偷偷进入主人的园子里，到半夜大喊大叫：“有小偷！”青庐里面的人，都跑出来察看，袁、曹两人便拔刀抢劫新娘。在他俩跑出来后，中途迷了路，陷入了荆棘丛中，袁绍动不了。曹操又大喊：“小偷在这里！”袁绍惊恐着急，赶快自己跳了出来，两人终于得以逃脱。 还有一次，袁绍让人在深夜用剑刺杀曹操，第一剑刺往下了，没中，曹操想他再来一剑必定要高，他便紧贴床上，剑果然高了。 迎回文姬 曹操在平定北方后，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怜惜与怀念，“痛其无嗣”，于是在建安十一年（207年）派遣使者用金璧将其女蔡文姬从匈奴之地赎回国中（蔡文姬在汉末动乱中被南匈奴左贤王掳去），重嫁给陈留人董祀，并让她整理蔡邕所遗书籍四百余篇，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忘年之交 曹操年轻时不受时人看好，“人莫知者”。但当曹操拜见号称有识人之明的名臣桥玄时，桥玄却感到惊异，对他说：“我见过的士人太多了，没有比得上你的！天下将要发生动乱，若非命世之才则不能成就大业。能够安定天下的，岂不是你吗？” （一说桥玄将子孙托付给曹操，并称他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也有说此言是许劭的点评。）桥玄不但品题奖勉曹操，而且还建议他拜见名士许劭，以增加自己的名声。曹操深感桥玄的肯定，常感叹桥玄是他的知己。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在击败袁绍、刘备后志得意满，班师凯旋。 当率军经过故乡谯县时，前往桥玄的坟墓，心生凄怆，撰文以祭祀说：“原任太尉桥公，品德高尚，仁爱宽容。国家感念您的训诫，读书人缅怀您的教诲。您的在天之灵，我们缅怀不止。我从年轻时候，就去过您的府上，那时以顽劣的品质，接受您的会见。您对我褒奖称赞，就像孔子称赞自己不如颜渊，李生赞叹贾复。士为知己者死，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又想起我们的誓约：‘我死之后，你如果经从这里经过，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奠我，车马过去三步以后，你得肚子疼不要怨我。’虽然是当时开玩笑的话，如果不是关系密切，怎么会说出来这样的话？怀念旧事，想起来就感觉凄怆。如今我奉命东征，驻扎在乡里，向北望着土地，心思在您的陵墓上。所以用薄礼祭奠您，愿您享用！” 亲纳杜氏 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围攻吕布于下邳，吕布派遣部将秦宜禄出城向袁术求救。袁术接见秦宜禄后，把汉朝宗室的女子嫁予他。此时，秦宜禄的前妻杜夫人和儿子秦朗留在下邳。正在曹操麾下的关羽听说后，请求在城破之后可以纳杜夫人为妾，曹操同意了。但临近破城时，关羽又屡次向曹操请求得到杜夫人。曹操见关羽反反复复的请求，怀疑杜氏美貌异于常人，于是在城破后亲自探望杜氏，果然见她美貌非凡，遂亲自把杜夫人收为妾。秦朗也成为了曹操的继子。曹操异常疼爱秦朗，每次宴席看到秦朗，都对宾客们说：“世上还有人像我这样疼爱继子的吗？” 为奴破贼 据《世说新语》载，袁熙的妻子甄氏（即文昭甄皇后）姿貌绝伦，甚为得宠。曹操攻打进邺城后，便急忙令人召见甄氏，左右的随从却都禀告说：“五官中郎将（曹丕）已经去了。”曹操说：“今年破贼（攻打邺城）正是为此奴（指甄氏）。” 分香卖履 曹操临终前，留下《遗令》说：“我的婢妾和歌舞艺人都很辛苦，让她们住在铜雀台（遗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二十公里邺城遗址内），好好安置他们，在台正堂上放六尺床，挂上灵帐，早晚上食物供祭，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从早至午，要向帐中歌舞奏乐。你们要时时登上铜雀台，看望我西陵的墓地。余下的香可分给诸夫人，不用它祭祀。各房的人无事做，可以学着制作带子、鞋子卖。” 望梅止渴 有次曹操带兵出征，途中找不到有水的地方，士兵们都很口渴。于是曹操叫手下传话给士兵们说：“前面就有一大片梅林，结了许多梅子，又甜又酸，可以解渴。”士兵们听后，嘴里都流口水。他们凭借着这个，得以到达前方有水源的地方。“望梅止渴”后成为着名典故，被比喻愿望无法实现，用空想安慰自己。 横槊赋诗 赤壁之战前夕，曹操率大军饮马长江，与孙权、刘备联军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曹操操取槊立于船头，慷慨而歌。苏轼在《前赤壁赋》里称其“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绝妙好辞 曹操曾途经曹娥碑下，名士杨修随行。石碑的背面题写着“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问杨修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杨修回答说：“知道。” 曹操说：“你先别说，等我想一想。” 走出三十里远的时候，曹操才说：“我已经知道了。” 命令杨修单独写出他所知道的。杨修写：“黄绢，有色的丝织品，写成字是‘绝’；幼妇，少女的意思，写成字是‘妙’；外孙，是女儿的孩子，写成字是‘好’；齑臼，受辛之器，盛纳五辛的器具。五辛的另外一种解释是葱、蒜、椒、姜、芥；注：这不是受尽艰辛的器具，而是盛纳五辛的器具。这说的是‘绝妙好辞’的意思。” 曹操也写下了自己的想法，和杨修是一样的，于是赞叹道：“我的才能比不上你，走了三十里路才明白碑文的意思。” 杖杀幸姬 有一个曹操宠爱的姬妾常常陪曹操在白天睡觉，躺在曹操的床上。一次，曹操在临睡前对她说：“一会记得把我叫醒。”后姬妾看到曹操睡得很香，就擅自做主没有把他叫醒。等到曹操自己醒来发现错过了时辰，就下令杖杀这个姬妾。 悔杀华佗 曹操患有头风病，依赖于名医华佗的治疗。后来，华佗因为离家太久想念家乡，就回家借口妻子生病，屡次拒绝曹操的邀请，曹操非常生气，将华佗下狱处死。曹操虽然头风病没有得到根治，但是并不后悔杀了华佗。直到他最喜爱的儿子曹冲病重而死，曹操才后悔不已。 终身憾事 曹操开始时娶丁夫人，又娶刘夫人，刘夫人生长子曹昂和清河长公主曹氏，早逝，曹昂由丁夫人抚养。建安二年（197年），曹昂在宛城之战中战死，丁夫人常常斥责曹操说：“你杀了我儿子，都不怀念他！” 于是不加节制地哭泣，曹操很生气，把她打发回了娘家，想让她屈服。后来曹操到家里去见她，丁夫人正在织布，外人传达：“曹操来了。” 丁夫人还是像之前那样织布。曹操到了，抚摸着她的背说：“跟我一起坐车回家吧！” 丁夫人不回头也不作答。曹操准备离开，走到外面，又问：“真的不行吗？” 还是没回应。曹操说：“这可就是真的是诀别了。” 于是和她正式离婚，要丁家改嫁她，丁家不敢。后来，丁夫人去世，在卞氏（武宣卞皇后）请求下，被葬在许城南。曹操病重时，自认为时日无多，叹息说：“我一生做事，没有什么后悔的。假如死后还有魂灵的话，子修（曹昂字）如果问我他的母亲在哪，我将怎么回答啊！” 曹魏篇——魏文帝曹丕 魏文帝曹丕（187年—226年6月29日），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曹魏开国皇帝（220年12月11日—226年6月29日在位）。魏武帝曹操之子，母为武宣皇后卞夫人。 文武双全，博览经传，通晓诸子百家学说，累迁五官中郎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成为魏国世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后，继任丞相、魏王。同年代汉称帝，建立曹魏。在位期间，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制定实施九品中正制，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平定了青州、徐州一带的割据势力，最终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统一。对外平定边患，击退鲜卑，和匈奴、氐、羌等外夷修好，恢复在西域的建置。 黄初七年五月丁巳日（226年6月29日），曹丕病逝于洛阳，时年四十岁，谥号文皇帝，庙号高祖，安葬于首阳陵。曹丕于诗、赋、文学皆有成就，擅长于五言诗，与其父曹操和弟曹植并称“建安三曹”，今存《魏文帝集》二卷。着有《典论》，当中的《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作品。 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冬，曹丕出生于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传闻曹丕出生之时，天上出现青色的云彩而且形状如车盖，终日环绕其上，望见祥云的人都以为曹丕将来非人臣之命。他自幼天资聪颖，后天良好的教育成长环境，给予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年少成长的阶段，广学博览，在曹操严厉督导之下，少年时代就通读诗、论，长大一些就学习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平三年（192年），曹操认为时下兵荒马乱，教曹丕学射箭，六岁时，曹丕学会了射箭。八岁时，曹丕学会了骑马。从十岁起，曹丕随父亲征战南北，长时间的军旅生活锻炼了强健的体魄，而且还丰富了他的见闻，为其诗篇创作积淀了大量的素材。随着他年龄与阅历的不断成长，艰苦生活环境带来的精神冲击，逐渐形成了他特有的沉郁性格气质。 建安二年（197年），曹丕随曹操南征张绣，张绣先降后反。曹操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遇害，年仅十岁的曹丕乘马逃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丕被司徒赵温举荐，曹操认为赵温举荐他的儿子，并不是因为他真实的才能，派遣光禄勋郗虑持节奉策免赵温官职。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南征孙权军，驻扎在曲蠡（今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尚书令荀彧去劳军，曾与曹丕有过对射箭技术的探讨。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带着曹丕等人回到亳州老家上坟、祭祖。事毕，曹丕等乘马游观，经过东园，循着涡河，穿过高林，驻马书鞭，写下《临涡赋》。 在曹操二十五个子嗣之中，先后出现于曹操视野里的储嗣候选人有四位：曹昂、曹冲、曹丕、曹植。最能当得太子者人选至少有二位，刘夫人所生长子曹昂和环夫人所生曹冲。曹丕是曹操的次子，曹昂死后，曹操还曾打算传位其庶弟曹冲。曹冲是个神童，五六岁时智力已经“有若成人”。且天性仁厚爱人，常常为不慎犯了过失的设法解免，“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为此，曹冲深得曹操的宠爱，但曹冲十三岁患病夭折。在他死后，曹操曾对曹丕说：“曹冲之死是我的不幸，但却是你的大幸。” 曹丕后来也常对人说：“如若曹冲仍然健在，将没有我的太子之位。” 曹冲死后，有实质意义竞争储嗣候选人的只有曹丕、曹植二人了。不久，曹丕同母弟曹植以风流文采而展露头角，深受曹操喜爱。于是就发生了曹丕、曹植兄弟间的立嗣之争。 曹操长期在立嗣上狐疑不决，难免会影响下属。时间一长，下属间渐渐形成了拥护曹丕和拥护曹植的两个集团。拥护曹丕的有贾诩、崔琰、司马懿、陈群、桓阶、邢颐、吴质等人，拥护曹植的有丁仪、丁廙、杨修、孔桂、杨俊、贾逵、邯郸淳等人。他们各自结为党羽，设计谋、造舆论，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拥护曹植的杨修出身东汉名门“弘农杨氏”，是个智谋过人的奇士，又身为曹操的主簿，消息特别灵通，对曹植十分有利，在他出谋划策之下，曹植在这场争夺战中渐占优势，有几次机会能当上太子。但因为曹植行为任性，平时不注意节制自己，而且还醉酒擅闯司马门，终为曹操所不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运用各种计谋，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帮助下，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丕作为储君驻守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魏讽密谋攻邺，与之同谋的陈祎自首，曹丕率众平定变乱，诛杀魏讽。曹丕作魏太子时期，积极组织文学团体并参与鼓励文学创作，使得同类唱合诗赋作品由此而兴，成为建安文学发展独有之气象。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220年3月15日），曹操逝世于洛阳，曹丕从邺城至洛阳继位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初登高位手掌大权的曹丕，面对突而其来的权力交接，心理上不免有些激动和志满意得。面对从乃父手中接管下来的国家，深感完成乃父复兴国力和实现统一之遗志，将是他人生今后任重而道远的责任。 曹丕从东汉末年，纲纪紊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迅速将权力集中在手，稳定政权局势。他深知只有加强巩固自己的集权，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利宝座的重要性。他一开始就从内部权利制衡中着手，迅速做出反应。他笼络和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重新分配在权利蛋糕上的占有份额，同时打击排除异己势力。二月壬戌日（4月6日），任命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已卯，任命夏侯惇为大将军。濊貊、扶馀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五月，册封投降的山贼郑甘、王照为列侯，又命苏则督军平定武威、酒泉和张掖的叛乱。七月，孙权遣使奉献，同月，命夏侯尚、徐晃与蜀将孟达里应外合，收复上庸三郡。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甲午日（9月5日），带着军队驻扎在谯，在邑东以酒食慰劳六军和谯郡父老。 汉家天下的政治局面，早在董卓之乱后就已开始紊乱。曹操迁汉献帝至许昌后，“挟天子以令诸侯”政令皆出于曹氏。在皇权的拥有上来说，汉献帝已经成为一个傀儡。曹操虽然戎马战争四方，但以臣子的身份正周旋在各个割据势力之中。 延康元年十月癸卯日（220年11月13日），魏王曹丕下诏收敛、祭奠阵亡将士。乙卯日（11月25日），汉献帝正式禅让帝位，曹丕三次上书辞让。辛未日（12月11日），曹丕登受禅台称帝，改元黄初，改雒阳为洛阳，大赦天下。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日（220年12月13日），以河内郡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 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以帝王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开始了他七年的执政生涯。在执政期间，曹丕很想成就一番儒家仁政君主的作为。曹丕在政治抱负上，继承乃父曹操统一山河的志向。在治理国家理念方面，追求效法上古仁君、贤臣之世。他对内施政恩威并重，巩固权利的同时集权在手，制法削藩，打击异己，诏令禁外戚宦官干政。他又与民生修养生息，政倾惠民并复兴儒学。意在教化民众，恢复社会生活秩序，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黄初三年（222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复通，置戊己校尉。三月，封皇长子曹叡为平原王，弟弟曹彰等十一人皆为王。四月，封曹植为鄄城王。九月，立贵嫔郭女王为皇后。 曹丕对外一向主张征伐，渴望早日实现统一山河的志向。他积极折冲疆场，曾两次兴师伐吴。 黄初二年（221年），吴国孙权因前袭杀关羽收荆襄之地，害怕刘备报复首尾难顾，乃假意与魏曹丕遣使修好奉章，并遣于禁等还。”曹丕遂遣“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孙权由是称臣于魏。同年刘备愤孙权之袭关羽、联曹魏，亲率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刘备盛怒不许。是年，攻破吴军巫口和姊归两处。 黄初三年（222年）正月，孙权给曹丕上书言说出兵迎敌，曹丕作《报吴王孙权书》鼓励其杀敌。闰月，孙权破刘备于夷陵（今湖北省宜都市）。当初曹丕听说刘备率军东下，与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认为刘备犯兵家大忌，必定速亡。过了七天，孙权击破刘备的文书送到。随后孙权因解除了蜀汉的威胁，故在遣长子孙登入魏为质一事上拖延再三，魏吴两国的联合逐渐出现貌合神离的状况。同年十月，孙权复叛。对于孙权的欺骗与背叛，曹丕十分恼怒，又下《伐吴诏》鼓励将士们曰：“南征进军，以围江陵，多获舟船。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 表示坚决要南征孙权之意。 曹丕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曹真、曹休等诸路大捷，击败孙盛，大破吕范，火烧诸葛瑾，几乎攻下江陵。孙权临江拒守，几条战线或溃或败，仅朱桓濡须一路击破曹仁。曹丕胜利在望，却不料遇到疫疾，加之朱然固守江陵，孙权乘机重新遣使纳贡，双方言和，曹丕退兵。十一月辛未，命镇西将军曹真率诸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封赏等，平定河西。过了十天，破胡告檄传到洛阳，曹丕非常高兴，大笑说：“我在帷幕之内运筹帷幄，诸将在万里之外奋勇作战，其相应若合符节。前后战克获虏，没有如此之多的。“ 黄初四年（223年），重臣曹仁、曹彰、贾诩先后去世。 黄初五年（224年）四月，曹丕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 黄初六年（225年）二月，派遣使者从许昌到沛郡询问民间疾苦，救济贫困者。同年，并州刺史梁习大破鲜卑轲比能。十月，曹丕行幸广陵（属今江苏省扬州市）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当年大寒，水道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期间，经过雍丘（今河南省杞县），到曹植处所，与曹植见面，增其户五百。十二月，曹丕一行从谯经过梁，派遣使者用太牢礼祭祀东汉太尉乔玄（与曹操为忘年之交）。 在实现统一问题上，曹丕既有希望于能有王化之举达到夙愿的诚心，也有兴国强兵而灭贼寇的强硬之志。虽然，两次伐吴却由于时机不成熟而无功而返，但由于统一志向的驱使，使得曹丕在位后期施政更需要富国强兵，以至于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其执政功绩对于中国文学此一时期的发展风貌与繁荣，也多少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黄初七年（226年）正月，曹丕回到洛阳的宫殿。五月丙辰日（6月28日），曹丕病重，命镇军大将军陈群、中军大将军曹真、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受领遗诏，共同辅佐嗣主曹叡。让后宫淑媛、昭仪已下的都各归其家。同月十七日（6月29日），曹丕去世，时年四十岁。谥号文皇帝，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按其生前的文告，不树不坟，葬于首阳陵（河南省偃师市）。 在即位魏王之初，曹丕便出台两项新政：第一项新政是废除中常侍和小黄门，改设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两种官职，定员各四人，同时又宣布：严禁宦人干政、宦人为官，最高只能充任”诸署令“，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根源。为了传之久远，他还依照”国有大事则镂于金版“的古训，命人把上述政令镌刻在金属的简策上，然后珍藏于石室之中。 第二项新政是采纳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成功缓和了曹氏与士族的关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为称帝奠定基础。他推行九品中正制后，用人权从地方收归了中央，但也导致魏国的统治实权逐步被士族垄断。 曹丕称帝之后，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还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同时，削夺藩王权利，曹魏藩王的封地时常变更，没有治权和兵权，举动受到严格监视，形同囹圄。这个政策虽然吸取了汉朝诸侯国作乱的教训，却留下隐患，导致宗亲势单力薄，日后无力阻止外臣夺权。 曹丕建立魏国之后全力整肃朝纲，于黄初二年（221年）颁布《日食勿劾太尉诏》，以革除无辜归咎股肱大臣的弊端；次年（222年）颁发《禁诽谤诏》和《百官不得干预郡县诏》，以改变相互诬告与朝臣颐指的世风。 在经济方面，曹丕继续发展屯田制，施行谷帛易市，稳定社会秩序。黄初末，魏国国库充实，累积巨万，基本解决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同时，采取战略防守，恢复生产。除禁令，轻关税，禁止私仇，广议轻刑，与民休养，使北方地区重现安定繁荣局面。 曹丕提倡节俭、薄葬，下诏禁止厚葬、淫祀。预作《终制》。 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下令恢复太学，建立儒家思想教育机构，传播儒家经典。后又对经学典籍进行收集和整理，鼓励士人学经注经发展文化事业。 黄初二年（221年），下令人口十万以上的郡国每年察举孝廉一人，如有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以不受户口限制。 黄初三年（222年），又颁布《取士勿限年诏》，以打破年龄界线，提出 无论老幼只要“儒通经术，吏达文法”都可试用的用 人之法。 黄初四年（223年），在原来汉室乐舞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朝堂之上宗庙之中演奏起正世乐、迎灵乐、武颂乐、昭业乐、凤翔舞、灵应舞、武颂舞、大昭舞、大武舞。 黄初五年（224年），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享食邑百户，重修孔庙，在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 曹丕在位时，还假借征吴之名，平定了青州、徐州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最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汉末以来，青、徐一带存在着以臧霸、孙观等为首的割据势力，他们虽归顺曹操，却拥有独立的地盘和兵力，曹操不得不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曹操刚死，在洛阳的青、徐兵就发生骚动，曹丕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稳住了他们，控制了局面；黄初三年（222年），曹丕以孙权不纳质子为由，三路伐吴，借机剥夺了臧霸的兵权；黄初五年、六年（224年、225年），曹丕两次亲自督师伐吴，均止步于广陵，未与吴军交锋，却平息了利城兵变，彻底解决了青、徐的隐患。因此后世推测，曹丕亲征的真实目的不是伐吴，而是以此为幌子不声不响地平定青、徐割据势力，充分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小心谨慎又不失坚决果断的素质。 史学家田余庆评价曹丕消除青徐割据势力说：“曹丕在广陵之役中最终解决了青徐豪霸割据一方的问题，增进了魏国的稳定，巩固了北方的统一，可以说是他在位七年中的一件可以称说而又被人们忽略了的政治大事……广陵之役解决了青徐问题，使东方归于一统，魏国国势更加强大起来”。 曹丕在延康元年（220年）命夏侯尚、徐晃招降蜀汉宜都太守孟达，大破刘备义子刘封，收复上庸三郡。 孙权曾向魏称臣，接受吴王封号。经过多次斡旋，魏吴最终走向敌对，曹丕三次亲征东吴，均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曹丕在担任魏王时，令苏则平定武威三种胡、酒泉和张掖的叛乱；称帝之后，命曹真督军大破羌胡联军，平定河西，遣使复通西域，恢复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并设置了西域长史府。 因北狄强盛，侵扰边塞，于是曹丕任命田豫为持节、护乌丸校尉，牵招、解俊同为护鲜卑校尉，田豫、牵招、梁习等将领在北疆表现出彩，多次击败鲜卑。 曹丕是中国三国时代杰出的诗人。其《燕歌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他的五言和乐府清绮动人，现存诗约四十首。 曹丕诗歌形式多样，而以五、七言为长，语言通俗，具有民歌精神；手法则委婉细致，回环往复，是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题材的个中能手。代表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桓期间，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从“思妇”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战乱流离的现状，表达出被迫分离的男女内心的怨愤和惆怅。全诗用词不加雕琢，音节婉约，情致流转，被王夫之盛赞“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曹丕的一些为后人称道的作品都在担任五官中郎将至魏太子期间所作，他的诗歌细腻清越，缠绵悱恻。 学者叶嘉莹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里，列举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和王夫之《姜斋诗话》对曹丕的评价。《诗品》将曹丕排在中品，认为他的诗不及弟弟曹植，原因是曹丕诗“率皆鄙直如偶语”（“偶语”，即两个普通人在讲话），反观曹植则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文心雕龙》（才略篇）说曹丕“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与曹植“思捷而才俊”不同，又谓“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世人都同情曹植的处境，曹丕是兄弟争位的胜方，人们也因此忽略他文章的美妙。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直言：“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可谓为曹丕文学成就“平反”的宣言。叶嘉莹说，曹丕是一位“理性诗人”，有节制有反省，“以感与韵胜”。 曹丕所作散文，据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和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0第1版）比对参看所统，其中诏有七十五篇（包括残文）、书有三十七篇（包括残文）、令有二十六篇（包括残文）、论有六篇、策有四篇、序有四篇、表文有三篇、铭有三篇、连珠有三篇、策文二篇、议有一篇、教有一篇、诔有一篇、祝有一篇、制有一篇、其它类散文八篇，各体制的散文总数有一百七十六篇之多，可谓佳作甚多。曹丕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诸体制全面、涉及面广、内容上有所拓展，作者将心绪与情愁，叙写于字里行间。同时能突破体制的束缚，泄情怀于笔端，散文中融入了作家细腻而敏感的心灵感悟，处处流露出语切情真、徘徊动情之语，常常能触动人心。故所以被裴松之誉为“美辞”之文，行情风格浓厚。 从题材和内容上来看这类书、论性类散文，涉及的题材丰富、所含事物面广。曹丕已经对传统题材进行了拓展的尝试，这是将书信体涉及的内容扩大的实证，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文人间互相赠答的风习，对了解当时文人们相互进行的人际交往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曹丕散文中有很强的文学批评意味，曹丕把对文学的看法积极的带入书信体中详加议论，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同样曹丕对于政治主张与理想的表达，也深刻地反映在了他的散文作品内容之中。其中《又报吴主孙权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篇优秀的外交文书。此书作的措辞严厉，软硬兼施；政治要求与主张表达清晰、说理分明。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 曹丕的书、论性类散文，不仅涉及的题材丰富所含事物面广，而且在体现行情性方面也是情感充沛。曹丕的诗中所有的细腻与深情特点，同样用散文的形式行发出来。曹丕的书、论体散文，除具有情文并茂的特点之外。辞巧文妙也体现的很突出。 曹丕所创作的二十八篇赋作，其中有序者共有十六篇。从总体内容上来看以抒情和咏物为主，而体制方面一改汉大赋之鸿篇巨幅，成为短小精悍的行情小赋。其赋作内容以真情的笔触，触摸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并将个体的喜怒哀乐带入行情小赋之中。 生活纪实：到建安时期，辞赋开始向短小化、行情化的潮流发展，其样式明显已经改变。铺排场面是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反映社会实际，记录作者的亲身所见所闻所感。曹丕赋作品中有许多内容就是表达出了，时代的心声与个性化的追求及感受。曹丕的《校猎赋》是一篇很完整的赋作品，在其赋中曹丕运用笔墨不多，不过三百来字就将一次田猎盛况尽数描绘出来。 行写情怀：曹丕为情而造文，他的赋作品中充满了情志的行发，可谓是情贯赋篇。从行发情感的不同角度来看《寡妇赋》、《出妇赋》，更多地表达出作者对下层社会妇女哀悯同情的情怀。曹丕善写妇女题材的作品，其诗歌有《寡妇诗》与之赋作品皆有机行一致的情感行发。作者将寡妇孤独生活的现实写照，同一年四季景物变化的感受结合起来，景随情至般地衬托出寡妇无限的惆怅与哀情来。曹丕细腻婉转笔触，始终触碰到寡妇满腹伤感而无法释怀的无奈叹息上，同情怜个之情跃然纸上。 体物感物：曹操带曹丕、曹植等人登铜雀台游玩，期间命曹丕兄弟作同题赋各一篇，所以其弟曹植亦有同题之赋作。曹丕的《登台赋》是一篇歌咏铜雀台华美壮丽的小赋，这篇赋写的笔触清新细腻，在描写景色时做到了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文心雕龙·洽赋》）。从赋作体现出的情感色彩来看，洋溢着对美好时光的留恋与喜悦之情。作者用色彩鲜亮语言欢快的节奏，将所见阳春三月的美丽景色描摹出来，并将此时的喜悦心情与大自然的生机勃勃的景致融为一体，流露出曹丕内心向往平静安宁的生活愿望，以及年轻向上奋发有为的情感。 曹丕的诗歌笔法影响着其赋的风貌，诗体之赋为其赋作品的特点，具有明显的标志性意义。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着作，写于曹丕为魏太子时，文中要点有： 1评价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文风和得失，“建安七子”的说法来源于此； 2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的风格； 3肯定文学的历史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教训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曹丕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对建安文学的精神架构起到关键作用，由此形成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曹丕命令刘劭、王象、缪袭等人编纂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开官方组织编纂类书的先河； 2《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风气，为中国文学批评之祖； 3其《燕歌行》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此对后世七言诗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人物评价 诸葛亮：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 孙权：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 曹植：祥惟圣贤，歧嶷幼龄。研几六典，学不过庭；潜心无妄，抗志清冥。才秀藻朗，如玉之莹。 陈寿：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轶事典故 曹丕在世时甚喜爱葡萄一物，并对古作蒲桃。此于《与吴监书》《诏群医》中有记：“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曹丕在其诏书中也曾记：“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石蜜乎？”由此可见，曹丕的确对葡萄钟爱有佳。 巾角弹棋 曹丕擅长弹棋， 弹棋是当时的一种棋戏，两人对局，有黑白子各六枚，相互弹击。曹丕用手巾角拂棋，没有弹不中的。有人自荐说也擅长弹棋，曹丕让他一试。他头戴葛巾，低头甩巾角拂棋，技艺比曹丕更为高超。 武艺非凡 曹丕在《典论》的自叙中更自诩其非凡箭艺，能“左右射”，可谓文武兼备。有一次，曹丕和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共同饮宴。曹丕一向听说邓展精研武术，擅于运用各种兵器，而且还能空手入白刃，因此，曹丕就和邓展谈论起剑术，谈着谈着，曹丕直率地说：“我过去对剑术曾经有过研究，而且也得到高明的传授，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某处是不对的。” 邓展听了曹丕的话，很不服气，要求和曹丕在实战中较量一下。此时，正是酒酣耳热之后，大家正在吃甘蔗，于是就以甘蔗为剑，下殿后对打起来，几个回合下来，曹丕连续三次都击中邓展的手臂，左右皆大笑起来。邓展不觉脸红，更不服气，要求再来一次。曹丕就故意说：“我的剑快而集中，很难击中对方的面部，因此只是打中了你的手臂。” 邓展说：“别说了，我们再来一次吧。” 曹丕知道这次邓展一定会突然间向中路猛攻，就装假不经意地向邓展进击，邓展果然如曹丕所料，猛地冲杀过来，曹丕却迅速退步闪过。出手如风，从上方截击，一下打中邓展的额角，这一下使得一同喝酒的人都禁不住惊叫起来。 这一幕比剑结束后，曹丕和邓展二人还座继续畅饮，曹丕笑着对邓展说：“从前有一个名医叫杨庆的，他曾叫淳于意将自己的旧秘方全部抛弃，另外教授他的秘术，我看邓将军还是把旧技抛弃，接受新的重要的击剑方法吧。”话音刚落，满座都不禁欢笑起来。 永始临台 魏文帝曹丕在位时，于许昌修建陵云台 ，永始台等院落，其中永始台后为文德郭皇后居所，具体位置今已不可考。根据《许昌县志》记载:“永始台,魏文德皇后尝居之，今失其处。” 黄初五年（公元224年），曹丕率大军东征吴国，郭皇后留居许昌永始台。时值夏秋季节，天降大雨百余日，永始台的城楼多有坏损，大臣们奏请皇后另居安全地方。郭皇后说：“昔日楚昭王出游，姜氏留居渐台，江水突然暴涨，使者来迎姜氏而没有楚昭王的符信，姜氏坚决不去，最后被江水吞没。如今，皇帝在远方，我还没有遇到危险便移居别处，怎么可以呢？”于是，大臣们再也不敢提及此事。 哭吊王粲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去世，当时还是魏王世子的曹丕与其交情非常深厚，亲临哭吊。在灵堂上，曹丕建议道：“仲宣（王粲字）生前喜欢驴叫，我们就各学一声驴叫来送走他吧！”于是吊客纷纷学驴叫，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煮豆燃萁 曹丕曾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否则就要把他处死，曹植在七步之内便吟出：“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了这首诗，感到非常惭愧。 七步作诗 注：此事件不见于正史《三国志》，此诗亦不见于《曹植集》，其真伪历来争论不休。亦有人认为确有兄弟阋墙之事，但现存的《七步诗》为后人伪托。 预言成真 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谯县上空出现了黄龙，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说：“这是何吉兆？”单飏回答：“以后必有称王的人在这里诞生，不到五十年，还会有黄龙出现，天象经常和人事相应，这就是天人感应。”内黄人殷登把这话默默记下来。四十五年后，殷登还健在。延康元年（220年）三月，黄龙又在谯县再现，殷登听到这个消息时说：“单飏的话，果然应验了。” 相士算命 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曾在一次宴请中向相士朱建平询问自己的寿命，朱建平说：“您的寿命是八十岁，四十岁时会有小灾难，希望您多加小心。”曹丕果然四十而终。 曹魏篇——黄须儿曹彰 曹彰（189年～223年8月1日），字子文。沛国谯县（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时期曹魏宗室将领，魏武帝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二子、魏文帝曹丕之弟、陈王曹植之兄。 曹彰武艺过人，曹操问诸子志向时自言“好为将”，因此得到曹操的赞赏。其胡须黄色，被曹操称为“黄须儿”。弱冠前喜搏猛虎，臂力过人、不善文章。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封鄢陵侯。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彰受封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率军征讨乌桓，又降服辽东鲜卑大人轲比能。 曹丕即位后，曹彰就国，为万户侯。黄初二年（221年），曹彰进爵为公。次年被封为任城王。 黄初四年（223年），曹彰到洛阳朝见，因病逝于府邸，谥号为威，故亦称为任城威王。 曹彰从小就善于射箭、驾车，臂力过人，徒手能与猛兽格斗，不怕危险困难。几次跟随曹操征伐，志向慷慨昂扬。曹操曾经批评他说：“你不向往读书学习圣贤之道，却好骑马击剑，这都是只能对付一个人的，有什么珍贵的？” 督促他学习《诗经》、《尚书》。曹彰对身边的人说：“大丈夫应当效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大将军，率领十万之众在沙漠上驰骋，驱逐戎狄，建功立业，哪能作博士呢？” 曹操有一次问几个儿子的爱好，让他们各自说出自己的志向。曹彰说：“愿作将军。”曹操说：“作将军干什么呢？”曹彰回答说：“披坚甲，握利器，面临危难不顾自己，身先士卒，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曹操大笑。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彰被封为鄢陵侯。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四月，代北乌桓无臣氐（能臣氐）等造反，曹操任命曹彰担任北中郎将，行使骁骑将军的职责。临出发以前，曹操告诫曹彰说：“在家里我们是父子，接受了命令就是君臣了，一举一动都要按王法行事，你要引为儆戒呀。” 曹彰北征进入涿郡的境内，叛变的乌丸族几千骑兵攻到，当时曹彰的兵马尚未集结，只有步兵一千人，战马几百匹。曹彰用田豫的计策，坚守阵地的要冲。敌人溃败逃散，曹彰追击，亲自与敌人搏战，箭射敌骑，应声而倒的前后连成一串。打了半天，曹彰的铠甲中了几箭，气势更加雄壮，乘胜追击，直到桑干河，距离代郡有二百多里。军中长史和众将都认为部队远道而来，人马疲累，又有命令不许过代郡，不许深入敌境，违令轻敌。 曹彰说：“率军出征，只是为了取胜，为什么要受限制呢？敌人还没跑远，追上去就能击溃他们。服从命令放跑敌人，决不是良将。”便上马，命令部队：“落后者斩！” 一天一夜追上了敌人，出击大获全胜，斩首俘虏了几千人。曹彰超过常例几倍地犒赏将士，全军没有不高兴的。当时鲜卑族的首领轲比能率领几万人马观望双方强弱，看到曹彰奋力冲杀，所向披靡，便请求臣服。这样北方便平定了。那时候，曹操在长安，召曹彰到自己的行营。曹彰从代郡经过邺县，太子对曹彰说：“你刚立了功，现在去西边面见主公，注意不要骄傲自夸，回答问题要表现得谦虚。”曹彰到了长安，按照太子所说的，把功劳都归于众将。曹操很高兴，捋着曹彰的胡子说：“黄须儿居然大不简单！” 同年九月，曹操其时在汉中与蜀军鏖战，而刘备栖军于山头之上，命刘封下山挑战。曹操便骂：“你这个卖草鞋的小子，竟然派你的义子领兵来抵抗我，啊，看我叫我（亲生）的黄须儿来。”于是下令召曹彰助战。曹彰于是日夜倍道兼进，然而西到长安之时曹操已经从汉中回来。曹操东还后，以曹彰行越骑将军，留守长安。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到洛阳后，得了重病，使驿马往召曹彰。但曹彰未至，而曹操已经逝世了。曹丕即王位，曹彰与诸侯各去自己的封国，曹丕颁布诏书说：“古代帝王之道，用功勋来使亲人和睦，并分封母弟，建立邦国以继承家业，所以能保卫大宗，抵御侵略，防止灾难。曹彰以前奉命北伐，平定朔方的土地，功勋盛大，给他增加食邑五千户，连同以前的共一万户。” 黄初二年（221年），曹彰进爵为公。 黄初三年（222年），曹彰被封为任城王。 黄初四年（223年），曹彰进京朝觐，其间得急病，六月十七日（8月1日）暴毙于府邸中，追谥曰威王，享年三十五岁。下葬之时，朝廷赐他銮辂龙旗、虎贲勇士一百人，仿照汉朝东平王刘苍的旧例。他的儿子曹楷承袭了爵位。 野史轶闻 爱妾换马 乐府诗古辞相传有《爱妾换马》一辞，今已不传。《独异志》讲，后魏曹彰，性格倜傥。一次偶然见到一匹骏马，十分喜爱，但马主人也很珍爱。曹彰说：“我有美妾可以交换，随你挑选。”马主人便指定一妓，曹彰即与之交换。 后以此典形容豪族富人所谓风流豪放的行为；也用以咏妾或咏马。 任城王旧事 任城王曹彰小时刚强坚毅，学习阴阳家学说和谶纬术数，诵读《六经》、《洪范》等典籍数千言。父曹操计划攻打吴及蜀，问曹彰行军作战的诀窍。曹彰能左右开弓，剑术于百步之内，断人的胡须和头发。当时乐浪郡献来一只猛虎，纹理斑彩，用铁笼关住。力士们都不敢看。曹彰抓住虎尾，缠在自己胳膀上，猛虎贴着耳朵不敢出声，大家都佩服他的神勇。后来南越国献一白象给武帝，曹彰用手捏住它的鼻子， 象乖乖地伏在地上不敢动。文帝曹丕曾铸一口万斤大钟，悬在文华殿，想换一处摆放，但力士一百人也挪不动，可是曹彰把钟背起来就走。四方听到他的神勇，都息兵自保。文帝说：‘以任城王的雄武，并吞巴蜀，就像猫头鹰衔死老鼠！’后来曹彰过世，比照东汉东平王的丧礼安葬。出丧时，空中有几百人的哭声相送；送丧者都说是过去因战乱而死的魂灵没有棺椁收殓，任城王仁慈恩惠，埋葬了这些枯骨。死者在地下有灵，心知感激，所以赞美其恩德。国史撰有《任城王旧事》三卷，晋初珍藏在持宫秘阁中。” 胁赎文姬 据清朝刘廷玑所着《在园杂志》记载，曹操赎回蔡文姬之际，曾命曹彰兵临塞北，威胁南匈奴。 疾薨之考 南朝刘宋的刘义庆《世说新语》载，曹彰之死是因为曹丕害怕曹彰的武勇，用计将曹彰毒杀的。原来曹彰虽是员猛将，可却颇喜棋道，曹丕此着正是投其所好。棋至中盘，曹丕已见下风，此时他向在旁侍候的丫鬟吩咐道：“还不快将枣儿端来。”于是，二人一边下棋，一边吃着乌枣，表面看情义融融，其实，狠毒的曹丕早已在一些枣子中下了毒药，并暗自做了记号，自己专拣未带毒的吃。曹彰被蒙在鼓里，不多一会儿，曹彰只觉头重脚轻，眼睛发直，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话，便一头栽倒在地。早有人通告给卞太后，但卞太后来了也没能挽救曹彰的性命。 案：《世说新语》属于小说家言，叶嘉莹指出，黄初四年，诸王来朝的时间为农历五月，此时枣子还未熟，用枣子毒杀曹彰是不可能的，文帝约束诸王的办法还不至于要采用这种方式，曹彰是得了暴疾而死。而且该篇在写曹彰死后，还有这么一段，“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勿复害我东阿。”曹植受封为东阿王在魏明帝太和三年，卞太后焉能在魏文帝黄初四年就称曹植为东阿。 因此，刘孝标引用了吴人孙盛所作的《魏晋世语》给出另外一个解释：“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得见，有此忿惧而暴薨。” 人物评价 曹操：黄须儿竟大奇也！ 曹丕：以王之雄武，吞并巴蜀，如鸱衔腐鼠耳！ 曹植：1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辅。将崇懿迹，等号齐鲁。如何奄忽，命不是与。仁者悼没，兼彼殊类。矧我同生，能不憯悴。目想官墀，心存平素。仿佛魂神，驰情陵墓。凡夫爱命，达者徇名。王虽薨殂，功着丹青。人谁不没？贵有遗声。 2幼有令质，光耀圭璋。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心存建业，王室是匡。矫矫元戎，雷动雨徂。横行燕代，威慑北胡。奔虏无窜，还战高柳。柳王率壮士，常为军首。宜究长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饮泪，百僚咨嗟。 陈寿：任城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 曹魏篇——才高八斗曹植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出生于东阳武，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魏文帝曹丕之弟。中国三国时期文学家，诗人，音乐家。 曹植少年早慧，年十岁余，便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亦能文，援笔立成，深受曹操宠爱，几欲立为太子，终因任性而行，饮酒无度失宠。曹操死后，曹植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的十几年里，多次被迫迁徙封地，初封平原侯，后徙临淄侯。曹丕、曹叡相继称帝后，屡遭迫害，创作了广为人知的《七步诗》表达当时的煎熬与愤懑。后被贬为安乡侯，又徙封陈王，最终因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郁郁死于壮年。 曹植在建安诗坛上取得比较高的成就。他在汉乐府古诗的基础上，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现存诗七八十首，是建安诗人中最多的。前期的诗歌以《白马篇》为代表，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后期因为生活的突变而导致诗风的转变，从以前轻松乐观、浪漫向上的情调改变为是忧虑、悲愤、抑郁和痛苦，代表有《赠白马王彪》等。除诗歌创作外，曹植的散文和辞赋写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着有《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求自试表》等历代传统的名篇。 曹植生于初平三年（192年），是曹操与卞夫人的第三个儿子（卞夫人为曹操生了四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曹熊）。 曹植十多岁的时候，就能诵读《诗经》《论语》及先秦两汉辞赋，诸子百家也曾广泛涉猎。他思路敏捷，谈锋健锐，进见曹操时每被提问常常应声而对，脱口成章。曹操曾经看了曹植写的文章，惊喜的问他：“你请人代写的吧？”曹植答道：“话说出口就是论，下笔就成文章，只要当面考试就知道了，何必请人代作呢！”再加之性情坦率自然，不讲究庄重的仪容，车马服饰不追求华艳、富丽，这自然很合曹操的口味。渐渐地，曹操开始把爱心转移到曹植身上。 建安十一年（206年）八月，15岁的曹植第一次随父东征海贼管承到达淳于（今安丘东北）。 建安十二年（207年）一月，回师邺城，他在《求自试表》中所说“东临沧海”即指此事。九月，16岁的曹植随父北征柳城（今辽宁朝阳），他在《求自试表》中说“北出玄塞”即指此行，《白马篇》就是曹植对此期间随父征战的写照。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17岁的曹植随父南征刘表至新野，后又随父与孙权战于赤壁。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植随父征战第一次回到家乡亳州。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在邺城所建的铜雀台落成，就让自己的孩子们登台作赋，曹植一气呵成，写下《登台赋》，曹操对曹植的才能感到非常惊奇。 建安十六年（211年）春正月，曹植获封平原侯。 建安十九年（214年），转封临菑侯。七月，曹操攻孙权，让曹植留守邺城，临行前告诫曹植说：“当年我担任顿邱令的时候二十三岁，回想起那时候的所作所为，至今都不曾后悔。如今你也是二十三岁，怎能不发奋图强呢！”曹植既因为有才而受宠，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便都来辅佐他。曹操有些犹疑，好几次几乎要立曹植为太子。然而，曹植文人气、才子气太浓，常常任性而行，不注意修饰约束自己，饮起酒来毫无节制。而曹丕一面运用计谋，一面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得到了许多支持，曹操便立曹丕为继承人。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植获增邑五千户，共计有一万户封邑。 曹植曾经乘车疾驰，并擅自打开司马门，曹操对此十分生气，将负责管理司马门的公车令处死，曹植也因此失去了曹操的宠信。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困，曹操让曹植担任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带兵解救曹仁。命令发布后，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后悔，不再重用他。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逝洛阳，曹丕继王位，曹植时年29岁，作《上庆文帝受禅表》、《魏德论》。同年，曹丕称帝。曹植、苏则听说曹丕废汉自立，都穿上丧服为汉朝悲哀哭泣。曹丕愤怒说道：“我顺应天命当了皇帝，却听说有人哭，为什么呢？”此后，严加防范。后来，曹丕碍于母后卞氏的压力，只好将曹植数次徙封。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 黄初二年（221年），30岁的曹植被徙封安乡侯（今河北晋州侯城），邑八百户；当年七月又改封鄄城侯（今山东鄄城县），是年作《野田黄雀行》，这次改封成为曹植一生重要的转折点。 黄初三年（222年）四月，31岁的曹植被封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也就是在这次被封王之后回鄄城的途中，他写下了着名的《洛神赋》。在《洛神赋》中，诗人描摹了一位美丽多情的女神形象，把她作为自己美好理想的象征，寄托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倾心仰慕和热爱；又虚构了向洛神求爱的故事，象征了自己对美好理想梦寐不辍的热烈追求；最后通过恋爱失败的描写，以此表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归于破灭。 黄初四年（223年），32岁的曹植徙封雍丘王。 黄初六年（225年），曹丕南征归来，路过雍丘，与曹植见面，增其户五百。 黄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逝，曹叡继位，即魏明帝。壮心不已的曹植急切地渴望自己的才能得以施展，他曾多次慷慨激昂地上书曹叡，要求给予政治上的任用，拳拳之心可以使铁石心肠之人动容。但过于冷静理智的曹叡却心如古井，不起微澜，对于曹植的种种表白和要求，只是口头上给予嘉许而已。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 太和三年（229年），38岁的曹植徙封东阿，其间潜心着作，研究儒典。 太和六年（232年），曹植改封陈王，11月曹植在忧郁中病逝，时年41岁，遵照遗愿，将其葬于东阿鱼山。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三曹非常重视网罗民间隐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隐士人才都聚集起来。三曹一方面批评动摇隐士所信仰的荒诞无稽，让众人退出山林入世治国。另一方面又歌颂其情操，把隐士视为同道中人，意在招隐求贤、让众人入世治国辅君济世。曹丕的《大墙上蒿行》开头即以人生短暂发问：”今我隐约欲何为？”接着以入世的物质享受诱发隐士们出山，为其建功立业。此诗受到曹植《七启》劝隐士出山，建功立业的影响。这一方面说明三曹欲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说明存在着大量的隐士不为朝廷所用。 曹植的《七启》中假托一个“镜机子”对另一个“玄微子”论述饮食、容饰、羽猎、宫馆、声色、友朋、王道等七个方面的妙处。此赋以招隐求贤、辅君济世为主旨，大约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发布《求贤令》后。令文有“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 作者即据此兴感抒论。规摹汉代枚乘《七发》大赋体制，假设镜机子与隐者玄微子问答联级成文，批评“耽虚好静”“飞遁离俗”“隐居大荒”的行为，借镜机子分类铺叙肴馔、容饰、羽猎、宫馆、声色之妙及游侠、俊公子之奇节异行，最后以赞颂“圣宰”（即曹操）之“翼帝霸世”“举不遗才”“国富民康”、建“霸道之至隆”的功绩，说服玄微子“从子而归”，表达了”君子不遁俗而遗名，智士不背世而灭勋”的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的政治态度和理想抱负。篇制宏大，铺陈夸饰，辞采瑰丽，气势慷慨，变《七发》散体笔势为骈俪整饬的精描细绘，而流畅生动过之。 文艺成就 曹植的创作以220年（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的作品收录在《曹子建集》中。《曹子建集》共10卷，收录了曹植的诗文辞赋。其中收录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一半以上为乐府诗体。其代表作有《七哀诗》《白马篇》《赠白马王彪》《门有万里客》等。其中《洛神赋》写洛川女神的仙姿美态，是文苑奇葩。 书法 据《书断》记载，“曹植亦工书。”《宣和书谱》上亦记载曹植少年聪慧，记忆力惊人，万言不忘，其胸中磊落之气发于笔墨闲。曹植以章草书写的《鹞雀赋》乃书法中一极品。 画论 曹植着有《画赞序》，是中国画论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篇专题论画的文章。它可以同汉代的《毛诗序》相提并论。《毛诗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谈诗歌的文章，阐述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画赞序》则主张绘画在\"教化\"方面应具有的功用。这当然是儒家思想。但曹植在这里明确了绘画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肯定了绘画艺术的地位，则是很重要的。 曹植明确提出画能“存乎鉴戒”。而且这种“鉴戒”还不是图解式的进行，而是通过绘画艺术形象引起观画者的感情共鸣产生的。他谈到绘画引起观画者的感情反应，有“仰载”“悲惋”“切齿”“忘食”“抗首”“叹息”“侧目”“嘉贵”等等。这是不同的人物画像所引起的不同的如此丰富多样的感情反应，这就接触到了绘画艺术的特征。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次接触这一问题。它与曹丕《典论·论文》第一次讲文章要有作者的性情是一致的。两者在理论上可说都是开启以后那个文艺自觉时代的先声。 历史评价 陈琳：君侯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将之器，拂钟无声，应机立断，此乃天然异禀，非钻仰者所庶几也。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免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 陈寿：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 对于《文选》中的谬注，清人朱乾在《乐府正义》中鞭挞说，这篇原是曹植借“宓牺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的传说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心境的《感鄄赋》。鄄者，实为封地也。好事者利用“鄄”与“甄”通，附会出《洛神赋》隐寓曹植与魏文帝曹丕之妻甄氏的叔嫂恋事，不独污前人之行，亦且污后人之口。近有学者考证出《洛神赋》的主旨是曹植悼念怀恋其亡妻崔氏女，洛神形象是崔氏女的化身。然而两者说法皆有不妥之处，故此隐喻君臣大义说较为流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云：“本篇或系假托洛神寄寓对君主的思慕，反映衷情不能相通的苦闷。” 梵呗泰斗 中国本土梵呗之起源，相传为曹魏陈思王曹植游鱼山（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境）时，闻空中天乐梵呗之声，美妙绝伦，意境深远，感悟甚深，于是将其音节记录下来，结合《太子瑞应本起经》，撰文制音，作成了《太子颂》和《菩萨子颂》，遂成合汉曲梵音而制作梵呗之始。 梁《高僧传》卷十三：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音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四十二契当指四十二个曲章） 《法华玄赞》卷四：陈思王登鱼山，闻岩岫诵经，清婉道亮，远俗流响，遂拟其声，而制梵呗。 《法苑珠林·呗赞篇》卷三十六：魏时陈思王曹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人讽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寤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纂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其所传呗，凡有六契。 由于曹植创制梵呗，意义深远，贡献巨大，所以近人释永悟有词《东阿王赞》赞其功德：东阿王植公，降生曹魏王宫，云高天籁连竺中，鱼山接长空。瑞应本起得删治，七步诗八斗雄，和平妙音世界同，梵呗源真宗。 曹魏篇——八虎骑之夏侯惇 “常胜将军”夏侯惇，打仗没赢过，升官没停过。 夏侯惇（？-220年6月13日），字元让，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夏侯渊之族兄，汉朝开国功臣之一夏侯婴的后代，东汉末年曹操部下大将。 夏侯惇14岁时，从师学习，有人污辱他的老师，被他杀死，由此以勇气闻名于乡里。曹操起兵，夏侯惇是其最早的将领之一。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曹操与袁绍等起兵讨伐董卓，曹操任奋武将军，夏侯惇为司马。曹操为兖州牧时，夏侯惇为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曹操东征陶谦，留夏侯惇守濮阳。后夏侯惇随曹操征讨吕布，收复兖州诸城。其间兖州之战，夏侯惇左眼为流矢所伤，战后，任陈留、济阴两郡太守，加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不久，调任河南尹。曹操平定河北后，夏侯惇为曹操镇守后方，立下功劳，升伏波将军，仍兼任河南尹。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侯惇随曹操东征孙权，曹操留他和曹仁、张辽带兵屯驻居巢，以防吴兵。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围樊城，夏侯惇随曹操南征关羽，驻军摩陂，被授予前将军。曹操死后，魏文帝封夏侯惇为大将军。几个月后，夏侯惇因病去世。 夏侯惇在大旱时期，率军民阻断太寿河水，筑陂塘，灌溉农田，百姓受益。其一生虽多在军旅，但仍不忘治学，常亲自迎师，虚心求教。他为人俭朴，所得赏赐全部分给将士，一生不置产业，至死家无余财。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其曰：“惇虽在军旅，亲迎师受业。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 夏侯惇是西汉太仆夏侯婴之后，夏侯渊族兄。勇猛善战，十四岁时有人羞辱其师，他便将那人杀死，因此以烈气而闻名。曹操举兵时，夏侯惇随曹操征讨，担任裨将。 初平元年（190年），讨董卓联军组成后，曹操行使奋武将军，更以夏侯惇为司马。夏侯惇曾跟随曹操到扬州募兵，还赏识过河内人韩浩。曹操建立势力后，派夏侯惇屯白马，不久又升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征陶谦，留夏侯惇守濮阳。当时张邈、陈宫叛迎吕布，而曹操的家眷都在鄄城，荀彧提前勒兵设备，并召夏侯惇前来。夏侯惇率军队轻装前往救援，正好与吕布的军队相遇，双方交战。吕布军退回，于是吕布趁机进入濮阳，突袭获得夏侯惇军队的军用物资。夏侯惇到达鄄城的同夜，与荀彧诛杀数十个谋叛的人，众心才得以稳定。 吕布又派将领假装投降，那些假降的人趁机劫持夏侯惇，向他索要宝货，夏侯惇的士兵非常震惊惶恐。夏侯惇的部将韩浩于是指挥军队驻扎在夏侯惇军营门外，命令士兵诸将按兵不动，各个军营才安定下来。韩浩又说：“你们这些凶残的叛逆者，居然敢挟持大将作为人质，你们还想活吗？且我身负讨伐叛贼的使命，难道会因为一个大将而放任你们吗？” 又哭着对夏侯惇说：“当奈国法何！” 随即召集士兵准备攻击劫持人质者。劫持者害怕地连连叩头，说：“我们只求给些钱财，让我们回去罢！”韩浩痛斥劫持者的行为，将他们全部杀了。夏侯惇免于一死。曹操听说了这件事，对韩浩说：“你的做法可以作为万世之法。”于是发布法令，今后如有劫持人质的，连人质一同消灭，不要顾忌人质，因此以后再也没发生过劫持人质事件。 夏侯惇与荀彧、程昱力保三城。曹操回军后，夏侯惇跟随曹操征讨吕布，却被流矢射伤左目，从此被人称为“盲夏侯”。但夏侯惇极重外表，每每照镜看到自己盲了眼都会十分愤恨，将镜子推往地上，不喜欢被人叫自己“盲夏侯”。后复领陈留太守。在任时举卫臻为计吏，并命令带着夫人出席宴会，卫臻认为这是末世才有的败俗之举，不合正礼。夏侯惇愤怒，把卫臻抓了起来，但没多久又把他放了。 后来，夏侯惇领济阴太守、任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 当时大旱，蝗灾，夏侯惇截断了太寿水，形成了一个池塘，亲自担土，率领士兵种稻耕田，避过了缺粮的危险，百姓皆受益。 战功卓着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派遣中郎将高顺和北地太守张辽进攻刘备。夏侯惇受命援救刘备，但被高顺等人击败。沛城最终被攻破，刘备妻子再次被掳，刘备单身逃走。 后来，夏侯惇转任河南尹。 建安七年（202年），刘表派刘备向北进攻叶县。夏侯惇受命前去抵挡，驻军于博望的刘备火烧自营退却，夏侯惇不听李典所劝，与于禁追击刘备，留李典守后。最后，夏侯惇被刘备伏兵所败，幸而李典来救，刘备才撤退。 建安九年（204年），邺城破后，受任为伏波将军，领河南尹如故，受权能简单从事，不用拘于制度。 建安十年（205年），高干反叛曹操，当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徵，河东人卫固在陕津阻拦新任太守杜畿上任，曹操派夏侯惇前去征剿，但夏侯惇还没到，杜畿已经绕路成功上任。之后卫固与张晟、张琰及高干等合兵一处，侵犯河东郡县。曹操又派张既去关中征调马腾等将领，都归钟繇节制，钟繇出兵进攻张晟等，大获全胜，斩杀卫固、张琰等人，赦免了其余的党羽。 建安十二年（207年），夏侯惇因前后功劳封邑增加一千八百户，与以前所赐的加上有二千五百户之高。 夏侯惇与田畴是好友，曹操打算给田畴封侯时，曾让夏侯惇劝谕田畴，但田畴始终不愿接受。 建安十八年（213年），夏侯惇与荀攸等人共劝曹操进位魏公。 建安二十年（215年），夏侯惇跟随曹操讨伐汉中张鲁。当时曹操攻打阳平关不利，准备撤军，派夏侯惇、许褚呼唤山上的士兵回去。结果曹操的前军在夜间迷路，闯入并占据了敌军别营。夏侯惇得知此事后，回去告诉曹操，曹操于是回军攻破阳平关。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十月，曹操征讨孙权。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二月，曹操进攻濡须口，孙权退走。三月，孙权派遣徐详向曹操乞降，曹操回军。于是，命夏侯惇督二十六军，与曹仁、张辽等人屯兵在扬州境内的居巢，防卫孙权。并赐予能歌善舞的乐伎艺伎，下令道：“魏绛凭着与戎修好的功劳尚且能够享受钟磬之乐，何况将军呢！” 格外礼遇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襄樊地区爆发了“汉水溢流，害民人”的自然灾害。蜀将关羽趁机乘大船进攻，擒于禁、斩庞德。曹操大军到达摩陂，夏侯惇也前往摩陂。曹操召夏侯惇同车，对他倍加器重，可以自由进入曹操的卧室，诸将的待遇都无法与他相比。后受拜前将军，督各军还寿春，徙屯召陵。 据《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惇劝曹操进位，他对曹操说：“天下人都知道汉朝国祚已尽，新的朝代即将出现。自古以来，能够为民除害，为百姓所归的人便是万民之主。如今殿下戎马征战三十多年，功德着于百姓心中，为天下人所依归。应天顺民，又有什么好疑虑的呢！”曹操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如果天命在我，我为周文王。” 《曹瞒传》及《世语》则记载，桓阶劝曹操称帝，夏侯惇认为应先灭蜀，蜀地平定了则江东自会归服，二方既定，然后遵循舜、禹的道路，登基称帝，曹操听从这个意见。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故，曹丕登位，于三月已卯日（4月23日）拜夏侯惇为大将军，但在四月庚午日（6月13日）夏侯惇便去世，曹丕穿上素服到邺城东城门发丧，追谥夏侯惇为忠侯，夏侯家也获得优厚待遇。 青龙元年五月壬申日（233年6月7日），夏侯惇与曹仁、程昱因功而受到曹叡在曹操庙庭祭祀的礼遇。 轶事典故 清俭尊师 夏侯惇虽然常在军旅，但却亲自迎接老师从业学习。品行清俭，有多余的财产则分施给众人，不以权谋私，家中也不置备产业。 不受汉职 夏侯惇忠心于曹操，当时各将领都授予魏的官号，只有夏侯惇仍受汉朝官职，便上书自陈不应该不行臣下之礼，希望曹操封他魏官。曹操说：“我听说君臣之间关系，最高的是君主以臣子为老师，其次是君主以臣子为朋友。臣子，是贵德之人，区区一个魏国之臣，足以让您屈尊担任吗？”可夏侯惇依然强烈请求，最终曹操答应了他的请求，拜其为魏前将军。 人物评价 曹操：“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 曹丕：“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没则祭于大蒸，故汉氏功臣，祀于庙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着，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 司马炎：“惇，魏之元功，勋书竹帛。昔庭坚不祀，犹或悼之，况朕受禅于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 陈寿：1“惇虽在军旅，亲迎师受业。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 2“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 曹魏篇——八虎骑之夏侯渊 夏侯渊（？～219年），字妙才，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汉末时期名将。太仆夏侯婴之后，夏侯惇族兄弟。 夏侯渊代曹操承担在家乡受某案件牵连的后果，后曹操又设法营救，得以免祸。后跟随曹操起兵。建安五年（200年），从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曹操击败袁绍后，夏侯渊又督兖、豫、徐等州军粮，帮助曹操平定黄河以北。曹操平定冀州后，又派其与于禁合兵征讨，大败昌豨，收降其千余屯，夏侯渊被封为典军校尉。后又率军镇压济南、乐安等地黄巾军，并收其粮草，补充军用。 建安十一年（206年），昌豨复叛，夏侯渊与于禁合力攻击，昌豨再降，后官至典军校尉。建安十四年（209年），随曹操征孙权，在赤壁被孙刘联军击败后，平定庐江叛将雷绪。建安十六年（211年），以征西护军督徐晃等攻太原平定商曜之乱，屠太原城。建安十七年（212年），夏侯渊率兵征伐梁兴，将其斩杀，因功封为博昌亭侯。建安十九年（214年），其亲率精兵轻装疾进，一举击溃韩遂，乘胜攻克高平等地。建安二十年（215年）七月，曹操率夏侯渊攻降张鲁，升为都护将军。回师后拜其为征西将军。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亲率大军北征，进军至阳平关，夏侯渊、张合、徐晃等率军阻击。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夏侯渊被黄忠斩杀，谥号为愍。正始四年（243年），配享魏武帝曹操的太庙。 夏侯渊是西汉太仆夏侯婴之后，他夫人为曹操之妻妹。曹操在家乡受某案件的牵连，夏侯渊代其承担。后曹操又设法营救，才得以免祸。当时兖、豫大乱，夏侯渊因为饥乏，舍弃了幼子，而养活亡弟孤女。 中平六年（189年）十二月，曹操在陈留起兵，夏侯渊以别部司马、骑都尉职追随曹操。 建安初，迁为陈留太守、后又迁颍川太守。 建安五年（200年）八月，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以夏侯渊行督军校尉职。十月，袁绍败，夏侯渊督运兖州、豫州、徐州军粮，当时军中粮乏，夏侯渊及时运输补给，军势遂得以重振。 同年，夏侯渊所养当时13、4岁的亡弟之女出城拾柴时为张飞所得，娶为妻。 建安六年（201年）九月，袁绍派刘备攻掠汝南，昌豨复叛为刘备，夏侯渊与张辽围昌豨于东海，数月后粮尽。诸将皆认为应当撤军，唯独张辽看出昌豨有动摇之心，认为可以说降昌豨，遂出使昌豨。昌豨果降，随张辽拜见曹操。 建安十一年（206年）八月，昌豨又叛，曹操派遣于禁攻打，于禁无法攻克昌豨。遂又派夏侯渊与于禁同攻昌豨，攻落其十余座据点。昌豨因与于禁是昔日旧友，遂赴于禁营投降，于禁以“围而后降者不赦”，斩昌豨。夏侯渊回军后拜为典军校尉。当时军中因夏侯渊用兵奇疾常出敌不意，有“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可行五百里，六日可赴千里”之语流传。 建安十二年（207年）十月乙巳，济南、乐安黄巾军徐和、司马俱等部侵掠城池，斩杀官吏，又杀济南王刘赟。夏侯渊率泰山、齐、平原三郡兵剿之，大破，斩徐和，收复诸县，收其粮谷以补充军粮。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以夏侯渊行领军职。十二月，曹操讨伐孙权后回谯，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效忠刘备，曹操任命夏侯渊都督诸将剿灭雷绪。 建安十六年（211年），正月，太原人商曜据大陵叛，曹操以夏侯渊行征西护军职，督徐晃击之，攻落其二十余座据点，斩其帅商曜，屠大陵。 三月，曹操命司隶校尉钟繇讨伐汉中张鲁，使夏侯渊等率兵出河东，与钟繇会合。关中诸将怀疑钟繇打算袭击自己，于是起兵。 八月，夏侯渊从曹操征讨马超、韩遂等部，双方战于渭南。渭南之战，以曹军获胜而告终。 十月，夏侯渊督徐晃、朱灵等平隃糜、汧氐，与曹操会于安定，杨秋投降。十二月，曹操自安定回军。 建安十七年（212年）正月，曹操返回邺城。夏侯渊行护军将军职，督朱灵、路招等驻长安，击破聚众数千据五关道口作乱的南山贼刘雄（又作刘雄鸣），收降其部，刘雄逃奔汉中。 韩遂、马超的余部梁兴驻军蓝田、鄜、夏阳等地，寇略左冯翊一带。夏侯渊得郑浑领当地兵民相助，督张合、徐晃率兵围而剿之，破斩梁兴于鄜（《徐晃传》和《郑浑传》皆作鄜而非《夏侯渊传》所写的鄠，《通鉴》也写作鄜）、杀夏阳贼寇靳富等，救出夏阳长、邵陵令及其官吏，将靳富等掠取附近诸县的物资归还，共收降三千余户贼寇。以此功被曹操封为博昌亭侯。 这年正月，马超率诸戎渠帅攻击陇上，诸郡县皆响应。马超尽数兼并陇右之众，张鲁也遣大将杨昂相助马超，共集结万余人，围攻凉州刺史韦康于冀城。冀城自正月坚守至八月，救兵迟迟不到，韦康遣别驾阎温向夏侯渊求救，被马超擒杀。韦康与汉阳郡太守大惊失色，只得派人请和，并打开城门投降，结果被马超指使杨昂杀害。当夏侯渊进兵至距冀城200余里时，马超领兵前来进攻，夏侯渊的军队交战不利。又恰逢汧氐复叛响应马超，夏侯渊遂撤军。 建安十八年（213年），马超在汉阳，再次联合羌胡为患，氐王杨千万叛应马超，屯驻兴国。同年冬，曹操给夏侯渊下了道西征的命令。 建安十九年（214年），赵衢、尹奉、杨阜、姜叙等人共讨马超，姜叙、杨阜起兵于卤城，赵衢劝说马超出战，之后关闭城门，杀死马超妻儿，马超奔汉中投张鲁。 注：陈寿《武帝纪》、《夏侯渊传》及范晔《后汉书董卓传》皆作起兵之事在建安十九年（214年），《杨阜传》称此事在建安十七年（212年）九月，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则认为此事在建安十八年（213年）九月。 马超从张鲁处求兵，北取凉州，还围祁山。姜叙等人急向夏侯渊求救，诸将认为应当听从曹操调度，而夏侯渊认为：“魏公在邺城，往来反复四千里，路程遥远，等收到指令，姜叙等人必败，故此举不适合救急。”商议结束后，夏侯渊即刻出兵，先派张合率步骑五千为先锋，抄近路由陈仓小道进兵，自己则督运粮草随后出发。当张合兵至渭水时，马超率氐、羌数千前来进攻。但双方未交锋马超不战而退，张合于后收整马超军遗留器械。（《资治通鉴》则记载马超是战败而走）当夏侯渊率军赶到时，诸县都已经投降了张合。 而此时韩遂也正驻于显亲，于是夏侯渊又转击韩遂，韩遂不敌败走，夏侯渊收其军粮后继续追击韩遂直至略阳。此地离韩遂军约二十余里，部将中有的倾向继续进攻韩遂，也有的认为应当转攻兴国氐，而夏侯渊本人则认为，韩遂的部队精锐，兴国的城堡坚固，就算勉强进攻也没法立即攻克，还不如进攻长离的诸多羌部老巢，盖因韩遂军中多长离羌兵，攻其必救，如此一来韩遂如放任羌兵自救则陷入独守之境，往救长离则必须出城与夏侯渊军野战，可一战而擒之。于是夏侯渊留下负责监查的部将守卫辎重，自己亲率精锐步骑突袭焚毁长离羌屯，斩首颇多。听闻消息的韩遂军中羌兵纷纷回援各自的部落，韩遂不得已，果然率军来救，而与夏侯渊对阵。诸部将眼看韩遂军力庞大，非常头痛，准备扎营挖堑做持久战。夏侯渊又鼓励大家说：“我军转战千里，如果当时就扎营挖沟，那么士卒们就会士气低落无法坚持作战，敌人虽然军力庞大，但很容易对付。”于是击鼓进兵，大破韩遂军，得到了其帅旗等一干物品。 回略阳稍加调整后，又乘胜围攻兴国，兴国氐王阿贵、百项氐王杨千万（即五胡时的仇池，其后代中多出猛将如杨驹勇健多计略、杨定果勇善战、仅次于高敖曹的北朝第二悍将杨大眼等等）虽然骁勇也不敌夏侯渊猛攻，阿贵被击灭，千万逃奔马超，其余士卒全部投降。接着又转击高平、屠各，全部大胜，收其军粮牛马物资等。于是夏侯渊获得了假节的权利。 十月，曹操又命夏侯渊率领张合、张既等讨伐在枹罕称王置官为乱三十余年的陇西人宋建，夏侯渊遂自兴国出兵，迅速进军并围攻枹罕，仅仅月余，就大破宋建，自宋建起如丞相等所置官员一概斩首。 此外，夏侯渊又派张合等人率兵平定河关，渡河深入小湟中，河西诸羌部全部投降，自此，长期为祸的陇右被平定。回军时，以韩遂所聚羌、胡数万兵有威胁，夏侯渊命令因与韩遂不和而投靠曹军的韩遂女婿阎行断后。而夏侯渊因此大功，为曹操褒奖，称其一举剿灭为乱三十余年的宋建，如同老虎那样横行关右，所向无敌，引用孔子之言“吾与尔不如也”而自叹不如。 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夏侯渊率驻凉州诸将及羌、胡诸王与曹操会师休亭。而曹操每次会见羌、胡的首领，都命夏侯渊陪同出席以威慑诸羌、胡王。 十一月，张鲁投降，汉中平定。曹操以夏侯渊行都护将军职，都督张合、徐晃等平巴郡，开始展开迁民事宜。 十二月，曹操自南郑回，留夏侯渊守备汉中，立即拜夏侯渊为征西将军。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侯渊被增封食邑三百户，加之前所封共八百户。之后，夏侯渊回军攻打武都、下辩等地的氐羌部落，收氐部谷梁十余万斛。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进军至阳平关，夏侯渊率张合、徐晃等将与其相拒，以徐晃破陈式、张合驻广石，刘备攻而不克，双方相持至第二年。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刘备自阳平渡过沔水，驻于定军山，夏侯渊率军相争。刘备率精锐万余人，分十部夜袭张合，张合率亲卫奋战反击，刘备不能克，夏侯渊派张合守备东围鹿角，自率精锐守备南围鹿角，刘备于是全力猛攻张合，张合不敌，夏侯渊遂分军一半往救张合，于是刘备又在走马谷采用烧围角之策，夏侯渊带领着400精兵前去救火、修补鹿角，刘备派遣讨虏将军黄忠居高临下突袭渊军，夏侯渊遂战死。谥曰愍侯。夏侯渊的战死导致了夏侯渊军队“军中扰扰”。黄忠军队在“一战斩渊”之后，立即从南围鹿角攻向夏侯渊大营，“渊军大败”。渊军溃散之后，夏侯渊的司马郭淮收敛散卒，并推举张合为军中之主，魏军诸将都愿接受张合的调遣。 正始四年（243年）七月，曹芳诏祀夏侯渊等已故旧臣于太祖曹操宗庙。 人物评价 军中之众：1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2白地将军。 曹操：1宋建造为乱逆三十馀年，渊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仲尼有言：“吾与尔不如也”。2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3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 《魏书》：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 《魏略》：渊虽为都督，刘备惮合而易渊。 《三国志》：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 轶事典故 白地将军 夏侯渊作战勇猛，与其兄夏侯惇一样性格刚烈，但对于使用计谋比较忽视。当初，曹操也常常告诫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但最后，还是因为修补鹿角之事而战死。曹操在得知夏侯渊的死讯后感叹道：“敌人烧鹿角，该鹿角距离本营达十五里。夏侯渊却亲率400士兵去大营外的鹿角阵地，然后让士兵修补被破坏的鹿角。敌人在山上望见此景，从谷中出兵。夏侯渊率兵与敌人搏斗，敌人于是绕出其后。夏侯渊的军队退回大本营而夏侯渊本人未能归来，非常令人伤感。夏侯渊本来就不是会用兵的人。军中之众都称呼夏侯渊是‘白地将军’。身为督帅尚且不应该亲自作战，更何况是去修补鹿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