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湖岁月》


 第一章 别了，华七斋

    1982年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老天阴沉着脸，似乎也感染了我们同学分手，各奔东西的惜别情怀。我整理好行李，一只人造革旧箱，一床被絮，还是当年进杭时的装束。匆匆忙忙走下华七斋，等候在那里的留杭同学用人力三轮车，把我和行李载向武林门长途汽车站。

    这武林门汽车站，是杭城通向省内外的重要陆上总转站，候车大厅及二侧小厅人来人往，好不拥挤。我和送我的同学只好站在车站门外，互相道别：“保重”“多联系”“祝新岗位事业成功”等等，此起彼伏。虽说进校门前，都已经在社会上跌打滚爬过数年，但四年的校园生活，又把我们打造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说着说着，同学们的眼神都有点湿润，毕竟是真的要分别了。

    告别同学后，我在车站的小厅中找到了去北林场的入口。钻挤，排队，我托运好二头行李，检票上了客车。随着一声铃响，客车开了，在车站的汽车出口处，同学们还在，我在车窗内向他们挥手道别，心中默默地念着二个字：珍重。

    在出发到新单位上班之前，我到省公安厅政治部报了到，办妥了有关手续。期间回了一趟老家，把一部分今后不用的书啊杂物之类的东西放回了老家。所以，此次前行，可说是一身轻装。

    客车快速地在城市的柏油路面上朝北跑着，过瓶窑不一会，车速便慢了下来。车窗外的建筑物越来越少，除了电杆，路标之外，青山翠竹，层层绿色茶田，不时从眼前晃过。不一会，车开始“之”字行上行，慢慢地爬行于幽岭，进入了安吉地界。此时的窗外，翠竹成海，坐在车中，如同一叶轻舟飘荡在蔚蓝的大海之中。

    过孝丰站后，景况急剧而下，路况也越来越差，行驶中的汽车带起阵阵黄尘，随风飘向路边，朦朦的遮掩了车后的世界。路边的作物稀少，植皮也很差，不少地皮都裸露着黄壤的本质，厚薄不均的红色或黄色泥层，接下去是分化层、松脆的岩层。零星能见到几间土坯平屋，几位农作的山民，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这一带的贫瘠和落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颠簸，车又开始相对平稳些了，二边出现了大面积的油桐树，原来进了林场地界。

    冬季的天黑得早，当车快到终点站前，车窗外已经灰朦朦一片，往左方眺望，只见远处有一道白朦朦的“大墙”。我想，这大概是监狱的围墙了。事后，当我了解这一带的地形后，发现那天晚上是自己给自己闹了一个笑话。原来那是天子岗水库的大坝，而且林场插花分布在二省三县八乡镇的400平方公里范围内，根本不可能有那么一堵围墙能围起来。

 第二章 热面孔贴冷屁股

    在北林场车站下车后，我取了行李，走了50来米的坡路，经人指点，来到了林场的招待所。这是一个不小的院子，前后有三进房子，中间一进是二层的，南北二进是平层，西边有食堂，还有一大块空地，可以停车。

    登记，住宿，在食堂吃了晚饭，时间已经到了晚六时许。根据招待所服务员的介绍，我沿着林场场部的主道，独自一人向场部走去。

    场部主道二侧，有商店，影院，医院，还有干部的住宅，多为平房，少有楼房。来到丁字路口，我想前行一定是监狱了（下车前看到的白朦朦“大墙”的方位就在哪一带），往右转弯，二边是住宅、球场。前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沙石公路，公路的北边是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大院落，比招待所要大多了。

    我走了进去，穿着深蓝色警察冬装的门卫老同志，听了我自我介绍后，把我让进了门卫值班室，告知我，晚上上班时间马上就到了，先等一会。我便傻傻地等在门卫室里。不一会，一位穿着深蓝色大衣的高个中年男子进来了，门卫热情地介绍。

    “这位是方场长。”

    “这是新来的大学生”。

    此时，方场长问了一句：你是学茶叶的。

    我答：不是，我是学农学的。

    待我抬起头，方场长已经离去。我这人特敏感，心想林场希望的是学茶叶的。此时，我的心底里涌上一股“热面孔贴冷屁股”感觉。我可是主动要求来这艰苦的地方工作的，现在看来并不受欢迎。

    政治处没人，我就到农林科去了。看着墙上贴着林场的地图，我上前仔细地看了起来：原来林场很大，有13000余亩茶园；3000余亩水田，其中一大队六中队有1000余亩；20000余亩油桐油茶；数千亩旱地；还有畜牧业、工业、商业、学校、医院等等，是一个小社会。

    农林科的同志们很热情，科长姓何，大家叫他老何，副科长姓应，大家叫他“小应”（其实他跟老何的年龄差不多，五十出头了，只是生相嫩面的关系，大家都叫他小应。有一次，因工作事，我打电话说找老应叔，结果差点闹出笑话，因为，科里的同志好象只承认有“小应”，而不承认有“老应”），他们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大中专毕业生，学的专业多是茶叶、农学、植保、统计等等。

    第二天一早，我到政治处报到，没等接待的同志告知，我就快嘴快语地说了句：我知我的去处了。他说：那儿？

    “一大队六中队。”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问。

    我说：3000亩水田。面积大而且集中的只有六中队一个队，而且只分配来一名毕业生，就此推定。

    他说：对，对，就是到六中队，下午队里会派人来接的。

 第三章 千亩洼地

    下午，六中队来了一辆三匹马力的小手扶拖拉机。开车的是一位年青的小伙子，估计只有十八、九岁，四方脸，寸头的头发有点长。他挺热情，也挺卖力，不一会，就把我的行李装上了，说了声：“队长，可以走了。”我愣了一下，怎么着，我成了队长？当年除了担任过少先队大队长外，我可再没当过队长了。

    拖拉机启动后，我们就上路了。途中，我知道了，原来，服刑的人员管干部都叫“队长”，管看押部队的战士叫“班长”。开车的，是一名轻刑犯，改造表现好，获得了减刑奖励，不久就可以释放回家。他说：“所以，队里也同意他蓄起头发了。”这小伙子挺健谈，说这辆小手扶拖拉机是他改装的，相当于队里的专车了，每次到场部、大队部拉东西，送队长开会等，全靠它了。

    车沿着我昨天的来路往南回走，过了二个陡坡后，到了南林场。那是一大队的大队部所在处，我们没作停留，拐弯后向东行去（昨天是从西边过来的）。小伙子边开车边向我介绍情况：路边的茶地是二中队，那是新茶厂的厂房，歧路口往南是安吉县的良朋乡，往东是五中队的茶地。过了五中队茶地不久，前面有百余亩菜地和畜牧房，那是六中队的蔬菜基地，干活的是四分队服刑人员。下得坡后，出现了一个小集镇，原来是南湖乡政府所在地。

    车一直走下坡，前面是一片洼地，高低不同的堤坝把它们分成一个个的圈圈。这洼地都叫“斗地”，平时都写成“土字旁一个斗字”。其实，这洼地，每一块几十亩到几百亩不等，四周都是堤坝，一洼一洼的象“掏水斗”的样子。

    过了二分队的地，再穿过南北湖中间的公路，我们到了六中队的驻地。

    中队部座落在公路的北边，西边是南北湖，路北的叫北湖，路南的叫南湖（与嘉兴的南湖同名同姓。大概，安吉的南湖乡，以及南湖林场的名称均与其有关）。整个中队的建筑群符合当年农场的特点，南边无遮蔽，中间是一大块水泥晒场，晒场的北边是一排简易平房和仓库，其中一间是中队卫生室，医务人员也是服刑人员；东边是监所，内住三百余名服刑人员；西边是看押部队和中队部办公、生活的所在，房子也比较简陋，营房是一个小院子，一井平房，中间是活动室，有一台电视机，我有空的时候常常进去看电视；最后面有一幢二层楼房，那是干部的家属楼；隔在营房与家属楼之间的一排房子，东边是二层的，系办公室，西边是食堂。

    我被安排住在办公室的楼上，一人一间，简易床上有一块厚厚的稻草垫子，结扎得很好，是服刑人员做的。这个东西，比我下乡时用的要好多了，那时铺的草很散乱，既不整洁，也不雅观。我发现这服刑人员中真的是多才多艺的。这间房子其实也是我工作和学习的地方。

    安顿好生活后，骆指导员和汪中队长就找我谈了话，分配了工作。从此，我就成了六中队的农业技术员。

    林场的组织机构分三级：最高的是场部（亦叫支队。因为林场又名劳动改造管教支队，现在统一叫监狱了。所以，平时所说的场长，支队长，监狱长，其实是同一个职务的不同叫法），第二级为大队或分场（分场没有在押服刑人员，从事劳动的多为林场职工和场员。场员多为当年服刑满后因政治或其他原因不能回家安置，留在场里就业的人员），第三级为中队（中队里面还有细分的机构，如分队或小组一类，按是否关押服刑人员为标准，分别叫犯人中队，场员中队）。按照“军队”体系划分，就是团、营、连的建制。在这个“小社会里”，人的等级地位是极其明显的，按序是：干部，以工代干（其中干部子女又优于场员子女），工人，场员，服刑人员。

    我所在的六中队相当于一个加强连了，在整个场中地位不一般。除了“以粮为纲”的“历史地位”之外，主要是该中队编员多，又远离大队部和支队部，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强。另外，在押服刑人员有三百多，是全场最大的犯人中队。

    不过，在中队里，还有一位领导是大队的副大队长，姓金，他负责全大队的粮食生产，重点抓六中队。他的家安在六中队，平时上班也在六中队（后来，我知道他是不久前从六中队中队长的岗位提升到副大队长的）。所以，我的业务工作就是在金副和汪队长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的，当然组织思想纪律属骆指导员管的。

 第四章 牛皮与科学

    那年，我二十五岁，心态吗，既象大人又象小孩。一个人生活很简单，二个瓷盆一个瓢，三餐食堂不愁饥。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工作，看书，就是玩。

    晚饭后，我随干警们去了监所。当我要跨进监所大门时，突然传来一声“站住”。我立马煞住前倾的身子。回头一看，原来，监所大门的对面有一幢二层建筑，楼下是监管室，由干警值班，楼上是岗楼，由荷枪实弹的士兵守着，这声音就来自岗哨。同行的干警忙向他解释“他是新来的技术员”，哨兵憨厚一笑，点了点头算是放行。吃一堑长一智，在未发到警服前的一段日子里，每次进出监所我都会主动和岗哨示意，避免再次听到“站住”的喝令声。

    这是一座建于五六十年代的监所，条件比较差，黑瓦灰砖搭建的每间监室象农村的大仓库，里面“u”字型的分布着十几张“白鸽”床，也就是说，每个监室住着二十几号服刑人员（八十代后期新建的监所，条件就好多了，每间住十人左右，配有卫生和洗漱间）。有教育室，活动室，大会堂，食堂，贮藏室（服刑人员平时不用的物品，如冬夏换季服装等，统一放在那里），后来，办“新生学校”，里面又专门腾出了教室。四周的围墙是加高过的，并装有电网。据说，有的服刑人员利用白天在外劳动时机，与外面的人联络好，定好时间，地点方位，到了晚上，把衣服、钱等抛出围墙，外面的人再把香烟等禁止品抛进来。还有，曾有服刑人员翻围墙和通过化粪池的通外粪道出逃。为此，支队为了“亡羊补牢”，强化了防盗设施。

    各分队组织学习，开会了。我闲着没事，在里面转了一圈，就一个人回中队部了。此时，中队的管教员正在办公室办公。我就进去坐了一会。二人聊开了天，管教员姓隋，挺能侃，他介绍了许多情况：原来他在省公安厅工作，后调南湖了。他比我年轻，瘦瘦的，很精壮，气质风度处处显着潇洒味，大家平时都叫他“阿洒”。他的玻璃台板下压着一张二寸黑白相片，给我印象很深，也很能说明他的特点：那是他站在在荒郊野外，他身着白衬衣，外披对襟长衫，扎着布腰带，双手各持一支盒子枪，身旁几缕茅草微微向后倾斜，活脱脱的一个“李向阳”造型。

    不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都是性情中人。好侃，他当管教员，我当技术员，在中队里都属自我支配工作的角儿。俩人的工作性质不同，很有互补性，故乐于交流。后来他当了管教副中队长后，又配了一名姓徐的管教员。这样，三个人就自封是《牛皮与科学》杂志的三主编。当然这《牛皮与科学》杂志一直是口语状态，除了忘却的，都印在三人的大脑中了。正是，这种无拘无束、主题飘变的自由侃，使我熟知了管教知识，大量的法律细胞涌入我的知识构成，也烙下了我今后吃“法律饭”印记。其实，那段时间我看的书主要是农业类，还有犯罪心理学、青年心理学、老年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书籍，以及《小说月报》。同样，他们俩对生产经营也有了兴趣（我离开南湖后，那里也时兴停薪留职了，于是，他俩先后都下海经商了。“阿洒”还在商海中经受了“风浪”，在主持期货经纪公司经营期间先被认定有罪，受了羁押，后改判无罪。这样。他也以“犯人”的身份领略了他最熟悉的“监所饭”生涯，正是造化弄人）。

 第五章 只会捻捻泥巴

    清晨，数声震耳的哨子声响起。中队的干警们纷纷起床。

    原来，五十多岁的骆指导抓队伍建设有一套，搞了一个“半军事化”管理制度，在支队出了经验，于是，老中青干警无一例外，列队跑步。不过，此事最终是虎头蛇尾，也不知是那一天，这“制度”自己不知跑到哪儿“躺”去了，一直没“醒”过来。

    干警的早餐比一般上班族要早，因为，他们要进监所管理服刑人员的就餐。事实上，监狱一线的日常工作就是围着服刑人员转。也难怪不少服刑人员刑满回家后，对管教干警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我记得有次在老家的商店购物，正在柜台前察看商品时。边上递过来一支烟。一看是个陌生男子，我说：对不起，想不起了。他说：他是从南湖刑满回来的。接着就拉起了他回家后的生活。其实，他们要适应现实生活存在不少心理障碍和现实困难（后来搞了个接茬安置工程，也只能是在形式上缓解一些他们的现实困难，要清除心理障碍的路还很长）。

    每次出工前，中队长在监管室分配好任务，各中队带服刑人员出工。我怀着好奇之心，站在那儿看。

    服刑人员列队，点名报数出监所，分好工具后，排队往各自的作业场所而去。一般是二十几名服刑人员，二名干警带着。我在想，二个管二十几号，在野外作业，地大面广，怎么能管得住。其实，干警在长期的狱政管理方面，是有好办法的。因为，服刑人员内部组织是很严密的，骨干是“劳改积极分子”，一年评一次，往往能得到减刑奖励，后来又实行“百分制”考核，每个人每天的表现都记分，年底根据分数高低确定奖励档次，形式上还有组长，副组长，小组长。另外，中队定期进行“犯情分析”，对“逃跑危险分子”“抗拒改造危险分子”“不稳定因素”进行排摸，中队布了“耳目”。管理是严密而有效的，我的担心是杞人忧天。当然，任何制度都有漏洞。有些服刑人员是“二面人”，对干警唯唯喏喏，利用干警对其的信任，对其他服刑人员横加欺压，恶性发展成为“牢头狱霸”；还有其他的，其实社会上的坏东东在那里演绎得更露骨。如有一名“诈骗犯”在监狱表现“很好”，减刑回去，又犯“诈骗罪”，重回监所。假面具在任何地方都有市场。

    出工后，骆指导和汪队长分别去检查各分队的劳动生产及管理情况。

    我就一个人跑到田里去了，一月的季节，田里除了麦子和紫芸英等外，少有其他作物。我在田边蹲了下来，用手捻着泥土，仔细地查看土壤性质。原来，中队所在地区属太湖流域，北边一条大河通安吉的梅溪，流向太湖，河坝二边用坝围起来的“兜”地，地下水位高，土壤的通透性不好，是渚性土壤，所以粮食产量不高。

    我慢慢地转着，穿过南北湖的中间公路，来到了二分队的田里，远远地看到有五六名服刑人员在给麦子施肥。当时，偏北风很大，呼呼地吹着。他们用粪勺子泼施，顺风而泼，而麦垄是东西向的，这肥料大部分都施在麦垄里。于是，我过去同他们讲了，他们态度很好，表示改过来。我很得意地回来了。然而，耳边响起风儿传来的声音：“技术员，大学生，不懂的，只会捻捻泥巴。别管他！”嘿，好家伙！原来，这里已经在酝酿“下马威”了。

    我没说什么，也没同管教干部去说。

    每天还是过着简单的生活。按照中队的要求，整理几篇加强麦子冬季管理的农技小文章，偶尔进监所给服刑人员上上农技课。天知道，有谁是真的在听。但我认为他们听了，我也完成任务了。偶尔也跑到部队营房去看看电视。

    春节期间，我在单位。食堂关了门，我就用一只“五更鸡”（煤油炉）烧糖年糕过年。徐夕夜，监所内的伙食不错，有鱼有肉，四菜一汤，当然每人都是定量的。各分队还有些活动，自编自演自娱自乐。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有喜怒哀乐。其实，以年夜饭论，我吃的远比不上他们。

    那时候，我除了参与集体出操之外，还保持着每天长跑三五千米的习惯，晚上在水泥晒场上练练自由式“擒敌拳”，冲冲井水澡。因为人晒得黑，加上风霜刺激，生活单调，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有时，服刑人员问我“技术员多大”时，我会调侃说自己三十多了。那时，监所内流传着新来技术员个人“资料”：三十多，会武功，下乡时结的婚，小孩靠十岁，考上大学毕业后分到这里的。

 第六章 通气秧田

    林场的主要工作是二块，一块是管教，就是改造工作；一块是生产，就是组织劳动。这二项工作，管教工作毫无疑问，实行严格的从上到下，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生产劳动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加上劳动力的主要构成是被管教对象，故也实行从上到下。二条线独立运行，劳动服从管教。当然，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管教工作会作适度调整，以保证农时的需要。

    汪中队长人很忠厚，不喜欢多说话，工作踏踏实实，干警中的人缘比较好。所以，农林科安排生产时，他都叫我去。那时我的工作劲头真的不小，到场部开会，走公路二十几里地，走小路十几里地，大都是步行去步行回来。领回粮食指标后，我作为技术员提出了中队的生产计划（各分队任务，复种指数，种植品种，地块落实）。应该说，几个月的摸底了解，基础情况掌握得不错，加上自己的看农田图以及算术方面的“智商”还可以，加上“出笼”前征求了各分队意见，也请示了金大队副和汪中队长的指示，拿出的生产计划得到了顺利通过。

    开春了，要上真家伙了。说真的，过去我下乡做农民时，只是跟着干活，安排指挥生产的活儿并没有干过，农大读书时，是农业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时，也只是小尝科研型生产。这千亩粮田上作业还是头一遭，说没压力是假的。只是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大，对工作也有股子闯劲，更重要的是比较张狂，我说：当这样的技术员，用我三年插队的经历就足够了，四年大学的知识可以基本不用（凭心而论，老家的农活水平比哪儿要高得多）。

    春播育秧，二种办法摆在眼前，一是老习惯，老做法，做水秧田。二是做“通气秧田”。中队长把技术指导权交给我了，过去是请农林科技术员来指导的，现在配了我这么个“技术员”，我已责无旁贷了。考虑到土地的特点，我坚持做“通气秧田”，为防止意外，每亩的下种量还是30斤（虽认为太多，但怕以后缺秧影响生产，担待不起）。先在一分队搞早熟品种育秧试点。那天，分队的何副队长说，秧田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播种。

    我说去看一下。我与何副队长，还有一名服刑人员中负责分队农业技术的（他改造很自觉，但一直没认罪，一直在申诉。具体案情我已记不清了），一起来到秧田。

    当时的情况是，秧畈不平整，上有不少稻茬。我说：不行，需加工。

    浙北的早春，有时天气很冷，那天遇阴天，水田中还积着薄冰。

    看管的干警，他们主要任务是管住人，不发生逃跑和打架等就行了，但在有明确的生产要求时，他们决不马虎。于是，何副分队长把一组清紫芸英水沟的服刑人员给调了过来。

    服刑人员不愿脱去雨鞋下到水田。因为我要求用手摸秧畈，把稻茬深埋到地下去。

    此时，我也没说什么，自己把胶鞋脱了，卷起裤腿和袖口，在秧畈上干了起来，说了句：照我的做。

    服刑人员纷纷下田了。此时带班的干警也下田一起干了。通过半天的紧张劳动，达到技术要求的“通气秧田”产生了。

    那一年，倒春寒严重。农场的其他中队和附近的乡村发生了大面积烂秧，而我们中队秧苗生长良好，几乎没有发生烂秧。这与推行“通气秧田”和用药水浸种分不开。不过，只是秧苗不是很壮，改良不大（因为，亩下种量没减少）。这属我清楚的内容，因为他们原来的习惯就是这样，育出这样的秧苗，成绩已属优秀了。

    有了这一结果，以后落实技术措施就顺利得多了。我也不累了。

    在六中队我待了二年多时间，后来是以一大队的技术员身份待了几个月。到84年夏季，金副大队长到大队部上班后，我也到大队部了。但在六中队还是有许多让人感触的事。

 第七章 讲者自讲，听者自便

    湖波显轻漪，柳树发嫩芽，农时季节到，中队忙春插。

    出工的时间比往日早了。七点刚过，各分队的人员全都去了农田。我拿“标杆”（一米长的一根竹杆），悠悠地往二分队转去。

    想想昨晚的技术课，自己都想笑，什么“5x4”、“每株8到10根秧”、“要均匀”、“不要插成烟斗状”、“不可有浮秧”等等。种种田，插插秧，都能说出那么多套套来。好在听众是服刑人员，不管是不愿听的，还是不必听的，都摆着认真听课的样子，头排的还拿着小本子记着。我想他们就是在画漫画，我还是得表扬他们是“认真”的。其实，讲与听，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一个讲与听的大环境，讲者自讲，听者自便，只要维持了讲与听的形式，真的不必去苛求。如果一定要苛求，那也只能苛求讲者得有水平，别影响视听。不过，多年来的说教模式，苛求的是听者。记得小时候，我属上课不专心的一族，课本里画满了人头像，还有鸡啊，狗啊的小动物，偶尔也画画桃花什么的，就是没交“桃花运”。文革的课浅，我不听都能考100分，你能叫我专心听课吗？现在，坐在下面的大多数是农村出身，种田是世袭的。再不怎么着，进六中队后也种过田了（当时整个中队只有我是新来的）。

    来到二分队，秧绳已经拉好，大家准备下田插秧了。估计是冬季施肥的那个角儿，突然说了句：“技术员，这秧怎么插？”边上马上起哄了，闹腾腾的，似乎要把昨晚憋着的那股气给放出来。我可不是省油的灯，别烦了，跟我一起插吧，我插多少密你们插多少密，我插多少快你们也插多少快。这下气氛好了，大伙一起干上了。平心而论，干农活的水平，这那个群体里，我还是能列入一流档次的，毕竟下乡时工分已经评到九分八了，距离十级劳力只差零点二了。

    有一次，到远离中队，插花在村民田中的那几十亩田割稻，理论上的“5x4”标准，实际吗，“5x6”差不多，我与服刑人员来了个割稻大比拼，结果半天时间，一人割了一亩多，只有五名服刑人员与我不下上下（估计个别的还留了一手），其他人只能是望洋兴叹。我嘛，也累得倾躺在田埂上，努力恢复那腰部的酸痛。说句实话，当时如果不是我的头发养得长，在田间劳动时，活脱脱的一付接受改造样。

    这个春天，真是多事。普遍的缺秧，而我们中队的秧多了将近一半。原因是下的种量不少，实际插下的又打了折扣，除去糟塌掉了，还是留下不少。别人没了，你多了，就成宝了。那些天，附近的村民来转的多了，晚上发生偷秧的事也多了。为了保证种植计划，中队加强了夜间值班管理。农场内部的调济是责无旁贷的，先是大队内部调济，其他中队的服刑人员来拨秧，周边村的百姓没意见。接着是全场调济，那天，场员中队派人来拨秧，田里劳作的人们与附近百姓没区别了，这下，周边等秧的村民耐不住了，骂的骂，抢的抢。我们的解释和维护，难使情况改善。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位二目失眠的村民也来闹了，河道边上，他拚命用探路竹杆打人，而我担心他掉到水里去，牢牢地抱着他，身上又多挨了打。也许，这是一个先兆，似乎在告知，未来我会去与场群纠纷，以及更多的各类纠纷结缘。事后，村干部陪着瞎眼老农专门来中队，向我道歉，真的让我很感动。

    人十分激动时的所做所为，从人性上来说都是可以原谅的。

 第八章 科研梦

    刚离开学校，书生意气风发，老是“梦想”搞科研。好象科研有一股“专家”气，而生产则没“文化”。如同，社会上讲“文化”一样。讲“文化”：“小灶”文化才是文化，因为是人性体现，有才气，有想象空间，有脉胳，贴近生活：“大锅”文化不是文化，因为是主流意识，无才气，无自由空间，死板教条，束缚人性。这样的结论是不可取的。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起支撑作用的文化，往往是被称之为主流意识的“大锅”文化。其实“小灶”和“大锅”各有作用，社会和人们各有所需，根本不必求一统，或者非否定一方不可，如同“中医”和“西医”，共存是最好的结局。

    应用农业，讲究“良种良法”，良法在于措施和实施，良种则要靠试验和运气。我的立足点放在麦子上了，因为我的导师徐教授是搞麦子育种的，毕业后一直有联系。有一次，我去学校时，向她要了好几个大小麦株系。本想组建一个科研小组，中队长不同意。因为划出一块好田，会让他心痛。于是，妥协的结果是弄了几分塘边田给我。“如果成功了，再说。”82年底播种，到83年春，结果是没有结果。株系生长的不均衡性让人不悦；种子保管不善遭虫蛀出苗率低；以“高产”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已经使我无心“做梦”；再加上，我这个人是随“主流”不干大坏事的一类，既使有自己的意志，也是通过“冠冕堂皇”的正途去实施的角儿，故个人的“梦”十有八九是以失败而告终。

    记得临毕业时，农学系党总支纪书记找我谈话，征询我的志向。据说当时曾设想选一批后备干部，直接进省党校学习二年，后充实县市领导岗位。系领导想推存，但我当时就表示，我愿到艰苦地方去，搞业务，搞科研。现在，我的科研“梦”破了，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生产技术。

    我这个人搞生产，相比较而言，坐办公室的时间比别人要长得多，若不是顾虑他人闲话，坐得还会更长。当年下乡时，生产队的队长在社员出工前，已经去田间巡了一边，然后根据经验和目测结果，安排农活，哪里要施肥，哪里该治虫，哪里该放水……布置得明确具体。我基本不去搞目测，说实话，至今还是没会这套功夫。如果在田头的庄稼前，有人问我“要不要施肥”或“要不要打药”时，我几乎是不回答的。我不是“中医”，我有点“西医”的味道，有点“模式栽培”的味道：施肥，根据肥料品种，实行总量控制，抓基肥，追肥和根外施肥，三下搞定，一般不搞修修补补；打药，根据病虫情报及规律，在规定的时间段用药，防病抓浸种，治虫抓苗头；用水，也是根据水稻生长期，按时间确定灌水养水排水。只知道，我指导下的粮食生产，当年的肥料成本和农药成本是全场最低的（当时，每亩农药成本，当地农村是20元多，全场是14元多，我们大队是6元多）。

    其实，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其他事业也好，个人只有融入系统才能发挥作用。“个人英雄主义”、“侠客”的时代早已结束。那时，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处理好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摆正个人的位置”。我的行动是这样回答的：即把集体当作一个系统来对待的，上级下级左右，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关系都在这个系统内，努力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调节出最佳效益。这便是我一生无成就而又觉得有成就的所在。

 第九章 人定胜天

    在六中队几年，可以说是多事之年。

    夏收时，天公不作美，阴雨多多，收上来的稻谷晒不干，没有办法，仓库里，监所里，办公室里、过道里摊满了稻谷。也难怪，林场的粮食配供有限，大部分口粮要靠自己解决。场部领导，大队领导都派人来六中队蹲点，为了“食为天”，不计成本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不算，最后动用了茶厂的烘干机，拿茶叶杀青的设备用来烘干稻谷了。

    刚刚忙完夏收夏种，本以为可以息口气了，然滔滔洪水又来肆虐。连续阴雨，安吉县成立了抗洪指挥部，支队、大队也成立了抗洪指挥组织。六中队处在抗洪第一线，毫无疑问，进行了数次战前动员。骆指导的政治敏感性就是强，他亲自指挥，组织了服刑人员敢死队。那是一支以劳改积极分子为骨干的队伍，30几号人。随时服从地方上的调度，上大坝去抢险。

    果不出所料，那天，真的动用了。中队部干部都有其他任务，这支敢死队就由我与两名青年干警带着上大坝去了。

    我们一路奔袭，穿过远在中队部东边的村落，上了大坝。此时坝外水浪滔滔，水面上漂浮着上游冲下来的杂物，一阵阵波浪有节奏地拍打着堤岸，水流漫上坝顶。我们用草包装泥加高堤坝堵水。干着，干着，只听锣声响起，“当！当！当当！”“进水了”“大坝缺口了”“大家快转移”，“快逃”，喊爹的，叫娘的，此起彼伏。那锣声，就是“命令”，意味着我们再堵已经失去意义。当地的抢险人员全撤了，他们四散而行，因为他们熟悉地形。而我们这30几号人往哪里撤？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来路已经被水淹了，走不成了，而其他路，我们根本不清楚。若留在坝上，可能从抢险的主儿变成“被抢救”的主儿。二名青年干警，眼睛瞪着我，等着我这个“中队领导”下命令。也不知怎么？也许就是“急中生智”吧，我故作镇静的布置：我指着二名干警，说你们在前，跟着敲锣的人走，请他带一段；其他人一个接一个紧跟上，我断后（凭心而论，当时我只想把所有人员带出危险区，自己不能慌，让大家有信心，不乱。其他什么都没想，因为真的没把握，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撤！”我们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区域，绕过村落，淌过浅滩，走过田塍，来到丘陵的山坡。这下我安心了，但中队和大队的领导们还担心着，因为那时没有随身的通讯设备，他们只知我们去的地方已经淹了，人员去向无从所知，他们除了担心，只能担心。当我们在中队西边的高坡上出现时，南北湖的水已经涨得很高，通过湖中间的公路已经浸在水里，但这里我们熟悉，我们不怕。我们涉水回到中队，全员平安归来，大家这才放心。

    此时，天已经黑了。

    晚饭后，又开会了。开会，还是开会，还是部署抗洪。

    “人定胜天！”那时，谁敢公开否定此豪言壮语。

    此时上级的命令来了，除留下部分骨干留守继续抗洪外，其余服刑人员连夜撤出六中队，暂到五中队监所羁押。于是，层层布置，开始撤离，武警，干警全体行动，支队、大队的狱政干部也来了。服刑人员列队点名，宣布纪律要求。此时的南北湖水，比我们回来时又涨高了许多，从埂顶走，水深也已经齐腰了。大家打着手电和火把，用长绳作扶手和引导，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转移。此时的南北湖水域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蜿蜒着前行的火龙，几百号人渡过了最危险的湖中段。服刑人员的转移工作安全完成后，我们搞生产的又回到六中队。

    雨还在下，南北湖的水还在涨，“兜田”已成湖泊。

 第十章 炸坝

    洪灾面前，一线的只能服从命令。因为，一线无法即时了解情报，故只能上级叫干啥就干啥，从某种意义来说，一线是盲目的。既使是指挥部，决策也是随机应变的，谁也不能预定结果。

    前一天还在死保的大坝，第二天就接到了“炸坝”的命令。

    为减轻下游城镇的洪峰压力，“炸坝”的命令下来了，六中队一带将全部成为分洪区。当洪水从炸开的二个大坝之口滔滔涌入之时。我们的撤离工作也全面展开，好在前一天晚上服刑人员已经转移。虽然任务不是很艰巨，一个是把尚未撤离的干警家属转移出去，还有就是把堆在高处的粮食运出去。不一会，中队部已经是水深到腰，很快就淹至一楼门框之上。此时坝内外水位齐平了，洪水上涨的势头也止住了。

    潜在危险是水涌。只听“哗”的一声，中队的北围墙倒了，又一声“哗”，西围墙也倒了。

    中队部的房子会不会倒，着实没把握。我仰躺在一只充满气的汽车内胎上，双手作浆，倒划着前进（若采用身套救生圈的方式，则划动很缓，前进速度不快），采用此法，就是头要侧着，否则撞着什么都不知道，一句话，无论救人还是抢物，自保是基础。

    水面漂着的脏物遍遍皆是，与身体进行着密切的接触……

    我指挥着二名服刑人员去撤离干警家属。他俩划着一个竹筏子，叫家属们撤离。此时，家属们的行为，终于使我发火了，在房子随时有可能倒塌的情况下，她们既紧张，又护财，不停地往筏子上搬黑白电视机、三五牌台钟……一趟来一趟去，我大声吼叫：别接东西，把人接上筏子，再不下来，就别再理她。六七名干警家属终于放下手中之物，上了竹筏。

    该撤的人全撤出后，开始运粮了。

    支队调来的二只三吨水泥船专门运粮。这时候，虽说还在抗洪抢险，但心情明显轻松了。三分队的小诸队长，小小的个子，站在装满稻谷的水泥船船头，挥舞着手中的小竹杆，兴高采热地随船出发了。我在粮库继续组织装船。一会儿功夫，撑首船的服刑人员泅水回来，紧张地说：技术员，船沉了。

    “什么？”我心里一紧，接着问：“诸队长呢？”

    “我把浆给了他，他可能漂到公路哪边树上了。”

    我赶紧乘着汽车内胎往南北湖快速划去。此时，风起浪涌，脏物翻腾。终于，在水淹的公路路旁的一棵桕籽树上找到了小诸。只见他脸色苍白，根本没了出发前的“精神焕发”样了，整个身子泡在水中，侧仰着脑袋，象闷热夏天的池中鱼儿，一张嘴露出水外透气。船浆早已不知去向。我想，既然已经抱住树了，为什么不爬高一点，让这么脏的水打嘴边？待我临近一看，好家伙，那树上全是蛇，一条一条倒挂在树枝上，伸着蛇头，不停地吐着红色的蛇信。原来，蛇儿遇洪水，逃生到了树上，所以小诸是上怕蛇，下怕水，真是苦不堪言了。

    我赶紧划到他的旁边，把汽车内胎的一边交给他，没想到他一下把整个轮胎给抓走了。我说：老弟，只有一个轮胎，两人拼着用。于是，一人挽一边，慢慢地划回中队。

    原来，他们为了抢速度，真接穿湖而行，而湖面因风起浪，水泥船不抗浪，一下就给击沉了。后来只有一条船了，沿着被淹的路行，把一部分稻谷给运了出去。

    当晚，我们这一批也奉命撤出。忙碌了一天的我，此时已经精疲力竭。天黑下来的时候，我是躺在轮胎上，借助服刑人员的帮助，才划出了被淹的水域。事后，那服刑人员还对我说过：“技术员，你那天的脸好白！”

    其实，人的生与死有时候是很瞬间的。那场大水冲毁了房屋，冲毁了田地，也夺走了生灵。只是，六中队人畜俱安。可是，如果发生几个假如，生灵的灭失也是很容易的。

    这场洪水。唤起了我对童年往事的回忆：那年发大水，县江水位涨得很高，流水哗哗，江面上的漩涡一个接着一个，二岸有人不断地打捞着上游冲下来的漂浮物。我家住在县江沙滩（其实那年已经筑好石坎）的一条小弄里，平时都在县江洗漱。此时，我去河里洗碗（家中三兄弟，我是老大，没有姐妹。所以我平时在家更象女孩，家务活干得特多。到是现在，家务活少干了），来到河边，常态时的“河埠头”早就淹在水下，洗漱的人只能在河道边的阶台上洗漱。此时，只有一名妇女在洗衣服，不巧的是，洗衣服用的板刷漂走了，她伸手去捞，没捞着，人却顺势滑入了水中。她张手想抓岸边的石头，但够不着。我放下竹蓝，立马跑下去，将小手伸给了她，借着我的拉力，她攀上了河台阶（其实，台阶前的小三角一带水流缓，再外一点，流速就大得多了）。没想到，回家后，我挨了父母的一顿臭骂。当时，我怎么也不理解，我做的是好事，为什么还要挨骂？其实，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单一的，他们骂我是怕我“不自量力送上小命”。

    也许，我的“宿命”是苦命而不短命（至今已经历过洪水，触电，车祸，闹事等天灾人祸的考验。应该属先苦生活，后苦情感，最后苦思想的一类），故遇难时总能择吉避凶。

    洪灾过后，表彰记功，我们的重点是给服刑人员报功，那些“敢死队队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奖励，有的减了刑，有的记了功。

    这场洪水留给我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灾难有时对一些地方，对一些人来说是“福音”：中队东边的那个村子，依靠救灾补助金，盖起了大批的红砖瓦房，过去的清一色“泥墙翁”在洪水中逝去，一年后，整个村子旧貌换了新颜。

 第十一章 七毒俱全

    在中队一线，我因为好奇，因为激情，因为工作，因而也常去做一些管教工作。

    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就有真善美与伪恶丑。平心而论，八二年下半年之前，监狱管理中打骂体罚服刑人员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八劳”会议后，劳改劳教作了分离，“阶级斗争”的弦松了许多，整个系统从公安系统划归了司法系统，文明管教、依法管教的创导，管理的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这里只记叙二件事，因为也是记忆最清晰的二件事。

    夏天的一个夜晚，服刑人员就寝后，监所统一熄灯，各分队带班的干警都回去休息了。

    此时，我与中队管教员“阿洒”进了监所，在里面转了一圈，没有发现私自在外转悠的人员。接着我俩悄悄地进入了一分队的监舍，静静地靠在“白鸽笼”的边上。此时，钻在蚊帐里的服刑人员开始各显神通。有的吹嘘自己的犯罪史，似乎犯罪也分档次，听着听着，也听出点道道来了。原来，在服刑人员心中打架斗殴，敢动刀子的“地位”最高，而诈骗、强奸一类的没有“地位”。此时，我俩所站位置的上铺位的服刑人员起了身，卷起了草席，原来草席下藏着烟蒂，他熟练地用报纸卷起一个烟卷点燃后，狠狠地吸了口，说了句：“痛快！”接着叼着烟，又开始卷另一个烟卷。另外还有三顶蚊帐中透出了亮光。这时“阿洒”分别对这几床打了“招呼”，这四位吓得赶紧灭了烟，吹牛的也不啃声了。我俩把这四名违规的服刑人员带到了监管室，罚他们面壁思过。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七毒俱全”这句话，那是“阿洒”告诉我的：关着的都是一些五毒俱全的家伙，你要管住他们，你就得“七毒俱全”，否则你管不住他们。也许坏脑筋得想过他们的头，才能制止他们坏脑筋的实现。后来，我想想真的哑然失声，难怪服刑人员说“犯人是有期徒刑，干警是无期徒刑”（犯人在监狱时间有期限，干警在此是永久的，有的已经是二代了），你再搞个“七毒俱全”，你还出得去？

    还有一次，是监所内湖州帮与杭州帮打群架，干警们进去制止住后，把参与打架的十几名服刑人员带到了监管室，这次的教育措施“野蛮”了，清一色的一排就地跪着。有几个犟嘴的受到“后脑壳”和“踢屁股”的光顾。那天我也很火，八年半中我唯一一次动手打人就发生在那晚。刚好跪在我前面的一位年纪轻轻的服刑人员，本身犯罪了，不好好改造，还在监所内拉帮结伙，打架闹事，当时还犟头倔脑，顶嘴强辩。我合起双掌，给了他一下“后脑壳”，只听“叭”的一下，他只是往前恍了恍，我的一只“上海牌”老式手表却飞到了地上，表面玻璃与表体分了身。好家伙，上苍对我是管得很紧的。我的每一次过错，它都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对我实施惩罚。这不，我的“野蛮”，立马受到了报应。平时而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恶”性，如果没有自律它律，不发作只能靠没有机会。如同，有的男士，在单位一辈子是“老实人”，在家里却是“暴君”；有的女士，在单位是“春风阳光”，在家里是“黄脸婆”。不少人昨天还是“媳妇相”，位置一换，立马一付昨天她还在内心痛骂的“婆婆相”。其实，我也一样，只是接受它律自觉点，开展自律主动点。长期修炼，总算修得个“三脚猫”的文明相，离真文明还差十万八千里。

    应该说，“八劳”会议之后，轻微的打骂体罚还时有发生，但大的，过份“野蛮”的，如捆绑吊打绝了迹。但是，有的强制措施用得不当，同样会出问题。五中队就发生一起让全场干警引为教训的事件。一名犯人因违反监规，不听教育，到中饭时，中队的三名干警将其的一只手与窗栅铐在一起，自己去吃饭了，指导员路过也没有制止。铐的时间长了，血液循环受阻，手发青发麻。那犯人也狠，他事后既不声张，也不配合活血，硬是让一只手致残。此事，最后以三名干警追究刑事责任（缓刑），指导员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而了结（据说此犯人有亲戚在上海检察系统工作）。客观说，当时的社会法律救助系统不健全，光靠司法部门自己监督自己，力度是大打节扣的。现在有社会法律救助，新闻舆论监督，网络群众呼吁，这监督虽仍不尽人意，但相对来说要比过去强得多了。

 第十二章 香馍馍

    人活着，几乎天天要与别人打交道。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友谊，帮助，赞美，冲突，伤害，不满。工作如此，学习如此，生活也如此。

    命运喜欢与人开玩笑，它不会让人按自己设想的轨迹运行。尤其是象我这样的人，太在乎外界的反应，更无法达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境界，所以，就更容易被命运作弄。这不，我的婚姻的大事，成了热点。先是师长们担心，老师说：“在劳改农场，找对象很困难。”我说：“那是五十年代。现在情况变了，当年干部的子女都长大成人了，农场已经是小社会了，找对象不困难的。”宽了老师的心，但自己只是说说，没有行动，因为我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父母想在老家物色人，穿针引线，结果是针无心，线无意，也不成，加上探亲时间短，不必揭“密”也能应付过去。

    我这样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七零的“三等残废”，因为挂了一块“大学毕业生”的牌子，在婚恋问题上一时也成了“香馍馍”。这不，农林科小应科长最热心，给我介绍了一位干部女儿，而且说已经来六中队看人来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

    我到南湖工作，除了正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在逃避。我希望通过艰苦的生活，努力的工作，“开心”的交友来加固心灵的坚壁，让痛永不外泄。

    年青人，爱的故事丰富多彩，一场恋爱往往改变人的一生。我也卷入了，而且至今仍属似醒未醒，似懂未懂。问世间情为何物？真的不可深究。

    我是一个普通人，生活经历也比较简单。对爱感觉很保守，在启动初恋之前，蒙胧中有好感的女孩有好几位，因为怕失败，故不会主动进攻。凭心而论，当时她们中的任何一位向我进攻，我也许都会投降，并“锁定”爱情。结果真是如此，在大三那年，当年一起下乡插队的一位姑娘在一次平常的通信中，与我发生了“冲突”，结果把隔在二个人之间的那张纸给捅破了，于是，就有了我的初恋。然而，这初恋最终夭折了。

    那是八一年的夏季的一个晚上，我在女友家（当时在宁波地区农科所实习，周未就上女友家串门了。热恋中的人们大概都差不多）。后来她的父母从朋友家回来，在外间发火。女友出去看了一下。我问怎么会事？她说她父亲不同意我们。这下空气凝固了，虽然我不知道原因，其实我也不想知道原因。我问怎么办？她说：“你就去读书了，我天天在家怎么？”当年的我，不知是优点，还是缺点，办事直来直去，不会曲，不懂缓冲。当时，就说了句很“侠客”的话：“我们年青人，感情的创伤容易修复，如果你们父女之情受了损害，那可难修，会痛苦一辈子的。”于是，初恋宣告结束。所有的书信都烧了。为顾全颜面，第二天一早我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她家（她上街去买早点），从此二十五年无音声（直到二oo五年清明时，我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她打来的。后来见了几次面，大家过得都好，当年的“梦”——希望对方过得好——也算圆了，背负了二十五年的心理包袱总算放下了）。

    这就是当年紧锁心扉的“秘密”。

    在感情上，我想我已经害了一个，以后不能再去害别人了。但我又没有勇气宣告“独身”。所以当别人介绍对象时，我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告知对方三个条件：人丑陋家贫寒心有伤。可想而知，姑娘们不会“自投罗网”了。我也落得心安。

    也许，有人会问，你后来不是结婚了吗？

    是的，那是八五年十月我在老家过探亲假，与当年下乡时的兄弟见面。那天深夜，在县江的堤岸旁，二人在石坎上席地而座。东南西北拉了一大圈，最后，话题转到了个人问题，因为他本身也是下乡中的兄弟姐妹中的一员，他了解那段“秘密”，故也不回避。他的一句话，当时对我触动很大。他说：“她已经结婚了。你若长此下去，客观上不是让人家心中不好过吗？！”我说，我并无“让他人”不好过之念，我表示会考虑个人问题，但前提是别人能接受我这样的人。十八日那天，他就把他的同事介绍给我了。现在才知道，他这个“媒人”与其他“媒人”一样，当年根本没把我的“人丑陋家贫寒心有伤”的话告诉我的爱人。而我则认为，我的爱人能接受我这样的人，值得我一生去爱（虽然有欠缺，不象初恋那样有那么多的盲目）。现在，我爱人还说：真是个没头脑的，这三条，前面二条没什么，第三条是最可怕的，谁愿意淌这混水！

    我想我朋友是算准了我们是合适的一对，故此说了一回“谎”。不过，现在他也装糊涂：“有那事吗？记不清了。”

    可以说，这五年，是我对爱情婚姻现象思索最多的一个阶段，但最终没有心得。然而思索的过程，对人生处事都起了作用。

    一个馍馍有人认真地把其吃完了，这就是馍馍的最大幸福！

 第十三章 同学相见

    甲子年正月，我探亲回来，在寝室里理了一下。就下得楼来，在中队管教室门口，碰到了一位十年未见面的中学同学，他短短的头发，略显苍白的脸，衣着朴素，全没了当年的校排球队主力二传的潇洒样。我心存疑虑：会不会犯事？

    “你怎么来这里了？”但不敢主动询问“不好”的命题，希望他是来探亲或探朋友的。

    “你不知道？”他答。

    “我当然不知道。”

    接着他讲他犯罪了。原来，他犯了奸淫幼女罪，被判了十年。据说是一名发育比较早的女孩，在性生活方面相当前卫。终因年龄原因，“严打”时往监所送进了不少“开放”的青年。

    回想文革期间，我们是一个学习小组的，在他家还吃过“忆苦饭”。学习小组七八号人，用粗糠做了窝窝头吃，大家都咽不下去。真苦！第二次就学乖了，还是在他家，这次用细米糠做窝窝头，还放了糖精。好吃多了。文革后，大家交流“窝窝头”的故事，其中的一则是：有个村斗地主级“运动员”（文革时，每次运动都要挨斗的人叫“运动员”），给他吃糠窝窝，问他：“好吃吗？”他答：“不好吃。”结果是狠斗了一通，口号是：不好吃，你就让贫下中农吃这种东西。第二次斗争会，还是这样问这样做。有了上次的教训，他答“好吃”，这下更惨了！好吃，你就吃下去，一个一个的糠窝窝往他嘴里塞。皮肉之苦就更少不了了。文革，让人性泯灭。

    高中毕业后，我下了乡，他后来去“红医班”学习，当了医生。就那么十年时间，命运竟会如此作弄，让我们在这么一个地方，用这么一个方式见了面。

    生活在一个中队，经常会碰面。他都力求回避。我说：没关系，已经这样了，关键是未来，你在这里要遵守监规，听队长的话，不要喝酒和抽烟，认真做好队医。后来，他的确做得不错，队长们也对他比较关心。他也慢慢地习惯了，心里障碍也没了，见面时话也多了起来。后来听说他减了刑，提前回了家。

    人生之路，小心为妙。就算是失了足，也不可自暴自弃。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如果一直作孽下去，后果真的不好。

    我是搞生产技术的，但身处监狱这样一个特殊环境，对八三年的“严打”印象是比较深的。

    为打击抗拒改造行为。我所在的农场，不少拒不听话的服刑人员被冠以“抗拒改造”而加了刑，还有四名重新犯罪的被判了死刑。那天在大队部开公判大会，刑场在大队部西边的一片美国红松林里。行刑时我没有过去看，听说脑浆都流了出来，死状很惨，家里也没人来处理后事，火化后，一切烟消云散了。

    晚上，“阿洒”同我说，早上他去禁闭室了，其中一名原来曾在六中队改造过，因重新犯罪加刑后送到二大队（监管的硬件条件好些）改造的犯人对他说：悔当初没听队长话，现在虽罪不致死，但形势需要我的头，也没有办法。

    矫枉过正，治天下中经常出现这种系统性偏差。过来人都深有感触。

    八四年春节，我在老家的图书馆，参观了老家的“严打”成果展。老家是“先进”单位，那毫无疑问是“严”字当头了。

    还有“送大西北”，注销城市户口，够严够吓人的。我们场要送的人全部集中在五中队。那晚，五中队大会堂里，人犯与其父母妻儿、亲戚朋友三五成群的一堆一堆的围在一起，低低的哭别之声，令人终身难忘。

    因为我是技术干部，所以未参加过送大西北的押送工作。有一次“阿洒”从青海回来，给我带来过一把“小匕首”，可以练飞刀。后来为了“美观”，在刀身与刀柄之间装了一个铜护，结果“中看不中用”，再也飞不起来了。世间物事，皆有其内在规律，为所谓的“美”而改观之，则其原有的功能也会打折或消失。

    不过，象“二王”案之类，当时是高度重视的。我也参加了夜间巡逻。记得那时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人手一支抢。我的一位姓阮的校友说：“真遇上了，不知这枪是我用，还是他们（犯罪分子）用。不如发把扫帚，我还能挥舞几下，有点用。”

    当年，我对学习文件，传达精神，以及整个“严打”不是很上心，因为我不做这一块。还是回老家后，新学了法律，开始从事法律事务后，开始有些迷惑不解了。至今我还是弄不懂“乱世用重典”、“法无明文不为罪”、“严打”、“从重从快”、“罪责相当”这些“命题”之间的内在关系。

    社会治安中的一些现象更令人不解：特别是专项行动的成果报道，更令人不解。难道对刑事犯罪、治安事件，也能象水库管理一样，平时蓄着，少量放些，遇到洪涝，来个“开大闸”溢洪。

 第十四章 醉酒

    我在六中队毕竟生活了二年多，节假日到了，每每无所事事，故要想方试法闹出点规律性东东来。

    人以类聚。那时候，节假日，我基本上是跑到场部去的。“定点”在叫南湖医院的场部医院。那里大中专毕业生集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还是单身汉。六中队物产丰富，我时不时的带些鸡、鸭、蛋及蔬菜上去，大家一起聚餐改善伙食。第一年的四十几元，第二年的五十几元，在不动声色中回归了国库。这里一般是文聚，喝点酒，但不会出现一个醉态。这个“规律性”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众多“文聚友”恋爱婚嫁成“主流”后，我才伏案摆“黑白”子。

    上班时，我基本上是同“武将”们在一起了，说话，喝酒都带着股狠劲，可以说是武聚。平时也会争吵。六个月的烈日暴晒，六个月的西北风暴，不是穿衬衣就是穿棉袱的生活，真的会养成火爆的性子。我也不例外，一天为生产质量问题我发了分队一名青年干警的火。尚未解结时，各劳改支队实行青年干警交流，他要去长湖工作了。

    那晚，我们七八名青年聚在一起，喝送别酒。喝的是白酒，因为要分别，大家有些伤感。我更有些负疚，于是把“送别”和“谢罪”合一了，当时，把满满的一水果杯白酒（那时时兴用装水果玻璃杯喝茶，且盖子越来越先进，最后上升到用不锈钢材料。一杯倒满约有4-5两），一口蒙了下去（我这人太实在了，太厚道了，太没用了。因为与我碰杯的那位，满满一杯中百分之九十是凉开水）。当时还在说，还在喝。后来就出现了“空白磁带”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和衣躺在床上，就知昨晚是醉酒了，而且一定是烂醉了，因为记忆中少了一段记事。我一仰起上身，头就晕了，赶紧躺下。闭目静躺了一会，想下午要进行生产检查，便硬着头皮起了床，到田头转了一圈，好了。年轻，恢复快。

    说起醉酒，想想我这人也是怪。小时候，过年吃团圆饭，每人倒上一小酒杯黄酒。奇怪的是我立马头晕，不能闻酒味。后来象是条件反射似的，闻酒必晕。下乡后，不知何时喝上了酒，我与知青梁老大（那时老三还未下乡）二个人，一斤五加皮，半斤饼干，一人一半，度那寂寞乡下夜。这不，慢慢地会喝酒了。好在没有酒瘾，通常在家不喝酒的。第一次以酒伤身的是那“伤心年”，这天早上，我回到农科所后，安排好实习组的各项事务后，偷偷地备了半斤白干。晚上，其他人都安寝后，我把那半斤酒给喝了，然后我沉沉地睡去，直到第二天，人虽有点酒气，但没有其他异常。农科所和实习小组的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没说，他们也没问。整个的实习扫尾很正常，我这个组长也很“称职”。但那晚的酒，肯定是伤了我对酒的承载阈值，为以后的“突然醉”铺下了路。

    我的第二次醉酒，已经是担任大队长了，那天在五中队，与中队长等中队干部一起喝，喝的是竹叶青，农场自制，浅浅的淡黄绿色，看上去很舒服。喝多了酒，醉熏熏的，回大队部休息了。不料，半夜，本大队有犯人脱逃。组织追捕时，我带一青年民警坐吉普车，赴追捕方案的定点处设卡。那青年民警见我酒醉难受的状态说：酒喝多了就是不好。事实上，那次不是烂醉。如不是突发事件，休息的状态绝对是一流的好，现在要干活，的确是有点累。而且得虚心听取“批评”。

    说醉酒，最厉害的是除夕夜去营房慰问作客。在驻防武警连部，与连队干部一起吃年夜饭。好家伙，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正副排长的、还有什么事务长、通信员，一个接一个，我和我的副教导员，最终是躺着给抬回寝室。

    我喝酒不多，但醉酒的事多。插一例，我调回老家后，在大桥法庭（城关）工作，院长来庭检查工作，镇里分管领导请客。这下便醉了，镇里的干部送我回家，却回不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住哪？我坐在三轮摩托兜里，手指东，车往东，我指西，车往西，折腾够了，他们通过其他途径终于找到了，到了楼下，他们也不敢轻率往四楼上送，高声喝我夫人下来。直待我夫人“验收合格”后，才送了上去。正是洋相百出。

    其实，不喜酒者醉酒的前提往往是三个，一是高兴难辞，二是上当受骗，三是内心愁苦（喝闷酒更易醉）。我的醉酒，实在太多就不一一道来了，反正是惨不忍睹。半醉半醒的更不计其数。现在好了，快二年多了，不曾有醉酒事发生，连半醉半醒也没有发生。偶尔象征性喝一点，无伤大雅。

 第十五章 初恋经济效益

    1984年2月17日，一大队召开分队以上干部会议，我作为大队的技术员，也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各中队汇报了1984年的生产计划。大队部莫会计在会上强调了“用一名犯人，每年要增加成本386元”。他的发言，意在告诉搞生产的同志，不要再搞“人海战术”，要改变以往不管做什么事，人越多越好的老思维。

    服刑人员的劳动力并不是白白用的，是要计算成本的。社会上经常有人对我说，你们监狱真好，干活的不要付工钿，农副产品多，价格便宜。其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省劳改局是按假定工资计算生产成本的，然后，又以管教生活一条线拨款下来，确保服刑人员的生活福利，所以对我们搞生产的来说，用劳动力都是付工资的。

    会议的最后，袁大队长传达场部生产会议精神。他讲了五点，当时我作了记录。那时监狱开始学社会上的一套，搞承包责任制了，只是与个人利益的挂钩不很显著。他说：（1）提高干工对国家大好形势的认识。去年全场亏114万，今年要从各方面提高经济效益。要认真领会薛驹的四句话（当年，薛驹是副省长。省监狱其他没什么，就是老是有高官会光顾。有的事可以说是通天的。听说文革时，曾经有一段日子，江华就驻在南湖，2万多亩油茶就是建场初期根据他的指示种的）“形势越来越好，路子越走越宽，要求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同时传达了劳改局副局长，支队方政委的讲话精神。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加强对罪犯的教育工作，非生产人员不宜太多，占20%太多了。承包到分队，不到犯人。指标不能太低。分队长的担子重了。（2）生产财务逐队落实。要搞多种经营。（3）抓紧进行各种技术的培训工作。（4）统会计人员当好各级领导的参谋，建立各种报表。（5）要大搞商品生产，挖潜力，弥补全大队亏损。全大队的生产任务是：粮食151万斤，茶叶156万斤，毛猪14.5万斤，三禽5000只，禽蛋8300斤。会上，他还分析了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和存在困难。

    可以这么说，这次会议之后，我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在第一线，我不再是按纯技术要求进行思维了，开始“初恋”经济效益了，日常工作时，开始把经济效益注入到技术指导方案的内核。凭心而论，大队莫会计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是个人才，当时的财会业务，尤其是管理会计的业务在全省劳改系统是首屈一指的。我到大队部上班后，在他地方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直观的财务管理经验。后来，我在大队主政的三年，内当家也全靠他。不过，他却是个不得志的人，据说是文革时的“超常”表现，失去了“提升”的资格。

    人实在是不应该超越“度”去表现自己，一表现往往害人害己。但又有谁能钻在“度”内，不出去“表现”呢，时势并不会给“洁身自好”者留退路！人生有时就是如此难把握，也难怪世上会久久流传“人难做，难做人，做难人”的歌谣。

 第十六章 雨后春笋与只待挖笋

    会议后，劲风吹，层层抓，战果垒。

    全场生产会议上提出了要发展多种经营。责任制和多种经营二股劲风吹醒了农场的角角落落的“跟风精英”们。闻风而动，察风而动，猜风而动，随风而动的“精英们”纷纷行动了起来。

    六中队搞起了竹制品，服刑人员中有手艺的，用竹筒雕笔筒，一天一只，有龙有凤，百鸟齐鸣，百花齐放，清漆一罩，的确蛮漂亮。作为“无名氏”的初级工艺品，留念还不错，但要成为商品，不成。但队里是作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出成果”的高度来上报，来宣传的。

    五中队搞起了平菇养育，全大队的牛粪猪粪来了一个“统一集中”运动。

    大队部办起了蛋糕加工厂，有的搞起了花木场……

    一时间，主要产业“退居二线”，大家热衷搞“三产”。服刑人员中头脑活络的都动起了多种经营的脑筋，毕竟是“新生”的最佳出路。

    一位在场部搞经营管理的朋友，兴奋地告诉我，全场发展商品经济的盛况，他说这项工作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肯定，领导还在大会上说“会议后，多种经营、商品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场普遍涌现，形势大好”。我不忍心坏他的好心情，只是淡淡地说了句：雨后春笋，只待挖笋，不会成几棵竹的。他对我的态度和言论很惊讶。直到一年后，有一次大家相聚时，他冷不丁地说了句：“我太佩服你了！你的只待挖笋论。”我才记起我对“雨后春笋”的态度。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风”，自上而下，刮向祖国大地的四面八方。我所经历的，眼见的，耳闻的“中国风”实在是太多了。这“风”不能一概而论，说好或说不好。“风害”多因盲目跟风、鼓风所致：“风利”多因跟多跟快，劲大功足。其实，中国人对风是很有研究的，最成功的经验是四合院。中国传统建筑的四合院，北“玄武”，一幢二层女儿阁，是四合院的最高建筑，挡住了北来的寒风；东青龙、西白虎的二幢厢房，加上南朱雀一个门楼，都底于女儿阁，和暖的气流在院内旋转；四合院的门是东南方向的，是八卦中的“巽”，叫“巽门”，风从这里进来。若风直进直出，利少弊多，所以用了一道挡风壁，让风在这里碰一下，然后在院内慢慢地四处游走，利多利多。但是，这一中国人对风的传统经验，并没有应用于好多“大事”上，现代人真的是“懒”了（很大的因素，还是“懒人有懒福”，尤其是“懒人”摆出的是“忠厚”相，上级希望下级唯命是从。故起用的也多，久而久之，“中国风”便一刮就猛），上面叫干什么，下面就跟什么，一个模式，一个思路，一套办法，一窝蜂踊。

    产业的培育成长，适宜性是关键。有的事，社会上可以做，监狱不能做；有的树，南方可以种，北方不能种。这不，出事了！大队部的蛋糕厂，甬籍的几名服刑人员，英俊健谈，青年女工与他们在一个工场做蛋糕，久而久之，生情了。弄得满城风雨。我想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问题了。最后一道“禁止混岗劳动”的指令下来了，乱糟糟的局面开始清理了。

    一夜间，这五花八门的“春笋”全给挖了，人们又开始说着哪过去的老话了。

    “实事求是”，做人做事的一条基本准则，被不当回事时，少有人会想到“它”的痛苦。

 第十七章 年轻化

    1984年11月15日，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天，我被任命为省南湖劳动改造管教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从此从技术岗位转入了行政岗位，命运又一次把自己“空投”到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

    这是托“知识化，年轻化”的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早期毕业的大专院校的“精英”们奋斗了一辈子都未能得到的“头衔”，我们这群恢复高考后参加工作不满三年的小字辈，一夜之间成为指挥千百号人的“官”了。当然，还有一个“革命化”的要求，但我想“爱国爱民爱党爱劳动”该算是符合“革命化”的标准了。

    当时在一定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虽然带有酸味，但基本是客观的。那句话是出自宣教科的老干事（早期的大学毕业生），大意是：这批人有什么可以得意的。上去又不是凭真本事，只是靠时运。是的，不能否定，那又是一次典型的“中国风”，对领导干部来了个“一刀切”“切一刀”凡到一定年龄杠的一律退下来。

    随着任命文件的下达，我们大队的王教导员、袁大队长，金、李二位副大队长都退下来了。原班子的孙副教导员升任教导员，算新班子的“班长”了。一老带三新，小马、老吴任副大队长，分别抓管教和生活后勤。我分工行政管理和生产财务，因为没有配大队长，我是“低开高走”了。过了一年多一点，到1986年2月，孙教导员调其他分场任“一把手”，我升任大队长，主持全大队的全面工作，一直至1988年3月，我出任支队的副支队长（亦叫副场长，现在叫副监狱长）。我在一大队抓生产财务抓了整三年。期间，班子成员进进出出，多有调整，但基本上是我与小马搭档，他一直当副教导员，分工政工（目前他任该监狱的副监狱长）。

    “年轻化”之风把我刮进大队班子时，我还是一个党外人士。管发展“布尔什维克”的人们一直认为我差“一口气”，不够格。在大学毕业时，系总支书记说：很抱歉，没有把你发展，应该是发展的。我有点呕气，也有点客观，说了句“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也能为党的事业作贡献”。到一大队快三年，算是培养对象。这一“年轻化”，一切都提速了，12月10日，支部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天距我被任命不到一个月，有那么点“火线入党”的味道。那次支部会，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名青年工人党员对我提的要求，他说：吕副，当技术员的时候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大家都很友好，很随和。希望当领导后，能继续保持。

    凭心而论，大队班子换届后的权力转换是平稳的。因为，我们都是老领导手下上来的，在感情上很融洽，他们乐意扶一把，我们也乐意让他们多“扶扶”。孙教导员对我们青年干部很放手，特别是生产财务方面，往往是我提出方案，他便成了坚定的“指挥者”。他的权威加我的智慧，使我有了施展的自由空间，加上我这个人做官“不太可靠”，没有权力欲，处事分寸比较得体，使不少矛盾在未破壳之时就已经化掉，所以，那三年是我比较“得意”的三年。

 第十八章 三板斧

    走马上任，人们的心里想着的是“经济效益”，眼里盯着的是“小年轻人”。能不能把一大队的生产搞上去，对我来说是考验，更是硬任务。

    南林办（85）第6号《关于下达一九八五年财务盈亏指标的通知》，对一大队的任务明确了，计提假定工资的犯人数为1000人，每人每月42元，也就是说，犯人的人工成本是50.4万元；盈亏指标是允许亏损21万元；流动资金45万元。生产规模还是老样子，我能做出点什么文章，让目标完成？

    依样画葫芦，能过得去，但不会有改观。想来想去，加上年轻，就来了个：

    学学程咬金，劈出“三板斧”，赢了就赢了，输了重来过。

    我的“三板斧”很简单：先由政工部门负责，利用农闲，传达承包责任制的精神，统一干工思想；再由马副大队长负责，冬季，让二、三、四、五、六中队的服刑人员轮流去一中队（砖瓦厂）备泥，砖瓦厂计算工资给各中队，一方面作为各中队创收门路，另一方面确保砖瓦厂冬季备泥的劳动力需求；第三斧，就是自己利用春节回家探亲期间，静静地把各队情况理一理，拿出各中队和茶厂的承包指标。

    二十天的探亲假一结束，大队部里贴满了大红纸的挑战书，应战书，还有许多标语，口号。看来人的思想是发动得相当到位了。凭心而论，这种宣传发动，在转型期功效特足。只是对头脑清醒的当家人们来说，靠这个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关键还得看测算好的指标是否过硬。

    我与莫会计一起，一个中队一个中队落实。我有言在先，不硬压任务，但测算结果应该完成的，各队必须把任务挑去。“棋高一着掌全局”，各队的队长会计，虽经据理力争，但掩不了实力，瞒不过事实，算不过我们，最终也就只能接受任务。其实，他们的心里基本有底，只是在争任务时越轻越好。

    面上撑住了，我得抓重点了。粮食、畜牧波动不大，油水也不大，只要面上能控制住就行。砖瓦生产，冬季采用了集全大队劳动力的备泥作战，只要气候不太恶劣，潜力能发掘不少，现在也不需多化精力了。关键是茶叶生产，抓产量，还是抓效益，我选择了后者，当然这也是同茶厂厂长的共识。成品茶叶的销路、销价市场是关键，我们看好早茶，高档茶。

    开春了，要产量还是要效益，我与茶厂及大队部的班子成员统一了思想，放弃产量只要效益。集中服刑人员上山采早茶，大量制作“浙江龙井”，这样春茶的产量低了，但经济收入增加了。

    抓早抓精抓集中抓协调。过去各队各自为政，忙时人不够，闲时多纠纷，天天很忙，效益很糟，劳动力的成本回报率太低；但搞了集中调度，矛盾也不少，大队的协调压力增大了。这不，春茶大忙时节的一天傍晚，我回到大队部，只见满走廊的青叶。孙教导员脸色铁青，干事们喋喋不休。原来二中队的中队长因为青叶评级“低”，与茶厂的评级女工争了起来，一气之下，翻了磅秤，把青叶拉到大队部一倒，人回家一睡闹起情绪来了，直接影响了正常生产。因为是生产一条线上的人，教导员在等我表态。

    这个人，搞生产有一套，每一项技术措施都能抓实抓到位。但人缘不好，经常得罪人。此次所作所为，成了一些人看笑话的机会。我同孙教导员说了句，先吃饭，晚上开会讨论。

    晚上，新老班子的成员都到了，矛盾对准了二中队的王队长，有的上纲上线的，有的一贯否定。我想情况不好，就说了句：明天一早我找他谈一次，端正态度就算了，否则，就叫他休息。我不信用二个同志还顶不了他的岗（一句狠话）。

    其实，我的内心是不忍牺牲会干实事的干部的。但我也不能不顾及其他干部的情绪，而且也不能让动不动就“摞担子”的风气抬头。这也是农场的特点，线很清楚，生产线上的人，我这么说，他们都支持我。特别是教导员，对我更是支持和放手。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来得及去找这个“王队长”，该队的指导员派人来报告，说王队长已经去工地了抓春茶采摘了。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一年下来，全大队实现了扭亏为盈，实现利润4万元，对照场部指标实现扭亏为盈25万。而那一年全场的整体经济效益是滑坡的，最明显的对比是茶叶红砖的经济效益是我们大队好得多（场部另有一茶厂，茶园基地8000亩。还另有一砖瓦厂。可比性很强）。

    这“三板斧”，即统一思想，目标考核，劳动效率。一用三年，越用我自己越轻松。结果那三年，利润分别是4万，31万，71万。实现了从亏损21万到盈利71万的“百万大转变”。据说，我离开南湖后，有人怀疑我主政时的效益（因为，我离开该大队的第二年开始，该大队又开始进入亏损行例，并从正“百万”转到了负“百万”），认为是否是假账，或计算失误。经审计后，一切都是真实的，却又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一切看上去都是“合理”的开销，其实存在太多的不合理，只要在那上面挖一挖，就会有“百万财力”。关键是你是否找得到，是否真的肯去挖掘。

    简单的“三板斧”，并无多深的理论含量，但真去实用的，还真的很少。

 第十九章 领导艺术

    做技术工作，研究的是事，说的是“与天斗，与地斗”，讲究的是“出主意”。拿出技术方案，被人采纳后，他人会去实施。你不是实际指挥者，你除了技术压力，没有多大的其它压力。技术员就是把好技术方案关，别在技术上出问题就行了。

    做行政工作，研究的不光是事了，还得说说“与人打交道”，得会用人。

    1985年12月20日至1986年1月18日，我与场部经营管理科钱副科长（该人在本世纪初当了该监狱的监狱长，后因车祸追究刑事责任而受“硬伤”）等人去省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参加了第七期经营管理培训班学习。学习了市场学，经营管理，领导艺术等课。一个月的时间，加上近一年时间的行政管理实际，使我的知识构成第一次发生了重大转变。我挺欣赏张筑英的“学以致用”精神，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要学新东西。因需而学，虽是临时抱佛脚，总比不抱好。满腹经纶者，恃才不羁，不贡献不应用，最多只能算是没有开馆的“博物馆”。日后，思想随身而去，只能供别人“考古”，这类人并非我所喜。当年，我的工作实际，需要我修炼“管理学”，于是，便热衷学管理了。只是，我不会死读书，也不会做学问，“拿来主义”、“实用主义”是我的学习基本准则。

    回来后，场里对中层干部进行业务培训，我的校友小阮，农经系毕业的，毫无疑问讲经营管理课。我被安排讲领导艺术。凭心而论，我是桶底之水装溢，赶旱鸭子上架。不过，不担心，“领导艺术”说难听一点是伪命题，说好听一点是边缘学科。以听课者评价论，我讲得不错。宣教科的那位说了一句不大入耳，但挺客观的话“他课讲得好，不等于实际能做得这么好”。是的，我出身教师家庭，讲课有天赋。论真本事，说说是没用的。

    什么“出主意用人”、“一九型、九一型、九九型”等等，一句话，领导就是必须研究人。近来，我常同我的上司说：现在的许多事当领导的很无奈，打个比方，你叫我把二桶水送到某个街道，我唯唯诺诺，拎起二桶水就走，到了门口，把二桶水交给秘书……以此类推，最后，这二桶水在某一个墙角，一蹲一年。当某一天领导想起来一问，原来，这么多人化了精力的事，并没有到点上。追究责任？追谁的？谁都没有责任，谁都有责任。

    不了了之的事太多。变了味的事太多。事是人做的，“龙生九子，连娘十心”，你能事事如己愿，那么你就得研究起用的每一个人，包括自己。

    我不愿意研究人，又必然研究人，这大有“应酬”之苦恼。虽说“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打交道其烦恼无穷”，但既然做人了，该烦恼时就烦恼。难怪我的那位阮校友听说我讲得不错时，上课时就直说我讲的是十二个字“哄、骗、拐、假……”，他才是正宗的“管理”。哈哈，“艺术”本来就可以虚构，“领导”也讲“艺术”，那么，“领导”也可以虚构，只要有点功底，借助其它手段，演得好看，演得逼真，有“收视率”就足够了，有一大帮“追星族”那就更不得了。

    客观说，那几期培训班，扩大了我在南湖的影响是事实。只是带给我的不知是喜还是悲？“人怕出名，猪怕胖”，喜悲全在一念中。

 第二十章 霉脾气

    俗话说“不蒸馒头争口气”。我是一个凡人，尽管也在修身养性，但天生的霉脾气，一种带有霉味的血性气质，后天再加“修炼”也不会变出香味、变得壮烈。于是，总会出现“发作——后悔——反思——克制——再发”，大有“虚心接受，屡教不改”的架势。

    支队没有支队长，有二位管生产财务的副支队长，一位姓罗，搞茶叶出身，分管农业；一位姓徐，搞畜牧出身，分管工业。劳改局也不知是怎么会事，一会儿叫罗副主持全面工作，一会儿叫徐副主持全面工作，换来换去的，不过，主政主要的还是罗副。下面的也弄不清，反正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的岗位我负责。正因为如此，罗、徐对我是不满意的，虽然这种不满没有“白炽化”、“公开化”，但圈内人知道，还有好心人常常提醒我，可我总是坚持“交情归交情，事情归事情”。该办之事，有交情的来办出全力，无交情的来办亦出全力；不该办的事，有交情的不能办，无交情的亦不能办。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其位谋其职，公事公办，门庭不热；不在其位不谋其职，私交精少，门庭不寒。

    也许是计划经济的遗风，也许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官风。二位领导总想来“关心”一大队的生产，然而，在一些关键之处，我们的观念不统一，便有了矛盾。一次，徐副带工业科陈科长一行来大队，说要在梅溪建码头，拓展产业。若是场部投资，与一大队无关，我亦不会多话。然而，徐副他只出“题目”，要我“解题”，这下，我便拒绝“考试”了。二人就在大队部会议室争了起来，他力陈投资的益处，我力争“没有实力不能盲目投资”，最后他火了，说了句“你不懂”！我气恼地回答：“我不懂，不可悲。可悲的是不懂的在台上指挥。”这时，他涨红着脸，没有说话。陈科长把我叫出门外，对我说“他有血压高。你不要这样气他”，我“啊”了声，表示“下次再不这么激他了”。

    反正，这样的干预不少。记得一次，我火了，不干了，拿了手枪和马裤呢（那时配马裤呢制服的是一定级别的“官”），交到了政委的办公桌上。当然，辞职是没有成功的。结果是：留下我的“脾气坏”名声，保障一大队的“经营自主权”。

    脾气不好，这是基本定论。但是“摞担子”往往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效。有脾气的人，对上对下都会发，关键是要把握“度”，见好就收。特别是对下属，只能是短时“刺激”，不可成疾。当我离开大队时，回想一下各位在中队管生产的，没有一个漏过我的“尅”，但也没有一个成“疾”的，不做病就好，就没问题。其实为了工作，那有不争论的，总的是以理服人，但事急俱宜，偶而来一下“想通了执行，想不通先执行”，也无伤大雅。

    凭心而论，我这个人对人还是热情随和的，自认为“不可怕”。一天中饭后，与会计内勤们拉家常，女人们的心就比男人细。她们突然说“大队长，你狠凶的”。什么“我狠凶”？她们说：是的，你一个人在水塘坝上（我的寝室与办公室之间的近路）走来过去的时候，脸色阴沉，样子挺凶。听了她们的话，我回去照照镜子，果然如此，我若不笑，沉思之时，那张怪脸说“不凶”真的是通不过的。哈哈，凶像在外，也不是坏事。何况我对上司的“脾气”的确不好。一个“能容下级之过，难容上级之霸”之人，前程短短的，明白了这一点，心里会很坦然的。

    反省我的脾气，既算不得“不唯上”，也算不得“不会拍马屁”，故只能定位“霉脾气”。

 第二十一章 去留两疑狐

    1988年1月19日晚，大队的各项事务告一段落。我与前来探亲的妻子商量：明天去一趟劳改局，要求工作调动。

    这时候，孩子的预产期还有半个月，估计不利用此空隙，我为自己的事奔波的机会就没了。场政治处的小应副主任私下曾向我透露：（关于我要求工作调动一事）方政委说局里不用，就放人。那时，关于支队领导人选的传闻不少。先是从外面调，结果人家不愿来，说南湖“排外”情绪浓，来了不好开展工作。后来局政治处张主任带队来支队考察，据说这次考核，对我的个人评价比较高（除了实绩，培训上课的“扬名”效应显示了出来）。因为找过我谈话，我申明了“请调”心愿，但他似有回避的表情。我很担心，因为“我想走”是进场第一天“热面孔贴冷屁股”的心理阴影作用的结果，加上结婚后，快有孩子了，农场的环境对本人并无大碍，但教育事业与老家存在较大差距。妻子不赞成我往老家调，提出随夫方案。我不同意，她也不好坚持。

    半夜二时，妻子忽然出现阵痛，临产前兆。我赶紧叫来大队的拖拉机手，连夜把妻子送到了场部医院。20日下午，女儿降临人世（详见我的博文《蓓蓓日记》），我的局里行告吹。因为，我要照顾妻子女儿。我们夫妻俩都要强，没有麻烦和依赖双方的家长。白天，我要上班，就雇了一个当地的保姆，晚上我自己照顾。那段时间，我是白天工作（好在工作大局已定，不是很忙），晚上打着手电到池塘洗尿布。虽然苦，但心里甜。

    女儿双满月时，我送妻子和女儿回到了老家。3月24日，我就被任命为省南湖监狱（原浙江省南湖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副支队长。至此，我的“工作调动计划”暂时被打入了冷宫。

    接下去，支队召开党代会，选举新一届支队党委会。这次选举实行差额选举，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老干部代表团提出我不符合候选人资格。因为党的组织规定，担任县团级党委委员的候选人，必须是正式党员党龄满三年以上（而我才二年零一点）。最后，虽然还是被放在候选人名单中，结果以比未位当选的少二票而落选。此后，支队党委会，除了第一次分工会议外，都开成了扩大会。

    这次事情，使我认识到，老同志是个宝，他们原则性强，他们在某些特定事项中具有重要作用。

    永远不可低估“老人”的作用，他们并非光被“服伺”，他们也常出来“主持”局面。

 第二十二章 云梯生涯

    到支队工作，一大帮副支队长凑在一起，分工便是必经程序。政委主持全面工作；罗副负责全面行政工作，以及劳资、财务；徐副负责工业生产，重点抓水泥厂；李副负责管教；宋副负责生活后勤以及经营部；吴副政委负责政工；我负责农林生产、承包责任制和场群工作。班子中我的年龄最小，资历最低，负责的事项非虚即烦。二个科室算是我直管的，一个是经营管理科，还有一个是场群工作科。

    办公条件一般，我与李副一间办公室。他是部队转业的干部，人长得英俊魁梧，原来是政治处主任，提拨后搞管教工作。我们俩在许多问题上有共识，故交流挺畅。早在一大队时，他下来调研，我们已是无话不说。记得有一次，他不满上司的“婆婆”作风，待他发泄了一通后，我就对他说“只希望当你熬成婆时，别承接这些婆婆的遗风”（他是做官的宿命，故有此一劝。我离开南湖的那年，他也离开了南湖，去长湖当了支队长）。我们俩在班子中属年轻有魄力的一类，故深得政委的器重，出面处理的琐事多，与机关及基层的干警交情也深。二人在办公室，谈起为官之事，我说：在官场，做官比不做官好。不说别的，合理的需求，象住房坐车待遇等等，做官的你不必开口，人家早就给你安排妥当；没当官的，你得去求人家，有时人家还打你节扣。你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吃了亏，还得“谢谢”人家的“关心”、“帮助”。还有，官不可做得太大，大了，两脚离了地，你就得抱别人大腿，就没了自我，可能上去很快，但那是在“云梯”上讨生，不踏实。哪一天“大树”倒了，你也跟着倒，既使没有摔得粉身碎骨，也没人理你。当个处级不错了，你还能听到几句真话，还能说几句真话，有朝一日摔下来了，离地不远，拍拍两股的尘土，你还能过你的人生。

    大自然存在许许多多的“场”，不可小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是水土文化“场”的作用。毛泽东说“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这不错，但你长期处在一个“场”中，如同一根铁棒处在磁场中，你能保持不带磁性，不可能。有人不承认自己变坏，变得不清廉，喜欢标榜自己。我不，我承认自己在当大队长期间是清廉的，当支队副以后，已经浊了，没资格说自己清廉了（有一年，经营部给每位支队领导二公尺呢料当“奖品”。在党委扩大会上，我与大李子，都提到了“退”字，但最终，未能成功。当然，每年的总结材料上还是继续腐败，说着“清廉”的假话）。正因为看到了这个“场”的腐败能（明显的二点：说假话，占私利），故我不乐此“场”。有人说可以改变，若真去实践，只能做政治“愚公”。

    现在，说官场有“魔椅”，坐这把交椅的一个个前仆后继，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魔椅”的四周已经形成了一个“场”，腐败之场。

 第二十三章 哄抢风波(上)

    在支队部待了三年，农林生产，承包责任制只是常规性工作，有二位老上司在，我的压力不大，加上管理思路差距大，慢慢的也听之任之了。后来想想也对，他们喜欢即兴“指示”，我喜欢有序操作。虽然场部各管理职能部门的人员倾向于我的办法，但“指示”“讲话”为纲的传统“家长制”，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后来，场群工作量越来越大，我的心思也转在这一块上了。

    场群工作，即林场与当地群众间的相互联系；场地工作，即林场与当地各级政府部门间的相互联系。这二项工作的目的，是使林场与当地和谐相处，树立起一个良好的企业或单位形象。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水吃水，靠油田吃油田，靠矿山吃矿山，靠林场吃林场。于是，场群工作的难点便是如何刹住越演越烈的哄抢风。

    一年一度的春茶大忙，每每都有惊动省里的事件发生。

    1987年5月5日，安徽广德住在林场茶园周边的一些村民，来偷采青叶，遇护茶队员追赶时，四处奔逃。其中一名女青年泅水而逃，不幸溺水而亡。这下便成了一起跨省纠纷。村民到中队闹丧，支队的一名副支队长前去处理，被剥了警服盖在死尸身上，并强行按到在死尸前下跪。那时，我在一大队，听着也难受。现在我将披此“战袍”上阵。

    1988年春茶大面积哄抢，搞了个安吉、长兴、广德三县联合办公，初见成效。但春茶结束后，各方偃旗息鼓。入夏，哄抢风再度掀起，引起了省里重视。我的初战，便是初尝苦果。

    1989年春茶之前，我随方政委赴杭，专程向时任省政协的李朝龙副主席（老公安厅长）汇报护茶工作的现状和困难，意在请老领导出出面。那一年的护茶工作，在李副主席的促使下，是在省政府办公厅指导主持下展开的。省委常委、公安厅长夏仲烈就南湖哄抢问题回答了记者问，湖州市政府发了《布告》，省、市、县、区、乡、村六级领导一起召开了联席会议。规模空前，然混乱无序也随之出现。毕加索能在《和谐》一画中，让鱼入鸟笼，让鸟进鱼缸，说明一切的一切，只要和谐，不可能的事也能成为可能。反之，合常规的事也会以反常规的面目出现。场群、场地的“公对公”、“公对私”、“私对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存在太多的不协调。特别是支队的干警胸中积压了太多的委曲，随时有可能爆发。

    5月6日上午，在场部招待所，我与湖州市政府胡副秘书长一行交流春茶护茶情况，向他汇报了近阶段来发生的多起偷茶叶人与护茶的干警、乡村护茶人员、服刑人员的冲突情况。中饭后，场群工作科的同志继续陪着胡副秘书长，我按约去广德县东亭乡拜会陈乡长，通报河坝生产队的五六十名采茶工，往家背走青叶，以及确保西边的护茶秩序、土地补偿与偷采哄抢分开处理等事项。

    傍晚刚回到场部，我就接到通知，去分场一个中队的队部开会，有紧急情况。我顾不得吃晚饭，空着肚子就上了山，在林木茂盛深处的一幢平房内，方政委等支队的主要领导都已经在了，劳改局的领导也从杭州赶来了，我找了个角落坐下。狱政科的领导就开始介绍情况。

    原来，下午，宋副支队长在北大塘检查春茶护茶工作时，手腕被当地一偷茶村民刺了一剪刀，缝了六针，住在医院。青年干警群情激愤，要求胡副秘书长亲自指挥查处凶手，结果把上山看情况的胡副秘书长的小车的回路用两辆车给阻上了。这下，事情变得复杂了，把场地矛盾的窗帘给撕裂了。事情已经发生，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作为分管场群工作的，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立即把阻路的车让开，如胡副秘书长如不走，则“负荆请罪”做好解释，争取谅解；如走了，则不必承认，反正他并没有阻在山上了；立即派人专程向省政府作汇报，请上级出面调处。

    没多久，好消息是：人车均已离开，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坏消息是：湖州市委已经书面报告省委，相关领导发话，要严究南湖。

    第二天一早，我随政委去了省政府。从西边边门进去的（少掉了进门手续的不少麻烦），向省政府办公厅柴副主任作了详细的汇报，当时柴副主任就讲：做法不太策略，一是“挽留”的方式不策略，说好听是“挽留”，说难听是“扣留”；二是对其他领导态度不策略，凡是不合你们情绪的，你们都叫他下不了台。司法厅的于厅长也下了指示：要作书面检查（从其整个讲话内容来看，对“5.6”事件的评价是：干警的情绪可以理解，做法是错误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也是省里一些头儿的意见）。

    回来后，情况并不好。继“5.6”事件之后，又发生了“5.8”“5.11”“5.14”事件。场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鹰派”的意见是硬碰硬，不妥协，不吃上头横加指责这一套：“鸽派”的意见是采用软办法。

    我的头真痛了。

 第二十四章 哄抢风波(下)

    头痛，最好的办法就是笔渲。14日晚，我在日记中进行了笔渲：

    ……

    这些事件的暴发，已经使我的工作陷入困境。如何冲破困境，将不会有一个被大众理解，又富有实效的统一办法。

    消除市县区的对立情绪、不满情绪不是很难，因为实质性的矛盾不存在。

    消除仙山乡、泗安派出所的对立不满，比较难。除了乡、所本身的观念外，主要是实质性的矛盾比较多。而且乡与场接壤线长，飞地、插花田多，那种以“破路”、“拦车”、“起哄”、“闹事”，以及种种以“土地纠纷”、“水土流失”等为借口引起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众多。工作将更困难。

    内部的四条线，融洽时，会全力支持；不融洽时，将撤兵回防。内部的“不理解”内耗，将使工作更难开展。

    ……

    说句心里话，场群，场地工作有点“外交味”，如无真心实意，听到的只会是“外交辞令”和“客套话”。

    林场地处二省三县交界处，落户在安吉，相对来说，向安吉这边求助时方便些，长兴是本省，虽有了矛盾，但“爷爷”发发话，还能将就。广德就不一样了。那时刚巧长广煤矿也出了“死人纠纷”，闹得很凶，闹到了中央（因为长广煤矿的煤层在安徽境内，是个跨省企业）。为了缓解林场的周边关系，司法厅副厅长，劳改局党委书记应益强（那时不兴叫“老板”，私下称“红太阳”）亲自去拜会广德县领导，由我陪他前往。到了广德，接待很客气，但话还是说。一位副县长就公开说：“南湖是好邻居，由吕副陪来，我们接待。否则，对浙江省的官员，我们一律不接待。你们浙江是大省沙文主义”。当时，我便纳闷，浙江的地域没安徽大，人口也没安徽多，怎么着变“大省”了？敢情也是“财大气粗”之类的问题。那天，主题是“协调场地”关系，缓解春茶时的矛盾，故谈得比较投机。中午，我们对主人的劝酒是不敢谢绝的，喝酒显交情，一个一个轮着敬酒，一碰就是三盅（三钱小杯），结果大家都喝了不少。原打算中饭后就回来，这下，只能在安排的招待所房间中休息几小时了。这天的气氛算是比较融洽了，厅长的心情也不错。

    有的事，要冷处理。时间一长，各方的情绪平息下来了，也就慢慢过去了。后来，连我也不知道，“5.8”事件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世上有不少事，大到国际关系，小到家庭事务，不了了之往往是最好之了。

    然病根未除，必年年复发。

    这不，1990年林场改变了策略，再不搞大规模护茶了，各级也乐得不出面。由各大队因地制宜制订护茶办法。但事件同样是要出的：4月18日，一名参加护茶的服刑人员被偷茶的村民殴打。服刑人员心中有气，也没告诉干警，傍晚时分，他们进村用竹杆把数户百姓厨房的厨俱捅翻在地，引起村民义愤。扬言要冲监房痛打肇事的服刑人员和派他们出去的干警。此事再次惊动省里，指令不准开枪。我又一次被推到了第一线，当时我在现场作了安排：服刑人员全部进小监房（即监所中以队为单位的房子），大门后由改造积极分子守着，要求他们若冲进来一个，控制住一个；武警在岗楼上架起机枪，待我们做工作的一帮子人全倒下了，开枪阻止冲监，另派12名武警徒手手拉手拦在监所的大门外，作人墙屏障；我与其他干部在现场劝说。等我布置完，没多久，七八十名村民手持锄头、棍棒等，冲到了监所外，打伤了前去劝说的二名干警。当时，我看到有穿绿军服的，也不知是什么“灵感”，即时喊了句“党员和退伍军人到我这边来”，就一下，高高举着的锄头、榻棒都放下了，围着我，开始与我对话。这一对话，激烈对抗的局面一下就冷了下来，最后坐到了桌子旁，当地干部也赶来了，此时大队干部与村民代表开始谈判。我相信会妥善处理的，于是，我与场部狱政科等一帮“失业”人员一起回了场部。

    有人问我，三年多，你一直在第一线，没受过伤？我说，没有。也许当地有村民认识我，或者说有认识我的村民在暗中保护我。也许是我的气势保护了我，因为我不粗来，我也不退却。记得一次，在安徽的山岗上，被三百余人围困，说地是他们的，我身边的随员都撤走了，连吉普车的驾驶员也撤走了，他们要翻车，我不拦也不走，最后车的重心高（估计也有假翻的，出勤不出力）没翻成。在场的仙山乡的党委书记叫乡里的护茶队员做工作。几声“老表”“老表”下来，人群散去，山岗恢复平静。

    三年护茶，使我尝够了“靠什么吃什么”的风味，但也增加了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感性认识。

 第二十五章 得失皆正常

    1989年5月19日晚，我在自己的寝室里记日记，作为一个靠听广播，听文件了解世界的普通人，真心希望国泰民安，凡事能平和了结。刚刚在日记中涂鸦了数百字，还未记完，办公室来电话了，说“红太阳”要找我谈话，叫我去场部招待所。没办法，撂下手头活儿，整装前去。

    在招待所的一间单人间里，“红太阳”已等在哪里，秘书倒好茶后，出去时带上了门，室内便只剩下二个人了。说实在，这几天也陪过应副厅长，但二个人单独谈话还是第一次，好在我这个人“没大没小”惯了，也不觉怎么紧张。我们是边聊边看电视，电视的内容是那阵子绝大多数人都在关注的事，只是这天的内容更显注目。聊的内容是二块，一是工作情况，二是对班子其他成员的评价。这些谈得很快，不一会就聊完了。估计应副厅长已经找其他领导谈过了，当晚没了其他安排。我想，此时该谈谈自己的私事了。于是，我试探性地问了句：“厅长，我想谈谈个人的事。”

    “好啊！谈吧，什么事？”应副厅长爽快地应诺。

    我加问了句：“按五十年代的标准谈，还是按八十年代的标准谈？”

    “二个标准有什么不同？”应副厅长或许有点好奇，或许有点调侃地反问。

    “按五十年代标准，服从组织安排，免提个人要求；八十年代标准，实事求是，可以提出个人要求。”我自说自话地作了解释。

    他听了笑道：“现在是八十年代了，应按八十年代的标准。”

    于是，我提出要求调回老家工作的请求，以及三条理由：现在调回去，对工作有利，我主持负责的工作尾巴少，可以说没有，干干净净来，干干净净走，不会给后任留难题；对我家庭好，孩子小，一家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我不赞同将妻子调这边，主要是孩子的培养环境二地差距太大；对我本人也好，现在还年轻，一切都可以从新开始。反正都是做革命工作，要求调回去是我的心愿，希望能考虑。

    一番沟通后，应副厅长确认了我的真实想法。

    “组织上没办法给你安排。”应副厅长指的是副处级这一职务，组织上难安排。

    “能上能下，我们这一代都不能做到的话，还等那代。”我的血性，或者说政治上的幼稚，使我说出了“超现实”的话。

    最后，应副厅长说了句，可以理解，但组织上没有同意之前，你要安心工作。我表示：一定会的。

    自此，我决意要离开南湖的信息不再“糊涂”，人们反而对我亲起来了。

    这最后一年，我因病在杭州住了二个月的院，在奉化休息时，接到了省局一位南湖人的电话，说“红太阳”在局党委会结束前说了句“南湖的小吕，一定要走的话，就不要拦他了”。于是，我通过老家的相关人员，联系了商调单位（奉化法院），无职务要求，工资按同期大学毕业生。等奉化方走完相关批准手续，明确可以商调意向后，我即刻赶到了局里。当时我的书面请调报告都没写过，我说给我一张纸现写就是了。

    张主任拿着现制的请调报告，对我说：“局里要研究。”

    我赶紧向秘书使眼神。他半清楚半含糊地说“红太阳”今天在。最后，秘书拿了报告，送到九楼去批了（那时司法厅与劳改局都在湖光饭店办公）。当天，我拿到了商调表。

    1990年6月6日，我带着十八个“龙箱”（茶厂的纸箱，内装书籍衣被），和前来接我的妻女，坐着场里派的伏尔加和皮卡车，离开了浙江省南湖劳动管教支队。

    我脱下了头上的“帽子”，以降五级职务，五档工资（二档是上浮的公安工资）的代价，终于如愿地在妻子为户主的户籍本中加上了我的名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