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讲故事》 序言 用故事讲述治理之道 序言 用故事讲述治理之道 杨振武 善讲故事是古今中外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更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过人本领。在延安，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就给大会代表们讲过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每天挖山不止，最终感动了上帝，派神仙下凡把他门口的两座大山背走了。毛主席以此比喻，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下去，也会感动上帝，而这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习近平总书记是讲故事的大家。无论是会议上的发言、调研时的谈话，还是出访时的演讲、报刊上的文章，他都善于用故事来传达深意，感染他人。这些故事具体而生动、通俗而深刻，洋溢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习近平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哲学底蕴，成为他领导风格的一大鲜明特色。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在2013年、2014年五四青年节上，习近平在与青年代表谈话时，分别讲了自己上山看羊、下田锄地时坚持看书，走30里路只为借书的故事，勉励青年抓紧时光多学习。这种用自己切身经历的讲述，远比讲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努力学习的例子来得真切、生动，有感染力。 《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信仰的味道》，讲述陈望道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竟将墨汁当成红糖吃掉而浑然不觉，体现出精神之甘、信仰之甜。习近平多次在讲话中引用这个故事，以党史上的感人故事，激励广大干部保持理想，坚守信仰。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种既富张力又具深意的讲述方式，巧妙地反驳了“中国威胁论”，传递出中国梦的世界价值。 正所谓“讲好故事，事半功倍”。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民间传说，里面都穿缀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影响了一代代人的观念和生活。讲故事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正是因为它能在讲述者和受众之间，迅速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没有一种抽象概念，比细节更有说服力；而再多的叙事技巧，也不能比真情实感更能打动人心。 古人说“文以载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习近平在故事中贯穿着中国历史文化之“道”，中国改革发展之“道”，中国参与世界治理、与各国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之“道”。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在国内用非常接地气的讲述让党的方针政策入耳入脑入心，更好地凝聚改革发展共识；在国际上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把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这正是习近平讲故事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原因所在。 通过故事，讲述中国历史文化之“道”。善于从丰富的历史资料宝库中寻找经验给养，是习近平重要的执政风格。他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他经常古为今用，援引古代的寓言传说、神话故事和历史事件，把历史巧妙地引入现实，希望人们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比如，他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中南海的“瀛台夜话”，讲述了瀛台的历史：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制定平定内乱、收复台湾的国家方略；后来光绪皇帝时，国家衰败了，他搞“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这个故事引得奥巴马感慨：“中美历史上这一点是相似的，改革总会遇到阻力，这是不变的规律，需要我们拿出勇气。”习近平则总结说：“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 通过故事，讲述中国改革发展之“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集中的体现。他的讲话，善于用讲故事、举事例、摆事实的方式凝聚共识、解惑释疑，把抽象的理论通俗化，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比如，他用自己20世纪80年代在厦门游泳的故事，说明改革要“识水性”，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他通过讲述陕北“梁家河记忆”，表达自己对基层群众的感情，表达改革发展要不忘初心：“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 通过故事，讲述中国大国外交之“道”。朴实而有温度，凝练而有深度，习近平在国际场合的演讲，文风清新，独具魅力，已经成为国际政坛的重要“品牌”。中国梦、合作共赢、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道路……这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通过习近平演讲中的一个个生动故事，变得易懂、易记、易传播、易接受。2014年8月22日，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时说：“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搭便车”本来是国际上一种嘲讽中国、抹黑中国的论调，但在习近平巧妙引用之下，不仅幽默地驳斥了变味儿的“中国责任论”，也传达了中国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 有哲人说，谁会讲故事谁就能赢得受众，谁就会拥有话语权。历史和现实都说明，政治家深谙本国历史文化，洞察世界文明潮流，善于通俗易懂地向本国人民和外国朋友讲述治国理念，为公众所理解和认同，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舵手，引领国家冲过激流险滩，驶向胜利的彼岸。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抵达多远的未来。理论是灰色的，而故事色彩斑斓。所谓“本立而道生”，我们编写《习近平讲故事》一书，就是希望读者能从中学习做好舆论工作的艺术，体悟故事背后的治国理政之道，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并不断书写更精彩的中国新故事。 是为序。 对内篇 四知拒金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东汉人杨震做过荆州刺史，后调任为东莱太守。他去东莱上任时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任职荆州刺史时举荐过的官员。王密听说杨震路过，为报答当年提携之情，白天空手去见了杨震，晚上则准备了十斤金子想送给杨震。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听后很惭愧。杨震为官清廉，有老朋友、长辈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说：“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我用这个留给他们，不是也很丰厚吗？”这就是一种觉悟。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 延伸阅读 中国自古就有许多廉吏佳话，比如羊续“悬鱼拒贿”、子罕“以不贪为宝”、孔奋“身处脂膏不自润”、包拯“不持一砚归”，等等。杨震“四知拒金”“清白吏子孙”的故事，同样名垂青史。 杨震，字伯起，陕西华阴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学者。他五十岁入仕，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后来位至三公。“四知拒金”之事，始载于《后汉书·杨震传》。王密深夜怀金相赠说，“暮夜无知者”。但杨震却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愧而出”。《后汉书》还记载，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因为“四知拒金”的故事，后人称杨震为“杨四知”“四知太守”“四知先生”，直到明代的莱州府署大门内，还有杨公祠、四知堂。唐人胡曾的《咏史诗·关西》赞赏道：“杨震幽魂下北邙，关西踪迹遂荒凉。四知美誉留人世，应与乾坤共久长。” 杨震不但洁身自好，还敢于挺身而出批判官场恶习。对于皇亲贵戚，他也敢于直言不讳。汉安帝的舅父耿宝、皇后的哥哥阎显等，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友入朝做官，杨震知道这些人无才无德，都断然拒绝。 这样的人品、家风，成为对儿孙最好的馈赠。史书记载，杨震家门四世清白、家风廉正。其子杨秉最初隐居乡里教书，四十余岁才出来做官，有其父之风。有故旧部下以百万钱相送，他“闭门不受，以廉洁称”。杨秉之子杨赐官居太尉，杨震曾孙杨奇、杨彪，皆有祖上清廉之风。杨震“清白吏子孙”的家风，千古传颂。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讲觉悟、有觉悟。有了觉悟，觉悟高了，就能找到自己行为的准星。”他讲述杨震“四知拒金”、把清廉留给子孙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觉悟对一个人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重要意义。有觉悟方能辨是非、明公私，有觉悟方能养正气、祛邪气。觉悟是检验一个人思想品质的“试金石”，面对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靠的就是觉悟。 要言妙道 西汉枚乘在《七发》中讲过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楚太子生病，吴客诊断其病源为精神萎靡，开出的药方是学习探讨“要言妙道”，用道德调理自身，慢慢“阳气见于眉宇之间”，最后“霍然病已”。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靠治本，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 延伸阅读 《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文学作品，为汉代辞赋家枚乘所作。这篇文章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从病情、病因出发，两人进行了一连串由浅入深的议论，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层意思。 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养尊处优、享乐过度，出入有车辇、陪侍有佳人，饮食油腻、居所恒温，因而精神不振、百病丛生。这其实不是身体出了毛病，用药和针灸难以治愈；而是精神出现堕落，只能“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 于是，吴客分别描述了音乐、饮食、乘车、游观、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启发太子改变生活方式，而太子的眉额间也逐渐流露出喜悦之色。最后，吴客提出要向太子引见“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让他们“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与太子一起探讨治理天下、修身养性的道理。太子闻此，据几而起，霍然病愈。 《七发》以虚设人物的对谈，劝诫贵族子弟，不要纵情声色，贪恋安逸，沉湎于享乐。七件乐事，论述的其实是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如果一个人耽于享乐、纵情声色，而缺少精神追求和道德自律，就导致各种“病菌”滋生繁衍，像文中的楚太子一样“精神越渫，百病咸生”。因此，一个人只有补足精神钙质，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毛泽东也很欣赏《七发》，在庐山会议上，他曾指示将此文印发给与会者，还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 《七发》辞采华美、气势壮观、意蕴深远，是汉大赋的发端之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这一文体为后世沿习，比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王粲《七释》、曹植《七启》、陆机《七徵》、张协《七命》等，形成赋中的“七体”。 习近平讲述《七发》中的故事，是为了说明提升修养、坚定信仰，才能守住为政之本。正所谓，“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习近平常常强调“固本培元”，本就是根本、本心，本根不摇，才能汲取养分，枝繁叶茂；元就是灵魂、元气，元气充足，才能抵御邪气入侵，保持旺盛生命力。而根本，就在于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 反腐没有纸牌屋 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舆论倾向和氛围。有几种论调还很有些市场，比如，反腐同群众利益无关，反腐让干部不作为，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反腐是权力斗争，反腐应当缓缓手，等等。对这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言论，必须加以辨析、引导，驳斥错误言论，化解消极情绪，消除偏见误解，说清楚我们党反腐败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从而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延伸阅读 《纸牌屋》（houseofca ds）是一部美国的政治题材电视剧，讲述了一个冷血无情的美国国会议员及与他同样野心勃勃的妻子，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不择手段谋取权力的故事。 电视剧的主人公弗兰克·安德伍德，是一个老谋深算且几乎没有底线的职业政客。为扳倒即将履职的国务卿，他派下属和证人一起酗酒吸毒，以让证人作伪证；为了对付教育部长，他出卖德高望重的老部长，并假惺惺地扮演好人；以下属的不堪过去为要挟获取忠诚，一旦忠诚不再就立刻疯狂报复。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为《纸牌屋》赢得了许多掌声和拥趸。 《纸牌屋》第一季于2013年2月1日首播，因为高度逼真地还原了美国政客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危险游戏，所以一经上映就备受各国政界人士和民众关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都公开表示看过《纸牌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跌宕起伏，堪称现实版的《纸牌屋》。目前《纸牌屋》第五季已确定拍摄，继续演绎西方政治大染缸中的暗箱阴谋和不堪伎俩。 《纸牌屋》原著小说作者迈克尔·道布斯是英国政治家，1975年步入政坛，先后出任政府特别顾问和撒切尔夫人政府幕僚长，最终在保守党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休。正因为迈克尔·道布斯是西方政治的“圈内人”，所以他写的官场小说真实可感，精彩异常。国外媒体评价《纸牌屋》小说，“这是个无比刺激的故事，生动真实，引人入胜，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冷嘲热讽，同时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反腐败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有力驳斥了“反腐同群众利益无关”“反腐是权力斗争”等模糊认识和错误言论，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的坚定决心。 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以“纸牌屋”为喻。在2015年9月访问美国时，有记者提问“中国反腐有没有权力斗争意味”，习近平表示，我们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顺应人民要求，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善于讲故事的习近平，借用美国文化符号巧妙回答敏感问题，赢得了现场听众和美国媒体的广泛赞誉。“没有什么‘纸牌屋’”的暗喻，诠释出中国共产党正风反腐的坚定立场。 民之脂膏 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延伸阅读 说到清朝的廉吏，除了尽人皆知的于成龙，还有一位不能不提，那就是河南兰考人张伯行。张伯行生于1652年，卒于1725年。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官至礼部尚书，康熙评价“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了杜绝接踵而来的送礼者，特地撰写了这篇《却赠檄文》，张贴于居所院门及巡抚衙门。檄文言简意赅地说，一根丝、一粒米，都关系我的名节；一厘钱、一毫钱，都属于百姓的血汗。宽待一分，百姓所受的恩惠就不止一分；索取一文，我的为人便一文不值。谁说这是交际的常道？其实有损道德。如果不是不义之财，这些东西从何而来？那些送礼者见此犀利檄文，不敢自讨没趣，便悄然离去。这篇檄文也不胫而走，广为传诵，被人们誉为为政清廉的“金绳铁矩”。 不过，在灾荒之年，张伯行却能“家运钱米，并制棉衣，拯民饥寒”，还开仓放粮赈灾，别人因此指责他独断专行时，他义正词严地质问：“谷仓更重要，还是人命更重要？”这样的清官、好官，备受百姓爱戴。张伯行卸任江苏巡抚时，扬州百姓以水果蔬菜相送。他婉言谢绝，百姓们哭着说道：“您在任上，只喝了我们江南一杯水；您今天走了，千万不要推辞百姓的一点心！”万不得已，张伯行才收下一棵青菜、两块豆腐，“一青二白”。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联系河南兰考县。在参加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他讲述了张伯行的故事，以张伯行的行止事迹说明，小事小节是恪守廉洁的第一道防线，良好作风是在小事小节中建立起来的。习近平全文引用《却赠檄文》，警醒全党谨记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哲理，因为“大多数腐败分子是从不注意小事小节逐步走到腐化堕落境地的”。 习近平指出，张伯行的《却赠檄文》，“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此文照见严以用权、廉以为官的严格自律，也说明古代廉政文化、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是廉政教育的一座富矿。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古代廉吏故事、援引廉政格言。2013年时，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集体学习。 霸王别姬 我们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就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 ——《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12日） 延伸阅读 秦朝末年，项羽同叔父项梁举兵反秦，一路所向披靡，在巨鹿之战中大破秦军。秦朝灭亡后，项羽仗势分天下，册封十八路诸侯。在世人眼中，项羽武勇出众、气魄盖世，是力能扛鼎、气压万夫的英雄豪杰，巨鹿一战项羽更是威震海内，号称“西楚霸王”。 鸿门宴本是项羽杀死刘邦的绝好时机。然而宴会上，项羽狂妄自大，刚愎自用，为刘邦的忍辱屈从所迷惑，为樊哙的义正词严所折服，背弃了同范增的约定。范增“数目项王”，一再提醒项羽杀刘邦，项羽却假装没看见。刘邦脱身离去，项羽竟还欣然收受刘邦的礼品；范增怒斥“竖子不足与谋”，项羽依旧无动于衷。最终，项羽在与刘邦争夺天下中兵败失势，自刎身亡，年仅31岁。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兵败溃退之际和虞姬诀别，悲歌慷慨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悲情场面令众人潸然泪下。 司马迁评价，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尚不觉寤而不自责”，大势已去时竟用“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为自己开脱，失败实属必然。 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惕厉全军不可骄傲自满、不思进取。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引用“霸王别姬”的典故，以之勉励领导干部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如果像项羽一样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难免有一天要“别姬”。 习近平从党的执政基础和生死存亡高度看待作风问题，强调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他以“霸王别姬”的故事警示党员干部，不解决好作风问题，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情时刻。他还说过，“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这些铿锵话语，既有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承载着对全党同志改进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殷切期待。 三命而俯 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 延伸阅读 为政之要在于廉洁，廉洁之本在于自律。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放于利而行，多怨”，只依据利益来行事，会招来很多怨恨；“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应当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小心谨慎，努力向有道德的人学习。而孔子的远祖正考父，早已诠释过严以律己这个命题。 正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孔子的七世祖，先后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正考父深受宋国三代国君倚重，官拜上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他依然保持着谦谦君子之态，为人处世甚是恭谨低调。为了惕厉自儆、教育儿孙，他特意在家庙铸鼎铭文，于是就有了“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佳话。铭文中一个“偻”字，一个“伛”字，一个“俯”字，伛恭于偻，俯更恭于伛，三个动词生动展现出正考父地位越高越恭敬的情状。“三命”相连，层层递进，可谓谦意涟涟，恭风泱泱。接下来，铭文话锋突转——“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就是说，即便沿着墙根走，也不会有人敢来欺侮你，这正是人格的力量、品德的力量。 正考父的美名和故事，《史记·孔子世家》《左传》等典籍均有记载。《孔子世家》中写道：“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彰显出他严以修身、清廉从政的品德。他教育子女家人守德持正、谦虚恭俭，同样传为佳话。司马光在《训俭示康》里说：“昔正考父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僖子根据“正考父粥以糊口”，预见正考父家族必会出现贤达之人。如今，由北京京剧院与国家大剧院联合制作的新编历史京剧《正考父》，将正考父的事迹搬上舞台。正考父廉洁为官、谦恭用权、忠义传家的优秀品质，还会影响更多的人。 正考父的谦虚低调、清正谨慎，犹如一道对权力诱惑的思想防线，确保了个人不逾矩、权力不越轨。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述“三命而俯”的故事，意在提醒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像正考父一样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把自己位置放低一点。 正确看待权力、规范使用权力，可以说是考验领导干部的第一道门槛。习近平对领导干部权力观的问题有许多重要论述。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他把“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强调“为官避事平生耻”，党的干部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他提出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要求。这些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校正权力观指明了方向。 二世而亡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之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励精图治、纳谏任贤，成就了贞观之治。但是，唐王朝后来的统治者渐渐忘乎所以，沉醉于声色犬马，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结果“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就从兴盛走向衰落，最后王仙芝、黄巢起义攻下长安，不久唐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延伸阅读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欧阳修在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中这样写道。欧阳修分析后唐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得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秦朝二世而亡，唐朝安史之乱，都可以从中探得逸豫亡身的历史教益。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始皇有统一中国的业绩，以及“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功劳。但如《史记》所言，“天下苦秦久矣”。秦始皇嬴政即位之初便开始修陵园，到公元前208年完工，历时39年，共征集了72万人力。有人测算过，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数，几乎是修建埃及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汉书》中记载：“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也感叹：“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因此可以说，亡秦者，骄奢淫逸、仁义不施也。 唐朝的由盛及衰，统治阶层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同样是主因。“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选取为杨贵妃飞骑送荔枝一事，形象揭露了唐朝统治者为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根据《旧唐书》记载，玄宗“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如此人员众多，足见日用生活的奢侈靡费。唐玄宗沉迷享乐，任由杨国忠等奸臣祸乱朝政，结果安禄山兴兵谋反，唐朝经安史之乱由盛而衰。 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这是历史的铁律。习近平讲述秦二世而亡和唐王朝衰落的例子，正是要强调腐败是社会毒瘤，提醒全党同志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坚定不移地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正像他所指出的：“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 对于反腐败问题，习近平一直都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他多次表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他也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早在主政宁德时，他就说过：“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 亡国之音 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国皇帝陈叔宝，在位时生活奢侈、不理朝政，后来隋军南下，其军队不堪一击，陈叔宝被俘病死。他所作的诗《玉树后庭花》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金陵五题·台城》中写道：“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很多地方，大搞“五子登科”，结果弄得民怨沸腾，彻底丧失了人心，最后很快就被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赶跑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延伸阅读 若以文情才气为标准给各个朝代皇帝排个名次，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宋徽宗赵佶，绝对都会名列前茅。 陈叔宝对诗词歌赋情有独钟，每有宴会便与大臣吟诗作对，对促使诗歌的格律规范、奠定隋唐诗歌盛世起到了重要作用。《玉树后庭花》等诗作，显示了他较高的文学造诣。李煜精通书法、绘画、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首《虞美人》千古传诵，让李煜有了“词中之帝”的美誉。赵佶自创一种书法字体“瘦金体”，花鸟画自成一格，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全才。 清代的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管陈叔宝、李煜、赵佶的文学、艺术造诣有多高，在治国兴邦上都是不及格的，昏庸荒淫终致国破家亡，让他们的人生履历失色。陈叔宝沉迷于俗脂艳粉、灯红酒绿，终致兵败亡国。《玉树后庭花》因此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刘禹锡也感慨“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杜牧夜泊秦淮，听闻歌女吟唱《玉树后庭花》，也不禁发出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叹。 正所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历朝历代，奢靡之风兴盛都是衰败的前兆。“五子登科”原本为中国民间祝福的俗语。五代后周时期，燕山府有个叫窦禹钧的人，他的五个儿子都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故称“五子登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员趁收复失地之机大捞一把，“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成为“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时人讽为新的“五子登科”。结果民怨沸腾，国民党丧失人心，最终落得败逃台湾的下场。 以陈叔宝“亡国之音”警示骄奢淫逸的危害，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提醒坚守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告诫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习近平借古警今、借诗言志，让党员干部对作风问题有了具体而深刻的理解。在习近平看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亡国之音”还有一层寓意，就是作风建设一定要从为政者抓起，“关键少数”先把自己摆进去，方能“上行之，下效之”。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到广东考察，行程中没有戒备森严的安保，也没有欢迎横幅。到河北阜平访贫问苦，他跟陪同人员一起，吃简单的饭菜。在湖北武汉冒雨考察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他卷起裤腿、自己打伞，现场了解情况。这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表现，让干部群众看到了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和以身作则的政治担当。 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 《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央党校2012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2年5月16日） 延伸阅读 古人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尖锐批评，逆耳之言，越是有含金量的话，可能越难以被接受，能听进去需要胸襟，能讲出来需要胆量。但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说真话的“指挥棒”握在听真话者手中。 唐初名臣裴矩，旧为隋臣。裴矩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投其所好。隋炀帝曾称赞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好大喜功，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元宵庆典。隋炀帝渴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就支持发动对外战争。隋朝灭亡，裴矩率部降唐。唐太宗纳谏于朝，裴矩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诤言直谏，敢于为唐太宗纠错。唐太宗褒奖他：“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也就是说，裴矩在隋朝奸佞而在唐朝正直，并非是性情有变化。如果君主不愿听自己的过错，那么正直的人也会变奸佞；如果君主愿意听真话，那么奸佞的人也可以变正直。大臣犹如君王的影子，身子怎么动，影子就会怎么动。 习近平举裴矩的例子，是为了强调说真话的“指挥棒”掌握在领导者手中。领导者只有敢于听真话、鼓励讲真话，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和胸怀，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恳态度，方能让真话诤言蔚然成风。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讲实情，就是讲事物的本来面貌，讲真话、讲真理。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他强调，讲真话的前提是要听真话。除了讲裴矩的故事，他还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说明听真话是一种智慧：“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 上行下效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这方面的逸事较多，有两则小典故至今读来仍有强烈的警示意义。一则是《宋人轶事汇编》记载：钱俶进宝犀带，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惭服。另一则是《南村辍耕录·缠足》记载：李后主嫔妃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令窅娘以帛绕脚，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不为者为耻也”。这两则典故一正一反，说明了领导人在生活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态度，决不是小事。 ——《生活情趣非小事》（2007年2月12日）摘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延伸阅读 上行之下效之，是自古以来匡正风俗、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古人说：“不躬不亲，庶民不信。”《论语》有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里也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民间俗语里，同样有“上梁不正下梁歪”之类的说法。宋太祖和李后主的两个故事，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有力印证。 钱俶是钱镠之孙，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位吴越王。宋太祖平定江南，钱俶拒绝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求援，出兵助宋灭南唐，而后归降宋朝。史书记载，归降后钱俶以器服珍奇进献宋太祖，宋太祖却说：“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宋人轶事汇编》中收录了钱俶向宋太祖进献贵重腰带，反遭奚落的故事，刻画出宋太祖以国家社稷为重的清正形象。钱俶虽为亡国之君，但他遵循钱镠遗训，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归降宋朝避免一场战事，吴越老百姓深感其恩，至今西湖边仍留存有钱王祠、保俶塔等纪念他的古迹。 缠足陋习起源于何时一直众说纷纭，根据《南村辍耕录·缠足》的记载，有人提出缠足始于五代之说。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着素袜翩翩起舞，使舞姿更加优美。世人遂皆效仿，以纤弓为美，足见上行下效的威力之惊人。 在主政浙江时，习近平讲述一正一反两个典故，阐释执政者所能起到的上行下效表率作用。习近平多次明确要求，在作风建设上，各级领导干部需要率先垂范。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一次全会上，他引用“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一语，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他再次表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习近平自青年时期起就是这个理念的身体力行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会形成党心民意同频共振的良好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领导同志亲力亲为、以上率下。从带头遵守“八项规定”，到重拳整治“四风”，从开诚布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到躬身践行“三严三实”，中央政治局坚持从自身抓起、以身作则，树立起徙木立信的公信力，在全党全国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 三不欺 《史记》中的西门豹治邺是大家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产是春秋时人，他治理郑国，明察秋毫，百姓不可能欺骗他。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他做官重在教化，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百姓受到感化，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是战国时魏人，他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面貌出现，不站在百姓的对立面，顺利革除“为河伯娶妇”的陋习，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些道理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干群关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不无裨益，应该好好体味。 ——《在瑞安市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2004年12月26日）摘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延伸阅读 民“不欺”，即“民服”，由于时代和认识所限，古代官吏以实现百姓服从为施政目标。《史记》记载：“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则事例三种施政策略，一个亲力亲为，一个求贤自辅，一个威化御俗，虽然施政风格和理念差异很大，但都取得了“民服”的效果。 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著名政治家，他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汲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他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他“铸刑书于鼎”，公布成文法，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措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百姓不能欺骗他。 子贱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位列“孔门七十二贤”。治理单父时，他每天弹琴取乐，悠然自在，很少走出公堂，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他的施政方案是“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重视选用当地贤人高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得民“不忍欺”，做到“鸣琴而治”。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他做邺县县令时，调查发现基层官吏和巫婆神汉勾结，假借“为河伯娶妇”骗取百姓钱财。在河伯娶妻时，西门豹借口要向河伯禀告，把巫婆神汉、地方官员扔进河里，一举破除了这一民风陋习。而后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开挖了十二条渠道，把漳水引来灌溉农田；还颁布律令，禁止巫风，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 在后世看来，子产是事必躬亲的典范，子贱是委任责成的楷模，西门豹则是严厉督责的代表。 做好群众工作，态度情感是基础，方式方法是关键。方法不对头，好心可能办坏事。习近平引述“三不欺”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方式方法对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能欺”的启示是为政应亲力亲为、明察秋毫，让公开透明、公平正义得到最大彰显。“不忍欺”的启示在于重用贤良、广施教化，用实际成效激发人，用真心诚意打动人，用崇高价值鼓舞人。“不敢欺”则告诉我们，法治方式和凌厉作风是纠治社会顽疾的良方，重典治乱、重拳执法才能实现风清弊绝、河清海晏。 做群众工作，习近平在年轻时就已经是行家里手。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跑遍所有乡和村，乘车、步行几个小时到最边远的山乡视察，不只是嘘寒问暖，而且摸棉被、揭锅盖，去了解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此为“不能欺”。在陕北农村插队，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修筑淤地坝、成立铁业社、建沼气池，与民为善、为民谋利的事他力求做到最好，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贫下中农的好书记”，此为“不忍欺”。在正定工作期间，严肃清理农村财务，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在福州，带领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主政浙江，突出污染防治这一重点，确保环境安全，此为“不敢欺”。 民心所向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他所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1928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在国民党一边，为什么20年后形势颠倒了呢？”他的回答是：“国民党的领导变得陈腐了”，“因而失掉民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则“都是极热诚忠于他们的事业，并充当开路先锋，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奋起秣马厉兵”。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难得他看到了民心所向问题，这也确实道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存在的血肉联系。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延伸阅读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人称“头号中国通”。他在自传中坦言，自己“过去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致力于理解中国”。费正清曾于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执教清华，并结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费正清的代表作之一，展现的是从1800年到1985年历时185年中国的政治风云与社会变迁。 国民党何以从大陆溃败，共产党何以赢得胜利，这是一个国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现代中国发展中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早在1946年，《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就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客观全面地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费正清撰写书评称，《中国的惊雷》“真正揭开了盖子”，他对国共内战进行了大胆预测，认为群众路线使中共能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最后的胜利会属于中国共产党。 与美国政界高层习惯于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中国问题不同，熟悉中国历史的费正清以其深邃而清晰的观察指出，只有民心才是决定政权存亡的关键。他将这些观察和判断，写入了《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无独有偶，美国学者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一书中同样指出，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美援”，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诸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所以失去民心、丧失政权。 《摆脱贫困》一书收录了从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虽然篇幅只有12万字，却能看出他对廉政建设、群众路线、共同富裕等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看出他对人民群众力量的深刻把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和问题，究竟从哪里入手去解决问题，依靠什么去战胜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谈出不同的思路和方法来。但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习近平这个重要判断，至今看来依然分量千钧。 人心向背，是习近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千万要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党群关系的深刻理解。他以费正清的研究成果为旁证，阐明中国革命胜利取决于民心向背的历史启示，以此告诫党员干部勿忘为民初心，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黄炎培之问 黄炎培先生曾对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黄炎培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脱离群众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高度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庄严而伟大的号召，并把它作为我党的唯一宗旨写进党章之中。可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并坚持的优良传统作风。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 延伸阅读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对”，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交往佳话。 黄炎培是著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早年立志于“教育救国”，在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上不懈探索。抗战爆发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社会贤达身份加入国民参政会，竭力维护民主团结、促进抗日斗争。1945年7月，为巩固民主团结、促成国共谈判，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员造访延安。虽然只有5天时间，但中共领导人的朴实稳重，红色延安的民主祥和，让黄炎培不禁感慨：“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在造访期间，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的回答干脆果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对”，在党史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的写照，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探索、对人民福祉的追求。 党的十八大结束不久，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他在座谈中强调，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重提“历史周期率”的警示，重温“两个务必”的告诫，警示“霸王别姬”可能因作风问题而出现，都有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心里装着人民、奋斗为了人民，是我们党90多年风雨历程中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宣示的，不论走多远，中国共产党都不会忘记为什么而出发。 去民之患 现在我们非常强调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群众。“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古人议政的这句话，今天依然值得借鉴。只要我们把民众的疾苦了解到、处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百姓之心为心”，我们的周围就会吸引和凝聚起千百万大众，还愁什么社会不稳？！明顾炎武有诗云“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意谓越王勾践栖于会稽山中，卧薪尝胆，博得了人民的信任，百姓肯为之捐躯。封建君主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悖，然而当他来到人民中间，肯于多少代表一点人民的意愿，肯于多少与人民同一点甘苦，人民便可为其“致死”。我们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只要我们密切联系人民，真正与民同苦、与民同忧，我们必定会重铸我们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必定会赢得全体人民的同心同德。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 延伸阅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两句古训，可谓是民本思想的一个缩影。 明万历十年，为缓和社会矛盾，张居正向明神宗上疏，奏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带征钱粮，对于百姓积欠的税款不再追究。他提出的理由是：“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意思是说，实现国家安定的关键，就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体察他们的疾苦。这一“安民”举措，正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苏辙是苏洵之子、苏轼之弟，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慕“亚圣”孟子。苏辙对王安石变法有不同看法，因此上书神宗皇帝，力陈对新法的看法。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辙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便是其中之一。苏辙以此劝谏宋神宗，应把百姓疾苦当作自己的“腹心之疾”来对待，设身处地为百姓消除忧患。 “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出自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秋山》一诗。1645年清军南渡击灭南明弘光政权，顾炎武的几个亲人在嘉定屠杀中蒙难。作者悲愤赋诗，抒发对南明覆亡的痛楚和复国的决心。越王勾践为报仇雪耻，栖居于会稽山中，卧薪尝胆，越国百姓情愿以死相随，为国捐躯。作者借用勾践复国的典故鼓励南明君臣，只要有抗敌复国的决心，人民就会群起响应，重整河山。 习近平讲述察民疾苦、去民疾患的道理，以之提醒广大干部做好群众工作。要真正把自己放在群众的位置上，切身体会民心所向、民瘼所在、民生疾苦，把工作做到百姓的心坎上。要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多了解群众的期盼，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以百姓之心为心”，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曾深情感慨，扶贫是他花精力最多的事情。他曾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深入冰天雪地的边疆，走进贫瘠困苦的老区，察民情、听民意、问冷暖。他还写过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廉不言贫，勤不道苦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是既廉又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要求自己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何言不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廉政与勤政的楷模。我们各级干部一定要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努力做到“廉不言贫，勤不道苦”。这样，我们就能永远植根于群众之中。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 延伸阅读 河南内乡县衙东账房悬有一副楹联，上联是：廉不言贫，勤不言苦；下联为：尊其所闻，行其所知。上联意思是：真正廉洁的人，不会讲自己如何清贫；真正勤政的人，不会抱怨自己如何辛苦。下联意思是：要重视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努力践行自己所认知的理念。“廉不言贫，勤不道苦”是对上联的化用。这个既讲廉政也讲勤政的为政箴言，在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中，仍有很强的现实价值。 蜀国丞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生节俭，从27岁出山到53岁病逝于五丈原，勤勤恳恳辅佐刘备和刘禅26年，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据载，诸葛亮在临终前给刘禅写下了《自表后主》一文，文章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北宋司马光，幼年时“砸缸救友”，成就一段机智果敢的佳话。他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励，做事刻苦勤奋，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入仕40余载，无论早年做地方官吏，还是后来任高官要职，一如既往地清正廉洁，“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晚年的司马光曾写下《训俭示康》一文教导儿子司马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颇具警示意义。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堪称廉政与勤政的楷模。有这样一个细节：1936年，埃德加·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西方记者。他发现，毛泽东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一件缀补过的大衣，压根儿没有个人财产；红军官兵待遇平等，且薪饷微不足道，没有人为了个人发财而贪污、徇私……斯诺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从诸葛亮到司马光，习近平以人解联、以事说理，提出了一个党员干部政治素养的问题。清廉乃为政之基，勤政是善政之要，既廉又勤，官德才算圆满，善治才能成真。 习近平曾填词一首感佩焦裕禄执政为民的情怀，也曾亲自撰文称赞谷文昌“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他言近旨远地说：“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可见，勤政廉洁的优秀品质，是习近平心中分量最重的政治素养。廉政建设和勤政建设既是一场清廉和效能的革命，也是一场思想观念深处的革命。在思想深处建构起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自觉意识，“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干部才是好干部，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 半条棉被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 延伸阅读 一条棉被，剪成两半，永不放弃，永远相连，记录着红军战士与老百姓之间的亲密感情，象征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须臾不可分离的鱼水深情。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各个军团陆续抵达湖南汝城县文明圩，红军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并在此休整了一周。正是在此期间，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住在了沙洲村村边的一间破旧茅屋里，茅屋的主人就是徐解秀和她的丈夫。但徐解秀家里一贫如洗，只有一张用楠竹钉成的床架，床上垫着稻草、铺着破席，盖的是一堆烂棉絮，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们在急行军中丢弃了行装，只带着一条棉被，女主人就和三位女红军合盖这一条被子、挤在这一张床上，而男主人则睡在门口的草堆上守护着她们。 三位女红军与徐解秀同吃同睡同劳动，还帮着徐解秀烧火煮饭，闲时给徐解秀夫妇讲革命道理。几天后的大清早，女红军们要上路了，她们决定把这唯一的被子留给徐解秀夫妇，但夫妇俩说什么也不肯接受。直到送到村口，三位女红军和徐解秀夫妇还争执不下，这时一位女红军从背包中摸出一把剪刀，把这条被子剪成了两半，她对徐解秀说：等革命成功以后，一定要送你一条完整的新棉被。徐解秀接过这半条被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哗哗流了下来…… 无论是将八个儿子全部送去参加红军的苏区老农，湍流中用生命摆渡红军的大渡河船工，还是扎起三道“天花”（用松柏和鲜花做的牌坊）迎接红军的硗碛藏民，长征路上处处都有红军的亲人，这正是长征的胜利密码。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向广大党员干部讲述长征路上半条棉被的故事，是为了说明“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为了告诫全党：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 康熙不取灵芝 在实干实政方面，历代统治者都予以注意。有一次，广西巡抚陈元龙给康熙奏报，“桂林山中产有灵芝，时有祥云覆其上”，采到一枝高一尺余、状如云气的灵芝，并引用《神农经》中“王者慈仁则芝生”的话。康熙在其奏折上批道：“史册所载祥异甚多，无益于国计民生。地方收成好、家给人足，即是莫大之祥瑞。”他还批过：“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古代统治者也明白，各级官员不务实，老百姓活不好、活不下去，其封建统治是要垮台的。 ——《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29日） 延伸阅读 中国古代有“天人感应”之说，认为祥瑞象征人间政治清明。封建帝王因而盼望出现所谓“祥瑞”，这就让那些阿谀奉承者得以用虚假祥瑞邀宠献媚。 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1713年，广西布政使黄国材向上级广西巡抚陈元龙报告：当年二月，在桂林山中采到一枝灵芝，高一尺余、状如云气，希望能代为进呈给皇帝。陈元龙于是立即派人将灵芝送往京城，并写了一道奏折，引经据典大谈“祥瑞”，说这是康熙行仁政的象征。陈元龙明知道康熙“不贵祥瑞”，仍要费心阐释一通，是想在康熙大寿之际说几句恭维话。没想到，康熙却并不“领情”，还说对于这样的事，“朕不必览”。 无独有偶，康熙五十六年，直隶总督赵弘燮的奏折，也说到邻居院子里长出一枝灵芝，说“唐虞之世，芝草献瑞”，但当今皇上厚德爱民远远超过尧舜时代，普天之下沐浴着皇上的恩泽，故而芝草之祥也就理当现世了。康熙同样很不以为然，写下朱批：“所为瑞者，年谷丰登，民有吃的，就是大瑞。”还告诉赵弘燮“真伪不必再言”。 康熙摒弃了天降祥瑞的虚浮学说，而把“地方收成好、家给人足”、把“年谷丰登，民有吃的”视为“莫大之祥瑞”，正是要提倡“以实心行实政”。 习近平讲述“康熙不取灵芝”的故事，以此强调要有实干实政，告诫我们的领导干部，即使古代统治者也知道，“各级官员不务实，老百姓活不好、活不下去”，最终是要垮台的。他曾回忆说，当年延安插队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受益终生的东西”。“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成了他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基本遵循。习近平反复强调，“少做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一个“康熙不取灵芝”的故事，正是要说明领导干部一定要务实、扎实。 为政先修身 中国人历来讲究修身，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己以安百姓”，“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还有，战国时期齐国邹忌以自己与城北徐公比美的故事讽齐王纳谏；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总结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文天祥以生命书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古人提倡的浩然正气。 ——《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29日） 延伸阅读 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强调“内圣外王”，“内圣”是一个人内在的道德素养，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修炼内心、锻造品格，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治理者。邹忌、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等人，都是中国历史上以品格和气节闻名的历史人物。 邹忌是战国时代齐国人，他身材高大、长相俊俏。然而，从妻子、小妾、客人对他外形的不同评价中，他得出“私我”“畏我”和“有求于我”都会导致信息扭曲，进而从中悟出治国理政应该广开言路的道理，并劝谏齐威王虚心纳谏、兼听则明，推动齐国称霸诸侯，《邹忌讽齐王纳谏》已经写进中学教材。诸葛亮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三顾茅庐”和“隆中对”成为千古佳话，躬耕南阳的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一辈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家境贫寒，苦读及第，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屡屡因秉公直言而遭到贬谪，但始终不忘初心，无论是治理地方，还是卫国戍边，都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南宋末年名臣文天祥生逢乱世，神州陆沉，在元军大举南下时依然坚持抗战，后来兵败被俘，即便囚禁在“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的土室里，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价值坚守，留下《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名篇，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座价值灯塔。 邹忌、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都因其崇高品格而被后世代代传颂，构成了前后相续而又一以贯之的价值图谱，树立起锻造品格的标杆。 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强调了领导干部的修身问题。他讲述邹忌、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等人的故事，就是要向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表明，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修其身、治其心、养其德。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天下事未尝不败于专而成于共”“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习近平引用的很多典故，都是关于修身的思考。以“吾日三省吾身”强调反躬自省、自我批评，以“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强调遵纪守法、不碰底线，以“慎权、慎独、慎微、慎友”强调防微杜渐、不弃微末……习近平从安身立命的各个方面，为领导干部崇德修身标注出认识论和方法论。 不贪一时之功 责任就意味着尽心尽责干事。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坚决防止走过场、一阵风。县委书记多数任职就几年，不能有临时工的思想。有的人到了县委书记岗位上，想的是反正干不长，不如弄点大动静出来，也好显示自己的能耐和政绩，为自己晋升提拔铺路。这样的观点要不得。一个县里，规划几年一变，蓝图几年一画，干不成什么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山西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是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开始治沙造林。六十多年来，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县委一任接着一任、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干，使绿化率由当年的百分之零点三上升到现在的百分之五十三，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抓任何工作，都要有这种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耐心和耐力。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1月12日） 延伸阅读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名利也好，政声也罢，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在滚滚历史长河中，有什么可以历经岁月流转而更加熠熠生辉呢？山西右玉县的故事给出了回答。 新中国成立之初，右玉“十里不见人，百里不见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起黄沙飞，雨落洪成灾”，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刚刚上任，铺天盖地的狂风挟带着黄沙就给了他一份特殊的“见面礼”。在认识到右玉县自然环境的恶劣之后，张荣怀就挎着背包，带着炒面，手里拿着军事地图，开始了对右玉全境的徒步考察。两个月的时间里，张荣怀走遍了右玉300多个大小村庄、上千道沟梁河汊，并由此提出了“人要在右玉生存，树要在右玉扎根”的响亮口号，确立了在右玉县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的蓝图。第二任县委书记王矩坤接续奋斗，组织万人植树大会战，他脸膛晒得和群众一样黑，手上一样全是血泡，老百姓直接叫他“植树书记”。接下来的历任书记，从“哪里能栽哪里栽，先让局部绿起来”到“在右玉工作了12年，就种了12年的树”，始终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60多年物换星移，县委班子不知道换了多少届，但是植树造林的蓝图始终未变。从新中国成立前的8000亩森林，覆盖率不足0.3%，到2015年的150万亩有林面积，森林覆盖率达到53%，这里的经济、民生也因生态的改善而获得巨大提升。在一棒接着一棒的接续努力中，右玉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真正的“塞上绿洲”。 习近平讲述山西右玉县的治沙故事，正是要向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广大基层干部表明，干事创业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要有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耐心和耐力。 习近平强调“功成不必在我”“一张蓝图绘到底”，这既是念兹在兹的理念，也是坚持到底的实践。在宁德，他要求克服经济建设中的急躁情绪和短期行为；在福州，他提出“一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没有长远规划，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失误，甚至留下永久的遗憾”；在浙江，他强调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在前任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习近平讲述右玉的故事，也是引导党员干部思考与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他强调这样的政绩观是一种政治品格，领导干部应当牢固树立并持久践行。 老师们的人间大爱 我看了不少优秀教师的事迹，很多老师一生中忘了自己、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有的老师把自己有限的工资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深恐学生失学，有的老师把自己的收入用来购买教学用具，有的老师背着学生上学、牵着学生的手过急流、走险路，有的老师拖着残疾之躯坚守在岗位上，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就是人间大爱。我们要在广大教师中、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9月9日） 延伸阅读 一支粉笔书春秋，三尺讲台无边爱。谁的记忆中没有珍藏着一位启蒙老师？ 翻开报纸，点击网络，每每会为老师的事迹感动。浙江台州一位教师，23年资助贫困生30万元，自己生活节俭骑自行车上下班；四川宜宾一名独臂的残疾教师，在大山中石头垒成的教室里守着三尺讲台，整整30年没有离开；湖北十堰扎根深山35年的女教师，数十万次背学生过河……这些人间大爱，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还有更多教师，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道德风向标。汶川地震中，四川德阳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正在上课，他迅速组织学生向楼下疏散。得知有几个学生还没有离开，他又返回四楼，在水泥天花板即将坠落的一瞬间，用双臂将4名学生紧紧地掩护在身下。当人们从废墟中发现他的遗体时，他的双臂还是张开的，趴在讲台上。黑龙江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的教师张丽莉，被网友赞为“最美女教师”。2012年5月8日晚，在一辆客车突然失控并冲向学生的危急时刻，张丽莉挺身而出，为抢救学生被卷入车下，造成双腿粉碎性骨折、高位截肢。他们的事迹，感动中国。 习近平不忘师恩，为尊师重教作出了表率。他每逢过年都会给老师送上问候和祝福。在外地工作期间，每逢有来北京开会或是处理党政工作的机会，他总会抽出一些时间，去拜望教过他的老师。201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看望少年儿童，还专门请来了自己的初中语文老师、后来调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的陈秋影老师。他笑着对陈老师说，我还记得读初中一年级时，您教我们语文，把课文解释得非常好。 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当教师必不可少的，甚至几乎是最主要的品质就是热爱学生。”在教师节讲述教师故事，习近平用感人肺腑的细节，勾起了每个人心中最深沉的情感，既传递出尊师重教的价值关怀，也为全体教师树立起见贤思齐的标杆。 在习近平看来，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习近平提出“四有”标准，为新时代的好老师描绘出肖像。他还引用“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等古语，勉励广大教师不仅要传播文化和知识，更要塑造品格和价值。 政治家的抱负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27岁担任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县令，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贷谷与民、抑制豪强，尊师重教、培养人才，任职4年，“治绩大举，民称其德”，为以后革新变法、矫世变俗打下了基础。明代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传之后世的文学家冯梦龙，科举之路十分坎坷，57岁才补为贡生，61岁才担任福建寿宁知县，任职也是4年。他减轻徭役、改革吏治、明断讼案、革除弊习、整顿学风、兴利除害，打造了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寿宁，当时的记载是“牢房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报平安也”。 ——《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 延伸阅读 同为县令，同立功德，王安石与冯梦龙的人生遥相呼应，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交响。王安石初出茅庐，把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了阖境之民；冯梦龙身处暮年，仍然用夕阳西下的最后一缕光彩温暖着治下百姓。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曾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刚刚到鄞县做知县，就开始调查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认为鄞县的百姓最怕旱灾，于是“大为浚治渠川，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到鄞县的第二年，在青黄不接的春季，王安石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乡民，约定到秋收之后，加纳少量利息，赴县偿还。这为以后的“青苗法”改革打下了基础。王安石还重视教育，把鄞县孔庙作为学校，“鄞县始有县学”，这对中国文化上的浙东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载寿宁留政绩，先生岂独是文章。”冯梦龙是生活在明代的著名作家、学者。他在寿宁任知县时，也从实地调查开始开展工作。他关心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实现了“凿石为田，高高下下，稍有沙土，无不立禾”的农业生产目标。他还重视兴修水利，因为“大抵田滋于水，水脉通塞，而田之肥瘠随之”。冯梦龙同样重视移风易俗，传播文化，让当时相对落后的福建地区接受到先进文化的沐浴。冯梦龙还追求公正执法、政简刑清，四年任期留下了“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的美名。 王安石和冯梦龙，不以年少而轻浮，不因年长而废事，一个在人生的上半场，一个在人生的下半场，共同勾勒出注重实干的官员形象。 习近平曾强调，广大基层干部是党执政大厦地基中的钢筋，“位子不高但责任很大”。2014年春天，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如火如荼展开。其主要对象，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主要目的，是把第一批活动取得的成果向基层延伸，让党的优良作风渗透到每一位基层党员干部心中。习近平把第二批活动的宏大主旨融入形象化的故事当中，就是要以历史上的精彩故事，向广大基层干部阐释注重实干、为民服务的价值。 把泪焦桐成雨 焦裕禄同志生活简朴、勤俭办事，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他严守党纪党规，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好处。他亲自起草《干部十不准》，对干部廉洁自律作出具体规定。昨天，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干部十不准》展板前，我又仔细看一下，觉得他是真正抓规矩，非常有针对性。所以，我们的规定不要搞得花花绿绿的，措辞很漂亮，但内容空洞。《干部十不准》除了规定“一律不准送戏票”外，还规定“十排以前戏票都不能光卖给机关”，就是说好票要留一些给群众。他无意间听到儿子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未买票，便教育儿子不能搞特殊“看白戏”，并立即拿出钱叫儿子到戏院补票。这样的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生动体现了他对从严治党的自觉。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延伸阅读 焦裕禄，1922年8月出生于山东淄博的一个贫苦家庭，1945年就主动要求当上民兵，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随工作队南下，1962年调到河南兰考县，出任兰考县委书记。正是在兰考县委书记任上，焦裕禄彰显了坚贞不移的信仰本色，铸就了一座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 1962年到1964年间，兰考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威胁，焦裕禄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整治“三害”的具体策略，探索出了大规模栽种泡桐的办法。在此期间，焦裕禄身患肝癌，依旧忍受剧痛坚持工作，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使得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焦裕禄带领群众为了防风固沙栽种的泡桐树，在今天已经成了兰考的一个特色产业，截至2014年，兰考泡桐产业年产值已达60多亿元，从防沙树变成了群众的摇钱树。焦裕禄在兰考时间虽短，但是留下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 习近平多次讲述焦裕禄的故事，多次动情回忆40多年前学习焦裕禄的情景：“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我当时上初中一年级，政治课老师在念这篇通讯的过程中多次泣不成声。特别是念到焦裕禄同志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顶着肝部，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时，我受到深深震撼……”从此，焦裕禄精神就在习近平心中深深扎根，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还专门为焦裕禄写过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词，“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寄托着习近平对焦裕禄的敬意和缅怀。 焦裕禄的故事代代相传，焦裕禄精神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习近平反复强调，“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广大党员干部一起重温焦裕禄精神，正是为了激励广大县委书记向焦裕禄学习，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身影与声音 河南内乡县一座古县衙有这么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封建时代的官吏尚且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前不久人民日报一份内参介绍了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独龙族干部高德荣的从政体会，我看了也很有感触。高德荣同志说：“领导就是带领群众一起干活，干出活路来。”“当干部、当领导的如果不务实，指挥棒就会变成搅屎棍。”“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漂浮在官场上使人越来越浮躁，生活在群众中让人过得更充实。”我把这些话推荐给大家，同大家共勉。 ——《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2013年11月26日） 延伸阅读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副对联，悬挂在河南内乡县衙三省堂前。此联是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内乡知县高以永所撰写。高以永是浙江嘉兴人，他在康熙十八年调任内乡知县时，正值战乱之后，内乡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土地荒芜，经济萧条。高以永忧心忡忡，自感责任重大，夜不能寐，秉烛研墨，写下了这副楹联。 高以永爱护百姓，赋性宽仁。他去省城大梁（开封）时，市井街巷的人都指着他羡慕地说，这就是内乡的县令高公。他离任内乡时，百姓夹道挽留，甚至有追送数百里者。清同治《内乡通考》评论说，高以永大量开垦土地、打击匪盗，对内乡的贡献非常大。 而高德荣，则是今天领导干部的典型。他心里装着独龙族父老乡亲，一生中有两次毅然返乡。一次是在年少走出大山时，留校工作前程似锦，他却主动请求调回偏远的独龙江乡教书；一次是年过半百，升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再一次向组织提出“把我的办公室设在独龙江”的要求。他的理由非常朴实无华而又动人心弦：“独龙族同胞还在受穷，我在外面享福，睡不踏实。” 高德荣不仅心系群众，而且崇尚实干。从早到晚，一天跑六个村、看十多个项目建设点、走上百里山路，这是这位老县长的工作常态。为了高山雪线下的一条长隧道，高德荣上下奔忙，历时三年多终于打通。 与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率先垂范，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2013年11月，习近平来到山东菏泽调研，在与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他从河南内乡县衙的对联讲起，联系到云南省独龙族干部高德荣的从政体会，让古代的民本思想获得时代意义，也让今天的为民情怀拥有了历史景深，意在重申领导干部的实干作风与群众意识，重温舟水之喻、重拾鱼水之情，引导领导干部继续与广大群众“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习近平以实干为准绳，以群众为旨归。他与全党分享“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的从政体会，可以说是直切时弊。 信仰的力量 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在生死考验面前所以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们对崇高的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70多人，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革命前辈们为什么能够无私无畏地英勇献身？就是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为了坚守崇高的政治信仰，为了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0年9月1日） 延伸阅读 6位亲人、70多人、2050个烈士，这些沉重的数字，诠释着什么是崇高，展示着什么是信仰，诉说着什么才是共产党人的价值本色。 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包括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等，为了革命毁家纾难毫无保留。当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在痛惜之余，说的第一句话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一句话，既表达着一位父亲的牵挂，更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贺龙元帅生前经常讲，满门忠烈都是为国家献身，那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不必要常提我们自己。正是这样一种国而忘家、公而忘私、默默奉献的精神，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在无数为国牺牲的英烈中，方志敏可以说是杰出代表。他在战场被捕时，国民党士兵竟无法理解：这个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共产党的“高官”，身上竟然搜不出一个铜板！方志敏不幸被捕后，拒绝国民党达官显贵的拉拢利诱，面对游街示众依旧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狱中，尽管条件极其恶劣，他仍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著作，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食粮，给无数共产党人以巨大精神鼓舞，就像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所写的：“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讲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感人的事迹，以此激励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的基座。信仰，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字眼，是8800多万共产党员安身立命的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号召全体党员“坚守崇高信仰，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栏目曾发表文章《信仰的味道》，提到陈望道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竟将墨汁当成红糖吃掉而浑然不觉，体现出精神之甘、信仰之甜。习近平多次讲述党史上的这个感人故事，多次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多次警醒“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正是要激励党员干部保持理想、坚守信仰。 就是讨饭了也要救他 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因为他们的支部书记生病了，一天之内村民自发筹集了数万元手术费为他治病，村民们说“就是讨饭了也要救他”。当地就有一些干部不由地发出了“假如我病倒了，会有多少村民来救我”这样的感慨！郑九万所做的一切都体现在了村民的回报上，是老百姓心中那杆秤称出了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分量。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深刻揭示了“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的丰富内涵。这就是我们树立郑九万这个先进典型的意义所在。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2006年7月24日）摘自《之江新语》 延伸阅读 郑九万是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山坑乡后九降村党支部书记。2005年10月5日凌晨，他因长期操劳过度，脑血管破裂，生命垂危。这个乡里最偏远的小山村，当时人均年收入仅2000多元。但乡亲们翻箱倒柜，一天之内竟凑了近7万元，用来付手术费。村民刘良理的手头有准备给养鸡场买饲料的7160元，妻子说：“鸡死了还能再养，支书的病拖不起！”刘良理只留下60元，后来又把借来准备交电费的100元也拿了出来。村妇代会主任陈菊蕊，拿出了她攒下的逢年过节女儿给的1300多元零花钱。患严重肝腹水的困难户刘宋云，把平时用鸡蛋、红柿、大豆换来的300元买药钱，也托人送过来……“我们就是讨饭，也要把九万这条命救回来！”村里能够走动的人，全都自发下山，带着水和麦饼，到医院守候。第一次手术失败，社会各界慷慨解囊，郑九万终于转危为安，不久康复。 “爱人者，人恒爱之。”郑九万从担任村支书开始，十几年如一日，把入党誓言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点点滴滴中，有这样几个细节感人至深。村民陈菊蕊老伴得了骨质增生，急需钱治病，郑九万知道后，马上把卖牛准备为儿子娶媳妇的2180元送到了她家里，并叮嘱她丈夫要好好休息。村民刘光淼开拖拉机压坏了腿，郑九万不但为他垫付了几百元的医疗费，而且帮他家收土豆，补种冬麦，还送给他50元买补品。要知道，郑九万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富裕，对村民的付出可以说是倾其所有。 郑九万与村民之间的感人故事，展示出党员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得知郑九万的事迹后作出批示：“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郑九万同志的先进事迹正是这句话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讲述这个故事，重在强调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人民”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关键词：“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一再强调“初心”，“人民”正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重要内容和价值底色。 寻乌调查 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谈谈调查研究——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1年11月16日） 延伸阅读 在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中，有一件珍贵的石印本，它就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寻乌写下的《调查工作》，后来题目改成了《反对本本主义》。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还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寻乌调查无论从革命指导的意义上，还是从科学研究的意义上，都是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也是第一次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城市。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江西会昌到达寻乌。寻乌位于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之地，是商品流通的主要集散地。在毛泽东看来，“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于是，趁着部队到附近各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时机，他开始着手调查寻乌城的商业。 “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在调查之前，毛泽东的几个问题，问住了当地干部。他带领参加调查的同志，走访了当地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与群众一起劳动、谈心交流……基于这次调查，红军将城市政策定为“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纠正了“左”倾错误，也解决了供应难题。 作为报告的《寻乌调查》，内容上分为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五个部分。报告中既有数据统计，又有历史沿革说明；既有行业调查，也有阶级分析。具体到杂货店经营的131种洋货，打首饰、修钟表店铺的经营情况，农村祠堂过节时候如何分谷分肉，都在报告中有着详细体现。细致入微地占有材料，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研究，成为《寻乌调查》的最鲜明特点。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习近平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崇尚深入唯实的作风，有着鲜明的风格特征。他引述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的例子，告诫领导干部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 中央党校不少班次都有专题调查研究的教学安排。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就围绕调查研究对党校学员进行专题授课。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了许多重要判断和工作要求，比如：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 114个字的碑文 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只有114个字，却反映了一部中国近代史。1975年，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只用了五千字。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0年5月12日） 延伸阅读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撰写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短短114个字，一气呵成，雄劲有力，鲜明表达出对人民英雄的敬仰和缅怀之情。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鉴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身体情况，时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不仅将报告的总字数压缩到5000字，还带领起草小组克服重重阻力，将周恩来长期以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作为重点写入报告文稿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经报道，立刻振奋起全党全国人民冲破“文革”束缚的信心。邓小平由此感慨：“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文风提倡短实新，反对假大空，习近平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示范的。早在1984年，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就已经展现出质朴文风。2003年到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短论232篇。这些作品大多不过寥寥三五百字，没有空话套话官话，引经据典、论述有力，讲道理浅显易懂，谈问题直击痛点，文章中的许多思想和提法，现在看来依然值得咀嚼回味。 文风体现作风，文风反映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文风问题备受习近平关注。关于文风，有一种错误认识是：文章越长越代表有水平。习近平列举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只有114个字、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起草5000字政府工作报告的例子，意在说明短文亦可以托举起丰富内容，文章应当尽可能做到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内容深刻。 习近平曾援引过《庄子》里的一则典故：“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意思是说，野鸭子的腿虽然很短，给它接上一截它就要发愁；仙鹤的腿虽然很长，给它截去一段它就要悲伤。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写文章。就此他指出，就今天来说，把“野鸭子的腿加长”的文章太多了，提倡短文章、短讲话、短文件是当前改进文风的主要任务。 看100遍《共产党宣言》 读马列、学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夫。1939年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都在不同时期反复强调认真研读原著的重要性。 ——《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09年5月13日） 延伸阅读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篇幅不长但其威力却犹如“精神原子弹”，一经问世，就震撼了整个世界。在理论上，《宣言》通篇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为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在实践上，《宣言》是第一个世界性共产党组织的党纲，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行动上的指南。恩格斯指出，《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部“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 《共产党宣言》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样非同寻常。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正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晚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走到《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译者陈望道先生跟前，问是否能找到中文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他想再看一眼。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由此选择了加入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深情地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学习马列原著，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是件“有门槛”、有难度的事。习近平列举毛泽东看《共产党宣言》的例子，让人看到即便是我们党的领袖，也是通过苦学勤学才弄通马克思主义精髓和实质的，以此说明认真研读原著的重要性，也以此增强大家学习经典原著的信心。对于《共产党宣言》，他在多个场合反复谈及，在他眼中，“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 据梁家河村村民回忆，习近平当年上山下乡时就仔细阅读过《资本论》。1998年到2002年，他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他专门要求写入这样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正像习近平所强调的，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重要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 唱革命歌曲的自由战士 中国和津巴布韦虽然远隔万里，但联结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深厚而牢固。在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了难忘的战友情。我听说，许多当年在中国国内和坦桑尼亚纳钦圭阿营地接受中方培训的津巴布韦自由战士，至今仍会哼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这令我非常感动。 ——在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让中津友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2015年11月30日） 延伸阅读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多年来久唱不衰，在许多重大场合都可以听到这首歌。从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三大纪律”，到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歌中所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和发展，前后经历了20年的时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对于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人民军队的著名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曾被斯诺、史沫特莱和索尔兹伯里等3位美国记者先后写进了各自的作品中。斯诺当时在甘肃省豫旺县采访，听到了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十五军团都在唱这首歌，认为这就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红军初抵陕北时，曾引发老百姓恐慌；可仅仅数月后，当地百姓就将这支队伍亲切地称为“咱们的军队”。“铁的纪律、铁的军队、铁的战斗力”，随着歌曲深入人心。 津巴布韦人民之所以熟悉这首中国军歌，是因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津巴布韦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过程中，中方曾向津方提供无私帮助。津巴布韦“解放军”中有一批人曾受过中国军事训练，他们学会了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也学会了中国的革命歌曲，理解了中国革命者的精神。据津巴布韦语言学家彭维尼回忆，当年军中流传最广的革命歌曲就是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鼓舞士气、增加凝聚力和广泛团结群众方面发挥了不小作用。 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共和国独立当天，中津两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30多年来，双方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友好合作关系顺利稳定发展，双边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津关系堪称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 2015年12月，习近平对津巴布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首次访津。在临行前发表的这篇文章里，习近平以津巴布韦自由战士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例，回顾在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的难忘战友情，正是要说明，中津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也借此表达中国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中津两国不仅要做政治上的好朋友，还要做发展中的好伙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津两国作为真正的全天候朋友，要将中津友好更多转化为深化务实合作的动力，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中津友谊源于两国真诚友好、重情守义的文化传统，源于两国共同遵循的独立自主、相互尊重等对外关系基本原则，源于两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 最忆是杭州 杭州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重镇和商贸中心。千百年来，从白居易到苏东坡，从西湖到大运河，杭州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说引人入胜。杭州是创新活力之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在杭州点击鼠标，联通的是整个世界。杭州也是生态文明之都，山明水秀，晴好雨奇，浸透着江南韵味，凝结着世代匠心。 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在中国，像杭州这样的城市有很多，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大发展、大变化，许许多多普通家庭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一点一滴的变化，集合起来就是磅礴的力量，推动着中国发展进步，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9月3日） 延伸阅读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杭州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五代十国时即为吴越国都邑。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和明清文化，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发展系列，不仅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而且成就了很多文人墨客。白居易一生作诗3600多首，其中写西湖山水的诗就有200余首。他捍湖浚湖、重疏六井，使市民能够近湖而栖、安居乐业，也奠定了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格局。苏东坡不仅留下了佳肴“东坡肉”，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还将葑草淤泥善加利用，筑成一道横贯南北的长堤。堤上建六桥九亭，遍种桃柳芙蓉，让西子湖变得美不胜收。杭州的历史，是一部因西湖而成名的历史，也是一部因京杭大运河而兴的历史。由于处于海运和内河航运便利的地位，杭州自古就商贸往来繁荣，南宋时期就已经发展成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今天更成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浙江全省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教中心。 2002年，习近平开始主政浙江。在接下来的近5年时间里，他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习近平既是杭州点滴变化的见证者，也是杭州大发展的推动者。2003年，习近平担任省委书记不久后，就到杭州进行专题调研，要求推进文化大省建设。随后，他在《浙江日报》的特色栏目——“之江新语”中，以“哲欣”为笔名发表《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一文，指出“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强调“杭州应在保护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弘扬历史文化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做得更好”。西湖免费开放后，他又三次向西湖管理部门提出建议：一是西湖边的公共厕所应24小时免费开放；二是在游船船头应增设橡胶轮胎，以免游船经过时损伤桥洞；三是景区长椅的布局，应保持一定的间距。他考虑到“西湖边的恋人很多，如果椅子之间距离太近，恋人们反而会感到不自在”。习近平对杭州调查研究之仔细，由此也可见一斑。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当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时代，怎样才能重新激活这“一池春水”？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以杭州为例讲述中国的大发展、大变化，不仅给世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寄语二十国集团，“一点一滴的变化，集合起来就是磅礴的力量”，只有联起手来，才能“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 如果说2015年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是要对世界经济进行一次精准把脉，那么，2016年的杭州峰会，则是要为世界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对此，习近平提出了四个关键词：创新、开放、联动、包容。这一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方案”，之所以能提振世界经济的信心，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原因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梁家河的变化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 ——《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 延伸阅读 陕西延安60多公里之外，陕北高原的山岭脚下，有一个小村子，名叫梁家河。1969年初，小村子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不满16岁的习近平，与14名北京八一中学的知青一起，徒步来到梁家河，在那里开始了他7年的插队岁月。 黄土地的生活很艰苦。那时的梁家河晚上没有电，习近平与另外5个知青一起住窑洞、睡土炕。窑洞里跳蚤很多，他被咬得浑身都是包，只能在炕席下面撒农药粉灭蚤。一开始，他连掏地、种玉米、割麦子都不会，只能跟着学，村子里的农民咋做，他就咋做。从种地到拉煤，从打坝到挑粪，插队那些年，习近平几乎没歇过，几乎什么活都干过。村民张卫庞回忆道，“习近平是吃了苦的，跟我们一般苦”。 黄土地的生活也很充实。梁家河的插队生活，不仅让习近平锻炼了“挑一二百斤麦子走10里山路长时间不换肩”的毅力，学会了“擀面条、蒸团子、腌酸菜，样样都行”的技能，还让他有了一个施展才干的舞台。在梁家河，习近平“干活不惜力”，被认为“有知识、点子多”，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后生”，逐渐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先后入团入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一次，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一些农村在搞沼气，便自费前往四川取经，回村后带领村民修建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解决了村民做饭和照明的困难。为了增加农田面积，寒冬时节，他带着乡亲们一起修筑淤地坝，每次都主动带头赤脚站在冰水里凿冰清理坝基。此外，习近平还帮着村里建起了磨坊、裁缝铺、铁业社等，改善了大家的生活。 1975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村前往清华大学读书。临行前，大家排起了长队为他送行，很多人都不舍地哭了。乡亲们还送给了他一个镶着“贫下中农的好书记”的镜框，以此表达大家的敬意。2015年2月春节前夕，已成为13亿中国人民领路人的习近平，重回梁家河。看到曾一起生活、战斗过的乡亲，习近平动情地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一位大国的国家主席，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向世人阐释中国，没有用宏大的场景描述，也没有用什么统计数字，而是选择了一个对他个人而言最具意义的村庄。这样的选择，源自习近平不变的“初心”，而梁家河的今昔变化，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7年的农村生活，7年的同甘共苦，习近平收获了成长，更坚定了信念。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由迷惘到坚定，由彷徨到自信，这样的转变，就在于陕北高原培养了他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要与人民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他最初对“人民”二字的体悟，就来自梁家河，来自那些让习近平始终魂牵梦萦的乡亲。 瀛台夜话 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珍视国家独立、统一和尊严。中国政府必须顺乎民意，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美国情各异，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发展阶段不同，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和而不同。两国难免存在一些分歧，但这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两国政府要起到稳定器作用，妥善处理有关分歧。 ——同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时说（2014年11月11日） 延伸阅读 北京初冬的中南海，水波荡漾，树影婆娑。习近平在瀛台前迎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两国元首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瀛台桥上，两人凭栏远眺。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华灯初上，熠熠生辉，古老的瀛台见证了中国几百年的变迁。习近平向奥巴马介绍瀛台历史，他表示，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 习近平介绍说，瀛台建于明朝，在清朝是皇帝批文、避暑和宴客的地方。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制定平定内乱、收复台湾的国家方略。后来光绪皇帝时，国家衰败了，他搞“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奥巴马马上接话说：中美历史上这一点是相似的，改革总会遇到阻力，这是不变的规律，需要我们拿出勇气。 难忘此夜。皓月当空，两人边走边聊，谈得特别好，特别深入。每一个环节都大大延迟，原定90分钟的宴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原定30分钟的茶叙，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当习近平说，吃饭去吧，不想让客人饿肚子。奥巴马却说，还想和你谈几个问题。精彩的对谈，引得奥巴马的官方摄影师皮特虽冻得一直抽鼻涕，就是舍不得到屋里去。一晃五个小时就过去了，夜里11点多，两位大国的领导人才挥手告别。临别之际，奥巴马用了非常动情的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感受，“今晚，我这辈子最全面、深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执政理念以及您的思想”。 继安纳伯格庄园之后，瀛台夜话是中美两国元首第二次不打领带的会晤。冒着寒风，顶着严寒，习近平为何要向奥巴马讲历史？原因正在于，了解中国近代以来历经落后挨打、努力抗争、最终“站起来”的命运，才能理解中华民族为何孜孜以求将实现民族复兴作为百年梦想；了解中国近代以来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探索、奋斗和抉择，才能理解中国人民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何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何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句话，“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瀛台夜话，并非为讲历史而讲历史，其指向乃是当下，即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再到“白宫秋叙”，两国的元首正是在不断的沟通对话、增进互信中，逐步书写下国际关系史崭新的一页。 apec蓝 http://.biquxs.info/

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以便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时感觉舒适一点。好在是人努力天帮忙啊，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好多了，不过我也担心我这个话说早了，但愿明天的天气也还好。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好，是我们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我要感谢各位，也感谢这次会议，让我们下了更大的决心，来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我们今后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也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 ——《在apec欢迎宴会上的致辞》（2014年11月10日） 延伸阅读 从“时间都去哪儿了”到“蛮拼的”，再到“apec蓝”，这些年，习近平用活了不少新语汇。而这些热词，每一个都像一个超级链接，点击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展开生动的故事。 2014年11月初，在经历了10月份的多次“雾霾袭城”后，北京的天空迎来了一片湛蓝。监测数据显示，11月1日至12日，除了11月4日为轻度污染之外，其他时间北京的空气质量均为优良级别。而这段时期，也正值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人们便把这样的蓝天称为“apec蓝”，虽有几分调侃，却真切地表达出了对蓝天的期待。 事实上，为了保障apec会议的顺利召开，从11月初起，华北及周边地区工厂停产限产、工地停工，部分城市汽车单双号限行，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放假，进行高强度的督查……一定意义上，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成就了北京的“apec蓝”。对此，有网友提出质疑：停了工厂，关了锅炉，又放了假，是不是有点形式主义？习近平却深思熟虑：“实际上是借apec的东风，尝试推进协同治理的举措。几个省市联合行动，污染排放最终减少了三成以上。这对我们今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都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这就是一种实际的努力，并不仅仅为了开会。” apec会议之后，习近平马不停蹄前往布里斯班出席g20峰会。在飞机上，当随行记者向习近平说起“apec蓝”这个热词时，习近平用了一句很辩证的话：变坏事为好事。“大家意识到雾霾不好，形成共识后，主动治理雾霾，唤醒和提高了环保意识，不是好事吗？” 鲁迅先生说过：“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习近平在apec会议如此重要的场合，主动提到“apec蓝”，不仅充分体现了他“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的执政风格，更显示了对人民期望的积极回应，在党心民意的同频共振中，让世人看到了中国治理环境污染的决心。 其实，在2014年初考察北京时，习近平就专门提到了雾霾治理，他指出：“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 心中的鼓岭 http://.biquxs.info/

1992年春天，我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工作时，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啊，鼓岭！》的文章，讲述了一对美国夫妇对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方充满眷念与向往，渴望故地重游而未能如愿的故事。丈夫密尔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他1901年随父母来到中国，在福州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福州的鼓岭给他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1911年他们全家迁回美国加州。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回到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一看。令人惋惜的是，加德纳直到去世也未能如愿。临终前，他仍不断念叨着“kuli g，kuli g”。加德纳夫人虽然不知丈夫所说的“kuli g”在什么地方，但为了实现丈夫魂牵梦萦了一生的心愿，她多次到中国寻访，最终都无果而返。后来，她在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的帮助下，终于查明加德纳所说的地方就是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岭。放下报纸，我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她访问鼓岭。1992年8月，我和加德纳夫人见了面，并安排她去看了丈夫在世时曾念念不忘的鼓岭。那天鼓岭有9位年届90高龄的加德纳儿时的玩伴，同加德纳夫人围坐在一起畅谈往事，令她欣喜不已。加德纳夫人激动地说，丈夫的遗愿终于实现了，美丽的鼓岭和热情的中国人民使我更加理解了加德纳为什么那样深深地眷恋着中国。她表示要把这份情谊永远传承下去。我相信，像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厚植中美互利合作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2012年2月15日） 延伸阅读 1992年4月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一篇叫《啊，鼓岭！》的文章，作者钟翰是一位中国留美学生。钟翰认识加德纳夫人时，加德纳已去世两年。从加德纳夫人口中，钟翰了解到，加德纳的父母是美国前驻华人员，他出生后不到10个月，他们就举家迁到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直到民国建立，复又迁回”。 孩童时的生活，给加德纳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文章写道，在加德纳的客厅里，有着非常多的“中国元素”：有唐寅的《仕女图》，有一只小小的木雕城隍，有一尊铁铸昭烈帝刘玄德的全身像……而加德纳更是一直有颗“中国心”，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上一看，怎奈当时中美尚未建交。等中美关系好转后，老人又不幸瘫痪并罹患癌症。弥留之际，老人口中仍喃喃不绝地呼唤着“kuli g，kuli g”。 为了圆丈夫的心愿，加德纳夫人曾于1988年初夏造访中国，但无果而返。直到1990年春，她在整理加德纳的遗物时，从其幼时的藏书与作业中发现了11枚邮票，多枚邮票上都有“福州·鼓岭”字样，由此才知道，“kuli g”就是“鼓岭”。 1992年春天，在福建省福州市担任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看到报道之后，马上指示有关部门与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热情邀请她访问鼓岭。随后，加德纳夫人从旧金山转道北京抵达福州。在习近平安排下，加德纳夫人来到其丈夫生前念兹在兹的鼓岭，亲眼看到那个美丽的地方，看到丈夫儿时曾徜徉其间的空蒙云雾、滴翠青山。来华期间，加德纳夫人还将丈夫生前收藏的一对脱胎漆花瓶赠送给福州人民，如今，这对花瓶仍珍藏在福州市博物馆。 一个心中的地名，一段友谊的佳话。鼓岭、马斯卡廷，相距万里，却在那个春天隔洋交汇。习近平讲述的鼓岭之缘，是根深叶茂的中美友谊史的一个掠影。跨越20年，习近平用这个动人的故事告诉世界：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始终是国家间友好的根本。 有这么两段话，真切地表达了习近平对深化中美人文交流和地方合作的殷殷期许。一段是加德纳夫人访问鼓岭成功后，习近平给她发去贺信，其中说道：“我相信，由《人民日报》刊登的钟翰先生的《啊，鼓岭！》一文引出的感人故事，将在福州以至更大范围内广为流传，将激励更多的人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继续做出努力。”另一段是习近平2012年到访马斯卡廷市后，寄语老朋友：“中美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两国人民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进一步增进中美两国16亿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将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 后记 当好中国故事主讲人 http://.biquxs.info/

后记 当好中国故事“主讲人” 卢新宁 有学者认为，政治分为感性政治和理性政治。无论是对外交往，还是著作演讲，“讲故事”不仅能阐释观念、触发思考，而且能感染受众、拉近距离，最终在受众头脑中、心灵中获得双重共鸣，可谓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 “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一个鲜明感受就是，故事可以“载道”，把深刻的思想、抽象的道理，转化成鲜活的故事、生动的例子，既接地气、有文气，更见视野、显水平。 正因此，我们想一窥习近平讲故事的奥秘。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嘱我带领评论部同志编写《习近平讲故事》一书，他亲自谋篇布局并为本书作序，总结阐述习近平讲故事的方法和意义，思考其中的改革发展之道、大国外交之道、修身为人之道。 作为中国故事的“第一主讲人”，习近平讲故事，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有着高超的技巧。我们对这些故事进行了“延伸阅读”。一是，丰富故事信息，对故事细节进行补充，详细介绍习近平所讲述的人与事。二是，还原故事语境，看看是何时讲述、向谁讲述，在上下文本中、在时代场景中解读故事。我们希望从这两个层面，让读者对“习近平讲故事”有一个更全面、更立体、更深刻的理解。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感慨：“中国领导人是讲故事高手。”可以说，讲故事也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解读习近平讲故事，也是希望更多人能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讲人”。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价值出口”；在地球村时代，每个人都是“国家名片”。更重要的是，大时代、大变迁，让中国人有着无比丰富的生命可能、有着更为多彩的生活体验。梦想与奋斗、成功与挫折、欢笑与泪水，正是最打动人心的故事。学会发现故事、讲述故事，讲述自己的故事、身边的故事，我们就能向世界更好地展现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 “打动人、说服人”，也是党报评论员的工作。会讲故事、讲好故事，正是本书编写者们要学习的本领和追求的目标。人民日报评论部张铁、范正伟、曹鹏程、李拯、李斌、陈凌等同志精心撰写了故事“延伸阅读”。人民出版社李春生副社长亲自领衔，对该书进行了编辑设计。希望这本书能在思想和表达方面给读者以启发，在这个格外需要“交流与理解”的时代，找到一把沟通心灵、联通情感、融通中外的“金钥匙”。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