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小传》 第1页 [名人传记] 《曹雪芹小传》作者：周汝昌【完结】 总序 承华艺出版社的盛意，将这六部拙着重加印制流布，并锡以嘉名，命之曰《周汝昌红学精品集》，既感且愧。因为拙着皆难跻"畅销"之荣列，六部书中绝大多数是"只印一次"的，而且几乎都有十分曲折离奇的经过（一言难尽）。如果华艺是为了赚"大钱"，决不会看中了我这些书稿--我之既感且愧，首在于此。 这六部书，虽非我研红50年的全部述作，但也确实具有其代表性与创始性（originality）的意义，因此不妨乘此机缘略为申说。《红楼梦新证》初版于1953年9月，当年三个月内连续再版、三版（校订、增补），为彼时海外人士诧为异事，评价也高〔注一〕。但当时的认识，总超不出"资料丰富"这种表面现象，这原不足异。在我个人自忖，则此书的真正精神意度，并不在此。只看引用书目多达700余种，"挖掘"了一批"史料"，等等，未免"买椟还珠"之嘆了——此书的首创性与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紧密绾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知："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来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同时也对比了高鹗伪续后40回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世界的迥异于雪芹原着）。 《曹雪芹小传》出版于1980年，原是《曹雪芹》（1964，作家出版社）的修订扩充之本。雪芹的家世，已由《新证》考订粗备，而生平则史料奇缺，本是无法成"传"的，但为了填补这一巨大而重要的空白，"知其不可为而强为"，勉力以赴，钩勒出一个"聊胜于无"的轮廓来。书出后颇获专家学者的奖许与鼓舞，于是方悟此一主题虽然探讨起来困难万分，却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一项"扛鼎"之重任与胜业。 上文已述，《新证》虽然"曹学"成份很重，实质是文、史、哲综合型论着。因此可以说"曹学"的正式成型，应以《小传》为其代表。 《红楼梦真貌》实质是"版本学"与"脂学"绾合同步的创例论述（这两门红学专科分支，在《新证》中也曾初步研论，但不及深入详究）。此书揭示的是众多古钞本中异文的繁多、复杂之惊人与难以审辨，我与亡兄祜昌对此所下的苦功夫最为浩大，此书乃一提要"结晶"，用科学的大量表格与数据显示了雪芹原笔与后人（多层次）妄改的实况--例如有人迷信《庚辰本》，说它"最好"，其实从《真貌》中一看即知并非如此，它已有改得很坏的文句了。 同时探究了脂砚这位批书人与作者雪芹的特殊亲密深厚的异样关系。 《红楼访真》是考索雪芹笔下的"西府""东府"的歷史地点的奥秘问题。我的观点一向坚持认为雪芹的文学手法是以写实为基本的，其地点、人物，皆有"原型"。本书人多个层次证明了"荣国府"实址，由民间父老口传以至学者的诗文记载，加上我自已的研求，得出一个结论：此府原系康熙内定嗣位人皇十四子胤祯的废府所在，胤祯是被雍正（即胤禛）软禁而篡夺皇位的受害者〔"东府原是胤■（敦郡王）废府，胤■是被雍正第一个惩治的政敌〕。这一份专题研究，不但可以引人"入胜"，而且揭示出这所关于曹家上世政治命运者至为重大。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是在美国讲学客居时的研究成果（1986-1987），北京、台北分出两本。此为首次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两结合的特例，前所未有。这并不是说此书即能包括偌大辉煌内涵，而是要点醒这一重大文化关系与芹书的文化地位与价值。仅此一点，其歷史意义也就很重要了。 书分三编，上编专研"自传说"。中编讲"痴"的歷史命题与涵义。下编提出芹书的独特叙事美学--大对称对比的结构法则。全部是具有独创性的研论，甚异于一般常谈套语。 上编从巴金、鲁迅的红学观讲起，追溯了"自叙传"文学在中华文化上的源流，指出清人早已揭示《石头记》是雪芹"自况"，胡适只是"復活"了这一识见，而非创始。同时也引及了海外着名学者、小说专家夏志清、浦安迪（andrew·h·ks）、高友工、刘绍铭诸位教授的论述意见，以为参证。"自传说"是"红学史"上的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受到批判最为激烈，本书的研讨，可供学人深思反省〔注二〕。 《红楼梦的真故事》不待多讲，它是我的"探佚学"的一个艺术形式的表现，体例新颖，目的是想窥视雪芹原着（被高鹗等人篡改以前）的小说重要思想内容与情节的发展变化。因为要想真正深刻理解雪芹的头脑与心灵，除此以外，尚无良法，是以应当不拘一格，设法寻究。我们虽难作到好处，但事情总要有个认真求真的开端，方可逐步接近较为完善的境地。 这六部书，已然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红学"努力是"分科"而又"综绾"的。这六大方面，也许就都是"红学"的要害与精髓，其它分支衍生之学，应居次要地位。我们总还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更多学人给以关注。 粗略而叙，已然可知：这门学问并非"文艺""小说写作"的层次范围之事，而是属于中华文化大课题的一个项目了。对此，个人的学识才力，差距太大，万难胜任。50年所作，虽说"尚称勤奋"，而成绩实在微薄。回顾一下，惭愧得很。 华艺出版社的诸位，包括金丽红女士、郑治清先生，对于重新出版这六部书，热切逾常，多方敦促，这使我更是既惭且感。六部书最早的创始于1947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本科西语系，忽然旁务"红学"，确是不自量力。以后愈深入下去，愈觉自身学力识力之不足，加上各种工作条件也不理想，以致50年间，所获不过如此而已。即此可知，惭愧之言，不同于泛常的谦辞套语〔注三〕。我以为，"红学"既非一般文艺学而是中华大文化学，在她的面前，敢于染指涉足的，自然都会各显其"能"--同时也会各出其"丑"。"红学界"目下的千姿百态，恰好说明了这一大道理。 第2页 感谢华艺出版社，感谢各方面的友好的支持襄助，感谢真正学者的批评指正--凡真正学人，与人为善，绝不自私自利。50年研"红"，没有以此为"衣食父母"，藉此为升官得禄、沽誉钓名的阶梯。拙着中歷史留下的痕迹，不必復存的，略加收拾，但亦难尽掩，大体是以存原貌为主旨。还望读者多加鑑谅。 戊寅新正记于惜纸轩 〔注一〕以周策纵教授为代表的评语是"划时代的最重要的着作"。彼时海外以高价求购套购，也立即有了盗版书牟取厚利。（至于六部书中所获其它好评与事例，今不具列了。） 〔注二〕本人的"红学"观点的核心即是"自传说"，服膺鲁迅先生的论断："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属亲歷；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批评批判者以为这违反了"集中概括""典型化"的理论，斥为错误以至"反动"。但时至本年（1998）二月份，我注意到，《文艺报》报导了已有一套"自况体"文学作品编辑出版；相隔数日，又有《中国文化报》报导，1997年的长篇小说是"写实为主"。这是可资思索研究的重要课题。 （注三〕本人着述，所得鼓励，绝大多数来自普通读者群众的投函。至于公开发行专业刊物，则近年连续发文指教与批判，其势不减昔年。是以舆论界已有"围剿"之说復出了。在此形势下，华艺竟肯重出拙着，不能不说是胆识超常。我之既愧且感，是字字有其真实内涵的。 序 新春里才从墨西哥度寒假回来时，收到周汝昌先生自北京来信，说他最近已把旧着《曹雪芹》一书增删修订，改题作《曹雪芹小传》，即将出版，要我写一小序，以志墨缘。他这大着要出新版的消息，不但使我高兴，我想海内外所有爱好《红楼梦》的读者们也一定会雀跃欢迎的。 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的传记资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事实上，世界几个最伟大的文学家的生平毕竟如何，也往往令人茫茫然：像荷马与屈原，也许是由于时代太久远了，缺乏详细记载；但莎士比亚（1564-1616）比曹雪芹只早生一百多年，已近于中国的明朝末期，到今天大家对他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甚至有人还在说，那些戏剧都不是他作的。也许这些大文学家在生时正由于不受统治集团和世俗的重视，才有机会独行其是，发挥一种挑战和反叛的精神，创作出不朽的巨着罢。这样说来，好像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越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这小传之前，首先要想到着者所面临的是何等的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 可是我觉得汝昌写这小传时，却採取了一种很明智的态度。他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他所描述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干隆时代的政治演变和风俗习惯，都详征史实；对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证，比较起来也最是审慎；大凡假设、推断、揣测之处，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好作进一步探索。这种以严密的实证配合审慎的想像来灵活处理，我认为是我们目前写曹雪芹传唯一可取的态度。 自从"五四"时期新红学发展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我们对《红楼梦》和它的作者、编者和批者的研究，已进步很多了。这其间，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着作。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细密，都可令人敬佩。至于对某些问题的判断和解答，对某些资料的阐释和运用，当然不会得到每个人的完全同意。这本来是很自然的现象。一个顶好的例子，是他大胆建议曹宣的名字，多年来受人责难，直到康熙时的《曹玺传》稿被发现后，才果然得到证实。今后红学研究，基本上还需要大家来发掘更多的资料，并使它普遍流通，让学术界来广泛利用，作出各种不同的可能的解释，互相批评，铢积寸累，弃粕存精，以求逐步接近真实。"实事求是"首先要挖掘和知道"实事"，然后经过反覆辩论，才能求得真是非。恰如林黛玉对香菱说的："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汝昌在考证方面给红学奠立了许多基础工作，在讲论方面也引起了好些启发性的头绪。他自己也在不断地精进。 这一点我不妨举一件小事来作证。他在初版《红楼梦新证》里解释"雪芹"二字说："怕是从苏辙《新春》诗园父初挑雪底芹取来的。"后来在1964年出版的《曹雪芹》一书里，他又加了"或范成大的玉雪芹芽拔薤长的诗句。"我当时读到这里，就觉得这样注释固然显得有理，但雪芹真正用意所本，应该还是苏轼的《东坡八首》。我把这意见向一些学生说过，本来想写一篇小品来补充，因别的事情耽搁了。后来读到1976年汝昌的《新证》增订本时，见他果然在这范成大的《田园》绝句下面又加了一个括符说："参看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磋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这小事很可看出他不断勤奋追索的精神。 第3页 当然这里我仍然不妨补充一下我个人的一点见解。我为什么说这诗才是"雪芹"之所本呢？要了解这点，必先说明苏东坡用这"雪"和"芹"的歷史背景和象徵意义。按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被新政派小人告发，以所作诗文"讥切时事"，教人灭"尊君之义"，和"当官侮慢"等罪名，被逮捕下御史台审问入狱，几乎丧了性命。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此案牵连很广，据东坡自己事后说，吏卒到他家搜抄，声势汹汹，他家"老幼几怖死"，家人赶急把他的书稿全部烧毁。亲戚故人多惊散不顾。情况颇有点像《红楼梦》里所描写的抄家的恐怖局面。我们固然不知道这一回是不是雪芹的原稿；但我想，雪芹在原稿写到抄家时，其情况恐怕也会和东坡所描写的抄家的恐怖局面有共同之点。而汝昌在本书中写到明清时代抄家的情况时，也正好有类似的举例，《新证》增订本引《永宪录》也有"幼儿怖死"的例子。苏轼在御史台的狱里坐了四个多月的监牢，旧传御史台植有柏树，上有乌数千，故又称乌台、乌府或柏台。从来就相承作为是冷森森的地方的一种代表。苏轼前此六年还给他一位当御史的朋友写过一首开玩笑的诗，中有"乌府先生铁作肝，霜风捲地不知寒，犹嫌白髮年前少，故点红灯雪里看。他日卜邻先有约，待君投刻我休官"等句。现在果然是轮到他被劾休官坐到这冰冷的监狱里来了。他在狱里所写的诗，描述他一夕数惊，时时有丧命危险的感觉，如说："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也正是特别描述那凄冷阴森之状。在狱里他还写了"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其中如："谁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风至，飞英覆空屋"（榆）；"栖鸦寒不去，哀叫飢啄雪，破巢带空枝，疎影挂残月"（槐）；"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竹）。这些都是用植物能耐冰雪而保存生命和骨干来比喻政治迫害下的挣扎图生存、保气节。苏轼在审讯期间，得到一些同情者的援助，免了死罪，被贬谪到黄州。元丰三年（1080）二月他到黄州后，生活穷困，次年春得朋友帮助申请到一块官府的荒地，亲自垦耕，他把这块荒地依白居易诗意取名东坡，便作了那《东坡八首》。诗前有一自序说： 余至黄州二年〔其实只一年左右，旧时习惯，过了年关便可如此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闢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嘆，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这几首诗表面上虽只描述穷苦耕作之状，背后却流露着对宋朝那种恶劣官僚政治的不满，如"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和"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等，都可想见。其中第三首全诗如下： 自昔有微泉，来从远岭背， 穿城过聚落，流恶壮蓬艾。 去为柯氏陂，十亩鱼虾会。 岁旱泉亦竭，枯萍粘破块。 昨夜南山云，雨到一犁外。 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 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 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自註：蜀人贵芹芽脍，杂鸠肉为之。） 这诗开头说原有细小的泉水，从山上流过城镇，变成垢秽，助长了杂草，使鱼虾聚集。后来天旱了，泉水也枯竭了，萍草皆已枯萎。忽然一夜雨来，本是可喜，但走去荒地一看，野草丛蔚。侥倖的是泥巴里还留下一些芹菜的旧根，只一寸来长，孤零零遗存在那里。希望这耐过冰雪严寒的旧根，等春天一到，又重发生机，那时长出芹芽，就可以做成芹芽鸠肉脍了。初看起来，诗只描写了一种田园自然景象，但我们如了解他这一两年来的生活经歷，就会明白，他是像陶渊明写田园和"拟古"诗一般，诗句的深处实有无限的人生与社会意味。联繫着他近两年做官被逮、搜家、入狱、贬谪这一连串的变故看来，就可知道这诗可能暗示着，过去的政府细惠，只助长了恶吏专横；而一旦恩惠枯竭，他的生活就艰困濒于死境；只因他能耐住冷酷的现实，在一些同情者的维护下，方得保存生机；但还要等待政局的春天到来时，才会真正快活。苏轼在这诗里用芹来比自己，也正如他前此不久在狱中作诗用榆、槐、竹、柏来自比。他在《东坡八首》之前的几首诗里，又常用梅花来做比兴，如"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和"蕙死兰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岭头梅，数枝残绿风吹尽，一点芳心雀啅开"，都是用来描写这种心境。苏轼把芹看得很重要，有如屈原的兰蕙香草，这也许因为芹是他故乡贵重有名的植物之故。元丰三年五月，正是他写东坡诗前几个月，和他最要好的堂表哥文同的灵柩经过黄州，他写了一篇祭文，其中就说："何以荐君，采江之芹。」 曹雪芹的父辈把他取名霑，自然意味着霑了甘霖雨露之惠，也可能有霑了"皇恩"或"天恩祖德"之意。替他取的字，也正如汝昌所论，应该是"芹圃"，有"泮水""采芹"，希望他中科举、得功名之意。雨露或泉水"霑"溉"芹圃"，固然是顺理成章，"采芹"游泮得功名，也可说是"霑"了天恩；所以这名和字意义实相关联。用"圃"作字本是从"甫"转变而来。"甫"字传统上多用作"字"的下一字，如吉甫、尼甫等。过去都说甫乃男子或丈夫之美称，或男子始冠，可以为"父"之称。《集韵》说：圃或省作甫。其实甫本是圃的原字，甲骨文的甫字作田上有草，后起的甫字才从用父。后来又加上一个外围作成圃，正如或字加框成国，原是多余的。《诗经》里的"甫田"、"甫草"，《毛传》都误训作"大"，其实就是"圃田"、"圃草"的意思。男子成人，可以为父的时候便取一"字"，字从子，本意就是表示可生子了。甫字无论通父（斧）或通圃，都是樵苏採集与农业社会里求生产与生殖的愿望下用来作"字"的。后代人喜欢用"圃"作字号，兼含有为农为圃的风雅诗意了。 第4页 曹雪芹在他"芹圃"一字的基础上取号"雪芹"，应该是从东坡诗里的"泥芹""雪芽"取义。《东坡八首》这诗远比苏辙的诗和一百多年后范成大的诗有名。东坡最着名的别号也由此而起。曹寅很喜欢苏轼的诗，可从他所作诗中有"用东坡集中韵"一事看出来。《四库提要》也说："其诗出入于白居易、苏轼之间。"虽然失之简单化，毕竟看出有苏诗的作用。曹雪芹自己的作品也往往现出苏轼的影响，例如《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写"寒塘渡鹤影"那只"黑影里嘎然一声"飞起的白鹤，正像《后赤壁赋》里描写的那只"玄裳缟衣，戛然长鸣"的神秘的孤鹤。第三十八回宝玉的"种菊"诗里有"昨夜不期经雨活，今朝犹喜带霜开"和"泉溉泥封勤护惜"的句子，与《东坡》诗中"微泉"，"泥芹宿根"和"昨夜"一犁"雨"之活荒草，也可能有一些渊源。假如这个猜测不全错，那就更可见雪芹确曾留心过《东坡八首》了。他家先世既"屡蒙国恩"，后来皇恩枯竭，遭受抄没，也许正如汝昌所说，其时或许还有人保护才得倖存过活。他想到苏轼的遭遇，读了《东坡》诗，当然会引起许多同感，何况东坡诗又用的是他的字"芹"自比，所以便取了"雪芹"做别号。东坡的"泥芹"之泥固然是污浊的（宝玉所谓"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但它的"雪芽"却是出于污泥而不染。苏轼兄弟诗里的雪多半是洁白而有保护作用的，曹雪芹笔下的雪尤其美丽，带有耐冷保护诸义。试看《红楼梦》第四十九回芦雪庭即景咏雪联句中说的："有意荣枯草，无心饰萎苕"，便带有这种意思。（"苕"字程、高本误作"苗"，殊不知这儿苕字是取《诗经》小雅《苕之华》之义，朱传所谓"诗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虽荣不久，故以为比。"雪芹原句是指雪不愿来装饰那些依附于即将衰败的皇室统治者的人们。改成"苗"字便全不相合了。）"雪芹"二字含有宿根独存、洁白、清苦和耐冷诸义。苏辙后来写《新春》诗时，用"雪底芹"一词，也许仍是受了东坡诗的影响，他下面两句是："欲得春来怕春晚，春来会是出山云"，也有瞻望东风解冻的意思。说到这里，不免想起汝昌在增订本《新证》里採录《午梦堂集》一篇《曹雪芹先生传》，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说雪芹号"耐冷道人"。这就和我上面所解释的"雪芹"意义恰好相合。这篇传里固然有好些错误，但有好几处说得相当正确，正如汝昌所说，「岂尽向壁虚构所能为？ 」 说到这里，不妨再给曹雪芹的另一个别号"梦阮"附带也解说几句。大家都知道这别号是表示嚮往阮籍。敦诚赠雪芹诗已明说"步兵白眼向人斜"。追忆他的诗也有"狂于阮步兵"之句。但雪芹做人的态度狂傲像阮籍，也许还是表面的；他嚮往阮籍而取号"梦阮"，我以为或许还有更深一层意义。这就牵涉到阮籍的处境、思想和态度，与曹雪芹有许多相类似之处的问题。《晋书》本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本已像"于国于家无望"，"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了。大家又都知道，阮籍的父亲阮瑀曾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管书记"，和曹丕、曹植兄弟都很要好，为"建安七子"之一。司马氏篡魏时，曹爽、何晏等谋復兴曹魏，事败被诛。阮籍曾拒绝属于司马氏一党的蒋济的邀请。据《魏氏春秋》，籍却担任过曹爽的参军。他又与何晏等人相似，浸沉于老、庄思想，违背司马氏一党所倡导的保守派儒家礼教。嵇康说他"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讐"。曹雪芹因雍正夺取政权后发现曹家和他的政敌胤禩、胤■有关系而遭抄家之祸。他的身世自然很容易使他联想到阮籍在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后的遭遇。何况阮家世属曹党，而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时常被称赞才如曹植；寅着《续琵琶》传奇替曹操赎回蔡文姬事吹嘘，当时人便批评他可能袒其同宗。曹寅赠洪昇诗正有"礼法谁曾轻阮籍"之句。敦诚也尝引杜甫诗说雪芹乃是"魏武之子孙"，而敦敏寄雪芹的诗也说："诗才忆曹植。"这当然并不一定是说曹雪芹已确认曹操是他的祖先。《红楼梦》里把王莽、曹操一样说成"大恶"，但那到底只是贾雨村说的"假语村言"。我所要指出的只是，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很容易使他联想到并同情于因属于曹党而遭受政治歧视的阮籍。 再看阮籍的为人处世，王隐《晋书》说："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魏氏春秋》说他"宏达不羁，不拘礼俗。"《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文士传》说他"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但他能"口不论人过"，目的是"佯狂避时"以免祸，所以司马昭说他"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不曾加害于他。正和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掩饰着说："毫不干涉时世""亦非伤时骂世"相类似。尤其明显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对女子特别同情，对男女爱情尤别有体会。这也正是阮籍的特性之一。《晋书》阮籍本传说：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文选》注引《晋阳秋》此下有"以礼"二字。〕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酤酒。籍常诣妇饮，醉便卧其侧。籍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世说》《任诞篇》作："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兵家女〔同篇引王隐《晋书》作"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同上作："籍与无亲，生不相识。"〕迳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按籍从侄阮咸亦"竹林七贤"之一，《世说新语》《任诞篇》说他"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他便"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注引《竹林七贤论》曰："咸既追婢，于是世议纷然。"） 第5页 这种种特出的态度，颇使人疑心曹雪芹笔下塑造的贾宝玉亲昵少女和婢女的憨态，是否多少也受了阮氏叔侄的启发。（《红楼梦》第四十三回写正当贾府诸人替凤姐庆寿辰的那天，宝玉忽然不让家人知道，穿了素服，和茗烟骑了马到郊外去哭祭因他而自杀的，他母亲的婢女金钏。第七十七回私自出外访睛雯。这种种行径，便和阮咸居丧借驴追姑家婢不无相类之处。）曹雪芹本就与阮籍个性相近，上文已引过，史家说阮籍"嗜酒荒放"，本传也说他"宏放""不羁"，曹雪芹嗜酒那是他朋友诗里多次提到过了。而且人们也说他"素性放达"或"素放浪"。阮籍"能啸"，"善弹琴"。曹雪芹能"击石作歌声琅琅"，"燕市悲歌酒易醺"。张宜泉说的"白雪歌残梦正长"，"琴裹坏囊声漠漠"，当非空套语。宝玉也会弹琵琶，唱曲。 我看最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阮籍本传说他"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这个"痴"字在《红楼梦》里是个很重要的意境，是描述"情"的中心观念。首回开场的诗里已揭出："更有情痴抱恨长。"空空道人对石头说，你那一段故事也"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随后记载曹雪芹在悼红轩披阅增删之后，所题一绝又有"都云作者痴"。这正是雪芹自己承认"时人多谓之痴"了。而那僧对甄士隐所说关于香菱的四句言词，头一句也是"惯养娇生笑你痴"。警幻仙姑说自己是"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太虚幻境的对联也指出"痴男怨女"的"情不尽"。配殿各司的头一个就题作"痴情司"。警幻仙姑评价宝玉的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宁荣二公之灵嘱託仙子的是"万望先以情慾声色等事警其痴顽"。众仙姑的名字又是"痴梦仙姑"，"钟情大士"。《红楼梦十二支》的末了一曲也说："痴迷的枉送了性命。"第五回末之前总叙全书轮廓，这回末了一句话就说宝玉是"千古情人独我痴"。事实上，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时常有"痴狂病"或"痴病"。就是那甄宝玉也是"憨痴"。黛玉也一样有"痴病"。连《红楼梦》第百二十回末了的两句诗："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正用一个"痴"字作结。这两句诗是否曹雪芹原意固是难说，但至少续书人或编书人也早已知道这"痴"是全书一个重要观念了。阮籍被同时人说是"痴"，我看对"雪芹"的小说构思不无影响。我们知道，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并曾着有《达庄论》，讥儒美庄，或以庄老释儒。《红楼梦》写宝玉喜读《庄子》，"细玩"《秋水篇》，"看的得意忘言"。又续《胠箧篇》文。这一切都表现曹雪芹在思想上也非常接近阮籍。这当然并不是说他们思想全相同。不过无论如何，"梦阮"这一别号的背后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对阮籍的梦想确是并非泛泛的。阮籍的政治遭遇，和他叛逆的思想与行为，以及"佯狂避时"的态度，也许曾引起过他深切的同情。 上面偶因谈到汝昌阐释雪芹名字别号，便写了这么多。这些推论固然是"不可必"，但把各种情势比并而观之，我以为仍不失为有相当的可能性。因为从《红楼梦》里可以看出，雪芹特别重视命名取字的用意，例证很多，众人皆知，毋须列举；他取自己的别号，决不会反倒不是经过细心深切考虑它的含义的。而说明这种含义，我认为对整个曹雪芹的思想与为人的了解理应有所助益。尤其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里，政治迫害严酷，他别号背后的政治含义在当时决不能形诸笔墨。那就非要我们后代人来抉发不可了。这真有点像"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呢！ 不但如此，而且曹雪芹是个非常渊博精深的作家，他的思想、艺术和人格，浸润着整个中国的深厚文化成就。我们如要充分了解他的作品和为人，也就非从多方面深入追索不可。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从歷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艺术，以至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传统来研究，那我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恐怕是不能充分了解的。就这一未必人人都能见到的观点说，我觉得汝昌这《小传》和他的《新证》却都开了好些端绪，说明他的理解早已洞见及此。有时候，他为了要了解曹雪芹更多一点，而直接证据不足，也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想多推测一些，亦在所难免。但他所指出的多可发人深省。再举一个例，人人都知道《红楼梦》里的诗、词、曲子都作得好而恰当，但汝昌更能指出雪芹在这方面的家学渊源和特殊风格；能指出清代女诗人之多，女子作诗几乎已成为雪芹时代的一种习尚；更能指出《红楼梦》艺术上许多特点之一是以古典抒情诗的手法来写小说。这都可帮助我们了解曹雪芹和《红楼梦》。他又说："有种种迹象证明，曹雪芹对他祖父的诗篇十分熟悉。"并受了他诗格的影响。看来他没有余暇多举例证说明。我个人尝有一点不成熟的揣测，《石头记》把石头做主体，是否受了曹寅的诗一些启发呢？汝昌于此，在《新证》增订本书首插图的背面却举了一个例子，即他祖父诗中曾有"娲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用不得"。我以为最重要的证据是：例如《楝亭诗钞》开卷第一首诗题目是："坐弘济石壁下及暮而去。"诗云："我有千里游，爱此一片石，徘徊不能去，川原俄向夕。浮光自容与，天风鼓空碧。露坐闻遥钟，冥心寄飞翮。"这里有对石的爱慕，坐久而不去，又有和尚的事。弘济有二，一个略与曹寅同时，这里应是指元朝余姚的天岸弘济（1271-1356），他是一个很渊博有才能与道行的和尚。"梵貌魁硕，言词清丽，诸书过目，终身不忘；故其本末兼该，无所渗漏。""谭辩风生，词如泉涌，了无留碍"，而"义理通彻"（见《新续高僧传》二）。值得注意的是，"弘济"一名据《佛地经论》乃是"平等救济一切有情"之意。《石头记》首回写一僧一道"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云云。而把那石头缩成一块美玉，袖之而去的，却是那僧，后来来要玉和还玉的也是那癞头和尚。那僧、道原也是要来"脱度""情痴"的。曹寅自定诗稿，把这首坐在和尚石壁下的诗列在卷首，可见对它很重视，诗也颇有冥心见道的境界。我以为雪芹小时读他祖父的诗，这第一首，对他小小的心灵，印象一定比较深刻，难免不对他后来写书时的构思发生影响。 第6页 以上，主旨是为了说明我上面提出的那一观点：我们如果不从所有各方面的歷史传统来研究，那我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恐怕是不能充分了解的，而就我所见，汝昌对于此点独能深有体察。这是我在序言中想要表述的中心意思。 秋醉高林一洗红，九招唿彻北南东。 文挑霸气王风末，诗在千山万水中。 久驻人间谙鬼态，重回花梦惜天工。 伤幽直似讥时意，细细思量又不同。 这诗自然只是写我个人久居海外的一些小感触，但如移作咏曹雪芹，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当。汝昌读了便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我们一谈就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临别时，天色已黑，照了几张相片，光线都有点太暗了。过了几天我就回到了美国，把当时合照的几张影片寄给他，还在每张上面写了一首小诗，现在录在这里： 燕京与周汝昌学长兄畅论《红楼梦》，归来得书，即以所摄影片奉寄，各系小诗 （一） 故国《红楼》竟日谈，忘言真赏乐同参， 前贤血泪千秋业，万喙终疑失苦甘。 （二） 百丈京尘乱日曛，两周杯茗细论文。 何时共展初抄卷，更举千难问雪芹。 （三） 逆旅相看白髮侵，沧桑歷尽始知音； 儿曹若问平生意，读古时如一读今。 （四） 光沉影暗惭夸父，一论《红楼》便不完， 生与俱来非假语，低徊百世益难安。 这些诗寄去后，很快就收到汝昌的回信，里面附有他答我的七律一首： 得策纵教授学长兄惠寄照片，为京华初会之留念，四帧之侧，各系新诗，拜诵兴感，因赋长句却寄 　　襟期早异少年场，京国相逢认鬓霜。 　　但使《红楼》谈歷歷，不辞白日去堂堂。　　 知音曾俟沧桑尽，解味还归笔墨香。 诗思苍茫豪气见，为君击节自琅琅。 （自註：姜白石词：东风歷歷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 这首诗不但适切地写出了我们当时谈红的情景，也表现了当代研究红学者的一些感触。 现在这空前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即将在美国召开，并已邀请汝昌和世界各地其他红学专家前来出席。恰好他的《曹雪芹小传》也正要出版了，我且匆匆写下一首小诗，来表示预祝这两件盛事，并且用来结束这篇序言： 传真写梦发幽微，掷笔堪惊是或非。 百世赏心风雨后，半生磨血薜萝依。 前村水出喧鱼乐，野浦云留待雁归。 且与先期会瀛海，论红同绝几千韦。 （自註：前村句用杨万里《桂源铺》诗意） 周策纵 　　1980年1月25日 于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学 一　由此说起 我们有句老话："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註：按此语来源当出《史记·孔子世家·贊》："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又同书《屈原贾生列传·贊》亦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至《孟子·万章》："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乃为另一义。）这话也有时被误解误用为"读其书，想知其人"的意思。不管怎样吧，反正可见"书""人"总是那等紧密相关。《红楼梦》的读者，大都因为想见其作者为人而更想知其人；而如果我们真能够稍知其人--曹雪芹--的话，就一定会反过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这部"只立千古"（註："只立千古"，借用梁啓超评《红楼梦》语。梁氏学术、文学观点如何，非本书评论范围，但他给《红楼梦》下此四字评语，实觉最为简切。）的长篇小说名着。 《红楼梦》，这"书"具在，流览研读，尚称方便（註：说"方便"，是相对地、比较地而言之；若认真论及《红楼梦》的版本文字，那问题也很复杂，因为这部书很早就遭到严重篡改，须辨真伪。）；而曹雪芹，这"人"，却还是一位我们努力想知而未能的人物，直到今天，我们所知于他的，仍旧是异常地有限，或者说，我们对于曹雪芹的知识简直是可怜得很。正因如此，想知之心就愈切，十个人有九个是提起曹雪芹来都谈论兴趣十分浓厚--其实就是求知愿望十分迫切。这情形，我们大家恐怕都有"切身之感"。 本来，在我们悠久的文学歷史上讲，曹雪芹不过是比较最为晚近的一位作家；可是在介绍他的时候，却远不能像介绍比他早了一两千年的许多作家那样地顺利和翔实。这真是遗憾之至的事。--困难究竟何在呢？ 这困难，是多方面的。 在客观上，截至目前为止，歷史所遗留给我们的（或者应该说是我们所能发现的和便于运用的）正面文献资料稀罕得很。从主观方面讲，研究者的努力也还不能说很够。研究过程中的空白点、模煳点、纷歧点又出奇地多。--这些空白点、模煳点、纷歧点往往就成为了解曹雪芹的关键性的阻阂。再说，这主题所牵涉到的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也又广泛又专门，通晓这么多方面和清楚这么些关系，对一个尝试研究的人来说，真是难度极其巨大的事情。最后，还有一点，也是十分要紧的一点，像曹雪芹，作为一个清朝干隆时代的内务府满洲旗下人、既有着特殊家世歷史、又有着特殊本身经歷的"过来人"--这样一种类型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各种情况、各种特点、各种"规律"，究竟何似？这在我们的知识领域中，也还简直可说是基本空白，探讨起来，了无凭藉，令人时时感到茫然莫知所由之"苦"。 第7页 这样说，不是一味来强调困难，"无可奈何"。相反，正是要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尽可能地来试行了解曹雪芹这位令人无限倾倒、无限神往、而又"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大师，艺术巨匠。虽不能至，心嚮往之，我们实在应当抱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精神，努力朝我们的研究目标前进。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的鼓舞之下，才敢来尝试这个工作：对曹雪芹这样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作一下介绍。 然而，困难是客观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在现阶段还不能立刻都获得解决。不向读者说明是不对的。 不待说，空白点，我们不能凭空"制造"一些什么去填补它；纷歧点，我们不能主观武断，都作出"结论"；不太懂的事物，更不能强不知以为知。遇到这类困难，似乎只应採取以下的办法：空白的或模煳的，如果可能，不妨就某些迹象、线索暂时加以较为合理的推论或假定；纷歧的，可以把问题本身加以简要介绍而附带提供个人的评议和正面看法，藉资参考；不太懂的，可以暂付阙如，或提出来以待专家解答。 由此可见，介绍曹雪芹时，除了那些较为确切的事实以外，目前还不能尽免于--不能不容许着若干的探索性的、假定性的部分。这些，原该随处酌加说明，但最好先向读者一总交代一下。 在此以外，还有一种困难，就是：要了解曹雪芹，如果只就他本人所生活的那区区四十年的过程来看，就会有许多事情不易明了，大部分的问题难于解说剖析。因此，先要了解他的家世歷史，--而这和了解任何作家都必须知道一些他的家世情况的那个"一般命题"又并不完全相同。原因是，不仅曹雪芹的家世非常特殊，而且他本人所经歷的种种生活境遇上的变化，差不多都是一系列的歷史政治事件所牵连产生的后果，种因甚远，牵绪颇繁，不由歷史寻其来龙去脉，就无法说明曹雪芹那些遭遇的意义，也就无法窥见曹雪芹的思想根源和精神面貌。 但是，要交代这些，包括百十年间的许多事件（连带着清朝的很多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势必成为辞费，读者就可能感到讲曹雪芹而讲家世和讲歷史的部分太多了，不免有些"喧宾夺主"。--这是一个"矛盾"，很不容易恰当解决。 关于这点，我想只好这样：一方面，介绍家世和讲歷史时尽量地简要；另方面，也要求读者谅解，我们并非是为了讲这些陈言往事而讲它们，是为了要说明曹雪芹的某一方面、某一问题而讲它们，目的只在便于更深入而全面地直接了解曹雪芹本人并间接有助于了解他的小说《红楼梦》。在本书中，我并把一些在叙述上可以较为"独立"的章节特别分出去，降为"附录"，放在卷尾，这样，既可以"尽早地"直接介绍曹雪芹本人，也可以让读者补充理解那些前面叙说过于简略的各种问题和关系，主次比较分明些。--不过，我还是要说老实话：如果你以为，除了"曹雪芹"三个字，一谈别的，都是"节外生枝"，因而表示"不感兴趣"，那么你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最好能适当地改变改变才好，因为，想了解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家，特别需要把他放到歷史背景中去看问题，除了曹雪芹本身，"以外"的事情都看成是"庞杂"的闲文赘语，恐怕就不好讲了。 和上述之点紧密关联的另一点就是在行文时，有些地方感到单用抽象概念的话来陈述那些距离我们很遥远的陌生事物，既觉空泛，又不易明白，因此有时引事例、借话头，从旁来比喻衬托，希望可以更好地说明问题，这也只是帮助读者理解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特别喜欢"毛举细务"、故为枝蔓的意思。这点也希望能得到读者的"合作"。其实，干瘪枯燥的文字不一定最"有助于"理解，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很多译者把原着中的有意味的部分都当"枝叶"删净了，结果这朵"花"（即使是很美的花）也就不再成其为花了，--先生那还是指自然科学的论述而言，何况是涉及文史艺术的文字？ 还有如何对待关于曹雪芹的传说资料的问题。研究曹雪芹这样的人，他"名不见经传"，所以也不会有碑铭志乘可据，完全画限于书面文献，排斥故老传闻，那可能是不正确的。比如清代人也有几位笔记着作家记下了一些曹雪芹的遗闻轶事，那其实也得自传说，不过是偶然遇上好事者，存之于笔墨，或付诸刊刻罢了。但口传各说法中也会因年久辗转而走样子或夹入附会。至于到了今天，相距雪芹时代已然二百几十年了，仍然出现一些传说，往往支离可笑，恐怕是一二辈编造者的无稽之谈，我们对这些"资料""文物"应当特别慎重，以免为妄人所乘，制造混乱。 介绍曹雪芹的种种困难，略如上述；归根结蒂，还应该提到一点上来，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水平的问题。记得曹子建说过：必须有美人南威之色，才可以论姿容，必须有宝剑龙泉之利，才能够议断割--如若按照这个标准来办，那有资格来讲说曹雪芹的人就太少了。不过，刘勰有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这个道理却是不错的。赏文如此，识人又何莫不然。太史公司马迁的伟大，绝不是在于他仅仅能够"网罗放失旧闻"，遍歷名山大川亲作採访，等等别人也可以努力作到的事情，而是在于他具有异常杰出的良史之才之识。否则，《史记》一书中所传写的那些人物，是不会如彼其栩栩如生，鬚眉毕现，如彼其富有魅力，如彼其既具有高度的歷史学价值，又具有光芒映射的文学性价值的。我们中国"良史"这个宝贵的传统，可以说明传记学的许多问题。可惜的是后世渐渐无人发扬光大了。光是"档案室主任"，是写不出一部好歷史好传记来的。曹雪芹是一位极其高超的文学艺术家，而我们却是普通人；他的风华襟抱，学识才情，和一般的人相形对比起来，是天壤之别。那么不难想见：就是掌握了全部的翔实史料，克服了各种技术性困难，也还并不等于我们笔下就出现了接近歷史真实的、唿之欲出的活生生的曹雪芹。我们自己的能力确实是太有限了。 第8页 我在落笔时，只抱着一点奢望：尽可能地提着自己，不要歪曲了曹雪芹这个光辉的形象，切莫拿琐儒陋士的世俗的眼光、心光去测量曹雪芹，把他庸俗化了，猥琐化了。 好了，那就让我们这样来尝试了解一下曹雪芹--这位文曲巨星，空前伟大的小说家吧。 二　启蒙时代——「殆将有变」 曹雪芹是生活在哪些年月里的一位文学艺术家呢？虽然大家对他的生卒年份都还有所争论（註：参看书末补註。），但是可以粗略地说:他是生活于公元十八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我们中国歷史上就是清代的雍正一朝和干隆朝的前半的这四十年左右的那一段歷史时间。 从全世界看，曹雪芹的出生时期是在欧洲沙皇俄国等国家瓜分瑞典的"北方战争"（the northern war）终了和俄国彼得大帝死亡之际；他的去世的年头就是与英、法的美、印殖民地战役紧密相关的"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war）终了、巴黎条约订成之次年（註：这是根据"癸未说"、即曹雪芹卒于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而讲的。参看书末补註及第三十节。）。曹雪芹几岁的时候，牛顿（newton）逝世；他死去的那一年，瓦特（watt)发明了蒸汽机。曹雪芹二十多岁的时候，孟德斯鸠（montesquieu）、狄德罗（diderot）、伏尔泰（voltaire）以及其他"百科全书派"学者和文学家的着作正在纷纷问世；他去世的前二年，卢梭（rousseau）出版了他的《社会契约论》（lecontract social）。曹雪芹死后十一年，美国独立战争兴；他死后二十五年，法国大革命起。 在欧洲，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各种反对封建、专制、教会等旧制度的新思潮正在汹涌澎湃、歷史上的伟大着作正在产生的"转折"年代。 那时候的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闭关自守的强大的封建皇权国家，社会结构当然也是封建的古老社会。但在这时，却产生了曹雪芹这样的具有反封建思想的小说家。上面的几笔粗线条的钩勒，是想把曹雪芹的生活时间放在"世界大事年表"上来看一下"位置""座落"的意思。不消说，我还并没有暗示曹雪芹的思想是否曾受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启蒙"思潮的影响的含意。我们了解，在前此阶段，从明末到清初，天主教徒来华所输入的"西学"，一点也不曾包括着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新科学、新思想，完全是代表封建教会的正统经院哲学；这因为那时的耶稣会本身就是捍卫旧势力、旧传统的迫害"异端"改革的堡垒，它不会也不可能把当时进步科学和自由思想传入中国。至于当十八世纪初，即使有了海外商人到中国口岸来，是否就可能马上及时地把当时的新思想传播过来，而且发生了相当的影响，恐怕也是尚待研究的问题。探讨曹雪芹的思想根源，首先还要从解剖清初时代封建中国的社会结构下手。但是，我们这里把目光放大些，先对照东西两方的情况看一看，也饶有意味。 从封建中国看，那是满洲贵族清代统治者从东北入关已然八十年到一百二十年的时期。这正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回里说的："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赫赫扬扬，已歷百年"，可说是若合符契。清人入关以后，以实际上的创业、掌权者多尔衮为代表（包括他的两个弟兄多铎，阿济格），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随后出现了康熙大帝，这才是"治绩"的真正开始；接连而来的雍正、干隆两朝皇帝，也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军事家，尽管他们也是封建统治者，但和明朝的皇帝相比，特别是从整个歷史来看，康熙、雍正、干隆三朝的施政，在团结我们多民族的伟大古国和抵御外来侵略上，是有其不可低估的功绩的。歷史学家一向称这三朝为"盛世"，至少说明了歷史的一面。但是，到干隆时期，那也确实有了"强弩之末"的徵兆。盛世之中，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孕育着时代的推迁变化。我不是清代史专门家，很难作出高度概括的科学论析，还只能用谫陋的办法试行解说，比如，你读包世臣（他以书法理论家着称）的《艺舟双楫》，读到一篇《再与杨秀子书》，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 世臣生干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蹈非辜〔老百姓一迈步就会陷入本来并无过错的犯"罪"之灾〕，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白金〔坏人纷纷干可犯死罪的坏事，却能发财享福〕：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 包世臣实生干隆四十年（1775），不过是曹雪芹卒后十一二年，你看，这就是那时候的文人（当然他的立场观点是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记下来的亲切感受，他似乎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污衊他自身所处的那个盛世，（至少有一部分）应属可信。那么再拿曹雪芹写在《红楼梦》开篇的那段话"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来对照看，又何其不无相似之点。 在这个盛世之中，有头脑的人，或者说"有识之士"当时就感到"殆将有变"。这种变，大约在包世臣说来不过还是只指那些揭竿而起的"暴乱"而言；然而"民气"既"郁"，必然会包括着思想的问题。我们为了理解曹雪芹，特别注意的倒是侧重在这后一点，在这个即将有变的时代，伟大的文学家--首先是思想家的曹雪芹，他的感受不会反而不如包世臣这一类型的文士。 第9页 非常负惭抱憾的是，我对围绕着曹雪芹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界，并无任何知识，因为这只靠"查"史书是查不到的，需要自作专门的刻苦的研究，而我没有能力去作。同样，围绕着《红楼梦》的那一时代的通俗文学（小说、剧本、民歌俗曲……）的情况，也是基本无知。因此，我无力在这一方面进行"鸟瞰"，并加介绍，而这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仍然只能查"歷史年表"，看到的是：在曹雪芹卒后的二十八年，干隆作成他的《御制十全（武功）记》，而此记作成的第四年，自湖北开始、后来遍及数省的白莲教也就正式起来了. "干隆盛世"，是看似极盛而潜伏着"有变"的危机的由盛至衰的转捩点。这种时代的徵兆气机，敏感的伟大文学巨人曹雪芹好像是感到了。这正有点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唿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註：《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 三　大清朝局 曹雪芹出生的次年（註：这是按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1724）的说法而讲的。参看书末补註。），浙人汪景祺以所着《读书堂西征随笔》中诗文"讥讪圣祖仁皇帝（康熙），大逆不道"，立斩，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期（鸡）服亲的兄弟侄儿等，俱发遣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属），五服以内的族人，俱革职交地方监管。又次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典试江西，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註：这本来是《诗经·商颂·玄鸟》里的成语，但是《大学》里引用过，所以只要读"四书"的都能知道。），竟被解释是取"雍正"二而"去其首"，又搜查出日记二本，多有直议时政之文，因此加上了"逆天负恩，讥刺咒诅，大干法纪"的罪名，革职拿问，瘐死狱中，还要戮尸示众；儿子处死，家属扫数放流。又隔了一二年，已故的陈人吕留良所评选、着作的诗文日记中被指有"夷夏之防""井田封建"（註：彼时用"封建"这个词，意指周代分封诸侯的制度，即用以隐寓反对清代的集权专制统治的意思。至于"夷夏之防"，则以夷指满族，夏指汉族，这是当时的汉族士大夫的大汉族主义、反对"异族入主中原"的思想表现。）等思想，并讪议时政，父子皆剖棺剉尸枭示，孙儿一辈发往宁古塔为奴，牵连者都获重罪。同时，革职遣戍的工部主事陆生柟因着《通鑑论》论封建、论建储、论兵制、论隋炀帝而"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即在军前正法；革职遣戍的御史谢济世因注释《大学》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的话，指为"讪谤"，亦几乎被军前正法（后赦回罚充苦差）。雍正并"御制"《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教化"官民人等。 从这以后，终干隆一朝，文字之祸，几乎不断，真是更僕难数，一字违碍，即兴大狱，挫戮惨酷，自古所未有。干隆六年，下採访遗书之令，这是后来计划编集《四库全书》--实际是要对所有书籍进行全面检查，大量加以抽毁、篡改的文化阴谋--的滥觞。就是说，清朝不但用武力来镇压反抗、统治全国，而且还想尽一切办法从"文治"方面来箝制思想、消弭人们的"反侧"之心。 康熙留给雍正的国库，据说存银只有八百万两，经过雍正十余年的整顿，积至六千余万两，但军费耗去大半；到干隆即位，国库还存二千四百万两。干隆时候，国库岁入三千余万两。而干隆一朝所用军费约在一亿二千万两以上。当时光是每年治河费一项，就要耗几百万两。但是这种有数字的开支还不能和没数字的销费相比：例如皇帝的六次南巡，各处的宫殿园林的修造铺设。歷史家说："康、雍之世，库储常盈二千四百万两；干隆中叶，增至七千万，末年乃无一存：盖皆为军兴所耗矣。--此所耗者府库之财，尚未若民财之消耗也：南巡、营建二者，最耗民力"（註：语见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册225页。关于南巡，参看书后附录。）这是极正确的论断。其次，当时的官僚贪赃欺蔽的风气，已达到骇人的地步。可以看看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四《跋简州知州毛大瀛所致书及纪事诗后》所纪二事：一，"方御史钱澧之特纠国（按指国泰，山东巡抚）及山东亏缺库项也，上心动，特命亲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驰往勘实；其弟国霖觇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驰抵济南。国仓皇丧魄，时署中积金实无数，因乘夜运入司库及运司首府首县各库，以补缺项。然存金尚累累，公廨后有珍珠泉，深丈许，遂异至泉侧沉之。后抚臣明兴浚池，尚得金数十万（两），盖国黩贿如此。"二，"项君，故浙江巡抚王亶望客也。方王遭母忧，拥妻妾，居会垣，并日事讌会，为人所发。王亦知罪且不测，而积重资至多，因阖门，如幕客散给之，数或三万、五万不等，属曰：若无事，归我半。事不测，则诸君尽留之，"则可见一斑。干隆所宠爱的权相和珅，到抄家时，其财产后人估计可达八万万两之多！"八万万两"的估计是否正确，无从详核，但可以参看焦循《忆书》所记的一段话："吴县石远梅，以贩珠为业，一小匣，锦囊緼裹，以赤金作丸，破之，则大珠在焉：重者一粒价二十万，轻者或一万，至轻者亦八千、--争买之，唯恐不得。余尝以问远梅，曰：所以献和中堂（珅）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故心窍灵明，过目即记，……珠之旧者与已穿孔者不中用，故海上之人，不惮风涛。今日之货，无如此物之奇昂者也！"当时官僚的骄奢贪谄的骇人情况可以推见。至于民间"素封"地主，其豪富程度，也并不十分逊色，如清代皇族昭槤所记："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京师如米贾（gu）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瓌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纯皇帝（干隆）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儓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註：见《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条。又言："王氏……筑室万间，招集优伶，耽于声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闻其子弟云，器皿变置，犹足食五十载，--　　 其他可知矣！"）《永宪录》记载的"山西富户王泰来，家有现银一千七百万两有奇！" 所有这些统治、剥削阶级的骇人听闻的用度，都从哪里来呢？就来自穷苦人民的身上。 那时候穷人生活的一般具体情况是甚么光景，我们还找不到很好的纪录。《红楼梦》里刘姥姥的话虽不详细，或可聊供我们参考想像，她在看到贾府吃螃蟹时，曾算过一笔帐："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银子）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这是文学作品，当然不能即作史料来拘看而计算其"帐目"；但如以干隆时代一般粮价每石不过一两五钱而计，四口之家如每月约需一石二斗、每年需十五石，则合银二十二两有余。所写并无夸张。和《红楼梦》约略同时的《儒林外史》写南方穷念书人教馆，每年束脩十二两银子，生活是敝衣、陋屋、白粥、小菜，--这还不就是最穷苦无告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因为这还是基本上衣食俱足的饱暖生活。扬州兴化人郑板桥，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干隆进士"，在范县做小官时写信给他弟弟，提到本族一家的生活，说："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煳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这恐怕是江北一般农家的景况，--还算"小康"吧。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还要苦。《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写农民是"替人家做着几块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亲得病，死在家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也可算是一种例证。从干隆后期开始的人民反抗，正是他们实在活不下去的结果。满人舒坤批《随园诗话》有一条说："福康安则……心术较和珅为稍纯，而才具远逊，十八岁即为川督；天下总督除直隶、两江外，皆作遍。福康安为人，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以冰糖和灰堆假山，以白蜡和灰涂院墙，以白绫缎裱煳墙壁。其出兵也，私带侍女，皆为男妆；每日所食，用银至二百（两），每站所赏轿夫银至二千！生民涂炭。七省教匪之乱，皆福康安酿成。"不是已经道着了问题的要害了吗？干隆初期，皇帝自己在"上谕"中供认，各地屡有"骄民"抗官，以为"皇朝"如此"仁深义至"，而民不感恩，为不可解。这真是封建统治者的"悲哀"。 第10页 曹雪芹死后十年，山东的以王伦为首的人民反抗就揭竿而起了。这是个大事件，它是人民革命大风暴的前奏曲，标志着清朝封建统治的开始动摇。--其实，这种朕兆，曹雪芹生前就已然出现了，让我再引一遍《红楼梦》的话："（甄士隐）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註：本书凡引《红楼梦》，以经过后人改动较少的庚辰本为据，庶更合曹雪芹原意。）这正反映出了干隆"盛世"的一个要紧面。 曹雪芹就是生活在上述那样一个歷史时期的那样一个人间世界里的文学家。 由于曹雪芹的特殊身份、特殊经歷，他就有可能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些问题。也由于他的特殊身份、特殊经歷，他一不能注经（如谢济世），二不敢论史（如陆生柟），这才选取了为"士君子"所不齿的传奇小说这个体裁来抒写他的胸怀。又也由于他的特殊身份、特殊经歷，他连吴敬梓那样专写"儒林"的略为广阔的社会面都不便写（註：《雪桥诗话》卷五："章佳文端〔按指尹继善〕，两世文津，性耽吟咏，袁简斋〔枚〕为辑遗稿，至嘉庆庚申〔五年，1800〕始警校付刊。干隆中巡抚鄂昌以文、侍郎世臣以诗，先后获罪；黄文襄之子孙又以刻《奏议》干议。当时着作皆藏家而不出而问世者，以此。"又《雪桥诗话三集》卷十，"尝读何义门〔焯〕与人书，谓絧斋〔指满人成文〕选庚戌以后文，极佳事，但愚意渠所处与汉人不同，恐招惹是非，前有信止之，因近来时文内中〔按指皇帝宫内〕皆买入，前此刻诗文者皆受累，不无过虑云云。观此知吾乡〔按实指辽东籍旗人〕文字所以流传独尟者，非无故矣。"即指出旗人"所处"之不同。这种歷史情况，后来的人是不尽知道了。），这才又把主题完全集中于"记述闺友闺情"这一点上，丝毫不敢正面旁涉"大观园"外一步（註：《红楼梦》之不能相同于《儒林外史》，也在于：后者的主要目的是选择一种人物而对他们进行讽刺，而前者的主要目的却是选择一种人物而代他们进行控诉；因此，曹雪芹选定的就是受封建主义压迫残害最深最烈的一种人物：生活在家庭范围的妇女。）。--即使如此，那位"空空道人"也还是须要极慎极谨，"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细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乃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的！ 这就可以约略明白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那种时代背景和创作条件是什么样子了（註：甲戌本《石头记》"凡例"云："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虽一时有涉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可参看干嘉人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自序："又是编意在阐扬幽隐，显达之士不录焉。即间有牵涉，亦不及政事。在野言野，礼固宜然。若以为穷愁着书，则吾岂敢！"语意略似。）--因此我们也就应该看到，《红楼梦》里面的某些"假语村言"，实际只是为打掩护而设的"奴隶的语言"而已；如果把它们一律当作"如实语""正面话"来看，那就要"被作者瞒过"（脂砚斋语）了。 四　奴 籍 上面两节中，用极为粗略的笔触所钩勒出来的那种画面，可以大概地帮助我们理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就有了产生的可能。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何以单是曹雪芹才创作出《红楼梦》--例如和他约略同时期的南方小说家吴敬梓，就只能写出一部《儒林外史》，而绝写不出半回《红楼梦》。 这原因何在呢？原因很多，但也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家世、经歷、处境等等，都大不相同。《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不是当时随便哪一个文学家所能作得出来的。换言之，离开了作家的身世生平，他们各自阅歷的种种特殊生活经过，他们各自遭际的种种特殊条件，就难以较为全面地说明为什么某某个别作家能够创作出某某个别作品，或者，为什么只有吴敬梓才能创作出《儒林外史》，只有曹雪芹才能创作出《红楼梦》。 曹雪芹，作为一个干隆时代的小说家，是有他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歷的。了解他的这些方面，将有助于理解《红楼梦》。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些方面的事情。 照旧日的俗话来说，曹雪芹是个"旗下人"，也可以说作是"在旗的"；稍"文"一些，说作"八旗人"，或省称"旗人"（註：这些话，都是指"隶属于旗籍"的意思，但在早期，"旗人"的分类是很细的，由于归旗的早晚和原由之不同，都各有称唿，例如"旗下人"本来只指清人入关以后汉人"投充"入旗者而言，后来也就乱用了。民国初年，俗语还指不缠足的妇女"是个大旗下"（大脚，因为满洲风俗妇女都是天足）。）。这种歷史名词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呢？这就得对"旗"先有个大概的认识。 旗，这语词还是明朝汉语，满语本是"固山"（译音）。旗，这物件本身原就是旗帜、旗纛的旗，可是在清代，这种作为军伍分队标志的旗，已经引伸其义而变为军队编制上的一种代称了。明朝已有"总旗""小旗"的名目，其性质已经是一种编制等级了（註：可参看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八兵部："明之兵制……大都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联比以成军。"）；像农民军领袖闯王李自成，立号为"奉天倡义大元帅"的时候，曾自建白鬃大纛，而于左营立白帜，右营立绯（红）帜，前营立黑帜，后营立黄帜：这制度在形迹上已和满洲的分旗极为相似（註：旗制固为清代特有制度，其实亦受汉人旧制影响，由以上二例可以窥见其迹象，不过满人旗制又有它自己的特点而已。又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二分册指出，满洲旗制与其祖先金人的"勐克"制度有相似点。）。所不同的，满洲的固山旗，又不仅仅是一种军队编制，而是合军政、民政、"家政"三者而为一的整体制度，极有其特点。满洲的贵、贱、军、民，后来都编入"固山"，受旗制的严格约束。 第11页 满洲旗制共分八旗，各旗身份地位不尽相同，我们也必须稍加了解。这种身份地位的不同，是由一系列的歷史根源和发展而形成的。 最初，满人由于出猎行围（这是他们当时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每人出箭一支，每十人择一人为之率领，维持队次秩序，叫做"牛录额真"。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清太祖）本着旧有的习俗，分编每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为长官（后用汉名，称为"佐领"）。后来，以每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后来的"旗"和"都统"）。这就是"旗"的雏型和基本编制。又由于行围时队形本来也有组织：中间为"围底"，犹如中军、大本营；左右分二"围肩"，犹如左右翼；两肩末端为"乌图哩"，犹如所谓前哨；四处各有旗帜：中立黄纛（註：黄色在当时最为"尊贵"，代表封建统治政权。努尔哈赤以黄色旗为首旗，而李自成以白色旗为首旗，贬黄旗为末色，这是否也反映出封建性与革命性的区别，还是一种偶然现象，可备研讨。），两翼立红、白二纛，翼尾立蓝纛，以为标志，便于指挥（註：见弘■《瑶华诗钞》卷九《忆昔》诗原注。昭槤《啸亭杂录》所叙即据此入书。按此记载虽系稍晚的实况，但其为旧制之遗蹟则无可疑。八旗中的四色，次序是黄白红蓝，这是改定后的次序，在早期的时候，四色的次序与此不同，后来白旗升次，蓝旗降次，才成为有清一朝的旗色定制。），--所以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努尔哈赤便将军队在上述基础上正式编立了四旗制。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因人数日增（以满人为主，也包括着蒙、汉、朝鲜、俄罗斯等各旗人），于是又由旗扩充为八旗。八旗的旗帜颜色分别法是上述四色整旗、外加以四种原色为地而围以异色镶边的镶旗。后来，又迭加增编"蒙古旗"和"汉军旗"（註：汉军旗编立最晚，原是满人初得明朝大炮以后所编的炮兵队；其后明朝变节将领率兵投降满洲，亦编入汉军旗。这和满洲旗里的汉姓人是绝然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原来的本部遂因区别上的需要而专称为"满洲旗"。实际是三类军旗各八旗，共有二十四旗。 曹雪芹家所隶属的，是满洲正（"整"字简写体）白旗。 一般说来，非满洲血统而隶属于"满洲旗"而又是"正旗"的，都是资格很老的"旧人"（註：参看下两条注。），--这道理，看了上面的叙述就不言而喻，因为这种旗内都是归旗极早的人家。这种人家，由于和满洲的关系密切、歷史久远，其生活习俗，都"满化"得很深了，除了一两点表面标志之外，有时就猝然难以分辨了，--这种从辽东入关的老汉姓旗人，如果渐渐改用汉人的习俗，会被指斥为"纵慾丧心"的（註：干隆时满人舒坤批《随园诗话》曾记："余见汉军蒋攸铦，本籍宝坻〔按当云本辽东人，入关后居宝坻〕，其先人因田文镜提拔，遂登仕版，……其家妇女缠足饮食日用，悉仿南人〔按指汉人〕，……内用尚书，例兼都统，以不识清文〔满文〕辞。此尤纵慾丧心者也。"即斥辽东老汉军之改从汉俗，则其本皆满俗可知。老包衣籍之曹家视老汉军又过之远甚。） 曹雪芹家，正是这样的一户"老旧家"。 了解了上一点，还必须了解曹雪芹是所谓"上三旗包衣人"或"内务府包衣旗人"。 上三旗是：厢（"镶"字简写体）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八旗中的其余五旗，相对地称为"下五旗"。上三旗由皇帝自将，下五旗归王公分领。这种区分，其歷史内容说来也很话长，如今只极简单地说明一点：满洲（那时国号还叫做"金"）初期，虽亦有"汗"为总酋长，但全体的军、政大事，实由各旗旗主共议公决；旗主在个别本旗固然是各方面的最高统治主，即在整个旗集体中，也是和"汗"平起平坐、身份不甚悬殊的首领，因为实力（即所拥有的本旗兵丁）既然全等，所以威权自亦相当；后来随事势演变，"汗"的权力地位日益增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随之而日益加深，于是出现贵族们自相残害、兼併的丑事；本来分领于三个旗主的三个旗，竟然为皇帝（由"汗"发展而成的）一手所集中掌握，就是这等情事的结果。因为这三旗既然是归皇帝直接管领的了，所以特称为"上三旗"。 正白旗，本来并不在上三旗之数。早期正白旗的第一代旗主本来先是努尔哈赤自己兼领，后归多铎率领；崇德四年（1639）多铎获罪，此后多尔衮逐步掌管了此旗。曹雪芹的始祖，名叫曹世选（"世选"后又作"锡远"，又单名一个"宝"字。本名是曹宝，世选是改名或表字），原来可能是居住东北铁岭卫（今辽宁·铁岭县）到辽阳这一带地方，一种推断是约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或略为先后，被满洲军队俘掠（註：满洲贵族，以武力从极北的早期根据地向南发展推进，攻城陷地，随处俘掠人口为奴；因此原籍愈在北一带的旗下奴隶，就愈是被俘入旗最早的"老资格"。用这办法，来考查从关外到关内的无数批的被俘汉人旗奴的歷史次序，大致不会错。），另一推断是后来由于别的原故成为奴隶，不久就跟了多尔衮。从此，曹家世世代代作满洲奴隶，隶属于正白旗。 多尔衮（1612-1650），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却排行在九，人称"九王"（现在北京城东还有"九王坟"这地名）。他带领的正白旗兵，是八旗中最强大的一支大军，东征西战，多立首功（註：这"功"，实际都是罪行，因为当时满洲统治者的军队是到处侵略掠夺者。若论"首功"，那么满兵刚要入关时先把李自成的农民军给打败了的，就是白旗兵，这实际更是首罪了。闯王的军队也以白旗为主色，所以描写当时战场情景的人说是一片白旗如雪。）。因此他很为努尔哈赤所钟爱，有意立为嗣子。及努尔哈赤一死，帝位却被其第八子皇太极（清太宗）谋得。--由这里种下了很多皇室内部矛盾事因。但到明朝的京都为农民军所破、满洲兵乘机进入北京的时候，第一个占据了"龙位"的满洲皇帝，名义上虽然是皇太极的幼儿福临（顺治帝），实际上就是这位"摄政"的九王。他才是满洲入关前后之际的大清帝国的真正"创业主"，掌握一切实权，顺治至称之为"皇父""父王"。入关后以顺治的名义第一次赏赐多尔衮是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 第12页 曹世选是跟着这样的"主子"进了关，而他家遂由"包衣下贱"一跃而成为"从龙勛旧"。 多尔衮的威势，以他意外的早亡（顺治七年）而告了结束；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演变发展的结果，使他在死后不久即获罪名、削封典、籍家产，"九王系"的势力全部败覆，顺治才得"亲政"。他遗下的正白旗这一支实力，未再另派旗主，遂归顺治系自己占有（註：按原来制度说，上三旗的分属是：厢黄旗归太子，正黄旗归皇帝，正白旗归太后。见抄本《永宪录》卷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一也有同样记载。因此曹家可能和康熙的太后有关系。）。正白旗之所以独得"拔乎"诸旗之表而与厢黄、正黄两旗（皇帝系的实力）并列，成为"上三旗"之一，即由于此。 曹家，自然因此也就入于上三旗。这就是说，他家和实际掌政的皇室派系，始终不由己地"凑合"在一起，而且关系十分特殊地切近。 不过，曹世选的奴隶身份却不能改变，他家世代都是"包衣"人。"包衣"是满语音译，意思是"家里的""家下人"，就是家奴（註："包衣"的全称是"包衣阿哈"（booiaha），亦可单称"阿哈"。包衣阿哈中男的叫做"包衣捏儿麻"（booi niyalm a），女的叫作"包衣赫赫（booi hehe），义即男僕、女婢。按曹家隶属于"包衣旗鼓佐领"；抄本《八旗掌故》卷一云："又满洲八旗包衣参领下分辖各佐领……下又有管领分管管辖各名目，其佐领或称旗鼓佐领，……蒙古、汉军，俱无包衣佐领。"又注云："旗鼓佐领下人，多系国初民人投充，如见在大粮庄头、园夫之类。"而福格《听雨丛谈》谓包衣佐领原系兵弁家丁性质。曹家先世毕竟如何归旗并成为何种家奴，尚待详考。参看书末补註。）。满洲贵族把这种人是看得极为"下贱"的，但又非常需要他们，离开不得。 明朝的皇室，没有另外的家奴，只有宫廷里的特种供役人：太监。太监本是极穷苦的好人家的子弟、被残害了身体（连带着精神）而送入牢笼去受苦服劳的最为可怜的一种受压迫者，但他们往往受了封建统治者的毒害，却变为穷凶极恶的统治爪牙，无恶不作；明朝的腐朽败亡，太监们特别"与有力焉"。清朝皇帝有鑑于此，所以在承袭明朝各种制度的同时，却先将太监们管事的"二十四衙门"加以删并，最后撤除，而改设"内务府"，以皇室家奴--上三旗里的包衣人--来代替了太监的各项执事。 内务府于是就成了管理皇家的财产、收入、饮食、器用、玩好、各项日常生活琐事、各种有关礼仪……的"管家衙门"（註：参看《文献论丛》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世祖入关，……而掌宫内政令者，仍属包衣昂邦。昂邦，又译作总管，是其名为家之总管，而清帝已化家为国，官文书遂译为内务府总管矣。"包衣昂邦或总管，实即"管家头儿"的意思。昂邦或译谙班。内务府并无下五旗人，也并无蒙古旗、汉军旗的人。有汉族血统的包衣人，一概称为"汉姓人"，因为他们还是属于满洲旗分之内。清末成立了海军衙门，职位完全为满人把持了，所以当时还有"新内务府"的讽语。）。从这一点讲，特别是和明朝的二十四衙门以及司礼监干政和东厂掌刑比起来，内务府完全限于皇帝"私家"的事务，和刑、政等国家大事分清了，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有它的改进性和可取之点；但它也还是由太监制那里承袭来了一些"流风余韵"，例如一些重要税收，像盐政、织造、窑、矿等项，仍旧要由作为太监之"后身"的内务府人员来全部掌握或部分干预。　　 由上所述，就可见内务府包衣人是一种身份极为特殊的清代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也是满洲早期比较原始性阶段的社会的遗蹟。内府包衣，在最高统治集团之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受害者，而在那集团之"外"，却又是进行压迫、剥削的害人者；一方面，他们的身份至微极贱，而另一方面又"唿吸通帝座"，反而可以比别种人更容易地升官发财、假权作势，他们的"富贵荣华"，实际享受，比之一般大官巨卿，有时并无逊色。 曹雪芹的家世，就正是如此。我们上面所谓曹雪芹的"特殊身份"，就是指这点而说的。 要讲曹雪芹的一切，不由这里说起，就无法讲下去；这是决定曹雪芹的特殊生活经歷的第一层关键。同时也可以弄清楚，有些人说曹雪芹家是"权要"、是"豪门贵族"，那实在是一种并不十分正确而很易滋生误会的提法。我想，如果稍为了解清代康、雍、干时期的真正权要豪门，如明珠、隆科多、傅恆等人家的情形毕竟何似，就不会把曹家提到这一行列中去，同时也正好说明：《红楼梦》里所反映的贾、史、王、薛等（有些评论家习惯称之为"四大家族""贵族"，其实是不对头的），都是些属于什么等级、地位的人家，在清代史上也是一清二楚，不会有发生错觉之余地的。 五　诞 生 雍正二年，岁在甲辰（1724），四、五月之间的一天，江宁织造曹頫家里，传出喜讯，全家称贺：夫人生下一位麟儿，这就是后来人称雪芹公子的《红楼梦》作者，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世界文学之林中的第一流的小说家。 曹頫自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初六日继其父、兄曹寅、曹颙到任为江宁织造，那时不过是一个"黄口无知"的孩子，到此已是第十个年头了，逐渐长大成人，婚娶已毕。曹家几辈以来，人丁不旺，寿亦不永，每每单传，或二子存一，始祖世选，似无兄弟，生子一人，是为振彦，振彦生尔正、尔玉，后改单名为鼎、玺（註：四十年代草创《红楼梦新证》，曾见一文，引述东北父老传说，曹家上世有兄弟二人，尔正、尔玉，尔正为长门，尔玉是二门。此点印象最清晰。不料落笔属稿时，因引用了奉宽的《兰墅文存与石头记》（它正好也谈到曹家上世的事），一时疏失，便将上述的另一文误混为一，而未能分引二文。这个疏失一直沿袭到《新证》增订本，也未发现。后经读者指出，而隔时太久，我已追忆不起那篇文章的题目了。当时我还是一个年青的学生，初习治学之业，是不会懂得世上还有"伪造史料"的事情的。），玺生寅、宣，而宣早卒，寅生颙，颙又少亡，一家人眼看即归散亡，頫实宣生，康熙帝为了挽救他家的颓运，特命頫为寅子，承嗣继职。曹寅在日，早就作诗嘆息"零丁摧亚子，孤弱例寒门"了。所以为了后嗣的得立，颙、頫成婚必然都很早，这是封建时代的惯例。曹頫在雍正二年正月的奏摺中已有"妻孥"之语，似乎已然生了一个孩子。如果"孥"字不是泛用而确指男孩，那么雪芹应当排行第二。 第13页 雪芹单名一个霑字。这不但是他从曾祖玺以来世代单名的家法，而且取名的由来也有具体内容。 雍正之得踞宝座，是用非法和见不得人的手段侥倖成事的，他对被害的老皇帝的身边近侍、亲密家人，特别注意，因为他们知道"宫闱秘事"的各种底细。康熙死后，连他的最得信赖的太监如梁九功（就是《盗御马》这齣戏里的梁九公）等人，也不敢活下去，往往一条麻绳，寻个自尽省事。至于乳保之家（雪芹的曾祖母孙夫人，是康熙的保母），更是十分切近，"各为其主"的重要奴僕。雍正对这些人，嫌忌的程度尤其非同一般。因此，从雍正元年开始，就以追查亏空为名义，先从李煦下手（李煦的母亲文氏，也是康熙的保母），命两江总督查弼纳审治，将李煦下狱，抄家没产，并逮捕了所有子女家口奴婢人等，房屋赏给了"功臣"大将军年羹尧。这时，继任两淮巡盐御史的谢赐履，也趁势要追查江宁织造衙门的亏空。一句话，"形势"已经很分明，曹頫自知，身家性命，皆悬于一丝，十年前和他一同被了康熙的特命，带领他这个孩童由京师奔赴江宁，保全曹家命运的这位舅舅李煦的处境，已经给他"上"了十分"生动具体"的一"课"，他自己这一家，实际上也是"待罪"之人，其心情何似，--如果我们用"鱼游沸釜"四字来形容，想来亦不为过。 偏偏天时也不饶人，从新皇帝元年起，并不风调雨顺，旱得出奇，人心浮动，而织造官照例要随时具奏，报告晴雨，天时岁事，地理民情。这就难极了：报得不实，有罪；报得实，很不吉利，于新皇帝面上无光，一个措词不慎，更加有罪。为此，曹頫的焦愁煎迫，至不可言。可好熬过了本年的头四个月，一进五月，从初一到初五，老天大霈甘霖，连得透雨。这场好雨，给大地田间的炎旱和曹頫心头的炎旱都带来了特别的滋润、凉爽和喜悦。人在难处，总是随事随物地想"徵验"一点"兆头"，曹頫心中暗自宽慰自己；也许，天无绝人之路吧？看来还有一线生机？--这雨和新得的男孩正是一起来的，他又属龙，乘着这个好兆头，就在雨上给他取个名字！ 曹頫深知家里的祖辈文风，取名都是出于经书的，于是把经书上喜雨的句子诵理了一番，很快想到《诗经》《小雅》的《信南山》里的名句；"益之以霢霂，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立刻选上了这个"霑"字（註：如曹寅的名字是取自《书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曹宣的名字则出于《诗经》"秉心宣犹〔猷〕"。颙名頫名，也是如此。曹頫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日〔《新证》误植初七，油印勘误表已指出〕，有报晴雨摺："江南因去冬雪少，今年闰四月间，蝗蝻生发，……今自五月初一日至初五日，连得大雨，淋漓霑霈，……人心慰悦，太平无事"。张加伦同志指出，此即雪芹得名"霑"之由来，极是。霑字取自《诗经》，早年亦记之笔札，后家兄祜昌、沪上徐恭时同志先后提及此义，不谋而合。过去解为"霑被天恩"的意思，不确。）。 人间从此有了曹霑这个名字，世界文学史上从此产生了这颗光焰万丈的巨星。 曹霑为什么又叫雪芹了呢？那是后来的事了。而在那时，人们是还没有发现雪芹这颗文学巨星的目力的，人们把他当什么看待呢？是曹家的不肖之子孙，不祥之异物。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的兆头。 曹雪芹的幼年、少年生活，都是怎么样的？这种史料记载，无处可寻；只有几句话，非常可靠：-- 　　……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　　 这是《红楼梦》卷首别人（可能就是批书人脂砚斋）替曹雪芹记下来的"作者自云"，我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这说明了曹雪芹少小时过的生活是鲜衣美食，靠的是老皇帝的优待，祖辈在江南地方的人缘世业，受过父兄（他有哥哥）师友的教养规训。"背""负"二字，可能是假语村言，情形却不是代记者捏造的，--这里边就有了很多的事故，无穷的"邱壑"，虽然措词是十分婉蓄简炼。 史料证明，他曾祖曹玺，即清代第一位江宁织造，就是一位很有文名的满洲旗的人士了。加上祖父曹寅的数十年的经营积累，他家确实是一个具有"很富丽的文学美术的环境"的风雅家庭，这样的家庭对在其中生活长养起来的孩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兼之曹雪芹自小就是一个"天分高明，性情颖慧"的早熟的儿童，他对这个家庭的以及围绕着这个家庭的社会关系的一切事相，感受更是不同于一般。 可以想像，他一定直接间接地、有意无意地时常听到家人外人讲起爷爷在世时的为人做事，盛况奇情： 他会听说，爷爷最好读书，最好买书 --眼前家里的插架万签，琳琅四壁，还是见证。大概自从他还没有入塾从师，就对这么多的祖父遗书发生了好奇的情感。后来他遇书必读，每日里"杂学旁收"，正是早早地就种下了这一"夙因"。 他会听说，爷爷连出门时坐在轿子里都拿着一本书看。也有人问过："您为何这样地好学不倦？"爷爷笑道：我好什么学！这是骗人罢了--我一出去，因为是"官"哪，民人见了都起身站立，我又不是地方上的府州县老爷，大家这样，我于心何安？拿本书，我遮住眼，人家也就都可以省点事。 他会听说，爷爷的诗词，极富才调，从小就为很多名流老前辈们称扬赏爱；一生交遍了天下的诗人。后来在扬州开了诗局，编刻了《全唐诗》，搜尽了有唐一代的诗家两千多人，几万首诗。也很喜欢宋诗，留意寻求宋朝诗人的集子，很多孤本，那也许是为了继《全唐诗》而再编《全宋诗》作预备吧？说也奇怪，这个霑儿（"跟雨一块儿来的"，说不定他乳名也叫"雨儿"）也是嗜诗如性命。 第14页 他会听说，爷爷不只爱"雅"，又特别喜欢"俗玩艺儿"，古今戏本，倾倒备至，自己不但也作戏本，还粉墨登场，亲自串戏。野史小说，也是爷爷十分得意的"东西"。 他听说，《长生殿》这个戏本就是本朝人洪稗畦作的，为这本戏许多人遭了事，可是爷爷有一回在江宁遇上了稗畦先生，高兴已极，遍请名流，大开盛会，三日三夜，演完了全部《长生殿》，把稗畦尊为上客，奉于主座，爷爷和洪先生面前各自摆着一部戏文脚本，逐字逐句地给它进行评赏，并对音律提出订正的精闢见解。这件韵事，当时轰动江南，至今犹在人口。 他又听说，有一位名唤沈嘉然的，虽然是一位绍兴师爷，却作了一部小说，专写我们中华古史上的第一个伟人大禹治水，这场和洪水作战，疏凿九州，不顾一己，拯救万民的故事，百神百怪都出现了，有的助禹，有的助水，精彩瑰奇，雄伟巨丽，远远胜过了《封神演义》--让爷爷看见了，大为击赏，要出钱给它刻板流传。可是不幸极了，这位沈先生一次坐船回家，出了事，人是因落水受寒病死了，书稿也葬于鱼腹，世上竟无只字传本！爷爷为此嘆惜不怿者累日。 这些事，对年还很小的霑儿来说，并不能完全听懂，但无论如何，一个后来成为《红楼梦》作者的人，当他追忆这些讲述，重新体味，又怎能不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深思呢？ 自然，他也会听说，爷爷一生爱才好士，济困扶危，常常为了助人，弄得自己十分窘迫，而心甘情愿。江南一带，对他家的好感并不是人为的捧场趋附。他也会听说，他家在老皇帝几次南巡"盛典"中的那种旷世未闻的繁华经歷，爷爷为支应这种事以及各种复杂政治局面中所受的辛酸和烦恼，所担的风险和罪责，对这种"虚热闹"的内心感嘆。爷爷喜欢对客人说一句话："树倒猢狲散！"--作为孩子，雪芹当时还无法深刻理解这句异常别致的话。 自然，他也有机会听见人说祖辈常常训教子弟们的一句痛语："你知道那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他后来才渐渐明白了"奴才"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从生下来就是一个"奴才"，他们家原来是一个奴才家世。 六　金陵老宅 正像《红楼梦》所写的贾府那样，曹雪芹家正好也有个"老家"在南京，虽然后来北返京师了，他们还是时常提起"金陵"城里的"老宅"。 在这所老宅里，他家住了不是十年八载，而是经歷了祖孙四辈人。曹雪芹也就是在此老宅出世并且度过了他的幼年。 这所老宅座落何处呢？它在南京的会城之内，江宁府治东北、总督衙院的前边，地名利济巷大街。曹家在时，只叫织造署院。曹頫合家离职北返之后，又过了十八九年，这处老宅就变成了干隆的大行宫，再与织造无涉了。 那是一座外围墙略成正方形（西北面多出一些来）的衙署，署内屋宇，除执事"群房"不计外，基本是东中西三路的布局。东路是衙署正院，有六进院落之深。中路是内宅，也有五进。西路是最别致的一路，前面东为戏台，西为射圃，而后面又是一座花园。这座园子，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日称之为西园，因为园中有池，又叫西池。 这所老宅，自从雪芹的太爷曹玺在康熙二年（1663）春天就来到了，一直住到二十三年（1684）夏天，已然经歷了二十多年的岁月，雪芹的爷爷曹寅从六岁起，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如今雪芹又是生活在这座宅院里，回溯起来，这已经是六十多年间的事了。 太爷在世时候，已很有文名，但看来他对庭园景物不曾多加经营，只是在刚到任后不久亲手种过一株楝树，及至此树长大成荫，乃在其下筑一草亭，爷爷为此特别给自己选定了"楝亭"二字作为别名。太祖母姓孙，康熙老皇帝就是她抚养带大的，当康熙三十八年（1699），她已六十八岁，皇帝南巡，就以织造署为行宫，见了孙夫人老保母，十分高兴，因见庭中萱花已开，古人正是以萱喻母，于是亲书"萱瑞堂"三个大字赐她，就悬挂在内院正厅上。这一亭一堂，乃是曹家的家世歷史文物，子孙对它们怀着深厚的感情，雪芹自不例外，从小就听家人讲述它们的来歷。 雪芹的太爷卒后六七年，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起，爷爷曹寅又由京城外任，派到苏州去做织造官，《楝亭诗钞》的卷第二，就是从这里开始；等到康熙三十一年，这才又从苏州移任江宁，在《诗钞》卷二中的那两首《西园种柳述感》五言律，就是祖父当时的心情，歷史的见证：-- 在昔伤心树，重来年少人。 寒厅谁秣马？古井自生尘。 商略童时乐，微茫客岁春。 艰难曾足问？先后一沾巾。 再命承恩重，趋庭训敢忘？ 把书堪过日，学射自为郎。 手植今生柳，乌啼半夜霜。 江城正摇落，风雪两三行。 这是整整隔了九个年头又回到江宁老宅时的情景，那时正是仲冬十一月间（註：所有年月，参看《红楼梦新证》第七章。曹寅并非直接继其父任，而是事隔九年，除楝亭本集可考外，最有力的旁证有二：一为熊赐履《曹公崇祀名宦序》说："而公长子某，且将宿卫周庐，持橐簪笔，作天子近臣"，无一字言及"继任"之说。熊氏为康熙的师傅，重要的大臣，在皇帝的乳公死后作崇祀序，在当时是关系不小的事件，岂有遗落继任诏命之理。一为与曹寅同年到江宁做官的宋荦说"子清〔在苏州〕追念手泽〔并曾筑怀楝堂〕，属诸名人赋之〔指《楝亭图》〕，诗盈帙矣；未几，子清復移节白门〔南京〕，十年中父子相继持节，一时士大夫传为盛事，题咏愈多。"（《寄题曹子清户部楝亭三首并序》）所谓"十年中父子相继"，正指相隔九年，语义最明。若曹玺卒后即曾命寅继任，熊、宋之言皆成不可解矣。其他旁证尚多，参看《新证》页322-323。）。 第15页 自从这时起，被别人胡乱住了将近十年的故居，在曹家人看来简直已成十分"荒寒"了的样子，很快便开始改变了光景。迨到幼年的雪芹在这里生活的时候，那又已是三十几年的光阴过去，爷爷半生的经营，移竹添花，汲池种草，处处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痕迹。老楝婆娑，自少待言，山坳的高柳，也格外潇洒；梨花玉兰，鼠姑石苋，一时数之不尽；几处亭馆，一经高手点缀，自有无限风华。雪芹对爷爷特别喜欢的外署文酒宴会的西堂，内院萱瑞堂一侧的西轩，和整个府院半偏的西园，也是格外感到意味深长，心怀亲切。他当时虽然还不能懂得其中的种种事故，但到他长大一些，能读懂爷爷的诗卷时，句句引起了他的回忆和感慨。"读书过日，学射为郎"，--意思是读书就是最好的生活，不要追求享乐；生为男子，应当习武--是祖训，也是"家法"（註：所以曹寅也说："读书射猎，自无两妨。"这除了满洲旧俗、康熙重视的原因外，和他家始祖魏武帝的"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也有关系。）。爷爷把年小的子侄都带到南京同住，一面"命儿读《豳风》，字字如珠圆"（註：此诗作时较早，此为借用。），一面"绳量马道不嵚斜，雁字排栽筑水沙；世代暗伤弓力弱，交床侧坐捻翎花"（《射堂柳已成行命儿辈习射作三截句寄子猷》）。 儿女们都在这个宅院里长大，他们嘴里无法避免地带上了渡江以南的口音，--这件事雪芹从他爷爷的诗里也能找到感慨的笔迹。还有太祖母的形象，也仿佛能在祀灶诗里看到了：-- 刲羊剥枣竟无文，祈福何劳祝少君； 所愿高堂频健饭，灯前儿女拜成群。 当此流年急景，腊鼓频催的大年底下-- 楮火连街映远天，岁行风景倍悽然； 江城爆竹声何据，一片饧香三十年。 （註：这正是追溯从康熙二年起在此度岁的三十年来之事。但曹寅作此诗时却料想不到再过三十年的祭灶日，正是他家惨遭巨变的"命下"之日。） 至于府后的西园，那从爷爷因丰润族兄来访而写的诗句就更能得见它的歷史：-- 西池歷二纪，仍■短檠火； 薄书与家累，相对无一可； 连枝成漂萍，丛篠冒高笴； 归与空浩然，南辕计诚左。 今夕良宴会，今夕深可惜； 况从■角游，弄兹莲叶碧； 风堂说旧诗，列客展前席； 大乐不再来，为君举一石。 闲居咏《停云》，遽若恋微官； 行苇幸勿践，税驾良匪难； 寸田日夜耕，狂澜无时安； 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 …… 伯氏值数奇（鸡），形骸恆放荡； 仲氏独贤劳，万事每用壮； 平生盛涕泪，蒿里几悽怆！ 勖哉加餐饭，门户慎屏障。 雪芹到后来才明白，这座西池，对他家来说，并不单是一处"外面好看"的游玩之地，里面包含了一部辛酸的家世史，无限的难言之痛（註：这种诗所表达的沉痛的语调，恳恻的感情，所使用的种种字眼，都说明了曹寅是追述家门的事情，骨肉的关系。但有人非说这是"官场联宗的习气"，未免太不实事求是了。）。他爷爷从一回到这里来就写出了"艰难曾足问？先后一沾巾"的痛语，不但是回顾，也是预言了他家的命运。 迨到异日雪芹着书，用特笔隐隐约约点了一点，说："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批书人在此即批云：-- 「好，写出空宅。」 「后字何不直用西字？ 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註：皆见《甲戌本》。此为暗写南京织署，与"都中"（北京）的贾府所居之处，已无关涉。但不少读者总是把南北异时之事（素材）误认为一。而曹雪芹笔下却未尝有一丝含混。） 须知，到雪芹作书、脂砚批书的时候，那老宅果然已就是"空宅"了--因为从干隆十六年，曹家住过六七十年、诞生了雪芹的这处宅院，变成了干隆皇帝的"大行宫"，长年锁闭，无得擅入，那"大门外"确实是"冷落无人"了。 七　家遭巨变 曹雪芹降生的时候，他的家庭早已过了为时数十年之久的"全盛"时期，在他的心目中，他自己已是一个"生于末世"的人了。他家的命运，自然也有"下坡路"，不过这个下坡路却不是一个缓坡，而是特别陡峭的险坡。康熙五十一年秋天，李煦紧张地料理完了曹寅突然病故的意外事件，五十三年冬底（或次年正月初）就又料理曹颙病故的更为意外的事件，他奉了康熙之命，携带了新过继的孩子曹頫奔赴江宁，收拾残局，勉维门户，那不仅仅是"萧疏"了，简直是十分凄凉悲惨。一个孩子，哪里会做什么织造监督，不过是长辈至亲李煦、故父的门生旧吏、得力的年老家人，一起帮助来维持这里里外外的种种事务。至于雪芹，幼年虽然也是"公子""哥儿"，锦衣玉貌，但他所处的环境，已经不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肠肥脑满、骄奢放纵的"小衙内"了。 曹家的全盛，是完全和康熙一朝相为终始的。从康熙二年（1663）起，他家祖孙三辈四人，在江南做织造官共歷六十年之久，实际等于世代落户在南京（今江苏南京市），--曹雪芹也就是生在南京的。 第16页 这六十年，以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为首，以他的祖父曹寅为中心人物，在江南的"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曹家经歷了他们的"繁华"而又"风雅"的生活。不过，他们是康熙帝（玄烨）的私人家奴，他们的命运紧密地和康熙帝个人的一切联在一起。只要康熙坐在统治宝座上，他们就得其所哉；康熙一死，就有"树倒猢狲散"之势；而康熙生前所制造的一些事因，也就给他家栽种下了莫大的祸根。 康熙是清朝十个皇帝中比较最好的一个，歷史家对他有较高的评价，在歷史上讲，他起了一些作用，对内统一全国，对外反击侵略，六十年间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国力富足，有应该加以肯定的地方。但他包庇亲信，纵容贪污，给官场上助长了一种坏风气；他又以视察治水为因，开始了他一生六次南巡的弊政（以致他的孙子干隆也要学他，照样来了六次！），劳民伤财，不可胜言；以上两者，又密切关联、交互因果，于是吏治民生，皆大受其害，其影响之深巨，可以说和清朝的中衰有直接关系，实不容低估、忽视。这是一。其次，他虽说是"一生福大"，可却是"老运不佳"，晚年因为"皇太子"（胤礽）情况不妙，立而废，废而立，伤透了脑筋，再加上诸位"皇子"（他的皇子特多，达二三十个）分朋树党、争权谋位，--有的竟然等不得他"晏驾"、要行刺于"父皇"，吓得他夜里不敢睡，几乎气死！--这事情，也是对清朝皇室兴衰颇有关系的一点。但是此刻我们并不是要讲这个，我们所注意的是，这两件事--南巡和夺位--就正是致曹家于败亡、使曹雪芹饱尝"特殊经歷"的直接原因。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曾在小说里借"赵嬷嬷"的话来暗指他祖父曹寅时代的"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其实，这话并不够精确，曹寅和他内兄李煦（他们两家一切都相同、共同，简直是一家人），是在南京、扬州、苏州三地每处共同"接驾"四次--实际是等于别人一处的（例如杭州的）十二次！那种"银钱滥用如泥沙""别讲银子成了土泥""把银子花的淌海水似的""接驾"，一次已经不得了，十二次，简直是令人难以想像的情况！于是曹、李姻亲两家，在职任公款上，陷入了惊人的亏空债累中，永远没法补清。只不过康熙明知其情，曲意破格，竭力照顾"保全"，事情算是暂时没有发作。（註：参看书后附录。） 诸位皇子明争暗斗的结果，皇四子胤禛（註：照《清皇室四谱》的论证，胤禛并非皇四子，而是十一子。这事和他矫称遗旨传位于他自己的这一阴谋有关。）以阴险暴逆的手段获得全胜，--将他老子谋害了，自己登上宝位，是为雍正帝。紧接着是一场激烈兇恶的争斗和残害开始了：雍正将他的头号死敌们--手足弟兄--都治死了、幽囚了，并且穷治党羽，芟刈殆尽。同时，雍正对他老子作下的孽、给"奴才"们拉下的亏空、筑下的债台，也概不认帐，要彻底清结。 糟糕极了的是：曹、李两家不但都是大"亏空家"，而且又都和雍正的死敌发生过往来的关系。于是，他们虽然只不过是包衣奴隶，雍正也绝不肯轻易地放过他们。 雍正上来，先就是查亏空。李煦所亏织造库帑金四十五万两，令罢官，以家产抵十五万两（註：抄家估产，权在司官，弊病也极大。可参看内务府正黄旗人丁皂保抄家时事例："雍正元年，公变产偿官，家产什物，值二十万，而司官某，素刻薄，只估四万。未一年，公事得白，给还家产，擢授内务府总管，其估产官缘事被逮，交公审讯，惶恐伏地求宽，……"见《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三《内务府总管丁文恪公传》。），两淮盐商代完三十余万两，得清。曹寅此时早已前卒，独子曹颙曾继任江宁织造，也不久病故，奉康熙之命而过继的侄儿曹頫正在再继任；曹寅生时盐政亏空曾达五百二十余万两！曹颙时，李煦代为完结织造、盐政两项亏空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称言俱已清结，可是到雍正二年曹頫时候，大年新正，就还在具摺"九叩恭谢"雍正准他分三年补清织造钱粮的"天恩"（其前一年，两淮巡盐御史曾又举出按新规章应向曹頫追还银子四万五千余两，不知曹頫摺即指此项，还是另有别情）。可见其"罪孽深重"，已难拔足于那种"茫茫债海"之中了。 而曹雪芹，这不肖之子孙、不祥之异物，就正是在这"茫茫债海"之中而出世的（註：参看书末补註。）。 不过无论如何，曹、李两家总算都把债务对付过去了，家道虽因此而落，却并未遭到其他罪罚。遭到罪罚的，乃是又过了两三年，另因"他事"而横罹逆祸。 这"他事"，就是在雍正五年先则已经罢官的李煦被发现曾于康熙五十二年花八百两子买了五个苏州女子送给"阿其那"而要处斩，后则尚任织造的曹頫因屡忤"圣意"、藏匿财产而被革职抄家（註：根据一些档案知道，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令抄家以前，对曹頫已有私自馈人物品、贱售人参、所织御用衣料落色……等指责。这不但都是琐事细节，实际也只是吹毛求疵，寻找"欲加之罪"的藉口而已。并且新盐政也向雍正说曹頫的坏话（当然包括着揣合"圣意"，以致雍正说曹頫"岂止不成材而已"，说他"行为不端"，--当时一用这种话，就是指的政治问题了。到五年十二月，传旨说："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中叙如何宽大展限补赔），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因此说他甚属"可恶"，即着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頫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并严拿重要家人并查封家人财产。然下文随即又云："伊闻知织造官员易人时，说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转移家财。"是则先有罢职之处分，后有防移家财之安排；如果曹頫真曾隐藏财物，则又何用二次"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再作亡羊补牢之拙计？可见雍正此语本身即十分矛盾--这并非事实（参看后文抄家报告清单，已证明全无转移隐藏之事），不过仍是藉口加罪而已。），抄家以后又查出他衙门旁边藏有"塞思黑"所铸的六尺来高的镀金狮子一对！--这"阿其那"，就是胤禩；"塞思黑"，就是胤■：两人正都是雍正的弟兄兼死对头、眼中钉（俱已于前一年毒死了）（註："阿其那""塞思黑"是雍正给胤禩、胤■的"赐名"，向来被解为"猪""狗"之义，藉见雍正对其政敌之污辱谩骂，唯据满文专家鲍育万先生指出："按康熙第八子胤禩，经雍正（胤禛）改名为阿其那，满文作某（满文字，因制版困难，从略--引者），其义未详。以胤■改名塞思黑、满文作某（亦满文字，从略--引者）、义为讨人厌，考之，其义殆亦类此。前人有以阿其那塞思黑为犬■者，非是。"（见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总管内务府奏事满文档案汉文译本所附按语）是旧日传闻，盖出附会。）。 第17页 因此，曹、李就都变为"奸党"，是雍正所决不能轻轻放过的。结果，李煦幸而免除一死，孤身流往"打牲乌拉"（黑龙江）苦寒之地（註：乌拉，亦作乌喇，当时为最极荒远寒苦之地，遣犯至此，多难生还。参看《小仓山房文集》卷二王泽宏神道碑所记："御史某奏流人宜徙乌喇，公不可。圣祖（康熙）驳问，公奏称：乌喇死地。流、非死罪。果罪不止流，当死--死不必乌喇。罪不当死，故流--流不可乌喇！举朝无以难，事竟寝。后圣祖巡乌喇，嘆曰：此非人所居！王泽宏其引朕于仁乎。"李煦在日，也同曹寅一样，颇得当地的民心，由于肯做好事，致有"李佛"的称号，结果下场如此之惨。），缺衣少食，只有佣工二人相依为命，当时的人说："今乌喇得流人，绳系颈，兽畜之。"两年后因冻饿折磨病卒；曹頫则抄家封产，田地、房屋、奴僕，都赏了别人（註：曹家人口"赏给"了隋赫德。李家人口则"赏给"了当时宠臣年羹尧。按以上李煦各情分见上述满文档及李果《在亭丛稿》卷十一《前光禄大夫户部右侍郎管理苏州织造李公行状》。（满文档译本承周啸邦同志见示，《在亭丛稿》蒙友人黄裳同志远道惠寄。）（据此，亦足证曹家这时抄家的缘故已不再是为充抵亏空，而纯系政治罪案（註：可参看雍正硃批曹頫请安摺（无年月，当在抄家以前不久）："朕安。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拖）累自己。为什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贯（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丝，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按雍正即位后，为掩饰耳目，故意命廉亲王胤禩、怡亲王胤祥同理政事，并藉机欲陷胤禩于罪。胤祥为雍正弟兄中唯一服从之人，胤禩则与胤■、胤禵、隆科多、年羹尧相结，密谋颠復雍正。雍正知曹頫（及其亲戚）乃胤禩党派，故交与胤祥监视，而又作此"特谕"。盖雍正深知胤禩之乳公凌普、胤頫之乳公雅齐布等，皆为党争中之有力辅助人物，故曾特别申命诸皇子严禁护卫官员、乳母之夫、并随从人等"下贱无知之人""各为其主"。曹頫之受注意，正因此故。）），所封钱财，只银数两、钱数千，外有当票一百多张、值千两银子而已。--以致雍正闻报，亦为之"侧然"。 这就是两家包衣奴才的下场。 曹雪芹这时约不过五岁年纪，小小的心灵上，深深地烙上了这种可怖的印象。 曹頫这次除了抄家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如治罪入狱等等，现在文献尚无可征；但仅仅抄家一事，也就够可怕了。清代抄家的"制度"如何，官家自不肯明言，私家更不敢有所纪录，但是这办法也是沿袭明朝的"传统"而来的，所以那"制度"也基本无异，如谈迁在《枣林杂俎》中所记："国初抄札法：令各处抄札人口家财，解本处卫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军充役，其余人口给与官军为奴。金银珠翠本处官司收贮，年终类解。马匹令本卫收养，给与骑卒；牛只给与屯卒。无屯处，并一应孳畜，粗重物件，尽行变卖，值钱于有司该库交收。犯人家产、田地外，内有坟茔，不在抄札之限。"明朝人也有描述抄家的，现在引一段以资旁参："自抄没法重，株连数多：坐以转寄，则并籍家资；诬以多赃，则互连亲识；宅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则亲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此岂尽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牵，百口难解，奸人又乘机恐吓，挟取资财，不足不止。半年之内，扰遍京师，陛下知之否乎？愿慎抄没之举，释无辜之系，而都下之人心收矣！"（註：引自《明史》卷二二六吕坤传。）这对雍正来说，却正"对景"，因为雍正初年，抄家之风特盛，以致他自己在"上谕"里也曾供认："朕即位以来，外间流言有谓朕好抄人之家产……"（註：见萧奭《永宪录》所引。按《啸亭杂录》卷七曾记："宗室辅国公恆禄，简仪亲王侄也，素禀王之庭训，故以洁着；其任吉林将军时，俸饷外毫无沾染，尝危坐小阁中，将每岁出入之帐簿手录封之，人问之，曰：以待籍没时以为证也。"夫既极廉洁，何畏籍没？则可见当时抄家为皇帝所採取的"大鱼吃小鱼"的恶毒搜括政策，达官贵族的难以自免的结局。），那话真实不虚。单看"宅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而亲戚不敢藏留"两句，也就足见那情形是多么残酷可怕了！ 皇帝抄人的家，原是"一举两得"的事，除了"惩恶"，还可发财（所以嘉庆抄和珅，就曾特意表白他并不是"好货之主"云）（註：参看《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自供国人批评他的各罪款中就有贪财一目。）。雍正之抄曹頫，听说只有当票百张和些"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而为之"恻然"，实际也包含着"败兴""错估"等心情在内，--因为当时人都认为作织造、盐政的最是"有钱的主儿"，印象中的曹家更是"家资巨万"的"豪富"。及至发现事实相去很远，未免又因此而转生"可怜"之心，这才吩咐，给曹頫在京"少留房屋，以资养赡"。只因这一来，曹家保存了一部分房子，和若干"人口"（就是婢僕等人），所以并未完全陷于绝境。 第18页 这就是曹雪芹从出生以来所经歷的第一次巨变。 八　百足之虫 曹雪芹家的这场祸变，是在雍正"登极"之后、朝廷上下内外"接二连三，牵五挂四"的一连串的政治事件的惊涛骇浪中发生的。在这一时期，不但他们一家，真如俗话所说，是"六亲同运"，他的亲戚家也正"走背字儿"。李煦下场很惨，不必重叙了；曹寅的妹夫傅鼐（字阁峰，姓富察氏，先世居满洲，祖额色泰，从清太宗皇太极用兵，有军功），从十六岁就作雍正（那时还是"皇子"）的亲信护卫，可是到雍正四年（1726）五月，竟然得罪革职，远流黑龙江，--什么缘由呢？这一二年间正是雍正既兴隆科多、年羹尧大狱（註：隆科多、年羹尧是帮助雍正用阴谋手段夺得帝位的两个最重要的爪牙，雍正初以最优异的"宠礼"来"报酬"他俩，可是后来为了灭口消迹，便藉口各有几十条"大罪"而穷治之（一幽死，一勒令自杀）。），復又穷治他的弟兄胤禩、胤■（左礻右唐）、胤禵的时际，傅鼐只因建言隆科多之子岳兴阿无罪，雍正便揭破，说他和隆科多有交情，遂得重谴。曹寅的长婿讷尔苏，是早先"大贝勒"礼烈亲王代善（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之兄）的五世孙，袭爵为平郡王，是真正的"金枝玉叶""天潢贵胄"，到这年七月，也革去多罗郡王，在家圈禁，--又是什么缘由呢？名义是在西宁军前，贪婪受贿；其实是：康熙曾派他随胤禵（抚远大将军）驻西宁，而胤禵原是康熙意中的待继位人；雍正后将胤禵召回、解其兵权、贬爵、禁锢，讷尔苏曾代署大将军印务，雍正发现他也是胤禵的党羽，所以当胤禵之党鄂伦岱、阿尔松阿等俱坐"罪"以死之时，讷尔苏自然也逃不脱"高墙圈禁"（一种残忍的特种监牢，精神折磨）之苦. 当时这场皇室内部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争斗的巨大风波，牵连的广泛，关系的复杂，这里不能详述，获罪者之间和曹家有沾带的，尚不知有几；但仅由上举二例，也就足见那时节举国政治情势和曹家处境气氛是多么阴森恐怖了。 经过这一场大变故，曹家是败落了。不过，这败落也还不就是急转直下、直线发展的。他家虽然沾带了干系，究竟在雍正眼里看来，他们这种包衣下贱毕竟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案由也毕竟是次要的，恐怕连"从犯"也够不上，所以在抄家的末尾，事态已见缓和；雍正之所以没有把曹家穷治到底，置之死地，其原因恐怕还是并不单纯的，曹寅在日，人缘最好，他家出了事，说好话的人多；像唐继祖，后来官至湖北按察，先是曾为御史，在办理旗人案件上颇肯进言，得以从宽，他是曹寅的门生，并且给《楝亭集》作过序跋，--这样的人都会想方设法暗中调护；就是在封建时代，舆论的力量也毕竟是一种力量，雍正懂得，在江南一带，曹寅一家代表着康熙，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自己夺位上台是不得人心的，如果穷治了曹家，对他的统治并不有利。所以留了一点"浩荡天恩"。"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家在此后的几年，虽然战战兢兢，大概总还有办法维持下去。到雍正朝末期，那场风波的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雍正九年（1731），傅鼐由谪地召还，復职衔，又"入宫侍起居"了；讷尔苏之子福彭（袭平郡王，乃是曹雪芹的表兄），也于次年任厢蓝旗满洲都统，又次年，并得在"军机处行走"，开始参与机要，继而又为"定边大将军"，出塞征讨准部。--准部之役自康熙末年至此，糜饷七千余万两，久而无功，不得不下令罢兵议和，傅鼐于和战各事屡有擘划，皆中肯紫，遂于雍正十二年以侍郎身份出使议和，和议成，晋三级，擢都统：凡此，都说明曹家的重要姻亲已经又逐渐得用，也可以说明曹家本身自然也比前一时期处境有所不同，似乎有可能熬到一个重得"出头"之日了。 雍正做皇帝做到第十三个年头的八月间，忽然"驾崩"（传说是被死仇的后人暗杀了），他的第四子弘历继位，是为干隆帝。这个新皇帝上来之后，又给曹家带来了新的命运。　　 干隆在未做皇帝以前、雍正十一年晋封为和硕宝亲王之前后，早已"综理军机、谘决大计"；雍正末期政策作风的微有改变，和他的参预政柄不无关系：他深知雍正惨刻太甚、实非长久之策（註：弘历不以雍正杀戮同宗为然，可参看《海宁陈家》一文。），所以即位以后，锐意图治，将很多先朝的各种罪谳、功令加以翻案，目的是在收拾人心（註：这话当然也不可绝对化看待。他对某些人的"人心"是不肯"收拾"的，反而要加强镇压，如他一即位立即杀雍正已赦的曾静、张熙。）。他做了皇帝，就下令释放圈禁的宗室，分封胤礽的子孙，起用为雍正屈抑的前云贵总督杨名时，释傅尔丹、岳钟琪等被罪的着名将领于狱，释前罪人查嗣庭的亲属于遣戍看管；至于一般政治措施，也一反雍正时期的刻苛严酷的精神，以致有人说，这时节"止须将先帝（雍正）时事翻案，即是好条陈"。这话虽然大嚼无復余味，惹翻了干隆，可是也真正反映了干隆刚一上来的那一短时期的事态实质。 新皇帝即位，照例要有"覃恩"，普遍的封赏和赦宥，示庆贺，买人心。因此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曹世选之子）得诰封为资政大夫（二品的虚衔等级），原配欧阳氏、继配袁氏得封为夫人。由于这份诰命，我们得知曹雪芹的一位叔祖曹宜尚在，官职是护军参领兼佐领、加一级（是正白旗包衣第四参领兼第二旗鼓佐领）。"覃恩"诰封虽然只是一种官样刻板文章，但是也说明了此时曹家早已解除了政治犯的罪名，家里还有作参领（从三品）的家长或族长，祖宗里面除了曹玺本来是一品尚书的封赠外，又有了二品的高级封浩。曹雪芹的父亲曹頫（註：参看书末补註。），此时似乎也已作了内务府的员外郎。即以"亏空"旧案而言，那么同年从十月到十二月期间，内务府"宽免欠项"档案中亦已叠有曹寅、曹頫做织造时的多项亏欠列入宽免之内。可见，无论是政治罪还是财务罪，都已成为过去的事了。 第19页 再看另一面，同年的十一月，福彭即作了协办，总理事务，次年即干隆改元（1736），傅鼐署兵部尚书，授刑部尚书併兼兵部尚书；福彭为正白旗满洲都统；又次年，傅鼐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正蓝旗满洲都统……：两个人都是干隆加以重用的人物，而福彭正是该管曹家的最高长官，他既和曹家是至亲，要说他对曹家的困境一无所助，那恐怕是极反常情的不太可能的异事。此外，我个人还认为，曹家前此可能有一个女儿被选入宫中（包衣少女必须送选，妃嫔中多有包衣人（註：如康熙之荣妃、成妃、良妃，雍正之康贵妃、谦妃，干隆之孝仪后、淑嘉皇贵妃、愉妃、瑞贵人等，皆包衣籍。她们进宫，有"藩邸格格""常在"等名目，等级较低、早死而无生育的，不载官书。按"答应""常在"等名目，也是清宫内沿袭明宫的制度，如《野史无文》说："近御宫人有夫人、婢子、常在、大答应、小答应等号。"这些宫女都可依次升级。）），作了宝亲王的某种等级的妾侍之类，宝亲王成为干隆皇帝以后，曹家也就挨上了"皇亲国戚"的边儿（註：香山张永海老人听先世传说："曹家是皇室的内亲关系。"干隆人舒坤批《随园诗话》言《红楼梦》"内有皇后，外有王妃"（按见于六十三回）。"王妃"与"皇妃"非一。小说所写归省仪注，绝非"王妃"所能有。又脂批有"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先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难得他（写）的出，是经过之人也。""此语犹在耳（按指贾政"得征凤鸾之瑞"语）。"等文（俱见庚辰本夹行硃批）。可见省亲一回是由素材、原型而作艺术加工。有人竟以曹寅时代长女嫁讷尔苏为平郡王妃之人之事来比附"元春"的原型，实在是不懂歷史制度的一种主观牵合。又书中所写场面与康熙南巡驻织造署的场面仪注亦无一毫相似点，二者实如风马牛之不相及，绝不能指为借写南巡往事。盖自曹頫以下，并未有真正及见南巡"盛况"之人。），《红楼梦》里写"元春""皇妃"归省的情节，大约就是受了这件事的启发而用艺术加工和夸张的手法写成的。 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使我们看得出，曹家的败落并不是从雍正六年就直线发展下来的，他家在新皇帝嗣位的政局下又曾稍稍"中兴"，至少达到了恢復"小康"局面的地位。那时曹雪芹大约正是十三岁左右。 如果不是这样，换言之，如果曹雪芹真箇是从五六岁上就遇上抄家，由此一败涂地，穷困异常，那就很难想像他可能写出前八十回的《红楼梦》，因为他太缺乏那种现实生活基础了。胡适早年考证《红楼梦》时硬要曹雪芹"早生"若干年，为了"赶上"曹寅时代的"繁华"（他以为非如此作不出《红楼梦》），正是由于他不知道我们今天已然了解的这些情况。 九　再遭巨变 曹雪芹在"小康"復甦的家庭中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告了结束。曹家又经歷了另一场变故。由曹雪芹后来的处境来看，这场变故似乎更突然，更巨大，使他家破败得更彻底。但这一次事件的原由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研究曹雪芹过程中于是便遭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因为详确的史料文献已不可得，直接的考察线索更难寻觅，影响全无，成为曹雪芹生平轮廓上的时序最在前的、恐怕也是所关最巨的一个空白点。 不过，从这变故的规模就可以看到其性质的严重；而可以导致这样严重性质的变故的，不外乎还是政治干系。这一点，如果从曹家上一阶段所经歷的种种事故的那一条"来龙去脉"来推看，就显得格外分明。最可注意的是有一条资料说《红楼梦》作者"某人"，此某人"登贤书〔中举〕，数年，家籍没，后遂逃禅。"（註：详见《红楼梦新证》页701。）这条记载说明曹家这次抄家是雪芹中举以后数年的事，这显然不是从高鹗续书八十回后的伪造情节中附会而来的，而雪芹中举，就算是照"生于1715"的假设来推（我是不贊同1715生年说的），那么他到雍正五年1727冬底，也不过才"十三岁"，十三岁或更小的孩子，"登贤书"是不可能的，这就证明了中举以后数年的籍没，是他家再次遭到巨变无疑了。 然后，再就干隆初年的各种情形来观察，那么唯有干隆四年（1739）十月里所发生的那一次大事故--这事故牵及许多的亲王、贝勒、贝子、公的革免和罪谴--特别令人注目。从事故的性质和发生的时间来说，都是最大可能与曹家的再次遭殃有关联的。 原来满洲统治者的内部矛盾非常大，皇室中对皇位的争夺特别激烈，从在关外时就是如此，而以发展至康、雍之际为达到了顶点。康熙原立的太子胤礽，虽因种种短处和劣迹，致遭废弃，但其真正缘故是他们诸弟兄对他的诽谤、诬陷、激惹、谋害而把他毁了的。这些弟兄，都想做皇帝，所以就都是胤礽的死对头，而就中以胤禛的手段为最阴柔、也最厉害。胤禛得胜以后，成为雍正皇帝，雍正二年冬天胤礽就结束了生命--其致命情形当然是不可问的。雍正的儿子弘历又成了干隆皇帝，而胤礽的儿子弘皙反成了亲王：这样，堂兄弟也就成了世仇。虽然干隆即位之后立即放松对宗室的种种压迫、凌辱，以图缓和皇室内部争斗危机，但是祸源既非一般情由，仇根也扎得深而且固，就绝不是区区手段所能缓和得了的；加以干隆此时才二十多岁，上来又表现得较为宽大平和，于是世仇看到有隙可乘，因此就要俟机而动。到干隆四年，以弘哲为首的"逆谋"案件便发作了。 第20页 现在所能知道的情况是：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雍正之弟，干隆之叔）与弘皙、弘昇、弘昌、弘■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哲、弘昇俱革去王爵、永远圈禁，余人亦都革爵。干隆说：此事"朕上年即已闻之"，并认为允禄庸材，不足成事，唯弘皙乃康熙废太子胤礽之子，父子皆曾圈禁，现仍不知悔改，"行止不端，浮躁乖张，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惟以谄媚庄亲王为事，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遂加监管，不许出城。到十二月，又经人首告弘皙与安泰交结，听信邪术（好像是跳神、扶乩之类），竟询问"祖师"以下列问题："准噶尔（蒙古）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这显然是"心怀异志""大逆不道"。稍后的"上谕"又露出这样事实："从前阿其那、塞思黑，居心大逆，干犯国法，然尚未如弘皙之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是弘皙罪恶较之阿其那辈尤为重大！"这就说明，弘皙竟然设立了自己的"内务府"了，俨然是"小规模"的宫廷，完全准备"登极"了！（註：这事件，规模盖极大，而官文书讳之，不敢详载，只以数语带过，是以特为简晦，档案亦似经销毁。按会计司、掌仪司等名目，皆内务府所有；内务府共分七司，规模制度，犹如政府六部，具体而微。） 根据当时人的记载，到干隆五年，庄亲王之子乘皇帝秋猎外出的机会，竟有"密谋"，因为干隆出巡警戒不是极端严密。这大约就是要行刺的计划了。（註：见《永宪录》卷四。 此案结果，弘皙"从宽"免死，"见（现）于东果园（景山）永远圈禁，是亦与身死无异。"这话不假，不过当时的残忍高墙圈禁制度，实在比快些死了还要受罪。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子，中间就是交给平郡王福彭和公（爵）讷亲二人审讯的，而最后阶段，却改由康亲王和巴尔图等议奏，不再提平郡王之名；尤其令人疑惑的，前此活动频繁、已然得以参预议政的福彭，从此就很难再见名字（例如干隆六年三月于鄂善一案，"着和亲王、怡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秉公查审"，列举诸预政大臣名字，其中就独独不见平郡王了）；直到干隆六年十二月，宽免了允禄和弘■二人的责罚，转年十二月，仲永檀（即前此参劾鄂善贪贿的）案内，这才又见到"着庄亲王、履亲王、和亲王、平郡王，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哈达哈，审明具奏"之文。 以上的迹象，说明了平郡王在这个事件中惹了乱子、担了干系，从干隆四年冬天到七年冬天，三年之间，销声匿迹，虽然史无明文，其为受到责谴可以推见。这种案件实际上都要牵涉极广，亲戚、仆奴、党羽，都在穷治之列。曹雪芹家大约就是直接或间接地被捲入了这一漩涡之中。此事发作的前一年，傅鼐已经因为误举参领明山、失察家人两事，落职入狱，病卒于家。此事发作的后一年，被废的老平郡王讷尔苏亦卒。这不但是我上文所说的"六亲同运"的又一次再演，而且当时人所评议于傅鼐的"宽于接下太杂"，正可作他"失察家人"、因此沾带了当时的朋党政治干系的好註脚。无独有偶的是，平郡王福彭也恰巧在弘皙案事发审治的同一天，曾因失察他自己的包衣大（管家头儿）、披甲人等外出生事而自请议处（这件事在清代内阁"别样档"正是在弘皙案的下面紧接记录的）。像曹家这种身份的人家，处境关系极为复杂，亲戚、家人之类的事，是最容易惹引祸端的原因。 虽然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对曹家再次惨遭彻底毁败的直接的、确切的案由一时无法列举，因而不能不用间接而曲折迂迴的办法来窥测，但曹家最后一次的巨变显然是和这类案子里的下层人物、边沿关系有了株连，其他原因，是否还有，尚待深入研讨。 曹雪芹家，从雍正末年，经过干隆改元一段时间，大约维持了为期五年左右的小康局面，到此遂再次、也是最后的宣告彻底败落。 鲁迅先生说过两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涂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清朝末年的鲁迅本人是如此，并因此对当时的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开始发生了憎恶感。干隆时代的曹雪芹，也正是从此而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并对那种种面目以及产生那种种面目的社会发生了憎恶感，脑海里盪起了许多疑问的浪涛。 十　满汉 曹雪芹最后结束他的"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的公子生活时，大约年已十六七岁。 上面说过，他家世代是内务府包衣旗籍，是"富贵"而又"下贱"的一种特别的家世。可是自从这时为始，他家和"富贵"二字是断绝关系了，曹雪芹从青年时期起，就转到了另一个队伍里面去，就是，转到了闲散无位的、不得意的、贫困的满洲旗人的行列里面去了。 由于这一"转队"，曹雪芹的人生观、世界观，便在起着日益激烈的变化。 为了了解曹雪芹，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时期的满洲和八旗旗人的概况。 雍正朝的大肆压迫、残害宗室，防闲他们的争夺和反抗，可谓无微不至；特务活动的严密，迫害手段的毒辣，都是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的。这种皇室内部矛盾的丑剧，到干隆初期犹有余波，前文亦已约略讲过，干隆表面虽似稍为宽厚，实则其对待宗室王公的手段和精神与雍正初无二致。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满洲统治集团上层急剧分化，而影响所被，阶级压迫下的中下层也在发生着分化变动。同时，这种分化又和满人汉化的倾向趋势结合起来，使得统治者十分忧虑，--他表面竭力显示其对待满、汉毫无区别轸域，强调"满汉一体"的大公态度，而实际则歧视汉人，深恶满人沾染汉人风习，极力打击满汉汇流的一切人、事的关系。到后来连早已归旗的"汉军"旗人也逐渐加深歧视，在各种行政制度上制造满汉分域，也就是对汉族血统的人一概不敢信任。这结果自然促进了汉军旗人的日益从八旗集团内向外分化，可是满洲旗人内部也并不是在这种政策下日益团结巩固了，相反，却同样加速了分化和汉化。总之，八旗人的思想，越来越纷歧复杂化起来。 第21页 干隆刚一嗣位，就非常重视旗务，採取种种整顿措施；甚至想到下令修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由郡王降为贝子的弘春，曾因办理旗务不善而"革去贝子，不许出门"（这虽然还不是"在家圈禁"，可是不准行动，也是一种软禁的替管形式），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布延图因为"分别满、汉，歧视旗、民"而受到严饬。干隆二、三年间，一方面准许包衣佐领、管领与八旗联姻，一方面定出八旗家奴开户（即准许脱离旗主而独自立户）的条例；三年七月，设置稽查内务府御史，十一月命八旗包衣归汉军考试（註：清《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十八"选举考"二，"干隆三年议准，包衣人员，有投充庄头子弟隶内务府管辖、编入上三旗者，又有旧汉人在内管领下，及五旗王公所属包衣旗鼓佐领内者：此等原系汉人，因由满洲都统咨送，每有在满额内中式者，悉行改正，并饬严行禁止！"又卷六十四"学校考"二，"（干隆四年）清厘满洲、汉军籍贯：嗣后内府、王公府属人员考试之时，内务府及八旗满洲都统务严饬该管官逐一稽察，其投充庄头子弟及内管领下与下五旗王公府属旗鼓佐领内之旧汉人（按即指入关以前入旗者），均别册送部，归入汉军额内考试。有将应归汉军考试之人造入满洲册内咨送者，将该管都统、佐领照蒙溷造册例治罪！"可见干隆初期开始的满、汉甄别政策是如何严厉，而内务府包衣人自此为始乃完全作为"汉军"一例看待。这是清代政治上极为重要的一点，而研究者每不能认识此事之真正意义，而只从包衣人是否应称"满洲"或"汉军"之表面现象立论。参看下条注。），到干隆六年十月，又命令汉军御史归汉缺--就是划归汉族官员名额之内、制度之内。这已然显示出，干隆是越来越把八旗内部的所有汉族血统的成员都要当作一般汉人来看待了。果然，事情发展到七年四月，便发出了一道全面而彻底地处置汉军人员的"上谕"，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朕思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有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歷世既久，无庸另议更张。其余各项人等，……如有愿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 在这里，特别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这次的措施，虽然表面上是为了"联意欲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的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目的，但是联繫上举其他迹象而看，内中实际还是包括着政治、民族等政策方面的用意。其二，"上谕"虽然说明"不愿出旗仍旧当差者听之""仍询问伊等有无情愿之处"，并且特别表示"并非逐伊等使之出旗为民"，可是结合八年四月"谕汉军同知、守备以上毋庸改归民籍"的命令而看，这一场文官同知、武职守备以下的逐旗为民，实在是规模非常巨大的一次旗员分化，那意义是，官方不但承认了这种日益分化的趋势，而且明令规定以实现之、促进之。其三，干隆列举了那许多种汉人归旗的旗人，虽然特别把"从龙人员子孙，旧有功勋，歷年久远"的这一类分出来另论（这就是包括内务府包衣人而言），以示与一般汉军不同，但是，他称唿内务府包衣为"汉军"，这不仅是认识上、名词上的淆乱（註：以内务府旗汉姓人为"汉军"，干隆以前罕有此种讹误。从干隆以后，逐渐混淆不清，连旗人自己也沿用这种误称了。但"内务府旗汉姓人"和"汉军"在制度上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身份殊异，在研究旗人时最应注意分辨。参看杨钟羲《来室家乘》叙其先世本为内务府旗，因召见时不善满语，奉旨贬入汉军旗的事例。（在歷史上，仅康熙时三藩期间曾有把个别汉军安插于内务府当差的事例，雍正时编整汉军时曾以内务府包衣人拨补其上三旗的不足数额。）关于这一点，有两种情况应该说明：一种是根本不清楚这种区分的，误认曹家为隶于"汉军旗"；一种是以为内务府的汉姓既可称"汉军"，又可称"满洲"，"实质上完全一样"，而且说，这样使用名词，"丝毫不发生混淆"。但这后一主张是想拿较晚的误称事例来说明问题的，殊不知这正是混淆以后的情况。我们不应当以误证误。更重要的是，我们承认歷史上有混称之事例是一回事，研究辨析它们的异同则是又一回事，而这后者才是我们的责任。），而且也说明了他在"思想感情"上已不把这些老早合入满洲、世代隶属满洲旗下、满化既深且久的奴僕们再当"自家人"看待，而要归到"汉军"范围以内去计算了。这一点，无疑也反映了包衣人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分化因素。 在这同时期的另一方面，如上所说，干隆上来就整顿旗务，修辑满洲《通谱》，然后就开始定出满洲郎中保道员，满洲进士准许选任知县，奉天州县选用旗员，宗室准取进士等规例；屡次谆嘱宗室、八旗人等"亲亲睦族"，提倡满洲旧俗遗风，并"御制"《盛京赋》以发满洲的"祖宗之心"……。一系列的事实，都证明干隆自己确是在极力制造满、汉和旗、民之间的轸域。用满洲为府县亲民之官的新办法，使给事中杨二酉十分忧虑，上疏谏议；接着，便发生了杭世骏的事件--他因为考选御史，在时务对策中表示了"意见不可先设，轸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的意见，干隆乃斥杭世骏为"怀挟私心，敢于轻视（满洲）若此！"交部严议，结果竟然因此革职。这是清代歷史上的一个非常着名的事件（註：参看龚自珍的《杭大宗逸事状》："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统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乙酉岁纯皇帝（干隆）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湖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其文极冷隽深刻之致。杭世骏所以为干隆所恶，也因为他曾反对屡次南巡。）。　　 但是事件并不像封建统治者所设想的、设计的那样单纯，他的种种处心积虑、设阈防闲，都不能阻止满、汉两大民族在当时歷史条件下的汇合的趋势，对满人的优待、偏袒的措施也并不能消除他们对当前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不满和憎厌，--这后者也就是满洲、汉族汇合的共同思想基础之一。到干隆二十年三月，胡中藻、鄂昌一大案件，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第22页 胡中藻，广西人，是故相满人鄂尔泰的门生，累官内阁学士，时为湖南学政，所着《坚磨生诗钞》，被干隆细加挦撦，从书名到字句，一一吹求，认为皆含讥刺怨怅，对国号、对时政，都肆为诽谤，连他所出的考题《干三爻不象龙说》也解释为是对"干隆"谐音廋义式的低毁（等于说弘历是"望之不似人君"了！），而鄂尔泰之侄鄂昌，身为"满洲世仆"，曾官居广西巡抚，不但对广西人胡中藻的"悖逆"不加纠举，反而"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是为罪不容诛。结果胡中藻以"违天叛道，覆载不容"被杀，鄂昌以"负恩党逆"勒令自裁（当时的说法，是"赐自尽"）。在此案内被挂累的还有宗室诗人塞尔赫的《晓亭诗钞》。因此传谕八旗："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矆；倘有託名读书，无知妄作，侈口吟咏，自蹈嚣陵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及胡、鄂一案既结，又下了一道命令，说道： 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薰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鄂昌）又以史贻直系伊伯父鄂尔泰同年举人，因效汉人之习，唿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于人数乎！？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着通行晓谕部院八旗知之。 从此，八旗满洲连作诗学文也要犯罪，和汉人文字往来、朋友交契、论弟称兄，都是"国法"所不容了！ 请看，封建统治者就是这样地摧残文学活动、挑拨离间满、汉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满洲人舒坤在批註《随园诗话》时就说过："时帆诗才，为近来旗人中第一。尝以京察引见，高宗（干隆）恶其沾染汉人习气，不记名。"时帆，即内务府包衣旗人蒙古法式善，是旗人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实，要讲"沾染汉人习气"，那干隆本人应该是毫无愧色地身居天下第一，他无时无地不在题诗作字，笔墨遍处濡染，古人字画捲轴上，名园湖石山坳里，都有他的"疥壁"的御笔宸翰。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了。 上述的这类事实，过去的歷史家能够注意的，大都也只作为片面强调清代满、汉民族矛盾、旗人压制汉人的迹象和事例来看待，而往往忽视了这些迹象的内在真实意义，不能从八旗满洲集团内部分化以及满汉汇流的更重要的一方面来理解歷史，因而也就难以解释在干隆死后的十多年上、嘉庆正在申禁宗室、觉罗人等与汉人结婚的时候，就发生了"林清犯阙"的大事变（註：在前此（嘉庆八年）已有"孤身男子"御厨子满洲人陈德（一作成得）持刀"犯驾"的"异事"发生了。陈德即八卦教徒。）--畿南的八卦教首领林清，联合了滑县的教首李文成，获得了汉军旗人曹纶、曹福昌父子的策应，并有宫内太监刘得才、刘金、张太、阎进喜等多人和御书房的苏拉（白身闲散满洲人供役者）作为内应，仅数十人就打入皇城，直指大内。这事件，虽然计划欠周，行动过于草率，也竟使皇室王公近侍等竭二日一夜之力，才搜捕"平定"，统治宝座几乎一旦倾覆，震动远近；以致嘉庆（起初都不敢再回到北京来了）下"罪己诏"，不得不承认说出"寇贼叛逆，何代无之；今事起仓卒，扰及宫禁，传之道路，骇人听闻！非朕之凉德，何以致此？"的实话。--这绝不是突然而起、偶然而生的事故。这是统治集团严重分化最有力的说明。 介绍曹雪芹而讲到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些"离题太远"了呢？这则牵涉到对"远""近"怎样看法的问题。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卷八）说过这样一段话： 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丰润丁雨生中丞抚江苏时，严行禁止，而卒不能绝，则以文人学士多好（hào）之之故。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gu）人女，明艷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緜惙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遂死，杭人传以为笑。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练亭之子雪芹所撰（註："练亭之子"说盖为袁枚《随园诗话》所误。"楝"误作"练"，亦由袁枚始。按"楝亭"为雪芹祖父曹寅别署。）。练亭在官有贤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勛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勛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撰是书之果报焉。（註：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也说："干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汉军举人也。……然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陈六舟《谈异录》亦载："（雪芹）子孙陷入王伦逆案，伏法，无后。"）。 这就是把林清事变和曹雪芹联繫在一起的文献。这所说的曹勛，即是曹纶。曾有歷史家考证曹纶隶属汉军正黄旗，其伯祖名瑛，歷官工部侍郎，世人殆因"曹寅""曹瑛"音近，致相讹混，实际和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并无关系。从纯考据和简单的是非正误的角度来说，歷史家的分辨自然是对的；但是若从研究当时社会心理和八旗集团内部汉族旗人的思想分化情况来看，则笔记家所记下的人们把天理教反清和曹雪芹作《红楼梦》这两件事联在一起的现象，仍然是有其社会意义而值得注意的（註：不妨参看这一事例：镇压天理教的那彦成，碰巧正是最恨《红楼梦》的人。）。我们只要看一下，曹纶、曹福昌父子事发后，前后该管的都统、副都统禄康、裕瑞（即《枣窗闲笔》的着者，此书曾论及《红楼梦》与曹雪芹之为人）等，皆革去宗室顶戴，即日发往东北，永不叙用，福庆、德麟、拴住等皆或革职、或罚俸，其余参领、副参领等亦皆拿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隶屯居汉军旗人听州县管辖，同民人编入保甲"--这就是干脆划出旗外，不再当自己的爪牙看待了。同时，豫亲王裕丰，因其属下桑堡村居住的"包衣闲散陈爽（他是此案内一重要人物）等党恶多人，率先肆逆，于九月十五日在紫禁城内滋事"，裕丰因此罚俸十年，并通谕"各王及贝勒、贝子、公等，嗣后各将所属包衣佐领人等留心稽查，……断不可姑容隐匿！"（裕丰后来又因其包衣祝海庆与教犯祝现为同族，隐匿不报，革去王爵，令在"府外闲房居住，不准出门"。裕丰就是曾作《枣窗闲笔》传写雪芹的裕瑞之兄，是多铎的六世孙）。所有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当时一部分八旗包衣，汉军兵丁，宫内太监，苏拉人等，这些统治集团下层人员或奴僕阶层（教首林清就是家僮出身），都和人民一起，参加了秘密起义组织，用行动来推翻清室的统治（註：至于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也不无分化之例，如上述的豫亲王裕丰，即是显例；还有《啸亭杂录》详记"犯阙"经过中，曾一再提到某些宗室对搜捕"教匪"所表现的令着者昭槤十分惊异的奇怪或冷漠态度，至言宗室原任大学士禄康为"其心实叵测"。稍后又有觉罗常鼐，与满人尼莽阿，归附邪教一案。）。诚如嘉庆的罪己诏所说："变起一时，祸积有日"，上述的这些和人民较为接近的下层旗人，对黑暗统治压迫的不满和怨愤，竟至使他们终于决心参加起义反抗，这在封建时代是多么严重的事态，足见这些人的思想分化是多么积久而日趋激烈了！ 第23页 我们在这里更能看到，清代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他们入关后的初期，还是民族矛盾；事到干隆一朝，问题虽然也还包括着民族矛盾，但主要矛盾已经是阶级矛盾了。八旗集团本身就是由上层旗主、旗兵来压迫、剥削下层的。下层旗兵和并不"披甲"当差、只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旗民（称为"余丁"），受到残酷的专制统治和盘剥，因此用种种方式进行反抗，如逃亡，谋求出旗，抗租，乃至个人行刺统治主，最后参加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只有从阶级分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旗人分化和满汉汇流的原因和意义。 这里并不是要说曹雪芹"就是"曹纶的"先人"，或者曹雪芹就一定具有和曹纶一模一样的"天理教徒思想"，而只是来说明，要想探讨曹雪芹这样的包衣旗人的思想面貌以及产生那种思想的各方面的根源，了解当时八旗人的分化情况是有其参考意义的：正是在那个时代的处于激剧变化中的下层旗人中间，才有可能产生像曹雪芹这样的思想家和作家。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张宜泉，从他的《春柳堂诗稿》里所流露的若干迹象而看，就是在思想上非常"偏激"的一个汉军或内务府包衣旗人。关于这点，我们将在后面谈到。 （註：另一满洲小说家和邦额的事例，可供研究参证。蒋瑞藻《花朝生笔记》说："干隆间，有满洲县令和邦额者，着《夜谈随录》一书，皆鬼怪不经之事，效《聊斋志异》之辙，文笔粗犷，殊不及也。然记陆生柟（按可参看本书第三节引者）之狱，颇持直笔，无所隐讳，亦难能矣；出彼族人手，尤不易得。《啸亭杂录》云，和邦额此条，直为悖逆之词，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论劾者，可谓侥倖之至。又云，其记与狐为友者云，与若辈为友，终为所害。"用意荒谬（按此当指和邦额以"狐"隐"胡"，"若辈"即指满洲"胡人"之意）。"礼亲王着书，安得不云尔？抑人之度量相越，何其远也！"（见《小说考证·续编》卷一）和邦额实亦内务府籍，永忠的诗稿中有他的题句。） 十一　正邪两赋 曹雪芹不一定就有"天理教徒思想"，他也未必会是能够挺身执刃、实行"犯阙"的那种英雄人物；可是他却具有另一种类型的"叛逆"思想和性格，同样值得我们注意。没有了这种思想和性格，他之写作《红楼梦》小说便成为不可能的、难以想像的事情了。 他这种思想和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要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结果应该是一部称为《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厚厚的专着（因为《红楼梦》是这个作家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部着作），这册小书实在是无法包括这个巨大工作。但是我们这里如就一两点来谈谈，却是可以而且也应该的。 读者都记得，《红楼梦》开卷不久，就写下了以下一段重要的话：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沛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盪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盪，或被云摧，略有动摇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復妒正，相不肯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摠（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廷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旛绰 、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异地则同之人也。"子兴道："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 　　读了这一大段议论，我们很容易地会联想到明代中叶进步思想家吕坤（字叔简，河南宁陵人，1536-1618）的一些哲学思想："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形者，气所附以为凝结；气者，形所託以为运动。无气则形不存，无形则气不住。""气者，形之精华；形者，气之渣滓。故形中有气，无气则形不生；气中无形，有形则气不载。故有无形之气，无无气之形。"特别是："无极之先，理气浑沦而不分；气化之后，善恶同源而异流。……气运之天，后天也，有三。一曰中正之气：一阴一阳，纯粹以精，极精极厚，中和之所氤氲，秀灵之所钟毓；人得之而为圣、为贤，草木得之而为椿桂芝兰，鸟兽得之而为麟凤龟龙、驺虞鸑鷟。二曰偏重之气：孤阴孤阳，极浊极薄，各恣其有余，各擅其所能，为邪为毒；人得之而为愚、为恶，草木得之而为荆棘樗栎、钩吻断肠，鸟兽得之而为裊鸩豺虎、虺蝮蜒■。三曰驳杂之气：多阴多阳，少阴少阳，不阴不阳，或阴阳杂揉而不分，为昏、为乱，为细、为浮；人得之而为蚩、为庸，草木得之而为虚散纤茸，鸟兽得之而为羊豕燕雀、蠛蠓蜉蝣之属。""纯粹不杂之谓理，美恶不同之谓气。……降恆而命之，听其所着：着于清淑之气，则为上智；着于顽浊之气，则为下愚；着于驳杂之气，则有美有恶；着于纷纭之气，则为庸众。均帝衷也，而禀受殊，所值之气则然，非恆性之啬也。"（註：以上所引分见吕坤《呻吟语》与《去伪斋文集》中《说天》《论性》。） 第24页 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所表达的那种看法，和上引这些话来比并而观，就有着令人注目的相似点甚至共同点。 不过，我们并不能仅就字面上的某些近似之处来牵合比附，说，吕坤既是明代反道学的进步哲学家，所以曹雪芹的这种类似吕坤的思想就因之一定是进步的。还是不要忘记分析比较。而且举吕坤，也并不是要证明曹雪芹的思想就是直接接受吕坤的思想，不过是藉以更方便地说明问题罢了。曹雪芹的哲学思想究竟受谁家谁派的影响？这是个还有待专家考究论证的重要题目。 吕坤是反道学的，他在许多根本看法上都是和封建"道统"中坚人物朱熹针锋相对的，但是他的主要局限性和反道学思想中最薄弱的环节却是他的人性论部分，他在这一部分，基本观点没有超越朱熹的范围，只不过是有些次要的"改造"，既不彻底，也有时自陷于矛盾。如上面所举的他那几段话，就是明白的例证。 吕坤的"气"，相当于后来哲学家所谓的物质存在，这是一种唯物的认识论，主张"造化听命于自然"，自然就是"主宰者"，反对朱熹的"气"之上还有一个统治的"理"的那一套唯心和神秘主义的论调，反对世俗祈禳迷信。但是，到他的人性论中，他的唯物主义的"气"的一元论就因为依然承袭朱熹的人有"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妄说而认为"气"以外又有一种具道德性质的"天"的存在。这就又陷入唯心主义二元论中去了。 因此，他那种"中和""偏重""驳杂"的"三气运"论，实际也还是来自朱熹的"气禀"说。朱嘉早就说过："正如天地之气，运转无已，只管生出层层人物，其中有粗有细，故人物偏有正，有精有粗。""如贵贱、死生、寿天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票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天有那气，生出一个人来，便有许多物随他来（註：以上分见《朱子语类》卷九八、卷四。）。"朱熹就是这样明白不讳地提出了这种人物先天品类不齐和一切命定的哲学。 所以很明白，单就这"先天品类"一点而论，不管是吕坤还是曹雪芹，都是朱熹的"学生"，都承认品类存在论和命定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和朱熹的同而不同，或似同实异。 吕坤和朱熹的不同，在于他坚决否定命运，所以他那"三气"说中就没有那种"算命先生"式的"富贵贫贱、贤愚寿天，都是八字排定"的最荒谬的部分，而只就"气质之性"上来讲品类之不齐。这总是前进了一步。　　 到曹雪芹，则和朱、吕二家之间就又都有了更重要的分别了。 第一，吕坤讲的是"阴阳三气"，雪芹讲的是"正邪两赋"，姑且撇开吕坤的"中和""偏重"之气是否就直接相当于雪芹的"正""邪"或"仁""恶"之气这问题而不论，单就吕坤的"驳杂之气"和雪芹的"两赋而来"的观点而看，他们的分别就是很大的：吕坤以为禀赋这种气的人"为蚩为庸"，是最"无足取"的那些人们，而雪芹心目中的"两赋"之人，从许、陶、阮、嵇直到卓文君、崔莺莺等辈，却大都是歷史当中在性格、气节、才情、文学、艺术上闪发着最强烈的光辉的一二流人物（註：按，这样说当然只是就曹雪芹在当时的认识而大概论其总的精神、倾向。如果我们今天要把这么多歷史人物逐一地分析评价，那自然对其中个别例子可以另作褒贬。但是那未免过于拘迂枝蔓了。），和"蚩""庸"恰恰相反。 第二，曹雪芹在这种观点之下显示给我们的，他的名词都是貌似"传统"而实际另有估价的"假语村言"之类的话语，在他的笔下，所谓"残忍"而"乖僻"的"恶者"所秉的那种"邪气"，却是不为当今"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这分明是影射干隆朝初期的封建中国）和"光天化日"所不容的、被逼得隐藏在"深沟大壑"之内的"妒正"的气。这听起来是很"糟糕"的。可是正就是这种气，当被激发时，才生出那些"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的"两赋"人来，如许陶嵇阮卓崔一流。朱熹、吕坤，说邪说谬，是当真的，是封建社会里对那种字眼的"正面"定义，是贬斥的。曹雪芹说邪说谬，是"真真假假"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特殊定义，是敬仰赞美和欣赏的！ 第三，曹雪芹的这种哲学虽然也是"先天品类存在"和命定论的，但他这样来解释人性论问题的用意却和朱熹大异其趣。朱熹说："尝谓命、譬如朝廷诰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作官，性、譬如职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职事，县令便有县令职事。……气票、譬如俸给，贵、如官高者，贱、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贫、如俸薄者，寿、如三两年一任又再任者，天、如不得终任者。朝廷差人作官，便有许多物一齐趁"（註：见《朱子语类》卷四。）。你看，他的"气禀"说活画出一幅"封建秩序结构图"来了！因为他的哲学本就是竭力为这个秩序服务的。而曹雪芹则大为不然。他认为，同一气禀之人，生于公侯富贵、诗书清贫、薄祚寒门三"阶级"中，只表面表现有差而已，本质全然无别。"异地（此"地"即约略相当于阶级）则同（註：按"异地则同"当依别本作"易地则同"。然当时旗人往往爱犯写"白字"的毛病，例子很多。曹雪芹也不能尽免，《红楼梦》中的实例也不止一处。）之人"和"成则王侯败则贼"两句话，放言无忌地道出了阶级并不是"先天品类"产物和"命定"安排的。陈后主、宋徽宗，温飞卿、柳耆卿，李龟年、黄旛绰，平等排列，不过是"异地则同"，不过是"成""败"问题（社会、人事条件）罢了！（註：《板桥诗钞》中《南朝》诗序说："昔人谓陈后主、隋场帝作翰林，自是当行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其见解略可合参。） 第25页 请看，这和朱熹之流是多么大的不同！这是多么大胆的"邪谬"之论！--必须想到，清朝是最祟奉朱熹哲学的，时刻以产生"理学名臣"而自豪的，士大夫大都向朱文公叩首礼拜。而曹雪芹的"异端"思想竟是在这群人的当中而出现了！ 曹雪芹的思想，落在理学家们眼中，是"异端"，不待言了；其实不必找什么理学家，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读书人，也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他的这种看法的。一个例子就是汉学家周春，他是南方最早的红学家，第一位写出红学专着《阅红楼梦随笔》的人（註：周春的红学观点是主张曹雪芹此书是以南京靖逆襄壮侯张勇家的事迹为素材的，但他也能看出一些别的问题，例如他说："此书曹雪芹所作，而开卷似依託宝玉，盖为点出自己姓名地步也；曹雪芹三字既点之后，便非復宝玉口吻矣。"此点实在很能说明当时读者的直感，而"石头"云者，原为假託，所以根本不在话下。）（他作此书还是干隆朝），在周春眼里，曹雪芹的这种提法就无法理解，他说： 全书大旨，及贾氏一门，俱从冷子兴口中叙明。而议论宝玉，所拟古人，拉杂不伦，作者因出雨村口中，所以如此耳。 拉杂不伦--这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不能接受、无法理解的证明（註：周春的这个解释，全不合理，雨村在"议论"上，是有特殊见识的，所以由他来讲解"两赋"之理，怎能又说出他口中便"拉杂不伦"呢？这还是受了"好人""坏人"的机械看法的影响。）。 曹雪芹还不可能具有我们所理解的"阶级"这一概念，可是他思想中，毫无疑问，已经时时在接触到这个朦胧而具体的问题了。曹雪芹的"两赋"说，是他最突出的叛逆思想，他对那些不为封建社会所容的"邪僻"性格的人物作了他自己的哲学解释，景仰那些敢于向封建社会对立、反抗的前辈典型，--不待说，他自己当然就是以"两赋人物"自居的。曹雪芹的平等观念，"成败"议论，是他对封建秩序的勇敢的怀疑和攻击。 其次，虽然他所举的实例是自古及今（雪芹时代的"今"）的人物，好像他除了主张"异地则同"之外，同时还含有"异时则同"之义，但是仔细推求他的本意，则实际上是把这一批"正邪两赋而来"的"一路之人"作为那个时期的具有新兴的歷史时代思想因素的一流人物而提出的。他以这一惊人的"邪说"提高到哲学认识的高度而"总领"全书，可见他寓有深刻的意义，这比一向为人常常提到的"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女人是水作的骨肉"那一"理论"实在重大重要得多，所以应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这样的人，虽然生活于"太平无为（？）之世"，却坚决不向"运隆祚永之朝"投靠，甘心离开"光天化日"，埋藏于"深沟大壑"，凭其"摇动感发之意"，来"搏击掀发"，--发奋写成一部《红楼梦》。我们似乎可以说，曹雪芹的整个生活道路，证实了这一点，说明了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理想而度过了他的艰辛但是光辉的一生。 从这个"理论纲领"来看，我们也可以理解，曹雪芹心目中最为关注的，是"人"（或者说人物）的问题，而人的出现，他所能发生的作用和价值，以及他的命运，则尤其是他关切中的关切点。在曹雪芹看来，天下之人可用"两赋"法归纳为"三大类"，其中"修治天下"的"大仁者"和"挠乱天下"的"大恶者"，他都不想正面去写（这并不等于说他对此二者毫无兴趣，漠然于衷，实际上他对此二者思考的恐怕更多更深刻）--因为一写他们这些人，那势必将"红楼梦"改变成为一部"理治之书"，而这种书，曹雪芹一开头就清楚交代过了，他是不肯写的，那种"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的道貌岸然的正言庄论他不想涉笔（他表面理由是"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註：这就说明，曹雪芹写小说也是估计了特定读者对象的本以"市井"俗人、城市百姓为主，而没有想给"高等人士"看。）），他的用意就是要以"适趣闲文"的形式来写自己熟悉的那些"两赋而来"的"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的"异样女子"，而她们比不上"班姑蔡女"之流，如果"异地则同"的话，倒和红拂、薛涛、朝云、崔莺莺、卓文君相似，但是她们的命运的"册子"都在"薄命司"中存贮。曹雪芹为她们伤怀感嘆，立志要传写她们，"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然闺阁中本自歷歷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併使其泯灭也"--我们必当考虑到，在我们整个文学歷史的长河中，写及名媛才女，淑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故事的，何啻千百，但有几个作者是抱着这样的严肃态度、崇高情操，而又站在一种"社会意识"的总高度来对待"女子"问题的？我们读《红楼梦》这部"淫书""邪说"的，首先要体认的正是它的作者的这种异乎寻常、超越往古的思想面貌、精神境界。 说曹雪芹注重写"人"，当然是社会的人，世上没有并无社会生活的人，所以，说文学是写生活，那自然是说人的社会生活，不言而喻。在曹雪芹时代，还没有"社会"这个名词（连带它的概念），但是我们又可以分明看出曹雪芹却正是从社会的角度和关系中去认识了"人"的，因此，他所考虑的"人"，并不是孤立的形象和现象问题，他所实际考虑并且认真深刻考虑过的问题就必然是很多的，否则《红楼梦》就不会是那个样子的了。 第26页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表达，那么他分明考虑过宇宙、世界、人生、国家、社会、政治、道德、宗教、伦理、制度、风俗，……。他确实考虑得极多，而且似乎想要得到一个哲学的理解和解决。他把小说的开头引到娲皇鍊石补大的神话上，"说来虽近荒唐，细谙则深有趣味"，说明了他落笔之先，已然有了一种思想认识，而其中之味，是须要读者细谙才能理解的。 换言之，曹雪芹不仅仅是要传写"闺友闺情"，记述"悲欢离合，炎凉世态"，即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物，而且是要通过这个形式来表达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红楼梦》还曾写过湘云和翠缕主僕二人畅论阴阳的大道理，可以说明曹雪芹不但善于观察事物现象，而且精于思考哲理。他的"正邪两赋而来"的玄思奇论，就是他对事物（包括人）的构成的客观复杂性的哲学认识和解说。世界是由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如果拿曹雪芹的"两赋"论来比照参详，那么不能不说他在十八世纪前期就已然隐约地看到了这条哲学真理，而且用他自己的独创形式对它作了表述。 大家认为，像龚自珍这种写出"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多为稻粱谋"，"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的文学家，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若从这一角度来看歷史，我们不能不承认，从龚自珍等往上追溯，在启蒙思想家中，曹雪芹实在应该列为是卓立在最前列的特别伟大的一位。 十二　流浪播迁 曹雪芹家在南方的家产情况，据曹頫向康熙皇帝报告，是「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而据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的查抄报告，则是「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外有所欠曹頫银连本利三万二千余两。这些房地人口，都」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给了隋赫德了。至于北京方面的财产，据曹頫报告，是」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而隋赫德则说：「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故此他家在京的房子和奴僕，并未完全抄没，还颇有一些残余旧业，幸而得存。但详细情形，那就无法得知了。 曹家在北京的最早的一处房屋，据曹寅的诗句的自注，是在内城（那时八旗人都住内城，外城只是汉民的住处）东南角的贡院邻近。这所住宅，舍南有修柯浓荫，门外有老槐参天；因为地点是靠近城角以内，所以抬头望得见参差的城郭，宅门并且是「面寒城」而开的；宅内有小园，名曰芷园，园里有花木清阴、长渠细熘、白石苍苔，又有西堂、鹊玉轩、春帆斋、悬香阁，有桂树，有棠杜，有马缨，有垂柳……。这所宅园，当是曹世选随多尔衮入关进京以后的第一个住所，这一带本来多有明代园子，旗人们来了，就都分配占居了。 稍后的曹家住所，似乎在西城又增添了一处。这也是有些线索可寻的。原来康熙幼年因「避痘」的缘故，不是在宫内长大的，而是随保母人等住在紫禁城西华门外以北、西筒子河西岸、后为福佑寺的那个府邸里。康熙所赖以抚育成长的保母就是曹玺之妻、曹寅之母——后来康熙南巡时曾称为「吾家老人」、生前已封为「一品夫人」的那位孙氏夫人。而同时从西华门往西，直到西安门以内，这皇城西部一带地方又正是当时内务府的各部门的所在地，内务府人员当差和居住处所就密集在这里。从以上两方面讲，曹家人若仍从城内极东南角远远地跑到这「西苑」地带来，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他家势必在这里有住处才行。再从曹寅的另一首诗的自注来看：「小园（按即自称自己家的小园）近上果园，去岁乞十五株（按指从皇帝的果园乞得十五株李树）植西窗下……。」那「上果园」，我想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指景山（当时多种果木，有「百果园」之称），一是指中海的蕉园，中多有果树。这两个可能的地方实际相去并不甚远，属于一个地带，即由景山到往西一些。曹寅诗、词集中又很有些描写这一带景物如光明殿、云机庙（今名巧机营）、蚕池……等等的篇什。再加上《楝亭诗抄》中明白写出他的家园是在「西苑」「掖垣」「左藏」（内库，指内务府广储司，在西华门内）以旁不远的地方，下值回家要出西华门。合起来看，他们家曾在这一地带有过住宅，十分明显。 然而，到曹雪芹时代，经过抄家籍没、种种变故之后，是否在上述地方还有住处，那就很难说了。——相反，倒是有许多传说，说明他住在另外的地点。 例如，有的传说曹雪芹曾住过什剎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北口的「水屋子」地方，并说这就是他的「悼红轩」所在。有的传说他曾住过外城广渠门内往北、东便门内往南的卧佛寺，艺术家齐白石还曾到此寻访遗蹟，绘了一副画，并题以诗句，说：「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有的传说他曾住过西城旧刑部街，有的说他在郊西开过小酒店……。 上面第一个传说，和当地居民父老世代口传「东府、西府」就是曹雪芹所写的「荣宁二府」的蓝图这一说法倒可以合看，所谓东府、西府，是土着「老北京」称唿西苑北海以北、什剎前海以西、后海以南的清代和珅府（在人前为何人府第不详，在后为庆王、恭王府）与东邻蒙古罗王府的名字，大翔凤胡同，就在它后身不远，出了胡同就是后海，「水屋子」的古井正在此处。第二个传说，据张次溪先生见告，很有些老先生都如此讲，这或者是由于广渠门在清代是正白旗汉军人所该辖守的地方，寺内旧有跨院，颇具亭石花木，是个幽胜的地方，曹雪芹如因有同旗（虽然他并不是汉军）亲友在这一带住，又爱寺院的雅静，故而辗转牵引、觅居此处也有可能。第三个传说，大约和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担任职务有关，右翼宗学本在西域石虎胡同，而旧刑部街距离很近（二者分处于西单北大街以东、以西两面），他为了方便，在此寓居，或由宗学分配或代觅宿处，也都有可能。 第27页 这些传说,当然一时无法确定其可靠性究竟怎样,但无论如何,它们却反映出一个现象:曹雪芹在被迫离开自已的家园以后,有一个时期先是流落于城内外各处,为了生活,不安厥居,屡经播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老人传说:曹雪芹在极穷困时曾住过某王府的马厩。这现象，是大略符合曹雪芹当时的生活条件情况的。 这段时期的播迁流浪，从曹雪芹的生活变化来看，是窘困艰苦的，可是对他的思想发展来说，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阅歷。他们这种「奴才家世」的几世几代，这歷尽了种种的辛酸屈辱，饱谙了满洲统治集团的种种丑态内幕，眼见了无数的可笑可骂、可歌可泣的事故，本来已是牢骚满腹、感慨无穷的，但是只有到曹雪芹这一代这一时期，才有机会真正和统治集团圈外的世界接触，这样就使他视野阔大，头脑清新，把狭隘的牢骚感慨逐渐转变成为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和愤怒。他的叛逆性格和思想在这一生活阶段所获得的发展和成长，对他的《红楼梦》的创作是无比重要的。 十三　被钥空房 曹雪芹虽然后来落拓人间，为世俗所不容，和封建社会发生了矛盾冲突，但是他生平碰到的各种压力和打击，很自然地还是从家庭方面而开始的，他的叛逆的性格和思想、行为，必然先就和封建大家庭的"堤防"相遭遇。只要他不愿向这一道堤防低头降伏，那就一定得和它作斗争，和维护封建秩序的家长正面交锋陷阵。 看来，青年的曹雪芹是这样做了的，--否则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后来的曹雪芹那样的人物和作家。而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的推论，也还不无记载线索可寻，足供参证。 本来，像曹雪芹这样的人，一则既不是为当时封建士大夫所喜欢的，二则他本人又不是什么名流显宦，自然也不会受到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三则他家是曾因政治事件抄过家的，当时也很少愿意甘冒忌讳而提及他们这种人物和事情的，所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其有关传闻，即在当世也不会是很丰富的（这也就是涉及他的文献资料极端缺乏的原因）。虽然如此，那时候还是有些人知道"曹雪芹"这个名字和这个人物的一些影子--尽管那影子是十分地朦胧模煳。干、嘉时期的文人，还是颇出我们意外地有几位居然记载下了点滴的有关曹雪芹的情况。 像名诗人袁枚（1716-1797），就不止一次提到曹雪芹，并且知道他是曹楝亭（寅）的后人，--不过他误认为雪芹是楝亭之子，差了辈数，又说"相隔已百年矣！"，而其实他正是雪芹的同时人，他说那话时是"丁未"（干隆五十二年，1787）或略后，距雪芹去世才二十几年而已：这就是我所谓"朦胧模煳"的例子。然而稍后的梁恭辰、毛庆臻等人，也都知道曹雪芹是"老贡生""汉军举人"，无有后嗣，身后萧条，等等情况。这大致还是和事实符合的。由此可见那时还是有一些有关他的"口碑"在辗转传述。 长洲宋翔凤（1776-1860），字于庭，是干嘉时期的一位着名的常州派经学家，由他这里也传出一件颇为重要的"口碑"来。他说： 曹雪芹《红楼梦》，高庙（干隆）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云。（註：《能静居笔记》，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按此笔记，徐珂所着《雪窗闲笔》还曾见及，引作赵惠夫《能静居随笔》。赵烈文，字惠甫（旧时表字，甫、父、夫三字常互用），其母方荫华，有《双清阁诗》。） 这个传说乍一听来好像是有些离奇附会似的。可是它实在是一段极有价值的文献，问题是我们怎样去看待它、阐释它。 宋翔凤是怎样一位人物呢？龚自珍非常爱重他，说他"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说他"朴学奇材张（zhàng）一军"；他虽是经学文儒，但又吟咏风流，时有奇气；"少跳荡，不乐举子业，嗜读古书；不得，则窃衣物以易。祖父夏楚（笞打）之，不能禁也。"其性格正和曹雪芹有相近之处。这种人的话，是颇堪注意的（註：宋翔凤这一传说的来歷，当和庄存与或张惠言、恽敬二人有关。庄存与和孙灏（字虚川，前曾作右翼宗学稽查官，是敦诚的师辈。曹雪芹和敦诚为至友，曾同在宗学，所以也该认识他）曾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子，可能间接知道或认识曹雪芹，张，恽二人在雪芹死后和敦诚有交游痕迹，见《四松堂集》。庄存与之侄为庄述祖，宋翔凤即是述祖的外甥。张惠言、恽敬也和庄、宋交情密切，非师即友。而且，张惠言做过景山官学的教习，恽敬则做过咸安宫官学的教习，这两个官学都是专门教育内府包衣旗家子弟的学校，其间当然有知道曹家事情的，甚至有曹家的亲友。所以宋翔凤的话必由庄、张、恽等处而来，应当可靠。 又上举诸人，皆常州派经师文家中的重要人物，常州派是清代思想界中的重要潮流，而他们都如此重视《红楼梦》与其作者（参看第二十七节恽敬以四色笔细批《红楼梦》事），亦可注意研究。此点尚未有抉出者，附记于此。）。至于他把雪芹说成是楝亭之子，和袁枚的误说完全一样，可不必深论；《红楼梦》大概后来真箇到过干隆的眼里，这事还可能和这小说的迷失八十回以后的重要部分很有关系，不过这一点我们也须留待下文再讲。此刻值得注意讨论的，却是这个传说的后半。 所谓"素放浪"，正就是指曹雪芹的那种叛逆性格和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行为。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张宜泉，在其所着《春柳堂诗稿》中说雪芹是"其人素性放达"，完全证实了宋翔凤的传述十分正确，因为张说"放达"、宋说"放浪"，正是同义语，只不过口气在婉蓄和径直、赞赏和评论之间，微有差异罢了。所谓"至衣食不给"，其为可信更不待言，因为关于这一点的参证就更多了，我们此处无须一一列举。 由此足见宋翔凤的话颇有其真实可靠性，大可注意。但是重要点尚不在此。 宋翔凤的话，对我们说明了两点更值得注意的要义。第一，曹雪芹的"衣食不给"，生活贫窘，并不全然是家庭遇到巨变的后果，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如果"规规矩矩"，投靠统治集团，老实地为他们服务，衣食之给是丝毫不成问题的小事情。其所以竟至于"不给"，乃是他一意"放浪"的结局。第二，因为他一意"放浪"，竟至衣食不给，这终究还是小焉者；而如果任其继续"放浪"下去，那就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在等待着他（可能累及家庭宗族），--因此，代表封建力量的大家庭家长遂站出来干涉了。 "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里还有两点可以略加解释：第一，钥空室中的这种办法，我们今天听起来有些惊讶了，但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皇帝"管教"那些"不安分"、喜欢"生事"的本家宗室，就爱使用这种恶毒的惩罚，严重的"高墙圈禁"（特种监狱），轻一些的在家单室圈禁，再其次的还有所谓"不许出门"：都是严格限制行动自由、同时是隔离式的精神折磨，手段极为残酷。满洲式的家庭对"不肖"子弟也使用这一作法，是毫不足异的事情。第二，这一作法当然也不是随时随地、"家常便饭"式地轻易使用的，凡到了必须使出这一"绝着"的境地，那就说明别的办法都已想尽了，也就说明那种矛盾冲突已然达到了十分尖锐激烈的地步了。 第28页 至于"三年"，时间上是否这样整齐，那当然可以容有怀疑的余地；如果这只是表示曾经这样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意思，那也就罢了。重要的是，传说者还把《红楼梦》的创作和这段时期的被圈禁联繫在一起。 《红楼梦》这部大书，是否就是在"三年"的期间之内写作完成的，那自然更难说一定。不过我们知道，这部书曾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且在早确还有过像《风月宝鑑》这类的"雏型"初稿，则可见曹雪芹开始兴起创作这部小说的念头，是很早的事情。他在青年时代"放浪"被钥的期间内而决定着手于这一事业，藉以消遣时光，抒发抑郁，完全合乎情理实际。 其实，这就是他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形式。 所以宋翔凤的传述，虽然过去一直未有人加以重视和研究，我们却不应该再掉轻心，轻加鄙弃。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使我们对曹雪芹的成长阶段的生活面貌、内心世界、创作动机、反抗精神，都增加了理解。这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 如果上面的解释和推断去事实不致太远，那么我们也就同时可以了解，为什么曹雪芹设计写一部百万言的小说巨着，却要立意从一个封建大家庭（包括几门命运相联的亲戚）的兴衰史下手，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出现像贾宝玉那样一种具有叛逆性格、和封建主义发生冲突、向它进行反抗的主角人物的艺术形象了。 （註：这自然是就曹雪芹这个十八世纪古代作家而言的，也就是就其心理活动、创作动机而言的。若就作品而言，就作品的客观展示而言，当然这两者就既有联繫而又颇有区别。从后者来说，当然不只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一个叛逆子弟的问题，其艺术反映所包者自然要广阔得多了。）。 十四　身杂优伶 由于干嘉时代人的传闻记载，我们得以知道曹雪芹和他的封建家庭的矛盾冲突的经过。这事情的梗概和实质意义，是比较鲜明的，但是其中的细节，却已不可得而详，连想像也很困难了。 说曹雪芹是和封建家庭发生了矛盾冲突并作过反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那种矛盾、冲突、反抗的具体事例和表现，却又不一定全部都是足以为今天的我们所赞美的东西。原因是，一则曹雪芹既不是圣贤化身，也不是英雄人物，他只是一个满洲八旗世家出身的子弟，他的思想感情本身就是十分复杂而具有矛盾面的；二则他生活于距今两个世纪以前的封建社会里，当时的歷史条件、社会风气、以至旗人阶层的特殊传统习俗，等等，都同样对他发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他不可能是"游离"于时代社会之"外"的。正因此故，藉助于那时候的一般情况和一些事例，来"从旁"说明曹雪芹的问题，就不但是不得已的办法，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八旗人，特别是满洲上层成员，在一切方面，都享有特权，在生活上，也受尽了"照顾"。官高禄厚和按月领薪的有职务差事的不待更论，其余闲散人员，也同样是在京城内外赏给住房，近京五百里圈内拨给地产，这还不算，又发给"口粮"，七岁以上，即给全额（六岁以下减半），喜丧年节，还另有"恩赏"（註：《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到贾府过年，族长贾珍派贾蓉去领年赏，领来一个"黄布口袋，上有印就是皇恩永锡四个大字"，"恩赐永远春祭共二分"，就是描叙旗家过年的恩赏的事例。）。于是这无数的剥削、寄生者（而且他们是日益滋生繁衍的，据粗略统计，从入关初到干隆初叶，八旗人口大约增至六七倍之多）就得以一味游手好闲，专门考究鲜衣美食，追求各种玩好享乐之道，奢靡奇巧，蔚为风气。因此，他们的"收入"永远不能供他们的耗费，不久就陷入了"贫困"之境，八旗"生计"问题（这也要分别看，其中有被剥削阶级的旗人的生计破产问题，也有剥削阶级的奢纵败落的问题。这里主要是指后者），遂成为康、雍、干时代（当然我们只谈到干隆朝为止）的一件极伤脑筋的事情；朝廷累次想办法"救济"，诸如编制"养育兵"，豁免亏空，代赎售地，给还入官产业，赈米，赏借等等，不一而足。单是康熙朝两次整批的赏赐，就有一千二百万两之巨！其后较为零散但也是动辄数百万两的赏、贷、免，不可以数计。但是，这种浇汤沃沸、火上添油的办法不但"救"不了这些人，反而大大助长了他们的寄生倚赖性和挥霍风习。 由于这样，便产生了大量的八旗纨袴子弟，这些"哥儿"，凭着他们的"天恩祖德"、特殊条件，一无所事，每日只是游荡戏耍：饮宴，赌钱，听戏，唱曲（註：那时叫做"唱档子"。干隆诗人蒋士铨《忠雅堂诗集》有《唱档子》诗，又有"花档小唱"之名。参看邹熊《声玉山斋诗》卷四《档子行》所写："华筵开，档子来：朱绳辫髮金缕鞋，长袍窄袖吴绫裁。琵琶轻拨腕如玉，宛转当筵歌一曲；曲中眉语目传情，烛光照面佯羞缩。朱门子弟易魂销，袖底金钱席上抛……"实际则朱门子弟自己也学着唱，如《红楼梦》中写宝玉自弹琵琶唱"红豆"曲，即其反映。），嫖妓女，狎"相公"，游春，上庙（当时北京地方几乎一年到头有大小庙会），斗鸡，走马……。他们招朋引友，到了一起，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正是如《红楼梦》中所写的，讲说些什么"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谁家的丫头标緻，谁家的酒席丰盛，……谁家有奇货，……谁家有异物"，--当然，这还算是"高雅"的话题，自有比这些更不像话的内容，然而也就足以说明那一班八旗哥儿的"生活"面貌都是什么样子了（註：盛昱《八旗文经》序云："和珅擅政，凡其识拔旗人，以巧趋避为工，钻刺为才，以善进退周旋俯仰为知礼，而风气变：营第宅、美衣服、饰厨传、蓄姬侍、宠奴僕，酒肉弃于衢，罗绮照于市，楼台相接，钟鼓相闻，恣睢跳踉于辇毂之下。"然此不过是和珅时代的变本加厉，并非以前即无此种腐败生活风习。具体的例子，可看舒坤批《随园诗话》："吾亲友中如鄂二爷祥，乃祖父及其本身，皆司户部银库，家资百万，惟知养鹰养马，饮食嬉游，从不顾恤亲友；未及十年，产业一空，与余堂兄志书行为相似。志书年未五十以贫死，有子六人，无所得食，惟作贼而已。"此种例证，举不胜举。）。 在这些人中，品类也有不齐。粗野、庸俗、下流、恶劣的（註：可看舒坤所举一例："福康安死，封郡王，其子德麟袭封贝勒，吃食鸦片，日在南城娼家住宿，白昼贪睡，屡误差使，……逐出内庭，终于淫荡而死；其子庆敏，袭封贝子，依然游荡，吃食鸦片，……此皆福康安至淫极恶，作孽太重，流毒子孙，可以戒矣。"），不用说，自是多数；也有较好些的；可是更为"高级"的也不乏其人。他们在表面表现上、游荡戏耍的途径上是相差不多的，在作风和实质上却有区别。前者竭力追求声色玩好，醉生梦死，即以享乐本身为目的，是单一的、肤浅的；后者比较"雅致"，专门寻弄一些"精緻的淘气"，而且往往从游荡戏耍起而不从游荡戏耍止，那些"淘气"最后转变为他们藉以寄託心志和抒发愤懑的手段。其所以致成这种"分类"的原因和条件自然是非常复杂的。 　　在这后一类中，往往又孕育、培养出一班杰出过人的艺术家、文学家来，其专长特诣、奇辉异采，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成为绝技独门，大师巨匠。--曹雪芹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推其原因，不外如下。他们在"方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社会风气之下，自幼耳濡目染，久受薰陶，对于那些"行（háng）道"就格外接近；寄生阶级、剥削生活又使他们不劳而获、不作而食，得以专心致志地一意追求其所好之事，而他们的优越条件又能够促成他们的偏工独造、以达于穷工极巧的境地，（例如虽是一味食品、一件用具、一个蛐蛐罐，他们不作便罢，只要讲求起来，势必不到穷极精妙、出类拔萃不止，远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而这些，也有时是那个社会里使封建阶级的文艺天才获得充分成长的一种土壤。所以直到清末，起初"玩票"、末后为生活之计而"下海"的戏剧、曲艺和其他技艺界的有特殊成就的人材，旗人占去一个很大的比例数，绝不是偶然的。 曹雪芹的放浪生活以及他的多材多艺，就是上面所述的那种八旗社会风气的直接产物。 但是旗人封建家庭是最讲究"礼法"和"家教"的，尽管无数放浪子弟正是由那种家庭"培养"出来的，他们教管子弟却是极其严厉，正所谓"那边老爷也是天天打""说声急了，什么管儿子，竟是审贼！"，而当放浪子弟的"不肖"行径一旦和一定的思想内容联在一起，这便发生出封建势力和反抗力量之间的斗争的意义。曹雪芹无疑是这种事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封建统治者自然也不会不注意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对放浪子弟的认识可以从下面一个事例获得消息。在曹雪芹时代，八旗人丁屡有逃亡现象，包括幼丁在内。这逃亡一途，实际也就是旗丁旗奴向他们的主子进行消极反抗的一种形式。干隆二十八年，正是曹雪芹逝世的那一年里，定出旗人逃亡治罪的条例；三十一年，又定出八旗迷失幼丁的处理条例。后者规定：十五岁以下的，查缉认领，不更治罪；十五岁以上的，照逃人办理；其在十五岁以前失迷而十五岁以后始行投还的，要查明"其失迷之时如系素好游荡、不肖成性者，亦照逃人例办理；如系愚蒙幼稚、本无恶习者，奏明请旨"。这一条文，很具体地反映出当时一部分八旗青年子弟的"游荡""不肖"的深层的意义以及统治者对他们的看法和注意。 那么，曹雪芹的放浪行为，毕竟都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在几乎无所知的怅惘心情中，无意中获得了一点滴情况。这尽管使人越发有"沧海遗珠"之感，但总还是"不幸中之大幸"。有一则《红楼梦》旧本批语，记云： 第29页 曹雪芹，为拣〔楝〕亭寅之子，世家，通文墨，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如杨升庵所为者。（註：其详可看《红楼梦新证》页701。） 也是话并不多，却异常之重要，真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史料。 我们都记得，在《红楼梦》里，曹雪芹写过很多与演戏有关的事，无须尽举；单是"演员"（这是今天的词语），他就写了三种：一种是富家自己的小戏班里的女孩子，如芳官、龄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是从苏州採买来的；一种是如蒋玉菡（琪官）那样的男伶，也是某王府里"当差"的；再一种就是柳湘莲，他却不是"职业艺人"，而是一个世家子弟，玩票客串的风流人物。贾宝玉对这三种人，都十分欣赏、怜惜、同情。有的竟是知己，密友。甚至因为和他们这一流人交往甚密而惹了麻烦，吃了苦头。--他被贾政毒打，原因之一就是"窝藏"了琪官。 在当时，要和这些人交往，是十分"不光彩"的事，演戏的人，并不像今天尊重为演员、艺术家，而是叫做"戏子"，最受贱视，社会地位极低，--所以要和他们交往，这本身就为"上流"人所"不齿"的事。至于身杂优伶之间，躬自粉墨登场，"现身于红氍毹上"，那在封建人物看来，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无耻，败坏家门的"丑行"！ 只从这一点看，曹雪芹少年时候，被钥空房，不许出门自由活动，就不奇怪了。 曹雪芹对于"戏子"，自有他的看法和评价，止如他议论"两赋而来之人"时所说的："总（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这种评价，今天的人应该明白那确实是很高的了。 曹雪芹就是不甘为庸人"驱制驾驭"--像牛马般为之服劳供役。 稍晚的杨懋建，作《京尘杂录》，其卷四中曾提到才人落拓，甘伍优伶的故事，-- 昔干隆间，黄仲则〔名诗人黄景仁〕居京师，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蝇之感，权贵人莫能招致之；日惟从伶人乞食，时或竟于红氍毹上，现种种身说法，粉墨淋漓，登场歌哭，嚯浪笑傲，旁若无人。如杨升庵〔明代杨慎〕在滇南，醉后胡粉傅面，插花满头，门生诸妓，舆以过市。唐六如〔即雪芹论"两赋"时列举的唐伯虎〕与张梦晋，大雪中游虎丘，效乞儿唱莲花落。才人失意，遂至踰闲盪检。此亦幸际圣朝，容其傲兀耳。 所以，十分清楚，曹雪芹的"放浪"，就是对封建礼法的"踰闲盪检"。这不止是一个个人甘愿与否的问题，还有一个"圣朝"容与不容的问题在。而曹雪芹，正是由于放浪而为"圣朝"所难容的位"君才抑塞"的失意才人--伟大的艺术家。 十五　杂 学 曹雪芹自幼如何读书上学以及后来如何考取科名、当差作事的详细情况，都已无从考见。我们最多只能作出一些揣测，聊为想像之资而已。 后金的满洲统治主因为形势发展上的客观需要，从很早就开始重视人材的教育和选拔了。天聪五年（1631）就有过凡贵族大臣的子弟自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令读书的明令。而在前此两年，并已举行过选取生员的考试。--在最初，努尔哈赤攻占明朝的辽东的时候，最厌恶念书的，凡是俘虏到的书生秀才人等一概加以杀戮；稍后杀戮之风渐减，得有残余；到这时，便从各贝勒以及满蒙等各家家奴中考选提拔，并赏缎布、免差徭：这说明满洲贵族为了统治工作，对文化和知识分子的需要日益迫切了。入关以后，便完全承袭了明朝科举取士的制度，这是封建朝廷所必然要採取的手段，不待细讲；但是对满洲八旗人参不参加和如何参加科举的问题遂成为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对此始终举棋不定、朝令夕改、变易频繁。这难题的实质不外乎是他们无法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由于客观形势需要，八旗集团、特别是满洲内部，不能不急起直追，竭力向优秀先进的汉族文化学习；一方面，由于对汉族文化接受学习的结果势必会引起满汉汇流、满人严重汉化的局面，而满洲封建主，恐对其统治不利，是最害怕他们丧失了自己原来的骑射的技能和"淳朴"的风气的。因此，他们始终找不到一个双全两美的政策，--而歷史的发展却在他们的踌躇不定中而快速迈进。 在康熙前期，他们的"淳朴"的痕迹尚有可寻，而在干嘉时代的满人看来，那些痕迹却已经成为话柄谈资了。康熙皇帝可以说是入关后第一个特别注意培养人材的，他本人就非常好学，所以他身边和周围的人大都是挑选很有文化造诣的，连包衣家奴、侍卫驱走之人也不例外。他在康熙二十四年就曾慨嘆"看来内府竟无能书射之人"，因此下令在他"常见"的近处设立书房，专门培养内府佐领、管领下的子弟（註：内府佐领和管领本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前者本为兵弁家丁，后者本为管事家奴。曹家在内务府隶属前一类。），分习清书〔满文〕、汉书，一次就选了三百六十六名官学生（后来又迭有增额）；次年遂设景山官学--这是在顺治元年设立八旗官学之后的第一个专门为内府三旗子弟所设的专学。 雍正继康熙之后，对八旗人材也很注意，增设了很多培养旗人的学校。雍正六年，命令于景山官学之外再设咸安宫官学，在内府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已在官学的学生之中挑选俊秀者，委派翰林、乌拉、满洲人等为教习和"谙达"，分授汉、满功课和弓马武艺。结果选定十三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的学童九十名，于雍正七年正式成立。 我们了解了上述的制度，可以有助于想像、推测曹雪芹自幼接受封建教育的各种可能性和大概的情况。 第30页 曹雪芹是雍正六年才到北京来的，那时曹頫已被扣押拿办，家产已经抄没，京中仅留余房及少数奴口，而雪芹本人此时才不过是五岁的幼童，还不到就傅的年龄。这就说明，他在江南时期，即使聪颖早慧，也还来不及受到什么较为正式的教育，而到京以后的家庭情况，也不会还有自请专师的能力。他很可能是就读于族中其他支派下的家塾之中的。就他的放浪性格而看，大约聪明俊秀有余，却不肯勤学苦读，因为具有这种性格的人，绝不会"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去念死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封建教育中所刻板灌输的那一套东西，根本不发生兴趣。从封建观点来下考语，曹雪芹是个"坏学生"，书并没有"念好"，--在《红楼梦》的最前面不是还留下了"虽我未学"的自供吗？就透露了这个意义。 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那时代的所谓"学"，究竟是什么？ 　　说到"学"，大家可能首先想到人们常常提起的干嘉时期的"朴学""汉学"之名，或且以为曹雪芹既然正是干隆时候的人，生活在这种社会学术风气之下，他之所谓"学"与"未学"，一定也就是指这个。其实大为不然。 第一，以真正汉学言，吴派始于惠栋，惠栋生于康熙三十六年，卒于干隆二十三年；继之者如江声，生于康熙六十一年，卒于嘉庆四年。皖派始于戴震，戴震生于雍正元年，卒于干隆四十二年。常州派始于庄存与，存与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卒于干隆五十三年。可以看出，这些"创始"人，除惠氏外，最多的也不过长于曹雪芹数岁而已，他们完全是同时人。而且雪芹年寿不永，反而先于诸学者下世了；在他生时，诸家还都没有十分重要的着作问世；例如到雪芹二十岁时，惠栋才得见到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时尚未刊刻，两年后才刻成）；雪芹三十一岁时，脂砚斋已再评《石头记》（干隆十九年甲戌），那时戴震才不过初至北京，稍为都中人士所知；雪芹四十岁去世之时，戴震因会试不第，居新安会馆，段玉裁才得投札称弟子，往从讲学；到戴氏的《孟子字义疏证》成书与段氏《说文解字注》的始作，那已然是干隆四十一年、雪芹逝世十余年以后的事了，--不必再多列举，只此已可见其时学人学术情况之大略先后。其时诸家壁垒粗成，流派未晰，所谓某学某派诸名目，那只是此后的人的概念和分析，雪芹生时，人们还根本没有这种认识，而且"汉学"的势力影响，这时也根本未曾打入满洲八旗人的圈子里去，旗人的"学问"，走的全然是另一条路径。 第二，即以"汉学"而论，当时也还远不是像后人所理解的已经取得"正统"学术的资格地位，最多，不过只被列入"杂学"之内而已。那么，什么才是"杂学"所不能拟议的"正学"呢？原来，那就是科举制艺、时文八股之学！比曹雪芹只小了十四岁的章学诚曾记下过那种情形，值得我们重读。他说： 前明制艺〔八股〕盛行，学问文章，远不古若，此风气之衰也。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至干隆十年许，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1752-1753〕，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註：《章氏遗书·答沈枫墀论学》。并参看刘禺生《世载堂杂忆》77页："当科举盛行之时，其他诗文谓之杂学"。忆《潜研堂文集》年谱中亦有此等例证。按"杂学"一词亦见于《红楼梦》第八回与第七十八回中。《儒林外史》则第三回、第四十六回亦有之，并可参看。）…… 　　　　这情况才是当时的一般"念书人"的代表见解；章氏本人在干隆甲戌年买得一部《韩文考异》，而塾师于举业之外，禁不许阅读他书，以致他不得不"匿藏箧笥，灯窗輙窃观之"（註：同上《朱崇沐刊韩文考异书后》。）。由此可知，在干隆二十八年就已下世的内府包衣旗人曹雪芹，绝不可能在家塾之中学到什么别的学问，不但连"通经服古"的那种"杂学"（即我们心目中的干嘉"汉学"）对他是无缘的，就是"诗古文辞"这种"杂作"，也不是在明白许可涉猎之列的东西（註：可参看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余幼时家贫，除四书五经外，不知诗为何物。一日业师外出，其友张自南先生携书一册到馆求售，留札致师云：适有亟需，奉上《古诗选》四本，求押银二星，实荷再生，感非言罄。予舅氏章升扶见之，语先慈曰：张先生以二星之故，而词哀如此，固宜与之；留其诗可，不留其诗亦可。予年九岁，偶阅之，如获珍宝：始古诗十九首，终于盛唐。伺业师他出，及岁终解馆时，便吟咏而摹仿之。呜唿！此余学诗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从"六岁就傅"的皇子、八岁入官学的觉罗、十岁入官学的一般旗人、十三岁以上挑入官学的内府子弟等等例子而看，长到十多岁的曹雪芹是有进入景山官学或咸安宫官学的可能的，因为他的资质无疑够得上是"俊秀者"，官学生概由官方挑选，挑着之后恐不容不去，再说官学生不但有公费资助，出学后也有"上进"之路，以当时曹家的情况来说，入官学读书也必然是家长求之不得的好事。 官学的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干隆时代的文献未易寻觅，但晚清时代的也同样可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教习之勤惰有赏罚，学生之优劣有进退，岁颁巨款以为俸薪、束脩、奖赏、膏火、纸墨、书籍、饮食之费，于是官学遂为人材林薮，八旗子弟无虑皆入学矣；至近数科，每一榜出，官学人才居半。--然费如许心力所造就者：举业耳；于学之实，固无当也！"（註：震钧《天咫偶闻》卷四。关于官学的制度，可参看《啸亭杂录》卷九"八旗官学"条。） 曹雪芹能对这样的"教育"发生兴趣吗？ 第31页 一方面，他绝不会发生兴趣；另一方面，又必须去走这种封建制度给他安排的路途。这里便又发生了他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读一读《红楼梦》，里面所反映的贾宝玉不爱读"四书"、深厌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见了。 曹雪芹的"科名"之有无与高下，也是无从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却记下过他是"贡生""举人""孝廉"等说法。"孝廉"，就是"举人"的别称（虽然清代确曾举过"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举人和贡生二说中，我以为后者较为接近事实（註：贡生说见于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时代较早。举人说晚出。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亦取贡生说。）。但也还不敢遽作定论（註：朱南铣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释》据《八旗通志·学校志》中无雪芹之名，因此断定"曹雪芹不会是一个贡生，但也许……是生员，故志书不载。"但又说：梁恭辰的话"殆系得自其父亲梁章鉅的座师玉麟所述"（玉麟〔1766-1833〕满洲正黄旗人，曾充上书房总师傅，管理右翼宗学，并两次管理内务府包衣三旗事务），"玉麟有机会接触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档案，此说谅有一定的真实性。"）。 总的看来，有一点是明显的，曹雪芹因为封建力量的驱迫，少年时不得不去走科举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只不过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此后，便"不干"了。 不过，谈到这一方面，也还是不要忘记歷史，只凭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想法去"套"古人的事。说曹雪芹对科举这种东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并不错，但这又并不等于说他一定就拒绝参加科考。他在小说中嘲笑"进士出身"的那些人的"原来不通"，就包含了另一层心理，即也要争一争谁行谁不行，大抵怀才之人没有不想使其所怀得有表现的机会的，而在科举时代要想显才也只有应考一条路可走，所以那个时代的才士，尽管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却也要争争榜上的名次。而干隆时候，恰好又是对满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内务府人员的报考问题，控制得异常严格，不让他们有显扬才名的余地（註：参看《红楼梦新证》页731-732。）。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当敦诚后来提到雪芹时竟会说出"君才抑塞倘欲拔"和"三年下第曾怜我"的话。不了解当时的歷史，就会指责说，敦诚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当然，曹雪芹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功名"的道路，而且也不是"杂学"的道路。他所选定的，是"杂作"的道路，甚至是比"杂作"还"低级"得多的、为人所不齿的道路--写作小说。 十六　当 差 曹雪芹是内务府旗人，所以他长大之后，一定要在宫廷当差作事，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他到底担任过什么差事，却也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一个题目。在传说中，有的说他作过内务府堂主事，有的说他作过侍卫（註：前说见英浩《长白艺文志初稿》；后说仅出香山张永海口传。）。这种可能，自然是有的，然而想要再作进一步的考查，那就别无参证可求，因此我们对此不能作出什么叙述或推测。内务府中各部门唯堂上和上驷院所属有堂主事，尚与雪芹身份切合，其品位在主事之下、笔帖式之上；和六部的堂主事皆系职掌文案章奏之例相类，也是管理档案性质的职务。至于侍卫，乃是武职，其品级、类别也繁，就更无从确指了（註：传说中说曹雪芹所任为"前三门（指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侍卫"。按前三门只有守兵，并无侍卫之制；疑系"干清门侍卫"的音讹。干清门侍卫，仅次于御前侍卫，地位很高。未知确否，疑不足信。）。 在这些传说之外还有一说，则是他曾在宗学里作过事。我个人认为，此一可能，值得探讨（註：此说根据系由敦诚赠雪芹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等语推得。按"虎门"一词何指，向不为人注意；我曾在《红楼梦新证》三版本640页"补遗"引《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虎门"条及《周礼·地官·师氏》推测敦氏所谓虎门有两解，可能指国学国子监或指侍卫值班的宫门处所，而以为"但清代八旗各有官学，不当指国学，且敦诚宗室，雪芹包衣，亦不能同在一官学，所以不合"（按当云八旗官学属国子监，而宗学属宗人府，固与国学非一），因此倾向侍卫一解。吴恩裕先生始进而指出，清宗室有以"虎门"指宗学之例，敦氏亦曾用指宗学，向来之疑遂解。吴说见其《有关曹雪芹八种》38-44页。当然，仅据敦诚诗，实不能断言雪芹必为宗学人员，盖"数晨夕"出陶诗，本移居喜得佳邻，日夕过从，交游甚密的意思，雪芹也可能当时居住西城，离右翼宗学很近，故而能和敦诚在学中晤谈。这些，还无法即作结论。）。 宗学的情况，还可以粗知梗概。宗学，就是专为宗室（清显祖塔克世的本支子孙皇族）所设的官学。清初时期，本来在顺治九年就设立过宗学，到康熙十二年因下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即等于将宗学撤销。雍正二年，復行设立。这时的制度是：八旗宗室按左右翼（清代制度分八旗为左右两翼：左翼是厢黄、正白、厢白、正蓝四旗，居京城的东半边；右翼是正黄、正红、厢红、厢蓝四旗，居京城的西半边）分设宗学，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等级和闲散宗室的子弟十八岁以下的入学读书（十九岁以上的亦接受），有愿在家读书的，听之。每学以王公一人总其事，下设正教长（后名总管）二人、副教长（后名副管）八人，皆由宗室担任；清书教习二人，以罢闲满官及进士、举、贡、生员之善翻译者充补；骑射教习二人，以罢闲官及护军校、护军之善射者充补；汉书教习无定额，每学生十人设教习一人，由举、贡考补（例如，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回里，就写到优贡考教习的事）。每月考试一次，每春秋二季宗人府考试，又每五年大考试一次。仅教长有官俸，教习只给银米衣服，学生月给文具及冬夏冰炭等物。 还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因为这对了解曹雪芹可能有些间接关系。 第一点，宗学之设，虽然名义上只是为了造就皇室本族的人材，而内里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教化"和控制这些子弟，要他们"安分守法"。清代皇室内部矛盾争斗的复杂与剧烈是出乎一般情况之外的，顺治时期的宗学最首要的一条规矩就是："有不循礼法者，学师具报宗人府，小则训责，大则奏闻。"康熙前期放松了这一点，不但令各就本府读书，而且还特别鼓励他们"延文学优赡之士"，"专精学习"。这到后来就引起了很大的"麻烦"，康熙的诸位皇子，为了"夺嫡"，分朋树党，各在本府延揽名士材人，造成势力集团，争斗极其激烈，正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之一。雍正本人是当事者、主角之一，最理解这种事态的严重意义，所以他"初登大宝"不久，一面穷治骨肉同枝，一面就要注意"后起之秀"--这就是他復立宗学的更实际的目的。 在宗学里，教长、教习等人便负上了沉重的责任。雍正向这些教师们交代得明白："朕惟睦族敦宗，务先教化；若非立学设教，安能使之改过迁善？……今特立义学，拣选尔等教习宗室，……导以礼义。或有不遵，小则尔等自行惩戒，大则揭报宗人府，会同奏闻（这和顺治早年的话简直完全一样）。……尔等既膺简任，务期勤慎黾勉，恪供厥职，以副腾笃厚宗亲、殷勤教育之至意！"这就是说："尔等"要帮我来管理控制这些宗室子弟，要好好地为此效劳，--否则可要小心！（註：有意思的是到后来八旗官学的教习中也出现了不循"礼义"的人物，如干嘉人梅成栋《吟斋笔存》卷一所载："金果亭先生勇，亡妻之伯父也，干隆丙子（二十一年）副榜，通脱不羁，充镶黄旗教习在京，忽月余不赴馆，长班遍迹之，有人言先生在樱桃斜街勾栏中，往侦之，见抱琵琶坐巨案上唱《可怜曲》，群妓环绕，奉为师，酣嬉于粉香花影，不復更知有人世也。"这事极有参考意义。） 和宗学关系切近而很有参证价值的，还有雍正七年的设立觉罗官学（觉罗其实也是宗室，不过清代以"宗室"特指塔克世本支后裔，"觉罗"特指旁支后裔；俗称以"黄带子""红带子"来分别）。觉罗学的制度规例大体俱如宗学，只是那"上谕"这次就不如上次的堂皇蕴藉了："所派出之管辖人员，不时训诲稽察，如内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该旗衙门居住学习，禁止出门！"--不但觉罗的子弟学生，连学生的家长觉罗等本人也在这里入了"学规"（这真是奇闻！）--："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觉罗内有行为妄乱者，亦行拘训，不准外出。"不用说，这种"精神"绝不限于觉罗学，对宗学同样起约束作用。 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当上了差事。 第32页 第二点，正像前一节里讲过的那样，在宗学这一方面也是无法解决"汉化"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顺治朝初设宗学的第三年，皇帝就谕宗人府说："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着永停其习汉字诸书。"他认为，学生们只要通过翻译文字，就可以来看"各项汉书"。这个天真的想法当然是行不通的。雍正朝的宗学是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在学的子弟，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但是当时规定却形成清书教习一共只设二人、汉书教习每十名学生即设一人的悬殊比例。这种规定（当然是由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本身就反映了问题和矛盾。雍正十一年又增入翰林官二人，分教两翼，"分日入学，讲解经义，指授文法"，这当然也是汉文的事情。干隆三年，设总稽宗学官，又定两翼各增汉教习二人。但到七年，便又下了一道"上谕"，说："我朝崇尚本务，原以弓马清文为重，而宗室谊属天潢，尤为切近；向来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通骑射，诚恐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是以世祖章皇帝（顺治）谕停其习汉字诸书，所以敦本实而黜浮华也。……嗣后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学习汉文者，应听其专精武艺。……与其徒务章句虚文，转致荒废本业，不如娴习武艺之崇实黜浮、储为国家有用之器也。"这中间，对宗室子弟许否应乡会试的问题，也在八年和十七年出尔反尔，既准又停。二十一年便裁撤汉教习九人，改为翻译教习，并每翼各增骑射教习一人。二十七年裁觉罗学里每旗汉教习一人，改为满教习。一干隆朝大致的政策趋势，是很明显的。 然而到干隆三十七年召见宗室公（爵）宁升额，宁升额竟不能说满语，皇帝因此命令宗人府，加强学生对满语的学习和考试稽察，不许"仍似从前塞责"。这就暴露了以前满语教学完全是敷衍应酬的事实真相，也说明了满洲族人的汉化简直是封建统治者主观意志所无能为力的歷史进展。 扼要地叙明了这些事势，是因为要想理解曹雪芹这一阶段的生活，必须向这方面参考研究，寻求消息。上述两点，对曹雪芹在宗学里的地位、遭遇都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曹雪芹究竟在宗学里所任何职？这一问题目前还不能作出肯定答覆。 据传说，曹雪芹作的是宗学教习（註：张永海说。）。如果事实确是这样，那么结合上述种种，就可以看出更多的意义来。 不过这个传说也有一点不好解释。 传说中的"教习"的原语是"瑟夫"（註：据黄波拉、吴恩裕两位的调查记录。黄文发表于《羊城晚报》1963年4月27日-5月1日。），传说者解为教师之义。这个解说倒是对头的，因为清代官书也写作"塞傅"，是满人称唿教习的用语。但是雪芹的好友之一、宗学学生敦诚，在诗句里提到他和雪芹在宗学时的交谊的时候，说出了"接■倒着容君傲"（註：此用李白《襄阳歌》典故。（向来解"倒着接■"为倒戴帽子，实则接■乃古代鹭羽编制之簑，即鹤氅类。我另有考，此不备及。））的话。这语式语气，绝不像是学生对老师的关系。有人认为这应该从学生敦诚是皇室贵族而老师曹雪芹是包衣奴隶的身份来解释。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在干隆时代，还像以前的各姓封建朝代一样，对作老师的，不管是私家延聘还是公家指派的，礼数都特别尊重，受到特殊的厚遇（例如官中教职，品位极卑，却只长揖以见公卿，不行跪拜；到晚清总督大员当书院开学典礼时，还要亲率诸生，先向教师行跪拜礼；皇帝皇子对师傅也要施以殊礼，绝不能和一般臣僚同样对待（註：如《晚睛簃诗汇》卷二对干隆帝诗的案语所说："感旧之什，盖于诸旧臣中择其尤者始着于篇；师傅称先生，字而不名，尤致敬礼。"干隆诗云："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最是佳证。《天咫偶闻》卷一："国朝自太宗以后不立太子，皇子之幼与诸王世子共学于上书房，选词臣有学行者，训迪加严，与民间延师无异。"又卷十叙旗家家法子弟礼节最严，而"其敬师也亦然"。）），师生的关系和感情，是极鲜明的东西，它虽不能完全"解除"其他身份差别，但满可以部分"抵消"或具体"压倒"之。康、雍时代的权相太傅马齐（註：此人是傅恆伯父，明义、明琳等人的伯　　 祖；是康、雍两朝与皇室内部矛盾和内务府人员关系都很密切的人物。马齐与弟马武，威权倾一时，有"二马吃尽天下草"的谚语。），不甚识字，因为所请的馆师常常不按时守职，他竟然和门下诸人说："所雇先生终不惬人意，他日当买一先生，定当差胜此也。"当时传为笑谈。敦诚却不是这样"保持"着"旧俗醇风"的满洲人，他在怀念他的几位师长如孙灏、李情、徐培等人的诗篇中，就有"鹿洞亲依徽国席，龙门曾御李君车；自为桃李公门后，不向春风更着花""依稀尚记南州客，于鹄曾经受业来""三年膏火西黉夜，一帐凄凉东馆风"等句子。试拿这些和"接■倒着容君傲"的口吻来比较，那差别就极分明了；我们很难想像他对一位老师可以说出"容君傲"的话来。 看来，在宗学里的曹雪芹不会是一位塞傅老师；而可能是一种较为高一等的杂役人员，比如抄写、助理文墨等事的"下手"。我们可能想到，如果他是举、贡一流的身份，岂不正合作教习的资格，宗学里何至于把他用为杂役之流？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曹雪芹家是获罪抄没并且又经过其他巨变的，这种家族的子弟因为被罪惩斥而沦为杂项人员，在学校里噹噹冷差，勉维生活，倒是很自然的事。 曹雪芹在宗学任职，起讫年月，都不可考。往上推，似乎可以早到干隆九年（1744）左右，即敦诚初入宗学的年代，但也许比这要晚一些；往下看，恐怕不会迟至干隆二十一年（1756）以后，因为这时他已经移居到西郊山村去了. 第33页 十七　交 契 在我们所知于雪芹生平事迹的极有限的点滴之中，宗学的关系毕竟要算比较重要的一点。今姑照"宗学任职"说略加论析。 曹雪芹虽然是正白旗人，而其当差所在的宗学却不是北京东城（白旗属左翼，居东城）金鱼胡同（后移史家胡同）的左翼宗学，而是在西城西单牌楼以北的右翼宗学。这是因为他在宗学只是做事，并不必像学生要按本旗该属的哪一翼来入学。然而他之所以进入右翼宗学，也必然有其引绪。大概不是因为介绍他去的那个在宗学管事的人本来是住在西城或本属右翼四旗的，便是曹雪芹本人此时住家已在西城：两项原因应居其一，或是兼而有之。 右翼宗学从一设立，就在瞻云坊（俗称西单牌楼）以北的大街路东的第四条巷子：石虎胡同。那所房子来歷很久远：在明朝先为常州会馆，后为太师周延儒的故府；入清以后成为吴三桂之子额驸（即俗称驸马）吴应熊的赐第；康熙十三年四月，吴三桂起兵叛清，因此应熊不久"赐死"，此府当即撤废，后来沦为右翼官房；到雍正二年，就在这里设立了右翼宗学。--大约到干隆二十一年或略前，右翼宗学迁往瞻云坊以南的绒线胡同，原来的旧址成为裘曰修的赐第，--那就已是后话了（註：参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裘文达文集·行状》、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四《题裘漫士少宰苑东寓直图》（丙子诗）第四首及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石虎胡同"条；又后者"宣武门大街"条云："右翼宗学，旧在瞻云坊北，今移绒线胡同。"按瞻云坊北，即指西单牌楼以北的石虎胡同。）。 曹雪芹因在宗学，便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敦敏、敦诚兄弟二人，--只因他们两个，我们才得以知道了雪芹中年以后的一些概况。 敦敏，字子明，号懋斋，生于雍正七年（1729），比曹雪芹只小了五岁；卒于嘉庆元年（1796）以后。敦诚，字敬亭，号松堂，别号慵闲子，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比曹雪芹小了十岁；卒于干隆五十六年（1791）。他两人本是胞兄弟，父亲名瑚玐（1710-1760），但敦诚在十五岁时出继给叔叔宁仁为嗣了。他们是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的第五世孙。 为了更好地了解曹雪芹，必须对他这两位宗室朋友加以了解，而为了了解这两位宗室，又必须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故，所以我们这里要提起一些老事和"旧帐"。 原来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兄弟五人，三弟名舒尔哈齐，最为重要，在明朝人的口里曾和努尔哈赤并称为建州都督，朝鲜史料中也并称，而以"老哈赤""小哈赤"别之。可是努尔哈赤与弟不和，疑其有二心，竟先杀其两子，復禁锢其本身，最后终于杀死了完事（后来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又以十六款罪状杀了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努尔哈赤自己有十六个儿子，最喜爱的是"大福晋（忽刺温之嫡裔乌喇贝勒之女）"所生的三个：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努尔哈赤属意于第十四子多尔衮，想传位于他，不想后来第八子皇太极谋得了皇位，逼死了那位乌喇母妃殉葬他父亲。皇太极既死，以多尔衮和舒尔哈齐的第六子济尔哈朗同为摄政，"扶保"他的幼子福临（顺治）为帝。入关前后，多尔衮弟兄三人功劳最大，也威权最盛，不但导致了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系派之间的磨擦冲突，而且也引起了皇太极系的疑嫉，因此福临亲政之后，就假手于济尔哈朗，伺隙向多尔衮及其弟兄系进攻。阿济格本来就不忿皇太极抢得皇位的事，因此当皇太极一死，他就和多铎力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未允；及顺治七年末，多尔衮猝然病亡，阿济格就又要乘机行事，夺取皇位，结果为济尔哈朗等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别家（仇家）作了奴隶。八年十月，阿济格因坚决反抗这种迫害，竟要设法点火烧他那座牢狱，又企图用刀挖掘地道越狱，为监者告发，"赐"自尽（註：谈迁《北游录》，对阿济格之事有极生动的纪载，为当时亲在京师的见闻，可参看。）。 这就是敦敏、敦诚的"家世"来歷。 至于多尔衮，虽然身死，势力犹在，所以也不能倖免，转年二月便宣布"罪状"，削夺封典，籍没家产，党羽都遭到穷治。--这又就是曹雪芹之始祖的旗主的下场。 所不同的是，曹家经过这次大事变，反而得以随了正白旗转为上三旗、併入内务府，又因了孙夫人是康熙保母的关系，得以享有了六十年的"全盛"，直到第二次大事变--雍正夺位时，这才遭了殃；而阿济格家，除了康熙元年曾将他的次子博勒赫復还宗室，追封镇国公以外，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才将他的第三、第八、第十、第十一诸子各支赐给觉罗红带子、附入玉牒；博勒赫一支，即敦敏弟兄的高祖，是唯一封公的，可是到雍正年间，应该袭封的经照（敦诚的叔祖，过继后的祖父）和恆仁（字月山，敦诚的叔父）也因"不应封"而夺爵：这就是说，他们家蒙"皇恩浩荡"，才仅仅得以从"庶人"恢復为"天潢"，但又因和年羹尧是姻亲而陷入了党祸，连身嫁年家多年的姑奶奶也勒令返回娘家，那地位也不过是"宗室平民"而已，远不能和其他非王即公的显贵宗亲相比肩。 犹有甚者：其实这种宗室有时连"平民"也不够，只是一种"宗室奴隶"。对于清初的那种制度，后来的人很难想像，很多的歷史情状没有记载便无人了解了，如清代一位宗室描叙："国初宗室，不如是之尊也，凡下五旗（即八旗中除去厢黄、正黄、正白三旗的其余五旗）宗室，俱隶本旗王公包衣下当差：护卫、典仪至披甲（当兵）护军不等，出则为之引导，处（chu）则为之守护，且有挑为哈哈珠塞（满语幼童侍役）日供扫洒、侍巾栉者；无论叔、伯、兄、弟，本旗王公俱奴视之；其挟嫌者、或有谋不遂者，日以鞭挞从事，其苦万状，其贱无伦！"（註：奕赓《佳梦轩丛着·管见所及》。）雍正因为要削减宗室王公的势力，才下令将王府包衣佐领下的宗室置之"公中"（实在是皇帝势力内）当差效力，不许该王公私行使令；据说诸宗室这才"幸出水火"，但这仍只是稍高一级的"宗室奴隶"；直到干隆四十七年，闲散宗室一律赏给四品顶戴，于是一时宗室才得"冠而冕之，堂且皇也。--诸王公又日益自谦，每于广众中见本族叔伯，必曲膝参见（按家人辈数请安行礼）：百数十年来凡从前之引导者、守护者、侍巾栉者、应扫洒者、奴视而鞭挞者，俱施施（yi）然与诸王公分庭抗礼矣！"（註：亦见《管见所及》。） 由上段叙述，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的图画。敦敏、敦诚和雪芹交游时代，上不及被奴视鞭挞，下不及"冠冕堂皇"，而核其家世实际，尚远不及曹家的门庭显赫。尽管他们的歷史身份悬殊，却又同样有过奴视鞭挞的惨痛经歷，同样由于皇室内部矛盾而遭到残酷的迫害。敦敏借咏柳的题目，说出"龙舟南幸人安在，汴水东流路正长""忍将上苑飞花种（zhong），空付离宫乱草中"的话（附按：他弟弟敦诚看了后两句，深恐不妥，就提笔代改为"新晴嫩绿离宫里，翠色和烟上苑中"（变为十分含蓄隐晦了），抒写他的"触忤心情类转蓬"；敦诚和哥哥联句，有"世味薄于纱，境遇冷如雹"的感慨；他们看不上那些"长安俗子笑拍手，轻肥驰过五陵东"的贵盛之流，表示"纨袴侈轻肥，布衣甘朴素"；他们当然也有时不免"热中"一番，但不久就自悔"胡为不自量，磊落负怀抱？"明白了"真妄判荣辱，静燥分拙巧"的道理而决意"从此恋云林，谋生非草草"了；敦诚甚至借《题枯林系蹇（驴）图》的题目而写出"忍使羁縻老此生，东家俯首一长鸣。阿谁为解青丝络，风雪教他自在行！"的感慨沉痛的句子1他也能模煳地看到阶级的不平而寄同情于穷苦人民："去年大水秋无■，田家卖牛供寒飢；今年地湿宜麦陇，可奈无牛更无种（zhong）！拆屋买种借牛耕，春寒露处（chu）何为生？--君不见城中大半闲手足，妇着绮纨男食肉！"（註：以上所引诗分见敦敏《懋斋诗钞》与敦诚《四松堂集》《鹪鹩庵杂记》。后不一一备註。）重要的是，城中的这些鲜衣美食的"闲手足"，绝大部分正就是八旗特权阶级。 由此可见，曹雪芹之所以能和敦家弟兄（註：八旗非汉姓人的习惯，署名称名皆不着姓，而为了方便，只将名字的第一个字假借为相当于"姓"的"领称"。如傅恆，本姓富察氏，而称为"傅公"、"傅相"、"傅文忠"等等。这是歷史上的特殊事例，虽本不通，但相沿如此。"敦家"云云，仿此。）成为好友，是他们气味相投，谈得来，--也就是说，他们的遭际、生活和思想感情当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作为友谊的基础。他们之间固然不能尽同，有很多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比起共同的东西来，是不如共同者重要的。他们同是牢骚愤激，不平辄鸣（当然方式不一样），同是由于首先经歷、认识了"小政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丑恶才擦亮了眼睛，进而有可能认识"大政治"（整个社会不平）的黑暗。生活在距离我们二百多年前封建社会中而出身于统治阶层的曹雪芹和敦家弟兄，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倒真是难以理解的了。所以，从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中间来研究、理解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第34页 十八　虎门剪烛 身世遭际、思想感情，是敦、曹友谊的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敦敏、敦诚和曹雪芹结识之初，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却是雪芹的才华风度。 曹雪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可真不简单。虽然我们所获得的有关他的记载极为贫乏粗糙，而从这一点点也能觇其大概，也足资想像：这个人是有趣极了。 有机会和他接近的人，最容易发现的是，他善谈，会讲「故事」。只要他高兴起来，愿意给你说，那他可以说上一天，说者不知倦，也更能使聆者忘倦。裕瑞《枣窗闲笔》记载过：「其人（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而且，他的能谈是有特色的。第一是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潇洒开朗的胸襟，能使他的谈话挥挥霍霍，嬉笑怒骂，意气风生。这就是古人所谓「雄睨大谈」，听之使人神旺、色动的那种谈话。第二是他的素喜诙谐，滑稽为雄，信口而谈，不假思索，便能充满幽默和风趣，每设一喻、说一理、讲一事，无不使人为之捧腹绝倒，笑断肚肠。第三是他的自具心眼，不同留俗，别有识见，如鲠在喉，凡是他不能同意的，他就和你开谈设难，绝不唯唯诺诺，加以他的辩才无碍，口似悬河，对垒者无不高竖降旛，抑且心悦诚服。第四是他的傲骨狂形，嫉俗愤世，凡是他看不入眼的人物事情，他就要加以说穿揭露，冷讽热嘲，穷形尽相，使聆者为之叫绝称快！ 有了这几个特色，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想像曹雪芹的谈话是如何地妙语如环，奇趣横生，是如何地精彩百出。无怪年纪还很轻的敦诚，一会到他，立刻就为他的「奇谈娓娓」「高谈雄辩」吸引住了，立刻就爱上了这个人物性格。 相处得久了些，慢慢地发现，曹雪芹的可爱绝不止这些，他「嘴」上的妙处固然过人，「肚子」里的妙处更是不一而足，同时「手」头也有绝活。越是和他相处，越是发现这个人的更多的了不起。因此敦氏兄弟很快地便在学里各种人等中间发现了这位非凡的当差者，而且他成为他们哥儿两个「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好朋友。 这时候宗学里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从干隆十一年以来，宗学学生额数定为六十人，按规定应有汉教习六人。教习中有一位黄克显先生，是敦诚这一「班」的老师。黄克显，字去非（说来也巧，黄先生的号竟和敦诚的字全然相同：敬亭），他是江西·瑞州·上高（今县名同）人，由拔贡考取教习，入宗学；敦诚从十一岁（干隆九年）进宗学读书，就是跟着黄先生的。黄先生是宋朝大诗人黄山谷的后裔，是一位爱好文学、喜欢作诗而不满意于流俗文字的人，他后来做了四川·岳池县知县，重视教育，建立义学，曾作碑记，说：「少陵（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洵不诬也。今岳邑士子家无藏书，人鲜力学，所读者多系庸熟文字，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一幸获司衡之节取，遂奉为博取青衿秘诀，无惑乎英资汩没而文体日就卑靡也！」他勉励人「日渐月摩，力扫旧习而更张之」，主张「沉潜乎六艺，含英咀华」。（他的县政也很好，爱民伸理，当地人立禄位牌，入二贤祠，以纪念他。）敦诚弟兄的叔父恆仁，本来就是八旗中的一位名诗人，自幼就教过敏、诚二人；如今他们在学里又遇上了黄老师，这对他们的诗文成就，就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稽查宗学的孙灏（字载黄，号虚船，一作虚川，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后来曾入值上书房，作皇子师傅，和他的同年进士陈兆仑一样），也是个诗人。我们单看《湖海诗传》卷四里保存下来的他那首《扑满行》，完全是对当时黔货贪财的官场恶风进行嘲骂，以及后来屡以直言讽谏皇戚的仗势凌人、皇帝的巡游无度，因而惹恼了干隆，在干隆二十三年竟大遭申斥，说他的奏疏与「本朝家法及我满洲风俗人心」牴触，「其心为何如心乎？」因而落职降调，则可见其为人一斑。敦诚作怀人诗，对他表示了很深的感情。这样的师长，对敦氏弟兄就一定也有所影响，而且也应该都和曹雪芹认识。 再看这时的宗学里的学风是如何呢？干隆十年，稽查右翼宗学右通政熊学鹏曾因学内稽查皆系汉官，于满文翻译功课都不通晓（可见那种课程的具文敷衍），建议再派满洲文臣一人协理，获得实行；虽然如此，那些学生们却是如敦诚所写：「同学尽同姓，五陵马与裘；文章溯唐汉，诗赋追曹刘；或为李昌谷（李贺），锦囊才无侔；或为李供奉（李白），奏赋侍冕旒：谁谓吾宗内，曾不古人优？」可见一般风气仍是极重汉文学。至于敦诚自己，则是：「嗟余愧后学，操觚耽吟讴；雕虫矜小技，抚卷恣冥搜。」把课余的全力都放在学习作诗上面了。 这样爱诗的敦诚，当一旦发现曹雪芹又有着惊人的诗才的时候，他的惊喜佩服，不难想见！这就无怪他们的友情越来越密切亲近。于是乎，敦诚在课余无事之时，就爱和雪芹交谈。 上面说过，宗学本是一座极古老的大宅院。不但如此，旧日相传它还是北京有名的「四大凶宅」之一！和雪芹、敦诚他们正同时的纪晓岚曾描写过这所房子，说：「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阅年既久，又窱■闳深，故不免时有变怪，然不为害也。厅事西、小房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又横通小屋两楹，僮僕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舁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这种迷信的说法，我们当然不会相信，但是他写下了当日那院子的情况和气氛，却可以供我们想像。——这所老宅院，到今天还有一株非常古老的大枣树，没有二百年的年龄绝长不到这么巨大，这棵老树应该是「见过」曹雪芹的。宅内也有过一区花木山石，早已拆掉了。 第35页 就是在这样一所大宅院里，敦氏弟兄度过了他们的求学的日子，曹雪芹度过了他当差的岁月。当差做事的曹雪芹，是要住在学里照料的，而当时学生们也按规矩要住宿学中，每隔若干日才许回家看望一次：因此，他们每逢日里课毕，教师退憩，晚间多暇，便聚在一起，剪烛快谈。我们可以想见，尤其当每年金风乍起，暑气日消，夕事渐长，秋灯有味，他们的夜话是多么大的享受！——这恐怕也就是少年敦诚的学校生活中是最大的快乐，所以他在若干年后，还总忘不了这种真正的乐趣，见于吟咏，印象永难磨灭。 按「理」说，曹雪芹是包衣、是职事人，而敦氏是宗室、是学员，所以雪芹见了他们应该恭敬侍立、谨慎答应的（註：可参看《清朝野史大观》卷二引某书：「凡各项包衣并小五处旗人，或奴籍，或重台，例不得与宗室、觉罗抗礼；若必不得已，必先半跪请曰：『求赏一坐。』然后坐，方合于礼。」）——当时旗人最讲究的是场面礼数。但他们由于气味相投，道义为交，文章知重，只有互相倾倒的份儿，诚、敏弟兄也是颇为豪爽热烈的青年人，思想也比较自由清新，因此彼此便脱略故常，不拘俗礼；雪芹又是放达磊落，最恨世故的人，也便不和他们客气；加以夜话必然不免弄些小食，佐以杯勺，用助谈兴，那雪芹只要被了酒，狂情愈显，谈锋越健——这就是因何敦诚后来写出「接■倒着容君傲」的实情。诗人的语言常常别有妙趣：他们的所谓「容」，其实正是乐之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才得尽情充分地享受到了雪芹的那种迷人的奇谈娓娓和高谈雄辩。 敦诚他们的耳福是太大了。可惜他不曾给我们作下纪录，以致咳唾珠玉，随风散尽！雪芹到底怎样谈，谈什么？我们竟丝毫无从揣其影响。 敦诚后来写过一篇《闲慵子传》用以自况，其中有云：「常经旬不出；……或良友以酒食相招，既乐与其人谈，又朵颐其餔啜，亦出；出必醉，醉必纵谈。然谈不及岩廊，不为月旦，亦不说鬼。」这是他立的「谈约」三章：一不谈朝廷政治，二不谈人物短长，——这里我们嗅出那专制时代的「莫谈国事」「金人三缄其口」的恐怖气味，容易理解。倒是最后一章有点令人意外。「强人说鬼」，是苏东坡的故事，向来以为才人佳话，解释者以为东坡爱听人讲故事，可以增强文学上的想像力。可是敦诚却特别提出来「亦不说鬼」，有意翻案。这是何故呢？——难道是他因在「凶宅」里上过学而被吓怕了吗？ 我们当然知道，这和「凶宅」「狐魅」等等全然风马牛。他所说的鬼，仍旧不过是借鬼指人，指那些「如鬼如蜮」的阴森险恶和卑鄙龌龊的人罢了。对这种人，他们不屑去谈，因为早已把这些鬼蜮置于不齿之列了。 看来，他们的话题是有范围、有分寸的，并不是胡谈乱道。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文人好弄狡狯，说话写文，往往是半真半假，有反有正。凡是他们特别指明所不愿去谈论的，实际往往也就是他们所特别关注的。岩廊、月旦、鬼蜮，虽然不是他们的话题的表面，却是他们心目中的讥评的对象。晋代高贤，放浪形骸，以酒为命，佯狂自全，口不臧否人物，——这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同所景慕仰止的，他们几乎是在有意无意地和嵇、阮一辈古人走着一模一样的路子，思想、行径、气味、作风，无不相似；但是晋贤「口不臧否人物」的实质，也正是深度的愤世嫉俗，是和他们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叛逆紧密地联繫在一起的。实际上，他们的「谈约」并不能完全约束他们的具体行动，敦氏兄弟在诗文中的表现可以证明这点，而曹雪芹（他的诗文不幸无从得见了！）却是在他的故事、小说里面进行了他的更深刻的臧否。 十九　诗胆 曹雪芹这三个字，自从干隆四十年前后开始较为普遍地为人所知起，直到今天，是作为极受欢迎的一位小说家的名字而流传众口的；可是在曹雪芹生时，情形不如此。还并不是说他的朋友们对他的小说天才完全不能赏识，——除非是他的小说写得还不够十足地好、或是朋友们的鑑赏能力还不如一般人高。显然两种假定都不合乎事实。那么究竟原因安在呢？ 这有三点可说。第一，在当时，小说这种文学还远远没有取得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过是把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过是把它当作为「闲书」，最多也只是看了欣赏，思想上绝不以为它是可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朋友们爱重曹雪芹，不会把他这一方面的才能摆在第一位。第二，曹雪芹的小说，寓意甚深，牵涉颇广，由于当时的种种政治、社会的原因，大家不敢明白地提起它。和曹雪芹约略同时的人，如宗室弘旿，就曾表示：「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因此，像近人歷史家所指出的：「康熙三十五年严禁小说，书估不敢私刻贩卖；明季以来盛行之风自此顿衰。又四五是十年，始有《红楼梦》之作，然只抄阅而已，作者阅者俱有避忌。」这是一点不错的。敦诚等诗中实在不无暗指《红楼梦》的地方，但是始终未曾有一字的正面明文，其原因也在于此。第三，雪芹多才多艺，除了作小说，他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学才能，更值得朋友们重视和赞嘆。 第36页 换言之，曹雪芹在敦氏弟兄等人心目中，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别的文学艺术家。 这点是有证明的。敦敏在曹雪芹生时的诗句说他：「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在他死后的诗句说他：「逝水不留诗客杳，登临空忆酒徒非」。明以诗人待雪芹。敦诚就更强调了，他后来回忆和雪芹在宗学相会相交的原因之一就是「爱君诗笔有奇气」；雪芹卒后，敦诚有一次和人联句，追怀所有的亡友，一一加以列举，在说明「诸君皆可述，我辈漫相评；宴集思畴昔，联吟忆晦明」之后，其第一位列举的就是「诗追李昌谷」的「曹芹圃」（按即雪芹）；又有一次谈到他自己写作过一折《琵琶行》传奇剧本，说明「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之后，那首先列举为例的又就是曹雪芹的诗句——我说的还不够正确：其实是，在「数十家」题者之中，只举了雪芹的这个独特的例子。由此可见，雪芹这位诗人在敦诚评价中，是占着何等的地位了！ 为什么敦诚这样推许曹雪芹的诗呢？第一因为敦诚本人是诗人，懂得诗，所以能赏识曹雪芹的诗；第二因为曹雪芹的诗实在好，比敦诚自己的诗要高得多，所以不容敦诚不欢喜赞嘆，佩服倾倒。 八旗满洲，入关不算太久，就出现了有相当造诣的诗人；经过雍正朝到干隆朝，情形是愈了愈盛了。干隆时期的诗坛上，通常以袁枚和沈德潜等为代表。这二人，一个是小有才而最喜标榜声气、追求声色的一位时时失之于儇佻而又不能尽免于庸俗的红尘热客，是被人讥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假名士；一个是倚傍干隆皇帝，想出大名，而终于得罪了皇帝、大受侮辱的御用文人，若比真正的诗人，还大有距离。余者虽众，但常为人称道的却是翰苑气、学者气、名士气、才子气很浓重的诗家占了很大比例，够得上称为真正的诗人的也并不是很多。论真诗人，——人品高、诗品高的诗人，却是在八旗满洲当中涌现了。这原因，当然并非如王国维所说只是「以自然之眼观物」的结果；而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斗异常残酷，一部分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中间较为激昂坦率的，就抱定「螈蝾吐云为龙乘，菱花背日笑葵倾」的认识，明白表示不向统治者投靠，不再为他服务；较为含蓄柔韧的，就口不言世事，专门以山川泉石、诗酒书画为性命、为事业，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隐和逸士。总之，他们这些人，在封建社会所能产生的诗人中，人的流品和诗的流品都比袁、沈一班人要高出十倍。 上面提过，敦敏、敦诚的叔父恆仁，就是一位诗人，他们弟兄都曾从学于恆仁，所以诗是有家学承受的。以他们兄弟二人而论，性格不尽相同，所以诗风也随之有异。敦敏为人似乎较为蕴藉沉潜，他的诗格是走唐人的路子，侧重神味，多简疏淡远之致。敦诚则热烈豪迈，近于开朗高明的类型，他的诗格是走宋人的路子，特别是受东坡的影响较大，才情要比敦敏为稍富，工力也很深厚。至于他的局限，则是生活圈子不够阔大，因而作品的内容不够丰富，诗才到底仍感窘束，缺少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器局。 正因如此，敦诚才特别赏爱、佩服曹雪芹的诗。一则雪芹的性格和他更相近，诗路也是以宋为主，所以惺惺惜惺惺。二则雪芹诗才器局，比他大得多：己之所短、人之所长，相形之下，所以愈加钦佩。 曹雪芹的诗，也是有家学承受的。他祖父曹寅是康熙时期的一位大文学家，诗、词、曲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那时候诗坛上人才辈出，百卉争妍，曹寅以一个八旗少年，利用他的特殊条件，广泛结识了当代的名辈诗家，饱闻绪论，尽情唱和，加以天分很高，又肯专精学习，所以能有成就，置之于偌多名诗人当中，不但毫不逊色，而且颇有出色过人之处，至为许多前辈们所惊嘆。朱彝尊序他的诗集就说：「楝亭先生吟稿，无一字无熔铸，无一语不矜奇，盖欲抉破藩篱，直窥古人窔奥；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曹寅在清初诗坛上的地位和成就，应该说，实在出于纳兰成德之于词坛者以上（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纳兰的虚名一直是溢乎其实，而对曹寅的诗歌却尚未有相当的评价）。 曹雪芹对于这样一位祖父，当然是怀着爱慕和景仰的心情的。他虽然没有赶上他爷爷的晚年，但那部丰富多彩的楝亭遗集他却下工夫读过：有种种迹象证明，曹雪芹对他祖父的诗篇十分熟悉。这样，不论是他主动自觉地要向祖父的诗来学习，还是时常披读而薰陶浸染，他之作诗为颇受祖父诗格的影响是没有疑问的。曹寅的诗虽然各体风格不同、而又善于汲取六朝、唐、宋诸大家的长处，但其特别喜欢宋诗并接受其巨大影响则十分明显，——这就间接说明了曹雪芹的诗格也势必趋近宋人，势必具备熔铸矜奇的特色。 当然，这只是曹雪芹诗格所以形成的一个因素。由于环境条件、生活经歷、性格才情之不可能尽同于祖父，曹雪芹自然又有他自己的风格特点。 对于这一层，我们也不妨试行窥测一下。 第一是他的诗绝不轻作。他的朋友张宜泉说他：「君诗曾未等闲吟」，可以为证。这并不等于说他不爱多写、篇什很少的意思，而是说凡无所为的诗，他是不肯作的。诗必有为而作，有严肃的目的，有不获已的感情，有有意义的内容，他才命笔成篇。可知他的诗里面绝少滥调陈言，更不用说无病呻吟，无聊酬应等等了。 第37页 第二是，他的诗，格意新奇，特有奇气。这是敦诚告诉我们的关于格意新奇，敦诚曾举雪芹为他题咏《琵琶行》传奇而写出了「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平声）蛮素鬼排场！」的句子，敦诚特为赏识，称之为「新奇可诵」。关于奇气，是他回忆和雪芹在宗学聚首时而说的：「爱君诗笔有奇气」。我们体会，这「奇气」和「新奇」有联繫又有区别，「新奇」只指诗格句意，而「奇气」就所指者更大、所包者益广了。 可以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因为悯念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妇」而「商人重利轻离别……去来江口守空船」的长安名妓的身世命运，进而联繫到自身的贬官九江司马的遭遇，写出了「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这曾经引起了无数的旧社会里的诗人的共鸣同感（那原诗当然有它的时代意义和价值）。清代诗人敦诚所以取此题材、演为传奇脚本，无疑也是有感于自己的沦落不自得，因而借题发挥。那些题跋者，虽然「不下数十家」，篇章甚富，大约主旨不出一个：也还是嘆老嗟卑、自伤不遇而已。——然而严格说来，这也不能尽脱于陈言滥调一类。如果一落入这个思路笔路，那就很难有什么「新奇」（即创造）可言了。而曹雪芹则不然。 曹雪芹的那首诗的全文，说些什么，因为敦诚悭啬，不肯整篇具引，以致我们无从想像（就这一点说，我们简直是非常埋怨敦诚的！）；但有一点是分明的，曹雪芹并没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来大发一顿牢骚，「感」上一番「士不遇」，相反，他把主题归结到完全出人意想之外的一层意思上去了：仅仅这一点，就是曹雪芹的了不起的地方。 他说：白香山这位大诗人，躯壳虽亡，精灵长在，仍旧活在「地下」，听见敦诚把他得意的诗篇编写为剧曲，十分高兴，必然就教他那两位擅长歌舞的侍女小蛮、樊素二人赶紧照本搬演起来，——那种快乐就像任何一个作家亲眼看到自己写的故事被搬上舞台（在今天还有银幕）、人物都如自己所设计地那样活动起来一样！请看，这是多么美妙的想像！ 最妙不过的是他想像之中不但诗人白香山还活着，而且连他的生前的侍女也还活着，而且他们还像生前一样地生活在一起，还照样享受他们那种诗人和艺术家的共同歌舞风流的「韵事」。这实在是奇想妙想。那些一味嘆老悲穷的诗人的想像和思路，如何能到？曹雪芹的新奇的诗格，在这一点上也充分显示出来。 这种想法，这样写法，自辟蹊径、绝不落人窠臼，一点陈旧、迂腐的气味也嗅不着。这位诗人的才性的潇洒跌宕、风流倜傥，令人闭目如见。同时，《琵琶行》既以长安名妓沦落落天涯为主题，曹雪芹就在题咏中仍以蛮、素二人为结穴，着落到此，气类相从，一丝不走，这又和他在小说里明文赞美「奇优名倡」的思想感情是一脉相通的。 再看这种诗的风骨格调，也正可以用「无一字无熔铸，无一语不矜奇」来移赠；十四个字，响亮深沉，可说渊渊有金石声，不同于浮声泛响，也不同于小才侧艷，以妖冶蛊惑为能。也实在是「抉破藩篱」，「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 这种诗，敦诚评为「新奇」，可谓承当得起，因为它不是装腔作态、譁众取宠的那种故意的求新求奇。 最后，敦诚还提出过一点，那就是曹雪芹的「诗胆」，而敦诚独称曹雪芹：「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雪芹的诗胆如铁一样刚硬，而且如刀一样锋利，——这种比喻也好像是第一次才听到的。 这一点更是无比重要。正是，在那时代要认真写自己要写的诗句，确实是需要胆量的。当时写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和「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咏紫牡丹）等句子的人，都得了奇祸，尽人皆知；人已死了、诗句后来被发现有「毛病」的，还要「剖棺戮尸」，那活着的要想写诗，须冒多么大的危险——得有多么大的「诗胆」？这简直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能想像的！敦诚独以「诗胆」二字许雪芹，可见那里面的事故就多了。 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敦诚所谓雪芹诗的「奇气」，乃是和「诗胆」相关联的东西，那意义比仅仅意格新奇又要深广得多。曹雪芹的「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固然我在上文也颇致嘆赏，但那不过是要藉此来说明意格新奇一点而已，我并非是就把这样的句子当作他的最高最好的诗篇来估价的。然敦诚为什么独引这十四个字而对他诗胆如铁的奇句反而一字不及呢？这可见，他对这种诗比对他诗胆如铁的奇句反而一字不及呢？这可见，他对这种诗比对他所修改过的敦敏咏柳诗的那种作品有了更大的顾虑，所以不敢随意引录。 只因此故，除了那两句十四字而外，曹雪芹的高贵诗篇竟然别无一字流传下来。——勉强举例，还有张宜泉替我们保存了雪芹的一个诗题：《西郊信步憩废寺》，和那首诗的几个韵脚：「吟」「深」「阴」「寻」「林」而已。此外的，都「盪为寒烟冷雾」了！ 曹雪芹不止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篇什的散亡，和《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遗稿迷失或毁坏，同为我们文学史上的极其巨大的损失和恨事。这种无可不拟的损失和憾恨，大概是永远也无法弥补和消解的了。 第38页 二十　笔墨生涯 曹雪芹的文学事业，发端很早，如前所述，远在他少年放浪、被钥空房时，就已可能种下了写作小说（尽管那也许还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雏型）的种子。到干隆十九年（甲戌·1754），定名为《石头记》的小说，不但早已成形，而且已然有了"再评"的本子。现今流行于世的"甲戌本"，基本上应该是这个本子的遗蹟（虽然它上面出现了较晚的批语，如有的晚至甲午，即干隆三十九年〔1774〕，但这可以是后人从晚出别本的过录汇抄，也可以是批者就原本歷年陆续有所增添）。甲戌本前面有《凡例》，《凡例》的最后一则是第一回的"总冒"（此"总冒"在后来坊本中早已混为正文，不再可辨），"总冒"最后是一首"标题诗"（原本每回都应有"标题诗"，诗意切合本回内容；而这第一首诗却不是切合第一回，而是笼罩全部书的句意，可证这独属首回的"总冒"亦即兼属《凡例》，而为其末·例，并非转抄误连），那诗说：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註：这首诗，似即出于脂砚斋之手。我们今天读古代人的这种题诗，最须细心分析评论，如单看前四句，那就会或者认为这一派虚无、消极的人生观就是"红楼梦主题思想--色空论"，或者认为这种思想歪曲了曹雪芹。其实，无论批书者还是作书者，如果他们真是这样的看法，就不会再去批书、作书了；所以后四句的啼痕、抱恨、字字是血，才是要紧的所在。）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痴情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由这个本子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按指从此书许多异名中选定此名〕"的话来看，那抄阅再评实际也就是一次整理写定的工作，因此上引的那首标题诗应即甲戌年所加的。可知到甲戌年为止，曹雪芹为写这部小说至少已经歷了十年的辛勤劳苦。由甲戌上推十年，约当干隆九年甲子（1744）。 在我们极端缺乏史料、只能窥测推断大概的条件下，不能不注意到这里有一个现象：干隆九年是敦诚初入宗学的年头，而干隆十九年是敦诚写诗怀念曾与雪芹宗学相聚、并表明此际雪芹已经移居西郊山村的仅仅前二年，--可见雪芹移居城外的确切年头相去干隆十九年必不甚远，即当在这年的前后。而如果敦诚既入宗学，雪芹也约略同时在宗学做事当差，那么，雪芹十年辛苦、经营写作《红楼梦》的时间，就大部分和他在宗学的时间相吻合。看来，这种吻合併非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宗学固然绝不是曹雪芹认为最"理想"的地方，他在这里的经歷也不会是十分愉快的，但这毕竟是一个学校，和其他当差的衙门、侍卫的宫廷等等之类的地方大有不同，它是一种闲冷之地，比起宦场的那些乌烟瘴气、恶态丑形，在此要算清静幽雅得多了，而且不管当时师传弟受的"学业"是些什么，这里到底还是和笔墨诗文较为接近的一个"文化"之地；再说职位虽贱，终有一定的薪给，使曹雪芹的贫困生活得有相对的稳定感；他的差事也不是如何繁重，工余暇豫的时间较多：所有这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一个便利写作的环境。他充分利用了这个对他说来已然是十分难得的条件，决意要完成他蓄志已久的小说创作事业，--恐怕这可能是当日的实际情况。 以干隆九年而计，那时曹雪芹才不过二十岁刚过：这样年轻的人，会创作出《红楼梦》这样深刻巨丽的作品吗？这个疑问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想到，开始创稿时的《红楼梦》，当然不会是十分完整和成熟的，实际到雪芹逝世为止，这部小说始终是在经歷着一个惨澹经营的过程。到甲戌年"再评"本出现时，曹雪芹已然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了，何况甲戌年还远远不就是他最后写定的时期。"再评"本首回里"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自白，就说明了这整整十年都是他在不断写作、丰富、提高的岁月。现在所能见到的许多干隆年间的旧抄本《红楼梦》，文字章回，种种差异，或巨或细，没有一个本子是和另一本完全相同的，这也说明了《红楼梦》随时都在修订、润色，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定型的。曹雪芹天姿极高，绝顶聪明，而又早慧，二十岁过便开始经营《红楼梦》，并不是什么出乎常理之外的事情（註：明清时期特别早慧的文人，有确凿证据证明并非记载夸诞的，例子甚多，举不胜举。袁枚七岁能作律句（十二岁中秀才）；王士禛八岁能诗；吴兴幼女严静甫九岁善书，兼工墨竹；陈洪绶四岁即能画十余尺巨像。邵二云五岁能作排律诗，龚自珍二十三岁就作政论文章了。至张岱自状其亡父张耀芳，云："少极灵敏，九岁即通人道，病瘵几死，日服参药，大父母夹持之同宿，至十六而方就外傅。"（《瑯澴文集》卷四《家传》）则封建时代之人子岂有捏造此等情事以厚自诬其尊亲者乎？故知为实录无疑。我举这后一例证，有人甚至颇为惊怪，以为"欠妥"。但这是歷史事实，我们岂能自设清规戒律，连史实都不敢讲一讲？）。 由于曹雪芹的特殊身世和经歷，他自幼便饱经忧患，阅尽沧桑，从较为切近的人情物态，一直看到了较大范围的种种世间相，对那个使他不胜其憎恶、愤疾的社会，日益走上叛离的道路。他认识到，在那个社会里他不可能作出什么有意义的事业；他看到，要想达到抒写自己一腔愤慨、发挥个人文学才能的目的，在士大夫所热中的那些文学形式里是找不到出路的，于是他就下决心要彻底作个"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人，发誓要以一生的精力来写一部为大雅所不齿的"演义闲书""小说稗史"。 第39页 他一经这样决定了，便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他把他此后活着的目的，紧密地和完成这部小说的事业结合在一起。香山一带的传说说过一句话："曹雪芹活着就是为了《红楼梦》。"（註：张永海说。）这话恐怕也是出于传说者的"自撰"，但传说者的文化水平似不太高，却能创造出这句话，倒是非常朴素、简要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意义。 二十一　山村何处（一） 宗学毕竟只能是曹雪芹的一个暂屈苟安的栖身地，绝不会成为他的久恋之乡，他是"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註：《红楼梦》首回语。这句话恐不应理解为曹雪芹因其阶级偏见而看不起奴僕等级的人，恰恰相反，他这话有他自己的特殊具体内容，因为他本身是包衣奴隶，世遭庸人之驱制驾驭者也。这实际是极愤激的反抗语。）的人；况且宗学本是皇家用以"教化"其族人子弟的机构，学中特设稽查官，负责考核教师和学员的"成绩"，其实也就包括着管理监视的意义--这地方忽然出现了曹雪芹这样一位诗酒狂放的当差者，如何能与"教化"谐调？则曹雪芹之必不为宗学主管者所乐、所容，就是意中之事了。所以他最后不能不离开宗学而另觅立锥之地。 曹雪芹，也许经过了更多的流荡迁徙，路经了海淀一带（註：我在京西海淀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当地人有传述曹雪芹曾在海淀一带住过的说法。虽未知确否，但不无可能。盖当时有圆明园驻防上三旗，又有隶属于内务府的圆明园的管理处，设管理大臣、郎中、主事、库掌、苑丞、笔帖式等；其下人役，又有库守、学习笔贴式、效力柏唐阿、园户头目、园户、园隶、匠役等等人色。则曹雪芹无论为当差或投靠同旗亲友，皆可以至此地一带居住。（内府包衣籍名诗人法式善，即因干隆十九年祖父罢官、家业中落，移居海淀；而他的过继父亲和顺，即做圆明园库掌，此例可作参考。）其移居西山脚下，应非一次直接之远路迁徙，固当是逐步流落，愈徙愈远之故，揆其情理，亦必路经海淀一带。又庚辰本《石头记》脂批曾提及刚丙庙，刚丙当作刚炳，绰号刚铁，是明朝的司礼太监，（当时"有钱的老公"〔雪芹语〕专爱修庙，也使人为自己立生祠〕，刚炳庙座落在今北京大学东部，即原来燕京大学的"燕东园"（俗唿"东大地"）内，曾见旧地图，确然无误。则此正亦海淀境内之事，似可参看。关于"园户"，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曾叙"苑户常明"，"海淀二格"等人；震钧《天咫偶闻》也提过"老园户"。），终于来到了西郊的一处山村地方。从迹象看，他此后就绝大部分岁月安居终老于此，直到他离开了人世（註：还有一个传说：曹雪芹一度到京西蔚县教过馆。）。 这西郊山村，到底是何处呢？年代既远，遗蹟久湮，本已不好确指。不过现存的许多传说，都集中在香山附近的健锐营这里，有的并指出了比较确切的地点。因为这些传说并不出于一源，竟能不谋而合，似乎其来有自，不尽属虚，因此应该予以应有的重视。过分倚赖书面材料而轻看民间的口碑，特别是当考查像曹雪芹这样的人物，那可能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感觉到一点：曹雪芹而居住于健锐营里，这说法里面是存在着很大的无法解释的困难的。 健锐营，前身是云梯兵，就是专门练习登高攻城的那个兵种；其建营之始，是因为在干隆十三年夏天，控制金川的军事久而无成，就想到利用云梯进攻金川的碉堡，命令在香山山麓下建筑石碉，以便练兵。后来练得云梯兵二千人，这些兵都是从八旗前锋、护军两营中选取的壮健人材。及至出战"凯旋"，恐怕一旦分遣归营后技艺弛废，遂决定把这一批兵设为专营，使其永远存在；事在干隆十四年，具名是"健锐云梯营"。又于石碉之侧修建实胜寺，筑了大碑亭，立有巨大四面见方的石碑，刻着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註：实胜寺非新建，而是改建旧寺，原名表忠寺、鲍家寺。碑亭很雄伟，可惜已然倖存到最近，却给拆掉了。），寺之两翼（从香山循北山往东，为左翼，循西山往南，为右翼）盖造房屋，以居兵丁。大练兵场中有皇帝阅武的一座围城式的讲武台，前有黄琉璃瓦的殿阁。 由此可见，这是个很大的崭新的营盘，其中成员都是八旗兵将，绝不会包括着内务府包衣人在内，因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无由淆混交互，曹雪芹由城内流落西郊，如何会选取到这样的地方？--即使他自己"愿意"，这种地方也不会容许闲人入居的。 勉强寻找制度上的可能性，则只有两个：一是干隆十七年曾在健锐营属下增设"养育兵"百名，上三旗、下五旗各五十；所谓养育兵，是由雍正初年兴起的一种"制度"，目的是藉以收容贫窘至"不能养其妻子"的闲散满洲和八旗人，每月给银三或二两，至干隆十八年增额减饷，改为一两五钱；名为"训练艺业"，实际是一种救济办法。其二是健锐营于干隆十八年增设了水师教习、汉侍卫十人，又有从外地选送来的水手数十名，附隶于内务府正黄旗旗鼓佐领下（即看作为包衣的身份）--这是健锐营中唯一和内务府在制度组织上发生关系的一个"点"。曹雪芹如进入健锐营（传说中以曹雪芹到此为干隆十六年前后的事，年月较为接近），恐怕只有是这种机会；而就"养育兵"和"水手"二者来看，当然以前者或能稍合曹雪芹的身份。而传说中又毫不及此，却说是因犯罪而拨归健锐营（註：张永海传说，有名鄂比者，住健锐营厢白旗。未知确否。为雪芹贫中义交。参看舒坤批《随园诗话》："鄂西林（鄂尔泰，着名满洲宰相，以诗狱获罪之鄂昌即其侄），诗学家传；公子鄂容安，字修如；鄂容安之弟，十二公子鄂溥，诗尤佳，以耳聋终于笔帖式；虽有世袭三等伯，而子弟皆穷酸傲慢，鄂氏遂式微矣。"此鄂比或即此"穷酸傲慢"之鄂氏式微子弟之一？唯鄂氏隶满洲厢蓝旗，传说中鄂比住厢白旗，不合。健锐营的厢蓝旗在西面极南方，距离亦颇远。）。但是不管怎么解释，据敦氏兄弟的诗句的描叙，雪芹所居之地却仍旧一点也不像是在这个新建的营房里的样子。 另外一个可能是，迁居郊外是依傍自家在这一带的老房产。传说中一再提到曹雪芹初到香山住的是"祖居"，是"回家"。这一点本身和确指所居即是健锐营营房是自相矛盾的（註：张永海的传说，以及后来的说法，都确指正白旗的某一所住房是曹雪芹的"故居"，而这所谓正白旗，正就是健锐营的正式的营房，在大营盘圈内，无论如何也没法与敦氏弟兄所写的雪芹居处的情景相合。此皆出于附会，不足凭信。），却和我们这里刚提出的这个可能相符合。据我们所知，当时依傍郊外坟茔而住的旗人日益加多，其中有的是因"褫职籍其家""遂赤贫"而"寄迹于先人丘垄之侧"（註：敦诚《璞翁将军哀辞·引》。）的，也有只是因为"近日生齿日繁，不得不移住坟茔之势"（註：奕赓《管见所及》。参看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一回写旗人安学海"他家的旧宅子本在后门（地安门）东不压桥地方，……他自家却搬到坟园上去居住。他家这坟园又与别家不同，就在靠近西山一带，……这地原是安家的老圈地。"此亦反映当时风气。）的。曹雪芹流落村郊，也以"寄迹于先人丘垄之侧"为最自然（抄家的，只有坟园祭田一类许留，不入官，这种制度，连《红楼梦》小说里也叙到过）。但是这里也有困难点：若说是依住坟茔，曹家隶属正白旗的坟地例当在东郊，不会在西郊；若说是其他一般房产，则不但曹颙、曹頫等自奏产业情况时并未言及西郊有老房，而且即使有之，也早该在抄没之数了。 总之，曹雪芹如何到的西郊？到西郊究竟确居何地？这些问题我们都已无法很好地解决了，以上只不过是推测种种可能性，想藉以窥见其生活经歷的重要变化与其原由和意义而已（註：按以上推断，皆以传说在健锐营"内"为前提，故如所云云。假如依我个人的看法，未必即在营区之内，而只在邻近一带（参看第二十节），则解释上可以较为合理，因为当时内务府所属有香山、玉泉山一带的"三园"管理处，除管理大臣、郎中之外，静宜、静明二园各有员外郎、苑丞、苑副、笔帖式，下面人役又有催长、柏唐阿、披甲人、园丁、园隶、庙户、园户、木匠、花匠……、闸军、苏拉等名色。曹雪芹如以内务府包衣人而派来充当下级差事，是完全有可能的。）。 由于敦诚诗中初次提到曹雪芹在西郊时有过"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着书黄叶村！"的话，我们却可以得知：曹雪芹在离开宗学之后、到西郊之前，还有过一时期投亲靠友和为富家作馆作幕的生活阶段。 这种困窘已极、以至于不得不向"收税的亲戚""作官的朋友"等人求一时之助、济燃眉之急的经验，大概曹雪芹是多少有过一些的。曹家有不少阔亲戚，上面也曾提到过。以平郡王府一处而言，曹雪芹的亲表兄福彭在干隆十三年十一月逝世，次年三月，由其长子庆宁承袭爵位，十五年九月庆宁又卒，年才十九岁，无嗣，过继其叔父福秀的长子庆恆为福彭之后，于当年十二月袭封平郡王，十九年八月任厢红旗汉军都统。这是曹家的第一门重要近亲。其余我们一时不能尽详的一定还很多，境况都该比当时的曹雪芹要好到不知多少倍。但是即以平郡王府而看，干隆十五年以后的袭封人已经不再是曹氏母系的血统子孙了，那关系自然要远得多，况且封建社会的势利眼，对犯罪抄家、贫穷落魄的曹雪芹（庆恆应称之为表叔），如何会青眼看待？因此雪芹一定就要受到此等"富儿"的疏慢甚至轻蔑。 在《红楼梦》里，还有不少痕迹，可以看出曹雪芹和他的合作者脂砚斋通过写作和批点小说而反映这方面的人情世态、寄託他们的感慨。第六回写刘姥姥入荣府求贷，其回末收场联语是："得意浓时易接济，受恩深处胜亲朋。"而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的《石头记》回前的题诗也说："风流真假一般看（平声），借贷亲疏触眼酸；总是幻情无了处，银灯挑尽泪漫漫（平声）。"小说正文写到王夫人说刘姥姥："他们今儿既来了，瞧瞧我们，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简慢了他。"便有夹行批语云："穷亲戚来看、是好意思，余又自石头记中见了，嘆嘆！"又有眉批说："王夫人数语，令余几□〔当是"几乎"〕哭出！"写刘姥姥向凤姐启齿，未语先飞红了脸，侧批说："开口告人难"，眉批说："老妪有忍耻之心，故后有招大姐之事，作者并非泛写；且为求亲靠友下一棒喝！"写刘姥姥听凤姐告艰难，只当无望，"心里便突突的"，旁批："可怜可嘆！"……这些，都是可供寻味的参考（註：蒙古王府本第九回批："可怜，开口告人，终身是玷！"第六回批："非身临其境者不知（按指"吃饭是空子"）。""还不请进来五字，写尽天下待（原抄误作"代"）穷亲戚的态度。"皆此类。）。 至于本回前的标题诗，则又说："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这后面的"胜骨肉"于小说情节并无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大概和作者本人的另外的一些类似的经歷有牵连，而这些经歷却是关于"骨肉"的。富儿里面，毕竟还有肯"拔一颗寒毛"的，而骨肉却又连富儿都远远不如了！从这里我们又可以推想，曹雪芹在不得已时也曾向自己家里人伸出过求助的手，但是那反应却是比求亲靠友还惨！这些经验，不能不使曹雪芹和脂砚斋深切地感到："可为财势一哭！"（亦本回批语） 详细情况，我们当然是无法知道了，但是敦敏诗句说雪芹"燕（yān）市哭歌悲遇合"，寥寥七字中，不知包括着多少为我们所难以想像的遭逢和事故。这句诗虽然写时较晚，但是就曹雪芹到西郊以前这一段生活来说，恐怕也是同样适合的。 曹雪芹在这方面，一开始是有些切身经歷（註：潘德舆《金壶浪墨》曾记曹雪芹"无衣食，寄食亲友家"，可供参看。潘德舆曾在满洲人钟昌家作馆甚久，钟昌字汝毓，号仰山，隶正白旗，嘉庆十四年进士。潘氏在正白旗满人家中得知雪芹轶事，是相当可靠的。），但也可以看出，他很快地就明白了一切，决定不再去叩富儿之门、弹食客之铗。世态的炎凉，财势的凌轹，只不过给了他刺激和教训（註：蒙古王府本第七回批："此是作者一大发泄处，可知贫富二字限人。""总是作者大发泄处，藉此以伸多少不乐！"似可合看。），使他的穷骨更加坚硬起来；富儿疏慢他，他更鄙夷富儿。他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些卑鄙龌龊的人物，自己朝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不过，在此应该一提的是香山一带传说中也出现过一副十分俗气的对联，说什么"远富近贫，以礼相交""疏亲慢友，因财绝义"等等，并把它和曹雪芹牵在一起；又有一种来歷不明的资料，也假借雪芹的名号宣传类似封建士夫的那一套"君子乐道安贫"式的思想。必须指出，拿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肯定"雪芹，毋宁说是对雪芹的莫大歪曲。庸俗的地主阶级的哲学，例如富有之时是"乐善好施""惜老怜贫"，拮据之时就"辨义利""守贫素"，这些东西，加在雪芹的身上，是制造混乱，歪曲这位大思想家的精神面貌。《红楼梦》开头其实早也说得明白："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这种类型的叛逆者，思想家，绝不是那一两个杜撰伪造者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描绘的，他是不会"乐道安贫"，也并不以"救济穷人"为"志业"的。 第40页 曹雪芹终于来到了西山山脚之下，开始了他的另一阶段的生活。 二十二　山村何处 （二） 西山，这名称未免太泛，往大里说，它可以统指河北境内的太行山脉。清初最杰出的地理家顾祖禹说："太行山亦曰西山，在顺天府西三十里；志云：太行首起河内，北至幽州；今由广平、顺德、真定、保定之西，迴环至京都之北，引而东，直抵海岸，延袤二千余里：皆太行也。"这把总形势叙得最为简切。每逢风日晴淑，云雾不生，站在北京的高旷地点，往西一望，翠峦如幛；往北一望，远山连延迤■（上里下辶），直引向东，极目无际。稍稍分疏，则在京西者有小五台山，百花山，在京北者名军都山，从蓟县往东者名燕山，其余名称，不计其数。一般常说的西山，则多指范围最小的一部分，即永定河以东的这一带山峦。其中真正是"西"的，有三山：翠微山、平坡山、卢师山，就是普通所谓"西山八大处"的名胜攒聚之处；稍偏北的，也有三山：瓮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在干隆时代，就是清漪园（颐和园是很晚的改称）、静明园、静宜园"三园"之地（註：清代人对这些地方的观感上的差别，可从龚自珍《说京师翠微山》一文中获得消息："翠微山者，有籍于朝，有闻于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隐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不绝高，不敢绝高以俯临京师也。……出阜城门三十五里，不敢远京师也。……与香山静宜园相络相互，不触不背，不以不列于三山为怼也。与西山亦离亦合，不欲为主峰，又耻附西山也。"是当时人对"三山""八剎""西山"的概念是有分际的。）。 曹雪芹在西山一带的村居，到底座落何处呢？ 据他的朋友们的描写，他的村居情况是"于今环堵蓬蒿屯""碧水青山曲径斜，薜萝门巷足烟霞""庐结西郊别样幽"；到春夏之际是"谢草池边晓露香"，而到严冬之日则是"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可见他的这所小小村屋，门临野水、径掩蓬蒿，是个十分幽僻甚至荒凉的所在。 我们上文曾就旗籍身份不合的困难点而讨论过传说中曹雪芹居住健锐营内的问题；现在就地方情况气氛而看，也是很难牵合的。健锐营当时是个崭新而热闹的大营盘地带，原不在话下；即就"三园"一带而言，这也都是皇帝的行宫御园禁地，他不时还要来阅武巡游（註：参看《雪桥诗话·三集》卷六："香山距圆明园十余里，干隆乙丑（十年，1745）就行宫修葺为园，曰静宜，率憩含晖堂披阅章奏、引见庶官。坤一静宜园晓直句云：尧台舜馆蔼朝阳，邃谷修林拥大行。西山为太行东干，香山其奇挺处也。干隆中香山阅兵，岁无定数，嘉庆中岁幸香山二次，一春避柳絮，一重阳登高。香山寺建于金大定间，……园内外幢剎交望，铃铎梵呗之声相闻，近者卧佛、法海、宏教，远者华严、慈恩……（按皆佛寺名）。"）。在规定上，平时香山静宜园宫门就归健锐营兵守卫；皇帝来时，才改由他的亲卫把守，而健锐营兵退守碧云寺"孔道"，这孔道就是现时当地人还能指为"御道"的通路。当时一出西直门往西北走，一路绿柳红桃、苍松翠柏，无数琳宫梵宇、丹碧辉煌，号称"三百寺"，掩映林峦之间，景致固是极胜，却正不是什么幽僻荒凉之地，--更不是二百年后我们所能看到的这种屡经旧社会和帝国主义入侵联军破坏荒废以后的情景。所以传说中以曹雪芹为住于前临"御道"不远的（先是）正白旗和（后迁）镶黄旗营房地方，是令人感到很难和诗中的那种寂寞山村相应的。 再有，当然也可以认为曹雪芹可能居住上述另一组"三山""八剎"的那处西山地带，这里性质和"三园"确有不同，较为幽僻，也非禁地。但是实际也有不易解释的疑难之点。敦敏、敦诚二人的集子里现存有不少游西山的诗文，其中不但绝无把游山和雪芹联繫在一起的痕迹（例如或便道访他，或约他同游，或他死后重游故地而悼念他），而且敦敏在干隆二十六年四月作诗有"平生不识西山路，望眼欣逢一霁颜"的句子，敦诚则在干隆二十八年秋天说"西山三十里，朝发午至，而二十年中，始三蜡其屐：是知软红面目，久为山灵笑客，则虽数日之眺游、数客之畅咏，岂易言哉！"可见他们曾屡次来访雪芹于其村居的那地方，也绝不是这一带（註：传说又有指雪芹故居遗址为在杏石口（旧作杏子口）的。参看周维群《曹雪芹的故居和坟地在哪里？》（《北京晚报》1962年4月18-21日）。这杏子口正是由京城到西山八大处的入口。如果雪芹当日住在这里，则敦氏兄弟游山时岂能不路过雪芹处？）。 传说特别提到，曹雪芹当日的故居左近，曾有成片的竹林子。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线索。曹雪芹对竹子有特殊的感情，也许和这互有关系？但是北京地区，会有大片竹林的胜境吗？北方绝不是生长竹子的地方，偶有几竿，也很难谈得上成林的。我们能不能够在京西一带寻到这样一个类似的胜境呢？如果能寻着，那就有些意思了。 据我所知，北京香山一带，确实有过这样一个地方。 明末人刘侗、于奕正所着《帝京景物略》卷六（西山、上）《水尽头》条说： 观音石阁而西：皆溪，溪皆泉之委；皆石，石皆壁之余（註：同书同卷前一条《卧佛寺》云："游（寺）者匣（娑罗）树则返矣，不知泉也。右转而西，泉呦呦来石渠……泉注于池，……池后一片石，……石上观音阁，如屋復台层，阁后复壁，斧刃侧削，高十仞，广百堵；循壁西去三四里，皆泉也皆石也。"此处是接叙语气。）。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y6n，北京地区）故难竹；至此，林林亩亩：竹，丈始枝；笋，丈犹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按竹根横行，为鞭，鞭末端又派生小竹，名为孙竹）。 过隆教寺而又西，闻泉声；泉流长而声短焉：下流平也。花者、渠泉而役乎花；竹者、渠泉而役乎竹：不暇声也。花竹未役，泉犹石泉矣：石隙乱流，众声澌澌，人踏石过，水珠渐衣，小鱼折折石缝间，闻跫音则伏于苴、于沙。杂花水藻，山僧园叟不能名之。…… 看他写这一地方的风景，竹林和泉溪乃是两大特色。接着写春花之盛、秋叶（柿叶）之美，明朝诗人的题咏，如黄耳鼎："鳞鳞柿辉光，实叶丹相属；……每泉分一枝，为竹万竿绿。"如张学曾："柿林影靺鞨，竹圃声琅玕。"如李元弘："得水竹光争日好，矜秋柿粉饱霜红"。皆可作为真实写照。而再往西走，愈登愈高，到达泉之源处，土人名为"水尽（jin）头儿"，那里"鸟树声壮，泉■■不可骤闻，坐久始别（才能够分辨得出），曰：彼鸟声--彼树声--此泉声也。"可见这处胜境，是多么迷人了。这便是樱桃沟、退谷地方（註：按"樱桃沟"乃后来俗称；碧云寺以西又另有樱桃沟地名，与此易混。）。王渔洋在康熙十一年（1672）游退谷，有"溪南万竿竹，岁久渐蒙密"的诗句（註：《渔洋续诗》卷二《晚入退谷却寄北海先生》诗。），可证到康熙初年此处竹林依然很好。而敦诚在雪芹死后所作《臞仙（宗室永忠）以雪中往寿安寺（卧佛寺）访莲上人、用东坡腊日游孤山韵见寄、即次韵奉酬》诗，其中有"退翁亭上风竹合，卧佛庵前石磴纡"的话，上句正就是写这卧佛寺以西的"退谷"（明末孙承泽的山墅）、"烟霞窟"的景物，则不但证实干隆年间竹林犹在，而且说明敦诚对这地方也很熟悉。 可注意的是，这地方距香山、碧云寺不过往北五里地的光景，而和传说中的香山稍东的健锐营正白旗、厢黄旗之地，相去最近，往后一转即是幽径可通。它位于营房的"背面"，入山较深，明朝人说是"山转凹"处，道光时人说它是"荒寂殊甚"（註：同上书。按此地自干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修路以前，极为难行，人不易到。丁未年，有如意馆人员并太监等，捐资修路，以便行走，而前此之幽深险奥、自然之趣，已然略减（旧有小石碑记其事状）。民国间周肇祥营私人园墅于此，又加改造，其势再变。最近又大加开闢修治，奇石杂树，荡然以平，纯似宽豁之现代"马路"矣。园林佳致，多遭此厄，早非原来面貌。），干隆时也不曾是多么"繁华"，和山前一带大异其趣，是幽僻所在。孙承泽描写这地方说："京西之山，为太行第八陉，自西南蜿蜒而来，近京列为香山诸峰，乃层层东北转，至水源头一涧，最深，退谷在焉；后有高岭障之，而卧佛、黑门诸剎环蔽其前，冈阜回合，竹树深蔚，幽人之宫也！"（註：《天府广记》卷三十五"岩麓"附"退谷"。）一般人游到卧佛寺的，也多不知其旁侧有此深秀幽僻的好去处。雪芹很可能是爱上了这块西山最胜之境、幽人之宫的地方。 如果考察一下明朝的题咏，那么如"一泉分碧绕精蓝，云壑逶迤振策探；崖转细流生乱石，风回清响下苍岚。"如"薜萝深处一泓流，碎石疏花曲蹬幽。"如"山将枯去晚烟肥，茅屋人家红叶飞。"如"黄叶栖树间，鸟鸣时一坠。"也都和敦家弟兄等人所写的薜萝门巷、曲径幽斜，黄叶村居的情景相似。 因此，我很疑心曹雪芹的游踪可能和这里十分密切，他友人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保存的一首雪芹散步西郊憩废寺的诗题，在樱桃沟深处，磵谷的夹山逐步升高的地方，正有一处有名的废寺，即广泉寺，明清人多有题咏，或称"广泉废寺"，或直称"废寺"二字，也是一个吻合点（註：关于废寺指广泉寺的论证，徐恭时同志有专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于奕正题《广泉废寺》，韵脚是阴、音、心、林，李元弘同题之作则用森、音、心、林。而康熙间宋荦与干隆间雪芹的诗，韵脚也正是"侵"韵。）。他的村居也许竟然离此非远--因而离山前营房也就不是多么迢遥，这或者就和"健锐营"的传说有关系。能够和泉溪篁竹、健锐营房两相结合的地点，除了这一带，别无第二处地方。考虑到能和所有线索都十分吻合的，这确是一个极值得研究考察的地点（註：退谷竹林之南，传说中雪芹所住过的"厢黄旗北营子"之北，有小村名"北沟"，地点最合所想。 *我在樱桃沟，听管理人牛师傅讲到他听见一位游客（海军）说过，曹雪芹在此题过诗。又有一次，一位老人坐于石上和他的同游者讲"这是曹雪芹到过的地方"。）。 无论如何，曹雪芹到底是来到了西郊山村。这虽然不过是太行山的一点滴余峰支阜，不过是靠北京城最近的这一小层"山坳"里，然而那里的气象、气氛已然无限幽胜，远望是重峦叠嶂，万木幽深；近瞩则山环水游，茂林深竹，杂花如绣，和三十里以东的那座"帝城""皇州"相较，简直是无法比拟的两个世界。曹雪芹一旦离开了"十丈软红"，来到这种地方，真是耳目双清，心胸大畅，他那份儿高兴，就可以想见了！他把身世的坎坷，生活的困窘，一切尘俗鄙事，烦恼辛酸，暂时都丢到九霄云外，欢喜无限地居留在此，再也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在这里，他度过了他的末期的生活年代，忍受了更艰苦的生计的磨折，但也更集中精神地进行了他的文学创作的事业。 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今日的茅椽蓬牖、瓦灶绳床，虽然较苦，但那风晨月夕，阶柳庭花，却正有助于他的襟怀笔墨。 第41页 二十三　黄叶着书 从干隆二十二年二月，敦诚（时方二十四岁）因侍亲随任（到山海关税卡做司榷小官），身在喜峰口，时常想念曹雪芹，到秋天，便写了一首诗与雪芹，以寄远怀。诗一开头说，唐代大诗人杜甫当年写诗赠画家曹霸将军，曾有"魏武之子孙"的话，如今的雪芹，虽亦魏武之后裔，而现时则贫居环堵，蓬蒿掩径，不与世通，扬州梦醒，至如司马相如身着犊鼻裈（开酒馆、身着"贱役"之服而躬亲涤器卖酒，妻子当垆）甘为贫贱。中言特爱雪芹的诗笔富有奇气，直追李贺，抉破篱樊。然后怀念当年在宗学相聚的岁月，种种乐事；而感嘆曾几何时，分襟两地，空相怅望。最后就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着书黄叶村！"由此可见，敦诚很知道雪芹来到西山以后，主要的事业就是写作《红楼梦》（註：按此云"着书"，只能是指写小说。诗人陆续写诗，积为集子，这情形不叫作"着书"。又按敦诚此句系用康熙间王苹"黄叶林间自着书"句。苹此句为王渔洋所赏，时人号为"王黄叶"。"黄叶村"则出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绝句："家在江南黄叶村"。）。 现代的小说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们，恐怕很难想像二百数十年前的曹雪芹之写作小说，和他们今天之写小说是有多么大的条件上的差异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太不同了，在许多方面，根本无法也不应该强作不伦不类的比较；但是单就几点而言，还是可以两相对照来看看的。今天的作家，得到人民的无比的尊重、爱护、欢迎、鼓励；党和国家、社会给作家安排的创作条件和帮助，我们现代人的印刷、出版、流布的种种技术和便利，是如此地发达而且日益发展着；作家所得到的精神鼓舞是巨大的，物质报酬是合理的。所有这一切，曹雪芹在他那时代里不但无法获得，而且根本是无从梦想的事。曹雪芹当日所能得到的一切，都和上述恰恰相反。 写小说，不用说是面向广大读者，而不是为了给自己看。但在当时，曹雪芹却对读者都不敢抱有多大的信心。这活并非夸张，试看他在小说一开头就表示出一种心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余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调""听了此曲，散漫无稽，不见得好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问其来歷，就暂以此释闷而已"。在彼时，他深知道"闲书"的地位、"市井之人"的读者的水平，都会使他这小说的深刻丰富的内容意义和高超的文笔不易获得理解，因此预先有此瞻顾怅惘之怀，聊作宽解之语。 他的友人张宜泉作《分居嘆》诗，写父母双亡、兄嫂见弃的"亡家剩一身"的沉痛心情时，曾有一联，上句说："纵饮原多放，"句下有"评语"（或系自注）云："自供其不才者一。"下句说："拈毫只苦吟。"句下又有"评语"云："自供其不才者又一。"（註：诗和八股时文对立，可看《随园诗话》卷十六记陈熙（梅岑）"性爱吟诗，不爱时文"；《初月楼闻见录》记童钰（二树）"不喜治举子业，专攻诗"。）则可见他的家人兄嫂所以视他为眼中钉，就是因为他的"不才"，只爱吟诗饮酒，而不想求名逐利、升官发财，所以连门庭都不肯容留他了，把他赶出分居。这诗酒，也正就是雪芹嗜之如命的东西。当时的社会心理，把苦吟纵饮都是认为"不才"之至的行径，那么雪芹居然要把平生的精神用之于"写闲书"上，这是多么出奇惊人的"不才""不肖"啊！所以，他要写《红楼梦》，得到的绝不是什么"尊敬重视"（这在干隆时代的人听来是个天大的笑话！），而是极端的轻蔑和丑诋，--说他是"疯子"（註：传说中有此语。）。 然后，因为我国古典小说（包括戏曲）文学史上的特殊传统，作家在创造人物典型形象时，常常是採用选取某些事迹作素材、某些人物作原型而进行艺术加工概括的方法，所以从六朝隋唐以来的小说便多数发生了所谓"影射"的问题（註：读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此传统问题之史的线路最为清楚。），往往一篇作品刚刚问世，马上便出现许多猜测的说法。在当时，一般读者都是这种看法，直到明、清时代，并无两样。但因此却也给曹雪芹的写作事业增加了不小的麻烦和困难。 先就是他自己封建大家庭的族人以及同样家庭的亲戚方面的疑忌和愤怒，认为他是在故意糟蹋他们。然后就是统治者的注意和迫害。这后者就直接关系到《红楼梦》原稿全具而八十回以后部分却閟不敢传以致痛遭散佚的千古恨事。原因是，八十回以前的情节固然是全书中不可割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不过是用以反跌下文、逼出结局的"反面"文章，其更为重要更为精彩数倍的正书却都集中八十回以后；而这里便要写到这个封建大家庭获罪抄家的事情，势必要牵涉到种种政治关系：在当时纷纷揣测这是影射某家、某人、某公侯、某相国的认识之下（註：这种揣测在干隆时候就已出现了，如明义《绿烟琐窗集》中题红楼梦绝句诗序，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以及裕瑞《枣窗闲笔》等书，都已反映出这种情况。实际是从小说一传抄流行就开始了。），统治者之不能不加以注视，就是毫不奇怪的事了。 第42页 总之，曹雪芹写这部"怨世骂时之书"（尽管他自己在开卷之初就极力撒烟幕、作解释，预为地步，企图遮掩），是在甘犯众怒、身冒危险的情形下而坚决进行的。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像，那是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多么大的信心，多么大的毅力才能写得下去啊！ 最后，还有经济生活、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我在北京西郊海淀读书时，曾听到一个传说提到，曹雪芹作《红楼梦》时，没有钱买纸，就把旧年的皇历拆开，把书叶子反过来折上，订成本子，字就写在皇历的背面。这种传说，我认为是可信的。潘德舆《金壶浪墨》就曾记载过："或曰传闻作是书（《红楼梦》）者少习华■，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每晚挑灯作此书，苦无纸，以日历纸背写书，未卒业而弃之，末十数卷他人续之耳。余曰苟如是，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郁者也。"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注〔十一〕也说："故老相传，撰红楼梦人为旗籍世家子，书中一切排场，非身歷其境，不能道只字。作书时，家徒四壁，一几一杌一秃笔外无他物。"可见写这一部大书所需要的物质和花费，对曹雪芹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就在这重重困难、压力之下，曹雪芹没有倒下去，奋斗到底，坚持不懈。家人妻子，啼飢号寒、穷愁无路，一个普通人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之下，有再"冠冕堂皇"的事业摆在面前，也未必干得了，不用说还有什么心情去孜孜矻矻地写一部为人笑骂的"盲词小说""稗官野史"了。在这一意义上讲，曹雪芹不独是"疯子"和"傻子"，实在也是一位英雄人物。"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没有真正的性格精神上的伟大和十分强烈的内心上的动力来支持着他推动着他，写出一部百万言的《红楼梦》是断断不可能的。 二十四　村塾过从 曹雪芹的朋辈过从，不限于满洲宗室。他在西郊时期，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教书馆的私塾先生。此人姓张，名字已不得而详，只知道字曰宜泉，也是旗人。介绍一下张宜泉，对了解曹雪芹也不无帮助。 张宜泉的几个显着的特点是：身世可伤，家庭多故，嗜吟好饮，不肖不材，坎坷穷愁，孤独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壮怀，诙谐放达，而不为世容。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和雪芹有共通之处，因而这也必然就是他们的友谊的基础。 张宜泉自言"先世曾累受国恩"，这是旗人回顾身世的套语，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措词；揆其家世，可能也是内务府包衣旗籍（註：《春柳堂诗稿》影印木"出版说明"以张宜泉为"汉军旗人"，当系据《八旗艺文编目》而云然。干隆时代以来，内务府旗籍多被误说成"汉军"，例多不可胜举。）。他十三岁上就没了父亲；才得成人，又遭丧母之痛；兄嫂不容，逼迫分居。因毫无赡养，不得已觅馆课童以自活。生有二女一子，不幸因痘夭伤，仅存一女；后来又生一子（他曾续弦，不知是前妻抑后妻所生）。他长兄比他大十五岁，母亲死后相继而亡，所遗侄女也是幼年痘殇；嫂氏再醮，亦无立锥之地。张宜泉自己则"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这和《红楼梦》卷端的"作者自云"所说的"半生潦倒，一技无成"正是一个意思）；有时竟因"避横逆出门"而不及接款来访的客人，其况可想。因此不时发出"奇穷不一收""吐气在何年"的慨嘆：潦倒抑塞，其心境大约与曹雪芹有略同之处了。 前文引到过，张宜泉是以诗酒为命，其所"自供不才"的，也就是这两件事。他的诗句有时写得不错，如"市近飞尘起，人多小利争"，如"霜花暗拂心花冷，日影旋移人影孤"，如"一声篱鸟曲初罢，数片瓶花香自来"，如"丘壑连村多磊落，桑麻填巷亦萧条"，都不失为佳句；有时在感嘆愁颜病髮之后，而写出"幸得于今烟景好：野花零落在吾庐"。他的萧条寂寞的境界，故以热闹之笔、宽解之意以出之，使人读去倍觉感动。 但是引人注意的尚不在这里。他的诗还有其他特色。 第一，他喜欢在诗中开玩笑。如作试帖排律诗《凿壁偷光》，结句忽然说出："高东诚见悯，当教尽添油！"这是村塾先生向吝啬的东家唿吁：晚上应该多给点儿灯油，好叫我多读会儿书啊！他描写老妻病起，说她是"瘦容争岛魅，脱髮误庵尼！"写他的孩子，为争苹果，以至"怒叫容皆白，急争眼尽红！"都可令人绝倒。这可见他为人也是素性诙谐，放浪跌宕，时时在穷愁中滑稽为雄，自嘲自解；这里面就也包括着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意味。"正统"诗家、"馆阁"手笔，是绝对不肯也不敢这样写诗的。 其二，他能以穷儒之眼阅世，颇能见到阶级的不平，同情于贫苦大众，而致慨于统治寄生阶级的荒淫享乐。如春游诗写出"驱犊谁家牧？垂竿若个人？""独怜拾菜女，绕地步逡巡。"和刘二弟闲话诗，写出"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贫！"的愤语。《西宫即事》写道："拾薪子尽蓬头惯，荷蒉人多赤脚流。"触目所及，自然生感。这实在是干隆"盛世"的一种侧面的真实写照。另如《四时闲兴·其四》说道： 午床簟展小堂空，积闷难消睡课中。 柴米只争终日贵，人家益较去年穷！ 妓楼鲜润榴裙雨，僧寺清凉蒲笠风。 --怪煞先秋蝉噪急：一声声出碧梧东！ 伤时愤世，写出了贫学究的一片感慨。在这一点上，张宜泉的感受和表现是比敦氏弟兄强烈得多了。这就非常重要。 最后的，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张宜泉的"政治思想"问题。 张宜泉的诗集子最前部分是很多篇排律、试帖诗，这种诗是练习应考科举用的，并无内容，只要堆砌典故、考究技巧，就是"佳作"，当中和结尾可都不要忘了"颂圣"。这绝无例外。因此有人说张宜泉这种诗也就是"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的"。可是事实殊不尽然。在《东郊春草色》篇中，张宜泉竟然写道： 日彩浮难定，烟华散不穷。…… 第43页 几度临青道，凝眸血染空！ 这后十字是结句（这里应该"颂圣"），--真是令人不胜骇异了！ 再有： 锦瑟离宫曲，膻笳出塞声。 　　--《惊秋诗二十韵》 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 　　--《萧然万簌含虚清》 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 　　--《美花多映竹》 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 　　--《闲兴四首·其四》 这简直奇怪到极点了！这些句子，分明是讽怨当时满洲贵族的统治的。在干隆时候，这样的话，不要说屡屡出现于一本诗集子里，只要有一例被摘，就足以杀身灭族了！（註：可参看第十七节。）--即使曾兴文字大狱的那些例子也都只是些隐语暗喻，还没有见过这样显露激烈的！ 他的诗里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此处不能细论。只举较明白的，如《读史有感》写道： 拍手高歌嘆古今，闲披青史最惊心！ 阿房宫尽绮罗色，铜雀台空弦管音； 韩信兴刘无剩骨，郭开亡赵有余金。 谁似尼山功烈永，残篇断简尚堪寻。 这就隐涵了对当时政治的讥评。他的气骨很硬，壮心不死，也时时流露出来；一方面表示"首阳欣所跻"（不食周粟），一方面又常思"惊兔""射鼷""猎虎豹""樵虬龙"，极有一种桀骜不驯之气透出纸上，都不是泛泛常语可比。结合上面所举的那些令人骇异的句例而看，张宜泉的思想大有可以探讨之处。（註：从张宜泉诗集看，其曾祖柩尚遗弃于张家湾荒庙中，曾往寻访不获；其死因不明，年久遗于张家湾以致失迷。情事亦觉可疑。似其先世曾有难言之故。宜泉思想，或亦与此事有关。） 所以，这位朋友也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反抗思想的人物。这方面，成为他和雪芹之间的友情基础，因而也就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雪芹的性格思想。 张宜泉的诗集里有很多篇诗是涉及曹雪芹的。也有明白标示姓字于题中的。也有只以"友"来暗指的（註：《春柳堂诗稿》诸诗排列法多有以类相从之例。如《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为过友人家陪饮诸宗室阻雪城西……》《题芹溪居士》《伤芹溪居士》四题相连，其中陪饮宗室即指陪敦氏弟兄，为指雪芹家无疑（不能设想张宜泉穷馆师又认识其他友人亦恰与宗室交往）。是即以"友"代名之例。又如《春夜止友人宿即席分赋》《晴溪访友》《怀曹芹溪》三题亦相连，而前二题内容全与雪芹特点恰合，故亦可推知其所称友人实即雪芹。）。张宜泉和曹雪芹的过从相当频繁密切。有时候雪芹去访宜泉，主要就留他止宿，两人"破灶添新火，春灯剪细花"分砚裁诗，检鱼对酒，直到月斜，还不肯睡。有时候宜泉去访雪芹，携琴载酒，径隔溪幽，而"不便张皇过，轻移访戴舟"，他们的来往，似乎还避人耳目，不欲世知。有时候宜泉竟找到僧寺里去访雪芹。有时候想念特甚，扫径张筵，以待雪芹，而又"封书畀雁迟"，似又因故犹豫不发，因此嘆息"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有时候敦氏弟兄到郊外来看雪芹，雪芹也特地邀宜泉来作陪共饮。宜泉歌颂雪芹的不为统治者服务、高情只为山中白云留住。及雪芹亡后，宜泉重访故居，怀人不见，痛泪成行，嘆息雪芹的诗、画、琴、剑诸般才艺，都成绝响，而破匣里的遗剑，犹有鋩鋩的影气--　　 象徵着雪芹的叛逆精神的永远不死。试看： --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 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鋩鋩！ 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註：原诗见《春柳堂诗稿》叶四十七，题曰《伤芹溪居士》。） 雪芹的朋友，就是这样地爱重他。 二十五　一别经年 曹雪芹自到西郊之后，虽是不常进城，但和好友敦敏、敦诚也并未失去联繫。可是干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的初秋，一个阴雨连绵的夜里，敦敏闭门闷坐，自斟自饮，感怀往事，便想起曹雪芹，不相见者却已一年多了。敦敏十分繫念，因此在题诗时已经说： 短檠（情）独对酒频倾，积闷连宵百感生。 近砌吟蛩侵夜语，隔邻崩雨堕垣声。 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 忆昨西风秋力健，看人鹏翮快云程。 重阳以后不久，他偶然到友人明琳（註：关于明琳其人，可参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养石轩中去，忽然听到隔着一道院子有人高声大谈，那声音直传到这边来；敦敏入耳就听出这是雪芹的语音声口，除了他，别人是再没有这种意气风度的。他于是赶紧跑到那边另院去，果然不出所料，雪芹竟然来了！相见之下，彼此都又惊又喜，十分意外。他们便在明琳那里摆酒快叙，同话旧事。敦敏感而成诗一篇： 　　　　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唿意倍殷。 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註：按此系用《晋书·孟嘉传》褚裒暗识孟嘉故事。）。 秦淮旧梦人犹在，燕（yān)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只要看一下敦敏的情词之切，惊喜之深，就可知这一年多的离别，乃是他们这些年来的一次少有的离别，也是一次非比寻常的离别。 但是曹雪芹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往何处去了呢？他忽然离开北京西郊（如在这里，是绝不致于如此之久和敦氏弟兄不见一面的，他们此后的踪迹说明了这一点）（註：另一方面，当然可以是敦敏不在北京；但敦敏从干隆二十三年戊寅夏就从锦州回到北京来了，此后他未再出门，诗集中歷歷可考。所以只有雪芹离开一个可能。），又是由于什么事故呢？ 尤其引人思索的是，如此一番稀有阔别之后，意外重逢、又惊又喜之下，赶紧把袂快谈，那话题却不是别的，就是"唿酒话旧事"，并因此"感成长句"，而诗句也说明所话的内容就是和"燕市悲歌"为对的"秦淮旧梦"。这就十分清楚地透露出，曹雪芹的此次离别，是和他祖上在南京做织造时的往事有所关联的。 第44页 不但如此，从这次重逢为始，直到次年的夏秋之际，敦敏、敦诚二人同访雪芹于其山村，赋诗纪事，那诗中的主要内容也还没有离开这一点，两人异口同声地写出"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的联语来。这绝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强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上面的推想。--如其不然，如果这都是泛泛忆旧的话，那么他们相识已久，于雪芹家世谈习已多，既非近事新闻，又何至于每次相见就只是重复这个雷同的话题？那不是太频数（shuo）可厌了吗？ 所以，我们有理由疑心，曹雪芹这次像是曾到南京"老家"一带去过（註：参看周汝昌《曹雪芹和江苏》（《雨花》1962年第8期）。又顷蒙阿英同志见告：吴兰征《绛蘅秋》传奇（嘉庆十一年丙寅抚秋楼刊）序中言及曹雪芹曾到南京，可供参考。），带回来丰富的见闻，也增添了更深刻的感慨。 同时再考察脂砚斋在庚辰秋月，正是"四阅"《石头记》的一次大评订已毕的时候，前此一段时间，也正像乘雪芹不在，故而得间为之批阅整理；批语里有些话，也流露了雪芹出外未归的语气。这事情似乎是有迹象可寻的。 至于雪芹远出的详细情由，看来敦敏是无意记载，讳莫如深。--他弟弟敦诚后来在敦敏诗集稿本上甚至连这首诗都不愿选存，竟用墨钩将诗钩去。其中的事故，也可能很有关系。可惜我们此刻都无从进一步了解了。干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是在干隆二十二年，第三次是在干隆二十七年；雪芹的南游，在二十四、五两年，似和南巡没有直接关涉。我此刻设想，他南游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家曾在南京六十年之久，曾有远族或亲戚随住落户，曹頫本支抄家北归之外，尚有遗在南方的；或者雪芹此行，是因先世的家务私事（如抄家时还有外人欠他家的三万二千两的债权，由此可推，其他较细碎的事项、歷久犹存的关系，或许不免），得老亲旧友的牵绪，而前往料理，也未可知？一是曾随别人，在江南作过事情。 近年镇江地方，出现了曹雪芹曾经南行，在瓜洲镇江之间因天气阻渡停留，绘画赠人的传说，似非巧合（註：此事镇江江慰庐先生有详细报告文章。略参《红楼梦新证》793-794页。）。 如果所推近实，则这次南游，阅歷山川，凭弔旧迹，听话往事，无往而不是对他深有感触的宝贵史料，同时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和思想。这些，对他写作后半部《石头记》是会起着巨大作用的。 曹雪芹归来以后，和敦敏、敦诚的过从更加频繁了。干隆二十六年（1761）夏末秋初之际，敦氏弟兄二人曾到山村来访他，他曾留饮，各有题诗为纪（註：参看《红楼梦新证》1日版431、432页，新版735、736页。（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以为我把这次兄弟同访之事是定在"冬"日的，因而说那是错的。实则我并未有此说，我所谓"冬"是指敦敏当年另一次的"访曹雪芹不值"而言。原文叙次标点甚清，可復按。））。同年冬天，敦敏又曾来访，恰值雪芹外出，那时正是天阴日暮，野水寒云，诗人未归，门庭萧寂，敦敏对此情景，不胜怅怅之怀，因而有作。那诗写道：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 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 雪芹就是在这种荒寒凄寂的世界里过着他的坎坷但是不寻常的生活，继续着他的写作《红楼梦》的伟大事业。 二十六　南 游 雍、干之际的最有声望最得民心的地方大吏有二人：尹继善和陈宏谋。尹继善是满洲人，姓章佳氏，隶厢黄上旗，父亲尹泰，也是官至大学士，所以旧日文人的话是"两世平津"；尹继善的女儿又嫁了干隆的第八子永璇，国戚皇亲，家门贵盛。他的府邸就在京师西城大护国寺和什剎海之间的定府大街，府内有园，名曰绚春。 尹继善在雍正元年成了进士，只过了五年，便升任封疆要职、其时年纪不过三十多岁。他为人才干明敏，性情宽和，在雍正朝，仕风吏习专务苛刻的时候，他能不逐流俗，据记载说，有一次雍正对他讲授为官之道，叫他效法李卫、田文镜、鄂尔泰三个（这是雍正最赏识宠信的得意之人），尹继善却奏对说："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他以精闢深刻的知人之衡鑑，对这三位宠臣巧妙地进行了批评，有胆有识，应对得体，连雍正也莫奈他何。 尹继善在雍正六年，就官授内阁侍读学士、协理江南河务；秋天，署江苏巡抚（次年"真除"），--这正是曹頫一家落职查抄的那一年。九年，尹继善已署两江总督。十年，协办江宁将军，兼理两淮盐政（任至十一年调职）。干隆八年，再署两江总督，十年，实授（任至十三年）。十六年，復调两江（任至十八年）。十九年，又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实授（任至三十年）。一生四督两江。 尹继善初到南京，曹家正好刚已北返；不过他的总督衙院，就与曹家"老宅"相邻，自己又兼着两淮盐政，也是做着和楝亭一样的官。在南京一住，才日益体会到曹家祖孙数辈、歷时六七十年之久、在江南一带的深得人心，远非一般俗常仕宦可比，而他家在文学事业方面的成就与影响深远，尤为大出原来的想像之外。尹继善对曹寅，本已久所心慕，至此，宦地相同，官职联属，自己也十分喜爱诗文书史，于是有意无意之间，都在学步楝亭，也作东南半壁的风雅主持。 在这种心情之下，尹继善自然留意于访询曹家的现况，子孙的下落。 中进士以前，尹继善曾在怡亲王府做过记室；后来曹頫是雍正交与怡王"照看"的。尹继善早年就已可能与曹家相识。大约到干隆十九年再署两江总督时，他乘着搜罗人才的机会，决意务要跟寻楝亭的后人。而雪芹此时，编述《石头》一记，已经有了脂砚抄阅再评本。意在问世传奇的雪芹，正也想为书稿谋一个乐为出资刊板的东道主。两相凑泊，事不难成，尹继善爱才好士，礼聘情重，雪芹又可藉此重游童年故地，一举数得，就答应了前来请聘之人。 雪芹前往江南，似非一次，干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南京好像已有他的足迹，所以二十二年敦诚寄怀诗句，正劝他不必远游--"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着书黄叶村"。这显然不是一种并无缘故的闲文琐语，而这一年，干隆有意改变对待汉族旗人的政策，准许包衣人开户出旗，可能是雪芹生平中的一次颇有关系的事件。但到了二十四年秋天，他由于生计的艰难，为了着作的传布，还是不得不下决心，再度前往。这时，有人对雪芹也加紧注意，在形势不利的考虑下，敦诚弟兄也同意了他的南游的打算，如此可以暂避风波，保全书稿，因此反而贊助雪芹料理南行的一切准备。 一到江南，雪芹的才华立即受到了尹继善的赏重，并以楝亭有此嗣孙引为欣慰。初时，宾主相得，情好甚笃。常在扬州的肖像画家云间陆厚信（字艮生）者，来游南京，曾入尹府，见到雪芹，十分倾慕，为他绘了一幅小照，并写下了五行题记，其辞云：-- 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 这就记录了一时的景况。 第45页 可是，雪芹的处境到哪里也是复杂的。这次南来的遭遇，有几件事使他更嘆命途之乖舛。 正如敦敏赠雪芹所说的，"可知野鹤在鸡群"，他的才华出众，易为人知，也易为人妒，同事中间，小人之辈，谮毁之言，久而遂多。尹继善虽然爱才好士，扬风■雅，但全是正统一派人物，眼见雪芹的一些言谈行径，渐渐心有不乐之意。尹继善是正人，倒出于一片好心，从他自己的正统观念出发，以为雪芹落到此等境地，是因无人"导之于正"，他就要设法挽救雪芹，而雪芹对于这种"挽救"，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根本不能接受。这么一来，各无恶意，皆本素怀，可是误会既多，彼此都无法谅解：别人本是一片热心为他好，而雪芹看来那是不能苟从的道路；雪芹如要自行我素，不肯污于流俗，就必然被人视为狂妄无状，负义忘恩。一个不能为世人所理解的伟大的哲士文豪，越是伟大，越是孤独，越是寂寞，--"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正是雪芹的最巨大、最深刻的悲哀。 雪芹本是为《石头》一记而僕僕南游的，不想最后事情也就出在这部书上。 这几年来，皇帝的主要的精力是花费在武事军情的调度上，但是使他颇为心烦的也还有文字科场，--"文治"方面的事情。干隆二十年，胡中藻"诗狱"事件发生，中藻被杀。二十二年，段昌绪因收藏吴三桂叛清檄文、并加圈点评贊而伏刑，彭家屏因收藏明末野史，并其子皆处斩监候，家产籍没，家屏旋以撰《大彭统纪》赐死。更奇的是，到干隆二十四年三月，命大学士蒋溥去向张照的儿子张应田家里查取张照的文字笔札，斥之为诗意怨望，文字狂诞，为一"丧心之人"，竟说："迨至再跻显秩，叠受殊恩，苟有人心，则从前骯脏（註：骯脏（kǎngzǎng），幸直刚正、不屈不阿之貌。曹雪芹写妙玉，曾用此词义，今人不解，乱加曲说。其实此词自古以来即如此音义，我曾引郑燮、潘逢元词中"飘零骯脏""风尘骯脏"为证，见《新证》页1055。干隆此例，尤为显确。）激厉之词，亦当勐有铲削，而必将此刊刻流传，其居心又可问耶！"所以，对于"人心"的问题，一时颇为风雨满城，谈虎色变。 这时期干隆皇帝不但"外头"事多，"家里"也觉烦心，皇八子永璇年少，不守礼法，最伤脑筋，他的师傅孙灏在二十三年已然得咎；二十四年秋天，永璇的岳翁尹继善也因为册送子弟乡试而不遵旨先自奏明，也受了指摘。到二十五年春天，为了加强管教，干隆不得不亲"幸"永璇府第，意在察看。在清代，各种制度规定甚严，皇帝亲临臣子的住处，那是极为少有的特例，所以史官必书。这次临幸永璇府，就是史册可征的。 正因如此，从早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极堪注目，那就是：干隆有一次亲至某满人家，发现了《石头记》，并挟其一册而去（註：参看第三十二章。），以致某人大惧，急谋删改进呈云。--显然，这是《石头记》未有刊本、流传未广时候的事情。 从年代上推考，只有幸永璇府这一事件正相合符。 当干隆查出身有"内病"的永璇竟尔偷看这种"邪书"，自然十分震惊恼怒，决心要弄清这部"淫词小说"的一切原委。当这事的风波很快传到了水璇岳家尹继善那里，不觉目瞪口呆，--因为着书人就在他的幕席之间！由是，风声汹汹，人言啧啧 ，顿时大为紧张。尹继善毕竟还是厚道长者，不肯出卖楝亭的后人，就透消息给雪芹，让他赶紧託故离职，潜身他往，庶几可望避免多所株连，将关系的复杂程度尽量缩小。 于是，无可迴避的雪芹，收拾行装，决意北返。 幸而永璇有力，多方弥缝遮掩，设法将事搪塞过去，一时未至酿成大案。这就无怪乎敦敏在重阳节后意外地与雪芹重遇时，立即写出了"秦淮残梦人犹在，燕（yān）市悲歌酒易醺。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这种万分感慨、无限悲凉的句子了。 二十七　脂 砚 曹雪芹在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情形下写书，没有任何物质援助和精神慰藉，痛苦可想。但是他却有一个亲密的人，成为他的唯一的支持者。这人名氏不详，只留下一个别署，叫作"脂砚斋"，前文已略曾涉及。从脂砚斋这里，曹雪芹却得到了援助和慰藉。在曹雪芹当时的处境下，居然还有脂砚斋这样的人，真是难能可贵已极，使我们不能不对他发生很大的钦佩之情，我们应该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有一种意见极力低估脂砚斋这人和他给《红楼梦》所作的批语的重要性。其主要理由大概不外乎：脂砚斋的观点并不全部高明、正确，他的批《红楼梦》，不过如金圣叹的批《水浒传》一样；凡是旧日的评点派一流的东西，笔墨游戏，糟粕居多，并没有多少价值可言。 关于脂砚斋批书的问题，这册小书篇幅体例所关，不能详说。但有几点应当表出：第一，对于二百年前的小说批点家的观点，当然要批判抉择，正确估价，可是这和轻轻一笔抹杀不是一个意义。第二，小说评点派，其内容固然有很多应为我们扬弃的糟粕夹杂在内，但是从整个说，这实际是一种"通之于大众"的传统文艺批评欣赏的通俗形式，我们应当给它的是适当的重视，而不是一力贬弃。第三，像金圣叹之流，只是《水浒传》行世已久之后的一个读者，换一方式说，他对于小说的作者为人和创作过程来说，都是一个"不相干"的旁人，所以他的批《水浒传》就只能是这样的"范畴"之内的东西；可是脂砚斋却不能和金圣叹一概而论，因为他不但和《红楼梦》的作者是同时人，而且是关系极其密切的亲人；他不但对《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了解十分清楚，而且他本人就还是一位参预写作的助理者。第四，金圣叹是从封建的立场、观点来批点乃至窜改《水浒》，而脂砚斋则虽然不能尽合作者的全部立场、观点，他在更多的方面却是同情作者和维护作者的意旨和主张的（註：有些研究者，拿今天的各种理论、见解、观点去衡量、要求脂砚斋，假如不合，就说这位批者如何不懂《红楼梦》，如何错误，这又是一类对待脂砚的看法。我觉得还是应该从事实出发，而不从抽象概念出发。）。--这样的一位批家，恐怕不应当毫不分辨地和金圣叹等人相提并论。应该想到，能够获得这样的批家批过的小说而且幸而流传保存下来，是无比宝贵的研究资料，这在全世界古今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特例。我们应当充分理会到这些意义。 这样说一下，就可以看出脂砚斋的难能可贵处：他是曹雪芹孤独寂寞中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鼓舞和合作者。 他帮助曹雪芹作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出的，就有以下各事： 一 他决定书名。例如他在"再评"的时候，最后决定在《红楼梦》小说的许多异名之中仍旧採用"石头记"为正式书名，并得曹雪芹的同意，把这个原委写入卷首的"楔子"部分的正文里面（註：见甲戌本《石头记》首回。）。事实上，干隆时候的最初流传的抄本《红楼梦》，都是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 二 他建议将小说里的某些重大情节作出删改。例如原稿第十三回原来的回目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正文写贾珍和秦氏翁媳奸通，被丫环撞见，秦氏自缢而死。由于脂砚斋的建议，将此事明文一概删去，改为隐笔暗写，因而此回的篇幅独较他回为少；回目也修改避讳了（註：见甲戌本《石头记》脂批所叙，并参看俞平伯《红楼梦辨》159-178页《论秦可卿之死》。）。 三 他校正清抄本的文字。例如庚辰本第七十五回的前面，记有"干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一行字，就是证据痕迹。 四 他整理原稿，掌握情况，随时指出残短缺失之处，提醒作者修补。例如小说第七十五回，本以"赏中秋新词得佳谶"为下半回的主题，而写到宝玉、贾兰、贾环由贾政的命令依次作诗时，都只有引起诗句的"道是"二字，而不见诗句（有的"道是"下面空了格，表示下面将有文字）；脂砚斋便于回前记下"缺中秋诗，俟雪芹"的话。 五 这样的缺短之处，不止一例；有的直到雪芹逝世，也终未能来得及补齐，而脂砚斋代为补作了。例如上条所举中秋诗，较晚本仍无诗句，而且将"道是"等字样也删掉，连缺短的痕迹也消灭了：可见此三诗终未补作。而第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回末只到惜春之谜为止，眉上硃批云："此后破失，俟再补。"后面又一单页，"暂记"宝钗之谜语正文、七言律诗一首，后面批云："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则又可见较晚本此回回末所补的一小段，就是脂砚斋伤嘆雪芹已亡而自己动手补足的（註：干隆三、四十年之间的旧抄本如蒙古王府本、戚本，已有了这一回的"尾巴"，这绝非他人所补，理由参看注6，而且，所补谜语已同时有了与原有谜语统一的脂批。）。 六 他不止代补零碎残短，还代撰整回的缺文。原来《红楼梦》底稿本久为朋友借阅，以致时有迷失，如庚辰本第二十六回眉批："狱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嘆嘆！""惜卫若兰射圃文字迷失无稿，嘆嘆！"都是例子。至如第六十七回，高鹗所谓各本"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者，在庚辰本果然也没有，其第七册自六十一回至七十回，实共八回书，而于卷首註明："内缺六十四、六十七回。"这就是在"庚辰秋月定本"中尚很有缺少整回的地方（庚辰，干隆二十五年，其时雪芹尚在）；但到较晚本，六十四回和六十七回就都有了。就中如六十七回，研究者认为是后来伪作（註：可看周煦良《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是伪作》（《文汇报》1961年9月9日）。），所举破绽欠合之处，颇有道理。其实这种"伪作"，绝非那种不相干的后人的作伪所可比拟；从它补作的年代和质量看来，只可能出于脂砚斋之手（註：现存的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已有此回。此种本子都是干隆三、四十年时期的抄本，彼时脂砚斋还在，还正在不断整理、批註《红楼梦》，很难设想在这时已有不相干的人伪作一回而得羼入流行。）。 七 他掌握稿本的章回情况，建议改动设计。例如今本的第十七、十八两回，在庚辰本中尚连接而下，本是一大回书；脂砚斋在回前记云："此回宜分两回方妥。"后来的本子果然就分为两回了，而且各本的分法并不全同。揣其尝试具体分断的人，也就是脂砚斋。 八 他替书中的隐词廋语，难文僻字，都作出了註解。例如贾家四姊妹的名子"元""迎""探""惜"谐隐"原应嘆息"，给秦可卿送殡的六家"国公"的姓名中，隐寓十二地支，等等，不是和作者关系切近的人，便很难懂得原意（註：这种解释命名的办法，好像是属于"索隐"范畴的东西，但它们是作者原来设计的（古代小说、剧曲，时有这种体例），是小说本身里面客观存在着的，因此与唯心主义的"索隐"方法性质不同。）。例子很多，不必备举。余如"金■彝"，就註明"■，音垒，周器也。""玻璃■"，就註明"■，音海，盛酒之大器也。"例子也不一。 九 他为此书作出"凡例"，列于卷首，并题总诗，就是上文所引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那一篇七律。这使我们对曹雪芹写作的苦心密意、惨澹经营，都增加了了解。 十 他替全书作了批语。从书一成稿，他就作批，直到雪芹亡后，每隔二三年，就温读批註一次，至少共歷八九次之多。这些批语，对曹雪芹的创作心理、概括方式、艺术技巧等方面，都有所涉及。这些批语，曹雪芹和脂砚斋都不曾认为是后来无中生有的附加物，而是从一传抄行世起，就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形式而出现的。在干隆四、五十年以前，并不曾有过只有白文而无批语的本子存在过（註：干隆四十九年梦觉主人序本才开始删弃大部分批语而存其少许，但已声明了删减的事实。）。从这一点来说，脂砚斋的批本《红楼梦》的性质，也绝不与其他小说的评本（如《三国》《西游》《水浒》等等）相同。这一层意义，似乎还没有受到普遍的充分的注意。 以上是我们就一些痕迹线索所能看到的，此外脂砚斋还帮忙作些什么，虽不可妄测，想来尚当不止于以上十项。所以脂砚斋确是曹雪芹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助手乃至合作者；《红楼梦》的撰作，内中包有他的劳动和功绩，是无有疑问的。 曹雪芹穷愁着书，有了这样一个同道和密友、亲人，精神上的快慰和激动，是不待言了。他们俩除了原来的亲密关系，又加上了这一事业上的合作歷程，于是感情更非寻常可比。雪芹一死，脂砚斋悲痛万分，屡次在批语中感伤悼念，说出"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等话（註：参看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第三回"砸玉"时脂批："他天生带来的美玉，他自己不爱惜，连我看书的人也着实心疼不了，不觉背人一哭，以谢作者！"语气异常特殊。尤其值得思索的是，雪芹如此亲密的一位合作者，竟不见丝毫痕迹于敦氏诗文中。），又曾题诗，中有"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的句子。 所以，在介绍曹雪芹的时候，只有连带介绍脂砚斋，才是全面的。（註：关于脂砚斋究系雪芹的什么人，颇有不同意见。我个人的看法，略见于《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九章，页833-940。此人是一位女子，也是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之一。）。 第46页 二十八　苑 召 写作《红楼梦》，是曹雪芹在西山时期的主要的志愿和事业。但是他是个大艺术家，他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他能演，能唱，能弹（琴），能写，能画，还能舞剑（註：曹家的家世，使他家的人都有具备能文能武的特长，这是因为康熙皇帝特别注重文武兼材的缘故，曹寅也是明白表示"读书射猎，自无两妨"的。--如果再往上推，那么他家本是魏武曹操之后，可以说从早就是主张"春夏读书，秋冬射猎"文武兼长的"世家"。）。这还只是我们确切知道的，其他的才能技艺定不止此。因此，他绝不是一个只在"案头"和"书堆"里生活的那种样式的文人学士，而是一位非常活泼富有生气、生趣的艺术家。来到西郊山村之后，在这些方面，都增加了新的生活感受和便利条件，使他得以更愉快地发挥和发展了他的杰出的艺术才能和见解。 朋友中间，则特别推重他的两方面的成就：诗，画。这一点，友人们简直是异口同声，不谋而合的，完全说明了他这两方面给人的印象的特殊强烈。 张宜泉说： 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敦敏则说： 题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 都是诗、画并举；其余的例子就不必一一开列。 只就这两个例子来说，张氏和敦氏各举事情的一面，着眼点不同，故此风趣各异。孤立地看，好像张宜泉的诗比较简单肤浅，而敦敏的就更为丰富深刻。其实也未必尽然。因为诗句还各有上下文在关联着，要说的"话眼"不是一回事，不能断章取义地来简单"评比"。这点留待下文略加分疏。但是为了我们这里叙述的方便，倒不妨先就敦敏的诗来分析一下看。 曹雪芹到达西郊山居以后，心情是舒畅痛快得很，可是生活也就越发窘困了，这是意中之事、必然之情。他到西山，也许多少总是有点像陶渊明的归隐的意味，尽管他们并不是同一类型的诗人或隐士。可是作为高士，虽然风流傲世，气节过人，还是必须有起码的物质生活才行。陶渊明躬耕以为计，那也得有土可耕；曹雪芹却并无可耕之土。朋友敦诚说他穷得以至于"日望西山餐暮霞"。这是诗人的慨嘆和傲语而已，现实里的曹雪芹却不能真以"西山爽气"来维持生命，他是要吃饭的。 敦诚又说他："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这才是比较切近实际的一种生活写照（当然也不能按字死抠（註：按"举家食粥"系用颜真卿《乞米帖》的典故，故不能死看。《颜鲁公文集》卷十一《与李太保帖》："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食粥"本指南方人米食习俗，贫人米不足则不能蒸"干饭"，只能以"稀饭"充飢；清人文集中此等食粥事例亦常见记叙，每言清寒之况一日两粥一饭过活。干隆时代北方人，特别是满洲旗人，因嗜食面，则不一定以米为主食，穷人尤难得米食。（记满人米食面食之事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二有一则。）（张次溪先生见示冒效鲁先生题齐白石《红楼梦断图》诗有"啜汁"之语，其自注云："喝豆汁以当茗饮兼果腹，北方窭人有此习惯。见京戏《鸿鸾禧》。"即不拘看"食粥"之例；其所解亦颇见心思。附记于此。）））。雪芹的酒，这时喝得更厉害了（笔者亲见过富家子弟、老来落魄、靠赊酒以"充飢"的人）；他又是吃过"好东西"、嘴头儿馋的人（註：可看裕瑞《枣窗闲笔》："又闻其（指雪芹）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慾快睹我书不难，唯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此虽雪芹戏语，正见其落拓可哀。有人认为，这说明雪芹只吃不起鸭子，还吃得起别的。恐怕不能这样解释雪芹语意。），吃不对口，就更要以酒代食。况且当时文士生涯，公子习性，究竟不能和真正的村民野老相比，要求总是要高得多。那么，他这家计费用，到底从何而来呢？ 敦诚的诗，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卖画（註：按原句"卖画钱来付酒家"系用陆游"卖花得钱付酒家"旧句，易一"画"字。但此究当本诸实事。陆游诗句事，可看篇末附记。）。 当然，我们还不能认定曹雪芹就是完全靠卖画为活（当时他的画有多大销路？他的画能值多少钱？这都是重要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得以知道这是他的生活费用的来源之一。 他的画，和他的诗一样，是有家学的。他的祖父曹寅，自己工书能画，但常常称赞其胞弟曹宣（字子猷，号筠石、芷园；后因避康熙"玄"名嫌讳而改名"荃"）的画法，自谦不如；而侄子曹颀又颇能"世其业"，画梅花能作长干，许为多才。到雪芹这里，工诗善画，就不是什么值得讶异的事了。雪芹的画，不止一人见过（註：可看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考稗小记"。唯112页所记仅署"芹圃"二字款者尚须研究，盖同时江南另有画家名莘开，亦字芹圃，见《履园丛话》与《墨林今话》；又另一说字曰季张、号为芹圃的，归安人。故倘无"曹"姓或其他文字印记，尚难遽定。），又有人曾告诉我说现在还收藏着一幅。可惜都没有机会看到，不知道雪芹画法的家数、作风是怎样的，实在是遗憾的事。仅据张、敦等友人的诗句而推，可知雪芹擅画山水，也善画石。敦敏有《题芹圃画石》绝句一首，说：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 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 第47页 诗人把雪芹的画石，理解为是画家借石头的奇姿硬骨而抒写自己的傲世抗俗的性格和满腹的郁结愤慨，是非常有道理的。雪芹的画，想来也像他的诗，必不等闲而作，各有其用意。敦敏的诗便是很宝贵的证据。 这首诗还有另一面的可贵，就是它写出了雪芹的精神气度。我们好像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曹雪芹在痛饮之后，酒酣耳热，生气拂拂从十指出，他便解衣盘礴，濡毫舒纸，大笔挥洒，如兔起鹘落，如虎卧龙跳（tiāo)，不一时，一幅惊人的杰作已然展现在眼前了。他一面雄睨高谈，当画得得意之际，则杂以狂唿大叫，声动四邻（註：如满洲诗人塞尔赫的《八艺咏》，说平郎中弼侯："清影常书白练裙，折钗画沙屋漏痕，举觞狂叫惊四邻。"即其类也。），于是更倾数杯，浮以大白，而酒痕墨渖，谈风口沫，一时俱落于纸上…… 他大致就是这样地作画题诗的一位艺术家。这样的八旗人艺术家，在当时颇有例证（註：可参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89页所引甘道渊、恆益亭等旗人行径事迹。按给这一类诗人、艺匠作出最好的概括描写的，当属郑板桥（他是最喜欢和八旗高人逸士交朋友的一位"怪人"）的《音布》诗，其全篇云："昔予老友音五哥，书法峭崛含阿那（nuo；阿那即婀娜）；笔锋下插九地裂，精气上与云霄摩；陶颜铸柳近欧薛，排黄铄蔡凌颠坡；墨汁长倾四五斗，残豪（毫）可载数骆驼；时时作草恣怪变，江翻龙怒鱼腾梭。与予饮酒意静重，讨论人物无偏陂；众人皆言酒失大，予执不信嗔伪讹；大致萧萧足风范，细端琐碎宁为苛。乡里小儿暴得志，好论家世谈甲科；音生不顾辄嚏唾，至亲戚属相矛戈；逾老逾穷逾怫郁，屡颠屡仆成蹉跎：革去秀才充骑卒，老兵健校相遮罗；--群唿先生拜于地，坌酒大肉排青莎；音生瞪目大欢笑，狂鲸一吸空千波；醉来索笔索纸墨，一挥百幅成江河！群争众夺若拱璧，无知反得珍爱多。昨遇老兵剧穷饿，颇以卖字温釜锅；谈及音生旧时事，顿足嘆恨双涕沱！天与才人好花样，如此行状应不磨。嗟予作诗非写怨，前贤逝矣将如何！世上才华亦不尽，慎勿咤叱为么魔；此等自非公辅器，山林点缀云霞窝；泰岱嵩华自五岳，岂无别岭高嵯峨？大书卷帙告诸世，书罢茫茫发浩歌！"音布，字闻远，满洲人，死时也是"柳板棺材盖破祛，纸钱萧淡挂輀车"。直不啻为又一曹雪芹。此等写照，于理解曹雪芹之为人，最有印证价值，深可宝贵。（又如《天咫偶闻》所记的徐退，《墨林今话》所记的陈桓〔内务府人〕，皆可参看，今不繁引）。）。 和绘事有关的另外一点，还应该注意到张宜泉的那一首《题芹溪居士》诗。其全篇如下： 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 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平声）立本羞。 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註：凡张宜泉诗皆见《春柳堂诗稿》。前后不一一备註。又所引诗第六句"立本"原刊本作"本立"，系误倒。） 这首诗乍一看来不见得有什么大好处，而实际由浅入深，层层逼进，直到逼出最后结穴的主旨来为止：这是很会写诗的人的手法。诗意先从"笔墨"总纲而引起"诗""画"两大主题，然后派衍，分笔合写，双管齐下；中用唐代李白诗人和阎立本画家两人的故事作比：李白、阎立本，以他们的稀世的天才艺术成就，为皇帝、贵妃作"供奉""应制"等作品，或则暂得宠幸，旋遭迫害，或则未有"荣耀"，先得耻辱（註：《旧唐书》卷七十七《阎立德传》附立本传："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唿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末技。"），总之，给封建统治者效劳服务的艺术家们，是不会有什么好出路好收局的。--而雪芹则不甘心去上这个当。 因此，有的研究者根据"苑召"的话，而疑心当时皇家画院曾来召聘曹雪芹，而为雪芹拒绝。 关于这点，当然还无法作出绝对肯定或否定的推断。张宜泉的诗，原是诗画二者平列并举的；一方面，我们既不能因有"羹调未羡青莲宠"的话而推断雪芹会有被引入宫廷作"应制诗人"的可能（当时也并无这样的制度或事例），好像就难以说惟独"苑召"一句却有所实指；而另一方面，诗家也可以因有一事，而配入一事，虚实互见，这种写法，也非罕例。如果事出无因，似乎张宜泉就不会单单想到这一层，并把它写为诗句的主要内容。我们也可以设想，当时皇子、王公们要招请画师墨客的风气很盛，有人曾想到雪芹，要荐引他去，则不无可能（註：诸皇子王公家的画师墨客、文士诗家的例子，可举先客于慎郡王府、后客于平郡王府的朱文震，客于宁郡王府数十年的汪苍霖（工诗善书，和敦敏、敦诚弟兄深交，有可能和曹雪芹熟识），客于康亲王府的袁古香，客于冰玉主人（怡亲王弘晓）府十余年的张尧峰（和明义有交谊）等人。此种人士中也包括八旗人，如礼亲王府延为记室的汪松，是佐领；在如意馆供奉的唐岱，是内务府人。唐岱，字静岩，满洲籍，工山水，为干隆所赏识，着有《绘事发微》。），--由此也会辗转牵引而引起皇家如意馆的注意而加以招致。 不管怎样，反正雪芹像是坚决拒绝过这类的事情。这种拒绝，我想和敦敏题画石时所说的"傲骨"，恐怕也可合看，大可消息。因此，张宜泉也赞嘆雪芹的品格骨气，说：古来的李白和阎立本，在这一点上也比不起你；你为什么这样鄙弃富贵、视如敝屣，而甘愿在此山村受这等贫苦呢？--恐怕是山中的白云，适合你的野性狂情，故而贪恋不肯离去的吧（註：张宜泉诗末句本暗用《宋史》魏野传，野工诗，放达，后被征，拒不出仕，对使者说："野心已被山中白云留住矣。"野，自称名也，但诗家往往活用原语，作泛义，可不拘看。）。 这正是曹雪芹的令人敬佩爱重的高贵品质的一面。 曹雪芹在山村中，穷得可以，食粥，卖画，已如上述。偶然好友敦氏兄弟从城里特意跑来看他，他也没有足够款待客人的能力，还要靠"司业青钱留客醉"--像唐代的郑广文先生一样，穷得无钱买酒，要靠苏司业"时时乞〔去声，借给〕酒钱"（註：杜甫《戏呈郑广文（度）兼呈苏司业（源明）》诗。唯敦诚原句以"司业"指谁，意见尚不一致。今只按杜诗原意解释。）。可见雪芹的生计，朋辈尽知，有的时亦加以接济。这也算是他的"收入"来源之一。 敦诚的诗，有两句也极堪注意："阿谁肯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註：餐霞本是道家修炼的典故，此处借写穷饿。）这也是写雪芹的贫况，但是诗中独用闵仲叔和安邑令的典（註：事见《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序》。），必非泛泛无故之语。疑心此诗并非只是慨嘆如今无有敬士济贫的地方官，而实是说该管的官府对雪芹还颇有凌逼之事（因为他是有罪抄家的人，还有被注意监视和被寻衅的可能），不过那语式极为婉蓄罢了（敦氏弟兄的诗大都如此；而涉及雪芹的诗，措词就更觉隐约含煳，看得出是有所避忌、深为谨慎的意思）。如系这样，那么雪芹的傲骨才更为突出，不为统治爪牙所屈伏，所以诗中才又有"步兵白眼向人斜"以及"燕市哭歌悲遇合""新愁旧恨知多少"等话语，可见内中包含的事故还很多，只是我们大都无法考见其委曲了。 我说疑有该管官吏，对雪芹犹加凌逼，是否有点穿凿附会呢？请读《庚辰本》石头记第二十一回，有一段硃笔眉批说： 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按此书名取自杜诗"读书秋树根"〕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词〔祠〕，为郡守毁为已词〔祠〕，先生嘆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固〔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拆充〕非己祠。傍人有口唿不得，梦归来兮闻嘆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官〔间〕，太守取之不尽生钦〔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 试看这段异常突兀的话，因"索书甚迫"，匆匆地记在这处本文与杜子美大诗人毫无关系的此回眉上，嘆才人之厄，愤贪吏之毒，这是什么缘故？岂不正因现实中的雪芹这位才人之厄而发？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我读敦氏诗句所生的疑惑，绝非无故。我还认为，这正说明，为了破坏雪芹写作《石头记》，该管的"上司"是用拆毁几椽破屋的手段来逼迫雪芹奔走无家的！ 虽然如此，他却不是容易为贫困、艰难、种种欺凌逼迫所压倒的人，他依然是狂歌自得，孤标傲世，他的潇洒开朗的性格，挥霍谐嚯的风度，一点也不因此而稍见减退。他看见气类相投、心里欢喜的人，便诗酒流连，推心置腹，谈笑风生。看见不入眼的那些俗物，却毫不客气，待以白眼，屏（bing）之三舍之外；得罪人，他是不顾也不怕的。敦诚说他"狂于阮步兵"！阮籍够狂了，他比阮籍还要加倍！他有辛酸之泪，却不流给人看，咽到肚里，入于笔下；他在人前最大的牢骚表现不过是"一醉■■白眼斜"而已。 他闲来时也喜欢行游散策，逐胜探奇。他住的那一带，名蓝古剎，固然很多，萧寺荒祠，也是不少，大大小小，遍布于林峦泉壑之间：诸如碧云寺、卧佛寺、观音阁、红门（普福庵）、黑门（广慧庵）、五华寺、普济寺、水塔寺、太和庵、圆通庵、天仙庵、广应寺、宏化寺、宏法寺、隆教寺、广泉寺、关圣庙……：仅在这香山、寿安山、聚宝山、普陀山、玉泉山一带，号称三百寺。这里面，有时住有名僧，如卧佛的青崖与莲筏，瓮山的无方等，也有不知名而隐于释道的高人大德，雪芹有时访访他们，作半日清话。雪芹是不信什么宗教迷信的（註：他对迷信是竭力讽刺嘲骂的，《红楼梦》中例证最多，可无待列举。），他把这些方外的谈侣，也不过看作畸人奇士，当然也可以谈谈哲理，但也有时只不过如敦诚所说，是"暇时阅两三贝叶，或与一二老宿相与啸傲于荒林古剎中，以少息世缘耳。"（註：《四松堂集·答养恬书》。）而且，他所到的败寺荒庵，也许根本并无僧道在内，他只是流连景色，凭弔残踪，因而兴感题诗，或如敦诚所云"题诗人去留僧舍〔一作壁〕"，或如张宜泉所云"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剎今游寄兴深"，在断碑颓壁之间，去领取"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的风味。在那种地方，正是"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只有雪芹一个，徘徊瞻眺，感兴无端。 此外雪芹最爱到的地方就是酒家。他平常日子赊了酒回家，或就地坐下喝个满意，攒到一个日期，卖了画，得些钱，再去结还帐目。传说里提到，在卧佛寺东南佟峪村的关圣庙前，旧有小酒店（註：出樱桃沟、退谷的南口，走几步，便到佟峪村；此村位于健锐营的正白旗、镶黄旗北营子之间。与北沟村相去很近。从佟峪村再往东即可到四王府。四王府一带，旧日以产甜酱、小菜着称，下酒似不乏可口之物。至于此一小酒店，是否即为雪芹常到之处，只可聊备一说，以助想像。郑板桥赠保禄（满洲人，字雨村，笔帖式）诗云："无方去后西山远，酒店春旗何处招？"无方，僧名，住瓮山（今颐和园一带），可见当时西郊的酒店青帘，也是一种风土特色。），雪芹就常到这里款斟慢饮，论古谈今。 以上就是我们所能窥见和想像的雪芹在西郊时期的生活梗概。 〔附记一则〕 第48页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卷二记陆放翁云："公集载，城南陈翁，以卖花为业，得钱悉供酒家。不能独饮，逢人辄强与共醉。一日，过其门访之，败屋一间，妻子饥寒，--此翁已大醉矣！殆隐者也。为赋诗一首：君不见会稽城南卖花翁，以花为粮如蜜蜂；朝卖一株紫，暮卖一株红；屋破见青天，盎中米常空。卖花得钱付酒家，取酒尽时还卖花；春春花开岂有极，日日我醉终无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门前筑堤沙；客来与语不能答，但见醉髮覆面白■■"。汝昌按：敦敏赠雪芹诗：题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正用放翁诗中故事，以为雪芹写照，语语切合。敦氏弟兄诗，粗看平易，而含蕴深厚，未可为浅人道也。庚子上元后二日记。 二十九　佩刀质酒 曹雪芹自从干隆二十五年从南京回来以后，胸中本已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偏这几年的大小事情，耳闻目见，都好像有意给他接连增添心事。二十三年秋天，两江总督尹继善为首的大吏已在合词具奏，以"河工告竣，年谷丰收，臣黎望幸情殷"为词，请干隆皇帝于"庚辰之岁（二十五年）再举"南巡令典"，只以当时军事未息，无暇兼顾，说定要在二十六年举行。宗学旧人、夙励清修的孙灏先生和同在上书房的程景伊，都得了罪谴，解退教授皇子的职任；而慎郡王允禧亡逝，已由皇六子永瑢继嗣，同时年青放浪、致有"内病"的皇八子永璇，因不循"正轨"，颇伤干隆的脑筋，也连累了诸位上书房师傅，有时甚至劳动皇帝"幸"其府邸，亲去查视。武功告胜，正在盖造"紫光阁"，大绘功臣像。二十六年九月，原任刑部主事余腾蛟，被人诬告"诗辞狂悖"，欲兴文字大狱，连干隆自己也说"吹毛求疵""无以服其心"，"即凡为诗者，势必至不敢措一语矣！"--可是才隔了一个月，就发生了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的大案子，连驻在江宁的尹继善，因为"佯为不知"，也遭了申斥。到二十七年壬午，果然就重践前言，举行不得已才推迟了两年的南巡。这时江南才被了水灾，可是所过地方，为了"预备"，还是要"悉多重加修整，意存竞胜"，"彩亭灯棚，一切饰观之具……增华角胜"，致劳皇帝再三"戒止"。这年五月，曹家表亲平郡王庆恆因"欺罔隐匿"，革去王爵，同案的纳延泰，竟至抄家籍产。六月，加强了对"原系汉人"的汉军旗人的刑律。这时，诸王、诸皇子等情形又很为不妙，种种"无礼"及交通织造、盐差，购买珍物，索取优伶，多所干求，甚至连络内务府旗员，"干预朝政"。 这一切，简直竟和康熙末年、雪芹祖父曹寅时代的情形大有依稀近似之状。怪不得干隆自己也联想到"皇祖临御六十余年，圣寿崇高，诸王等各为阉仆所播弄……彼此交相倾轧，无所不至"的局面，"将使康熙末年之劣习自今復萌，朕甚惧焉！" 曹雪芹虽然远在山村，然而对着这种种事态，心中着实有所感触。 偏是这两年连连水涝，真好像老天也凑趣，一起给百姓增加熬煎。今年--干隆二十七年--又是个雨水连绵的年头，入夏以来，每天是揭不开的穷阴，剪不断的愁雨。 曹雪芹在这种天时日月里，殊无好怀，每日只以笔墨为遣。而脂砚斋，大约因为同样原因，从四月起，直到九月，又进行了他的第五次批註《红楼梦》，如今《庚辰本》上还留下了很多处"壬午夏，雨窗"一类的痕迹。 这年的秋末，曹雪芹从山村来到了北京城里。 北京内城的尽西南角，是一片水，名叫太平湖，和东南角雪芹老宅附近的泡子河正是遥遥相对，这地方，直到清末，景物还很可观，所谓"平流十顷，地疑兴庆之宫；高柳数章，人误曲江之苑；当夕阳衔堞，水影涵楼〔按指城墙的角楼〕，上下都作胭脂色：尤令过者留连不能去。"（註：震钓《天咫偶闻》卷二。）在太平湖的边侧，就是敦敏所住的槐园。雪芹是来访敦敏，就住在槐园的（註：槐园遗址，疑心即是后来醇亲王府以北的一个花园，今为中学校址，本有巨大老槐，已砍伐，有游廊、水榭遗址，但水亦填平，水榭已成了一般房屋。）。 北京的秋天，是一年四季里最美的时节，天气经常是特别平静，白云碧空，明风净日，树木格外整齐青翠，秋花也格外美丽多姿，有时简直比春天的景色还要"明媚"得多，--至于"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的境界况味，那实际是入冬（註：这在较南的地方还要晚，李恩绶于镇江作文，云：小雪前二日，落叶如雨"（蒙古女史巴哩克·杏芬《京师地名对》序言）。镇江位于长江南岸。可供参证。）以后的事情。但是霜降节之后立冬节之前，总要变一次天，凄风苦雨，草木变色，才开始有了"摇落"气象：俗语叫做"闹立冬天气"。雪芹这次进城，正赶在这个节气上。 可能是由于心中有事，雪芹在客中睡不甚好，这天绝早就再躺不住了，自己起来徘徊；可是主人家这时上下都还在梦乡，园宅里面，一片沉寂。偏偏那天气是变了，从夜里就下起淋涔的冷雨来，加以气凄风紧，满园中的榆柳被雨一打，着风一吹，仓皇飞舞，摇落顿至。心里有事的人，对着这番景象，况味着实难言，越能勾起万端的思绪来。雪芹进城之时，必是正觉得天气特别晴暖（这其实是要闹天前夕的预兆），没有防备这一着，身上的衣裳很单薄，此时便觉朝寒透骨。更加起得太早，肚里无食。嗜酒如命的曹雪芹这时什么都不想要，只想一斤热酒，--有了它，驱寒搪饿，解闷消愁，万事都觉"好办"了。可是主人未起，童僕尚眠，一点方法也无有。 正在难解之际，忽然有人披衣戴笠而至，--全出意外，不想是敦诚来了！ 敦诚大概也是自己在这个天气里难以排遣，就凌晨冒雨来找他的哥哥敦敏的。他万不料雪芹会在这里。雪芹也绝想不到敦诚竟在此刻此境中出现。两人都惊喜称异不置。 当然，他们用不了几句话，就互相传达了心意，会心一笑，就不打算打搅主人，迳往附近的一个小酒店去买酒自饮。 雪芹由十分的难遣，得此快遇，一变而为万分的高兴。几杯落肚，精神益发。他的高谈放论，跅弛不羁，到哪里也不改其度。正如敦诚所说，他们是"出必醉，醉则纵谈"，有时轰饮，竟至"叫嚣之声，邻人为之失色"。在今天的这种的场合下，他们这两位喝酒的行家已经不遑对小店的酒质再作苛求，而只是"且酤满眼作软饱，谁暇齐鬲分低昂"（註：按齐即脐、鬲即膈，谓好酒达脐，劣酒只及膈也。）了，这一层，也成了他们快谈中的笑料。 给今天这场意味特别的邂逅相逢增加了戏剧性的趣味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俩都没带着钱。雪芹这次来，十分可能就是因"家中冬事未办"，为生计而进城来想办法的，身上不会有闲钱可带，而敦诚绝早出门往"自己家"来，也绝不料会有用钱的去处，因而也是囊中空空。到这时，没有付酒帐的，敦诚就把随身的一把佩刀解下来向酒店作质押（註：当时满洲人随身带有佩刀。参看康熙"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语。）。他二人对这件事，自然又有无穷的谐笑妙语，--当然也随带着一些感慨。于是敦诚说了一席话，意思是：这刀虽明似秋霜，可是把它变卖了既买不了一头牛（可以耕殖），拿它去临阵杀"贼"，又没有咱们这种人的份儿（当时正是频年用兵的年代，所以那时候"军功"的人最得意，最"吃香"（註：参看昭槤（礼亲王）《啸亭续录》卷三"流俗之言"条："《避暑录话》载宋时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云如获燕（yān）王头！盖当时以取燕为急务也。雍正中尝与准夷搆兵，里巷鄙自矜伐者必曰：汝擒得策王至耶？何自夸张若此！……余少时闻老妪妇犹言及之。"由此可推在干隆时里巷俗言必亦多举"打下某某处""擒某人"为口头语。《红楼梦》里也正有"擒了反叛来"的俗语痕迹。）。敦诚他们这时并非真是愿意去作杀人的刽子手，这不过是讽世的话（註：敦诚在《鹪鹤庵杂诗》中也曾说过"匈奴犹未灭，臣子何为家？……男儿许身报国正今日，请缨无路空咨嗟"的话，但这是《从军行送元如叔》的诗（此诗刊本删去不存），场合、情况俱不相同；敦氏少年确亦有过热中的时期，此类诗反映早时心理，而此种心情后来已经破灭了，当他面对曹雪芹讲这话时，已不能与对其宗室叔辈时并论，故知为反语寓讽，否则下面的"未若一斗復一斗，令此肝肺生角芒！"和"曹子大笑称快哉"等话便成为不可理解。（《鹪鹩庵杂诗》原本，承张次溪先生见示，在此深表谢意。）））：那咱们还是把它"润了嗓子"（註："酒冷了，……喝一口润润嗓子……"，语见《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吧！ 雪芹今天本来已特别感激敦诚的这番款待和用心，听了这席话，更是痛快，他不禁高唿大叫，连称"快哉"！酒兴相乘，诗思泉涌，当时就口占长歌一首，--他是会唱的人，而那时诗都是合着腔调来吟唱的（这是旧日诗人歷来的习俗，那时没有用"说白话"的声调来"念"诗的，也更没有现代所谓"朗诵"的办法），他就当场击石作歌（註："击石作歌"，是敦诚诗中的原语。击石是击节作拍的意思；唯何以击石，所击何石，俱不易想像。或云，北京旧日小酒店，俗称"酒缸"，其缸皆覆以石板为盖，兼作酒客的"桌子"，雪芹所击即石盖也。此说有理。），琅琅而吟，把他的激动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诗，在"诗笔有奇气""诗胆昔（此作素日解）如銕"的雪芹"写"来，不知是多么精采动人！然而我们已经没有福气读到它了，今天只还有敦诚答和（hè）的一首《佩刀质酒歌》留给我们，才使我们约略地了解到以上的这些情形，--也就宝贵万分了。 第49页 （註：诗见《四松堂集》（刊本卷一叶二）。是了解曹雪芹的一篇重要资料。按《月山诗集》卷二《夏日闲居咏志五首》之五，咏习射，有"赌取佩刀催换酒"之句，可参见；然此为习射较量胜负时的"打赌"，与敦诚款待雪芹情事不同。）。 三十　文星之殒 去年一年，雪芹还只是兴致高低的问题。到今年干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情形便有些变化；好像从一开春起，便"七事八事的"都不甚顺手。 前年去年，连着是两年雨涝；今年又反过来，春旱异常。虽然皇帝"祷雨"，又"蠲诏无虚辰，常平百万石，度支千万缗"（註：敦诚《刈麦行》。），开设十厂，表示赈济，那不过是"贪墨臣"们中饱的好机会到了，小民何尝有多大好处到身？粮米如珠，百物腾贵，穷人更难活了。当时人记载情况是："是时饥民去〔离开〕乡邑，十室已见八九扃；犁锄抛弃付渚泽，榱栋折辇来神京。"（註：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十，"癸未·上"诗，《蔡观亭观澜侍御以十年前不寐旧作属和时侍御督赈东坝因次其韵》。）雪芹为了这种日月，也益形烦恼。他的身体，也觉不如往年，精神颇见委顿。 因此，当春暖花开，每年要和朋好们赏花聚饮、图咏纪盛的，今年却一次也没有提起这种兴致来。 三月初一，是敦诚的生辰；今年又恰值是敦诚的三十整寿（註：《爱新觉罗宗谱》："敦成（诚）：雍正十二年甲寅、三月初一日亥时……所生第二子。"雍正十二年到干隆癸未（1734-1763），为正三十岁。按旧时的"岁"，与今之"周岁"意义不同，皆按生下的当　　 年为一岁而起算。）。敦敏的意思，要给爱弟正式过个生日，才对得起这个"而立"的大节目儿。这要邀几位至交，到期热闹热闹。本家人不用说，外人中间，先就会想到雪芹。敦敏体谅雪芹的处境，他是应酬不起的；而雪芹虽穷，却也不肯失礼不情（旗人最是不肯使礼数有缺的）：若明言请他来吃寿面，他一定又得为寿礼作难。于是敦敏就想出一个变通办法，先期数日，派人送给雪芹一纸便柬，上面只有一首小诗，别无他语。那诗是这样措词的：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平声）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註：《懋斋诗钞·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此诗前三首题下标明"癸未"二字。从全集诸诗年月次序详推，亦正是癸未诗，毫无可疑。且癸未全年诸诗题目正文所反映之各干支、时事、交游等线索，无不可证为癸未一年之事，无一例外或反证。可参看周汝昌《曹雪芹卒年辩》（《文汇报》1962年5月6日）。） 敦敏这里的苦心密意真是不同寻常。 敦敏费的苦心自是不小，然而哪里瞒得过聪明绝顶的雪芹的心眼去？他一看就明白了。 去年闰了一个五月，今年的节气便都在月份上特别显早。去年祭灶日前夕就立了春，今年二月二十二已到清明；三月初八就是谷雨，二十四就立夏了；这和去年二月二十五才交春分、三月十二才到清明相比，简直差了二十天。"现时才当二月杪，去年这时花还没影子，而今年遍山桃杏，已将开遍了，花期真早（註：此点曾次亮先生提出，最确。见其《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文学遗产》第五期）。），--但为什么特要我三月初一必到那里呢？哦，原来是敬亭（註：敬亭，敦诚之字。）的三十整寿啊！」 若在往常，说什么雪芹也兴兴致致地践约而至了。今年，雪芹竟没有到场。因此当敦敏说"阿弟开家宴，樽喜北海融"时，就只有"会者此七人，恰与竹林同"，这七人就是他的叔叔额尔赫宜，弟弟宜孙，敦奇，朋友朱渊，汪苍霖，加上敦诚，和他自己（註：《懋斋诗钞》《饮集敬亭松堂，同墨香叔、汝猷、贻谋二弟暨朱大川、汪易堂即席以杜句蓬门今始为君开分韵得蓬字》。诗中"阿弟开家宴"，正说明是敦诚寿辰。诗中又有"中和（二月初一日）连上巳（三月初三日），花柳烟溟濛"句，以见时近上巳节，亦正与"上巳前三日"相衔接。）。 雪芹之所以竟不能来，贫病忧煎，一切原因，敦敏、敦诚两人也就洞若观火了。 俗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概真有这种现象吧，不顺心的时候，竟然真是一事不了一事生。 从今年春末夏初起，北京城厢郊区，出了一桩百年未有的大事：痘疹成为惨祸。 原来，接种痘浆的办法，是嘉庆年代以来才开始的（註：丘熹《引痘略》自序，云嘉庆元年（1796）外医始得牛痘之法，十年（1805），由小吕宋舟载婴儿传其种至澳门。丘序在嘉庆二十二年。）；在此以前，出痘是人生一大关，--必须过了这一关，生命才算有几分把握，不但小孩，大人也如此。传说中"五台山出家"的顺治皇帝，实际就是出痘死的；满洲大将们往往不死于战场刀箭，却丧命在痘灾上，因此满洲人畏之尤甚。（例如蒙古王公，出过痘的才许入京"觐见"，叫作"熟身"。否则不许，叫作"生身"。）出痘，本是年年有、家家有的事，但到本年，却酿成一场空前的大惨剧。 这一年，从三、四月起，直到十月止，北京内外，儿童死于痘祸的数以万为单位计，诗人蒋士铨特为作诗纪嘆，说： 三四月交十月间，九门（註：九门指北京内城共有九个城门。）出儿万七千； 郊关痘殇莫计数，十家襁褓一二全！（註："郊关"，指城门外"关厢"近郊，诗见《忠雅堂诗集》卷十一，"癸未·下"诗，《痘殇嘆》。） 敦诚也记下了"燕中痘疹流疫，小儿殓此者几半城，棺盛帛裹，肩者负者，奔走道左无虚日"，"初阿卓患痘，余往视之，途次见负稚子小棺者奔走如织，即恶之！"（註：分见《哭芸儿文》《哭妹侄侄女文》。并参看下条注。）可见这次痘灾情势之剧是骇人的。 雪芹的友人家，遭此痘灾的，单是敦家一门就是五口："阿卓先，妹次之，侄女继之（註：侄女指敦敏女，而敦敏有《哭小女四首》，正癸未年九月作，若符契之合。）。司痘者何物？三试其毒手耶！"然后又死阿芸："一门内如汝姑、汝叔、汝姊、汝兄，相继而殇，吾心且痛且恶，竟无计以避，汝亦终遭此荼毒耶！"敦诚因此是"即以目睫未干之泪，续之以哭……；私谓自兹以往，可净睫痕，不意索泪者相继于后……；泪有几何？宁涔涔无已耶！"张宜泉家兄弟两支中小孩也是四口剩一。 雪芹只有一个爱子，是前妻所遗，孩子又好，又怜他失母无依，所以特别珍惜，也是雪芹穷愁中唯一的一点挂心悦意的骨肉。在痘疹猖狂流毒的今年，家家小孩不保朝夕，遍地惶惶。雪芹为此，真是忧心如焚。--不要说进城以会亲友，简直百事俱废。 可是，哪里有雪芹幸逃的"命运"在？他最怕的事终于临头了：他的爱子染上了痘疹（註：敦诚輓诗第三句原註："数月前，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此子即正在本年大痘灾中夭殇无疑。由吴恩裕先生见告，曾次亮先生先曾提出此点看法，唯来及具体论证。今得蒋士铨诗，已获确据，益无可疑。传说中提到雪芹子死于"白口煳（阴平）"。经与满族专家讨论，据云"白口煳"只系所患口疮类，稍大的幼几即不再有此病，且亦非足以致命之重症。传说中又将"白口煳"解释为白喉症。按抄本《效验诸方总记》云"喉问起白如腐症，其害甚速，干隆四十年以前无此症。以后虽有亦少。近来患此颇多，小儿尤甚……"故亦不合。）。雪芹哪里又有力量给孩子"饵牛黄、真珠无算"（註：敦诚《哭芸儿文》中语。《儒林外史》第六回也写到治痘用犀角、牛黄、人牙。这是当时只能以大凉及镇惊的贵重药品来治痘的办法。）？只有眼看病儿日近垂危。其时约是秋天（註：雪芹子殇，敦诚诗自注谓系芹亡"前数月"，则约在秋天。），竟然不救。 我们这里不禁也像敦诚一样，要唿问"司痘者何物？！"这位"凶煞"，夺去了雪芹爱子的生命--也就夺去了雪芹的生命！ 儿子殇后，雪芹悲痛万分，据传说，每天要到小坟上去瞻顾徘徊，伤心流泪；酒也喝得更凶了。虽经友人劝慰，也不能解。--这恐怕是传说者的一种想像，总之，忧能伤人，再加上各方面的煎迫烦劳，不久雪芹自己就也病倒了。 "举家食粥"的人，平时岁月已不易捱；病卧在床，营养皆无；医疗药物，更是分外之想。朋友中间或者尚能小助，但今年敦家丧祸连绵，泪眼不干，自顾兀自不暇，哪里还顾得及数十里外远在西山脚下的曹雪芹？可能连知道也不知道。雪芹的病，其病在心，外境重以拶逼，如何望好？他的病情由秋天起，日益严重下去。 干隆二十八年癸未的除夕（实已入公历一七六四年，当二月一日），别人家正是香菸爆竹、语笑欢腾的时刻，雪芹在极其凄凉悲惨的情境下离开了人世（註：《香艷杂志》第12期《红楼梦发微》载有《曹雪芹先生传》一文，所叙父祖名字、籍贯、旗籍诸事与史实矛盾难合，唯云"生平淡于荣利，不乐仕进"，"性任侠，为乡里雪不平事，几絓文网，交友多道义，通有无不吝，暮年虽窘乏，犹质典琴书以应故人之急"，"晚年嗜酒，终日沉酣于醉乡中，卒以是致殒（按我在《红楼梦新证》旧版436页曾推测："据敦诚輓诗鹿车荷锤葬刘伶之句，则雪芹之逝，可能为除夕纵酒狂饮而猝亡。"与此偶合）。无子。着作甚富，散佚殆尽云。"颇符事实，可参考（此蒙张玄浩先生录以见示）。）！ 我们用什么话才能表达我们介绍到这里--一位最伟大的文学家的奋斗一生、在这个节日贫病而死--的崇敬悲悼的心情呢？真是感到词意俱尽。试以小诗一篇来结束这段叙述吧： 哀乐中年舐犊情，卢医宁復卜商明（註：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其子死，哭之失明"，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此比喻雪芹丧子致疾事。又敦诚輓诗有"一病无医竟负君"句，此反其意，谓有医亦不能起雪芹之病--雪芹之死，非只此一因也。）？ 文星陨处西山动，--灯火人间守岁声！ 第50页 三十一　身后（一） 曹雪芹哀乐中年，情深舐犊，感伤成疾，遽尔早世，是惨酷无情的事实。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脂砚斋说雪芹"泪尽而逝"。他哭的不只是爱子一人。他的一生，是为"新愁旧恨"所充满的一生。并非是什么"司痘者"夺去了他们家人父子的生命，而是那个黑暗的时代社会不容他再活下去。 雪芹一死，身后只遗下一位后续的夫人（註：《四松堂集》本敦诚輓诗异文有"新妇飘零目岂瞑"句，故知新妇为续娶。）几束残稿，笔砚零落；备极萧条悽惨。二三朋好，赙赠相资，草草殡葬。西山某处，荒坟一角，衰草寒烟，便是这位文学巨人的归宿之地（註：雪芹坟在健锐营一带颇有传说，所指不一，恐亦无法考信。）！ 敦诚当时为他的亡友，写下两首輓诗（註：见《鹪鹩庵杂诗》。此两首后经改并为一首，即《四松堂集》所存者是。）。其一说：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壠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慾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写出了那一片的伤心惨目的境象。 脂砚斋曾提雪芹"泪尽而逝"的话，那原文本是这样的：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註：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眉批。） 则可见雪芹临终抱恨的，最首要的还是全部书中若干地方尚未最后补齐写定。也可见雪芹把写作这部小说看作是他的毕生的事业，他是为完成这一事业而支撑苦斗地活下去的；及今力尽，只有把它託付给亲者脂砚斋一人了。 曹雪芹把他的一生付于写作《红楼梦》上；他虽过早地死去，却总算给我们留下了这部千古不朽的伟大作品，也就可以无憾于地下。但是最极不幸的是从八十回以后，雪芹原作扫数亡佚了。 原稿为某人借阅，有五六回迷失，其事曾为脂砚斋嘆恨（註：脂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嘆嘆！"疑"借阅"也是婉晦之词。），这种残损，也可能是八十回传抄问世以后、下半部迟迟不出的一个原因。但这绝不是最要紧的问题（註：如庚辰本即缺两回，而不碍传抄流行。）。其真正原因，实另有所在。 这原因，就是《红楼梦》解剖、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就是曹雪芹的叛逆思想深深地击痛、惹恼了封建势力，因而当时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对它加以注视。--这使得脂砚斋往外传写八十回以后小说下半部时，发生了很大的顾虑，遭遇了意外的困难。 封建势力痛恨曹雪芹和《红楼梦》，加以百般辱骂，斥为"邪说诐行之尤"（註：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引那彦成语。），污衊曹雪芹死后还在"地狱"中受苦（註：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他们"欲得而甘心"的那种兇恶狠毒的面貌，已然十分清楚。他们甚至连雪芹丧子无后都引为足以释恨的大快事（註：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引那彦成语。）！--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正好说明了雪芹小说的反封建思想的伟大；他们的辱骂污衊，正是一种最有力的赞扬歌颂。 《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感动了二百年来的无数的读者，给后世反封建的新生力量提供了无限的精神启发。雪芹死后才和敦诚等结识过从的宗室永忠（雍正死敌胤禵的孙子），因敦诚之幼叔墨香而得读《红楼梦》，对曹雪芹无限同情，深深推服，特为写诗三章相吊（註：见《延芬室集》。），其一云：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有可能和雪芹认识的明义，题《红楼梦》时最后咏道：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 石归山下无灵气，总使能言也枉然！ 馔玉炊金未几春，王孙瘦损骨嶙峋； 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 前首"石言"，是用《左传》昭公八年的典故，暗隐"宫室崇侈，民力雕尽，怨■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的深刻意义；后篇"石季伦"，是用晋代石崇的典故，石崇豪富极奢，置金谷别墅，因党奸免官，被害，一门尽死，侍姬绿珠堕楼自尽，这故事也深具政治含义。前首尚专指小说，后篇则似兼切曹家情事而言，是很有价值的早期题咏（註：满洲人中最早题《红楼梦》的，当以明义《绿烟琐窗集》中《题红楼梦》十二首为最早（可考为干隆三十年顷至四十六年期间之作，理由另见。此集早年蒙友人见告，当时因有远行，亦仅记线索于《红楼梦新证》447页，1954年返京后始蒙某先生见示，并为录副）。"不及当年石季伦"，乃杨升庵句。汉人中当以周春、钟大源师生为最早；周作《题红楼梦》《再题红楼梦》七律共八首，事在干隆五十九年（1794），见其所着《阅红楼梦随笔》；钟作《红楼曲》，事在同时，见其所着《东海半人诗抄》及周着引录（《东海半人诗抄》抄本，蒙张次溪先生见示，敬志嘉惠）。周乃当时学者之一，诗殊庸劣；钟作七古颇好，当推为早期题咏中之上选。又彼时"红楼梦"三字已有为名家径引入诗之例，可看孙星衍《芳茂山人诗录·冶城遗集》中《口占赠庄公子逵吉》诗首句："青山丝竹红楼梦"云云。至女诗人之题咏，尤有可述者，然此皆须作专题研究，此处不能备及。），对曹雪芹和他的着作表示了特别深刻的欣赏和理解。 第51页 也是雪芹死后才和敦诚会面的恽敬（1757-1817，字子居，阳湖派大散文家），至手写《红楼梦论文（註：当时所说的"论文"是对文学作品赏析品评的意思，故评点者也常署"某某论文"之语，和现在一般作"学术研究文章"解的"论文"一词不同。）》一书，用黄、朱、墨、绿四色笔，精工至极。诚如李葆恂所说："子居为文，自云司马子长〔迁〕以下，无北面者；而于曹君小说，倾倒如此！非真知文章甘苦者，何能如是哉。"（註：见《旧学庵笔记》。（此则资料1955年蒙友人黄裳同志录示。）） 从《红楼梦》问世以后，评、题、图、咏，真是汗牛充栋，自有小说以来（其实也可以包括非小说的文学而计），尚未见有在读者中引起这样深刻强烈的群众反响来的。 这些，是对那些肆行辱骂污衊《红楼梦》者的最好的回答。 曹雪芹一生，受尽了穷愁坎坷。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不能及身享有应得的声望和荣誉，而后世才日益发现他的光焰万丈，歷久愈新的，何止一人，不过像曹雪芹这样生前侘傺、身后萧凉的，实不多见；我们对曹雪芹这个名字开始熟悉和逐渐了解，仅仅是从"五四"以来的数十年间的事情。我们对他的了解，只是一个长途的起步，探索的尝试，正所谓管窥蠡测。对于曹雪芹，如果有人把毕生的事业放在研究他的一切上，我看是值得的。 这是因为，任何人都相信或将会相信，全世界想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的，都必须读懂曹雪芹所"编述一记"的《红楼梦》。研究曹雪芹而有所收穫，有所发明，是对全世界的贡献，这确是需要中外人士共同努力的。 三十二　身后（二） 干隆二十五年庚辰春，皇帝在永璇家才见《石头记》，未窥全豹，不尽瞭然，犹是事之初起。二十七年壬午九月，脂砚记下了"索书甚迫" 的话，并且借少陵遗祠之事而对雪芹受恶吏之逼、致无安身之地，深表愤慨。那事情的发展是看得清楚的。脂砚加紧"四阅"整订，雪芹匆忙由 南返北，看来是为保全书稿在奋力苦斗。 但是，干隆皇帝"最后"是从什么人手里而看到"全书"的呢？是从和珅手里。这事情就极为耐人寻味了。 "唯我"在鬍子晋《万松山房丛书》本第一集《饮水诗词集》后有一段跋语说： ……某笔记载其《红楼梦》删削源委，谓某时高庙〔干隆〕临幸满人某家，适某外出，检籍，得《石头记》，挟其一册而去。某归，大惧 。急就原本删改进呈。…… 而郭则沄《清词玉屑》卷二也说： ……乃作是书；曰太虚幻境者，诡其辞也。初不甚隐。适车驾幸邸，微睹之。--亟窜易进呈，…… 这种记载，如能博览，一定还有大同小异之辞，可知事出有因，传闻有自。一个证据就是《戚序本》八十回《石头记》的真底本据目见者 说就是黄绫装面的大册，这正是"进呈"本的样式，而且已将"脂砚斋"字样扫数删净了，一些秽语也净化了，也都是准备进呈的痕迹。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宋翔凤所传述的一段经过，他说： 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事情的奥妙就在这里了。 我们还能考知，和珅出身微贱，也是内务府当差之人，他是英廉的外甥，而英廉是二臣冯铨死后子孙没入内务府为奴的〔此满洲遗制，仅 清初残存〕。据说一次干隆乘轿而行，和珅以近侍人员扶轿在侧，适干隆欲问一事，而随从人等并无一个能答，这时和珅却引了一句《四书》，应对敏捷巧妙，大得干隆的欢心，从此就步步青云直上。由此可见，和珅对文墨之事并不外行，全靠一派小慧聪明，揣摩迎合，博得了宠任 ，所以皇帝凡私下欲询坊间书物之事时，必找和珅。等到永璇事发后若干时候，干隆仍然不忘《石头记》这桩公案，就委派和珅再去查访处置。 凭着鬼伶俐，和珅很快就弄明白了这部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圣上"所以注意它的缘故和意义。他便通过该管的旗上司，寻求雪芹的全稿。当 他判明这书只曾传出过前八十回时，便心生毒计，要用抽梁换柱的手段，使《石头记》不但不失其"全"，而且还要赢得主子的称赏--让它换步移形、夺胎换骨于不知不觉之间。办法就是：物色适当人选，编造四十回假书，凑成"全本"，而且也遵照《四库全书》的"精神"，将前八十回 也偷偷加以"润色"。（註：干嘉人吴云为花韵庵主人《红楼梦传奇》作序，说："红楼梦……当《四库书》告成时，稍稍流布，率皆抄写，无完帙；已而高兰墅〔鹗〕偕陈〔程〕某足成之，间多点窜原文，不免续貂之诮。……"此极重要，盖《四库全书》的修辑，大量偷改原文，正是此 时风气，本来就是一种文化阴谋。） 这一大事的证据留在哪里？试看：-- 清光绪三十三年开始出版的《小说林》，载有署名"蛮"的一篇《小说小话》，其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石头记》原书钞行者终于林黛玉之死，后编因触忌太多，未敢流布。曹雪芹者，织造某之子，本一失学纨袴，从都门购得前编，以重金 延文士续成之，即今通行之《石头记》是也。--无论书中前后优劣判然，即续成之意恉，亦表显于书中，世俗不察，漫指此书为曹氏作，而作《后红楼梦》者且横加蛇足，尤可笑焉。 第52页 清末的人士，对红学上的许多事情（如我们已经考知的），并不清楚，他说的不够准确的地方（如谓雪芹原本到黛玉之死为止，等等）是 可以理解的，他对雪芹、高鹗二人原作、续作的关系也还在混乱不清，但这都不是我们此刻注意的所在，最关紧要的就是他明确记录了他们清代人世代流传的一个事实：《石头记》的"后编"（即伪续四十回）是有人以重金延聘文士续成的--这续成的书，也已表白了续作意旨的这部"全 书"，就是一般在坊间流行那个百廿回本！ 凡是读了本书的读者，谁也不会相信是曹雪芹"购"得了别人的"前编"而出一笔重金（他出得起呀！？）请人代作的。须知，"蛮"先生所说 的这个经过，正是和珅出钱、请程、高等人伪造"全本"的这个毒计阴谋的内幕。 天下的事，诚所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像伪造《红楼梦》全本的这种异事，毕竟在当时后世，都是无法全部隐讳，瞒过明眼人的 。 至此，干隆指使和珅，找人作假弄鬼的真相，已然基本清楚了。 所以，等到干隆五十六年（1791），连作带印，全功告成，而次年，程伟元、高鹗为再刊本《红楼梦》作"引言"已经表出：-- 是书词意新雅，久为名公鉅卿赏鉴。…… 所谓"名公巨卿"，在干隆五十年上讲话，非和珅而谁可当乎？两相对照，宋翔凤的话何其精确！ 尤其对榫的，就是"唯我"还说过： ……高庙乃付武英殿刊印。书仅四百部，故世不多见，今本即武英殿删削本也。 事情更是如此的清楚明白！所谓"武英殿刊本"者，就是世人俗常说的"宫里头的"印本之意，这正是指皇家授意，和珅指使。活字摆印，本 来就像武英殿刊书处大木活字的派头，况且程本从"辛亥冬至后五日"到"壬子花朝后一日"，相隔只有三个来月的时间，普通书坊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内重新刊出一部细加修改的重刊百甘回（程乙本）大书来？不是皇家和名公鉅卿如和珅在做后台，那是无从想像的事！ 最后，干隆对百廿回"全本"《红楼梦》表示了什么态度呢？"阅而然之。"他表示了赞赏！这一层重要意义，从来没有人抉出，点破。 干隆皇帝不但对这部被痛加"釐订"过的"新全本"的存形变质的成果十分满意，而且他还做了红学史上的第一名红学家：他说《红楼梦》写 的原来是"圣祖仁皇帝"康熙朝相国纳兰明珠家的事情！ 宋翔凤的话极为明晰：在此以前，是没有人这样认为的；自从干隆这样说了之后，别人才只得跟着也这样说。 这也是干隆与和珅的合谋。当时世人明明都知道《红楼梦》本来是一部"时事小说"，取材近在目前，不过笔端狡狯，善为隐约而已；这一 点，很难不承认，于是便出一妙着，将它的时代轻轻往上一推，推到康熙朝，找一个大家习知的"明珠家"作为"替身"，那么一切"现实意义"便都不消而自化了。 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特大的阴谋毒计。"索隐派"的红学家，不知不觉地都堕入了干隆的彀中，而且这种流毒的延续期间极为久长，开 始破除它只不过是十分晚近的事。 曹雪芹一生穷愁着书，坎坷而终。身后还遭到了这等令人骇绝的厄运。回顾一下，围绕着真伪《红楼梦》的种种斗争，真是惊心动魄！ 这种惊心动魄的斗争，显示着曹雪芹的思想和艺术的力量之伟大，以致在文学史上表现为一个如此奇特罕见、难以想像悬拟的、甚至到今 天还不能说全部解决了的极其异常的现象。 曹雪芹的思想和艺术的伟大，还要使人们不断地继续深入探讨下去，每天都能发现我们自己原来没有读懂弄清的新意义。 一九七九·十二·十四·己未冬十月廿五夜写讫 三十三　余音 我想在卷末增列几项崭新的资料和线索，请读者、研者注意参阅，因为对于了解曹雪芹来说，即一条新资料也会展示很丰富的远象和潜景。 要叙的第一项重要材料，是原来未曾识面的康承宗先生惠函提供的。他为研究什剎海而查阅北京地方的旧报刊时，发现了这项十分宝贵的文献。而且发现之后，不自秘藏，原原本本地告知于我，让我运用和披露。这种高尚的精神，令人深深感动。在此向他表示敬意。 以下是康先生提供的资料情况：-- 民国二十四年印行的第187期《立言画刊》上，有一篇文章，总题是《染碧湖波雪浪，澹黄官柳烟霞--十剎海净业湖--风景幽静极适游览》，另有二处分题：《后海幽僻名剎林立》和《李广桥浓阴如画绝似江南水国》。作者署曰"槐隐"。在后一部分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雪芹官内务府笔帖式，学问渊博，曾为明相国邸中西宾，因有文无行，遂下逐客之令，后以贫困而死。传闻如是，不知确否。…… 槐隐先生的笔墨不繁，着语无多，但就我所见，正面传述雪芹之为人、生平的记载中，当以此段文字为最有价值，最为难得。 今试析论其要端，说明何以我对它的评价极高，认为极可宝贵。 第一，先就明确了雪芹曹家的旗籍问题。大家可能清楚：自从二十年代初，胡适作出考证，一般人这才知道曹家是旗人，但是却错被当作了"汉军"。此后一直相沿不改。四十年代，我强调提出：曹家是内务府籍，不是汉军。由内务府籍这个基本点，才进而明白了曹家与满洲皇室的种种特殊关系。这个史实的抉示早已取得了公认。但是，至今仍然有个别人士沿袭旧说，或坚持"汉军"之称号，或立论确言内务府籍反是误说，或谓内务府人即是汉军人，两者无别……。说法不同，混乱则一。关于这个要点，《红楼梦新证》于126-138页已详加论述，不必赘一字了。现在这份文献，可说是民国以来最早的明确记叙雪芹为内务府籍的珍贵材料。当时犹然群奉胡氏之说以为定论的情况下，槐隐先生独标真实，可见他之所传，是有正式来歷的。 第53页 然后，应当着重谈一谈笔帖式的事情。 身隶内务府籍的人，凡通文墨的，其当差任事的程序途径，大抵是以笔帖式为进阶之始。这是通例。因此，我早就疑心雪芹也一定做过府属笔帖，苦乏记载，无由确言--这意思屡与朋友谈到过的。多年以来，这也算是研究雪芹生平中的一个空白点。不料这次竟然找到了根据！我得康先生惠示此文，高兴极了，并曾赋诗赠谢，其句云： 什剎清波垂柳风，辛勤独自觅遗踪。 雪芹身是笔帖式，探得骊珠第一功！ 这是用来说明：仅仅笔帖式这一点，史料价值就是很高的了。因此特别感谢康先生的贡献。 笔帖式又是何义呢？原来此是满语的译音。蒙古语中也有相应的一个名词，译写为"必阇赤"，元代有"比阇出"。满语是"巴克什"--后转为"榜什"，一源而分化为二支了。清人未入关时，巴克什地位是相当高的，是文职的一个赐名；入关后改译汉名为笔帖式，各部院衙门普遍设置，有翻译、缮本、贴写等名目，掌翻译满汉章奏文籍等事务，官级最高的不过七品，已经是一个最"普通"的文职小员了，但旗人由此进阶，升迁甚便，八旗贵官，实多由笔帖式出身。汉人是不能充当笔帖式的，内务府中，当然更没有汉人或汉军的笔帖式，这一点在清代制度上是十分清楚的，可以使一些不甚瞭然于内府籍与汉军籍之别的人们获得又一个辨识的机会。 雪芹当差，定然是由文职笔帖式开始，他的笔墨文才，渊源家学，受到上司的识拔，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才思艺业，和学问并不总是相等的一回事情。雪芹有言："我虽未学无文"，正就两者而言。雪芹自谦是"未学"，然而我们从《石头记》中看到了他的渊博的学识，知道他是撝谦得很的。可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文献中，没有正面提到他的学问这一方面的片言只字的，现在这篇新资料，又第一次提出了雪芹的学问渊博的这一要点。是崭新的内容。 接着，就叙到了他曾为"明相国"邸中西宾的事了。我们都知道，雪芹曾作"某府西宾"的说法，久所流传，在此又一次得到了印证。至于"明相国"，显然是传讹或附会，因为明珠是顺康年代的相国（即清代的大学士），距离雪芹年代很远了，雪芹不可能有在明珠相府做事的经过。那么，问题自然落到，在雪芹时代，前后海（什剎海）湖畔的相府，又是谁家呢？屈指数来，则以尹继善家为最相符合了，尹家是"两世平津"，即尹泰尹继善父子都是相国，在继善未入相时，他家早就称相府了。这一点是槐隐先生早年所不及知的，所以他仍然附会"索隐派"旧说，以为雪芹所入的相府当然就是明珠府了。但是这里的府主应当是谁的问题，是可以由年代、地点、其他歷史线索来综合推断解决的。 当然，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雪芹只做过一次幕宾、或者从始到终就在尹氏相府一处当过西席先生。我在另处也曾指出过：敦诚在干隆二十二（丁丑）年作诗寄赠雪芹，就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着书黄叶村"了，而"弹铗长歌"正是幕客的典故，敦家弟兄在他们的诗句中是有实例可以互证的。这就说明，雪芹至晚在丁丑年秋天已经到了西郊山村去生活了。我也说过：雪芹之迁居，并非自愿，去享什么"山林隐逸"之"乐"，而是被迫无奈，没有立锥之地可容安身，才一步步流落到郊外去的。现在，我们得知，乃是由于相府下了逐客之令。被相府逐出的先生，那在京城之内，会是传为新闻，尽人皆晓的，雪芹的"声名"到此更为"扫地尽矣"，结合他曾住水屋子、马厩、寺院、看街堆子等地方的传说，可见他是到了山穷水尽、城内无人敢于收留寄宿的地步，这才向城郊流浪而移徙的。 最极重要的，却是"有文无行"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独是被逐于相府的原由，也是不见容于当时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四字"考语"，正是封建传统士大夫们对于雪芹的"理解"和"评价"。行，去声如"杏"，是名词，意思是行为；无行，就是"行为不端"，"品质恶劣"。"无行文人"是旧时常见的骂人的话，大约从司马相如到李商隐、柳永、唐寅、龚自珍……都曾被这样看待过的，实际上，就是他们一方面才艺绝人，遭受俗子的嫉妒，一方面思想行为多有任情恣性、不循礼法、甚至明显违逆封建道德观的表现，因此就造出了这"有文无行"的罪名。--其实，要说"有文无行"的事实例证，第一条就是他写作《石头记》这样的小说了！ 我还怀疑，雪芹在不止一件事上触怒了当时的封建卫道者流。例如，脂砚斋这位神秘的人物的身份性别（我早就提出此人是一个女性，现在承认此说的，日益众多了）以及她和雪芹的"特殊关系"，恐怕也是被当时人攻击为"有文无行"的重要条款之一。 "有文无行"和"贫困而死"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由此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了。我在正文中说雪芹之死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不能容他的结果。这种推理的认识，现在得到了简明但是确切有力的文献记载。 这一切，都是无比重要的。我为康承宗先生发现这一项宝贵材料再次向他表示感激。 第二项材料是尚养中先生提供的。尚先生是清初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人。"六部口尚家"是老北京都闻名的（六部口，西城地点名称）。他这一支也住过太平湖、花园宫等一带地方，他说年羹尧家也在太平湖左近，和敦敏家也相距不远--两家是姻亲。尚氏家谱中辈次取名排字是从未乱过的，最早四辈排字是"继""学""可""之"，尚可喜生七子，其一名之隆，他就是之隆这一支的后代，名排"久"字（养中是他的表字），如从"之"字算起，"久"字辈是第九世。"久"字上一世是"其"字辈。 第54页 尚先生在张伯驹先生八旬寿筵上告诉我，他知道有关曹雪芹的一些事情。此后，蒙他见访口述，最后还亲自撰写了书面材料。他的原文，俟徵得他同意后在本书改版时再加引全文，此刻先概叙概略。 他说，在他少年时，家中有一位曹大哥，名叫曹久恭。两姓自早关系亲密，而这位久恭大哥因自己无家，就在尚家居住，如一家人，也就排了"久"字。此人性格不同常人，平常不喜言笑，落落不群，但人实温厚谦和，富有文才学识。所以全家皆以大哥唿之，都很尊重。有一次因看《红楼梦》，问起他来，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表现得神色有异，拒绝解答，只言"不谈这个！……"过了许久，又偶然回到这个话题时，执意要他讲讲，他被迫无奈，才告诉了尚先生一些秘谈。这位曹大哥说：他自己原是雪芹的后裔，雪芹当日是与一个丫鬟生了一子，但不为家族承认其合法地位，摒而不收。雪芹逝后，正妻所生之幼子既已先殇，所以只遗下这一支"谱外"的旁生弱苗。一直单传到久恭。此事已无人知，他自己也不愿提起，言罢有悽然不乐之色。 尚先生说，曹大哥并言：花园宫地方，曾是曹家故宅之一，宅内也有园池，尚先生小时常去玩耍，还有池沼湖石等遗蹟。如今已成为新建楼房地址了。 我问尚先生，后来曹大哥怎么样了呢？答云，他后来因为长芦盐务上的一点关系，迁居天津，从此离开了尚家。我又问：后来是否还有音讯联繫？答云，曹大哥生有一子，到津门后，不久去世，遗孀无依，携子改嫁了，改嫁后的姓氏里居，皆无从探寻。从此这个真正的雪芹骨肉后代，遂不可知了。 我听完了这些情事，不禁为之慨然怅然。今据尚先生所传，略述梗概，以供研考。如我转述有出入，有走失原话之处，当以将来披露的原文为准。 另一个线索是方行同志早年提供的，这事情是在1963年他发现陆厚信绘雪芹小照以后我们通讯时告知于我的，有一次他在南京，听到一个投考高校的青年谈到他所知道的南京有一桩打官司的纠纷，是曹雪芹的后人因争遗物而涉讼的事由。蒙方行同志把这位同学的姓名地址都写示给我，我就用信函向此传述者请询详情。我只记得，回信是寄来了，但信的内容未能答覆我所需知的具体情况，所述大抵于考订雪芹家事并无关系，--也许是他说由于某种原因须待以后再述，我此刻已记忆不清了，总之，当时我感到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再进行调查访询，这个线索就断了。 到近几年，徐恭时同志因雪芹小照之事几次拜访了方行同志，请他详细追忆最初发现这幅宝贵文物时的一切有关情景（因为河南省博物馆所说的，与他1963年初见时的情况大相迳庭）；方行同志于是顺带记起了这个线索，但因隔时太久，他自己什么也记不起来，就嘱徐恭时同志向我打听，因此恭时同志曾几次来问此事。只因我早年的无数信札资料，都因"文化大革命"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如张元济、吴则虞、吴宓、……许多名家的宝贵信札都已不知去向，我查找了几次，俱不可得了。 尽管如此，还是值得在此一提，因为这事如无传讹，就说明曹家在南京确有后人。这个头绪，还可能又被有心之士留意考询而忽然一旦重新接上了线儿，发出新"火花"。这就是我仍然把它叙列在此的用意。 再一个新鲜别致的线索，是南京方面最近提供的。我从1982年7月《江苏红学论文选》中的《曹雪芹与莎士比亚》（黄龙撰）了解到基本内容；10月在上海召开的本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又读到了吴新雷同志的一篇《曹頫史料初探》。结合二文所述，简叙原委如下： 约在1947年，黄龙先生那时是金陵大学的研究生，曾到中央图书馆（今为南京图书馆）去阅书，发现了一本英文书名叫dragons imperial kingdom，内中有一处写到了曹頫和他的"娇子"的事迹，黄先生当时并不是研究红学，而是为了研究莎剧，见此处涉及莎翁的事，就辑录了一张卡片，事隔三十几年，无意中又找着了这个卡片，遂写一文，发表于1982年7月31日的《南京日报》增刊《周末》上。于是受到了读者的注意。黄先生提供了原文--那是很地道的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人的手笔，我如今重新译述于此： 这个皇朝国家是以一条五爪金龙为之象徵的，龙是传说中的一种爬虫类，从创世以来并未存在过的动物。这个国家的种种物产中以柞蚕丝为最享盛名。这使她赢得了东方的"丝绸之乡"的称号。作为我们的传家之珍宝，一直还保藏着一件江宁织造局手工制成的带有龙凤图纹的织品，几经兵燹，此品竟得歷劫倖存。当我祖父菲利普经营纺织商业而居留中国时，他有幸结识了当时的江宁织造监督曹頫先生，并在曹先生的邀请下担当了纺织工艺的技术传授人。这位东道主人极其慷慨好客，常常即席赋诗，以展情抱。为了酬答盛意，我祖父就宣讲《圣经》并为之详述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十分生动。然而作为听众的，儿童和妇女是不得在其列的。而曹先生的娇儿爱子，竟因偷听之故而受了责打训教。 我在早也曾提起过，曹家当日与西洋人打交道的事不少，料想在西方文献中应有痕迹，如注意考索，必有所得。但我一向只想到了传教士会有日记、通讯、报告等保存在他们的教会里，却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个英国商人的回忆性的着述里留下了如此有趣的纪载，不禁大喜过望！此书原名是dragons imperiail kingdom，着者是文内所叙philip菲利普的孙子william winston，其书出版于1874年，出版家是dous。书中似乎不会只有这一小段提到曹頫；希望国内外各方面人士查找此书，以期发现更多的史迹。 第55页 凡是看到这一则有意思的材料的，大都认为偷听洋人讲故事而受笞挞的曹頫幼子就是雪芹无疑，因为听起来一切都那么对景--他的性格、行迳，他与他父亲的关系，都和4、说所写的宝玉与贾政十分地相类似！所以，曹雪芹从小就爱听文学故事，又敢于违背父亲的家法，他父亲一方面是爱他这样一个天才的儿童，可是一方面又恨他不守规矩，时常需要施以严教。 吴新雷同志在上述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点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个"曹之娇子"是曹颙的"遗腹子"，而不是曹頫之子，其理由是：〔1〕原文叙到"娇子"时用的只是一个"曹"字，作"曹的娇子"，并未叙明是曹頫，也未用代词"他"字。〔2〕他提到我主张雪芹是頫子，生于雍正二年（初夏），若然，则织造只做到雍正五年曹頫在江宁为止，次年就获罪拿问离职了，那么，雪芹偷听菲利普讲故事而挨打的事，最晚也只能是雍正五年，那时，他才四岁，太小了，"压根儿谈不上有偷听之事"-- 够得上的，年龄须在十岁左右（吴新雷同志如此推断，并主张雪芹偷听时已经是十二岁至十七岁了）。〔3〕原文叙不许听讲的人，用的是juvenile，义为"青少年"，可见不是幼儿。 我则以为，这三点皆不足左右问题的实际解答。一，英文叙事法，凡上文已叙明一个人的全称时，下文再复述指此同一个人时，正是只用姓氏，如"曹"字是，和吴新雷同志说的正相反，--假如着者真的要叙出另一个人时，他反而必需另出全称，以明确之。（吴文又说，原文也没用"他的娇子"的叙法。这也不成理由，因为英文中用"他"，必须句法上紧连相接，才能用此"代名词"；而原文此处的上文已经出现了"他"--那却是代称作者祖父菲利普的，怎么又可以再来一个"他"字，并且转而以之"代称"曹頫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二，雪芹早慧，我在本书中已有所论列，并举出很多明清时代的早慧异常的例子。大画家陈老莲，四岁能画十几尺大的巨幅作品；邵二云五岁能作排律诗（这是最难作的格律极严的形式），袁子才十二岁已经中了秀才（七岁能作律诗）！非说要到十二岁以上才懂听故事，这未免太低估了这位伟大文学家的天赋了。三，juvenile实际是个泛词婉语，在juvenilebooks等词语中，正译"儿童"。所以黄龙先生的译文说是"妇孺"，他用"孺"字，就是懂得这个英文字的意义和神情的例证。 总起来说，三点理由都无法成立，此"娇子"确系曹頫之儿，已经更加明确了。 最后，还要谈一下本书第二十六章《南游》篇内所引陆厚信绘雪芹小照五行题记的史料问题，原因是今年（1982）十月份，河南省博物馆的代表在上海市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大会上，当众正式宣布了它的一份调查报告，确认此幅文物是"伪"云云。这已然不再是学术商量的性质了，既然如此，我在书中仍然引据这项资料并以之作说，当然就需要提出我的理由了--也就不必再用什么"商榷"文体了，只能从要害处作实质性反证。下面分三项来说： 〔一〕河南博物馆调查报告（下文简称"河博报告"）所说的：（甲）该馆从收购时就是一个单张对开页；（乙）原件本来确是册页，但早经分散，原貌是册页中画像居"倒第二页"，其前面都是"俞瀚自书所作诗"，而画后一页（即最末页）是"张鹏"题咏俞像的"四首七绝"云云。 今按，此说全与事实乖舛。方行（最初发现此像的人）与黄苗子（1963年亲见原件的人）两位同志的言词，合看互证起来，完全一致：原件无论在"河博"还是第一次送到北京时，就是一本完整的册页。册页内容亦全非"河博报告"所说那样，而是很多位清代人物画像，每个像都有尹继善的题诗。因此方行最初来函说："至于其余各幅，可能为当时尹幕之人或有关者，如有需要，可向郑州〔引者按，即"河博"所在地〕了解。"（1963.6.7信札）而黄苗子恰好也说： 陆绘曹像当时系河南博物馆寄请郭老审定（并附该馆公函），郭老即送当时的曹展筹备处〔引者按，指设在故宫文华殿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筹备处，由阿英同志负责主持，黄苗子同志常川坐驻办公〕，我看到了原册。但雪芹像是第几页，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每页都有尹继善的题诗。所以阿英同志怀疑这些人都是尹继善的幕僚。（1982.12.4书面） 苗子同志并言，他不记得"张鹏四诗"。请看，方、黄一南一北，互未谋面，而据其初见，印象清楚，彼此全同。我要严肃指出：由上述可证，河博报告中所得来并宣布的情况，全属虚诳，断难与事实协调。据此，无待多费繁词，则河博所说的那些"作伪"内幕经过，自然也是全属捏造之词。 〔二〕陆厚信五行题记，书画鑑定专家谢稚柳、郑为两先生，都以为是旧非新，非后人所为。这是1982年10月24日的鑑定工作会上，所得到的结果。（另外只有一老裱工华启明，以为或有个别挖改之处。公安局则未肯出具正式鑑定〔按此只指公安工作上的核对笔迹，而非书法、文物的鑑定性质。两者是有别的，因为如果不论纸墨的新旧，笔迹可以巧手临摹仿写，也能十分近似〕，最后由一位个别同志说了一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公安局，他认为核对印象，有些偏旁，河博所称已故"作伪者"朱聘之字迹与陆题相似，但也有不合之点。〔核对的文件，朱聘之并无原品，只是复制品照片等物，这一点就大有可靠与否的出入余地了。〕） 第56页 〔三〕所谓"张鹏"，现已查明，他是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进士，居谏垣，官做到吏部左侍郎，位跻卿贰，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而河博报告中所"传"的"张鹏题诗"竟然称尹继善是"望山师"，他自己是俞瀚的"知音"（尹俞两人都是干隆人！）从张鹏中进士到尹继善作宰相，足足相去一百年。捏造册页中有张鹏题诗的马脚，到此暴露无遗了（註：尹继善初次被命为协办大学士，事在干隆十三年十月，旋因督陕，解。再次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事在干隆二十九年四月。经有关同志亲向商丘调查，得知"传"此张鹏四诗的郝心佛先生（只有他一人"见过""记得"这四首诗的全部文字！）本人是会作诗的，而且所作诗中的格律病与风格语调，都和所谓"张鹏诗"一致。事情的奥秘就在于此。）。 不必再多列举，只此已足说明，原册页的失散，是在1963年以后，其时原物已归河南省博物馆收藏了；而且，北京的一大批专家当时所以对原册页的绘画和题词略无异议者，正因为全部册页都是陆绘尹题，根本不发生什么"题记后加"的问题--当时只有过像主是"俞雪芹"之说（註：到现在，谁也提不出俞瀚恰好也号"雪芹"的证据，有关他的记载否定了这一点。而且，今已考明，俞瀚根本未曾被尹继善用为幕席，只不过在尹处住过一个短时期、作抽丰过客而已；尹诗集中也绝无与俞唱和痕迹。这一切都反证了"俞雪芹"说。），也就是谁都承认题记是原有的，"雪芹先生"是题记中的主名！ 如上所证，结论只有一个，这就是：-- 河南省博物馆的调查报告的一切，根本不能成立。陆绘雪芹像，根据许许多多的书画、文物专家的鑑定都认为这是很道地的干隆时人的手笔。册页原是完整之物，今竟散落，只剩一页，原故不明。 据此，本书第二十六章的论述是正确的，经过了这一番离奇的周折，它的重要性更加明显了。 写到此处，我不禁嘆息：整个的曹雪芹研究工作，就是这样曲折艰难、出人意外的。真不容易啊！而此际恰好又值寒冬深夜，重读1979年12月的"后记"，復又为之慨然。 又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是新近出现的一件档案，是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为曹頫案情而"移会"（行文转达）内务府的，内容说明了几个要点： 一、曹寅早先接受过赵世显的八千两一笔款项，这时也要追缴，着落到曹頫身上。 二、但曹頫此时已获罪、抄家、枷号、家产人口（奴僕）扫数奉雍正之命"赏与"了继任织造隋赫德（此事早经叙论过，见拙着《红楼梦新证》），故无论京中或南方，都无"可追"之人了。 三、隋赫德因见曹寅之妻实在可怜，请得雍正同意，将赏他的家产人口中留给了她家一小点，庶可度命（此情我们亦早经知悉）。现在得知，这次"特恩"是给了她一处住宅，计房十七间半，奴僕"三对"。住房是在崇文门外蒜市口。北京的十七间半，约计当是一处小四合院。 四、当时南京负责追查此案的是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曹頫获罪的表面原由是"骚扰驿站"（此事在《新证》也已有叙论），当然是雍正欲加之罪、藉故发作的一个小"由头"，真正缘故还是政治党争所牵涉的下层人员的问题。其来龙去脉，《新证》已备加引述。（一些研究者强调曹家获罪是纯经济原因，未免太天真了。） 我在此特别向读者说明的却在于另外两点： 一是曹雪芹旗籍，这件档案又一次证明：该管曹家的官署是内务府和正白旗满洲都统。这就是说：曹家从最早就是正白旗满洲旗分内的内务府包衣人。据清代官书所载，曹家归旗的最早一代人曹锡远就是"正白旗包衣人"，从来也没有变改旗籍的事。（至于有人根据此件新出档案反而强调主张曹家仍是"汉军"，那纯系对歷史制度的误解。） 二是曹雪芹自幼家遭巨变之后，第一步流落，就是迁居到了北京的崇文门外的蒜市口。此事极关重要。因为这实际是我们第一次得知的雪芹居处的一个确切地点，--而且他竟是被摒于内城之外了！ 不但如此，本文记叙过的画家齐白石传述的那件雪芹佚闻--贫困寄居卧佛寺，也发生了新的意义：卧佛寺，即在崇文门外，从蒜市往北往东一点，没有多远就到了卧佛寺。过去，我虽然基本上相信齐先生的传闻，但有一个怀疑未能解决，即内府旗人，不应（不许可）居在外城。现在则知道，既然雪芹从小一到北京，就是被安排在"崇外"蒜市口的，就住外城，那么他此后更加贫困的时期，连蒜市口的故居也无有了，这才寄身暂栖于卧佛寺的，这完全合乎歷史实际，更无疑问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令人十二分高兴，这真是一件大事。 崇文门，是北京内城的"前三门"的左边的城门，亦即内城南一面城墙的三座大门的东边一门。西边的叫宣武门，"宣南"即它的门外的外城地区，由于歷来为文人墨客名流所寓居，故很重要，也很富盛。"崇外"则除了"花儿市"（即蒜市口之北），就没有什么真正繁华之处了，比较冷落，有些地点带着"下层社会"的味道；当然，名胜古蹟，还是很多。这也可以说明，雪芹爱和敦家弟兄常到东便门外"二闸"等地去游玩，那是他从小就常到之处了。 这一切，给我们增添了比原先广阔得多的想像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