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岪与木心》 第1页 [社会文学] 《张岪与木心》作者：陈丹青【完结】 文案： 「我忽然明白：要和这难弄的傢伙不分离，只剩一条路，就是，持续写他……我不想限制篇幅，不愿遗漏种种细节。这是木心以自己的性命的完结，给我上最后一课。」——陈丹青 张岪，是木心为陈丹青起的笔名。 1982年，陈丹青、木心，先后赴美，在纽约地铁相遇，此后亦师亦友，近三十年。2011年木心去世，陈丹青开始书写木心，八年过去，乃有此集。书中以极尽写实的笔墨，慎重恳切的文字，送别木心，也为读者带回了木心。 罕有一个人的死亡，被如此细緻地描摹；也罕有这样的文字，如此深情地凝视死亡。本书从终点出发，追忆木心一生文学与艺术的旅程。随着木心身后《文学回忆录》《木心谈木心》的出版，以及木心故居纪念馆、美术馆的先后落成，作者回顾木心在纽约开讲「世界文学史」的漫漫歷程，追忆海外孤露的生活点滴、文学灵感绽放的时刻、出访英伦的旅程，更以画家的体贴与见识，缕析木心绘画的渊源与追求。再没有一个人，能这样亲切而体贴地为我们道说木心的世界。 自序 木心好玩。与他初识那年，他曾说：「你名字蛮好，可惜都是横竖笔画，签名不容易好看。」我一想，倒真是的。后来书信往还，他称我「丹卿」，音同，增了笔画，还送了绰号「佛耳」，有时用作信的抬头。 改名字的雅兴、学问，是否失传，我不敢说，但木心精擅此道。我亲见他为两三位朋友改过名字，当着面，笑吟吟地，片刻就想出来，多半根据对方的原名，换个字，便即好看好听——那改了的名字，此刻却想不起来了。 他早年和中岁的写作从不指望发表，却喜欢玩笔名，仿佛等着有朝一日，名满天下——幼年的「孙璞」、及长的「仰中」，被改为「牧心」而「木心」。当年就有人大作解释，譬如「木铎之心」云云，老头子听说了，断然道：「哪有什么意思，只取笔画简单。」 这话，我信他一半，因他的修辞总是多义的，可解，可释，但你捉不住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给上海一家音乐刊物偷偷写点杂稿，为免人笑话，一度想用笔名，横竖想不出，就找木心，我说，我母姓是「张」，名字你帮着想想。他略略沉吟，下次见，递来一纸，上写「张岪」二字，附有简短的注释。 我高兴坏了，赶紧问这「岪」字什么意思？承他有心记得，提醒道：你不是说喜欢山吗，「岪」，指山路崎岖。我存了那张纸，可惜找不到了，只记得释义中有「山路郁岪」四个字，雅极了。在他极少的存书中有旧版《康熙字典》，时常翻，「岪」字是从那里找来的吗，我不知道。 然而我从未用过这个笔名，缘故，却好不难说。或因字面太古雅，实在不配我这无学的知青，而又是木心特意给起的，好似宝贝，轻易不肯示人，年头一久，竟找不到合宜的机会了。新世纪以来，署我本名的稿子愈发愈多，忽然地来个「张岪」，既突兀，亦嫌做作，所以每一念及，总令我作难…… 尤令我作难的是，很早很早木心就要我日后写写他。他出道太迟，没背景，没人倾谈，居然寄望于晚生——不仅我，还有别的几位青年——那时我岂会写文章呢，于是不断推託，且我知道，从他许许多多不假掩饰的「私房话」中知道：他不会满意任何写他的文章。实在说，芸芸评家，又谁能对他平视而说透？ 除非他遇到另一位木心。而木心的另一面，我太熟了，长话不能短说。近三十年，我亲见他多么渴望有人写写他。入新世纪，孙璞快八十岁了，总算有若干京沪的学者开始认真评论他。他读取每一篇，记得其中的词语，背诵如仪，在遗稿中写下他（她）们的名字，念兹在兹。他果真因此平息了一生的渴望吗？那是他在人间听到的可数的回声。 但我仍然一路狠心，不曾写他，直到他死了。 葬礼毕，回京翌日，没有片刻的迟疑，我坐下写他。不是我自信有了写他的本领，而是眼看他死在那里，从此阴阳两隔。我忽然明白：要和这难弄的傢伙不分离，只剩一条路，就是，持续写他。 此后每近他的忌日，我便为当时发行的纪念专号写篇回忆的稿子。其间学会引他的诗，那些诗，竟使我若干段落变得稍微好起来。待老头子先后有了纪念馆、美术馆，又得年年为了与他相关的展事，写点文字，倏忽八年过去，便有了这本集子。 书名怎么办呢？「怀念木心」「我与木心」之类，都嫌滥，我又想起「张岪」。可是起名难，用名也难：外界有谁知道呢，「张岪」终于只能用作集子的题目，仍不算笔名。 他在遗稿中提起我，倒还是写我本名——木心哎，你介意吗，只有你知道，「张岪」就是我呀。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五日写于乌镇 这本笔记簿，是我在木心先生病榻前记录他的呓语的本子，当他昏睡时，我就画他。与先生相交近三十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画他。 守护与送别（上）[1] 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上篇） 桐乡第一人民医院，全楼簇新。十二楼住院部vip病区十一号房间，是木心的病室。躺在两边有栏杆的床上，先生的左腕插着输液管，间歇醒来，床头被摇起，他侧靠着，和我喃喃说话。他的嗓音原是低沉沙哑，这两年已乏力笑谈，此刻是因我的到来么，他的话反而多了，说一句，停一停，忽然认真看定我： 第2页 那你是谁？ 这一问，比昨天初到时先生的当面不认，尤使我心惊。昨天，十一月十六日黄昏，我与内人从杭州机场赶到桐乡医院，直趋先生床前。没想到他抬脸说出的第一句话是： 「海盗呢！他们走了吗？」 我本能发笑，同时心神纷乱：先生谵妄了！来路上关于应对先生病重的仓促想像，当下失效——现在他也成了我不认识的人。 「打走了！全部打走了！」我俯向他，高声应答，如骗小孩，同时迅速镇定自己，预备接手这骤然陌生的经验。他靠靠好，神情将信将疑：「哦，原来这样……」 今天，上午，先生又开始与我絮絮说话，是昔年对谈时的熟悉目光，忽然，「你是谁？」我永难忘记那一瞬。 「我是丹青啊！」我沖他吼叫，另一念同时到位：完了，先生要死了……他微微一愣，神色转而舒缓。片刻，如他交代自以为要紧的意思时，转用普通话，平静而清楚地说： 那好……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 现在我要试着写出这份记忆：今年，十一月中至十二月下旬，我几度守在木心病榻前，之后，是他的葬礼。这是我第一次目击垂老的人，病危，衰竭，死。我不想限制篇幅，不愿遗漏种种细节。这是木心以自己的性命的完结，给我上最后一课。 * * * 时间推前：今年十月下旬，先生自返乡六年后第一次住院，本意是医治白内障。陪同入院的北京李春阳夫妇，近年与木心交谊甚笃，其时正去乌镇看望先生。手术前必须体检，一查，脉搏仅二十余，病名是「房室传导阻滞二度1型」，血压、肺功能也极度反常。院方即下病危通知，迅即转往心脏专科。经救治，各项数据迅速回升，復检趋近正常。先生吵着回家，春阳于是护送他归去乌镇晚晴小筑：那是镇方十年前为木心在故园旧址新建的家。 春阳每日与我通话，报告病情，最后说，先生回家后已能起坐饮食，谈笑如故。为之操劳十余天，春阳夫妇回了北京：那是十一月初的事情。 稍早，九月间，纽约华人建筑师林兵与先生商议「木心美术馆」事宜，我在侧；更早，七月中，镇方领导陈向宏先生面告美术馆方案年内启动，我也在侧，当天并与向宏陪了先生探看场地。 明显而急骤的衰弱，始于二〇一〇年秋，先生虽无憷目的病象，但已极度苍老，形销骨立。他瘦伶伶盘踞着他的座椅，默然不动，不再如过去那样悉心打理自己；勉力启唇，出声轻哑，唯目光灵动潮润，如孩子般来回仰看我们。稍有起坐走动，是必须两位侍护的青年，小代、小杨，左右搀扶了。 诱劝先生接受拍片的一刻，我的办法，就是不断逗他说笑话——这是他教我的。 前年，大前年，先生尚能自己行走，夜饭后必是转回客厅，作状长谈，各人沏一杯绿茶。临窗的英式写字檯，靠墙的古董立柜，居中的皮沙发，诗经体《乌镇》的手书条幅，都是从纽约寓所运回。如今是在乌镇的故园，我们对坐着，先生一支烟，我一支烟，边旁俩小伙子，江南的粉墙、木樑，暗沉沉，日子还会很长。 彻夜的畅谈早已不復。撑到十一二点，先生抱歉似的说，那么，休息了吧。还乡后，他通常是八九点钟便即歇了。 现在想来好庆幸。去冬，整一年前，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两位纽约电影人在这里为先生拍摄纪录片，为期十天。看那时的照片，先生的面容尚且饱满。今春片花出来了，优质影像，精心的剪辑，他看去简直神气如昔，唯始终戴着棉帽，摄像时有毛毯覆盖双膝，望之如所有福相的老人——近年结识木心的晚辈便是这样地看先生，以为在这岁数，允称朗健，但我明知先生真是衰颓了。我得识木心那年，他才五十六岁，比我现在还年轻。到七十九岁归国，念及我所记得的木心，这些年他已确凿是老迈的人。 左起：蒂姆、木心、弗朗切斯科、我、翻译。在十天拍摄的最后几天，木心已经习惯了，而且每天早起等着他们来。一年后他就死了。 「你看，老头子动作慢吞吞慢吞吞，我年轻时总觉得是装出来的！」一次木心又跟我这样地说笑，说时，他才六十几岁，正和我在街上健步走着。如今先生举止愈发迟缓了，我忘了这番话——后来他给写成俳句了——此刻想起他吞声嬉笑到躬下身子的模样，近年，他连这含胸痛笑的气力也没有了。 谁不在心中对迟暮的老人略起倦怠么？近年，说实话吧，先生已难得惹我兴致勃然。谈锋，语笑，都还在的，但如所有老人，便是木心，也终于再四说起我早听过的人名、警句、逸谈——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的母亲如何率领街坊扑灭大火的故事，与我说起过六七回——我大笑，或表惊异。先生似乎着即看出我的佯装，随之抱以狡黠的、我所经年熟悉的轻笑，与我对视，在对视的一瞬，交换了彼此的宽谅——但愿我没会错意吧——稍稍静默后，于是起别的话头。 他不再留我。有时住一夜我便离去。二楼客房，开窗即是西邻的竹梢。前年来时，车近东栅，但见先生满头白髮候在宅院大门口；到去年，仅在客厅门帘处站着迎我了，如在冬日，他会当胸抱一个老式的暖水袋；到今年，先生艰于起立，就坐在沙发上等我进屋趋前，俯身拢他一拢：他日益像个小孩。翌日我要走，便跟随他缓缓行到小门檐，待他颤巍巍立定——周身很轻很轻——给我抱抱过，朝我微微颔首，我就撒开步子走了。 第3页 他也不再费心维繫我俩勉力合谋的欢谈。如我母亲，他耳背了，羞惭而无辜地看看我——这是他老迈后新的神情——听我扬声对他叫。今年夏秋的两次来，眼看他半碗汤，勉强几口米饭，就点起烟看我们吞吃，满桌江南菜是本镇沈师傅做的。饭后，七点刚过，先生便轻声而断然地说：「好了，上去睡了。」这在早先从未有过。回京通话，琐事交代一过，他温静地说：「油尽灯枯了。现在想的都是死事。」我沉默，不知该说什么。我久已听惯木心说及死亡：他人的，或自己的。他唯不去医院，也不谈起病与治病。 受寒，胃绞痛，失足跌跤，在纽约他就不给我知道。总要自己熬过去，事后平然说起。二〇〇三年那次看望他，他正病中，久谈不支，便回卧室躺下缩着，我进屋看他，他要我走开。我知道木心脾气。如今，小代、小杨也知道的，说是先生日常梳洗一律关门自理，略有不适、不便，就锁起房门。 这样地，直到十月底春阳来电话：「先生住院了。」 年迈而无子女，临老起病是怎样心情？闻知长辈危急的一刻，晚生的心绪又是怎样？木心不是我的父亲。父母倘若病危，我会放下所有事，迅即赶去的。差异便看这一层么？当春阳料理先生入院时，我想，是我赶去的时候了。北京诸事走不开，可以是理由，当春阳说先生回家了，他还好——復检的数据确是好的——我于是坐下。其时正筹划与两位老友的联合展事，日日盯着做一本随展的画册。 小代、小杨，几年来已知尽心照料先生的起居，但究竟不懂如何应对猝发的危急，我也不懂，何况木心年逾八旬——月初，由桐乡医院回到乌镇，不数日，先生即成天昏睡，几不进食。十一月八九日，小代电话：「先生说胡话了，怎么办？」向宏立即派医生前往诊视：肺部感染，导致脑缺氧，脏器功能随时可能衰竭，必须入院抢救。 此是垂老之人入冬后常见的症状。作难的是怎样说服木心返回桐乡医院——先生从不就医，春阳竟能领着他去，已是奇蹟——有两次小代把电话递给先生，他已说不了成句的话。「性命要紧啊先生！」我大叫，话筒那边是极轻微的喃喃……终于，不记得先生如何同意了，或者说，屈服，他再度入院。葬礼后问起小代，他说先生下楼等车时，犹在抽菸。总之，木心再度离开乌镇，锁起卧室的门。卧室外是有壁炉的二楼客厅，一个多月后，布置为他的灵堂。 时在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下午，我到桐乡。 「海盗在哪里……」他认真地问。完了。先生与我二十九年的剧谈笑说，就此永逝，他变成满口胡话的老人。 新医院都是相似的，洁净而无情——纽约的公立医院大致建于「二战」前后，管理上佳，设施和面积尚不及这里——十二楼病房多半空置着，若在京沪，想必人满为患。院方早经向宏的关照，十分重视，将先生安置单人病室，我亲见楼下本地乡民求医住院的纷乱。向宏说也可直送上海华东医院，但以能够动用的关系，须得挤在五人一间的病房。现在独间里是两位片刻不离的青年——鬓髮乌黑，鬍鬚剃青，他俩在老人身边显得过于年轻——还有一位阿姨。镇方的副总，小傅，随时探视，每日准点送来保温的菜餚白粥……故乡能做到的这一切，应是可宽心的。 先生浑然不知，牵连着吊针，仰面喃喃： 我能想像这件事……但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不详……谁可以决定这么做法……有喜剧性，反而伤人心……这是错的……要么，夜里买只鸡我们两个人烧烧吃吃……再买点冬笋…… 「文革」囚禁的记忆显然甦醒了。他在想什么？大部分时间先生昏睡。醒来，床头摇起，先生似乎不知他曾睡过，被周围好几只手勉力扶正时，用眼睛找我，继续说话。他好像认得我了。到达翌日我取出本子记录他的胡话，忽然觉得有事可做。待他说得累了，合眼欲睡，我就赶紧画他——他不喜自己的老相，从未允我画——勐抬头，他又睁了眼，目光移动，显然转了什么念头： ……想想那些诗的价值，心里非常开心……再想想，到底不行，还是小孩子……那些诗、短句，是和大家一起玩呀（他的双手缓缓舞动起来，牵连输液管，旋即被护士止住）……基督徒。我们这里后来才知道基督的教导……（忽然他分明哼唱巴赫的旋律，力气不济，止了声，呆呆看我） 先生喃喃说话，不知道我在记录，也不知觉我在抚摸他脑袋。 讲累了，昏睡，小代随时过来给先生掖好被子。 谵妄的先生。刚开始我惊痛无措，现在反而高兴起来：近年那个衰颓缄默的老人，消失了，或者说，在病榻上生动起来，他又是早先与我调笑说话的木心，而且撤除了他的精明的理性，不再字斟句酌。此后五六天显得漫长而凝滞，那是我繁忙生活中一段孤立的时光。除了夜里回乌镇休息——西栅景区桨声灯影，游人如织——白天一到医院，一进病房，我就满怀兴致接续他时而被痰咳阻碍的倾谈。其间，我很快学会动用床侧那枚启动升降的开关，学会和俩小伙一起迅速更换尿湿的棉裤（木心早与我戏嚯过这老来的失禁），或者竖起活动小桌板，哄他喝水、吃饭，目睹人的口唇可以这般无力，以至难以吮入清水。 第4页 他变得愈来愈依顺，听任拔去针头，更换吊瓶，被审慎地扶起、放倒、翻身，或大动干戈弄下床来，嵌进轮椅，到二楼实施周期性检验，然后隆重推送回房——小半因为谵妄，多半是失去了最后的气力，他只剩思绪和言说了，在断续的句子中，某一瞬，他的眼神闪烁如昔，知道说出好的句子，从我的注视，寻求证实。我愈发喜欢这奇怪而珍贵的时刻：不必佯装恭谨，不再担心被拒绝，随时画他，摸他脑袋，间或朝他呵斥，要他停止拉扯输液的管子。他仰起下巴由小代给他刮鬍子，乖乖配合毛巾的擦拭，总之，他真的变成一个小孩。 神奇之事。先生入院前，有人适巧转来在上海意外发现的木心照片，摄于一九四六年，他才十九岁，斜站着，学生装，戴副白手套，身边站着两位穿长袍的男子。 初次给他看，他完全不能辨认，移开目光。翌日再试，他可怜样地抬眼看我，一脸困扰，又低头看，终于嘟囔道：「噫！……是我呢！神气得很呢！」 一九四六年，木心在杭州开办他的第一次绘画个展，时年十九岁。这是他离开中国大陆前唯一一次个展，展品早已遗失，我猜他至少有五十年没有见到过自己这张照片。 忽然，木心扭头痛哭。 我不愿描述这片刻。他头一次当我的面，失声大恸——那么多年，我只记得先生有过两三次微妙的哽咽：说起魏晋的嵇康与山巨源，说起托尔斯泰的出走，说起他夭折的小姐姐——有谁近半个世纪再没见过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吗？……转瞬，他展颜微笑，如小孩，一点不羞愧刚才的失态，又看照片，幽幽说起当年的情形：「大家都喜欢我……那是我第一次办个展呢……」之后他再看，再哭，顷刻收泪，无辜而失神地看我们，显然动着什么别的念头，然后仰面睡倒。 另一份礼物是林兵的美术馆设计稿。「一顶桥？」先生讨饶般地看我，知道自己煳涂了。「美术馆！你的美术馆！」我沖他吼。 哦。风啊，水啊，一顶桥。 浙东方言便是这样地将「桥」叫作「一顶」。他疯了，我想，等着他恍然沉吟。渐渐地，先生看向天花板，语调平静： 这可以使人疯狂……这样地倒在床上，死了，真好。 我不确定他是否终于确认这是他的美术馆：他最后牵记的事。「先生！明年开馆，我轮椅推你去！」我高声骗他。我所全神贯注几近享受的事，是他煳涂了：倘在早先，先生的独断无比挑剔，但七月与设计师面对面，他已放弃了毕生的精明：「去弄吧……弄好了，吓我一跳。」 十一号病房。空寂的长廊。可有治癒的希望么？如若不然，先生还有多久？「多久」，难以启齿的词。十九日，木心读者樊小纯请到上海方面三位会诊的中年医师，各事心脏、唿吸、神经科。江南午后阴冷，他们进入病房，轮番诊视，分文不肯收取。事毕，与本院大夫聚在面北的大间详细陈述：关键是左肺淤塞，必须动用器械吸取积痰，其间，心脾肾肝出现任何异常，便无可救——多久？大量病例固然可以援引，一说是三个月，一说可能半年。所有词语迴避死亡，同时，指向终结。 木心难以闯过今冬。看着他由壮及老，老而弱，弱而衰，我明白这是他最后的时光。只是，还有多久？ 有几次，他的目光毫无指望：「回去……送我回家。」但神色不再急切执拗，甚至不很认真，又说起别的胡话。上一回入院，春阳说他吵着回家时仍然清醒，仍有难以违抗的意志。我们从来听从他，此刻我只能看着医师的嘴，怀抱可疑的希望。他们先后沉吟着，熟练而公正地陈述我所不懂的术语。 ……地底下有玫瑰色的火焰……在读我的诗……弥赛亚……我说完了……我要跪下去了……不行啦，不行啦……这样下去，我要屈服…… 当我蹑手蹑脚离开病房时，已看惯这张床。早经排定的种种事等着我：二十一日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桂林社庆，二十二日回京布置我们的展览，二十五日开展，之后连续两天讲座，满目年轻人，其间，浮现垂病的先生和那间病房。每日与小代、小杨通话，月底，院方为先生动用了吸痰的气管镜。小手术，几乎无痛，据说先生全程服从，奏效了。我心里泛起轻微而自欺的宽慰，念及还有多久，还会怎样，似也并不格外沉重，但日子就此严肃起来，严肃的核心，是在桐乡。 二十九日再去桐乡，停留三天，其间我与向宏经歷了艰难的故事：先生必须完成后事的嘱託。入院前，他已手书遗嘱，笔迹颤抖，才几行字，未及写完。现在作难的是：他几时清醒？我不想描述详细的经过，终于，到那一刻，他很乖，被扶起后，凛然危坐，伸出手，签名有如婴儿的笔画，「木」与「心」落在分开的可笑的位置，接着，由人轻握他的手指，蘸染印泥——先生从来一笔好字啊，人散了，我失声哭泣，哭着，这才明白自己积久的压抑。 十一号病房里外，人多起来。先生唯一的亲属，外甥王韦，与我是同辈的老知青，从北京赶来侍护。江苏的诗人兼画家仲青，沉溺先生诗书，在我十一月下旬离去的翌日，自行赶来，昼夜不离。二〇〇六年被镇方派在先生身边的第一位女孩黄帆，去岁辞职回长沙谋事，闻知先生病危，也来了。小代，小杨，轮流值更，隔天会有一夜通宵不眠，明显消瘦了，仍然耿耿忠心。在门口走道匆促握手，我们一个个走向先生床前，有如小小的家族。 第5页 陪伴先生度过纽约最后十年的黄秋虹女士，也从美国赶来了，拖着行李箱。我挽她立在床前，忽又不能自抑：纽约老友来了——昔年每去先生借宿的秋虹的独幢宅院，必是远远望见木心等在门首阶前——如今先生浑不知秋虹来到，自顾沉睡着，因气管镜用过，鼻腔横着浅蓝色塑料管，看去如在颓然赌气。 「来……丹青。」二十九日初进病房那天，先生已然起坐，是我第一次听他如从前那样扬声唤我，轻拍床沿，示意近前，满脸是有如发狠的自嘲的笑，说出他唯一一次完全醒豁的话： 「喔哟……这次是祸闯得大来！」他现出我好久没见的老男人的憨笑，「原来弄成这样子……难为情！难为情！……你坐，你坐。」 这才是我们寻常单刀直入的话语。我用粗口高声夸张我的兴奋，不愿错过这片刻的虚妄。果然，刚才的醒豁瞬时用尽了他的气力——自孩子们告诉他下午我将到来，他便聚集神志，等着我——床头摇落了，他又开始漫长的昏睡……第三天，遗嘱、委託，诸事停妥，他睡去，醒来，显然完全忘了午间的签署，喃喃开腔： 「有没有这种可能？」 「什么可能？」 「他们来抓我？」 「瞎说！」我沖他吼。 先生舒缓了，静默片刻，悠悠地说： 「《红楼梦》……大有深意。」 「你记得《红楼梦》吗？」 「记得。」他望着天花板。「上帝弄错了……我不是写这种类型。」 「你写的是什么类型？」 「我……已经写出来了。」 这是可以抓住的话题。我探头凑近他，如行逼供：「你记得你写过什么！？」 「记得……」 「《明天不散步了》《哥伦比亚的倒影》，记不记得？」我狠狠地问。他目光移开，看向东墙，嗓音微颤，趋于尖细： 「……写得好……伟大！」 乌镇落雪了，细如雨丝，缓缓斜飘着，如极轻极轻的旋律的放慢。一九九四年底，先生独自来到阔别近五十年的故里，来信说桐乡上车时，雨雪霏霏，他混在人堆里偷听久违的乡音。去年纽约人过来拍摄，也是忽然有雪，庭院顷刻素白——「他写雪！写得多好！」先生曾几次极口赞美鲁迅的《在酒楼上》——那天他依从我们，西服礼帽穿穿好，拄着手杖，由我扶他在雪中的花园走了一圈。日后在纽约看那段影像，是我与先生的末一次散步，不到五分钟。 下雪了，晚晴小筑庭院。 四点，护士进来给他的嘴戴上吸痰器。我回程的航班是在六点。车候在楼下。小代提醒我必须去机场了。下楼进车，小代电话追来，说先生寻我继续讲话。我迟疑，举着手机。残忍其实不必动用狠心，只临时一念：我要小代去问先生想说什么。不多时，回音来了：先生说，「要谈纲领性问题，没有纲领，无法生活」。 后来小代证实了我的残忍的推测：先生随即昏睡，醒来就忘了他的纲领。若我在侧，他会说下去的。这是十二月一日，我与木心最后一次交谈。几天后他被推进重症病房，开始全时昏迷。 十一月中到十二月中，记忆纷乱。穿梭于种种忙碌，在不同的地点和事务间，我勐然看见桐乡：十一号病房，时间漫长而凝滞。我不在的日子，孩子们日日夜夜环侍在侧。先生不再醒来，肾衰竭开始。十二月五日置入二楼重症病房后，生命靠输液维持。为免感染，探视时间缩短为每天午后半小时。众人不散，轮值的某一位就睡在长椅上，预备随时听取危急的报告。十二月六日，先生的心律和血压一度急骤下降，经短暂抢救，数据恢復了，之后，唿吸完全依靠机器。月初我在时，一位杭州的唿吸科资深大夫亲来会诊，结论几乎同样，但陈述更为严密周详。多久？我追问，心里仍是并不诚实的希望，希望先生竟能睡到春天，某日，恍然睁眼……「你要我回答这么困难的问题么？」大夫苦笑，抬眼巡看围拢他的人，开始援引拖延时间久暂不一的病例。 是的。先生如今成为病例，汇入无数号码，不再是那个《即兴判断》与《巴珑》的作者，而是床头小视屏上被监测的一组数据。 十二月十四日，结束上海的琐事，午后等车接我去桐乡。先生绘画的收藏者，近年客居上海的纽约人弗里德·高登，赶来与我会面。入秋他去乌镇看望过先生。他恳求我，能不能将木心送回乌镇，死在家里。他自己便是雇了医护来家看守他的将死的母亲。我告诉他，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于是说起他如何送别自己的双亲。我听着，忽然剧烈地心酸。我不知道我与先生是什么关系，现在他快要死了，央我将他送回家里的，是一位美国的老人。 小蒋到了。乌镇旅游公司的司机。几次去来由他接送，途中说起他一生顽健的祖父，七十九岁那年，白日还在田里做事，夜饭后郑重收起一副碗筷，提一把伞，居然说要回家，然后径出家门。儿女撵过去，使劲拖曳，进进出出三五次——「我爷爷力气好大呀，陈老师。」那年小蒋才十岁——弄到深宵，老人终于躺下，翌晨就死了。 这是先生喜欢听到的故事。简直唐宋传奇。他也会说，那是托尔斯泰顶喜欢的乡下人的寓言…… 三点整，桐乡医院二楼，我迎面撞见重症病区门外群集探病的乡农，人声嘈杂。警卫严格把守，我被推搡着，如在托尔斯泰《復活》中描述探监的一幕。人丛中先后出现一张接一张熟悉的脸：王韦、小代、小杨、秋虹、黄帆、仲青、徐晓琪……我像是见到一群难友。另几位陌生青年也挤过来，围拢我，纷乱中知道那是过去十余天赶来看护先生的读者：青岛人刘正伟、他的女友张润林、广西胡范贵、温州毛晓刚、湖北匡文兵……随即我们又被挤散。小杨，拨开人群推我挤入门内的甬道，忙乱戴上管理员分发的塑料帽子、鞋套、口罩、胸襟。一转弯，巨大的病室展开了，二三十架床躺满病患，我随小杨快步走向沿墙由帘子遮挡的封闭小隔间，先生在左手那间，盖着白被单，仰面昏迷。 第6页 众人呆着，不知如何是好。左起站者：从纽约赶来的黄秋虹，青岛读者刘正伟和他的女友，江苏诗人仲青，广西读者胡范贵，镇方委派照料先生的黄帆；前右坐者：小代。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重症病室，满室器械，无能识别，有如陌生的刑具。环视种种光洁簇新的部件，我悚然起栗：不因为濒死的先生，而是那些器械的现代感。没有退路了。先生已入绝境。他的昏话一点没错：四十年前的囚禁记忆将他领来这里，他又被单独「关押」，再也出不去了。 当值大夫，一位和善的中年人，走来与我说话，清楚地重申：医生无权出外行医（当然，病患也就无权离开这里）。如果坚持将老人送回家，可以的，所有插管拔除后，最快，病患会在十分钟内死亡（何其雄辩的科技）。像是只为弗里德的恳求，我斟酌词句，勉力申辩着，一面想像先生被抬过室外寒风，塞进汽车，运回乌镇……大夫平静地看着我，显然知道先生没有子女，我是那个做决定的人：下一步措施是切割喉部气管，直接吸取积痰。 十二楼病房此刻在记忆中多么温存，我们昼夜进出，说话，小桌上放着水果、暖瓶、花，抽屉里存着先生的手錶和换洗内衣……重症病室与人间绝对隔离，不见任何日常用品，除了机器。 「《红楼梦》……」十几天前先生喃喃嗫嚅。现在我凑近叫他，不再指望回应。他的假牙被取走了，人中与下巴瘪缩凹陷，凸起的下颚又长出纷乱白须，因微弱的残喘，不可觉察地起伏着。除了插入鼻孔的细塑料管，他的张开的嘴含着另一支此前我没见过的粗管，被两条交叉横穿的白胶带固定着，胶带两端划过面颊，触及双耳。他的肩裸露着，我勐然意识到被单下只是便于器械直接触探的身体。我俯看他，什么也不能做，顶多待五分钟就要让位给其他等候探视的青年。先生不再是病人，而是平躺在机器间的展示物，不知道谁在床边，不觉知他自己。 三点半，探视停止。众人回到十二楼齐集，站着，商讨是否切割先生的气管。回家不可能了。多么仁慈。那机器房便是人的终点。精确的科技如今确保人道，使病患成功苟延，苟延给家属看——这时，人道就是科技——我去到走廊与上海的唿吸科医生通话。他确证切割气管只是寻常小手术，并以专业修辞暗示：是的，是苟延，不是救治，没有人确保病患因此不死而活下来。 十一号病室。冬日斜阳。先生的床撤除了。我们站着。倘若放弃切割气管，慈悲还是残忍？我不知道。我不是医生，但医生等我决定。半小时后，每个人嗫嚅着，同意放弃。 乌镇西栅临河民宿的二楼，昏暗静谧。翌晨开窗下看，河面一小片一小片半圆形的微波，有如鱼鳞，缓缓转移着漂涌的方向——那年先生独自潜来故乡，临水自语：「这就是我的文风。」——只剩午后探视的半小时了，白日无事，去到晚晴小筑。先生豢养的两条黄狗碎步跟着，巡视一过，到处只是凄清。在二楼先生卧室站了站，书架上是我看熟的相片：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伍尔芙夫人……那镜框是他在纽约时闲来用灰色刷过，弄成乌瓦般色泽，仿佛年代久远。画室阴冷，案头纸笔散乱，瓷盘凝着经年的颜料。取了一摞先生的笔记本转去吃饭间坐看。先生的文稿，向来写在便宜的拍纸簿上，边角还粘着纽约商店的黄纸价标——转瞬，阴郁消散，我被他这里那里毒辣而恬静的词语逗笑了，大笑，笑到失态，小代陪在一边。 难得的僻静。家与医院多么不同。午间，午后，一本接一本，密密麻麻，我熟悉先生未经誊清的稿面，但难以辨识哪些是回国后所写，给小代看，似乎笔画见拙的部分便是：又想起半个月前他的可笑而悲惨的签名。在一组横写的笔记下端，页面空处是两行竖写的联。先生常由白话忽而回向古文——我蓦然欣喜：葬礼有了輓联！随即惊异自己竟有葬礼的一念——先生写时，也就想着了吗：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嘆壮志未酬 两点半驰向桐乡。真不愿结束这寂静的阅读。从来是先生喜滋滋展开他誊清的手稿给我看——很久很久前的事了——此刻惊觉：这是我头一回未经许可看他的稿本，在他的家，我做着不该做的事。他会活着回来么，就这样，木心断然遗弃了毕生的稿件……三点整，我又置身轰然拥挤的重症病房，闯进狭小的机器间。六天后得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木心。 惨白的日光灯照。门口护士说，气管镜吸痰刚做过，刚撤除。我不再注意满屋器械，直趋床头：木心，双眼微睁，并不在看，眼角凝着泪滴，在胶带与插管的纵横牵制中，向内缩卷的双唇，开阖着，如一条鱼被取出水面，奋力喘息。因这艰难的喘息，他的整张脸以我从未见过的姿势由枕面昂然仰起下巴：这是他入院后唯一一次受难而挣扎的模样。但他分明不知道自己的挣扎。一个全然丧失意识和气力的人，才会使身体——主要是颈脖与脑袋相连的部分——这样地交付给固定的痉挛。 我放声大哭，愤怒地面对这张脸。木心不理会，就那么昂着脸，奉献般地固定着同一的姿势，喘着，当我的面，顽强毁灭我对这相貌的所有记忆。 夜里回到北京，开始写讣告。我从未做过这种事。先生没有单位，向宏说：「你来写吧。」六年前木心的书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我写过一篇推介，现在竟是写着先生的讣告了。空出死亡年份与日期那一栏，我很久不知如何接着写。「你们要保持想到死亡。」先生一再说。我想的，从小就想，如今我要对先生说：真的死不是「想」，是那间机器房。 第7页 快点死罢……麻烦！伊不让你死。 他在十二楼这样抱怨过。谁「不让」？命运么？「命运很精緻。」这是他写过的话。他以自己的渐渐熄灭，教我什么是死：他其实也不知道。他不知道机器房，不知道自己怎样昂着脸艰难喘息，不知道喘息之际，我在北京撰写他的讣告，也不知道十几位年轻人天天在门外等着见他，翌日，十二月十六日，我赶去出席《南方人物周刊》设在北京的颁奖会。他们事先通知我：今岁五十位「年度魅力人物」中，木心列名——可怜的奖项。那奉献般的喘息才是人的光荣与魅力——上台后我问众人：「谁知道木心？谁读过他？」所有中年人静默着，除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副主编杨子，但数十位年轻人纷纷举手了。先生回国的六年间，我每到各地大学讲演，每次，每一次，至少有一位青年起立问道： 「能谈谈木心先生吗，他最近在写什么书？」 我会谢谢提问的青年，但不应答。除了六年前那篇推介，我不在公开场合说及木心。此刻看着隐在会场暗影中的年轻人，我不会说，昨夜我已开写木心的讣告，不会说，昨天下午我在那间机器房。 十二月十七、十八、十九日，小代连续报告同样的情况：「陈老师别担心，他就像睡着了，很平静。」他和我并肩目击先生那天的喘息，不会骗我，安慰我。快要年底了，每一牵念，引我无端想像先生可能会沉睡到春节。不知来自何处的知识：无知觉的病人有时静静睡几个月，睡半年，甚至更久长。「就像睡着一样」，那就好。我无能分辨这是希冀还是幻想。我确切的记忆是机器房：我开始信赖它，并由它转为想像，想像先生由机器维持的残喘，或将延长。 但另一念头随即刺来：先生果真完全失去意识，「像睡着一样」？！要是夜半醒来，瞬息知觉，发现被囚禁，他对谁说？他有气力说？ 每一刺，这思路便即迅速闪开，如俗语所说，不去想，也不敢想。 下旬早经排满上海安排的三场活动，一结束就能去桐乡。我高兴起来：过去六年从未这般密集地去到乌镇，现在那里像是我的故家。二十日我在做什么？很久后才想起来，是与两位老友撤了联展，黄昏去一家书店签售画册。夜里聚餐，谈笑，有瓦罐土鸡汤，鹅黄的鸡油浮在汤面上——乌镇沈师傅的鸡汤也是油水晶莹，有冬笋，有火腿——席间和小代通电话：「还是像睡着了一样，陈老师，你放心。」回家已是深夜，翌晨，二十一日，我被出版社老闆刘瑞琳电话叫醒：「先生死了。」 天气好极了。北京难得大晴。我不震惊，也无所谓相信不相信——在我读过的描述中，听取噩耗的人总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内心很深很深的什么位置，那一瞬，是有那么一声响，如被闷住的敲击，不很重，也不疼痛，只是一击……起身拨给小代，他说，是的。我喜欢他说话总是镇静。他说半夜他们被叫起来，赶过去，据医生记录，死亡时间是凌晨三点。刘老闆的消息则来自一位乌镇邮局职员清早发布的微博，她于是向我求证。之后数小时，接连几十通简讯进来，安慰我，要我节哀，我不会存号，不知是谁。 忙碌开始了。第一动作是在讣告空格填上日期，发出，事先已商定由出版社与乌镇同时公布。之后我与向宏确认：晚晴小筑二楼客厅马上着手布置灵堂，葬礼与追思会定二十四日……预订了二十二日去到杭州的机票，通知上海的活动全部取消，给我认识的木心读者与评论者先后去了电话…… 葬礼。我从未操办过葬礼。葬礼要有音乐。夜里在画室的成堆碟片中匆忙翻寻并试听我要选择的乐章，想起好久没听音乐了。多好听啊，多么对！在巴赫《十二平均律》首曲一迭声亮闪闪的旋律中，我分明看见先生平躺在那里——为什么是《十二平均律》首曲——太好了！巴赫！还有萨缪尔·巴伯的慢板！还有莫扎特《安魂曲》第八乐章的焦虑与绝望……先生会同意的。我不管他同意不同意。还有贝多芬《第135号作品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再三提及这一段，其时我从未听过，之后终于买到了，要他来，他默默听了一刻钟，显然藏着不想说出的隐衷，很久不说话。麻烦的是选取萧邦。先生喜欢萧邦。我有鲁宾斯坦全集，但是找了很久，同时，正在播放的别的曲子——好像是勃拉姆斯——响彻画室，以音乐自己的逻辑和那股蛮劲，轰然前进。一时我忘记先生死了。桐乡医院重症病房的记忆被音乐轻易掀翻、覆盖、超越，但我随即想到——好像头一次想到那样——巴赫与贝多芬也都死了，早就死了。 深宵铺开宣纸用毛笔抄写先生自撰的联，这也是我从未做过的事。摊在地上看，为格外写坏的某一笔，理纸重写。选出稍微可看的两对，预备分别用在桐乡葬礼和乌镇的灵堂。这么做着，我发现自己毫无悲伤，甚至如我往常画画写写时，竟自得意起来。胡兰成描述他为亡妻选择棺材，运送途中对着乡人极口夸耀这棺材的良木，口沫横飞。二十多年前读到，惊异这描述何其悲惨而坦率。深更半夜了，此刻我也在这乖谬的得意中吗？ 现在写到艰难的部分了。我知道，其实无法描述。当我凑近玻璃罩细看木心，很久才认出盛放并封锁他的是一台狭长的冰柜。 第8页 二十二日，所有人活泛起来。桐乡医院不再是挂念之所。歷经漫长的守护、等待、无措，时间仿佛了无尽头，现在大家有事做了。黄昏抵杭即与小代通话，听他声音似在车行的疾风中：「小杨在，仲青、黄帆都在……陈总和我正去桐乡路上……直接到殡仪馆见吧……」殡仪馆。这个词到底出现了。天黑下来。车折往城外荒郊，沿大路转弯时车灯照亮一面巨大的五彩牌坊，旋即开进仿佛单位大院的殡仪馆。场院一片黝黑，快步走向有灯光的西侧边厅时，远远瞧见几位年轻人接二连三跳下台阶，迎出来，拥我回入夜灯昏黄的小厅——抬眼看见小厅门楣「羽化阁」三字，我心里忽起怨毒之念——内墙正中，是假花环绕的先生遗像，左右墙面排开高大的纸质花圈。向宏，王韦夫妇和孩子，王韦的小姐姐与夫君，已在那里。小厅冰凉，我们握手寒暄后，如鬼一般说话，我不知该做什么，经向宏提醒，这才想起走向灵位，匆匆行礼。可我不要这些，只念着快点看见先生。灵堂，鞠躬，都是装假，在医院时我只需径趋床前，此刻他在哪里？ 殡仪馆总是叫人害怕的地方，单这三个字便起寒意而心生不悦。我当然听说过停尸间，听说尸身到了那里便怎样的不再是人——车进漆黑场院的一瞬，念及先生已沦落此地，那闷着的声响又敲击了——挺身站好，我预备接受难以接受的时刻，跟随职工去到走廊尽头的某处停尸间。不料一问之下，众人立即压低嗓音踊跃应声：「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很久后我还记得那凄凉温馨的一刻，仿佛家人引你进入内室，探看卧床的人——在背衬灵位的落地帷幔右端，有一角被掀开了，显然那是昨天以来大家走熟的位置，我们鱼贯而入。 前厅的灯光透进帷幔，原来这里还有一方小小的隔间，幽暗僻静。众人让开了，我一眼看见地面正中那具低矮的灵床，玻璃罩里，就是他：缩得那么小，小得像是婴孩——你确知那个人死了，和你寻到他，亲眼见他死在那里，是两种感觉，两种感觉，都无法描述啊——我只记得有盏灯直照着他的脸，但此刻想不起那小灯安在哪个位置。 被闷着的敲打又开始了，这回不是一下，而是，均匀地，一下接一下，渐勐渐强。几步走近灵床，我躬身贴近玻璃罩看，拼命贴近，近到只能额头抵着玻璃，为了看清木心。不是惊憷与痛楚——或者有甚于此——只是，被当面阻挡：被坚硬的玻璃，被这张脸的一动不动，迎面阻挡。 他的假牙未能及时嵌入，内卷的嘴现在紧闭了，下巴布满仍未剃除的鬍鬚。一顶帽子很不安妥地扣在颅顶，大约难以从后脑塞好，以致帽檐前倾，遮没额与眉。黑呢大衣领口交叉着那条我在纽约见惯的灰蓝格子围巾。 我呆呆地看。原以为机器房的一幕已是最为不忍的记忆，现在我宁愿先生仍然喘着，涨红脸，生气勃勃地昏迷。 完了。无可辩驳的完结。可恨的玻璃罩。当我嗔目凝视，冰柜内壁的铁皮格子发出间歇启动的冷气声响，在均匀的声响中，先生一动不动，一动不动。 喂！木心！咱们老交情呢，怎会弄到这步田地，怎会像隔着菜市场货柜的玻璃那样，才能给我看清啊。 两床鲜黄与艷红的丝绸绣花被在冰柜内垫盖着先生。向宏解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包裹，当地乡俗便是这样……事后我才明白：其他亡者必是存在停尸间，昨晨先生移入后，馆方格外优待，在告别仪式前将遗体单独存于这电动冰柜装置的灵床，以示区隔，以便瞻看，也为缓解亲友的心伤。这实在是本乡能够做到的至善了，但我骤然发怒喊叫：「先生一辈子不肯随俗啊。」 夜里九点多钟。大家就这么站着，看我昏怒。先生平躺着。「要经常想到死。」是啊，屋子里现在就是死亡。我坚持叫嚣不可以这样子：假牙要装上，鬍鬚剃净，头髮梳好，不要这顶帽子，拿走丝绸被盖——他们说，装殓师明天才能来——然后如少年时在派出所闹场般，我诘问这小房间难道就是告别厅吗？！众人活泛了：不是啊不是啊，随即涌出小厅，领我摸黑去到馆内最大的告别厅。这厅堂总有两百平方米吧，因为空大，更其寒冷。当值工人跟来，摁了开关，成排日光灯依次放亮：四壁的帷幔与假花阵显现了。有如寻衅未果，我颓然冷静下来。 十点钟了。留守的青年夜里睡哪儿？大厅的灯关灭了，他们一个个没入黑影，回向那座存放冰柜的小厅。 半小时后我与向宏赶回乌镇。车入东栅镇口，略一心惊：晚晴小筑门外停满公司的轿车，保安进出走动，像是兇案现场，大墙面展开白底黑字的布幅「木心先生悼念处」——全部完结了。不到两个月，我一步步闯入未经想像的场景。前年先生尚健，还能步出门外等我，驼着背，白髮苍苍：我看他身影就知道他委屈，嫌我迟来而让他久等了。「喔哟——路上怎样？」这就是他的责备。要是瞧见今晚家门口保安走动，他会非常害怕。 两条黄狗迎出来，旋即跳开。庭院树丛已满缀单枝的黄菊，走廊两侧青砖地面也等距排开了小小的盆栽。这里平日僻静无人，现在保安巡逡着，吃饭间门口横着来宾签到的小桌，一周前我还在里面独自翻阅先生的稿本，此刻望进去，条桌边围满葬礼接待的年轻员工；灵堂方位指示牌在每一转角竖着，如乌镇景区宾馆的小牌，形制玲珑。楼梯转角暗影中停着去年才为先生购置的轮椅，折拢着。小代说，夜饭后先生会要求坐进去在迴廊里给推那么一阵子，以为乐事，「像小孩子一样」。 第9页 上楼，转弯，客厅灯光雪亮，壁炉前的沙发全移走了，百合花、冬青树、先生的相片、各种版本的木心着作，团团围拢一大圈，密匝匝环绕着壁炉上端的遗像。被大吊灯照亮的数十支小蜡烛集体摇曳着，看过去一派甜蜜欢喜的可怜样。难为向宏亲自在这里布置了一整天，除了鲜花成阵，他在南窗下特意斜放了先生的小案桌和扶手椅，桌上搁着我看熟的菸斗、钢笔、花镜、打火机，墙根衣帽架垂着木心的礼帽和大衣，银质把柄的手杖靠在边上。 「……不我畏也，里可怀也。」诗经体《乌镇》条幅从楼下书房移上来，挂在北墙。 这里比殡仪馆暖和多了。像被谁抱拢了似的，我心里不知是宽慰还是凄凉。小蜡烛们，一朵挨一朵浮在杯底的清水和烛泪上，纷纷颤抖，给成排玻璃杯依次反射着火光，如破涕而笑的意思，好像说，别难过呀，别难过。我这不是难过，是好比一脚跌入全盘皆输的境地：人死了，原来是这样的吗？花团锦簇的灵堂修辞，顶顶雄辩的还是那台冰柜啊。 全部完结了。满目遗物。先生的卧室就在隔壁。今夏来，夜谈后上得二楼，站着，又谈一会，他就给小代扶进去。江南民居，夜深沉。「太安静了，像要发生谋杀案呢。」先生笑吟吟补一句，斜眼看我。今晚这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像要开酒会。就这样，一份人家，现在变成了灵堂。 午夜回到宾馆，就十余枚碟片编写音乐选段的顺序，明天请人辑录。向宏关照我得有一份悼词。既是写了讣告，怎没想到还有悼词呢。江南阴冷，熄灯合眼，是那台嘶嘶作响的冰柜。我不愿描述那张脸，一再一再趋近苦看，是不得不挣扎于先生的面容的记忆，重新认识死去的木心——起身下床，我打开电脑写悼词。天亮后，二十三日，预约与未知的客人将陆续到来，二十四日，便是木心的葬礼。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底至二〇一二年二月五日写于北京 二〇〇六年晚晴小筑竣工。陈向宏特地在二楼客厅安装了壁炉，二〇一〇年冬天两位纽约电影人到来，我瞧着小杨在炉中点起火来，许多次拍摄访谈就在炉边。 二〇一一年，由陈向宏亲自布置，这里变成了木心先生的灵堂。 客厅空了 [1]本文初刊于《〈温故〉特辑：木心纪念专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后收入《草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守护与送别（下）[1] 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下篇） 人写出伴送死亡的记忆，据说是为卸除哀伤。上一篇写成，似乎并不如此。葬礼前后，我所收到的简讯大抵老套：陈老师，节哀，节哀……这不是节哀的问题。哀伤不难承受。我要试着安顿而难以安顿的，是迎对消失。 消失不是死亡。人死了，消失感于是开始：刚刚开始。眼见木心老死的过程，固然难挨，但是可把握、可度越，即便重症病室站那么一站，亦属有为。消失则是虚空，实实在在的虚空，事情变得再简单不过：好了，到此为止。 这可是新的经验，仿佛莫名的症状，有待探知。 不到两个月，我与木心的关联便节节断裂，如船的下沉，不给你半点措手的余地。初听先生愕然动问：「海盗在哪里？」那个神志清明的木心，就此完结；当他昏在机器房里，叫不应，则病室床边听他连篇昏话的那份享受，一笔勾销；二十二日夜隔着玻璃罩努力看他，一时我竟巴望他仍不如回去重症病室，仰面喘息。 连地点的记忆也不可追：进到医院，我时刻顾念他在乌镇的家。一到给锁定重症病室，则住院部十二楼在记忆中成了福地。待他被移去殡仪馆，念及桐乡医院，究竟是活人走动之所，几近天堂……二十四日追思会后，众人走散了，我去到晚晴小筑二楼灵堂。先生总算回家了，躲在骨灰盒里。那盒子搁在壁炉顶端，其上便是他的遗像。我走走坐坐，与人说话——说及木心生时的嬉谈，我仍爆笑如昔——同时心中有异，犹在牵挂。牵挂什么呢，居然是寒气逼人的「羽化阁」：那小厅、冰柜，曾是惊痛之地，此刻我真想回去坐坐，仿佛那里是亲切的场所，便是一具遗体，也还终究是他。仲青说，守候的三天他时时走去冰柜边看看木心： 「不像了。就和所有很老的老人那样，他变成我爷爷。」 二十四日中午，告别仪式一过，木心给推出去了。我没追看，或者，不记得详细——那些天许多记忆的盲点，不知在做什么，在哪里——但我瞧见郑阳，那来自安徽，曾给先生暮年拍过许多照片的小伙子，给一群人拖来休息室，跌进沙发，抱头嚎哭，一米八几的个头，又瘦又长，勾拢身子抽搐着，像是乍入油锅的活虾。 我还不想停笔，还要写，并写两位侍护先生直到最后时刻的青年，小代和小杨。先生没了，他们不曾哭，也不说伤感的话，唯叉手站着，看着我，如丧家之犬。 二十三日。朝阳照耀殡仪馆。连日大晴。早起赶去桐乡见装殓师，一位高大忠厚的中年人。他在正厅门首等我们，随即去到「羽化阁」帷幔后的冰柜旁，商议如何更换装殓。 隔了一夜，又见到先生了。他仍然纹丝不动，坚持昂着下巴，不论什么角度也不肯变更他的坚持。在十二楼与重症病房时，我拍摄了他，从昨夜起，忽然我不忍——「不要拍。」先生低哑地说——装殓师，耐心听取修饰遗容的种种要求，都答应，都说尽量试试，但他解释：假牙恐怕很难嵌入了，稍不慎，嘴唇会被破坏。 第10页 我又堕入全盘皆输的放弃感。输，包括无数细节。 回向大告别厅，厅外满地阳光。女声，嘹亮激昂，是乡下人精力饱满的哭嚎，从偏廊深处的一排小告别厅远远传来，像是歌剧的开场。大清早，这里就开始营业了。 才过一夜，大厅正墙幕布中央的电子屏幕已显现了先生的遗像。遗像正前方，是被逐级升高的假花台座四面环绕的灵床。所谓灵床，不过是一架带有扶手和轮子的铁床，窄小，赤裸，没有铺垫，铁皮锃亮，如食堂运送菜饭的推车。这就是床吗，随即想起死人不怕冷。假花台座的一角可移开，以便灵床的推入与退出。真周到——如今先生听人摆布，只是被移来移去的躯体——灵床上有一方更大的，被螺丝钉固定的长方形玻璃罩，凝着经年擦拭而混同积尘的痕迹。如见仇家，我又蛮性子上来，要求撤除，翌日，他们拆除了。 那位本馆的年轻职员事事配合。他也掌管藏在幕布后的大音响，一口同意接受我们的版本——馆方曲目单居然还有港台流行乐——试听音效，是那首全国通用的哀乐，想起下午就能辑录经已编排的选曲，我又暗自快意了。 出殡仪馆，众人分头办事：镇方副总陈瑜、小傅陪我太太即去桐乡市寻觅合适的盖被，购置鲜花，更换灵台四边的假花（为此去一整天）；我回乌镇宾馆，润色悼词（其间简讯不断，客人陆续到了）。间中似乎去了一去晚晴小筑，不记得为什么事，只独自偷去一楼客厅看了看，没有人，昔时与先生对坐的沙发空着，面南的轩窗打开了，窗外太阳荒荒。 二〇〇五年春，木心先生来乌镇故居探看为他新建的晚晴小筑。 午后随黄帆去到西栅景区办公室。斜阳直射电脑屏幕，一位中年职员才刚完成选段的辑录：忽然，《十二平均律》首曲在乌镇奏响，接着是巴伯的慢板，如宁静的洪水，漫延而来……我差不多手舞足蹈了，不知是在听音乐还是在想像葬礼。无法和先生商量了。第一次，事涉先生的种种，不可能，也不必再问他。我陪他听过一回巴伯的《弦乐慢板》，他照例一声不响，很久才说：「这是二十世纪的，更加懂了……」估计告别仪式的行礼部分不出半小时，我将殡仪馆的那份录音限于三十分钟，乌镇灵堂版则超过一小时，收入更多的选段。二者的最后一曲均是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在先生温静阴柔的文体背后，我知道，他渴望发作般的阳刚。 但这音乐真是为了他吗？我从未做过乐曲辑录，听乐章的一段段抑扬衔接，有那么一瞬，我又得意了，同时热泪涌起，不知是为音乐还是为那台冰柜。 接着被叫到西栅昭明书院二楼，一群青年员工正在布置明天下午追思会会场。长排的轩窗，长排的条桌，一律木质，若在盛夏，这里气息阴凉。先生曾给书院图书馆拟过一份书单，在医院陪护的徐晓琪便曾是图书馆馆长。由南窗下看庭院，是那座古老的「梁代昭明太子读书处」石牌坊，二〇〇五年春陪先生初访西栅，曾在石坊下合影，那年，他已不再拒绝我扶他一把。四五点回到晚晴小筑灵堂：上海的陈村、孙甘露、陈子善，兰州的陇菲，纽约老友秦明，都来了。客厅满是走动坐谈的人。我要小代往壁炉边的音响塞进乌镇版碟片，巴赫、莫扎特、萧邦……都来了。先生在遗像里目灼灼看着大家，同时，小蜡烛们，应声哆嗦，似乎更其明亮了。 先生家从未来过这么多人。我心思纷乱，打起精神，不知在说些什么。傍晚，电话打进来：鲜花到了，须由工人彻夜新做十个花圈，嘱我代写輓联的简讯连连发到……近六点再次去到桐乡殡仪馆，如在医院的习惯，又绕到「羽化阁」匆匆看一眼冰柜中的木心，好似他还需要我们。灵床脚跟有把小椅子，搁着一支点燃的蜡烛，昨夜竟未看见。天色暗下来。将墨汁倒在塑料杯里，很差的毛笔，在休息室写了十余对輓联，手冻僵了。仲青、小杨、郑阳，还有一两位新来的陌生读者围在边旁。 八点赶回乌镇，向宏与他的团队等我商议葬礼的种种详细。上午客厅空荡荡，现在一大群人在灯下坐着站着，逐条落实丧仪的程序：几时放人进来，几时分批上前致礼，如何分批，如何关照来宾不要拍摄，由谁在遗体周围看守，致悼词的人数与顺序，是否请桐乡电视台专人主持，何处适合拨予媒体摄像的方位，仪式后，如何安排车辆运送众人由桐乡回到乌镇（难的是不确知会来多少告别的人），午饭后（本乡丧仪聚餐叫作「豆腐饭」）如何集中由东栅去到西栅景区昭明书院举行追思会…… 红白喜事果然是热闹的。我被时时要求给出意见。瞧着众人的脸，我说着，专心而茫然。春阳，满面泪痕，忽然出现在客厅门口，绝望地看着一屋子人——为便出入，往常垂落的棉布门帘经已掀开——她从北京赶来了。我明白此刻她感到什么。过去六年春阳是这里的熟客，十一月初她护送先生去桐乡就医，回乌镇后，便是在客厅门口与木心告别，现在，她骤然发现屋子里站满了陌生的人。 二〇〇六年夏，晚晴小筑朝南三进落成，等着秋天将要回来定居的主人。转眼七年过去，现在，这三进空屋正在布置「木心故居纪念馆」。 木心没有家眷。他一走，除了接应来客的小代小杨，我们全是晚晴小筑未经通报的闯入者。向宏却是我多年的熟友，只有他知道，并知道我也知道，十六年前的这里不是灯光辉煌的客厅： 第11页 积雪御丧，邸廪如毁……黔庐赭峘，弃掷逶迤…… 一九九四年先生私访乌镇东栅财神湾旧家，日后在散文《乌镇》中写道：「我再也不回来了。」翌年，一九九五年，当我特意寻来乌镇，目击「邸廪如毁」「弃掷逶迤」的故园，未承想镇上有位青年名叫陈向宏，更不料十一年后我会与向宏左右扶着先生，回到乌镇。 向宏也万万料不到的。在我与木心先后私访乌镇的四五年后，一九九九年末，他从中国台湾一份报纸看见了散文《乌镇》，着即打听谁是木心。二〇〇一年春，我带着先生的信坐在乌镇办公室，面对三十八岁的陈向宏。其时，乌镇东栅修旧如旧的景区工程才刚启动，占据木心旧居的铁工厂经已迁出，四周起了围墙，预备重建。「请老先生回来吧！」向宏朗声对我说。一年后，二〇〇二年初夏，向宏，我，一脑门汗，站在晚晴小筑工地上打量经已开工的场地：施工用料堆满院子，长方形的新宅地基钢筋矗立，正在灌水泥，间中是一大片翻掘的泥土。在这泥土之上刚被拆净的旧楼，才是木心梦魂牵绕的祖屋，一九二七年，孙璞在这里诞生。 倘若没记错，那天我与向宏在工地上站立的方位，正是今夜我们聚集议谈，为先生筹办葬礼的客厅。 「我们全体认了一位老爷爷！」向宏说。团队的年轻人六年来早经与先生相熟，七嘴八舌谈及还乡后的木心。翌日葬礼，我眼见孩子们眉目惊异，郑重哀伤，远远望着先生的遗体，可是今夜全体员工兴奋异常，各自承领葬礼的职责，如在热心办一场本乡的喜事。 十一点光景，送去装裱的輓联条幅送到了。众人灯下围看，要我解读何谓「此心有一」「彼岸无双」。我哪里懂得呢，而便是用文言，木心也要清通明白，字面好看，于是「所喜私愿已了」而「犹嘆壮志未酬」。大家唏嘘着，仿佛因此长了学问，更其踊跃而欢然，预备明朝将有一场本乡的喜事。 木心的座椅空着。我曾想像过先生会在哪里殒灭，纽约么？但完全不曾念及乌镇。他迷信，几次说及幼年的卜卦，说是算命先生嘱咐他母亲：「孩子一定要离开血地！」「血地」，旧说乃指出生之所；木心，又总是抱紧他独自经营的世界主义，我所书写的条幅中兼有他几首古体诗，其中这两句写在一九九三年： ……嘹唳在四海，志若无神州。 末一句，非常木心。当其时，他绝不想到有朝一日归国而回家。一九九四年冬，终于难耐思乡之念，木心飞回神州，在一个「积雪御丧」的早晨，寻到他十五岁离开的故园：那年，他六十七岁。 遵彼乌镇，循其条枚。未见故庥，惄如輖飢…… 其时他正写出近三百首《诗经演》，到纽约，便添了这首《乌镇》——什么意思呢，我问他。他笑眯眯说：「呶，就是沿着街找呀，找呀，找不到，心里的愁啊、急啊，古人有种说法真好哩。」——他指着「惄如輖飢」几个字——形容「肚皮饿极了呀」！ 详细而郑重地说起那一刻，他显然努力抑制情感：进到院子，庭院满目苍凉，他实在不能辨识，不肯相信，伫立良久，终于对自己说，是了，就是这里： 遵彼乌镇，迴其条肆。既见旧里，不我遐弃…… 什么意思呢，我又问。木心收起笑，正色说道：「呶，五十多年了，故里居然还在，不肯遗弃我呀！」一九九四年，向宏三十一岁，与木心彼此不识不知。二〇〇六年后，我眼见向宏轻扶木心的右肘，回到他的故居和新家。又过五年，今夜，他在木心的客厅为先生筹划体面的葬礼。 「家里的老眠床，八仙桌，角角落落，暗沉沉，小时候觉得永远会这样过下去，地久天长呢。」先生几次对我说。在我幼年，沪上人家也还多有这份江南旧宅的暗沉沉。二〇〇六年先生回来后，每与他客厅对坐，室中冥暗，轩窗外庭树寂寂，也是天长地久的神情，好似故家从来就在，只是少爷老了。木心，擅弄花草，在纽约每一迁入新居，即见盆栽环绕，郁郁葱葱。返乡后，晚晴小筑的后院经一番施工，挖水池，起亭榭，唯留着几株树，别无所长，先生居定不多时，便即草木繁盛，这两年来，我常去后院稍稍走动，绿叶扶疏，浓荫匝地，也仿佛这里从未荒弃。 其实不过六年。不到六年。今天下午正堂的条案前竖起放大的木心遗像，戴着礼帽，两手交叠，浅笑着，看定镜头，狡黠而慈祥，是木心暮年最真切的神色，问了，拍摄人便是向宏。 童明，先生部分着作的翻译者，任职加州的大学，因课不能赶来送别，嘱我写一条幅，也用的先生的字句。我写了，今夜裱幅送到，框了框子，仅八个字： 衔命首义，生生不息。 这意思，木心倒是先前就给我说过的：「你看，老虎慌急时，也知道嘴里叼着小虎崽，我一辈子多少回闯不过去，可是想想，不肯死，一路珍摄自保，等于老虎衔着自己的命呀。」 他便这样地带着老身老命，回来了。在死床上他记得自己说过这意思么？不管什么事，他总有话说，且老早说在那里。他喜欢玩弄字辞，而字辞大抵现成；但他真是在玩弄么，对我说下面这句话时，木心一脸中肯：我知道，那是他久藏心中、决定面对的真实。他说： 人说视死如归，我是视归如死啊。 第12页 葬礼那天，不料自行赶来的陌生读者竟逾百位，签了到，不知谁是谁，也不知从哪里来，如何地来。由各省市抵达浙江桐乡，颇费周折，便是就近从沪杭开车寻来，高速路也常会错过出口。木心初到那两年，我曾几度迷失道中，累先生久等。 有位湖北来的大学生在追思会上说，闻知噩耗，他放下功课，从武汉坐十五个钟头火车来这里，怀揣木心七本书，一路读。我又问人丛中另一位小伙子哪里来，回说是烟臺，也从微博看到讣告，放下事情，上了火车，看他的孩子脸，顶多大学一年级。那天，总有七八位年轻人不约而同说，他们读木心时正当高中。高中少年，读得懂么？再想想，木心在茅盾书屋读古书、读洋书，也就十几岁。 下午的追思会上，乌镇外事导游沈晓玉说出一件中午发生的故事：林慧宜，中国台湾女士，上午随旅游团来到乌镇打听木心，要见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她在对岸读木心，时年十六岁，此后与先生通过书信；二十多年来，自认水准远不及，不敢趋前见木心，其间留学德国，远嫁义大利，近时听说先生还乡了，决定寻来乌镇。 于是陪同告诉林女士：「老先生逝世了，上午是桐乡的葬礼，下午三点你来参加追思会。」旅游团定两点离乌镇，中午，林女士走来昭明书院，独自默坐一小时——那一小时，先生正在熔化——离开前，她给导游留了自己的名姓与邮箱。 多像是四流剧本的廉价情节，然而确有其人，是真事：本月我来纽约侍奉老母，两位美国电影人在皇后美术馆又办了一场木心座谈会。我早到了，出门抽菸，迎面撞见前来赴会的林女士，身边是异国的夫君，还有他们的小孩子。她认出我，登时大哭，从包里取出木心给她的一沓信。我原以为她是年少浪漫的女书生，谈下来，结果她去欧洲修的是康德与尼采，日后教的是美学，只为眼界学问长进了，能来见木心。 「他玩笑开得太大了！」林女士哭笑莫辨地说，「自己走了，偏要招我那天来！」 木心的读者在哪里？木心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听说有人读他的书，他便夸口写篇《论读者》。多年来，若是传过一两句读者的赞美——虽然很少，虽然很迟——他会长久记得，倘若话说得好看，他能复述如背诵，每次不会说错。他说，他与世界的关系只在读者，但他不见人。 读者想要见他，也作难。那天，几乎每一位不曾见过先生的发言者都说，他们想去看他，横竖不敢去。守护病榻的青岛青年刘正伟，当初只为见木心，辞了工作，远来乌镇找份工，十八个月间每周骑了车绕着他的宅子转，不敢去敲门。 非要到他死了，读者这才来么？现在，上百位各地读者与木心在葬礼上会面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严寒，大晴，大告别厅门首悬起黑色的布幅。一进门，隔夜新扎的十个鲜花圈分置左右，灵台周围全换了黄白色的新菊。尚未进人的厅堂，寒冷空阔。八点后，乌镇旅游公司的工作团队，桐乡电视台主持人与若干文联成员，列名治丧委员会的京沪两地近十位作家，陌生的青年读者，还有晚晴小筑司厨的沈师傅，洗衣打扫的阿姨，陆续到了。十余位侍护先生的青年混在人丛中，期期艾艾，苦着脸，我想起医院的日子，现在木心不需要他们了。 先生躲着。他从来隐在不易找寻的地方，因为深深的羞怯、固执，还因为难以被解读被尊敬的理由。过一会儿他将被移出来，给大家看——只能用「移出」这个词了——我知道木心每将见人，多么郑重。如今总算明白，人死了，头一件事，便是任人摆布。两天来我已熟悉这殡仪馆，此刻举哀在即，我却对忙碌筹办的丧仪，芜然陌生。先生愿意么？有人送，没人送，清寂，抑或隆重，如何是对？多年来我习惯凡事遵从他，成全他不肯屈就的性情。病床呓语中，他忽然说出他的倔犟，没有上下文，说时，提高了嗓音，一字一顿： 不是不要，在乎要法，与其要法，不如不要。 他当然并非是在说葬礼，而葬礼也是一种「要」。不能问他了。当他被扶起坐好，签署文件，他惦念的是纷纷遗稿，没一句提及葬礼。 在花丛、灵台与大门口的近十米间距，围栏竖了起来，弔客陆续增多，漫进大厅。不少学生模样的男女，好年轻，一声不响，靠墙站开。九点前，我记得自己与熟悉或初识的来人握手说话，或在门口，或在休息室，同时，工作人员不断走来确认种种琐事。曹立伟，我在美院与纽约的老友，居然赶到了，才刚伸手一握，他扭头望见先生的遗像，勐地，抚脸哽咽（一九九〇年前后，先生一度借宿他家）。沈师傅，趁我稍空的当口探头说道：「问问领导，接下去我和阿姨还在老先生这里做事么？」（是啊，人的离去是被这样的家事提醒。）春阳来了，瞧见大厅的布置，破涕而有笑意：「很好看，很好看！」这么说着，却又眼泪淌下来（初起是她夫妇亲送先生来桐乡治病，此番再来，已是先生的丧仪）。在纷乱的人丛中，小代、小杨显得次要而孤单，无所事事，来客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却多年见惯了同一的情景：木心身边，就是他俩，如先生的家眷，也如我的孩子。 八点半，还是九点？忽然，昨日辑录的音乐响起来，漫溢全厅。先是巴赫《十二平均律》的连串琴击，明亮愉悦，渐次增高、递进、飞散，接着是莫扎特《安魂曲》的集体女声，绝望透顶，升举盘旋：这里不是教堂，而这异质的文化即便在一座中国的殡仪馆，亦如霸权，挟持西来事物的律令与强势，堂而皇之，笼罩人群，不顾人群，以音乐自己的主张，宣说行进——奇怪，在北京选取乐章及在乌镇辑录时的得意、兴奋，全然消褪了。我几乎没在听，或者，竟未听见，此刻写着，这才「想起」那天的灵堂乐音——人愈来愈多了，纷然嘈杂，渐渐聚到围栏跟前，正对花丛环绕的灵台，对着遗像中的木心。 第13页 先生遗体被移往告别厅前，小代在木心灵前下跪，那一刻，先生仍躺在花丛和幕布背后。（郑阳 摄） 先生的遗体是在几点被推进大厅？不记得了。但我目击灵床被缓缓移入花丛中央。灵台的木边，已被深绿丝绒包裹，覆盖遗体的盖被换作沉稳的青灰色，缀连宽幅的白布，及于先生前胸。灵床的铁面也给垫了棉垫，这些，都是昨天我的内人在桐乡市遍寻终日，又请店家缝制锁边，连夜送来，今晨为先生重新装殓的。殡仪馆显然从未这般处理遗体，做得很认真，仿佛一件作品。 但我确切记得，快到九点，我给叫到「羽化阁」再次确认先生的遗容。装殓师，几位员工，还有其他一些人等在那里。 前厅的音乐声远了。先生已被移出冰柜，平放在灵床上，盖着新换的被面，停在帷幔边，等着推出：玻璃罩去除了——有如一份归还，也好似找回失散的人，我终于清清楚楚看见了他。 木心！我立刻想叫他：不是哀号，而是，平日照面的直唿其名。但我随即吞声，自知什么都不能做，唯立定了，低头看他。前晚隔着玻璃罩，我错愕愤恨，此刻先生总算近在眼前，我只觉得委屈，觉得亲。许多死亡面相的描述都说死者像是「睡着了」，现在木心果然好比睡着了，清癯，惨白，干干净净，鬍鬚剃除了，帽子取走了，头髮被小心地向两鬓梳齐。 催逼在即。这是最后一见的时刻。如起毒咒，我只顾狠狠地盯着看他……有那么一瞬，竟想发笑，是早先每见他装扮停当便即上前揶揄的本能——他变得好看了。异常生分的好看。当消瘦到不能再消瘦时，先生的骨相出来了，凛然决然，一脸置之度外的表情。他的眉与唇已被抹了不可觉察的浅黛与微红，装殓师特意指出了，我当即抬头谢谢他——现在，木心，像被细细打扮过的新郎，毫无光泽的脸容光焕发着，因为紧闭双眼，因为一动不动的无辜相，瞧着又像小孩，一个被家人好生摆弄后的小孩，听话，无奈何，被展示着，停在生人面前。 瞧这个人。我真想请大家走开一会儿，单独与先生坐坐。来不及了。我只好这么站着，看他死在那里。在纽约，下雨天，我们撑着伞说话，鞋子进水……我说人为什么会放屁呢，木心应声站住，那么诚挚开心地笑，说：「你不懂啊，那意思就是，祝你健康！」……如在桐乡医院，我渐渐抬手轻抚他的鬓髮，试将后脑触枕的一缕抚弄妥帖，但不成功。有一瞬，掌心触及耳轮，果然，冰冷冰冷。 很安静。像是很久。其实顶多五分钟。大家围着等我。永别的时刻到了。 众人让开，灵床被推动，沿着甬道去向大厅。我跟在后面走，看见灵床的铁轮刮着水泥地，先生的盖被轻微颠动——他们用一块白布覆盖了他的脸——王韦，先生的外甥，紧扶床沿，筋脉涨红，一路号啕。在医院闲聊时，他曾说及小时候舅舅领他出去逛，教他歌唱。我也有舅舅的，知道什么是外甥的记忆……进入大厅，众目睽睽，再不能与木心私相面对了。我退回围栏外侧的人群，远远看他：他又好看起来了，那是我仅存的宽慰——好后悔！此刻我好后悔没在隔间的那几分钟，拍摄木心。 九点半。音乐止息。仪式开始。人群静下来。桐乡市文联代表致辞，向宏致辞，王韦致辞，我致辞。之后，音乐再度播放——精力瀰漫，兴高采烈，巴赫与莫扎特完全不管现场，同时，统摄现场——先生脸上的盖布被取走了。围栏中端解开。人群蠕动，我们四人一排依次上前，三鞠躬，绕行遗体，络绎走过，散去休息室。我记得上前之际终于泣下，随即狠狠止住，我也记得立定遗体前的最后一看——这回是在木心的左侧，隔着花丛——但心里并无所感，只狠狠做这总要做的事，心里堵着暴怒与嘲讽——不知要嘲讽什么。人到了一败涂地，大概就剩恶狠狠的嘲讽吧，我知道，在小隔间，我已和木心永别。 戏散了。音乐继续。我看见员工挪开花坛可被移动的那一格，退出灵床，推向通往火化间的边门。不记得从哪里弄到一包未拆封的中华烟，我撵过去，塞在先生枕边（他的脸又被盖了起来）。在医院，有一回小代进来，发昏的先生扭头巴望，以为他买了香菸。香菸。那些年去纽约总给木心带几条，剧谈过后，我起身，他说「……走啦」，我知道他又想了什么戏嚯的话了，等我发笑：只见他喜滋滋摸了摸竖起排列的方方正正的烟条： 喔呦……你看看，像煞半壁江山！ 大厅空了。好太阳。众人出外走动说话。过十二点，我被叫到走廊尽头的火化区，王韦一家、王韦小姐姐一家，先已在了。那是一方明亮的天井，左手是家属休息室，右手是玻璃排门，门下摆着大盆栽，门楣挂着五彩灯笼，灯笼下端的标语写着中国人惯说的漂亮话，「清慎勤思生，和善荣天下」之类，墙面画满吉祥鲜艷的图案。负责播放音乐的员工客气地说，快了，陈先生，稍微等等。我茫然站定，瞧着玻璃门。门开了。木心，手插在裤袋里，穿那件灰格子衬衫，一步逸出，随手关拢玻璃门，看向人群，找到我，朝我使眼色——在纽约的无聊聚会中他欲离开时，常是这样地斜眼瞥来，神色决然而调皮——天井上方投下正午的阳光，他眯起眼，显然不认得这里。 我不信幻觉，尤不耐烦阅读幻觉的描述。勐地一怔——也就半秒钟吧——装殓师，那位高大忠厚的人随即将我单独叫过去，打开靠墙的一扇小门，里面是办公室，桌上搁着电脑和当天的报纸。我被客气地让座，得到一支烟，一杯新泡的茶，于是聊天。 第14页 忽然好安静。众人隔在门外。事情先已商量好了：由王韦的闺女持先生遗像，王韦捧骨灰盒，出馆上车，去乌镇；到晚晴小筑，再由我接过骨灰盒，小代持遗像前导，迎先生回家。向宏关照说，本乡的其他习俗，就免了，但必须跨过大门口点燃的稻草，意谓完成生死的交割。当然，我都应了。 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遮掩焚化炉的彩色玻璃门拉开了，我们小小的行列走出来。候在甬道的众人见状拥来，又復闪开，随即簇拥我们，向外走。小代，小杨，如临大事，奋勇地跟着——在医院的日子，先生忽有需要，他俩便是这样地耸身跃起，着即奔来——我唤他俩来我左右，拉起手，孩子有点错愕，随即手指握紧，脚步沉稳了。就这样，我们跟着王韦——仿佛跟着先生——继续走，穿过空荡荡的告别厅，走到阳光下。 车队向乌镇开。自十一月十五日先生离开晚晴小筑，此刻终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了。下车后，我接过先生的骨灰盒，走向晚晴小筑大门——现在他变得那么小，由我抱着——青天白日下，那堆点燃的稻草几乎不见光焰。二楼灵堂挤满人。骨灰盒有点沉的，我不知是这般重法。先生到家了。灵堂隔壁就是他的卧室。小杨帮我将盒子挪放壁炉的上端。 木心先生遗容。谢谢郑阳留下这唯一的遗体影像，两小时后，木心就没有了。 下午一点，我们步出告别厅。王韦的女儿捧着舅公的遗像，走在前面。后排左起：小杨、我、手捧骨灰盒的王韦、小代。 昭明书院木心追思会现场。（郑阳 摄） 连串的事，一件接一件，做完了。死，葬礼，原来这般平实而肯定。我记得每个细节，但我不愿写出在办公室停留的半个小时。再不能问先生了——他在乎，且精通什么不要写，又使所写下的，仿佛不写——其实，办公室尽头还有一扇小门，开进去，便是焚化间，成排的锅炉，很干净，有如厨房，绝不可怕，如死亡，明确而简单。 那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见么？我提前目击了我们全体的下场。他们要我戴上墨镜，然后打开炉膛的小小铁门，如赐特许的礼遇，让我正视熊熊烈焰。 「倘若他要走，是不是应该再晚一点？不要那么快，所以我很惊恐，不愿相信。」 「那天我在办公室，旁边一个女同志，那一刻我很想痛哭，但我忍住了，因为我无法向她们解释，我为什么要哭。」 「十点钟熄灯了，我躺在座位上，一直哭，列车员发现了，他说怎么了孩子，我说家里有位老先生去世了。」 「我是一个没有编制的老师……我知道今天会有一群人在等候，不论来自哪里，不论贫穷或者富有，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 「他非常有魅力，但是很害羞，一开始的谈话缓慢艰难。幸运的是，当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的画作深受塞尚的影响，他非常高兴，突然不那么害羞了。」 「他的文字很美，让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你读不懂，可还是愿意读。」 「文学研究界，我坦率地说，是失职的，缺位的……刚才那么多青年读者表达了对木心先生的爱慕和敬仰，但是文学界评论界是缺席的，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也值得我们研究深思。」 「他不情愿出来，他觉得关在地下室，有吃的喝的，很潇洒——我发现他在说谎，他用谎言和他骄傲的姿态，糅合着这种痛苦。但是今天大家说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种隔阂突然消失了。」 「我们有鲁迅的传统，周作人的传统，胡适的传统，张爱玲的传统，但是木心跟他们都不一样。」 「八十四年，他始终面临各种非艺术势力的剥夺和取消，他用自己的法子竟然逃过了一切的劫难。」 「在大家心里，木心先生是诗人、画家，或者是作家，但是在我心里，他更多的是一位老人家。」 …… 这就是下午在追思会上我所听到的一小部分说话，全文记录后，近四万字。以上发言者我只认识四位：上海的陈子善，北京的孙郁、李春阳，纽约人弗里德。其余都是陌生的青年，会散后，再没见过。 我也叨唠了。怎么那时还能絮絮说话呢。此刻想来，不知如何过了那一下午。两百多人坐拢时，长排轩窗的垂帘缝透入阳光，直射会场，散会时，已过掌灯时分——上午的告别仪式，我不肯哭，午后会场听几位陌生青年口口声声说出这些话，好几次，我老泪纵横。到这岁数，大约能用这用滥的词语吧：眼看先生老下去，我总抱歉自己的年轻，今天他被烧掉了，我成了一个老人。 小代、小杨，是我最先给大家介绍的青年，仿佛他俩是先生的未亡人。孩子应声起立，之后忘了请他们坐下，他俩老实，站了许久，有如罪犯，此后，什么也没说——中午先生还在，哪怕是尸身，之后，尸身也没了——从那天开始，我一见小代、小杨，就像面对木心。 多数与会青年从未见过先生，也未来过乌镇。我已很难想像读者从文字中如何思量他们所想像的木心，而他们从老远的地方，迳自来了，仅仅为读过他的书，为书中那些字。那天追思会场一遍遍环视满座青年的哀戚，我不是感动，而是惊异，不全为了那份集体的哀戚，而是，这些动容的脸，何其年轻：哀矜之于年轻的脸，其实是憬然懂事的意思——因为文学，还是因为木心这个人？ 第15页 两位纽约电影人也寄来悼念的小稿，当众念了，随即播放他们辑录的片花：忽然，木心活转来，微笑着，老苍苍的语音，年迈持重，戴着那顶圆形的毡帽，因改说普通话，有点结巴。古人与死者诀别后，没有照片，没有录影，唯苦思而託梦，或假鬼怪小说与死者神会，又再铺衍渲染，演成文学。这一层，今人于死者的追念方式，事属进化么？愈是目睹死者的影像，愈是死的确认。午间才刚亲手捧了先生的骨灰盒，几小时后，木心復活，抽着烟，又在说话了…… 全场肃静。我远远瞧着视频，心里藏着一桩秘密——他闪身走出，随手掩上玻璃门——直愣愣盯着木心，我又看见熊熊烈焰，看着，骤然想起他在病榻上的呓语，暗暗一惊： 我的话说完了。弥赛亚！地底下有玫瑰色的火焰，在读我的诗。 午间的「豆腐饭」，十余桌，追思会后的晚餐也是好几大桌。席间，乌镇团队年轻人往来安顿宾客的去留，代为订房，退房，领路，叫车……总在十点左右吧，顷刻，人散了。古镇冬夜，我鬼一般回到晚晴小筑，不记得独自去的，或者和谁一起。二楼灵堂灯光雪亮，音乐仍在行进。陇菲，瑞琳，春阳，先已到了。小代、小杨不知哪里吃的夜饭，也早愣在这里。好安静。因为巴赫，因为杯光闪闪的小烛火，二楼更其宁静。我们再三说起下午那些陌生青年的发言，唏嘘感动，相偕慨嘆了。 人早就明白如何哄骗生死。告别仪式与追思会中，我以为自己镇定如常。现在没事可做了。大凄凉袭来。好几次想要放声大哭，狠狠吞回哽咽，立刻加入众人的谈话。小代，小杨，仍然站着，瞧着我们，一声不响。 我要小代坐下，问他：「你想先生吗？」 「先——生——没——有——走。」他如往常那样平静，一字一顿说，眼睛顺下去。 「为什么？」我问。 「你看……」他扭头指指通往卧室的门缝，「那里亮着灯，往常夜里我会在厅里坐坐，怕先生有事叫我。」 小杨从不吭声，也不坐下，老是雄赳赳站着。「你想先生吗？」我问小杨。他眼睛一闪，飞快地说：「下午梦见先生哩！他进来叫我！他穿那件毛衣，还有那双鞋，你知道，麻布面的皮鞋哩……他说他冷……」 有声有色地说着，小杨一脸乡下孩子讲起异事的惊憷和诚实：「我好奇怪，先生不是火化了吗？真的！他走进来叫我哩！」 我总分一只耳朵听音乐。音乐那么忠实，不肯弄错一处音节。我又问小代：「你喜欢今天的音乐吗？」 他直起身子，郑重地说：「丹青老师，你可以把这盘碟子留给我吗？」我说当然。他说：「有一段，我觉得，好像把你的心，拿出来，用——绳——子——在——上——面——拉。」 我立刻扭头与大家说话。深宵。灯愈亮了。终于众人起身离开，聚在楼梯口，等瑞琳。她仍站在壁炉下端的灵台前，兀自抽泣，盯着环绕烛杯的木心的书。我走过去，听她喃喃地说：「我们全都对不起他，都对不起他。」 第二天。有谁经歷过丧礼过后的第二天吗？窗外喧嚣，人世如常。总有十点多钟了。宾馆餐厅空无一人。伺候的胖女孩几次看我，神色狐疑而怜悯。我看不见自己，独自吃完好大一碗面。之后去到晚晴小筑，那两条狗，跳蹿迎门。午后商议故居和遗物等等善后事宜，向宏、王韦、小代、我，坐在一楼客厅，全是在纽约看熟的木心的家具。夜里与王韦一家聚餐、告别，瑞琳和春阳一早就走了，唯陇菲留下来。饭后进先生面北的画室，满目遗物。水槽凝着涮洗笔色的积垢，案头摊着凌乱的排刷、毛笔、调色盘、试色的片纸、遗弃的废稿。东墙那方小小的匾额也是纽约见惯的，嵌着木心手制的半浮雕小字： 垂石彝荒 逼人的凄凉，收拾片刻，我们放弃了，回上二楼，各自捧杯热茶，守着灵堂。杯中烛火仍在哆嗦，几天来，这里变得好像从来就是灵堂。小代，小杨，知道我明日就要走了，单是朝我愣着。过去一个半月，我可依靠的人便是他俩——木心横躺在我们中间，昏迷，醒来——如今先生躲在壁炉上端，就剩我们了。 「烦吗？在医院时？」我试着笑问他俩。孩子不吱声，只是愣着。「久病床前无孝子。为什么你俩对先生这么好？」我又问。 小杨看看小代。停了片刻，小代，缓缓地说：「丹青老师，我们在外打工，你知道的……到这里来，先生把我们当人看。」 「怎样当人看？」 这回是小代看看小杨，然后直视我：「比方说，我做对了事情，先生会夸奖我，做错了，他从来不骂的……」那他怎样呢？「他就教我下次怎么做，下次怎么说。」 我转向小杨，他为必须说话而苦恼了。忽然，他又那么眼睛一闪，飞快地说：「我来这里，半年不敢看先生哩！这样的老头子，我没见过啊……」 两个小伙子都有连腮胡，都剃青。小杨，云南人，派来照应先生前，是巡镇的保安，随手擒拿游客中的偷儿，平日里伏地挺身连续八九十个，不在话下；小代，贵州人，十六岁一路打工到乌镇，跟了先生后，画起画来。壁炉边挂着他的速写，逸笔草草，我初见，吃一惊。先生入院后，俩孩子轮流在病室与宅子值更，小代每夜枕下藏一把匕首：「要是有人来偷东西，我就和他拼。」 第16页 那夜我们坐到几时？愈是夜静，灯光愈是亮。翌晨，阴，小筑一楼，景象壮观：所有先生的用具、摆件、衣帽、手杖、相框、书籍……全都堆放在客厅地上，三五位公司职员正在清点编号，逐一拍照，登记在册。固然这是好事，要做的，但人群背后的小杨见我到，转身拉我去到迴廊，急得语无伦次：「不可以的！丹青老师，先生的东西不可以动啊！」我回到客厅，一眼看见木心的两只皮箱：陪先生回国时，是我办的託运手续，眼前，皮箱把手仍然缠绕纽约机场的行李籤条，蒙着六年的尘埃。 午后与俩孩子拥抱告别，仿佛履行又一次遗弃。他们默默送到车旁，瞧我哭成那样，仍是呆着，直到车窗摇起，两张孩子脸忽地暗下来——先生未及写完的手书遗嘱，是将所有积蓄分给四个曾经照应他的青年：黄帆、徐晓琪、小代、小杨。 我现在看到小杨、小代就好像看见先生，木心暮年，这俩孩子寸步不离，尽心照顾他。上图：二〇〇八年夏，左起：小杨、木心、小代。下图：二〇〇九年冬。（郑阳 摄）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礼，当夜，第二夜，我和俩孩子在二楼灵堂守夜，楼下的前厅，木心已经变成这幅喷绘的肖像，拍摄者就是请他回乡的陈向宏。 丧礼结束了。我不知道这篇文字怎样结束。回想种种，唯一未做的事，是不能临别与木心单独坐坐。单独坐坐，又怎样呢，我不知道。大半年过去，我被冻结的记忆就是小隔间的那几分钟，眼看先生死在那里：缩小了，像个孩子，一个满头白髮的死孩。 我没读过详详细细的文字，描述死亡——不是小说，不是虚构，是真的死亡——如今我试着做，但做不到。人总有目击死亡的头一次。到我这岁数，不少人早已经歷过，而我的初次的伴送，没想到，会是木心。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都以为先生起码活到九十九岁，以为有的是机会跑来乌镇看望他。我听着，却又想起先生昔时的笑谈。 是在抗战末期，木心十来岁，说是乌镇人成天聚在那里闲聊斗嘴，口气之大，一扯就扯到世界大战——于是木心改口说起乌镇话——「那么，希特勒，罗斯福，到底啥人赢？！」 终于有位年长的男子结束道：「总归美国人。不相信？你看看罗斯福那只下巴！」 木心也有一个狭长丰厚的下巴。「还早哩！」我对他说。那时先生才过六十岁，重拾写作没几年。「是呀，我还是个文学青年，刚刚开始呢！」这回翻阅他暮年的笔记，其中一段大意是，真的艺术家便是活到九十几，亦属夭折的。 我懂他的意思。五十多岁去国前，他的艺术，他的记忆，先已死过一回：文稿照片被抄没，先生没有私人的物证得以勾连他的过去。此所以他在病榻撞见自己十九岁时的照片，扭头恸哭。而他的幼年的形影，二〇〇九年初，寻上门来：王韦，带着家族老照片送到乌镇。 那时木心名叫「孙璞」，四五岁，拍摄年份是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间，距今快要八十年了，影像模煳，但是好看，一帧典型的民国家庭照——孙璞，穿着绣花丝绸的小长袍小马褂，头戴小帽，身后的小姐姐微微扶着他，右侧是父亲，当胸握着礼帽，左侧是母亲，前额一缕刘海，再左侧，是他的美丽的大姐，二七年华，模样介于女孩和姑娘之间，伸一只脚踏着园林的矮栏杆。 照片中的家人全都看着镜头，唯小少爷略微斜睨——先生早对我笑说这幅记忆中的照片，说他当时顾念衣襟不妥帖，袖手拽着下摆，未及正视，照片已拍好了。现在，我总算亲见了这份珍贵的影像。 那是先生一家最好的时光。两三年后，木心的父亲病死了；又若干年，小姐姐死在十五岁年纪——一九八六年陪木心去哈佛办展览，车中听他说起小姐姐的死，说是装殓时身体已经蛮长了，她的男友跺着双脚，仰面大哭。言及此，先生看向窗外，哽咽而沉默了——一九五六年木心二十九岁，头一次牢狱之灾，囚禁半年间，母亲心焦而死，不满六十岁。一九六七年，木心四十岁，时「文革」初，他的大姐姐被批斗至死：那照片中的美丽的女孩。 此后岁月，这份江南人家就剩木心一人活下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木心的身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识先生，他对我说起过父母姐姐的死，语气平缓。其实当他大姐姐出丧时，木心在灵车里放声号啕，连惯见丧事的殡仪馆司机也回头看他：这一节，是王韦告诉我的，当年他在灵车里和木心舅舅一起送别母亲——王韦说时，正捧着木心的骨灰盒，与我并坐在桐乡回向乌镇的车上。 先生的死日，是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倘若喘息不止，到得今年二月十四日，木心便活满八十五岁：孙璞，是族中最高寿的人，现在他潜入这幅民国的照片，与全家会合了。 二〇一二年三月至十二月写于北京 木心先生仅存的全家照片，约摄于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由外甥王韦保存。左起：木心的父亲孙德润、幼年木心（当时名叫孙璞）、小姐姐孙飞霞、母亲沈珍、大姐姐孙彩霞。 木心，二〇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一九四八年木心二十一岁，摄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垂老的木心。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摄于晚晴小筑，当时他已接受两位纽约电影人的拍摄要求。一年后，先生不省人事。 第17页 [1]本文初刊于《〈温故〉特辑：木心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后收入《草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孤露与晚晴[1] 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 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木心遗稿 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到今年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徵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这是实话，亦且法国人不磕头。 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又是实话。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么？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那是另一种「节奏」。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徵性」确乎不带来「任何东西」——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反倒周年忌日，无所感。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的意思，不是哀伤。 年轻人居然记得：去年临到十二月，海淀区一群大学生就要我去，说是为纪念先生逝世周年，预先申请了北大的某座礼堂。二十一日，我去了，其时《文学回忆录》才刚弄好，正可是个话题。那夜来了好多学生，十之八九不见得知道木心，但大家听到终场——又一年过去，今岁十二月初，上海的郑阳，北京的刘道一，苏州的晶晶，又来问忌日那天要不要办活动。除了《温故》将出版第二回纪念专号，今年不拟办活动。晶晶，早在自行筹划小小的聚会，有书籤，有小礼物，二十一日深夜来简讯，说是到场六十多位各地的读者，仲青、郑阳，都去了，结束时，大家念了文学讲席的最后一课。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州读者晶晶借「雅舍书屋」举办纪念会，上海、厦门、长沙、苏州等地六十多位木心读者参与。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木心读者在乌镇西栅「当年照相馆」举办纪念会。 我无法知道木心怎样想像他的读者，也不能知道读者怎样想像木心。五月晶晶来乌镇，我领她进了先生的卧室，给她看搁在书架上的骨灰盒，还有纽约电影人拍摄先生的剪辑版——木心于是在自己的卧室缓缓说话，电视屏幕对着他的空床，我们就坐在空床上——晶晶没见过先生，几分钟后她退开，说是不忍看。 小代头一回看，也只片刻，起身走去客厅墙角，默默抽菸。他不哭。惟春末来过简讯，说为别的什么事下泪，念及木心，趁势大哭一场，「好痛快」。木心逝世一年半，这孩子总算哭出来，说，他还是不能接受先生「变成了盒子里的一堆灰」。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来。初起着手《文学回忆录》，长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母亲在医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惨苦，回家坐定，录数百字，人即刻沉静。此事前后八九个月，如今回望，只一瞬，今年以来，则每月去一次乌镇：晚晴小筑，将要闢为木心故居纪念馆了。 晚晴小筑的幽静，如今转为凄清。一楼客厅陈设如昔，终日窗帘拉起，黄昏，临院仍是群鸟归巢的密集啁啾，入夜后，全楼漆黑，唯过道与吃饭间亮着灯，小代小杨仍住这里看守。面南三进小庭院那株枇杷树，枯死了：每片叶子并不掉落，有姿有态，就那么枯死了。两条狗，莎莎、玛利亚，是洗衣妇起的名字，春末莎莎死了，入夏，纪念馆开工，东门常是开着，玛利亚出走了，不再迴转。西墙外是昔年孔另境先生的孔家花园，种有茂密的竹林，不知何故，去年割除大半，今年春，许是根脉窜入晚晴小筑，花园西墙根冒出十余株小笋，未久，竟成数米高的小竹林。 四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小代站在南院空房发呆。晚晴小筑落成后，南门迎对东栅景区街面，常年关闭，南院与北端的花园由白墙隔开，中有小门，进门穿过花园，便是木心暮年居住的二层宅邸。宅邸另有甬道通向东门，门外是公路，为避游客，主客由此出入。二〇〇六年先生还乡后，「木心美术馆」尚未动议，我催他将这面南的三间空房设为展厅，余事由我和镇方操办，可是木心从未打算清理，直到他逝世，经年空置着。垂老后，先生诸事嫌烦，除了勉力画画写写，已放弃一切。固然，他活着时，安康最是要紧，现在他死了，每想到南院空房，我便犯愁——位于西栅的美术馆动工了，纽约的设计者冈本与林兵来了怕有二三十回，亲自督造——纪念馆迟早总要弄出来，怎么办呢？ 第18页 平畴远风 良苗怀新 坐东卧西之堂 作而不述之室 拟将悬在纪念馆的几幅匾额，先生几年前就写好了毛笔字。凡纸笔之事，他早早就有腹案，题签之类，平时就躲起来弄妥、放好，此外的事，做，还是不做，木心永在犹豫拖延中。新世纪头几年每次去纽约探亲，去看他，水斗堆满隔顿未洗的碗碟，我要洗，先生总是断然道：「不要弄！我们讲话。」之后瞅着话语的空当，他幽然自笑： 哪有哈姆雷特天天洗碗的？作孽！ 木心哎，如今的事，何止隔顿的碗碟，便是一件件做成了，你也看不见。靠小代步步跟着帮衬，一年来，南院三进总算闢为家族馆、绘画馆、文学馆，每馆的展墙竖了起来，十余个展柜也做好了，分隔三进的两处小庭院栽种了新竹、李树、桃树，还有蓬勃的鲜草，草坛边缘，由本镇花匠编了弯弯的护篱。各厅的匾额、木心的字画，均已送去刻制配框，文稿和遗物好在现成，昭明书院有位木心的学生匡文兵，购得三百多册民国版书籍，明年元月打扫干净，着手布置，我已看见这些物事放入展柜的效果了。 沉重之事，是先生的大量遗稿，单由我做，断难下手的。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哪里？木心文学的常年研究者童明，远在加州教书，我能倚靠的，便是出版社。十二月中，《新周刊》为《文学回忆录》颁发年度书奖，典礼假乌镇举行，我与主编刘瑞琳、编辑曹凌志、雷韵和罗丹妮，联袂前往，花了三天工夫，清理遗稿。 到乌镇那天，先领大家上楼看望先生，众人站定，瞧着骨灰盒，三位女士先后抽泣了，依次上前行礼。除了颁奖那夜，我们朝夕聚拢晚晴小筑面北的画室，各人手里捂一杯热茶，将先生五六十册笔记本、数千页散稿，粗粗分类。小代，忠诚而细心，平日即留意木心散乱放置的稿本，葬礼过后，是他与黄帆，那位镇方最初派往侍奉先生的姑娘，默默集拢全部遗稿，等我们来。现在，哪些是废稿、正稿，哪些是早期、晚期，均须大费周章，逐一辨识；已发表与未发表者，则待今后一次次再来，细细审读了。十二月十五日夜，分类后的所有遗稿贴上标籤，登记在册，放回保险箱，遗稿出版的工程，总算上路了。 我初次展读木心的稿本，也在两年前的同一日。其时先生被锁在桐乡医院重症病室，不省人事，下午三点探视前，我们无事可做。静静翻阅着，忽然意识到未经先生的同意，另一尖锐的意识迅即跟进：没有同意这回事，完全没有了。 惊痛，郑重，茫然，瞧着满桌稿本，我又像是对着木心的性命，不知所措。几十年来，我眼见先生开写、修改、丢弃、重来，狱中所写六十六页手稿是他仔细折拢了，缝在棉裤里，日后带出囚室……两年前，是的，就在这一天，我意识到木心遗弃了毕生的文稿。 去吧去吧 我的书 你们从今入世 凶多吉少…… 那天下午是我最后一次面见活着的木心，又过六天，他死了。现在，我从遗稿中发现了以上短句。 这些凌乱而标緻的手稿，部分写在各种稿纸上，大部分写在纽约文具店出售的笔记本上，封皮留着价目的贴片。木心讲究衣物用具，却不介意使用廉价的本子写作——以繁体字工整抄正的稿面，落笔矜矜，清雅优美，草字疾书的稿本则布满涂改；他会在每行白话诗尾端核算字数，斟酌节奏。可恼的是，每首诗、每一短句、每篇稿子，至少重写四五遍，分布在稿本不同页面，实在难以判断究竟哪篇是他所满意的正稿。 年迈后，他的字迹缓缓变化：越新世纪，笔画歪斜，气息愈见虚弱；整个九十年代，落笔矫健，神完气足，或是米粒大小的正楷，谨严而端正，或纵笔行草，字词与行距密不透风，任意写满纸页的正反面；好几个本子才写三五页，整册空白着，大量本子则是全部写满，写满了，还在篇幅间横竖添加——一九八三年我与先生密集交往，亲见他恢復写作后的头一批原稿，此番搜寻，未发现：没有《明天不散步了》，没有《哥伦比亚的倒影》，也没有《温莎墓园》。 「又写好一篇呀。」他在电话里说。那些年，隔三差五，木心就来报告。 「哦，不得了，你凶……」「凶」，沪语即「厉害」的意思。 「像煞摊大饼，又是一只！」 「写得怎样？」 「可以呀，还可以。」 会面地点通常三处：一是当年我们的「留学」之地，曼哈顿七大道57街「艺术学生联盟」咖啡馆；一是过学校北端的中央公园；若在冬季，木心便来我的寓所。现在想想不可信：那些年，我竟连连看的是先生的手稿。头几回，他如孩子般脑袋凑过来，从第一行开始陪读，点明若干潦草的简笔字，三言两语解释我所不识不懂的词，便催我往下读——看画读文，我是会叫唤的：「啊呀木心，这句好！」他的回应，或是急速退回上身，瞪眼瞧着我，忍着笑，竭力正色道：「呶——呶——呶，看出来了呀！」……或是一怔，喃喃地说：「噫，你怎会晓得？你怎么也懂？！」 这样的概率不很多，多的是瞧我越过他所得意的段落，便止住，手指点着稿面的某处：「看这里呀，看见吗？」于是自己念起来。什么句子呢，年头委实久了，不能记得。其时我三十出头，木心五十八九。 第19页 有几篇稿子经我无心撩拨，而他果真写了——去林肯中心，我说，音乐会场的咳嗽，没本事写吧。散场了，他还记得，喃喃地说：「咳嗽倒是不好写。」于是有《s. 巴哈的咳嗽曲》。新春，中央公园繁花盛开，木心缓步说出花草的名目。我说怪了，美国的花不香，你怎么写？！他作状嗅花，忽而神色飞扬：「杭州桂花开出来，喔——呦！胡天野地，香得昏过去！」几天后，写成《九月初九》——写成了，急急来见。那天是在金高家，一屋子人嘈杂说话，他看我兀自向壁默默读，忽而满脸窃笑走过来，低声说：「你这样子当真，我交关开心，交关开心哩！」说着，香菸递过来——每次分手，我们常会彼此送一程。某日傍午，对了，就在杰克逊高地，我到站，木心说，那么再走走。长长的露天站台，脚下街面，车声隆隆，一老一少站在风中各自点菸——其时纽约尚未全面禁菸，简直天堂——那天正大谈人在异国的寂寞，不肯歇，好句子堵嘴边，木心挫身停住，目灼灼看着我，双手擎着纸菸和火机，一字一顿说：「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地步！」那天回家，他就写《竹秀》。 很久很久的事了。我记得。「……那么尼采叔本华，你怎样讲法？」是在曼哈顿中央地铁站，我与木心仍在昏天黑地聊：「呶！一个么阴，一个么阳，一个借借佛家，一个去寻希腊……两只狗交配，见过么，弄好了，浑身一抖。」同时脸颊勐颤颤，学那狗模样，「这就是生命意志呀！」 地铁唿啸进站了，人群沸然骚动，下车上车。「所以呢，只有交媾的一剎那，人抗争死亡呀……」木心继续讲，一边由我护着进车厢，夹在各色乘客的前胸后背间。 去夏，母亲的墓碑未及安妥，定今春去纽约办。出机场，我暗暗预备大伤心，不料进得家门，放下行李，百静中，角角落落都是妈妈，我瞬间就被汹涌的亲切团团拥抱了，简直喜悦，不曾哭，夜里蜷在母亲的眠床上，即刻睡着。人下意识找寻死者，真可笑，唯一的认证，其实是亡者生前的居所。我于是明白何以每次去到晚晴小筑，心里并不格外难受，单是过道的荫翳、楼板响动，便有先生在，何况二楼就是他的骨灰盒。 纽约的那位木心，早经渺然了。可是杰克逊高地的同一站台、转角、文具店、烟纸铺……当年陪先生无数次来过。饭后漫步，走一阵，便是他撰写文学讲义的旧居，呆呆站一站。两年前在焚化室外的幻觉，不再来——我竟从未梦见木心。他要是礼帽压低了，变成鬼，隐在角落，忽地给我见一见，那才够交情！如今举目寻索，能与他对面而确凿无疑者，只剩这堆手稿。 然而手稿不是他。读者想像先生，是书中和照片上那位「文学家」，我所牵念的，就是，孙木心。再没人与我说这种老式上海话了，此处写来，只能是书面的普通话：「……没啦？那你想想看，再讲几句好不好？」读了稿子，痛聊过，沉静半晌，他会这样地嬉皮笑脸，菸灰抖落，还来跟我讨夸奖。 有谁对愈见老迈迟缓的人，年年月月不嫌烦？与木心相交的种种难为、积虑、不好办，唯有我知情。这一路为他操心办杂事，虽是情愿，到底吃力的。那年扶他走进乌镇住下来，如释重负，从此他身边有人照应了，我可以远远歇一歇：此后我很少很少去电话、去看他，实话说，我并不如外界所知，对先生那般好。 他知道。浙江人的脾气，木心，我母亲，横竖不肯麻烦人，也不愿说破。平时他晓得我在北京乱忙着，只是不做声，有次见面说起《退步集》，先生忽一句：「你弄这些，是白相大乘呢。」我当下惭愧，不是如何是好。又一次是好久好久不通话，拨过去，他难得如早先那样嬉笑道：「那么……有辰光你稍微来只电话，讲两句。」我知道，他是有事交代，隐忍着，终于要来托我。 如今说这些有甚用啊！眼看他仰面胡说，快死了，我才像所有煳涂的晚辈，非要临到这一刻，已是万事罢休。头一次见他，也是挤在地铁上，陪他的朋友给我们彼此介绍过，他便那样地抬眼凝神看看我，我现在瞧着比我少壮两轮的小混蛋，逾是明白当年的孙木心——人的情谊，再久长，数年、数十年，总归开初那段最是金不换。二十六年前，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四日，我在新买的公寓烧了菜，给木心过生日，那天，他满六十岁了： 如种之茁 如泉之淋 曰鼓在暮 曰钟在晨 志言烈烈 道载暾暾 作而不述 憬而不酲 早几天我就问，选什么花呢？他说，鸢尾吧，我便买了六株。那天好太阳，先生进来，看见花，说是蛮好、蛮好——瞧见花，他总会定睛一看，默默惊异——随即取出一本灰蓝封面的硬装笔记本送给我，掀开首页，便是这首四言诗—— 亡麟绝笔 尼父此心 奠麟奋笔 小子此悃 前叩名山 后礼其人 得枝挂角 渡河留馨 取湮眸白 取显汗青 幸甚至哉 歌以咏诚 上下图：最近在木心遗物中找到了这两幅生日照片。那时他还留着长头髮，现在看，好年轻，可当年我心里想：哎呀，木心变成老头子了——在照片中，我又瞧见二十多年前那几支鸢尾花，却忘记还买了生日蛋糕，蛋糕上插了六支小蜡烛。 第20页 我不懂古文，他便用普通话一句一句念下来，再回到起首，用上海话解释古字和用典。那些年，他正在恢復写作的猖狂中，自称「二度青春」，一篇接一篇，文思泉涌，「如种之茁」。其时，我俩居定纽约五年了，何曾想今后会还乡，更料不到先生的暮年会有乌镇的晚晴小筑——诗作读毕，便是以下这行字： 丙寅二月十四日，予满甲子，海外孤露，唯丹卿置酒相祝。 木心来信的抬头，每称我「丹卿」，偶或也用「佛耳」，是他给我的绰号——那是我与先生顶开心的时光，老小无猜，「海外孤露」。两年后，一九八九年，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又二十三年，木心死，「予满甲子」，《文学回忆录》出版了。 此刻这本笔记簿就在电脑边，没办法，写到这里，我只好掩面痛哭。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写于北京 翻开木心六十岁生日送我的笔记本，首页就是他手写的这首四言诗。 「天气好，心情不错，站在阳台上，一种小规模的君临万物之感。」（选自木心遗稿）一九九三年左右木心摄于杰克逊高地寓所门前的台阶。 [1]本文初刊于《〈温故〉特辑：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杰克逊高地[1] 我曾在纽约奎因斯（皇后区）杰克逊高地82街居住过好几年。那房子只好算是一条过道，我把它分三段，成了书斋、餐室、卧房。一个人的生活好像总是有意思，一个人哎，多妙啊，没有谁打搅我，要上进就上进，要堕落就堕落，何况几十年来，要堕落也堕落不了。 此刻我在纽约，在杰克逊高地的家。出了门，向北而偏西，步行半小时便是圣马可墓园；偏东而向北，沿82街走十分钟，就能看见木心当年的旧居。到临翌日，难免时差，黎明就醒了，我走去墓园看望母亲，折返时，天色大亮，顺便绕到木心的旧居前，站了一站。 阶梯上端的门窗仍是紧闭着，去年前年来，总想知道哪户人家租住着，然而四下僻静，无人可问。掐了烟，正要离去，见邻家有位南美汉子远远看我，我就上前搭话，才知这寓所空置多年，并没有租客。难怪。瞧那门墙萧然，实在破旧了，窗户上端的空调周边，锈迹斑斑。爬墙虎是消失多年了，据那位男子解释，草叶会生一种虫子，早经断根，所幸木心居住时，满满地绿了几年。 这里和皇后区所有民宅毗连的街道一样，木心旧寓混杂其间，难以辨识。他辞世后，我来探母期间走去一两次，此外还有谁呢，今年春夏，竟有位旅居加州的木心读者独自寻来了——好浪漫，好诚心——之后写成短文。我相信他不愿写出失望，只因知道文学课讲义写在那扇小窗内，使他在找到的一瞬，激动片刻，不然，这里不可能坐实任何有关木心的想像。我是本地的老居民，离得近，随时散步来去，虽有凭弔的意思，但十多年来关乎木心的一切，早已换在乌镇。 此地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退回与木心时相走动的九十年代，这里是活的。每次去，固然先已电话约好，到得楼前，大声叫过，老头子开门下看，就那样静静地笑了，说：来来来。常在我登上扶梯时他已说了什么好玩的话，等我纵声「痛咥」——这古语是他教我的，好不难解——那时，木心比我如今的年龄不过大几岁。 人在岁序中度日，很少念及今后。当年的「今后」，就是现在：现在，木心的身后事都在乌镇，我一件件做着，纽约远在天边，可是一朝回来，忽已站在小楼前，旧寓，街树，歷歷俱在，好似没有岁月，我像是从未归国，当场停在九十年代。 回想那段时光，真是好险。一九九四年文学课结束时，木心已在望七之年。自从迁来杰克逊高地，他给华语报持续发文，又在中国台湾接连出书的阶段，大致结束了。就我的记忆，《诗经演》（繁体版题曰《会吾中》）是他生前在对岸出的最后一本书。他的收入少了，却得意起来，自以为不必「粉墨登场」，可以整天弄自己的花样，「裸裎而行」了。 「诗经么，老早就想动呀，怎么动呢，像只狗一样绕来绕去几十年，不敢熘进去哎！」头几首出来时，他眉飞色舞要我读，顺着我目光一行行往下指，等不及地絮叨着，享受他唯一的放纵： 舒服吧？舒服啊！你看，这几句接得多服帖。 三百多首写成后，他手制了灰褐色的书皮和封面，捧在手里弄来弄去。今年从遗稿堆取出这本「书」，小代掀开内衬，给我看，只见「丹青抄本」几个字，是木心的字迹。这事我竟忘了。想起来，却是清晰如昨：那一阵我迷他小小的硬笔正楷，他大概需要副本吧，便取了正稿交给我，说：「你去抄去。」几星期后给他看，「嚯！简直乱真，」他装作惊喜的样子，「这笔熬不住啦，手脚横踢，像小孩子睏觉！」 是的，那些年我们相顾倾谈，动辄「痛咥」，唯独不涉将来，我瞧着他这样地老下去，心里想，将来怎么办？ 他那时的心事是中国大陆能否出他的书，然而茫无头绪。我们与国内的文界毫无联繫，九十年代我还没写作，既不认得出书人，更何谈出版社。那一阶段，老友刘丹倾力襄助，日后给先生的绘画归了好藏家；一九九四年，他出资请先生与我游歷英国，住在他贊助人的那幢都铎古堡里，度过三周逍遥的时光。木心久在构想长篇小说，刘丹甚至物色了翻译人选。书名，老头子早经想好了，叫作《瓷国回忆录》，拖了好些年，终于有了开篇，我头一次电话里听他语音发颤： 第21页 「丹青啊，昨天开始写了，一上来就写牢房里放风，你听好……」于是他一字字念。 此后没有下文。我也不问。瞅着哪天胡聊的空当，我说：「弄什么长篇啊！你的短句谁能写呢。」很难描述他听后的神情：满脸留着不甘，心下似乎预备释然。那天在街上走，我又说起，他仍是绷着，我用了计：「你想想看嘛，十九世纪那样的读者现在还有吗？」老头子忽而一挫身，开颜笑了：「你这样子讲法，我倒要听。」旋即支开话头，忙不迭乱讲别的戏言了。 「来来来」，有一回他叫我过去，是哪位朋友送他大块鹿肉，说要煮了一起吃，只犯愁佐以什么菜料。我说，你的《竹秀》不是有莫干山的羊肉炖萝蔔么。「喔呦！是呀！」木心大喜。又一次是上海来人带了大闸蟹，居然混过海关检查，到家解开看，个个蠕动着，蒸起后，满屋子江南的鲜香，只见木心目灼灼端着烟，忍着笑，显然又想到什么句子了： 怎么样——简直神圣！ 每次听音乐，他却从不做声。有一段很少被演奏的海顿朔拿大（sonata），委婉而标緻，我拿去塞在他音响里，要他猜是谁。老头子又像动了什么隐衷，全程默然，只是听。 一九九六年木心迁往森林小丘，我们都为他高兴。黄秋虹以自家新置的独栋小楼拨出一层租给先生，宽敞，房间多，附有后院。我陪木心选了几件古董家具，他就摆开歷年搜罗的小古董，其中有西班牙人盛酒的皮质「巴珑」，还有他幼年从洋书里看来的西式挂钟，钟一响，木制小鸟倏然钻出来……他的境遇渐趋开朗了，耶鲁大学美术馆为他筹划了高规格展览，印了好画册，新世纪开幕后，巡迴夏威夷美术馆及纽约亚洲协会。二〇〇三年春我去看望他，正遇上主办方快递了一篮子鲜花到他门前。 而他居然不肯出席耶鲁展的开幕式。难缠的生性啊，羞怯，狷介，垂老的决绝，如对自己挑衅。我当即凶他：「你这是不给人面子呀！」他扭头不看我，平静地，很轻很轻地说：「不去。去做啥？」这是我俩久经熟悉的短促僵持，待彼此心软了，他于是聊他的新诗，转瞬飘然，背诵着某句，自己佩服自己——《伪所罗门书》《云雀叫了一整天》，便是在森林小丘写的。交给哪里出版呢？没有哪里。他的兴致是在书影，特意找来安徒生剪纸的图样，贴贴剪剪，做成诗集的封面，喜滋滋摊给我看，嘴里嘟囔着： 成功？啥叫成功？成功嘛就是你写出来了呀！ 这都是后来之事。相较八十年代寓居琼美卡时期（刚刚恢復写作）与森林小丘时期（他渐渐有了收穫），蜗居杰克逊高地这六年，画册、展事、巡迴、鲜花，全无端倪。除了窗外的松鼠、爬墙虎，他所神魂颠倒者，是一首接一首无用的新诗。 他焦虑吗？日后的诗集页面干干净净。「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那位艺术家就躲在杰克逊高地……转机，是在一九九九年岁阑，王安忆受陈向宏託付，给我拨通越洋电话：乌镇请他回来。我记得禀告时他的脆弱的语音，如临祸端，而纽约生涯就此改变了。虽然又过了七年他才动身，但我们分享鹿肉时无从想像的「将来」，开始了。 之后的故事读者大抵知道，结尾，是木心的葬礼。那时——我说的是杰克逊高地的岁月——上百位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幼童，就是日后赶来为他送葬的八〇后青年。 今年五月，故居纪念馆总算落成。九月杪，位于西栅木心美术馆的外壁脚手架，终于拆除，模样出来了。来年春，美术馆墙根基部分将要放水浸入，与西栅的河道连成一片。 风啊，水啊，一顶桥…… 在死床的谵妄中瞧着美术馆设计图，三年前，木心气若游丝，喃喃说道。他究竟弄清楚那就是他的美术馆吗？东栅，游客蜂拥，瞧着纪念馆标牌，纷纷问：谁是木心？开馆第二天，我亲见几对相貌好看的都市白领牵着手进门，略一张望，即回身出馆。他们是对的。馆员说，陈老师你不知道，每天都有木心的读者从各地专程赶来，盘桓终日，还有连续三整天待在馆内的人。入夏，有位外省大学男生来到乌镇，也是木心的小读者，只为在馆内谋一看守的职位，我初秋去，见他站在入口处，不声不响。 纪念馆的投资与施工，固然全由乌镇包揽，此外，向宏放手交我去做。此事没有二话，但我从未弄过纪念馆，全程助我的小代、小匡，更是布展的白丁：木心，绝不会想到身后是这三条老少野狗弄成了他的纪念馆。白天的忙碌，不去说了，夜里我们团团坐在吃饭间的八仙桌旁，筛选先生的手稿与照片，入冬，那里是全楼最暖和的角落，木心在时，饭后常会移坐到南墙的沙发上抽菸。 忽而小代笑了。我知道他又想起木心的哪件勾当。他说，有天先生在沙发上幽然说道：「大思想家的鼻樑都有一道平行的皱纹，」他指指鼻樑与眼角对齐的部位，一脸认真，「可是我没有。」小杨比小代先来半年，说是老头子看他拘谨，便讲笑话：入室的窃贼勐听得主人进门，慌忙躲进米袋。「谁？！」主人厉声喝问——「米！」袋子应声回答。小杨长一对很深的酒窝，说到这里，笑得浑身发颤。 我已不记得怎样填满三间空荡荡的瓦屋。绘画馆最先布置出来，待数十幅画作上了墙，我忽而想到：自一九四九年直到他死去，木心的画作从未在中国大陆展示。开馆前两夜，我们弄到深宵，游客尚未涌入，小小纪念馆有如我们的私产。放大的剪影使木心好像活转来，我在文学史讲席最后一课偷录的影像，将他拉回二十年前的岁数。当电工接通视频，调高音量，当年课上的闹笑骤然爆响，老头子又在唠叨了，这次，课堂是在他的故园。 第22页 开馆那天春雨豪注，下午，游客涌入。我们退出霸占一年的场地，穿过花园，躲进各自的房间。镇守纪念馆的不二人选，是小代，但他先已拒绝。冷眼看着参观的人群，他掉头走开。他当然会助我下一程，即西栅木心美术馆的庞大工作，之后，他说他打算离开乌镇。 有件小事不易忘记：江南潮湿，纸本展品全是高仿真复制品，临到最后阶段，真实的遗物一件件移了进来，礼帽、皮鞋、手杖、笔砚……唯展示遗稿的小橱柜，颇费思量。我要小代取来先生的老花镜，摆好的一刻，看出小代有心事，布展的琐细我都与他商量的，于是问，你看怎样？ 小代不看我，不做声，怔怔地瞧着那副眼镜。他是木心的家人，侍奉先生，日日经手这些物件。我说，你心里不舒服，不愿意，咱们收回去。他还是不做声，默然良久，最后依了我，将玻璃盖罩上。 开馆后小代回乡探亲，行前，文学馆橱窗的几件真东西——《伪所罗门书》全本手稿，世界文学史三大本讲义——被他起出玻璃罩，全部收回。其时我已回京，得到他报告此事的简讯，无话可说。难为他没取走那副眼镜，成全我——包括爱木心的来访者——也亏他懂事，他知道，顶顶要紧的遗物，还是手稿。先生渴望全世界读到他，然而手稿便是手稿，等同隐私。如今我已目击什么叫作无主的遗物，更亲歷这样一种两难：我要守护这个老人——他曾以怎样的徒劳与意志，守护自己——同时，将他交给不认识的人。 「我们把木心扔到大街上去了。」我对小代小匡说。他俩梗着年轻的脖子，目光顺开。但我其实羡慕小代，眼下他仍住在晚晴小筑，角角落落都是木心。我呢，早已和先生空手分离。 木心，几次三番说起过一件事，带着自我的神话感，圆瞪双眼。他说，加州的童明那年专程来杰克逊高地採访他，谈到深宵，有一刻，当他刚刚说出自以为绝好的意思，登时，窗台外不停不停地有只夜鸟欢叫起来，叫到黎明。木心迷信——或者，这就是他所谓的诗意——我听出他要我明白的意思：这被视为徵兆的鸟叫，不是关于俗世的命运，而是，天界正在报告他的非凡。 我知道，他不会满意我此刻选择的词（虽然他教我留心下笔的分寸）。不论如何，在他种种迷信念头中，从未料到身后会有纪念馆，更没想到是在故园。 他年轻时何曾梦见纽约生涯？飞机降落了，纽约五岛逶迤展开。我茫茫辨识木心曾经居停的几个点：先是曼哈顿林肯中心与哥伦比亚大学左近的一两年，之后，是皇后区琼美卡郡六年，寄居曹立伟寓所一年，杰克逊高地六年，最后，森林小丘的十年——迷信归迷信，他知道，每一程迁移便是年命的註销。二〇〇六年永别纽约，他乖乖地缩在轮椅中，收敛目光，不转睛，平看着前面，百依百顺。 有一次他停下讲课，瞧着我们，恬静地笑了——近乎温柔的「痛咥」——「说老实话，我们都在硬撑。」这时，他忘了那只深宵鸣叫的小鸟。说起另一句，他笑得更欢，像是报告喜讯： 我这里门开出去，死路一条。 他这辈子果真全是错的。直到归来乌镇，这才似乎渐渐「对」了。那些不敢敲门的读者，远道而来。我曾亲见晚晴小筑大门口站着一位广西青年，时已深秋，穿着夏衫，周身瑟瑟发抖，自说等了一整天。天黑了，再次回报先生，他还是不见：「可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弟找来了。给他买件衣服吧。」真的，在纽约，在各种微茫的虚誉前，我无数次目击他脸色一横，断然罢休，叫我不要替他去做。 如今诸事再不必徵询他了，这是我唯一的快感，同时，悲哀而无奈何：纪念馆的布置，有如復仇，也如背叛。年来我和小代小匡不暇思索地做着，几次说：要是先生能看到，该多好啊。开馆那天，瞧着人流涌进场馆，忽然我不愿想像此刻先生活着，由小代小杨扶出来。 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据馆员统计，大半年来，单日的参观者多逾千人，少则逾百人。不消说，那是旅游旺季与淡季的数据，数据不是人，更不是文学。海顿与贝多芬的故居纪念馆，就我所见，常年空寂，木心这里要算人气旺的。有过一两次，我因事穿过纪念馆，撞见陌生的参观者，赶紧闪开，心里竟不起丝毫感喟。为什么呢，我想知道。 夕阳西下 兵营的号声 军号不悲凉 每闻心起悲凉 童年，背书包 放学回家的路上 夕阳斜照兵营 一只号吹着 多亏小匡，纪念馆墙面的文字大为改观。初期的选段多取先生自述，上墙后，小匡礼貌而断然地对我说：「陈老师，要有先生的诗。」木心长久怨我的无诗意，怎给忘了呢，我着即採纳。好几个夜晚，小匡小代捧出木心的所有诗集，轻声商量，他们远比我熟悉先生的篇目，提及某诗，旋即找出来。咦！我从未通读他的诗，经晚辈指点，而竟遭遇了好几首不曾留意的木心，譬如这首《号声》： 二姐死后 家里没有人似的 老年，移民美国 电视里的夕阳，号声 号声仍然说 世上没有人似的 有谁注意到这首吗，落款一九九五年，文学课业已结束，木心尚未迁离杰克逊高地，《我纷纷的情慾》多半也在这里写成，《号声》即为其一。以我的偏嗜，喜欢读他写自己的小诗——「得意归得意/伤心真伤心」（《晚声》一九九四年）；「忆儿时春来养蚕/蚕蚕而不蚕于蚕的样子」（《蚕歌》一九九四年）——唉，躲在爬墙虎环绕的小窗内，原来他写的是这些诗，而书写长篇小说的煎熬，也在同期。那年我借他托尔斯泰的《復活》，他读了（当然，他早就读过），一脸心悦诚服而万念俱灰，哑着喉咙，用一种近乎蛮横的语气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 第23页 怎样好法呢，我问他，他说，「从容不迫」。日后他缓解嫉妒的招法，便是取《復活》的段落，写成《帝俄的七月》《库兹明斯科一夜》。我还递他《枕草子》，他又那样地神色软下来，一脸无可奈何。不久，果然，他动了其中几段，愈发清洁而简单，不像散文，也不像诗。 临到晚年的一次漫长发作，便是他的文学课，那是他给自己的交代。当他痛论尼采，说这位德国佬尚有「堂吉诃德」的一面；他呢，出于自嘲抑或策略，总乐意招认己身的「哈姆雷特」性，但我目击二十年前的杰克逊高地，也住着一位堂吉诃德，我们这一小群，是围观风车的人，或者，一度成为他的风车。 他果真给我们聊了五年的文学么？今年，带着心里尚未瞭然的固执，我再三再四走去那幢小楼，停一支烟工夫，毫无感伤，而是，平静的、近于窒息的惊讶。非得到他死了而我站在昔年的现场，这才看清那时的木心，何其疯狂。我以为，那份文学讲义甚至比「狱中手记」更疯狂：「文革」中的木心尚属壮岁，与囚禁他的势力，难解难分，以致胆敢硬做惹祸致命的事；而在纽约，命运根本不理会杰克逊高地这位异国的流浪汉，一个孤单的老头——加上几个乌合之众——为什么他的求生总像是在找死？当年，就在这窗台里，他满心狂喜谛听彻夜的鸟鸣，周围是岁岁逼近的绝望，陪他写诗： 草坪湿透，还在洒 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 都相约暗下，暗下 清晰，和蔼，委婉 不知原谅什么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迄今我无法想像他在上海被囚禁的处所，但是三大册厚厚的文学史讲稿，确凿写在这幢砖砌的小楼。 小代是对的。他不愿看见老头子的物事一件件拿去外面给生人看，宁可锁在家里，齐全、完整，好比先生仍在世。有一天小代会离开，带走只有他知道的往事，而我私藏的木心记忆，并不在乌镇。纪念馆，是献给读者的礼物——但愿没有言过其实——读者没见过他，是要有个场所给大家找他。他死了，近年得名，变成被想像的人物，变成一组被人寻章摘句的辞令，或者，缩减为一首短短的小诗——《从前慢》。 木心被扔到街上去了。我在纽约找他。事情怎会变成这样呢，我没想到：我自以为试着为他赢得尊敬，可是当《文学回忆录》面世，故居纪念馆落成，我愈来愈牵念的却是僻静的杰克逊高地，是那段岁月里默默无闻的木心。我曾认定这里是他的孤绝之境，直到他死了——直到这份稿子写到快要完篇——我才幡然醒悟：那阵子无望而嬉笑的日子，最真实，最好玩，电话打过去，老头子穿着家居的棉背心，给我开门。 位于e号地铁线末尾一站的琼美卡郡，很远，去森林小丘须转两趟地铁，也很远。那两处公寓老早有了新的租客，唯杰克逊高地这幢空荡荡的小楼，一点没变。多好啊，真是天意，如今散步走来，没人知道我是谁，没人知道，这里是木心留给我的纪念馆。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至三十日写于纽约 就是这里。摄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二〇〇五年，木心回国定居的前一年，应乌镇陈向宏邀请，来乌镇看了家乡为他建造的晚晴小筑。返程途经杭州，木心专程造访西湖边上的林风眠故居。距离他一九五〇年来到这里拜见林风眠，五十五年过去了。上图：木心登上林风眠故居台阶。下图：故居二楼画室，右起：章学林（浙江美院毕业的版画家，八十年代旅居纽约，是木心的老朋友）、章学林的杭州朋友、木心。 [1]本文初刊于《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绘画的异端[1] 写在木心美术馆落成之后 有一种话不能自己说， 旁人也不能说…… 是非常好的话。 ——木心 好像是九十年代初，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来了库尔贝大展。我知道木心不喜写实，不佩服库尔贝，但他那天好心情，说是走吧，去看看。巡视自己看轻的画家，木心饶有谈兴，才见前厅库尔贝的早年小画，就讪笑了：「喔呦！湿手沾面粉……」我忙问什么意思，他笑盈盈解释道： 呶！你这里画了，那里要画吗？角角落落都要画到呀——苦煞！ 一九八三年他初次来我寓所看画，头一句也是「苦煞」！其时我正在画双人构图的康巴汉子，他略一看，犹豫片刻，显然考虑是客气还是直说。谢天谢地，他直说了，但竟如我妈妈说起儿子当年在乡下插秧种稻的神情，一脸长辈的怜惜： 你这是打工呀，丹青，不是画画！ 我大笑了，没人这样说过。偏巧那阵子我正上心仿效库尔贝，敷色、塑造，一遍遍压实了，务使更厚重、更饱满——木心知道我迷库尔贝，那天出了博物馆，他不看我，自语道：「库尔贝、柯罗，其实是二流画家。」我默然听着，心里委屈，倒不为我，而是为柯罗与库尔贝。此后瞧见他俩的画，我就想：喂，木心说你们二流呢。 奇怪，二十多年过去，眼界开大了，我已不復迷恋柯罗、库尔贝，倒不为木心那句话。我们老少无欺几十年，后来我已开心地从旁看他的偏嗜，一如他也从旁看我「苦煞」，只是从开初的怜惜，渐渐变为不復闻问了。 第24页 不过与他初交那些年，每有异见，我还是于心耿耿。一九八五年大都会艺术馆请来卡拉瓦乔特展，我神魂颠倒。第二回去，拉着木心，结果简直愤怒：从义大利运来的三十多件大画呀，他信步看看就出馆了，我好不扫兴，追过去问究竟。 「不行，造型到底不行。」他正色说，「哪能和拉斐尔、达·文西比。」我愈加愤怒了：话不是这么说法。为什么要和拉斐尔比？我说他画的天使多好啊，可是木心带着那样一种表情——为我着急，而且知道我不会听他——决然说道：「他画的是丑，把圣徒画成农夫，再画得好，还是丑！」我说怎样叫作美，他应声道：「拉斐尔叫作美，美到形上！后来的写实就不懂形上了。」说起「形而上」，他不说「而」字，大概是民国的一种说法吧。 其时我已学会不和他争。他说，凡事到了要争起来，就没意思了。我同意。 我也同意「后来的写实不懂形上」。但我有点惊讶他的诚心。好一阵子，木心认真地担忧我的趣味，逮着机会点醒我，至少，要我知道他的意思。《文学回忆录》中谈到王原祁、谈到委拉斯开兹那几段，都是针对我的。 「委拉斯开兹做了一桩事体！」一九八九年他去大都会艺术馆看了委拉斯开兹大展，意味深长来这么一句。我熟悉他的话语快感，应声道：「讲得好！『做了一桩事体』，但不是『艺术』？」老头子开心了：「是呀是呀！你先看放映间播放他的肖像局部，不得了哎！简直神圣！跑进去看原画，好是好的，终归可惜了：这么高的才能——做了一桩事体。」 后来他惦记用影像放大他的小画，我猜是起于那次经验。 不必和木心谈美术史，他向来不在那个频道——这是我喜欢听他说话的理由——我不会对他说：大部分古画都是订件，既是订件，当然是「做事体」。果然，他好像知道我将怎样反驳，紧接着说： 米开朗琪罗伟大！你看，教皇交给他一桩事体，他就做成艺术！ 最后那句，木心凛然提高声音，为他又想出一句要紧的话，得意了，掏出烟来。和上次的卡拉瓦乔案显然有别，他尊敬委拉斯开兹的高贵，但可惜了：仍然不是「艺术」。 我从未这样想过。没有人这样谈艺术。我会因此稍许看低委拉斯开兹么？绝不。但「把事体做成艺术」？这话有意思。「委拉斯开兹懂得美吗？」我没忘记卡拉瓦乔一案，拿话撩他，「他画的侏儒……很丑呀。」 二十多年过去，我已不记得木心怎样回应。说来好笑，我俩的趣味隐然为敌，稍起勃谿，双方自动歇火，但那年的文学课，木心就借了什么话头，重提「艺术」和「事体」的关系——缓缓地、郑重地讲着。他不看我，知道我明白他在说给我听——现在他死了，我心里仍在和他纠缠：木心哎，没有叫作「美」的事物，那是你的偏爱。 但我久已偏爱他的偏爱，看他怎样牢牢把守他的绝对标准，确切地说，他的标准，就是「绝对」，譬如：「美」……无分地域、国族、年代、主义，他对世界文学家各有所爱，可是他眷顾的画家（也许包括音乐家）少得可怜，只剩几个人、几幅画。他常说，待人宜宽厚，待艺术，必须势利（他狠狠说出：「必须势利」）。我渐渐赏阅他的「势利」：适巧相反，我仅偏爱几个文学家，却被太多画家吸引，喜欢各种毫不相干的画。 老头子的遗物中只有一本画册：五十年代古董版达·文西——有哪位画家只存一本画册么——也只有一幅现代画被他配了框子，挂在墙上，黑白版的塞尚，画着三只苹果。四年前在重症病室最后一次面见活着的木心，夜里回到晚晴小筑，画室墙上停着那三只苹果……说起塞尚，木心就酥了。那年和他在57街ibm大楼底层美术馆看塞尚的风景画，他老老实实坐在展厅的皮椅上，满脸享受，看了好久，喃喃地说： 伊味道好啊，伊味道好…… 「伊」，即沪语「他」。如今木心美术馆开馆了，「伊」终于被人确认是个画家，一个六十多年从未在祖国展示的画家，一个早已被时代错过的画家。以我所知，过去三十年，陈英德（旅法中国台湾画家、评家）、巫鸿（芝加哥大学美术史教授）、阿歷克珊德拉·梦露（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亚洲部主任）、巴恩·哈特（哈佛大学美术史教授）、大卫·山瑟巴（耶鲁大学美术史教授）、曹立伟（木心的学生，现任职中国美院），先后着文评述木心的绘画。这些年我回想他、写他，并不触及他的作品，但我不该缄默了。年来在美术馆经营布置，天天过手他的作品。我愿试着说：认知木心，看他喜欢什么画，讨厌什么画。 夏春锦，木心年表编撰者，最近在档案馆发现了几页上海美专成绩表。一九四六年那页，赫然有「孙牧心」；一九四八年那页，他名下写着「已令退学」，与木心的自述对上了：因参与学生运动被除名。入秋，他走避中国台湾，一九四九年初解放军攻陷上海前，「孙牧心」回来了——三十年后，一九七九年，他在冤假错案的申诉书上，仍用名「孙牧心」。 「你怎么就回来了呢？」我几次问他。 「国民党不行！一塌煳涂。」随即嬉笑了，笑他自己，「回上海嘛，是为了考公费生去巴黎呀！」一九四五年，战后国民政府恢復公派留学，首批成员四十多人，竟有两个名额分给绘画与雕刻，吴冠中即为其一。之后连年内战，木心盼着仍可申请出洋，乃情理中事。进入五十年代，他的出洋梦如何呢？今夏在他遗稿中发现一首诗，题曰《小镇上的艺术家》： 第25页 国庆日下午 天气晴正 上午游行过了 「国庆日」字样，可能是木心用入诗中的唯一一次。我辈的儿时记忆，直到「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每年十月一日的大事，就是「上午游行」。 黄浦江对岸 小镇中学教师 二十四岁，什么也不是 这是实话。以他年龄推算，时在一九五一年，又两年，我出生了，哪晓得长大后会在纽约遇到「孙牧心」…… 看样子是定局了 巴黎的盘子洗不成了 奋斗、受苦，我也怕 又是实话。库尔贝尚且「苦煞」，何况「奋斗」巴黎。战后的留法青年想必早经带回消息：要准备洗盘子……现在去不成了，怎么办呢？ 看样子是就这样下去了 平日里什么乐子也没有 除非在街上吃碗馄饨 一九五六年孙牧心首次入狱前，在高桥镇育民中学教美术、教音乐。那时的浦东全是农田，我幼年随父亲去浦东看海，折回途中，便在高桥镇吃碗阳春面。 有时，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 有时，波德莱尔 真不如一碗馄饨 谁曾这样地描述五十年代吗？我以说不出的理由，爱这首诗，而早年木心与我的上海记忆，会合了。那时他的偏爱经已确立。何以见得呢？遗稿中的另一首诗题为《我们也曾有过青春》，地点不变（上海），时间早了几年（就读美专的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孙牧心写到了绘画之外的故事，有姓名，有心情，也有观点： 年轻时候，那光景 我们人生模仿艺术 不是艺术模仿人生 窗外二次大战刚过 窗内十九世纪至尊 音乐是我的命 爱情是我的病 贝多汶是我的神 萧邦是我的心 谁美貌，谁就是我的死灵魂 同样的意思，他常私下说起，证明他暮年仍然保留着早岁的趣味，或者说，趣味的记忆，这记忆，根植于四十年代的上海美专与杭州艺专。 我能描述七十年前的艺专语境么？倘若能，便可追寻木心，解答他与我在纽约种种争议的由来。我想说，那是西画在民国时代的地方语境，之后被神话，再之后，被遗忘了：艺专，尚属小焉者，单一句「上午游行过了」，眼下的青年即已无从感知。 回到五十年代，黄浦江此岸还住着一位青年，章明炎，日后是我的启蒙老师。一九四八年前后，他就读上海的行知艺专（以陶行知命名而短期存在的艺专），也是浙江籍上海人，也曾师从刘海粟，也任中学美术老师。我十四五岁师从他学油画，终生记住了他的话语。什么话语呢？譬如：「伊味道好！」那是他赞美一切好画的最高形容词。时当「文革」初年，四顾无人，他就对我说起西洋的「大师」和「巨匠」——我晕眩着，头一次听到这等词语——哪几位呢？ 达·文西、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之后，忽然是梵谷与塞尚。 日后跑得远了，我与南北艺术学院的师生俱皆混过，一路看、一路听，渐渐明白章老师的「巨匠」名单，都是三四十年代江南艺专的谱系。非仅是他，两校散在各地的学生（那时已入中年）大抵操持同样的话语、标举同样的巨匠（当然，还有若干别的名字，譬如波提切利、鲁本斯、伦勃朗……），最后，我遇到了他们之中的孙牧心：一个离开校园即自我放逐、长久隐匿的人。 而在如今面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专着中，根本找不到以上的话语和细节。 「喔……哟，煞有介事！」有一次木心笑吟吟地说，「他们都有自己的菩萨哩：杭州艺专嘛推崇拉斐尔、梵谷，上海美专呢，讲来讲去就是达·文西、塞尚……两头师生不服气呀，乃么吵。」他开颜嗤笑了，装出不可一世的神情，不知是模仿哪一边：「吵到最后，就把菩萨抬出来。」 沪语「乃么」，即「于是」之意。 这是关键的讯息。我想起亲爱的章老师，想起五十年前流散沪上的西画家。为什么卡拉瓦乔与库尔贝无缘成为菩萨？为什么几十位文艺復兴匠师只剩了「三杰」？答案也许很简单：在孙牧心与同辈的记忆中，达·文西与塞尚住在上海美专，拉斐尔与梵谷住在杭州艺专，那是艺专学生的青春胎记——与文艺復兴、与十九世纪、与几位欧洲活菩萨，并无关系。 我在嘲笑木心么？那也是我的记忆。我仍记得头一回听说米开朗琪罗大名的那间教室，满室课桌，没有人，窗外水泥墙涂满大字报。其时章老师才三十多岁，强健，男中音，曲着左腿，举起右臂探向后背，竭力做出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模样给我看，用上海话喃喃嘆道：「巨匠！巨匠！」他又曾取出梵谷的黑白画册给我看——多年后我在纽约买到了同样的古董版本——与木心如出一辙，咄咄嘆道： 伊味道好啊，伊味道好！ 这就是江南艺专的话语，辗转传递，及至我辈。然而晚年木心与我戏说过后，断然结束道： 全部幼稚！ 是的，全部幼稚。但木心一辈，我一辈，就凭这点记忆，确认我们的内心有别于「上午游行」的年代……那时，杭州艺专划归「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之后改称「浙江美院」，今易名为「中国美院」；上海美专则于五十年代初即和苏州艺专、行知艺专一併归入「南京艺术学院」——如此，上海长达三十余年没有美术学院——北平艺专也没了，命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去世早，其余老校长如刘海粟、颜文樑、林风眠，职衔如故，大权旁落，个个只剩虚职。 第26页 而民国南北艺专的门户之别，迁延几代人。老辈噤声了，弟子们的私下议论则散在当年初学绘事的小青年间：我从小听得杭州艺专老学生说起徐悲鸿，嗤之以鼻，北平艺专的老学生说起刘海粟，更其嗤之以鼻……在纽约，旅美的中国台湾画家说起徐悲鸿，个个痛加贬斥，他们全体尊崇岛内的抽象画启蒙者李仲生。李仲生，早年也就读上海美专。 离校后的孙牧心并不关心前前后后的老同学，除了记忆，他刻意远避美术界。我曾问他：刘海粟怎样？「伊老滑头。」颜文樑怎样？「伊老实人。」徐悲鸿呢？他收了笑意，正色说：「误人子弟！」我喜欢听老辈说起更老的老辈，唯可诧异者，逾半个世纪，除了达·文西和塞尚，艺专的是非也一路跟着孙牧心。 是的。「全部幼稚」，但我读到全部真实。徐悲鸿、林风眠，今已乏人问津，但在过去六十多年，他俩的徒众确乎将绘画带向完全不同的去处。徐悲鸿不必细说，他是本土写实一路的祖师爷，虽然当我北上就学，苏式绘画早就覆盖了他，但日后听得木心讪笑库尔贝，我发现自己仍是徐悲鸿阵营的隔代传人。我也很久以后才明白：当木心从卡拉瓦乔或库尔贝展厅晃一圈便即走开，他内心仍然是那个江南两校的男孩。 有人梳理过林风眠的影响么（应该加上被遗忘的吴大羽、被贬低的刘海粟）？倘若艺专不改称，不改宗，不遭遇五十年代的变故，一种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的艺术观——告别十九世纪写实，接续后印象派，通向欧洲早期现代主义——在六十年前的中国是可能的，就像在美国、日本和早期苏维埃发生的那样。 以下名字从未被我们的美术界正视：赵无极、朱德群、丁雄泉、丁衍庸……还有那位李仲生（包括由他带引的一大群七十年代从中国台湾留洋的抽象画信徒）。无论如何，这些画家在域外实践了起码的现代绘画。此岸的小小异端，则是吴冠中。他对「形式」的理解虽嫌狭隘，亦且过时，但「文革」甫歇，是他一反「内容决定形式」的教条，高叫「形式决定内容」——总之，在这群人之前，很难想像没有林风眠，没有三十年代的杭州艺专。 木心和他们不相干。当他混在浦东吃馄饨时，早已决定做局外人。然而记忆跟着他。九十年代，他取艺专往事写成《战后嘉年华》，是对「全部幼稚」的告白；他纪念席德进的长文《此岸的克里斯朵夫》，显示艺专同辈中的那位孙牧心，当初已是异端。但他从未嘲笑他的师尊。一九九一年林风眠病逝中国香港，木心写成《双重悲悼》——「林风眠先生曾经是我们的『象徵性』的灵魂人物。」这样的词语，他从未用来形容五四后的任何一位画家。 顺便一说，林风眠之外，木心怀着尊敬回想的另一位老师，是留法归来的陈士文，一个完全被遗忘的前辈：「上课走进来，总归笔挺，白衬衫、黑西装。」画得怎样呢？「几件静物一摆，清爽，不 唆。」说及此，木心慨然：「当年我们对陈先生表示佩服，你晓得他怎么说？他说：『不过毕卡索、马蒂斯而已！』」 最近查知，陈士文日后去了中国香港，得年八十多岁。 好了。「上午游行过了」。很多年后的很多下午，木心，带着老人的温情，断断续续数落以上记忆。除了天性，每个人的偏爱来自遥远的理由，这理由以什么方式塑造艺术家，便是成长的故事——木心的另一份漫长学歷，是在纽约（我也一样）。我俩各自带着上一世代的烙印，亦即西洋艺术的中国版本，在纽约拌嘴——好几次就在曼哈顿大马路上——下面我将描述木心为摆脱几代人无能摆脱的过去，如何独自挣扎。 木心美术馆第一厅西墙，是他画于「文革」末年和旅美初期的十余幅纸本画。一望而知，林风眠是他藉以拒斥本土影响的唯一参照。东墙的二十一幅石版画则无涉林风眠，全部抽象，画于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九年。 那段日子，我们混在曼哈顿57街「艺术学生联盟学院」。木心尚未取得绿卡，为维持学生身份，直到讲述文学课头两年，仍须常去那所学院点卯。他穿着三楼版画工作坊的围裙，像个工人：能想像浑身石墨的木心吗？他忘乎所以做了逾百幅抽象版画，被评为优秀学生，还得奖。在美国，没有人会惊讶五六十岁的老者仍做学生。 很少有人注意这批版画（我喜欢极了）。直到最近，我从木心遗稿的一段话，才知道「抽象」是他早先的妄想： 林风眠先生有一时期画风时露抽象风调，我托人传言：「何不进入纯抽象？」后来晤面时，先生说：「我只画自己懂的东西，不懂的东西画不来。这样吧，你写一篇『论纯抽象』，我要是懂了，就一定要画画看。」我深感师生行谊恳切，满口答允照办，起稿未竟，风暴陡起，此愿终未了也。 以上要点，并不在「纯抽象」，而是一九六六年「风暴陡起」，师生俩分别入狱，再没见过面。此前，自一九六二年陈毅受周恩来之託在广州会议向知识分子「脱帽鞠躬」，文艺管制相对放松了几年，文艺人稍感宽舒。据说，那是林风眠（也是被压抑的民国老画家）作画最为畅达的阶段，画出了「风暴陡起」后被他亲手销毁的画。 孙牧心就是目睹那些画，进言师尊「何不进入纯抽象」，而「此愿终未了也」，被木心自己数十年后的石版画，平復了。 第27页 回到当年，批判非写实绘画的标准用语，来自苏联，叫作「形式主义」。孙牧心吃了豹子胆，更进一步，居然劝谕老师玩「纯抽象」。其实呢，追究六十年代语境，他的怂恿，实属妄谈：自一九四九年直到八十年代，国内没人见过抽象画，论「纯抽象」，唯吴大羽初尝，但吴先生的画作，岂敢面世。 所以要点仍不在「纯抽象」，而在木心是「上海人」。 我所谓「上海」，固然是指少年木心记忆中的沦陷期上海（他读到张爱玲在孤岛发表的头一批小说），更是指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年，木心实实在在度过青壮年时代的那个上海。那时的上海角落，躲着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丰子恺、陈巨来、傅雷、邵洵美、陆小曼、施蛰存……孙牧心时属旧上海精英的晚辈，「什么也不是」，还有他那位腻友，狂士李梦熊。 这就是六十年代可注意的上海青年：他们的知识结构始于民国，止于「上午游行」的五十年代，虽然无缘留洋，而当年的上海便是西洋文化的假想之地，以致木心由浦东的馄饨而念及波德莱尔……以下继续接引《我们也曾有过青春》： 兰心，法国小剧场气氛 后排学生廉价票，请进 我们没有晚礼服、望远镜 照样衣履光鲜，黑白分明 整个夜晚空气一派康乃馨 「兰心」为殖民时代法国人所建的音乐厅，厅内两侧是法国式包厢，故有「晚礼服、望远镜」语，「兰心」平时也放电影。据我父亲回忆，自一九四九年上海易手到一九五一年韩战爆发前，沪地影院照常播映好莱坞首轮电影，舞场也还开着……很快，「兰心」易名为「上海艺术剧场」，放映《董存瑞》《地道战》之类革命电影，「文革」后復名，今仍在锦江饭店对过。而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间，「衣履光鲜」的艺专小子混在这座剧院的后排： 我是小规模地博大精深 我们的流浪还只限于路角街心 一天接连看四场电影 不要泰山、出水芙蓉 只看卡萨布兰卡、血泪孤星 进入「上午游行」的年代，孙牧心蛰居浦东，教书餬口，内心藏着「十九世纪至尊」，日后被关押，便以他「小规模地博大精深」，写成狱中手稿——那年月，「世界」彻底抛弃了「上海」，但他从未停止想像「世界」。同类青年，北京有，广州有，各省市多少都有，而以上海为最多，也最典型。什么典型呢，就是「洋派」。 《文学回忆录》下册694、697页—— 六十年代我外甥女婿寄来英文版《叶慈全集》，我设计包书的封面，近黑的深绿色。李梦熊大喜，说我如此了解叶慈……可以说我是到了海外才比较有深度地了解叶慈，以前在上海和李梦熊谈叶慈，很浅薄的。 这是一段诚实的告白。註解一，木心的外甥女婿毕业于剑桥，五十年代在翻译家杨宪益麾下任职，故能以英语原版赠予舅舅。註解二，此事应在相对宽松的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间，换在「文革」，无疑是危险之举。註解三，《文学回忆录》下册谈及「意识流」「象徵主义」「超现实主义」，波德莱尔、瓦莱里、伍尔芙、叶慈……是孙牧心所能探知的最后一批域外文学讯息。註解四，如所有封闭年代的知识分子，李梦熊和孙牧心乃以民国时期的阅读底子，谈论他们此后「听说」并想像的欧美现代艺术：在李梦熊，可能是无调性音乐，在木心，即所谓「纯抽象」。 日后木心在纽约看到真的抽象艺术，他会不会说：那时劝林风眠进入纯抽象，是「浅薄的」？ 我不以为浅薄，因为他是「上海人」。六七十年代上海弄堂的芸芸市井尚且以阿尔巴尼亚电影为蓝本，穷究高领毛衣的编织法，紧窄裤腿的接缝线，偷偷在家煮咖啡……何况孙牧心。现在想来，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欧洲的林风眠，纯真而可怜：年逾花甲，他竟请求从未出国的晚生孙牧心：「这样吧，你写一篇『论纯抽象』。」而孙牧心居然「满口答允」…… 他以怎样的自信而「满口答允」？我猜，六十年代的孙牧心可能是从国内转译苏联文艺的批判语，获知西方早已风行所谓「纯抽象」。到纽约后，当他终于亲见抽象画，「抽象」早已是歷史名词。 现在可以回到他的抽象石版画。在第二度学生生涯中，木心做成了曾经寄望于「灵魂人物」的事，且不再危险，更不必销毁。比起林风眠（我们无法看见那批被销毁的画）、比起浅尝即止的吴大羽（准确地说：被迫中止），晚年木心抵达了他的老师几乎望见的界域。 注意：就在石版画诞生的同期，中国大陆年轻人发起所谓「八五」现代艺术运动。稍早稍迟，零零星星地——又一次，主要是在上海——中国画坛出现了「纯抽象」，不久并有人推前几步，尝试硬边绘画和极简主义——同期，没人知道远在纽约的木心，花甲之年，也在弄纯抽象，更没人知道：当革命绘画覆盖一切的六十年代，亦即「八五」运动弄潮儿还是小孩时（甚至尚未出生），这个上海人就对林风眠说：「何不进入纯抽象？」 这是上代的故事。在国门锁闭的岁月，「上海人」尚且不肯熄灭出国之念，木心，尤不甘自视为区域性人物。抵达纽约后，他向自己证明：他做了三十多年局外人，有着世界性理由。当他八十年代在纽约学校兀自捣弄「纯抽象」石版画，夜里回到寓所，伏案写成《明天不散步了》《哥伦比亚的倒影》，那是他狱中手稿时期即已初尝的手法。他在文学课中说：不经过象徵主义，不进入意识流，便是「乡巴佬」——是啊，早在六十年代，他就懂得将《叶慈全集》赋以深绿色封面，到了七十年代，他已在地牢里偷偷玩弄意识流和象徵主义。 第28页 我几乎想说，隔绝与想像乃是一种幸福：「文革」甫歇，二战后的若干现代艺术画册陆续流入中国大陆，这个上海人证实了他早就知道的事：一切都迟到了。他顶顶在乎的「世界性」早已变脸，他能做的，便是嘲讽自己错过的岁月： 我一看——喔哟！吃醋死脱！ 「死脱」，即沪语「死了」。我们刚开始来往的一九八三年，有一次谈及米罗、谈及保罗·克利，木心这样说道，随即喘不过气地大笑：「都给他们画过了啦。」 说来荒诞：我，一个当时的青年，正在徒劳仿效库尔贝（十九世纪中叶），木心，一个老头，说他吃米罗（二十世纪上半）的醋。事情仍与库尔贝和米罗无关，而是我们在西洋画的中国版本中，早就错位——走进曼哈顿现代美术馆、古根海姆美术馆、苏荷的画廊，问题何止吃醋。木心，穿着他那件刚在上海时髦，却在纽约过时的蘑菇色风衣，眼看后现代艺术种种花样，静静地站着——有点像个佩刀剑的人当场发现对方握着手枪——出来后，路边点菸，他平静地说：「过时了。米罗、克利、马蒂斯、毕卡索……都过时啦！」 当然。都过时了：林风眠、陈士文、战后嘉年华、李梦熊，还有他自己。目击纽约满目皆是的后现代艺术，木心的评语既狡黠，又诚恳，忽而拉了孔夫子那句话：「思无邪。」我从未明白这句话，但我明白，他是在上海记忆和庞大的纽约之间，为至少两代人的失落，寻找平衡。这平衡，先得藉助语言，只能藉助语言。 那批抽象石版画的专注性，活像孩子学会新游戏（我猜，艺专时期孙牧心玩弄塞尚的「味道」时，同样兴奋），但他知道，那只是少壮的妄想，老来偿还了。一九九三年获得绿卡，他不必再上学，便扔开玩具，再没碰过「纯抽象」。他也不再写被他称为「粉墨登场」的意识流散文，虽然那批散文远远超过他早年的写作。 现在，自由和讯息不再稀缺，渐渐地，这个上海人蜕变为纽约人。但他隐然存了新的心事，同时，斜靠着，维繫旧的姿态：清醒，骄傲，沉默，和上海时期一样，做局外人。 为什么呢？ 「在巴黎，我的写作更捷克」，木心喜欢昆德拉这句话，那是他热衷的修辞。但局外人的真实语境，至少，以我目击的木心，可能与流亡巴黎三十年的波兰人盖德洛维奇更相似——不是指他俩的事业，而是，身处西方而如何安顿自己——当这位波兰人被问到西方是否对他发生影响，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没有。」问他是否试图影响西方，他说：「那毫无意义。」法国知识界没人注意他（日后他被认为是卓越的「冷战自由主义者」，对扭转波兰局势，影响至巨），同样，纽约也不知道她的居民中有一位来自上海的世界主义作家（直到这两年木心的纪录片在纽约、波士顿、加州公映）。 昆德拉与盖德洛维奇们，究竟是西方人。他们从未体验过木心式的孤立和无援。他所能拥有的自主，是躲在家，伴守自己的绝对弱势：早年，他不趋上海的「时」，晚年，不趋纽约的「时」。 「现代艺术是纸花。」日后愈加熟悉纽约（亦即现代世界），木心这样写道。愈来愈多地目击实验艺术无所不为、无所顾忌，他又藉助词语：「古典艺术，比崇高，现代艺术，比无耻。」他说得对吗？其实，这与他当年怂恿乃师「进入纯抽象」，是一回事。 起先他常和我一起看惠特尼双年展的种种前卫花招，在若干观念作品前，由衷赞美，说出令我惊异的断语——可惜我记不得了——九十年代他渐渐不再出外四看，唯听我说说。我试着告诉他，当代艺术并不全然胡闹，某次说及几件生勐的大型装置作品，他心不在焉地听着，显然转着什么念头，忽然得意了：「好呀，我倒也弄个装置白相相……」随即巴掌往桌上一拍，板起脸来： 展厅里啥也不放，就摆它十个棺材！ 在美术馆序厅大橱窗陈列的一份访谈稿中，木心将我们带回了他的中国背景： 问：你最爱的中国画家？ 答：李唐、郭熙、范宽、董源、关仝、王蒙……黄公望、倪瓒、唐寅、大小米、石涛、八大、徐渭。 这段话不是在说美术史，而仍然是，他的偏爱。 中国文化一直讲究「师承」。更多的画家是专宗一家，如果是合两宗或数宗，那就要譁噪一时了，所谓「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我向来不想这些事，单纯从好与不好、喜爱不喜爱来分别对待所有古典作品，不思宗范，不入流派。 所谓「宗范」「流派」，确乎不是他的计较——如他在讲课中对「主义」的再三质疑——倘若不给我们讲课，木心从不谈文学史。 也许因为我已不像古人那样只看到本国的传统作品，而是看到了外域的世界各国的绘画。八岁正式从师学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到十九岁进美术专科，选的是西洋画系，研究希腊古典、义大利文艺復兴、印象派。 传统乡镇，读书的孩子从小濡染书法与水墨画（直到今天，来自偏远内地学画青年的记忆，仍不是西画），木心在这里说出了八岁（一九三五年）的记忆。到了十九岁（一九四六年），他的新知识，即前文说及的江南艺专谱系——现在看，当时的「西洋画系」太简单，并不是「西洋画」的全景观。 第29页 离开中国后，我转向现代抽象，但我不是抽象派，我可以立即回到古典风格。 「现代抽象」之说，前不见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集团，后不见欧美各国抽象画的多种类别。「现代」与「抽象」合称，也仍是欧美艺术的中国版词语。不过无碍，谈木心而核对美术史，无法谈，我所关心的是：他能「立即回到」哪国的「古典风格」？ 纽约大都会艺术馆二楼迴廊，长期陈列先秦直到明清的陶瓷器物。巡逡各厅，总会经过那段迴廊。经过了，我们就站定看看——「独步世界！」有一次木心昂起头说道，摆出骄傲的兇相，好像那是他做的。「一上来就看透！一上来就成熟！」然后瞧着两汉两宋的哪个罐子，渐渐现出「吃醋死脱」的神色。 稍有眼光的西画家，兜一大圈，总不免谈到祖宗，享受识见的快感。木心说起，却好比家事，油然动衷。我们在王季迁家里看大尺幅倪云林真迹，他凝着呆相，不说话。我逗他讲，只听他喉咙里呻吟着：「噫……」气若游丝。 近人他佩服齐白石。有次聊起国画，他想了想：「二十世纪嘛，总归还是齐白石顶好。」他也佩服傅抱石和潘天寿。有次聊起潘天寿大尺幅花卉，他说：「伊倒是笔力凶！」我问他今人的国画如何？「败相！」我问怎样的败相，他怫然怒道：「全错！」 他也看不起清人。有一阵我欢喜王原祁，他急了——大都会艺术馆藏着王原祁晚年的《辋川别业图》，润得跟生葱一般——「丹青啊，山水要看北宋，四王到底柔弱的。」瞧我不服，于是他在课上重申他的「庭训」。我晓得宋画的好，尤偏爱隋唐的展子虔、李思训、郭忠恕……但我不跟他争。 每说起中国艺术，木心便做回他的江南少爷。谈起他儿时看戏——当然，不是莎士比亚，而是地方戏曲——就说他好几天怏怏然不思茶饭，惹家人担忧：「做人没意思。总要像戏里那样才好：袖子么一撩，头髮么一甩，乃么死样怪气唱……」他老是嘲笑中国戏「土」，可是带他去纽约唐人街看京戏，还没开锣，单看舞台上一桌两椅，垂个绣帘，他就好诚恳地嘆道：「对的呀，都是对的，中国人真聪明！」 这是重要的讯息，是站在他的世界主义对面，属于他的基因的讯息。出入兰心剧院的孙牧心，忽而萧邦，忽而贝多芬，幼童孙璞，到底是江南小镇前现代民间社会的孩子。 是啊，「中国人真聪明！」但木心不画「国画」。早年学林风眠的意思弄过几幅花鸟游鱼，很快收手，理由也简单：「都给他们画过了。」此外呢？ 奋斗，吃苦，我也怕。 木心画画（也许包括写作）力避讲求规模、投入劳作、耗时费工的类型。这是他懒么？他生就这路天性。事情不止于此：他对画种本身也不称心，他独钟林风眠，有道理的，林风眠先已在所谓国画和油画之间，寻了一条超然的路。 固然，林风眠也画油画，但与他的纸本作品量不成比例。几位留法前辈，唯有他早早出脱油画国画的两分法。他的开创——几乎可说是开创——是用中国纸渲染法国人的意思。在林风眠的年代，那是全新的绘画：大致以塞尚为名义，旁借德朗、杜菲、弗拉芒克……掺一丁点勃拉克或毕卡索，然后，有距离地止步于立体主义——那是三十年代留法学生的认知极限。 在早期现代主义萌芽中（亦即塞尚），中国人看到的可能不是「现代」，更不是塞尚的文脉与景深（譬如，十七世纪的普桑），而是中国绘画的记忆。譬如「逸笔草草」（使用软笔的国度崇尚「笔性」），譬如「写意」（一个被任意解释的词）。但是够了，新绘画需要的不是理由，而是诚实的误解。 此所以林风眠作品不是所谓现代绘画，也不是中国画。他的真创意，我以为，是撇开西画与国画的通常图式，採用正方形。木心忠实继承了正方形图式。本次开馆展幸得上海画院出借十幅林风眠原件，我取了其中一件和木心的画并列，四边尺寸竟是分厘不差。 很像吗？很像。除了正方形，木心的层层涂抹，这种涂抹的才具、意图、美感，和老师处处相异。封闭年代的孙牧心只认林风眠，而我认的是木心纽约时期的「纯抽象」系列，那才是他——现在要点来了：木心不是到抽象石版画方始摆脱林风眠，早在备感孤绝的七十年代末，他便逸出乃师，另走了一条神乎其神的路，一条他从未做出解释的路。什么路呢，就是他那批很小很小的「转印画」。 林风眠《芦苇》（左）与木心《渔村》（右），纸本彩墨画。今年，师生俩的画终于在开馆特展中挂在一起。 转印画，英语「frottage」，亦称「拓印画」。制作方式，大致是先在玻璃（或类似材质）上涂满水与色彩，以纸覆盖其上，翻转后，趁着纸面上湿濡流溢的水渍、斑痕，即兴演成各种图案、图式、图形。 在木心的转印画中，林风眠，完全消失，连带消失的，恐怕还有「绘画」——「绘画」，很麻烦。不论国画还是油画、具象还是抽象、工细抑或「写意」，都是观察、构想、起稿、定稿、描绘、刻画……直到完成的全过程。转印画，大幅度省略了「绘事」，严格说，转印画不全是画出来的，而是作者审视满纸水渍的「机变」之道，临时起意，当场判断，演成一幅「画」。其间，当然要看技巧，或者说，一种难以察知、不易命名的手段，这手段，不是已知的繁复「绘事」。 第30页 凡画，均涉及「层次」（包括「纯抽象」），转印后的水渍本身即富层次；凡画（即便「纯抽象」），均指涉「形」与「象」（色域、面积、肌理），水渍溢痕自行呈现无数可疑的、有时异常逼真的「形象」——树、石、山——如何调理湿漉漉的转印效果，考验想像力与控制力，转印画，是将水渍引向何处、止于何处的过程。 于是乎潇洒。作者的手段、技法，微妙不察，近乎非人工。它易于上手，但要好局面，作者的器识与本领须得入于绘画之内，超乎绘画之外，借一句说滥的话：「功夫在画外」——「画外」的什么呢？借木心迷恋的说法，转印画「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 据我所见，德裔法国人，二战前的超现实画家马克斯·恩斯特，曾弄过几幅转印作品，和他自己的绝大部分油画完全不相似，属于阶段性的冷门。木心的小画，有几幅，与恩斯特惊人地相似。 他不可能看过恩斯特的画，也不谈起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大将：达利、马格利特、基里科……我猜他不知道谁是恩斯特。除了法国十九世纪绘画，他不关心文艺復兴之后的德国、比利时、荷兰、义大利、西班牙绘画。 木心的转印画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画于「文革」末解除监禁后，躲在虹口区寓中偷偷制作（「白天我是奴隶，晚上我是王子」，那时莫说恩斯特，他早岁收藏的画册悉数被抄没）。后期画于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九年，时在七十二岁到八十二岁，总数逾两百幅。据乌镇侍护青年代威回忆，八十三岁的木心仍然时或作画，二〇一〇年，两位纽约电影人拍摄了他在乌镇的画案与工作。 问题：他如何习得转印画？谁启示了他？七十年代末连革命画印刷品也很有限，参考资料少得可怜。我们须得想像：他是在拉上窗帘的暗室中，自己琢磨了这种方法，而且狂喜——木心是个迷恋手工（而非「手绘」）的人，在种种孤独的秘密游戏中，时有小小「发明」，这一层，下面还会说到。 上海画家陈巨源回忆，大约一九七七年，木心曾向极少数画友展示了这批画，众人缄默，木心大沮丧，独自买醉。之后陈巨源致信肯定，说：我们没见过这样的画，不知如何回应。木心大喜，以文言文回復了长信，共六七页。前年我读到这封之乎者也的信，读见一个上海的罪犯，如洞中人，谛听回声，并给出回声。 在纽约，我、巫鸿、刘丹、梦露，及刘丹介绍的藏家罗森克兰兹，先后看到三十三幅转印小画，为之惊异，二〇〇一年，悉数为耶鲁大学美术馆收藏。但据陈巨源回忆，这批转印画共五十幅，以纪念他的五十岁生日（那么，有十七幅散失了）。下一个问题：抵达纽约初期，木心又回到林风眠，以宣纸或高丽纸绘制彩墨画，直到纽约生涯晚期，再度回向转印画。 为什么两组转印画间隔二十多年？ 可能的理由是：出国须得卖画谋生。林风眠式的纸本彩墨，品相好看，木心抵美初年的年尾，纽约老藏家王季迁收了他的彩墨画，并请他住在曼哈顿林肯中心一带的高级寓所，后因王季迁要木心展示作画方式，未获应允，一九八三年夏，木心迁出林肯中心，移居皇后区「琼美卡」郡。 同年秋，我与木心初交，立即将转印画介绍给我当时的画廊老闆。老闆惊异，打算办展待售，终因画面过于深邃幽密，不易为中产阶级买家所识，放弃了。现在想来，简直庆幸，但我俩当时的失望，犹在昨日——他坐在画廊对过的ibm大厦咖啡厅等消息，见我回出，说：「看你走过来的样子，消息不好，心里一暗。」 此也或者是他收手不画转印画的缘故之一。 同年稍早，旅法画家陈英德夫妇力劝木心恢復写作，很快，他陆续投稿纽约几份华文报，稿费虽不富厚，但谋生切迫。此后十余年，除了在艺术学院弄石版画，木心全时转向写作，成了日后为外界所知的文学家。 一九九五年，三十三幅转印画为罗森克兰兹悉数购藏，木心的用度遂无后顾之忧，数年后，重拾绘画。二〇〇一年耶鲁美术馆为之办展时，他已全心制作新的转印画。二〇〇二年我去看望他，他因过度工作病倒，才刚復原，时年七十五岁： ……睏床上好几天，不吃，也不醒，我想这次大概要死脱了。 说时，他已不再勉力调笑，也不打理自己，白髮乱糟糟。他甚至不通知住在楼下的黄秋虹，单是熬着，像匹老狗。八十年代恢復写作时他也拼命，我去过他的「琼美卡」寓所，摊得一塌煳涂，那时他还顽健，不到六十岁，窗台上搁着一碗隔夜的银耳汤。 距我头一回看他的转印画，疏忽二十多年过去。二〇〇八年初，乌镇画室，很冷的夜，他打开画匣子，逾百件，瞧我一幅幅抽出来，渐渐得意了——最小的不及一寸宽，狭长，咫尺天涯——「怎样！有点意思吧……」他缓缓地说。我选了其中八幅携来京城找机会展出，临别，老头子又像那年我荐他去哈佛办展，眼睛亮闪闪，抱着希望。 我给若干人看了（其中有位伶俐的法国人），随口说好，结果是：没有结果。如今当代艺术横行，谁认真看待这些小画，谁知道木心？好几年，画匣子靠在我画室的北墙根，我骗他——就像我在纽约经常骗他那样——我说，他们都说好啊。 第31页 如今我总算袖手，不再为这些无人问津的画伤脑筋：木心哎，不是我无能，家乡为你盖了美术馆，还有比这更好的归宿吗？ 而域外的陌生人却一槓子插进来。今年春，英国bbc电台将要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文明》，中国部分，拟拍摄宋元以降的山水画。摄制组辗转找来，走访乌镇，导演艾什利事先致信，解释了他的初步计划： 木心可能是这部关于山水画电影的第一个故事。我们为以下几个理由选择了木心。 这是意外的消息。他们从哪里得知木心，并选择他？ 这部电影将探讨逾千年的中国山水画歷程，但需要一个作为开场的故事，以便诠释山水画艺术的力量及其理由。无论山水画作为慰藉、作为灵感的来源，是对天堂的嚮往抑或伊甸园的輓歌，木心的故事会让我们体认：山水画可以如此个人，同时，还能寄託画家的憧憬和慰藉。我们对记录木心的故事感兴趣，它可以代表非常传统的中国式山水画艺术。 老头子要是活着，读到，我猜他会一愣：慰藉、灵感、天堂、伊甸园……？他的转印画居然潜伏着这位英国人所窥见的歷史线索？他竟「代表非常传统的中国式山水画艺术」？以国内理所当然的定义，木心不是「国画家」（太多「国画家」正画着无数「山水画」），而这位英国佬的视角来自异文化，他的说法，会被此岸认同吗？ 但艾什利的意思正可借我一个维度（这维度是中国与「世界」的，也是木心自身的），循入有趣而困难的话题：由西洋人看来，木心来自山水画传统，由我们看来，无论作为背景还是资源，「中国」（如果有必要动用这个词）对木心意味着什么？事情落到他的实践与姿态，「中国」在哪里？为什么他不肯凸显他的中国身份，而且不画国画？ 通常，国内的西画家（更别提国画家）会以不同的理由（民族性、文化传统、东方风格、道家渊源、政治语境）渲染并利用中国背景（这是失根的一代才会当真的话语），木心不玩这类花招。中国背景之于他、于他那代人，不言而喻，但木心不言，也不喻，仿佛若无其事。 他的若有其事是什么呢，是他在兹念兹的所谓「世界性」。 他的趣味（江南艺专胎记），说过了；他长期有志于现代艺术（临老玩弄「纯抽象」），也说过了。这些故事都能对应他的写作立场的「世界性」——虽然进入他的文学、文字、文风，「世界性」这一宏大表述仍将步入迷津，但如木心这般在乎「世界性」的作家，本土当代文学恐怕很难遇到另一个例子，《文学回忆录》，便是世界主义文学观的长篇独白。 但文学的「世界主义」会在他的绘画中遭遇两难（抑或：什么是绘画中的「古文」或「白话」？），而他的画面与他自述的宋元人名单，并没有可指认的关系，何况转印画根本不是「国画」。但在外人看来（譬如艾什利），为什么上千年来，中国人喜欢描绘山水画（没有一个国族具有这等绵长而延续的「风景画」传统）？木心独钟山水画，这是他无可迴避的「中国」资源，而他为之缄默。他能以十四行的商籁体，全部重写《诗经》，绘画，是另一回事：绘画不是语言。所谓「绘画语言」，不过是形容词。 所以我不确定以下的分析是关于文学与绘画，抑或关于木心。 我不是在暗示：纽约时期的木心回向中国背景——有如回家，多数留洋画家晚岁转向中国画工具：刘海粟、赵无极、吴冠中——木心不做这件事。他的寓所不设文房四宝（美术馆陈列的老砚台，是他回乌镇后有人送他的，他从未用过），也没有半张宣纸（我几次送他，他不要）；他嘲笑留洋前辈的晚年国画（他说，那是「票友」水准）。他接受林风眠既非西画、亦非「国画」的那样一种暧昧的方式，是不愿陷入似是而非的所谓「文化」的界分。 他一笔好字，抄诗，弄题签，就写在硬纸或复印纸上（也许他是对的：直到明清这才出现宣纸）。我说可惜了，他顺下目光，嗒然说道：「写字么，根本是绝望的……魏晋人写过了，写什么写！」同样，谈及所谓国画，他的断语很简单：「国画是完了的，走不下去的。」别说今人，两宋之后，他仅瞩目可数的几位元明画家。但他的意见无涉文化激进主义（譬如「国画衰亡论」），只如访谈中所示：喜欢，或不喜欢。 在他，绘画与文学显然是两件事。他坐下写作，极度警策。「一杯茶、一支烟，头脑光清！」他常这样凛然说道；他画画，却是感觉的、直截的： 想什么想，画画不要想！ 单只写作的人不会这样看待文学——也不会这样看待绘画——忽而，木心快意地说：「还是写作爽气！」我听出，他是在指绘画：绘画，令他犯难。长达十余年不画画的岁月，他没完没了说他还想写什么、怎样写——绘画，他想干什么？瞧着纽约美术馆与画廊满进满出的「世界」艺术，他心里明白，那不是他要做、他能做的事。 他的文学世界观，相对一贯（译作，就是他的世界文学、文学世界），他的绘画世界观（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则相对暧昧，藏着他自己未予深究的隐衷与变数。晚年他说自己是个「古典主义者」，那是针对他曾嚮往的「现代主义」，这个「现代主义」，包括他的绘画么？ 第32页 我相信，纽约大幅度颠覆了木心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想像。在他写作的最后阶段，仍试图在无疆界无主义的文学空间，走得更远，更自由，但我愿确定地说：他的绘画的最后阶段，远离现代主义。 麻烦是，他怎样安顿自己的画兴？ 使他着迷的游戏，是事物的两极——甚或多极——而未必是「世界主义」，更不是「东方」或「西方」（那块挂在纪念馆的匾额叫作「卧东怀西之堂」，一个纯然中国文人的表达方式）。新文学新绘画运动的头一批人物，大抵将新学与旧学、白话与古文、西画与国画……看作固有的两端，或择其一，或先后转换，木心，可能是这一群体的最后个案。单看文学，他驾驭古文与白话的能力，圆熟无碍，但他的禀赋、快感、野心，是占有并抹去两端的痕迹，一变而为自己的两极——他的文学读者想必同意：他是写《巴珑》与《伪所罗门书》的那个人，也是写《诗经演》和无数俳句的那个人。 他的绘画的好恶（如我与他的好几次怄气）并不就是他的文学的好恶（有《文学回忆录》为证）。他嫌恶几乎所有绘画的写实性，但热爱并敬畏写实主义文学（数落种种现代流派后，他说，文学的未来的出路，恐怕还在写实主义）；他不关心，也不太了解超现实主义绘画，却连篇累牍大谈超现实主义文学。他终生爱敬达·文西、塞尚，但对这两个姓名间四百多年的无数画家，简直视若无睹（如果不是说得太重的话），可是文学、诗作（自古希腊、《诗经》一路下来），只要他读过，便不愿错过一家，而竟各有心得。 他心仪的西洋画家太少了，开不出前述访谈的那份名单。相较西洋文学与音乐，很久我才发现：木心并不果真迷恋西洋绘画。 他爱达·文西，是在蒙娜丽莎的肩后望见了「宋画」的渊深而雅驯，他那本唯一的画册，达·文西，并不翻看，是那份旧版画册的设计招他喜欢；他爱塞尚，并非意在塞尚苦心经营的结构，而是逸笔草草，还有，所谓「味道」。在纽约、伦敦，他逛美术馆差不多是在陪我，等我看完——再现的、逼真的、繁复的、叙述性的画，难以吸引他——远远扫视巴洛克厅堂的伟大经典，他从不入神地细看、久看，十八九世纪名画，更是一走而过。 「味道太咸了。」他带着轻微的嫌弃，轻轻说道，就像吃不惯西菜的那种表情。 他迷恋纸本。林风眠的影响源差不多全是纸本。纸本，不是西洋艺术的要项（甚至不是油画，而是雕刻，这一层，木心无保留赞嘆古希腊）。纸、墨、毛笔，意味着中国的渊源——除了艺专时期，木心成年后即放弃油画。这一层他和鲁迅倒是相契（鲁迅说：原作都看不见，油画家等于摸「黑弄堂」）。有一回说起中国人弄油画，木心轻蔑地笑了，嗤道：「油画？做梦哩！」我大声同意他，他开心起来，顺口哄我：「侬倒还好，还可以……」我问为什么，他忽而收了调笑的语气，说：「侬老实呀。」 我并不「老实」，常会装着相信他。固然，他标举的西洋作家远多于中国古典作家，换句话说，如前述，他永远试着以西人的目光，回看祖宗，从司马迁到汤显祖，从李白到曹雪芹，他总会说：可惜，他们不通「世界」。奇怪：他不曾以类似的贬褒加诸中国古典绘画——我确信，他爱倪瓒远甚于巴洛克画家——他会如眼下选中他而藉以叙述山水画史的英国人那样，看待中国背景么？我真希望艾什利知道：木心，一个绍兴人，怎样谈论西方的艺术与文学。 有哪位英国与欧陆艺术家谈起古典艺术，动辄引述远自中国的美学么？此事——假定真会有的话——殊可玩味。也和鲁迅相似，木心对中国的旧学、旧诗、戏剧、国画……要么即兴地调笑、贬抑，要么不谈。不记得是胡兰成哪篇稿子说及鲁迅批评中国，可比是女子晨起，对镜梳妆，忽然不高兴起来。我读到，想起木心。但凡说及中国的事物，有时，木心便会这样的「不高兴起来」。 他真的是个「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这种爱法，我辈学不会，也不再懂得了——带着狡黠而认真的神色，木心常说：「我是绍兴希腊人。」其实呢，他是个嚮往希腊的绍兴人（「卧东」而「怀西」）。他爱希腊神话，但他写《诗经演》，不必出于爱：那就是他。他的画如果有个幽灵，这幽灵，便是「中国」。 但他不说。在他的晚年遗稿中我发现几句话，贴上美术馆墙面。这些话并非说他自己，却回应了我以上结结巴巴的两难，也说出了他的艺术与「中国」，意味着什么： 土，非中国。中国雅，雅之极也。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国最雅。 当然，他是在说先秦、魏晋、唐宋，那时还没有「中国」之说，但他用了这个词，亦且预先道断了英国人想要拍摄的主题。 现在有理由说，宋元山水画是木心转印画的遥远来处吗？我仍会犹豫——那是谁都可以「认领」（或曰「攀附」）的公共来源，我认识一打以上的当代本土山水画家自称追慕宋元人，连英国人似乎也是——导演艾什利在他的邮件末尾，这样写道： 我们还会针对一些歷史名人：李成、范宽、郭熙和王蒙等。木心的作品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山水画的传统渊源。 这几个名字正是木心钟爱的画家。但我不想夸张这封简讯：一部尚未开拍的电影是否真会给木心几秒钟叙述，眼下言之过早。艾什利所能提醒我的，并非他与「中国山水画传统渊源」的关系，而是：木心的两极。 第33页 艾什利的出现，便来自另一极（迄今，木心绘画所能获致的关注与评价，都来自域外）。在木心，则「另一极」深藏他的内心，随时跃出：谈起汤显祖，他即刻扯到莎士比亚；形容卡夫卡相貌，竟说像是唐人贾岛；提及法国新小说作家西蒙靠葡萄园养文学，他便嘆道：陶潜不种菊花而改种葡萄，那该多好……倘若以上多属笑谈（在笑谈中，时间和界域，泯灭了），语涉自己的写作，他便是认真的： 萧邦的触键，倪云林的下笔，当我调理文字，与他们相近相通的。 老天爷。倪瓒与萧邦？这就是我所谓木心的两极——两极的木心。「我的人，与他们不一样。」他曾这样对曹立伟谈起他与宋人的关系。于是「宋人」（或随便哪个朝代、哪个国族的人）转化为「他」：「我活在别人身上，别人活在我的身上。」他反覆叨念，显然得意极了，以至说起早年被关进防空洞，他笑了起来： 我心想：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都跟我一起下地狱了呀！ 回到他的转印画。放弃林风眠的正方形，木心给转印画所裁剪的图式，无疑，是中国古典长卷画。如他不愿使用宣纸和水墨，他并不真去画长卷，而是弄成极小尺寸的微缩版，缩减到有如渺然的记忆——但不是「微型」艺术。象牙、玉石的微雕是将大者缩小，木心转印画的景、景别，非常大，如古典长卷的「旷观」，出离尺度，无尺度。 通常所谓西洋的风景画、中国的山水画（包括花样百出的所谓现代水墨），无法收归这一体裁。当年陈巨源等上海画友的沉默，是对的。 巫鸿说到要点：木心创作，尽可能「抹杀」——在呈现中抹杀——他的画，他的写作，不彰显国族、不签署日期，转印画，则一律不签名。而「经典」的任何「模样」亦属他断然「抹杀」的部分：宋人元人的整套符号、图式、手法，在木心那里无法核对。他不谈中国画论（他擅律诗，玩《诗经演》，却也不谈中国的诗道），偶或拈来，必是语带戏嚯。他在课中说道，都二十世纪啦，「还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那怎么行？」《西班牙三棵树》末辑有一首写在困顿年代的七律，其中有句： 飘泊春秋不自悲，山川造化非吾师。 木心在乎「灵智」。写作，画画，但凡有所依傍、对照、仿效的手段，他一概牴触。他招供自己的写作基于「步虚」「凭空」，是真的。他不藏书，写作没参考，画画亦然。他劝我看宋画，可他身边没有一本宋元画册——转印画，便是他的「凭空」。他不会说：今天我来画幅山水，他要等湿漉漉的纸面翻过来，当场寻找他的「画」。 「靠生活越近，离艺术越远。」据说这是林风眠的信条（不消说，也是他当年的罪名）。我猜木心会嘲笑这五四一代早经过时的两分法，但他的艺术，可以是这句话的注释——在庞大的唯物论板块中，木心的写作迄今难被认同，以致招嫌，盖出于此——他在文学讲席中再三拆解这道不再有人讨论的命题（「为艺术而艺术」），仅就方法论而言，他属于这命题，且远比林风眠走得更远、更彻底。 欧美多的是这路游戏者。八十年代义大利「新绘画」翘楚桑德罗·基亚的说法，直截了当：「除了艺术，大街上什么都有了。」 其实呢，博物馆与美术馆也一样：「什么都有了。」 这是木心的起点。他避开他所见到的各种绘画，更无意复述宋元绘画的伟大记忆（一如他不玩「中国」这张牌）。在水渍狼藉的纸面，可能，木心所见，近乎人梦见死者：我猜，他心仪的是「亡失之象」。亡失之象，文字难以胜任，视觉艺术，或许可以。在淋灕水迹中，反倒是宋元的记忆遭遇了木心，半当中，他据此发生想像——我猜他是这样地画画。 我有点懊悔从未坐下来问问老头子：你怎样想你的小画？但他不会说，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他写作，时有平实的叙述与招供，一入正稿，往往删去：「笨啊！」他轻蔑地说：「写这些干吗？」他一定会抱怨我此刻这样地写他，但在那么多日子里，我没机会当面告诉他，我怎样看、怎样想他。 这两组相隔二十多年的转印画透露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心机。这是他两度关门的证据：林风眠影响，「现代性」焦虑，都被关在门外了。 画于上海虹口区的转印画，局面、结构、峰峦、树石、桥、云雾……仍与山水经典的表象和图式，藕断丝连，恍然相似。有一二处，木心甚至难得地仿照宋元笔意，画了竹子。那是他当年唯可援引的记忆（说是想像，也可以的），其间融入江南的图景：他的儿时记忆，他以为永别了的故乡。 他的狱中手稿与这批转印画成于同一年代，同一语境：锁闭、孤立、绝望（绝望于不可能被人看见、读到）。被关押的人，只剩想像（说是记忆，也可以的）。这想像，落在狱中手稿，是他早年阅读的斑斑印记，形之于绘画，隐现他念念不忘的宋元。 到了纽约时期的转印画，眼界、思路，早经大开，而木心老了。俯瞰过往的画迹：纯抽象玩过了，可以了——如他放弃了「意识流」写作（讲课时，他已平视伍尔芙或瓦莱里）——就在他写成《诗经演》同期，他想起了自己的三十三幅小画。又一次，他选择自我隔绝，但不再是那个被囚禁的上海人。纽约赋予他的想像（说是自由，说是世界性，都可以的）远远超过他被羁押的年代。 第34页 以下是七十年代转印画的画题： 清筠凉川、唐咏蜀道 会稽春明、山阴古道 辋川遗意、销融汉刻 环滁皆山、萧闲寻胜…… 晚年转印画的画题，很少用古语：《等待拉比》《诺曼地之夜》《会走路的石头》《歌剧》《伏尔加河》《战争前夜》《艾格顿荒原》《情人的坟墓》《魔鬼的花园》……他会在上海想出这类画面、这种画题么？他和李梦熊相对剧谈时，也料不到日后居然写出《巴珑》《我纷纷的情慾》《伪所罗门书》。 在半数图式中，木心不经意地铺衍了西画透视法（早期三十三幅小画，几乎全是中国式的「旷观」），景别相对「合理」（有些局面的效果，酷似摄影，另一些局部的肌理，近乎蚀刻或金石）。但他毕竟是葆有宋元记忆的绍兴人，透过水迹，我们，如果愿意的话，仍可窥见李唐的森严，董源的幽冥，黄公望的开阖，倪瓒的萧然……在好几幅湛蓝或琥珀色的狭长篇幅中，清寒的苍穹，悬着明月，木心爱画月亮。 西洋人画月，嘆为自然之美，中国人咏月，可以是自况。「中天月色好谁看。」木心喜欢杜甫这句诗。杜甫在说自己，木心也是。 他所展开的图景，远意茫茫：不是宋元人的所谓「远意」，更不是登临与眺望，而是，他从未去过他精心演绎的地方。早年的转印画，江南幽灵出没其间，晚年系列，不知他从哪里「看见」他亲手经营的洪荒。他不必看见，看见了，便无有这些画。他以诗句遨游各国，但从未去过，就我所知，除了莫干山，他也不曾亲履华夏的名川，更别提欧美的崇山峻岭。 这是一批可怕的画。非人间的僻静，如死亡之地，正好是人间的反面，抑或，绘画的反面（绝大部分风景画是人间的，世俗的，美丽的），倘若它美，也因为它可怕：我不知如何形容这「可怕」——或可说「神秘」。但我不喜欢这个词：这个词不「神秘」，且被用滥——再或者，换个词，即木心的所谓「彼岸」：此岸，人群熙攘。 我不是指「意境」（又一个用滥的词），而是指这些纸片。绘画无声，但我没见过纸片会有这等森严的僻静——木心形容林风眠销毁的那批画，曾写道：「死一般的静」——布展时，瞧着又小又薄的纸片，我发现，我所谓的「可怕」也被纸面吸收，如音频的关灭。 人窥望太空，会惊憷于这等渊深而广大的僻静——太空有时很美——这便是木心的所谓宇宙观么？他盯着画中莫须有的景象，渐渐呈现，然后，这些画以可怕的僻静，盯着我们。但他非要说他的画是快乐的： 看下去、看下去——渐渐快乐了呀。 那是我暂时不易感染的快乐——他不是在说绘画的愉悦——这「快乐」，可能发自我所陌生的魔性。流溢的渍痕，原带有魔性，倘若这渍痕遭遇了一个深藏魔性的人。有魔性的人，时或不耐烦人间的迟钝，他索性写了以下的句子，被我贴上美术馆第二厅的东墙： 在文学上，他是音乐家；在绘画上，他是魔术家。 他喜欢说魔性与神性，喜欢说二律背反的「间隙」。我可能完全错解了，但木心迷恋躲闪、藏身、设障、莫须有（或如巫鸿所说，「抹杀」）。他没完没了与我谈文学，谈家长里短，谈政治，谈一切，可是带着难以测知的理由，他很少，而且不愿谈论绘画。 「能说的事情，为啥去画？！」他说。更深的机密，我发现（我觉得），木心爱绘画，似乎并不因绘画的视觉性（如杜尚所说「视网膜」效果的魅力），而是：绘画绝对沉默（语言的尽头，意义的死角）。这是我尚未遭遇的个例。酷爱绘画的人大抵执迷于色相，木心似乎不是。他总在锐利地观察一切，却不怎么爱看画，绘画之于他，似乎，是文学与音乐的另一极。 《生与死》，木心转印画，二〇〇一年 那一极是什么？他长期地、毫无眷恋地停止画画，转向文学，似乎出于一种隐秘的断念。但有几次，我记得，在美术馆目击某画，剎那间他掩饰惊悚（如窥破天机），闪露悔悟之色，似乎绘画在嘲笑写作的热情，提醒文学绝对无能之事。他会忽而噤声，如乡下人谈起鬼怪或禁忌时那样。 另一层缘故，我想，是他不爱用绘画的语言，谈论绘画。 「这是勃拉姆斯呀！」那天我抽出深褐色的《生与死》，他煞有介事地夸示，像在评说别人的画。说起另一幅满纸废墟的小画，他又得意了——未必因这幅画，而是得意他的说法： 西贝柳斯呀——像吗？西贝柳斯！ 好吧，西贝柳斯。北欧人是有点神经兮兮的魔性。我完全相信他画到一半，忽然自以为「西贝柳斯」。有谁这样地想自己的画，而且说出来么？再回到深褐色的「勃拉姆斯」。那天，他瞧我快要翻过去看下一张，作势止住，要我注意画中一枚豆大的白点： 呶——不想死呀。 两年前为木心纪念馆布展，我取出「最后一课」时偷偷录制的影像，放看一过，发现大量漏记了木心的课间闲聊。 绘画这东西，坦白从宽（两臂平举，表示投降），全部可以看到呀……音乐嘛要耐心，听完第一乐章，还有第二乐章……文学呢，抗拒从严！最苦命，都是些黑字呀……绘画闷郁……闷，沉闷，郁，郁结在里头，爽气不起来……一个方块，总要填满……闷死了！……雕像最烦，两千年了，永远不能变（作状学雕塑的样子）…… 第35页 于是录影中传出我们二十年前的一阵阵狂笑。 这些意见好似在艺术之外、之上，口气好大。问题不再是卡拉瓦乔不如拉斐尔、王原祁不及李唐，而是已有的艺术，木心都不称心，都不满意：嫌绘画「闷郁」、雕塑「最烦」，文学呢，再怎样兜转闪藏，也落得「抗拒从严」：一个曾令他百般痛苦的词。 就我的记忆，很少几位人物透露过相似的不满，譬如木心讨厌的萨特。萨特会弹琴，喜欢舒曼。晚年访谈中他被问到音乐，说——原话记不确切——伟大的音乐还没写出来。访者问：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不够伟大么？萨特说，是的，远远不够。 这是冒犯的见解，无须俗世同意。而文化的演变起于不满，巨大的不满。当年海顿与莫扎特一定不满意巴洛克音乐，贝多芬一定不满意莫扎特与海顿，而无限敬仰贝多芬的勃拉姆斯，其实不满意贝多芬…… 「你要走一条伟大的路！」刚刚认识木心那年，有一日我俩坐在艺术学生联盟的咖啡座（我们密集的来往，还在一年之后），胡扯了一阵，忽而他神色郑重：「你画到这个程度，蛮好，但是差远了——你要走伟大的路！」 瞧他目光那样地射来，我心里暗笑，又有点怕。怕什么呢？不知道。倏忽十多年过去，忽一日，记得是在他的寓所的厨房，太阳好极了，趁什么话头，他怃然直视我： 你呢，晓得好歹，可是你的人……伟大不起来。 我又想笑，同时为他难过。厮混多年，我清楚他对我多么失望，明白他将自己看作怎样一个人。便是在囚禁中，这个人也默念着心里铭记的话： 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 什么「舵」？是「伟大」么……此事似乎非关意志与信仰。他天生如此，学不来。「我爱的音乐，不太听的，我爱的人，不去看他……」这是真的。但我猜，他的隐衷，仍是不满意——他爱上的那部分、那一刻，凭他内心藏着的缘由，就够了——他记忆中只存着几件作品，甚至，几笔（他说，再大的书，能记取的就几句话），他裁夺文学艺术的高下，不为内容与形式，甚至不为才华。好几次他正视我，一字一顿，好似宣布真理的核心： 你去看：就看作者的「神」「智」「器」「识」——别的无所谓。 又一次，他是在说自己。他要艺术绝对纯净，不耐烦艺术与他认为的非艺术的一切，有所粘连。他说：「《蒙娜丽莎》哪要画四年啊，达·文西是在逃呀，逃艺术！」接着，像是人在透露私念时那样，胆怯地笑起来： 我也逃呀…… 他是在逃。不是他所揣度的达·文西的那种逃（好像达·文西透露给他似的），也不是文人画的「出世」功能（中国学问的某一层，原就是精緻的逃避系统），而是，逃开此岸（他说，他是人类的「远房亲戚」）。狱中笔记和三十三件小画分明是在挣脱恐惧，出国后，他逃开自己的画。我疑心，他曾以长期的写作规避画画，而暮年重拾绘画，却似乎意在摆脱写作：靠近新世纪，除了诗、俳句，他已很少写作。用温和的词语说，他在告别。 我最感兴趣的是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这是木心的「俳句」。真的吗？真的。但在绘画与文学中（如果不算上音乐的话），住着两个不同的他。无论怎样解析他的文学，仍是人的文学，但他内心始终私藏着一个角落，留给空无人迹的画。 他以无法捉摸的方式，倏然分身：当他写作，所谓画心、画眼、画意，便即退开；他画画，哪怕不可觉察的文学性，也被排除。他在写作与绘画间设置分野：不是所谓美学分野，而是进入不同的媒介，他便成为那媒介。 他的画不设隐喻（除了若干画作的题目），因为他不要绘画发生「意义」。有位美国论者曾将他与英国的威廉·布莱克相对应，木心大为生气：他讨厌那位神秘主义画家。 或曰：他的画有诗意么（称一幅画有「诗意」，大致是外行语）？我只能说，这是一位诗人在画画，若有「诗意」，想来是被敏感的观者赋予的。他在乎画意，那是一个深谙画道的人所能享受而无可言说的「画意」，是眼睛和手的事情，虽然他的转印画并非通常所谓「绘事」。 他的画是文人画么（「文人」，又一个木心鄙薄的词）？如果文人画意指学养、格调、气品，我不知道今世另有哪个画家能如木心（宋元人或也不可比：范宽、倪瓒与尼采和拜伦无缘）。但我不想说他的转印画是「文人画」。针对西洋画，譬如，他曾说：毕卡索晚年的画，败了，到底读书太少（典型中国文人的意见，西人应该听听）；谈及文人画传统，他却讳莫如深（又是中国文人的脾性，或曰，精神的密码）。但他从不以文学观，或者，一个中国文人的姿态，看待绘画（多少国内学者、作家谈起绘画，浅薄，错谬，毫不自知）。难得认真地谈画，他是个，在高的意义说，内行的内行，看透绘画。 他看不起画家——广义的画家——他说：「画家都没头脑的。」他是对的，因为他无可救药地关切智力。但他的智力提醒他，艺术并不意味智力，而是感觉与骚动。有一次他在梵谷画前呆了好久，极恳切地说：「一只耿大呀！」（「耿大」，沪语即指傻子，并用「一只」形容）。这时他抱着达·文西似的心理（或者说：心虚），反覆说起同一个故事，说达·文西问拉斐尔：「你画画时有思想吗？」拉斐尔答：「没有。」——这时，木心提高嗓音，像是宣布喜事： 第36页 拉斐尔是对的呀！对的呀！ 他画画的禀赋（或许连同他的写作天分）不是如他所分类的「形相型」。纯就技术层面看，木心不擅画人（投向林风眠的画手没有人物画家），更深的理由，我猜，还是他不满意：他激赏古希腊雕刻（全是人，人的身体），此外，就我所见，自巴洛克以降的欧洲伟大人物画并不使他兴奋。他看取文艺復兴的若干画面，乃是与中国绘画神似的那部分灵智（倘若灵智可被称为「部分」的话）。即便是在南欧，被他视为「灵智」的画手亦属罕见（他与达·文西神交，仅仅因为灵智）。凡是塞满人物的鸿篇巨制，他都心不在焉地看看，不动衷——他宁可用文字写人，却对西洋绘画的核心（人的形象），敬而远之。 就这一层看，英国人的命题是对的：重要的不是山水画，而是，为什么中国人迷恋画山水？木心的趣味，准确地说，基因，确乎是古中国世世代代浸淫于山水画的习性，这习性，入骨地斯文。换个词，即「中国雅，雅之极也」。使他徒唿奈何的少数几位西洋画家，无非因为雅，因为斯文。 自杰克逊高地搬去森林小区后，日子闲适了。有一年他捡了好几节死树的根须，用他并不灵巧的手指，不可思议地，排列了一组老树的盆景，大约两尺见方长，尺许高，底盘上细细铺着不知哪里弄来的白砂砾，俨然北宋李唐的三维景观。 做完了，他又变回「希腊人」。我进屋看见，表惊异，他用鄙夷的神色瞥一眼，忽而流露难为情的、被人识破的神情：「弗要看啦……小物事，白相相。」转而大谈他新写的自由诗。我猜他的「白相相」光阴时或多于写诗（逃艺术呀！）。他那些精工细作的手艺活何其费神，他以为我看不出么？ 他总是瞒着人偷偷做事：在囚禁中写莱蒙托夫或是拜伦；在纽约，忽而将北宋的李唐缩小为盆景……逃出「抗拒从严」的写作，他伏案画画；逃出「闷郁」的画，又摆弄树根，弄好了：「苦死啦！永远那个样子呀！」有时，像是透口气，他说出他的不满，一脸不称心。 怎样的艺术他才称心呢？不苦、不闷郁、不坦白？ 他能将物事藏得很久、很严。在遗物堆里，我终于发现他年轻时代的几张照片（他老说自己是「难看分子」），他早年手写的憔悴的乐谱，将近四十页（他不愿让人知道那是简谱，而不是五线谱）……他藏着，还是因为不满意。 这篇稿子忒长了。木心力主要言不烦，但他早就撺掇我将来写他，我百般推辞，他急了：「哎呀，不是这么说法……你看高尔基写托尔斯泰，写契诃夫，写得多好啊！」 他的两极和多面、他的苦衷与任性，好不难写——现在我成了「高尔基」——我所记得的木心事事老谋深算，又如他的道白：「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他接踵而至的近忧远虑，常让我好生尴尬，还有，傻到令人失笑的孩子气。很久我才学会拿什么话撩他，而哪些话刺激了他。他苦于没人可说，难得对话——不管和谁——他转身就不满意：对他人，也对自己。 「爱完美，所以苦。」他写道。「要么连看破红尘也看破。」他继续写道。是啊，他曾说艺术也是「红尘」——这是木心的一面。注意：另一面，他渴望「伟大」。以他落笔的透闢、飞掠、灵智，我说破嘴皮，他仍相信伟大的艺术涉及体量。 世上有多少墙壁呀，我曾到处碰壁，可是至今也还没能画出我的伟大壁画。 给他墙壁他也不会去画的。尺寸与他无关。但他早就想好了办法，临了，对美术馆只有一个要求：将小画尽可能放大。现在九米长的放映墙停在美术馆地下层，室内漆黑，三台放映机缓缓映现被放大上百倍的画面。设计师法比安第一次试看：「啊！这些画吞没了我们。」 木心看不到了。我只能狠心，不同情他：在他，一切只是想像，只是词语。「眼见为实？」有一次他说，「到了金字塔就算眼见为实？那是游客的哲学。」除了英国，他没能去到欧陆，我们安排了几次欧洲行，临了都是一句：「弗去了。」像是生谁的气。 有规模的作品，精力瀰漫的画面，长久折磨他。好几回说起达·文西看了米开朗琪罗大壁画，自称「雷轰头顶」（说时，他真的面带惊恐），但话锋一转，他释然而笑，借了达·文西的话说：「他是风暴，我是风暴的中心……」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哈代、巴尔扎克、司汤达……当然，还有曹雪芹，统统令他「吃醋死脱」。瞧着书架上自己的书，他低头弓背，声音顿时老了：「还早哩，还早哩……」我费多少唾沫劝他放弃写长篇，「怎么办呢，那种厚朴朴……」他自言自语，无限遗憾。可是隔天谈起，又说《哥伦比亚的倒影》太啰唆、太长，他要缩减，写成诗。 如今木心从他的文学背后站出来，住进了美术馆。布展时我瞧着他的画，心想：他真是个画家吗？现有绘画的各种定义、说辞，对他是无效的，那是一组取缔了绘画的纸片，凝着非人间的僻静，不回应绘画所要求、所能给定的问题。 他从小要当画家，归顺已知的绘画。他的林风眠式的彩墨画包括三米多高的大竖幅，宇宙洪荒，无情而严厉，如在「文革」后当即展出，必有惊动；那批轻盈通脱的纯抽象石版画，入骨的斯文，我以为远胜于他「吃醋死脱」的米罗与克利，倒是给怀素、张旭、大小米见到，俱会动衷，引为知己。 第37页 但他不满意。不是怀才不遇的委屈，而是不甘心归于「闷郁」（一个无须同意的形容词，在我看，道尽每幅画的呆滞）。转印画，可能部分化解了所谓「闷郁」。当尺幅缩小、再缩小（如他晚年持续减少用字），「闷郁」似乎稍许透气、发散、消解了。他的山峦与深谷尽皆失去绘画模拟的实体与量感，薄如蝉蜕，转为幻觉。 俯向他的小画，我们并不在看「风景」，而是，凝视水渍。水渍因凝视而即刻变为无数错觉，在错觉中，目光开始辨认……「快乐啊，快乐啊！」木心是这意思吗？他深谙游戏，寻味魔术的快感。题为《晴风》的那幅，石版画时期的抽象性倏然化作水渍，飘然晕开，那是什么呢？象，还是抽象？这摊凝止的水渍随后被题为「晴风」，一个诗的、而非绘画的词。在木心那里，如前述，画题也是游戏。 感谢法比安。当他二〇一三年初次看到木心的小画，便决定以中国人躬身俯瞰长卷的方式，将精选的转印画平放在桌面的玻璃柜内。样品送到了（犹如精緻的小棺材），在被玻璃隔开的流光深处，木心的小画细细延展，宛如岁月的项鍊。 临近开展，法比安说：「还没画龙点睛！」他居然学会了这句成语。在开幕式的混乱人群中，我想起他的「点睛」说，趋前追问。他将我领到二楼，在七个画柜的边上，有块扁平的正方形钢板，空置着（他早就放在那里，不告诉我理由），没有玻璃盖，也没有画，独自凝着幽光。法比安用中文说： 这是留给木心的位置。 我不知道木心是什么位置。他有位置么？人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你的文学是写实主义吗？陀氏答：在高的意义上，是。木心喜欢这段问答，引述再三——但愿我没错解，接着，我要说：在高的意义上，木心不是画家。 很久前我就这么想，现在说出来。「画家」若是一种动物，没想要遇到木心；如果我，包括我的成百上千的同行，都算画家，我想说：木心是另一个人。 真的。他是不是「画家」没有意义。便是他视为无比神圣的词，「艺术家」，也没意义。他是木心。我看他的文章、小画，总好似藏着拒绝的神情，近乎声明，拒绝此岸——这或许是为什么，他的一生也被此岸拒绝——从无数今世的作品跟前（都被称作绘画，都被称作文学），这个人老是退开、退远。他不停地写作、画画，但不要和我们混在一起。 不要写我。你们写不好的。 在文学馆墙面我贴上他暮年的这句话（随即想起我已应了他生前的请求，正在写他）。他当然渴望被看、被识赏、被纪念。「你们写不好的」，便缘自渴望：有哪位艺术家不是这样么？几十年来，我无奈何地瞧着这个横竖不肯满意的人……回乌镇后，他听说自己渐渐有了祖国的读者，在本子里自言自语地写道： 年轻人，我们唱歌跳舞吧。 他不唱歌、不跳舞，也不见人。除了几个朋友（他只好称我们为朋友），很少有人看过他的小画，在画中，木心，如他自己喜爱的形容，像个精灵，在满纸水渍中手舞足蹈。他说尼采没喝够酒，调弄水渍便是他的酒神精神么？在死床的谵妄中，他又几次说起尼采。我坐在床边，记录着……忽然，他静静地、清楚地说起他的画。那是我末一次听他谈起绘画： ……水彩画。 仰面看着医院的天花板，他喃喃地说，用了这个再平实不过的词，时在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他被送医的第三天。 有一种话不能自己说，旁人也不能说……是非常好的话。 在连串昏话中，这是相对清醒的片刻。他似乎知道我在身旁，但不看我。 大都会艺术馆有位女哲学教授看了我的画说：世界第一……我自己讲，谁相信？自己讲自己好？ 他太少太少，几乎是，没有被赞美过，所以他记得每句赞美。第二天，谵妄继续，他又说起二十七年前为他在哈佛举办画展的巫鸿和凯里先生。那是他平生头一次个人展览，也是他唯一一次出席他的画展酒会。那位不知其名的「女哲学教授」，或许是二〇〇二年他在纽约公园大道亚洲协会巡迴展遇到的观者吧。 《晴风》，木心转印画，一九九九年 止了喘息，他的视线移开天花板，缓缓转过头，看定我，用肯定的、我熟悉的倔犟，哑着喉咙说： 从水彩画讲，这些画实在是世界第一。 然后他盯着我，等待回应——罪过！那一瞬我又想发笑：儿时的弄堂小孩才会比什么什么「世界第一」。月底，桐乡公证处来人。我们摇起床头，扶他靠枕坐好，他的右手被塞进原子笔，在一式几份的列印遗嘱上签字，签完了，缓缓转动目光，巡看众人。 四年多过去了，我再没翻看这本令人伤心的笔记。但我记得他这句话，记得当时我想发笑。现在为结束这篇长文，翻出来，发现跟在「世界第一」那句话之后，还有被我完全忘记的一行字： 这也留给你，一定的场所，为之申冤。 二〇一六年元月五日至五月一日 写于北京、伦敦、纽约、乌镇 「一定的场所，为之申冤。」——木心对他的美术馆只有一个要求：用影像设备放大他的小画。图为美术馆地下层放映厅，放映墙长达九米。当然，他看不到了，但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第38页 二〇〇〇年，为纪念尼采逝世一百周年，雕刻家梅克飞制作了这组雕塑，安放在洛肯村尼采墓地旁边的草坪上。他的灵感来自一八八九年一月五日尼采发疯后两天致友人甫雅克的信。尼采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几乎一丝不挂」的自己，两次经过自己的坟墓。 [1]本文初刊于《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魏玛之行[1] 商借尼采文献始末 暮色四合，几尊白色的尼采雕像暗了下来，墓地空无一人。墓石左右是两尊全裸的尼采，胯间遮着礼帽，另一尊是尼采与他的母亲，并肩站立，造型取自母子俩着名的合影。 十余步开外，是尼采出生的祖屋，祖屋边的小小纪念馆连接本村老教堂，也很小，里面堆满杂物，显然很久不使用了。紧挨教堂的外墙，平躺着尼采一家的墓：他的父母，他的妹妹，还有他——草坪上配有雕塑的墓是复制的，建于二〇〇〇年，为纪念尼采逝世一百周年。雕刻家梅克飞的灵感来自一八八九年一月五日尼采发疯后两天致友人甫雅克的信。尼采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几乎一丝不挂」的自己，两次经过自己的坟墓。 洛肯村小教堂墙下的尼采家族墓园。左侧是尼采的墓，放置着凭弔者赠送的花束和小烛台。 教堂边是尼采出生的小屋，小屋边是尼采纪念馆。黄昏，看管纪念馆的本地大娘正在锁门。 天色将晚，看守纪念馆的大娘锁起门来。我先已在馆内留言簿写了两句，跟在欧洲各国文字，以及日语、韩语、印度语、阿拉伯语的留言后面： 尼采先生，今年秋后请来中国乌镇一坐，木心先生将与你晤谈。 这是我最短的一次欧洲行，前后才三天。全程由中国驻德大使馆文化参贊陈平先生引领。陈平任职文化部对外文委近三十年，适巧近年派赴驻德使馆，算我幸运：凭藉他在欧洲各国的人脉，我们的尼采特展全靠他只手促成。 今年初，我决定以林风眠、《圣经》汉译本、尼采，作为木心美术馆的开馆特展。林风眠画作，上海画院答应出借十幅；清末民初汉译《圣经》高仿真复制，上海图书馆答应出借了；唯尼采的文献文物，须得向德国交涉。过去十数年，欧美博物馆与中国的合作逐年递增，我心想，小小的尼采文献展，德方谅必玉成。一过春节，助手王家沛即向德国相关机构频频发信，回函先后到了，很客气，或陈述出借文物的诸多规定，或委婉介绍别的机构，别的机构，也很客气，然而延宕、推诿，以至久无回音。倏忽进入初夏，我忙着馆内的千头万绪，转眼七月，欧洲人度假去了…… 人的愚蠢是要被事实证明，这才自知。为什么早没想到：德国人并不知道谁是木心、哪里是乌镇；他们也未必知道，远在上百年前，尼采就被译介，进入中国……距开馆还剩三个多月，助手匡文兵（木心晚年的学生）早就从网络买到数十册尼采着作的民国汉译本，难道我们仅只展览那些汉译本么？ 为尼采留着的展厅，空荡荡等着。办公室写字板上的倒计时数字，距开馆只剩不到七十天了。愚蠢的后果便是着急，八月，我这才想起早该动念的一招：找人。 阿克曼，北京歌德学院前院长，总该有点祖国的关系吧，我与他多年相熟，电话打去，人在南京的阿克曼立即求助的不是德国佬，而是履职柏林的陈平——陈平，剑及屦及，亲赴魏玛，接下来的故事，峰迴路转，他以接二连三的邮件报告了以下斩获： 魏玛古典基金会主席、魏玛歌德席勒档案馆馆长、魏玛尼采学院院长、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馆长、瑙姆堡尼采故居兼文献档案中心主任，经他逐一面见、交涉、说服，初步同意出借文献，计有尼采手稿四份、尼采十九世纪原版书十八册、尼采肖像画并死亡面模等——上半年虚掷的四五个月，由陈平在数周内扳回。其中的周折，不细说了，每次瞧着陈平的邮件，如幻似真，我已隐然看见美术馆特展厅排开了尼采的文献…… 九月初我被告知：为表示美术馆诚意，为促使德方最后敲定，我得自己跑一趟。日程定于十八日飞柏林，翌日与魏玛诸馆长面谈，二十日转赴瑙姆堡会见尼采文献档案主任，二十一日回京。 「哪天找到纯正的日耳曼人，用德语朗诵尼采！」木心曾在文学课中喜滋滋地说。现在，老头子想得到吗，我将替他去和一群「纯正的」日耳曼人商借尼采的纸片。 欧洲的云天，温润，壮丽，如我看熟的十七世纪油画，远远凝着银灰与甘蓝。柏林时间十八日黄昏，出机场稍候，陈平走来，伸手一握，旋即直去魏玛，车行三小时——五六年前我曾与他一面之交，近时连连通邮，轮番惊喜，彼此经已称兄道弟——同车八〇后青年吴天洋是他勤勉的助手，手机上全是尼采机构的资料：为了交涉，他俩密集做了有关尼采的功课。 十九日，照例因为时差，黎明即起，独自漫步魏玛街巷——每临欧洲，初到的头一日清早最是神旺——途经城边老树森然的斜坡，坡顶立着一幢十八世纪宫殿，不知那就是歌德席勒档案馆。几小时后我们进入档案馆正门，登上前厅石梯，被引向馆长办公室。阶梯分向两端的平台正中，立着玻璃柜，柜内有一个十八世纪的墨水瓶，瓶子边，斜着席勒用过的羽毛笔。 第39页 几位馆长都到了，我开始同时聆听日耳曼人的交谈（其中包括陈平的德语），瞧着他们的脸，我再次发现各国政府官员的面相似乎超越种姓，带有国际范围的相似性。倘若是文化官员，倘若是德国人，这种办公室神情显得更其郑重、沉吟，而且，无可商量。而且，我没忘记，长达四十多年，魏玛属于东德……早年当知青而动辄求人的心理，瞬间到位，我毫无理由地断然相信：他们会变卦。努力抑制着申辩的冲动——真讨厌，为什么知青记忆老跟着我——所幸我不会德语，一切谈判交付陈平，可是他间或笑着，像老同事那样与他们朗声交谈。 五分钟后，我就听出他们其实是在恳切地确认早已被陈平事先确认的事，就是，把东西借给我们。现在他们好像松了一口气，因为乌镇的使者已坐在面前。当他们听我说，尼采进入中国早于马克思，一时面面相视，带着西洋人遇到自己不知道的事物时那种诚实的谦逊，停下话头……在不能听懂的话语中，插话是不礼貌的，趁这短暂沉默，我再用英语问：「过去一百年，有没有亚洲国家前来商借尼采的文物？」 歌德席勒档案馆二楼，左起：档案馆外媒负责人、档案馆馆长、中国驻德文化参贊陈平。 建于十八世纪的歌德席勒档案馆。 席勒用过的羽毛笔和墨水瓶。 席勒雕像。 在档案馆资料库的陈平。 档案馆馆长指着这份尼采手稿说，这是他发疯后的笔迹。 又是短暂沉默，档案馆馆长那样地看着我，像在回想，又像是抱歉，低下头来，如认错般拖长声音说：「no.」 略微迟到的古典基金会主席，仪表堂堂，下颚与人中精緻得无以復加，有如贵族，至少活像个扮演贵族的演员，或者，兴登堡时代的外交大臣——「请教：东方的虚无主义如何看待尼采的哲学？」陈平替他翻译道。我不记得怎样回应，但他立即满脸聪明，微妙而得体地拧动着那张端正的脸，做状首肯，正如一个演员或外交大臣那般，随即起身和每个人握别，高大、挺拔，目光炯炯，说是还要赶去参加什么午宴。 稍后我们被带进档案室，满壁橱架，每一橱架标明档案人编号，匆匆一瞥，有李斯特、贝多芬、叔本华，当然，还有歌德与席勒。馆长取出四份尼采手稿，果然，已做了适恰的分期——早年致母亲信，中年致友人信（告知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即将出版），疯狂前的潦草笔迹（神似木心暮年的歪斜笔迹），还有一册花红色笔记本（如木心早年用过的笔记本那么小，一巴掌即可盈握）——馆长说，档案馆今后愿意出借歌德与席勒的手稿。 尼采学院院长史密斯坐在魏玛尼采故居二楼与我们交谈。 史密斯导演，以尼采和莎乐美对话的情景朗诵作为木心美术馆开馆特展的活动，在乌镇大剧院上演两场。图为扮演尼采的话剧演员保尔，一到乌镇就坐在剧场地上，与将要弹奏尼采钢琴曲的谢亚双子进入排练。 西人谈事，不作兴请客，我们抑制着成交的快意，上街午餐。三点后，陈平提前约好的尼采学院院长史密斯，在尼采故居等候我们。 尼采故居。四年前造访魏玛，我曾远远瞻望这幢art deco风格的两层楼建筑。忽然我们与史密斯院长已经落座二楼的室内阳台，窗外林木葱茏。病中尼采时常被移到这里，盖着毛毯，由妹妹照应七年，他在这里逝世。楼下展室的每件家具都是art deco风格。热心的陈平一直争取商借尼采的打字机，当我看见玻璃柜内的实物，小巧，锃亮，键盘呈放射状（还是art deco），立即明白不可能如愿：那是当年的前卫艺术品，若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亦属珍迹，何况尼採用过它。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魏玛。九月二十日前往瑙姆堡前，照例晨起散步。上图：十七世纪魏玛大公的骑马雕像。下图：我又找到了上次来魏玛令我发笑的木质雕像，在市中心一座购物商店的面街位置上，站着比真人还高的歌德，指向商店的入口。雕塑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 史密斯先生，高大肥胖，七十开外，典型学界老油子，已能随口说出「wuzhen!」与「muxin!」这两个词。他曾导演一出巡演欧洲的「情景朗诵」，以尼采和莎乐美原句全场对话，伴以尼采创作的钢琴曲弹奏。他乐意将这场演出送往乌镇：尼采特展因他的建议，多了一个维度——两个月后，德国男演员保尔与上海译音演员丁建华，果然在乌镇大剧院为满座中国人高声朗诵，留德钢琴家谢亚双子弹奏尼采。这恐怕是尼采乐曲头一回在中国演奏，听下来，业余水准之上，典型十九世纪下半的浪漫主义风格，似在萧邦和舒曼之间。 夜里的用餐是在大象旅馆露天座——托马斯·曼、希特勒，均曾入住这所魏玛旅馆——陈平为我点了德国猪蹄。木心爱吃肥腻，倘若在座，事后会以美文形容这块异国的荤腥。 但我心里惦记叔本华——念出「叔本华」的准确语音，总是很难——四年前问过导游：魏玛或德国别的城市有没有叔本华纪念馆，对方茫然。这次追问史密斯，他愣了半晌：「no，恐怕没有。」询问他身边助手，也不得要领。「德国人忘了他？」我问。他又愣了半晌：「yes，恐怕是的。」 我曾满怀感激阅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叔本华，而不是尼采，一举消除了我对生存的种种困扰。他被遗忘？此刻我仍不愿相信。这是此行的阴影，或启示：我明白了什么。什么呢？无以言说，但是，很有意思。 第40页 陈平雇用的司机是位标緻的九〇后青年，亚麻色捲髮，活像电影里的党卫军新兵。他从隐匿的地方准时出现，悄无声息走来，打开车门。每次谢他，他就嫣然一笑，像个姑娘。 秋阳明艷，二十日我们去瑙姆堡。一八四四年十月，尼采生于洛肯村，五岁丧父，全家迁往三十英里外萨勒河畔的瑙姆堡。疯狂后，尼採回到那里，母亲说，她要照料儿子直到最后。逾三年，母亲死了，兄妹俩迁往我们昨天造访的魏玛故居。艾许伯格先生，瑙姆堡尼采故居和文档中心主任，慷慨做主出借本次特展的原版着作及尼采肖像。 巡视故居后，艾许伯格领我们坐到二楼露台，晴午和风，露台栏杆缀满绿叶。据说尼采的妈妈每天将儿子推送到这里。我记得木心弄到尼采疯狂后倚枕沉思的图片，视为大事，复印了一沓，讲课时分送给我们。当时哪想到，有一天我会坐在尼采发呆的阳台。 艾许伯格像个农场工人，脖子都晒黑了，这里没有僱工与文员，终年是他独自打理。德国政府持续资助文化项目，但欧洲名人故居多数民办，如家族企业。紧邻故居的文档中心是一幢极简风格的玻璃建筑，定期举办与尼采和欧洲文化相关的活动，君特·格拉斯曾是主讲嘉宾之一。档案室也是壁橱林立，艾许伯格抽出原版书给我们看：《朝霞》《华格纳事件》《瞧，这个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大抽屉里平放着尺寸不一、年代不一的尼采肖像，多数是版画，其中一帧，叔本华——艾许伯格也证实了德国没有他的故居，但有个松散的叔本华读者团体，来过瑙姆堡，当我认出画中的叔本华，艾许伯格微笑了： 「他们见过这幅画，却不认识。」 我并未因此得意。我是画家，留心脸，多年前在北京高碑店路边瞧见一匹狗，老皮老脸，严峻而苦恼，活像叔本华。 天气真好，我从雾霾之都来。大玻璃望出去，阳光普照全镇十八九世纪的赭红色屋顶，二楼一座小小的尼采胸像也是赭红色，也是art deco风格，来歷却是有趣：新世纪后，经艾许伯格长达十年的申请，政府拨款，于二〇〇九年建造了这座文档馆。有位远来的客人，巡视后，回家给艾许伯格电话，说他祖上传下这座尼采雕像，愿意送给瑙姆堡——尼采馆有尼采雕像，想来理所当然，而眼前这一尊却是因为有了这个馆，才遇到私人的藏家，献出来：艾许伯格不说，我们便无从知道。「为什么你要独自守护尼采？」我问他。 瑙姆堡尼采文档中心二楼，艾许伯格和尼采雕像。 艾许伯格于是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一九九〇年，尼采逝世九十周年，正是两德统一之年，二十多位东西德青年去到洛肯小村，看望尼采。他们彼此不认识，没约好，到了墓地，发现对方也记得尼采死日。洛肯村纪念馆墙面有幅小小的照片，就是这群扫墓人坐在树下交谈，日后演成尼采读者的联盟，其中一位，即艾许伯格，当年的哲学系学生。 一九九〇年，艾许伯格混在这群爱尼采的读者中，坐在洛肯村尼采故居的树荫下交谈。 自尼采一九〇〇年逝世，欧洲发生多少大事，德国两度成为战败国，几近毁灭。而当一九九〇年这帮傢伙来到尼采墓园，两德才刚歷经战后分裂的初告癒合，头绪纷繁，东欧的动盪，余波犹在。想得到吗，在洛肯村的大树下，有这么一群德国青年只为九十年前死去的那个人，聚拢座谈。 想起鲁迅。五十年代迁葬前，鲁迅在万国公墓的小坟与墓碑，才数尺高，哪有少先队员一批批前往敬礼。一九四六年，鲁迅逝世十周年，倒是有年轻人自去祭奠，围坐墓边，时年十九岁的木心，混迹其间。后来，中国将鲁迅的五处故址闢为五座纪念馆，一律国有。鲁迅的雕像，遍布各省。 异端的坟前应是冷落的，如我在洛肯村所见；异端的雕像应是由爱他的人守着，辗转致送别的爱他的人，如我在瑙姆堡所见。我去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坟墓，也冷落，年年有人献花，不在多少，而在真心、自愿。木心死去，我所诧异者，是葬礼当天出现逾百位陌生青年，得了消息，放下学业或工作，远道赶来。 此刻我坐在尼采家愉快地想：尼采，在他的祖国，未必如木心想像的那么「重要」。眼瞧艾许伯格如大叔般抚摸那尊雕像，我发现尼采并不代表「德国」，而是艾许伯格正在抚摸的那个人，那个出言挑衅、生前很少得到回应的人。他死了九十多年，只因艾许伯格的固执、忠诚，政府于是拨款，建了文档馆。木心身后数年，家乡就给他弄了纪念馆和美术馆，他比尼采幸运。 请来乌镇吧，我对艾许伯格说。他神色为难，意思是家里一摊事，怕走不开。五十多天后，木心美术馆前厅，忽然，改穿西装的艾许伯格在人群中勐地站定，认出我，一把将我抱住。他变了个人，涨红了脸，用结实的膀子摇撼我，那样惊喜地笑着，更像个德国乡下人： 「its so good! its really really good! 」他不断说着，显然不相信眼前的景象。我说尼采就在二楼，看过了吗？「yes!yes! yes! 」他连连点头，又紧紧抱住我。 回到瑙姆堡。那天下午，三点过，我们告别艾许伯格，去洛肯小村。途经瑙姆堡大教堂，远远看见大gg印着十三世纪微笑石雕女像的照片：这着名的雕刻，原来在这里！我立即下车进教堂，仰头观看高高站在柱头的八位捐款人石雕——除了云冈和麦积山的微笑菩萨，世界雕塑史再找不到如瑙姆堡这尊女像的笑脸。 第41页 此行匆匆。近时我常想起瑙姆堡尼采家的露台。目睹他的种种手迹，剎时与他近了。四点过，站在洛肯村尼采墓前，这才真是他。所有坟墓让人心里一静。倒也没什么感慨，平放的墓碑，一家人，彼此挨着。草坪上的墓碑和雕塑则是尼采读者的想像，他那奇怪的梦，被坐实了——西洋人还是耿介，其实不必真做出来——我所感动而竟欣慰者，是这里空无一人的寥寂。 异端的声名，永世寂寂，是对的。艾许伯格也孤寂。他终年在尼采家楼上楼下忙碌着，是令人放心的景象，老房子的木扶梯已被踩成下陷的弧形。木心曾饶有兴味地说，当丹麦的勃兰兑斯给学生开课介绍尼采，尼采大为激动，致信恳求道：能不能多给些细节？木心说到这一节，吃吃发笑：「你看你看，他也忍不住要问哩！」 此即异端的寥寂。木心生前没有一位勃兰兑斯，这一层，他远不及尼采幸运。当然，尼采身后的解读者，代代有人，本雅明、福柯、德希达……近世多少欧洲异端受惠于尼采。而他的想像究竟有限，他绝不知道，远在中国，另有个寥寂的人几乎毕生阅读他、想念他： 一九四八年，我在莫干山读尼采的《朝霞》，好像很默契，二〇〇九年，我在乌镇重读《朝霞》。 这是木心遗稿的一段话。一九四八年，他二十一岁。二〇〇九年，八十二岁，其间相隔六十一年，超过尼采的寿数：尼採得年五十六岁，扣去获病的十年……木心常说，尼采太年轻，没有晚境。 距开馆倒计时只剩两周了。十一月二日，馆员在网络意外看见德国中部「意志」电视台採访视频，赶紧让我看：只听得德语飞快地向人民报告，尼采将去中国。画面上，汉莎公司员工正在我去过的那间档案室忙着打包装箱，艾许伯格对着镜头，斟字酌句…… 十一月七日凌晨，天津海关通知：展品出关，当日直驰乌镇。夜里九点过，匡文兵、王家沛，忙不迭联络乌镇西栅入口为运输车放行。美术馆特地空出的地下保险室，新铺桌布，灯光雪亮。《局部》摄制团队经已驻馆半个月，几台摄像机把守各通道口，严阵以待：尼采要来了。 夜里十点，庞大的货车缓缓开近美术馆后门，我迎出去，忽而如临祸端，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这就是九月间飞去魏玛的理由吗，木心瞧这阵势，会害怕，同时，怯生生笑起来——每有大事果真实现，他总是这样的惶然心喜——箱型车后门轰然打开了，工人先后抬下两个箱子，快步走向甬道。登时，团队年轻人前前后后跟着箱子，毫无理由地疾走、飞跑，场面滑稽而庄重——其中包括我——小代，戴上手套，全程负责开箱、取物、清点，与德国密集联络大半年的王家沛，协助核对。包裹一件件打开，我又看见了两个月前在魏玛和瑙姆堡看见的文献。 将近子夜，众人散去，保险室铁门砰然锁上——好像真会有什么歹人中宵潜入，偷取尼采的纸片——尼采开始度过他在中国的第一夜。 十一月十二日，尼采特展的竖幅大旗，六米多高，被四五位盘踞在脚手架上的工人分持各端，声声吆喝着，缓缓挂上九米高的前厅东墙，尼采侧影在巨大布幅的摇颤中，保持托腮沉思，布幅顶端，鸣谢魏玛机构的文字共有四行，最后一行，特别致谢驻德使者陈平：另一个尼采不认识的中国人。 十一月七日夜，尼采即将来到乌镇。这是为他准备的小房间。 夜里十点左右汉莎公司运输车开进西栅，停在美术馆入口的路边，右侧的女孩王家沛，为联繫尼采展写了上百封信函。 尼采文献开箱清点现场，《局部》团队始终盯着拍摄。 将尼采送来中国的两个木箱之一。 保险锁锁上了，尼采开始在乌镇过夜。 尼采展大旗做好了，铺在前厅地上，法比安和小代正在张罗怎么样挂上高墙。 十一月十三日，尼采手稿和其他文献经已放置玻璃柜内，包括他的死亡面模。总设计师法比安为每本书制作了小铁架，然后亲自爬上高梯，调适照明。北墙，是两幅尼采壮年时代吹鬍子瞪眼的照片，照片上端，是他潦草的签名。 十一月十四日深宵，开馆前夜，上墙的文字板模终于到货，尼采展厅一地纸片，我们忙着排列民初以来文人谈论尼采的语录：王国维、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林语堂、徐梵澄……十五日凌晨四点，临室东墙木心谈论尼采的二十多则语录，总算贴齐，其中一句是： 尼采……这位没有喝过酒的酒神…… 开幕忙乱后，十一月十九日，我去西栅锦堂宾馆与艾许伯格道别，瞧这位瑙姆堡来的德国人坐在江南木格窗边，我又想起他和尼采的阳台，想到他独自经营的文档中心。我心怀歉疚：一大伙人在这里帮着我照应木心，单是馆员就有六七位，而簇新的木心美术馆比瑙姆堡尼采文档馆大几倍，甚至超过歌德席勒档案馆那座宫殿。 我俩不知说什么。艾许伯格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现在已无须向他开口商借，而是，日后把尼采还给他。我送他一幅以毛笔抄写的木心的七律，他默默看了，沉吟道：把尼采与木心的展览送来德国吧。 事后助手告诉我，他央我写的并非木心自己的诗，而是木心据尼采诗「夜謌」的改写本。等我知道，他已走了好几日。 第42页 也许是一种自由的思想，也可能是对不确定性的迴避，或许也是一种重建，是对破坏了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尼采前往中国，并在中国使他的传播成为可能。 当「意志」电台询问尼采此去乌镇的意义，艾许伯格对记者如是说。欧洲知识分子知道词语的分寸，会说「也许」「可能」「不确定性」……天真的艾许伯格。他不知道，我完全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想到「迴避」「重建」「挑战」，更没想到「传播」：除了极个别人——復旦大学尼采研究者孙周兴出席了开幕式，北师大尼采翻译者杨恆达一周前专程去了乌镇——我不会相信这里的大部分观众真会在乎这个展览。我们忙了大半年，只为一辈子叨念尼采的木心。 此外，艾许伯格，魏玛的馆长们，都不知这位商借尼采文献的傢伙根本不懂尼采，几乎没读过他的书。此刻尼采的纸片和原版书还在美术馆二楼待着，过了元旦、春节，明年三月二十一日，就要撤展打包，运回德国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五日写于北京 开馆当夜，尼采情景朗诵《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在乌镇大剧院上演，图为朗诵开幕之前的视频海报。 尼采特展的尼采照片与签名。 仿照魏玛歌德席勒档案馆的十八世纪展柜，我们制作了高仿真件，存放尼采的亲笔手稿。 美术馆二楼四号厅闢为尼采特展展场，南墙是木心三幅大画，西墙是尼采肖像系列，中间案桌是尼采原版书。 展柜南墙，是民初知识分子王国维、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鲁迅等谈论尼采的语录。 尼采原版书玻璃柜。 图片深处的两面墙，分别是木心谈论尼采的语录中英文本。 仿真展柜里的尼采手稿。 乌镇的孩子[1] 记木心的英国之行 航班允许抽菸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甚至不相信有过那种时刻：当纽约机场柜檯小姐迅速办理登机牌，同时会曼声问道： smoking or not smoking？ 二十三年前为木心英国行拍摄的影像，最近剪辑成片，我一看，惊呆了：只见老先生坐在飞往伦敦的机舱，望向窗外，手里举着一支烟。 那么，与木心同去英国的一九九四年，美国尚未实行全面禁菸。 木心的英国行，是我的南京老友刘丹促成并慷慨出资的。他原先任职江苏国画院，一九八一年赴美，未久得英国古董商兼水墨画爱好者休莫斯识赏，私交甚笃。一九九二年，我介绍刘丹认识了木心。不久他去休莫斯庄园度假，来信说，他点起鲸油做成的十六世纪大蜡烛，阅读木心。 一九九三年，刘丹与休莫斯拟请木心去英国看看。其时木心仍住杰克逊高地，一九九四年春，我们三人坐在他小小寓所的前厅，一人一支烟，谈论此行，刘丹已定妥六月六日木心与我飞赴伦敦的机票，自己则先期去到英国与休莫斯会合，迎候我们。 那天我深知将要远游的木心多么感慨而欣悦——他强忍笑意的神情，我太熟悉了——有哪位中国作家无数次以欧洲各国作诗作文，却是从未去过？又有哪位老上海人不嚮往英国么？当少年木心初抵沪上，英法租界尚在，那时他已熟读拜伦或是哈代，更别说莎士比亚了。 但木心总在我们兴奋的话头之后，故意绕开话题，调笑戏言，扯闲天。 接下来的事，木心写在他未完成的散文《英伦夜谭》，我能接续的零星交代，是我们总共在休莫斯都铎时期老庄园待了三周，主人特意请一位法国年轻厨娘全程理厨，其间，休莫斯驾车带我们去伦敦玩了三天，稍后又去莎士比亚故居。 大部分时间我与木心在布满橡树的庄园内外散步，或留他在卧室独自待着，晚餐前请他下来。饭后众人聊天，有一回当我为几位英国人画素描写生，休莫斯取出吉他，轻轻地弹唱…… 昔年耽读关于鲁迅的种种回忆，说他从不度假休闲，移居上海十年，唯偕许广平去杭州玩过三两天，算是晚年唯一的出行。木心亦然。我与他相交三十年，除了陪他去哈佛大学玩过一两日，便只这趟眼看他停了劳作，优哉游哉。 或是文人的本色，也为报復被监管而荒废的壮年，五十五岁的木心自到纽约后，惜时如金，玩儿命写作。 固然，云游欧洲乃奢侈之事，必要足够的闲钱，多少美国人也从未去过欧洲。就我所知，居停纽约后，除了波士顿、华盛顿，木心没去过其他城市，便是他数十年的中国生涯，除了少年时在莫干山隐过一阵，又曾赴北京与哈尔滨参与过设计工作，此外的名山大川都没去过，也不听他说起要去。 其实鲁迅或木心惯于纸上干坤、书中的神游，并不热衷真的旅行。 「什么叫『眼见为实』？」有一回木心嗤道，「去过金字塔，拍张照，就算眼见为实？游客哲学，就是『到此一游』。」而他每次出门，即便坐地铁去曼哈顿见客，亦如临大事，各种聚会能推就推。 我曾怨责他，因几次出行是他的动议。他笑了，说，这倒像我母亲和姐姐，小时候见她们镜子前忙半天，头髮怎么弄法，衣服到底哪件，忽然说： 「弗去了！」 英国行之后，直到二〇〇六年木心归国，两位与他最近的友人，章学林、黄秋虹，数次安排他去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俄罗斯走走，他也弄得像是真的，连连说起诸国的人物与掌故，眉飞色舞，可是临到几乎订票之际，「弗去了！」像是生谁的气。其时我已归国，听说这些，无可如何。 第43页 以我的揣度，那是他暮年的黯然：早岁的渴念经已褪色，年华、机会，俱皆失尽，远游欧洲之于木心，隆重而神圣，犹如声誉，迟迟到来，滋味已变，如他诗中所写：「庞贝城钥匙交给我，庞贝已是废墟。」 日后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他毕生唯一的体面的画展，开幕式他也不肯出席。 而少爷出门，便须体面。他要自己如昔年的绅士般去到欧洲，如他少年时在无数译着中读到的那样。刘丹与休莫斯的盛情，足够体面，现在想来，也只一九九四年那回，木心被说动，悄悄备齐他力所能及的行头——正装、便装、礼帽、便帽，还亲手修改了一件浅白色细麻布背心——果真启程了。 刘丹（左）、木心、亚歷山大·梦露（右） 当然，有我陪着。老去的少爷哪有单独出行的呢，何况我随时举着录像机。 我说你管自走动，别看我，拍下来，以后可以剪辑。平日他绝少让人拍摄他，这回他都依从，孩子般羞笑着，跃跃欲试。所幸他那回的好兴致，日后除了由纽约两位电影人于二〇一〇年为他拍摄的纪录片，他唯一的日常影像，便是这份，那年他六十七岁，形貌举止，成熟而壮健。 真的，木心全程扮演了自己的英国行，举止带着所有人自知被录像的轻微紧张，渐渐展开他暗自修炼一辈子的潇洒。如今回看影像，他果真有风度，亦且老了，如木心这样的傢伙老了，便是风度啊。 然而如我所料，他对英国严重失望了：二战后的欧陆，世纪末的列强，岂能核对木心早岁在译作中下载的十九世纪想像——虽然他只到了英国——自莎士比亚到王尔德，他的烙印般的英国记忆（包括五十年代饰演哈姆雷特而风靡他那代中国人的英国名演员劳伦斯·奥利佛），休想印证一九九四年的英国。 「平民化了，平民化了。」他喃喃说道。 有时他甚至生气，当眼看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名人墓碑全都嵌在大理石地面上，任由游客的无数鞋与脚走动踩踏，木心脸色发青。「岂有此理！」他惶急地对我说，「怎么可以这样！」 他赞美休莫斯都铎庄园的角角落落，以为处处都是「对的」，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富有的休莫斯老是穿着牛仔裤和衬衫。 他以欧洲各国为题的诗作，怕有逾百首吧，我未能详察英国行之后，他笔下的欧洲是否出现微妙的变化。 新世纪初，我曾将木心的全套着作推荐给德国人顾彬，一位翻译了许多中国当代诗作的汉学家。翌年又见到他，我没问他读了没有（那是我对木心做过的唯一的后悔之事），倒是他问了一句： 「你的那位木心，去过丹麦？」 我不记得是否说了实话，我仅知道，如我一辈的二十几位中国作家与诗人的作品，早在八九十年代就有了各种语言的译本，常会受邀出访，甚或久居英国或法国。今天，欧美中国文学的阅读者仍然没人知道谁是木心，当那次顾彬先生问起，木心已年近八十，如今则辞世六年了。 他辞世六年了。去岁春夏，bbc的英国人两度来到乌镇，为大型文献纪录片《文明》的中国山水画部分，选择木心的转印画允作话头。今年，大英图书馆的英国人又是几度来乌镇审察，十月，带着拜伦、兰姆、王尔德、伍尔夫夫人的手稿，进入木心美术馆。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 我又想起木心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那副惶急相，准确地说，是从我自己录下的影像中看见他在伦敦街头昂然行走。街风吹起他的白髮。这乌镇的孩子。 实话说，我已不记得英国之行的详细。倒有两件事，想来如在昨日。 一是即将离英的前一天，木心取了私钱，要我陪他去庄园附近的小镇老店购物。每有稍稍奢侈的用度，他总会格外沉静，那天他乖极了，倒像我是他的家长，领他买糖。到得店铺，稍稍看过，他选了白金戒指、衬衫袖扣，还有别的两件什么，一声不响付了钱。 我想起我的母亲，她也是浙人，也抱着不与人说的奢念和俭省，心里存着很少几件自以为值钱的物事（也许十数年，也许半辈子），终于决定了，并不犹豫、讲价，静静买下，藏起来。而由民国过来的苏浙籍上海人，从来是认英国货的。 此后木心常戴那枚戒指，但从未见他扣上那对袖扣。莫非他念着哪天自己展览的开幕式，可以戴上？ 二〇一一年底，他快死了，谵妄着，这么说道：「以后你出去讲演……戴上袖扣……把手举起来，让人看见，就说……我送你的。」整理遗物时，我忘了那段话，却在一个小盒子里看见那对袖扣，也像我母亲的习惯，贵重的小件，裹着手帕。 另一片刻是入住休莫斯庄园的翌日——啊，远游的最美的时光总在抵达之初——阴，晨起，出庄园，我们缓缓走向林边的田野。空气湿润，四外是初夏的青绿，间或，隔着树丛，远远传来清亮的马鸣。木心停了步子，转向我，掏出烟来： 「呀！长远不听见马叫了……」他满脸感动的样子，伫足聆听，忽而一激灵：「欧阳修这首你读过吗，我小时候欢喜，倒还记得。」 于是他转睛看定林野的某处，带着启始背诵时默想句子的近乎痴呆的专注，几分羞涩，而终于决然背诵，一句不断地，念了出来。 第44页 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仍记得他清弱的语音，记得我俩站在英国的露珠与草泥间。那首词，此刻只记得开头这两句了。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文学回忆录》宣传海报，海报上散布着五年讲课的部分语录。 [1]本文应大英图书馆网站邀约而写，发布于2017年。英译者是留英学者胡明媛。 《文学回忆录》后记[1] 二十三年前，一九八九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初起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十八年前，一九九四年元月九日，木心讲毕最后一课。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课后，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礼帽，我们送他下楼。步出客厅的一瞬，他回过头来，定睛看了看十几分钟前据案讲课的橡木桌。此后，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没出席过一次演讲。 那桌子跟我回了北京，此刻我就在桌面上写这篇后记。 另有一块小黑板，专供木心课间书写各国作家的名姓、生卒年、生僻字，还有各国的诗文，随写随擦，五年间辗转不同的听课人家中。今年夏初，我照例去纽约侍奉母亲，七月，母亲逝世。丧事过后的一天，清理母亲床边的衣柜——但凡至亲亡故而面对满目遗物的人，明白那是怎样的心情——在昏暗壁角，我意外看见了那块小小的黑板。 听课五年，我所累积的笔记共有五本，多年来随我几度迁居，藏在不同寓所的书柜里，偶或看见，心想总要静下心再读一遍，倏忽近二十年过去了，竟从未復读。唯一读见的老友，是阿城，一九九一年，我曾借他当时写就的三本笔录。 木心开讲后，则每次摊一册大号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字，是他备课的讲义。但我不记得他低头频频看讲义，只目灼灼看着众人，徐缓地讲，忽而笑了，说出滑稽的话来。当初宣布开课，他兴沖沖地说，讲义、笔记，将来都要出版。但我深知他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日后几次恳求他出版这份讲义，他总轻蔑地说，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兴出。前几年领了出版社主编去到乌镇，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 先生的意思，我不违逆。但我确信我这份笔记自有价值：除了讲课内容，木心率尔离题的大量妙语、趣谈，我都忠实记录：百分之百的精确，不敢保证，但只要木心在讲话，我就记，有一回甚至记下了散课后众人跟他在公园散步的谈话。 去年岁阑，逾百位年轻读者从各地赶来，永别木心。在乌镇昭明书院的追思会上，大家恳请我公开这份笔录，我应承了——当年讲课时，木心常说将来怎样，回国后又怎样，那天瞧着满屋子陌生青年的脸，戚戚然而眼巴巴，我忽然想：此刻不就是先生时时瞩望的将来吗？ 今年春，诸事忙过，我从柜子里取出五本笔记，摞在床头边，深宵临睡，一页一页读下去，发呆、出神、失声大笑，自己哭起来：我看见死去的木心躺在灵床上，又分明看见二十多年前大家围着木心，听他讲课……我们真有过漫漫五年的纽约聚会么？瞧着满纸木心讲的话，是我的笔记，也像是他的遗物。 电子版录入的工作，细緻而庞大。速记潦草，年轻编辑无法辨读，我就自己做。或在纽约寓所的厨房，或在北京东城的画室，朝夕录入，为期逾半年。当年手记无法测知字数，待录毕八十五讲，点击核查，逾四十万字。为纪念木心逝世一周年，近日忙于编校、排版、配图、弄封面，十二月必须进厂付印了：眼前的电子版不再是那叠经年封存的笔记，而是木心读者期待的书稿——「九泉之下」这类话，我从不相信的，而人的自欺，不过如此。喂，木心，恕我不能经你过目而首肯了，记得你当年的长篇大论吗？年底将要变成厚厚的书。 现在可以交代这场「文学远征」的缘起和过程了。 一九八二年秋，我在纽约认识了木心，第二年即与他密集过往，剧谈痛聊：文学课里的许多意思，他那时就频频说起。我原本无学，直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愿独享着这份奇缘，未久，便陆续带着我所认识的艺术家，走去见木心——八十年代，纽约地面的中国大陆同行极有限，各人的茫然寂寞，自不待说——当然，很快，众皆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 自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九年，也是木心恢復写作、持续出书的时期。大家与他相熟后，手里都有木心的书。逢年过节，或借个什么由头，我们通宵达旦听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强撑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铄。 木心在中国大陆时，与体制内晚生几无来往，稍事交接后，他曾惊讶地说：「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样子，过了几年，终于有章学林、李全武二位，纠缠木心，请他正式开课讲文艺，勿使珍贵的识见虚掷了。此外，众人另有心意：那些年木心尚未售画，生活全赖稿费，大家是想借了听课而交付若干费用，或使老人约略多点收益。「这样子算什么呢？」木心在电话里对我说，但他终于同意，并认真准备起来。 一九八八年，木心与我们在李全武家二楼席地聊天，木心身后即是李全武，第二年，他就召集大家开始了文学史课程（这幅照片在《文学回忆录》中刊印时，误记为一九八七年）。 第45页 劝请最力而全程操办的热心人，是李全武。他和木心长期协调讲课事项，转达师生间的种种信息，改期、复课、每课转往谁家，悉数由他逐一通知，持续听课或临时听课者的交费，也是他负责收取，转至木心，五年间，我们都称他「校长」。 事情的详细，不很记得了。总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五日，众人假四川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的启动。那天满室譁然，很久才静下来。木心，浅色西装，笑盈盈坐在靠墙的沙发，那年他六十二岁，鬓髮尚未斑白，显得很年轻——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课。 开课后，渐渐发现或一专题，一下午讲不完。单是《圣经》就去两个月，共讲四课。上古中古文学史讲毕，已逾一年，越近现代，则内容越多。原计划讲到十九世纪收束，应我们叫唤，木心遂添讲二十世纪流派纷繁的文学，其中，仅存在主义便讲了五课。 那些年，众生多少是在异国谋饭的生熟尴尬中，不免分身于杂事，课程改期，不在少数，既经延宕，则跨寒暑而就春秋，忽忽经年，此即「文学远征」至于跋涉五年之久的缘故吧。到了最后一两年，这奇怪的小团体已然彼此混得太熟，每次相聚有如小小的派对，不免多了课外的闲聊，我的所记，则仍是木心的讲课。 以下追踪记忆，由年龄顺序排列，大致是全程到课、长期听课的学员名单： 金高（油画家）、王济达（雕塑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中央美院毕业，一九八三年来美。 章学林（版画家），六十年代浙江美院毕业，一九八〇年来美。 薄茵萍、丁雅容（中国台湾女画家），一九七七年来美。 陈丹青、黄素宁（国画家），一九八〇年中央美院毕业，一九八二年来美。 曹立伟（油画家）、李菁，一九八二年中央美院毕业，一九八六年来美。 李全武（油画家），一九八四年中央美院毕业，一九八五年来美。 孙韵（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来美年份不详。 殷梅（舞者、编舞家），来美年份不详。 黄秋虹（广东女画家），一九八〇年来美。 陈捷明（广东画家），一九八〇年来美。 李和，不详。 其中，殷梅由全武介绍而来，黄秋虹、陈捷明，由别人介绍木心认识。五年间，因唿朋唤友而听过几课、不復再来，或中后期听说而加入的人，也颇不少。我所熟悉的是上海画家李斌，南京画家刘丹、钱大经、薛建新，北京人薛蛮子、胡小平夫妇。两位木心的旧识：上海画家夏葆元（「文革」前与木心同一单位）、上海留学生胡澄华（其父是木心的老友），也来听过课，久暂不一。人数最多的一次是讲唐诗，也在我的寓所，来三十多人，椅子不够，不记得终于是怎样安排落座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听课人几乎全是画家，没有迹象表明有谁听过文学史，或职志于文学，课中说及的各国作家与作品，十之六七，我们都不知道——木心完全不在乎这些。他与人初识接谈，从不问起学歷和身份。奇怪，对着这些不相干的脸，他只顾兴味油然地讲，其状貌，活像谈论什么好吃透顶的菜餚。我猜他不会天真到以为众生的程度与之相当，但他似乎相信每个人果然像他一样，挚爱文学。 木心讲课没有腔调——不像是讲课，浑如聊天，而他的聊天，清晰平正，有如讲课——他语速平缓，从不高声说话，说及要紧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语气，如宣读早经写就的文句。录入笔记的这半年，本能地，我在纸页间听到他低哑苍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记得，他在某句话戛然停顿，凝着老人的表情，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 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竭力克制着，等自己平息。 讲课与聊天究竟不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木心在上海高桥做过几年中学老师，此后数十年再没教过书——起初几堂课，谈希腊罗马、谈《诗经》，他可能有点生疏而过于郑重了，时或在读解故事或长句中结巴、绊住，后来他说，头几课讲完，透不过气来——两三课后，他恢復了平素聊天的闲适而松动，越讲到后来，越是收放自如。 我的笔记，初起也颇仓促，总要三四课后这才找回画速写的快捷，同其时，与木心的讲述，两皆顺畅了——好在木心说话向来要言不烦，再大的公案、史说、是非、纠葛，由他说来，三言两语，惊人地简单。 而笔录之际最令我感到兴味的瞬间，是他临场的戏谈。 木心的异能，即在随时离题：他说卡夫卡苦命、肺痨、爱焚稿，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他说西蒙种葡萄养写作，昔年陶潜要是不就菊花而改种葡萄，那该多好！在木心那里，切题、切题、再切题，便是这些如叙家常的离题话。待我们闻声闹笑，他得意了，假装无所谓的样子——且慢，他在闹笑中又起念头，果然，再来一句，又来一句——随即收回目光，接着往下说。 如今座谈流行的录音、摄像，那时既没有器具，木心也不让做。他以为讲课便是讲课。五年期间，我们没有一张课堂的照片，也无法留存一份录音。 第46页 「结业」派对，是「李校长」安排在女钢琴家孙韵寓所。应木心所嘱，我们穿了正装，分别与他合影。孙韵母女联袂弹奏了莫扎特的《第二十三号钢琴协奏曲》。阿城特意从洛杉矶自费赶来，扛了专业的机器，全程录像。席间，众人先后感言，说些什么，此刻全忘了，只记得黄秋虹才刚开口，泪流满面。 木心，如五年前宣布开课时那样，矜矜浅笑，像个远房老亲戚，安静地坐着，那年他六十七岁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与全体听课生最后一次聚会。他的发言的开头，引瓦莱里的诗。每当他借述西人的文句，我总觉得是他自己所写，脱口而出： 你终于闪耀着了么？我旅途的终点。 八九十年代之交，国内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早经恢復。文学专业的硕博士，不知用的什么讲义，怎样地讲，由谁讲——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註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贊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木心也从未修过文学课。讲毕唐诗一节，他送当时在座每位学员一首七绝，将各人的名字嵌入末句，这次录入，我注意到他也给自己写了一首： 东来紫气已迟迟，群公有师我无师。 一夕绛帐风飘去，木铎含心终不知。 木心所参考的郑振铎《文学大纲》，最早出版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想必是少年木心的启蒙读物之一。前年得到这两册大书的新版，全书体例与部分资料，大致为木心所借取，我翻了几页，读不下去。「可怜啊，你们读书太少。」暮年木心又一次喃喃对我说。那时他已耳背，我大叫：「都听你讲过了呀！」他一愣，怔怔地看我。 听课五年，固然免除了我的蒙昧，但我从此愚妄而惰怠。说来造孽：木心所标举的伟大作品，古希腊，《圣经》，先秦诸子，莎士比亚，尼采，拜伦，纪德……二十多年过去，我一行也不曾拜读。年来字字录入这份笔记，我不再将之看做「世界文学史」，诚如木心所说，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眼下全书付印在即，想了很久，以我难以挽回的荒率，无能给予评价。实在说，这是我能评价的书吗？ 如今我也接近木心开课时的岁数，当年愚昧，尚于讲课中的若干信息，惘然不察，现在或可写出来，就教于方家，也提醒年轻的读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战初期，十三四岁的木心躲在乌镇，几乎读遍当时所能到手的书，其中，不但有希腊罗马的史诗、神话，近代以来的欧陆经典，还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日本的文学。郑本《文学大纲》所列举的庞大作者群，当年不可能全有汉译本，木心也不可能全都读过，他诚实地说，哪位只是听说，哪本没有读过，但他多次感慨：「那时的翻译家做了好多事情哩。」最近承深圳的南兆旭、高小龙二位提供数百册私藏民国旧书，供我选择配图，虽难测知其中哪些曾是木心昔年的读本，但他的阅读记忆，正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的私人旁证。 讲述《圣经》时，木心念及早岁与他频繁通信的十五岁湖州女孩，使我们知道早在四十年代的浙江小城，竟有如此真挚而程度甚深的少年信徒，小小年纪，彼此辩说新旧约的文学性。提到《易经》，他说夏夜乘凉时教他背诵《易经》口诀的人，是她母亲，抗战逃难中，这位母亲还曾给儿子讲述杜甫的诗，这在今日的乡镇，岂可思议。他忆及家中仆佣对《七侠五义》之类的热衷，尤令我神旺，他的叔兄长辈居然日日去听说书，此也勾连了我的幼年记忆：五六十年代，沪上弄堂间尚且隐着简陋的说书场所……这一切，今已荡然无存，而木心的记忆，正是一份民国青年的阅读史。 这份阅读史，在世界范围也翻了过去。木心的生与长，适在同期步入印刷时代与新文化运动的民国，他这代人对文学的热忱与虔敬，相当十五至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电子传媒时代的芸芸晚生，恐怕不易理解这样一种文学阅读的赤子之情了。 以上，是木心生涯的上半时，下半时呢？ 自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欧美文学的译介几乎中止，其间，值木心盛年，唯以早岁的阅读与文学相濡以沫（他因此对五十年代专事俄罗斯文学的推介，甚表好意）。讲课中一再提及的音乐家李梦熊先生，也是此等活宝：他俩听说乔伊斯与卡夫卡，但「文革」前夕，哪里读得到？而早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就知悉欧洲出现意识流、意象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新潮，之后，对西方的文学景观该是怎样的渴念？浩劫后期，战后文学如「黑色幽默」与「垮掉的一代」，曾有内部译本，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总之，就我所知，五六十年代，各都市，尤其京沪，尚有完全在学院与作协系统之外，嗜书如命、精赏文学的书生。而木心出国前大量私下写作的自我想像、自我期许，竟是遥不可及的西方现代主义。 「文革」初，木心早期作品被抄没。「文革」后，地下文学与先锋诗陆续见光，渐渐组入共和国文学史话。现在，这本书揭示了更为隐蔽的角落：整整六十多年目所能及的文学档案中——不论官方还是在野——仍有逍遥「漏网」的人。 第47页 漫长，彻底，与世隔绝，中国大陆时期的木心没有任何举动试图见光。到纽约后，带着不知餍足的文学的贪婪，他在恢復写作的同时，靠中国台湾版译本找回被阻隔的现代文学图景，与他早年的阅读相衔接。久居纽约的港台文人对他与世界文学的不隔，咸表惊异，他们无法想像木心与李梦熊在封锁年代的文学苦谈——「出来了，我才真正成熟」，木心如是说——私下，我完全不是可以和他对话的人，他几次嘆息，说，你们的学问谈吐哪里及得上当年李梦熊。但木心要说话，要以他所能把握的文学世界，印证自己的成熟，不得已，乃将我们这群人权且当作可以聆听的学生。 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木心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本书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几乎濒于徒劳。 一个在八十年代出道的文学家，能否设想木心的歷程？一个研修文史专科的学者，又会如何看待这份文本？木心不肯放过文学，劫难也不曾放过他，但我不知道他怎样实践了尼采的那句话：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固然，尼采另有所指，尼采也不可能知道这句话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境——在这大语境中，木心怎样营造并守护他个人的语境？去年秋，木心昏迷的前两个月，贝聿铭的弟子去到乌镇，与他商议如何设计他的美术馆。木心笑说： 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不是反讽，而是实话，因为实话，有甚于反讽——讲课中，他说及这样的细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庆十周年夜，他躲在家偷学意识流写作（时年三十二岁）；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他与李梦熊彻夜谈论叶慈、艾略特、斯宾格勒、普鲁斯特、阿赫玛托娃；七十年代他被单独囚禁时，偷偷书写的文学手稿，我亲眼看过，惊憷不已：正反面全都写满，字迹小如米粒；八十年代末，木心年逾花甲，生存焦虑远甚于流落异国的壮年人，可他讲了五年文学课——我们交付的那点可怜的学费啊——九十年代，他承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妄想，满心狂喜，写成《诗经演》三百多首；新世纪，每回走去看他，他总引我到小阳台桌边，给我看那些毫无用处的新写的诗。 在与笔记再度相处的半年，我时时涌起当初即曾抱有的羞惭和惊异，不，不止于此，是一种令我畏惧到至于轻微厌烦的心情：这个死不悔改的人。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这本书，布满他始终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数家珍的文学圣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样持久地影响了这个人。 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魏晋或唐宋文学、伊莉莎白或路易王朝文学，各有专家。其他国家所修的世界文学史又是怎样讲法呢？当年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想必也多所参照了外国的写本。迄今，我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史，除了听木心闲聊。若非年轻读者的恳求，这五册笔记不知几时才会翻出来。其实，每次瞧见这叠本子，我都会想：总有一天，我要让许多人读到。 或曰：这份笔记是否准确记录了木心的讲说？悉听尊便。或曰：木心的史说是否有错？我愿高声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或曰：木心的观点是否独断而狂妄？呜唿！这就是我葆有这份笔录的无上骄傲——我分明看着他说，他爱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作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我真想知道，有谁，这样地，评说文学家。我因此很想知道，其他国家，谁曾如此这般，讲过文学史——我多么盼望各国文学家都来听听木心如何说起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不断不断与他们对话、商量、发出诘问、处处辩难，又一再一再，赞美他们，以一个中国老人的狡黠而体恤，洞悉他们的隐衷，或者，说他们的坏话。真的，这本书，不是世界文学史，而是，那么多那么多文学家，渐次围拢，照亮了那个照亮他们的人。 讲课完结后，一九九四年早春，木心回到远别十二年的中国大陆，前后四十天，其间，独自回到乌镇，那年他离开故乡将近五十年了。返纽约后，又两年，他搬离距我家较近的寓所，由黄秋虹安排迁往皇后区一处宽敞的公寓，在那里住了十年。到了七十九岁那年，二〇〇六年九月，我陪他回国，扶他坐上机场的轮椅，走向海关。黄秋虹，泣不成声，和年逾花甲的章学林跟在后面：自我二〇〇〇年回国后，就剩他俩就近照看木心。 同年春，听课生中年龄最大的金高女士，逝世了。其他学员早经星散，很少联络。之后，每年春秋我去纽约侍母，走在街上，念及木心经已归国。去年木心死，我瞧着当年众人出没的街区，心情有异——今夏侍奉母亲，黄昏散步，我曾几次走到木心旧寓前，站一站。门前的那棵树，今已亭亭如盖，通往门首的小阶梯砖垛，放满陌生租客的盆栽。 第48页 这寓所的完整地址是： 25-24a， 82 street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中译：纽约市，杰克逊高地，八十二街，邮编11372） 木心讲课时，还给众生留下这里的电话：718-5261357。 如今不能上前叩门了。木心在时，书桌周围满是花草，卧室的小小书柜旁竖一乐谱架，架上摊着旧版的苏东坡字帖——在我见过的文人中，木心存书最少最少——自一九九〇到一九九六年，文学课讲义、蓄谋已久的《诗经演》，都在这里写成。凡添写几首诗经体新作，他会约我去北方大道南侧一张长椅上见面，摊开我根本看不懂的诗稿，风寒街阔，喜滋滋问我：「味道如何？」 讲课中，他两次提到与他相熟的街头松鼠，还有寓所北墙密匝匝的爬墙虎：「它们没有眼睛哎！爬过去，爬过去！」每与我说起，木心啧啧称奇。忽一日，房主未经告知，全部拔去了，他如临大事，走来找我，狠狠瞪大眼睛： 「那是强暴啊！丹青，我当天就想搬走！」 木心绝少诉说自己的生活。五年讲课间，难得地，他说出早岁直到晚年的零星经歷，包括押送与囚禁的片刻。他说，和朋友讲课，可以说说「私房话」。本书编排时，我特意在每讲之前排几行摘录，并非意在所谓「关键词」，而多取木心谈及自己的略略数语，俾使读者走近他：经已出版的木心着作，刻意隐退作者，我相信，这本书呈现了另一个木心。 有次上课，大家等着木心，太阳好极了。他进门就说，一路走来，觉得什么都可原谅，但不知原谅什么。那天回家后，他写成下面这首「原谅」诗，题曰《杰克逊高地》： 五月将尽 连日强光普照 一路一路树荫 呆滞到傍晚 红胸鸟在电线上啭鸣 天色舒齐地暗下来 那是慢慢地，很慢 绿叶藂间的白屋 夕阳射亮玻璃 清晰 和蔼 委婉 选这首诗，因为木心、金高、全武、立伟、我，均曾是杰克逊高地的居民，当年辗转各家的上课地点，多半散在那片区域：二十年前，木心这样地走着，看着，「一路一路树荫」，正在前来讲课的途中；下课了，他走回家，「天色舒齐地暗下来」。木心的所有诗文，只字不提这件事，纽约市、杰克逊高地，也从不知道一小群中国人曾在这里听讲世界文学课。如今木心死了，母亲死了，金高死了，此后我不会每年去到那里——「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现在，唯愿先生原谅我擅自公开了听课笔记，做成这本大书。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日写于北京 感谢在乌镇从事摄影的李峻先生，他为晚年木心拍摄了一组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木心交代小代用在他的葬礼上。今年夏天，李先生交给我这批照片的电子文本，任我使用，直到这次排版我才决定打开，看见了我所熟悉的调皮的木心，他给我们讲课时，就是这样的表情，但比这组照片的容颜，年轻二十岁。 一九九四年二月摄于世界文学史讲课结业聚会，左起：胡承华、章学林（「副校长」）、李全武（「校长」）、黄素宁、金高、木心、殷梅、孙韵（聚会地点就在孙家）、黄秋虹、李斌；前排左：小翁、陈丹青。 木心，二〇〇九年摄于乌镇西栅。（李峻摄）当初，他延宕四年方始谈论自己；如今，我静观三载这才公布他的夫子自道。老头子知道了，什么表情呢？我真希望他一机灵，说：「倒也是个办法。」 [1]本文初刊于《文学回忆录：1989—199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后收入《草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木心谈木心》后记[1] 二〇一二年底，《文学回忆录》发排在即，我瞒着读者，擅自从全书中扣留九讲，计两万余字。三年过去了，今天，这部分文字成书面世，总算还原了《文学回忆录》全貌，但因此与母本上下册分离，成为单独的书。 也好。以下我来交代此事的原委——先要告白的实情是：返回八十年代，这份「课业」并不是听讲世界文学史，而是众人撺掇木心聊他自己的文章。初读他的书，谁都感到这个人与我辈熟悉的中国大陆文学，毫不相似，毫不相干。怎么回事呢？！我相信初遇木心的人都愿知道他的写作的来歷，以我们的浅陋无学，反倒没人起念，说：木心，讲讲世界文学史吧。 大家只是围着他——有时就像那幅照片的场景，团坐在地板上——听他谈论各种话题。一惊一乍地听着，间或发问：你怎会想到这样写，这样地遣词造句呢？ 木心略一沉吟，于是讲。譬如《遗狂篇》的某句古语作何解释，《哥伦比亚的倒影》究竟意指什么，《童年随之而去》的结尾为什么那样地来一下子……几回听过，众人似乎开了窍，同时，更煳涂了。当李全武、金高、章学林、曹立伟几位恳请老先生以讲课的方式定期谈论自己的写作，他却断然说道： 那怎么可以！ 总归是在一九八八年底吧，实在记不清经由怎样一番商量，翌年初，木心开讲了。最近问章学林，他也忘了详细，但他确认木心说过：「零零碎碎讲，没用的，你们要补课，要补整个文学史，中国的，西方的，各国的文学都要知道。」众人好兴奋，可比得了意外的允诺，更大的礼物。之后，承李、章二位「校长」全程操办，这伙乌合之众开始了为时五年的漫长听课。 第49页 一九九三年，文学史讲席进入第四个年头，话题渐入所谓现代文学。其时众人与老师混得忒熟了，不知怎样一来，旧话重提，我们又要他谈谈自己的写作、自己的文章。三月间，木心终于同意了，拟定前半堂课仍讲现代文学，后半堂课，则由大家任选一篇他的作品，听他夫子自道。查阅笔记，头一回讲述是三月七日，末一回是九月十一日，共九讲。之后，木心继续全时谈论现代文学，直到一九九四年元月的最后一课。 二〇一二年，我将五本听课笔记录入电脑，一路抄到这部分，不禁自笑了，歷歷想起容光焕发的木心。我与他厮混久，这得意的神采再熟悉不过，但在讲席上，他的话语变得略略正式，又如师傅教拳经，蛮乐意讲，又不多讲，听来苍老而平然。那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对着人众，豁出去，滔滔不绝，但以木心的做派，话头进入所谓「私房话」，他总会找个潇洒而带玄机的说法，用关照的语气，交代下来： 我讲自己的书，不是骄傲，不是谦虚。我们两三知己，可以这样讲讲。 麻烦来了——唉，木心扔给我多少麻烦啊——《文学回忆录》数十万言，可以说都是他的「私房话」，这九堂课，更是私房话里的私房话。现在临到出版，这部分文字也发布，是否合适？ 「私房话」一语，固然是木心调皮，可作修辞解，但他有他的理由，且含义多端，此处仅表其一。通常的文学史着述者未必是作家，而木心是，所以他的话，先已说到： 在学堂、学府，能不能这样做？ 我们才不管那些，巴不得木心毫无顾忌，放开说。麻烦是在下一句： 要看怎么做。 他怎么做呢，诸位在本书中将会看到。可是三年前拟定出版《文学回忆录》之际，「要看怎么做」便成了我的事情——木心生前不同意我的五本笔记对外公开。他去世后，「私房话」语境终告消失，新的，令我茫然失措的状况出现了：他的大量遗稿，理论上，都是有待面世的文本，那是他的读者殷切期待的事——哪怕不过数十人、数百人——出版《文学回忆录》，我能做主，可是夫子自道的这部分，委实令我难煞。难在哪里呢？ 传出去，木心讲自己的书，老王卖瓜，自赏自夸。所以要讲清楚——传出去，也要传清楚。 是的，他自己当场「讲清楚」了，二十多年后，我该怎么「传」法？怎样地才算「传清楚」？ 二〇〇六年初，木心作品的简体版面世了，零零星星的美誉、好意、热心语，夹着各种酸话、冷话、风凉话，陆陆续续传过来。我久在泥沼，受之无妨，但那几年老人尚在世，他开罪了谁吗？二〇一一年冬，木心死。二〇一二年秋，《文学回忆录》全部录入，重读他以上这些话，我心想：这污浊的空间，「传」得「清楚」吗？而当年的木心居然相信「传清楚」了，便是善道，便得太平。 老头子还是太天真。纽约听的课，北京出的书，世道一变，语境大异，我得「学坏」才行。诚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一横心，将这部分文字全部剔除了。 然而新的麻烦，须得收拾：全书九十多课抽去两万多字，便有九堂课的内容骤然减半（其中，两堂课全时讲述木心的作品）。为了版面的齐整均衡，我还得煞费苦心，将九堂课上半节谈论的内容（萨特呀、加缪呀、新小说派呀）挪移、衔接、拼合，既经压缩，课目的数序也随之篡改而减少。诸位明鑑：《文学回忆录》下册，便是这样地被我挖去一块，哪位读者的法眼，看出来么？ 此即木心留下的麻烦，也是我自找的麻烦——以上交代，亦属小小的麻烦。 我从木心学到什么？其一，是他念兹在兹的「耐心」，虽则跟他比，我还是性急。当初，他延宕四年方始谈论自己；如今，我静观三载这才公布他的夫子自道。老头子知道了，什么表情呢？我真希望他一机灵，说：「倒也是个办法。」但这办法并非「传清楚」，而是，索性抹掉它、存起来、等着瞧。 我等到什么、瞧见什么呢？很简单：感谢读者。 迄今我不确知多少人读过《文学回忆录》，多少人果真爱读而受益：这不是我能估测、我该评断之事。然而风中仿佛自有消息，三年过去了，近时我忽而对自己说：「行了。这份私房话的私房话，可以传出去了。」年初编辑第三期木心纪念专号，我摘出听他讲述《九月初九》的笔录，作为开篇，「以飨读者」，随即和责编曹凌志君达成共识：过了年，出版这本书。 有谁经手过这等个案么？我的心事放下了。木心的顾忌、处境，长久影响了我，以至临事多虑，留一手：这是何苦呢？所幸木心讲了他要讲的，我传了我能传的，此刻想想，还是因为读者——包括时间。 诸位，我不想夸张《文学回忆录》的影响。如今的书市与讯息场，一本书、一席话，能改变读者吗？难说。而读者却能改变作者的。木心的夫子自道，只为一屋子听课生的再三聒噪；我发布五册笔录，乃因追思会上向我恳请的逾百位读者——虽然，我不是《文学回忆录》的作者——此刻全文公布这份「补遗」，说来说去，也还是因为顾念读者。读者的从无到有、由少而渐多，谁做主呢？时间。我所等候的三年，其实是木心的一辈子，他的远虑，远及他的身后。 第50页 木心终生无闻，暮年始得所谓「泛泛浮名」。一位艺术家，才华的自觉，作品的自觉，说，还是不说，熬住，还是熬不住，这话题，鲜见于通常的文学史，木心却在讲席中反覆言及，虽举例者俱皆今古名家，但以他自身的际遇，度己及人，深具痛感——眼下这本书，便是此中消息，便是他这个人。 天才而能毕生甘于无闻者，或许有吧；庸才而汲汲于名，则遍地皆是。木心渴望声誉，但不肯阿世，他的不安与自守，一动一静，盖出于此，而生前名、身后名，实在是两回事。木心自信来世会有惊动，但生前的寂寞，毕竟是一种苦。苦中作乐，是他的老把戏，而作乐之际，他时刻守度。日常与人闲聊，他常坦然自得，眉飞色舞，形诸笔墨之际，则慎之又慎，处处藏着机心、招数，兼以苦衷。一位作家顶有趣而难为的事，恐怕是闪露秘笈、招供自己的写作，在高明者，更是智性而旷达的游戏，本身即是创作。 现在回想，如果我们不曾围拢木心催他开课，年復一年撩拨他，他会有这份机会、场合，慨然自述吗？我记得那几堂课中的木心：恳切、平实，比他私下里更谦抑，然而惊人地坦白——好像在座全是他最知心的朋友——同时，也如他俭省的用笔，点到即止，不使逾度。 木心写作的快感，也是他长年累月的自处之道，是与自己没完没了的对话、论辩、商量、反目，此书所录，一变为亦庄亦谐、进退裕如的谈吐。他的自赏与自嘲好比手心翻转，他对自己的俯瞰与仲裁，接踵而至。日间校对这九堂课，我仍时时发笑。当他谈罢《s. 巴哈的咳嗽曲》的写作，这样说道： 好久不读这篇。今天读读，这小子还可以。 如今「这小子」没有了。下面的话，好在他当年忍不住： 很委屈的。没有人来评价注意这一篇。光凭这一篇，短短一篇，就比他们写得好。五四时候也没有人这样写的。 「他们」，指的谁呢？「五四时候」是也果然没人这样写的——今时好像也没有。就我所结识者，对木心再是深读而赏悦的人，确也从未提及这一篇，而他话锋一转： 幸亏那时写了。现在我是不肯了。何必。 这是真的。我总愿木心继续写写那类散文，九十年代后期，他当真「不肯」了。此是木心的任性而有余，也是他诚实。一九八五年写成《明天不散步了》，他好开心，马路上走着，孩子般着急表功：「丹青啊，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写得顶好的一篇散文！」可是八年后课中谈起，却又神色羞惭，涎着脸说道： 不过才气太华丽，不好意思。现在我来写，不再这样招摇了。 当时听罢，众人莞尔，此刻再读，则我怃然有失：老头子实在没人可说，而稍起自得，便即自省，因他看待艺术的教养，高于自得。你看他分明当众讲述着，却会脸色一正，好似针对我们，又如规劝自己，极郑重地说： 当没有人理解你时，你自己不要出来讲。 什么叫作「私房话」呢，这就是私房话。全本《文学回忆录》的真价值，即在「私房」。他谈到那么多古今妙人，倒将自己讲了出来，而逐句谈论自家的作品，却是在言说何谓文学、何谓文章、何谓用字与用词。这可是高难度动作啊，爱书写的人，哪里找这等真货？眼下，隐然而欠雏形的木心研究，似在萌动。此书面世，应是大可寻味的文本，赏鉴木心而有待申说的作者，会留意他所谓「精灵」的自况，所谓「步虚」的自供吗——承老头子看得起我们，提前交了底，以世故论，诚哉所言非人：这是文学法庭再严厉的拷问也难求得的自白啊。 我知道，以上意思，不该我来说。但我也憋着私房话。那些年常与木心临窗对坐，听他笑嘆「不懂啊，不懂啊」，我好几次急了，冲着他叫道：「怕什么啊，你就站出来自己讲！」 这时，他总会移开视线，哑着喉咙，喃喃地说：「不行的。那怎么可以。」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写于纽约 木心，1994年元月摄于世界文学史课结业聚会。 晚年木心（郑阳 摄） [1]本文初刊于《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漫谈木心[1] 《新周刊》：木心和我们的时代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关系？ 陈丹青：木心结结实实活在「我们的时代」，饱尝他那辈人的种种侮辱。他只有一件事可以拒绝时代，就是文学艺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出国，也就是二十二岁到五十五岁之间，他从不发表作品。 多少人六十多年来都在巴望「时代」收容，木心不然。他刚在中国台湾报纸发散文时，我劝他寄回中国大陆，他不愿意。 从传播层面看，木心的书六年前出版了（他七十九岁），今年《文学回忆录》面世（在他逝世一周年），木心终于和「时代」发生了关系；但你读他所有文字，你会同意，他的内心、语言，他的个人立场，和我们的时代没有关系。 《新周刊》：我们试着找到描述他的关键词——局外；观望；离线；不在场；还有人答，陈丹青。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们时代的局外人，观望者，不是没有，但未必在木心的状态和层次。「离线」是指什么？还有「不在场」？木心在中国大陆这个「场」长达三十三年。他在上海的单位是工艺美术工厂——这单位与我们知道的那个木心，简直难以勾连——位于石门二路，我老家在石门一路，小时候常去那里奔跑玩耍，说不定他正在马路上走。 第51页 他和时代的关系是因为「我」吗？太奇怪了。我哪里能代表时代。我认识他之前，他也有亲近的朋友。一个人不和时代玩，但不会不和人交往。 《新周刊》：木心太难界定，我们曾想过一个说法——木心，一个人的中国。或一个人的中国腔。 陈丹青：为什么要「界定」木心？你怎么界定？你界定了，就了解木心，就把他摆平了么？ 「一个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语言：大字眼。 《新周刊》：我们的语境发生了问题？ 陈丹青：密密麻麻的问题。如果觉得木心有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过，照木心的说法，「问题大到了好像没有问题」。 《新周刊》：我们在谈木心时，想寻找他的一个镜像，他在这个时代的对立面。找到一个关键词——粗糙感。同这个时代的粗糙感对照，木心算是精緻的吗？ 陈丹青：他精緻，我们粗糙？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试着不粗糙，就精緻了吗——其实是贫薄、单一、匮乏、混乱。这时忽然出现木心，于是我们想到「粗糙」。「粗糙」，只是文字现象，或指粗陋的生活品质。但说木心「精緻」，也没有说出他。我刚认识他时，他就说，做艺术家，做文人，要有点「草莽气」，不然不会有出息。很久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和官方文艺人来往，可是有草根朋友。要说粗糙，则他顶顶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陀氏写得「毛毛糙糙」，简直「望粗兴嘆」！ 《新周刊》：我们现在必须打破这个状况，木心是木心，我们是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木心永远会被这个时代孤立的。他真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这里面能不能建立某一种联繫，一种共性？ 陈丹青：「打破这个状况」也是套话。何况你怎么打破？打破得了吗？打破了又怎样？ 木心被时代孤立，那就被时代孤立吧。那是他的选择，求仁得仁。 固然，没有这六十年的一切，我们本来和木心在分享一个大语境，或许会有争议，好比胡适与林琴南、鲁迅和梁实秋，打打笔仗。 现在《文学回忆录》出版了，有一个读者就好啊。木心不是写给群众看的，他写给一个人一个人看。 《新周刊》：对。我们怎样去寻找到一个通道，能够让木心更加顺畅地进入到读者群体，大家接受起来更容易？比如我们刚才谈到时代是时代，木心是木心，完全隔离。我们要是换一种思路，有没有共性，比如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愿意谈论艺术，都愿意去爱。 陈丹青：不要把木心说成另外一个物种，好像他活在云端里——什么高人啊，超逸啊，博学高贵啊，遗世独立啊——还是我们的话语习惯，动辄大字眼，喜欢夸张，急于定性。把木心说成仙人，或对他冷漠，其实是同一种思维。 你要是听他话家常，谈小市民、乡下人，谈单位里弄堂里的鸡毛蒜皮，谈怎样做菜，穿衣，怎样调情，你会发现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健康的老头子。」 他和我们都用汉语写作。陈村说，用汉语写作的人，应该读读他。结果倒是许多八〇后九〇后读起来了，未必懂，但愿意读。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说，汉语好像就该是这样的。年轻人不一定讲得出道理，可是好的汉语，对的汉语，自有说服力。许多八〇后告诉我，他们不读五〇后六〇后写的任何东西。 木心不和时代玩，但他的文句会和各种人玩，只要你愿意。最近我得到一些青年读者回应，说读了他讲文学课，开心死了，从头到尾狂笑，疯了。我相信。八十年代我们与他通宵聊天，他常把大家逗得狂笑，跌到椅子下面去，爬起来坐坐好，他又来一句，又笑倒。 木心很调皮的。他见生人，人家要是不知道他画画写作，他根本不谈文艺，目光炯炯地沉默着，装得什么都不懂。 《新周刊》：这个通道能不能建立起来？木心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人，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 陈丹青：他没在说外国话。我们读不懂他，看他不起，是我们离开自己，离开本该如是的状况，太远了。 《新周刊》：我们还没有成为应该是的那个自己，已经成为了另一种自己了。这样说有些沮丧。 陈丹青：我感激他，自从我认识木心，沮丧被唤醒了，从此我开始改变。 《新周刊》：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就是觉得我们这个文坛和木心还是没有对话。 陈丹青：没有，起码的交集都没有——为什么非要对话？木心也从来不和「我们这个文坛」对话呀。 《新周刊》：我问过很多作家，对木心怎么看。他们似乎都是不屑一顾。如果他们了解木心，仍然视而不见，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 陈丹青：对，不屑一顾。八十年代在纽约，我傻乎乎跟人说木心，带去见他，后来发现好多人心里看不起他，包括我的朋友，现在还是一样。人会佩服他的才智，但心底里觉得这老头没成功，没名气，没被承认。他们看得起陈逸飞之类，看得起成功成名、有靠山有势力的人——他们那是看不起自己呀。 《新周刊》：是否因为文人相轻？你的文章不如我的？ 陈丹青：如果是文人相轻的生态，你骂我，我贬你，那可好极了，那是人性的常态。现在不这样。现在是不吱声。 第52页 有名头有地位的，如果说他不佳，第一反应——你是谁？第二个反应，这人牛了，我往哪里摆？ 《新周刊》：关键是这种权力思维不自觉，不自知。 陈丹青：没有别的话语，没有别的思维。 《新周刊》：我们都在这个话语场里头，感觉不到。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方式说话。一旦放到另一个文化空间，差异立马就出来了。这也是文坛最大的问题。 陈丹青：文坛里还是有不少正派书生。但是大面积的集体人格，照八十年代的说法，就是被异化了，集体异化，长期异化。所以木心出现，反倒变成非我族类。 《新周刊》：像这种不可对话，木心他自己有感觉么？ 陈丹青：当然有，从来就有。他那副輓联：「此心有一」、「彼岸无双」，就是在看对岸这群人。 《新周刊》：他说，「每个大艺术家生前都很公正地评价过自己，有人说出来，有人熬住不说」。木心公正地评价过自己吗？ 陈丹青：他介于「熬住不说」和「说出来」之间。他实在是长期默默无闻，一个艺术家的自我意识，憋不住的。他一定会说，问题只在怎么说，对谁说。上文学课那些年，他会顺口说到这类「私房话」。木心走了，我才公布文学课笔录。 《新周刊》：他极为推崇陶渊明，说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是陶渊明。 陈丹青：木心最推崇的人是朴素大气的。他说到哈代，曹雪芹，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脸上佩服透顶。不少人讨厌木心，说他做作，小气，太精緻，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不想在这里说。我的问题反过来：我们恐怕不知道，也不承认，我们的语境是一片泥浆，一片浑水，哪里懂什么叫「做作」？什么叫「小气」？ 《新周刊》：他隐居的态度跟陶渊明的影响有关系吗？ 陈丹青：这是天性。换在一九四九年前，换在法国英国，他也会隐居。他是「老牌个人主义」，生来不喜欢「群众」，同时，非常害羞。但他和所有艺术家一样，渴望名满天下。他退避，隔绝，知道自己是天才，同时渴望被阅读，渴望光荣。 《新周刊》：对于误解他是自知的？他还说过：一个人的知名度来自误解。 陈丹青：木心是个老作家，可是论发表与传播纪录，他是个「雏」。他十三四岁开始写作，将近六十岁才看见自己的书印出来，知道他的书摆在台北书店里。他长期不能遭遇合适的、保有自尊的出版机缘，但他私下会把自己的诗和散文亲手做成书的模样，封面，衬里，扉页，都弄得很精緻，很朴素。以后会放在纪念馆里，给大家看。 他的期待跟任何文学青年是一样的。可是作品发表后，误解就来了——他以为这样清通明白的文字，大家会懂的，可当时中国台湾大部分读者的回馈，失之千里。他很苦恼。我知道这是刚发表作品的人都会有的感觉，就跟他讲：「出名一定是被误解的，你还早呢！」他听了一激灵，若有所思地笑，回去后给我电话，说：「这倒是个说法。」他从此好像释然了。 后来他就把这意思写成一句话：知名度来自误解。 你们没见他刚发表作品的兴奋，跟十八岁的韩寒蒋方舟一样。快六十岁的人，喜滋滋看自己印成铅字的版面，所有《华侨日报》《中国时报》的副刊，只要有他一个角落的文章，他就剪下来，用手艺粘贴成很好看的版式，拉我陪他去唐人街复印，分送给大家。我们一老一少坐在书店地上数那些复印件，数到一半他又调皮了，说：「古人的成语真好，『坐地分赃』，一定要有『坐地』两个字！」 据说张爱玲也一样，她不回应读者，但评论她的文章，都会读。 《新周刊》：这对应了他另一句话——所有人类的文化都是自恋。 陈丹青：对啊。可爱的自恋。我们二十几岁就经歷了这种虚荣，他到晚年才尝到一点点。他在书架上排满他的书，自己过瘾，然后对我说：「喔哟！我的作品太少了！」说时满脸羞愧。他喜欢给人签书，谁拿着他的书请他签，他很享受。但他回国后根本不出席签售会。 你会在每件事上找到他的矛盾，但他展示矛盾，自贬自褒，自褒自贬，一路讲下来。他对所有作家，所有事，都是话说出去，又说回来，说回来，又说出去。 《新周刊》：这就是我们对木心所有误解的来源，因为隔着。为什么说他是局外人？为什么说他跟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格格不入？从白话文的传统就能看出来。木心跟我们不在一个系统里。 陈丹青：对木心的大部分误解，是对我们自己不解。说他是「局外人」，等于说，你是局内人；说他「隔」——是的，太隔了——其实是我们与他隔。你谈任何一个中国大陆作家，不难，那傢伙就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很多概念可以分享，到木心那里，没了，我们的词语会失效。 所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讨厌他。 《新周刊》：有人会拿鲁迅和木心做比。 陈丹青：论练达、老成、语感，是会想起鲁迅那代文气。但木心的命运和语境跟鲁迅截然相反。鲁迅跟时代的关系太清晰，一出道就赢得时代，后来他和时代闹别扭，也是那个时代的戏份之一。木心没有，一点都没有。六年前他在中国大陆出书后，才和这个时代有了一丁点传播关系。他会关注读者的回应，但他置身事外。当时不少媒体、大学邀请他，他完全可以投稿，上电视，做讲演，至少跟大家见见面，但他不。他永远躲着。 第53页 《新周刊》：你说木心是实践了尼采那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陈丹青：多少英雄好汉、饱学之士，拼命靠拢时代，生怕给时代甩了。你竟敢不理会时代？！你找死啊！ 木心和尼采这句话的关系，大可谈论。《文学回忆录》不断谈到这个话题：艺术家要不要介入他的时代？他的回答很简单：介入，不介入，你得拿出艺术，艺术不好，介入不介入，都没用，都虚空。 《新周刊》：让我特别激动的是木心批判时代的那些说法。 陈丹青：对木心的误解和反感，焦点就是他跟时代的关系。大家心理上会被他冒犯，因为谁都在和时代混。木心从来清楚这是怎样一个时代。他前半生做的事，就是不给时代吞没。 要读歷史。读近代史。明面上，左翼给当时的讯息不全是政治，而是道德。人可以拒绝政治概念，但道德攻势一来，扛不住了。多少大知识分子，有产有业的家族，都声援左翼。他们反感当时的国民党，巴望改变。 当时刚从法国回来的一位姓华的建筑师，曾经担任新北京城市规划的技术首脑——当然，后来也成了「右派」——住在上海，开门一看满地坐着兵，立即上楼烧了大锅牛肉汤给马路上的解放军吃。 世界范围都是这样。二战前后多少有头有脑的大人物都是左翼。艺术家更不必说，什么阿拉贡之类，振振有词，一天到晚开会讲演撒传单。现在美国左翼势力还很大，住在上好的公寓里，喝着红酒，拿着高薪，一辈子痛骂国家。 木心很诚恳地对我说，那个年代不嚮往革命的人，是有问题的，他也闹过学生运动，参过军，反感国民党，说民国许多事一塌煳涂。 这问题不该安到木心头上，说：好厉害！他怎么看出来？真命题是：我们这么晚才看出来啊。 对木心来说，事情很具体：怎么保全自己。太多人像狗一样死掉了。有尊严的死，是自己动手。 《新周刊》：就像安·兰德说的——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 陈丹青：不。不要以为木心孤高隔世。他从不假定他的读者是一小撮高雅的人。他晚年有段笔记排列了他诚心诚意想像的读者，包括贩夫走卒，各色人等。 我有兴趣的是：为什么木心的绝大多数读者是七〇后八〇后？现在包括九〇后。 《新周刊》：跟你有关系么？很多年轻人是你的读者。 陈丹青：传播效果上，跟我有小部分关系。我这些年帮年轻人说话，他们愿意走来听听。问题是，如果我推介的不是木心，年轻人也起闹吗？不会的。有灵性的年轻人有直觉，会辨别。 不要夸张我的作用。据我所知，反倒因为我的推介，牵累了木心，原因你应该知道吧，说是作秀，捧，託儿，等等，对我的侧目反感，迁移到老先生那边去了。但我没办法，我得出面，不然他出来太难。 还有，如今年轻人读些什么？我介绍木心时说，不是你阅读他，是他阅读我们。好几位青年起初不解，现在对我说，明白了。你想想，每天打开报纸，大家书架上的书，网上的一切：我们在读什么？ 《新周刊》：什么时候发现中国台湾也是在误读木心的？ 陈丹青：一九八三年木心在纽约的港台报纸发表文章，一发表，读者叫起来，包括高中生。马上有人说，像梁实秋，像七等生（当时中国台湾走红的一位作家），等等，习惯性比附。木心知道了，当然很别扭。 《新周刊》：他在西方也是，他没有归属于某一个语境。所以人们很难对他作出评价。 陈丹青：会有很简单的结论——其实这结论也很粗糙——就是，他的汉语很美。看起来这是很雅的评价，其实不对。什么叫汉语很美？他的语言是讲究，可你读他文章，还有讲课，只是「汉语很美」吗？ 《新周刊》：那他对他和时代之间的这种错位，他有什么说法么？会不会跟你抱怨？ 陈丹青：当然，从来没停止过。他得有个人讲，我是那个听者。 但他的抱怨常是说笑话的方式。有一次我聊起鲁迅写爱罗先珂，写这位俄国老兄当年的文艺腔「寂寞啊，寂寞啊，沙漠般的寂寞」，木心接口就说： 「不懂啊，不懂啊，沙漠般的不懂。」 他常常是听着你说话，同时转自己的念头，立刻成句。 《新周刊》：他内心里有没有一个可以和他比附的对象？还是只能向古代去找？ 陈丹青：他不比附。他在意读者的回应，同时又感到被误解。他知道会这样，只是现在发生了。 《新周刊》：六年前你把木心推介至中国大陆，六年后，你还会替木心惋惜吗？或者，会为那些读不到木心的人惋惜吗？ 陈丹青：不会。我从未期待所有人读木心。有人读我就开心。绝大部分人不读任何东西。 我也不替木心惋惜，这一生是他选择的，他承受了这个选择。但我替他痛心。他后半生是个孤儿。二十九岁到将近五十岁，数度被非法囚禁。我也痛心他出国后的遭遇。不是指清贫——他生活得蛮好，有尊严，写写画画，种花做菜——但你去问问五十多岁的中国文艺家，谁愿意，谁敢，孤身一人出去，重新开始？ 这是他最多产的时期，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五十六岁后重新写作，初次发表。我替他骄傲。但无论如何，跟他讲课中提到的大部分作家比，有谁经歷过这样的一生？晚年获得自由，但毕竟是流亡。你们没流亡过，更没在晚年独自流亡。可是木心说到出国，只说那是「散步散远的意思」——这不是潇洒，而是，他不肯诉苦，不玩儿伤感主义。 第54页 每个人出国都不易。但我看人，顶顶在乎才华，何况他是木心，金贵的人——有一次我俩又谈起鲁迅，他送我下楼时说：「这帮赤佬哪里是鲁迅对手，人家鲁迅是星宿下凡哩！」——我多希望他能有更好的一生。大半辈子没人尊敬他，他的所有平衡是靠自尊。 你想，我们这群傢伙，年纪轻轻出名，中年后生活好起来，被尊敬，被社会当个角色。可是没人知道木心，知道了，冷笑热骂——张爱玲晚年孤绝，可她很早知道自己是somebody——我告诉你，小范围内，我清楚谁在冷笑，谁在热骂。木心使我看清若干嘴脸。 他的文学隔了翻译的鸿沟，这是他在乎的事。再有，他的画，有点像昆德拉讲雅那切克：在他那个时代，他超前了，到了可以公开，又相对过时了，这是悲剧。 所以我眼看他死了，说不出的痛心，但我不替他惋惜。 《新周刊》：你曾嘆息我们今天「没有好的长辈」。熊培云说，现在中年人消失了。到底是长辈没了更危险？还是年轻人没了更危险？ 陈丹青：希腊早先的传统很厉害，小孩长到一定时候，送出门，找个大人带他。古中国也这样，「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前提是有师傅。别以为师傅就是教授。从前弄堂里的乡下人都知道调弄小孩。木心最怀念带他长大的老佣人「海伯伯」，海伯伯给他讲故事，带他玩，木心讲起来活龙活现，到老还想念他，就像鲁迅想念闰土一样。 《新周刊》：我很能理解这句话。你自己错忙瞎练，你到哪个境界，你的师傅看得是一清二楚。你一点都瞒不过他的。你的一点小伎俩、小眼神、小算盘，全看得清楚。你的火候、你的心情急不急、你有没有私心杂念，全看得出来。但我不太理解，中年人没了更危险，他们这代人有很大的问题吗？ 陈丹青：木心会从一句话，给你分析话里话外的意思。他引耶稣某句，说其实耶稣不喜欢这个人，但又不能点破，就顾左右而言他。还分析老子那句「民不畏死」，列出六七条解读——我们现在不会说话，也不会「听」，不会解，不会读。他说现在不解反讽了，说我出了本《退步集》，大家就说：看啊！他自己都承认退步了。 木心回来不接受採访。你说得妙，可是对方不会「听」，你没快感——不会说话的人一定也不会「听」，两头出了大问题。这些，有大人给你解，太不一样了。 《新周刊》：我读《文学回忆录》有个体验——我不觉得他在讲，和他写的是一样的。他的述和作，和谐一致，非常优美，非常干净。 陈丹青：曹立伟说得好，他说好的作家，文章和聊天一定是对应的。木心讲话非常清楚——很难啊，你清楚清楚看！ 《新周刊》：木心还说过，孔子述而不作，他是作而不述。 陈丹青：可以写一篇作和述的论文：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关系，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传播和着作的关系。 《新周刊》：我想谈论知行合一的问题，你曾说年轻人要知行分离，否则在这个空间没法活下去。木心会怎么看？他是知行合一的人吗？ 陈丹青：他不用这种词。教导的、励志的、格言式的话语，他不说。凡有目的性的话语和事情，他都不感兴趣，而且警惕。知行合一，你仍在指向一个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又指向道德规范。不，他没有的。他说：「你要在我书里找我的人生观，找不到的。」——这句话很难解，但很重要。我们半个世纪的写作和话语，就是一个表态的、定性的口号系统，木心不入这套话语的。 《新周刊》：我觉得木心的思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各种化学反应。 陈丹青：你找到木心「这个」意思，发现他已经移到「那里」，你赶过去，他又换位置了。他有个脉络，在这脉络上找寻各种变化，各个面向。他很在乎不要把话说过、说死。他改自己文章，改来改去，就在改这类词语的细微的偏差。 《新周刊》：你一个字一个字录入，很耗时，当中哭过没有？笑过没有？ 陈丹青：从录入到两三次校对，我等于重上了几回课，不断大笑，笑得抽筋，然后会伤感。上周去乌镇，我带了这本书放在先生骨灰盒旁边。不能经他同意了。他真的说过这么多话，现在变成一本书。 《新周刊》：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品相，你满意吗？ 陈丹青：封面是陆智昌设计的，他抓住一个木心的符号，就是礼帽。我在慢慢接受它，它原来不过是我藏在柜子里的笔记。先要把事情做成，希望将来有可能完善这个版本，但怎么完善，我不知道。每件作品诞生后，交到很多人手里，开始自己的生长过程。这一切会不会改变这本书，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刚刚开始。 《新周刊》：你觉得这本迟来的《文学回忆录》够木心吗？ 陈丹青：里面每句话都是木心说的。我可能漏记，但绝不添一句一字。晚年他几乎忘了这件事，从不提起。现在他死了，大家读到这本书——从此对木心的各种解读，包括利用，就开始了。这是无法控制的过程。 要说明一个误区：有心思干净的青年对我说，陈老师你用不着这样累，这样苦心推木心，他要清静，他与世无争——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人无知，对木心无知，是善意的风凉话。我很清楚，我现在做的每件事是木心生前极端渴望的。唯一不能与他商量的，是怎么去做。木心爱文学，而真的文学，爱的是人，他对已知的几位小读者，非常珍重在乎，笔记里会一个个写上他们的名字。 第55页 《新周刊》：就是开始说的错位，包括地域和时间上的。 陈丹青：你告诉我，可有另外一个人，七十九岁了，才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书？陶渊明埋没几百年，曹雪芹生前无闻，但那是前传播时代，今天是手机时代，微博时代，阿狗阿猫都有粉丝。 《新周刊》：一群画家，在纽约，让木心来讲世界文学，是你们需要文学史这个养分，还是需要木心？ 陈丹青：就是想听木心说话，他也乐意我们在听。每堂课都很安静，听他缓缓地讲，休息时，我和木心到外面去抽菸。 《新周刊》：我想接着刚才说的无产阶级文艺。因为现在的传媒，比如《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其实还属于无产阶级文艺范畴。 陈丹青：当然属于。所谓「无产阶级文艺」，是指前三十年累积的、前三十年培养的人，开始在后三十年写东西，语言、思路、人格，甚至激情模式，根子是前三十年。即便弄当代艺术、实验小说、前卫作品，但语言系统，感受方式，对整个文化的理解，很难摆脱前三十年的塑造，我自己也一样。 木心说：「他们有他们的整体性。」这个整体性从来就在。 《新周刊》：就像电影一定要有主题性，要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等等。要分析一篇文章的主题和中心思想、艺术特点是什么。很多杂志的选题就是语言暴力。 陈丹青：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简单。近三十年，所有文艺人都想突破，都汲取新东西，但是内里的教条，全部在，管束也都在，种种扭动挣扎，怪姿势，看过去像是创新，或者，以为在创新。 《新周刊》：在这个大语境下，我们理解木心肯定是发生问题的。 陈丹青：但他和我们都用汉语写作呀。 《新周刊》：我想知道，木心有过一个「杀死木心」的阶段么？还是他一直都这样的木心。 陈丹青：他的狱中手稿有五段被解读发表了，收在二月的《温故——木心纪念专号》中。你去看看，「文革」中他就这么写了。可惜现在找不到他更早期的稿子。这不是一夜间可改变的。 木心对五四从未满意过。他不漏掉西方一战二战前后的作家，但他没有单上一课专讲五四新文学。 他在乎文体，在乎天分。照他说法，五四后，一个鲁迅，一个张爱玲。我问沈从文怎样？他说：「好的，很会写的，聊备一格。」这话其实中肯，「聊备一格」不是贬义。可你现在如果说沈从文不怎么样，那还得了？木心还很喜欢汪曾祺的一篇《陈小手》，特意给我看，说是写来「游刃有余」。 他顶喜欢的作家是高阳，专门推荐我看，杨乃武小白菜之类。我通宵读了，他好开心——木心喜欢高阳，是一个讯息。眼下爱木心的青年写起他，十之八九理解成如何唯美、超然，我读了不舒服，太花枝招展了，是在讲年轻人自己的文学幻觉。木心的趣味，那种质直的、带咸味的、南货店式的、老辣皮实的一面，年轻人没反应。 聊备一格的所谓「格」，好比菜式，冷盘、热炒、红烧、清蒸……可怜中国「聊备一格」者太少了，要是有一格一格好多格，好多层次，好多类别，其中有个木心，我们谈他就顺多了。 《新周刊》：刚才讲到离线状态，现在的人如果处于不在场，不在线状态，就恐慌。但出现了木心这么个不在场的人。近距离远距离观察木心，我们在这么大信息量的空间，会觉得有这个人我们不知道，这也是否导致我们误读木心？ 陈丹青：出现了，你不认得，知道了，冷笑热骂。除了青年，中年人几个在乎？一次办活动，有个六〇后公知当面对我说：「老陈你推荐那个木心，不行啊，根本没法看！」 你知道，木心书刚出，三联的朱伟立即作文贬斥。 还有若干五〇后当代英雄。去年木心刚死，大约听说这件事舆论有点动静吧，美术界理论名家彭德先生就摆出一副公允面孔，着文辨正，兼带教训我，题目是「木心：大师中的大师？」，上来就生造我从没说过的话——照鲁迅说法，先给你涂个花脸——然后说，木心博学，不过是从民国《万有文库》来的。 我真叫悔不迭，早知道去弄套《万有文库》，我不也成木心了吗。 你说信息量太大，容易错过，你以为英雄好汉粗心吗？彼此细细盯着呢。出面嘲骂算老实的，阴暗的角儿，默不吱声。「文革」后，八十年代，大家倒是蛮真心的，醒过来，忽然发现咱们还有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都不知道，大热，大谈。再后来就拼命找，一会儿找出一个，一会儿找出一个，陈寅恪啊，顾准啊，张中行啊，我回国时正在大谈季羡林、文怀沙、王世襄。 《新周刊》：这种寻找，打捞，是我们被唤起了主动性么？ 陈丹青：正相反，我们这才明白几代人多么被动。我们是没有记忆的群体。八十年代开始翻箱倒柜——沈从文等等曾经是名作家，生生给埋了，再挖出来——好了，现在大概搜光了，你很难找到一个人，从清末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完全不知道的。 重要的不是找老人，而是寻找被切断的来源，找到我们自己的方位。 《新周刊》：这也是当今时代的病啊，怀疑一切，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看一切。 第56页 陈丹青：不，不是怀疑一切，而是不相信。如果是怀疑就好了。所谓怀疑，是指怀疑那些众人歷来相信确认的大事理。不相信，是受够了骗，连自己也不相信——怀疑者有本钱的。我们除了一再被骗，还有什么？ 《新周刊》：换句话说，有a，才能怀疑b。 陈丹青：「有你说的那么好吗？算了吧！」这就是我推介木心时许多眼神递给我的讯息。难怪的。大家给骗够了，突然你扔出一个人，告诉他，你可以相信了，他的本能是：no，炒作而已。最近还有人说，推介木心是陈某人的「投资股」。你瞧，这是怀疑吗？ 《新周刊》：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庸人之心度天才之腹。 陈丹青：目前为止，我还没评论过木心的文学绘画，一篇没写过。眼下和你谈，也只随口讲讲，不是评价。过去十多年，第一要安顿先生的晚年，说服他回来，第二是让他看到自己的书在祖国出版，第三是他的病与死，都要在场，第四，就是弄这本笔录，第五，这些日子做木心逝世周年专号。 此后还有美术馆许多事。总之，我推介木心，但不评论。诸位要是愿意，先读他，慢慢来。 《新周刊》：目前是这个时代认知和接纳木心的一个节奏？ 陈丹青：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是，我会旁观这个节奏。 《新周刊》：这个「太早」里面又有一种「太迟」，所以木心说自己「一生都是错的」。 陈丹青：他在每件事上都错位。和市面上新老作家比，木心被阅读的资歷太浅太浅了。此事足够荒谬，足够动人。 《新周刊》：我看《文学回忆录》和之前看木心八种的感觉不同，我会替木心觉得委屈，他太该被更多人知道了。 陈丹青：世面多势利，市场多无情！出书没人叫叫，据说上市后几周卖不动，就下架，就完了，我绝不能让木心的书给这么糟蹋。 在美国，我差不多是他哥哥，我要领他做很多事，移民局办手续，交税，租房子，买东西……我归国那年，木心说：「你走了，等于纽约市长走了。」他躺在病床上，到他死，我老是摸他脑袋，像是我的孩子。 木心真有这个魔力，你稍微放下自己，读它，他会给你点亮一小时，之后又暗下去了。你在说他的时刻，比你平时好。画圈子里，我一路给多少同行吆喝叫好，问题是，木心尺寸太大，怎么办啊。 《新周刊》：木心在文学史里大量讲什么是快乐哲学，什么是他认为的喜怒哀乐？ 陈丹青：日常生活中，他的喜怒哀乐就是你我的喜怒哀乐。他的观念是对应的。他反覆提及悲观主义、宇宙观，都是很难很难被接受的，辩不清的。要注意，他讲悲观主义，同时讲快乐主义，讲酒神精神。他对每件事至少有一对观念。 《新周刊》：怎么享受生活和欲望，但他又说把欲望应该关住。 陈丹青：他经常谈论死。谈起性，也谈到死。 《新周刊》：那种矛盾性体现在他的每个细节上。 陈丹青：不是「矛盾性」，是复杂感。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感，他最感兴趣。 《新周刊》：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我们的快乐哲学。现在所谓的成功人士的快乐就是：挣钱，和性。 陈丹青：那不是快乐哲学，也不是酒神精神，因为背后没有悲观主义，也没有——照木心的说法——时时刻刻的死的恳切。 《新周刊》：读木心能够照射这个时代的浅薄。 陈丹青：大部分时代是浅薄的，木心是在对不甘浅薄的人说话。你问他这些观念怎么会有，他在文学课中给你兜底翻出来。希腊、先秦，耶稣、莎士比亚、曹雪芹……有一组人物他翻来覆去说。这牵扯到他的另一个命题：天才。他总结哪个时代没有好文艺，一句说死：不出天才。你仔细想想，真是这样的。关于超人，他说超人早就有过，早就死了。超人和人类没关系的。他不相信进化论，他说尼采的超人还是进化论。尼采听到，肯定愣半天。 《新周刊》：因为他也受到达摩的影响，他最喜欢的三个人是达摩、老子和耶稣。那他说的天才论，是否可以从轮迴去解释？ 陈丹青：我不评论木心的文学与思想。还不到时候。别执迷于他的「最」，别着急从他那里归结什么，核对歷史，高调定性。他的警句格言——其实是短语——是反警句、反格言的。 他说：宗教是回头是岸，艺术是回头不是岸；宗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艺术是放下屠刀，不成佛——为什么不是岸？为什么不成佛？你仔细去想，想明白了，木心还有一句话——「不要说出来。」 《新周刊》：他说希腊是偶然的，是空前的绝后的。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在想，木心其实就是偶然的吗？ 陈丹青：在他的宇宙观里，人类都是偶然的。你看看现在的希腊。 《新周刊》：第一次採访木心的时候，他说中国缺的不是国学大师，而是诗人。这真是特别要命的事情。你能看得出来，这是木心自己的文学观。但木心其实国学底子很厚，他讲的每个例子都是他读过的，吃透的。他不讲他没看过的东西。 陈丹青：木心也狡黠，也诚实。他会讲：这本书我没读过。又说，这本书找不到，你们哪天读了，告诉我写得怎样。他讲过很恳切的话：「读书不要卖弄。还有，碰到不知道的事，不要生气，要问，问了就知道了。」我和他几十年，再小的事他也找我商量。遇到不懂不知道的事，他一脸的好奇惭愧，像傻子一样听你讲。 第57页 《新周刊》：回到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木心？我们该读他的什么呢？ 陈丹青：为什么要有这个问题？我当初走去和他近乎，只读了他在《华侨日报》上一篇散文，想都没想过为什么，就此跟他三十年。 九几年吧，阿城在我家和他见面，吃完饭散步，我们在一家人家的花园外停下来。鸡冠花开了，暮色里很猖狂的猩红色。当时阿城正在聊京城的现象，即哥们见面就聊政治新闻：「怎么样？今儿有什么重要的事？」木心对着鸡冠花笑说：「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事。」 为什么是花？为什么「重要」？ 我的意思很简单，中国有这么多作家，我也知道一位，你们来读读他。我一直姿态很低：你愿意读，你就读读看。 《新周刊》：木心有没有跟你讲过说某某某懂我？ 陈丹青：枝枝节节的有。这本书里十多次提到的李梦熊：也是一辈子独身，音乐家，狂士。他唯一念念不忘就这一位。除了杭州林风眠，加上上海美专一位陈姓教授，他没有老师的，也没有相对应的朋友，彻底一个人。他年轻时有过非正式学生，聊天说话，据说其中几个有才华，后来散了，有的死了，都离开他了。 要谢谢牛陇菲先生有心，他读了《文学回忆录》，立即找到了李梦熊的线索。 《新周刊》：今且看来，木心的读者在文坛之外，反而许多年轻的求知者能理解木心、走近木心，这使您对「恢復传统」「回到原典」或「文艺復兴」有期待吗？ 陈丹青：没有期待。能回常态就不错。不要拿了木心当「有用」「有为」。无为地读他，反倒或者有用的。他讲课说，文艺有什么好处呢：写着写着，作者自己好起来。 《新周刊》：他对他自己这辈子是个中国人有说法吗？ 陈丹青：从来没有。他说，我是一个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我是一个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翻了脸，是指走了，因为爱国，我才走。他讲起屈原、陶渊明、曹雪芹，表情马上变，那是什么感情啊。爱国人士知道他们爱中国的什么吗？什么是中国，他们懂吗？ 转了背的理想主义，是说，我往回看，我的理想是在古代。他说人类不会好的，没有进化这件事情。 《新周刊》：可能这就明白他对他自己所处的一个环境的认知。 陈丹青：我给他看他十九岁时的照片，他在病床上扭头痛哭。我问他当年怎么不留一张？他说拍了就送掉了。我说这么珍贵，为什么送掉？他说：「国破家亡，这些东西算什么。」 他还是那代人。他佩服周作人、胡兰成的才华，但私下不原谅他们失节。他给我看周作人的字，说，你看看这种字，所以失节呀。他是我爸爸妈妈那代人，忘不了。他谈日本文学，说是一九七几年恢復邦交，日本展览来上海，升太阳旗，老辈人一看就受不了，往事都想起来。这是很质朴的话。 《新周刊》：他晚年选择回来，心理上有什么障碍？ 陈丹青：老了嘛！他说，人家说视死如归，我是视归如死。他跟鲁迅很像的，随便什么事情，他早有一句话等在那里。你看了那句话，你也别说了，他已说透了。 除了鲁迅，他是唯一我见到的作家，你选不完他的句子，太多了。 《新周刊》：这几句，其实是可以跟这个时代对应的。 陈丹青：他说：「姜子牙封了封神榜这么多的人物，首推哪咤，他是尼采的先驱，是艺术家，是武功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但这些话不是在说哪咤，尼采、艺术家、武功、莫扎特、孤儿，都给说出来了，最后加起来，又把哪咤说出来了——几百年了，谁这么说过哪咤？谁又这么说过尼采和莫扎特？ 这就是修辞，我觉得说他诗人，有点低看他。恕我无知：其他诗人说得这么好吗？ 《新周刊》：他有时口气之大，让人瞠目，又会心。 陈丹青：是，口气大。他说上面那些话时，脸色很正，狠狠的，不假思索的样子。他说耶稣那一套，完全无政府主义，完全虚空。说老子的小国寡民，根本不可能。谁敢这么说话啊，但你想想，对的。我记得他说到时，眼睛一亮，脱口而出。 《新周刊》：他所谓「流亡是我的美学」应该如何看待？ 陈丹青：那是乔伊斯说的，木心倒过来：「美学是我的流亡。」他「精玩字词」，常用前人的原句调换调换。你真的解作「玩」，错了，上当了。他常以玩句表达深沉的意思：「视死如归，视归如死。」前一句其实是中国式的漂亮话，后一句直见性命，是真言。 美学与流亡，乔的主语是「流亡」，木心的主语是「美学」。流亡者大谈「流亡」，犯忌的，俗了（所以他讨厌王尔德一天到晚谈「唯美」），木心来个反拨。其实他不玩什么「美学」之类理论词语，但这么一借，「流亡」反倒给说出来了，东欧苏联那么多流亡者，痛说流亡，见这一句，会惊异的。 他的绝招，是随手拿了经典句子、说绝的句子，再来绝它一绝。 这话也可解作他自己的写照。他看待艺术（即所谓「美学」）从来无视地域时代。春阳说得对，木心扔句话出来，从来不是一个两个意思。 《新周刊》：你的语言是不是受到他的这种影响？ 第58页 陈丹青：我倒很想受影响，可讲不出半句。哪有那么容易啊，你学学看。我写文章时不想到木心的，不然没法子下笔，写了，我也不给他看，他听说了，会跟我要，我就拖延不给他。 他好玩时，讲着讲着，忽然冒出毫不相干的句子，临时想到，生怕忘了，嘴上过一遍，回家就写下来——「骑虎难下，虎也怨，谈虎色变，虎也惊」——说什么哪？你细想想，大有余地，不是俏皮话，很正经，很有所指的。 《新周刊》：一己之见——木心先生对庸众、平凡的人是不屑的。他活在高尚的、艺术的、天才的、伟大的人之间。这个理解对吗？ 陈丹青：你喜欢和庸众和凡人混吗？ 可是木心写作，他自己说，最感兴趣的就是凡人和庸众。他从不写英雄，不写伟人。 《新周刊》：有人说，若是现在，木心先生定会写微博的，他的文体、幽默、见识，往往一句全体现。木心会拒绝现代生活方式吗，诸如传媒、消费主义、全球化、网际网路？听说他与网友在网上做了两次交流，甚悦。我想知道，他对现代生活方式是批判的还是乐见的？ 陈丹青：智力没什么古代现代。木心在「文革」前就偷偷过现代生活，我们只是比他年纪轻，你以为到我们才「现代」啊？我跟他逛街，他看高级时装店橱窗，评头论足，说肩膀的斜线，对的，聪明的，又说裤子配这种驼色，真是懂。他进博物馆看前卫艺术，好多说法，可惜我忘记了。 《新周刊》：我在想，假如《巴黎评论》造访他，「木心先生，请谈谈您对艺术或文学史的见解」。木心大可搬出他的《文学回忆录》。《新周刊》做这样的事，显然是事后事。我们该如何復活一个值得尊重的、既不高看也不低瞧的木心？ 陈丹青：你把木心说高，说低，都不如他自己说得好。 《新周刊》：误读是一直存在的。虽然木心说，经得起误读的作品才是伟大的作品。我们仍然想缩短误读的时长，给木心应有的地位。——您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吗？ 陈丹青：我不知道。你说呢？《文学回忆录》是该翻译出去，然后挂号寄给尼采啊，哈代啊，萨特啊……可是「谈虎色变，虎也惊」，怎么翻？这句话老子读到，会变色。 《新周刊》：有人说读完《文学回忆录》，再反观木心作品，豁然通达。误读木心，轻易放过木心，是我们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木心的价值和魅力其实一直在那里，但我们竟然听不见，或假装没听见。这是什么样的时代病？ 陈丹青：那就假装吧。我们整个生活都是装出来的。 《新周刊》：他对你有过什么评价？我知道的是，他说你弹琴好歹弹到了琴键上，更多人弹到了琴盖上。 陈丹青：他从来不喜欢我的画。头一次来我家看，就作难。我知道他不想敷衍，最后他肯定地说：「那你有得苦来，你这是打工啊。」 写实绘画，每样东西都要画出来，在他看，就是打工。好多年后我画了十五米长的联作，好不容易摆弄放好，把他骗来画室，草草看过，他又作难，不讲话。点菸泡茶后，终于说：「哎呀，你好比做了一桌大菜，味道没出来。」很抱歉的样子。 他经常对我很失望，那种失望的、但又不好说的表情，我知道他看重我。有次我要他给我一句整个儿的批评。他犹豫了好久，忽然很认真地笑了，显然这意思在他心里藏了很久：「丹青啊，你缺乏诗意。」 我赶紧问什么叫缺乏诗意？他笑得发颤，随即脸色严肃起来，替我急：「不可以问的！这就是没诗意呀。」 你想想，谁会跟你这么说话的！我瞧着他死，心里剧痛！ 他夸我是在背后。别人偶尔转告我。 《新周刊》：他苛刻吗？进入他的视野，与他对话难吗？ 陈丹青：太不难了！见他是有点难，见了，谈话太容易了。有客来，他好开心，毕竟他是寂寞的——有人回忆见张爱玲，说她整个晚上神采飞扬——木心会处理寂寞和热闹的关系。他不见人绝不是孤僻，真的孤僻者，见人是场折磨。 你见过木心就知道，他对乡下孩子，对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完全就像跟我谈文学一样，跟他们谈。但他不是出于平等观，绝对不是——他曾说：平易近人，近什么人？——但他有句话很动人。他批判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他说，「他人即天堂」。天堂是个窄门，一个人都很难挤进去，两个人反倒挤进去了。 很伟大的话呀！你爱着人，你也被爱，「他人」就是天堂。这话西方人看了，会感动的。他批评荒诞派小说全都是病房、全都是病人，他说那是「智者的自扰」，说他们不诚实，自己过得很好的生活，把世界说成病房。 《新周刊》：你们之间价值观的纷争多吗？ 陈丹青：我有不少观点不同意他。但我们不争。有时我会直接对他说，他好当真，隔天来电话，说给我写了信，但后来没寄。 他讲过一句话，改变了我的性格——我年轻时老喜欢跟人辩论。认识他以后好多了——他说，到了要争起来，已经不好了。我亲眼看见几个场合，来个粗暴的、自以为是的人，夸夸其谈，木心就一直不讲话。 他这句话也讲得好，他说，你们将来出去见名人，要见其人，不见其名。现在大家正相反呢。 第59页 《新周刊》：但你不觉得现代人自我都很大。 陈丹青：那叫什么自我。那是自卑。 《新周刊》：你和木心的关系应该怎么比方恰当？ 陈丹青：你真想「恰当」，就不要比方。我还会再遇到一个木心吗？如果你珍视我和木心的友情，以后见另一对好师友，你说，你们真像当时的木心和陈丹青。你以为他们会高兴吗？ 他们可能有木心和我没有的另外一种关系，另外一种友情。珍贵的关系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 木心给了我庞大的立场，还给我无数细微的立场。有一次在餐馆，我问邻座老太太是不是义大利人，果然是，我就得意——平时我喜欢辨认各国相貌，那会儿又正好刚去过义大利——几年后一次谈起虚荣心，木心就说起那次，说，你刚去过义大利，你想证明你的虚荣（我忘了原话怎么说的），他说人难免会这样，但要克制，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心。 你看，这么微妙的小事，他会点出来，一点，我面红耳赤。修养是很具体的，像禅宗，一件小事、一件小事。你可能很有教养，可是一句话熬不住，失了教养。 《文学回忆录》里到处是这种意思。 《新周刊》：我们这个时代粗鄙，不讲究这些。活在一个很粗的形式里面。 陈丹青：语言失去了，并不就是语言的事。 《新周刊》：木心是个老派的人吗？他的老派里也带着一种新派。 陈丹青：当你说他老派，我们是新派吗？我们新派，是因为成天捏个手机，发微博？ 要说文学的新派，木心比现代诗那些角儿早太多了，四五十年代，大家还没生出来，他就在读兰波之类，也读李广田、何其芳，心里有贬褒。他又通古文，你读他律诗，那是老派。问题是会做律诗的老派角儿很不少，谁会像木心那样迷恋什么高蹈派、意象派、象徵主义、意象主义？ 当然他是老派。他的背景和作风是十九世纪顺到中国来，清末民初有这么一批书生学西方文人的做派，后来这类人遭殃了，改穿中山装，挖泥塘去了，写写检查，能不死就万幸。 老派是一套规矩、规范。木心可以像鲁迅那代人写文言信。他好几次跟我讲，不要乱用文言。他给我解释「顿首」是什么意思，信尾不可以随便「顿首」，还要看尊卑亲疏等等，抬头，落款都有哪些讲究、套路，我是野蛮人，听了全忘了。 一个传统还在，你可以说某人老派，某人新派，如今传统早就崩解了，你说一个人老派，什么意思？老派在过去有点微妙的贬义，现在似乎成了尊称。木心很害羞的人，他渴望被尊敬，机会近了，他难为情，会紧张。他第一次到哈佛办展览，五十六七岁了，感慨万端，临去前心里焦虑，写了一首诗，题目好像是《赴亚当斯阁前夕》。 我的意思，话不要说太满，太高。我不期待目前给他多高的评价，非要搁什么位置上，不要一上来就哗啦哗啦，要么否定，要么高抬。很简单：木心应该得到起码的尊敬，起码的关注。 《新周刊》：包括我们编辑部也有很大的争议，谈一个冷门的文学老人，会不会影响杂志销量，有没有人关注。 陈丹青：这是他的命运。前半生遭遇政治巨变，几乎毁灭；后半生赶上消费文化、传播时代。这俩魔咒足够毁人。就是要支配，媒体并不尊重他选择或排除的那个人、那件事。理由呢，堂而皇之：要么考虑所谓群众利益，要么所谓市场导向，其实呢，是为自己这摊权力。 这时你说木心老派，还有点所指。他一辈子不合时宜，时宜也不合他。如果他和时宜交接了，会很有意思。眼下或许正在发生这么一回事，芸芸众生，会有一小群人朝他走过去。 好杂志是有远见，有担当，有勇气的。木心常说起《小说月报》和民国一两个刊物，说是有要紧的人物或主题，杂稿全部停，整本就讲那一件事，好痛快——那就是老派作风。 《文学回忆录》有不少木心青年时代的时髦话语，如今过时了，譬如为人生而艺术等等，早不提了，但在今天，老话题遇到新问题。譬如作家要不要介入时代。木心谈的是政治语境，谈雪莱热衷搞政治，拜伦参加希腊解放军。可是今天一个作家要不要进入时代，命题和那时完全不一样了。 比方要不要跟媒体合作，要不要适应电子传媒，都涉及作者和时代的距离把握。木心偶一玩弄，也有，就是和青年人两次网络对话，很俏皮，也很诚恳。他身边助手回忆，三下两下木心就做完了，顷刻贴到网上去。 这也是一种「老派」，你明白吗？真的老派蛮风流的，忽然跳那么几步舞。他如果用微博，今天玩自媒体的玩不过他，他的绝招是短句。他读了我在《纽约琐记》里一篇写塞尚专展的散文，大约两千字吧，调皮了，说，我也来写写看，结果三个字： 「塞尚，晴。」 《新周刊》：若木心仍在，坐对面听这些谈话，他会怎样？ 陈丹青：唉！木心没有了。你这些鬼问题让他来谈，弄得你一惊一乍，而且他永远在控制中，不会谈乱掉。 《新周刊》：我们终于可以分享木心先生的文学遗产，这是我们以及这个时代的荣幸和机遇。木心对年轻人和时代变化毕竟是有期许的，我想知道，这样的期许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把握这种机遇？ 第60页 陈丹青：「这个时代」让你转达「荣幸」了吗？你怎么知道？ 我可不知道木心对年轻人有什么期许，期许什么，你非要「把握机遇」，去读《文学回忆录》吧。 二〇一三年元月写于荷兰海牙 继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乌镇昭明书院木心追思会之后，二〇一二年元月十五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798百雅轩大厅举办北京木心追思会，题曰「木心走了」。上图：小代（右）与仲青（左）在追思会入口处与木心合影，他俩守护到先生的终点。下图：北京追思会现场。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木心逝世一周年，理想国在北京东站画廊举办纪念活动，兼《文学回忆录》首发，题曰「木心的礼物」。活动现场展示了部分木心遗物。上图：右侧是木心私藏的五线谱稿本，左侧是世界文学史课程中提到的文学作品民国译本原版。下图：木心的礼帽，木心故居残存的窗棂，木心私藏的文学家肖像。 在木心病重的同期，乌镇起建木心美术馆。上图为目前的美术馆施工工地。二〇一三年，木心晚晴小筑前三进开始筹建木心故居纪念馆。下图为纪念馆电脑设计图：右起第一间，家族馆，第二间，绘画馆，第三间，文学馆。二〇一四年木心生日时对外开放。 青年木心，摄于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摄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乌镇晚晴小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