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


 第一章 苦难童年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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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说明

    我是一个土埋半截的老人，老三届的高三生。一九六八年十月，第一批上山下乡。回城后，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几年前我病到了，养病期间，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写下了“风雨岁月”这部不伦不类的作品。我不懂文学写作，只是退休后闲着无聊，写点东西打发时间，抒发抒发感情。我不太懂文章结构和语言的运用，只是按着时间顺序写，随着感觉写。像是一部流水帐。作品有33万多字

    经过修改后，让孩子帮我发表在网上，想请爱好文学。懂文学的朋友们多提些宝贵的指导意见。

    谢谢！

    清水2009年3月5日

    风雨岁月

    ——清水

    引子

    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色越来越黑，屋里越来越暗。下了一天的雨没有停的意思。我坐在一个旧式的办公桌前，顺手打开了那盏老式的台灯。台灯并没有给我带来晶莹剔透的光亮。因为，天还没有彻底地黑下来。我和往常一样等待着桌子上的电话铃声。这是我几年来的老习惯了。每天到了这个时候，都会有几个客户来电话，预订产品，咨询问题。于是我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细细听外面秋雨打在玻璃上唰唰的声音。这响声并不大，它好像在和玻璃轻轻地亲吻，吻一下就急急忙忙地躲开了。我突然打了一个寒战，觉得有点凉意，这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我顺手把靠背上的外衣披在肩上静静地等待。

    “铃铃……”电话铃响了，我赶紧抓起电话，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笔，翻开笔记本。可是，我听到的却是“奶奶，你该回家吃饭了。”这是我五岁的小孙子打来的，奶声奶气的。我一看桌子上的表，是该回家吃饭的时候了。我说：“好，奶奶这就回去。”我还想说点什么，只听电话里嘟嘟……的响声，孙子把电话撂下了。电话提醒了我，我不该还坐在这里。昨天，不是已经把生意打理完交给孩子们了吗？真是老了，糊涂了。我急忙把电话撂下，起身准备回家。我还没站稳就觉得天昏地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见了我的母亲从我身边恍恍惚惚地飘走了。我大声喊：“妈妈！妈妈！”可是怎么也喊不出声来。我使劲地追赶，怎么也追不上，腿脚不听我使唤。我一着急从很高很高的楼梯上跳了下来，就觉得忽的一下把我吓醒了。我慢慢地睁开眼睛，眼前模模糊糊有人影在晃动。耳边响起喊叫“妈！妈！”的声音。我努力地把眼睛睁开，看到了眼前的一切。我心里明白：我病了，住院了。我觉得很累很累，浑身上下都很僵硬，想抬一抬腿，好像腿上有很沉很沉的东西压着我动弹不得，想伸伸胳膊就是拿不起来。我只有脖子才能来回转动，眼睛间或一轮，只有它们是属于我的。别的一切一切都不属于我。我想说话，可就是说不出来，心里明白，自己病得很重很重了。我用期盼的眼光看着身边的亲人们。他们为我的醒来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也流下了苦涩的泪水。

    很长一段时间我被白色笼罩着。青白青白的墙壁，雪白的被褥，白色的小柜子，身着洁白大褂的大夫和护士。总之，这一切一切都是白色。我真的是躺在“白色恐怖”之中了。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没有了自由，没有了事业，没有了欢乐。我就像空中飘荡的风筝，任人摆布，任人宰割，连我最亲爱的老伴也欺负我。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逼我吃那些难以下咽的五颜六色的各种药片。尤其胳膊和手背上让针扎得伤痕累累，无数个针眼连在一起已成了一片片青紫色，硬硬的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我想放弃生命，可是连放弃的权利都被他们剥夺了。我心里很明白，这种病治好了也只能是生活自理，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只能给家人带来麻烦，是一个只会呼吸的行尸走肉。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于是我拒绝吃药和打针，以不吃不喝的方式向家人示威，要回我死的权力。可孩子们流着泪水哀求地对我说：“妈妈你一定要活下去，我们离不开你。”我看到孩子们为我的病东奔西走，熬红了眼，操碎了心。孩子们又给我请来最好的大夫，用了最好的药，我心软了，心疼了。最了解我心思的还是老伴，他趴在病床前，在我耳边小声地说：“你不能死，你必须好好地活着，你还有一件大事没完成，你不要去台湾找你父亲吗？”听到这里，我眼泪哗哗地流下来。这件事可是我多年来梦想，挥之不去的心事。我的心灵被触动了，我的感觉被萌发了。难道我真的要带着这个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吗？我不甘心脆弱，这不是我的性格，我要好好活着。我有一千个理由，不，一万个理由也要活下去。我要战胜自我，要战胜病魔。我要和大夫配合，要和家人配合。由于治疗方案正确，对症服药，效果非常显著，我没有被卷进瘫痪的行列中去。大夫都说我创造了一个奇迹，身体恢复得很快。

    昂贵的医药费让我不能接受，我执意出院。家里人都不同意，孩子们说：“妈妈，你放心，我们要给你最好的照顾，我们要像你照顾奶奶一样照顾你。”提起孩子们的奶奶——我的婆婆，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情景。那年婆婆已经八十四岁，在老家不小心摔了一跤，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我的老伴是长子，理所当然应该由我们照顾，尽一片孝心。于是我们把老人家从鞍山接到身边，照顾她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这一段路可真难呀！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我们全家没有睡过一宿好觉。婆婆每到晚上都病痛难忍，免不了会哼哼大叫出声。夜深人静，她的喊叫声刺痛我的心。每到这时我都得起来照顾她，给她揉一揉腿肚子，捋一捋胳膊，捶一捶背，按一按腰，再把她扶起来靠在我的身上，陪她说说话。时间长了我也困得要命，我坐在那里就打盹，有时趴在床边就睡一小会儿。这样反复一宿至少也得四五次。更麻烦的是大小便。每次大小便都得两个人上手，我不得不把我爱人或孩子叫醒来帮我。一个人抬腿一个人抱腰，把她放在自做的坐便上。抱腰的活一般都是我来，他们男人的手太重容易伤着婆婆。卧床不起的病人还最容易便泌，每次我就得一点一点地给她抠。脏不说，每次抠完都得半个多钟头，我就跪着半个多钟头。第二天，膝盖又红又肿。孩子们看我这样累，他们都主动来帮我。当时大儿子在大连医学院上学，每次放假回来都能替我照顾婆婆。我是个教师，又担任班主任，白天在学校里要备课。讲课。还要家访。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腿疼，晚上还要照顾婆婆。时间长了我有些坚持不住了，大家都劝我请个保姆。可我总觉得婆婆最喜欢的是自己的家人在她身边，请个保姆必须征求婆婆的意见。处于无奈婆婆同意找个人陪她，但有个条件，太年轻的婆婆不干。要找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这样能陪她说说话，能唠到一起去。我们按她的要求从农村请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丧夫的妇女。这样减轻了我很大负担，但重活。脏活还是我来做。尽管全家努力还是没有挽留住婆婆的生命。这一段日子我过得很艰难，但我得到了很多。我们陪伴婆婆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我的所作所为孩子们都看在眼里，也都记在了心上。潜移默化地感染了他们，使他们懂得了怎样去做人，怎样去孝敬老人。这是用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无价之宝。”

    今天，我也病倒在床上，但比起婆婆来幸运多了。我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恢复得很快。我遵循了“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原则，不再把白色看作“恐怖”了。正是这些白色使我恢复了健康，正是这些白色带给我很多的欢乐。我不再讨厌这些白色了。看到这些白色有了一种亲切感，它是纯真圣洁的象征。乳汁的颜色不正是这种白色吗？它哺育着每个生灵，给大地带来了生机。老伴的“尖刻”现在已变成我的依赖。年轻时，他是我左手的拐棍。我们一起创建了美满的家庭。把孩子拉扯大了，也都成家立业了。现在又是我右手的拐棍，我们将携手走完我们的后半生。

    转过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清凉而静谧，毛毛细雨已经停了，空气中饱含着水气，浸润着医院楼前的花草树木。浓郁的花香混合着绿叶的清新，这气息沁人心脾。这天夜里，我失眠了。不知为什么，今天病房格外的静。几个月的病房生活已经让我习惯了。随时就进来一个急病患者，大夫护士们就得忙来忙去，吵闹得我睡不着觉。今天这样静，我还是不能入睡，想起明天就要回家了，我心潮起伏，情绪难以抑制。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生活也都能自理了，只是灵活性不比以前了。要回家的感觉是无比的幸福和开心。回家后我的日子将会怎样打发呢？回家后我能干点什么呢？回家后我要干什么呢？我心里七上八下，人生的黄昏期已经可怕地到来。想到这里我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光阴伴随着我已经走过了五十多个春秋，人到了这把年纪已经没有什么鸿鹄大志可言了，尤其象我这样已经死过一次的人，还能干点什么呢？

    迷迷糊糊中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万头攒动。这人群中有西装革履的公务员。企业家，有手持皮包的商人，有匆匆忙忙的工人。打工者，还有那年轻的少男少女，为了工作和生存他们到处奔波。还有一部分人群已经被遗忘了，显然他们和这些人都不同。他们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将来，本来应该属于现在，可现在他们却被抛弃了。这些人，出生在战火岁月里，成长在五星红旗下，工作在改革时期。他们吃过糠。炼过钢。扛过枪。下过乡。企业改革减员增效，减谁呢？这些人是“文革”的牺牲品，因为年龄偏大。文凭没有，只有减这些人。可比他们大几岁的人，文革前考入了大学，岗位上重用；比他们小几岁的人，文革后恢复高考，有机会进入大学，有毕业文凭，有专业知识，有提拔资本。唯独这些人经受了十年浩劫，两手空空。按能力不比别人差，按水平不比别人低。他们提干没门，下岗有份。他们聚集在一起过早地步入了老年时代，玩麻将。带孙子，还美其名曰：为儿女们做点贡献，发挥余热。他们辛苦过。劳累过，甜的少。辣的多，现在只剩下是酸的了。我就是这些中的一分子。下岗后，做了点小生意。现在人也老了，还大病一场，回家后还能干点什么呢？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我出院两个多月了，多亏了一些老朋友你来我往，才使我不那么寂寞。可时间一长，都各忙各的去了，偶尔来个电话聊一聊解解闷。我在家里孩子们什么事情都不让我做，闲着很无聊，只好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书里。这是我以前求之不得的事。从前整天忙忙碌碌的，没有时间静下来，读一读我喜欢的书。记得有一篇古文《黄生借书说》中写道：“书非借不能读也”因此，我经常去图书馆借些书看。偶尔到书店买上几本新书。每次从书店回来我都备受感动，现在看书的人可真多啊！当你走进书店时，看到满屋书架上摆满了各类的书籍，购书者络绎不绝。有的人是来买书，有的人是来看书的，就像我这样的来买书的人为数不少，来看书的人千姿百态。你看有的人坐在楼梯台阶上，抱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有的人干脆就坐在地上看，还有的蹲在一个角落里津津有味地看。有的人索性光着脚，把鞋垫在屁股底下看书。这些人多数都是年轻人。有一次，我和看书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聊天，问他：“你为什么坐在这里看书呢？”他说：“我是外地打工的，喜欢看书，但买不起书，所以一有空就来这里。”还说：“如果是休息的日子，我在这里能看上一天的书。”我真佩服这样的年轻书迷，这样的书迷现在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国家的书迷能像那些球迷。歌迷。网迷一样的多，一样的执着那该多好啊！

    有一天，一位老朋友向我推荐一本新书《台湾老兵》。他告诉我，他是含着眼泪看完了这本书的。这一点我相信，因为我们是同学，又是老乡。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抓走的。他的命运比我好，在一九九二年，他父亲从台湾回到大陆探亲。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赶去看望他老人家，看到这位老兵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一样。我含着热泪深深地给他鞠个躬。我把我父亲的情况详细地向他说了一遍，他深感同情，并表示回台湾后帮我寻找。我真羡慕我的这位同学，他今生今世还能和父亲团聚，是多么幸福啊！这些年来这位老兵一直在帮我寻找父亲，找到了几个同名同姓的可都不是。后来我绝望了，但心里还是放不下，总想知道台湾那些老兵现在生活的状况，因为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父亲还活着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他们还能有机会回来吗？

    我急忙到书店购买了一本《台湾老兵》。回到家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书中记录了十五位台湾老兵的苦难生活经历。每读完一个老兵的故事，我都感慨万分。他们的遭遇也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遭遇。现在这些老兵都回来了，都和家人团聚了，而我们家就没有他们幸运了。我打心里祝福这些老兵们，祝福他们全家幸福！

    《台湾老兵》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记录了五十年前老兵们因战乱而被逼迫去了台湾；记录了他们隔海相望，有家不能回，长期骨肉分离的痛苦；记录了台湾老兵苦难的生活现状。这些老兵都是国民党的有功之臣，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固定收入，连回大陆的路费都要靠打工来积攒。我看到这些心里很酸楚。如果我父亲他老人家还活着的话，他还能有机会回来吗？这么多年来，他虽然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能谅解他。理解他，这是历史所造成的。这几位老兵回来了，可我的父亲还不知在哪里？父亲被抓后，我和母亲常常是以泪洗面。现在母亲离我而去多年了，我时时都在想念她，也想念我的父亲。母亲她走了，可父亲仍然音信皆无。母亲是一个平凡的母亲，在我心中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愿她在酒泉之下安息，更愿父亲能早日回来。

    《台湾老兵》这部长篇纪实文学，改变了我平静的生活。我本来打算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人生的坎坷，命运的悲剧，留恋的往事，无可弥补的悔恨，难以接受的冤屈……。每次想起所经历的这一切，我这位步履蹒跚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就无法保持平静。我要把憋在心里几十年的心声呐喊出来，因为我的遭遇和经历就是历史的见证。我心里明白，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拖着带病的身体能坚持多久呢？我心里没有底，可我还是决定用我这颤抖的手。无力的手。不听使唤的手，拿起笔，用我的心血写我的风雨岁月。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如果我能活到七老八十，做为礼物留给自己，让它伴随我渡过余生。以后想听哪段，就让儿孙们给我读哪一段。二是如果我活不到那么长的时间，就给孩子们留下，做个纪念吧！我一辈子没什么家产留给他们，就把这点真情留下吧。

 第一章 苦难童年 第1节 我的家

    许许多多的往事，虽然匆匆而过，而遗留下来的一半是苦，一半是难，这就是我童年的真实写照。

    我出生在辽宁省鞍山郊区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叫大乐屯。大乐屯坐落在鞍山的西北角，毗邻辽阳市的辽西县。听我爷爷说，这个屯子有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一百年前，爷爷的爷爷挑着一付担子，沿路乞讨从山东闯荡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庄稼茂盛，人丁兴旺。一听“大乐屯”这个名字，就知道这里是个祥和快乐的好地方。爷爷的爷爷就乐乐呵呵地把家安在大乐屯。村上有一百多户人家。老刘家人口多，算是个大家族。我爷爷那辈人有兄弟五个，全家老少几十口人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这个院子很大，我们习惯称它是老院子，这是老辈人修建的院子。老院子由三个院落组合在一起的。每个院落格局大体一样，都是由正房和东西厢房组成。正房住人，厢房放些杂物。我三爷和四爷两家人口多，各住一个院子。我二爷和五爷两家人口少，就合住一个院落。爷爷是老大，结婚后搬出了老院子，在老院子东面又盖了一个新院落。四个院落都很宽敞，院落和院落之间都有小过门，互相连通着，各家走动非常方便。

    我的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之家。家里只有几亩薄田，几间茅草房。我的爷爷和奶奶靠这几亩地养活着三十多口人。家里有三间简陋坐北朝南的正房，还有东西两间厢房。这几间起脊的茅草房围成了一个农家小院。院子里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株花草，光秃秃的，死气沉沉的。西厢房的屋檐下挂着几把锄头。镐头。在院子最显眼的正房窗前，有两口大酱缸，缸上盖着两个高高的尖顶大草帽子。正房的屋子东西两间都住人，中间一间是厨房。东屋一间是南北大炕，屋内没有任何家俱摆设。西屋一间也是南北大炕，屋内也是空无家俱。一进厨房门两边各有一个土灶台。厨房东北角落有一个大水缸，西北角落堆放着烧火做饭的柴禾。正北靠墙摆着一个黑乎乎的木制碗架，上下两层，有两米多高一米多宽，是我家唯一的一件家俱。这件家俱看样子年头已经很久了，很破旧，有的地方黑漆都掉了，已露出木头的本色来。我就出生在这个小院子里，出生在这个农民家庭里。

    我父亲兄弟五个，上面有四个哥哥，他们都已经娶妻生子。父亲还有一个妹妹年龄小没有嫁人。父亲排行老五，所以家人都叫他老五。大伯结婚后住在西屋南炕上，二大伯结婚后住在东厢房。三大伯结婚后住在西屋北炕上，四大伯结婚后住在东屋的北炕上。爷爷。奶奶。姑姑还有父亲住在东屋的南炕上。晚上炕上的中间用一个布帐隔挡起来，各自带着老婆孩子睡觉。西厢房放些粮食。杂物等。这就是中国东北传统风俗习惯所造就的大家庭，这个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同住一个屋檐下，同吃一锅饭。这个大家庭虽然清贫如洗，可再穷爷爷奶奶也不愿分家，大家都死守着这个半饥半饱的家庭。后来，母亲和我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煎熬着，在风雨中艰难地挣扎着。

    母亲家里也很穷。她个子不高，长得又不漂亮，左眼球里有块玻璃花老百姓土语，所以二十一岁才嫁人。在当时这样的年龄嫁人算是大姑娘了。父亲当年结婚时十八岁，母亲比父亲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也许爷爷奶奶就冲着这句话同意了这门亲事。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婚前他们没有见过面，对方长的是什么样都不清楚，父亲对这门亲事压根就不同意。

    父亲高高的大个子，四方大脸很英俊，他是一个很标致的男人。父亲从小就念过书，是国高毕业生，是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在父亲很小的时候，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闹灾荒，家里缺粮断了顿。为了糊口活命，爷爷向地主老财借了三升高梁。爷爷一个大字不识，就在借契上按了手印。到了秋天三升高粱变成了三斗高粱，爷爷有口难辩，只好忍气吞声还了地主三斗高粱。从此爷爷狠下了心，就是全家吃糠咽菜也要供我父亲去读书。

    父亲是我家唯一读书的人，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父亲从小就很聪明，念书也很刻苦。他写一手好字，会画画，会写对联。每逢过年，村里的人都找父亲写对联。我记得母亲曾经保留过父亲的两张画：一张画的是一棵大树，树前有条河，河岸边有个戴斗笠的老翁在钓鱼。还有一张画的是一个梳着短发。胖乎乎的小姑娘用手指着一条美丽的彩虹。这两张画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弄丢了。母亲对我说过，本想是留下来做纪念的，她感到很可惜。父亲有知识有文化，他有自己的追求，所以父亲不喜欢这个婚姻，但又不能违背爷爷奶奶的意愿。

    我父母的婚姻是不幸的，但母亲有一手好针线活，会刺绣，会裁剪，做的衣服。鞋都是板板正正的，这也是后来那几个妯娌羡慕和嫉妒的事了。母亲在出嫁前绣了一个“巧定连环记”的门帘，一个古装女子和一个书生模样的两个人物，在假山旁窃窃私语。这个门帘画面描述地是古代的一个故事，可母亲没有文化，她讲不出更生动的故事情节，可绣工非常精美。这个绣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母亲自己毁掉了。她说是“四旧”不能保留。母亲结婚时的嫁妆很简单，只有一样东西是值钱的，那就是一架座钟。结婚的那天晚上，父亲心情不好，他在给座钟上弦时，一不小心发条拧断了。这件事情给母亲留下了一个阴影，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呀！

 第一章 苦难童年 第2节 我出生

    我出生在一九四六年春季里。地里的庄稼刚长到半尺多高，地里的野花争相开放。紫色的毛骨头花，毛茸茸的，花瓣和叶子都是紫色，只有花蕊是淡黄色。这种花大多都生长在坟茔地的周围，所以大家都叫它坟茔圈子花。花开得挺好看，就是名字太恐怖了，大人孩子们都不愿采它。马莲花是小孩子们最喜欢的了，它生长在房前屋后，还有的生长在庄稼地里小路旁，它是一堆一堆的，开的也是紫色的小花，但紫色里透着点白，像喇叭型一样的小花。孩子们顺着花的根部摘下来，用嘴吸靠根的部位还能发出嗞嗞的声音。如果有节奏的吸，它真有点像一种小小的乐器。更重要的是它的叶子有很多用处。到了五月初五，人们包棕子时，就用它来系棕子，用水煮后还有一股清香的味道。这个季节农村最常见的还有蒲公英开的黄色。白色的小花，在绿色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娇嫩。清雅。

    生我的那天，母亲虽然很辛苦，但她很高兴。说我是在鲜花盛开的季节披红而来，将来一定有福气。我刚刚落地，接生婆还没来得及拍打两下，我就哇哇大哭起来，哭的声音特别响亮。别人以为是个男孩，奶奶仔细一看，满脸失望的神色。她很不高兴地说：“又是一个丫头片子。”因为在我前面已经有了六位堂姐了，到我这已经是第七个丫头了。自从我生下那天，我就一直在哭，哭得全家人都心烦。奶奶用手指点着我的脑门说：“你这个哭巴精，非哭出点事不可。”从此，家里人都叫我“哭巴精”。父亲也不喜欢我，听母亲说，我生下来好几天了他都没看我一眼。可母亲又解释说，可能他不好意思吧，那年他才十九岁。

    我来到人间的那一天，第三次国内战争的战火就蔓延到我们村。抗日战争胜利后，苏军开始陆续从东北撤出。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向北开进，控制了四平。长春等地。国民党妄图扭转被动局面，发动了大规模的全线反攻。整个东北地区处在拉锯式的战争中，老百姓生活不得安宁，四处躲藏。哪个村子不打仗就往哪个村子里跑。当时老百姓把它叫做“跑惕趟”，关于这个词我查遍了整个词典也没有找到。我只好按母亲说的那个音写出了这三个字。我的理解就是老百姓害怕打仗，就一趟一趟地往外跑。我认为这个也是顺理成章的理解。是不是这三个字也无证可考。“跑惕趟”勾画出了当时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枪声。炮声响个不停，流弹不停地飞过来，尖溜溜一声叫，然后“砰！”落下来，那一声声撕裂了天空，撕毁了人的神经，老百姓吓得无处躲藏。

    母亲躺在屋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全家男女老少都跑了，父亲也随着爷爷跑了。全家屋子里空了，母亲心里空了，肚子也空了。家里只剩下三个人：奶奶。母亲和刚出生三天的我。

    奶奶说我是克星，我刚来到世上，就遇上了打仗，就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枪声。炮声就在我们家的房前屋后响个不停。突然一大块炮弹皮落在房顶上，把房子砸了一个大洞。母亲害怕极了，急忙抱着我躲在墙角里。奶奶也急得乱转，不知如何是好，但奶奶还是很镇静地安慰母亲不要害怕。后来奶奶想了想对母亲说：“你们娘儿俩也跑吧，这里不行了，到孩子姥姥家躲避几天吧，那里没打仗，我留下来看家。”母亲看了看刚出生的我，又看了看漏了天的房顶，点头同意了。刚生完孩子的妇女是怕风的。

    母亲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用毛巾把头包了起来，后面背个大包袱，前面抱着我，战战兢兢地往外走。奶奶不让母亲走大门，只能翻越家里土院墙出去。她说：“生孩子没满月的女人走大门那是不吉利的。”奶奶把我们送出村口，她让我们趁天黑快点逃到我姥姥家去。

    姥姥家的村子叫前杠，离我们家虽说不算太远，但也得走五。六里路。据说那边有解放军，很安全。母亲抱着我摸着黑，借着微弱的月光沿着小路急促往前走。母亲越走越害怕，因为前面是老坟地。那儿埋着村子里所有死去的人，每座坟都是一个小土包，一座挨着一座。每个坟包上已长满了艾蒿。苍耳等杂草，虽然杂草不高也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别说是黑天，就是白天路过此地的男人们都觉得瘮得慌。何况是母亲呢？

    一阵冷嗖嗖的风吹来，坟地里稀稀落落的那几棵老杨树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地直响。虽然听不到鬼哭狼嚎声，但鬼火一闪一闪使人毛骨悚然，整个坟地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气息。母亲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怕我哭出声来，用被角使劲地捂住我的嘴。母亲眼睛不敢往旁边看，只是半睁半闭，闷着头一路小跑。

    突然一声“站住！”的喊声，快把母亲的魂吓没了。两条腿发软，两眼发黑，说啥也迈不动步了，瘫坐在地上，怀里紧紧地抱着我。随着喊声从坟堆后面窜出两个人来，两个人穿着军装，端着枪直奔母亲过来。他们问：“你到哪里去？”母亲颤抖地说：“我去前面那个村子，那是我娘家。”

    他们又问：“你有路条吗？”母亲说：“啥叫路条？我不知道。”母亲心里想：你们要把我打死了，这正是我们家的老坟地。那两个人看着我母亲吓得已经缩成了一团，头上系着毛巾，背上还背着大包袱，怀里还抱着个孩子，就知道是老百姓了。

    他们很和谒地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你起来赶快走吧。”母亲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母亲慢慢地站起来，她一边走一边掀开包着我的被子看我怎么样了。这时，我的小嘴已经被被角堵住了，小脸憋得通红，满头大汗，我才三天哪！再晚一会儿我的小命也就没了！当时母亲害怕极了，她使劲地抱着我，差一点要了我的小命。

    后来，我的姥姥说我命大，是从坟莹地里拣回来的，于是给我取个名字叫“素清”，据说这两个字是佛教里的用语。姥姥的意思是让佛祖保佑我，可我的命运偏偏和佛祖较劲，一场灾难又降临到我和母亲身上。

 第一章 苦难童年 第3节 父亲被抓壮丁

    当时，共产党军队已控制了四平，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全力想夺回四平。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它的位置正好处于中长。四洮。四梅三条重要铁路交叉点上，是东南西北咽喉要地，是东北重要地交通枢纽。国民党正面强攻，毫无进展，遭到解放军顽强抗击。蒋介石见拿不下四平，非常恼火。他调兵遣将，限令杜聿明一周时间内拿下四平。国民党军重新部署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全线进攻。国民党军共集中了八个军的兵力先后占领了抚顺。鞍山。营口等地。为了扩充自己的队伍，国民党军队进村就抓人，抢东西，闹得这一带的老百姓过着鸡犬不宁的生活。

    一个深秋的夜晚，冷风呼呼地刮着，月亮深深地躲藏在云雾里不肯出来，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整个村子里的男人都不敢留在家中睡觉，东躲西藏地都怕被抓壮丁。我父亲也是这样不敢呆在家里，躲在一个废弃的场院里。这天深夜不知谁告了密，父亲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国民党兵抓走了。这天晚上，整个村子有三个壮年男子不知去向。从此以后，父亲杳无音信。母亲整天眼泪汪汪的，爷爷奶奶。大伯们也都很急得团团转，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爷爷不知从哪里听说被抓的人已经押送到奉天现在的沈阳去了。爷爷和大伯凑了点路费，带着干粮去奉天寻找父亲。母亲哭着也要去，可是奶奶却说：“一个女人家去干什么？在家带孩子吧。”一个女人要去寻找丈夫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爷爷和大伯千辛万苦来到了奉天，可是到哪里去找他呢？四处打听也不知父亲的下落，他们拖着沉重的身子回来了。爷爷回来后，由于过度地悲伤和一路的劳累，急出了一场大病，一个多月没有起炕。从此我和母亲过着无依无靠。半饥半饱的生活。

    封建社会的“长幼尊卑”旧传统，一直束缚着我们这个大家庭。长而尊。幼而卑的清规戒律谁都不敢触犯，长者可以随意对幼者呼来唤去，而幼者只能逆来顺受。虽不合理，却是天经地义的。可怜的母亲就在这样一个旧风俗造就的大家庭里挣扎着。母亲是儿媳中最小的一个。在那样的年代，一个女人的丈夫不在身边就意味着失去了精神支柱和靠山。母亲要承受着多少苦难，忍受着多少委屈，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有怨言。有委屈。有不满，她又能向谁倾诉呢？婆媳之间，妯娌之间稍微不留神就会遭来嘲讽和责骂。无论母亲做什么事，说一句话都要加倍的小心，别人的冷言冷语经常刺痛着母亲的心。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母女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母亲孤苦伶仃地面对世上风刀和霜剑。

    那时，我还不到两岁，有一天，我看到堂哥堂姐在西下屋打悠悠，就是把绳子拴在房梁上，孩子坐在绳子上悠来悠去。我哭着喊着也要玩儿，可他们不但不让我玩还把我推倒在地。我躺在地上哇哇地大哭起来。母亲赶忙过来，抱起我含着泪水哄着我说：“孩子别哭了，妈也给你拴一个悠悠。”于是母亲在西下屋顺便找来一条绳子给我也拴了一个悠悠。我刚玩了一会儿，就从院子里传出大伯的喊骂声音：“妈个疤子，谁让你拿绳子给孩子玩？”母亲回了一句说：“你的孩子能玩儿，我的孩子就不能玩了？”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就因为母亲顶撞了大伯一句，他拿起掏扒过去烧火用的木头做的，头上有一个四方木块，用来扒灰的朝着母亲的后背使劲地砸下来，当时母亲就被砸倒在地，我吓得扑在母亲的怀里哇哇大哭，母亲抱着我，娘儿俩哭成了一团。没有一个人过来安慰我们。那些大娘们只是靠着门框撇着嘴走开了。奶奶还火上浇油，抱怨母亲不该拿井绳给孩子玩儿。后来母亲告诉我，那天晚上母亲脱衣服睡觉时，我看到母亲的背上有一大块青紫色，我用小手抚摸着，用吐字不清的语言问母亲：“疼不疼？”母亲低声哭泣着说：“不疼了，只要为了你，妈妈再疼也不觉得疼。”说着把我搂在怀里又小声地哭泣起来，母亲不敢大声哭。因为我和母亲同爷爷奶奶都睡在一个炕上，爷爷奶奶睡在炕头，我和母亲睡在炕稍，中间用布帐隔开。听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后就是这样睡的。母亲不敢哭出声来，如果爷爷听到了还要被骂一顿，母亲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母亲委曲求全地生活在这个家里。天天看着爷爷和奶奶的脸色行事，时时刻刻在大爷和大娘们的使唤声中小心干活，生怕招惹是非。

    其实，大娘的娘家也很贫穷。她父母常年劳累过度，重病缠身。大娘从小就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小小的年纪就在大地里干活。她十岁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昏迷几天。等她醒来的时候，落下犯困爱睡觉的毛病。她无论在大地里干活，还是在家里做针线活，只要一犯病，就得停下手中的活睡上一觉。有时在大地里干活，拄着锄头就能呼呼睡着。她结婚嫁到老刘家后，大地里的活就不干了，只是在炕上做些针线活。说也怪，她拿起针线活就犯困，她的手不知让针扎了多少个针眼。她一年到头也做不了几件衣服。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于娘家的姐妹帮忙。自从母亲嫁过来以后，母亲就成了她呼喊使用的对象。母亲的针线活好，经常帮大娘做活。可大娘他从来不领情。她认为自己是大嫂，下面的几个妯娌都应该听从她的，让干啥就得干啥。其他几个妯娌有时顺从，有时不顺从，可母亲不敢不顺从她。就这样大娘还经常鸡蛋里挑骨头，指责母亲这不行，那不是。二大娘的娘家住在大山沟里，家里更穷。二大娘长得又矮又瘦，相貌和气质都很差，平时总是斜着眼睛看东西。二大娘虽然在妯娌里面排行老二，可她的威望不高。但她对这个大家庭很满意，对我二大伯这个人更满意。二大伯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母亲和二大娘有点同命相连，两人能说上两句心里话。关键时，二大娘还替母亲说上一句公道话，可说了也没有用。二大娘和母亲一样，在这个家庭里没有地位。

    这妯娌几个里还数三大娘出众，要长相有长相，要气质有气质。她是一个读过私书的富家闺秀。三大娘的娘家原来是一个有钱的富裕人家，可到了她父亲这一辈子，家里就开始衰败了。可再瘦的骆驼也比马大。她家秭妹三人，个个长得都很漂亮。从小家里就送秭妹三人进学堂念书，个个都很聪明。三大娘的两个姐姐都嫁给了门当户对的豪门之家。可她们的丈夫整天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因此，她两个姐姐婚姻很不美满，整天哭哭啼啼，命运都很凄惨。三大娘很同情两个姐姐的不幸婚姻，多次向父母表示，不嫁给有钱的公子哥，要嫁给一个老老实实的本份人。三大爷是一个很标准的庄稼小伙。经人介绍，她嫁给了我三大伯。自从三大娘嫁到了老刘家，谁都不敢怠慢她。就连爷爷。奶奶和姑姑都得让她三分。她从来就没瞧得起那几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妯娌们。三大娘从小在娘家骄生惯养，不会做针线活。她知道母亲的针线活好，像使唤佣人一样使唤母亲。不管母亲忙不忙，也不管母亲累不累，都是强制性地让母亲给她做针线活。母亲从来都不敢说个不字，自己的活再急，也得停下来，先做她的活。四大娘出身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她容貌虽不出众，有点懒洋洋，可招爷爷和奶奶喜欢。她能说会道，会顺情说好话，会奉承人。四大娘她十几岁的时候，就给日本人打工。在日本人家带孩子，做零活。她见过世面，她会说日本话，她很会哄人。她经常哄得三大娘高兴，有时她俩还联合起来戏弄欺负母亲。母亲是妯娌最小的一个，丈夫又不在身边，只能听人摆布。母亲她在封建制度的大家庭中艰难生活，拼命挣扎。

    像我们这样大户人家吃饭按理说是很热闹的，可我们家却不是这样。到了吃饭时，奶奶按每家人口多少把饭分好，然后各自拿回自己的屋里去吃。平时也就是高粱米稀饭，大酱。咸萝卜和咸白菜，很少能吃到炒菜。炖菜。爷爷奶奶和未出嫁的姑姑他们吃小灶，每天都能吃上一顿炒菜。那时的炒菜也就是炒两个鸡蛋，里面放很多大葱，再不就是炒个黄豆什么的。到了农忙的时候，每天中午都有炒菜，可我和母亲吃不着，只能闻到炒菜的香味。因为我和母亲没有下地干活，不算是劳动力。炒菜是分给劳动力吃的。我的那些堂哥堂姐和我就不一样了，他们都能吃到香味很浓的炒菜。苦就苦了我和母亲。我和母亲一年到头都是大咸菜。我们盼着过年，到了过年我和母亲才能分到一小碟咸鱼炖豆。鱼只能分给我们一小块，母亲舍不得吃，全部留给我。母亲说：“咸鱼炖豆里面的豆是最好吃的了。”其实她是舍不得吃鱼呀。就这样的日子，我们还经常遭到白眼，那些大娘们说我们母女俩是吃闲饭的。我和母亲经常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母亲为了争口气，向爷爷提出要下地干活，奶奶说：“你下地干活可以，没人给你带孩子，你自己背着孩子去干吧。”母亲因为心疼我只好忍气吞声，我和母亲过着难熬的日子。

    我们家做饭是由母亲和四位大娘轮班做。一大家子有三十多口人，做饭也不轻松。轮到几个大娘做饭时都有男人帮忙，挑水。抱柴禾。灶下烧火。可到了母亲做饭，她自己挑水抱柴禾还要照顾我，没人替她搭把手。母亲做饭时只好把我用布袋绑在她的背上，背着我干活。锅上锅下忙活着。有一次，母亲把饭烧糊了，遭到大家的责骂。奶奶气得拿起烧火棍子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我在母亲背上，吓得直哭。母亲怕棍子打在我的身上，她奋力去夺，和奶奶争夺起来。奶奶由于用力过猛摔倒在地上。她坐在地上就大嚎起来，说母亲打了她，不想活了。大娘们把奶奶扶起来搀到屋里去，她还不停大声叫骂。回头大家都过来指责母亲，说母亲做的不对，不该和奶奶争吵等等。母亲是孤立无援的，这次母亲没有哭只有恨。爷爷回来后，倒没有说什么，罚我和母亲吃了好几天的糊饭。母亲实在忍不下去了，母亲也不想再忍下去了，她做出了那些妯娌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决定，抱着我回了娘家。

 第一章 苦难童年 第4节 姥姥家

    姥姥家也很穷。母亲四岁的时候，姥爷得了一种怪病，嘴下巴溃烂，烂得都成了一个洞，怎么也治不好，那时的人管这种病叫“生漏”。家里穷得叮当乱响，除了两间茅草屋外什么都没有，就连一个完整的被子都看不到。听母亲说她小时候穿的衣服一年四季就一套衣服。冬天姥姥把棉花放在两层布的中间当棉衣穿，天暖和了再把棉花拿出去当单衣穿。衣服小了就在原来的衣服上接上一条条各色布，慢慢地就变成了黑的。兰的。白的各种颜色的花衣服了。姥爷生病不到一年时间就死了。

    当时母亲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才六岁，下面有几个月大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姥姥一个人身上。她干起活来像男人一样，背庄稼和男人背的一样多，不比小车拉得少多少。就这样也不能维持娘几个的生活。没有办法姥姥扔下刚满一岁的妹妹给富人家当奶妈去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姐妹三人相依为命。大姨当年才七岁，不但要照顾两个妹妹，每天还要出去捡柴禾回来生火做饭。做饭时她够不着锅台，就站在小板凳上涮锅煮饭。七岁的孩子本应该还在母亲怀里撒娇，可是生活的无奈，却让她这么小的年龄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姥姥在人家当奶妈，东家看得很紧，不让姥姥回家照顾这三个可怜的孩子，怕她回家后把奶水喂自己的孩子吃。姥姥只有给家里送粮食时才能在家里待一会儿，然后就急急忙忙地回去了。

    有一天，母亲的小妹妹不知得了什么病全身抽搐，两天后就夭折了。她死的时候才刚刚过一周岁，姥姥回来哭得死去活来。家里只剩下孤零零的姐俩儿了，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在生死线上挣扎。天暖和时日子还好过点，到了冬天日子就难熬了。东北的冬天格外寒冷，天寒地冻。屋里墙壁上到处是白色的霜，窗户纸好多年没有换了，已经坏得千疮百孔了，外面的冷风一个劲地往里钻，刮得窗户纸嗞嗞直响。烧火的柴禾只能靠姐妹俩每天出去捡些树枝。干草回来取暖做饭。就这样的日子，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还能活下来已经不错了，可老天爷偏偏和她们做对。

    有一天，北风嗖嗖地刮着。外面刮大风屋里刮小风，冻得姐俩直打哆嗦。家里一点烧柴也没有了。寒冬腊月的大地显得荒凉而凄惨，整个大地赤裸裸地没遮没挡，满地刮起炮烟的雪。大地冻得像石板一样坚硬，庄稼地里的高粱茬子。豆子茬子也冻得又尖又硬，一排排直挺挺地立在僵硬的大地里。偶尔有一些高粱杆。豆子秧被风刮得撒落在大地里。一个七岁的孩子和一个五岁的孩子，顶着要把人吞下去的北风，在这大地里晃游着。挣扎着。她们去拾柴禾，拾那些冻得僵硬的秫桔和豆子桔。

    我母亲太小了，五岁的她怎么能受得了这呼啸的北风，她跌倒在地上，被高粱茬子把左眼扎了，鲜血直流。当时姐姐吓坏了，赶快把妹妹背回家，她疼得已经昏了过去。好心的邻居把姥姥找了回来，可姥姥又有什么办法呢？家里没有钱请大夫，只能硬挺着。好心的邻居找来点黄了巴几的药敷在眼睛上，用来止血。那时老百姓管它叫“马粪涛”，老百姓就是用这个土法子来治疗外伤。记得我小时候，奶奶就用这种东西给我包过割破的手指。用它敷在伤口处，然后撕一条布缠上，再用做活的白线系上就不出血了，还止疼。母亲的眼睛就这样简单地处理了一下，这给母亲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很庆幸的是高粱茬子扎的不深，眼睛没有扎瞎，只是黑眼球里留下了一块白印，土话叫“玻璃花”。这大概也是父亲不喜欢母亲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样的日子无法再过下去了，经人介绍，姥姥带着大姨和母亲改嫁到了邵家。

    我的后姥爷是个孤儿，没有房子，没有地。全村的人都很照顾他，让他住在村西头的一个破庙里。这个庙里有几间房子，还有一个大院套，院子里有几棵上了百年的松树。他从小就住在这里，靠庙里的供品生活。这个庙是全村人的精神支柱，每逢初一。十五都要有人来上香，摆供品。村里的人死后，还要到这里报庙祭奠。哭丧的人围着庙转几圈，然后朝西方向把扎的纸牛或者纸马。纸人等烧掉。男的死了扎一匹马还要带上一个赶马的纸人，有钱的人家有的还要扎一个马车等。

    女的死了要扎一头牛，因为女人一辈子用水很多，牛能喝水，要让牛替死者喝水。这个庙表面上看是个阴森可怕的地方，可这个庙又是村里人闲谈聚集的地方，尤其是在农闲的时候，总有一些人来这里谈古论今，讲一些古代的故事，也就是说书。姥爷并不感到寂寞。他天生聪明，听人讲过一遍故事，他就能一句不差地复述出来，所以我小时候就爱听他讲故事。什么罗成呀。天罗地网呀……。

    他十几岁就给地主扛活混口饭吃。长大成人后，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左腿膝盖处长了一个大包。按现在的说法是纤维瘤，走路一瘸一拐的，不耽误干活，重活可干不了。喂牲口可是他的拿手活，喂马。喂驴，在村子里是属一属二的，瘦弱的马到他手里几个月就膘肥体壮。有钱的人家都愿意雇他喂牲口。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可谁能把自己的姑娘嫁给无房无地。腿脚有毛病的他呢？到了三十多岁了还是一个人住在庙里。村子里的人看到我姥姥守着两个女儿生活非常艰难，就左劝右劝让他们组成了一个家庭。姥姥勉强同意了，家就安在姥姥的两间破茅草房里。一家四口人过得还好。姥姥和姥爷都很勤快，不怕吃苦。姥爷心地很善良，把大姨和母亲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养。大姨和母亲长大嫁了人，家里只剩下老两口，日子过得也挺紧巴。

    母亲抱着我回到了娘家。姥姥也责怪母亲说：“再苦再累也要等着德善我父亲的大名叫刘德善回来。”责怪后又心疼我们，让我们先在家住几天，过几天再把我们送回去。母亲坚决反对说：“老刘家不来人接我决不回去。”母亲的性格很倔强，她开始有了反抗的精神。如果我要是懂事的话，我也能支持母亲的做法，可惜那时我太小了。

    母亲倔强的性格从小就有，这也可能是生活所迫吧。听母亲说过，她小的时候，也就是六七岁的时候，都兴裹脚。裹脚也称缠足，据说开始于五代时期的南唐，也有人说是兴起于北宋。裹脚这是对妇女身心的一种摧残。女孩长到五岁左右就要开始裹脚。裹脚就是用很长很硬的一块家织布，把脚趾头拢在一起紧紧地裹起来，无论冬天或夏天都得紧裹着不能松开。小孩子正是骨骼发育的阶段，裹时间长了五个脚趾头就变成了一个畸形。除大脚趾头外，其它四个脚趾头硬是被紧紧地压在脚底下。整个脚形成了一个椎子形，脚背高高的隆起，只有大脚趾头自然地孤零零地露在外面，好像一个尖尖的棕子。这哪里是人的脚啊，这倒像是用面粉捏成的白白椎形小动物。这就是古人赞美的中国女子的“三寸金莲”。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女人最“美”的脚。封建的旧中国让妇女们备受裹脚的痛苦，穷人的女孩子更是苦上加苦，苦不堪言。

    “三寸金莲”。“绣花鞋”其它国家女子没有，它是旧中国最独特的专利。旧社会女子相亲，婆家人首先要看一看女子的脚有多大，是不是穿绣花鞋的三寸金莲。女子不裹脚，男人是不敢娶的，婆家是不能要的。其实到了二。三十年代就已经不主张妇女裹脚了，称之为“放脚”。母亲这一代女孩裹脚已不是太盛行，但家长们都不放心，担心闺女脚大不好嫁人，所以还是让孩子们把脚裹起来，不能让脚放任自流地长成大脚。母亲倔强，是裹脚的判逆者，她不愿意受这种罪。母亲坚强，又是“放脚”的勇敢者，她趁姥姥不在家时就把脚放开。母亲的脚就成了不伦不类的。说是小脚吧，还不够像椎子形。说是大脚吧，脚已经裹的变了形。可怜我的大姨就不同了，她胆小顺从不敢放脚，后来她的脚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寸金莲”。母亲对裹脚的反抗，后来成为她向别人炫耀自己的资本了。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一开始，奶奶和姑姑来接我们回去，被母亲拒绝了。后来爷爷又来了接我们回去，又被母亲拒绝了。可也不能老呆在娘家呀。一天，天气晴好，在姥姥的劝说下，母亲同意让姥姥送回去。在路上姥姥千叮咛万嘱咐，以后做事要小心，遇到不顺心的事一定要忍着。母亲小声地答应了姥姥的要求，于是姥姥把我们送回了大乐屯爷爷奶奶家。从此，我和母亲在期待中过日子，期待父亲早点回来；期待着我们一家的团圆；期待着日子越过越好。就这样一天天，从秋天熬到了冬天。

 第一章 苦难童年 第5节 父亲逃回家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在睡梦中被敲窗户的声音惊醒了。爷爷赶紧下地问是谁，外面的人小声回答说：“是我，德善。”爷爷奶奶听出了是我父亲的声音，爷爷高兴地赶紧把门打开，奶奶点上小油灯。

    父亲穿着一身黄色的国民党军服，戴着一个带耳朵的大棉帽子，他没有带枪，是空手回来的。他小声地告诉母亲快找衣服，把这套衣服换下来。他说他不愿意打仗，是在战场逃跑回来的，如果让人抓回去是要枪毙的。大家听了他的话，那种喜悦的心情一下子都没了，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尤其是母亲一下子傻了，不知该做些什么好。

    胆小怕事的爷爷赶紧说：“快把衣服脱下来，把它埋了。”大伯也过来了，他到屋后挖了一个坑把衣服埋了。这套衣服在地下埋了好几年，直到解放以后才敢挖出来。后来母亲把它染成黑色改一改给我做了件棉衣服穿。我记得那套衣服的布料很结实，那时人们都把这种布料叫小凡布，市面上很少有这种布料。我穿着它过了好几个寒冷的冬天。那时我小不懂事，应该留下来做纪念，因为这是父亲给我留下来的唯一东西。衣服埋了，人也得藏起来。可是藏到哪里去呢？大家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决定藏到西下屋的席屯子里。安顿好了以后，母亲看到父亲的脚都冻得又红又肿，有的地方已经溃烂直流水，袜子都脱不下来了。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一夜，全家人都没有睡好觉。是喜悦还是担忧，谁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第二天，爷爷奶奶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出门。所以，这一天我们家的大门一直是紧闭着。母亲悬着的心一直没有放下来。到了傍晚大家都觉得轻松了一些。心里想这一天总算是熬过去了。

    就在这时，狗叫声。砸门声。人的喊叫声混成了一片。爷爷奶奶说声不好有人来了。母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家里人都不知所措。砸门声越来越急，越来越响。爷爷让大伯出去把门打开，随之闯进几个人，他们说：“快把人交出来。”来的这些人是村里的地头蛇，他们和国民党穿着连裆裤子，互相勾结起来，专门欺压老百姓的。他们得知父亲逃回来了，就闯进我家要人。爷爷说：“我儿子让你们抓走后就没回来过。”

    地头蛇说：“这是上奉的命令，不交出人来就把你们家男的都带走。”说着地头蛇在屋里屋外乱翻一通，他们没找到人。地头蛇又说：“你们不交人也行，要交八十斗高粱。”天哪，八十斗高粱是全家三十多口人一年的口粮，再说一年到头下来地里才能有多少收成啊？奶奶哭喊着：“这不是让我们全家老小都饿死吗！”奶奶一哭，那些大娘们也跟着哭喊起来，孩子们看到大人哭，也都跟着哭喊起来，哭声一片。只有母亲没有哭，因为她知道这些高粱才能换回丈夫的命。可家里真的拿不出这些粮食啊，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地头蛇气急败坏地说：“没粮就带家里其他男人走！”躲在西厢房的父亲听了以后，怕连累大哥们，急得自己走了出来。如果不出来，要抓走几个哥哥，这一大家人怎么活。

    拿不出粮食来，这些地头蛇是不会善甘罢休的。为了拯救这个家，拯救这三十多口人的生命，父亲又被抓走了。爷爷奶奶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地头蛇不要带走儿子，可任凭他们怎么哀求都没有用。七八个人端着枪把父亲带走了。母亲抱着我跟在后头，一边追赶一边哭喊着：“你们不能把他带走啊！不能带走啊！”父亲只回头看了看，什么也没说。

    家里哭成了一片，也乱成了一片，大家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第二次被抓走。母亲抱着我哭得像个泪人。她的哭声，控诉了这无情的战争；她的哭声，控诉了这万恶的旧社会；他的哭声，控诉了国民党政府的罪恶。母亲只有恨，可她不知道恨谁？她恨那些该死的地头蛇，她恨爷爷和奶奶，她恨那些妯娌们。这也难怪她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她只知道这个家保护不了自己的丈夫，眼睁睁地被人抓走，她还能恨谁呢？可她哪里知道，父亲这次逃回来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后来听说有人在国民党军队里见过父亲，他的情况很不好，脚上的冻伤很历害，已经瘸了。我和母亲天天盼望他回来，可是从此父亲再也没回来过。

 第一章 苦难童年 第6节 母亲参加工作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家乡解放了。经过土地改革，我和母亲也分到了土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个大家庭也解体了，分家了。这是我那几个大爷大娘们盼望已久的心事。分家后，都把我和母亲当成个累赘，谁都不愿意收留我们。我和母亲只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过日子。除了那几亩地外，我和母亲还分到了一个大柜子，这是我和母亲唯一的家产。

    我家的距当年日本人的炼钢厂不太远，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就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日本钢厂的高大烟囱。听母亲说，日本投降后，钢厂也就停产，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供给也就都停止了。日本人没有吃的，就到附近的农村拿金银首饰换吃的，什么大饼子和高粱米饭团子日本人都要。三个大饼子就能换一个金戒指，母亲舍不得吃自己分得的大饼子，偷偷地藏起来，等着和那些日本人进行交换金戒指。母亲把这个交换的事悄悄地告诉我那几位大娘们，她们谁都不同意，认为戴那玩艺没有用，不顶吃也不顶穿。母亲非常喜欢金戒指，她硬是两天没吃东西，把省下来的苞米面大饼子和日本人换了四枚金戒指。母亲一直珍藏着那四枚金戒指。后来母亲在病危的时候，把金戒指分给了我和妹妹。至今分给我的两枚戒指我还保存着，这也是对母亲的深切怀念吧。金戒指的做工很精细，一枚正面图案是个宝葫芦，宝葫芦上还刻有花纹。我特别喜欢“宝葫芦”的寓意。“宝葫芦”寓意着它里装有智慧和财富，那里面有取之不尽和用之不完的力量。它的背面刻有“永记”和“足赤”四个字。另一枚正面图案是棱形，刻有中国传统的双“喜”字，很漂亮。它的背面刻有“海城”。“公信”。“足赤”六个字。这两枚戒指不是很豪华，但给人一种吉利。喜庆的感觉。从这两枚戒指也能看出当时“永记”。“海城”金店的工艺水平。距现在已有六十多年了。据说海城金店在当时很有名气，并且货真价实。更重要的是这两枚戒指从日本人手里换回来的，很庆幸没有流失到日本。从文物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收藏价值，但它是母亲留下的遗物，也是母亲留给我的永久纪念品。我一直很珍惜它，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时常拿出来看看。以此来怀念我的母亲。

    日本投降后，把整个炼钢厂破坏了，并且扬言“中国人是炼不出钢铁来的，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种高粱。”这是对中国人最大的歧视和侮辱。解放后，鞍钢回到人民的怀抱里，人民政府要在这个废墟上重建新鞍钢，要在这块土地上炼出自己的钢铁来。新鞍钢建设急需要大量的工人，大乐屯村政府动员大家积极报名参加新鞍钢的建设，女的也可以。这件事，让我们全家掀起一场风波。爷爷奶奶思想守旧，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出去做工。他们认为农民就应该以种地为生，只有种地才是农民的根本。我的几个大伯都想去报名，可没有爷爷奶奶的允许谁也不敢去，只能在背后嘀咕。我三大娘可不听这一套，有一天，她在全家人面前和爷爷奶奶争论起来。三大娘读过书看得远。

    她说：“家里的那点地打的那点粮食只能够全家人喝稀的，遇到天灾人祸我们都得挨饿。要想过好日子就得出去做工，不能老守着那点地。”爷爷听了很生气，大声斥责三大娘说：“地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地我们怎么活，你们要出去做工，我不拦你们，把地留下！搬出老刘家自己过去！”三大娘听爷爷说完后，气愤地说：“地是政府分给我们的，人人有份凭什么留下？”爷爷听了火冒三丈，从炕上蹦下地，用手指着三大娘大声地喊着说：“反了你了，敢和我顶嘴！”几个大伯看情况不好，都过来劝说爷爷。

    三大伯当然站在三大娘一边，他也嚷嚷说：“我们都已经分家了，搬出去就搬出去，可地不能留下。”大伯和二大伯一个劲地劝爷爷消消气，再商量商量。四大伯坐在一旁一直没有插话，他看爷爷的气消了些才大胆地说：“我看这样行不行。”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四大伯身上。大伯着急地说：“你快说说！”四大伯不紧不慢地说：“谁要是出去做工就把地让出来，留给在家的人种，搬出去自己找房子住。秋后，在家种地的给出去做工的一点口粮，这样行不行？”四大伯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这时，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家里像开了锅似的。母亲抱着我一句话都不说，谁要出去做工，谁要留在家里种地，好像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她有自己的打算吧。

    第二天，我三大伯和四大伯到村政府报了名。母亲她没有和爷爷奶奶商量，自己也到村政府报了名。奶奶知道以后坚决反对，她认为女人只能留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母亲要出去做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村子里的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怀疑女人在外面做工能行吗；有的人还说出很难听的话，说母亲守不住了，想到外面去疯等等；只有少数妇女佩服母亲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她们也想出去做工，可没有这种勇气，只好守着她那一亩三分地，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当然这些风言风语少不了从那几个妯娌嘴里说出去。村妇女主任很支持母亲的举动，她多次到我们家做奶奶的工作。跟奶奶讲一些道理，新社会妇女解放了，女人和男人平等了，男人做的事女人同样也能做。奶奶很勉强地答应了，并且答应帮母亲来照看我。

    母亲迈出这一步，是她一生中很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改变了她和我的一生。母亲对其他人的风言风语毫不在乎，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她也有权利改变自己的生活。她要出去工作，她需要有人帮她带孩子，她希望有朝一日父亲能回来，为了自己也为了我，她还要死守着这个家。

    奶奶是满族人，高高个子，身体微胖，四方大脸，颧骨较高，可能这是满族人的特点吧。她的几个儿子长得都像她，可惜她的那几个儿媳个子都不高，长相都不太好看。奶奶抱孩子的方式与众不同，她从来不从正面抱孩子，用胳肢窝夹起来就走。她爱串门子，走到哪家，她就把我夹到哪家。

    这段日子，是我出生以来最好的时光，也是母亲最劳累最辛苦的日子。我已经五岁了，开始有了记忆。大家都说我长得像父亲，就像从父亲的脸上扒下来似的，越长越好看，我是老刘家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都说我母亲丑，可她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自从分家后，爷爷奶奶开始疼爱我了，寸步不让我离开他们。也许是我长得像父亲，他们看到我就像看到他们的儿子一样吧。由于家里穷没有粮食把儿子换回来，这也成为了他们最痛心的一件事了。大伯。大娘们也都感到对不住我们娘俩。再说分家后各过各的日子，矛盾也就少了。最重要的是母亲出去工作，有了经济收入，家庭地位自然也不一样了。

    母亲每天都去上班，可苦了我，白天她没有时间陪我玩了。到了寒冷的冬天，早晨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趴在窗户台上，看玻璃窗上的霜花。那是一个美妙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各式各样的树枝。树枝上长满了树花，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白白的。厚厚的。屋子里越冷霜花越厚，再仔细地瞧一瞧，准会瞧见小鸡。小狗的影子。无论奶奶怎样喊我吃早饭，我都不理她。我在霜花上用手指抠一个小洞，霜花冰凉冰凉的，一直凉到心里。我抠出铜钱大小的洞，能看到母亲她夹着一个用家织布做成的小包，包里裹着饭盒，匆匆忙忙地离开院子的背影。

    母亲不在家，屋子里冷清了很多。我怕冷不敢出去玩，怕冻疼了回家后没有人给我焐手脚，没有人给我暖身子。我只好围着被子坐在火炕上看那霜花。

    太阳缓缓地升起来了，屋里屋外都暖和了。玻璃窗上的霜花慢慢地变得模糊不清了，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先是有一小块变亮，然后慢慢的扩散。由白白的霜花变成了亮亮的薄冰，再由薄薄的冰片变成一帘流水。我趴在窗户台上，聚精会神地望着外面，衣袖都湿了，还是不想离开，似乎看到母亲还站在大门口。奶奶硬是把我拎了过去，嘴里还唠叨着：“别看了，天黑了她就回来了。”

    我盼着天快点黑下来。可天黑了，霜花又结满了玻璃窗上。漂亮美丽的霜花慢慢地又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眼前模糊了，看不到母亲回家的影子。于是我又趴在窗户台上，用手指抠那可爱又可恨的霜花。没等我抠好，就听到母亲的脚步声和布兜里饭盒的叮噹声。我急忙下地迎接母亲，我扑到她的身上，抱住她的大腿，仰望着她那疲惫不堪的面孔，一个劲地喊“妈妈！妈妈！”尽管母亲劳累一天，她还是弯下腰来抱起我，亲吻我，往我手里塞上一小包好吃的。母亲上班了，有了经济收入。我和母亲的生活改变了，母亲在家里的地位也在悄悄地改变。爷爷奶奶不再用冷眼看母亲，奶奶对母亲说话的口气也温和多了。大伯和大娘们都很羡慕母亲，对我也倍加关心，亲情有了很大改变。

 第一章 苦难童年 第7节 母亲改嫁

    母亲工作的地方离我们家不太远，出了村子再走二里多路就到了。母亲很要强，同男人干一样的活，她的主要工作就是选矿石，加工矿石，运矿石。炼钢厂需要的矿石大小规格都有严格要求的。

    从矿山采来的矿石块头都比较大，需要人工挑选和加工，大块的矿石需要人工砸成规格大小一样的小块，然后再运到钢厂炼钢。挑选矿石。砸矿石。运矿石的劳动量非常大。尤其往火车箱里装时，需要两个人抬一大筐，经过很长很高的跳板才能抬到火车箱里。这是最累的活，一般男人都呛不过劲，可母亲和男人一样咬着牙抬大筐。

    开始和母亲一起干活的还有三个女人，她们干了两天活就打退堂鼓回家了。母亲身体虽然很单薄，可为了我和这个家，她很能吃苦，也很坚强。剩下她一个女人也要坚持干下去，决不打退堂鼓，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母亲的工作劳动强度很大，可劳动的报酬是很可观的。一个月能挣二十多元钱，这在解放初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拿这些钱能买好几斗高粱，能养活全家人还有剩余。母亲每天晚上下班回来，都能从职工食堂里买回几个大白面馒头给爷爷。奶奶和我吃。可母亲还是吃高粱米饭，好吃的她一口也舍不得吃，都留给我们老的小的吃。我记得每天晚上睡觉前母亲都会偷偷地塞给我一个大馒头，或者一把花生。

    我快六岁了，每天晚上还要吃妈妈的奶水，为此我的体质很好，很少得病。妈妈为了不让我再吃她的奶水，就拿些好吃的来哄我。我有好吃的都是偷偷地吃，晚上趴在被窝里吃，生怕堂兄姐妹们看见。如果我的那些堂兄姐妹们看到了，母亲就得分给他们一些。我拿着馒头往被窝里一钻，在被窝里吃馒头可真香呀。有时被大伯们发现了，他们逗着我要抢我的馒头，我就是不给他们，每每看到这些情景，母亲就笑得前仰后合。

    生活的折磨母亲很少有笑容，只有这时她才能笑出声来，她的笑使她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她所以能够笑出声来，是因为她对自己付出的满足，对新生活的渴望。我多么希望时光就留在这个时刻，我永远不长大，母亲永远在我的身边，给我挣钱买馒头吃。

    什么最残忍？时光最残忍。时光一天天地过去，它带走了我最美好的日子，带走了我的亲情和爱。

    有一天，母亲吞吞吐吐地对奶奶说：“有一个男人想要娶我，我……”还没等母亲说完，奶奶就火冒三丈大喊大叫说：“我不会答应你的！”接着又恶狠狠地说：“一个女人不能二嫁，你要遭报应的。”奶奶说的报应可能是一个女人要是嫁给两个男人，等她死了以后，两个男鬼都来抢她，阎王爷会把她劈成两半。母亲说：“我等了这么多年了，他还不回来，我不能这样过一辈子。”

    奶奶气愤地说：“你活着是我们老刘家的人，死了也是我们老刘家的鬼，我不能让你败坏家风，你就是死了也得守着。”本来缓和了的亲情，现在又土崩瓦解了。母亲挨了奶奶一顿责骂，左邻右舍都听到了，人们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母亲，谁也不再理她了。那年头丈夫生死未卜就想改嫁，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

    母亲很委屈也很绝望。她哽咽着不敢在家里哭。她多么想找个地方大声痛苦一场，把一肚子的委屈全都倾泄出来。象这种事已不是第一次了，以前她受到委屈都是在白天领着我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哭一场，哭够了就拉着我回来了。可今天已是黄昏，天阴沉沉的，老天爷像要下雨，又下不来雨，让人揣摩不透。可家家户户都早已把晒了一天的大酱缸盖好了，小鸡已在鸡架里偎缩在一起发出叽叽的声音，小狗也不再随着主人转悠，回到它睡觉的地方去了。

    忙碌了一天的男人们装满了整整一锅袋烟，靠着墙坐在炕头上，两腿支起来，在那享受饭后“活神仙”的生活。女人把孩子们赶上了炕，她们自己又点起那盏不太亮的小油灯，飞针走线继续做白天没有做完的杰作。母亲把我领到村西头河边柳树下。说是河，其实是几十年来人们盖房取土挖出的一个大水泡子。我只觉得母亲全身在颤抖，头发散乱着，滚烫的泪水流到了我的脸上。手上，她对着河嚎啕大哭。我看母亲哭，我也哭，娘俩哭成了一团，我当时很小，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样伤心。只知道母亲和奶奶吵了起来，我恨奶奶。

    我们的哭声越来越大，惊动了村里人。他们以为我们娘俩要跳河自杀，急忙都跑来把我抱走，把母亲搀了回去。我长大后曾问过母亲，那时你是不是真的想带我去跳河，母亲没有回答。这场风波是平息下来了，奶奶不像以前那样疼我了。母亲要嫁人这件事使奶奶坐立不安。于是，奶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怪念头，准备把我送人，想把我和母亲分开。这个念头使我终身难忘。

    有一天我家突然来了一个远方亲戚，我不认识他，奶奶让我喊他舅舅。那个亲戚给我买一些糖果吃，还哄着我玩耍。母亲忙于上班，她哪里知道这些呢。过了一些天，那个亲戚又来了，还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让我换上。

    奶奶说：“这个舅舅要领你去坐火车玩几天。”我什么也不懂，只要有好吃的，有好玩的就行了。就这样我跟随着那个亲戚离开了家。我恍恍惚惚还记得，我跟他来到一个大山沟里。这个山沟里没有几户人家，房子建在山坡上，很少有平地，他的家比我们家还穷。后来二大娘告诉我，那个山沟是鞍山郊区一个叫汪家屿的村子，那个人是奶奶娘家的亲戚。这对夫妻结婚多年没有小孩，想收养一个孩子。我就成了他们的“猎物”。

    到晚上，我要回家找妈妈，他们哄着我说：“你妈妈明天就来接你回家。”我信以为真，但这一夜我没有睡好，心里有点怕。只盼着天快点亮。我走了后，母亲下班回来没有见到我，就问奶奶：“孩子到哪去了？”

    奶奶骗她说：“到亲戚家串门去了，住几天就回来。”妈妈信以为真就没再多问，但这一夜，她也没有睡好觉，因为我这是第一次离开母亲的身边。第二天，我母亲要上班的时候，二大娘偷偷地把母亲叫到一边，告诉母亲，奶奶已经把孩子送人了。

    母亲一听就急昏了过去。待她醒来时，她欲哭无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母亲喊着向奶奶要孩子。奶奶冷冷地说：“你不是要嫁人吗？那你自己走吧，要嫁人就甭想把孩子带走。”那年我刚六岁，我是她的唯一希望，是她的命根子。我从小就没得到父爱，可奶奶又让我失去母爱。这不是往死里逼她吗？让她今后怎么活下去？母亲知道在这个家再无理可讲了，她冲出家门去找村政府。

    母亲上班后，经常接受党的宣传教育，使她懂得了现在解放了，妇女翻身了，成为国家主人了，人民政府会给她做主的。于是母亲找到了村政府，村政府的负责人正是我本家的五爷。他是我爷爷的亲弟弟，排行老五，我们晚辈们都叫他五爷。他比我父亲才大两岁，他和父亲从小玩到大，共同读书，也有着共同的理想。

    虽然辈份不同，但他们相处犹如亲兄弟。他同我父亲是同一天晚上被抓走的，但他逃回来后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参加了解放军。在解放军的队伍里，他接受了党的教育，懂得了革命道理。他有文化，在部队里还担任了职务。他比我父亲幸运多了。解放后，他回乡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区里工作，成为了区里主要领导。我长大后，每次回老家都要去拜访他，看到了他，就象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似的。总想从他嘴里知道更多关于父亲的事情。

    后来，我调到辽河油田工作，在他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及时赶回来，这是我终身的遗憾。五爷很了解我们母女的悲惨境况，他也非常同情我们的遭遇。他以政府的名义多次做我爷爷和奶奶的工作。爷爷奶奶是很顽固的，很难撬开他们那封建意识的大门。我五爷用了软硬兼施的办法，终于打开了这扇大门。为了对母亲有所牵制，爷爷奶奶和母亲达成了一份不公正的协定。一，母亲要想再婚必须先到区政府办理离婚手续；二，孩子马上从山沟里接回来，以后不许让母女再分开；三。母亲再婚后的家必须安在老刘家的大院附近，不许搬到外村去；四。我和母亲的土地归爷爷所有；母亲对这个协议很不太满意，尤其是第三。四条有点太刻薄了，但母亲为了我能在她身边也顾不了那么多，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办理离婚手续的那天，是爷爷和母亲去的。爷爷在前面，母亲跟在后面，一个老公公，一个儿媳妇，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一老一小的心里都不是滋味。老人失去了儿子，多年来一直杳无音信，是死是活不知道。媳妇没有了丈夫，心灵的创伤难以抚平。可今天老子还要替儿子去政府办理离婚手续，这是多么的残忍无情啊！这件事情对爷爷的打击太大了，回来后他一天也没吃饭，一个人躺在炕上一句话也不说。

    写到这里，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我只好放下笔，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痛哭一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可蒋介石破坏和平，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蒋介石公开撕毁了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国民党先后侵占了沈阳。抚顺。本溪。承德。烟台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抢劫老百姓财物，到处抓壮丁扩大国民党军队，造成了中国几百万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台湾老兵》这本纪实文学里写的那些老兵就是铁的事实。我和母亲的遭遇更是历史的见证。我们怨谁？我们恨谁？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我的父亲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现在离开我们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不得而知。如果他活着，那也是在岸的那边，他应该知道岸的这边还有一个他的亲人，一个女儿在思念着他；如果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灵魂也会感知，世上还有一个女儿每年都要祭奠他。

    母亲的心里矛盾极了，她不愿伤老人的心。这个家虽然没给她幸福，没给她欢乐，但给她了一个女儿，真要离开这个家也是有些恋恋不舍。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女儿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可她心里没底，担心她迈出这一步是对还是错，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哀叹自己的命太苦，从小到大就在苦命中挣扎，在不幸中徘徊，在风雨中飘荡。

    母亲自由了，她有权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她终于挣脱了套在她身上的枷锁。大伯把我从山沟里接了回来，母亲看到我回来，抱着我痛哭一场。母亲一边亲我一边说：“我们再也不能分开了。”大伯和大娘们都围拢过来，感动的直擦眼泪。奶奶在一旁也是直掉眼泪，大家都知道她的心里更苦。更难受。母亲原谅了奶奶，明白她也是在想自己的儿子。我回来了，实实在在地串了个远门。母亲那年才二十七岁，她自由恋爱了。

    母亲虽然长得不漂亮，但她肯吃苦，心地善良。这两个优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这可能是遗传吧。和母亲一个班组干活的人们，都夸她能干，心眼儿好使，也都同情她的遭遇。有一个小伙子三十多岁，身体很魁梧，一口山东腔，一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从山东招来的工人。人很本分，没有成家还是独身一人。他知道母亲的处境很艰难，在干活时总是热心地帮助母亲。抬矿石上火车时，他总是把绳子拉到自己这边，母亲渐渐对他有了好感。中午到食堂吃饭时，他都多买一份给母亲。大家都看出了他俩的心思，可母亲和他谁也不愿意先开口。班长是个热心肠的人，两头说合说合就都愿意了。那时的人不知道什么叫恋爱，也没有什么海誓山盟，更没有“互相考验”一说，只要两个人觉得好就行了。当然这也是极普通人的谈恋爱方式。有钱有地位的人家男婚女嫁还是轰轰烈烈的。

    母亲和他的结合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母亲的婚事必须和奶奶商量，必须得到奶奶的同意。开始奶奶嫌弃他太穷了，什么也没有，母亲一再坚持只要人好就行。我的姥姥和姥爷还都挺同意的，说他一个人在东北无牵无挂，能真心实意待我和母亲。母亲带个孩子还能找什么样的呢？最后奶奶也同意了，但新家要安在老刘家附近，照奶奶说的协议办。奶奶的心眼儿真多。

 第一章 苦难童年 第8节 儿时记忆

    继父和母亲的新家就安在老刘家的老院子里。老刘家的上上下下足有一百口人，平时你来我往的，显得很热闹。到了农闲时，每天晚饭后，老院子里就更热闹了。二爷把他的侄子们组织起来，有的吹喇叭，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打钹，这些乐器都是二爷自己买的，他非常喜欢乐器。锣鼓一敲，大人孩子们就都围拢了过来。唯有这时，村子里才显得有一点热闹的气氛，大人孩子们的脸上才有点笑容。尤其过新年时，老院子里吸引了全村的老百姓，男人们踩着自己的高跷，再用几块红红绿绿的绸子往身上一围，就随着鼓乐的节奏扭了起来。我的那些堂姐们都上去扭大秧歌了。母亲也给我准备了一条绸子布，母亲没有现成的绸子布料，只好把自己一条黑底红花绸缎的裤子改了改，给我系在腰上和大家一起扭大秧歌。这个娱乐活动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才结束。

    我还记得小时候奶奶用胳膊夹着我，每天都能把这几个院子逛一圈。我到了谁家都能得到最好的待遇。可能是因为我和其它的孩子不一样吧，我没有爹。尤其是我二奶奶对我最好了。我一去就把我抱到炕上，拿出她家最好吃的东西，哪怕是半块大饼子也要塞在我的手里。二奶奶她这个人很随和，大家都愿意到她家去玩。她也是个热心肠的人，谁家有事她都去帮忙，干活麻利，手一份脚一份的。

    二奶奶家几乎天天有人在炕上玩“抓嘎了卡”。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女孩子。抓嘎了卡这一游戏我也非常喜欢，可我的手太小抓不起来。“嘎了卡”是猪后腿上一块小骨头。它是小长方形，大小如火柴盒那么大，只是比火柴盒稍小，微厚一些，有的地方凸出，有的地方凹下去，四个角很圆滑，样子很嘎，所以人们叫它“嘎了卡”。

    它有六个面，其中四个面我们叫宏观世界“背。壳。铮。白”。“背”就是一面稍微有点弓型，背的纹理比较平滑：“壳”是背的对应面，中间有凹进去的纹理，没有规则的形状：“铮”是长方形的侧面，它带有s型的纹理很漂亮。“白”就是铮的对应侧面，白的面比较平滑，纹理较浅。玩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把你所有的“嘎了卡”都拿出来，有的人多年攒了五六十个。倒在炕上足有一小堆，把它们摊开由两个人或三个人来玩。每个人都先拿出一个做为“头”，把“头”抛起来时你的手眼要快，抓底下的“嘎了卡”。抓的越多越好，待“头”往下落时还要把“头”接住，这是一连串的动作，接不到“头”就是失败。在同一动作内看谁抓的多，“头”又不掉就是赢家。这个游戏能锻炼人的手疾眼快。动作准确，对开发大脑很有好处。这是东北女孩子们最喜欢的玩法。

    另一种玩法就是选五个大小差不多的“嘎了卡”，几个人玩都可以。玩法也是选个“头”，先是把其余四个“嘎了卡”一字摆成背，把“头”抛在空中，你的手就得急忙搬动那四个“嘎了卡”，按着壳。铮。白的顺序重新排列。这样当“头”抛上去时，你的手就得一下子把它们从背推成壳，然后把“头”接到手里，再把它们都搬成铮，再有铮变成白。这个铮不太好搬，它的面积小不容易站稳，倒下了你还得重新抛“头”，直到都摆成了铮。抛头的次数少的就是赢家。当然这里有很多技巧和讲究，比如，把一面换成另一面时，最好把四个“嘎了卡”摆好一齐推，这样就有省好几次抛“头”。

    我们那时的孩子没有现在的孩子们这样幸福，玩的都是高科技的玩具。那时的土玩具，土游戏给我的童年带来许许多多欢乐。尤其在冬天，土炕烧得热乎乎的，几个孩子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地玩着，非常开心。有时大人们也跟着掺合进来比试比试。这种乐趣使我终身难忘，只是现在猪骨头很难弄到，热炕头也没有了，但留给我的只是美好的回忆。

    大人们在农闲的时候玩推牌九。牌九有点类似麻将。我看过的牌九是铜铸成的，长方形，大小也雷同麻将，很薄，是麻将的二分之一厚。上面刻的是从一到九的点点，最多的是九个点。这是大人们玩的东西，从来不让我们小孩子碰，因为带有赌博性。上了年纪一些老人和小孩有的玩象棋，他们不是下象棋而是玩棋摞。

    “棋摞”是把象棋字的面翻过去，放在一起像洗牌一样洗一洗，接着把棋子四个一摞四个一摞地放好，然后两人依次抓完为止，出棋的时候都是三个棋子一组，不分颜色最大的是“将。士。相”，然后是“车。马。炮”最小的是小卒子。出棋时字扣在下面，谁也不准偷看，然后掀开谁出的大，对方出的就被吃掉，如果同样大就做为公共的放在一边。最后谁的棋子多谁就是赢家。这种玩法比较简单不需要动太多脑筋，只要知道棋子大小就行了。就连我这几岁的小孩也能和大人们玩。陪我玩的最多的是我四奶奶，因为她懒，不爱干活，整天和我们小孩子一起抓“嘎了卡”，或者是玩棋摞。大人们不喜欢她。

    我的新家安在我二爷住的那个院里东厢房，是两间土坯房子。窗户不大，屋里面黑洞洞的。只有上午挨着窗户的土炕上才照进点阳光。靠里面那一间住人，外面那间烧火做饭。住人的房间布置的很简单，屋顶是用秫秸搭成的，中间有几根弯曲的檩条撑着整个房顶的重量。土炕围墙用一些发了黄的报纸糊的。炕对面北墙放着一个红紫色长方形的大柜子，这是分家时我和母亲分到的唯一家产。

    这个大柜子能装很多东西。四周的板子很厚，箱盖子很沉，很结实，不知是什么木料做的。箱盖上面有把锁，锁是铜做的，足有一尺长。箱子正面有一圆形铜板镶在箱子上，中间有个孔用来开箱子的，箱子盖盖好后把钥匙伸进去一拧就锁上了。钥匙也是铜的，造形很简单，是个“占”字形状，长短比现代的钢笔还长点。我们家很少锁箱子，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放，全家的家当都放里面也只能用上一半，何况又没有值钱的东西。我继父亲来到这个家时，只背来一套破旧的棉被和随身穿的一套兰色工作服，其它什么都没有。所以别人给他起个绰号叫“姜合适”。我继父姓姜，他能有这样一个现成的家真算是很合适了，当然这是别人的看法，他究竟是怎样想的谁也不知道。

    我不喜欢他。他说话我听不懂，把“茄子”说成“瘸子”，把盛饭的勺子叫“靴子”。有几次他让我拿东西我都拿错了，他就和我大声吵吵，把我吓得直哭。母亲听见了不满意地和他大吵大闹，母亲是永远站在我这边的。时间长了我也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就常回到奶奶家去住。可我还是舍不得离开母亲，我当时才七岁，对一些事情似懂非懂。我想把他撵走，让母亲只爱我一个人。我开始动心眼儿了，准备进行报复行动。

    有一天早晨，母亲起的很早在外屋做饭，继父让我去倒尿盆子，我没说什么就端着尿盆子出去了。我知道该倒在大门外的粪坑里。当时每个农家院外都有一个粪坑，粪坑里堆满了人畜的粪便，做饭烧火扒出来的锅底灰，还有烂菜叶子什么的。这些东西堆放时间长了就发酵了，用这样的有机肥种地，庄稼长势好，打出来的粮食又好吃。现代人叫它绿色食品。我端着尿盆走到粪坑的边上用力往下一摔，尿盆打碎了。我不声不响地回去了。继父看我空着手回来知道出事了，就马上大声吆喝，他让我回去把尿盆碎片捡回来。我是有意摔碎的，当然不会回去捡的。我执意不去，还顶嘴说：“要捡你自己去捡！”他一听就火了，上来就把我捞住，用他那有力的大手啪啪地照着我屁股上使劲地打了几下。

    我大声喊叫：“妈妈！妈妈！”母亲赶紧跑过来保护着我，还和他拼命地撕打在一起。哭声。喊声把整个院子里的人都惊动了，过来很多人劝架。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抓起一块大石头就照我的母亲的身上砸去，母亲一躲，这块石头就嗖的一声从我二爷的耳边飞过。大家一场虚惊，谢天谢地这块石头没有伤着人。大家把继父推进屋里问清了原因。继父说：“我是怕盆的碎片扎了倒粪人的脚，让孩子把碎片捡起来，她不听话。”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这里，每家的粪堆隔些日子就要倒一次，这样能更好地发酵。一般农民倒粪时都光着脚，可能是为了省鞋吧，干完活脚一洗就行了，省得还要刷鞋。我多次看过爷爷就是光着脚倒粪的，倒完粪后再堆成整整齐齐的长方体。过去看这家人勤快不勤快就看门前的粪堆。勤快人家的粪堆，倒得干干净净，立立整整。不勤快的人家粪堆稀稀垃垃得到处都是；一场风波过去了，大家还把母亲说了一顿。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但奶奶很高兴，夸母亲“知道护犊子。”

    还有一次，我从姥姥家串门回来，拿回一小筐苞米花。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零食可吃，能吃上苞米花就很满足了。我回到家里就抱着苞米花的筐不放，一个劲儿地吃，连饭都不吃了。继父让我把筐放下，过来吃饭，我就是不听他的，他越说我越吃苞米花。他气得把苞米花筐一把抢过去，把苞米花全倒在炉子里。没有了苞米花我躺在炕上打着滚哭闹，让他赔我的苞米花。这一次他没有打我，把一桌子的饭菜都掀到了地上，满屋一片狼藉。母亲又和他吵闹了起来。我知道我又惹祸了，我又一次跑到了奶奶家。大人们都说，这个山东人心眼儿挺好使，就是脾气太坏，沾火就着。就是继父这个脾气，母亲硬是忍了大半生。

    自从我又一次跑到奶奶家后，爷爷。奶奶格外地心疼我。奶奶想方设法让我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吃穿都不能比别人差。小日本投降后，炼钢厂附近丢下很多废钢铁。大人们捡回来后堆放在院子里也没有什么大用处。解放后政府重新开始炼钢铁，到处收集废钢铁。小商贩们推着小车下乡收购，车上带有各种各样的日用品，肥皂。毛巾。起灯火柴。煤油等，还有孩子们爱吃的火烧。发糕等。每次来收废铁的小车，大人小孩子们都把小车围得水泄不通，拿着废铁精心挑选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奶奶每次用废铁换煤油时都要给我换块发糕吃。

    那时村子家家户户都用小煤油灯照明。小煤油灯大部分是自家做的，做一个煤油灯特别简单，用一个小瓶子，瓶子的大小比现在的墨水瓶高一些，形状大多是圆形的，在瓶盖上挖一个小洞，这个洞的大小能把用棉花搓成的灯芯放里就行了。有的更简单，用一个破旧的碗，装上煤油把灯蕊放在碗里就照亮了。可这种灯费油，油暴露在外面蒸发地很快，一般都不用它。街上也有卖现成的煤油灯，各种造型都有，很漂亮，也很精致，它的盖较复杂，能调灯蕊的长短，需要亮光就调长点，需要暗光就调短点，这种灯还省油。可人们不愿花钱去买它，还是用自做的灯。人们为了节省油，天一黑就都上炕睡觉了，有的妇女做针线活也舍不得用灯，就借着月光纳鞋底。

    奶奶过日子很节省，但拿出一块铁给我换块发糕吃她还是舍得的。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发糕真好吃，软软的，甜甜的，上面还带有几颗大红枣，离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清香。甜滋滋的味。如果用“换发糕的铁去换煤油，能点上好几天的灯哪。”奶奶的嘴里虽然唠叨着，但她还是经常用废铁给我换发糕吃。每当这时我的心里美滋滋的，在那些堂哥堂姐面前炫耀。显摆。其实谁家的孩子都有吃的，他们都隐蔽起来在家里偷偷地吃罢了，唯有我爱显摆自己，暗示他们，我也有人疼。

    我得不到父爱，母爱在我身上也逐渐减少了。因为我有了一个小妹妹。母亲整天忙着工作，还要带妹妹。每天上班都背着妹妹，送单位托儿所，她也很辛苦，我的事她就很少过问了。后来母亲他们不在老院子住了，可能觉得不太方便，另找了个房子搬走了。这个家离奶奶家较远，但还是在同一个村子里，离母亲上班的地方可近了。我很少到母亲那里去。只是在过年。过节时母亲来接我住上一两天，母亲再把我送回奶奶家。母亲送我回来时，都带有一件新的物件。新衣服。新鞋什么的，有时母亲还往我兜里塞上五毛钱，那时五毛钱顶现在的十元钱花。我记得有一次过年，母亲给我买了一双小红皮鞋，圆口系带的可真漂亮，在村子里从来没有小孩子穿过。谁能穿上一双小皮鞋这可是所有的孩子最奢望的了。

    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本村算是一流的。母亲和继父都是鞍钢工人，每月的收入都很高。吃的用的都比别人家好，因为他们干的活是全鞍钢最苦最累的活。后来砸石头子的活由犯人代替了，继父被调到鞍钢供应处库房当搬运工人，母亲被调到卫生院打扫卫生。由于继父的脾气不好，母亲也很倔强，他们还是经常吵架。每次吵架都是以母亲妥协而平息下来。

    我依然在奶奶家住着。我的几位堂姐比我大三岁，她们都上学了。我也哭着喊着要上学，当时上学的年龄也有规定，必须九岁以上，我年龄不够，但我长的个子高，不比我的那些堂姐矮。当时我才七岁，由于家里没人照看我，再加上学校校长又是本家的一个远亲，也姓刘，就收留了我。刘校长是个高高的个子，长方脸。他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脖子底下有一个大包，我们都管他叫大气脖子校长。现在说来这种病就是甲亢。多少年来，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的这种病。我们这个村子祖祖辈辈都有不少人得这种病，他们都住在后街。解放后，政府派人到我们村子考察，后来才发现是井水的问题。

    后街的井水里缺碘，于是政府把这口井封了起来，不允许再使用了，又给老百姓重新打了一口井。听爷爷说过，我们家里吃的这口井水，是我们老刘家很早很早以前自己打的井，井水质量好，没有人得过大气脖子病。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夏天的井水凉凉的。夏天里我们玩热的了，爷爷提着水桶到井边现给我们打凉水喝，至今这口井还存在，不过大多数人家都在自家的院子内打了井，这口老井很少有人用了。

    村子里这所学校是解放前就有的，我父亲在这所学校里读过书。学校位于村子的中部，学校四周是由土坯堆成的院墙，在院墙的里边稀稀拉拉有几棵老杨树。大门口右侧挂着一个大白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黑字：“大乐屯小学”。大门，说是大门其实没有门，只是一个墙豁口子，有一个大马车那么宽。走进学校大门是个操场，操场也不大，只能容下数十个孩子玩耍的地方。校舍也很简陋，只有四间破旧的青砖瓦房，三间是教室，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院内没有厕所，上厕所必须出大门口一百多米远，有几个很简陋的茅坑。教书的先生，连校长在内共有四个人。解放初期，大多数人管老师叫先生。这几名先生除了校长年青点外，剩下的三位都是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虽然不是满口之乎者也，但说起话来我很难听懂。要不是奔我的几位堂姐来的，我才不到这个地方来呢。

    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是个编外学生。母亲和奶奶把这个学校当成我的幼儿园。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连个正经的书包都没有。奶奶用两块黑不黑兰不兰的旧布缝在一起，再缝上两个带子就算是我的书包了。

    我特别羡慕我的几位堂姐，她们的书包都是新的，用小花布做的，背在肩上特别好看，走起路来也特别精神。我的那个书包颜色不好看不说，奶奶还把书包带做的很长，背在肩上耷拉到屁股下面，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谁都不看我一眼。书包里有一本书，还有两个黄了巴讥的马粪纸本子，是奶奶用白线给我订的，很难看，还有一只铅笔，那时候的学生不知道还有什么文具盒。开学的第一天，学的第一课就是三个字“開學了。”那时的课本是繁体字。“開”和“學”两个字我怎么也写不好，一张纸只能写两三个字就满了。字的笔划太多，我写的又不紧凑，东一笔西一笔难看极了。我觉得我学这两个字，就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我只记住了这两个字：“開學”。除了这两个字外，还有一件让我很难启齿的事，这件事让我终身都不会忘记。

    我小时候穿的棉裤很复杂。小孩子都不会系裤腰带，大人们就在棉裤前面设计添加了一块护心兜兜，说是防寒。在棉裤后面缝上两个带子，交叉系在前面护心兜兜的扣眼里，这样不容易掉裤子。为了腰部不进风，在肚子部位又加缝了一个带子，用铜钱别在一起，这样就紧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