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也有趣》 前言 作为本土的宗教，不知道大家对道教了解多少？还要感谢香港那些经典的电影，诸如《倩女幽魂》《茅山道士》等等，让大家对道士有了直观的印象，那就是能画符、捉鬼，还会些法术。而中国古今也有很多民间神话也依托于道教，如八仙过海、西游记、玉帝、嫦娥等等。近些年，非常火爆的修真、仙侠类的网络小说里面，也都会涉及道教的一些内容。这么一总结，似乎大家对道教都不陌生。可是，无论是在这些神话传说，还是影视作品以及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背后的道教到底是什么呢？希望通过这本书，通过了解一些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的道教人物，能够使大家对中国道教的前世今生有个相对全面、系统的了解。 说起道教的起源，多数人都会想到老子和道德经，而且也会顺口吟出几句，诸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到道教的起源，普通人能够想到老子和道德经，其实也离事实也是太远，谁让人家名气太大呢。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后世常说的“黄老之学“就是把黄帝和老子视为中国道家的开山祖师了。有人问了，老子写了道德经，作为道家的经典，那黄帝写了什么啊？《易经》啊，公认的群经之首，自然还要比道德经要厉害很多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易经》是儒家五经之一，那黄帝当然是儒家的前辈了。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咱们再探讨，只能先说明，这个嘛还是挺同复杂滴：）。 郑重和大家交代清楚，其实中国的道教起源，学术界公认的结论是这个样子的：中国道教是经历了三个阶段演变而来的，包括殷商时期的鬼神崇拜、战国末年的方仙道和两汉末年的黄老道。前两个阶段由于还欠缺宗教的一些基本的特性，所以只能算是道教的早期发展的阶段，因此道教的开宗祖师的帽子就戴到了第三阶段汉末的张道陵头上了。我们要从有限的资料中，寻找出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了解那些百姓熟知或不熟知的道士们的生活和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 相信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对于近几年的网络小说都多少有些涉猎吧，而其中仙侠类、修真类的网络小说的火爆，造就了很多大神级的作家，当然也要承认，确实有很多不错的小说。近几年，很多小说又出了mp3版在各大听书网上播放，听书app也不少，加上改编的游戏和电影、电视剧，如《蜀山剑侠传》等，无疑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了修真，也接触到了道教。如果仔细研究这类作品，大家也许会发现，它们或多或少地都会涉及与道教相关的理论、传说，特别是《封神演义》。 最早接触《封神演义》应该是小学二、三年级时候。八十年代初的普通农村家庭（暴露年龄了，已经是很油腻的大叔了）没有电影（主要是消费不起）、没有电视（真心买不起，其实也差不多刚通电），更别说现在的手机、电脑、网络了。所以那时除了每天疯跑外，最大的娱乐就是看书。60后、70后应该对地上的租书摊印象深刻吧，花2分钱，就蹲在书摊前看一本小人书，那真是一种高消费了。当然那时的书也少的可怜，看到谁有，不论什么书都会想办法借来，所以要想提高中国人的读书量，回归到没有电子产品甚至没有电的时代就够了。扯远了，回归正题。对于刚认了几百字的我来说，发现如此一本半言文的巨着，那时的欣喜真的比宁可卖些身上的零件也要得到水果手机的人来得更强烈。所以抱着一本破旧的、姐姐用过的《新华字典》，开始了艰难、快乐的阅读。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四大名着，只从一些小人书和老人们嘴里知道一些《西游记》和《聊斋》里面的小故事片断的我来说，如此宏大的一个神话世界渐渐在我心里成型了：知道了西游记里的二郎神早就就如此厉害了，知道了哪吒的完整人生了，知道有居然还有会钻地的而且还是两个，知道了哼哈二将了，知道了三大教主不是最厉害的了……，纵观网络文学里面的仙侠、修真小说，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封神演义》里面的人物、情节、背景……。当然，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部书的背景，商周交替时期的武王伐纣这些高深的历史知识，但各种道教人物粉墨登场，各种道法、神兵层出不穷却让我整个人都沉浸了进去。顺便提一句，寓意着未来西方教兴盛的伏笔，为现代网络小说的作者们提供了广阔得发挥空间和平台，由此也出了几部不错的小说。总之，这部书对中国道教在民间的传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个人感觉还要高于《西游记》，当然这只是个人愚见，勿喷。 按照网络小说的流派来说，我们现在处于末法时代。而远古，差不多就是商周之前吧，那时算是洪荒时代，有盘古开天、有鸿钧开坛封圣，女娲造人，后羿射日，再往后还发生了上古的妖、巫之争，后来两个祖巫祝融和共工大战撞倒不周山后，女娲担负起了补天大任。然后就是人族大兴，道教兴盛，并最终取代了妖和巫掌管了天庭，从而进入了道教神仙年代，大体上应该就是秦、汉、唐时期了，也大量的修真流作家最喜欢的时代。修真流时代多数都是反映出道教的兴盛发展，道教门派众多，功法五花八门，飞天遁地，移山填海，遨游太虚，而这些其实也暗合了历代道家的追求和向往。从明清开始，道教逐步没落，这就是小说作者们认为的末法时代了。至于未来怎么样，作者们有各种流派，比如末世流、基因流、游戏流等等吧，当然这些是我自己起的名，但很少有作者再把道教写入未来的作品中了。当今道教的现状大家自然更加清楚，原因我们不讨论，但末法流和末世流虽然增加了很多现代科学的元素进去，比如基因改造技术、脑域开发技术、空间技术等等，但多少也涉及一些超越科学的超能力获得和修炼等方面的内容，只能说还有一些道教的影子了。 其实我看过一些大神级作者的书，真的很佩服他们的脑洞，特别是能开创一个流派的小说，会吸引大量作者跟进。举个例子，中国道家讲究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返虚，炼虚合道。看起来很高大上吧，而修真流开创的修炼等级，能够在参考道教的理论后更加细致完善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分神、合体、度劫、大乘等若干阶段，令人叹服。他们这样的划分，既发展了传统道家的修炼体系，又不脱离它的根本，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想不想知道大乘期以后是什么？网络小说里面就是飞升仙界了，仙界是什么？比如神话传说里的玉帝当老大的地盘就是，在道教中就是破碎虚空，按道教典籍里的说法，其实也是飞升了，飞升哪去了，当然也是仙界了。有个成语叫鸡犬升天，就是讲一位叫刘安的白日飞升的故事，当然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古代那些有名气的道士，多数都是飞升的。也许你会问，这不是封建迷信吗？这个问题其实更复杂，应该算是哲学和神学的范畴，我对此基本上算是外行，但道教的飞升问题和西藏活佛的转世问题是同类的，后面我们慢慢探讨。我个人的态度，对未知的、自己不了解的、科学解释不了的问题或现象，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先不要否定，算是给年轻人的一句自己的感悟之言。 说到这，也许有人会说，你讲的这么热闹，推荐几本好看的小说呗。这个就算了吧，大家上网搜一下，什么分类、排行、热门之类的，想怎么搜怎么搜，比我推荐要全面多了，我说多了有做广告的嫌疑。总之，我们通过《封神演义》和现代的网络小说，当然还包括《西游记》《聊斋》等经典文学作品，首先对中国的道教有了一个鲜活、生动的认识。再多说一句，其实中国的道教在古代的绝大多数书里都或多或少有涉及，无论是正史，还是小说、戏剧、诗词等等，大家回想一下自然就知道了。别的不说，只说四大名着，《西游记》就不提了，《三国演义》里有几位真实的名道以及很多的道教的内容，比如于吉、左慈、张角、张鲁等等，其实华佗也是道士。《水浒》里的公孙胜、吴用等，《红楼梦》呢，当然也有了，先不说两府里的生活中出现的道士，就说第一回里就有很多道教人物，比如女娲补天，后面一僧一道，再后面的空空道人等等。 再简单交代一下写这本书的初衷，主要是本人喜欢道教，当然不是皈依的道士了，只是希望从道教人物的角度出发，让大家加深一下对中国道教的认识。因为离开了道士，离开了那些与道教息息相关的人物，道教也就成了无本之木，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了。那些为道教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道士和与道教息息相关的人物，无疑是中国道教的开创者和发展者，他们就代表了道教，代表了一定时期和历史背景下道教的现实，了解他们，也就了解了道教。本书大体上依据中国各阶段的历史朝代和道教人物，把道教划分了五大阶段，从早期道教起源、乱世的发展、背靠大树的盛世，最后的辉煌和没落这样来划分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所处的朝代的背景及对道教的影响，历史和道教两者是分不开的，而且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对道教或中国王朝有着重要影响的名道、高道，他们有着自己的丰富多彩的人生，也有着对中国历史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巨大贡献。这些人中，有些是我们老少皆知的人物，比如吕洞宾、张三丰，但多数道士只是道教中泰山北斗般的存在，却不为普通人所知，比如魏伯阳、冠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整体上写作依据的主要是正史和道教典籍，为了增加可读性，尽量让大家以为是在看小说吧，尽量避免原文引用史料，尽量用轻松的语言写好严肃的话题，限于本人的文字功底源于浅薄，又非学历史、哲学专业，甚至不是文科专业的，所以有不妥、疏漏及错误之处，请大家举手后再批评。下面正式上课。 第一章 道教是这么来的 第一章道教是这么来的 众所周知，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土宗教，那么天然就有着汉民族的烙印了，也不可避免地与封建统治阶级发生交集。因此，从中国历史可以看到道教的发展，从道教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的发展。道教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等方面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影响，互为补充，并且积累下了大量的经籍，也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正式上课之前……嗯，应该是正式开讲之前，先简单说一下道教的前世，虽然总有人说英雄不问出处，但古今中外、东方西方还是都比较讲究身份，讲究出身的，说白了有时候还是离不开拼爹的。道教发展到现在，是一个非常庞大驳杂的体系了，要是没有个高大上的出身，总感觉对不起五千年文明古国孕育出来的身份，事实上道教出身也的确不简单，大体是在鬼神崇拜、神仙方术和黄老学说三者的基础上衍化而来。大家看，这里有神仙，有鬼怪，还有圣贤，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才有了今天道教。 下面就先说说鬼神崇拜。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嗯，大约就是在公元前一千几百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祖先各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当然了，印度、埃及什么的祖先也差不多，大家都比较穷。那时祖先们看到风雨雷电，甚至火山爆发之类的，受文明限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唯一感受就是害怕，非常害怕。其实，我们这些现代文明人，遇上雷电交加的时候，不怕的估计也不多。祖先们的这种对大自然的不可理解的现象的恐惧，一直伴随着文明的进步，慢慢就主观上产生了一些自然崇拜，并逐渐发展了上帝和天命信仰，有了鬼神崇拜，也出现了占卜和巫术，当然也出现了职业的巫祝正式上岗工作了。 大家可能都知道巫术、女巫之类的，很多年轻人以为这是源于西方的，无论是以为中国月亮不圆的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的，作为常识，大家也应该知道我们有巫的时候，欧洲离文明还差上千年呢。不过还是要普及一下巫祝这个职业，古代的巫祝其实是指两个职业。巫负责请神，怎么请呢，大家在小说或电影里知道的巫婆，很喜欢跳舞，坐着懒得动的也会乱动一气，我们这里叫跳大神，这其实也是有传承的，因为远古那时的巫就是通过跳舞请神的。祝呢，也叫祝由，是用各种好话来取悦神的，类似于拍马。所以，一套完整的仪式，需要巫先把神请来，然后祝再上场，一通忽悠，目的当然是让神出点血，给点好处了。通过多年的发展演化，巫祝文化也日趋完善系统化，巫就成为了通过龟壳或蓍草把神的意旨传达给凡人，他听得懂神话，会说人话。而祝呢，就变成为能通过各种祈祷仪式，把凡人的愿望告诉鬼神，他是听得懂人话，会说神话。当然有能力强的，一个人也可以把双向翻译工作全兼了。这里还提到了龟壳和蓍草，大家有没有见过算命的，有的就用这两样东西，为什么用这些，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后面有机会再给大家专门讲。好了，有了巫祝，那么自然就有了各种祭祀仪式，而且讲究也是越来越复杂，而这也正是统治者需要的，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祭祀是官方的，甚至是王室专用的。《左传》中曰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戌“，当下，特别是在南方，宗族祭祀也是一个家族重中之重的大事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巫祝，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中国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巫，估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祝，也许有些人没听说过，不过有个术语，在一些文学作品里也常见，就是“庙祝“，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过，好多人以为是老大，其实他只是道观里专门负责香火的人，后面我们有机会再专门给大家讲讲道教宫观里的职业体系。 时间到了周朝，历史相对丰富了些，比如有了分封到齐国的姜子牙，有了文王、武王、还有个非常不靠谱的点烽火玩的幽王，感觉比商朝真实多了是不是？文明的进步，鬼神崇拜也就更加系统化了，主要表现在形成了完善的“天命观”，并且出现了天神、人鬼和地只三个系统。 嗯，还得补点课，这里提到的天神，和现在大家理解的天神不太相同，当时的天神除了包括上帝以外，还包括日、月、星、风、雨、雷等诸神，因为当时的人以及后世很久以后的人们，对这些自然存在的星辰和现象的不理解，有一种神秘的崇拜；地只就好理解了，就是江山社稷、山岳等；而人鬼则是指祖先以及先圣先贤们。为什么解释这些呢，大家知道我国有很多神存在，有多少呢，后面再交代。这些神在道教里都是挂了名的，相比于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只有一个神来说，当然准确点说是至高神只有一位，佛教呢虽然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至高神，但一个时期同样是只有一位存在，但道教就不同了，他有很多至高神，就是因为历史上的多神崇拜所致，这种混乱也对道教发展造成了困扰，直到两晋南北朝以后，才有所好转，这个先按下不提。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神仙方士。 殷商周时期的天帝鬼神这种巫祝文化和崇拜体系发展到战国时，由于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地位很高，而且只有王公贵族才有权祭祀，所以就有一些人有了想法，我能不能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呢，当然也许是在想我能不能成为神仙呢。 就连圈子外的人都有了这种想法，那么职业的巫祝们就更要提高业务水平了，于是就有了各种修炼法门，比如漱正阳、含朝霞、保神明、入精气等，当然这个可能很专业，大家先不用多想，后面有机会再和大学交流道家的一些修炼功法和一些术语，说实话我懂得也有限，不过这个体系说完整了也够出好几本书了。如果有性急的道友想先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东西，又不想淹没在网上那些似是而非的海量的道家修炼功法里，这里先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读读，就是已故的国学大师南怀瑾的《我说参同契》。《参同契》是道家典籍，个人感觉其地位不下于《老子》，后面我们也有专门的讲解。当然，没有易学基础的道友们要读懂南大师这本书也稍困难，里面也没有具体的修炼方法，但是很全面、系统、透彻地讲了道家修炼的本质，看完后大家再决定是不是要投身到修炼成仙的众生大事中去吧。 接着上课，通过这些巫祝及一些有志于投身到这个行业中的有识之志的共同努力，他们发现通过一些吐纳方法确实可以达到延寿的作用，这虽然离长生不老还差得老远老远老远呢，但毕竟也是有点成果了。也正是在这种逐渐地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诸如彭祖、三神山之类的传说。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庄子和列子，在着作里面就有大量的仙人的记载，也有一个一个的美丽的传说。他们把仙境写得出神入化，令人向往，更可贵的是语言还那么优美，真是百读不厌。不过套用现在说法，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正是因为社会有需要，特别是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方士和方仙道就出现了。 最后再说说黄老道。 方仙道对后世的道教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方仙道信仰的神仙，就是后世道教的基本信仰，所以说道教源于神仙说，而方仙道则是道教的前身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方仙道受时代限制，讲的神仙鬼怪就显得比较虚妄，当然方士们的方术又常常不能按照方士们的意愿灵验，灵与不灵全靠人品，所以方仙道一度遭到攻击和排斥。办法总比困难多，穷则变，变则通，自古至今，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于是就有懂得变通的、心思灵活的方士们另辟蹊径，没办法，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嘛。在寻求变化和生存过程中，方仙道开始了分化，其中一支走的是以邹衍为代表的方仙道，加强了内涵建设，丰富了理论基础，从而成就了中华的五行文化，下面马上就谈及。另一支则走上了一条全新的改革道路——黄老道，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后面也会做详细讲解。 黄老学说出现后，中国的道教也就正式产生了，所以这一支的道路无疑走得是阳关道。 至此，我们也简单了解了道教的产生历程，下面，我们就从史料相对完善的战国时期开始，管窥恢宏博大的道教文化之一鳞半爪。 第二章 方士和方术 相信没有人不是听着各种故事长大的吧，而其中绝对少不了各种神话传说吧？神仙传说在中国有着悠久、深厚的底蕴和历史，神仙、神话相关的作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这些神仙人物和传说，以及神仙信仰是什么时候，怎么产生的呢？准确到哪一年肯定是不可能，当然也绝对不是凭空就出现的。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走向繁荣、进步后，很多有钱、有体力，当然也没什么负担的一个群体就出现了，他们和现在的向往大自然的资深驴友很相似，开始向着深山、大泽甚至海洋深处出发了，我称这些前辈为古代的探险家。那么这些探险家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呢？答案是我国的大西北和东南沿海，有人也许会反驳，你说的有什么依据没有？我还说去东北和海南岛去了呢。大家仔细想想啊，中国的神仙传说最早出现在哪里，哪里又出现得最多？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吗，在大平原你有探险猎奇的冲动吗？前辈们和我们现代人的想法其实没什么判别，他们多数人也是喜欢到名山大川旅游的，也喜欢到大海上畅游的。要说区别嘛，就是前辈们没有现在这样先进装备和通讯、救援措施，也没有各种特效的药物和野外生存的训练，所以在欣赏到美景、感慨大自然的壮丽宏伟的同时，有很多人会永远的迷失在大山或海洋中。 在这些前辈无畏的探索过程中，人们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了，看到了深山、海洋的云雾幻境、深渊奇峰、沟壑迷洞、海市蜃楼，在无限向往、震惊、崇拜等种种情感下，自然会想到什么人会居住在这些胜景之中呢。于是，渐渐地，一个美丽的世界，一个只有仙人存在的世界，一个个美丽的传说便产生了。什么地方是这些古代探险家们喜欢去的地方呢，大海，西北的巍巍群山。 神仙传说出现后，有一批人窥到了商机。统治阶级和巫觋们发现，利用人们对神仙鬼怪的敬畏，可以加强他们的统治。由于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也掌握了一些原始的科技文明，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发现，这样就有能力给这些神鬼传说加上一件神秘的外衣。渐渐地就出现了一些求仙的方术，在民间收获了广阔市场的同时，又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求，方术之士，简称方士就出现了。方士是当时的一种称呼，实际上和早期的巫祝类似，也算是原始的道士吧。 到汉代时期，方术已经是非常庞大、系统化了，它不再是初期那种仅仅是神仙修炼的方法了，而是发展出了四个大类体系，包括医经、医方、房中和神仙。在我大汉天朝的统治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方术体系也与时俱进，发展成了包括天文、医学、神仙、占卜、相术、命相、遁甲、堪舆等众多分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分支其实都和道教有关，也可以说都是后世道教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里说方术也好，方士也好，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其实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方士还是有很多的，比如着名的西王母、彭祖，大家可能都知道吧，他们在很多小说、影视作品中经常出镜。当然还有一些不怎么上镜的，比如素女、容成等等。最早出现在史籍中的方士，是周灵王在位期间（公元前571-公元前545年）一位叫苌弘的，《史记》中记载了他的设射狸首的方术，有兴趣的道友们可以翻翻去。你要问我什么是设射狸首，个人以为这就是汉代的魇胜巫术，还不懂，那上网查一下吧，这不是本书的重点，就不多说了。 早在战国时期，方士们就意识到了巫觋的局限性，于是逐渐把工作重心向着市场前景更好的服食和祭祀方向转变。我们不是说过嘛，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统治阶级需要天神和祖先的庇佑，地要高产，人要吃饱穿暖，出去抢地盘也要胜利，所以方士们在诸侯王那里是享受很高的待遇的，甚至会负责处理国家大事。但方士们在理论、学说体系上存在着短板，天天研究怎么跳大神了，没什么精力搞学术就是这个后果，所以在那个诸子百家争鸣的大时代，没有争取到什么地位。这一现象直到了战国末期因为一个人，才有了改善，他就是我们将要说的邹衍。在这插一句，一般古籍中，邹衍的邹字多写作\"驺\"的，特意查了一下辞海，驺字在作为姓氏时通邹，总之大家知道驺衍和邹衍是一个人就行了，有关汉字的问题不再讨论，大家抄来抄去，丢个字都很正常，更何况是写错个字呢，我们这里就用邹衍二字了。 邹衍的创新能力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中，绝对是有一席之地的，他的创新理论，启发了很多方士后世的道教理论体系。在当时，方士们获得的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支持，说话更有底气了，进而又引发了一股新的思潮。到了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完成了统一了全国大业以后，大家都知道他天天想着长生不老，四处寻找不死药，这就为方士们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沃土，于是，着名的方士徐市，就是我们一般人听说的那个徐福就出现了，着名的蓬莱仙山也家喻户晓了。这是后话，后面再讲。总之，这位邹衍在道教发展史上，绝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挽救了一大批陷入迷茫困境中的方士，为他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也为后世的道教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 邹衍之辉煌的成就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位邹衍先生的个人简历： 姓名：邹衍 曾用名：邹子、驺子 籍贯：齐国（今山东济南市） 职业：阴阳家 生卒时间：约公元前324年——公元前250年 主要着作：《邹子》《邹子终始》（失传） 主要成就：阴阳家领军人物，创造性地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五行理论和大九州说 简历确实有点简单得寒酸，和现在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投的简历没办法比，不过人家的成就可是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的，直到今天，寻常百姓家给孩子起名字还要算算五行之类的，这都是这位邹先生的成就。其实，不是专门研究历史或道教文化的人，知道邹衍的人不会很多，就算是在很多近现代出版的道教史相关的着作中，很少有提到他的，偶尔有的也只是寥寥几笔一带而过。那么我就把他在道教发展史上作出的贡献和大家分享分享，也希望大家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能知道我们是用的谁的专利技术。 其实我个人来说，对邹衍是极为钦佩的，认为他真的可以算是一位宗师级人物了。 首先他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大咖级、教主级、领军人物了。战国时期是一个文化繁荣时期，大家都知道那时百家争鸣，阴阳家就是其中一个成员，不过大家可能听到的相比儒、法、墨、兵等大家要少很多，原因其实很多，我感觉主要还是太专业了，也就是说离老百姓有点远。比方说，知道电影明星、体育明星的人数肯定比知道两院院士的人多得多吧，谁让阴阳家的理论太高深，我们真心不明白您在研究什么啊，所以不知道您也太正常了，所以，这类专业性有点强的领域，只能在专业的圈子里的流传。 其次，他创造了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理论。这个就相当厉害了，自古至今，凡是家里生了小孩的，起名字都是一件大事吧，一般都要先算算五行缺什么，你可别说你没这么做过。当然，邹衍在五行理论上的成就，远远不止为我们给孩子起名字提供指导这么简单。在中国的道教发展过程中，整个道教基础的五行理论完全都是沿袭自邹衍的，所以他的五行理论完全算得上是道教的根基了。大家知道，国家在2020年高考中推出了强基计划，就是要加大在基础学科上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为什么呢，因为基础不强，上层发展就会受限制。五行理论于道教，实际上也相当于基础了，后面有机会再和大家探讨吧。 正是因为邹衍有如此高的成就，明代着名的《永乐大典》专门收录了他的着作《邹子》，有兴趣的道友可以到道家部里发现它的踪影。其实我还是感觉历史对邹衍认可度有点低了，大家知道很多行业、领域里有世界级的最高奖项，比如奥斯卡奖、诺贝尔奖大家都很熟悉了，计算机行业里有图灵奖，护士有南丁格尔奖等等，如果给道教设个最高奖，我感觉邹衍奖肯定能入围。 除了五行理论外，邹衍还有两大学说，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就是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 五德终始说也是建立在五行理论上的。邹衍认为，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是遵循五行理论的，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特定的五行，比如中华民族最远可以追溯到伏羲氏，为东方青帝属木，则称为木德，接着是神农氏为南方炎帝属火，就是火德，黄帝则为中央属土，就为火德。总之，每个朝代都套进了五德里面，从而给改朝换代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和支持。当然这里就要用到五行理论里面的最基础的生、克理论了，大家应该都多少知道一点，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此循环不息。类似的还有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同样循环不息。 五行的生克理论里有的很容易理解，比如水生木，有了水的浇灌，植物才能生长，离了水，植物就活不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金还生水呢？还有木怎么就能克土呢？这里不是本书的研究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留言，咱们私下里再交流。总之，道家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套五行的生克理论，无论是物理存在的，还是无形无质的，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比如我们现在说到朝代的更迭，同样离不开五行生克的理论。那么怎么用五行理论来解释这些呢？ 第一个用上五德终始说的就是周朝和秦朝，这也是邹衍为秦始皇取代周提供了理论依据，就是没查到这位千古一帝有没有私下里感谢过邹先生。解释其实很简单，周为土德属土的，由其衍生出来的诸侯国则相当于儿子，所以这里用到的是五行的生理论，土生金，所以这些诸侯国就属金，当然暂还不是朝代，所以就不能称为金德。而秦朝本来就是由秦国直接来的，所以五行属性仍为金，土生金取代周朝是符合五行生克理论的，这就很有底气地说是天命所归了。大家可能都知道汉朝是火德，而火是克金的，所以才能打败秦朝上位成功，这同样符合五行理论。所以大家应该清楚了，生和克都可以改朝换代的，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研究一下这些朝代变更，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后面我们讲到张角时，他同样利用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四处发传单、贴大字报，说汉朝火德将灭，我们黄巾军是土德，是应运而生的，是天命所归的。大家注意，在古代，和天拉上关系，那绝对是有说服力的，那就是个绝对无敌的大靠山。 当然了，邹衍先生出生的有点早，战国时期还没有形成道教的概念，但是阴阳家和道家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阴阳家的存在，也算是道教的雏形了。 至于大九州说则是邹衍在地理方面的贡献，他认为中国有九洲，但这并不是宇宙的全部，在中国这九州之外，还有八个这样的九州，这就是大九州。这个理论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比如《山海经》的编写，郑和下西洋等，都是在大九洲说的影响下完成的。当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也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么简单，他里面有大量的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推衍，顺生为天，逆克为人，再配合大九州说划分四极，配上春夏秋冬这四时，再用九宫数术排列后，形成一整套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班固认为，阴阳家来源于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羲氏及和氏，所以可以推断，邹衍的五行学说主要来自天论。《史记》中说邹衍是“谈天衍”，还有很多史书称他是养政于天文、谈天飞誉。由此可见，邹衍是个很会“谈天”的人，当然他的谈天可不是我们的聊天，人家是谈的天文历法，比我们芸芸众生只会谈天高大上得多了。当然，邹衍也不是简单得为了谈天而谈天的，他是把谈天当作了一种手段，一种高级武器，一种为了取信于统治阶级，从而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的工具。 第四章 邹衍之五月飞霜 当然了，任何朝代，任何一个学说只有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能够为他们所用，或者说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邹衍正是凭借着自己的一套阴阳主运学说，恰到好处得挠到了当时的诸侯们的痒处。邹衍是济南人，而济南是齐国人的地盘，无论是春秋还是战国，齐国在五霸和七雄中都是老大，如果邹衍想推销他的理论，理所当然会选齐国了。邹衍在齐宣王和齐闵王两位老大在位期间，享受的是超五星级vip待遇。宣王父子两人简直把他奉若神明了，如果二位完全是被邹衍的才华所折服的有点不准确，实际上这二位看重的是邹衍的这套理论能够让自己名正言顺地称帝。 关于这两任齐王想称帝的事是真实存在的，其实也好理解，自己强大嘛，把其他小诸侯国吞并了是一件多么诱人的想法啊，但本书就不讨论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查查史料。 邹衍的学说在当时的粉丝的确是有很多的，上至诸侯，下至百姓，总之到哪都很吃香。你想啊，老百姓给孩子起名字有了理论基础，不再随便叫二蛋、三毛之类的了，而诸侯们则想着用它指导国计民生。所以，早年的邹衍活得不错，地位也不错，在齐国是被赐为上大夫的，后来他到燕国也是当了燕昭王的老师，总之比孔圣人周游列国时得到地待遇是强多了。 人总有不如意的时候。历史上，齐闵王想统一全国称帝的行动最终失败后，变得越来越暴躁，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手下人才流失，内政一塌糊涂，百姓生活也一下退到解放前。此时的邹衍当然也没有受到特殊优待，总算还没有沦落到和其他人那样远走他国的地步。此后，就发生了魏国联合秦、赵、燕一起伐齐的战争，闵王也死在这次战争中。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情况下，加上燕昭王摆开了一副招贤纳士的排场，不得已的情况下，邹衍离开了齐国投效到燕昭王的麾下。 在燕国，邹衍受到了超过在齐国时的重视和尊敬，于是，他又接着研究起了农业生产，没事再和燕昭王谈谈心。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为他晚年的悲惨境遇埋下了隐患。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派大将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楚、韩、赵、魏，组成了一支梦之队去齐国打土豪。虽然邹衍对让他背井离乡的齐闵王恨不得都天天画圈诅咒他，但是齐国终究是自己的家乡，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啊，所以很干脆得拒绝参战。 总算燕照王为了维护自己礼贤下士的形象，不好对抗命不出战的邹衍采取什么行动，但到了秋后，账终归是要算的。燕昭王死后，燕惠王继位，新领导人上任后，大抵都会有个新桃换旧符的过程，惠王就不怎么喜欢老爹给他留下的那些旧臣，加上此次把齐国给干趴下了，连齐国老大齐闵王都丢了脑袋，从此再没有了齐国的压力了，所以就开始翻旧账了。有一天，燕昭王派人把邹衍请来，打算和邹衍谈谈心。燕昭王就问邹衍说，老邹啊，我老爹我们两对你不薄啊，平时好吃好喝的，打齐国这么大事你都不跟着去，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老大已经释放出了不满了，加上对这些老爹给留下的人不太感兴趣，于是一群不怕事大和闲着没事的人就煽风点火，于是邹衍就被请到监狱里面壁去了。 史书对邹衍入狱早有定性了，很明确是冤狱。邹衍心里也不好受啊，想我对你们父子一片忠心，日月可鉴，你就听信小人谗言，太让人伤心了。一伤心邹衍就大哭，哭到什么程度呢？燕国大体位置是现在的首都经济圈再向周边扩大些吧，当时是五月，基本上是春暖花开，其实也快入夏了。因为古代可是没有阳历、公历一说，那时只有阴历，差不多就是阳历六月，正适合踏青出游的季节。不过被邹衍哭的天地一片白茫茫啊，下霜了。大家都知道有个窦娥冤，那是六月飞雪，大家一看夏天了还下雪这太不应该了，所以就能肯定窦娥是冤得不能再冤了。对于邹衍哭得五月下霜，大家自然就想到这是邹衍是被冤枉了，而且还是那种冤得不能再冤了的冤。所以，等齐闵王死后，齐襄王上位，当然又是一番改天换地，邹衍也能够沉冤昭雪。好在邹衍没有死在狱中，最终还是被放了出来了。遭此大变，让邹衍有了很多的感悟，此时的他极度思念家乡的山山水水，因此辗转回到齐国家乡。邹衍回齐国以后的活动，史料中记载的不多，主要是曾出使过赵国，见过平原君，晚年也许在燕王喜手下又干过一段时间，等到了公元前250年的燕赵之战后，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或许飞升了，或许觅地潜修去了。 第五章 不得不说的秦始皇的求仙之路 每个行业、每个领域，如果取得了第一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也会收获很多荣耀。作为第一个当了皇帝的人，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壮举，秦始皇无疑是成功的，而同样结束南北分裂统一全国的隋文帝杨坚，名气就小很多了。当然了，秦始皇是个传奇，取得的第一也绝不是当皇帝这一件事，其它的就不说了，和本书相关的，就是在皇帝中是第一个寻求不死长生的，所以就与道士的前辈——方士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也许很多人不理解，从秦始皇开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皇帝为了长生却丢了命？当你还吃不饱时，想的肯定不是怎么长生不老，所以有权有钱了，才会对这些放不下，才会有心思想长生不老的事。站在权力顶峰的人，可以说除了生命，什么都不少了。当然还有很多其它原因，在后面也会为大家讲几位与长生结缘的皇帝的事。大家可能看过很多关于秦始皇的影视剧、文学作品等，里面也都少不了他的求仙故事，渤海之滨也有不少遗迹，让我们观后心升感慨。在秦始皇的求仙之路上，有很多的方士的身影，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位：徐福和卢生。那么秦始皇和两个方士的求仙之路，对中国道教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走上了人生巅峰的秦始皇如果想得到什么，自然会有无数人争抢着来献殷勤，当然也需要有一定的竞争力才可以从中脱颖而出。当秦始皇发愁自己不能长生不老的时候，方士徐福来了。 本章的主角并不是秦始皇，真正的主角是徐福。徐福又叫徐市，《史记》中徐福叫徐市，而其它史书中则叫徐福，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那么徐福怎么就能够取得秦始皇的认可，把自己的求长生如此重大的事情放心得交给他来处理呢？在正史中，找不到徐福以前的生平，但由于他和千古一帝发生了关系，这就值得古今中外大量的专家学者们想把他的履历弄明白了。近代，很多学者在考评徐氏宗谱方面有了很多成果，全国徐姓的很多谱系都可以追溯到徐福，比如唐朝开国元老徐懋功、明代开国元老徐达等。特别还有日本方面的一些文献，能够看得出，徐福一脉不仅仅繁衍在全国各地，而且海外也有一个庞大的分支。那么徐福的祖先呢，有些文献考证到了殷代的徐国，这个我们就不再研究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好好研究研究，这方面的文献、考评还是很丰富的，也比较有意思。总之，徐福好象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当然这也符合神仙人物的出场风格。顺便交待一下，徐福是齐国人，当然秦统一全国后就是秦朝人了，他和我们刚讲过的邹衍都是山东老乡，真的很感慨和敬仰山东大地，自古出了无数名人啊。 不能否定的是，徐福绝对是有能力的，因为你绝对不能低估了秦始皇的聪明和威势，想凭些不入流的骗子手段，怎么可能得到秦始皇的宠信。至于大家都当故事在听的秦始皇派徐福入海求神药的事，这基本上是被诸多史书所证实了的。 秦始皇为求不死神药，曾数次派徐福出海。但一晃好多年过去了，经费没少花，关键是没看到什么成果，老板肯定不会喜欢这样的员工啊。徐福也怕老板发火，扣工资事小，关键是脑袋可能不保啊。于是在公元前219年，也就是大秦帝国完成了六国统一的两年后，为了得到秦始皇的信任和更多的活动经费，徐福对秦始皇说有了重大发现。徐福说经过老大您这么多年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也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发现在那遥远的大海深处有三座神山，就连名字都打听清楚了，分别叫蓬莱、方丈和瀛州。据说山上住着仙人，您得给我更多的钱，造更大的船，才能找到神山，给您求来神药。 这是一个令秦始皇非常振奋的消息，不就是花钱嘛，只要是钱能办到的都不算个事儿。以后的多年，徐福花了不知道多少钱，经过数次出海，却总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现在想来，应该是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和航海技术，把船开出几百里还能回来就算运气不错了的古代，真找到那虚无缥缈的神山就怪了。 由于秦始皇对长生的极度渴望，估计徐福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吧。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个交代也说不过去。于是，徐福对秦始皇说，神山离陆地实在是太远了，海上又有风急浪高，时不时还有怪鱼、海怪什么的出来收买路费，所以您别着急，我一直在努力呢。到最后，估计也是秦始皇也没耐心了，徐福也就想着孤注一掷了，多带点东西，成不成就这一次了。所以，在足足准备了三年之后，于公元前210年，徐福带着大量的物资和三千童男童女从山东入海了，结果是一去不回。 经国内大批史学家考证，加上日本的一些文献、证据表明，徐福最后一次出海，最终到达了今天的日本。先不说他的入海求药的结果如何，仅就这次航海，就成了今天研究先秦史、中外关系、航海、民俗、宗教、考古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热门。而徐福在日本开枝散叶的结果，就是有大量的姓氏是他的后代子孙，这可不是那些恶搞的武大郎到日本剧情，有兴趣的道友可以仔细研究一番。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苦等神药的秦始皇最终也没等到徐福的回归，肉包子算是打狗了。但是钱财事小，长生事大，在追求长生的路上是没有终点的。于是相继又有燕人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人上场，继续踏上了寻药之旅。 过程就不多说了，结果大家当然也都知道的。这里重点说说卢生，他是继徐福之后最得始皇帝宠信的人，这也能够从侧面证明其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千古一帝可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不过卢生也没有什么新意，也是由于徐福布的局太大了，令秦始皇就相信海上有神仙了，所以卢生也不得不出海了，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不过卢生也是个妙人，回来后对于秦始皇来说，这次出海终于找到神山了。秦始皇自然极为高兴，手一伸，药来！药自然是没有，不过卢生的回答是，神山上的神仙说神药暂时不能给，不过神仙说将来胡人会灭亡我大秦国。于是秦始皇立刻坐不住了，派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到胡人的地盘转了一圈，解决了这个未来的敌人。 始皇帝接着问卢生这批人，神仙告诉我胡人会灭我大秦，这事我处理得如此漂亮了，这次再去求药，是不是能给我了呢？大家也可能听说过秦朝的刑罚，那不是重，而是酷。卢生等人想着这事早晚得露馅，还是走为上计吧。 这几位一跑，后果当然很严重，秦始皇震怒，导致有四百多人无辜被牵连，全被被挖个坑埋了。当时扶苏曾为这些人求情，也被亲爹发配到边疆闭门思过去了。 至于今后秦始皇有没有放弃他的长生之路，这些就不在本书的考虑之内了。受他的影响，以徐福、卢生为代表的方士们，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 下面，我们接着聊聊秦皇汉武中的汉武帝和他身边的方士。 第六章 晚年才明悟的汉武帝 无独有偶，汉武帝刘彻追求长生的痴迷和对方士的宠信程度丝毫不逊于秦始皇。第一个被汉武帝宠信的方士是李少君，原因是李少君会炼丹。 李少君可以说是一位古代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掌握了一些现在看起来很原始、很初级的物理和化学知识。不过大家要知道，这些知识在当时却是极为高深的科学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物理和化学这些专业学科分类和术语，当时的统一叫作祠灶致物，其实就是早期的冶炼技术。 我国古代这些物理和化学家们并没有什么理论知识，他们通过长期的、大量的实践，摸索出了一些配方，至于为什么这就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了。在汉武帝大量的财力支持下，李少君某一天烧出一些黄澄澄的东西，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巨大成果。好在李少君没有被冲昏头脑，认为这就是可以长生不老的仙丹，但却忽悠汉武帝说这些黄色的东西虽然不是仙丹，不过如果用它们做成酒杯、饭碗之类的，平时用它们吃饭、喝酒还是可以令人长寿的。至于仙丹，请再给我时间，当然还有所需要的各种材料，我会继续努力的。 当然了，李少君也不是情商很低，只会闷头搞科研的书呆子，有事没事多和老板走动走动、汇报汇报工作自然是不能少的。比如有一次，李少君就对汉武帝说，我曾经在海上遇到过仙人，看到仙人吃的枣比瓜还大。当然他说的是什么瓜咱们不知道，不过估计不太可能是冬瓜或西瓜，最多也就是甜瓜那么大吧。总之，仙人嘛，自然就不会和凡人相同了。汉武帝自然就非常神往，更加期待他早日能炼成仙丹了。至于自己能不能也见到仙人，倒是也明白这事得讲缘分。 不过李少君最终也没有炼出神药就病死了，汉武帝说他是\"化去\"了。后来，又有很多方士前仆后继来忽悠汉武帝，在这些方士的建议下，汉武帝也学着秦始皇，先后派出过数千方士出海求药。也有方士要炼药，于是又在民间搜集了数千种药材和天材地宝。有的方士说，如果为仙人造一所宫殿，这样仙人来了才有地方住，于是又是一大第笔经费拨了出去。 从公元前133年，汉武帝23岁开始到公元前89年，经过45年的的荒唐的求仙的心路历程，68岁高龄的皇帝终于醒悟了，对自己的愚昧向着大臣们做了口头检查。《资治通鉴》里详细记录了这段话，大体的意思是我太笨了，竟然被这些方士们骗了这么久，天底下根本没有什么仙人，说有仙人的，全是胡说八道，至于吃了他们的药，最多让我少生点病罢了，至于长生的问题，不想也罢，唉。而那些忽悠他的方士们，自然也不可能再有活下去的可能。 我们敬爱的毛伟人在那首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中，一共提及到五位帝王，秦皇和汉武是何等的文治武功，是何等的雄才伟略，却也看不透生死，导致被这些无良方士所愚弄。话又说回来了，能忽悠住这两位千古帝王的人，能简单得了吗？ 关于徐福这个人，历代研究他的学者专家很多，近代更是如过江之鲫，也有了很多成果，甚至涉及到了日本、韩国的一些文化、海上的贸易、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但以徐福、卢生和李少君这些为代表的方士们，除了掌握一些原始的物理化学知识外，在缺乏养生、延寿等方面的理论及内涵。直到西汉时期，方士们的活动也一直没有新意，没有创新，专业水平也没有本质的提高。时间长了，方士们的最大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那就是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加上那些不靠谱的方术过于诞欺怪迂，灵不灵基本就靠老天。结果不言而喻，不只明智之人瞧不起他们，统治者也逐渐对他们失去了信任，方士方术基本上走上了死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些专职的神仙理论学者和方术研究员们，不得不走上了变通改革之路。一部分人着手深化、丰富方仙道的理论基础，他们发现，原来早有前辈为他们准备好了，那就是前面讲到的的邹衍的五行理论。另一部分人则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黄老道。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影响后世道教发展的黄老道为什么成为方士们的选择。 第七章 神仙家的改革创新之路 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了，在《史记》等史料中，很容易发现西汉初期文景之治时代，就是大约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1年这段时间，黄老的清静之术在高层社会成为了一种时尚。 我们前面刚讲到汉武帝是极为迷信神仙学说的，但他同时也是一位不错的皇帝，原因是他还没有糊涂到认为神仙学说也能治国安邦的程度。在国家治理方面，汉武帝还是比较推崇儒术，当然，由于受神仙方术的影响，那时的儒术也和后世的儒家思想有所区别。具体有哪些不同呢，最主要的就是谶纬术的流行，这使儒术在性质上有向宗教化演变的趋势。 说到谶纬术，可能多数人不是太明白是什么，有些人也只是听说过或大概明白是什么。这里不展开做深入地学术讨论，简单说，谶纬术就是一种用来预测未来的、政治性的预言或图录。谶和纬实际上是分开的，大家在寺庙、道观里或大街上经常看到一些摆摊算命的先生，或在桌上，或者干脆就在地下铺块红布，上面放一筒竹签，这个就是用来抽签算命的道具了。这个抽签算命实际上就是从谶发展而来的。至于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的，是通过神学，当然也就一种迷信的方式来附会和解释儒家经书，人为的来提高这些经书的地位罢了。总之，在那时候的社会风气，不和那些玄而又玄的形而上的东西沾点边，都不好意思到贵族、士人的圈子里流行，因为那样显得很不上档次。这股风潮一直延续了下来，到魏晋时达到了高峰，这个暂且放下，后面自会还有交代。 在这种源自上流社会的风气的影响下，黄老之说越来越被社会追捧，其道理大家应该也好理解，《道德经》从开头到结尾，读起来朗朗上口，那种玄之又玄的境界令人拜服。大家知道，那时的文章还没有标点符号，所以相当一段时期，文人们对经典断句做注是一种证明自己学术水平的考量。至今，对《道德经》等这些典籍仍有很多不同的断句、解释的版本，句子断的不同，意思就可能天差地别，而《道德经》的不同断句，解释起来同样区别极大，对于没有什么娱乐的古代，对于文人们来说，这也是个极好的娱乐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研究黄老学说的人就慢慢多了起来。 在汉武帝前的黄老学说还没有和神仙家们发生关系，急于摆脱名声日益狼藉现状的神仙家们却敏锐得发现了一个能够扭转这种局势的机会，这就是黄老学说。既然决定利用黄老学术来打这场决定自己饭碗的翻身仗，为了能够重新站上受人尊崇的神坛，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充分发挥了拿来主义精神。 神仙家们看到了儒家的成功，经过聪明人分析以后发现，儒家尊崇尧舜，神化孔子的这一套组合拳非常有效，非常受统治阶层的认可，于是就有样学样，复制一下就ok了。经过反复开会讨论，民主加集中，一致认为现在流行的、影响力还凑合的黄老学说非常适用，可以担负起神仙道发扬光大的重任。你看啊，黄帝比尧舜名气更大，孔子呢，当年还向老子请教过学问，老子的地位、学识当然也比孔子更高明了，这两位简直就是专门为解救我们而生的。于是，一个比儒家还要高大上的、宗教色彩更浓厚的教派黄老道逐渐成型问世了。从此，先秦的流传下来的神仙学说，除了继续发展完善邹衍的五行理论的一支外，另一支就走上了黄老学说的研究道路。 《资治通鉴》、《史记》等很多史书中有大量史料记载了此时的神仙家们通过黄老行世的内容。例如在《汉书》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叔叔，也就是着名的淮南王刘安的一些事迹。淮南王是个神仙迷，他养了大批的神仙家，还组织编写了专门论述神仙方术的最早的着作《中篇》八卷。可惜的是，在道教史上并没有把它作为道教的经籍，专家学者们给出的理由是它没有神授立教的内容，更没有后世道教典籍的符箓谶仪等内容。 不过，随着黄老学说这条路越走越光明，到了东汉，这些神仙家们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开始大胆神化老子，发展出了性质完全不同的新的黄老学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宗教色彩非常浓厚了。到了汉桓帝时期，这个皇帝名气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里点过名的那位，当时的老子就被彻底捧上神坛。最主要的代表就是受到了祭祀，说白了就是有了香火供奉。随着老子得到皇帝和贵族们的祭祀开始，黄老学说也正式得到了官方认证，加上有了新的包装，于是华丽变身成为黄老道，老子则正式成为道的化身。 大家读《道德经》时，无论读的是哪种断句的版本，都会有感到那种莫名觉力的玄奥吧。东汉时有一位叫王阜的，史料对他记载不多，大约是活动在汉桓帝时期，应该是成都人。由于当时长沙也有个叫王阜的同名人，所以就有人误以为他是长沙人，甚至有人误以为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为什么说这件事呢，因为成都人王阜发表过一篇很有名的作品叫《圣母碑》，也叫《老子圣母碑》，这是重点所在，至于他到底是哪里的人，有兴趣的道友考证出来时不妨告诉我一下。《圣母碑》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 这里面有很多道家的术语，如太初、太素、六虚等等，与之相关的还有很多，比如太始、太上之类的，这些在网络小说里也常用，后面有机会再逐一给大家讲解。从这几句话里，不难看出，在当时的老子已经被神化的程度，已经很明确地说老子其实就是道了。其实我在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原则就是尽可能得依据史实，但又尽可能得不或少原文引用史书上的段落，因为那样的书，说实话不是搞专业的人没多少人喜欢看。但是，有些时候，这些原文又非常经典，所以也不可避免得会出现一些。 《后汉书》中也有老子化胡的记载，这时老子已经是天神了。神化了老子，神仙家们从此就有了组织，有了后台，腰也直了，底气也足了。至此，几乎走投无路的神仙家们，经过改头换面，终以黄老道而重获新生，从此不再是兜售方术骗子，而是一个既会修炼道术，又懂养生延寿的高人，他们的努力，也成就了千年流传的道教。 以上，道教已经有了的基本雏形了，而四个人物的出现，使道教正式走上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舞台。他们是谁呢？ 第八章 甘忠可和第一部道教经书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人是谁。 在中国道教发展的初期，这个人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他就是甘忠可，可能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首先看一下他的简历： 姓名：甘忠可 民族：汉 籍贯：齐（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又一位山东人） 出生时间：不详 去世时间：约公元前22年 职业：道士 主要着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 甘道人的出身、来历以及师承都不可考了，就连诞辰也没记载，他主要活动在汉成帝时期。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当时黄老道很流行，汉成帝当然也是个很追求时尚的人，那是相当迷信鬼神和方术的。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祖先们打下了江山，后面的子孙们渐渐只有玩乐享受这一个追求了。汉武帝虽然也为了长生努力了几十年，但还知道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而这位成帝却整天沉迷在鬼神方术之中，甚至午休醒来，都和身边的人说，又梦到上天仙人下凡了，来帮他治理国家，大汉王朝想不长盛不衰都难啊。至于国家治理这些事，自然就没时间也没心情来管了，失去了上层管控是个什么后果，大家应该不难想得出来，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在水深火热里煎熬，底层百姓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在哪里了。 这一篇讲得是道教的起源，为什么我加了一个中规中矩的修饰词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宗教的产生，差不多就是人在失去了希望时，恰好有一个东西给人以希望或寄托，令人产生对它的依赖和依赖，道教其实也没有脱离这种模式。在汉末这段动荡的历史时期，人民饱受战争、自然灾害的折磨，活着是一种奢侈，而这时恰恰就为宗教的产生提供了沃土。 甘道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博采众长，潜心多年，把自己精通的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思想和阴阳五行相结合，并且加入了当时流行的儒家的谶纬学说，出版了自己的专着《包元太平经》。这部经书共十二卷，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部宗教经书，随着这部经书的问世，标志着原始的太平道的开创。 这里稍啰嗦几句，在古代，经并不是随便就能用的，真正称作经并得认可的书并不多，儒家有四书五经，可以称为圣贤书。在道教，称作经的书其实很多，但多数其实是作者故意而为之的，真正公认的经也不多。作为道教认可的第一部经书，《包元太平经》可谓实质名归，其思想对后世道教的影响极为重要的。 在古代着书立言可是极重要的事了，作者们自然是希望自己的书能够流传百世。甘道人自然也不能免俗，写完书后便开始了四处推销、宣讲，想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在推销自己的书的时候，甘道人声称这是一部能够让国家走向真正的太平盛世的真经，这其实就是早期的传教活动。 可能有人对书名有些疑问，太平意思还是比较好理解的，这和他四处宣讲能够开创太平盛世是一致的，而包元的意思就有些深奥了。古人对于起名也是极重视的，不论是给孩子起名，还是给作品起名，如果不能引经据典，说出个一二三、甲乙丙丁来，那就是很没面子的事，甘道人对自己的着作起名当然也花费了很大的心思。这里的包元其实很有讲究，出自《春秋?元命苞》中的“元气之苞含，所以含精藏云”。 书名起得不错，已经够大气了，那么书是怎么来的呢？甘道人在书中有过交代，大致意思就是大汉朝之所以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是天命如此的，为了救万民于水火，天帝老大派赤精子真人下凡，传授了我治国安邦的大道真经。 赤精子是仙人，我们稍后再解释。这里甘道人开创了一个流派，就是托仙人传授流，就是通过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仙的影响力，来影响凡人的世界。他结合君权神授的思想，提出了天上的真人奉命于天，给自己和着作穿上了神仙传授的这件外衣。在后世有很多效仿者，很多道教名着也多是托仙人之名而成书的，后面自会一一介绍。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古代原始的交通、通信条件下，想闻名全村不难，要想闻名全县都不是件容易事，更别说让全国都知道你了。既然没有名气，那么随便写点东西出来就想让别人认可，就想成名，显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是仙人传授的呢，那么肯定是高大上，肯定是字字真金，凡人们当然是相信了。 可惜的是，《包元太平经》并没有流传下来。在《汉书》、葛洪的《神仙传》等史料中有一些《包元太平经》的内容，经过简单归纳，总结出一些关键内容： 一、经书假托赤精子真人的谶语，首先把经书提升到了一种至高的地位，同时根据五德学说，提出汉朝主火德，这是利用了邹衍的理论学说。 二、经书传达一种要遵从天地自然的思想，认为天地、阴阳以及春夏秋冬四时变化都是上天确定，不可能违背的，宣扬一种天地尊卑的思想。 三、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时，要时刻不要忘记遵守天道，时时注意天文、地理的规律及变化，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山川河流的变动，因为一旦它们发生异常时，就说明某些方面做错了，上天再给予警告。如果不注意改正，不把上天的警告当回事，那么恭喜你，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四、精确了计时，原文有这么一句“漏刻以百二十为度”，这里稍解释一下。大家知道沙漏计时吧，漏刻差不多就是个沙漏，当然也可以是用水的。汉朝时，这种计时工具一天一夜的刻度为一百，大家算一下，一刻度和现在的15分钟很相近了。而甘道人把一天的时间刻度进一步精确到了一百二十刻，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当时其难度却远超我们想象的，不比在当时把圆周率提高一位小数容易多少。 其它内容还有后世道士们普遍追求的长生飞升的部分，也有希望天下太平，汉室能永远统治下去的政治内容。当代学者普遍认可的是，现存的《太平经》中的推阴阳、言灾异、论道德、谈天谶等部分，极可能就是出自《包元太平经》。 由于汉成帝这个最大的boss就是一个鬼神学说的超级粉丝，下面自然就不乏大量跟风者，于是《包元太平经》便有了天然的上层基础，加之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广大百姓也渴望太平世界的到来，为经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可惜的是，甘道人在经书中除了谈长生不老、飞升成仙之外，过分积极地参政议政、宣扬天下太平，汉室能千秋万代的思想。实践证明，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政治这条路的，甘道人在政治上的目的性很明显，并且还收了很多有权有势的弟子，不可避免得卷入了政治纷争之中。最后的结局是，甘忠可遭到刘向的弹劾入狱而死，他的弟子也被或杀或流放。 《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有很多相关的史料表明，在汉成帝、哀帝时期，是方士们活动的黄金时期，甘忠可为什么托赤精子传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赤精子在当时的上层社会非常流行，当然还有一位流行的是西王母，不过她是在民间大行其道的。皇帝沉迷鬼神之中不理政事，全国也是神仙在引领潮流，造成国家迅速的衰退，因此，也不乏明智的人士站出来试图抵制，甘忠可的倒下，自然也就不是偶然了。 甘忠可虽然倒下了，但是《包元太平经》并没有消亡，反而被信徒们在民间密传，而且还有人对其不断地增补和扩充。到汉末三国时期，传到于吉手中后，于吉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加工整理，形成了一百七十卷的《太平青领书》，稍后再讲于吉。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赤精子。这位赤精子是神仙家们常常称颂的一位仙人，在有些道书中又叫封宁子，因为道教中还有一位叫宁封子的，名字很像，所以有些人会以为是一个神仙，后面找机会再和大家说说这两位的区别。 读过《封神演义》的道友，对赤精子应该印象很深，这是一位重要的名人，阐教十二金仙中的一位，而且排名还非常靠前。金仙在道教中，那是仅次于圣人一级的，就是排名在元始、通天、老子、女娲和西方两位教主下面，按辈分说相当于仙三代了。为什么说是三代而不是二代呢，因为这几位圣人上面还有一位道祖级人物洪钧。在很多仙侠小说里，把开天辟地的盘古和洪钧是并列为第一代的，就是鸿蒙之初就存在的。总之，如此大咖级仙人的道统，当然是很厉害了，作为赤精子传下的经书，其权威性也就算顶级了。当然，甘忠可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这本书，借用赤精子的名头，也是因为他在上流社会的人气值比较高。 这里之所以啰嗦了这么多，原因是在道教中，这种借仙人的名气来提升自己的地位的做法在后面用得都烂大街了，另一个原因就是涉及了排位问题。从古至今，地位尊卑是个严肃的问题，而道教这个多神的宗教体系里，面对众多的神仙，总要分个高低贵贱的，在道教中这个叫神仙谱系，后面我们还会重点讲这个问题。 第九章 神学理论的奠基人于吉 在《三国演义》里有几位很厉害的道士，如左慈、于吉等，也包括张角三兄弟。他们与小说的中心思想不太靠谱，所以当不了主角，只是一笔带过的路人甲，不太为人所注意，但是这些人物在道教发展史上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里，我们重点讲讲于吉，原因是他上承甘忠可，下启张角，他的着作和神学理论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样先看看于吉的简介： 姓名：于吉 民族：汉 籍贯：琅琊（同样是山东人） 出生时间：不详 去世时间：约公元200年 职业：道士 主要着作：《太平青领书》（简称《太平经》） 说实话，在正史上能被重点写的道教人物并不多，即便很多人在道教发展史上是名人。于吉同样没有在正史上留下多少痕迹，我们也找不到多少关于他的生平，好在我们关心的重点是他的作品和思想。 上一章我们提到，甘忠可死后，他的《包元太平经》散落到了民间，被信徒们传播，也有很多人对其扩充，这样就导致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出现。到后汉时期，于吉完成了对这些流传在民间的《保元太平经》的加工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论着《太平青领书》，共一百七十卷，后世也认为此书问世标志着道教的正式问世。就在于吉潜心着书的时候，遥远的西方，张道陵开始了五斗米道的传教工作，开启了天师世家的传说。 可惜的是，于吉最终被孙策所杀，这在《三国演义》里也有记载，道统还未发展成规模就夭折了。好在于吉有个出色的接班人张角，把《太平青领书》直接改成《太平经》后，广收弟子，同时创立了太平道，自己当上了教主。太平道随着黄巾起义的席卷天下也收获了大量的道众，最后也因起义失败未能得到延续发展，下面我们再单独讲讲张角。正因如此，甘忠可、于吉、张角都没有被套上道教的开教祖师的光环，不得不说，有时候运气真的比实力更重要啊！ 于吉对中国道教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太平经》中，而最大的贡献，则是提出了比较完善的神仙信仰和神学理论，这对后面的葛洪创确立完善的神仙理论体系有着很大影响。 我们提到过，道教是个多神的宗教，今天的道教所崇奉的最高天神也不止一位，分别有玉清、上清和太清这三清，当然后面我还会详细讲这三位的前世今生。 在东汉末年，那时的道教还只有上清之说，并没有形成三清为尊的神仙体系，当然所尊奉的神也不是只有上清一位。于吉所承认的至高神就不是上清，首先《太平经》中说有一位宇宙至尊天神叫“长生大主号太平真正太一妙气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这个名字有点长，不过这是道教的一个传统，后世完美继承了于吉的风格，造成道教诸神的名字一个一个比着看谁更长，这是后话，暂且放下。那么这位长名字的尊神是谁呢？实际他就是李聃，我们熟知的老子，当然也有简称，叫九玄帝君。接着于吉又说还有“三皇五帝”，这八位同样是宇宙主宰，这还没完，接着又说还有“九皇十五帝“”主宰一切，另加一位叫“天君”的也是至尊天神。唉，先不说别人，就于吉一个人来说，他就列出了如此多的至尊天神，所以我们说于吉在神学理论上只是起到了奠基作用，真正完成神仙理论的却是葛洪。除了至高神以外，于吉同时还提出了信奉四时、五行、星辰为神，构建了一个相对粗糙但又比较完整的神学体系。总之在东汉末年，处在道教发展的早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系统的、大家都认可的神仙的团队，专业的、非专业的人们信奉着各自的神仙，大家各自为战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道教这种天然的多神系统的呢？原因可能有很多，我个人认为文明的落后应该是最大的因素。在当时，即便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人，但由于受到交通、通信、出版着作成本太高等等现实的影响，相互间不可能和现在一样，发个朋友圈、弄个直播就能迅速传到全球。所以，只有各自为战，自己敬自己的神，自己传自己的道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于吉整理的《太平经》是甘忠可的信徒们在民间传播、增加后的内容，期间加入了很多人的思想和内容，比如张三喜欢山神，那么他就把山神当作至高神加到里面，李四喜欢河神，他同样会把河神奉为了至高神，因此就出现了很多神，很多至尊的这种情况。不过我们却可以从《太平经》中归纳出一个当时的共同点来，那就是自然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有神的存在的。比如除了上面提及的那些神以外，当时人们还认为人的五脏也是有神存在的，所以神在当时真的是无处不在，于吉同样也受到这一影响，神太多了也就弄得有点乱了。 《太平经》还反映出当时道教的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物”与“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形而上的东西和形而下的东西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从而导致了形而上的神就有了善恶之分。正是这种神和社会之间的投影，就把神学理论同社会政治联系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甘忠可会入狱，于吉会被杀，黄巾军会起义，五斗米道开创了政教合一的先河的根本原因。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了，这里我讲于的神学理论，也提到了葛洪的神仙体系，这在早期道教中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或者说在以于吉为代表的人们心中，神和仙是不同的。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仙”的概念，比如《庄子》里提到的着名的藐姑射之山的仙人，《列子》里讲的归墟里的仙人等。在《太平经》中，于吉认为的仙和神是不同的，人可以成仙，成仙后再继续努力，追求进步，才有机会成神。也就是说，仙是介于人和神之间的，能够长生不死，会飞，还会各种变化的人。仙人们还不能完全超脱，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还要上班的，具体做什么工作呢？比如掌管四时变化、行云布雨等等吧，这些思想和战国时期不同，那时的仙和神还没有明确区分。 记得玄幻小说刚流行那段时期，有些作者构建的小说脉络中，人可以通过修真而成仙，仙再继续修炼后再成神，神也能继续修炼，然后又成……，这个不说了，有兴趣的可以找几本看看。这些作者不知道是借鉴了于吉的神仙理论，还是因为脑洞足够，要是于吉把《太平经》写得通俗一点，可以当成玄幻小说来看了。 接着探讨于吉的神学理论。在汉末那样黑暗的社会大环境下，无论怎么工作、怎么累，仙人还是有着先天的让凡人羡慕、渴望的优势和资本，毫无疑问，人人都愿意当仙人。那么怎么才能加入到仙人大家庭中呢？后世道教就有了一系列的修炼的法门，而在早期，这些还没有被开发出来。于是，于吉就说了，想成仙吗？可以，去“学道积德”吧。他的成仙办法很原始，就是让大家都要多多得做好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就能成为贤人；成了贤人以后，继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进而就能成为圣人；圣人再接着学习，就会成道、成仙、成真、成神。您看，于吉打造的升级模式，比现在小说的升级流一点都不逊色。大家想到没有，于吉的这种思想，其实还是有出于政治目的考虑，宣扬的人人做好人好事，从本质上还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 除了神和仙以外，于吉还提出了鬼这个物种的存在。 于吉说每个人都有灵魂的，只有身体和灵魂合一才是活人，否则就会死亡。更进一步，《太平经》中还提出了人是生活在天地中的，同时天地也存在于人身体里的，神是生活在天上的，同时人身体里同样有神的存在，这就是道教早期的“心神合一”理论。 实际上，于吉的这种“心神合一”的理论，是在吸取了西周时期就有的天命论和西汉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理论而发展出来的。在此理论上，于吉又说，人的灵魂如果离开了身体就成了鬼，这时人当然也就死了。当然，于吉并不是早期的研究生命学的科学家，他构想出来的鬼，也是一种宗教思维。于吉不是希望人们积德成仙嘛，那要是有人不想成仙，天天想当坏人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轮到鬼这个东西出场了。如果天上的神发现你在做坏人，不好好修仙，他就会命令鬼去惩罚你，具体怎么惩罚的方法那就多了，反正都是你不希望遇到的，诸如让你做噩梦、让你鬼打墙、让你鬼剃头等等吧。当然，鬼这个东西大家都看不到，那么他平时生活在哪里呢？答案是黄泉和土府，这是鬼应该去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的神话里的黄泉地府了。当然，鬼在早期道教中是反面角色，常常是祸害人的，为后世的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中早早定下了基调。 至此，简单讲了于吉的神学理论，那么于吉创造这套理论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同时还为了宣扬“天应天威”和“心神合一”这一观点，这就是以于吉为代表的早期道教的神学理论的核心。 上面我们简单解释了心神合一的内容，下面再简单讲一下什么是天应天威。 道教中讲的天，其实是一个有意志、人格和无限权力、能力的宇宙的主宰，是在云霄上的仙界生活着的君王。天的威力是极大的，是不可违背的，如果违背会就降下灾祸，这就是“天威”。 天与人之间是有着感应存在的，人的一切，天都了如指掌。天看到你在行善，就会降下祥瑞，看到你作恶，就会降下灾祸，这就是天对人世间的警示和预兆。每个人都要顺应天意，特别是帝王，更要随时注意老天给你的预兆，多去祭祀，这样就能更好地与天沟通，这就是“天人感应”。 在这种教义的宣传下，就使人们相信天的无时无处不在，使人们敬畏天，这也源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所以，早期的道教的理论体系发展，实际上有很多内容是承袭自儒家的宗教思想，只不过道教把天赋予了人格、意志和权威。 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于吉确定了神学理论为止，出现了相对粗糙的、原始的神仙理论体系，算是我国的道教的孕育、萌芽阶段，也到了对这一阶段做一个小结的时候了。 第一，有了相对完整的生死认知，提出了形和神的存在性，据此定义了活人、死人、鬼、仙等不同的存在形态。有形有神，并且形神合一就是活人，活人如果能长生不死那就是仙人，形和神分开了，人也就死了，但是神却不会消失，而是变成了鬼。所以说，那时的道教学者们其实已经算半个哲学家了。 第二，道教脱离不开政治，特别是早期的道教，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经验又不成正比，所以碰壁就难免了，比如前有甘忠可的被杀，后有张角的起义失败。即使是于吉提出的导人向善，积德成圣成仙的理论也并不完全是统治阶级所一直需要的。但是当时确立起的人死后神分离变成鬼，并且为鬼构建了黄泉土府这套理论，确实为道教正式成为一种宗教打下了理论基础。 第三，构建了原始的天应天威体系，也为宗教的神圣地位打下了基础。对于完全是未知的、不可抗力的自然界的运转，设计出了超越凡人的神仙、鬼神体系，并由这些神鬼的行为来解释自然行为。人、鬼、仙不同的存在，黄泉、人世、仙界不同的领域，构成了神仙体系的基本要素。信奉并且要遵从天神、仙人和真人的主宰和掌控，相信鬼生活在黄泉，相信人可以学道积德成仙这些理论构就成了神仙体系的框架。在这个体系构建完成以后，又发展出来早期的道法、道术、道功，这就是于吉为代表的早期道教对中国道教发展的最大贡献。 《太平经》是于吉的思想和早期道教的代表性着作，有关此书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在下面讲张角时还会介绍。张角通过多年的传教，利用《太平经》收获了大量信徒，并且依此发展成为起义的主要的政治纲领，可谓是把《太平经》发扬光大到了极致。 至此，道教的起源的话题就基本讲完了，下面，就是道教的正式确立。 第十章 张角之生逢乱世 下面，我们就穿越千年，先回到汉末那个大家熟知的、血与火的时代，看看张角手下的黄巾军和《太平经》的完美演绎的吧。 东汉末年那段历史应该都非常熟悉吧，着名的三国时期嘛。道教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孕育并真正成熟起来的。从汉桓帝到汉献帝（公元147-220年）期间，黄老道分化出三个重要分支。一是张角传承自于吉《太平青领道》的太平道；二是张天师家传的五斗米道；还有一支是从《易经》衍生出的金丹道，代表人物也是金丹道的鼻祖魏伯阳，后面会详细介绍。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道教在汉末这段历史走向成熟的呢？ 我们在中学都学过诸葛亮的《出师表》，诸葛亮认为汉朝末年的混乱、衰退就是从桓、灵二帝开始的，主要原因是从他们二位开始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于玩命的、变着花样的败家造成的。东汉后期，有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悄悄形成了，使这个强大的帝国无力跳出并最终走向了末路，对于道教来说，是提供了一片最适合的成熟的土壤。 大家可以翻翻汉代的皇帝谱系（新华字典后就有）就可以发现，从汉和帝开始，东汉的皇帝继位时都非常小，其中最小的汉殇帝才出生100天就登基了。皇帝年龄小，原因很简单就是老皇帝去世了，当然专业术语叫“崩“，而小皇帝的妈妈也就守寡了。 大家知道，古代人结婚早，十三四岁的女子就结婚生孩子是很正常的事，皇帝的老婆结婚时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小皇帝才几岁的话，当妈的也就二十左右，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多数还在上学吧。那时候可是还没有电视剧，没有电脑、手机，更没有wifi，娱乐节目少得可怜，而这些死了老公的年轻的妈妈每天靠什么来打发时间呢？她们也非常聪明，懂得排减寂寞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忙起来，所以她们就开始帮着去世的老公教导儿子如何管理国家。但是，她们也才是二十多岁甚至十几岁的年龄，看到的天可能也仅是院墙上面的那一小片，管理个小公司都不一定行，更何况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呢。不用担心，她们有外援。谁是她们最信赖的外援呢？毋庸置疑，当然是娘家人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外戚”。就这样，娘家的父兄们组成的这个外戚集团便强势入驻，而且全部进了常委会，进了是掌握实权了董事会，国家政权尽数落入他们手中。历史证明，外戚集团是一个完全没有家国大义，没有远大抱负的存在，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是中饱私囊，玩着命地往自己家搬好东西，想着办法坑自己的小外甥。 俗话说莫欺少年穷，孩子小不懂事，你随便糊弄吧，但小皇帝总会有长大懂事的一天，早晚会明白这帮外公、舅舅们的丑恶嘴脸，会想着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夺回来的。此时的外戚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辛苦搜刮来的财富、地位和脑袋，各种不配合，各种拆台的行为，甚至还会有弑君的念头滋生。于是小皇帝怕了，羽翼未丰的、弱小的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对抗强大的外戚集团的，所以必须找帮手。可是找谁呢？寻寻觅觅后，发现身边的宦官们从小陪伴自己长大，知根知底，又很忠心，他们就成了小皇帝唯一的选择了。《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就这样，在这些宦官的帮助下，皇帝经过努力终于从外戚手中夺回了政治权力，宦官们自然就成了最大的功臣。 皇帝对于自己身边的官宦是极为信任的，而且他们又立下了如此大的功劳，自然要好好嘉奖，更加宠信了。在东汉末年，就出现了很多官宦被封地封高官的情况，而且还都是实职、实权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再然后呢？因为这些宦官本来就是没什么文化或者干脆就是文盲（家庭条件好的应该不会从事这个职业），加上身体的残缺和长期的宫廷斗争培养出的阴狠的气质，他们执政的手段基本上遵循着简单粗暴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可想而知靠这些乌合之众，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突然有一天，小皇帝又“崩”了。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了，在此不多说。于是，新的小皇帝又继位了，又有了一批新的亲信宦官，老宦官们失势、失宠后，只能退出了权力的中心。于是，新的寡妇又乘机带领娘家人杀了回来，在经过新一轮洗牌后，接着下一个循环又开始了。就这样，小皇帝长大、死去、接班的小皇帝再长大、死去，外戚和宦官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东汉末年就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迅速得衰微下去。 从桓帝开始，他养了五位号称“五侯”的官宦，整个国家被这五位搞得越来越乱，开始大步向着无药可救前进了。桓帝没有儿子，堂侄刘宏在外公舅舅们的帮助下上位成功，就是灵帝，外戚们因功自然就大权在握了。后来灵帝在宦官的帮助下又从老娘的娘家人手里夺回了政权，对宦官的宠信达到了高峰，培养出了着名的“十常侍”，这十位在三国演义里也有描写。不知道灵帝在别的方面是不是比叔叔桓帝强，仅从“十常侍”对“五侯”二比一来看，灵帝时期的宦官之祸就有着绝对的优势了。 当然，朝堂中也不乏头脑清醒的官员能看出汉室的黑暗腐败，以及即将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的形势。比如后来的郎中张钧上书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那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清议”，其主体就是读书人。但大家知道，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动不动就站出来清议一番，全凭两片嘴唇就能打倒宦官和外戚，那就是个笑话。结果也证明，这个文人集团不仅没能让政治清明起来，反而惹恼了桓、灵两个大boss，历史上制造了两场党锢之祸。 就这样，在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正能量的推动后，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的轮番坐庄大肆破坏下，东汉末年的百姓们真正是被逼上了绝路，在被饿死和起义二者之间，起义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终于爆发，道教的一位重要人物张角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社会动荡，加上天灾不断，最苦的就是底层的百姓，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基本上是不造反就只能等死了，只要有人带头一声吼，大家都会跟去着打土豪。就是在这种黑暗的年代，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证，只能在精神上寻找安慰，所以不仅道教有了最适合滋生、流行的土壤，佛教也是在那个时候传入的。 张角给自己拉起的队伍起的名字是“太平道”，虽然传承于太平清领道，但这名字也起的很有水平，而且是超水平。当时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天下太平，吃穿二事罢了。所以张角就以太平为切入点，迅速引起百姓的共鸣，黄巾起义才能迅如燎原之火席卷南北了。五斗米道也类似，张道陵以宣扬鬼神、教人悔过为切入点，提倡天下粮食和财物应该归天下人共有的思想，有点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啊。可以说东汉末年道教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大众的现状和心声，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能抓住百姓的痛点，稍做引导，就能让百姓接受他们的思想，所以，是苦难成就了道教。 第十一章 张角的野望 道教人物也仅仅是道教人物，即使在道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正史上能够被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番的也没几位，张角也如此。查了很多史料，张角的出身、学历、职业、家庭成员、出生年月等等很难找到，籍贯也只知道是钜鹿人，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邢台市的巨鹿县。史书上能找到的信息基本上就是他们三兄弟从创业开始到失败的这一段历史，而且基本上是把他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冠以“黄巾贼”的否定的态度，至于以前如何那根本就不屑关心，更不值得浪费宝贵的笔墨了。但是，在中国道教史上，张角甚至差点成为开教祖师，在历史上，也开创了政教统一的农民起义先河。 还是先看简历： 姓名：张角 民族：汉（应该是） 籍贯：冀州钜鹿（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出生时间：不详，肯定是东汉 去世时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也是黄巾起义的那一年） 职业：道士兼赤脚医生、太平道创始人、黄巾起义领袖 职称：大贤良师、天公将军（自封的，均未经过权威机构认证） 张角是怎么和为什么接受的道教传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能在乱世中发展出几十万教众，并且走上了起义的道路，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我们可以推测出张角的出身成分不高，至少不可能是官二代或富二代。为什么呢？因为他早期直到起义前，一直专职或兼职做着赤脚医生这个职业。我国古代人均寿命很低，甚至解放前人均寿命也才三十多岁。原因自然是很多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医学发展水平太低。 在天命观的影响下，人生了病，往往会认为是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坏事而受到的报应，如果是做了天怒人怨的错事，那应该就不只生病这么简单了。而古人治病的手段也简单，利用简单、原始的草药认识加上一些神鬼的仪式，也就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双管齐下。如果病被治好了，那就是上天原谅了你的过错，治不好那一定是你恶贯满盈，认命就对了。所以，在古代，甚至在现代，神鬼、巫觋依旧有着广阔的市场，其根源当然是人类对冥冥中的老天爷的莫名的敬畏和崇拜心理作祟。 张角是位心理学高手，研究水平也不低，感觉至少达到博士层次了。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具体多少我们不清楚，当然这并不重要，再加上学习了《太平清领书》中的道术，会画符、会咒语，这就具备了当一名医生的基本条件。在汉末那个黑暗时代，饥荒、疫病流行，实践自己的医术那是极方便的，于是张角便踏上了四处为人治病，顺便宣传自己的教义的旅程。即使在数年后太平道发展到了相当规模后，他依然不忘初心，把兼职赤脚医生这一职业进行到底。《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中有一段记载，“光和中（公元179-184年），东方有张角，……角为太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此人不信道。” 早期的张角是什么装束行医的我们不得而知了，但此时的张角已经相当牛了，手下有几十万教众，门人弟子还不少，身份地位高了，装备自然也要升级了，这样才能符合自己的身份，也能衬托出强大的气场。这里重点解释一下张角手里的九节杖，其实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一根有九个节的竹杖，但它的存在意义却不简单，因为它是仙人专用的道具，所以那时的张角应该是感觉自己身份已经很不简单的，最终的期望也是要和神仙看齐。 通过对张角在起义前的传道或行医这些行为可以看出，张角一直是靠行医讨生活的，而那时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们是不会干这些工作的，还有个原因就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多少也能在历史上有留下点痕迹才对，所以张角出身至少不会很高。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张角识字啊，要不怎么看书，怎么开药方？其实汉代的教育发展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大家自己可以查一下，汉代时，人们的识字率相当高，普通百姓认识点字一点也不少见，所以由张角识字就得出他出身还不错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上述推断正确，那么张角出身比较低，自然就和底层的人民接触得多，自然最了解底层人民的想法和苦难。通过多年的传道，面对百姓、自大的忠实信徒们对太平生活的渴望感触极深，加之有一众亲信弟子的拥护，可能还时不时地劝进之类的，张角渐渐对天下有了野望。 张角最后决定起义绝不是一时冲动的想法。在起义前，张角有十数年的行走天下的经历，直接、间接得把《太平经》思想传播给几十万人。我们可以得出推论，至少要经过多年的细致谋划，精心准备才能在那个通讯、交通极端落后的时代，组织、发动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起义的。 我们可以通过构想一个小场景，通过三兄弟的对话，把起义的一些思想展示给大家。 时间大约是汉灵帝建宁年间（公元168-172年）的某一天，在今天的河北邢台巨鹿县的一个普通的小村中，张角正在和两个兄弟张宝和张梁，谋划着一件震惊天下并且撼动了大汉帝国根基的壮举。 张角指着桌子上的一堆破旧的竹简对两个兄弟说：“我自从拜在于吉仙师门下，得仙师垂青而授《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虽然我数年苦心精研，奈何资质有限，不能窥得金仙大道，长生的事希望不大了。仙法没学成功，但里面的天下太平的治国大道却深有感悟，当今天下民不聊生，汉朝皇帝也管不好国家，正是你我兄弟建立无上霸业，取代他的好时机。” 好东西自然不能独享，张角应该少不得把真经传授给两个兄弟，所以张梁和张宝二人也自然笃信仙道仙法，积极响应大哥的号召。兄弟二人也有自己的想法，对张角说：“我们多年来跟随大哥踏遍数州，也长了不少见识，眼见天下百姓尽受官府盘剥，更有背井离乡、易子而食者。你我兄弟行医济世，颇得民心，如果起事相信信徒和百姓自当响应追随，不过造反这可是大事，败则夷灭九族，还是要慎重行事啊。” “两位兄弟所言极是，当下正应把一切事宜谋划万全。我先把所思一一陈说与二位兄弟，大家一起商定就是。” “善。“两兄弟齐声应和，并作小学生上课状。 “首先，”张角对兄弟二人的表现甚为满意，便沉吟着慢慢将谋划多年来的想法道了出来：“要想让百姓追随，得让他们看到希望，所以我们得先起个高大上的名字，一定要响亮些的。” “大哥可有主意了？” “当然，太平道！”张角抬关45度望天，一副高人状。 “有何说道？”两个兄弟一脸懵懂。 “仙师早年传我真经就说，此经能度人成仙，又能创万世太平，而太平道，其文约，其国富，天之命，身之宝。虽说我成仙路断了，但可以凭借真经成就帝王之学，可以号令天下，推行太平之道。至高尊神中黄太一开天辟地后造化万物，传道于黄帝和老子是为什么呢，所图唯望致太平，弘扬太平大道，使天下不再有剥削和压迫，不再有诈骗和偷盗，不再有饥寒和病痛，解救万民于水火。现在，仙师又所传真经给我，你我兄弟又怎么能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信任，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太平治世，就叫太平道。你二人自得我传授道法经年，当知如今汉室以火为德，自为苍天。而火生土，土则为黄是为黄天，代汉者当为土，代苍天者当为黄天。你我当把这些年忠于我们的弟子门众组织起来谋划起义大事，须皆着黄衣黄巾，这就是顺应天意。“ “大哥说的对啊。”张宝、张梁二人频频点头称是。 “大哥还想到了个口号，今后你我兄弟再外出联络弟子时，可以让他们广为传颂。” “什么口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张宝、张梁兄弟二人拜服。 “我们还要完善出太平道的纲领、奋斗目标、教义、称号、教区的组织机构、仪式、活动内容、你们传教方式等诸多典章细节，所幸仙师所授真经中俱已言明，你我依法照做即是”。 “还请大哥明示。“张宝、张梁目露渴求，张角心情舒畅。 于是张角便引经据典，细细结合《太平经》中的内容，把传教、起事的诸多事宜详细解说给兄弟二人，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简单归纳一部分分享给大家。 张角自封为“大贤良师”，源于《太平经》卷九十“今行逢千斤之金，万双之璧。不若得明师乎？……学而不得明师，知何从得发乎？治国欲乐安之，不得大贤事之，何从得一旦而理乎？”以及卷九十八“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蚑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前面几句话意思很明了，后面这句简单解释一下。蚑是一种小虫，这里就是说天下那些普通人说得再多，做得再多，都比不上有一个好皇帝。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于吉还是接受了甘忠可的政治上的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可能脱离开政治。这里还得啰嗦几句，在网上大家可以查询到很多有价值的文献，这对于每个人都是极好的，但是网上的这些资料错漏也比较多，而大多数人在引用时也不太认真，所以真正需要这些资料时，还是要花费些时间逐字检查才可以。 张角还自称“天公将军”，两个弟弟也有自己的称号，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这里用的天、地、人的头衔同样出自《太平经》，兄弟三人把这天地人一分正好。《太平经》里讲天、地、人的内容随处可见，就不再一一引用了，后世道教也同样有大量典籍来讲述天、地、人，这是道教的一个永恒的话题。至于“公”是一种很尊贵的称呼了，“将军”当然就是能带兵打仗，是军事首领的称呼。 张角还自称“黄天”。黄巾军中有三十六个方，又有大方和小方之分，每方由渠帅带领，都是用“黄巾“为标识的，这此同样是从《太平经》中来的，卷六十九中有一句“水王则火少气，火少气则化成灰，化成灰则变成土，便名为火，付气於土也”。张角宣扬奉天地、顺五行，按照邹衍的五德理论和五行理论，汉主火德，当前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就是说这把火快灭了。因为火生土，所以该土德的王朝接班。土的颜色是黄的，所以张角就自领了”黄天“作为一个头衔，让部下都着“黄巾”，这样也算是人为的把自己的五行属性变成了土，将来取代汉朝也就是顺应五行、天运，感觉心里更有把握了吧。 张角把起义的日子选定在“甲子”年，起义的口号中“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当然也和《太平经》有关了。比如在《太平经》卷三十九中这么讲的，”甲，天也，纲也，阳也……凡物生者，皆以甲为首，子为本“。实际上在我看来，张角是有些强迫症，很固执得认为甲子年才是元气初生，万象更始，世上一切将重新开始，只有这一年开创的新朝代才最完美。 稍微科普一下，大家都知道我国古代计年法是用天干加地支的方法吧，天干有十个，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个，这个大家就更熟悉了，分别对应了我们的十二属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计年、计月、计日都是用一个天干加一个地支的组合，甲子、乙丑，循环下来正好是六十对，又叫六十花甲子。当然计时就直接用地支，不再用组合了，因为一个时辰两小时，正好十二个地支够用了。就算现在，我们也常说正当午时、寅吃卯粮之类的，所以传统的计时方法并未完全消失。当然，这个天干地支组合起来，里面还有很多的学问，广泛应用在易学各分支里面，要想讲透估计得单开几章了，有兴趣的道友我们私下里再探讨。大家可以看到，甲子正是这六十组中的第一对，也分别是天干和地支的第一个，所以在道家，就认为是一个新的开始，张角自然也就想讨个吉利了。实际上也是甲子年起义的话，时间上也比较合适，假如再过几十年才轮到甲子年，张角也就没这种想法了，而那一个甲子年就是公元184年。 张角在外出传道时，手不离手的并不是《太平经》，而是一支九节竹杖。也许有人早有疑问了，为什么是九节而不是随便一根竹竿或木棍呢？这里就涉及到一些关于数字方面的传统文化了。理工生比较熟悉进制方面的东西，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等，我们常用的十进制，九就是最大一个个位数了，再大就需要用多个数来组合，所以在我国，九往往表示一个极致或一种高位。《太平经》卷四十二”治得天心意，使此九气合和，九人共心，故能致上皇太平也。如此九事不合乖作，不能致太平也。此九事乃更迭相生成也“，其他卷中也多次涉及到九数，正是因为九为极数，所以张角认为九节竹杖才符合他的身份。至于木棍，要找一节有九个节的太难了。实际上，在中国民间也有传说，九节杖是仙人喜欢使用的，张角取九人九气的道理，认为手拿这根竹杖，从心理上、从气度上就可以让他产生一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感觉，就可以节制宇宙万物，度人得道了吧。 在太平道的传播过程中，教众有“叩头思过”的一种仪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悔过，从而得到上天的原谅，从此才能百病不侵。在自《太平经》卷九十七是这么讲的，”今欲解此过，常以除日于旷野四达道上，四面谢叩头，各五行先上视天，回下叩头于地“。 同样，张角把符咒烧成灰，放到水里给人治病的办法，则源于《太平经》卷五十、卷九十二等很多相关的内容，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符水、思过这几招，同样也是后文要讲到的张天师一家的看家手段，后世道教在符咒方面更是加以深入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符法体系。 关于咒，实际上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早期的祝，简单理解就是天上的神仙的语言，所以咒语才能够有如此大的威力，这在《太平经》里也有描述，说祝就是天上的神语，不小心传了下来，被道人们学会了。后来，在道士之间又出现了一种叫“祝谶书”的小本子，里面收集了各种咒语，作为职业道士，随身都要装一本。 综上所述，实际上张角的太平道已完全具备了一个宗教所应该具备的主体要素，所以说，太平道也是道教正式发展成熟，成为宗教的开始。 至此，兄弟二人已对张角和《太平经》崇拜得五体投地。于是张角便给二人布置作业：“为兄数次外出，足迹遍及天下各州，不止我们冀州疫情严重，百姓已无活路，青、徐、豫、荆等州亦同，正是发展太平道的绝佳时期。你我兄弟三人分头到各州，以符水为救治灾民，广传教义，广收弟子门人，为将来大事做好谋划。” 见二人再异议，便接着道：“初时人少，尚好联络管理，人多路远就多有不便了。仙师说中黄太一把天下分了三十六方，我们便依此把各州教众也分成三十六方，每方各派一可靠弟子为渠帅统领，大方万人，小方数千人，便于统一调度，甲子年各方共同起事”。 第十二章 张角之殇 上一章的小剧情，实际上给大家展示了一些《太平经》的内容，这也是甘忠可和于吉的思想成就。张角所得于吉传承，基本上是全盘接受，而实际上就是道教正统的黄老学说的一次政治上的尝试。东汉末年全国各地方政令混乱，疫病流行，天灾人祸下民不聊生。张角能够把道家的谶纬学说、民间的巫术、医术进行优化整合，走出了一条从治病救人到宣扬神鬼教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无论是十几年的传教准备、起义前的精密布局，还是在对未来的总体规划，从细节到宏观，张角都是很用心地在做了。比如，细节方面，张角从包装上下足了功夫，披发麻衣，九节杖从不离手，绝对仙风道骨，让人一看就有种莫名的崇敬感的形象。治病时随手画符，咒语一出，纸符迎风自燃，用水一冲就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收获的是门人弟子及教众们的无限敬畏。当然了，符水这东西主要还是起个心理作用，但是病人喝下去十之七八能治愈，当然病愈的因素很多，比如感冒好几天了，本来自己也要好了，喝碗热水，加上这是仙长给的仙药，心情自然就极佳，也有利于感冒快点好起来。假如喝了符水不但病没好，甚至还挂掉了，那当然是坏事做得太多，又和仙道无缘，命中注定该死，或者你心不诚，神仙自然也不会救你。总之，仙法咒语，加上三寸巧舌，自然无往不利了。 宏观大方向上，张角能够在全国布局起事，又能建立整套的作战方案等等，都体现出他的大局观方面的能力。 既然下足了功夫，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又都是前景看好，自然就应该无往而不利了，事实也证明了起义初期也的确如此。于是，短期内，张角从大批拥趸中，精选出资质上佳者收为入室弟子，面授机密后，分派四方扩大战果去也。三兄弟则坐镇中军，统筹全局。 时间终于到了公元184年，张角期待的甲子年，这个已经百孔千疮的庞大帝国失去了曾经的生机，而灵帝和京都的高官们，依旧享受着灯红酒绿的奢靡。此时的张角和已经遍及了青、徐、幽、冀等八州的数十万教众，也在紧张和对美好的未来憧憬中等待着。我们常说中国有九州，实际上在东汉时，全国是有十三个州的，也就是说，张角的触角差不多是遍布全国了。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了，张角如此大规模地发展教派组织，各级政府难道就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也不闻不问？ 我们可以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中找到原因，其中有这么一句，“……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这段描写的情节是起义前一年，就是183年的情况。准确的数字记不太清了，东汉时全国人口最多时是数千万的，而到汉末，就锐减到几百万了，几百万人口是个什么概念，比现在一个三线城市的人口可能还要少了。在如此之少的人口下，张角发展了几十万教众是个什么概念，而且这么点儿教众居然能造成和今天的春运、国庆小长假出行高峰这样的盛况，就这样政府都还自以为是好事，这样的大汉王朝不灭亡都没天理了。所以，我们也能从侧面看得出，除了大boss依旧是玩命的败国以外，首都的高官显贵和地方的官员们，心思差不多全在如何把地皮刮得更干净些上面了吧。 按《后汉书·皇甫嵩传》所说，在张角正式起义之前，一件意外发生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叫马元义的人，也是张角的一个得力的手下，被任命为大方的渠帅，负责在邺的一切事宜。邺在三国是个很有名的战略要地，喜欢三国和三国游戏的道友应该知道，大体是在河南和河北交界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邯郸和安阳之间。从邺的位置的重要性上也能看得出，马元义实际上是很受张角信赖的。 马元义工作也非常努力，不辞辛苦，多次往返于荆州、扬州和京师等地联络起义的事情，为张角的革命大计四处奔波，顺便还发展了两个内线，一个叫封谞，另一个叫徐奉。此二人是十常侍集团里的重要人物，至于为什么放弃大好前程和张角的义军扯上关系是个谜，但和马元义来往是事实，同时也答应起义时会做内应。 本来计划得很完美，十拿九稳的行动，却在内部出了个叛徒。张角有一个叫唐周的弟子，此人的信息基本上也是一片空白，只知道也是位济南的山东大汉，就是悄悄地寄出了一封检举信，把张角给出卖了。《资治通鉴》里这么说的“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既然唐周能够上书，且能最终送到皇帝的桌子上，理应是位官员才对。当汉灵帝听说在自己的地盘上竟然有人要造反推翻他的统治，肯定是龙颜大怒，除了对张角的行为感到生气外，应该还对自己知道得如此之晚感觉气愤，自己这是养了一群什么手下啊！幸好在我的人格魅力感召下，还有忠义之士弃暗投明，要不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结果正在洛阳搞地下活动的马元义被逮了个正着，被暴怒中的皇帝给车裂了。顺藤摸瓜，封谞和徐奉也被抓，又牵连出近千与张角有关的弟子教众一起诛杀。对于张角这条大鱼自然不能放过，派人加急去抓。 张角得到消息后，原本自己选定起义的黄道吉日是三月初五，只能事急从全了。于是在公元184年二月“晨夜驰敇”，通知各方负责人“一时俱起”，于是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提前一个月正式发动。 起义各方扛起了早就准备好的黄色大旗，头上包着黄巾，张角三兄弟分别打起了天公、地公、人公将军的大旗。一时间，八州具动，杀进官府，“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十几天就在地图上搞出了一大片黄色。再后面就和《三国演义》里面大家熟知的那些情节差不多了，黄巾军成了刘备、曹操等人赚取军功的踏脚石，为他们的成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最终被多方镇压。当然，在正史中，184年的关键围剿行动中，曹操的确是参与了，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皇甫嵩、朱俊、卢植、王允等人。 张角在起义不久后就病死了，史书上记载是八月。在两个弟弟领导下，黄巾起义又坚持了几个月就基本被剿灭，张梁十月战死，张宝十一月也被杀，张角最终还被从棺材里拖出来戮尸。此后，各地黄巾军陆续坚持了二十多年，最终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随着消失的，还有太平道。大家如果有兴趣查查中国的编年史，184年的中国，所有的大事基本上都和黄巾起义有关，可见这次起义对整个国家影响有多大。 从各方面看，张角都是信奉黄老之学和《太平经》，太平道也有了道教作为一个宗教相对完整的体系，并且张角还开创了利用宗教夺取政权的先河，其后张鲁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以及太平天国的起义，都走的是与张角相似的道路。张角兄弟三人被杀，各地残存的黄巾军被剿灭后，太平道也随着消亡，张角也与中国道教的开派祖师的桂冠擦肩而过。 简单总结一下张角在中国的道教发展史上的作用吧：首先，张角继承了甘忠可、于吉一脉的道统，把《太平经》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虽然起义失败，但这些思想的影响却没有消失。其次，张角把道教发展成为正式的宗教，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宗教体系，对后世的道教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最后，张角发动的黄巾起义，开创了政教合一的起义模式，从根本上动摇了汉朝的统治，令汉朝名存实亡。 和张角相比，西部的张家就幸运得多了，接下来就看看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子孙们。 第十三章 张天师出世 写这部分内容时，很是卡了两天，原因很多。一是有关张天师的传说、故事很多也很精彩，如果写好了，差不多就是一本玄幻小说，正因如此，反而不好写了。二是尹梦飞前辈曾写过一本书《一口气读完道教史》，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写得非常精彩，特别是张天师的故事更加传神，本人自认达不到他的水平。还有一点就是张道陵在《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中提到的非常有限，而在《神仙传》等道教典籍里写了不少关于张道陵的故事，但又比较玄幻，如果本着真实为主的原则的话，故事最多的人反而最不好写了。但不写又不行，没有张道陵和他的天师世家，中国道教就不完整了，也少了很多的精彩。所以，最后也只能硬着头皮开写，但是原来想的玄幻小说的写法还是放弃了，尽量简单直接得把核心说明白就好。想看精彩的故事，还是推荐大家读一下《一口气读完道教史》。 张道陵天师本名张陵，在道教中，很多高道名道都会在名字里面加一个或改一个道字或阳字，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会发现很多。 同样了解一下张道陵的简介： 姓名：张道陵，字辅汉 曾用名：张陵 民族：汉 籍贯：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 出生时间：公元34年 去世时间：公元156年 职业：道士 职称：张天师、祖天师 主要着作：《老子想尔注》 主要成就：开创中国道教 张天师的生卒年方面还是比较清晰的，公元34年出生，公元156年飞升，寿123岁。忘记了是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张道陵是中国道教史上最长寿的，不知道哪来的自信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说传说中的彭祖、陈抟长寿不可信，那么后面我们要讲的全真教南宗五祖中就有寿138岁的，也有人考证过张三丰寿212岁的。如果仅考虑在天师世家中，张道陵应该算是活得最久的一位，为什么还不太肯定呢，原因是有些后人的寿命已无法考证了。 张天师祖籍是沛郡丰县人（今江苏丰县），传说张良九世孙，虽然不再是山东人了，但大家看看地图就会发现，丰县是和山东交界的，而且刘邦也是丰县人，所以这是个”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又是天师故里。 但凡皇帝、名人，除了自带一些特效光环以外，出生时一般也会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一样，多少总会有点异象伴随，诸如天雷滚滚啊，红光映天等等，似乎没点异象就对不起这些人的身份似的。张天师出生时就不止是有异象那么简单了，而且还要更厉害一些，先是他母亲是梦到了天上魁星下凡，感而有孕，于是就怀上了，这还没出生呢，就先与众不同了。等到出生时，“满室异香，整月不散，黄云罩顶，紫气弥院”。庆祝张天师出生的黄云和紫气也都是有讲究的，道教有“轻剪黄云，裁成法服”一说，涉及道教科仪方面的内容，后面讲到南北朝时，再和众道友聊聊这方面的内容，这里暂且放下不提。至于紫气也不简单，我们常说紫气东来，那是说老子出关化胡时伴随的异象。 当然，张天师出生时到底是不是真有异象其实也无关大局，反正我们也知道张天师从小就不凡了。不过张天师并不是从小就有志投身于道教行业的，而是读的儒家圣贤书，走的是仕途，只不过并不是很顺利罢了。 《神仙传》里记载，张天师50岁时弃儒修道，开始追求长生大道。原因说法也比较多，但也基本上没有证据，通过后来他创立五斗米道的行为来分析，应该是有了看透了当时政治腐败的社会，想自己拯救这个世界的想法吧。 修道之初，张天师选择了在洛阳北边的北邙山隐居。为什么江苏人跑到离洛阳这么近的地方隐居，洛阳是都城，这就耐人寻味了。有人说，北邙山风水好啊，张天师那可是神仙人物，当然是看中了北邙山的好风水才来的。当然，北邙山风水好是得到历代高人的普遍承认的，不是常说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嘛，唐诗也说“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北邙山上埋葬的名人真的不少，比如吕不韦、刘秀、司马懿的后人、南陈和南唐的后主、杜甫、颜真卿等等。有点扯远了，接着说张天师，都说了是隐居去了，就应该老老实实隐着，别让人发现了才对，而张天师偏偏又弄出了不少动静，以至于引起了皇帝的注意，还三次下诏请他出山做官。当自以为看透张天师心思的人以为他会欣然出山找皇帝报到时，让人费解的是，张天师对皇帝说了no，最后干脆带上弟子云游四海去了。 这次外出，张天师和弟子应该是走了很多地方，最后来到江西贵溪云锦山，认为这又是一个风水宝地，因为曾经有古仙人在这里住过，于是就和弟子在山上结庐而居。在这段时间，张天师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开坛炼丹，因为那时他得了一部《黄帝九鼎丹法》。其间的过程不必细说，三年后终于炼成神丹，丹成之时天上有龙虎异象，所以就有了现在江西龙虎山。如果大家熟悉道教的话应该知道，这里的龙虎其实并不是表面上简单的龙和虎，特别是在内丹派里是和阴阳、性命双修有关系的，暂且按下不表，内丹派是后面的重点要讲的部分。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天师和弟子在龙虎山上住了下来，张天师没事给弟子讲讲课，炼炼丹，倒也留下了不少遗迹。 第十四章 巴蜀传道 神丹炼成了，但张天师却表示现在还不能服用，弟子王长和赵升不解，张天师一番解释，打开了开宗立教的大门。曾经，太上老君传授我神丹炼制的仙法，神丹炼成功后，老君又降临对我说，如今神丹虽成，虽然服用后可以飞升成仙，但如果再给这个世上受苦的百姓做些贡献，积累功德，然后再服用效果才是最好的。恰好如今巴蜀之地妖魔横行为祸，百姓非常淳朴但缺少教化，老君让我前去降妖伏魔，教化百姓，完成这件大功德。虽然太上老君这个名字听张天师说过多次，但弟子们却不知道他是哪位尊神，所以倒也没怎么在意，如今看师傅炼成了神丹，对老君的敬仰虽不至于连绵不绝，也不会太过轻视了。考证汉末以前的史书和道书，太上老君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张道陵的《老子想尔注》里，所以这个名字应该是张道陵最先叫起来的。至于说妖魔，实际上是指当时在四川流行的原始的巫教，在中原文明人看来，那些东西自然就是异端邪术，视为邪道妖魔了。 于是，离开了生活了大约三十年的龙虎山，年近九十的张天师和弟子踏进了巴蜀大地，大家猜猜他选了哪里作为道场？四川有很多名山大川，后面我们会讲到道教的洞天福地，四川也有不少的，比如峨眉、青城等等，后世发展都证实是风水宝地，仙家都喜欢的福地。张天师也走遍了这些名山，但最后却选择了成都附近的鹤鸣山。其实，作为道教发源地的鹤鸣山风景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名气确实是小了点。前几年去成都时，很想去鹤鸣山看一看，但旅行社都没有去那里的线路，和一位本地的老出租车司机聊天时，他也不清楚鹤鸣山怎么走，在去青羊宫时看到里面冷清的情况后，感觉如今的道教其实真的是很没落了。但鹤鸣山无论如何还是比不上峨眉、青城这些的，让张天师选择这里的主要原因，个人分析还是和他此行的目的有关。斩妖除魔，那是故事，传道才是目的，那么哪里有比人口最多的成都更合适的呢？ 定居以后，摆在张天师面前的主要问题就是道怎么传？传什么？于是闭关写作就排上了日程。后世托张天师之名的道书很多，但普遍认可出自张道陵的作品是《老子想尔注》。历年来，这本书的研究资料很多，基本认同是对《老子五千言》（也有《老子五千文》的说法，现在我们称为《道德经》）的注本，不过注本里有很多思想甚至与《道德经》相悖，而且有很多《太平经》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百姓对良好政治生活环境的渴望。前面我们就提到过，甘忠可的思想在民间传播很广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张天师不可能接触不到，受到影响或者接受一部分思想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在巫术流行的四川，如果不吸收并融入一些当地的思想，也不太可能，因为天师道历来就重视的醮事符章，与这些巫术有相通之处。总体上，和太平道相同的是，张天师同样信奉的黄老学说，主体还是以黄老学说为核心的。 解释一下张天师着作名称，为什么叫想尔注？其实想尔是位仙人的名字，这也是张天师为了提高自己作品的档次的手段，以后大家见得多了就习惯了。不过在汉朝以前，神仙这个团体人数还比较单薄，可以用来扯虎皮的也有限，所以这个想尔名气也不是很大，以至于后人只能猜测，“想尔，盖仙人名”。 总体来看，张天师就是为了自己开宗立教准备的书，总体还是以黄老道为中心，吸收百姓接受的《太平经》的思想，再加上适应本土信仰的巫术，神化了老子，把老子尊为教主尊神，冠以太上之名，确立了天威。《想尔注》基本已失传，仅存的一部分同是莫高窟里发现的六朝残本，可惜是摆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从这些残存的文献中，也可以研究得出很多有价值的古代哲学思想：首先神话了老子和道，天地万物都是道演化而来的，追求道，就是追求本源，法道，就可以长生不死。同时，还提出了诸如守诫、炼形、食气等如何长生成仙的修炼方法。最后，还宣扬一种顺应天道的思想，劝人向善，遵从教化，遵守道戒，并且基本上全盘否定儒家的经学思想，宣扬帝王必须遵道修德，才能治理好天下等内容。 当然了，神仙也不差饿兵，为了让张天师更好地完成任务，太上老君也适时地又降临下来，传授《太平洞极经》《正一盟威二十四品法箓》真经两部，玉印一方、法剑一对以及诸多法器，这是要打造出一位文武全才的节奏啊。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宫观或民间的张天师的塑像或壁画，不要只注意他长相如何，重点是那一剑一印的标准装备，然后和身边的朋友家人解释一下来历，多少能收获点敬仰。至此，传道的前期准备工作就做好了，于是师徒开始行动。综合道教典籍，比如《神仙传》《道门简略》《老子想尔注》等等，再参照《三国志》等正史，张天师传教的主要内容有： 一、下山治病。这和张角相同，通过治病救人迅速接触、融入巴蜀社会，要不是再朴实的百姓也不会轻易相信你一个外地佬。治病手段和张角的方法也差不多，也是符水，天师道看家本领就是画符，符水一喝，水到病除。病没好的，当然是你恶贯满盈，心不诚，大把的原因等着你呢。 二、修路。这个记载不多，但历朝历代，修桥铺路都是造福一方的善举，值得鼓励，这也是迅速取得百姓认可的有效手段。 三、建立义舍。这个东西大约就是在路边搭个小房子，里面准备些柴米油盐，方便路人。 四、惠付会费米五斗。这叫信米，同时张天师也让弟子们注意作好宣传解释工作，收上来不是为了我们吃喝享受的，而是要用这些米建个储备粮库，等将来有个天灾人祸时，给大家救命用的。 五、忏悔服务。这个类似去教堂做忏悔，如果信徒有过错甚至犯罪了，初犯的话，把犯罪经过写好，一式三份，然后自己找个山头爬上去，放上一份，再下来找个地方埋一份，最后一份扔水里，这里有个讲究，叫三官手书，分别向三官神报告自己的错误，请求原谅。事不过三，如果是惯犯，那就得接受劳动改造了，那不正修路呢嘛。 六、统一信仰。除了太上老君以外，其他一切都不要理了，大家专心供奉一个就够了。 七、认真背诵五千言，背得好，证明心诚，好处自然多多，如果路上看到一个人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那么很可能就是一位勤奋好学的教徒在背诵呢。 八、房中术进修班。当然了，张天师是把这个称作行黄赤之道或男女和合之法的。关于房中术，自古就是贬多褒少，多数道派比较排斥，认为是邪道，不过也有些道派非常认可双修的功法，更有人把阴阳、性命双修的内丹法误解为男女双修，后面还会介绍一个南宗的双修派，这里暂且按下不提。 九、确立组织行政体系。按地区划分设置了二十四治，每治的领导叫祭酒，祭酒可以父传子，这和张角设方和渠帅相似。祭酒以下还设置了将军、校尉、监神、书吏等很多级官员，但都不可以继承了。最底层就是普通的教众，还有一个名称叫道民。为什么是二十四个治，这是顺应二十四个节气的，后来又扩充到了二十八治，这同样有说法，对应的是天上的二十八宿。在后面我会讲到《云笈七签》，其中就详细记载了这二十四治名称和统辖州县。 十、与鬼神对话。自古百姓就认为鬼神的存在，对其敬畏的，而有灾害、病痛时，也会和鬼神联系起来，而各祭酒就可以通过章表和鬼神沟通，比如天旱时求雨、涝灾时再请晴，其他却虫、断瘟、求子、保胎等等，祭酒自有全套仪式上奏民意，下传神谕，这才是宗教的神秘之处。 十一、组织教团活动。最主要的是三会日，即正月初七的迁赏上会日，七月初七的庆生中会日和十月初五的建功下会日，每年三次，间隔合理，大家开会时多交流，增进感情。会上当然也少不得听听领导的讲话，体会上层的精神，始终和上级保持高度一致。 当然，传说中还有张天师大战各路妖魔鬼怪的丰功伟绩，自是在夸大宗教的高大上做的文章，除了烘托张天师的道法高深，于道教研究实无意义。 通过一系列的有组织、有预谋的，也行之有效的手段，张天师在巴蜀打开了局面，从此道教有了正规的教团组织，不仅有了典籍、醮仪、科戒，各级信徒遍布巴蜀，就连首都洛阳那都被设了四个治，从此，道教正式活跃在中华大地，成为华夏灿烂文明的一部分。五斗米道尊张道陵为第一代天师，也称祖天师。 张天师最早开坛布道大约是在汉顺帝（公元126年-144年）时，基本上和于吉同一时代，但他发展了相对完整的道教体系，完成了张角的太平道没能完成的事业。因此，晚了甘忠可传承的太平道大约150年的张天师，侥幸成为了道教开派祖师。 相比张角成言，张天师括孙子张鲁在内无疑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受千年天师世家的影响，历朝历代的皇族、道家都不会忽视天师一脉的影响和地位。所以，无论是正史还是道教典籍中，记载张陵的内容之多，不是于吉和张角所能比的，而后文中，我们也还会经常提及龙虎山。 完成了太上老君交给的历练任务，于是在把看家的法剑、法印等诸般宝贝以及天师的位置传给儿子张衡以后，张天师开始准备飞升天界的后事了。这里的张衡和发明地动仪的科学家张衡不是一个人，两人生活时代基本相同，但追求的东西却不同，一个学文科，研究形而上的东西，一个学理科，研究形而下的东西。传说在桓帝永寿元年九月九日（这一年是155年，与前面所说卒年156年差一年），玉帝降旨，封张道陵为正一真人，于四川天台山携妻雍氏、四个女儿、徒弟王长和赵升一起飞升。至此，两个弟子名字中的长生和飞升寓意成为了实现。 张天师为什么不把儿子也带上去呢，应该是还放不下人间那一摊基业吧，看来儿子还是没有事业重要啊。所以，儿、孙们还要扛着天师大旗继续走下去，才有了下面更加精彩的故事。 第十五章 五斗米道的版权之谜 张道陵飞升后，自然是儿子张衡（96-179年）接班为二代天师了，按时间算，应该是在张道陵60岁以后老年得子，正是在龙虎山炼丹时所生。 张衡在正史上记载极少，如《三国志》里有七个字“陵死，子衡行其道”。道教典籍里记载也多点有限，《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和《汉天师世家》里都单独为他写了传，内容也乏善可陈，可见其一生碌碌，要不是占着二代的地位，基本上都不会有人愿意提了。不过，张衡却生了个好儿子张鲁。 讲张鲁之前，有一个人我们必须先说一下，他叫张修。那么张修是何许人？正史记载极少，但在三国时期鱼豢所着的《典略》等野史中，却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大家都应该明白，野史中的东西，不是不着边际的乱编一通，就是负责揭秘事实真相。 由于没有出现在正史中，所以张修留给我们的基本信息也有限，简单如下： 姓名：张修 民族：汉 籍贯：巴郡 出生时间：不详 去世时间：公元200年 职业：五斗米师 主要成就：创立五斗米道，发动农民起义 《典略》中记载，张修和张角是同一年，也就是184年发动的起义，只比张角晚了五个月，再结合一些历史事件，大概能推测出张修和张角应该是一代人，都要晚于张道陵。 早期的张修是在巴郡、汉中一带组织五斗米道活动，整体上和张道陵的五斗米道教义相同，但也有一些改变，比如只有在给人治病时才会收五斗米，入教时则不必交米等，下面我们再总结。184年七月起义，很快就被时任汉中太守的苏固收拾了，失败的张修南下退到了巴郡一带。 此时，满怀着皇帝梦想刘焉已经来到了益州，急需人才的刘焉便招抚了张修。 不过在《三国志》刘焉父子的二人传中，嗯，不是东北二人传，没有记载张修，不过却记载他们父子和张鲁的关系。当时益州境内马相等人打着黄巾军的旗号造反，从事贾龙打跑了马相后迎来了刘焉。野心勃勃的刘焉对叛军进行了招抚，所以张修投到了刘焉门下。此时，有位名媛登上了政治舞台，她就是张鲁的母亲，一位借着五斗米道而成了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贵妇，关键是长得又有几分姿色。张线成了刘焉家里的常客，经常出入刘焉家里，至于干什么去了，大家自己脑补吧。后来，刘焉就给张鲁在军队里安排了个督义司马的工作，并且委以重任，派他去汉中驻守，暗中专门截杀来往的使者，切断和中央的联系，原因自然是怕想造反的事被皇帝知道了。由此可见，刘焉和张母的关系应该很不简单，差不多把张鲁当儿子来用了。等到刘璋接班以后，和《三国演义》里描写得基本一致，刘璋是不适合生存在狼的世界中，所以张鲁很是看不起刘璋，经常耍大牌，刘璋一气之下把张母和弟弟咔嚓了，自此两人变成了生死对头。 而和正史记载的不同，在《典略》中却是这么说的。刘焉收服张修后，由于时任汉中太守的苏固对他不太感冒，所以刘焉一直想着收拾他。在收拾完周围的王咸、李权等十几个不听话的豪强郡守腾出手后，就派张修去讨伐苏固，张鲁也跟着去打酱油。派张修去原因很好理解，张修是被苏固从汉中那边打跑的，自然早憋着一口气想去报仇雪恨了，所以刘焉不担心他会放水不卖力。而又派了张鲁跟着，想来是怕这个张修贼心不死，别打下汉中又自立为王了。 此次讨伐实际上还是比较精彩的，情节非常曲折，《华阳国志》《列女传》中有记载，为了不多加几章，这里就略了。最终结果是张修战胜了苏固取得了汉中，但却数次被苏固的忠义手下攻击而受伤，有人说张修是因伤重不治而死，也有人说张鲁在胜利后杀了张修，感觉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不管是刘焉暗授机宜，还是张鲁自己把握了时机，总之张鲁成了最终的胜利者，全盘接收了苏固战斗成果以及五斗米信徒、刘焉的兵马钱粮，从此，利用五斗米教开始经营汉中。 史料上对张鲁是何时掌控汉中的没有准确记载，《资治通鉴》记载张鲁是在建安五年杀了张修，故得到张修死于公元200年，司马光由何而得到的结论不得而知，不过却可以推断出张鲁就是从公元200年起当上了汉中老大。查中国编年史，公元200年发生了很多大家都熟知的故事，比如关羽斩颜良诛文丑，这当然是着名的官渡之战的情节了，也正是在那一年，曹操在官渡大破袁绍的，也正是在那一年，也记载着张鲁据汉中，与刘璋为敌。《华阳国志》同样记载了建安五年，刘璋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时间上也还算对得上。在《后汉书》中也有一句“遂雄于巴汉十三年”，至215年曹操来灭张鲁，时间也勉强对得上吧。 无论正史还是野史，总之是张鲁成功占领了汉中，最终和刘璋怼上了，从此开始了对五斗米教的整顿，成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 陈寿写的是正史，鱼豢写的是野史，学者们也对张修和张鲁这段历史一直有争议，甚至也有学者提出五斗米道实际上是由张修最早创立的，这里根本没张道陵什么事，并列举出一些证据，但也多是猜测，没有实据。历史的魅力就在此，什么都明明白白的，连架都没得吵岂不无趣？我这个连文科生都不是的业余爱好者，着实没有能力考证千年前的掌故，就连整理这段情节，也反复研究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最后也没能把条理弄得更清晰一些。 最后，把张修和张鲁的宗教活动归纳一下，总体上还是相近的，和张道陵时期的五斗米道相比，更改、整顿并不是很大。当然了，这项工作无论是谁完成的，总之都是对道教发展作出了贡献，产生了影响，这一点还是没有疑问的。 一、静室思过，这个做法和张角的做法相似，弄个小黑屋，犯错的进去关禁闭。 二、祭酒负责《老子五千文》的教学工作，从此宗教活动有了理论支持。 三、设置鬼吏，负责治疗疾病，仪式上和前面说的三官手书相似，把病人的名字写好，一式三份，表示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请上天原谅。然后鬼吏又有一番祈祷仪式，同样分别在山上放一份、地里埋一份、水里再沉一份。当然，还要再交五斗米。也由此，张修就得了一个五斗米师的称号。 四、入教时不再收五斗米了，当然治病时还是要交的，而且也不限于米一种了。 五、宣布义舍里的食物不能浪费，吃多少拿多少，倡导光盘行动，如果多吃多拿，浪费食物，鬼神就会降下疾病等惩罚。 六、提出了春夏两季的禁杀令，当然不是禁止杀人，而是不能杀牲畜，理由是春夏是动物繁殖期。 七、禁止酗酒，这个就不解释了。 其他内容基本与张道陵所传五斗米道基本相同，大家可参考上一章的内容。 第十六章 天师世家 在张鲁占据汉中，通过五斗米道统治汉中之初，西北的韩遂、马超在西北乱打一通，导致数万西北好汉拖家带口逃到汉中避祸。大家都知道只要有粮食，那么人口就是最大的战略资源，从此张鲁的政权日益稳固了。相比于中原地区的烽烟不断，刘璋和张鲁之间的战事就不值一提了，整个巴蜀地区又相对更富足一些，所以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张鲁有了充足的时间和军事力量来推行和改革五斗米道，通过宗教进一步加强了对百姓的思想控制和政权的稳定。正是因为张鲁发展了大批虔诚的教徒，为五斗米道在中国北方推广，进而又传播到南方，最终成为遍布全国的宗教做好了人才储备，为中国道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在三国的乱世中，弱肉强食是至理。公元215年，曹操来抢地盘了，双方稍一接触张鲁就知道自己不是对手，被吓得逃跑了。逃出汉中时，有大量的粮食无法带走，手下有人建议一把火烧了，不能留给曹操，让他的军队吃饱我们的粮食再追着打我们，这个冤大头不能当。张鲁却否定了烧粮的建议，这可是百姓们的救命粮，我们老张家五斗五斗地攒下来容易吗？就算是留给曹操，也是给人吃了，发挥了粮食的最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能烧掉！ 曹操听手下报告说缴获了大量的粮食，自然是惊喜异常了，于是对张鲁好感顿生，这样的好同志不多了，杀了太可惜，于是派人去向张鲁表达了善意，宣传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张鲁真的来投降时，曹操果真信守承诺，不但丝毫没有难为他们一家人，并且还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连他的五个儿子都封了列侯。不过曹操对张鲁说，封侯封地都不是问题，不过您以后肯定是不可能再留在汉中了，要不大家谁也不放心对不对？张鲁还能说什么，只能表示服从大局。 在腹黑学水平极其高深的曹操看来，张鲁这样一个曾经是割据一方的霸主，只有放在眼皮子底下才放心，所以张鲁全家被迁到了都城，过上了有名无权的生活。曹操是踩着黄巾军起家的，而且手下也有一支由收服的黄巾军组建的青州军，一直跟随自己四处征战，因此曹操是非常了解五斗米道这颗定时炸弹潜在的危险性，如果处理不好，随时会爆炸。所以，曹操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把汉中人口大量北迁，分散到河南境内。曹操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这些不稳定的教众打散后消化在自己地盘里，让他们不再有机会组织到一起，慢慢得就被我的人民群众同化掉了。 就这样，张鲁和他的家传的五斗米道都得以保存，并没有落得张角和黄巾军那样被剿灭的结局。让曹操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五斗米道教徒的北迁，教徒们不但没有被曹操的人民战争的海洋消灭掉，反而在中原大地广泛传播开来，就连上层社会也都增加了大量信徒。 到了晋朝，张鲁的第四子张盛回到了老根据地江西龙虎山，并且随着衣冠南渡，五斗米道又跟随着传入南方，从此逐渐在全国流行起来，其中政治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后文再详细分说。 为了进一步安抚张鲁，曹操又让儿子曹宇娶了张鲁的女儿，从此亲上亲成了亲家。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曹宇在《三国演义》里没有出场的，所以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曹宇和曹冲是一个母亲的亲兄弟，在曹操和曹丕时代表现得比较低调。到了曹叡当皇帝的时候就成了位高权重的大将军，张鲁能有这样一个好女婿罩着，老张家在魏国混得当然差不了。曹宇我们在后文还会提到，这里先挖个小坑。 最后，再交代一个学术上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老子想尔注》并不是张道陵所着，当然更不是张修所着，而是张鲁写的。比如元代列大彬在《茅山志》中就引用陶弘景（后面要重点讲到的道教重要人物）的《登真隐诀》，记述了张鲁给《老子》作注的具体情况，其描述又恰好和前文提及的现存的莫高窟残卷相同，唐代着名的经学家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甚至说其作者是张鲁或刘表，总之不是张道陵。还是那句话，有争议才有意思，才值得继续研究考证。 至此，三代天师就讲完了，张道陵理所当然成为五斗米道也就是天师道的第一代天师，又称祖天师，儿子张衡为二代天师，又称嗣天师，孙子张鲁为三代天师，又称系天师，依此传承下去有张盛，张昭成……子孙世代承袭，统称为张天师，而五斗米道名字也逐渐没人再提了。五斗米道的名称问题，也经历过几次变化，后面也会说到，我们暂时就称为天师道。 道教典籍记载，前四代天师均得到了太上老君亲传道法，也都全部飞升位列仙班了。从四代天师起，天师一脉搬回了江西龙虎山，历经千年，传承至今。历经千年，龙虎山一脉兴盛过，也衰落过，张道陵也受到过很多皇帝的册封，给了不少封号，比如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因老子之故（后文详细交代）册封为“太师”，唐禧宗中和四年（884年），封为“三天扶教大法师”，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册封为“正一靖真君”，宋理宗加封“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靖应显佑真君”，元成宗加封“正一冲玄神化静应显佑真君”，明崇祯加封“六合无穷高明上帝”等等。 明朝以前，天师一脉都是有帝王诏书认定的，也就是每任天师都会得到皇帝给发的职称证，不过到了明清以后皇帝就不给发了，但天师也一直在传承着，其中原因也留待后面再说。 天师道传至民国初期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薄后，皇帝都没有了，自然更没有人理会天师认证这些小事了，从此天师传承也就中止了。张恩薄天师后来跟随蒋介石逃亡到了台湾，所以在台湾就有了一个天师道的分支。据传说，在决定去台湾时，蒋介石特意要带走三个人，一个是33代衍圣公孔德成，一个是章喜活佛，第三个就是张恩薄，大家有没有发现，儒、释、道全了。如今，海峡两岸还在为天师正统问题时不时的争论一番。当然，大家还是比较认可天师传至六十三代为止，没有继续传下来。 在当今的天师后裔中，六十五代张继禹先生曾任中国道教协会第八届副会长，第十一届全国ren委员，全国青联副主xi等多项职务，为我国的宗教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 第十七章 冠绝古今的金丹道鼻祖 前面提到，西汉初期，方士们的日子很不好过，既没有强大的理论体系支撑，又没有科学技术保证，仅靠嘴上忽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了摆脱这种声名越来越狼藉的境遇，也为了自己一直享受美好的生活，他们走上了两条改革之路，一条选择了创新发展黄老道，一条则是深入发展了邹衍的方仙道。 到东汉晚期，黄老道市场规模扩大，发展日趋成熟，进而又出现了两个分支。一个分支走的是亲民派，就是底层群众路线，与民间的宗教相结合，代表的就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另一分支则走权贵路线，游走于仕宦豪门之间，专攻养生以及科研，比如炼丹之类的物理学、化学研究。 走群众路线的张角和张道陵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由于魏伯阳所取得的成就，为金丹派打开了一条坦途，从而成为走权贵路线的代表人物。照例先看简历： 姓名：魏伯阳 道号：云牙子 民族：汉 籍贯：会稽上虞（今浙江宁波上虞） 出生时间：公元151年 去世时间：公元221年 职业：道士、炼丹家 主要着作：《周易参同契》《周易五相类》 生平很简单，似乎也很普通，对道教不太了解的人可能都没听说过魏魏伯阳这个人，那么大家看完这部分内容后，相信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不简单人。如果先透露一点的话，大家看他的职业炼丹家，炼丹大家都知道，以前就讲到过方士中有很多炼丹家，后世会炼丹的道士就更多了，可以说丹药就是道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魏伯阳则称得上是炼丹的鼻祖。 魏伯阳差不多是和张角、张修、张鲁生活在一个时代，去世那年正好是刘备称帝，然后张飞被杀，对照《三国演义》，这样大家就对他的生活时代有个清晰的认识了。 据《后汉书》记载，魏伯阳出身高贵，算是书香门第，老爸魏朗曾当过尚书，绝对算是官二代的人物。因为父亲对魏伯阳的影响巨大，所以先简单介绍一下魏朗。 魏朗是位大儒，人品、才情俱佳，在当时是有名的“八俊”之一，后来因为党锢之祸被罢官，就是前文提及的桓帝和灵帝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因此魏朗出现在《后汉书?党锢列传》里。 前面分析过桓灵二帝时期的怪圈，那时文人士大夫们在不正确的时间，采取了不正确的清议行为，同时触动了官宦和外戚两大集团的利益，结果是一败涂地。 根据时间计算，魏朗应该是在桓帝时期，公元166年的党锢之祸被罢官的，那时魏伯阳尚未成年。所幸的是，魏朗只是被开除，而且正是回家后的这段时间，他总结了自己的所学，写了不少文章。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大体可以确定魏朗还算是个清官，是个正面人物，我查到了这么两句话，“性矜严”、“屡陈便宜，有所补益”。魏朗治家也很严谨，儒学功底不错，要不也不会成为“八俊”中人，所以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魏伯阳从小就打下了极深的儒学功底，对于他改学道学及编着《参同契》起到了很大作用。如果道友们有兴趣，后面可以和大家探讨一些《参同契》里的一些内容，抛开里面的内容是否高深不提，单从文采上看，大家就能体会出魏伯阳在儒学方面的造诣有多深了。 如果就这样父慈子孝的继续下去的话，历史上可能会多一位政府官员，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改变了魏伯阳的人生轨迹。 169年，灵帝时的党锢之祸最终爆发，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就算罢官在家的魏朗也没能躲过去，“以党被急征”，魏朗也自知回应必死，走到丹阳（安徽当涂）牛渚山时便自杀了。那一年，魏伯阳年满18岁。 魏伯阳受其父的遭遇及家境巨变的影响，加之在外出游历时也看尽了社会的黑暗现状、世态炎凉，早就有了逃避的心理。父亲死后的几年里，除了学习以外，魏伯阳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稿，最后编成《魏子》三卷。 176年，党锢再起，这次波及范围更大，很多人被牵连五族，妇孺老幼都遭难。魏伯阳也受到波及，被迫遁入山中，从此避世修行。从此以后，开始了每天炼丹、吐纳，追求长生不老的修道生活，只有得道飞升才是正理，世俗的权利、金钱终究是一场空。那一年，魏伯阳26岁。 佛为渡人，道则渡己，虽然有些片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佛道的不同之处。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只求自己成仙的思想呢？因为在乱世，我个人的能力有限，成不了救世主救别人，那只能救自己了。于是，后世的道士们也就纷纷寻觅名山大川，避世修炼成为主流，偶有耐不住寂寞下山的，也只是个别现象。 由于魏伯阳没有进入仕途，所以正史上基本上没有他的痕迹，道教典籍记载虽然很多，但只能当故事看看，所以很多有关他的生平经历也只能通过各方面的资料来推测，而他的思想则主要通过研究《参同契》的内容提炼。所幸，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魏伯阳的学术。 在前面，我们也提及到，魏伯阳是生活在一个儒学把谶纬视作时尚、文人士大夫喜欢黄老之学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腐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家教、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魏伯阳爱好广泛，虚心好学，但又厌烦了官场，除了博览儒家学术，精通谶纬神学之外，又受到民间的神仙方术、黄老学说的影响，尤其喜欢黄老道学。由于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家庭，魏伯阳也就有条件如同孙悟空那样，很小就四处游历，访师问友，求取道术了。传说他的足迹曾到达过长白山，并且遇到一位真人传授了一部叫《龙虎经》的丹书，回家后，就开始结合易经、黄老、炼丹术等，精研《龙虎经》，学习炼丹技术。隐遁山林以后，更是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丹道研究之上，终于在丹道理论和实践上达到了巅峰。 根据历代道教相关典籍记载，魏伯阳至少有两个弟子，一个叫徐从事，一个叫淳于斟，又叫淳于叔通，按那时起名的习惯，叔通可能是他的字吧。这两个人正史上也没查到，道教典籍中的资料也不多，之所以单独在这里交代一下，主要是因为魏伯阳他们三人的关系，道教界存在几个版本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徐从事最早参研龙虎天文的，然后写了《参同契》的上篇，再传给了魏伯阳，魏伯阳又写了中篇，淳于叔通最后完成了下篇，这里还有个讲究叫三才之道。道教中三才一般是指天、地、人，这在道教中是个重要的概念。 另一种说法是《参同契》本来是一位叫凌阳子的仙人所作，在崆峒山上传给了徐从事，徐从事再传给了淳于斟，至于魏伯阳，可能是只做了点修订工作。 还有一种说法，《参同契》作者就是徐从事，徐从事是位真人，徐真人原来在青州做过从事。徐真人让魏伯阳为书的前篇作了注解，让淳于斟“补续其类”，最后完成书的编写，二人才得到徐真人传授此经。 根据这些说法，大体可以推断的确有此二人的存在性，而且都和魏伯阳有关系，徐从事是位当从事的官员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至于淳于斟也可能是桓帝时期的一位县长。这也大概说明了没点地位的人，确实是没钱学炼丹，而且还要是读过书的干部，能学得懂《参同契》这么高深的学问吧。 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前面说魏伯阳是走权贵路线的代表，为什么呢？ 魏伯阳因父亲受党锢之祸影响，家破人亡，最后自己也被迫隐遁深山，那么他和走权贵路线有何关系？其实道理很简单，无论魏伯阳是否结交权贵了，但炼丹这个行业绝对不是平民百姓玩得起的，温饱都成问题的人，是没有钱买材料炼丹的，甚至烧火的柴都不一定买得起。也就是说，至少是不差钱的人才有可能加入炼丹界，而这些人又怎么可能和底层人民打成一片呢？他们向服务的对象推销的是自己的学识和丹药，也只有权贵才有兴趣，也才买得起。所以，高投入、高消费的行业，面向的对象也只有权贵，那些金丹派的道士们，最终都是高门大户，甚至是皇家的座上宾。 下面，我们再花些笔墨，说说《参同契》这部奇书。 第十八章 名扬海内的万古丹经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魏伯阳之所以出名，在道教有很高的地位，原因就是他写了《参同契》。那么这究竟是一部什么书，有什么地位，有什么影响呢？自古以来，这部书就有万古丹经之王的美誉，也有人称它为丹经之祖，通过这些称呼，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出一点它的地位。 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参同契》的作者虽然有些不同的声音和争议，但大量的史料却可以考证魏伯阳是它的真正作者，如葛洪的《神仙传》、唐代刘知古的《日月玄枢入篇》、后蜀彭晓的《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以及《隋书》《旧唐书》《席上腐谈》等史料，均提及了魏伯阳着《参同契》。 第二，确定《参同契》成书的年代，这对于考证魏伯阳的生卒年和经历帮助很大。通过下面一些史料，我们小心推断，大胆假设： 魏伯阳是被葛洪收录在《神仙传》的，下面马上就会讲到葛洪，两个人生活的时间相差不足百年，所以葛洪所记载的内容，参考价值相对要高一些。据《神仙传》记载，“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阴阳注之……”，至少说明在葛洪那个年代《参同契》已经存在，并且有了相当的流传度，要不哪来的大儒作注，所以，证明该书在魏晋之前完成的； 南北朝名道陶弘景在《真诰》中记录了记载了魏伯阳把该书传授给了淳于叔通，而淳于叔通在汉桓帝时期曾任洛阳令，由此可知该书最晚成书也是汉桓帝时； 唐代陆德明在《周易释文》中，宋俞琰在《席上腐谈》中，均提及虞翻曾为《参同契》作过注，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说明三国时该书已存在了。 根据上面内容，可以得到该书应该是在汉顺帝到桓帝时代而作的结论。这里就有问题了，汉桓帝死于168年，169年父亲自杀时，魏伯阳刚满18岁，也就是说，按这个结论，魏伯阳是在18岁前就写完了这部书的。如果大家读过《参同契》的话就能知道，这不太可能是一个刚成年的人所能完成的。所以，个人观点看来，通过道教典籍来考证史实确实有点难度，相比来说，佛教典籍要可靠得多，后文自会有这方面的实例。 既然正史中查不到，道书又不可靠，所以《参同契》的成书年代，也只能大胆假设了。个人观点，至少应该是魏伯阳隐遁以后，并且是后半生才开始编写的。真正对现实失望，才会全情寄于修道；全情寄于修道，才会有大量的实践经验，才会在丹道上有所突破，才会系统地梳理所学理论。总之，没有多年的大量的实践和丰富的理论知识相结合，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巨作的。如果魏伯阳26岁入山，经过十几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后，从四十多岁开始写书，是个比较合理的推断。当然，天才的世界不是我等凡人所能够妄断的，真相是什么，依旧需要继续寻找。 啰嗦了这么多，是该正式解释一下《参同契》到底是一部什么奇书了。 实际上已经多次提及，《参同契》是一部丹经，是一部道家炼丹的经典，历朝历代的名儒高道均尊为万古丹经之王的典籍，总体看似解说周易，实际上是假借爻象，来讲炼丹的着作。这是一种官方式的解释，似乎说明不了什么吧。历代名家对它的介绍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引用了，仅引用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对《参同契》的评价，“这一本书在中国整体文化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古人更直指《参同契》是千古丹经之鼻祖。古今以来，尤其是讲修道的神仙之学，要炼丹法，要返老还童求得长生不老之术，这是一本非读不可的秘密典籍。不仅如此，它可以说既是哲学的又是科学的，很多相关学理，都来自这本书。现在西方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史，也把《参同契》看成是化学、地球物理、天文等等学问的重要源头。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往往忽略了这一本书，原因之一，是这本书实在很难研究”。 相信大家通过南师的解释，应该知道《参同契》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了，当然，不认真看完它，不真正看懂它，是无法真正理解它的、定义它的。 再解释一下书名，相信多数人也是有点不明白的，三个字都认识，放在一起就不懂了，只有看起来很不普通的样子。书名和书里的内容一样，每个字都暗含玄机，甚至有些人把书名分析了十个层次的意境，当然他们都是比较专业的、阳春白雪的。至于我辈俗人，同样借用南师的解释，简单明了，“参就是参合，同就是相同”，“就是参合三种原则相同的学问，熔于一炉。这三种学问就是老庄、道家的丹道，还有《易经》的学问”，“是老庄的思想观念、《易经》的变易法则，丹道的修炼方法”，这是南师对参同二字的解释。契字历代解释比较多，也有一些争论，但总体上普遍认可的是契合之意，就是把上述三种学问契合到一起。 唉，书名解释起来就不容易，如果再和道友们一起探讨书中的精微妙义，实在有点惴惴。 魏伯阳那个时代，炼丹术其实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汉书》《史记》等史书中都有不少相关记载。因此，有人提出，他是在李少君的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成自己的丹道，并建立起完善的金丹道。我们前面提到过汉武帝和李少君，这位李少君就是最早把炼金术和神仙术结合起来的高人之一。从烧炼黄白之物到炼金丹，并认为吃了金丹就可以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死，成就金丹大道，这是任何人都抵挡不住的诱惑。《参同契》被历代道教人物视为经典，自东汉绵绵相传，并发展成了后世道教的一个重要流派——丹鼎派。 由于丹鼎派并不是一个门派，而是相对于后世道教的符箓派而言的，也是对道教中炼金丹、求仙求长生为主的各道派的一个统称。后世的葛洪、吕洞宾、张伯端等很多人都是炼丹的名家都受到这部书的影响，又发展出了内丹和外丹体系，后面会逐一介绍。 说到历代名家对《参同契》进行研究并作过注解的，其中有些是道教中的大咖，诸如陆西星、陈致虚、刘一明等，这些人后面都会专门讲到。还有一些诸如朱熹、徐文长等耳熟能详的名人，也都不务正业的研究这部道家典籍，也可以从侧面说明此书的魅力之大了。不过，不是专业人士，即使你儒学功底再高，道教典籍也不一定能研究明白，所以南师就在《我说参同契》一书中亲笔写下了几句话，第一句就是“宋儒朱熹化名邹?注参同契是大笑话”。朱老夫子和道家的一些故事，大家可以自己找找，从我辈后人的观点来看，情有可原吧，这里真的不能展开说了，要不就得从程朱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没完没了了，自己这瓶子底的一点水，hold不住。 在国际方面的影响，网上看到的，但没有找到实际刊物证实，大家权且一听，如果哪位道友能提供实证就更好了。1932年，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吴鲁强先生（梁启超女婿）曾与麻省理工学院的davis合作，把《参同契》翻译成英文并发表，从此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很多国家都对它有所关注，因此可以称得上世界上第一部古化学着作，所以这部中国的奇书在国际上同样有一定的影响力。 第十九章 《参同契》赏析 原本的大纲里没有打算写这一章的，但开始写魏伯阳时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哪怕只选几句，和大家分享分享。现在想想，最关键的原因应该是自己对《参同契》是极喜欢的，也花了很大精力去研究了一翻，此外，增加这一章对整体结构又没什么影响，所以就有了这一章。 其实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这点儿水平着实不敢谈什么注释、讲解，和历代名家相比，更谈不上有什么新的理解，只是说说自己这几年的学习心得。即便是这点皮毛，也完全是从历代名家的注解中学到的，也就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了，嗯，这么说好像还是有点自夸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 和懂易学的道友交流这方面的内容会容易一些，但多数人可能没有易学的基础，更没有道教的金丹啊，内丹啊，外丹之类的理论及性命双修等等诸多道教方面的知识及背景，看《参同契》的原文差不多就是看天书，看注本差不多就是看天书2.0。实际上，除了需要上述那些背景知识以外，还要懂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天文、历律、节气诸如此类吧，当然古文阅读基本功也是必须的。古人自有高人的矜持，古文又天然精练，所以，把这些艰深地、专业的、晦涩的、玄奥的、优美的……（此处省略百字）摘几句说说自己的理解，尽量让没有基础的小白也能明白个七七八八，对《参同契》有个更具体的认识。 《参同契》全文共六千多字，总体上分了上中下三篇，章节划分版本较多，但三十五章版本较普遍，总之版本对整体结构没有影响。三篇分别从御政、养性和伏食三个方面，讲了天道法则及修炼成神等诸多内容。 第一章是“乾坤门户”，稍有易学知识、国学基础的人应该基本能看懂。第一句是“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开篇，开宗明义，整个易学体系的门户就在于乾坤，里面万变均有规律，天地阴阳，世间万物都是在一个框架中运行的。比如我们每个家庭、每个公司、每个企业、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门，只要进了这个门，那么就有一套规矩来维系它，大家都遵守，包括人在内，门里的一切才能存在下去。而这一章就是从易学引出道家的修炼，追求神仙道法，那么这个门里的科条就要遵守。这也是第一篇御政的中心，修炼之前，先学规矩，然后才知道怎么修炼，才谈得上选择什么方法去修炼是最好的。 懂了门内的规矩之后，就要知道一些修炼的基础，比如“坎离二用章第二”中这一句“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幽潜沦匿，变化于中，包囊万物，为道纲纪”。第二章开始就涉及道家的一些修炼基础理论了，天地日月归位，生命、法则运行其中，乾坤就是天地，是体，而坎离二卦代表阴阳，也代表日月，这就是二用，体是静的、固定的，而用是变化的，是动的，所以没有固定的爻位。这里完全是易学的知识，动静、阴阳、体用等等，这方面集大成者是后面也要讲到的宋代的邵雍，在他的《梅花易数》里把这些知识运用妙至毫巅，暂且按下不表。 也就是说，用是不固定的，是变化的，所以人修炼的周流的后天之炁就是一种阴阳的变化，没有常态的，这是首先要认识到的。如果你要想修炼，那么至少要先达到一种幽潜沦匿的状态，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把自己的外在的一切的感观、精神、思维等等全部收回来，沉下去，耳不听、目不视、忘掉身体、忘掉自我，目标是达到一种绝对静，也就是阴极的境界，这就是修道的根本，也是先要达到的，否则就谈不上修炼。幽潜沦匿可以说是修炼的关键，佛家有修观音法门的，在道家来看就是收视返听，观音法门是从耳根，对应的就是坎卦修起的，易学里耳通肾，通炁海，再通过肝经通肝，闭目内视，收耳归肾，断绝声色，才可以达到阴极的境界。宋代以后，道家又走出了性命双修的路，讲究修成无缝塔，相当于佛修的无漏果，精炁为命，视为性，也就是常听到的精炁神三宝。后面还会详细讲到性命双修的内容，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这里我一直在用炁，而没用气，两个字区别还是极大的，只不过后世用乱了。 接着研究这一句。邵雍对于修炼体悟是极深的，曾写过一首小诗，“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有点后悔引用它了，主要是解释起来话又长了。冬至就是二十四节气的那个冬至，它是怎么回事呢？小白理解它就是一个节气（为什么是小白呢，因为节和气是不同的），冬至那天就是白天最短的一天，也就是太阳到了北回归线，然后就开始往南走了，白天就一天天长了，这里面还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自然、哲学等很多东西，不能再多说了。这里的冬至，关键是说这一天是一个变化的转折点。子之半意思差不多，就是子时的一半，也是一个转折点。子时是晚上11：00到0：59，不再精确了，总之就是一半的那一刻，0：00。在道家里，是极重视这些关键点的，中国文化里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比如否极泰来、乐极生悲之类的。那么前面幽潜沦匿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达到阴极，然后呢？静极了就动了，就开始了真正的修炼。这里就用冬至那天的子时一半，说明修炼时这个关键点的重要性。 天心无改移，还是说达到极阴极静的状态，也是一种极平衡的状态，阴阳、动静全都平衡的状态，佛家也叫无念真如，明心见性，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所以佛道本质是通的，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有道家开始佛道释三教合一而修，比如王重阳。 阴极的状态，道家也叫无阴无阳的状态，是一种追求的先天混沌不分的状态，只有这种状态下让阳炁发动才是真正修炼。所以后面就说一阳初动处，阴极了阳才生，静极了才动，最后万物未生时同样是说那种什么也不想，思维完全静止下来的状态。这一句基本上就解释完了。 再看“炼己立基章第六”中的一句，“内以养己，安静虚无。原来隐明，内照形躯”，当达到了安静虚无状态后，此时就能明心见性，见到的就是本我，这个本我实际上就是存在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中的，现在生命是从本来的生命中来的，现在这个生命是会死的，而本来那个是会长生的，前提是你得找到。有点唯心了啊！这个本我在哪里？就在当你到了虚无状态那一刻时，就是无内也无外那一刻，你才能看到那个“内”，就在那里。后世道家修炼讲“百日筑基”，而网络修真小说也常说筑基，实际上是说的修炼到这个程度时，达到一种内视状态，原来不存在的就出现了。 感觉有点深奥不好理解了吧，其实讲起来也费劲了，再往下就要达到金水相生的境界，转河车，自性则现，四大（地火水风）归位，气脉稳固充盈，就可以进入到修炼的下一阶段采药了。 也许有人一直有个疑问，这不是一部丹经吗？为什么没选些炼丹的内容讲？书中，怎么炼丹的确是讲了，而且讲的也不少，网上有高人还把当时魏伯阳炼丹的化学方程式都列出来了。但是，大家在看过后面道教的炼丹方面的发展以后，自会明白，炼丹分内丹和外丹，而《参同契》虽讲了外丹，但实际上主要讲的还是内丹的修炼，说白了就是把身体当作丹炉，在体内修出个丹来。详细的内容，后面会再结合丹鼎派的发展交代。 就和大家分享这一点吧，很遗憾。魏伯阳这部分本来的计划是要写四到五章的，想写的东西很多，但写起来发现写不出来了，《参同契》讲的更是连皮毛也谈不上，想想还是水平的问题，惭愧。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尝试一下，看能否把《参同契》翻译成小白文吧。大家可以看看南怀瑾大师《我说参同契》，有条件的道友还可以看看清代朱云阳真人的《参同契阐幽》。后面还会讲到《悟真篇》，这是和《参同契》齐名的一部丹经，朱道长同样做过注解，也值得一看。 留点遗憾。 第二十章 小结第一 至此，道教的起源大概谈完了，当然讲得极为粗糙，大量相关的内容并没有谈及，比如历史、文化、哲学、经济等等很多方面，一则自己时间、精力有限，二则水平不足以胜任，三则这方面的文献极多了，大家也方便查阅。如果能够通过我写的东西，大家对道教产生一些兴趣，进而有继续探究下去的想法，这才是我的初衷。 对于道教发展阶段的粗略划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这是很正常的。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赞成当代着名的道教学者李养正老先生的观点，老先生对佛教和道教都有极深的研究，特别是对道教，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相关工作及研究，治学严谨，很多地方我都参考了老先生的观点。所以，我的分段方法如果和大家认可的不一样，也只是在研究的角度上的不同，对道教的本质是没有影响的，这当然也是件正常事了。观点不同，大家才可以争辩嘛，文化才有活力嘛，大家争来争去，名气也就大了，这不正是一些名人希望的嘛，所以吵吵架，实在是件有益身心健康的好事，别赤膊上阵就行，拳脚无眼，有失斯文，所以别打听我的地址，打死你我也不会说的。 道教的发展前身向前可以追溯到了先秦战国甚至更早，那是巫、方士、方术的时代，神秘而令人向往啊，如果能穿越了，相信很多玄幻迷会喜欢去的。前面我也分析了为什么那些神仙传说最早是在沿海和西部传起来的，其实根本原因还是人类文明的落后，自己解释不了的东西就推给神仙，现代人当然也有这个问题，自己理解不了的就说是迷信。文明落后不代表停滞不前，当人们对未知的领域产生了探索欲望后，对自然的崇拜就逐渐发展成为对仙人的向往，君主也期望得到仙人及先祖的护佑和祝福，于是祭祀文化也得到了发展。随着方士、方术在解决诸如长生等实质问题方面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缺陷，技术手段落后，还打算凭三寸之舌大吃四方，别人也不总那么傻是不是?于是神仙方术逐渐走向没落。但不可否定的是，方仙道对后世道教的影响是巨大的，道教的神仙体系、教义、哲学思想等很多方面，都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传承。 秦汉以来，渐渐发展起来的黄老道，则为正发愁没米下锅的方士们带来了一个契机。方术这碗冷饭再炒也没什么市场了，领导们现在都喜欢研究玄而又玄的老庄了，既然黄老学说打开了市场，方士们的头脑足够支持他们看到这是一条适应社会发展的阳官道，于是，在方士们加入以后，黄老道迅速发展起来，而且是按照多方的意愿，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发展起来。 参与的人多了，大家总会有学术上的分歧，没关系，这是好事，万一自己的路走不下去了，还有b方案可以选嘛。于是，黄老道发展并且产生了多个分支。一是甘忠可、于吉、张角一脉相传下来的的太平道，利用了社会黑暗、动荡的环境，发展完善了《太平经》这套在社会底层寻求市场和发展的纲领，特别是在张角的有意利用下，迅速传播并且发动了起义，但终因黄巾起义被镇压而消亡。二是在张鲁手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五斗米道（天师道），成功利用宗教加强了统治，又利用统治改革了宗教，张鲁也因为政教合一取得成功，替他爷爷捧回了大力神杯，不是，是道教开宗祖师的桂冠。张鲁的成功并不是全凭天时、地利，自己一无是处的，虽然在三国时代他就是个衬托成功人士曹操的配角，但是不能抹杀张鲁的才能，只不过别人更有本事罢了。在教义上，张鲁推行《老子五千文》《老子想尔注》《太平洞极经》以及“三天正法”章符，在管理体系上，有教团性质的组织，基本上具备了宗教的特征。关键是在投降曹操后，受到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加之教众的北迁的契机，反而使五斗米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发展成了道教正统。最后一支则是以魏伯阳的《参同契》为基础发展的金丹道，也是黄老道与上层社会相结合的分支。这个分支以《参同契》为根本，渐渐摆脱了道教只有炼形的局限，开始重视发展义理，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从此道教着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后世的丹鼎派的发展奠定的理论基础。 这就是早期的阶段，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为随之而来的鼎盛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勃兴大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南北大分裂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道教迅速成长并走向成熟的时代。在那个盛产名士、清流的时代，同样出现了众多的道教名人，出现了大量的传世典籍，伴随他们的还有大量的传说和道教的勃兴。 为什么这段时期道教会得到迅速地发展，和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的背景离不开的。 黄巾起义之后，曹魏的统治者对方士们的活动不得不重视起来，不重视也不行啊，这些人的能量真的可以动摇国家根本啊。但这种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和人总是不同的，就算是一脉相传，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 魏晋初期，曹操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对方士、五斗米道的态度是一种比较纠结的矛盾心理。那时的士大夫阶层还是非常相信怪力神仙存在的，也希望能吃粒仙药长生不死的，因此不排斥和方士们有接触。但张修、张角、张鲁这三个姓张的却展现出方士们的另一面，所以又害怕再来一次黄巾起义，这就太刺激，没人愿意再尝试。因此曹操对方士采取了一种简单直接的手段，把这些方士们全请过来，还包吃包住，这样既防止这些人不安分，再四处去折腾传教起义玩，而且万一哪位不小心炼出了仙丹什么的，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大家应该都知道《山海经》，古代还有一本《博物志》不知道是不是听说过，它借鉴了很多《山海经》的内容，算是一本古代的百科全书吧。因为它在阴阳五行学说上有所论述才翻了翻，这本书的方士卷中就记载了曹操控制方士的这件事。在曹操把左慈、甘始等一批方士全集中到了身边以后，曹植就有了和这些高人们长期亲密接触的机会。曹植的聪明和才华是得到历代才子们的共同认可的，满世界就那十斗才华，他一人就占了八斗，一般人可真不太容易骗到他，所以他在考验过左慈、甘始、郤俭等人的道法时，估计这几位高人可能是因为紧张发挥失常，或者干脆就没什么真本事，让聪明的曹植对长生、辟谷之类的仙家法术有些失望，但是也没有完全否定他们的养生、房中术等科研成果。曹植的这种态度通过后来他写的一篇《辩道论》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差不多就是一种年轻气盛，不相信的情绪。但是若干年后，他又写了一篇《释疑论》，里面则表达了对自己放不下凡尘俗世而不能专心修道长生的惋惜心情，此时的曹植对神仙方术已经相信了八九分了，晚年的曹植又写过一篇《释愁文》，对方士表达出的就是一种仰慕了。我们通过曹植的文章以及《太平广记》等文献上都可以体会出当时的统治阶级对方士的那种强烈的戒备心理了。 曹操平定汉中以后，并没有高举大刀大肆杀戮，虽然有张鲁战败而没有焚烧粮食财物的原因，但也并不是主要的。在把汉中的数万户人口，当然绝大多数是张鲁的铁杆粉，迁到了长安及三辅时，虽然老曹考虑得也比较周全，把张鲁的道教体系全部打散，祭酒和徒众们分散开，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次的迁移，五斗米道在北方民间传播开来，成了星星之火。西晋末东晋初的衣冠南渡，五斗米道在江南也盛行起来，还被着名的恶人孙恩利用，成了这个坏蛋起义工具了。 总体上看，由于曹操的原因，五斗米道先后在北方和江南发展起来，特别是和江南的民间信仰相融合，逐渐演化后出现了三洞经箓，于是道教开始分化。此后，道教在中国便出现了不同的分支和流派，当然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提。 到了曹丕上位以后，对方士的控制更严格了。很多人比较片面得认为曹丕对道教持一种完全否定和排斥态度，大抵是从一些史料中得到这种结论的。比如《续高僧传》中有记载，曹丕曾下令严禁官民把老子当神仙供奉，因为他认为老子最多是就是个贤人，绝对没有达到称神称圣的程度，所以不能给他立祠祷祝，而且曹丕还把这种禁令作为永久法令，如有违反就等着法院传票吧。不过从一些史料记载的一些小细节，比如方士给曹丕算命，让他注意四十岁时会有个槛儿，见到城门崩坏就不进去了等等，说明曹丕也不是完全不敬鬼神的。 到了曹叡上位后，态度又180度转变，不只迷信长生，还相信海外有仙山神药了。于是燕王曹宇受到了赏识，直接坐上了大将军的宝座。为什么是曹宇呢，很简单，因为曹宇就是张鲁的女婿，老丈人可是天师啊。在前面讲张鲁时我们提到过，张鲁投降后被曹操连人带信徒一起北迁时，老曹和老张亲上加亲结了亲家，曹宇就娶了张鲁的女儿。当然了，老曹总是看着别人的老婆好，所以老婆也比较多，曹宇是他和环夫人所生，与曹冲是一个妈，和曹丕同父异母。那么曹宇就是曹叡的叔叔，而且曹叡死后，接班人并非曹叡的儿子，而是曹宇的儿子曹奂。至于期间发生了什么，喜欢宫廷私密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研究，在此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介绍曹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曹宇的多重身份：先后当过皇帝的弟弟、叔叔和老子，又是张鲁的女婿，而且应该还是曹操儿子里最长寿的一个。这些身份决定了他对天师道的影响极大，如果没有他的存在，天师道的不会那么顺利传播开来。 由于曹魏对方士们的招揽和控制的态度，也为这些方士们提供了和门阀贵族接触的机会。达官贵人们对神仙、长生固有的、表现出的极大兴趣，对老庄的研究起到了催化作用，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些科研团队，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科研风气挺不错的。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名人嵇康就发表过一篇《养生篇》的论文。 到了晋代，这些学术团体进一步发展，把神仙方术和玄学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以宣扬金丹道为主的神仙理论体系。有一个成语“清谈误国“，还有一个“神州陆沉“，这都是在那个时期的产物，主要是针对一个叫王衍的人。不是研究历史的人也许对这个人不太熟悉，但大家应该听说过竹林七贤吧，这七位里有几位可谓家喻户晓的，比如刘伶、嵇康，这七位就是清谈的代表人物，大家经常举行私人party，痛饮美酒、高谈阔论侃大山。侃什么呢？玄学，这就是当时社会流行风尚。由于这些人并非道教人物，对道教也并没有什么贡献，我们不详细说他们的生平了。 晋代司马氏是通过血腥篡位的，这大家从三国里都知道了，晋代的高层士族感觉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那些儒家的饱学之士被排挤，甚至被杀头。读书人呢，害怕祸从口出，于是就找些不着边际的话来聊，这样大家云里雾里的，既高雅，又没掉脑袋的风险。而最适合的话题，自然就是玄之又玄的老庄思想了，于是纵欲、避世就成了社会主流，大家围绕着那些虚无缥缈的话题，正方反方、脸红脖子粗的，一睁开眼就吵，一吵就一天，总之就是寂寞空虚冷啊。这成为了两晋的主流，对国家危害严重程度可以想象得出。 当王衍加入清谈界以后，迅速成为最佳辩手，把这一潮流推向了巅峰，于是神州陆沉，西晋灭亡了，王衍最后是被石勒捉住掉了脑袋。 桓温北征时，当远眺中原万里江山时，感慨万分，把神州陆沉个成语句送给了光荣的王衍他们这批清谈误国的家伙。 而道教，就是在这样的混乱、动荡的大气候下，走向了繁华。 第二章 葛洪出师 前面我们探讨过，直到西晋时，早期的道教还没有一本相对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着作，也就是说道教理论还处在一个空泛、分散、深度不够、哲学色彩不浓的初级阶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个人的出现，他叫葛洪。 姓名：葛洪 民族：汉 出生时间：公元283年 去世时间：公元363年 籍贯：丹阳郡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 职业：道士、炼丹家、医药学家 主要作品：《抱朴子》《肘后方》 葛洪在道教、医药学及炼丹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堪称丹道医三栖明星。 学医的朋友，特别是学中医的朋友对葛洪一定不陌生，他在医学上的成就几乎都要掩盖了其他成就的光芒，一生的医药学传承记载在着作《肘后方》中，差不多是世界上最早研究结核病、天花、狂犬病、免疫学等学科的医学家。 不知道诸位道友有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张道陵，还是张修、张鲁、张角，他们都懂医术，如果你认为他们只会靠点符水骗人那可就错了，自古医道就不分家，道士们如果不熟悉自己的身体结构、经络、穴位之类的，怎么打坐修炼？不熟悉药物、药理，怎么炼丹？在那个的时代，除了符水以外，如果加上一点随处可见的草药就可以使治病效果更好一点儿，收获信仰的效果也更好一点儿的话，相信这些仙师们不会排斥的。 除了葛洪外，陶弘景、孙思邈、张景岳、张锡纯等道士，也都是医学泰斗。所以，丹药、医学自古就是道士们修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道教对我国传统中医药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相关内容，还会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继续和大家详细探讨。 葛洪的生平在正史中记载很详细，主要依据唐代房玄龄等人编写的《晋书》中的葛洪 传，择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一生及主要成就。顺便多说一句，在《晋书》中，葛洪是和郭璞在同一卷里的，郭璞在计划中是不讲他的，但他在风水学上堪称开派的宗师，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房玄龄他们才会把这两位放在一卷里吧。 葛洪是今天的江苏人，三国时是吴国的地盘，他的爷爷和老爸都在吴国当官。司马氏灭吴以后，老爸葛悌也就成了晋朝的公务员，曾在邵陵，就是今天的湖南邵阳任过太守，实职县处级干部，所以葛洪出身也算不错。 葛洪本身是个好学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所以不像别的熊孩子似的贪玩，而是个爱学习、爱看书的好孩子，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之类的只要能找得到的书全都读。不幸的是，13岁时，老爸去世，从此家道中落，只好靠自己上山打柴维持生计，偶尔换些笔墨继续学习。小时候，葛洪的学习主要以抄记儒家典籍为主，而且颇有名气，但他的不爱交际、少言寡语同样也出名。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葛洪在余杭山碰到两个人，一个叫何幼道，一个叫郭文举，然后和二人一直对视着，对视着，对视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查了一下，这二位仁兄虽然只是路人甲，但能被收进正史中，居然找不到任何相关记载了，感觉有点奇怪。不过想来这二人应该和葛洪相识，也可能比较熟悉，要不葛洪也不会随便和陌生人在路上深情凝视一阵后，一句话没有就走了，不过葛洪木讷的性格还是可以通过这件小事体现出来了。当然，还有些例子说明他的内向性格，比如葛洪连棋盘有几条线都不知道，流行的赌具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等等，反正除了看书学习，什么都不关心，甚至为了借书、求学不畏路途艰险，奔波千里也不怕，简直是传说中的现代家长心目中别人的孩子。 在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时，葛洪渐渐地对神仙方术产生了极大兴趣，而自己的家族中还有一位神仙般的人物——葛玄。 葛玄又是谁呢？他在道教中是和张道陵齐名的四大天师之一。葛玄的师傅叫左慈，是《三国演义》里面出过场的名人。前面我们讲到过于吉，他和左慈在《三国演义》里都曾经和孙策有过剧情，大家可以再温习一下名着。葛玄都没写收了个徒弟叫郑隐，把一生所学倾囊相授。 葛洪小时候是否因受到过葛玄影响而喜欢神仙方术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多少有些影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就算爷孙两个没有直接接触过，族人们总会在茶余饭后聊一点吧，毕竟是家族里的老神仙嘛，肯定是能上头条的。 葛玄是位神仙人物，特有的神秘感属性要求他必须要尊重龙见首不见尾的规矩，所以葛洪想找这位堂爷爷，向他学习高深的道法的愿望一直不能实现，所以，知道郑隐的存在后，自然就把主意打到了他的头上。 葛洪在《抱朴子》的金丹等篇中明确说到了左慈传给了葛玄《太清丹经》三卷、《九鼎丹经》一卷和《金液丹经》一卷，葛玄又传了郑隐。郑隐虽然学会了，但穷得锅都快揭不开了，哪里有钱买实验仪器和材料做实验啊，这就给了葛洪表现的机会。于是就有了一个老套的拜师戏码，葛洪天天去郑隐那里擦桌子扫地，打狗撵鸡，反正就是家务活里里外外全包了。郑隐当然要拿腔作调，表示很满意，但这点诚意还远远不够，于是葛洪一干就是好久好久。估计葛洪虽不善言辞，但时间长了难免也会有想法，如果最后这老头还不传授我仙法，白伺候他这几年就算是学雷锋做好事，照顾孤寡老人了，因为郑隐那时八十多岁了。所幸剧本没有什么新意，最后老郑说，你表现还不错，资质也够了，加上你还是我师傅的侄孙子，我就把真经传授给你吧。于是就在马迹山中正式收徒，一句一句把口诀传给了葛洪。葛洪从郑隐那里学得丹道后，甚至在江湖上还混了一个小仙翁的绰号。 现代有学者对葛洪这一脉有过系统的研究，甚至还提出了葛氏道的说法，但是从左慈到葛玄和郑隐，都没有正史材料考证，虽然可以推断他们都是金丹派有关，但总体上支持者不多，更多的原因，有机会的话再和道友们交流。 《晋书》中还提到了葛洪有另一位老师——南海太守鲍靓（葛洪 传里叫鲍玄，鲍靓传里又叫鲍靓），这是在《晋书》中有传记载的真实人物，虽然仅有百多字。从《晋书》上看，鲍靓是位有法术的道教高人，而且应该是很有些水平的，他研究的是谶讳术，专攻预测学，对于喜欢各种新鲜学问的葛洪来说，拜师求学是必需的。经过一段时间教学以后，鲍靓发现这个小伙子不错，聪明好学、文静内敛，可能在经过一翻预测后发现结果不错吧，就很愉快得把女儿鲍姑许配给了这位得意弟子，自己也从师傅升级为岳父。 以上是正史中的记载，但在自己的着作《抱朴子》中，葛洪说自己从郑隐那里得到真传后的，用了二十多年整理所学并开始着书立传，并没有提起过鲍靓这位老师，更没有提及过曾从鲍靓那里学到过什么祖传秘方。在《抱朴子》的《黄白》《遐览》等篇中也反复提及向郑隐学习、请教炼丹、烧炼黄白等事，也没有提到过鲍靓。也就是说，葛洪二十多年的炼丹、修道直到最后总结写完《抱朴子》时，都没有提到过曾经向岳父请教过学问，这显然不符合逻辑，除非《葛洪 传》中记载的拜师鲍靓这件事就不存在。诸位道友谁有这方面的考证还望赐教，主要是自己只是粗略翻了一下《抱朴子》，疏漏难免。 在同时学习郑隐和鲍靓的学问的同时，葛洪还兼攻医术，这个估计和岳父有点关系，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但传说中的鲍姑也是一位丹道、医术大家，和葛洪夫妻二人白首相携，志同道合，她的医术，也可能就是传自父亲的。 从此，葛洪也开始写些文章，为后来编写传世之作《抱朴子》和《肘后方》做准备了。 第三章 罗浮山炼丹着书 翻翻历史就知道，葛洪恰好是成长在西晋八王之乱时期，其实自八王之乱开始晋朝就没安稳过，年轻时葛洪还参加过平叛，并且立了战功被封过官爵，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太安年间(302～303年)，葛洪20岁左右，汉化的蛮人张昌发动起义，这件事《晋书》也有记载。张昌手下一个叫石冰的将领攻打扬州、江州、徐州等地，吴兴太守顾皉负责此次平乱时，派人召来葛洪帮忙，并且临时给了个将兵都尉的官职，差不多就是那种战时临时设置的小官，打完仗就不算数了，估计带领的兵也不会太多。非主力部队当然是没有直接和石冰的主力对阵的机会，所以葛洪的部队被安排去解决敌方的策应部队，战果还不错，全歼了敌人，葛洪也因为这次平乱的军功被封为伏波将军。 大概查了一下，整个汉朝四百多年里只封过三位伏波将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马援，看起来汉代时这个伏波将军还是极有分量的。在西晋，仅凭葛洪立的这点军功就能封为伏波将军，就有点解释不通了，如果不是伏波将军已经沦为杂牌将军，就是史书记载有误，希望有道友能解惑。葛洪最后也没有接受封赏，而是取道去了洛阳，目的当然是搜求书籍、访寻名师了，这是不是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当时封给葛洪的是个不入流的小官呢。 去洛阳广寻异书的事，在《抱朴子》外篇的自叙中也有记载，葛洪说张昌、石冰之乱平定后，自己便功成名退，本打算北上中原广寻异书，不巧正值大乱，只好中途打道回府。回来又碰上了陈敏在江东举旗造反，这下干脆连家都回不去了。于是就有了四处游历的机会，期间葛洪足迹遍及徐、豫、荆、襄、江、广等数州。当然，也不排除北上“广寻异书”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年轻的葛洪应该也有去洛阳一展抱负的想法，从小学了那么多儒家经典，没受到一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也不太可能，只不过碰巧又遇上了叛乱罢了。 据《武昌县志》记载，葛洪曾在湖北范围内停留过几年，很多地方至今还有一些他当时的炼丹的遗迹，推测也是在这段时间的发生的事。 四处飘荡了几年，葛洪看到天下大乱，似乎有不可控制的趋势，就打算去南方躲避了，于是便有了广州之行。在广州，就职于广州刺史嵇含手下，得了一个参军官衔。《葛洪 传》中没有提及葛洪和嵇含的关系，《嵇含传》中也没有提及二人的关系。嵇含是嵇康的侄孙，但并不是以音乐出名，而在植物研究方面的成就非常高，由此大胆推测，二人必定互为知己，研究植物的嵇含和研究医学的葛洪肯定有大量的话题可聊，相互关系应该还不错。不久，嵇含被人暗杀，这对葛洪思想的转变影响很大，这从《抱朴子》里可以看得出来，“永惟富贵可以渐得，而不可顿合，其间屑屑亦足以劳人。且荣位势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也。且自度性笃懒而才至短，以笃懒而御短才，虽翕肩屈膝，趋走风尘，犹必不办，大致名位而免患累，况不能乎？未若修松乔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将登名山，服食养性，非有废也”。 把葛洪的原话引用过来，主要是能从中看出葛洪的思想的转变，那时候应该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期，荣华富贵如何，高官显爵又如何，都挡不过世事无常，添的只是三千烦恼，自己好才是真的好，一切外物都是浮云啊，也从此动了一心向道，避世修炼的念头。 葛洪在广东又停留了几年，期间还去过越南一带访道采药，也多次拒绝了一些官职任命，显然避世想法日渐坚定了。大约在西晋灭亡的前期，葛洪回到了老家，从此闭门谢客。 晋元帝是313年当的丞相，那时葛洪30左右岁，十年前的军功又让他得了个关内侯的爵位。316年晋元帝正式登基，东晋时代正式开启，衣冠南渡也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前面提到过，五斗米道就是随着南渡而传入了江南。总体来说，这些变化对葛洪来说是好事，人都跑南方来了，首都也离家这么近了，外来的道教文化也带来了新的变化，也省去了再次北上广寻异书的麻烦。 十年后，四十多岁的葛洪被司徒王导看中，数次提拔，升任咨议参军，个人理解应该是个没有实职的参谋之类的官，品级也应该不高。 大家应该都知道干宝吧，作品有《搜神记》，是位史学家，同时也喜欢研究易学，因为这些共同的爱好，干宝和葛洪成为了好友，交往密切。干宝被葛洪的才华深深折服，力荐他参与国史的编修工作。大家也应该知道，历朝历代负责国史编修工作的，才华、名望低的人都不太可能被选中，前有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等，后世有诸如房玄龄、魏征、欧阳询等等，显然，在一代大家的干宝心目中，葛洪的才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是足够和这些名人学识相当的了。 葛洪却坚决推辞不受，理由是人老了，眼也花了，这种劳心费神的工作不能胜任了。开玩笑呢，要是让这事给拴住了，哪还有时间追求自己喜欢的长生大道？恰好，葛洪听说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那里出产仙丹，实际上应该是炼丹材料更合理，于是就请求到那里的句漏县当县长。皇帝呢，感觉这个葛洪德高望众的，去那个老少边穷的地方实在是可惜了人才，就没答应。葛洪对皇帝说了，您得体谅我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荣华富贵早就看淡了，之所以要去，是听说那里有丹药，我吃了没准能多活几年，还能再给您多做几年贡献。 最终的结果是葛洪带着一家老小去了广州，很可能是辞官而非去越南当县长去的，因为到了广州后被刺史邓岳苦苦挽留，最终只好到了罗浮山定居，否则刺史大人也不可能不让他去赴任吧。按时间推测，葛洪差不多快五十岁时才定居罗浮山的。 之所以选择在罗浮山上定居，一是距离广州很近，二是罗浮山上有盛产多种炼丹用的材料，加之罗浮山能作为道教的洞天之一，风水、景色等也是极佳的，所以最终成了葛洪的道场，并且留下了大量的遗迹。 从此，在罗浮山上，夫妻二人行医、炼丹、修炼，葛洪也着书不缀，最终完成了《抱朴子》和《肘后方》二部传世之作，寿八十一而终。 第四章 临床急救手册 葛洪学识渊博，一生着述丰富，除了我们前面提及的《抱朴子》和《肘后方》外，还有诸如碑颂诗赋等大量作品，可惜多数都没有流传下来。先简单和大家聊聊他在医药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贡献。 根据葛洪在《抱朴子》外篇的自叙可以推断，葛洪在郑隐那里学习四五年后，大约从20岁左右就开始注意记录整理所学了，平时多做笔记真是个极好的习惯，除了可以让你在多年后还能找回以前的记忆，也能练练书法不是。就算是在动乱中四处奔波的途中葛洪也没有放下笔，正是因为有了平时的丰富积累，葛洪才能在隐居罗浮山后，有如此多得作品问世。要知道，没有电脑的时代，想查找点资料是个难度极大的、极耗时的工作，哪有现在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这么方便。 说到这，想起了毛主 席的一件小事，很想和大家说一说。很多人都知道一代伟人毛主 席记忆力极佳，可以说是深不可测，他在批《五代史》时，看到庄宗这部分时，想起了以前读过一首很喜欢的名为《三垂岗》的诗，但是想不起来作者是谁，是哪个时代的人了。要是现在遇到这个问题，直接上网一搜，几秒钟就可以把前前后后的信息全查到了，但那时除了靠记忆力外，估计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到图书馆一本本翻书去吧，运气不好，十天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找到答案。当时毛主 席顺手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个条子，请他帮忙查一下，并且把八句诗写了下来，并注明是歌颂李克用父子的。当然田家英用了什么方法，用了多长时间找到了答案不是重点，重点是一位清代的，名气不怎么大的作者写过的诗，年轻时读过还能一直记得如此清楚，由此可以看出毛主 席记忆确实超人，对了，《三垂岗》作者是清代的文人严遂成，原诗就不给大家摆出来了，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我本人是极喜欢的。当然，故事到这还没有完，因为毛主 席当时写的诗和严遂成的诗集中的原文有几个字有出入，从而引发了一场考证，结果发现有很多版本的《三垂岗》，细节都出在这几个字上，而毛主 席的版本和袁枚收录的相同。由此可见，毛主 席的记忆力真的令人叹服+1了。对于我们这些记忆力本来就不怎么样，而且还严重退化的人来说，养成多记录的习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随身带个小本本吧，或者手机里装个随手写的小程序吧。 葛洪正是得益于平时积累的大量的笔记，抄写的大量书稿，才能在整理、提炼自己的理论、思想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资料可用，否则在那个书还是靠手抄的时代，哪有那么多资料供你使用！就算有，没准需要你跑到几千里外去查，所以葛洪年轻时才有北上、南下四处寻找各种书籍的经历，积累下了丰富的资料，如果什么都没有记下来，在那个连自行车都没有，而且还四处都不安稳的时代，还是洗洗睡吧，还搞什么创作啊！ 关于葛洪的医药着作《肘后方》是他医学、养生、丹道、药物学等多方面的成就的重要成就，对于后世的医学发展及道教的金丹派都有一定影响。对了，大家看一些资料上说葛洪写过《肘后要急方》肘后急要方》《后备急方》《肘救卒方》等等，貌似写了个《肘后方》系列丛书的感觉，实际上就一本，只是叫得比较乱了，我这个理科生也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个情况，所以干脆一直在用简称《肘后方》，问题能说明白才是关键。 传说葛洪的妻子鲍姑和葛洪是同行，也是一位医道、丹道大家，现在广东还有很多传说及遗迹。据一些传说，鲍姑是中国四大女名医之一，而且专攻灸术。《肘后方》里有大量的炙方，有人分析说极可能都是出自鲍姑之手的，原因很简单，葛洪主要精力都放在炼丹上了，哪有那么多精力再投身灸术方面的研究啊，这个大家可以再找找证据，存疑。 再举两个《肘后方》中炙术的小例子，可以让大家对葛洪的医术有个更直观的认识，另外大家可能还能用得上。一是隔蒜炙，对于消肿有特效，方法是用独头蒜横切厚一分的小片，一分大约就是3毫米吧，把蒜片放在肿的部分，然后用艾柱炙就可以了，艾条在药店超市应该都很容易买到，家里可以备一点，不作艾炙，平时家里点一个也有好处；再说一个隔盐炙的方子，对治疗霍乱、上吐下泻有效果的，把盐放在肚脐里，炙二七壮。炙术里炙一个艾柱叫一壮，二七壮就是要炙十四个艾柱。为什么说二七壮而不是二八壮、二九壮呢，这个咨询过学中医的朋友，他们中医界有七壮是补阳的说法，别想歪了啊，不是壮阳。 除炙术方子以外，《肘后方》中还有很多中成药的方子，当然那时还没有中成药这种说法，当时叫成膏或成剂药，比如有华佗虎骨膏、丹参膏、辟病散等，有内服，有外用，简单是居家旅行必备啊。 葛洪还对结核病、天花、脚气、狂犬病、麻风病等有研究，对这些病的症状、治疗都有很恰当的处理和治疗方案。此外，还有一些食补、食疗的方子，养生长寿方面的方子。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她的最大成就就是利用青蒿素防治疟疾的成果，实际上《肘后方》中就有用青蒿治寒热诸疟的方法了。 除了常见病的治疗以外，实际上《肘后方》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体现在救卒或备急上的，对于中风、昏迷、暴死、急腹症等紧急抢救非常有效，这也是书的全名为什么叫《肘后备急方》的原因，如果掌握好了，差不多就可以去医院急诊科值班了，所以，《肘后方》完全称得上一本古代的临床急诊手册。 当然，书中的内容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还包括针灸、按摩、正骨等等很多内容，最可贵的是，葛洪在编写这部医书时，处处为穷苦百姓考虑，使“贫寒野居所能立办”，收集的单方先验证有效，再选出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取材最方便的、效果最好的方子，最后集结成书。正因如此，历代名医对葛洪非常推崇，南朝陶弘景和金代杨用广等人又先后对《肘后方》作过增补，增加了晋以后的一些好方子。 总之，《肘后方》在中国医学史上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在临床学、流行病学方面成就更是远超西方医学界，对日、韩等国家的医学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五章 修仙世界上 到了对葛洪的思想进行整理的时候了，研究葛洪的思想理论，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现代网络小说里的修仙世界。 众所周知的是，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三个时期，王朝更迭，门阀争斗，相互攻伐是主流，人们看到的是太多的生死无常，却看不到未来和生的方向，天地间弥漫的是悲观、彷徨。生活在魏晋南北朝的人们，就是生活在这种消沉的社会中，崇尚老庄、专务清谈、避世、追求长生成为流行时尚，玄学研究火遍朋友圈。 作为玄学界的no.1，方士们自然有了用武之地，魏晋时期的门阀贵族对方士当然也是尽力的招揽，使方士们和这些当权者关系非常亲密，双方自然会慢慢地建立起一种互补的关系。方士们可以从上层社会得到支持，至少是不会强烈反对他们传播自己的教义思想，拿人手短嘛，作为回报，把自己的玄之又玄的神仙理论灌输给这些好奇宝宝，顺便还客串家族保健医生，指导这些官大爷打个坐、炼个气，偶尔举办个养生沙龙之类的，既提高了贵族的口味，又在朋友圈里提升了自己的逼格，谁都不嫌自己活得长不是，这种交际当然要参加的。 上层社会的神仙信仰和迷恋玄学，为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原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道教汲取了处于时尚界主流地位的玄学思想，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逐渐走上了义理化方向发展的道路。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由于早期道教在义理方面存在不完善、不成体系的问题，有时甚至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儒家、佛教以及唯物主义者们对道教的批判比较多，在与儒、释长期的抗争过程中，一直处于下风，压力还是山大的，那时的道士们心里苦啊，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啊。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完成了早期的知识储备和梳理的葛洪站了出来，将玄学和道教融合归纳，将方术和神学统一起来，把丹鼎、符水等从理论上总结共通，总之就是把以前的道教的方方面面融会贯通，从而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系统的、以金丹道为中心的神仙理论体系。 葛洪年轻时就以抱朴子自称，所以就用《抱朴子》作了书名，也把自己的一生的道教思想精华用这部书记录下来。有关“抱朴子”的含义甚至读音，说法很多，多是后人猜测的，总体有两种主流说法，一种阳春白雪说，说引用自《老子》中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意思当然需要结合前文理解。另一种下里巴人说，源自葛洪少时贫困，自己打柴，村人见他抱着柴，便说他是抱朴的小子。真实的原因，不好说，不过大家可以从葛洪的书中数次用到抱朴一词，可以自己分析一下吧。 《抱朴子》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据葛洪自己说，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祛祸之类的，属于道家，而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于儒家，我们重点研究的是内篇。 葛洪在内篇中所说的道家，和传统的道家是有区别的，实际上是他归纳、整理并完善出来的道教神仙理论体系，换句话说，《抱朴子》内篇就是一套关于神仙的哲学理论系统。当一个理论升格为一个体系时，说明它已经足够完整了，所以，这套神仙理论的体系就需要解释神仙的本原是什么、神仙的存在性、怎么能成为神仙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理顺一下葛洪的神仙理论的体系，看看葛洪是如何构建出一套完整的，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神仙体系，看看葛洪的修仙世界模型。 第一步，修仙世界的总纲，神仙理论体系。 要坚定追求仙道的道心，必须要相信仙界是存在的，于是就需要先构建一个对凡人来说是真实的、极具吸引力的、神秘的、未知的仙界。在晋朝以前就一直流传着神仙的故事，而且传说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满，神仙、天界、长生不死、无所不能，这些都是从对自然的崇拜、敬畏，对不理解现象的困惑中逐渐自我完善构建起来的，道友们可以读读《列仙传》。 葛洪在《畅玄》和《地真》两篇中，主要在哲学层次上解决了神仙体系的本体观问题。他充分吸取了时尚的玄学思想，以玄为宇宙本原，塑造了“元始天王”这位至尊神，从而把这个形而上的东西具体化了，这就是玄的化身。然后呢，自然顺理成章的元始天王就开始制定规矩了，创造了一系列的教义，这就是道，是玄道，这完全是和现代宗教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观一致的，比西方的所谓的“苏泊尔压力锅”，嗯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个人早多了。 那么葛洪的道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道有什么不同呢？葛洪的道根本是玄奥、神秘的，是纯唯心的、哲学的证明，这是区别于老子的那种玄之又玄，让人莫名的崇拜的道的。老子的道太玄了，讲得空泛没有干货，搞得人晕了，只有这种能通过修道追求得到的，玄而又不是完全虚无得根本触碰不到的，这才是实实在在的道。 葛洪用“高不可登，深不可测”一系列玄奥的描写，让人产生对道的认识，相信道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接着又利用“一”来具体化、神化这个道。还是太抽象，理解不了吗？好吧，它就存在你的体内，在哪里呢，就是丹田。好了，就到这了，再具体就不是道，不是玄了，下面就是靠你自己去悟了，所以想修道，想长生，那么就可以修丹田里那个一。 这个仙界就是元始天王，就是道，就是玄，就是一。 第二步，证明神仙是真正存在的。 这是神仙理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道教成为宗教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证明神仙的存在，那么就不能建立起对神仙的信仰，不能使道教成为宗教。古今中外，任何宗教都有至高神，有他的神学体系，用于收集信众的信仰。葛洪明显受先秦、汉以来的神仙理论影响，这可以通过他对汉武帝求仙的记载以及黄帝等人的描写等很多方面得到反映。 《论仙》《对俗》《至理》、《塞难》《辩问》五篇主要说明了神仙存在的真实性，是非常非常可信的，并不是我葛洪随便信口胡编乱造出来的。既然神仙是存在的，人们会问，光听说有什么人活了八百年、有会飞天的，有会呼风唤雨的，可是谁见到过？死人倒是见得多了，仙人嘛，你叫一个出来我看看。葛洪的回答很简单，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后来证明是可以实现的，这是我们经常说的道理。你不知道的，不理解的，不能说它就不存在。如果真的没有神仙的存在，那些神仙的传说是哪里来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无风不起浪。所以有活八百年的彭祖，还有没事就骑着龙出来兜风的老子，兴致来了还要飙飙车，嗯是飙龙。这和我们常听说老子是骑牛的说法有点不同，葛洪给老子的坐骑直接升到了满级，从而加大了人们对黄老崇拜以及神仙的真实存在性。说了这么多你还不相信，还不理解？这是逼着我骂人啊，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聋人说世界上没有声音，盲人说世界上没有颜色，你说世界上没有仙人，那和聋子瞎子有什么不同？你是没脑子。嗯，当然，意思是这样的，只是葛洪说得没我这么直接。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在《论仙》里，葛洪说陈思王写《释疑论》，我在前面也说到过曹植写《释疑论》，当然陈思王就是曹植，但问题是无意发现很多人提出了《释疑论》实际上就是葛洪所着，自己实在没能力考证，希望有道友帮忙解惑。 总之，在做神仙存性这个证明题的时候，葛洪对方术思想进行了继承和融合，在内篇和外篇中，又存在着很明显的宣扬黄老的治世思想和传统的道的理念，特别是对黄老学说进行了宗教化诠释，再加上养生观点，明显是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第三步，神仙是个怎么样的存在？ 首先得长生，这是自古人的最大理想了，凡人不能长生，那么能长生不死的就不是凡人；其次是神通广大，凡人做不到的，只能是神仙能做到，比如不吃饭，会飞之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凡人只能通过做梦才能得到的一切，仙人都拥有。 古人的想象力还是有限的，葛洪也不太可能跳出这个圈子太大，记不清是哪本网络小说了，里面有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超越时代一步那就是个天才，如果超越了两步那就成了个疯子，也有人说疯子和天才只隔一线，左边是天才，右边是疯子。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葛洪的《神仙传》，里面的仙人基本上也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流传的、想象得到的，所以也是人们能够接受认可的，要是拿现代人的脑洞去创造一些仙人出来，反而会让人们以为你在说疯话。 葛洪的《神仙传》可以放到这里，补上仙人存在的证据和对仙人具体化，里面收录了不少仙人，包括广成子、彭祖、魏伯阳、张道陵、淮南王、李少君、葛玄、左慈、河上公、尹轨等道教的仙人圈子里大家脸都熟的这些人，还包括很多后世道教中基本上没有存在感的仙人。这些位仙人，有些我们在后面还会接触到，当然，后世的道家们，还会增加一些新鲜血液补充进仙人圈子。 第六章 修仙世界下 继续聊葛洪的仙界。 第四步，仙界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有没有高低贵贱，有没有等级划分，有没有压迫，我要是成仙了能不能享受公务员待遇？ 当人们对仙界有了兴趣，实际上就表示他已经接受了仙界的存在性了，这当然不全是因为葛洪写了这本书的功劳，主要还是长期的民间信仰发展的结果，而葛洪则是修补了它的缺陷，让这个体系更加完美。 当人们不知不觉得相信了神仙的存在以后，自然就会想知道神仙生活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前面说的天花乱坠的，太玄乎，看不懂，问遍了所有的朋友圈也没人见过神仙，更没人去仙界一日游，仙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于是就需要一个神仙团体的社会体系了，葛洪把整个仙界体系分成了两层七级，这套划分对后世的神仙体系进一步完善、神仙谱系建立都有很大的影响，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第一层就是仙界，里面分四个等级，这是葛洪在《枕中书》中构建出来的，这部书在《正统道藏》中的名字是《元始上真众仙记》。不过有人说《枕中书》是后人托葛洪之名作的，理由是其中的神仙和上清派的基本相同，这方面争论也多，大家可以自己再考证考证。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可是葛洪所作的说法，所以才有了这里的第一层仙界，万一《枕中书》不是葛洪的写的，那么大家就把这第一层砍掉，直接看第二层算了：）。考证方面，有兴趣的道友可以参考一下1986年第6期的《宗教学研究》中，石衍丰的“《枕中书》及其作者”一文。 第一级至高神。 仙界实际上就是凡人世界的投影，至高神就是仙界的老大，对应凡间的帝王。葛洪把仙界老大的位置分给了盘古，用盘古开天的神话完成了创世说。 第二级老君、玄女。 对应凡间的中枢、丞相、内阁之类的一品大员，也算是一人之下，嗯一仙之下，万仙之上的，地位也是非常尊贵的。 第三级仙界公务员。 是主管各行各业的诸位神灵们，对应凡间的各级政府机关，除了管理仙界以外，还有专门负责管理人间的，比如山神土地、雷公电母之类的，总之人间一切都是有神仙来负责管理的。 第四级仆从。 这是最下一级的结构，是没有什么地位的神，相当于仆役，用来伺候前三级那些高贵的神。 这就是第一层仙界上的社会结构，这一层仙界里生活的都是原住民。是不是感觉少了一些不当官的自由仙人啊，这个不是问题，因为仙界不养闲人，大家都要工作。 这一体系，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创新，原因则是凡人社会就没有本质的变化，投影到另一个神话世界自然也就不会有变化，而在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那是中国传统的尊卑观的一种体现。 不过这个层次的神话世界离我们还是太远，也太虚无了，所以葛洪又构建了另一套世界，这就是基于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物来构建。这个层次的仙人都是凡人变的，准确说是修炼+仙丹，相当于第一层次的下一层，二者是相通的。这两个层次就和现在的修真小说有点相似，通过不同的修炼方式达到不同的修炼等级，当满级了，就可以飞升到更高的位面去了。当然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葛洪没有现代人那么大的脑洞，他一直在研究丹药，一直“独尊还丹金液”，所以丹药就是凡人变成仙人的重要的一环。葛洪认为通过服食丹药，可长寿，可成仙，实际上就是道教的外丹学，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道教人的追求成仙的主要途径，直到五代以后，对内丹和外丹的发展才逐渐分开。 由于必须要吃丹药才可以成仙，所以，葛洪自然就按照吃的丹药不同等级，划分了成仙的等级，共三级，接上一层的第四级。 第五级天仙，吃金丹升级。 第六级地仙，吃茹芝丹升级。 第七级尸解仙，吃草木丹升级。 天仙要飞升到仙界去了，而尸解仙是要死一次的，地仙则是在人间可以停留，逍遥天地间的。所以，地仙是当时的社会追求的主流，原因很简单，天上太遥远，上去还要让天王老子管束，没准还得当个奴仆，哪有在这个世界上做个神通广大，无拘无束的自由仙好？这显然符合魏晋的风流气质，既想当神仙，又放不下这个花花世界。 以上就是仙界的两个层次七个等级的体系结构。 第五步，说了这么多，我能成仙吗，怎么才能成仙？要不要测试一下有没有修仙的资质啊、有没有灵根啊之类的？于是谁能成仙，怎么能成仙的问题就摆出来了。 成仙道路可不是万千条的，更不是一马平川的，你的面前只有两条路摆在那里，一是自学成才，二是拜师学艺。 先说闭门自学这条路，你至少得有本修仙秘籍吧？在那个书籍异常珍贵的时代，修真秘笈自然更是极少了，就算机缘巧合下在地摊上或网上淘一本来，或者遇到一个乞丐大叔送你一本可以拯救地球的秘籍，如果你照着去练，铁定是会走火入魔的，修仙哪有那么简单！那么找个老师自然就成了唯一可行的出路了。于是，有人会拜在名师门下，得到真传，有人会遇到江湖骗子，弄得倾家荡产。 《微旨》《杂应》两篇告诉大家，成仙不是一昧蛮干就可以的，独门秘籍为什么宝贵，里面理论加实践，都要学透才可以进入下一话题的。 先说理论，有因无而生，形须神而立。形须神而立，固形乃可以留神，神不离身，则可以永生。这是《至理》中的真传，“无”和“神”是第一性的存在，没有“无”就没有“有”的存在，没有“神”就没有“形”，有点绕吧？总之，要炼好身体，还要学会炼养精神，这是修炼成仙的基础法门。 知道本体的重要性了吧？那就修炼好我们的肉身，早期的道教对于形和神关系的理论已经很丰富了，前面也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葛洪又在形、神的基础上，加上了精气，三者对于修炼都是至关重要的。注重养生，把形体锻炼好，简单说就是通过药物炼成不死之身，天天病歪歪的是成不了仙的。通过术法延长寿命，注意修心养性，戒骄戒躁，声色犬马之类的不能有，只有活得足够久，才有机会成仙。总之葛洪提出了很多注意事项，差不多六根清净、无欲无求、吃好睡好这个样子吧。葛洪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对后世道教从心性的层面上追求长生久视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认识了人的本体，这只是可能成为神仙的第一步，但这又是一种形而上的体悟，就是有点玄，不好理解啊。不能知难而退，《登涉》《极言》《勤学》《祛惑》四篇讲了一些鼓励和注意事项，比如一定要有决心，要尊重老师，还要知道哪些是不能做的，做了就会影响求仙之路，诸如此类。葛洪的经验是，要专心、坚持、勤奋、选对路，这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还要多做善事，想要升级，就得多做善事，而且中间不能做坏事，否则就会被清零重新开始。为道当先立功德，葛洪在修仙和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 调理好身体和精气神，就为吃仙丹成仙做好了准备。 第六步，副本任务——炼丹。 万事俱备，是时候吃颗仙丹成仙了。等等，仙丹呢？ 就算有个好师傅，也不太可能随便赐下一颗丹药给你，那东西珍贵着呢，原因是炼制材料不好找，成本高，技术难度十颗星，成功率无限趋近于0，好多师傅一辈子也没炼出一颗呢。想吃，自己炼吧！ 这个是个难度极高的副本，好像达到了地狱级了，那我不完成行不行？当然不行，前面调理好了身体，又养精练气了，没有金丹还是不能成仙的。不过炼丹的讲究就太多了，包括地点的选择、材料的选择、各种仪式、丹炉、火候、时间等等，异常繁复。金丹如果那么容易炼成功，那一板砖不定拍到几个仙人呢。 当然，现代人眼中的炼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机化学实验，前面提及魏伯阳的炼丹的化学方程式问题，葛洪同样也有很多操作用现代化学解释，这里就不一一讲了。当然，古人是不懂这些化学反应的原理的，但他们通过大量的实践、传承，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这也是为人类的科技发展作出的贡献。 葛洪为这个副本提供了通关攻略，《金丹》《黄白》《仙药》三篇讲了讲怎么炼丹，炼出的丹分多少等级，还有各种天材地宝的效用等等。古人受知识体系的限制，对于本不存在，但可以通过化学反应制造出来的物质，自然就有神秘感，会和神仙联系起来了。当然，也对植物的药性的研究，对中医学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第七步，附件1，补充说明一下注意事项。 《释滞》《道意》《明本》则主要告诉大家，求仙路有真有假，不要走上歪门邪道，要坚实信念，只有道家才是最正确、前途最光明的阳光大路。对于儒学，葛洪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表面上是对儒学的一种贬低，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儒道本是相通的观点，这种观点其实也和当时的佛、儒及社会对道教的批判压力比较大有关。 第八步，附件2，来点心灵鸡汤吧。 《遐览》篇讲了他自己在郑隐老师那是如何学习的，郑老师学识如何丰富，收藏的真经如何多等等。当然是告诉大家，如果你认真修炼，那么就能达到我师傅那样的水平，这是多好的励志事例啊，少年们，努力吧。 第九步，附件3，吃金丹的姿势，嗯，是方法。 当金丹炼成功时，千万不要以为张嘴吃了就没事了，姿势不对，是方法不对，那是成不了仙的，甚至还可能有副作用的，类似于任务失败、暴体而亡之类的。这里有一套服食程序要照着做，有关导引术、伏食等内容，道教已经有了很多理论和术法，配合金丹服食，这样才能把药效达到最好。 葛洪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后世很多人都引用，比如张伯端也说，“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现代网络作家们也极喜欢引用这句话，感觉格局一下子就提高了不少。其实，这是自古道士们在长生路上的前赴后继的写照。 第七章 海盗也疯狂上 魏晋时期的混乱，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算是极为出名的了。 司马懿的子孙后代实在是太不争气，被打跑到南方以后，依旧不忘初心，继续发扬对兄弟家人狠，对百姓更狠的作风。在《晋书》王羲之传中记载，大型的徭役使分散的民间力量集中起来，劳民伤财，百姓流亡，户口日减，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就这样一个破落的王朝居然还撞了大运，与前秦在淝水一场大战居然还能胜了。但烂泥终究成不了紫砂矿，这次胜利不但没有给腐败的东晋王朝带来一点积极向上的刺激，反而成了皇族、门阀、各级士族诸方势力间的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催化剂。真不知道老司马懿棺材板上压了什么绝世宝物，让他没能从里面跳出来掐死这些不肖子孙。 而南渡而来的五斗米道，却迅速在江南打开了市场，上自大门阀，下自百姓，都有大量信徒加入。特别是在和诸如帛家道、李家道、于君道以及众多的张角太平道的残余势力等本土的宗教相互融合后，逐渐发展成为规模最大的教团组织。受地方割据征伐不断的影响，五斗米道没有形成高度集权的统一的宗教，而是成为了众多的、分散各地的、相对独立的小教团，相互之间关系也非常复杂。很多小教团组织参与了规模或大或小的起义，成为当时的一股股特殊的宗教团体势力，凭借宗教的团体力量参与进政治斗争之中，孙恩、卢循就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支。 孙恩在这些起义领袖中绝对是个名人，也绝对是个异类，不只在道教历史上出名，在两晋历史上也是个极出名的凶人。特别是他与两位名人的数次交锋，更是出现在很多史书中，一位是名将刘牢之，另一位是刘宋国开国的皇帝猛人刘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就了他的赫赫凶名。 姓名：孙恩 民族：汉 籍贯：琅邪 出生时间：不详 去世时间：公元402年 职业：道士、海盗、农民起义领袖 主要作品：《孙恩集》，隋书中曾有收录，现已亡佚。 孙恩是孙秀的后代，史书上孙秀的记载不多，据赵王司马伦传记载，孙秀是琅邪的一个小官。这里大家要注意，琅邪是古地名了，现在多用琅琊，但读音是相同的，不能读成邪恶的邪音，具体是哪里估计大家也都知道，因为好多影视作品都喜欢用琅琊某某的命名，好像很火的样子。 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因为同一时期的历史上有另外一个叫孙秀的人，他是孙匡的孙子，孙泰的儿子，巧的很，孙恩的叔叔也叫孙泰。还不知道孙秀是谁？孙匡是孙坚的儿子，是孙策、孙权的亲弟弟。所以这两个孙秀一南一北，并不是一个人。还有很多证据证明二人不同，比如南方的孙秀是掌握着枪杆子的吴国将军，孙皓上位后对孙秀非常忌惮，孙秀也怕这位以残暴震惊天下的皇帝哪天心情不好时向他要脑袋，干脆就拖家带口的投降了晋武帝。而琅邪孙秀呢，是个靠溜须拍马混饭吃的小吏出身，迅速取得了司马伦的信任成为头号军师，把司马伦玩弄在股掌之中，在八王之乱中，也是位搞风搞雨的人物，301年，和司马伦一起被杀。巧合的是，南方的孙秀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死的。还有个地方可以推断二人并不是同一个人，就是孙泰的存在。孙坚有五个儿子，大家都知道有孙策和孙权，其他的就不说，只说另一个叫孙匡。孙匡生孙泰，孙泰生孙秀。也就是说，如果孙坚家的这个孙秀就是孙恩的先祖的话，那么孙泰就是孙恩先祖的老爹，但在孙恩传里说孙泰是他叔叔。大家知道，古代的起名讲究还是比较多的，先祖用过的名字，还没隔几代的后辈不可能再用，何况还是江南的名门望族，嗯，孙恩家族不是很有名望，但也是个小贵族。当然有人也许会问，王羲之的七个儿子的名字都带之，比如王玄之、王凝之、王焕之、王献之等，实际上兄弟、子孙名字里带之的有几十个，这怎么就不避讳了呢？实际上，不只王家是这样，南北朝时，名字有之的还有很多，比如祖冲之、陈庆之、顾恺之、沈攸之等等，皇室也有司马尚之、恢之、允之、休之、楚之、景之等等，这里是有个特殊原因的，代表他们是天师道的信徒。总之，孙恩的先祖孙秀和孙坚家的孙秀并非同一个人，也就是说孙恩不是孙坚的后代。如果我的考证有问题，请道友们及时指正。 孙秀死后，整个家族也就失去了支撑的大树，然后就搬到了三吴避祸，并且成了五斗米的信徒，孙家就出了一个重要人物，孙恩的叔叔孙泰。 孙泰有个师傅叫杜子恭，又叫杜炅或杜灵，这两个字因为很像，所以在古代大家抄来写去的，弄得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了，其实有学者考证过，他还有类似于杜昺、杜叔恭、杜恭实之类的名字，类似这位杜兄的这种情况历史上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练练字，写出来自己都不认识那别人只能猜了。 杜子恭是五斗米道的着名道士，精通养生、长生、房中等术，这正是士族门阀们最喜欢的东西，所以在三吴这片土地上名声很大，结交了大量的高门权贵。传说他的道术还是比较高的，史书上记载了他的一段小故事。有一天，老杜搞来了一个大西瓜想解解渴，可是没刀切怎么吃啊，背上的桃木剑没开刃，高仿的瑞士军刀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正想着干脆摔碎了将就着吃吧，恰好有条小船路过，于是就把人家的菜刀给借来了。船老大要走了，开船前找他来要刀，老杜说我这还没用完呢，一会渴了还得来两个瓜吃，要不你先走吧，放心，刀今天肯定还给你。船老大只能呵呵了，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心想你个得道高人还骗我的菜刀，无奈只得走了。没想到的是，船到嘉兴的时候，突然有一条大鱼从水里直接蹦到船上，船老大一看高兴极了，心想丢了把刀，白捡了条鱼也算是弥补了点损失。当高高兴兴的船老大剖开鱼肚子时，发现自己借给老杜的那把刀就在鱼肚子里面。从这件事上，我感觉老杜不但是位有法术的高人，更重要的是人品不错，不但知道借东西要还，而且还有利息。 当然，老杜的法力有多高不好说，但他的医术应该是很不错的，凭借医术，老杜的朋友圈极广，估计500+的微信群得有好几个，其中也不乏高门贵族。史书上还记载了他曾经给王羲之等众多的名人治过病。这位书圣实际上也是早亡的，原因嘛，他也是个道教信徒，雅好服食养性，大约也是因为吃丹药吃多了的结果。大家可以悄悄记个数，后面还会说到很多吃药死的皇帝、名人。 杜子恭死后，就由弟子孙泰接班，接手了他未竟的事业和朋友圈。孙泰其实也不简单，虽然史书没有单独给他写个传，但可以从《晋书》中找到很多相关的记载，至少在皇帝和司马元显这些王爷眼里他是位法力高深的高人，并且常向他求一些养生秘术，显然在江南士族圈子中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孙泰死后，侄子孙恩接了班，因此，孙恩实际上是杜子恭的再传弟子了，同样为孙恩留下了他的关系网，其中还包括当地的少数民族、士庶等大量的人脉资源。 公元398年，晋安帝隆安二年七月，外戚王恭起兵谋反，凭借手下有恒玄和刘牢之两员大将，本来大家都挺看好的一次行动，却因为不拿刘牢之当回事，被人家离间了刘牢之，反过来却把自己给打趴下了。所以说，人才是重要的，重视人才是更重要的。此时的孙泰，正好在参与平叛的会稽王司马道子手下。 要不怎么说敢造反的人都异于常人呢，一般人看见王恭造反没几个月就被消灭了，肯定会打消这个不安分的念头吧，但孙泰却感觉这是一条发家致富的捷径，加上老师和自己多年发展起来的众多的信徒给了他足够的自信，便也打算学习一番，起兵谋乱玩玩，于是便全力谋划起来。当然，孙泰也不完全是一个没脑子的混人，天下兵荒马乱的，谁都不看好司马家的天下了，手下的信徒也能帮他轻易煽动起大量的百姓跟随，这些都给了他无比的胆气。 没有不透风的墙，会稽内史谢輶发现了孙泰的小动作，便实名举报了孙泰。谢輶也是名人，只是史料记载不多。在《宋书》斐松之传中曾提及此人“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輶，皆南北之望”，可见其人在江南名气甚高了。 孙泰被举报后，很快被主子司马道子诛杀。作为侄子的孙恩自然感觉大事不妙，于是便一路向东，最后逃到大海里，在舟山群岛才喘了口气。孙泰也是个狠人，虽然胸无大志，但也有点小聪明，于是在打出了替叔叔报仇的大旗后，立刻得到了浙东五斗米道信徒及很多士庶的支持。自己的首领被害，后辈子侄要替他报仇，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干就是了，于是纷纷扛着五斗米来投，很快就聚集了百余人。为了鼓舞士气，孙恩说孙泰是“蝉蜕登仙”了，就是象蝉一下，蜕下肉体成仙了，这正是还有浓厚的太平道和天师道的相融合的宗教味道。 于是，这群人就在海岛上安了家，当上了海盗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第八章 海盗也疯狂中 孙恩占据了海岛虽然立于了不败之地，但也同时限制了自己的发展。海岛上资源有限、人口有限，想维持基本生活，除了抢劫，还是抢劫，要想有所发展，最终还是要打回大陆去。没想到的是，机会来得如此之快。 为了对抗桓玄和刘牢之，司马元显强行在浙东征兵，免奴为客，让浙东的百姓全部集体大迁移，到京师服兵役，丢下了一路的死尸，搞得天怒人怨。这段历史，差不多是东晋王朝走向灭亡的转折点，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本书看看。孙恩收到消息以后，立刻发动手下教众，四处宣扬朝廷的恶行，大家都跟我来，去住海景公寓房，每天都能面朝大海，吃着海鲜。没有活路的百姓听到了孙恩画的大饼，有自由有饭吃，就算没有大海沙滩，那里也是人间天堂，哪里还能不团结过来？ 399年，正是秋高气爽，放弃了享受大海沙滩晒太阳浴的享受，孙恩带着他的海盗大军抢滩登陆，发动了第一次反攻。起初非常顺利，一路平趟，先杀了上虞县长，接着打进会稽，把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杀了，注意不是王献之，书圣有七个儿子呢。 据说孙恩的海盗大军攻打会稽时，这位王凝之居然不组织守城，反而关起门来一通焚香祷告，因为王家是忠实的五斗米道信徒，所以不信军队信鬼神。不知道是怎么折腾完这个仪式的，最后王凝之顶着一脑门子香灰跑出来，对大家说，安了安了，我请来鬼兵鬼将，一会就能把这帮子海盗打跑的，大家准备happy吧，结果happy是有了，人物却换成了孙恩。 占据会稽后，孙恩就有了根据地，手下也迅速扩充到数万人，于是自号征东将军，信徒们更是马屁如潮，送上了长生人的绰号。有学者专门就孙恩自号征东将军而没有按五斗米道的习惯称祭酒、大教主之类的进行了分析，还包括征的这个东是哪里，孙恩起义的原因、深层次的目的等，下一章再专门总结归纳。 很快，孙恩就向周边进行攻略，嗯，主要是抢劫。贼兵过处，如蝗虫过境，凡是能抢的全抢走运回会稽，凡是能烧的全烧光，更缺德的是，连水井都要给堵死，比鬼子进村还厉害三分。 经过几天的经略，孙恩的名声也打出去了，八郡之地，特别是五斗米信徒纷纷响应投效，这个海盗头子于是就有点膨胀了。站在会稽城头，衣袂飘飘，遥望西边的的苍茫寂寥，颇有指点江山，天下尽在掌握的气派，于是放下大话说：“自从我站出来以后，天下豪杰立刻响应来投，以后估计大家连仗都不用打了，大家都抓紧时间，回家让老婆做好官服，跟着我去建康当官去”。 大话放下没多久，刘牢之就带人到了长江对岸。刘牢之的能征惯战是有名的，旌旗招展，杀气扑面而来，随时准备过来痛扁他的样子。刚放下大话的孙恩，这脸被打得啪啪的，所幸还能站的住，指着对岸说：“就算刘牢之来了怎么样，有长江天险，量他也过不来。我就割据浙江，效仿勾践，早晚都能打跑他”。然后，刘牢之就渡江而来。脸接着被打，狠话还得继续说：“敌进我退，打不过还要打那是傻子，打不过就跑才是妙计”。 孙恩还没有自大的认为自己的乌合之众是身经百战的刘牢之的对手，跑是必须的，不过跑也不能白跑，孙恩一路上掳掠着二十多万百姓逃回了海上大本营。之所以能带着这么多百姓逃跑成功，也不得不说孙恩有点小聪明，让手下边跑边丢下很多宝物，反正抢的也足够多，为了活命也得舍得。刘牢之的军队看到这一路的金光闪闪，自然会忙着收拾，所以追击也就慢了下来。看到史书这段描写，我其实还是有点感慨的，刘牢之的统兵能力自然不必多说，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再好的将军也没有能力管好饿兵，而且孙恩比刘备强多了。刘备在长坂坡不但把跟着的百姓都丢了，连自己的老婆都丢了，而孙恩却能安步当车，顺利带着二十万人退回了海上。 孙恩跑了以后，谢琰就来到会稽收复了失地，并且组织人手到海边站岗放哨，防备孙恩再打过来。谢琰是大族谢家的人，就是“王谢堂前燕”里说的那个谢家，本人也是位文武全才的名人，参加过淝水之战，打过王恭，所以大佬们才放心让他来看着这群海盗。 各位也许会问了，怎么不乘胜追击，彻底消灭这帮海盗呢？非不愿实不能也。孙恩非常熟悉浙江的海域，包括助手兼妹夫卢循也一样。这群海盗还掌握了先进的造船技术，航船技术也非常好，最多时拥有千余艘楼船，利用了浙东丰富的水域及舟山群岛的地理优势，成为海上的霸主，才能在数次对抗朝廷的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坚持了十多年。 首战的失败没有让孙恩失去信心，主要他绝对是个不肯认输的疯子。第二年，400年五月孙恩的海盗军团第二次抢滩成功，这次绕了个圈子从余姚、上虞一路杀向会稽，看来孙恩是认准会稽是块风水宝地了。开始谢琰派人还打跑了孙恩，不过几天后再次杀了回来，这次谢琰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城破后也被杀。这下朝廷又害怕了，派刘牢之来打跑了孙恩，这次没让他回来，直接就在会稽驻守下来。 第二年，401年二月，孙恩第三次杀了回来，不过又被刘牢之打回了海上，不过这次没有直接回老巢，反而沿海攻到了户渎，就是现在的上海。当刘牢之带人追来时，又一路沿长江打到了京口，就是现在的镇江，这里离南京可是很近了，不幸遇上了另一位猛将兄刘裕。刘裕的勇猛就不多讲了，绝对是以勇武着称的开国皇帝，孙恩和刘裕一接触就知道和人家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如果自己是50公斤级的，人家绝对是200公斤++的，被一顿痛扁大败后继续上船，继续逃跑。 到了船上，孙恩自信心又回来了，在水上，孙恩还真的可以说无敌，刘牢之和刘裕再强也打不过水上的海盗，只能在岸上跟着孙恩跑。孙恩呢，回头就打下了广陵，就是扬州，搜刮一翻后，看着离人家老窝太近，没什么安全感，又沿江回到海上，一路向北。刘裕一路沿岸跟着，深情得凝望着孤帆远影、百舸争流、千帆竞过……所幸，总算是在郁洲，就是连云港追上了。双方多次交手，最后孙恩还是不敌，被刘裕收拾得没了脾气，这次出来消耗得也差不多了，再也没有实力抢滩，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条破船沿海向南，打算回老巢休整。此时的刘裕，再凝望着那几条破帆消失在夕阳之中，心情自然就不一样了。 到户渎时，孙恩又被刘裕截住，雪上加霜，几乎被全歼。此时此刻没有诗哪行！忍不住想把毛爷爷的着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送给刘裕，也送给孙恩。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才，人间正道是沧桑。 反派人物孙恩，并没有被打死，就像小强一样，五月，回到海岛上舔舐着伤口，慢慢积攒着力量。 402的那一年，江南是一个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这一年恒玄打进了建康，刘牢之上吊自杀，三吴之地 大 饥荒?……。北方不安稳，饥荒、战乱，甚至连高句丽都打进了后燕，这个高句丽是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后燕呢，就是金庸小说里的慕容复一心想恢复的那个国家。总之，这一年华夏命犯太岁，诸事不顺。 孙恩这个祸害，第四次抢滩来了，这次的目标是临海。但这次却没掀起多大浪花，直接被太守辛景打跑了，小强没能继续强下去的传说，所谓的穷途末路来了，从海里来，回海里去，孙恩最终兵败跳海自杀了。跟随孙恩自杀的还有几百个死忠。史书最后记载，“妖党及妓妾”说孙恩是水仙，是借水尸解成仙了，跳水自杀不是死而是成仙，这是宗教的力量，这也是信徒能跟着他跳海自杀的主要原因，稍后我们再分析。 至此，孙恩成了过去。 第九章 海盗也疯狂下 孙恩倒下了，但是还留下了数千手下，于是大家推选了他的妹夫卢循当了老大。其间是否发生过类似港台黑帮剧的那种争权的狗血情节不得而知，实际上卢循一直是孙恩的重要辅佐，声望也足够服众的。 此时政府军忙什么呢？政府军被桓玄打败了，司马元显也尸解成仙去了。桓玄入主建康之后，也需要时间来稳定政权，于是就是老一套的招安工作，封卢循为永嘉太守，就是温州太守，可惜卢循却没有上当老实下来。 孙恩是三月败亡的，五月，卢循就兴兵从海上进入浙江金华一带，攻打东阳，但被随后赶来的刘裕痛扁一顿后，逃回了永嘉。大家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卢循在战略方面的大局观比孙恩强多了，他把根据地放到了离南京更远的温州，又没有远离大海，进可攻、退可守，比在海岛上只能晒日光浴强太多了。 403年二月，卢循不甘心失败又跑过来攻打东阳，然后遇上刘裕，这次更惨，被痛扁+1，老家永嘉也丢了。 同年八月，卢循回军攻打永嘉，想把根据地夺回来，又遇上了刘裕，被痛扁+2。 第二年，刘裕有正事要忙了，当上了盟主，带领一帮小弟要恢复晋室，拯救地球，也就没时间陪卢循这种小虾米玩了。卢循也总算知道自己不是主角，跟未来的皇帝打架哪有好果子吃，既然你没时间玩了，那我也离你远点。于是，十月，一路向南，打进了广州城，然后自封平南将军。经过几年的经略，成为南方的大军阀。 405年二月，晋安帝回到建康，看着一地鸡毛都发愁，哪还有心情收拾卢循，四月，就给他封了个广州刺史，暂时换来了南方几年的安稳，至少表面上是安稳的。 但卢循也不是傻瓜，知道人家现在是顾不上收拾自己，等把一切捋顺了，第一个就会来收拾他。所以，已经颇有势力的大军阀卢循准备彻底解决压在头上的大山，410年，趁老对手刘裕正在痛扁南燕慕容超时，和姐夫徐道覆分兵两路，从广州一路北上，势如破竹，大军逼近建康。悲剧的是，又被赶回来的刘裕痛扁+3。年底，二人败回广州，但此时的广州老家已被抄了。又挣扎了几个月后，411年四月，卢循最后败走交州后，于龙编投水而亡，嗯，这个龙编在现在的越南河内东边，所以推测卢循最后应该喝的是红河水。 至此，孙恩、卢循的起义终结。 历代史学家对孙恩的起义多持否定态度，虽然客观上是反抗晋政府的暴政，是起义军的性质，关键是这家伙除了祸害，没做过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仅就因他而死的人来说，到孙恩死的时候，第一次虏走的二十多万人口还剩下几千人，加上数次大战，前后也有死了几万百姓，这只是造成的直接死亡，间接死亡的就无法计算了。 从399年孙恩起兵到卢循败亡，这次为期十二年的起义是五斗米道的又一次大规模的起义，通过对这次起义及同期的其他起义分析可以看出，两晋时期五斗米道的宗教行为与汉末的五斗米道有相同之处，也有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总体来看，两个时期的五斗米道的基本教义方面变化不大，比如，仍然是保留着关小黑屋子思过的传统，首过、祷祝仪式等方面也基本上一致。 长生追求方面也没有区别，否则孙恩也不会欣然接受手下给他的长生人的雅号，这也从侧面也证明了从下至上，大家对长生的追求依旧初心不改。 源自巴蜀巫鬼术的鬼神信仰也依旧存在，比如王凝之就是要请来鬼卒助战，而不是请的天兵天将、四值功曹之类的。 当然保留最好的还是坚信天、地、水三官神灵的存在，由于地处多水的浙江地区，尤其信奉水官，这一点可以从孙泰、孙恩的死法上看得出来。 两晋时期，沿海地区尤其信仰水仙，这也是五斗米道和地方信仰相结合的一方面，通过极力灌输给教众死在水里是能成为水仙的思想，加强了宗教的思想控制，使手下人悍不畏死。当然了，万一被人家砍了脑袋怎么办，是不是就没人敢冲锋了？放心，如果不是掉水里淹死的也没关系，只要你入教了，死后就可以“尸解”、“蝉蜕”，虽然没有成为水仙更有前途，但也比普通人死了去地府强得多，放心拼命就对了。也正因为这种洗脑似的宗教宣传，在行军过程中，有的妇女由于带着婴儿不方便，甚至舍得把孩子扔进水里，意思是孩子先去仙界享福，等以后老娘也去的时候，照样还是你妈，足见这种蛊惑的威力。 当然，变化也是肯定有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又经历了两次人口大迁移，离开了生它养它的巴蜀大地的五斗米道，怎么可能一点改变也没有？除了地域、政治上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外，五斗米道和南方本地宗教、巫鬼方术以及残余的太平道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促使自身适应、改变的同时，实际上也对道教的整体发展、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孙恩等利用宗教发动起义的这些教团分析，他们为了更好得利用宗教实现个人的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取消了五斗米道的“治”的单位，不再提倡诸如三官手书、盟威科仪等对于战争和统治没有实际意义的部分。仓廪足才知礼仪，连吃的东西都要靠抢的一群人，谁和你讲什么科仪？ 最大的不同之处表现在组织领导的统一性方面。五斗米道从南渡以来，内部便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团结的整体了，开始有了不同地域的团团伙伙，有了不同的利益圈子。除了孙恩、卢循以外，组织起义的还有诸如李特、陈瑞、张昌、丘沈、刘伯根、王始、李脱、李弘、李金根、卢悚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有自己的小团伙，相互之间并也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他们还代表着不同的士族集团，有着自己的地盘、利益，相互之间甚至相互仇杀、攻伐。比如孙恩和司马元显这对师兄弟就是对死敌，孙恩同样把五斗米道的忠实信徒王凝之给咔嚓了。 考证这些参与起义的领导人可以找出很多共性之处，已故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总结了六点：一、同为侨人；二、同为寄寓江左的次等士族；三、同奉道教；四、共为婚家；五、同活动于建康以外而不得进入东晋政治中枢；六、同有突破门阀政治限制的要求。这些起义领袖起义的动机和结局其实和孙恩没什么区别，本质上还是要充分利用宗教和民怨谋求改变自己小士族的地位，向大门阀、大士族争取更多的权利，至于要推翻皇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不起，那是儒家的事，与我等道士没有半毛钱关系。跟着拼命的百姓们怎么办？你想多了，那只是工具，都管饭了，再提要求你不脸红？ 孙恩自己出身小士族，起义过程中还接纳了很多小士族加入，这导致他的人生目标和底层农民意愿从根本上的不同，说白了他自己就没有个远大理想，没有高品位的人生追求。这可以通过他数次登陆的表现看出来，那只是泄恨报复，暴力破坏，只是一昧劫掠，烧杀，没有一丝为百姓争取社会地位的想法。另外，从他长期占据海岛，而不是谋求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来发展，也可以看出他的短视。总之，这家伙就没做过一件好事，所以学者们不承认他领导的是代表正义一方的农民起义，反而定义为流寇、海盗、作乱。 本质上看，孙恩的起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宗教意识占据主导的地位。为社会的和政治运动披上宗教的外衣，这是政客们最喜欢，用得最顺手的手段，所以，从黄巾起义到大大小小数十次的五斗米道的起义，统治阶级对宗教活动一直是采取着利用、拉拢、防范、控制相结合的策略，少有一棍子彻底打杀的情况，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 当然，玩火也有被烧死的时候，孙恩的起义，对世族大地主的沉重打击，直接动摇了东晋的根基，在客观上为以刘裕为首的庶族地主集团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刘宋取代东晋创造了一个契机。也由此，刘裕和儿子刘义隆才重视吸取了东晋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轻徭薄役，休养民生，推行恢复社会生产的新举措，减轻了农民负担，给这个苦难的朝代带来了难得的几十年的元嘉之治。 当然，除了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以外，孙恩的起义对道教的发展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直接引起了南北朝的道教的演变，这些演变，甚至是破而后立的演变，最终在这个时代，把道教推上了巅峰。 另外，孙恩和卢循的作乱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原海寇之始，为后世的海盗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蓝本，简直就是中国海盗的祖师爷。 一直以来，学术界多认为太平道随着黄巾起义的失败而消失了，最后，我们从孙恩的宗教行为中找找太平道的影子。 五斗米道自从归顺了曹魏以后，逐渐以上层士族为中心，同下层逐渐割裂开来，而太平道则一直坚持以底层为中心，崇尚以暴制暴的太平之路。有学者提出了孙恩所信奉的应该是以江南的巫鬼方术和东部滨海地方性的信仰为主，追随者可以跟着跳海自杀，甚至母亲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扔水里，孙恩、卢循都自称将军，大肆杀戮大士族等这些表现，都可以看出太平道的影响力依旧在。而王羲之等高门大族则是以五斗米道信仰为主，从王凝之的请鬼兵助战可以推测出来。此外，孙恩的水仙宣传也是和太平道的有紧密关系的。在《后汉书》中，皇甫嵩大败黄巾军时斩首三万，但赴河死的却有五万多，也就是说多数人是集体跳河自杀了。还有就是十常侍被追杀时，也有选择投河死的，在《三国演义》里也有这段情节。前文已经讲到过，十常侍和张角是有关系的，当年也是约为内应的，所以应该也是信仰太平道的。所以选择水里自杀的方式，在太平道中是一种尸解成仙的方法，孙恩投海并不完全是受地方的信仰或五斗米道的影响，还是有太平道的影子在里面的。 总之，完全割裂开宗教的融合发展性肯定是片面的，我们更应该看到道教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把它放到我国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大环境中分析它。 第十章 遇奇人入山修道 首先向众道友致歉，由于工作、家庭关系，用于写书的时间比较少，加上以前的大纲比较粗糙，在正式开始写后才发现有些地方需要修改。这一章本来计划写楼观道的，但发觉如果不把北方道教的整体交代清楚，楼观道就不容易写了，所以临时修改了大纲。 另外，每开始新的情节时，都需要再查阅很多文献资料，整体思路捋顺了才敢动笔，所以会晚一些才会继续更新，而且有时一个小细节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去考证，即便如此，相信错漏之处不会太少。看着自己更新一章就有千多次点击，也着实想早点更新，无奈这不是小说，想到什么就可以写出来，这是要保证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考证的。所以，只能向道友们保证，只要有时间，就会努力写，而且肯定会写完，不会烂尾。 道友们有什么想法，希望多留言，有什么错误，多指正，希望后面越写越好。 最后，请道友们收藏一下。 孙恩、卢循起义失败了，南方的五斗米道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北方，看看北方的道教是什么状况。 如果说在南北朝时期，南方勉强还算得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北方可就不止一个乱字能形容了。塞外苦寒的少数民族兄弟们趁着八大王窝里斗的机会，一窝蜂跑来占地盘，这就是着名的五胡乱华，开启了诸国乱战模式，北魏、后燕、后秦、西秦、南凉、北凉、西凉、南燕、北燕、高句丽等等相互合纵攻伐，如果形容，除了乱还是乱。道教在如此混乱的北方，日子过得怎么样？没有跟着大部队南渡的残余的五斗米道，是否像没了妈的孩子？ 西晋灭亡以后，北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势力最大的是386年建国的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和西魏，然后有高欢和宇文泰争霸，分别成立了北齐和北周，这段历史的精彩程度丝毫不逊于三国和五代。北方道教，在这段历史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吸收华夏文化，在魏太武帝和崔浩的支持下，道教有了一次大发展的机遇。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人，就是把握这次机遇，把道教发展成为国教，为中国道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道教的影响极为深远，他就北天师道的缔造者，教父寇谦之。嗯，有点百家讲坛的开场的感觉了。 姓名：寇谦之 民族：汉 籍贯：昌平（北京昌平） 出生时间：公元365年 去世时间：公元448年 职业：天师、国师、帝师 主要着作：《云中音诵新科之戒》《录图真经》 主要成就：清整天师道，创立新（北）天师道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寇谦之祖籍是现在的北京昌平，出生在陕西，父亲寇修之，做过太守，哥哥寇赞做过南雍刺史，因此他的家境、出身还是不错的。《魏书》有寇赞传，但仅提了一句弟弟寇谦之会道术，太武帝很敬重他。而寇谦之没有单独立传，而是在释老志中详细讲了他的一生。下面就基本以释老志的记载为主线，讲一下这位道教改革的重要领袖人物。 史称寇谦之从小就喜欢神仙道，对当官发财这些全无兴趣，寇修之一看有大儿子接班混官场，就随他去了。还记得前面我们说过，那一时期名字里带之字的问题吧，说明寇谦之家庭也是信五斗米道的。 寇谦之最早修炼的是张鲁的道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和五斗米道大搬迁后，在北方广泛流传起来有关。寇谦之的修炼资质普通，修炼了好几年也没什么效果，如果换一般人早就放弃了，而且还会骂几句骗子。不过自古奇人就有不同于常人之处，寇谦之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修炼之道，更没有放弃，向道之心不改，依然坚持修炼不断。 这里多说几句，刘屹教授曾提出寇谦之信仰的应该是北方世家大族的仙道传统，并非完全是民间的五斗米道，而且他认为北方的道教从寇谦之以后分成了中央道团和民间道团，各自的信仰也有着较大的区别，这样也能很好地解释寇谦之对道教进行清整的动机，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他的文章看一下。 修道之路是枯燥的也是丰富多彩的，修炼之余，寇谦之还兼学天文、物理、化学、材料学等等，总之只要和修炼有关的学科都不放过。最近他遇上了一个难题，自然也是和修炼相关的，就是要演算七曜，七曜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大行星和太阳、月亮，当然，那个时代对这些星球是有专门的名字的，这个我们不讨论了。就算现在，能找到这五大行星的人估计只有那些天文爱好者，一般人估计什么也找不到，更别说还要计算它们的运行规律什么的。这显然是需要通过长期的观测，再借鉴前人的算法、律历等很多知识，是相当高深的天文学知识了，在古代，里面还涉及到星辰崇拜的神秘领域。对于修道之人，这属于天算，也是修道的一个重要课题。寇谦之用的什么方法计算我们不知道，反正是一直计算不出正确的结果，把他愁的眉毛都差点白了。 反正一时半会也计算不出，总在家里闷着也不是个事儿，于是就到老妈的妹妹，也可能是姐姐吧，反正就是姨家串个门。这一去，其实是天意，绝非偶然，因为是天上的仙人看他向道之心赤诚，又多年不离不弃，有心提点他，于是就提前安排了个犯错的仙人下凡，引他走上正道的。这个套路后世仍然会发扬光大，比如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孙悟空也算，都是做错了事被罚下来，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才能再回到天上继续潇洒，诸如此类的吧，这类故事还有很多。那么寇谦之在他姨家遇上谁了呢，是谁这么倒霉给罚到人间了呢，答案是成公兴。 成公兴在中国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而且是位成就很高的名人，在道教中也是仙人一级的人物。他的生平史料记载并不成系统，只能从一些历史事件及与其相关的人物的生平中推演出来。实际上，成公兴并不精通道教，反而精通儒学，尤其精通算学，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数学家，就算是在佛学上的造诣也远高于道教，但这些都不妨碍他是一位道教仙人。 成公兴被贬下来后，就到寇谦之姨家做佣工，差不多就是长工吧。非要问成公兴为什么被罚下凡间的？好吧，据说是烧了仙宫。寇谦之来串门时正好看到了他，其实不是正好，而是必须得看到他，因为是天意嘛。寇谦之一眼看到这个长工就被他吸引住了，这当然也是提前安排好的，要不怎么完成任务呢。道书上是这么写成公兴的“形貌甚强，力作不倦”，大概就是外表很不一般，就算在一万个人里面，你也能一眼就注意到他。这还不算，成公兴干起活来根本停不下来，像个机器人一样，有活抢着干，没活找活也得干。于是寇谦之就把成公兴要到自己家，心想家里有了机器人长工，什么都给我干好了，我就能专心修炼了。 生活还要继续，修炼也要继续，没完成的七曜演算自然还得算。而长工完成了接近寇谦之的第一步之后，自然还要继续完成导师的任务。于是，每天寇谦之坐大树下演算的时候，成长工就时不时绕过来，站后边看着，那是真替他着急啊，心说你咋就这么笨啊，小学生都会做的题啊，你怎么就做不出来呢？看来从小没被打过手板，基础没打牢啊，难怪要派我下来度化他。 有一天寇谦之也有点丧气，这么久也算不出来，是我智商不够呢还是题目超出大纲了？按剧本，这时长工该出场了，于是他从边上走过来，对寇谦之说：“有什么烦心事啊？” 寇谦之素质还是很高的，并没有因为他是个长工就训斥，反而说：“唉，说了你也不懂。老爷我研究算术好多年了，最近用周髀也没能算清楚太阳系这几大行星的规律，要是有台电脑就好了。” 长工却说：“我当长工之前也喜欢算术，既然你用周髀算不出来，那试试我的办法怎么样？” 寇谦之并没有认为工不可能懂这么高深的学问，很痛快地用他的方法一试，结果当然是很愉快了，那结果是计算的又快又准，对这位长工自然就惊人天人了。 于是赶紧对他说你别做长工了，这简直是对人才的浪费，太可耻了，那什么，我要拜你为师。长工自然不会答应，心说我当长工多轻松啊，教你太累了，小学基础都没打好。寇谦之当然是态度坚决，你不答应当老师，那就连长工也别干了。被逼无奈，长工也只能屈服，谁都要吃饭，能为五斗米不折腰的毕竟是少数，于是说，你也别拜我为师了，我其实是天上安排下来的，就是要专门帮助你的，而且我们有师徒的缘分，不过你是师傅我是徒弟。我把我会的全教给你，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探索仙道吧。不过你这基础……嗯……那个还是有点不够，你先跟我去趟华山吧。 于是让寇谦之沐浴斋戒三天后，两人一起去了华山，为什么是华山呢，因为近嘛，他家就在西安附近。长工，对了现在不是长工了，是徒弟了，徒弟让师傅住进一座山洞，自己出去转悠了几天，采回来不少天材地宝，什么千年的灵芝、万年的人参之类的吧，一股脑给寇师傅吃了。从此以后，师傅解锁了辟谷功能，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而且灵智大开，iq值爆表，从此学什么都不是事儿了，可以专心修炼成仙。 至此，寇谦之完成了仙路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成公兴对他说：“师傅你如果真的确定要学道，就要放弃俗世繁华，跟我去深山才行。” 寇谦之肯定是愉快地答应了，顺便问一句：“我们去哪里呢？” 成公兴面朝大海，应该是面朝东方，说：“从此地一路向东，有座高山，名叫嵩山，鲍靓前辈曾在此山一石洞中得到真经《三皇文》而修成正果，你的缘分也在那里。” 于是，二人来到嵩山，在太室山上一座三进的石洞定居，相当于两室一厅，二人住着正合适。住下后，二人便潜心修炼，共同进步了，冬去春来，转眼就是一年。 有一天，成公兴对寇谦之说：“今天我有事出去一趟，我走后，会有一个人给你送丹药来，不要有任何怀疑，一定要吃了，千万千万，一定要吃。”叮嘱再三后飘然远去。 没一会，果然有人来送药，寇谦之一看非常高兴，心说真灵啊，看来是我机缘到了。看来人端着一个碗，心说看来不是丹药，是中药吧。接过装药的碗一看，差点没忍住把碗扣送药人一脸，但见一碗黑乎乎、臭烘烘的不明液体，里面有蝎子、蜈蚣、蜘蛛之类的毒物游来游去。心道苦也，这是什么玩意儿，你确定这是药？扔下碗转身就跑了。 成公兴晚上回来后，问寇谦之吃药没有。寇谦之如实相告，成公兴仰天长叹：“师傅你本有机会飞升成仙的，前提是你把那碗药吃下去。你看到的是假象，是对你向道成仙之心的考验，那其实是真正的仙丹，也怪你尘缘未了，情欲难断，错失仙缘了。机会只有一次，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了，不过你诚心向道，日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凡间还是能成大器，自有机缘的”。 寇谦之自是万分懊悔，不过路是自己选的，也怨不得旁人。既然凡间还有机缘，那就安心修炼吧。不过他总是想知道自己的机缘是什么，多次询问万公兴后，万公兴告诉他：“日后可为帝师”。 此后，在成公兴的教导下，寇谦之为了早日给皇帝当老师去，便潜心学习，一晃就是七年。 有一天，万公兴对完谦之说：“我下凡七年，教导你的任务也完成了，明天我就得走了。你明天记得帮我沐浴更衣，会有人来接我走，以后你自己要勤加修炼，等时机成熟，就可以出山创业当帝师去”。 第二天，成公兴死去，一会来了两个童子，一个拿法衣，一个拿钵和锡杖，感觉怎么像唐僧的装备啊。寇谦之把二人领到成公兴的尸体前，成公兴突然站了起来，自己换上衣服，一手持钵，一手持杖，带着两个童子走了。自然是完成了教导寇谦之的任务，考核合格回去继续当他的仙人了。 第十一章 历俗世洞悉天下 成公兴走后，只剩下寇谦之独自在山洞里打坐修行，心里想着成公兴这几年教授的东西，想着自己今后的发展。经过几天的闭关，静极思动，决定下山，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否很精彩，自己一个也真的挺无聊的。从此以后，寇谦之修炼之余，常常外出游历，学习娱乐两不误，修行日深，天下大势和道教的现状也都了然于胸。 首先，政治环境方面，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是鲜卑人，地盘上又全是仇视自己的汉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重用汉族的地主阶级和读书人，并且很英明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也许有道友会提出疑问，北魏汉化不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才开始的吗？那时寇谦之都死几十年了。实际上，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甚至之前，就与中原文化有着交流，特别是北魏立国之后，原来西晋统治下的幽州和并州等地的士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未来考虑，皇帝把他们抛弃一跑了之，山高路远的，铁路、高速又还没修，想跟着去南方也不现实啊，于是只有投靠了看不起又打不过的化外政权。北魏统治阶级也急需这些士族管理政务，自己骑马杀人是专家，治理国家基本上幼儿园水平，可能还是小班，而且他们也有学习汉民族的先进的文明的想法，所以在文化、教育、出版、官制、礼乐、刑法等各方面都有意推动汉化。同时，为了进一步缓解民族矛盾，鲜卑人又极力宣扬自己的汉族血统。 据《北史.魏本记》记载，拓跋氏对治下的汉人百姓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黄帝把北地分封给了儿子昌意的小儿子，按辈分就是给了孙子一块封地。昌意的儿子到达封地后，封地叫什么名字啊？恰好那里有一座高山叫大鲜卑山，于是很愉快的把国号就定为了鲜卑。黄帝以土为德，在北方的方言里，土就是托，后就是跋，所以就用托跋（现在用拓跋）为姓，意思就是我们是黄帝的后代。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方言，反正我在辞海里没查到，但感觉就是普通话不及格。但这么一说，我们鲜卑人其实是根正苗红的、纯正的、黄帝的、汉族的……后代，是真正的汉族血统，我们是一家人啊。什么，继续仇视！那我们也穿和你们一样的衣服。还是不行！那我们不说鲜卑话了，改说汉话。还不够！这是逼着我们放大招啊！我们政体也改，和前朝晋一样实行门阀制行不行。什么？这样做还不够，继续仇视？事实也如此，无论北魏政权如何努力，民族矛盾最终还是需要用时间慢慢来消磨，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始终是令北魏统治阶级头疼的一个大问题。后来，为了进一步增加说服力，干脆把姓氏也改了，你们不是说汉人没有姓拓跋的吗，我们以后改姓“元”了，元也和土有关系，包括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等这些都是后话了，都反映了北魏统治时期，特别是初期的民族矛盾问题的严重程度。 政治大环境大体就是这样了，那么道教是什么情况呢？ 一，自从张鲁死后，北方的五斗米道群龙无首，加上统治阶级一直有意识地控制，所以基本上处于分崩离析、停滞状态。而南方孙恩为代表的教团又不断组织起兵作乱，使宗教在民间百姓和统治阶级两头都没留下好印象。比如要求信徒必须要为信仰奉献一切，“竭财产，进子女”，看到没有，不止要贡献出全部身家，连你的孩子也要奉献出来，而且四处烧杀，百姓哪会欢迎这帮土匪，统治阶级又怎么会不打压。特别是孙恩这个不干好事的疯子，异常残暴，又大肆杀戮，把五斗米道的这块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彻底给抹得又黑又亮。 有道友可能会有疑问，寇谦之在嵩岳隐修时，是如何知道孙恩等人在南方起义这些事的，孙恩又怎么能影响到北魏统治阶级的警惕心理的？实际上，南北的交往一直没有完全断绝，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一直没有停止，所以知道这些是很正常的事。在寇谦之对北方道教改革中，有着南方道教的思想内容可以从侧面证明他对南方并非一无所知，这方面的资料，刘屹教授曾专门做过考证，我们不多讲，道友们可以找找他的文章看看。 二，北方基本上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北魏从拓跋珪、拓跋嗣到拓跋焘，又都极力拉拢佛教，作为加强自己统治的助力，所以佛教在北魏前期就有了一个黄金发展阶段，彻底站稳了脚跟，颇有欣欣向荣之势，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与道教发生了冲突，最后甚至到了有我没你、你死我活的地步。 当然，在本质上，拓跋氏也并不是真心向佛的，甚至连对佛教的最基本的了解都没什么兴趣，这些文绉绉的东西哪有骑马打仗、烧杀抢掠有意思啊。随便举一例，北魏皇帝中，拓跋嗣这位儒学功底算是不错的皇帝，对佛教的扶持力度很大，却为法果、昙证两位沙门封侯封爵，还封法果为老寿将军，法果还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出家人，拒绝接受。等法果圆寂后，拓跋皇帝又追封了老寿将军，加送了一个越胡灵公，这次法果真没办法拒绝了。由此可以看出来，拓跋氏如果真正信仰佛教，这种起码的尊重还是应该有的，也正因如此，才会有后来的太武法难，差点把佛教连根断绝。 百姓在鲜卑民族的压迫统治下，自然就有了寻求宗教的安慰的需求，从而加速了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佛道双方要想在这次竞争中获得成功，必须在寻求统治阶级支持、地位、文化、政治、义理等诸多方面谋划，二者之间的矛盾则越来越突出，最后激化为生死之争，关于佛道之间争斗的详细的内容，将在楼观道派部分系统地讲解。 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入世修炼和入世行走，已经五十多岁的寇谦之不但看穿了当前的政治大势，洞悉了道教的危机，更是修炼出了一副仙风道骨，随便往那一站，就是一位老神仙的。但是仅仅有好形象和丰富的内涵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实现心中的理想和抱负，带领自己心目中神圣的道教走出困境，还要有足够高的声望、权力和地位，嗯，我得好好想想，细细谋划一番。 在不知道揪掉几根白发之后，寇谦之终于想明白了，北魏拓跋氏的苦恼，道教的生死存亡，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点的，如果利用得好，则可以达到一箭三雕的效果，既可以解决拓跋氏的困境，又能挽救道教，还可以使自己功成名就。不过这件事，非有大智慧、大能力之人不可办到啊。寇谦之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冥冥中早已注定的，那个非凡之人，于是，他开始了为期长达十年的谋划。 第十二章 降神授封为天师 公元415年，一则新闻上了头条，迅速传播到了北魏全国。是谁第一个传播的，自然不容易找到，但根据谁受益最大谁最可疑的原则，我们还是大概猜得出来的。那么是什么新闻呢？ 前几天，嵩山来了一个仙人旅行团，带头的是太上老君，带领着很多仙人和仙女，无数珍禽异兽开道，五色神光瑞彩千条，闪得比迪厅还劲爆。背景音乐自然也不会少，不过应该不再是迪厅那么劲爆那么嗨，应该是仙音，很好听就是了。前面讲过，是张道陵最早尊太上老君为至高神的，这里来的是太上老君，那就值得玩味了。 太上老君不辞辛苦，大老远的从三十三重天上下来，自然不是为了公款旅游，肯定是有公务要处理的，他老人家是来找寇谦之的。其间发生了什么事，寇谦之是如何招待这群仙人我们也略过，重点听一听太上老君为何而来的。 太上老君发表了重要讲话，大概的意思是辛亥年时，嵩岳镇灵（就是嵩山的山神）上天述职时说，自从张道陵张天师飞升后，可苦了凡间广大的的诚心修道的人了，没有了指路明灯，没有了师傅的传道受业解惑，真的很迷茫啊。老君我一想，这当然不行了，没有师傅引路，哪能修成正果，得道飞升呢？没人飞升，天上没了人员补充，这事就严重了。山神说有个叫寇谦之的家伙，行得正，做得端，修道还算用功，主要是经常做好事，人品过硬，很适合坐上天师的位置，能够带领天下众道士们重新走在大路上。估计寇谦之在崇山住的这三十年里没少给山神送礼。太上老君听山神这么一通猛夸，就下凡来考察一下，说经过组织考察，你的确不错，现在就把天师的职位给你了，并且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真经一部，又叫《老君音诵诫经》，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领导对你的信任，把我们的新科仪新规矩发扬光大，把现在组织涣散、科戒废弛的五斗米道清理整顿一番，你就大刀阔斧得去改革吧，我在天上支持你。 这里先插一句，闭目掐指推算了一下，公元415年老君下界是乙卯年，那么山神辛亥年去述职应该就是公元411年，各位可能有点疑问，五年前山神爷就把这事汇报给太上老君了，怎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下来考察啊？这一点恰好是寇谦之的聪明之处，《西游记》或一些神话传说里不是总说天上一日，地下一年或十年之类的说法吗？所以老君过了几年才下来才是真正的合理的，可见寇谦之对细节的把握可谓到了极致，这是成功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大家共勉。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次太上老君下凡来最主要有三件事要办，一是考察寇谦之，当然要从德智体美劳多方考察了，结论当然是合格甚至优秀；二是布置任务，“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服食闭炼。”这是太上老君的原话，大体上就是让寇谦之站出来，整顿道教的混乱。三张就是指张陵、张衡和张鲁这祖孙三代，但就我个人来看，张修代替张衡应该更适合；最后就是传下真经，以便更好得完成道教的清整任务，你就按照《老君音诵诫经》要求做就ok了，自然，这部《老君音诵诫经》其实就是寇谦之这么多年在崇山修道完成的成果，经老君神授，身价就从普通白菜变成慈禧的翡翠白菜了。 到这里还得插几句，一般的正史，对五斗米道的记载多数是用米贼之类的侮辱性的词汇的，这当然是要迎合统治阶级的喜好，谁让老出现社会不安定分子，动不动就暴动呢。因此，也有人看到《魏书》中的除去三张伪法这句话就认为寇谦之是完全否定张陵他们三位，要彻底改造五斗米道的。其实这种想法的还是有点偏颇的，首先《魏书》也是正史，也是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的；其次，寇谦之对天师道是“清整”，而非创立新教，只是去除一些不适合当前北魏统治的部分，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最后，寇谦之家族世奉天师道的，这在正史中也可查的，而且他自己从小就喜欢天师道，修习的也是张鲁的道法，不可能对自己全盘否定吧。 到此，这则上了头条的新闻的前因后果就交代清楚了。这次人为制造的新闻让寇谦之收获了很大的名声，并且给自己明确了身份地位，那就是神授的道教领袖。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得到统治者的无条件的支持，才能够真正实现清整全国道教，坐在教父的椅子上。 于是，历时八年，寇谦之闭关写作，完成了第二部着作《录图真经》。可惜，这部书失传了，但大体是完全是为了迎合和适应北魏皇室统治为目的的。书是以图谶为主的，里面有大量的道教符箓，又有文录五等，主要是讲了一些如何设立法坛礼拜，如何着装，各种仪式等等，并且有成仙、招鬼、炼药、长生等内容。书成之后，寇谦之自思，我现在虽然有了一定的名气，但还不足够大，就这么发表出去，别人未必就排队抢购，还是得想个好的营销手段。 于是，第一次神降后时隔八年，公元423年，又一则新闻上了头条。十月，又有仙人降临崇山，不过这次来的不是太上老君了，而是老君的玄孙李谱文，玄孙应该就是孙子的孙子吧。传说这位李谱文是在汉武帝时得道的，封为牧土宫主，统领着三十六方土地，范围达十八万里，总之地盘非常大。寇谦之此时正在石洞中端坐，认真诵读《老君音诵诫经》，忽见李谱文伴着五彩霞光而来，忙出来拜见。李谱文对寇谦之说了一大通，时间很长，内容也相当多，大体上就是说，你这几年表现不错，成就很大，所以把你的名字收录到名人录里了，而且是四本啊，分别是内宫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和继天师；当然还有奖品，奖你一本真经，就是《录图真经》，希望你好好学习，按照真经书的要求去做，再把嵩岳所统管的广汉平土方圆万里交给你治理了。这方圆万里不就是差不多把整个中国都装进去了吗，还好寇谦之没说百万里，要不整个地球都得归他管了，也说明完谦之的地理学得应该还不错。对了，最后还有件事你得去做，等你学成以后，记得去北方辅佐太平真君。这位太平真君是谁，谁也没听说过，不知道是何方神圣，但这正是这两次神授事件的核心，下面自然会明白。 寇谦之自编自导了这场两出大戏，其目的很简单，一是用神授的方式告诉大家，我是正宗的神授天师，是正宗啊；其次是提前为向皇室推销自己的《录图真经》做好了宣传准备，看到没有，这是神仙传授的真经。 经过数十年的苦修、两次神授的影响，公元424年，年近六十的寇谦之感觉时机成熟，因为新皇帝刚登基，是收获的季节了，便飘然下山，直奔帝都平城，就是现在山西大同，为了道教的未来、为了成为帝师，也为了走上人生巅峰。 第十三章 离崇岳平城献经 当寇谦之满怀信心，带着弟子们风尘仆仆地踏上北上之路的时候，北魏一代大帝，连老对头刘宋都不得不伸出大拇指，由衷地赞一句“英图武略，事驾前古”的太武帝拓跋焘迎来了他当老大的第二个年头。 这位皇帝在北魏，乃至整个南北朝时期都算得上一位难得的皇帝，一生文治武功罕有匹敌，武则一统北方，向北远逐柔然，主体大约就是现在的蒙古国境内，也是鲜卑族，向南饮马长江，如果这帮鲜卑好汉划船水平有骑马水平十之一二的话，估计早就过江了。文则劝课农桑，轻减赋税，休养生息，同时广用汉族士人，比如重用崔浩、高允等大儒，改革官制，整肃吏治，大力推进与汉民融合，宣传礼义，崇尚儒学。 拓跋焘的其他功业还有很多，比如提倡节俭，经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等等，在民族融合方面的贡献也非常大，当然，这一切当然是出于统治的目的，为了更好的消除汉民对鲜卑人的仇视。另外，大家都知道书法里的魏碑字体吧，这也是因为拓跋焘一力推行楷体字，而最终发展成的着名书法字体。 在缓解民族矛盾方面，北魏统治者虽然作了大量的努力，但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找到彻底解决的办法，所以民族仇视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皇帝。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拓跋焘正为此事而苦恼，正宗的澳洲小牛排、牙买加咖啡都没心情享用，他不知道的是，一个能解决他麻烦的人正在一天一天地向他走来。 寇天师是选择了徒步远足还是骑行亦或是坐车，我们不得而知，但没有火车、汽车，更没有高速、飞机的时代，最快的方式也就是骑马了。不管怎么说吧，从嵩山到大同，两千里左右的路还是够辛苦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寇天师的那种走向成功的急迫和期待的心情。 也许您会奇怪，寇天师修炼了四五十多年了，就算没修炼出腾云驾雾的仙法，总应该会画个神行符之类的吧，往腿上一绑或垫在鞋垫下，一天跑个千八百里还不是小意思？人家水浒里的戴宗绑个甲马还能日行八百呢。这个我们还是略过不提吧，也许寇天师真的是飞过去的呢，这不重要。 总之，最后寇谦之平安抵达了平城，站在威严的皇宫大门外，取出了被包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录图真经》，献给了太武帝。信心满满的寇天师没想到，自己呕心沥血、数年谋划的结果却没有按照希望的剧情发展，期望着看到经书就会如获至宝的皇帝却随手把书放在一边，安排了一位大臣接待他，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被凉在冷板凳上的天师大人的心情非常不好，每天看着自己的白发，仰头看着头顶那四角的天空，想着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里。自己自编自导的剧本，自己呕心准备的经书，这一切全部是为了皇帝着想的啊，是我的意图太过深奥皇帝没看明白，还是我的政治敏感性不够，没把皇帝看明白呢？思来想去，总感觉问题还是出在了皇帝身上，于是，解决办法就得先找个中间人。 毫无意外，崔浩是个最佳人选。 崔浩在北魏历史上是个悲情人物，家族在北方差不多是no.1，父子均是朝中重臣，深受重用。史书上记载崔浩是位美男子，而且从小就博览群书，经史子集莫不精通，在《魏书》和《北史》中均有列传，特别是《魏书》中，更是占了很大篇幅。 崔浩寇完谦之早就结识，准确的时间没有考证到，但从《魏书》的记载看来，崔浩在前任老皇帝，也就是拓跋焘的老爹拓跋嗣手下打工的时候就和寇谦之见过面，拓跋嗣虽然英年早逝，但礼爱儒生，好览史传，崔浩是经常跟着他出差的。应该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崔浩和寇谦之结识了，并且经常对寇谦之大谈治国之道，有时一夜不睡。老寇对老崔的见解表示严重认同，除了要刻意结交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我一直隐修，你这些治国的思想我是一点不懂，但天神又让我辅助太平真君，把我弄得日夜发愁，您老大才，比张良都高一线，可要好好教教我才行，这样吧，您就给我写份治国平天下的说明书吧，我会好好学习领会”。老崔被寇谦之夸得也有点晕菜，深以其为志同道合、高山流水遇知音了，于是就给他写下了二十多篇论文，从太古到秦汉，颇有点史记的味道。 上面提到的寇谦之的两本着作中是否吸收了崔浩的治国思想不能下结论，但至少两个人谈得相当深入，相互也认可，所以崔浩才会在拓跋焘一登基就向他推举寇谦之，希望能皇帝把他请到平城来。所以，寇谦之并不是心血来潮就下山北上的，而是应皇帝的邀请的。但是没想到，却不知道为什么被凉在一边了。 此时的崔浩在干什么呢？ 自从太武帝上位后，崔浩更受重用了，连军国大事基本上都要参与。不过，他在推进鲜卑与汉人的融合等政治举措上步子迈得比较大，也比较激进，自然就触怒了一些鲜卑权贵，其中还包括太子大人，于是这些人便常常在皇帝面前给他穿小鞋，太武帝也是迫于压力，众怒难犯，423年年末，只能对崔浩说，快过年了，您先回家好好收拾收拾房子，过个好年吧。而正是这位同样是在家坐冷板凳的老朋友，被寇谦之看成了进一步接近皇帝的突破口。 实际上大家都看得出来，崔浩虽然在家闲着，实际上再出山只是早晚的事，特别是拓跋焘依旧很尊重崔浩，还时常拿军国大事来问崔浩的想法。寇谦之也了解崔浩渴望能够早日回到原来的位置，重新掌握自己权力的心情，只是一直苦于没有好机会来破局，自己的到来，正是改变两个人的现状的好机会。不得不说寇天师的天师之名绝对不是白来的，那是有真水平的。寇谦之准确地把握住了崔浩的处境和心理，于是施施然叩响了崔府的大门。 起初，二人并没有聊正事，自古有文化的人都有含蓄的美德，天南地北、今年的收成、今天的天气、中美关系、疫情进展等等，聊了半天没营养的话题。然后，崔浩表示自己在家休息久了，也不想追剧，挺无聊的，想学一点服食养性的道法，此时老寇立刻推销自己的新作《录图真经》，大谈仙家炼养之术，崔浩纳头便拜了，从此成了一位光荣的天师门徒。 其实，崔浩也不傻，自然明白寇谦之接触自己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他的帮助，向皇帝推销《录图真经》，推广他的道教。但对于自己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会呢，一个让皇帝重新起用他、重用他的机会。 在向寇谦之学习了真经之后，两个人就国家未来的发展达成了共识，崔浩便去找皇帝，极力推荐寇谦之，鼓吹寇谦之如何如何神异，是位真正的有法术的高人，《录图真经》也是一部治国安邦的天书。大儒的文采咱们是自愧不如的，也不能很好得表达出来，大体的意思是这样的，自古明君都有天人感应的，远古就有河图、洛书这种神物出世，传达上天的旨意，现在天上派了真人主动来见您老人家，这是认为您的德政堪比轩辕黄帝，才降下来的符瑞，可不要听小人们的谗言，轻慢了上天的意志啊。于是，拓跋焘的欣然的接见了寇谦之，宣布从此崇奉天师，宣扬道教，要把它传遍天下，并且派人带着东西去嵩岳祭祀，顺便把没带来的弟子也都接回了平城。 事实上，拓跋焘和崔浩都是聪明人，面对佛教的尾大不掉的现状，急需借助道教来加入政治博弈。少数民族用武力手段征服了人口众多的汉民族，政权的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各地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同样需要一个可控的宗教来作为教化民众，稳定人心，认可统治，从而保证统治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佛教已经拖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扩充，所以扶持道教，打击佛教，这才是君臣二人的真正的目的。而寇谦之对道教的改革，在缓解民族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又非常符合皇室的心意，怎么能不符合，寇谦之这么多年的精心谋划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本来拓跋焘还要给寇谦之和众弟子们封官加爵的，但被寇谦之谢绝了。皇帝说既然不做官，那就“天师及其弟子，并列在王公之上，不听称臣”吧，并下令在京城东南修建道场，筑起五层高的道坛，称为玄都坛，给一百二十名弟子转成公务员，负责定期举行法会，可谓盛况空前。 第十四章 促清整尊为国教上 在取得了皇帝的认可之后，寇天师及众弟子便兢兢业业，朝九晚五，五加二，白加黑……总之就是上班特认真。 审时度势，寇谦之经常找拓跋焘汇报工作，偶尔露几手道术，比如扶乩请神，降个天地异象之类的，中心思想都是为了让王权日盛，百姓愈加敬畏。当然，也不能忘记交好权贵，没事也常给皇帝和贵族们画几道符，拿回家去驱鬼化灾、治病祈福、健胃消食、夫妻和谐……总之，用过的都说好。当然了，出去讲座、义诊、走个穴、弄个直播什么的，刷刷存在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收获点信徒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考虑到北魏治国还离不开儒学，也为了回报崔浩的引荐之恩，寇谦之也常把崔浩的儒学治国的方略和风细雨地推送给拓跋焘，自然收获了越来越多的信任，拓跋焘则越来越倚重他了。 在取得了皇权的坚定认可和支持以后，时机成熟，寇谦之便开始着手对道教大刀阔斧地改革整顿。当然要师出有名，这样才能理直气壮、气势如虹，我是遵奉太上老君的法旨，哪个敢不服！没意见最好，有意见也得保留，要不自己找他老人家反映去，我也只是个执行总裁。 当时道教的现实情况我们也说过不少了，无论是五斗米道还是地方性宗教，都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了。底层百姓容易成为起义军的主力，有人一场吆喝就拿着扫把、擀面杖就敢攻城拔寨，统治者早就忍得快出内伤了。涣散的组织、废弛的科律也让士族失望，原来信道还是个很体面、很有面子的事儿，可实在受不了诸如涂炭斋，就是通过用炭抹脸，泥里打滚这类悔过行为，太有点非主流了，哪能被清流们接受？其他诸如房中术、不入流的一些修炼功法、尊道贬儒的一些教义，更让知识分子们嫌恶。同时，佛教的强势、玄学思想的流行及儒家伦理的复兴，都刺激着混乱的道教不得不变革。有关佛教，后面我们讲佛教之争时再和道友们详细探讨，儒教是大家熟知的内容，不再多讲，至于玄学思想，前面也基本上探讨过。实际上，在北方道教连一地鸡毛都没不知道怎么收拾的时候，南方道教却一直稳步、健康地发展着，并且上清、灵宝、三皇三大经系发展不久后也将被陆修静整理成三洞经书，为后世道藏的编纂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南北相隔，但南方的道教界的消息却一直影响、刺激着寇谦之。 寇谦之心里清楚，此次清整工作势在必行，但也绝不能鲁莽行事，对道教改革影响的绝对不仅仅是宗教，还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因素要考虑，一步踏错可能就是万劫不复。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平常心，掌握好步伐，步子迈得太大那会扯到……那会出问题的，所以，如果一味地诋毁或完全抛弃三张，把他们钉到十字架上，底下再点把火，搞个篝火舞会什么的，对五斗米道信徒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寇谦之提出了改革的总体原则，以“以礼度为首”为中心，首先要肯定张道陵的功绩，并且对他的后代子孙也要表现出礼敬的态度，就算你心里骂着张道陵，脸上也要百分之二百的真诚的笑，所以他的改革，实际上是尽量对合理部分保留，而对糟粕则尽可能得剔除，这除了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外，实际上在那个时代，还孕育不出完全的、彻底的改革家。 寇谦之的主要改革有哪些呢？综合归纳了一下，大体如下。 一、取消了治的制度，“其蜀土宅治之号勿复承用”。 改革后的道教组织必须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管理体系，也就是说得让统治阶级感觉到我能掌控它了，这样消除了利用宗教犯上作乱的隐患，统治者们也能放心让它发展，睡觉也不用再学猫头鹰了。 曹魏时，五斗米道教民大量移居洛阳、邺城等地，到寇谦之时代依旧保持着治的宗教组织结构。治的形式在教团发展初期的管理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后来却变成了各地自行其事，成了农民起义的创业孵化基地。寇谦之通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思考，托言太上老君授意，在《老君音诵诫经》中说老君当初让张道陵如此立教，有当时的时间和空间的原因的，现在时间变了，空间也变了，当然就出现了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情况，治的组织形式已经非常落后了，不适合新时代的发展了，所以现在老君他老人家授权给我打破旧制度，我们以后要穿新鞋，走新路了。寇谦之废除治后，设置各级道官，使各地分散的教徒统一由他这个天师总领，全部教众在特定的宫观、道场定期礼拜、斋戒，强化了权威，也防止出现暗中的搞风搞雨的事情。 二、取消“天师”、“祭酒”职位的子孙承袭制。 想当年，张道陵飞升前对众弟子们说，我飞升后，天师之位是要传给我儿子张衡，你们不要多想了，而且今后必须是我们老张家的子孙才能接任天师，这也就宣布从此以后，五斗米就成了老张家的私营企业了。弟子们如果知道二百多年后寇谦之取消了天师世袭的话，是不是希望他能早出生二百年呢？ 寇谦之显然不姓张，更不可能是张道陵的子孙，如果不让太上老君取消这种世袭制，他还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当上天师呢，这可不是改个姓或入个赘就能行的。当然，为了能更好地推进改革，祭酒的位子也顺便不用再承袭了，防止家族势力掌握权力。《老君音诵诫经》中给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理由，“道尊德贵，惟贤是授。若子胤不肖，岂有继承先业”，总之就是你们老张家的子孙不争气，不能领导公司健康发展，所以老君才让我来当天师。当然，教内的等级制度是保留下来的，这样才能设置各级的道官，帮他垂直统一管理整个系统，选人用人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唯贤是授”。并且要求传教的人要保持威仪，不能总盯着富人发展入教，穷苦人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三、革除租米钱税。 宗教体系是要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才能维持的，早期的五斗米教徒秋收后需要交米五斗，这也是教众的标志和义务，到张鲁时代，就不仅仅限于是收米了，肉、布、席子、纸笔之类的，总之你家里有的，值点钱的东西基本上都收了。到寇谦之时代，又进化了，连人带牲畜没有不收的，人嘛，当然都是漂亮的女仆了，所以，此时的租米钱税已经成为了教民的沉重负担了，五斗米道实际成为了高层的敛财工具。寇谦之认为，张氏家族让信徒交纳的租米钱税发展到如今，那是“脏钱逋税，贪秽入己”，属于非法所得。当免除了这些吃人的税收之后，道民哪有不拍手叫好的，谁还不给他点个赞？这项改革，不但减轻了道民的沉重负担，更重要的是缓解了统治阶级和底层百姓的矛盾，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如果百姓有口饭吃，哪还有人没事去造反？ 第十五章 促清整尊为国教中 接着聊清整工作。 四、除去了男女合气之术。 房中术历来是倍遭诘责的，有志之士、名士清流们更喜欢批判一番刷自己的品德值，例如我们提到过的北周甄鸾在《笑道论》中就攻击过此术。寇谦之也认为这东西使淫风大行，损辱道教名声，我们神仙般的人物，追求是高尚的，思想是纯洁的，所以这个列在了必须要改的名单中，托老君之名对其革除。当然了，人伦大道是不可能禁止的，要不也就真的民心尽失了，估计拓跋焘第一个就站出来反对，所以寇谦之也表示，正常的夫妻生活那是允许的，但是那是个人隐私，以后别没事就拿出来品评了。 五、宣示“新科之诫”，提倡礼法 五斗米道的成仙理论是信仰炼形就可以长生久视，服食饵药就可以成仙，也就是说一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门一关就能修成正果了，但这样一来大家都成了单干的个体户了，都修成散仙了，怎么能形成规模效应，也不利于统一规范管理啊。将来这些修为深厚的散仙没事就出来几个放点大招，谁也受不了，寇谦之对这个问题也是必须要改的，在《老君音诵诫经》中说，欲“登太清之阶”，就必须“诵诫”与“建功斋请”，成仙不是个人单干，搞个人英雄主义了，而是必须要加入组织，大家一起斋醮礼神才可能成功。而“专以礼度为首”，不能没事就想着搞破坏，这也是对封建礼法的一种提倡，用封建伦理道德制约人心，使道教更容易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在道教教义发展上是一大改变。 经很多学者考证，寇谦之与佛教是有接触的，比如成公兴就有着佛教的背景，而作为道教改革家，也不可能对威胁最大的对手一无所知。在改革中，寇谦之借用了很多佛教的内容就不难理解了，比如佛教的戒律形式。同样，儒家思想，比如伦理道德等也成为改革过程中吸收的营养，用这些戒律、伦理道德配合道教的科诫，为想成仙的道士们指出了正确道路，那就是坚持诵经礼拜、上香祈愿，其他都是小道。 对了，寇谦之的经书中有音诵这个词，原因他改革了诵习道经的习惯，从原本的“直诵”改成了“乐诵”，直诵就是直接诵的意思，干巴巴的挺没意思的，这个大家上学就诵了很长时间了，习惯了可能都没什么感觉了，都是过来人，好理解，而乐诵其实就是加个背景音乐，听着悠扬的音乐诵经，至少韵律感就强了不少。其实大家现在想想，电视上有朗诵节目时，是不是都有背景音乐？大家看电影时，背景音乐基本上就没停过？现在到庙或观里，看和尚和道士们念经时就算没有音乐，至少也会弄个木鱼来配合一下吧。这看似很小的一点改变，实际上表现了寇谦之为了重醮仪、倡礼度改革的决心和细心，这其实也是从佛教那里学过来的。 总之，这方面的改革从受戒仪式、求愿仪式、度亡仪式、除病祈祷仪式、解度仪式、三会仪式等等各个方面的科诫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且要求从上到上严格遵守，如同遵守律法一样，任何时代，规矩、制度都是最重要的，这和枪杆子一样重要。 当时，在每一个仪式末尾，都有一句“明慎奉行如律令”，大家齐声诵出来，自然会从心底油然一种神圣感。大家经常在小说或影视剧中听到过诸如“xxx急急如律令”，很多符上也有这几个字，很熟悉吧。 六、把轮回报应作为基本教义，定义了三世轮回转生之说。 大家都知道生死轮回之说本来是佛教的特产。佛教炼的是神，讲究灵魂不死，而道教则是炼形，讲究肉身飞升，二者间在生死、形神的认识上还是区别很大的。从寇谦之开始，把佛教的轮回学说引入了道教，如果前世作恶太多，今生修行就无果了，不仅修仙无望，下辈子想当人都是不行，目的显然是为了劝人向善，加强统治。 七、将服饵修炼之术与符水禁咒之术合而为一。 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当时道教的经书实在太少了，寇谦之也没别的办法，自己一身是铁能做出几个钉子啊，自己一大把年纪了，拼了老命也才写了这几本书，想创作些堪比葵花宝典之类的修炼秘籍也不现实了，于是，只能是把能收集到的方技、符水、医药、卜筮、谶纬等书拿过来，拼拼凑凑、敲敲打打、作旧翻新一番后，就成了一本本本派的典籍了，对于寇谦之的机智、灵活不拘泥的能力和包容力，只能表示佩服了。 八、提倡礼教，兼修儒学。 教化生民，要严格遵守忠孝、三纲五常之类的，还是儒家学说用起来更顺手。寇谦之去除了很多违背封建礼教的部分，还加入了不少佛教戒律，诸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之类的思想。戒律是修道成仙的根本，修道人更不能够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连假都请，自由主义要不得，应当“欲除害止恶，当勤奉教戒，戒不可为，道以无为为止”，只有法天无为，才可能修成神仙。 九、制定神仙谱系，这个比与后面要讲的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要早了近百年，当然影响力远不及陶弘景。寇谦之定义了三十六重天，一重一天宫，一宫一主神，无极至尊为最高神的神仙体系。前面说的李谱文位于第五重天宫，里面还有张道陵这些近世修炼成仙的人。寇谦之也把自己提前列进了仙班，但没考证出在哪重天宫里。另外，他还让佛教的祖师释迦牟尼住进了三十二重天里，地位还是非常高的延真宫主。至于怎么才能加入某一重天，成为光荣的仙人，前面不是说了嘛，传统的服食炼养那是不行滴，要诵经、斋醮、上香，让神明知道你的向道之心有多坚定，时机到了，自然就会派人下来接你去天上了。 总之，寇谦之融合了儒、释、道三教，对天师道清整后，组织、教义，以及与封建统治者的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五斗米道的组织形式被瓦解了，经济来源也断了，加上吸取了儒、释的思想，提倡礼度规诫，加强了对信徒的身心的制约，使五斗米道更加符合了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好宗教的标准，成为了他们的思想统治的工具。 由于寇谦之对五斗米道的重大改革，使北方道教面貌一新，故史书称其后的五斗米道为“新天师道”，等到南方的陆修静开创了南天师道后，新天师道又称为了北天师道。 从此，我们就可以不再提五斗米道，而是称天师道了，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五斗米道这个名字。 第十六章 促清整尊为国教下 完成了上面的清整工作后，还有一个需要面对并且马上要解决的问题摆在寇谦之的老板桌上，就是澄清老子和李弘的关系。看着带着密字的档案袋里那厚厚的一摞黑材料，天师大人的眉头拧得好像十八街麻花似的。 这个李弘指的可不是武则天的儿子，而是汉末人，也是个极不安分的主儿。刘勰在《灭惑论》里说“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及，实繁有徒”，历代史书基本上都差不多这个基调，把李弘和张角分到一个朋友圈里，这个圈子里基本上都是妖、贼、匪这类货色。 李弘同样是个利用教团组织作乱的造反派，虽然危害远不及黄巾起义，但后世有很多起以他的名义作乱的事件，仅两晋南北朝就有四五，甚至连唐代都有，更严重的是，这个人很会发动舆论宣传工作，社会上广泛流行着大量类似“老君当治，李弘应出”这样的谶语。 寇谦之很无奈地说“称名李弘者岁岁有之”，这就比较恶劣了，在统治者心目中无疑给太上老君他老人家抹黑了，也影响到了以老子为尊神的新天师道。寇天师也真够不容易的，一直鞠躬尽瘁、加班加点整顿改革，好容易树立起了道教的正面形象了，你那动不动就搞个起义，弄个暴动出来，而且是年年都要出来冒个泡，还要顶着太上老君的名头，这谁能忍啊！ 刘勰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写《文心雕龙》那老头嘛，我当年的中学课本里是要学的。这老头是南朝人，佛学修为很深的，晚年还出家当了和尚，法号慧地，他可以说是代表了佛教界，也代表了南方学术界，给李弘定了性；而寇谦之作为国师，北天师道大老板，同样可以代表道教界和北方学术界也给李弘定了性；各史书的编写者基本上又能代表统治阶级和儒家的观点，所以这个李弘算是儒、释、道三方共同批判，统治阶级终审，我们也没办法给他翻案，只能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处理了。 所以，寇谦之必须彻底把老子和李弘之间的关系撇清，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北魏政府的全部的信任和支持，于是在《老君音诵诫经》中，天师大人疾言厉色地痛斥了李弘，诸如惑乱万民，诳诈万端，坏乱土地之类的恶词直接砸了过去，写在纸上终归是文明些的，天师大人心里不定有多少神兽飞驰而过呢。总之就是很明确地表示我们和这个顶着道教名义干坏事的败类没有任何关系，他在败坏我们的清誉，我们同样希望把他人道毁灭，彻底和他划清了界限，你说什么？他早就死了？没关系，那就挖出来救活了再毁灭。 办完这件事后，新天师道总算是比较完美了，天师大人那颗澎湃的心也总算能平静下来，给自己放个假，轻松几天，今后的工作嘛，就是有序推进，督促落实了。 在道教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之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公元425年，大夏王赫连勃勃病故，几个儿子为了抢椅子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三子赫连昌胜出继位。拓跋焘收到这个情报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对大夏用兵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兹事体大，一直没能下决心。 大臣们也分为两派，崔浩是主战派，不顾很多大臣的反对，一直劝说拓跋焘立刻出兵，去晚了等人家屁股坐稳了，又成了硬骨头了，搞得皇帝更没主意了。于是，拓跋焘便派人把天师大人请入宫，询问能否用兵。 寇谦之首先对皇帝的思想上要求上进，积极开疆拓土的迫切心情表示认可，毫不保留地支持弟子崔浩的意见，然后就双方的军事、地理、后勤、民心等诸方面进行分析对比，充分展示了一个军事参谋的才华。 实际上，无论说多少，这位太武帝从来就不是个安分的主儿，加上大夏最近几年来一直穷兵黩武，搞得国内生产力不足，国力自然就差得多了，如果不趁机咬上一口，拓跋焘哪会甘心。所以天师大人很能体会皇帝的心情，继续给他打气，说大夏现在兄弟几个正闹遗产纠纷，国内乱得都不能再乱了，民心极不稳，如果等新君把政局稳定下来就不好欺负了。而且我早就给陛下算过命了，你这一生，命里是以武应天运，以兵定九州，是个先武后文的命格，此战胜后，你就能修成正果，专心文治天下了。所以啊，皇帝您就放心出去打架吧，现在时机最好。当然了，为了保证此行万无一失，我将登坛作法，祷告老君保佑此战必胜。 最后的结局当然皆大欢喜，太武帝御驾亲征，大获全胜，雄赳赳地带着几万人口，十几万只牛羊回来了，一路的牛粪羊粪都能保证来年有一个好收成了，从此天师大人的宠信值加了不少。 由此可见，天师大人的道术、权谋运用水平已日臻化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地位也日益稳固了。 时光荏苒，转眼十几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林大才子这句吉祥如意的话也适用于修仙的天师大人，年纪一样也在增，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了，感觉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很多事也要抓紧落实了。 公元440年末，看到时机成熟，便进言太武帝说，您的年号得改改了，遥想当年我还在嵩岳隐修时，太上老君就让我将来辅佐太平真君，经过这么多年的考察，您的文治武功都已达到了老君的要求，可以接受天神的册封了。所以，请陛下在平城东南修建授箓灵坛，到时正式接受老君的册封。 两年后，灵坛建成，442年，太武帝移步灵坛接受道教符箓，被封为太平真君。自此以后，北魏的历代皇帝即位之时，都要到道坛接受符箓，成为了一种皇权的规制，也作为鲜卑人统治汉人的一种君权天授的证明，从此，新天师道也被北魏尊为国教。 现在大家明白寇谦之去辅佐太平真君是怎么回事了吧。 不管鲜卑人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汉人、消除民族矛盾而被迫承认道教的，还是如迷途的羔羊找到回家之路般真心信奉汉民神只的，总之，道教在北魏得到了最高的礼遇，寇天师也终于实现了帝师的梦想，从此天师、国师、帝师三位一体，新天师道也成为了北魏的国教，真正的走上了人生巅峰。 实际上，寇谦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改革家，他的最大理想还是抱国辅政，虽然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对民间教团加以改造，但一个人才华有限，心思又没有完全放到道教上面，加上还必须顺应皇权，所以，在道教改革工作上的自由发挥空间就相当受限了。北方人的相对保守性，也不是现在才有的，这也使寇谦之的改革保留了太多的旧传统，不可能更加深入、彻底得对道教加以清整。直到北魏分裂以后，北齐的废道，使北方的道教发展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即便南北交往越来越多了，接受南方道教的思想也一直没有快起来。 但总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要不生活岂不是太过无趣了，大家看我的书也没意思，意外就是楼观道。楼观道在从北魏后期开始就积极吸收南方道教的思想，特别是加入佛道之争以后，面临着来自佛教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和南方道教更加亲密，开始积极主动地吸收灵宝经典，尊奉元始天尊，三洞科仪。周武灭佛后，建立通道观，修纂《无上秘要》，对北方道教的繁荣起到了极积的作用，后面专门再讲解楼观道。 总体来说，寇谦之的道教改革对后世道教发展影响很大，道教开始和国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楼观道兴起后如此，到了唐代道教同样成为了国教。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道教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样也丧失了宗教的独立性、发展空间和想象力。所以说，部分学者提出的自寇谦之死后，新天师道基本上就消失了的说法并不准确，包括楼观道在内的北方道教，学习借鉴了南方道教后，依旧保持着北方的传统，影响着后世道教的发展。 记不清在哪本野史中看到的了，在寇谦之正式成为国师之后，还曾经带领一帮手下去龙虎山走了一趟，按时间算当时应该是第六代天师张椒掌教。这两位天师的相见，想来不会太愉快，拥有着强大北国背景的一国之师，挟整个北方教团之势，寇天师应当是碾压张天师的。这位张椒天师的心情应该不会太好，自己家传的位子，有个外人来争，而且还改东改西的，把老祖宗创下的基业给搞得面目全非，关键是自己还打不过人家。历史上张椒的传奇故事也不少，据说他还是成公兴的本尊，也就意味着是寇谦之的师傅了，孙恩和陶渊明也都是他的弟子，如果寇谦之知道自己和孙恩是师兄弟的话，不知道心理阴影会有多大，好在还有一个陶渊明，多少能安慰一下吧，也不知道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弟子怎么就这么大差距，这些轶事道友们姑且一听就行了。 第十七章 灭佛宗回天无力 未来的道教发展大势，已经和政治分不开了，寇谦之在不长的余生中，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则是一位老人的无奈。在他人生的最后八年里，在崔浩的极力推动下，太武帝发动了残酷的灭佛行动。虽然寇谦之实际上并不支持太武帝如此做，但由于寇谦之在北魏确立了道教的国教地位，很多佛教徒自然地把罪名也安在他的头上，以为是他的原因才导致了皇室对佛教举起了屠刀。 实际上，在寇谦之北上来平城之前，佛教在北魏经营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王公贵族也都是佛教的信徒，就连国家的老大太武帝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 随着寇谦之的努力，新天师道得到了皇帝的崇奉，使道教成为了北魏的国教，为了和上级保持一致，一些官员自然也就改弦易辙，抛弃了佛教，改信了道教。 就算如此，太武帝对佛教还没什么意见，更谈不上仇视，当然已经不再信奉佛教了，表面上也不会再做出信奉的样子了。太武帝对佛教的心理变化，实际上是有深层次的原因。 从春秋以来，华夏对蛮夷就有了排斥心理，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诸夏，外夷狄，佛教这个来自印度，带来了一位胡神的宗教，显然是在挑战华夏人民的忍受力了。不过鲜卑人本来就属于夷族，从他们主张汉化，又自诩为黄帝的后代来看，他们对胡、夷这类说法是极其敏感、脆弱的，他们还是很想有华夏民族那样悠久的文明的。包括后来太武帝接受太平真君的年号，进一步说明了鲜卑人实际上天然对佛教就不会亲热，只有利用，这也可以从给高僧封将军之类的细节上表现出来。 佛教自身方面呢，同样存在问题。佛教进入中原以后，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谶纬学说，常弄出些神神秘秘的理论出来，这对没有文化的百姓来说很具有蛊惑力，对鲜卑人的统治产生了影响，触及着了统治阶级的底线。佛教发展势头非常强，僧人增加迅速，实际上有大量的假慕沙门，实则为了逃避赋役的人进入了佛门，加上有意收纳农户为他们种田生产，这种和国家抢夺人口的行为，进一步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发展和军事扩张。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为了推行儒学治国，急需消灭佛教，在崔浩等有心人的推动下，极力在太武帝面前说佛教的不好，一些不利于佛教的大事小事时不时的传到太武帝的耳中。比如一些和尚、尼姑守不住清规，发生一些在那时属于伤风败俗的事，这就令太武帝渐渐对佛教有了厌恶心理。 公元438年，太武帝就下诏，命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人必须还俗，并且应征入伍，从而解决了第二年西伐北凉的人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皇权第一次对佛教表达出的不满。 在太武帝尊奉道教后，对佛教的容忍力就更低了，而佛教界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到来，反而继续毫无节制地扩张，大搞土建，豪华装修，生活奢靡。僧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人口大量流入寺院，享受着免税政策，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大量的僧兵，整个一个国中之国。 终于在公元444年，太武帝下诏灭佛，理由是“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规定上自王公贵族，下至百姓庶人，有偷偷供养沙门的，限你们二月十五日前把他们遣送官曹。如果藏匿，过期不送，嘿嘿，你明白的，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根本没有免费的盒饭吃，直接就灭你全家了。 所幸这次灭佛行动不是很迅速，所以很多僧人及经籍没有遭难。但是不久，公元445年，就发生了盖吴起义，太武帝在镇压过程中，发现关中地区的佛寺内藏匿了大量武器，就怀疑这些和尚和盖吴有勾结，是一起谋反的，对佛教的厌恶和敌视就更加深了。北魏在打天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社会一直不太安定，起义并不是新鲜事，所以盖吴起义就不多说了。 还有一点，这些寺庙里藏的金银酒器等数量庞大，以万计，这还不算他拉的人口、土地这些财富，心说你们哪来这么多钱，比我这个皇帝都富有。 公元446年，在崔浩的推动下，太武帝终于下定决心，彻底解决佛教，第三次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魏书》中甚至称佛教为“鬼道”，说佛教的兴盛，造成了“生民死尽”、“千里萧条，不见足迹”，所以，谁敢再信仰佛教的“门诛”，谁都不能私藏佛图胡经，发现的都要烧毁，至于那些和尚，不管是老是少“悉坑之”，全都挖坑活埋了。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太武灭佛，佛教史上的太武法难，这次灭佛运动，佛教几乎彻底从北魏消失。 历史上对太武帝的灭佛的原因研究者众多，有佛门的不知节制，在军事、经济、人口、信仰等诸多方面与统治者发生冲突，也有儒、道方面的压力和引导及鲜卑人对宗教的利用而非信仰等原因，得出的结论也五花八门，诸如宗教说、经济说、民族说、军事说等等，通过上面分析，实际上这些方面的原因都包括，但本质上还是政治行为。除了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意识外，佛教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法 轮等义理方面与儒、道存在差异，与统治阶级发生直接冲突。经过这次打击，反而刺激着佛教能够更好地融入华夏文化中并传承至今。 作为此次灭佛的积极推动者的崔浩，从维护北魏统治角度力主灭佛，由此也得罪了大量信奉佛教的鲜卑贵族，包括太子拓跋晃，太孙拓跋濬，就是后来的文成帝，也是文成帝继位后，颁布了复佛法诏，佛教才得以复苏。 在整个灭佛事件中，寇谦之并没有头脑发昏，跟着崔浩对佛教再投落井之石，反而多次劝崔浩收手，从宗教的立场上“苦与浩争”，反对这种极端的灭佛行为，所以佛道之间虽然有矛盾，但这次灭佛并不是佛道之争。 寇谦之之所以如此做，原因很多。作为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人生的阅历和对时局的把握，都不会让他有过激的想法和行为，在打击佛教的过程中，难免会造成政局的不稳，这对道教发展也不是好事。加之道教已是事实的国教，佛教无力竞争，而且佛教的义理自己也吸收了不少，二者能相互融合更好于把它灭掉。更重要的是，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还是崇佛抵道的，绝不能为了一时之快，为后来埋下祸根。 但是，寇谦之过深地介入政治之中，加上与崔浩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崔浩实现个人的野心，虽然在灭佛事件中没有积极支持，但新天师道的兴盛终究还是会受到信仰佛教的鲜卑贵族及佛教的怀恨，这也是新天师道后来衰落，百年后北齐佛道辩论失败后被废，教团散亡的主要原因。 不得不说，在这件事上，寇谦之睿智的决定不是偶然的。他不仅看到了崔浩一意孤行必会招致大祸，更对自己及新天师道也必会受到太子一党的打击有了预感。自己年纪太大了，这群弟子不论新老，来到京都后个个被花花世界迷了心智，自己后继无人。自己的静轮天宫已经修了十八年了，基本上成了烂尾楼，太子也多次参他劳民伤财，眼看着自己是等不到竣工那一天了。 终于，深感无力回天的天师大人招来众弟子，开始交代后事了。我活着时，有我罩着，你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可是我不久就要飞升了，你们要早作打算吧，管不了你们了。不久，公元448年，寇谦之在未完工的静轮天宫中悄然仙去，享年八十三岁。 而崔浩在主修国史的时候，毫不留情的把北魏先辈的同族相残、各种不光彩（这里涉及到了禁用词，弄得改了两天才知道，所以只能用这种词来表达了）的史实曝光揭秘，这还不算，又花了三百万两白银，把国史刻成石碑，打算让皇族的丑恶历史流传万代。崔浩的行为，一方面说明其文人的正义感爆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得到皇帝的信任和这种膨胀得昏了头。国史修成后，崔浩也被太子参了一本“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被诛杀，全族尽戮。 关于崔浩被杀的原因，学者们也专门有考证，表面上有三种原因，一是陷入佛道之争的漩涡；二是与南方政权有联系；三是修国史的原因。至于深层次的原因，也有不同说法，但崔浩传中有一句话，“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致力鲜卑汉化，以恢复儒家的治国之道，终于只是鲜卑人的工具，连自己的几大族的姻亲也被牵连夷族。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逯耀东的《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王志刚的《北魏崔浩石经石史考》、陈汉平的《崔浩之诛与民族矛盾何干》、赵义鑫的《崔浩研究综述》等文章看看，各有新意，当然还有大量相关的文献研究崔浩的死因，貌似已经没有什么新观点再出现了。 寇谦之死后，公元450年，太武帝下令拆除静轮天宫，公元451年，终止用了十二年的太平真君年号，改元“正平”。十个月后，太武帝被近待宗爱杀死，这个宗爱因为煽动太武帝杀了太子拓跋晃，怕被太武帝秋后算账，才先下手为强弑君。至此，寇谦之、崔浩和太武帝三人都成为了历史，属于国教的新天师道的辉煌也成了历史。 新天师道并没有因为寇谦之的飞升而立刻遭到打击，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鲜卑人需要它来证明自己的正统，并可以利用其思想加强封建统治。直到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高澄把持朝政，奏请取消道坛。 最后，简单解释一个问题，就是有关静轮天宫的名字。很多学者考证了寇谦之与佛教的关系，这个已经从很多方面得到证明了，比如成公兴与鸠摩罗什门下的释昙影有来往，《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与佛教律部经典有关系等等。在佛教的步步进逼的压力下，道教方面忙于重组自己的组织体系和神学体系，同时也汲取佛教的有用成分，这同样也可以从寇谦之身上得到体现，而静轮天宫一词又是一个证明。静轮一词是有佛教的色彩的，佛教中有“转寂静法 轮”，所以静轮天宫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从侧面证明寇谦之与佛教的关系。更详细的内容道友们可以看看陈寅恪、刘昭瑞等人的相关论着。 不同时代，道教也好，佛教也好，起起伏伏，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自己，主动去适应社会发展，只有能生存下去才有资格谈未来。纵观道教的南北发展，自汉末起，南方道教发展中政治的影子要淡一些，似乎更具有活力和想象力，这就是我后面要聊的内容。 第十八章 上清派女祖上 在北方，北天师道慢慢沉寂下来了，静静等待着另一位扛鼎人物的出现，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这里暂且放下。 在南方，自从葛洪建立起了以金丹道为中心的神仙理论体系之后，进一步刺激了南方天师道（以后就不再用五斗米道了）、太平道及地方各宗教的发展，加之南方政治环境比北方要相对平稳得多，嗯，也比较有文化，所以宗教发展比较自由，称得上是生机勃勃了。在这种利好的大环境下，各地出现了很多流行小说，嗯不是，是道书，也涌现出一大批名星般的道教人物。 经箓派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成熟，并进一步向着义理化方向演变的，具体表现则是上清、灵宝和三皇这三大经系的出现，中国道教也是在这一时期真正地成长、成熟起来。当然了，经箓派、上清、灵宝、三皇这些都是后世的说法，是对当时的道教的经籍分类，区分出不同道派，我们在这就直接用了。 下面，我们就简单聊聊上清、灵宝和三皇这三大经系，也是三大道派，从而引出一位重要的道教人物陆修静。 这部分体系结构异常混乱，争议的问题也很多，所以头疼了几天，考虑到初衷是尽可能在轻松、简单、明了的基础上聊中国道教，而不是定位于深层次的学术型的研究，所以就简单给道友们理出一个大概的脉络，过多的学术性内容就不深入探讨了，当然关键的地方还是会提出来的，同时也欢迎道友们进入群里交流，群号就在作者简介下面。 正式讲这三大经派之前，要先认识一位中国道教界很有名的女道士。 姓名：魏华存 民族：汉 性别：女 籍贯：任城（山东济宁市境内） 出生时间：252年或251年 去世时间：334年 职业：道士 主要着作：《上清大洞真经》《黄庭内景经》 主要成就：开创上清派 简介中的重点是魏华存写了本《黄庭内景经》并开创了上清派，也就是说她是一派之祖，性别：女。 如果您以前没听说过魏华存这个名字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听说过南岳夫人？南岳就是我国五岳中的那个南岳衡山。如果还没听说过，那听说过二仙奶奶吗？还没听过？没事，不用自卑，没听过也不奇怪，她实际上在中国民间传说里的出镜率的确不高，所以不用怀疑自己的文化水平，更不用怀疑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但是……为了给您点自信，还是想再提示提示，有没有听说过何仙姑？这个肯定知道，你看，自信心来了吧，八仙在中国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存在在了，要还不知道我也没办法了，开玩笑的。还有两位，大家应该也听说过，麻姑和妈祖，一个因为献寿图出名，一个是沿海，特别是南方沿海地位非常高的信仰的存在，当然，妈祖并不只是南方人信仰的，据我所知，在北方，她在渤海湾里的曹妃甸也有香火，我可是亲自去过的。好了，再加上魏华存后，这就是中国着名的四大女仙。 再考考大家，会背近年来很忙的杜甫的望岳诗吗？相信你一定会，但你一定背错了，因为这首诗里提到了魏华存，你从头捋捋，你背的诗里有吗？不啰嗦了，要不道友们该以为我在卖弄学问了。大家熟知的望岳是写泰山的那首，嗯，会当凌绝顶的那首，虽然我也喜欢，但这里说的是另一首，写南岳的，诗比较长，就不全文引用了。这首望岳写得虽不如泰山那首气势磅礴，但更符合南岳的神韵，其中有一句是“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就是写的魏华存。嗯，好像杜甫还写过一首华山的望岳诗，那个时代这三座山都去旅游一番，确实是比较忙的。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魏华存是个道教人物，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虽然老公和儿子都是政府公务员，但她并没有参与到政治中，而是一心向道，所以没有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一位神仙人物，在《太平广记?魏夫人传》中有她的详细的生平，我手头只有白话版的，里面用了差不多有四、五千字的样子讲了她的故事，但也只是故事，所以就不详细给道友们讲这些了。 我们关心的是在故事中挖掘出有用的或者说是最接近事实的内容，比如她从小好道等，再结合他当公务员的老爸魏舒在正史中的一些资料，比如《资治通鉴》晋书?魏舒传》等记载，推断她的生卒年及一些生平信息，可以确定如下内容： 魏华存从小基本上就是生活在山东济宁一带，当时叫任城，时间差不多就是司马家族抢走曹操后代天下，魏晋更替那个时代。曹魏刚经历了魏讽谋反、高平陵政变，政局动荡，直到被晋取代，那真是血雨腥风，动不动就有诛连几族的惨剧上演。这种政治环境下，前面提到过的曹魏对巫术、方士的管控态度也就没人再顾得上了，已经火上房了，洪水也滔天了，所以方士、道教没人管了，又可以自由放飞了。当时，山东一带太平道、方仙道、黄老道及巫风就重新占领市场，活力四射的样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魏华存出生了。按照重要人物出生必有异象的定律，魏华存出生时也应该有点天地异象，至少也得天花乱坠、满室生香之类的，可能因为是个女孩子吧，大家没在意，所以就没被记录下来。 研究她老爸魏舒的经历，虽然最终坐上了三公的位置，但年轻时并没有成功进入官场，后来虽然当上了五品大员，但家境其实也并不是很好，所以魏华存并不是那种养在深闺无人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小姐，从小就有接触外界，接触道教的机会。至于老庄、三传、五经、诸子百家之类的书籍，再穷的读书人家里也不会少这些，没有手机、电脑的时代，看书无疑就是最好的娱乐，当然，医术、长生、神仙类的书魏华存是更喜欢读，这就是成生环境的影响力。 因为魏华存从小就一心想着修仙，所以一直不愿意嫁人。直到275年，二十四岁时才被父母强嫁给了武修（河南境内）县令刘文。不过生了两个儿子以后，夫妻就分居了，开始了独居静室，导引、吐纳、服食药物、专心修仙。之后，又当上了天师道祭酒，更是别居持斋修道，广搜道教神书秘籍，基本上也就开始着手准备出版新书了。由此也能证明，魏华存的外界交际的圈子很广，影响力也比较大，所以才有当上祭酒的条件。 由于修道之心坚定，修炼用功，《太平御览》记载，终于在“季冬月夜半，四真人来降于室”，神授经书的一幕又上演了。参照《茅山志》记载，这一年大约是在太康九年，即288年十二月十六日，年龄在三十七八，也正是发表专着的合适年龄。 就这样，魏华存假托神仙下凡，众真降授，得到了清虚真人王褒传授《上清大洞真经》和旸谷神王传授《黄庭内景经》，后面我们称它为内景经，这两部经书也是上清派重要的典籍。 之后，魏华存把经传授给了儿子及嫡系门人，一代代流传下去，开创了上清一派，最后被尊为上清一脉的始祖。 刘文死后，魏华存也看到中原地区不再安稳，便带着孩子迁居到江西，后来又迁居到湖南南岳，并在那里开设了道坛，正式修道，所以才有了南岳夫人的雅称。 魏华存一生应该没有到过茅山，但作为上清派第一代宗师，同样被茅山供奉，关于茅山后文很快就有交代。 第十九章 上清派女祖下 实际上，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魏华存开始着书并传给弟子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魏华存不再是一个只为追求个人长生的修炼者了。把自己的思想通过经书向民间传播、推广的做法，明显是受到了《太平经》、天师道发展模式的影响，就是想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嗯，是先走底层群众路线，扩大了影响后，进而向高层渗透，最终得到统治阶级认可，这种行为怎么看都是一位具有开宗立派想法的大人物应该有的。当然，这可以通过上清派的发展结果很容易得到证实了。 上清一脉的经书很多，而且盗版、篡改、冒名等现象不少，以至整个经系异常混乱，这方面考证也很不容易。这种情况在整个古代差不多都存在，所以才有“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的说法，如果想学真本领，那是要拜师的，先要当几年学徒，差不多就是先无偿当几年长工，然后师傅教你多少还得看缘分。后世的《正统道藏》中收录的与《黄庭经》相关的经书不少，是经过历代整理、刊正过的结果，这里所说的《黄庭经》实际上指《黄庭外景经》简称外景经，和《黄庭内景经》二经的合称。 魏华存写的内景经和外景经显然是有关系的，那么二者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外景经是谁写的，什么时间写的，二者内容有什么关系等，关于这些问题，从古至今，很多道教人士、学者都考证、研究过，有很多不同观点。 虽然正史中没有记载，但从众多的道教典籍中考证后，诸如《云笈七签》《太平广记》《茅山志》《真诰》等，大体都可以得到内景经基本上就是旸谷神王给魏华存的，当然就是魏华存自己写的。这位神王大人也是上清派所尊奉的神之一，就是多次提到的景林真人。在魏华存写《黄庭内景经》之前，《黄庭经》就已经传世了，当然《黄庭经》也就变成了《黄庭外景经》，以和内景经区别。这个是道教界比较认可的说法。 至于外景经，近代有学者考证大约是魏晋期间道士王褒所着，这个王褒可能就是魏华存所说的那个传经人清虚真人，但他的活动时间却又可能是在汉末，时间上又不合理，总之就是这个时期的考证难度一如既往的难，各种不合理的存在。所以，历年来，特别是近代学者，对内景经和外景经的出现时间、二者的真正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简单分析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理清一点。 内景经大约在288年完成，葛洪是283年出生，从时间上分析，葛洪是完全有可能看到内景经的，但他在《抱朴子》里只提到了《黄庭经》，但没有提及内景经。书圣王羲之是321年出生，也就是内景经出现三十多年后才出生，时间上同样有拜读它的可能，但其书法作品里有《黄庭经》而没有内景经。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让一些学者认为是内景经要晚于魏华存出现，而不是魏华存写的，而且历代学者中还有人提出了外景经是对内景经的“删繁就简”而来，内和外是前后的意思，并不是指身体的内外，就是说内景经早于外景经出现，唉，都是我们道教的那些不认真的前辈们惹的祸。 首先解释一下葛洪和王羲之的问题，其实解释也不难，前面也说过，道教典籍是被视为宗派的绝对秘籍的，上清派同样只在嫡系门人间传授，不可能印点小广告满世界招学员，所以几十年，上百年，内景经并没有流传出去是很正常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反而葛洪、王羲之他们没看到过内景经是合理的。而他们能看到的外景经，实际上是二三百年前流传下来的，才能传世才更合理。至于说内、外是指先后顺序的，那是只看了书名，没看里面的内容的人的结论。 下面，再从两部经书的内容方面分析一下。 两经都是养生求仙的主题，都是讲身内景象和存思的，结构、表述都很相似，二经都类似七言的古诗，有韵律的。外景经一共一百九十六句，分为上中下三卷共二十四章，内景经共四百三十六句，共七十六章。加上外景经文字简单易懂，凡景经则比较深奥复杂，所以才有学者提出二者是一种删简关系。当然，这种观点支持者并不多，只要稍深入研究一下二经的内容，就会发现二者的不同之处还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外景经第一句是“老君闲居作七言，解说身形及诸神”，内景经第一句是“上清紫霞虚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闲居蕊珠作七言”。好像是内景经复杂、深奥化了，但看一下内容就会发现，开篇就说了版权问题，不是一位尊神的，如果是删简关系就怪了。 第二，外景经仅适合男修，内景经则男女均可修炼，也可以说明二者也不是删简关系。 第三，外景经虽然简单，特别是对脏腑的讲叙并不多，但修炼功法是重脑和心，重的是存思体外之神，内景经虽然对脏腑的形容复杂得多，但明显是在外景经的基础上，对修炼功法上更深入、细化和提升，而且重的是脾和胃，重存身内之神，这也证明了内景经应该是在外景经之后出现，且是在外景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成。 所以外景经在汉末之前就存世，内景经则为后来魏华存所作，二者也不是删简关系，还是禁得起推敲的。魏华存还有个身份，就是五斗米道的女祭酒，而外景经成为五斗米道的收藏的秘籍并被她看到就很正常了，所以她是有可能在外景经的基础上，写出《黄庭内景经》的。 解决了两部经书的版权、断代这些问题之后，下面再进一步研究一下魏华存的内景经的内容，可以了解到魏华存及上清派的主要思想来源。 内景经有很多地方明显是吸收了《太平经》和《河上公老子章句》中有关五脏神的思想，从而形成自己的三部八景二十四神体系，大体就是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元宫这三部，每一元宫都驻了八景神，总共二十四神。只要消除杂念，坚持诵念、存思、观想这些体内诸神，则五脏真气调和，不但百病不生、延年益寿，修炼到终极状态还能升天登仙。 《太平经》提出人体是外界天地的缩影，同样具有阴阳、五行属性，这就是五行相类相通。内景经由神主管人体五官、五脏、六腑，同样与外界类相，并相互有联系和感应，“存思五脏神万病都可消除”、“众生同居”、“天人一体”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理论。 前面提及，山东出过很多道教方面重要的人物，其中魏伯阳的《参同契》对魏华存的影响也极大。如果说魏伯阳是内外丹兼修的话，内景经则专攻内丹学了，可以说是对《参同契》的一种发展。总之，这就是一部结合了道教炼养理论、医学成果而成的集养生、修仙为一体的经书，对后世道教的发展影响极大，特别是唐宋时期的内丹道的发展。唐宋时期，内景经更加流行，被视为“学仙之玉律，修道之金科”，包括梁丘子、胡愔、杜光庭等人均有相关的注述，后面再详细研究。 不清楚魏华存是在哪个阶段产生了开宗立派的想法的，但她先把自己的经书传给了儿子刘璞，然后又传给了杨羲，再往下的传承就是许谧、许翙父子，再传……这样就形成了着名的上清派的事实，下面就研究一下上清派。 第二十章 上清派初成 虽然后世的上清派把魏华存推上了第一代真人，也就是开派的始祖的位置，但真正让上清派发展起来的，是魏华存一脉的弟子们，主要有杨羲、许谧和许翙，以及后面要介绍的陆修静、孙游岳和陶弘景等人。 许谧（305-367年）是上清派的第三代宗师，和葛洪是老乡，句容人，出身士族家庭，做过很多年公务员，应该算是个高富帅，后来归隐茅山，成为受人尊敬的上清真人。他的哥哥许迈是天师道祭酒李东的弟子，也是得道之人，所以许家是信奉天师道的世家，这也从侧面说明天师道侧重于走的上层路线的改变。 总之许谧也是位天师道的忠实粉丝，也算位高权重，家里也不差钱，所以在首都建业（南京）有房子，在老家茅山不仅有房子还有别墅。从小受家族影响，对修仙那是相当的有兴趣，最喜欢做的就是在家里开坛做法，还自封为坛主，对于同道中人自然就极为热情。杨羲是上清派的二代宗师，是来参加许谧组织的各种活动中最积极的一个。 杨羲是魏华存儿子刘璞的弟子，上清派没有把刘璞列为二代宗师，原因不详，估计是在上清派发展中没有什么贡献吧。杨羲的记载不多，其人多才多艺，流传下来很多不错的诗歌，从小又有些特异功能，所以在道教上成就很大。据道教的典籍记载，杨羲老家好像是吴郡的，这个实在是不好考证，后来搬到了句容，离杨谧住得近了，就有了和杨谧交往的条件。 许谧对杨羲的文采和道法极为佩服，二人相交密切，后来干脆就把他推荐给了短寿的会稽王司马元显。 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许谧和杨羲二人相互印证，写了很多经书。为了有说服力，二人商量了一下，选择了一种技术性比较强、可信性比较高的形式，就是扶乩来给这些经书进行包装。当然干活的主要是杨羲，许谧是领导，因为人家有钱有势嘛，当然要负责策划和指挥。 通过扶乩，“通灵接真”，说“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显神，传给他们《上清真经》三十一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经是一本接一本出世，最终形成了被上清派奉为诸经之首的《上清大洞真经》，又叫《三十九章经》或《大洞真经》《洞经》，当然这部经书也挂在了魏华存的名下了。 《上清大洞真经》正式出版，实际上是受葛洪的神仙理论的影响，也是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以符箓为主的天师道进一步与丹鼎派融合，开始向着炼养方向转变。从此，那种再利用廉价的、技术含量低的符水去笼络底层的民众，利用宗教手段来煽动起义的模式越来越没市场了，大家都开始研究层次、品味更高的养生、长生了，这才是成功人士们喜欢的，至于底层的百姓，会更加敬畏有地位的道长的。 实际上，早在杨羲到来之前，许谧就已经在伙同他人炮制道书了，这个合伙人叫华侨，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种归国华侨。华侨这人挺神秘的，可能类似于现在那些巫婆、神汉之类的，有些通灵能力或特异功能，也不好考证来历，大家就一听吧。他是来找许谧学道的，两人就通过华侨的通神的能力，用神降方式编了不少上清经书，但是华侨由于泄露天机受罚，二人合作就改为扶乩方式请神传经了。杨羲来了以后，主要工作自然就交给杨羲做了，最后都由杨羲用一手漂亮的隶书记录下来。 继杨、许二位造经大师之后，上清派的另一位道士王灵期又对上清经书进行了增修，大约有五十多篇。王灵期的资料很难考证，但这位仁兄肯定是位文科高才生，最擅长的就是把枯燥无味的文章改得花团锦簇，华美异常。他先从许翙的儿子许黄民那里求得上清经文，然后加以润色修改，正是由于他的出色的文采，这些润色后的经书大受追捧，流传更盛，对于上清派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后来，又有众多后人对这些经书传抄、删改，兴致来了还要发挥一番，加上还有大量的盗版和伪经出现，所以，要想把上清经系搞清楚，说实话是真难，不同时代有不同版本，同一时代也有不同版本，改来改去反正就不知道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嗯，哲学三大问题都差不多适用了。 到最后，作为上清派的实际开创人，杨羲和许谧二人具体生产了多少卷、多少部经书，当时就没办法分辨了，到今天更是难以考证了。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陶弘景开创的上清派，还是茅山宗的祖师，反正都是一家人，功劳都不小，肥水也没流走，肉也在锅里，就不争论了。 北周的甄鸾在《笑道论》中提到了陆修静曾记录过杨羲和许谧制造的具体经卷数目，“上清经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行世”。陆修静生活地时间离这二位很近，而且从他的身份地位，及其对经书的整理工作方面的贡献来看，这一数字还是相当可靠的。前面也提到过这位甄鸾，是位数学家，又精通天文历法，但信的是佛教，而“三武一宗”灭佛的四位皇帝中，就包括北周武帝，所以他才给皇帝上书，希望通过打击道教来挽救佛教。《笑道论》就是甄鸾给皇帝上的这份书，写得挺长的，分了三卷三十六条，分别笑了三洞真经的三十六部，还是非常有水平的，可以一读。具体三洞真经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讲的上清经系就是其中一洞，正在为三洞作铺垫。 除了陆修静提供的这个数字以外，最可靠的应该是陶弘景编纂的上清经目，因为这位道士学识、水平还是很高的，他生活的时代离这些经书出世的时间也不太远，可惜早已失传，所以不能和陆修静的数字相互印证了。 经过历朝历代的代道教圈内人士及近现代学者普遍认可的《上清大洞真经》，大体上可以从三部文献里面归纳出来。一是《真诰叙录》里面提到的《上清经》《黄庭经》《七元星图》《灵宝五符》《西岳公禁山符》《中黄制虎豹符》等；二是《云笈七签》中所说的《太上宝文》《八素隐书》《灵书紫文》《紫度炎光》《石精玉马》《神虎真文》《高仙羽玄》等；三是《茅山志》中所说的《太上三天正法经》和《上清经述》中所说的《治精制鬼法》。以上这些，除了《黄庭经》，其他的基本上可以归到杨羲和许谧名下，所以这二位才华、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四川大学刘琳教授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杨羲与许谧父子造作上清经考》，考证了经三人之手的三十多部经书，并把每部经书为什么是由这三位制造的给出了解释，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道教界都要感谢陆修静、顾欢、陶弘景这些高人，正是因为他们以极为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对这些经书进行了整理，勉强理清了上清经系的脉络，要不后人们的考证工作几乎无从下手了。 上清派的炼养方面的特点，上一章大体已经介绍过了，整体看，上清派以元始天王和太上大道为最高神灵，以存思、炼神为主要修炼方法，引天地神灵入体，使体内之神和外界之神相感应，得道飞升上清天，比天师道的太清天级别更高，这也可以反映出士族们那种高于百姓的清高追求。义理方面，上清经系又太过杂乱，而且是一个几乎包罗了道教全部内容的体系，如炼丹、符箓、科仪、医药、养生、斋醮、经戒等，当然还是比较否定外丹和房中术的。 上清派对后世道教影响深远，百年后，上清经传至陶弘景，陶弘景在茅山广传经法，开创了茅山宗，嗯，就是大家熟知的茅山道士的那个茅山，所以大家看过我的书以后，再和朋友聊天时就可以说说茅山宗是怎么来的了。到唐代时，上清派一度成为道教的主流思想，茅山道士更是名人辈出。宋代以后，道教各派开始合流并最终发展成为正一和全真两大教派，其中上清派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后文自有交代。 第二十一章 三皇派和古灵宝派上 道教经箓派的第二个分支是三皇派，其代表经书就是《三皇经》。《三皇经》早已亡佚，考证它的来历，大体上有三条来路，但最终都归到葛洪身上了。 一是帛和的帛家道流传下来的一卷三皇天文大字。帛家道前面提到过几次，帛和这个人不太好考证，但在《神仙传》里有他，于吉的《太平经》据说还是他传授的。帛家道主要影响的区域在中原及江浙一带，不过基本上是在上流社会流行，有全套的祭祀仪式，与魏晋时流行的巫道有关系，如“劾召鬼神”之类的，总之就是把自己搞得神神秘秘的。 二是葛玄传给了弟子郑隐《三皇内文天地人》三卷，经郑隐再传给葛洪。葛洪说郑隐曾经告诉过他，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内文和五岳真形图，这个三皇内文在《抱朴子》里提到过多次，由此可以说明三皇经由葛玄一脉传下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三是由鲍靓传给葛洪。还记得前面讲寇谦之时，成公兴打算带寇谦之入山修道时提到嵩岳时的一句话吗？大家不记得的话可以回头看看本卷第十章，他说鲍靓前辈曾在此山一石洞中得到真经《三皇文》而修成正果。《云笈七签》道学传》《教义枢》等典籍中均记载着葛洪的老丈人鲍靓写的三皇经，只是在时间上稍有不同，但这些说法考证均不足。 鲍靓应该是在综合了巫道和帛家道的信仰，再把神仙鬼怪、神仙信仰等等，融合在一起后创作了三卷《三皇内文》，先发表的叫《小有经》，后发表的叫《大有经》。鲍靓传给葛洪的主要内容就是“劾召鬼神”，这和帛家道内容就一致了。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一是学习了此经后，就具有了召唤鬼神的能力，二是召来鬼神后要干什么。肯定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与众不同的本领，而是为了请鬼神泄露天机，知道一些想知道的或别人都不知道的事，具体是什么，你自己想吧。 三皇经究竟是如何传到葛洪的，我们暂且不再细究了，反正这三种说法相互间都有联系，总之最后传到了葛洪。葛洪之后杨羲等人也传过《三皇经》，来历基本上就是从葛洪那里传下去的，据说陆修静得到了《大有经》，传给了弟子孙游岳，再传给了陶弘景，经陆修静、陶弘景等对其增衍了斋仪等而成三洞之一的洞神经十四卷。 三皇派的道士修行以符咒为主，也有系统的斋醮、朝仪及授度等仪式，祭祀时还保留着帛家道或巫道的酒及血食的供奉，由于三皇经的失传，更多的三皇派的内容考证比较困难，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经箓派的第三个代表是灵宝派，是继上清派以后，另一个对道教教义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的分支。灵宝派的教义比较人性化，比如重视众生性命，以济世度人为立教宗旨，这种既接地气，又高大上的教义，自然受到大众的认可，所以灵宝派发展才会后来居上超过上清派。 道友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灵宝派是指的古灵宝派，区别于后文要讲到的三山符箓的阁皂山灵宝派，算是它的前身。灵宝派的名字，自然是取自灵宝经的，而灵宝经的灵宝二字，则可能是出自《太平经》中的神灵宝贵之意，不过没有直接的证据，欢迎道友们考证。那么灵宝派是怎么来的呢？ 大约在400年洪家族出了一位叫葛巢甫的道士，经考证应该是葛洪哥哥的孙子，在葛氏家族中成就应该是仅次于葛洪了。如同杨羲、许谧二位一样，葛巢甫制造出来三十多卷灵宝部经后，为了提高自己和出产的经书的地位，葛巢甫抬出了一位叫元始天尊的至高神。有一天葛巢甫约元始天尊来喝茶，两人坐着边喝茶边聊些风花雪月，慢慢的葛巢甫就引向了正题，说你看我把你抬出来了，是想让你坐上道教至高神的宝座的，要不也对不起咱们两人的身份是不是。不过这事还真有点难度，咱们两个要精诚合作，这样吧，您受点累，穿越回后汉三国时代，这对您来说也是小事，那里也挺热闹的，好不好？回去以后，记得找到我的老祖宗葛玄，然后传给他真经……先别拒绝，知道你肚子里没货，这不提前给你准备好了嘛，喏，三十多卷呢。 于是，受葛巢甫委托，元始天尊就回到了那个令无数穿越迷向往的三国时代，在天台山上把葛玄后辈子孙准备的经书传授给了他。当然，也有道教典籍记载的是元始天尊安排手下人来传经的，嗯，这些都是小节。 这些经书在葛氏家族一直传承下来，其中当然不会少了葛洪，最后又传到了总策划葛巢甫手里，从此葛氏一族在道教界地位大增。由于葛巢甫对葛氏一脉作出的巨大贡献，所以学术界就称这个以他们葛氏为核心的小教团为葛氏道，核心代表人物葛巢甫也被颁发了小金人……嗯，是最高贡献奖和最高成就奖。 据《云笈七签》和《真诰叙录》等记载，从葛玄开始到葛巢甫，葛氏道创作的一系列经书统称为古灵宝经系，学术界又把古灵宝经分成了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 元始旧经一般是指《灵宝五篇真文》，也有叫《灵宝五符经》，简称《五符经》，以及由它演化出来的一些经书，这部经书号称有十部三十六卷，能度天人，决定着宇宙演化，是众经的祖宗，道经本源，这个牛吹的的确有点大了。当然，有关元始旧经考证方面争议还是很大的，道友们只要大致有个了解，学术性太强的东西是那些专家学者关心的。 这部牛大了的宝经在天界也享受着极高的待遇，本来是珍藏在太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宫中的，天界的诸神都得小心尊奉着，逢年过节时还要过来集体斋戒行礼，表达如银河般滔滔不绝的敬仰之情。就是这么一部连天上诸神都要当祖宗一样供起来的宝经，却由元始天尊他老人家传给了我们葛家老祖，可见葛氏道是如何受天界重视，起点是如何之高，所修道法是如何之正宗。 刚说了元始天尊可能感觉自己地位太高，亲自下凡传经有点丢面子，所以就派了手下来降授，比如《灵宝略记》中记载的是派来了太上玄一三位真人来降授，这三位真人分别是第一真人郁罗翘、第二真人光妙音、第三真人真定光。在敦煌本的《灵宝经目》记载的元始旧经《太上洞玄灵宝真一劝诫法 轮妙经》中，说葛玄接受过两次降授，在上面三真人降授那一次之前，还有一位太极真人徐来勒，传给了葛玄这部法 轮经，并且说要提携他当三洞大法师。 这里就涉及三洞的概念了。古灵宝经是最早提出三洞经书这个说法的，比如《灵宝赤书五篇真文》这部经书就是道和元气的化身，而它一分为三后，就演化出了上清、灵宝和三皇这三洞宝经，也就是说上清经、灵宝经和三皇经这三洞经书都来源于《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同时确立了元始天尊为三洞经书共同教主的老大地位，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完整的三洞概念，这和后世道藏的三洞经书结构是一致的。 虽然至今学者们还对元始旧经与葛氏一脉是否有关系争议还挺大的，这方面的考证的确有难度，但总体来说，古今道教界还是比较公认三十五卷元始旧经和新经，是葛玄经过两次神授而来，是作为葛氏道、灵宝派的典籍流传下来的。而新经中，《灵宝度人经》简称《度人经》，则认为是由葛巢甫所作。 灵宝经系传到陆修静后，对它进行了增修、立成仪轨，新、旧经书总计整理出了五十五卷，从此灵宝派的影响逐渐扩大，加之其普度众生、超度三界的思想，流行程度超越了上清派。陆修静还写过一篇师告丹水文，也提及了元始旧经的神授及流传情况，而且从文中也可以看出陆修静对灵宝经是非常尊崇的，甚至还有按灵宝经的教义整合上清经的意图，可见古灵宝经的确有着过人之处，这位葛巢甫确实是位高人。 第二十二章 三皇派和古灵宝派下 下面再简单聊聊灵宝派的修行、教义等方面的内容，仅作简单了解。 灵宝派和上清派在很多地方是相近或相同的，比如存神、诵经、修功德等，同时，又和后世的正一派一样重视符箓及科教，有完善的斋戒礼拜仪式。不过和传统的天师道不同的是，灵宝派不怎么重视丹鼎，什么内丹、外丹什么的都是小道，只有存思、礼拜这种修行法门才是长生大道。另外就是对房中术也显得非常鄙视，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灵宝派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进步性还是值得肯定的，想想众弟子整天想着双修、美女、隔壁寡妇之类的，那成何体统！由此看来，这个房中术也真是张道陵先生的败笔，谁都对它表示不屑，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后面我们还会专门讲一个专攻双修之术的教派。 不过我们还是要理解张道陵先生，如果他不给后辈子孙留下房中秘术，老张家怎么保证能传承千年？如果他主张出家修行，老张家岂不早就绝根了，天师的位置怎么能在自己家里流传下去呢？同样，葛氏家族也是要传宗接代，不能为了灵宝派贡献整个家族不是，所以虽然看不起房中术，但至少得让葛氏一族一直传承下去，说到底还是离不开人伦大道嘛。 在灵宝经系中，地位最高的经书是《度人经》，也可以说是灵宝派的核心教义，在整个道教界中也享有非常高的地位，以至于在明代的《正统道藏》中把它收录为首经，奉为万法之宗。如果葛巢甫知道自己的作品在后世得到了如此之高的推崇，取得了如此之高的成就，肯定要对自己的策划能力表示应该打一百分，简直比自己的写作能力水平还高啊。 说了半天，那么《度人经》为什么会得到道教界如此之高的认可呢？从它的教义方面可以简单看出一些端倪，它主要宣扬的是“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并且重新构建了以中央玉京元始天尊为至高神，包括了三界、五帝、十方、三十二天帝以及地府酆都的，有神有鬼的，完整的神鬼系统，这里面当然有自己家的长辈葛洪的功劳。 在灵宝派的教义中，进一步发展了上清派的守身中之神的存神思想，认为天天傻坐那存思效率太低，你得改，提高效率。怎么改呢？曰修斋、曰敬香、曰诵经，music准备，在悠扬的背景音乐中，服装、道具样样齐备，沐浴、斋戒，总之就是设计了一整套庄严、神圣的斋醮颂赞仪式，这样才能得到神灵的认可，等晚上你就算躺床上存思，神灵都愿意来找你。 总之，灵宝派认为天上的诸神7x24小时，眼都不眨地监视着我们的一言一行，道友，要慎言慎行，敬神之心不能一刻放松啊。只有那些时时行香、时时诵经，祈福消灾的人才能达到神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凡人也可修仙！心诚的人可以得到神的保佑，可以把自己的诉求告诉神灵，祈求神灵满足自己的愿望，这个也比较接地气，这才是灵宝派最吸引人的地方。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要交代几句，就是灵宝派是学术界公认的与佛教关系最紧密的道派，为什么这么说呢？古灵宝经中有很多明显是吸收佛教思想的地方，简单举一个例子，更多的内容就不展开了。 古灵宝经借鉴了佛教的三乘观念，把三洞经书视为大乘，而其他教派的经籍则统统归到小乘那边。至于为什么这么划分，理由就是我们家的三洞经书都是度人济世的，这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的、高尚的、纯粹的教义。而你们那些只为自己长生的功法，怎么有资格和我们比。后来上清派并没有厚着脸皮一直以大乘自居，而是进一步把三洞经书分出了大乘、中乘和小乘。 有关佛教的三乘概念，限于自己的佛学知识浅薄，只能大概解释一下。从《西游记》里大家都知道佛教的大乘佛法、小乘佛法这些说法，去过西藏的道友肯定也在那边听到过藏传佛教修的也是大乘佛法，这就是佛教的三乘思想。查了一下，三乘这个词是从梵语triniyanani而来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些在人间受苦受难的可怜人成功地送到极乐世界享福去的意思，当然不是活着的时候，是死了以后啊。根据怎么去的方式不同，又分为三种就是三乘功法，其中声闻乘和缘觉乘这两乘只能把自己送到极乐世界，管不了别人，所以就叫小乘。而另一种菩萨乘则可以把自己和他人打包一起都送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叫大乘。大约的意思就是只为了自己的就是小乘，还能想着别人的就是大乘。 古灵宝经就是引入了佛教的这种思想，认为自己的教义很高尚，我们是为了济世度人的，天下为公，值得每个人都点赞，所以我们的教派那是助人为乐的大乘境界，这是区别于其他教派那种只为自己独自追求长生，不顾他人的自私自利的思想的最大不同之处。 关于灵宝派的更多的内容，限于个人水平及专业性、考证难度等诸多原因限制，就不再班门弄斧了，现代学者的研究非常系统和专业，有兴趣私下我们可以再交流。 至此，就简单讲完了上清、三皇和灵宝这三大符箓教派。三皇经系、灵宝经系和上清经系的出现虽有先后，但到了南朝刘宋时期，最终被陆修静融汇到了一起，传到陶弘景时又进一步加以发挥和扩充，最终形成了道教界着名的以上清经系为主体的经箓派，学术界通常称为上清派。 这三大经系，就是世道藏的三洞结构的基础，不过因为现在的这三洞经书南方口味太重，嗯，就是有明显的南方特色，它们的三一观念贬低其他教派的经书，这种不太合适的行为自然不会被道教界接受。道教是中国的道教，又不是你们南方人的道教，这么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有意思吗？所以后世道藏就对三洞分类方法作了改变，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气生财才是王道嘛，后文我们再详细介绍道藏的演化。 到唐代时，上清派已经发展到了和丹鼎派、符箓派平起平坐的规模，形成了以经法相授为主体的一个大宗派了。别的先不说，只说在它的历代传承体系中，出现的大量道教史上牛人级的人物，比如刚讲到的魏华存、杨羲，后面要讲的陆修静、孙游岳、陶弘景、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着名诗人李白也是其中之一，有这些人物存在的教派哪里还能简单得了。 如果大家对上清派还是不太熟悉的话，那么应该都听说过茅山宗、茅山道士吧，那是出名的能捉鬼，上清派的别称就是茅山宗，当然也有人称茅山派，总之是一回事。为什么茅山宗的道士会抓鬼？因为《三皇经》就是“劾召鬼神”的，这是人家的看家吃饭的本领，这下明白了吧？嗯，是不是有点糊涂？天师道、上清派、符箓派、经箓派、茅山宗、葛氏道……到底之间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它们归根到底还是由天师道，是学者们对不同时期道教的分类划分，都是在天师道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最终又回归天师道的，所以前面才把张道陵称为中国道教的始祖。北宋时，上清派和龙虎山、阁皂山同为道教三大符箓派，号称三山符箓，也是由张天师家里统领的，后面还会再聊到。上清派和龙虎山大家都清楚，这个阁皂山也在江西，葛玄当年曾在此山修炼，所以又叫葛岭，葛氏道就把阁皂山视为了自留地，灵宝派自然就以阁皂山为中心，视为家族道教的发祥地了。经箓、符箓到宋以后的区别已经很不明显了，现在基本上是只提符箓而很少提经箓了。而灵宝派最终在元朝并入了正一道，正合了分久必合的自然规律。 最后，我们简单分析、归纳一下，为什么上清经系为主的经箓派会在东晋时兴起？这个在前面基本已经讲过了，包括魏晋风流、清谈误国，天天只谈老庄，不敢谈政治的大环境，造就了道教的迅速成长；葛洪结合玄学和儒学创立了以金丹道为中心的神仙理论体系；来自佛教的压力，佛教东传，越来越多的佛经被翻译后大行于世，刺激着道教的义理化进步，实际上刺激着天师道的发展、完善自己的义理，以便有资格参与进佛、道、儒的斗争之中。当然，受黄由起义、孙恩起义等几乎没怎么消停过的起义冲突的影星，统治阶级需要的是一种既可以帮助教化、统治百姓，又能够掌控的道教，所以才有了符箓派的兴起，然后再向着经箓派转变的必然过程，归根到底，还是道教在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的自然的变革。到刘宋时期以后，一直视自己为道教正统的天师道初心不改，坚定不移地走自己正统的道路，但来自佛教的压力，使得它不得不接受从自己演化出去的上清、灵宝及三皇这三洞经书。不接受也不行啊，义理方面自己一直是弱项，是短板，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住自己中国道教老大的地位，才能够有实力投入到和佛教的生死之争中。佛、道这场生死斗争，后面再和道友们聊。 第二十三章 南天师陆修静上 当寇谦之独自在崇岳坐看风起云涌，花落花开之时，他不知道的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嗯，是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个未来和他南北相和的同道中人出生了。 陆修静：终于轮到我出场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陆修静这个名字提到了很多次了，仿照金庸武侠世界的风格，他和寇谦之可以称为北寇南陆，感觉不如南慕容北乔峰有气势？那就南修静北谦之吧，总之就是南北二天师，一位是北天师道教父，一位是南天师道缔造者。 姓名：陆修静 民族：汉 籍贯：吴兴（今浙江吴兴县，大概就是太湖南岸一带） 生卒年：406-477年（生于东晋末年，死后两年，萧道成灭宋建齐） 职业：道士、作家、图书分类专家 主要着作：《三洞经书目录》《道德杂说》……非常多 主要成就：完善灵宝派、创立南天师道、创立道教经书三洞分类法 不熟悉道教的朋友，如果没有追着看本书的话可能都没听说陆修静这个名字，不过他的祖上却是历史名人，三国末期吴国重臣，官至左丞相的陆凯，陆凯有个族弟叫陆抗，陆抗的老爸就是陆逊。 手头有《三国演义》的道友可以翻到最后一回，复习复习名着。陆凯在最后一回出过场，但戏份不多，所以大家可能都没怎么注意过。吴主孙皓以陆凯、万彧为左右丞相，陆凯上疏说了一大段话，大概意思就是孙皓你小子就别再作死的路上继续作了，该醒醒了。孙皓这位在三国历史以残暴着称，基本上应该是无人能出其右了，当然不会听人话了。然后，孙皓继续听术士尚广的蛊惑，让陆抗准备攻打襄阳。至于陆逊就不用提了，那是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了，陆抗则丝毫不比老爸陆逊差，可谓一人之力支撑着吴国，也让孙皓多祸害了十来年。这就是《三国演义》里陆修静的三位着名的祖上。 实际上，陆逊、陆抗和陆凯这三位都是《三国志》中入了传记的人物，陆氏家族在吴国也绝对称得上大家族。孙皓曾经问过陆凯，说你们老陆家有多少让我发工资的公务员啊？陆凯的回答是，省部级的有二十来个吧，然后掰着手指头给孙皓算：两个丞相、五个侯爷、十几个将军，党政军全覆盖，至于厅级以下的就别算了，太多，工资也不高，估计您也不关心。由此可以说明，陆修静系出名门，家族庞大，成分那也是极高的。 祖上的荣耀，给了陆修静良好的成长环境，至于以后能取得多大的成就，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后天努力。 作为和寇谦之齐名的道教界的大咖，陆修静出生时自然也应该降下点天地异象，据很多道教文献记载，母亲姚氏怀着他的时候，有位老奶奶说你肚子里的孩子将来要做天师的。不论这位老奶奶是观音下凡还是神仙下界吧，肯定不是普通人。 出生那天，虽然没有闹出什么动静来，小陆修静身上奇怪的地方却不少。脚底纹好像哪吒踩着的那个风火轮，而且有两个脚踝，这个不太好想象，大家脑补一下，要不看着自己的脚想一想吧。脚不寻常，然后再看看手，手心里有大字，什么字没人告诉我，既然是大字，肯定就不是道德经这种五千文了。后背有斗文，什么是斗文呢，如果你理解成斗大的字也可以，反正也没人看到过，我理解应该是一种抽象的字，类似符箓上的那种变形的字，很神秘的样子就对了。 iq、长相等方面呢，随着渐渐长大，陆修静也表现不错，少宗儒学，笃好文籍，旁究象纬，嗯，就是象数和谶纬的意思，这是学习方面的优势。总之就是大家族的、优秀的孩子，差不多就是现代的聪明、好学的高富帅。 除了爱学习爱看书，陆修静也极喜欢旅游，从小就是个驴友，当然那时还不流行自驾游，但可以徒步游，背包游。据说他向南到了广州沿海，向西经过四川，嗯，那时叫蜀中、巴蜀。那位问了，怎么不说说向东、向北都到过哪啊？那什么，这么问，不是您没好好想想原因，就是您地理和历史没学特别精深。为什么这么说呢，陆修静从家出来，随便一溜达，向东就到海边了，向北就到长江了，长江那边就算出国了，所以向东也好，向北也好，基本上都是一日游的距离，也就不值得再说了。 不过陆修静是不是真的没有去过北方还真说不好，想来那时出国也不用办一本护照，也许去过吧。 一直在外面驴着，加上从小就喜欢道家神仙，年轻的陆修静向道之心越来越强，终于有一天，做了一件在我看来不是太好的事：抛家弃子，当然老婆也不要了，自己一个人跑云梦山修道去了。 本想考证一下这里所说的云梦山在哪里，看看陆修静当时离家出走跑了有多远。查了一下，国内大概有四云梦山，但都在北方，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按当时南北分裂的情况，虽然南北交流多了，但陆修静一个习惯了南方湿热气候的人，放着南方众多的名山不去，冒着风险跑北方隐居修道，理论上有点说不通，所以大胆推断，当时的云梦山也许就是个荒山，要不就是后来改名了。 这次修炼时间很长，虽然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但那时孩子应该还比较小，否则也就不会说是“弃子”了，假定二十多岁离家，那么这修炼时间应该有二十年左右，而且应该在整个刘宋境内有一定的名气了。为什么呢？ 453年，陆修静到首都建康（南京）卖药时，不知道怎么让皇帝知道了，当时的皇帝是宋文帝刘义隆，于是就派左仆射徐湛之请进宫里讲道，所以说陆修静当时的名气应该很大了。 徐湛之是刘裕的外孙，也是皇戚，由他出面请陆修静也着实是给足了面子。 第二十四章 南天师陆修静下 入宫后，刘义隆真是相见恨晚，认真听陆修静讲道，要不是得睡觉，真要24小时都要听讲，一会也舍不得离开。不仅皇帝这样，王太后也是位黄老道学的超级粉丝，没办法，后宫大院里，要不参与进勾心斗角的游戏里，也只好研究这些唯心主义的东西，满足一下空虚的心灵了，听说皇帝请来了一位道教神仙般的人物，于是执意拜陆修静为师，以一国太后之尊，执弟子礼。 这次进宫应该是刚过完年不久的事，因为二月就发生了太初之难，太子刘劭干掉了刘义隆，弑父自立，徐湛之也被捎带着杀了。 这段历史这里就不讲了，但是当时的刘宋从上到下都迷信巫祝鬼道，太子刘邵就养着一个叫严道育的女巫，下面就更别说了，这样一个皇朝想好肯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刘宋这样的鬼道猖獗的现状，深深地刺激了陆修静。 连皇帝老子都被儿子干掉了，你们城里人真会玩，这样的首都太不安全了，所以陆修静轻挥衣袖，飘然而去，继续一路向南自驾游，嗯，是徒步游去也。 转眼几度风雨，几度春秋，461年，陆修静来到了aaaaa级风景区庐山。到东南金鸡峰时，一看这地方风景好啊，西边瀑布悬崖，散珠喷玉，东边瀑布深远，激石若雷，前陈蠡壑，积水浮天，好一处幽西归真的洞天福地。就是它了，于是决定不再驴行了，这风水宝地不趁没人占呢赶快下手，明天也许就有开发商来了。 于是在岩下建立道观，收徒布道。接下来的几年里，更是大搞房地产开发，建了诸如白云馆、朝真馆、炼丹井、捣药臼、洗药池等，至今庐山上还有很多陆修静的遗迹。朱熹曾留诗“朝真石坛峻，炼药古井深”。当然了，绿化工作搞得也不错，陆修静还自己亲自动手栽种了十六棵松柏，后人称其为六朝松。 此时庐山的陆修静，名声已经响彻大江南北了。 465年11月，刘彧继位，他们家为了这个皇位真就没安稳过，连中枢机关都乱，天下哪里会安稳？所以刘彧上台以后，就想着弘扬道教以教化天下，这样才能让已经风雨飘摇的天下稳定下来啊。于是派江州刺史王景宗带着不少礼物请陆修静进京。 亲眼看到过儿子杀老子这种闹剧，给陆修静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真不想去那个是非之地，于是就对刺史大人说，不行啊，最近我这贵体有点小恙，失眠渐忘，没精神啊，实在是对不起了，不去。京城太乱，哪里有我们这里的农村太平啊。 皇帝还就吃这一套，越难请证明越是高高手，于是屡诏固请。陆修静一看实在是不去不行了，再不去怕皇帝没面子，自己就没明天了。 于是，467年，六十多岁的陆修静再次进京。 然而皇帝也不是那么好见的，江湖传说您道法通神，是大高手，那我也得先试试啊，眼见为实嘛。于是皇帝就着手组织了一次包括道、佛、儒、玄、政府等多方精英参与的辩论大会，实际上是辩难大会，就是想多方共同出手，考究一下陆修静的修为。 这次大会从正史中可以查到只鳞片爪的一些记载，但记载并不多。道教、佛教典籍里记载的就比较详细了，例如唐代吴筠的《简寂先生陆君碑》，李渤的《真系》，《宋史·道学传》《南齐书》，宋代的陈舜俞（因拒绝执行青苗法被罢官，后来和友人游庐山时，曾在那里用了两个多月，尽览南北山水之胜，收集各方资料，写了庐山记三卷）的《庐山记》，宋代释志磐编撰的《佛祖统纪》等等吧，这些均记载了这次“会儒释之士”，“三教谈论”的辩难大会。 前面提到过顾欢的《夷夏论》，大约也是创作在这次辩难大会。顾欢本来就是个道教迷，那是很喜欢道教的，晚年甚至闭关修道。写这篇文章时，他自己说是想调停佛道之争，不过文章开头先证明了佛道同源，“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后面就是用老子化胡为基础立论，阐述先有道后有佛，佛教不适合在华夏这片土地上传播，排斥佛教的立场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南齐书·高逸传》里评价他是“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优老而劣释”。有关这些内容，后面讲楼观道和佛道之争时再聊。 接着说这次大会吧。皇帝派了司徒、建安王刘休仁和尚书令袁架二人组织主持，规格很高了。这个袁架精通黄老玄学，又有很深的佛学功底，还是位辩论界的高手，皇帝派他来当主持人，也有让他下场一展辩才的意图。大会的盛况就不详细说了，大约就是置招贤座，盛延朝彦，广集时英，会场放到了庄严寺，陆修静客场迎战，舌战群僧、诸儒、玄学界高手，面对八方诘难，标理约辞，解纷挫锐。道教典籍说他大获全胜，驳得对手落花流水，佛教典籍记载则正好相反。 真相大约可以从后续发展上分析。 陆修静显露了真本领以后，结果是明帝躬亲问道，陆修静呢，则标阐玄门，敷释流通，并诣希微，莫非录范。于是皇帝感到千古疑滞，一朝冰解，于是礼遇甚厚。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还是应该大胆推断，此次辩难大会，陆修静至少是没有败，更大可能是完胜，否则就应该是灰溜溜地回庐山去了。 皇帝对陆修静还是非常尊重的，按照他的意思在城北天印山，就是南京的方山景区，修了座休闲度假山庄崇虚馆让他住着。无论朝野官员或修真人士，纷纷登门拜访，声望更盛了。 下面，陆修静就开始改革天师道，整理典籍，开创了三洞分类编目结构。 第二十五章 总括三洞 上 寇谦之在整顿道教之前，北方道教的状况已经详细分析过了。那么同一时期南方的道教是什么情况呢？大哥别说二哥，应该说比北方更复杂。 首先，佛道之争越来越激烈，道教在发展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全国佛教发展已成燎原之势，别处不说，就说陆修静的大本营庐山吧，他自己就只占了一小块地盘，周围有归宗、秀峰、万松、西贤、海回五大佛教丛林，三百多处庙宇，近万和尚。每当站在高处手搭凉棚欣赏庐山风景时，绿树掩映下无数光头时隐时现，在斑驳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是不是顿时就感觉自己的道友好少啊，压力好大啊，心好塞啊，唉怎么和尚们就不累呢，这念经的声音就没停过。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庐山是这样的，全国各地哪都差不多如此，杜牧那首古诗估计人人都会背，南朝四百八十寺，可见佛教是如何的兴盛。等等，整个南朝才不到五百座寺庙，貌似不是很多啊？当年老师怎么讲的记不太清了，那时对历史理解也不深，但这里说的只是在南京周围的寺庙个数，实际上经过考证，杜牧那是在搞促销给打了个七折，当时至少有七百多座，试想佛教在整个南方是何等规模。 如果只是和尚多点还不是让人太担忧的话，真正让陆修静心焦的是，士族、读书人研究佛学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就动摇了道教的根本和未来了。其中的原因，除了有佛教迅速发展的因素以外，道教自身也出了大问题，这才是事关道教生死攸关的隐患。 早期的道教经书来源，主要的是一些道门高人的创作，多数是以神授方式出现，在数量就比不过佛教，人家有后援啊，直接从印度运几车来，找几个翻译，一部部佛经就流传出来了，那才是真的量大管饱。随着三洞经书的大量出现，虽然在数量上有了一定的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抄改佛经、伪造道经的现象流行，造成了道经市场的真假难辨，是非混乱，就连一本经书的页码顺序都是乱的，怎么一个乱字了得！ 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就算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本真经，但却发现好深奥，看不懂啊！关键是那些作家们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层次如何高，或者显示经书的地位，往往是故意这么做的，能多深奥就写多深奥，就是不会好好说话。 面对这样一个混乱的道教出版市场，就算是原来还喜欢研究道门经书的人，也会摇摇头，表示惋惜，或鼻孔喷出一股白气了，唉，还临佛经贴心。 面对这种现状，作为南方道教的领军人物，陆修静那叫一个痛心疾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啊，于是自觉地承担起改变这种混乱的出版现状的责任，否则，不用佛教再有什么动作了，人家就搬个马扎坐在那，边嗑瓜子边看着你们道教自己把自己作死了。 师出有名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这方面陆修静自然不会犯低级错误，在整理经书的过程中，陆修静一早就提出我是一名光荣的、有责任心的三洞弟子，为了“祖述三张，弘衍二葛”的大义。显然是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整理工作也就理所应当了。当然，潜在的意思也是在说我精通各门各派，有资格也有能力完成这项艰巨而光荣的工作，他的底气除了来自自己的真才实学、声望地位以外，还包括皇室的支持。 在自己的度假山庄里，陆修静先把自己多年以来搜集到的道教经籍集中存放到崇虚馆，这时候如果再临时去收集肯定是来不及的。陆修静一生都在广集道书，早在他离家出走时，就已经开始注意收集了，先后从句容茅山殳季真（殳音叔）那里得到了杨羲、许谧的上清经法，从句容葛粲那里得到了灵宝和三皇经法，这些原来都收藏在庐山的道藏阁里。如今在首都住着，皇帝、大臣、士族名流们也免不得会贡献出自己的珍藏，最终这些市场上能见得到的经书，基本上都进了崇虚馆。 接下来就是对这汗牛充栋的经书处理了，主要工作有刊正真伪、校对、注释阐释等。假的、伪的全扔了，厨房大师傅最近都不用去买柴了，天天烧这些不要的经书就行了。错的、漏的要改正，补充完整，然后再把真经分门归类，所以怎么对这些经书分类的问题就摆到了面前。 在陆修静之前，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遐览》里就罗列了很多道教典籍的名称和卷数，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明显的道派，所以他仅仅是按经、符等进行了简单分类，陆修静没有采用他的方法。 葛巢甫批量生产灵宝经时，曾经提出“三洞”的说法，陆修静感觉用这个三洞的分类方法比较靠谱，加之上清、灵宝和三皇这三派的经书量大管饱，嗯，数量、质量都不错，于是就完善了三洞结构，边整理，边分类，最终完成鉴定经诫、方药、符箓等各类经书，并于471年撰写了《三洞经书目录》。这部目录里面共包括经书1228卷，实际是1090卷，后呈献给宋明帝阅览，可惜的是没流传下来，早已亡佚。 一直在说三洞，这里简单解释几句。三是源自道教的一炁化三清的思想，这个三在道教中很特殊，有三生万物的含义，洞则有通达的意思，三洞即通达神仙境界的三条道路。 关于一炁化三清，现代大家都说一气化三清，这里的气和炁本质上是不同的，作为看过我的书的道友，以后还是用这个正确的炁吧，区别嘛，有机会再详细聊。 接着说三洞，三洞分别是以上清经系为中心的洞真部、以灵宝经系为中心的洞玄部和以三皇经系为中心的洞神部，对这三洞经书进行编目整理，就是陆修静的巨大贡献，所谓的“总括三洞”。 确定了三洞的结构以后，陆修静就把上清、灵宝和三皇三派经书综合在一起，再参考佛教的三藏、三乘等思想，系统地用到三洞的分类中，并按大、中、小乘的概念区分出等级，同时还把这种等级延伸到道士的品级和位业分级上面。 确定了品级和位级，道士们的修炼也就更加规范，如修太清经法的道士可成仙，修灵宝经的法可以成真，修上清经法可成圣等。 还有更深层次的划分，比如不同级别的道士修炼的功法是不同的，不能随便想修什么就修什么，必须逐级修炼，低级的道士不能上来就修最高级的上清经法等等，这些就不再详述了。 当然了，能通达神仙境界的经法绝对不限于上清、灵宝和三皇这三大经系，否则就犯了众怒了，而且这里的三，本来就是能生万物的，自然就不限于三个门派了，要不其他道派的经书就不能加入进来了。所以，稍晚于陆修静的南齐道士孟智周，就在三洞的基础上，增加太玄、太平、太清和正一这四部，称为四辅，三洞和四辅合称为七部。 陆修静在编撰《灵宝经目》的时候，把灵宝经分成了十二个品类，如本文、神符、玉诀、戒律、威仪、表奏等。唐代道士孟安排在《道教义枢》中，根据陆修静这个分类，进一步把灵宝经的这十二类的分类方法，应用到整个三洞分类中，这样，三洞经书的每一洞又进一步分成十二部，共计三十六部，称为三十六部尊经。 至此，由陆修静正式确立三洞经书的分类体系，经孟知周和孟安排共同努力，最终完成的道教经书的完善的分类结构，三洞四辅十二部正式定型，成为道教经典的分类系统。 三洞结构影响深远，隋唐以后编修的道经，明代的《正统道藏》以及近年的《中华道藏》，都沿用了这样的分类法。道藏内容后面再详说。 第二十六章 总括三洞 下 那么经过陆修静整理后，编入《三洞经书目录》中的道书一共有多少部呢？上面刚说过这部书已失传了，所以前面所说的1228卷，实际是1090卷这两个数字历来争议很大。 可以理解嘛，这么重要的一部书，大家为了出点成果，发点文章争论争论很正常的。例如《笑道论》《广弘明集》《全唐文》《道教义枢》《庐山志》等等这些古代的文献，再加上现代大量的学者都加入考证工作，各有各的数字，各有各的运算步骤，但都是基本的加减法，没有高深的数学功底也能看明白，所以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这方面的文献看看。 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可甄鸾在它的《笑道论》中提到的数字，恰好就是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原因比较简单，甄鸾是北周人，晚了陆修静不足百年，他又是位数学家，最擅长的又是精算，对数字很敏感、严谨，否则就不配做一个数学家了。再加上他还是个佛教的死忠粉，才会给皇帝上了这份奏疏，皇帝是什么身份，那是最高领导，大家有没有给领导写材料或汇报的经历，没有确认的数字你会随便编一个就和领导说吗？基于上述原因，甄鸾应该是搞到一本《三洞经书目录》，然后从头到尾的数了一次以后才写了这个一千二百二十八的数字，嗯，这个猜测还是很靠谱的。 在《隋书》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是一千二百十六卷，二者相差不多，相对还可信一些，包括现代很多学者在论文里在用的一千一百二十八这个数字，估计是别人把二传抄为一的结果，直接就拿过来用上的，至于那些几千、几百，甚至上万的数字，怎么来的都不知道，怎么就敢用也不知道，只能表示呵呵了。 《三洞经书目录》是我国最古老的道藏目录，它的背后实际上是陆修静对成千上万的经书的辛苦整理的心血，它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道经分类，使众多的道教经书系统化的问题，还为了进一步整顿道教组织、完善道教理论，进而推行他的道教科仪，使道教以新面貌重新崛起，所以它绝不是一部道教经书的目录那么简单。稍后再聊陆修静在道教改革方面的工作内容。 正是由于陆修静在道教经籍编纂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后人把他和佛教的道安、儒家的刘向父子相媲美。 刘向大家应该很熟悉了，西汉人，比陆修静早了四百多年，历史课、语文课里应该提到过他，是我国目录学的鼻祖。 不研究佛学的道友们可能没听说过道安，他作了一部佛教目录学《综理众经目录》，活动的时代稍早于陆修静，和三国名将赵云好像是老乡。当时佛教经书已经极为丰富了，分大乘、小乘经、律、论三藏，十二部，二千多卷，佛学方面的内容这里就不多讲了。 总之，陆修静在编纂道教典籍方面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历代各界学者的普遍认可。 陆修静除了广集道书、总括三洞等方面取得相当成绩外，他自己也绝对算得上一位高产作家。据元代茅山宗师刘大彬在《茅山志》里记载，他着有斋法仪范约百余卷并行于世，他的作品大多数和灵宝派的斋法仪范有关。 下面简单罗列一些，和广大学者们罗列的基本一致，没什么区别，诸位道友不喜欢看的话直接跳到下一段就可以。现存于《正统道藏》的科仪方面的作品，有《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五感文》《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烛戒罚灯祝愿仪》《太上洞玄灵宝法烛经》。其他还有零散的几部道书，如《涂炭斋仪》《解考斋仪》《三箓斋仪》《九幽斋仪》《古法宿启建斋仪》《燃灯礼祝威仪》《灵宝步虚词》等。另外，《陆先生道门科略》，以及被收入唐代沙门释法琳《辩正论》和《破邪论》中的《必然论》《荣隐论》《遂通论》《归根论》《明法?轮》《五符论》等，则是他偏向理论性的着作。 其中《道门科略》是陆修静早期的一部重要的着作，里面涉及他对天师道及灵宝派的传统和教法等方面认识和态度，也是在这部经书里提出了三洞经书的概念。 以前看到过一篇老外的论文，当然是经过专业翻译后的，作者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柏夷，英文名是bokenkampr.stephen，突然想起来了，最后和道友们分享一下。 外国学者主要是从陆修静是凭什么来区分古灵宝的新经和旧经的角度来写的这篇论文，里面有一些挺有意思的结论，下面简单举几个。 1、陆修静很卖力的把自己标榜为一个最适合推广灵宝经的主角，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那个最了解这些经书，又具有火眼金睛来分辨真伪的，能够把那些别人胡乱修改的面目全非的经书还原成本来面貌的人。句子有点长，但符合外国人的风格，嘿嘿，文学功底不好的请多看几遍。会装电脑系统的朋友都知道，网上下载来的那些镜像安装完以后，会极为贴心的附送海量的垃圾、流氓软件，而我们需要的是纯净的系统是n代以前的传说了。陆修静就像是一位电脑高手，可以把这些赠品清除掉，而且还会增加一些操作说明，或者开发一些更友好的操作界面，让你享受干净的操作系统的同时，又体会到比原系统更好的操作体验。 2、陆修静还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最有资格和能力还原灵宝经，是因为他能够了解创作者的真实意图。那些作者怎么想的我完全知道，所以我所做的，就是他所做的，也就是说，我改过的，才是最真实的版本。还是证明自己最有资格来做整理工作。 3、作为那些造假经、胡乱批改原经的作者们，就是相当于开发垃圾软件的人们，陆修静表示很看不起你们，你们太垃圾，写出来的东西更垃圾，更垃圾的是你们居然还把垃圾强行塞给我们。不过还得感谢你们这些人，要不怎么能显示出我的才华。 4、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陆修静是通过表达自己对经书的超强的理解力，狡猾地将灵宝经推广成为替代佛教的最合适的产品，嗯，产品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暂时先用着吧。 还有一些观点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这篇论文研究一下。 第二十七章 改革天师道 上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好多次了，自从黄巾起义开始，利用宗教组织的起义一直就没有断过，此后的孙恩起义再加上帛家道、李家道等这些民间巫觋搞得乌烟瘴气，给统治阶级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总感觉这些神神秘秘的家伙不一定哪天又要闹出点什么动静来，总之就是让人不放心。但他们也没办法，自从三国以来，政局就一直动荡不安，所以这些皇帝、高官、士族老爷们相互争权夺位，动不动就杀得血流成河的，哪里有精力专门管这些事啊，不过这个隐患却一直记在他们心里的。 道教自身呢，只能说让有志之士扼腕，一点也不争气啊！到南朝时，规模最大的五斗米道的组织机构已经松散崩坏，涣散杂乱，教法纲颓，戒律废弛，不顺教令，轻道贱法……，感觉就没有一点正能量了。 自己不争气还不算，雪上加霜的是来自佛教的压力越来越大，把道教压迫得更节节败退，手忙脚乱的，上一章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和寇谦之整顿北方道教时情况差不多，南方的道教同样是到了不整顿不行的地步了。陆修静在《陆先生道门科略》中就表达了对当时道教界现状的忧虑，以及他试图整顿道教的意图。个人感觉，北方的寇谦之成功完成道教改革并成为国师的消息也许是给了陆修静直面这种糟糕现状的勇气，也许还有一种担忧道教被统治者清洗，甚至被斩草除根的深深地忧虑，要知道，北方可是刚刚发生过灭佛事件啊，那可是真正的血淋淋的现实啊。 于是，当积累了足够高的声望，确立了自己在南方道教界的领袖地位以后，通过整理道教经书，制定科仪规范，陆修静开始了对南方道教的改革，并且提出“佐国扶民”、“意在王者尊奉”等口号作为总的行动纲领。 这次改革非常全面、彻底，涉及到机构、管理、人事、奖惩、仪轨、斋戒、威仪……，总体上就是对内苦练内功，对外树立形象，从里到外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没有低级趣味的、高尚的、形象好的崭新的道教。 总体看，主要的改革包括下面几大方面： 一、加强人口普查，规范户籍管理。 无论你要推行什么，还是要教化什么，归根到底还是落实到人上面，如果连下面的人有多少，他们都在干什么，都在想什么都不知道，那一切都如水中月、镜中花，用现在的话说，没有深入到基层中去，浮在水面上，是典型的官僚作风。所以，陆修静这一步改革就可以精确得掌握整个南朝，也就是自己手下究竟有多少道民、道士。 首先是严格执行录籍制度，就是人口登记制度。和早期的天师道相仿，虽然并不要求所有道民必须出家成为道士，但是必须要编户入籍。这种做法和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相似，户籍是以户为单位，全家老少都要登记入册，这个册叫命籍，但每户手里没有户口本，统一由各治道官专门管理。负责人口普查、登记和管理工作的就是原来天师道治下面的道官，由职业道士担任，叫守宅官。 人口普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道民自己上报人口，二是守宅官定期下基层检查。道民在参加每年的三会日活动时，都要向道官汇报家里人员变更情况，比如婚丧嫁娶，生了孩子，死了老人，嫁了女儿还是娶了老婆诸如此类吧，反正是只要家里人口发生了变化，都要在三会日时及时上报。守宅官除了管理好命籍外，还要定期下去检查，这样就防止有道民虚报、假报。 通过这样的命籍管理制度，就可以相对精准得掌握治下的人口数目及人口变化情况，实际意义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人口普查，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明显是有利于加强人口管理。 二、健全三会日活动，上一卷讲张道陵时解释过这个三会日，就是沿袭至今的的一年三次聚会，也是中国道教重要的仪典节日。 除三会制度外，陆修静还增加、改革了五腊制度、五感制度等。比如道民在参加三会、五腊日时，不允许嬉皮笑脸，聊天打闹，一定要严肃，对神灵要表示出足够的敬畏。五感就是要对父母、大圣真人、师长等表示出感恩的心，这里当然差不多就是引入了封建儒教的忠孝伦理思想。 通过这些改革，教内组织更加规范，教民能做到令行禁止，组织纪律远超普通百姓，而且统治阶级也能看到道士们遵守儒教纲常伦理，有这样一群有知识、有品味、守规律、懂礼仪的道士，社会哪会不安定，哪里还会有起义暴动！ 三、规范奖励、升迁机制。“授箓署职，奖进忠良”，确立了一套功德体制，每个道官的平时表现都要按照类似现代的德能勤绩等方面进行考核，授箓时严格按照每个人所取得的功德升迁。如果有道民或道官论功应该升迁时，还要认真学习一遍有关的科条禁令，详细地考校功过后，再把结果向天曹汇报，这样才能保佑道民全家平安无灾。 陆修静对内部的官阶系统及箓级划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体上来说，就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道教内部的投影，这样就健全了天师道内部的组织机构，把封建等级制度宗教化，根本目的还是有利于加强统治管理。 作为道教的最高领袖，不可能事必躬亲，也不可能一个人就能管理起庞大的道教组织，需要一个如臂使指的机构帮他管理，所以这方面的改革实际上也极为细致。 四、斋仪是道士的根本，是成仙的必经之路。 陆修静最重视的是斋戒仪范，这也是他改革的重中之重。他认为人神沟通的途径是通过斋醮科仪，所以主张斋醮是求道之本，是入道的根本门户，是修道求仙的根本，想成仙得道必须从斋戒开始，重视礼拜、诵经，这样才是修道正确途径。《陆先生道门科略》戒条规范行为，“道士不受老君百八十戒，其身无德，则非道士，不得当百姓拜，不可以收治鬼神”。 由于自身就是出身权贵，而且与他交往的基本上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权臣贵族，甚至皇帝也经常邀请过去喝茶，因此陆修静对斋仪才会如此重视，乌合之众、不修边幅，那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 陆修静批评当时的道教界诸人不知道如何修斋，也不懂斋法的意义和宗旨，所以才需要规范那种极不专业，又不标准的斋醮科仪，改革原始的静室、涂炭斋等。为此，他并专门编撰斋戒仪范一百多卷，用以规范道教仪范，提倡的内持斋戒，外持威仪的宗旨，维护道门神圣。用斋戒来制约人心，制约人的各种欲望，进而教化百姓，最终使“家国太平”。 那么什么是斋戒呢？斋不是吃斋，也不是吃素、戒五荤之类的，而是一种强调身心上的修炼，为了防止外界的干扰，一般要把自己关进一间小黑屋里，通过静思，思神箓气，习法登阶，是一种心境的修炼，陆修静认为这是一种成仙的必需的、最有效的修炼方式。 在《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陆修静提出斋戒的十条戒律，如心不恶妒、守仁不杀、守贞让义、不色不欲、口无恶言、断酒节行、退身度人、躬心承法、平等一心等。这里没有详细展开解说这十戒，如果详细研究的话，会发现里面吸收了大量的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和佛教的斩断俗缘、生死解脱等思想，在加强道士们的德性修养，把养生成神进一步理论化。这种斋醮科仪和身心道德修养相结合的思想，也反映了陆修静从天师道向灵宝派的信仰的转变，也是他儒、释、道三者融合思想的表现。 行斋持戒时，要感谢父母养育之恩，也要感谢太上众尊大圣真人开道教化及师长开度之恩。例如《洞玄灵宝五感文》结合儒家孝敬父母师尊及佛教的因果观念，让人知道祸福的缘由，体会修斋和报恩的深意。 陆修静之所以要立斋戒规仪，目的在于使奉道之人合乎道德及礼法，心无杂念，身无妄行，而与道相合。人之所以遭到祸害，根源于身、口、心，他把礼拜、诵经和存思作为斋戒的基本内容，其意义在去除邪念，检束身、口、心三业，心神安静，一心归道。“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神思；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就是想通过礼拜止人杀、盗、淫，诵经管住嘴别乱喷，神思防各种恶念滋生。 对于具体斋戒时的要求，陆修静提出了十点要求，涉及到沐浴、了断世俗、食物、衣着、呼吸、存神、敬香、忏悔、慈悲、言行等，几乎面面俱到，既有对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又有心灵上的调节，还有养生内容，总之是非常详细。 同时，陆修静还把上清斋和佛教三业清净相对比，检御身心，灭诸三业罪恼。佛教的三业清净思想，就是要求心去贪、忿、痴，身除杀、盗、淫，口断妄言、恶口、绮语。制定斋仪，使道士有了规制化的祭祀、修行程序，又进一步强调斋仪才是修道的根本，你要是不懂、不遵照执行，付出再多也终究是镜花水月，斋戒才是成仙必经之路，是绕不过去的。所以说，虽受到佛教影响，引入了佛教的思想，却为道教的成仙之说提出更宽广的道路，使理论也更臻完美。 陆修静在《洞玄灵宝五感文》中列出了九斋十二法，进而把斋戒和修炼融为一体，祖述三张斋戒之法，弘扬二葛成仙理论。斋醮仪式极为复杂，包括了上等上清斋、中等灵宝斋和下等涂炭斋，无论哪种斋法，都包括众多的步骤，比如筑坛、开门、台案、法器、人员、吟诵、步法等等，都是为了突出仪式的庄重、威严，增强神圣感。 陆修静还充当服装设计师，设计了道士的工作服，嗯，应该是参加重要活动时穿的正装，并给各部分起了高大上的名字，如月帔、星巾、霓裳、霞袖、十绝灵旛，规定细致到长短、条缝多少都有标准，这样武装起来的道士再参加仪式时，显得就更加庄严了。史料记载，陆修静曾为皇室举办过两次大型的斋醮仪式，这些流程、服装、道具、仪式下来，自然是庄严宏大，震撼感极强了。 以上可见，通过十斋十戒，加强道徒在德方面的修养，儒释兼融，把斋醮和道德相联系，陆修静以灵宝斋法为基础，融合了上清派、天师派、佛、儒等多方的斋醮思想，制定出了今后道教的基本的斋法，使道教的仪轨几近完美，并且凭借皇权和自己的道教领袖的地位，得以迅速推行到全国，流传沿用至今。 由于陆修静对道教科仪的卓越贡献，使他被尊为道教史上的“科教三师”之一。另两位都是唐代的，分别是张万福和杜光庭。 五、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还包括整顿二十四治的体系、义舍义米制度改为厨会制度等很多方面，基本上都是为了使道教组织可以方便自上而下的管理，就不再详细讲了。 通过上述一系列行之有效地改革后，从此道教队伍建设开始有制度可依，可以规范、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化宣流，家国太平”，奠定了道教流传千年的基础。 第二十八章 改革天师道 下 葛巢甫虽然通过创作经书，在自己家族葛家道的基础上创立了灵宝派，但灵宝经系深奥难懂，篡改、伪经同样是混乱一团，因此没在葛巢甫手下成功流行起来。实际上，在上清派和天师道大行其道的时代，想去挑战权威，取得各界认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幸，灵宝派遇上了陆修表。灵宝派的义理、修炼思想、斋仪等非常符合陆修静的思路，而且陆修静也敏感的意识到，灵宝派的很多思想较其他道派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果推行的话，会得到当权者的更多的认可和支持，所以陆修静对灵宝派的经书极为重视，通过阐释改变了它们深奥难懂的现状，甚至斋仪也主要在灵宝派斋仪的基础上制定的。 正是因为陆修静对灵宝派经书的整理和推崇，大幅度地提升了灵宝科仪的影响力，灵宝派才得以在全国推行，所以说灵宝派的发展过程中，陆修静是相当关键的人物，是真正让灵宝派发扬光大的人，说他是灵宝派的实际开创人也不为过。 陆修静共整理了灵宝派经书五十五卷，除了对精粗糅杂，真伪混行的灵宝经书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摒弃疑伪经书外，特别对斋仪方面的内容加以综合整理，划分仪式节次，确立各阶段的名称，让灵宝科仪的结构得以定型。 根据古灵宝经，陆修静在《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中修订了以灵宝科仪为主体的九斋十二法，并且加入了标准的音乐以及灵宝传授仪典，将传授仪的规定和文书整理为详备的程序，让道士们可按照程序、仪规进行仪式活动。对投简仪的改革，则整理成《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并通过对诸如《元始五老赤书玉诀》等经书阐释，使灵宝经更容易理解和传播，使“灵宝之教，大行于世”。 437年，陆修静在32岁时完成了灵宝经目和灵宝经目序地编撰，接着又完成了一系列的灵宝派经书的整理。如果仔细研究他在这一阶段写的经书，就会发现他的信仰有明显向灵宝派转变的倾向，这和他早期作品《道门科略》里的天师道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 例如，在《道门科略》开篇对大道的论说，“夫大道虚寂，绝乎状貌……”，这明显是对天师道尊奉的太上老君就是大道教义的认可。《太平经》中有很多关于道、元气和天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把哲学的、唯心的道神化，这种思想是包括天师道在内的后世道教的直接思想来源，所以，早期的陆修静是肯定天师道的太上老君的创世神的教义的，也是对天师道的宇宙观的认可。 但随着陆修静对灵宝派的经书的研究及整理后，对灵宝派所说的道则更为认可了。古灵宝派认为道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和大梵隐语自然天书，至于在前文提到的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等，只是灵宝派所尊崇的最高神灵，是大道的执行者或具体化的表现，灵宝派并没有赋予他们并创世的能力。在《灵宝经目序》中有“夫灵宝之文，始于龙汉……”等叙述，这已经很明确地说明陆修静已经承认灵宝派这种《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创世之说，也认可了元始只是在不同的劫运期传播此经，救度天人的观念，这显然和天师道的太上老君创世的不同的宇宙观。 当然，类似的观点，在《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灵宝自然斋仪》等很多的经书上同样都有所体现，进一步能说明陆修静从早期对天师道的太上老君即大道的信仰向着灵宝派的大道的转变。再往深入里说，其实就是中国道教开始了对经法本身的尊崇，而且是把经法作为至高神、创世神般的尊崇，以前那种对神灵的无上的尊崇，则转变为他们是掌握经学、传播经法的存在。 陆修静并非只进行编修文本的工作，他也有能力亲自实践操作。宋明帝泰始七年（公元471年），他在崇虚馆为生病的皇帝举行斋仪，有上百人观看斋法，皆目睹现场出现的吉祥征兆，不久后，皇帝的病就痊愈了。 由此可见，陆修静在整理道经，制定斋仪时，虽然以三洞弟子自称，实际上他还是最重视灵宝派。 最后再简单归纳一下陆修静的修行方面的改革内容。 陆修静的修行思想，是儒、释、道三教及玄学思想都包括在内的，如黄老玄学的能静能虚，则与道合，静和虚就是忘我，道体虚无，我有故隔，今既能忘，所以玄合。引入儒家仁孝，汲取儒家的封建礼法，讲究道、德、仁三事乃得道，行善成德以至于道，所以道、德、仁三者不可缺一。济生度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源自灵宝派的《度人经》，金箓斋和黄箓斋的济度思想，同样包含着伦理道德思想。 总体上说，就是上面提及的以持斋奉戒，济世度人可以升仙的思想，注重内在的精神上的修炼，认为心斋为上士所行的斋法，改变了原来那种外在的身体苦修的炼养方式。 由于陆修静总结和改革了天师道，整个南方的道教从内容到形式都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出来，他又行道于南朝，名声甚大，所以他倡导的以斋仪为主的道教，史称南天师道。从此，由北魏寇谦之清整的新天师道，也就称为北天师道了。 南天师道经过陆修静及弟子孙游岳，再传弟子陶弘景的传布，繁衍出了着名的茅山宗，又称茅山道派，到唐代时开始大行其道，所以元代的茅山宗尊他为第七代宗师。 南天师道产生之前，当时流行的各派道教义理各不相同，如葛洪一脉以金丹为主，上清派则以存思为主，五斗米道以符箓为主等等，陆修静的改革，实质上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准则，约制人心为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秩序服务的。正因如此，刘宋文帝、明帝都极为尊重陆修静，常常请他来问道，否则，那么多得道高人，为什么陆修静能坐上道教领袖的位置。 477年，陆修静死于建康，寿72，弟子们遵遗愿葬回庐山，谥号简寂先生，庐山旧居为简寂观。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陆修静大约羽化前两个月回到庐山的。死后不久，宋后废帝赐谥号“简寂先生”，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七月一日封他为丹元真人。 直到隋唐，简寂观香火一直非常旺盛，规模最大的时候有五百多位道士，如果那时陆修静再登高远眺时，应该不再为看到如此多的光头而忧虑了吧。 可惜，南宋时整个简寂观被一场大火尽毁，就此衰落。 最后，用一则流传很广的小故事虎溪三笑作结尾，也表达后人对陆修静在道教、文学等诸多方面取得的贡献的敬意。 小故事实际上是流传自佛门的，传说庐山东林寺前有一小溪叫虎溪，大约当时野生动物保护法落实得不错，老虎经常去那里喝水而得名吧。晋代高僧慧远当时就住在东林寺内，有人来拜访时，送客从来不会送到虎溪对面。 有一天，陶渊明、陆修静二人联袂来访，三人本都是具大智慧、才华非凡之人，相交多年，关系不错的，临别相送时，还一直相谈不断，也许是兴致正酣，不觉送过了虎溪。一边喝水的老虎看不过去了，心说大哥，今天你要闹哪样？你不是从来不送人过溪的吗？于是大声吼叫，三人惊觉后大笑而别。 后人就在这里建了座三笑亭，清代学者唐英曾经为这座小亭作了副对联：桥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不过，这也只是个故事罢了。考证时间，慧远死于416年，寿83岁，陆修静406年出生，二人相交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至于陶渊明则是427年过世的，浔阳人，离庐山极近，和陆修静有交往还勉强说得过去，但陆修静应该是晚年才到庐山的，可见三笑之说应为虚构，但作为三教合流的美谈，流传下来也应该是寄托着很多智者的心愿吧。 最后，以苏轼的一首《佚老堂》作为结束吧。 我从庐山来，目送孤飞云。 路逢陆道士，知是千岁人。 试问当时友，虎溪已埃尘。 似闻佚老堂，知是几世孙。 能为五字诗，仍戴漉酒巾。 人呼小靖节，自号葛天民。 第二十九章 茅山宗师之少年天才 继陆修静后，南朝道教史上成就最高者应该就是陶弘景了。从本章开始，就分享一下他的生平及其在道教史上所取得的成就。 姓名：陶弘景 民族：汉 籍贯：丹阳秣陵（今江苏省南京市） 出生时间：公元456年（刘宋孝建三年） 去世时间：公元536年（梁大同二年） 职业：道士，兼职宰相 主要着作：《真灵位业图》《本草经集注》《集金丹黄白方》《华阳陶隐居集》《古今刀剑录》…… 主要成就：开创茅山宗，药物分类，药性分类，制定神仙谱系，提出形神兼修…… 陶弘景一生历经了南朝的宋、齐、梁三个王朝，了解南北朝历史的道友清楚，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国祚都不长，陶弘景成长于刘宋时期，混迹官场、四处旅游于南齐时代，而真正活跃在梁朝，极受梁武帝萧衍器重。 陶弘景一生积极推动儒、释、道三教融合，是药物、医学、丹道上集大成者，同时提出的形神兼修的道教炼养思想，并制定了七级的道教神仙谱系，特别是开创了茅山上清派，并事实上避免了南朝的道教走上北天师道那条一代而终的道路。总体上说，陶弘景是一位博学多才，在天文历算、地理、药物、中医、经学、兵器铸造、养生、丹道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文科和理科学习成绩都不错好学生。 对于这样一位如此多才多艺的道教宗师，我们还是先听听他的故事再说吧，故事以《梁书》和《南史》的记载为主。 上一章刚讲完的陆修静，虽然在道教史上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却没有被列入正史，这是他和寇谦之、陶弘景的不同之处。寇谦之和陶弘景呢，二人虽然都入了正史，但同样都没有被单独列传，寇谦之记载于《魏书》的释老志里，陶弘景则是出现在《梁书》处士传和《南史》隐逸传里，这当然不是说明寇谦之和陶弘景在道教方面贡献或成就比陆修静高，只是因为这二人在政治纠葛方面比陆修静更深，寇谦之是国师，而陶弘景则有山中宰相之名，这二位可都是享受了正国级的待遇了，所以才入了正史。 陶弘景出身中医世家，爷爷叫陶隆，史书称其“姿态雄美”，常去健身房的道友们应该见过很多这种类型的人，基本上就是那种又高又帅，肌肉发达但线条还特别流畅的那种，有阳刚气的那种型男，这和现在有些国人喜欢的那种有点娘的所谓小鲜肉是本质上不同的。 陶隆懂些医术，医术高低不好说，但武力值应该还不错，曾跟随刘宋孝武帝刘骏讨伐刘劭，这段历史前面讲陆修静时简单提及过，陆修静就是在那段时间逃离南京的，为了那座位，已经没有人性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翻翻南北朝历史研究一下，这里就不多说了。 爷爷陶隆就是在这次讨逆行动中立了功，所以就被封为晋安侯，出任王府参军，不过后来受小人排挤，被外放了。 陶弘景的老爸叫陶贞，作过孝昌县令，书法极好，但从那时候家境就有点衰落了。当时的孝昌就是现在武汉市北边不远的孝昌县，属孝感市。刘骏即位后大力倡导孝道，于454年新设了一个县，就是这个孝昌县，之所以叫孝昌，原因是当地民风淳朴，孝行昌隆。按时间推算，陶贞可能是孝昌县的第一任县长兼县委书记，不过由于手头没查到孝昌县志，希望道友们能确认的话告知。 老生常谈了，每当重要人物出场必须是自带特效的，陶弘景自然也不能例外。传说陶弘景的老妈有一天梦到了一条没尾巴的青龙从自己怀中飞出，并且还有两个人手执香炉来到家里，醒来后就对身边人说：“哎呀，这次怀的肯定是个男孩，将来成就非凡，就是怕没有后代啊”，由此看来，老妈至少也是位易学高手，这预测能力，也没谁了。 果真，不久后老妈就怀孕生下了陶弘景。老妈怎么说的，怎么做的真伪就不再考证了，因为人家的母亲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做过多少梦，真的梦到青龙一点也不奇怪对不对。不过经后世高人解读，里面还是有玄机的。首先这条龙没有尾巴，证实了代表陶弘景没有结婚生子。其次是两个人执香炉，一个代表佛，一个代表道，寓意他后世佛道双修。嗯，前面那是《南史》里记载的，后面是我分析的。 这里还有个小问题需要啰嗦几句，就是有关陶弘景生卒时间，史书、道书等记载有些出入。 《梁书》记载，陶弘景是在大同二年过世的，寿八十五岁，和唐朝李渤的散文“梁茅山贞白先生传”里记载的一致。大同二年是536年，按85岁推算他的出生时间应是451年，即刘宋元嘉二十八年，所以历代有些人，包括现在有些学者写论文还在用451年。 但《南史》则准确记载陶弘景生于宋孝建三年丙申岁夏至日，即456年6月19日。同样，据陶弘景的侄子陶翊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中记载，他是生于孝建三年太岁丙申四月三十日甲寅夜半，那年应该有个闰月。肖纶在“陶君碑”中记载是大同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一。再结合传记中的生平和一些时间节点分析，可以推断陶弘景的准确生卒年应该是生于456年，并不是451年，卒于536年，寿81岁。 详细的考证，有兴趣的道友可以参看程喜霖老先生的《论陶弘景生卒年与遁入道门的原因》一文。 还有就是他的出生地同样也有很多学者发文考证，虽然对丹阳秣陵大家都没异议，不过大家还是想定位得更精确一点，最好是定位到是哪个村的。最终圈定在今天的南京市区东南双桥门北街南、旭光仪器厂附近，我对南京不熟悉，查了一下地图，这个仪器厂没找到，大体位置还是可以确定的，有兴趣的道友可以参考华海清、李彤等学者的论文。 好了，陶弘景的出生时间和地点就确定了，故事继续。 陶弘景从小就聪颖好学，就算家境不好了，但读书人家里肯定是少不了各种书的，所以从小就废寝忘食，博览群书，数量应该是过万卷了，而且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放到现在就是天才少年，别人家的孩子。史书上记载，只要遇到不懂的东西他一定要弄明白，只要有自己不知道、不懂的，就感觉是件很没面子的事。 四、五岁时，陶弘景就坚持不懈地用草棍在灰土上练字，那位可能说了，爷爷和老爸都是当官的，就算官不大，也不至于买不起纸笔吧？实际上，自从他的爷爷被排挤出京都以后，家境就开始衰落了，到陶弘景出生时已经算是比较贫苦了，这和葛洪小时候有点类似。 十岁时，陶弘景得到了一本葛洪写的《神仙传》，在古代，这类书对人的吸引力是极强的，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小孩子看《西游记》，成年人看网络上的修仙小说的感觉。陶弘景真对这本书真的是如获至宝，手不释卷，昼夜研读，从此埋下了对神仙的无限向往，小小年纪就说出了“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这样的话来。 陶弘景在十五岁作了一篇骈体文“寻山志”，表达出一种对隐逸生活的浓浓地倾慕之情。这篇文章网上也很容易找到，类似岳阳楼记、滕王阁序，读起来音韵铿锵，辞藻华丽，很能表现出陶弘景的语言驾驭能力和文学功底。 想想自己十五时还在读中学，唉，往事不可追啊。 第三十章 茅山宗师之归隐茅山 据《南史》记载，陶弘景的老爸是被妾室害死的，这就导致了陶弘景对女人有了更多的偏见，也是他终生没有娶妻生子的重要原因，正好应了老妈当年做梦后的预言。当然这里面应该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三年后唯一的亲人老妈也过世，从小就对神仙道教的着迷，在仕途上的不如意等等，总之，就是他单身了一生。 长大以后的陶弘景，《梁书》说他身高七尺四寸，《南史》说七尺七寸，大约就是现在一米八多点，当时可真称得上玉树临风，这点误差我们就不去验证了。总之，他应该是从爷爷那里遗传下来的好基因，较之长辈来说，外貌也更加不凡，“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耳。善琴棋，工草隶，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史书的描写就不解释了，反正就是长得好，才华高，学习态度端正，放到现代就是一个典型的三好学生。 当然了，陶弘景并没有靠颜值当明星吃饭，凭的是真正的才华给自己赚取了很高的名声。不到二十岁的时候，“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查了一下，齐高帝萧道成是476年任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三年后南齐正式代宋立国，那年陶弘景应该正好二十岁。当时的萧道成可谓位高权重，能认识陶弘景，显然也是由于他的才名，虽然只给他争取了一个没有实权的闲散官职，但却可以参加朝会，也是对他的才学极为推崇的表现。 在这段任职期间，陶弘景每天除了批阅各位王爷们的文章外，从不与其他人交往，只有萧道成经常向他请教朝中礼仪和前朝旧事。 史书这里的记载与现实应该还是有不小出入的，陶弘景虽然官职并不高，但一直生活在京城，来往的是各位王爷、官员，可以上朝接触皇帝，所以他的交际圈子的层次是相当高的，自己也不可能拒绝和这些人交往。另外，他以“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而闻名于名流圈子里的，否则，以诗赋称绝当时的刘俣，以高才博洽、名亚迁、董的沈约和才思无穷的任昉、少以文章显赫的江淹等这些才子们怎么会对他推许有加呢，这些人可都是陶弘景的知交好友，那是相当的高冷的。 陶弘景最早进入官场，是在刘俣的父亲，丹阳郡尹刘秉手下任职的，所以和刘俣早就相识。萧道成灭刘宋以后，刘宋的一些故臣们跟着司徒袁粲想要杀了萧道成，刘秉也参与其中，最后父子二人都因此事失败而身死。陶弘景虽然最终侥幸没受太大牵连，但也受惊不小，即便如此，最终却又敢于冒死给刘俣收尸，这其实也影响到了他在南齐的仕途。多年以后，他还“常怀幽惕”，一直生活在压抑的心境下，这对于后来隐居修道也有一定的影响。 从476年开始任诸王侍读到492年这十几年间，陶弘景先后出任过巴陵王待郞，各种侍读，左卫殿中将军等职位，仕途并不是很顺利，但这十几年里，他却有时间出去自助游，访了些上清高人，也收集了不少经书，有时一走就是二百多天。其实想想，总这么不好好上班，也难怪仕途不顺啊。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那点工资在首都圈子里太寒酸，又受不了这种压抑的生活，所以就想申请外放一个县长，最终却没有被批准。所以，在永明十年，492年时，陶弘景终于下决心远离事非之地，归隐山木了，于是“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 对于陶弘景的辞职，皇帝倒是很痛快地批准了，当然此时老皇帝萧道成已经死了十年了，新皇帝可能也是良心发现，冷落了人家十几年，连饭都不管饱，这事干得确实有点太那什么了，于是命令陶弘景老家的地方官，给他家里按月供应柴米油盐，离休干部的生活还是应该保障的。 当陶弘景从京城出发时，场面也极为壮观，公卿们都约好了似的全来到征虏亭为他饯行，沿路搭设了许多帐篷，车马把路堵塞得死死的，就跟现在国庆小长假的高速公路似的。路边老大爷看着这盛况，禁不住对大家说，自从宋、齐以来，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事啊。这似乎不像一个仕途不顺，不受重视，不与人交往，连个外放县长都求不来的小人物的待遇，所以史书我们同样得分析着读。 实际上，《魏书》和《南史》中对陶弘景在南齐这段历史记载不详细，而这段历史正是分析他为什么会从仕途隐遁道门的原因。 首先是父亲被妾害死，使陶弘景对女人产生了看法，也是他终生不娶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三年后母亲的去世，对他的打击更大，失去了亲人，了无牵挂；第三，就是刘秉、刘俣父子之死，自己也失去了官场的靠山，也看到了皇室的残酷和官场的残酷；第四，这段时间的外出游历，对道教神仙的生活产生了无限向往。所以，家庭的打击、仕途的不顺，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他的归隐的事实。 492年5月，陶弘景到了句容的句容山住下，看来他没有回家或者回家以后又溜达到茅山来了。以前，陶弘景就经常说：“这座山下面有道教第八洞宫，叫做金坛华阳之天，周围有一百五十里。以前汉朝有咸阳三茅君修炼得道后来掌管这座山，所以又称它为茅山”。 这次到了茅山，正好遂了心愿，把这地盘占下来吧。于是就在山中大兴土木，建起房舍，告诉弟子、朋友们，从此我就叫华阳陶隐居了。想想还是那时候好，看到哪座山好，直接盖房住进去就行了，都不用批宅基地。 隐居以后，陶弘景先跟随东阳孙游岳学习符图经法，空闲时就遍游名山，寻找仙药。孙游岳前面提到过几次，是陆修静的弟子，所以按传承，陶弘景的陆修静的再传弟子。据《茅山志》记载，孙游岳一生收过弟子过百，沈约也勉强算其中一个，但只有陶弘景一人是他的入室弟子，经法诰诀，悉数相传。 由于身体轻便灵活，喜欢山水，每次经过溪涧山谷，陶弘景必定要在那里坐一会，再躺一会，感觉一下是不是适合露营，再吟几首诗，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每当遇到这种美景，他就会对弟子们说：“为师我现在看那些朱门广厦，就算知道住在里面是有无尽的享乐，但也不会再有一点点追求的想法了。你们看，这高山大泽，虽然没有安逸享乐，但这里空气多好，一点污染也没有，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环境。想当年，我在永明年间还一心只求加官进禄，幸亏没当上什么大官，要是真当了，放不下那一切可就真的麻烦了，怎么可能像今天这样乐山乐水，无拘无束呢。看来我真是个当神仙的料啊”。 从陶弘景的这番感慨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真的是开始放下官场，归隐求道了，那么这是什么时间呢？推测当时的时间至少应该是在494年以后了，也就是说在茅山隐居的前两三年，跟随孙游岳学习的。此时，应该恰好是陶弘景为母守孝期，当时孙游岳是兴世馆主，最后也把衣钵传给了陶弘景。因为494年7月，萧鸾先杀了萧昭业，9月大杀诸王，10月废了萧昭文以后，干脆自己当了皇帝，年号最后从永明、隆昌、延兴变为了建武，所以陶弘景说自己在永明年间如何如何，显然当时已非永明年了。当然，也有考证把这时间稍提前，大约是在486年，跟随孙游岳学习，也希望道友们指正。 当陶弘景真正放下一切修道后，反而有人更希望他能出山当官了，沈约就是其中一个。沈约也是个大才子，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就是他所着，当时正在东阳任郡守。二人相识也很久了，相互也知道对方才华，也钦佩对方的志向和情操，对于陶弘景的隐居，沈约感觉人才可惜，于是屡次写信邀请他出山。 不过萧道成的子孙们和刘裕的子孙们差不多，相互算计，兄弟手足间动不动就灭人满门，所以，就算沈约再心诚，这趟浑水陶弘景也不会去掺和了，自己还没活够呢。 沈约和陶弘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相当亲密，陶弘景二十多岁时就以一首《水仙赋》得到了沈约的赞赏，特别是沈约还曾和陶弘景一起在孙游岳门下学道。当然，陶弘景得到真传，沈约却没学到什么东西，最后又向陶弘景学道，而且极为尊重他。也是由于二人有这种关系，沈约才会请陶弘景出山。 永元初年，499年，陶弘景又在茅山建了一座三层小楼，他住上层，弟子们住在中间，宾客来了就在下面。这样安排，自然是为了与外界隔绝，自己的三层只有一个家僮可以上来，其他人都不能上来，不过这还真有点掩耳盗铃。 陶弘景还喜欢骑射，据说弓马娴熟，上了战场也能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不过上了年纪以后，马就不能现地骑了，于是就在院子里都种了很多松树，平时听听风吹松响，感觉快乐无比。有时候再独自到泉边石畔散散步，此时再看到他的人都以为是看到了神仙了，多年的清修，仙灵之气十足了。不过史书如此写，还是问题很大，因为那时他也仅44岁，离晚年还远呢，至于骑马，那也根本不是事儿。 不过自从隐居以后，真的是有大把的时间来研究学问，做些自己喜欢的事了，着书、收集些奇闻异事、研究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地方物产、医术药草，着作一本接着一本。 史书中特别提到了一部《帝代年历》，书中陶弘景推算得知，原来记录的汉代熹平三年丁丑日冬至，加时在中午，而实际上应为乙亥日冬至，加时在半夜，一共误差了三十八刻，并计算出汉历比实际时间晚了两天十二刻。还制造了一台叫浑天象的仪器，三尺来高，大地在中央固定不动，外圈的天用机关控制转动，和真正的天象运转完全一致。他说：“这些东西是修道必需的，并不是只有史官才用得到它”。关于天文历法，有点高深，我是外行，就不多解释了。 第三十一章 茅山宗师之山中宰相 如果把陶弘景和寇谦之作个对比的话，二人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都借助了皇权发展了道教的规模和势力。 陶弘景经过十几年的官场历练，虽然没有爬到位高权重的位置，但对官场、对政治、对时局的洞察力却极高了。在齐末时，他很适时地选择了归隐，然后又在最恰当的时机，借助天下大变之时，接近并取得了萧衍的信任和支持，最终提升了自己在道教的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南朝的道教领袖，也为茅山宗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南齐末年，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歌谣，其中有一句是“水丑木”，具体是谁编的，出于什么目的，咱们就不追究了。等萧衍率领大军到达一个叫新林的地方时，应该离茅山不太远吧，陶弘景就立刻派弟子戴猛之抄近道儿追了上去，带上了提前就写好的信，当然史书上称为上表，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信里对这位还没有当皇帝的萧衍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说民间流传的“水丑木”就是一个梁字，将来自会明白。这是陶弘景第一次向未来的皇帝表达出了自己的善意，也是多年宦海沉浮锻炼出的超高的政治敏感性的表现。 不久以后，萧衍就成功代齐自立，于是，陶弘景又派了个能说会道的弟子，带上亲笔信去见萧衍了。信中说，首先恭喜您成就九五之尊，我也知道您正在为立国的年号发愁，所以就凭借自己多年的潜心修行，引据图谶呕心沥血来推演，结果“梁”字反反复复总是出现，所以才泄露天机，告诉您取代南齐后的国号就应该顺应天命，定为梁。 萧衍和陶弘景相识时间也不短了，也非常了解他的人品和才华，更是敬重他的为人，所以很痛快地听取了陶弘景的建议，立国号为梁。等到正式即帝位以后，对陶弘景就更是恩遇有加了，三天两头书信不断地问候，去探望他的达官显贵更是络绎不绝，主要是南京到茅山不是太远啊，否则估计再想溜须的人也不会这么多，跑得这么勤快了。 山里的生活真的是无拘无束啊，每天研究学问、修炼，这对现在陶弘景来说是最好的享受了。当然，他也很注意保持和萧衍的联系，火候掌握得极好，每次有了科研成果，也总会把结果分享给皇帝，这能让萧衍更加尊重自己。比如有一次陶弘景淘来了一部丹道的神符秘诀，仔细研究后认为这个是正版的，可以试着炼炼，没准能炼出上面所说的神丹。于是就和萧衍说：皇帝啊，我感觉这个神丹不错，想攻关试试，如果炼成了咱们一人一颗，不过我没经费，也没有需要的药物啊，您看我立个项，给批点钱物怎么样？萧衍一听很高兴，还是老朋友靠谱，有了好事还能想着我，经费药材那都是小事，天下都是咱们自己家的，这就安排人抓紧找齐了给您送过去。于是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等，要什么给什么，不够？没关系，加大加量，双份都行。 陶弘景生于医术世家，本来就是位医术高手，对药物、药材研究极高深，当然会研究炼丹术了，这方面和葛洪还是很相似的。经过一番实验后，他最终提炼出来一种叫飞丹的东西，据说颜色白得如霜似雪，吃了以后感觉自己身体轻捷，要是不控制着没准就能飞了，于是高高兴兴地送给了皇帝。萧衍很高兴，吃了以后同样感觉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上五楼都不费劲了，唉，当皇帝很累的，批不完的奏章，忙不完的后宫，多亏了陶弘景，要不这皇帝都没信心干下去了。 经此事之后，萧衍对陶弘景就更加敬重了，每次收到他的回信，都有一种接到神书一般的感觉，必定要先焚香礼拜以后，才朝圣般的虔诚拜读。 萧衍还曾经让陶弘景制定过历法，就是我国古代一直用的干支记年，当然要推算到每月、每日和每时，因为研究天文历法这也是道士们的基本功。道友们应该都见到过算命先生吧，如果批八字、合婚啊之类的，要问问你的生辰八字，但这东西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是什么，于是先生就要你的年月日时，然后闭目手上一通掐算，这就是在把你的生日换成八字，现在流行的有五虎遁和五鼠遁，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进群大家交流一下。 陶弘景完成这个任务以后，顺便在己巳年（549年）的地方点了一个红点，当然那时候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到梁武帝去世以后，大家才明白那一年正好是太清三年，萧衍被害的那一年。萧衍是位长寿皇帝，八十六岁时被侯景折腾死了，否则还不一定活多久呢。 为了对陶弘景表示尊敬，梁武帝亲笔下诏请他入朝，赏赐了鹿皮头巾，这个头巾是当时得道高人的高级装备了，估计能加蓝或者提高恢复蓝的速度，记得上面说陆修静时，苏轼的诗里也提到了陆修静也是用这种头巾的。 当然，皇帝依然数次表达请他出山来京都的意愿，我们能天天在一起，时时可以请教，聆听教诲，您老人家怎么就不愿意呢？但陶弘景每次都表示不愿意出山，有一次还画了一幅画送来。画中有两头牛，一头牛在水草间悠然自在，很享受的样子，另一头牛则带着金笼头，被一个人牵着缰绳，用棍子驱赶着。这么简单的寓意，梁武帝自然能看明白。 实际上，这使皇帝对他更加敬重了，以至于国家每有吉凶征伐一类大事，无不派人前去他那里咨询，这情况就和北魏武帝常向寇谦之请教军国大事相似了，由此陶弘景得了一个“山中宰相”的称号。 有关陶弘景这个“山中宰相”干了多久，实际上也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萧衍或南梁何时开始把佛教列为国教的，也就是二人的蜜月期维持了多久，因为萧衍开始佞佛到成为狂信徒以后，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进入了冰河期，这个山中宰相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在《南史》隐逸传中写到邓郁时，说“为帝合丹，帝不敢服”，可见萧衍并不会轻易服用道士炼出的这种所谓的神丹，所以是否真如史书记载那样，收到陶弘景献来的神丹就欣然服用，这个还是挺让人怀疑的。更何况当时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萧衍那时已经开始对佛教感兴趣了，自然对道教，对陶弘景也就不会如以前那样迷信了，所以陶弘景献上的神丹皇帝是不是敢吃还真不好说。 综合考证，陶弘景献丹那一年应该是508年，即天监七年，也就是萧衍当皇帝的第七个年头，陶弘景也是在这一年的某天半夜，带着两个弟子从茅山出走了。此后，陶弘景基本上就没回过茅山，一直在霍山、永嘉等地转悠，这方面的记载也相当多，而此时的梁武帝的佞佛态度已经逐渐明朗了。如果萧衍对陶弘景依然是极信任，他应该没有理由连夜出走，这可是有点像犯了什么大事连夜出逃的节奏啊。 由于陶弘景能看透献丹、佞佛等这一系列事情背后的东西，清晰地认识到梁武帝痴迷佛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了。而作为道教领袖地位的自己，如果也信仰了佛教，对于皇帝来说，这就是显示出他的对佛教的最高的崇奉和让佛教一统全国的决心。 为了不至于让皇帝对道教举起屠刀，所以，陶弘景才决定放弃旅游散心，在回返茅山的路上，去鄮县（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塔受了佛门五戒，发誓礼佛，并且还说自己以前就梦见过佛祖早就授予了我菩提记，并且加封我为胜力菩萨了，所以我是真的与佛有缘，可没有人强迫我啊。 史书没有准确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年，通过分析，可以大体确定应该是512年，即天监十一年。也就是说，此时，萧衍和陶弘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和亲密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礼佛后的第二年，513年，天监十二年，陶弘景终于回到了茅山，立刻在观中建了佛、道二堂，隔日轮番朝礼，就是一、三、五当道士，二、四、六当和尚，宣布自己从此开始佛道双修。那位问了，那星期天呢？总得让人休息一天吧。 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还没过多久，当年闰三月，又传来一个噩耗，好友沈约去世了。关于沈约之死，史书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大体是因为萧衍的不信任，自己情商方面又不太高，说话老是不注意，最终导致惊惧忧虑而逝。实际上陶弘景早就劝过他退隐，只是沈约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特别是言行方面也没有注意，这才最终招惹得萧衍对他意见越来越大。 当知道沈约死后，陶弘景给好友智者寺的慧约法师写过一封信，想倾诉一下自己的苦闷心情，其中一首诗中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从诗中其实可以看得出，他的修佛之举并非自愿的，此时的心情，除了痛惜好友以外，也表达了对梁武帝皈依佛教，道教境遇日益艰难的忧愁。苏轼也常感慨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实际上真的是古今皆然，如陶弘景这样世外高人也概莫能外啊。 基于上面分析，这个“山中宰相”，聘期充其量是到了陶弘景离开茅山出走那年，即天监七年，因为他在外面游历这段时间，基本上不问政事了，皇帝也不一定找得到他。如果再延长，也最多延长到天监十一年，就是被逼无奈去礼佛的那一年，此时二人之间的嫌隙谁都看得出来了。更深入、详细的研究，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李超副教授的一篇论文《“山中宰相”辨》，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学术性探讨了。 当然，有关陶弘景是不是被迫无奈才礼佛的，争议还是不少的，另外就是上面这首诗的作者究竟是陶弘景还是慧约法师，同样也有争议，因为这首诗有个名字“和约法师临友人”，有学者认为是慧约去吊唁范荀时所作。这些争议的问题，在此列出来，只为说明陶弘景到底是不是自愿礼佛的，还不能定论，但就个人感觉，虽然陶弘景有很多佛教界的好友，佛学研究也造诣极深，但并不能说明一个道教高人就能放弃根本信仰，证据嘛，那是学者们的事。 第三十二章 茅山宗师之佛道双修 在前文，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及过多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在义理上较佛教是处于弱势的，客观上促使着道教向义理方向发展。没办法，狼来了，佛学发展势头太猛，儒学稳坐如山，玄学也不甘落后，所以你再不往前跑就只能成为别人发展的垫脚石，成为食物，最终还会变成肥料养育更多的牛羊。 陶弘景一生历经宋、齐、梁三代，人生阅历不可谓不丰了，所以，梁武帝就算是对你再尊重、再礼遇，再有山中宰相的美名，但当皇帝开始对你的道教不太喜欢，开始喜欢佛教，甚至举国崇佛以后，你自己还不识时务，还端着自己山中宰相的谱，那样真的是到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 陶弘景绝对不是那种看不清形势的糊涂蛋，而是一个政治敏感性极高的智者，517年，当萧衍的佞佛狂潮全面展开以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地迎合着这位已经是佛教狂信徒的皇帝，在坚守着自己是个道士的这个底限的基础上，发誓礼佛，佛道双修这就是他所能做的极限了，也是能向萧衍做出的最大的让步了。所以，有学者评价，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避免了南天师道如寇谦之的北天师道那样一世而亡的下场，对道教真可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 后世，很多人把陶弘景的佛道双修视作齐、梁时期佛道交融的典型例子来说事儿，却往往忽视这位道教领袖背后的无奈和苦涩，造成很多人误以为陶弘景也是位佛教粉，要为佛法弘扬贡献终身似的，这就有些不求甚解了。 偶然看过一位朋友发的微博，名字、内容都记不太清了，只是有一种正坐在办公室里教训犯错的小学生的严厉的班主任老师的气息扑面而来，所以才有比较深的印象。先不论说他的观点的对与不对，那种动不动就把提出陶弘景是无奈礼佛观点的人说成没脑子、不长眼，动不动就说《梁书》《南史》上是如何如何说的，你们是不认字还是看不懂，哪里写了人家是被迫修佛的，真奇怪自己当时为什么能有耐心把他的文章看完的。 学术上有争论，这是太正常的事了，无论咱们的观点是如何正确，论据是如何充足，起码的文人风骨还是得讲究的，起码的礼貌还是要有的，对观点不同的人的起码的人格尊重也是要有的，要是没有这些，那连起码的人都没资格当了，所以，这类人咱们还真不敢怼，主要是咱们不会骂人啊。 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我也是比较支持那种陶弘景不是自愿去礼佛的观点，也没有幼稚的认为正史说的就是真实的，也是那位朋友骂的没脑子的人中的一个。先不说所谓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内容也是要符合当权者的意愿的，这东西也是要放到历史中看，是要用脑子分析着看，而不是只读懂那些字面的意思就行了的。只说正史里的前后矛盾、神仙鬼怪等等各种不合理、错漏之处数都数不过来，您这种只拿正史来说事就落了下乘，让圈内人都不忍心笑话。远的不说，就说陶弘景的身高，两部正史一部说七尺四寸，一部说七尺七寸，您和人争辩时引用哪个？您也许会说这个误差，古代没那么精确，好吧，那么寿命呢，这两部正史记载也不同，一个算出来85，一个算出来81，这个总不是误差了吧。 其实咱们也不是非要矫情，只是说人家观点和你的不同，并没有把你家孩子扔井里，没那么大的仇恨，先耐下心来看看人家为什么这么认为的，是不是自己的无知，没准就会发现自己是井里那只蛤蟆，幸好没有张嘴就怼，面皮还没让人在地下摩擦呢。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释、道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特别是宗教性质的佛、道之间斗争更加激烈。《弘明集》《广弘明集》中有大量佛教攻击道教的记载，在《夷夏论》《三破论》《老子化胡经》等，则有道教攻击佛教的内容。大体就是佛教经书说道教的不是，而道教的经书里则攻击佛教。 在北方，这种争斗最终演变为太武法难的灭佛，在南方，陶弘景坚持三教调和，佛道双修，想的是创建一种以道教为主体（道教又是以上清派为主体）的兼容儒、释的新宗教，最终能调和社会思想矛盾，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的社会秩序。但是这种佛道双修，并不是意味着要同时皈依佛教和道教，陶弘景是通过对佛教的研究，借鉴适合道教义理发展的思想，丰富道教的内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道教的发展，而不是真的去当和尚。所以，陶弘景一手开创的茅山宗不只让封建统治者欢迎，也把道教推进了一大步，茅山道士至今还流传，就能说明了很多问题。 在佛教界还流传着一个净土宗开宗法师昙鸾和陶弘景相交的故事。昙鸾是山西人，听说五台山的文殊菩萨清凉道场很灵验，反正离家也不远，就亲自到那里考察了一番，一看，嗯，果然灵异，于是就立志出家。 昙鸾在四论、佛性方面造诣极深，四论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大智度论，又称般若四论。不过当他在研究“大方等大集经”（简称大集经）时，深感这书难懂，就想着我这水平都看着费劲，不利于将来发扬光大啊，必须得注释一番。这大集经应该是大乘经籍，注释着也挺吃力的，还没等注释完，昙鸾就感觉浑身不舒服，差不多就是重度亚健康那种感觉吧，可是求遍了周围的名医也没查出来怎么回事，看来是疑难杂症无疑了。 于是，昙鸾只好外出寻访名医。话说这一日来到汾州，就是产汾酒的汾阳，突然看到天门大开，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这欲界六天从天门里溜达了出来，这兄弟六位往那一站，光芒万丈，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嗯，不对，是生机顿生，昙鸾也沾了光，所以百病立刻全消，连老寒腿啊、腰椎间盘突出之类的老毛病也都好了。 经此一事，昙鸾却添了心事，心想佛门经典博大精深，如此多的学问要研究，可人生短短几十年怎么够啊。据说南方有个道士陶弘景，道法精深，有长生仙术，于是就收拾收拾南下了。 昙鸾先来到建康找梁武帝，这从流程上来说没毛病，自己一个外国人，来到人家地盘，不先和老大通报一下，就私自活动，如果真那样做了，弄不好给安个间谍身份就麻烦了。 梁武帝起初没拿这位北方来的和尚当回事，后来听说了昙鸾的一些佛学谈吐，感觉非常不一般，便对他礼遇有佳了。当听说这位外来和尚想跟陶弘景学长生的仙术，便帮着写了封信问陶弘景教还是不教。 陶弘景这情商，自然不可能拂逆皇帝的心意，立刻回信表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二人相见的时间大约在527-529年间，陶弘景已经七十出头的年纪了。昙鸾从陶弘景那里求到了仙方十卷后，高高兴兴回国了，原想立刻回去先解决长生的问题，却在洛阳遇上了天竺和尚流支。 流支听说这件事后，对昙鸾作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成功地说服了昙鸾烧掉了仙方，并且说，你看啊，道士们的仙方有可能让你长生，但那条路太难走了，你不一定能成功，你听我的，回去好好学习这本观无量寿佛经，信仰阿弥陀佛，只要一心念佛，就可以修出佛力往生净土，这条路简直不要太简单了。 于是，昙鸾就抱着这部观无量寿佛经回去，开创了净土宗，在山西广收门徒，并且得到了东魏孝静帝的崇奉，还感动得龙树菩萨过来现身说法，总之，净土宗是被红红火火地搞起来了。 陶弘景和昙鸾二位可以说都是开创一个教派的宗师，虽然在整体的佛道相争的大环境影响下，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严重，但不可否定的是，佛道有很多共性的地方，二人也相互能够接受对方的一些思想和观点。 527年三月，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改元大通，陶弘景则在这一年，献上了两把宝刀，一把名叫“善胜”，一把叫“威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皇帝送礼，其中是否有更深的含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开头列出的陶弘景的着作里面有一部叫做《古今刀剑录》？里面记录了从夏到三国期间的名刀名剑，而且陶弘景自己也精于冶炼、制作刀剑，可谓兴趣广泛，颇有侠风。这方面当然也是家传，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有武力，他自己多年寻山访道，而且注重体修，武力值应该不会太低，很多学者可能是出于武侠情节，有些过度夸大的陶弘景在冶炼方面的成就，认为他是一位兵器铸造大师，是位冶金专家，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读读《古今刀剑录》，自然会明白。 536年，即大同二年，陶弘景去世了，终年八十一岁。史书记载他死后脸色不变，关节伸屈如常，香气数日不散，遍山弥漫。死前留下遗嘱说，死后不用沐浴，也不要放在床上，只用两层席子往地下一铺，身下再铺上我平时穿的旧衣服就行了。要戴头巾，穿袈裟，左肘悬録铃，右肘悬药铃，在左腋下佩符络，绕腰穿环在前面打结，在发髻上再上插一张符。外面用大袈裟盖着被子从头裹到脚，随葬器具有车马模型。最后，和尚道士都要在门内，和尚居左，道士居右，百日之内夜里点长明灯，白天香火不断。 通过这些丧葬仪式，也可以看到佛、道的共存，萧衍也感念这位老友，下诏封他为太中大夫，谥号贞白先生。 传说弘景精通阴阳术数，生前就预知梁朝将亡，便写了一首诗说：“夷甫任放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这首诗大体是反应梁末玄风大盛，“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最终会走上西晋那时的清谈误国的老路。不过这首劝诫诗虽然写了，但可能又不愿意再过多介入政治中，他死后才被弟子们在一个箱子里发现。大同末年，士大夫们竞相空谈玄理，不习武事，侯景篡弑，果然发生在昭阳殿内，也为陶弘景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第三十三章 茅山宗师之百代名师 上 最后，再系统地归纳一下陶弘景在着作、思想、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成就，作为对这位茅山宗师的总结。 首先明确陶弘景的身份，在《茅山志》中，他是被列为上清派的第九代宗师，同时也是茅山宗的实际上创派宗师，而茅山宗也是传承上清经系的。 上清派的第一代是从魏华存开始的，依次传承为杨羲、许谧、许翙、马郞、马罕、陆修静、孙游岳、陶弘景，到下一篇时，上清道士还会继续活跃出场的。这些人物多数已经讲过了，这里的马郞和马罕是兄弟俩，传说是因为护经有功才被列入宗师序列的，现存的文字记载很少，孙游岳虽然提及几次，但并未系统讲过此人，实际上他对上清派的贡献也不小。 有了前辈们的辛苦付出和丰硕的成果，陶弘景可以说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了，单说最近的这两位师门前辈，陆修静生平总括三洞，力阐道教，孙游岳则甄汰九流，潜神希微，这师徒二人在道教界都称得上是宗师级的人物，给陶弘景开创了大好地局面。作为二人的传人的陶弘景，也没有让所有人失望，在道教上取得的成就丝毫不比他们差，在很多领域同样表现出色。 在政治上，陶弘景成就完全可以比肩北方的国师寇谦之，着名的山中宰相完全够资格和国师pk。他归隐茅山后就潜心着述，而且还攻读了双学历，佛道双修，对陆修静改革后的道教成果进一步总结、完善、提炼和补充，形成了更加完善、丰富的南朝的道教教义、仪轨，而且又发展了丹道理论。没办法，医术高的人都喜欢炼丹，谁也不能阻挡道士们炼丹追求长生的梦想和脚步，总之，这一切最终都成为茅山宗绵延不衰的坚实基础。 一、着作 陶弘景一生勤于着述，内容涉及道教、天文历法、医药、地理、冶金、文学、佛教等诸多领域，自己本专业道士方面的着作有《真诰》《真灵位业图》《合丹药诸法式节度》《集金丹黄白方》《太清诸丹集要》等道教典籍三十二部，共二百二十三卷。 他所撰写的跨专业的其他方面的着作有《学苑》一百卷，《孝经集注》《论语集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象集要》及《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等，史书称这些着作他生前都是秘而不传的，死后才由弟子们流传开来。此外，还有已经开始撰写尚未完稿的作品约有十部，也全部留给了众弟子。 前面提到过几次顾欢，他除了是南齐的大臣以外，还有个身份是上清派的道士或者说是位道教的忠实粉丝。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了提高自己家的上清经的地位，他曾经写过一部叫《真迹》的作品，里面记载了杨羲和许谧二人得神授传经的故事，但这部书影响和宣传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陶弘景感觉顾欢的这个思路还不错，书也写的不错，有进一步操作的价值和潜力可以挖掘，于是就对《真迹》一书的内容进一步加工后，创作了《真诰》一书。对了，上一章提及的《夷夏论》就是出自顾欢之手，这位是一个夷夏之辩的积极倡导推动者，后面讲到佛道之争时，顾欢还会出场。 首先这部作品的名字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意思是真人口授之诰，大体也是表明书中的内容全是我按真人的原话记录下来的，品质那是有保障的，权威性毋庸置疑，同时再借助他本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宣传效果比《真迹》就强了许多。 《真诰》对于研究陶弘景道教思想有很大的价值，比如他和陆修静一样极重上清经，他的存神、行气、辟谷、针灸等炼养理论及对汉魏以来的道教历史、人物等记载，同样是极具研究价值，这些稍后再加以总结。 《真灵位业图》则是陶弘景的另一部重要的道教作品，书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神仙谱系，共包括七个位阶，下一章再详细聊。 陶弘景在炼养方面的成就，则以《养性延命录》为代表，他是极为重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修真养生精神和方法的，主张形神双修，养性与炼形并重，这些思想对后世道教影响极大，同样稍后再总结。 陶弘景在其他领域的作品，诸如历法、文学、丹道等，下面再分别聊。 二、医学成就 医道不分家这也是老传统了，也有十道九医的说法，陶弘景的医术之高是公认的，而且医学上的成就几乎遮盖了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就。前面提到过，他生在医道世家，爷爷“兼解药性，常行拯救为务”，老爸“深解药术”，再加上他自己后天的努力，所以陶弘景在医学、药物学、药性等方面的有很高的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历史上还有很多广为人知的名医道士，很多人只知道他们是名医但不一定知道他们实际上是道士，比如葛洪、孙思邈、张景岳等等。 陶弘景的医德还是极赞的，这些在一些文献上有记载，当然，行医、治病救人一直是道教人士传道立教的重要手段，是每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成功道士的必修课，这一点实际上古今都差不多。道友们如果关注一下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程就能发现，传教士们除了带来了西方的科技、商品以外，西医也是他们迅速得到地方认可、接受并融入的重要手段。 陶弘景在医药方面的成就，实际上与道教的炼养理论也是紧密相关的。他的医学方面的思想和仙道贵生一致，医道最终是为了炼养服务，是为了长生服务，这才是医道为什么是高道们的必修课的原因。至于治病救人，那只是副产品，您没见过道士在商业街开个医馆，天天坐那里给人开方治病的吧。 《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的最重要的一部医学着作，这部书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名医别录》，这是魏晋以来的药物集成的一部本草书，另一部是《神农本草经》，这是汉代的一部经典医书。陶弘景就是从《名医别录》中精选出365种药物，与《神农本草经》合在一起，最后改编成了这部《本草经集注》，里面共记录了730种药物，其中从《名医别录》中引用的药物用黑墨水书写，而引自《神农本草经》中的药物则是用红墨书写。个人不负责任猜测啊，这个红墨估计是用朱砂为主料的，因为陶弘景在炼丹时这东西可是必用品。嗯，当然了，这部书最终也就成了一本古代的双色版图书，视觉上应该不错，很先进的样子。 在这部书中，陶弘景主要的贡献是首创了草药的分类法，嗯，应该说是药物的分类法。他是按玉石、草本、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这七大类别对药物进行了分类，又进一步按药性把药物细分为寒、微寒、大寒、平、温、微温、大温和大热八种。 对于临床应用的大量药物，还有更细致的分类，比如治风的能用药物类（防风、防己、秦艽、独活等），治黄疸能用药（茵陈、栀子、紫草、白藓皮等）等。此外，书中还记录了大量的药物的产地、采集、疗效、药物的性味、形态、鉴别和炮制方法等。 陶弘景的这种药物分类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隋唐以后的本草学的分类就是以《本草经集注》的分类方法为蓝本的。 陶弘景的其他医学方面的着作还包括《陶隐居本草》《药总诀》等，此外，他还整理过《补阙肘后百一方》，《效验实用药方》五卷，《集药诀》一卷，《灵方秘奥》三卷，《养性延命录》二卷，《服草木杂药方》一卷，《集金丹药百要方》一卷，《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方》一卷，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医书流传下来的极少，大多亡佚了，着实令人扼腕。 我本人不懂中医，也不懂药物，陶弘景在医药学方面的成就，也足够我这个外行人了解他的不平凡了。 第三十四章 茅山宗师之百代名师 中 三、神仙谱系。 论资排辈这事大体上应该算是常态吧，古今中外，大到国家，小到公司、家庭，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总要排出个一，二，三出来，宗教界自然也不能免俗，更何况发展到南北朝时，大大小小的各路神仙如过江之鲫，没个等级划分，还真的有些乱，也有些不方便。 给诸路神仙排名次、排交椅这件事儿道教一直有人在关心，也有出过一些排行榜，比如太平道、天师道、灵宝、上清都排过，前面也讲过葛洪、寇谦之这二位在这方面的工作相对很不错。不过，由于地域、风俗、信仰、派别等各方面的差异，特别是随着佛、儒思想的融入，道教的神仙系统越来越庞大，数量大、种类多，先天的、后天的、天上的、地下的、山里的、水里的、仙、鬼、神不一而足，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也是相当复杂，总之就是神仙的圈子有点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大家都是道教圈子里的，两位道士见面后一聊，各自的老大不一样，我天天烧香敬的神仙在你那没登记，我这本来是位女仙，到你那怎么还成了男性的……自己家里乱点也就算了，人家佛教可是一直瞪着上千瓦探照灯似的大眼睛360度无死角找你毛病呢，连自己的神仙都还没捋清楚呢，拿什么和人家斗争去？ 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问世了，从此，为道教的神仙谱系制定一个iso0001的国标，在规范化、统属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真灵位业图》的神仙体系架构，是陶弘景参考了前人的工作的基础上，并对自己以前做过的一些设定进一步加工和完善后才最终形成的。 实际上，从《真诰》开始，陶弘景就吸收了佛教的地狱轮回思想，构建了由古代的帝王将相和官吏为主体的阴间的体系，里面涉及到三百五十多位神仙，作为后备干部，很多都收入了《真灵位业图》中。 在陶弘景的另一部比较符合贵族、士大夫们的品味以驱鬼、养生、降授等为主要内容的《登真隐诀》中，里面同样有诸路神仙被选进了《真灵位业图》，其中就有太上老君。这些在文化圈子里有存在感的神仙们，对于上流社会人来说，能在神仙体系里看到自己熟悉的神仙，应该会感到很亲切吧。 对《真灵位业图》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列仙传》，这部作品前面提到过，里面的赤松子、老子、东方朔、宁封子等神仙也同样也被收录。 最后，就是在前面提到过的《神仙传》，葛洪构建的那个修仙世界，它对陶弘景有很大的启发，里面的张道陵、栾巴等人也被收录。 总体上，《真灵位业图》构建了一个适应当时政治环境、有佛道相融的背景的神仙界的七级体系，有将近七百位神仙入选，其中天仙四级、地仙两级、地狱一级，每一级的地位又分为中央的主神和左右的副神。 这一套分级体系，总体上参照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神界的投影，这样让皇帝、高官们看了以后，心里肯定舒服，感觉神仙们同样也有高低贵贱，我们虽然当不成神仙，在这个凡人世界享受特权也不错。 下面就和道友们聊一下这七阶的体系。 第一阶玉清境，这是顶级大佬的位置，高高在上的，以元始天尊为主神，地位最高，左侧陪着的是五灵七明混生高上道君、东明高上虚皇道君等二十九位，右边则是紫虚高上元皇道君、洞虚三元太明上皇道君等十九位，也就是说，能直接陪在主神周围的都是道君一级的。 这里的元始天尊和今天道教里面的元始天尊是不同的，实际上是指的灵宝派的主神盘古，他在开天辟地后一直被称为元始天王，到陶弘景时才给他命名为元始天尊。道友们熟知的《封神演义》里面的元始天尊，和老子、通天教主是师兄弟，里面的老子一气化三清，是元始天尊的师兄，小师弟是通天教主，他们三位的老师是鸿钧，盘古则是和鸿钧一个辈分的先天生灵，这当然是随着道教发展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所以，在隋唐前后的中国道教的神仙体系区别还是挺大的。 第二阶上清境，上清高圣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是主神，这位也被称为万道之主。左侧是左圣紫晨太微天帝道君、左圣南极南岳真人左仙公太虚真人赤松子等共三十位，右侧有右圣金阙帝晨后圣玄元道君、右辅侍帝晨领五岳司命右弼桐柏真人金庭宫王君王晋等三十八位，这一层还包括魏华存、西王母等三十位女仙。其中太微天帝道君比较特殊，是由元始天尊指定的大总管，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 第一、二两阶的神仙是地位很高的，基本上都是先于天地或者说是先于宇宙就诞生并存在的，现代修真小说里称他们为先天生灵，对应的还有先天法宝，就是先于天而存在的意思。这里面有一位比较特殊的存在魏华存，在中国道教界，魏华存的地位无论怎么算也达不到先天神灵这样的高度，但人家是上清派的开派女祖，陶弘景自然不会亏待自己家的老祖。 第三阶则以太极金阙帝君为核心，这位俗家姓李，陶弘景说他是太平教主，至于为什么就不要问了，很多神仙从哪里来，担任什么职务，本来就是唯心的，形而上的东西就不要太较真了。左侧以太极左真人中央黄老君为首，统领着包括尹喜、葛玄、孔子、颜回、三皇五帝、巢父、周穆王、许由等五十多位，右侧则以太极右真人西梁子文为首，包括庄子、张奉等三十多位。 这一阶就比较接地气了，好多是由凡人成仙入了仙班，说明凡人是可以通过修炼成仙的。为什么葛玄能高居第三阶，当然是因为他开创了灵宝派了，而陆修静是极推崇灵宝派的，作为再传弟子，当然把自己的一脉的人地位抬高了。为什么孔子也居第三阶，其实也好理解，陶弘景37岁才归隐，之前虽然也研究道教，但总体上还是一位从小就饱读儒学的官员，出于对儒家的敬重，把孔放在这一阶，地位又仅次于先天神仙，可以看得出他对儒学的肯定和尊重。 第四阶太清境，主神是太清太上老君，他就是天师道的主神老子，左右相陪的有很多传说中的方士、道士，如张道陵、鬼谷子、张良、东方朔、葛洪、徐福、左慈等约一百七十位。 至于天师道的尊神老子屈居第四阶，是不是让人有点不理解？实际上按陶弘景的等级划分原则，一、二阶那些天地万物产生前就存在的真圣，是超越自然超越一切的存在，而后天凡人通过修炼成仙，就算法力再高，也远不能和这些先天真圣相比的，所以只能把老子排在第四阶，好在没有把老子放到人仙一阶，好歹安排了一个天仙的主神的位置。 第五阶的神仙们是在中国道教史上就没什么存在感了，主神是九宫尚书张奉，其他包括黄景华、郭四朝、孟德然、张叔隐、赵广信等三十八位辅神。其实张奉已经列在了第三阶了，这种一个神仙出现在不同阶层，在《真灵位业图》中有几个，算是兼职吧。 第六阶以右禁郞定录真君中茅君为主神，即茅山派的开山祖师，其他还有魏晋时期的修道人，如鲍靓、郑思远、小茅君、石生、赤须子等一百四十位左右。 第五、六阶的神仙属于地仙的范畴，地位自然就低很多了。 第七阶是阴间了，和现代传说中的阴间基本上相同，同样有十殿阎罗、十八层地狱的，丰都（现在多记为酆都）北阴大帝为主神，管着天下的鬼怪，并给他老人家配了秦始皇、周文王、周武王、魏武帝、齐桓公、晋文公、汉光武、刘邦、李广、曹操、刘备、马融等一百一十多位手下，大家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位都是带兵杀人很多的帝王、大将，这样的人杀生太多，自然就不能成仙，最适合到阴间去震慑恶鬼。 道友们应该都知道，道士们是比较忌讳谈论死这个话题的，道士们出家，每天辛苦修炼还不是为了追求个人能长生吗。佛教则不同，讲究轮回，认为肉体只是灵魂的载体，人死了还会再重新轮回，只不过是换个肉身，所以佛教是不忌死亡的。道教如果一直避讳死亡的话，在义理上就有极大的漏洞，而陶弘景并不是第一个吸收佛教轮回思想的道士，但他通过构建这第七阶的阴间鬼神体系，使道教的神仙体系更加完善了。 如果以后再有人问道士，说道长啊，你们能修炼成仙，能长生不死，不过也不是谁都可以成仙吧？没成仙的道长和我们这些凡人，死了去哪里了，是彻底没了，还是变成什么了？以后的道士们就可以把陶弘景前辈的地狱系统拿过来说，来来来，坐好，我给你好好讲讲人死了以后的事……从此以后，中国民间就流传了大量的阴间鬼怪的传说和故事。 至于在这个神仙体系里的儒家的影子，其实也非常明显，首先，这种位阶等级的划分，就是封建社会在神仙体系里的投影，其次是包括五帝、孔子等人进入这个体系，而且是排在了第三阶，这可是仅次于那些天地初开之前的神仙们的，这些都说明了儒学对陶弘景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在《真诰》中，陶弘景就有这样一种思想，神仙位业高低大小和等级是相关的，神仙的功业高低，受到什么果报，凭借功业坐相应的位置，通过多修功德成仙，推行封建社会那种教化万民的思想，这在《真灵位业图》中得到了更具体的表现，这也极其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 我们对陶弘景已经基本了解了，他提倡隐修，辅助王化，一直和统治阶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所做的很多努力，都客观上消除了道教可能成为农民起义的工具可能性，推动着道教向辅助封建统治的上层神仙道教方向的转变。近代大量学者们认为，中国道教从原始向着成熟、高级和伦理化方向转变的过程，在《真灵位业图》中均得到了体现。 对于这个神仙谱系的详细内容，道友可以在网上找找，诸如明代版的《灵宝真灵位业图》等很容易找到，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宗教也好，神仙也罢，是生活在心里，是有用处在产生并存在的，古今适用。 第三十五章 茅山宗师之百代名师 下 四、三教融合，儒释道兼修 可以说陶弘景从小还是受的儒家的教育，宦海也沉浮过，儒家的经典也没少读没少注解，所以对于儒学，他是一直没有排斥过的。虽然最终选择的是走上了修道之路，开始也对佛学有过偏见和抵触，但最终却也能展开胸怀接纳佛教的思想，这也是从年轻走向成熟的过程，谁还没有年少轻狂过呢。最终，陶弘景是在力阐道教的基础上，主张三教融合，兼容并包，不仅重视道家的经箓，也重视儒家谶纬和佛教的思想，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道教的发展。 实际上无论是北方的寇谦之，还是南方的陆修静，这些前辈们都是在改革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儒、佛的思想和理论，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也并不是陶弘景的首创，也不只在道教界如此，当时有许多士族文人都已经接受并视其为一种流行时尚了。 作为一国老大的梁武帝，虽然放弃了道教投入了佛教的怀抱，并且三次舍身佛寺，我们首先不能对他这移情别恋、信仰不坚定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批判，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能开创一国的皇帝绝不是蠢人，那么他的每一个决定或行为必定有原因的，更何况人家还能想着道教那点香火情，并没有对你举起屠刀。梁武帝绝对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无论是玩平衡也好，还是为了安定团结也好，只要对统治有利的，至少不影响我当皇帝的，都不会随便一棍子打死。虽然佛教已成为事实上的国教，萧衍也只不过表现了对佛教多一些的崇信，虽然抛弃了道教，但也没有仇视道教，把它当成敌对势力，在这一点上，这个老皇帝比谁都清楚，可以从萧衍曾经写过一首叫作“述三教诗”的诗里面看得出来，“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示教惟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 这首诗也不是很长，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来看看，除了唐诗宋词以外，其他朝代也有不少诗文值得一读。 作为一个合格的下属呢，知道和领导唱对台戏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除非你爹是领导的领导。陶弘景的eq、iq、qq之类的，不管什么q吧，都至少应该在平均水平线以上的，所以他的态度是“崇教唯善，法无偏执”，给自己找个理由，坚决不和皇帝顶牛对着干。 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陶弘景的母亲实际上是一位佛教的信徒，所以，陶弘景从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和熏陶，至少对佛教并不排斥。他一生又历经了三个朝代更迭，对乱世的体会更加深刻，佛教的顿悟等一些思想也更容易影响到他，所以他提倡三教融合绝非心血来潮、脑袋一热的事，也绝不是单纯地迫于来自萧衍的压力而不得不崇佛礼佛。 所以，陶弘景最终还是把儒家思想和佛教的轮回等思想引入了道教，并且舍身双修，当然，我个人还是比较赞成他主要目地还是要吸收儒、佛的思想，最终要丰富和完善道教的教义和义理这种观点。 陶弘景在在佛教方面的成就实际上也很高，要不也不可能选择性地吸收了，可以通过他的着作《难镇军均圣论》《法检论》《发菩提礼佛文》等窥得。 在儒学方面的，由于他前半生混迹官场，生活在一群儒生中间，结交了很多儒门才子，加之少年时就受到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因此对儒学一直有很深的感情和研究。比如他曾经注解过《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严谨的治学和相当深的儒学功底。即便是到了晚年，他对于儒家的情怀，那应该是在骨子里的，比如把孔子和颜回等儒家的往圣先贤们列入了《真灵位业图》中，而且是高居第三阶，在后天神仙界的等级是最高的了，这可是能给大儒们的最高的待遇了。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实际上，三教合一给道教带来的更多的还是有利的，比如丰富了自己的义理，使道教更具有亲和力，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有了很大地提高，但是这种观点放到魏晋南北朝，那只有远见卓识的智者才能看得开、开得透的。 五、科学实验及炼丹术 前面说过，虽然出了一位丹道大家葛洪，但是古灵宝派不怎么重视丹道的，陶弘景重新把烧炼黄白及医药服饵这个课题抓了起来，人力、物力、资金、技术全方位投入，除了炼丹外，还带动了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大家可以留意总结一下，历代重视丹道的道士大多都是医术大家，或者说医术高超的道士也大多都重视丹道，炼丹、长生、医药这三者密不可分。 陶弘景在炼丹方面成就也非常高，着作有《合丹药诸法式节度》《集金丹黄白方》《太清诸丹集要》《炼化杂术》等。炼丹方面的详细内容就不多聊了，大体上他归隐茅山后，精选出了上清九转丹方，然后就开始了炼丹实验，一生大概炼过七次丹，前面提及过炼成宝丹后，把它献给了萧衍。 炼丹过程中，需要用到很多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所以，通过炼丹，陶弘景实际上已经养成了良好的科学实验的习惯，不知不觉中，为我国的炼丹术和古代化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炼丹那是个高级技术工作，需要很多基础知识作为辅助的和支撑的，比如地理、天文、计时、冶金等等，也就是说，为了炼丹，陶弘景在这些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有相当高的的造诣。 天文方面的着作，陶弘景写过《帝王年历》《天仪说要》《象历》《七曜新旧术》《天文星经》等，并且还对以张衡的《灵宪》为代表的汉代以前的星官作了校正，还制作了个浑天象的仪器出来，准确标记了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等等，个人感觉仅就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来说，陶弘景已经算是专家了。 另一个科技方面的成果是计时器领域的研究，据说陶弘景曾经开创性地利用流水漏刻计时，不过最终没有成功，或者受条件限制没有办法推广，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创新能力。 在地理方面，得益于多年的外出，四处游历，陶弘景对地理学也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写过一部相关的着作叫《古今州郡记》，还画过一张《西域图》的地图。另外，道友们可以找找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难镇军均圣论》，这是他和沈约在佛教问题上的打嘴仗时写的，那时的陶弘景对好友对佛教的很多态度表示了不满，里面虽然主要是和沈约讨论佛教的问题，但也可以显示出他在地理学方面的一些水平。 关于沈约前面简单提及过，历代研究他的文献也比较多。大约是在504年，沈约写了《均圣论》一文，网上也能找到，道友们可以看看，文章主要思想是调和儒、释之间的关系。陶弘景看过后就写这篇《难镇军均圣论》，实际上是写给沈约的一封信，怀疑此文是沈约奉皇帝的命令所作，并对文章里有关释迦牟尼出世等一些问题进行质疑。接着沈约就回应了一篇《答陶隐居难均圣论》，劝陶弘景别再争论了，这当然是怕两人的争论引来杀身之祸。当然，沈约对佛教研究相当深，发表的文章也很多，但他和萧衍不同的是，萧衍舍道入佛后就很没风度地把道教视为了异端，对自己以前的信仰弃之如敝屣，但人家沈约却从未说过道教的坏话，更深入的学术问题，这里就不多讨论了。 作为一个道士，就算是佛道双修的道士，也不应该跨界研究冶金吧，这不科学啊，但是陶弘景就是这样不走寻常路。实际上他在冶金方面的研究，同样是炼丹时的副产物。通过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一书及一些资料的佐证，他在冶金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当的深度，成就也绝不是学了一点皮毛就能取得的。比如陶弘景对古代流传下来的灌钢法就非常精通，提出了“杂炼生鍒”的观点，大概就是一种生铁夹熟铁反复折叠锻打的技术，由于我也不懂冶金，所以就不多解释了。 综合以上，实际上可以看出来，陶弘景算得上是一位全才的理工男，更关键的是，这些还只是他的副业，人家的主业还是道士。 六、修炼、养生 这算是道士的主业了，陶弘景极重视养生，其炼养的核心是形神双修，内丹外丹并重，相关的着作有《养性延命录》《登真隐诀》《真诰》《导引养生图》等。 《真诰》中有很多养生方面的内容，如采日月法，服食、房中等，《养性延命录》则是他对炼养方面的经验的总结，以“形神双修，不离善德”为总纲，对前人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做了系统地总结、完善，提出了“游心虚静，息虑无为”和“饮食有节，起居有度”的神、形双修的修炼原则，结合行气、导引、服食等不同阶段的不同功法，来达到延寿、养生的功效。当然，道家的追求是更高的永生，这就是修仙了，所以他进一步强调善德的重要性，说修德是修仙的根本，是最终达到“生道合一”的基础。 陶弘景说的道是万物的本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他讲述了道化生万物的过程，并突出了元气在整个化生过程中的作用。 得道就是归真，这就是现代网络小说里的所谓的后天修炼回先天，回归到最原始的生命状态的意思。当然，道教的真字，讲起来就复杂了，大家都知道后世的全真道，也常听说真人，对于真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是不同的。这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复杂，也比较多，讲起来比较麻烦，所以简单解释一下，有兴趣的道友，还是私下里交流吧。 总体看，陶弘景的炼养思想和体系是在吸收了佛教的形而上的本体思想，用于改革了道教传统的形、神关系，把形、神视为了一切生命本体的本质构成要素，那么生命本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炁或气，道者，炁也。他把形和神融为了一体，即形神统摄于精，又提出了形不可灭的理论，认为形神合一才是生命的最终形态。 当然，陶弘景对佛教的神不灭思想，生命的本质“离有离无”的虚无本体论并不赞同，而是提出了道教的“亦离亦合”的观点，进而通过尸解或太阴炼形达到形神合一的终极状态。这方面的内容就有些深度了，涉及了古代道教的形而上的炼养理论体系，也是一个道派口口相传的真传内容。 总之吧，有学者对陶弘景的炼养思想精练了十二个字，“立足人伦，辅佐王化，体悟天道”，还是那句话，过于专业的内容，有兴趣的道友咱们私下交流，这里只能泛泛点一下了。 七、文学成就 除了上述的成就外，陶弘景从小就酷爱读书，堪称破万卷了，所以他在文学方面也称得上是位大家。 他一生的文学作品也非常多，种类涉及诗、赋、铭、表、碑多种，甚至写过小说。特别是他的诗，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有着一股仙灵之气，很符合他道教高人的气质和风格，其中最典型的两首诗《诏问》和《答谢》，都借事大夸自己的山头茅山风景那是相当的不错，这里也就不再引用了。 实际上，陶弘景的才华、成就远不止上述这些，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同样有着极高的造诣，梁武帝称他是“力扶宗教”的百代名师，萧纶更是给了他“张华之博物，马均之巧思，刘向之知微，葛洪之养性，兼此数贤，一人而已”的高度评价。张华、刘向和葛洪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了，马均是魏晋时期人，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极有名气的机械发明家，发明过诸如指南车、翻水车，并且改进过织绫机等。 个人感觉，百代名师的称号对于陶弘景还是极恰当的。 至此，魏晋南北朝的道教主体就讲完了，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第三十六章 那一道紫气东来以后 在前面，反复提及过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道关系并不友好，相互之间的争斗持续不断，南北朝时期又有多次的灭佛禁道的剧情发生，不过这事儿吧，说来话长，下面就从头讲一下两教之争的前因后果。当然了，我们还是简单了解，不做学术型的研究。 在此之前，先要介绍一个与佛道之争有密切关系的教派——楼观道派。 从前，有……，嗯，时间需要再往前推一些，我们暂时从南北朝穿越回春秋战国时期…… 时间：大约是公元前485年 地点：成周（大体就是现在的洛阳）藏书室（相当于国家图书馆） 人物：老子，别想多了啊，回到春秋战国，当然说的是道教的，写《道德经》的老子。 话说老子虽然天天可以喝着茶看着报，生活得很安逸，不过静极思动，也有点厌倦了这种生活，便辞去了图书馆长的职务，打算出去踏个青。 那位道友也许会问，这一日是哪一日？其实我还真知道，是七月十二日。既然已经辞职不干了，那就干脆走远点吧，看看各地的山山水水，所以老子这一走就是好多天。由于风餐露宿的，一直也没有休息好，现在是又渴又饿，恰好一座雄关遥遥在望，心想终于能好好休息休息了，于是赶紧催动跨下青牛，一路烟尘而去。 此时，函谷关关令尹喜恰好站在关上，忽然看见远处一道冲天紫气自东方而来，天文显瑞，大吃一惊，知道必有圣人路过西行，于是赶紧命人洒扫街道，安排好总统套房、温泉spa、山珍海味，对了，那谁，别忘了准备好领导题字用的纸笔，赶紧的都！ 要不说呢，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尹喜向被招待得异常满意的老子求教时，老子乘着微醺，挥毫写下五千言，然后骑上青牛飘然远去。他老人家这一去，给后世留下了一部《道德经》，也为千年后的佛道之争埋下了伏笔。当然，还留下了紫气东来这个书法家喜欢的成语。 得了真经的尹喜后来就跑到终南山，结草为楼，每天观星望气，日日参悟五千言真经，最终得道飞升，被封为文始先生无上真人，留下的座草楼也就因此成名，并得了个楼观的响亮名字。 实际上，据楼观派道士内部小道消息说，当时老子还传给尹喜一部讲三一内修之道的密法和一部西升之诀，最后成为了楼观内部传承的秘典，如果能修炼修炼，那就能和尹真人一样成仙。后来，老子和尹喜二人又在青羊宫，就是今天成都青羊宫有过一次偶遇，说明老子对楼观一脉还是很关心的。无论如何吧，楼观道派借助老子的名人效应，“灵源弥远，仙派弥长”。 后来，醉心长生的秦始皇来参观时，看这楼观也太寒酸了，就那么个破草房子，还这么冷清，于是就在楼观南边建了座清庙，用来祭祀老子，保佑自己也能长生不死。接着，汉武帝来参观时，同样心有灵犀，又在北边建了座望仙宫，同样用来祭祀老子。 这二位的行为，无疑是活广告，从此，楼观道派香火鼎盛，并且凭借老子在道教中的地位，最终成为了道教的发祥地和祖庭。 当然了，以上内容主要是楼观道派为了提升自己的品牌效应而做的广告。 那么真正的楼观道派是如何起源、发展的呢？ 关于楼观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是魏元帝曹奂（曹操的孙子）时期，有郑履道和梁谌两位道士在楼观开坛演道。 在古代，如果没有当过公务员或者与某高官、某名人没有过什么交集的人物，在正史上都不太容易找到记载。在那个没有现代排版印刷技术的时代，像我写点东西还这么啰里啰嗦的那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惜墨如金可不是说着玩的，能用一个字说明白就不会用两个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舍不得用，更别说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了。那么你啰里啰嗦说了半天，想表达几个意思啊？其实我只是想说，梁谌在正史上基本上找不到记载的，所以只能在道教典籍中找了，嗯，希望诸位还没气得摔手机、砸电脑。其实我也无奈，正史的东西咱们拿过来说事，可以让人底气十足，道教的一些典籍，想从神话故事，从众多的神仙真人背后挖出真我，找出事实真相，难度不比给长江装护栏低多少，这也不是第一次抱怨了。 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第三十卷中，记载了从梁谌开始的楼观道派的一些重要人物，此书就简称《仙鉴》了。一说《仙鉴》，且容我再发发牢骚，实在怕憋出内伤来。这部《仙鉴》是收录在《正统道藏》中的，有关道藏后面还会给道友们详细解说，这里说的是《仙鉴》的作者赵道一，其人不可考，成书时间也不详，您说吧，这是多气人，什么都不可考。于是乎，后人就不得不发挥神探的技能，借助《尔雅》推测出甲午年，再根据收录的最晚的神仙的年代等信息，大概知道是在宋末元初时代成书的。您说吧，这都到宋朝末年了，又不是先秦，还没学会交代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所以，引用道教典籍的资料时，谨慎的态度必不可少，故事性、娱乐性太强了。 梁谌大概是魏晋时期扶风人，差不多就是在陕西省着名的楼观台风景区内。那里真的是地灵人杰，梁谌小时候就有相面的夸他说，此子目流白光、貌集真气，非常人也。专业人士的话还是可信的，梁谌从小就表现出了学霸的潜质，志尚高邈，博通经史，阴阳数术无所不精，大约在264年，十几岁时就去楼观拜了法师郑履道为师。在学习其间，梁谌性格恬淡、待人和气，人缘极佳。这里的264年，就是考证楼观道派起源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那么郑法师都教些什么道术给梁谌呢？学者们普遍认为早期的楼观道派的宗教理论源于五斗米道，所以梁谌此时学习的应该是五斗米道的典籍。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推测，反正是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嘛。 首先从地域上来说，楼观处于关陇一带，恰好是五斗米道北迁后的活动中心，这在前文已多次提及了。凭借五斗米道的传播能力和生命力，不可能打不开关陇的市场。那么或是关陇本地人，或是长期生活在关陇的楼观派的道士们，诸如梁谌以及后面要说到的孙彻、马俭、王嘉等人，接触不到五斗米道几乎不可能。当然，并没有直接证据说他们就是五斗米道的教徒，但凭借张鲁的余威和权势，他可是和曹操成了亲家的，而且四代天师张盛也是封侯的高官，五斗米道并没有成为昨日黄花，这些足够让教徒们继续为信仰而战了。当然了，由于统治阶级的严格控制，组织严密的、统一的、大规模的五斗米道教团是不可能再出现了，分散到各地的教徒们，限制在相对小的地域里，就催生出了一个个的小教团，楼观道派应该就是其中之一。 其次，楼观道派是尊奉老子的，以《老子》为根本教典，以老子为尊神，而这正好是五斗米道的专利。在前文也讲过了，太上老君最早是张道陵提出来的，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早于张道陵的。 最后，就是天师一词，这也是五斗米道的专利。梁谌死后被晋元帝封为升玄天师，楼观道派的另一位重要的人物王嘉也有天师的封号，而天师这种称呼，除了五斗米道还未发现其他教派用过。 如果以上这些全归于巧合，那就说不过去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比如楼观道派修习的经书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经过很多学者考证，大量的证据表明早期的楼观道派无论是主要的人物，还是经书义理等都和五斗米道关系紧密，所以推断楼观道派是众多的五斗道的小教团中的一支，梁谌修习的也就是张天师家的学问了，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内容较多，在此就不一一说明了。 话说这位梁谌法师应该是在道法研究上过于专注和投入了，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经常梦到和仙人一起自驾游，名山大川去了不少，天材地宝也吃了很多，当然仙人偶尔也会传些道法这也正常，所以他的法力也不错。 终于，在对于楼观道派来说是一个相当有纪念意义的那一年，305年五月五日那一天，太上老君派尹轨真人降临楼观，收梁谌为亲传弟子，传授诸般仙法，什么炼气术、隐形术、水石还丹术、六甲符、采服日月黄华法等等一堆。从此，梁谌道术大进，而且还学会了裸眼透视，能看穿地下哪里埋着宝贝，好几里外有人说他坏话也能听得清楚，基本上就是现实版的千里眼顺风耳，还是带透视加强plus版的。 听着叫令人眼馋啊，别的不说，这个隐形术加上透视术，简直是我辈行走江湖无往不利的大杀器啊！嗯，想多了。 这里还要介绍一下尹轨，不是专门研究道教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尹轨是谁，因为在我们熟知的神话人物里没有这一位。他的堂兄大家都认识，这么一说道友们也许就猜到了，对，就是恭迎老子出关的尹喜，道教中的尹轨也不简单，和堂兄一样，同样也是位真人。 梁谌当然不是吃独食的人，自己参悟学习真经后，自然要传给众弟子，让道法发扬光大，从此，凭借这些经书，真正开启了楼观道派的时代。 梁谌教会了弟子们以后，一看大家学得都不错，我也就放心了，于是又花了三年时间炼了颗金丹，于318年白日飞升，推测寿70左右。 基于以上事实，学者们普遍认同了梁谌是楼观道派的开创人的说法。 第三十七章 楼观道派的机遇 梁谌羽化之后，楼观道派凭借他传下的《日月黄华上经》《水石丹法》和《楼观先生本起内传》三部经书，名声大噪，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道教高人前来学习、交流、进修、研讨，也带去了当地的经济的繁荣，楼观逐渐发展成为当时道教重镇，同时也开创了道教的宫观制的先河。 再多说几句，学者们对楼观道派早期的这些经籍进行考证后发现，有五斗米道的，也有上清派的，经籍出现的时间好像也有问题，总之就是有些本该后世才出现的经书，楼观道士们就先提前学习了。这一点还是要提前和众位道友交代清楚了，好在后面楼观道士们有一段时间的闭关潜修，弥补了着作方面的漏洞，前期这些经籍是否真的存在也就没什么影响了。 这里再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宫观制。此前的道教教团组织有过太平道的三十六方，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还有很多以家族、宗族、村落、师徒等形式的小教团。东晋以后，道士们看到佛教在各地大修寺庙，一群人聚集生活在一起，不仅方便相互学习交流，而且有点什么事呼朋唤友也方便，嗯，好像很有前途的样子。于是，受寺庙这种形式的启发，道教也开始借鉴这种组织形式，比如前面提到的北魏太武帝就给寇谦之在平城外建了个道场，实际上也是宫观的一种雏形了。 为什么说楼观道是真正成熟的宫观模式呢？它主要具备了下面两大特点：第一，必须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不能全靠吃救济金、去要饭求施舍。而在封建社会，土地无疑是生存的根本，当然适当的商业行为也能有一定的收入。楼观道派有政府给的免税土地，也有政府补贴和社会捐赠，道士们有空了还可以出去走穴，给人算命、驱鬼、办法会赚些出场费，所以吃喝还是不愁的。第二，有固定的生活和活动场所，这样什么戒律啊、制度啊之类的就有了制定和推行的条件，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管理体系。当然，大家都以宫观为中心生活和活动了，也有利于统治阶级控制和管理，可谓你好我好大家好，政府喜欢这种形式的宗教存在，道教也喜欢这种易于管理的形式。比如后秦姚兴就设立了僧主管理僧人，北魏设立昭玄寺管理佛道事务，北齐同样沿用了昭玄寺这个机构，西魏则另设了司玄管理道教，北周同样沿用了司玄。 在梁谌死后的百年内，楼观道派并没有没落下去，此后又有三位道士王嘉、孙彻和马俭，凭借声望和与皇室的亲密无间的联系，使楼观道派一直保持着道教重镇的地位。 王嘉是梁谌的弟子，有大炼师之称，生卒年不详，不过他的事迹在道教典籍和史书中记载不少，民间也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 《晋书》中记载王嘉是位很丑的名士，外貌、言行都拿不上台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嗯，是很有内涵，善于预测，图谶技术高超。王嘉早年隐居东阳谷时，就有好几百死忠粉跟着他学道。后来，他一个人跑到终南山隐居，结果又被弟子们找到了，于是这几百人又跟着来了。西晋灭亡后，无论是苻坚还是姚苌，都极重视王嘉，军国大事也常向他求教，这位道长也会很含蕴地用些机锋或预测术应付自如，不过最终却被姚苌杀了。 史书在描写这段历史时，还记载了王嘉与僧人道安之间的第一次交往，这也是楼观道与佛教发生关系的第一次正式记载，嗯，有点歧异，是发生接触关系，算了，明白就好。之所以提一下这件事，因为后面还有一位参与夷夏之争中的北周道安和尚，这里所说的道安可以说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贡献最大的一位了，不要产生误会。 继王嘉以后，就是他的弟子孙彻，后人又叫他小炼师，是位喜欢清静的人，整天就是在楼观里面静修。孙彻的弟子马俭，道法高深，能驱动鬼神，所以向他来求教的人很多，就连姚苌也常派人来请他去开茶话会。马俭起初非常享受这种谁都尊重的感觉，也非常喜欢接受各种邀约，参加各种party。 后来孙彻看这小子有点飘了，就告诫他说“法术滋广，风声外扇，权能引暟，翻累明真”，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小子总这么不安心修炼，天天往外面跑可不行，最终你就会被名利蒙蔽了你的眼睛，无法明道。老师的话，马俭还是非常相信的，因为孙彻的道术是极高深的，比如无论是谁，只要让他看一眼，就知道你以后的吉凶祸福，今天出门是能捡钱还是被牛踢，如果他出一本相面的书的话，估计就没有以后的麻衣神相的事儿了。马俭深知师傅如此说，肯定是看出什么来了，所以就收拾起那颗年轻躁动的心，不再出去显摆了，连姚苌的传诏也推辞不去了。 439年，马俭羽化。道友们往前翻翻，马道人羽化的前一年，正好是北魏太武帝第一次下诏让僧人还俗，此时的佛道之争还处在化胡和西升之争的层面，二十多年后，随着顾欢的《夷夏论》发表才会升级。 经过梁谌的几代弟子们的努力和付出，楼观道派虽然一直在稳定发展，但却遇到了比较严重的瓶颈，就是义理不丰满，教义不完善，经书又不多，而且还杂乱不成体系，所以楼观道派成立一百多年以来，始终难以壮大规模。整理、完善教义就成了决定楼观道派未来能否有发展的头等大事，但这可不是今天一拍脑袋，明天就能弄完的，也许要几代人的心血才有希望完成。 柳暗花明，恰好寇谦之走在了前面，简直是替楼观道完成心愿而来的。寇谦之完成了对五斗米道的整顿，以新的面貌被北魏政府接受成为官方宗教，为楼观道提供了一条捷径，于是就派了尹通道人去找寇谦之商量合作的事。 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尹通传》记载，尹通是生活在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声望很高，皇帝也知道他，还常安排人送些香烛礼物。同是道门高人，所以与寇谦之相识就很自然了，推测二人是在424-428年期间认识以后，尹通就一直积极学习新天师道。 以后，牛文侯、尹法兴等几代楼观人，共四十余位道士，一直积极地保持着和皇室的亲密关系，逢年过节，时不时的要发个祝福短信，互送个小礼物，偶尔相互拜访串个门什么的，背后靠着皇室这棵大树，又与新天师道亲密合作，楼观道派声名鹊起。 太武法难后不久，寇谦之病逝，崔浩被腰斩，几年后魏太武帝也驾崩西去了，等文成帝继位后，正好和他爷爷太武帝的爱好相反，喜欢的是佛教，所以佛教得以复兴，道教虽然没有被灭，但地位也随之下降了。 既然外部环境不好，楼观的道门高人们自然也能看得出形势，正好借此机会低调下来，开始静心闭门，致力于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岁月如梭，在寇谦之死后三十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楼观道派迎来了一位重要人物，访问学者、山西土豪、道士王道义率弟子七人来到了楼观道交流学习。 王道士不愧是土豪，来到以后一看名气这么大的道派，也太寒酸了点，于是掏腰包大修宫观，又四处张罗收集、购买了上万卷经书，对着一进进新房子，高大丰满的藏经楼，点点头，这才有道教圣地的样子了。从此道士们不用再为一日三餐发愁，也不用再担心夏天漏雨冬天漏风了。当然了，王道士水平也是有的，在他的带领下，众道士为振兴教派发奋学习，开始了楼观道派的第一次教义的整理和革新，所以，王道义对楼观道派的兴旺发展来说功不可没。 第三十八章 南北天师道的思想融合 陆修静在改革了南天师道以后，当时的南北关系也逐渐缓和，南北交流的增加，使南北文化也得以互通发展。那么客观上被分裂为南北的道教呢，是否要等到大隋朝一统华夏以后才能融合为一家？ 西魏文帝时期，楼观道派又出了一位着名的道士，他就是王道义的徒弟陈宝炽（474-549）。 陈宝炽和前辈们一样，注意保持着和皇室的友好关系，有事没事都会到皇帝那里刷刷存在感，当然了实力才是硬道理，皇帝和高官贵族们只会对道法高深的道士礼敬的。陈宝炽初期是跟随师傅王道义修道的，师傅羽化以后，就经常外出游历，有一次他游历到华阴时，“复遇陆景真人，授秘法而归”。据学者们分析，他带回楼观的秘法应是上清经，这也是南天师道的教义第一次传入楼观，从此开启了楼观道派的第二次改革。 除了精通道法以外，陈宝炽还有个特殊的能力，就是精通驯兽，估计这应该是一种特异功能。古代飞禽走兽简直不要太多了，终南山里自然不少动物让他练手，从此楼观里就随处可见各种鸟兽，树上蹲着猴，园里有鹿在跑，门口再趴着个大狗熊……最难得的是，陈道士驯服了一只白虎，这东西自古就极少见的，再整天围着他不离左右，让人一看那逼格简直高得都上天了。 由于陈道士是有真本事，所以时不时的被皇帝诏进皇宫，大小公卿、士大夫们见到陈道士时，都要叫一声老师。当西魏文帝听说他有一头白虎以后，非常羡慕，能让皇帝都羡慕的事那真的很难得了，皇帝就常让陈道士带着白虎来宫里，一来交流感情，二来可以看看这头白虎，自己没有嘛，挺新鲜的。史书记载，陈道士在皇帝召见时，就借着聊训虎的机会，大谈治国安邦，说“抚我则厚，虎犹民也；虐我则怨，民犹虎也”，可见这位道士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识，也有为国为民献言献策的意愿。 陈宝炽有个弟子叫李顺兴，他在师傅的影响下，也经常去皇帝家里聊天喝茶，保持着和皇帝的亲密关系，也得到了一个李圣师的美名，可惜年仅38岁就离世了，着实令陈宝炽伤心了几年。 此时，还有一位新天师道的韦节，写了一部《楼观内传》第二卷，成为了楼观道派的一部重要的典籍。韦节是京兆杜陵人（今西安附近），出身于五斗米道世家，拜在了新天师道赵静通门下，学习新天师道的道法，后来又学习了三洞经箓，比如黄庭内景经、智慧消魔经法等。这位南北道经同修的道教高人，在北方有着非常高的地位，他虽然没有在楼观道派修行过，但对楼观道派的经籍非常精通，特别是写了《楼观内传》以后，后世学者们也就把他列入了楼观一脉了。韦节学识渊博，还写过一部《三洞仪序》，并为很多道书做过注解，此外，他还精通儒家经典，同样注解过大量儒学典籍。 北周武帝时期，皇帝专门在田谷建了座道观，并请来了十位楼观道士入住，可见楼观一脉和统治阶级的关系有多亲密，道教史上把这十位道士称为田谷十老，这十老中的王延和严达二位，是佛道之争中的重要参与者。 王延（520-604）和李顺兴是师兄弟，二人关系非常好，都是陈宝炽的弟子，可惜此时李顺兴已去世，否则应该也是田谷十老之一了。 王延外出游历时，遇到了茅山宗焦旷，从焦旷那里学习了《三洞秘诀真经》等南天师道的经法，深感三洞经书的博大精深，从此立志要对南北道法进行互融，最终成为了融合南北天师道道法的集大成者，为楼观道派的独特的教义体系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田谷十老之一的严达，经常和王延一同去拜见北周武帝。北周武帝宣布禁佛禁道后，有一次问严达对他取缔道教有什么看法，一般人面对皇帝的这个问题肯定感到头疼。如果说皇帝您老人家做的不对，皇帝听了肯定不高兴，弄不好脑袋就不是自己的了；如果说皇帝您老人家做的对，那还不被天下的道士们给挖个坑活埋了？那么严达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给皇帝做了个现场演讲，首先给出了“主优客劣”的论断，然后就是谁是主，谁是客，谁好谁坏展开了长篇大论。 实际上这是一个挑战性很高的立论，因为北周的宇文氏本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着汉族，对严达说的这种主、客身份极为敏感，这也是北方胡族进入中原统治汉人都很重视的一个问题。严达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佛教是客人，可以走，而且客人走了不是坏事；道教是主人，可以留，留下也不是坏事，从头到尾都只说佛、道，而没有涉及民族问题。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您就别两个一起灭了吧，把咱们自己家的道教留下来就行了，反正不是坏事。 正是由于楼观道士们与皇帝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北周武帝禁佛禁道后，还是明显偏袒道教，尤其是对王延等十老尊敬不改。为了安抚他们，很快就召见王延，还敕令修建了通道观，恭喜十老喜迁新居。接着，皇帝又诏命王延主持整理三洞经法、科仪戒律、飞符录共八十多卷，由此可见，当时南方道教经籍已经大量流到了北方，双方的文化交融已经非常深入了。 接着，王延又开始大规模地整理、校订道经，总计达8030卷，最后撰写了七卷目录，这就是着名的《三洞珠囊》。道藏中的《三洞珠囊》是唐代时编修的，王延主持编修的已佚失了。 这次道经的整理对于楼观道派来说是一次意义重大工作，楼观道派主动的、系统地对南北道教的理论体系加以梳理、融合，对于北方道教，甚至对于全国道教来说，意义重大。这次工作也可以说是对南北天师道的一次深度融合与总结，对后世的道藏整理编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使楼观道派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从此，道教走出了低谷，得以复兴，楼观道派则从北朝后期直到宋末元初以前，一直在北方道教属于no.1的地位。等到大隋一统南北立国以后，隋文帝还专门召见过王延，对他同样礼敬有加，还授予了道门威仪一职，所以王延也有个威仪法师的雅号。到元代时，楼观道派改奉了全真道，全真道一统北方，楼观被尊为全真道的五大祖庭之一。 第三十九章 都是老子惹的祸 佛教在汉朝刚刚传入中国时，为了能快点站稳脚跟，迅速发展起来，无论是外来和尚也好，本土和尚也好，都在朝九晚五，嗯，工作量有点不够，差不多朝五晚九吧，总之就是非常努力地翻译经书，积极宣扬佛法。佛经这东西，现在随处可见，道友们没看过的话可以找一部看看，比如心经、坛经、金刚经之类的，还是挺难的。当时的古佛经比这些经书要更深奥，推广起来也不是很容易，于是，大和尚们也有样学样，学着道士们经常深入基层，凭借医术治病救人，这是一条能迅速得到人们的认可的捷径。 初期的传教对象不太可能是贵族、士人，他们精神、物质上都丰富着呢，不好忽悠，那是以后的发展对象。那么百姓呢，大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对宗教的态度其实特别单纯，他们关心的不是你的教义是否高深，再高深他们也不懂，他们看的是你的法力高不高，能不能解决我的实际困难，精神上的也好，病体上的也好，要不然让你所崇奉的神灵有什么的弄点神迹出来大家看看也行！想当年的张角的太平道如此，三张的五斗米道也如此，光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没有符水治病的手段，十寸长的舌头也不管用，没实惠谁跟着你去造反？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魏晋时期有一种“六部七宗”的说法，大体就是说随着诸位高僧的夜以继日地译经传法，各种佛经数量逐渐增加，仅般若部就出现了七个分支，其中就包括下面要提到的道安，他是本无宗的代表，其他就不细讲了。当时佛教的经义的壮大，实际上也表示了佛教的势力在壮大，显露出来的是佛教要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抢生意的意愿。但是佛教毕竟是一种泊来的思想，要想立刻突破华夏传统思想文化的阵地，最有效地应该是利用一个媒介，自然地融入到汉族文化中，而不是杀出一条血路来。有着哲学、宗教学性质的黄老学说和道教的方术玄学就成了佛教从大师们的是最佳的选择。 当然，上层社会是绝对要交好的，没有他们的认可是绝对不行了。所以，为了得到广大士族、贵族的认可，般若学就成了名僧们与名流们相互交流的主要武器，大和尚们在和士人们聚会闲聊时，人家聊起了黄老和玄学，他们在很亲切、自然地嗯、啊的应和的同时，也会借机把般若大法隆重推荐出来，为了能更愉快地聊下去，士人们也会主动了解和尚们的思想，于是，佛教就成功地借助玄学破冰，渐渐吸引了很多士人和儒家，算是立住了脚跟。虽然这棵小草还很柔弱，只能依附儒家和道教，但最终还是迈出了第一步。 魏晋时期，以老庄为中心的玄学盛行，前面也提到过，魏晋风流、清谈误国嘛，这客观上促使了道教的快速发展，佛教也跟着水涨船高，同样兴盛起来，并且已经发展出很大的势力。比如前面讲到卢循割据广州时，就与佛教相互保持互不侵犯的和平外交政策，刘裕南下追着卢循往广州打的时候，同样也不敢侵犯沿路的佛寺的利益。古今中外，过去未来，只有强者之间才有真正的平等，落后就要挨打，这都可以说是真理了，如果佛教是个软杮子，早被人晒成杮饼子了。 此时，佛、道之间的关系早就不再那么单纯了，两者之间虽然依旧在很多地方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但是为了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和支持，为了得到更高的地位，也为了争夺信众和利益，两教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思想斗争，从开始的谁是正宗，谁是老大的争斗，向着正统、蛮夷，甚至正邪之争的趋势发展着。 想当年老子他老人家肯定没有想到，他的一次简单的西行，衍生出楼观道的两部重要的经书，一部《西升经》，一部《化胡经》，于是，佛、道两教就开始了是老子教化了释迦牟尼还是释迦牟尼教化了老子的问题上的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你说您老人家好好在图书馆里喝喝茶，看看报多好，没事非要出去溜达这么一趟，弄得后辈们吵了好几百年。 道友们都知道老子化胡和尹喜之类的应该是传说，那么《西升经》自然也就不太可能是尹喜写的了。葛洪在《神仙传》中就提到过这部经书，所以推断此经成书大约在魏晋时期，有学者推测是梁谌所作，也有人说是葛洪所作，但一直没有直接证据。 《化胡经》全称是《明威化胡经》，虽没有准确的证据，但由佛教、道教等各方面的一鳞半爪的史料来分析，作者可能是西晋的王浮。王浮和梁谌差不多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在一些史料中可以推断出来，在此不过多论说了。道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读近现代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每个人说的都好像很有道理，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又都拿不出准确的证据，当然，如果哪位朋友有准确的史料，证实两经作者及准确的成书时间等，期望不吝赐更。 《西升经》虽然主要是对《道德经》进行阐述，但有明显的化胡贬低佛教的内容，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两经的共同之处就是不同程度的通过讲老子西升化胡这件事，来贬低和排斥佛教，借老子来对抗释迦牟尼的。道教认为佛教是老子西行后教化胡人后发展而来的，所以佛教自然就是小弟，道教是大哥了。只不过当时佛教势微，反而对这种负面的宣传有些喜欢，因为这样反而起到宣传自己的目的了。 总之，这两部楼观道派的重要经书，都在极力宣扬老子的道和老子西升化胡的同时，也促使着楼观道派的教义从宣扬炼形转为发展义理，最终归纳出了“神生形”和“形神合同，固能长久”的理论。 那么为什么会有老子化胡这种说法，总得有个原因吧？简单说，佛教传入中国之时，老子化胡的说法就有了，对于国外来的这个宗教，我大华夏人民很自然地认为这是老子去了西方时，在印度教化了那些夷族之地的胡人，最后建立了佛教，那么佛教的佛，自然就是老子的学生了。比较早的记载，可以从《后汉书》的襄楷、楚王英等列传中查到，可见在汉末时就有了化胡的说法。《三国志》中也明确说老子西行是去了天竺，教化了包括浮屠在内的二十九个弟子，说明当时国内儒家也好，道教也好，都普遍认可了老子化胡的说法了。 为了打压佛教，道教就在谁才是正宗上做起了文章。信仰之争，肯定不能如泼妇骂街一样，更不能赤膊上阵，自己也掉架儿，信徒还不吓跑了？大家都是文明人，所以，还是要在地位高低上争一争，首先要先把对方压在下面，这样才能达到打击对手，抬高自己的目的。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佛道两教就《西升经》和《化胡经》展开了辩论，佛道之争由此展开。而由于楼观道派认为老子是他们的老祖师爷，并把《道德经》视为本派至高宝典，一直坚定不移得认为老子化胡说，尊《老子西升经》《老子化胡经》《老子开天经》为教派宝经，所以才深深地卷入了佛道之争的漩涡。 更深层次的学术问题，我们就不探讨了，还是那句话，那是专业学者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大概为什么就可以了。 此时的佛教，早已不是柔弱的小草，已经长大了，是可以和道教争夺阳光的巨树了，也有了足够的底气和道教掰掰手腕了，你再这样贬斥我当然就不行了，忍你很久了知道吗？ 于是，鸠摩罗什引入的大乘般若学四论，以涅盘佛性和顿悟成佛说，主动出击，从而成为了摆脱佛教一直是附属地位的转折点。 面对佛教这种迅猛地发展势头，刚刚发展起来的道教顿感压力山大，刺激着道教自身发展的同时，道士们看到和尚也不会有好脸色，你们这些化外蛮夷，敢来抢地盘、抢信徒，太岁头上动土，容我好好想想，再闭关修炼几年，到时再出来收拾你们。 这一阶段的佛道之争，实际上多数还是限制在谁是老大上的你来我往，对于义理方面的内容，双方都很默契地极少涉及，为什么？说白了很简单，宗教根本或本质上都差不多，就是神的存在性，神是能灭还是不能灭之类的这一套，这方面相互攻击那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昏招，辩倒了别人也相当于辩倒了自己，大家都是在封建王权下混饭吃的，相互克制的争争闹闹总体还可控。 虽然说这是一种地位上的相争，争来争去总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有时候矛盾也会激化，大家相互问候问候对方的家族女性也不是不可能的，渐渐地，这种相争就会升级。 不知道众位道友是否意识到了，这种貌似没什么意义的老大地位之争背后的事实，就是佛教已经站稳了，甚至地位并不弱于道教了，否则那就不会有争论，而是直接驱逐出境了。 第四十章 冲突升级 战争一定程度上会刺激着科技的进步，两教相争也同样刺激着双方的发展，随着矛盾的逐渐升级，强龙逐渐占了上风。于是，道教只好寻找盟友，联合了儒家，共同以夷夏之论来攻击佛教这条强龙。此时的相争就不是谁当老大，谁是正统的问题了，而是上升到驱逐、消灭外来文化的层次了。 顾欢是一位南朝的儒、道兼修的着名思想家，算是一位上清派道士，只是没有受箓。顾欢虽然是中年以后才开始精研道学的，但无论儒学还是道学，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水平，主要作品有《文集》三十多卷，《夷夏论》《治纲》《老子义疏》等。 《夷夏论》是他在467年发表的，在《隋书》等很多史书中都有收录，算得上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由于顾欢的道士身份，他自然会站在道教的一方，对佛教表达了诸多的批驳，文中有很多对佛教具有侮辱性的语言、比喻，甚至谩骂，总之就是尊道贬佛吧，并在最后给出了“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夷之法”的结论。 实际上，在严达提出的主优客劣的观点，就明确表明了老子是自家人，创立的道教那也是自家的，佛教呢那是从西边来的，在我们这里任由他们发展，受益的还是西方，这就是夷夏之辨，所以顾欢虽然在《夷夏论》中表示会同二教，但却依旧表明道教才是最适合华夏的。当然，他的论据很多，比如其中之一就说，佛是破恶的，道呢，是兴善的，一个是出了问题以后加以解决，另一个是从根本上防止问题的出现，你说谁更好呢？另外就是他提出的“下弃妻孥，上废宗祀”，佛教的出家的行为，对上是不忠，对家是不孝，也直接击中了佛教的要害。至于佛教的过度扩张，与国争利，也是最终被灭佛的根源。 此文一出，宗教界、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士人和道士们当然是击节叫好，纷纷点赞，朋友圈转发。可是僧人们就不愿意了，人家都指着你的鼻子开骂了，这要是都能忍，那就真成了忍者神龟了，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佛教方面的反击，由此第一次大规模的佛道之争“夷夏之辩”开启。 针对《老子化胡经》《夷夏论》等这些道教界的恶意攻击，大和尚首先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你们那都是满纸荒唐言好不，弄得我们一把一把掬那伤心泪，不，此处不应该流泪，应该是怒气值爆表，明明是你们道教处处偷学我们，我们一直被模仿，就是有信心不会被超越才不打假的，你们还反而颠倒是非，你们不知道“天下大术，佛术第一”吗？众高僧纷纷发表文章反驳，《弘明集》中就收录了五篇代表作，可见当时的火爆情形。甚至有位叫慧通的大师还说了，你们道教的老祖宗、老神仙老子，那也是我们的佛祖派来的，为了教化你们，你还别不服，就连儒家的孔圣人，那也是我们家佛祖派来华夏的。 当然，参与反击的并不是只有和尚，还有大量信仰佛教的士人高官，比如刘宋时的袁粲等，这在前文提及过了。当时主要的反击作品有《与顾道士书》、《咨顾道士夷夏论》等。 由《夷夏论》引发的佛道间的夷夏相争，虽然涉及范围很广，表面上也非常激烈，实际上双方总体上还算是很克制，争斗也还是以地位高低为中心，都没有相互攻击对方的义理。吵吵更健康，天天面对经书，没有电视、网络的时代，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双方在相互攻击中还能不断地完善自己，改掉那些自己熟若无睹的毛病，怎么看都是一种双赢的好事。不过，与这种夷夏为中心的白刃战相比，楼观道派提出的主优客劣的观点就显得温和得多了，因为主和客是可以共存的，只是要排个座次出来，我只是想当老大，你安心当二弟就ok了。 当这股辩论风波还没有冷却，南朝悄然完成了朝代更替。南齐时，又有一篇文章《三破论》新鲜出炉，无异于火上浇油，再次捅了佛教的马蜂窝，引发了夷夏论的第二波辩论高潮。 《三破论》作者不详，内容上继承了顾欢的很多观点，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伦理等角度系统地、全方位地对佛教发起了攻击，说佛教之祸猛于虎，是“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由这三破展开，深刻剖析了佛教的扩张带给华夏的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的危害，作者大哥甚至大骂胡人“不异禽兽”，言辞之锋利更甚于《夷夏论》。 当然，这位大哥也绝不是仅有骂街泼妇的那种低级的攻击手段，同样从佛道的教义、死生的态度等方面深层次地分析了二教的不同，当然是使劲抬高道教，贬低佛教了。此文一出，和尚们立刻红莲业火冲天而起，纷纷向各大媒体投稿，于是《辩惑论》《灭惑论》《释三破论》等相继出炉，要让天下的和尚们听到反击的声音，也向天下的士人和道教界的老道们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这次相互诋毁的辩论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北周时，道安和尚（和西晋的道安不是同一人）还写过一篇《二教论》，可见当时佛道间的斗争还在继续。 进入第二次夷夏论之争以后，佛道双方就不再是温和地辩论了，而是没有底限地斗争了，总之就是互亮刺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刺刀出来了，那就肯定要见红了。 佛教反击最强烈的就是南朝玄光和尚的《辩惑论》和甄鸾的《笑道论》，这些攻击也直指道教的缺陷，从道教的长生信仰、炼养、科仪、组织、经书、常被农民起义利用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加以抨击，比如说道教有“五逆六极”的罪恶，时刻不忘记提醒统治阶级道教的黑历史。 此时的佛教界的大和尚们甚至不承认道教的合法存在性，说除了我们佛教，华夏大地上只有一个儒家，这是我们佛教界承认的，至于你们所谓的道教，只不过是儒家的一个分支罢了。 当然了，佛道之争是一个长期的话题，还会继续下去，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就不展开了。两次夷夏之辨，二教相争，最终结局反而是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和完善，人家说你有什么毛病，如果是事实，不是你一口否认就能行的，大家还都是有身份的人，基本的面皮还是不能丢，不能耍无赖那一套，所以嘴上不承认，私下里还是得想办法补救吧。比如前文提到的寇谦之和陆修静，就是在道教的义理不完善、经书数量、质量比不上佛教这方面感到压力，想办法完善，直到三洞经书的目录和体系出来以后，道教在经籍方面才勉强能够和佛经相抗衡了。 过去也好，未来也好，历史上佛道双修的，儒释道三修的道士不在少数，别人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就是自己的，弥补了自己的缺陷或不足，这是自己的进步，没必要不承认别人的长处。 北周武帝时，为了儒、释、道的问题没少开会，会上你来我往，拍桌子、扔靴子吵得也可以了。皇帝呢，支持儒学自然是没有疑问了，因为还要靠大儒们帮道统治国家和汉民嘛，少数民族嘛，知道自己治国是不如儒家的。至于佛、道，终归还是要看有没有用处，这才是决定位次甚至是否消灭的根本。前面提到过，甄鸾给皇帝写了篇《笑道论》，道安和尚也写过《二教论》，此时就不是含蕴地说你不如我好了，而是直接攻击道教种种不是，希望通过说服上层来打击道教。 面对佛道这种长期的争论不休，547年五月，北周武帝干脆下令同时废除佛、道二教，这下也就不用再听你们吵架了。但是呢，由于王延和严达等楼观道士和皇帝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对道教的处理就成了“自五岳观庙外悉废之”。这就有点耐人寻味的意思了，更有意思的是，不到一个月北周武帝又敕建了着名的通道观，让田谷十老搬进新居，开始编校道经，对道教偏袒得都不加掩饰了。因此，我们说梁谌的《西升经》打开了佛道之争的潘多拉魔盒（学者们多数还是认为《西升经》出自梁谌），之后，“田谷十老”中的严达、王延二位更是积极投身到了这个伟大的斗争之中。特别是王延，是佛道之争的主力军，并且凭借着自己深受北周武帝的尊重，在他的灭佛活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了，对道教偏袒得也不能太过分，当时在通道观中，入住的实际上并不止田谷十老这些道士，实际上还有很多佛教和儒家人士，皇帝的意思还是希望别一下子把佛、道全打死了，但你们这样争来打去的又太烦人，现在大家住在一起，看看有没有可能统一战线，“谋大道之归一，息争端之迭起”，大道归一嘛，就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 先不论这三教人士天天在一个院里是互相看着不顺眼，还是相互虚心探讨对方的学问，总之，皇帝给提供了一个有可能让三教相互了解、学习的平台，就算是对大局无益，也许个别人之间还能擦出火花来呢。 不可否认的是，楼观道派还是主人，在北方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经过了佛道之争，楼观道派进一步确定了西北道教中心的地位，也由此，楼观道派不可避免地把老子西升化胡之说作为了基本教义之一。随着历代掌教、高道们的努力，经过长期参与佛道之争的进步，楼观道派形最终成了自己鲜明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政治思想。 最后，简单归纳一下，作为楼观道派和佛道之争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一是对宇宙的本原的认识，《西升经》中反复说虚无是万物根本，是自然和道的根本，这与《道德经》的无是自然，是道的思想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以无为贵，以无为宇宙本原，无、自然和道又是三位一体的，这可以说是经过和佛道的辩论后，对老子的思想的提升。 二是在人生观方面，对人生的态度、生死、形神等方面的论述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西升经》中提出了“神生形，形生神”，“形神合同”等观点，当然了，这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热点话题。 三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完全地继承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 总之，《西升经》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了老子的道，差不多是道教史上最早的在义理上有所突破的经书。 最终，夷夏之争是一个双赢的结局，双方都认识到了自己的短板，私下里高僧高道相互成为挚交好友的不在少数，相互学习嘛。当然，夷夏之争并没有结束，期待后面再相约。 第四十一章 风水鼻祖之大逃亡 不知道道友们是否还有印象，前面在讲葛洪的时候提过一句，在《晋书》中，郭璞和葛洪两人是单独在一个列传中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房玄龄认为二人都有道士身份，也就是说在儒家士人的眼中，郭璞的儒士身份是没有被认可的，至少不是完全认可的，等道友们看完以后也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另外，原来大纲中没有郭璞这部分内容，是临时决定加上这一部分内容的，所以更新拖的时间久了些。 郭璞是位在易学、风水、诗赋等很多方面的集大成者，而易学恰好也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才想到讲一讲他。当然了，肯定会有道友说，作为四书五经之一的易经，那是儒家文化好不好？这个就不讨论了，没意义也没必要。总之就是想通过讲讲郭璞的故事，借机和大家聊聊风水文化、易学知识，特别是卜筮，顺便再把郭璞的诗赋和郭璞之死交代一下。 姓名：郭璞 民族：汉 出生时间：公元276年（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二年，就是羊车望幸的那位很会玩的皇帝） 去世时间：公元324年（晋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 籍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 职业：道士 主要作品：《葬经》《郭弘农集》《江赋》《南郊赋》…… 主要成就：游仙诗祖师，中兴之冠、风水学鼻祖 郭璞是建平太守王瑗之子，两晋时期着名的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家传易学，精研道教的术数学，为两晋时代着名的方术士，擅长预卜先知和许多奇异方术，并且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名气。 郭璞的着作很多，其中《江赋》，言辞壮丽，《南郊赋》是晋元帝极喜爱的作品，并且因为他的才华，封他做了着作佐郎，和史学家王隐共同撰写《晋史》。 晚期，郭璞在大将军王敦手下任参军。熟悉这段历史的道友应该知道，王家势力极大，王敦也是膨胀得不行了要造反，所以郭璞就试图通过卜筮不吉为由劝阻王敦，结果王大将军不听劝，杀了郭璞，自己也因为谋反失败而被杀。 王敦之乱被平定以后，明帝还不错，给郭璞追赠了一个弘农太守的职位，和后世皇帝相比，明帝的封赐就显得小家子气了，宋徽宗时给出郭璞卦的是闻喜伯，元顺帝封的是灵应侯，出手就是爵位显然比一个太守强多了。 以上就是郭璞简单的生平，先有个全面认识，下面就详细讲一讲他的故事。 郭璞的老家在河东郡，大体就是现在的山西运城一带，那里自古以来名门望族众多，历史上也出过很多名人。最着名的是裴、薛、柳、王和司马这五大家族，出过的名人更加数不胜数了，比如裴松之、薛仁贵、柳公权、柳宗元、王勃、司马光等等，这些位应该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了，足见河东是块人杰地灵的宝地。郭璞虽然不是出身五大家族，但父亲也是个公务员，官至太守一职，出身勉强也能算是个小士族吧。 史书称郭璞从小就不善言辞，以才学着称，博学有高才，最喜欢研究经书、数术学问、古文怪字，尤其精通辞赋。 关于郭璞的诗赋，先简单说几句，后面就不详细总结了。说起郭璞，就不得不说曹植，二人都是战国时流传下来的游仙诗的重要代表人物，能与曹植齐名，就足见郭璞的才情之高了。郭璞传下来的游仙诗只有19首，其中还有9首是残篇，具体的诗文就不列举了，有兴趣的道友自己可以找找。 郭璞的游仙诗对后世的隐逸诗、山水诗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李白，对郭璞的游仙诗加以了继承和发展，终于自成一派。此外，他还有几十首其他诗赋流传下来，比如《答贾九州愁诗》三首，《与王使君诗》五首，《赠温峤诗》五首等等，均收录在《文选》《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史书中。总之，由于郭璞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史书评价他“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得了个“中兴第一”的美誉。 早年，郭璞曾经拜在一位叫郭公的门下学习卜筮之学，深得真传。这位郭公具体是谁不得而知，但经他传下了《青囊书》，在当今风水界又称为《青囊经》，是郭璞能够在风水学上取得成就的直接因素。 郭璞学成之后，于是就有了洞悉天下阴阳、五行至理、卜筮预测、趋吉避凶的能力，可以说他在这些方面无所不精，并且名声也传了出去，就连着名的京房和管辂也不如他。 传说这部《青囊经》被门下弟子赵载偷走了，而且他还没来得及学呢，就不慎一把火烧了。不过这部风水奇书并没有失传，一直流传到今天，在国内外的风水界它可以说是一部必修的学问，各位道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后面单开章节和大家交流一下，不过需要有河图、洛书、五行、八卦等诸多易学基础才能听得懂，最后再说，写着看吧。 这里讲到和郭璞相比的京房和管辂二人，管辂道友们应该都知道吧，在《三国演义》里虽然不是主角，也出现过两次，比如在第六十九回“卜周易管略知机，讨汉贼五臣死节”，从章节名上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位精通易学的术士了，实际上他在天文、周易、命理、预测等方面是位奇才，在最后，还预言过何晏等人的杀身之祸等，当然这是在演义里的管辂。那么真实的管辂呢，可以从《三国志·管辂传》中了解，总之这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易学大家。 至于京房，不了解易学的道友可能就不太清楚了，但易学界有一种京房易，就是出自此人之手。京房是西汉人，有大量周易方面的作品传世，传说当今易学界流行的六爻纳甲法也是出自京房，同样也是写着看，如果可能，也可以和道友们聊聊这方面的学问。 总之，能和这样两位易学界的泰斗般，甚至是神仙般的人物相比，而且他们的水平还都不如郭璞，这当然不是随便说的，肯定要有实际证据才能让人服气。 话说在两晋交接那段时期，西晋惠帝和怀帝先后被废，天下动荡，唉，整个晋朝好像就没有几年是安稳的，郭璞的老家河东先乱了起来。 眼看时局动荡，乱象纷呈，郭璞也有点心慌，这情况似乎、好像、大概有点不妙啊，起一卦看看吧。卦出来了，仔细看看，长叹一声，“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心说这下可真是要坏了，北方胡人不久就要打过来了，到时这里就将成为胡人的地盘，大势不妙，只能扯乎。这就是他的一次预测，提前预测了五胡乱华。 于是，大约在308年，郭璞就悄悄告诉了自己的亲戚和好友，凑了几十家，计划组团搬家，一路先往东南走，到河南后去哪再议。 实际上，根据郭璞的作品《流寓赋》，可以大体推断出他主导的这次胜利大逃亡的行踪：闻喜→猗氏→南山（中条山）→焦丘→王屋山→解池（运城盐池）→河北县（山西芮城）→陕城（河南陕县）→函谷关→王城（洛阳）。由于一路上触目的尽是战乱造成的断壁残垣，对这些破坏感触极深，特别是到达洛阳附近的王城，怀古之情大发，所以创作了《流寓赋》，经考证，时间大约是在308年末或309年初，大冬天的，荒凉更甚啊。 再以后的行踪，就需要从史料中加以推测了，基本上是311年到达庐江，然后是宣城，最后约在311年底或312年初，又往回走，到达了石头城，就是今天的南京。 下面就详细看一看他的每一站。 第四十二章 风水鼻祖之出手不凡 从老家出发以后，这一天，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了赵固将军的地盘，这是史书记载的郭璞到达的第一站，具体是哪，位置不详。这位赵固将军呢，算是一位小军阀吧，西晋乱了以后一直活跃在北方，先后投降过好几伙人。当然，郭璞到来时，他还是政府的正规军，只是此时的赵将军心情不是很好，原因是自己心爱的战马刚刚与世长辞了。 古代马的宝贵程度自然不用多说，战马则更加宝贵了，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的豪车，虽然不至于和劳斯莱斯这个档次的相比，至少也相当于七系宝马了，所以马要是死了，搁谁身上都心疼。特别是对于武将来说，战马那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比老婆都重要，所以爱马的死，简直是从赵将军的心口剜了二斤肉，此时正在闭门谢客，在府里为爱马举办追悼会呢，郭璞却非要在这个不合适的时刻上门求见，真替他捏一把汗啊。 自己本来就是在逃难途中，悄悄地过去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招惹这个军阀呢？史书没有说郭璞这么做是为什么，所以也猜不出郭璞当时是怎么想的，但门口保安没有好脸色是可以猜到的，开始根本就不搭理郭璞，心说我们将军正在那心疼爱马呢，现在进去给你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通报，你谁啊？不带这么坑人的，万一将军一生气，把我挂在东南枝，赏一顿小皮鞭，你肯定还会在边上看热闹。 不过郭璞却说：“你去和将军说，我能救活他的战马”。 保安大哥一听大吃一惊，心说我们将军的战马刚死，外面人可都不知道呢，这个外乡人怎么知道的，不会是真遇到神仙了吧，于是不敢怠慢，撒腿如飞去报告了。 赵固一听手下人说，外面来了个人说能救活死马，那还不兴奋？于是急忙跑出来，一见郭璞在门口那一站，自带一副出尘高人的派头（跑了好几天路了，一身尘土），当下先不敢小窥了，赶紧问您真能救我的马吗？嗯，这么说听起来咋这么别扭啊，重新来一遍，换一句，您真能救我的马？ 郭璞不慌不忙：“进去说话”。 于是一群人稀里呼噜、烟尘滚滚地来到追悼会现场。郭璞先到四周转了转，然后闭目掐算一番，说：“将军按我的办法一试，保证能行”。 接着让赵固派了二三十个身强体壮的军士，每人拿一根长竹竿，“你们向东走三十里，会有一个长满树木的小土丘，上面有座小庙，就在庙前空地处用竹竿使劲往地上抽打，直到从地里钻出一个动物后，抓住它立刻回来，马就有救了”。 于是，不到半天，这群手下人真的就从那里带回来只像猴子一样的动物，郭璞让人拿到死马那里，这猴子一见死马，就凑到马鼻子那里一痛猛吸，一会儿，马居然站了起来，又来回跑了几圈，昂首嘶鸣，接着就是又吃又喝，生龙活虎地哪还像刚才还是死马啊。 有心人再找那只猴子，没了，赵固一看真是稀奇啊，神人，于是欣然送给郭璞一大笔财物。 这个小故事实际上是暗合易理的，下面就稍作分析。比如东北方向、小山包、小庙就是艮卦，五行为土，用竹竿在地上抽打，竹竿五行为木，这是木克土之意，土里钻出来的猴子，就是土生金的意思，猴子五行为金。那么为什么猴子就能救马呢？马取乾卦，为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道友们都知道吧，这就是乾卦的象辞，就像马善于奔跑一样，所以马是乾卦。而乾卦装六爻卦时，九五爻就是壬申，就是这只猴子，壬长生在申；另外，丑是金库，丑和艮卦同宫，猴子申金从丑土出来，所以这个猴子来到以后，马就有了生气，这就是为什么从东北带回来猴子能救马的道理，此时，马自然就活过来了。 之所以解释一下，是想让道友们听故事的时候，也能知道里面包含着深奥的易学知识，了解郭璞的易学水平的高深之处。当然，这是我自己根据这段描写分析得出的结论，有问题希望有人能指正。如果没有易学基础的道友可能看得糊涂，如果扫盲的话，这一小段话没几万字解释不清，这里就不多说了。 上面说得挺热闹吧，实际上道友们翻翻《晋书》就会发现，除了郭璞传写得很有意思以外，里面还有很多故事性很强的内容，当然了，真实性自然就不是太靠谱了，所以看《晋书》还是很轻松的。郭璞的这段故事在《搜神记》里也有记载，不过，经过学者们考证，郭璞是永嘉五年（311年）到达宣城，此前遇到这位赵将军从时间上不合理，所以这则故事应该是虚构的，也只是一个小故事。 在赵将军那里小小地显露了一手之后，满载着崇敬和财物，一路风尘，一行人继续踏上征程。下面就穿过河南进入了安徽境内，经考证，此时的时间大约是永嘉五年春。 一路无话，这一天众人来到了庐江，要说郭璞哪都好，就是有个毛病——好色，当然了，这在古代也不算什么大毛病，这不，一到庐江就看中了人家太守胡孟康的一个婢女，唉，英雄难过美人关啊，想来这个婢女应该是个大美女。不过和太守刚见面，还没熟到直接就向人家要美女的程度，再说这面子上也实在是有点过不去啊。没关系，山人自有妙计，于是郭璞就暗中作法，祭出了撒豆成兵之术，乘着月黑风高之际，夜半三更，沿着老胡家的宅子周围悄悄地撒了三斗红小豆。 第二天早晨，老胡推门出来，想去街上吃个早点，突然发现数千个红衣人把自己家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那真是风雨不透，水泼不进啊，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城外的山贼土匪来绑票了。不过在那站了一会，这群人一直站在外边不动，于是，就大着胆子走过去，这些红衣人突然就消失了，当退回来以后，他们又出现了。如是往复，老胡觉得这事有点怪，虽然不再那么害怕了，却感觉很蹊跷啊，这是不是中了哪门子邪了。突然想起来，听说昨天来的那个郭璞深通易理，名气很大，何不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郭璞听后，先表示安慰，放心，一切有我，然后装模作样一顿掐算，然后对老胡同志说：“这事和你家的一个婢女有关，只要把她送到东南二十里外卖了，一切就自然化解了。记住，如果有人出钱买就立刻卖给他，千万不要嫌价低，卖了就好。” 胡太守一听总算放了点心，心说还好只是卖个婢女不是卖自己的老婆，便依从郭璞的意见，请郭璞指出是哪个婢女后，立刻安排人把她送到东南二十里外去卖。郭璞则暗中派了个家人提前跑去那里守株待兔，用跳楼价把这个婢女买了下来。郭璞为什么要太守去东南方向去卖婢女呢？很简单，这里没事以后，他还要接着向东南方向走呢，顺路捎上不是正好，要是给卖到西北方向去了，还得返回去领了人再回来，这多麻烦啊。 当然了，人家的美婢已经很愉快地被自己骗到手了，还是内部折扣价，人家老胡家的麻烦也得帮忙解决了，做人总是要有底线的嘛。于是郭璞现场表演，画了张符往井里一扔，只见外面那数千红衣大汉排着队，自缚双手，一个接一个地全跳井里了，事后老胡同志高高兴兴地把骗走了自己美婢的郭璞送出了庐江，不知道他有没有奇怪，一口井怎么就装得下几千大汉，以后井里的水他是喝呢还是不喝。 这则小故事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郭璞身怀道术，通奇门、晓遁甲，水平的确是相当高；第二，郭璞喜欢女色，这个优点是他和好朋友干宝聊天时自己也曾经亲口承认过。 胡太守以后如何，反正郭璞是不管了，他们是继续向前，下一站到了宣城。这是一路笔直奔着杭州去的节奏啊。 宣城的太守叫殷佑，郭璞来到以后恰好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怪物攻城，众城卫手拿裁决、屠龙，紧张地盯着下面的一个怪物，只见它大小如水牛，灰色小短腿，脚长得就和大象似的，胸前有白毛，尾巴也是白色，一看就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血厚防高，敏捷极低的肉盾型怪。 这是什么怪啊，大家都没见过，在城上围着看稀奇，于是殷佑就派人出去抓了回来，知道郭璞精通卜筮，就请他算上一卦，算算这是什么东西。 郭璞于是就现场起了一卦，是个遁之盅卦。怎么起卦就不详细和大家讲了，古代多用蓍草，后来京房就改进发展这种铜钱起卦的方法，原因就是蓍草起卦真的是太繁琐了，用铜钱就非常方便了，因为铜钱谁都随身带点，就算是现代，随身装几个铜钱也极方便，比如作者本人就有三个乾隆通宝随身，没事就盘盘。 那么郭璞这个遁之蛊卦什么意思呢，遁和蛊是六十卦中的两卦，其中遁是本卦，蛊是变卦，具体什么是本卦，什么是变卦，怎么由本卦得到变卦等等就不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再交流。那么得到了卦象以后，就要根据卦象来分析、预测了，史书上记载的郭璞的解卦那些记载就不照搬了，没有基础的道友也听不懂，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从卦上看，叫驴鼠。有道友也许会问了，算卦还能算怪物叫什么名字？自然是可以了，大千世界、宇宙万物，无所不在卦中，这可是实话。当然了，这个奇怪名字的怪物具体是什么东西就不清楚，反正我想象不出来什么动物和它的特征相符，可能就是个不应该存在的生物。 殷佑说既然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那就杀了吃肉吧，看着很好吃的样子。可是兵士们用戟刺它时，只能刺进去一尺多深，这东西可能是被扎疼了，进入狂暴状态后挣脱了出去，由肉盾型化身敏捷型，转眼就跑没影了。事后，殷佑又请教当地的巫师，巫师说这是郱亭驴山的鼠君大人路过这里，你们不要再去招惹它了。通过证实这个怪物的跟脚来历，又验证了郭璞的断卦的精准。 以后，郭璞又先后几次出手断卦，无一不准，所以名气越来越大，凭借高深的易学知识，结识了很多名流士族，也不乏一些高官贵族，最终，引起了王导的注意。 熟悉两晋历史的道友应该知道王导，他出身琅琊王氏，和前面提到的王敦是堂兄弟，早年就和司马睿熟识，后来成了拥立司马睿建立东晋的元勋。郭璞后来就到了王导手下任职，也常出手算卦，有一天，他对王导说，“我刚算了一卦，您不久会有一场雷击之劫，非常凶险”。 王导深知郭璞算卦极准，毫不怀疑，当然也非常害怕，就求教怎么化解。于是郭璞就让他一路向西走，十万八千里路……嗯，数十里路后会遇到一棵大柏树。柏树这东西在北方还是很常见的，不知道安徽是不是多，郭璞如此说，应该是柏树不多，要是随处可见，那就不容易找到这棵神奇的树了，也免得有不知道选哪一棵这种尴尬事儿。 “找到这棵柏树后，砍一段和你身高一样的树干回来，就放在卧室里，可保无虞”。 于是王导就依言而行，以后这柏树桩子就是我的命了，每天晚上要搂着这棵大树桩睡觉，您别说，纯天然的大自然的气息，睡得挺香。没过几天，突然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家亲眼看到王导的卧室外一道亮光，大地巨震，赶紧冲进去一看，王导怀里的柏树干被雷击成了粉末，当真是替死木啊，所以，郭璞可以说是王导的救命恩人，替他化解了一次要命的灾祸。 第四十三章 风水鼻祖之心怀天下 司马睿和王导来到建康时，王家的势力已经极大了，以后江湖中流传起“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最后甚至发展到皇帝都成了老王家傀儡的地步。 和王敦不同，王导还是比较理智的，面对这种不正常的天下大势，总是有点不安心，于是就让郭璞算一卦，看看未来形势怎么样。 大老板发话，自然不能不尽力，郭璞净手静心，爻了一个咸之井卦，于是就对王导解释卦象，说在东北方向有个名字里有个武字的郡县，不久会有铜铎出土，铜铎就是一种古代用来传递信息的大铃铛，差不多相当于铜锣吧。西南方向有个名字里有阳字的郡县，县里有口井不久会沸腾冒泡。 王导一听：“这代表什么意思啊？还请先生明示”。 “就是说神气外泄，名气冲天，王总您将来肯定是权势通天，官至宰相啊”。 王导一听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久以后，在东北方向的晋陵武进县，就是今天的江苏常州，果然有人在田地里挖出了五个铜铎，在西南的历阳县，大约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境内，有口井沸腾了好几天，当初郭璞的预言都应验了。 关于这个卦例，仔细分析了一番，感觉《晋书》中的记载应该是有些错误的。首先，大家可以对照地图看一下，无论以哪个位置为准，和县和常州两个地方也不能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另外，卦的分析部分同样也有点问题，咸卦内卦是艮，表示东北方向，外卦是兑卦在西方白虎位，主武力，另外兑为金，互卦为乾也为金，这样的话，迭金就主兵戈。而艮卦为止，止戈就能得到一个武字，这就是郭璞所说的西北方向的武进县里面的武字是如何得到的。艮为山，五行为土，兑为金，为口舌，意思是通过金属传递信息，那么就是铜铎了。井卦外坎为水，内巽为风，风在水下面可劲地吹，水当然就会沸腾了。另外山上面有金，也有铜铎出土的意思，神气外冒，自然是大吉大利之卦了。地里应该是挖出来六个铜铎，道理是取坎卦先天数六而来的，所以史书记载的是五个铜铎可能有误。 其他的就不分析了，主要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哪里有问题又不好推断，当然了，个人的水平有限，如果哪里分析得有错误，也希望有道友能指正。当然，没有基础的道友可能还是听不明白，只能看个热闹，所以后面那些卦例，就不再分析了。 时间到了316年，这一年西晋灭亡了，北方成了胡人的牧场，没有南逃的百姓就成了异族的奴隶，实际上也证明了郭璞出逃前就已经准确地把握了天下局势，当然了，预测水平那也是绝对不差。317年4月23日，司马睿被封为晋王，王导又请郭璞算了一卦，希望在这乱世中看看自己的少年玩伴，如今的晋王未来如何。这次算卦得到的是豫之睽卦，郭璞解释说会稽将会有一口祥瑞大钟出世，各方面都预示着晋王司马睿很快就能位及九五，当皇帝。 果然，第二年司马睿就当了皇帝，大铜钟也在一口井里被发现了，上面还有不少字，但是除了“会稽岳命”四字外，其他的字谁也不认识。铜钟是当年郭璞预测出世的，大家想他应该知道来历和上面写的什么，于是就请他来一观。郭璞便解释了一番，“钟征其象，器以数臻，事以实应，天人之际不可不察”，从此，皇帝就非常器重他了。 前面讲过，郭璞的文采之高是得到古今认同的，他的一首《江赋》，史书称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后来又作了篇《南郊赋》，皇帝读后极为欣赏，心说郭先生卦算得灵，没想到学问也这么高，于是就封他做了个着作佐郞的官。 郭璞自觉寒门也能凭才学博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前途，于是更加积极地参政议政，建言上疏，希望能和门阀士族子弟一样，位列上品。 郭璞目睹天下阴阳错缪，而且刑狱繁兴，于是第一次给皇帝上疏，这就是着名的《省刑疏》。在《晋书》中收录了《省刑疏》的全文，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这里就不多说了，内容大概就是针对当时的刑狱滥用，天下为祸的情况，劝谏司马睿要多学习古贤，比如萧何、曹参等，减少刑狱，大赦天下，无为而治这样才能强大起来。疏中自有他的巧妙之处，充分利用皇帝特别佩服自己卜筮的水平，通过几个卦象来分析，这样可以让皇帝更信服，冥冥之中这都是天意，顺应天意才可以。当然了，如果道友对里面的卦例有兴趣，也可以交流一二。 不久后，郭璞说是不到一个月，天有异象，“日有黑气”，估计是太阳黑子大爆发之类的天文现象。天象变化，在古人看来这是绝对的大事，一般都要和君王社稷联系在一起的。于是郭璞又起了卦，然后上疏，这次叫《因天变上疏》，同样收录在《晋书》中，大体上还是对上一次上疏的补充，看来第一次上疏皇帝反应不是太积极吧。 由于在政治上的积极参与，勇于也善于通过卦象分析来提出自己的观点，最终还是受到了皇帝的赏识，“疏奏，纳焉”，“数言便宜，多所匡益”，所以，郭璞很快就升了官，这次做了尚书郎，差不多就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因为郭璞这种积极参与国政的行为，对于郭璞的身份，后世的学者们普遍认可他是一位儒士，是一位政治家，往往会忽略他的道士、方士的身份，最多认为是一位有特殊能力的政治家和儒士。当然，有这种认识和观点，主要还是因为郭璞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和政治上的积极表现。 郭璞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再多说了，在政治方面，除了上面讲到的两次上疏以外，他还上过《皇孙生上疏》和《奏请平刑》《弹任谷疏》《禁荻疏》等，最后也因劝阻王敦造反而被杀，这些都是他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表现，同时他在诗赋中也常抒发对乱世的愤懑感情。特别是在《弹任谷疏》中，郭璞坚持礼正为国的观点，体现了他的强烈的儒家思想以及对任谷这类借着方术行骗的妖人的痛恨。不过在皇帝眼中也好，在高官贵族眼中也好，实际上何尝不是把他也看成和任谷一样的方士，最多也就是个多学了点儒学的，更有能力的方士罢了。无论如何吧，郭璞在文学和政治上的杰出表现，赢得了儒家的认可。 等到晋明帝司马绍即位以后，非常器重温峤和庾亮，因为这二位是他称帝前的布衣之交，二人可以说是晋明帝的发小一般的朋友，极为倚重和信任。温峤出身太原温氏，司马绍登基后又跟着平王敦之乱。庾亮也不简单，是司马绍的大舅子，外戚的身份那是响当当的。这兄弟三人常在一起聊天泡吧，有时也会聊到郭璞，都非常欣赏他的才学。 不过郭璞也有不少毛病，“性易轻，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好色的毛病前面骗人家美婢这件事就能看得出来了。当时，同为着作郞的干宝就看不惯他这些毛病，经常劝诫他，不过郭璞的回答是“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 实际上，郭璞和和干宝二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二人所处的时代，是所谓的上品无寒士的时代，所以二人对于自己的才高位卑的境遇都很无奈。所以，郭璞的善于卜筮，更多的是遭人嘲笑，他当时的心情可以从《客傲》里得到体现。《客傲》同样收录在《晋书》中，就不多讲了，总之就是郭璞的一生，一直生活在才华得不到承认、重用的郁闷之中。 321年，郭璞因为母亲生病，干脆就辞职回家了。母亲死后，他自然会用心选一块风水宝地了，后来就埋在了暨阳（江苏境内）。他用心给母亲选的墓地离水只有一百多步，有人就说这离水太近了，涨水时还不把墓给淹了？纷纷感觉郭璞这风水大师眼高手低，见面不如闻名啊，这种低级错误都会犯。 中国从古至今，对于先人的墓地是极为重视的，当然要尽力选块风水宝地。那么什么是风水宝地呢，里面讲究那就极多了，无论哪门哪派，没有个十数年的潜心研究都得不到精髓，作为风水学鼻祖的郭璞，自然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他对周围的人说，现在这块墓地虽然离水很近，但很快周围的水就会退走，成为一片陆地了，这里也就成为风水宝地。 果然，不久以后河水淤沙，眼看着水退土进，墓地周围数十里很快成了良田沃野，众人无不叹服，所以大家纷纷请他出手给自己选阴宅，指导如何丧葬。这是史书里记载的郭璞在风水学方面的一个小故事，当然这一个小故事，还远远不能把他在风水学上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 第四十四章 风水鼻祖之为国死节 郭璞有一个好友叫桓彝，如果道友们不清楚桓彝是谁的话，他的儿子一定都知道，就是两晋时期着名的权臣桓温。桓温和曹操差不多，逼着皇帝给自己加九锡，下一步自然就是上演禅让那场戏了，虽然让谢安给搅黄了，但他儿子桓玄却给他封了个宣武皇帝的尊号，也算死而瞑目了，按这个算，桓彝也算是太上皇了吧。 桓彝是个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人，每次到郭璞家从来就不知道见外是何物，就算看见他正在女人堆里也一点不避讳。郭璞对这个好友也没办法，但该说的话必须要说，所以某一天，非常严肃、正式地对桓彝说：“你平时怎么不注意都没关系，就算我正和老婆在床上也没关系，不过有个特殊情况，就是我在厕所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去找我，切记切记啊”。 桓彝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很不以为然，心说咱哥们还要顾忌这个，上个厕所有什么好害羞的。 有一天，桓彝喝了点小酒，晕忽忽地又来找郭璞，找来找去，哪也没找到，正纳闷呢，忽然一拍脑门，对了，厕所没找呢。于是直奔厕所，捂着鼻子往里一看，发现一件怪事，只见郭璞赤身裸体，散发披肩，嘴里还咬着把刀，看那样子是正在开坛做法呢，不过这形象，简直让人无语。 实际上，郭璞这种行为和南方的巫文化是有关系的，也有学者考证过郭璞和巫文化的关系，这方面的资料不是很多，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研究研究，这里就不多说了。 郭璞一见桓彝闯进来，大吃一惊，捂着心口说：“告诉你多少次了，来就来，千万不要来厕所找我，你是不是傻！这下可糟了，不但你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唉，天意啊，也怪不了谁了，以后我们哥俩一起黄泉路上也有伴”。 果然，桓彝因苏峻之难而身死，这段历史就不多讲了，不过这个小故事又从侧面说明郭璞的易学水平非常高了。那么郭璞呢，他既然成功预测到了自己不久将死，有没有提前谋划来化解呢？ “王与马，共天下”，面对这种无奈的现状，大家都知道王敦造反也只是迟早的事儿，所以，作为皇帝的心腹，温峤和庾亮就想让郭璞给算算未来路在何方。 郭璞一听是这事，心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怎么说都不得好，于是就推说这两天内宅不安，吃不好睡不着，状态不佳，算不出来。 二人知道郭璞的水平，不可能算不出来，于是就让他算算二人的吉凶，郭璞说这个可以有，算后说您二位放心，大吉大利。 郭璞走后，二人头碰着头一分析，自然就明白了，郭璞不敢说当今皇帝如何，也不该说王敦未来如何，皆因二人权势太大，但如果王敦造反最终能成功，他们这些保皇派的人哪会有好果子吃，脑袋早晚得挂杆子上展览。既然郭璞说我们两个大吉，自然是王敦不会有好果子吃了，我军必胜啊。那还等什么，走，告诉万岁爷，打他丫的去。 实际上，很久以前郭璞就经常对人说，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会死在一个名字和山宗有关的人手里。王敦在起兵前，有一个姓崇的人在王敦面前说郭璞的坏话，王敦就派人把郭璞请来，说我要起兵，你帮我算算能不能成功？ 郭璞干脆回答说：“肯定不会成功”。 王敦心说干嘛这么干脆，就不能说点好话，你这么说实话连朋友都没的做你知道吗？ “你小子和温峤、庾亮那么好，肯定向他们告发过我吧？” “怎么可能”！ “那你再帮我算算我能活多久吧”。王敦心里暗自恼火，又耐着性子对郭璞说。 “根据刚才的卦象来看，你若起兵，很快就会玩完，现在先准备棺材最好。要是老老实实在武昌老窝里猫着，那自然会平安无事，要活老长老长的”。 王敦听完就压不住火了：“那你知道你能活多久吗”？ 郭璞白了他一眼，非常不屑地说：“我嘛，能活到今天中午”。小样，劝你迷途知返就是不听，还想杀我，于国于民我也算尽力了。 于是，王敦就命人：“赶紧绑了，结实点，给我拉到南冈上杀了，气死我了”。 进来的人拿着绳子过来绑郭璞，郭璞一看，得，还是个认识的人，你道是谁？当年郭璞带人逃亡时，曾经路过越城，在那里遇到过一个人，就叫住了这人，非要把一件衣服送给他，那人肯定不要啊，心说你谁啊，我又不认识你，送我件衣服是几个意思？郭璞就说，拿着吧，以后你就知道了。如今，进来要行刑的这位恰好就是当年收他衣服的那个人。 等一行人出了门，郭璞就问这人：“这是要去哪杀我啊”？ “南冈头”。 “噢，那里有两棵柏树，肯定是在树下”。 到那一看，果然有两棵柏树，郭璞也真是平淡面对生死，还有心情算了一卦，说树上有个老大的鸟窝。您老都快掉脑袋了，算出有个鸟窝干什么用啊？ 行刑的人也好奇，常听人说这位是神算，没有算不出来的事，于是就抬头在树上找，找啊找啊找，没找到。 郭璞说：“不要怀疑我的能力，你再找找，仔细点”。 这位也好奇，干脆爬上树找，果然在枝叶遮盖的地方找到个鸟窝。您再能算也没用啊，脑袋还是得掉啊。可惜，一代风水大师、文学大家，死时年仅四十九岁。 不久王敦之乱也被平叛，郭璞也因力阻王敦谋逆被杀而被追赠弘农太守。 郭璞虽然死了，但他生前留下了很多预测的实例，最终都一一应验，令人扼腕。 史书评价郭璞“晚抗忠言，无救王敦之逆；初惭知免，竟毙山宗之谋”，郭璞最终能从容赴死，与其说是自己提前算出来了才如此镇定，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敏感性，明知这样做是赴死，但仍放不下对国家的一片忠心，也是儒家的舍身取义的节操吧。比如明代张溥就认为他这种行为是“抗节王敦，赞成大事”，他用“烈士殉义”的举动，践行了自己一个儒士的品行。 和儒家认识不同的是，道家对郭璞赴死的行为有不同的理解。葛洪只比郭璞小七岁，可以说是同一时代的人，对郭璞的了解和认识相信是最接近事实的。他在《神仙传》里给郭璞单独立传，对他的生平和道术等作了描写，并称他的死是兵解成了水府仙伯，给他在道教上的成就加以肯定。后来，南朝道士见素子在《洞仙传》里同样收录了郭璞，基本上和《神仙传》的内容相同，不过称他是尸解罢了。 如果按照道教界的这种认识，郭璞的求死就具有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也不排除郭璞在主动追求兵解成仙的动机。如果道友们认为这也只是葛洪等人的猜测，证据稍显不足的话，那么请看一下郭璞的一首游仙诗，其中的一句是“寻仙万余日，今乃见子乔”。子乔就是王子乔，是周朝太子，是《真诰》里的收录的一位神仙，道教传说中的鹤、笙等均与此人有关。通过这句诗，可以看出郭璞的向道之心极坚，一万日就差不多是三十多年，一直追求神仙世界，如果细算的话，他十几岁就已经开始修道了。所以，当时的郭璞应该也是想借机，既求仁得仁，全了忠君报国之志，又能通过兵解或尸解踏出修道成仙的关键一步。 更深层次的研究，这里就不多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读一下天津社科院赵沛霖先生的《驾鹤仙去：郭璞之死解读》一文。 还需要啰嗦一句，由于郭璞的忠孝品质和儒道双修，史书大加描写，名气那自然是不小了，所以，近千年后的净明道就把他和张氲、胡慧并称为“三师”，郭璞是监度师，详细内容等第四卷再详细说。 前面介绍了郭璞的一些诗赋等文学作品，这方面的才华已经知道了。在易学方面，他也有很多作品，如他仿照连山易写了《周易洞林》三卷，可惜多数亡佚，后人收集整理了一部分，就包括了他生前卜筮的六十几个例子，上面所提及的这些卦例，多数都在这部书中收录。 这里再简单解释一下连山易，主要是想借机多讲一点易学方面的东西。道友们应该都知道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吧，晚年隐居在南京小仓山随园，自号随园老人，特别喜欢收女弟子。中学语文课本里好像选用过他的《随园诗话》里的作品，在南京的道友可以去瞻仰瞻仰。 刚搬进去的时候，他在自己的随园门口挂了幅对联，对联这东西在南方那真的是太常见了，大门、二门、客厅、卧室，甚至厕所、鸡窝，只要有个门就得配上个对子，而大门外的对联尤其重要，那是主人的门面，所以能被大才子挂在外面的对联，应该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事实也如此，此联水平也真的不凡，“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斯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总体的意思是说我住的地方那是太美了，很符合我的身份和气质，我读的书可多了，不客气地说差不多把能读的书全读完了，才学之高那就不言而喻了吧。 上联意思很明显，来自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下联则需要国学功底更深一点才能看懂了。那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到底是什么呢？孔子、郑玄、杜预等都讲到过这些东西，现代学者们比较认可的说法是这样的，三坟，就是指三易，即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五典就是五经，也有一种说法是三皇五帝中那五帝的作品；八索一般来说是指八卦；九丘则是九畴，由河图和洛书演化来的理数，也有种说法是指九州之志。总之，这些全是指古书。 所以，这里所说的连山易就是三坟之一，古人也说三坟是三皇的着作，而连山易相传出自神农氏，特点是以艮卦为首，艮在易经里表示山，所以叫连山易。那么归藏易呢，出自黄帝之手，以坤卦为首，为什么叫归藏易呢，一种说法是皇帝的世系又叫归藏氏，还有一种说法坤卦是万物归藏之意，因为坤为大地，万物最终归宿都是大地的意思。最后就是现在流行的周易，作者道友们都知道，伏羲八卦嘛，以乾卦为首。 可惜的是，连山和归藏二易已失传，虽然都在传说连山易和归藏易有各种形式的版本问世出土，研究也常有突破，但周易还是易学界的主流。后面还会讲到另一位易学大家邵雍，届时再和道友们聊易学。 有点说多了，除了《周易洞林》以外，郭璞的作品还有《新林》《卜韵》《周易林》《周易玄义经》等，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还注释过《尔雅》《音义》《三苍》《方言》《穆天子传》等等约数十万字，其他的诗赋等作品也有数万字，可谓作品丰富，质量上佳，可惜英年早亡了。 另外，郭璞自己说他花了十八年研究《尔雅》，所以，他注的《尔雅音》《尔雅图》和《尔雅注》等水平很高，甚至成为了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之一，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在儒学上的成就及对儒学的喜爱，也让我们能体会出千年前，他心底一直揣着的儒士梦吧。 第四十五章 《青囊经》、《葬书》浅析 传说《青囊经》是黄石公所作，这位老兄众道友们应该都知道吧，就是传说中三试张良并传下兵法的道门神仙，留下的着作有素书和三略。至于《青囊经》是不是真的是黄石公所作，就不好考证了，当然是不是郭璞写的，这也不好说，总之，这应该算是我国第一部风水方面的着作了，它对我国风水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它确立了风水学发展的总体方向和基础体系，堪称风水学发展的基石。 郭璞受到《青囊经》的启发，进一步完善、发展了自己的风水学理论，无论《葬书》是否真的是他所作，都不能否认里面引用的《青囊经》的思想和内容，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后世风水大家杨筠松同样也极其重视此经，由他传承下来的杨公风水，则更加完善，这个就暂且放下不多讲了。 《青囊经》很短，很精练，仅四百余字，但内容却极为丰富，展开了讲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明白的，所以下面就简单讲一下上卷的内容，体会一下我国古代风水文化的博大精深。 整部经书开篇第一句是“天尊地卑，阳奇阴耦”，天地混沌初开以后，这个传说最典型的就是盘古开天地了，道教也基本上认可这个说法，在前面讲三洞经书的时候也提及过，古道教元始天王就是盘古。按照这个说法，天地初开以后，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这样宇宙分了天地、尊卑、阴阳、奇偶，总之就是从此出现了对立面，这应该属于哲学范畴了。是不是感觉挺简单？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嘛，有人讲解，和自己看书是不一样的，再看下一句。 “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五十同途，阖辟奇耦”：前面提到过河图和洛书，这是中国古代极具传奇色彩的两张图，很多修真小说里都会提到这两张图，在易学文化里占有重要的地位，要说易学起源于这两张图也不为过。这里不能详细讲这两个图，只能简单讲个大概，因为里面的内容太多。 道友们可以画一个或搜一个河图，对照着图听我讲会更清楚，自己画也很简单，一张纸，分上下左右中五个区，上面画两个黑点和七个空心圆，大小一致就可以，下面画六个黑点和一个空心圆，左边画八个黑点和三个空心圆，右边画四个黑点和九个空心圆，中间画十个黑点和五个空心圆，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名气很大的河图了。至于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也不讲了，毕竟河图和洛书的来源问题只是个传说。 在易学里，河图是代表先天，而洛书则代表后天的，先讲一下河图，洛书稍后再讲。道教文化中对于先天和后天的定义和理解，大体就是先天是一种形而上的、神秘的、虚幻的、宇宙形成前就存在的，而后天则是一种形而下的、真实的、物理的、宇宙形成后而发展出来的等等。道教的修炼，本质上就是追求把后天的人体转为先天的境界去，所以有顺行为人，逆行为仙的说法，这些后面也都会讲到。 好了，画好了河图以后，就解释一下这几句话的意思。实际上细心的道友应该已经发现了，在不同的方位画的点和圆的数目，就是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这五对，至于共宗、同道之类的说法，本质上是一回事，不必深究，当然了，古人在用词上肯定是比较讲究的，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自己研究一下。问题的本质，是为什么要一六、二七……这种组合，为什么又分成黑点和圆？ 这里有包含了天、地、阴、阳、五行变化等诸多玄奥，首先这里的圆就代表阳、天、奇，黑点则代表阴、地、偶，它们实际上是对天文星宿的一种划分，五行文化也来源于此图，数学界也对它有深入的研究。总体来说，可以从象、数和理这三大方面研究河图，相关的学术文章极多，道友们可以看看。这一段就是说的河图的象，其中一六就是一阴一阳，居北方玄武位，五行为水。注意风水界的方位和传统的地图方位是相反的，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所以北是在下面，是一和六两组点圆的组合。二七同样一阴一阳，居南方朱雀位，五行为火，三八在东方青龙位，五行为木，四九在西方白虎位，五行为金，五十在中央，是个奇点，五行为土，这就是道友们常听说的四象，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更深层次的东西以及数和理的内容，就不再多说了。 下一句“五兆生成，流行终始，八体洪布，子母分施”：五兆就是五行，中国的五行文化在第一卷给道友们讲过了，道教认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说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都表达一个意思——宇宙生成的概念，这也是一个宗教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里是说，宇宙从混沌未分的无极状态，发展成太极，就是道教的标志性的阴阳鱼，这个图后面还会讲到。太极就分出了阴阳了，然后就涉及了从先天状态到后天，后天就产生了五行、八卦等等。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中五立极，临制四方，背一面九，三七居旁，二八四六，纵横纪纲，阳以相阴，阴以含阳，阳生于阴，柔生于刚，阴德洪济，阳德顺昌，是故，阳本阴，阴育阳，天依形，地附气，此之谓化始”：这一段讲的是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确定。前四句就是先天八卦，道友们可以再找张纸，在上面先写个乾，下面写个坤，这就是天地定位，乾为天在上，坤为地在下。左边写个离，右边写坎，这就是水火不相射，离为火，坎为水。个人认为这一句里不应该有这个“不”字，应该是水火相射。乾左边写兑，右边写巽，坤左边是震，右边是艮，山泽通气是说兑和艮两卦相对，兑就是泽，艮就是山。最后的雷风相薄指震和巽两卦，同样相对，震为雷，巽为风。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先天八卦图，还可以给每一卦配上数字，分别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道友们可以按顺序把这八个数字连一条线，这就是一幅先天太极图。易学里对先天八卦分析非常深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是一种理想的、平衡的、稳定的、符合阴阳理论的完美情况。 后六句是后天八卦，有兴趣的道友可以先画一个九宫格，然后分别顺序填入。中五立极，就是说中宫的五。道友们都听说过道士步罡踏斗，做法事的时候，步法就是从中央的五开始，然后按数字顺序踏每一步，就是在这九个格子里循环走动。对照这个九宫格，后面的几句应该就好理解了，这就是洛书，就是九宫格里填入这九个数字而形成的。 接下来，还是按顺序在每一格里填入八卦，分别是巽、离、坤、震，中央的五那一格不填，然后是兑、艮、坎、乾，这样得到的就是后天八卦，后天八卦的每一卦也就对应一个数字。相比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就是一种不平衡的、不稳定的图形，为什么，讲起来也复杂了，还是那句话，有兴趣私下交流。 当然了，洛书分析起来相比河图要复杂些了，道友们可能听说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这其实也是说的洛书，对照图上的九个数字，一看就明白了。 以上是《青囊经》的第一部分，讲了宇宙的起源、河图五气、洛书方位、先天后天的发展、阴阳二气、五行、八卦的产生及相互的作用、影响，万事万物的演化和发展尽含其中，称为化始。 有些道友可能有疑问，这里讲的应该全是易学的基础啊，好像不是专门讲的风水啊？风水是易学的一个分支，当然离不开最基础的五行、八卦这些内容了，特别是五行和先、后天八卦，这在风水学里无处不用的，随便说个简单的例子，风水学的水法里有消水和亡水两个概念，这就是对先、后天八卦最直接的一种应用。 第二部分开始，讲起来就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就不详细说了。简单讲，第二部分是讲天体、星宿和大地的山川河流的分布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讲阴阳平衡的重要性，讲气的的问题，特别是阴宅的先、后天通气的问题等，是一种天地间形气与方位关系的问题，称为化机。 第三部分则更具体地讲气的影响、存在，利用后天的有形的地理要素，风水师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调节、顺应、理顺气，追求一种完美的演化过程。天地间的形、气、方位及各种法则的综合运用，称为化成。 这部分里提到了“外气行形，内气止生，乘风则散，界水则止”，这是《葬书》中的风水的定义的来源。这部分的内容同样提到了很多道门的技术，比如“顺五兆，用八卦、排六甲、布八门、推五运、定六气”，当然在风水学中，所用的远不止这些，这些内容也绝不是只用在风水学里，所以说易学的博大精深，穷一生能研究透一门已属难得了。 所以，短短四百多字的《青囊经》，其内容展开的话，相当驳杂，这和道教的另一部经典《阴符经》类似，同样短小精悍，同样博大精深。道教的典籍中，能称得上是经的真正的经书并不多，其地位都不亚于儒家的四书五经，所以，《青囊经》能够以经来命名，这就足以说明它在道教界的地位和价值了。 下面再简单聊几句《葬书》，首先要说明，这部风水奇书到底是不是郭璞写的，历代学者持否定意见的居多，多数人认为是后人托他的名而作。有关这方面的考证，就不多讲了，基本上认定此书成书于北宋末到南宋初这段时间，后经多次删改、注释，现存宋、元、明多种版本，但内容大同小异。 总之，郭璞精通了《青囊经》以后，易学又大成，从而作了《葬书》或形成了《葬书》的主要的理论，说明这两部书存在的内在关系，是一个体系，特别是经过后世历代风水师的改进发展，从而形成了日渐完善的造葬文化。无论如何，里面是有大量的或者说主要的核心内容是出自郭璞的。 《葬书》的名气自然是极大的，不是专业研究风水的道友也应该都听说过。这部书的核心是以地理相术为主，根据山、水等形势分析不同的生气、吉凶，是一种气、势、形相互结合的风水理论，在现代风水学称为峦头派。 《葬书》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文献中最早定义风水的着作，估计都听说过“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而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这个说法。这里面就是古今风水学的总纲和关键，是风水堪舆学的核心。气是关键，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这也是风水点穴的首要遵守的理论。所谓人死，实际上就是断了气，天地万物生则有生气，气没了也就成了死物，这也是道教对生命形态的一种认识，所以风水学也不会跳出这个根本。 郭璞的风水理论，极重水的作用，这应该是受到了天师道的影响。前面讲过，天师道有三官手书，后来的孙恩也是深信水解成仙，对郭璞的风水学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葬经》的方法篇中有“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的说法，这个观点对后世风水界影响极大，先后出现了各种水法，比如黄泉水、来水、去水、天门、地户、山环水抱、明堂水、消水、亡水等等，大量关于水法的理论，特别是近代，山管人丁水管财，水是和财运分不开的，特别是阴宅，则有大量水法用于点穴。 至于生气，当然也是风水中极重的因素了，“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郭璞所谓的生气就是一种五行之气，气分阴阳，行则万物生发，聚则山川融结。气聚之处，才可以寻找好穴，阳宅、阴宅都如此，那么气遇水则止，所以水才如此重要。 上面说到的杨筠松同样也极重视《青囊经》，他在风水界的地位和影响几乎和郭璞是齐名了，他的风水传承至今也没有中断，就是常说的杨公风水，对中国的风水文化发展贡献极大，后面有机会还会和道友们聊的。 第四十六章 小结第二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朝代之一，在乱世之中，无数道教人物一展风流，引领中国道教在文化大潮中前行。 连年的战乱，百姓惨死，看不见未来，文人士族深陷倾轧争斗的旋涡，宗教无疑就成了人们的精神上的寄托和依赖，所以，道教和佛教都有了迅速发展的机会和土壤。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道教曾一度登上神坛成为国教，道士们参政议政，享受着皇家和士大夫的尊崇，积极投身于佛道大辩论之中，在佛道之争时两度灭佛，虽只是刹那芳华，也足够道士们自傲了。也是在这一时期，道教真正走向了成熟，从而进入了儒、释、道鼎足三分的时代。 南北朝时期是道教的勃兴时期，也是道教蜕变的时期，在道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宗教形式、理论、内容逐步完善，积极借助政治、参与政治，从而获得外来的支持。面对佛教迅速发展的压力，从义理、经籍、科仪等诸多方面取得突破，最终能够成为国教，为后世道教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张角的太平道起义失败，宗教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警惕。曹操收拢、掌控方士，迁移汉中张鲁的五斗米道教徒北迁以充实长安及三辅，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分散了五斗米道，降低了其对统治者的威胁，但客观上看，却使五斗米道在北方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而且随着永嘉南渡而流入江南，一饮一啄，曹操当年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举动，为道教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吧。 经过永嘉之乱和八王之乱的中华大地，窝里斗，外族入侵，门阀争权引领社会的流行时尚，带给了人民苦难的同时，又形成了复杂丰富的文化格局，带来了文化的大融合、民族大融合。此时的儒学没落势微，道教方兴未艾，玄学又成为时尚潮流，谁也没注意到，一直不显山露水的佛教悄然中壮大了，从此，儒、释、道、玄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相互纠缠，争斗也就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旋律。 葛洪对道教的贡献和成就，似乎是被他在医学方面的成就所掩盖，是他开始把玄学和道教纳为一体，将方术与神学纳为一体，将丹鼎与符水纳为一体，并给后世追求仙道的道门众人树立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榜样。当然，他在强调炼形立德为修真必由之途，确立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都足以让后世记住他的名字。 对于寇谦之，我们需要一分为二来看，他改革道教，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北方的混乱的道教，但是却把遵循封建礼法作为修仙的首务，炼形诸术降为辅助地位，这无疑是在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无奈的选择。他提倡“诵诫”来约制人心，密切宗教与皇权的关系，这是对道教一大改变，从此北方道教以新天师道大行其世，所以，中国道教界不应该忘记这位先驱。 随着来自佛教的压力日增，东晋兴起了一股以造作道书、传授经箓为首要任务的道教经箓派，使道教向义理化演变，出现了上清、灵宝和三皇三系经法。陆修静担负起了总括三洞的重任，奠定了后世纂修《道藏》的基础。他极力倡导斋戒仪范，宣扬内持斋戒，外持威仪，对以炼形为主的金丹道，以存想为主的上清道作出了巨大变革。 陶弘景是另一位影响着后世道教发展的重要人物，他以茅山上清经法为主，对内兼容诸道派之要法，力阐道教，对外吸收儒、释之宗教思想，以法不偏执、三教调和为宗旨，开创了道教上清茅山宗。经过他的整理发展，茅山宗大行其道，三茅及魏华存、杨羲成为祖师，对上清派的继承和发展上无出其右。茅山派对后世道教的发展，特别是唐代的道教，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北方道教发展史上，楼观道派凭借其天时、地利，特别是积极参与佛道之争，占有了一席之地。楼观道力阐老子之道，宣扬老子西升和化胡之说，利用《西升级》和《化胡经》，使道教开始卷入了佛道之争的旋涡，成为两教千年无法释怀的纠结，也促使了道教的发展。 虽然有着上述这些道门高人的辛苦努力和付出以外，不可避免的也会出现孙恩、李弘等为代表的打着道教的名义发动农民起义的人。如果这些人真的是为了穷苦大众能吃饱饭，结束苦难的生活为目标的话，后世也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但这些人受自身的文化、眼界、格局等限制，不是为了权势、财富，就是为了报复、仇视，把农民起义当成达成私欲的途径，道教则成为他们蛊惑和控制底层民众的最佳工具，这无疑是在给中国道教抹黑，甚至一定程度上危害了道教的健康发展。 最后，我们又通过郭璞，了解了道教的另一个分支：易学、风水，这些同样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道教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第一章 杨坚——于道士蔑也? 上 《隋书?经籍志》中有这么一句话，“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也”，这里的高祖是说的隋文帝杨坚。如果望文生义的话，事实上也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些高人，于是就加以展开论述，得出了道教在隋朝简直是暗黑世界，受到了多少多少的打压，道士们生活是如何水深火热等等这样的一些结论。 那么在短短的大隋朝，杨坚、杨广这两代皇帝对道教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真的是蔑道吗？ 上一篇，对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二教的发展，宏观上讲了讲，虽然不是很详细，但也可以看得出，二教的发展历程称得上是相当曲折，也可以说是都历经了风雨，经历过了严酷的打击。比如北魏的太武法难，北齐高洋废除道教，北周宇文邕为了打击佛教，捎带着也把道教收拾了一顿…… 俗话说，棍棒下面出孝子、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嗯，这么比喻稍有点不恰当，不过意思差不多，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二教，在经历打击的同时，还能抽个空儿相互较量较量、斗一斗，苦中作乐也好，借着打压对方提高自己也好，总之，就这样不屈不挠地成长了起来，这是事实。更关键的是，不知不觉间，佛、道二教在民间已经有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风雨之后也见到了彩虹。 到了隋朝大一统以后呢，等待二教的命运如何？信仰这东西可不是说随便就能打压或改变的，所以有了群众基础的二教，如何处理是关系到国家安定团结的大问题。总体上，隋朝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推行的是一种三教共存的政策，仍然以儒治国，但对于佛、道二教，也绝没有打压，反而是有意识的加以扶持。杨坚是一位佛教信徒，优待佛教并不意外，但他还能为了自己的统治，保持国家的平稳发展，能作出信仰的超越，积极接纳并扶持道教发展，可以说是位合格的皇帝。 当然了，对于道教的态度也不是完全是当皇帝以后才确定的，众所周知，杨坚大帝是凭借外戚身份这个优势，抢了北周天下的，虽然有个很漂亮的说法叫“禅让”，但也不能掩盖掉那种强盗行为的本质。所以，为了给自己这种不怎么光彩的行为弄个差不多的理由，至少别显得那么直接、那么暴力啊，而这方面的事只有道士才是最专业的。 杨坚还是挺相信道教的符箓谶纬的，所以，如果利用道士给他的称帝行为提前造造势，通过图谶给外人一个信号，就是杨坚当皇帝是天意，是不可违抗的，同时也给自己增加点信心，相当于自我催眠了，也认为自己要是不当皇帝那才是罪大恶极了。要知道，古代人是很迷信的，相信鬼神的存在，也相信天意天命，杨坚自然也不例外。杨坚在家里转悠了好几天，这个皇帝还是得当，利用道教造势也挺靠谱，嗯，就这么办了。 那么是谁入了杨坚法眼，帮他跑前跑后的办这件事儿呢？ 打开史书，翻到《隋书?来和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说有三个道士，分别是张宾、焦子顺和雁门人董子华，这三位“当高祖龙潜时”，就是还没当皇帝之前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地总往杨坚家里跑，干什么去了？悄悄地说“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实际上，在《隋书》里，把这位来和是归到艺术类里的，并没有放到隐逸传里面，但来和“少好相术，所言多验”，还写了部四十卷的《相经》，多少和道教有点关系。 在《隋书?律历志》中也有相似的记载，“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 就是这三位道士，在杨坚策划禅让这件事儿上跑前跑后，利用道士身份和道教的影响，宣传、造势，广播、电视广告加上四处拉选票，给杨坚营造出了天命的光环。大事成功以后，位极九五的杨怪也没有亏待他们，张宾当了华州刺史，焦子顺为开府，董子华为仪同。《唐会要》记载，“开皇八年（588），为道士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帝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子顺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其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长安志》中对焦天师的这座五通观也有所记载。因为杨坚极信任焦子顺，经常要让他帮助参谋军国大事，后来看到他经常要进宫来，来来回回的挺累的，冬天冷，夏天热的，那个年代又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没有，有一天就说“总这么让您老这么跑过来，太辛苦了，这样吧，就在后宫边上给您老修个道观吧。”于是，一座五通观就出现了，这还不算，到最后连称呼都改成了焦天师。 刺史这个官职道友们都知道，再解释一下开府和仪同，这是什么官职呢？实际上这两个官职合一起叫开府仪同三司，在当时是从一品大员，享受的是三公的待遇，但没有三公的权力，相当于荣誉三公了。三公就是太尉、司徒和司空，有《三国演义》这部书，道友们对三公应该也不陌生了。 也就是说，杨坚对在抢皇位过程中给他提供了帮助的三个道士相当不错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隋朝对道教的政策。当然了，在真正的得道高人的眼中，这三位道士差不多就是那种只会钻营，不学无术之辈了。 公元580年六月，离杨坚正式当皇帝的时间倒计时还有半年多一点，北周政府宣布“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 第二年，在登基称帝倒计时的前一个月，杨坚还能在千头万绪、如此紧张的时候，想着下了另一份诏书，“诏天下并复释、道二教，复立佛、天尊像”。当时的北周出台的各种命令、政策，实际上就是杨坚的意志的体现，所以，隋朝之前，杨坚对于佛、道二教开始了恢复。 登基的当月，杨坚又下诏，大概意思是说，我对佛、道二教那是极尊崇的，也极想着自己能为佛、道二教的恢复建设和健康发展上贡献力量，当然更希望能在二教伟大复兴工作中取得点成绩。 在周武时期，由于全国范围的排佛行动，各地官府和百姓积极响应，各地的佛寺就遭了大难，庙被拆得乱七八糟，泥佛像被砸了，金属的就被搬回家，等方便了卖点铜铁补贴家用，所以，大量的佛教的佛像、法器就流落在民间。杨坚听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就下诏让把这些东西就近送还寺里，不能再毁坏了。 第二章 杨坚——于道士蔑也? 下 据《隋书》记载，在公元583年，杨坚曾下过一道诏书，说“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厉俗敦风，宜见褒奖”。又经过几年的四处平定，589年消灭了陈，此时南北基本完成了统一，同年四月又下诏说“丧乱已来，缅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德，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可见此时虽然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但内政还是一团糟，杨坚还是能看得出，宗教在这种时期对于快速稳定内政有着极好的效果。 在京城有座禅定寺，587年时主持稠师圆寂了，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这本应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也不应当引起皇帝的注意才对，但是杨坚偏偏就亲自关心并过问了这件事。他下诏请来了徐州的高僧昙迁，由他来当禅定寺的主持，并且还一直与昙迁保持着密切的来往，经常要抽时间喝个茶、聊聊天。杨坚每次出差时，也会叫上昙迁陪同，甚至晚上也要让他陪着睡觉聊天，足见他对佛教的重视和亲近，也看到了佛教对于稳定当前的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通过这件貌似很小的事来看，在隋朝初期，杨坚对于佛、道二教是一种保护、拉拢的态度。南北统一以后，大隋也由对外征伐转向了内政建设，佛、道二教的发展建设，也成了杨坚内政建设要重点考虑的一部分。 再比如，在600年底，杨坚下诏让各地建庙立祀，并且说谁要是再敢偷盗、毁坏佛像、天尊像，都要严惩，这显然是对北周时期对佛寺的严重破坏有太深的感触了。当然了，他还特别指出，如果有和尚或道士毁坏佛像、天尊像的情况，那更要严惩，因为这种性质更恶劣。 那么是如何严惩的呢？史书记载是“以恶逆论”。这个恶逆罪在隋代是重罪，当时的刑法中是“十恶之条”，列举了十条重罪，而恶逆就是这十大罪之一。对于犯了这十大罪条人的处理，一般都是掉脑袋完事。如果侥幸中了彩票，恰好赶上皇帝娶老婆、生儿子、新皇登基之类的大喜事，就会有大赦天下这种好事，但“虽会赦，犹除名”，就是说就算遇上大赦放了你，但是也不能恢复原来的身份地位。比如原来有的官职、功名之类的吧，就是你因犯这十恶罪被赦后，最多就是个平民百姓了，想恢复政治地位那就别想了。这可以说是隋朝在法律上对佛、道二教加以了保护。 没过几天，杨坚又下诏称佛道并重，“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将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复护。……”，所以，说到底，还是因为佛、道二教经过大混乱的发展时代后，都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继续打击是不现实的，利用好的话可以更好的为统治阶级服务。 如果说上面这些态度、政策，是表达了隋政府对佛、道二教的一种扶持态度的话，那么对于恢复和扶持佛、道二教，特别是在佛教上，杨坚具体有哪些实际行动呢？ 601年，杨坚先后两次下诏，要求各地兴寺建塔，同时也极为关心各地寺庙的僧人数量，说我大搞房地产开发，给你们修了这么多别墅，到时候没有和尚住进去就尴尬了，所幸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就算房子不够住，也没影响和尚的数量。至于鼓励并安排众高僧翻译佛经，弘扬佛法，送钱送物这些事，那更不用细说了，不可计数。 可以看出，杨坚对佛教还是天然就有亲切感的，各方面照顾有加，这和他从小就信仰佛道是离不开的。那么对于道教呢，他实际上也并没有特别偏见，没有因为信佛就敌视道教，总体上也是以扶持为主。 《隋书?王邵传》还记载了一个故事，王邵给杨坚上表时说，在陈留老子祠里有一棵老柏树，枯死很久了，民间传说老子不久要来度世，这棵枯柏就会从东南方向生出新枝。南齐时，果然东南方向生出新枝，当时还是亳州刺史的杨坚听说后，亲自来到树下，正好应了老子度世的传说。 由于有过这样一段渊源，杨坚对道教，特别是老子就非常看重了，自己就是老子派下来度世之人，所以对各地的老子祠的营建工作非常重视，很多时候都要亲自过问。在《全隋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杨坚称帝后，581年下诏称“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深浅，殊途共致。朕付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生得一之义，总齐区有，思至无为，若能高蹈清虚，勤求出世，咸可奖励，贻训垂范”，同年，下诏修复了周至县的老子庙，足见对老庄道家的崇尚。583年，又在龙首原新建了三十六所道观，称为玄坛，并且度道士二千人。 杨坚以前曾去过楼观台的宗圣观，对于这个尊奉老子的道派非常重视，除了下令重修道观，度了一百二十个道士外，并且还刻了四体的道德经收藏在道观里。 前面讲到楼观道士王延，一直在京都，杨坚为他专门修了座国立的宗教研究院——玄都观，请他去当主持，甚至最后还“斋诚受智慧大戒”。对于楼观道的重视，和“田谷十老”中的王延和严达有着重要的关系。 对于其他的有名道士，杨坚也经常诏见，比如588年召见孟静素，把他安排住在至德观，魏郡仇岳洞晓老庄，也被召见一起交流玄理，为一个叫吕师的建了座清虚观，为孙昂建清都观，为孟静素建至德观，还在益州建了至真观、三洞观、三圣观等。 杨坚的开皇年号的来历，同样是与道教有关。上一篇末提到的楼观道士王延等人整理的《三洞珠囊》，其中就有“似元皇君号开皇元年，隋家亦象号开皇元年是也”的记载，《隋书?经籍志》也有相近说法。实际上“开皇”就是道教中一劫之始，杨坚确定年号为开皇，也有利用道教的天命所归的寓意，来为自己开创的新王朝增加气运，想来也寄托了、承载了这位堪比始皇帝的一代大帝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总之，在杨坚的有意识的扶持利用下，隋朝的道教是呈发展趋势的，无论是道观还是道士，规模、数量上都有所增长，道士们的参政议政也是封建统治阶级所乐见其成的。 杨坚在位期间，还有个关于佛、道相争的有意思的事儿。杨坚经常会请些道士进京来讲座，开些学术交流会，当然他亲自参加的时候不多，不过却要求大臣们都得去听听讲，接受点新知识、新思想。 对于这种情况，和尚们感觉不太爽了，于是也去会场听，当然他们是带着搅和的目的去的，所以那边台上刚讲了个开头，就有个光头站起来抢麦提问，问题自然不会是友好交流的，而是诘难，这样讲座一般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和尚们达到了目的，高高兴兴去庆祝了，道士们就不高兴了，于是就向皇帝告状，皇帝说没事没事，以后就不让和尚们参加了，你们安心搞活动吧。 道士们一听挺高兴，心说这下可以安心讲课了。没想到，和尚们知道后，根本就不听那一套，以僧粲为首的一众和尚们照旧直接闯进会场，抢麦搅和照旧，讲座自然就更没办法办下去了。 当然了，好皇帝都是搞平衡的高手，听说这件事后杨坚反而很高兴，“斯朕之福也！”通过这事，也足见隋朝对佛、道二教的包容与重视了。 据《广弘明集》记载，由于北齐的排斥道教的政策，曾一度使境内道教几乎被灭绝，虽然稍有所夸张，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在隋前，道教的生存面临着挑战，所幸“迄于隋初，渐开其术”。假如杨坚同样持续打压、排斥道教的政策的话，道教的危机将更加大，更谈不上还有所发展了。 所以，蔑道之说并不尽实，当然了，类似这种前后矛盾、不一致的问题，史书中是极为常见的，前面也说过，这里就不啰嗦了。 总之，也正是杨坚的这种对道教的扶持和利用的政策，为唐朝的道教大兴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第三章 杨广——生活怎能少了女尼和女冠 俗话说前人种树，后人就有资格买个躺椅在树下喝茶乘凉了。所以，有了一代明主兼老爸杨坚铺好了阳关大路，别的不说，单说对待宗教的政策方面，儿子杨广基本上就不用再操心如何做了，更不需要再发愁改革创新了，只要和他老爸保持一致、政策延续下去就ok了。 和老爸的“素无术学”不同，杨广从小就是个喜欢读书的好孩子，也喜欢搞搞写作，这和一些演义小说里描写的那个只会吃喝玩乐的昏君还是不太一样的，至少杨广在当皇帝之前和当皇帝早期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实际上，在那个位置上坐得时间久了，能够保持不变质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古今都一样，早年英明神武、晚年荒淫昏聩的多了去了，所以也没必要对杨广有什么成见，总体来说，他在位期间疏浚大运河、迁都洛阳、改度量衡、对外扩张等很多方面成就都值得点赞，只不过方式方法上不过脑子，搞得天怒人怨、天下大乱。 在对待三教的政策上，杨广基本上也没有改变杨坚生前确立的总体发展战略，同样是以儒为主治国，拢络佛、道二教为政治所用。他在608年下诏说，“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并“立孔子后裔为绍圣侯”可以得到证实。 对待佛教，杨广同样继承了家族一贯的信仰佛教的传统，很早就和很多高僧有来往，特别是和禅宗大师智顗关系非常好。591年，杨广在扬州组织召开了一个千僧大会，并且还非常虔诚的接受了菩萨戒。 关于佛教的菩萨戒，我也并不是很了解，除了分大乘戒和小乘戒外，还有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和六重戒二十八轻戒等等讲究，我们平时都知道的不喝酒、不杀生、不邪淫之类的都是其中的戒条，可见杨广受戒也只是为了做秀，表达一种姿态罢了，要让他持戒，别逗了。至于经他之手给各地寺庙供应的钱米粮油，根本就无法计数。 对道教，杨广可能比他老爸更加崇尚。史学家对隋朝的大业年间，即605到618年这几年称为“天下承平日久”，是结束南北分裂大一统后，出现的很难得的天下太平的一段时间，道教在这段时间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所以史书说“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然了，随后也有一段混乱时期，过渡到了盛唐。 杨广本人还特别喜欢接见道士和修建道观，他在位期间的道士数量也有很大增长，甚至还把佛寺改成道场，把道观改成玄坛，就怕不热闹。《长安志》记载，大业初，长安内有寺一百二十座，称为道场，有道观十座，称为玄坛，迁都洛阳以后，又在城内及周边修了二十四座道观，发展了一千一百多道士。 不仅如此，杨广还在皇宫里设了座玄靖殿，建了惠日、法云两个道场，通真和玉真两座玄坛，这些都是为了方便他不出宫就能供奉佛祖和天尊，对于佛、道二教倒是一碗水端得很平。 杨广的学术水平还是不错的，自己曾经也爱写作，所以对于道教的经籍的整理、编修及目录建设都很重视。比如他在继位之前，就在王府里养着近百人，专门负责修撰工作，继位后，更加注重各类书籍的编着，《隋书?经籍志》和《通志》里均有这方面的记载，当时涉及到的书目包括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等，其中道经在经籍志里有记载的主要包括老庄思想等。“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的道教还是以老庄为主的，杨广对于各类文献的整理和保存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杨广对道士的重视也比老爹更甚，与他有过亲密接触的道士不少，他对这些道士也非常迷信。据《隋书?徐则传》说，“建安宋玉泉，会籍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592年开始，杨广多次派人去请王远知，向他执弟子礼，还封了个代王越师的头衔。611年，又在首都给他建了座玉清玄坛，请来主持，方便时时见面。 对于缙云山的徐则更加尊敬，曾写信求教道法，早年也曾想让这位隐世高人帮他篡位。当然，这位高人来了以后，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羽化了，杨广也对得起他，派人送他回到天台山安葬，又“随须供给”，“赐物千段”，还派画工“图其状貌”，令方士作颂词。稍后再详细讲一讲王远知和徐则等道士。 当然，杨广也对道士们还是有着警惕心的，所以他并非是一无是处的昏君，《新唐书?方技传》记载，杨广把各地的有名的道士都召集来，让一个叫弘礼的和尚统一管理，“聚而禁之”。为了加强宗教管理，杨广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叫崇玄署的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宗教事务管理局，里面设立了令、丞等专职公务员办公，管理佛、道二教，这就是王权对宗教的真实态度。 当然了，演义里的昏君形象也不是凭空捏造的，比如杨广自己就极想长生不死，这也是他崇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治通鉴》里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位道士潘诞，自称三百岁了，说他能给杨广炼金丹，吃了就算不能与天地同寿，也能与日月齐辉。杨广自然高兴，立刻也修了座嵩阳观，按照豪宅别墅精装修，仅豪华房间就好几百间。为了照顾老神仙的起居，安排了一百二十个童男童女，丫环仆人更是好几千人，所耗巨万，当然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是不敢想象了，但对于拥用整个国家的皇帝来说，这点小房产也花不了几个钱。 日常生活中，更是离不开僧道的陪同了，每次上朝结束回来，把自己的老婆们、老爹杨坚的老婆们、兄弟家人、和尚道士们全都要聚餐，灯红酒绿，“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道友们知道杨广喜欢出去玩，每次出差，当然他不用请假了，作者本人别说出差了，现在离开所在城市都要请假，当然特殊时期，大家也都理解和配合。作为皇帝，那是没有笼子可以关他的，他是生活在笼子外面的，所以出差、游玩、开party等都要带上一群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还自称为四道场。 算了，这位皇帝的荒唐事就不多说了，客观点评价，他对道教发展还是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学者总结了三点：整理修纂了道书目录；组织学者、道士编写了一些新的道书；组织抄写了官方认可的道经，这些贡献，对唐代的道藏的编写有着不小的意义。 隋朝的第三位小皇帝就不提了，给李渊当了一年的靶子，又亲自把他从那个位置上拉了下来，可以忽视了。总体来说，隋朝的宗教政策，以利用和扶植为主，宗教得以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了一定的特权。这是一种承上启下的时期，直接为道教在唐代的发展奠定的基础。 在隋末的天下大乱，农民起义狼烟遍卷时，道士们是怎么做的呢？有的选择隐遁山林，静待时机再出江湖，有的干脆直接投身到逐鹿之中。比较有名的比如东都道士桓法嗣，效法那些成功的帮助杨坚上位的前辈们，支持王世充为“当代隋为天子”，期望这位一统江湖；泰山道士徐洪客则选择了李密，当然还有着名的魏征成了同盟战友，也曾经“进十策以干密”，不知道这二位道门高人，特别是魏征怎么眼光这么失准了，好在魏征随后又改投了唐王朝，从而成功从一位道士转职成为了一代名相。 等到大唐王朝气候已成，投身到李渊麾下的道士则更多了，比如着名的楼观道士岐晖，当李渊带兵到蒲津关时，四处宣传“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立刻组织了八十个道士去接应，自然也是为了在这位未来的皇帝心里留下点痕迹；至于杨广无比崇敬的王远知道长，也果断离开了这位昏君，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 我们不应该批评这些道士立场不坚定的行为，在经历大混乱时代的洗礼，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能够使道教传承下去，于道教来说，他们的行为最终还是为道教的发展有益的，这就足够我们肯定的了。 第四章 道教在大隋 前面简单研究了一番大隋朝两位皇帝陛下的宗教政策，但道教的发展也并不是全都围绕着皇族的，也有自身体系的发展历程，所以还有必要简单总结，或者说再稍稍深入一些讲讲隋朝的道教。 为什么一个信奉佛教的门阀大族，在登上了权力最高峰后，还能理智地把一直和佛教争斗不断的道教摆在几乎和佛教平等的地位来对待？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皇朝初建时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更深层次来说，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它非常敏感、脆弱，但又非常强大，让统治阶级必须慎重处理，尽快使国家发展步入正轨，这才是根本要务。当然了，这一切全都要杨坚去劳心费力的操心这些事，杨广用在享受上的时间更多一些。 经过南北朝的发展，道教和佛教基本上都完成了嬗变，真正成长起来了。单说道教吧，它的成长不止表现在经义、义理、经籍、修炼体系、神仙体系、斋醮科仪等诸方面的发展和完善，还表现在取得了各阶层的广泛认可和崇信，可以说上自皇权、贵族、士大夫，下至贫民百姓，都可以从道教中获得所需要的。这就厉害了，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摆在杨坚面前的，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在不影响新皇朝的稳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暴力手段对道教下手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特别是当这种信仰达到一定的范围和规模以后，就可以让王权低头。 历史发展到隋朝，以前那种儒学独尊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不能不说南北分裂、少数民族的入侵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并稳固，为了统治的稳定，隋朝调整了北齐和北周那种偏激的宗教政策，有着欲混南北、再造中华的伟大理想的杨坚，不可能因为个人喜好而面对宗教，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而且他也亲身经历并体会到的，极端的排佛、排道必然会激起反抗，对于迫切需要迅速稳定的皇朝来说，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除非脑袋让门挤了才会出昏招，所以，他所能做的就是因势利导，三教并行不悖，只有文化思想领域稳定了，社会才能最快地稳定起来，才能谈得上发展，所以后人说“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 隋在取得皇权过程中，由于依靠了道教的图谶符箓，可以说是从天命上得到了支持，所以也直接影响了隋朝立国后的宗教政策。在《隋书?来和传》中提到的张宾、焦子顺和董子华三人，都是在杨坚称帝前就和他有着密切的来往。特别是张宾，这是位政治能力极强的道士，北周时期就曾试图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博取武帝宇文邕的信任，以便利用皇权打击佛教，他的眼光和见识绝不是普通人能比的。后来他又看到杨坚未来发展不错，发现更大的树自然就会靠过去，于是就主动接近并大大夸奖杨坚，说他天生就长得就不是当人臣的脸，这张脸那就是为了当皇帝才长的，早晚您得当皇帝。 杨坚本来已经位高权重了，但谁还会嫌权力大呢？谁也不喜欢头上还有个老大管着不是，所把自然希望坐上那把最高的椅子，听了张宾的这些奉迎的话自然心情不错，把张宾就当成了心腹。成功当了皇帝以后，自然就更不会亏待他，当年就封了个华州刺史的官。当然，这位张道长当道士那是专性的，玩政治可就是业余的了，所以最终由于没能把握好火候，犯了错误，本来是要杀头，还好杨坚念及旧情，罢了官给打发回家种地去了。 以上以政府对道教的政策和态度，对道教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上一篇讲过，南北朝时期，以上清经系为主的南方的道教开始向北方传播，北周开帝时期，茅山道士焦旷隐居华山，王延就曾向他求教上清经法，楼观道派成为吸收南方道教的主要代表。当然，作为佛道之争的主力，楼观道派在接受了三洞经法的同时，实际上也借鉴吸收了很多佛教的思想。 比如隋代有个叫刘进喜的道士，写了部《本际经》，里面就有大量的佛教内容及词汇，诸如三界、五道、生业、无量、涅盘等等。所以，道教在隋朝无论南北，总体上都表现出了对佛教的吸收。 从陆修静、孙游岳再到陶弘景，南方的道教对于佛教思想的融合一直没有中断，仿照佛教的经书创作出一系列的道教的经籍，这种思想随着道教的北传，逐渐影响了北方的道教的教义，这就不再重复讲了。也正是由于南北兼容，道法大进，楼观道派才会倍受历朝皇帝们的重视，他们主持编撰了《三洞珠囊》，“诵大洞经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往往会成为皇帝的座上之宾。 随着隋朝完成了南北的统一，道教的融合也就成为大势所趋，在王远知和他的弟子潘师正（后面会专门讲他们师徒）的影响下，茅山宗大量北传，加速了和北方道教的融合。后面还会专门讲道教的重玄派，它和茅山宗类似，都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融入教义之中，这也成为隋唐时期道教发展的一个特点。 通过《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可以看出，元始天尊逐渐成为了道教的最高神，而且不知道哪位高人还给了他起了一个俗家名字叫乐静信，并安排他在每个天地劫运轮回时出来度化众生的工作。 关于元始天尊，前面讲到过，这是典型的三洞经系的主神，北方的新天师道、楼观道等传承下来，一直是尊老子为至高神的。北方道教承认元始天尊成为至高神，是万物本原，宇宙都归他管，地位上显然是超过了太上老君，这足够说明南方道教的影响力。当然，也不可能把老子地位降得太低，基本上就把太上老君排在了第二位，而且道经方面，还是以《老子五千言》为根本，其它的主要有《庄子》《灵宝》《升玄》等，明显有着玄理化发展的趋势。 此外，内丹学方面的发展，后面会专门讲苏玄朗，也叫苏元朗，他是专门研究内丹学的，所以对于行气、导引等研究比较深入，代表作品《旨道篇》，很多学者认为是内丹学开始的标志。 术法方面，由于金丹术经过实践检验后效果欠佳，比如经常吃死人，所以促使了符箓的迅速发展，“其术业优者，行诸符禁”。 关于隋代的道教研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内容，限于自己的水平和学术性等原因，就不再多讲了，简单提一下，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私下里再交流。比如在《隋书?隐逸》中记载了一位李士谦，他实际上是一位儒家学者，并非道家的隐士，他有部作品叫《论三教优劣》，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算是对当时三教关系的一种观点。再有就是为什么隋朝三教文化政策倾向明显地偏向佛教？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对道教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山西名儒王通倡导的“三教可一”思想，代表儒家第一次表示接受外来的佛教的原因和影响等。 到了隋末，天下群雄并起的时候，道士们继续发扬前辈们的光荣传统，纷纷寻找真命天子，希望博一个从龙之功，目标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要想选准也得看水平和运气。诸如《隋唐演义》之类的小说中也讲了不少，当然了，演义毕竟是演义了，所描写的那些逐鹿英雄也有限，正史上是如何记载的呢？近代历史学者岑仲勉在《隋唐史》中给出了一个数字，他一共列举出了一百二十八个隋末集团，放到现在，差不多一个省里就有五六个造反的势力啊。当然了，其中势力算得上强大的只有四十六个，唉，这也不算少了，也难为众道士们了，就算只从这些大势力里选一个，难度也不小，毕竟将来只能有一个可能成功嘛。 有好的经验当然要学习，而且肯定要比前辈们做得更好，于是隋末就有了很多流行歌曲，嗯，是流言、童谣之类的，总之，头条啊、各大网站、朋友圈，流传最广的就是“老子度世，李氏当王”。所以姓李的就有福了，您瞧瞧，这是上天都注定的，我老李家的祖坟该冒青烟了。可这些姓李的大佬们就没想想，天下姓李的多着呢，怎么就这么巧偏偏是轮到了你家的祖坟了呢，怎么就没有流行张氏当王、赵氏当王呢？反正李密、李轨、李渊等等这些姓李的人都很不客气地把这条谶语拿过来，四处宣传，收拢人心，不用白不用，就算不是我发布的，也是你替我发布的，省下我不少事儿呢。 民间这么流言四起，如果皇帝还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杨广一听就有点发毛，一是害怕，二是生气，总有刁民想害朕，想谋夺朕的天下啊！ 据《旧唐书》记载，杨广把姓李的人挨个琢磨了几遍，感觉哪个都像是要抢地盘的，本着宁杀错不放过的基本原则，先杀了个叫李金才的冤枉鬼。当然，在皇帝眼中，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是绝对没资格危及皇帝宝座的，给他们机会都没那个能力办这事，这位李金才实际上也不是小人物，而且是位手握皇权的大将军，所以才会中了大奖。 李渊登基后，有一天忽然想起了这位冤死的前朝大将军，没准那句谶语就是他让人传出去的，感觉是有点对不起人家，于是专门下诏，说他“元功世胄，横受屠杀，朝野称冤”，现在我当了皇帝，自然不能对不起你，还追封了上柱国申国公。没有考证李渊和这位李金才有什么关系，按常理推断二人应该是相识，都是同事嘛。 实际上，李渊对于各种图谶利用得那是极为拿手的，除了上面的李氏当王以外，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案例，比如当时还有首“桃李子歌”，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网上找找；前面提到过王远知，也曾主动接近李渊，并且密传符命，当然在李渊看来，您就别偷偷地传了，这个是可以也应该公开，而且还要大大滴公开才行；还有着名的李淳风道长，据传说他在终南山受到了太上老君的亲切接见，两人都聊了什么就不详细说了，当时老君悄悄地告诉了他一个小秘密，说唐公应该是受命之符，不过千万别对别人说啊，自己知道了就行了。 实际上，对于道士们的纷纷出山，投资各个军阀集团的做法，无外乎是为了将来能依靠他们取得回报，为了个人的前途也好，为了道教的发展也好，总之对于道教来说都是好事，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有关唐朝的这些着名的道士，后面还会一一讲到，下面先介绍几位隋朝时期重要的道门高人。 第五章 隋朝高道–王远知 上 我们知道，大隋朝国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公元581-618年），但是也不能掩盖掉隋文帝杨坚的光芒和成就，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炀帝杨广继位以后，虽然很快就把老爸辛苦弄来的江山给断送了，王朝的更迭，所幸道教并没有受到大波及，反而得到了很不错的发展机遇，整体上呈欣欣向荣之势，道门高人也能够专心搞搞科研，出些成果，也为进入唐朝以后的发展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下面就挑两个比较重要的道士讲一讲，先讲一下茅山道士王远知。 姓名：王远知 出生时间：510或528（稍后解释） 去世时间：635年，总之就是位百岁道长 籍贯：琅琊 职业：道士 成就：茅山宗第十代宗师 主要着作：《易总》（存疑） 王远知，祖籍琅琊，后来随老爸迁居扬州，所以有些史料也说他是扬州人。爷爷叫王景贤，曾担任过梁代的江州刺史，江州在三国时期就很有名了，道友们应该不陌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父亲叫王昙选，是陈代扬州刺史，所以王远知的祖上都是省部级高官。古代讲究门当户对，老妈的娘家地位也不错，姥爷丁超，任梁代驾部郎中，和王景贤也是同事。 前面也讲过好多次了，但凡名人出生必有异象，虽然不是必要条件，但应该是个充分条件。所以在千年前的某一天，王远知的母亲白天睡觉时做了一个梦，醒了以后感觉很不一般就说了出来，说梦见有只凤凰飞来，就停在了她的身上。中华文化传承至今，龙、凤、麒麟之类的都是大吉大利的神兽，和它们有关的都是好事，所以当王远知的老妈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以后，自动就和梦到凤凰这事联系了起来。恰好名人宝志大和尚来府中做客，王昙选就对宝志说起了这事。宝志闭目推演了一番，说：“恭喜恭喜，大吉大利啊，你这宝贝儿子将来成就非凡啊，会是一位道门高人，快快快，红包拿来。” 简单说说这位宝志，这是真实存在一个人物，并不是讲故事随便编的一个人，并且他还是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僧人。宝志和尚七岁就出家了，修的是童子功，佛法相当精深，而且还精于预测。据说他在梁武帝时期写过一首谶诗，有点类似打油诗，是这么说的，“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什么意思呢，刚写出来时谁也看不明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有高人才分析出来，这是写的萧衍。萧衍恰好是三十八岁时在建业禅位建梁，丙寅年他八十三岁时，四月十四日城北的同泰寺遇到火灾。上一篇讲陶弘景时提到萧衍晚年迷信佛教，曾舍身佛教，实际上就是在他八十三岁这一年三月舍身在这个同泰寺的，结果没几天就一把大火烧了起来。 总之，这位大和尚的预言还是很准的，他对王昙选说你儿子以后会当道士，就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了。 王远知从小就表现出了高智商的特点，聪明敏捷，无论多么晦涩的经书，一看就懂，尤其对书传极为喜欢，“多通经史，尽锐典坟”，典坟的意思前面解释过了，就是三坟五典，不再多说。等到十五岁时，王远知果然去了茅山打算当道士了，拜了陶弘景为师，跟随他修习道法，尽授三洞秘法，由此，后世的茅山宗便尊他为茅山第十代宗师。 不过这里有个小问题，就是有关王远知是否真的跟随陶弘景学习过，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前面提到过，陶弘景是536年羽化的，而王远知生年虽然还没有最终考证，但不是510年就是528年，所以才有此疑问。分析一下这两个时间的来源，《旧唐书》《新唐书》《云笈七签》《太平广记》、江旻《碑》《茅山志》等没有明确记载王远知生于何时，但都记载了他是卒于贞观九年，即635年，这个时间各史料都没有出入。然后再按照记载说他寿一百二十六岁，推测出他应该是生于510年。而在《玄品录》中却明确地记载了他生于梁大通二年，就是528年。当然了，《玄品录》是元代茅山道士所作，这个时间是否准确，又从何而来的也无从可考，所以就不能确定王远知究竟生于哪一年。 也就是说，如果王远知生于510年，年龄上来说，二十多岁的他是完全有可能求学于陶弘景的，但是如果他是生于528年的，才不到九岁的他就跑茅山找陶弘景就有点不合理了。那位道友可能会说，王远知是神童嘛，9岁就学道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您别忽略了，王远知9岁时陶弘景羽化的，所以更小的时候去拜师才可以的。另外，就是李世民贞观时期的道士江旻应该是最了解王远知的了，都是从事道士职业的同行，但在他所作的碑文里面，也没有提到过王远知拜陶弘景学习的事。所以，这个就存疑吧，无论他是否在陶弘景座前请教过，暂且放下。 大约在十八岁那年，王远知拜在了当时的国师、宗道先生臧矜（也有书记作臧兢）门下，跟随他学习。身为萧衍的国师，臧矜的身份地位算是极高的，而且他学识渊博、智深幽微，着过《道学传》《道德经疏》，道教方面研究也很深，所以王远知在他门下学习尽得传诸秘诀，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王远知本来就出自名门，又聪明好学，功底也不错，再加上跟随着明师学习，所以他在道学方面很快就有了不小的名气，在高官贵族圈子里也有了众多粉丝，大家也都有意结交他，无形中他对政治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等到在国师门下学成之后，王远知醉心山水，开始游历天下，遍访名山，最后选择了茅山归隐，从此专心研究上清经法，修炼辟谷吐纳之术，名气越来越大。 第六章 隋朝高道–王远知 下 对于得道高人，想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帝王都非常感兴趣的。首先是陈宣帝和陈叔宝这父子两人，都曾召见过王远知，听听他讲讲无上道法，后主陈叔宝听后慨叹说“宏旨玄言，甚见嗟赏”。 592年，还是晋王时的杨广正在镇守扬州，杨广是604年转正的，前面提到了，他对道士更感兴趣，当听说茅山还有这么一位高人隐居以后，就派了王子相、柳顾言等人带着厚礼去请王远知来串个门，到家里坐坐。王远知虽然不愿意去，可自己的腰都没人家的腿粗，怎么也得去应付应付，所以一进杨广家的大门，马上就施了个小法术，把一头乌黑的秀发变得雪白。杨广一看吓了一跳，可能是对王远知这一头白发有了阴影，勉强应付了几句，就赶快把他打发走了。王远知暗自得意，小样儿的，别说你只是个王爷，将来当了皇帝也一样让你怕，结果一出大门，立刻恢复了一头乌发，唉，这老道士还真有点调皮。从这个小故事里实际上可以看出，即便王远知是528年生人，592年时也是六十多的人了，那时还能有一头黑头发，足见其养生功夫之深了。 611年，杨广巡幸涿郡时，还是想向他求教养生长寿之道，就派员外郎崔凤举去请他，王远知只好来到临朔宫见了一次杨广，此时的杨广居然还有心情享乐呢，并且对王远知执弟子礼，还命令在京师建造玉清玄坛请他务必赏光去住。 熟悉隋朝历史的道友应该知道，611年杨广为什么去涿郡？是为了远征高丽做战前准备的，筹措了一百三十万大军的供应，当年河南、山东又发大水，于是王薄、窦建德、刘霸道、张金称、高士达等各路豪杰纷纷起义，就这样第二年杨广照样带大军，号称二百万扁高丽去了。结局都清楚，大败回来了，结果613年又跑涿郡征兵，2月又跑高丽去了，家里乱成什么样了呢？孟海公、孟让、孙宣、彭孝才、吴海、吕明星、杜伏威等等更多英雄揭竿而起，高丽那照样吃了败仗回来了。 您说都这样了，就安稳点先把家里收拾好了再想着欺负人行不，不，那可不行，614年，杨广第三次征兵，又跑高丽挨打去了。此时唐弼、张大虎、胡刘苗等又一群英雄起义。所幸高丽王也怕杨广了，心说遇上个疯子了，这是家都不要了非要欺负死我不可啊，只好服软了，7月派人找杨广说，您厉害，我服了，我投降。此时国内已经不可收拾了，有点跑题了。 回来接着说杨广。隋炀帝巡幸扬州时，如果按时间顺序的话，这次应该是杨广第三次到扬州，时间应该是616年，实际上逃到扬州的，隋朝已经无力回天了，此时王远知来见杨广，对他说不宜远离京城，但杨广却没听他的建议，此时的杜伏威、窦建德、刘武周、李密、翟让等各大势力已经把天下分得差不多了。第二年李渊也起兵，很快大唐时代就到来了。 王远知在政治上的见识也非一般人所及，眼看这位皇帝实在是扶不上墙了，天下都乱成这样了，即便杨坚再活过来估计也只能儿子点个赞，能短短几年就把大好江山弄成这样，也没谁了。关键是王远知能在李渊还没有任何造反的征兆时，便主动去和李渊谈了谈天，“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不过功成后王远知就身退继续隐居了。 直到武德年间，准确说应该在621年，李世民平定了王世充。喜欢听《隋唐演义》的道友可以回想一下，这段历史挺精彩的，这一年李世民先后打王世充、围洛阳、大败窦建德、收降王世充、刘黑闼起兵等等，历史就万分精彩了，再经过演义就更吸引人了，我自己都想再回头看看这本小说了。 就是这一年，李世民成为天策上将军并开府，手下群贤毕集，诸如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许敬宗等等，当时请了阎立本分别画了肖像，号称十八学士。就是在这一年，李世民还由房玄龄陪着，专程去访王远知，而且是穿着便衣去的。 王远知自然没见过李世民，眼见二人气度也不像凡人，暗自掐指，那位可能问了，是不是诸葛亮那种袖中掐指的马前神课之法？可能是吧，道门传下来的掐指推算的法门不少，王远知用的哪种不好说，总之是挺准的，因为他一边上去迎接，心里已经有了数，“你们当中有圣人，难道是秦王大驾光临？”二人承认以后，王远知才说：“秦王您将来是一位开创盛世的天子。”这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极高的政治敏感性。等到李世民当了皇帝，还时常惦记王远知，打算请他出山为官，却被坚决推辞了。所以，贞观九年时，李世民安排人在润州旧山（也有记为茆山）为他建了座太平观，并赐下田产，度了二十七个道士给他做伴。在《谈宾录》和《旧唐书》中说度了二十七个道士，但江旻的《碑》中说是七十人，《云笈七签》中甚至说是只有七人，唉，就是这么不严谨，你自己看着办吧。 那边道观正修呢，李世民就下了份诏书通知王远知，顺便表示表示自己对他的崇敬之情，先大大夸赞了一翻他的才学品行，道法精深，然后又表示说，您老人家既然不愿意在俗世红尘中生活了，那我也不能非要勉强您，不过为了表达我的尊敬，已经派人去负责给您修建道观，添置田产，希望等您老回去时都已经办妥当了。这份诏书的内容在《旧唐书》中有记载，有兴趣的道友可以品鉴品鉴。 公元635年，贞观九年八月十六日，王远知自知今天就是羽化之日，便对弟子潘师正交待了后事后，立刻沐浴，穿戴好衣帽，然后躺下，就像平时睡觉似的悄然逝去。调露年间，唐高宗李治追赠王远知为太中大夫，谥号升真先生。武则天又赠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二年改谥号为升玄先生。 王远知一生只写过一部《易总》十五卷，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再无其它作品了。虽然他在着述上没有什么贡献，但是由于他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把陶弘景的茅山宗的经义传承下来，在他的众弟子中，特别是潘师正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茅山宗，所以说他对茅山宗，对中国的道教的传承有着重要的贡献。 这里多说几句，有学者考证，《易总》实际上并不是王远知所着，而是另一个同名的王远知所着，二人同名，所处时代稍有前后。不过这另一个王远知只在一些野史和地方志里有些记载，《易总》也失传了，虽然后世的一些注《周易》的人受这部书的影响，在这存疑，就不详细考证了。 第七章 隋朝高道–苏玄朗 上 在短暂的大隋朝时代，除了王远知以外，还有一位道士必须要讲一讲，因为他在道教在内丹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也有学者认为他是开创了内丹学，他的理论对于后世，特别是唐代的内丹学发展影响深远，他就是苏玄朗。 姓名：苏玄朗 出生时间：280-289年之间（，存疑，稍后解释） 去世时间：不详 籍贯：不详 职业：道士 成就：开创内丹学 主要着作：《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 苏玄朗号青霞子，有的史籍上是记为苏元朗的，道友们知道是说的同一个人就行了。前面也多次吐槽，类似于这种疑为古代手抄而造成的玄和元两字笔误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青霞子这个道号，应该是他曾经在罗浮山的青霞谷闭关炼丹而来的，这也是从有限的资料里推断他的行踪、事迹的一个例子。至于说他开创了内丹学这种说法，也有学者摇头表示no，不是他，这里先暂时把内丹开创者的荣誉奖状颁发给他，后面再解释，唉，这么重要的道教人物，连最基本的个人信息都查不到，道教界的前辈们实在是太不敬业了，否则哪还有佛教什么事儿，嗯，说多了。 上一章刚讲了王远知，他的出生时间还没有定论，但人家好在还有两个时间可以二选一，到苏玄朗这儿可就更夸张了，传说，嗯，确实是传说，也就是说写书的人自己都不相信，传说他是生于晋代，准确点说，大约是在280-289年间生人。您算一下啊，就算他是289年出生的，到581年杨坚称帝，已经是近三百高龄了，就问你吃不吃惊！所以这位活跃在隋朝舞台上的老神仙，别的暂且放一边，仅就人家这三百多岁的高龄往这一摆，就得给一个大写的服字，那些想长生的皇帝们兴趣怎么能不浓浓浓……浓厚。 由于与苏玄朗有关的、有限的记载也有很多是不太准确的，所以只能大概讲一下他的基本情况。传说他曾在茅山修道，具体哪年不详，所以也不确定是不是和王远知有过交集，也没听王远知说过认识他。大约在开皇年间（581-618）他去了葛洪的道场罗浮山青霞谷，想来这些古代的神仙人物对天地灵气聚集之地有所感应，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选择罗浮山，这事儿大体上是确有其事，也可以从青霞子这个道号上侧面证明一下。 苏玄朗在山中主要工作就是炼丹，并潜心总结经验着述。据他隔壁邻居透露，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套大芳居秘旨，这到底是一套什么秘旨邻居就不知道了。不过他说苏玄朗常和他抱怨说，他收集了道教界有名的三部宝典，《古龙虎经》《参同契》和《金碧潜通秘诀》，就是前辈们写作风格太顽皮了，说话留三分，又为了显示文采非要对仗、押韵，这还不算，还要寓意假托，总之就是不好好告诉你，非要让你猜，越难猜越好，大家都猜不出来这才能显示我的水平高。 其他两部经书不说，我们前面讲过魏伯阳和他的《参同契》，书是好书，要不也不会公认为万古丹经之首，但是魏真人开了个很不好的头，作了个很不好的榜样，高深的学问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更不能太直白的说出来，要尽量隐晦、尽量深奥、尽量简洁地讲出来，这样显得高深、有层次，凭空增加很多逼格的样子。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所以丹道的也好、炼养的也好，大家都学着《参同契》的风格，本来是修炼内丹，我非要说是房中术，要表达阴阳平衡，非要讲一通五行八卦，总之我要不指点，那就当天书看去吧。一直到隋朝，道教的典籍，特别是丹道方面的，一直是道教修炼法中最为神秘一种，着作虽然也不少，就是特别重视文采，喜欢假托某某某，晦涩难懂，感觉就是故意让你看不懂。 实际上，这个坏习惯并不仅仅在道教的经书中出现，各领域都有类似的情况，前面讲过一句话，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中国古代的很多传承都是因为口口相传，或者传男不传女之类的陈规陋习而失传，又有点说跑题了。 苏玄朗可能是深受其害吧，所以他总结内丹学术着作时，虽然也是沿袭了《参同契》的格式，但一改那种文繁义隐的弊端，差不多就是把文言文变成白话文，再加上详细的注释，最终写成了《龙虎通玄要诀》和《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两部着作，提炼出了自己的一套归神丹于心炼的新的炼养理论。由他开始，内丹学说开始被广泛认可，这个很好理解，讲得直白了，看懂的人就多了，而自此以后，后世学者们就把葛洪所提倡的金丹道改称为外丹术。 当然，最早研究内丹理论的并不是苏玄朗，而是早就有人进行实践或尝试，只不过没有明确地、系统地整理出来，成为一个体系，苏玄朗不仅提出了内丹的理论，还主张内外兼修，性命双修，把原来外丹术那种金丹大道从冶炼铅汞等发展到了对自己身体的修炼上，这也是对道教炼养体系做出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前面或多或少的也解释过一些外丹和内丹的区别，而对于外丹的种种弊端，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道士们认识得也越来越深入，太专业的不多说了，简单归纳三点： 第一、烧钱，而且是真的很烧钱，首先你得有房子有地吧，总不能在大街上炼丹吧，嗯，这个好说，古代随便找个没人的山头占块地也没人管。然后你要弄套炼丹设备吧，什么丹炉、天平、试管、温度计……当然了，高科技的东西那时候还没有，但总得要一些基础设备啊，还有煤啊、炭啊之类的。实际上这些花费都不是主要，最贵的是各种药材和药物，什么千年人参、万年雪莲之类的，各种珍稀矿物等等，您要炼的是仙丹，随处可见的俗物怎么可能炼出仙丹啊。所以，没钱，还想炼丹，真的是想多了。 第二、关键是烧了不少钱，头发都炼白了，可炼出什么来那可就不一定了。靠一点原始的化学、物理知识，靠前辈们故意写的似是而非的丹经，就想弄出各种化合反应来，这和水平没关系，靠的全是人品和运气。于是，一炉一炉的黄金白银扔进去，一份一份灰渣倒出来，终于某一天老天开眼，开炉一看，还真炼出了一个圆不圆、方不方、黄不黄、白不白的，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一坨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玩意？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功了，也不敢随便乱吃啊。历来吃这东西死的道士有多少先不说，达官贵人，就连皇帝都死了不少了，这可以说血泪经验。 第三、最重要的，信心。总说某某炼成了金丹霞举飞升了，但圈里人谁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谁看到过真飞升当神仙去的？ 所以，对于外丹术，多数道士，特别是穷道士们已经认为自己资质不足以去追求了，太高深了，但那颗追求仙道的心是不会动摇的，外丹术有问题，那就要走出一条更适合的道路，仙道如果那么容易就成功了，反而不正常了。 第八章 隋朝高道–苏玄朗 下 经过翻看前人的资料，很多道士发现《参同契》实际上还是极有道理的，只不过以前太注重表象，在外丹上花了太多时间，却忽略了把身体作为炉鼎，以天地元气为大药，在体内炼金丹，这个思路感觉似乎、应该、可能、好像更靠谱的样子。喜欢看仙侠网络小说的书迷们是不是很熟悉，这不就是小说里面的筑基、金丹、元婴这一套修仙进阶的步骤嘛。 那么什么是内丹？实际上这是一种相对更高级的道教功法。在《参同契》《黄庭经》等书中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过内丹的概念，但是在《参同契》里却提到过还丹一词，所以，内丹的思想实际上早就有了。苏玄朗在《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中明确说“归神丹于心炼”，这样就明确地提出了外丹修炼转到了更高级的内丹修炼的。 当然，很多过于专业术语就不多讲了，不过还是得提一下苏玄朗的性命双修，内外一道的观点，就是说想修炼内丹学，那么必须的，也是根本的就是要性命双修，性就是心性，命就是固精养气。简单点解释一下，大体就是以自己的身心为炉鼎，养心即修性，养身即修命，性命双修，把自己体内坎中（肾）的婴儿（元精），与离中（心）的姹女（元神），通过中央的黄婆（意念）加以调和，加上津（唾液）气等的温养最终结成内丹。很多人都认为道教的修炼只是个玩笑，和小说里写得那样，只是想象出来的，我特别尊重这样一个观点，对于自己不了解的，绝对不要想当然的否定，不能让自己的无知成为别人的笑料。 但是外丹术是不是就从此被否定，没有前途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后面还会讲到，在唐朝，外丹术反而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得益于一大批医术高明的道士的践行和总结，而且进一步发展出了金砂派、铅汞派和硫汞派三大外丹道派，出现了诸如孙思邈、孙少微、张果、梅彪等名医，也有梅彪的《石药尔雅》等经书传世，当然了，他们同样认识到了前辈们的外丹术的弊端，稍后再讲这些。所以葛洪的外丹理论，并不是走不通的，他的思想和理论有着他的特点，他从形神关系、气物关系、物类变化等认识上，试图证明并强调肉体永存的可能性，是通过外丹、炼形走一条肉体永存而成仙的道路，“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当然，他也并不是只追求外丹，而是也有一套行气、炼养的方法，从后人的眼界来分析葛洪的金丹大道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解决无限的道和有限的肉体这二者的矛盾，把二者割裂开是他的理论的最大的漏洞。 所以内丹学不仅是一种新的修炼系统和功法，也是道家对外丹学的局限性深入认识以后的总结，是道家发展完善出的新的一套世界观，这使道教体系更加完整，对后世道教思想体系和行为模式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仅唐代就涌现出大量的内丹方面的着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后面有机会再和道友们聊。 对了，这里的内丹，就类似于修真小说里的金丹境界，怎么也算是小高手了，再往上走一步，那就是破碎虚空，飞升仙界去了。所以，修成了内丹，就相当于走上了长生之路，这和服用外丹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把苏玄朗的内丹学理论视为隋唐时期的内丹学的代表的话，可以把这一时代的功法分为两个阶段，这和道友们都知道的道家传统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明显不同，下面简单讲几句。 苏玄朗的内丹理论第一阶段是炼精补脑，大概的功法是在夜里1点到上午11点之间开始运功，不要求必须五心朝天、姿势标准，而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躺着也行，站着也可，不过感觉最好还是坐着，躺着没准就睡着了。当然，要求必须安静，所以道士们都喜欢去山里住着，要是住城里，您那正行功呢，隔壁孩子哭了也受影响，没准还弄个走火入魔什么的。然后就闭目养神，控制好呼吸，慢慢的，慢慢的……使自己安静下来，保持意守下丹田，渐渐放松呼吸……。这样每天坚持修炼下来，功夫到后，就会感觉丹田逐渐产生精气，此时再慢慢地温养强化它，慢慢会达到一种意动精生的层次，这时修就算是初步小成了。然后就是以意驭气通三关了，这就和道友们在小说里看到的那种打通任督二脉差不多，引导精气先沿尾闾长强穴贯入督脉，再通夹脊（还有一种说法是大椎穴下三寸处，不过最终还是要沿督脉向上）过玉枕穴，直入泥丸宫，就是把精气引导着从尾椎一路沿脊柱向上进入大脑，这样就可以达到补益大脑的作用，使神旺智生。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苏玄朗的功法最终是要补脑，或者说是要养神，这和传统的精气要运行周天的修炼方法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当第一阶段或第一层功法修炼得神旺到一定程度而知生时，就是智生，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的胎息修炼了。首先还是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同样没有特殊的姿势要求，舒服就好，要不一修炼就几个小时，总坐着也太累，但是最好还是别躺着，太舒服了真怕睡着了。时间呢，子时开始，关于子时和道家修炼的内容前面简单提到过，也讲过十二消息卦，子时对应复卦，特点就是阴极阳生、一阳初生的时刻，这也是传统道家认为最适合修炼的时刻，符合天道嘛。同样是先静心排除杂念，调节好呼吸，经过上一阶段的修炼，这一步已经驾轻就熟了，所以很快就能使气息绵长，若有若无，这样就进入了一种类似胎息的状态，就是小说里那种由外呼吸转到内呼吸。当然了，人不呼吸或呼吸太弱肯定是会缺氧的，所以这种状态肯定是维持不了多久，有人几十秒，有人一两分钟，但是经过长期的修炼，维持的时间肯定是会越来越长。前面我们讲到过道家修炼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要反着来，顺行为人，逆行为仙，该呼气时我吸，该吸气时我呼，谁都是必须呼吸才能活着，我非要练成不呼吸也能活着，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苏玄朗无论如何改革创新，也没有跳出这个道家认识的圈子，所以他认为，当胎息，就是内呼吸练到大成时，就可以做到一天也不用外呼吸，这也是他想达到的目标。有人算了，正常人大约一天要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次左右，他的目标就是逐渐减少这个呼吸次数，直到大成。您想啊，都不用呼吸了，那还是凡人吗？ 当然了，大成是极难达到的，修仙嘛，哪能那么容易，但是别灰心，大成前还有小成呢，据说小成以后，就可以达到“肤若凝脂，百病不侵，延年不死”的程度。貌似女性朋友可以尝试一下，比买化妆品、弄一脸重金属效果好多了，重要的是这种效果不只作用在脸上，是全身都有效果的。虽然功法大成不容易达成，也不妨碍遥想一下成功的美妙，据说可以“水火不浸，脱胎换骨，隐显变化，身外有身，与道合真”，实际上这还是保守了，大成就是成仙，仙人的好处你就使劲想吧，好处多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神仙做不到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苏玄朗并不是第一个系统整理内丹学说的，而是唐末五代时期的钟、吕金丹道最早提出来的，当然是因为考证依据不同，钟吕金丹道后面还会详细讲。不过本人比较倾向于苏玄朗，因为仅从《罗浮山志》中的苏玄朗传部分就可以得到一些证据，比如“龙虎宝鼎即身心也，身为炉鼎，心为神室，津为华池”，“中央戊己，是为黄婆，即心中意也。火之居木，水之处金，皆本心神”，这些都是明显契合《参同契》的内丹修炼之法。 《罗浮山志》里还提到，苏玄朗写了部《旨道篇》，里面也提到过内丹一词，这应该是道教界第一次提到了内丹这个词的着作。可惜的是，他的着述在元代基本上全都失传了，一个元朝，一个清朝，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带来的影响……，唉，不多说了，原因等下一篇再交代。 这里要明确一下，我说的是苏玄朗是道教界第一次提出内丹这个词的，这话没毛病。为什么要再啰嗦一句呢，因为在他之前，天台宗和尚慧思在《立誓愿文》中有一句“籍外丹修内丹，欲安终生先自安”，他借用了道教的思想阐述一种新的禅观，这应该是第一次提到内丹一词的了，但他不是道教界的。 第九章 李渊认了一个祖宗 上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嗯，应该是佳人已去……算了，我就是想说，大隋朝已经成为了过去，成为了历史，隋朝的道教也跟着一起成为了昨日黄花，嗯，成为了过去。新的皇朝建立以后，三教所面临的是彻底洗牌还是维持不变，自己的命运要全部交到别人手里吗？ 李家的天下是怎么得到的，那是一段相当精彩的历史，相信道友们也都非常熟悉吧，《说唐》《隋唐演义》等等都值得一看，什么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就不再啰嗦了。总之就是王朝更迭时期，英雄辈出，各显风流，道门同样不乏远见卓识的聪明人，包括前面提到的王远知等高道，自然也要为自己和道教的未来提早谋划。隋末时期，很多起义领袖都需要利用道教的谶纬营造出奉天承运的大势，为自己的势力戴个正义之师的帽子，其中玩得最好的应该就是李渊了。 为了名正言顺地夺取政权，李渊把杨坚当初用过的那一套谶纬术照样复制一下，并且稍微加入点自选动作，于是很多道士纷纷投效，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其中以楼观道士岐辉、茅山道士王远知为代表。李渊称帝以后，对在雪中送炭的岐辉、王远知等为代表的道教同仁们非常欣赏，这些可都是曾经有功于大唐的忠义之士啊，所以就奠定了道教在唐朝兴盛的基础，道教界实在不应该忘记他们二位为代表的前辈们为道教作出的伟大贡献。 大唐很强盛，当然是指安史之乱前，但初建时却同样面临着动荡与不安，内忧外患，急需稳定。那时候，还有很多反王抢天下呢，门阀世族的余威依旧，传统势力强大得令人发指，为了能够早一点稳定政权，必须要得到这些门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拥护。当然了，如果能够让自己出身、家族的声望再高那么一点儿，这样就更有利于得到士族们的承认，更容易取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总之一切都是为了让国家迅速稳定发展起来，所以李渊就仔细想了一下出身血统这个问题。 古代人是极讲究出身的，比如孔家、孟家的人，见面就说我是第几代子孙，然后就会赢得别人的一脸的崇敬，圣人之后，久仰久仰。不要说古代了，就说现在结婚找对象，还有很多人要讲究劳什子门当户对呢，身份高的还有优越感呢，在古代这个情况更突出了。以前没想着当什么皇帝时还不太明显，现在当了皇帝后，李渊陛下自我介绍时说，朕出身关陇世家，明白人一听心里可能就撇嘴了。特别是在文化圈，也是李渊急需拉拢的那些士族们，对他的跟脚更是门清，噢，关陇世家啊……那不就是北方胡族嘛，胡人血脉和汉人通婚，血统不纯正了啊，这无形中影响忠诚度啊。 大家对唐朝的大事小情应该很熟悉，宫廷剧也不少，李渊、李世民、杨贵妃、唐明皇都是明星人物，不过说起李渊的祖先，不研究历史的人恐怕就不一定很清楚了，简单几句话交代一下。 这里所说的“关陇集团”，就是和杨坚、李渊等皇室家族有关，很多传奇、演义里也都是经常出现的。简单说，这个集团是指北魏时期的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就是今天的六盘山）一带的大门阀的总称。当年为了对抗高欢，北魏对关陇地区的军事力量进行了整合，成为前线的主力，随着战事的发展，以后便逐渐定居到了关中，并且有了大量的胡汉相互通婚的情况。北魏分裂以后，这个集团公司实际掌控着西魏的人事、财政、军事等诸多大权，由着名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组成了董事会，而这二十位成员也实际代表了关中最显赫的各个大家族，拥立宇文泰对抗东魏集团。 经过相互通婚，集团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家族间关系千丝万缕，影响越来越大，别的不说，西魏、北周、隋、唐这些王朝的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李渊的爷爷李虎就是当时的八柱国之一，李虎去世后，儿子李炳也英年早逝，所以年仅七岁的李渊就袭爵。李渊和杨坚的关系，我们这里叫挑担，各地叫法可能不一样，就是孙权和周瑜那种关系，二人的夫人是亲姐俩，同享一个老丈人，这个老丈人也是八柱国之一，叫独孤信。也正是由于两家有这种关系，当年杨广大杀李姓人的时候，才没有动李渊一家，当然了，和李渊拥兵在外也有一定的关系，总之就是情况挺复杂的。 有点啰嗦了，其实我只是想说大唐李氏并不是纯粹的汉族血统，而是有着胡人血统的，这件事中原的普通老百姓可能不清楚，但高门大族谁心里还没个数儿，这才是关键。 所以，就算当了皇帝，统治了一个国家，自己的出身不解决，就是不解决自己的血统问题，这些自诩清高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就会看不起你，就不会真心拥护你的统治，这对唐初的稳定甚至今后的长治久安都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嗯，是政治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李渊必须解决它！那么怎么解决呢，很简单，给自己找个汉族人当祖宗。 上一篇讲到南北朝时，五胡乱华后，北方胡人为了更好地统治汉族人，也有给自己找个汉人的祖先，甚至改掉自己的胡人姓氏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汉人的认可，为了自己的统治，既然前人都实践过了，现成的经验在这摆着呢，李渊再做起这件事来可以说毫无压力。 当然了，也绝不能随便找个人就认了祖宗，至少这个人不能太普通了，要不然对不起皇族的地位啊。于是李渊一家人吃完晚饭，围着餐桌，泡上壶龙井，决定在这次家族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一家人找啊找啊，把有名有姓的姓李的汉族人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从开天辟地抟土造人开始，一直到秦皇汉武，再近了不合适了，最后发现好像这个叫李耳的貌似很合适啊，时代足够久远，地位足够高，影响足够大，就是出身稍低一点，只是个图书馆长，即便是国家图书馆也低了点，算了，就是他了！ 李渊大手往实木餐桌上一拍，杯盘跳起老高，宣布通过家庭决议，如果我们老李家是李耳的后代，不但士族们会认可，老百姓也更加要仰视了，因为他是道教的老祖级人物，太上老君嘛，宗教的麻痹作用才是收获民心的利器啊。诸位道友也可以帮李渊想一想，除了老子以外，还有谁更适合当大唐李氏的祖先，太上老君子孙的外衣，还真的没有比他更好用的了。 于是，老子成了大唐皇族祖先，尊奉自己祖先的道教当然就是自家的了，自家的当然得好好支持了，于是道教在社会上、政治上取得了优越地位，发展走上了……跑上了快车道。 第十章 李渊认了一个祖宗 中 由于隋朝的皇帝出身于佛教世家，虽然出于政治考虑总体上对道教有所扶持，但也不能掩盖那种对佛教更偏心的事实，所以，敏感的士族官宦、小市民们谁都明白道不如佛的事实，经过隋朝的几十年的潜移默化，全社会对道教的态度多少就有些不以为然了，这种情况自然就延续到了初建的大唐。 所以，为了最快速的为新认的这个老祖宗造势，李渊很直接地通过行政命令，明确提高了道士的社会地位，从意识形态领域明确道教地位高于佛教的政策，“……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我有权力，我有军队，我是最大的boss，所以我说了就算，就可以这么任性。 接着，就是全国各地大搞房地产，特别是在大城市、风景名胜之地，修建老子庙、老君祠，眼看着道教这是大火的节奏。这种国家层面不遗余力地支持，要政策有政策，要支持有支持，要房子有房子，要人有人，道教发展跑上了快车道——不，现在应该是跑上了高速公路。 眼看着上面的风向确定了，下面大家自然就会跟上，不要怀疑古代官场的成熟程度，哪个不是人精啊，纷纷表达对上级政策的拥护，以各种形式向皇帝表达忠心，这是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为官职业素质。 据《唐会要》记载，620年时，晋州有个叫吉善行的人，他只是万千人海中最普通的一个人，至少在620年前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在一个叫羊角山的地方遇见一个老头，这老头骑着一匹红鬃毛的白马，长得极有气势，别误会，我说的是老头有气势，用现在的话说长得特别有派头，看着就像手握实权的大人物。老头看见吉善行后对他招招手，说：“那谁，你过来，我告诉你啊，我就是传说中的太上老君，别瞪眼。嗯，我还有个身份，其实是我你们皇帝的老祖宗，一会儿我还得去参加个聚会，时间挺紧的。现在就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去找皇帝，就说我说的，今年打败了那些造反头头以后，他的后代子孙就可以平平安安地睡大觉了，至少东方……嗯，千年不败。 620年时的大唐是什么形势呢？李世民还满世界跑着四处打boss呢，不说小boss了，当时还有包括窦建德、刘武周、高开道，杜伏威、王世充、李子通、刘黑闼……，个个都是大boss，大唐帝国还乱着呢。所以，李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总算放心了，心里也高兴，嗯，下面人还是很贴心的嘛，这种能提高我们老李家声望的事儿怎么可能嫌多！传旨赏，于是对吉善行又封官又赏钱，还安排人在老祖宗显灵之地，叫什么来着？羊角山，修了座老君庙。不过这个山名字听着实在是太土气了，配不上老君身份，也不符合皇家的品味，就改成了龙角山吧，嗯，这才有气势了，配得上皇家的身份。 但是，仅凭借着老君显圣这类吉兆，感觉力度还是差了点，为了进一步让大家明白自己的崇道之心，624年，此时天下基本大一统了，李渊亲自到终南山视察工作，与当地群众亲切座谈，重点视察了楼观道派，到庙里参拜了老祖宗太上老君。最高 领导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李渊用实际行动支持着道教事业的发展。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道教之所以受到李家政府的优待，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少不了当初道教界在李家打天下时提供支持的原因，同样，李渊如此重视楼观道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想当年，早在李渊刚在晋阳起兵时，楼观道士歧辉就拿出了道观里的全部存粮赞助李渊。617年，李渊大军行到蒲津关时，岐辉带着八十名道士前去接应，顺便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歧平定，就是为了让李渊听着吉利，博一个好彩头。李渊打天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大势力哪个都不是吃素的老虎。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支持，620年，李渊亲自到楼观祈福，希望得到太上老君的祝福。当时歧平定很好地把握住了这次机会，把肚子里的文韬武略全都掏了出来，对如何平定群雄，怎么消弭农民起义谈了自己的观点，最后鼓励有点迷茫，有点信心不足的李渊说：“陛下圣德感天，秦王谋无不胜，此乃上天所命，圣相垂佑，何寇孽不可诛也”，这无疑给了李渊极大的信心。岐辉所说的圣相就是太上老君，可见太上老君就是李氏皇族先祖的说法当时已经传开了。 如果有在官场打拼的道友，可要仔细研究研究历史啊，不说那些《资治通鉴》之类的巨着里面的名人名事，单单一个道士的几句话，就包含多少政治智慧在里面：进一步巩固了皇帝心目中的老君的地位；奉承了皇帝；夸奖了皇帝的儿子；给了皇帝必胜的信心；明确了我军是正义之师的事实，是老天爷支持的一方，其他人全都是反派人物……以上这些都是表面的，道友们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岐辉只夸了李世民，而没有提李建成和李元吉这两个儿子？ 李元吉相对两个哥哥来说表现的确不太突出，总体上打仗的机会少一点，因为李渊起兵时他被留在太原看家，最后还被刘武周给打跑了。后来参加了打王世充、刘黑闼的这些军事行动，立了不少战功，不过此时唐军大势已成，派个猪也能打胜仗回来了。李建成呢，虽然参加战争的出镜率比不上李世民，原因当了太子以后，主要的工作岗位应该是内政了，就算如此，他还多次领军和突厥会猎，那可是对外的战争，当然，他参与的人民内部战争也不少。李渊的这三个儿子，应该说都很优秀，只是优秀程度不同，岐辉却偏偏选择性的忘记了另外两个，单单只夸奖了李世民，其中的含义之深令人叹服。如果我说岐辉能预判出李渊今后会优待楼观，道友们应该都相信，如果我说岐辉能预判出李渊能优待道教，道友们可能也会相信，但是如果我说岐辉能预判出未来李世民能当皇帝，更能优待道教，道友们相信吗？如果李世民当皇帝，那岐辉是不是也预知了必定会有类似于玄武门之变这种事的发生？道门的神奇，不可臆测，诸位可还记得王远知初见李世民时说的那句话吗？ 咱们这不是官场小说，不再深入分析了，书归正传，所以，李渊对楼观道那是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的，等到大唐帝国扫平海内，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李渊就加封歧平定为金紫光禄大夫，当年的那八十勇士——八十道士也都被封为了银青光禄大夫，把楼观改名为宗圣观，又给观里分了二百顷良田，这可是免税的，其他财物就不可计数了，对了，最后还夸了一句“济国之功”。 有的道友可能不太清楚光禄大夫是个什么官职，简单解释一下。唐朝的光禄大夫是散官，就是享受待遇没实际职务，分为金紫光禄大夫和银青光禄大夫两个级别，金紫的是金章紫绶，正三品，省部级待遇，银青的是银章青绶，从三品，副部级待遇。李渊也不可能会糊涂得让一个道士主政一方或负责一个领域的，就算是一个很有才的道士，所以没有给岐辉封刺史之类的官职。 第十一章 李渊认了一个祖宗 下 武德八年，625年，李渊又颁布了一项基本国策，那就是只生一个孩子——咳咳，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就是给三教排了名次，道教排在了第一名，儒教第二名，佛教最后，进一步明确了道教的江湖地位。自然，在《真灵位业图》中，太上老君也一统三清，累积了多年的经验，连升三级，终于坐上了道教第一把交椅。这下太上老君总算能放心了，心说我以后坐这里就不动了，事实也如此，从此大唐王朝则把“我国家系承混元”，李氏皇族是“神仙苗裔”的信念一直贯彻了三百年不动摇，太上老君更是坚定不移的坐在那里直到今天。 在这个排名次的诏书背后，除了表达了皇室对道教的日益重视外，还有对佛教的进一步打压的含义。在当初打天下的时候，稳定压倒一切，不能在政治上有大动作，当转到内政建设以后，宗教问题就摆上了桌面。李渊先在《问佛教何利益诏》中斥责了佛教，说他们违背君臣父子之礼，对和尚们不守佛戒，不遵国法，出家了还嗜欲放纵，广积田货，既犯佛戒，还违国法的种种恶行表示自己很不高兴，不能容忍。 如果前面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口头上进行了警告的话，随着社会日渐稳定，国家日益强大，李渊感觉必须要对于佛教的问题下猛药了。所以，在公元626年又下了一道《沙汰佛道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整顿佛教，当然也包括道教。为什么要包括道教呢？在国家的有意扶植下，道教界也不可能全部都是遵纪守法、为国为民的好道士，败类哪个行业都不会少，所以李渊也打算趁这个机会，把道教的小毛病也治一下，同时也能减轻一点佛教的抗拒。 这份诏书被收录进了《全唐文》中，其中沙汰这个词用得比较文艺，文学功力不深的的道友大约不怎么会用它，葛洪曾经用过，后世的杜甫在诗中用过，近代鲁迅先生也用过，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淘汰、拣选的意思，有机会道友们也可以在文章里用一用，逼格绝对暴涨。 虽然这道诏书由于玄武门之变没能最终得到落实，但是唐政府为什么颁布这道诏书，背后的原因实际上并不简单。主要是佛教的大和尚们还是没有吸取南北朝就享受过的教训，隋唐时期寺庙、和尚泛滥成灾，不但侵占了大量田地，还收纳大量人口，这些人可都是逃避了徭役的，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建设是从根本上破坏，是不是和太武法难之前很相似？当然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准确地说，是隋朝政府遗留的问题，并不是李渊的责任。 前面已经讲过，隋朝的皇室实际上还是尊佛的，据《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佛教在隋朝发展几乎是没有限制地疯狂扩张，“境内之民，听任出家”，这就是政府的态度。所以，高峰时全国正式在册的和尚就有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位，寺庙三千九百八十五座，他们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保持着南北朝时的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主的模式，每一天都从帝国身上吞噬着海量的财富。所以，等到大唐的国家统治初步稳定以后，李渊绝对不能容忍他们，但是动用暴力手段又会造成国家重回动荡不安，所以，温和而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提高道教的地位来逐步打击佛教，当然了，这也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加深了佛道二教的矛盾，管他呢，对我有利就行了。 皇帝有了这样的基本政治态度了，道教界当然要抓住机遇了，比如傅奕就是急先锋，堪称斗士了，他多次上疏请求废除佛教，“天下僧尼，数盈十万”，“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李促卿、刘进喜等道士纷纷点赞。傅先生太心急了，解决宗教问题哪能一棒子打死那么简单啊，是傅奕政治不成熟，看不出这一点吗？宦海沉浮的人，哪个不是人精？我要表示出决心，是和佛教势不两立的态度，皇帝认同后，会更加睿智地、温和地处理这个问题，既给了皇帝对佛教动手的理由，又凸显皇帝的大局观、政治高度。当然了，以前看了点官场小说，也只能体会这么一点皮毛了，道友们别笑。结果和傅奕想得差不多，李渊力排众议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了这道整顿佛教的诏书，当然，道教也捎带上整顿一下。 李渊在诏书里面对佛教用词很那个，比如“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文章不长，对佛教的憎恶之词却真心不少。当然了，也不会只说佛教，道教也得捎带着敲打敲打，但只轻轻几句一带而过，用词也含蕴得多，“老氏垂化，本实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为元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 道友们对大唐朝处理宗教的历史背景可能不太熟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应该都很熟悉，诏书是626年四月下的，六月就发生了玄武门事变，不陌生吧？ 不知道道友们是否知道，呃，一不小心用了三个道，感觉可以把这句话拿来考考学中文的外国友人，又跑题了，佛教为了避免遭到更残酷的打击，也想找棵大树靠一靠啊，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太子李建成身上。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兄弟三人为了争夺皇位，相互都是手段用尽出，都要治兄弟于死地，李世民一直和道教界有密切关系，不是投资对象，所以李建成自然就接受了佛教界的效忠，他也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庞大势力的加入，帮助自己稳定太子的地位。 经过玄武门巨变，李渊立了李世民为太子，并且大权也交出来了。七月，李世民起用了自己秦王府的班底组建了新的中枢机构，八月正式被传位登基。 对于道教，则沿续了李渊的一贯政策。对于效忠李建成的佛教，那自然就不会有太好看的脸色赏下来了。 背靠大树好乘凉，有了皇室这个超级大靠山，相当于举全国之力在各种资源、政策的倾斜下，在各种有利的因素刺激下，飞速发展起来道教未来会成长到怎样的高度？ 第十二章 李世民–这个祖宗得认 上 由于李世民这位称得上传奇型的帝王身上有着太多探照灯般耀眼的光环，吸引了人们太多的关注，因此他在道教方面所做的工作似乎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很容易让人忽略掉，学者们对此研究相对也要少很多。经历过太上皇辛苦的打基础以后，李世民需要考虑的问题把重心转向了如何进一步巩固成果，继续执行成功的宗教政策，稳定、提高皇室的地位，进一步加快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恢复，唉，皇帝也不容易当啊，好皇帝更不好当。 李世民很好地延续了李渊的宗教政策，并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清净无为思想，以此来助力大唐快速发展，开创了贞观之治。有关李世民的治国主政的政治思想就不再详细聊了，无论在他戎马倥偬的生涯中，还是在血腥的夺帝之路上，都有着道士的身影，道家的思想对他的王道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他对老子的“静”和“无为”思想的理解和运用，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同时也可以从他更加重视道教和老子，进一步确定了道教的国教地位得到证明，当然，他对如何进一步提升李家的出身这件事也相当操心。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给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人安排了个任务，启动了一个大项目——“刊正姓氏”。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工程，项目负责人高士廉是吏部尚书，其他几位也全部是侍郎，调动全国各地的人力，遍寻天下谱牒，仔细考证真伪，最后要修订一部《氏族志》。当然了，这个项目最终的目的还是想把这些贵族门阀的姓氏渊源都考证明白，进一步确定自己李家的地位，扶植一批庶族地主阶级，打击一批旧士族势力，巩固皇权。另外，像平民百姓，自然不够资格让皇帝关心，小民百姓的姓氏也没有考证的价值，所以也就没有资格入这部氏族志了。 这件事的意义之深自然不必多说了，为什么偏偏是贞观六年李世民想到了要刊正姓氏呢？据《资治通鉴》爆料，公元632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李世民和魏征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君臣二人感觉一身轻松，便闲聊了几句。 看着曾经想要自己小命的得力助手，李世民颇有感慨地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魏征心情也不错，鸟语花香，蓝天白云，雾霾一千多年以后才来呢，听皇帝这么说，也深有同感：“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用人之道，那是帝王权术，领导的必修课，这个咱们不关心，二人讨论的选人用人标准我们也不多说，但从君臣二人的对话里可以看出来，此时的大唐已经称得上政通人和了，让皇帝烦心的事已经不多了，所以，李世民才有了工夫折腾他的姓氏这些东西了。当然了，这不是一个小工程，总共统计了二百九十三姓，所以直到贞观十二年（638年）整个项目才算初步结题，这一天，尚书老高同志一脸成就感地抱着成果请李世民验收。 不得不说，老高同志作为这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没有领会到领导的根本意图，在《氏族志》里，他很不识趣的把黄门侍郎崔干的山东崔氏排在了第一，李氏皇族排在第二。要不是老高同志沾点皇亲，还能有人给说句好话，要是放在现在的体制内，这种人哪可能干到省部级，最多是个小科员吧，退休前享受个副科级就到头了。 可想而知，被大老板李世民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 老高暗抹一把头上的冷汗，心里想自己还真是头猪，恨不得给自己几个大嘴巴，皇帝怎么能排在老崔后面呢！这帮猪队友，也没人提醒我。赶紧回去重新加班，你们这么害我，不改好了谁也别回家了，麻溜滴，连夜加班，赶紧把皇族排在了第一，外戚排第二，老崔只能排第三了，这样为期六年的修订项目才算圆满结题，李世民也满意了，最终颁布天下。 当然了，也不是谁都和老高那样后知后觉，更多的是聪明人，想着法儿地替领导分忧，这不，就有某君向李世民提起了当年的吉善行羊角山偶遇太上老君的故事，太宗一听心里很高兴。这是经过太上皇认证过了，我们是太上老君的后代，这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了，这很好，既确立了我们李姓的高贵的出身，又可以通过扶持道教来抑制佛教，人民信仰道教，不就是信仰皇室吗，所以，道教还要继续扶持，让它继续发展。 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对道教的照顾达到了巅峰，除了在亳州修了老君庙，还颁布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在诏书中，首先肯定了道教多年以来对这个国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循忘反，于兹累代……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里的诸华之教就是说的道教，接着又说，“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和李渊一样，这是从官方正式宣布了道教高了佛教一头的政策，道士和女冠的地位自然要比和尚和尼姑高了。 困难像弹簧——不，应该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皇室如此打压佛教，从云端摔下来的佛教自然也不乏真的猛士，于是法琳、智实等大和尚又写文章又上表，表达了对李世民打击佛教的做法的抗议，要求给一个公正的待遇。 据佛典记载，当年正月，佛教界推选了积极分子法琳为代表上书，说陛下啊，您尊崇太上老君他老人家我们不反对，但您如此厚待这帮子道士就不对了，您不知道啊，他们可全是原来的黄巾余孽啊，可不是太上老君的后代信徒。他们假装是老君的后代，实际上却搞些歪门邪道的东东，您可得小心他们再来一次黄巾起义啊。 这话就有点诛心了，您瞧瞧，事关自己的利益时，四大皆空的方外之人也不淡定了，嘴里说的是什么估计他自己也清楚，意思是皇帝您可以尊奉老子，认他当祖宗，这都不是事儿，但您不能这么惯着道教啊。个人以为啊，这种靠打击对手成全自己的做法本来就落了下乘了，您不先找自己的问题，眼里总盯着别人的毛病，哪是得道高僧能办出来的事儿啊。 李世民是什么人啊，当年魏征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但一直劝李建成立刻、马上杀了李世民这可是不争的事实。李世民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能全家都诛杀，却还能继续信任并重用魏征，这可绝对不是常人能比的，所以法琳这点小小的挑拨伎俩怎么能看不透。李世民的心胸还是很大度的，也没有把这群不服气的和尚怎么样，只是派了中书侍郎岑文本对他说：“语诸僧等，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法琳还能怎么办，人家没中自己这三十六计，只能“饮气吞声”，回去继续想办法了。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章 李世民–这个祖宗得认 下 法琳回到自己的别墅豪宅以后，经过三年多的闭关苦思，头发都快掉光了——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反正就是挺费脑细胞的，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决定再次出手。 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先通过发表文章制造舆论，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然后再去和政府谈条件。结果，当他发表了以《辩证论》为题的很多观点以后，还没来得及去找皇帝实施第二步计划呢，613年九月，道士秦世英就跑到李世民那告了他的黑状。 秦世英说：“陛下啊，那个法琳团伙亡我之心不死啊，上次教训了一顿还不老实，又在暗中搞风搅雨呢，您瞧瞧，这不是他写了好几卷子《辩证论》，不仅大肆鼓吹佛教比道教好，还大骂您老人家的先祖，大骂皇室，杀他几百次都够了。”当然，秦道士的说法比较文艺，说“讪谤皇室宗庙，毁黩先人，罪当罔上。” 秦世英这招可谓阴毒至极，龙有逆鳞，宗庙先祖岂可轻辱，李世民当时雷霆震怒。不过太宗总算是个明君，没有失去理智，冷静了一下再想想就明白了，于是派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尚书令狐德棻（这时终于升官了）等人组成审判团，负责审理法琳一案。 据佛典记载，主审刘德威问法琳，当今陛下尊崇道教，奉老子为先祖，道教排在你们佛教上面这不是应该的嘛，你们还非想要压道教一头，你这不是脑子有病吗？最不应该的是，金口玉言，万岁都下旨了，你不但不执行圣旨，还四处造谣，毁谤皇室，你犯事了，你犯大事了，坦白从宽吧。 法琳也冷静下来了，官法如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谁能不害怕，于是矢口否认，我哪敢不遵圣旨啊，没有的事儿。 于是，经过一个来月的取证调查、法庭辩论，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法琳依旧坚持无罪辩论，不坚持也不行了，真承认了那可是要命的。刘德威等人只好如实汇报给李世民，李世民一听不太相信，你们是不是消极怠工啊，去，把他给我叫来，朕要亲自审问。 面对皇帝，法琳引经据典，对答如流，据说接连回答了李世民二百多个问题，把李世民听得心悦诚服。不过这并不足够让皇帝就把这件事揭过去，还没个结论是不能免了法琳的罪，后来李世民又想了个办法。十一月二十日下诏说，你不是说佛法灵吗，给你七天好好念观音经，求佛祖显灵，如果显灵了就饶了你。 七天以后，李世民派人去看看结果，虽然菩萨、佛祖、罗汉什么的都没来救场，法琳却照样泰然应对。实际上，李世民已经有了给法琳免罪的想法了，派人把他带来，又详细问他佛和道的优劣，法琳对答如流，佛典方面肯定是要大力美化法琳，所以最后皇帝终于敬服于法琳的佛法渊博，把他无罪释放了。 事实上，李世民也的确对法琳从轻发落，安排他去益州度假了。临行前，法琳还作了一篇《悼屈原篇》，不禁让我想起在想当年，贾谊也曾被汉文帝贬到长沙，然后写了篇《吊屈原赋》，想来自古这些受了委屈的都喜欢和屈原沾点边。不过贾谊是公认的大才，司马迁把他和屈原合在一起作传，欧阳修也专门为了班固对贾谊的一句不合适的描写，专门写了篇《贾谊不至公卿论》为贾谊鸣不平，可法琳也仅在佛教界算是高僧，和屈原比想来有点不适宜吧。 无论如何吧，反正是法琳也写了，人家也说了自己是为了“寥申己志”，640年六月，还没有踏上四川的土地，可惜一代高僧病死在百牢关菩提寺。道友们可以看看地图，百牢关离四川已经不远了，再坚持坚持没准就到了。 有关法琳，后面在讲佛道之争时再介绍吧。 有些人会问，《西游记》里唐太宗李世民不是还派唐僧去取经吗，感觉小说里面的大唐就等着佛教来救万民出水火呢，就等着唐僧取来的真经拯救这个地球了，那不是应该很重视佛教才对吧？ 有关唐代的佛教问题，我们也讲了一些，就不再详细探讨了，整体上，唐太宗对道教和佛教是一种兼容并用的态度，只是对道教多了一层尊祖的意思。随着尊道抑佛的政策深入化，佛、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斗争日益激化，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唐朝政府为了稳定和平衡才会有偏向道教的一些措施和行为，此后的历代大唐皇帝们，也基本上效法了唐太宗的宗教政策。 有学者研究过，经过法琳这件事，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态度还是有所改变，特别是贞观十四年前后，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之前，李世民虽然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展的政治原因，才不会走极端去灭佛，但常期受到傅奕、魏征等人的影响，对佛教却也不会生出太大的好感来。特别是傅奕，这绝对是一位坚定的反佛斗士，后面再开个单章讲讲他和唐代的佛道之争那些故事。 正是由于这些道士、道士出身的大臣等时时在耳朵边上说佛教的坏话，早在贞观元年之时，就检校佛法，清肃非滥，“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子孙复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还说佛教是“殊俗之典”、“异方之教”，哪里比得上我们本土的“诸华之教”，“敦本之俗”。长孙皇后也夫唱妇随，表示“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为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由于修订了氏族志，又认了正统华夏的老祖宗，自然就认为皇室血统是源于华夏的，比孔圣人的山东士族还要高贵的，这一套本位理论可以说是完全承袭了北魏太武帝。 由此可见，唐朝政府对于佛教的弊端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也天然有警惕之心和偏见。通过李渊和李世民的有效地宗教政策的实施，全国的和尚总数从隋朝时的二十三万多人，到唐太宗时期已经降到了不足七万人，这和早期的李渊沙汰政策有很大关系。 那么经过法琳事件之后呢，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的转变，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得到证明。比如贞观十四年十月，迎供华严宗祖师杜顺的遗体，十五年五月，在弘福寺为母追福制疏，自称菩萨戒弟子，十五年，十七年，两次派人去印度，十九年（这一年比较重要，是645年）很隆重的迎接玄装西天取经回归，二十二年亲自撰写《三藏圣教序》。 由于李世民的对佛教的这种微妙的变化，对后世唐朝的宗教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直到845年，大唐近百年的皇帝对佛教都有所尊崇，佛经的翻译也一直不断，佛教的各宗也都纷纷兴起，所以，法琳对整个佛教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也离不开佛教已经被整顿的得差不多了的原因，要是还有唐初那个规模，估计谁也不能容忍。 至于《西游记》里李世民派玄奘取经以教化万民，那也只是小说的演义，不过他的确是很支持玄奘翻译佛经，当然了，同时也要求玄奘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目的当然是要把我们大华夏的文化传播到西域去，以教化那些蛮夷。 这次翻译佛经道经的事情是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当时，参与者还有道士蔡子晃、成玄英等人。李世民把这些人集中在五通观，由道士给玄奘一句一句分析这五千文，穷其义类，得其旨理，然后再让玄奘一句一句译成梵文。 通过这次合作，也表达了政府对佛道关系的调和的意思，也是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依据。 前面一直在说唐朝政府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来扶持道教，那么是不是就完全放任他自由成长了呢？对于道教，自然也不可以失去控制和管理，任其泛滥步入佛教的后尘，特别是对于宗教危及皇权的情况，更是零容忍。比如，李世民对于道教的谶纬非常重视，当年李渊就利用“李姓当王”收拢天下群雄，为打天下大造舆论攻势，杨广也因此“尽诛海内凡李姓者”，这种宗教的符命就是天命，名正则言顺，这可谓是个雷区。 据《资治通鉴》记载，刑部尚书张亮收了五百个干儿子，说到收干儿子，没有详细考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道友们看看五代史，那些大小人物都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干儿子，等有时间了可以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又说多了，这个张亮比较狠，干儿子数量足够多，他还和术士公孙常、程公颖一起鼓捣图谶，并说我胳膊上有龙鳞，这是不是就说明天命要让我当皇帝啊？都做到了尚书这么大的官了，不知道为什么这脑子这么不够用呢，您胳膊上长个胎记就是龙鳞了？你怎么就不想想那还可能就是鱼鳞呢？ 结果就有人就告密了，这不，李世民很快就知道了，然后就把张亮、程公颖等一锅端，享受了抄家的待遇，然后全都砍了脑袋参加免费地府终生游。奉劝诸道友啊，千万别在背后说人坏话，特别不能说领导的坏话，就算和最可靠的朋友、铁哥们也不能说，只要你说了，领导就能知道，相信我，这是件很神奇的事，科学都解释不了，但在官场，这却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李世民还是很睿智的，对道教也好，对佛教也好，很理智地对待那些神佛，很明确地把宗教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来对待，一切都是为了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和很多伟人一样，无论以前是多么英明神武，晚年也会做出些荒唐事。 晚年时，李世民一改以前不信求道长生的事，对求仙和仙药有了极大兴趣，不但亲自炼丹服食，还招聘了天竺方士，就让他们在皇宫里炼丹，所以有学者大胆提出了他可能是死于丹药中毒的假设，只是不知道还要多久能揭秘。 上行下效，皇帝自然是引导着贵族圈子的时尚潮流的，那些有钱人们便开始追赶跟风，纷纷开炉炼丹，这种风气将一直沿续下去，高宗、武则天、玄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等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炼丹大业，吃毒丹死的前赴后继，用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后世人们认识外丹术的危害作出了巨大贡献。 后世韩愈对道教的外丹毒死人的事有着切身的感受，写过《论佛骨表》《卫府君墓志铭》《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等相关的文章，对这种愚昧的人和事进行抨击，表达了一些聪明人对这种丹药之风横行的忧虑。只是既可惜又讽刺的是，这样一位聪明人，却同样服食丹药中毒而死。这不，白居易就表示这事很无奈，写了首《思旧》诗，说韩愈、元稹、杜元颖、崔玄亮你们这些吃丹药而亡的聪明人，都比不上我啊，“惟我不服食，老命反延迟”。 当然，对于韩愈这位大儒，如果是由于吃丹而死，真的有点——是太没面子了，所以儒学界表示以上全是造谣，纯属虚构，特别是宋儒，更是极力为他辩解，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查查这方面的资料，挺有意思的。 ok，结束了大唐两位开创皇帝的宗教政策以后，道教未来的前途一片光明是肯定的了，会大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将有三次发展的小高潮，虽然中间略有波折，下面就先看一次小高潮。 第十四章 夫唱妇随 上 前面一直在说，唐朝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初的李渊和李世民为整个大唐王朝确定了总体的宗教政策，道教在政府的有意识的支持下，的确是有了快速发展。纵观整个唐朝，国家无论贫富、安定还是混乱，历代皇帝都基本上遵照了李渊制定的崇道理念，当然，对道教的崇信程度肯定是有的差别的。为了表彰唐朝为中国道教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下面我们要给三位皇帝颁发金鸡……嗯，最佳崇道奖，分别是唐高宗李治、唐玄宗——也就是着名的唐明皇李隆基和唐武宗李炎，正是由于这三位皇帝对道教的无比热爱和辛勤付出，才有了道教发展的三个高峰期。下面，首先请李治先生发表获奖感言，大家鼓掌！ 李治：“其实我也没做什么，主要还是我的夫人特别支持我，特别是在我病重时期，不离不弃，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对于道教，也主要是她更关心。” “李治先生太客气了，实际上，无论您的夫人作出了多大贡献，也不能否定您的成绩。纵观道教在整个唐朝的发展历程，除了涌现出来的那些杰出的道教人物外，这个不急，后面会一一表彰。不可否认的是，皇室的支持对道教来说，是追求一个又一个高峰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的助力，下面就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李治夫妻执政期间，道教发展到了什么高度吧。” 首先，学者们把李治和武则天共同执政的那段历史称为高武时期。高武的意思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缩写，具体就是从660年李治病重到683年驾崩，这二十多年就是唐代道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关于李治这位皇帝，在唐朝历史上名气虽然没有李世民、李隆基这些人光芒耀眼，但在李渊和李世民确定了崇道的总体政策，并且也完成了对佛教的整顿后，宗教问题基本上已经趋于平衡，本来，相对弱势的李治萧规曹随就ok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位性格相对文弱的皇帝能够推动大唐道教发展达到了高峰期的呢？个人感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李治娶了个有能力、有野心又特别强势的老婆。 实际上，李治并不是软弱无能、一无是处的，如果道友们仔细看看唐朝的历史就会发现，李治除开创了永微之治以外，他在位期间，先后灭了西突厥、百济、高句丽，把中国的版图扩大了很多，成为唐朝版图最大的时期，所以李治一生文治武功，也算是一位难得优秀的帝王了，只是后期因病最终导致武则天参政、夺了大唐天下。 关于武则天的传说就很多了，相信道友们都清楚，从李治坚持要废王立武，把武则天立为皇后以后，就给大唐种下了一颗野心勃勃的种子。实际上武则天很早就表现出了不甘人下的性格，也是后世那些深陷宫廷斗争中的嫔妃们的好榜样，比如，很快就把已经变成庶人的王皇后弄死，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翻盘的机会。 在李治刚接手整个国家时，虽然有唐初的“老先，次孔，末后释宗”的宗教指导性政策，但道教的发展和解决自身的不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道教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表现得不够档次，配不上皇室的高贵地位，特别是被尊为先祖的老子的地位也不稳固，从最早的始祖地位，到后来让元始天尊抢了老大，这显然也影响了皇室的威仪。在佛道之争相当激烈的唐初，和尚们甚至说李氏皇族“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这还不算，更有丑化老子和他的父母的各种人身攻击，比如“老聃父姓韩名虔，字元卑，癃跛下贱，胎即无耳，一目不明，孤单乞贷，年七十二无妻，遂与邻人益寿氏宅上老婢……野合怀胎而生老子。”还比如法琳也说“如舍宝女与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是鲜卑后代，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陇西后人呢，你看你们认的这个祖宗，他父母都下贱得没底线了，还不如胡族呢。和尚们的勇气值得给一百个赞，这就是直接打皇室的脸，而且是啪啪地打啊。 所以李治和武则天为了维护皇室的权威，就需要进一步神化老子和《道德经》，于是频繁制造各种显圣的神话，极力抬高老子的教主地位，加大了全国范围内的道观修建规模，发展更多的道士，同时，组织高道们编修经书。 当然，提高皇室的权威也并不只提升老君和道教这一条路，当年李世民就通过编《氏族志》把李姓排到了第一，那么李治和武则天是如何做的呢？665年，李治已经病重，武则天实际上已经大权在握，她决定泰山封禅，这样不仅提升皇室的威望，更能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于是举国开始了筹措，国际社会也积极响应，高丽、新罗、倭、波斯等国纷纷点赞并表示我们也很想参与，希望派代表来助兴，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稍解释一下泰山封禅，在泰山筑土为坛，然后在上面祭天，以表达对天恩的报答叫封，在泰山南边的梁父山上辟基祭地，表达对大地的报答叫禅，合在一起的仪式就是封禅，当然了，只能是皇室才可以封禅，就算您再土豪，也去泰山来上这么一套仪式，那也只能叫表演。李治主要完成祭天，也就是封这部分，有个学名叫初献。而武则天就完成祭地，也就是禅这部分仪式，也叫亚献。皇后亚献完成以后，妃子们再去祭祀叫终献。当然了，整套仪式是极为繁复的，比如祭祀献酒就需要三次，第一次叫初献爵，第二次叫亚献爵，第三次叫终献爵，总称三献，诸如此类吧，其他等等就不讲了。 经过各方努力，封禅活动准备好以后，665年十月大队人马启程出发，直到十二月才到达泰山，一路上队伍绵延数百里，车马牛羊不可计数，对了，还有不少骆驼，因为有来自国内外友人嘛。 据《旧唐书》记载，乾封元年（666年）正月，李治正式登上了泰山南山坡举行祭天仪式，先在社首山进行了初献，然后再由武则天出场进行亚献，一整套繁复的仪式做完以后，李治登上了泰山封玉牒，说白了这个玉牒就是皇帝封禅用的文书，然后大赦天下，改元乾封。说到改元，李治用到的年号很多，没有细查他是不是年号最多的皇帝，反正是很不少。 规模盛大的封禅活动终于结束了，武则天也心满意足，大家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一行人又顺便去曲阜祭祀了孔子，李治还尊了孔子一声太师。二月份队伍来到了亳州，当然是为了拜谒老君庙了，这可是自己爷爷确定的李家的老祖宗，必须要认真祭拜的。就是在这次祭拜时，李治正式追认了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太诏令集》中保存有《追尊玄元皇帝制》一文，文中称老君为皇室之本系，尊祖追远，这就更加明确了李氏皇族出自老君一脉的事实。 另外，李治还下令好好装修一下老君庙，虽然为了迎接皇帝来视察，道士们早就五讲四美，彻底搞了卫生，刷墙、扫地忙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但皇帝肯出钱装修，那肯定是好事了。 这还不算，为了表示对老祖宗的尊敬，李治又大笔一挥，把谷阳县改名为真源县,县里的宗姓免赋一年。感觉李治这个皇帝还是有点小气了，何不把全县人民的赋税都免了呢，难道只是为了要彰显皇室的高贵？当然，也许这是武则天的主意也说不定。 第十五章 夫唱妇随 下 当然，仅仅是给老君封了皇帝，装修装修道观，对道教发展的刺激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武则天接下来还主持在全国大修道观，发展道士，同时加大了道经的收集整理和编撰工作。闲下来的时候，兴之所至，她偶尔亲自操刀，写了不少东西，比如有《一切道经》《洞渊神咒经》等，这些对于道教经籍建设的作用来说，绝对不是增加一两本藏书那么简单，它极大地推动了道教的理论化建设，引领了一种潮流，出现了以注解老庄为主的重玄学，同时也为《开元道藏》的编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内容后面再详细介绍。 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动作，武则天向李治建议，要求王公百官都要认真学习《老子》，并且把《道德经》纳入科举考试，“自今以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从此，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了《道德经》，和《孝经》《论语》一起考试，并把《道德经》列为上经，所有读书人都必须要认真学习领会。此外，她还前后举办过七次佛道辩论大赛，内容涉及两教的哲学本体论、发生论和认识论等众多方面，这就是打算从文化领域入手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了。等到741年，唐玄宗又正式推行了道举考试，把《老子》《庄子》《列子》等道教典籍作为考试内容，这是后话了。自此，道教实际上才算得上正式成为了皇族宗教了。 有关唐朝的科举，和道友们非常熟悉的后世那种八股完全不同，唐朝的考试、形式、内容要丰富得多，所以人才选拔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一年一度的常贡科，就包括明经科、进士、明法、书、算等等。唐代除了在明经科中增加了《老子》以外，还把明经科进一步细分成了三传科、三史科、三礼科和崇玄科等专业，这个崇玄科自然就是道士专业的考试了。科举考试的其他详细内容就不多讲了，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为了提升道教的影响和地位，把道教的经典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中，但是为什么会把《老子》和《孝经》《论语》一起考试，而不是和其他的呢？这里再简单解释一下，深层次的原因就不多分析了，只说说个人的认识，就是这和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中极为重视的忠孝思想有关系。 忠孝思想恰好是佛教的短板，在前面讲到佛道之争时，道士们常拿忠孝问题来说事，以此攻击佛教，很多皇帝也由此厌恶佛教。比如北周武帝灭佛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因为“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不容，应退还家”，当然了，道教也没有完全脱了干系，同样受到了一些牵连。 624年傅奕上疏废佛也有“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这一理由，“移孝为忠”，忠、孝本来就是一回事，所以，和尚们的不孝行为就等于是不忠行为，你都不忠于这个国家，那还不灭了你啊。所以，为了补全这个短板，佛教不得不临时造了部伪经《父母恩重经》。道教呢，虽然没有被直接指责不忠不孝，但眼看老对手都能厚着脸皮弄了本假书出来了，宣扬自己既忠且孝了，怎么也不能落于其后，于是，隋唐时期也出现了不同版本的道教报恩经。 早期涉及报恩思想的道经有《洞玄灵宝道要经》和《太上洞玄灵宝八仙王教诫经》，大约出自隋末唐初时期，后来又逐渐出现了《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玄天真一报父母恩重经》和《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生经》，所以，有学者根据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专门研究了道教的报恩思想的形成及发展，这里就不深入研究了。 接着说科举的事，《孝经》作为十三经之一，和《论语》一起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证明“孝”一直是唐朝统治阶级极为重视的教化内容，而《老子》能和这二书一并列入科举，也说明了统治阶级对它的重视，里面也许也有对道教报恩思想的认可吧。 如果您以为这就是武则天所能做到的极致了，那就错了。为了更进一步提升道士的地位，她还改革了宗教管理机构，道士、女冠由原来的鸿胪寺管理改为“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地位仅次于亲王。如果道士、女冠犯了法，由教规处理就行，地方法律不能处理他们。同时还要求每州必须修建不同规模和数量的道观，道士的数量也都有国标统一遵照执行。这些规定，就是纯粹为了提升道士的地位了，造就了一批地位仅次于宗室的、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特权阶级出来。 唐初时，宗教的管理统一都是由鸿胪寺负责的，寺庙、宫观、和尚、道士等都包括在内。鸿胪寺道友们可能在文学作品里经常听到，这是一个负责管理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的机构。为了抬高道教的地位，武则天把道教的管理从鸿胪寺里剥离出来，放到了专门管理天子族亲属籍的宗正寺里，并在下面单设一个崇玄署，编置上给配置了一令一丞二府二史二掌固六典事的公务员编制体系。这里稍一想就发现，道士由管理自己家族事务的机关负责了，意味着皇室把道士看成自己家里人了，比和尚们的档次那就明显高了不少。 当然了，皇室如此重视道教，道教迅速发展，规模也日益扩大，仅在顶层设置管理机构是完全不够的，因此，为了更好的管理道教，唐政府一直推行以教管教的政策，在全国设置了地区性的道官，称为道门威仪，也叫道门威仪使，职责就是“监领诸道士”。 随着道教地位的提高，想要当道士的人自然就会增加，但在统一的管理体制下，当道士的门槛是很高的，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道士的。同样，道官的选拔更加严格，比如担任过全国性威仪的道士有唐玄宗开元时代的胡紫阳、司马秀，天宝时期的萧园裕、王虚真等人。 不熟悉道教的道友们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些人，这些可都是道法高深的名道，仅就胡紫阳来说，他是李白的好友，李白还曾给他写过一篇《汉东紫阳先生碑铭》，对他的一生作了简单总结，足见他在当时的影响力之高。 另外，他的弟子胡齐物，是玄宗时负责《道藏》编纂的主要道士。弟子元丹丘，同样也是一位高道，同样和李白关系极好，李白给他写的诗就更多了，比如《闻丹丘子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西遁之志因叙旧以赠之》《颖阳别元丹丘之淮阳》《以诗代书答元丹丘》《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与元丹丘方城谈玄诗》《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题元丹丘山居》《题元丹丘颖阳山居并序》《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可能还有别的，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不得不对李白大大说声服，不愧诗仙，仅和这位道士有关的诗就写了如此之多。当然，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元丹丘和李白关系不一般，人以群分，不是什么人都能和诗仙做朋友的。所以，弟子如此有名，当老师的胡紫阳水平怎么可能会低。 上面所说的全国级的威仪道士，在道教的管理体制中，国级下面就是地区级的，最基层的则是每个宫观，选拔同样严格。仅就每一个宫观来说，按规制要设三纲，分别是“观主一人，上座一人，监斋一人，共纲统众事”，就是这三位来具体负责掌管一个宫观的宗教活动，算是政府委任的最基层道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居委会吧。 由此，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宫观，大唐就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道官制度。政府任命的道官，一般来说都是道士，体现了道、俗两个渠道，这当然是一种君权至上的体现，又使道教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同时避免出现那种宗教凌驾于皇权之上或宗教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情况产生。 在高武时期，李治虽然一直病歪歪，武则天则扮演好了一位好妻子的角色，里里外外一把抓，不但打理好了内政外政，还帮着老李家处理好宗教问题，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实际行动，道教发展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实在是功不可没。不过这样一位有野心的女人，在李治死了以后，失去了最后束缚的那颗不安分的心，对道教是福还是祸呢？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章 屁股决定脑袋 683年十二月高宗李治驾崩以后，李显继位，大权完全在武则天手里。武则天一直谋划称帝，那段历史就不多讲了，684年二月，废了李显，立李旦，此时武则天干脆学起了吕后临朝称制。接着就逼死了废太子李贤，688年五月，加号圣母神皇，九月开始大杀李氏宗室，准备为称帝扫平障碍了。所以有一些道士站出来，借助太上老君和道教的影响力反对她称帝，给武则天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毕竟和神权、宗教沾上了关系。 正在发愁的时候，佛教的大和尚们感觉这是个好机会啊，总之不知道是和尚们的政治敏感性提高了，还是背后有高人出谋划策，在690年七月时，薛怀义、法明和尚等人送来了一部《大云经》。薛怀义是何许人，应该不用多说吧，实际上多说他我心里都膈应，嗯这是北方方言，就是感觉恶心难受。 关于这部《大云经》的故事不少，和一代女皇牵连上关系了嘛，所以关心的人很多。这部经书在佛教的经书中本来是没什么地位的，平时都不见得有人——和尚想得起来，但为什么就突然冒出来还被巴巴地送给武则天了呢？原因是经书里面有一个小故事，传说有一位净光天女，您要问她的身世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学习了《大般涅盘经》，就是常说的《涅盘经》，然后想请教佛法也好，还是别的目的也好，天女一直想找机会见见佛祖。她一打听，有人告诉她说佛祖不在家，正在凡间呢，至于去凡间干什么，不清楚，转世也好，历练也好，旅游也好，反正是没在家，您过几万年再来吧。净光天女一听，感觉这反而是接近佛祖的最好机会啊，于是果断投胎成了一个凡人，当然也是位女子，心想这样就有机会见到佛祖了。看来佛祖真是很不容易见到，为了那一次回眸要不等几万年，要不就得去投胎。不过这种神啊、佛啊什么的投胎肯定也不会是普通人，这是经过无数小说证实过的，比如我们都熟悉的猪八戒、沙僧等等，所以，净光天女投胎后就成为了高贵的女王大人——别想歪了，是真的女王——女国王大人。 女王大人后面的故事就不说了，实际上成为女王这件事才是重点，和尚们急吼吼地送来这部经书，自然是希望给武则天树立信心的。您看，在我们老家，女人是可以当国王的，什么，这个女人不是普通人，是天女转世的，这都不是事儿，您老人家同样不是普通人啊。据我们佛祖说，您是弥勒佛转世的，那可是未来的佛祖，比那天女的身份、法力、地位啊那不知道高了多少级了，她是青铜，您至少都是王者了。“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您这样的大人物下凡就是为了当皇帝的，也只有皇帝的位置才和您的身份相配。 武则天一听大喜，既然佛祖都这么说了，我这也算是顺应天命，不当皇帝还不辱没佛祖？至于为什么是外国的佛祖这么说，本国的老君没说就自动忽视了，没准老君正好出差了呢。于是武则天就让手下这批人广泛宣传此经，为自己称帝制造舆论，没过多久，690年九月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了。唉，感觉似乎应该叫圣佛皇帝才合适吧。 对于雪中送炭的《大云经》圣神皇帝是相当喜欢，看着就高兴，当然要大大滴宣传，最好是让人人都知道，于是下令两京各修一座大云寺，专门收藏这部经书。同时让和尚们多安排人手，内部要紧张起来，扩大宣讲的规模和力度，至少把这位女国王的故事让大家都知道。 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都记载说当时所献的这部《大云经》是和尚们为了迎合武则天临时杜撰出来的伪经，“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不过经后世学者们考证，很多人认为此经早在422年，就是东晋刚灭亡，刘裕去世那时候，大涅盘经也是在那时候刚译成中文的。所以，这部经书在武则天称帝的二百六十多年前就存在了，很可能是和大涅盘经一起传入并译成中文的，只不过正好适用于武则天，所以才被和尚们从不知道哪个尘封的角落里请了出来的。 武则天称帝的前后，太上老君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永昌元年（689），此时的武则天虽然还没有称帝，但早就一人独揽大权了，为了能顺利当皇帝，就要处理好李家的相关的人和事，所以先取消了老君的皇帝的地位，让他接着回去当太上老君，管好道教的事就行了，别再掺和进李家来了。直到神龙元年（705年）二月四日，就是武则天和中宗李显交接并去世的那一年，才重新变回了太上玄元皇帝，嗯，不当皇帝十几年，老君在天有灵，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生气。可能是感受到了太上老君的不满意吧，到天宝二年（743年）正月十五日，李隆基就给太上老君加了个更大的称号，叫大圣祖玄元皇帝，没过几年又升级了，叫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又过几年，感觉还有潜力，又升级了，加封为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称号已经够长了，暂时就这样吧。 书归正传，接着说《大云经》的事。和尚们如此贴心，你投给我一个木瓜，我这身份和地位，自然要还你个琼瑶了，691年四月，武则天说《大云经》是部好经，正是在它的指引下我才能按照天命代唐，这样吧，佛教的位置就动动吧，先排到道教前面，以后和尚、尼姑的位置也就在道士、女冠前面了。接着，又下诏告诉举人老爷们也不用再学什么《老子》了，您说什么，当年就是我让你们学《老子》的？你都说了是当年了，当年我还是皇后呢，现在我屁股下面是龙椅，位置不一样了，想的和做的还能一样吗？另外，这一年武则天的得力助手狄仁杰拜相了，很多事做起来也就更顺畅了。 自此，佛教又焕发了第二春，然后又不知死活地圈人、圈地、圈钱，“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随便画个圈，里面的地都是我的，有权有势？你还大得过皇帝？抢过来就行了，不服？皇帝是我们的靠山。最后，佛教的泛滥又对国家的财政、人口各方面造成了冲击，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穷苦百姓，而这一切，全都被未来的玄宗皇帝看在了眼里，所以说，nozuo,nodie，时辰到了，报应就到了。 当然了，佛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和唐初相反的尊佛抑道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就把道教当成了阶级敌人了，“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整体上还是以调和为主，出发点当然还是为了统治地位。 实际上，道教界也并不是全都反对武则天称帝的，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上清茅山宗。唐初时茅山宗就成为了道教的主要门派，这和历代宗师的政治敏感性很高是分不开的。比如王远知最初给杨广出谋划策，隋末又向李渊密告符命，看到李世民又说他会当天子等等，朝代更替，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茅山宗都能稳稳地和皇室保持良好的关系，谁当皇帝都相当重视他们。后面要讲到茅山宗的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和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这二位同样是皇室的常客，并且深得武则天的信任。 当然武则天在高武时期的行为也收获了道教的好感，当她要改周称帝时，王绍业（王远知的儿子）父子积极为她传播“女主”的预言，所以，武则天称帝时那号称六万劝进人中，道士并不在少数。 此外，整个武周皇朝时期，道教的科仪仍然经常举办，除了茅山道士以外，政治敏感性高的道士也不少，比如孟安排道长就积极向武则天投递立项申请，得到了资金重修了荆州大崇福观，《全唐文》中有篇《荆州大崇福观记》记载了此事。据说这座道观和武则天的老爸有点关系。 晚年的武则天和很多皇帝一样，对长生成仙越来越有兴趣了，由于她多次去嵩山祭天，并住过不短的时间，所以对嵩山的一位叫王子晋的仙人非常感兴趣，同样在嵩山还安排一位叫胡法超的高道为她炼金丹。 也有小道消息说，武则天虽然把佛教摆在了最高的位置，实际上对那些佛啊、菩萨啊之类的并不感冒，也只是表面尊敬，在她的心目中，他们还不如道观里那些凶神恶煞可爱呢。 这就是当了皇帝以后的武则天对道教政策的一些改变，实际上她并没有针对道教进行过多的打压，只不过是放松了对佛教的抵制，却也直接影响了道教的发展势头。 第十七章 道先佛后 权力重归李氏之后，先后由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继位，这二位都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让这个亲妈折腾得小心肝都没安生过，二人都曾经两次出任皇帝一职，在位时间加在一起也才十三年。 武则天让位给李显以后，重新恢复了唐的国号，老子也重新成为了“玄元皇帝”，贡举人们也回家翻出了《老子》每天要看上几眼。新人新气象嘛，更何况皇朝重新回归，所以还要求每州再修一所中兴观，不管怎么样，先释放一下被压抑已久的情绪，也顺便讨个口彩。 历史上对武则天执政期间的功过得失早有评价，道友们也都有自己的见解，不啰嗦了。在宗教政策方面，由于武则天执行的佛先道后的政策，佛教的势力更加庞大，相对来说道教发展则进入了低潮期。 712年，随着睿宗让位，唐玄宗李隆基（就是文学、影视界的明星唐明皇）继承大统后，对自己亲眼看到的宗教问题，特别是佛教的危害认识非常深刻。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这些可不是听别人说的，而是他自己看到的。道教虽然和佛教有相似之处，宫观同样占有大量的人口和土地，但是道士可以娶妻生子，也愿意参政当官，喜欢封个爵位，要为后代子孙谋福利、谋发展，所以道士们和地主阶级没有根本的区别，矛盾并不激烈，所以，玄宗对道教首先就多了一层认同感。 为了能够迅速摆脱周武的影响，使社会政治、经济建设全面展开，李隆基效法唐太宗再次大力推行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提高道教地位，重新变回了道先佛后，推行了一系列崇道的政策。714年李隆基下诏沙汰僧尼，还俗者二万二千余人；据《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记载，开元九年（721年），李隆基又遣使诏迎司马承祯入京，亲受道教法录，便成了正式的道士皇帝；《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十九年(731年)又下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廿一年(733年)下诏“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劝令习读，以明旨要，置于诸经之首，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735年亲自注释《道德真经》，并发给各地的宫观，同时要求百姓家家都得收藏本《道德经》。 汉朝以来，《道德经》的注释极多了，李隆基感觉前人的注释水平都不咋地，或者说都不是太符合自己的胃口，这个实际上不难理解，不同的人对这部《道德经》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就连断句都花样百出呢，身份、地位不同，理解起来更加会有不同了，所以他把自己多年来从老子思想中学习而感悟到的治国体会加以梳理、总结、提炼和阐述，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把清静无为具体化，具体化成什么了呢？比如提倡节约、以农为本、休生养息，减轻苛税，无纸化办公——咳，就是简化办公等等这些角度上对《道德经》进行了注释，后世称为“御注”。 他的这些思想在历代小学生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放在唐朝，可谓是极先进了，所以才能有大唐的开元盛世，也为他赢来一个以道治国的美名。 当然了，李隆基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不可能只因为推行了崇道的政治才取得的，但他的治国思想受到道教的影响很大，而且他的宗教政策对于教化百姓，加强统治作用同样很大。可以通过人口数字简单看看李隆基的政绩，705年，就是武则天去世的那一年，户部上奏全国一共有六百一十五万户，人口是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多。到726年，全国共有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人口已达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到732年时，人口增至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人。人口数量实际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没有比这个更具有说服力。 《资治通鉴》记载，737年，李隆基规定全国各地都要在老子诞辰日集中给他庆生，“老疾不堪厘务者与致仕道士女冠，皆隶宗正寺”，同时下诏“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就是增设了玄学博士，并且每年要增开道举。想当官吗，除了参加以前的考试以外，还可以通过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然后参加“道举”，就是道教的科举，同样可以出人头地。 《旧唐书?礼仪志》中有相似的记载，只不过时间是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下诏“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画玄元皇帝像，而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像陪祀，设崇玄学（后改称崇玄馆），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考试合格者按贡举及第对待，称为道举，授予官职。其中为什么会有所不同，不深究了。 玄宗紧接着还通过了一系列命令，除了道教独立于国法之外的特权以外，大量印发道经，为了让大家好好学习，规定说这就是题库，以后考试题都从里面出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皇帝摆明了车马要给道士特权了，下面不乏心眼儿活络的人吹捧。同年正月，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上了份奏书，原文就不引用了，大概是说道教太伟大了，那是需要我们这些凡人敬仰的，所以，如果有男道士或女道士大人们犯了什么法纪，也不能随便就让官府处罚。您也知道，下面人有时候会动动私刑的，又是抽鞭子，又是打板子的，甚至提前试验满清十大酷刑什么的，那可是影响道教的伟大形象啊，所以应该下旨命令地方政府不能随便处置道士女冠。那么怎么处理呢？当然最好是让道教自己处理了。这才叫人才，知道皇帝喜欢什么，前途还能不光明！ 不过这个齐澣还真不太好评价，进士出身，聪明自然是足够的，年轻时不成熟，所以说话不谨慎泄了密，被皇帝给贬了官，在县里窝了十多年才逐渐升迁。好在他还能耐得住寂寞，一度认真做了几年好事，比如改变漕路、治理水道、安顿流民等，很出了几件政绩，所以被升到了汴州刺史。晚年时又投靠了高力士，得罪了李林甫，结果又被牵连罢官回家种地去了，据说最后还是被起用了，应该全是会揣摩上司的心意的功劳。 第十八章 玄宗注和梨园祖师 为了给自己推行的那几部道经提振名气，天宝元年（742年)，李隆基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这老哥四个也算是继老子之后，终于得到皇封，正式成为真人了，那么他们的着作也就成了名着了，于是《庄子》称为《南华真经》《文子》称为《通玄真经》《列子》称为《冲虚真经》《庚桑子》称为《洞虚真经》。诸位道友在去图书馆、书店时，看到那摆着一部《南华真经》或《南譁真经》，就可以悄悄点点头，嗯，这是《庄子》嘛，非要换个马甲唬人。 就这样，在帝王的亲自倡导之下，尊奉《道德真经》《南华真经》《通玄真经》《冲虚真经》《洞虚真经》在全国成为风气，读书人自然要花些时间看看了，皇帝都爱看的嘛，而且学得好还可以参加科举呢。老庄之学作为道经的盛行，也涌现了大量的相关的注疏，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理论着作也很多，如通玄先生的《道体论》，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等等，后面会讲到。据晚唐道士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中所举，唐代道士注疏笺解《老子》者近三十家，《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等四子真经也各有道士注解流行。 实际上，李隆基搞出来的这四位真人其实挺勉强的，无非是看着佛教有四大菩萨非要凑出来这四大真人来。庄子、列子、文子还算是有作品传世，名气、地位也还说得过去，但这位庚桑子就是在《庄子》里提了一下，这就过来凑数就显得有点心虚了。不研究道教的道友可能不太熟悉文子，这位是老子的弟子，所以和孔子是同辈的道教前辈。 前面也讲到过，天宝二年(743年)，李隆基又追尊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接着又册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754年再加封“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可能是怕名字再长点自己也记不住，以后就没再加封新尊号了。 由于帝王的倡导，学习道经成为社会风尚。可能是当了三十几年皇帝以后，对清静无为也好，对理家理国也好理解更深刻了吧，李隆基手又有点发痒，于是第二次动笔开始注释《道德经》，并于755年春天“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这就是有名的玄宗注。 李隆基在《道德经》注疏中一再指出：“太君以道德清静龙教”、“以无为不言为教”，强调了也践行了他以清静无为之道治理天下的思想感悟。他还认为“淳朴”即是道，“朴，道也”，因此在治国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简政宽刑、节欲禁奢的政策，先后下了《禁州县严酷诏》《戒州县扰民诏》《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等等很多政令，还有一些诸如《禁珠玉锦绣敕》《禁断奢侈敕》《禁女乐敕》等。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定程度上给百姓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实现“开元之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研究唐玄宗的玄宗注，可以从中整理出他的理身理国的思想，对晚唐的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影响极深，对后面的很多着名的帝王也有极大的影响，这些后文还会介绍，比如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这些位也都有过学习唐玄宗注《道德经》的经历。当然，玄宗注对于深入研究唐玄宗的治国思想以及和道教的关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比如法道合德、虚静无为、持守三宝、安性寡欲的研究，以及他的政治倾向、阶级立场、崇仁重礼、调和儒道的政治措施，可以看得出，唐玄宗既倡导无为而治、安分寡欲，又强调为民父母、视民如子。 当然了，一下子颁了这么多诏令，怎么能少得了宗教政策呢，这不还下诏规定道教在儒、释之上，老子在孔子和释迦牟尼之上，从政策上进一步明确的对道教的扶持和对佛教的限制。 除了上面讲的一系列崇道措施以外，还颁布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个元日全国禁止屠宰，每月十斋日不得杀生，还特别优待茅山为首的这些道教圣地，又给分人口，又给免税的土地，还专门安排保安、保洁公司负责卫生环保和安全保卫，不但禁止百姓随便上山打柴、打猎，如果你中午吃了肉都不能进山。 下面再聊点轻松的话题吧，聊聊美女。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四大美女，下面聊的就是年龄最小的杨玉环，对，就是杨贵妃。 那是745年八月的一个午后，男一号李隆基在儿子寿王李瑁家里听了一会戏，便在花园里纳凉，虽然大太阳挺毒的，周围又是冰块，又是蒲扇的伺候着，嗯，舒坦。而当他偶然发现了一个美女以后，这颗早就对美女免疫的心脏不争气地把血压飙到了二百以上。而这个不小心被李隆基看到的美女就是女一号杨玉环，李瑁的老婆、李隆基的儿媳妇。李隆基强自镇定，暗想不能失态，不能失态，可是，真是淡定不下来啊！ 下面的事诸位道友应该都知道了，为了得到儿媳妇，李隆基又客串导演，安排人递话给杨玉环，让她表达要出家当女冠的愿望，道友们是不是感觉有点不理解，想要儿子的老婆，怎么就想起当女冠这么个曲线救国的办法了？ 实际上，由于唐朝的崇道政策，道士的地位之高、好处之大是令人眼红的，只要当了道士，除了衣食住行无忧以外，又免税，又免劳役，就连犯了法都不用去打官司，所以想当道士那是很不容易的。正是因此，出家当道士反而是很时髦的事。 身为皇帝，李隆基自己还亲自去嵩山受了法箓，从此有了兼职道士的职业。正是在这种皇帝的崇道的行为的影响下，文武百官、后宫佳丽出入都要谈谈道教，要不你和别人都聊不到一块去。比如贺知章甚至跑皇帝面前说，老板啊，我感觉我和道教有缘啊，最近有点感悟，您看这是我的辞职报告，你就批了让我去当道士吧。李隆基家里的公主、妃嫔啊，也有不少表达要当女冠的迫切愿望。 所以，李隆基导演的让杨玉环先出家为女冠，这是一点也不显得突兀的，加上有皇帝在背后操作，手续自然也很顺利啊，所以她的愿望也并没有任何困难就实现了。皇帝还赐号太真，对她的一心向道的进步思想表示鼓励。 感觉自己这事儿办得是有点那个，所以李隆基就给儿子安排了个老婆当作补偿，他娶了韦昭训的女儿，嗯，这样心里就平衡多了。 下面的事就好办了，“潜纳太真入宫，册为贵妃”，升她的老爸杨玄琰当了兵部尚书，老丈人嘛，可以信任，还有她的几个兄弟、三个姊妹、七大姑八大姨等等“皆显贵”，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特别要说一个人，就是杨贵妃的一个八竿子都打不到的族兄、当地着名的地痞无赖杨钊，也被馅饼砸进后宫里，封了个金吾兵曹参军的实权，他就是着名的杨国忠。 关于杨贵妃的故事就多了，但估计道友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华清池——咳咳，这个不好，应该高尚一点，应该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或《霓裳羽衣》才对嘛。李隆基得到了美女，宠遇日深，第二年七月，外面就流行了民歌“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可见皇帝的八卦也同样有人传。 至于霓裳羽衣前面就讲到过，这是道教斋醮时用到的法衣，而这里所说的《霓裳羽衣》则包括衣、曲和舞，广泛出现在文学、影视及街头闲谈中，一般人都知道它们是李隆基和杨玉环二人浪漫而又悲凉的爱情见证。 据《新唐书》《旧唐书》《太平广记》《全唐诗》等不同的文献记载，关于霓裳羽衣曲和舞的内容稍有不同，不过大体上可以确定是李隆基和杨玉环二人一个作曲，一个编舞的。不管爱情故事如何凄美，曲和舞如何美得不应出现在人间，但历经千年的战乱，也只能在史书、诗词中找到零星的痕迹，令人扼腕。好在我们没有埋没李隆基的音乐才华，记录了他除了亲制《霓裳羽衣曲》，还有《紫微送仙之曲》《降真召仙曲》《紫微信卦舞曲》等道教斋醮乐曲，这些无不是他深厚的音乐造诣的证明，所以这位皇帝很荣幸地被后世的梨园界正式颁发了祖师爷的证书。 第十九章 王道思想和佛道并行 好了，接着聊李隆基和道教。 如果想把一件工具运用到得心应手，至少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和磨合，要想把宗教利用好，作为统治工具使用好，同样也需要深入了解他，所以，李隆基对于道经的搜集整理和编纂等工作是极为重视的。即便是出于研究、了解的目的去接触道经也难免会被一些内容吸引甚至喜欢上它，比如当年李治就很喜欢写青词、表章，然后让道士们在祭献、祈祷时用，李隆基同样也喜欢这个调调，这就带动了一批文人、大臣竞相仿效，从而反过来又提高了道经科书的文学水平。 道友们可能比较熟悉宋、明两朝有很多皇帝尤其喜欢青词，特别是嘉靖帝，也涌现出很多写青词的高手，比如着名的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在《水浒》中就有宋江让公孙胜写青词上奏天帝的情节，《喻世明言》里也有关于青词的情节，这里就不多说了。 为了进一步整理道经，李隆基登基不久后就下诏太清观的史崇玄等首都的诸位名道，联合昭文馆、崇文馆的大学士们，一起对各方收集来的数千卷道经“讨论义理，寻绎冲微”，最终编纂成《一切道经音义》一百四十卷，并亲自为此经作序。后期，又派人到民间各地广搜道经，最后于748年勘订成册，即《三洞琼纲》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也有学者称七千三百卷），由崇玄馆缮写，再统一散播出去。这就是历史上第一部道藏，也称《开元道藏》。从名字上来看，同样是按三洞十二部来编纂的。 李隆基所做的这些不但推动了道教向着义理化深入发展，唐代佛教禅宗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老庄思想盛行的影响，隋唐时期逐渐出现的\"重玄派\"也如同打了兴奋剂似的异军突起，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后面会专列章节细讲。 据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记载，到唐僖宗（就是被黄巢追着四处跑的那位马球明星）时期，全国官方控制的宫观就达一千九百多，度道士一万五千多人，从侧面说明了道教的兴盛。不过有学者对杜光庭这两个数字表示怀疑，认为真实数值要远远不止这么少，宫观至少在4000~5700座，道士应该在~人左右，这还不算那些没有注册的野道士和野女冠，相关的学术文章就不再引用了。 唐玄宗开元年间修过一部法典《大唐六典》，简称《唐六典》，名字取自《周礼》，指治、礼、政、刑等。其中记载了全国道观有1617所，这一数字与杜光庭的记载相近，理论上说这一数字还是更可信一些。同样，其中还记载了全国佛寺共5358所，这样看来，佛教的势力还是远远大于道教的啊。 通过这些数字，如果说李隆基是一个完全迷信道教并且排斥佛教的人就有点不合理了。实际上，从种种迹象上来看，他的心目中道教和佛教同样都是为了服务大唐的统治而存在的，人总是需要精神上的寄托的，国家就离不开宗教，所以，佛教同样是统治的工具，没有理由不用的。 李隆基的治国理念，虽然是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为中心，这从他起用的姚崇、宋璟等与他政治观点相同的贤相上也能看出来。初期是为了尽快解决武则天当政时的穷奢极欲、滥刑苛政而造成的社会危机，要想让大唐重振，恢复老李家的往日荣耀，必须要继续抬高老子和道教的地位，进一步神化李唐皇朝，这完全是一步政治牌。而他的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简政轻刑、与民休息的政策，也都恰好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所以很快就实现了“开元之治”。这也只是说明统治阶级需要道教发展以更好地为统治提供服务，所以才有崇道的表现，并非是说明就信仰道教，佛教亦同。 说到武周时期的滥刑苛政，突然想起来一本书《罗织经》。686年正月，武则天羞答答地表演了一出还政于睿宗的戏码，然后才志得意满地临朝称制，这样给自己立牌坊的行为，自己也怕天下人都不服气，所以这个喜欢玩弄权术的女人先是搞出一个征集意见箱出来，“置铜匦受密奏”，接着又“盛开告密之门”。只要是来告密的，不管你是农夫还是打柴的都能得到召见，然后是重赏加封官，就算最后查出来你是诬告也不治罪，于是天下兴起了告密狂风。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受到重用的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如鱼得水，害人无数，“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来俊臣就是在当时写出这本《罗织经》，表现了他出神入化的害人的功夫，可谓震惊了古今中外啊，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翻翻这本奇书。 表面上道教是国教，受到皇家的全方面的扶持，但群众基础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增长上去的。唐玄宗的确是把道教举得很高，但也没有过多来打击佛教，只是从寺院里取回被他们侵占的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政治，而不是为了打击而打击。 对于佛教的这种态度，也和唐玄宗曾经信仰密宗有着一定关系。佛教的密宗兴起于玄宗时期，是由天竺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僧人开创，吸收了古密教的经咒、婆罗门教、大小乘教，所以并不是什么创新的教派，但他特别注重现世享乐，还鼓励纵欲，不用守五戒，玄宗一听，嘿，这个不错啊，于是就接受了不空的灌顶，皈依密宗。 另外，道教还是比较注重与上层阶级的关系，佛教则有更多的注重发展底层市场，群众基础更好，这也是两教规模一直存在差异的一个原因。 前面提到过，唐玄宗成长在武、韦专权的时代，一直生活在连生命都没有保证的环境中，从小就聪明地借助道教谦柔安身，所以很幸运地躲过了杀身之祸。登基以后，更是把道家的理身理国思想运用如意，开创了开元盛世。不过在晚年，却用无为思想给自己的懒政怠政不作为找借口，受不了奸佞的糖衣炮弹，腐化败落，搞出了个安史之乱，害了老婆害了自己，更害了国家和天下百姓。 但是深入研究李隆基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儒家的王道思想，学术界都认为唐玄宗崇道，但他是否真正崇道，道教在他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地位，这里面更多的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就不多说了，推荐一篇文章，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陈金凤教授的《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盛唐随着安史之乱的转衰，道教也不可避免得受到了影响，虽然后面的每代帝王同样不忘大圣祖，道士们也受到种种优待，但不再可能达到高武和玄宗时期的盛况了，直到唐宪宗和武宗，同样受了法箓，道教算是还有一次短暂的小兴盛吧，不过这也是建立在佛教被过度打击之上的表象罢了。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753年，大唐即将经历安史之乱走向衰退前期，长安城来了一个日本使团，大使是藤原清河，除了正常的外交活动之外，还向玄宗表达了要请鉴真和尚去日本小住几天的想法。鉴真东渡这件事儿道友们应该都从中小学的课本里学过吧，但这背后的小故事估计了解的差不多了。 玄宗说让鉴真去你们做客没问题，另外我这里还有很多道士也想出国旅游——嗯，交流交流，正好有这么个公费出国的机会，就跟你们一起去吧。没想到人家日本人却来了一句“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可能感觉直接拒绝太不给强国老大面子了，然后又是说船太小，超员了，反正就是不同意。 在强国老大表示不满之前，最后还是勉强答应了留下春桃原等四人学习道法，然后回国后把道教这些理念带回国，至于您想强行安插道士去日本还是算了吧。这后面的背景实际上很复杂，就不展开细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日本的安藤更生、森公章、东野治之等学者的文章，里面有更深层次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第二十章 佛教的危机 大家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咳，“三武一宗”吧，我们前面反复提到过的。这四位帝王因为都有过相同的灭佛经历而有缘走到了一起——联系在一起。下面将要出场的唐武宗李炎先生就是三武之一，而且也是推动唐朝道教发展达到第三次高峰的皇帝，还是唐朝崇道最深的一位皇帝，还是……算了，先这么多吧。 不过，相比李炎的崇道热情而言，灭佛这件壮举反而让他更加出名，他的灭佛壮举史称“会昌毁佛”，佛教界称为“会昌法难”。 先简单介绍一下李炎的生平吧，由于他并不是道教人物，就不给固定格式的简介了。 李炎的上任皇帝是唐文宗李昂，上上任皇帝是唐敬宗李湛，三人是异母的亲哥仨，李炎排行老五。想当年文宗为了选接班人、立太子也挺难的，各种斗争，曲曲折折的，反正选上谁谁死，宫廷戏就不说了，没想到最后却被手下人偷着把这个五弟给折腾上了皇位。 两个哥哥皇帝当的都不怎么样，统治时期，把国家搞得内忧外患，生产凋敝，百姓困苦，各种矛盾特别是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特别尖锐，总之就是给接手的李炎留下了一个好好的烂摊子。这里需要多说一句，这种乱世正好是宗教昌盛的好时候。 登基以后，李炎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迅速恢复大唐的荣耀，而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特别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藩镇割据，二是宦官专权，是不是很像汉末三国时期的情况，然后才谈得上恢复生产、推行仁政，解决老百姓的饭碗这类具体的问题，而这方面李炎的确做得不错。 外患方面，李炎把回纥（就是回鹘）人收拾了一顿，这次对外作战不仅稳定了边防，还加强了中央统治，同时有利于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也有提振气势的作用。所以，《旧唐书》评价他“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属天骄失国，潞孽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独纳大臣之计。戎车既驾，乱略底宁，纪律再张，声名复振，足以章武出师之迹，继元和戡乱之功。”虽然对他的功绩有些夸张，但也离事实不是太远，李炎的确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当然李炎也有不少缺点，比如他只相信宰相李德裕一个人，其他贤才都不能得到重用，而这位李德裕对佛教一直持否定态度。李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杀戮过重，特别是对投降过来的军将，所以学者也给他一个不仁不信且残暴的差评。但是总体上来说，他还算得上是唐末一位难得的有所作为的皇帝，开创了会昌中兴的短暂的小盛世。 以上是李炎取得的一些功绩，但是我们更关心的还是李炎笃信道教和灭佛的行为，实际上佛教的危机，从李炎当上皇帝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一天一天的逼近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李炎对佛教动手发动会昌毁佛的呢？经过总结归纳，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有经济方面原因、有人口方面的原因、有宗教争斗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些可能的或不为人知的原因，简单列举一下吧。 一、政治方面，李炎实际上是深受传统儒家的家天下的思想影响的，从小就被培养并树立了皇帝是整个国家的老大，我可以理智地处理任何事务，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任性胡为，因为天下就是自己家的，我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的观念，当然，这种思想基本上是所有皇帝的共有的，家就是国，国就是家，整个天下都是我的，灭佛，那不是小事吗？在唐代二十二个皇帝中，李炎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反佛斗士。 从安史之乱到会昌年间，唐朝的佛寺经济又有点过度发展，所以说嘛，吃了好几次亏也不长记性，和尚们表示我们也不想这样，但是真没办法啊，都想着别的佛寺会收敛点嘛。李炎下诏说“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显然，李炎对佛教与国争利，与国争人口等现象认识得很清晰，也非常不满，表示你们这是动摇国本的节奏，根本没把我这个老大放在眼里啊。鉴于这种现状，是严厉打击还是轻轻放过，都要取决于一个皇帝的最终想法。 二、那么佛寺为什么这么有钱、有地还有人呢？多到连皇帝都眼红、多到动摇国本的程度？ 首先是田产，佛寺的田产有皇室赐予的，也有地方官府或士族、地主捐献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靠自己的劳动开垦的等。在封建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没有之一，有了土地，就有了长期稳定的佛寺经济基础，进而形成稳固的产业链。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些佛寺拥有的土地面积太大了，而且还不纳税的。比如当时的陇州大像寺就占有七个村庄，五十三顷五十六亩多土地，具体相当于现代多少亩地，就不考证计算了，总之是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而这又是一种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所以算总账的话，这就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了。动了不该动的蛋糕，而且还是切了一大块去了，不收拾你收拾谁？ 其次是人口，安史之乱后，不但农民可以随便出家，官方还靠出售度牒赚钱呢，仅755年就一次性度僧尼近万人，所以到830年时，大唐朝僧尼人数高达七十多万了。皇帝呢，和尚太多，我还有钱时就沙汰一次，没钱的时候就接着出售度牒，那真是“度僧与沙汰”反复运用级别转眼就从青铜到了王者。 人口的重要性比土地低不了多少，僧尼是游离在徭役之外的群体，寺院的经济模式也脱离于法律、户籍制度以外，如果规模再达到一定程度，那就不可避免的会和统治阶级激化矛盾，惹皇帝的不高兴。 除了正规的僧尼以外，一般寺庙里还会收留大量的人口和黑户，他们托庇在寺庙中，同样逃避了课税和赋役，这显然会进一步造成了国家的役、税损失。 当然了，这种情况并不只佛寺存在，当时“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在晚唐的政治败落的情况下，中央集权控制力变弱，同样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所以不能把人口流失的锅全都甩给佛教。 由于佛寺拥有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又独立于税、赋之外，所以，随着佛教寺院经济的过度扩张，和尚们早就过上了小康生活了，但这些都是建立在严重损害国库收入之上，并且加剧了和普通地主阶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诸位道友可以看看李炎此诏的原文，大体是除了说佛教惑民乱众以外，实质上还是因为佛教势力发展过大，侵占了大量的人口、土地和赋税，你吃的多了，我们皇家吃的不就少了，你这是老虎嘴里夺食嘛。 三、文化本位意识方面，佛教事实上是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功过放在一边不谈，但它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改变，对传统文化本位统治地位、社会与家族或家庭伦理的挑战，都是受到儒、道攻击的重要方面。 儒家思想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是统治阶级一直很喜欢的，而佛教呢，和尚们表示我要用今生的苦修追求来世绽放，只活一世怎么行，这一世受到种种苦，来世才能修成正果，这种出世的思想还有众生平等的思想有悖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皇权至上的思想。 特别是从董仲舒篡改了儒学以后，提出了帝王才是神灵在人间的化身，世俗一切，注意是一切，同样包括宗教在内都是归帝王掌控的，您这么宣扬众生平等是几个意思，您把佛祖摆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那把我摆在哪？你这是要上天下海，眼里只有太阳和乌龟，就是没有我这个皇帝呗！ 四、缺钱，特别是到了唐末，国家经济不景气，不复贞观、开元的盛世，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皇帝家也好不到哪去了。特别是当战乱或灾荒发生时，国家就更会缺钱，特别是战争，这是件耗费国力的最大的杀器，而李炎正好又刚结束了两次大规模的作战——北方和西北的反击回纥和平定泽潞刘稹的割据叛乱。 这两场大仗该不该打，肯定是应该的，但是战事结束后，李炎就更没钱了，财政又紧张了，所以急需找钱来解决人财物各方面出现的亏空，这也是顺便就把国内外的回纥人和摩尼寺都给抄了的原因。通过抄家行动，让李炎看到了佛寺的富有，所以国内那众多的、很肥的寺庙就成了他眼中的摇钱树。 你有钱不对，你比我有钱更不对，你比我这个皇帝还有钱？你咋不上天呢，所以，有钱才是原罪。 五、来自老对手道教的黑手。李炎身边一直活跃着一位叫赵归真的道士，下面还要详细讲他。赵道长在李炎眼中是位神仙般的人物，对他极为崇敬的。在这位赵道长和宰相李德裕二人的努力下，李炎对佛教越来越不感冒，对和尚们手中巨量的土地、人口和财富越来越眼红。 某一天，市井坊间悄然流行起很多谶语，经过赵道长的解读，李炎才明白其中包含的玄机。 赵道长说陛下啊，现在天降征兆，坊间流传“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这就厉害了，说和尚们要夺你们家的天下，这不是要把和尚们往死里坑的节奏嘛。 “十八子”也是指李，“昌运”不仅可以说是国家的昌盛，还可以解释成李炎的年号会昌，就是说李炎的运数，当时僧人们是穿黑衣的就不用解释了，这是和尚的标志。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这才是会昌毁佛的最主要原因，其他的那些反而只起到了推动作用。 六、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深藏在背后的原因，且听我慢慢道来。 诸位是否知道，李炎死后是他的叔叔宣宗李忱继位的？李忱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能力的人，“妙于音律”，“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元复仁恩之意”，他的统治时期称为”大中之治“，还留下了一个”小太宗“的美名。 但是在当时，种种迹象表明李炎对他的这个叔叔很不感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人感应，早就知道这位叔叔要夺权，所以一直想找机会把他咔嚓了。 李忱也早有预感，于是找个机会跑路，“游为僧”，这是个好主意，天下之大，佛寺之多，和尚之众，就算皇帝也不容易找他出来了。 当李炎看到这条谶语时，心里怎么想的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是不是想到了他那个隐遁在佛门的叔叔，是不是想着这就是预示着李忱会来抢我的位子，所以，为了把这个隐患彻底解决而最终决定对佛教动手呢？ 这方面有篇文章推荐给诸位，就是于辅仁的《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无论这是不是个原因，这是不是主要原因，总之是个很新的思路，比起一直抄来抄去炒冷饭的文章好得多了。 第二十一章 来自两个道士的助攻 上 除了上一章讲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以外，造成李炎发动会昌毁佛的原因应该还和唐末的衰落、文化自信的缺失有很大关系，这可以接上一章算是第七个原因。 这是一个沉重的，看不到的却影响深远、巨大的话题，涉及一个民族的灵魂。大唐朝从唐玄宗李隆基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从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一路下滑，虽然到武宗和宣宗时期有个小反弹，但也改变不了下跌的颓势，大唐朝已经像个筛子似的千疮百孔，只能勉强维持了。 一个强大的国家，文化是有自信的，当国家衰落以后，本土文化受到外来冲击，这种自信就会变得很脆弱、敏感、排外了。正是在这种不自信的心态下，儒家、道家，包括皇室、士大夫、地主阶级更加敌视外来的佛教，纷纷加入了排佛、灭佛的活动中。 最后一个原因，可以归于道教，但更准确的说主要是和一个名叫赵归真的道士有关系。有主要的当然就有次要的了，这个次要的就是一个叫刘玄靖的道士。 实际上，李炎还是藩王的时候就喜欢道教，对佛教很不感冒的，直到他登基以后，身边经常围绕着一群道士，加上还有一个他最依赖、最信任的反佛派的宰相，身边全是佛教的敌对势力，怎么能对佛教有好感？所以李炎对佛教必然是越来越反感以至于“憎妒”了。 亲历了会昌法难的日本和尚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中，很无奈地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今上偏信道教，憎妒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和尚们好可怜，都想哭了。 登基以后，李炎沉迷于研究长生不老的技术，权力高了嘛，自然就想活得长点，最好是长生不死，以至于对道教越来越沉迷，所以，赵归真就成了李炎的座上常客。 姓名：赵归真 性别：男 出生时间：782年？存疑 去世时间：846年 籍贯：渝州，差不多就是重庆人 主要着作：无 主要成就：推动了唐武宗灭佛 通过上面的简历可以看得出来，这位赵归真赵道长实在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道教方面的造诣和成就，但是他的忽悠本事绝对世所罕见，否则哪里会把一国皇帝哄得团团转。在道教史上，他可以称得上是最着名的以邪术干政的一位，所以后世着书立传的道士们都耻于提他，更不会给他立传，算是臭名昭着烂大街了，但这样一来赵归真的生平真的很寒酸了，找到的资料有限，实在是对不起各位了。 《资治通鉴》记载他是一位太清宫道士，826年，赵归真上书唐敬宗，说我修炼多年，终于有成了，学了几手仙术，忽悠得敬宗对他是真敬了。 当时敬宗身边还有惟真、齐贤和正简三个和尚，加上这个赵归真，四人组成一个小团伙招摇过市，出入后宫如在自己家后院似的闲庭信步。 某一天，赵归真感觉人家是三和尚，我就一个老道，这三比一有点人单势孤啊。所以他就找到敬宗说陛下啊，您看这个修仙呢，人越多越热闹——不，是效果越好，相互之间还能有个交流不是，我帮您寻访了一个异人，就是浙西隐士周息元。这可是位活了几百岁的得道高人，经常和张果、叶静能喝茶聊天。 赵归真说的张果就是八仙里的张果老，隋末唐初人，后面有机会再专门讲讲八仙，叶静能是玄宗时期道士，资料不多，疑和叶法善为同一人，传说很多的，比如曾带玄宗元神出游。 知道皇帝要请这位周息元，当时还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就说“息元诞妄，无异于人”，可惜敬宗不听人劝，还是召他进了宫。 召来了位神仙般的人物，敬宗非常高兴，十一月就封赵归真做了两街道门都教授博士。可惜好景不长，才一个月敬宗就被谋杀，唐文宗继位，当时就把赵归真和三位大和尚发配到了岭南，这位周息元运气还不错，虽然大老远的刚来没几天，但也没来得及做什么事，所以仅仅被赶回老家了事。 840年，本场大戏的正主唐武宗继位后，当年就派人去请回来赵归真，还给他安排了81个同行一起搞了个金箓道场，亲自授了法箓，封赵归真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据说有一天赵归真手头有点紧，就找李炎说我要主持飞升修炼，需要笔钱，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那个，需要您给拨点经费。后来这家伙斋醮好几天，画了好多符满山乱扔，有模有样地做法发功，然后说请山神显灵了，派人去上山转了一圈，眼看着满山白银化成水哗哗流下来，收拾回来算了一下，正好和皇帝给的数量一致。那位问了，他搞这么一场是几个意思？显示自己身怀道术，是个有水平的人呗。 “探赜玄机，善制铅汞，气貌清爽，见者无法不竦敬”，这是唐末康骈的小说《剧谈录》中对赵归真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样一位得道高人的形象，谈的全是深奥的玄机，炼的全是仙丹灵药，道貌岸然，谁见了都会油然而敬，顿觉高山仰止吧。 会昌五年（845年）正月，李炎又给赵归真建了座百尺高的望仙台，唐朝的一尺差不多就是现在的30厘米，所以这个十多层楼高的台子放现在那简直就是个小建筑，可那是千年前的唐朝，那时可没有钢筋水泥，所以这个台子的气势那是相当恢宏。 当然花不少钱造这台子肯定不是为了好看，赵归真说这个台子是用来吸引仙禽的，您没听过吗，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不过种梧桐树太慢，还是搞个台子出来先用着吧，至少心烦了上去看看周围风景，还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呢。 《旧唐书》记载武宗是痴迷道教，极想学仙修道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长生，所以才拜在了形象上佳的赵归真门下，练了个第二职业——修仙。“武宗志学神仙，归真乘间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宜尽去之。帝然之，乃澄汰天下僧尼”，赵归真于是乘机鼓捣皇帝收拾佛教，说这群外来的和尚，就是吸血鬼，是蠹虫，就该全杀光，武宗深以为然，不得不说，他这一手简直就是会昌毁佛的神助攻。 第二十二章 来自两个道士的助攻 下 除了赵归真外，还有一个道士和李炎有着很密切关系，就是上面刚提到过的刘玄靖。 在《旧唐书?武宗本纪》中记载，会昌元年六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资治通鉴》中同样也有相近的记载，但并没有提到刘玄靖。再根据其他一些资料综合分析可知，这里记载的赵归真和刘玄靖来长安的时间有些不准确，赵归真应该是会昌二年来长安，而这位刘玄靖应该是在会昌三年应召进京，然后和赵归真一同住在了太清宫。太清宫在中唐以后一直是负责国家祭祀宫观，所以可以说是处在全国宫观中的核心地位，里面的道士自然也都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那么这个刘玄靖究竟是谁呢，能够得皇帝的信任和重用理应不简单吧？但是，由于资料的缺失，导致他成了一位很有点神秘的人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身份地位的确不简单。 经过对只鳞片抓的史料、碑、集等资料整理分析，大体理出了一部分刘玄靖的生平。他早期是拜在了一位叫做王道宗的门下，而这位王道宗同样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只知道他是正一盟的传承，修的是天师道，年纪不大去世后被葬在了东山或武昌，由此，有些学者就推测刘玄靖大约就是武昌人。 师傅死后，刘玄靖就在坟前结草为庐，给师傅守孝。传说在一个月黑风高——嗯，是月朗星稀的晚上，正在打坐静修的刘玄靖突然发现师傅坟上一道白气冲天而起，高达十几丈高，刘玄靖不惊反喜，明白这是师傅已经得道飞升，看这情况应该是尸解修成地仙了。 这段记载可不简单，不但说明王道宗是位道法高人，古今能飞升成仙的才有几人？那么刘玄靖拜在他的门下，得如此高明的师傅指点，有个飞升成仙的师傅启蒙，他的资质、潜力和未来怎么可能是一般人能比的。 之后，刘玄靖便开始四处游历，这也是有成就的高道都喜欢做的事了。一路上寻真访道，“泛洞庭，游武陵”，那真是“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这一日游到南岳，终于访得名师，拜在了上清派名道田虚应门下，成为他的四大弟子之一。此后，刘玄靖主要活跃在南岳一带，和师傅田虚应住在衡岳观中发展了。 到这里，就可以捋一下刘玄靖的传承了。 从前面讲到过的王远知开始，按师承关系一路下来是这样的：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薛季昌—田虚应，然后就是田虚应的四大弟子：冯惟良、陈寡言、徐灵府、刘玄靖。而冯惟良一脉又是这样的：冯惟良—应夷节—杜光庭。 从这个传承关系中，可以看出杜光庭和刘玄靖的关系，所以杜光庭才会写了部《洞玄灵宝三师记》，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刘玄靖的记载。后面还会详细讲到潘师正、司马承祯、杜光庭等高道。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了，刘玄靖和这些高道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向上都可以追溯到陶弘景，也就是说他们共属上清派茅山宗，或者说都是茅山道士。当然，南岳这一部分更详细分的话算是上清派茅山宗南岳天台派。 当年唐敬宗曾派人遍访天下各地的异人高道，至于干什么就不用解释了吧。所以，当时的湖南监军使吕令琮也想完成皇帝的任务表现一二啊，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玄靖，这样的高人异士，正好是皇帝找的人啊。由此也可以看得出刘玄靖在衡山乃至整个湖南的名望都算是极高，否则也不会成为地方官想推荐给皇帝的对象。 不过刘玄靖却不太想去长安，就对吕令琮表示：“我家里有娇妻美妾，她们舍不得我走，我也舍不得她们啊。” “您可是得道高人啊，天天住这道观里面，哪来的娇妻美妾啊，拜托编个靠谱点的借口好不好！” “好吧，我想起来了，大人您看啊，我要是离家在外，我最喜欢的牛肉就吃不到了。” “你们这道观里天天萝卜白菜的，连耗子都没有，还牛肉呢，骗鬼啊！” “我都这样了，您看我这样的哪像个得道高人啊，要不您去找我师兄？惟良师兄比我厉害多了。” “你的三个师兄云游好几年了，我上哪去请他们，这可是皇帝的命令，你要是再推三阻四的不去，小心给你们断水断电！” 没办法，在吕令琮的百般恳求下，最后刘玄靖只好勉强答应，并于宝历二年十二月一日来到长安，见到了敬宗皇帝。 由于是带着情绪来的，二人的见面肯定不会太愉快。当皇帝问到了想成仙的事，刘玄靖心里翻了个老大的白眼：“您想多了，您是皇帝，应该清心寡欲，多想想怎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求仙这事太复杂，不符合您的身份。” 要知道当时的敬宗皇帝才刚满十八周岁，您想想现在十八岁的高中生是什么样的？这位敬宗也正是喜欢通宵玩游戏、泡吧、骑马、打球的年纪，你这么说他还能高兴？于是“上不悦而难作”，第一回合——不欢而散。 还没等下一回合开始呢，七天后，宦官刘克明等人把小皇帝杀了，然后文宗登基，对牵涉到谋杀案的人，也包括那些僧道都处理了，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把赵归真他们发配岭南那件事。 刘玄靖这个才来了一个礼拜的倒霉道士，却因为没给敬宗好脸色，主要是来的时间太短，反而因祸得福没被牵连进去，如愿被打发回南岳了。 直到武宗相诏，刘玄靖才结束了十几年的南岳隐修来到京城，此时他在道教界的声望和地位已经极高，隐隐有上清正宗南岳天台派领袖的地位了。那么第二次进京的刘玄靖在会昌毁佛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旧唐书》《资治通鉴》《总胜集》等史料中记载互有矛盾，有的说他和赵归真一起极力鼓动李炎灭佛，有的则说他劝李炎要从长计较，最好是徐徐图之，千万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大规模灭佛，因为步子太大容易扯到——嗯要温柔点。 具体哪个记载才是事实，我们也只能通过各方面的史料小心分析，大胆求证了，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社科院学者雷闻的观点，就是劝李炎不应暴力毁佛。 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赵归真很是损了一通，但却没有提到过刘玄靖，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和赵归真并不是一路人呢？刘玄靖的确在长安停留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皇帝的常客，而且他的身份和地位远远高于赵归真，要说灭佛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说不通，所以如果他和赵归真一起鼓动李炎对佛教动手，圆仁应该把他的名字放在赵归真前面才合理，肯定不会忘记把他也损上几句的。 另外，也可以从宣宗继位后对赵归真和刘玄靖的不同处置方式上看出一些问题来。 《旧唐书》等很多史书记载内容差不多，都是说宣宗诛杀了刘玄靖等十二人，乱棍打死了赵归真，但是综合一些其他史料考证得知，在宣宗继位的时候，刘玄靖已经离京回到了南岳。 最初的诏书也的确是要杀刘玄靖的，但由于他此时没在长安而逃过了一劫，重要的是宣宗很快就了解到他和赵归真等人的不同以后，也就赦免了他。 据《南岳小录》记载，宣宗继位五年后，852年，刘玄靖才在衡山过世的，所以，感觉他在这次毁佛事件中，的确是和赵归真有很大的不同。 大约也是在这一年，宣宗下诏严禁私度僧尼，所以很多史料称宣宗继位后开始崇佛，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了，还有就是着名诗人杜牧也是在这一年去世的，为什么要提杜牧呢，诸位应该都知道他那首“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吧？不知道当时道友们的语文老师讲这首古诗的时候是怎么讲的，我记得当时老师大概的意思是说杜牧通过对江南的美景的描写，表达自己对历史文化的感悟之情。老师的水平、学生的层次、历史背景的了解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对这首古诗的理解，特别是杜牧生活的晚唐的敬宗、文宗、武宗时期的社会环境、佛教的兴衰及杜牧的人生经历，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可能造成对这首古诗的理解的偏颇。如果结合杜牧对梁武帝的评价，“到国灭饿死不闻悟”，或许可以体会一些杜牧对佛教、晚唐国运的忧虑和一个儒家的家国情怀吧。 当然，会昌毁佛事件背后，除了赵归真和刘玄靖以外，还有其他的道士的身影，就不再一一说了，主要是这几个道士的资料同样都不多，也过于散乱。但在整个会昌毁佛事件的前后，道教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就算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或者说是关键的助攻作用。 好了，李炎发动毁佛行动的原因、背景就大概交代完了，有些纯属个人观点，禁不起道友们拷问的，我这一说，您就一听吧。下一章就讲毁佛的具体过程。 第二十三章 会昌法难 虽然会昌毁佛是发生在会昌五年，实际上从李炎登基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在筹划并逐步推动毁佛行动了。给一个正式点的定义：这是一次针对以佛教为首的外来宗教的一次禁毁运动，是一次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总爆发，结果使佛教遭受到严重打击，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史书称为“会昌毁佛”。 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六月庆阳节，嗯，这个庆阳节是李炎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搞出来的大型party，也叫万寿节。刚当上皇帝不久的李炎，总是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激动心情，这个谁都能理解，于是就借着庆生之机，搞了这次聚会。当时来参加的还包括宗教界人士，主要是当时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借着这次机会请和尚和道士们讲经说法，也提升一下档次。 不过李炎的表现得就有点意思了，结束后给参加party的道士们大大赏赐了一番，还每人送了件限量定制版的紫色法衣，当一群大和尚们眼巴巴地想着一会就轮到我们领福利的时候，李炎挥一挥衣袖，手下人宣布party结束，开始打扫卫生了。 这下和尚们就尴尬了，当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透露出来了：新皇上并不喜欢和尚和佛法，接着，一个又一个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就从皇宫里签署、发布出来。 会昌二年（公元842）开始没收一些寺院财产，当然并没有大规模行动，只是针对一部分佛寺。 会昌三年，下了一道“杀沙门令”，因为据谣传说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和尚混了进来，现在就藏在京师的某个地方，于是京兆府在长安城中展开了一次打假行动，抓住并打死了三百多个所谓奸细的裹头僧人。 会昌四年初，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四年二月，宰相李德裕上奏说，“今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色役”，色役就是一种徭役，解释起来还挺麻烦，道友们知道就行了。 会昌五年四月，对全国寺庙、僧尼搞了一次普查，这就在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了。普查的结果是，全国有大型的寺庙四千六百多座，招提、兰若达四万之多，总计有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唐代，招提是四方僧物，十方寺院的意思，来自梵语“拓斗提奢”，后来省去了斗和奢两个字，又把拓误写成了招，这就是招提的由来。而兰若则是梵语阿兰若的省略，指的是出家人能安静修行的地方，后来慢慢也用来指一般的佛寺了。晚唐以后，兰若和招提一般来说就泛指小寺庙，而且多指民间私建的，道友们可能时常听到兰若寺这类的说法，可能是说的是一个特定的小庙，更多的时候就是泛指小寺庙，私立的规模自然就不会很大了。当然，这并不是我在这胡乱解释的，《唐会要》记载，元和二年，薛平奏请赐中条山兰若额为大和寺，由此可见，官赐额就是寺，私造的就是招提、兰若。 会昌五年七月，“帝恶僧尼耗蚀天下，欲去之”，开始了正式灭佛行动。首先毁了“山野”招提、兰若，随后又下敕在两个首都左右两街分别只能保留两座寺庙，每寺只能保留僧人三十，其他的寺庙全部拆毁。两都以外的地方，节度观察使治下这一档次的各州只能保留一座寺庙，并且按规模分成三等，上等寺留下二十个僧人，中等的留下十人，下等的五人，多余的僧尼“皆勒归谷”。对于那些要拆除的、不在保留范围之内的寺庙，“立期令所在毁撤”，而且还派下了御史到各地督导，监督、检查具体是否落实到位。 有道友可能奇怪这里怎么说有两个首都？这是隋唐时期的特殊产物“二都制”，就是设置了长安和洛阳两个首都，那位问这个怎么玩啊？是不是和明朝的北京和南京那种关系？这个还真不一样，详细的内容可以私下里再聊，这里就不多讲了。节度使这个生物道友们应该都知道了，但这个节度观察使以及另一种节度经略使可能知道的不多了吧，这两个是在级别上比节度使要低，不影响我们理解这次灭佛行动就行了。 处理这么多佛寺，那么田产财物呢，这应该才是重点吧。放心，“财货田产并没官”，拆下来的那些紫檀、花梨、香樟之类的木材去拉回来修衙门、驿站非常合适，铜像、法器什么的更有用处了，铸钱丰富国库，简直不要太合适了。那位说了，不是还有很多铁器铁像呢，千万别浪费了！放心，各地官府可以拿回去回炉铸成农具，明年还能多出产点粮食呢。至于收缴的金银财物，更让官家发了一笔横财，谁让你这么有钱啊。 会昌五年八月，这次轰轰烈烈的毁佛行动基本落幕了，经过对各地上报的各种数据汇总，李炎高兴地下诏宣布此次行动胜利结束，并将战果公布如下：共毁了大、中型的寺庙四千六百多座，小的庙宇（招提、兰若）四万多，增加纳税人——就是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没收的良田数千万顷，解放了奴婢十五万。 真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浩劫。随着战果宣告中外，也宣告了此次行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李炎认为“自此清净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 但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这句话绝对不只对现在适用，“一朝隳残金狄，燔弃胡书，结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鄙夫之口”。这么大的行动，哪能不得罪人？ 846年三月，李炎病倒了，很重，久病不起，名医们也都束手无策，于是就请了个算命先生来给看看。那位问了，不是有赵归真呢吗，怎么不让他给看看？实际上是不是请过赵归真，我也不清楚，总之懂行的人看过以后说了，“陛下您这次病一直好不了，是因为名字有问题，必须改个名字病才能好。” “还有这样的操作？那你说说为什么？” “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简单解释就是大唐朝为土德，陛下您的名字李瀍（李炎的原名）五行是水，土是克水的，所以王气压制了陛下的名字，时间久了这才会病倒的。” “有点道理，那要怎么改名？改了以后就能好吗？” “您改个五行为火的名字就可以了，火生土嘛，这样就成了您的名字生王气了，病也就好了。” 所以，武宗就改了名字，就叫李炎了，可能感觉“炎”比“火”的火力更旺吧，所以没改成李火，可是还有焱和燚呢，这两字的火力不是更强吗？而且这在命理学里面也是有问题的，用名字去生王气，就是要用火去生土，人本身是泄气的，对命主是不利的，所以不到一个月，李炎就驾崩了。 那么道友会问，怎么改名才对，真的有效果吗？按命理学来说，应该是用王气来生名字，就是要土生金，改一个五行为金的名字才是最恰当的，至于说改了以后能不能改变历史，让武宗能多活几年，……嘿嘿，你猜。 李炎死后，846年四月，叔叔李忱继位，这就是宣宗皇帝。新领导上任，三把火是必须的，所以先罢了李德裕，贬为荆南节度使，党羽也都清洗了一遍；接着就杖杀了赵归真团伙；五月，下令上京两街在原来留下的两座寺庙以外，再各增加八座寺庙，并且开始度僧尼。 三把火烧完以后，第二年闰三月，又宣布僧尼们可以把会昌五年所废的佛寺全部修复起来，从此“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直到852年底，才下诏严禁私度僧尼，开始注意加强了佛教的管理。 至此，会昌毁佛算是告一段落了。 第二十四章 毁佛的影响 在历次禁佛运动中，三武一宗算是规模最大的四次，而唐武宗的灭佛无论是规模、影响，还是对佛教的打击程度来说都可以说是这四次中最大的一次，所以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量史书均有详细记载，佛史中同样也有详细记载。那么这次毁佛具体有哪些影响呢？ 首先，对于推动者来说，就是统治阶级或者说国家，增加了大量的土地和纳税人。据统计，会昌五年，全国纳税户共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户，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人口最多的时期，这是不是看得到的最直接的好处？ 对于受害者来说呢，经过这次灭佛，造成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大量的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寺财产被剥夺，大量僧尼还俗，同时，佛教宗派因为失去了继续繁荣下去的客观条件，从此也由盛极而走向衰微了。 具体来说，首先，毁佛后全国的寺院数量仅余四成左右，拆毁后的寺庙和土地，当然包括里面的财富全部收归政府所有，财政创收效果显着。个人认为上一章给出的灭佛前统计数字和灭佛后统计的数字有误，道友们再看一下上一章的数据：毁佛前，会昌五年四月，全国有大的寺庙四千六百多座，招提、兰若四万多，总计有僧尼二十六万五百，毁佛后，会昌五年八月，共毁了大的寺庙四千六百多座，招提、兰若四万多，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这两组数字明显相同，如果按这个数据来说，佛教就是被连根拔起一锅端了。所以，这个四成左右还是有一定可信性，当然，这也是我通过对一些数字统计分析后推测而来的，主要是受到一些节度使或州镇皇权影响力度不大，毁佛执行力不强的因素影响，否则这一比例还应该会增加很多。无论如何，总比那个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灭佛率更靠谱一些吧。 其次就是人口，通过上一章可以知道，有幸被保留下来的寺庙所能收纳的僧尼数量也极其有限了，特别是还规定了上限，所以就有大量僧尼被强制还俗，不但增加了纳税、徭役的人口，客观上也减轻了人民供养僧尼的经济负担。当然了，也不是全部僧尼都老老实实下山种地上税，还有大量僧尼为了避祸远遁山林，千年前那可真的是地广人稀，处处是荒山野岭啊，随便往山里一钻，多少人都消化得掉。结果，这些逃避的僧尼最终形成了以山林为中心的新兴佛教势力，比如禅宗就是在那时候逐步完善了农、禅并重的禅修模式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次毁佛实际上刺激了佛教的变革，催生出了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和发展路径。 另外，受了打击的佛教，为了重整河山，有幸被保留下来的佛寺和僧尼们，也学会了忍耐和低调，说得难听点就是不再趾高气扬了，学会夹起尾巴来做人——做和尚了。此时的和尚、尼姑们没有了大量的财富可供肆意挥霍了，得向往日都不屑一顾的底层阶级讨饭吃了，这反而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比如在俗讲、变文、宝卷等里面增加了很多世俗的内容，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发展。 那么什么是“俗讲”呢，它实际上是和尚们把佛经通俗化以后，用说唱的方式讲给百姓听的一种形式。古代可没有电视、手机、网络啊，极度缺乏娱乐的时代，和尚们搞出这么个又唱又说的节目，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更主要的是那些晦涩深奥的佛理通俗化以后就能让普通人听明白了。后来还出现了一种街头表演的讲解方式，表演内容也从佛经延伸到更加通俗的历史故事，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和影响力。 道友们都应该知道，历代文人学者，特别是有名气的，和佛寺来往密切的极多，这次毁佛也影响到了这些文人，至少没了混吃混喝，住宿打尖的地方了，也就少了很多灵感突现时的作品问世，所以对后世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叙事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据有些学者统计，武宗李炎毁佛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数量明显收了个大阴线。 对于佛教的艺术、经籍来说这是一场浩劫无疑了，从而进入了衰落期，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同样受到了严重打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文化交流。这一方面同样也有意外发生，虽然大量文本经书被毁，逼着僧人们参禅念佛时减少了对经书的依赖性，最终促成了宋代的“禅净合一”，就是禅净双修。 相对来说，这次毁佛对禅宗的影响要小一些，主要是禅宗“不立文字”和“教外别传”的特性，本就没什么可毁的，恰好躲避了典籍被毁的厄运。和法相、天台、华严宗等重义理的学派不同，禅宗追求的是以心传心，它不在文字阐释上下功夫，而是把功夫放在了由开悟禅师引导，追求明心见性上。禅宗史上有一花开五叶之说，就是指晚唐五代时期南宗禅衍生出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五个分支的事，其中这个沩仰宗大约就出现在会昌法难，临济宗则稍晚一点，但也没差几年，大约成立在宣宗时期，对于佛教来说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这里提到了明心见性，道友们应该会想到着名的慧能禅师吧，还有那个他和神秀有关的着名的“菩提本无树”的偈语吧。打住，再说又多了，我这点佛学水平也要露馅了。 最后一点影响，对于其他从西域传来的宗教，诸如祆教（就是拜火教，这里的祆字读音是先，不是祆字啊）、摩尼教和景教（基督教分支）等均受到打击，部分成为地下佛教，秘密进行传播，以后逐渐出现了以弥勒佛和摩尼教的明王治世融合而成的白莲教，是不是很熟悉呢，这些宗教在现代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出镜率可以相当高的。 武宗的大刀挥下，是彻底得罪了广大佛教信众，收获有限，但也对统治带来了危机，社会开始出现了动荡。 846年，会昌六年三月，“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是月二十三日，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枢前即位，是日崩，时年三十三”。基于对道教的信仰，对长生的沉迷，李炎最后终于献身于吃仙丹求永生的伟大事业，扔下个烂摊子找老君去检讨去了。 随着李炎离世，宣宗即位，按唐书记载，先是诛杀了刘玄靖等十二个道士，特殊优待了赵归真，一顿乱棍打死了，接着下令复兴佛教，毁佛也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了。 当然，前面也讲了，刘玄靖是否被杀存疑，据说赵归真也有奇遇，据《剧谈录》记载，赵道长还是很有些法力的，最后“窜逐岭表”逃过了杀身之祸。《剧谈录》是晚唐康骈写的一部传奇小说，小说嘛，真实性和故事性是要作者说了算的，对不对？ 对了，令人无语的是，我们这位要复兴佛教的宣宗皇帝最后也是吃了“太医李元白所治长年药”，最终“疽发背而崩”，光荣地成为唐代服丹药而亡的六位皇帝之一，当然和这次毁佛没什么关系了。 上面我也只是把会昌毁佛肤浅的东西讲了一遍，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更深入地分析深层次的问题，还是那句话，那是学者们的事，我们只是对这段历史有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就可以了。必须要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唐武宗的政治智慧，他的毁佛也绝不是受道教的影响而一时的冲动的行为，更谈不上是为了扶持道教而去打击佛教。我们的分析是片面的、有局限性的，如果对武宗总体研究后就能发现，里面还有儒、佛间的矛盾，比如韩愈就是一位代表人物，是位反佛崇儒的代表（下面还会具体讲），其他的还有姚崇、李夷简、石昂父子等。 唐代的儒、释、道三教都很繁荣，早期三教间还存在比较激烈的竞争，而且还经常有儒、道合伙对抗佛教的情况，但是到中晚唐以后，三教的相互融合、吸收取代了原来的竞争排斥成为主流，所以学者们普遍认可的是，“会昌毁佛”不是宗教斗争的结果，而是世俗政府对势力过于膨胀以至于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宗教组织的一次打击行动。 在垂暮的大唐皇朝毁佛的时候，远在吐蕃的达玛赞普似乎有心灵感应一般，几乎同时开始了灭佛行动，二者在时间、内容、结果以及对后世影响等诸多方面都惊人的相似，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呢？由于音译的原因，达玛这个名字在不同文献中可能不同，比如朗达玛、达玛日玛、达磨、赤达玛?乌东赞等，敦煌古藏文里叫乌依冬赞、乌依冬丹、乌东丹等，道友们知道是一个人就好了。 第二十五章 傅奕vs 法琳 上 佛道相争是早已存在的问题了，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双方的争斗就一直持续不断，前面也陆续讲到过一些，下面就先简单总结回顾一下。 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之争，北方主要是以楼观道为主导，围绕着《化胡经》和《西升经》展开，南方则是以顾欢为代表，他的《夷夏论》是导 火索。总体上，当时的争斗都是基于民族大义，以华夏和蛮夷为中心展开，结果是双方谈不上胜负，但二教在义理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佛教的传入，带进来的不仅是宗教，不可避免的还会带来一些天竺的文化、风俗，注重传统、某些自以为是天朝上邦的中国人对于这些外来的东西很是看不习惯，道士们便出头大肆谩骂，什么“剪发旷衣”、“狐蹲狗踞”、“毁貌易性”……骂人没好话，虽然这些骂人的话放到现在只能说很文艺，但更重礼仪的古人可不这么认为。总之就是对佛教带来的天竺那些风俗很是看不惯，认为佛教会带坏了我们的风俗，破坏了华夏的文明。 《夷夏论》则尖锐地指出，佛教的传入会造成大量人口不生孩子，这就是不孝，增加了大量不纳税的人口，这就是不忠，对于以忠孝为骄傲的国人来说，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危害罪不可赦。 其后出现的《三破论》，更加尖锐地指出，佛教是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如此恶劣无礼的宗教，就应该在中国彻底禁绝。 面对道教界咄咄逼人的进攻，佛教界也积极应对，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击。 针对顾欢的《夷夏论》，明僧绍作《正二教论》，朱昭之作《难顾道士夷夏论》，朱存之作《谘夷夏论》进行反驳，并且还说孔子和老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是佛祖派来教化中国的，感觉有点像小孩子打架似的。 对于《三破论》，佛教界反映更加强烈。刘勰作《灭惑论》，说佛教不仅无害于社稷，反而能教化人心，对社会稳定好处是大大滴。孝是发乎心的，不要总盯着和尚那光头说事，人家那是怕那一头秀发影响了伟大的教化事业，天天去洗头烫发不费时间啊！还有，你们那个《化胡经》更无聊了，纯属“奸猾祭酒”伪造。南朝和尚玄光的《辨惑论》认为，现在不是只有儒、佛两教吗？道教是什么，那不过是儒教的小小分支罢了，怎么这么不知道尊卑？而且你自己都犯了“五逆六极”之罪，修炼的也全是歪门邪道，还好意思说我们大佛教如何如何，岂不让人笑掉了头发——嗯笑掉大牙。 总体上，这一阶段的二教之争，双方都没有涉及义理方面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正统、夷夏方面相互攻诘，前面也分析过其中的原因。道教自汉末初建，理论体系尚处在萌芽阶段，就连经书也就那么三两本，而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同样也需要时间来积累，打架就要用自己的长处攻击对手的短处，大哥别说二哥，默契点就都别聊哲学那么高深的学问了，面子上都过得去。 当隋、唐大一统以后，随着社会进步、政治稳定，文化、信仰又活跃起来，佛、道二教经过了知识体系的发展和储备，感觉是时候再较量较量了，于是新一轮的争斗就开始了。 这一阶段的佛道之争主要发生在唐初，比较重要的有两轮，第一轮佛道双方出场的选手不多，分别以傅奕和法琳为代表，时间是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傅奕上《废省佛僧表》主张崇道反佛为导 火 索，双方开战，到贞观十四年（640年），前面讲到过法琳死在去四川的路上为止，第一轮结束。 第二轮则发生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准确的说是显庆年间（656-661）和龙朔年间（661-663），双方围绕道教义理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争论。 下面先讲第一轮辩论。 作为本轮辩论赛的两个代表队的一辩，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傅奕和法琳了，虽然这二位在前面都多次出镜，但是一直没有系统地介绍过他们，下面就先简单作个介绍。 姓名：傅奕 性别：男 籍贯：河南安阳（唐代叫相州邺） 出生时间：555年 去世时间：639年 主要着作：《高识传》 傅奕是河南安阳人，精通天文历数，入仕以前做过几天道士，所以对道教感情很深。 574年，就是北周武帝灭佛禁道那一年，作为儒家代表中的一员被安排到通道观里进修。前面讲到过这次事件，当时包括田谷十老的道教界高人，普旷、道安等佛教界的十人以及包括傅奕在内的儒家方面的官员三方人马，被皇帝组织在一起交流学习，当然是以道教为主导，最大的成果就是整理了《三洞珠囊》和《无上秘要》两部重要的典籍，傅奕有幸参与了全程。 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傅奕对三教的思想、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的反佛是基于对佛教的深入了解的，所以攻击性就非常强，后面还会讲到韩愈，他的反佛就只是为了反佛而反佛，由于不通佛理，话也说不到点子上，只好参照傅奕的文章改一改，却弄了个乌龙差点丢了命，这事后面再说。 李渊在当扶风太守的时候，就和傅奕有来往，对他非常尊重。等到唐朝开国以后，李渊就请他来当了太史丞，后又经太史令瘐俭推荐升为太史令。 由于精通历法，620年，已经六十多岁的傅奕还向李渊贡献了漏刻的新方法并且推行于世，这也是对华夏文明的一个贡献。 唐书里面有傅奕传，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翻翻看，就不再详细讲了。 再简单说一下付奕的着作《高识传》，在新、旧唐书里面都对这部书有记载，成书大约在武德五年十卷，主要内容是傅奕整理的历代排佛的文献，比如有顾欢、范缜、李渊等在内的共计二十五位高识的文献和事迹，里面也夹杂了一些他的评论，不过这部书失传了。道宣和尚曾经专门批驳《高识传》，写了篇《列代王臣滞惑解》，所幸这篇作品没有失传，被收录在《广弘明集》里面，所以借助它可以推测出《高识传》的部分内容，这对分析、研究初唐的宗教政策、现状及傅奕的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下面再看一下法琳的简历： 姓名：法琳 性别：男 籍贯：颍川 出生时间：572年 去世时间：640年六月 主要着作： 法琳俗家姓陈，出生在南陈太建四年（572年），祖籍颍川，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州，和傅奕还是河南老乡，后来跟随先祖搬到了襄阳。 法琳少年时就出家了，从小就能言善辩，广涉名川，优游宇内，学通释道，身历三朝，政移六帝，更因为参加了唐初的佛道论争赢得了一个护佛卫士的美称。 595年，法琳结束了游历生活，隐居在襄阳附近的青溪山中，昼诵佛经，夜览俗典，栖心山野，畅游溪谷，期间创作了《青溪山记》，广传于世。 601年春天，法琳结束了隐修，离开青溪山来到了大兴（即长安，隋时称为大兴），开始游历关中，到处参观道教名胜，学习儒教经典。 617年，法琳留起了胡须，不知道从哪弄了件道袍，头上包块黄巾，头发当然也留起来了，然后以道士的身份四处找道士聊天，目的就是为了套取道教界的情报，当然了他搞这套无间道最想要的是掌握道教的核心机密。 一年以后，大唐开国，法琳结束了间谍生涯返回佛门，入住济法寺。通过法琳在佛道之争的表现可以看得出，他对道教的熟悉程度要高于同期的绝大多数僧人，想来和这一年的间谍生涯是离不开的。 武德元年，就是618年，李渊找来了六十九个和尚和六十九个道士，两拨人马在太极殿行道七日，结束以后还举办了千僧斋犒劳大家，当然了道士们也没有赶出去，同样有吃有喝。为了表达对皇帝的感谢之情，法琳当场作赋，说“翼神功将三景连衡，宝命与二仪齐久”，盛赞李渊的重视佛道二教的圣明，推行三教并用的神武，要不怎么说和尚善辩是有传统的呢，也没见道士写文拍马。 及至李渊认了太上老君为祖以后，宗教政策开始有了倾斜，佛教地位下降，佛、道间的矛盾逐渐升级，特别是傅奕的废佛法奏事十一条一出，开启了新的佛道之争，法琳挺身而出，扛起了反对道教的大旗。 有关傅奕和法琳的详细生平就不讲了，史书记载也比较多，我们更关心的是他们各自代表的佛道两个阵营在这次论争中的表现如何以及论争内容和结果。 第二十六章 傅奕vs 法琳 中 时间回到大唐初建时期，李渊虽然称帝了，但国内各路军阀势力还不小，皇帝的恩泽还来不及普惠，人民生活还很苦，所幸还有道观寺庙寻求精神慰藉。 621年，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时任太史令的傅奕给李渊发了个电子邮件，主题是《请废佛法表》，也就是着名的“废佛法奏事十一条”，请求李渊大兴李、孔之教，排斥胡佛，开启了唐代的佛道之争的大幕。 在表中，傅奕首先描绘了佛教传入华夏之前，在道教光辉照耀下的神州大地，处处都是老有所依、幼有所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忠臣孝子满地走的美好社会。当然，傅奕没有忽略同盟战友，表示这里面还是有儒学的功劳，但最重要的是——不能有佛教，这是佛教传入之前的事。 接着就罗列了佛教传入华夏以后出现的种种危害和罪恶，要不怎么请求罢废它啊，诸如“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言辞锋利，拳拳到肉、字字见血，听傅奕这么一说，佛教的罪恶大了去了，打个折儿还够灭个十次、八次的了。 最后的结论是“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勿度小秃，长揖国家”。 傅奕还随表附上了“益国利民事十有一条”，可惜原文已亡佚，但由于当时很多和尚都极为关注这份奏表，所以在佛教的一些经籍有对这十一条的引用和批驳，通过对这些文献分析整理，大体上可以把傅奕的这十一条总结出来。比如说僧人都剃发染衣，不谒帝王，违离父母，这是说佛教的不忠不孝的这条大罪；全国有二十多万身强力壮的和尚，不上税不纳粮，而且还游离在法律之外，这是对国家发展建设不利的一条；和尚们太多了，而且个个都是人面兽心的家伙，拿起枪来就是土匪，随便三、五个寺庙就可以拉出一支强军，全国这是得有多少支潜在军队啊，到时候真的兴风作浪，国之大患啊……如此种种吧。傅奕表示，为了国家安全、人民幸福，更为了您的宝座能安稳，您要早点下决心，先把佛经全部销毁，禁止以后再有缮写的情况发生，再把和尚们全部编成民户，让他们好好去种地，能增加不少税收，这事得抓紧了。 傅奕上表以后，李渊还没来得及怎么样呢，和尚们先坐不住了。傅奕这家伙是真狠啊，这是不给人——和尚留活路嘛，于是就推选法琳去李渊那里申辩，驳斥傅奕这个满嘴喷胡话的小人。 见到李渊以后，法琳据理力答，前面讲过，法琳从小就有善于辩论天赋，那张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圆的说成方的，最后说得李渊无言以对，总算让李渊没有完全听信傅奕的观点，暂时放下了沙汰佛教的念头，为佛教界化去了一场危机。 傅奕一看邮件发了就没动静了，天天刷屏也不见李渊的回复，心说我不能放弃，一定要打倒佛教，经常跑李渊那里汇报工作，顺便说说佛教的坏话，向李渊抒发自己的对这个国家的赤诚之心，再不废除佛教就完了。 眼看傅奕这老家伙咬住废佛这件事不放，非要把佛教赶尽杀绝不可的一副样子，这可不行啊，我们也得做些什么了，于是有人站出来发表一些文章批驳。如李师政发表《内德论》《正邪论》批驳傅奕，说傅奕就是一个“誉老子而毁释迦，赞道书而非佛教”的小人。 法琳看了其他人的文章以后，感觉你们这些反击是什么啊，连句狠话都没有，没一句说到要害上，软绵绵可不行，还得我出手，于是就开始闭关写作，最后终于成就八千字的《破邪论》。这可以说算是心血之作了，法琳引经据典，就用傅奕的观点来批驳他自己的谬见。为了增加影响力和杀伤力，又请虞世南为之作序，最后于622年“上呈天听，启李建成、李世民，陈佛道优劣”。前面也讲过，熟悉那段历史的道友应该也知道，当时的太子李建成背后是得到佛教界支持的，所以李建成看了《破邪论》后，感觉不错就拿给了李渊，希望可以动摇李渊重道排佛的决心。 623年五月，法琳上书秦王李世民，因为李世民是道教的支持者嘛，驳斥傅奕反佛的行为是如此狂妄浅薄，希望能说服李世民支持、理解和尚们。 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了一份《请除释教疏》，很长，内容很多，大概内容如下：首先继续请求李渊除去佛教，总这么拖着不动手可不行啊，您看啊，佛教本来是西域的特产，言谈怪异和我们一点也不一样吧，他们离我大唐路途遥远，风俗习惯大大滴不同，语言文字我们也不懂，这帮和尚们在翻译佛书的时候，随便往里面随便添加私货，反正就是欺负我们不懂，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您听我给您逐一分析分析啊。 第一，他们把头发一剃就对君王、亲属说bye-bye了，和你们没关系了，从此我的人事档案就转到佛祖那里了，心里只有佛祖了，如此不忠不孝您能忍啊？ 第二，和尚、尼姑们换上件僧袍就免税了，就可以不服徭役了，身强力壮有手有脚的却不劳动，四处游食，还请婢女伺候着，我们当官的还为了您的工资起早贪黑的上班呢，好多公务员还请不起婢女呢。 第三，和尚们四处宣扬他们的妖书，传播他们的邪法，还编造了一套一套的虚假理论，诸如三种世界、六种轮回，恐吓愚夫，欺骗平民。您也知道，我们大唐的老百姓很朴实的，嗯，有远见的很少，也不会寻根究底，别人一忽悠他们就相信，比如和尚说你以前偷过别人的一只鸡，这可是造了老大罪孽了，死后会下地狱，只有相信他们的佛祖，才能免除那些罪孽，来生才能过好上日子。他们还忽悠百姓，说你把你的钱财都拿过来，我帮你献给佛祖，以后你就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小康生活了，这话您信不？他们这样传播教义，使愚昧的人妄求功德，不怕禁令，轻易犯法，其中有作恶犯上的人，身入监牢，还在监狱里拜佛，诵念佛经，日夜不息，忘记了疲劳，就是为了求赦免罪行。 我们都知道，其实人的生死及寿命，那是由自然决定的，奖惩及威福，是由皇帝您来掌握的。说到贫富贵贱，那是根据你是否建功立业、功劳大小决定的，可是到和尚们嘴里，却成了这一切都是佛决定的，您听听，这不是在窃取您的权力，窃夺自然的威力吗，这样最终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和法治建设，现在不制止，等到国家被他们祸害完了您都没地儿哭去了。 接下来傅奕还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国家长久、帝王长寿。从汉朝以后佛教传播以后，又是五胡乱华，又是昏君又是奸臣，又是暴政、又是国祚短，如此种种这些可都是佛教惹的祸。 如果听我的建议，把和尚、尼姑配成夫妻，就能多增加十几万户，这对国家的税、役都有利，更重要的是从此消除了妖风，民心重新回归于皇室，淳朴的风气再次盛行，所以还是干脆、彻底的把佛教废掉吧。 法琳为首的和尚们自然也要回应了，法琳发表《决对傅奕废佛僧事并启》，另外还有位明概和尚的《决对傅奕废佛僧事并表》，就是《决对论》，罗列了八大理由一一破解傅奕的论点，最后说傅奕这小人嘴太毒了，善于诬陷，“出语丑于枭音，发声毒于鸩响”，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声音，实在理解不了。 对于被重点攻击的不忠不孝，明概结合法琳的忠孝理论，很骄傲地说，所谓的忠臣孝子，你们道教也好，儒家也罢，别以为只读过一本《孝经》就够了，要是不好好读读我们的佛经，也只能做到表面上的忠孝，那是小忠小孝，永远达不到孝的极致，没听说过吧，我们和尚称为至孝，就问你怕不怕！ 后来，法琳又在《辩证论》中进一步详细说了佛教的忠孝观，证明佛教不但有忠孝观，而且还要高出道教，甚至高于儒家，提出所谓的大孝、中孝和小孝的观念，把佛教的忠孝观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法琳表示，我们佛教的忠孝观不但有，而且是最高级的，适用于任何世界、任何领域，至于放到封建社会，当然更不在话下了。当然了，他还不忘记批判一番道教的忠孝思想，说他们那是典型的言行不一，毫无伦理、缺德、无耻，一派妖言惑众。 法琳等和尚的忠孝理论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后来有道世、宗密和神清等和尚大谈佛教的忠孝观，发表《法苑珠林》《梵纲经》等，甚至说我们佛教是把“孝”视为佛教戒行的最最最根本的一条的。这是佛教教义发展上的一次极大的进步，从此以后，完善了忠孝理论的佛教就变得没什么漏洞了，道教也好，儒家也罢，都不好再拿忠孝说事儿了，少了攻击，三教关系也就慢慢缓和最终趋于一致了，这一功劳，归于法琳基本上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这一次佛道相争，在哲学、理论方面的争论相对较少，规模范围也有限，但并不是没有涉及。比如胜光寺和尚慧乘以“道法自然”为题发难，李仲卿参与辩论最后失败，一年后又发表《十异九迷论》；刘进喜发表《显正论》批驳佛教“弃义弃亲，不仁不孝”等。这些义理之争很明显地暴露出道教在义理方面的差距，所以引发了对《道德经》的注疏，从而促进了道教的理论的完善。 在《辩证论》中，法琳批驳了李仲卿的十异九迷，为了更好地完成这篇文章，法琳还写信给当时的右仆射杜如晦，就是房谋杜断的那杜，向他借了不少经史子籍当参考书，然后又请东宫学士陈子良给作品作注、制序。 前面讲到过，《辩证论》后来被秦世英拿到李世民那里告了法琳的黑状，说他讪谤皇宗，最后被流放，这已经是639年的事了。 两教你来我往，想到之间的争斗逐渐扩大化，除了和尚和道士参与以外，各自阵营也有士大夫加入。李渊曾对李建成说打算废除佛教，但又担心控制不了局势。李建成是佛教的代言人，自然一力为其分辩，说佛、道都有问题，谁也不完美，如果贸然对佛教动手，怕会出大乱子。 然后李渊又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结局很可怜，只有太仆卿张道源“附奕，称其奏合理”，别人全都说佛教的好话。 中书令萧王禹与他争论道：“佛，是圣人。傅奕发出这种论调，攻击圣人者无法无天，请求给予严厉制裁。” 傅奕说“：礼义是从奉养父母出发，到为皇家服务为终点，这样就使忠孝的道理显着，臣子的行为规范。而佛教徒走出城镇脱离家庭，背叛其主，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与天子对抗，以继位来背叛亲人。萧王禹不是从佛门出来的，却信奉背反其父的教义。臣听说不孝的人不认父母，大概说的是萧王禹吧。” 萧王禹不能回答，只是合上掌说：“地狱正是为这种人设置的。” 终于在626年四月，即便在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李渊还是决定采纳傅奕的建议对佛教动手，沙汰寺僧，宣布只在京师保留三千个僧尼，其余寺宇房地产都赏赐下去，可见其维护道教、提升道教的地位是有多大的决心，不过为了给大家点面子，宣布是同时沙汰佛、道两教，这你们总没的话说了吧。 那些得了房子的王公大臣们都高高兴兴地准备着喜迁新居了可惜不久发生了玄武门事件，最终没有得到落实。 第二十七章 傅奕vs 法琳 下 李世民上台以后，开始佛道间还算平静，没有闹出什么让皇帝烦心的事儿来，这点眼力见儿双方都还是有的。 慢慢的，渐渐稳固了政权的李世民也有时间来处理政务了，对于二教的政策，也开始过问。 有一天李世民却找来傅奕，对他说：“你还记得我老爹退位那年你干过什么吧，差点害死我？” 傅奕表示很无辜：“您是皇帝，话可不能乱说啊，我对台灯发誓没有过。” “什么是台灯？能吃吗？算了，你还记得在想当初——那年太白金星挂在秦地上空时，你给我老爹送了份密秘情报，说我将来要当皇帝，有没有这件事？” “那个……这个……似乎、也许、可能、大概、好像有过吧……” “别装了，我老爹当时就给我看了，我还以为你那是想害我呢，还好没事……你的腿怎么了？……嗯，放心，和你说这件事不是想追究你，要追究早就把你咔嚓了。以后别有什么顾虑，有什么事多请示，多汇报，这样才能继续进步嘛。” 史书记载，太宗曾在上朝时对傅奕说：“老傅啊，我听说人家佛教的教义特别玄妙，留下来那么多的圣迹，而且他们说的那些因果报应什么的好像也挺灵的，为什么唯独你就领会不了他们的教理，还总要打倒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傅奕回答说：“陛下啊，你可别被那帮子和尚们给忽悠了啊，他们那可是狡猾狡猾滴，他们那个佛祖更是狡猾的祖宗。关键是佛教是外族传进来的，和尚们打着佛祖的旗号去欺骗边远民族，先传播的西域到处都是，然后又逐渐入侵到我们这里。在我看来，那些信奉佛教的都是邪僻小人，他们模仿我们的庄子、老子编造了所谓的玄言，用来掩饰他们妖幻的教义。谁都能看得到，佛教不但对百姓没有好处，对国家危害就大了去了。”李世民点着头感觉傅奕说得对。 通过这段记载，大体可以反映出唐初的宗教政策，李世民对佛教不但没有歧视和打压，反而和一些高僧有着密切的来往。627年，李世民在终南山大和宫的旧址上盖了座龙田寺，赐给了法琳居住，629年，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三藏来长安翻译《宝星陀罗尼经》《般若灯论》等，还请了位叫张子良的制序。对了，诸位道友是不是会读般若一词，估计有些人会读错，这里的“般”的读音是“波”，以后可别再读错了。 沉寂了几年以后，632年时傅奕这位反佛斗士又开始上疏，发起了新一轮的反佛论战，接着在633年二月，太子中舍人辛谞着《齐物论》破难释教。佛教界认为他这是“心存道术轻弄佛法”，于是慧净发表《析疑论》反击，法琳感觉慧净反击得不够力度，又亲自对它加以拓展。 637年正月，太宗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儒先道次释末，但也有人说是道、儒、佛这个次序，暂就不考证了，总之道先佛后是一定的，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道诏书下来以后，“京邑僧徒各陈极谏”，法琳、智实、慧静、法常等伏阙请命，据理力争。 智实发表了《论道士处僧尼前表》表示不服，说陛下您这样做，“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道士们就是旁门左道，整天装神弄鬼糊弄您，我们大佛教才是真正的有利于国家的。 李世民一听就不高兴了，我堂堂一国老大，说的话还敢不听，谁不服就杖责。智实说了，就算杖责我也不服，李世民一听，既然你这么要求，不满足你怎么对得起擀面杖，那就打吧。 杖责以后，智实就隐居去了，不过却收获了众多的崇拜者，可惜第二年就圆寂了。 639年九月，秦世英告发法琳着《辩证论》讪谤皇室宗庙，太宗大怒下敕沙汰僧尼，要问罪法琳。前面讲过这段历史，法琳死于去蜀地路上。 很巧合的是，傅奕就是在法琳被流放前，639年早法琳一年去世。这样佛、道二教就同时失去了扛鼎的一辩选手，也标志着唐初这次佛道之争告一段落了。 总的来说，傅奕一生前前后后共七次上疏反佛，他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从大汉民族的传统意识出发，认为佛教的传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入侵，危及我们传统的道教和儒学的基础和地位，所以必须排斥佛教。 二、从国家经济利益出发，佛教大量侵占了本属于国家的人口、土地、税收等资源，所以他才主张废省佛僧。 三、从加强国防出发，实际上从内部的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僧人数量巨大是一个潜在的危机，所以主张简僧。 四、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出发，指责佛教徒的不忠不孝，别的不说多一个和尚就意味着未来少几个人口，这只是明面上的损失。 以上就是唐初的第一次佛道之争的大体情况，结局呢？总体来说，道教略处下风，勉强算个平局吧，即道教vs佛教：一比一平。前面已经讲到，唐高祖、太宗和高宗也常召集高道名僧在宫廷辩论，每每是采取扶道抑佛拉偏架，要不是道士们一般辩论不过善辩的和尚，以免损伤李氏的尊严。 由于傅奕一直坚持不懈地和佛教过不去，在佛教方面的典籍里，比如《佛祖历代通载》《广弘明集》等对傅奕记载就不是很客气了。 《佛祖历代通载》说傅奕是“以夙者私憾，谤黩大教，规窃声誉，死后受泥犁之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傅奕你就是一个小人，敢骂我们大佛教，你不得好死，死了得下地狱，到时候再收拾你！泥犁就是地狱，但佛教的地狱和道教的地狱是两个版本，佛教地地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空间，相当于真空。 《广弘明集》则说傅奕出身贫贱，连饭都吃不饱，先当道士，当道士也穷，所以只好跑寺庙里找和尚僧贷款，和尚一看这不是个道士嘛，不去道观里借钱怎么跑寺庙来了？no.，不借不借，就因为没借给他钱，这小子从此就心怀愤恨，一直跟和尚过不去了。唐初，傅奕来到长安，投靠了道士王岿。王岿怜其饥寒，留居私宅，待以上宾之礼。可是没过几天，傅奕居然霸占了王岿的老婆，而且是公然不避人目。王岿的侄子是个和尚，发现傅奕的私情以后，就悄悄告诉了王岿。王岿开始还不相信，说：“傅奕这个穷小子，连饭都吃不起，我可怜他收留在家里，他得多感恩啊，怎么敢做这种事儿，那还是人吗？\"等到王岿悄悄回家一看，正好被抓了个现形，自然大怒，只好忍气吞声地把傅奕退归道观。至于傅奕以前是不是做过这事，还是那句话，骂人没好话，指望着仇人说你的好话，不太容易。 在《幼学丛林》中还记载了一个傅奕还和墓志有关的故事。传说有一次他喝多了，回家往床上一倒就睡了。没一会又突然坐了起来说：“吾其死矣！”就是说我已经死了。于是就给自己写了个墓志：“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从此这就是墓志。 《资治通鉴》还记载了两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个西域来的和尚会咒语，能控制人的生死，这么有意思的事李世民知道了怎么能放过，于是和尚现场选了几个人试验，果然把李世民给震住了。傅奕一看这可不行啊，这要是让他得逞了，佛教还不上天？于是就挺身而出，对和尚说：“来来来，有什么本事朝我来，别拿几个托在这里唬人。” 和尚也不含糊，对着傅奕一通咒语甩过来，念的什么谁也听不明白，等大家都快睡着了的时候，突然“咚”的一声，大伙精神一振，心说终于成功了，您再不成功都赶不上回家做饭了。可是等揉揉眼一看，不对啊，傅奕还坐那呢，两眼跟探照灯似的不像死了的样子啊。转头再一看和尚，在那躺着不动了。 先不说第二个故事，不知道道友们是不是看过一部电视剧《武媚娘传奇》？我是没看过，但听人说过一段情节，据说天竺国师带着圣物来挑战，说这东西无坚不摧，牛皮吹得遮天蔽日的。李淳风听说后，知道这老家伙只是拿了个金刚石骗土包子来了，就用羚羊角把这东西给搞碎了。 这个故事实际上并不是胡编出来的，而是和傅奕有关系。当年的确来了个婆罗僧，拿着金刚石来骗人，但他说是佛齿，没见过这东西的大唐人感觉很高大的样子，主要是当时娱乐项目贫乏，好容易有个节目怎么能放过，于是都围观。 当时傅奕正在家里养病，听儿子回来一说就知道这东西就是个金刚石，于是让儿子拿着羚羊角去把这个“佛齿”而戳碎了，小样的，拿个破金刚石就敢来行骗，真以为我们大唐没人认识啊。 那位可能说了，你这故事骗的也太假了，金刚石的硬度是10，是公认最硬的东西，羚羊角再厉害也斗不过它吧？这里我就以专业人士的身份给道友们解释一下，你要用金刚石划羚羊角，肯定把羚羊角切开，就算是用小刀也能把羚羊角切开，所以羚羊角肯定不是硬。你要是有钻戒，可以用它划一下铁器，铁器也会完败，但你要用个铁锤砸钻石试试，建议不要随便尝试，钻石坏了闹离婚我可不负责，土豪呢随便。 傅奕在这里实际上玩了一个小伎俩，人家比的是硬度，他把不结实说成了不硬，你咋不直接拿个大铁锤直接凿呢？金刚石再硬，但也是脆的，专业术语来说它有节理，或者说它的切面就是弱点，您那就是在比谁更结实，不是比谁最硬好不好。 第二十八章 李荣vs义褒、慧立 上 前面一直在讲，佛、道二教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伴随着各种争斗，在唐朝之前的佛道之争中，哲学、义理方面的内容涉及的并不是很多，加上道教占据着民族大义并且联合儒家，所以道教略占上风。但是，随着义理方面的争论逐渐增加以后，道教在这方面的不足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才会有楼观道派及陆修静等人对道教的经籍理论系统化研究。 从唐初的佛道之争的情况来看，道教已经明显处于下风，比如慧乘和李仲卿的道法自然之争。当然了，慧乘对于道教的研究也不深，所以虽然发现了道法自然的内在矛盾，但限于他对道的理解的局限性和不足，没能给予李仲卿很有力的批驳，还好李仲卿也不怎么会说，也不能深入地阐释道和自然的本质关系，没有把慧乘给辩倒。但是，通过这些义理方面的论争，道教界意识到了自己在义理方面、哲学体系方面存在的不足，被奉为神明的《老子》，还有着大量的命题是我们这些后辈们远远没有理解透彻的，还需要重新研究，这就促使了重玄学的发展。 那么接下来就看一下唐初的第二轮佛道之争的情况吧。 第二轮的佛道之争发生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准确的说是在显庆年间（656-661）和龙朔年间（661-663），双方主要是围绕道教的义理展开。当时西明寺和尚道宣编撰了一部《集古今佛道论衡》，卷四中收录了双方在这一阶段的六次辩论，主要的代表分别是道教方的李荣，佛教方的义褒、慧立等。不过，由于这部书是和尚的作品，仅从语气上就可以看出贬低道教，公正性谈不上，所以其真实性也就存在疑问了。 先介绍一下这轮佛道之争的道教主要代表李荣。 李荣号任真子，生卒年不详，蜀地绵州人（就是四川绵阳），据说才高八斗，学冠巴蜀，与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是好朋友，有诗为证。卢照邻曾经专门为李荣写过一首诗《赠李荣道士》，言辞华美盛赞李荣的道行高妙，“锦节衔天使，琼仙驾羽君……”。同样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认识李荣，但二人关系就有点复杂，同样有诗为证。骆宾王写过一首《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这是一首长诗，不是夸奖了而是骂李荣抛弃了旧情人，是个无情无义的陈世美，当然了，那时候还没有陈世美呢，反正就是个爱情上不专一的人，让人家女道士“君心不记下山人，妾欲空期上林翼”，“不分淹留桑路待，只应直取桂轮飞”。当然了，骆宾王虽然说李荣是个陈世美，但却没有否定他的才华和在道法上取得的成就。 李荣的爱情韵事放下不表，先把他的佛道之争的事交代明白了吧。实际上李荣在道教界算是一位重要人物，能出现在皇帝身边，直接参与李治主持的辩论赛，加上他在重玄学方面的成就，都可以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士，但是我们的道教界的前辈们却连他的基本生平资料都没有记录下来。 由于李荣的才学、声望很高，所以李治便派人把他从四川给召进了京，卢照邻那首诗应该就是那时候写的，只是猜测，没有仔细考证。熟悉卢照邻的道友知道，他当年主要是活跃在四川的，所以认识李荣这样一个学冠巴蜀的道士很正常了。 李荣来到首都以后，先被安排住进了玄都观，后来又搬到了东明观，这都是最高规格的宫观了，也说明他的身份的确不低。接着，李荣便投身到了佛道论争之中。 李荣来到长安的时间，大体上应该是在656年左右，因为657年。 第一次佛教会隐“四无畏义”vs道教李荣“六洞义”： 《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是在显庆二年，就是657年六月十三日，因为前一天，西明寺正式落成剪彩了，所以这一天李治请了僧道各七位来到百福殿，要他们来一场辩论赛。 李治是否为了更深入了解佛、道的经义不得而知，但这次争论层次并不是很高，慧立、会隐等能言善辩，李荣等人被问得无名火起，甚至说你们和尚这么喜欢剃光头，怎么不把眉毛也剃光了？当然，如果道士们也用点功夫记录这次争论，大失方寸的就应该就是和尚了。无论如何，和尚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家庆祝去了。 结果：道教负。 第二次会隐和尚竖“五蕴义”、神泰和尚立“九断知义”、李荣立“道生万物义”： 这次辩论是在658年四月，李治应该是感觉上交的辩论很不过瘾，时间不短却没有什么档次的样子，倒有点像泼妇骂大街，所以李治再次组织了一次辩论赛，要求佛道二教必须各自己提出一个教义方面的观点，然后由对方来批驳，这样档次应该就高一些了吧。 李治要佛、道双方同样还是各选派了七名队员入场。 首先是佛教出题，道教批驳，佛教派了会隐竖五蕴义、神泰立九断知义，道教方的黄赜、李荣、黄寿等轮番上阵，依次论义，结果道士们说“莫识名体，茫如梦海”。实际上就是对和尚们提出的佛学概念、命题有点懵逼，你们说的什么啊，听不明白，这当然是和尚们说的，不过当时的情形可能也好不到哪去。这几位道士，包括李荣在内，对佛教的立义感到相当陌生，都不明白人家在说什么怎么反驳，加上道教自身的理论建设方面的确不如佛教，所以道教先败一局。 接着轮到道教立义，佛教批驳，道教派李荣立“道生万物”义，佛教方派慧立首先发难。 慧立：“先生云道生万物，未知此道为是有知，为是无知？” 李荣：“道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既为天地之法，岂曰无知？” 慧立：“向叙道为万物之母，今度万物不由道生，何者？若使道是有知，则惟生于善，何故亦生于恶？据此善恶升沉，丛杂总生，是无知矣……” 二人的争论细节就不再引用了，大体的意思是，李荣先说：“我们道教的观点是“道生万物”，这句话道友们都不陌生了。 于是慧立就问：“ok，咱们先不说道生没生万物，我就先请教，道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感知呢？” 李荣立刻回答：“天地万物都在道的控制下运行，哪能没有感知呢。” 慧立就窃笑不止，“道有思想有感知，那么为什么世间还有这么多恶人呢？怎么不只生好人啊？所以啊，你们的道就是不辨善恶的。如果连善恶都不辩，这种道还敢说是有思想的？这种分辩善恶的无知的道怎么能衍生出天地万物，怎么能成为我们的尊重的榜样啊？……（略去三百多字）” 李荣：“……” 道宣说“荣亦杜口默然，于是赫然下座”，依李荣的水平，自然不应该如此不堪，至少也应该战上八百回合以后再落败。 当然了，二人的争论并不是如上面这样简单直白的，而是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道教和佛教的本体论的内容，讲起来比较困难，只说结果的话，慧立很巧妙的避开了道教的本体论，而是用佛教的业感缘起来，从认识论的范畴来把李荣的立义引向了一个悖论中，从而无论李荣怎么回答都陷入了困境。 接着黄寿出场，竖“老子名义”，会隐抗论，内容也不多讲了，总之按和尚的说法，“计罪论刑黄寿死有余”，眼看天黑了，和尚们表示对方太low，不是一个档次，“众僧树义，道士不识其源”，至于神泰的九断知义，道士们甚至“生来未闻此名”，所以勉强坐在那，不知道怎么说只好“无以遮羞遂浪作余语”，总之就没有什么好话，没办法，笔在对方手里呢。 第二十九章 李荣vs义褒、慧立 下 唐初的重玄学者实际上要感谢佛教的高僧们的批驳，特别是法琳。法琳在《辩证论》中对道法自然在内的一些矛盾加以论证以后，说明了道的根源性的不成立。但是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道生万物，道是万物的主体，这就是生成论，所以道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实体，而是通过万物来表现出来的，比如生长、发育、死亡等等，不同于西方宗教的上帝创造万物的创生论，它是一种“自然生成”的。 但是法琳认为道是一个实体，因为你们道家不是说道生万物吗，万物是自然存在的，道不也同样就是自然存在的吗？但道又是无常的，这明显存在矛盾，所以你的道法自然就从根源上来说有问题。 法琳给道教或者说唐初的重玄学者提出了四个问题，你不解决掉我就认为你们这是缪论：1、道和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2、道的有常和无常问题；3、道有没有智？4、道的体是什么？ 由于法琳为代表的佛教对道教的批驳，使重玄学受到刺激而发展起来，以李荣和成玄英为主要代表，包括司马承祯、杜光庭等众多高道都开始加强了重玄学的研究和理论的完善。 有点说多了，这次辩论道教算是没有准备，义理上存在漏洞还被人家抓住了，所以败得有点没面子。 结果：道教负。 第三次李荣立“本际义”： 658年十一月冬天，李治在“雩祈雪降”之时，又下令大慈恩寺的义褒和东明观的张惠元、李荣等辩论，从“本际义”论到了“道法自然”。 要简单解释一下本际的概念。本际应该是佛教的概念，早期的意思是原本的实际状况，这当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后来的大乘佛经中，逐渐把本际的意思本体化，诸如“本际不起不灭，亦不可得”、“本际不可知”、“身心寂灭，平等本际”、“本际无本，本际如真，本际如审”……我对佛教研究极少，所以不是很确定，但是道教也有部《本际经》，最早是以隋朝道士刘进喜写的《本际》五卷为基础，后来李仲卿又续了五卷，而且在敦煌本中基本上保存了下来，所以研究它的学者比较多。 同一时期，道教界还有一部《道门大论》，加上《本际经》在内的这两部经书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对《老子》的理论开始了哲学化的研究，或者说重玄学的开启，它们直接影响了李荣和成玄英等人的理论体系。 不过真正对《本际经》有所发展的却不是上面提到过的这几位，而是武则天时期的孟安排，他的着作《道教义枢》就是典型的代表。 但是《道教义枢》又是在《道门大论》的体系上修订的，所以说《本际经》和《道门大略》开启了重玄学的研究，但却搞得有点复杂了。 结果，本来挺不错的开局，又被义褒利用《道德经》中的议论问题推理出一个悖论扔给了李荣，然后的情节又是和尚们的表演时刻，道士们又是懵懵懂懂，状若白痴在那等着被损。说实话，要想在嘴皮子上占和尚的上风，这个难度是有点高。 结果：道教负。 第四次灵辩、方惠长论“道”： 从662年十二月八日起，直到663年四月，以灵辩和尚为主，又发生了多次辩论。 最初是灵辩奉李治之命开了个净名经的题目，接着道士姚义玄等五人和西明寺的子立等四位和尚讲论，然后是道士方惠长在蓬莱宫碧宇殿开“老子题”，灵辩和尚开始诘问，二人就道的问题你来我往了一番。 灵辩：“道德是否是你们道家独有的？” 方惠长：“不是，道家的自然之道才是根本，其他的道都是末节。” 二人就道的问题相互争论，方道长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道是万物的根本，又把道视为本体性范畴，以至于人家灵辩都不忍心嘲笑他了。 结果：道教说我没输 第五次李荣、灵辩论“道玄义”： 在这次辩论之前，660年时，李荣曾被放归四川，663年才又被诏了回来，参加了与大慈恩寺辩论“道玄义”的。 663年六月，李荣在蓬莱宫蓬莱殿讲道，灵辩又跑来踢馆。 李荣以《升玄经》开题“道玄不可以言象诠”。二人争论的主体大概就是能不能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本体定义出来。李荣借鉴了吉藏和尚的二谛论，也来了一手玄可以说也不可以说，有说也无说，可诠也不可诠这种两头都堵的辩论技巧。所以嘛，这从侧面也说明了道教对佛教思想的吸收和完善，并且也希望得到佛教的认可。 结果：算是平吧。 经过几次辩论，可以看出，经历过几百年的发展，佛教在本体论的形而上的哲学理论方面发展成熟，成就要高于道教，甚至高于儒家，老百姓说这个人能言善辩，却不能忽略背后是有完善的理论体系作支撑的，佛教的确精于也善于在理论体系、思辨方式等方面研究发展，都非常善辩，这个方面流传的经典的故事极多，大家一听也很有道理，很有意思的样子。 经过争论，实际上对于本土的哲学文化发展是有益的，道教有了完善义理的动力，儒家同样得到了借鉴，李荣和成玄英为代表的重玄派在本体论的阐述方面有了显着成绩。我们都知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成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道士们费了多少脑细胞，来解释这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道是万物的本源还是气是万物本原？道又和气是什么关系，道如果是本体，那么气是什么？诸如此类的种种理论。 总体来说吧，二教之争，特别是第二阶段的本体论之争，对于佛道双方的发展都有裨益，道教的哲学体系从本体论（重玄学）向着道性、心性修养的理论方面发展，佛教也吸收了道教的心性思想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涅盘学说，从而更加容易被贵族阶级接受，简单说就是忽悠起他们来更加得心应手了。 由于李治病情开始加重，武则天渐渐掌权，加上双方基本上也算分出了胜负，所以唐初的佛道之争算是告一段落了。 鉴于自身在道学理论及佛学思想上的欠缺，这方面的内容没有能力驾驭，就不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李荣、成玄英的着作读读，后面也会再讲到重玄派的内容，到时可以再参考一下。 这里还要再简单补充一下，唐初的佛道之争并不只是我在这里说的这两次，比较着名的还有关于沙门拜君父的争论、关于《老子化胡经》的争论、关于为金仙和玉真二位公主修建道观的斗争等，当然这些佛道之争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涉及理论体系，所以就没有特别进行划分，但这些也都算是这二次争论的点缀吧。 第三十章 一次让人无语的反佛 前面算是非常简单地讲完了唐朝的这两次重要的佛道之争，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真的只是讲了这件事，说了个皮毛罢了，没办法，水平有限，而且这东西讲深了估计多数道友也不喜欢看对吧。 相对来说其他那些争斗影响力就比较有限了，不过有一个人却需要单独提一下。他是一位大儒，代表了一大部分儒家对佛教的态度，他在场外，通过另一种方式，算是为前面两次佛道之争呐喊助威，他就是着名的韩愈韩大家。 韩愈名气之大自然不用多说，仅一个唐宋八大家之首就足够我辈高山仰止了，不过道友们是否都知道他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贬谪？一次是发生在德宗时期，803年，他因上了一份《论天旱人饥状》疏，从名字上也能猜出来怎么回事了，被贬到了连州阳山县当县长去了。这次遭贬就算了，我们关心的是第二次，那是发生在宪宗时期，819年，由于他上了一份《论佛骨表》被贬到了潮州。从这份表的名字也大概能猜出来，这第二次被贬，实际上是和反佛有关的，下面就简单聊一聊韩愈的这次反佛被贬的事。 韩愈是一位倡导古文运动的儒家学者。我们现在经常把一个守旧的人叫老古董，在当时，包括宋代，大量的名儒都支持韩愈的古文运动，当然他们是为了恢复儒学的地位，放在现代人眼中，这些复古、守旧的老古董是很固执的，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才是最好的，对外来事物天然就有抵触。韩愈可以代表一大批儒家学者，对佛教肯定是谈不上有好感，所以道教反佛时才能一直拉上儒家做帮手。 韩愈反佛的热情虽然比不上傅奕、李荣等人那么高涨，他看佛教也不是那么顺眼的，当然对道教也不怎么感冒，比如他曾在《原道》一文中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得强迫那些和尚还俗做人，再烧了那些佛经，然后把寺院全部改造成为民房，挺狠的。这里肯定有道友会反驳我说韩愈的这篇文章可不仅是反佛的，人家可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反佛也反道的，而且也要让道士还俗，道观也要改成民居的，不过这个还是有主有次的，当年李渊不也是沙汰佛道嘛。 也许还有道友不同意我的观点，其实您看看《原道》的开篇，韩愈并不反对老子的“道德”，他只是认为道教的道和德有点小，不如儒家的博大罢了，至于佛教，都没有道和德，都没办法评论。另外，道友们往下看就知道，韩愈对佛教太不了解了，所以他就没办法从深层次去评价佛教。当然，以上纯属个人观点。韩愈还有一篇文章叫《原性》，提倡大家要好好学习研究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之心性论，最后又说夹杂了佛、道的观点以后的人性的观点就会发生变化。 819年正月，崇佛的唐宪宗听说凤翔有佛骨，于是就派人去迎佛骨，关于迎佛骨的这件事，历史上也比较有名，道友们可能都知道，就不多讲了。当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地去迎佛骨，“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落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背而求供养者”，从而在长安掀起了一股崇佛狂潮。 所以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大冬天的就一桶冰水浇了下去，上了一份《论佛骨表》劝说皇帝不要玩了，佛这东西就是夷狄，既不懂得我们华夏的君臣之义，又不顾父子之恩，崇信它不是嫌祸事少吗？就这么一块破骨头有什么值得供奉的，你烧一下试试，和别的骨头没区别一样得化成灰。您瞧瞧把这京城弄得乱的，为了不让这东西再为祸，您还是把它烧了，断了根最好。 宪宗一看到这份奏表脚气病都犯了，一手捂着心脏，无名火噌噌往上冒，当场就要用极刑好好招待招待韩愈，好在裴度、崔群这些人连拉带劝的半天，才勉强保住了韩愈的小命，被贬到潮州去当了个刺史，这就是第二次被贬的大体情况。 而通过史料分析不难看出，实际上真正让宪宗发这么大火的并不是迎佛骨的这件事，而是韩愈说了一句“事佛乃年促”。意思大概是说佛教没有传进中国以前，皇帝们个个都长命百岁，国家繁荣富强。自从佛教传进来以后，国祚不长，皇帝短寿，特别还重点描写了一遍前面我们讲到的以身事佛的梁武帝被活活饿死的事，所以宪宗一看这不是咒我早死、大唐快亡国吗？所以宪宗说“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感夭促，言何乖刺邪？” 道友们可以看看《韩愈传》，他的《论佛骨表》其实写得真的是没什么水平，就是一个否定佛教的顽固的儒家的形象，对于佛教和国祚短、皇帝短寿等以及佛教的危害都没有能从深层次分析出一二三来，整个就是对佛教认识肤浅的表现，也的确说了很多不适当的过激的话。 那么这么一个大学问家，怎么会写出如此失水准的文章？况且这还是给大老板写的，还如此不用心？ 实际上，细读《论佛骨表》就不难发现，它和前面讲过傅奕的《请除释教书》内容非常近似。《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都有傅奕这篇文章的全文，道友们可以细读一下，两两对比不难发现，韩愈说佛教的两段文字基本上就是照着傅奕的櫽栝而来。不好意思，一不小心用了个刚学来的词，櫽栝大概就是说把原来的文章发挥、改写一番的意思。当然，这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的，比如宋代的魏仲举注解这篇文章时就说“予谓愈之言盖广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韩愈之所以这么失准，和他对佛理研究不深有关系，自己没有能力从佛旨的高度来批判佛教，所以就把傅奕的文章改了改，因为他和傅奕有三个观点大体一致，即排佛，佛教是夷狄和寺庙经济劳民伤财。但是韩愈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傅奕的一心反佛的，他那么写没毛病，但您韩大家却是以一个儒家的身份，一个臣子的身份，用忠孝纲常的儒家思想排佛，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欲为圣明除弊事”，就是说想用儒家的观点批评佛教的风化这类问题。 所以，皇帝首先看到的是韩愈是在咒我早死，国家早亡，最关键的是他还没什么事实支撑，全是凭空想象，片面把王朝灭亡、皇帝短寿归到佛教的身上，谁听了还能不生气？ 前面讲到过隋朝有十恶之罪，大唐律发展以后同样有十恶之罪，其中第六条就是“大不恭”罪，韩愈就是犯了这条死罪，所以最后侥幸没死，被贬以后也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了，赶紧写表向皇帝表示自己认罪。 824年十二月韩愈病故，二十年后武宗灭佛。 和韩愈观点相似的还有一位李翱。李翱字习之，曾经跟随韩愈学过古文，也受韩愈影响，推行古文运动，崇儒排佛，着有《复性书》，主张“性本无善无恶”，“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欤！”也就是说，他主张恢复本性，文以明道，反佛复性，发扬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他的思想虽然发源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实际上可以看得出他已经受到了佛家的明心见性说的影响，唯心色彩较韩愈更加浓厚，和韩愈的《原性》中的性有些不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了宋初道学的发源，开了理学的先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当然这就不是我们研究的范畴了。 说实话，我这点文学功底，着实驾驭不了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所以写不出深层次的东西，就不献丑了。 至此，唐代的佛道之争，就告一段落了，简单总结几句吧。 早期的佛道之争中，由于道教还没有建立起来完备的哲学理论体系，全凭那些飘渺的白日飞升、成仙长生这类故事忽悠人，总是显得太过空泛，打嘴仗也不会占优势，所以经常要拉上儒家来一致对外，这就是早期的夷夏之争的阶段的特点。 随着儒家的加入，二比一就有些优势了，比如范缜在《神灭论》中就从理论上对形神和因果等问题对佛教加以批判，并且还直指佛教对封建统治造成的“害政”和“蠢谷”两大危害，包括出家、绝嗣，破坏礼教等方面，切中要害，杀伤力不低。 总体来说，傅奕的立场和范缜没有大区别，同样针对佛教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造成的危害，诸如不事二亲，不忠不孝，剥削民财，割截国贮等，同样批判佛教的轮回、因果、报应，同样对封建君主的伦理观加以维护。 李渊也好，李世民也好，都说道教比佛教排名更高，也都在扶持、偏帮道教，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给了道教的更多的是虚名，究竟道教比佛教高尚在哪里，甚至比儒家高了多少，表现在哪里了？ 所以，皇帝只是借道教来提高自己的家族的血统和地位，让皇室更加尊贵，让统治更加巩固，让百姓更易教化，这才是道教存在的真正意义，佛教也同样如此。 特别是644年，李世民杀了那位膨胀过度的秦世英以后，道教并没有真正享受特权。随着政治的成熟，李世民的宗教政策非常平稳地执行道佛并重，并一直沿续了下来，当然，那个武宗李炎是个例外。 下面几章，将给道友们介绍几个高道，有的可谓家喻户晓，有的仅在道教圈子里有名，他们代表着唐代道教的发展，当然了，能讲的毕竟是少数，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第三十一章 药王 上 通过前面的内容，道友们是否注意到了，道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华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可以说只要稍一留意就能发现道教的影子。本章就讲一讲唐代道教在医学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唐代，着名的精通医、药的道士很多，除了最有名的药王孙思邈以外，还有曹元、孟诜、王冰、沈应善、蔺道人等，这里主要先讲一下孙思邈，其他人稍后简单总结一下，就不再开单章了。 姓名：孙思邈 出生时间：541或581年？或者是其他时间，总之就是还不确定 去世时间：682年 职业：道士 主要成就：药物专精，获药王称号 主要着作：《备急千金要方》（即《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摄养枕中方》（即《枕中方》） 孙思邈的大名应该没人不知道吧，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几大名医之一，有药王之称，当然他的身份是位道士，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人，就在今天的陕西耀县，至今那里还保留着药王庙呢。有机会去西安玩的话，建议可以去一下耀县，那里还是令狐德棻、柳公权、范宽等名人故里，颇值得去凭吊一番，另外这个县还盛产中药材，药王的故乡嘛，不产药材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孙思邈的生年不详，有人说他生在北周时期，有人说生于541年，也有人说是生于581年，这都是从一些史料中推断出来的，暂时还没有考证出准确的时间。但是他出生在北周时期还是基本能确定的，即便是按照北周最后一年，就是581年出生算的话，卒于682年，他也是一位超过百岁的老神仙了。 传说中孙思邈从小就是位奇才，七岁时上千字的文章一天就可以背下来。那位也许说了，背个上千字的文章不难啊，我上小学的时候背书也挺厉害的，那您找本隋唐前的书背一下试试。 背书都这么厉害了，看书的速度更不在话下了，所以十几岁以后，孙思邈就“通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佛典”，也就是说他不但精通百家之学，各种经典张口就来，尤其精通老庄，还注解过老庄，原因很简单，当然是更喜欢道教了。另外他还兼修佛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养生理论。 十八岁时，书看得差不多了，也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了，那就是立志学医。 前面讲南北朝道教的时候，关于北方的政权变更讲的很少，578年，北周第四位皇帝宇文赟在位时，这位以暴虐荒淫着称的皇帝，只当一年权，就把国家弄得乱成了粥。等静帝宇文衍继位后，这位也只当了两年皇帝，581年就被迫禅让，杨坚当了皇帝。据说宇文衍在位时，也就是说在北周末年的时候，曾召孙思邈当国子博士，但是他却推辞不去，隐居到太白山去了，对了，太白山是秦岭的主峰。由此可以判断，这位老神仙在581年怎么也得二十岁以上。想来孙思邈当时的声名应该不小了所以才会被皇帝特召吧，所以更合理一点的年龄则是三四十岁左右吧。这么一算的话，孙思邈大约在550年，或者干脆就是541年出生的，那么他的寿命可能就是一百三、四十岁左右了，对此，除了服就只剩下羡慕了！这里向道友们推荐了篇文章，陕西中医药大学宋珍民研究员的《孙思邈生平问题十二讲之一—孙思邈的生年和卒年（上）》，按他的考证，孙思邈生于560年左右，算是取中了，是否赞同道友们可以看过再说。对了，千万不要以为孙思邈活得很久啊，下一篇讲到南宗五祖时，你会更羡慕，忍不住的话你可以先查查去。 隋朝初年，孙思邈又去了峨眉山游历，杨坚知道有这么一位大国手的存在自然想约他来当官，身边有名医，有病才不慌嘛。可是孙思邈还是表示no，当然不会那么撅皇帝的面子，而是找个借口说我有病去不了。这个老道士这谎撒的一点诚意也没有，您老人家可是药王，您要说自己总病歪歪的，谁信啊！后来他家里人不小心爆料漏了实话，原来孙思邈早就说：“再过五十年，就会有圣人出世，那时候天下将会迎来真正太平，才是我出山济世救人的时候，此前嘛，嘿嘿……”貌似药王对于预测、易学还很精通啊，实际上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且据说袁天罡还曾拜在他的门下学习过易学呢。 隋亡以后，孙思邈就来到了终南山隐居，这不是明摆着嘛，离着长安近啊，这是随时准备出山了。对了，这段时间，他认识了佛教的律宗初祖，嗯，就是创始人道宣和尚，前面不是说过嘛，他曾经学过佛学，所以和道宣还是有些共同语言的。 直到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也就是他所说的圣人出世了，才应召出山来见见这位皇帝。当时的孙思邈医术已相当高深，声望也极高了，而且他还精通阴阳、推步、医药。唐太宗一看这老道士，满面红光啊，看起来像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不免也心生向往，非要给孙思邈封个官爵留在长安，但他依旧推辞不受。 史书在这里的记载显然是前后矛盾，等了五十年，到了出山的时候了，却仍然没有出仕。虽然后面说他是为了炼一种叫太一神精丹的金丹，才离开长安去了峨眉山隐居的，看来终身不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他最终的坚持。 孙思邈是位道士，也是位仁医，多年来一直坚持亲自采药制药，治病救人，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和唐以前的医学理论，所以成就才极高，而在那些专业技术人的眼中，搞研究远比处理人际关系更有兴趣。官场虽然能收获名利，但也是需要付出精力的，没有一个醉心于专业研究的人会喜欢那些营营苟苟的事。 前面也提到过，李世民晚年也没有能看透权力和生死，求佛信道，开始服食金丹，一生戎马、操劳政务，精气神过度透支，身体早就不好了，所以多次召见孙思邈，也希望这位药王能出手让自己多活个万八千年。民间传说孙思邈表示无能为力，实际上这也不是空穴来风，首先李世民很固执，这是一个长期站在权力顶峰的、多年征伐、意志坚毅的大人物特有的性格，来自一种极度的自信。当你的建议，比如要注意养生、注意休息、少近女色、保持平常心等等，他会接受吗？第二点就是对长生的极度渴望，如果你劝他别吃金丹了，那么他会认为你是有什么想法，想阻挡我长生不老之路，这就危险了。所以孙思邈也治不了该死的人，就算他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神医也不行。 当然了，李世民只有一个，也不是人人都是皇帝，所以其他人还是可以救的。但凡名医，古今中外都是极受各阶层人士重视尊敬的，所以当时不乏名士高官主动交好他。有一次，卢照邻得了重病，请了好多名医也没治好，正好遇上孙思邈，就问他“名医愈疾，其道何如？” 《旧唐书》记载了孙思邈的回答，洋洋洒洒三百多字，就不再摘录了，里面涉及了医学的基本理论，好多咱们这些外行人也听不懂，但是他的回答里面却反映出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当然了，天人合一的问题，在西汉时就已经成熟了，董仲舒还重新解读了一番，孙思邈把这种思想应用到了自己的医学领域，把人体视为天地自然中的一部分，还把儒学的中庸思想也应用到养生、用药里面。可能卢照邻也被药王的风采迷倒了，所以传说也成了他的弟子。 另外，对于形神的关系，孙思邈在道家的形神理论上加上了自己的见解，而且是从医学养生的角度来解释二者的关系，比如他认为“神气若存，身康力健，神气若散，身乃谢焉。”他认为是先有气而后有神，形神是一体的，当然他有这些理论也能说明他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道士了。 第三十二章 药王 下 对于养生，毫无疑问孙思邈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果他的养生之道不好，怎么能活一百多岁？他的养生理论可以说是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为一体，认为养生最重要的是养性，这比吃什么金丹都管用。“德行不充，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这个理论估计道友们都认可吧，如果心态不平和，易怒、善妒，天天看什么都不顺眼，这类人鲜有长寿的吧？ 至于如何修身养性，孙思邈有居处法、调气法等养性法门，仔细研究的话这些无不暗与内丹思想相合，把道教的内修理论和医学相结合，把养生思想归纳进医学体系中，这就是孙思邈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结合药王前辈的理论，强烈推荐道友们，特别是想长寿的道友，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注意养生。特别是老年人，可以从调气、按摩、导引、行气、散步等方面入手。如果想长寿，一定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看淡名利；忌暴饮暴食；注意气血通畅，适当适量运动，别往那一坐就一整天，比如我这样的；生活工作都要有规律，而且是要符合自然规律，比如天天去过夜生活，天亮再回家睡觉，这显然就不符合生活规律了。也不要把规律理解成为习惯，认为我按照习惯天天如此就是有规律，这个道理显然就是歪理了。 接着讲孙思邈吧，659年，唐高宗李治也曾经召见过他，对于这样一位名医，自然是希望把他留在身边。前面也讲到过了，李治的身体一直不好，要不也就没有武则天什么事了。这些皇帝嘛，全是老一套，给你封个官就把人留下吧，所以当年李治想要拜孙思邈为谏议大夫，依药王那种天性崇尚自然和自由的性格，肯定不会答应，所以还是推辞不当。 从660年开始李治就患病了，特别是667年以后，病情加重，有一段时间孙思邈一直留在了帝都负责李治的救治。到674年时，他对李治说自己身体不好，想回家休养，您就放我回家吧。李治很感激多年来孙思邈对自己的照顾，特意赏赐了车马、房产，相当于给了别墅给了豪车。 永淳元年，就是上面说的682年孙思邈去世，当然，这个时间也有学者提出疑问加以考证，就不多说了。 孙思邈死前遗命弟子要薄葬，不要放什么陪葬品，更不要杀牲祭祀。四百多年以后，宋徽宗感念这位药王道士，把他加封为“妙应真人”，当然了，人们还是更熟悉他的药王称号。 下面再稍稍总结一下这药王的主要成就： 首先，孙思邈有药王称号，这显然是对他的成就最大认可，认可了他在药物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他一生都致力于收集、整理、总结前人的本草方面的着作和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更加完善的药物处理体系，他特别强调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管理和贮藏等各阶段、各环节的方法，尤其重视使用“地道”的药材。他还反对滥用名药、贵药，但重视用好的药材，当然好药材并不是名贵药材，而是地道的、质量好的药材，他认为好的药材是和临床疗效有直接关系的，因此他才被誉为药王。 当然，个人感觉这个称号还和他的人品有关系，孙思邈对任何病人都一视同仁，不论贫富，给钱不给钱，只要有能治的病人都是先治完了再说，所以他在民间才会享有很高的声望。 第二，在临证方面，孙思邈特别重视张仲景的伤寒学说，经过数十年的整理，直到晚年时他才把完善后的整套理论融入到了他的《千金翼方》中。书中从方、证、治三个方面独创性的对伤寒理论加以发展，所以后人称他是开创了“以方类证”的先河。当然了，对于门外汉来说，我也没能力解释什么是以方类证了，作为一个问题，等哪天再和中医朋友聊天时请教一番吧。 第三、极为重视妇幼保健。孙思邈着有《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几乎涵盖了求子、调经等全部妇科病，并且把这两部分内容放在了《千金要方》的开头部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对妇女儿童的疾病的重视程度。 第四、外丹术方面的贡献。前面讲到他隐居炼金丹的事情，他和葛洪炼丹的目的不同，葛洪是为了求仙飞升的，孙思邈是为了“救急济危”，他研究出了很多丹丸，就相当于现在的中成药，这样在处理一些危重病人的时候可以及时用药，否则等抓药、煎药一套程序下来，没准那边棺材都买回来了。 当然了，在研究这些外丹之时，自然会有些附属的收获，而唐代也是外丹术发展的黄金时期，除孙思邈以外，还有孙少微、张果、楚泽先生、金陵子、梅彪、沈知言等等，他们在外丹术方面的践行，理论的总结，对设备、药物种类、剂量、药物处置、合炼产物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可惜，唐宋时期，依旧有大量的人，包括皇帝、官贵、文人死在乱吃金丹上，在求仙长生之路上，永远不乏大量的后来者，后面还会讲到。 第五、孙思邈收过多少弟子没有详细考证，前面也说过，传说袁天罡是他的弟子，还有传说卢照邻也是他的弟子，不知道这位诗人的医术怎么样，但据说他病了一辈子，还是很痛苦却是真的。 可以确定的是，孟诜是孙思邈的弟子，而且也是位长寿道士，活了九十三岁。他在医学方面的成就同样非常高，特别是在食疗方面的成就还应该高过了孙思邈。孟诜有个弟子叫王冰，同样是位唐代的医学国手，他的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提到《素问》，是不是都知道？可能还有道友不知道，那么《黄帝内经》呢？这就没问题了，都知道了吧，《素问》和《灵枢》合在一起就是《黄帝内经》。王冰历时十二年，对《素问》进行整理注释，可以说后人都是在他的基础上对《素问》进行研究的。噢，对了，王冰好像也继承了药王的长寿传统，活了九十五岁。据新旧唐书记载，孟诜留有《食疗本草》《必效方》《补养方》等着作，所以说孙思邈有没有更多的弟子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仅孟诜一人就够了。 这一部分，借助孙思邈让我们看到了唐朝的医学发展的情况，了解了道教对中国文化、医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除了孙思邈以外，唐代的道教名医还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及的以外，还有叶法善，是位善用符咒救人的道士；荆州的王彦伯，精于诊脉；唐末的叶千韶，擅用符法治病；万振，精于符咒济物，叶法善还曾经向他学习过；刘玄靖，同样擅用符法治病，前面讲武宗灭佛时专门讲过他；李元基，善用符和药物相结合治病；刘知古，是位精通《参同契》的高手，内丹学方面的造诣高深，而这类道士必定精通医术，他还留有一部着作《日月玄枢论》。 上面提到过的蔺道人是位外伤正骨国手，堪称骨科的大宗师，出过一部专着《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方》，听听这名字就上档次，这是我国一部有记载的、现存的、最早的骨伤科专着。还有那位名气极大的李淳风，当然他最有名的是风水方面的造诣以及他的《推背图》，在医药方面的名气才不那么令人瞩目罢了，后面还会专门讲他，这里就先留个伏笔吧。 其他道医还有董炼师、叶藏质（叶法善后人）、吕志真、刘方瀛、舒虚寂、轩辕集、李云卿、张氲、王可交、殷文祥、李含光、梅崇献、张鼎、胡愔、玄珠先生、杨上善等等，至于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道教名医就无法统计了。由此可见，中国的中医药学有今天的成就，道教的贡献真的功不可没。 顺便再说一句，唐代还有两部着名的医书，即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和王焘的《外台秘要》，这两位作者虽然都不是道士，但在着作里都吸收了大量道教的养生知识，比如存思、除三尸、叩齿等等，这同样是道教对我国医学发展作出的贡献。 第三十三章 天下第一道士 上 唐朝有很多名人，皇帝、诗人、草莽、僧道、名医等等，哪个行业都不乏家喻户晓的人物，白居易肯定是其中之一，下面就讲讲——他的一首诗——中提到的一个人。 讲白居易显然不合适，我们这是在讲道教嘛，所以也不可能讲他的诗，只是说说他的一首诗中提到的一个人。 一提白居易的诗，想必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长恨歌》吧，对就是这首诗。那位说了，《长恨歌》？是要讲杨贵妃吗？前面不是讲过了吗？勿急，勿急，淡定淡定，我是说诗中的一句，“临邛道士鸿都客”。 那么这句诗说的是谁？关于这个问题，从宋朝开始，多数人就一直在望文生义，解释成一个临邛的道士之类的。直到今天，还有一些版本的《大学语文》中，解释成一位自称鸿都客的临邛道士。 那么这位神秘的道士到底是谁呢？又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来自《四川通志》，说他是洪都人杨通幽。这个人在唐玄宗时期在临邛修道，玄宗曾命他给杨贵妃招魂。另一种说法则是指袁天罡，那么到底是谁，先听听袁天罡的故事再判断吧。 姓名：袁天罡 曾用名：袁天纲 籍贯：成都 出生时间：不详 去世时间：不详 职业：道士 特长：相面、天文、星象、预测 主要着作：《六壬课》《五行相书》《相书》《相气色书》《称骨歌》…… 袁天纲在唐代的有天下第一道士的称号。纵观上下五千年，称他为天下第一道士也不无不可，总之这是一位奇人，以相术着称，又精通天文、星象、预测，数次出手预测无一不精准。他在各种野史、笔记、传奇故事中的出镜率极高，又在现代小说、电影、电视上频繁亮相，而且多以一种世外高人的角色出现的大牌明星，在多数人眼中，他已是半仙之体或者说干脆就是一位陆地神仙了。 袁天罡是益州成都人，出生在隋朝中期，主要活跃在唐初。他的祖上也是高官显贵，到父亲袁玑一代逐渐没落，只做过一个差不多相当于县里的税务所所长之类的小官。叔叔袁守成是一个有神机妙算之称的道士。 传说袁天罡父母早亡，从小跟随叔叔在道观里生活，诸位想想，在一个身怀异术的道士叔叔的抚养下，又天天在道士圈子里接受熏陶，小小的袁天罡会走上一条什么道路都能想得到了。事实也差不多，在这种环境下，他小小年纪便学有所成，早早就闯出了不小的名气，四邻八村的大爷大妈们都来找他相面、看风水，预报个天气什么的。 传说袁天罡还偶遇过孙思邈，都是奇人，上天自有安排，所以这次相遇袁天罡又学习了医学、易学，这样技术更全面了，从此道法大成，于是就动了到红尘中历练的念头。 据新、旧唐书记载，在605年，也就是杨广登基的那一年，袁天罡来到了洛阳，租了间小平房，每天到大街上摆上一个相面摊子，以相面看相、摸骨算命为生。 在洛阳漂泊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三个人，杜淹、王珪和韦挺，时间长了以后，四人关系处得不错，经常打几圈麻将——这个是杜撰，成都人都爱打麻将嘛，如果当年有麻将，想必袁天罡也喜欢吧。有一天，三人对袁天罡说，你天天在街上给人相面算命，听说挺准的，今天正好有时间，能不能给我们三个也看看，将来能不能出将入相，谋个功名啊？ 袁天罡自然不会拒绝：“实际上自从认识你们那一天起，就已经看过了，既然今天问起来，那我就说一说。” 三人立刻作洗耳恭听状：“大善，袁兄快快道来。” 袁天罡往后一靠，手捻短须，随口道：“那就先从杜兄说起吧，您兰台成就，学堂宽博，将来一定会当个纠察官，而且您老兄的文采老牛了，笔下文章花团锦簇，将来名扬天下，吃饭穿衣全靠它了，加油。” 相面这功夫我是门外汉，麻衣神相什么的也没有看过，什么三庭五官六府、五星六曜九州、八卦十二宫等等全不懂，这是门很专业的功夫，所以只能简单解释一下。如果对相面有兴趣的话，强力推荐两本书，一本是卢毅安的《新人相学》，一本据说是曾国藩写的《冰鉴》，如果有天赋的话，凭这两本书和一个小马扎，就可以在街边墙角争得一席之地了。 这里说的“兰台”是左侧的鼻翼，右侧鼻翼叫廷尉，这个部位要长得圆满，鼻孔不露，没别的毛病就算是不错了，这个主财。 ”学堂“的位置和名称就比较多了，比如高明学堂、光大学堂、明秀学堂等，位置不同代表的内容也不同，袁天罡在这里说杜淹的学堂宽博，是个好面相，结合上下文意思，这里应该是说的印堂的光大学堂，主官运。 “恭喜杜兄啊！”另外二人一听表示羡慕，“袁兄，那我们呢，快快看来！快快看来！” “好，下面再说说王兄吧，王兄三亭成就，天地相临，嗯，从今年开始算，十年后必官至五品，而且是实权的五品官。” 这里说的“三亭”应该就是三庭，这个道友们可能都知道，我们常说一个人天庭饱满，道友们也都知道大概是说的脑门这个位置。面部从眉毛到鼻子为中庭，上面是上庭，下面是下庭，这上中下三庭又分别代表天人地，代表一个人从少年、中年到老年的一生的运势。这里的三亭成就，意思是说已经成年定型了，以后不会再有变化了，所以这时最适合看相了。 说王珪“天地相临”则表示中庭较短，当然不可能没有了，要不这个人的脸就没办法看了。 王珪一听也就安心了，对于将来的官运表示很满意。看着韦挺着急的表情，袁天罡嘴角上扬，不急不缓地说出了对他的断语：“韦兄面相也甚佳，似大兽之面，对朋友又掏心掏肺的，将来必得朋友提携，当员马上的将军啊。” 大兽就是老虎，韦挺长得很雄壮，这种人没多少心眼儿，待人真诚，朋友也多，将来自然不乏好友提携，武官职业这最适合他这种人，嗯，没毛病。 当然，这只是史书记载，专业术语、看相过程自然少不得春秋笔法，而且相师也不会给相面的人说过多的专业术语，说多了你也听不懂，但又不能不说，不说的话显得你没水平，别人也不信服，这个度要把握好，既要让对方感觉呦，这个大师水平很高，听听人家说得多专业，我都听不懂，这就足够了。如果你上来就说，从面相上来看，你再过十年就能当官，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不是随口胡说的呢。所以，看一个人的前程命运，绝不是仅仅看简单的一两个部位可以的，道友们明白其中意思了吧。 没等三人高兴一会，袁天罡接着又说：“三位先别高兴，还有件事得和你们说明白了，那就是二十年以后，你们三位贤臣都会被罢官。” 三人一听，呆若木鸡，瞪着袁天罡。 袁天罡轻轻一笑接着说：“三位仁兄勿惊，罢官只是临时的，到时我们还会再见面，届时再长谈。” 这三位在历史上不是什么名人，诸位道友可能没听说过，杜淹不久后升任隋御史中丞，唐时干到了宰相，对了，他是杜如晦的叔叔。王珪是开皇十三年的太常治礼郎，又当过太子东宫正五品太子中允，后来受到叔叔王頍牵连逃遁进了终南山，直到唐朝归附了李建成。韦挺则与隐太子李建成交好，随李建成南征北战。 武德六年时，这三位果然都被罢官，回到四川遇到袁天罡，此时再回想当年给他们三位算的命，表示真准！太准了！接着又问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啊？ 袁天罡表示，你们三位这个年纪，面相已经定型，也就是说将来的命运也就定了，放心，都还不错。 武德九年时，三人都被召回都城，此时再次求教袁天罡，此行如何？袁天罡说：“杜兄这次去是三品大员，位高权重，不过寿命我实在是看不出来了，王兄、韦兄以后也能做到三品官，而且都是长寿之人，不过晚年时不是太好，特别是韦兄更差一些。” 果然，杜淹回京后官拜御史大夫、检校史部尚书，妥妥的三品大员，王珪不久也官至侍中、同州刺史，韦挺则先后任御史大夫、太常卿，然后被贬象州刺史。 以上皆按袁天罡的预测发展，丝毫不差，这算是史书记载的他的一次成功的相面案例。 第三十四章 天下第一道士 下 杨广时期，袁天罡当过资官县长，这个资官县是在四川境内，隋末天下大乱以后，他就弃官不干。想想公务员这个铁饭碗不要了，以后靠什么吃饭呢，一片乱世，给人再相面算命也不会有什么生意了，算了，还是去找叔叔去重回道士圈吧。想到就做，果真就回到成都出家当了道士，道号黄冠子。 史书上还记载了一个实例。隋末时，有一位叫窦轨的将军，如果不知道他是谁没关系，您知道李渊的老婆姓窦吧？所以，这位窦轨实际上是外戚，是李世民的舅舅，当然了，那是李渊当皇帝以后的事了。话说这位舅舅有一次溜达到了德阳，遇到袁天罡，自然非常高兴，这位相术之神早就传遍天下了，所以很虚心地请教他的未来。细节就不多描写了，总之袁天罡看了看说您的面相不错，日后必会来梁州和益州建功立业。 武德初年，窦轨果然来到了益州任行台仆射，想起当年袁天罡给他看相，果然如他所说，是真准啊，于是便请来袁天罡，同时向蜀道使詹俊举荐，委任他去了火井县当了县长，这个火井县大体就在今天的四川邛崃市西南火井镇，所以袁天罡称为邛崃道士是有道理的。 当然，在此次见到袁天罡时，窦轨也没有忘记乘机再次请教一下自己的前程，古人对此是极为相信也热衷的，当然，现在这种人也不少。袁天罡对他说，您的面相没什么变化，以后的运势也变化不大，不过您现在眼底红丝直贯瞳孔，说话时脸上隐隐泛红，您以后行军打仗，千万注意少杀人，否则多少会带来点小灾祸，一定要注意啊！ 诸位也知道唐初时，几个大boss比李渊的势力一点也不弱，且打了几年仗呢，窦轨同样是四处征战，他对治下也严苛，大开杀戒那是常事。武德九年，袁天罡的话果然又应验了，窦轨因犯事被罢官。回京前，窦轨又找到袁天罡问这次还有没救，以后还能不能再当官，此时的心情估计也能猜到，估计把袁天罡的话都当成了救命稻草了。袁天罡又看了看他的面相，说面相不错，这次去京城虽然会受点小罪，肯定还会受到皇帝重赏，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咳咳，放心去吧，你还会回来的。 窦轨对袁天罡的话深信不疑，甚至此行有恃无恐，见了李渊也没有表现得太老实，所以李渊一瞧，这是一点不知错啊，先关起来，冷静冷静去。当然了，对自己的大舅哥也不会真下狠手，转过年后又把他打发回四川当官去了，再次验证了袁天罡的话，我窦轨又回来了。这是史书记载的袁天罡第二件看相的事。 袁天罡呢，干了两年县长又辞官跑回了成都，又摆起了卦摊，看来这才是他深爱着的事业。 当然，上面这两次开相只是开胃小菜，重头戏来了，那就是给武则天看相，这个桥段广泛出现在各类文学、影视作品中，各种演绎，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真正的本原是什么样的。 武德七年，624年，当时的武则天刚出生不久，老爹利州都督武士彟请袁天罡来到家里，打算给家里人都看看相。因为事关武则天，很多道友都会格外上心，比如肯定有人会说，我看史料说武士彟是贞观初年才出任利州都督的啊？你这显然有问题。实际上这很正常，不同的史料记载总是有出入的，甚至明显不合理、相互矛盾，前后都矛盾，所以才给我辈提供了大量写文章的机会嘛，我的依据以正史为主，兼以道、佛、野史为辅，比如正史中就记载“武德中，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又历利州、荆州都督。” 接着说，袁天罡先给武夫人看了看，说：“夫人骨法不错，必生贵子”，也就是说两个儿子将来前程不错，接着就给武元庆和武元爽看，说他的两个儿子将来会官至三品，都是保证武家繁荣昌盛有出息的人才。 接下来就是女儿武顺，说这个女孩也是大富大贵，但克夫，熟悉唐史的道友应该知道，这位就是后来着名的韩国夫人，克夫早寡，但也福贵一生。诸位可别和杨贵妃的姐姐弄混了，她的三个姐姐中也有一位韩国夫人，也是很着名的，不过名声……不谈这个，我们接着聊相面。 最后抱出来的是武则天，因为孩子还太小，又穿了男孩子的衣服，袁天罡一看大吃一惊：“贵公子生得龙睛凤颈，贵人之极。” 又从侧面仔细看了一会，又是一惊：“唉，如果贵公子是个女孩，这个面相可就了不得了，那是九五至尊当皇帝的面相啊！”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武老爹这一听，一股凉气从脚底板升起，直接从脑瓜顶蹿了出去，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一家老小，连地下的耗子估计都得绝了种啊。 这就是袁天罡与武则天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至于现身在大量影视剧中的那位袁天罡，杜撰的为多。道友们应该知道，武则天是690年称帝，如果袁天罡还活跃的话，差不多120岁以上了，倒不是说他不可能如此长寿，但可信度不高，何况正史中没有记载。 前面说过的杜淹这兄弟三人，在贞观年间都混得不错，李世民偶然听到过他们提到袁天罡，这三位对他佩服得不要不要的，称他的相术水平之高堪称旷古奇才，于是就安排人去请他。634年，即贞观八年，袁天罡应邀来到长安，李世民在九成宫召见了他。 相术水平如何自然是要眼见为实了，所以李世民就让袁天罡给中书舍人岑文本看看相。袁天罡看了看说：“舍人学堂成就，眉毛长得盖过了眼睛，文才水平极高，天下闻名。” 不过这些显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并不能显示出真本事，所以袁天罡接着说：“不过您头上还有块骨头没有最终长成，所以一定要注意将来当官不要到三品，否则必定要折寿。” 查了一下史书，岑文本在贞观十八年迁中书令，这是妥妥的正三品大员，转年二月，就跟着李世民去打高句丽了，这一去就没回来，病死在路上，再次印证了袁天罡的相术的神奇。 除了上面所讲到这些以外，史书还记载了他为侍御史张行成、马周同相面，说张行成短寿，果然只活到了四十八岁，马周同则是大器晚成，最后会高居宰辅之位，结果做了尚书右仆射。 当然，史书并没记载更多的例子，大体都类似，无一不准，也正因此，特别是与武则天牵连上了，所以袁天罡名声远播，得了个天下第一道士的美称。元末明初着名诗人戴良在他的《九灵山房集》中说“姑布子卿之后，善相者众矣，然必以袁天罡为称首”，姑布子卿是中国相术鼻祖，传说给孔子看过相，也可以看得出来古人对袁天罡的相术是极为推崇。 史书记载申国公高士廉曾经问他：“先生您给那么多达官显贵相面看相，无一不中，那么您将来能做什么官？” “我嘛，自己的命自己知，今年四月就是我寿终之时，就不谈做官不做官的事了。” 果然，四月卒。可惜，没有考证出卒于哪年。不过高士廉是贞观十二年封的申国公，贞观二十一年正月病逝，即647年，所以按这个记载，袁天罡最晚也是死于646年四月，七八十岁的寿命。当然了，以上只是一个业余人士的考证。至于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所描述的袁天罡之死因，并没有史料支撑。 阆中天宫院观稼山天纲墓，与李淳风依旧做邻居。为一麒麟奔太阳的风水格局。后面再单独讲讲这个天宫院的风水问题。 史书记载的袁天罡侧重于他的相术，其他方面所记则甚少。实际上，他在天文星象学、易学等方面成就也不低，着作也非常多，有《六壬课》《五行相书》《九天玄女坠金法》《怪书》《响应经》《通明玉帐法》《遁甲步小游太一诸将立成图》二卷、《相书》七卷、《相气色书》一卷、《要决》三卷、《玄明经》一卷、《称骨歌》等等，还有一部失传的《易镜玄要》。 传说《推背图》也和他有关系，推算了初唐及以后中国二千多年的命运，因为它预言的准确，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忌讳和不安，因此一直被列为禁书，关于作者和内容后面再单独讲一讲。 对了，“袁天罡称骨算命法”，现在仍广为流传。 好了，回到开头的问题，由于袁天罡本来就是四川人，而且还在临邛县当过县长大人，就是那个火井县令，最重要的是他的天下第一道士的大名，如果白居易期望或是相信还有人能够招回贵妃魂魄的话，那么只有袁天罡才够资格。所以呢，很多学者认为这位鸿都客就是袁天罡。 第三十六章 旷世奇才 中 由于李淳风的天文、律历等方面的才华日显，他参与了《晋书》和《五代史志》这两部史书中的天文、律历、五行志部分的编撰工作，同时还准备着手编撰《文思博要》。 《文思博要》这是部类似百科全书的东西，共1200卷，魏征、房玄龄等都参与编写，可惜南宋时不见了，所以名气不怎么大，不过好像《太平御览》就是参考它而成的。 这里所说的《五代史》并不是说的唐末五代那段历史，还没发生的历史怎么可能就修史呢？关于修史方面的工作，这里简单说几句。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是在唐初修撰完成的，李淳风先是参与了梁、陈、周、齐、隋这五代的志的部分修撰，历时十六年，直到显庆元年，即656年才完成，共十志三十卷，最初名为《五代史志》，后称《隋书十志》，现在道友们明白此五代非彼五代了吧。其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这三志共八卷是李淳风完成的，也可以说基本上是李淳风独立完成的。 对于李淳风的才华，得到了广泛认可，当时房玄龄就说：“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着述”，后世的刘知几和郑樵这两个很少赞许人的大家都给予了李淳风极高的评价，可见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人，对李淳风的成就都是极为认可，这只能说是有能力的人什么时候都牛。 在修《隋志》的过程中，李淳风同时还参加了《晋书》的修撰，同样是负责了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的内容，所以这两部史书的这几部分内容非常连续、一致，为我们保留下大量的珍贵的史料和数据。详细的内容无法在这里多说了，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给予过很高的赞誉，说这是“天文学知识的宝库”。 641年，贞观十五年，李淳风累迁任太常博士，不久又担任了太史丞，差不多已经是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天文台副台长了。 查了一下，《晋书》修成的时间比《隋书》要早几年，大约是在贞观二十二年完成的，即648年修成，也是在那一年，李世民升李淳风做了太史令，就是把原来的副台长转正了。 等到656年《隋书》最终修成时，李世民已经看不到了，此时已经是唐高宗李治显庆元年。李治想了想说：“你已经是天文台的台长了，官就别再升了吧，除非你去别处，可去别处那又是浪费了你这样的专业人才了，这样吧，给你封个男爵吧。”所以李淳风就被封了个昌乐县男，应该是从五品上，食邑三百户，公、侯、伯、子、男，虽然是最低的爵位，也是极不易了。 看过一些文章，写到这里时说是封李淳风当了昌乐县令，不得不佩服这些学者的严谨和无脑，你都给人家降了好几级了，怎么还能说升官了呢，想想可能是不知道县男为何物，以为是写错了，就很自然以为是县令了吧，或者是信手抄了别人的，至于抄的是什么重要么？抄错了不怕丢脸？您太可笑了，都抄了，还有脸吗？关键是这样的人还真不少。 648年，就在李淳风升为太史令的那一年，还发生过一件大事。有一天，李世民收到一份密报，说唐朝三代皇帝之后，李家的势力衰弱，会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了，所以李世民就派人悄悄召来李淳风问这件事，想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有道友可能奇怪，李世民为什么要问李淳风而不是问张天师呢？您可知道在古代研究天象是为了什么？什么人才有资格研究这些吗？占星就是为了了解天心天意，“修德以禳之”，李淳风的占星水平是极高的，名气早就在外了，这可以通过他的《乙巳占》得到证实，这个稍后还会再讲。当然了，可能也有李淳风就在身边，张天师离得太远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在内吧，就不深究这个问题了。 李淳风很认真地回答说：“这件事臣也听说过，而且我也根据天象进行过推算，很可惜，这个预兆已经成型，不可改变了。据臣观察，这个女人已经出现了，并且就在您的后宫里面，从现在算起不出四十年，必将会夺了大唐天下自己当皇帝，还会大肆诛杀屠戮李氏的子孙。” 李世民一听立刻杀机大盛：“你能不能把这个人找出来，或者干脆把所有可能的人全杀了，怎么样，是不是就可以化解这次危机了？” 李淳风叹了一口气：“天命如此，已经不可改变了，而且这个人就在宫里面，是您的家眷亲属。这个人已经三十多岁了，如果再过四十年，陛下您想想，她那时已经上年纪了，老人嘛，想必会更仁慈一些，所以虽然避免不了天下换姓氏，但李家的子孙或许能多留下几个。如果现在就大开杀戒，就算真能把她杀了，因为天象已成不可改变了，为了执行天意，所以还会有新人出现继续执行这个天意，年轻人一般会更记仇，更狠毒，到时候杀戮起陛下的子孙来，想必会赶尽杀绝了。” 李世民听了表示很无奈，也就接受了李淳风的想法，儿孙自有儿子福，听天由命去吧。想是这么想，怎么可能毫不理会呢，所以民间、野史有很多传说，李世民杀了很多姓武的或与武有关的人。 这里解释一下，上面提到李淳风说是四十年以后这个人会当皇帝，当然道友们都知道是说的武则天了，关键不是想解释武则天，而是这里所说的四十年。在《旧唐书》中，这里是三十年，而《新唐书》中则是四十年，并且都出现了两次。如果按648年算起，四十年后是688年，而武则天684年就改元立武氏七庙，690年称帝建周，同年开始大肆杀戮宗室，所以《旧唐书》所记载的三十年在《新唐书》中才被改成了四十年。 史书修完以后，李淳风又开始投身到了算学方面的工作中。 从隋代开始就在国子监设立了算学，开始了数学的专业教育，唐代则沿袭了隋制并在科举中开设了明算科。显庆元年，李治又在国子监开设了算学馆，由算学博士教数学，最初收了三十个学生，后来减少到了十人。算学馆教学所用的教材是以前历朝的算经，主要有十部，分别是：九章算术、周骰算经、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缀术、五曹算经、缉古算经。在《新唐书》里则提到了十二部算经，考证李淳风当时修订的十部算经也多少有些不同，这些我们就不关心了。 总之，这十部算经都是历代数学家的心血结晶，也是前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过在历代传抄过程中，疏漏、错误是越来越多，以至于影响到了正常的使用，所以在很早以前，太史监侯王思辩就曾上表说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里面错误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内容上又驳杂错乱，让人都不知道怎么用了，用吧还怕用错了，不用吧，我又没能力自己编一套啊，真……真愁死个人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淳风就被指定和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人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一起校注、整理这十部算经，科学是严谨的，数学更不允许有任何错误。 具体校订的过程和细节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通过现代学者的研究、考证，大体也知道这次修订的内容，比如修正过《周髀算经》中的日高公式，依此发展了刘徽的重差理论，完善了“盖天说”。为了利于普及推广，重点注释了《九章算术》，特别是对于里面不足之处加入了大量的注释，比如对“开立圆说”的注释，使我们知道了祖暅球体积的推导方法是沿袭自刘徽的思路等等。 这次校订和整理耗时不短，当最后成果《算经十书》成书时，李治也很高兴，当时就下令在国内科举考试和教学中使用推行。可以说正是因为李淳风在数学方面的贡献，对唐朝以前的数学成就加以归纳总结，对数学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当然也离不开唐代政府对算学教育的重视。宋朝对它进行刊刻以后，影响力更大，从而推动着中国数学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 如果上面说的有点太空洞的话，那么说几个数学名词，放心，绝对不是什么高深的名词。比如分子、分母、开平方、开立方、方程、正、负等等，简单吧？但很基础也很重要，这些都是在《算经十书》使用的术语，可见这部书对我国的数学发展的影响力有多大了吧。李约瑟又说话了，他评价完李淳风的天文学贡献后，发现这个同志的数学居然也这么厉害，而且做出了这么大贡献，所以忍不住评价说：“他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着作注释家”。 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基础学科，特别是数学，它可以说是基础中的基础，重要性自然不必在这里多说了。李淳风数学是真的好，所以在天文、历法等方面才有能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比如他在天文学计算时就运用了二次等间距内插法，没有这些计算就没有后来的麟德历的编制，可见数学是何等重要。 第三十七章 旷世奇才 下 龙朔二年（662年），李淳风的官职变成了秘阁郎中，注意这不是升官了。这个官职很少见，是个什么官职呢？在龙朔二年到咸亨元年间（662年-670年），李治把太史局改称为秘阁局，670年以后又改回了太史局，所以这个秘阁郎中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太史令。我们不关心为什么李治会跟太史局的名字较劲，这里想说的是李淳风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并推行麟德历，这是他的另一项重大成果。 前面讲到过，唐初以来，一直在使用傅仁均的戊寅历，律历方面比较专业，我们就不多讲里面的内容了，总之这部律历虽然不错，但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比如数据不准、大小月会连续出现、误差也比较大等。作为一个历法方面的专家，李淳风早就发现了它的不足，也对它提出过质疑，不过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的年纪，资历、能力还有限，人微言也轻，还没有能力制定新的历法。但是从那天起，他就开始了新的历法的研究，所以，历经四十多年的努力，在隋朝人刘焯的皇极历的基础上，李淳风改进、编撰完成了麟德历，经李治批准，于665年正式推行。 之所以用了几十年才完成，主要是历法极其精密，对应的运算量、复杂程度就极高，所以后人对这个历法评价是极高的。具体这部历法有哪些优点，对前人的历法有哪些改进，这些就不多讲了，主要是我也不明白，估计非专业人士也不会喜欢看，总之是明白李淳风的不简单就对了。 670年李淳风去世，当时还是秘阁郎中，同年十月，李治下诏恢复旧有的官制名称，所以李治又追复他为太史令。 在李淳风的陕西老家李家道村有他的墓，在四川阆中天宫院的五龙台也有一个淳风墓，对了观稼山上还有一个袁天罡的墓与它遥遥相望，柏垭镇还有淳风街、天罡街，后面再详细讲。 除了上面提到的成就和贡献以外，李淳风还在很多领域同样有着不凡的成就。 首先，在地理方面，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他把风分为了八级，当然和现在的风定十三、十八级之类的不同，这不详细讲了。 其次，他还写了一部《演齐民要术》，名字好像挺眼熟吧？对，它就是对南北朝那部农业巨着《齐民要术》进行推演发挥而来的着作，不过因为要讳李世民的名字，后来就改成了《演齐人要术》，看到没有，他还是一位农业专家。 第三，在医药方面，他参与了我国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新修本草》的编修，当时共集中了全国最顶尖的二十三位专家共同完成该书的编写，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级药典，据说比欧洲的纽伦堡药典早了八百多年。 这里简单说几句这部药典，它包括本草、药图、图经、目录等共54卷，历时两年才完成。当时是云集了举国的医药学人才参与，有苏敬、孔志约、吕才、颜仁楚等十二位名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有医书传世的名医，还有分别负责天子和太子的医药事务尚药局、太子药藏监，相当于全国医药总局的太医署里面的专家学者们，远非以前靠个人能力所成的医药着作所能相比的。遥想当年葛洪、陶弘景等人仅凭一人之力着述，我们除了对他们敬仰以后，也知道他们总是会受到能力及地域等各种限制，成就自然有限，但这部药典则是国家行为，集全国的人力，把全国范围内的药物都进行收集整理。李淳风参与在其中，显然他在医药学方面的水平也是顶尖的。 别急，还有。 李淳风曾经出过一部《六壬阴阳经》，从而被尊为了六壬祖师。当然了，李淳风的六壬和现在流行的六壬不同，相传传自诸葛亮的马前课，民间流传极广。大道至简，单手就可以完成排诀，分大安、小吉、速喜、赤口、留连、空亡共六局，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私下交流，这里就不多说了。 据说李淳风还写过一部《宅经》，由此被尊为风水宗师，当然祖师是不能给他了，前面讲过郭璞的《葬经》，李淳风这是完善了风水学，从此阴宅、阳宅风水就全了。不过多数人还是以为《宅经》是托黄帝之名所作的，并不是李淳风所写，只不过现在能看到的也只是伪书，真经并没有流传下来。 精通星相学，出过专着《乙巳占》：关于这本《乙巳占》和《灵台秘苑》《开元占经》的结构上基本上一致，只是它更加精炼，称得上是一部小型的占星百科全书，嗯，叫星占百科全书更恰当一些，包括天象、天数、天占、月占、云占、气象占、风占等等一百多个类别。 对于这部奇书，历代研究的学者很多，甚至于通过这部书，可以了解到更真实的李淳风，而这些往往是史书中没有记载的。 比如，在《乙巳占》序中，李淳风表示自然和人事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往往会通过不同的类别相互感应，尤其是人。如果仔细研究李淳风，会发现董仲舒的五行、天人感应等思想对他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他以占侯极灵而着称，但他却并不主张过分追求占星的灵验性，他说世界太复杂，要想真正做到准确无误的预测那是很难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应该把占星学当作一种辅政的手段，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比如李淳风曾经劝阻过李世民不能滥杀无辜，反复强调观测天象是为了了解天心天意的，目的是为了修德，这样才能达到避祸的目的，而不是为了预测什么吉凶才去观测的。 您看，李淳风的成就有多少？数学、天文、律历、医药、易学、风水、地理、农业、占星、卜算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常人仰望的成就。由于他在易学上的成就也很高，我们总是把他推背图、袁天罡、武则天联系上，反而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他的科学家的特质反而会被人忽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其实我都想问问他，您有不会的吗？所以，用旷世奇才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吧。 最后就是李淳风的职业要确定一下了，显然，他不是一个职业道士，但却是一位典型的道家人物，是一位道教学者，反正道教界是把他列进了神仙谱系之中，影视作品里也常以道士身份出镜。 第三十八章 风水第一村 根据史书记载，李淳风的老家在今天的陕西凤翔县李家道村人，不过经学者考证以后，唐朝时凤翔和岐山两个县的行政区划发生过改变，原来属于凤翔县的李家道村被划到了岐山县，曾经的李家道村也就变成了今天的岐山县李家村。李家村里有一座李淳风的祠堂和墓穴，村里人都称自己是李淳风的后人。 唐书并没有记载李淳风死后葬在了哪里，不过在《文献通考》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唐雍县有天柱山，墓在天柱山之东”，加上出土的清代的石碑及县志等文献佐证，都可以说明李淳风死后回归故里，葬在了李家道村中，所以那里的墓穴还真有可能是李淳风的安眠之地。 为什么说李淳风可能是葬在李家道村呢？因为在那遥远的四川阆中天宫院，还有一座李淳风墓，甚至名气还要更大一些，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相传李淳风和袁天罡都是驴友，有空就喜欢全国溜达，晚年时，二人就开始给自己选一块能埋骨的风水宝地。 由于袁天罡本来就是四川人，在四川活动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很快他就看中了天宫院这里风水。以他的天下第一道士、国家级相术风水大师的身份，能入得了他的法眼的风水宝地自然不可能是一般的，为了占地盘，他就埋下了一枚铜钱作为标记。风水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风水宝地是先到先得，只要证明是你最先选中的，后面的同行再来也不能选了。那么怎么向同行们宣誓主权呢，那时还没有什么iso参照，尚处在比较原始、随意的初级阶段，比如他埋的这个铜钱就表示这个地方我看上了，已经是有主之地，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来抢了。 由于李淳风一直活跃在长安，虽然离阆中的距离也不是太远，但蜀道难嘛，那时候可还没有现在交通这么方便，而且他还得上班，时间也没有袁天罡自由，所以晚了一些才转悠到了天宫院。英雄所见略同嘛，他当然也是一眼就相中了这块宝地，自然也做了一个标记，京官嘛，有钱，所以就往地里插了根金针。 后来的某一天，这二位大师相约一起喝茶，偶然聊起了自己的身后事，就问起了对方是否为自己选好了风水宝地。 李：“老袁啊，你的吉地选好了没？” 袁：“选好了，地方还不错。老李，那你选好了没？” 李：“噢，我的也选好了，也不错。” 袁：“那你选的地方在哪？” 李：“本来我的老家那里风水也不错，原本打算将来落叶归根的，可是我在阆中发现了一块宝地，所以我就决定不回家乡了。那你选在哪了？” 袁：“巧的很，也在阆中。” 结果这一聊，二人都感觉有点不妙，怎么听起来好像是在一个地方啊。于是，袁天罡也顾不上分分钟几个铜板上下的摆摊看相的生意了，李淳风也不顾旷工扣奖金了，二人急吼吼地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四川，别误会啊，是马车。 到达目的地以后，二人果然是同时看中了相同的一块地方了，那么就凭风水界的规矩来办吧，看是谁先谁后。下面就是把各自留下的证物挖出来，结果一挖才发现，地里有一枚铜钱孔里插着一根金针，二人不禁对对方的风水造诣暗暗点了个赞。 诸位可不要感觉这只是个存在传说中的故事，有点夸张了，这其实就是风水里最难的点穴的功夫。风水界有句俗话说“三年寻龙，十年点穴”，功夫到一定程度后，如同这二位这样精准的点穴绝对可以做到的。 当然了，实际上这已经可以证明是袁天罡先来的了，因为只能是金针插进铜钱孔中，铜钱肯定是先埋的。不过双方惺惺相惜，便各自退了一步，以这里为中心各自向后移了一点距离定了自己的墓地，以后也能做个邻居，串门也方便。 二位风水大师同时选中的风水宝地就是在号称中国风水第一村的四川阆中市天宫院风景区。如果想缅怀一下袁天罡和李淳风，顺便沾点仙气的话，可以从兰海高速天宫院\/柏垭出口下高速，大约十多公里就可以到达，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也想去，所以提前查过。 关于二位的这个故事有些道友可有听说过，而且也曾经完全一样的发生在武则天身上，就是金针穿铜钱的这个传说是发生在他们给李治、武则天选定乾陵墓址时的故事，所以你去乾陵会听到这个故事，去天宫院也能听到这个故事。 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风水真的那么好吗？袁天罡和李淳风是不是真的埋在这里了？ 首先，按照古人“人死归里”的习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叶落归根，一般人都希望死后能葬在家乡，这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了，所以李淳风埋骨他乡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另外就是李淳风一直在长安任职，并且死于任上，死后再运到这里安葬的可能性也不大。当然了，也不排除有特殊原因，那就是这里的风水极好，好到值得让李淳风放弃了回归家乡安葬。 至于袁天罡本就是四川人，这里离成都三百多公里也并不算太远，最后埋骨于此还勉强说得过是在家乡吧，所以他埋在这里的可能性还大一点。 所以，能让两位风水大师同时看中的天宫院，风水格局必定非同一般，由于我也没去过实地，仅凭一些资料和地图，没有办法详细讲讲这里的风水格局，只能就所知道的简单说几句。 总体看，以天宫院为中心，围绕着有九个护砂，分别是玄武位的观稼山、青龙位的团鱼岭、朱雀位的刘家梁和白虎位的王家岭，以及周围的松林坪、回龙山、赵家梁、凤山嘴、葫芦包。风水学讲究龙、向、砂、水、穴，这九砂把天宫院护在中间，从而形成一个吉穴，这就是九龙捧圣的格局。 天宫院两侧有邓家河和凤鸣河两条河，玄武砂观稼山远看就如一条巨龙低头汲水，高空看两条河真如玉带缠腰一般，汇聚后流入西河，是极佳的九曲太极水格局。总体看当真是山环水抱、玉带缠腰的教科书式的上佳风水格局。 所以，这里的风水真的是足够吸引二位的了。 天宫院内有淳风寺遗址，传说是当年李淳风居住的地方改建而成的，位于天宫院的东南方向的一个小山包上，坐东向西，艮山坤向，坐山是父母山艮寅山，地形如鸾凤飞舞，是占风测地的最佳位置，传说这里是李淳风在写《乙巳占》时在观星测风的地方。 李淳风墓在淳风寺的东北方向二百多米的山上，山体浑圆，背后有跑马岭来龙，前有回龙山相护，形成双龙捧珠格局。 北边玄武位的观稼山上有袁天罡墓，这里的风水格局实际上是坐山主位，而李淳风的墓则处在青龙位，整个景区基本上就是朱雀明堂，前有案山、后有艮龙，这可能和袁天罡先选中这里，而且年纪也要长于李淳风有关系吧。 不过看到过有道友发的一张图，称袁天罡的墓立向是子山午向，就是我们平常总说的这房子是坐北朝南的意思。不过按这个坐向看的话，这里的风水就变了，首先是艮方来龙不佳，其次是左右两条河也都是犯了消亡水的水法大忌，所以这个坐向应该是有问题的。可惜还没能亲自去天宫院一观，仅凭一些道听途说，实在是没什么底气，也没有办法好好分析一下这里的风水格局，只有等日后有机会参观过以后，再和道友们交流一二吧。 关于二位古人的墓地问题，多是些传说和故事，这里就不多花篇幅讲了。 第三十九章 不如推背去归休 世事茫茫惑众生，天机从来不显明。自从袁李推背出，千年犹令智士惊。 一首定场诗吟罢，进入今天的正题，下面要讲的就是诗中所说的人类七大预言之首的推背图。世界七大预言想必诸位道友都听说过，曾经风靡世界，也曾引起过世界经济的恐慌，其他六个分别是玛雅预言、古波斯预言、圣经预言、霍比预言、诺查丹玛斯预言和凯西预言，这些全都是外国人搞出来的，我就擅自做主把我们老祖宗的推背图排在首位了，想必大家都不会有意见。 很多人都听说过推背图，至于它写的什么，画的什么，讲的又是什么，估计知道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它是谁写的，为什么写的，它的价值所在等等这些问题了。 下面我们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者，二是它究竟是本什么书，写的又是什么。 民间传说或者公认的推背图是李淳风写的，但也和袁天罡有关系，这来自一个小故事。 话说李淳风天天观星望气，道法日深，有一天心血来潮，想到日前李世民向他问起来将来有个女人会夺了大唐天下这件事，希望他再推算一下大唐的国运，眼看阳光明媚，暖风微醺，今天是个好日子，所以就焚香沐浴后，开始了推算。 前面讲过，李淳风不仅星相学是顶尖的，易学水平也是极高深的，坐在那里这一推算就渐渐入神，一发不可收拾，边推演边记录，一段段谶语悄然落在纸上，转眼几十张纸就散落在桌上。如果此时边上有人的话就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淳风的皮肤渐渐苍白、头发也逐渐失去了光泽，丝丝白发悄然出现。恰好袁天罡来访，一看之下便了然于胸，赶紧从后面推了李淳风一把，把沉迷其中的李淳风惊醒。此时，李淳风立刻明白了自己的情况，如果不是袁天罡及时打断，自己就会因为过度的泄露天机而被反噬，如果不被及时打断就会阳寿大损甚至丧命，便对袁天罡的救命之恩表示感激。这就是关于推背图的民间最流行的说法，也就是说作者是李淳风，推背的书名也就由此而来。 很多道友可以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这部书叫推背图呢？主流的解释有两种，一种就是来自上面讲的袁天罡推李淳风后背，打断他继续推演的故事，还有一种说法是来自推背图的最后一象，一人推另一个的后背，颂曰“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 还有很多其他的解释，当然了，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释，可谓千奇百怪，甚至见到过有人解释为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一起泡澡相互搓背的时候写的这书，脑洞可谓够大了。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称推背图是袁天罡所作或者是二人合力而作，总之，作者无论是李淳风，还是袁天罡，都有一定的可能性，不过那种认为二人合作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为什么这么说呢？ 通过前面对二人的介绍可知，二人的生平经历明显不同，基本上没有多少交集，并不如传说、影视作品里描写的那些种种关系，甚至还有传说二人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实际上，很难找到证据说明二人有过长期的、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很难证明二人有共同创作的机会，所以二人合着的可能性相对小得多。 那么为什么民间又广泛流传着二人合着推背图的说法呢？多数学者认为这大约是后世人假托二人之名的原因，究其原因，概二人都是那一时代的最富传奇的人物，袁天罡是一位游戏民间的相面先生，而李淳风则是高居庙堂的星相专家，合二人的名望，相得益彰，更加衬托出推背图预言的灵验性和权威性。如同现在的网络小说一样，白金级作者新书一发，点击、收藏立刻就几十万起步，新人小白书写得再好，没几十万字，不熬上几个月别想圈多少粉。 当然，以上只是存在于民间的说法，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推背图的作者是谁，要想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谁，就得先确定它的成书时代，然后再慢慢考证了。 根据考证，推背图最早出现在敦煌文献的《大云经疏》中，在讲武则天的时候讲到过《大云经》，不记得了的道友可以向前翻一翻，不过里面相关的记载很少。 从《大云经疏》中找到的关于推背图的一些记载，诸如“女主立正起唐唐”、“佞人来朝”等等，足够确定它成书在唐代，准确地说是在武则天之前就存在了，不过还不能进一步确定当时的推背图的更多信息，比如是否有图像。在唐代的其他史料中，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关推背图的其他记载，这从侧面说明了它在唐代的传播、影响都很有限。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初步结论，推背图可能是李淳风写的，也可能是袁天罡写的，但不太可能是二人合写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另有他人写的，总之，真正的作者目前只能存疑。 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引经据典，各有理由，不过接受者寥寥，就不再说了。 据考证，历史上推背图共出现过四个版本，也有学者称有六个版本。最早版本是经疏本，就是刚说到的《大云经疏》中提到的，目前也只能找到一些痕迹，所以这个版本的推背图只是存在于传说中了，不过它应该是最原始的版本。 到宋元时期，推背图的记载就多了起来，最早是出现在北宋庄绰的《鸡肋编》中，并且有了明确的图像的记载，其中的谶诗和唐朝的记载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原来的杂句变成了七言杂诗，并且最终形成了图和谶诗配套出现的固定形式。以后，逐渐出现了六十七图版、六十图版和秘藏本等多个版本。六十七图版出现相对更早一些，有些学者认为六十图版是六十七图版的简化，在一些笔记和小说中常发现它的痕迹，具体这里就不考证了。秘藏本则有清宫秘阁本和金圣叹批注版，目前，我们看到的或流传最广的就是金圣叹批的六十图版本，每一象都包括一图、一颂、一谶诗和一卦。 推背图在明、清时曾被列为禁书，原因也好理解，毕竟它预言了王朝的更迭，统治者自然害怕被有心人所利用，所以才会封禁此书。时至今天，对于这部书的认识差不多仍然是两个极端，相信者深信不疑，视若神明，怀疑者则嗤之以鼻，认为唯物主义才是诸天万界的至理，这些就不予评论了。 那么我们再聊聊这部书的内容，它究竟都写了些什么呢？ 这部奇书显然是预言类的，它从唐代开始，一直预言到了现在。对于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它预言的是否准确我们还没办法证实，但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的预言是否准确？准确率又如何呢？到底准确与否一看便知了。 限于篇幅和禁忌，不能把六十象全部分析了，就选几个例子试着给道友们分析分析。 先简单说一下第一象，这是唯一一幅不是预测未来的，图很简单，两个圆环相交，标记一白一红，甲子，乾卦，谶诗为“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环，周而复始。”颂曰“自从盘古迄希夷，虎斗龙盘事正奇。悟得循环真谛在，试于唐后论元机。”红代表日，白代表月，表示日月交替，也表示治乱更迭，往复无终，先给出了世间的王朝更迭的现象本质，以后都离不开这两个圈子。当然这只是个引子，开胃菜，从第二象开始才是真正开启了大预言术。 接着看第二象，传说袁天罡曾给李世民解释过它，图是一盘水果，乙丑，乾上巽下的天风姤卦，谶曰“累累硕果，莫明其数，一果一仁，即新即故”，颂曰“万物土中生，二九先成实，一统定中原，阴盛阳先竭”。盘中的水果即李子，诸位如果找本推背图看看这幅图像仔细数数就会发现，实际上共有二十一个李子，暗喻唐朝的二十一位皇帝，从李渊、李世民开始，包括武则天在内，直到李晔、李柷，恰好二十一位。注意可不是说二十一代人，没有仔细考证，最后的李柷大约是李渊的第十五代孙。 “万物土中生”指的是唐朝五行为土德，戊寅年立国恰好属土，李子树也是从土中生长，所以李唐是从土中生的，当然这里不能用五行相生来解释，因为土生金嘛；“二九先成实”则表示唐朝的二百九年历史，从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到907年三月朱温篡唐，四月改元，恰好289年，那位说了这不是差一年嘛，呵呵……；“阴盛阳先竭”估计道友们都猜得出来，武则天称帝。至于象曰的内容，则是朝代更迭轮回不息，李唐既然用李子表示了，那么就用果和仁来说明，恰好仁德的仁和是果仁的仁又相同，果实坏死，李唐完了，但新的仁德就会取代你的意思。 既然说到了武则天，前面还讲过袁天罡和李淳风都预言过武则天称帝，那么我们就看一看第三象，图中是一个女子拿着把刀，头顶冠冕，丙寅，乾上艮下遁卦，谶曰：“日月当空，照临下土。扑朔迷离，不文亦武。”颂曰：“参遍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遗枝拨尽根犹在，喔喔晨鸡孰是雄？”那么这幅图里又是怎么解读出武则天称帝这件事的呢？ 女人持刀代表一个武字，冠冕为帝王，且是位女帝。谶中“日月当空”为曌，“不文亦武”同样是武，颂中的“参遍空王”代表出家，指武则天出家的那段经历，“重入帝王宫”当然是指从庙里再次入宫，“遗枝拨尽”是说武则天称帝后大肆滥杀李氏宗室的事情，“喔喔晨鸡孰是雄”反雌为雄女称帝，所以从图到诗处处都预言了武曌称帝的事情。噢对了，公685年恰好是乙酉鸡年，是武则天垂拱元年。 推背图的每次预言事件的时间间隔并不固定，一般来说和平时期或者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时候就没有预言，每一象都是预言了不同时期的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比如第五象预言安史之乱，里面可以看出有安禄山和史思明，杨贵妃是死在马嵬驿，以及李隆基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北上称帝等这些信息。再比如第二十七象是朱远璋建立明朝，里面能看出朱元璋出家当过和尚，最后建立明朝。第五十六象则是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里面可以看出唐代就已经预测出未来的战争中是海、陆、空立体的，用的是热武器，不再是近身攻击而是远程打击的模式了。其他还包括石敬瑭、赵匡胤、靖康耻、李闯王、太平天国、八国联军侵华等等，不再一一解说了。 也许有些人看过以后会说，这都是事后诸葛亮，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件想办法往上面联系，用尽手段解释通了的。还是那句话，信者恒信，不求人人都信嘛。 第四十章 杨公风水 上 聊完了袁天罡和李淳风，感觉有一个人有必要讲几句，他就是风水界的一代宗师，被后人誉为中国堪舆祖师的李筠松。如果道友们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听说过杨公风水、知道风水先生用的罗盘吧，总之在风水圈内杨筠松是个祖师爷般的人物。 姓名：杨筠松，名益，字茂叔 曾用名：杨救贫、杨公 籍贯：窦州（今广东茂名信宜市） 出生时间：834年三月初八 去世时间：900年三月初九 主要成就：开创风水江西形势派（赣南派） 主要着作：青囊奥语、青囊序、天玉经、正龙子经、疑龙经、疑龙十问、撼龙经、葬法倒杖、二十四砂葬法、内传天皇鳌极镇世神书、地理大全、都天宝昭经、安门秘法、八宅明镜…… 看完了杨筠松的简历，也许有道友会问，他只是个风水高手，不是道士啊，这里讲他合适吗？实际上就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最初的大纲里没有这部分内容，而且第二次修改大纲时也没有计划写他，可以说是临时起意的。原因嘛实际上在前面解释过了，道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体系中了，风水实际上也是道教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很多风水大师不是道士，他们的理论体系却用到了大量的道教知识，况且一手拿拂尘，一手拿罗盘的道士形象是不是早就是深入人心了？ 据各种文献资料考证，包括哪些呢？有明嘉靖15年（1536年）董天锡所撰的《江西通志?赣州府志》，后面简称府志，明初宋濂《葬书新注序》，清道光年间的《宁都直隶州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史书及《赣县志》《兴国县志》《宁都直隶州志》和一些风水世家的族志、族谱和口口相传，加上一些碑记，总之就是汇集了种种资料以后，总结出来了杨筠松的基本信息和主要的经历。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因为在新、旧唐书中都没有杨筠松的记载，其中原因种种就不深究了。 杨筠松，窦州人，即今天的广东信宜人。唐僖宗，就是被黄巢吓得到处跑，管太监田令孜叫爸爸的那位，他在位期间杨筠松掌灵台地理事，金紫光禄大夫，是个从三品的公务员。在康熙年间的《雩都县志》里面，也有一些杨筠松的记载，虽然总体上和上面所讲类似，不过官职则是唐僖宗的国师，所以在有些文献上也称他为国师，具体是否是事实也没有详细考证。 880年，黄巢打进长安之前，僖宗和太监老子早跑了，杨筠松只身远走昆仑山，最后辗转来到了江西南部的虔州，即今天的江西赣州，看样子是打算一路向南回广东老家。据说杨筠松没有后人，所以这段时间是一个人的旅行还是夫妻共游就不得而知了。 这里有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杨筠松到了江西赣州，那么他具体到了哪里呢？赣州东北方向的兴国县，和于都县、宁都县、万安县等相邻，后面还会提到这些地方。兴国县是个人杰地灵之地，唐代出过一位江南第一宰相钟绍京，宋朝程珦曾在这里任知事，所以兴国还有个“三程过化之地”的美称，诸位道友感觉程珦比较陌生的话，他的两个儿子程颢和程颐想必如雷贯耳了吧，这就是“三程”。 在兴国县有个着名的风水村——三僚村，有风水文化第一村的美称，还是一个客家人的聚居地和客家文化发展传承之地，这里就是杨筠松最终定居生活的地方。 关于赣南的客家文化，我们不多讲，大体是经历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及唐末五代时期北人南迁的沿续，而风水也正是随着杨筠松的南渡，传到了江西。 不过前面我们刚讲过一个风水第一村，这里又出来一个号称第一的村子，这就有点意思了。至于为什么，看完之后自然会明白，不过先不说别的，这里可以先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杨筠松在风水界的地位和袁天罡、李淳风至少是齐名的，如果差距悬殊，也不可能争这个第一村之名了。 实际上称这个三僚村为风水村真的非常恰当，从唐末杨筠松来到这里授徒开始，峦头派（也有人称峦势派、形势派等）风水师就行走天下，甚至远涉海外。跟随他最早的弟子中三僚曾氏的老祖曾文辿、廖氏的老祖廖瑀，以及刘江东等人也是广收弟子，足迹同样遍及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岭南、南洋尤其活跃。 到宋、元、明、清四朝，风水师更是开枝散叶，最着名的是村里走出的七位廖姓风大师，江湖上赢得了一个“七廖下潮汕”的传说，其中廖均卿等人还是明十三陵的堪舆师。明代，三僚廖氏出世行走的风水大师，很多都被封为了钦天监国师、钦天监博士，总之把赣南三僚的风水名声打了出去，稍后我们再聊杨筠松的弟子。 关于什么是峦头派，这里简单科普一下。风水堪舆学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传统文化，千万别一句封建迷信甩过去啊，现在主流的风水流派有峦头派和理气派两大类。峦头大致就是指自然界的山水地形、房屋道路等等，比如前面讲到过的龙、砂、水、穴等，这都是基本风水要素，也是主要的峦头。峦头派又细分为形象、形法和形势三大类，代表的有过路阴阳、八宅明镜等流派等。 理气派则更加偏重于数理计算，虽然早期的风水堪舆也涉及一部分。宋代有位叫陈振孙的人，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能道之”。所以实际上是从宋朝以后，这些风水大师创作了大量风水堪舆着作，并且逐渐发展出了重理气的理法派，“纯取五行八卦以定生克之理”，核心就是五行生克、九宫飞星等，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玄空派、中州派等。 总体来说，两大流派各有侧重，各有特长，大家知道古人极重传承，吃饭的技能绝不外传，甚至有传男不传女的限制，所以原来各大流派之间是不会有什么交流的。风水文化发展到现代，两大流派之间多了互通，二者相互结合，取长补短已经成为主流，就拿罗盘举例，以前的罗盘有理气派的三元盘，有峦头派的三合盘，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二者合一而成的综合盘，这就是两大流派的逐渐融合的一个缩影。 明清以后，特别是在南方，随处可见的风水建筑，比如文昌塔、文峰塔、魁星阁、水口塔等，这都是风水文化在我们生活中具体的表现。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的道友私下再聊，我们接着讲杨筠松。 杨筠松是形法理论的祖师，也有人称他是江西形势派的祖师，习惯上称为赣南派，总之是属于峦头派。至于形象、形式还有形法这三者也没有根本的区别，实际应用时也不可以割裂开的，而是综合起来应用的，所以咱们就统称峦头派就好。 峦头风水首重形势，点穴、立向时尤其强调龙、砂、水、穴的配合，地表、地势、地气、地场、土坏等等各种环境都要纳入考虑之中，总之最后选的风水好的地方，必定是看起来要优美，有意境，让人看着就舒服，然后再谈其他。 据传说峦头派最早是由公刘和周公开创。公刘的“公”不是姓氏，而是和周公的“公”意思差不多，但是不能叫刘公，因为他本姓姬，叫姬刘，是不是很熟悉？传说公刘是帝喾的后代，是周文王的祖先，时代太久远了，也找不到什么记载了，所以就不提他老人家了。 周公的话，名气太大了，成就也太高了，想必把峦头派祖师授予他也没人会和他争，也就不费力气去找证据了。而杨筠松在风水学上发扬光大了了两位先贤的成就，后人就把杨筠松视为祖师，尊称为杨公了。 那位可能说了，前面讲到郭璞，不是把他尊为风水学的祖师了吗？这个嘛，祖师实际上是一种荣誉吧，人家李淳风也写过宅经呢，我们也应该尊他为祖师嘛，实际上，这个祖师是谁，也没有必要太较真，只表示对别人成就的一种认同，如果论风水界的名气高低，杨筠松可能比郭璞还要高一些吧，所以有两个风水第一村也就别奇怪了。 第四十一章 杨公风水 中 好了，下面接着讲。前面说到杨筠松是来到了江西三僚村，而三僚曾氏族谱里有他的更加详细的记载，后面就简称为族谱。 族谱里面记载杨筠松的父亲叫杨淑贤，育有三子，杨筠松是老三，生于834年，唐文宗太和八年，即甲寅三月初八戌时，貌似八字都有了。族谱记载他十七岁登科及第，拜金紫光禄大夫之职，掌管琼林御库。四十五岁时，也就是879年为了躲开黄巢这个大造反派头子，就打算归隐山林。估计这里有一年多的误差，因为879年时黄巢刚打到湖北，长安人还没意识到他会访问首都呢，这个就不纠结了。 据说在杨筠松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来了位仙女，自称是九天玄女，此次前来就是为了传授他天文地理之术，这个当然可能是后人为了增加杨公的声望值的小手段。九天玄女说，本来不急着传授知识给你的，让你再积累几年，可是看你就要开始驴行天下了，顺便来一趟理论联系实际旅程不是更好嘛，所以今天就来了。道友们有机会去三僚的话，在曾氏杨公祠大门上就有一幅“九天玄女授书”的图，下面再配四图，分别说明杨公进政、看风水、出游和着书。 这样也不错，这一路下来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地方，看了多少山水，磨破了多少双芒鞋，话说这一日杨筠松来到了虔州崇贤里黄禅寺，在这里遇到了曾氏的老祖宗曾文辿。据曾氏后人说，当年就是老祖曾文辿带着杨公他老人家来到了三僚，杨公一看这地方风水好，又偏僻，正好适合他避祸定居，这才住了下来，据族谱记载，这一年是882年。当然了，如果听听廖氏后人讲，那就是廖瑀老祖带杨公来的三僚的。 无论如何，下面就简单了，名师遇到了高徒，从此师徒二人或三人、或四人吧，相携行走天下，寓教于乐，理论联系实践，“观龙以势，察穴以形，峦头砂水，体用兼妙”后面一大段就是讲二人如何出名，王公贵族想求见都得预约，见与不见还得看心情，四处寻龙捉穴，“逢困而扶，遇危则济”，所以得了个杨救贫的称号。 杨筠松在赣南行走，名气渐渐扩大，后来就结识了当地的土皇帝卢光稠，实际上这也是必然。因为卢光稠正在找人为他的老母选阴宅做风水，所以杨筠松的到来正逢其时。 杨筠松给卢光稠老母选的阴宅就在宁都县洛口乡麻田村西北的一个山坡上，光绪十四年卢氏后人重修过此墓并有两座石碑。通过和麻田卢氏的族谱相互印证，可以证实确有此事。 等卢光稠也起兵以后，割据赣南，杨筠松还为他建城选址，设计了整个城市的大格局，最终修起了现在这座赣州城。此城在风水上也是有很多讲究，南方是后天八卦的离位有九连山来龙，离属火，所以这是一条火龙，如果一直追下去的话，这边来龙发自祖龙崆峒山。还有一条北方的来龙，祖龙是武夷山，城外的峰山、马祖岩、杨仙岭等群峰环绕，不仅是个山环水抱的大风水吉地，而且易守难攻，难得的一处兵家重地。城的外形像一只逆流而上的大水龟，头是南门，尾在北部章、贡两条江的汇合的地方，至今当地人还称那里是龟尾角，如今是个公园。建春门、东西两门和南门码头是龟的两条腿。如果俯看整个赣南地区也是龟形，宁都是头，三南是尾，崇义、大余、上犹、寻乌是两只后腿，兴国、石城是前腿，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直接在地图上看一下，极为神似的，不过要注意切换到地形模式。 从赣州城来看，是一个形势派的风水上乘之作，嗯，有机会可以去怀古一番。 既然杨筠松有个杨救贫的荣誉称号，想必他曾经做过大量扶危济贫的好事，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方面的传说是极多的，随便先给道友们讲一个吧。 话说有一天杨筠松在外头转悠的时候，在离三僚村几十里外的青塘镇发现了一座石灰山，他一看这山不错，正好可以给三僚村的百姓发家致富用，于是就取出赶山鞭，运起赶山术，一路烟尘滚滚地往村里赶。 眼看天快黑了，来到了梅窖乡，这里离三僚村还有好几里地远，可赶山这可是很累人的活，就决定先找个地方歇一晚明天再把山赶回去。恰好路边住着一个老太太，家里男丁都出门谋生了，很热情地招待杨筠松住下，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给杀了招待客人。 吃饭时杨筠松却发现碗里除了鸡头、鸡架子就是鸡脖子、鸡爪子，那么多鸡肉哪去了呢？不过他也没好意思多说，告了声谢就开吃。 第二天告辞时，杨筠松本来还想给老太太留点饭钱，没想到老太太不仅不收钱，反而递给他一个荷叶包，里面就是昨天那只老母鸡的肉，让他带着路上吃。这下杨筠松深受感动，为了表示谢意，非要给老太太选块好阴宅不可。于是在附近山上选好风水宝地之后，杨筠松对老太太说将来你们家的后代子孙都会当官的，不过老太太却也不贪心，说：“那我可不敢想，要是以后能有一千根扁担就心满意足了。” “难得您老人家不贪心，那我就答应了。不过只有一千根扁担也卖不了几个钱，这样吧，我再给您的每根扁担上准备些货，就用这一千根扁担挑出去卖吧。” 于是杨筠松就把这座石灰山留了下来，等到老太太的丈夫和儿子回来以后，便开始代代烧卖石灰，家族逐渐兴旺起来。这家的老头姓何，所以梅窖乡姓何的人特别多，据说就是当年这个老头的后人。 其他传说还有很多，道友们有机会去三僚看看去的话，会听到很多类似的故事，这里就不啰嗦了。光化三年（900年，庚申）三月初九，杨筠松师徒游到韩信药口坝时，一代风水大师不幸去世，传说是被人下毒而死，享年67岁。 杨筠松在风水上的造诣，是得到历朝名家的盛誉的，比如刘伯温评价他的《青囊奥旨》一书说“曲尽地理造化运行之机，真参赞化育之大道”，清代名家赵翼在《陔余从考》中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辿、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为向，专指龙、穴、砂、水相配”。 杨筠松的弟子传人众多，除了上面提到的曾文辿、刘江东、廖瑀以外，还有范越风、厉伯韶、刘淼、叶七、郡庭监等人，都是风界的名人。曾文辿还收了一位高足叫赖文俊，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道友不知道，不过他有个外号赖布衣想必都知道了吧，以后有机会的话再专门聊聊他，这里就不多讲了。从二代弟子再往下分支就更多了，出名的风水大师更是层出不穷，传到十九代时还有传承记载，但元朝开始就没有准确的文献考证了，不过在民间代代相传不断，时至今天还有自称杨公一脉的真传弟子行走。 下面再简单讲一下曾文辿这三大弟子。 先讲一讲曾文辿，据说他是杨筠松的首席大弟子，原本是于都肖县人，也是耕读之家出身，因唐末战乱而隐居县里的黄檀寺，偶遇杨筠松后便拜在门下投身堪舆行业之中了，着有《八分歌》《寻龙记》和《泥水经》传世。传说三僚这个地方也是曾文辿先发现的，定居下来后，杨筠松还给大弟子做了风水，写了篇《钳记》流传了下来。曾氏族谱里有这篇短文，这里引用过来，诸位道友可以看看风水师是怎么写的： 僚溪山水不易观，四畔好峰峦； 甲上罗经山顶起，西北廉幕应； 南方天马水流东，仙客拜朝中； 出土蜈蚣艮寅向，十代年中官职旺； 今卜此地为尔居，代代拜皇都； 初代钱粮不兴大，只因丑戌相刑害； 中年富贵发如雷，甲木水栽培； 兔马生人多富贵，犬子居翰位； 今钳此记付文辿，三十八代官职显。 此记很多版本，内容多有不同，如“山峦”、“庚寅”、“山起顶”，暂时没有条件一观曾氏族谱，准确的版本暂时没有，不过不影响总体的意思。今天的曾氏杨公祠里有一幅对联，“名扬百千万年仙踪永驻，文钳三十八代德泽长存”，曾氏也好，廖氏也好，到今天都传承了近四十代人了。 第四十二章 杨公风水 下 廖瑀拜师前在宁都翠薇峰金精洞修道，所以也称金精山人、廖金精，他祖上也是堪舆传家，自己也学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所以遇到杨筠松时很不服气，并且多次挑战，结局当然都比较杯具，所以便拜入门下，并且搬到三僚村来早晚侍奉，终于得到了青囊秘籍相传。 前面讲郭璞时曾讲到过《青囊经》，杨筠松留下了《青囊序》和《青囊奥语》二书，和《青囊经》是一个系列，算是两部风水学的经典着作，廖瑀得到的就是这些传承。 道友们有机会去三僚参观时，就会发现在廖氏杨公祠大门有一幅对联，对了，廖氏杨公祠的位置不太好找，香火、规模也小一些，很多人看过曾氏杨公祠后可能就不再深入探访了。接着说对联，对联是“竹杖精奇万里山河归杖下，青囊元妙一天星斗隐郎中”，里面暗含着当年的一个小故事。一次，有一户人家的大门需要立向定位，恰好廖瑀在，便借机向杨筠松提出挑战，看谁定位最准。当他拿着罗经忙活了大半天终于把位置定好后，便埋了个铜钱在那里，当然了，杨筠松是要提前回避的。轮到杨筠松出手时，只见他背着手，前前后后转了几圈，手里的竹杖随手往地下一插说：“就是这里了。”结果是竹杖正好插在铜钱孔里，廖瑀才发现自己和杨筠松确实不是一个层次，这才甘心拜师。这个情节好像有点熟悉啊。 虽然廖氏杨公祠比较简朴，不过廖氏人对杨公、对风水的态度丝毫不比曾氏低，还是以对联为证“杨公风水文化博大精深基业千秋永固，廖氏堪舆奇术世代传承前景璀璨辉煌”，代表着廖氏的风水传家的一种心情。 廖瑀留下的着作有《怀玉经》《十六葬法》《俯察本源歌》和《一盏灯》等，前面也提到过，廖氏后代风水大师辈出，都是从他一脉传承而来，族人们还传说着与文天祥、海瑞等名人的交往故事。廖氏杨公祠中还有一幅文天祥写的对联，“抽爻换象堪移一天星斗，趋吉避凶真乃万国神仙”，可见文天祥与三僚有过一段渊源。 刘江东也是于都人，有很多外号，比如刘白头、刘七碗、刘添碗等，因为他的爷爷和杨筠松相识，所以才被收他入了门墙。从三僚曾、廖家族传承可以知道，这两家的风水一般情况下是只在家族内部传承的，传男不传女。为什么说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呢？因为上面刚提到过曾文辿就有个赖布衣这么一个外姓的弟子。 而刘江东则不同，只要有喜欢学的人他都会倾囊相授，所以他的弟子就很多，而且多数都走出了三僚向外发展，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刘江东死后，葬在了于都天字岭，墓地也一直保存至今，且有石碑记载。他传世的着述不多，仅《囊金》一部。 下面再简单说说三僚村。 有关三僚村还有很多故事可讲，传承千年的风水村，风水格局、人文历史都值得一游，如果能静下心来去那里住几天，相信对中国风水文化会有个相当程度的了解，当然前提是你得找到一个懂风水，熟知各种典故的向导。 三僚村里的廖、曾两姓人家是主体，据府志记载“盖两家冢宅，皆筠松所卜而贻之谶云”，两家后人繁衍生息至今。 三僚是一个小盆地，整体类似一个大罗盘，中间有个长条形的石峰就像罗盘的指针，当地人叫它罗经石，高约80米，子午向（差不多就是正南北向），北宽南窄，真是天然的磁针形象。这块石四个方向看形态各异，东边看玉兔望月，西边看仰天狮形，南边看金镂马鞍，北边看牛牯下山。传说此石是杨筠松当年赶来的，并留下口诀：“罗经吸石有真穴，仰天狮子惟刚烈。谁人插到此穴处，代代将军威名显”，如此重要的标志性景观，当地人自然也重视，同样有诗传下：“巨灵有意断高岭，顶注清泉尺许深。石裂篆文分子午，夜横河汉作南指。微茫略示先天秘，混沌终藏太古心。至理自非容易得，形象曾到拨云寻。” 玉屏峰上还长着一棵老松，树下一块圆形巨石，称为包裹石。当杨筠松和曾文辿来到这里以后，曾文辿说：“前有金盘玉印，后有华盖庇荫，代代能文武，世世好为官，师傅您看我说得可对否？” 杨筠松看了一眼说：“前有罗经吸石，后有包裹随身，世居此地，子孙世代拿着罗盘背着包寻龙点穴看风水。你既然跟我学了地理之术，以后子孙也就可以以此为业世代相传了，而这里正好是风水世家居住的圣地，山谷是个罗盘，这石峰是指北针，这棵松树就是雨伞，这巨石就是包裹，这就是我们风水师居家旅行必备的三件套啊。”从此这块包裹石和雨伞树就成了三僚的精神图腾，可惜，石头不惧千年风吹日晒，这棵千年雨伞树却十年前化去了，世事在变，人在变，风水又何尝不是一直在变呢。 实际上师徒二人说得都不错，三僚除了风水相传，顶级的风水师也当国师、博士，在廖氏杨公祠里有一块历代国师的巨匾，上有五位钦天监国师，八位钦天监博士。 师徒二人就在这里定居了，后来又来了一位弟子，就是廖氏的先祖廖瑀，三人一人一间茅草屋，这就是三僚村的由来，不过最早的僚是“寮”字。 三僚村发展到现在，整体上还能看出很多风水特征，比如曾屋和廖屋就是太阴图的两极，有东西南北四座寺，人造了八个景观，应对两仪、四象、八卦，加上很多符合风水形势的建筑，可以说随处可见风水。这里可以看到各种形式，比如大大小小的祠堂就有若文堂挂壁天井、嘉乐堂蛇形祠、龟蛇会、狗形祠、美女照镜祠、兰泉翁虎形祠等，叙乔堂也是虎形，可以说每座祠堂都暗含玄机，有说不尽道不完的风水故事。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当属蛇形祠和狗形祠等，不过需要边看边听边研究，有机会还是得亲自去一趟。 在三僚最着名的实际上古墓，大大小小几百座，形态各异，有灵蛇、狗、龟、鹅、虎、螺，各有讲究，主要集中在曾、廖两姓交界处，当地人称为阳背垴。其中值得一看的如曾玉屏的虎形墓，正面看虎头非常传神，廖氏猛虎跳墙形墓，是一个二次多人墓，当然里面同样有着不同的故事传说。 那八景也不是随意之作，比如七星池、百口塘等就有纳气化煞、藏风聚财、丁财两旺的作用，七星如人之七窍，108个水塘则代表108个穴位，同样是形势派风水的一个代表。 三僚还有很多风水相关的景观，九尾杉、和合石、阴阳河等等，都值得去探究一番。 千年传承、发展下来，赣南的风水师已经遍布海内外了，在当地依然生活着一大批风水师，曾文辿和廖瑀已传承了近四十代子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主要生活在三僚，据说三僚现在尚有三五百风水师。周边的赣县、安远、崇义、于都、赣州市区也有大量风水师，除廖、曾二姓以外，还有李、张、刘、赖、杨、沈等等，前面讲到了，虽然廖、曾两族是家族传承，但也偶尔会收外姓弟子，而刘江东则是收了很多外姓弟子，所以赣南风水文化才能有今天的繁荣。 三僚的信仰是围绕着杨筠松和风水的，这些可以从杨公祠的一幅幅对联、一本本族谱里面得到印证，当然也存在于一街一景、一人一物之中，就不多讲了。 传承千年，悠悠无限，一步一景，一景又是一风水，风水第一村名至实归。 最后再交代一个小细节，前面讲到杨筠松从长安出走时，拉杆箱里带着一套书，这在《永乐大典》里有记载，说“窃秘府之书，避地江南”，前面讲到的宋濂在《葬书新注序》中也写道“翁窃秘书中禁术”，在一些其他的史料里也有类似记载，诸如“禁中密函”、“玉函秘术”、“金匮玉函”之类的，可见很多人对他包里这套书很好奇，能让他避祸远行时还要窃来带上的书，是不是很不简单？经过好事者考证推导证明了一番，结论那所谓有秘书是郭璞的《葬经》，当然，也有学者否定了这件事，总之现在也没人知道。 第四十三章 回归自然的茅山宗师 上 也许有道友会说，前面讲袁天罡、李淳风、杨筠松，还讲了风水村、推背图，感觉你这道教讲得不太正宗啊。实际上讲药王的时候我就说到过，道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华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早就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之中，可以说只要稍一留意就能发现道教的影子，而风水也好、易学也罢，都是道教融入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体现。 好吧，下面就回归正统，接着讲一讲上清茅山宗第十一代宗师。 姓名：潘师正，字子真 籍贯：赵州赞皇青山里 出生时间：586年 去世时间：682年正月 主要着作：无 主要成就：培养了茅山宗的第十二代宗师 细心的道友会发现，潘师正在前面出现过好多次了，只不过没有细讲。潘师正字子真，586年出生，这个时间根据卒年逆推而来的，赵州赞皇人，师从王远知。王远知是茅山宗第十代宗师，所以潘师正就是茅山宗第十一代宗师，嗯，没毛病。 在《旧唐书?隐逸》中有一小段关于潘师正的记载，内容很简单，仅一些生平等内容，并未涉及他的道教思想方面的东西。《新唐书》中记载更加简单，仅用了一半左右的文字就说完了。 和老师王远知出身很相似，潘师正的爷爷潘居常做过北周的楚州刺史，老爸潘寞曾任隋朝通州刺史，也算是官宦人家。 潘师正喜欢道教，实际上是受到了老妈的影响，老妈姓鲁，是个道教信徒，从小就教给儿子很多道教经典。潘师正也聪明，学什么都是一点就通，不过总是感觉这些经书太过简单，学得很不过瘾，经常问老妈：“此书外有过此者乎？” 老妈每次都说：“惟《道德五千文》耳。” 小潘同学终于正视起来这部经书，找来以后就抱着这本《道德经》天天啃。 后来老妈病重了，放心不下儿子，临死前把他叫到床前说：“我快不行了，可是你还这么小，留下你一个人怎么能放心啊。” 小潘同学拉着老妈的手，泣血说：“老天要是非要您死，我也不想活了。” 老妈一听大怒：“你这个不孝的小子，你要是也死了，怎么对得起我养育你这么多年，你那么做就是不孝。” 小潘同学很痛苦地、挣扎着想了半天才说：“老娘啊，那我只好勉强活着，我决定以后就当个道士了，只有从道教中不断汲取精神食粮，才能抚平我思念老娘的痛苦啊。” 老妈听他这么说，才算放心，摸着他的头又鼓励了一番，还是撒手人寰了。 老妈死后，潘师正“攀坟柏而泣血，伏冢庐而摧心”，母亲的死对他的打击极为沉重，在坟边搭了个小草房子，日夜陪着老妈，因此，他的孝顺的声名就传播出去了，那一年他仅13岁。 根据时间推算，潘师正为母守孝大约十年，期间读了大量的道教典籍，在隋朝大业年间（605-618年），他遇到了一个叫刘爱道的道士。 刘爱道一见到潘师正就非常器重他，说他和三清有缘，但是自己又不是他命中注定的师傅，只有王远知才有资格教导他，也只有跟随王远知这样的名道，才能最终修成正果。正是在刘爱道的鼓励下，潘师正最终拜到了王远知的门下，并且正式入了道籍，得传了三洞真经。 后来王远知请辞回茅山时，他跟随师傅来到茅山华阳洞，由这个信息我们可以推断出潘师正拜师的时间。道友们可再看看前面讲王远知的部分，杨广在位期间一共约谈过王远知两次，一次是611年打高丽时在涿郡，一次是616年在扬州，时间上都有可能，不过考虑到潘师正也是河北人，所以王远知去涿郡时由刘爱道引荐他拜在王远知门下的可能性大一些。 在茅山住了不久以后，有一王远知对潘师正说：“本来应该留你在身边，这样也方便我教导你，但是为师观星望气，发现你的修真之地在嵩山，只有在那里才能修成正果。为师也没什么可教你的了，明天就和你师兄去嵩山吧。” 所以潘师正就和刘爱道一起去了嵩山，“历群崖以选胜，穷绝界而择幽”，先在双泉顶潜修，不久后来又到了逍遥谷隐居。“烧枫柏而戒静，练松?以存精”，每天饿了吃点松籽，史书上说吃松叶，想来那东西应该不会怎么好吃，别难为老道士了，还是吃点松子吧，渴了喝涧水，断绝俗世，洗心忘形，专心修炼太清经法，转眼就是二十余个春秋。 关于潘师正在嵩山隐修的这段时间，不同史料记载有些出入，总之是一段不短的时间。 今天的嵩山东线太室山景区南麓的金壶峰下，涧水边上有个三进的小道院，里面有一个天然石洞，传说就是潘师正当年隐居时亲自凿出来的，形状像个鸡蛋，所以叫鸡卵洞，也叫无极洞，就是老道士生活起居的地方。 转眼到了676年，此时潘师正已经年过九十了，高宗李治到嵩山进香时，听说这里还有这样一位道教高人隐修，就召见他，请他作符书，可是他却说自己不懂这些。 接着问：“您老人家在山里住着，缺啥少啥的不？” 回答很简单：“山里的松树清泉就是我需要的，只要山里还有松树，其他的就不需要。”李治和武则天更加尊敬这个老道士了，希望能和他多接触接触，于是又多住了好几天，最后才依依惜别。 李治679年再次来嵩山时，又派了加长豪车去接他，并且敕令把他住的逍遥谷的草房改造成了隆唐观（后来讳唐玄宗李隆基改名为崇唐观），山顶上又修了个精思观让他住，在逍遥谷外面专门修了个仙游门，山北边修了个寻真门。 李治回京后，恰好太常新创作了几首乐曲，一听很不错，分别改名为“祈仙”、“望仙”、”翘仙“，以表达对潘师正的思念之情，前前后后还赠诗几十首，所做这些，都是因为对潘师正的敬重。 潘师正和师傅王远知一样，不怎么喜欢创作，所以他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着述，仅在《正统道藏》太平部有一篇《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中，记载了李治去嵩山诏见他时的问答。从这些问答里及弟子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些他对道教经籍的研究精深，以及在义理方面的成就。简单总结以下几点： 李治问他：“道家阶梯，证果竟在何处？” 潘师正回答是：“窃以法性常湛，真理唯寂……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然得道多少，通觉有浅深……”，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潘师正的哲学思想是和佛教的众生皆具佛性思想非常相近的，他认为道法是虚寂的，不灭不生，一切事物只是道法所感应到的，具体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那得看你是怎么看了。 李治和武则天对潘师正的尊敬仅从为他修了如此多的房子就可以看出一二，不过恰恰是因此，潘师正非常内疚，内疚不是原因皇帝为他大兴土木花了不少纳税人的血汗，而是破坏了自然的、天然的美景，伤害了花花草草，惊扰了禽兽，这是对自然的一种无礼和破坏。可人家李治两口子也是出于好心，这事又不能怪皇帝，所以只能算自己的罪过，唉，真是位环保达人啊。 正是因为潘师正有这种思想，他才能在阴暗潮湿的鸡卵洞里一住就是五六十年。同时他还时常告诫弟子们，修道就要去深山绝谷，找一处谁也不打扰的地方，绝对不要乱砍滥伐，破坏生态环境，万物有灵，必须要有尊重之心、敬畏之心。 第四十四章 回归自然的茅山宗师 下 人的悟性有高低之分，开蒙也有早晚之别，修道升级、进阶同样有快有慢，你要是聪明就可以任性点，不用管什么戒条，天天吃喝玩乐睡大觉就可以修成正果。前面讲过很多修道的科仪、斋醮，在传统的斋戒的基础上，“即《太玄真经》所谓三戒、五戒、九戒、百八十戒、三百大戒之例是也”，就是在这些所谓的三戒、五戒、三百大戒等以外，潘师正又提出了无得戒，“无得戒者，即谓上机之人灵识惠解，业行精微，离诸有心，不婴尘染，体入空界，迹蹈真源……，故谓为真”，说这是“上机”的人才能持的戒，不用专门遵循各种戒律，一切都发乎自然，这才能与大道相合。 当然了，他也知道这种上机人太少了，所以一般人嘛，还得老老实实的按照道门阶次，经法深浅加以开导，指导学习，就像网游中的一步一步打怪升级，武侠小说里面的搞到本秘笈再一点一点修炼内功，功夫到了同样可以位登上乘，这就是“有得戒”。 这是潘师正对道教的戒目的一种新的划分，有得戒和无得戒理论和佛教的顿悟渐修思想近似，不但修正和发展了葛洪的神仙理论，同时又援佛入道，把上清炼养理论进一步完善起来。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很多道士都吸收佛教的思想援佛入道，比如前面讲到的寇谦之、楼观道派、陆修静等人，唐代的佛道之争，也刺激、加速了道教对佛教思想的研究和吸收，所以，潘师正的思想吸收了一些佛教思想就毫不奇怪了。 限于个人的学识，特别是对佛教的思想研究几乎为零，很多时候想把一些东西讲明白很困难，比如这里讲到了潘师正的有得、无得两戒和佛教的顿悟、渐修相比较。前面讲唐武宗灭佛时，提到过一句禅宗，说那次毁佛对禅宗的影响要小一些，主要是禅宗“不立文字”和“教外别传”的特性，本就没什么可毁的，恰好躲避了典籍被毁的厄运。实际上禅宗就是主张顿悟的，而顿悟这个词看网络小说的道友肯定不陌生，顿悟是讲机缘的，因为很难所以收获往往是巨大的，主角一次顿悟就会功力大进，或者突破一个大境界，引起围观的人艳羡。渐修就好理解了，水磨石的功夫，花时间、精力，一点点积累而突破，所以禅宗的人就不太看得起渐修的宗派。 事实上呢，也有高人曾经说过，顿悟和渐修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顿由渐而顿，渐由顿而渐，渐是顿的因，顿是渐的果，最后的一念点破，最后一缘的成熟，哪能离得开每一分的证断。大家都熟知的那种看山是山的境界，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是山，这不同样是一种渐修渐悟嘛。 李治又问：“天尊名号，有何阶级？” 潘师正的解释基本上是和灵宝、度人等经书内容一致，比如他说：“道有三清三界。其三清境者，则玉清、上清、太清；三界者，则欲界、色界、无色界。”其他诸如下欲界六天，中色界十八天，上无色界四天，以及大罗天、三十六天等等，这些就不详细讲了。 李治听潘师正讲得诸天万界的神妙，神人仙人的逍遥，心甚向往，特别是对天上的老大非常感兴趣，于是又问：“天尊有几身，为弟子已不能苦道上启天尊，覆护弟子？” 潘师正把天尊划分了法身、本身、道身、真身、迹身、应身、分身、化身。法身就是三气周环八极，可能是元始，也可以是老君，还可能是太上、帝师、玄宗，无所不能，哪都来去自如，真道相体，自然而无形无名，就是很高大上的感觉。 本身呢是说的道性，“本寂应动，真假有殊”，能生化万物，所以潘师正认为本身就是万物的本始。道身是寂体虚无的，生身诞孕形躯，离一切相，正慧成满，与道为一，不灭不生，无来无去，唯道是身。潘师正的这些理论还是比较有创意的，其他几身的解释就不再多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资料看看。 潘师正在炼养方面主要是重存思，这也符合上清一脉的教义。主要是存思本身的神，达到混合真假，物我两遗，空有一贯的境界。当然了，这是上清一派自认的上乘功法，即洞真，其他的太清中乘、盟威下乘，是给那些初级的，中下之资的人学习的，也就是渐渐增进功力，最后自与道合。 潘师正弟子众多，其中着名的有司马承祯、韦法昭、郭崇真等，下面马上会讲到一脉相承的司马承祯，他的主静、坐忘思想，很多是来自潘师正的思想，更多的内容，限于水平，理解有限就不再多讲了。 一代宗师、热爱自然的老道士于永淳元年（682年）正月羽化，享年98岁，“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李治赐下了太中大夫，谥体玄先生，对了，孙思邈恰好同年羽化，想必飞升路上不寂寞吧。 关于潘师正的卒年，《旧唐书》《玄品录》《三洞群仙录》《云笈七签》《茅山志》等文献相同，都是永淳元年。但是在699年二月，由雍州司功参军王适撰文，弟子司马承祯书丹，刻了座石碑，名为“唐默仙中岳体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里面则记载了他是在嗣圣元年（684年）羽化，个人感觉还是碑上的记载更准确一些，虽然相差两年，于我们研究他也没什么影响，就不费劲去考证了。 普及一个小常识，刻碑，也包括摩崖、造像等都要经过三个步骤，即撰文、书丹和勒石，撰文的意思应该都明白是干什么，书丹就是先用朱砂在石头上写好碑文，所以叫书丹，然后再刻字，这叫勒石。 这座石碑本来是立在逍遥谷崇唐观前面的，可惜不知道在哪个朝代断成两截后，也没有人保护，天天接受自然的洗礼，路过的游人也都喜欢盘上一会，以至于上面的二千二百多个字能依稀辨认出来的已经极少了。 有的道友也许好奇，这位王适是谁啊，怎么由他给潘师正的碑来撰文？可惜他的资料不多，但可以知道的是文采非常好，曾经是武则天选拔的人才。而继他之后不久，还有一个叫王适的人，此人却因为韩愈给他的墓志铭撰文而出名，道友们不要弄混了。 好了，书归正题。这座石碑虽然残破了，不过鸡卵洞保存的不错，洞高约2米、4米宽，3米多宽，阴暗潮湿，不知道当年这位老道士怎么能受得了。现在这个小石洞是嵩山的一处着名的景点了，称为老母洞，也叫老君洞，反正洞外一上一下两个名字都挂在那里了。这是一座三进的建筑，久远些的有康熙年间的钟鼓楼，明代的小房子等等，整个小院不大，却胜在玲珑有致。此处海拔约700米左右，向上可以直达海拔1491.73米的峻极峰。至于当年的崇唐观如今只保留下来一间清代修的老君殿，岭上的精思观也只有一地瓦砾，仙游门、寻真门甚至连痕迹都没有了。没关系，我们还有诗和远方，孟浩然《游精思观回望白云在后》诗云： 山谷未停午，至家日已曛。 回瞻山下路，但见牛羊群。 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 衡门犹未掩，伫立望夫君。 第四十五章 坐忘之天台修道 “古来云海茫茫，道山绛阙知何处。人间自有，赤城居士，龙蟠凤举。清净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向玉霄东望，蓬莱暗霭，有云驾、骖风驭。 行尽九州四海，笑纷纷、落花飞絮。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 一首苏东坡的水龙吟定场，书归正传。 下面要讲的是一位比较重要的高道，也和上面这阙词有关，他就是司马承祯。苏轼在这首词的序中称，“天台有司马子微，身居赤域，名在绛阙，可往从之……”，至于词中的八表神游，则是指的李白拜见司马承祯的事情了，这些暂且不表。 为什么说司马承祯比较重要呢，首先是他的身份，茅山宗的第十二代宗师，潘师正的弟子，身份地位在这里摆着呢；其次，在中国道教史上，他是一位上承老庄、下启钟吕，在道教的外丹向内丹转型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过渡作用；此外，他在重玄思想研究上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原因，下面将逐一讲到，所以，司马承祯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道教历史上确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姓名：司马承祯，字子微 籍贯：洛州河内温县（河南温县） 出生时间：647或655年 去世时间：735 主要成就：上清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 主要着作：坐忘论、太上升玄消灾护命经颂 司马承祯字子微，号道隐，为了表示尊重，圏内圈外的后人们一般都尊他为司马子微。司马承祯生卒年大约是647-735年，出生官宦，祖上做过北周刺史，琅琊公，到爷爷司马晟时，做过大隋的亲侍大都督，任过唐朝的常史，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但古代是没有实权的。 司马承祯从小就聪明好学，但很不喜欢官场功名，也看不起那些官吏，反而喜欢研究各种经书，尤其喜欢道教，所以最终于乾封二年（667年）二十一岁时就服巾褐，拜在了嵩阳潘师正的门下，正式入了道籍。此时的潘师正已经年过八旬。如果按这个时间点计算，司马承祯应该是出生于647年，但也有资料上说他是生于639年，还有人说他生于655年，当然都有理由，就此就不纠结了。 另外，不知道友们是否发觉了，这些高道有些共性可寻，比如一般出身都不错，而且从小就聪明好学，这些似乎是未来是否有所成就的一个必要条件。 潘师正在世时，司马承祯基本上一直跟随师傅在嵩山修道，潘师正又特别喜欢他，对于他在道学方面的天赋极为赞赏，于是把所学倾囊相授，“受符箓、辟谷、导引、服食之术”，名师高徒，很快就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有了司马承祯的一席之地。 在《旧唐书?隐逸?司马承祯》中记载，潘师正曾对司马承祯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自陶隐居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 这里暂且引出一个小话题来，这里说的陶隐居就是陶弘景，想必道友们都清楚了，上清茅山宗一脉传下来，陶弘景—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正好四代，这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潘师正说是从王远知那里学习了陶弘景的正一之法？ 道友们都知道，正一经法那是天师道的看家本领，后面还会讲天师道改为正一盟威道及其详细发展。天师道早期的经法主要有《三天正法》《正一科术要道法文》《正一盟威妙经》《三业六通之诀》等，由此，学者们，特别是现代学者们就开始了考证，为什么上清一脉学的正一功法，多好的题材啊，随便就可以出篇论文刷刷名气了。于是就出现了很多观点，其中主的有三种观点： 一些学者说是《旧唐书》记载错了，应该是上清经法，论据当然也有一堆了；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旧唐书》没有记错，因为后面的吴筠传中同样有一句“依潘师正为道士，传正一之法”，你说司马承祯那里是记载错了，那怎么吴筠这里也这么说，难道也错了？当然了，后面还会重点、详细讲吴筠，他在道教史上地位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在这里还是先研究“正一之法”的问题。 《旧唐书》的吴筠传是依据当时的礼部侍郎权德舆的《吴尊师传》的内容而写的，当时权侍郎很明确地说是“传正一之法”。如果您说那样的话，可能根源就出在了权德舆身上了，是他没搞清道教门派的问题搞错了，才导致后面大家都跟风一路错了下去。这其实真不太可能，首先权侍郎的地位还影响不到司马承祯，其次，在大唐举国崇道的大环境下，礼部侍郎本人对道教应当是极为熟悉的，至少不会连少林、武当这类区别还糊涂，而且他还曾经为吴筠的文集作序，所以，权侍郎本人对道教、对高道，特别是对吴筠的熟悉程度估计很少有人比他更深了，因此不能太武断得就断定是从他那里就记载错了。 所以，这就是说，很多人还是赞成陶弘景传下了正一之法这种说法的，经王远知、潘师正一直传到了司马承祯。 第三个观点是以日本的早稻田大学道教研究所所长小林正美在2002年8月13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演讲时提出的：上清派不仅不是唐代道教的主流，而且到了唐代上清派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唐代是哪个道派存在呢？答案是唐朝的道士全是天师道的。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显然就不用再纠结正一之法这个问题了，当然其他方面是否就解释不通了，暂先放下。 那么问题就归结到了上清、天师是否在唐代泾渭分明，是否上清道士也学正一心法或者二者本就互通有无？这些问题留待日后再研究了。 接着讲。 司马承祯年轻时就喜欢四处转悠，好山好水看了不少，不过因为要多陪潘师正，因为前面说过，潘道长岁数大了，还不怎么喜欢写书，所以司马承祯就得多在师傅身边听听讲，出去转悠的时间相对就少了很多。 永淳元年（682年）师傅潘师正羽化后，学业有成，年轻力壮的司马承祯便开始了驴行天下，茅山、天柱山、衡山等风景区去了不少，基本上都是aaaa级以上的地方。这一天来到了浙江的天台山，一看这里风景真的不错啊，非常适合我，于是就找个山头住了下来。 司马承祯隐居天台山的准确时间不太好考证了，大约就是在696到699年间吧。在今天的天台山玉霄峰上有一座着名的桐柏宫，一种说法桐柏宫是孙权当年为葛玄所建，另一种说法是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为司马承祯敕建的，而且还在方圆四十里内禁止打柴放牧，以免冲撞了老道士的清修。不管是什么人给谁建的吧，总之司马承祯在这里修道四十多年是真的，他同时利用睿宗给修的藏经殿，收藏整理了大量前辈们留下的经书和他自己的着述，为《桐柏道藏》或者称为《天台道藏》的编纂打下了基础。 开元初年时，唐玄宗搞《开元道藏》时，开始大肆搜罗天下道书，就是在这一时期，司马承祯于721年，带着300余卷的《桐柏道藏》进京，玄宗一看大喜，也是在这次受了法箓，并把《桐柏道藏》收录进了《开元道藏》，也称《三洞琼纲》。后来，唐玄宗还亲自写了篇新闻稿宣扬司马承祯的贡献，文章名为《桐柏观碑记》，皇帝的文章自然要重视，于是书法大家韩择木亲自操刀，就是书丹啊，最后这块碑就立在了桐柏宫里面，从此桐柏宫名声就更大了。到宋朝时，张伯端在这里开创了南宗，所以桐柏宫正式成为南宗的祖庭，下一篇中我们再详细讲。 当然上面讲的这些都是后话了，司马承祯刚隐居天台山时，武则天就经常听人说起他，所以为了请他来到长安，699年专门下了份手诏，里面赞美之词反正也不要钱写了不少。此时司马承祯可能在天台山还没把椅子坐热呢，等到他回天台山时，武则天派了人专门给他饯行，总之是非常尊重他就对了。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皇帝派了司马承祯的哥哥司马承祎去请他，为了打动这位老道士，睿宗在圣旨中同样吹捧了他一通，然后说：“……欲遣使者专迎，或虑炼师惊惧，故令兄往，愿与同来”，看人家皇帝多会说话。司马承祯还算给哥哥面子，最终来到长安，也真够难为这两老头儿的了，没有飞机火车，来回几千里奔波。 见到司马承祯以后，睿宗首先向他请教了关于阴阳术数方面的一些问题。司马道长告诉皇帝那些是异端，不要沉迷，你当皇帝的应该想想怎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还用《道德经》中的“为道日损”为中心开导了一番。损己之道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后面再单独讲一讲。皇帝一看既然您老用《道德经》来应付我，那我就请教一下怎么治国才算是无为而治，司马承祯又用《庄子》的“游心于澹，合气于漠”一段应对，还把《易经》中关于“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这些观点拿出来。还是很佩服古人的，引经据典，随口就来，你要和别人辩论，每句话都得有来源有出处，要不很没面子不说，人家也不承认你说的对。总之，最后皇帝是不是真的听明白了无为的真谛呢，谁知道呢。 第四十六章 坐忘之终南捷径 据《旧唐书?李适传》记载，司马承祯陪着皇帝聊了三个月以后，实在受不了人间的世俗气息，数次提出辞行回山，睿宗皇帝挽留无果，只得送了宝琴、法衣等礼物放他回山。城外十里长亭边，今天实在是热闹，几百车马造成了交通瘫痪，一群高官、文士围在司马道长身边，嘴里一路走好，欢迎再来声声入耳。适时，工部侍郎李适触景生情，赋诗一首以送别，大大滴赞扬司马承祯高尚之致，用词极美，真是情真意切。一帮子送行的大人物们眼见皇帝如此敬重这老道士，李适又开了个好头，于是也纷纷题词赠诗，表达对司马承祯的如滔滔江水般的敬仰之情，三百多号人赠诗，场面也算极壮观了。在司马承祯本传中称“朝中词人赠诗者百余人”，就算百人也不少了。 这次的诗文，后来由时任右散骑常侍太子宾客的徐彦伯进行了整理，最终精选了三十多篇特别漂亮的，集成了《白云记》并做了序，一直流传了下去。不过在《新唐书》中，却把出版诗集的这件事给删掉了，大约宋儒们感觉这个诗集用“记”来命名不符合史书的体例吧，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 这次送行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并因此传下来一个成语。送别的人群中，有司马承祯的好友尚书右丞卢藏用，当时老卢拉着司马承祯的衣袖，指着终南山说：“老兄啊，你看这山好不好？这才是大大滴好山啊，你就在这里挑个山头住下来吧，还回你那什么破云台山干啥啊？” 司马承祯低着头，几次欲言又止，过了半天才说：“兄弟，其实我真不想说出来，不过你这么问，我不说又不行，这山是好山，但是它不适合我啊。” “咦，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玄机不成？” “唉，这山只适合想快点升官发财的人啊。”说完，司马承祯拱手而去。 成语终南捷径就从此问世了。 据《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老卢一直升官无果，很着急，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先造出了声势隐居到终南山，待时而动，借此收获了不少名声，也得到了一个“随驾隐士”的称号，最终当官成功。取巧终归是有点没面皮，所以，听老朋友这么说，脸上真有点挂不住了。 世事变迁，不影响司马承祯潜心问道，转眼玄宗李隆基执政若干年了。据《衡岳志》记载，李隆基对司马承祯更加尊崇，见面甚至直接称他一声道兄，据说后来又尊他为老师了。开元九年（721年），李隆基派人请司马承祯来到了洛阳皇宫，亲自受了法箓。 第二年，玄宗回长安时，司马承祯借机提出要回山，玄宗皇帝依依不舍，财物给了多少就不用说了，甚至亲自写了首赠别诗： 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 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 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 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 地道逾稽岭，天台接海滨。 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 司马承祯和唐玄宗关系很亲密，双方交往也很愉快。为了弘扬道教，司马承祯上书玄宗，请求在五岳各建一座斋祠，玄宗欣然同意，立刻敕命在五岳选址各建了一座真君祠。建筑图纸当然也得和司马承祯要，怎么建，规制、规模、样式如何等等吧，都是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有关这段历史，不同史料记载稍有不同，大体上与事实出入不大，很能说明司马承祯的影响力和在最高统治者心目的中的地位之高了。 史书还记载，司马承祯的篆书和隶书写得极好，并且还自创了一种叫“金剪刀书”的字体，深受玄宗的喜欢，以至于曾请他用三种字体各写了一部《老子》，想来应该是用的隶、篆和金剪刀三种字体吧，当然这是经过玄宗亲自刊正后确定的那五千三百八十字的官方版本。 到开元十五年（724年），玄宗又下诏请司马承祯来到长安，此时他已年过八旬，故土难离，更是总想着回家，玄宗又实在舍不得让他走，就对他说：“您老人家那座天台山离朕也太远了，来一次真是太辛苦了，也不方便，要不咱们打个商量，您老就在王屋山那里选个地方怎么样？那里风景不错，离着也不远，只要是您看上哪个山头就给哪个山头，这样我们再见面也容易多了。” 司马承祯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玄宗很高兴，连忙派人去堪舆选址，很快就修了一座阳台观，请司马承祯安居下来。新道观落成剪彩后，玄宗还派了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绦去那里举办了一次大型酒会——金箓斋会，这座新道观立刻天下闻名。及至司马承祯羽化后，弟子李含光接任了阳台观主，继续享受国家津贴。 有道友可能会问了，王屋山离长安也不近啊，四五百公里呢，您别忘了，洛阳也是首都，皇帝住洛阳时两位见面就容易多了，过了黄河就到。 实际上，如此多的文人、高官们赠诗、结交司马承祯，并非完全是因为皇帝对他的敬重，文人们还是有风骨的，如果司马承祯的文采不行，就算皇帝再尊重他也不行。司马承祯不但对于道教典籍精通、书法又好，文采词赋同样超凡，所以才能结交很多文人雅士，当时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之章一起，共称仙宗十友。 文学方面，读他的着作，抛开理论内容不说，仅就用词优美，丝毫不比当时的大文豪们逊色，否则也不会和李白、孟浩然、王维这些大咖们齐名了。 诗词方面，留下来的作品很少，仅在《全唐诗》中可以发现他的唯一一首诗《答宋之问》，下面道友们一起赏鉴一番吧： 时既暮兮节欲春，山林寂兮怀幽人。 登奇峰兮望白云，帐缅邈兮象欲纷。 白云悠悠去不返，寒风飕飕吹日晚。 不见其人谁与言，归坐弹琴思逾远。 除上面所讲的以外，司马承祯在音乐、美术上也有所成，简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比如当年他就创作过一首《玄真道曲》献给玄宗，王屋山阳台观天尊大殿的大型壁画也是他亲自手绘，并且受到了玄宗的大力赞扬，也不知道这老头是怎么爬上爬下完成这项工程的。 据说，司马承祯还精于铸剑，而且还曾经作为礼物送给睿宗和玄宗，可惜史料太少，就不多讲了。 唐玄宗在《赠白云先生书》中说道：“司马炼师以吐纳余暇，琴书自娱，潇洒白云，超驰元圃，”由此可以看出老道士学习之余，生活也的确是相当的洒脱。 第四十七章 坐忘之衣钵相传 高道叶法善和司马承祯相识，关于叶法善后面再讲，有一次二人共同参加一个千秋斋节，晚上仪式结束后，二人各自安睡。半夜时，叶法善听到隔壁司马承祯的房间里有孩子诵经的声音，朗朗上口，颇有神韵，心里奇怪：“这老道士从哪里拐骗来个孩子，半夜不让人家睡觉，还逼着诵经，培养弟子也不能这样啊。” 于是就悄悄起来窥视一番，这一看可是大吃一惊，只见司马承祯房间里哪里有什么孩子，只见他的额头隐隐有个铜钱大小的白光，照得周围雪亮，诵经的声音就是从额头透出来的。后来叶法善常和弟子们谈起这事：“据《黄庭经》里的说法，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圆一寸处此中，左神公子发神语，这正是司马先生达到的境界啊，真是高人啊。”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六月十七日（也有说十八日）司马承祯羽化，寿八十有九，这么算他出生在655年，反正是笔糊涂帐，没准两个时间都不对呢。 据弟子说，老师羽化时有两只仙鹤绕着他的住处一直盘旋不走，有一团团白气从房间里升腾而起，直冲高空，后来进去一看，老师的遗蜕宛如生前。 玄宗听说以后，深感惋惜，唉，以后再也见不到这老道士了，于是下诏褒奖了一番以后，加赠银青光禄大夫，赐号贞一先生，又亲自动手写了篇碑文。到宋朝政和年间，司马承祯又被着名的徽宗皇帝加了一个“丹元真人”的封号。 司马承祯羽化以后，李白专门作了一篇《大鹏赋》：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这在开头讲到苏轼的词里也曾提及此事。 和王远知、潘师正不同，司马承祯着述很多，不过《旧唐书》并未提及，《宋史?文艺志》收录有《坐忘论》一卷，《服气精义论》一卷，《云笈七签》《正统道藏》等道门典籍中大多收录此二书。 经考证，司马承祯的其他着作还有《修真秘旨》《修真秘旨事目历》《修身养气诀》《采服松等法》《修真精义杂论》一卷，《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一卷，《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图赞》一卷，《上清含象剑鉴图》一卷。《全唐文》还收录了他的奏疏、辞赋、天宫地府图、神仙可学论等作品。 需要说明的是，《天隐子》是道教一部极为重要的着作，其思想与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相辅相成，是研究司马承祯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虽然把它列在了司马承祯的名下，但很多学者认为并不是他的着作。 司马承祯一生收了不少弟子，约有七十余位，其中不乏李含光、薛季昌、焦静真（女）等成就很高的弟子。下面简单讲一下接他衣钵的弟子，茅山十三代宗师李含光。 姓名：李含光 籍贯：广陵江都（扬州） 出生时间：693年 去世时间：778年 主要成就：茅山十三代宗师 主要着作：仙学传记、三玄异同论、真经、本草音义 李含光本来是姓弘的，有道友可能会问，百家姓里有姓弘的吗？以前肯定是有的，现在可能也有，但比较少，主要是因为武则天的长子李弘太子的名字有个弘字，所以天下姓弘的都要避讳弘字了，于是有的改姓国姓李，有的改姓洪，李含光就是改成李姓了。等到可以不用讳这个弘字以后，据说只有极少人改回了弘姓，所以这个姓氏比较少。当然，关于避讳的事，很多史籍有记载，却多有不同，这里就不纠结了。 李含光出身淳儒，老爸叫弘教威，是个大儒，还喜欢研究彭、聃之道，就是彭祖和老子这二位，老先生还有个正隐先生的雅号，和司马承祯挺熟悉，有机会二人还能论论道，所以李含光后来能拜入司马承祯门墙，父辈相识应该有一定的原因。 李含光从小就受到父亲影响，不喜欢出去疯跑，而是喜欢在家里找个清静地方看父亲收藏的那些坟典。705年，十三岁的李含光就跑去洛阳的龙兴观做了道士，他出生时间就是据此推断出来的。 729年，李含光来到王屋山，拜在了司马承祯的门下，司马承祯一看见他就说“真玉清之客也”，于是授之以大法，悉得其真传。 司马承祯羽化以后，李隆基请李含光来京时对他说：“看到含光你以后，就感觉司马真人还活着呢。”于是下诏让李含光接管王屋山阳台观，不到一年，李含光看到茅山一脉日渐衰落，就以身体不行，得回南方休养为由，向皇帝请辞回了茅山，致力于发展茅山道教，以后皇帝再请他去京城就再也不愿意去了，转眼就过了十几年。 745年，李隆基终于把李含光请到了首都，六十岁的皇帝感觉身体不行了，希望他能给自己传点道法，主持道教科仪，李含光却推辞说：“陛下啊，我脚有病，走不了路了，形象太差，不能出任要职，您另请别人吧。” 然后又说：“我得回去了，我那小山头没人打理都荒败了，老师传下的真经秘箓也丢得哪都是，必须得收集整理啊。” 李隆基就敕令在他的小房子边上修了座紫阳观，说：“等新道观修成以后您再回山吧，这还有时间，您能不能传授点三洞真经啊？” 这次李含光总算同意了，在748年三月十八日，李隆基于大同殿受了经诰，并正式拜李含光为度师，作为弟子，送了件法衣当了拜师礼。 史书记载，李隆基和李含光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李含光曾经十三次上表，没事也要问问冬天来了，您冷不冷，夏天到了，您热不热。李含光早年曾四处搜求许谧、杨羲、陶弘景等人所传的经法，整理后献给李隆基，李隆基发现经书有所缺损的，一般也请他用楷书补齐。 李含光所修纂的经书除上上面讲到的以外，还有《老庄学记》《周易义略》《内学记》等，但是很多作品都没能传世，只能从一些史料中寻得一鳞半爪。这些着述中，论三玄异同方面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相当深远，以后有机会了再单独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769年，李含光于紫阳观别院无疾羽化，寿八十七岁。 第四十八章 坐忘之七步得道 上 千年传承下来，儒、释、道都有了各自的代表心法，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儒家的居敬、佛教的止观和道教的坐忘。 居敬穷理源自宋朝的程朱理学，止观则是起源于隋朝的天台智顗，坐忘则是司马承祯的观点。关于居敬和止观就不过多讲了，我们重点研究的是坐忘思想。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司马承祯”的解释，说他是以老子、庄子的道德学说为基础，吸收儒家正心、诚意及佛家止观、禅定学说，系统地阐发了道家修持心性的理论，自称为“安心坐忘之法”。 那么到底什么是坐忘呢？如果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坐在那里忘掉什么东西？实际上这恰恰说到了问题的本质，司马承祯的坐忘思想说白了还真的要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要想，所谓大智若愚、大巧不工嘛。 实际上，坐忘的思想早已有之了，《庄子?大宗师》里就有一种思想超脱肉体的自由，“同于大通”，老庄思想中的抱一、守一，把五感封闭，意识集中于“一”上，断绝外在联系，这都是坐忘的思想。 司马承祯也正是以老庄的坐忘思想为基础，吸收了儒家的“正心诚意”和天台佛宗的禅观、定慧、渐悟、止观、禅定等思想，对了，还融合了佛家的明心见性思想，提出了“安心坐忘”的内丹学修炼方法，“彼我两忘，了无所照，谓之坐忘。坐忘者，因存想而得也，因存想而忘也。”存想才可坐忘，不懂坐忘那么就达不到坐忘的境界。坐忘的中心就是“守静去欲”，这极大地丰富了道家炼神入静的内涵，正是由于对这一思想的完善，使司马承祯成为了道教史上上承老庄，下启钟吕的内丹功法的奠基人。 司马承祯当年游历过众多的名山大川，最后选择在天台山隐修，个人感觉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天台山是佛教的昌盛。 天台宗最大的特点就是止观双修、禅义并重，又叫定慧双修，无论大乘也好，小乘也罢，这都是天竺的大小宗派都讲究的修行方法。由于中国般若学的发展，佛教的义与禅被分离开来，随着隋朝一统南北，天台佛宗就有了“破斥南北，禅义均弘”的客观条件，止观思想代表的是创始人智顗（538-597）的止观学说，不过这又是个比较大的课题，大到什么程度呢？佛教有这样一种说法：“止观是佛法的总称，即是其全部”，而智顗的止观又是最好的安心之法，是达到涅盘的正当途径，当然止观绝不只是一种修行之法，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思想的博大。 佛教的课题不再多研究了，免得贻笑大方，不过智顗通过融合儒、佛，根据二者的众多共性加以提炼，提出了性具有善恶的一种观点，司马承祯通过对天台佛宗的这些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吸收了止观并重和定慧双修的思想，可以说他的坐忘主静受止观思想影响是极大的。 至于道家的收心之法中，基于上都类似于庄子中的坐忘，大体上都是想不耗费自己的精神，甚至连五感、思维、意识等全都封闭起来，收于或称集中于“一”上，就是所谓的“守一”或称为“抱一”，换句说法就是想法办法让自己和外界彻底隔绝开来。了解藏传佛教的道友都知道，活佛都要经历一次闭关，那也是一种最大限度的与外界隔绝的修行经历，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 所以说，坐忘实际上是一种道家的内丹修炼方法，司马承祯把它阶段化、简单化了，使道家修炼的从那以后变得可操作性更强了。 《坐忘论》是司马承祯讲述自己的修炼思想的重要着作，也是上清一脉重要的养生理论和炼养典籍。司马承祯在《坐忘论》的序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已过知命”，所以推测这部着作应该是他五十岁以后所着，那时的他无论是在思想上、理论上还是在修炼上都趋于成熟，其理论体系也较他早期的五渐门（稍后会讲到）更臻完美。 ok，下面就看一看司马承祯是如何继承潘师正的“修道即可成仙”的理论，经过三四十年的悟道，如何对过去摸索出来的修炼体系加以总结完善，最终领悟出来的坐忘思想是什么样的。 《坐忘论》分为序和七篇正文，这七篇正文可以认为是司马承祯修道体系的七个阶段，需要从低到高一步步升级，这七步分别是：信敬、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从每一阶段的名字上也能看出来，最后“得道”，这显然是为广大道门同仁提供了一条可以成仙的修炼大道，只要是按照他这部功法一步一步的修炼就可以，可谓是目标明确，极具指导意义。 那么这七步功法大概都是怎么回事呢？简单说几句： 一、信敬，这是修道成仙的第一阶段，也是第一个要求，坚定信念。 坚信修道就可以成仙，你得从心底里，发自真心的相信这套理论，如果怀疑了，那就完了，说白了就是信则灵。 实际上信敬包括“信”和“敬”两个方面概念，相信，是前提，也是根本，“惑者闻而不信，怀宝求宝，是向外求其宝”，“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蒂，根深则道自长，蒂固则德可茂，”你要是先怀疑了，认为道家的这些东西全是骗人的，这就令人无奈了。司马承祯说，你对道的信心不足都不可能修成正果，更何况是不相信呢，要想成功，首先要坚定信念，毫不动摇，这是前提。当然了，真的信了，敬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二、断缘，道友们看电影、电视，那些要寻仙问道或者要出家的人，或要斩断世间的羁绊，或要剃去三千烦恼线，这样才可以心无旁骛得去修行，断缘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坚定了向道之心，就要断绝俗事尘缘，就要断了俗事因果，这些都是影响修道的最大的干扰，你这里正打坐呢，今天家里猫丢了，明天老母病了，哪能安下心来，所以“弃事则形不劳，无为则心自安”，“唯道是从”。 这样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司马承祯的师傅潘师正非要找个没人的山沟里隐修，还告诫弟子们要远离人群，不被外物干扰。那种在大街上看书练专注力的做法，不可取，安静的地方或没人打扰的地方很难找吗？修行本来就难，为什么还要主动选择更高难度的版本？总之，诸如那些“显德露能，求人保己”、“或假隐逸，情希升进”、“酒食邀致，以望后恩”……，如此种种吧，司马道长罗列了不少，说你要是天天想着升官发财，勾心斗角那就别想着修炼成仙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当个俗世凡人得了。 三、收心，坚定了向道之心，斩断了红尘俗缘，就要开始修炼了，那么就从收心开始。 收心之法是司马承祯讲得最多的一部分，身心问题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话题。人是有真性的，《天隐子》中认为人的先天的“虚气”本来是和这个世界没有接触的，所以不会受到污染，称为“真性隔于可欲”，但后天有了外物影响以后，“遂与道隔”。凡人们是不知道这些的，所以放任自由，结果本性迷失，形损神伤，表现嘛就是有了生老病死，有了七情六欲。收心要做的，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司马承祯认为心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昏浊，这和传统道家认为的“心喜虚静，不喜妄动”是一致，所以“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收心则“空色双泯”，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虚皆遗。只有心不动，不执着于外物才可能与道合一，这也是达到真定的基础。 说白了，心动就是你不好好想修炼的事情，胡思乱想，一会想着中午得弄个火锅改善改善伙食，一会又想着明天房价要涨买不起房了，要不就是想着怎么追名逐利，“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心不收，道何来？ 安于道之中又叫归根，守根不离叫静定，静定能够保持下去，时间足够久的话就会达到一种叫做知常的境界。什么叫知常呢？“知则无所不明，常则出离生死”，这就叫知常。心一定要管得住，别让它乱想，行动坐卧，不分白天晚上，有事无事，都要注意守心安定。其他还有归根、冥合、静定、常道等等，收心方面讲得很多，就不再展开了。 简事，为了进一步收心，还要于外物、于心法、于修行等各方面尽量简化，远离了外物，过上极简单的生活，不追求名利才能收心，才是简事，它实际上对收心的进一步延续。简事实际上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收心，“于生无所要用者，并须去之，于生之用有余者，亦须舍之。” 远离复杂的事物，安分守己，不求分外之物，还要摒弃那种复杂、繁复的修炼方法，越简单越好，因为如果“劳于控制，乃有动静二心”，相当于《天隐子》中的“易简”。 四、真观，前四步可以说是修行的准备阶段，下的功夫到了以后就可以向无为之道出发了。 司马承祯对于真观的解释比较难抽象，大体的意思是达到真观的境界以后，就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也就是说可以从事物的发展规律中找到必然，从而未卜先知，趋吉避凶。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真观的阶段呢？要善于观察，不为外物所迷，简事就可以真观，因为必然的事物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它们，就“勿以为妨，心生烦躁”，这就要求不能有得失成败之心，坚定顺其自然之心，无论遇到什么都要安之若素，这就是真观。 实际上真观的意思分开理解，观就是观点，真观就是正确的观点，什么是正确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养生观、人生观，推而广之就包括宇宙观，“自始至末，行无遗累”，就是能够看到真理，这也是收心简事的结果。在观的过程中，会看到很多东西，比如声色犬马，这是修行的大忌，重则伤及性命，哪还有资本去修仙啊，所以要把这些视为“空”来观想，其他如贫贱、恶事、死病，则观其所依，心如死灰，无形无身，这样它们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根本了。 第四十九章 坐忘之七步得道 下 五、泰定，就是大定，“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所以说刻意去追求定而定那是假定，想定就定，不想定也能定这才是真的达到泰定的境界，才算真的达到这一阶段了。 定就是一种静的极致，上面讲的心如死灰差不多就行了，要形如枯槁之木，心若千年死灰，无所求，寂泊至极。 达到了真观境界，就拥有了一双慧眼，可以看穿一切虚妄，直达事物的本质此时就可以达到一种寂静、淡泊的极致，泰定也就成为了一种本能，以不变应万变，喜不增，怒不减，爱不速，恶不缓，“疾雷破山而不惊，白刃交前而不惧，视名利如过隙，知生死之如溃痈”。 真观之后，还要管住自己，不要自作聪明，另生慧心，因为慧心有了，就无法泰定，反之就自然泰定了。 当然，用佛教的逻辑来说，你心里一直在追求达到泰定，这又着相了，所以只有连定也不是执着而得到的话，也就是说随时随地都可以泰定，修到这种程度，这一步才算修行完满了。 六、得道，实际上这已经是修成了正果了。司马承祯说：“神合于道，谓之得道”，传统道家讲的“身神并一，则为真身”，是修形修神的，前面也讲到过，这是道家与佛家不同之处，“形神合同，故能常久”，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长生久视的境界了。 形随道合，与神合一，这样持之以恒，最后自然就可以得证仙道，所谓得道而升仙。得道就是神与道合，实际上就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当然了，这个最后的境界同样有层次高低之分的，“虚无之道，力有深浅，深则兼备于形，浅则惟及于心……”，所以说司马承祯在继承了陶弘景的”形神双修“理论，为内丹中的性命双修的功法加以整理简化，这对后世，特别是后面要专门讲的钟吕金丹道影响很大。 以上这七个阶段实际上并不能绝对地割裂开，特别是最后这三个阶段，界限则更不分明了。每个阶段的所花费的时间不可能相同，不同人，所谓根器不同，修炼的程度、进展、达到的效果同样也有不同，就算同一个人，也还有渐修和顿悟的区别。 司马承祯最后讲到，修行之路是寂寞的，不是躺着掉馅饼的事情，真心求道，就得坚定信念，然后按照我说的好好领会，勤加修行，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始有终，方得始终。 最后还要注意三点： 1、要简缘，大约就是简事断缘，心不劳于外物，心不驰于外情，有了上面的基础，应该就不用再详细解释了吧。 2、要无欲，养心莫过于寡欲，这是孟子老先生说过的，老子也说过，为道日损，损来损去就无为了，无为则无不为，所以无欲也很关键的。 3、静心勤修，懒人是修不成道的，发下宏愿，立下大志，一条道走到黑只会修道的傻人才能成仙，当然也许有一朝顿悟还能省下不少时间和苦功的，这也只是受上天眷顾不能以常理处之的，但是天天睡大觉定然是与仙道无缘的。 显然，这是司马承祯对那些向道之心不坚之人的一种警告，不要自己修不成仙就认为我的理论是错的。 不知道道友们是否发觉了，如果详细研究司马承祯的坐忘思想，实际上泰定也好，得道也好，都是在炼神、合道，达到长生久视，最终追求超越生命的形式。司马承祯的坐忘思想中并没有具体的、传统道教的呼吸、导引之类的炼形的功法，而是主要在强调神、形的合一，形神一体合道，只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修炼的体系，没有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功法，以老庄思想为主体，坚持的是道为万物之源，气为宇宙之本，形神相合的观点，在吸收了天台止观、禅定思想的基础上，虚心养和、坐忘主静的修道思想，使包括性、命两方面的养生学逐渐发展成为重玄学中的主导思想，这也是司马承祯对重玄思想的重要贡献。 司马承祯吸收儒家的正心诚意和佛家的止观禅定的思想，前面也讲到了，包括后世儒家的居敬穷理在内，多少都吸收了止观思想，只不过在对待身心方面有所差异，所以养生与收心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此外，司马承祯还一改魏晋以来的金丹为升仙的思想，转而追求那种精神上的超脱，收心复性，遗物忘我，万法通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老庄学说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促进了唐代的道教义理化、哲学化更深入地发展，也称得上是道教史上二次否定的开端。 后世的道教、儒家很多人对司马承祯的坐忘思想都非常感兴趣，特别到了宋朝，研究天台止观和司马坐忘的学者更多了，比如陆游就是一位超级粉丝，极为崇拜司马承祯，曾有诗云“司马遗书有坐忘，顗翁止观略相当”，其中多少受到了苏轼的一些影响。再比如北宋张耒说过“智者得之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为坐忘，皆一道也”。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着名的程朱理学对司马承祯的评价，程颐在《近思录》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司马子微尝作坐忘论，是所谓坐驰也”。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未有不能体道而能无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驰。有忘之心，乃驰也”。朱夫子也曾这么评价说：“盖人心至灵，主宰万变，而非物所能宰，故才有执持之意，即是此心先动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驰”。 这里咱们不是否定程朱理学，但相较于阳明的心学来说，喜欢后者的恐怕是更多一些吧，南怀瑾对朱熹就很不感冒，在讲《参同契》时应该和道友们讲到过。实际上感觉程朱对坐忘论的理解就……唉，怎么说呢，好像就谈不上理解。司马承祯的坐忘论观点是为了泰定，是一种忘形忘名后的结果，这是对自己不受主宰的发散意识的一种修正。而程朱所谓的“坐驰”实际上是坐忘论里面要加以消灭的心动，只有消灭了程朱的这种坐驰，才可以照心照体，使心为道本，这正是上面讲到过的佛教“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的境界，哪是程朱理解的人坐在那里心却驰得不知道去哪里了，或者说是思维要不受身体的桎梏，进入放飞心灵的境界。另外，程朱认为形和神是对立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分析司马大师的坐忘论，哪会不让人笑话啊。所以嘛，还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随便飞翔最好，道教圈子真心不适合程朱，特别是朱夫子。 下面再花一点时间简单说一说道教的一部重要的着作《天隐子》。前面开始讲司马承祯时，引用的苏东坡的水龙吟，原因就是它就是写的司马承祯的。 首先，《天隐子》作者到底是不是司马承祯一直存在着争议，陆游认为是，原因是苏东坡认为是，不过词中的“坐忘”是否就是其中的八篇之一，“遗照”是否真的是“神仙篇第一”中的“宅神于外，遗照于外”中的那个，现在多认为不是司马承祯所着，同样没有定论，具体就不考证了。 从司马承祯早年所作r《服气精义论》中可以看得出，那时的的司马承祯在道体论和心性论方面还很不成熟，他在道教义理方面讲得很少，只是讲了些怎么服气，怎么修炼，怎么修仙，怎么治病等这些内容，这就不免被关系正处于紧张时期的佛宗的大和尚们蔑之了。佛教为什么会在佛道之争中为什么一直处于上风，主要是各门派的心性论都发展得非常成熟，所以人家认为司马承祯所谈的还只是些三脚猫的粗浅把式，把他归为江湖术士一流也就可以理解了。 经过多年的潜心悟道，主要是从他隐居天台以后，再看他的另一部作品《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就可以隐隐可以看到一些佛学的色彩贯穿其中了，可见那些年他没少研究佛学，事实也如此，在司马承祯隐居天台以后，和佛宗接触是非常多的。司马承祯为了把道体论和心性论结合起来，为道教的义理进步做点贡献，但显然没有成功，如果依这种思路研究下去，恐怕反而会转修佛学了。 当然，过于深奥的内容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中，简单说，司马承祯遇到的问题，或者说唐初道教遇到的难题是什么呢？道教不是想长生嘛，修内丹也好，修外丹也罢，服食、炼气等等，有各种法门，但是还没有解决为什么，怎么做等这类基本的问题玄化，就是你得用非常深奥的、高深的语言、文字、理论去把我们的长生久视这条路的可能性、可行性、必然性之类的问题讲明白了，当然要高深，越深奥越好，这样再和佛宗那些辩论高手们打嘴仗时也能淡定自若了。 当司马承祯也感到很迷茫的时候，《天隐子》的出现让他豁然开朗，可以说是一片全新的世界向他打开了，所以他在序中称：“长生久视，无出是书！”实际上从这句话也大体可以说明《天隐子》不是司马承祯的作品了，中国人嘛，特别是文人，还是比较谦虚的，这么夸自己的不是很常见。 《天隐子》的理论体系就不再多讲了，很多思想在坐忘论中有所体现了，坐忘论中是划分了七个阶段，而这里是分了八篇，分别是神仙、易简、渐门、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按照《天隐子》中的说法，大家都在天地灵气中孕育而生的，沐浴在成仙得道的阳光下面，自然就都有长生和成仙的资格，当然了，你需要按正确的修炼方法去修行。《天隐子》中称得人道后，还是人，但又异于俗人，也就是此时的所谓仙人还是人。他的这一思想，把神仙现实化了，而不再是以前那种空想出来的，虚无缥缈的存在。 司马承祯看到这个思想以后说，既然人人都可以成仙，“神仙亦人也，在于修我虚气，勿为世俗所沦折；遂我自然，勿为邪见所凝滞，则成功矣。”于是认真学习、领会，当然坐忘七段理论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他就先整理出了一套渐进的理论，分为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这就是渐门理论，稍后再讲它。 第五十章 坐忘之损己服气 通过前面的介绍不难看出，司马承祯对老庄思想有着极为精深的见解，特别是对损己思想理解更为深刻，他甚至把“损己”作为修仙理论的根本思想，这无疑是对重玄思想的一种发展。 这里需要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损己。损有损害、减少等意思，损已当然不是要损害自己，而是要去除自身存在的那些对修道有影响的东西，比如前面讲到的七情六欲、贪嗔痴恨之类的情绪，内心对权利、财色、虚名等外物的追求等等，把这些影响修行的东西从自己的周围、身上、体内、心内损去，以便轻装上阵，一身无所羁绊地修炼去也。反正你要带着这些东西是不可能修成正果的，所以损己的思想就要提升到相当高度才可以的。 司马承祯当年被唐睿宗召见时，就曾经非常明确地对睿宗说：“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知见者，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其智虑哉！”下面简单从原因、对象和方法这三个方面说说司马承祯的损己思想。 一是损己的原因、目的，就是为什么要损己。本质上，道士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归根于长生、成仙，最少也是想活个千八百岁吧，当然排除那些失去了向道之心的酒肉道士了，这其实也是道教所追求的终级目标。 这里需要提一下，道教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神仙的定义却有很大区别，司马承祯的追求自然是得道飞升，在他的心目中神仙却是有两种的，一种是“人生时禀得虚所，精明通悟，学无滞塞，则谓之神。宅神于内，遗照于外，自然异于俗人，则谓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这是明显是得自上清一脉的传承，是典型的《黄庭经》里面的观点。 他认为还有另一种神仙的存在，那就是“神性虚融，体无变灭，形与道同，故无生死，隐则形同于神，显则神同于气，所以蹈水而无害，对日月而无影，存亡在己，出入无间”，这又是脱胎于庄子的“真人”，显然，在司马承祯眼中，老庄是不能否定的，还需要我辈继续研究学习领会继承的。 仔细研究上面两种神仙不难发现其中的区别，这显然能解释为什么司马承祯能接受有两种神仙存在的原因，前一种神仙是保持自然真性的，是一种超脱了的凡人，虽然是神仙，但本质上还是凡人。第二种神仙则是等同于经过坐忘七个境界修行而成，损己而与道相合，最终是超脱了凡人的存在，也就是说那种没有了凡人的一切特征的人，自然已经不再是凡人了，这就是司马承祯损己所追求的理想中的神仙。 第二是要损什么，损的对象是什么。损己是为了成仙，那么哪些要损去，哪些不能损去就得心中有数，别损了不该损的就杯具了。按照司马道长的说法，要损去的东西还真不少，比如七邪情，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八邪气，就是风寒暑湿饥饱劳逸，当然这些都是俗事之缘，其他还有很多，比如庆祝、吊唁、升迁、酒局等等，“去此邪成仙功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三是怎么损，用什么方法来损己呢。为什么要损，损什么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怎么操作的问题了，这些实际上前面已经讲到了，主要就是断缘、收心、简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去除心垢，损去外物简单，难就难在如何收心。 以上就是司马承祯的损己思想，至七阶坐忘功法大成，这一思想也臻于圆满。 前面还讲到了司马承祯的五渐门的修行问题，这是他早期总结出来的修道理论，这里再简单讲一下。 司马承祯在《天地宫府图序》中讲到：“气元冲始，乘运化而分形”，《服气精义论》中说：“夫气者，道之畿微也……”，由此可以看出，他在早期就一直很重视老庄思想的研究，在摸索服气，也就是修行的法门。他在这里所讲的气是由道产生的，而道是运动的，变化的，它可以化生万物，元气又是物质的、精神的本元，这些理论显然是源自老子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司马承祯认为贵生就是要养生延寿。道生万物，元气自然也是来自道，贵气就是重视精神对气的统率，说白了就是要重视对气的修炼，这些理论明显不同于葛洪那类传统的外丹法了，所以说司马承祯推动着外丹修炼向内丹修炼的转变，进而提出了内丹修炼追求仙道的思路。 关于气的修炼实际上就是服气，也称虚气，就是虚无之气，同样是按进阶升级的方式加以修炼。司马承祯早期总结了五渐门的服气功法，这五道渐门分别是，一斋戒，要澡身虚心；二安处，要深居静室；三存想，要收心复性；四坐忘，要遗形忘我；五神解，最终是万法通神。 一、斋戒：“调理形骸之法，形坚则气全，是以斋戒为渐门之首矣”，司马承祯认为先把身体调理好是最重要，估计现代人都认同他的观点，没有好身体其他都免谈，锻炼身体就是斋戒所要做的。具体到如何操做他则讲得比较细致，比如洁净、节制、休粮、服气、摩擦畅外、节食调中等，详细地内容就不多讲了，总之就是要想成仙，必须通过斋戒获得一具好身体，这样才可以为气提供一个最佳的运行的场地。 二、安处：“南向而坐，东首而寝，阴阳适中，明暗相半……故学道以安处为次”，这是司马承祯提出的一种简单易行，但相对来说层次稍显欠缺的安处的修炼方法。这是一种从身、心两个方面都要协同发展的理论，修心对环境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让自己感觉舒心就差不多了，至于要四处开窗、光线合适等等也要看个人感觉，比如他师傅就是在那个小山洞里修行的，所以司马承祯的修炼方法很容易上手，因为早期涉及修心节欲方面的内容相对比较少。 三、存想：就是存想体内之神，想自我之身，就是收心复性，这是修道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也是难度最大的一步。人心难测嘛，难以控制，斋戒、安处就是为了让人少些外物的干扰，就如《天隐子》所说，在收心的基础上能神聚于身、见己想见、心目合一，最终就是要达到心、神统一的境界。在存想理论上，司马承祯继承了《老子》的静、性、归根思想，同时在思辨性和理论性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 四、坐忘：如果存想是一个方法、一种过程，那么坐忘就是要达到的结果，达到以后离得道成仙也就不远了，所以司马承祯认为过了这一关，“则渐次至五，神仙成矣”。前面坐忘讲得不少了，就不再重复。 五、神解：司马承祯对神解的解释概括起来就是“万法通神”，达到这一境界以后，人就成神了，就是能做到凡人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比如水火不侵、瞬间移动、与天地同寿诸如此类吧。 为了解释神解这个境界，司马承祯又把这五渐门进一步解释了一下，“一斋戒谓之信解，二安处谓之闲解，三存想谓之慧解，四坐忘谓之定解”。所以信、闲、慧、定这四渐通神以后，就达到了神解的境界，可以说神解是高于前四解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当然他的这些理论还是比较牵强的，理论上是否禁得住推敲、如何圆转就不好说了。 如果用司马承祯的另一个“五时”理论来看这五渐门的话，可以分别从动多静少、动静各半、静多动少、无事则静，事触还动，最后达到心与道合、静而不动的层次，这样理解起来就更加直观了。 司马承祯还有一个“七侯”的理论，“举动顺时容色和悦，夙疾普消身心清爽，填补夭伤还元复命，延数千岁名曰仙人，炼形为气名曰真人，炼气成神名曰神人，炼神合道名曰至人”，这同样是描写了修行到不同程度，不同阶段所能达到的效果，或者说是成就。“虽久学定心，身无五时气候者，促龄秽质，色谢归空，白云慧觉，复称成道，求诸通理，实所未然，可谓谬矣。” 总体看，五渐门的思想体系还是比较粗糙的，神解是核心，它既是五渐门的一个层次，又“无门归一”，还有其至善思想，从哲学上天然就有漏洞不好解释。所以，随着他对天台止观、儒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在三教合流的大环境下完善着自己的修真体系，最后提出了上面讲到的“七阶次”的坐忘理论。 如果对司马承祯的五渐门、七阶次的坐忘理论加以总结、概括的话，可以提炼出三戒：“一曰简缘，二曰无欲，三曰静心”，这在上一章中已经详细讲过了，修道就要“勤此三戒而无懈退者，则无心求道而道自来”，可见相对来说，那七个阶段的修炼，最难的还是前三步，心性、毅力、资质，再加上必备的物质基础缺一不可，所以，在《坐忘论》司马承祯讲到：“人之修真达性，小能顿悟，必须渐而进之，安而行之，故高渐门，观我所入，则道可见矣”。 至此，司马承祯的思想就简单讲完了，总体看，他的服气功法真的是简单明了，自己修道到哪一步了，有本参考书可以指导，加之语言通俗，条理清晰，简便易行，成为了广大修真者最爱。前面讲到《参同契》时，诸位道友可能有体会，内容那是相当的高深，应该也是本好书，可惜太深奥了，读起来相当难，而司马承祯的服气理论就大道至简，返本还源，对以后的内丹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五十一章 成玄英的重玄思想 上 前面讲到过，汉末晋初的国家层面的权力斗争，思想意识的斗争是惨烈的，自从夏侯玄、何晏等涉及政治的那些名士的惨案发生以后，客观上把一群儒学人吓到了。意识到政治的危险，害怕管不住自己的嘴而步人家的后尘，所以干脆就去研究老庄，对三玄（老、庄、周易）开始了研讨，反正也挺有意思的，更主要的是珍爱生命，远离政治。 干宝说过，学者们开始学习 老庄了，把六经弃之如敝屣，空谈之风成为流行时尚。佛教界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和尚们也怕不小心掉了脑袋，所以干脆也拿自己的性空和老庄的虚无对比，把泥洹、寂灭对比老庄的无为，引进了三玄思想解释自己的佛经，这就是佛教的玄学化。 仔细研究那一时期的佛教不难发现，玄学的引入，对佛教的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佛经的翻译数量剧增、新的佛寺也在各地修建，更主要的是皇室的成员逐渐崇佛了。经过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以后，佛教可谓是羽翼丰满，从根本上独立了，在和儒、道的辩论过程中也逐渐取得了上风，佛道之争的这段历史我们也详细讲过了。 佛道之争中，道教的屡次失利应该是重玄学产生的直接原因。道教在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中出现了两个阵营，以魏晋玄学名流何晏、王弼等人为代表形成一个江湖门派——贵无派，每与人谈老庄就说“无能生有”，老庄就是“无”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比如王弼就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江湖嘛，总是有争斗的，要不就不是江湖了，所以，就有了另一个门派的崛起，它就是以郭象、斐頠为代表的崇有派，提出了老子是“有”为核心的，无是不能生有的，所以无不可能是中心。斐頠就说：“理之所体，所谓有也”；“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遣而生亏矣”。 在贵无、崇有两派互相不服气时，佛教中样也受影响，陷进了这个“有”还是“无”的问题思考之中，特别是当时的般若各宗，直接就是钻进了“无”的问题中跳不出来了，直到佛教的中观派提出了非有非无，有无不二的中道之理以后，从此义理有了长足进步。 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发表过一篇论文《不真空论》，对般若学的“六家七宗”，特别是本无宗、心无宗和即色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虽有而无，所谓非有；虽无而有，所谓非无”，非有非无的中道才是真理，成玄英的一些观点就源于僧肇。 佛家三论宗的创派祖师吉藏和尚也写了篇《三论玄义》的文章，同样提出非有非无的中道思想才是实相，特别强调“四忘为真”，这里的四忘简单解释一下，道友们再体会下面成玄英的重玄思想。 忘实际上就是否定，四忘就是四个否定，依次是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和非非有非无。 总之，江湖上道教各大门派还在那里争论“有”还是“无”的第一层功法问题时，佛教门派锐意进取，已经开始把第二层功法研究透了，思想跟不上形势，让佛宗鄙视的感觉很不好，所以就如前面佛道之争中讲的，道家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在努力汲取佛教的思辩的玄理和精致思想，建立起了系统而完整的道教理论体系的基础上，道教出现了一批学者型的道士，如孙思邈、成玄英、李荣、孟安排、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杜光庭等，开始加强了内涵方面的建设，理论体系、哲学思想开始了发展，由此出现了成仙思想，进一步阐述教义，长生成仙思想，规范并总结了斋醮、科仪，出现了天师道、重玄派、上清派、灵宝派、升玄派、太玄派等思想。 下面就单独讲一讲重玄思想。 那么什么是重玄？前面一直讲重玄，很多道友都理解为重视玄学，重视老庄，这么理解也谈不上不对，但重玄是从《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而来，又玄就是有两个玄嘛，所以称重玄，当然这是圈外人的定义。 那么圈内的专业人士是如何定义的呢？ 玄：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 重玄：玄之又玄。 或者说是“非有无之表”就是玄，以玄遣有无，就是又玄，所以玄之又玄就是重玄。这个定义就很上档次了，成玄英又进一步把重玄用“三绝兼忘”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专业术语解释起来就不是很好懂了，不急，稍后再解释。 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说，重玄大体上是从曹魏时期的孙登提出“以重玄为宗”开始，也有人认为是从郭象的《庄子注》开始，孙登再拿过来解释《老子》。 总之，相继有大量人士加入到研究、注释《道德经》的行列之中，梁朝的孟智周、臧玄静，陈朝的诸柔，隋朝的刘进喜，唐朝的成玄英、蔡子晃、黄玄颐、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等，这些道门前辈都是重玄领域的高人，他们通过对这部经书的注解，借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或者政治观点。当然了，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对《道德经》的理解就有不同，最后，集大成者出现了，他就是唐初的成玄英，其重玄思想主要体现在《庄子疏》和《道德经义疏》两部作品之中。 姓名：成玄英，字子实 籍贯：陕州（河南陕县），一说是陕西灵宝 出生时间：608年 去世时间：669年 主要成就：重玄理论 主要着作：《庄子疏》《道德经疏》《周义流演》《度人经义疏》《老子道德经序诀义疏》《九天生神章经注》《老子道德经开题》…… 在中国道教史上，仅就哲学思想取得的成就来说，几乎没人能超越成玄英和李荣这二位。成玄英在重玄、道体、心、性等诸方面的思想都有着重要的成就，但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这样一位思想大家，却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多少痕迹，正史只是在《新唐书?文艺志》中有寥寥数语，所以他的出生卒时间、经历等等只能从各种零碎的记载中收集一些，其中的原因，深层次的涉涉及、楼观等高门大派，也和统治阶级有关，就不多探讨了。 史料中能发现的，在贞观五年（631年）成玄英应召到了长安，因为是住在了西华观，所以后来被授了一个西华法师的称号。此间他和蔡晃道士一起协助玄奘把《老子》翻译成梵文，在前面提及过这件事。敦煌文献中保存他的《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庄子疏》，以及为灵宝派的《度人经》的注疏，不过他和玄奘闹得并不是很愉快。 高宗永徽653年，成玄英获罪被流放到了郁州（连云港东云台山）。关于此次获罪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是因为和玄奘的学术观点不同而导致的，有的人则说是因为他在《周易流演》中“推国家之吉凶”触犯了大忌，真实原因也不是太好考证，实际上，还有学者说他是被流放到了桂林，延续了道家一贯的糊涂帐的传统。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大胆得到一个推论，就是成玄英的身份应该是一位道士，而且不是一位江湖大门派的道士，但是他的道法成就是很高的。为什么这么推断呢，因为很多文献上都称他是一位道教学者，没有明确他是一位道士，哪个门派的这类信息。 就这样一位被自家或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或打压的江湖高手，却得到了对手佛教界的尊重，《续高僧传》集古今佛道论衡》《苑珠林》《大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肇论》《三论玄检幽集》等众多佛教文献中都有成玄英的记载，华严宗澄观还曾评价他说“广引释教，以参彼典”，尊重对手是基本素质，不得不说佛教的兴盛并不是偶然和侥幸的。 好了，我们的研究重点是他的重玄思想，其他的以后有机会可以慢慢考证，讲成玄英的思想之前，需要先提一下三一思想。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三一思想有正反两种状态，一种是一分三，另一种是三合一，所以有些学者又称之为一三三一思想。 《道德经》中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大概就是说这种古老的道看不见，听到不，摸不着，所以反正也说不明白，干脆就把它们混起来了，天天抱着《道德经》研究的清流、道士们一看，原来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又一分三，又有三合一，负阴抱阳，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的三分法。 而这一思想也影响了汉代的哲学体系，有一以三生、三而一成、函三为一之类的各种理论出现，然后又影响到了道教。从《太平经》开始，诸如君臣民三合为一、精气神三合一，葛洪的天地人等等吧，好像道教就极喜欢这个三、崇拜那个一，以至于后世在《云笈七签》的《玄门大论三一诀并叙》中总结了四大代表的三一理论，这里就不展开了，重玄思想同样离不开这个三一理论。 成玄英继承了玄靖法师臧矜的思想，“臧公三一解所谓精神气也”，精气神没人不知道吧，具体内容就不再解释了，成玄英大体就是通过对老子的夷希微三者“不一而一，散一为三”，“不三而三，混三归一”，其中以精为主，是根本核心，修炼时再回到道家的守一炼神的传统功法上，算是使老子的三一思想更加丰满，哲学层次提高了一些吧。 花了几天时间整理了一下隋唐的重玄思想，感觉驾驭着还是有难度，详细展开讲的话恐怕讲不明白，也怕哪里有错误贻笑大方，纠结以后决定把成玄英的重玄思想概括讲一下就罢了。还是以前那个观点，学术的东西不是本书的主体，我们是讲道教的历史为主，争取趣味性多的内容多讲一些，枯燥的东西可以下面再交流。 第五十二章 成玄英的重玄思想 下 下面就简单讲一讲成玄英的重玄思想。成玄英的重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境界，就是“玄”和“又玄”，这显然就是老子的“玄之又玄”。 先看玄的境界。 从道教的义理层次上分析“玄之又玄”的话，玄就是无滞，也可以说无执、否定，问题来了，玄、无滞或者说否定的是什么？答案是“有”和“无”，“既不滞有，也不滞无”，这句话等于“非有非无”，否定“有”也否定“无”，这就是玄，也是玄的本质。 现在的问题就是“有”和“无”是什么？为什么要否定它们，为什么说否定它们以后就是玄？修道之人，如果有欲，那你就是滞于“有”，如果没有欲，那你就是滞于“无”，这就是需要用玄来否定“有”和“无”，非有非无也就达到了成玄英所说的第一个境界——玄境。 《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显然老子是肯定了“有”和“无”，这是老子认为的“玄”。成玄英顺着老子的思路，借鉴了佛教的中道观的思想，通过对“有”和“无”的否定来解释“玄”，这一反传统的做法，对唐后的道教哲学体系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杜光庭就说：“玄，深妙也，亦不滞也”，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绕来绕去，传统的道也好，成玄英的道也好，对“有”和“无”到底是怎么定义的？道友们想想刚讲完的坐忘思想也许就能明白了。成玄英认为修道，首先要“绝有”，就是否定有，这样做是为了心不被外物所累，这和坐忘思想是一致的。“绝无”则是为了“忘心”，这实际上是和郭象的双遣理论一致的。 接下来再讲“又玄”。 “又玄”实际上就是重玄，就是玄之又玄，遣之又遣。成玄英认为，“非有非无”是不够的，这也很好理解，人家佛教早就更进一步研究了，如果我们还停留在非有非无的层次上丢脸丢到太平洋去了。那么成玄英说玄境还有“滞”，这同样会影响修道，所以还得接着否定，就要“非非有非无”，简称非玄，这就是重玄之道。也就是说，“玄境”还不够，还要否定玄自身，双重否定以后，就达到了重玄境界，所以，重玄也称“双遣”，这和郭象的“遣有遣无”是不同的。 解释一下这个“遣”，遣就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遗忘，我们常说排遣，就是一种从心理上消除，如果忘不掉，遣不掉，说明对主体、对环境还有所执着，而一丝一毫的执着都会影响着能否达到重玄境界，而遣或忘又是一种方法的问题，如何做的问题，就是一个方法 论的问题了。如果遗忘得彻底了，就是“全身远害”而达重玄，所以遣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遗忘方法。 成玄英的遗忘方法多源自《庄子》中的坐忘、丧我，忘我而忘物，物我两忘就可以得道，重玄则得自老子。他在《庄子?大宗师疏》中说：“一者绝有，二者绝无，三者非有非无，故谓之三绝也……至乎三绝，方造重玄也。”显然，这同样是那三重否定的模板套下来的，理解了双遣或三绝，才有资格说自己进了重玄的圈子。 重玄之境是一种超越了天地四方的境界，是一种空寂的状态，这里不存在有无，没有是非，“万物云云，悉归空寂，倒置之类，妄执是非”，如佛教的空空如也一般了。此时又遣有无，境智又遣，忘言遣教，成玄英说这就是境智双绝。这里的境智当然不是那种表面上的环境和心智，而是一种认识的对象和主体，双遣、双绝它们，就是否定他们，或者再直观说就是物我两忘，“物我皆空，不见有我身相”，这才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这些都是虚的，如果放不下，不能遣、不能否定、不能忘，就不能达到至虚的重玄妙境中体悟大逍遥。在成玄英的着述中，有大量内容是强调只有物我两忘，才能达到重玄境界，这是必要的前提，所以才多啰嗦了几句。 成玄英在归纳重玄思想时吸收了大量佛教三论宗的思想，他在定义了重玄以后，用它来认识世界本体的基础上，对道体加以解释，也就是说他解决了道教的本体论的问题，“至道”即不是有，也不是无，当然更不可能是别人强加的什么非有非无，它是一种自然状态，成玄英称它为“重玄之域”、“重玄之理”、“重玄之道”，总之是一种非非有非无，在非“非有非无”、非境智、非物我，否定了一切以后，一点也不要留下成为羁绊，才可能到达至虚至寂的境界。 按照成玄英的说法，重玄只是一种境界，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达到的，他把人分为了三等，利根之人、中根之人和下根之人，和现代修真小说里的设定很相似，主角一般都是有灵根的，这样才能修仙，再进一步划分出五行属性的灵根等等。这里的利根之人就相当于灵根是天品的，向道之心坚定，是能成仙的一类人。至于另两类，要不就是心志不坚，要不就是迷失于红尘之中，根本不信有仙，这两类人是不可能修成正果的。 除了这三种根性的人以外，成玄英说还有高于他们的“圣人”这一层次，比如太上老君就是圣人，圣人本来就已经是长生久视的仙人了。另外，他还给元始天尊封为“上圣”称号，显然是在注释《度人经》时感受到了元始天尊的伟大了。 仔细看成玄英的重玄思想，实际上可以用“三绝”来解释，会更加直观一些。重玄是把有、无和非有非无这三者排好队，一个一个的否定打倒，上面讲的“一者绝有，二者绝无，三者非有非无”，所以重玄又可以称为“三绝”。 “绝有”就是否定有，是否定万物的存在而使心不为外物牵累，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什么都放下了，这样心就相当于没有了客观的外物干扰而突显出来，这样就可以更好的达到“我思”的有状态。“绝无”就是忘心，不再执滞于虚空而能“处中”，实际上这样就达到了物我两忘的玄境，此时是处中。不过成玄英对这一境界讲得还不是太清晰，如果你能达到三绝的境界，就是把这三者全都否定了，“三绝兼忘”，那就恭喜你，你就进入了“重玄之域”，达到了”至道之乡“，实际上就是得道成仙了，反之，当然就还是个凡夫俗子，依然是在滚滚红尘中打滚的可怜人罢了。 道是迹，自然是本，这是重玄的极道，但是仅用道还不能完全解释“虚通妙理”，这才有了重玄之道，用它来研究解释自然之道，所以，虚通之道是有名之“迹”，而自然之理是无名之“本”，“本能生迹，迹能生物。大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从道生，物即是末。” 整体看，三绝兼忘的过程，体现的是顿悟和渐修的对立和统一，“积学无限，何为自绝”，积学不是目的，只是达到顿悟的途径，但是顿悟又离不开积学，也就是说也离不开渐悟。 三绝兼忘为重玄学向内丹学演变提供了思路，同时又吸收了佛学的精华，为佛道的相互融合做了榜样。重玄学还影响着道教的内丹学的发展，可以说引导着道教从注重外丹，体修成仙逐渐转变向着精神层次的修炼，走上了“性灵成仙”之路。 那么后人总结、研究重玄理论是为了什么？道士们各种努力是为什么？当然是想得道飞升、长生不老啊，成玄英自然也不例外，所以重玄思想最终同样是以成仙为最终目标的。前辈们走过的路，总结的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成仙的路很不简单，从成玄英的重玄理论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极严的，所以你要是想走他的路成仙，要求同样是极高的，否则是不可能成仙。 后人们在他的理论指引下，吸收的同时，也在感叹这位前辈的道法要求太过严苛了，自然就会做些变通，先不说唐末五代的钟吕金丹道和宋明理学，李荣这位重玄大家就对成玄英的理论加以了简化和改造，具体内容就不展开了。不过这样的做法有点想偷工减料的嫌疑，这也难怪后人的成就很难超越成玄英了。 隋唐时期的重玄思想的发展在道教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之重是得到公认的，不但加快了道教义理方面的发展和完善，在中国哲学史、道教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重要的重玄学者，主张道教信仰应该回归老庄的本源，推动重玄成为道教哲学思想的一大主流，使道教的炼养思想更加完善。 但是重玄思想并不只属于道教，是一种纯哲学的思想，儒释道都有涉及。道教的道家重玄、老学重玄和道教重玄之分。成玄英的重玄宣扬的是守静去躁，性命双修的得道成仙思想，吸收大量的佛教的思想，丰富了道教的教义的同时，更提升了道教的哲学档次，用句网络术语来说，逼格明显得到了提升，其本人也不愧“萃六代之英菁而垂三唐之楷则者也”的评价。 成玄英的思想对宋明理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宋代二程认为理是最高的实体，所以穷理、尽性他们认为是一回事，朱夫子则进一步从理一分殊提出格物致知，大体上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通过格物穷理来完善自身，这就可以看出他们对重玄学的引入。 成玄英的重玄思想还有大量内容没有讲到，他的本亦论、有无论、无心论、心性论等内容以及其佛教思想的引入，历代学者都有深入地研究，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他的思想的重要性，限于能力和本书的定位简单讲几句他的心性论，其他的就不再讲了。 无心复性是成玄英的心性论的基本核心思想，也可以说是无心体道吧，不要随便就想东想西的，心生虚妄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要用无为的心去复归人的自然天性，就是要让真常之心与重玄境相合。如果简单理解无心，实际上就是不起虚妄之心，斩掉七情六欲，率性而为，顺应本心妙悟大道而这个妙悟就是一种具体的修炼方法了。 第五十三章 叶法善 前面讲司马承祯时曾提到过叶法善，这二位虽然一个是天师道领袖、一个执掌上清茅山宗，江湖门派虽然不同，但不防碍彼此结交。 姓名：叶法善，字道元、道素 籍贯：括州松阳（浙江丽水） 出生时间：616（隋大业十二年） 去世时间：720（唐开元八年） 主要成就：内丹学、儒道兼修 主要着作：留诗三首 这里先解释一下叶法善籍贯括州的这个“括”字，在古文献中“括州”和栝州“用得比较混乱，一般来说明清以后多用“栝”字，而以前则多用“括”字，也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这两字的问题，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来看看，这里就不在这个问题上花时间了，诸位只需要知道是一回事就够了。 据《太平广记》、《唐叶真人传》等记载，叶法善的老妈有一天白天休息时，梦到了流星入口，结果吞下去就怀孕了，十五个月后，“岁在困敦，月黄锺，而真人生”。丽水冲真观道士张道统的《唐鸿胪卿越国公灵虚见素真人传》中同样有“岁在困敦，月黄锺”这样的记载，显而易见，这是古人常用的对有大成就的人或圣人的一种描写形式，这些人的出生必须要与常人不同，肯定是有异象的，这在前面也讲了几次了。叶法善除了老妈怀孕异于常人外，出生时“天无浮翳，四气朗清，异香入室，神光满堂，彩云徘徊，玄鹤下降”。 这里的“困敦”一词用得比较专业，意思是十二地支中的子，一般计年时用，而“黄锺”则是十二音律中的第一律，所以通过这句话，就可以推测叶法善是出生在丙子年正月。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翻翻史书，616年即是丙子年，正是隋末天下大乱，两年后大唐立国的时代。 老话说“三岁看老”，据多部道家典籍记载，叶法善7岁时便离家寻仙访道，大约是在天台山附近，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应该离家不会太远，不过这已经可以预见他未来在道学上的成就了。此外，唐代的道士地位虽然很高，但相对来说管理也是很严格的，所以叶法善幼时便跟随师傅修行，这样也便于以后再领度牒正式入道籍。 有些学者对叶法善离家访道这件事感觉很不理解，因为叶法善从其曾祖到他四代都是道士，当然了再往下好多代也是道士，可以说他是出身于“黄冠世家”，那么为什么他又不跟随父亲修道，反而要离家访师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心志极高，想要成为上真，追求的是“上清三洞大法师”的尊号，这样的伟大理想囿于家里那四角的天空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才果断离家，最终也学得正一、灵宝、上清诸法。 十二岁时，叶法善的父母相继过世，原因大体上是由于家贫，加上贞观初年“天下灾眚迭生……”，洪水、大旱、蝗灾祸不单行，他自己也说过，“家贫……堂有垂白之亲，何以为养……”。父母的离世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首先是为父母选一个风水宝地，然后叶法善就守孝三年以尽孝道。当然了，也有学者说那几年他是四处云游，跑遍了全国的aaaaa以上的风景区，具体真伪证据不太好找，不过后面还要讲到叶法善的忠孝思想，在极重“丁忧”的时代，显然守孝三年更符合现实和叶法善的性格。另外，叶法善很可能向净明道的万法师学过道，关于净明道下一篇会讲到，其核心思想恰好是忠孝伦理，受净明道思想的影响，叶法善怎么也不可能抛弃孝的底限吧。 守孝三年期满以后，叶法善继续了寻访名师之路，因为“不遇名师，将何度世”，可惜出师不利，师傅还没访到，十五岁时就因误服毒丹差点仙游了。 根据各种文献推测，他中毒以后恰好被茅山的一位道士所救，当然记载的就比较玄幻了，救他的那位自称是茅山仙人派来救他的，接着又指导他学习并给他授了法箓，原因则是因为他早就入了仙籍，所以来助他度过这次劫难。这是史书上记载的叶法善第一次与上清派发生了关系，至于这位茅山道士是谁，根据时间推测，王远知、王轨、潘师正、魏隆等都有可能，也怪茅山道士太多，所以不好猜是谁。 据《唐叶真人传》记载，叶法善得神授正一盟道法：“令汝行三五盟威正一之法……”，并且授了符、剑、印等等法宝，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的张道陵先生，是不是也被仙人授了这些法宝、法术之类的？现在轮到叶法善了。仙人传授了仙法，就得担负起维护世和平的责任，妖魔鬼怪得杀，抗旱抗洪得管，扶危济贫也是分内职责……嗯，遵循着一惯的传统模式，这是叶法善学习天师道功法的记载。 后来，叶法善还曾有“入蒙山访求隐术”，“行上清隐法”的经历，进一步说明他和上清派有渊源，加上前面所讲他曾和司马承祯交往可以断定，叶法善除了学习了天师道本门的正一之法，还兼修了上清道法。 关于叶法善和司马承祯交往的情况，也可以从《唐叶真人传》和吴筠的《天柱观碣》等文献中得到证实，由于司马承祯的地位和名气极高，“……后有道士张整、叶法善……，皆为高流，或游或居，穷年忘返”。这些访问学者们在司马承祯的道观里一住就是几年，好吃好喝的，没事大家开个part、搞个学术沙龙什么的，此间乐，不思蜀，赶都赶不走了。 作为天师道领袖，后人对他的思想体系研究却不是太多，不过台湾的丁煌先生曾对他有过评价，称他“历史道门中人，深加钦礼，名列‘道门七叶图’、‘道祖五传’、‘道宗六传’中之一大宗师”，尤其是对他在传播教义、反佛反巫教及反对服食延年等方面的成就加以肯定。 叶法善具体学习了哪些经法没有详细记载，但他根据《黄庭经》，结合外丹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内丹修行理论，比如他肯定了人体内的心火、肾水、精气神就是修炼金丹的药物，水火既济就可以祛病、延寿，肾之精气入血海就可以凝成圣胎……据说，叶法善修行也相当高深了，存思可见“万八千神”，胎息达“千二百息”的高深境界，这显然是引领了道家的内丹修炼的道路。他的这些理论虽然还处于内丹学的初期阶段，但对唐末的内丹学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单独提出来，就是叶法善生活的那段时期是处在佛道之争的大背景下，那么他做为天师道的领袖人物对佛教的态度如何？答案是肯定的，叶法善同样持排佛的观点。 说到叶法善的排佛，虽然史书上记载的并不多，比如《旧唐书》中仅一句“排挤佛法”，并无其具体的行为记载。在当时的佛道相争的大背景下，道士们排佛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 话说叶法善在天台山隐居修道时，这一年五月初一，来了一个老头在门口大哭着求见，真是闻者落泪，那个悲惨就不提了。叶法师心血来潮，掐指一算，白眉一轩，命弟子把老头叫进来。 老头进来行礼，叶真人一看，虽然一脸苦相，但衣着相貌透着不一般，暗自计较，问道：“老人家这是有什么事，如此悲伤啊？” 老头又是一辑：“真人，实不相瞒，我乃东海一条老龙”，边说边以手指天，接着说：“天帝命我负责管理八海的宝藏，我们这是轮班制，每班一千年，我已经干了九百七十年了，眼看着就任期圆满，回去就能升官了，可是……”老龙王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龙王莫伤心，有什么事先说出来，一起想办法嘛。” 老龙王半天后才接着说：“真人啊，龙生太难了，三十年前，不知道从哪来了个和尚，法力高强，直接把我的龙宫占了。您说我也打不过他，只能凭借着海水和他勉强周旋，阻挡他抢夺宝物。可是他天天把海水往天上卷，然后在天上变成云，这样一点一点消耗海水，我算了一下啊，再过四天，五月初五那天我这大海就会被他玩得海枯石烂了，到时候不但海族生灵都要变成鱼干，就连天帝镇压海天的法宝也会被他抢走了，我这是上对不起天帝，下对不起海族众生啊。真人您法力高深，可要救救我啊！” 叶真人捻须沉吟道：“这样吧，你先回去，初五午时我自会前去处理此事。” 老龙千恩万谢地回去了。 至于结果，自然是叶真人出马解了龙王的危机，和尚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干脆跳海死了。龙王送来了金银美女什么的，叶法善这种高人自然不会收下，不过却提了个小要求，说：“老龙啊，要是一点报酬不收也与理不合，这样吧，给你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你给我这座山上弄道水渠，让它常年有水就行了。” 这么小小要求简直不要太简单，于是天台山就有了一道四季清泉不断的天师渠。 故事的真假关系不大，不过这也可以反映出在当时的佛道相争的背景下，叶法善也不能独善其身，同样会牵扯进去的。 713年，年近百岁时叶法善被任为鸿胪卿，受封越国公，可谓深受皇恩。他的弟子众多，总结各类史料上的记载分析，他的弟子大约有数千人，都快赶上孔子了，所以说他在“道教史上罕有匹俦者”。在众多的弟子当中，成就比较高的有叶促容、尹愔、丁政观等，当然还包括玄宗皇帝、玉真和金仙二位公主。 叶法善羽化以后，就葬在括苍山，唐玄宗、肃宗都题过《叶法善像赞》，宋徽宗又先后加封他为虚见法师和灵虚真人。 叶法善寿命105岁，放到现代也是极为少见的高寿了，除了他的养生有道以外，也和他醉心音乐不无关系，着名的《霓裳羽衣曲》也传说是他和李隆基合作的。传说他最擅长的是笛、箫，这也比较合理，云游在外拿根竹管比背个古琴要方便得多。道友们有机会可以到浙江金华和丽水之间的武义县牛头山叶法善天师殿里参观，主持叶罗生道长就是他的五十四代孙，道长精于道家乐曲，有缘倾听，可以体会一下清音悠长，宁静致远的意境。 叶法善一生留下的着述不多，除了可以确定的《乞归乡上表》、《乞回授先父表》、《乞归乡修祖茔表》、《留诗》《报弟子仲容书》以外，还有一些疑似他的作品，是他的作品的可能性并不大。而这些确定下来的作品，道友们从名字上也能知道都是些官制格式的东西，也谈不上是道教的典籍。从他的三首留诗里面，大体可以看出他对道教界当时那种只为立言而不务实的造经运动的不以为然的态度，在他看来，立功立德多点务实比发表点论文更实际，所以他不怎么写东西，反而“度人初行满，辅国亦功成”。由此学者们多数认为，叶法善确实不事着述，这和潘师正相似，当然，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还有韦善俊、罗公远两位高道也不怎么搞写作，大体上这些位高道的想法有共通之处吧。 不知道道友们是否注意到了，叶法善先后上过三次表，大体上都是想回家乡。回家当然不是为了享福，哪里也没有京城这种大城市生活舒服吧，他回家，自然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也是道教比较重视的“孝道”。 从《太平经》开始，道教就不乏讲孝道的经籍，特别是在唐朝，前面讲到武则天时专门讲过这方面的内容。李隆基在714年还曾下过诏要求道士女冠，当然也包括僧尼都得孝敬父母，同一年，叶法善就曾回家祭祖。716年二月二十一日，叶法善上了《乞归乡上表》，请求告老回乡，两年以后又先后上了另两份表，请求回家尽孝道，这都是围绕着这个“孝”字的。 叶法善在《乞归乡修祖莹表》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臣幸生孝理之代，且视灵宝之符，身无横草之功，虚受茅苴之功”，在《乞回授先父表》中说：“臣闻孝道之大，人行所先……此陛下以孝感之应……”。叶法善的忠孝思想，显然极对李隆基的胃口，对李隆基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李隆基在批注《孝经》时讲到“在家以孝事亲，出则以忠事君”。733年，李隆基又下令僧尼必须像道士们那样孝敬父母、忠于君王，还专门下了道“僧尼兼拜父母诏”。 第五十四章 道教界也有诗仙 上 前面数次提到过吴筠，今天就讲一讲他，首先他是一位主要活跃在唐玄宗时代的着名道士，有学者把他归到上清茅山宗一脉，也有学者说他修习过天师道法，他还是一位成就极高的诗人，在唐代道教界诗写得最好、最多的，下面就他的生平及思想理论和道友们分享一番。 姓名：吴筠，字贞节、正节 籍贯：华州华阴 出生时间：714？ 去世时间：778年 主要着作：《玄纲论》《神仙可学论》《形神可固论》《着生论》《明真辨伪论》《心目论》《复淳化论》《玄门论》《元纲论》《两同书》…… 首先，吴筠的简介中的生年打了个问号，需要先简单说明一下。在新、旧唐书中均有吴筠的记载，二、三百字简简单单，都没有提及他的出生时间。在《仙鉴》《玄品录》《洞霄图志》《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大量道教典籍中同样有吴筠的记载，但也都没有提及他的出生时间，所以就想先尝试着考证一番，原因嘛，当然是他的道教史上的地位重要，另外能查到的资料也比较多。当费了很大精力把时间初步确定在713年左右以后，偶尔看到了忻州师范学院孙子颖老师的一篇文章《唐代道教诗人吴筠生年及其生平若干问题考辨》，里面用了很多文献推导出了吴筠是生于714年，于是就放弃了自己的求证工作，其实也是有点懒了，干脆就把他的生年暂定为714年了。当然了，这个时间也不能说一定准确，不过八九不离十，前后误差可能也就一两年而已。 好了，接着讲吴筠的生平。吴筠和前面讲过的高道们相似，从小就聪明好学，十多岁时就通读了各种经史子集，才华横溢，文章写得也极佳，不过直到三十岁的时候依然没有考中进士，这对心气很高的吴筠来说可谓三九天挑战冰桶，干脆熄了当官的心思。大唐少了一位官员，所幸的是中国却多了一位道士。 当然，吴筠最终走上了修道成仙之路也并非完全是科举失败所致，他从小就对道教感兴趣，而且有过前科。大约还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曾携三五好友跑到了南阳倚帝山玩起了隐居，那真是“闳览古先，遐蹈物表，芝耕云臣，名利不入”，所以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早熟，道友们往前翻翻就会发现，那些高道们很多都是十几岁就离家择业了，而现在的孩子们还在读初中、高中，哪天不小心穿越回古代，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得了啊。 二十多岁时，吴筠来到了金陵旅游散心，顺便还跑到了茅山访道，然后又一路向东，欣赏了云台山等名胜，大体上就一直在江浙一带出没了。 这一路行来，吴筠结识了不少好友，加上文章做得极佳，逐渐在南京一带闯出了名气。接下来的时间，他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了。 那么吴筠科举受挫转而修道后有没有拜师呢，师傅又是谁？这又是一个谜。 道友们还记得权德舆吧？权德舆曾经写过两篇关于吴筠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吴筠的师承的问题。一篇是他任礼部侍郎时所写的《宗玄先生文集序》，里面说吴筠在天宝初，大约就是742-744年，拜师冯尊师并得授正一道法。宗玄先生是吴筠羽化后弟子们给他的谥号，在一些古籍中写作“宗元”，道友们应该知道是讳玄宗的玄字的问题，都是说的吴筠就可以了。这个冯尊师大概是叫做冯齐整，而这位冯齐整很可能是潘师正的弟子，这样在时间线上比较合理。另外，《全唐诗》中有一首诗《嵩山寻冯炼师不遇》，作者叫崔曙，也可以证明这位冯齐整应该是真实的存在。 而权德舆的另一篇文章是任礼部尚书时所作的《吴尊师传》，里面却说吴筠是山东的儒士，拜在了潘师正门下，并得传正一道法。这就有意思了，新旧唐书中的吴筠传整体上就是参照权德舆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却均称吴筠是潘师正的弟子，完全没有冯尊师的事了。 实际上更深入读一下权尚书的两篇文章，不难推算出，从时间上算，吴筠真的不太可能拜在潘师正门下的。潘师正是682年羽化，就算吴筠742年拜师，时间上还差着五六十年呢，当然了，也不能说绝对了，假如吴筠实际是寿一百一十多岁，那么是潘师正的弟子也是可能的，而且对于高道来说，一百多岁并不少见。细节就不再详细列举证据了，至于吴筠的师傅是谁就放下吧，以后有了进展再说。 总之吧，对于吴筠的生平，学者们还是以权德舆的两篇文章为主，虽然也有很大矛盾之处，不好说是权尚书不认真的问题还是后人传抄的问题吧，也没有比他更权威的了，所以新旧唐书也好，《洞霄图志》《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也罢，大体上都是参照权德舆的两文而来的，所以参考价值有限。 在742年还有件事需要交代一下，因为和李白有关。这一年四月，李白从泰山观了日出，非常高兴，写下了《游泰山六首》，诗就不引用了，道友们可以自己找来赏析，这里的关键是其中有一首是盛赞玉真公主的。接着，爱旅游的李白一路南下到了会稽，然后就认识了吴筠，二人一见如故，吴筠整整招待李白住了一个夏天。当然了，李白和吴筠相处的时间上也有诸多的疑问，极可能是晚几年才发生的事，细节就不多说了，主要是二人的确有过一段密切交往的经历。 《旧唐书》中也同样记载了吴筠在天台剡中（今嵊州）招待李白，与一帮朋友喝酒写诗，然后还出诗集的事情。吴筠和李白交往的这段时间里，应该还有不少名人参加，所以他结交了很多名士文人，比如孔巢父等人，这些人嘛经常要弄个party、酒会什么的，自然免不了作些诗词歌赋相互品评，渐渐有些好作品就传进了京城，这无形中又增加了他的声望。 李隆基听说以后，一看这些文章写得真不错啊，于是就派人来请吴筠。先不说吴筠去皇帝那里干什么吧，这对李白冲击是不小的。诸位应该都知道李白在官场上一直很不如意，看着好朋友去见大boss了，自己还是这样混迹江湖，心情还能好到哪去了？好朋友的心事吴筠也明白，所以临行前向李白拍着胸脯保证说：“兄弟啊，你这才华天下少有，等我见了皇帝一定好好保举你。” 李白也对吴筠此行充满了期待，于是就怀着希望沿大运河一路向北回到了山东老家，等待京城的好消息。大胆猜测一下，李白很可能托吴筠把《游泰山六首》带给玉真公主了，因为这事有前科了，道友们是否还记得前面讲到过，李白曾托元丹丘捎过《玉真仙人词》给玉真公主，再让人捎点诗就毫不奇怪了。 结果呢，吴筠很可能真的向李隆基推荐过李白，不久以后，李白就收到了皇帝的召见。临行前，李白高兴地写了首《南陵别儿童入京》，这一年，李白已42岁。当然，这个时间还是按照742年计算的，所以如果吴筠是在742年以后才与李白相识同游的话，那么李白742年进京的原因就不是吴筠的推荐之功，没准是玉真公主的努力。 总之，新、旧唐书中的吴筠、李白的本传中、文艺、文苑，以及《四库全书》等等文献中，吴筠也好，李白也罢，记载得时间总是对不上，当然了，二十四部正史中的错误多了去了，特别是时间节点上的疏漏尤其严重，不再讨论了。 第五十五章 道教界也有诗仙 下 754年，天宝十三年，吴筠第二次被唐玄宗诏进了京城，二人在大同殿聊了聊从第一次分别后的各自经历，吴先生妙语连珠，风趣幽默，把皇帝李隆基说得心情愉悦，当时就安排他进了翰林院，这是打算让他长期留在身边不放他走了的节奏。至于原因，想来道友们都猜得出，自然是长生成仙那点事，希望吴筠分享分享他的长生之法，长生路上拉兄弟一把。吴先生虽然当年科举失败，但还是有真学问的，加之多年的四处游历，参研道法，见识也不是一般的高，皇帝的那点心思自然能看得通透，一手太极玩得炉火纯青。 既然在京里当了官，那么皇帝也不着急，来日方长嘛，早晚还不能从你那里挖出点实惠？于是李隆基就时常请吴筠过来聊聊天气、道法、军国大事等等，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偶尔请教一些长生之道，显得也不那么突兀。吴筠情商很高，又很会把握尺度，也不会随意参与国政，偶尔稍稍提醒一下皇帝有些过错的地方，皇帝也不会感到难堪生气，反而感觉他非常挚诚，就更加看重他了。 最后吴筠也是被李隆基问得没办法了，有一次就说：“陛下，现在啊，流行的道法那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可计数了，不过我认为，它们加在一起都比不过老子五千言，就是《道德经》，其他的都可以说是在这五千言的基础上发挥引申，就一些细枝末节大加发挥，唉，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浪费纸墨罢了。” “那神仙是怎么修炼成的，长生的功法总有吧？那什么，有没有简单点的，不费时间的，我也试试？” “这个嘛，修道修仙什么的，这都是我们这些山野俗人们才去做的事，而且没有捷径，就是个水磨功夫，积年累月，受尽各种苦还不一定能成，所以您这种人皇，肩负着国家的兴衰、万民的生活，实在不适合走上这条路，内圣外王这才是您需要专注的事啊。” 吴筠对皇帝一直想成仙这件事感觉也真是很无奈了，我这还在探索仙道的路上呢，哪有闲工夫陪您胡闹，不过几句话也不能真就应付过去，所以就加班写了三篇《玄纲论》，“您先看看这个，以后咱们再讨论。” 玄宗对《玄纲论》很重视，挑灯夜读，第二天早早就请来吴筠说：“吴老师啊，拜读了你大作，深感你已迹参洞府，心契冲冥，写的文章义博文精，词旨奥省，如此宏阐格言，发明幽致，让我手不释卷，百读不厌，……（此处省支一万字）是越读感觉越玄奥啊。你这么高学问，我认为翰林对您来说都屈才了，您这水平当宰相都足够了，以后可要多多为我出谋划策啊。” 由于吴筠受到皇帝的重视，声望越来越高，所以很多高官贵族纷纷表示亲近，比如刑部郎中元沛的寡居的夫人刘氏就受箓于他，影响的一家人也有很多投身于追求仙道而不仕的。 唐玄宗对于道教的态度前面详细讲过了，在《道德真经疏》中可以看出他的理身、理国两大宗旨，当然，这里面有多少是吴筠的功劳不好说，不过理国理身的思想是司马承祯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理身清高，理国无为，把道教和治国之道联系起来，唐玄宗深感正确，圣人理国，理身以为教本，失理国者复何为乎？但理身尔，故虚心实腹，绝于忘知于无为，则无不理矣，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是以理天下之圣人睹行随之不常。更深入的思想不再讲了，但唐玄宗并非是个糊涂皇帝，他对道教、对治国有着很高的理解，当然，涉及长生的问题时智商总会低下来，这也不止他一人。 虽然没有挖出来什么具体的长生秘法，但是李隆基还是能够坚持节俭，注意保护民生，克制自己的贪欲的，所以当吴筠劝他不要沉迷仙道应该好好当好皇帝这个最有前途的职业的时候，玄宗也能够坦然认可，也就更加重视、欣赏吴筠了，当然这样也是得到了吴筠尊敬。 由于吴筠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这就导致了一大批和尚妒火中烧，看着这个老道士咋就这么不顺眼呢。着名的高力士也是位忠实的佛教信徒，于是和尚们就通过高力士不时地在李隆基耳朵边上说他的坏话。关于这段历史的影视剧很多，估计一般人都很熟悉，当时李林甫和杨国忠把持朝政，弄得有点乱，道门高人吴先生知道天下将乱，这也符合阳极阴生、阴极阳生、否极泰来、由盛转衰的自然规律，主要是在首都圈里被人盯着总想害自己的感觉太不好了，吴筠就才多次向皇帝提出下岗回家，“您就让我回去吧，家里鸡、鸭都没人喂，院子里草都比门高了，再说，我在您的那群大儒臣子堆里也没什么意思，和他们道不同，没有共同语言啊。” 李隆基自然舍不得放他回去，心说我还没学到长生的仙术呢，你走了我怎么办？于是说：“您老人家就安心在我这住着吧，只要你不走，我立刻命令人给您新修座道观，保证是独幢的别墅，你一个人在里面修炼好吧。” 吴筠也是铁了心要回去，坚决请辞，说“万岁啊，我老家那座小山包都荒了，没人打理不行啊，您就让我回去啊”。 李隆基就是铁了心就是不放他走，就这样，一直拖到安史之乱前期。 吴筠感觉再不走真不行了，好家伙，风雨欲来了，于是又坚决请辞，最后皇帝还算可以，终于放他回嵩山了。 不久，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作乱，一个多月就打进了洛阳、长安，搞得天下大乱，这就是着名的安史之乱。 嵩山上的吴筠一看形势有点不妙，这里也是战区，太不安全了，于是收拾收拾，“羽衣虚舟，泛然东下”，飘然来到会稽避祸。 后来，又隐居到杭州大涤洞，这个石洞也因他成名，于是先后有宋朝陆永仲、王元素、朱复常等人来此洞修炼得道。 大历十三年，778年，吴筠卒于宣城道观，也有人说是卒于天柱山，无论如何吧，弟子们遵从他的遗愿，把他送回余杭天柱山安葬。当然了，有关他卒葬之地，史料记载颇多不一致的地方，也有学者专门考证，不再详述了。 以上就是吴筠的简单的生平，之所以要讲吴筠，除了他的作品和思想以外，主要是他代表了一批人，就是当时清高但政治抱负又得不到施展的那些士人，最后选择踏入道门，追求另一种心灵上的安慰和宁静，我们不评价他们的做法的积极与否，需要看到的是当时社会背景如何，这是道教史、中国史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然，吴筠他们又完全不同于那些为了走终南捷径而隐的隐士，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消极避世，从吴筠的着述中可以看得出他还是关心国家，关心政事，有机会也是能够勇于进谏的，如此反而隐而成名、进而有功了。 吴筠一生留下了很多作品，很幸运，他的作品传世很多，宋景濂曾说“道家诸书，多寇谦之、吴筠、杜光庭、王钦若之徒所撰。”当然，这种说法道友们也知道有点偏颇，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吴筠的着述丰富到了一定程度，思想影响力也极大。 吴筠虽然屡试不第，但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才华，否则不会结交李白他们这些大文豪，当然了，他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的名气大，但是在道士圈子、文人才子圈子里名气丝毫不差。吴筠的诗赋传下来的还是不少的，总数为450篇，广泛收录在《新唐书?文艺志》《全唐诗》《文献通考》、《郡斋读书志》等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玄纲论》外，还有重要的《神仙可用论》《形神可固论》等，其他着述，在《宋史》中列举了大约十余部，《宗玄先生文集》中还收录了吴筠的八篇赋，内容当然还是道教，对道教的人物、仙境、求仙生活等加以描写，令人对仙人、仙界产生渴望和追求，从而走上修仙之路。各类道教典籍中还有十多种作品需要考证。总体上说，他的作品多而杂，涉及面比较广。 需要单独说一下吴筠的诗歌，他通过诗来表达对“道”的理解和追求，形式也比较丰富，比如有游仙诗、览古诗、步虚词、高士咏等，这些诗意境幽远，仙气十足，虽然没有李、杜那么名气大，在道教界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了，所以称他为道教界的诗仙也可以。 《旧唐书》中评价他的作品“词理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虽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唯筠乎！”权德舆在《宗玄先生文集序》里对他的诗赋给予了极高评价，“奇采逸响，琅琅然若戛云璈而凌倒景，昆阆松乔，森然在目”，“近古游方外而言六义者，先生实主盟焉”。那位也许说了，给别人的作品作序，使劲往高里捧那是必须的啊，何况是给自己老师作品写序呢，但是前提是你得有三分才华吧，烂泥总是扶不上墙吧。 关于吴筠的诗稍后再单独讲一讲，下面，先来看一看他的主要着述，看一看他的主要的道教思想。 第五十六章 吴筠的修道思想 上 除了诗歌以外，吴筠的着述传世的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算是《玄纲论》了。 在《进玄纲论表》中说了说他的写作目的，大概是对当时的重玄思想以及流行的三洞经书这些道书的深奥难懂表示很不感冒，“难皟其奥，罕窥其门”，这不是自己束缚自己的发展吗，这些前辈们就没有想着道教的整体发展，非要让后辈们感觉是在看天书才能显得你们学究天人，水平很高吗？你们要是写得浅显易懂，让后辈们都能修成无上仙法，这是多大的贡献啊，所以他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对道教的理论总括纲要，让后来人能少走点弯路，所以就写了这篇《玄纲论》。 《玄纲论》共三十三章，分上中下三篇，是吴筠最重要的思想着作之一。上篇主要是明德，涉及宇宙生成、养生、政治等多方面内容，多继承自老庄的思想，基本上是从宏观角度讲了道。中篇辩法教，主要从细微之处阐述一些炼养内容，涉及了道的次序，修道的关键和虚静无为的一些方法，算是从微观上讲道。下篇析凝滞，是以问答的形式进行答疑解惑，主要内容是神仙信仰等方面，比如怎么把有形的身体与无象的道相契合，怎么守静去躁，怎么息欲凝虑等。 《玄纲论》总体是围绕什么是道来论述，开篇就解释了什么是道，“……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简单提炼一下吴筠的观点，首先，道是宇宙的根本，虚为的依托，造化的根本，神明的本体，天地的本源，所以道才至大至无，无形无声不可知，但又是绝对存在的；其次，道是至幽至静，万物由道而生，所以道是掌控万物死生的。不难看出，吴筠试图从本体论的层次来解释道的概念。 吴筠认为道的“有”和“无”两种状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怎么做到这种转化，“有无相同，以有契无，与道同一”，这又是修炼的关键，可以说是追求天道的总纲，相应的，一本武功秘籍自然也有修炼的总纲，吴筠总结为八个字，“以阳炼阴，守静去欲”，是不是有点熟悉？ 吴筠的修炼方法实际上恰好契合了内丹理论的思想，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吴筠的思路为内丹理论的逆修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前面讲过道家的修炼是一种顺为人逆为仙的基本理论，当然传到现在一样也是这么认为的，道友们应该都熟悉的。现在，广泛出现在修真小说里面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化虚合道”就是一个典型的逆修的过程，这也是内丹学的回归之道，逆反成仙之道。再比如道家着名的导引术“八段锦”，如果简单做八个动作的话效果实在一般，效果比广播操强不了什么，但配合呼吸、意念，把动作和气脉配合起来那就不一般了。那位道友也许问，你这说的和“逆为仙”有什么关系？这里不讲高深的，只说说简单的呼吸方法，比如第一段的双手托天，有兴趣的话您可以试一下，双手十指交叉手心向上，从腹部向上，到胸部时外翻再向上到头顶时手心依然向上，做这个动作时一般人的习惯都是吸气，不是一般人的请忽略。接着手指分开，手从两侧向下，再回到腹部前交叉，此时一般人习惯应该是呼气，同样非一般人忽略。如果您是这样做下来，效果当然也有，而且也不错，这是调理三焦经的，也是为后续七段做的准备工作，相当于跑步、游泳这些相对剧烈些的运动前的放松、准备活动，但效果也仅止于此，这只是“人”的层次，就是“顺为人”，要想达到道家的养生、延年甚至更高的追求，那就要变一下，也很简单，就是习惯吸气的时候呼气，习惯呼气的时候吸气，这就是“逆为仙”的最简单的做法。不再多讲了，有兴趣研究八段锦的道友下面再交流，这里不多说了。 在这个顺逆转变过程中，吴筠说还要注意摒弃情欲，这同样是“逆”，人哪里没有情欲，这也是人后天成长中逐渐增强的，但要想修道，同样要逆过来，回归本真是关键，也就是说情欲和道是对立的，有我无他的关系，他的这个思想不仅被内丹学说所重点吸收并发扬，熟悉宋代理学的道友们可以想一想，他们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本质上是不是一致？另外佛教的六大皆空啊，各种持戒等等，仔细想想是不是同样是在克制人的自然的行为和意志？只不过宗教也好，理学也好，把这些东西提炼、升华了，成为了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了。 所以，吴筠从哲学层次上解释了道以后，接着他进一步用元气来解释万物生成，这个问题前面也讲过，宗教、哲学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以后，就得解决“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了。万物是具体存在的，所以就得从唯物主义上操作了，吴筠把万事万物的生、灭统统安排给了“司玄化，御万灵”的“虚皇”身上。这位虚皇实际上就是道的化身，他就是道，当然了，道教是一个多神的宗教，吴筠再弄出一个虚皇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前有太上老君，有元始天尊了，再多一两个至高神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虚皇必须和太上老君他们一样，不能随便就露面，天天搞演讲拉选票什么的肯定是不可以的，这就是宗教的本质，你一个至高神，不能太直白、太真实、太具体的，必须保持足够高的神秘性才可以。 虚皇是如何造化万物的呢，想当年女娲是抟土造人的，虽然后来偷懒了拿个树枝随便甩来甩去的，甩出点泥点造人吧，这也是有个具体的过程了，虚皇的手段则主要是通过“元气”来实现的。《玄纲论?元气章》讲宇宙初始状态是“真一”的空虚，个人感觉相当于盘古开天辟地前的阶段或更早点的阶段，接着由于“至精感激”使这个“真一”动了起来，静止状态当然不能创造万物了，所以这个动是很关键的，这就是造化之功，这就是吴筠的宇宙观。 道家的理论有时候不太好理解，“真一”是一种空虚，那空虚是怎么运动的，什么东西在运动？“真一运神而元气自化”，也就是说元气是关键，是运动起来的媒介和具现的途径，元气是“无中之有，有中之无”，就是有了它才生成了天地人万物。不过元气必须要动起来，否则万物只具其形，没有灵魂了，元气动则天地人才产生了灵性，而只有神才能操控元气，让万物运动起来、变化起来。 元气不动时就是太极，自化则化生万物，后面还会讲到陈抟的太极图，周敦颐还创作了《太极图说》，第一句就是“无极而太极”，当然那些修真小说里常用这句话。从无极到太极，从太极再动而生阳也好，生两仪也好吧，总之就从虚无、静止动了起来，这就是吴筠的宇宙观，也是他的道。 道是宇宙中最高、最根本的存在，是超越时空的绝对存在，是虚极幽深的存在，是天地万物的生成者，而道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动静。宋代理学说无极生太极，太极动了生阳，动到极致以后就是静，如果有道友感觉这个理论不好理解，您可以观察一下高速转动的车轮，静是生阴的，同样静到极致了又动了，所以宋儒们认为动静是互为根本的，这其实就是从道家而来的。 吴筠认为“静”是万物的最终归宿，复归于静是宇宙的普遍规律，道理也很简单，尘归尘，土归土嘛，本来就是虚无的，本来就是静的，怎么变化怎么动，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的。但是“道”不是静的，道是无动无静的，是超越了动、静的存在，要不怎么能体现出道的高大形象呢。 道家的终极追求是什么，是能长生，说与天地同寿那是不行的，因为天地那也是道创造出来的，最终也是会由动归静的，也就是说天地也是有寿命的，但是道是超越了动静的，或者说得道了，就可以超越了生死的，道士们要做的就是“守静去欲”，最终要达到形神合一，这就是仙道。 吴筠专门写了《玄元论》，里面综合了老庄思想和元气论，完善了自己的本源论，但是最终还是受到了时代、科技等方方面面的限制，解释不了运动的本源问题，这方面还是可以理解的，宇宙观那是近代才逐步完善，当然了，过几百年以后再看，现在的认识也许同样只是个皮毛，甚至有很多是错的。和近现代的一些科学家相似，既然用现在的科学解释不了，那么很简单，那就是神才能解决的了，感觉这才是宗教、神产生本质原因嘛。 当然了，吴筠少不了给出一些修炼方法和理论，他是从道家的元气生成论的角度讲了心性修养与炼形的关系，主张“神仙可学”和“形神双修”，这自然是内丹方面的发展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重玄的风气。 吴筠在重视内丹修炼的同时，对前辈们的外丹理论很不感冒，并且说外丹是舍本逐末，这种否定就有点绝对了。前面讲孙思邈时提到过唐代外丹术还是非常有市场的，可以说相当流行，要不然唐、宋、明一直有那么多皇帝、名人死于丹药，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极为烧钱的行业，所以基本上只限于在上流社会流行，于是穷人们只好另辟蹊径，想着走一条经济实惠的路出来，毕竟穷人也得追求仙道嘛，于是存神、服气等等就得到了深入研究和发展。穷道士们天天存思打坐、呼吸吐纳，心里窃喜，这种修炼简直是不要太省钱嘛。 穷人还是多数的，所以各种理论发展、规模化以后，理论研究自然就会深入，于是就有了吴筠、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等高道的加入，加以升化、提炼，并用他们的传承和博学，形成一部部道家典籍。可以说这些人理论知识丰富，学识渊博，很受达官显贵的欢迎，他们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内丹理论，但实际上都是在推动着内丹学术的发展，为晚唐、五代及以后的内丹学发展打下了很不错的基础。 第五十七章 吴筠的修道思想 中 在理顺了道的概念以后，这就有了仙是可以修的基础，那么如何修仙，修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等问题就需要知道了。吴筠专门写了篇论文《神仙可学论》，首先明确神仙是存在的，这方面可以说是继葛洪以后明确神仙存在的第二人了，既然神仙存在，那么就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修成的，就是“学之所致”。接着又论述了修仙的原则、基本的修炼途径等，特别是重点提出来要对修仙修道过程中的种种错误做法加以摒弃，并且总结出“七近”、“七远”之类的，总之还是那句话，珍惜生命，远离外丹，必须高度、认真地重视精气神修炼的内丹之路。比如在《神仙可学论》中开篇就说“度世永无穷”，“七远”就是吴筠提出的在修炼成仙过程中不能犯的七种错误：比如不知形与性的关系以守形全性，命定性情是吴筠理论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下面再单独讲一讲。再比如心志不坚，这更好理解了，心诚则灵嘛，修仙这种最高级的追求要求自然也最高了，哪怕是对仙道有一丝动摇都不可以。吴筠的游仙诗中有这样一句“因知至精感，足以和四时”，没有坚定的信念，仙路是与你无缘的。其他的还包括强以存忘为一体，缪以道识为悟真，去形体以败散为期；追求名利，《逸人赋》中说“以鸿名为糟粕，以大宝为污垢”就是这个意思；壮年为情色所困，老后伤残不补；追求外丹，忽略本身；外表清誉，实则满心算计，《逸人赋》中“为无为以成性，事无事以澹虑”就是这种表现。总结起来，大致就是说求仙的方法不能有错误，而且是不能有丝毫错误，修炼的方向更要选对，不能走歪了，剩下的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要绝对努力才有希望成仙。总之，神仙是的确有的，不要说我没见过就不存在，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仙实有，修可得”。怎么修呢，吴筠的神仙思想的核心就在此，简单总结就是：性耽玄虚，希高尚行，恭慈密修，恬乎摄生，奋机静安，补过坚操。全部展开讲的话内容比较多，主要是讲起来还比较枯燥，所以咱们就不再展开了，不过吴筠对“性”是相当重视的，可以说不修性就不可能成仙，而且“全自身之性”是学仙的第一步，这就是他对心性修炼态度，这也正是他否定外丹学那种肉体永生的理论的原因。经过吴筠的总结，可以说坚定了大家对神仙是可以修炼而成的信念，宋代有学者高度评价他是“演休息之方以勉学仙之士”，这实际上相当重要，仙路漫漫，是个苦差事，他给了后世修道人以信心和指引，也是对道教的义理的丰富和完善，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对佛教的一种攻击。为什么这么说呢，道友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下面简单讲讲。下一篇中会讲到另一位丹道泰斗张伯端，他是出现在《西游记》里的人物，详细的后面自会分解。大家坐好，先听故事。话说有位得道高僧，自以为修成了上乘禅旨，有一天来找紫阳真人炫耀说：“老张啊，最近我神功大成了，入定以后元神出窍，几百里转瞬就能来回，羡慕不？”紫阳真人一笑，说：“大师啊，我是真的太羡慕你了，这下可以和你一起元神出游了。咱们现在就找个远点的地方，嗯，至少得5a级的景区，您带我去游玩游玩怎么样，也让我瞻仰瞻仰您的遗……咳咳，风采？”和尚那是极为满足：“好说好说，你想去哪玩？”紫阳真人暗中撇撇嘴，恭敬地说：“都听您老的。”和尚想了想，唉，想当年上学时地理课没好好学，神功练成后也还没来得及四处走走，这哪也不知道啊，对了，这里离扬州不远，听说那里的琼花出名，美女……嗯，罪过罪过，于是便说：“这样吧，太远了怕你功力不够，咱们去扬州看琼花怎么样，估计你现在的功力也差不多能去。”紫阳真人暗自鄙视之，就这点功力，看你怎么出丑，口里却连连称是。于是二人就找了间净室，这可是关键，要是随便在山里一坐就元神出窍，来个老狼、老虎什么的把肉身吃了就真成了两个茶杯了，所以事前安顿好肉身是很重要的，传说中的铁拐李不就吃了大亏。二人面对面坐好以后，同时闭目元神出窍，只见两道白芒倏然而出，直奔扬州而去。紫阳真人的元神看着和尚的元神玩了命的在前面猛跑，姿势也不好看，心想这速度太慢了，出来一次也不容易，又不好太过落了和尚的面皮，于是故意先去长三角、珠三角绕了一圈，本来还想去美国转转，也不能太过分了，于是才慢悠悠地来到扬州。和尚先到了，当然非常得意地等着紫阳真人到来。紫阳真人来了以后先绕着琼花转了三圈说：“大师啊，您看我们来了一趟也不容易，这么好看的花，不如一人折一枝带回去，怎么样？”和尚也没多想就同意了，于是二人各自折了枝花以后，意念一动回归本体。睁开眼睛以后，二人相视一笑，紫阳真人问：“大师啊，您真厉害，佩服，这是我折的花，您的呢？”和尚低头一看手里空空，袖子里也没有，僧衣脱了也没找到哪怕一点花粉，羞了个大红脸。外行看热闹，行家看门道，这个小故事实际上是讲道教的性命兼修的，这个理论已经讲过很多了，气聚成形，形散成气，这就是修的阳神，神与形，气与形的变化只在一念之间，这是道家的修炼正道，同时讽刺佛教修行的急功近利，不修气，只修阴神，所以只是无形无影的虚幻罢了。吴筠早期受儒家的思想教育，所以为了皇权他也认可儒家的治国思想，但对佛教则没有好感，在翰林院时那些和尚动不动就找碴，也更增加了他对佛教的敌视，所以写了不少排佛的文章，比如《思还淳赋》等。吴筠认为佛教破坏了中国的传统风俗，把华夏礼义全都搞坏了，“代千亩之竹，不足记荒唐寓言；倾九府之财，焉能充悃款诚愿！”佛教的引入和流传破坏了礼仪，消耗财物，大量人出家去当和尚，天天不劳而获，蚕食鲸吞，纵观历史，只要是放任佛教兴盛不遏制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反之只要是废除佛教的没有不昌盛的。在《形神可固论?养形》中，吴筠说佛教玩的全是虚的，信他们不仅会浪费钱财，更不可能延寿长生。由这些简单的内容实则可以看得出吴筠的反佛的态度了，就不再详细讲了。既然提到了，这里就多说几句《形神可固论》，文中吴筠从宇宙的生成讲到人自道生，和其他万物一样一般是不会永生的，为什么，当然是自己的原因——嗜欲。“夫生我者道，灭我者情”，“人得一气，何不与天地齐寿而致丧亡何也，为嗜欲之机所速也“。吴筠认为情是有悖于道的，须要根除。道能从无中生有，又可以使有返归于无，人本身是具有道性的，只不过不能合道，修仙嘛，就是要形与气合，气与道合。上面一直在讲吴筠对性、情的重视，下面就总结一下他的命定性情的理论。吴筠是用命定理论来解释性和情的，他认为人天然是有善、恶之分的，这是受到了先天之气的影响，先天之气有阴、阳两种属性，天赋是阳气的人那就是上等人，聪明美丽又大方，是上上等人；天赋受阴气影响的那自然就是恶人中的恶人，凶恶得不要不要的，除了好事什么都干，他认为这是下下等人；同时受阴、阳二气影响的，“阴阳交杂则为人”，就是中等人了，具有善和恶两面性。实际上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应该都是“人”，是“阴阳交杂”而成，唉，古人们都比较质朴，可能没感觉到什么，现代人看来总感觉有点别扭。而上上等人和下下等人实际上并不属于人的范畴，大概可以归类于天上的神灵和地下的邪灵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又有善恶之分呢，这当然是受阴气影响大还是阳气影响大这些不同情况而造成的，所以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在吴筠的理论面前是错的。根据吴筠的思路，命也是天定的，天生就确定的。我们不用理那些上等人，人家生而就与道合，下等人呢，更不用管他们，这类人是没有改造的可能的，一点可能都没有，就好比如火吧，你可以熄灭它，但不可以让它变得和冰一样冷，同样，你可以让冰化掉，却不能让冰变得像火一样热，因此，中等人才是需要学习道法，修行成仙的。吴筠的这套理论和郭象的“独化说”是如出一辙的。进一步，吴筠就提出了“性”和“情”的关系，“性动为情，情反于道，故为化机所运，不能自持也”，二者显然是对立的，性动了就生情，情生了就不能得道，实际上这个情最终是影响性的，是由世俗外物所影响而产生的，是不是和前面的坐忘、重玄思想一致？所以，吴筠就认为，想修道，想成仙，第一步就是要在“性”上下功夫，或者说是在“心”上下功夫，“性会则形全，形全则气全，气全则神全，神全则道全，道全则神王，神王则气灵，气灵则形超，形超则性彻，性彻则返覆流通，与道为一，可使有无为，可使虚为实”。吴筠这几句话实际上很全面，提炼一下，就是性、形、气、神、道这几个阶段的修炼步骤，最终达到性、情全部忘掉而成仙。吴筠提出的这三类人性，对后世韩愈、李翱的性三品学说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他对于心性修养尤为重视，同时还把儒家的忠孝伦理纲常引入到修炼，认为道和德是社会的根本，是内在的，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则是外在行为，是道和德的具体表现，二者也是一种本末关系，“道为心，德为体，仁义为车服，礼智为冠冕”，所以，吴筠的道，是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的天堂，也符合儒家的伦理标准，所以才符合帝王的心意，您以为李隆基那么看重道教，那么尊重那些高道就是为了长生不老，为了仙丹啊，哪有那么简单。所以，吴筠在道教思想转型期中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他把神仙思想从度己向度世度人转变，道教只有适应社会才能得到发展，大家全都钻到深山老林里去，只为自己成仙不问世事，谁还会想起你，社会上怎么还会有道教呢。 第五十八章 吴筠的修道思想 下 吴筠还有篇文章《心目论》也需要讲几句，它可以说是吴筠众多着述中最有特色的一篇奇文，里面有他对生命的认识及体悟。 吴筠用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形式阐发自己的心目观点，是通过“心”和“目”的对话形式展开的。心为统帅，是主宰，代表神，目则是认知系统，也可以说是神的接收外界信息的通道门户，所以，传统道教学者多认为心、目是一体相关的，“目动则心动，心动则神动”，当眼睛接收到了外界的信息，自然就会影响到心神，从而使修炼受到外界的影响。相关的理论，从早期的《太平经》，到《黄庭经》都有论述，特别是司马承祯的《坐忘论》，道教对心、目一直是极为重视的。 在吴筠看来，目动是不一定能引起心动的，当然是不一定，也就是说目动是能引起心动的，心到底动不动关键在心而非目动，只要你修为到了一定程度，心经受得住考验了，目动也好，目乱也罢，心都能“安”，心安则身安。这一观点，唐初的学者有很多人是和他相似的，比如成玄英就说过“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王玄览也表示“非心非目，不见不知”，道友们再回想一下司马承祯的《坐忘论》，道理也是一样。 所以，修道的关键还是心，心静了神自安，“静则神生而形和，躁则神劳而形弊，深根宁极，可以修其性情哉”，总之，管得住目，还有耳、鼻，还有种种劳形是有必要的，但管住心才是根本，才是修道的关键。 以上，通过吴筠这些重要的着述，大体上对他的道学思想有了粗浅的了解，他在神仙思想、丹道理论、存思重玄等方面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和对修道体系的整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还是留待日后有机会再说吧。 最后，再聊聊吴筠的诗赋，前面也讲过了，他堪称是道教界的诗仙，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有保障的。 《全唐诗》中收录了吴筠的118首诗，《补遗》中有六首，《补逸》中有二首，《续补遗》中一首，《续拾》又增加了四句残诗，这样算下来，吴筠传世的诗一共是129首，有些学者统计是128首。这些诗可以分为四大类：游仙诗、步虚词、高士咏和览古诗。 诗是作者的心声的最直接的表达，言为心声嘛，所以通过诗同样可以研究吴筠的心路历程和各阶段的思想。 吴筠的游仙诗共有二十四首，既通过对仙人仙境的描写表达了他对神仙的无限向往，又有超然俗世的渴望，一改以前游仙诗的抒发苦闷的风格，反而更有一种理性的情感在内，同时还反衬出世俗生活的污浊和虚伪。比如“隐符千魔骇，鸣玉万帝悦。遂使区宇内，妖气永沦灭。”再比如“怡神在灵府，皎皎含清澄。仙经不吾欺，轻举信有徵。”“将过太帝宫，暂诣扶桑处。真童己相迓，为我清宿雾。清霞正可挹，丹椹时一遇。流我宴玉堂，归轩不令遽。”“悟彼众仙妙，超然含至精。凝神契冲玄，化服凌太清。” 步虚词共十首，基本上和游仙诗的风格如出一辙，多运用比兴的方法，同样是写他的修炼、他的道，“以兹保童婴，永用超形神”，“逸辔登紫清，乘光迈奔电。阗风隔三天，俯视犹可见……”。 览古诗十四首，是通过对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的描写，对前人的讲解，抒发自己的感触，比如他咏张华说明不要因功名而不能求道，甚至杀身，范蠡能功成身退逍遥天地间。 高士咏五十首，通过表达对五十位高士的崇敬和仰慕之情，“举其绝伦，明其标的，为五十首，以吟讽其德音焉”，当然，他所咏的高士，都是符合道教的义理的，树立的一种榜样，比如庄子、列子、庚桑子、文子、伯夷、叔齐等人。 吴筠还有八篇赋流传了下来，收录在《宗玄先生文集》中，按题材可以分为四大类：向往隐逸的《岩栖赋》《逸人赋》《登真赋》；忧国忧民的《思还淳赋》；托物言志的《竹赋》《庐山云液泉赋》《玄猿赋》；自传型的《洗心赋》。 总体看，吴筠的诗赋创作，反映了： 1、神仙是必须存在的，成仙是必须可行的，“天人何济济，高会碧堂中”、“仙经不吾欺，轻举信有征”……。怎么成仙？积学则矣。如何学，怎么学，才能成神仙？有仙骨，然后坚持七远七近原则，比如“乐贫甘贱”、“爵之不从，禄之不受”等才可以。 2、宝神养形，永超形神，养形守神，形神合一，这承袭自陶弘景的思想，“神与形合而为仙”。“亶化凝正气，炼形为真仙。忘心符元宗，返本协自然”、“二气播万有，化机无停轮”等。 3、虚静去噪，静心去动，忘心自然，虚为心中无物，静乃心中无念，“怡神在灵府，皎皎含清澄”、“心同宇宙广，体合云霞轻”、“馀滓水可涤，秉心方杳然。孰能无相与，灭迹俱忘筌”。 可以说，吴筠的诗赋的水平完全可以代表唐代的道教界的最高水平，大体上就是表达了对隐修求仙的向往，对自己的高尚的理想的表白，对恬淡的生活的称颂，对修道历程艰辛的感慨，以及对现实世界的一些批判，所以才称他兼李杜之长了。当然了，从诗中也可以看得出吴筠对现实的反思，那种避世的态度，那种希望在仙道幻境中寻求慰藉和享受的无奈。 最后，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唐代诗人，他的道教爱情诗在这里简单提几句，道友们猜一猜是谁？不是李白、也不是白居易、温庭筠，他是李商隐。 李商隐估计不用我多说，如雷贯耳的大诗人，清代的《唐诗三百首》中杜甫的诗入选了38首，李商隐是32首，王维是29首，而李白仅27首。“春蚕到死丝方尽”，“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些诗句传唱千年，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在极力追求美的情况下，写得缠绵悱恻，可以说是晚唐甚至整个唐代的代表诗人了。 李商隐年少时也追求过仙道，在道观里读过道藏，尤其熟悉《黄庭经》，这些可以从他的《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等诗中看得出来，里面用了不少《黄庭经》中的词语。晚唐崇道风气更浓，道观里可是有很多漂亮的女冠和房中术的，所以李商隐在道观里同样也有写情爱诗的环境，诸如“仙眉琼作叶，佛髻钿为螺”、“想像铺芳缛，依稀解醉罗。散时帘隔露，卧后幕生波。” 李商隐写了很多关于女冠的诗，比如《碧城三首》《闻歌》《河内》《河阳》《中元作》、《月夜寄宋华阳姊妹》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燕台四首》，“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等诗句颇具道性，虽然比《圣女词》表达得隐晦很多，但同样可以看出他和女冠之间的那些情情爱爱，更有了道家的仙气飘渺在其中啊。 道友们应该都知道，李商隐在爱情上比较杯具，所以他对道教的静、虚、无这些思想非常认同，有很大的共鸣。他的执着、留恋、颓废都在诗中得到体现，他本人也陷进了给自己编织的神仙世界中，希望从中寻求一丝安慰。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是他的无奈；“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是他的了无生趣；“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是他的失望；“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是失望后更失望；“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已经彻底沉沦了。道教思想影响了李商隐，李商隐也在道教思想中得到了排解，让我们为这位伟大的爱情诗人点个赞吧。对了，还有位难兄难弟温庭筠，一并给个赞吧。 第五十九章 又一位山中宰相 最后要讲的唐朝的高道是杜光庭，他生活在唐朝这座大厦倾覆的时代，同时也是道教走向衰落的时代，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和努力，保存下了大量的珍贵典籍，为后世重修道藏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他同样也是一位山中宰相。 姓名：杜光庭，字宾圣 籍贯：处州（浙江）？ 出生时间：850年 去世时间：933年 主要成就：三洞藏的编修，修编斋醮科仪 主要着作：《历代崇道记》《广成集》《道门科范大全集》《道德真经广圣义》《太上洞渊神咒经》《金箓斋忏方仪》《洞天福地记》…… 杜光庭是唐末五代的“道门领袖”，道教理论大家，是唐宋道教的理论转型关键的节点人物，在道教的哲学、思想、炼养、斋仪、神仙等方面有很全面的总结研究，可以说是上承唐朝道教的重玄思想、心性论思想，下启清静之心修道的先河，特别是推动了神仙思想的入世，引导着心境转向精神超越的追求，把追求长生不死转向了对生命本身的精神超越的追求上，可以说是他开启了宋元的道教，为内丹心性学的体系化提供了理论和思路。 杜光庭还是一位迷一般的道士，《新唐书》《旧唐书》《旧五代史》中都没有立传，《十国春秋》说他“为人性简而气清，量宽而识远”。在道书、野史等诸多记载中就有杜光庭各种版本的生平、事迹，但差异就多了，比如他的籍贯上打了问号，原因是他的籍贯就有六七种以上，处州、缙云、长安、天台、括苍等等，简单考证一番，他的老家是处州缙云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这里还要再啰嗦几句，研究杜光庭思想的学者并不少，也看了一些学者的文章，有些人还会提一句他没有入新、旧唐书和《新五代史》，有些人干脆就不会提，然后想当然的说杜光庭没有入正史，想来这些学者都没有亲自考证一下，人云亦云而已。您想啊至少还有一部《旧五代史》啊，最早如此说的人为什么没有提它，意思明显是说只是这三部史书没有为杜光庭立传罢了。 此外，在《五代史补》《十国春秋》等史书也有杜光庭的记载。当然了，有些道友可能会翻翻《旧五代史》的目录，然后很是理直气壮地说：“的确没有啊，你怎么说有？” 请打开《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六，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编的“僭伪列传第三”，里面是有一段关于杜光庭的记载的，当然在其他正史中，并不是没有他的记载，只不过是没有单独立传罢了。 和前面讲过的高道们一样，杜光庭从小就聪明好学，七岁时就“博极群书”，神仙书、经史子集都是他喜欢读的，到十几岁时就“经籍备熟”。 据说有一位叫方干的诗人在缙云旅游的时候，偶遇了年仅七岁的杜光庭，估计是被小小的杜光庭的才华惊到了，或许他还懂点麻衣神相之类的，说杜光庭未来前途不可估量，真称得上是“宗庙中宝玉大圭”。事后证实，方干还是很有水平的，相人之术还是极准的，当时并不是为了奉承才夸奖孩子的。 晚唐的动荡大家都知道了，年轻的杜光庭立志成为像姚崇、宋璟那样的贤相，这样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在867年，18岁的他参加了科举考试，当时他参加的是九经举。 关于唐朝的科举前面简单讲过几句，九经举考的是九部儒家经典，包括礼记、左氏春秋、周易、尚书等，由此可见，杜光庭少时攻读儒学时还是下过不少功夫的。 传说杜光庭在考试的时候文思泉涌，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可惜没被录取。事后，据他自己分析落第的原因肯定不是自己文采不好，而是受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要不然也不会“奋然入道”。“奋然”这个词总感觉有点问题，好像用“愤然”更合适，总之杜光庭知道自己没考上公务员干脆就去了天台山，拜在了应夷节的门下学道。 应夷节小时候也是个神童，十三岁就当了职业道士，不但学过正一法术，还修了上清道法，在天台山修真五十多年，总体上应该把他归到上清一脉，所以杜光庭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上清道士。 师傅是兼修上清和正一道法的，杜光庭自然也不例外，两教道法兼修，很快就有名气。国家将乱，道教也不能独善，所以面对当时“几将废坠”的道法科仪，杜光庭立要志光大道门传承。于是他便跟随师傅潜心修习，广涉各派经书，“遂考真伪，条列始末”，更是把上清和正一经法融会贯通，这些都成为日后他编写《三洞藏》的基础。 由于师傅是名道，自己又好学，还经常下山进行江湖历练，弘扬道法，所以杜光庭名气是越来越大，终于，“僖宗临御，光庭始充麟德文章应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事情发生在唐僖宗即位的874年，僖宗前面提到过他，不多讲了，临御就是刚当皇帝开始治国理政了。国家乱了，新任的皇帝急需人才，于是就启用了郑畋。关于郑畋就不多讲，与本书关系不大。郑畋极善写奏书，所以很欣赏善写文章的杜光庭，这才向皇帝举荐杜光庭，说他“工词章翰墨之学”，一定会成为您的得力助手的。 僖宗先看了看杜光庭写的文章，嗯，感觉还不错，就派人把他诏来面试，嗯，的确是位有真本事的高道，于是龙颜大悦，当即就封他当了“道门领袖”，让他跟随在身边，可见对他还是很重视的。 转眼一年多，杜光庭在这段时间，利用身份便利广泛阅读官方收藏的经书，重点对涉及斋醮科仪方面的部分加以整理，读书笔记不知道写了几摞纸。也是在这时期，他开始了《历代崇道记》的创作，希望通过对以前帝王崇信道教的实例，告诉皇帝道教是可以为皇朝提供帮助的，可以教化百姓、安定社会，您得学学皇帝前辈们“扶宗立教”，把道教发扬光大，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据记载，876年和877年，杜光庭还曾两次来到蜀地访道，879年又去了趟湖北，出行的主要原因是道教一路在下坡路上有狂奔的趋势，道经更是毁损严重，这些都让杜光庭着急上火，所以他才数次远行收集各地的道经，然后加以刊正，可谓用心良苦。对了，他还特别喜欢和各地的老人们闲聊，特别是老道士，总能从他们嘴里听到很多珍贵的信息，还能收集大量的奇闻轶事。 不久，黄巢起义，眼看兵荒马乱的，880年僖宗逃出长安直奔成都而去，杜光庭也跟随一路来到成都。 在成都期间，僖宗除了派兵去打黄巢，想着收复失地以外，同时还大修道场，希望能得到太上老君他老人家的庇护，保佑李家的天下能多挺几年，估计这位管太监叫爸爸的逃跑皇帝对大唐的未来也没什么信心了。 身为随行的着名的道士，杜光庭感觉是自己表现的时候了，于是经常举办一些大型的斋醮活动，为大唐祈福，弘扬了道教，又迎合了皇帝的心理。 道经的收集和写作杜光庭也没有丢下不管，884年底，《历代崇道记》终于完稿，杜光庭把它献给了当时还仅是刺史的王建。感觉挺不好理解的，杜光庭为什么不把它献给僖宗皇帝呢？是人微言轻还没有到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层次呢，还是算准了王建未来的远大前程而提前混个脸儿熟，反正是没给皇帝。正好皇帝要起驾回长安，于是杜光庭举行了一场临行前的斋醮仪式，保佑皇帝和自己能够一路平安。 还算不错，有杜光庭一路陪着，太上老君也保佑吧，僖宗885年三月平安回到长安。皇帝安稳了，杜光庭也就又有时间四处搜集道经的工作。于是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考辨真伪，条列始末，当然写点文章，为日后整理道藏做准备也是必要工作。 为了保存这些宝贵的道经和自己的着述，杜光庭给僖宗上一份表，请求僖宗投资建一座玄元观，用来保存这些文献。难为皇帝了，国家风雨飘摇呢，本来是不会理这些小事，不过真的希望道教能拯救自己，想着建个道观也花不了多少银子，不但批准了工程项目，还希望能借助崇道找到更多的人才帮我治理天下、教化万民，于是就请一位姓潘的高道帮忙举荐些人才。 注意这位潘道长可不是潘师正，潘师正都羽化两百多年了。有意思的是，潘道长向僖宗推荐了杜光庭，于是杜光庭就有机会接受了僖宗的第二次面试，面试效果应该还不错，僖宗龙颜大悦，“遂令披戴，仍赐紫衣”，并且封了个“广成先生”的称号，派他去蜀地掌管道教。 不过还没来得及出发，王重荣和李克用就带兵来打长安，僖宗只好又跑路，杜光庭同样也跟着跑路。不幸的是，就是在这次出逃过程中，杜光庭辛苦多年收集来的三千多卷经书丢了一大半，这对他的打击可以说非常巨大。 国家乱成这样，眼看这个皇帝也是扶不上墙了，多年的心血才会损失惨重，于是杜光庭就写了封辞职信，“乞游成都”，我要去成都为大唐祈祷。 国家的混乱都没空管呢，一个道士的离去怎么可能会让皇帝操心，所以杜光庭很快就离职来到了青城山，在白云溪畔盖了个草房隐居。终于可以安心工作了，于是又重新收罗道经，潜心研究，着书立说，还四处拜访官宦士绅，化点缘重修荒废的道观，经过多年努力，杜光庭总算又有了一个安身之所了。 891年，那位王建大发神威打进了成都建立了前蜀，903年成为蜀王，907年称帝，这在五代时期也是位成功人士了。王建和杜光庭早就认识，自己也崇道，所以对这位道门领袖非常尊重，经常向他求教军国大事，还封他了上柱国蔡国公、金紫光禄大夫等，虽然没有搬进成都，但在山中同样是积极参政议政，俨然和陶弘景一样，成为另一位山中宰相了。 杜光庭在四川时，除了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道经的收集整理上。他在玉局观中，继续广集道经，集成了一部《三洞藏》，整理了各大门派的理论，同时大力推进教化，结合当地的民间信仰举办各种斋醮活动，推动道教在民间的传播，扩大影响力。在长期的活动中，他结合各派的科仪，加以综合和完善，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科仪规范，各方面都完善起来，形成了经典的道教科仪。 年纪大了，杜光庭气质更加成熟，带上了仙风道骨的属性，王建对他更加尊重，请他给太子当家教，919年王建死后，王衍上位，杜光庭自然就成了帝师。熟悉历史的道友应该知道，这位王衍比刘禅还扶不上墙，当了皇帝以后，就从超级纨绔转型荒淫无度的昏君生活，不过他对杜光庭还是很尊敬的，大力推行道教，又修起了上清宫，还奉杜光庭为“传真天师”。杜光庭对王衍的昏君生活很是看不顺眼，忍无可忍下就辞官回到了白云溪隐居去了，别的缺点不说，仅一条教育储君完败就够杜光庭郁闷了后半生了。 直到后唐灭了前蜀以后，杜光庭一直在隐居，直到933年羽化，寿84岁，葬于青城山清都观。晚唐道士张令问专门赋诗曰： 试问朝中为宰相， 何如林下作神仙。 一壶美酒一炉药， 饱听松风清昼眠。 杜光庭着述很多，虽然大多都失传，存世依旧不少，除了道教方面的以外，还有一些小说、诗歌、杂文，主要收录在《道藏》、《全唐文》、《全唐诗》等文献中。 《道藏》中收有杜光庭的着述二百多卷，主要有： 《道德真经广圣义》50卷，依玄宗注的“圣义”发挥出来的，算是他的代表作； 《广成集》17卷，表奏、诗词、序、碑铭等； 《常清静经注》《历代崇道记》； 《道门科范大全》87卷，整理删订的斋醮科仪总集； 《神仙感遇记》5卷，历代凡人遇仙、感应神仙的故事75个； 《录异记》8卷，收录了一百多个怪异故事； 其他还有《道藏》没收录的《仙传拾遗》40卷，《王氏神仙传》4卷，《全唐文》中收录他的各种序17篇，斋词24篇，醮词136篇，忏文3篇。 此外，杜光庭在书法、医药等方面也是卓有成绩的。 第六十章 学海千寻 杜光庭的修道思想，可以通过研究他留下来的各种着述来了解，限于篇幅、能力，讲些皮毛。 杜光庭对僖宗的知遇之恩是深怀感激的，一直以来都希望为唐王朝的延续能做点什么。901年他完成了《道德真经广圣义》的撰写，总结了隋唐道教的重玄思想，希望老庄的思想能够成为挽救唐王朝的法宝。 杜光庭认为当年玄宗皇帝所注的《道德经》是非常好，是历年来最得老庄思想精髓的版本，以他的能力是不能超越了，所以他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广疏”。如此吹捧玄宗，估计玄宗本人听了也得脸红吧，想想杜光庭的情商还是蛮高的。 为什么要研究《道德经》？唐玄宗曾经说过：“道德五千，实惟家教。理国则致乎平泰，修身则契乎长生”，司马承祯也说过：“理国如同理身”。也就是说，《道德经》中含有修身理国的真谛，比如国君要爱民，否则民心散了哪还有国，所以“有道之君”要有民本思想，要“情田无为”，这是国君与道相合的治国方法，这样才可以让天下太平。当然了，理身和理国虽然都是道的体现，还是有个内外、先后和本末关系的，身为国之先，有诸己而后有诸人，先成己后成物，先理身才能理国。 杜光庭以唐玄宗的思想为中心，进一步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思想，通过重玄思想把心性论和修道结合在一起，把前辈们深爱着的长生之路的探索进行了修正，希望后来人能够回归到从心境中探求超越生命的道路上来。为了增加说服力，他编写了大量关于神仙、显灵的故事，鼓励大家信道，极力推销积善可以成仙的思想。他这种做法对道教的发展确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些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水平差了点，真的有点假，极大的拉低了他的着作的学术层次，所以在《辞源》中把“杜撰”这个词安在了他的头上，“杜撰之说，其来久矣。或云道藏五千余卷，惟道德二卷为真，余皆蜀道士杜光庭所撰，故曰杜撰”。当然，杜撰一词的来源还有其他说法，例如《辞海》中则说是来源于一位叫杜默的人，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自己查查。 可惜本来想借此来为李唐寻得力挽狂澜的方法，但此时就连王建都已经在成都宣布独立了，更不用说朱温、李克用这些牛人了，那都是令垂暮的大唐仰视的超级军阀了，唉，一切都太晚了，虽说也是书生意气，也值得佩服。果然，六年后朱温彻底终结了唐朝，华夏大地再度进入大混乱时期，所以这部《道德真经广圣义》也只能吃灰了。 在修行方面，杜光庭并没有跳出藩篱，沿续了前辈们的阶段划分的修行思想，依旧是一级一级的打怪升级模式，不过他的分级比较粗糙，只分了三个等级，“道贯万法，而演为三乘”，即小乘、中乘和大乘三法。对了，也有学者是用的“成”字，即小成、中成和大成，这里提一下知道怎么回事就够了。 小乘功法是基础的入门功法，一般是给刚加入的菜鸟道士修习的内容，目的是让他们认识到仙凡的区别，从而坚定向道之心，总纲是“以戒检心，以律检行，以存修静其内，以齐洁严其外”。具体功法嘛很多，总结起来有十条，不再详细列举了，大体是要利用道门的各种戒律来约束道士的言行和心境，学习存神的方法安静心绪，用斋戒来塑内含和气质，这些都需要在师傅的指导下，远离俗世烦扰，修身养性，打坐诵经，积善度人等等。 小乘功法修行入门以后，就可以通过中乘功法的修行达到熟其行、制其味、涤其过，达到正心、修身，致于冥寂、契乎无为。中乘功法比小乘功法自然要复杂，杜光庭认为入门功法适用于每个人，类似于现在的初等教育，但到了中乘功法的修行阶段，就好像大学里要分专业一样，要因材施教，每个人走的路就会有所区别了。为什么呢？因为修道人的根性是有上、中、下之分的，不同根性的人走的路区别就大了。上一章刚讲到吴筠把人性分成三种，杜光庭这个分类也相似。对于这三种人，修行时自然不能一视同仁，就和学校的学生一样，普通的学生是占多数的，特别聪明和特别笨的通常是很少的，这就是所谓的正态分布。经验丰富的老师在教学时自然会有针对性地教育学生，才能使三类学生都可以得到最佳的培养。 修道是一样的，所以杜光庭就在中乘功法里分了权、实两门，或者说是两种教学办法。道友们不要被这两个很陌生的词弄得不知所以然，简单解释就是特别聪明的人一点就透，一修就通，自然冥合，就用实教之法，反之，中下之资质的，你讲得太快或者高深，他们是理解不了，跟不上节奏的，那么就得用权教的办法促成他的修行。 那么具体的实、权教学修行法门是怎么样的呢？ 先说权教，这是对普通或下等资质人用的，这类人实质上有两种，一种是钝根之人，就是很笨的人，一种是贪戾之人，按理说这两种人是没有资格修道的，不过上天有好生之德，为了显示圣人的仁慈和博大的胸怀，不但可以修习小乘功法，甚至还专门为他们提供了权教这种中乘功法。无论是笨也好，是贪婪、暴戾也罢，他们都迷失了本性，不知道天道为何物，只知道贪图享乐、争强斗胜、骄奢淫逸，这样只能是离道越来越远，哪里有可能修成神仙。但是你还不能用强制的手段去纠正他们，那样效果不但不好，还可能起反作用。圣人自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人家聪明着呢，他们是“顺其性而张之”，概括说就是“因事制宜”，就是要尽最大力量放大你这些毛病，喜欢享受就让你享受够了，爱打架就让你天天打，直到一提到打架就恶心，反正是由着你的性子让你放纵个够，最终让这些成为你的最不可忍受的，这样你就会主动想着要摄心、摄性、摄欲、摄贪，洗心革面，求你让我做个好人吧！这就是圣人想出来的对付中下之人的权教的办法，最终可以去奢从俭、去伪存真、去有欲为无为，反性而修道，“反者道之动”。 实教则是为上乘利根的聪明人设计的，对这些人你要想用放纵他们的权教反而会起到反作用，人家都是禀清气而才智过人的，本就少私寡欲易于入道的，你这糖衣炮弹打过去，糖衣吃了炮弹还得打回来。对于他们，直接引导他们走正确的修行之路，就是“设科戒仪范以齐外，注念神凝以正心，炼气胎元以制食味，祈真朝谢以洗过”等等，这些人就自己能沿着正确的修道大路走下去了。当然了，实教的方法又分为针对在家修行的人和在道观里的专业修行的道士两种，细节方面还是有所不同的，就不再展开了。 最后再说说大乘功法。大乘功法又叫无为功法，显然还是源自老庄，也是杜光庭重玄思想的重要表现。杜光庭同样极为重视无为，认为无为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理政，理国则国富民淳，修身则气旺延年。 杜光庭的无为思想可以说是吸收了整个唐代的高道们，特别是重玄思想的高道们的研究成果，算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了，没有点创新思维显然就说不过去。他认为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也不是放空思想，而是要“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循理而举事，因资以立功”，无为是功法，是大乘功法，并且也是大乘功法要达到的境界，由此可见，直到唐末，道家的思想进步依旧没有跳出老庄。 无为既然是功法，杜光庭又细分了三个阶段，就是迹无为、心无为和心迹具无为，是不是和重玄思想如出一辙？迹无为就是“功举不自伐，则功不明而身明”，心无为是“绝思灭志，无思无虑”，最后心迹具无为则与道合一，证了道果。总之，先立功行，后忘其心，最后契无为之道，了于无为，得证道果。 正常情况下，这三乘功法是渐进的，小乘修好了修中乘，中乘修好了再修大乘，最后就是成仙飞升了，有正常的进阶方法，那么自然还有不正常的情况，造成这种不正常存在的不稳定分子叫做“观”。 杜光庭在设计他的三乘功法时，想着得留个后门，就算自己用不到，亲戚朋友什么的求上门来的时候也不能没点表示不是，他说可以通过修观的方法从小乘直接跳到大乘。实际上，三乘功法可视为修道过程中的三个境界，而“观”则是不同境界下的具体功法。比如有些修真小说里的功法是划分为天地玄黄四级的，有的是分金丹、元婴的，每一级的功法自然不止一种了，什么五气朝元、六道轮回、冰心诀、破魔手、噬魂咒之类的，这些功法就相当于“观”。杜光庭在三乘功法中设计了不同的观，比如小乘功法中的假法观、实法观和遍空观，中乘功法中的无常观、常观、非无常观和非常观，大乘功法中的妙有观、妙无观、重玄观和非重玄观等，修道的时候，在任何一个阶段中都可以通过修不同的观法直接“契于无为之门”的，就是可以直接从入门到大乘成仙。不同的修观之法就不再展开讲了，感觉杜光庭在这方面的想象力还是比较有限的。 回过头来看杜光庭的修道阶次或者说是层次的划分，实际上还是脱胎于传统道教内丹修炼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老一套，当然他对五代以后的内丹学多少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相对于炼养方面的成就，杜光庭在斋醮科仪方面的贡献要更大了一些。《道藏》中关于他的斋醮科仪方面的着述多达二百多卷，“成为唐代以后斋醮活动的范本”，所以他这方面的成就真不错。元代学者马端临说：“……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师之徒，则专言经典科教。”南宋道士金允中说：“斋法起于中古晋宋之间，简寂先生始分三洞之目……至广成先生荐加编集，于是黄箓之科仪典格，灿然详密矣，后世遵行，莫敢越也。”南宋王契真道士说：“中古以还，……，广成先生杜君光庭于是总稽三十六部之经诠，……斋法大成……上至邦国，下及庶人，皆得修奉……斋法至此不可有加矣。”这个评价就有点太高了，认为杜光庭已经把斋仪规范到了极致。 除了陆修静和杜光庭以外，还有一位唐代的张万福，这三位都是在对斋醮科仪领域有过突出贡献，所以后世一般将这三位尊称为“科教三师”。 前面讲到过一些高道，在和上流社会打交道时，特别是和皇帝有来往的，比如寇谦之、陆修静等等，他们一般都会在斋酚科仪方面有所涉及，因为统治阶级需要他们利用宗教进行祈福、祭祀等，不懂这些显然不行。唐代的道举中，道士参加的道举考试时要考与斋醮相关的表白、声赞、焚修等很多内容，这些都是考较他们唱念行法的水平，以后这些道士是要到各地负责科仪的，规范是必须的。 据《唐六典》记载，唐代的斋仪有七种，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金录斋、黄录斋，涂炭斋等，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斋，这些主要都是传自陆修静，或者说是灵宝派，直到晚唐，杜光庭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差不多是用了一生的心血加以编删，整理了《太上黄箓斋仪》等斋醮科仪方面的典籍，后人整理后集成了一部《道门科范大全》，从而进一步规范了道教的斋仪，成为了后世道门的斋醮科仪的iso。 史料记载，僖宗带着杜光庭跑去成都后，杜光庭便在“山中修灵宝道场，周天大醮”，也说明他的斋仪是以陆修静的传承，而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显着的，所以地位也和陆修静相当，后人称他“词林万叶，学海千寻，扶宗立教，天下第一”。 杜光庭在整理斋仪方面的贡献，除了下了很大功夫收集整理几乎因战乱要断掉的道教传承以外，还进行了修订，删掉了一些不适应的内容，增加了很多新东西。比如为了适应需求，他增加了三献、称法位、纳职、送圣等环节，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音乐，比如唱道赞、启堂颂、出堂颂、华夏颂等。当然，他对斋醮的总体没有大改动，多是在开头和结尾有所增删，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使斋仪细化、专业化，不同场用不同的斋仪，但不同斋仪的总体结构和流程又基本相同，这就更利于传承、推广、掌握，后人们学习了基本的流程框架后，只需要在不同的环节选择不同的音乐、服饰及颂词等即可，显然在推动道教斋仪发展上作用不小。 具体的斋醮程序和流程就不给道友们讲了，有兴趣的话可以私下里交流，这些东西懂一些的话，去道观里参观时，恰好遇上道士们做法事活动时就能看出很多门道来。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杜光庭在道藏方面的贡献。唐代的《道藏》在战乱中数次被毁，黄巢冲击长安时，道经被焚荡一空，十不存二三。杜光庭辛苦收集整理的道经也没得道神庇佑，同样损失惨重，就算侥天之幸保留下来的典籍也大多散乱无章，正因如此，虽然他几乎大半生都致力于重建道藏，但后世很多人却认为他的工作成果并不怎么样。客观地说，杜光庭的努力对宋真宗时期的道藏重修工作还是有很大贡献的，后世评价“其所着道家书，颇研极至理。至条列科教，自汉张道陵及陆修静撰集以来，始末备尽，于今羽流咸宗之”，至于哪种评价更恰当，让学者们接着去辩论吧。 第六十一章 传奇作家 上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领域，唐诗宋词可谓是绝代双骄、空前绝后……（此处省略千字），总之就是非常牛。正因如此，在唐诗的璀璨光芒掩盖下的唐传奇就显得不那么起眼了，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它的伟大成就。 唐传奇的历史就没必要讲了，有大量的作品流传下来就是比任何语言来描写都有说服力了，诸如《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虬髯客》《枕中记》等等。 到杜光庭生活的唐末五代时期，社会的动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不但可以从作品的内容上有所表现，在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上也有所反映。唐末传奇创作虽然衰落了，但是道教的小说却大量涌现，原因道友们应该也能理解，诸如神仙传记、志怪传奇或者宣教性质的小说等等纷纷问世，创作者并不仅限于道士作家，占多数的反而是道教圈子外的文人。道教界外的这部分作家我们就不关心了，在道士作家中，最着名的就应该是裴铏和杜光庭二位了。 裴铏自称谷神子，所着的《裴铏传奇》中收录了他的三十一篇宣扬道家出世思想的和仙道有关的故事。杜光庭的代表作品有《神仙感遇传》《仙传拾遗》《王氏神仙传》《录异记》《道教灵验记》等，还有一些他名下的作品存在争议就不列举了。 《神仙感遇传》也是一部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典型的代表作叫《虬髯客》，这是一部深得鲁迅先生赞赏的唐代传奇的上佳之作。 这里就要简单说明一下，很多学者认为早在杜光庭之前就流传着虬髯客的故事，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并非杜光庭的原创故事，所以这部作品的作者到底是不是杜光庭还存在着争议。鲁迅等人认为是杜光庭的作品，也有人说它的作者是裴铏或都张说，当然还有人说这三位都不是作者的。无论这三位是不是原作者吧，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他们都和《虬髯客》有着关系。比如杜光庭至少是个改编者，张说和裴铏也都参与过它的编写，这里暂且把它放在杜光庭的名下了。总之，无论《虬髯客》是否杜光庭创作的，至少他是做了改编，出于宗教的原因在书中加入了很多道教的因素，加入了他的政治观点和对神仙的向往。 听说过《虬髯客》的道友可能并不多，特别是年轻人，不知道您听过单田芳讲的评书《隋唐演义》没有？里面最牛、武功最高的是谁？李元霸？no。没听过《隋唐演义》也没关系，李元霸是李世民的弟弟，武器是大锤，力气最大，武力值暴表，貌似打遍隋唐无一回之敌，在当时差不多是位bug级的存在。但是他并不是最牛的，里面还有三位龙套人物——“风尘三侠”，却是神一般的龙套，分别是虬髯客、李靖和红拂女，这位虬髯客就是《虬髯客》里的那位。这三位龙套基本上是不会直接上场参加pk的，要不然就没别的英雄什么事了。在这三位眼中，李元霸再厉害也只不过是一个稍强壮一点的蝼蚁罢了。单田芳还讲过一部《风尘三侠》，算是《隋唐演义》的前传吧，那里面这三位就是主角了。 《虬髯客》对唐代以后的影响力绝对不算小，自宋元以来，《虬髯客》不断被改编，至今流传下来的还多达十几个版本，如明代的《红拂记》《红拂传》《女丈夫》等都取材自《虬髯客》，近代任伯年、徐悲鸿等大画家都画过《风尘三侠》，程砚秋还有部京剧《红拂传》……您看，这三位名气还是不小的。不论是在什么版本中，虬髯客一直是以神仙的身份出现的，而李靖和红拂女一般则是凡人，当然是武林中的绝顶高人，只要这二位一出手，都能秒杀任何英雄了，以至于神仙虬髯客老大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根本摆脱不了龙套的角色。 杜光庭还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位专门给女仙集传出书的道士，这部书就叫《墉城集仙录》。既然是给女仙们写的，那里面自然全部是仙女了，讲的主要内容是“古今信女子得道升仙之事也”，不好意思，男同志这半边天就只能成为女仙们的路人甲了。 这部书在《道藏》中收录了六卷，书中共收录了从汉魏以来的三十八位女仙，她们之间并不是毫无关系的，而是形成了一个以墉城为中心的仙界的女性半边天体系。但据《宋史》《云笈七签》等记载该书应该有十卷的，也就是说佚失了近一半。 先解释一下书名中的墉城，为什么是墉城呢？这个墉城又在哪里？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提及过墉城，“承渊山又有墉城……西王母之所治……”，显然这个墉城就是在西王母的地盘里，归她管。具体在哪呢？自然是昆仑山，因为大家都知道西王母是住在那里嘛。 熟悉《封神演义》的道友应该知道，昆仑山是元始天尊的道场，在我国的西北，而西北方是后天八卦的乾位，乾卦又是天，至高无上的，所以大boss都是住在西北的。西王母是道教中女仙的最高领导，所以她也是住在昆仑山，准确的说是在西昆仑，所以这个墉城也是在西昆仑的。地图上有没有呢？你可以找找看：）。 当然，无论是武侠小说，还是修真、修仙小说里，昆仑的出镜率都是相当高的，而且一般也都是以武林、修仙圣地、祖庭等地位出场的，江湖地位也好，修真门派也好，都是金字塔尖上的。 五行学说里，西方属金，所以西王母也叫金母，尊称为金母元君，所以杜光庭说“女仙以金母为尊，金母以墉城为治”，现在明白为什么叫《墉城集仙录》了吧。 杜光庭笔下的这些女仙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集团公司，在ceo西王母的统一领导下，屹立在中国道教的神仙体系之中。既然是一个大公司，就要有完善的体系，在作者杜光庭的设计下，整个女仙世界形成了一套完善、森严的等级制度，从高到低共分出了九个等级，不可稍有逾越，从最高级别的元君，就相当于公司的ceo到最低级的侍女，全都由ceo统一领导。 在道教中的男仙级别最高的一般称为真君，女仙则称为元君，当然了事实是并不很规范，甚至是比较乱，大体差不多就行了。这不，杜光庭又为西王母安排了一个地位高于她的上级——圣母元君，也是一位元君，二者虽然级别一致都是最高级了，但这位圣母元君因为是老子的母亲，所以差不多就安排在董事长的位置上了。 地位最高的话，就要放在第一位，要占头版头条，笔墨自然也不能吝惜，所以开篇写的就是圣母元君，而且杜光庭是把她提高到了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的地位，是她创生了万物，也就是说继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等人，不，是等神仙以后，杜光庭又给道教至高神队伍里又增加了一位圣母元君。和人家只有一个至高神的宗教对比，我们的道教至高神有点多，既然大家都是至高神那就是地位一样了，谁说话最算数？ 虽然圣母元君地位最高，但具体管事的还是西王母，在她的领导下，包括她的闺女在内的女仙们一个个都担任着各个主要岗位的领导。这些女仙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漂亮，嗯，应该说美，极美，反正所有形容女人美丽漂亮的词只管拿来用就对了，什么颜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肤充泽、眉鬃如画、光彩射人、容颜绝世、天姿清耀、天姿奇伟、灵颜株莹、灵眸艳绝等等，千年前的古人形容美女的词汇虽然远不如现在丰富，但是杜光庭实在也是用了不少，而且这些应该都是自带美颜，绝对没用滤镜，更没有ps的。 第六十二章 传奇作家 下 根据这些女仙地位高低，出场顺序、所用笔墨多少也是有区别的，地位高的先出场，写得很详细，什么出身来历、形容样貌、才艺法术、生平事迹等等，是不吝笔墨的。比如地位仅低于元君的称为夫人，包括西王母的弟子九天玄女，西王母的女儿们，她们都是夫人，在她们身上用的笔墨就略少一些了。地位再低一些的比如上清派的女仙，什么李夫人、冯夫人、左夫人等等，她们值得杜光庭写的东西就不多了。依此类推吧，到地位最低一级的女仙们，多数是民间传说中那些没有什么身世背景的了，比如麻姑、洛川宓妃、蚕女、采女、彭女等等，作者杜光庭君对她们一般仅仅提上几句，有的甚至一句话就带过了，仙界和世俗界还不是一样？你还别有怨言，她们比起那些侍女来说好多了，侍女们连名字都没有，哪里会有什么生平事迹？ 女仙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神通广大，不说圣母元君都成了至高神、创世神了，其他女仙们同样道行高深，而且往往比男仙们法力高深得多。西王母是管仙门的，差不多相当于负责职称评定的，你的职称能不能评审通过我说了算，仙人们成仙都得从这道门过，都得恭恭敬敬地对着西王女行个礼，塞个红包什么的，要不然西王母把门一关，想成仙？别说门了，窗户也没有。 再比如上清派的三茅真君吧，西王母曾经指点过他们修行，前面我们讲过一些高道得天降神授时，有很多是女仙出面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为什么这些女仙的法力就这么高呢？原因嘛主要是女仙们的根脚都很深，很多都是源于太古的，在现代修真小说里就是洪荒以前的事，当然了，这是顶级的女仙，至于低级的女仙，那是什么背景也没有的，有的是身世悲惨，有的是积德行善，有的恪守伦理等等才成仙的，总之就是在封建礼教下某些方面做得非常突出又诚心向道而成仙了。 之所以对这些低级女仙加以描写，这当然是出于社会的原因。杜光庭同样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也要宣扬封建礼教，不过，他对女仙专门成集，从一定程度上又表现了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的挑战，和对追求平等、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渴望，这无疑是又一种社会的进步。 杜光庭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毕竟生活在唐朝嘛，大家都会写诗，自己不写两首也说不过去。据考证，杜光庭有两部诗集，其中一部是《老君二十四化诗》已失传，只是在一些典籍中有所记载。从名字上看，和张道陵设立的二十四治有关，主要描写的是分布在四川的二十四座道观。虽然没有具体的诗文传世，有些诗的名字还是有记载的，比如《题北平沼》（猜想应该是治字）、《题本竹观》《题鹤鸣山》等。 另一部诗集是《毛仙翁赠行诗》，里面收集了唐代的二十一位名人的诗，包括韩愈、李翱、裴度、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这部诗集比较有意思，在后序里面有“通正元年丙子三月七日辛酉杜光庭序”的记载，由此可知是916年所集。不过经后人鉴定以后，感觉这些诗文的风格差不多，内容也有点雷同，貌似就是杜光庭自己写的，所以大家对杜光庭的做法就有点意见了，您自己写的诗，非要说这是那些大诗人写的，这就有点过分了啊，您这是多顽皮啊。因为大家都以为是盗版的嘛，所以原本这卷诗文是不太可能流传下来的，所幸清代的《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只是追求大而全，反正有的诗就先收进来吧，考证的事就不管了，这样才把它们收录在了各位诗人的名下，至于这部诗集，是真的没有单行本流传了。 不说这些诗了，在《全唐诗》中专门有杜光庭的31首诗，经考证确实由他所作的是20首，另外11首诗应是出自五代名道郑云叟，具体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从这些诗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咏名胜、题道观和宣扬道家思想的，比如《题剑门》是他入蜀路过剑门时所作： 谁运乾坤陶冶功， 铸为双剑倚苍穹。 题诗曾驻三天驾， 凝目长含八面风。 题道观的诗也比较多，赏析一首《题北平沼》： 桐柏真人曾居此，焚香崖下颂灵书。 朝回时宴三山客，涧尽闲飞五色鱼。 天柱一峰凝碧玉，神灯千点散红蕖。 宝芝常在知谁得，好驾金蟾入太虚。 杜光庭最后一次入蜀后就没有离开，更不要说回老家了，所以在羽化前他极为思念故乡，这很好理解，人老了就想落叶归根嘛，于是写过一首《题鸿都观》： 亡吴霸越已功全，深隐云林始学仙。 鸾鹤自飘三蜀驾，小涛犹忆五湖船。 双溪夜月明寒玉，众岭秋空敛翠烟。 也有扁舟东归去，故乡东望思悠然。 思乡之情满纸啊。 杜光庭写这些名胜和道观的诗，都很巧妙地和当时的风景融合，表达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和他远离尘世的追求，颇为传神，也称得上是诗词大家了。 杜光庭写道家思想的诗则比较少了，着名的有两首，而且是很有意思的宝塔诗，道友们也鉴赏鉴赏吧。 《纪道德》 道，德。 清虚，玄默。 生帝先，为圣则。 听之不闻，抟之不得。 至德本无为，人中多自惑。 在洗心而息虑，亦知白而守黑。 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 既鼓铸於乾坤品物，信充仞乎东西南北。 三皇高拱兮任以自然，五帝垂衣兮修之不忒。 以心体之者为四海之主，以身弯之者为万夫之特。 有皓齿青娥者为伐命之斧，蕴奇谋广智者为盗国之贼。 曾未若轩後顺风兮清静自化，曾未若皋陶迈种兮温恭允塞。 故可以越圆清方浊兮不始不终，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国。 岂不闻乎天地於道德也无以清宁，岂不闻乎道德於天地也有逾绳墨。 语不云乎仲尼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垂万古历百王不敢离之於顷刻。 《怀古今》 古，今。 感事，伤心。 惊得丧，叹沉浮。 风驱寒暑，川注光阴。 始炫朱颜丽，俄悲白发侵。 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贵以难寻。 夸父兴怀于落照，田文起怨于鸣琴。 雁足凄凉兮传恨绪，凤台寂寞兮有遗音。 朔漠幽囚兮天长地久，潇湘隔别兮水阔烟深。 谁能绝圣韬贤餐芝饵术，谁能含光遁世炼石烧金。 君不见屈大夫纫兰而发谏，君不见贾太傅忌鵩而愁吟。 君不见四皓避秦峨峨恋商岭，君不见二疏辞汉飘飘归故林。 胡为乎冒进贪名践危途与倾辙，胡为乎怙权恃宠顾华饰与雕簪。 吾所以思抗迹忘机用虚无为师范，吾所以思去奢灭欲保道德为规箴。 不能劳神效苏子张生兮干时而纵辩，不能劳神效杨朱墨翟兮挥涕以沾襟。 这两首诗是典型的宣扬老庄思想的，也是杜光庭对自己人生观的表白。 杜光庭还有一些其他的残诗，就不再多说了。 最后，杜光庭还有一部作品《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里面第一次介绍了天下名山，那些都是道家的洞天福地的仙境、仙山，诸如五岳、十大洞天、五岳镇海、三十六靖庐、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二十四化等等，以后有机会再一一和道友们讲吧。 第六十三章 历史上的汉钟离和吕洞宾 如果问问现代人对哪些道教人物最熟悉，八仙怎么也应该算其中之一吧，不，应该是其中之八。有关八仙的历史和故事，稍后再专门讲讲，这里先讲讲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汉钟离和吕洞宾，也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上可以考证的两位。 先说汉钟离，他在各类画本、小说及影视中的形象基本一样，是一位袒胸露乳，肚子不小，体型类似猪八戒，只不过是拿一个大芭蕉扇，对了，还留个类似哪吒的发型。之所以叫汉钟离，并非说他姓汉，而是说他是汉朝人，至少在很多道教的典籍及史料里是这么说的，并且他又在唐末点化吕洞宾，不要认为不合理，因为神仙可以活好久的，那么这是否就是事实呢？ 姓名：钟离权，字云房，号正阳子 别名：汉钟离 籍贯：咸阳 出生时间：公元168年七月廿七日？ 去世时间：公元256年？ 主要成就：全真北宗第二祖、开创钟吕内丹道法 主要着作：《还丹歌》《破迷正道歌》《灵宝毕法》《云房三十九章》…… 汉钟离本名叫钟离权，他的身世比较复杂，也很神秘，包括哪年生的，哪年死的，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等等吧，说法众多，时间上跨越几百年，空间上遍及全五湖四海全，所以才在上面打了两个问号，总之他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钟离权的生平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本为东汉大将军，故又叫汉钟离。他老爹钟离章为东汉大将，征北胡有功，封为燕台侯，哥哥钟离简是个中郎将，这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钟离权从小就喜欢文学，当了大将军以后因为一次兵败怕被处罚，就跑路到了晋州羊角山隐居修道去了。修道有成以后，下山行走，自称为“天下都散汉钟离权”，对了，他哥哥钟离简后来也成仙了。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他传道给五代时期的吕洞宾，就只能说他真的是得道成仙才可以解释了。正因为这一说法不太合理，于是就有了第二种说法：钟离权为唐末五代人，盖因其和吕洞宾之间的联系而得到的结论。至于为什么又称为汉钟离，也好解释，因为五代不是有个后汉嘛，当然这个后汉是史学家的叫法，当时人家可是自称就是汉的。 至于其他的说法，比如说钟离权是晋代周处的偏将，如此种种吧，不一而足，不过现代学者多数还是认为他是唐末五代人。 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说，钟离权在终南山遇东华真人王玄甫，学得了长生真诀、金丹火候及青龙剑法，当然还有传说他是在石壁上得到了《灵宝经》而悟道。后来钟离权又遇华阳真人，学到了太乙刀圭、火符内丹，终于悟透玄玄之道，在崆峒山得道成仙。至于钟离权在民间行走多出现在后世的八仙故事之中，他最终去了哪，在哪飞升的等等就基本上没人知道了。 由于内丹学在宋代的兴盛，八仙的传说也逐渐流行，钟离权的江湖地位非常高了，宋钦宗就封他了一个“正阳真人”的称号，元世祖尊其为正阳开悟传道真君，元武宗尊为正阳开悟传道重教帝君，全真教尊他为正阳祖师，在着名的北宗五祖中排第二把交椅，位列王玄甫之后，再往下是吕洞宾、刘海蟾和王重阳，这几位在下一篇还会详细讲，这里暂且放下不表。 接着再说说吕洞宾。 作为八仙中名气最大的神仙，吕洞宾几乎是集各领域的审美观于一身的存在，长得帅，气质优雅，剑法高绝，法力高深，风流潇洒…… 姓名：吕岩，字洞宾，号纯阳子、回道子 籍贯：河东蒲州河中府招贤里（山西芮城永乐镇） 出生时间：公元798年四月十四日（5月4日）？ 去世时间：？ 主要成就：开创钟吕内丹道法，道教大宗师，全真北宗第三祖，开全真道为东、西、南、北四派 主要着作：《吕祖全书》《吕祖诗集》《百字碑》《纯阳剑法》《沁园春》《霜天晓角》《窖头脱空》 吕洞宾的生平也很神秘，考证下来也是众说纷纭，《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记载，吕洞宾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就是前面讲的武宗灭佛时，曾两次考进士落第，于是就想去华山散心。这里实际上就有些不合理，如果吕洞宾生于798年，会昌元年是841年，那么他在会昌年间参加科举，当时就已经是四十多岁了，而吕洞宾的才华是极高的，不说那些专着吧，仅看他的诗也可以知道了。这么有才的神仙人物，四十多岁才参加科举似乎、可能、大概有点说不过去吧。没办法，道教典籍一贯这么粗线条，不怎么在乎生卒年这类问题，佛不问姓，道不问寿嘛，而明显就不合理的地方，也可以简单一句神仙说得通了。 又说多了，接着说吕洞宾的出游吧，这一天正好他正在酒吧里无聊呢，从西边来了个绿眼睛长胡子的家伙，按照剧本发展，这二人一见如故，于是便一起喝酒，这人自然就是钟离权了。于是吕洞宾在钟大胖子的度化之下，“弃儒业而从游，师事之而得道”，学得了“大道天遁剑法，龙虎金丹秘文”。 等吕洞宾道法大成以后便行走天下，普度众生，在民间留下了很多传说，因为他剑法高超，还被尊为了天下剑仙之首，名列群众最喜欢的八仙之一。民间的吕洞宾是背剑的儒道形象，自然是因为他诗文极佳，剑法也高超，他曾说过自己“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法也”。 传说在唐僖宗时期，吕洞宾遇到了崔希范，从而得传《入药镜》。崔希范和《入药镜》前面没有讲过，这里也不细说，但《入药镜》在道教内丹发展中影响还是很大的，正因为学习了《入药镜》，吕洞宾“即知修行性命，不差毫发”。 据《宋史?陈抟传》记载，吕洞宾和在华山隐居的陈抟有过交往，当时就一百多岁了，但是脸上一点皱纹没有，“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所以推断他应该是在五代末或北宋初羽化，这样算下来也是活了一百六十岁左右了。这样一位人物，就算不是真神仙，也是神仙一般的人物了。 钟离权和吕洞宾二人的金丹道实际上是内丹的修炼体系，从五代形成后，在宋、元时代空前繁荣，以至于道教南北二宗、东西两派，都非常默契地尊钟吕为祖师。这里的二宗两派就是江湖上着名的北派王重阳、南派张紫阳、东派陆潜虚、西派李涵虚为大佬的四个教派，当然还包括民间的众多道门，都称自己是源自吕洞宾，尊钟吕为祖的。全真教是王重阳开创的大家都熟悉，金庸先生笔下重要的龙套角色嘛，包括七大弟子，特别是丘处机后面要详细讲，张紫阳、陆潜虚和李涵虚也会单独再讲，这里先放下。 至于为什么道教会分成南北二宗，还不是和南北朝时期那样，北宋变成南宋，北方成了人家的地盘了嘛。 吕洞宾何时羽化的没人知道，和钟离权一样，神仙般的人物，也许在哪隐居以后就不出山了，也许真的破碎虚空了。北宋时吕洞宾被封为妙通真人，元世祖封他为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元武宗封他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这些除了是对他道教地位的一种肯定以外，还有八仙的故事在民间越来越流行有些关系吧。 在山西运城芮城有一座着名的永乐宫，又名大纯阳万寿宫，是元代丘处机奉旨兴修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有很多关于钟吕的传说。 二人的身世、生平很简单，好在钟吕思想我们还是可以仔细研究研究的，下面就通过两部重要的着作来简单了解一下钟吕内丹学的体系及功法，分别是《钟吕传道集》和《灵宝比法》。 第六十四章 汉钟离和吕洞宾的修仙功法 上 《钟吕传道集》是钟离权述，吕岩集，施肩吾所传，很明显，这是吕洞宾的弟子施肩吾整理的师傅、师祖的理论功法，这就是这部典籍的出身情况了。岩是岩的异体字，吕岩就是吕洞宾嘛，施肩吾是吕洞宾的弟子。 这部典籍的主要内容是钟离权向吕洞宾传授内丹功法，采用的是问答形式，总体上是在斥外丹、服食、导引、房中之类的傍门小道的基础上，直指内丹大道，就是钟吕的内丹之道。 那么这部被后人视为钟吕内丹至高功法的典籍具体讲了些什么呢？里面共包括十八论，分别论了真仙、大道、天地、日月、四时、五行、水火、龙虎、丹药、铅汞、抽添、河车、还丹、炼形、朝元、内观、魔难、证验。 在第一部分真仙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之生也，安而不病，壮而不老，生而不死，何道可致如此？”这实际上已经点明了这部秘笈的核心，就是如何才能不病、不老和不死，这几乎就是包括了钟吕内丹学的全部理论和功法，下面就简单看一看。 1、真仙：修道嘛，得有目标，当年葛洪就认证了神仙的存在和可以修炼这件事，这可以说是道教立身的根基，所以钟吕首先得明确什么是真仙，明确神仙是可以修炼而成的，笑话，神仙不能修炼怎么行，下面就没必要讲下去了，这是所有修道人想追求的，只有定义了什么是真仙，明确了这个概念以后，才谈得上怎么修炼。当然了，对象主体是凡人，是讲凡人修仙的，因为大家都是凡人，只有凡人才希望能够超脱轮回生死。 具体什么是真仙，钟吕把仙分了五等：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和天仙，看起来天仙是最高级的。鬼仙实际上就是鬼，人都死了你还修什么仙啊，不过总要给点面子，勉强称为仙吧，所以这不予考虑。第二等的人仙则是掌握着一些小法小术的人，注意是人。他们的眼界、见识很有限，认为学会了这些小法术就很了不起了，不再是凡人了。他们修炼上倒是能够持之以恒，可惜不懂还有大道，还有更高级的境界存在，可惜了，也就那样吧，不过人仙却已经可以做到百病不侵了，也算不错吧。 从地仙开始，实际上就是真正的神仙了，性命双修，身与道合，长生不死，法力高深，大约是因为是陆地无敌的存在吧，所以就叫地仙。 地仙们在用功，什么金精练顶、玉液还丹，还不够，再炼形成气，再五气朝元，再三阳聚顶……以返三山，几乎跨越万水千山，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才可能修成神仙。 修成神仙以后也不是完事大吉，以后就享受神仙的福利了，积善成仙，至少不能为恶。成神仙以后，功力已经足够了，但是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神仙，修行上还不能自满，还要入世传道、积德行善呢。当然以后就是凡人眼中的神仙样子了，他们以各种身份、面貌行走在凡间，什么帮张大爷找孙子，帮李大妈捉鸡，帮村长抵抗妖怪攻城……哪里有不平哪里有我，就像修真小说的套路那样，历经凡尘成就一颗道心的圆满，最终就是为了“受天书以返洞天”的天仙。 钟吕在这里把入世行善摆出来讲，表面上说这是为了追求更高一级的天仙境界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迎合封建统治阶级或者说是受社会影响的结果，颇具宗教意义了。吕洞宾说“花街柳巷觅真人，真人只在花街玩”，算是对道教的出世入世的思想的一种反映吧。 所以啊，鬼仙不要学，死了谁知道行不行，还怪瘆得慌的；天仙又太过遥远，而且那是终极目标，所以努力吧，人仙、地仙、神仙在向你招手呢。 另外，钟吕还把人仙、地仙、神仙的修行各分为三乘，一共九乘，颇有现代修真小说划分的意思，这种道分三乘、仙分五等的体系，显然比前辈们的划分又精细了一步，当然这是另一部功法里面的内容。 2、大道：知道了什么是仙，还得知道仙怎么修，简单说就是成仙的大道是什么？ 什么是大道，简单说就是无殂无名，无问无应，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修行渐深，体道越深，反正就是不好说，明白就明白了，不明白怎么说你也不明白。大道当然是极难极难追寻得到的，所以那些投入少、见效快的傍门小道就流行了，钟吕说前人们有多达三千六百傍门小道，大家都迷失在里面，实在可忧。这些小道当然不可能一一列举了，所以钟吕给出了三十种最典型、最常见的小道，里面就包括了前面讲过的一些高道们的心血，比如斋戒、辟谷、炼气、存想、服气、吐纳等等，是不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些小道，“伐疾可以，养性可也”，就些用来修身养性、锻炼身体还不错，嗯，至少没有白学，但想以此成就仙道，那就想多了。 那么什么是大道？“唯以金液还丹”，请往下看。 3、天地：天地运行，寒来暑往，这是长久的或是永恒的，人生于天地间，如果效法天地，那不是也可以和天地一样永生？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这个观点已经很久了，道家普遍认可了这个小宇宙是和体外的大宇宙存在着一致的造化玄机，如果小宇宙运行得和大宇宙一样了，那岂不是可以永存了？按照这个思路，大道岂不是就藏在我们体内？所以要研究、开发我们体内的宝藏，于是就有了元阳在肾，生真气；真气朝心，而生真液；真液还元，这样上下往复，是不是和天地的运行一致了。 人体内有大道，也知道怎么运行了，那么为什么人还会死，关键是在这个往复的过程中会发生了类似于跑冒滴漏的问题，好容易修炼出来的真气、真液什么的都跑了，所以人最终还是慢慢有了亏损，慢慢地气也没了，所以人也就死了。 怎么解决漏气这个问题呢？要“壮其根源”，要“抽添有度”，要避免走失元阳，避免真气的耗散，总之要打好基础，开源节流，勤加修炼，然后再接着气上升，液下降，法天地，效日月，才能真正做到大道不息，生生不止。 4、日月：师傅啊，您讲的这天地大道太抽象，不好理解啊，好，来点具体的。为什么要效日月，天机在于阴阳升降，相生相克，周而复始，所以和天地一样也是长久的，修道同样要明天机，明阴阳，阴阳水火合一才能炼成大药，永镇丹田，与天地同寿。这就开始涉及具体的功法了，以日月引出阴阳、水火、五行、生克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前面讲了一些，不再啰嗦。 5、四时：四时指年、月、日、身中的时间概念，四时中的时间又有不同的划分，这些都是在修行中需要掌握的。比如年中有日、候、节、气等，日中有十二时辰，这就是时。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钟离权说人在少年时是修道的最好时间，因为根元完固，先天基全，易为见功，三年五载就可以修成了，可谓是事半功倍。可是呢，少年不悟，心思全在玩上了，打游戏、聊天、歌厅酒吧，哪有心思去修道的？当然也有一心向道的，前面可是讲了不少十几岁甚至几岁就入道的例子的。中年修道也不错，可惜中年不省，老婆孩子、柴米油盐，也没多少人去修道。等到老了病了，想长生了，再去修炼，可惜太晚了，那就是事倍功半了。 既然人体是个小宇宙了，体内之时也就是存在的了，不过人的一天，相当于天地一年，如果不争分夺秒刻苦修炼，时间飞逝，全用在追求大道都不够，哪有浪费的资格。 6、五行：这一部分涉及五行和干支方面的知识，人体各部分也都是有五行属性的，和中医理论是一致的。就五脏来说，肾气生肝气，肝气生心气，心气生脾气，脾气生肺气，肺气生肾气，原因是肾属水、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所以实际上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这就是五脏的五行问题。比如你咳嗽去看中医，中医治病的思路并不是直接治肺，而是首先要调理脾胃，这就是从根上治病。当然了，这只是外行随便举个例子，老中医勿喷。同理，五行相克的顺序，是从肾气克心气开始，依此类推。 人体既然就是个小宇宙，五行生克循环不息，这是常人、凡人，要修仙，则需要一气接引，这样元阳升而生真水，真水造化而生真气，真气生阳神，注意阳、神，很重要的，修行最终就是要壮阳，嗯，别想偏了，是壮大阳神，以炼精气。接着就是采药、龙虎、颠倒等等修炼功法了，就不再详细讲了。 7、水火：水火也是讲体内的水火。相对来说人体内水比较多，火就少很多了，有现代科学为基础，这点应该比较好理解。 道家术语里，体内的水有很多种，五湖、四海、九江、三岛、华池、瑶池等等，对应人体的不同部分，比如九江指小肠，五湖指五脏，凤池在心肺之间，玉池在唇齿之间等。水可抽添、可沐浴，可以还丹、炼形。火则有君、臣、民三种，即心火、肾火和膀胱火，都是以元阳为本，可以生真气的。修炼时就是要用周天火起焚身，勒阳关还元炼药，养元神、烧三尸、除阴鬼、磨七魄、养阳神，最终炼形成气，炼气成神。这里面涉及一些术语和修炼功法，看情况后面有条件可以讲一些。 8、龙虎：实际上是进一步讲水火，龙从心火中出，为阳，虎从肾水中出，为阴，为什么呢？钟离权解释过，吕洞宾也讲过，因为真龙真虎才是修道的关键，古今修道者，不知龙虎的多了去了，少数知道的，又不懂龙虎如何交媾，哪谈得上采黄芽成丹。至于为什么虎从水中生，龙从火中出，吕洞宾说五行要颠倒，要逆行，“玄中之玄，真阴阳之粹质”嘛。 更高级的功法，且看下章。 第六十五章 汉钟离和吕洞宾的修仙功法 下 9、丹药：丹药嘛，本质上就是药，药，本质上就是用来治病的，但这里的丹药已经和外丹术里面的丹药有了根本的不同。人会死，本质是有病，所以不能长生，治病则非药不可。这里讲了时病、年病和身病三种病，时病和年病大约就是人的各种普通疾病，这里也包括老死，那是可以用一般的草药、外丹治疗的。身病则不同，只能用内丹来治疗了，所以内丹就是成仙的关键了，前面讲那么多，无非是为开始修炼内丹做的准备，下面就开始了修炼功法。 虽然钟吕是否定外丹的，但在这里也说九品大丹并非不可用，不过要先清心固肾，也就是把心、肾先炼好了才可以吃，对于辅助龙虎交媾而成黄芽是有作用的。 10、铅汞：龙虎交媾以后可采黄芽，黄芽就而分铅汞。前面讲过外丹的铅汞，内丹里的铅汞又是什么呢？铅是来自父母的真气，是先天的元阳之气，是收在肾里的。为什么是在肾里？肾为水，水是生命之源嘛，易经里也讲天一生水，就是这个道理。汞呢，本来是心液中的正阳之气，但这个气本质上也是来自肾，肾气传给肝气，肝气传给心气，心气生液藏正阳之气，这就是汞，也就是说肾气负正阳之气，即阴留阳，用阳炼阴，气变为精，精变为汞，汞变为珠，珠变为砂，砂变就成就金丹。 比较复杂，展开讲这些也不现实，还是有机会再交流吧。理解起来也不难，就和修真小说里讲的差不多，金丹炼成了，就成了金丹高手，此时真气自生，已经是超脱凡人的存在了。 11、抽添：实际上前面讲的都是基本的术语、理论，下面才是具体的修炼功法，先看抽添。 抽添抽的是铅，添的是汞，就是从肾中抽铅添心中之汞，由于是从下丹田入上丹田，所以叫肘后飞金晶、起河车、走龙虎，不管叫什么吧，添的是汞，是正阳之气，干什么呢？炼精、气嘛，还精补脑才是最终的目的。 这里同样需要逆转五行，为什么非要逆呢，前面讲过，顺成人，逆成仙嘛，当然了，这个理论是后面的陈抟总结出来的，但前辈们早就在用了。按照道家理论，五行不颠倒，龙虎就不能交媾，三田就不能返复，这样周天不转，哪里还谈得上结仙胎。 一般来说，抽添一百天就可以全药力，二百天坚圣胎，三百天就能生真气了。有了真气，就如果修真小说里讲的感觉到真气存在了，就可以在经脉里流转了，接下来才可以炼气，当然钟吕的功法是忘形而胎仙自化，就是成仙了。 12、河车：什么是抽添，抽添的目的是什么知道了，那么肾水、心火是如何在体内走的，这就是河车的事了。前面讲到，体内水多火少，或者说基本上哪都有水，所以搞运输这事水运最适合了。水通八方，什么四海、三田、八琼、九州，哪都能到，这就是河。水路有了，还需要船，不过这里叫车，但这个“车不行于地，而行于水”，所以叫河车，您要问为什么不干脆叫转河舟，这我还真说不清，假如体内火多，那么就可能是转火车了，转火舟似乎就不合理吧，玩笑。 实质上，这个河车就是肾中真气，不是说了，有了真气就可以在经脉里跑了嘛，当然不能空车白跑，龙虎相交要它搬运，养阳炼阴要它搬运，总之只有它才可以让体内动起来，所以转河车就成了重要的修炼功法，功法好的，装的多，跑的快，修炼就如坐火箭，功法差那就完了，慢吞吞打坐一晚上都转不了一圈，那还修什么仙啊，这就是以前所讲的资质上不同，修仙的结果也会不同。 当然，钟吕把河车又分成小河车、大河车和紫河车，这不是车跑的速度的问题，而是指修炼的不同阶段的区别，比如龙虎相交阶段是小河车，抽铅添汞是大河车，而大药成了以后就得用紫河车了。 13、还丹：还丹是更重要的功法了，这里的丹实质上就是丹田里的精气神三宝。还丹功法有很多种，诸如小还丹、大还丹、七返还丹、九转还丹等等，但最重要是金液还丹和玉液还丹。玉液就是肾液，是随元气上升的，实际上就是去补金液，“举之而满玉池，散而为琼花，炼而为白雪”，行功路线是从中丹入下丹田和从中丹田入四肢两条，一是炼药，一是炼形，形神兼修。 金液就是肺液，肺属金嘛，具体功法不再多讲了，金液是在大药将成时才会用到，肘后飞金先入上丹田，再至中丹田，最后还下丹田。 14、炼形：玉液还丹可以炼形，可以理解为修真小说中所讲的体修功法，就是从中丹田到四肢的还丹。炼形目的是为了固神，这是性命双修的理论了。炼形主张对内“消形质之阴”，对外“夺天地之气”，就是想办法吸收天地灵气，锻炼肉身，壮大阳气。 具体功法讲得也比较细致，比如始于肝，次于心，次于脾，次于肺，次于肾。 当然，还有更高级的金液炼形，那是可以把骨头都炼成金色，出场自带黄金光圈的最高级炼形功法了。金液炼形后才可以修成五气朝元，三阳聚顶的纯阳的超凡体，那才是龙飞体内，鹤舞项中，三千功满，不为尘世之人，已作蓬瀛之客的天仙之路。 15、朝元：前面总说五气朝元，修真小说里也常用这个名词，什么是五气，什么是朝元？前面讲过五气就是五脏之气，元是就是丹田，分上中下三丹田，气聚神守丹田就叫朝元。 三个丹田是不同的，前面讲《参同契》时提到过，道家对子时、午时很重视，因为那是一阳初生和一阴初生之时。一阳初生之时，五脏之气朝于中元，这就是五气朝元； 一阴初生时，五脏之液朝于下元。 神就是体内真阳，真阳也不止一种，有阴中之阳，有阳中之阳，还有阴阳中之阳，这叫三阳。三阳要向上返丹田，就是心神要上返天宫，也就是所谓的三阳聚顶的意思。 具体功法也不多讲，大体就是要纯阳之气炼五脏之气，先做到肾无阴，九江无浪，然后肝无阴，八关永闭，接着肺无阴，金火同炉，再就是脾无阴，玉 户不开，最后是四气聚而为一，水火相包，以入神宫，炼神成仙以合大道，所以朝元已经是极高深的境界了。 16、内观：钟吕的内观继承了坐忘，本质是相同的，不过钟离权说他的内观更丰富，更高级，表现在除了观想那些阴阳之物以外，还包括五岳、四象、九州、四海、三岛、重楼等等，当然以后没准还会再增加，功夫是发展变化的。 17、魔难：修真小说或者武侠小说里经常讲修炼什么绝世武功时，经常会有走火入魔的桥段，这其实是道家最为重视的部分。钟吕早就有了全面的总结，有十魔九难，它们实质上就是影响修炼的各种欲望、幻象等等，比如九难中的衣食、恩爱、名利、灾祸等等，十魔有大三类：身外、梦中和内观之魔，细分包括六贼魔、六情魔、富魔、贵魔、女色魔等等。 魔难是阻碍修行的，但有魔难并不可怕，如果没有磨难那谁都可以修炼成仙了，只要“急起三昧真火以焚身，一挥群魔自散”，当然说着简单，做着难，为什么要坐忘啊，还不是因为魔难？ 18、证验：修炼了几个月甚至几十年了，自己修行的到底对不对，功力到哪一步了，离成为天仙还有多远啊，这就是证验的作用了。内丹修炼，法有十二科，包括匹配阴阳、聚散水火、交媾龙虎、炼炼丹药等等，依法循时，逐阶修炼，证验次序，无差毫末。证验可以通过修行中出现的不同反应和现象，判断并确定修行到哪里了，是否出了问题等等。各种证验的具体反应有惊汗、行止如飞、疗人疗病等等，罗列得非常详细，参照着修炼，就可以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够更加安定心神，具体功法在《灵宝毕法》中讲得比较详细，不再多说。 这十八论可以说是对钟吕内丹的一种总结，当然施肩吾认为只有这十八论还稍显不够，于是又总结了一部《百问篇》，同样是用对话的形式，对内丹修炼中的一百个重要问题进一步加以讲解，内容相当丰富，别说，做得还真贴心。 钟吕的内丹功法还有一部重要秘笈《秘传正阳真人灵宝毕法》，简称《灵宝毕法》，主要是讲渐次修炼的三乘丹法，包括红铅、黑铅、金液、玉液，各种还丹功法等，对应了《钟吕传道集》最后“证验”中的十二科。十二科又分为十门，其中第六科玉液还丹和第七科玉液炼形合为一门，第八科金液还丹和第九科金液炼形合为一门，故共有十门。 1、小乘丹法，可安乐延年，是人仙的修炼功法，共有四门：匹配阴阳、聚散水火、交媾龙虎和烧炼丹药。 2、中乘丹法，是修炼地仙的功法，共三门：肘后飞金精、玉液还丹法和金液还丹法。 3、大乘丹法，是仙炼天仙的功法，共三门：朝元法、内观法、超脱法。自下升高，内景真虚，渐入希夷之域，得灵宝妙理入圣超凡。 《灵宝毕法》中的功法讲得更加具体详细，包括时辰、姿势、行功路线、方法，以神炼气的有为法，以气炼神的无为法，神灵相合的无不为法，每一门修炼的效果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功法方面处处都透着《参同契》的影子，比如天道观、药物论、火候说等等。 仅通过这两部典籍的部分内容来看，可以说钟吕的内丹理论体系已经极为完善了，精微透彻程度在当时可以说已达极致，所以宋、元内丹派南北二宗和东西两派才甘心尊奉二人为始祖。 第六十六章 内丹之路 钟吕内丹理论的重要性已经毋庸多说了，可以说是在道教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有必要再简单回顾一下道教从外丹发展到内丹之路的历程，这既是对以前道教发展的一次小结，也是对即将开始的下一篇的过渡。对了，很多文献并不是说钟吕内丹道的，而是说钟吕金丹道，诸位道友明白就好。 前面讲过，葛洪是最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神仙理论体系的，是他让人们相信了这个世界是有神仙存在的，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张扬“玄道”的超越性、神秘性，从本体论上对神仙信仰的理论加以证明，批驳了当时流行的“仙人无验”等问题，这对于坚定后世道士们的神仙信仰有着巨大的意义。可惜，受时代限制，葛洪只能把神仙的内涵限制在了肉身不死这个层次上，“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所以他的一生都在专注于外丹烧炼之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让人们相信了神仙存在以外，葛洪还从理论上对形神关系、气物关系、物类变化等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分析，配合他自己的外丹理论，进一步阐明了肉体永存的可能性，总之，他认为肉体成仙是最具体的、可操作性最强的的成仙办法。所以，既然有了一条可以通过肉体永存而成仙的道路，如何炼形才能让肉身超越凡胎就是关键了。 “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这是葛洪提出来的基本思路，仅凭打坐、行气那套功法是不够的，必须要借助外物，最有效地方法就是吃金丹，《金丹篇》里有则专题论述这一点。 在后人看来，葛洪的肉身成圣的神仙思想还是存在一个问题：无限之道与有限之肉体的分裂性该如何解决？用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傻小子，天赋异禀也好，专注力特别强也好，偏偏他把肉身锻炼到了极致，他能成仙吗？从南北朝开始，后世的高道们认识到了心性修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便开始注重了心性上的超越，试图构建道性论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首先肯定了一点，就是心中必须有道性，这是得道的最最基本的前提，让一个傻子成仙这是对广大修道者的否定和讽刺。可惜，如何做却还一直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怎么在心性上下功夫，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可以培养道性吗？心诚则灵吗？高道们很迷茫，开始了从各方面加以摸索。 北周的《升玄经》，就是《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可以代表道家在隋前的努力成果，它经历了从飞升，丹药，度人的研究，最终转向了以心性修养为主的研究，追求着超越性的升玄转变，理论、功法上从小乘到大乘，从外教到内教的逐步转变，显然，此时的得道成仙的最高境界已经不再是通过服药追求肉体永存了，而是以精神超越为旨归的“升玄”，当然，这也得益于佛道之争，前面讲得比较多了。 到了唐代，经历了重玄、外丹的进一步发展，此时的道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从理论上解释道、研究道了，不过这样做又比较困难，想说清楚道、完美地解释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不然在佛道辩论大赛时也不会输得那么彻底。 唐末，杜光庭很聪明的把修道和经国理身联系起来，通过这方面的践行，希望能总结出生命的超越，首先这是对虚无的道具体化的一种思路，或者说是一种需要，也可以看得出道教界对前辈们的金丹理论的失望，以及对内丹理论怀着极大期望，这也关系到道教的信仰的根本问题。从外丹转向内丹也许更可行，也必须可行，性命双修也许才是对的，很可能必须是对的，和杜光庭有着相同想法的道士并不在少数，他们的思想对道教的修炼思想的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杜光庭的性命双修思想更多的只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内丹修炼的理论话，那么钟吕内丹道则已经是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有了非常具体的修炼方法了，具体到什么程度？现代气功领域里很多人都是在按钟吕的功法修炼的。 那么内丹道为什么会兴起，前面也提到过这个问题，一是外丹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毕竟死了那么多人，因为乱吃丹药死的人有多少没有记载，但肯定的是数量绝对不少，只说唐朝的皇帝就有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其它王公大臣等更是多不胜数了，这可是血淋淋的教训啊。更多的道士甚至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旧唐书》对金丹的危害也直接就摆到了台面上了。长生我所欲也，但吃了金丹后，长生的没见到，吃死的却一个接一个，这就很恐怖了。平民百姓怕死，王公贵族更怕死，道士们就不怕死吗？当然也怕，所以，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也为了满足权贵们的渴望真正长生的愿望，道士们只能是别觅仙法。 第二个原因是静功的神秘化。通过对前辈们的着作研究发现，前辈们有很多理论实际上可能非常正确，是你自己笨没有学会，不能说这些理论是错的。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学透啊，一是师傅都没学会呢，二是几乎所有的秘笈不是晦涩玄奥，就是云山雾罩的，让人看不懂啊。比如人体的生理与性情都是和天地形象、自然变化相契合的，人体就是一个小天地，与自然也是类通的，推天道以明人事，《参同契》不是告诉我们宇宙是大天地，人体是小天地，把小天地修炼得和大天地一样不就可以长生久视了吗？可是能不能再讲详细一点、具体一点？所以从道性论的盛行转向内修以寻求成仙是必然的趋势，再进一步推动内丹的发展，钟吕内丹道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势而出的。 前面我们讲到，内丹道是由隋朝的青霞子苏玄朗首先提出的，此后从者众多，从刘知古、崔希范到钟离权、吕洞宾、施肩吾、彭晓、陈抟……历经了隋唐宋几百年，高道们潜下心来，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着，所以钟吕是在无数前辈的心血上完善了内丹学的。后面还要接着讲这些理论，尤其是北宋张伯端的《悟真篇》，把“火候法度，温养指归”阐明以后，内丹道才大势终成，成为道教界最具神性的修仙之法，无能出其右。 前面讲钟吕内丹理论时，并没有在性命双修上讲太多，这是道教内修的基础理论，钟吕内丹道自然也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比如吕洞宾在《敲爻歌》中说“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达命宗，迷祖性，恰似鉴容无宝镜”。 当然了，广受受圈子内外诟病的外丹之术也并没有被彻底放弃，在唐代反而得到了空前发展，并且还进一步细分为金砂派、铅汞派、硫汞派三派。外丹学的发展，不仅对药物学、化学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还出现了很多医药方面的着作，前面讲药王时提到过，他们对我国的中医药医学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是巨大的。当然了，负面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吃死人这事就不说了，这些早期的药物学家、化学家们在烧炼黄白时，弄出不少像金银的物体，虽然不能吃，但扔了也可惜，于是就有些道士把它当成生财之道，这差不多就是西方的炼金术嘛，制造出来了金银不用岂不可惜，于是对金融市场也造成了一些冲击，也让人们对外丹术更加鄙视了，这也只能算是小小的一方面了。 相较前人的理论研究而言，钟吕内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取得了巨大成就，更多的功法和实践的出现使修道更容易，吸引了更多的道士加入了内丹学的研究之中，才会有了宋代的成熟。 最后，还有几个问题说一下。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作者对钟吕的籍贯、生卒年、着作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质疑，主要包括： 1、吕洞宾是五代宋初生人，祖籍关中，就是西安附近，这和多数学者认为他是在唐末出生的相差了几十上百年了，而且据考古发掘证实，山西永乐宫的吕祖墓也不是真的，只是北宋中期的一对夫妻合葬墓罢了。 2、吕洞宾是隐士并非是道士，只不过是因为他经常和陈抟交往，又会服气、辟谷，而且还精通预测，人嘛又总是神出鬼没的，嗯，应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具有很多道士的特点，所以后人就把他传说成了道教的神仙。 3、钟离权是北宋中期人，喜欢研究长生、金丹，还精通诗文，写一手漂亮的草书，只不过本人不修边幅，甚至有时像个要饭花子，这显然有点颠覆汉钟离的民间开解了。 4、施肩吾是唐宪宗时期的人，比吕洞宾还要早出生了百余年，如果这个考证正确的话，加上第3条，那么学术界多年建立起来的钟离权传吕洞宾，再传施肩吾的钟吕传承体系就是个笑话了，因为这三位出生的顺序恰好相反了，是施肩吾、吕洞宾、钟离权的顺序，间隔又都是一百年左右，倒过来收徒弟就太有意思了，当然排除掉神仙具有自由穿越的技能。 5、由于民间流传越来越玄乎，钟吕的神仙身份基本上就确定了，金代时，全真教出于发展的需要，于是大造声势，举起了钟吕传道的旗帜，也就是那时候才，才有了托施肩吾之名编写的《钟吕传道记》一说，进一步否定了钟吕传承的顺序。 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暂且先存疑，以后再慢慢考证吧，唉，以后的需要考证的工作量又增加了。 第六十七章 八仙背后的故事 上 上面讲钟吕内丹道的时候，相信道友们一定是一直在想着八仙，很正常，汉钟离和吕洞宾就是八仙中的神仙，捎带着那六位应该也讲讲吧？也是，讲完汉钟离和吕洞宾，要是不接着讲讲八仙是有点说不过去。而且在众多的中国神话人物中，八仙绝对算是最知名的那个神仙集团里面的，与八仙有关的文化也是极其丰富，背后是人们对他们的喜欢，千百年来，八仙的故事寄托着人们对健康长寿、合和欢乐的美好愿望。 先了解一下八仙的来历。 八仙的组合最早出现在东汉，当然并不是现在的这八位。早在汉代，牟融在《理惑论》中就提到了“王乔、赤松子八仙之箓，神书百七十卷”，不过没有说另外六仙是谁，这大概是最早的八仙吧。至于王乔和赤松子，在刘向的《列仙传》、葛洪的《神仙传》、南唐沈汾的《续仙传》以及唐代王松年的《仙苑编珠》中均有记载，不过学者们认为，那时所谓的“八仙”就和我们现在说“过两天”类似，只是一个大概的泛指，并不是准确的说八位神仙，所以这个就路过吧。 到了晋代还出现了“蜀中八仙”，包括张道陵在内的八人入选，只不过认可度有限，同样跳过吧。 接下来就是唐代出现的八仙了，有好几个版本。一个是《仙苑编珠》中的淮南王刘安的八个老头子，“刘安接士，八仙降庭”，把这八个老头称为八仙，同样名气不怎么大。 大唐朝还出现过唐八仙和酒八仙，唐八仙中有广成子、宁封子、赤松子老一辈的八仙组合，基本上都是黄帝时期的老前辈了，出现的原因估计多少和老李家尊老子为祖有些关系，为了给太上老君捧场嘛，选了这八位组团来到唐朝刷刷脸，别让太上老君太突兀。至于酒八仙，包括李白、贺知章、张旭、李适之等八位才子，大约这兄弟八个关系还不错，所以才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对了，杜甫还专门为他们赋诗一首，即“饮中八仙歌”，把每一位的醉态描写得那叫一个传神，引用来诸位赏析赏析，喝醉过的请看看自己和哪位对得上号：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当然了，上面所讲的“八仙”显然和现在我们所说的八仙不同，以钟吕为核心的八仙直到宋、元时才逐渐成型，明代最终杀青确定的。 最终入选八仙的人物，经过宋元时期的选拔，其中大多数人一直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只有何仙姑是最终战胜了徐神翁和张四郞晋级八仙，从而成为组合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仙人。她的加入使八仙更具代表性，男女老幼、富贵贫贱、三教九流、文庄粗俗……所代表的群体更具广泛性，更接地气，应该也是最受百姓欢迎的结果。 在元杂剧中，道教神仙的题材是极为受群众喜爱的，八仙则是其中最受欢迎的，那时不仅八仙的名单基本确定了，就连每位仙人的形象也基本定了下来，而且和现在看到的基本上一致，比如汉钟离长髯大腹芭蕉扇，而且还是双丫髻，吕洞宾的背宝剑的儒雅道士形象，铁拐李的乞丐拄个铁拐的残疾人形象，张果老倒骑毛驴的老爷爷形象等等。对元杂剧了解的道友应该清楚，诸如《黄粱梦》《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吕洞宾度铁拐李岳》《陈季卿误上竹叶舟》《吕洞宾三度城南柳》《争玉板八仙过海》《邯郸道省悟黄粱梦》《铁拐李度金童玉女》……等等吧，列出来就太多了，足见八仙题材的流行和大家的喜欢程度。 在演出时，一般会在剧末时安排出场的主要人物集体亮相，特别是八仙题材的剧目更是如此，八仙出来后还会逐一把自己的相貌特点概括一下，比如：“这一个倒骑驴疾如下坡，这一个吹铁笛韵美声和……”，这对后世八仙的最终形象的确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明代以后，八仙文化又进一步丰富，还排出了上八仙、中八仙和下八仙等等，我们所说的钟吕这八仙保持中八仙位置不变，新增加的上八仙和下八仙还不止一种组合，比如福禄寿三星、王母、观音、二郞神、彭祖等等都是位列上八仙的，刘海蟾、刘伯温、鲁班、刘伶、杜康、诸葛亮、牛郎、织女等等都入选下八仙，虽然没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流行起来，也足见民间对八仙文化的热爱程度了。 以上是八仙这个组合发展的简单历程，除了汉钟离和吕洞宾以外，另外六仙的情况如何呢，神话传说的背后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身份和经历，下面简单讲一下： 按照年龄大小的顺序吧，先讲张果，就是张果老，对了还有他的那头驴，也不是凡驴，实际上也占有一定地位的。张果最早出现在柳芳的《问高力士》一文中，不过已经佚失，后来李德裕在《次柳氏旧闻》中简单记录了张果老的故事。从记载中大约可以确定他是一位江湖异人，有法术，特别是还有神药能够让人牙齿再生，但离神仙的身份还差很多。再晚一些郑处诲在《明皇杂录》中，张果老的身份就升级变成神仙了，不但通晓变化之术，还知道过去未来，能起死回生。张果老的小白驴就是郑处诲给他分配，它的神异之处不仅是跑得快，日行万里，速度比飞机还快，还有更神奇的是不需要它的时候还能叠起来装口袋里。当然了，那时候张果老骑毛驴的时候还是正常的姿势，郑处诲脑洞还是不够大，等到明清以后，就不知道被谁设计成了倒骑驴的姿势了，据说这样设计除了增强喜感以外，更主要的是可以防止追尾。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张果老是真实存在的，在《新唐书》和《后唐书》中张果专门有传，详细的生平就不多讲了，主要是他并没有着书立说，对于道教的发展来说谈不上什么贡献。 韩湘子的身份相对来说就有点复杂了，据说他是韩愈的侄孙子，原名就叫韩湘，韩愈的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就是写给这个侄孙的，所以作为韩湘子的原型，他也是真实存在的。 韩湘字北渚，823年的进士，正史中还没有发现韩湘的修道的记载，也就是说实际上他和道教没有什么关系，那么韩湘又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儒生加盟进了八仙的呢？ 首先，在唐代段成式写的《酉阳杂俎》中有这样的记载，说韩愈在贬官的路上遇到的韩湘子，地点就是在蓝关，前面讲过韩愈被贬潮州的事情，在蓝关，韩湘施法让牡丹开成了五色花，花里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玉不前”这句诗，当然此时就成了谶诗了。另外，韩湘让韩愈带上了这朵神奇的牡丹花，说潮州有瘴毒，有此花百毒不侵，可保一路平安。韩愈一见这个侄孙子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本领了，就试着问他家里怎么样，韩湘子说家里平安，你就放心去吧。由这些记载可见，唐代时韩湘已经被神仙化了。 到北宋时，刘斧在《青琐高议》中专门写了韩湘，此时已称他为韩湘子，而且把他的法力描写得更高强了，南宋时，又增加了韩湘子度韩愈成仙的故事，这里面是不是为了掩盖韩愈晚年沉迷声色、服丹而死的不良影响就不好说了。总之，韩湘子到了宋代形象、事迹等就基本上定型了。 也就是说，早在汉钟离和吕洞宾成为传奇之前，在唐代时张果老和韩湘子就已经成为传奇了，当然了，那时还没有八仙组合，所以他们还要暂且当一段时间的没有组织的散仙。 第六十八章 八仙背后的故事 下 关于何仙姑流传的版本也比较多，有的说她是唐朝增城人，大约是生活在武则天时期，中宗时飞升，还有的说她是宋朝永州人，不一而足吧。关于她的最早的记载是元代赵道一所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说何仙姑偶然吃了云母后内功大涨，学会了轻身法术，这里的云母当然不是云母矿那种云母了，而是小说里主角经常要遇上的天材地宝，而限于赵道一的想象力或对何仙姑重视程度还不够等诸多原因，也只是让她学会了轻身术，并没有好好地为她设计出更多的仙家法术。 到了元朝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何仙姑也被增加了更多的传说内容，比如安排她做了吕洞宾的徒弟，至于五代的吕洞宾是怎么回到武则天时期度化何仙姑的，这还不简单，现代人都懂穿越，吕洞宾成仙以后回到过去很难吗？那时候还不怎么流行穿越活动，所以干脆就说何仙姑是宋朝的姑娘，什么，问她是哪的人？永州的，错不了，总之现在吕洞宾是可以收何仙姑为弟子了。从此以后的传说就丰富了，比如她遇到过一位异人，给她吃了一个桃子，有点像雷震子的经历啊。还好何仙姑吃了桃子以后，并没有长出一对风雷双翅，只是再也不用担心没饭吃了，因为不会饿了。再比如她还学会了能给人算命，你什么时候发财，什么时候倒霉她看一眼就知道，总之还有很多神异之处吧，是越来越向着神仙演化了。 大家知道，中国很大，千百年来姓何的姑娘何止万千，那种被民间认证为仙姑职称的何姓姑娘也可能不在少数，事实上，宋朝真的就出现过好多何仙姑，传说汉钟离在扬州遇到过另一位何仙姑，还给人家写过一首诗，后来吕洞宾也来扬州看了看这位何仙姑，有点奇怪，为什么扬州何仙姑没有被吸纳进八仙团体。 八仙讲过五位了，这五位在各种史料中或多或少的都有记载，还能考证一番，而剩下的三位，就是铁拐李、曹国舅、蓝采和就只是传说中的存在了。 比如铁拐李最早出现在元代岳伯川的杂剧《吕洞宾度铁拐李岳》，又叫《岳孔目借李铁拐还魂》之中，情节基本上和现代的八仙故事一致。 这里有个术语解释一下，“孔目”这个词道友们应该不陌生吧，因为在《水浒》里就出现过好几个孔目，它是唐、宋时的一种官吏，还不太好解释，大体上就是地方专门针对中央的六部设置的岗位，管理的东西又比较多也比较杂，什么刑狱、文书、财务、进销存之类吧，虽然级别不高，但权力不小的一个职位。 传说中宋朝郑州孔目岳寿得了重病，眼看就不行了，不过他是与道有缘，不能死的，于是吕洞宾就赶紧的过来救他。当时虽然没有高铁、飞机，但吕洞宾是神仙，应该会飞，所以按理说是应该能来得及救他，但事实就是没赶上。对于凡人来说人死了就死了，想让死人再活过来，连想都不会想，但对于神仙这都不算大事儿，当然也不算小事儿。故事的情节道友们都知道，为了增加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岳寿的尸身已被火化，阴魂必须尽快回归肉身，时间紧，任务重，没办法只好借了刚死的拐子李屠身体还魂了。说实话，铁拐李的形象和知名度在八仙中是排在前面的，为什么，个人感觉和他这段借尸还魂的精彩情节脱不了干系。 再说曹国舅，他的形象应该是在元代形成的，永乐宫壁画里已经有他了。有人说他的原型是宋代的“曹国舅”曹佾，事实上这位曹佾活了七十二年，和神仙道术没有一毛钱关系，所以不管是不是和曹佾有关系吧，反正人和故事基本上就是故事，想来八仙中增加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物更好一些，让吕洞宾度他成仙也是最合适的。 蓝采和最早出现在南唐沈汾的《续仙传》中，本就是一个故事，描写的是一个手拿大拍板子四处行乞的形象，也没办法在现实中找个人对上号。元代时有一部杂剧叫《汉钟离度脱蓝采和》，此时才给他补办了一个身份证，解决了户籍问题，说他是五代时的一个伶人，姓许名坚，艺名叫蓝采和，感觉在八仙故事里存在感最差吧。 总之，经过宋、元时期的流传，八仙的人物、故事逐渐丰富，到明代基本定型，直到今天，在民间一直有极高的人气值。 之所以会形成八仙文化，钟吕的内丹理论的影响力或者说是这二位的名气起着关键的作用。实际上，最早关于钟吕的记载是北宋的《宣和书谱》及《宋史?陈抟传》，随着民间对钟吕的传说越来越广，这二位的身份便从单纯的民间信仰转正成为了得到官方认证的神仙，从此便正式得到了官方的供奉。随着被加封真人啊，祖师啊，接着又是遍及全国的修建祠庙，几乎引领了两宋的神仙信仰风向了。当然了，道教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了以钟吕为核心的八仙团体。 另外，不知道有没有道友关心过八仙的座次问题？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座次顺序。如果按年纪排序不太合适，按入道时间也不合适，按能力还是不合适，所以这里也不再纠结，不过八仙中的老大当属汉钟离，这应该算是道教内部的默认了。为什么说他是老大？在山西芮城县永乐宫纯阳殿里有一幅着名的壁画《八仙过海图》，左侧第一位就是钟离权，当然从道法传承上来说他也是第一位的，算是不负责任的排序了吧。 八仙中流传最广、人气最高的当属吕洞宾，民间关于他的故事也是最多的，那句“狗咬吕洞宾”的歇后语想来应该也给他的知名度加分不少。 除了山西的永乐宫是钟离权和吕洞宾的大本营以外，着名的岳阳楼也有吕洞宾的痕迹。吕洞宾是位大诗人，道友们可以翻翻《全唐诗》，里面有很多他的诗作，其中有一首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去过岳阳楼的道友们不知道是否注意过北侧的那座二层的绿瓦的三醉亭，它就是根据这句诗修建的。 最后，再说几句八仙过海。为什么民间对八仙如此喜欢，流传如此之广，要说对八仙名气做贡献最大的，首先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了。八仙过海的故事早在元杂剧中就开始流传了，到了明朝，吴元泰在通俗小说《上洞八仙传》里又详细描写了八仙过海大闹龙宫的故事，感觉龙宫也够衰的，孙悟空闹，八仙也闹，好像挺菜的样子。 吴元泰的小说取材大多来自元代的杂剧，八仙过海这段情节则主要是参考《争玉板八仙过海》，具体情节就不讲了，估计都知道，百姓之所以喜欢这个故事，除了情节真的不错以外，其中反映出来的八位齐心协力，敢于挑战封建统治的行为，也许恰好打动了每一个人心里那个敏感点，所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也许蕴含着每一个普通人对强大的莫名的向往。 与八仙有关的更多的故事就不多说了，了解了八仙背后的知识以后，再看这些故事是否感觉更有意思一点了呢？ 第六十九章 是屠龙大刀还是小李飞刀 上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一般来说乱世宗教反而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但实际上佛教也好，道教也罢，受战乱波及是极为严重的，真正的乱世哪有桃源。在前面曾多次提到三武一宗灭佛，最后这一宗，就是说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世宗柴荣。 实际上三武一宗灭佛也好，毁佛也好，只是一个统称，四位帝王的灭佛行动在程度上、性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是灭佛，有的是禁佛，有的是抑佛，有的是限佛。那么柴荣的灭佛是什么样的呢，道友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分析，特别是对一些数字的分析判断一下，顺便也可以简单回顾一些五代十国的历史及佛教和道教的发展情况。 首先，明确一下个人的观点，我把“柴荣灭佛”明确为是限佛或抑佛，而不是灭佛，具体原因稍后再分析，柴荣的生平需要先简单交代一下。 947年，刘知远建立后汉称帝，由于大将郭威出力不少，所以连连高升，很快就权倾朝野了。郭威的养子柴荣升迁很快，当然柴荣并非完全是靠郭威的关系才被擢升的，人家也是真有才干的。一年后儿子刘承佑就接了刘知远的班成为ceo，刚坐上皇帝的位子总是担心兵权在握的郭威会造反，也不全是刘承佑多心，五代时造反的事太常见了。反正最后刘承佑把郭威的全家杀了个一干二净，连只老鼠都没有放过，柴荣也受牵连，老婆孩子一家人也被杀光了，所幸他和郭威正好领兵在外才躲过了一劫。于是郭威就造了反，建立了后周称帝。 由于郭威的亲生儿子全都被杀了，郭威死后，柴荣很顺利地接班称帝了，实际上他当时还是有竞争对手的，比如郭威的女婿、外甥之类的，主要是柴荣各方面能力都不错才接了郭威的班。道友们应该知道，五代时期认干儿子特别流行，朱温啊，李克用啊等等都认了不少干儿子，郭威和柴荣还不是那种简单的认干儿子的关系，柴荣的老爹柴守礼是郭威的大舅哥，管郭威叫一声妹夫的，柴荣从小就表现“谨厚”，是过继给郭威当的养子，郭威一直非常喜欢他的。 柴荣老家在今天的河北邢台，921年生，954年正月继位，959年去世，在位六年，年仅39岁。柴荣在位期间，整饬纲纪，修订法律，内修仁政，外拒北汉，恢复生产，劝客农桑，鼓励商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直言纳谏，在位虽然仅仅六年，两次北伐，一次西讨，三次南征，打仗就像开了挂一样，战略、战术都堪称大家。 对于他的英年早逝，后世普遍表示惋惜，假如他能多活些年，中国的历史会走出一条完全不相同的路，当然了，没有假如的。 人非完人，在五代那个恶人当道的时代，柴荣这样的明君也有缺点，后人记录了他的两件主要过错：其一是他在攻打楚州时，因为伤亡代价太高大怒而失去理智，城破后“六军大掠，城内军民死者万余人，庐舍焚之殆尽”；还有一件是他放任包庇纨绔的老爹，是亲爹柴守礼，不是郭威，不知道这位老爹以前品性如何，不过自从儿子当了皇帝以后那就抖了起来，在洛阳和几个朝中重臣的老爹们建了个老爹群，那叫一个横行霸道，目无国法，甚至敢当街杀人，百姓名之为“十阿父”，柴荣对此事学起了猫头鹰。 无论如何吧，这些缺点并没有影响柴荣成为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帝王，成为一位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的乱世明君，在五代十国的几十年里，他和郭威二人执政共十年，百姓享受到了难得的太平世界，也正是他们父子的成就，奠定了宋朝统一的基础，最后就是让柴荣一手提拔起来的赵匡胤摘了桃子。 总体来说，后世对柴荣的评价很高，很少有负面的，比如宋朝人的评价： 宋神宗：“世宗，诚创业造功英主也。” 司马光：“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薛居正在《旧五代史》中评价他：“……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评价他：“……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纳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 还有很多评价，就不一一列举了，下面再讲讲柴荣限佛的事情。 按照主流学者，包括古代和现在，他们研究的结论，都认为经济因素是导致柴荣限佛的主要原因。五代时期，佛教延续了唐代的繁盛，而且是更甚，佛寺、和尚多得对国家的赋税、兵役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举个例子，由于民间崇佛日盛，出现了大量私毁铜钱铸造佛像及与佛教有关的物品的风潮，这就造成了金融问题，市面上连铜钱都严重不够用，这不仅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对商业流通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还有佛门收容逃避徭役、兵役的人，甚至罪犯，占有大量良田等等，总之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所以，柴荣最终采取了灭佛的行动。 这些学者的观点对吗？是灭佛还是限佛，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 实际上如果稍稍细心一点去考证而不是仅凭史料中一个可能是错误的数据就想当然的话，就不会得出上面那样的结论。 在《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可以找到一些数据，后周国土面积约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一千四百万，柴荣废寺院座，保留下来的僧尼是人，保存下来的寺院2694。当然，这些史料中个别数据稍有误差，基本上可以忽略。 具备小学数学水平，就可以用这些数据简单推导出后周当时的僧尼总数：通过保留下来的僧尼数量和寺庙数量可以大概知道每座寺庙里平均的僧尼数量，约23人，还知道废除的寺庙是座，可以得到被强制还俗的僧尼约69万人，所以当时全国的僧尼总数就差不多有75万人。 约110年前，唐武宗灭佛前国土面积约四倍于后周，当时有近5万座寺庙，和后周的3.3万相差还不算太大，但僧尼总数后周却比唐朝当时的29万多了近46万，要知道经过晚唐、五代的的战乱，仅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总数，后周能多出如此多的僧尼显然不是那么合理。如果有道友感觉这样分析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好，我们接着分析。 可以再参考一下宋朝的数据，宋朝开国后经过前三代皇帝的礼佛崇佛，到六十年后的宋真宗时期，全国僧尼总数约46万，寺院约3.9万所。也就是说，无论是唐武宗时期还是宋真宗时代，国土面积都约四倍于后周，当然黄河流域人口密度大这也是事实，如果佛教兴盛程度和后周时差不多的话，把后周的寺庙和僧尼总数都乘以四，应该就是这两个时期的大体的数据，道友们可以自己算一下，仅从数据上推断的话，显然无论是唐武宗时期还是宋真宗时期，佛教兴盛程度远远还没达到后周时期，这合理吗？那么是哪些数据出了问题？ 再看另外一组数据。《新五代史》中记载柴荣废寺3336座，和上面的座相差悬殊，当然不是中间差了一个0那么简单，因为史书中是用的汉字记数的，三万和三千不是简单的一句抄写错误就能解释得了的。在《佛祖统纪》《释氏通鉴》等文献中基本上也记载的是3336，其他数据和上面记载的基本上一致。 那么，如果把三万多改成三千多的话，再用上面的逻辑推导，结果就比较合理了，还是道友们自己算一下吧。 实际上这个推导并不难吧？可惜看了大量现代学者的专着、论文，绝大多数都直接用了《旧五代史》中的这个数字，其中不乏道教研究的知名学者、教授，不好评价，因为自己的推论也并不是绝对正确嘛。 但是，引用的不同的数据，后面得到的结论可就背道而驰了。如果是废掉了三万多座寺庙，留下不到三千座，这个力度就不比唐武宗小了，说是灭佛不过分吧？如果是废掉了三千多座，那力度可就是相差悬殊了，用抑佛或限佛似乎更恰当吧？ 所以，用了三万多这个数据的学者们，就按照佛教的过度发展严重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发展，严重影响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思路，想当然地一路写了下去。如果这些学者再看到《佛祖统纪》《僧史略》《释氏通鉴》《佛祖历代通载》等佛门典籍里对柴荣灭佛表达出的那种极度的痛恨，就会更加相信自己的想当然的正确性，所以结论就是柴荣对佛教举起了屠龙大刀，是在灭佛。 第七十章 是屠龙大刀还是小李飞刀 下 接上一章，如果认为《新五代史》中的3336这个数字是正确的话，结论就完全不同了。 《新五代史》中欧阳修明确记载了柴荣“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再结合其他数据：约七万五千僧尼被强制还俗，保留寺庙共2694座，僧尼约六万一千二百余人，这样就是差不多把佛教势力砍掉了近一半。 按照这组数据推论的话，柴荣是不是还算是一位仁君？他的灭佛与三武灭佛还是有所区别的，从时代性、紧迫性和必要性等多方面分析，决定了他对待佛教的态度和措施并不会走极端。所以说柴荣不是灭佛，而是限佛，是一次相对温和、文明、理性的政治行为，要不然只关了一半多点的寺庙，解雇了一半左右僧尼。 从人口比例上再分析一下，粗略计算，限佛前，后周的总人口和僧尼比约50~100：1，那么这个比例是高还是低呢？北周和北齐在灭佛前比例大约是10：1，再参考一下九十年代的西藏，大约是50：1，所以后周时期僧尼所占的人口数量并不会给社会带来太大的影响，或者说影响程度远远小于北周和北齐，所以同样可以推翻众多学者们的僧尼太多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后周的征兵、徭役、经济等等的观点。当然了，这里并不是说没有影响，要不然柴荣也不会限佛，但说他是灭佛显然有点不恰当吧。 事实上，经历了几百年发展的佛教和道教，与封建社会的融合程度是越来越高的，到五代时期，已经不存在过去那么尖锐的社会矛盾，同时统治阶级也更需要利用宗教来维护统治。《全唐文》中记载了一位叫李节的唐代进士的话：“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起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说得多深刻啊。柴荣会不懂这些？ 道友们再回顾一下三武灭佛，是不是都有佛道之争的背景，是不是都有人在背后推动？魏武帝身边有崔浩，周武帝身边有张宾，唐武宗身边有赵归真和刘玄靖，柴荣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吗？没有。缺少了这样一个关键的反佛者出主意或者说是鼓捣事，文治武功的柴荣就不容易走极端去灭佛。那位说了，不是有陈抟吗？陈抟早就跑到华山去旅游去了，人家还真的没有参与这件事，至少从现有的史料中没有发现。稍后再讲讲陈抟，下一篇中还会详细讲他。 综上所述，在佛教并没有对社会造成不可忍受的危害的前提下，自然就没有理由让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出昏招，对佛教举起屠龙大刀，感觉柴荣用的是小李飞刀，精准，有分寸，当然这一结论的前提是《新五代史》中的数据是正确的。 基于这个结论，可以再分析一下限佛的诏书。 955年，柴荣下了一道诏书，大概意思是：从今天起，全国范围内，不管是村里还是城里，只要是没有“敕额”的寺庙，包括尼姑庵，以后就不单独说了，就是没有类似现代的那种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一律关停废止，里面的和尚、尼姑统统滴还俗。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论你是王公贵戚，还是地方大员，都不能再申请新建寺庙，不准剃度僧尼，就是说除了保留特别准许的寺庙和里面的合法僧尼以外，其余的寺庙全部要废除，僧尼全部要还俗。感觉是不是更像清理非法的佛寺？如果是灭佛，会这样吗？ 当然了，也不是说以后就再也不准许有人出家当和尚了，真那样的话以后佛教就真的要灭绝了，不过出家的门槛提高了，从根本上减少了“四不”僧尼的数量，就是不耕田、不织布、不服役、不纳税这四不。 诏书中的限佛举措归纳起来大约有十几条，就不再一一详细讲了，但这些内容无不反映出柴荣在限佛上温和、理性的同时，又立场坚定，有力有节。 当然了，即便是柴荣没有高举屠龙大刀，此次限佛也是对佛教的一次相当沉重打击，虽然都是些非法存在的寺庙和尚，但也几乎是被腰斩了，还想着广大僧尼和善男信女们给你点赞好评？所以前面说《佛祖统纪》等佛门典籍都对此事表示极为痛恨，大骂柴荣你个该天打雷劈的……和尚急了也会骂人的，得道高僧也一样，不多说了。 另外，在柴荣限佛时，已经对后周称臣的吴越国也在行动上和后周保持了步调上的一致，限佛的政策基本是萧规曹随，只是取得的成果上略小于后周。 上面提到了陈抟，也许道友们会想，即使陈抟没有参与进去，那么柴荣的限佛行动背后真的没有道教的影子吗？有些学者还考虑到了其中是否有崇道抑佛的因素。 上面讲到柴荣身边没有道士支持他的限佛行动，那么当时的道教是什么情况，柴荣对道教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 史书记载和柴荣有来往的道士主要就是上面说的陈抟。 首先陈抟与柴荣有着密切的来往，且柴荣对陈抟比较崇信，或者说对道教是崇信的。柴荣曾诏陈抟进京，想让他为国效力，“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人才”，这么看来似乎更多的是为了招揽人才，并非因为陈老道士道法高深，自然也不是出于崇道的原因。 不过陈抟却不想当官，“坚乞归山，世宗许之”，这也符合一位得道高人的身份。 陈抟当年应诏进京时还写过一首诗： 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 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闲人。 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 超然居物外，何必使为臣。 诗中透露出来的反而是看透了俗世，要去闭关创作，不知道此时的他是否道法大成，想学点兴趣班了。种种记载表明，陈抟并没有出仕入相的想法，也没有受到柴荣的礼遇而蛊惑他灭佛，反过来说，柴荣也没有迷信道教，更没有宠信道士。 陈抟回山以后，柴荣还专门派人给也送去不少图书，想来知道这种隐世神仙是不喜黄白之物，还附上一封信，大体是问候一下，夸奖一番，表示缺啥短啥的别跟我客气云云。 还是那句话，没有了人在背后煽风点火，柴荣反而能够更理智地处理宗教问题，《五代会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可见柴荣当时的限佛行动并非只针对佛寺，道观同样也被收缴铜器的，其中也可能有很多神像。《旧五代史》中记载了在禁止佛教的舍身、烧臂等非人道的行为时，也禁止了道教的符篆、还魂等迷信活动。由此可见，柴荣对佛、道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道教的规模远远小于佛教，抑道或限道的声势远远低于限佛罢了。 最后，再回到最初的一个话题上。上面提到了佛教的过度发展还影响到了铜钱的发行，这也是事实，所以也让学者们更加坚信柴荣是在灭佛，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了，这样理解也并不错。 在解决铜钱缺少的问题上，柴荣也是冒着得罪天下人的风险熔佛铸钱的，毁掉佛像、法器铸钱，几乎没有人支持他的这一做法。当时柴荣是这么应对的，他说佛祖不是要造福万民吗，都可以舍身饲虎，现在老百姓连铜钱都没有了，这显然不是佛祖愿意看到的吧？如果佛祖真身来了，估计他连自己的真身都舍得放弃，何况是那些佛像法器呢。 结果反对的声音全部压了下去，于是，除了必须要保留的祭祀用的铜器、礼器等，限五十日内各地官府必须把包括佛像在内的所有铜制品上交，当然，政府是回收，付钱的，绝对不是强抢。假如不按要求上交，一旦查出来，只要是涉及五斤以上的铜就直接判死刑。 《佛祖本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镇州有尊佛像极为灵验，不尊敬都会有报应，何况是要毁掉呢，所以真没人敢动手。柴荣听说后亲自去了一趟，上去对着佛像前胸就是一斧子，那一刻的柴荣，形象应该是非常高大吧。所以，熔佛铸钱并不是反佛灭教，而是柴荣的富国强民的改革计划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柴荣所铸的铜钱就是着名的周元通宝，喜欢收藏钱币的道友都知道周元通宝，它虽然没有被列入五十珍，但其传世的价值毫不逊色任何铜钱。 周元通宝是仿唐代的开元通宝的样子，外观更加精美，有光背、星纹、月纹几种，在五代十国时期的铸币中质量、铸量高居榜首。由于这批铜钱多是由佛像所铸，好像凭空增加了很多佛祖法力在里面，所以民间一直有“周元可入药”、“周元可治病”等传说，百姓们都非常喜欢收藏，所以只铸了五年的周元通宝虽然数量不算多，但存世量还是不少的，其中少量有星纹、月纹的更加贵重一些。 明清时期，出现过一批仿造的背有龙凤、日月或七星的周元通宝，这就属于压胜钱（圈内一般称厌胜钱）了，反而收藏价值更高一些。现在有很多“聪明人”，脑洞大开而设计出来的更多版本的周元通宝，那些就纯属工艺品了，就别谈什么价值了，如果想收藏周元通宝的道友们可要仔细些了。 第七十一章 小结第三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争斗和融合，儒释道从三教鼎立逐步向着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隋唐时期，三教基本上已经完全融入了社会文化、百姓生活和国家政治等方方面面，早期道教的那些比较粗浅的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理论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严谨的宗教哲学体系。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当然了，在不同的阶段道教的地位有所波动，如李渊、李世民的道先佛后，武则天的佛先道后及其后的两教并重的政策，当唐玄宗稳定了李氏的地位之后，采取的则是两教并行的道先佛后政策……无论是哪种宗教政策，无一不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需要，皇帝也要为自己的统治而作出的调整和改变，但是总体说道教一直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持这是没有疑问的。 在这样的大的政治背景下，佛教和道教的关系从紧张逐渐转趋于缓和，随着隋唐的沉浮而越来越成熟，对后世道教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道教在唐代成为了皇族宗教、国家宗教，老子成为了教祖，《五千言》自然被尊为道教的圣典，从此道教靠上了一棵参天大树。唐朝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大繁荣的一段时期，名人代出，朝野名流信道、入道成为时尚，客观上促使了道教的理论水平、艺术形式的提高，道教也借势发展成了一棵参天巨树，名道、高道辈出，义理、斋醮、科仪、着作等方面成就巨大。 在盛唐灿烂的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佛教同样一直在发展，比如智顗开创了天台宗（法华宗），玄奘开创法相宗、神秀和慧能倡导禅宗，甚至《西游记》都是以唐代为背景的创作，这些无不反映出唐代佛教的兴盛，这同样刺激了道教的发展。 打铁必须自身硬，在佛道之争的刺激下，道教开始援佛入道，开始引入儒家思想，开始用神仙信仰来阐发老庄思想及义理。这是自陶弘景开始就做的事了，唐初的道士王玄览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总结前辈的成果的基础上，在唐代论证了“道”是宇宙的本体，是永恒的存在，论证了“道”和“物”的关系，论证了“道”与“众生”的关系，论证了“道应内求”，最终，归根到底论证了如果要修道成仙，必须要先“识体”，才能使“真体”不死。 隋唐时期，道教出现了大量的哲学性质的作品，比如司马承祯的《天隐子》《坐忘论》，吴筠的《神仙可学论》，李筌的《阴符经注疏》，张志和的《玄真子》，谭峭的《化书》，无名氏的《无能子》等。当然了，隋唐五代的道教的义理发展远远不止上述这些，还有梁丘子、胡愔阐发的《黄庭经》，张志和阐发的《易》理，吴筠阐发的《西升经》，彭晓阐发的《参同契》、闾丘方远阐发的《太平经》等等，不再一一列举了。 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将老子的“道”与神仙信仰进一步融合，总结了佛道相争的得失，义理化明显有了进步。比如对于神仙的向往，再也不是那种简单空泛的想象和黄白丹道，一改原来那种无头苍蝇似的摸索，而是更加注重了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明确了从思想上解放自身以寻求突破的方向。 整体来说，隋唐五代的道教是魏晋南北朝茅山上清派道教的延续，只是在表象上有所改变，老庄思想也成了基本教义，义理色彩更加浓厚。 哲学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都决定了人类的认识和发展，隋唐时期的这些发展和变化，对宋以后的道教、儒学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如一个重要的概念——无极就产生自五代，还成为了理学祖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来源。 佛道之争是个永恒的话题，虽然到了唐代更多的是采用了辩论赛式的文斗pk了。 傅奕是个爱国主义者，也是基于民族大义而投身到了反佛事业中，是真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民族做点实事。 与傅奕相比，赵归真等人则完全是一种教派的倾轧行为，典型的以权谋私，一心想着通过扩张自己的势力来消灭对手，家国大义则完全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这就不能怨后人说他是以邪术干政，臭名昭着，以至于道教圈子里都耻于给他立传。 经过与佛教的几次pk赛，输赢不重要，锻炼了一大批道教人才，促进了道教理论水平的提高，体系的完善，典籍还增加了不少，甚至可以开始《道藏》的编纂了，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唐玄宗开元盛世之后不久，755年就发生了着名的安史之乱，国家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军阀混战，道教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称这一时代为中国道教史上的第二次否定。第一次否定是以葛洪为代表的，不崇尚老庄的玄谈，开始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通向仙界的道路。 当然，这次否定，也不是全盘打倒魏晋时期的道教思想，还是批判性的选择吸收了一部分，特别是对老庄精神，易学精义的吸收，肯定了自然义理的不可违背性，又对修炼方法加以完善，金丹、医学、药物、冶炼等各方面都有所发展提高。这次否定，对丹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认识到了外丹的副作用而研究新的养生途径，内丹理论逐渐得到了发展。 这方面突出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司马承祯，这位上清茅山宗道士，发表的《坐忘论》和《天隐子》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同样以老庄思想为主体，吸取佛教的止观、禅定学说，阐发养生修真的理论。他的静心坐忘的修真理论，成为了后世道教在养生修真方面的圭臬，就是标准的意思。制定标准在现代是非常高大的，这大家都知道，谁制定了标准，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可以向别人收专利费。 到五代时期，后人们把司马承祯的静定之功进一步与模拟自然的金丹（外丹）理论相结合，进而演变成为了钟吕金丹（内丹）道。 钟吕内丹道总结了前人的包括天人合一、《参同契》、佛教的禅宗、密宗等思想，尤其加强了术的内容，使内丹学更加具体化。 《道德经》是内丹理论的根基，如果体系细分的话有两个分支，分别是文始真关尹子和少阳帝君王玄甫为代表。文始真人一脉传承经麻衣道人李和，以后传到陈抟、火龙真人，特点是以清静自守、养性为宗，走的是真阳之气接天地之机，一朝顿悟而直入虚无大道的路子。王玄甫一脉前面刚提到过了，经钟离权、吕洞宾，再向下就是下一篇中要讲到的刘海蟾、王重阳、张伯端等，接着就开枝散叶，分出了北宗、南宗、东派、西派、中派，成为事实上的正统道教了。传承到今天，王玄甫一脉无论是清净孤修也好，阴阳双修也罢，一般统称为少阳派，规模上是最大的，但是文始派也不可忽视，很多高道反而认为文始派的丹法功法更高级。 仅就钟吕的内丹理论来说，可以简单归纳几点： 1、钟吕的内丹理论是以性命双修为根本，这也是继承了钟吕思想的门派的根本，比如王重阳、张伯端等人为代表，无论是先性后命、先命后性、三命七性，还是讲究精气神修炼合一，后天转先天，与道合真，说到底都是性命双修。 2、炼心为纲，心息相依为法门。根据炼形成气、炼气成神和炼神合道的基础，把修炼进阶划分成了三乘十门，不再赘述。取坎填离，修的是体内的能量，以自身为根本。钟吕内丹法的秘诀是心肾相交，这一理论并非钟吕所创，而是早在《参同契》中就讲到过，道家对于人体内的心、肾是极为重视的，认为是内修炼的关键，肾为坎卦，在先天坤卦位置，易学里叫先后天通气，就是这个坎是坤得了乾中的一阳而成的，或者说极阴中是藏真阳的，也可以理解阴到极致以后就能转为极阳。同理，心为离卦，与先天乾卦通气，是极阳的乾卦取坤中真阴而来。内丹修炼时，就是要让肾水上升，心火下降，钟吕称这是肾气和心液，用龙虎来代表，所以龙虎交媾，也称取坎填离、抽铅添汞，三百天就可以养成真胎合成大药，然后“还精入脑”，五气朝元、三阳聚顶，向着天仙的境界迈进。 4、火候问题。钟吕内丹学最大的特点是实践指导性强，就是有详细的功法，而火候则是其中的密传部分，火是功力，而候是功法，包括炼先天一气入体，在体内形成宇宙大循环，是元神和精气在任督二脉中运转。修炼的深度或功力的深浅等，钟离权是用十二地支来讲修炼的火候，其中子午卯酉又是最重要的时刻，因为它们是与自然四季相配的，比如子时肾气初生，卯时气行至肝，午时气至心而生液，酉时液行至肺，如此等等。 钟吕的内丹法初期以祛病健身为主，中级则是延年益寿，高级则是道家追求的阳神飞升了，功法好坏或高级与否，还是看最终能不能飞升成仙。由于钟吕的思想和操作方法都是建立在对人体的全面认识上，在对古中医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相比那些偏重于理论研究的形而上的丹法来说，更容易让人接受，同道们都会感到新奇去试着修炼一下，所以唐末至宋初迅速火了起来，仅出名的内丹大家就有百多位，修炼风气之浓，可谓一枝独秀。同时，从钟吕内丹理论上衍生出的各种着作也如雨后春笋，诸如《大还丹金虎白龙论》《巨胜歌》《丹论诀旨心鉴》等等，当然了，其中最重要还是《灵宝毕法》。 当然，除了钟吕金丹道以外，谭峭、陈抟的“逆以成丹”思想，陈抟的《无极图》中的丹法次第理论以及杜光庭的性命双修思想，也都是后世内丹学发展的基础，比如全真道就是在继承了杜光庭的性命双修、陈抟的“逆以成仙”和钟吕内丹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经历过战乱和晚唐的衰落，道教经籍毁损，科仪缺失，严重影响了道教的持续发展，道教急需有人能担负起复兴的重任，纳儒入道，特别要吸收孔孟之道，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斋醮仪式。 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则是唐末五代时期的杜光庭，他承袭和发扬了吴筠的思想，又从老师应夷节那里得到了上清大法，还去龙虎山受了天师法箓。他常说道法科教，自汉天师及陆修静以来，也差不多没什么剩下来了，所以他才着手“考订真伪，条例始末”，把茅山道与天师道两派的斋醮仪式分门别类整理成了八十七卷《道门科范大全集》。经杜光庭的辛苦努力，他把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仪式统一了起来，并加以规制化，将表奏、词章、疏启、颂赞、咒、愿加以文饰，并且对各种仪式加入了艺术处理进行包装。杜光庭是道教斋醮仪式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说是完成者，他所制定的道门科范，道教至今还依然沿用。 宫观经济的兴起，物质的丰富促进了道教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杜光庭《历代崇道记》中：“从国初已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上一章讲到柴荣实际上在限佛的同时，同样也有限道的行为，只不过因为道教在规模上真的没办法和佛教比，根据杜光庭的统计，佛寺的数量是宫观数量的三倍左右，僧尼的数量是道士女冠数量的十来倍，注意力会被限佛吸引去了，以至于很少有学者注意到限道这件事，甚至还有学者得到了柴荣崇道而限佛的结论。 对了，准确地说，宫和观说是不一样的，观是普通的道观，我们常说道观，没人说道宫的。宫则是规模宏大而且一般是受过帝王敕封的道观，唐朝代表的宫观就是各地的老君观，前面讲过这是国家出资建设的，比如长安和亳州真源县的太清宫，洛阳的太微宫，天下诸州的紫极宫和玄元观。 宫观经济实际上就和现代的房地产行业一样，官建、自建一齐上马，全国都在大修宫观，规模怎一个宏大了得，当然会带动道教的规模随着迅速扩张，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第一章 天命和无为而治 纵观宋元这四百年历史，中国好不容易从五代战乱中挣脱出来进入统一的发展阶段，随着金代辽南侵，北宋灭亡，历史又重回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随后又是元代的短暂的统一，道教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历了北宋的繁华，金代新道教的兴起，元代的三教融合，这又是一段如何精彩的发展历史，出现了多少精彩的故事和卓越的人物，下面先从北宋的开国的两兄弟开始说起。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道友们应该没有不熟悉的吧，960-976年在位，也算是一个手持蟠龙棍的英明神武的马上皇帝的形象，他的生平就不多讲了，我们只谈谈他的宗教政策。 在跟随柴荣征战天下的时候，赵匡胤本来是非常信仰佛教的，对于道教则还没什么感觉，直到黄袍加身以后。 赵匡胤的皇帝是怎么得来的道友们都知道，作为后周的禁军统帅，说他是皇帝柴荣最为信任的大将也不为过。赵匡胤亲眼见证了柴荣限佛的全过程，也亲眼看着柴荣亲手去毁掉了那尊谁都不敢去碰的镇州大悲佛佛像。那时那刻的柴荣是否心里有过害怕谁也不知道，虽然他说即使佛祖亲来也愿意看到他为了天下百姓这么做，但在古代真敢对佛像下手的人，是需要大勇气的，就算他是一国皇帝。这件事对于赵匡胤来说，印象可以说是非常深刻，所以当他看着柴荣因为胸口生疮最后痛苦地死在北伐路上的时候，想得最多的可能这就是柴荣毁佛像遭到了报应，更加加深了他对于佛教的敬畏和信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同样跟随在柴荣身边的赵匡义应该有同样的感受。 当然了，关于柴荣的死因，正史记载不多，后世想探究的人不少，结论无非就是累的、病的，还有人说是赵氏两兄弟下的黑手，甚至有人想到了佛教派出了高手暗杀等等，看看这些东西还是可以适当调剂一下大脑的。 在赵匡义的策划下，当赵匡胤在陈桥被披上那件黄袍时，他心里是否也对满天的神佛祷告了一番，感谢了一番，并许下了种种好处呢？反正他960年正月兵变称帝以后，立刻就宣布把他的二月十六日的生日那天就确定为长春节，并在相国寺举办了一场大型生日party。这还不算，他同时宣布要剃度8000人出家，算是对佛祖表达一点点的谢礼？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崇佛礼佛的举措实施，比如对四川转运使沈义伦说你该孝敬孝敬朕了吧，于是沈大人就急吼吼地送来了一部用金银字写就的《金刚经》来。再比如又组织人编修《大藏经随函索引》，曾出版过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木雕版的佛教经典《开宝藏》，这是当年玄奘取回来的一部大藏经。还有赵匡胤还曾派内侍去普贤道场峨眉山装修佛像，派157个和尚组团去西天取经，规模可是比唐三藏的取经队伍壮大得多了。966年，河南进士李蔼不信佛教发表了一篇《灭邪集》，赵匡胤知道后大怒，把李进士给流放了。如此等等吧，足够说明他对于佛教的崇敬之心了吧。 如果说赵匡胤对于佛教的因果报应是深信不疑的话，那么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时候，他同样对道教的天命观有了新认识，也不再无视道教的存在，开始认真接受并考虑利用道教，特别是道教的天命做些文章了。 相传陈抟很早就见到过赵匡胤，那时对他说过“此真命也”的话，只是赵匡胤当时还没有任何称帝的想法也就没往心里去，这也难怪，在柴荣的光环下，这得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心脏才能生出取他而代之的那种野心？ 但是众口铄金，说的人多了，听的多了，总会让人有些想法的。《宋史》中记载了术士苗训也曾在赵大北征时说过“视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意思是你代周这就是天命，不代都不行。想必类似这种赵匡胤话没少听到，赵匡义同样也听了不少，所以当天晚上陈桥兵变时，赵匡胤便顺着苗训的话说：“有天命者责任自为之，不汝禁也”，要说他没有当皇帝另干的野心，那只能说是在柴荣病重之前的事，至于以后有没有，这就太明显了。 当然了，在五代十国时期，一个没有能力带领那群兵大爷四处征战的小孩子是不可能得到他们支持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现实得很，谁能够带领着大家走得更远，跟着谁更有前途就拥护谁，而赵匡胤就是能代替柴荣带领大家谋幸福的那个人，而不是那个小皇帝柴宗训，就算他是明主柴荣的儿子也不行，这种事在五代真的是太正常不过的了。 赵匡胤当然也不能吃相太难看，所以道士送上的“真命”天子的理由就拿过来用吧，反正也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大家呢，也感觉面子上都过得去，所以呢就有了宋朝。 宋初经过五代十国之乱，国家急需休生养息，迅速恢复生产，这样才能让统治地位稳定下来，上面所讲的那些崇佛礼佛的政策就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样，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不要过度加重百姓的负担，不要过度干扰百姓的生产生活，对于当时的国家稳定、建设和发展来说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几年以后，赵匡胤向洛阳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请教养生之术时，老道士给赵匡胤上了一堂无为而治的理论课，最后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赵匡胤回想了以前所取得地成就，深以为然。 第二年，赵匡胤又派人去请来了精通老庄、易学的王昭素来问养身治国的方法，王昭素的回答很简练，中心思想是“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这句话后来成为了赵匡胤写在屏风上的座右铭。 每当遇到天灾，主要是水旱灾害时，会请莱州高道刘若拙来设坛施法，“其法精审，上甚敬之”，后来一想每次都请来请去的太麻烦，干脆就封了他一个左街道录的官，以后就把他留在开封了。 除了与一些高道来往，并虚心向他们请教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以外，赵匡胤还在全国范围内重修了很多宫观，比如首都开封的太清观就是他那时重修的，而且还赐了一个新名——建隆观。 总体上来说，赵匡胤对于道教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是谨慎的，在利用道教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道教的管理。从而奠定了道教在北宋初期的健康、平稳发展的基调。 第二章 崇佛尊道 宋太宗赵光义是大宋朝的第二任老大，976-997年在位，对了，他原名是赵匡义，哥哥赵匡胤当了皇帝后讳匡字就改成了赵光义，据说这还是哥哥赐的名字。等赵光义当了老大以后，又改名叫赵炅，因为宋为木德，据说这样可以让自己的火力更旺，至于是不是嫌弃哥哥给的名字用着不舒服就不知道了，不过他有样学样，顺便给弟弟赵光美改了个名字叫赵廷美。 按照传统赵匡胤死后应该是由他的儿子接班的，所以赵光义这个皇帝当得本来是不合规矩的，更何况还有个斧声烛影的传说，赵光义就更需要有人来帮自己正名了。所以啊，赵光义继位以后，急需巩固自己的位子，加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造势，消除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各路道门高人就成了他的座上宾，首先出场的是张守真。 张守真仔细分析了当前的情况，自编自导了一个剧本，剧情很简单，大概就是：前几天天上的玉帝曾经派了一位叫黑杀将军的天神下凡找赵匡胤谈话，谈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表达了“晋王有仁心”，应该“兄终弟继”，也就是说按天意赵匡胤应该把皇位传给弟弟而非儿子，这就是着名的“金匮之盟”。 经过这一通宣传造势，不但赵光义的继位完全符合了规矩，而且还洗刷了他谋位杀兄的嫌疑，难怪赵光义事后下诏加封这位黑杀将军为“翎圣将军”，还在终南山大搞土建，修了一座宏伟的上清太平宫专门供奉这位有功的神灵了。对于功劳大大滴的张守真，赵光义那是相当满意，赐紫衣，封“崇玄大师”，还把这座新修的宫观封给了他当老大。 屁股底下稳固以后，赵光义开始加强了和道教的接触，在众多的道门高人中，陈抟无疑是最有名的一位。984年赵光义在京城第一次接见了陈抟，据事后赵光义和大臣们闲聊时透露，他和陈抟二人相谈甚欢。期间陈抟还多次和宰相宋琪等人会晤，这帮子大臣们岂会放弃如此好的机会，多和老神仙接触接触没准就有意外惊喜，于是纷纷向他求教炼养之术。对于这类请教老道士很委婉地拒绝了，大体意思是说，我要是传给你们道法，你们一个一个都把时间放到打坐修炼去了，万一哪天白日飞升，都当神仙逍遥快乐去了，谁来帮着皇帝治理天下啊？你们啊，要好好研究清静无为的治国方法，这才是你们这些人应该做的。 经过赵匡胤推行清静无为的政策，国家渐渐恢复了活力，所以赵光义和手下的官员们对于道教的清静无为的政治还是非常认可的，所以黄老思想在北宋建国初期，对于稳定政治、恢复经济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陈抟正是看到了华夏最终重新统一并逐渐繁荣起来而非常认可赵家兄弟两人的成绩，说现在的太平盛世，是你们协心同德，勤于政事的结果。赵光义被夸得非常高兴，称他“独善其身，不干势力”，赐了个“希夷先生”的称号给老道士，赏了件紫衣，还派人去把他的云台观装修了一番。 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赵光义本来想立长子赵元佐的，那位道友可能会问，继承人选定上赵光义怎么不再坚持“兄终弟继”了，不是有“金匮之盟”吗？这您可是冤枉他了，因为弟弟赵廷美早就被他弄了个由头远远赶跑了，最后是郁闷死的还是怎么死的谁知道呢，所以不用考虑弟弟继位这件事了。 因为叔叔的死，赵元佐却受了点刺激，加上二儿子又病死了，所以赵光义就打算立老三寿王当太子。为了让儿子们都服气，据说他派人请陈抟来，让这个精于相术的老神仙看看哪个王爷最合适当接班皇帝。老道士早就看透世事，知道赵光义想立寿王赵元侃，连表演都懒得做，别的地方根本就没去，直接冲着寿王府去了，而且连大门都没进，也没有看到寿王就转身去找赵光义报告说：“老道我早就窥得天机，寿王将来就是皇帝，这是天意”。顺水人情多简单啊，接着又说：“因为我还没进寿王府的大门，就看到门口的那两个把门的家伙不简单，将来都是出将入相的人才，所以才断定寿王将来必能接任皇位”。还好老道士没进寿王的大门，这要是进去了，看到的寿王府里的人还不全是国家栋梁？赵光义也非常高兴，这下子心满意足了，说：“你们看到了吧，这是天意，可不是我偏心啊，以后寿王就是太子了。” 这位寿王就是北宋第三任皇帝真宋赵恒，当然名字也是后改的。 总体上来说，在礼敬、招揽道士上赵光义比哥哥力度是更大的，除了陈抟以外，《宋史》中记载的还有丁少微、冯文智、张契真、柴通玄、王怀隐、陈利用、郭恕先、种放、赵自然等等，这些道士们有的被赐了件紫衣，有的赏了个封号，通过这些道士，北宋皇室不但加强了和天上神仙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使社会和民心更加稳固了，谁敢和有神仙背景的势力过不去啊！ 在修造宫观上，赵光义同样远超哥哥，除了上清太平宫外，他还在苏州修了太一宫、栖真观、洞真宫，在亳州修了太清宫、寿宁宫，天下各地修的修、造的造，反正是很不少，道教整体上得到了不小的发展。 赵光义对道教发展还有一项贡献，就是他在位期间命令徐铉和王禹偁（偁是称的古字，音意相同）等人收集整理了大量道书，并且加以刊正，最后一共整理出来三千七百三十卷，这为真宗时期编纂《道藏》打了个不错的基础。 当然了，赵光义的崇道并不意味着他不尊佛。翰林宋白在赵光义死后评价他说：“释老之教，崇奉为先，名山大川，灵迹胜境，仁祠仙宇，经之营之”，这就是对他尊佛崇道政策的一个小总结。 对于佛教，赵光义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这是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对佛教的肯定，本质上也是在说佛教对我统治国家是有帮助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利用它呢。宰相赵普在一次上疏中曾这样写道：“陛下本是天人暂来人世……内里看经，盘中戒肉……”，这说明了赵光义对佛教信仰并非是在做表面文章，不过这马屁拍得也是一点也不含蓄啊。 随着国内的统一，战乱的平息，经过战乱洗礼过的大宋江山进入了休生养息，恢复生产建设的和平稳定时期。于是，在980年，天竺僧人比如法天等陆续来到开封，他们来大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继续传播天竺的佛经，把佛教事业做得更大更强。赵光义非常高兴，立即下旨成立了一座译经院，从此恢复了唐代时就中断了的官办佛经翻译工作，还模仿着李世民写了篇《新译三藏圣教序》。 接下来赵光义又大兴土木，在开封开宝寺里修了一座地标建筑，高360尺的十三层木质舍利塔。这可是一个大工程，花了多少金银就不说了，光耗时就超过了七年。360尺高是个什么概念呢，宋元以后的一尺基本上接近现在的一尺了，约三十二厘米，也就是说这座舍利塔高一百多米，相当于三十多层的楼房了。可惜五十多年后高塔被雷火毁掉了，后来宋真宗又用砖和琉璃重修了一座，这样就不用怕天雷地火了，一直流传至今。 赵光义在位期间还剃度了17万左右的僧尼，至于在各地大修佛寺，铸造佛像等方面，对了，他曾经下诏铸过一尊62吨重的普贤菩萨铜像，总之，赵光义对佛教的扶持力度是远超道教的。 当然了，无论是赵匡胤也好，赵光义也好，他们兄弟二人的崇佛尊道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自己的统治服务，为了宣扬自己的“皇威”，为了自己的江山永固罢了。 北宋初期，宋太祖和宋太宗的执政思路还是连贯的，想当年赵光义是一直跟随哥哥辅佐柴荣打天下的，所以兄弟二人的三观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对于宗教的态度，赵光义也没有什么不同。在立国之初，兄弟二人对道教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适度的，礼敬、招揽道士为统治所用，修造宫观提升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力和地位，最终使政治、经济和民心得已迅速恢复。 说二人的道教政策的正确，是指他们并不是没有节制地发展道教，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措施的，比如加强了道士的资格审查。由于宋初的道士大多是结婚有家的，有的甚至是住在家里的，这样既不利于官方的管理，也不利于道教的发展，所以在972年赵匡胤就要求“冲妙之门”要以“清净为本”，你们这样哪像敬神的正统宗教的样子，拖家带口住进道观的要“速遣出外”，以后再有人想入道籍也要有正规的手续。不过初期步子有点大，一下子管得太严了，所以赵光义时代政策又稍有放松。到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即1009年二月再次明确了道士不能带家属住进道观。 同时，赵匡胤还严令道士们不能再私自炼丹炼药，这可能是从柴荣当年限佛时学来的，因为这些道士炼出来的金、银对金融市场多少也是有冲击的，特别是国家建立之初，金融秩序还太脆弱的时候，哪禁得起这些假金银流入市场，所以只要有人举报，查证后“赏钱十万”。这道禁令下了不到一个月，仅开封就抓了王玄义等十二人，都给流放改造去了。 其他的限制政策还有禁止官民在丧事上大操大办，主要是禁止请和尚、道士做法事，还有禁止僧道参加科举，禁止学习天文和地理，不得私自修造寺庙、宫观等等，这些政策都很有效得加强了宗教的管理，限制了宗教对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 第三章 宋真宗崇道始末 上 宋初百废待兴，为了快速完成统一、平息农民起义、缓解或转嫁阶级矛盾，使国家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宋太祖和宋太宗两位皇帝筚路蓝缕，传到宋真宗时期，终于可以轻松一些，可以安心当一位太平天子了。 真宗是赵光义的三子，上一章也提到了，按道理是轮不到他接班，当他的太子地位确定以后，赵光义顺便给三儿子改名叫赵恒，并且语重心长地说：“名此，欲我儿有常德，久于其道也”。意思很简单，老爸的江山将来是要交给你的，你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延续我现在的治国政策，把我们家的江山守护好啊。 总体上看，真宗是997年三月继位，前十年，就是到1007年这段时间是他努力工作的第一阶段，也如老爸期望的那样，在政治上沿袭了赵光义的思路，吕端、李沆先后为相，提拔重用踏实稳重的干部，轻摇减役，稳中求进，国内形势向好，家业守得不错，《宋史》中夸了他一句“英悟之主”。第二个阶段是从1008年起到1022年真宗驾崩，这十几年他却开启了崇道模式，甚至不惜劳民伤财，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事情得从宋辽一次大战说起。1004年八月，真宗启用毕士安和寇准为宰相，恰好两个月以后辽国二十万大军来袭，双方大战各有胜负。十月，宋军在朔州大败辽军，十一月辽军又在洺州大败宋军，前线基本上就是在河北、山西和河南交界的一线吧。 眼看军情紧张，真宗真的害怕了，参知政事王钦若等人劝他赶紧收拾收拾往南跑，最好是迁都金陵，离契丹人远点。但是寇准直接参了王钦若一本，极力鼓动真宗亲自出马，并且说打败来犯的辽军后，陛下还可以乘机一举收复幽燕失地，创下名垂万代的不世功业。 关于燕云十六州的问题前面提到过，收复北方这片土地可以说是任何一位帝王的梦想。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宋朝是重文轻武的，而且很严重，原因大家都知道，当年赵匡胤就是在五代十国那个重武轻文的时代厮杀出来的地位，最后陈桥兵变也是因为手下有兵才当了皇帝。自己当了皇帝，就要防止手下的将军们哪天也把他的天下抢走，因此，重文轻武就理所当然了。随着势力的增加和国内的稳定，赵光义就曾对燕云十六州动过心思，并且于979年和986年曾两次伐辽，可惜都失败了，实在拿辽国没办法，于是就采取了守势，从此“不敢北向”，转而发展内部建设。对了，名将杨业就是986年那次伐辽战死在狼牙村的，当然了，和评书里面讲得故事是不同的。 真宗被寇准忽悠得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怀揣着创不世功业，完成自己老爸都没能实现的梦想，还就真的跑到前线去了，结果被围在了澶州，差不多就是在河南濮阳市境内。双方打了一个多月，这场大战的细节就不多讲了，宋军的李继隆和辽国的萧挞凛棋逢对手，精彩程度足可写一部小说，结果辽国战神、此次攻宋的先锋萧挞凛被当时的神器床驽射杀了。萧挞凛的意外战死，对于辽国的势气打击沉重，而真宗面对千军万马的血腥战争和辽国的强大可是真的畏惧了，那可不是在舒服的后宫里听听战报能体会得到的。所以，十二月，真宗就乘着稍占上风的时机，派曹利用去和辽国商量了一下，说远亲不如近邻，不要再相互伤害了，你不是穷嘛，你看这样，每年我就大方一点，给你点钱，给你点布什么的，各自退兵好不好，以后我们就是好兄弟了。大辽也同意了，于是双方罢兵，这就是史上的澶渊之盟，自此，战胜方宋朝每年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叫岁贡。 当真宗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家以后，本来还是挺高兴的，也很自豪，也由此对力谏自己御驾亲征的寇准非常满意，嗯，寇卿家很不错，是个好同志，从此对寇准就非常信任了。这样一来王钦若就受了冷落了，当然了，王钦若是不甘心坐冷板凳的，而且寇准还向真宗告他的黑状，这可是仇人，仇人受宠了可不行，于是就动了一番脑筋，这一天悄悄地来见真宗。 王钦若首先回顾了此次出征，指出寇准就是一个赌徒，让皇帝冒险出征，“契丹人的凶狠您也看到了，那一个个的跟凶神似的，稍有不慎您就回不来了。” 真宗想想也是后怕，点头应是。 王钦若接着说：“虽然侥幸胜了，但是城下之盟，《春秋》耻之，陛下您可能不知道，将校们和百姓私下里对您老人家怎么不满意呢，都说打了胜仗反而赔款，丢大宋的脸。” 这一番话就如三九天挑战冰桶，真宗一下子从志得意满中掉了出来，也知道大伙对他这种无能不怎么满意了，“上自是常怏怏”，反思了好几天，还是接受了王钦若的说法。 既然知道自己这件事做得有点丢人，你倒是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争取早日“以兵取幽燕”而“涤耻”啊。不行，那是你的想法，真宗是真是害怕北方的异族了，可是还得稳定军民之心，洗刷耻辱，这可怎么办啊？自己实在想不出好办法了，只好又派人叫来王钦若。王钦若怎么会不知道真宗的想法，于是说：“这事简单，陛下您再派大军去收复幽冀就行了。” “no，no，no，”真宗哪还有直面大辽的勇气，“河朔生灵，始得休息，朕再动刀兵，百姓可就没活路了，不可，不可啊，爱卿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就知道你不敢，”王钦若心里得意，“如果陛下不忍再动刀兵，那就得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动静得大大滴，就可以威震八方，夸示戎狄了。” 真宗不禁悠然而神往：“那……朕要怎么做呢？” “唯八字矣”，王钦若面容严肃：“神道设教，封禅泰山！” 就这样，真宗皇帝就在大导演王钦若的策划下，开启了以“天命兴宋”为核心思想的神道设教之路，而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造势去泰山，完成泰山封禅这一伟大壮举。 目标的确很伟大，但是“封禅当得天瑞稀世绝伦之事乃可为”，自古帝王有资格去泰山封禅的才有几个？秦皇、汉武、刘秀、李治、李隆基去过，如果真宗拿回了燕云十六州，也勉强有资格去封禅，可现在凭什么去呢？所以真宗虽然被这块大饼诱惑得心里发痒，但也知道这事挺难的，对“神道设教”心里也没底，所以王钦若的能力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王导演对真宗说，我们这幕戏要演下去，有两件事要先解决好。第一是要有道教的支持，这很容易。因为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太祖、太宗时期就采取了和唐朝近似的政策，佛道两家一碗水平端，笼络着两教的名道、名僧。佛教方面不多讲，道教圈子里的陈抟、种放、丁少微、苏澄隐、马志通、张守真等都被封了称号，不是先生就是大师。真宗当皇帝也多少有陈抟的功劳，所以他对道教也是非常认同的，这件事上找几个高道过来配合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第二个要解决的难题是要说服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和配合，是没办法演下去的，这个关键人物就是宰相王旦。还好王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立即表示支持，而且还说这是好事，因为这样做也算是为民祈福。当然了，王旦这么痛快地赞成还有个原因，就是真宗事前给他送了礼物。据说真宗事先请王旦来吃饭，说：“老王啊，咱们喝的这酒不错吧，这还有一坛子，你拿回家去喝吧。”皇帝赐了美酒，哪能不收着，王旦回家后发现，酒里还藏着不少珍珠，现在想起这件事了，王旦心下了然，所以非常痛快地表示支持真宗了。 问题解决了，好戏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第四章 宋真宗崇道始末 中 1008年正月，真宗把宰臣王旦和王钦若等人叫来，说今天心情好，要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待众人来齐以后，真宗开讲：“众爱卿都知道，朕的卧室的窗帘啊、幔帐啊之类的都是青丝的……” 丁谓接口说：“对对，都是名牌，最高档的。” 真宗一口气差点上不来，这是重点吗，我要说的是这个吗？轻轻瞥了一眼丁谓接着说：“青色是为了遮光效果更好嘛，所以每天早晚的时候不点上蜡烛都看不出颜色来。可是在年前，朕记得非常清楚，就是1007年十一月十七日那天半夜（注：为了直观，就不按干支计年了），朕刚要睡觉时，房间里突然亮如白昼，吓了朕一跳，你们猜怎么着？” 众人都被真宗的故事吸引住了：“怎么了，陛下？”配合还是要有的，没这点素质怎么能干到省部级。 真宗还是很满意的：“朕发现了一位神人，可惜长相什么的看不清楚，只看见他头戴星冠，身穿绛袍，浑身发光，就这他身上发出的神光把屋里照的这么亮。神人说下个月三日，要求朕在正殿摆一个月的黄箓道场，到时候就会天降天书。朕赶紧问是什么天书啊？神人说是《大中祥符》三篇，还再三嘱咐朕要保密，不要跟谁都说。” 听真宗说完以后，众人作目瞪口呆状，还是王钦若最先反应过来，适时地接口问：“然后呢？” 真宗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接着说：“朕当时光顾了吃惊了，刚想起身应答，神人却忽然不见了。我怕忘记了这件事，就赶紧让人记了下来。从十二月朔日（就是月初），朕就开始吃素斋戒，在朝元殿摆道场，卿家们也都看到了，反正就是要多隆重就有多隆重，要多虔诚就有多虔诚，算算已经超过了一个月了，朕都没敢收工。” “然后呢？”众人一口同声。 真宗颇感满意：“恰好前两天皇城司报告说左承天门南角挂着条黄帛，朕一想可能就是神书，赶紧派人去看，回来说发现里面裹着一卷有字的东西，他们没敢拆开看。朕这一想啊，八九不离十了，今天正好大家都在，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样。” 君臣几个到那一看，果然是一卷天书，因为封面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赶紧拆开，果然是天书，而且是三篇，格式类似于《尚书?洪范》和《道德经》，内容嘛，道友们应该都能猜出来，无非就是真宗这皇帝做得不错，以后还需更加努力，就可以使大宋国祚长久云云。 最后真宗命人用金匣子珍而重之地装好天书，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恭贺，改元景德为大中祥符，顺便把左承天门也改为左承天祥符，然后派人去宗庙等地去奏告天地、祖先。这么好的事情自然还要庆祝一番，于是真宗请大家吃了顿饭，还没忘记请来了辽国驻京大使馆的人。 从1007年十二月到1008年正月，王钦若导演的神道设教的第一幕大戏折腾了两个多月，其意图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 首先，宣扬了赵家的大宋是得到了神仙认可和支持的，既然是受命于天，江山永固那还不是理所应当的？ 其次，包括真宗在内这三位开国皇帝的位置得来的都不怎么合乎理法，道教的天命是最好的遮羞布，现在神仙赐给我一份三清的神书，这种认可谁还敢有疑问？什么“金匮之盟”什么的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第三，北宋初期，阶级矛盾依然尖锐，原因就不多分析了，比如太宗时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时期虽然形势一片大好，但各地农民起义也是时不时的就发生，神道设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尖锐化的阶级矛盾，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可以求神保佑嘛，比拿刀动枪玩造反安全多了。 最后，让辽国的大使来列席参加，意思也明显，你们这些化外蛮夷看到了吧，我大宋天朝是受天神承认的，“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效果还不错。 当然了，神道设教不可能就这样成功，泰山封禅的路还非常遥远，所以，戏还要坚持演下去，于是天书接二连三的从天上掉下来。 史载，两个月后的四月初，又有一本天书降到了皇宫里，不过关于这次的记载不太清楚。又过了两个月，六月八日，王钦若满头大汗地跑来见真宗说：“陛下……有人说泰山那疙瘩冒紫气呢，冲天的紫气啊，垂而成华盖状，经久不散。然后，就有人发现醴泉亭北边的树枝上挂着一卷天书，那人不识字，就报告给皇城使王居正。王大人不敢怠慢，马上去查看，发现是天书后，立刻快马不停地送过来了。” 真宗很配合得大喜，立刻叫来众大臣，分享了这个好消息，然后说：“朕五月丙子夜曾经梦到神人对我说，下月上旬会在泰山上再赐天书，让朕斋戒，做好准备接收，现在天书果然降于泰山，果然是上天眷顾我大宋啊！” 王旦等大臣还能什么做，躬身祝贺：“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陛下勤勉的功劳，是您老人家的至仁至德感动了天神，臣等为陛下贺。”君臣配合得天衣无缝，毫无违和感。 天书送来以后，经过一通仪式之后宣读天书，大家发现内容和以前的差不多，最后真宗命人把它放到了含芳园正殿。 配合着天降神书，王钦若还有很多安排。 为了进一步造势，真宗派人去龙虎山上请来了当时的第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先生。为什么叫先生呢，因为真宗给张天师赐了个“真静先生”的号，并特许这个封号世袭，所以自此以后，张道陵的后人们就有了先生这种叫法了。龙虎山张家子孙在宋代是非常受礼遇的，徽宗时也曾多次请三十代天师张继先进京，赐号“虚靖先生”。真宗请来张天师，自然是因为龙虎山在道教界的超然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既然是神道设教，那么就需要道教界的各大门派都来捧场才可以。 为了让戏更丰满些，王钦若等人响应皇帝号召，组织群臣举办各种祝贺、祠庙、赐宴、大赦等活动，鼓励各地多发现祥瑞，再隔三差五的陪皇帝搞些新闻发布会，真宗还宣布了几个法定假日，每年的正月初三，第一次天书掉下来的那天为“天庆节”，放假五天，各地还要提前七天摆道场庆祝；四月初一，第二次掉天书的那天为“天祯节”，六月初六泰山掉天书的那天为“天贶节”，不过后两个节日没有说可以放假，大概是连着放假影响工作吧，不过必要的斋醮仪式却是要做的。如此等等吧，为了封禅泰山，大家跟着真宗一起疯狂，是真的拼了。 感觉万事俱备了，1008年十月，真宗在社会各界帮着造势、捧场的情况下，带着他的天书踏上了去泰山封禅的道路。 具体封禅的盛大过程就不多讲了，《宋史》中有详细的描写，总之就是玩着命的夸呗。不过自从真宗以后，后世帝王再没有去泰山封禅的了，原因大家都说是耻与真宗为伍，我要是也去封禅了，大家不会说我有资格和秦皇汉武比，而是会把我和真宗划到一个队伍里去，丢不起这个人。 大家演戏都太投入了，一切似乎都成了真的了，这位几近狂热的皇帝并未满足于以上的壮举，1009年，真宗动用了数万人力，开始修建玉清昭应宫，就是玉清宫，打算用它来供奉这些天书。十月，又下诏天下修建天庆观，从此“天下始遍有道像矣”，因为配套的各种圣像也开始在道观修建的时候同时由建安军负责铸造了，所以各地天庆观修成以后，早就准备好的圣像就由专使护送到各地了。 这座玉清宫要放现在，也是个大工程，原计划十五年的工期，结果在丁谓的监工下，1014年便提前完工，总投资约亿两白银，据学者们估算，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200亿人民币，约相当于整个国家两年的收入。“宏大瑰丽不可名似”、“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其奢华甚至超过了阿房宫，宫殿总共分为2610个区，仅长生殿的三尊雕像就用万两黄金，五千两白银建筑材料是全国各地的名牌产品，如衡州的碧石，越州的杉树，汾阴的柏树，秦陇松树等等，不要对了，只要贵的。总工程师丁谓也因建设大功，最终成为一代奸相，很荣幸地成为五鬼之一。 顺便说一句，这座超过阿房宫的恢宏建筑与阿房宫的命运也相似，十几年后被一场大火终结了，当然这是后话了。还有前面讲过的地标建筑舍利塔也是被火烧了，宋主木德，看来是很容易失火。 玉清宫竣工剪彩完成以后，真宗命令把提前用玉石刻好的天书请进了宝符阁，并把自己的“御容”待立在玉皇天帝旁边。御容这个词，其实完全可以写篇博士论文，我们不细研究它了，这里应该是指的真宗的肖像写真画，不过一幅画怎么能“待立”呢？所以也可能是个3d立体的等身雕塑吧，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位真宗皇帝把自己的地位提得太高了，不是谁都有资格立在天上的老大身边的。 1011年，真宗还有一个壮举——“西祀汾阴”，想当年汉武帝第一个在汾阴（今天的山西省万荣县南部）祭祀后土，这种事自然不能少了我，于是真宗也去了，结果也成了最后一位汾阴祭祀后土的皇帝，这就是学者们说的东封西祀，真宗也成为了东封西祀的终结者。 第五章 宋真宗崇道始末 下 要说王钦若和真宗也够不容易了，劳民伤财地折腾了这么久，总是感觉效果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还是真宗有办法，这一天找来王钦若说自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打算效法当年李唐给自己找祖宗提升地位的办法，也给自己也找个厉害的先祖。王钦若一听双挑大指，于是二人就从三皇五帝开始想哪位名人合适。老子肯定是不行了，人家姓李，自己姓赵啊，更主要老李家先占上了，姓赵的古人虽然也有不少，可是能匹配自己皇家地位而且还要给赵家提升层次的还真没找到。 这难不倒聪明的真宗，实在没有就编一个出来呗，多大点事儿。于是在1012年十月，真宗又做了一个梦，然后就叫来一帮子大臣听他讲故事，说：“玉皇大帝昨天派神人来告诉了朕一件重要的事，说我们老赵家的始祖实际上是远古九皇之一，现在嘛在天上任九天司命天尊，以前的天书就是他老人家安排人降的。玉皇大帝还说了，要朕好好崇奉这位始祖，具体怎么做呢，就参考唐朝李家供奉他们的祖先玄元皇帝那样就行了。爱卿们看，这是玉皇大帝的命令，朕得照办啊，而且还得加倍做好，对不对？” 特事要特办，真宗立刻就开始为这位始祖的一系列造势行动。闰十月，先给始祖加了封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祖母封号曰“元天大圣后”，同时下诏，正式宣布老赵家的始祖名字也打听出来了，叫赵玄朗，“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 下面还要给圣祖安排个住的地方，这不是正在修建玉清宫吗，在丁监工的努力下也快完工了，玉皇大帝他老人家的住的大殿后面有座正殿，现在正好也修好了，还没安排神仙入住，正好让圣祖住在那里。 接下来就是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件大事啊，我们赵家的先祖找到了，而且还是天上的天尊，大家都得尊奉。于是真宗下令全国各地的天庆观都要增加一座圣祖殿，专门用来供奉赵天尊。不过这些都是给老祖宗找的临时的住房，显然是对他不怎么重视，为了显示自己对始祖的滔滔不绝的崇敬之情，真宗投入巨资在寿丘修建了一座景灵宫和一座太极观，专门用于供奉自己的圣祖和圣祖母，这才是自己这个后代子孙对老祖宗的一片孝心。这两座道观的工程比太清宫小不了多少，共分了1322个建筑区，花了数十万两白银，前后共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 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件大事，真宗宣布七月一日圣祖下降日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圣祖降临延恩殿那天为“降圣节”，于是真宗时期的公务员又增加了两个小长假，一律都放假五天，至于庆祝典礼等等活动参照“天庆节”就行了，懒得再另费心思编排这些了。 真宗懒点没关系，下面的大臣之中可不乏心思活络之辈，这不有人就上前对真宗说了：“陛下啊，您看圣祖他老人家名讳里有个玄字，孔夫子和老子的封号都犯讳了，以前咱们不知道圣祖的名讳就不用说了，现在知道了，您看这两位的封号是不是得改改了。” 真宗投以赞赏的一瞥，沉思片刻后说：“那就把孔夫子的谥号玄圣文宣王改成至圣文宣王，老子的玄元皇帝就改为真元皇帝吧。” 从此以后，道教多了一位保生大帝赵玄朗，地位当然不低，仅次于玉皇大帝。 这里需要简单解释几句，道教的三清四御中，三清地位是高于四御的，唐朝以前主要以老子为尊，而玉皇大帝是四御之一，远没有资格当老大呢。在皇权的影响下，玉皇大帝的地位在宋朝得到提升，真宗的一系列表演生生把玉皇大帝推上了天界老大的宝座，民间也逐渐把玉皇大帝作为了至高神来对待了。 正是由于宋真宗几近狂热的崇道行为，使很多学者认为宋朝的道教兴盛是从真宗开始的，或者说是真宗时期是第一个崇道高潮。实际上宋真宗崇道还是效仿了他老爸太宗赵光义的，根据《宋史》记载，“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这里的“效尤”就是说宋真宗崇道是跟赵光义学来的，也就是说宋代崇道实际上是从太宗赵光义开始的，准确来说是从赵光义北伐幽州战败之后开始的。 总体来说，宋真宗的神道设教的一系列举动和唐玄宗的圣祖降见，告赐灵符那一套算是半斤八两吧，如果说这二位崇道还算是有点分寸，保持着一点理智的话，等到宋徽宗时，这位干脆就把自己臆想成天神降世了，那才真称得上是青出于蓝了，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上面提到在真宗即位的前十年里，他还算是一个勤修内政的合格皇帝，但并不意味着那时候的他不崇信道教或佛教。真宗从小就受赵匡胤和赵光义的影响，对宗教早就有了接触，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曾经爬上赵匡胤的宝座玩起了当皇帝的游戏，赵匡胤当时就逗他说：“皇帝好当吗？”真宗当时回了一句“由天命耳”，您瞧，小小年纪就深明道教的精义了。真宗登基以后，同样延续了赵匡胤和赵光义二人坚持推行的用黄老思想治国的策略，景德二年（1005年），他数次向嵩山紫虚观道士贺兰栖真访求无为之理，说：“朕奉希夷而为教，法清静以临民，思得有道之人，访以无为之理”，1011年，真宗又向承天观道士柴通玄“问以无为之要”，至少可以看出来那几年还是把无为之道放在了心上的。 特别要提一下天台道士张无梦，他曾经多次见真宗，不但讲授无为之道，还结合易经，从治身讲到治国，向真宗灌输只有无为之道才能够令国家长治久安的观念。在众多高道的教导下，真宗对黄老之道越来越信服，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尊五千之训，安亿兆之民”，仅从字面上看，显然真宗认为黄老治世足矣，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句话就下结论。 对于佛教呢，真宗时期是什么情况呢？真宗在尊崇佛教方面，虽然没有崇道那么疯狂，也并没有差到哪去，而且真宗曾经说过，“道释二门，有助世教”，“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如果仅从数据上分析，他对佛教的扶持力度反而更大一些。比如到1021的（天禧五年），全国共有和尚397,615人，尼姑人，总数接近46万人。通过一系列崇道活动以后，还是经过了真宗大量披度道士的情况下，1021年的数据没有查到，但是1019年全国仅增加了1081名道士，89名女冠，全国道士总数也仅名，女冠731名，合在一起才2万左右，这差不多已经是宋初道教规模最大的了。对了，1021年大宋当时的人户口统计，共有户，口人，道友们可以回头再看看上一篇柴荣限佛的数据，即便道教如此发展，比起佛教依旧显得那么弱小。 下面再简单讲几句道藏的编修情况。宋朝有过数次道藏整理工作，第一次是在赵光义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没来得及完工。第二次则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1016）期间，是在宋太宗时期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当时，真宗命人把这些宫廷秘阁收藏的经书全部运到了杭州，由戚纶、陈尧佐负责，选了朱益谦、冯德之等一批道士参与修订，到1016年三月结束。王钦若在做了最终的总校定以后，向真宗献上了此次工作的成果——藏经4359卷，比太宗时多了622卷，真宗大喜，亲自作序，并赐目录名为《宝文统录》。实际上王钦若虽然名声不咋滴，五鬼之一嘛，还有就是长得矮小，还有大脖子病，又因为两朝为相，也落下一个“瘿相”的美名，但这都不能否定他的才华，1013年，他才刚刚负责完成了一千卷的《册府元龟》的编写工作，而且也是负责国史的编修工作。 在《宝文统录》编纂同时，宋真宗又任命张君房为着作佐郎，从苏州等地广搜道藏经书千余卷，再从越州、台州等地各收集旧道藏本千余卷，在这四种“道藏”的基础上，于1019年三月完成了最终的编修工作，共4565卷，真宗赐名为《大宋天宫宝藏》。张君房又从中选取精华内容，精简后刊印，这就是着名的《云笈七签》。 到徽宗和孝宗时期，又对道藏进行编修，这是后话了。 最后再聊一聊一位名人，他叫柳永，没错，就是你想到的那个柳永。 为什么讲着讲着道教突然要讲柳永呢？有的道友应该想到了，游仙词、青词、步虚词之类的，这些都和道教有关系，柳永是个宋词名家，是不是也写了相关的词传世呢，事实正是如此。 柳永的生平事迹之类的就不详细讲了，他的青年时期主要是在汴京度过的，宋仁宗时中了进士，当时已经47岁了。柳永20岁时，那一年正好是真宗梦到天降天书三篇的1007年，柳永亲历了真宗神道设教的全过程，看着皇家那一系列的崇道活动，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的作品的选材和创作。另外，柳永的词还受到了当时的文坛领袖，也是他的老乡杨亿的影响，对了，还有一个同龄人晏殊，对他影响也不小，只不过晏殊是很看不起柳永的。 在种种因素综合影响下，柳永仿照唐代那种“以汉喻唐”的手法，来了一个“以汉喻宋”，创作了《巫山一段云》游仙组词，还根据天降天书这件事情创作了二首《玉楼春》，具体内容就不引用了，道友们可以自己找来赏析赏析。 柳永只是那个时代参与创作的一个文人而已，在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时代，帝王的一言一行都是风向标，柳永他们这些民间作者都会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了，为了取悦自己的老大，群臣们必然也会创作一些与神道设教有关的诗词献给皇帝指正，真宗看到后心情上肯定是大好，所以他偶尔也会亲自出马，于是《大中祥符颂》《真游颂》等作品陆续问世，也表示自己很亲民，与民同庆嘛。唉，举国沉迷在崇道之中，谁还管北方那十六州的土地和百姓！ 下一章，再简单涉及一些道教对北宋士风和文风的影响话题。 第六章 儒家的反佛反道 北宋第四任皇帝是宋仁宗赵祯，1023年-1063年在位，继位时只有十三岁，所以开始是太后掌权，之所以有仁宗这个庙号，是由于他有堪称千古第一仁君的美名。 仁宗老爸留给他们孤儿寡母的并不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强盛的帝国，恰恰相反，经过前三位帝王的苦心经营一甲子，内忧外患依然如故，辽、西夏时不时的派大军入境转悠一圈，国内农民起义也没消停过，天天沉浸在封禅和全民进献祥瑞中的老爸丝毫不理会汹汹民怨，留给孤儿寡母一个空架子就去找始祖赵玄朗了。 仁宗在位期间，虽然西夏、辽国先后入侵，国内压力巨大，但他的带领下，使国家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史书称仁宗盛世。仁宗时期的繁荣表现在各方面，唐宋八大家，六大家都出自他在位时期，其他还有范仲淹、包拯、柳永等名人，科技发展方面，有沈括、苏颂这样的科学家，四大发明有三项是他在位期间搞出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这里就不多讲了，对了，前面讲到的疑似八仙中的那个曹国舅，传说也是他舅，《水浒》开篇那个洪太尉就是奉他的命令去龙虎山上清宫，然后打开伏魔殿放出了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所以说，仁宗在民间的名气虽然没有宋太祖、宋徽宗他们大，但他对宋朝乃至华夏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一国老大的仁宗呢，他对道教是什么态度呢？ 外部民族边患、内部积贫积弱，国家现状如此，刺激着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的济世情怀，士人百姓需要道教来慰藉被现实困扰着的脆弱心灵。另一方面，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文人士大夫们复兴儒家思想的运动渐渐升温，在客观上又抵制了道教的发展。 前面提到过韩愈的那次反佛事件，无论如何，这位儒学大家对宋朝的深入持久的反宗教思想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真宗期间的佛道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神道设教就不说了，佛教发展同样不弱，对社会影响越来越深，随着儒学的倡导与发展，对佛道二教有意见的人越来越多。朱熹说：“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二程就理上论”，他的观点是说欧阳修是从理法上排佛，而程颢、程颐二程则从理的方面入手排佛。 柳开就是以韩愈的接班人自居，声称自己要投身到“圣道之途”中。他用儒家的仁义道德画了一条线，一边是沉溺于佛老之中的人，整天想些荒诞不经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嘴里说的也是不知所谓，他们离仁义道德越来越远。还有一类人则是心怀仁义大道，重视德性培养。 还有一位是王禹偁，同样极为排斥佛老，989年曾上疏劝赵光义“少度僧经，少崇寺观”，因为那些和尚道士都是蠹人，就是蛀虫，看着没什么效果，真宗继位第二年又上疏，建议真宗“沙汰僧尼，使民无耗”，因为这些和尚们快把国家吃空了。 柳开和王禹偁这二位为代表就是宋初反佛老的前驱，但在真宗的崇道政策下，显得很微弱。 当仁宗上位以后，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终于迎来了反佛老的高潮，从庙堂到民间，其深度、广度和持久性远超以前，其形式上主要是朱熹所说的那种从礼法上的反佛老，仁宗对道教政策也相应的有所调整，所以这种反对思想对仁宗的宗教态度有着积极作用的。至于二程的反佛思想，下一章再讲。 反佛反老是建立在儒学复兴的基础上的，自身都苟延残喘的时候，哪里有心情有能力去管别人家的事情，而仁宗时期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其中的积极分子主要有范仲淹、孙复、宋祁、石介、欧阳修、李觏、蔡襄、王令、曾巩、司马光等等。对这些人的着述加以整理，就可以理顺出仁宗时代的儒家的反佛老的总体情况，这里以四川大学刘复生教授的研究观点为核心简单归纳一下： 第一，利用儒家的正统来打击佛道二教。孙复说过，“华老盛而韩文公排之”，弟子石介更是宣扬“自伏羲、神农、黄帝……周公、孔子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道也。”并用此来攻击“三教皆可尊”的观点，说今天那些把儒家的圣人们和佛、道并列为圣人，简直是骇人听闻，三教之说更是荒谬之极。赞成孙复师徒二人观点的儒士有很多，也都各有观点，不过总体上相差不多。 第二，用儒家的治国治民的入世思想抨击佛老的出世思想，认为他们是逃避现实，逃避责任，只追求个人的利益，没有大局观，没有家国大义。欧阳修的《本论》可以说是确定了一个国家兴盛、强国强军的基调，倡导多学礼义，用仁义教化万民，虽然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佛道二教，但中心也是在宣扬儒家才是治国根本。范仲淹在1027年《上执政书》中说，和尚道士之流就是“天下之大蠹”，佛经道经“非今理天下之道”，提出这一思想的还有王令有的《代韩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书》、李觏的《潜书》《富国策》等。 第三，深刻揭露佛道两教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危害。当年韩愈曾斥责佛道造成人民“穷且盗”的事实，李觏在《富民策》中列举了佛老十项危害，诸如男不耕女不织等等，基本上包括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曾巩也发文《兜率院记》，说一个小县，出家当和尚的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寺庙建得宏伟华丽，和尚们吃好的，穿好的，出入有马车，日子比封疆大员都不差，言外之意似乎是官吏可以，士大夫可以，僧道就不可以。 第四，排斥佛教为夷狄，佛道乱了中国的礼法文化，这算是老生常谈了，石介《中国论》、曾巩《说非异》、欧阳修的《本论》中均有这方面的论述，不再引用。 第五，用事例证明佛教的骗人事实，众多儒士们翻着本本古籍，从里面找寻了若干件可以证实佛教不灵光的案例，加以综合后一一罗列出来，如余靖、蔡襄等就舍利揭露佛教的不可信等等。 仁宗时期，反佛反道的思想越来越活跃，儒士们的家国情怀更来越高涨。 据史料记载，1029年六月，当年真宗花费巨资修建的玉清昭应宫被一把大火烧光，那一大片焦土废墟着实丢皇家的面皮，所以太后就打算重修。王曙、王曾、吕夷简、范雍等大臣立刻上疏反对，认为这都是因为真宗造的孽，听信了方士们的妖言，蠹耗无数财用，所以才天降灾祸“戒其侈而不经”，如果再花钱重修，还会遭到天罚，坚决反对重建，薛讽、贾黯等人也表示不应重建。实际上，他们一方面反对崇道，另一方面又用天道来说事。 你们反对重修玉清宫，仁宗母子感觉对不起天上诸神众仙和真宗，1030年三月，仁宗就打算装修太一宫和洪福院，既然不让我重修动大工程，我搞点装修总行了吧。结果工程预算员说得需要不少建筑材料，别的不说，仅上好木材就得九万多根，据说陕西那里有好材料，还没等仁宗派采购员出发呢，当时刚请辞离京下基层任河中府通判的范仲淹就听说了，立刻上疏坚决反对，请陛下“罢修寺观”，你这样大兴土木，是在劳民伤财。十几年后，1044年，庆历四年六月，赵光义修的那座舍利塔也被烧掉了，仁宗又想重修的时候，余靖、蔡襄等纷纷上疏反对。仁宗末年，司马光又给仁宗交了份《论寺庙额札子》，原因是仁宗特事特办，给那些“自来未有名额”的寺庙、道观都赐了名，意味着这些黑户从此就合法了。司马光说“释老之教无益治世”，就连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对宗教都完全加以否定了，更何况那些没什么格局的乡间儒生和腐儒们呢。 儒家的反佛老思潮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儒士们一直处于上风，直到张载、二程的理学兴起，一直排斥佛老之学。在这种反佛老的思潮下，仁宗对于宗教的态度虽然没有本质的变化，但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出台一些限制宗教的政策。比如斋醺由过去一年四十九次改为二十次，五节天下赐宴的活动也取消了，同时还大量裁减了各地宫观的保洁员和保安。 仁宗从1025年到1034年，多次裁减每年披度僧道的指标，还关停了大量没有正式执照的寺庙。这里有一组数据，从真宗末年开始，直到宋神宗末年的六十多年中，僧道尼女冠的总数分别是：1021年约50万，1034年约45万，1042年约41万，1058年约31万，1068年约27万，1077年约25万，1078年约24万，可以看得出，佛道二教的规模缩减了一半左右，相应的，国家在新建、修复的寺庙宫观上的投入也大量减少，并且一改以前的动不动就是大工程、大制作、豪华装修的侈华风气，节省大量人、财、物的同时，也利于宗教的健康发展。 不过，仁宗的限佛限道的政策大多数是在他执政的前期，这也符合一般规律，多数当权者初期都是雄心万丈，想着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的，等到浸淫多年被打磨成老油条，迷失在权力和金钱中以后那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所以仁宗在庆历以后就有所放松，当然这和他本人一直没有放弃崇佛礼道也有关系。 有一个理由，即便是儒家也没有办法说出仁宗你就应该反佛反道来。由于真宗给赵家找了一个道教的始祖，如果仁宗放弃崇道也就意味着背弃了儒家的孝道，自己的老爸的坚持崇道，自己家的老祖宗是道教神仙，反对道教就意味着不孝，而且这还不仅仅是孝道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道教文化对仁宗和士人们的千百年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北宋初期道教的兴盛，对士风和文风的影响是深远的，真宗曾经作过一首《崇道赋》，说“朕观三教，惟道至尊”，有这种思想的，绝不止他一个人。道教所构建的那个越来越完美的精神世界，对于人类的心灵影响之强不是一句儒学才是治国根本所能抹杀掉的。道教对士人的影响力往往更大，比如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隐士的增多，他们对现实的失望，为了逃避动荡的社会，宋初就有林逋、魏野、陈抟、九僧、陈辅、潘阂等，他们大体上都为了追求那种淡泊宁静的世外桃源的生活。还有一种隐逸的人，不是有句话“大隐隐于世”嘛，他们是隐于庙堂之中，有学者定义这种隐逸模式为“吏隐”，唐代的白居易是吏隐的表率，仁宗时期的典型代表有范仲淹、欧阳修等。 仁宗有“仁厚”的美称，但被贬的官员还是一个接一个的，比如范仲淹就曾经三起三落，有了一个“三光”典故。被贬以后的他们才发现，虽然一直在被教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具体要怎么调节自己被贬被冷落的心情却需要自己去解决，于是道家的隐逸、洒脱就成了他们化解郁结的方法，比如范仲淹发配到越州时赋诗一首曰： 越中山水绝纤尘， 溪口风光步步新。 若得会籍藏拙去， 白云深处亦行春。 苏舜钦退隐后也说：“吟对疏钟俗机尽，已疑身世属仙曹。” 后世人对仁宗时期这些吏隐的宠辱不惊、淡泊洒脱悠然而神往，而这种风气又直接影响到了宋代的文风，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这些大人物们诗文的字里行间有所体现。比如范仲淹的《寄西湖林处士》《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梅尧臣的《咏严子陵》，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心底那种对仕途坎坷的感慨，对道士的超然的向往，在儒、释、道相互影响、渗透的时代，造就了和唐代不同的一种内敛的、理智的宋代文化特性。 相关的文化方面的更深入的研究就不是我所能驾驭得了，点到为止吧。 第七章 当道教遇上变法 仁宗皇帝后是宋英宗，在位仅五年，三十几岁就崩了，其后的宋神宗和宋哲宗基本上都沿续了仁宗时期的宗教政策，道教规模也基本稳定，道士女冠数量一直保持在两万人左右。 学者们经常喜欢用“积贫积弱”这个词来形容宋朝，貌似宋朝一直就是一个花架子，繁华的背后永远是弱小，永远缺钱。宋神宗赵顼接过大宋江山来以后，三冗（冗员、冗兵、冗费）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家负担越来越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神宗感觉自己被巨大的包袱拖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唉，怎么哪都要银子啊，我可是一国之主，怎么这么穷啊，心情更不好了。 1069年二月，宋神宗接班后的第三年，为了富国强兵，启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历史上又称为熙宁变法，具体的变法过程、内容、影响和王安石的功过是非就不多讲了，道友们应该都了解，这里只简单讲一些涉及宗教方面的内容。 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变法过程中需要大量裁员。裁员在任何时代都属于砸饭碗的举动，后续如果没有妥善的应对措施，很容易造成严重后果。当时的做法是把变法中裁下来的官员们发配到了各地的道观里，至于哪些人被裁了就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了。当然了，并不是让他们出家当道士，而是去宫观里当个闲职，领点工资养老，所以道教在王安石变法推行中也成了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宫观里安置官员这件事还要从真宗说起，当时他不是修建了不少宫观嘛，同时还附送一批管理人员去打理，以示对道教的重视，后来逐渐就形成一个新的祠?制度。这些被裁掉的官员，或多或少的都有圈子有人脉有背景，势力也不容忽视，退休的老干部同样能发挥余热嘛，所以这些人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道教的发展，这应该不难理解。 感觉自己依然缺钱，很缺钱的神宗还进一步收紧、加强了披度制度，特别是僧人的披度，这样做既可以加强对寺庙的控制，又可以捞钱，一张度牒和货真价实的货币建立了对应关系，需要钱的时候发一批，和尚多了可以再收紧一些，真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这种搂钱的办法不用人教，神宗自己就会运用自如。 另外改革中的青苗法、免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国库收入，不过免役法在执行的时候，除了原来免役的官僚大地主们也得交钱以外，原来同样不用负担差役的寺院宫观也得缴纳一半的役钱，称为“助役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道教的发展。 当然了，神宗在精神上、政治统治上同样是离不开道教的，虽然没有像真宗那样大修大建，但也修建了一些宫观，给一些高道加封尊号，至于祈福道场这是涉及国家的礼制肯定是要举办的。神宗招揽的道士中有一个叫陈景元，他在道学研究上还是有一定成就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陈景元曾经主持修编过《道德经》《南华经》《灵宝经》等道教经籍，与王安石等人交往密切，颇受神宗尊崇。 神宗时期的科举制度同样深受道教影响，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以后，大家开口新政，闭口性命，谁都得读几本老庄，要不然和别人都聊不到一起。司马光说过：“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出门见着个熟人，总得接着你探讨几句道可道，此风着实令人堪忧啊”。这种风气，逐渐蔓延到科举应试中，考生们都喜欢引用老庄作答，考官也喜欢看这些答卷。当然，最初的时候老庄并不在科举考试之内的，后来出题的考官都开始在老庄中找题目了。 1080年十月十六日，时任右街道录的张居善请示神宗说：“陛下，以后再招道官时，要适当严格一些，至少要考试《道德经》《灵宝度人经》和《南华经》这些经典经义，再口试科仪祝读，要不然一些混饭吃的都进来了，显得太不严肃了。”神宗一听主意不错，于是下诏宣布以后的道官招收要实行考试制度。这种考试制度的推出，一方面加强了官方对道教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也加深了道教官办的背景，长远上看是更利于道教发展的。 再说几句神宗时期的佛教吧。上一章提到了二程就理上论反佛，之所以反佛而并没有针对道教，二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今日是释氏盛而道家萧索”。从前面列出的数据上可以看得出来，相比有几十万僧尼的佛教来说，道教这一两万人实在是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太可怜了，所以二程的矛头主要是对准了佛教，对于道教虽然也是贬多褒少，但还会偶尔给个好评，这里也就不再详细展开说了，简单说一下。 首先，二程对佛教了解是相当透彻的，因为他们曾经多次去寺庙里实地考察，“出入于释老者几十年”，与大德高僧们深入交谈，其学说中也吸收了一些佛学的内容，但儒释天然就存在不可调节的世界观，所以他们是排斥佛教的。 佛教构建的是虚幻的世界观，他们认为儒家常住的世界观是不合理的，而且在生灭变化观和人性上的观点同样有悖于儒学。儒家的忠孝仁义的封建伦理纲常又是建立在家国天下的基础上的，君臣父子是根基，佛教的出世，舍弃妻子、君父、世俗，脱离现实只为了追求自己超脱轮回成佛的那一套，是倡导三纲五常的儒家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二程直接说“释氏之说，其归欺诈”，“禅家出世之说，如闭目不见鼻，然鼻自在”。 二程说佛教的自私自利的人生观是违背自然的，是违背天理的，佛教的很多理论前后不连贯甚至相互矛盾，哲学层面上，佛学又是只务上达而没有下学，如此种种吧，二程是在立足儒家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佛学加以深刻的批判，这种思想影响极为深远，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均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了唯心理学和唯心的心学体系，从此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直到五四运动才被终结。 限于对佛学和儒学的脑容量的严重不足，这里只能讲些皮毛，深入的哲学层面的内容不是我能驾驭得了的，所以不再多讲了。 正是由于新儒学的兴起，到了百年以后的哲宗时期，也就是在大约1087年，官方正式下诏“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半年后再次下诏重申此命令，从此在华夏大地上儒学正式确立起了正统地位。 第八章 当道教遇上昏君 上 北宋第七任老大宋哲宗赵煦是1085-1100年在位，虽然在位达15年之久，但是只活了25岁，虽有大志可惜命短，连个儿子都没有留下，于是向太后就强行立了哲宗的异母弟弟端王赵佶。 按照封建礼法，这个皇位本来轮不到端王赵佶的，他是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还不是太后生的嫡子，年龄上他没有申王大，血缘上又没有简王近，除了会风花雪月，政治上相当于白痴，当时被宰相章惇评价为“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他又是为什么得到了向太后和一干权臣的支持的，总是让人感觉里面有不可见人的猫儿腻。说到底，徽宗的皇位来得终究是不合礼法，行祖宗之意也好，兄终弟及也罢，怎么也得搞来一个冠冕堂皇的、说得过去的理由掩住天下的悠悠众口，这就为他以后的崇道埋下了伏笔。 要说这位徽宗除了不会当皇帝，诸事皆能：书法一绝，一手瘦金体艺术价值极高；擅长于花鸟画，尤其是鹰和鹤，自成院体；喜欢体育运动，特别爱踢足球，当然那时候是叫蹴鞠；喜好诗词，传世宋词颇有李煜之风……奈何，上天和华夏人民开了一个玩笑，偏偏把他摆到了最不擅长的工作岗位当了宋朝的皇帝。 可想而知，他在位期间，内部奸臣当道不用说了，着名的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把持朝纲，基本上是和《水浒》里讲的差不多，官民矛盾激化，黑暗程度自不必言，要不然也不会有方腊、宋江的起义。 外部呢，不但没能把握金灭辽的大好时机想着去收复幽燕，在金国立国进而消灭了辽国后大举南侵，徽宗同样全然不当回事，以至于最后靖康之耻，父子两个打包被金人掳到了东北，直到五十四岁时死于五国城，就是现在的哈尔滨东部，至今还有五国旧城遗址。 就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这位皇帝依然没有想过治理国家，一直沉迷于崇道之中，和一干权臣、太监和道士们玩起了神道设教的游戏，幻想着通过神化自身来“厌服天下”。 徽宗崇道可以粗略地划分成两个阶段，1102-1110年，就是崇宁、大观时期为第一阶段，1111-1125年，政和、宣和年间为第二个阶段。 徽宗虽然很早就崇道了，但是直到第一阶段他还没有过度的佞道，只是与一些道士有着密切的来往。 当他还是端王的时候，有一次下朝，在太史局供职的道士郭天信神秘兮兮地拉住他的袖子，还遮住了天空对他说：“王当有天下”，弄得端王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过感觉这位道士还蛮亲切的。等到徽宗真的称帝以后，对这位预言准确的郭道长自然是青睐有加了，“不数年，至枢密都承旨、节度观察留后”，连他儿子也得到了特殊提拔。要知道，在这么多不可能，而且没有一点可能的情况下，能预测徽宗未来当皇帝，这位郭天信当真有两把刷子。 那位道友可能说了，也许是他是为了巴结徽宗呢？这其实不太可能，因为后来郭天信看不惯蔡京乱国，经常借着天文异象来攻击蔡京，蔡京被罢黜很大程度上与他有关，而且郭天信最后也是因为蔡京的党羽诬告而被贬后死于广东的。当时蔡京已经又重掌相位了，听说郭天信已死，一直都不敢相信，怕这位是玩假死，不一定密谋什么手段对付他呢，所以还专门派人去开棺验视了一番，确认事实后才长出了一口气。所以，郭天信的为人应该还算正直，至少能站在蔡京的对立面上，怎么也算是一个清官了，要说他为了自己的未来提前巴结一个只会玩的端王，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还有一位道士叫刘混康，他也是早期与徽宗有着密切关系的道士。这位刘道士别看名字不怎么样，实际上也是位名道，上清茅山宗一脉的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一直与皇室有密切的来往，早在哲宗时期就是皇帝的座上客，哲宗还曾经给他赐号洞元通妙先生。等到徽宗上台以后，对刘混康也非常尊敬，曾经多次诏进京来帮他化解难题，每次送他走的时候，不是赐印、赐剑，就是赏下大笔的土地田产、财货宝物。 据说徽宗当了皇帝以后，子嗣一直不旺，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件大事，也成了徽宗的一个心病。不久，刘混康来了，可以说是专程来为徽宗解决没儿子的难题而来的。徽宗一听大喜，赶紧请刘混康入座虚心求教：“老神仙可有办法为朕解忧？” “陛下莫急，贫道正是为此事而来，而且已经先观风望气，推算良久，要想解决陛下的子嗣问题并不难，须用贫道的广嗣之法即可。” 徽宗自然极为高兴，而刘混康的办法的技术核心就是把宫城东北角稍加高一点。道友们易学、风水学水平应该有所提高了，东北为艮位，为幼子的位置，西北增高是为了形成砂，风水里讲究高一分为砂，砂管人丁水管财嘛，这样就是在增加子嗣的气运，当然了，细节肯定不会这么简单。据说经过风水改造，广嗣之法果然有效，因为“已而后宫占熊不绝，上甚喜”。 占熊出自《诗经》，道友们应该也能猜出来，只是古人比较喜欢卖弄，意思是说后宫连连传来生儿子的好消息。 也有道友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分析徽宗有如此高的才华却少子嗣，他的八字极可能是伤官透出为用神，这种命格克制子孙，所以刘混康才通过艮位加高来制伤官，这样虽然徽宗有了儿子，但江山却受到了影响。可惜刘混康死的比较早，否则应该会在徽宗子嗣问题解决了以后，及时恢复艮位的风水，这样北宋的江山就不应败得如此早了。当然了，四柱八字命理一说比较玄奇，信与不信道友自己体会，至于伤官、用神之类的术语，也不是几句话能讲明白的，有兴趣的道友可以再交流。 因为屡屡为徽宗解决难题，1103年，徽宗赐刘混康为“葆真观妙先生”，又在他的老家给他修了座华丽的道观。三年后又加封“葆真观妙冲和先生”。1108年，刘混康羽化后又加封太中大夫，同期受到徽宗加封的道士还有不少，比如龙虎山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泰州有神翁之称的道士徐守信等。 史料记载，徽宗和刘混康书信往来非常频繁，有记载的就有七十二封，差不多一个月一封信，刘混康羽化后，徽宗还掉了几滴伤心泪，专门下诏修建藏真观以祭祀他，还命令蔡京写了篇作文，题目是《茅山华阳先生解化之碑》，可见徽宗和刘混康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了。 当然，第一阶段时期，关于徽宗与道士交往的记载还有，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总之，宋徽宗对于道教还是很喜欢的，也愿意让道教发展好一点，所以，在大观元年（1107年）二月批示：道士序位在僧，女冠序在尼上，尽管如此，也只是表示他更喜欢道教罢了，还没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投机的苗头。 到了政和元年（1111年）以后，外有边患，内有新旧势力之争，蔡京、童贯这帮子人打着变法的旗号把持军政大权，大肆排挤异己，盘剥民财，极力迎合这位徽宗皇帝，把一个本来就昏庸的皇帝培养得愈加荒淫。 要说徽宗一点也没有想着这个国家也有点冤枉他，但生活在一个只会欺下媚上的圈子里，他所能想到的只有利用道教来神化皇权，从而达到慑服人民、安定社会、威压外族的作用，梦想着那时候天下太平，外敌不敢犯边，这是多么美丽而又愚蠢的愿望啊。 无论如何，今后工作的基调确定了，蔡京团队和道士组成联合工作组，共同为徽宗策划实施，开启了史上最狂热的一次佞道活动。 工作小组虽然是蔡京一手组建起来的，不过他并没有凡事都亲自出马，而是由儿子蔡攸和两个道士为主力。蔡攸就不多讲了，简单介绍一下两个道士：王老志和王仔昔，这二位分别被徽宗尊称为大王先生和小王先生，徽宗手里有这小大二王，要是玩斗地主，王炸在手，倒是一手好牌啊。 王老志是濮州临泉人，颇有些传奇色彩，曾经是个转运小官，后来自称得到了钟离权传授内丹仙法，也有人黑他说是有个叫花子给他吃了颗丹药后疯了，于是抛家弃子当了道士。传说他善于给人治病、卜算，“老志所居地必生花，谓之地锦”，很快就在江湖上闯出了很大名声，于是被王亶招揽过来，送给了蔡京，再推荐给了徽宗。开始时，有人向他问卜，他只是写上几句话就打发了，开始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可是过一段时间就发觉他写的东西十有八九都灵验，于是在首都圈子红了起来。 1113年，徽宗赐他安泊处士的称号，后又加封洞微先生，1114年加封观妙明真洞微先生。眼看王老志如此得宠，朝中大臣们就纷纷登门拜访，只要让这位满意了，能够在皇帝面前无意间美言两句，就一定能够官运亨通了，所以一时间门庭若市。 据说后来钟离权来找王老志，对他说不要再贪恋红尘，追求权力享受了，所以王老志便向徽宗请辞，此时大小王的地位已经被林灵素取代了，徽宗也就没有强留。王老志死后，徽宗加封他为正议大夫。 王仔昔是洪州人，原来本是个儒士，后来自称在嵩山隐居时得到了许逊的传承，得授《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从此学会了算命，能够轻易知道你的未来，同样被蔡京招揽以后推荐给了徽宗，赐号冲隐处士。 有一次徽宗派小太监来找王仔昔，说最近天旱总也不下雨，皇帝打算祈雨，请道长给画个符。第二天，小太监又来了，王仔昔掐指一算，就在符箓上写了几个字，让徽宗用符水洗洗就行了，原来他已算出徽宗哪里是祈雨，天上掉爆裂火球，只要烧不到他就不操心的人，心里怎么可能有天下百姓，他是想用符给自己的妃子治红眼病。等妃子的红眼病好了以后，徽宗大喜，加封王仔昔为通妙先生。 王仔昔为人倨傲，对大小太监呼来喝去不说，还老想着当天下道门的大当家的，徽宗也不当回事，照样尊重他。不过等林灵素得宠以后，就被林灵素和太监合伙把他安排到监狱里弄死了，在这方面他的确不如大王先生有眼光。 第九章 当道教遇上昏君 中 有了组织的策划，徽宗更加是什么也不用想了，只要专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际上就是本色出演，就能够天下太平了，当然了，风花雪月还是要多想想的。 首先，从政和三年（1113年）开始，徽宗学着真宗的样子经常做梦，弄些天真降临的故事出来，都不用蔡攸他们提前安排演员，下面自然会有识趣的大臣站出来唱对手戏，于是大家都知道了他们这位皇帝背景很深厚，天上的神仙经常下来找他喝茶聊天。 《续资治通鉴》记载了一次重要的梦境，十一月，徽宗说梦见了老君下凡来找他，说：“汝当宿命，当兴吾教”。老君的批示必须要认真落实，所以没过几天，徽宗就带着一干人马去南郊举行大型祭祀，感谢老君对自己的信任，把如此重要的工作安排给他来完成。 当队伍走到南薰门的时候，徽宗突然对手下说：“朕看着玉津园东边隐隐约约的好像有重重的楼台殿宇，哪位爱卿眼神好，快看看是不是真的？” 众人听了一头雾水，心说大家都是老开封了，您这是在闹哪样，那里可是贫民窟，不是红灯区，哪来的楼台？还重重？陛下早上恐怕是忘吃药了。 你们懵不怕，有不懵的，只见执绥官蔡攸立刻向前一步走，举手敬礼，大声报告：“陛下，臣也看到了，真的是有楼台殿宇，好家伙，十几丈高啊，还全都在天上！” 徽宗也纳闷，有那么高吗？还得接着问：“卿家快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蔡攸十分肯定地说：“有啊，臣看到了一个道童，拿着蟠节华盖呢”，接着便绘声绘色地讲了道童的长相、衣着，就差派侍卫们去把道童抓过来让百官们看一看了。徽宗听着都以为是真的了，于是喜作一篇《天真降临示现记》以记之，还要求把此文传遍天下，要求大家都要认真学习领会，再交一篇学习心得。不久以后，徽宗大兴土木，在京城修建了一座华丽的迎真馆，专门用来迎接下凡的天仙天神。 1116年，随着重量级大导演林灵素的加盟，把徽宗的崇道大戏推向了高潮，徽宗一步一步地踩着红地毯，走向了集神权、政权、皇权为一身的教主道君皇帝的神坛。 林灵素原名叫林灵噩，是温州人，本来是从小是学佛的，不过运气不佳，据说师傅脾气不太好，大约还没有修到那种传说中的无嗔无喜的高手层次，所以经常用小皮鞭抽打小林，真的假的就不考证了，反正他自己说受不了虐待就改行去当了道士。 历史对林灵素的评价是两个极端，一些人，特别是道家把他摆在了一派宗师的位置，而另一些人，特别是儒、释则认为他不怎么样，说他非常机灵，特别喜欢吹牛，阿谀奉承之术炉火纯青云云。想不通一个情商如此之高的人怎么会哄不好一个粗鄙的和尚，还是说他的和尚师傅暴虐成性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总之，经左道箓徐知常推荐给徽宗后，林灵素利用自己多年闯荡江湖的丰富经验，自称“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等事”，很快就把徽宗忽悠得把他敬若神明，是极为喜欢此人，以至于大、小二王都靠边站了。 被徽宗宠幸的众多人物中，蔡攸与林灵素二人是最能揣摩徽宗心思的，和徽宗配合得也最为默契，小团伙今天说天降祥瑞，明天说天降神书，今天看见龙凤呈祥，明天又看到群星拱月，声势是一天一个台阶。 1116年的某日，林灵素神叨叨地来找徽宗，说了一大段话，大意是：“陛下，有件事我得和您说了，虽然是泄露天机，但也得说，说来话长，我简单点说。您前几天不是和我说梦到了去神霄天府游览了一圈吗，您要是没去过那里，打死蔡攸我也不敢说这件事，因为这涉及了天界的最高机密了。既然您自己去过那里了，我就透露一点吧，我们头上这天界啊，它有九霄，最高的那一层天是神霄。您去的那个神霄府就是管理神霄天的机构，里面有兄弟两个领导，都是上帝的儿子，大儿子叫神霄玉清王，又叫长生大帝君，主管南方，二儿子叫青华帝君，主管东方，而陛下您实际上就是上帝的长子长生大帝君。如今您带领着一班手下下凡来到人间了，这就是您的真实身份。” 道教中这位青华帝君又叫东华帝君，道友们知道是一位尊神即可。 徽宗一听大喜，没想到我还有这种身份背景呢，赶紧问：“我是一个人下凡的吗？有没有谁跟朕一起下来了？” “自然不是陛下孤身下凡的，您这么高的身份，跟下来侍候的人哪能少得了？蔡京蔡大人是左元仙伯下凡，王黼王大人是文华吏下凡，盛章、王革两位大人是园苑宝华吏下凡，童贯等这些阉货也都是随您下凡的。对了，怕凡间的美女照顾不好陛下的起居，九华玉真安妃非要跟您一起下凡，她就是现在的刘贵妃，至于我嘛……”，林灵素一捻那几根鼠须说：“我也是您的仙卿，跟着下凡来辅佐陛下的。哦对了，陛下下凡来以后，神霄府的事情有您的弟弟替您打理着呢，不用担心。” 徽宗被林灵素这一通忽悠搞得飘飘然不知其东西南北，“帝心独喜其事”，“赏赍无算”，又加封号“通真达灵先生”。 接下来就是大肆宣传造势了，先下旨修建玉清神霄宫，把全国的天宁万寿观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用来供奉自己这位长生大帝君和弟弟青华帝君的圣像。为了照顾这些宫观，还命令各地为宫观各拨千亩田产。 这道圣旨一下，各路大神乘机强取豪夺，给宫观的一千亩田地自然是不能少的，那根本就是小case，他们自己不借机吃下几万亩那都对不起头上的帽子。 在修造宫观上，徽宗是极舍得花钱的，除上面讲到的玉清神霄宫以外，他还在开封修了长生宫、葆真观，在陈桥修了显烈观等，《宋史》说“神霄玉清之祠遍及天下，罪责之端起自蔡攸”。如此折腾，本来就积贫积弱的一个空架子皇朝，百姓们哪里还有活路，几年以后宋江和方腊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相续爆发，大好江山就等着金人南下来收割了。 政和七年（1117年）二月，徽宗说弟弟青华帝君昨天晚上下凡了，他陪着弟弟在富和殿聊了一晚上，说这次下凡主要是为了给他送“帝诰、天书、云篆”。 林灵素说：“如此重大的喜事，应该举行盛大的仪式，让天下都分享陛下的快乐啊。”于是，徽宗下令道士们都来上清宝箓宫集合，由林灵素当面宣布这件事，命令官民都要受“神霄秘箓”，结果来了二千多个道士，规模颇为盛大。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1117年四月，徽宗讽示道箓院，讽示就是暗示的意思，意思是说我本来是昊天上帝的儿子，不在天上享福却下凡来受苦，就是因为看着金狄广布，动不动就自残身体追求正觉，我看着实在不忍心。谁让我是高尚的神仙呢，这才哀恳我爹，甘愿下来当你们的皇帝，就是想拨乱反正，让天下归于正道。这么多年我有多辛苦你们都看到了，我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有谁知道我天天晚上都睡不好，就怕哪里考虑不周，我都这么辛苦了，你们是不是应该上份表章，册封我当教主皇帝呢？ 金狄这个词不太好解释，本意是铜铸的人像，秦始皇当年铸了十二个，就这个东西，狄的意思大概就是仆役。这里的金狄实际上就是说的佛教，徽宗对佛教的反感，随着林灵素的受宠更甚了，所以徽宗把佛教称作“金狄”。 至此，徽宗和蔡攸、林灵素这个小团伙搞了这么多年谋划的根本目的就摆上了台面，就是要把徽宗推上教主皇帝的位置。 一干大臣们和道箓院一商量，老大的事情不能不办啊，于是就集体上表给昊天上帝，请求上帝册封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在这场游戏里，徽宗就是一个最大的人民币玩家，举一国之力，不用自己辛苦打怪升级，直接就砸钱转职成为了一个集教权、神权、政权为一身的，上管天庭、中管人间、下管地府的教主道君皇帝了。 多年的心愿达成了，徽宗对大臣们说，以后上表时，道教方面的事情，可以尊称我教主道君皇帝，涉及政务、军务等方面的奏表就不要这么称呼了，政教还是要分开的嘛。 在徽宗看来，自己已经升级到顶级了，应该足可以慑服外敌，百姓归心了吧，凭我这样的地位，天下太平，政权巩固还不是理所应当了嘛。除了徽宗自己以外，谁都知道这就是一个笑话，会加速北宋的灭亡倒是真的。 抛开政治不谈，在徽宗他们上演着一幕幕闹剧期间，对道教的扶植力度自然不可能太小，所以对于道教发展是利好的。 他招揽了大量道士，比如张继先、张虚白、刘混康、王仔昔、王老志、王文卿、王允诚、徐知常、徐神翁（元杂剧中的八仙之一）、刘元道、魏汉津、皇甫焕等人，还有不少女冠，如于仙姑、马仙姑、虞仙姑、陈琼玉等。同时还让各地选派优秀道士来首都的道箓院学习深造，各州县也设立了道学，开设《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等学科，太学里还安排博士专门讲这些经书。 1114年，徽宗亲自下诏设置二十六等道阶（有的资料上说是十等），八等道职，品级和俸禄相当于中大夫到将仕郞。各道职也有相应的职责，除了不直接参加地方政务以外，和正式官员享受同等待遇。 1118年，徽宗又下诏设置了十一等道官，有和文官的品级相对应的自己的一套官名体系，其中侍宸最高，林灵素、王允诚、徐知常等九人都是侍宸。 同年，徽宗还专门下诏把《史记》中的老子列传放到第一位，并把老子列为上圣，随后，把《庄子》《列子》《亢桑子》《文子》等一并列入国子学，把《道德经》改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经》，亲自注解，以提高它的地位。由于徽宗的重视，宋朝仅《道德经》的注、解、论、释等就有二十多位名家的作品问世，多数都被收入了《道藏》，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两个，一是高道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室篡徽篇》，再有就是徽宗的《御解道德真经》。 随后徽宗要求以后科举考试时，《御制道德经》也要作为出题的经书，实质上就是鼓励儒生们也要学些道教经义，从而从官方确定了道经在科举中的地位。 1118年徽宗还下令铸造神霄九鼎，放在上清宝箓宫神霄殿内供奉。九鼎的含义尽人皆知，但也不是随便每个人都有资格铸造九鼎的，徽宗就敢，而且铸了不止一次。 1121年，蔡攸建议增加女冠的地位，增加女道箓的职务，堪称尊重女权的先行者。 就这样，随着徽宗的佞道，道教地位日益提高，宫观经济发展迅速，徽宗自己就说过，从三皇五帝以来，道教就是在我这里发展到了顶峰。道教的过度发展，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儒学，徽宗时期科举混乱，吏制也是一锅粥，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阶级冲突，如此一个糜烂透顶的大宋，拿什么去面对即将南下的金人？ 第十章 当道教遇上昏君 下 也许有的道友会感到奇怪，封建社会的皇帝本来就是集权一身的，所谓家天下，天下都是他们家的，为什么徽宗非要搞出一个要政权、神权、教权集一身的这个名义来呢？难道说就是为了压服天下，使内部海晏河清，外部群夷退避，万国来朝？难道徽宗不知道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噱头？大臣们不知道是在陪着皇帝砸钱升级玩游戏？ 谁都不余力，实质上原因很简单，徽宗需要用神授来麻痹自己，给自己增加一点可怜的信心，国家千疮百孔他还可能不知道，也不关心，就算是要头疼他也得先长出脑子来才能疼啊。在他看来，与其头疼国家大事，还不如想想怎么能集中儒、道的力量一起来改造“金狄之教”有吸引力呢，说到底，徽宗就是为了玩，最终真正能够实现三教合一，名正言顺地推行道教，这就是他的一个游戏。至于有的学者分析徽宗希望达到加强集权、加强统治，这实在是太高看这位皇帝了，那是个隐藏任务，非大智大勇者不可能发现，也不可能完成的，可惜徽宗连发现的能力都欠缺。如果徽宗喜欢玩治国类的游戏的话，还真有可能成为一代明主，可惜，当时只有这款道教游戏可玩，对了，这个游戏还吸引了明朝的那位一心修道的嘉靖皇帝，这是后话了。 至于徽宗为什么对佛教不感冒，原因也并不复杂。他认为道教宣扬的贵生恶死的思想简直是太妙了，谁不想多活几年，不想长生不死？皇帝更舍不得放弃现在的权力和天下了。而佛教呢，是外来的，是夷狄，这是儒、道一直攻击的根本，另外佛教主张乐死恶生，正常人哪有想着早点死了去享福的，徽宗更不想早死，所以对佛教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原因，大体是和前面讲过的诸如佛教的势力庞大、占用田地、影响国家的税收、劳役等等有关系，这些都在一程度上增加着徽宗对佛教的恶感。 前面讲到过，早在大观二年徽宗就曾经下过这样一道诏令，规定道士和女冠是排在僧尼之上的，而且还有一系列的限制佛教的政策，自从林灵素得宠以后，在他的蛊惑下，徽宗逐步对佛教发起了全面的排斥。 政和七年（1117年），徽宗下令，如果有僧尼甘心改行加入道教，会得到特事特办，手续从简的待遇，而且立刻可以得赐紫衣一袭。第二年，徽宗又下令检查佛经，如果发现里面有诋毁道教和儒家的经书，则全部焚烧。 宣和元年（1119年），徽宗和林灵素聊天时随口问了一句：“朕以前和青华帝君喝茶的时候，青华帝君让朕改除魔髡，卿家可知道是什么意思？” 林灵素心下计较一番，慢慢说道：“陛下，青华帝君是希望您清理佛教，至于原因，以陛下的圣明，佛教的危害怎么可能逃地过陛下的法眼。不过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较，毕竟佛教势力过于庞大，不宜直接暴力消灭，要不然必定会天下动荡，生灵涂炭，最好是徐徐图之。” “那应该怎么做呢？” “可以先从形式上进行改变，比如先把寺庙改成通宵观，把他们的佛祖改称大觉金仙，菩萨改叫大士，罗汉改叫尊者，反正不是仙人就是大士，至于和尚就叫德士，尼姑叫女德吧，以后再慢慢要求他们留起头发来，挽道髻，改穿道袍。”此外，林灵素还建议徽宗把管理佛教的僧箓司改名为德士司，并降为道德司的下属机构。 林灵素这是打算借助皇权，慢慢把佛教彻底消灭，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伟大而又荒唐的想法，而荒唐的徽宗也就荒唐地同意了，于是下令改僧为道。 五月，有点着急的徽宗又发布一道命令，这次和尚们不但要换装，改名，还要开始学习道经，学习还要认真、用心，要悟出道经的妙旨才可以过关。后人感慨：“北齐敕道士为沙门，宣和敕沙门为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 宋徽宗的荒唐的命令对佛教打击是巨大的，很多佛寺成了道教的财产，貌似佛教也成为道教的附庸，两万多道士管着四十多万和尚，真不知道这些世外高人，方外大德们是怎么碰撞到一起的。 事实上，这项命令并没能真正得到落实。首先是来自全国的和尚、尼姑们的集体反抗，其次是哪座庙不和地方官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想动这个庞大的势力哪会那么容易，更何况你只是一个只会玩的昏君，所以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地贯彻。 1120年，随着林灵素的失宠被贬，徽宗也在各种压力下宣布恢复寺庙，道士们也重新做回了和尚。 为什么林灵素要如此打压佛教呢？如果仅是因为当年那位师傅对他幼小的身心迫害所致似乎有点过分了，反正《宋史》中是这个观点，“欲尽废释氏以逞前憾”。在《佛祖统纪》中则是这么说的，当年林灵素不务正业，仗着会点妖术四处浪，结果混得以乞讨为生了。有一天他浪来浪去，浪到了楚州的一座寺庙里，肚子不争气，于是就想要一个盒饭，结果却和庙里的一个叫慧世的和尚打了起来。二人先是对骂，接着又互殴，最终一起去找县太爷打官司。从那以后，林灵素就恨上了佛教，“日夜以毁佛为事”，把毁佛都当成了毕生的事业来做了。 如果《佛祖统纪》记载的是真实的原因，那么林灵素就更不堪了，从小就遭受长期的虐待还可以解释为积累下仇恨，仅仅一次貌似平常的冲突，就把一个千年的宗教恨上了，这个人就真的太可怕了。 就这样，最不适合当皇帝的徽宗，在有了林灵素的忽悠后，彻底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在他二十多年的执政时期，妖妄日盛，虽然把道教扶持到了巅峰，但却把整个国家拖向了灭亡的深渊。 公元1125年十月，金太宗分兵东西两路大举南侵。这段历史道友们应该都清楚了，西路军主将是宗翰，十二月童贯就吓得从太原逃回了开封，反倒王禀主动率领太原军民浴血抵抗。东路军主将是宗望，燕山府郭药师直接投降，并且奉上了大宋的详细军情，顺便给金兵当起了导游。 眼看两路金兵来势汹汹，这位教主皇帝仍然没有想过起用名臣良将去抵御外敌，反而派人四处去烧香磕头，希望天上的弟弟和玉皇天帝能保佑他的社稷平安。 当金兵过了黄河，眼看就要兵临城下了，刘知常施法炼制了不少“神霄宝轮”，徽宗派人用特快专递送到各地神霄宫仔细供奉，心说这些可都是法器，开过光的，这样应该可以镇压四方，免除这次大祸了吧。 可惜，一切都没有按照这位三合一皇帝的意愿发展。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各方压力之下，徽宗下诏罪己，同时宣布要压缩各级政府的开支，基本工资都不能保证，奖金什么的就别想了，并且把之前利用各种手段霸占百姓的土地如数归还原主。第二天又下诏，把众道官全都免职，养不起你们了，给宫观的免税土地也要收回来，如此种种，涉及了几十件以前所做过的伤民害民的大事，至此，徽宗总算知道了国富兵强才能保住大宋的江山，神仙道士是挡不住南下的金兵的，希望各地军民拿起武器，共抗外敌。 徽宗拉着蔡攸的手说：“我平日性刚，不意金人敢如此。”然后就晕了过去。不久，徽宗下诏内禅，传位给太子赵桓，自己呢就勉强改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吧，三合一的身份是怎么也不愿放弃。 一切都太晚了，十几年来，从皇帝到百官，有几个人把心思放在正事上的。当金兵围困首都时，三军总司令兵部尚书孙傅甚至还请来了道士，打算施展了六丁六甲法术生擒金兵元帅，结果神兵没来下来帮忙，却被这帮骗子把城门打开，金兵反倒是成了天降神兵。 当徽宗和儿子钦宗连带全家老少被金人“悉虏以去”成为阶下囚以后，依然初心不改，经常是一身道袍，向道之心不改，有没有给他的囚禁生活增加点乐趣就没人知道了。 假如皇帝能把崇道的心思放在如何发展民生、治理国家上……当然，这只是假如，事实是这位道君皇帝的统治成为北宋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奸佞当道、构设党禁，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内忧外患加剧了北宋的灭亡。 最后再讲一讲徽宗时期的道藏的整理方面的情况。 徽宗非常重视道经的整理、修订，刚当上皇帝以后就开始在“天下搜访道家遗书，就书艺局令道士校定”。此后这项工作一直没有间断，1113年徽宗还下过一道诏令，命令各地方只要找到道经，都可以通过官方加急送到汴京来，普通的道经竟然和紧急文书、情报一个待遇，可见这位皇帝求仙经的迫切心情是多么不务正业。 1118年八月，资政殿大学士邓洵武打报告说打算从《道藏》里选几十部经书制版印刷，发到各州各郡大家要学习，徽宗当然是非常高兴了。 1118年九月，蔡京建议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徽宗同样高兴得答应了，而且还并赐名《道史》。三年后，又专门批示这部《道史》要采用纪传体例编写，其中的《纪》这一部分的断代是从天地初分开始，以三清为首，依次是三皇五帝等等，依时间先后收录纪中。《志》这一部分则是分为了天、地、宫府、品秩、舆服等十二大类。还有一部分是《传》，分为十大类，按先后顺序收录了从汉到五代期间历代得道之人。由此可见，徽宗从最初就是按照正史的体例来编纂这部《道史》，至少他希望这部《道史》就是一部正史。 道藏的整理方面，徽宗先后两次组织道士增校道经，第一次是道士刘道元负责校定道教遗书，使“道藏”增至5387卷。后来又组织人手编辑了《万寿道藏》（又称《政和道藏》《政和万寿道藏》），至此道藏规模增加到540函，5481卷，并且全部雕版刊印，成为我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可惜，耗费无计的道藏在金人南侵时全部被焚毁。 第十一章 谁是神霄派祖师 上 由于林灵素的特殊作用，对道教的发展，对北宋历史和宋徽宗的影响都非常大，所以下面专门再讲讲他。 姓名：林灵素，字岁昌、通叟 曾用名：林灵噩 籍贯：温州 出生时间：1075年（神宗熙宁八年） 去世时间：1119年（宣和元年） 主要成就：创立神霄派、推动道教的发展 主要着作：《神霄金火天丁大法》《金火天丁神霄三气火铃歌》《金火天丁凤气紫书》《金火天丁玉神解关云篆》…… 林灵素出身贫寒，但心志高远，很小的时候离家闯荡江湖了。《宋史》中记载他弃释从道，其中的原因则语焉不详，所以引来诸多后人前去考证。比如《宋史全文》中称他“无行”，陆游的《家世旧闻》中称他“嗜酒不检”，郭彖的《暌车志》则讲了一个比较恐怖的故事，大意是说林灵素在寺庙里时不好好干活、念经，还经常跑出去喝酒，当师傅责问他的时候就用手捂住左脸，师傅挺奇怪的，我这里给你做思想工作呢，你捂着半边脸是几个意思？当小林把手放下来的时候，左半边脸却变成骷髅了，这还不算完，他还对师傅说你要是再管我喝酒，我就再把右半边脸也变成这样。综合起来，大体上还是林灵素在小时候就酗酒、“无行”，如果他真的是这样人的话，是不太可能在寺庙里混下去的。 至于林灵素行走江湖，包括成名以后，大约也是会些比较偏门、邪性的法术，以至于念常和尚的《佛祖历代通载》、朱熹的《朱子语类》、王明清的《投辖录》、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以及《清波杂志》《郑子卿》等诸多文献中都不说他身怀法术或仙法，而是说他比较邪性，会的也是妖术。 至于林灵素是如何成为道士的，史料记载也不尽相同。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说他在蜀地跟随道士赵升四处云游，赵升死后，他的遗产就归了林灵素。就和武侠小说的套路一样，在赵升的遗物中，有一部仙家秘籍，于是林灵素就学会了仙家秘术，当然了，别人都说他学会了妖术。 实际上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林灵素当时还会一套神霄雷法，这是在很多文献中都可以考证的，比如《两浙名贤录》、万历年间的《温州府志》等称他得了“神霄大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则有更加详细地描写，不过因为赵道一是元代人，他这部通鉴描写的内容仅作参考。最有说服力的是南宋的赵与时，他的时代离林灵素很近，而且他自称所记载的林灵素的内容都是来自和林灵素同一时代的耿延禧的《林灵素传》，而且是“不敢增易一字”，所以，林灵素在蜀地跟随着赵升学道，而且得到了神霄天坛玉书，学到了神霄雷法这是可以确定的。有道友会问了，林灵素学到了雷法，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要知道自古雷法就是公认的至刚至阳至正的，是妖邪的克星，林灵素用雷法施展妖术是不是很不好理解？ 其二是这个道人赵升，据我不负责地分析，应当是一位冒名或托名的道士，不知道诸位道友对赵升这个名字是否还有印象，他是张道陵的弟子，当时王长和赵升是寄托了张天师的长生之梦想的。符箓和雷法是天师道的看家本领，所以林灵素精通这两种道法就可以说得通了，不过本已经是仙人的赵升，不至于活到宋朝就死了吧，所以既然安排他来传授林灵素功法，就别把他说死了才合理。 总之，林灵素是学到了法术，所谓身怀法术心不慌，从此江湖任逍遥，从小就喜欢四处浪的林灵素行动轨迹就更广了，当时要是有手机定位，估计满地图都黑了。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提到林灵素，大意是会稽天宁观何道士喜欢种花、酿酒，来往客人都会热情接待，不过却因为招待了一个造反的人被牵连坐牢了，虽然最后因为没有参与被放了出来，却也畏客如虎，谁来也不接待了。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一个道士，却被何道士骂了一顿拒之门外，陆游称这个道士就是永嘉林灵噩。大概是从小就恨上了寺庙、和尚，林灵素非常喜欢到各地寺庙里打秋风，招惹得和尚们都极为厌恶他。 林灵素入京以后，当然了，史书对林灵素何时入京记载也不详，由于他的入京时间关系到徽宗佞道的时间，所以很多学者也做过考证，我们这里不是搞学术研究，前后差几年就不管了。 总之林灵素凭借手段，在京城翻云覆雨，很快就在首都名声大噪，于是就成了徽宗的座上宾。林灵素本身还是有一定能力的，不过这些能力被他的善于奉迎、溜须拍马和吹牛皮等诸多优点所掩盖，总之是把徽宗搞得是头晕眼花，腿脚不利。比如徽宗常看他用符水治病，林灵素就会不经意间让徽宗听到有人说自己二三十年的老顽疾，就是喝了林仙师的符水就好了之类的话，这种江湖把戏自然瞒不过慧眼如炬的诸位道友，可徽宗却被骗得愈加宠信林灵素了，林灵素这个名字就是徽宗那时赐下来的，可谓是贵震一时。 每逢初七，徽宗还要请林灵素搞学术讲座，上自公卿，下至黎庶，“观者如堵”，“始化奉道”，徽宗亲笔给林灵素题字“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还给他发了一块特殊通行证，让他可以随时出入自己的皇宫。 1118年，徽宗赐林灵素“金门羽客”，加封“通真达灵元妙先生”，一通官职封下来，首都人都把他和宰相并列，称为“道家两府”，期间道教兴盛可以说是达到了巅峰，这也是林灵素对中国道教发展的一大贡献。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宣和元年三月发大水，眼看都城被大水围着大家都发慌，徽宗就请林灵素施法把水退了。结果林灵素在城上又祭天，双祭地，水里龙王祭了，就是不见水退去，于是就回来找徽宗说：“陛下，这个水不退，不是说我法术不灵，而是天道不许我退。” 徽宗大惊：“那是因为什么？” “这水是因为太子才来的，所以只有太子才能退。”林灵素显然是拿这事来暗指太子惹了上天，才发大水来以示惩戒。 于是徽宗命令太子去退水，果然太子四方上香，再一通拜，大水立刻后退了四丈，当天晚上完全退了，首都的全体百姓反倒是感谢太子的圣德。林灵素眼看没害成太子，于是借机上表乞骸骨，当然徽宗是不答应了。 但是对于这件事，多数史书上则是有另一种说法，说林灵素上城作法退水的时候，征调来的民夫们突然对他发动袭击，“役夫数千争举梃欲击杀之”，这样就让徽宗才发现了自己一直尊敬有加的林道长的真实面目，竟然遭人恨到了如此地步。 后来，林灵素又和太子争道，史书称他“恣横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敛避”，太子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哪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于是就跑来找老爹告状，徽宗是真有点火了。 实际上，目空一切的林灵素早就不拿徽宗的儿子们当一回事了。《宋史》记载他“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特别是对太子，就更有意见了，起因还得从林灵素鼓动徽宗限佛说起。由于一系列的限佛政策的推行，和尚们不敢把徽宗怎么样，于是就把林灵素恨上了。有一次，在太子赵桓的支持下，十几个胡僧和五台山的和尚道坚等人组团来挑战林灵素，结果林灵素大发神威，力败一干和尚，和尚们甘愿戴冠执简。就算是自己大获全胜，对于太子如此和他过不去，林灵素自然是很不满意了，借和太子争道找回点场子，也落了太子的面子，殊不知，人家是一家人，欺负自己的儿子，徽宗再糊涂也知道远近亲疏。 说到排佛，这里插一句，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也提到过林灵素排摈佛教的事，不过由于他是站在了道教的对立面上，所以说元恶林灵素“尚未敢革寺名为观名，改佛像为道像”，而有的学者称他是对这段历史的不了解，在后面讲全真教的时候再专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与太子闹矛盾，加上退水被围攻等事件综合起来，凸显了林灵素的骄狂，徽宗也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些学者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曾敏行的《独醒杂志》等史料中记载的一个假道人冒吕洞宾之名来访林灵素，并在观内墙上提诗，被有心人拿来宣扬取笑徽宗和林灵素也让徽宗很不爽，细节不多讲了。 总之，最后徽宗于1119年十一月（宣和元年）把林灵素训斥了一通后贬为太虚大夫，把他赶回了温州老家。 第十二章 谁是神霄派祖师 中 林灵素的最终被贬，除了有他自身的原因以外，个人感觉主要还是他得罪了蔡京。据说假道士提诗这件事就是蔡京一手导演的，而回头来看看王仔昔道长，同样是得罪了太监冯浩而死的，所以世外高人在官场上是玩不过政治家的。 至于蔡京和林灵素之间的龃龉，并没有考证到可靠的原因，大胆推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争宠，二是林灵素曾和徽宗说过苏轼也是天上的奎木狼下凡辅佐他的，而苏轼和蔡京又是老对头，因此蔡京看着林灵素当然就不顺眼了。实际上徽宗刚登基苏轼就过世了，林灵素如此捧苏轼的原因，据苏轼家隔壁大妈说，林灵素小时候曾当过苏轼的书童，他自己也想不到这样会得罪老权臣。 林灵素最终还是黯然离开了繁华的首都，徽宗却依旧还是那个徽宗，照样不务正业。没过两个月，徽宗又想起了林灵素在身边时的好处，很是思念他，于是“欲再召入”，可是传却来了林灵素的死讯，“帝闻之惊叹呜咽”，甚至赐了林灵素一个长达九十五字的尊号，也算空前绝后了。 林灵素生前就在城南山上给自己选好了风水吉穴，告诉弟子在那挖五丈深，看到龟蛇就行了。不过下葬那天弟子怎么也挖不到龟，蛇也没见一条，于是接着挖，反正不知道挖了多深，就是没见到龟蛇，只好放下棺材了事。据说到了靖康初年，皇帝曾派人去找林灵素的墓，打算扒开来看看，不过周边乱石纵横，就像诸葛亮当年摆下的八卦阵一样，强行闯进去十有八九就出不来了，慢慢地也就不了了之了。 林灵素临终前还留下一颂，道友们赏鉴一下： 四十五岁劳生， 浮名满世峥嵘。 只记神霄旧路， 中秋月上三更。 无论后世人对他如何评价，林灵素对道教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所以站在道教的立场上把他尊为一代宗师，列入神班也属正常，比如全真教就把他视为“法教”的先行者，也正是他的努力下，“法教方兴”。 下面再讲一讲和林灵素有着密切关系的神霄派。 神霄派的形成大体上可以确定是在北宋末年，该派尊神霄玉清真王和青华帝君为宗师，道法则包括雷法、符箓以及内修功法等，而公认的创派祖师则是比林灵素小十几岁的江西道士王文卿。 这个王文卿前面提到过，也是徽宗宠幸的道士之一，之所以学术界认为他是神霄派的创始人，主要原因是明代张宇初张天师在《教门十规》中是如此说的，当然很多文献中也基本上是这种说法。但是，通过上面的讲解，道友们应该了解到了，林灵素和神霄派关系非常紧密，似乎他才是创派之人吧，不急，且听我慢慢分析。 首先要明确谁才是最早提出并建立神霄理论或这个概念的，又是谁建立了一个教派的必要的教义、斋仪、经书等等的，通过上面的讲叙，这个人无疑是林灵素。 根据南宋史学家杨仲良的《长编记事本末》、赵与时的《宾退录》、洪迈的《夷坚志》以及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文献，诸如《林灵素传》《九朝编年备要》《皇宋十朝纲要》《宋史全文》《两浙名贤录》等等吧，还有很多，大体上都可以得出一个事实，就是林灵素早在政和三年（1113年）以前就曾经在一个化名为张升的道士那里学到了“五雷法”，这个在前面刚提到过了。 在京城期间，林灵素也曾“传役使五雷之术”祈雨，这在《宾退录》中有记载。宣和元年（1119年），京城大旱，于是林大法师就布坛求雨，折腾了半天演砸了，太阳还是面带嘲讽地挂在那不动。于是，林灵素就派自己的劳斯莱斯去请王文卿来救场，说我虽然法力高深，不过现官不如现管，而下雨这事是归王文卿管的，让他来求雨才行。王文卿来了以后，一通法事做后，果然大雨连下了三天。 再从时间上看，神霄是林灵素得宠后，伙同徽宗、徐知常等人编造出来的，然后由专业人士林灵素进一步发挥完善而成的，这显然是王文卿被林灵素引荐来京之前的事情了。 当年，新旧两党斗争、阶级矛盾尖锐，完颜阿骨打正在努力灭辽建金，正在统一北方地图，内忧外患，徽宗也着急，于是林灵素把神权这个馅饼摆到徽宗面前，让他看到了用神权神化自己，有望解决自己“独思未有一压服群下者”的难题的希望。眼看着皇帝“独喜其事”，林灵素便借助皇权大力构建他的神霄国度，把徽宗放在青华帝君哥哥的位置上，而且是把整个中央权力机构全部神化，这样骗起百姓来威力更大，百官们也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增加一点向心力，这样徽宗哪能不尽心尽力地推行神霄一派，所以徽宗全面支持“神霄说”，要达到“立乎万世上，统御神霄，监观万国，无疆之休”，这里面显然也是林灵素在努力，而没有王文卿的影子。 政和七年正月（1117年），林灵素操纵秘书省向徽宗报批，把天下道教划分五教，这里简单说一下这五教，这也算是神霄派的神仙体系构建的一部分。 天尊之教：教主是元始天尊，道德为宗； 真人之教：教主是太上玉晨天君，清静为宗； 神仙之教：教主是太上老君，变化为宗； 正一之教：教主是三天静应真君，诚感为宗； 道家之教：教主是南华真人，性命为宗。 那么徽宗呢，做了“上清通真达灵神化之教”的教主，以神霄大法师、都天教主的身份统领各教，地位显然是在其他五教之上，而借助国家最大的老大，林灵素抬高神霄派的目的也实现了。 在徽宗宣布成为三合一教主道君皇帝以后，林灵素又有目的开始了一系列行动： 1、把高官、太监们都拉进集团里面来。前面讲过，包括蔡京、蔡攸、郑居中、余深、童贯、邓洵、薛昂、白时中、王黼等等全都有职务，每一座宫观都安排一名官员，使神霄组织和国家政权高度交融。 2、重和元年（1118年）再把道士纳入政府体系之中，林灵素是通过设立道职、道阶的方式，参照文官体制建立起对应的道士的官职体系，进一步使道士成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 3、同年，又是在办学、道举方面，使学习道教成为官僚、道士们步入官场一条新出路。政和四年，道箓院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道教学院，完全是仿照当时的太学设置的。徽宗要求儒家学习道教典籍，接受道教思想，把道教典籍列入国子学必修等，并能过自己注解《道德经》等作表率，徽宗的政教合一的建设，同样大力推动着神霄一派的发展。至此，北宋的官、道紧密融合，有学者说，除了用政教合一来描述，应该没有更合适的词了，而这也是林灵素的功劳。 4、“帝惑于林灵素之言，遍建宫观于天下”，这是林灵素的另一项贡献，借助皇权大力发展神霄派的势力。政和六年二月，上清宝箓宫落成剪彩，林灵素便设坛斋醮，借助宏大的神霄殿，供奉长生大帝君和青华帝君，再放上那神霄九鼎，影响力一时无两，这座宫观也成为了事实上的神霄派的十方丛林。在全国范围内神霄宫下院也至少有四百座，每座神霄宫都赐千亩田产。前面也讲到了，这些些政令对百姓的伤害极重，“豪夺无涯”，比如在当时的苏州修建神霄宫时，“……合数百家，期五日尽徙。郡吏逼逐，民嗟哭于路”，这是当时的一个缩影。神霄宫的修建，前前后后大约持续了八年，耗费无数，“竭国力而经营之”，压于百姓身上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就是在六贼当道，皇帝佞道妄为，“终日论道，无一言及时事”，国库账面上的红字一天比一天大，等到金兵大举南下的时候，财政几近崩溃，没办法只好又从道士手里收缴财物以充军费。 随着神霄派势力的庞大，林灵素也有些晕，晕了以后就容易膨胀，容易犯低级错误，所以才会不把王公大臣放在眼里，连储君都得给他让路。上行下效，道士们也高调，“群道元赖，官吏元敢少忤其意”，犯法后也没人敢管，“气焰赫然，林灵素为之宗主”。 第十三章 谁是神霄派祖师 下 在完善神霄派的体系方面，林灵素在组织、经书、神仙体系、科仪等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不再赘述，当然了，这方面王文卿也有贡献。 在经书建设方面，林灵素规定了神霄派基本的大经和小经，大经是《黄帝内经》和《道德经》，小经是《庄子》和《列子》，这些都是经典，毋庸多言。其他经书还有《天元玉册》《神霄录》《集成玉篇》《雷书》《归正议》等等，对了，还有一部蔡京负责刊印颁行的《玉婴神变经》，全称是《高上玉清神霄真王说太一保胎婴神变妙经》，这是一部佛道兼融的经书，讲了宇宙生成观和内丹功法等很多内容。 林灵素自己还创作了很多经书，如《神霄金火天丁大法》《金火天丁神霄三气火铃歌》《金火天丁凤气紫书》《金火天丁玉神解关云篆》《金火天丁摄召仪》《金火天丁阳芒炼度仪》《金火天丁召孤仪》《正一牛神灵官火犀大仙考召秘法》等。北宋末年的《高上神霄宗师受经式》中记载了神霄派有七十余部道书，范围包括经、斋醮、科仪、符箓等，而且自称还有秘而未传的宝经一千二百卷。神霄派用的最多的一部经书是《玉清神霄秘箓》，被神霄派道士们视若至宝，每次讲授的时候，“会者八百”，盛况空前。从这些经书上看，也基本上满足了一个教派的所需了。 在神仙体系方面，林灵素设计得也非常不错。玉帝或称天帝、上帝是最高神，加上他的八个儿子，当然了，徽宗是老大，这个是林灵素最成功设定，他们分别管理九霄，一人一霄正好。据《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记载，八子及八霄如下： 长子神霄玉清王，掌神霄玉清天； 次子青华大帝君，掌青霄好音元真宝耀天； 三子蓬莱灵海帝君，掌碧霄开虚传度天； 四子西元大帝君，掌景霄至妙变空天； 五子东井大帝君，掌玉霄天； 六子清都大帝君，掌琅霄六开传济天； 七子清霄大帝君，掌紫霄双开化身天； 八子中皇大帝君，掌太霄流光变景天。 当然，这父子九位是九霄的大老板，不，应该是领导神，下面还有一系列手下，比如负责雷、生死、福祸等业务的神霄九师等等，林灵素同样想得周到，一一作了设定。 在宫观里面，这些诸神排列也是有讲究的，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也基本上是参照这部经书描写的，天帝差不多就是太上皇了，一般不用管具体的业务，八个儿子则是以老大老二为尊，其他按次序排列，然后就是下面的诸多手下各路神灵，有的有资格被塑像，当然了，多数则是干脆直接画在墙壁上。 一般在神霄宫的侧殿，还会供奉一位叫韩君丈人的仙人，他是林灵素为了进一步融合儒家而安排进神霄派中来的。当时有一位叫刘栋的儒士，说遇见了一个自称是韩君的仙人，给了他一粒仙丹，这就是着名的“剥取丹”，传说中吃完了还会再生出一粒来。后来刘栋就把仙丹进献徽宗，可是徽宗没敢吃，可能是叶公好龙吧。 林灵素知道以后，说这位韩君可是大大滴有来历，他就是韩君丈人，又叫可韩丈人，他是上帝的首相，实际上是辅佐帝君的仙人，所以从此以后，这位韩君丈人正式加盟神霄派，加封为“太乙救苦天尊可韩丈人”，他在神霄派的神仙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青华大帝君，还在另外六个帝君之上。 那么这位韩君丈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呢？ 不知道道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在第一篇讲到秦始皇的时候，徐福不是一去不回了吗，秦始皇就又找来了几个方士，其中有一个叫韩终的，他就是这位韩君丈人。道教界并没有忘记他，据说他寻来了仙药，但秦始皇没有吃，于是他自己吃了就成仙了。后来赵高学了他的丹法后，水火不浸，两汉时也有他的传说，并逐渐被神化，比如官方为他修建祀韩馆，民间也有刘根、黄景华遇到他而成仙的故事，而韩终的丹法葛洪、陶弘景也曾经提到过。南北朝时期，韩终转正成为了神仙谱系中的一员，张君房在《云笈七签》中也专门讲到了黄景华得到韩终丹法而成仙的事情。到了元代以后，韩终被分配到掌管幽冥、生死的岗位上工作了。对了，《西游记》第五十一回中也有他也亲情出演，就是太上老君的青牛带着金刚琢下界那一段，孙悟空上天宫求助，就是这位可韩丈人真君负责查询是哪位仙人下界的，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翻翻。 此外，《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里还包括了大量的科仪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科仪斋醮，林灵素设计得是大场景、大制作，规模宏大，场面庄严，尽显道家的威仪，细节就不详细说了。 具体节日、斋会的时间设计上，主要包括了二月十五日的老子降圣的贞元节，八月九日的青华帝君过生日的元成节，十月十日徽宗生日那天是天宁节，十月二十五日的天符节。每当节日，道士们会“诵都咒千遍，吞二十一符”，向四面八方的各路神仙上三香，行九拜大礼，如此等等吧，也是相当繁杂的。 除此以外，林灵素还设计了钟仪、鼎仪、道乐等等诸多内容，所以说经林灵素之手，神霄派从组织、形式、斋仪等诸多方面基本上确定了下来，神霄派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教派了。根据宋理宗时代的道士刘玉为《神霄金火天丁大法》写的后序，可以得知林灵素之后，依次传人为张如晦——陈道——薛洞真、卢养浩——徐必大——刘玉。 至于王文卿，虽然林灵素把他请来了，也安排到了葆真宫里，可以说很重视了，但却很注意并没有让他过多地参与到创教及政治之中，就是没有给他实权，那么为什么后世把神霄派的创派祖师安到了王文卿头上了？原因其实也简单，一是林灵素的名声确实不怎么样，无论是道教圈子里，还是圈子外，说他好的真不多，而且他在汴京这几年结交权贵、宦官，过多参与到政治斗争之中，道门中人，官场的人迫害了不少。二则是在他的影响下，徽宗“溺信虚妄”，天天除了信道，就是修宫观，不务正业，把家底也挥霍一空，客观上对北宋的灭亡有着很大的责任。所以，虽然他对道教的发展，对神霄派的创建有着巨大贡献，但张宇初也没有把创派祖师安排给他，不过也没有不承认他的作用，称他为“倡其宗”，也算是很有良心了。 至于王文卿，他后期编撰了大量的道书，对神霄派的教义、教理等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并且广收弟子，事实上扩大发展了神霄派，这也是张宇初选择他为创派祖师的重要原因。 在一些文献上，也有称神霄派是张道陵的三十代孙张继先所创，还有人说后面要讲到的金丹南宗也得传五雷法，所以说神霄派分支比较多，是个比较热闹的话题，直到明代依然很流行。 总体上来说，神霄派算是道教的符箓一脉的分支，有学者也把他划到天师道，由于林灵素的诡诞骄横，或说他会妖法，再加上干预政事，有些学者认为是他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和二帝的被虏，这显然有失偏颇。不过，由于林灵素的原因，符箓一脉的发展颇受影响，至于金国统治下全真道等新道教的兴起，这之间也多少有些关系。 第十四章 躺枪的佛教 随着徽宗和钦宗爷俩一起被请到北方赏雪，历史的车轮来到了南宋，不知道道友们心里是否有个问题，就是徽宗佞道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算是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被金人打到南方划江而治以后，南宋第一任皇帝高宗赵构是否会吸取教训，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呢？或者说南宋的宗教政策是怎么样的？ 道友们闲暇时翻翻南宋初期的历史，或者从《岳飞传》等小说中也可以大概了解到那时的宋金两国一直没有停止过争战，一个追着屁股打，一个拼着命抵抗，高宗皇帝总算依仗着地利勉强稳住了形势。高宗是徽宗的第九子，就是在火线上，由张邦昌一般文武的捧场在南京（不是现在的南京，是应天府，即河南商丘）改元建炎登基了。高宗一开始就启用了李纲为相，把主和派一众人等凉了起来，虽然也只是维持了几个月，这对稳定局势、提振士气还是很有效果的。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道教再一次进入了南北不同步的发展时期，北方是新道派在民间开花结果，后面会讲到太一、大道、全真等各派，南方的政府则吸收了徽宗的教训，虽然依旧崇道，但是在管理上却严格了，而且这种政策一直延续了下去。 首先，高宗照样是大修宫观，就算没钱也得修，这显然不是打击道教的节奏。对于这种盖房子的事情，个人还是表示理解的，中国自古就有这样的老传统，有了钱就喜欢买地、盖房子，皇帝也是一样，天下都是自己家的，喜欢四处盖房子也不稀奇了。修建这些宫观，除了自己有个地方拜神求保佑以外，剩下的自然还是出于政治动机，利用道教加强封建统治罢了。 高宗都修了哪些大道观呢？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的第二天，就下诏“筑景灵宫于江宁府”。这个景灵宫早在宋真宗时期就在京城和曲阜修建过，当时是为了供奉所谓的“圣祖及圣祖母”，这些前面都讲过了，高宗就是在效仿先祖。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就是杭州以后，于1143年二月在杭州修了一座景灵宫，理由的是“迎还列圣粹容……用慰祖宗之灵”。史料称这座景灵宫“极土木之华”，这还不算完，1151年又进行了扩建，增修了“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后殿十有七楹”。 另一座重要的宫观是显应观，综合各方面史料和小道消息，显应观应该是在绍兴十七年（1147年）重建的。据说高宗刚登基那时候，秀王夫人梦到了一个自称是崔府君的神人抱着只羊来见她，不久她就有孕了，这个孩子就是下任皇帝宋孝宗。 听了这个消息，由于还没有手机、电脑，所以大家赶紧就跑去图书馆查资料了，最后查询结果是还真有崔府君这位神仙，他就是东汉的崔瑗。没有借口还想修呢，何况还有这样一个不得不修的理由，所以这座显应观是借了崔府君而建的，最初是修在钱塘南的，后来定都杭州以后又在西湖边上建了一座，反正皇帝不怕花钱。这座显应观同样是“祠宇宏丽”，值得一提的是里面有一条特殊的长廊，画了大量的“铁骑戎卒”、“戈铤旗盖”，显然是被金兵打得有了心理阴影，希望通过这些雄壮的兵甲和神仙们来给自己提振些士气。高宗退位以后，还依然会到显应观里祭拜，而且还曾经赏下金银来进行装修。 1144年，为供奉四圣真君，高宗又在西湖上修建了一座延祥观，“极壮丽”，里面供奉的神仙全是用沉香雕成。1147年，又修了太一宫，“凡一百廿十楹，分六殿”，道士除了每年有钱粮供应，还有免税的田产。1155年，又修了洞霄宫，“金碧之丽，光照林谷，钟磬之作，声摩云霄”，为此陆游还曾专门作了《洞霄宫碑》。1156年修苏州天庆观，等等吧，总之高宗修宫观就是大手笔，要大、要华丽，感觉这就是在为自己加油鼓劲，打不过金人，从这方面寻找些安慰。 下面再看看高宗身边的道士，上一章中刚讲到了王文卿，这是一个极有政治眼光的聪明道士，他在徽宗时期，准确说是靖康元年的时候，眼看北宋皇朝面对金兵来袭即将倒台，皇帝都没有安全感了，自己还是早点跑路吧，于是就请假说家里有八十老母需要照顾就回家了。高宗对王文卿还是非常崇信的，终归是有真本事的嘛，所以在杭州稳定下来以后，1143年就派人去请他。冷眼旁观了徽宗的佞道和林灵素的浮沉的大戏，王文卿的政治敏感性的确是锻炼出来了，而且那几年金和南宋战事正酣，朝廷先是罢了韩世忠、岳飞、张俊的兵权，接着岳飞又被害死，所以到这个皇帝身边实在是个雷区，风险太高，王文卿就一直没有答应，这一拖就是十年，直到1153年他去世，聪明的王文卿也没有再跳进那个泥淖乱局之中。 王文卿不来，肯定有愿意来的，当时最受尊宠的道士是皇甫坦。皇甫坦字履道，出身来历都不详，据说是四川人或山东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称“其世代地里莫详”，有的史料说他是临淄人，避金人而去了四川，总之也没人愿意花时间去考证他。皇甫坦自称是遇到了唐代隐士朱桃椎，得了他的真传，学到了内、外丹法，据小道消息可能是得了本手抄本的医书、道经。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显仁皇太后得了眼病，估计就白内障，反正是谁都不能治，恰好下面有人向高宗推荐皇甫坦，说这位道士医术、道法那是相当的高深，我舅舅的姨母的三表姑家的外祖母也是得的这个病，就是被他治好的。高宗开始也挺不放心，初次见面，防人之心还是要有的嘛，于是就打算先问问，于是就问皇甫坦如何治身。皇甫坦说：“臣的治身就和陛下治理天下一个道理，陛下无为则天下大治，心无为则身体自安，这就是无为之妙。” 高宗一听，嗯，挺有见地的样子，深以为然，于是就跑到后面对太后说，今天请来的这个道人，很有见识，医术自然也不是那些凡人医生所能比的，您的眼睛有希望了。 第二天，便请皇甫坦来治病，具体细节史料没有描写，只说一番嘘呵叹气，反正用的时间不短，好在最后太后的眼睛重见光明了，于是一番感谢赏赐自不在话下，不久皇甫坦就辞行云游去了。 第二年，高宗派人送他信，表达了一番思念之情，希望他早点来京相见，皇甫坦便再次来京。这一次，二人也就成了老熟人，高宗就问他有没有长生的手段，教教我呗。皇甫坦直言：“这个嘛，不是没有，也不是我不愿意教，就是恐怕陛下做不到，您看啊，我们都是住在深山老林里面清修，远离了权力、金钱、美女，清虚寡欲为先，这才只是长生的第一步，这第一步显然就不适合您啊。” 高宗想了想，唉，权力，勉强可以放下，金钱，那不算个啥，美女……算了吧。第二天，多少还是有点不甘心的高宗又问皇甫坦，有没有不用去清修的路子啊？皇甫道长只好说：“仙人道士非有灵，积精累气以为真”，高宗这才算死心，也对道士的坚持有了了解，于是各种经书送上，字画笔墨也不少。 皇甫坦也的确是一个一心修道的高道，不久后又坚决请假，要求回山，高宗强留不得，只好派人去庐山给他修了道观，说庐山风景也不错，主要是比四川离得近多了，方便他经常来杭州看自己。等到高宗退位以后还曾召见皇甫坦，二人如老友一般，经常在西湖显应观里喝酒闲聊。后来，二人又数次相见，喝酒游玩，谈修真之妙，直到1178年，皇甫坦在青城山羽化。 其他道士还有茅山道士张椿龄，这是由于高宗对茅山及三茅真君的崇信而崇信的一位道士，曾赐他“寂静先生”的称号；张天师的后代，其中三十二代张守真，曾被赐号“正应先生”，以及三十三代张伯璟。还有谯定、姚平仲、刘居中、饶廷直等等，其中也不乏女冠，如唐广真等。对于道士的崇信，实际上从一个方面说明高宗对道教的崇信。 设置宫观使是在真宗时期就有的政策，高宗对这一政策执行得非常到位，由于皇帝重视，所以大臣们也都争着去当这个宫观使，这种风气一直在南宋得到了传承。其他的，比如每逢重要的节日要安排和尚道士举行大小祀典、斋醮活动等等，原来有的高宗基本上都没有取消。 通过这些崇道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来，高宗对于道教的崇信，除了政治上的需要以外，还有一种依赖，寻求安慰的心理在里面。 那么高宗对于佛教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由于高宗在和金兵的连年战争中仍然不惜财力物力扶植道教，一心和道士们研究道经，学习长生不老之法，有志之士自然是有些意见了。不过他们不敢直接针对高宗，挑战皇权可以博一个青史留名不假，但是一不下心脑袋就没了也是真的，把他们很巧妙的也没有针对道教下手，而是迂回对佛教开了刀。 早在1135年，户部侍郎王俣就上疏，大概是说我们和金国连年开战，花的银子不计其数了，这里面的每一分钱都有广大人民百姓的血汗，也有商人的贡献，当然了，我们这些当官的也没少出血，大家都心怀国家大义，百分之百的付出了。可是您看看寺庙里的和尚们，当真是铁公鸡，一个铜板也没见他们拿出来，一个县就有数千和尚，一个郡都有上万和尚了，他们“不穑坐食”、“暗损国计”，陛下应该特殊时期特殊对待，也得让他们拿出钱米来拥军，也不用多，一个和尚一年交五斗的钱粮就行了。 高宗于是就派工部和户部成立一个调查组，下去实地考查后，和王侍郎说的一样，于是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不知道高宗有没有想想，道士们不是同样不种地吗，所以说佛教当真是躺着也中枪了？当然了，真要是被逼急了，高宗对道教也是能下手的，前面不是讲到过嘛，在1127年的存亡之秋，五月，高宗不是一样罢“天下神霄宫”，六月，又把天下神霄宫的钱粮全都当军饷发了下去，七月，又把东南诸州神霄宫的钱财收归国用，所以最终还是政治说了算。 1145年，国家是越来越来越没钱了，于是又有人建议不能再让“僧道坐享安闲”了，要把和尚、道士们按照职称、职务级别分成九等，依次交纳人丁钱，钱数从二千到一万五千不等。到这时候，显然就也开始针对道教了。到1158年时，就连佛寺、宫观里的佛像神像都被收上来铸钱，更不要说民间的铜器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柴荣当年限佛时，同样收缴了佛像铸钱，不过二者性质还是不同的，柴荣主要是为了限佛，而高宗则纯粹是被缺钱闹的。 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高宗不再崇道了，通过上面所讲修建宫观、崇信道士等行为来看，高宗还是能坚持不懈的，特别是在崇道上，所幸他始终没有失去自我，没有沉迷到追求长生不老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过的：“惟治道贵清净，故恬淡寡欲，清心省事”。 第十五章 繁华终有时 经过了繁华之后的疯狂，南宋的道教发展总体上算是正常了。到宋孝宗赵昚，这位史书上评价为南宋历史上“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首”的皇帝，“即位之初，锐志恢复”，无论结果如何，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想法首先是有的，这一点是必须给予表扬和肯定。 对于道教，孝宗个人表示说我是非常崇信的，史书对他的好评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对于宗教也算是有比较正确、清楚的认识。 在《续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乾道四年（1168年）的某一天，在与大臣李焘谈话的时候二人聊到了科举，孝宗表示道士也好，和尚也罢，如果他们自己在深山老林里餐风饮露，追求仙道也好，礼佛念经也好，这些都属于个人行为，对国家本就没有什么危害，可是如果让他们参加科举，那绝对是脑袋让门夹了。科举事关一个国家的兴亡，选拔的是治国的人才，佛经、道经是什么？用它们让国家修仙礼佛吗，能变出粮食来，能打退敌人吗？ 孝宗这么说绝对不是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也不是偏激的。他本人“尤精内景”，至少对于道经是有很深地了解，所以他清楚道教的本质，才会主张政教要分开，其中也离不开高宗的治国崇道政策对他的影响，所以在他执政时期，道教在发展的同时，并没有过多参与到政治之中。 实际上孝宗崇道的表现也离不开老三样，无非就是修道观，笼络一批道士以及对道经的整理。 首先是在搞工程建设上，现在的新领导上任最喜欢搞土建，孝宗也一样，上一章提到高宗修建显应观是因为那位崔府君，孝宗时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地位，显应观也派了专人负责日常的管理，同时还增加了观里的道士，至于田产之类的也没少给。其他的诸如天庆观、崇道观、桐柏宫等同样有所表示，除了经常亲自去宫观里视察工作，烧香敬神，日常修缮的银子也没少给。 第二是他身边的道士圈子，经常诏见的道士有刘烈、莎衣道人、袁宗善、留用光、欧阳士鼎、颠仙傅得一等等，这些道士的生平就不多讲了。孝宗除了和这些道士谈些炼养、道经以外，他还经常参加一些祈禳、斋醮仪式，除了向满天神灵求保佑，就是求雨之类的。 第三是在文化方面，孝宗亲自操刀写了一篇论文，就是着名的《原道论》，很明显是针对前面讲到过的韩愈那篇《原道》而写的。韩愈的反佛反道比较偏激，前面讲过他主张对佛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三光政策，孝宗显然是很不以为然，所以崇道的孝宗站在三教一致的立场上，专门写了这篇文章。 具体内容就不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来读读。孝宗的结论是“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惟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皇帝的大作问世以后，大臣们立刻拜读，然后儒家就感觉不好了，比如史文惠、程泰之等人就通过各种方式向孝宗表示您这篇文章不合适，得改改，要不然后世会被人诟病的。孝宗听完了，表示你们说的有道理，那这样吧，我把文章的题目改成《三教论》吧，这已经很显得他虚心纳谏了，至于改里面的观点，那怎么可能。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就是道藏方面，由于徽宗时期弄的《政和万寿道藏》毁于金兵入侵的战火中，于是孝宗又组织道士收集、抄录原来的《政和道藏》。据说这部道藏是福州孝光观的珍藏，被孝宗征用来的，然后安排道士抄录、整理，并进行必要的增添，历时六年，最后于淳熙四年（1177年）编成《琼章宝藏》，并赐到了各地的道观里，这是宋朝第六次整理道藏。 另外，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孝宗也曾经滥发度牒。徽宗时道士太多了，主要是度牒发得太滥，导致了道士队伍质量也下降了，所以高宗曾经停止了度牒的发放，一度曾造成道士锐减。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时又恢复了度牒的发放，可惜他没有练到收发自如的高深境界，结果又有点失控。孝宗即位以后，于隆兴二年（1164年）先是加强了度牒的审核，不过效果不明显，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人口分布。于是在1178年孝宗说“朕甚不欲给降度牒，当渐革之”，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孝宗的崇道态度。 既然是提倡三教一致，那么孝宗对于佛教的态度如何呢？详细不多讲了，实际上对于佛教，孝宗比道教更加崇信一些，或者说更偏袒一些佛教。不过他的态度很明确，儒学可以治世，而道、佛则是精神层面的，不能干预政治。通过前辈们毁佛灭道的那些实例可以看出来，根植在社会中的宗教是不可能被毁灭的，一个高明的政治家要善于掌控，把佛教和道教向着有利于统治和国家发展的方向引导。 孝宗之后，怕老婆的光宗和儿子都早夭的宁宗先后统治了南宋三十几年，道教话题寥寥，一笔带过。接下来进入了宋理宗时期，据说宋理宗的血统不是很纯正，关于他的生平、功业之类的不多讲了。 南渡以后，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道教自身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道教发展上表现出了整体上愈加世俗化的特点。在三教融合进一步深入的政治大环境下，在理宗的支持下，道教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来，符箓和内丹进一步融合，三教融合的加速，道教也吸收了很多儒学和禅宗的内容，从而世俗化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 理宗时期，和道教有关的有三件事值得讲一下，一是天师道的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统领了“三山符箓”，二是理宗和女冠吴知古的故事，三是涉及了一部道教经书《太上感应篇》。 道教符箓派传承最为久远，也公认最为正统的三派，分别是龙虎山的张天师家的正一派、阁皂山的灵宝派和茅山的上清派。三山符箓的三山的概念提出时间，学术界普遍认可是北宋哲宗时期，徽宗时曾有统一这三山的想法。 事实上，在北宋时期三山以茅山为主，前面讲过上清一脉经南北朝及唐代发展，影响力已经极大，就连天师、灵宝同样也在学习上清的道法。虽然上清派一直坚持上层路线，这很成功，不过在整个南宋时期茅山宗共出了十五位宗师，名气是不小，皇帝也接见，但除了蒋宗英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什么着述留下来，学术氛围远远不及南北朝和唐代。 随着道教的世俗化，比较接地气的龙虎山在民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天师道除了有皇帝的重视，民间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张可大和理宗关系是非常铁的，时不时的就开着宝马从龙虎山跑到杭州来见皇帝，帮皇帝举办斋醮法事，为皇帝缓解内忧外患带来的巨大压力。 就这样，在宝佑二年（1254年），理宗下旨，“敕提举三山符箓，乘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事”，算是官方上宣布正一派的江南的道教的龙头老大的地位。1262年，张可大早了理宗两年辞世，理宗极为重视他的身后事，专门安排丞相江万里亲自撰写碑铭。 至于理宗和女冠吴知古的不得不说的那个故事，在《宋史》中有很多记载，而且多是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 吴知古的生平暂时还不可考，北宋为什么宠信她的原因也没有记载，所以这一直算是一个谜。道友们都知道，宋朝是一个极重祖宗礼法的时代，早在北宋仁宗时期，1039年曾经有过一道算是家法的命令：“禁皇族及诸命妇、女冠、尼等非时入内”，而这位这吴知古“出入宫禁”，而且是达十多年之久，加上她还有招权纳贿、干扰朝政的行为，牟子才传里记载吴知古恃宠而为自己侄子吴子聪走后门弄官的事情。于是，一干士大夫们，包括李韶、牟子才、杜范、杨栋在内，纷纷给理宗上书表示您要自律、自爱啊。比如杨栋说：“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侧目而不亟去之乎？” 如果仔细研究这些记载就不难发现，这些大臣们反对吴知古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这个女道士只是宫里掌管焚香祝天这些宗教事情，为自己的侄子走个后门弄个小官儿当，古往今来这算什么事吗？之所以拿她来说事，要看到问题的本质。纵观这些给皇帝的意见书，里面都会带上一句和当前的国际形势、国内危机有关的话，就是现在内忧外患，国家都已经这样了，您老人家就别总天天不务正业了，该“自省”了。 女冠事件的并没有取得一个双方皆大欢喜的结局，理宗没有表现出上位者高高在上的虚怀若谷的素质，大臣们的劝谏多数时间根本就装没听到，甚至生气的时候还会把大臣开除回家，其幕后的原因究竟为何就无据可考了，但让理宗和大臣们解决内忧外患的局面，显然是个高难度的课题。 那么他们是否真的对这个国家放弃了呢，当然是不可能的，比如《太上感应篇》这部道经的推广，就是他们在努力的一个证明。 很多人都应该听到过《太上感应篇》的名字，它曾经频繁出现在仙侠、修真小说里的一部经书，在小说里被套上了一层无上神秘的面纱，至少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喜欢修真小说的道友，可能在一些小说中看到过太上感应、冰心诀等的功法，一般为以一种非常正统、高级的秘法形式出现，实际上道教的《太上感应篇》并不是一篇道家修行的功法，更谈上修仙秘法，而是一篇很朴实的劝人向善的短文，甚至有人称他为古今第一善书。 这部经书的作者、时代都不可考了，记载较早是出现在《宋史》中，北宋末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为宁作过赞，徽宗时期收入了《政和万寿道藏》。到了南宋初它就开始广为流传，明清时期更是成了畅销书。 理宗时，临安天一宫道士胡莹微自己打算刊印了一批《太上感应篇》。这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道士，付诸行动之前他给理宗上了一份《进太上感应篇表》，打算借皇权推动这次行动。理宗看过以后，欣然采纳，而且还亲笔提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大字，由此胡道士版的《太上感应篇》凭空增添了官方正统的威势。此后，名儒大官们纷纷为这部道经作序，希望借着这本小册子为自己增加一点名望。 那么为什么皇权、儒家们会推崇这篇道教的短文呢？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理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的压力巨大，没有安全感的不仅仅是底层的百姓，皇帝也一样。所以为了给脆弱的心灵一点安慰，理学产生了，封建伦常被本体化了，仁义礼智信成为了道德标准被推广成为宇宙的法则。《太上感应篇》虽然是道教的经书，但其内容是建立在三教合一上的，它吸收了儒家的伦理观、道德观，当然这同样也是道教世俗化的一个表现，所以《太上感应篇》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庆元党禁以后的门户矛盾之中，理学一直活跃在边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来自蒙古人的文化威压之下，理宗时期的理学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统”地位。特别是在1241年，理宗敕令全面接受理学，同时把周惇颐、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列到孔子从祀名单之中，这就是说南宋已经全面接受了理学的伦理观、道德观，而《太上感应篇》的内容和在道教中的地位，恰好符合当时“文明扩张”的需要，成为对抗蒙古人的军事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当然了，《太上感应篇》内容的通俗、简洁，非常适合传播，百姓接受起来也非常容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关于《太上感应篇》的内容就不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其中列举的很多善恶标准就算放到现在也适用。 理宗以后，南宋就日趋没落，加速灭亡了。宋度宗赵禥是个酒色皇帝，也很幸福地死在了酒色上面；宋恭帝赵隰成为了忽必烈的俘虏，还被强制出了家；宋端宗赵昰也没能和高宗那样的幸运，没能再开创一个南宋来，流亡途中被吓死了；末代皇帝宋卫王赵昺最可怜，只是一个8岁的孩子，当了两年皇帝就投水殉国，也标志着宋朝的落幕。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皇朝更迭，百姓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旧接受着封建统治者的剥削，道教也积极适应着不同的领导的统治，为发展、为生存努力着。 第十六章 当道教遇上北方的王朝更替 上 南宋的道教简单讲完了，那么在辽、金统治时期、蒙元一统全国之前的中国北方，道教是什么情况呢？南北划江而治以后，道教的发展是否又表现出南北不同的特点？ 916年，那还是在五代那个乱世的时候，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北方先后征服了突厥、吐浑、党项、土蕃、沙陀等部落以后，称帝建国了。在汉人眼里的异族并不是一直野蛮、未开化的，他们的进步也表现在方方面面，对道教的态度就是一个小小的写照。在辽国立国之初，辽太祖就曾“诏建道观”，到了辽国发展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以后，虽然史料上关于道教发展的记载不是很多，但是也能从只言片语中发现道教在北方的发展还是不错的。 1004年澶渊之盟以后，宋和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对峙发展时期，道教在辽地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教文化和中原文化一起对契丹民族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着改造和影响，特别是契丹贵族们开始有了从道教中获取精神信仰的需求。契丹人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玩网游的道友都知道很多游戏里都有这个职业，具体这个萨满巫师的职业属性、能力之类的，我是门外汉就不讲了。澶渊之盟以后，由于地盘扩大到了幽云十六州，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明显要高于北方，而辽的上层阶级坚持耶律阿保机制定的“因宜而治”的政策，在不放弃自己的萨满教的同时，又开始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儒、释、道三教，所以最终形成了多宗教信仰并存的局面。 契丹巫教和道教类似，也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宗教，所以契丹贵族再接受几个来自中原的道教神灵并不是原则性的难题，而道教又和萨满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就更容易被契丹人所接受。 此时，汉民族的强大的、经过历史的检验的同化能力就体现出来了。宋辽相持阶段，不用再辛苦去打仗就能从大宋那边有巨额的“岁币”年年进账，这种不差钱的太平生活让契丹贵族们开始有时间追求享乐了，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享受，中原的佛、道就有了心情去研究体会了。于是大家发现中原的宗教貌似比我们的土生土长的萨满教更高级嘛，最终演变成为了从上到下的佞佛崇道，道教在辽得到了广泛传播的同时，失去了狼性的辽国也渐渐走向了衰落。 1211年末，此时的南宋在宁宗赵扩的统治下，西辽灭亡，同时也标志着辽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对了，喜欢金庸武侠小说的道友会发现，里面也有不少辽国灭亡以后的情节和人物出现，比如郭靖的女婿耶律齐，当然了，这个耶律齐在历史上可能是不存在，应该是小说里面虚构出来的，因为耶律楚材的两个儿子里没有他。 接下来北方进入了女真人的统治时期。金国是在宋徽宗时期建国的，前面讲到过徽宗没有趁金、辽大打出手的时候收复十六州，就是在那时候，1115年正月完颜阿骨称帝建国，然后和辽国换手，开始由金欺负宋了。印象里阿骨打在《天龙八部》里出过场，时间太久记不太清了，道友们可以自己翻翻。 1123年阿骨打死后，弟弟吴乞买，就是完颜晟称帝，这就是金太宗，1125年灭辽，抓住了天祚帝，1127年灭了北宋，又抓住了徽宗父子，于是金国全部接收了辽国的地盘，又打下了北宋的一大片疆土，顺便也接收了在这些地方上生存的道教。 金代的道教发展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全真教，对中国道教影响极为深远，我把金代的道教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金建国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大约从1135年金熙宗继位到1160年。 女真人歧视南人，甚至说是不把南人当成人看这是一直存在的事实，当然了这里所说的南人并非单纯指汉人，而是相对他们来说的南方人。在女真人入主中原的初期，对各族人民完全是一种杀掠和镇压的疯狂行为，“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并邑萧然，无复烟爂尸骸之属，不可胜数尸骸”，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这是当时的写照，并且在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沿续着这种恶行，道教的发展怎么可能不受到影响。 面对这种异族的血腥入侵，当时没有机会，没有条件或者不愿意南渡的汉人，对现实的那种无力和绝望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于是除了啸聚山林以外，就是信仰道教、佛教，追求精神安慰以期麻木自己了。于是，在女真人的统治下，大量汉族士人、儒士投身道教，在金熙宗和海陵王的统治时期，北方新道教迅速发展，先后出现了太一教、大道教、全真教，有关这三大新教派，后面再有单章详细讲。 熙宗从小就接受汉文化接受儒学，所以他曾加封孔子的四十九代孙孔璠为衍圣公，对于汉族本土的道教也不排斥，曾经派人赏赐太一教主萧抱珍。至于为什么只赏赐了太一教主，大道教和全真教没有赏赐，一来是时间问题，二来是地域问题，这个太一教可是在女真人的老巢阿城发展起来的。 1140年，南宋和金国议和，1142年“皇统和议”签订，双方划淮水南北分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熙宗也有了闲工夫搞内政建设，于是设置了道司、道录、道正等道官加强对道教的管理。 是政治家也是杀人狂的海陵王对宗教就并不怎么感兴趣了，特别是对佛教偏见更严重，他和宰相聊天时曾经说到过，佛教的那个什么佛本来就是一个小国的王子，能放弃富贵生活甘心苦修，这还算不错，但那些和尚们，不是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的，就是游手好闲的没有出路的市井无赖，混不下去了就跑去当了和尚。正是有这种偏见，在他统治的十年里道教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 总体上来说，这一阶段，有了新的市场需求以后北方新道教应运而生，属于建设阶段。 第十七章 当道教遇上北方的王朝更替 下 第二阶段1161年-1189年，即金世宗统治时期。 真正让金强盛起来的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位有29年中，开创了“大定盛世”，道教也在他统治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是三大新道教爆发式的发展阶段。 金世宗早年的确是信奉过道教和佛教，这里面有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儒学思想的影响，也有来自母亲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提高，特别是世宗即位以后，对道教和佛教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颇惑之，旋悟其非”，这是他自己说的话，说明了他开始不再信奉佛道了。 1162年，世宗的一条“诏免二税户为民”的命令，在维护了金人的统治和利益的同时，对佛寺经济的打击却是沉重的，进一步说明了他对宗教的态度的转变。 世宗的头脑可以说远超完颜家的先辈们了，甚至比绝大多数汉人皇帝要高明。他的政治眼光相当高，不仅不歧视南人，而且还拉拢、重用南人，特别是地主阶级、文人士子，因为他们对于金人的统治都有用。对于道教，他同样基于政治的角度，对于高道名道、道门首领以拉拢、安抚为主，对于底层的道教信众及道教体系则严格管理，真是两手抓，两手都非常硬。 在拉拢道教高层方面，1167年，世宗诏见大道教创始人刘德仁，安排他住在了中都的天长观里，赐号东岳真人。1169年，专门为太一教的汲县祖庭赠下了“万寿额碑”。1186年，又请来了太一教三代祖师萧志冲来天长观小住。 对于全真教则接见较晚，1187年十一月诏见玉阳真人王处一，1188年二月，又请来了长春真人丘处机主持万春节的斋醮仪式，直到八月才让这师兄弟二人带上十万钱离京。世宗临死前还诏见王处一，王处一于1189年正月初三赶到时，世宗已于初二那天提前闭眼，二人最终没有再见上一面。 经过了皇帝的接见、招抚以后，北方这三个新兴道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太一教得到“万寿额碑”以后，“声教大振，门徒增盛，东渐于海”。刘德仁被皇帝接见回来以后，大道教“传其道者几遍国中”。全真二子从中都回来以后，《紫微观记》描述了全真教“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隅，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邑，必有香火一席之奉”，可见发展势头如何之猛。 凡事过犹不及，民间宗教发展如果过度，必然会引起统治阶级的警惕，最终会发生限制甚至毁佛灭道的悲剧。1173年大名和尚智究起义，1174年四月，世宗就向大臣们表示修那么多寺庙完全就是浪费钱财，绝对是脑袋进水了，是到了限制的时候了。大定十五年（1175年），世宗宣布禁止“农民避课役为僧道”，大定十八年（1178年），下令“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大定二十五年又数次下令民间禁止私自修建寺庙道观，禁止私自出家，只不过那时候的执行力差了很多。 晚年的世宗对人世间有了更多的留恋，对长生也产生了一些期望，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他在上京出差的时候，留守的皇太子完颜恭的突然病逝、对他又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国事的压力、迟暮之年丧储之痛，即便这样都没使他迷信佛道，反而是对儒家的天命观非常认可，相信只有上天才有权对人的进行奖惩，所以说世宗继位以后一直把道教视为了一种政治工具，一手胡萝卜重点拉拢，一手大棒加强管理，世宗对待宗教的清晰认识的确是少有人比。道教在世宗统治时期，以三大新道教为代表的道教如燎原般的迅速壮大，成为道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第三阶段是1190年到1120年。 金章宗是世宗的孙子，他在位期间金国国力由盛转衰，此时的道教发展势头引起了上层集团的恐慌。读了些史书的女真贵族们也知道当年张角、孙恩、李弘之流的利用道教起义的事情，加之财政一直赤字，地里也收不上来粮食，老百姓看起来越来越不安稳了，没准哪天又冒出一个李角、王恩之类的拿宗教来反抗他们，于是金国加强了宗教的管控。 1190年明昌元年正月，官方明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十一月“以惑众乱民”为由，正式“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庐”，1191年十月，“禁太一混元箓和私造庵室者”。对于官方的度牒管理，“敕僧道三年一试”，而且是八十取一，从而更严格地控制了僧道人数的增长。管理上，要求僧道“并听拜父母”，“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诸如此类，对佛道的控制明显加强了。 1190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章宗发布了一系列的限制佛道的政策，没有皇帝特批的寺庙道观全部被收归国有，“自是门庭萧索，道侣散逸”，就连全真教的祖庭都被没收了，北方的新道教迎来了寒冬，可谓损失惨重。 当然了，打击是相对的，有针对性的，对于佛道两教的高层，皇帝还是有特殊优待的。1197年开始，章宗连连诏见三教的高层，也经常会举办一些“普天大醮”，显然还是离不开这些道教的活动的。 不久以后，由于政策的放松，三教又有所复苏，“势如风火，逾扑逾炽”，“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盖不可复动矣”。 第四阶段是1220年以后，金末元初是道教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时期，蒙古大军的南侵，经历了女真人百年统治的汉人，大多数已经接受并认同了女真人的统治地位，当又一次面临着另一个异族来灭国的命运时，而且蒙古人的民族屠杀政策可是更狠的，对他们的冲击也就更为剧烈，所以又有一大批人选择加入了道教。所以说，金初、金末两次民族入侵的冲击，是国家、民族的危机，却是道教的发展契机。 金代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严重的民族压迫，所以反抗女真人的起义一直没有断过。作为统治者政治工具的道教得到了优待，这里面除了能够为金人所用来麻醉人民以外，还和这些新道教主动地或被动地投身于缓解或处理民族矛盾有关系。 早在1214年的时候，山东登州和海州百姓发动反金起义时，女真人就请了丘处机去对义军进行“招谕”，结果凭借个人魅力和声望，凭借三寸之舌，丘处机“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丘道长一人足抵万人大军了。 1220年金军面对蒙古人的闪电战式的大举南侵招架无力的时候，山东河北农民起义大面积地暴发了，特别是着名的红袄军给了女真人沉重打击，很快就在于忙儿的领导下打下了海州（连云港）。八月，宋、夏两国商量了一番后，决定趁他病要他命，相约着一起对金国发起了进攻，金国迅速衰落下来。 1232年，金国已经无力回天了，当百姓纷纷逃离开封时，贪婪的女真人还在黄河渡口弄了收费站，于是百姓们便借着全真教的名义造反了。这时候全真教的玄微真人李志远开着宝马就赶来了，在百姓面前大开道场，大谈“柔良”、“仁风”，一通忽悠下来，把这次反金运动化解了。 类似这种道教协助金国统治阶级扑灭反金起义的事件并不少见，相较来说，新道教的发展对于北方的民族融合所做的些微贡献来说，为金人统治各民族百姓的作用反而更大，特别是全真教，不仅没有反过金，也没有反过元。重要的代表人物丘处机就曾经多次替金、元化解起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在挽救人民免遭镇压，是在拯救他们，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完全不认可这种观点，称他们完全是扮演着异族鹰犬的角色。 1233年九月，金国派出了使臣向理宗求和，希望大家握手言欢，以后和平共处，现在嘛，大家一起共抗蒙古，要知道唇亡齿寒啊。不知道整个南宋朝廷是怎么想的，面对宿敌的一致对外的请求，很无情地拒绝也许是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所以1234年正月，金亡，四十五年以后的1279年二月，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殉国，宋朝也灭亡了，大元朝完成了南北一统。 第十八章 北方三大新道派和南北宗分立 和南方宋人的纸醉金迷的繁华相比，在北方金人统治下的百姓不只在接受着生活的苦难，精神上还要忍受着异族的压迫，因此就有了向宗教寻求精神安慰的需求，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中国北方先后出现了三个新的道派。 北方的新道教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在阶级和民族两座大山的压迫下的产物，列宁曾经总结过，这是宗教最深刻的根源。当人们对现实失去了希望，孤立无助的时候，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安慰似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途径。我们有幸生活在新社会，生活在新时代，文明的进步，让我们对当时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屠杀没有直观的感受，理解不了那时底层百姓的绝望和无助。 1130年，被女真人掳掠来的三千多中原士大夫们，为了活着就在路边要饭，结果被左路副元帅宗维这家伙看到了，对手下说：“这么多南人聚集，万一闹事了怎么办？”于是指挥军队把这三千多人像赶牲口似的驱赶到城外，挖了个大坑全部活埋了。这还是对待士大夫，对待底层百姓是什么样的更不用说了。 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对这个被女真人按在地下拼命摩擦的大宋皇朝存在着挺大希望，幻想着不久的将来岳飞、韩世忠这些将军能带领军队打回来，所以中原地区、太行山里处处有义军，处处有反抗武装，特别是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小的几千人，大的上万、十几万人，一直坚持着抗金战斗。不过他们的结局最终都是悲剧，软弱的赵家的子孙让中原人民的希望一次一次地破灭，直到彻底破灭，所以，更多的南人不得不向命运低头，默认了、接受了自己甚至比猪狗还不如的地位，加上女真贵族的默许，北方新道教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慰藉而迅速崛起了。 北方三大新道派的开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知识分子，而并不是偶然。 后人对当时的文人士子的心态有很深刻地剖析，对这三个创教代表同样分析得非常透彻。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文人、士族相比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优势的，出路也相对多一些。如果他们没有勇气尽散家财拉起一支队伍去抗金打游击，又不甘心跪下来舔女真人的脚面，那么就可以投身宗教，准确地说是投身道教。 他们为什么选择道教而不是佛教呢？原因实际上很简单，首先佛经多是舶来品，相对来说还得学点外语才能深入研究，翻译过来的佛经相比道经来说也要难读得多，远不如从小就读的《道德经》更亲切；其次是当和尚还得弄个光头，这个对于老先生、大才子们来说委实有点难以接受，头发可是爹妈给的，哪能随便就剃了，还是道士更亲民，换个发型就ok了，而且衣服嘛款式也还不错；还有就是当了道士还可以逃避各种徭役，从此吃穿也不愁了。当然了，也不是全都当道士了，只不过是当和尚的相对要少一些罢了。 太一教的创派祖师萧抱珍是河南人，他创立太一教的原因“远法汉仪，近追前代，上稽下考，乃立教焉”。北宋被灭以后，金国得到了广大地盘一时来不及纳入版图，而且他们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处理战争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更重要的一点是得需要一个代言人帮他们暂时管理、搜刮这些地盘，于是大家一商量，就强迫张邦昌当了皇帝。 正史对张邦昌的定义多为奸臣，近现代史料也基本上是差评，其人其事这里不多研究了，但当皇帝这事前前后后可能还真有点冤枉这位奸臣了。总之，张邦昌当皇帝这事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群起而攻之吧，所以当了一个月皇帝以后，张邦昌也就下台了。 接着，1130年金人又把刘豫推上的皇帝位置，而且还是经过了宋高宗的册封并建立了伪齐，负责为金国管理陕西、河南等地。史书对刘豫的评价就更差了，这家伙祸害了中原百姓长达八年，直到1137年被废。 经过这几年的消化，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正式成为了金国的行政区，这片土地上的南人们也正式加入了金国国籍。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萧抱真站出来了，而且是跑到了女真人的老巢去正式立教，他想紧追的前代，自然就是北宋了，是表达自己对异族统治的不满，还是弄个口号收买人心就难说了。 大道教的创派祖师刘德仁是沧州人，“读书通大义”，自然也是个高学历的。他亲历了国破家亡，于是闭门十五年以后，于1142年自称太上老君“授以宗乘，传以神笔，俾兴大道正教，以度末世黎民”，于是这些末世的黎民翕然从风，纷纷加入大道教，跟随这位教主，接受他的拯救。 金初时全真道则是融合三教，继承了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和内丹学，融合禅宗，吸收儒家伦理，并迅速发展成为北方新道教的代表。 至于广为人知的教主王重阳，同样是“少读书，系学籍”的文人，据说家里也很有钱，“以财雄乡里”。 王重阳同样是看不惯女真人的行径，更不能忍受他们的统治，也有学者说他是得不到女真人的重用，总之就是“日酣于酒”，最终高呼“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吾今已过之矣！”于是失去了在金国出人头地的希望以后便投身于道教大业了。事实证明，金国失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官，中国道教却多了一个传承近千年的道派。 1159年，王重阳正式把自己的名字从王中孚改为王喆，自号重阳真人，开始了他的创教之旅。 关于王重阳的传说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里讲过不少，与事实也相差不大。他先是装疯卖傻，自称王害风，又在村外挖了个地洞住在里面，这就是着名的“活死人墓”，武侠小说里也有描写。 接着他又在这个土洞的四隅，就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角上各栽海棠一株，然后称“吾将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说我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失败了，那么我就要一统江湖，成为道教至尊。谁能想得到，就是这个土洞最终成为了全真教的祖庭圣地，全真教也最终发展成为了道教北宗，和南方领了三山符箓的正一道的内修南宗南北分立。 所以说，北方新道教的发展是有着鲜明的特点的，那么它们究竟新在哪里了？ 这三大道派都是在女真人的入主中原以后，在异族统治下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如果完全沿续和继承传统的道教，必然会和宋朝的旧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和南方的道教是一个系统的，这是女真人的高压的民族政策所不允许的，所以，这些创教的教主必然会寻找出让女真人愿意接受，至少是不反对的一条新的道路出来，这就意味着必须对旧道教加以改造，表面上要和旧道教划清界线，这样新道教就和旧道教不可能存在什么师承关系了，没办法，只能是为了照顾统治阶级的想法做出妥协。在此基础上，新道教的教旨就有了新的变化，比如全真教“以柔弱谦下为本”，大道教“以无为清静为宗”，太一教声称“弱者道之用”，向金国贵族们表达了自己是追求“柔弱”的，我们是“无为”的，完全不会反抗你们的意思。 由于道教从南北朝开始，特别是唐和北宋时期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尊崇，可谓风光无限，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养成了清高的性情，脱离群众了。如果两宋相交这段时间，新道教继续继承旧道教的这种高高在上的脾气，那么普通百姓哪敢去高攀，所以新道教就不得已作出改变，以能解决、消除他们的精神痛苦为己任，这样才可以吸收底层百姓以及如迷途的小羊般的文人士子的加入。所以，与传统道教相比，新道教的组织、教义、发展等方面都表显出了不同的特征，总体说就是圣与俗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宗教和社会生活更加全面、细致、紧密地融合，或者说道教离寻常百姓更近了，越来越接地气了。 那么南方的道教呢，同样有这样的需要发展而出现了诸如净明道、清微道以及内修南宗等，双方的共同特点都是更加侧重于争取底层民众的信仰。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时曾经说过，宗教的苦难就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同时又是对现实的苦难的一种抗议，经过这些文化人的改造后的道教，适应了女真的压迫，满足了底层南人的需要，也只有这样，才会得到立足之地才会得到发展。至于在新道教发展过程中，委婉地、曲折地、消极地、脆弱地表达出来的那一丝丝不满还是不提也罢，令人扼腕的是它们最终还是被女真人所收买，甚至成为了奴役、麻醉南人、镇压起义的工具。 第十九章 太一教主 在哈尔滨的阿城区有一座松峰山，主峰烟筒峰险峻灵秀，支峰状如双乳，所以当地人又称其为乳峰山。在这座漂亮的乳峰山上有一座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太虚古洞，想当年，太一教的创派教主萧抱珍就是在这个山洞里传经布道，盛极一时。当时北方还处在金国统治下，金熙宗（1135-1149年）时期的阿城叫金源，是目前考证出来的在东北建立道观最早的地方，素有“金源道教圣地”的称号。 姓名：萧抱珍 曾用名：韩元升 籍贯：卫州（河南汲县） 出生时间：？ 去世时间：1166年 主要成就：创立太一教 主要着作：太上蓬壶炼度津济法食真科 据《元史·释老传》记载，萧抱珍在金天眷年间（1138-1140年）横出江湖创立了太一教，尊五福太一神为主神，主张以老子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1266年，元朝王鹗在《重修太一广福万寿观碑》中说，萧抱珍得到了仙人的传授后，仙法大成，于是创立太一教，并从1138年开始大行天下。再根据其他一些史料分析，太一教至少是在1138年的时候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和影响力。 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萧抱珍给自己的门派起名为太一教。释老传中有“道士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名其数曰太一”的记载，而太一是从“元气沉沦，太极未判，至理纯一”中提炼出来的，这个词在道教中是早就在用的。和真大道的刘德仁、全真教的王重阳不同，萧抱珍创教之前就是个道士，具体是哪个门派、师承之类的不可考，但理论功底总归是要有一些的，所以他能想到并拿“太一”来当作教名也就没什么奇怪的，当然了，他肯定是第一个想到用这两个字的，所以“则自萧抱珍始”。 萧抱珍说自己受神仙的启发，“极称太一之神灵，至拟为天神下降，则其术有异人者”，无论是萧抱珍，还是后来的刘德仁和王重阳，这些位创教的大佬们都会举起神仙的招牌，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以神仙代言人的身份行走人世间，拯救苍生，拯救世界，反正思想觉悟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也不适合开创教派这个有难度的工作。 白手起家事业初创时条件当然不会太好了，萧抱珍只能在卫州老家的茅屋里传教，地点就在现在的卫辉旧城东门外，可惜物是人非了。逐渐地，萧抱珍就借周围人之口，把自己遇仙的故事传播开来，接下来所利用的无非是替人治病那老一套，而且是符水治病，“以符药济人”，这是和南方的正一天师道相同的，也是和北方的真大道、全真教不同的地方。加上他善于“祈祷诃禁”的术法，就是能替人驱除附体的妖怪，有妖怪附体这种说法至今在北方还有人相信，在那时候市场更大，另外他还会施法求雨、驱除蝗灾，这些特别接地气的法力，对于在金人统治下的、渴望被精神救赎的底层民众来说，萧道长天然就有一种高人的感觉，还有点亲切感，于是相信他的人越来越多。 随着门派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大了，信众们捐些香火钱也聚沙成塔，于是萧道长就翻盖了那间小茅屋，还在边上新修了一座更大的茅屋，没办法，来个雕梁画栋的全实木质大殿，还是那个条件呢，何况那样门槛高了，老百姓就进不来了，脱离群众的事情是不能干的。 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不难，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总之，萧抱珍经过了六七年的苦心经营，太一教发展了大量信徒，“岁无虑千数”，终于在山东的真定、赵州等地方修起了太一堂，从此不用在茅屋里传道了，草鸡也变成了飞天的鸾凤。有弟子悄悄问萧掌教，太一堂修得如此金碧辉煌，大门槛都快一米高了，您怎么不怕脱离群众了？萧掌教斜睨了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弟子一眼，此一时彼一时，懂不？ 1140年南宋和金国开始议和，1142年签订了“皇统和议”后以淮水为界，进入了南北对峙期，于是女真人开始消化战争成果，专心搞起了内务。其他不表，单说道教，女真人看到了它对于缓解民族矛盾，麻痹百姓还是很有用的，于是就安排了道司、道录、道正等官员来负责管理道教，这也相当于官方认可了道教存在的合法性，前提是得在金国的管理下才可以。太一教则是在当时被管理的，也是被扶植和利用的典型代表。 根据《重修太一广福万寿观碑》记载，1148年，金熙宗完颜亶派了使者召见萧抱珍，此时萧抱珍已经把自己的太一教从山东发展到了哈尔滨，足见它的发展速度是何等迅速，规模之大了。这次召见主要是因为悼平皇后得了怪病，据小道消息说是被鬼附身了，而驱鬼正好是萧抱珍的拿手活儿，所以等萧抱珍手到病除以后，悼平皇后极为感激萧抱珍，除了金银财宝赏下来以外，还请熙宗给太一教赐个观额。熙宗同样也很高兴，所以很痛快地赏给他”太一万寿“四个大字，让他回去挂在汲县太一堂上，算是官方认可的正规建筑，太一教也成了皇帝认可的正规道教了。此外，还封萧抱珍为“一悟真人”，后来元宪宗还特意追赠了一次，变成了“太一一悟真人”。这次进京治病，有了后台的太一教从此奠定了二百多年的昌盛。 1162年，金国正处于财政赤字时期，原因是“边事未定”，打仗就要花钱，所以“财用阙之”，地主家也没了余粮，于是也学着宋朝皇帝赚和尚道士的钱，“凡释道之居无名额者，许进输赐之”，“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花点钱就能给违章建筑办个正式的不动产证，怎么看都划算，于是萧抱珍的弟子侯澄的侄子侯元仙上报了两座太一道观的名额，“以在州道院为太清观”，“以在府者为迎祥观”，解决了赵州和真定府的两座道观的被官方认可的问题。这位侯元仙是河北赵州人，所以先解决了赵州太清观的官方认可。另外就是现存《太一三代度师侯公墓碣》中的这位侯公也是指的侯元仙，所以研究他和他的文献对于研究太一教有很高的价值。 随着太一教的兴盛，萧抱珍把势力发展到了金人的大后方金源，带动着以松峰山为中心的道教蓬勃发展起来，并在金代发展到了顶峰，金亡以后才逐步衰落。直到清代道光年间，由一位叫王教参道士在遗址上修建了海云观，松峰山道教才又得以复兴。1934年，日军说松峰山里有抗日武装总想打我们，于是炮轰松峰山，道观、道士墓地等大量毁坏，道士们也早就跑光了。那场运动时期道士墓进一步被彻底破坏，可用的石料也都被拿去修学校了，松峰山的道教痕迹就越来越淡了。 1166年，金世宗大定六年，萧抱珍驻世百年在老家汲郡万寿观辞逝，弟子萧道熙接任教主大业。这座万寿观就位于现在的卫辉西关。 二祖萧道熙本来是姓韩，和萧抱珍是卫州老乡，掌教后改为萧姓。这种改姓可不是自愿的，而是当教主必须要做的，有一种说法是太一教是仿效佛教的传统，后任教主必须改为初祖同姓，还有一种说法是萧抱珍生前就留下遗嘱，说以后的教主不姓萧的必须改姓萧才可以，具体真实原因还没有明确下来。 据元朝王恽的《秋涧集》所说，萧道熙几乎是个完美无缺的人，风度翩翩，颜值极高，绝对是大帅哥一级；品德高尚，乐善好施，平时开个粥场救济流民，抚养孤寡老人比亲儿子都用心；学识渊博，言辞优美，做得一手好文章；能言善辩，张嘴就是一通大道理，绝对演讲、辩论高手；eq极高，喜欢结交四方贤士及高官贵族，长袖善舞，谈必精妙；更有一手好书法，画技又高，大有魏晋风流……，这些优点，随便哪一样拿出来都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偏偏这些都是副业，人家的专业是道士，那么萧道熙在专业领域又如何呢？“持行法箓，捕逐鬼物，风声肃肃，除治户庭间，殆古之能吏然”。 关于《秋涧集》的作者王恽王秋涧先生和二祖萧道熙还有点亲戚关系，他的祖母韩老夫人是萧道熙的亲侄女，而且这位秋涧先生同样是才名冠绝汲郡，所以《秋涧集》记载的太一教的掌故极有参考价值。 在这样一位几近完美的老大的带领下，在萧抱珍辞世三年后的1169年，太一教发展到了巅峰，金世宗敕在观内建“万寿”额碑，令太一教“声教大振，门徒增盛”。萧道熙死于1186年，世宗追赠为“重明直人”，太一万寿观也改名为太一广福万寿宫。 三祖名叫萧志冲，本姓王，也是改了萧姓的，据说是逃婚来到卫州后拜入萧道熙门下的，除了老庄以外，兼通诸史诸书，尤精于《左氏春秋》，寿66岁。 四祖则是萧抱珍的后人，叫萧辅道，他经历了金亡和大元朝一统天下的历史。《秋涧集》中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安车来聘”这位萧辅道先生，并赐号“中和仁靖真人”。 五祖叫李居寿，改名为萧居寿，是萧辅道的弟子，也是汲郡人。史料记载他和元世宗关系也非常密切，宠幸甚厚。六祖为萧全佑（本姓李），七祖为萧天佑（本姓蔡），以后的传承史料目前还没有考证，也就是说太一教最后的结果至今不详。 有一种说法是太一教最后并入了正一教，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其一是太一教和正一教都是很重视符箓和斋醮的，其二是萧天佑曾在1315年以“太崇玄体素演真人”的角色和正一教的张留孙、全真教掌教孙德彧等人在大都的长春宫，就是现在的北京白云观中设经箓普天大醮，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太一教和正一教的这两位大人物是有很多时间和机会私下里交流一些道法、发展规划之类的，而当时的正一教已授三山符箓，与全真派并列南北，太一教并入正一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了。当然，纯属个人猜测，留待考证。 前面讲到过，由于在女真人统治下，新道教必须在符合异族人的想法才允许存在的，所以太一教在教义上必然与旧道教有所不同。萧抱珍从《道德经》里总结出了一条真理：“弱者道之用”，在《秋涧集》里记载了太一教的教旨，“做仙佛不难，只依一个弱字便是，曰弱者道之用也”，一个弱字里面透露出何等多的信息，看着都是泪啊。太一教是建立在老庄道学的基础上，“盖以老氏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者也”，要清静，要无为，要向统治者宣布我追求的是“弱”，甘心成为一个“弱者”，甚至提出了弱才是真正能成仙成佛的大道。当然了，这里的弱不是想当个弱者，而是一种内修的功法，但是把它当作为核心教义，可见在女真人的统治下，要想生存下去是有多难啊。 考证存世的《萧真人碑》，其中有这么几个字，“本之以湛寂，而符箓为之辅”，由于太一教一直是极重视符箓之术的，所以可以划入道教的符箓派。发展成熟的太一教形成了以内炼修身为主，符箓治病消灾为辅，拯救世界，帮助穷苦人，向女真人表现柔弱无争的意愿，从另一个方面也是让统治阶级看到了它在于笼络民心，缓解阶级矛盾方面的作用，任由其存在无非是想着没准以后用得到罢了。 第二十章 大道教主 上 大道教又叫真大道教，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后文再交代，它几乎是和太一教同时出现在北方金国统治的疆域中的，创教祖师叫刘德仁。据元代田璞的《重修隆阳观碑》记载，刘德仁号无忧子，沧州乐陵人（现在属于山东省），基本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交界一带。 姓名：刘德仁 籍贯：沧州乐陵 出生时间：1122年 去世时间：1180年 主要贡献：创立大道教 作为一代创派祖师，刘德仁的生平史料特别是他创教之前的却不多，可以说是很少，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说他“此道重兴，不从高位”，大致推断他并不是出身官宦豪富。宋濂在《书刘真人事》中记载他在北宋灭亡后，“徙居盐山太平乡”，当时大约就是五六岁的样子。《许州天宝宫碑》则有稍详细的记载，大意是说他从小极聪明，志向极高，七岁时就喜欢道经，于是割弃尘累，四处云游追求仙道了。刘德仁的早年的足迹基本上就是在河北和山东交界一带，就是在家附近吧，毕竟那时候他还太小，走太远也不现实。也不知道流浪了多久，刘德仁最后来到了淄川颜城瓮口谷南，一看这里山清水秀，明显是一块未被世人开发的风水宝地，于是果断抢占地盘，开荒盖房，从此定居了。根据时间推测，当时他最多也就是十几岁罢了。 《隆阳宫碑》记载，金皇统二年，即1142年的某一天，有的道友可能不满意，为什么一说到时间的时候总是这么不准确呢，一年有365天呢，到底是哪一天啊？以前讲汉唐的时候时间久远，记载少些就算了，这都到南宋了，几百年前的事情怎么还是记不清？好吧，经考证，准确的时间是那年的冬十一月，既望迟明，似梦而非之时，就是大冬天的，阴历十六天快亮的时候，嗯，这下算准确了。 那么这天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一天，21岁的刘德仁大早上就起来了，见人就拉住说：“那xxx，我跟你说啊，刚才我正做梦呢，听到门口有动静，起来一看，有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爷子开着一辆，不，是坐着一辆大青牛拉的车从我家门口路过，一看到我就说和我有缘，就给我讲了好一阵子《道德经》真义……” 恰好邻居大爷在一边路过，一听就说了：“你小子刚才不是说讲的是什么‘玄妙道诀’吗？” “一回事，您老别打岔。” 众人一致表示：“不管你学了什么真义还是什么道诀，反正我们都听不懂，你就说学会了什么真本事了吧？” “那可多了，高深的说了你们也不懂，说点简单的吧，像什么请神下凡啊、降妖捉鬼啊、治病消灾啊，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小法术。” 大伙一听这么厉害啊，那教你法术的那个老头是谁啊，肯定是神仙吧？ 刘德仁只是深沉不语，一副天机不可泄露之状。忽然路人甲一拍脑袋，悚然曰：“该不会是太上老君他老人家吧！”众皆大惊，后恍然。 从此，刘德仁就开始广而告之，向大家宣扬自己得到了太上老君的真传，老君让他学好本事好服务大家，以后谁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不要客气，一定为大家排忧解难。 一传十，十传百，四邻八乡口口相传，信仰者越来越多，于是刘德仁择机宣布正式立教。按照刘德仁的说法，为了感谢圣师百忙中抽空儿来教我大道，授以宗乘，传以经、笔，是希望我能重振大道正教，度化这个末世中受苦的民众，所以我这个教就叫大道教了。 刘德仁的大道教要求加入的道士必须出家，最初建的宫观叫做庵，墓叫塔，显然是和传统道教有所不同的。 也有学者提出刘德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在忍辱负重、隐晦自存，想通过苦修，从宗教中获得安慰，不过他又不相信那些画符念咒的道术，更不愿意相信那些异族的佛教，于是干脆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道教。 前面讲到过北方的三大新道教的兴起是有着社会底层苦难这一原因的，刘德仁同样利用四处给百姓治病来传教的，不过他治病既不画符，也不开方抓药，把脉针灸、驱鬼炼丹更没有了，他只是告诉病人，你就跪在那里，“默祷虚空”，求老天爷就行了。如果病好了呢，当然是你听了我的话，老天爷也念在你心诚所以病自然就好了，如果病没好，那就说明你心不诚，老天爷没空搭理你。 大道教不讲飞升，不学什么符箓，也不重视炼气，不讲究斋醮仪式，有点类似苦行僧式的修行。《天宝宫碑》《崇玄广化真人岳公碑》《大道延祥观碑》等均记载了大道教的教义，综合起来共有九大戒条，要求“苦节危行”外，以“守气养神”为主要修炼方法，对道教普遍追求的飞升仙界表示不太感冒。 在《书刘真人事》中，大道教的这九戒列举得比较详细，内容不多，所以道友们可以看一看： 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 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 三曰除邪淫、守清静。 四曰远势力、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 五曰毋事博奕，毋习盗窃。 六曰毋饮酒茹莹，衣食取足，毋为骄盈。 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 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 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整体上看，刘德仁的九条规矩中老庄、儒、释思想均有，但显然更加偏重的是伦理纲常，与其说是道教的规范，还不如说是世俗的江湖门派的处世之道。这里面有老子的清静无为、少思寡欲、和光同尘、知足不争等思想，又有儒家的忠教仁义思想，大道教从上到下，特别是后期的教主，多出身儒家，或与名儒交往甚密，教中也有大量儒家加入，所以大道教吸收了很多儒家的思想。 此外，大道教还吸收了如佛教的五戒十善戒律的思想，上面提到过，最初的时候，大道教把自己的据点并不叫宫，也不叫观，而是叫庵，墓叫塔，还包括把法器叫衣钵，这显然是佛教那方的专利，所以就有学者说大道教初创时就不纯粹，算是介于佛、道之间的一个产物，至于发展起来以后，总不能脚踩两只船甚至三只船了。 《隆阳宫碑》记载大定七年，1167年，刘德仁被赐号东岳真人，《书刘真人事》称大定初，皇帝诏刘德仁居京城天长观，赐号东岳真人，这都可以说明大道教已经是合法的宗教组织了。 不过有学者考证，天长观早在海陵王时期就被一把大火烧毁了，大定七年才开始重建，直到大定十四年才落成，所以大定初齐德仁就住进了天长观怎么看也不太可能。另外就是他的真人封号，也是元成宗时期被追赠的，如果当时就已经被加封真人了，也就谈不上追赠真人称号了，所以当时赐号真人也应失实。实际上在金代，包括全真教的丘处机在内，都没有被加封真人的记载，最早也都是到了元宪宗以后的事了。 不过刘德仁应诏进中都这件事应该是真有的，具体住在哪就不管它了，随着刘德仁进京，大道教顺便就带到了中都及周边，这才是重点。此后的大道教的掌教是要住在大都附近的，方便随时接受金人的监控，有事随时传诏也方便，当然以后就有了自己的驻京办事处了，那就是在大都南城的天宝宫。 刘德仁为他的大道教事业奉献了一生，1180年，五十九岁时去世。 第二十一章 大道教主 下 大道教的掌教在内部是称为祖师的，后任掌教依次是二祖陈师正，三祖张信真，四祖毛希琮。三祖张信真掌教时期，弟子邢希德在平谷县修建了延祥观，举师赵希元在奉先县（北京房山）修建灵泉庵，说明大道教已经从河北山东一带开始向北部发展了。四祖毛希琮掌教时间大约是在1218-1223年，而这时金已经从中都迁都到了开封，当时称为南京。 从有限的史料中，大体可以推断那一时期的大道教的活动主要还是河北山东一带，并没有过多向外扩张。那段时间正是金元更替时期，河北、山东一带正是金人和蒙古人的主战场，大道教的发展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 到了五祖郦希成的时候，已经是金国灭亡以后了，大道教得到了元朝皇帝的认可，重新公开传播，不久后就派出了举师卢德清去了河南传教，开始了向南的扩张。 不过在五祖时期，大道教却闹了分家，分成了由李希安主持的玉虚宫和郦希成主持的天宝宫两拨人，至于为什么分裂，原因不详。如果大胆猜测的话，可能是这么回事，四祖毛希琮有两大弟子，分别是李希安和郦希成，有道友可能会说，这三位都是“希”这字辈，会不会是师兄弟关系？这个嘛，也不是不可能。总之，李希安当时是住在玉虚观，当时规模还不大，所以还不是玉虚宫，1227年和1228年两年，玉虚观进行了两次修葺，以后逐渐升级成了玉虚宫。而郦希成则是居住在天宝宫的。师兄弟两个势力不相上下，宪宗蒙哥和世祖忽必烈在元初时都采取了两边都扶植的政策，上位者都喜欢玩平衡嘛，势均力敌比一枝独秀强多了，所以大道教就分裂了。如果再大胆猜测的话，里面是不是还有师兄弟二人迫于蒙元的压力故意而为之的就不好说了。 《至元辩伪录》卷六记载，至元二十一年，即1284年的《焚毁伪道藏经碑》中记载，至元十八年时，佛道第二次辩论，道教一方有大道教掌教李德和、杜福春两人，李德和是大道教天宝宫的七祖，杜福春很可能就是玉虚宫一脉的七祖。而史料能考证出玉虚宫一派传了三代，五祖李希安，六祖刘有明，其后是否还有其他掌教暂时不明，所以杜福春暂定为第七祖。 天宝宫一脉的五祖郦希成（诚）和皇帝关系不错，也是他把大道教发展到了河南一带并向全国扩张的，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正统，郦希成就找到当时的皇帝元宪宗，说您看哪，玉虚宫那帮人天天闹分裂，搞独立，让外人知道了不一定脑补些什么出来呢。我也不想给皇帝添麻烦，就想请求您同意我们把教名改一下。皇帝一听不是来要钱要枪的，改个名字那算什么事，于是就问你想改成什么名啊。 郦希成就说：“我们是真正的、正牌的大道教，所以就改成真大道教，他们自然就是假大道教了。” 于是在1254年，宪宗“特降玺书，赐名真大道”，从此大道教正式改名为真大道教，这件事也成为大道教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此后，天宝宫一脉便一枝独秀了，传六祖孙德福，七祖李德和，八祖岳德文。 到第八祖岳德文时，真大道结束了分裂状态，二宫又合二为一，真大道也更加兴盛。据《崇应广化真人岳公碑》记载，此时的大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海滨，南极江淮之表”，如果不是再向南就出国到了南宋，估计一直会传到岭南了。 但是意外总是在不经意时发生，原本形势一片大好的真大道应该腾飞了，但本应接班成为第九祖的张清志却在给八祖办完丧事后不辞而别，据说是跑华山隐居去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教也不可一日无主，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年间，先后有三位掌教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这三位掌教中，可以考证出第九祖是一位姓赵的真人，名字不清楚，但有个封号是“崇真广道真人”，十祖则是赵德松，十一祖为郑进元。近代，在河南民间发现了1305年天宝宫举师王清贵立的一座石碑，其中有“明照湛然普化十祖真人赵德松灵阁”，由此确定真大道教的十祖是赵德松。其后十一祖是郑进元，葬在大都路昌平县，弟子又把他的衣冠葬了两处，所以考证有困难，不多讲了。 这三位掌教不多讲了，真大道的众道士们从华山连拉带拽地把出走的张清志请了回来，这个教主非你当不可了，这都连着死了三位了，别人可震不住了。 张清志当时提了个条件，让我掌教可以，不过得听我，真大道到了必须得彻底改改了，众人哪还有不同意的。于是，张清志首先废除了教内的刑罚，接着对大道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然后深居简出，潜心着书立传。 有些学者提出张清志是大道教的第九祖，其原因是因为九、十、十一这三祖在位的时间太短了，可以认为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期。不过根据《明真广德大师道行碑》记载，张清志的封号是“凝神冲妙玄应真人”，明确记载了他的十二祖身份，所以关于八祖以后的传承，各方面的记载有所不同，这里面的原因道友们清楚即可。 在张清志掌教的二十多年里，皇帝对他是非常尊崇并且还封了好多头衔，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演教大宗师，真大道也终于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简单解释几句张清志就被封的这个“演教大宗师”。元朝的宗教政策后文还要再讲，总体来说是兼容，包括佛、道、伊斯兰等在元朝都并存的，但是必须为我所用。演教大宗师这是专门对真大道教的掌教加封的，对于正一，则统一封为正一教主，分出去的张留孙一派则是被封为玄教大宗师。 张清志什么时候死的，何人继承掌教的，大道教以后又如何了等等均无可考证了，或许那时就并入了全真道教。 关于大道教的历代教祖考证，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陈垣先生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及陈知超的《金元真大道教史补》二文。 经历过历代掌教的经营，大道教在各州县修建了大量宫观，特别是在元代，教派规模更加庞大。至于这些宫观的来路，总结起来有三种，一是乱世中被荒弃的佛寺改造而来，二是对其他门派的道观改造，这比改造佛寺简单多了，第三则是自己修建了，比如天宝宫。关于天宝宫，差不是大道教的专属名字了，因为元始天尊的地盘是玉清境，又叫天宝君，所以大道教不但在大都、许州修了天宝宫，其他诸如凤翔、蓟州等很多地方也都有天宝宫，为了显示地位，大都的天宝宫在教内又叫大天宝宫。 铁打的宫观流水的道士，历经风雨，真大道教最终还是消失在历史中了，唯一留下的只有今天许昌的天宝宫遗址及碑刻，近年来经过修缮，香火也不断，可以留给我们去怀古。 第二十二章 非武侠之王重阳 上 稍晚于太一道和真大道，全真道也是在金代兴起的。拜金庸先生的小说所赐，大家对全真道可谓相当熟悉了，小说中提到的王重阳、全真七子、三代几位弟子以及全真教和成吉思汗的一些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 全真教的创始人道友们都知道，就是那个在武侠中华山论剑一举夺冠的王重阳。王重阳原名王中孚，改过好多名字，后来改成了王喆，音为哲，也有的文献里称他为王嚞，嚞就是哲，音也是哲，至于这两个名字，王重阳自己解释说：“在关中名并两吉，字知明；到宁海又添一吉，字智明”，所以说他去山东之前叫王喆，到了山东以后就改叫王嚞了，道友们知道即可，这里就不掉书袋了，以后统一称他为王重阳吧，大家对这个名字都熟。 姓名：王喆字知明，号重阳子 曾用名：王中孚字允卿，王世雄字德威 江湖诨号：王三、王害疯 籍贯：咸阳 民族：汉 出生时间：1113年1月11日（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廿二） 去世时间：1170年1月22日（金大定十年正月初四） 主要着作：《全真前后集》《韬光集》《云中录》《重阳教化集》…… 主要成就：全真教开创者，全真北五祖之一 王重阳出身豪富之家，少时随家族从咸阳迁居到了终南县，在水竹村居住，伯父一家则在刘蒋村居住。王重阳自幼性格比较孤僻，不爱说话，就喜欢看书，经史子集，九经圣典均有涉猎。 王重阳小时候，先是南方的方腊、宋江起义，接着高山托在河北、山东起义，是阶级矛盾严重激化的时期。随着北方金国的建国，1125年五月挥兵灭辽，十月则分兵两路伐宋，然后就是二帝被抓，北宋灭亡。当然了，这些战乱都没有直接在终南境内发生，但是王重阳却对战争的影响有着切身的感受，这对于正处于价值观成长阶段的王重阳来说影响是巨大的。 据全真教四代弟子李道谦在《七真年谱》中称，金人的入侵使王重阳有了报效国家，救民水火的崇高志向，于是开始复习准备参加科举，为了明志，还给自己起过一个世雄的名字。李道谦可能是碍于祖师的面子，没有提到他的考试结果，不过据《祖庭内传》和《全真教碑》等记载，王重阳文科考试没考上，接着又参加武举考试也落选了，于是一生气干脆就修道去也。 实际上经多方考证，王重阳当年只是参加过一次伪齐组织的会试，也的确是没有考中，至于武举，则并没有参加过。秦志安在《金莲正宗记》中说他“复试武举，遂中甲科”，学者们分析那完全是出于对祖师的尊崇，使劲往高里夸张罢了。 1141年金、宋两国不是签订了“绍兴和议”嘛，王重阳的老家就正式划归了金国，他也就从一个宋人变成了金人。在金国全面复制汉人的行政机构以后，1152年，王重阳有幸得到了一个甘河镇酒监的小官。时值那个专权、杀人、妻美女的海陵王当值，王重阳这个小官也不好干，特别是1158年，当这个在历代无道昏君中也能称冠的海陵王打算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的时候，全国各地只见一地鸡毛，弄得哀鸿遍野，就是在那个时候，王重阳说出了那句着名的感慨之言：“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心，吾今已过之矣……”，那一年他46岁。 这篇感言发表完以后，王重阳接下来的活动说法就多了，而且各有出处，言之凿凿，这里不再一一讲了，不过最终可以确定的是，那段时间王重阳的思想得到了一次洗礼，而且遇到了一位或两位游方道士，得传秘文。按照全真教的说法，王重阳遇到的是钟离权和吕洞宾，所以这二位成为了全真教五祖中的人物，王重阳也从此踏上道门这条大道，这就是甘河遇仙。 从此，他整个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老婆孩子不要了，整天疯疯颠颠，又在村外挖了那个着名的活死人墓，自己立了“王害风之灵位”，住了进去。 不久，在活死人墓四隅各栽一棵海棠树后发表了声明“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从此开始专心悟道。所以说，从得遇高人传授道门秘法入道，再到活死人墓中闭关悟道，这就是甘河证道，是王重阳一生中最要的一段经历，是他的蜕变期。 对了，这里所说的甘河并不是一条河，而是指甘河镇，离刘蒋村仅九里路，当然这个镇名据说也是因为有一条甘河而来的。 在修道期间，王重阳还遇到了两位同道中人，一个是玉蟾真人和德瑾，一个是李灵阳真人。和德瑾和李灵阳二人也都是关陇人，不过各有际遇和传承，三人相互印证道法时，虽然王重阳多少点拨过二人一些，但并非师承关系，而是平辈论交的。王重阳也曾说过：“传与和公与本公，首先一志三人同”。王重阳死后，马钰、丘处机等几人送葬回刘蒋村时，还专门拜会过二人，均是以师叔相称的。 王重阳在老家的传道多年，但结果不是很理想，弄个活死人墓也没什么作用，搞个四海教风为一家的口号也没什么起色，门人弟子就那么大猫小猫三两只，眼看着一统四海看不到希望啊。失望之余，1167年，王重阳放火烧了自己的传道根据地——那间小茅屋，迷茫中透露着点点希冀的双眼望向了遥远的东方，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片热土，那里也许才是我事业发展的起点，是我传播教义、奉献青春……嗯生命的地方。于是，王重阳收拾起一个小包裹，独自踏上了前往山东的道路，为什么一个人上路了，连忽悠再骗的，实在是没人愿意跟他去，谁不知道山东那疙瘩不太平啊。 学术界对于王重阳去山东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比较玄幻的一种说法是说当年钟吕曾经点化过他说：“速去东海，投潭捉马”，“潭”和“马”道友们应该都知道说的谁，不过这种说法的真假放到一边，发生在道门中实际上很正常。实质上前文已经讲到过了，山东是大道教、太一教的核心区域，这两大新派道教的成功实例就摆在那了，王重阳能看不到？根本上还不是因为看到了那里有着深厚的宗教传播土壤，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浓厚的神仙传说，出过那么多的道教名人，还有萧抱珍和刘德仁这两位成功的创业者，让王重阳下定决心去山东创业也就不奇怪了，当然了，如果在自己老家事业发展顺利的话，他也不会背井离乡了。 一个人上路没有负担，加上道法有成，1167年七月，王重阳便一路风尘的到达了山东宁海，没办法，以前没见过大海，一杆子先捅到海边，看看有没有缘分看到海外三仙山吧。 仙山没有看到，吹了吹海风，胸襟开阔以后，王重阳便游走在宁海街头，寻找下手的目标。不久他就盯上了当地有“马半州”之称的富豪马从义，对，就是你了，发展你加入我的队伍，好处多多。其间的过程略去不表了，总之马从义最终休了老婆，把家业留给儿子，拜在了王重阳门下，师傅赐名马钰，号丹阳子，实际上还经历过很多手段，最终才把这个全真七子的大师兄搞定。王重阳住在马钰家里的时候，有一次在门上挂了个小木片，上书“全真”二字，并且还赋诗一首，诗就不在这里引用了，总之，从那一天起，大名鼎鼎的全真教就从此正式成立了，估计连王重阳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小木片所承载的教派会有一个何等未来。 接着，凭借马钰在宁海的影响力，王重阳开始传道。接着九月收了丘处机，赐号长春子，十月收谭处端，赐号长真子。1168年二月，收王处一，赐号玉阳子，然后师徒五人来到昆嵛山修行进行短暂的封闭训练，然后以昆嵛山为中心向四周传教，正式建立“三教七宝会”，事业发展得风生水起，那是非常得不错。 三月份下山后，接着就收郝大通，赐号广宁子，到1169年五月收下孙不二，就是上面说的马钰休了的那个老婆，赐号清净散人。九月收刘处玄，赐号长生子以后，至此全真七子齐聚，在山东的事业发展达到了高峰。 1169年开始，为了统一管理，王重阳接着建立了“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和“三教平会”等，全真教总算有了像样的规模。 令人不解的是，正当山东事业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王重阳却在1169年九月，带着马、刘、谭、丘四大弟子离开了山东半岛，准备返回关中老家。途经南京，注意这同样是指的开封，当时作为金国的陪都，感觉自己大限将至的王重阳选中了马钰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在58岁，1170年正月初四辞世。 1172年，四大弟子最后把他迁回老家刘蒋村故庵安葬，并守丧三年。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追封王重阳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封为七真人，又称北七真，后人称为七朵金莲，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加封王重阳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 第二十三章 非武侠之王重阳 下 王重阳遗留下的着作很多也很杂，特别是其中有大量的诗词，很多教义、丹法都通过诗词讲出来，从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深受儒学影响了，随便举个例子，欣赏王重阳所作的一阕《瑞鹧鸪》： 修行孰是炼金丹，炼就方知两事全。 七返不容开四户，九还就是转三田。 气神交结为珍宝，灵性分明作大仙。 今日却归元本路，自然清静永恬然。 王重阳的主要的作品收录在《重阳全真集》中，有很多内容收录进了明代的《正统道藏?太平部》中，他的七大弟子分别开宗立派，把全真教发扬光大的同时，同样留下了大量着述，成为全真教早期的典籍。 按照传统，什么传统？就是为了自神其教的老传统，王重阳说他曾经得钟吕的传承，所以全真教的领导人往上数就是出自东华帝君王玄甫一脉，从此全真教从上往下就有了一套很好看的传承谱系：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马钰、丘处机等七子-尹志平、李志常…… 全真七子在王重阳故去以后，在某个明月高悬的夜晚，在师傅的坟前商量了一下，结果各有志向，于是吃过散伙饭后便各奔东西了。 马钰选择留在了师傅的老家终南，以刘蒋村为中心开始传教，不过事业发展并不是很顺利，可以理解，要是顺利的话，他师傅也不会大老远的跑到山东去发展了。后来，马钰因为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僧道的度牒而被迫返回山东。1183年十二月，马钰64岁时死于莱州，留有着作《渐悟集》《金玉集》《行化集》《成道集》《团圆集》《精微集》等，弟子不少，后世称马钰这一分支为遇仙派。 丘处机同样留在了陕西，先是到了宝鸡磻溪，就是当年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在一座山洞里苦修了六年，接着又跑到宝鸡的龙门山苦修七年，所以他这一脉分支称为龙门派。不过龙门派的祖庭却不是在龙门山，而是在今天的北京白云观。1190年，金章宗禁罢道教时，丘处机被迫返回了山东栖霞，1214年奉命招安杨安儿的义军，后来又应成吉思汗之邀远赴西域……关于丘处机的生平事迹后面再开单章，这里暂且放下不表。 谭处端去了洛阳，事业发展算是七真中最差的一位，弟子仅王道明留有痕迹，63岁去世，开创的是南无派。 刘处玄也在洛阳发展，后来为了照顾老母回了老家。由于他精通斋醮祈雨等传统道教科仪，1198年受到金章宗的召见，从此事业发展得非常好，相从者日众。1203年二月刘处玄辞世，留有《太虚》《安闲》《道德经注》《阴符经演》《黄庭经术》《清静经注》大量着述，是师兄弟几人中创作最丰的一位，再传弟子也不算多，他开创的一脉叫随山派。 王处一则一直在山东一带行走，时间相对较长，所以在民间的声望非常高。1187年、1188年、1198年先后三次被金世宗和章宗召见，1201年、1203年两次去亳州太清宫主持普天大醮，最后被赐号体玄大师。1217年，王处一故于天宝观，留有两部诗集，弟子虽然收了不少，但出色者寥寥，他开创的是嵛山派。 郝大通后面也会再讲一讲，据说他曾经偷偷地跟着四个师兄到过南京，然后又追到了刘蒋村，只不过几个师兄不怎么待见他，第二天一大早便离开了。此后郝大通先后有过两次奇遇，得高人传授，最终大易秘术大成。郝大通73岁故于宁海先天观，弟子也不多，创立了着名的华山派。郝大通留下的着述有《三教入易论》《示教真言》《心经解》《救苦经解》《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周易参同演说图像》《太古集》等，他在道法上的功力深浅不说，在易学方面成就是极高了。 关于孙不二的记载相对来说就少多了，他也没有什么大作传世，只留下了一些诗词，这方面，全真七子全部受到了王重阳的传染，都会写诗填词。孙不二的诗词中涉及一些女丹的思想，为全真教招收女弟子提供了方便。1182年十二月，孙不二故于洛阳，年63岁，创下了一个清净派。 上面也提到了，全真教广泛传播以后，也曾被统治者忌惮，怕出现原来张角那样的起义，据《紫微观记》和《金史》记载，1191年，政府确实因“惑众乱民”而“禁罢全真”，不过很快又“势如风火，愈扑愈炽”。据《永乐宫碑录》记载，经过全真七子的努力，全真教“其教大弘，风靡海宇”。 上面简单讲了讲全真教的创业过程，后续发展还会再开单章讲，毕竟是道教北宗，而且是传承至今的中国道教史上一个重要的大教嘛。下面再简单聊聊全真教的教义方面的内容。 首先说说全真教名字的讲究，为什么叫全真教？“全真”这个词不是王重阳自创的，出自庄子，本意是保持本性的意思，原文不引用了。至于王重阳拿过来用作教名，又是如何定义“全真”二字的，后人解释相当多，主流的有两种，洗百家流弊而全老子无为学说之真而名全真，摒弃各种纪妄而全人体性命之真而名全真，但万法归宗，基本上都想法往老庄方向靠，究其原因，王重阳是首重《道德经》的，自然其道教思想是立根在老庄之上的，往老庄上靠没毛病。 元代全真道士彭志祖在《通真观碑》中写道：“窃尝谓全真之教，自开辟两仪，此理已具……汉魏唐宋以来，张道陵、冠谦之、杜光庭、陈图南辈，迭起而弘畅之……”由此可见，全真教是在继承了杜光庭的性命双修、陈抟的“逆以成仙”和钟吕内丹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研究整理全真教教义的重要方向之一。 王重阳本是学儒出身，前半生或者说是大半生都是深处传统儒学思想影响的，入道以后，他认为道、释、儒的经理最深，所以坚持“三教搜来作一家”的思想，既然“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那么三教互融才是至理。这又是研究全真教教义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据《全真教祖碑》记载，全真教是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和“独全其真”为宗旨。基于三教互融的这一思想，王重阳亲自制定门规，全真教小学初级班必修课本包括《道德经》《清静经》《般若心经》、《孝经》四部，认为这是可以代表三教思想精华的四门功课，不背熟掌握，就不能升到中级班，也就意味着不能升职加薪。这四部经书中，《道德经》不必多说，那是道教公认的经典中的经典，甚至可以说是祖经。《清静经》则主要是让道士们明心悟空，时时诵读，杂念不生。《般若心经》简称《心经》，是用的玄奘的二百六十字版本，就是开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篇，讲五蕴、三科、四谛等，讲自性本空的佛理，相信没听过的人很少了。王重阳极为看重《心经》，他告诉弟子们，《道德经》和《心经》的根本是一致的，掌握了精髓，都可以成就长生之道，所谓“五千言，二百字，两般经秘，隐神仙好事”，千万不要轻视初级教材啊。至于《孝经》，则是儒家的经典了，王重阳为什么选了这部儒经路人皆知，全真教虽然讲究抛妻弃子出家修道，但却主张要在父母膝前尽孝，所以刘处玄才会中途跑回老家去奉养老母亲。 前面讲过很多了，三教合一一直有人在呼吁，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三教之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究其原因，根本上还不是一个虚名。谁都不承认自己应该排在后面，谁都认为自己才是那个第一，曾经有后辈问王重阳，儒释道三教都要学，那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王重阳斜眼看看这个小辈：“你以我为喊出“三教平等”这个口号是假的啊，没有谁比谁更重要，大家都一样，并列第一。”心里却给这个小辈一个不可教的评价，没看到给你的四本书里有两本道经？谁第一还非要问出来？初级班至少让你多学几年。 光这么说可不行，到底三教怎么个平等法啊？王重阳是通过“道”自圆其说的，三教都尊这个道字，同时他从心性学说方面进一步解释三教合一。王重阳传承自钟吕一脉，自然就传承了钟吕的内丹道，继承了内丹的心性学理论。这方面的内容，前面也涉及一些，比如唐代的王玄览的“心灭则法灭”，“无心即是道”，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吴筠的养心而性全等，但是从理论体系上来说，王重阳总感觉前辈们的理论层次比佛儒总是差了那么一点。 比如佛教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了佛性的研究，随后有天台、华严的心性理论的研究成果，然后是禅宗的心性说的大成，人家早就把心性的理论提高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了，诸如“心即真如”、“本性是佛”、顿悟而明心见性等理论，听着就那么有道理，而且还从而客观上带动着儒、道的哲学体系不得不跟着人家前进。 再看儒家，虽然以前也和道家一样弱，但是从理学出现以后，特别是那着名的“五子”、“六先生”为代表，就是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这五子，加上司马光就是六先生，邵雍后面还会详细讲，其他几位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儒，不再多说。理学提出了诸如“去人欲，存天理”等，听听，多么深刻，多么……都不知道怎么评价了，总之，儒家在孟子的心性说的基础上改造成了心性理论，开始从道德上讨论心性，从此可以达到内圣而外王、独善其身而兼济天下，听起来就莫名觉厉。 和佛儒两家一比，王重阳深深地感觉道家的心性论还是有差距的，英雄所见略同，恰好南方的张伯端同样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二人不约而同地从内丹理论上来着手完善道教的心性理论，这才是真正的南北二宗。前面讲到南北二宗，是说的南方全真、北方正一两大道派二宗南北分立，而这里所说的南北二宗，则是全真一脉的南北思想的发展，理论还是有区别的。北宗主张性命双修，而南宗则只言性不修命，讲心就是本体，这个南宗后面也会详细再讲，暂且不多说。 王重阳在禅宗的基础上引入了仁、善思想，所以这又是研究王重阳的三教合一的一个方面。只有言行符合伦理道德，才谈得上修性修命，否则就不可能长生成仙，其他要求比如要忠君爱国，知礼守法，行善积德更是要严格遵守的，“为官清正同修道，忠孝仁慈胜出家，行尽这般功德路，定将步去归云霞”。 那个后辈弟子又举手提问：“祖师，您老刚才不是说读好了《道德经》和《心经》就可以悟透长生至理嘛，怎么又不仁不善别想长生啊？” 王重阳：“……”，心中颇感无奈，这孩子小学还得再多学几年。 全真教有一部重要的《重阳立教十五论》，这是全真教的一部重要的经典之作，是全真教的教规必须每个入教弟子必须牢记的。 这十五论可以说是王重阳立教思想的具体体现，仅千余字，确定了“阳神不死”的基本信仰，通过内丹修炼，苦己利人、功行双全等方面的阐释和规定，为全真教发展定义了基本的核心思想。这十五条基本教义，历代研究它的学者非常多，一一罗列出来也挺无聊的，估计大家也不喜欢看这些枯燥的东西。其中有不能娶妻，当然也不能嫁人了，不能吃荤腥，要出家清修这些要求信徒杜绝凡人世俗的欲望的内容，和天师道有着很大的区别，反而与佛教更相近一些。简单说，第一至第六论参照佛教的戒律，详细规定了道士的信庵、云游、学着、合药、盖造等诸方面的内容；第七至第十一论则是修炼方面的内容，包括打坐、降心、炼性、匹配五气和混性命等理论；第十二至第十五论，是从圣道、超三界、养身、离凡世等方面讲了全真一脉的仙学理论。 全真教虽然有很规范的组织体系，也有严格的教义教规，但是综合看全真教更贴近底层社会，非常接地气。王重阳明白，真正需要拯救的是底层的穷人，所以那些华丽的大宫大观，穷苦人哪里敢进来，还是用小庵传道更合适。事实证明，以庵为据点，教众们形成一个个社、会，注意不是社会，直接下到基层中传教是成功的，当底层百姓发动起来以后，才能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所以，王重阳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纯道教的行为，而是完全融入社会的一种宗教活动，或者说全真教道士不怎么重视追求个人的得道成仙，更注重的是明心见性，入世修行和积累功德。 第二十四章 信仰自由可以有，但要听话 上 蒙元从建国到一统全国的这段历史，相信道友们都非常熟悉。1206年铁木真一统大草原，在斡难河源正式成就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大草原从氏族部落迈入了奴隶社会，宣布了蒙元时代的开启。 1219年六月，借西域杀了蒙古使者的这个由头，成吉思汗开始西征。成吉思汗之所以这么放心地带兵远征，主要是当时西夏、金、宋打得正热闹，还有个李全、杨安儿的红袄军跟着凑热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与其坐等他们慢慢地相互消耗，还不如乘机先收拾了西域，回来正好当黄雀。 1223年十二月，成吉思汗西征胜利收兵回家，略作休整，1226年正月又亲自带兵攻略西夏，这是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西夏发动的灭国之战。这次的结局很残酷，仅仅一年，1227年六月西夏就被彻底灭亡，蒙古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成吉思汗在这一年的七月也病死在了乌兰巴托，四子拖雷监国。关于成吉思汗之死有些学者称是在征途中从马上跌下来而受伤，总之是病死了，而且他的真正的墓到底在哪里也成了一个谜，对了，丘处机也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去世，只比成吉思汗晚了半年。 1229年八月，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后，伐金的问题立刻摆到了桌面上。1230年窝阔台带着拖雷、蒙哥从山西南下开始攻打金国，烧杀抢掠打得颇为顺手，1233年九月，眼看灭国在即，金国派使向南宋请求支援，说：“兄弟啊，虽然我以前总是欺负你，但是蒙古人太凶残了，你得帮我一起打他啊。” 南宋：“那太好啦，你被蒙古老大消灭了以后就不能欺负我了。” 金国：“兄弟，蒙古人可是猛虎啊，都灭了四十个国家了，刚把西夏灭了就来打我，你们汉人不是有个成语叫唇亡齿寒嘛，你以为我倒下了，他会饶了你？” 南宋：“那可不一定噢，蒙古老大说南方水太多，又湿又热，北方人太不喜欢了，所以答应我灭了你就不打我了，你还是想想怎么死得更好看点吧。” 1234年正月，在南宋的配合下蒙古人攻入蔡州，金国正式灭亡。天真的南宋还没来得及高兴呢，1235年六月蒙古大军开始侵宋，还好，1241年窝阔台之死，蒙古人内部争权陷入了内乱，南宋多了几年苟延残喘的时间。 等忽必烈平定内乱后，1274年接着伐宋，这次再没有幸运女神关照了，蒙古人长驱直入临安，恭帝赵?成了俘虏。其实这个临安早就应该改个名字了，想当年南渡定都时，临安这个名字寄托着我们一定要再打回北方去的志向和美好愿景，可惜一代代帝王哪有一点北向之心。 1279年，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带着赵昰、赵昺兄弟两人在张弘范的穷追猛打下跑到海里，南宋正式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出现了，蒙古也迅速完成了从氏族部落到奴隶社会，进而再到封建社会的转变，从一个喜好杀戮，动辄就屠城的野蛮民族开始接受文明、宗教，开始学着用儒学治国。 一个跨越欧亚两大洲的庞大帝国，种族、民族、宗教的复杂性远超以前的朝代，蒙元统治者对宗教采取的是一种包容性的态度，除了自己的萨满教以外，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得到了他们的承认，可以说是多教并行，来者不拒。当然了，还是有亲疏远近的，其中佛教地位最高，不过佛教不是本书的研究方向，所以就不详细展开了。 对于常期生活在辽、金、蒙元人侵略、压迫下的汉人百姓来说，没有勇气参加红袄军的，那就只有接受民族的统治这一条出路，宗教的麻醉作用是缓解那种痛苦生活的一剂良药，道教宣扬修身养性、劝人安分本分，从而对于稳定社会、加强蒙元统治阶级的统治非常有用，以全真教为代表的道教同样迅速发展起来。 道友们都非常熟悉成吉思汗和丘处机交往的那段历史，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中都有精彩地演绎，特别是金庸先生的几部架构在宋元更替背景下的精彩小说，对于那段历史的信手几笔，就让我们不知不觉中熟悉了那段历史。当然了，其中对于全真七子描写得更加出神，特别是丘处机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这当然和他的重要的历史地位有着关系。 当成吉思汗邀请丘处机远赴西域相见时，七十四岁高龄的丘处机为什么不辞辛苦得当即就动身去了，要知道那时候可是没有飞机、高铁，唯一可选的就是骑马。关于丘处机远去万里拜见成吉思汗的经过以及全真教这里暂时不多讲，只是把其中的原因简单说明一下。 二十多年前，卿希泰教授总结了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成吉思汗当时正在西征，无法顾及到蒙、金和南宋的战场。当时金国已经迁都到了河南，所以山东就成了战略要地，全真教在山东的影响力之大，成为三方都想争取的对象，成吉思汗也是为了战略布局，所以才向丘处机发出了邀请。当时丘处机面对三方的邀请，也是做了一番抉择，这就是第二个原因。简单说，就是丘处机看好蒙元，认为未来就是蒙元的天下，所以才决定不远万里，七十多岁还去见了成吉思汗。 《辍耕录》中记载了丘处机对此行的原因的解释，他说以前南京（金国首都开封）和宋国一直请我但我都不去，为什么龙庭一叫我就巴巴地去了呢？因为成吉思汗天赐勇智，今古绝伦，华夷率服，所以就算是投山窜海，也甘愿冒雪冲霜以图一见。此去除了劝成吉思汗少些杀戮，还为他攻略山东出谋划策，希望他早日征服华北一地。我是全凭一副忠心赤胆，取得这位未来统治者的信任，也是在为全真教未来能够靠上一个大靠山，长久发展下去煞费苦心啊。 这次西域相见，丘处机借三次讲道的机会，的确劝说成吉思汗要止杀安民，劝他“内固精神，外修阴德”，向他灌输爱民的道理，这无疑是一件义举，对这位不知道屠了多少城的嗜杀成性的大汗多少有所触动。 总之，此行双方都非常满意，收获似乎都超过了期望，成吉思汗给丘处机赐号“长春真人”，视他为神仙，安排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还免除了全真教道士的役税，算是正式确定了君臣关系。 1224年，丘处机终于回到了燕京，成吉思汗还为他修建了长春观，加了“大宗师”的称号。1227年，改长春观为长春宫，加封丘处机为教父、国师，无不显示了全真教在成吉思汗心目中的地位。借此机会，全真教四处大搞建筑，收收新人，各地道士也纷纷前来投奔，于是丘处机便在长春宫成立了平等会、长春会、灵宝会、长生会、明真会、平安会、消灾会、万莲会八会，分别管理日益庞大的组织，全真教迅速发展成为北方第一大教。 成吉思汗对道教的态度，为其后的各代统治者提供了参照，道教在元朝一直得到了扶植和发展。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开始，四子拖雷短暂监国后，由三子窝阔台接任汗位，和成吉思汗一样，一直没有停下过四处征伐。窝阔台的儿子贵由虽然是第三任大汗，但是只在位不到两年就死了，这段时间的宗教政策没有大的变化。 1251年，汗位由拖雷的儿子蒙哥接任。蒙哥的名字在道教中就是长生的意思，他采取的是佛道分开管理的政策，佛道双方互相不干涉，“以僧海云掌佛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他对道教也是非常崇信的，特别是对全真教的李志常非常敬重，一上台就让李志常掌道教事，时时召见，走的时候还要送给也大包小包的诸多礼物。真大道的郦希成同样也受到蒙哥的礼遇，所以全真教、真大道在蒙哥统治时期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第二十五章 信仰自由可以有，但要听话 下 为了进一步征服吐蕃，蒙哥着重拉拢吐蕃喇嘛，通过扶植藏传佛教达到统治吐蕃的目的。实际上，为了吐蕃，蒙古人早就开始了对藏传佛教的拉拢。早在窝阔台时期，1244年吐蕃萨迦派的班智达就应邀北上与王子阔端（窝阔台的二儿子）会面，结果就是把这位阔端王子皈依了，同时班智达也承认了蒙古人在吐蕃的统治地位。1253年，八思巴应邀到六盘山见忽必烈，当然这时候的忽必烈还没有继承汗位呢，结局是也被皈依了，尊八思巴为上师。 当然，蒙古人接受其他宗教的存在，甚至也信仰其他宗教，里面也和他们信仰的萨满教本身就是一个多神的宗教系统有很重要的关系。忽必烈就皈依了佛教，随之而来的是佛教开始在蒙古人中传播。再比如拖雷同样信仰萨满教，但他的老婆莎儿合黑贴尼却信仰了基督教，并且对穆 斯 林非常照顾。 蒙古人信仰的长生天是最高神，他们承认万物是有灵的，所以天、地、水、火、灵魂等等都是他们的信仰，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信仰者来说他们就更容易接受其他宗教和神灵，这也是元朝的多宗教兼容现象的一个原因。到蒙哥时期，哈刺和林简直成了宗教集中地，各种宗教信徒云集，清真寺、教堂、寺庙、宫观一个不缺。 随着蒙古高层改信藏传佛教的增多，藏传佛教逐渐取代了汉传禅宗的地位，成为蒙元政府最受尊崇的宗教。这可以说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忽必烈很轻松地帮助哥哥蒙哥取得了吐蕃，八思巴则依靠蒙元的强权重建了吐蕃的秩序，萨迦派得到了迅速发展。 萨迦派源于印度毗瓦巴，由于在西藏波布日山下的萨迦寺而得名，因为建筑上刷了红、白、蓝三色，所以俗称“花教”。八思巴是“圣人”的意思，他是萨迦派五祖的最后一祖，八岁时就可以讲佛本生经，九岁时能讲喜金刚续第二品，17岁时就成为最年轻的教主。1253年，八思巴谒见忽必烈时年仅18岁，忽必烈却以上师之礼拜见他，足见这位有圣人之称的教主的佛法造诣的精深了。 之所以讲一下萨迦派，是因为后面还会讲蒙元时期的佛道之争，其中的一次是发生在1258年元上都的大规模佛道辩论会。这次大会双方各派了17位代表参加，年仅23岁的八思巴就是佛教一方的主要辩手，最终结果是道教完败，承认失败的结果是17名道士全部削发为僧，还有一些道观改成了佛寺，对于道教来说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道教失败的因素很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八思巴的佛学水平之高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有学者说，成吉思汗利用萨满教一统蒙古，而忽必烈则利用佛教轻松征服了西藏，门岿先生进一步说：“成吉思汗时代是无意识的放任宗教信仰发展，忽必烈时代则是有意识地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国策旅行。”所以，只有忽必烈才是那个真正领悟了成吉思汗宗教政策精髓的后代，也是他的思想，影响着整个元朝的宗教政策。 及至忽必烈统一全国，建立大元皇朝以后，南方的新、旧道教也纳入了统治，包括净明、武当、茅山、正一、阁皂等，同样也得到了元政府的扶植，各大掌教、高道也受到了忽必烈的召见礼遇。当然最受照顾的还是全真教，1269年，忽必烈下诏对全真教的祖师全面加封，除了东华帝君地位不变，钟离权、吕洞宾、刘海母蟾、王重阳均受封为真君，这是后来的五祖七真之说的是原本。正是由于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以丘处机为首的道教开始打击佛教，由此进一步引起佛道之争，这是后话了。 总体来说，蒙元历代统治者在宗教上所执行的政策一贯是扶植和为我所用，包括萨满教在内，对任何一种宗教都脱离不开那种简单、粗暴和极端的本质。宗教是一把双刃剑，蒙元统治者利用它巩固政治统治，加强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特别是对西藏、青海、云南等这些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宗教政策方面的极端性，又给社会、法制、政治等很多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阻碍着帝国的发展，甚至成为加速帝国灭亡的一个重要方面。 那么蒙元的宗教政策的极端性表现在哪里？比如忽必烈时期，藏传佛教的地位极高，不仅八思巴成为了帝师，大量的喇嘛也享受着很高的礼遇，可以说这些吐蕃的喇嘛在元朝享有着超出想象的特权。于是，当有高官、贵族获罪而被关进监狱里以后，就会有人请求这些高贵的喇嘛出面去求情，一般来说这些罪犯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了，这无疑是对一个国家正常的司法秩序的践踏，当然蒙古人可不这么认为。 再比如，元朝统治者放任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争斗，争斗并不只有佛、道之间才有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在放任民族矛盾激化。如果这些宗教与元朝的宗教政策或蒙古人的习俗发生冲突时，对不起，你得立刻、马上、认真地加以改正，否则就是死。举个例子，据史料记载，伊斯兰教的信徒只吃断喉法宰杀的牛羊等，忽必烈赏赐给他们吃肉的时候，这些信徒问明白不是按这种方式宰杀的以后就拒绝享用。忽必烈知道后自然相当生气，于是就禁止他们再用断喉法杀羊，谁要敢继续这么做，就把他和家人也全部断喉，再把他的财产赏赐给告发的人，这是对自己的暴力和高压统治的极度自信，也是对伤害其他宗教信仰造成的那些许民族不稳定的毫不在意。 对于自己的萨满教是否会有例外呢？那同样是一种工具，和其他宗教没有什么不同。例如，曾经一位叫做阔阔的萨满不买成吉思汗的帐的时候，很痛快地就丢了脑袋。所以，无论是哪种宗教，蒙元统治者允许你存在的前提首先是必须对我有用，丘处机是因为在山东的巨大影响力才会得到成吉思汗的召见，信仰佛教的耶律楚材是因为拥有超强的政治能力才能够得到蒙古人的尊重和重用，甚至基督、伊斯兰的小小的占星者，都能够成为成吉思汗的贵客，但是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哪个宗教，反对蒙古人是绝对不可以的。 再比如蒙元特别优待佛教，造成了寺院经济迅速膨胀，控制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后期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难道统治阶级不明白矛盾最终会由政府转嫁给底层百姓，从而加剧社会的动荡吗？是他们根本不在乎，大不了全杀光了嘛，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重视过底层的各民族百姓，永远相信他们只会在铁蹄下颤抖战抖，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粗暴，所以有学者说：“元朝的半壁江山是被和尚所毁的”。 第二十六章 非武侠之丘处机 上 下面就讲讲全真教中大名鼎鼎的丘处机，由于他在金先生的小说中出场次数并不少，估计一般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和小说相比，真实的丘处机形象则更加丰满。 姓名：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 曾用名：邱处机 籍贯：登州栖霞（山东蓬莱） 出生时间：1148年正月十九日 去世时间：1227年 主要成就：西行与成吉思汗论道，一举奠定全真教百年兴盛，开创全真龙门一派。 主要着作：《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磻溪集》《鸣道集》（失传）。 在《元史?释老传》中所记载的人物并不多，这也就意味着被记载的第一位都不是平常人，丘处机就是其中之一。 丘处机在历史上绝对算是名人，前面也讲到过，但凡与皇权、帝王有密切关系的道士，在各类文献中都会有大量的记载，反之，则可能仅限在道教圈子内部流传了。丘处机的身世记载很多，不过差别却很大，有的说他出身名门大族，有的说他出身寒门，祖辈都是农民，有的说他自小就饱读诗书，有的却说他穷得读不起书……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丘处机从小就很聪明。他少年时正好是海陵王那个玩意儿的残酷统治时期，看惯了易子而食、饿殍遍地，使他过早地对世俗感到了厌倦，萌生了脱离凡世的向道之心。 1166年，金大定六年，十九岁的丘处机孤身来到了昆嵛山访道，结局自然是没那么容易找到仙缘，于是他就在一个山洞里住了下来。转过年来，眼看着道没有访到，仙更没有遇上，心想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正在发愁之际，宿命中的师傅来了。 这一天，丘处机听闻山东这块来了一位叫王重阳的终南高人，收了土豪马半城马钰，住在他家开坛讲道，甚是玄妙，心中虽还有些不信，但也不愿错失机缘，于是便急忙收拾收拾下山来见王重阳了。二人相见的故事也许很长很精彩，不为外人道哉，总之王重阳和丘处机一见就碰出了火花，一个悉心教导，一个潜心苦学，“自后日记千言，亦善吟咏”，道法不消说，丘处机的诗词歌赋水平真追李白、苏轼这些大咖了。 细算的话，丘处机在王重阳身边学习的时间实际上很短，仅仅三年多点。王重阳故去以后，师兄弟几人为师傅守丧结束便分道扬镳，这在前面也交代过了。丘处机于大定十四年（1174年）先在磻溪山洞里住了六年，接着又到龙门山隐修七年，这十三年时间是他道法大成的重要时期。修行期间，他除了苦读各类经典以外，还结交了大量的儒士文人，磨炼意志的同时还注重加厚底蕴，目标非常明确，一切都是为了最终那一瞬的悟道。 李志常对丘处机这十三年的闭关有一句话的总结：“真功力日久，学道乃成”，丘处机对自己的总结是：“大道无形，方寸何凭？……下十分功，十分志，十分成”，正是吃得苦中苦，才成人上人，至于禅宗的顿悟，全真一脉是不相信的。 大定二十三年，掌教马钰过世，两年后谭处端也在洛阳过世，丘处机也终于结束了修行，1186年回归终南祖庭接掌全真教。关于全真教的掌教说法不一，按照是否掌管祖庭来算的话，依次是王重阳-马钰-丘处机，如果包括没有回归祖庭，掌教就多了，这方面不多讲了。 此时的金世宗已经六十多岁了，皇帝嘛能节制的是稀有的，世宗恰好不属于那个小群体，所以身体也早就不行了，自然就会渴求长生之道了。1187年，先是召见了王处一，安排他在天长观居住，希望得到长生之术。第二年，又请来了丘处机主持自己生日的万春节斋醮仪式。世宗对王、丘二位的礼遇，标志着全真教正式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尊崇。当然了，世宗也向丘处机求些长生之术，丘道长对之以“寡欲修身、保民治国”，世宗还得点头表示受教。 中秋以后丘处机便坚决请辞，世宗再三挽留无果，只好赐下大量财货，放他返回了陕西。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了，1189年正月，小尧舜世宗病故，年六十七岁，太孙完颜璟继位，这就是金章宗。为什么是孙子接班，原因前面也有交代。 在前面还讲到过，1190年，章宗曾经以“惑众乱民”为名，下诏禁罢道教，所以丘处机在1191年从陕西返回老家栖霞。此后，由于金政府的严格的宗教政策影响，对佛道两教的发展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到了1195年，“朝省沙汰道流”，“罢无敕额庵院悉没于官”，全真教的祖庭甚至都没保住，就是在这一年被没收充公了，下面的门徒弟子也走的走，散的散，对全真教来说真的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196年才有了转机，原因是北方大旱，饥民大增，加上北方边境也越来越紧张，国家财政吃紧，于是金政府便广开财路，以前没收的寺、观和度牒便拿了出来变现了。这不但意味着国家宗教政策的放宽，同时也意味着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大量的寺、观，招收大量的教徒。 全真教也是借此时间，迅速恢复起来。1197年，章宗召见王处一，数次向他问道，王处一便大力推销全真教，借机讲了很多全真教的教义。不久，章宗又把刘处玄召进京，对二人极为礼遇。就是在他们二人的努力下，章宗不但对全真教有了认同，还赐下了大量观额度牒，最重要的是祖庭也终于得到了正式名额，全真教再次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统治者对全真教如此重视，但掌教丘处机却一直没得到章宗的召见，说实话真有点尴尬。丘掌教是得道高人，平时修的是清静无为之道，心里是不是有想法我们这些俗人不知道，设身处地想想估计多少会有点怨言吧，所以对于后来金政府迟来的召见便没有搭理，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此外，高明之士也能看得出来，面对强大的蒙古，金、宋着实没有抵抗之力，在这种情况下，1208年，章宗给丘处机居住的道观赐名为太虚观，虽然表面上给予了很高的重视，但是却没有赢得丘处机的好感。直到1216年，宣宗想着要利用一下全真教，便下诏召请丘处机来，此时丘处机怎么可能理会你一个眼看着就不行了的皇帝。宋宁宗也同样召见过丘处机，丘处机同样没有搭理他。 接下来就是金大举南攻，蒙古人同样也大举南侵，天下越来越乱，丘处机便稳坐观中，静观天下之变。 1219年，丘处机搬到了莱州昊天观，五月，万里以外的正在乃国（蒙古国境内）坐镇攻打花剌子模的成吉思汗，却派遣了亲信札八儿和刘仲禄二人出发了，目的地就是山东莱州，去请丘处机，年底时，丘处机将会收到这封邀请他的诏书。 成吉思汗请丘处机的原因说法很多，其中就有人认为是成吉思汗当时已经58岁了，体力明显不如当年，也想着长生，听说道教有长生之术，故令耶律楚材写了这道诏书。 当然了，成吉思汗本来是不知道丘处机这个人的，向他推荐丘处机的就是这位刘仲禄。刘仲禄在当时是个宣差官，懂些医术和养生之道，本人是极为尊崇道教的，故此他知道王重阳，也知道丘处机的存在。眼看着成吉思汗越来越想长生，于是就向他推荐了丘处机，为了引起成吉思汗的重视，刘仲禄稍有点夸张，说这位丘处机已经三百多岁了，是个货真价实的陆地神仙，必有养生长寿的无上功夫，所以才有了这次万里邀请之行。 刘仲禄此行所拿的这部《元太祖成吉思汗召丘处机诏书》，早在元代时就有全真道士们被刻在了栖霞太虚宫丘祖殿的墙壁上了，现在收藏在有关部门。原石刻共434个字，这里也不全文引用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全文都是汉字，所以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原文应该用蒙文书写，或者至少得是蒙、汉两种文字才合理。 内容上，这篇诏书总体上表达了两个意思，前半段从里到外，全盘否定了金国政权的统治，如今天意已经不在金国了，应该由我们大蒙古取代他们了。后半段则表达了对丘处机的招揽之意，称自己是求贤若渴，希望他能为国为民献策，顺便来教我点长生不老的道法就更完美了。 面对金和宋的邀请无动于衷，已经73岁高龄的丘处机，这次却欣然受邀，刚过完年，大正月里就不顾风雪，带上了尹志平、赵道坚、宋道安、孙志坚等十八位弟子，一路向西，出发前往燕京。 第二十七章 非武侠之丘处机 中 在使者出发一个月以后，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就向着中亚一路杀戮而去了，“行宫渐西”，一路打下去，那是渐行渐远,总不能因为等一个人而耽误了军国大事。 丘处机来到燕京以后，听说成吉思汗大军都不知道打到哪去了，考虑到自己虽然修道多年，养生有道，但年纪终究是很高了，于是安排人去找成吉思汗请假，说：“大汗您看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再跑几千里、几万里去拜见您，固所愿尔，奈何年高，恐怕一路风尘半路上没准就挂了，所以斗胆跟大汗请个假，我就在燕京这恭候您凯旋而回怎么样？” 十月，送信的人回来了，心情有点不太好，显然成吉思汗没给他好脸色看。见了丘处机后宣布了成吉思汗的回复，说：“我们大汗说了，他率领着蒙古铁骑，一路征战几千里，开疆拓土打得正高兴呢，一时半会是不可能回来的，可是又特别想见您，等不到凯旋那一天，所以啊，您就别推辞了，辛苦点，慢慢从后面追他去吧。” 没办法，丘处机只好招呼弟子们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过了年就出发，对了，记得给我的马鞍上多加一层软垫。 1221年二月，已经七十四岁高龄的丘处机终于踏上了西游之路，一群送行的各界男男女女满心关怀：“您老这一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啊？” 丘处机一拱手，“三年吧再聚，诸位保重！”不愧是高道，随口一说也能中地，此行往返果然三年。 一路西行先出居庸关，再经过中亚、漠北、回纥等，年底到达了撒马尔干，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了。弟子赵道坚没能坚持下来，病死在路上了，这就足够证明一路上条件的确是很艰苦了。 这一路可真是不近了，不过还没有见到成吉思汗，那时的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在前面一路杀过去，你不拼着命的追，还真不容易追上。没办法，打听了一下大军的方向，转而南下，终于在大雪山，差不多就是在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追上了成吉思汗，此时已经是1222年四月了。 丘处机此次和成吉思汗共举行了三次会谈，据说谈话的内容被成吉思汗视为机密，不让外泄，所以《西游记》中没有此次会面的对话内容，不过耶律楚材的《玄风庆会录》却详细记载了二人的交谈，总体上对丘处机是极为尊重。 现在分析当时的对话，总结起来包括长生之道、帝王之道、一统中原之道三大部分，以及穿插着丘处机向成吉思汗推销全真之道的内容。 丘处机是通过讲天道来劝成吉思汗少造杀孽，并且要清心寡欲、积德行善，这样才有长寿的希望，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成吉思汗指出了中原才是一统万里，成就霸业的必争之地，劝他早作打算，及早经略。当然了，在论道过程中，肯定是极力向成吉思汗推荐全真教，希望他将来能够以行孝怀安来教化天下，总体上还算成功地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认可。 其他的放在一旁，仅就为成吉思汗一统而献计献策这方面，后人对丘处机的评价就褒贬不同，对他的功过是非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这里不予评价，不过从尽快结束战乱，实现统一的角度考虑，投效一个最有实力的势力，辅佐他早日大一统，无论是对于整个民族，还是对于广大百姓来说，这都是最有利的，百姓的观念很朴素，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和平最宝贵。 另外，丘处机此行多少改变了成吉思汗原来那种简单粗暴的靠武力说话的风格和动辄屠城的爱好，比如在1223年，成吉思汗东归时就没有在钦察草原大造杀戮，1226年攻略西夏时，还曾经因天象有异而下令止杀，虽然屠城依旧，但那一点点地改变，也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活了下来。 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丘处机还派尹志平等弟子以他的名义去劝说那些小的武装势力放弃抵抗蒙古大军，客观上为蒙古人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帮助，其功过是非不多讲，避免了大量的死伤也是事实，包括他收留大量流民，护佑他们免遭杀戮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功绩。 不久以后，成吉思汗带领大军东归，丘处机也应邀随行。路上丘处机数次向成吉思汗辞行，都被挽留了下来，直到1223年三月，眼看他态度坚决，成吉思汗才放他和弟子们离开了大军先行东归。路上又走了将近一年，1224年正月才回到燕京，时间恰好是三年。 历史上对于丘处机西行之事褒贬不一，有人拿民族气节来指责丘处机，有人则从丘处机劝诫成吉思汗止杀的义行加以分析。他在西行途中曾寄诗给道友说： 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 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 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性命得消忧。 半路上碰到了窝阔台的医官郑景贤，丘处机赠诗：“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这些诗文中都可以窥见丘处机的西行之志。 《元史》中亦对丘处机西行有很高的评价，后来乾隆也曾为此题了一联： 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此次西行，弟子李志常编写了一本《长春真人西游记》，详细记载了西行一路的故事，和吴承恩的《西游记》一起都称为西游记。 所以，丘处机西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终于回到了家，丘处机和弟子们都非常激动，是总结和盘点这次西行成果的时候了。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拿回来三道圣旨。第一道是临别时成吉思汗给的，里面明确说明从此以后全真道士就可以过上免税的日子了，而且不用出徭役，这对于吸纳弟子，扩大全真教简直就是最大的利器；第二道圣旨是追加的，着重指出由丘处机掌管天下道门的大事小情，意味着明确了他的道教领袖的地位，对于进一步提升全真教的声望有着莫大的加成作用；第三道圣旨则规定了丘处机可以在成吉思汗的地盘内任意盖宫观，随便度化弟子，只要他那里记录好了，这些都会得到官方的承认。 有了这三道尚方宝剑，丘处机首先对太极宫进行了扩建，1227年时改名为长春宫，成为全真教的十方丛林，这就是今天的北京白云观。接着，长春宫为中心，弟子们被派到四面八方，任务非常简单明确：迅速去各地，只要是发现因战乱而荒废的寺庙、学堂之类的房产，立刻在大门上挂上全真教的牌子，先占上，以后再慢慢收拾，这是扩大全真教的最佳时机。 房子有了，得有人住啊，所以接下来就是扩大队伍，广收弟子了。实际上根本不用印广告、发传单，此次西行回归，丘处机的声望已经达到极致，江湖同道纷纷来投，要求入教的新人更是络绎不绝。 当然了，成吉思汗如此优待全真教，除了看重了全真教对于一统中原的作用以外，还希望丘神仙能为他斋醮祈福，保佑他一统江山、长命百岁呢。所以成吉思汗多次给丘处机送信，让他别忘记多给我祈福，而丘处机也不辞辛苦，亲自出马主持斋醮。 1227年，成吉思汗和丘处机先后过世，蒙古人征伐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全真教的扩张也在继续。按照丘处机的遗愿，弟子宋道安接班，尹志平辅助，不过仅49天以后，尹志平就接掌了全真教，所以在全真掌教谱系中，一般没有把宋道安列入。以后的全真教，在尹志平和李志常等弟子的带领下，“教风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此时也”。 实际上，虽然全真教比太一、大道二教出现得晚，但是由于其成员的文化层次总体上比二教高很多，因此留下的着述也是最多的，有学者统计过，全真教的创作量占三教总数的三分之二还要多。 丘处机的文学造诣极深，虽然小时候文化功底差，但跟随王重阳以后极为刻苦，不仅道教典籍，儒释经典同样苦读，其作品以文简理直着称。 道学方面，以《大丹直指》为代表作，对全真教的内修功法系统、全面、深入地加以讲解，是留给后人的一部宝贵经典。 丘处机还留下了五百首左右的诗以及一百五十余首词，内容涉及道教理论、社会生活、百姓苦难等多方面，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丘处机对于道藏的整理工作极为重视，在他的支持下，弟子宋德芳经过八年，重印了120卷道藏。 其他方面，丘处机还成功得培养了尹志平、李志常等高足，在养生、医药学等方面同样贡献巨大，比如他的《摄生消息论》在我国中医药学领域有着很大的突破和贡献。 1269年，忽必烈诏赠丘处机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1310年，元武宗又加封“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 第二十八章 非武侠之丘处机 下 下面简单聊一聊全真教的教义、功法等方面的内容。 王重阳给全真教的定位非常明确，“忠君”加“修炼心性”，在这一基础上改造传统道教而来的全真教，“内修真功，外修真行”。首先得适应这个乱世，能够存在、生存下去，才谈得上修行，所以全真道士在精神上安抚历尽苦难的百姓，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植，在内修炼真灵，追求仙道。 内修方面，全真教不同于传统道教的修炼，虽然也讲究性命双修，但却反对由外丹入手而肉身成仙的理论，而是对钟吕内丹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并且更加注重追求精神上的超越，更多的是从元神、真灵的修炼上下功夫，说白了就是灵魄成仙，这就是“全真而仙”。 外修方面，受宋代理学思想影响，特别是那个着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理论，全真道士对自己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苦已利人，不仅出家清修，而且清规戒律之严也创了新高。按照王重阳的观点，舍不得肉身的享受，哪能心无旁骛地修炼元神？另外，利人则涉及了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道士同样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这一点是不可能回避的，所以这同样被视为全真而仙的基本条件。 马钰接掌祖庭以后，修道思想是以清净为核心的，清净的境界就是体悟无为、自性的结果，是他认为能够最终成仙证道之路，也是他在哲学范畴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在三教合一方面，马钰赞同和吸收儒家的伦理观，但是否定他们的伦理思想，因为这是对精神修炼的束缚。佛教方面，他主要是吸收和借鉴了禅宗的思想，尤其是认同道、佛的空无本源之说。马钰的内修功法中，有很多与南派惠能的摄心法相同，可惜，一心参悟，澄心荡念，无为大道却未走远，刚逾花甲便驾鹤西归了。 马钰留下了数百首诗词，水平也是极高的，这里引用一篇他羽化前几个月时写的一首词，可以体悟一些这位道门高人的境界。这首词名为《琴操?归山操并序》，至今在马钰老家烟台牟平区范园里仍有这块石碑，字迹宛然。实际上，马钰早就有感于自己即将归去，在与僧、儒老友聚会时，请了一位王道士鼓琴，因琴声清越悠长，如出尘天籁，大家难得沉醉其中，更是吸引来四乡居民。琴声渐消，马钰心有所感，便提笔写下这首词及序： 钰与云水僧竺律师、殿试范寿卿相会于郡城之北三教堂，因焚香宴坐，命郦州道士王大师鼓琴久之，亦一时之胜会。日昊则有乡人云集，由此作琴操，盖钰有归真之意也。丹阳马钰。 能无为兮无不为，能无知兮无不知。 知此道兮谁不为，为此道兮谁复知。 风萧萧兮木叶飞，声嗷嗷兮雁南归。 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犹贪痴。 伤人世兮魂欲飞，嗟人世兮心欲摧。 难可了兮人间非，指青山兮当早归。 青山夜兮明月飞，青山晓兮明月归。 饥餐霞兮渴饮溪，与世隔兮人不知。 无乎知兮无乎为，此心灭兮那复疑。 天庭忽有双华飞，登三宫兮游紫薇。 道友们有缘烟台一游，可以探访一下这座石碑，不过现在已经用玻璃罩子保护起来，不能触摸当年的历史，只能悟一丝归真之意了。 关于马钰的内修思想，其成就实则并不低，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丘处机是全真教发展中功绩最为卓越的，在他掌教以后，全真教规模空前扩张，上有皇权支持，下有百姓崇信，宫观、弟子数量迅速膨胀，和龙虎山一南一北分立，这是王重阳一直希望而未能实现的远大目标。 思想上，丘处机继承了王重阳和师兄马钰的核心，同样主张清心寡欲，“一念无生即自由，心头无物即仙佛”，在基本理论方面，真正做到了内修心性和外修功行两手抓。 内修心性简单说就是修身养性，心中杂念不生，谁见了都自然以为这就是一位得道的世外高人的感觉。具体到功法，说实话，全真教可绝对不是武侠小说里那样，有着绝世无双的内功心法，学个皮毛就可以纵横江湖了，恰好相反，比起儒学和佛经来说，全真的心法反而以简单易懂接地气为特色。比如丘处机就是主张通过读书思考、出家修道、云游四方、静坐调息、磨炼意志等途径来修炼心性的。 丘处机同样继承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思想，结合了儒家的仁义等理论和禅宗的明心见性等理论，当然了，前面也提到过，丘处机是反对禅宗的顿悟说的，认为没有长期吃苦的过程，哪来的修成正果，什么顿悟，那就是想偷懒。 丘处机是真正看到了三教合一背后的政治意义，因此，他在贯彻发展三教合一思想的道路上，更好得把握了与统治阶级、儒、佛和底层百姓的关系，全真教在他带领下发展达到了高峰。 在丘处机看来，儒释道三家在哲学原理方面存在共通之处，比如心性、天命、天道等，历史上三教的确一直在相互吸收，特别是从隋唐以来的共存和取长补短，到北宋时期的兼容并存，是三教高人的共识。比如赞宁和尚说过：“三教是一家之物，万乘是一家之君”，而儒家宋太初则说：“礼之中庸，伯阳之自然，释氏之无为，其归一也”。相比来说，一直处于弱势的道教又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的未来和发展着想，赞成三教合一呢，抵触二教，为自己树立强大的对手，那真的是脑子被门夹了。 从阶级性方面来看，三教合一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特别是金、元入主中原，自然会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统治的思想来治理这个汉人为主的社会，迅速、有效地稳定自己的统治，王重阳也好，丘处机也好，他们都看到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才会极力发展和推行三教合一思想。 另外，从民族性来看，这一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新时期，外来民族和宗教的涌入，对汉民族的冲击是巨大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只允许汉民族存在，其他民族同样是他们治下的百姓，因此，客观上就要求各民族相互认同、相互接受对方的存在，而三教合一的思想，恰好对于多民族、多文化的现实的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当然了，全真弟子们选择了最适合道教的儒、佛，并没有选择伊斯兰、基督等文化差异较大的宗教进行融合，比起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眼界还是窄了些，换句俗话，也是屁股决定脑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在那个位置，没到那个高度，想的自然就有局限了。 丘处机以三教融合的思想为前提，才是真正得到成吉思汗的认同的前提和关键，才谈得上劝他去暴止杀、济世安民，才能够使全真教得到蒙元的认可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他和成吉思汗的论道，也影响着耶律楚材，影响着他后期的改革思路。在窝阔台的支持下，耶律楚材按照汉民族的传统习惯而推行的新税法等，非常有效地缓解了北方尖锐的民族矛盾，迅速恢复了经济生产和社会稳定，对于蒙元加速统一进程的作用不言而喻。 当然了，丘处机虽然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合一，反过来却又支持“老子化胡”的观点，这可以从他在西行途中在阎立本的《太上过关图》中题的一首诗中看出一二： 蜀郡西游日，函关东别时。 群胡皆稽首，大道复开基。 由于全真教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持，后辈们很容易滋生那么一点点小骄傲，除了蒙古人，看其他人的时候鼻孔就稍稍有点朝天了。前面说过，全真教抢了很多因战乱而荒废的佛寺，改改就成了道观了，这还不算，又重新翻出了《老子化胡经》，重新用它来打击佛教，这种旧账重提，拿着剩饭天天来炒，看官们都烦了，更何况是当事人，于是触怒了六根清净的佛门高僧，一场佛道之争又重启了。丘处机也没有想到，1258年，佛教一方以少林寺主持福裕为队长，道教一方则是以全真教掌教张致敬（丘处机的徒孙）为代表举行了一次辩论，结果全真教一败涂地，不但要归还原来抢占来改造的佛寺，还烧了化胡经，最关键的是全真教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关于元朝的佛道之争，后面再详细交待。 总体来说，丘处机的历史功绩是应该得到承认的，当然，他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过高得希望他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民族压迫和剥削的现状，也不可能改变被蒙元统治者利用，成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的命运，同样不可能真正为底层的百姓服务。作为后人，我们可以批评他，也可以认可他，不过他对于中国道教发展的贡献、对于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 第二十九章 非武侠之华山郝大通 在武侠小说中，华山派是一个非常有江湖地位的大门派，描写最为精彩的无过于金庸的《笑傲江湖》，不过在一般的武侠作品里所谓的华山派却基本上和道教没什么关系，只是一个江湖门派，那么真正的华山派是道教门派吗？ 现实中华山的确是一座道教名山，去过华山的道友们会看到很多与道教有关的人文痕迹，比如建筑、石刻、传说，是道教着名的洞天福地。前面也讲到过很多高道都曾经在华山修行过，其中就有最着名的陈抟，如今还在玉泉院里怡然酣睡，所以华山有着非常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今天常说的道教华山派是全真教的一个重要的分支，相传创立人就是全真七子之一的郝大通那么真的是他吗？ 提及郝大通生平事迹的史料有很多，诸如《金莲正宗记》《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七真年谱》《遗山集》等等，但大多比较零散，也不全面，下面简单整理如下。 姓名：郝大通 籍贯：山东宁海 出生时间：1140年正月初三 去世时间：1213年 主要着作：《太古集》《三教入易论》《示教直言》《心经解》《救苦经解》《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易图》《金丹诗》等 和马钰的家境类似，郝家在宁海当地是首富，虽然郝大通的父亲去世得很早，不过他的哥哥郝俊彦曾出任山东昌邑县令，所以家族并没有衰败，郝大通则从小就不缺四处浪的条件，能够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仔细想想王重阳来山东以后，先收了一个首富马钰，郝大通和其他弟子也基本上出身豪富，少有家境不好的，对于王真人的眼光只能表示佩服。 实际上，无论王重阳有没有把他这种猛盯着有钱人和有权人使劲发展的做法传授给七大弟子，但身教总是胜于言传，全真教一直致力于搞好和统治阶级的蜜月般的关系，几乎成为了一种本能。当然了，重视上层路线并不意味着忽视了底层的百姓，更加令人佩服的就是全真教一直存在着广泛而坚实地群众基础，在底层百姓心中那种近乎盲目的尊崇，正因如此，到清代完全失去了统治阶级的认可以后，全真教依旧在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这是后话了，下一篇还会讲到。 郝大通家族条件不错，有条件识字读书，他早年就喜欢读书，读书面极广，什么黄老、诸子，均有涉猎，其中尤其喜欢周易，这就奠定了他以后在易学方面的深厚功力，通阴阳、晓八卦，算命水平超高。郝大通年轻时就立志不入仕，所以经常外出寄情山水，一走就是好几天，回来也不喜欢宅在家里，经常到街上弄个卦摊给人算命，不为了赚钱，就是喜欢。 1167年，王重阳来到山东大地，在宁海注意到了这个又有钱，又喜欢黄老的青年才俊郝大通，这样的人才必须要发展进我的组织来啊。想好了套路，这一天，王重阳来到郝大通的卦摊前，故意背对着郝大通坐了下来，说：“我要算一卦。” 郝大通说：“您转过头来啊，这么怎么算？” 王重阳却用一种仿佛来自遥远天际的、低八度、极富磁性的声音说：“你为什么不回头？” 郝大通当即一怔，连指间不停翻飞的三枚通宝大钱掉到桌子上都不知道，接着大惊，心知这是遇到奇人了，于是王重阳便乘机大灌鸡汤，不久便成功收获了郝大通的向道之心，决心跟随王重阳修道。 王重阳当即就先传授了一些秘法口诀，郝大通悟性极高，虽然知道这些只是皮毛，还是对师傅的高深造诣表示佩服，不过现在还不能立刻就出家跟随师傅浪迹天涯，因为家有老娘还需要堂前尽孝，只说等老娘千秋以后必定正式拜师。 据各种资料分析，王重阳当时实际上并没有传授给郝大通什么高深的道法，因为他曾说过“汝当自成”。经后世大能们分析，王重阳和郝大通所学的体系似乎不同，郝大通更喜欢的是易学，而王重阳虽然也懂点五行八卦之类的，但兴趣并不在这方面，就没有过多研究，水平估计还不如郝大通呢，所以就只好说你以后自学就行了。 第二年，郝大通的母亲过世了，总感觉她老娘去世的时间太巧了，要是能多活三五年，那时王重阳先走一步，后世也就只有全真六子了，不能再多想了，有点腹黑了。 感觉王重阳或者不怎么在意郝大通，要不就是真没什么好教他的，郝大通跟随王重阳来到昆嵛山正式拜师出家不久，1169年六月就离开了王重阳，找查山隐居的王处一去了。学术界对此或多或少地表示了不太理解，有人说是他的心性问题，为人跳脱，爱四处跑四处浪，也有人感觉是王重阳教不了他什么东西，总在那看师傅有几个师兄一本正经地讲道无聊便跑了。 和王处一隐居期间，师兄弟二人也没处多久，而且还有点不愉快，原因可能是王处一感觉郝大通吃不了修行之苦，“忠告而劝激之”，所以学者们更加确信了郝大通年轻不沉稳，所以才离开了王重阳。 和王处一闹了矛盾以后，郝大通便离开“西访四师”，这四师就是马钰、谭处端、刘处玄和丘处机。 无论郝大通心性如何不稳，王重阳还是非常挂念这个有钱的弟子的，他可能也知道郝大通喜欢学的易学、术数自己教不了他，又怕他哪天一高兴地放弃修道，还时常嘱咐四大弟子以后要多关心这个师弟。 就这样分分合合，结果在1170年正月初四，王重阳逝于汴梁，马、谭、丘、刘赴陕西西户县刘蒋村修墓，郝大通闻讯后立刻一路追随着赶到陕西师兄弟汇合，这在前面都讲过了。 1172年，四子一起迁了王重阳灵柩回到刘蒋村，郝大通随后又找来，当他提出和师兄们一起为师傅守丧时，谭处端却表示反对，说“随人脚跟转，可乎？”，意思就是说你总像个跟屁虫似的跟着我们，有意思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不想去看看吗？可见四子对他也并不是很看重，更谈不上什么友好。一般来说，马、谭、丘、刘四子是个小圈子，算是王重阳的入室弟子，而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则是后来得到认可，所以和四子有着明显的远近亲疏区别。王处一就曾经多次向马钰、刘处玄他们示好，今天去西餐、明天日料，希望得到四子的认可，加入他们的小圈子。 眼看人家四个人对自己不怎么感冒，非要在那住下来也面皮上也没意思，所以郝大通便独自离开刘蒋村，四海云游去了。正是这次出游，他在岐山遇见了一位高道，也许是个神仙，“复授以易之大义”，不但教了他最喜欢的易学奥义，还给他起了“大通”这个名字，字太古，号广宁子，这次遇仙对于郝大通来说意义重大。 学到了真功夫，郝大通便着急回家，打算好好闭关修炼一番，所以时间不久，于1173年他便离开陕西东归，顺便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传道。 1175年，郝大通来到沃州南石桥下，福至心灵坐了下来，这一坐就是六年，“虽祁寒盛暑，兀然无变，身槁木而心死灰”。这次修的有点类似于佛家的闭口禅，他在桥下坐的这六年，炼性于尘埃混合之中，志在忘形，不但易学大成，触类旁通，也终于悟通了重阳密语，定力圆满，天光发明。 六年苦修结束以后，郝大通便开始在真定，就是河北正定一带开始传教活动，“大兴宫观，升堂诱化，玄风为之炽盛”。 不久，郝大通又得到高人传授《太易秘义》，具体这位高人是谁也不得而知，总之加上他以前深厚的易学功底，道法大成，于是经常在镇阳观升堂讲道，“阐化诸方，专以利物度人为务，由是郝太古之名闻天下”，远近前来听道的经常几百人。哦对了，他算卦的水平更高了。 1213年，73岁的郝大通仙逝于宁海先天观中，由于郝大通字太古，所以有个太古真人的尊号，元武宗时被加封为“广宁通玄妙极太古真君”。 以上可以看得出，郝大通所学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和全真教的教义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易学方面。 太古真人郝大通的《太古集》，是他易学的理念的代表作，在易学领域成就非凡。在自序中他表述得非常清楚，上承《易》《老》，易学中融汇象数与义理，进一步突破了传统易学的窠臼，通过易图、内丹和道学，把宇宙万物和教化之道尽括其中，建立起一套细致、宏大而且堪称经罗万象的易学体系，是融合道学和易学的形而上的修炼理论。 喜欢易学的道友可以读读郝大通的这本《太古集》，限于内容深度及篇幅，这里就不详细展开和道友们分享了，后面会专门讲讲另一位易学大家，也是前面提及过的邵雍邵康节，到时再简单聊聊易学吧。 郝大通的着作里同样反映了他的全直教的很多思想：以开通为基，以见性为体，以养命为用，以谦和为德，以卑退为行，以守分为功，要求弟子决定出家投身于全真道的事业中，就须忘忧绝虑，知足常足。 讲了半天，书归正传，就是华山派究竟是不是郝大通建立起来的？通过上述记载，郝大通的主要活动的范围是在河南、山东一带，貌似他虽然在陕西活动过一段时间，但并没有史料讲过他去华山开宗立派。实际上，华山道教也确实和全真教有关系，不过不是郝大通，公认的第一代高道叫贺志真（1212-1299），是丘处机的弟子吕通明、綦志远的弟子，所以是全真教的第四代弟子。 贺志真是宁夏隆德人，主要活动在西北地区，对全真教发展贡献非常大。1276年，贺志真来到华山，在玉泉院西边修建全真观，接着又在华山各地开辟了四十多座洞府，还冒险在南峰绝壁上刻下了全真岩几个大字，有机会去华山的道友可以注意看一下，松桧峰上悬空伸出来的石壁上，每个字都有两米左右，算是华山十大谜之一。贺道长这种行为，怎么看都像是在占地盘，宣布华山归我所有的意思。 现在的华山着名的长空栈道也是他的主持下开凿的，当然这是一个大工程，以至于他死后，弟子姚道常又花费了十几年，直到1312年，前后共花了近四十年才最终完成，并且还同时开凿了大朝元洞，供上了四百尊神像。当道友们踏上素有华山第一险道的长空栈道的时候，无不对其险峻和艰辛兴叹。 既然有了这么准确的记载，为什么又把郝大通视为华山派的创始人呢？有些学者也试着分析，总结起来大概是这样的：郝大通两次遇神人传授易学，具体传授了什么虽然没有记载，不过对比《太古集》和陈抟的“龙图易”，二者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地方，所以就令很多学者联想到二人之间或许发生了某些联系。《参同契》是引易来论内丹修炼之理的，钟离权、吕洞宾、陈抟、刘海蟾一脉相承下来的内丹学均是以易理还丹的至理，钟吕的内丹学、陈抟的龙图易学、张伯端的内丹学，包括现在的《太古集》，无不与《参同契》相关，而且是关系极深。再加上还有两个重要原因，陈抟这位华山老仙是将《参同契》的理用易图的形式来表现的第一人，而且他的地盘又恰好是华山，所以，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陈抟和郝大通存在师承传承的关系，但是学者们显然更喜欢把郝大通一脉的全真派称为“华山派”，这样感觉更道教一些吧。 第三十章 佛道之争风烟再起 上 全真教就暂且讲完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和全真教有关系，需要再花点时间讲一讲，那就是蒙元时期发生的佛道之争。 前文讲到，从成吉思汗开始，随着帝国的扩张，版图内的民族、宗教是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光有地盘是没用的，还得有人才行，所以当时的高层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和平等的宗教态度。另外就是蒙古人的长生天（蒙古语是腾格里）是最高神，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神、佛、上帝之类的只不过是称呼上的不同，实际上都是长生天的另一种存在形式罢了。那些精通教义的，或者会祈雨、祝福、治病之类的有能力或有神秘力量的宗教界人士，也都是蒙古人所需要的人才，能够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至于他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了一个宗教团体这都不重要，宗教势力再怎么大的还能抵挡得住一个万人队的践踏吗？ 但是，宗教政策是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发展和变化而变化的。 前面讲到过丘处机西行拜见成吉思汗，也提到过耶律楚材，二人一道一儒兼佛，思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关系并不是很融洽，不过都是老江湖了，面子上的相安无事还是可以的，你好我好，喝酒聊天一副哥俩好的虚伪样子，做给成吉思汗看罢了。直到1227年，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道友们可以往前翻翻，那一年成吉思汗和丘处机相续过世了，耶律楚材也回到了燕京。 回到家的耶律楚材心情却怎么也好不起来，原因是看到了早一步回来的丘处机大肆扩张全真教的现状，就连燕京城内的不少寺庙都被全真教装修成道观了，更别说其他地方了。耶律楚材心情不好也可以理解，如果他是道教一方的人，看到这种情况肯定是心情大好。此时丘处机已死，也就不用顾忌那层薄得就连草原上的微风都能轻易吹烂的虚伪的面子了，于是耶律楚材开始公然反对、攻击全真教。 当然了，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耶律楚材和全真教的这种佛道之间的纠纷并没有引起实质性的、太大的震动，就连耶律楚材的二儿子耶律铸都喜欢道教，老爹活着的时候还不敢太张扬，等耶律楚材死后，赶紧就把他生前写过的攻击道教的论文、论着什么的全都藏了起来，不再允许别人再印刷流传了。 如果说丘处机和耶律楚材之间的龃龉只不过是佛道之间的小小的碰撞的话，背后所隐藏的却是两教千年来的汹汹的矛盾洪流，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或表现的平静如波，或全面爆发血雨腥风，稍有机会便会重新被引燃。 日本学者中村淳说，从成吉思汗起，蒙古统治者对于宗教是相对公平的，不过从忽必烈开始藏传佛教开始得到了更高更优厚的地位，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则是从蒙哥时代的宗教辩论开始的。 蒙哥是蒙元的第四代皇帝，大约从1254年开始，在他的主持下，首都哈拉和林城里面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宗教辩论活动。除了汉字文献以外，藏文、蒙古文、拉丁文等很多文献里均记载了这期间的宗教辩论事件，参与者涉及了中原、西藏、西亚、欧洲等地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中道教和佛教之间的碰撞是最为激烈的，以至于很多人都忽略了其他宗教之间的小纠纷。 那么经历过唐宋时期的融合发展，本来关系已经相当融洽了的佛道二教怎么又闹矛盾打了起来呢？导火 索就是全真掌教李志常手下大量印制、分发《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 化胡经前面讲过了，这八十一化图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类似于现代小人书似的图配文字的作品，据说创作人就是李志常，他的灵感来源则是《老子化胡经》。简单说，这八十一化图就是插图版的化胡经，表现力和阅读体验比原来的纯文本的强了太多了，宣传力自然也就强上很多。 这部八十一化图有不同的名字，李志常的版本虽然曾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由于佛道辩论的失败而被官方禁毁，成了禁书，所以只在民间私藏流传了，直到明代以后才得以重出江湖，不过版本就不止一个了，内容总体上大同小异。 李志常放任手下印发这两部经书，目的自然是为了提高道教，特别是全真教的声望，不过这种借着踩佛教的方式抬高自己的做法，显然是有代价的，这不北少林寺福裕和尚为首的佛教界非常生气，后果自然很严重，他们向蒙哥汗送上了一张状纸，告了道教的御状。 这里需要给道友们解释几句，在一般的文献、论文中是讲少林寺福裕的，不知道是作者马虎还是根本就以为是河南那座少林寺，虽然福裕和尚晚年也的确是归隐去了嵩山少林寺，但那是以后的事了。总之这里要说明白，当时的福裕并不是河南少林寺的和尚，而是盘山北少林寺的。盘山在京津冀地区名气还是很大的，位于天津蓟县，是座佛教名山。现在山上的北少林寺大约建于两晋时期，本名法兴寺，蒙古大军过境时，和尚们跑光了。1211年，全真教三代弟子王志谨道士应蓟州官府相邀来到盘山，于是就把法兴寺改成了道观，一是为了省时省钱，二来嘛，位置不错，风景好，风水也好，先占了再说，反正对于全真教来说这都是小事。到1226年时，法兴寺就改名为栖云观，成为了全真教的据点，从而开创了全真栖云派。 王志谨在全真教中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是郝大通回山东以后收的弟子，当时的山东正值红袄军起义最乱的时候，为了避祸北上，恰好遇上了师伯丘处机，于是就跟着他在燕蓟一带游历了一番。有过和丘处机一游这段资历，王志瑾的名声便响亮起来，所以才有了应邀去盘山一行的这件事。 既然是佛道之争，还是应该把当时的佛教的情况简单讲几句为好，这方面也是现在很多学者们忽视或不了解的内容。 相比道教来说，蒙元初期的佛教发展比较平稳，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北方佛教主要是曹洞宗和临济宗两大势力。曹洞宗讲到过，属于禅宗一脉，始创于唐末，创始人叫洞山良价。洞山良价的弟子曹山本寂把世俗的君臣观念加进了师傅的哲学体系里面，从此曹洞宗便思想大成，后人便用师徒二人的名字来表示他们这一分支了。 曹洞宗开始的时候发展并不是很顺利，直到蒙元初期，才由于耶律楚材而得到较快发展。耶律楚材的师傅是曹洞宗的高僧万松行秀，这位是15岁出家，29岁时就受到金章宗的礼敬，是位佛儒双修的高僧，江湖地位是极高的。除了耶律楚材以外，福裕也是他的弟子，所以有耶律楚材这样的师兄弟关系，福裕的影响力怎么可能不大。 再简单介绍一下临济宗，创始人是临济义玄，特别是在两宋时期，发展比曹洞宗好很多，所以江湖上流传“临天下，曹一角”这样的传说。蒙元时期，临济宗分了南北两条脉络，北方以正宗自居，对南方临济宗不太感冒，不过风水轮流转，江湖上的事变化更加无常，这不，到了元朝后期，南方的临济宗影响力反过来远超北方了。关于曹洞宗和临济宗的更多内容，这里就不展开了，之所以在这里讲一讲临济宗，主要是后面要提到刘秉忠和海云禅师这二位就是临济宗的人物。 接着说打官司这件事。1255年八月的时候，蒙哥汗接到了福裕等大和尚们递上来的状纸，刚开始还真有点懵，心说好好的你们这是闹哪样，不过最近正好挺无聊的，来来来，你们双方主事的都过来，由我亲自主持，来场法庭辩论吧，于是蒙元时代第一次佛道之争就这样展开了。 时间：1255年八月 地点：和林皇宫万安阁 辩题：《老子化胡经》及《老子八十一化图》真伪 主持人：蒙哥 正方：道教全真教李志常 反方：佛教北少林寺福裕 评委：丞相钵剌海等 翻译：安藏、合剌合孙 这次辩论是在皇帝面前，佛道两位大哥大之间的第一次面对面交锋。福裕没有了高僧大德的宝相庄严，疾言厉色地逼视着李掌教，不过这只是表象，属于福裕的心理战。福裕没有先拿比较容易打嘴仗的《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的真伪来开始辩论，而是直接拿全真教这些年因为发展侵占佛教财产之事来质问李起常：“这么多年以来，你们全真教以为我们蒙古帝国疆域辽阔，管理不到位，便仗着有几个臭钱到处行贿，收容的全是地皮无赖，四处强占我们的寺庙，佛像砸了，佛塔推倒了，我们的镇教之宝玉泉山的白玉观音像是你打碎的吧？” 李志常：“失手失手，那只是个意外。本来是想搬出来给你送去的，没想到不小心弄碎了。” 福裕：“据不完全统计，你全真教占去了我佛五百多座寺庙，所属的果园、农田更是不计其数，这总是有意的吧？今天当着天子的面，你们必须全部还给我们，还得赔偿我们的损失。” 眼见李志常被自己的气势所摄，福裕心中暗自得意，不轻不重地接着说：“据我所知，你们之所以做下这些令人不齿之事，全是受了那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的蛊惑，如果不连同刻板全部烧了这些伪经，难塞邪源，难免你们还会做出些人神共愤的事来。” 李志常可能是没有什么准备，被问得张口结舌，嗯哈那是一番，甚至很没有一点儿老大担当，直接甩锅说：“这些全是下面歹人背着我干的。” 这次pk惨遭失败，被和尚踩在脚下一通摩擦，对全真教打击还是不小的，蒙哥于是下令全真教必须从各方面做出了退让，包括归还寺观田产，毁去相关的经文等。不过据说道士们挺无赖的，有本事你再找皇帝告状去，反正也不说还不执行皇帝的命令，就是一个拖字决。 这座栖云观，就是法兴寺也是在这次要归还的名单里面，据史料记载，不仅法兴寺没有归还，另外三十六座也没有归还。佛教方面声称需要归还的寺庙是482座，结果就连37座也没收回来一座，心里那个气就不消说了。全真教一方如此不执行判决，除了当时势力庞大的原因以外，实际上很多道观都类似栖云观这样，位置好、历史久、影响大，甚至成为了一派的祖庭，这样怎么能够还回去啊。 第三十一章 佛道之争风烟再起 中 由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1256年五月，福裕组织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和林上访找蒙哥，说：“上次陛下亲自开庭，代表最高法院判决了，可是李志常那牛鼻子是个老赖，根本就不执行判决结果，您得给我们做主啊！要是他们还不服气，我们可以再给他们一个机会重新再辩辩。” 结果蒙哥说那就再给他们个机会，你们再辩论一次，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想法。结果掌教李志常却派人回复说：“陛下，我出差了，现在这交通也不方便，一时半会还回不去，您让他们等等，多等等。”结果这一等就是永远，因为李志常这一年干脆就驾鹤西游，彻底不回来了。老大都没了，全真教也没心情理会和尚们的纠缠，反正就是不露面也不出庭，连个律师都不委托，所以这次辩论实质上由于全真教缺席判负了。 1257年七月，不甘心的福裕又来和林找全真教挑战，全真派依旧高挂免战就是不搭理这茬。没办法的福裕只好又来找蒙哥，把前前后后一说倒是把蒙哥给气乐了。接着福裕又反复强调全真教的那《老子八十一化图》根本就是全真教恶意杜撰，肆意污损佛教的。忽必烈看了看一起来的西域僧人那摩国师，早就和福裕是统一战线的那摩点头表示的确如此，于是蒙哥就安排忽必烈负责处理这件事，给佛道两家调节调节，希望彻底解决这个矛盾。 为了防止全真道士继续老赖下去，蒙哥还给忽必烈下旨说全真教如果继续躲着不派人应战，那你就看着办，必要时可以强制执行，然后就带着大军走了。 由此看来，直到此时，蒙古的宗教政策还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蒙哥并没有明显的偏袒佛道的任何一方，否则也不会采用这种相对温和的辩论的方式解决双方的争端，而是直接下命令，反正谁敢不听话，大蒙古的铁骑谁不怕？所以虽然全真教辩论失败了，面子也的确是丢了，那又如何？反正我们又没有实质上的损失，反正我就是拒不执行。 眼看着再也拖不下去了，全真教不得不应战，于是在1258年，忽必烈在开平城组织僧道两派重新就《老子八十一化图》和《老子化胡经》的真伪问题举行第二次辩论，这是三次辩论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有的学者称这次是第三次辩论，是因为他们把1256年全真教高挂免战，闭门不出，直接被蒙哥判负那次也算上了，这里需要解释清楚了。 史料记载，这次辩论转到了开平城里举行，开平城位于内蒙古境内，是忽必烈一手建设起来的，后来成为元上都。佛教一方可谓是人多势众，参加的辩论的除了福裕、那摩，还有八思巴等来自各地的和尚三百多位。道教一方以新任掌教、三代弟子张志敬为首，来的道士也不少，有二百多位。裁判和观礼的人也不少，忽必烈派了木华黎、张宗谦等公卿二百多人观战，顺便当个见证人，姚枢、窦黩等高级谋士主持大会。 双方约定了辩论的形式，各自选出了17位精英参加辩论会，“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当然了，为了避免彻底撕破面皮，双方的老大就不直接上场开撕了，所以福裕、张志敬不直接上场，那摩国师、八思巴等人也没有出现在双方的对阵名单里面。 双方参赛队员的具体名单，在《至元辨伪录》中有详细记载，就不一一列举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张志敬和福裕没有直接参与辩论以外，那摩和八思巴都参加了，而且八思巴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具体的辩论过程也不多讲了，据《至元辨伪录》记载，八思巴是最终为本次辩论画上句号的，他的发难直指问题本质：“《史记》中有化胡的记载吗？” 道教一方众人：“no。” 八思巴：“老子传下来什么经书？” 道教：“《道德经》。” 八思巴：“ok，除了《道德经》，还有别的吗？” 道教：“没啦。” 八思巴心想，真配合，接着问：“《道德经》中有没有讲到化胡？” 道教：“无。” 八思巴：“这就奇怪了，《史记》里没说，《道德经》里也没说，那么你们总说的化胡，就连老子本人都没有说过，那你们是听谁说的？如果真有这么伟大的壮举，那么在《道德经》怎么可能会不记载，《史记》中怎么可能不记载？可见你们所谓的化胡是你们这些后人无中生有，胡编乱造出来的伪经。” 道教：“……” 眼看十七位道士哑口无言，于是姚枢宣布：“此次辩论会，佛教胜！” 当然，以上全是出自《至元辨伪录》，其中自然是对道教一方有所贬低，不过结果与事实还是基本一致的。 眼看分出了胜负，忽必烈宣布：“既然道教不占道理，那么你们这十七个道士就剃个光头，改行当和尚去吧。另外，全真教占的那二百多座寺庙，嗯……” 看着底下福裕给自己比划手势，忽必烈顿了一顿，看明白以后接着宣布：“嗯，是237座都还给人家佛教吧……你们还真能抢。还有，把那什么乱七八糟的化胡经、八十一化图什么的全部烧了吧，刻板也不能留，也烧了。” 败是败了，不过全真教依旧坚定不移地贯彻老赖的传统，一个拖字诀深得太极真谛，玩得那叫一个炉火纯青，但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可能一点好处不让，比如据各方面的史料记载，这座法兴寺在1258年以后归还给佛教一方了。1260年-1263年间，福裕派了一位叫巢云威的和尚去接手并主持法兴寺，不久又请求官方赐名为北少林禅寺，正式成为有身份证的正规旅游景点—嗯是正式的寺庙了，严格说是福裕和尚的曹洞宗的房产了。 1258年二月，在辩论开始之前，蒙哥已经带着大兵南下找南宋的麻烦去了，辩论期间，忽必烈就开始着手准备兵进鄂州，不久也出兵了，这段历史估计道友们也熟悉。1259年蒙哥死在了合州钓鱼山下，忽必烈也同意了南宋的求和，匆匆回军和弟弟阿里不哥争汗位，不但南宋大大滴松了一口气，全真教也因为没人顾得上他们和佛教的这点小事，干脆照样赖帐不执行宣判结果了。所以，第二次辩论虽然也惨败了，但全真教的损失也并不是很大，据说就连那十七位削发为僧的道士，也又重新留起了头发重新穿上了道袍，是不是全都这样没有仔细考证，至少李志全、申志贞、樊志应这三位是有记载回归道门了。 当然了，蒙哥时期的佛道之争，并不是表面上的两教为了那点利益之争，而是一次道教对抗佛儒两家合伙打压的斗争，不仅是宗教之争，还是政治和文化冲突的体现。长远来看，全真教逐渐没落，佛教地位得到了提升，八思巴成了最大的受益人，很快成为了国师，不但个人的地位和声望越来越高，藏传佛教也受益，最终取代了汉地禅宗成为国教。 1260年三月，忽必烈回到了开平，马上操持着称汗，阿里不哥也不含糊，四月在和林称帝，七月，忽必烈提兵就来打阿里不哥了。 兄弟两个的矛盾实际上早就有了，蒙哥、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是拖雷的儿子，阿里不哥是老七，非常看不起汉人，他代表了一大批蒙古贵族的态度，所以他对于重用汉人，推行汉化的忽必烈非常不感冒，这才有了在一帮子贵族支持下称帝的这一事件，当然，皇帝谁都想当。 蒙古人的这次内战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261年十一月，忽必烈大败阿里不哥，1264年四月阿里不哥实在打不过了便投降当了俘虏，从此去唱铁窗泪。蒙古帝国时期的《史集》中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包括当时审判阿里不哥时的各种细节。不久以后，1266年的秋天，正值盛年的阿里不哥病死了，有人认为是被忽必烈暗中害死的，真的假的就不管了。从此，蒙古帝国结束了内乱，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为大元，史称元世祖。 上头在忙着军国大事，自然没有精力管全真教和佛教的争斗这些小事了，所以全真教只是归还了一小部分寺院，小日子照样一副红红火火的样子，直到…… 话说1280年四月，大都长春宫与崇福寺发生了一次规模并不算很大的流血冲突，但是它却成为了彻底改变全真教地位的一个导 火 索。 在《至元辩伪录》中并没有说明这次的流血事件的起因，但是说长春宫的道士们“聚徒持挺，殴击僧众”，然后又自己烧了房子，诬告当时的僧録广渊，说是他派和尚们来放的火。当然了，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最后把这次闹事的甘志泉几个主要人物砍了脑袋，和尚们还是很不满意，接着又想起来第二次辩论胜利以后，全真教至今也没有执行还寺庙烧经书的判决，于是借此次事件，西蕃喇嘛瞻巴建议，接着去找皇帝告状，彻底清算全真教。 1281年十月，枢密副使张易等奏请忽必烈，说我们研究了一下道教的那些经书，除了道德经是老子亲笔写的以外，其他的都是后来的道士们伪撰的，应该全烧了。这个逻辑就有点过分了，难道佛经就全都是释迦牟尼写的了？这也表明了儒家的加入，共同开始对道教打压了。 忽必烈于是就派张易这帮人，组织佛道两界人士到长春宫无极殿组织了这次辩论，好好考证一下道藏的真伪问题。 参加的除了全真掌教祁志诚以外，还有正一教天师张宗演以及大道教掌教李德和、杜春福等人，李德和就是大道教的七祖，杜福春可能就是玉虚宫一脉的七祖，在前文中有过交代。 这次忽必烈的偏向就很明显了，原来大家还是辩论，相互可以指责，这次完全是一副评估道藏真伪了，这也是全真教一家不可能承担的责任，才有了正一、大道和太一等的参加。 即使是有了其他门派的相助，全真教一方也摆脱不掉接受质问的局面。这次主题除了再次辩论《老子化胡经》《老子八十一化图》以及其他道藏的真伪问题以外，还包括了符箓等方面。有人提出来说，你们道教总是说自己的符箓能捉鬼辟邪，还能水火不侵、刀剑不伤，那么你们几位门派大佬谁给我们演示演示？ 忽必烈一听对啊：“来人啊，在外面弄个火堆出来，你们四位就各选一个代表，拿上你们的神符，先试试辟火的能力吧。” 四人连忙求饶，声称都是假的，不能试。 于是忽必烈下令，除了《道德经》和诸子的医药方面的书籍之外的全部道经都烧了，这次的命令执行力度显然比前两次要强得多了，如今忽必烈是皇帝，身份也不是以前所能比的。首先把长春宫里的经书付之一炬，这还不算，又派了人到全国各地去烧，从此全真教彻底失去了和佛教抗衡的实力。 《至元辩伪录》卷六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三月，忽必烈还命令翰林院把这次焚毁道藏伪经的壮举刻碑记录下来，留给后来人看一看，这就是《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碑文就不引用了。 忽必烈对于佛教的重视，除了受到蒙哥时期的佛道之争的影响和八思巴有关以外，还和两个人有关系，海云和尚和刘秉忠。 海云早在忽必烈年轻时就跟随他，并用佛教教义来影响着他，所以算是元朝的开国元勋了，刘秉忠和耶律楚材相似，是个半僧半儒的佛教学者般的存在，是海云和尚的弟子，因此海云就把他推荐给了忽必烈。 海云在蒙古宫廷中一直有很高的地位，早在贵由期间就一直掌管佛教事务，道友们可能没注意，上面讲到过，在《元史?宪宗本纪》中有“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前面有点小失误，写成了“掌佛教事”，在此致歉。另外，这里所说的李真常，就是李志常，丘处机的弟子，号真常子，并非笔误。 所以，忽必烈从小就有八思巴、海云和刘秉忠这些佛教高人的陪伴和影响，对佛教有了偏向就容易理解了。 第三十二章 佛道之争风烟再起 下 再次大获全胜的佛教并没有满足，而是继续打压道教。举个例子，在元末史学家陶宗仪的《辍耕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不知来历的叫杨琏真加的人，南宋灭亡以后他在江南以佛教总管的身份干起了摸金校尉的工作，而且是挖了宋朝的皇陵，把得来的这些钱财用来发展佛教事业去了，据说他这样做的动机就是为了报复北宋的崇道。也许和尚们对他的行为会点赞，不过他的做法完全可以说是对江南甚至整个汉民族的一种挑战，也是蒙元统治阶级政治上的一次极大的败笔，后世学者分析，这就是外族对汉文化历史缺乏了解的表现。 再看几个简单的数字。据胡其德先生的研究统计，1244年到1304年的六十年间，蒙元政府共举行了48次国家的法事，其中仅有十三次是由全真道士主持的。而在这十三次法事中，有五次是在开平城辩论，就是第二次辩论之前由李志常主持的，有七次是在第三次辩论之前举行的。第三次辩论以后，全真教地位下降，仅有一次是由全真道士主持的法事，而且还是在1291年忽必烈颁布了解禁全真教的诏令以后的事情了。 蒙元时期的三次完败，被和尚们反复摩擦，全真教的地位逐渐排到了藏传佛教和正一教的后面。不过，元政府虽然不再扶植全真教了，但是并不意味着打算取缔或消灭它，仅仅是压制而已，这一点可以从全真教依然在民间有着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力上可以看得出来。 下面简单归纳一下蒙元时期佛道之争涉及的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 佛道之争中佛教的获胜，有全真教自身的原因，也有统治者的态度原因，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自王重阳开始创教，就一直坚持三教合一，这里面有融合，也有平等的意思。正如王重阳所说的，“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似一要树生三枝”。早期的全真教可谓是人才济济，总体上文化层次还比较高，又不乏政治敏感性及大局观不错的成员，不过从第四代以后，随着综合素质的下降，特别是对于王重阳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不怎么认真体会、领会、和坚持了，自然就不可能处理好与佛教的关系。 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不到全真教背后的潜在危机，不是潜下心来修心养性、研究理论，更多的是参加社会活动，追求祈福斋醮、安逸享乐、争名逐利……甚至对正一教都视而不见。人家可是一个实力丝毫不弱于你的、屹立不倒的、传承千年的老牌门派了，还以为自己的江湖地位稳固得不可取代，只能说后来的全真教从掌教到小道士们都有点膨胀了，也太天真了。 前面刚讲到过，想当年丘处机西行的时候，曾经在阎立本的《太上过关图》上提了首诗。关于这首诗，被历来的聪明人玄化了，声称丘处机借诗预言了以后会有明朝灭元，甚至还预言了满清的灭亡。自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事务以后，全真教有了爆发式的增长，势力扩张很快，于是就和势均力敌的禅宗成了对头。随着蒙古的势力南下，金国只好南迁，便留下的大量的战后资源成了无主之物，于是全真教开始大量侵占废弃的佛寺，反正我强一分，你就弱一分，多好的机会啊。 《至元辩伪录》《佛祖历代通鉴》说，当时丘处机和李志常带头大肆抢占寺院和田产。寺院抢过来后就改成道观，佛像是泥的、石头的就砸碎了，是铜的就化了铸道教的神像、法器。有时候抢兴奋了，连儒家也抢，比如西京（大同）天成夫子庙也被改成了文城观。就这样，抢占了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佛祖像、白玉观音像、舍利塔等等全都毁了，并且四处宣扬道教优于佛教的舆论，不但得触动了佛教的利益，连儒教也得罪了，从而为佛儒联手打压全真教埋下了隐患。 等到忽必烈改元，全国统一以后，佛教一方随着势力的增大以及皇帝的支持，逐渐有了和全真教抗衡的能力，于是，那些被全真教占去的房产、地盘自然就想要回来。如果仅是要回来，双方就一笑泯恩仇了，事情自然没这么简单，等到皇帝都皈依我佛以后，对全真教的打压更有力了。 统治者的宗教政策的变化，同样起到了引导佛道之争和导致道教完败的重要因素。蒙元从最初的相对平等的宗教态度，到忽必烈时期的偏袒佛教，谁和皇帝走的近就偏袒谁，放到现在也一样，所以忽必烈受了八思巴灌顶以后，蒙古贵族中皈依佛教的那就更多了，偏袒佛教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所以，这场历经了近三十年的宗教之争，最终以蒙元政府的一边倒的态度划上了句号。 那么蒙元政府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引导了这次宗教之争？ 中外学者对蒙元时期的历史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至少在现在看来，那个时期的历史算是跨洲的国际性的。在蒙哥时期，还在坚持执行成吉思汗的宗教平等政策，政府对于宗教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偏向性。之所以会有宗教之争，原因是蒙古人试图通过这种辩论的形式，看一看究竟哪种宗教更适合于统一帝国各疆域、各民族和各种族的意识形态，更利于把这片广袤的领土早日稳固下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当时首都和林中有十几座不同的宗教寺庙、教堂得到印证。 不过宗教政策的实施，肯定是要随着疆域内的民族成份和领土的变化而改变的。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清楚，元以前的蒙古帝国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联盟，这也是它允许多种宗教并存，而且至少表面上是平等共存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要想找到一个适应当时情况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宗教又谈何容易。所以，蒙元初期，蒙古人的基本宗教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任何一种宗教必须是有助于我的统治而不能威胁到我的统治的才是好宗教，好宗教才允许存在才会得到扶植和发展，就连本族的萨满教也不例外。 虽然还没有证实在1255年前后究竟发生了多少次宗教辩论，不过至少可以推测出，在蒙哥时期，就是第一次佛道之争的前后，1254年至少发生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之间的辩论，和佛道辩论一样，它们之间的辩论也是一对一的形式。1256年，又发生过噶玛派老大噶玛拔希和基督教之间的辩论。顺便说一下，当时的蒙古人称基督徒为“也里可温”，道友们看到相关文献时明白就好。 到了忽必烈时代，西北诸王的伊斯兰地区的分裂后，伊斯兰教徒人数锐减，再想得到和其他宗教平等的待遇显然不可能了。为了避免西藏也脱离出去，元政府更加重视和佛教、藏传佛教的优渥就好理解了。对于蒙古人来说，汉地的佛教和藏地的佛教本来就是一样的，哪有心情去区分它们。 当然了，以前成吉思汗对全真教的优渥，那是因为当时它并不强大，而且还对蒙元的统一事业有帮助。如今统一了，全真教的迅速扩张，还占有本土优势，怎么可能不遭人顾忌？好在蒙古人也不好意思派几个万人队，把道士们抓起来全都埋了，而是采用了这种非常温柔的辩论方式来打压道教。 既然你败了，那么对不起，以后得再退让些，所以，从李志常以后，掌教开始由政府任命了。这说明什么，全真教的老大已经和普通官员一样不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你们的老板都得由我任命，如果不听话可以随时换一个。 至于什么化胡经之类的，那都不重要，这也可以从全真教归还庙产勉强说还算顺利，但是废弃烧毁伪经却迟迟没有推进这一事实上看得出一二来。到1281年第三次辩论以后，在佛教的强烈要求下，全真教才把化胡经之类的伪经烧了。佛教和道教的针锋相对，如果背后没有统治者的推手谁相信？ 此外，早在窝阔台、贵由时期就已经在为佛教撑腰了，开始是禅宗，以后是藏传佛教。当然这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统治西藏，所以当时拉拢了萨迦派。到忽必烈时期，上至皇帝，下至大小贵族，皈依佛教的大有人在，道教自然就落到了下风。 实际上，佛教内部也并非一团和气，同样存在争斗的。 蒙元最初是尊奉汉地佛教的，随着对西藏的谋求，藏传佛教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了元朝，进一步把藏传佛教确定为国教而推行，这说明蒙古人并不希望汉地宗教成为国教，如果说蒙古人没有民族歧视和压迫，打死你我也不信，所以，就有了佛教的内斗。 初期的佛教的斗争，主要是汉地的禅、教各宗之争，1288年，江南禅、教的大人物们齐聚大都，来了一场震动江湖的公开辩论大会，主要就是想聊聊教、禅的优劣，史称教禅廷辩。 佛教的禅、教之分源于唐代了，元代又可以分为禅、教、律三派，汉传佛教中禅宗为主，比如北方的曹洞宗、临济宗、海云宗和万松宗等，教则是指除了禅宗以外的其他宗派，比如天台、华严、慈恩、律、密等。 在佛道之争中，忽必烈肯定是偏袒佛教的，佛教各宗之间的争斗，他又偏袒教而抑制禅宗。于是，在官方的政策倾斜下，禅宗地位越来越低，这同样是忽必烈的民族等级制度在佛教中的一种反映，你再会说，理论再充分重要吗？ 前面讲到过，门岿先生说：“成吉思汗时代是无意识地放任宗教信仰发展，忽必烈时代则是有意识地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国策施行。”现在回过头来看蒙元时代的佛道之争，是不是体会更深一些了。 经过前期的辩论，蒙元政府完成了对宗教的甄选和意识形态的确立，第三次辩论以后，则确立了蒙、藏两族的同盟关系，开始巩固意识形态并强行推广。 正如蒙古人所说，汉人当然会支持汉人的宗教，蒙古人也必须支持蒙古人的宗教，怎么可能会支持汉人的宗教，就算你们文化底蕴深又怎么滴，给你烧了就行了，“凡有一字一书，见疾烧毁，勿留人间”。 辩论失败后，全真教失去的不仅是声望和那点地产以及烧掉一些道经那么简单，实质上这是一个转折点，全真教开始衰落下来，而藏传佛教则乘机开始向汉地传播。上面提到的杨琏真加，不但挖人家的祖坟，而且还对江南的宫观大肆破坏，对道士们大加迫害，据说超过千数的道观毁在了他的手里，这无疑也代表着元政府对道教的打压和对藏传佛教的扶植的态度。 在北方的全真、大道和太一影响力下降的时候，南方的张宗演天师却抓住了机遇，迅速取得了忽必烈的尊重，代替了全真教成为了道教的老大。当然，有人分析，天师这个词和蒙语“蒂卜腾格里”意思基本一致，再加上正一教不重修持，重符箓，敬神仙，所以正一教才会受宠。 忽必烈很聪明，正一教的兴起和藏传佛教成为国教的原因有相似之处。1239年时，南宋理宗就封张大可为“妙观先生”，命令他提举三山符箓，虽然当时的南宋已经风雨飘摇的，皇帝自己都坐不稳当，封的这个提举三山也就只是虚名罢了，但这还不是为了国家稳定？所以，南宋灭亡后，为了稳定江南，加上张可大当年的帮助，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张宗演主领江南道教，“嗣汉天师”，赐二品银印，还在首都修了一座崇真万寿宫，安排张宗演的弟子张留孙入住主持。从此，张宗演每次进京都会带上最优秀的弟子，为的就是在皇帝面前露个脸，多少都有点好处，好处大的比如张留孙、吴全节、夏文咏等，都被封为了玄教大宗师，差一点的，有的安排在道教当个京官道职，也有的派到江南各地去主管教务，这么好的机会，张宗演是能把握住的。 张宗演以后，每代天师都掌管江南道教，传至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时，又被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后来更是被授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赐了金印。至此，张家世代头顶正一教主的头衔统领三山，三山也合并到了正一教，天师教也就从那时改成了正一道，与江北全真教分列南北了。 第三十三章 儒师道祖 宋元时期道教的主线事件就大致讲完了，下面再讲几位重要人物，有些是高道，有些是相关的人物，第一位就是华山老祖陈抟。 姓名：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受赐白云先生、希夷先生、清虚处士 籍贯：亳州真源县或普州崇龛县或河南鹿邑（没办法，大家都争名人） 出生时间：871年 去世时间：989年七月二十二日 主要着作：《指玄篇》《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 主要成就：无极图 和林灵素这类颇具争议的道士大相径庭的是，北宋时期也存在一些一心钻研修身养性之术和道教理论的道士，当然各朝代都有，其中北宋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陈抟和张伯端等，他们对于道教的发展贡献显然更具长远性。 史书中对于陈抟的记载还是很多的，除了《宋史》以外，对地陈抟记载比较详细的还有庞觉《希夷先生传》、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群谈采余》等。陈抟的知名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算是很高的吧，除了传说中他从赵匡胤手里赢了华山之外，就是他的睡仙之名。 对于陈抟的身份，历来说法很多，有的人说他是道家，有的人说他是儒家，有的人说他是理学家等等吧，宋人喜欢把他当作道士、相士及志士为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来对待。《宋史》把他归到了隐逸中，和种放、王樵等人列在一起，显然元人更喜欢把他当作道士、隐士来对待了。元以后，陈抟的身份就趋向于简单化了，就是一位得道成仙的高道形象，比如从马致远的《陈抟高卧》、明传奇中的《蟠桃记》、冯梦龙的《陈希夷四辞朝命》及清代戏曲《蟠桃初熟》等作品中都可以反映出这种态度。当然了，道教界显然更加愿意把他接纳进来，并且是一直把他视作为道教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所以这里就把他当作道士来讲，而陈抟的其他身份，我们也是承认的，包括他的“儒师道祖”的称号。 陈抟早期的生平生年记载不多，他的生年不详，正史中没有讲，在其他史料中也没有查到，所以只能反推一下。根据宋史记载，陈抟是卒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和《太华希夷志》均记载其享年118岁，所以反推其生年应该是唐懿宗十二年（871年）。不过宠觉的《希夷先生传》中却又说陈抟是生于唐德宗（780-804年）年间，这么算的话，陈抟就活了二百多岁了。对于炼养功夫高深的得道之士活一百多岁并不算难事，不过超过二百岁，可信度就不是很高了，当然了事无绝对，这里暂不纠结了，总之陈抟肯定是位长寿之人就是了。 如果按照陈抟是118高龄计算，他是生于晚唐，经历了五代和北宋，跨了三个朝代了。由于陈抟在民间就是神仙般的存在，所以他的出生也有人加以了神话，徐徐看到明代倪绾写的《群谈采余》中，大概是这样的： 有一天，一个姓陈的渔翁撒网的时候，网上来一个大家伙，像个大肉球，外面还用一件紫衣包着。一般人看见这么个怪东西怕是早就扔水里去了，这位打鱼的也是个大心脏，他可倒好，回家架上锅，烧开了水就准备把这个肉球扔进去煮了吃，而且还顺便沽了一壶老酒。 如果真的让他把这个肉球煮着吃了，世上就少了一个神仙般的人物，剧情当然是不允许，于是落雷闪电就奔着渔翁的小破房子霹了下来，好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只是震慑无意取他性命，总算是没有闹出人命来。不过经过这一吓，渔翁也算识趣，知道自己怕是办了件错事，于是赶紧把这个肉球扔到了地下。 结局就简单了，肉球裂开了，陈抟出世了，而且跟随了这个渔翁姓了陈。这个肉球从哪来的没人知道了，正是因为这样，陈抟的父母是谁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向上追溯他的渊源。 以上这个故事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就不探究了，不过道友们是不是感觉有点熟悉，像哪吒出世吧？那么倪绾和许仲琳之间有没有相互抄袭的嫌疑，如果有是谁抄谁？这个还真不好说，喜欢八卦的话道友们自己去考证吧，这里只能告诉大家，倪绾和许仲琳的生活时代基本相同，倪绾大约比许仲琳小几岁，二人一个福州人，一个南京人，离得也不算远。哦对了，吴承恩和他们二位年龄也差不多。 虽然陈抟出生的方式比较玄幻，可信度需要打个问号，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再结合《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说陈抟“生而不能言”，《宋史》中说他四五岁的时候就在涡水边上玩，并且巧遇一个青衣妇人哺乳以后，灵智大开。所以综合一下，可以大胆推测陈抟小时候生活在水边，很可能是在江南，家里也不是很富裕，他从小不是很笨就是有点怪，但是到了四五岁以后却表现出了极高的禀赋，从此熟读百家经典，“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负诗名”。 反正陈抟的来历是个谜，他的籍贯也无从考证，各地的陈抟故里争来争去，也许其中有一个是，也许都不是，就看以后能不能考证出来吧。 后唐时期，六十多岁的陈抟参加了科举考试，不过没有考中，于是对仕途失去了兴趣，感觉以前的学习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以外，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从此开始寄情山水，逐渐对道教产生了兴趣。看来这次高考没上线对他的打击是真不算小。 也许有道友奇怪，这么聪明的陈抟为什么到六十多岁才参加科举？这是因为他出生在晚唐，是个乱世，接下来是那个混乱的、恶人频出的五代，六十多才有机会科举是正常的事。 在四处游历时，陈抟遇上了两位隐士：孙君仿和鹿皮处士，三人一见如故，一谈就是七天七夜，坚定了陈抟的向道之心。经二人指点，陈抟来到了武当山九室岩闭关，专心研究丹道，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指玄篇》《高阳集》《钓谭集》等作品以及那六百多首诗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可惜失传的多，流传下来的少。 后周时期，八十多岁的陈抟喜迁新居，去了哪道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华山。 初来华山时陈抟是住在了云台观，后来搬到了少华山的一座石洞中，想必高人都喜欢贴近自然吧，山洞里住着更有格调。 在华山，陈抟开始修炼一种睡功，经常一睡不起，多的时候一百多天也不醒，人家可不是懒啊，是真的在修炼。世人对陈抟的睡功多有夸张和神话，传说他可以一睡八百年，也是夸张得有点过头了。不过陈抟所创的“五龙蛰法”，的确是道家极为高深的内丹修行功法。 柴荣曾经派人来华山请陈抟，可能是太缺钱了，就想学点点石成金的法术，顺便能长生不老就更好了，结果呢，虽然什么也没学到，对陈抟却相当礼敬，还给他赐了一个“白云先生”的雅号。 赵光义时期，宰相宋琪对陈抟相当尊重，便把他介绍给赵光义说：“这个老道士淡泊名利，是个真正的世外高人，我听说他在华山隐居四十多年了，估计现在得有一百多岁了。” 赵光义听说以后，也想见见陈抟，别的不说，问问他有什么养生之道也不错嘛，于是就让宋琪安排去请陈抟。不久，宋琪来汇报说把陈抟请来了：“陈抟自己说的，他经历过五代的乱世，本来决心一生隐世不出的，如今天下太平，才欣然出山来拜见陛下的。” 宋太宗便安排宋琪等人先去陪陈抟好好聊聊。当宋琪他们询问有没有修身养性的妙法教教我们时，陈抟回答说：“我就是个山野之人，哪有什么养性之法，更没有什么炼金点石之术，就算真有，皇帝和你们学会了全都飞升了，谁还治理天下，那对于天下百姓反而是坏事。现在的圣上龙颜伟秀，博古通今，深谙治国之道，有这样一个仁德圣君，有这样一群肱骨之臣，应该努力把天下治理得越来越好，哪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宋琪等人听了心里怎是一个爽了得，点头称是，回去和赵光义一学，皇帝也高兴：“如此隐士高人，赏。”于是诏赐希夷先生，授紫衣，还留他在宫里多住了几天，为的是安排人去把他的云台观扩建一番。 为了感谢皇帝的礼遇，陈抟临走时也拿出了自己的一点诚意，送给了赵光义一小瓶自己闲暇时炼制的灵丹大灵豆，据说吃一粒七七四十九天不用吃饭。如果仅有这点果腹的功效，那只是修真小说中常见的辟谷丹罢了，陈抟的这个大灵豆吃了以后还能使筋骨如故，颜色返婴，大约就是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男女通杀的神药，比辟谷丹高级多了。 陈抟是典型的方外高人，对于名利、儒道的区别看得很透彻，所以才会选择避世，不愿意过多地沾染红尘，柴荣、赵光义、宋祺等人向他求炼养修身的方法时，他都能避实就虚地推脱掉。当然，对于有利于家国天下的大事，他也会尽自己的能力提出来，大量史料可以证实，陈抟和北宋皇室关系密切，也为皇帝出过一些治国策略。 陈抟虽然有和皇室来往的经历，不过却并不醉心于名利，和他交往的大多是隐士高人，诸如钟离权、吕洞宾、谭峭、麻衣道人、李八百等等，人以群分，这些人基本上也都是醉心于自己的学术，不喜欢出世。在与这些高人隐士交往的过程中，陈抟的绝学越来越多，经过博采众长，他的易学和内丹学成就尤其突出，可以说是臻于大成，对于后世的理学及道教的内丹派影响相当深远。 陈抟朋友中的麻衣道人，道友们应该能猜出他的身份吧，街边流动书摊上经常出现的《麻衣神相》就是托这位之名而作的，是位相面看相的鼻祖。陈抟不但从他那里学到了易学，也从他那里学了不少相术，断人祸福随口道来，无一不中。史料中对他的神奇相术记载很多，《宋史》中有两个例子，其他史料及民间传说就更多了，有兴趣的道友自己不妨找来看看。 988年，感于自己大限将至，陈抟安排弟子贾德升去莲花峰下的张超谷开凿一个山洞，说我要去那休息休息了。 第二年山洞凿出来以后，七月二十二日陈抟便在洞中坐化了，七天后肉身还有温度，五色云雾蔽塞洞口，经月都没有散去。 对于陈抟的一生，很多人有过总结，感觉其中最为恰当的无过于洛阳龙门石窟的一副石刻对联： 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 相传这副对联是陈抟结束了武当山的二十年修行出关时所刻，很多人称它是中国第一联。不过也有人考证说对联的确是陈抟写的，不过并不是他刻上去的，这副字一直在民间流传，最近的记载是康有为重金从民间求得，结果张大千的老师李梅庵听说后就给借走了，直到死后才舍得归还。此后，据说这幅字又到了张大千的另一位老师曾农髯的手中，再以后就流失到了海外，希望没有毁于战火，哪一天能够重现天日吧。所以，龙门石窟的那幅对联很可能是明代时，有人按这副字仿刻上去的。 再引用朱熹在《寄陆子静书》中说的一句话：“熹衰病，幸叨祠禄，遂为希夷直下诸孙，良以自庆”，这是儒家对他的肯定。 陈抟的着述还是很多的，在《宋史》中，记载了陈抟的比较重要的作品，包括：《宋史·艺文志·易类》记录他作有《易龙图》一卷，《宋史·艺文志·神仙类》记录《九室指玄篇》一卷，《宋史·艺文志·五行类》记录《人伦风鉴》一卷，《宋史·艺文志·别集类》记录《钓潭集》二卷，《宋史·陈抟传》记录有《指玄篇》八十一章、《三峰寓言》五十首、《高阳集》一卷和诗六百余首。《九室指玄篇》和《指玄篇》是一部书，还有一些没有列举出来，可见陈抟的着述相当丰富，只是可惜大多数都佚失了。 第三十四章 无极而太极 上 道友们可能经常听说太极图，也都知道那个着名的阴阳鱼的图案，那么无极图是什么样的？和太极图有什么关系吗？这里涉及四个基本概念：无极和太极、无极图和太极图，估计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要仔细讲一讲它们之间的区别恐怕还真不一定可以，下面就先讲一讲这几个概念，这样才能够明白陈抟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南宋末年的志磐和尚在《佛祖统纪》中讲到，陈抟从麻衣道人那里学习了《易经》，并且接受了他的《正易心法》一书，经过苦心研究后融会贯通，并为其作注以便后人更容易参透里面的玄机，至此，陈抟在易学上已经大成。 有了深厚的易学基础以后，陈抟进一步研究了河图、洛书，从而解决了困扰着汉、晋以来的诸多易学大家们的难题，至今在大量易学书籍中出现的类似于“戴九履一，三左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膝，纵横皆十五，而五居其室”这些说法，都是拜陈抟的贡献，河图和洛书前面讲到过，这方面的资料极多，这里就不重复了。 令人遗憾的是陈抟最着名的易学作品《易龙图》没有流传下来，应该说他的大多数着述都没能流传下来，除了可惜还是可惜，所幸他的《龙图序》得已存世，虽然仅三百余字，但对于了解《易龙图》的内容有很大帮助，也可以让我们窥得这部书的一角。这个序就不引用了，没有易学基础，读起来就是天书，陈抟在序里说明自己的《易龙图》把伏羲的卦、孔丘的象、自己的数悟透以后，懂得了易的真义，了解了阴阳，从而天人相通，触碰到了万物衍化、宇宙生发的本源，因此才用此书记录了下来。 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在《经世辩惑》中说，陈抟的易学不怎么用文字解说，而是直接上图，来表示阴阳、消长的数和卦的变化、消息，可以说这是陈抟的一大特点。从《易龙图》的书名上看，里面大约是有很多插图的，是否如此就要看以后有没有可能看到这本书的孤本或善本了。 除了《易龙图》以外，在陈抟的着作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无极图，所幸它也没有失传，这可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下面就先解释无极和太极的概念。 无极这个词并非陈抟创造的，最早出自《老子》，所以这本来是道家的一个概念。老子当时说：“为天下式，常德不求，复归于无极”，道友们可以翻翻《道德经》，五千言中应该只有这一处提到了“无极”两字，所以不负责地推测一下，老子当年对无极这个词可能也没怎么在意。在后世的注疏中，最初对无极这两字也没有特别关注，比如曹魏时期的王弼说无极就是“不可穷也”，河上公则说无极就是“归身于无穷极也”。时间转眼来到唐代，成玄英比较重视这个词，于是就说“无极，道也”。随着唐代的道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无极的概念最终被一些人重视起来了，而且上升到和“道”相等的地位，不过却没有引起整个道教界的广泛地重视，也就是说，在宋朝以前，无极基本上就是道家的一个专属名词，对它有一些研究罢了，而儒家对它基本上没有怎么关注了。 再说太极，这个词就复杂了，因为它是同时出现在《庄子》和《易经》中的，也就是说道家和儒家都在用这个词。 道家就不说了，儒家有一句经典名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估计没人不知道，不过道友们注意，这句话可不是出自道家的，而是儒家的。这句话的背后，是儒家将太极定义成为了宇宙发生论的核心，本体论的本体，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怎么看都是比道家更为重视这一词。 到了汉代，儒家进一步把太极和易学的宇宙发生论加以细化。例如在汉代有一本无名氏所着的谶纬类的书《孝经纬》，其中就提出了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这五大运模式，当然了，这五个词并不是儒家的发明，喜欢修真小说的道友可能经常看到这些词，道家也在用，它们全都是对于鸿蒙状态，就是天地未开时期的宇宙形态的不同阶段的定义。 虽然是鸿蒙，就是一片混沌，但是也有不同的状态，也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总不会突然就形成了宇宙吧，于是呢，无名氏给这五个词分配了不同的时期和状态，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 宇宙或者说古人认为的人类世界从最初的一片虚无的混沌状态开始了发展，慢慢地就有了形和象，此时就是太易； 再发展，又出现了元气，于是就进入了太初； 接着又产生空间，这就是太始； 此时还是一个空空的，但是已经有了空间的基本结构，接着，空间中出现了物质，进入了太素期； 此时的空间、物质还比较混乱，类似于无序的状态，当这种无序状态逐渐稳定，变得有序以后，就是太极。 对于这个稳定的，宇宙真正形成的前一阶段，如果拿一个鸡蛋变成小鸡的过程来类比的话，可以简单理解这个太极阶段就是小鸡已经有了意识，马上就要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太极，还是鸿蒙未分时期，接下来就是道教的老大盘古出场了，由他一斧开天，宇宙也由先天的状态改变成为了后天的状态，所以说“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 当然了，虽然这种五段式的宇宙发生论听起来有点虚幻，也有点虚无，但是必须得承认古人的想象力，现在流行说脑洞是真高，以至于经过十多年的网络小说发展，也没有突破这五步的模式。但是，也是因为它太过虚无，就算现代人的科技都无法去证明，所以在中国的哲学史上影响并不大。在儒家看来，这些太过虚幻的东西只要有就够了，有时间了就研究研究，显得我的学问老高的样子，没时间了谁也想不起它来，就放在那里生虫子去吧，我要把更多的心思、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伟大的仁、义等思想研究之中，相对于那种太虚的宇宙是怎么来的话题，算了吧。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宋朝以前，无极是个道家的概念，儒家不怎么关注它；太极是儒家的宇宙生成论的核心，但太高大上，研究得也并不多，道家同样不太重视它。也就是说，在宋朝以前，无极、太极大体上是不相干的，直到陈抟创作了无极图并传承下来以后。 朱震的《汉上易传表》《汉上易解》里对无极图的传承有非常清晰和详细地记载：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着《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着《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篇。 无极图的传承，还有很多史料有记载，通过传承系统可以看得出来，陈抟的无极图的影响力非常大，其中最重要的三大分支：一条是先天图，传到了邵雍；一条是河洛二图，传到了刘牧；还有一条是太极图，传到了周敦颐及二程。 陈抟创作了无极图，极大地影响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北宋五子，进而影响着近千年的华夏文化发展。经过朱熹改造的这句“无极而太极”以后，无极和太极这两个名词流行了，就有了密切的关系，道家便对无极和太极有了重新的总结和梳理： 首先明确：顺着的是太极，逆着的是无极。 也就是说，从宋朝开始，道教明确了顺行造化的太极图系统和逆施成丹的无极图系统。前者是道教的宇宙生化学，后者则是内丹学，二者又基于内丹修炼思想而统一了起来。 太极生两仪……，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反映了天地万物化生的常道，是由生趋死的过程。 无极则是反映了道家修炼精气神的逆过来的，归三为二，归二为一，归一于虚无，炼神还虚，身与道合，是由死返生的过程。 前面讲到吴筠的《玄纲论》时，就提到过这个顺逆的问题。唐末崔希范进一步提出了“盗天地、夺造化”的理论，天地盗是顺，人盗则是逆行。五代时谭峭又提出了化的理论，“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也就是说道家这种逆行成仙的理论也并非陈抟所创，而是前人一辈一辈对内丹学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陈抟直接继承了谭峭的化的理论，可以从他的《胎息诀》里看得出来。及至传到张伯端，更是对内丹理论总结和升华。 后世张三丰在《无根树》里有一句被现在的修真、玄幻作者们常常引用的话，“顺为凡，逆为仙，只在中间颠倒颠”，那些小说里常说顺行为人，逆行为仙之类的就是从这里来的。 第三十五章 无极而太极 下 弄清楚了太极和无极的意思以后，再来讲什么是无极图，什么是太极图就简单了，对太极图和无极图简单定义如下： 太极图：顺行造化过程的道图。 无极图：逆施成丹过程的道图。 这是站在道教的角度上对无极、太极、无极图和太极图的最为简单的定义，和儒家的理解和定义是有着很多不同的。说到这里，道友们对儒家的那句“无极生太极”，对程朱理学的太极、太极图和道家的无极、无极图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不是还是有点小小的糊涂？ 一直在讲陈抟的无极图，首先要先弄明白陈抟的无极图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陈抟之前，由于史籍记载比较杂乱，大多数学者支持这种说法，就是伏羲创造了易学，老子得到后再传给河上公，再传钟离权和麻衣道人，二位各参其妙，又很默契得同时传给了吕洞宾和陈抟，接下来就是陈抟传种放，接下来的传承前面讲过了。 限于平台，没办法把陈抟的无极图展示给道友们，不过网上很容易找到，有兴趣的话可以搜一张看一看。 陈抟的无极图总体上可以分为下、中、上三大部分，看的时候是从下往上看的。无极图的最下面是两个圆圈，表示玄牝之门，就是两肾之间的位置，道家讲究这里是祖气生发的位置，对于祖气的修炼称为炼气化神；中间则是以土为中心，左为木火，右为金水，这就是钟吕内丹道里讲到过的五气朝元；上面则是一个圆，里面分成左右两半，均是黑白相间的半圆，表示取坎填离，接着修炼就是炼神还虚而复归无极，因此这就是一整套内丹修炼到最终归于无极的功法。 《道藏》中有一部《阴真君还丹歌注》，署名是“希夷陈抟法”，其核心与无极图一致，比如注中反对外丹法，称人的根本是肾，其中藏有虚无之气、日月之精等内容，具体是否真的是陈抟所着，尚没有确定。 除了陈抟的无极图以外，后世还出现过一些变化的无极图，其中最着名的是李道纯画的无极图，它同样分为三部分：最下面是中空的黑圆，表示“阴中阳”，最上面则是圆圈中有一个黑点，代表的是“阳中阴”。上下这两部分，实际上就是水火，用卦来表示，阴中阳就是坎卦，阳中阴就是离卦，合起来就是取坎填离。中间是一个空心圆，代表的是无极，综合起来看，就是对坎卦身中精练化成气，对离卦心中气炼化为神，接下来则是炼神还虚，元神再返虚合道，所以和陈抟的无极图是基本一致的。 接下来再说说太极图。 清代一个叫做朱彝尊的人，知道他的道友可能不多，不过提起和他齐名的一个人，相信没有人不知道，那就是纳兰性德，再加上陈维崧，三人并称“清词三大家”。朱彝尊写过一部叫做《太极图授受考》的书，其中说太极图最早在隋唐年间就出现了，本来是道教表示宇宙生化过程的道图，那时它和内丹修炼还没有关系的。 和无极图相似，道藏中记载的太极图也是分为上中下三大部分，当然是从上往下看的，不过谁也不能参透里面的奥义，直到陈抟传下了先天图以后并为周敦颐推崇，与无极图相印证，才被人所知。 后世的太极图形态变化比较多，包括周敦颐、朱震等均作过不同的太极图。 周敦颐就是得到了陈抟的先天图的传承以后，从上向下加以修改并且重新加以解说，得到了一张新的太极图，从而开创了宋明的理学。 在三教融合的大趋势下，儒家同样会吸收佛、道的思想，这也是周敦颐看到先天图以后，把道家的无极和儒家的太极，以及五行、阴阳等思想加以融合锤炼的一方面原因。当一篇仿照周易系辞的仅249字的《太极图说》横空出世，从此儒家的无极太极模式的本体论就产生了，周敦颐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理学的开山祖师。 现在我们看周敦颐的行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古代，当你想跳出来搞个新学说、新理论出来那是需要莫大勇气的，周敦颐的这一理论是对传统思想的一大挑战，说是冒着生命危险也不为过。事实上，直到百年以后，朱熹和陆九渊还就无极、太极打嘴仗呢，最后，经过朱熹的删定，实际上也是对周敦颐的一种肯定，才有了《太极图说》的流传。据说，《太极图说》开头的第一句原来本是“自无极而（生）太极”，被朱夫子改成了“无极而太极”，貌似区别不大，你还真别小看这一点点改动，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朱熹这是抹除了周敦颐融合儒家和道家的本体论和宇宙发生论的痕迹，而把这套理论完完全全地变成了儒家的纯本体论，不再有道家的影子了。 上面所讲的太极图和无极图是独立的，道家有道家的讲究，儒家有儒家的解释。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综合图，就是把太极图和无极图组合起来的无极太极图。这类图式也是在唐宋时代就出现了，从上往下看是顺，从下往上看则是逆，这样就把内丹学和宇宙论结合了起来。 无极太极图的样式也不少，有类似陈抟无极图式样的，也有阴阳鱼式的，还有着名的人字颠倒的。 其中阴阳鱼式的无极太极图相信道友们都非常熟悉了，就是现在我们常见的太极图，已经成为了道教的标志。这里提到的这个人字颠倒的图，在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安岳市石羊镇箱盖山上的大般若洞的洞顶上还能清晰得看到，两个人字一正一倒，直径约两米，有机会去那里的道友可以去看一看。据当地人说，大般若洞是南宋时期开凿的，至今约七百年了，对于这个图，民间一直流传一句话：“两个人字颠倒颠，认着便是活神仙”。学术界对它的含义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如果解释成一种无极太极图的话，从顺逆两个角度来看，似乎更合适。 无论是无极图也好，太极图也好，最终都成为了道教的内丹修炼的一种图式。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从邹衍提出五行理论以后，在易学和道教中其影响之深大家都非常清楚了。传统的中医理论也是建立在五行理论之上的，其治病的原理说到底就是要平衡五行。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医中，把人体的任何部位都归到五行之一，肝属木，肾属水，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假如你有肝病，西医就会对肝病下药，而中医即要对肾下药，为什么呢，因为水生木，木属性的肝有问题，根源是肾出了问题，肾好了，自然肝的病就会解决，所以我们经常听说中医是治本的。 道家同样也是这样认为的，在研究了人体的五行属性以后，道士们最终发现了人为什么会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五行分布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心属火，火是向上的属性，而肾属水，水则是向下的，问题就来了，肝在上，肾在下，也就是说上面的火向上，下面的水向下，两者会越来越远。当某一天这个距离足够远以后，人也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了，所以易经里的火上水下的卦就是未济，反过来火下水上就是既济卦。再比如天地否卦，天升地降，阴阳二气不交，所以天地不交，闭塞不通，倒过来地天则是泰卦，就成了天地交而万物通，同时也是内刚外柔之象，很符合儒家的君子之道。 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理解起来更容易一些，火在下面烧，上面的水就会开锅，反过来呢，你试试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道家就希望通过修炼把这种顺应自然而衰老死亡的情况逆转过来，避免这种水、火相背离的情况，从而获得长生久视的结果。据说经常倒立有益健康，可能对长寿有帮助，不知道是不是变成了肾上肝下，就是水上火下的原因。 讲多了，回到正题。陈抟认为宇宙本原是无极状态，宇宙万物生成历经了五个阶段，从无极图反映出来就是从上向下看，结合理学的解释，共分成了五个阶段，分别是无极而太极、阴静而阳动、五气顺布、顺以生人和化生万物，其中顺以生化万物的宇宙生成思想是核心。 当然，无极图最根本的还是逆着看的，总体上包含着陈抟的内丹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归无极”，其中的炼精化气细分的话是两步，即筑基和炼精化气，这样总体上就是分为了五步，对照上面的无极图，即： 得窍：玄牝就是谷神，这是取自《老子》，具体位置说法不一，不过多数道家认可的位置是两肾之间，气就由此而生，也称为祖气，老子说这是天地根，通过无为、守静，达到虚静状态，静极而动，生有窍，玄牝一窍，意念所集，就是真机萌动，从而内炼无形。陈抟把玄牝之门画在无极图的最下面，同样把它视为了根，另外最上面那个圈又和最下面的相同，就是“复归无极”的意思了，也有天地根的意思。 炼己：向上第二个圈则是道家的内丹学的主要功夫所在，即炼精化气，炼气化神，意静无形无迹，归于混沌，这就是无极。也就是说，这两步是在把有形的精练为无形的气，气旺才能神生，神生的目地是开智。当然了，具体的如何炼精，如何炼气，具体就在五行图及坎离图里面了。 和合：中间的五行定位，无中生有，炼精化炁，炼炁化神，真意作用下，炼化五脏六腑，五气朝元，凝结于中宫。左侧木生火，右侧金生水，中间的土为生数5，小圆圈则是太极，里面是修炼而不断补充进来的元气，是五气朝元的根本。 得药：这一步就是命宫真阳之气到达性宫，返坤还乾，取坎填离，久之精满炁足，归于无极。左侧填离与火对应，右侧取坎与水相对应，即真水真火不断炼化。实际上，坎离抽添的配合，最终还是要还原成为乾坤二象，此时离得道仅一步之隔了，越过去就归于无极。 脱胎：道家对生命的本质的认识就是阴阳二气的运动，没有阴阳就没有生命，没有运动，同样没有生命，这和传统中医的心肾相交相济的理论是一致的，正是这一道理，所以在无极图中，陈抟没有标记阳动阴静，等到朱熹研究《太极图》的时候，由于基本功差，没有参透其中的根本，所以画蛇添足地注上了阴静阳动。乾坤二象已成，此时要注意精气神不能外放，为什么呢，因为一动就是生化了，也就是两仪、四象、八卦一路下去了，前面的功夫也就白做了。所以，这时就要注意不动，把元气再归于无极，也就是超越太极，进入无为无不无的还虚的阶段，也就是得道了。具体的功法，则是看前面的五行和坎离二用的功夫是不是到位了。 限于个人理解，陈抟的丹道就简单讲这么多，总之，陈抟的无极图既影响了道教内丹修炼，又影响了宋明的理学，所以说，陈抟的无极图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中的瑰宝，是一整套道家的内丹理论和方法体系，也正是因为这样，陈抟的无极图不仅是易学上的瑰宝，也是丹道的瑰宝，幸好它并没有散佚。 前面讲过，陈抟传下了先天图和太极图，分别到了邵雍和周敦颐手中，再加上他的无极图，这里面涉及了三个图，当然了，河图和洛书是他破解的，不算在内。除了无极图以外，陈抟的太极图和先天图并没有多讲，主要是里面很多与无极图相同之处，另外也怕讲乱了，听乱了。不过个人感觉仅仅这个无极图讲得就挺乱的，有些地方也没有讲透，实际上三个图结合起来讲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这里先留个伏笔，以后有机会再回头整理一下。 第三十六章 邵雍—学际天人 上 前面数次提到过邵雍这个人，讲陈抟时又讲到他在易学方面的成就，下面就讲讲邵雍。 首先明确，邵雍并非道士，身份是儒家、理学家、数术学家、诗人等等，成就上丝毫不弱于张载、二程、司马光这些大儒，他自己说过：“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正因为有这种好学的态度，高标准的学习要求，才让他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既然邵雍不是道士，那么为什么要单独讲他？一是他和陈抟的传承关系，二是他在易学上的成就，这显然是和道教有了不浅的渊源，实际上邵雍对于道教的影响，也足够把他好好讲一讲。 姓名：邵雍，字尧夫 籍贯：林县上杆庄（今河南林州市邵康庄） 出生时间：1012年1月21日 去世时间：1077年7月27日（或5日） 主要着作：《皇极经世》《梅花易数》《伊川击壤集》《渔樵问对》…… 主要成就：创作了先天图、写了《皇极经世》，还写了大量的诗。 据《宋史》记载，邵雍祖籍范阳，大约就是今天河北涿州大邵村，后来跟随父亲搬到了衡漳，然后又搬到了共城，大概就在河南安阳、新乡一带，有人考证是在林州邵康庄。 少年时，邵雍“自雄其才”，非常高调地宣布自己将来要成就不世的功名，并且是付诸实践的，只要是能接触到的书没有不读的，而且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甚至到了严厉的地步。史书记载他读书的时候，冬天不点炉火取暖，夏天不扇扇子纳凉，原因没说，估计还是因为家里穷，就这样，白天苦读，晚上还经常熬通宵，坚持了好几年。 有一天，把全部书都精读完了，邵雍感觉略有小成，也有点累了，看看三尺的篱笆小院，仰天长叹说：“想古人们都喜欢结交天下朋友，喜欢探幽访古，那样能学到的东西应该更多吧，唉，至今我还窝在这个小村里，世界这么大，是时候出去走四方了。” 邵雍这一走，穿林海，过雪原，山东、河南、山西、江浙、川陕……具体都看了什么，结交了哪些高人不得而知。走得再远也有累的时候，也有想家的时候，回到家后邵雍说了一句话：“道在是矣”，究竟他是说道在天下，还是就在他家里，道友们自己体会吧，反正从此以后，邵雍就不再出去游历了。 上面提及过李之才传授邵雍易学的事情，当时李之才就是邵雍的父母官，共城的县长大人，邵雍游历回到共城以后，就到苏门山百丈源上盖了间小屋闭关，李之才听说自己治下有这样一个勤奋好学的人才，就亲自来试探一番，二人有一番简短的对话。 李之才：“子何所学？” 邵雍：“为科举进取之学。” 李之才：“科举之外有义理之学，子知之乎？” 邵雍：“未也，愿受教。” 李之才：“义理之外有物理之学，子知之乎？” 邵雍：“未也，愿受教。” 李之才：“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学，子知之乎？” 邵雍：“未也，愿受教。” 于是李之才便把自己所学尽数传授给邵雍。实际上，经过李之才的点化，邵雍虽然没有皈依道门，不过已经从纯粹的儒家纲常礼教中跳了出来，不再囿于儒家的易学，开始研究道家的易学之道，这可以从他后来写的一些诗句中体会到这种变化：“儒风一变至于道，和气四时长若春”、“欲为天下屠龙手，肯读人间非圣书”、“自从会得环中意，闲气心中一点无”等等。 邵雍这里讲的“环中”可不是指他的先天图的那个圆环，而是出自《庄子》中的一句“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表达他自从研究观物，观天地万物那无穷的变化以后，原来那些争名逐利的凡世欲念之类的也就淡了，没了，对于庄子，邵雍是极为拜服的。 李之才和邵雍所说的，传授给邵雍的，从义理之学到物理之学，再到性命之学，也是对传统儒学的发展，后面讲先天图和《皇极经世》的时候再聊。 邵雍还吸收了道家的天人合一的证悟思想，通过对道家的心斋、坐忘、非有非无等思想的研究，“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邵雍的修心，也许不是以追求合道为终极目标，但是他对道的理解，对道体的洞彻不亚于当世的高道，否则他也不可能创作出先天图，更写不出《皇极经世》这部奇书。 37岁时，邵雍因故搬到了洛阳定居，虽然到了大城市，但是依旧过得非常清贫，勉强盖了间草堂，和父母相依为命。真想象不到，邵雍当年四处游历的时候他是怎么过来的。来到大城市里，没钱那可真的不行，于是邵雍就天天出城去砍柴来卖，换点米面供养父母，虽然如此贫困，但一家人却生活得非常幸福，别人看了都奇怪，都穷成这样了，一家人怎么还这么穷高兴啊。不久，父母相继过世，邵雍把这个穷家里所有能卖钱的东西全卖光了，才勉强安葬了父母，接下来的生活穷得真没办法再穷了。就是在这一时期，邵雍开始了先天图的研究，开始了《皇极经世》的创作。 前宰相富弼退休后回到洛阳养老，当时司马光、吕公等人都人也都在洛阳，原因自然是受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影响，他们都相当敬重邵雍的学识和人品，于是经常登门找他来聊天。不过邵雍家太穷了，勉强一间草屋立在那里，连张桌子、椅子都没有，大儒们来了以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于是这几位就商量了一下，集资在城外买了套大别墅送给了邵雍，那时，邵雍58岁。不过，看后面的故事情节，几人应该是在城内买的房子，而且离司马光家并不远，总之有人送了他一套不错的房子就对了。 有了钱有了房以后，邵雍依旧不改春种秋收，自给自足的生活，还给大别墅起了一个名字叫“安乐窝”，并自号安乐先生。生活条件改善了，心情自然是不错，在邵雍的诗作中，有不少写他的这个安乐窝的，比如“安乐窝中事事无，唯存一卷伏羲书”，“安乐窝中弄旧编，旧编将绝又重聊”，“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休”，“安乐窝中甚不贫，中间有榻可容身”，还有很多。 司马光也有一诗给他：“远去名利窟，自称安乐窝”。 此时的邵雍每天的生活也极有规律，早起焚香静坐，搞搞写作，晚上喝上二两小酒，为的不是那点口腹之欲，而是借一点酒兴，思如泉涌，吟出几首好诗来，日积月累，诗也写了不少。比如： 人不善饮酒，唯喜饮之多。 人或善饮酒，唯喜饮之和。 饮多成酩酊，酩酊身遂疴。 饮和成醺酣，醺酣颜遂酡。 等到春秋两季，天气晴好，不凉不热的时候，邵雍经常会乘坐一辆小车，让一个老家人推着去郊游，时间长了，沿路上无论大人小孩只要听到那辆小车的独特的声音，就知道邵雍又出来了，于是都说：“我们家先生出来了”。听着就让人感觉亲切，邵雍也颇为得意，便吟诗一首： 喜醉岂无千日酒，惜冬还有四时花。 小车行处人欢喜，满洛城中都似家。 因为邵雍兴致所至，有时候还会在外面住一两晚，所以还有好事者在洛阳周边，风景不错的地方修间小屋，就是为了方便邵雍出来玩的时候住着方便，也不知道从谁开始的，这些小屋统一被称为“行窝”。这种安乐生活，还有一诗可以证明： 六尺眼前安乐身，四时争忍负佳辰。 温凉气候二八月，道义宾朋三五人。 量力杯盘随草具，开怀语笑任天真。 劝君似此清闲事，虽老何须更厌频。 不久，着名的砸缸兄司马光离开了开封那个漩涡，退居洛阳隐居，就在邵雍的“安乐窝”不远处买了20亩地，修了一座“独乐园”，那一年他53岁，邵雍61岁。 邵雍本人极为谦和，和人交谈时，总是夸别人的长处，有人向他请教学问的时候，不论高低贵贱，必定尽心解答，即使别人不赞同的时候，也从不强加于人，因此只要有读书人来洛阳，第一站必定是先来他的府上拜访然后才去办其他事情。司马光非常尊重邵雍，每次见面先叫大哥才说话，这二位的才德成了四邻八乡的模范，每当孩子淘气时，大人就会教训说：“天天就知道玩，四处惹是生非，怎么不学学人家司马砸缸先生和邵先生？”在邵雍和司马光的品德影响下，洛阳“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 前面讲到过王安石的熙宁变法，1069-1085年间的事情，当时很多官感觉这官实在当不下去了，便写了辞职信，邵雍的那些在下面当官的门生故友们就写信来，希望他能给指点迷津，这官是当好呢，还是辞职好呢。邵雍一一回复说：“这时候当逃兵怎么能行呢，新法虽然苛严，但正是需要你们这些德才兼备的人出力的时候，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你们能多一分宽容，百姓们就能多受一分好处，你们都跑了，百姓们不是更苦？” 他在开解剑州朋友周士彦时，赠了一首诗： 作官休用叹奚为，未有升高不自卑。 君子屈伸方为道，吾儒进退贵从宜。 即今彭泽归何地，他日东门去未迟。 痛恨伊嵩景无限，一名佳处重求贤。 对于辞官的朋友，他也会开导，成功扮演着一个知心大哥的角色，比如有这样一诗： 人情大率喜为官，达士何尝有所牵。 解印本非嫌薄禄，挂冠殊不为高年。 因通物性兴衰理，遂悟天心用舍权。 宜放襟怀在清景，吾乡况有好林泉。 第三十七章 邵雍—学际天人 下 在当时，有很多人因为受到变法影响而离开了京城，特别是和王安石政见不和的名流，有些人就云集到了洛阳。凭邵雍的名望，变法这么大的事情他绝对不可能置身事外的，虽然在众多的史籍上均没有看到邵雍明确反对变法的议论，不过在邵雍的《伊川击壤集》中有不少诗可以看出他对变法的态度，他劝导学生、朋友们不要辞官，辞官了就安心在家休息，看开一些，适应现状就好，并没有明确说变法的是非对错。实际上这特别好理解，无意凡世仕途、深得中庸之道、观尽天下万物的隐士，怎么会卷进政治风暴之中。 以邵雍在当时的名望，所结交的全是名流，有的司马光、张载、二程、欧阳修等等大儒，偏偏这位王安石不在他的朋友名单里面，原因在史料中鲜有提及，不过在他的儿子邵伯温的《见闻录》中可以发现一些端倪。邵伯温对王安石的评价并不是很好，说他“好执偏见，不能物情”，甚至说他是“奸邪”，以后“必败乱天下”，试想以忠孝传家的大儒家庭，如果邵雍认为王安石是个大大滴好人，邵伯温会如此说吗？ 另外，还有一个小线索，就是邵雍晚年时的一首名为“疾革吟”的诗： 有命更危亦不死。 无命极医亦无效。 唯将以命听于天。 此外谁能闲计较。 在邵雍看来，有病治与不治，变法改与不改都一样，不该死时病得再重也没事，该变的时候，再反对也得变，那些必然的事不是人力所能抗衡的，以邵雍这种心态，对于王安石显然生不出亲切的感觉来吧。 再说一个小线索，出自一部叫做《邵子神数》的书，这部书又称铁板神算、皇极天书，据说是出自邵雍之手，也有人说是后人托他的名创作的，所以这个线索是否准确尚不好说，只能作为参考。在书中有这么一条，“，自古人事由天定，万事由命不由人。主办保甲诚有数，戊申已酉大山风。”其中的数字是每一条前的编号，不详细解释了。前两句意思也好理解，主要是后两句。“保甲”指的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部分，具体不解释了。王安石是1068年进京，1069年开始变法的，这两年干支就是戊申和已酉。“山风”是指的蛊卦，邵雍是位易学大成的大家，鲜有人出其右的，蛊卦又有祸乱的意思，大蛊就是祸乱天下了。所以，这一条显然是在说王安石是在祸乱天下的，假如这部《邵子神数》最终考证确为邵雍所着，那么他对王安石的态度就很明确了。 综合这些线索，似乎可以看得出邵雍对王安石还是没有结交的意愿，二人没有来往，没成为朋友也就好理解了。 因为邵雍的德才很高，所以多次被人举荐给皇帝，皇帝也封他一些官职，不过以他的脾气是不太可能出仕的，所以每次都表达坚辞的态度，无奈皇帝那边求贤之心又太迫切，最后感觉实在推不掉了才勉强接受了任命。以老狐狸般的机智，自然会找出更多的理由，于是就说我生病了，卧床不起了，您当皇帝的也不能勉强一个病人吧，就这样，一拖再拖，拖到了他六十七岁去世，也没给皇帝面子。 除了前面讲到过李之才的原因，邵雍一直不愿意当官的原因还可以从他的一些诗句中看出一二，比如： “名利场中难着脚，林泉路上早回头。 不然半百残躯体，正被风波汨未休。” “满天风月为官守，遍地云山是事权。 唯我敢开无意口，对人高道不妨言。” “每恨性昏无意口，长惭智短适时难。” 邵雍死后，皇帝深感惋惜，追赐了他一个秘书省着作郎的官职，不久以后，哲宗又赐下了谥号“康节”，之所以给了这个谥号，是因为邵雍“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所以后人经常称他为邵康节。到南宋的时候，邵雍又得了一个“配享孔庙”的至高的荣誉，从此一介布衣有了享受孔庙香火的资格。 邵雍临终前，好友们都来探望他，邵雍单独把程颐叫到床前说：“面前路径常领宽，路径窄则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表面上他这是在说自家门前路的宽窄问题，实则还是指点好友，无论王安石变法如何，你自己一定要不要把事做绝了，路留得宽一些，自己走得通畅，让别人也有路可走，要是把路堵死了，那不成了生死仇敌了嘛。 办完了好友的后事以后，程颢亲自执笔为邵雍写了墓志铭，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先生淳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全文就不引了。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人们对邵雍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比如： 《宋史》评价他：“高明英迈，迥出千古。” 程颢对邵雍的评价是：“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程颐对邵雍的评价是：“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贤。” 朱熹说他：“天挺人豪，英迈盖世，驾风鞭霆，历览无际；手探月窟，足蹑天根，闲中今古，醉里乾坤”，是一位“振古之豪杰”，蛮有江湖气息的评价嘛。 王阳明说得很简单：“邵康节是人中豪杰。” 钱穆先生说：“邵雍是儒门中的庄周。” 以上是肯定的，当然也少不得批评的人，比如王夫之、黄宗羲、胡渭等就对邵雍的理论提出了很多质疑和否定，不再一一罗列了。 以上就是邵雍简单的一生，期间引用了一些邵雍的诗，前面也说到邵雍是一位诗人，在《伊川击壤集》中，共收有邵雍的一千五百多首诗，所以称他是一位大诗人不为过吧？邵雍虽然写了不少诗，但是他在诗坛的名气却远不及唐宋时代的那些大诗人，这当然不是说他的诗写得质量不怎么样，比如有这样一首诗，相信没有几个人不知道：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怎么样，知道它吧，这就是邵雍的作品，虽然知道作者是他的人可能也不多。 仅就诗的数量上来说，邵雍的1500的数量虽然排不进前十名，名次也不低了。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写了将近四万首诗，不过不讲他了，公认写诗最多的是有近万首诗作的陆游，其他如苏轼、杨万里等等，在数量上来说比邵雍也并没有多上太多，所以邵雍也足够令我们佩服的了。 说到邵雍的诗集，顺便多讲几句，因为在他的诗里面，有着他对道教哲学、神仙学思想的体现，也反映着他的人生观、神仙信仰。他的诗不追求对仗工整，也不求韵律，处处显得自然随性，洒脱由心，而这恰恰反映出他的仙风道骨的气质和超脱凡尘的自然。 邵雍最厉害的是在易学上的成就，自从得了陈抟的传承以后，经过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建立起一套“先天学”的宇宙论，在他的诗里面同样有这方面的记载。比如有不少记录着他与一些道门高人的交往，对他们自由生活的向往之情，在他写给一位华山武道士的诗中说：“求如华山是难得，使人消得一生闲”，在听一位张道人鼓琴以后写道：“不闻世上风波险，但见壸中日月长”，“更闻数弄神仙曲，始信壸中日月长”。 邵雍特别喜欢穿宽大的道袍，一次坐上他的小车外出时候他写道：“将出必用茶饮，欲登先须道装”。在他的安乐窝里，也会即兴吟诵：“静坐多茶饮，闲行或道装”，并且他还专门写了四首《道装吟》，就不引用了。 总之，邵雍借道装表达自己不为世俗所累，追求清静无为的生活的理想。当然了，任何时代，人们都希望得到绝对的自由，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道教的态度，邵雍其实挺矛盾的，比如他的诗里有这样一句：“若非心有得，亦恐学神仙”，还有：“人言别有洞中仙，洞里神仙恐妄传”，类似这样的态度还有很多诗句可以表达，似乎他对于道家追求的神仙道的不屑，但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他对于神仙的向往，对道家炼养功夫的兴趣。比如：“会取坐忘意，方知太古心”，“因探月窟方知物，未摄天根岂识人”，坐忘不用多讲了，月窟和天根涉及了道家的高深的修炼功法，是道家修炼阴阳二气方面的内容，如果不是对道教、对神仙信仰有向往，诗里也不会有如此多的内心的流露。 当然了，邵雍的诗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东西还有很多，这里仅是取了其中几首简单分享给道友们，不能再多讲，只能说开卷有益罢了。 下面，再讲邵雍的内圣外王的学问。 第三十八章 皇极经世，内圣外王 上 邵雍的学问，需要从先天图说起。可能很多道友不清楚先天图是张什么图，如果说六十四卦方圆图，估计很多人就知道了。先天图又叫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简称先天图，是邵雍的一个重要成就。 邵雍易学大成以后，根据说卦传，加以变化，搞出来了这个先天图，最早的时候他称其为“伏羲八卦图”，迁居洛阳以后，在对弟子张崏说起它的时候，开始正式称其为先天图了。 要讲清楚先天图，就要先明白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八卦在影视、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不过我们常见的是后天八卦，也称文王八卦。样子呢，从西北方向起，依次排列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如果对这个还熟悉，相信都听说过“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吧，在后天八卦图中，离卦在正南，为火，坎卦在正北，为水，震卦在正东，为木，兑卦在正西，为金，这很符合我国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地理环境。南方火热，北方冰天雪地，东方沿海密林广布，西方高原山脉。所以，后天八卦是有形的，是对物质世界的一种反映，相对来说，先天八卦则是无形的，是一种宇宙信息的反映。 先天八卦，又称伏羲八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簿，水火相射”，这就是说的先天八卦。如果还是从西北起，依次是艮坤震离兑乾巽坎的排列。天地定位的意思就是乾上坤上，就是天上地下，其它三句则是指兑艮相对，巽震相对，坎离相对。 由于不能插图，道友可能自己画一个出来。 那么邵雍的先天图是什么样的？如果道友们从网上搜，估计会被各种各样的图式迷惑，不知道真假，不知道哪个才是正版。 首先，邵雍的先天图中没有文字，其次，是一个方圆图，就是外面一个圆，里面是个正方形，都是由六十四卦组成的。邵雍当时说过：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所以，正版的先天图只是图，没有文字。为了看着方便，有人就把每一卦边上标上了文字，适合初学者看，实际上研究先天图的人，有没有这文字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了。 先天图的外圆为天，内方为地，这就是常说的天圆地方，方、圆的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是有讲究的。 先说外面的先天圆图的排列规律，就是邵雍为什么如此排列的原因，比较靠谱的解释有两种，当然了最后结果殊途同归。 一种是按照贞卦、悔卦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序列规律的，贞为内为正，悔为外为动。是这样的，把每一卦的内卦视为贞卦，它是不变的，外卦视为悔卦，是变化的，这样，下卦不变，上卦分别变化，就得到了这个圆图。 比如贞乾卦，就是说内卦为乾不变，外卦分别按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顺序变化，这样就得到了乾、夬、大有、大壮、小畜、需、大畜、泰这八个卦，其他依此类推，得到六十四卦的按顺序列成这个圆圈。其中乾兑离震四个贞卦在右侧，是天之四卦，逆时针排列，巽坎艮坤四个贞卦在右侧，顺时针排列，是地之四卦。 是按什么标准定义天、地四卦的呢？ 如果道友们稍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先天圆图左侧三十二卦的初爻都是阳爻，右侧三十二卦的初爻都是阴爻，就是按它来分天地四卦的，这也是太极分两仪。如果继续分下去就是四象八卦……。 进一步研究，先天圆图中还涉及左侧天动，阴阳相交，右侧地静，刚柔相交等等等等，暂时不深入讲了。 再看里面这个内方的六十四卦。 有了外圆的顺序，内方就是按这个顺序，从下向上，从右向左，依次排列六十四卦，就得到了一个正方形。 以上是用贞悔卦的方式解释方圆图的规律的。 另一种排列的解释是按卦变的方式来推演的，注意是“卦变”而不是“变卦”，完全不同的概念。直接说很抽象，道友们可以找一张方圆图，对照着里面的方图，这样看起来就不难了。卦变是这样的，首先从乾卦开始，把乾卦最上面的第六爻变，就是六爻变为为阴，下面五爻为阳产变，得到夬卦，这就叫做“一变而二”；接着是二变，把乾卦和夬卦的五爻都变，分别得到大有和大壮两卦，这叫做“二变而四”；下面是三变，把乾、夬、大有、大壮四卦的四爻变，就得到了小畜、需、大畜和泰卦，这叫做“三变而八”，至此，乾八卦就完成了，和贞悔卦的方式推导来的结果是一样的，这里面同样有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的变化。 接下来，分别把乾、夬、大有、大壮、小畜、需、大畜、泰这八个卦的三爻变，就得到履、兑、睽、归妹、中孚、节、损、临八个卦，这是四变，“四变而十六”。五变是把上面的十六个卦的二爻变，就得到另十六个卦，“五变而三十二”；六变就是对这三十二个卦的初爻变，就得到最后的三十二卦，即“六变而六十四”。 关于这个先天图的研究，古今多少豪杰，多角度解析，提出来各种思路，给出各种名称，比如程颢称为“加一倍法”。说实话，他们也许都有自己的道理，不过，如果看透事物的本质以后，再花哨、再复杂、再高深的变化思路，不也是这个结果嘛，大道至简。 那么邵雍弄出来这个先天图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用六十四卦？这需要在了解他的另一个重大成就《皇极经世》一书的内容以后才能找到答案。这里先简单说一说，邵雍打算利用阴阳分生而倍增的数字逻辑，熟悉计算机的道友想想二进制，构造起一个相当宏大的事物分类系统，通过基本的阴阳消息，统摄宇宙万物，大到日月星辰、天地四季，小到一事一物，把天地万物的变化全都用这个图表现出来，为此，邵雍还提出了“元会运世”的概念，这些内容放在《皇极经世》里再讲。 也就是说，邵雍的先天图，是为了他最终能够“逆知四时”、“化生万物”而创造的，通过先天图，可以顺推，也可以逆知，不但可以知道过去，还可以知道未来，不但可以解释天道规律，还可以解释家长里短、鸡毛蒜皮。 邵雍创造的这个先天图体系具体有多大，可能邵雍在创作先天图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等到《皇极经世》创作开始以后，估计他自己都感到震惊吧。 对于先天图，还有一个小故事，称为一段公案更合适一些，就是国内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德国人莱布尼茨是受到先天图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制，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感觉就太厉害了。 事实上呢，学者们观点不一，很多人都支持，说我们祖先、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力非常强，连计算机用的二进制都是从我们祖先的成果中受到启发才发明的，对于这种民族自豪感、荣誉感大家都理解也支持。不过经过另一些学者考证，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就是莱布尼茨是先发明了二进制，然后，大约是几十年以后才看到了先天图。其中的种种曲折宛转，有兴趣的道友可以在网上搜搜，这里就不多讲了。 不过，先天图和二进制的确是有些关系的，但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可以列举出不止一条的区别，比如二进制是计数的，先天图计数吗，有加减乘除运算，有进位、借位吗？如此等等，还有很多方面的区别。如果是国内的某位数学家研究先天图，受到启发后创造了二进制，这当然是完全合理，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先天图确实有二进制的一些基本特征，只是可惜这位数学家没有出现，或者说莱布尼茨出现得早了。 当然了，也有很多学者在用数学的方法，特别是用二进制的方式来解析、研究先天图，也有各种或简单或复杂的研究成果出来，至于这些研究对于易学来说是否有意义嘛，见仁见智吧。 第三十九章 皇极经世，内圣外王 下 知道了先天图以后，接着讲《皇极经世》这部书，又称《皇极经世书》，是邵雍编写的一部以时间为主线的历史大事年记，大约是从公元前2357年帝尧时代开始，到963年宋太祖赵匡胤时为止，跨度三千多年，绝对是古今一大壮举。 称这部书为天书是毫不为过的，为什么？普通人或者很多专家都看不懂，更谈不上理解他的意思。也许有道友会奇怪，不就是本历史大事年记吗？流水账罢了，顶多计年是用的干支法，怎么能看不懂？ 首先，先解释一下书名的意思。 邵伯温说过：“至大之谓皇，至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大中至正应变无方之谓道”也就是说，邵伯温说我爹写的这部书是载道之书。 实际上，“皇极”这个词出自《尚书》，是君主治国的至高无上的原则，邵雍拿过来用，是希望自己创造的这套原则，就是最高、中正、无穷、无邪、包罗万象的，正因为如此，程颢才会说邵雍的学问是“内圣外王”的，皇极就是内圣，经世就是外王。 就算是内圣外王之学，那也不至于像天书一样看不懂吧？ 有人说这是一部讲物理性命学的书，奇怪吗？ 皇极就是性命学，经世就是物理学。当然了，这里的物理不是现在物理的概念。进一步说，皇极是体，经世为用，是邵雍的体用一贯之学。 邵雍说我的这套学问，源于三皇，后来经过孔子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接下来的1500年来就没有人取得什么成就，停滞不前了。而我呢，担负起这个重任，要传承历史，继承三皇、孔子的学问，努力学习，勤奋探索，通过认真观察天地自然和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创立出一套正确的、可以经纶万世的、载道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以后的帝王们就有福了，只需要按照它来治理国家就ok了。我把它用先天图表达出来，想明白吗？以心不迹，心契神悟，穷阴阳造化之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古今治乱如掌上观纹，悟了，国家治理反倒是小事，甚至可以达到先天之境。 这下是不是感觉复杂了？这里需要先讲四个概念：元、会、运、世，这是邵雍所用的纪时纪年的单位，否则没办法讲下去了。 我们习惯了用年月日时来计时，有道友会问，不是还有分、秒、毫秒、微秒……，唉，邵雍生活的宋代，时间还精确不到分、秒。认真听讲，下面的很重要。 一年有十二个月三百六十天四千三百二十时，注意这里是按照一天十二时辰计算的。用阿拉伯数字效果好一些：1年=12月=360日=4320时。 “切……” 别切，邵雍不用它，而是用元会运世，即一元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1元=12会=360运=4320世。 “切，不就是把年月日时换个说法嘛？” 非也。1世=30年。 所以，一世等于多少秒？一元等于多少年？小学数学，自己算算吧。 邵雍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时间单位？好好的就用年月日不好吗？ 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个道理讲起来话又长了，简单说吧，一元类似于一年，也是有个类似于从冷到热，从春到秋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只不过元的循环不是四季，而是气，气就是体。气分阴阳，二气相交而发生变化，这是用。一元之中，气从无到有，万物化生，并且不断变化，再由盛转衰，归于无，所以一元就是一个轮回。 接下来就和先天图有联系了，一元里，天地始于太极，然后就是生两仪、四象、八卦……。一卦中有阴爻阳爻，这就是二气的作用，不同的卦象分配到一元的各个阶段，比如乾坤坎离分管四时，从一阳初生的复卦开始，到剥卦止，是不是很熟悉？对，十二消息卦，和《参同契》的“朔旦为复”是一致的。 当然了，邵雍并不满足于元会运世的划分，他说这个单位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就是说你可以把一元当作一世，甚至一秒，也可以把一世当做一元，甚至把一秒当做一元。有了这样一个时间系统，在观万物的时候就可以用不同的时间标准来适应它，比如观日月星辰时，往往是以亿年来计的，这时候就可以把它的时间标准放大。再比如观人生百态时，把标准放小一些就更合适，所以，保证对万物都有一个足够观到它的本质的时间单位，以便有合适的时间来对它的从无到有的一个循环中的关键的节点加以记录，这就是邵雍的时间单位的。 对了，还有一个概念，经。相对于月来说，年就是经，就是统、总的意思，所以元经会，会经运，运经世，这在看《皇极经世》的时候会经常看到的。 接着，还得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万物。 万物是否包括了真正的万物？是。那么这个数量就绝非万所能计数的了，所以就需要把万物划分一下类别，邵雍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推类。就如我们学习动物学、植物学一样，按层次分成如界、门、科……。邵雍的划分是这样的，太极不是二分为阴阳嘛，那么万物就先二分为天地，天是气，地是体。气分阴阳，体分刚柔，所以天就有了阴阳，地就有了刚柔，这就是四象了嘛。接下来天地再细分为日月星辰，地分为水火土石，于是就有了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太刚少刚太柔少柔，这不就有了八卦嘛。 邵雍把天道用日月星辰，地道用水火土石来分别代表，不仅使万物有了形体上的分类标准，而且还有了不同的性质。日月星辰可以变为暑寒昼夜、性情形体，水火土石可以化为雨风露雷、走飞草木。走飞可以代表动物，草本就代表植物，这方面邵雍讲了很多，基本的道理道友们理解了就好。 除了万物形质，还有万物的数量，用数、生数、体数、类数、通数……如此种种，这一切都是为了观物。 总之，有了时间标准，实现了万物的划分和归纳，接下来就可以在无会运世的时间上观察和记录了，这就是《皇极经世》，一共有十二卷，各卷内容如下： 一、二卷：列出了元会运世数，以元经会，共十二篇，分别是观物一至观物十二。 三、四卷：是以会经运，列的是世数和世数的年数，年数就是用的干支，时间从帝尧到五代，反映的是天时和人事的关联，记载的是天下离合治乱，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有十二篇，观物十三至观物二十四。 五、六卷：是以运经世，列的同样是世数和年数，时间也是从帝尧到五代，是用人事验证天时的，记载的是历来的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从观物二十五至三十四，共十篇。 七、八、九、十卷：这四卷以十、十二为根基，用阴阳刚柔、律吕声音穷尽万物之数，比如动植飞走之数。共十六篇，观物三十五至五十。 十一、十二卷：就是邵雍讲为什么要创作本书了，根本就是要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观尽万物，穷尽万物之理，目的是为了帝王之事，能走在大道上，至中至正，别再动不动就被人造反推翻了。 所以，皇极之所以能够经世，是因为皇极无所不包，观物就需要无所不观才可以。邵雍观物有三个层次：以目观物，以心观物，以理观物。先观天地进而观人，由观人再观圣人，达到以物观物，物我两融，天人合一的最高观物境界。总之就是从观天地开始而观尽万物，从而观出一条昊天之道，观出一条圣人之道。 邵雍说：“性之在物谓之理”，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物理之学。邵雍研究的是万物消长的道理，寻求如何把握万物规律的治理之道，最终还是要对应到人，成为帝王之道，所以说，物理之学就是外王之学，对应的性命学就是内圣之学，所以，邵雍的观物之学也可以说是哲学层面的唯物之理。 至于《皇极经世》中的阴阳、数学等方面的内容，比如体四用三、体八用六、天六地四、方圆之数、策数、闰数、分数、生数等，就不再一一讲了，有兴趣可以单独交流。 至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邵雍的《皇极经世》记录了这个世界的变化，从卦象上可以看到乱生于治，比如夬后接的姤，也有治生于乱，比如复接着剥卦。在它的记录下，治乱是交替的，这些都是通过对过去的“观物”找到治乱与时间的规律，按照这个方法，就可以推测未来的变化，未来某一个时空节点的治乱、事件。所以，圣人们、帝王们就要注意了，天时人事，是必然，是命，需要你们积极主动地面对，预防乱世的发生，这才就是程颢为什么说邵雍的学问是内圣外王的原因。朱熹呢，说“皇极是推步之书”，这和说易经是占卜的书是一个调调，还不如说它就是《推背图》呢。 说到朱熹，再啰嗦几句。历代的易学大家们对朱熹的易学水平往往是嗤之以鼻的，往往会把他在易学方面不懂的或者理解错的一些地方揪出来加以批驳，然后以点盖面。比如有人说他看不懂《参同契》，看不懂《先天图》，理解不了圆图到方图的变化等等，于是就说他根本就没有资质学易。我们这些小人物，吃瓜群众自然是只有双手扶膝，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看戏的份，没有资格评论大人物们的斗争。其实这里只是想说朱熹的易学，受邵雍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朱熹自己也说过，我的这点学问是从邵雍那里学来的，当然了，邵雍是从陈抟那里学来的。试着理解一下，人家朱熹说了，我的学问是从陈抟那里学来的，挺正统的，不要看不起我啊。 其实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有多高的成就，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认可你，所以批评邵雍的人同样也存在。当然了，对于邵雍在易学上的成就，更多的还是认可，除了朱熹外，南宋大儒张行成绝对是他的铁杆粉，明代的俞琰同样极为肯定朱熹的成就，对于邵雍自然是更加崇拜了。即使在当今，同样有大量学者在研究邵雍，他的另一部着作《梅花易数》，与六壬一样从来就不缺拥趸。 关于《梅花易数》，本来想开个单章详细讲一讲的，但是内容上肯定是离不开一些解卦、断卦等方面的内容，和当前的主旋律有些不一致，所以就不讲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说，或者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私下交流交流吧，留点小遗憾。 第四十章 吴承恩眼里的好道士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地区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历史尤其厚重，下面就说说天台山。 天台山位于浙江，是我国的一个5a级景区，在中国佛教史、道教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享有“佛宗道源，山水神秀”的美称。早在汉末，左慈就在这里创建了台州道教，接着葛玄在240年左右大搞房地产开发，修了着名的天台观，就是后来的桐柏宫。其后天台山道教香火不断，名人辈出，前面讲到过的顾欢、陆修静、王远知、司马承祯、徐则、杜光庭等等，都在天台山留下过痕迹。 天台山同样也是佛教圣地，着名的天台宗就发源于此，高僧大德同样出了不少。比如开创了“无情有性”学派的天台宗九祖湛然，对后世佛、儒影响深远，就连朱熹、王阳明对其学说都极为重视。 说到“无情有性”，又想到了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孙悟空。《西游记》创作时期，正好是宋明理学兴盛的时候，吴承恩自然也会受到天台宗的这个“无情有性”思想影响，他笔下的孙悟空其实就能说明这一点。孙悟空的本源就是“无情”，一块石头嘛，就算这块石头再有来历、再不平凡，也脱离不开是一块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石头的事实，不过孙悟空出世以后，就具有了后天之性，先是表现出一种魔性，主要是他被点化西行之前的那一段时期，一系列的闹腾就是魔性的表现。到最后孙悟空修成正果成佛，就是一个成功的修性过程，所以他就是一个“无情有性”的代表，是吴承恩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 既然讲到了《西游记》，那么不妨先请道友们读上一小段来回味一下。 俱正在仓皇之际，忽听得那半空中，有人叫道：“大圣，我来也。”行者抬头观看，只见那—— 肃肃冲天鹤唳，飘飘径至朝前。缭绕祥光道道，氤氲瑞气翩翩。棕衣苫体放云烟，足踏芒鞋罕见。手执龙须蝇帚，丝绦腰下围缠。乾坤处处结人缘，大地逍遥游遍。此乃是大罗天上紫云仙，今日临凡解魇。 行者上前迎住道：“张紫阳何往？”紫阳真人直至殿前，躬身施礼道：“大圣，小仙张伯端起手。”行者答礼道：“你从何来？”真人道：“小仙三年前曾赴佛会，因打这里经过，见朱紫国王有拆凤之忧，我恐那妖将皇后玷辱，有坏人伦，后日难与国王复合。是我将一件旧棕衣变作一领新霞裳，光生五彩，进与妖王，教皇后穿了妆新。那皇后穿上身，即生一身毒刺，毒刺者，乃棕毛也。今知大圣成功，特来解魇。”行者道：“既如此，累你远来，且快解脱。”真人走向前，对娘娘用手一指，即脱下那件棕衣，那娘娘遍体如旧。真人将衣抖一抖，披在身上，对行者道：“大圣勿罪，小仙告辞。”行者道：“且住，待君王谢谢。”真人笑道：“不劳，不劳。”遂长揖一声，腾空而去。 以上是《西游记》第七十一回“行者假名降怪犼，观音现象伏妖王”中的一段，之所以把这段文字摘下来，自然是有目的的，里面有几个深层次的问题要和道友们分享一番。 首先，就是这位紫阳真人张紫阳，这是重点，他就是下面要讲的张伯端。 其次，可以看出，在明代时张伯端就已经被当成仙人了。 第三，不知道道友们对吴承恩了解多少，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否了解？道友们可以回顾一下《西游记》，仅就佛、道二教来说，这部名着是不是整体上以佛为尊的？为什么说是尊佛呢，先不说小说的大框架就是取佛经来教化中土，解救万千生灵超脱苦海的，您看师徒四人，对了还有一匹白龙马，一路上所斩的妖除的魔，是不是总和道教沾边？再看看出来救场的，总少不了观音菩萨，当然，道教诸神也有，但整部书中最厉害的人物无可争议的是如来佛祖吧？再看看道教的老大太上老君，本来和如来地位相等吧，可是除了老是被孙悟空欺负以外，还得去找玉帝告状，简直就成了玉帝的一个手下了，至于他那兜率宫，怎么看也没办法和西天比。 第四，道友们应该清楚，嘉靖皇帝对道教的尊崇估计是真追宋徽宗的，按理说当时应该是崇道的大环境，可是当时的道士干涉朝政相当严重，惹得包括很多人，其中也包括吴承恩对道教就很反感了，这种情绪也就表现在《西游记》中了，里面的道士几乎没有几个是正面的，猴子请来的道教一方的救兵也往往打不过一个妖怪，明显的贬低道教。 总之，感觉在吴承恩看来，佛教就是高于道教的，当然，讲了这么多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尊佛的、对道教有偏见的吴承恩在书中却把张伯端塑造成了一位妥妥的正面人物，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先问一问道友们，不知道在看到上面《西游记》里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疑问？紫阳真人肯定是法力大大滴，那么为什么三年前没有把妖怪直接咔嚓了，把金圣宫娘娘救出来呢？这里正是紫阳真人高明之处，问题的关键是他说的那个“拆凤之忧”。 什么是拆凤之忧呢？ 想当年朱紫国王还是太子的时候，曾经射杀过孔雀大明王的两个孩子，孔雀大明王是谁啊，如此猛人当然不干了，不过他又受限不能随便离开灵山，便让如来给他个交代。孔雀大明王为什么不能离开灵山呢，这又和以前的一段恩怨有关，就是他曾经生吞过佛祖，具体的故事大家自己找找看吧，总之就是背景挺深的。这点小事自然不可能劳如来佛大驾亲自出马，于是他就给观音发了个消息，让他去处理好这件事。佛家不能杀生，当然不会一个掌心 雷把国王挂了，想了半天，观音心生一计，决定让这位国王受三年夫妻分离之苦，这就是拆凤之忧。 事主是个国王，又是大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随便找个怪下去办这件事观音很不放心，怕掌握不好分寸，于是就暗中纵容自己的坐骑下去完成这件差事了，自己家的人，不，是自己家养的怪，懂得自己的心思。还有些阴谋论者有过深度挖掘，说这只犼本来是太上老君的宠物，后来被观音打赌赢来的，所以观音拿这只宠物下界，事成了是自己的功劳，失败了还可以推给道教。 没有不透风的墙，佛家几位大人物暗中的行动，不知道怎么就被紫阳真人知道了，他感觉有点不妥，为什么呢？你们要惩罚这位国王有道理，讲究因果嘛，可是这尺度把握得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你们这样让一个妖怪把人家老婆抢走了，就算三年后就放回来，那也是一位被糟蹋了的王后啊。于是，好心爆棚的紫阳真人就送了件会生刺的宝衣给这位金圣宫娘娘，从而保了她三年的清白之身。 紫阳真人如此做，也算是煞费苦心了，既没有影响佛祖导演的剧情进展，又保护了当事人不受过度伤害，所以紫阳真人不是不能直接杀妖救人，而是不能而已，除了有爱心，也尽其显圆滑老道。 另外还有个原因，据说吴承恩是一位南宗气功的爱好者，《西游记》里就有大量内丹修炼的情节，比如孙悟空学艺、猪八戒的内丹术、沙僧遇真，特别是猪八戒的内丹术，道友们可以翻翻《西游记》收八戒的第十九回，八戒非常得意地来了一段自我介绍，里面的泥丸、九转、华池、铅汞、坎离龙虎等等，全是内丹功法的术语，道友们可以和前面讲的内丹学和下面要讲的张伯端的内丹法印证一下。此外，吴承恩还经常把西行路上遇到的名山和天台山相比，如某山奇峻，就像天台山，某山秀美，也像天台山，这些都透露着吴承恩对南宗内丹学的滔滔江水般的崇敬之情。 当然这仅是个人观点，有不妥之处请指正，主要还是讲张伯端。 第四十一章 张伯端—南宗之祖 下面就讲一讲这位紫阳真人张伯端，一位开创了和北方全真教并立的金丹派南宗，写下了一部和《参同契》并称丹经之王的《悟真篇》，在道教发展史上的顶尖级大咖。 姓名：张伯端，字用成，号紫阳 曾用名：张平叔 称号：紫阳真人、悟真先生 籍贯：浙江天台县？ 出生时间：984或987？ 去世时间：1082年三月十五日？ 主要作品：《悟真篇》《金丹四百字》《青华秘文》《奇经八脉考》《紫阳真人语录》 主要成就：开创南宗，提出先命后性、性命双修的内丹理论 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位道教界名人，在正史上的记载却不多，这个可以理解，不过在各种道教典籍记载却不少，只是这些典籍发扬着一贯的不太靠谱的传统，相互矛盾，疑点多多，这也是上面有那么多问号的原因，所以这些信息至今还没有定论，对此只能再次表示遗憾，具体情况在下一章专门讲。 综合一些相关的史料，张伯端的大致生平如下：从小就喜欢看书，而且涉猎极广，从书算、战阵、天文、地理到刑法、算命风水等，感觉只要是能接触到的书，没有张伯端不喜欢读的样子。 和众多读书人一样，张伯端也曾经有入仕的理想，参加过科举考试，不过也没有考中，个人感觉是因为他看的书太杂了，好多都不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当然了，也有些学者不知道从哪里得出了张伯端中过举的结论，由于缺乏可靠的支撑材料几乎没人认可。 由于科举当官之路行不通，为了生计，张伯端选择了去当公务员，在古代读书人还是很好找工作的，就业压力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就算是公务员也如此，所以他很快就成为了台州府里的一名光荣的小吏。 朝九晚五的日子是平淡的，有一天，张伯端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婢女在厨房忙了好长时间，山珍海味弄了一大桌，朋友有心和他开玩笑，就把一盘鱼藏到了房梁上面。北方的道友可能对如何在房梁上藏东西理解不了，有机会到江浙一带的古民居里看看就明白了。 大家吃喝得挺高兴，朋友也就把藏鱼的事情忘记了，不过张伯端却是最喜欢吃鱼的，他当然注意到了特意安排要准备的鱼没有送上来，所以很自然地猜测是下面的婢女偷着给吃了。所以，朋友走后，张伯端便责问婢女，婢女当然不会承认了，于是张伯端就把婢女鞭打了一顿。这个婢女也是个刚烈性子，受了主人的冤枉又挨了顿打，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 过了几天，房梁上的鱼坏了有蛆虫掉下来以后，张伯端才明白了所谓的偷鱼的事实，非常后悔之余，触动颇大，感叹人生无常，世事多舛，心情怎一个糟字能表达。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实际上还是有地方值得推敲，而且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故事发生，这里只是捎带一提罢了。 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不幸的事情才直接影响了张伯端的人生轨迹，据说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意外，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婢女之事，张伯端把县里的文书案卷一把火烧了。这种行为在当时是属于犯罪的，查了一下，大概可以划归为“火焚文书律”，处罚也是相当重的，所以张伯端“坐累谪岭南兵籍”。 他的这段经历在很多文献里均有记载，为此，南宗第五祖白玉蟾还曾写过一首小诗： 元丰一皂吏。 三番遭配隶。 遗下悟真篇， 带些烟火气。 张伯端获罪被发配到岭南的事情确实是发生了，具体那时的岭南和现在的岭南基本上一致，就是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一线以南，大体上就是两广和海南，广义上还包括越南的北部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一部分。对于生活在中原和江南的花花世界中的人们来说，那里绝对是一个远离繁华、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烟瘴毒虫遍地的一片未开化的荒蛮之地，作为流放之地是最合适，绝对不是文明人愿意去的地方。 有道友可能会问，讲了半天，这些都是发生在什么时间的事情？不是不想说，而是时间上问题比较大，稍后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只能说个可能的，大致的时间，1034年-1038年间，宋仁宗时期。 岭南的地盘还是相当大的，被流放的张伯端理应被发配到某个条件艰苦的地方劳动改造才对，但是史料上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反而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和《悟真篇本末事迹》等典籍中有“浪迹云水”的说法，张伯端自己在《悟真篇》序中也有“询求遍于海岳，请益尽于贤愚”的说法，感觉他就是到岭南旅游去了，除了不能回家，似乎没什么限制了。 那么张伯端主要的活动范围在哪里呢？南宋时期的桂林摩崖石刻有一篇《张平叔真人歌跋》，“刘君讳景，字仲远，桂林人也，嘉佑末得是歌”，嘉佑末约是1063年，这首歌是这样的： 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成千千。 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 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 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 再结合一些史料分析，可以进一步确定张伯端当时主要活动的地方是在桂林一带，直到1064年左右投靠了桂林知府陆诜，在帐下当了一个机要秘书的官职。 陆诜其人我们不多说了，大体上就是位温和派的清廉 官吏，一生都是奔波到全国各地任职。据陆诜的孙子陆思诚在《悟真篇记》中记载，张伯端在桂林依附陆诜以后，陆诜每改任它地，也都跟随。张伯端自已也在《悟真篇》序中说“后至熙宁己酉岁，因随龙图陆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诚愈恪，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熙宁己酉岁就是1069年，这也是学者们比较认可的一个时间节点，也就是张伯端入蜀而习得金丹之法的时间。 第二年，1070年八月，59岁的龙图公陆诜去世，死在了成都，张伯端也就在那一年回到了台州老家，开始整理自己的学问，闭门着书写他的《悟真篇》。 不过，关于《悟真篇》的成书时间和地点，历来学者的说法不一，依据各不相同。本人比较倾向于南宋的《嘉定赤城志》中的记载（台州古称赤城），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张用成，字平叔，尝入成都遇真人，得金丹术。归以所得萃成秘诀八十一首，号《悟真篇》。” 《嘉定赤城志》在我国方志史上的地位极高的，所以其记载的内容相对可靠性更高，而且道友们也都知道“时近则迹真”的道理。此外，再结合明代天台高僧传灯和尚和清代的敏曦和尚的记录，也都是说张伯端到四川遇到真人，学得金液还丹法，回到老家以后写成《悟真篇》。明代《赤城新志》，清代以后的《台州府志》《临海县志》《天台县志》等基本上都是参照《嘉定赤城志》中的说法。 1075年成书以后，张伯端又开始外出游历，此时已是一个年近90岁的老爷爷了，居然还能闲不住，关键是还能走得那么远。据说张伯端来到陕西以后，曾经先后收过三个弟子，详细的情况无从考证，但这三个弟子不但没能传下道统，反而给他带来很大麻烦。特别是因为他收第三个弟子，得罪了凤州太守，所幸巧遇石泰说情才免去了一场大祸，于是张伯端就把《悟真篇》传授给了石泰。 除了石泰这一脉以外，据说由于张伯端曾在扶风马默手下打过工，所以就把《悟真篇传》给了他，这一分支向下依次是张坦夫-陆师闵-陆彦孚。 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张伯端在天台山趺坐而化，弟子把他火化后得千百舍利。雍正皇帝封“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 这里的趺坐是什么姿势呢，道友们想想那些端坐的佛像就知道了，传说这种坐姿是神秀创作的，据说是坐得最稳，也最舒服，目的当然是能够更好更快地入定了，要不然打坐时倒了就尴尬了。 可以看得出，各种史料对于张伯端的记载实在是太过简单，且里面有诸多疑点值得推敲。简单归纳他的一生，大体上就是由儒入道，由道入禅，以道为本，儒释道合一的历程，这些在后面还会再讲。 在明代的《正统道藏》中，收录了张伯端的三部作品：洞真部玉诀类的《悟真篇》、洞真部方法类的《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和太玄部的《金丹四百字》。代表作当然是《悟真篇》了，前面我们也一直在说，这是与“丹经之祖”《参同契》齐名的丹道巨着。对于这部重要的道教典籍，《悟真篇》同样有数十位高人为其注释，而这些注疏无论是对张伯端本人，还是对这部书，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第四十二章 张伯端—生日?年龄?籍贯? 下面就先聊一聊张伯端的生卒时间和籍贯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研究的学者相当多，因为时间研究一个人的最重要的信息，准确的生平时间是把一个人放在一段历史当中的前提，无论是社会的影响还是对社会的影响，失去了社会，人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而且，看看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挺有意思的。 虽然多数人勉强认可了张伯端的生年和卒年，但通过上面所讲的他的简单生平，里面还是有一些在时间上不甚合理的地方。 上面说过，康熙年间的《临海县志》中的记载是多数学者认可的，也就是说张伯端应该是生于雍熙四年，就是987年，住世九十五岁。 翁葆光在《悟真直指详说》中说张伯端是在元丰五年三月初五尸解，阅世九十六岁，同样可以确定他是生于987年，这与《临海县志》记载的是一致的。 翁葆光还写过一部《悟真篇注疏》，不过开始没有流传。据元代的戴起宗说，这篇注疏直到1204年才开始在圈子里流传。如果张伯端1082年过世的话，时间也仅仅过了一百多年，所以推测这个翁葆光和张伯端年龄差距并不太大。这么说的意思很简单，一是二人有渊源的，翁葆光是张伯端的再传弟子，师承上的关系注定了翁葆光应该比较了解张伯端。二是二人生活的相隔时间并不算久，所以，翁葆光的记载会更可信，或者说更准确一些。那么翁葆光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真人享年九十六，自太宗丁亥，至神宗壬戌”，查了一下时间同样是987年到1082年。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确定了张伯端的生卒时间了呢？非也。 记载了张伯端出生时间的典籍还有《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的第四十九卷张用成传，里面称张伯端是在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十五日坐化，住世九十九岁，那么向前推算他应该是生于984年。 实际上，只要知道张伯端的准确的卒世时间及年龄就可以确定他生于何年，那么是不是可以确定张伯端去世时间就是1082年呢，也不一定。 翁葆光在《张真人本末》中还提到，张伯端在政和年间（1111-1117年）“谒黄冕仲”，按照他前面所说的张伯端死于1082年元丰五年，到政和年间已是张伯端死后的三十多年了，所以就不敢保证翁葆光的记载的可信性了，恐怕他自己都没有弄清楚这个时间。 另外，据陆思诚的《悟真篇记》中说，张伯端去成都以后，曾到河东转运使马默手下打过一段工，先不说八十多岁的人了是不是还有打工的心情，单说据《宋史》记载，马默是在1086年以后才去当了这个转运使，所以如果张伯端是在1082年去世的话就明显有问题了。那么是不是说陆思诚的记载就一点也不靠谱了呢，也不能这么简单断言。关于陆思诚其人前面也提到过，他是陆师闵的儿子，陆诜的孙子。据说当年马默先是把《悟真篇》传给张坦夫，张坦夫接着传给了陆师闵，所以陆思诚和《悟真篇》也是极有渊源的。同样，他和张伯端生活时间也很相近，所以，按理说他说的可信度也相当高，虽然和翁葆光的记载有出入，还真不敢说哪个是对的。 当然，不符合逻辑的记载还远远不止上面这些，还有一些典籍上也有一些线索，总之多参考一下，也许对考证张伯端的生卒时间有价值。 对于张伯端的生卒时间，有的学者经过仔细推敲、反复论证后认为，如果张伯端是生于庆历年间，大约就是1045年，卒于1145年左右是最为合理的。这样他去成都遇到异人时二十几岁，当然了，认为这个异人是刘海蟾的话那是另一个不合理的地方，下面再分析。接下来他三十岁左右开始写《悟真篇》，四十多岁时事马默，约七十岁时谒黄冕仲，貌似这样非常完美了。但是仅仅貌似合理肯定是不可以的，前提是安排给张伯端的一系列履历都是真实的才行。 综合一下上面的资料，张伯端是在1082年卒世的基本上还是取得了一致认同，生年则可以确定为983、984、986或987年，如果不考虑因为虚岁差一年的情况，他的生卒年就有984年到1082年，或者是987年到1082年两组数据。 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考证张伯端的生卒年多此一举，因为对于研究南宗一脉的传承有重要的价值。 接下来再研究一下张伯端的籍贯问题，也挺有意思的。 关于张伯端的籍贯问题，其实在《悟真篇》的序中很明确记载：“天台张伯端平叔序”。平叔是张伯端的字，根据这句话，按理说可以确定他是天台人应该没有疑问的才对。大家应该都知道，在《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中，每当两军对垒开始厮杀之前，双方大将一般都要先单挑，正常情况下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挑战一方大将催马杀到两军阵前，是否需要跑上两圈或练上一套刀法那是自选动作，然后冲对面敌军来一嗓子，注意一定要有气势，如：“吾乃常山赵子龙是也，谁敢来战！” 接下来，如果对方有大将应战，那就催马出去，如果被人家叫住了，那就……不管这种情况，应战的大将来到阵前，也会照着对方的套路来上一次，同样会来一句：“吾乃燕人张益德是也，来取你项上人头！”至于关云长那种不通名，上去就斩颜良、诛文丑的那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打法是例外，不必理他。 古人这种通名报号时带上自己的家乡地址还是很常见的，所以张伯端在序里说的“天台张伯端”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我是天台人。 现在很多地方都喜欢把历史名人拉到自己这里来，以提升当地的文化底蕴和知名度，所以有一些名人会被两个甚至更多的地方争抢的情况发生，比如董仲舒被人争过，西施被人抢过，李淳风、老子、诸葛亮也有若干个故里，甚至连孙悟空、牛郎之类的也有好多地方争，弄出不少故里来。 张伯端也被浙江的临海市和天台县争抢过，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嘛，总是要争一下才行。前面讲的《临海县志》是最早记载张伯端老家是台州的文献，不过宋朝的台州府并不是今天的台州市，而是在位于临海市的临海古城，所以两个地方才会发生争夺张伯端故里的事情。 有大量学者在张伯端籍贯的问题上进行过探究，执不同意见者之间甚至发展到了发文相互攻诘的程度，有兴趣的道友可以了解一下。这里特别推荐了一篇文章，就是天台山桐柏宫中国道教南宗研究所的郑为一先生在2014年完成的台州市社科联系的专项课题成果《张伯端籍贯考辩的正本清源》，他还有一篇文章《张伯端籍贯考辩的几个关键问题》，里面对张伯端的籍贯研究的现状有比较全面的讲解，同时也有自己的结论，这里就不多讲了。 总之，经过一波三折以后，最终大家勉强取得了共识，张伯端就是天台人。就我个人而言，做学问是一定要严谨，这是最基本素质，不过有些对学术研究几乎没有价值的鸡毛蒜皮的问题，如果实在不好考证，暂且放下不管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就张伯端的籍贯问题来说，天台和临海两县本就相邻，远在宋代时，自然、人文、风土、文化等等之间的区别不太可能大得影响张伯端的学术思想的程度吧，所以，这个问题难得糊涂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第四十三章 张伯端—师承?传承? 上 相较张伯端的生卒时间以及是临海人还是天台人的籍贯问题来说，他的师承和传承的问题就更不能马虎，不言而喻。 同样，张伯端的师承至今还没有定论，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和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大体上得到一致认可的是张伯端于1067年到桂林知府陆诜手下任职，1069年随他迁调去了成都。在成都天回寺张伯端遇到一位真人，得其传授仙法，“其言甚简，其要不繁”，使人“雾开日莹，尘尽鉴明”，这就是成都遇师，而这位真人就是大家特别想知道是谁的张伯端的那位神秘的师傅。查遍所有资料，无论是张伯端自己，还是他的弟子，都没有说过这位真人是谁，就连姓什么也不知道，于是有人猜测说是吕洞宾，有人说是陈抟，还有人说是刘海蟾，总之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下面就把主要的观点说一说，再简单说一下本人的拙见。 前面已经讲过吕洞宾和陈抟，这里就不再重复，先简单交代一下刘海蟾。 我们虽然没有开单章专门讲刘海蟾，并不是说他在道教发展史上不重要或者没什么名气，相反，他在民间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关于刘海蟾的传说很多，早在明代时，《列仙全传》就把他列为八仙之一，只不过最后被张果老顶替了下去。另外在民间还有刘海戏金蟾的故事，算是半个财神，大量出现在年画、板画里面。那只三条腿的金蟾呢，则大量出现在一些营业场所里面，被很多铜钱包围着踞在收银台上。当然各位可能有一个疑问，刘海和刘海蟾是一个人吗？回答是肯定的。 刘海蟾本来叫刘元英，开始修道以后就号称海蟾子，只不过当时常被人省去“子”，直接以海蟾呼之了。在南宋时，北方道教是以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和王重阳为全真北宗五祖，刘海蟾得到的是陈抟的传承，这还是基本可信的。至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一些典籍中称他是得钟离权、吕洞宾真传，由于时间上存在问题所以并不可靠。当然这类问题前面见得也多了，毕竟仙人的寿命不是问题，几百年、上千年以后还出来行走传道收徒也就顺理成章的嘛。 需要说明的是，南、北两宗的五祖的传承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从钟吕到陈抟，都是兼容并蓄发展的，南北宗同样也互有传承，所以道统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随着长期的南北政权的分隔，道教在南北交流方面也受到很大影响，二者发展才渐渐产生变化，总体上看北宗近禅，而南宗近道，大家在后面的讲解中可以慢慢体悟。 在这里讲的是张伯端的传承问题，他向下的传承后面再讲，关键是他传承自什么人，为什么就把南宗和北宗视都视为了钟吕、陈抟一脉？ 接着，我们先解决一下张伯端在成都到底遇上的是不是刘海蟾的问题。 首先张伯端是在1070年左右到的成都，那时的刘海蟾至少应该是一百八十岁了，虽然不是没有可能，但可能性还是低到了一定程度了。 其次，张伯端在《悟真篇》的序中写道“因随龙图陆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诚愈恪，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这里提到了真人，但并未说明是何人，如果真得了刘海蟾的真传，那么在这里不应该只有一句真人的春秋笔法了。就连和谁去了成都都要交代一下是陆诜，更何况是传他真经的老师呢？要知道三教兼修的张伯端和其他古代儒家一样，是极为尊重老师的，老师的名讳哪里会不铭记？所以，有学者得到了他是——梦到了真人，梦里学到了金丹之法。之所以这么认为，当然还有那个“感”字。您还别感觉可笑，这种事情自古就有很多先例，从理论上也说得通，但事实怎么样却只能呵呵了。 那么比较可靠的说法呢，个人感觉是他得到了陈抟、刘海蟾等一脉的一些典籍，通过学习以后融会贯通，感觉得此仙法如在梦中，才有这样的记载。 有些人可能感觉你这样说更没有说服力，纯粹是自己瞎想的，ok，那么我们再对“真人”这个词进行一下拓展。 早在这部书的第一篇中就解释过“真人”的概念。在先秦时期，真人一般是指神人，是完全区别于凡人的。自唐以后，有些皇帝会封一些高道为真人，比如唐明皇就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等。和这些先贤相比，后世的道士们就很少有能受到真人封号的，即使是有，一般也都是死后若干年才有可能受封的。北宋期间，极少有皇帝加封真人的事情，当然并不是说没有，这里只是想和道友们说明一下，北宋以前“真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封的，真人的称号也不是随便哪位都有的资格用的。南宋以后，真人的称号就被封得有些滥，不太值钱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据考证，刘海蟾被封为真人是到了元朝的事情了，是被忽必烈封为了“明悟弘道真君”，而且还是搭了丘处机的顺风车，当然是在丘处机死了22年以后才被封的。 由此可见，张伯端在成都那时候刘海蟾还不是真人，也没人会随便称他为真人的。 在《悟真篇》中还有一首七言绝句： 梦谒西华到九天， 真人授我指玄篇。 其中简要无多语。 只要教人炼汞铅。 由于古人传抄的问题，此诗的细节有些不同的版本，好在都明确了张伯端得到真人传授《指玄篇》，同样提到了真人，当然同样是没有明确说这位真人是谁。再结合序中的那一句“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其言甚简，其要不繁”，两相印证，就有学者想到了，如果知道《指玄篇》是谁写的，岂不是就知道了这位真人是谁了？没那么简单。 在1070年以前，至少有张白、陈抟和吕洞宾这三个人写过《指玄篇》，恰恰刘海蟾是没有写过此文，所以再一次把刘海蟾排除了。 有道友说，为什么我在网上搜的，还有那么多学者发论文说成都那位就是刘海蟾呢？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那么张伯端“梦谒”的人基本上就在这三个人中选了，具体是谁呢？ 先看张白，记载这位的史料不多，在《括异志》中记载，1070年时张白至少也是百岁老人了，也没有记载他被封过真人，更很难考证他去过成都，且此人也没有修习过道家的内丹术，基本上就和道教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先排除这位张白先生。 接着再看陈抟。陈抟是在989年去世的，且柴荣给他赐号“白云先生”，赵光义也赐号“希夷先生”，您瞧，如此高人尚且没有被封为真人，也足见真人的称号不是随便给的。不过陈抟的身份和地位肯定是足够张伯端敬仰了，梦到他传授真经似乎也说得过去。 前面说过，陈抟的作品大多都没能流传下来，这部《指玄篇》一样缺失很多，不过从佚文的只言片语中还是可以看出它在丹道中的影响不可能小，实事上它对张伯端也有重要的影响。有人还指出来“西华”就是指西岳华山，也正好符合陈抟在华山的身份，不过这些证据还是稍显牵强，不能由此就推断出这位真人就是陈抟。 没关系，为了把陈抟就是这位真人的事情办成铁案，于是又有学者从陈抟的亲传弟子张无梦那里进一步寻来了支持。 张无梦是长期在天台山隐居的，这可以从宋真宗亲赐的“送张无梦归天台山”诗中得到确认： 混元为教合醇精，视之无迹听无声。 唯有达人臻此理，逍遥物外事沈冥。 浮云舒卷绝常势，流水方圆靡定形。 乘兴偶然辞润户，谈真俄尔谒王庭。 顺风已是闻宗旨，枕石还期适性情。 玉帛簪缨非所重，长歌聊复宠归程。 诗成时间大约是在1012年，期间张无梦已在天台山隐居好几年了。经考证，张无梦大约在1000年到1044年间一直没有离开过天台山，如果前面分析的张伯端生卒时间准确的话，那么就是在他被流放之前，大概有三十年的时间是和张无梦同时在天台活动的，所以学者推断张伯端是有时间，也有机会拜访张无梦，从而从张无梦那里接触到陈抟的无极思想的，这是其一。 其二，皇帝的诗中提到了“混元为教”，这在侧面证明了混元教派在当时有很大的名气。据宋代天台宗僧人志磐整理的《佛祖统纪》记载：“天台张平叔少传混元道”，在《历世真仙体道仙鉴》中也有张伯端“浪迹云水，晚传混元之道而未备，孜孜访问，遍历四方”的记载，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联想到一些什么？或许张伯端在天台期间因为混元道的名气，主动拜访张无梦，向他学过内丹道，当然，这同样只是推测，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第四十四章 张伯端—师承?传承? 下 和道教典籍的大量错漏缺失、自相矛盾、考证困难等诸多问题相比，佛教的典籍相对来说就要严谨得多，很多道教的无头公案反而是在佛教典籍中得到解答的。就说这部《佛祖统纪》吧，志磐和尚编写耗时十年，真的是夜以继日，五易其稿，最后又请了五位高僧仔细校正以后才最终定稿，所以全书错漏极微。志磐所说的张伯端少年时学到了混元道，而《仙鉴》中则说他是晚传混元道，个人感觉还是和尚的说法更可靠一些，也和张伯端的生平经历相符。如果张伯端是晚年才去天台山找张无梦去的话，显然应该是从成都遇真人以后回天台山的事情了，而张无梦1044年就不在天台山了，时间上显然对不上了，所以张伯端很可能是在获罪南下以前见到过张无梦。 对了，这个混元派又是怎么回事呢？ 混元派其实就是金丹派或内丹派，包括太上老君、八仙、王重阳、陈抟等等这些人全是混元派的，直到元世祖加封赵虚静为“混元大宗师”为止，一直有混元这种说法，以后就少有人用这个词了。 说张伯端和陈抟有关系，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可以侧面证明，他就是张无梦的弟子陈景元，一位在老庄易学方面的成就极高，一生着述也极多的大才。有人说陈景元的易学成就或许比邵雍还要高一些，这一点可以从宋代研究老庄的人大多数都会参照陈景元的着述有所体现。陈景元是用元气生成论来解释内丹修行的，他的明体、无为体道等观点，在张伯端的《悟真篇》的后序中曾经提到过，这就足见他是吸收了陈抟一脉的明体达用学说的，所以，一些学者才会认为张伯端的老师就是陈抟。 实际上这种说法还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张伯端的《悟真篇》里可不仅仅只有陈抟的思想，还有儒学呢，他还在老庄之学中融入了禅学呢，难道就可以说他的老师是位大儒或者是某位高僧吗？ 为什么说《悟真篇》中有禅学呢？简单举一个例子。禅宗对戒、定、慧的解释中有“三者相须而成，互为体用。或戒之为体者，则定慧为其用；定之为体者，则戒慧为其用；慧之为体者，则戒定为其用”的说法，张伯端的内丹理论中同样是注重体用的。 当然了，虽然还不能确定陈抟就是张伯端的师傅，但是在他的丹道思想中，核心内容或者说最重要的东西还是来自陈抟一脉的。 最后是吕洞宾。前面专门讲过他，其人自古至今一直以神仙身份在民间流传，诗、酒、剑闻名于世，而且他还是道教外丹转内丹的关键性人物。关于他写的《指玄篇》虽然仅有二千余字，但正如张伯端说的，简而不繁。吕洞宾的真人封号虽然是到了宋徽宗（1119年）才封的“妙通真人”，也可以证明吕洞宾无论在民间还是在皇族中都有极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受到张伯端的尊重就不奇怪了。 另外，在《吕祖全书》中有《指玄篇小序》一文，其中有“第继《参同》之后，开《悟真》之先，有吕祖之《指玄篇》”的说法，不过这也只能说明张伯端学习过吕洞宾的《指玄篇》。不过有好事者仔细研究了吕洞宾的《指玄篇》和《悟真篇》以后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的语句，甚至可以说是“篇篇仿佛，句句旨同”。不止如此，“再索其数，纯阳《指玄》上卷律诗一十六首，紫阳《悟真》上卷亦是一十六首，俱合二八一斤之数。吕洞宾的《指玄篇》下卷三十二首，而紫阳《悟真》卷末亦作歌颂乐府杂言三十二首，以应仙佛同源，其本之妙毫发无差”。由此是不是可以推断，张伯端是得了吕洞宾的真传，并且效仿《指玄篇》作了《悟真篇》？ 但是，我们说了，道教的典籍的真实性真不敢尽信，上面还真说明不了什么。为什么呢，南宗第三祖陈楠就曾很瞧不起钟吕内丹经典《灵宝毕法》《西山会真记》等，所以，如果张伯端传自吕洞宾一脉，那么他的一脉传人就不太可能如此看不起本门前辈的经典了，天地君亲师，在古代可不是随便说的，所以这样看来，似乎真人并非吕洞宾。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如果确定是陈抟、吕洞宾，或者是刘海蟾，再或者是其他人的话，那么以张伯端对此人的敬重，称其为真人是合理的，但更合理的是应该说出来是谁，至少得告诉自己的弟子咱们的祖师是谁吧。可是张伯端却偏偏就没有说出来，只是用春秋笔法的一个真人代替，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换个思路来分析，就是这个真人并不是指某一个人。后面我们会总结张伯端的成就，他是三教合一的，吸收了吕洞宾、陈抟、刘海蟾等人的内丹理论是肯定的，同时也引入了儒、释的思想，所以很可能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典籍传承。 张伯端在学习整理了前人的理论，提炼了自己的理论，包罗万象，以陈抟一脉为主体，综合了老庄、易学、《参同契》、钟吕、儒、释思想，所以，他就用真人一词代表给了他传承的各路前辈们。有以前的学习积累，加上在成都的某时某地，或许是一梦，或许是一朝顿悟，对了，他是很赞成佛教的顿悟的，也或许是听了路人甲的一句无心之语，总之就是在那一刻他把内丹理论悟透了，悟到了真仙之术，才有了以后的《悟真篇》的问世。张伯端自认为能够学有所成，主要是他“夙志不回，初诚愈恪”，于是有感于真人的丹诀，而并非感动了真人。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自然也是全凭推断，无史料佐证的，是是非非，希望以后能有新的佐证，了结这段公案吧。 张伯端的师承就马马虎虎分析到这个程度了，下面再简单说一说他的传承。 前面讲全真教时提到了南宗北宗，北宗的体系已经讲清楚了，从王重阳创教开始，到全真七子一路传下来非常清晰，至于向上尊钟吕、东华帝君、太上老君，这个不提了。 南宗和北宗本质上都属于钟吕金丹派，只不过由于两宋时期的南北对峙造成的隔绝而各自发展所致，由此可见，和北宗全真教相比，南宗实际上只是在丹法上形成一个和北宗并列的体系，而并非是形成一个和全真教相比的庞大的教派。后来，陈致虚合并了南北二宗以后，把南宗五祖加上白龙道人刘永年和彭耜后统称为南七真，和全真的北七真并列排在了王重阳之下，刘海蟾则和王重阳并列，再向上则是钟吕、东华帝君。 据现在考证研究成果看，南宗之称最早出自明初宋濂，在丘处机给弟子宋道安的一封书信上有他的题跋，其中最后有一句“世所号南宗”。按照宋濂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应该有了南宗的说法，只不过大约仅仅是在民间流传。事实也相去不远，在宋濂时期开始，南宗北宗的叫法就流行了起来，由此可见，至少在南宋时期，南宗在教团发展规模上应该不是很大。 综上所述，南宗是尊张伯端为教祖的，主要有两大分支，其一是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称为南宗五祖，为清修派。另外，从陈楠起这一派又兼修雷法了。南宗清修派几代传下来，各位老大基本上都是喜欢自己清修，要不就四处旅游，既不占山为王，哦是修宫观，又不广传教义，兴致所至就收个把弟子传下衣钵了事，似乎都没有成立一个教派当老大的想法。真正创建南宗的是五祖白玉蟾，是他开始把南宗发展壮大并正式立教的，不过有的学者认为白玉蟾一生中，多数时间也是四处云游的，虽然收了彭耜为徒，也主持过斋醮法事，却没有组织起大教团的记载。事实如何，后面讲到白玉蟾时再交代。 两宋时期，南宗还有刘永年、翁葆光、若一子、龙眉子等阴阳双修一脉，他们自称也是传承自张伯端，这个阴阳派后世还会发展壮大，后面还会再讲它。 此外，南宗还有一些其他支脉的记载，比如马默一脉，就不再详细讲了。 顺便说一句，南宗五祖的中间三祖我们就不再开单章介绍了，这里提一下他们的年龄。张伯端的年龄就算放到现在，也算是高寿了，至少是九十多甚至近百岁了。二祖石泰寿高137岁，三祖薛式寿高114岁，而四祖陈楠更夸张，他的生年考证不足，但推算至少是活了一百六十岁，甚至一百八十岁以上。如果说道教发展到宋朝，追求炼养、延寿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从寿命上看，南宗无疑从实际上证明了他们的炼养方向似乎更为正统了。 第四十五章 张伯端和邵雍的一次握手 前面我们提到了，张伯端是在成都有了奇遇以后而真正入道的，在此之前，就是在他从桂林到成都的路上，还曾经绕路洛阳专程去拜访了邵雍。这二位会面其实并不奇怪，邵雍是位名满天下的易学大师，前面也讲过他在洛阳时，时不时的就有各地名流雅士到他的安乐窝里来拜访，张伯端这样一位醉心仙道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请教机会。 根据《神仙通鉴》的记载，治平中，正在洛阳安乐窝里打坐的邵雍忽然对门下说：“明日有客人来访，是个奇人，你要小心接待。” 治平是英宗的年号，1064-1067年，邵雍确实是在洛阳居住了，不过和张伯端从桂林入蜀的时间却对不上，当然了，和神仙传说有关的话题中，时间才差了几年那算是非常准确了，差几十年、百多年那也是常事，至于那时邵雍是在小草房里住还是搬进了安乐窝里，那就更不用理会了。 第二天，门前果然来了一个人要求见邵雍先生，此人当然就是张伯端了。门人一看这位长相，很明显就是帅哥一枚嘛，任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神仙人物嘛，气质出尘，永葆青春的。 二人相见，寒暄客套，一番礼仪下来自不必提。分宾主落座以后，那位门人兼推车的车夫奉上茶水，二人开始了亲切而友好的交谈。内容很快就从今天天气不错、国际国内形势聊到了核心话题，张伯端放下宋瓷茶盏，肃容一礼说了下面一段话： “曾肆力于儒，肆业国学，久不第，因玩佛书，忽生击竹之感，顿悟无生之理，浪迹云水，晚得混元之道，未备，是以遍历四方，访求大道。闻先生蕴抱玄微，故而进谒。” 六十一个字，把自己的学习生活的经历交代完了。接下来二人相互就先天学、《参同契》相互印证，想必各有所获吧。所谓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张伯端临行前请教年纪远小于自己的这位易学大师，想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参悟出真仙大道，未来是否有成。 邵雍心念一转，拢在大袖中的手指一掐，转眼之间梅花易数卦象已成，随口问道：“您高寿？” “痴长八十有二。” 略一沉吟，邵雍便对张伯端说：“先生缘在西蜀，此行必成大道。” 以后的事情道友们就清楚了，张伯端成都遇真，回台州着书……，果然如邵雍所说。 二人这次见面，实际上正史里面并没有记载，所以真实性暂且存疑，不过里面有几个细节简单解释一下，还是有点意思的。 第一，张伯端说了一句“击竹有感”，这个典故出自《景德传灯录》，是一部经过宋真宗认证过的佛教史书，学术价值很高的，所以对于三教兼修的张伯端来说它应该是必读书目，随口引用自不在话下，这并不足为奇。 这个典故涉及一位法号叫作智闲的和尚，不研究佛教史的人可能不知道其人，他是惠能的五代传人，沩仰宗二代弟子。如果还不知道惠能是谁的话，那么《坛经》是否知道？如果还不知道，那么佛教有个着名的机锋故事“菩提本无树……”想必都知道了吧，所以智闲也是大有来历的高僧。 有一天，这位智闲大师的师傅沩山问他：“徒弟，来来来，考一考你，你出生前是什么样的，说说看。” “那我怎么能知道，谁也不能知道啊自己生前长什么样啊，难道师傅你知道自己生前的样子？” “我自然知道了。嗯，这个问题很重要，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因为我知道那是我的东西，和你没有一毛钱关系，你必须要自己悟，悟懂了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明白？” 智闲只好出门右转，回到宿舍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个问题，无奈几天下来也毫无头绪，感觉是自己佛法学得不精才回答不出师傅的提问，于是就躲进藏经楼里，想从众多的佛经中寻找答案。结果是失望的，没有找到一点线索，这就有点受打击了，不禁有点灰心意冷，怀疑自己本来就不是个当和尚的料，于是就把自己多年的学习笔记烧了，找到师傅说：“师傅，看来我不适合于搞理论研究了，不再想这些佛经佛理了，我打算出去转转，反正能吃饱饭就行了。” 智闲这一出来跑了不少地方，这一天来到了南阳，眼看这里风景不错便暂时留了下来。一天，他打算种点菜，在开荒的时候，随手把一块石子扔了出去，恰好打在一根竹竿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声音，和尚立刻愣住了，突然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缘——顿悟。经过这次顿悟，智闲明白，只有把以往所学的全部丢掉，才能洞见本心，这就是一击忘所知，击竹有感的典故。上面说过，张伯端是很认可顿悟思想的，所以对智闲的这次机遇印象非常深刻。 第二，邵雍为什么会预知有人来访？难道是传说中的未卜先知？ 儒家认为，按照《易经》的理论，如果某一个人心性洁静，就可以达到一种“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境界，儒家称这种境界为“天人感应”，意思是说天和人本是同类相通，可以相互感应的。天是老大，自然可以干预人事，人虽然不能反过来管老天的事情，但却可以感应上天，当然了，能感应上天的人，肯定是相当不简单了。邵雍提前感应到有个重要的人物来访，除了说明张伯端是个可以影响天地的大人物，他的来访是件惊动老天的大事以外，也说明邵雍的大儒境界几达至境，因为天人感应可不是随便读几天书就能达到的境界啊。 第三，邵雍是怎么成卦的？好像他也没有拿出几枚铜钱来爻卦，也没用到蓍草、竹签之类的工具啊。涉及主旋律，不便很深入地讲这些，这里简单提几句《梅花易数》里面的起卜方法。南怀瑾在《易经系传别讲》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梅花易数这种卜卦的方法，大家都认为是邵康节先生流传下来的。不要铜钱摇，也不要抽签。一个人一进来，‘先生请你卜个卦’，这样卦已经卜好了。” 估计道友们都见到过有人用三枚乾隆通宝或者五铢钱之类的卜卦，也看到过抽签的，那么不用铜钱，不用抽签，卦是怎么卜的呢？这就是邵雍的创新，他的起卦方法非常灵活，也非常多，比如来人求卦的时间，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起卦方法，用到了年、月、日、时，当然是用的干支法而非现在的数字，具体就不多讲了。还有很多其他起卦方法，比如根据求卦的人从哪里来，是男是女，是站是坐，在东在西，说了几个字，周围有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声音等等，这些都可以用来起卦，所以邵雍的起卦方式极多，也极为灵活。至于有了卦以后如何断卦，又要分体、用，万物立象，还要结合变卦和互卦来看过程和结果等等，总之就是极灵活又极复杂。 所以，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当张伯端忽然向邵雍问起自己的仙途如何时，邵雍自然是无须铜钱、签筒，心中立刻就有了卦象，结果也就知道了。有道友会问，你说这么热闹，邵雍是按什么起的卦？按当时的时间、按张伯端的那句话，按他的年龄，按二人的所处的方向位置等等均可以成卦，如果道友有兴趣，私下可以再交流，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了。 第四十六章 心死神活，参透性命 上 最后，重点讲讲张伯端的《悟真篇》和他的丹道思想。 《悟真篇》和前面讲过的魏伯阳的《参同契》在体例结构方面很相似，张伯端也是利用易学象数来讲他的丹道，其中包括七言16首，绝句64首，五言诗1首，后面又续了《西江月》12首，以及鼎器尊卑、药物斤两、火候进退、主客后先、存亡有无、吉凶悔吝等若干。 内容先不着急讲，这些不同的数字其实也是大有讲究的，没办法，古人就喜欢这个。比如16首七言，取的是二八之数，64首绝句，则寓指六十四卦，1首五言则表示太乙，12首《西江月》那是十二月令，其他的内容，自然也各有讲究。 另外就是关于《悟真篇》所蕴含的理论渊源方面的研究非常多，这方面的着述也不少，涉及了古炼气思想和演化过程，大多在前面都讲过。比如张伯端自己说“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满五千。今古上仙无限数，尽于此处达真诠。”足见他的丹道的传承除了钟吕、陈抟，还包括传统道学经籍，比如《阴符经》《道德经》等道门前辈的炼养思想等，这些都是他所有创作理论的基本来源。 《阴符经》在前面讲到过，据说是黄帝所作，不过后人普遍认为非一人一时之作，比如邵雍就说它是“七国时书也”，具体考证不在这里多讲。《悟真篇》里有“三才相盗及其时”一句，正是《阴符经》里“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乃安”的意思的体现。类似之处还有非常多，足见《阴符经》对张伯端丹法的影响之深。《道德经》更无须多说了，至于《参同契》、无极图等等对他的影响同样非常大，下面也会分析列举。 对了，张伯端同样是明确反对前辈们的外丹术，比如他有一篇七律是这么说的：“休炼三黄及四神，若寻众草更非真。阴阳得类归交感，二八相当是合亲……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丹砂及水银。”“三黄”就是雄黄、雌黄、硫黄，“四神”是银、铅、汞、砂，这些都是古代化学家们实验室常用药物。再如：“不识真铅正祖宗，万般作用枉施功。”总之，他认为只有以返本还原为核心的无为功夫，才是真正的金丹大道。 下面就以《悟真篇》为核心，结合张伯端的其他着述，把他的内丹功法简单整理一下。总体看，张伯端的内丹功法可以分为四个大阶段，或称四个等级，修炼时是从低级逐渐升级，依次是： 一、筑基 首先说明的是，《悟真篇》是篇较高阶的道书，面向的对象是有比较高深的内功造诣的人，并不是初学菜鸟的，所以初看可能太过深奥，小白看了更是一头雾水。如果哪位道友没有基础，可以试着翻翻这部书，看到的无非就是一些诗词，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块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实际上，筑基这一阶段一般是由师傅指点入门的，算是初级功法，所以《悟真篇》中没怎么讲，类似于不会在高等数学的书里讲四则运算吧。不过张伯端在《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简称《金华秘文》）中讲了一些包括筑基口诀之类的基本的入门功法。此外，在《金丹四百字》和《张紫阳八脉经》等书里面也讲过一些入门级功法，所以把这四部书结合起来看就可以得到张伯端完整的内丹功法了。《悟真篇》是高阶功法，需要先入门，就是先筑基以后才能再学习的，所以筑基就是先要解决的一关，那么筑基功法是什么呢？ 首先，需要做好开始修炼的准备工作。所谓万事开头难，磨刀不误砍柴功嘛，万事开头难，要想顺利筑基，必要的准备是前提，也是成功的保证。内丹法最基本前提的是先把身体调节好，达到最佳的状态，整天体弱多病、加班熬夜、灯红酒绿或者暴饮暴食之类的，这种身体状态虽然不能说入不了门，但总归会事倍功半吧。 张伯端不是主张先命后性嘛，先命就是要把肉身先锻炼好，这是根基，是基础。所谓调理身体，本质上就是调理精气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金丹也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要想炼成金丹就得有药。这个药讲过了，就是人体三宝精、气、神，后面的功法就是专门针对这三宝的高阶功法。总之，就算是再高级的功法，天级、顶级、神级的，要是没有药也不可能玩得转，凭空炼成金丹的那是小说，而筑基阶段，就是为了把精气神三宝炼满炼足，为后面的功法准备好原材料。 由于人随着后天的成长，精气神的损耗会越来越重，直到耗没了也就挂了。金丹之路本就难如登天，不打好基础，有了损耗的精气神是绝对不可能炼成金丹的，才需要筑基阶段，需要把以前的亏空补满了才可以进入到下一阶段的功法。 那么精气神具体要怎么补呢，或者说有什么功法吗？ 先说神。神就是意识、精神，藏于心，可静可动，动就是神，不动就是元神。要想达到神满就得炼神，方法有内视和收心。因为神藏于心，发于二目，所以要先内视，再收心，接着才可以入静养神。神养足以后，在后续的阶段就可以用心神去引导精气神的炼化了。 再说气，筑基期首先要练习逆呼吸，就是吸气时肚子收，呼气时肚子鼓，这么改变是为了习惯以后，为下面的冲三关以及将来到高阶功法转河车打基础，因为经脉里有药的时候，吸气时药是沿督脉上升，呼气时药沿任脉下降，所以筑基期要把这套呼吸的功夫练熟。调息的作用还可以安心，这样人更容易入定，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同样也是在为炼神做功夫。调息的功夫是一直贯穿整个内丹功夫之中的，有了大药以后，那时的气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气息了，而是成了真息，就是炁了。 最后再讲讲精，这是根基。神为主宰，气就是动力，不过如果没有了精，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筑基期除了要保持现有的精不再损耗，还要把原来的亏损的精补回来，还要把被后天污损的精炼精纯，最终把精调节到最佳的状态，为炼精化气做好准备。 由此可见，张伯端说是先炼命后炼性，但是在入门筑基期补精气神的时候，他的功法显然是性命双修的。 以上就是在正式筑基前需要做的功夫，本质上就是要把身体以前的损耗补足，这一步最简单，实际上也是最难的，绝非只有恒心就够的。 身体调理到最佳以后，接下来就要通三关，打通任督二脉了。 任督二脉，奇经八脉之类概念道友们应该不陌生，小说里都用滥了，中医里用，气功里也用，道家同样也用。任脉在前，督脉在后，中医里面气脉是从肺经入肝经，再沿任脉上行到头顶以后再沿督脉下行到尾闾，然后再沿任脉上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但是道家修炼就不同了，不是顺行人，逆行仙吗，不仅呼吸要反着来，这个循环是反的。气脉的顺行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就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很容易的。如果非要反过来逆行，自然会很难了，其中最难的有三关，这三关通了，任督二脉也就基本上通了。 这里解释一下三关是什么。张伯端在《悟真篇》里面很少讲到三关，有一个原因这属于初级知识，另外就是有些东西是只能口传心授，是核心技术，不写在书里自然是为了防止被人偷学去。中国很多传承都湮灭在历史中了，主要就是什么传男不传女之类的老传统弄的，核心技术、秘方之类的根本就不会留下一个字，必须得口口相传，就怕被别人偷学了去，抢了自己的饭碗。刚讲过的邵雍，他的《梅花易数》落实在纸上的东西里面就没有最核心的如何断卦的方法，虽然流传千年，恰恰就缺失了一套关键的解卦体系。大家看他的卦例感觉好有道理啊，可是自己试着断一卦就会发现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又跑偏了，接着讲三关。三关是在后背的督脉上，分别是脊椎骨下段的尾闾关，和心脏相对的夹脊关，与嘴相对的脑后的玉枕关。为什么称为关，就是不易通过的地方，通过去了，任督二脉也就通了。 大家都知道通三关难，很多人就卡在这里，任督二脉就是打不通，但是如有了通关的方法那么通关就会简单一些，可惜这些方法是师傅的绝技，不是轻易传人的，当然不会写在书里了。 实际上这三关并不是张伯端最先发现的，前人们也早就有完整的通任督二脉的方法。比如吕洞宾就曾专门讲过这三关不能强势猛冲，要象老牛拉车似的，力要足，速度要缓，把气提前积累得足足的，然后在意念的引导下，缓缓冲击通过，当然，这也是吕洞宾的秘诀啊。 张伯端写的书大家都可以看，可以抄一本传家，但一般人想通过看书就能修炼金丹，不是不可以，但很难，只有自己的弟子呢，我才会把秘诀告诉你。有了前辈们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打通任督二脉自然就会容易些。 当三关通了，任督二脉也就相当于贯通了，此后百脉齐开，反复循环，这就是打通了任督二脉，又称通了前三田，后三关。三田就是上中下三丹田，前降退阴符，后升进阳火。 当然，这时也仅仅是通关，循环时没有药。药是什么下面会讲，等到有药进入循环的时候，就进入第二阶段，那时就称为小周天。 第四十七章 心死神活，参透性命 中 任督二脉打通了以后，就可以筑基了，实际前面调理身体、打通二脉的过程也属于筑基的功法。 筑基阶段的功法主要有炼和调两种功法，说白了都是为了早早寻找到气感，更 快更好地入定。 炼就是炼气和炼神，所以炼的功夫核心要领有两个：心平即炼神，气和即炼气，二者相辅相成，不分你我，共同精进。 调的功夫同样是针对精气神，目的是通过各种方法使三者协调，相互促进，达到圆融的状态。比如通过内视调神，与精气合一，上视月窟，下见天根，这就是返神于心，神融于精气的功夫。再比如调息的功夫，就是调节呼吸的法门，炼到高深时甚至可以转到内呼吸，目的还是为了收心止念，更好地入静。再说调精，精是根本，没有炼精化气，哪来的后面的炼气化神，而精的根基就是身体自身，可以通过服气餐霞，锻炼身体，锻炼肉身，补充亏空，强健体魄等方法具体化、量化。 神为火，精为水，以火炼水，御气炼精，精气神俱都补足，就完成了筑基的功夫。那么怎么判断精气神三宝是否补足了？ 三宝补足了的内在表现就是“精满不思欲，气满不思食，神满不思睡”，是不是不好理解也不好判断？没关系，看外在表现：精足则齿健，气满则声足，神旺则目明。这个貌似也没个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实际上三宝是否已经补足，自己是能感觉出来的。年轻时不明显，人老了以后，有的人牙齿一个不掉，耳不聋眼不花，双目有神，这样的老人看着就精神，实际上人家就是三宝损耗得少，养生有道。 三宝补足以后，也就是完成了筑基阶段的功法，就可以进入到炼精化气的阶段了。 二、炼精化气 筑基阶段只是达到了最基本的通的地步，此时体内的逆循环中还没有药，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炼精化气，所以体内自然还没有大药运转。 张伯端认为筑基功法可以说是真正踏上金丹大道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功法只能称为道术。筑基功法完成以后，才进入到前辈们常说的，也是我们经常听说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和炼神返虚这三个阶段。张伯端称这三个阶段为仙术，也就是不再是凡人所能企及达到的境界。 传统道家经过大数据归纳、统计、分析得出一个结论：炼精化气，需要百日成；炼气化神，需要十月成；炼神还虚，需要九年成。 下面先看炼精化气一关。 如果说筑基是丹道中最为基础、重要的一关的话，炼精化气则是仙术中的最为重要的一关，可以视为高级阶段功法的筑基，也是普通人通过修炼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再往上的炼气化神，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修炼的了，非有大资质、有仙缘之人所能达到的了的。 炼精化气需要百日功成，所以又叫百日关，当然并不是说一百天就可以功行圆满了，要是那样仙术是不是就太容易了。这一阶段炼的基本行功功法和筑基差不多，但是循环中多了一个关键——药，另外就是更侧重一个“化”字。 在筑基期，气的循环是没有药的，所以那一阶段是很多凡人都可以练成的，当然那也只是凡人的功夫。循环中有药，才是仙法，所以仙凡就差那么一点药，那么药是怎么来的？ 《悟真篇》中有一首绝句说：“恍惚之中寻有象，杳冥之内觅真精。有无由此自相入，未见如何想得成？”找到体内的真精是关键，张伯端给出了八字总纲：以神为体，以意为用。 在体内寻到了无形无质的真精以后，才能在似有似无之中加以采炼。大概的功法是在活子时精气神发动的时候，此时就要寻一静室，静坐运用小周天法上摄泥丸，再向下过重楼、黄庭，纳入丹田，这就是一次炼药。具体要采多少次，标准是三百次。 这里所说的小周天就是任督二脉的循环，可以和一昼夜对应，相当于地球自转一周。大周天则对应一年，相当于地球绕太阳一周。大周天是小周天进一步的功夫，引导循环的意念逐渐变弱，最终达到无念无我的清静境界。 因为是从丹田外把药收归丹田，所以叫外药，而行功三百次功满以后，丹田中就初步凝结出了内药。外药是小周天所炼，内药则不再进入循环，就是不用小周天去炼，而是“神入”，又称为采药。采药的过程，简单一点说就是进一步把外药和内药合化最终炼成大药，为下一步，就是炼气化神阶段准备原材料，那时就需要用大周天去炼了。 炼精化气阶段还有很多功法和术语，涉及鼎炉、火候、转河车等等。仅就药来说，还分为外药、内药、大药、婴儿等，分别对应不同阶段不同功法，对药的采、合、化就是不同的功法。 道友们看一些道门的古籍可能很费劲，本质上来说金丹之道就是先天一气与丹田上下交媾而成圣胎的过程，“从本有长生蕴含”。张伯端所说的长生药就是精气神，就是人体三宝，修行就是对精气神加以炼化的过程。不过水平越高的人，越不喜欢平铺直叙，总是喜欢故作高深，所以再简单的东西也不直接告诉你，而是利用易学术语等方式来隐晦地表述。从魏伯阳到张伯端，一代一代的道门高人总是会把自己辛苦的体悟用易理，用晦涩难懂的语言写下来，比如用得最多的就是乾坤坎离四卦，再配合纳甲、翻卦，律吕以及前面经常用到的干支、五行生克、刑冲破害等，又是什么天医、华盖、驿马、桃花一通术语下来，总之就是故意要把整个修炼过程讲得怎么玄奥怎么来。所以，要想看得懂这些古籍，基本功是必不可少的，类似于你得先筑基。 张伯端的内丹功法，是以乾坤代表鼎炉，以坎离表示阴阳二气，对了就是药物，再把其他六十卦合成一月三十天，循环行功。比如早用屯卦进火，晚用蒙卦进水，一天用两卦，第三十天结束于既济和未济两卦，恰好六十卦，再加上乾坤坎离就是六十四卦全了。前面讲过，人的体内是上火下水的，张伯端继承了钟吕、陈抟的金丹思想，是用翻卦来颠倒坎离的，翻过来就变成了水下火上，龙虎相济，这就是他的采药的基本指导思想。 具体到功法上，实质上就是“取将坎位中心实，点化离宫腹内阴”，就是用坎中的一阳与离中的一阴，它们在道家又称为婴儿和姹女，就是前面反复讲过的“取坎填离”，最终的结果就是离卦变回了纯阳的乾卦。离中那一个阴爻就代表人体内后天的污秽的阴气，变成阳爻了就成了纯阳之体，是乾，是天，是功行圆满了。 当然了，具体的采药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前面讲钟吕功法时讲过一些，张伯端在钟吕的基础上提出了七返九还的功法，以身心为体，以神气为用，形神同修，攒簇五行，和合四象，五气朝元，三花聚顶，把陈抟的四象五行全藉土发展成为九宫八卦不离壬，就是用他的翻卦象来实现取真意壬水。 特别详细的功法这里讲不清楚，不过基本的一些东西还是能说明白。比如“四象五行全藉土”和“九宫八卦不离壬”，这两句就不是谁都适用的，北方人要“全藉土”，南方人则要“不离壬”，反过来就不行了。简单说就是北方人要注意养胃，脾胃属土，要吃好，大鱼大肉，吃的香，身体就好。南方人要喝好，要养肾，肾属水嘛，所以南方人都喜欢煲汤，肾好，身体就好。当然了，肯定不能过度，营养过剩也不行，暴饮暴食更不行。 言归正传，接着说功法的话题。整个采药功法，可以划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命功，实际上可以归纳为典型的炼精化气和炼气化神，第二大阶段是性功，实际上就是炼神还虚，这就是前面讲全真教的时候说的，南宗北宗的区别。张伯端是先命后性，而全真教是先性后命，区别就在这里，更加详细的功法就不多讲了。 这一阶段，由于人体的元精虽是先天之物，但后天被凡物气污不再精纯，是不能运用河车的，所以必须与气合化为“炁”以后，变得精纯才可以运转河车，道家又称这一步为合三为二，就是精气神化为神和“炁”，又称为大药。实质上就是把元精之中的阴质炼去，使它返归纯阳的过程。下一步功法就会把“炁”化为神，就是二归一，神返虚就是一归无，无就是合道了，就是陈抟所说的先天无极。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气”应该是“炁”字，前面也讲到过，这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不过现在被用乱了，所以这里也一直在用气字，当然筑基期任督二脉中跑的是气，而以后就是炁了，道友们知道就行了。 在采药过程中，张伯端非常重视火候，这和外丹烧火一样，和我们做饭也一样。在《悟真篇》中讲火候的内容非常多，因为前面也讲过多次，内丹功法中的火就是神，就是念，它和精气一样，这同样离不开抽添运用之法，也有阳息和阴消，就是武火和文火，这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就更为高深了。 火候的应用和月亮的升降有关，所以十二消息卦关系更为紧密，涉及进阳火、退阴符、沐浴等，比较庞杂。比如采药时的火候就可以分为羊车、鹿车、牛车几种，在不同的关窍有不同的用法。另外还有沐浴、十二消息、大鼎炉、小鼎炉等等，这一阶段的功法就不再详细讲了。 第四十八章 心死神活，参透性命 下 三、炼气化神 炼精化气阶段功法圆满的标志是精与气三归二以后成为炁，炁又叫丹母，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下一阶段的功法了，就是炼气化神，此时把炁与神合炼，也就是完成二归一的过程。 这一关标准时间是十个月，取的是人十月怀胎之意，也就是意味着此关炼成的药已经有灵性。胎儿嘛，已经和没有意识、没有灵性的死药有了本质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凡药。相对来说，炼气化神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一些意念性的、空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唯心的，所以更为复杂，有些东西师傅也没办法直接告诉你，必须自己去悟，懂了就懂了，懂不了也没办法。就像前面讲的那个击竹有感的故事，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所以要想达到这一阶段的难度就更高了，鲜有人成功。 这一关实际上就是神与炁合炼的过程，也就是对炁进一步炼的过程。精和气是有形有质的，炼也好，化也好，合也好，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理解，也比较好把握，行功操作起来还算是有迹可寻，但炁与神归一的这个过程，则变成了把有形的归于无形，就是内丹理论中的从有为到无为的过程。“有无自此自相入”，是不是有种从唯物主义实然变成了唯心主义的感觉？ 实际上，道家在这个追求无为的过程中，不仅精、气需要坐忘，什么爱恨情仇、功名利禄，贪嗔痴怨等等统统都要忘却，这就叫群阴尽被炼化掉，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影响最终修成道体，与道合一的障碍，是不是有点宗教的感觉？也正因如此，内丹功法才显得神秘，自古鲜有人成功，在这条道路上无数高道一代一代的摸索，也许成功了，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套用网络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什么都忘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算是与天地同寿，又有什么意思，所以，能得道成仙的肯定不是我辈凡人，凡人哪里能舍得超脱红尘俗世啊。 张伯端对炼气化神讲的很多，总的来说就是以自身为鼎炉，以元神为药物，这是总纲。具体到功法，简单点说就是以上丹田为鼎，下丹田为炉，用乾坤表示，这也是为什么用乾坤来代表身体的意思。“先把乾坤为鼎器，次将乌兔药为烹”，乌是传说中的金乌、太阳，这里就是心神，兔则是月亮，即肾精。烹的方法就是以神引气入下丹田，这就是气与神，又称坎与离、水与火或者龙与虎相交，最终结成下一关所需要的大药。 四、炼神还虚 这是得道前的最后一关，也称上关、九年关，标准定的比较长了，是九年，同样也不是一个准确的时间。这个九年的时间应该是和佛教的达摩面壁九年的故事有关系，当然这个猜测也没有什么直接依据。据说如果这一关过了，就可以成就仙体，破碎虚空，白日飞升，差不多就相当于修真小说里的度劫以后的那个层次。 筑基期是性命双修的，炼精化气和炼气化神则修的是命功，炼神还虚阶段修的就是纯粹性功了。炼神还虚阶段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实现神与道合，而这个道本质上就是虚无，也就是说，当炼神还虚修炼圆满以后，一切就都没有了。 自从张伯端在成都的真人那里学到了“金液还丹火候之诀”这一套“养命固形之术”以后，就对精气神这上药三品开始了修炼。张伯端应该是这方面鲜有的天才，经过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后结成金丹，完成了他所认为的命功的修炼。在一般人看来，他走到了这一步，似乎已经是修炼成功了，不过张伯端却总感觉离真正成仙还差了那么一点。经过苦苦摸索，最后他从佛教禅宗中悟出了“性功”的修炼方法。张伯端充分吸取了禅宗的思想，完善了自己的修性理论，他在《悟真篇》的序中表示，“庶几达本明性之道尽于此矣”。在《悟真篇》附录中还有一首杂言《禅宗歌曲杂言》，“此恐学道之人不通性理，独修金丹，如此，既性命之道未修，则运心不普，物我难齐，又焉能究竟圆通，迥超三界？”总之，张伯端最终悟到了的用禅理来炼心，“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遗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矣”。 这一阶段和佛教如来、圆觉、真空、真如之类的思想非常相近，所谓万法归宗，到最高处以后都是一致的，“会得圆通真法眼，始知三界是吾家。”此时金丹已成，“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由我不由天”，总之，大家都是“教人修种，以逃生死”。 《悟真篇》绝句第一首称：“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张。”这里直接表达了道和丹法的关系，张伯端暗示了道是顺化，需要把它逆过来，就是要再回归虚无，用佛语就是要明心见性，用无极图表示就是上面那个小小的空心圆，不如此，就不可能真正重返虚无，不如此，就不可能真正长生。 很多高道都是佛道兼修或三教合一，不过道家和佛教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道家重肉身，形神是不可分的，虽然有尸解、兵解之类的，那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这么做。而佛家则重轮回，肉身只是一个临时的载体，神才是重要的。 至于总说的张伯端三教合一的具体体现在哪里，“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三教异门，源同一也”，这里简单提几句。 先举一例说一下张伯端引入的儒学思想。张载有一套着名的人性理论，主张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变化气质的思想。天地之性源于太虚，是本性，而气质之性则是后天属性，因为气有偏、正，所以气质之性就有善恶的区别了。要想克服气质之偏，就得追根溯源，“天本参和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张伯端深以为然，他把气质之性视为欲神，“欲神者，气禀之性也”，先天之性则视为元神，“元神乃先天之性也，形而后者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佛教思想的引入，则集中在“明心见性”等方面，对于他的先命后性的理论形成，以及渐修顿悟的修炼功法方面影响很深，上面讲了一些。就《悟真篇》而言，张伯端自己也说前半部分讲内丹，“惟谈养命固性之术”，后半部分则满满的禅理，有32首禅宗诗偈，表达“本源真觉之性”。此外，天台本就是天台宗的圣地，佛教极为兴盛，张伯端又极为欣赏云门宗的雪窦重显禅师，对其修炼也曾说这么评价：“得达摩、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万法”、“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遗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矣。”如果对云门宗的禅意佛理理解不深，哪能说得出这种话来。 其他的还比如在《悟真篇》的序中说的三教关系，“故老释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种，以逃生死。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 由于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修炼过金丹术的人，儒学功底、佛学原理更是皮毛也谈不上，所以这些功法、理论也全是根据书本里面得来的，讲起来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也不可能讲得全面，更没有办法讲得深入透彻，道友们就姑且一听，大概能明白张伯端的三教合一的丹道思想就好，至于会不会有兴趣实践一番那就是诸位看官自己的事了。 张伯端的南宗的丹法传到白玉蟾时就加以发展，特别是白玉蟾的再传弟子李道纯在元末兼三教和全真教的清修丹法，进一步发展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这三炼功法，他把这三关又叫三化聚鼎，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三花聚顶，这一脉就是上面所说的清修派。 传到元末时，陈致虚把南宗和北宗合并以后就不再分南北了，当然这是说的清修一脉。及至晚明，全真教龙门派出了一位集大成的弟子，就是第八代弟子伍冲虚，对还虚阶段的功法进一步加以完善，这里先不讲，等下一篇还会详细讲伍柳心宗。 南宗的阴阴派一脉如果追索的话，应该是从翁葆光开始的。元末南北合宗以后，阴阳派走上了和清修派完全不同的道路，到明清时代又分成了东派和西派，除了陆西星和李涵虚两位大佬，同样下篇再介绍他们。 最后再回到长生久视的话题来，前面讲过，南宗五祖都是长寿（五祖白玉蟾有争议），这绝非偶然，在张伯端看来，每个人都可以长寿的，想当年老子就说长生久视，前辈的话当然得相信。张伯端说“人人本有长生药”，学会清修一脉的功法，长生虽不可能，但延寿效果应该是足够显着的。 第四十九章 白玉蟾－白云深处吾家 上 前面数次讲到了南宗五祖，而真正开创南宗的人并不是张伯端而是白玉蟾，下面就讲一讲他。 姓名：白玉蟾 字：白叟、如晦 道号：海琼子、琼山道人、海南翁…… 曾用名：葛长庚 籍贯：海南省海口市石山镇典读村 出生时间：（绍兴甲寅）1134年？（绍兴壬戌）1142年？（绍兴己巳）1149？（绍熙甲寅）1194年？ 去世时间：（绍定己丑）1229年？ 主要成就：开创内丹南宗派 主要着作：《玄关显秘论》《阴阳升降论》《金液还丹赋》《海琼问道集》《海琼传道集》《静余玄问》 首先，这位白玉蟾绝对算得上一位谜一样的人物，从上面那么多问号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他至今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并不是因为记载他的史料太少，恰恰相反，历史留给我们关于白玉蟾的记载挺多的，最主要是他的弟子彭耜写的《海琼玉蟾先生事实》，其他的还有正德《琼台志》、嘉靖《常德府志》《惠州府志》《建宁府志》《九江县志》、万历《琼州府志》、元朝人夏文彦于至正乙巳年（1365年）撰写的《图画宝监》等，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于白玉蟾的记载。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未解之谜呢？主要是这些史料，包括白玉蟾自己的诗文等材料中，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也只能是大致归纳出白玉蟾主要事迹。 白玉蟾本不姓白，而是姓葛。他的祖父叫葛有兴，祖籍是福州闽清县，文献里称他“董教琼州”，也有的文献里用的是“司训”一词，总之是从他爷爷那一代才迁居到海南岛的。 看到“董教”这个词的时候有点懵，开始没弄懂什么意思，以前没见过啊，赶紧各种查，不过真没有查到。个人理解大概就是去海南岛负责教化方面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一市教育局长吧，希望理解地没错。 就这样，白玉蟾出生在琼州，有了正式的海南特区的户口，详细的家族住址是现在的海口市石山镇典读村。 和前辈高道们出生时总会闹出点动静一样，白玉蟾的出生也颇具传奇色彩。传说他的母亲生他之前梦到吃了一只白色的蟾蜍，所以白玉蟾除了有葛长庚这个大名以外，还多了一个玉蟾的小名。还算能接受，比起动不动就天雷狂风、红光异香之类的出场特效靠谱多了。 道友们都知道，自古海南岛就是个放逐的地方，肯定不是现在这样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着名的血吸虫、疟疾之类的病可是很流行的，在那的人动不动就挂了。不幸的是，白玉蟾很小的时候他的爷爷、老爹就相继过世了，母亲便带着年幼的葛长庚改嫁给澄迈本县的一位叫做白仲理的人。据说白仲理也是名门之后，是着名的白居易的第九世孙，至于为什么也跑到海南岛去了就不研究了。葛长庚是否在那时候改叫了白长庚的还不得而知，另外就是白玉蟾这个名字什么时候开始用的，稍后再说。 白玉蟾从小就表现出了高智商，“谙九经，能诗赋，长于书画，曾举童子科”，成年以后诗书画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成就，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诗赋，书画传世的虽不多，但件件都是精品。 成年以后，白玉蟾“任侠杀人，亡命至武夷”，很有可能就是在他亡命天涯的时候遇到了陈楠并被他收入门下。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有学者称白玉蟾很小的时候就跟随陈楠学习过丹法，时间大约是1205年（视他1194年生）。白玉蟾成年以后再次遇到陈楠是第二次学习了，时间大约是嘉定五年，1212年。陈楠曾当过道院提举，虽然也没有占山头广传弟子的想法，但遇到个有缘的人收在门下还是没问题的。 再遇白玉蟾，陈楠除了倾囊相授了南宗的金丹火候法诀以外，还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五雷大法也教给了白玉蟾，至于这个弟子还是个通缉犯那根本就不是个事。只见陈楠探手入怀，拎出一沓子度牒，随手抽出一张递给白玉蟾：“给，自己随便填吧。” 白玉蟾偷着瞄了一眼陈楠手里的度牒，这便宜师傅这也太牛掰了吧，全是空白的啊，要知道这东西是可以当银子用的。淡定，先处理好自己的事。当然往度牒上填名字的时候就不能用葛长庚或者白长庚了，因为这个名字正在城门口的通缉令上写着呢，因此有人就猜测，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葛长庚就正式以白玉蟾这个名字行走江湖了。考证白玉蟾的作品，这个猜测还是挺靠谱的。 从此以后，白玉蟾的足迹从罗浮山、武夷山、天台山到庐山、阁皂山，当然了，龙虎山张家那也是必须要去的，甚至他还在龙虎山帮张天师家挖过一眼灵泉水井。在四处云游的时候，如果遇到有灵根的修道苗子，自然也会收了，所以留元长、彭耜、陈守默、詹继瑞等不少弟子先后加入了南宗。 对了，既然度牒上白玉蟾这个名字确定了，也就相当于白玉蟾成了一个正式的身份了，为了把户籍进一步弄得圆满些，据说白玉蟾曾回家把自己的名字正式写进了白居易家的族谱里。没有条件找到白居易的族谱，如果有的话，就可以证实一下这件事的真伪了。 关于这个猜测，其实可以从白玉蟾的《西湖大醉走笔百韵》中寻得一二线索： 乃先天皇君，万有七千祀。 迄彼大庭时，对于葛天氏。 邈计几何年，是生余小子。 上清太极公，造道穷天髓。 有晋勾漏侯，炼丹极地肺。 岂曰其云仍，容或有肖似。 阿亾昔吞月，诞日非指李。 少长异强袌，世家得源委。 谁言空桑生，乃嗣白仲理。 少传仕唐朝，香山号居士。 不曾受衣盂，漫自访根柢。 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老葛家来历不一般，上推到三皇五帝了，不说这些大人物，单说后来的葛仙翁、葛天师也是名扬千古的道门高手。到我出生，当然也不能辱没了祖先，所以从小就显示出了超出凡人的资质。我虽然没有继承白家的产业，但感觉还是继承了白仲理家的，也就是白居易家族的文化底蕴。 当然这里的白仲理也可能是一位白姓古仙，是白居易的祖先，具体是说的他的继父还是古仙，还没有具体考证出来，不过白玉蟾对白家很感恩是真的，从他的经常以白居易的后人自称这一点也能得到证实。 有道友可能有疑问，弄个度牒就可以躲避官府的通缉了吗？还真可以，道友们回忆一下《水浒》里的一个情节，就是赵员外给鲁志深弄回了一张五花度牒，从此这位通缉犯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一个和尚没人管了。另外，当年可是没有照相机，所以通缉令上最多就是用毛笔画个头像，这种大写意画像的相似度可想而知。至于语言描写，无非就是面黑、长须、卷发之类的，所以只要有了个正式的身份，根本就不用再担心通缉的事了。 还有就是陈楠手里为什么会有空白度牒，这个更简单了，前面讲过，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宋朝几度靠卖度牒解决财政赤字，维持日常花费的，所以有钱的和尚、道士手里都不差几张度牒。 也许有道友还会奇怪，白玉蟾杀人的事情家乡父老们可是都知道的，他这样光明正大的在外面四处走没人认识也就罢了，如果他回家，官府就不理会了？特意查了一下当时的法律，据《宋刑统》卷二十八《捕亡律》中有这么一句：“若追捕经三年不获者，停”，有本事你就躲三年，以后就没人再专门抓你了。有了正式身份证的白玉蟾光明正大行走天下，交官宦士人，发表文章，宣扬教义，更没有问题了。 很快，白玉蟾就在江湖上有了不小的名声，他常自诩“非道非释亦非儒，读尽人间不读书；非凡非圣亦非士，识破世上不识事。”事实上也差不多，他在道学方面的成就以及诗词、书画等方面的成绩都非同一般，不过他极不注重个人形象，极不讲卫生，是一位不修边幅的邋遢道士形象，又是一个几年不洗澡的胖道士，什么形象道友们可以脑补一下，就个人而言很难把他和白玉蟾这个超凡脱俗的名字对应上。在白玉蟾的老家典读村不远的地方，现在还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之为庙的小破屋，是白玉蟾的神殿，据说还有香火，感觉挺符合他蓬头跣足，神出鬼没的风格，如果哪位道友方便可以去印证一下。 第五十章 白玉蟾－白云深处吾家 下 1213年，白玉蟾跟随师傅陈楠来到了漳州梁山，亲眼目睹了老爷子溜达进了水里，连个泡都没冒就没影了。内行的白玉蟾自然不会以为师傅是因为天气太热想下水畅游一番解暑去了，按照道家讲究他这是要水解了。为了确认，白玉蟾在水边等了几天，发现师傅最后也没有从水里出来就放心了，唉，没想到这一下水就是永远啊。 为了收拾心情，白玉蟾便云游四海，排解心情。1215年，白玉蟾来到了武夷山，整天寻仙访友，流连山水之间，也渐渐习惯了没有师傅独自一个人的日子。 1216年，一位叫做詹琰夫的武夷隐士打算重修止止庵，并给白玉蟾送了份邀请函，希望他能过来主持止止观，不过当时四处玩得正嗨的白玉蟾没有立刻答应，只说过些日子再说。为了怕詹琰夫失望，白玉蟾随手创作了《止止庵记》一文，派人送了过去。 文中从止止庵的重建原因、时间、选址到它的历史传说等等方方面面都讲了一讲，比如“辟几百年不践之苔，划三五里延蔓之草，于是得其地”，并且博引三教经典，说“是知三教之中，止止为妙义”、“止止，非止之止，止实谓止其止之止而已矣”。可见，白玉蟾对于止止庵还是非常有兴趣的，仅名字就非常契合无为坐忘的思想。据说白玉蟾为止止庵的重建也算是亲历亲为，做了不少实事。 除了为止止庵的修建操心以外，白玉蟾还相当重视和土豪、高官联络感情，增加南宗的影响力，为收徒传教做了不少铺垫。在那段时间里，白玉蟾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雷法、符法，经常举办一些斋醮祈禳活动，有事没事都刷刷存在感。 1217年左右，白玉蟾来到了福州，很快就结识了当地的名门彭演、彭耜一家子，于是就动了收徒传道的念头，开始了南宋一脉的开创大业。为什么选中了彭耜家呢，主要是彭家有钱有人还有势力，对他还挺尊崇的，这么好的一只肥……一个信徒，不发展起来怎么想都对不起师傅，对不起自己。 从此，白玉蟾就以武夷山为中心，以弟子彭耜为核心，大量结交地方名流、官宦、儒、释各界名人，教团发展非常顺利。通过对一些地方志以及白玉蟾的诗文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和白玉蟾有所交集的人中，仅有名有姓的人员就超过200人，其中有很多是有官面身份的人。实际上有好事者专门统计过，相对准确一些的数字是227人，而且还进行了分类汇总，其中道士共有76人，官员有50人，士人50人，僧侣9人，甚至还有5位风尘女子，其他的就是一些弟子等等。 白玉蟾的这些交际行为，除了扩大南宗的影响力以外，还为他广收门徒创造了有利条件。白玉蟾弟子众多，可以查到姓名的大约有十八位，包括彭耜、李道纯、龙眉子、林自然等。 同时，交际广了，就可以寻门路为自己的靖庐申请营业执照，“立香火之地，不可不奏请靖额也”，要是没有彭耜的家族关系，不认识结交官场上的人，谁给你发执照啊。除了止止观以外，白玉蟾还主持修建了不少庵观，什么玉隆宫、崇真宫、心远堂等等，具体数量不详，主要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记载，仅能通过他的一些诗赋及散碎的文献里面大概可以了解一些，反正是修了不少，而且多数是集中在福建、江西等地。 有了地盘白玉蟾就以这些宫观为中心发展南宗的教团，除了组织斋醮祈禳等活动以外，还广传丹法、雷法，《武夷集》中说，白玉蟾开始传道以后，“四方学者，来如牛毛”，正是由此很多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南宗真正开创人是白玉蟾。 1220年嘉定十三年夏，白玉蟾来到了阁皂山，结识了崇真宫的冲妙大师朱季湘，道友们知道，虽然龙虎山张家统领了三山，不过阁皂山是灵宝传承这个主体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当时的朱大师正在主持昊天殿的工程，白玉蟾去的时候已经第六年了，道友们不用奇怪，那时的纯木建筑可不好干，几年的工期很正常的。白玉蟾的到访朱大师非常高兴，两个在工地上转了几天，好酒好菜招待完了，谈经论法也互有裨益了，朱大师就提出来请白玉蟾为这座宏伟的昊天殿写一篇记。趁着酒兴，白大才子挥毫泼墨，文不加点，一气而就，于是就有了《阁皂山崇真宫昊天殿记》一文的问世。 大约经过了十年的发展，白玉蟾的教团影响力逐渐扩大。1227年，他离开了亲爱的弟子彭耜，说要去罗浮山修行一段时间，以后的传教大业就交给你了。 1229年，有人在湖南祁阳的乌符山中看到过他的足迹。时值盛夏，白玉蟾还作了一篇《跋乌符山天篆山钤碑》，其中感慨了自己曾与清逸居士蒋吉甫交往的点滴，这也成了他在凡间活动的最后一次记载，以后就没人再见过他，估计是在那里为自己寻找风水宝地吧。还有一种说法绍定二年，1226年，白玉蟾是解化于盱江的，相对来说不是太可能。 纵观白玉蟾的一生，他在南宗创立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贡献，特别是在整理、规范道教科仪、戒律等方面，完善了南宗的炼度、罡步、五腊、步斗之法等，主要有《道堂戒论文》《堂规榜》《道法九要》等，使南宗的斋醮、科仪更加专业。需要说明一点，白玉蟾的教戒方面与新道教那种入世的伦理转向是一致的，也有一种出世但不离入世的味道，说明无论南北，无论金人、辽人还是汉人，都要适应世俗、考虑统治阶级的感受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改变。 白玉蟾留下的其他着作还有很多，彭耜、留元长等弟子编成了白玉蟾的诗文集共四十卷，并在1237年出版了，可惜没能流传下来。现存的白玉蟾的最早作品是元代建安余氏刊刻的《琼琯白玉蟾武夷集》，共八卷，明代曾修订过，现存国图里。明代刊刻的《海琼玉蟾先生文集》的一部分现存国图和吉林图书馆中。 在明《正统道藏》中收录的白玉蟾的作品主要有：《海琼白真人语录》四卷、《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一卷、《金华冲碧丹经秘旨》二卷、《玉隆集》六卷、《上清集》八卷、《武夷集》八卷、《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集注》二卷。民间的文集还有海南学者明代唐胄集印的《白玉蟾海琼摘稿》十卷，现收藏在国图；其他的还有《新刻琼琯白先生集》《道德宝章注》《白玉蟾诗集》《白玉蟾诗馀》等等。 前面简单提到南宗最终是和王重阳的北宗合并了，那么合并前后白玉蟾的传承呢，简单交代一下。 白玉蟾的传承分为了内丹和雷法两个分支。 内丹一脉算是南宗的老本行，算是正宗一支吧，二代弟子中包括彭耜、留元长、王金蟾等人在学了金丹功法以外，同时兼修了雷法，不过从三代弟子开始，基本上就都放弃了雷法，专心修内丹了。主要有三个分支： 第一，彭耜——萧廷芝，萧廷芝留有《金丹大成集》一书。 第二分支是王金檐——李道纯——苗太素——王志道。其中李道纯前面讲到过，经他融合南北二宗，搞出来了个中派的守中内丹理论，看来是深得儒门中庸之道的精髓。另外，李道纯还有个号叫莹蟾子，可以看出来这一脉的人是很喜欢蟾蜍这种生物啊。 第三个分支是桃源子姚师果——王庆升，王庆升后来又在一位叫廛隐先生杨师古的门下学习过一段时间，留下了《爰清子至命篇》和《三极至命诠谛》两部内丹着作。 雷法一脉则主要有两个分支。 第一分支是李亚——汪守真——王文卿——白玉蟾——金达——隐没囦济——赵玉隆——闵霦，至高神就是高上神霄玉清长生大帝君和梵炁法主斗母紫光天后摩利支天大圣，看家的本事来自《先天雷晶隐书》这部雷法道书。 另一分支是李亚——汪守真——王文卿——邹铁壁——莫真人——陈真人——李先生——-邓先生——黄先生，尊南极星主勾陈上宫天皇大帝为主神，典籍则是《先天一炁火雷张使者祈祷大法》，这位张使者是勾陈大帝座下第一员大将，名字叫张燆。 雷法一脉在斋醮等活动中用得很多，一般在祈祷时，需要把自己的祖师的名号依次报出来，这样显得高大神秘，所以两个分支开头是一样的，从邹铁壁、白玉蟾这里就有了不同的分支。 另外，白玉蟾一脉还有一些雷法的分支，就不再一一罗列了，有关白玉蟾的雷法，下面还会再讲一讲。 第五十一章 年少冰玉颜，老耶?少耶? 上 和张伯端相仿，白玉蟾的生卒年也是一个谜，以至于学术界一直为此面红耳赤，争论不休，这也导致了他的言行、文章等很多地方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就比如前面所讲，也只能是假设他是生于1194年，否则一个孩子，一个老头，行为举止解释起来矛盾之处就太多了。 关于白玉蟾生日的话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绍兴说，认为他是生于1134年，是绍兴甲寅年。一种是绍熙说，认为他是生于1194年，是绍熙甲寅年，二者相差正好一个甲子六十年。 白玉蟾的卒年争议倒不是太大，多数人认为是1229年。如果卒年确定了，这里就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会有争论的主要原因，就是白玉蟾这位南宗之祖是长寿还是早亡。 这里简单总结一下目前在学术界的一些研究结果： 先说一说绍兴说，就是白玉蟾生于1134年（绍兴甲寅年），卒于1229年，寿96岁。 无论白玉蟾是生于1194年还是生于1134年，都是甲寅年，支持绍兴说的学者主要是相信白玉蟾是长寿的，也希望能够证明他的长寿，不得不说是受南宋前四祖那惊人的长寿记录的影响。假如成就比前四祖还要高的第五祖却输在了寿命上，甚至比普通人还要短寿，这太不科学了。 支持绍兴说的一方首先否定了彭耜的记载，作为白玉蟾最重要的弟子，也应该是最了解他的人来说，彭耜说白玉蟾生于1194年似乎不应该被怀疑，所以绍兴说一方就需要先证明彭耜错了。无论是彭耜喝高了还是马虎笔误才把绍兴错写为绍熙了，仅凭这么臆测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开始摆出来一系列证据： 证据1：《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中有这样一句：“父亲振业于绍兴甲寅岁三月十五，梦道者以玉蟾蜍授之，是夕产子，母即‘玉蟾’名之以应梦”；《福建通志》中也有一句：“长庚以绍兴甲寅三月十五日生”，其他还有一些史料记载均是绍兴甲寅三月十五日。 这里先哆嗦几句，一些史料古籍由于传抄错误，有的把白玉蟾的爷爷称为葛大兴，他的父亲的名字则是葛振业、葛振兴等，这还情有可原。可是有些现代学者的文章、专着里称他的爷爷叫葛有兴，父亲叫葛振兴，然后就是对白玉蟾的生卒、经历等等引经据典一番，我就呵呵了。如果白玉蟾是古琼州的未开化的土着或者不是生于一个儒学家庭也就罢了，这些学者给自家孩子起名的时候，先辈的名字用过字应该知道不要用吧，何况那还是极重礼教的宋代，更何况是父、子的名字，用同一个字就不感觉奇怪？关键是这类专家还很多，甚至还有某名校的博导、知名的道学家。恰好听了一个最近网上流行的关于专家段子，这年头专家的话你也信？可见那些所谓的专家对专家黑得也没谁了。可能有的道友会反驳，人家就愿意用同一个字，不可以吗？这也不是不可能吧？还有比如两晋父子都有“之”字的，比如着名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甚至还有父子同名的等等。列位，这些都是有特殊原因或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情况，不是普遍现象啊。 关于这个证据，个人表示没什么说服力，这里的《神仙通鉴》并不是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而是清代的一部小说似的故事集，虽然是龙虎山张家后代所着，但是感觉和拿《三国演义》来说是一个感觉。当然了，《仙鉴》的可信度也就那样，差不多也是故事书。所幸，不少学者依旧拿这个作为证据大谈特谈，让圈外人以为这是史料而非娱乐属性的故事集呢。 证据2：熟悉历史的道友可能知道，在南宋绍兴年间，准确说是在岳飞死的那一年——1141年，曾发生过一次“淮西之乱”，起因自然是宋金之战，遭殃的当然是百姓了。北宋灭亡后，高宗赵构还曾把杭州改为临安用来宣誓自己抗金的决心，那段时间宋金两国战事不断，这可以参考一下《岳飞传》。那么淮西之乱和白玉蟾的生日有什么关系呢？白玉蟾写过一首《云游歌》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记得兵火起淮西，凄凉数里皆横尸。幸而天与残生活，受此饥渴不堪悲……又记得淮西兵马起，枯骨排数里，欲餐又无食，欲渴复无水”，很明显这是在描写淮西之乱的惨境，所以学者们推断，当时他已在世，并且亲身经历过这件事才会在多年以后有感而作了此诗。 证据3：通过对白玉蟾在1194到1229年之间写的诗文研究，学者们发现了很多能够说明他是个老人而非壮年的内容。比如：“白发黄冠逞神通”、“六十四年都是错”、“今已九旬来地”，等等，类似的诗句还有很多，总体上看这些内容都不应该是一个三十几岁人的口气。 通过这一线索进一步寻找证据，比如在《水调歌头?和懒翁六首》中有这样一个副题：“丙子七月十八日得雨，午后大风起，因不感”，词中还有这样一句是“光景暗中催，云览镜，朱颜犹在”，这些能看出什么来呢？学者们在这里运用了反证法，假定白玉蟾是生于1194年，那么这里所说的丙子年就应该是1216年或者1276年，可是白玉蟾早在1229年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不可能是1276年。如果那丙子年是1216年，你看到过有哪个20岁的美女说自己朱颜犹在的？如果白玉蟾是生于1134年就科学了，丙子年就是1216年，白玉蟾82岁，作为一代高道，驻颜有术，朱颜犹在，完美。如果有朋友问，白玉蟾如果生于1134年，那么丙子年也可能是1156年啊？那年他也才23岁，也不能说朱颜犹在吧？这么说没毛病，可是1216年合理就行了啊，玩笑，轻松一下罢了。 这位懒翁也是大有来历的，本名叫苏森，是着名的三苏中苏辙的五世孙。苏森盛年归隐，1212年在武夷山冲佑观当了个闲职，自号懒翁。白玉蟾与他相交甚密，写了大量和他相关的诗文，可惜多数没有传下来，仅在《懒翁斋赋》中有一些相关的作品记载，不过这也足够为证明白玉蟾的年龄提供佐证了。 再比如《谢仙师寄书词》中白玉蟾如此写道：“……自嗟蒲柳之质，几近桑榆之年。老颊犹红，知有神仙之分。”落款是“大宋丙子闰七月二十四日鹤奴白玉蟾焚香稽首再拜”，显然这个丙子年同样是1216年。道友们应该都清楚桑榆之年是指老年、暮年吧，大约就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有一张老颊才科学。如果白玉蟾是1194年生，就算他少年老成，早熟，也不可能年纪轻轻就生就一张老脸吧？ 证据4：还有学者考证了白玉蟾的弟子彭耜，发现他是生于1185年的。拜一个比自己还小十来岁的少年为师不怎么合理，也由此断言白玉蟾不可能是1194年生。当然这个理由有点勉强，学无先后嘛，但是这一条证据作为补充勉强将就吧。 下面再看一看第二种观点绍熙说：生于1194年（绍熙甲寅年），卒于1229年，寿36岁。 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白玉蟾仅活了36岁，在南宗五祖中比张伯端都差得太多了。 持绍熙生人观点的学者主要依据是彭耜于嘉熙元年（1237年）写的《海琼玉蟾先生事实》一文，其中说：“时大父有兴董教琼琅，是生于琼，盖绍熙甲寅三月之十五日也”，所以1194年生人的说法就是由此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其中还有一句是：“绍定己丑冬，或传先生解化于盱江”，这是白玉蟾卒于1229年说法的来源。 为了反驳绍兴说，绍熙说的支持者也得把自己的证据摆一摆，文人嘛不能动拳脚，只能是以理服人。 理由1：同样反证法。假定玉蟾生于1134年，那么他在1194年以前的这六十年，注意这不短的一段时间，历经了高宗、孝宗及光宗等几代帝王。问题来了，在这六十年的时间里，为什么在各类文献、踪迹、野史、传说等等中却找不到白玉蟾的一丝一毫的活动痕迹，仿佛这个人就不存在一般？您不要说他这个人走的是低调路线，如果一个低调了六十年的人，晚年却性情大变，频繁外出，四处活动，处处留痕的这种风格是不是反差有点大，不太科学？ 理由2：白玉蟾不是参加过童子科吗，结果查了一下，发现他当年是到广州参加的，时间是1206年。就连当年的考题是“织机”，考官是“韩郡王”，就是着名的韩世忠（1089-1151）这些信息也一并考证了出来。当时白玉蟾赋诗一首： 山河大地作织机， 百花如锦柳如丝。 虚空白处作一匹， 日月双梭天外飞。 咱这水平就不评价这首诗了，汗颜。 所以说，白玉蟾如果生于1134年，让一个老头参加童子科？就算鹤发童颜也不行啊。至于那句几近桑榆之年和丙子年的分析，如果丙子年是1216年，白玉蟾已经83岁了，那已经是桑榆之年了好不好，怎么还能说是几近呢？这不是矛盾吗？有道友会说，那绍熙说支持者怎么解释一个二十几岁的人说自己年近桑榆呢？对不起，我们只反驳对方辩友的观点，证明对方是错的就行了。 理由3：下面接着就对方所说的淮西之乱那个理由加以反驳。在《续资治通鉴》中可以查到一些记载，1194年以后，比如在1217年、1219年、1221年、1222年，宋金两国曾多次在淮西一带互相伤害，所以淮西之乱并不是只发生在1141年，也就不止乱了一次。而且就算白玉蟾是1134年生的，1141年的时候他也才7岁。先不说他能不能或有没有机会去淮西感受当时的战乱，就算是出差、自驾游什么的真的去了，道友们想想自己7岁时那年，您记得多少，对社会的认识又能有多深？ 第五十二章 年少冰玉颜，老耶?少耶? 下 绍熙说的观点还没讲完，接着看理由4：如果说以上那些理由全都是推理，没有直接的证据令对方辩友服气，绍熙说支持者找到了一个证人。 这种思路实际上还是挺有搞头的，上面讲过白玉蟾喜欢结交朋友，五行八作都有熟人，上至权贵、下到走卒，甚至连烟花柳巷里都有知音，所以，如果能从这些人中找到和他年龄相关的信息，也可能侧面考证他的生日了。经过筛选，有一位叫王居安的知府老爷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王老爷并非无名之辈，则也不会有什么历史痕迹了，《宋史》中有他的传。根据相关的史料查阅以及白玉蟾写给王居安的诗的分析，这二位大约是在1225年认识的。王居安写过一篇《奉题杨伯子赠白琼山诗后》，其中有一句是：“我见海琼子，年少冰玉颜”，成文时间应该是1225年以后。于是就可以推断出1225年以后，在王知府的眼里，白玉蟾还是一位翩翩佳公子的少年人形象，怎么着也不能夸一个老头，而且是一个邋遢的老头年少、冰清玉颜吧。 有道友可能还关心那时王居安有多大年纪，据《宋史》记载，他是淳熙十四年，也就是1187年中的进士，到1225年时怎么也得五六十岁了，所以说白玉蟾是位少年人还是很符合常理的。如果白玉蟾生于1134年，1225年就是九十多岁了，就算王居安高度近视、散光、老花眼甚至白内障，也不能对着说一位大自己三四十岁的九旬老翁为少年郎吧。您非要说白玉蟾是得道高人，驻颜有术，就是显得年轻不行吗？还真不行，如果白玉蟾是个注重仪表，经常去健身房、美容院，每天至少用两张面膜还有点可能，可他偏偏是一个典型的不修边幅，整天蓬头跣足的非主流形象，要说他三十岁时像六十岁还说得过去，九十多岁像个少年人是不科学的。 实际上，这两方人马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就不再一一罗列了，总之双方吵得挺激烈，口水喷了一屏幕但是依旧没个结论。于是，有细心的学者发现了一个相关的线索，或许可以一并解决双方的那些不合理的地方，让辩论双方握手言和。 事情是这样的，白玉蟾经常自称是被贬神仙，而且被贬了好几次，这本是没什么人会和他的生日联系到一起的。不过有人发现，每当被贬一次，白玉蟾就会重新开始计算自己的年龄，感觉他是被贬视为重生了。这并不是后人的臆测，而是真实地反映在他的诗文里，也许这就是后人感觉他的年龄有这么大问题的原因。 据白玉蟾自己说，他曾经被贬过三次，这也就意味着他曾经三次成仙，证据如下： 做到天仙地位时， 三遭天谴落天墀。 却嫌天上多官府， 且就人间洞府嬉。 那么有没有文献记载他这三次飞升、三次被贬下人间呢？民间也许也传说存在，不过寻根的话还是白玉蟾自己的三首诗。 仔细研究一下这三首诗，可以发现他三次被贬的原因。 第一次： 昔在青华第一宫，只缘醉后怒骑龙。 倾翻半滴金瓶水，不觉人间雨发洪。 玉皇有敕问神霄，谁去骑龙乱作妖。 自别雷城一回首，人间天上已相辽。 巧悬尘世意徘徊，炼尽金丹待鹤来。 归去神霄朝玉帝，依前命我掌风雷。 研究这首诗后可以知道，白玉蟾这家伙极好杯中之物，这也和他的形象相符。平时喜欢喝一口也就罢了，可是您不能贪杯误事啊，这不，某日就酒醉骑龙玩，这典型的醉驾，极易出事的，生要的是违法啊。果然，碰翻了仙家至宝某个不知道叫什么名的水瓶，里面洒出来一滴水。如果仅仅是这样还算不上什么大事，交警给开个罚单自己交点罚款了事，最多驾照吊销了也就算了。可不幸的是，这滴水掉到了人间，造成了一场暴雨洪灾，这个因果可就大了。所以，他这次被贬实际上还是处罚得轻了，人间还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呢。 这次被贬下凡后不久，白玉蟾知耻而后勇，通过奋发努力，除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以外，还是很想再次飞升回仙界的。不久因为成功炼了仙丹，算是立了大功，玉帝知道了以后，就让他再次飞升到了神霄府，继续当他的公务员去了，具体的职务应该是负责刮风打雷，原因是学过雷法，专业挺对口，老本行。 第二次： 五雷深锁玉清宫，白鹤呼风唳碧空。 说着这般辛苦处，王千玉女蹙眉峰。 太乙天皇谒紫清，翠娥百万拥玄軿。 当时不合抬头看，忽见天了叱火铃。 我不生嗔怨玉皇，翠娥无复舞霓裳。 如何天上神仙女，染污清都一散郎。 梦断南柯觉昨非，因缘尽处两分飞。 寒松空锁翠娥梦，我独于今未得归。 玉府官僚无甚人，上皇怜我最辛勤。 忽然诏下催归去，猿叫万山空白雪。 好景不长，一点不吸取醉驾被贬的教训，白玉蟾又栽倒在了女色上面。得道高人还喜欢女色？这怎么有矛盾吗？不好女色，龙虎山七十几代天师是怎么来的？前面不是说过白玉蟾认识四五位风尘女子嘛。当然了，民间的凡女肯定不能对白玉蟾产生什么诱惑了，必须得是仙女。因为犯了桃花劫，第二次被打下凡间，白玉蟾成了猪八戒第二。 如果透过这首诗的表面看看深层次的故事，这里可以大胆猜测，是不是在某年月日的某一刻，白玉蟾遇到了一位心仪的女子，动摇了他那颗坚定的道心？好在最终没有过上男耕女织的凡人生活，历经了情劫的白玉蟾由此更加坚定了道心，由此修为大进，再次被上皇诏回了天界。 第三次： 瑶池王母宴群仙，两部笙歌旖绮筵。 误取一枚仙李吃，又来人世不知年。 第三次又犯了什么戒呢？这次是没管住他的馋嘴，偷着吃了枚李子，当然是王母娘娘宴会上的仙果，这又和孙猴子有点像了，于是第三次被打下了人间。如果第一次是把那个倒霉的瓶子打碎了，白玉蟾就真把西游三兄弟的悲剧重演了一次。 估计也知道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吧，白玉蟾感觉这次恐怕要坏，短时间是没可能再回天上了，于是就安心在人间住了下来，于是才写下了上面那首“且就人间洞府嬉”。 接下来就是要仔细考证这三首诗的创作时间，能够得到一个大概的时间节点，参考的是白玉蟾的内丹先行记录。白玉蟾自己记录的内丹修行主要经历恰好有三次，如果与三首诗对应起来，那么第一次可能是淳熙乙巳年，即1185年，这也是白玉蟾少有的1194年以前的痕迹。第二次是开禧元年1205年，第三次是嘉定年间，大约是在1213-1215年间。顺便找了点宋朝水灾的记录，发现1200年前后几年发生水灾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这也恰好和白玉蟾的诗相对应。再对照白玉蟾说过的“六十四年都是错”、“三十三年之蹭蹬且过壬寅”等线索，这里大胆假设，在1185年到1205年间是白玉蟾经历情劫的时间段，对他的打击相当深，也可能是最深，所以当他从那段痛苦的经历中解脱出来以后，就把这段时间中的某一年认定为是自己的重生的时间还是挺合理的。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白玉蟾是生于1134年，自己说又重生于1194年，于是弟子彭耜才会有了“盖绍熙甲寅”这一说法。 不得不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个大写的赞，说到底还是支持绍兴说，但又给绍熙说一个合理的解释，颇会和泥。 白玉蟾生日的研究，除了上面三种主要的观点以外，还有一些其它的观点，只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服力不足。比如有些人认为白玉蟾是生于1194年，但卒于元代中期，大约是1321-1341年间，还有人说他是生于116x年的（这个数字不能写，否则发布不上去，道友们知道是几就行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就不再多说。 总之，各种观点各有证据，又各有不足，比起张伯端的生日疑点更多，还不好考证，学者们吵起架来更热闹，在确切的证据出来之前会一直持续下去。 由于白玉蟾的生卒时间大约可以从1134年到元代中期，时间跨度达二百年左右，以至于他的很多东西都不太好确定。举一个例子来说，前面说到，很多学者认为南宗是从白玉蟾开始才真正开始的，是他发展壮大的南宗，假如他仅活了三十几岁，似乎声望、时间等条件都不怎么足够支撑他做这么多事。 最后就是白玉蟾的卒年，这也没有定论。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彭耜说的“绍定己丑冬，或传先生解化于盱江，逾年，人皆见于陇蜀，又未尝有死，竟莫所终。”这也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卒年，1229年。不过元代虞集的《景霄雷书后序》中称百多年以后仍有白玉蟾活动的记录，但又和他“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天下”的性子不相符。如果这位活跃度极高的道士1229年还在世，让他安安静静找个地方隐居起来还真是个难事，哪能看不到他留下诗作？所以这些说法都比较含糊，一直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 第五十三章 圆融三教 上 “内炼刀圭，外储功行，体天行化，佑国求民”，这是白玉蟾所作的一篇叫《传度谢恩表》的文章中提出来的观点，可以视为他学道有成以后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的丹道的总结，同时也是对南宗未来发展的方向性纲领。 在如何内炼，如何炼丹方面，白玉蟾并没有一成不变地照搬师傅的成果，而是对师傅讲的性命双修、炼形炼神进行了创新。在他看来，人如果要追求道，追求天道，那么就得先明白什么是道？目的很简单，如果想修道，想长生，别人讲的也好，自己构建起来的也罢，总得先有个明确的目标才行，得先明白这个目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才行。如果不能在心里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体系那就是盲人摸象，是不可能得道的。接下来就简单了，坚定实现它的信念，安心一步一步去修炼就行了。 在白玉蟾看来，神仙谱系和宇宙生成观这两方面的工作前辈们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经历过的v1.0、v2.0……不同版本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对于道的理解和认识这才是根本，是后人们需要花更多精力去研究的。 从唐宋以来，道家一直在努力融合三教来发展自己的教义，完善自己的理论，北方的王重阳、南方的张伯端两大巨擘同样在做这方面的努力。除了接受着道门的传承，白玉蟾同样也是一位融合三教的践行者，现在和他相交的名儒高僧有很多，吸收的儒释思想同样也很多。 白玉蟾说“虚无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一气，一气分阴阳，阴阳为天地，天地生万物……名之曰道”，很明显，在白玉蟾的道的认识论中，除了继承了张伯端的《悟真篇》以外，也没有脱离开《道德经》《阴符经》等传统的经典。 下面先看一看他对儒家思想的引入有哪些方面。 白玉蟾有一篇《五宝说》的文章，其中的“五宝”是对师傅陈楠在雷法中提出来的“五雷”加以解释的。具体这五雷就不多讲了，道家的雷法体系还是比较庞大的。白玉蟾在文中把雷法中的五雷与儒家的思想做了关联，用于说明儒家的智信仁勇严这五种品质，只有具备了这五种品质的人才有资格修习、使用五雷法。白玉蟾这种做法虽然有点强行和儒家搭上关系的痕迹，但这五种品质还是没有完全把儒家五常照搬过来，而是把其中的义和礼则用勇和严代替了。 对于儒家这五常的引入并不只在雷法上，白玉蟾还进一步用它来解释道家的养气的功夫。白玉蟾写过一篇《玄关显秘论》的文章，两千多字的短文，把肝、肺、心、肾、脾五脏之气对应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他说五脏气全则五常具备，那就是符合儒家标准的好人，如果五气都不全，那就是个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人。修行之人，要凝虚养浩，心广体胖，气母就炼成了，那结成金丹就是小意思了。 白玉蟾这种把五气和儒家思想直接对应起来的思路，无疑能收获儒家的好感，同时也使道家神秘的内修更直观、更易于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南宗的发展大计。比起一心只为自己修炼、超脱凡尘的高道们，白玉蟾的做法对于道教发展来说更值得多给几个赞。 说到儒家，就绕不开朱熹朱夫子，不仅是因为他们二人是同代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朱熹和白玉蟾都曾经在武夷山停留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白玉蟾的止止庵距离朱嘉居住了四十多年的武夷精舍还不远，应该说是很近。基于这个原因，有很多人就主观地推断二人是挚交好友，甚至还为此杜撰了一些二人坐而论道的故事，这就有点想当然了。朱熹的卒年是1200年，如果白玉蟾是生于1134年生，二人有相互交往的可能性。如果白玉蟾是生于1194年，则朱夫子死前他还是一个海南岛上正开蒙的童子，怎么可能和朱熹交上朋友。从白玉蟾的性格和诗作来看，如果二人是好友，哪怕仅有一点交集，则白玉蟾没有理由不写几篇诗赋来记录他们伟大的见面，就如和懒翁相交那样必然会留下不少作品，但无论是在朱熹的《朱文公文集》中，还是在白玉蟾的《白真人集》等文献中，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内容。当然这也只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这也是为什么要考证白玉蟾的准确的生日的原因。 从现在的证据来看，二人并没有如一些人期待的那样是好友，也不应该见过面。不过朱熹的理学思想对白玉蟾影响却不小，白玉蟾和白玉蟾写的《题精舍》《朱文公像赞》等与朱熹相关的东西，虽然不能说明二人认识，但能表达出白玉蟾对一代理学宗师的敬仰和缅怀之情。 提到朱熹，不知道道友们先想到的是什么，反正我先想到的是那句着名的“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要为朱夫子平反，朱夫子认为天理就是道心，人欲就是人心，但朱夫子说的人欲却不是后人断章取义后的那种禁锢自由的糟粕，人家本意的人欲实际上就是天理。当然了，不需要灭的人欲是基本的生存欲望，不包括什么贪、色、私欲等这些不属于基本生存需求的部分，这些才是朱夫子要灭的人欲。王阳明不是同样也说过要“存天理，灭人欲”嘛，只不过他是用致良知来实现，但是根本思想还是和朱熹一致的。 如果某一思想是对的，那么道家又凭什么不接受？所以在白玉蟾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同样有朱熹思想的痕迹，比如他就借鉴了天理人欲之辩来解释自己的性命论。 白玉蟾说人要想成为仙人，修炼有成，那么就要弘扬真善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都是行为准则，总之就是不能作恶人，连一点为恶的念头都不能有。“因形而有为命，由此而生人之七情六欲，其对公道有害”，形而上的性虽然源于有形的命，但却是秉受于天道，因此具有天理公道。 深入分析白玉蟾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人”和“命”是一样的，都是欲，而“天”与“性”又是一样的，都属于道的层次。除了在理论层次上有儒家的思想以外，具体到功法方面也是有的，比如白玉蟾说：“以坎中天理之阳点破离中人欲之阴”，就是前面反复讲的取坎填离，炼得纯阳之体，人家就可以把前辈们的纯道的抽添功法上升到天理、人欲的哲学的高度，而且听起来又那么莫名觉厉的样子。 儒家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正心诚意”，就是所谓的三纳八条目中的一条，也是朱夫子所认为的为学的根本，白玉蟾又是怎么理解正心诚意和道家的关系呢？ 白玉蟾是这么说的：“一念之诚，与道合真，故可感召真灵，无疑矣”，所谓心诚则灵嘛，可见，他是极为重视“诚”之一字。“正心诚意”是儒家所坚守和追求的道德修养境界，白玉蟾非常认同，走上修仙的道路，就是走上了超脱生死的道路，非至诚不可达，也就是说想得道必是至诚之人，当然了，至诚之人不一定得道，所以，白玉蟾是认为这个诚是成仙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诚才可以得到神仙的承认，才有资格得道，没有至诚的心，哪能受得了修行的苦。万法归一，这些高端的思想家追求的至理大道总是那么契合。 说了朱熹，那么陆九渊也需要说几句。这二人相互看着不怎么顺眼，大吵小吵就没断过。陆九渊的“心即理”的心学思想被王阳明发扬光大，算是替他出了一口气。在白玉蟾看来，你们两位儒门泰斗相互不服气没关系，正心诚意我认为不错，心学我感觉也挺好，所以他说：“法法皆心法，心外别无法”，“至道在心，心即是道”，完全就是象山先生说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嘛，这要是朱夫子还活着，非得骂他一句两面派不可。 心学的东西本人是门外汉，不敢多说，只是知道陆九渊把本我和宇宙对应起来，恰是这一思想对白玉蟾影响极大。白玉蟾融合这一思想以后，认为心就是万物之宗，是万物的本源，也是本体，所以道就是心体，心是道用，提炼出来的话就是“道即心，心即道”。进一步发展，白玉蟾又把心、性、神统一了起来，说“心即性，性即神，神即道”，所以心是道，神是道，性也是道。心是道的本源，那么道当然就在你我的心中，明心不就可以见道了？没毛病。 哲学体系建立起来以后，白玉蟾进一步完善了内丹修炼方面的内容，使内丹体系更臻圆融。详细的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在白玉蟾看来，内丹之法归根到底就是几个字——丹就是心。也是神，阴神也好，阳神也罢反正都是内丹，这就把很虚无的、非上品灵根的人根本无所适从的内丹修炼和锤炼心性联系了起来。虽然无心之心、先天之心、后天之心、尘心、真心这一系列心听起来貌似也没简单多少，想要理解一点也不容易，但是这已经是极限了，不能再简单了，毕竟是成仙的法门，又不是话本、传奇，太接地气了也不可能。 当然了，无论如何理解内丹，但最终还是要回归物我两忘、明心见性上，还是要忘物、忘我、忘心、忘性、忘神，回归重玄、钟吕。所以说，白玉蟾的内丹引入儒学思想，有完善南宗教义的一面，也有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面，表现出了一种入世的愿望，也是向统治者传递了一丝善意。 第五十四章 圆融三教 下 受孔子的弟子们集结《论语》启发，白玉蟾的弟子们把平时的学习笔记加以整理，又绞尽脑汁，集思广益，几乎薅光了所有头发胡子，总算把师傅平时言传身教以及说过的一些话记录下来，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海琼白真人语录》，成为后人研究白玉蟾思想、学术的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 在这部语录中，有很多类似“菩提本无树”之类的机锋对答，比如： 问：“大道本无物，如何可譬喻？” 答：“谈河不济渴。” 问：“大道无情，因甚却运行日月？” 答：“云来山裹帽，风起树摇头。” 问：“如何是太上第一义？” 答：“急急如律令。” 问：“疑杀天下人？” 答：“为有五湖无范蠡，致将几杖赐吴王。” 是不是深得禅宗三昧？ 在三教融合这条路上，白玉蟾走得比陈楠、比张伯端还要远。他说：“道融于心，心融于道也；心外无别道，道外无别物也”。熟悉佛法的道友应该知道，慧能曾经说过一句“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是不是相近？不仅仅这一点，再比如白玉蟾还说过：“炼形以养神，明心以合道”，这是他的性功的重要思想，是不是暗合慧能说过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道友们回忆一下，张伯端是非常赞同佛教的顿悟的，特别是夸雪窦禅师“可因一言而悟万法”，白玉蟾在这方面是和师祖们的观点一致。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古人无论是入仕，还是求仙问道，前提条件不是有个聪明的脑袋，而是有个好的经济基础，其次才是远超旁人的脑袋或者坚定的向道之心。张伯端、白玉蟾本就是极为聪明之人，诸位可以再想想，其他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又有几万是普通人？所以，这么聪明的人，触类旁通，一通百通，没事就玩个顿悟，自然就支持顿悟这套学说，多少瞧不起凡人苦苦渐修希望证道的那拨人了。 天资极高的白玉蟾不仅赞成顿悟说，他还说只有天资高的人才有资格学习天仙之道，言外之意不就是说你们那些凡人渣渣要认清自己有几斤几两啊，自己不能顿悟就别说葡萄酸了。 白玉蟾说，上品丹法和禅宗顿悟之法差不多，这一点完全不用纠结，因为佛、道本就是相通的，因为“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嘛，和尚能顿悟，我自然也可以顿悟，要不我怎么能三十几岁就取得了别人到一百岁才可能取得的成就。假如真的如此，也可以解释一下绍兴说一方说他三十几岁不可能取得那么高成就的质疑了。 白玉蟾是个极聪明的人，他自信是能修成天仙大道的，但他又是个极负责任感的人，为了把南宗发展起来，就必须照顾那些常人资质的弟子，特别是有钱有权的，否则自己一脉还会如师祖他们一样，弟子大猫小猫两三只。内丹修炼有很多高级功法，很复杂，很神秘，这是可以传授给资质高的弟子，用来传承本派的心法的，这是根本。为了壮大门派，还得研究出一些简单点的，甚至要非常简单的功法，重要的是这些功法也必须是金丹大道，这样就可以让普通弟子增强门派归属感，一门心思为门派出钱出力，为门派发展做贡献。 南宋有一部典籍《修仙辨惑论》，内容主要是白玉蟾向陈楠质疑问道的对话，是他深奥道学理论的体现，里面就有他对三品内丹的观点：上士可学天仙之道，中士可学水仙之道，庶士可学地仙之道。 书写成后，白玉蟾拿着请苏森帮着批阅，指正指正。苏森拜读之后大为赞赏，对他的评价很高：“及见《修仙辨惑论》，披读之余，知先生骨已仙矣”。嘉定丙子年，就是1216年中元日，潜心静坐后为它作跋。在苏森眼中，当时的白玉蟾已是仙人般的存在了，否则哪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心通三教，学贯九流，多览佛书，研究禅学，参受大洞法箓，奉行诸家大法，独于雷法尤着验焉”，想来苏森也想不出更多的溢美之词了。 首先，白玉蟾提出来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清修。 在认识了三教的本质的基础上，白玉蟾极为造成钟吕、潘师正他们的清修法门，道法自然嘛，深山老林里才是修炼的地方，天天在世俗红尘里打滚，整天求名追利，哪还有心情修道。不过他这种观点并不是要人绝对脱离世俗，只要做到拿得起、放得下、开心快乐就好，这就是他提出的简单的修道方法。于是便有一些弟子跟随他到深山里去修庵建观，当保安、保洁，在后厨做饭。 全都去山里也不行啊，要不谁还给宗门赚钱、发展下线，哦，是招收新弟子啊，于是，白玉蟾又为留在俗世中的弟子们提供了第二条道路——无为。 白玉蟾在苏森眼中是一位仙人，那么在其他人眼中自然更不一般了，所以弟子们对他的教导自然会深信不疑，对他给出的简单的修炼法门也会当成师门秘诀加以修炼的。于是白玉蟾对弟子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噢，不，是通仙界，只要你们做到“终日无思虑”就行了。 白玉蟾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自由随性的人，天天蓬头跣足，嗜酒倦狂，别人笑话他也不放在心上，“跣足蓬头破衲衣，闷来饮酒醉吟诗。廛中走遍无人识，我是东华大帝儿。”这是在为弟子们做榜样，也为那些资质普通，但对南宗发展有大用处的弟子们增强了信心。 无思无虑，契合了禅宗的“无念无为”，不过，通过前面讲无为、坐忘，讲钟吕、张伯端的功法就会发现，最简单的也是最难的，真的做到无思无虑很容易吗？ 张伯端在《悟真篇》后序中是以体用关系来解释心与道的，大概就是说心是道体，道是心用，明心见性，圆明自显。白玉蟾继承了他的思想，也是用体和用来讲自己对心和道的理解。在心性、道的理解上，心与性、神本就来就是一体，最终也全是要归于那个道的，所以说无论什么尘心、妄心，还是照心，最终还不是“心外无法，万法归心”？白玉蟾给出了很直接、明确的一个点，金丹大道，就是在心，“心即性，性即神，神即道”，想要超越生死，成仙长生，最终还是要治心。为了把心性讲透，白玉蟾还注解了《道德经》，这就是《道德宝章》，又称《蟾仙解老》，细读来可以体会到白玉蟾的心性理论，“至道在心，心即是道”，借《老子》讲心性，认为这是超越生死而得道的方法和途径。 正是由于心学的成功引入黄老思想中，进而能够形成了一套超越了心性的理论。在白玉蟾看来，前辈们太过注重、追求长生久视了，当然他也不是不追求长生，而是指出来，前辈们对心性的修炼有所不足。比如老子他老人家虽然把“道”上升到了宇宙本原的高度了，但却忽视了心性的重要地位，前辈们固然提出了虚心止念，物我两忘，在“止”和“忘”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还不够，所以他在注释《道德经》时，主要从心性方面，总结南宗的前辈的思想，融会三教思想，提出了心为道之体的观点。也就是说，在白玉蟾看来，心才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本体，万物是因为有心才存在的，心才是万法现象的根本，“即心即道，即道即心”。 现代修真小说里有这样一套体系，修行到一定高度以后，会在体内，具体是丹田、识海之类的哪里不重要，总之就是自己会构造出一方世界，达到极致以后就会演化成一方真正的世界，或者称为宇宙，有日月星辰，有生命演化，也许当年的白玉蟾还没有这么大的脑洞，但他的观点也近似可以理解为心才是万物存在的根本，人要是没了，对于人来说万物也就谈上不存在与否了。 原来的道，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白玉蟾说心就是道，道也是心，二者本就是合一的，没有差别的，所以心就是万物根本，造化源泉，道并不是不能体悟的。 内丹修炼中的止、忘，是物我两忘，即止物又要止念。特别是止念，知念之所起和念之所止，最终还是要归于纯一。忘我、忘形、忘心、忘物，照见天心，在修炼时，忘形以养炁，忘炁以养神，忘神以养虚。忘我也好，忘物也好，不是什么都忘了，而是达到不执着于外物，获得一种大自在。知足也好，知止也好，止是有动、静两方面的，白玉蟾称为止止，凡事凡物都可用止止来证得。现在看白玉蟾亲自重视武夷山设计修造止止庵，就是他参悟止止的心路里程的标志。 白玉蟾的内丹心性理论较张伯端有所发展，所以“万化而归于一道”，更把心与道等同了起来。“心者，造化之源”，“一心本存，包含万象”，更深入理解就是“我即天地，天地即我”，把小我融入大我，这样就不再有身心、物我、内外的差别，从而证得大道，长生久视。 从唐朝以来，禅宗和内丹派可以说都是以心性和道性为宗教理论的根本。比如慧能“三界唯心”的本体论和“自性般若”的方法 论，把心性和自性上升到了佛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钟吕传道集》中反映出来的内丹理论，则是以穷理尽性，从而保生全命，达到与天地同寿的目标，所以说，心体、道体实际上终究还是返本归原。宋代理学的“穷理尽性”思想，佛教的无生涅盘，白玉蟾的止止观思想，三教所表现出来的相似的学理风格，是何等相似。所以，有些学者就说了，从白玉蟾以后，三教合一的认识已经从民俗层次上升到了主流意识层次了。 要不说万法归一呢，同时代的陆九渊也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所以白玉蟾在三教的形而上的心性上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层次分析了心、性、神、道的关系，心性神三合一等同于道，“心是道，神亦道，性亦道”。所以，心如果是道的本源，那么道自然就在心中了，所以佛家的明心见性岂不就是见心了？既然明确了心是修行的核心了，那么内丹功法就可以有针对性了，“即心求道”，“丹者，心也”。 白玉蟾说，既然金丹就是心性，就可以把丹和道视为一回事，所以炼丹就是修道。进一步来说，心神，阳神也好，阴神也好都是心性都是金丹，总之你就一直炼心就没问题了，把尘心变成真心，通俗说就是把后天的心变成先天的心，把后天受了尘俗污染的心变成无心之心，就是“心性无染，体露真常”的境界。这一点，显然是吸收了唐代的重玄思想，“忘物、忘我、忘心、忘性、忘神，神全、性全、心全、我全、物全”，可以说白玉蟾最终完成了南宗几代宗师想要完成的心性论的理论提升。 让弟子们静修也好，无为也好，貌似最简单，实则最难，天下哪有不劳而获的美事。 白玉蟾虽然同样的三教合一，但他对三教一直没能真正合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过：从两周以来三教具兴，当然细考证的话，佛教要晚一些的。孔子高举四端五常，佛教对应就有了三乘四谛，道教自然不会落后，也有了三洞四辅。三乘四谛前面提到过，这是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的道路了，不再多说。四端是孟子提出来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实际上和仁义礼智信差不多，都是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在白玉蟾看来，无论三教举什么旗，喊什么口号，归纳一下，儒门就是一个诚字，佛教就是一个定字，而道教则是一个，嗯两个字：清静。 这就是白玉蟾对三教的本质的概括。 第五十五章 神霄散吏书法好 再简单把白玉蟾的雷法交代一下。 前面讲到南宗五祖是从陈楠开始除了修丹法外还修雷法的，至少没查到张伯端等人有修习过雷法的记载。雷法是道教中比较神性的一支，源自先民的自然崇拜，此后自成体系，地位也非常高。讲林灵素时提到过他的神霄派的雷法，陈楠的雷法是否传承自神霄派呢？ 据当时的陈与行在《跋陈泥丸真人翠虚篇》中讲了整个南宗的详细传承，这些前面已经讲到过，大概就是西华真人传张伯端，然后一直传下来，不过写到陈楠时却来了一句陈楠“得太乙刀圭火符秘诀、景霄大雷琅书，以雷法行于世，所至与人治鬼”。如果明确知道南宗是从陈楠才修习雷法的还好，如果不清楚这点，那么就容易让人理解为陈楠的雷法是西华真人、张伯端……这样一脉传下来的样子，不知道陈进士是故意的还是不知道内情。 首先肯定，陈楠的确是修了雷法，在其他一些道教典籍中是有明确记载的，比如《道法会元》等。作为衣钵传人的白玉蟾也多次提到过陈楠的雷法，并且还明确说师傅的雷法却并非来自神霄派，而是直接得自一位雷神的。 具体是哪位雷神呢，白玉蟾在《翠虚陈真人得法记》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载，再综合其他一些文献相互印证可以知道，陈楠是在海南的黎母山中偶遇狼牙猛吏雷部判官辛汉臣，就是这位判官传下的景霄大雷法。 诸位道友可能会有疑问，神霄雷法名气多大啊，怎么还要再创一套雷法？大概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林灵素的名声的确是不怎么好，对于三教合一的倡导者来说，要是和他沾上关系感觉不太好，何况南宋时神霄派的日子并不好过。其二是海南岛天然就有雷神崇拜的条件，包括隔海相望的雷州，由于长年雷雨，自古就有很多雷神传说，所以陈楠也根本不用舍近求远，去和神霄派拉上关系。 在一般人看来，白玉蟾的雷法是传自陈楠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白玉蟾也说过自己从陈楠那里学到了雷法。可是，细心的道友可能注意到了，上面讲白玉蟾自己说三次被贬的诗中，可是明确说自己是神霄府的，经常以“神霄散吏”自称的，既然他瞧不起林灵素，那为什么又说自己在神霄府上班呢？ 道友们不要忘记，神霄派还有另一位重要人物王文卿呢，如果记不清王文卿是谁的道友，可以回头再看看前面的章节。 有些学者仔细研究发现，白玉蟾的雷法实际上是王文卿的传承，准确的说是得自王文卿的外甥，一位复姓上官的人传给白玉蟾的，如此说来白玉蟾的雷法并不是陈楠教的，实际上是属于神霄派的。就可以解释得清，为什么白玉蟾在诗中经常说自己的神霄派的了。 当然了，陈楠的雷法与神霄派的雷法到底有哪些不同，或者有没有相同的地方不好说，白玉蟾有没有从陈楠那里也学了一些雷法也不好说，不过雷法在传道中无往不利的用处，师徒二人体会都很深的。从1215年开始，就有白玉蟾使用雷法的一些记载，主要的活动范围也是在武夷山。 白玉蟾还对当时比较混乱的雷法进行了规范和整理，本意就是想制定一个行业标准，如果能出个iso是最好的，其中就包括神霄雷法。这很好理解，神霄派就比较混乱，自己的师门也好不到哪去，要不然自己学的和师傅学的哪里能不一样？ 比如他对神霄派的雷法体系进行了新的定义，基于神霄体系构建起了一套新的神仙体系。首先，整个宇宙被他分成了九天，也叫九霄。道家原来定义的十方三界、三十六天等也没有废止，而是划入了九天里面。同样，神霄也在九天里面，原来的老大也没有退休，还是那位的玉清真王，不过在他的上面多增加了一个老大，就是元始天尊。这样就规范了徽宗和林灵素胡乱搭起来的那套反传统道教的领导班子，重新明确了元始天尊的老大位置。元始天尊不再单独掌管一天了，而是由他的九个儿子分别去管理。 那么白玉蟾上班的那个雷府归入了哪个科室呢？按白玉蟾构建的神霄体系说，玉清仙王管着神霄玉府和雷城两个部门，神霄玉府应该是他的办公地点，雷城就是具体管业务的部门了，其下设了左右五雷使院，应该就是具体的科室了。白玉蟾应该是在雷城里面一个叫玉枢五雷使院的部门上班。同时他也解释了自己师傅陈楠的景霄大雷的传承，同样是从雷城里上班的辛汉臣那里学到的，大概就是师徒二人属于一个局，但又不在同一个处室上班。 白玉蟾还统一了“五雷”的定义，即天雷、地雷、水雷、神雷和妖雷，进一步还对十雷、三十六雷和雷法七十二阶这些内容都加以整饬，至少避免了两位道士说出来的基本概念都不一样的尴尬情况发生。 经过白玉蟾的努力，虽然没有最终出台雷法体系的iso，但是比以前来说也规范得多了。前面刚讲过，白玉蟾还把雷法和内丹修炼加以联系，同时还和儒家的伦常建立起了关系，从体内五脏、阴阳运用、天人交感等多方面系统阐发雷法，这些为雷法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说在雷法上面，白玉蟾的贡献是无人能比的。 除了是一位高道外，白玉蟾还是一位诗人、艺术家。 白玉蟾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非常多，特别是诗，上面也给道友们展示了不少了。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白玉蟾的成就同样非常高，素有“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天下”之称，这是说他特别喜欢在崖壁上留下大作。喜欢名山大川的道友肯定看到过很多的摩崖石刻，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字大，蝇头小楷可能也有吧，不过谁看得到呢。 据说，因为咱不是书法圈内的人，所以只是听说，海南岛历年来只出过两位书法家，除了白玉蟾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海瑞。白玉蟾的书法家的称号并不是现代人封的，而是得到历代名家认证的。比如彭耜和赵道一都曾表示过，白玉蟾的草书极佳，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他的字已经有了灵性。除了草书以外，白玉蟾的行书、隶书、篆书也都不错，而且还比较擅长画梅和竹，可惜这些都罕有流传。 白玉蟾传世的书法也不多，现今发现的也仅一掌之数，后人评价说他书法用意超逸，笔势劲爽，如风送云收，颇有晋人风度。其中最着名的一幅《足轩铭》的草书作品，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字是白玉蟾在宝庆二年（1226年）写的，如果他是1194年生人，那么就是他33岁时的作品。明代项元汴说白玉蟾的字“用意超逸，作书有晋人格度，亦是能品，敬而袭之”，清代荣郡王则说“草书有龙翔凤翥之势”，清代中晚期收藏家崇恩对此帖评价：“笔致潇散”。 白玉蟾还有一幅草书的四言诗帖《天朗气清诗帖》，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道友们可以欣赏一下： 天朗气清，三光洞明。 金房曲室，五芝宝生。 天云紫盖，未映我形。 玉童侍女，为求天灵。 九帝高气，三光洞軿。 得尔飞盖，升入紫庭。 圈内人士评价说，和《足轩铭》比较，这幅诗帖写得更好，白玉蟾的大字草书的那股神龙飞动的灵性就连书法小白都能感受得出来。 白玉蟾还写过一幅陶弘景《真诰》的书法，是难得的传世的行书作品，共计2371个字，这是他在1212年跟随陈楠学习期间的作品，现收藏在上海图书馆中。 1219年白玉蟾写给李訦的“与宝谟郎中书”，是共274字的草书作品也流传了下来。这也是一幅水平极高的作品，后人评价极高。其中元人杨维桢是这么评价的：“余开合此书，深叹儒言之不如”，安绍芳说：“得拜观白真人手翰，乃中年佳迹，与余向藏海云楼诗相似。无唐宋陋习，潇澹虚和，有魏晋笔外意，信非寻常者流，所可知也”。叶恭绰也曾评价过此帖说：“余所见三卷皆行书，劲逸而略纤瘦，有贞白、图南风致，此卷则纯乎晋、唐法度，功力深至”。 1218年左右他还写过一幅“仙庐峰六咏诗卷”的行楷作品，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中。 以上就是已知的白玉蟾的书法作品，至于是否还有没公开的民间收藏就不得而知了。后人其实更多的是赞赏他的篆书和隶书，可惜没有作品传下来，仅就草书来看，那种龙翔凤翥、龙蛇飞动之势，笔断意连，圆转流丽，大小相间，自由穿插，信仰依然，各有情态……总之，溢美之词还有很多。白玉蟾对自己的书法也很满意了，在《画中众仙歌》中说“献之兴来拈起笔，笔如解飞自钩掣”，感觉他就是在自比王献之呢。 白玉蟾的其他书画作品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自己找资料研究吧。 关于白玉蟾就讲到这里了，实际上他的道学思想还有很多方面没有讲到，比如他的性命思想、道心论、炼丹十九诀等，对后世的道教理论发展影响很大，历代道家也都非常重视，时至今天，仍然有很多学者在深挖他的思想。 第五十六章 比儒家更重视忠孝的道派 上 先请道友们找本《西游记》，翻到第五十一回，其中有一句是：“直至灵霄殿外，果又见张道陵、葛仙翁、许旌阳、邱弘济四天师并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四天师在《西游记》里出场了好多次，不过都是路人甲，最多来一句台词就领盒饭去了。这里需要把其中的许旌阳单独拿出来说一说。 前面提到过许旌阳，他就是东晋的许逊，民间特别是在江西关于许逊的传说有很多，不过在正史里没有他的传，其他史料里面的记载也有不小的出入，可以确定的是，他在道教中有一个身份，就是净明教派的祖师。 许逊是江西省南昌市西山人，曾做过旌阳县长，名字就是由此而来。有意思的是，由于许逊县长当得不错，很是出了不小的政绩，为了表彰他，政府就把旌阳县改名为德阳县了，就是现在的四川德阳的前身。 正值两晋更替的时期，许逊的政治敏感性很高，感觉晋室将乱，于是辞官东归，回到了老家西山修道。西山是道教三十六小洞天的第十二小洞天，自然是风水宝地了。他传了十一名弟子，包括彭抗、黄仁宽等在内，师徒十二人合称“十二真君”。 如今在南昌民间还有很多许逊的传说，最有名的如因猎杀母鹿而修道，降龙折蛟治水的传说。当地还有一个叫许家营的地方，据说都是当年从四川跟着他举家搬来的乡民。 374年许逊修道有成“合宅飞升”，弟子们就把西山许宅故居改造成为游帷观以祭祀，于是西山的游帷观便有了他的香火，千年不断。 六朝以来，西山逐渐形成了一个崇拜许逊的小圈子，甚至曾经有固定的聚会地点。这个圈子比较重视孝道，大家又因为许逊而走到一起，代代相传下来，也出现了老带新的师徒相传的情况，说是一个正经八百的教团也没问题了。 在隋唐时期，西山游帷观主要宣扬许逊的孝道秘法，唐高宗年间出一位重要人物胡惠超先生，经他重修了游帷观，大力推行许逊的孝悌之道，使孝悌之教得到中兴。 到北宋时，许逊的孝悌之教逐渐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于是经过官方的认可的许逊被神化为能驱邪御瘟的天神。宋太宗、真宗和仁宗都赐过御书，西山游帷观也得到官方赞助，正式升级为玉隆观，不久又再次升级成为玉隆宫。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这位道君皇帝自然要比祖宗们做得更好才可以，不但加封许逊为“神功妙济真君”，并且在政和六年，把玉隆宫再次升级成为玉隆万寿宫，虽然不是唯一的万寿宫，但已经是顶级的宫观了。至此，许逊也好，玉隆万寿宫也好，声名达到了鼎盛。 随着金人的南侵，康王赵构在江南建立南宋后，金人的威胁就好像一座压在统治者头上的大山，西山一带的百姓同样能够感受得到来自北方异族的杀气。危急存亡之秋的南宋王朝，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英雄，能够带领积弱的文人当权的小朝廷活下去，打回北方，收复失地，对不起，等先喘过这口气来再说吧。底层的百姓呢，需要的是有人能带给他们一点希望。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128年，当时的玉隆万寿宫当家人何真公一手导演了一出许逊天神下凡传授治世济人真经的戏码。何真公说我们全体道士诚心祷告，为国为民祝福，终于感动了许真君并降下神谕，说中秋节许真君将下凡。八月十五月儿圆，自然有一套仙人下凡的排场和异象，借着月色表演恰到好处。一番仪式下来，许真君亲切接见了何真公，传下了一篇《飞仙度人经》的宝经，一部《净明忠孝大法》，殷切希望他能在国家生死存亡之秋，把忠孝美德发扬光大，救万民于水火。 接着，何真公，修造高坛，收五百弟子，宣布广传净明之法，消除灾厄，使百姓安宁。于是，百姓们便对净明法表达了很赞的情绪，纷纷表示要忠君孝亲，团结一致，保家卫国，共抗金人。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净明法呢？这和许逊教团自唐代开始崇拜日月有关。在《太上净明法序》中解释过，净明就是“无幽不烛，纤尘不染”，取的是光明和清净之意。 不得不说，何真公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他的忠孝为核心的净明法深得皇权的认可，并以西山为根据地绵延发展下来，这就是净明道的前身。 到了忽必烈建立元朝，原来的隆兴路改成了龙兴路，历经百多年的净明法也随着王朝更替衰微了。 1282年五月，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豫章河里凭空出现一个沙洲。在现在人眼里这本是一个很普通的自然现象，大江大河往往会在河道变宽处因水流变缓，泥沙慢慢沉积就会出现河心洲，但在古人眼中却很不寻常，这不，沙洲的出现引出来一位叫刘玉的隐士。 这位刘玉是何许人呢？ 姓名：刘玉，字颐真 号：玉真子 籍贯：番易石门，后迁南康建昌 出生时间：宝佑丁巳（1257年）八月二十日 去世时间：至元正月（1308年） 主要成就：开创净明道 主要着作：《玉真语录》《净明秘旨》 刘玉先祖是番易石门人，具体是哪个省市没有查出来，高祖一辈时搬家到了江西南康建昌，刘玉也就成了江西老表。为了表示对祖籍的思念，刘玉还把曾经的新居之地称为石门。 刘玉生在书香门第，世传诗礼，作为一个开创道派的高人，为了不显得太另类，出生时也带来了一些异象。据说他出生的时候红霞覆屋，把邻居们吓得都瘫在那动不了，估计是以为神迹吧。 刘玉出生不久，老爹刘刚就带着一家老小搬到了隆兴新建县忠孝乡，就是今天的南昌市新建县。 接下来还是老套路，刘玉从小就见识非凡，五岁开蒙，表现出很高的领悟力。和其他高道差不多，十多岁的时候，父母相继过世，家道也就衰落下来，于是刘玉在家守孝，种田糊口，逐渐看破红尘，立志修道。 沙洲出现的时候，刘玉已经二十多岁了，也了解了不少道门的掌故，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沙洲时突然想到了一个传说，一个当地流传不是很广的传说。 据说许逊飞升前曾经留下过一个预言，说在他成仙后的1240年以内，豫章河里必然会凭空出现一个沙洲，到时五陵地区会有出现他的一个弟子，将发扬光大他的道统，这就是道教界流传的“八百仙人当出”的“龙沙谶”。 刘玉正是想到了这个龙沙谶语，经过一翻仔细的考虑，决定参考当年何真公的办法，也导演一幕神授剧情，当然会比何真公的更丰满一些。 于是，在1282年秋天，刘玉路过西山，先是偶遇洞真先生胡慧超。刘玉便问真人来这里有什么事，是出差啊还是旅游？ 胡真人说：“你没看到龙沙已经出现了吗？这里又改名龙兴路了，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嗯，好像听说过。” “当年许真君飞升之时，不是动用大预言术吗？现在正是净明教大兴的时候，你就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弟子，按预言会有八百个弟子帮你振兴本教，你要当好他们的老大啊。” “八百啊，是不是有点多啊？我这一穷二白的养不起啊。” “到时你就不嫌多了，只会觉得指标太少了。哦对了，当年真君曾经下凡找到何真公，并传给他仙法，你好好继承他的道统，将来有缘得真君垂青，或许也有机会见到他。机会难得，好好把握。”胡先生说完就消失了。 据刘玉的弟子说，刘玉从见到胡先生以后，得知自己是天定之子，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从此刻苦修行，功力日深。 第五十七章 比儒家更重视忠孝的道派 下 第二年春天，刘玉又一次遇到了胡先生，先生说：“我这次来找你，一是检查你是否道心坚定，二是传许真君的法旨，命你速去西山乌晶原修造玉真法坛，法坛修成后可以开始收徒传道，弘扬孝悌之法。” 为什么要在乌晶原呢，净明道内部资料里是这么解释的：祖师谢逊本身是太阳帝君，当年他应劫降世的时候，动静比较大。从扶桑之墟起步，一路换挡开到昆仑山顶，天上地下风水相随，声势怎么一个浩大了得。接着从洪崖开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井，接收来自西山的生气，所以那里就叫乌晶原了。也就是说，在净明道的体系里，西山乌晶原算是许逊的祖地，刘玉在那里开派立教才是最正统的。 接下来，刘玉便在西山大搞房地产工程，修了法坛，整理了何真公的道法传承，尊许逊为祖，自己为二祖，以净明为教名，正式开创了净明道。借鉴前辈们的成功经验，接下来少不了一系列的遇仙的剧情，再弄几场神迹，在扩大净明道的名气上效果是杠杠的。从此，净前道以西山为中心，以忠孝为本，敬天崇道，济生度死，正式成立了。 刘玉在招生，嗯，招收弟子时有一个基本标准，入我净明道，必须恪守“真忠至孝”、“忠孝存心”，那些虐待老人的人肯定是没有资格入教的。 不久，刘玉收下了弟子黄无吉，安排他去主持修建灵宝朝天坛，接着传给他《玉真灵宝坛记》和《中黄大道八极真诠》，同时还他负责弟子们的管理。 随着净明道的影响扩大，特别是宣扬的行善尽孝的思想非常容易被百姓接受，来入教的弟子迅速增加，很快连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于是又刘玉又建了一座腾胜道院，不久黄元吉就成了八百弟子的大师兄。 1308年，忽必烈至大戊申正月，刘玉预感自己大限不远，便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指派黄元吉接任教主。第二天早上刘玉五心朝天端坐在榻上，中午侧卧而逝，寿52岁。 后来黄元吉写了一部《净明忠孝全书》，为净明道的列位仙师分别做了传，许逊排在第一代，下面三代分别是洪崖先生经师张氲、洞真先生天师胡慧超、度师郭璞，并称为“三师”。 前面讲过郭璞，按理说他和净明道没什么直接关系的，更谈不上对净明道有什么贡献，之所以被尊为监度师，一是他一生儒道兼修，忠孝双全，上报国家，下孝父母，是个典型的忠孝名人，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拉名人加入己方阵营，哪怕当个吉祥物供起来，能增加声望就够了。 上面也提到的胡慧超应该是真人，是生活在武则天时代的一个道士，主要活动在南昌（当时叫洪州）一带，道教典籍里有一些关于他的传说。此人本名应该叫胡超，后来随着抄录的错误，就有了诸如胡惠超、胡慧超、胡法超等名字，道友们在其他典籍中看到时知道他是谁就可以了。 至于经师张氲则主要出现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里面，传说中的人物就不说了。 净明道在宋元时期兴起，开始对道教改革，试图在异族统治的新朝代下把道教信仰与儒家的伦理结合起来，倡导忠孝神仙，道俗圆融。新入门的弟子，入门第一课就先要认识忠孝的重要性，入门的功法也是依据忠孝实践而设计的。 净明道把忠孝放在了教义的首位，要求弟子克己践履，因此极符合封建王朝的意志。细究净明宗典籍，它实际上是一个结合了天师道的符箓派理论和儒家伦理道德的道派，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有着浓厚的理学色彩，甚至是重视封建伦理道德，反而轻视金丹炼养之学。有了宗教的神学的大前景，把行孝就是积善，积善足够了就可以直接成仙得道这一思想灌输下来，效果比其他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要好。 如果纵观净明道的理论发展就会发现，对于忠孝思想的重视程度是逐渐增高的。孝是人伦道德，早期的净明道提出了八宝的概念，即忠、孝、廉、谨、宽、裕、容、忍，这是整个教团每个人都要恪守的准则。白玉蟾还曾在《旌阳许真君传》中专门解释许逊的“八宝垂训”，说“忠则不欺，孝则不悖，廉而罔贪，谨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宽则得众，裕然有余，容而翕受，忍则安舒，接人以礼，怨咎涤除”。等到《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中把这八宝开始称为八极，并且当作了“灵宝净明飞仙度人之基”。这八极的解释是这样的：“忠者钦之极，孝者顺之极，廉者清之极，谨者戒之极，宽者广之极，裕者乐之极，容者和之极，忍者智之极”。发展到刘玉时代，他进一步说：“入吾忠孝大道之门上者，皆当祝国寿报亲恩为第一事。” 再结合净明道的炼养理论看，忠孝伦理道德的地位同样是一个越来越高的发展过程，从原来的修炼成仙的基础，逐渐上升到了必要条件而不可或缺地地步。 “忠孝为本，立本以成仙”，这就是净明道的成仙理论。净明道强调真践实履，“贵在忠孝立本，方寸净明，四美（孝悌忠信）俱备，神渐通灵，不用修炼，自然道成”。 最终刘玉甚至把孝道上升到了宇宙论的高度，这无疑是承认了儒家的忠孝和道是一个层次了。一方面使净明道更加神秘，另一方面使净明道更容易得到统治阶级和儒家的好感。有了这个理论基础，那么净明道的修行功法就成了尽忠尽孝了，如果大家全成了教众，估计这会风气也会前所未有的好吧。 当然，作为一个体系完整的教派，只让教众们去尽忠尽孝当然是不够的，否则儒家那二十四孝怎么没有成仙？这个就不太好解释了。道友们应该注意到了，上面一直在说净明道极为重视孝，被他们认为是成仙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意思就是不忠不孝的人是不可能成仙的用数学的方法解释就是忠孝是成仙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还需要什么条件辅助呢？ 首先是符箓、斋醮仪式等，小到为父母祈福，大到敬天，无论是早朝十愿，还是晚朝十愿，斋醮和符箓在各种表达忠孝的仪式和场合中都是很好用的媒介，净明道用得是最多的。这实际上是净明道适应社会潮流的又一表现，道友们往前翻翻，自宋以来，后面到明朝，从上到下敬神、青词、斋仪……这不都是道教宣告存在性的根本吗？ 还有就是心性的炼养，净明道的炼养功夫指出修德要除欲、积诚。和主流的内丹派不同的是，净明道不讲修心性，只重视仪式，认为那些整天打坐、清修的本末倒置了。同时，刘玉还宣扬天神赏罚、善恶报应，显然是在为尽忠行孝提供一套监督、赏罚的体系。顺便，他还为净明道确立了神道体系，尊许逊为都仙大使妙济真君。另外还设立了两个神位，日宫孝道仙王和月宫孝道明王。没办法，原来道教的前辈们安排神位的时候，没有想到忠孝的这方面的神仙，虽然困难也得解决，没有我就自己创造了。至于为什么是日宫和月宫两仙，也得编个过得去的理由，对外说起来腰也不至于太弯啊。于是净明道里就有了这种说法，早在唐时，胡慧超就开始在教团里崇拜日月二神了，刘玉的自性和身命的理论同样是和日月有关，这日月二仙就不那么突兀了。 从何真公开始，净明道的神仙就逐渐增加了，什么太阳上帝，太阴元君，仙王谌母等等，并且在《太上灵宝净明法序》中把这些神仙的渊源还做了解释，为的就是和三清搭上线，免得不被道门同仁们承认，说你们不是中国道教的一员。到了黄元吉时期，净明道的神仙谱系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所以说是从刘玉开始，净明道真正完善、兴盛起来了。 下一篇还将会讲到丹法的东西两派，实际上也是钟吕一脉的传承。明清时代，钟吕丹法一枝五叶，分了东、西、南、北、中五脉，其中南北就是全真和白玉蟾的南宗，东、西派下篇再详细讲，而这个中派就是指李道纯和黄元吉为代表的“守中”一脉。李道纯还记得是谁吧？道号莹蟾子，白玉蟾-王金蟾-莹蟾子，想起来了吧。学术界把黄元吉也归到了钟吕一脉，但并没有明确说刘玉也是钟吕一脉，这一点道友们应该清楚。 综合来看，净明道把儒家的忠孝可谓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和儒家联系最为紧密，或者说最接近儒家的一个教派，如果说还有哪个教派能和净明道有一比，也只有晚明时期林兆恩成立的三一教了。那么有没有和道教关系最紧密的儒学派呢？也有，而且有两个，槐轩学派和太谷学派，这些放到下一篇再讲。 第五十八章 玄教是个什么教? 上 在道教发展史上，元初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叫玄教组织，其声势、势力甚至凌驾于全真、正一两大巨头之上，可惜只是昙花一现。那么玄是一个什么样的教派呢，提到玄教，就需要先讲一个人——龙虎山的张留孙张大宗师。 姓名：张留孙，字师汉 籍贯：江西贵溪 出生时间：1248年 去世时间：1321年 主要贡献：创立玄教，并在元朝发展成为和正一、全真鼎立的大教 主要着作：无 张留孙出身不错，祖上也是当官的，据邻居老头说，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个精于相术的人看到他，当时差点就给这个孩子跪了，嘴里连声称奇，说他一生大富大贵，而且是七分神仙，三分宰辅。龙虎山的名字响彻江湖千年不衰，底蕴自然不是凡人所能理解的，普通的乡下老头见识也是有的，也知道这个聪明的孩子未来不可限量。 按照正常的生活轨迹，张留孙从小就跟伯伯张闻诗来到龙虎山上清宫学道，学习内容主要是黄老之术、正一符箓以及祠祭天地百神的仪法。自从上了龙虎山以后，张留孙还经常想起当年给出他看相的那人说过的那句话，心说七分神仙估计就应在这座龙虎山上了，不知道那三分宰辅会不会也是真的，难道说道士也能当宰相，还是将来我会跳槽改行啊？算了，想不通就不想了。 光阴如箭，转眼到了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这一天，正在用功学习的张留孙被小道士叫到了师傅张宗老的房间，师傅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徒儿啊，为师得到一个内部消息，天师不久要进京面圣，会选一批才貌俱佳的人跟随……你这是什么眼神？不是美女，是你们这一代弟子，而你有幸被选中随行了。怎么样，激不激动！” 这个消息真的让年近而立的张留孙非常激动，当晚就失眠了，喝浓茶、咖啡不加糖照样没睡着。想想自己多年苦修，连山都没下过，这次终于有机会去首都开阔一番眼界了，早起顶着两个黑眼圈是自然的了。生活不是小说，所以这次出行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当张留孙随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走进皇宫，被皇帝的威仪、皇城的恢宏所震撼的同时，世祖忽必烈同样非常诧异，心道这龙虎山的道士一个个倒是仪表非凡啊。史书对这次普通的觐见有记载，称他们“美材奇士”，特别是张留孙更是其中翘楚，形象、气质、外貌极佳，“羽衣高冠、修髯广颐，状貌甚伟”，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有男人气概的帅哥，绝非那种娘的帅。 在京城的日子自有野史八卦记载，这里不详细说。第二年张宗演说实在是吃不惯北方的饭菜，喝不惯马奶，开始思念龙虎山的气候了，于是便向皇帝辞行。忽必烈也没挽留他，象征性的意思一下就答应了，只不过提出来一个要求：“你们都回去吧，不过张留孙得留下，朕和他还没处够呢，还有很多话题要交流呢。” 张宗演自然不会反对，当然也不敢反对，于是便附赠了一部分弟子，一来彼此间相互有个照应，二来有什么事也能有个人回山送个信儿。张宗演没想到，张留孙也没有想到，这一留下来张留孙就再也没有回龙虎山，更没想到的是，他日后成了一个和张宗演地位不相上下的一派大教的掌教。 张留孙从此一直生活在大都，当然不是风花雪月，闲得看花开花落，而是服务蒙古皇帝，先后侍候过五位皇帝，送走了其中的四位。总体来说，张留孙还是比较维护百姓的。为了劝谏皇帝，特别是忽必烈，张留孙今天大发神威表演一个大祈祷术，狂风暴雨的天立刻风收雨住，蓝天白云正好去踏青，明天又给皇后解梦治病，无一不中，把一帮子深宫怨妇们哄得那叫一个开心。借着忽必烈一家子心情不错的时候，张留孙就会说您要“虚心正身，崇俭爱民以保天下”，如此等等吧，这一点是值得史书记载的。忽必烈一家人则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年轻道士，不但在两京给他修了崇真宫，还让他专门负责国家的祭祀之事。 转过年来，时间到了至元十五年，忽必烈看张留孙道法水平这么高，就问他想不想当天师，说我看你比张宗演强多了。张留孙说：“万万不可啊，我可不敢当天师，千年以来张天师都是世嗣的，您就饶了我吧”。 忽必烈想想也是，你们汉人就是穷讲究，也不能让你为难，那就封你一个上卿玄教宗师吧。于是，张留孙就被赐银印，而且还被授了道教都提点，总管江北、两淮以及荆襄各地的道教事务。 这么看来，玄教似乎就是从正一教中分出来的一个分支，不过又和钟吕内丹道分出五个分支不一样，因为张留孙本来就是龙虎山的人，也没有开创出其他的道法，完全就是皇帝任性的一个结果罢了。这一观点差不多被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经常有人说“玄教由正一教分出，实一教而二名”，但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下面简单剖析一下。首先，得认清玄教产生的背景是在元政府、蒙古贵族为了尽快稳定国家，需要加强对道教的接收和管理，避免出现宗教问题而影响他们的统治这样一个大背景。元政府需要道教能够成为教化底层百姓的顺手的工具，这是全真和正一以南北方新道派出现的重要原因。和新道教不同的是，一个千年传承下来的，有着根深蒂固的汉民族传统的龙虎山张家总是让人不太放心的，忽必烈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处理龙虎山的问题。 道友们会不会想到，玄教这个名字背后有没有什么含义呢？实际上它还真的暗含着忽必烈的一些想法。据张留孙分析，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人还是很崇拜我们的道教的，也想学着搞个清净无为开创百年帝业什么的，所以让我牵头弄出来这个玄教。《道德经》是道教的祖经，这应该是哪个门派都承认的吧？《道德经》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教的“玄”就是这个“玄”，实际上也表示出玄教就是道教正宗的意思。总之，道教就是玄教，其他的门派都是玄教的分支，只能当小弟了，这当然包括龙虎山，这其实就是忽必烈弄一个玄教出来的目的。 从1178年玄教成立开始，初期得到了龙虎山的鼎力相助，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技术给技术，大家都认为张留孙是自己人，你在首都发展得越好，对我们龙虎山老巢越有好处。于是先后从龙虎山借调来很多道士，有的在张留孙身边协助他处理日常工作，有的则被派到了所辖的地区管理教务。据不完全统计，从龙虎山派出来的有名有姓的道士就超过五十位，其他考证不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至此，有了国家最高领导的支持，又不缺乏高水平的管理团队和人才，玄教转眼就成了事实上的一个教派了。所以说，玄教天然有一个和正一教或者说与其他教派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事实上是由皇帝一手建立并扶植起来的。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实际上也有了，就是玄教的政治性太强了，它从建立起来就担负起管理地方教务的工作，教里的领导也都是公务员，享受着部级、厅级的待遇，根本不用发愁发展的问题。玄教的迅速发展，很快就形成了北方有全真教，南方有正一教，中间有玄教的三层划分，忽必烈所期望的分化、削弱龙虎山的目的也超额实现。另外这一结果还给元政府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就是这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全真教向南方扩张的脚步，可以说一举两得。 第五十九章 玄教是个什么教? 下 如果说以上还不足以说明玄教和正一教的区别，那么再看一看张留孙的一系列行动。 成立玄教的第二年，张留孙就风风火火地来找忽必烈，提出来要大力发展武当山，并把它列入大元朝的五年计划里，列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中。忽必烈也同意了，首先是扩建五龙观，升级成为五龙宫，并且正式赐给官方名额。 五龙宫扩建完成后的1286年，忽必烈派叶希真去当住持，从此以后的五龙宫差不多成了中央直管单位了。五龙宫的扩建，带动了武当山的道教规模和地位的飞快提升，鼎盛时期甚至到了和龙虎山并驾齐驱的程度。《元史》记载，泰定二年（1325年）七月，元政府“代祭龙虎、武当二山”，天历二年（1329年）十一月，同样是政府安排“道士建醮于玉虚、天宝、太乙、万寿四宫及武当、龙虎二山”，其他还有，不再列举了。由此可见，经过张留孙的有意扶植，成功的为龙虎山树立起来一个相匹敌的对手。当然了，这里面有张留孙体会上意才为之的一方面原因，但谁又能说他不是出于本心的呢？武当山和龙虎山鼎立那一天起，玄教和正一教地位就不相上下了，同样，也没人认为他张留孙只是正一教的一员了。时间长了，从龙虎山出来的那些人眼里也只有张留孙没有张宗演了，当然也就只有玄教没有龙虎山了。 随着宠遇日隆，张留孙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官也越来越大，每有国家大事，忽必烈也会请教一番。 成宗也数次去崇真宫视察工作，顺便看望老同志。大领导来了自然会有所表示，除了让张留孙可以奉旨大量收购周围百姓的土地以外，还拨专款用于宫观的扩建，顺便再听他给讲几段《南华真经》，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成宗大德中（1297-1307），进一步加封张留孙上卿玄教大宗师，从宗师成功升级为大宗师了。 武宗时，张留孙的职称又升级了，这次直接成了大真人，而且是个实权官，当了集贤院的老大，权力也升格到管理全国道教事务，史书称此时他的权力和地位甚至还在大学士之上。 仁宗时，因为喜欢文治，所以经常招呼张留孙过来论道，被这个老道高深的学问所折服。延佑二年（1315年），进开府仪同三司，加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这次专门用玉石刻了玄教大宗师印，后来又加封阐道宏教冲元仁靖大真人，七个弟子也分别封了真人、银印。 随着张留孙的地位的增加，玄教的地位增加，再加上有武当山的助力，一个成立不足四十年的教派地位已经不在龙虎山之下了。 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十二月，弥留之际的张留孙对弟子们说：“经过我们的努力，如今玄教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值得我们全体同仁欣慰了。不过我们不能忘记根本，我们是道教，教义是以清净无为为根本，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是宗旨。虽然我有幸得到了五代帝王的恩遇，这四十多年你们看到的可能只是玄教的昌盛，但是我一直战战栗栗如走钢线，深恐以后会失去这些，你们今后一定要注意恪恭乃事，慎之慎之啊。”交代完后事，端坐而逝。 到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张留孙又被追赠为道祖神（应）德（佑）真君。 根据张留孙的安排，弟子吴全节接班袭了玄教大宗师的职位和集贤馆知事。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玄教的教主嬗递方式，这又是和天师道世袭的不同之处。张留孙有七十五个弟子，接班人完全由每任的大宗师自己选择，就和太子接班当皇帝一样，接班人先当玄教嗣师，上任教主过世以后就接班。当然了最终还是需要报告给皇帝，得到皇帝的“玺书”才行。虽然玄教的接班人并不是世袭的，如果儿子的确是最适合接班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根据《道园学古录?陈真人道行碑》记载，“身为大宗师，择可以受其传者，非奇材异质不与也”。从吴全节以下，分别传了夏文泳、陆德隆和于有兴三代，也的确是唯才是用。 实际上，不仅教主的继承人是由上任教主亲定，就连玄教内部的各级管理人员的委派也和龙虎山的张天师没有关系，张天师的手是插不进玄教来的。为了进一步和龙虎山撇清关系，宣扬自己的独立性，甚至连张留孙的师承都经过了设计包装。在《敕赐玄教宗师之碑》中说，玄教虽然是从张留孙开始立教的，但是他的师门却可以向上追溯，从张思永、冯清一、冯士元一路传下来，再由七代胡如海传八代李宗老，这就是张留孙的上八代师傅。玄教的上八代传承是元政府设计的还是和玄教高层一起商量着设计的不太清楚，但是这种更改出身的做法，表达出与龙虎山划清界线的态度是不是太明显了，红果果的。 刚才说了，玄教内部的组织系统也是自己说了算的，龙虎山是没有权力染指的，而这种组织体系，也和龙虎山有所不同。教内最大的boss自然是大宗师，当然背后还有一个皇帝当董事长，下面就是嗣师，也就是下任大宗师了。再向下则根据政府的行政划分来设置了，行省的领导是都提点，路的领导是道录和道判，州的是道正和道判，县里则是威仪，最基层的自然就是各宫观了，设住持、提点和提举等职位。 除了上述的区别以外，玄教有别有正一教还有一些方面，比如玄教表现在信仰和术法方面的特点是什么都有，显得很驳杂，道家的各门派、儒家的、佛教的，自己用得到的都拿来用，还包括政府需要的也拿来用，特别是儒学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还有一点比较突出，也是玄教区别于其他教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由元政府扶持产生的，天然就和蒙古人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和其他教派相比却少了底层人民的信仰这一坚实基础。结果估计道友们也能猜到，随道蒙元帝国的灭亡，失去了依附，没有群众根基的玄教必然会消失。 玄教退市以后，不再有重组的可能了，于是那些道士只好自谋出路，一部分向龙虎山投了简历。转了一圈，龙虎山失去的实际上又回来了，所以说笑到最后才最重要，龙虎山一直会传承下去，玄教呢，只能在史料中寻找痕迹了。 综合以上来看，玄教和正一教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的，学术界认为二者是主从关系或一教二名的关系是不是都不太恰当？ 第六十章 小结第四 宋、辽、金、元四朝四百多年的历史，混乱程度虽然比不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但同样是一个战火纷飞，动荡得百姓毫无安全感的乱世。乱世是最适合宗教发展的，百姓需要宗教来寄托精神，统治者需要宗教来收拢民心、稳定社会，所以这一时期同样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 为了向社会宣扬自己皇权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封建帝王一直在说自己是天子，宣扬天命所归，时间长了自己都以为是真的了。从宋太祖到宋徽宗，整个北宋时期的皇帝对道教还都不错，推行重道、崇道的政策，借助道教不断来神化皇权，说实话有点过犹不及，总让人感觉是不自信的表现，南宋以后虽然热度有所下降，不过总体来说也是敬佛礼道的。 两宋皇帝崇道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并不是为了长生不老、得道飞升，除了哲宗有吃金丹的嫌疑以外，其他皇帝都没有这方面的确切记载，甚至徽宗也没有天天闹着让道士给他炼仙丹。皇帝们敬神实际上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层面的原因，无非是想通过斋醮科仪及崇道举措，加强赵宋皇权的神圣性、合法性，你们这些愚民百姓得服从老天爷的意志，所以“敬神与德治”算是两宋的基本国策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王认为自己的统治是绝对的，所以他们说自己是人间至尊是没人敢怀疑的。道士们在人间不敢逾越，又需要树立自己的绝对地位怎么办，于是搬出来以“三清”为主神的各路大神，当然也包括佛教的佛祖、罗汉们，统领着虚幻的天界。神灵们是不归凡间管的，皇帝是管天下的，我们是管天上的，是两个系统。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道教一直为人间的帝王保留了一定的特权，这其实早在《太平经》中就有所体现，可见世外高道们也知道王权不是那么容易就触碰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双方感觉都不错，所以说，在两宋、元朝时期，道教是主动也好，还是被动地被皇权所利用也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样是客观的，也只有统治阶级感觉你有利用的价值，能够为其服务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也是道教在这一时期能够发展的客观情况。 道教和皇室达成了默契，道教和皇帝们都遵守着敬神和德治，皇族得到了政权的神圣、合法的外衣。皇帝通过金箓斋醮、投龙简等对道教表示敬畏，道教的神圣性由人间至尊得到至高的承认，皇帝也成为神明统治人间的代言人。特别是北宋初期，在经过战乱以后，宋太宗能够采纳无为之治的黄老政治，使民休生养息，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国家迅速稳定，济经恢复。蒙元初期，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元高层对宗教一直是为我所用和兼容并包的政策，新道教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忽必烈，在宗教政策方面处理得可圈可点。 当然了，发展过程中肯定会有冲突，特别是全真教兴起的过程中，从民众信仰到固定资产的侵占，佛道双方最终又对簿公堂，以辩论的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 当然，佛道之间的斗争是个永恒的话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次相争虽然没有发生三武一宗灭佛那样的严重后果，不过道教势弱的形势却不可挽回，两次焚经之祸足以令道教元气大伤，大量弥足珍贵的经籍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相争只是局部的小事件，相对来说，三教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依旧是主流。特别是道教，必须要适应封建统治的现状，吸收儒家的思想提高生存能力，吸收佛教理论来提高自身的水平，否则哪还谈得上发展。虽然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三教合一的发展，但宋元时期无疑是取得重要进展的时期。许旌阳的净明道、王重阳的全真教，包括真大道等，道教中有了更多的儒学和佛学思想和理论。 宋代是一个儒学从“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时期，不拘训诂旧说而自由说经，进而探讨宇宙和人类的起源与构成的原理，这同样促使了道教向义理深入发展，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陈抟创立了“无极图”说后的教图学的发展，张伯端发表了《悟真篇》进而完善了内丹的教义和哲学化进程，所以宋代可以说是儒道融合最为深入的一个时期。 宋元时代的道教界的名人也相当多，也不乏惊才绝艳之辈，不过总体上来说，多数道士与世俗凡人区别并不大。在宋朝道教组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松散的，有的住在道观中，有的干脆就没有道观，只要是“奉其教而诵经”就是道士了，对了，还有道姑。就算是住在道观里的正式道士，也是可以在外面结婚生子。比如南宗张伯端就没有度牒，石泰、薛道兴也不是官方认可的道士，包括名传道教界的邵雍，在这方面，道士还真不如和尚们守规矩。 当然了，真正的高道比如全真的王重阳、邱处机，南宗的陈楠、白玉蟾，真大、太一、净明的教主，以及刚讲完的张留孙等等，为道教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符箓法术的流行，上至高官，下至百姓都喜欢，而且不再只是道士的专利了，谁都可以买点朱砂、黄纸画几笔。比如雷法创始人王文卿就跑到江西副总管傅选家传授雷法，也有大量记载官员、士子们学习道法，为的就是除暴安良、治病救人。众多的教派都不怎么在意道教的神圣、高大的形象和世界的创造和维护，而是更多的向下接触了百姓的生活中，不求上进也好，和光同尘也好，在以一种道士的身份融入到现实世界中，道教也在这一时期更接地气了。 当繁华逝去的时候，随着华夏大地再一次南北分立，道教也再一次南北分裂，各演教义，新的道派纷纷兴起。比如在北方就有太一道、真大道、全真教，而南方则有净明道、清微道等。新道教的兴起，道士们更加深入地融入进社会，少了避世隐修，多了世俗行走，仪轨、教义和教理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更加贴近了。有学者称宋元道教是圣与俗的混融，神圣和世俗失去了泾渭分明的界限。 宋元时期，道教在医学、化学、物理、生物等很多领域同样有着巨大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时间来到了明清，道教又经历了什么，是否还有辉煌？敬请期待下一篇。 第一章 朱重八很现实 上 历史离我们是越来越近，时间来到了明朝，相应的道教方面的文献也更加详细了，不过可惜的是，道教却逐渐衰落下来。依照惯例，先讲一讲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关于明朝，特别是男一号朱元璋的档案相当丰富，道友们通过大量的历史、文学、影视等作品，对这位从奴隶到皇帝，走上人生巅峰，可以说最成功的草根皇帝应该是相当熟悉了。 众所周知朱元璋有个名字叫朱重八，原因是他在家族中排行老八，实际上他在自己家里是行三的。朱元璋的祖籍是江苏句容，老爸……且慢，你是不是搞错了，谁不知道朱元璋是凤阳人啊，怎么你给人家安排去了江苏，你以为是随机分配新手村啊？ 解释一下，人家朱元璋自己在《朱氏世德碑》中说过，他的老家还真的是句容，只不过是为了讨生活，没办法，在元人统治下活下去是件很难的事情，所以他的祖上总是搬家，直到他爷爷和父亲那时候才搬到了凤阳定居。 接着说啊，朱元璋的老爸叫朱五四，爷爷叫朱初一，曾祖叫朱四九，高祖叫朱百六……，为什么名字全是这种风格？道友们应该知道，在大元朝的统治下，穷苦人是不配拥有名字，您想想，连名字都不配拥用，那时的穷人还能有什么？当然了，没有个名字也着实不方便，所以严格说他们也不是真的没有名字，只不过是只能用类似这种年齿来称呼，至于想起一个正常风格的名字还是算了吧。通过罗列朱元璋祖上的名字，分析一下这些数字以后可以得到一个推论：老朱家往上数若干代都是穷人，等于说朱元璋出身很低。 因为家里穷，所以朱元璋从小就给地主家放牛。受生活所迫，17岁的时候朱元璋到皇觉寺出家当了和尚，不过据说也没有正式的度牒，只算是临时工，就是现在总背锅的那种。那段生活就不讲了，至少是保证了这位未来的皇帝没有被早早的饿死。 1352年，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据说在参军之前朱元璋还是挺害怕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有什么见识？唯一知道的可能就是造反是杀九族的大事，可是不走出这一步又实在是没有前途了。值此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该作出选择的时候，他决定问问神仙。谁给他算的命不知道，不过结果是“卜大吉，大喜”，于是这位未来的皇帝便满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高高兴兴地跑到郭子兴的大军中，成为了一名亲兵。 道友们有没有奇怪，朱元璋本来是个职业和尚，当时怎么没有向佛祖问问前程，反而找了个算命先生？这个简单，谁都知道算命那还是道士最专业的嘛，得相信专家。 当兵造反这一步是朱元璋走向成功的第一个转折点，从此在一干忠心小弟及道门高手如周颠、张中、刘基等的辅佐下，会同陈友谅、张士诚等在反元大潮中，一路高歌猛进，短短几年时间，到1356年就混成了吴国公。那句着名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就是在那段时间坚持的大战略。 这里提到的周颠和刘基（刘伯温），相信道友们都熟悉，这个张中可能有点陌生吧。张中有个外号叫铁冠道人，也是经人引荐才加入朱元璋阵营的，在行军打仗中多次依靠自己的道术立了不少军功，所以颇受朱元璋的信任。朱元璋称帝的前需要确定国号和年号，这可是大事，当时就求教张中和一位叫贝国器的人，贝国器说了两个字“大明”，张中也说了两个字“洪武”。 当然了，关于朱元璋为什么决定用“明”作为国号还有其他的说法，比较被认可的是“明王出世”之说。密宗及孔雀明王在中国早就占领了广阔的市场，孔雀明王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在佛教中地位自然是极高了。朱元璋当和尚时候，虽然可能只是天天撞钟，多少也会接触到一些佛教的东西，所以明王出世的说法不应该陌生。正因为有这个推测，所以有人说朱元璋相信明王出世便把国号和密宗联系起来。 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如大元一样，同样来源于《易经》，是根据其中的“大明终始”这一句。这个推断也不无道理，所以也不排除这一可能。至于受小说影响以为这个“明”是因为朱元璋曾在明教里混过，而且还当过管理层并最终利用明教取的天下的才确定的，估计支持的人也不在少数。 除了刚说的这三位道士以外，朱元璋身边还有很多道士，比如刘渊然、丘玄清、冷谦等，在道门中地位都不低，在朱元璋的创业过程中也都发挥过不小的作用。丘玄清是全真道士，冷谦在后面讲到金丹西派创始人李涵虚的时候还会提到他。刘渊然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后面还会专门再讲。 说了这么多朱元璋与道教、道士有关的东西，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朱元璋相信道教吗？或者说他对道教，特别是被九五至尊这个大奖砸中以后是什么态度？ 朱元璋是如何打败了一系列竞争对手的那些凶险、腹黑、铁血的事儿我们不关心了。在朱元璋称帝的前一年，他做了一个梦。据他后来回忆说是梦见自己在跑步，是晨跑还是全马、半马的不清楚，忽然发现前面有个神仙，自然是心向往之，便想追上去要个微信。神仙在前面飞啊飞，他就在后面追啊追，结果神仙飞进了朝天宫，他朱元璋也好不容易追了进去，结果当然是找不到神仙了。幸运的是他却遇到了一位身穿紫衣的道士，一阵寒暄后直接给他发了全马完赛的奖品，应该是对他跑步成绩不错的一种肯定吧。奖品分别是绛旗、冠、履、宝剑四件套，感觉就是让他改行当道士做法事的装备，如果再发一条狗就可以直接进传奇升级去了。 当然了，朱元璋去当道士是不可能的，“明年，即帝位于南郊”，老朱再回想起当年那个梦，认为那是神仙提前提示他有坐上这把交椅的一天，那是神仙早就算出来的，所以他感觉就是两个字——真灵！ 这个小故事，至少说明朱元璋对道教没有什么恶感吧。 另外就是拜他的外公，我们这边叫姥爷，一位陈老先生对幼年的朱元璋的影响。陈先生在江淮民间很是有点江湖地位的，算命、测字、跳大神的这个圈子里颇有些名气。直到99岁高龄离世之前，陈先生一直是从事这一职业的，所以他十分精通民间那些红白喜事的套路，看相、算命、测字样样都懂，四乡八村的谁家有事都会请他去。朱元璋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着外公行走天下，弄些吃喝，同时也早早接触到了那个江湖。等到自己事业有成以后，朱元璋追封陈先生为扬王，还亲自操刀写了篇《扬王行实》的回忆录。文章发布以后，大家纷纷点赞，宋濂还出手制了通碑，估计这位在世的时候恐怕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死后还能如此风光吧。 这件事至少说明朱元璋从小就接触、了解了道教吧。 第二章 朱重八很现实 中 虽然从十几岁时朱元璋就当了编外和尚，不过道友们都知道，在韩山童的红巾军中除了有明教以外，还有白莲教，混迹在其中的朱元璋对明教或者白莲教就不可能陌生，所以这位可以说是佛、道两栖明星，两个圈子里的事情都门儿清。 朱元璋与郭子兴、韩山童、刘福通、小明王等等这些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们的种种过往，在他成功登上九五至尊的宝座以后再回想，那就是一段黑历史，比如至今还有人怀疑是他弄沉了小明王的坐船，可以想一想，当时的朱元璋心里怎么可能舒服。总之过去的一切对他这么一位自认为可以直追唐宗宋祖的英明神武大帝的形象实在是太不好看，于是，追随着他成为成功人士的一干小弟们便帮着朱元璋一通操作，要不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呢。无论历史被改成了什么样子这些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朱元璋曾经与道教有过亲密的接触，可以说有相当深入的了解，那些对于外人是绝对内幕的事情他基本上知道得八九不离十。 这件事说明朱元璋是了解内幕的人，您说他可能相信道士们那些故弄玄虚的东西吗？ 不过按照一般人的思路，朱元璋当过和尚，又在明教里混过，身边还有大量的白莲教弟子，有一帮子道士帮着打天下，怎么说他也应该对道教好一点吧。 事实是他对于道教，准确说是对宗教的态度，特别是当了皇帝以后，还是以打压、限制、改造和利用为主。 朱元璋并不相信佛、道两教，特别是它们的教义朱元璋是一毛钱都不相信，认为全都是玄乎套，忽悠人的。换句话说，他不信长生，更不相信证什么佛果，因为他对于宗教太清楚了，警惕之心就没有放松过，绝对不允许宗教危及朱家的统治一直是他心里的一根红线。 朱元璋曾经写过一篇《三教论》的文章，其中针对道教开炮的部分主要说老子当年写了《道德经》，人家可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金丹术，更没讲过什么黄白，老子是务虚的，讲得是玄乎的大道理，那些长生、成仙什么的都是你们这些道士们自己编造出来的。当然了，道士们发展了这么多理论出来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自己炼炼内功、外功可以，如果想着干预政治、危及了封建统治是不被允许的，如果能成为封建统治的强力助力那是欢迎的。鉴于以前死在丹药上的皇帝、名流们太多了，由此误国、误事的例子也不少，所以在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十四日朱元璋还专门下诏表示“公侯不可崇道、尚服丹药。” 当然，不相信不等于无用，然后一棒子打死，称帝后的朱元璋对宗教虽然一直限制加利用的，并没有走上灭佛灭道那种极端。比如他一直招揽宗教首脑帮着祭祀，同时又对宗教严加检束，防止宗教泛滥脱离掌控而对统治造成威胁。是不是很现实，朱元璋就是这么现实，那张大脸随时都能撂得下来，至于他那阴暗的心理也多有传说。比如传说刘伯温就是他弄死的，民间传说的火烧庆功楼也不是毫无依据胡编的吧，空印案总是杀了不少人吧，成大事的哪有不心狠的。 通过上面所说可以看得出来，朱元璋认为道教和黄老并不是一回事。他承认老子，也推崇《道德经》，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并不是全盘否定道教或宗教的。生活在封建社会嘛，又不是唯物主义者，这都在常理之中。我们还是得承认，朱元璋对于宗教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在《皇明祖训》中教育后代说，你们一定要尊重吉凶征兆，风角占侯那还是非常有道理滴。 另外，自己在宗教圈子里混迹过，里面的那点儿事少有朱元璋不清楚的，他同样知道人们需要精神安慰，宗教在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绝对好用。只要在我的掌控之下，道教能够宣扬我们朱家得天下是合法的，是天意，能帮助大明长治久安，为朱家统治好好服务，大家就能相安无事。 由于大明刚刚成立，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这样一个全是窟窿的国家最需要的是稳定，给穷苦的百姓们希望，让他们相信在朱家的统治下，很快就能过上好日子是最重要的。基于这样的现实，朱元璋拉拢了一批道门首领，通过他们进一步加强对道教的管理。比如他先是封龙虎山的张天师秩二品，而且可以世袭罔替，同时又宣布由道士负责宫廷的乐舞及祭祀。要知道以前这些本来是儒家的业务范围，朱元璋可谓开了先河，目的当然是想通过道教尽快稳定局势。 这里多讲几句，朱元璋后来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神乐观，专门负责国家祭祀中的唱礼、奏乐、舞蹈等。1382年，神乐观被升格成为正六品的部门，到永乐年间里面又增加了一个知观的职位，从此神乐观里就有了一位隶属太常寺的正六品的提点，一位专门负责祭祀的从八品的知观。 神乐宫的成立，成为了道士升迁步入官场的一条终南捷径，不过需要说明一下，国家的礼仪一般还是朝天宫的道士负责的，这项业务没有分配给神乐观，二者的地位虽然不相上下，不过业务范围还是有划分的。 神乐观不仅仅是负责唱礼、奏乐这类事情，每有军国战事，比如平定广西，皇室还会安排神乐观的道士去泰山致祭，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神乐观这一机构一直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才被裁撤，不过清代时又经过乾隆的改制恢复了一些职能，只不过彻底和道教断绝了关系，道士也失去了一条升迁之路。 除了神乐观，朱元璋还在洪武二年制定了五岳山川诸神祭祀祭礼之仪。正月，朱元璋在皇宫敕封天下神明，为了宣告四方平定，当时在华阴县西岳庙立碑勒石，颁布诏书，其中说“岳、镇、海、渎，皆高山远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明显还是承认有神仙，不过神仙的事情我也得插手。 实际上朱元璋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高，天上的神仙我管不到，但是地上的神仙得听我的，于是他先敕封的了城隍神。朱元璋首先封南京应天府的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汴梁城隍“承天鉴国司民显圣王”，凤阳城隍“承天鉴国司民贞佑王”，直隶当涂县“承天鉴国司民英烈王”，直隶滁州“承天鉴国司民灵佑王”，直隶和州“承天鉴国司民灵护王”，应天府为正国级，另五位是正部级，也算是一品官。 接着，朱元璋又敕封了五岳、五镇、五渎等等，至于县、市级的各州县城隍也都有加封。受了皇封的神仙们是可以拿工资的，也就是可以享受国家的供奉，老百姓们可以到正规的宫观里烧香捐香油钱。 如果有机会去华山，道友们可以去西岳庙看看这通石碑。 除了敕封了神仙，从忠君爱国的角度考虑，朱元璋还为开国的义士们立祀。比如他说在鄱阳湖康郎山大战中阵亡的三十六位将士是为国献身，同样有享受百姓祭祀的资格，所以他命“有司岁致祭”，也算是封这些人进了神道。 说朱元璋现实还有一件事比较典型，他把一直宣扬以民为本的孟子老先生从孔庙里请了出去，而且连间廉租房都不给安排一间，爱去哪凉快就去哪，反正是这里不让你住了。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给人腾地方，给谁腾地方呢，答案是关羽。 总之，这位皇帝可以说是为人神两界定了秩序，自认为人神两界都纳于彀中矣，是不是有点膨胀了？ 可以看得出来，朱元璋不相信道教那些教义，但还是相信天命、相信自然之神的存在的。到晚年时他说过一句话：“今朕有天下，敬礼百神”，同样说明朱元璋和其他古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对神灵同样有着天然的信仰。 不过，朱元璋始终保持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没有晚节不保。随着国家的进一步统一，政权逐渐稳固，朱元璋对于道教的管理并没有放宽。 1379年，为了加强管理，朱元璋收紧了度牒的发放，严格限制道士私下里收弟子。对于道士和和尚也有明确规定，出家人不但没有什么特权，反而处罚得更严厉，特别是道士的判罚还要重一些。《万历野获编》有“僧道异法”一条，“洪武中有诏，凡火居道士，许人挟诈银三十两，钞五十锭，如无，打死勿论”。 为了加强对道教的管理，在1382年又设了正六品级别的道录司，负责全国的道教管理。在地方，府一级设立了道纪司，设置了从九品的正副都纪各一人。州一级则是设立道正司，道正一人，县一级设道会司，道会一人，当然了，从副都纪以下就只是没有了品级的公务员了。 道录司体系的设置，提供了大量的官职岗位，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由道士负责的，所以为道士加入官场提供了一条捷径。比如太常寺卿一般就是道士来当的，各地的道官们则由道士担任，也有一部分是礼部的人去担任的，可谓都有好处。 道录司、太常寺、神乐观和朝天宫里面的工作的道士之间联系很紧密的，而且他们还经常轮岗，除了专业差不多，业务范围也都有联系，所以自然会形成一个小团体，其背后如果说没有龙虎山的影子估计也没人相信，所以说龙虎山的手伸得有点长了。 第三章 朱重八很现实 下 任何朝代提到道教都离不开龙虎山，这是必需的。那么明朝，龙虎山是否风采依旧呢？ 早在还是吴国公的时候，朱元璋就和张天师眉来眼去，哦，应该是暗通款曲，算了，就是这个意思。那还是1361年的夏天，如果道友们看看相关的话本、演义的话就知道，那一年的朱元璋和陈友谅打得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朱元璋派了手下着名的徐达和常遇春两员大将为先锋，自己则亲自开上了他的豪华版游艇——龙骧巨舰气势汹汹地杀奔了刚被陈友谅抢走的安庆。老大出马，手下自然会120%努力，所以此战不但收复了安庆，还在小孤山收降了傅友德等人，打得陈友谅实在找不着北了，带着老婆孩子一路唱着走西口败走武昌。和对手略显凄凉的风格迥然不同的是，在朱元璋的大营外、哦，是游艇外来了好多道士，带头的就是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 当手下人来报告说张正常来求见的时候，朱元璋有点懵，谁是张正常，以前吃过饭？刘基附耳过来悄悄说了三个字“龙虎山”，朱元璋忙作恍然状，命手下快快有请，下面就是一番客气，双方亲切友好地举行了会谈。 首先，张正常天师代表龙虎山上上下下千百位道士向国公爷表示此行盖因“知天运有归”，特来表示恭喜。用现在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我算过了，重八国公爷您将来是要做皇帝滴，所以我带着重要的领导班子来送上符命，“上笺述臣顺之意”，恭贺你不久就能当皇帝了，以后我们就是您忠实的铁粉了，意不意外！惊不惊喜！估计换谁听了都不会一笑置之吧。 朱元璋对于龙虎山访问团的专程来访并认领老大的行为非常满意，同时也对自己未来能成就帝王之业表示很激动，对张正常横着看、竖着看怎么看都顺眼，当时就非常痛快地表示，既然正一道上下意见这么统一，还这么有眼色，那么本公也向你们保证，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罩着你们！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当时就下了一道命令，“但系龙虎山宫观殿宇及供器什物，毋得作践损坏，亵渎神明，旧管山园田地房屋，悉听为主，诸色军民人等，不许夺占，违者治罪”，也不枉张天师舟车劳顿地来表示忠心。 此后直到1365年，朱元璋和龙虎山的关系一直没有中断，双方没事就会发个微信相互问候一下。为了表示诚意，1365年的时候，张正常又亲自出马率领一个考察团来到南京拜见朱元璋，双方愉快得互赠礼物，关系更加亲密了。 第二年，张正常又再一次来到南京，见了朱元璋后还广交京中权贵。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真的一点也不假，这次来访的时候南京城里正在闹疫情，于是张天师大展神威，用符水开始救治疫病。要知道龙虎山可是千年的大品牌，老百姓是极为认可的，所以急于求符的人弄得南京城大堵车，限单双号都不管用。当张天师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便不惜耗损好几天的功力，画了一张超级巨大的符箓，声称这个东东的效果超级好，效果是普通符箓的1000+。在搞了个庄严的仪式以后，由张天师亲自烧了这个大符箓后扔到一口井里面，下面小弟便四处宣传说这口井的水现在成了神水，喝一口就能治病俱除。令张天师都没有想到的是，人们的热情简直是超预算的，不但城里人争相汲饮，方圆百里的农村人也都闻信来了，到最后直接把井给搞崩溃了，某一天开始就再也不出水了，一滴也没有了。朱元璋称帝以后，便下令在这眼井上修了座亭子，赐名“太乙泉”，用来纪念张天师的功绩。 转眼到了1367年，也是朱元璋称帝的前一年，他还给张正常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说我打算把一起闹革命的这些个人全弄趴下，由我来当皇帝，所以想借助你们龙虎山“天师”的名气，给我的称帝壮举罩上一层顺应天命的光环，你是同意呢还是同意？ 早就表示归顺的张天师哪里还能有反对意见，再说了，人家称帝有你没你也不重要。1368年，张正常又亲自率领代表团来恭贺朱元璋当皇帝，平时来多少次都不重要，最关键的时候当然不能掉链子，张正常自然知道。 不论是否需要张正常来增砖加瓦，人家既然来了就不能亏待，所以朱元璋表示了自己的心意，给张正常颁发了一个“正一道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经德大真人”的称号，加正二品，设赞教、掌书二僚佐。 以后，对龙虎山一直比较恩宠，在1374年，朱元璋亲自发了一条微信给张正常，表示由于正一道“专以超脱，特为老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认为这样做“其功大矣哉”，不过不要骄傲，要继续努力。 为了加强道教的管理，朱元璋最后对道教加以了融合，宣布：“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意思就是说不管你们什么传统、教义、地域不同，北方的小门派都合并进全真教，南方的都合并进正一道，一南一北，两个老大负责把全国的道教、道士们管好就行了。同时表达了自己的道教三则，这就是在洪武五年朱元璋发表的《加授永掌道教事诰》：“……朕惟道家者流，本于清静无为，其来尚矣。……” 总之，这位开国之君，对道教，对佛教就是想用就用，想管就管，收放自如，而且对不同的门派亲疏远近尺度掌握得也不错，他的大原则就是谁对我有用我就对谁好一点，哪个道士对我忠心我就对他好一点，还是实用为王。 正是在这种实用为王的思想指导下，朱元璋才成立了道录司、神乐观，用道士来负责国家的礼乐祭祀大事，同时加强道教在斋醮科仪方面的改造和指导，把儒家的，也是他自己需要的重君主、重国家、敬天地社稷之类的高尚思想融入进了道教，同时又加入了尊祖考、爱胞与、明群伦等元素，反正是他愿意的都加，至于道士们是不是满意那不重要，反正不愿意也得按我的意愿来改，否则你对我来说无用甚至有危害，我又凭什么扶植你，凭什么允许你存在？ 所以说，如果用一个词语描述朱元璋对于道教的态度还是这四个字——实用为王。封建礼法至上，皇权至上，其他的都是为这一核心服务的，在皇帝面前，宗教同样也要低头。 如果道友们找找当时的一些文献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就不再称什么龙虎山的老大为天师了，因为他认为“至尊者天，岂有师也，以此为号，亵渎甚矣。”也就是说，朱元璋表示：“朕给你封了二品高官，让你掌天下道教事已经是够意思了吧，朕是天子，你叫天师，你觉得合适？” 这还是建立在龙虎山和朱元璋的关系不错的基础上的，要不是张天师早早得就对朱元璋表达了忠心，以朱元璋那种阴暗的心理会这么和你说话？张正常突然听到皇帝这么一问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心说我们这天师都传了四十多代了，也是历代王朝都认可的，要有问题还能留给我来发现？看来这皇帝老儿要挑事儿。当然心里这么想嘴上是绝对不敢说出来的，只好像受气小媳妇似的弱弱地问：“还请陛下批评。” 朱元璋面无表情地说：“我问你？天有师吗？如果有是你吗？你有什么资格当天的老师？还天师呢，你这么大本事咋不上天呢？” 皇帝这么说张天师就没办法接了，心里想的是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嘛，我还能怎么说？又敢怎么说？ 眼看张天师一副唯唯诺诺的怂样，朱元璋接着训：“朕是天子，你却想当天师，你真觉得没问题吗？以后你们龙虎山不能再天师天师的叫了，嗯，让朕想想……以后就叫真人吧。” “另外，回去好好整顿整顿你们教内事务，我听说你们很有钱啊，外面都说正一道奢侈成风，秽乱不堪，还收留了不少逃役的人，还有什么是你们不敢做的？你看人家全真道士，一个一个的只管清修，不但经济上没任何问题，作风上也干净，再看看你的手下，用公款大吃大喝，动不劝还出国考察，我看你得组织个考察团白云观好好去学习学习。” 说得嘴里有点发干，朱元璋牛饮了一口号称雨前花茶的浓茶，重新开启了训导模式：“朕决定由道录司牵头进行整改，逐步压缩国内的道观，也包括你们龙虎山，严格度牒管理制度及发放审核工作，朕想想……以后每三年发一次度牒吧。另外还得控制道士的年龄，不能让能好劳力出家，男人四十岁以下，女子五十岁以下的都禁止出家，不能给他们发度牒，这一条没的商量，年轻人全当道士去了，谁来扛枪谁来保卫家，谁去种地养桑麻？” 1390年，朱元璋上谕礼部“严禁伪造符箓”，“天下符箓，出此一家”，就是龙虎山，民间严禁随便画符。第二年，就是洪武二十四年又下诏：“……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 实际上朱元璋在位期间，对于道教的管理制度还有很多，比如还限制了各级政府部门下属的道士人数，一个府的道士总数不能超过40人，一个县里的道士总数则不能超过20人，具体这些全都是由道录司负责监督和落实。 朱元璋对于道教的这种实用为王的现实做法差不多被后代子孙视为了家训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因此后面的皇帝基本上都沿袭了明初的宗教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注定了道教不太可能有很好地发展。当然事无绝对，中间也出现过两个意外情况，其一是武当山道教的兴起，其二就是出了一个极品皇帝朱厚熜。 第四章 怀古武当，追思成祖 上 下面要讲的是明星皇帝朱棣，这位的生平就不多说了，因传奇故事太多。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朱棣和道教有关的一些事情，最主要的有两件：一是他在武当山大搞房地产开发，从而使武当道教的大兴，二是与道藏的编纂有关。 要说朱棣和武当山的关系，还得从他和侄子朱允炆之间的恩恩怨怨讲起。 由于皇太子朱标早亡，1398年朱元璋死后接班继任大统的就成了皇太孙朱允炆，也就是建文帝，也称惠帝。朱允炆也知道盯着自己这个位子的人很多，特别是远在北平的朱棣。最主要的这位四叔还是个兵强马壮的大藩王，所以朱允炆对朱棣是相当忌惮，最怕他杀过来抢座位。 朱元璋是闰五月死的，朱允炆当即就接了班，燕王朱棣则是六月从北平出发奔丧，不过人还没有到淮安就被一道遗诏拦住了。看来朱元璋也早有准备，替孙子想得挺周到，不过这一举动不但令朱棣非常气愤，其他就藩的王爷也都很不满意。 紧接着从七月开始朱允炆着手削藩，什么周王、代王、湘王、岷王等等先后出事，虽然一直没动燕王，但也提前派兵到北平周围加强了防备。 1399年六月，朱允炆终于决定对朱棣动手了，不过却被忠于燕王的人私下告发了。眼看杀身之祸就在眼前，不甘坐以待毙的朱棣决定立刻起兵，推翻大魔王，换自己当大魔王，这就是着名的靖难之变。 就在朱棣点兵聚将，准备发表战前演说的时候，忽然大风起兮，旌旗蔽日。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在北方生活过的道友，特别是十几年以前在北京生活过的肯定有体会，大风随时会起，而且经常是黄沙满天，太阳都照不透，估计当时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情景吧。 大军征伐本来就是极为重要的大事，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令人紧张，所以这场突至的大风令朱棣心里有点小忐忑，以为这是上天的一种示警，便向身边的姚广孝请教。 这位姚广孝（1335-1418）是朱棣身边的一个军师，当时还是一个和尚，法号道衍。姚广孝的经历比较复杂，14岁时出家为僧，先修天台，又修密教，后来又改修临济，这还不算，居然还以和尚身份拜在了高道席应真门下学了一身阴阳、占卜的本领。 正是因为博学多才，姚广孝才受到朱棣的礼遇，在身边当个幕僚，一听朱棣向自己求教，便在袖里掐算一番后答曰：“恭喜王爷，因为我们是正义之师，所以得到真武大神的支持，刚才那阵大风便是真武大神派来的天兵引起的，此番举兵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朱棣一听神仙都支持咱们发兵那还有啥说的，于是也非常配合地“被发仗剑相应”，下面大军知道后自然是士气大振，北平百姓听说了，更是欢声雷动。朱棣和一干小弟们心里长吁了一口气，这场表演总算是没有失败。 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真武。实际上真武本来是叫玄武，估计道友们更熟悉，就是风水里常说的四方神之一的北方玄武，典型的形象估计也都知道是蛇龟合体。那么为什么叫玄武，为什么是龟蛇相盘的这种造型呢？玄武的造型是和星宿有关的，道友们都知道二十八星宿，其中北方七宿是斗、牛、女等，而它的形状就好像龟和蛇。至于玄武的名字，其中的玄本意就是指黑色，五行文化里水为黑色，北方又属水，龟当然是生活在水里的，所以古代玄武就用来称呼龟。 至于为什么又叫真武，是因为宋真宗发现这个玄字犯了他们的那位赵玄朗祖先的名字，于是就给玄武改了名字，从那以后就成了真武。到宋徽宗的时候给真武加封了“佑圣真武灵应真君”，从此真武就一直成为了北方的主神，在民间的影响力逐渐就大了起来。 经过了宋、元两代的发展，真武的形象和地位基本上得到了落实：主管北方，增加了五行水的属性，同时他还成为了福神，还可以察人的善恶功过，当然还有他的武力，说是一位战神也恰当，也可以说是武曲。说到武力，特别受军伍喜爱，着名的狄青就喜欢戴个青铜面具冲锋，这就是寓意真武神附体。 到明朝的时候不但武当山因真武名气越来越大，真武在民间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朱棣看来，自己就藩镇守北方，起兵同样在北方，正好和北方主神真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真武的道场是武当山，当然不是因为二者名字里都有一个武字。传说真武曾化身为古静（一说是净）乐国的一个以勇力着称的王子，在武当山修行四十年后被玉帝召上天，安排镇守北方。 经过了皇封和道士们的宣传，真武在民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真武庙，当然还有一种叫佑圣观，这也是供奉真武的，武当山则成为了真武的圣地。 关于武当山，估计没有人不知道吧，着名的旅游圣地，在江湖上则和少林寺并列齐名。 武当的确很早就是道教胜地，不过在明朝以前，只有一些道士在那里修炼的零星记载，比如晋代谢允、南朝刘宋时期的刘虬、唐代姚简等均有文献记载曾在武当山修道，宋史中还记载了陈抟也曾经在武当山隐居。 据史料记载，在元代的时候武当山就有相当规模的道教建筑，不过却毁在了元末的战火之中，道观建筑十不存一。正是因此，武当山在道教中的地位并不太高，名气自然也就不大，直到朱棣在武当山大修宫观才开始出现了转折。 朱棣真正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役之前一直顾虑重重，毕竟有悖伦常，心虚、底气不足很正常。经过姚广孝等人的导演，安排真武大神显圣（史书上称为显相）支持一下就完美了。借着一阵狂风，“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当然这是经过一干心腹极力宣扬的，大家都理解着看就行了。 因为有了真武显圣这一幕大戏上演，朱棣起兵就有了浓厚的君权神授色彩，军心怎么可能不大振。在真武的“阴佑”下，朱棣和侄子的四年内战中，一路上的确也是逢凶化吉，比如在着名的白沟河、夹河之战中，冲锋在前的朱棣都如有神助般的毫发无损。所以，朱棣是越来越崇拜这位真武大帝，当了皇帝以后加封“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同时在全国各地大修真武庙，并制《御制真武庙碑》，说“惟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其有功德于我国家者大矣……”。 以后的事情就不多说了，由于借了真武的声势成就了大业，虽然胜者为王，历史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写，但总归是以藩王把侄子赶下台自己抢了那把椅子吧，所以朱棣就需要用真武阴佑来掩盖自己这种违背封建伦常的行为。真武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的道场加大投资显然是个不错的想法，因为这在名义上是表达了对真武的感谢，本质上呢还是强化自己的君权神授的事实。 朱棣与武当山关系非同一般这是得到公认的，甚至于“倾四海之财，竭万人之力”发展武当道教，不过其中的原因，除了上面讲的原因以外，还有很多背后的原因被后人逐渐分析出来。 总体来说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 1、武当山上出现了祥瑞，什么祥瑞呢，据说是曾经出现过祥瑞彩云，大家都看到一朵云彩神似真武大帝，于是有好事者即兴挥毫弄出来一幅《太和祥瑞图》献给了朱棣； 2、传说朱棣为了讨好张三丰，或想求枚仙丹，或想求篇仙法，总之就是想多活几千几万年，可惜修了这么多房子张三丰也没有赏脸见他一面。 3、和建文帝有关，属于老生常谈的事了； 4、与湖北及周边的局势有关，借助道教收拢人心，稳定当地的局势； 5、希望借助武当山道教的发展，能够实现上佑父母，下济苍生，皇图巩固，宗社均安这一小目标。 无论真假，正是有以上这些原因，成就了武当山道教发展这一事实，那么朱棣到底有多大的支持力度呢？ 首先，在武当山的工程设计上朱棣就非常上心，并不是随便拿出一大笔钱来，安排人过去花完就行了，在他心目中早就有了一个宏大的设想。当然了，这事还得有专业人士辅助他才能完成，在投资之前，朱棣曾先后下过两道圣旨，不但派出了工部官员勘察设计，还派了专业人士去勘舆风水。 接下来，朱棣又召集了工部、户部等官员，当然也少不了风水术士、各方高道，经多方群策群力，最终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工程方案。能够受到皇帝这么重视的工程，在当时还有同期开始的北京故宫建设项目，由此也足见朱棣对武当山的重视了。 第五章 怀古武当，追思成祖 下 既然皇帝都如此重视了，那么就先稍稍讲一讲武当山的建筑规划。 前面讲过，杜光庭确定了天下道教名山的洞天福地，其中武当山是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九福地。如果参观过武当山的道友听一听可能更直观一些，虽然有一些建筑看不到了，比如静乐宫深藏在丹江口水库下面了，但还是能看到当年从宏观到局部的匠心独具。 总体格局上，朱棣否定了元代时武当山的那种以紫霄、南岩和五龙这三大宫观为核心的鼎立式的布局，而是确定了以天柱峰为核心的主线式的设计方案，以真武大帝从出生到成仙的历程这一条主线，同时又在整体上划分出人间境、仙山境和天国境这三大主题，这也算是一条主线。这两条主线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结合，均从山脚向峰顶逐渐推进，最终到达天柱峰主峰的金殿达到高潮而结束。 朱棣之所以接受了这样设计，当然是因为这一方案完全是以真武为核心的，皇帝心里想的是什么，下面那帮人清楚着呢。真武的事迹主要是参考了道教经书中的记载以及民间的传说，共设计了三大主题： 第一主题是从真武出生开始的，展示的是他作为凡人时的生活，所以山脚下的第一个宫观就是静乐宫。传说真武就是投胎古静乐国的善胜皇后出生，而静乐宫就是古静乐国的均州城内的一座道观。由于静乐宫是真武出生地，所以地位非常高，表现在建筑规模、宏伟程度上也是仅次于玉虚宫，排在众多宫观中第二。如此富丽堂皇、尽显人间富贵的美景，衬托出真武不被世俗繁华所累，拥有一颗至诚至坚的求道之心的品质。 可惜，如此华丽的建筑早已荒废，早已经沉眠在山下水库的水底，成了虾兵蟹将的宫殿了。 在武当山脚下以静乐宫为主体的这一部分建筑还有遇真宫、修真观等，共同展现的是人间境的主题。 一路向上，接下来是占地最广的仙山境，大约是从山脚的仙关开始一直到海拔1400米的朝天宫为止，那里离主峰已经很近了，是整个武当山的主体部分，宫观最多。仙山境还有很多相关的建筑，或依山借峰，顺势劈路，或据峰设点，临崖架屋，或入岩布庙，曲径通幽，好一派仙山仙境的气象。 仙山境的主题是讲述了真武的修行历程，又分成了三个小主题： 第一小阶段讲的是真武修行初期，立志修仙，于是离开父母进山修行设计的。修行初期总是会有点想家思凡，所以这一部分设计了真武要下山看看父母，结果遇上了紫元真君的场景。真君当然是专门来等真武的，于是经过一番点化后，成功地把真武动摇的向道之心坚定起来，接下来自然是又回山修炼。以这段故事为主线，设计的建筑有复真观，这是真武用心苦读的地方，回龙观就是真武思凡回家的地方，还配有一些自然景观及小建筑物群。 第二小段则是反映了真武坚定了道心，了断尘缘的主题。安排的故事则是由于皇后极度思念儿子，便派人想把儿子追回来，真武便随手一剑划出来一条大河，母子二人隔河洒泪分别，从此仙凡两隔。 第三小段则是真武历经种种考验而修成正果的主题。在潜心修行过程中，真武先后经历了美色诱惑、舍身救人等考验，最终功德圆满，得道飞升。 仙山境是以玉虚宫为中心，这也是整个武当山最重要的宫观，是武当道教事务的核心所在。 最后一境就是天国境了，是真武成神后上班的办公场所。天柱峰是武当山的主峰，这里的金殿和北京故宫的太和殿的规制是一样的，里面就是整个武当山的灵魂、核心人物真武大帝，传说这个真武像是以朱棣为原型塑造的。天国境的建筑除了朝天宫和太和宫、金殿以外，还有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等，其中太和宫是这一境的主体。 总体来说，武当山这三境是参照道教的天、地、人这三大境界逐层递进设计的。其中的静乐宫是人权的代表，当时的明代管理机构就设在两侧。玉虚宫则是道教的活动的主要地点，每逢大事小情一干主持就会集合到这里开会处理。太和宫则是真武坐镇的地方，是神仙统治仙人的地方，凡人们只需要洒扫上香就行了。这样看来，三境分别代表了人权、宗教权及神权，由于有这一层的特殊含义，每境的核心，也就是这三大宫观都是按照紫禁城的格局设计的，所以当时民间还流传“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说法。 除了以上讲的这些宏观的设计以外，武当山的每座建筑的微观设计上也都有自己特点，每一处风景也都有不同的故事，而且往往会很自然地和真武的故事联系到一起。比如很多宫观的整体布局就设计成了一个长廊加一个矩形主体的形状，就是真武的一龟一蛇的造型。比如得真观，过了复真桥以后，从山门曲墙到神灵区一路蜿蜒，而且两边红墙还很高，人走在里面看不到外面，感觉就是走在蛇肚子里面。等到了正门以后，则进到了一个标准的矩形建筑区，这里就是龟的形象。五龙宫同样如此，不过那九曲十八弯的通道早就毁坏了。金顶的神道同样盘旋曲折，有九连蹬之称，上面的金顶则又是矩形的建筑，同样是龟蛇形象。 通过上面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得出，无论是宏观上的设计还是微观上的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朱棣对于武当山工程项目的重视。在工程开始以后，朱棣还把驸马派去当监工，看来还是得有自己家里人盯着才放心。 如此宏大、细致的武当山建设工程从1412年开始，先后动用了二十多万人工，也有人说是三十多万，总之就是人很多。工程从山脚一直修到山顶，大大小小的宫观建筑物大约有33处，的确是个大工程。武当山建设消耗的时间也不短，直到1423年总体才算完成，前后持续了11年。当然了，这些具体的数字还是有些争议的，比如有人说建设时间是九年，不是十宫八观而是九宫九观等等吧，就不纠结这些了。明代有一首诗如此描述武当山的道教建筑：“五里一庵十里宫”，看看古人多洒脱，不必在意具体数字多好，当然这对于理科狗来说太难了。有时候挺想学学文科生的思维，类似于“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这样的句子都能写出来，不用辛苦地从下往上，从上往下，再从下往上……数武当山上究竟有多少建筑。 上面只是简单讲了武当山的建筑，只有房子没人住自然是不行的，有了宫观没有道士更不行。可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宫观，武当山原来的道士本来就有限，人才储备更是谈不上，于是贴心的朱棣就给龙虎山的张宇清天师发了个微信，让他先挑选一批人才支援武当山，至少先把各宫各观的老大解决了。接着朱棣又安排道录司从浙江、山西、湖南、河南等地挑选了一批高道送去武当山援建，基本上把各宫各观的班子搭建了起来。总之，朱棣从全国各地前前后后给武当山输送了四百多位高道，如此多的精英的加入，无疑为武当山的道教发展事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有了房，有了道士还不够，衣食住行，奔驰宝马可以暂缓解决，吃饭穿衣一天也不能等。有人可能会问，修仙的人餐风饮露还不行？大不了去采点松籽吃，或者打点山珍野味烧烤了，大活人还能饿着了？大错特错，为什么错不多解释，反正朱棣早就有准备，为了保证武当山的可持续发展，不但赐下了大量的良田，就连耕种的人都安排好了，反正让这些道士们吃的好，住得好，每天只管敬仙修仙就行了。逢年过节，还会赏下大量的米面油布，改善改善生活。这还不算，朱棣对武当道士可算是太周得过分了，甚至还派了部队负责安保，派了劳役负责日常保洁、洒扫、修葺等工作，道友们想一想，山上的道士还有什么活是需要他们亲自动手的？就算是再挑剔的人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了吧。 正是因为有了朱棣这个榜样，此后的二百多年里，武当山道教一直昌盛不衰，“宫观伟丽，皆天下所无”，成为事实上的朝廷家庙。有学者统计过，到万历年间，武当山道教从业人员已经超过了万人大关，在中国道教史上也算是少见了，这里面功劳最大的就是朱棣。 通过发展武当山道教可以看得出来，朱棣对于自己借神授得到皇位还是挺心虚的，所以平时就更加重视与道教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喜欢有人报告说哪哪又天降祥瑞了，哪哪又有神仙下凡了，然后借这些消息来进一步神化自己的皇权，反复强调自己这个皇帝是受上天认可的。朱棣还立了一通碑，刻的是《御制大乐太和山道宫之碑》，其中称“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阴翊显佑，灵明赫奕……”，并为此专门为太祖举办大型的金箓斋法，摆明了自己“承天孝感”的态度。发展到后来，朱棣入戏也有点深，甚至把自己当作了真武的化身，有“真武神，永乐像”的传说。 在朱棣心目中，真武大帝是自己的福神，自己已经是人界至尊了，真武在仙界的地位也应该更高一些，也不枉自己花了如此大财力和精力发展武当山道教，于是朱棣便加封武当山为“太岳太和山”，把它的地位抬升到了五岳之上，这是必须的。 前面提到，有人说朱棣发展武当山道教实际上是和朱允炆或张三丰有些关系。民间传说朱棣曾多次派人全国寻找张三丰，甚至远赴云南，但是一直找不到，或者说张三丰一直不给面子不愿意来见他。于是，朱棣便有借投资武当山的机会向张三丰表达自己的诚意，希望这位高人能赏个面子来见上一面，然后给粒仙丹或教些长生不老的秘法。 另据消息灵通的八卦人士透露说，想当年郑和下西洋也是朱棣为了寻找朱允炆才启动的项目，因为“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纵迹之。且欲出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说明朱棣想挖出朱允炆的执念是一直没有打消的，所以有人就说他找张三丰也不是真正的，而是借此去找朱允炆，“隐察建文帝安在”。看来这个侄子不死，朱棣怎么也不会安心，直到死前，朱棣也没有找到朱允炆，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合上了眼。 实际上张三丰并没有躲着不见朱棣，不给皇帝面子也没这个必要，这里引用张三丰的一首，道友们体会一下其中的滋味： 天地交泰化成功，朝野咸安治道享。 皇极殿中龙虎静，武当云外钟鼓清。 臣居草莽原无用，帝问刍荛苦有情。 敢把微言劳圣听，澄心寡欲是长生。 细细品味一代高道的这首诗，里面给出了不少信息，有对朱棣的称颂，有对修行的体悟……，关于张三丰后面再说吧。 第六章 谁来拯救道藏 上 道藏的话题前面已经讲过好几次了，王朝更迭中，道藏的命运可谓多舛，历史上虽然有过多次编纂，但千年的累积被毁掉也只是弹指间的事情。远的不说，刚讲过的元朝佛道之争，元宪宗、元世祖，就是蒙哥和忽必烈这两位就把道经又是红烧又是爆炒地灭了个七七八八，甚至连雕版都没给我们留下。当全真道士们还庆幸某个鸟都不去拉屎的小道观里侥幸保存着一两套道经时，随着元末战乱又被扫荡了一遍，此后能保存下来的道经，可以说都是三清道尊特殊照顾了。及至明朝这片饱经蹂躏的土地终于稳定一些以后，永乐大帝想起来找几本道经研究研究的时候，手下送上来了一本本或缺页、或还带着被烧烤过的痕迹的一堆被称为道经的、破破烂烂的东西时，朱棣便决心重修道藏，也算是对真武大帝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吧。 那么这个重任交给谁呢？翰林院？no，翰林都是天下读书人中的精英，不是说非进士不能入翰林嘛，学问是够了，但专业却是不对口，这种事情还得找专业人士，所以龙虎山的机会终于来了。 明初时龙虎山很是低调了一段时间，那时的朱元璋和孙子朱允炆对龙虎山不但谈不上恩宠，朱允炆甚至还取消了张天师的诰印。耐得住寂寞才有机会，朱棣不但恢复了43代天师张宇初的地位，没收的诰印也发了回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士为知己者死，俺老张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万岁爷了。 当接到皇帝朱棣布置的重修道藏这个任务以后，张宇初是心情估计道友们应该能体会得出吧。那是1406年，有人说是1403年，反正我们已经习惯了道教在时间方面的不准确的风格了，好在差一两年也没什么关系，无非就是张宇初多领或少领几年工资罢了。 必须得承认，在连电脑、复印机都没有给配置的简单的办公条件下，重修道藏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绝对艰巨，就算是放到现在也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相信张宇初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的，估计连吃饭都以盒饭、方便面或者外卖为主，打坐炼气那肯定是顾不上了，否则以长寿（基本上）着称的张天师世家，他也不应该五十多岁就早早地辞世了。 道藏的编修工作才刚开了一个头儿，项目主持人就撒手飞升了，所幸龙虎山从来不缺人才，于是朱棣又下诏命令刚接班的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初的弟弟张宇清继续主持这项工作。 直到1427年张宇清辞世的时候道藏还没有编完，此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虽说张家兄弟很努力了，但是也没能在朱棣驾崩之前交出答卷，当了不到一年皇帝的儿子朱高炽也没看到。直到重孙子英宗朱祁镇时，道藏的编修工作依然在继续。 正统九年甲子（1444年），经历了四代帝王，历时四十多年的努力，道藏终于完工了。同期，英宗安排通妙真人邵以正开始督校并刻板，十一月十一日，真是个好日子，昨天的双11道友们一定大出血了吧？由于道藏开始印刷的时间是英宗正统年间，所以这版的道藏就被命名为《正统道藏》。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正统道藏》，也相信肯定有人会把“正统”理解为官方、权威、正宗的意思吧，实际上它也仅仅是个年代而已。 别看举全国之力，耗时四十多年才完成了这项庞大的工程，《正统道藏》实际上也仅仅是完成了对以前道藏的恢复、道经的收集汇总工作，并没有多少修订、校正方面的工作。最终的《正统道藏》共集成了5305卷（这一数字也有不同的说法），同样是按照以前的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式，函目也是用的《千字文》，也就是从“天地玄黄”开始，编到了“英”字结束。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找《千字文》看一看，恰好是到了“既集坟典，亦聚群英”结束，如果数一数，正好480个字，所以最后共编了480函。每函又分成若干卷，一卷就是一本册子了。 此次刊印的数量不算少，都怕以后又因为什么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悲剧再次上演。最后，由皇帝亲自安排，随着一道圣旨把这些道藏分赐给了各大知名道观，据一些史料记载，包括楼观台、华山报恩寺、白云山白云观等均获赠过《正统道藏》，看来深得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精髓。道藏送过去的同时，皇帝让道士们小心收藏，严格管理，“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 道教界对皇室整理道藏并赐经的恩宠自然表达了十足的感激，被赐经的宫观一般都会选一间上房，用上好木料打造书架书柜，珍而重之地收藏，生怕蚁咬虫蛀。在北京白云观中还保存着一通石碑，篆书碑额为《赐经之碑》。碑身则是正楷，是正统十二年八月皇帝的圣旨，下半部分则是翰林院修撰许彬撰写的印经、赐经的过程。许彬绝对是个大才，应该还当过一个月的内阁首辅，所以才会由他执笔吧。目前碑身已经被玻璃罩子保护了起来，有机会到北京的道友可以去看一看。 对了，关于《正统道藏》的最终刊印时间，还有学者认为不是正统九年，而是正统十年、正统十二年等，说法不一。经过考证，还有人提出来这样一个结论：从永乐十七年道藏开始编纂以后，曾多次刊刻，所以才会发现有宣德九年、正统十年、正统十二年、万历二十六年、万历三十五年、万历四十四年等很多个版本流传。可以确定的是，《正统道藏》在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十日和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吉日曾经两次重印。 此次刊刻共雕了张经版，可以说张张都是宝贝，如果道友们看过道藏，别的不说，仅看看那些精美、繁复的插图就足够我们感慨好几天的了。这些经版当时被存放在司礼监的经厂里，明亡以后，清政府倒是没有把它们当垃圾扔了，而是把存放到了北京西安门皇城道观的大光明殿里。令人扼腕的是，1900庚子年无一幸免，全都毁了。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神宗朱翊钧，就是着名的万历皇帝的命令对《正统道藏》增补，把以前没有收入的道书，还有一部是正统年以后新发表的那些着作补充进去，这就是《万历续道藏》，简称《续道藏》。此次增补了180卷，最后总共是5484卷，由原来的480函增加到512函。函号还是采用的千字文，从杜字开始到缨字止，因此后世又有了一部《续道藏》。细心的道友可能会发现，《正统道藏》是5305卷，增加180卷后，应该是5485卷，说实话差的那一卷去哪了我也不清楚。 熹宗天启年间，还刊印过一部袖珍版《道藏》，称天启丙寅新刊袖珍本，不过一直没听说过有谁见到过，目前还只存在于传说中。 总体来说，无论哪个道观里的道藏，在收藏、传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经历过多次缺佚、补修，目前发现的明代版的道藏，基本上全都有残缺。拿白云观的收藏品来说，到清朝道光年间就发现有了残缺，可见其他地方的保存也不见得有多好。 所幸的是白云观有一位羽士郑永祥发现以后，便多方募捐，由王延弼主持对残缺的道藏加以补抄，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最终完成，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最为宝贵的一套典籍。这件事情的始末，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白云观重修<道藏>记》了解了解，这里不再多说了。 1923年-1926年间，徐世昌（就是曾当大总统的那位）曾委托傅增湘主持，以上海涵芬楼从北京白云观借出来的《正统道藏》和《续道藏》为原本进行影印，后由商务印书馆缩印线装，这就是今天被称为涵芬楼影印本《道藏》。这次印刷并没有按原来的512册分册，而是分成了1120册。共印了100套，后来又加了50套，结果三年后便销售一空。 在这次影印过程中发现，《正统道藏》和《续道藏》都有了残缺，经最后统计，发现中间一共缺了98页。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想办法解决缺页的问题，算是个瑕疵。值得庆幸，还好有过这次影印，因为十年以后(1936年)，白云观的两部道藏缺损更加严重了，其中有一部甚至已经缺了2734页了。此后经多方努力进行了增补，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这两部道藏的完整性。正是有过修补工作，这两部着名的明版道藏中，一部是道光修补本，另一部则是民国修补本，其中有一部后来被北京图书馆所收藏。 如果想知道这次重印道藏的前前后后的细节可以私下里再交流，不再多讲了。 1977年，台湾中华道教会曾组织由艺文印书馆对涵芬楼的影印本道藏进行了缩印，为32开本60册一套的版本。这次缩印工作同样没有想办法补全缺页，不过却增加了一册目录，同时还把明清以来散佚的15种道书增补进了道藏中。 同年，新文丰出版公司也对道藏进行了影印，不过是16开本，同样是60册，另加一册总目录。1986年10月，日本株式会社也影印了道藏，为16开36册版，再加一册目录。 1988年3月，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共同努力，参考上海图书馆里收藏的白云观旧藏本（原来属于上海白云观），对涵芬楼版的道藏加以补缺、刊误、描残等工作，终于补足了原来的缺页，编成了16开本36册，这也是目前学者们公认最好的一版道藏。 第七章 谁来拯救道藏 下 当这套公认最好的道藏刊印出来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摆个庆功宴，庆祝一下中国道教经籍的搜集整理保护工作圆满完成了呢？或者说这套公认最好的一版的道藏真的令圈内圈外的各界人士满意了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中国道教典籍的整理工作还没有，而且是远远没有完成，离着松一口气的时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因很多，但细想又很简单，总结起来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收录的不全，二是内容芜杂，或者说是质量参差不齐。 先说不全的问题，事实上明代的这两套道藏收录的经书还远远谈不上全，不但还有大量没有收录的古道经，万历年以后的新出现的道书肯定就没有被收录进去吧？ 造成这一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明代对道经的收集远没有完成，其中有老版道藏的毁损过于严重有关。明代的这两部道藏都是在《玄都道藏》残本的基础上，收集了一部分元、明时期的道经后重新整理的，这就难免有大量的古道书没有补充进去。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康熙年间就有一位叫彭定球的人注意到了。 彭定求此人不再详细讲了，康熙十五年中了状元，正好也是清朝的第十五位状元，才华可以说是极高的，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搜一下。彭定求此人曾经皈依过道教，因此对道教典籍、历史还是比较熟悉的。在他出任专门为康熙皇帝讲经论史的侍讲一职，道教的典籍自然也在选择的范围之内。那时彭定求从道藏所收录的道书里精选细选适合的道经时，发现有些道经在道藏里面找不到，于是便开始注意并且收集工作，不过他主要是对万历年以后的新道书进行了整理，并且专门弄出了一套《道藏辑要》。他的这套书共收集了110种道书，按照二十八宿来编目的，所以共分成二十八集，二百余册，这可以算是对明道藏的一次较全面的补充。 此后，清代又有几次道藏的增补工作，比如嘉庆年间的蒋元庭进行过增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阎永和在成都二仙庵组织了道藏的重印工作。阎永和在重印道藏的时候，同时又对《道藏辑要》进行了增补，加入了一部分清代新出现的道书并且刻印，这就是《道藏辑要续编》。 《道藏辑要续编》新增加的道书选择同样有些问题，没有精选、校订，所以有些道经也有芜杂的问题，但对于道藏的补充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现在通行的《道藏辑要》就是当时的二仙庵版本，刻板一直保存在庵里的印制房里。1961年时这些珍贵的刻板被搬到了青羊宫，至今一直保存完好。几年前曾经有幸去青阳宫一游，也抱着一窥这些刻板的奢望，可惜缘分未到，来去匆匆。 有学者系统地研究过，明清时期被《正统道藏》《续道蔵》收录的，以及被了《道藏辑要》收录的新道书，比较重要的有下面这些： 明代张宇初的《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通义》《道门十规》《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明代张君宝（就是张三丰）的《三丰真人玄谭全集》《三丰丹诀》《张三丰先生全集》；明代陆西星（后面要专门讲）的《方壶外史》《道言五种》；明代伍守阳（后面要专门讲）的《天仙正理》《伍真人丹道九篇》《金丹要诀》《仙佛合宗语录》。明代还有高濂、彭好古、朱权、洪应明等一些道士的道书，不再一一列举。 清代主要有刘一明（后面可能会专门讲）的《黄帝阴符经注》《黄庭经解》《悟真篇直指》《百字碑注》等；王常月（后面重点要讲）的《初真戒律》；朱元育的《悟真篇阐幽》《参同契阐幽》。其他还有诸如朱珪校、王守上、李光地、纪大奎、蒋国祚等人，也作了很多道书。 此外多说几句，这时说的朱元育就是朱云阳，他注的《参同契阐幽》是被现代国学大师南怀瑾极为推崇的，认为是众多注解《参同契》的作品中最为准确的一书。南怀瑾的《我说参同契》一书，基本上也是参照此书而成的。另外，南怀瑾在这部书以及他的很多着作里，对中国近代的一些文人做学问的态度表示很失望，认为我国近一两百年内的作品质量堪忧，当然现今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现象就连让人吐槽的心情都提不起来。这位朱真人后面是否会单独讲一讲也要看情况了。 除了上面讲到的这些未被收入道藏的经书以外，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敦煌鸣沙山莫高窟第十七号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大量写本藏书中，其中就有约500卷是道教经书。道友们都应该知道那段历史，这些文物当时被多被洗劫去了英国不列颠博物院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了，里面就有大量的珍本是明道藏里没有的，其中就包括着名的《老子道德经想尔注》《老子化胡经》等。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早已失传的西汉初年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道经，这些同样需要补充进道藏。 此外，从仅剩了3.48%的圆明园劫余的《永乐大典》中，学者们发现里面也有不少没有被收入道藏的道书，比如《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经》《大帝制魂伐尸法》《灵宝钏罄威仪经》《灵宝三元威仪经》等。这还是从仅仅残余的这点《永乐大典》里面发现的，如果把完本的《永乐大典》找遍了，不定会发现还有多少道经呢。 道藏不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出在涵芬楼版道藏上面。 了解古籍装订的道友可能知道一种梵夹装，明版的道藏就是梵夹装的，而涵芬楼翻印后的道藏则改成了线装，而问题就出在了装订方式上。具体什么是梵夹装不多解释了，道友们可以自己查一下，找一张图一看就明白了，我这里得解释半天还不一定说得明白。改为线装方式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梵夹装道藏里有很多占多页的图案，比如符、碑记等，线装书里没办法分页处理，当时遇到这些内容时干脆直接给跳过来了。也就是说和原版道藏相比，翻印后的道藏实际上是个阉割版，人为地少了很多东西，从源头上就已经不全了，后面根据涵芬楼版道藏在做的翻印工作也就更谈不上全了。 虽然后面对涵芬楼版道藏有过补充工作，但显然离圈内人士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对道藏进行补充。 再说质量不高的问题。这其实也好解释，就是当年的道藏编修的时候没有能力、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精校，于是就不加甄别，有一部算一部，能找来就不错了。正如有些学者形容的那样，当年限于各方面的条件，但凡能收集到的，随便在封面上写上什么吕祖、文昌之类特别唬人的名字，实际上就是扶鸾、降笔之流的道书，也不加甄别全都收录进来了。想想当年陆修静的工作态度，只能无奈了。 如果按照上面这个思路继续研究下去的话，说明道藏中实际上有大量经书算是三无产品，既没有生产日期又没有生产厂家，作者是谁不知道，哪个年代写的也不知道，内容如何更是不知所谓，这些也需要我们后人来甄别。 再有就是，道藏中现在还有很多经书非常晦涩难懂，甚至还有根本没人看得懂的经书。据说有一部《玉音法事》，里面的音乐至今还没人能还原出来，还有一些符箓等也没人理解其中的含义，至于《参同契》《真诰》之类的经书，就算历经过千百年的中华人杰的研究批注，今天哪个又敢说完全参悟透了？当然了这并不能说收录得有问题，是传承问题及后人的能力问题，但同样是需要后人去解决的吧。 其实道藏的这种什么都收录的风格也并非全是坏事。 在道藏里面还收录有大量的丹经、医药、易、卜、书法、绘画、音乐、地理、诗歌、建筑等等内容，涉及文、史、哲、医等诸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保存。比如《墨子》就是因为道藏才得已保存下来，所以，道藏的整理工作对于我们华夏文明史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极高的价值。 国内的学者对道藏的评价就不多说了，仅引用前面提过的英国李约瑟的一句话：“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一棵某些根已经烂掉的大树”。称它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国古代文化宝藏，世界级的百科全书都不为过吧。 既然有这么多宝贵的经书没有被道藏收录，又有如此多的问题需要处理解决，在如此先进的文明条件下，如果还不能把这件事圆满解决，我们真的愧对传承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了。 值得庆幸的是，整理道藏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 从1997年开始，中国道教协会组织大批专家进行了整理、点校，并增补了一小部分，并于2004年出版了《中华道藏》。2016年3月，编纂《中华续道藏》的工作被列入了国家“十三五”规划中，这让我们对未来能够看到一套高清、完整、精校版的道藏充满了希望。 好了，道藏的问题说得有点多，无论如何，朱棣在道藏方面的贡献是值得后人牢记的，没有他组织对道藏的重新编纂，也许我们会永远失去这一宝贵的文化传承。 最后再简单说说朱棣对道教的态度。实际上，无论朱棣如何重视武当山、如何宣扬道教，但无非是出于利用道教神化自己罢了，所以对于道教的态度，朱棣和朱元璋并没有什么区别，基本上就是以政治需要为出发点，至于那些神仙方术在他看来是不可信的，比如朱元璋曾经说过，“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朱棣是认可的，所以他对来进献仙丹的人说：“你这个妖人，想拿这些破玩意儿来骗钱骗官，你现在就自己吃给我看，你是能成仙了还用给我送来？” 但是令人无语的是，朱棣不相信丹药仙术，但是后人分析1424年他驾崩的原因，貌似就是吃了哪位道士送来的丹药才中毒不治的。当然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在《明史》中记载着一件事，由于朱棣服食丹药，袁忠彻便力谏，劝皇帝要珍爱生命，远离丹药，结果朱棣被他惹烦了，大怒说：“仙药不服，服凡药耶？” 第八章 伤太平之业，失四海之望 上 相对于清代来说，道友们对明代的那些皇帝老大们大概就不太熟了吧。清朝的皇帝离我们更近些，最主要的是差不多都是影视明星，出镜率比明朝皇帝高得多了。据小道消息称，乾隆是出镜率最高的，接着依次是康熙、雍正、顺治，包揽前四名了。至于明朝的皇帝，应该是连一位都没有入选前十名，所以大家不熟悉也可以理解。 当然了，明朝皇帝也有明星，如果问明世宗是谁或者朱厚熜是谁，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人不清楚，不过朱元璋、嘉靖、崇祯皇帝应该都听说过吧，下面要讲的就是嘉靖。 印象中十几年前曾有一部叫《大明王朝》的电视剧，里面就塑造了这位嘉靖皇帝，给人的印象差不多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懂得做皇帝的人，那么现实中的嘉靖是什么样的，和道教有着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呢？ 嘉靖皇帝和道教的关系提炼出下面几个关键词：邵元节、壬寅宫变、陶仲文、青词宰相……，当然还有几个，不再一一列出来了。 要说嘉靖，首先要从他的上一任皇帝，堂兄正德皇帝朱厚照说起。 首先，朱厚照是崇佛的，尤其是钟情于藏传佛教，顺便对伊斯兰教也有些兴趣。事业上，早年的朱厚照表现得还不错，比如曾经在江南大力进行税负改革，成绩也能称一句斐然。另外就是他还亲自带领一帮小弟北上张家口直接干翻了蒙古王子，取得了史书上称为应州大捷的战果。不过您千万别以为这是一位不错的好皇帝，这家伙干过的坏事远比好事多，比如修建了一座叫做豹房的东西，豢养出了号称八虎的八大宦官，几乎天天要召开无遮聚会，心血来潮还会cosy，角色包括忽必烈、大法王，在学艺上绝对是追求完美的，甚至还专门学了几门外语，包括蒙古话、藏语、回语等，一上场满口流利的外语，放到现在也是位顶级的好莱坞巨星。 值得我们幸运的是，这位正德皇帝没有祸害华夏人民几年，1521年，31岁时就把自己玩死了，说起来都不好意思，居然是死在他心爱的豹房里了。其实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关键是他还没来得及为大明留下一个儿子，这下子事情可就大了。 朱厚照毕业以后，他老娘张太后就和首辅杨廷和商量了一下，搬出来“兄终弟及”的祖训，请来了朱厚熜接班，成为大明第十一位皇帝（1521-1566年在位）。 下面再说说朱厚熜。在《明朝那些事儿》里实际上把大明的皇帝们都讲了一遍，这位朱厚熜在其中也是个主角，他就是着名的嘉靖。 嘉靖他爹估计很多人不太清楚吧？这位幸运的爹名叫朱佑杬，就藩在湖广安陆州长寿县（今天的湖北钟祥市），为什么说他幸运呢？因为他虽然没有当过皇帝却被儿子封为了皇帝。 1507年九月十六日（一说是八月十日）朱厚熜出生在的兴王府里，恰好老爸朱佑杬的一位挚交好友玄妙道长陈纯一在同一时辰羽化了，于是朱佑杬就认为儿子是陈纯一的转世。实际上这位陈纯一在道教界本来是没什么声名的，不过当他和嘉靖有了转世这一联系以后就有了不小的名气了。 钟祥原来有座玄妙观，就是陈纯一的道场，后来嘉靖还专门安排人扩建了这座玄妙观，在里面修了座纯一殿，同时把观额赐为元佑宫，无疑是对自己这个转世一说还是有点相信的。 嘉靖刚刚13岁的时候，他老爸就撒手离去了，封地也就由嘉靖袭了，也就是说他从13岁起便接手开始管理封地了。这还不算，1521年四月当了皇帝时，他也才仅仅15岁，13岁县级干部，15岁就正国级了，升得是够快了。 当了嘉靖这位新老板正式上班以后，就有头脑灵活之辈站出来说：“想当年，当今天子出生的时候就天降祥瑞了，我记得那一年黄河水清了五天，透亮得能一眼都能看到河底的鱼。还有那一天紫气冲天，全世界都能看到祥云布满了天空……”可惜当年大家都看到过祥瑞，却到现在才和嘉靖对上号，否则这马屁早就跟过去了。 首辅和太后都看走眼了，他们最终请来的不是兔子而是一只老虎。朱厚熜从小就被老爹培养锻炼权谋之术，当他在直面一干老臣的指手画脚时心里实际上暗自冷笑。在大礼议之争中，嘉靖强势打击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倚老卖老的一干子官僚，而对于后党方面军，包括宦官集团则采取了阴图策略，主要是他们攻击性不是太强势，也不适宜两线作战，缓缓图之最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很快地杀出一条路，迅速地掌握住实权，从各方面来说嘉靖都不简单。 关于大礼议简单交代几句，那是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期间，主要是围绕着嘉靖想给自己的亲爹亲妈尊号这件事情上是否符合皇室老规矩的问题而展开的一场争斗。最终嘉靖把老爹安排了个兴献帝的身份入了宗庙，当然是先把一大批反对派处理，史书有的记载是190人入狱，有的说是134人，反正罢官、降级、罚款、打屁股，包括十几个打死的，史称左顺门事件。这次事件的结果，嘉靖除了为自己的老爹争个名以外，还为自己树立了绝对权威和刚愎自用的大好形象。 还是要承认，嘉靖还是当过几年好皇帝的，比如打压宦官、还地于民、打击倭寇等等，很是有一种看起来要发愤图强的精神面貌。随着地位越来越稳固，权力越来越大，嘉靖和太后、文官的关系又一直不见好转，应该说是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所以嘉靖想到了借助宦官来对抗文官的办法，这些不多讲了。 不过，由于长期和大臣们斗智斗勇，弄得这位皇帝精神病都犯了。病人的想法我们应该多理解，这不，嘉靖开始喜欢上了道教，看着道士挺顺眼了。 实际上，从史书上的蛛丝马迹分析，嘉靖上位之初的宗教政策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打击佛教，限制道教，不过才一年，便改为了崇道抑佛。抑佛的事情稍后再讲一讲，下面先讲一讲嘉靖和道教的事情。 1522年，嘉靖是从为寿安皇后举办斋醮仪式开始便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从1523年开始，便在太监崔文的怂恿下，“建醮宫中，日夜不绝”。当然了，为了更专业一些，就得请道士来主持或指导工作，于是道士便成了宫里的常客。 恰好四十八代天师张彦頨正好来首都走关系，于是得到了小嘉靖的接见，对龙虎山的正统传承很感兴趣。张天师自然会利用各种机会接触嘉靖，而且也有所收获，三年后便被嘉靖封为“正一嗣教怀玄抱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虚冲静承先弘化大真人”。历史上龙虎山虽然没有受到嘉靖过多的关照，但面子上该给的荣誉却还是有保障的，比如张彦頨死后，他的儿子张永绪嗣位接任成为第四十九代天师，而“永绪”这个名字就是嘉靖赐的，而且在嘉靖二十八年也诰授了一个“正一嗣教守玄养素遵范崇道大真人”的称号。 实际上最初嘉靖的崇道斋醮并不是太投入，只能算是一种业余爱好罢了，但这点爱好放在内阁、文臣们的眼里就是典型的不务正业，于是很自然地遭到了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一帮子人的反对，当时的这些朝臣等一干手下纷纷发帖、跟帖表达对老大这种不专心朝政的崇道行为的抗议。你们这不是欺负孩子嘛，根基尚浅的嘉靖不得不稍稍收敛了一些，先给这些老家伙们一点面子，等以后了再收拾你们。 第九章 伤太平之业，失四海之望 中 1524年，杨廷和致仕，这下子再也没有人能和嘉靖对着干，终于可以愉快地重新开始斋醮游戏了。不过这次嘉靖的品位高了很多，不再满足于用一些江湖上无名的道士指导，而是派人用专车把龙虎山上清宫的邵元节邵大师请了来，并且安排他住进了显灵宫，从此把祭祀的任务交给了他，“专司祷祠”。 邵元节（1459-1539）是贵溪人，从小受到龙虎山千年道韵的熏陶，对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拜过不少师傅，比如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等。由于人极聪明，所以他很快就把老师们肚子里的东西全学会了，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据说当年江西宁王朱宸濠曾经想把他招到手下，但是邵元节算出来他不久会出事，如果真到他那里上班必将受到牵连便果断拒绝了。果然，1519年这位王爷发动了叛乱，结果还非常幸运地遇上了一位超级大牛人王守仁，就是王阳明，结局可想而知，才过了四十三天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因宁王这件事受牵连的人有很多，但是邵元节提前预知而能够平安无事，对他的名声加分非常高，要不然嘉靖怎么不请张天师反而是请他来京呢。 根据大概率分析，天天求神仙保佑，时间久了瞎猫也能逮住耗子，于是有过几次“祷有验”的故事以后，邵元节的高人形象也就被慢慢树立起来了。不久，由于工作勤恳、成绩显着，邵元节被加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同时还授予了实权，朝天、显灵和灵济三大宫观都归他管理。这还不算，嘉靖还赏下了紫衣玉带等一批礼物，不久宣布天下道教的业务也都归邵元节管理，看这态势似乎龙虎山的张彦頨在嘉靖心目中是远远不行啊。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嘉靖五年（1526年）二月初三日，刚过了龙抬头，嘉靖便派人给龙虎山送去了一份《加封大真人诰》，加封龙虎山张彦頨天师为“下一嗣教怀玄抱真养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虚冲静承先弘化大真人”，二月十五日又接着送来了一份《加封敕》，大概意思就是还是由龙虎山“掌天下道教事”。至于没有请张彦頨到宫里来陪着搞斋醮游戏，估计也是考虑到堂堂天师、道门首领长年累月住在京城里也有点不合适吧。 皇帝天天搞斋醮游戏不好好上班，自然会有赤胆忠心的大臣看不过去，于是嘉靖九年（1530年）一位叫做高金的直臣站了出来，对嘉靖如此封赏邵元节表示了不满，要求嘉靖取消封给邵元节的那些荣誉称号，真人什么的那是随便阿猫阿狗地就配吗？这下子惹怒了嘉靖，高金也幸运地去诏狱享受地狱之旅去了。好在嘉靖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高金才没有死在狱里反而升了官。 这位高金在历史上还是很有名气的，因为他和海瑞是同事，应该是比海瑞大十几岁，这二位都是敢直接怼皇帝的主，只要认为是对的事情就敢不顾生死力谏的人。由于嘉靖收拾了高金，暂时达到了吓吓这帮子有点不安份的猴子们目的，反正不要再有人跳出来影响朕的求仙正事就好。 实际上此时的嘉靖还算不上不务正业，荒废朝政的昏君，恰恰还算勤勉，还是个有追求的少年，他那个建立不世功业的幻想还在，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沉迷进神仙、长生里面去。 嘉靖对道教开始热衷起来，主要起源于生儿子的这件事。当了十年皇帝，嘉靖一直没能生下一个儿子，眼看接班人都没有，这可是对不起整个天下的大罪了。“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也许是太医们也没有治疗不孕不育的特效药，还不允许皇帝请求上天赐下龙种？于是从1531年开始，嘉靖就在一帮子手下的鼓动下，在钦安殿举行祈嗣醮坛，节目主持人就是着名的邵元节真人。 结果邵元节幸运了，“皇子叠生，帝大喜”，反正人家天天在虔诚地为你祈祷神仙赐子呢，不管是你每天辛苦耕种还是补品当饭吃，总之里面有我的功劳。当1533年、1536年嘉靖先后喜提龙子两枚，终于有了接班人的嘉靖自然是极为高兴的，不出意外的是他并没感谢自己的老婆，应该是老婆们，也没有认为全是自己辛勤工作的功劳，反而把功劳会都归了邵元节和自己没日没夜地、持之以恒地祈祷、斋醮祈嗣的坚持之上。为此，嘉靖重赏了邵元节，拜为礼部尚书，从此一位方外高人开始正式拿一品官的工资，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福利，什么工作服、裘皮大衣、法器等等全都由国家财政负责了。 直到1539年邵元节羽化，共享受了嘉靖皇帝十五年的优待，这里面除了有他深厚的专业基础的因素，经常能搞出一点灵验的事情以外，还和他一生谨慎小心的性格有关。邵元节此人从来不恃宠而骄，不做神道扰政的事，只是专心按照嘉靖的安排做事，所以名声并不算差。 邵元节的死对嘉靖打击还真不小，这位皇帝热泪不止，哭着追赠他为少师，用伯爵礼办后事，还派了锦衣卫护丧回了他的老家。这还不算，嘉靖还给礼官们布置了一个家族作业，让他们好好想一想赐邵元节一个什么谥号合适。礼部老大马上把大小官们召集过来连夜开会研究，第二天便来汇报说：“万岁，我们想好了，您看用荣靖怎么样？” 嘉靖深思一会说：“还行，不过总感觉还差那么一丢丢，回去再斟酌斟酌吧。” 于是礼部一干人又回去开了一天会，不久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又来汇报说：“万岁您看文康两字如何？” 于是嘉靖果断拍板：“嗯，这两个都稍嫌不足，不过合在一起就差不多了，干脆就文康荣靖吧”。 由此可以看得出，嘉靖对邵元节是真的不错，邵元节也对得起嘉靖，为了不耽误嘉靖每天坚持的修炼大业，在临死前，也没有忘记向嘉靖推荐了一个接替他继续搞这个未竟的斋醮事业的朋友——陶仲文。 简单交代完生儿子和邵元节以后，话题再回来，接着讲嘉靖如何沉迷进道教的原因。 生儿子这件事嘉靖认为是天天斋醮祈嗣的功劳，是自己天天虔诚地敬神的结果，还有一件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来，这位嘉靖皇帝感觉自己这个天下最成功的男人为什么这几年这么不顺呢？先是前几年死了妈，接着第二年南巡路上又差一点被一把大火烧成灰，如果这些还不算什么的话，接下来就发生的一件事，真的是让这位皇帝在鬼门关外头转了一圈，甚至说是进了鬼门关后又出来了。 事情还得从嘉靖天天在深宫打坐炼丹说起。 嘉靖天天敬天敬神，除了希望老天保佑他平安以外，更希望是感动老天能让他长生不死，为了这一个美好的愿望，他同时又张罗着炼制仙丹。当然了，仙丹不可能凭空变出来，得有原料得有人开炉。原料除了各种黄白之物、珍贵矿物、百年人参、千年雪莲之类的，还需要一味特殊的原料“红铅”。那么红铅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处女的经血，而且需要的量还相当大，当然这点事对于皇帝来说根本不算事，于是为了仙丹，嘉靖从民间收罗了大量处女。至于谁给他出的这个缺了大德带冒黄烟的馊主意，有人说是邵元节，也有人说是宦官，到底是谁还需要慢慢去考证，总之这位皇帝做的这些荒唐事真是无人能出其右了。 实际上嘉靖所炼的这种仙丹是所谓的“闺丹”，又叫“水泥丹法”，理论基础是综合了道家的内丹术、房中术，配合阴阳采补理论，是一种借助少女为外鼎的修炼方法。 其实收罗点美女对于封建皇帝来说也不算什么大事，后宫佳丽三千嘛，但是为了保证原料的质量，这些女人平时只能吃桑叶，喝露水，稍有点过错被打一顿甚至打死都是常事。时间长了，这些宫女就受不了了，就算没有被打死，很多人也会因为失血过多甚至血崩挂掉，能侥幸没死的，也会落下各种疾病，侥幸能活着的也是天天生不如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以杨金英为首，联合了姚淑翠、邢翠莲等16名宫女密谋干掉嘉靖。这个惊天的计划准备了很久，“时诸婢为谋已久”，终于在一天嘉靖睡熟之后，用提前准备好的一根绳子套在嘉靖的脖子上，然后大家分成两拔，举行个拔河比赛就完成大吉了。可是却失败在最后一步，总也没饭吃的几个弱女子没把嘉靖勒死，据说是当时太紧张，几个小宫女不小心把绳套打成了死节，几人拔了半天河，绳子虽然也勒紧了一些，但却一直没有把嘉靖弄死，不过也把这位皇帝弄得晕了过去。此时大家才真的害怕了，当即就有人反水，跑出去告发。当闻迅而来的人们把嘉靖救下来以后，太医许绅冒死施展大救命术，最后嘉靖“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 十六位宫女无一幸免，就连最后反水举报的也被凌迟了，因此受牵连的人也死了一大批，王宁嫔、曹端妃也被秘密处死，这就是史上着名的壬寅宫变。 大难不死的嘉靖皇帝有点烦，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这点事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朝野上下、街头巷尾，八卦之火熊熊。 就算是想掩盖，这件很没面子的事情最后也传得满街都知道了。据当年出使北京的朝鲜大使说：“这位嘉靖皇帝把宫女根本就不当人，只要有一点小过错，不抽鞭子就打板子，前前后后打死过二三百人了。宫女也是人啊，时间长了终于爆发了，这是被逼到什么程度了才敢不顾九族被灭也要反抗啊。”由此可见，嘉靖对宫女的残暴就连外国人都知道，更何况生活在四九城的人。 当时还没入内阁的大学士严嵩建议嘉靖下诏来安定天下人心。嘉靖一听深以为然，不过他却认为自己之所以大难不死，那是祖先、神仙们保佑，“以致朕躬安宁”，所以后宫敬神的活动还得加强。 十天后，即十一月一日，嘉靖派了朱希忠等人替他向天地、宗庙、社稷和各路神仙表示感谢，这还不够，又在四九城里举行斋醮活动。十一月二日，下诏通告天下，说我当了皇帝以后太敬业了、太操劳了，才有了现在的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的“平明之治”，祖宗、神仙都保佑我才会在这次意外中没有挂掉，你们不要听谣传谣，好好工作，为大明朝美好的明天奉献一生。 这几年不顺心的事接二连三的，特别是还差点被几个如蝼蚁般的宫女给弄死，直接促使嘉靖对道教越来越迷信，最后干脆搬到了西苑更不再上朝了，更不要说什么party、舞会了，什么事也没有我斋醮、炼丹重要。嘉靖的“经年不视朝”也是出了名的，道友们都知道嘉靖有二十四年时间基本上就不再上朝了，也不能说没有上班，至少他还上过三天班，管你是不是皇帝，放到现在这种懒政怠政的行为早就开除回家了。 国家的政事基本上就当了甩手掌柜不上班了，大臣们天天提意见，遇到比较重大的事务，文官、内阁、宦官等等各方你争我夺，嘉靖坐镇深宫，掌握全局，政治手段还是真高的。不过连老大的面都见不到，他也自信能够通过高明的政治手腕平衡好内阁、宦官、言官、文官等等各方势力，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在西苑里专心修炼，追寻神仙之道。 第十章 伤太平之业，失四海之望 下 自从嘉靖沉迷进了修仙世界中以后，满朝大臣包括内阁阁老在内想见到这位一面那是相当不容易，交流也只有通过一份份文书的出入来实现，但有一个人却例外，这位甚至比后宫的女人们都容易见到嘉奖，“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没错，他就是邵元节推荐来的陶仲文。 陶仲文（1479-1560），黄岗人，就是以试卷闻名的那个黄岗，以前学过一些符水诀之类的道门术法，特别是把忽悠人的技能练到了宗师一级，接替邵元节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嘉靖全面信赖。 陶仲文来了以后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据说皇宫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一股黑气笼罩着，宫里那些闲得就剩时间的女人们又害怕又生气。害怕是好理解的，生气想来是因为不能再进行日光浴了吧，很是让一直没办法解决掉这个问题的当家男人嘉靖面子上过去。陶仲文知道以后自然不会放弃这么一个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便自告奋勇开坛布法，嘴里天灵灵地灵灵的念叨了一阵子，令人惊讶，还就真的很快就驱除了这股顽固的黑气，还给了后宫女人们一片明媚的阳光，这令包括嘉靖在内的合宫上下无不对其高深的道法送来了上千楼的666。 接下来陶仲文又频频出手，比如嘉靖病了，来吧，斋醮，好了吗？好得能参加全马啦；庄敬太子长牛痘了，什么？太医们全都束手无策？来吧，斋醮，好了吗？“祷之而瘥”，好得那叫一个立竿见影，而且不留疤，比去韩国美容效果还好；皇帝要南巡，忽然来了一股旋风，就在那追着嘉靖转啊转啊转啊，轰也轰不走，陶仲文立刻子丑寅卯掐指一算说：“万岁，这是来自神灵的示警，今晚行宫必会走水，是不能去住了。”接着问随行太监：“帐篷准备了没有？没有？那还等什么，立刻、马上、赶快去准备准备。” 果然，当天晚上住在行宫前面帐篷里的嘉靖欣赏了一场盛大的篝火盛会，一边看一边后怕。因为行宫走水烧死了不少人，这要是没有陶真人提醒自己岂不是也直接火解了？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嘉靖也差点被烧死。 随着陶仲文一次一次地展现自己的专业素质，着实也立下了不少功劳，1539年嘉靖给他授了一个“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的称号，不久又加封他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连他的父母、儿子、女婿、外孙之类也都封了官，同时还正式安排他接邵元节的班统领道教事务。 1541年是陶仲文达到人生巅峰的时候，兼领了三孤，进少师，兼少傅、少保，据说在整个明代只此一例。 壬寅宫变发生半年以后，就是1543年七月，嘉靖皇帝仍然时常想起自己经历过的那次生死大劫，几回回梦里惊醒都是一身冷汗，越来越感觉大难不死全是道祖神仙显灵保佑的功劳，终于在某一天找来了礼部大佬说：“去年宫内一劫，朕全赖平时诚心敬神礼仙才平安度过的，为了表达诚意，朕要举办一次盛大的报恩大典，你们准备准备。” 领导一句话，下面跑断腿。礼部全体总动员，加班加点累成狗，总算如期完成了嘉靖在朝天宫的七日大醮的节目。结果还没等喘口气，找府里的小丫头按摩按摩老腰呢，皇帝又有命令下来了。这次说我的生日马上就到了，想借办生日party的机会再次向上天表达谢意，你们继续准备准备。于是又是一通鸡飞狗跳，八月份又来了一次十日报恩大典。 在斋醮的时候，嘉靖身穿道服，老婆们也全是羽衣黄冠，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忽隐忽现，还真有一派仙家气氛。在嘉靖的心目中，不但要虔诚，要注重细节，更要专业，这样才会灵，才能得到神仙护佑。总之，壬寅事件极大程度上强化了嘉靖崇信道教的信念，在他想来，只要更虔诚地斋醮，满天神仙就会更好地保佑他，多享受几年美好生活。 渐渐地嘉靖习惯了事无大小都要先问一问神仙。可笑的是，如果神仙给的指示不是自己期望的那一个的话，没关系，那就再来一次，还不满意也没关系，再来一次，反正总会有满意的时候，这时候才会高高兴兴地去处理。 于是，在陶仲文的指导下，一心追求长生的嘉靖天天沉迷进求仙大业中，耗费之大几乎没办法计算。 好了伤疤忘了疼，几年以后在长生的诱惑下，嘉靖决定重新开炉炼丹。按照陶仲文建议，嘉靖在太液池西边修了座佑国康民雷殿，成了他天天讲道修玄，炼丹求仙的新据点。没用多久又开始搞起了红铅，为了原材料，在1547年、1552年、1555年三次大选，先后有七百六十多名8-14岁的幼女、少女入宫，专门用于取首经，“供炼药用也”。 1547年，嘉靖加陶仲文为光禄大夫柱国，而且领着大学士的工资，1550年，又被封为恭诚伯。当时王士贞曾说过：“方外杂流无至公孤者，而陶仲文至少师、少傅、少保，封恭诚伯，殁后谥文康惠肃。文臣至三公、三少相兼得四字谥，皆旷代绝典。而生时恩礼隆重，权势熏灼，亦近世所无。” 1556年嘉靖加封自己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可能是感觉这个封号不短，后来又给自己封了一个更长的“九天弘教普济生灵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然后又感觉这个封号有些方面还是没有体现出来，于是又给自己来了个封号曰“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嗯，这下勉强算差不多吧。还得承认嘉靖的确非常孝顺，虽然父母都不在了，但是自己有的父母没有享受到总是感觉对不起他们，于是顺便也给爹妈封了号，捎带着给老婆也来了一个，满满地一起陪他上天当神仙的希望。 实际上，邵元节为人是比较谨慎的，而且很会揣测上意，在得嘉靖崇信的时候也没有胡作非为，甚至晚年举荐陶仲文的举动颇有功成身退的意思。陶仲文在这方面就不如邵元节了，陪了嘉靖二十年，在权臣、藩王之间左右逢源，经常干预朝政。所以，陶仲文在《明史》中有幸被选入《佞幸》传中，实际上邵元节也在里面。佞幸道友们应该都理解吧，就是靠谄媚而得到宠幸的意思，所以，史书中把陶仲文定性为不是一个好东西。 陶仲文还曾经给嘉靖推荐过几位“能人”，包括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等，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各自都具有一身忽悠人的本领，组团把这位糊涂皇帝给忽悠得相当膨胀，甚至学宋徽宗也来了一个集天仙、教主和皇帝于一身，也算是给陶仲文摸了一脸锅底灰。 实际上把陶仲文的定性为奸人的根源并不好说。道友可能知道，据说清代曾经大规模销毁明代的史料，并组织人大肆篡改历史。《明史》是清人所写，屁股本来就是歪的，写出来的东西需要我们综合各种文献慎重考证、分析着来看，所以邵元节或者陶仲文的是是非非，得多方面佐证后再下结论。但是如果没有嘉靖这么个皇帝，这些所谓的佞幸也就不会出现了，这么说根还是在嘉靖皇帝身上也没毛病吧。 学者们研究发现，“壬寅宫变”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大明从政治还算清明迅速向着腐败转变的拐点。 由于嘉靖把道教视作长生的唯一希望，为此天天斋醮不断，这也就算了，更为荒唐的是，他还运用着道教思维来处理军国大事，颇有“道术治国”的神秘主义风格。 随便举个小例子，当年大同左卫指挥叫王铎，他有个儿子叫王三，由于种种原因王三投降了鞑靼，然后就是经常带着北方这帮家伙来打秋风，很是令边军头疼。1544年，非常幸运的是，王三被一个叫刘玘的小兵给抓住了，其中的斗智斗勇和艰辛的过程嘉靖没理会，却非常执拗地认为这是神仙保佑的结果，“叛恶被擒，固义勇之效力，实神鬼有以默戮之”。这并非偶然，实际上每当边关有捷报送来，这位皇帝总会自然而固执地往神仙保佑上联系，身边的陶仲文顺理成章地也成了直接受益者。 再比如来还是在那一年，经常来边境串门的鞑靼俺答令首都人民非常害怕，首都城里也戒严了。等人家抢够了回去happy以后，嘉靖一看没有来首都打草谷，便又认为是自己诚心斋醮的结果，当然又把一份功劳给了陶仲文。 1560年，陶仲文的羽化令嘉靖感觉天都塌了，其悲伤就不多说了，最后依照邵元节的谥号给陶仲文封为“荣康慧肃”。这么看来，把陶仲文划进佞幸圈子里，不排除文人忌妒心理的存在吧。 陶仲文的死并没有影响到嘉靖的求仙问道工作，反而由于政务严重影响了求仙问道的正事，所以嘉靖便提拔严嵩当了内阁首辅。严嵩父子对于大明的影响道友们都知道，政以贿成，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加剧，我是感觉主要责任还是得按到嘉靖脑袋上。 1561年，严世蕃因老母的死丁忧，严嵩父子才逐渐失去了宠信。看到有扳倒这对父子的机会，徐阶便找来了一个擅长扶乩的道士蓝道行，二人内外配合，蓝道行迅速取得了嘉靖的信任，徐阶则通过蓝道行黑了严嵩父子好几波。当严嵩父子知道以后，于是岀钱买通宦官揭发蓝道行，黑材料要多少给多少，于是蓝道行死在了狱中，可见这位蓝道士在嘉靖心目中远远没有达到邵元节和陶仲文的程度。 面对无人能治的嘉靖，一直不乏直臣力谏，最着名的就是海瑞。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十月，海瑞上了一道《治安疏》，其中一句是这么写的：“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县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海瑞当时只提到了嘉靖礼佛日甚，实际上早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五月，宫内曾有过一次火灾，损失的佛像有169尊，佛骨、佛牙等佛物约斤，正好嘉靖想专研仙道，正好烧就烧了吧，省去了很多事情。于是就在大火现场位置修起了慈宁宫和慈庆宫，安排了两个老婆过去住，从那时起佛教在皇宫里就渐渐没了位置，由此看来海瑞说嘉靖礼佛似乎应该是求仙问道才对。关于嘉靖对佛教的态度下面再单独讲一讲。 当然嘉靖的斋醮等各种活动耗费的财富是不可计数的，对国家的经济影响也是巨大的，“凡数十年，糜金钱无算”，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影响同样巨大，“民穷财竭，士风渐漓”、“诈妄滋兴”。《明史·刘魁传》记载，工部员外郞刘魁直谏嘉靖，说你再这么玩下去国家就完了，结果如愿进了诏狱，而《明史·食货志二》记载：“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一句“帑藏匮竭”概之了。据清初傅维麟的《明书》卷83记载：“宫中每年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以供皇家斋醮之用”。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得更加详细，总之，算算时间，嘉靖率领手下一干小弟朝真醮斗差不多长达三十几年，花费了多少银子简直就不敢想象了。 想必道友们都读过《金瓶梅》吧，别不好意思，这里不是要研究这本书。道友们大概都不会注意到其中的一个细节，在第六十五回中，那位黄主事曾说过一段话：“……朝廷如今营建艮岳，敕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运船陆续打河道中来……”这里所说的“营建艮岳”就是指嘉靖当年为了大修宫观、陵墓，曾三次大规模的从湖广、四川等地采伐木材北运。后来武宗时也学着采运过一次，到穆宗当了皇帝就下诏“罢一切例外采买”，实际上就是对后人学着嘉靖继续乱砍滥伐的不良行为叫停。 总之，有了嘉靖带头不好好上班工作的榜样，大明皇朝“民穷财竭，士风渐漓”，国家是内忧外患，战乱频发，给子孙留下的只有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1566年，嘉靖病死，在位45年，享年60岁，野史称嘉靖帝因服用方士王金、申世方等所造丹药慢性中毒，最后火发燥怒不禁而死。 嘉靖死后，正在诏狱里的海瑞万幸还剩了一口气，最后得已活着出来了。 第十一章 青词宰相培养专家 嘉靖的功过事非自有史学家、文人学者们去研究，不需要我们瞎操心，我们关心的是他的宗教态度和政策，特别是对于道教方面的支持和贡献。 上面说到嘉靖出生在湖北省的钟祥市，那里是他的龙飞之地，提到湖北不知道道友们能想到什么？在湖北和道教有关系的地方，相信首先都会想到武当山吧，几乎每部武侠小说里都会提到的少林、武当。想当年的小嘉靖就时常陪老爹去武当山玩，坐上小船，二百多公里的路程简直不要太理想了。正是因此，嘉靖从小就对于武当山有种亲切感，另外他还有一个道士转世的传说，等当了皇帝掌握了实权以后投资武当山，大力发展道教事业也就顺理成章了。 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帝先赐了件五色瓷雕圣牌派人送到了武当山南岩宫。要说这个圣牌端是了得，是皇帝亲自安排制作的，由景德镇官窑炼制，艺术价值极高。圣牌是瓷制五色釉，透雕、镂雕、浮雕三种工艺同时表现，玲珑剔透，色彩以黄绿蓝为主，素雅大气，故又称为素三色。 圣牌总体由七件组合而成，底座两件，束腰须弥座型，稳重大气。上面的圣牌由五件组成，总体分上中下三部分。下部是双凤朝阳的纹饰，顶上正中是初升红日，瑞云纹中两只黄灰色的凤凰展翅出没。中部三件左中右分布，中间是主体牌位，蓝底白字楷书“武当山玄天上帝圣牌”九字，左右两侧非对称的各有二龙鳞爪飞扬。上部总体呈桃形，饰有一如同玄字的坐龙，和中部左右四龙呈五龙捧圣之意，寓意是当年真武大帝在南岩宫修行，在飞升崖由五龙捧圣得道成仙。 这件圣牌至今保存完好，现存在武当山博物馆中，有缘的道友可以去品鉴品鉴。 为了感谢皇帝对武当山的关怀，1526年，在武当山静乐宫为嘉靖举办了一场七天七夜的罗天大醮，可谓是一场海天盛宴，为嘉靖祈福，为大明祈福。 一百多年以前，经过朱棣投资后武当山一直香火鼎盛，但时间长了建筑物总会有些破损，嘉靖知道以后相当重视。要知道这位整天躲在深宫里痴迷于修仙炼丹，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惊动得了他的。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月二十九日，嘉靖安排御史屠大山、胡宗宪等人去武当山实地勘查建筑受损情况，结果说除了金殿以外，都到了大修的程度了，想想也差不多，又不是钢筋水泥的建筑，土木的建筑在那里风吹雨打百多年哪里还能不出问题。下面人给了嘉靖了一份工程造价单，预算需要白银十万四千二百五十两，嘉靖一看，小意思，派侍郎陆杰带着十一万两白银上了武当山。 整个工程从1552年六月动工，第二年十月竣工，先后动用人力十万多，不但对武当山宫观进行了全面修缮，而且还大规模地扩建。比如仅玉虚宫一处，房间就从原来534间扩建到2200间，要知道每一间房子都不是简易房，而全部是规模视宏丽的豪华殿宇。 在各界人士出钱出力地支持下，陆杰只花了嘉靖九万多两银子便完成了预期的工程，但实际花费几十万两都不止。 工程完成以后，嘉靖欣然提笔写下了一篇《御制重修太和山纪成之碑》，立在了玉虚宫中，据说是两座8米多高的石碑。接着派陶仲文去武当山主持了一次盛大的斋醮活动，最后又亲笔题词“治世玄岳”，从此武当山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别的不说，武当山的兴盛还带动了周边的经济发展，如当时的均州已经成为了宗教旅游中心，特别是南北必经之地的草店尤其繁华。 在为武当山投资的同时，嘉靖也没有忘记自己老家，前面也提到嘉靖后来在老家修过元佑宫，其中也许有纪念那个所谓的转世之身纯一道人的情感在内。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元佑宫建成，其建筑规模、华丽程度完全参考了武当山上的宫观。嘉靖也专门执笔勒石曰：“朕惟湖广承天府为我皇考睿宗献皇帝畴昔分封之处……朕念斯地，庆源所自，特启建元佑宫以崇真妥圣……”。 前面提到嘉靖的关键字里面有个青词宰相，下面就再讲一讲青词和青词宰相。 虽然以前讲过青词，可能还有的道友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个什么东东，是不是和宋词一样啊？ 唐代有位叫李肇的翰林曾经写过一部《翰林志》，其中称“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据此可以推断出青词至少在唐代就有了。另外可以看出，青词最早是用在道教界的，是在斋醮时烧掉敬献天神的奏告文书，当然这类文有很多种，如奏、启、申、诰、牒、札、关等等统称为文检，而并非只是诗或词这种格式。 这么说可能还是有道友感觉不太好理解，实际上青词的格式并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它的内容，既然是写给天上神仙看的，那么就得和神仙有关系，无非就是向神仙表达敬意或都向神仙提出什么要求罢了。随便举一个特别着名的例子，道友们应该都知道清代龚自珍那首《己亥杂诗》吧：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当时龚自珍和镇江一位道士有约，相谈之时应道士之约随手而作。表面上看，这种青词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诗词在体例或内容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所以文采好的人都会写。 当然咱们不是研究青词的专家，专业的东西这里就不深入研究了。想当年宋代那位道君皇帝对青词的重视，所以青词发展的一直有很不错，质量也是越来越高，每每有上乘之作出现，“组织之工，引用之巧，令人击节起舞”。作为道教迷的嘉靖皇帝自然不甘落后，很自然地就成为了另一位引领、推动青词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性人物。 嘉靖对于青词的需求量是极大的，每逢斋醮的时候，嘉靖就会需要好的青词用来向神仙表达敬意，神仙高兴了，就会更加保佑他，甚至收他上天当个神仙也说不定。开始的时候，他会叫身边的那些道士们写青词，不过道士中虽然也有文学水平不低的存在，写出来的青词偶尔也有佳作，但是多数情况下质量的确是不咋地，这令嘉靖很不满意。于是嘉靖就安排礼部官员创作青词，开始还行，礼部人多，还有灵感，青词创作的数量和质量还能满足嘉靖的需要，可是时间长了，大家又不是诗仙诗圣，天天都要创作，时间久了曹植也得跪。 有道友说了，可以让翰林、文官们写啊，朝里那么多才子都是进士出身的，写首青词还不是小意思？错！这是道友们低估了哪些人了，这种事还要等大老板说出来？那岂不是太被动了？实际上早有人主动献身，哦不，是献上青词了。 嘉靖十年十一月，礼部右侍郎顾鼎臣主动给嘉靖交上了《步虚词》七章，嘉靖一看相当高兴，正为青词的事小烦恼呢就有臣子主动替朕分忧，而且这青词写得质量还挺高。质量能不高吗，就为了马屁拍得舒服，不知道构思了多少天死了多少脑细胞。当然了，顾鼎臣并没有因为几首青词就走向人生巅峰入阁成为宰相，但是他却开启了三十多年的争相进献青词潮流，从此以后，青词写的好就能升官，嘉靖就是这么任性，我是皇帝，所以我的地盘我做主。 在这股歪风下，上自首辅，下自翰林，每天都咬着笔头、呲牙咧嘴地创作青词，工作可以不干，你辛辛苦苦地干多少工作皇帝会知道？会关心？青词必须得写，万一灵感爆发整出来一首好词，皇帝一高兴就能升官了，“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这种投入小收益高的买卖，谁不上心谁是傻子。 别的不说，仅嘉靖期间内阁的十四位辅臣，其中就有九个是靠青词写得好才发迹的。首先是张璁、桂萼，接着是夏言和严嵩，都非常敏锐地认识到青词对于嘉靖的影响，特别是夏言和严嵩这斗争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先是夏言入了内阁，接着严嵩成为首辅，不久夏言又二次入阁成为首辅，三年后再次被严嵩拿下。在这场政治斗争中，青词成为他们取悦嘉靖的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武器。据说嘉靖还经常派便衣特务暗中观察夏言和严嵩的青词创作，结果手下报告说：“夏言不太用心，总是趴在办公桌上睡觉，起来随便就写一首交上来了。这个严嵩态度就端正多了，经常靠浓咖啡提神，一想就是一夜，反复推敲后才会写出来。” 有了这种认识以后，嘉靖对夏言的青词逐渐从最初的“最当帝意”慢慢地变成了“往往失帝意”，加上严嵩的小动作、黑手不断，为了讨好嘉靖连脸都不要，所以严嵩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其他的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都可以颁发“青词宰相”的证书。 袁炜“撰青词、最称旨”，六年中由侍读“进宫保、尚书、前未有也。” 严讷“所撰青词皆称旨”，“撰青词，超授翰林学士。” 李春芳“简入西苑撰青词，大被帝眷”，从翰林学士升至大学士，“凡六迁……皆出特旨……未尝一由廷推” 另外，龙虎山上的天师也不乏青词高手，比如张宇初就留下了18首挺不错的青词，没办法都是为了生存。 鉴于嘉靖造就出了如此之多的青词高手和青词宰相的事实，个人决定授予已故的朱厚熜同志“培养青词宰相最高成就奖”。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侧重讲的都是嘉靖和道教相关的事儿，给人的感觉他就是一位没有什么作为的昏聩之主。历史对他的评价还是客观的，很多学者视他为“中兴之主”，因为在他统治的时期，早期的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经济发展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壬寅宫变之前，嘉靖能够“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当然嘉靖在大礼议之争中杖笞群臣、壬寅宫变后沉迷道教、荒淫残暴的一面也比较突出。 鉴古观今嘛，还是应该辩证地看这位皇帝，至少还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嘛。 第十二章 道教的拐点 上 在前面每当讲到一位帝王时，除了要讲一讲他们对道教的态度，一般还会提一下对佛教的态度。佛道千年的纠葛传承下来，能够真正融洽相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贯穿始终的还是争斗，而封建帝王的态度可以直接影响双方的强弱对比甚至是左右某一方的生死，那么道教的迷粉嘉靖对于佛教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嘉靖对宗教的指导思想总体来说就是四个字“崇道抑佛”。还在湖北老家的时候，小嘉靖除了对道教有亲切感，还没有实力对佛教表示什么，不过从登基开始就渐渐表现出了对佛教的打压倾向，发展到后来则更是“于佛则绌，于道则崇”，崇道抑佛可以说是不忘初心，贯彻始终没有改变。其实要说变化还是有的，那就是对道教从崇到迷，从迷到不能自拔。 本来，老祖宗们制定的宗教政策还是挺不错的，以朱元璋和朱棣为表率，给后代子孙们做出了好榜样，总体上就是严格管理、限制发展，后代们执行得也算不错，结果嘉靖一上来就创造了一日度道士二万四千人的记录，祖宗那一套根本就没考虑过，至于后代们会不会也任性更不会操心。 对道教是优待了，那么对佛教是不是只是稍稍压制一下就算了呢？非也，嘉靖说了，既然祖宗说要限制佛教，那么就应该遵祖制好好地限制限制，所以嘉靖对佛教奉行了越来越坚决的打击政策。 嘉靖很缺钱，而且是从上台那一天开始就一直缺钱。国家打仗要钱、各地受灾要花钱，自己修仙更要花钱，一直处于财政危机状态的大明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起了，逼得嘉靖天天想从哪里弄点钱先应应急。 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这位皇帝请搬家公司派来几个人，把玄明宫里的佛像给搬了出来，正好有个天天在小区里骑个三轮车收废品的老大爷路过，于是凑上来二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把这些总重达一千多两的佛像卖了，嘉靖拿到钱后就去还了债。 卖佛像的这点钱简直就是蚊子腿，根本就打不起一个小水花，于是嘉靖又盯上了各地寺院占有的土地。无论是搞房地产开发，还是搞农业种植，土地都是硬通货，是可以做大文章捞大钱的，而寺院占有的土地数量偏偏又达到惊人的、令人不得不起贪心的程度，这在前面也讲到过多次了。比如宣府有隆福、清泉和时恩三寺，共有良田1300多顷，嘉靖二年四月，嘉靖直接命令：“三寺田土各给寺僧三分之一，其余召佃起科”。为什么是这三座寺庙呢？这还不好理解？因为离的近嘛。嘉靖二十二年，“凡释氏必尽废之为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宪、孝、武历朝法王国师居停者万人”，类似大慈恩寺这样的大型佛寺照样“毁之，寸椽片瓦不留”。 为了捞更多的钱，嘉靖进一步开始打击寺院经济，不但强行向和尚们收税，也要他们服徭役，对于藏地来的和尚更加严厉，他曾经把京城里的藏僧一次性打包全部发配到两广那些未开化的地方充军，而且是“遇赦不宥”。 从嘉靖五年（1526年）五月开始到挂掉之前，嘉靖曾经三次发布禁止和尚设坛传戒说法的命令。佛教设坛传法是为了宣扬戒法，这种活动不但属于和尚自己修行的一部分，还有弘扬佛法，宣传佛教的作用，很多人出家当和尚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些活动才决定的，而且这些活动在嘉靖之前政府是一直鼓励的。那么嘉靖为什么却一再禁止呢？这里面并不仅仅有限制或打压佛教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和白莲教有关。白莲教也经常要做宣传推广，每次活动“昼夜传法诵经，男女杂沓”，用来宣扬教义、吸收信徒，各地官员对此是相当警惕的。而和尚设坛传戒说法时的情景又和白莲教的活动差不多，“四方缁衣集至万人，瞻拜伏听，昼聚夜散”，地方官们一看大牙都疼，这到底是和尚们在搞促销呢还是白莲教在搞破坏啊，于是按照传统宁杀错不放过，谁也别搞再促销活动了，安全第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秋，嘉靖临死前还不忘记再次禁止京师参禅礼佛集会，“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乃令厂卫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四方游僧悉听所司递回原籍当差”。这一禁令实际上被后面几代皇帝一直执行到了明末，对佛教的发展影响甚大。万历年间曹洞宗湛然圆澄和尚写过一部《慨古录》，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自嘉靖间迄今五十年，不开戒坛，而禅家者流，不无可凭据，散漫四方，致使玉石同焚，金鍮莫辨”。这里所说的嘉靖年间就是指嘉靖四十五年，期间透露出佛教的衰退也是毫不夸张。 嘉靖六年十二月，嘉靖宣布了一条命令：从此不允许再给没有身份证的和尚、道士发度牒了，也就是说不给那些没办手续的和尚道士们转正机会了。这还不算，嘉靖还鼓励和尚还俗，尤其是尼姑和女冠则强制还俗，显然是打算让这些女人早点回家嫁人，多生孩子、照顾孤老，为大明的经济建设做贡献。 在打压佛教限制佛教招收新成员加入的同时，嘉靖对道教则不但不限制，反而先后几次大规模的开度道童，毫不掩盖自己的崇道态度和区别对待的行径。 嘉靖六年十二月，嘉靖宣布禁止修复已经废弃的寺院，严禁无证私建寺院，同时查抄全国私建的寺院，只要没有营业执照的全都拆的拆、卖的卖。比如当时有座大隆兴寺被毁，结果一直申请不下来重修的许可证，一拖就是十几年。到嘉靖二十四年，由于当时有一个琉璃河工程恰好缺钱，其实是一直缺钱，于是嘉靖顺手就把这座大隆兴寺的地皮拍卖了，钱正好拿去修河道。 嘉靖十五年五月，嘉靖又把宫里的大善佛殿拆了，小道消息说是皇太后嫌住的房子太旧了，又窄又阴的，想换个房子换换心情。嘉靖拿着故宫的地图研究了一遍，发现实在没有合适的空房间给太后了，只能是拆旧盖新，于是就开始研究拆哪里。最后的结果就是佛殿了，谁让它位置不错呢。当太监过来请示殿里那些佛头、佛牙、佛骨以及各种金银法器什么的应该放到哪去时，嘉靖略一思量就说：“全都搬到十字大街，那地方场子大，把这些东西都融化了就行了”。这可不是我在这瞎编排，史书记载“乃燔之通衢，毁金、银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等凡三千余斤”。 说到这里不禁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嘉靖不可能不知道把这些东西化成金属块价值会成千百倍的下降，也就是说宁可缺钱，他也不愿意让这些东西流出去。 当然，嘉靖期间还有很多打击佛教的政策和行为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总之嘉靖对于佛教的态度应该是很鲜明的，打击的力度也可以说很严厉。 突然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个人物贾敬，相信道友们都知道这位大爷，诸位把贾敬的名字反复念几遍会发现什么？研究红学的人很多，里面的人物也被研究得相当深刻了，这位贾大爷就被一些红学专家视为影射嘉靖的角色。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二位有着很多相同点，比如这位放着美女如云的豪华别墅不住，天天住在道观里，府里大事小情一概不管，而嘉靖也是二十多年刻苦修仙不上朝。再比如嘉靖不喜欢佛教，《红楼梦里》虽然没有明确讲贾敬不敬佛，但是崇道是真的。当然可能最直接的证据应该就是贾敬和嘉靖听起来就一样。另外在《西游记》车迟国那段中，猴子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道士做了皇帝，其实应该也是在讽刺当今天子不好好当皇帝，却比道士更像道士。 嘉靖既然崇道，那么就是铁定了相信神仙是真实存在的，同样就应该相信佛祖是存在的，而他这么打击佛教难道就不怕佛祖生气找他的麻烦来？ 道友们注意到没有，上面说嘉靖曾经三次下诏禁止和尚设坛传戒说法，为什么不是一次？显然是执行过程中效果不怎么样，这里面有下面人的执行力的因素，也有嘉靖自己的态度是否坚定的因素，如果真的铁了心地要这么做，想必一次就够了。另外，嘉靖十五年才拆除的大善佛殿意味着什么？如果想彻底灭佛，大善佛殿能在多那立十五年？嘉靖并不比别人差根筋，宗教问题可以影响国家的稳定，处理起来不慎重怎么行？自己可以不喜欢佛教，为了向道祖道君表示自己的专一可以打压佛教，但是还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包括广大百姓，甚至包括大量的皇亲、官员和太监等，无论是拆庙还是收税，只能禁而非毁，步子绝对不可以过大，这样也不至于真惹怒了满天佛祖嘛。 第十三章 道教的拐点 下 话再说回来，如果嘉靖限制佛教是出于政治和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那么崇道只是因为长生的幻想或是盲目相信能得到神仙的保佑吗？并不全是。 嘉靖崇道的原因其实很多，历来也不乏学者分析，这里只说几个最明显的。 首先是助淫、求嗣和求长生，这三个方面的需要是嘉靖亲近道教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原因。 史书上称嘉靖从小就体弱多病，自然就特别想健康长寿，而道教研究了千年长生这个课题，希望从道教那里有所收获就理所当然了。另外，皇帝又是权力欲极强的职业，谁不想长生，活的长些才能更好享受权力带来的各种享受，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嘉靖面对后宫佳丽们也会力不从心，也会无奈，也会想求助专业人士，所以身边才会有道士，才会依自己的想法寻求道教的帮助。 无论是青词还是斋醮、炼丹，如果不是为了长生谁会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搞这些？外面的世界不精彩吗？逐渐变老的嘉靖对长生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对道教则越来越迷信，不但最终身体被丹药搞垮了，而且空耗了巨额的财物，更为严重的是青词政治使他身边全是些把心思花在青词献媚上的货色，在一片祥和的表象下，政治日益腐败，渐渐把大明拖进了深渊。 嘉靖崇道还和他多疑的性格有关系。 后人对嘉靖的性格有过这样的总结：“性聪察，不喜臣下雷同”。特别是嘉靖前期的政治形势复杂，有大礼议及武宗遗留下来的问题，有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与嘉靖之间的矛盾，君臣相互猜忌，内阁成员不稳定，这也给了嘉靖展现自己的肌肉和政治能力提供了舞台。为了迅速掌控政权，嘉靖兴起屠龙大刀，杀阁臣、杀九卿，连言官也杀，可谓突破祖制，开了先河。要知道他是一个人在战斗，一个人来到首都，在盘根错节的权力中枢中拼杀，貌似只有借助道教神化自己、催眠自己一条路，只有抬高自己才有底气和文官集团pk，才有可能把一些所谓的灾祸异象甩锅给对方。早期的嘉靖不好说，至少后来嘉靖是真的把神仙和道士视为自己坚强后盾和精神支柱了。 还有一个原因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嘉靖从小受老爹的影响，经常和道士接触，听道士和老爹聊炼丹、长生。湖北本就是个道教氛围相当浓厚的地方，耳濡目染，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 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过以上这些可以说都是佛教所不能给予他的，佛道相争千年，天然就亲近道教的嘉靖怎么可能对佛教有好脸色呢。 有学者分析，佛教的衰落，饱受苦难的百姓失去了出家当和尚的机会，也失去了得到和尚和佛祖关怀的机会，精神上的痛苦没有了地方去排解了，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不稳定。 穆宗隆庆皇帝（1566-1572）接班以后，对嘉靖的修仙崇道的荒唐行径非常不感冒，实际上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看法，特别是面对嘉靖拍拍屁股一走留给自己的这个大烂摊子，换谁心情也好不到哪去。于是，隆庆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限制道教发展，比如废止了龙虎山张国祥的“正一大真人”的封号、品秩，剥夺了邵元节、陶仲文的各种名誉，嘉靖身边那些还没来得及羽化的大小道士们也都进了监狱。但是隆庆对于道教的限制也只是限制而已，他对于道教特别是真武大帝还是非常崇拜的，要不也不会刚上班就派人去武当山向真武表示敬意去了。 几年以后隆庆挂了，着名的木匠、万历皇帝朱由校（1572-1620）接班了。万历在研究木工活之余，也对道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着爷爷嘉靖的样子，天天沉迷于斋醮，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懒政怠政。 痴迷道教后，自然会对道教有所偏好，万历皇帝不但恢复了张国祥被隆庆帝拿掉的待遇，而且还客串媒婆把自己的外孙女嫁给了张国祥，不但要当天子，还要当天师的老丈人。要知道人家张天师是有老婆的，你一个公主嫁过去让人家把你往哪里摆？不过万历可不管这些，顺便还给这位外孙女封了一个“贞淑玄君”的封号，这种做法很道教，目的就是为了和张天师的身份般配。 这位张国祥天师前面讲到过，不知道各位道友是否还有印象，没错，《续道藏》就是他主持编修的，算是万历和张国祥对中国道教做出的巨大贡献。 当然啦，为了缓和一下张天师家里那些女人的醋海之波，保证后院的和平发展，万历又顺便给张天师的爹娘赏了封号，反正一个便宜称号而已，又不用花钱。张天师老娘死的时候，万历“特与祭九坛，以示优”，因为这可是一品大员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张天师算什么？所以为了这件事万历还很是和大臣们辩论了一番，辩论不赢就力排众议强制执行。不仅如此，万历甚至还让管江西的老大从税收里面拿出三万两银子给龙虎山送去，说：“你看你们家的房子都一千多年了，虽然颇有古意，但也显得有些破败了，把房子好好修修先，这点钱用着先，不够了再说话。”面对万历皇帝的如此深沉的关怀，想必张天师很是体会了一番从人生低谷回归巅峰的感觉吧。 万历对道教发展还是有一个重要贡献的，就是他把关羽的崇拜发展了起来。虽然北宋末年关羽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但真正遍地开花还是从万历给关羽加封了“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的称号开始的，从此关羽成为了武圣，武庙的主神，与孔子并称文武二圣，二位一文一武地位平等了。于是关公庙在全国落户，进去烧香磕头的男女老幼通吃，总之没事了大家都喜欢进去拜一拜。 有学者研究发现，甚至有很多佛寺里都设有关羽的神位，所以关羽的崇拜也可以视为三教融合的一个典范。 万历以后的光宗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在位还不到一个月就把乱吃转黑作坊出品的三无丹药把自己作死了，唯一留给后人的就是一条能上头条热搜的红丸案，给各大网站赚一些点击率罢了。 熹宗天启皇帝（1620-1627）在位七年，总体也是崇道的，比如他曾敕修太和山玉虚宫，就是武当山那个玉虚宫，可悲的是据说也是吃丹药吃死的。《明史·霍维华传》记载，阉党霍维华“宫禁事皆预知，因进仙方灵饮露。帝初甚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无何，熹宗崩”。 最后就是上吊的崇祯（1627-1644），他在位时期对道教也是以尊崇为主，当时的龙虎山天师是张应京，曾被崇祯封为太子太保，同时加封张道陵为“六合无穷高明大帝”，算是历代皇帝中给张道陵封官最大的皇帝了。 崇祯崇道的原因道友们应该也能理解。当时的大明可谓是风雨飘摇，睡得比那什么晚，起的比鸡早，这么努力工作崇祯也没有办法拖动这艘破船。就算是现代人遇到大事小情，还会想着找个庙烧个香拜个佛的，更何况一人肩负着一个即将灭亡的皇朝的沉重，还能不让人家求神仙下凡救命？ 面对打不死的李自成还有东北的满人，崇祯表示很无奈，天天都要给玉皇大帝发语音，希望这位能打发几个天兵下凡来救救场。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还对佛教动手，比如宫内的数百个佛像全都扔出去，以此来表明自己对神仙们是很专一的。 当然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眼看神仙不显灵，局势越来越不好，谁也不来帮忙救崇祯。历史上从来不缺聪明人，当时汤若望看有机可乘，于是卖命地向崇祯推销天主教。崇祯也是有病乱投医，开始祈祷外国神仙的帮助，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又把宫里的玉皇殿给拆了，看来这么多年也没求来神仙帮忙也真让崇祯有点小气愤了。 当然这个末代帝王是没有什么精力和时间，也没钱和闲心去扶植、发展道教的，但是真的解决不了燎到眉毛的大火，不如直接花钱斋醮祈祷直接。直到北京城破，崇祯还希望通过道士们斋醮请神仙来救救自己的帝国呢，所以人到什么时候都要有信仰，万一实现了呢。 随着满清入关并逐渐向南方推进而一统南北，这期间南明的四位皇帝就不多说了，大家基本上都把他们当成闲鱼不当回事儿。 以上就把皇室对道教的态度讲完了，那么道教在民间的情况又如何呢？明代民间道教实际上没有出现像全真教、大道教那样的新教派，在道教理论上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总体来说就是相对平淡。 虽然明代的道教没有什么创新发展，不过在道藏的整理和道教的世俗化方面还是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道藏的问题前面详细讲过了，道教的世俗化表现可以通过文学作品上面看一看。比如明代有大量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八仙、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形象，其中最着名的就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可谓把道教的神仙们以一个最易接受的形式推送给了民间百姓。另外，《水浒》《金瓶梅》《三言两拍》等等也都涉及了大量的道教神仙人物，神仙们很亲民地出现在人们喜欢的小说故事中。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是强大的，特别是在古代，人们通过文学作品了解神仙，同时也了解道教，在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历过以嘉靖、万历为代表的明朝皇帝们的优待以后，随着大明被满清取代，道教发展也进入了衰退阶段，从此便江河日下，明代成为道教发展史上一个拐点，从此再难重现唐宋时期的辉煌，哦对了，随着沉寂下去的还有青词文化。 第十四章 当道教遇上满清 1 前面讲到，正统道教经过有明一代的发展以后，随着明代的衰落和灭亡而衰落下来，在清代也一直没有机会改变这种颓势。 明清易鼎之际，华夏大地再一次被异族践踏，直到发生了着名的嘉定三屠的惨剧，广大儒士们才发现一个痛苦的选择题摆在了面前：是留头还是留发，或者说是要命还是要面子。 肯定有选择留头发的，这些是有气节的人，成为后世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一个个正面角色。 留头的人则更多，并且大家也慢慢承认了满人的正统，习惯了留根猪尾巴的日子。 当时还有一批人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逃禅”或“逃道”，那些不肯剃半边头发的士大夫们或者当道士，或者剃光头发当和尚，保存所谓的气节。反正这些人为道教，为临济、曹洞补充了大量人才，比如着名的方以智、傅山等人就是代表，其实这个逃字用得相当恰当。 有了这些前朝遗民，而且是大量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清初的佛教和道教来说就是高素质的人才、新鲜血液的加入，必然会对两教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也如此，新丹派出现了，仙佛合宗了，佛道同修的现象也更为普遍了。比如后面要讲的着名的伍冲虚，就发明出来一套天仙正传。但是，这些人的加入也只是促进了道教的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进程，对于正统道教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也根本改变不了皇权对道教的打击的现实。 逃禅的话题历来研究的学者多如江鲫，讲起来是个大话题，就不展开详细说了，列举几个简单的数字吧： 据康熙年间的一次普查，当时全国敕建的大型寺院就有6073座，小一些的则有六千四百零九座（这里不能直接写数字，您懂的），当然这个大小规模的依据是什么就不太清楚了。另外，还有大量的违章建筑，私建的大型寺院是8458座，小型的寺院更达到恐怖的座。小学数学来了，这些寺院加起来是座。 寺院就有这么多了，那么和尚呢，和尚是名，女尼是8615名，加起来就是名。可能有道友问，这一平均，一座庙里还不到两个和尚呢，数不对吧？其实这是算的有身份证的僧人，就是由官府发的度牒的正规僧人。关于清初度牒管理后面还会再讲，当时要取得度牒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大量的僧人是没有正式身份的，加上这些和尚僧人的话，全国至少有几十万。 道士的人数一如既往的比和尚少很多，当时道士一共是名，当然是有度牒的。 不知道道友们注意到没有，每当改朝换代之初，由于经历过战乱，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就是满清血腥暴力的缩影。清初国内丝毫谈不上统一和安定，直到康熙时南明还一直坚持战斗呢，各地的起义就没断过，甚至连吴三桂都造反了，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统一，才算是海内一统，但也只是一统罢了。所以，清初是百废待兴，最需要的是内政恢复，迅速稳定下来，让百姓有口饭吃。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华夏人民具有超乎想象的自愈力，不用过多干预，放任自由，人们往往会很快地恢复生产，所以大凡开国之君对老子的无为而治都比较认同，让百姓自己休生养息似乎是最快最好的，根本不用着急上火，过多干预反而会帮倒忙。 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和宗教背景下，顺治采取了推崇儒学的总体路线。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一月他对礼部官员们说：“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总之是先摆出我要继承华夏光荣传统的样子，大讲伦理纲常，同时把佛、道二教定位在辅翼王化的位置上，可以暂时稳定住清兵入境一路血腥造成的动摇的人心。 估计也是有试试无为而治的效果的这种想法，顺治就研究了《道德经》，还很认同的搞出来一本《御注道德经》。 有些道友可能关注过一则老新闻，2008年北京地坛旧书市场火爆，一套《御注道德经》卖了15万元，说的就是顺治的这部作品。后来北京一个拍卖榜单上，这部《御注道德经》的估价差不多到了20万元，很是引发了一场线上线下的热议。 《御注道德经》的内容就不研究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看，不难找，这里推荐顺治内府刻本，了解一下这位清世袓是怎么理解《道德经》的，又有什么感悟和治国思想。 脱脱说过一句话，哦，脱脱是《辽史》《金史》《宋史》的主编，别瞎想啊。脱脱说过什么呢，“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彦文可睹矣。” 道友们回顾一下以前讲过的内容，脱脱的认识还是相当深刻的，佛、道怎么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帝王的好恶，这才是决定佛、道孰优孰劣，甚至谁生谁死的，所以正统道教一直在维系和皇权的关系，迎合他们的好恶，这无可厚非，事关生死，躲进深山不出来那是民间的散兵游勇，只关心自己的一座小道观和几个小徒弟。 在对待华夏传承下来的儒、释、道三教上，顺治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由于要全面学习汉人，利用文人、士人来统治国家，对于儒家自然是最优待的。佛、道二教则以限制为主，相对来说佛教还要优于道教，这种政策后面的历任皇帝基本上也都遵照执行了。 比如康熙写过这样一首诗： 颓波日下岂能回， 二氏于今日可哀。 何必辟邪犹泥古， 留资画景与诗材。 同时还说：“御史有以沙汰僧道为请者，朕谓沙汰何难，即尽去之，不过一纸之颁，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实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盖彼教已势微矣。”站在权力最高峰，同时还有着种族的心理优势的皇帝，以这种姿态和语气来说说佛、道是有资格的。 这里有个疑问：纵观历史，每当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都比较重视儒、释、道的，如北魏、蒙元等，为什么满清却如此疏远道教呢？为什么在大清朝，道教又争不过佛教呢？原因嘛还是有很多的，太深入的、学术性太高的这里不研究，简单列举几个浅显的原因吧。 首先，满人一直信仰的是萨满教，关外是萨满教的天下，同时喇嘛也不少，所以藏传佛教也有一定的市场。很久以前藏传佛教就在东北有传播，而且满清也是看中了喇嘛在藏地的政教合一统治地位，所以对藏传佛教自然会更重视一些。而道教呢，不仅在关外发展的一直很不理想，而且又没有什么值得被人家利用的地方，地位不如佛教也就不奇怪了。 顺治十年（1653年）五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来北京朝觐，顺治一番热情款待，四月二十二日正式册封了他一个很长的封号，简称答赖（这里也要错一个字）拉嘛。之所以如此重视答赖，还是因为藏传佛教主动接触、投效，以及要利用答赖在藏地的地位，可以不费事地得到整个藏地。此后康熙同样有过加封班禅的行为，也是为了加强对藏地的控制。 注意，这里一直在说藏传佛教，这才是满清比较优待的，并非通常的汉传佛教。简单解释一下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大概区别。道友们应该听说过六字真言，去过西藏的道友应该注意到，那里随处可见、可听到的“唵嘛呢叭弥吽”这六字真言，当然这六个字写法不尽相同，总之藏传佛教特别重视咒语。另外就是藏传佛教有轮回、转世学说以及那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在古代喇嘛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着极高的身份和地位。 从顺治到嘉庆，近二百年的时间，这些皇帝没有一个崇道，正统道教一贯的上层路线几乎是堵得死死的，虽然出现过全真的王常月和正一的娄近垣两位高道，这二位后面还会详细再说，他们确实是受到了一些礼遇，但是实质上并没有改变整个道教被打压的境遇。皇帝在礼遇他们的同时甚至还会解释一下，说朕这么做并不是崇道，而是利用道教来祈福。似乎崇道就会影响自己的英明神武的皇帝威信一般，生怕别人说自己崇道不务正业，乱政，是个昏君。可见，由于迷信道教而死，甚至亡国的教训深入人心了，远的不说，被自己灭掉的大明朝，特别是嘉靖皇帝这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摆在前面呢。 直到嘉庆时期，虽然有过娄近垣和王常月那段短暂的辉煌，有些学者称之为辉煌，暂且这么说吧，但是正统的道教还是不能摆脱江河日下的衰退境遇，根本的原因还是上层路线的失败。 第十五章 当道教遇上满清 2 接着说道教为什么不被满清皇帝喜欢。 第二点应该是明朝皇帝的反面典型起的作用。不但汉族人能看到，满清人同样不傻，不但亲眼看到了崇祯和李自成最后上演的那幕战争大片，嘉靖崇道败国的壮举其实也没过去多少年，至今犹历历在目嘛。 康熙三年（具体是公元哪一年就不注了，因为里面有那个太过敏感的数字，用了就会出问题），当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把一切希望都赌在了张天师主持的七七四十九天罗天大醮之上，期待着最后能够逆天改势、出现奇迹。说实话，街角卖烤白薯的大爷都能看出来，这个饱受天灾人祸蹂躏的大明要想天下太平难度至少是地狱级的，崇祯皇帝说：“我，朕只要在太原老实停下来，别再来北京了就行，噢，最好关外的多尔衮也能感冒发烧回家养病去，别总围着山海关转悠了。” 这个要求过分吗，其实挺过分的，老百姓没有活路了才造反的，张天师的罗天大醮又不能让老百姓吃饱，当然不可能救国了。李自成二月十六日打进太原，三月十七日就包围了北京，这速度也没谁了，要知道这一路上可是还要攻城拔寨的。令崇祯都想不到的是，北京这样一座天下雄城第二天就破了，而坚持“国君死社稷”没有南下的崇祯皇帝杀了老婆孩子，自己跑到万岁山自挂了东南枝。 多尔衮在关外看完了这个腐朽帝国最后贡献出的这部大片以后，对于装神弄鬼的道士怎么可能有好印象？道士如果真有那么大本事，崇祯也就不会挂到景山那棵歪脖子树上去了。 第三个原因，应该是受到了那些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的人的牵连。 反清复明题材的小说或影视剧相当多，从侧面也反映了清初的不稳定的现状，这实在是够顺治、康熙头疼的了。 大量前朝遗民长期坚持以神道为名行反清复明之事，并不只是清初才有的。比如，顺治三年六月，白莲教、大成教、混元教、无为教等动不动就聚起一群人来，“或起异谋，或从盗贼”，顺治被弄得脑袋都大，声称以后发现一例就灭一例，绝不容情。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发生的山东李雪臣、李兴邦父子的白莲教案，对道教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雍正十一年（1733年）江西的罗教案、大乘教黄森官案，如此等等吧，同样令满清政府提高了对宗教的警惕性，甚至最终形成了宗教就是“纠党倡道，滋害地方”这样的认识，道教又怎么可能不被人家小心警惕地对待呢。 清初的皇帝中，康熙对道教是最为警惕的，限制也比顺治严厉得多，他曾经说过：“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 所以，当道教和反清复明再有所牵连以后，无论你愿不愿意，你干没干过，都不可能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没有一下子禁教就算是幸运之极了。所以说一国之君对道教持这种态度，正统道教还想通过走上层路线得到国家的尊崇，难度，再定义一下就是史诗级吧。 无心插柳，清代正统道教的发展虽然遇到了困难，但是道教在世俗化、民间化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于更加亲民了，道教的社会影响力反而更大了。直到鸦片战争之前，道教在民间发展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先后出现了黄天教、斋教、弘阳教、罗教、闻香教、清茶门教、龙天教、圆顿教、一柱香教、八卦教、一贯道、真空教等等教团、组织。有人统计过，当时大约有107个宗教性质的民间组织，听起来很多，有点百花齐放的样子，不过这些民间的小教派并没有对道教的教义、科仪或理论方面有什么创新，吸引人入教也无非是通过治病、消灾、祈求精神解脱等，让人念的最多的就是“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唵嘛呢叭弥吽”这些咒语，最终成为某些个人或组织达到某些目的工具罢了。这些民间教派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巨大的，对道教的民俗化，为中国民俗文化发展贡献还是很大的，比如民间的红白喜事、阴阳风水等方面，老的风俗文化至今还能看到。 在这些组织中，八卦教是反清的，它的教众眼里只有教主，根本就没有清政府，这自然也会影响到满清对其他小教派，甚至包括正统道教的态度。 其实并不仅仅是清初，整个满清统治期间，地方官对宗教都相当小心。比如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就给皇帝发了个微信说：“我们这里有好多人信罗教，天天没事可做，而且还只吃素不吃肉，请批准我大力整饬，严令禁止”。雍正一听气得鼻子都不通气了，听说过禁止邪教蛊惑百姓的，从来没听说过人家吃斋吃素也要禁止的，你这不是吃饱了撑住了吗，想禁也得想个好点的理由出来吧。不过这也说明了各地的地方官对于治下出现的教团组织是相当紧张的，生怕出事的现状。 到乾隆时期，对民间的宗教管理就更加严厉了，乾隆说：“邪教煽惑愚民，最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严切根查”，可以说从上到下认识相当统一。 乾隆三十九年，清水教王伦起义，几天就占领了寿张、阳谷、堂邑三个县，战斗力还挺强，打得大清八旗兵大爷们一点脾气都没有。一月以后，被重兵围杀起义失败，仅被抓后杀死的就1700多人。 乾隆四十二年，甘肃河州发生的王伏林的圆顿教起义，不久被陕甘总督勒尔谨扑灭，杀了444人，抓了522人，当然据说很多都是杀良冒功的，这也符合那时的光荣传统。乾隆却对此表示了肯定，还说以后不论哪里再有类似事情发生，都可以先过去剿灭了然后再上报。 还有伊斯兰教的事，比如乾隆四十八年的石峰堡起义的失败，清政府便开始支持老教打击新教，把那些新教统称为邪教。 还有就是天主教的礼仪之争，就是围绕着关于天主的译名和祭祖、祭孔等这些问题，根源就是罗马教廷和清政府的政治观点上的冲突，这段历史有点复杂，不多讲了。直到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天主教才逐渐驰禁，没办法，谁让洋人的大炮火力猛呢，你拳头硬就有理。 清初时的宗教关系非常复杂，有国内和西方的，有传统与现代的，还有民族的，而清政府闭关自守又是出了名的，并不是晚清才那样的，所以除了选择了正统的儒学以外，实际上其他的都是要打击的。顺治二年恢复了科举制，顺治十四年把孔子的“大成文宣”升格为“至圣先师”，顺治二十二年又加封孔子为“万世师表”，对儒家可谓抬高到了极高的地位。到康熙平定三藩和准噶尔之乱以后，满清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尊孔敬儒的基本国策，汉族读书人也给面子，很快就承认了满人的封建正统地位。 为了稳定，皇帝也不会采取过于激进的政策处理道教。宗教存在了千百年，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宗教自身也在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不是简单暴力的手段就可以消灭的。在满清政府统治下，任何宗教都只能定位在服务王道之上，只能接受“神道设教”，在大一统的政治下存在。 民间的那些众多的道派的出现，并不会考虑正统道教能否发展、出路在哪里的问题，也不会为道教事业的发展去搞什么科研、创新，所以，正统道教必须要有所改变，而“圣俗一体”和“圣贤仙佛无别”的道路就是一种选择和尝试。 正统道教希望通过对自己做了一次大手术，把一些不够传统的东西剔除掉，从儒家的角度来重新整理、定义自己的教义，发展出让皇权满意的教义，这就是王常月和娄近垣的努力。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个人感觉就是龙虎山张天师没有在满清打进北京以后主动去当舔狗，整个道教界在满清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特别淡然的样子，既没有激烈反抗表示忠于大明朝，又没有主动来投效，奉一些异象、图谶什么的表示满清是天命所归，这种坐观局势发展做法不但没有一点人情味，还让人感觉就是站在墙头看风向，怎么能让满清对你有什么好感。 不过也可能是有点冤枉张天师了。崇祯死后，福王朱由崧马上在南京组建了南明政权，江西龙虎山自然不能投降满清，这个本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满清人肯定会不高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谁能阻挡大清的铁蹄，大军南下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如此明朗的局势，小小的龙虎山还不早早纳头就拜，反而端起架子来坐看云起云落、花谢花开，你哪来的那么大的优越感啊，明显是瞧不起我们北方异族嘛。这种情绪很自然地就会推而广之，对整个道教有了意见，因为龙虎山的确有资格代表正统道教嘛。 没有道教，没有佛教都可以啊，这不是还有儒家吗，离了你们好像更好，所以特别想学习汉人的满清开始尊孔敬儒，“黜异端以崇正学”。 其实要说道教界没人去捧满清的场也不是很准确，根据娄近垣在《龙虎山志》里说，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曾经打算去北方恭迎满人的，不过却被人家怀疑要去福建追南明皇帝，有点弄巧成拙了。好在从顺治开始张天师的地位虽然地位逐渐下降，总算是一直保留着一定的待遇。 顺治尚且有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意识，认为三教都是导人向善的，所以虽然采取了严厉的政策限制道教，甚至可以说离禁教也就一步之差了，但是对张天师还算不错。顺治六年，张应京来北京为生病的皇子祈福，顺治看在天师大老远地来了不容易，再遵照前朝的旧例，敕给他一个“正一嗣教大真人”的封号，而且还赐了枚一品银印，让他管理龙虎山及上清宫等本山的教务，不过剥夺了以前的掌天下教事的实权。 同时，顺治还很严肃地对张应京说，“兹特命尔袭职，掌理道录，统率族属，各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愚民。……尔其中申饬教规，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属，贤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尔尤宜法祖奉道，谨德修行，身立模范，禁约该管员役，俾之一守法纪，毋致生事”。总之你要管好自己，管好教内的弟子，不要试图蛊惑人心，不要把手伸到教外事务上来。 不知道张应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山的，反正是还没到龙虎山就死在路上了。 1655年，五十三代天师张洪任来到北京，为的当然也是讨一个皇帝的敕封，这样才能名正言顺的当天师。顺治还算给面子，不但封了天师，还免了龙虎山的徭役，以后的张天师们虽然也数次进京表示出臣服，但却一直没有收获满清的崇信。 第十六章 当道教遇上满清 3 道友们都知道康熙是个汉学迷，尤其是喜欢程朱理学，对佛教和道教却不怎么感兴趣，宗教政策无非就是沿续顺治旧制罢了，相对来说对道教的管理还是更加严格一些。 想当年顺治加封张应京时明确了一品大员的工资标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来觐见讨封的时候，封赏显得很多，比如除了正一嗣教真人的封号外，还加赐了一个“碧城”的号，赏下了乾坤玉剑，送了一套北京二环内的四合院，还亲笔御书了“大真人府”的匾额挂在小院门口，顺便又给龙虎山上清宫写了幅“大上清宫”的匾额。看起来赏赐很丰厚，但是却少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一品银印，也就是说只给张继宗挂了一个虚名。 直到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在加封五十一、五十二和五十三代天师为光禄大夫的时候，顺便才给张继宗封了光禄大夫的官，总算明确了他的正一品的待遇。康熙虽然对道教管理相当严格，但是纵观整个清代的皇帝，他对龙虎山的张天师真的算是挺照顾的。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张继宗再次入朝觐见时死在了扬州琼花观，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承袭爵位，也被诰授光禄大夫之衔。雍正五年（1727年）张锡麟入京朝觐途中，在杭州病逝。张锡麟的儿子张遇隆接任五十六代天师，前面提到过他。由于张遇隆当时还太小，不能袭爵嗣教，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叔叔署理教务，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才奉旨袭爵入觐，带着一块“教演宗传”的匾额回到了龙虎山。 在张遇隆掌教期间，发生了梅毂成弹劾张天师的天师降格事件，后面会讲到，这也导致了张天师降级，也就是从那时起，龙虎山正一道才开始真正的走向了衰落。张遇隆死后，仅被诰赠为通议大夫，此时已经从正一品降到了正三品。 康熙对于龙虎山张天师的优待并不表示他对道教尊崇，对道教的危害认识得相当清楚，在御批《资治通鉴》中康熙对于宋真宗当年动不动就玩下天书雨的游戏很不以为然，说：“天书之丑，人人得而非之”。进而说：“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后竟饿死台城。宋徽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谕吏部官员们说：“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尔等识之。”在《大清会典》中还记录了康熙的这样一段话：“释道二教，亦王化所不废，惟严其禁约，毋使滋蔓。”康熙帝甚至认为“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已经把道教视为了邪教，非常想禁掉了，这些话无疑是表达了清王朝对于宗教的基本态度。 在《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康熙这样说：“今日之僧道，实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盖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养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将此数千百万无衣无食游手好闲之人，置之何处。”显然经历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大清朝已经逐渐改变着四处风烟，到外不安定的局面了，而道教也被打压得只适合“留资画景与诗材”，禁不禁的都没什么影响的地步了。 总体来说，顺治、康熙二帝期间清政府逐渐巩固了统治，在初期的道教的休养生息的思想还是值得推广的，“道法自然，为天地根，老氏之学，能养其根。流而成弊，刑名放荡……”这也是道教没有被一棍子打死的原因之一。 对于黄老之道的认可，这二位皇帝都对《道德经》作过批注，可见还是比较认可这部经典的。但人家心里很清楚，《道德经》是黄老之学，道教是道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黄老之道的确有用的，而道教则是流而成弊，于世无补，所以说道教还是算了吧。 时光荏苒，转眼喜欢结交道士的胤禛接班成为了雍正皇帝，道教迎来了可以说是最后一次转机，可惜只是刹那芳华。 雍正还是胤禛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和道士、和尚们来往，甚至还流传下来不少和这些人交往的诗文。比如有一首《赠羽士》是这么写的： 身在蓬瀛东复东，道参天地隐壶中。 还丹诀秘阴阳要，济世心存物已同。 朱篆绿符灵宝录，黄牙白雪利生功。 一瓢一笠浮云外，鹤驭优游遍泰嵩。 这首诗当然是雍正还没当皇帝的时候所作，可以看出他对道教教义的肯定，对道家的外丹、内丹、符箓等等也是有所了解的，对道士的生活也有那么一点向往。 雍正还写过两首《碧霞祠题宝旛步虚词》，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琼宇璇宫日月长，奇花瑶草总飘香。 琉璃作殿苍龙卫，云雾裁帷青鸟翔。 拂露霓旌珠灿烂，御风鸾驾玉铿锵。 常将天福人间锡，奖孝褒忠佑万方。 这同样是雍正未登基前所作，大概是希望道士们要好好学习，端正三观，爱国讲奉献，为大清统治添砖加瓦。 影视剧中皇子们争着上位的戏码很多，有点实力参加竞争的王府里都有不少狗头军师。据说雍正家里也有一个叫戴铎的家臣，也是一直操心主子的未来，不知道听哪个远房亲戚说的，福建有个世外高人，于是就千里迢迢跑到武夷山找到了在那隐居的贾士芳贾道长。 得知戴铎的身份后，贾道长也不敢慢待，好烟好茶招待着便问来意。戴铎也不遮掩，就是想替主子胤禛问问前程如何。大老远的来了，戴铎怎么也不顺便问问自己的前程呢？只要知道了自己所依附的这位主子的前程就足够了，自己就是大树上的藤，前程如何完全取决于胤禛能不能当皇帝。 当时贾道长是如何算的无从可考，只是非常莫测高深地写了一个“万”字，问什么意思？你猜。 现在看来，贾道长是深知天机不可轻泄、话不可说满的算命真髓。反正这个字不错，怎么猜怎么解都不会出问题。等到胤禛真的成了雍正皇帝，戴铎再回想起这个万字时，噢，当年贾神仙就知道主子未来要当万岁爷的啊，真他娘的准！ 民间关于贾士芳的传说不少，在电视剧里这位也出场过，不过有点反面人物的意思。雍正八年时，雍正病了，应该属于疑难杂症，常规手段怎么也治不好的。于是雍正便在全国寻名医，同时也访高道，看来也希望有道法高深的道士能治病。结果浙江总督李卫向他推荐了贾士芳，而这位贾神仙的确是有水平，雍正的病很快就好了。按理说这是好事，皇帝病好了，贾神仙升官发财，皆大欢喜，可是没两个月雍正就把贾神仙杀了，弄得大伙都有点懵圈。特别是李卫，前几天皇帝批回来的奏折里还说“朕安，已痊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士芳之力所致”，这怎么转眼就把人给咔嚓了呢？ 经过多方分析，有人发现雍正在批阅的奏折中有这么一句话：“一月以来，朕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什么意思？贾神仙有点不知深浅，让雍正觉得自己这病好与不好就是贾士芳的喜好，想让他好就好，想让他犯就犯，自己这一国之老大，却受一个妖道掌控生死，这怎么能忍？这件事的真假暂且不论，这种行事风格倒是挺符合对雍正评价的“雄猜阴鸷”的。 实际上雍正对儒、释、道都挺有兴趣的，也比较赞成三教合一的思路。 娄近垣在《龙虎山志》中称雍正曾经说：“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道家所用经录符章，能祈晴祷雨，治病驱邪，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虽然主要是表达雍正对道教的认同，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雍正对于儒家和佛教的重视。可以说雍正是清代前期几个帝王中，对道教态度最友好的一位，至少能肯定道教的治世上还是有作用的，可以拿过来利用一番。 雍正与佛教界的来往，很大原因是因为康熙。当年和康熙关系紧密的达赖、章嘉等，出入后宫就和自己家似的，而这位二世章嘉和胤禛的关系就是最好的，在交往过程中自然会谈一些佛法之类的内容。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胤禛曾经到柏林禅寺坐禅，至于为什么去那里，熟悉佛教的道友可能有所了解。 柏林禅寺在河北赵县，就是有着名的赵州桥的那个赵县。赵县古称赵州，早在唐代就出了一个着名的高僧，从那时起赵州禅师就出名了。而柏林禅寺早在汉代就有了，金代时更名为柏林禅院，历史是相当悠久了。至今柏林禅寺西北角还保留着当年雍正的行宫，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四合院，当皇帝之前常在这里住，包括后来还安排屠灭江夏镇的年羹尧在这里面壁思过。 胤禛在柏林禅寺住的时候，经高僧迦陵性音的点化而开悟，不过胤禛感觉自己开悟得还差那么点，于是第二年又来开悟了一次。对于胤禛这种亲近佛教的态度章嘉非常欣赏，所以在康熙面前没少说胤禛的好话。 总体来说，雍正在没有当上皇帝之前，还是比较注意与和尚、道士的交往的，各方也都比较注意，生怕有什么不好的名声影响到自己将来争取上位的大事。等到胤禛变成雍正以后，就变得没什么顾忌了。 第十七章 当道教遇上满清 4 没了束缚以后，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皇帝便在圆明园里修了一座广育宫，把碧霞元君请了过来，天天香火供奉。 广育的意思很明显，自然是多子多孙了。据说雍正有过十个儿子，不过早夭的比较多，为了大清的延续，想多生点儿子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讲到了碧霞元君，这里就稍展开一点，多说几句。 碧霞元君在前面没怎么讲过，主要是这位女仙的影响力差不多是从明清才开始显示出来的，以前一直没怎么受到重视。 碧霞元君的道场在是泰山，当地人尊为泰山老母。每到农历四月十八生日那天，各方信徒都会来上香。为了显示虔诚，很多老头老太太都是提前一天背着香烛开始上山的，累了就坐在台阶上歇会，也是泰山一大景观。现在民间信仰里有“北元君，南妈祖”之说，说明这位女仙在北方的影响力之大。 又想起来很久以前的一个新闻。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曾有个小新闻，规划建设水立方的地方有一座明宣德年修建的北顶娘娘庙，乾隆年间重修过。当时就是为了保护这座古建筑，经多方研究后决定把水立方向北移了一百多米，就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今天去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里还能看到这座有幸被保留下来的小庙，小庙里的神仙北顶娘娘实际上就是碧霞元君。 有些道友可能不知道北顶的意思。清末震钧写过一部叫《天咫偶闻》的书，里面有这么一段描写：“盖北方多山，庙必在极顶，因连类而及，谓庙亦曰顶”，而这座小庙又在老北京的北边，自然就有了北顶这个名字了。 实际上明代北京共建了五座碧霞元君庙，分别位于东、西、南、北、中，也就是五顶小庙，由此也说明了这位碧霞元君在北方人的心目中还是挺重要的。 碧霞元君就不再多说了，再简单说说妈祖，因为在清代以前，这二位本来一南一北没什么关系的，到了清朝两位女仙却由于封号的原因产生了关系，甚至出现了泰山神女和湄州妈祖共享碧霞元君这个称号的现象，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也算是独一份了。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最早说妈祖和碧霞元君有关系的是清初汪楫的《使琉球杂录》，这部书在康熙二十三年成书。书中汪楫称他在1682年的时候在杭州孩儿巷天妃宫偶得了一部《天妃经》，而这部经书里面说崇祯曾经封妈祖为“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而且后来又加封过一次，成为“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这部传说中的《天妃经》谁也没见过，后人猜测这部经书很可能是某位信徒自己搜集整理了一些东西然后出资印了那么几本，恰好被汪楫所获，所以汪楫所说的这些暂时还没有办法考证真伪。 目前可以考证的是明代的确封过妈祖，而且是封过两次。一次是朱元璋在1372年封的“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另一次是朱棣在1409年封的“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除了这两次以外，还有一次是崇祯十七年加封的“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安定慈惠天妃”。可以看出，这三次有记载的加封妈祖，都和碧霞元君不沾边。总之，目前还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说崇祯敕封过妈祖为碧霞元君。 实际上话又说回来了，这二位女仙的身份和地位差距还是很大的，碧霞元君是主神一级的，地位是极高的，而妈祖的地位则要低很多，只不过就是凡尘俗世中的一位水神罢了，就好像《西游记》里玉皇大帝和土地爷之间的差距一样，这在圈内圈外谁都知道，要想胡乱封妈祖也不太可能。 如果确实想抬高妈祖，道士们可能会有意识把二者联系起来，所以在康熙年间的《历代神仙通鉴》中就说由于妈祖在明朝几次被封为天妃，所以修成了正果，成为碧霞元君，这里显然是把碧霞元君当作了一种神仙的等级而不是指的泰山那个女仙了。 道光年间，李涵虚（后面专门要讲他）在《吕祖全书》中也说天妃妈祖实际上是麻姑的化身，因为功德圆满，证位碧霞元君，显然是沿续了《历代神仙通鉴》的说法。福建一带则有临水夫人陈靖姑就是“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的说法。 总之，从明代到清代，妈祖和碧霞元君的互认的情况非常多，以至于有很多专业水平不高的道士都分不清楚怎么回事，更不用说民间百姓了，慢慢地，很多地方就认为二者就是同一个神仙，于是也出现了乾隆、嘉庆都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的情况，道友们心里有数就好。 言归正传，接着说雍正。 雍正本人不但精通佛法，他对于道教的很多理论同样是很精通的，而且还非常相信，尤其是对张伯端的南宗内丹理论更信服。雍正说：“紫阳真人所着《悟真篇》，不特为道教真诠……朕心深为悦服”，还亲自把张伯端的一些东西专门摘抄下来，收录进了《御选语录》中。 有一次雍正研究完《悟真篇》以后有点困意，便小憩了片刻，结果还做了个梦。梦很简单，有个自称天台的道士来找他，说自己的道观被人占了，现在也没地方住了，很苦恼，麻烦皇帝能不能过问一下，给安排个地方住。 雍正醒来以后挺重视，因为自己天天研究紫阳真人的书，张伯端不就是天台那里的吗，所以这个托梦的道人会不会就是张伯端呢？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给浙江总督李卫安排了一个秘密任务，说浙江是你的地盘，你抓紧时间安排得力手下去寻访张伯端的旧址，看看有什么情况，早点汇报。 不久雍正就收到回报，说天台山桐柏宫多年前就被地主恶霸占了，里面道士诉讼多年根本没人搭理，另外台州府紫阳真人的旧址也都破败了，还被元坛庙占了不少地。 结合自己那个梦，雍正便确定了那个托梦的道士必是张伯端无疑了。恰好有懂事的大臣送上折子，折子是不是李卫上的没细查，估计差不多，大概意思就是说紫阳真人显圣，说明皇帝您也是有大法力的人，颇有振兴千古伟业的功绩，建议重修台州紫阳楼，恢复旧貎，再修一座悟真桥、立一座悟真坊。 雍正欣然同意，一系列操作执行下去： 雍正十年派工部主事刘长源亲自去张伯端故居璎珞街督建紫阳道观，由道士陆宾阳主持具体的修造事宜，同时又拨专款修缮天台山桐柏宫。 雍正十一年加封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 雍正十二年（1734年）二月紫阳道观落成，第二年三月雍正御笔亲作一篇《道观碑文》，勒石立于正殿后。石碑现保存临海博物馆里，有缘的道友可以去欣赏一番。 桐柏宫的工程完成以后，雍正又亲赐“桐柏崇道观”、“万法圆通”两块大匾。 至此，雍正感觉总算是完成对张伯端来托梦的交代。 雍正不但在圆明园里修了广育宫，从1730年开始还搬进了圆明园，原因是园子大，又清静，适合自己养病，当然也方便炼丹嘛。 当时负责人掌管炼丹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两位道士，需要什么东西自然是他们说了算，据《活计档》记载，1731年雍正开始炼丹，先后用煤约192吨，炭42吨，其他的铅、铁、铜、硫黄等等不好计数，肯定是用的也不少。这些炼丹用的材料每年分三十次左右送进园子，平均半个月不到就一次，说明当时炉火不断，炼丹事业坚持得不错。 炼丹的力气活儿估计不用雍正亲自上手，自然有两位道士带领一干弟子做，不过雍正对于炼丹并不是外行，这位除了有早年研究道经的基础以外，尤其是《悟真篇》学习也有了感悟，比如他写过一首《烧丹》诗，是这样的：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 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 您看看，这可不是简单的内行能理解这么深的，这分明就是炼丹界专家一级的水平嘛。 每当辛苦炼出了金丹，除了自己吃以外，体恤下属的雍正还经常赏赐给大臣们吃。仙家丹药当然不可能谁都有资格吃到，必须是有功劳的或者是雍正喜欢的人才行，比如雍正在批完了田文镜的折子后，想想这老家伙忠于 大 清，又是搞摊丁入田，又是搞士绅一体纳粮的，今天刚好出了一炉新丹，还热乎着呢，赏他一枚吧。又怕他不当回事，于是就在折子上写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 其实通过这几句话也可以看出，这位多疑的皇帝对丹药还算是内行的，按道理也不应该糊涂得沉迷进去，难道真的是被长生迷住了双眼？ 据《活计档》记录，园子里最后一次进货的时间是1735年八月九日，其中有黑铅200斤。到二十一日就传来消息说雍正驾崩，至于怎么崩的没人说，成为了清宫一大谜。有人猜是遇刺，有人猜是暴病，有的史学家则推测这位皇帝也是乱吃东西吃死的，什么东西？别的不说，仅天天用那么多铅怎么可能活得长。 第十八章 当道教遇上满清 5 在整个道教发展史中，道教从明、清两朝开始进入衰退期，乾隆时代则是这一阶段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很多网文作者有一个很相似的观点，他们对历朝初期的那些盛世、某某之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朝人口数量减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再分配，所以只要无为而治就会国富民强了。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所谓的康乾盛世并不是满清人有多高的内政水平，到底是不是如此就不多研究了，不过有一个事实却不能否认，就是当时的君主专制程度几乎达到封建社会时期的巅峰，特别是到乾隆统治时期，这可不是无为而治就能做到的。既然是专制程度高，对于道教的管理自然也不会松弛，专制的结果使道教从那时起便一蹶不振了。 影响乾隆对道教的态度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信仰佛教。 乾隆和三世章嘉从小就在一起玩，一起长大，二人关系非常亲密。登基后，乾隆对章嘉同样非常照顾，比如乾隆九年（1744年），专门把雍王府改成雍和宫，作为皇家直属的喇嘛庙，同时还派了大臣专门负责管理，俨然成为了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中心。 乾隆信仰藏传佛教，便在宫里装修了不少佛堂，比如养心殿里就有一座，方便自己随时随地烧香礼佛。当然了，宫外也得有寺庙，包括弘仁寺、阐福寺等都是皇家专用的藏传佛教的寺庙。另外乾隆还看了很多佛经，并且安排人把藏文的经书翻译成满、汉两种文字，着实为藏传佛教的传播做了巨大贡献。 去过清东陵的道友肯定进过乾隆的裕陵地宫，那是被人赞为地下佛堂的陵寝，从第一道石门往里，水平墙、券顶上全是藏文、梵文的佛经，处处显示着这位帝王对藏传佛教的虔诚。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正式接受了三世章嘉活佛的灌顶，从那以后就有点膨胀了，当然也可能是真的开悟了，总之是感觉自己佛法实在是太精深了，已经达到宗师的境界了，甚至还说自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转生这一世就是“转轮圣王”。道友们可想而知，一个如此痴迷佛教的皇帝对道教会有什么态度呢？ 另外，乾隆比较重视萨满教和满族人传承下来的其他宗教信仰，因为这些对于族内的团结友爱还是挺有用的。比如他曾经安排庄亲王允禄等人把满族的各种祭祀仪式、祝辞、服饰等等全都整理了出来，1747年集成了一部《满族祭祀仪式大典》。书成的时候，乾隆不但亲自给书定名，还亲自作序，命令用满文印刷，显然对其代表的民族价值非常重视。 时间先回到雍正暴毙那一年。 1735年八月雍正驾崩后，当时的大事小情都需要乾隆操心，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却下了这样一道口谕：“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 意思很简单，是说我听到了外面有一些流言，所以要为老爸辟谣，澄清一下。我老爸雍正帝当年根本就没有吃什么丹药，更没有天天炼丹不务正业，至于西苑的那个丹炉，那是他老人家工作累了以后用来消遣娱乐用的。另外还有人传言雍正养了很多道士，也是为了帮他炼丹，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雍正心目中的道士就是一些不务正业的市井无赖，怎么可能供养他们呢？ 无论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乾隆怀疑雍正是吃丹药中毒死的，所以，他马上就处理了那批参与炼丹的道士，还不错，没有把他们推到菜市口砍了，而是教育、警告了一番，下过封口令，就是禁止乱说雍正的坏话后全部赶跑了。 其实乾隆自己也应该清楚，再掩饰用处也不大。别人传言雍正炼丹吃丹，这个你可以否认，但是雍正时不时的就赏赐给大臣几颗丹药，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总没办法掩盖吧，而且那首流传出去的《烧丹》诗也是白纸黑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首诗写得还真不错。 所以乾隆这么着急想掩盖，反而令人更加怀疑雍正的死因，您想，这位从小就和佛教关系亲密，自称菩萨转世的皇帝，对道教怎么可能会有好印象。 还有，前面讲到过那些民间的宗教势力在乾隆期间同样没有安稳多少。比如1774年发生过山东清水教起义，1786年有天地会起义，这个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这些和宗教有关系的起义使乾隆对于宗教，特别是一些巫祝类的民间信仰越发警惕，也越发反感，限制甚至打击也就正常了。 当然，乾隆本身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是脑袋一热就会冲动的人，不会对道教施行过激的政策。在农耕社会，乾隆最重视的自然是农业，对于那些既不上税又不出徭役的道士非常有意见，特别是这些人还不劳动，又讲究吃穿，据手下分析说至少需要三个勤劳的农民才能勉强供养一个道士，当然和尚也一样。于是乾隆扳着指头算了算账，最终得到了一个结论：少一个和尚或者一个道士，不但增加了一个农民，同时还解放了三个农民，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原来可以增加这么多劳力啊。慢慢限制道教发展，还能增加劳动力，完美。 当然，乾隆的这个思路也不尽对，就如同现在的社会，大量的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群也是社会发展离不开的。在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封建社会，宗教是民众们重要的精神食粮，不能只重视创造实物价值的行业而看不到从事精神粮食生产的人群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得抓才可以。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反正乾隆是清初几代帝王中对道教限制最为严厉的一个，具体都有哪些限制，先从前面提到的天师降格事件说起吧。 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曾经专门就道教的活动限制问题开过会，当时的决议是限制道教只能在龙虎山一带开展活动，其他地区则禁止传教。 乾隆七年（1742年）张遇隆进京朝觐，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接任天师的事情需要和乾隆说一声，顺便得到皇帝的正式加封。张天师平时在龙虎山上一住，存在感本来还是挺低的，很多朝廷大员平时都想不起来他，可是张遇隆这次一来，却让鸿胪寺卿梅瑴成注意到了，于是便给乾隆上了道本子状告张天师。 梅瑴成字玉汝，安徽人，梅文鼎的孙子，祖孙两个名气还是挺大的，属于典型的儒家官僚，瞧张天师不顺眼太正常了。 告状信的原话就不引用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天师也好，道士也好，都会一些祈禳驱邪，画符捉鬼之类的专业技术，让他们凭这些本事生存发展还是可以的，但是让一个江湖道士和我们这些儒门大臣们一起参加如此严肃、正式的朝会，参与商议国家大事，这风格也不搭嘛。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道士的品级还不低。 可以理解，在这些十年寒窗苦读，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过来，再进翰林院或者到地方慢慢熬资历升上来，胡子都白了才能在朝堂上有个位置的士人眼中，一个道士凭什么就和我一样，甚至品级还比我更高？ 乾隆想想也是这个理儿，正好张遇隆来了，于是就很正式地对他说：“以后你不用年年都来了，路挺远的，又没有飞机、高铁，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来了也没什么正事，以后就三年来一次吧。”其实乾隆主要是想说，你别没事总来北京晃悠了，没看到那些大员们看到你眼睛红的都跟兔子似的了？ 事情到这还没完，1747年，想想那个讨厌的张天师又快来了，梅瑴成又给乾隆上了个折子，直指张天师的品级待遇过高的问题，认为张天师天天整些没用的旁门左道，凭什么给他这么高的待遇，应该降级降品。 于是乾隆又接受了这个建议，命礼部把张天师从正二品降到了正五品，银印也没收了。 由于梅瑴成的几次出手，对龙虎山打击有点大了，面对这种局面，张遇隆也是心急啊，吃不下，睡不好，起了满嘴的水泡。就这样熬了二十几年，龙虎山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天下大旱，每逢天灾必定是道士出手的好时机，就算乾隆不怎么待见道士，还是被迫请来了张天师，对了，此时已经是五十七代天师张存义了，举行祈雨大醮。 万幸这次祈雨很成功，总算让乾隆对龙虎山有了点好脸色，不但把张存义升为了正三品的通议大夫，其他奖赏也不少，要知道在最落魄的时候，张天师的品秩比娄近垣还低。而娄近垣只不过是龙虎山上的一个法官，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所以这次升官，对于张天师来说真是去了一块心病。 可惜好景不长，乾隆五十四年的时候，乾隆又对张存义说，你以后别再三年来一次了，五年来一次就行了。 乾隆对于龙虎山总体上还算是有些优待的，当然了，对张天师的这些恩遇并不表示对道教的政策发生了改变，有人说乾隆对于张天师这种态度是清代儒、道之争的一种反映，感觉说的很有道理。 第十九章 当道教遇上满清 6 前面讲过神乐观，这是朱元璋为管理国家祭祀、典礼而成立的一个机构，由于道士在斋仪方面比较专业，所以在里面上班的有很多道士。不是说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嘛，古人哪有不信天不信命的，而敬天啊、祭祀啊之类的就显得特别庄重，也比较神秘，所以神乐观的成立为道士步入官场开了一道方便之门。 清初时神乐观还在沿用旧制，满人皇帝想学汉人，礼乐方面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还有点高深，暂时弄不懂就没有过多插手，里面依旧有道士按时上班，有事的时候一般也是道士主持，他们的待遇和普通官员也一致。 到乾隆七年（1743年）时，乾隆开始对神乐观进行改制，里面的道士全部被清退了，留下来的乐官们也被要求保证不信奉道教，否则也会被辞退。经过这次重组，神乐观里最终留下了480人。 不久，在太常寺的主导下，神乐观又经历了一次去道教化，里面的天师、文昌之类的神只全被请了出去，并且具有道教色彩的印信、官职名称等等也全部被取消重新设计，可以说彻底抹去了道教的痕迹。哦对了，神乐观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个道观，所以被改成了神乐所。 对神乐观的改变表明了一个负责国家祭祀、礼乐的重要部门完全和道教脱离了关系，在体制上和道教划清了界限，成为了一个国家体制内的普通部门，道士们再也不可能通过神乐观这条终南捷径进入官场了。 接着，乾隆进一步加强了对道士的统一管理，管理机构沿用明朝旧制，中央设道录司，归礼部的祠祭司管理，大领导就是司长，下面设八位管事，分别是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灵和左右玄义，具体负责各项管理工作。府一级则设置道纪司，里面设有从九品的正副都纪各一位，州一级则设置道正司，里面有道正一位，县一级则设置道会司，里面设有道会一位。注意，这些是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官员，并不是道教机构，里面上班的也不是道士。 另外，乾隆专门为龙虎山安排了一位提点，辅佐张天师管理道教事务，当然也算是朝廷对龙虎山的一种监督。 通过这种从上到下的分级管理的体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把全国的道士们管理起来了，而且是把道士完全从体制内剥离出去，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理。 制度有了，管理机构也有了，接下来是房地产方面的政策。 顺治时期对现存的宫观并没有特殊的政策，总体上是保护为主，承认道士对这些房地产的所有权，不过对新建、扩建有比较严格的管控。 乾隆接班后对建新寺观的管控更加严格，规定只允许修修补补，坚决不允许新建。之所以这么规定，原因是乾隆总感觉民间有一股喜新厌旧的不良风气，很多旧的寺观实际上还可以用一百年呢，就是因为小或因为旧了就想推倒新建，这是对土地和财富的巨大浪费。 另外，乾隆还怕道士们借着修补道观乘机敛财，特别是那些较大的敕建宫观，如果有修缮的工程，必须要派地方官员去监管。比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丫髻山玉皇阁重修的时候，乾隆就派人去当监工。 对于新建寺观的问题，虽然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但是事无绝对，所以乾隆要求地方官府要把好关，要严格审批。 当然了，乾隆的想法是不错，不过下面人执行得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到了乾隆八年，干脆就正式下令禁止新建道观，这个禁令对佛、道二教，特别是对道教的发展影响还是相当大。 如果说上面这些还只是限制道教的话，那么度牒的管理对道教的发展影响就大了。 从顺治后期度牒的管理就越来越严格，对于没有度牒的僧、道原则上要求回家种地，直到雍正时期，宗教管理的政策一直比较稳定，度牒发放的也不多。 到乾隆时期，度牒管理进一步加强。乾隆认为和尚道士们天天躲在深山寺观里，大门一关，谁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万一藏污纳垢、伤风败俗怎么办。还有更可怕的，要是聚起一帮子绿林好汉，行反清复明之事怎么办，这些都得提高警惕，得提前预防，得好好管理，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控制道士的人数，越少越安全。 最初，乾隆规定，除了龙虎山张天师可以发一部分度牒以外，不管哪个门派，想当道士必须得到官府申请，经过严格政审，祖宗八辈都要查个底掉才可能给你发证。至于想弄个假证，悄悄地出家，那是犯罪，有胆你就试试看。 乾隆二年，又开始实行度牒管理的保甲制，这招就厉害了，想出家就要有知根知底的人给你担保，出了事要受牵连的那种，所以没有把握谁会给你担保？这样不但进一步加强了道士的管理，还增加了出家的难度，希望出家的人会少一些吧。 如果一套流程走下来没有什么问题，道士终于拿到了这张朝思暮想的度牒，从此就正式成为有身份的人，这里友情提醒：注意千万要小心收藏，勿使遗失，这东西可比现代人的身份证重要得多。 政府同时要把道士造册，各地逐级汇总后交到省督抚老爷手里，在乾隆想来，这是一套相当完美的流程。 看在龙虎山的面子上，乾隆同意正一道士由龙虎山自己发放度牒，当然数量是有限的。这项优惠政策却没有给北方的全真教，想报名参加全真教的人也需要经地方官府批准办手续。由此可见，全真教的地位显然比正一道差了不少。 事实上，乾隆还是想得有点简单了，因为再完美的想法都过不了江湖这一关。这套度牒的管理制度从开始执行的那一天起就被下面人各种操作，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演绎得那叫一个精彩。四年以后，乾隆拿到了一份统计报表，一看吓了一跳，全国共发放了三十多万份度牒，准确数字是份，这和自己预想的千八百的数差距有点忒他娘的大吧，原谅乾隆爆粗口，因为下面人简直是不拿皇帝的命令当回事嘛。 于是乾隆又想了一个办法，决定施行师徒传牒制，也就是说徒弟是没有度牒的，只能等着继承师傅的遗产，政府以后就不再发放新度牒了。 在乾隆想来，这样和尚、道士的数量总不会再增加了吧。这个政策推行下去以后，乾隆很期待自己这个英明的想法到底效果如何，更想知道和尚、道士每年能减少多少，于是就很期待地要求各地督抚及时统计上报。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经过手下多名高级会计师的统计分析，令乾隆欣慰的是，从数字上看，各地上报的僧、道数量的确是在减少，当然这只是纸面上的数字游戏，实际上是多了还是少了乾隆心里也多少有点数。 后来乾隆也想明白了，政策总归是要手下人去执行的，最难猜的就是人心嘛，所以说有人就有江湖，在处理这个有千百年历史的宗教问题上还是要更谨慎一些，否则就可能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为了社会的稳定，乾隆最终也转变了思路，决定缓慢推进，首先要保证和尚、道士们老老实实地呆在寺庙宫观里，不要出去四处搞事，其他的来日方长。 等到了乾隆后期，由于国富民安，社会安定，乾隆也就慢慢地不再把和尚、道士的这点小事儿放在心上了，甚至感觉以前过多重视处理那些事情有点过于敏感了。感觉这也是乾隆的一种极度自信的表现，自信这些人不会掀起什么风浪了，就算有什么情况发生了自己也可以谈笑间潇洒应对。 从此，严格的度牒制度也就逐渐废弛了，不过那时候真正有度牒的道士已经很少了，以至于各地官府想找个道士出任道官都找不到人，于是就有人建议补发一些度牒。有赞成的自然就有反对的，反对方说有度牒的道士是少了很多，不过私下里出家的和尚、道士加一起恐怕都有几百万了，那么发多少张才合适？另外就是对于有本事的道士来说，有没有那度牒也没什么大关系，政策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就别改了吧。 乾隆想了想，度牒制度对于宗教管理、限制取得了成功，也完成了使命了，以后就不限制了，谁愿意出家就出家吧。 到嘉庆登基以后，以尊儒重孔为中心的国家各项制度已经成型，不需要有过大的改变。嘉庆也比较稳重，继续沿着重视封建礼教，极力抬高孔子地位的道路砥砺前行，声称自己要以文教治理天下，要以孝治理天下，至于佛教、道教，哪有心思管它们，只要是不闹事，不添麻烦，在民间自己发展就行了。 此后的皇帝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哦对了，道光年间，龙虎山的五十九代天师张钰曾经收到过一封挂号信，信是皇帝派人送来的，张钰心血来潮，感觉不会有什么好事。果然，皇帝敕令说：“停其朝觐，着不准来京”，这意味着龙虎山彻底失去了接近皇权的机会，想要恢复以前的荣耀，难度系数不知道高了多少了。 不算努尔哈赤、皇太极这两位，顺康雍乾嘉这五代皇帝对于道教都谈不上崇信，虽然出于政治目的或者个人的喜好对一些道士有所宠信，但是从本质上说对道教都非常警惕，甚至有很大的偏见，总体上也是以限制和打压为主旋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于宗教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道教的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也就不再值得皇帝去关注了。 第二十章 龙门半天下 上 讲完了明、清两代皇室对道教的态度，按惯例下面要讲一些主要的人物，接着清代皇帝的话题，先讲一讲几次提到过的王常月和娄近垣，这二人一个是全真道士，一个是正一道士，正好代表了南北两大正统道教门派的现状和未来。 就是在正统道教日益势微的严峻形势下，全真龙门派却出现过一次短暂的中兴，而这次中兴的主角，第七代律师王常月被后人称为“中兴之祖”。 姓名：王平，法名常月，号昆阳 籍贯：山西潞安长治县 出生时间：1594？ 去世时间：1680 主要贡献：重整全真龙门戒律，中兴龙门 主要着作：《龙门心法》（又名《碧苑坛经》）、《钵鉴》《初真戒律》 据弟子闵一得（后面要单讲）在《金盖心灯·王昆阳律师传》里面说，王常月本名叫王平，家境还不错，父兄都是向道之人，没事的时候经常和一个叫做张麻衣的道士喝茶聊天。 有一次王平得了个怪病，幸好张麻衣显露了一手高深的道法把他治好了，随后张麻衣也离开不知所踪了。 由于受家庭熏陶，加上这次生病看到了道法的神奇，王平幼小的心灵中对道教充满了向往。等到十几岁能够自立以后，王平便迫不及待地离家寻找张麻衣，在他心目中，这位张麻衣就是一位得道高人，就是他未来的师傅。 这一找就不知道多少年，风霜雨雪，艰难险阻，王平丝毫没有动摇。 这一年王平来到了王屋山，忽然心有所感，果然在山中遇到了一位高人-龙门派第六代律师复阳子赵真嵩。 几年在江湖上行走，王平早已经不是当年纯真少年了，也知道了江湖上的各大门派及前辈名宿，当知道了赵真嵩的身份以后，自然知道这位的水平或地位并不在张麻衣之下，便诚心拜见，请求收入门墙。 事情自然不会这么简单，古人看重师徒关系甚至超过父子关系，双方都要非常慎重选择，面对莫名其妙出现就要拜师的王平，赵复阳非常坚决地说：“no，我们没有师徒的缘分，你下山去吧。” 王平却下定决心非要拜师，于是就在附近找了个山洞住了下来，饿了就去拣点松籽，渴了就喝口泉水，然后就守在赵复阳的门外，摆明了不收下我我就和你耗下去了。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本来以为没什么希望的王平忽然看到山下来了一个人，走近以后才发现竟然是苦寻几年没找到的张麻衣。原来张麻衣和赵复阳这二位本就是好友，而王麻衣算到王平前来拜师遇到麻烦，特意赶来成就这段师徒缘分。 在张麻衣的撮合下，赵复阳才算收下王平，并且给他起了法名常月，传下些全真经书，并语重心长地嘱咐说：“成道甚易，然亦甚难。必以苦行为先，种种外物，切须扫除。依律精持，潜心教典，体道德自然之元奥，探南华活泼之真机，方为稳当。汝大器当晚成。” 跟随赵复阳潜心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王常月便下山四处云游，搜览三教经书，每遇高人便虚心求教。在外云游的八九年间，王常月拜访过二十多位名师，与五十多位同道探讨过道法，自觉有所收获，但总是找不到自己的道。 后来王常月听说湖北九宫山上异人很多，于是在崇祯元年（1628年）来到九宫山。开始时在山里转了好久也没有发现一个高人，这天已经来了九宫山的最深入，看到了一人独坐，走近才发现原来就是赵复阳，大喜。 赵真人是专门在这里等他的，问了问这十年是否有所收获，王常月说：“玄风颓敝，邪说流行，罹诸艰苦，徒增浩叹”。 赵复阳一听感觉时机已成，弟子心性、学问及道法也累积够了，眼界也锻炼出来了，可以交付大任给他了，便传下天仙大戒，说：“以前我们全真一脉就在单传秘授上吃了大亏，以至于道法不能广行，所以现在我们道门威仪在江湖上几乎没人知道了，更不用说我们的戒律了。重振全真的大任，以后就全靠你了。” 从此，王常月先是在华山隐修了几年，然后和师傅一样开始行走江湖，求仙问道，由于严于律己，兼之道法高深，逐渐在江湖上有了名气。 一晃二十多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常月来到了北京，挂单在灵佑宫。听说祖庭白云观因战乱已荒败，便专程前去，也想瞻仰一下丘处机祖师的遗蜕，结果当真的看到龙门总坛破败不堪的样子时，心内五味杂陈，独怆然而涕下。 费了老大工夫，前前后后找了又找，终于在荒草掩没的一间破殿里王常月看到一个老道士。可怜这老道士瘦得都没人形了，二人略一攀谈，得知此道士姓俞，而且还没有道籍，仅是一个居士，相当于临时工，因为无父无母、无儿无女，还无家可归便住在了这里。王常月听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堂堂北方第一大派，想当年是何等风光啊，如今祖庭的草都能埋人了，于是留下来自己封为方丈，决心重振龙门。 经过仔细分析以后，王常月理清了思路：如果想要让龙门派重新振作起来，恢复以前的辉煌，必须要得到清廷的认可。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皇帝不喜欢全真教，怎么才能让他重新喜欢上龙门派呢？ 显然，原来的全真教是不可能得到皇帝的认可，否则白云观也不会破败得可以直接当外景拍《聊斋》了，所以必须得改革，而改革的方向王常月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最可行的道路，那就是从戒律入手。 道教衰微的根本原因，就是戒律的威仪不在了，不但民间百姓不知道了，就连门内的道士们也不知道了，这是王常月多年行走江湖的切身感受。如今，真正懂道教、研究道教的人越来越少了，偶有几个想振兴道教的也是眼高手低，怨天尤人，他给这些人总结了八个字：“不能度己，只要度人”，就连自己都做不到，还想让别人做到，这怎么可能，还是哪凉快去哪吧。 先度己实际上是王常月能够或希望重振龙门派的基础，自己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撑起道教这片天空的，必须有大量的人才，真正可用的人才，所以要先把门内道士们的素质提高上去才谈得上其他。 分析了道教自身的不足和劣势，明确了今后的道路以后，王常月开始闭关潜心整理理论，广泛吸收、附会了儒家和佛教的长处，完善龙门派的教义。王常月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为道教争取到各方面的认可，在他的《龙门心法》中处处可见通篇引儒释的经据儒释的典籍，全是圣人教诲和佛门妙理。比如“儒门曰：‘称齐家，而后可以治国’，齐家犹人道，治国犹仙道……”，“释氏曰：‘须尽凡心，别无圣解’，这凡心乃三纲五常之理，如依此行完，即人道全，而修仙不难矣……”。再如：“见圣贤仙佛之心，明圣贤仙佛之理，司圣贤仙佛之法，行圣贤仙佛之事，成圣贤仙佛之身，远离旁门左道……”。 通过整理归纳，王常月设计了三大戒律，即初真戒、中极戒和天仙大戒，称三堂大戒或三坛大戒，打算用它来全面提升龙门派综合实力，也成为了后世全真教传戒的最重要的内容。 也真是难为这位王道长了，为了正统道教的发展，为了得到皇权的认可，为了龙门的生存，真的是精研儒、释，想方设法地把修仙和治国联系到一起，仅就三教融合方面的研究，最高个人成就奖颁发给王常月才公平。 当然，透过现象看本质，王常月实际上是在混同三教，只是为了借壳上市，纯利用儒释来发展道教。 王常月认准了持戒这条路以后，也就有了方向，只要戒行精严，降心顺道，忍耐行持，一丝不离，始终不变，穷困不移走下去就行了。如果再简单点说，王常月认为今后的修道就是四个字：“依戒修行”。 三大戒律的第一部分《初真戒律》，是初入道门的受戒，内容从三皈依戒、积功归根五戒到初真十戒，制外六根，教人拘制色身，不许妄动胡行一路下来，虽是入门戒律，但内容已经是相当多了，或者说是极多了，比如出入、事师、视听、言语、饮食、出行、听法、作务等十三种威仪，以及入戒要规、各种咒语、戒条等共二百多条，而这仅仅是新手村里要完成的，毕业以后才算是一个初步合格的道士，对了，有个名字叫妙行师。 中极戒又称为“太上老君中极三百大戒”，也就是说有三百条戒条，这就不是《初真戒律》的内容了，而是王常月从太上老君的《中极上清洞真慧观身大戒经》中整理出来的，分为上元、中元和下元三品。这一阶段要扫内六尘，是教人如何降伏幻心，避免妄想胡思的，持戒的道士称为妙德师，相当于大学毕业，可以到一般小道观里当个主持、方丈独当一面了。 天仙大戒则是龙门派的至高戒律，全称是“三坛圆满天仙大戒”，包括《智慧上品大戒》《玉真宫大戒规》等五种戒律，使三身解脱、八识消亡，九难十魔不敢侵犯，教人解脱真意，不许执着粘缚，修行圆满后就称为妙道师。 只有授过三坛大戒，一般还得是天字第一号的戒子，并且要德勤能绩全优，才有资格担任传戒方丈，再配合监坛、证盟、保举、演礼、登箓、提科、引请、纠仪八大师，一起完成传戒仪式。 无论如何制定戒律，道士归根到底还是追求自身的修炼，最终目标还是求得长生久视，所以王常月的戒律不但是想对龙门派进行改革以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最终还是要通过持戒达到修行的目的，这同样是他的修炼的心法。 王常月的戒律吸收了佛教的戒律达到修心的目的，他把三坛大戒与戒、定、慧对应起来，初真戒是个戒字，中极戒是个定字，天仙戒是个慧字。王常月告诉我们，想当年我们的天尊老祖宗就是因为慈悯众生才传下了戒、定、慧三戒，教给了众生降伏身、心、意的无上功夫，我们才有机会超脱凡尘，成就金丹大道。 王常月提出的全真教性命双修的功法完全打破了道教的传统，突破了道教的固有体系，使龙门派的修炼通过持戒走进社会，展示给了清廷和世人，开创了一条通过自律修炼到至高真性的道路。王常月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暗合了龙虎山张宇初的《道门十规》的主旨，二者对道教走进社会，推动道教世俗化的影响相当深刻。 第二十一章 龙门半天下 中 在潜心制定戒律的同时，王常月利用自己多年行走江湖闯下来的名望积极与清廷接触，推销自己的新思想，结果还不错，成功取得了顺治皇帝的认可。这就说明了他选择的这条道路已经正确了一半，下面就要看是不是能够被社会接受，得到弟子们的认可了。 万事俱备，王常月先和顺治帝通了声气，说我要开坛传戒，推行新教规了，顺治还挺给面子答应了。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五年、十六年，王常月先后三次在白云观开坛讲法传戒，会上大谈龙门玄风，大讲持戒的重要性，“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盛况空前，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据弟子们后来说，三次传戒不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更为重要的是每次活动都收到了顺治皇帝赐下的紫衣，这为王常月，为传戒大会增加了无上的声望。 不过正史中并没有记载王常月传戒受到顺治支持的记载，所以这三次所谓的盛大传戒活动一直有很多人表示怀疑，通过一些文献分析，这几次传戒活动也许有夸大的部分存在，举办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北方事业发展、巩固了几年以后，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王常月带着詹守椿，邵守善等弟子南下，到了正一道的势力范围的南京、杭州、湖州、武当等地开坛授戒，同样是应者云集，来捧场的很多，而且其中不乏志在反清复明的“逃道”儒士、义士。这些遗老遗少的加入，给王常月带来了丰富的诚心正意这类儒家思想，对王常月进一步完善道、经、师三宝理论有很大帮助，能够进一步向清廷凸显龙门派在调和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方面的作用和价值。 此次南行，王常月的戒律更加完善，特别是他在南京碧苑等地讲解完《心法正言》以后，被弟子及后人们记录、整理辑录成集，命名曰《龙门心法》，共计22篇，四万八千多字，成为后世龙门派重要的一部经典。注意，《龙门心法》于道光年间被重新编刻时更名为《碧苑坛经》，二者是相同的。 这部书阐明了王常月复兴全真的宗旨，分析了龙门派的弊端，提倡实践功行，点出修炼应该以修不死法身为第一要务，引入佛教的戒、定、慧三字总摄持戒真功，以精严戒行为先，以明心见性为主，受三坛大戒，皈依三宝，修成人道才可以去度化众生。 戒是《龙门心法》中极重视的，但并不是王常月发明创造出来的，戒一直是道家极为重视的，戒就是降魔杵，是护命符，是仙丹宝符，戒还是天上的禁约，是三清祖师定的科条，哪个敢不认真学习，小心行持啊。只不过是随着道门势微，戒律逐渐松弛，所以说《龙门心法》对全真教，对整个道教的影响都是极为深刻的，全真教的教义从以前的重视丹法清修转变为重视严持戒律、遵守伦理，提出来道德才是成仙的根本这一思想，不再一味求肉体长生，也不再单纯炼精化气，更不用坐那画符，发于真性，开悟本心才是重点。 随着各地开坛传戒的成功举办，王常月的理论逐渐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研究它，特别是圈内人对它评价非常高，有人说它：“精粗毕具，内外交修，诚求道之阶梯，修真之捷径，果能身体力行，自可直窥奥妙”。 《龙门心法》共二十二讲，包括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源、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净身心、求师问道等等，限于篇幅，下面简单讲讲开头部分，更多的内容道友们可以找找这部经书自己研究研究。 为了让那些劣根浅智的人也能够悟真经，加入龙门大家庭并且还能修炼有成，王常月化身王老师，一改老学究式的填鸭教学，采用了“常言直说”的讲课风格，就是用大白话讲道，配合典型实例辅助分析，“拨转迷心，挑开慧性”，开始了皈依三宝的授课。 “你们都知道，我们的重阳祖师得吕祖传承，传下性命双修仙法，很多人对何为性、何为命一直迷糊，这里先解释一下。这个命呢就是你的色身，就好比是房子，而性呢就是你的法身，好比是房子的主人。现在想想，如果你这个主人身怀巨宝，用得着发愁没房子住吗？还用发愁房子不大不漂亮吗？反过来说，你这个主人如果身体不好，整天病歪歪的甚至都快挂了，房子再好有什么用？那些身家千亿的大老板早就没了，你说便宜了谁？” 下面弟子和一众学员听得有点明白了，王老师暗喜，看来这种教学方法不错，于是接着讲：“你们再想想啊，房子呢总归是要破旧的，也可能一把火烧没了，我们的这个色身其实是有寿命的，还不好保养，如果死了肉身最终还是要回归自然，进入五行轮回。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好好修炼心性，修这个法身呢？法身是有慧命的，修成了，可以买新房，也可以租好房嘛，还用发愁没地方住？” 江南这地方就是太热，王老师有点喘，弟子赶紧送上冰镇酸梅汤，王老师一饮而尽示意再来一碗才接着说：“最后总结起来就是说，色身的寿命由天不由己，有轮回生死，有劫运循环，阎王叫你三更死你就得死。而法身则由我不由天，慧命无穷，神通无量，证得无生就可以长生。” 于是，弟子们也就明白了，修心修性才重要。怎么修心呢？王老师引出了下一话题，就是修心的第一步功法：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是《龙门心法》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基本教义。要修道，必须先皈依“道、经、师”三宝，简单点说就是利用宗教道德制身而皈依师宝，制心而皈依经宝，制意而皈依道宝，这样身、心、意就能化为三宝真身，也叫真三宝，从而修成正果。 这个解释起来就有点难度了，不过王老师还是讲得比较透彻的：“比如说师宝，就要皈依身才可以修成。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皈依身呢？就是要把你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等等这些感观管好，把这些感观带给你的那些声色犬马之类的玩意全都清空，那个一键清内存的东西就不错。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得到真身，然后才可以心养灵根，意合真常，才谈得上皈依三宝。” 是不是很熟悉，和前面讲过的坐忘基本上一样吧？ 有弟子举手提问曰：“老师，那么怎么清空，活了二十多年了，身上垃圾太多了。” “问的好”，王老师一拍大腿，“现在划重点，简单说就是要‘行持戒律’，下面内容会越来越难，要认真听讲了”。 王老师接着讲：“首先你们要明白，我们这个色身是父母给的，用的好能成仙成圣，用不好就成魔成鬼。所以，作为一个合格的出家人，一定要坚定信念，严格听老师的话，遵守戒律，有了道门四大威仪的约束，慢慢就可以不被外面的金钱美女诱惑了，等到狂身变为法身，也就是师宝皈依的大好日子了。” 等弟子们领悟了师宝以后，王老师又开始讲经宝。 “皈依心的方法就是“持戒入定”。如果再比喻的话，比如着火了，就得用水来灭，那个说用灭火器的站起来，保证不打死你，你肚子里有灭火器吗？不能入定就如同着火，还就必须得用入定这个水来灭这个火。所谓心火正炽，定水潜降，化烈焰为慧风，变无明为良知，转色声为空虚，改灾难为吉祥，移祸因为福果，解冤孽为眷属，消劫运为玄风，俾凶恶为贤良，使淫奢为诚朴，去愁苦为欢喜，疾病瘥痊，饥荒丰稔，鬼魔消灭，仙佛现前，迷而复悟，枯而更荣者，皆是定力也！” 王老师喘了口大气才把这段话说完，俺滴个娘哟，一口气差点没上来：“总之，只有心平气定了心才能明，才能皈依经宝。” 底下弟子听得也有点发懵，算了，看在你这书袋掉得还挺专业的面子上原谅你了。 “下面再说说道宝。”王老师心里有点打鼓，这东西有点抽象，不知道能不能讲明白，眼看下面弟子们翘首等着听呢，只好开讲：“说到意，每个人认识肯定不一样，后世流行这样一句话，‘differentpeoplehavedifferentview’，嗯，你们可能听不懂，这是洋人说的，意思就是说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嗯，还是听不懂？没关系，很正常，因为意就是无形可见，无声可闻，奇幻诈伪，千谋万虑，变化多端的，懂就是懂了，不懂给你也讲不懂，可是你还必须得皈依它。” “这么难啊，怎么才能做到啊！！！”众弟子绝倒。 “怎么才能做到啊——这就需要你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去理解它，去明悟它，要做到一念纯真，自然可以世界真空，道宝皈依了。” 第二十二章 龙门半天下 下 讲到这里，王老师给弟子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寓教于乐嘛。 话说有一个老兄受戒后，照样吃喝玩乐，什么也不在乎，破戒也不当回事儿。这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来到了阴司，正好碰到一个鬼卒，一看到他劈面就是一痛大骂。这位戒子老兄莫名其妙地被骂得很没底气，等鬼卒骂爽了以后才抹了一把被喷的一脸口水，问怎么回事。 鬼卒虽然是一副鼻孔朝天的拽样，总算是还勉强给他解释了一番：“我们领导刚从微信里通知了，看到有持戒来报道的鬼，要我们先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光，如果是带着光的话就请他走正门进去，还得加倍小心侍候好了。要是光比较弱的呢就安排他走东角门进去，不用过多理会，至于躲在没有一点光的，说明生前就不是好戒子，遇到这类人一律革除了戒名再锁了下地狱。你看看你这个道士，身上不是没有光，简直就是一团黑气，真不知道你个魔头哪来的自信敢冒充道士来混待遇，快滚，快滚。”说罢举着铁棍就打，结果这位惊醒了，坐在那一阵阵后怕，从此洗心革面，严格自律，坚决不再当魔头。 忽一日他又梦游来到了地府，发现来的还是那个地方，结果上次遇到的那个鬼卒离着老远就翻蹄亮掌地跑过来，还离得还老远呢就跪倒请安：“仙长您这是想去哪里？小的给您带路。” 道士心里有点发虚，赶紧说：“没事没事，我就是吃饱了没事四处遛遛，千万别打搅了你们大王。” “我家大王吩咐过，遇到您这样身上比5000瓦灯泡还亮的道长一定要热情，请到那边敬茶，还要登记您的大名，如果您不介意，留下个到此一游之类的墨宝就更好了。” 道士被鬼卒热情得有点发毛，“我就随便走走，不坐了，您忙，再会，噢，再也不会。”说完转身便醒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修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修心，心正才神明，随身自带光环，到哪都自信，都可以脸不红心不跳，这一点一定要好好体会。 前面讲过全真的是性命双修的，不过是先修性后修命，和南宗的先命后性是有区别的，这个不同实际上说明了南北两宗对于性和命的理解、重视程度是不同的。作为传人，王常月把心性的修炼进一步提升，放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来教导弟子：“你们只需要按我说的做，好好修炼心性，早早修成了性，还用发愁命不立？” 以上只是简单讲了一下《龙门心法》皈依三宝这部分，它仅仅是修性的入门篇，还有许多功夫如忏悔、清静、参玄、报恩等等，最终达到智慧光明、神通妙用、了悟生死这样就修成正果了。 身为七代律师，王常月主动担负起了重振龙门的重任，让社会接受自己的理论，让朝廷接受自己的教义，现在看来，王常月希冀的这上层、下层两条路都走对了。 至此，可能还是有道友不理解，为什么重整戒律、融合三教就能得到满清政府的接受和认可呢？如果仔细研究《龙门心法》不难发现，王常月一直在劝人向善，正心诚意，严格奉师科戒，摆出了一种我们很善良，很守规矩，很好管理，不会危害清廷的小白兔的姿态。 以前道士们修炼大多数是为了长生久视，至少也是想多活几年，但是王常月的《龙门心法》却有不同的观点。在第21讲“功德圆满”中王常月说：“谁存不死？哪见长生？……彭祖至今何在？颜子万劫还存？……人皆有死，但要死得好……”，这就是王常月对千年道教动的刀。因为到了明清之时，道家的那些仙术、长生人们越来越不相信了，皇帝都不相信了，你还拿着这一套去忽悠人，以为别人都比你笨啊？这也是王常月为什么要转而讲持戒的原因。 另外，王常月有意识地淡化全真道士必须出家修行的惯例，不再刻意要求必须出家，人家龙虎山为什么一直受到皇帝的重视呢，原因之一就是人家可以结婚生孩子嘛。在古代，人口是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重要因素的，所以王常月表示，只要诚心，在家同样也可以求师问道，如果不虔诚，出家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世间成法皆可为师，只要有一双慧眼，在俗世中也可以找到真师。 王常月倡导的这种新型的持戒、求师思想，还是比较符合满清政府的利益的，否则顺治、康熙怎么可能会支持他传戒？如果不再整天故作高深，让人猜不透、看不出你是在干什么，而是让外人能看得清、理解你正在做什么，自然就不会产生警惕、戒心甚至恐惧了。 从王常月开始，全真教的传戒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当年王常月在白云观传戒一百天，授戒二千人，号称百日圆满三坛大戒。不过乾隆以后，特别是从嘉庆以后官方道教活动逐渐停滞，时间越来越短，传戒时间差不多就减到了53天，举办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在民间的传道、传戒一直没有停止，而且一直沿续到了现代。全真教的近、现代传戒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济宁长清观等全真十方丛林的宫观中。 民国到解放前，全真教大约组织过三次传戒，1912年和1919年在白云观两次，每次三、四百人，定期百日，后来因为北京战乱而终止。1948年成都二仙庵还组织过一次。 解放后，由于历史原因，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全真传戒活动，据我所知已经组织过六次。最早的一次是在1989年11月12日-12月2日北京白云观组织过一次，当时戒子仅75人，第二次是1995年10月29日-11月21日在青城山常道观举行的，规模达到四百多戒子，第三次是2002年辽宁千山五龙宫举行的……。据了解，最近一次应该是在2018年在衡山道院组织的，这些传戒主要是讲《龙门心法》，行持戒律，检束身心，活动的内容、流程基本上都差不多。 时至今天，道教的地位怎么样，还有几个人信仰道教，估计道友们都有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如果站在道士的角度剖析理由会有很多，但是一定有人不会怨天尤人，怪自己修行不深。当年王常月就说：“为何大道不行，教门衰薄？大众，只因本教全真，不能度己，只要度人……只因自己不肯依教奉行，又要劝人依教奉行，谁肯信服呢？” 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遇到问题了总会从别人、从社会上找原因、挑毛病，从来就不会从自己身上找找是不是有问题。道门中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首先要做到度人先度已，正已后正人，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王常月就给我们做了个好表率。 无独有偶，在北方全真教转向持戒以后，南方的龙虎山道士娄近垣也完成了十二卷《黄箓科仪》的增删工作，二位高道均不愧高道之称，英雄所见略同。 经过王常月的努力，全真教的教风一改以前的清修为主的传统，逐渐改为持戒为要务，同时加强了对儒、释二教的思想的吸收和融合，重视心性修炼，调和出世和入世，不但使全真教重新引起了皇室的注意，同时弟子们广传戒律，各演教义，弄出来不少的分支，特别是在西南、西北、辽东、河南、山西等地均有不错的发展，其中不乏能力很强的。比如黄守正（虚堂）在苏州创立太微律院，吕守璞（云隐）在苏州创立冠山支派，陶守贞（靖庵）在湖州金盖山创立云巢支派等。 这位黄守中是印度人，号鸡足道者，经他融合龙门和密宗创立了云南鸡足山西竺心宗，与他有关的还有闵一得，后面还会讲到。 晚清时，着名的慈禧因种种原因和白云观关系密切，甚至还皈依学道，龙门派为此还专门在内宫成立了一个龙门霍山派，也收了不少弟子，还有个刘多生甚至被封了三品顶戴。 1680年（康熙十九年）王常月羽化，被加封为“抱一高士”，据说他生前还曾经被顺治赐过“国师”。龙门派这股中兴的势头虽然短暂，但不负后人的“龙门半天下”的赞誉。 第二十三章 京华冠盖 其功不朽 上 雍正五年（1727年），龙虎山55代天师张锡麟天还没亮就起床了，洗漱整顿一番后来到山下广场，此时早有几十人在那里安静地等候了。今天是个大日子，是经过山上精通数术的耆老算过的黄道吉日，宜装修、入宅、动土、出行……今天，他就要带领这些人一起去北京觐见雍正皇帝。 此次进京本是依循惯例的，大家虽然都很激动，但是都不怎么紧张。带队的老大张锡麟本人能力很突出，为人处世八面玲珑，以前多次进京可谓朋友遍及四九城，不但和满朝权贵称兄道弟，还经常为雍正礼斗祈福，深得到雍正的信任，这么多年的光禄大夫的待遇可是实打实地。 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礼斗，也称拜斗，就是参拜北斗星君。道教中北斗星君是掌管消灾解厄的，对应在南斗星君则是掌管延寿施福的，所以在道教科仪里礼斗是为了消灾解厄的，算是一项专业性极强且非常重要的科仪。 世事无常，一行人走到杭州（或者是钱塘）时张锡麟不幸病倒，三十出头就撒手西去了。临终前张锡麟把这次随行的法员娄近垣叫了过来，把此行重任全部交给了他，并嘱咐说：“吾无以报国家厚恩，子忠诚笃实，其体予志，以善事天子”。 张锡麟为什么会把如此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娄近垣呢？先简单介绍一下娄近垣的生平： 姓名：娄近垣，字朗斋，号三臣，自号上清外史 籍贯：江南松江娄县 出生时间：康熙二十八年（1688年）十月十二日 去世时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主要贡献：开创正乙派、整理补齐了《黄箓科仪》十二卷 主要着述：《南华经注》，《御选妙正真人语录》，《重修龙虎山志》《梵音斗科》《太极箓宝祭炼科仪》 娄近垣的爷爷娄荣，老爹娄明聘都是道士，可以说他从一出生就与道结缘。 很小的时候娄近垣就拜在了龙虎山上清宫提点周大经门下为师，学习“三洞五雷诸法及诸家符箓”，就是正一法箓、五雷法及丹经玉诀等。 不过以上说法其实也不一定准确，因为有些资料上称他是江西人、嘉兴人、枫泾人，《松江府志》中称他是枫泾人，而《枫泾小志》中更明确说他是枫泾镇惠安里的人，所以籍贯就不好确定。 另外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娄近垣最早是在枫溪仁济观出家，跟随杨纯一学习，后来“慕龙虎之胜”，才加入了龙虎山。 总之，娄近垣比张锡麟大几岁，为人更加沉稳，而且二人关系非常好，可以说是从小一起学习，一起长大的，所以张锡麟非常了解娄近垣，由这个形象气质俱佳，业务能力强，尤其还精通大梵斗科的师兄代表自己去觐见雍正毫无问题。 于是，娄近垣便带着教主的遗命“待值京师，备员法事”。 话说娄近垣是雍正五年进京的，然后就一直留在了京城当上了龙虎山驻京办主任，除了处理日常的业务以外，还经常进宫参见雍正皇帝。 娄近垣入宫主要是礼斗，无论是运气好还是水平高，总之是非常灵验，所以雍正非常欣赏他，慢慢地便升他做了龙虎山四品提点，就是原来他师傅的那个位置，不过没有让他回龙虎山上班，而是继续留北京，安排他在紫禁城北边坤宁宫的钦安殿暂当住持，也算是大内里的一个高官了。不但如此，雍正还掏腰包派人去龙虎山把上清宫里里外外装修了一番，赐下了3400亩良田，专门用于上清宫的日常用度。 直到真正雍正八年（1730年）因为给雍正治好了病才开始真正受到优待。 前面讲过雍正生病的事情，当时感觉自己大限将至，于是就请来了正史上被讽为“妖道”的贾士芳。贾士芳玩得有点不知所谓，被疑心病甚重的雍正想象成为总有刁民想害朕，这家伙是想通过控制我的病情干些见不得人的事，为了省点心干脆就把贾士芳给杀了。 贾道长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被雍正砍了脑袋，算是彻底休息了，但是雍正的病还得接着治啊，这下雍正有点后悔了，谁还能替朕治病啊？ 刚开始的时候雍正没有想到娄近垣，当病越来越严重，脑袋疼得撞墙，撞着撞着雍正突然想起了娄近垣，于是才有了娄近垣入宫治病。 娄近垣其实是懂医的，有多高不好说，不过山医相命卜，相当于儒家六艺一样，是道士都要学习的嘛。当然，娄近垣还有拿手的绝活，他在养心殿里弄了个斗母法坛，每天礼斗驱祟，再一碗碗符水送了过去，雍正天天喝上一碗，好在味道还有点甜，喝起来也不为难。 最后，不知道是国手们前期工作的基础打得好，还是贾道长的余热还在发挥着效果，总之是经过娄近垣七七四十九天的大醮下来，雍正很配合得一天一天好了起来，头疼病算是彻底好了。于是，娄近垣很淡定地全盘接下了雍正的感激，从此以后圣眷日隆，因此我决定给娄道长颁发一个大奖，大清朝最佳幸运大奖，非他莫属。 如果认为娄近垣治好了雍正的顽疾才受宠，那会被人笑话的，原因自然不可能这么简单。有很多人对雍正为什么如此青睐娄近垣很感兴趣，有各种分析，下面就简单归纳几点，当然不一定全面。 第一应该和娄近垣的忠孝观有很大关系，而这一点却往往是很多人忽略的。查史书就会发现，雍正曾经多次夸奖娄近垣，说他不但为人正派，而且“能以忠孝为中心，利济为事，而不涉于丹药怪迂之说”。 从雍正的话里面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娄近垣非常有自知之明，他说自己虽然是道士，也忠于这个职业，但是并不喜欢修炼养气，更不会和雍正聊今天炼了什么丹，明天要冲击那条经脉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雍正不喜欢这些。时间久了，在雍正心目中就形成了娄近垣这人品行不错，而且专业水平还很高的印象，嗯，朕很满意。 这不，雍正八年十二月初四，心情大好的雍正御笔给娄近垣写了副对联： 灵函自秘金坛录 仙牒常翻石室书 显然是对这位道士的学识颇为欣赏。接下来，雍正又是赠诗，又是写匾，还全是亲笔写，足见他最近的心情不错，对娄近垣也是极为满意。 那么有道友会问了，如果一个道士不相信修炼成仙，那么娄近垣信什么，还是道士吗？娄近垣并不是不研究内丹功法，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认识，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无心”。所谓无心于物，那么心心皆佛，无心于道，则处处是道，这些后面再讲。在这方面，娄近垣和王常月的认识是一致的，如果想要道教在满清立足，那么必须要用道教去附会佛、儒，主动去适应这个社会，这种现状，必须要向满清政权展示自己的存在价值，可以被利用的价值。总之，娄近垣很会把握哪些是雍正喜欢的，哪些又是他不喜欢的，这个度决定了和雍正的亲密度。 第二点就是娄近垣的基本功扎实或者说是实力不弱，无论是道家的理论、实践动手能力还是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哪一项都不错，当然也离不开他的医术。在宫里礼斗敬神，烧香磕头，再弄点符水给雍正就能治病？要是没有高明的医术在后面支撑，那些表演作势还不全是白搭？ 当然，运气也很重要，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嘛。如果说不是恰好被张锡麟安排进京值班，娄近垣也就没有机会接近雍正了。如果不是他还懂医术，也就不会治好雍正的顽疾了。再加上娄近垣又很懂得雍正的喜好，不会在雍正面前大谈修真炼气这套东西，反而经常聊些禅趣，各种细节做到位了才是雍正喜欢他的关键，雍正对他的一句“可嘉”的评价，虽仅仅两个字，也殊为难得了。 第二十四章 京华冠盖 其功不朽 中 第三点应该是娄近垣做任何事都很懂得把握分寸。混官场的最怕的是什么？背后有人使绊子。娄近垣能够坚持逾越的事儿不干，越界的事儿也不做，结果自然就不会遭人嫉妒，也不会触犯他人利益。 相比贾士芳道长那种隐修的道士来说，出身龙虎山的娄道长系出名门，代表的是中国正统道教，大人物就得稳重，不能立了大功就尾巴向天，行动坐卧都要注意形象。受宠的娄近垣还是和以前一样，专心干自己本专业的事情，甚至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因为他知道这个疑心病过重的老大最忌讳的是什么，怎么做才能使自己屹立不倒。 还有，个人感觉最重要的一点是娄近垣能够摆出足够低的姿态向雍正学习佛法，是认真学习。 雍正喜欢佛学地球人都知道，他从小礼佛，水平应该是不低，因为很多人都夸奖过他。比如章嘉曾称赞雍正“王得大自在”，乾隆说过“我皇考向究宗乘，涅盘三味，成无上正等正觉，施于万有，泽于尘劫。帝释能仁，现真实相。群生托命，于是焉在”。雍正自己也感觉很精通了，于是很坦然地自命为宗师。雍正的佛学思想和水平究竟有多高在这里就不过多讨论了，总之道友们知道人家水平确实是不低就行了。 自己精通佛学，自然就喜欢和精通佛学的人交往，也有向别人倾诉学习心得的欲望，这是人之常情。当了皇帝以后，雍正很喜欢以禅学大宗师的身份指导列位王公大臣、禅僧羽士们参禅，别人也以能得到皇帝开悟为荣，时间久了就渐渐形成了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高端的禅学圈子。 娄近垣这人情商很高，肯定不会放过融入这个参禅小圈子的机会，要知道那可是皇帝牵头的啊，加入以后就有机会亲近老大了嘛。另外，圈子里面随便一位也都不是吃素的，哪个不是国家的顶级权贵，和他们搞好关系也绝对重要。 凭借娄近垣的身份和学识，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圈子，当然他也是真心向雍正请教禅学，解悟禅宗妙旨，而且很快就贯通了三教一源之理，令雍正相当满意。 在外人看来，娄近垣如此行径有着满满的目的性，无非想让老大感觉我对您的禅学造诣是如此的仰止，请收下我这记马屁罢了，然后对他的拍马的水平给个大写的赞。 其实娄近垣在佛学方面的造诣也不浅，向雍正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至于和雍正学了多少就不好说了，总之是有了心得体会，于是娄近垣创作了不少诗文，比如《西江月》《性地颂》《阐真篇》等等。写完以后，娄近垣都会发个朋友圈刷刷声望，最重要的是要给雍正鉴赏指正一下，每次雍正都极为高兴，对娄道长的认真好学的态度表示严重满意。 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给娄正垣发了一份福利，派人拿了份《封娄近垣上谕》来到娄近垣的家里，白纸黑字写着：“法官娄近垣，……道法精通，行止端方……朕于暇召见之时，将禅宗妙旨开示提撕，近垣豁然觉悟，竟能直透通关，而于三教一源之理，更能贯彻，实近代玄门中所罕见者。娄近垣着封妙正真人……”。无论怎么夸都是虚的，最关键的是皇帝亲封了真人，这在历代来说都算是最高的奖励了。 说到了诗作，就先稍展开说一说，后面还会再讲。娄近垣的诗作并不多，因为有幸被收入了雍正的《御选语录》中才被传世了22首，体裁有《西江月》、颂、歌、偈等，基本上都不是传统诗，而内容上也不是修仙悟道，而是学禅心得。 娄近垣的这些诗文内容总体上都是围绕着“佛仙一贯之理”而写的，而偈、颂本来就是佛教九部经体之一。偈又称作“伽陀”、“偈陀”，这是在礼佛时所唱的东西。颂和偈的字数相等，只不过更灵活一些，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偈是文言文，颂就是白话文。所以娄近垣的确是在写学禅的体会，往往是援佛入道，引道入佛，把炼养、成仙和佛教的明心见性、自性自在糅合在一起，表达道和佛的一致性。 雍正认为的儒、释、道三教“理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当持平而论，所以娄近垣就说“众生仙佛，同一大圆境”。《性地颂》就是赞美清净自性的，中有“欲知仙佛理”，这些都很符合雍正的喜好。 《御选语录》在前面也提到过，这是雍正“逐语分宗，齐文定旨”而编成的，算是他自己的学习笔记吧。《御选语录》的前面收录了十五位大牌禅师的语录和着作，比如永嘉玄觉、沩山灵佑、仰山慧寂、赵州从谂、雪窦重显等等，雍正为每人都亲笔写序，其中还包括张伯端。后面几卷收集了历代禅师的语录，约有一百多位名，当然气略小一些了。最后的第十九卷为“当今法会”，差不多相当于附录性质了，娄近垣的《性地颂》《阐真篇》等作品就是收录在这里。这也相当不简单了，能够被雍正看中并收录到自己的这部语录里，就算是在附录里也值得吹嘘好几代人了。 实际上，雍正之所以喜欢娄近垣，一是娄近垣对禅宗是真的有很深的理解，作文水平还很高。二是娄近垣并不是为了学禅而学禅，不但能够融会贯通，而且还悟通了三教一源的道理，估计这二位都非常有成就感，各取所需，至于教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反而是次要的了。 说实话，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娄近垣能够把握住雍正的爽点，比如他《快活歌》里对雍正表示说：“只待遇缘参活佛，谁知活佛在眼前”，“圣恩一指骷髅碎，恰如盲人见日月”，“一切葛藤都摆脱”，“如今不用觅真诠，任我来去活泼泼”，如此等等，听起来是不是真不像出自一代高道之口？当然我们也不要瞧不起娄真人，要知道雍正身边学禅的并不止娄近垣一个，比如张廷玉、鄂尔泰、允禄、弘历这些王公大臣，还有一群高僧，比如雪鸿圆信、楚云明慧、若水超善等，哪有一个是简单的？娄近垣能够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本身就能说明了他的水平不凡，说些奉承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鉴于娄近垣的表现一直不错，雍正十一年（1733年）八月，雍正颁下了《赐大光明殿上谕》，安排娄近垣去新修整完工的大光明殿当家住持，统领法官共四十八人，同时参照禅师受封的标准赐斋。注意，这个职位可以世袭罔替，就是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平时的一切开支用度都由内务府供给的。 这个大光明殿就在京城里面，专门负责焚修顶礼，祷士祈晴，祝国佑民，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久，又有奖励下来了。据娄近垣自己说，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十三日，他被诰授三品通议大夫，拿上了正三品的工资，并且荣及祖、父、家人，追封祖父娄荣为通议大夫，祖母盛氏等几人均为淑人，父亲娄明聘也是通议大夫，母亲也是淑人，能享受这种待遇的，恐怕没有几个人吧。 注意，雍正同时还把道录司的大印交给了娄近垣，要知道，道录司可是掌管天下道教事的机构，相当于今天的某某部。顺便提一句，前面说过，到乾隆时期道录司就彻底成了官府的机构，不让道士再参与管理了。 加封娄近垣的所谓圣旨的内容就不引用了，道友们可以找找看看就知道原因了，那语气和水平感觉就是小学低年级作文，真让人怀疑是不是雍正写的。娄近垣在回忆录里提到，雍正十一年六月的时候，皇帝把他叫到身边，亲口说：“大光明殿现在修整，与你作子孙常住。龙虎山上清宫去选些法官来，若上清宫人少，在苏州玄妙观选几个来，你好好教他们学法术。将来光明殿，你就是第一代开山之祖了。”那道圣旨的内容就和这个差不多。 实际上这件事不论娄近垣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没办法拒绝，皇帝的话能不照办吗？就认了得了。史学界、道教界对于娄近垣是否创派一直存在争议，不过从一些文献上看，娄近垣确实是创派了，并称为“正乙派”。 据北京白云观抄存的《诸真宗派总簿》记载，娄近垣这个正乙派主要在北京光明殿、苏州玄妙观和龙虎山上清宫传承，修习的是正一符箓和神霄雷法，有明确传承记载的有八代。同时有资料表明，直到民国时期，正乙派依然有传承，只不过谱系不是很清晰了。 虽然娄近垣创立了正乙派，貌似脱离了龙虎山，实际上他对龙虎山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和照顾。据张锡麟的弟弟张昭麟说，自己的侄子张遇隆接了天师的班以后，虽然还算勤勉，不过水平和能力终归有限，导致龙虎山的事业发展堪忧，万幸有娄先生一肩挑起大梁，不但在龙虎山上大兴土木修复宫观，还在斋仪、符法、音乐等各方面创新发展，对于对我们张家，对于龙虎山，乃至对于整个正统道教的发展可以说“其功不朽”。 在正统道教不受满清皇帝青睐的大环境下，娄近垣可以说是个特例，直到乾隆时期，他一直像一棵常青树，照样被信任、重用。到什么程度呢？乾隆元年（1736年）张天师的品秩遭贬降的时候，娄近垣手里的三品通议大夫的大印依旧稳稳当当，就连道录司的大印也没有被乾隆收回去，更不用说首都东岳庙的主持了。 有的道友也许会说那是乾隆刚接班，大事小情太多，还没顾得上处理娄近垣的事儿呢。自然不是，乾隆二年时，乾隆甚至亲笔为娄近垣写了一副对联： 千章树影屏间绿 百道泉声云外清 不仅如此，还有一诗随对联赠了下来： 采采芦花已白头， 摇风寂寞亚汀洲。 朝来积雪看新覆， 不见寻常鸥鹭游。 咱们不说皇权时代了，就说现在社会能劳动一国元首给你又写对联又赠诗的，那是一般人能享受得到的吗？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娄近垣并没有失势。转过年来是娄近垣的五十岁的生日，这可是值得庆祝的好日子，当时四九城里面但凡有点头脸身份的各界人士竞相来给他贺寿，礼物多得堆积如山。在生日party中有一个重要的节目，就是由来宾们即兴赠诗，念出来大家相互品鉴一番，也是圈子里的一件雅事。当时乾隆有没有来参加party不太清楚，反正据娄近垣自己说乾隆也赠了一诗，这就足够了。作为主人，为了表示对大家的尊重，事后娄近垣专门把诸公赠的一百多首诗集结成为一部《知非赠言集》。在娄近垣整理《龙虎山志》的时候，他还专门从这本诗集里面精选出来二十四首收录进来。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娄近垣在上流社会的交际能力之强之广了，不愧那句“一时京华冠盖，竞与往还”的评价。 第二十五章 京华冠盖 其功不朽 下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王常月还是娄近垣，二人都不再四处宣传道教那些传统的道术、内丹、外丹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当权者并不喜欢这个调调。当然不说并不等于不研究或者不重视，娄近垣还是要研究这些东西的，毕竟是自己的专业嘛。 娄近垣最重视的是符箓法术，算是龙虎山的擅长专业，而符箓同样离不开炼气修真，所以炼养也好，内丹也好，他的修为同样也不低。 龙虎山天师一脉早在张继先时代就尝试着把佛教中的空观思想引入道教。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张继先说过，心是万物本原，因为心可以产生万物，没有了心则万物对于人来说也就谈不上存在，很明显的给“道”赋予了佛性。援佛入道的原因，其中有政治大环境、道教发展情况以及天师道的现状等等有很多，前面大体上也都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再详细分析了。 娄近垣师出龙虎山，自然也就接受了这一思想，在他的《西江月》《阐真篇》等作品中均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娄近垣在《阐真篇》中写道：“水燥火湿，阳静阴腾，一来一往，互为出入。化母孕其灵胎，真君宰其坚骨……更问壶中天地乎？”据专家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段话非常深奥，表明娄近垣在内丹理论方面成就很高，差不多是专家一级的。 当然了，娄近垣关于内丹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诸如“见物便见心，无物心不现”，“见性明心开导后学”，“睹境能无心，始见菩提心”，总之无心就是明心见性，无心于物就可以泯照而觉圆，懂佛学的肯定能感觉出来，娄近垣是深得《楞严经》的精髓。 娄近垣能够做到把一切有的、无的、相同的、不同的都看穿，他在《性地颂》中说：“心如不逐物，何处更寻吾”，把三千世界都收纳到自己的方寸心中，金丹不就大成，大道也就成功了？ 再比如在《西江月》中他说：“性悟头头是道，心空处处菩提。若人会得这玄机，即是佛仙秘义。”在《示后学》中则说“世间种种法，皆出于自心，故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如果一心不生，无法无咎，则自然能转一切，而不为一切转去。”《阐真篇》中则进一步称，悟了心为虚空以后再可以做到用心的不动来应对万物变化，保持真空本我的状态，此时万法不浸，万象也不会造成纷扰，物无遁形于心，法则为我用，此时就算仙道功成了。 在此基础上，娄近垣更重视内炼，认为人离不开人世，但是呢还要做到无心于物，生于其中，还不能被污染，那不就只有莲花出污泥不染嘛。在《性地颂》里娄近垣说，能做到“如露滴荷盘，圆转不落迹”才可以，如果仔细想想，他还是没有离开前辈们的坐忘思想，无非是在里面加入了更多的禅学元素罢了。 所以说，娄近垣的道就是无名、无形、无定位的，是无所不能又无所不在的，是空的。说到底心才是根本，无心才是关键，这也是娄近垣的思想的基础，贯穿了他的所有的着述及思想之中。 经过娄近垣的努力，从上到下对正统道教有了认识上的改变，他一方面重视斋醮符箓以更亲民，放低了正统道教的姿态，积极融入社会。另一方面，他又全力倡导三教合一，为以后的道教的发展指出了一条能够有所发展的道路，最重要的是要让满清政府“不废其教，亦不用其言，听其自生自息于天地之间”，娄近垣在其中的用心良苦真的应该被后人牢记。 后面还会详细讲两位重要的人物：陆西星和伍守阳，他们本来是全真龙门一脉的传人，同样推动着佛道的融合，伍守阳甚至还搞出来一个仙佛合宗。 在整个道教衰落的大趋势下，虽然有王常月和娄近垣这二人的努力，都有借助皇权重现道教辉煌的想法，但是终究不能改变大势。特别是道光以后，满清对于道教的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正统道教的发展越来越困难，也更难以有什么创新发展，衰落似乎也成了唯一的出路了，可是道教的世俗化、民间化的进程是越来越深入。 娄近垣具体哪年死的不详，有一种说法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在京城的妙缘观辟谷数天后坐化，时年89岁。乾隆拨了专款，安排人把他运回了龙虎山厚葬。前面讲过，由于种种原因乾隆开始对道教是非常不友好的，就算是对正统道教都没有好脸色，但是对娄近垣却一直没有亏待，也算是独一家了。 娄近垣的遗着有《南华经注》一卷，《御选妙正真人语录》一卷，《重修龙虎山志》十六卷及科仪、音乐、诗文等方面的作品。 现存的《龙虎山志》共有三个版本，都是在元代翰林侍讲学士元明善编纂的三卷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一个版本是明代周召续编一卷版，又称为元本；一个是明代张国祥、张显庸续的版本，又称为张本；还有就是娄近垣的《重修龙虎山志》，在《三洞拾遗》《藏外道书》等里面也把它收录名为《龙虎山志》，称为娄本。至于这三版本的内容、联系、传承等等就不细研究了。 娄近垣最大的成就是科仪，所编写的相关着作包括《太极灵宝祭炼科仪》《先天奏斗玄科》《梵音斗科》《大梵斗科》等，最重要的是他整理了《黄箓科仪》。 简单说说《黄箓科仪》，这是娄近垣重要成就之一。这部科仪类的着作共十二卷，现今见到的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和亲王重刻的朱墨印本，原作者不详，卷端题《清微黄箓大斋科仪目录》，前面有娄近垣的序。 所谓“黄箓大斋”实际上是道教斋法中的坛醮中的一种，往上追溯可以到当年五斗米道的三官手书和寇谦之的云中音诵，到晋、刘宋时期陆修静开始设了黄箓斋仪，陶弘景因斋设醮，还制订了众醮仪，到了隋唐时期就正式以斋醮并称。 到宋朝，真宗安排王钦若修订醮法，从那时起黄箓之醮才真正开始大兴。从明代开始建醮增多，花样繁复，什么万寿大醮、安神醮、生辰醮、启祝醮等等，这些都是黄箓大醮。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道教的科仪方面相当复杂了，《道藏》里面这方面的内容也相当多，娄近垣在科仪方面的研究可以称得上专家一级的。道教史上着名的道士如陆修静、陶弘景、张万福、杜光庭、林灵素、刘混康、王玉阳、丘处机等也都精于斋醮科仪，龙虎山、茅山、阁皂山自然是以斋醮见长的大门派了。此外，太乙教、全真教都算是这方面比较擅长的道派。 在《黄箓科仪》的序里，娄近垣说这次进京面圣，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了一些关于斋醮科仪方面的刻板，一看全是失传的道门无上秘籍，潜心研究之后发现，很多地方有所缺失，同时还有些错误，于是就潜心增删，最终整理成了十卷正本。 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想法，娄近垣并没有打算把辛苦整理好的如此珍贵的书本流传开去，反而是打算把这套书找个名山大川藏到一个山洞里。还好和硕亲王恰好来拜访，分宾主落座上茶之后，王爷偶然看到桌上这一摞书稿，哪里有不问一问、看一看的道理。当娄近垣把想法一说，和硕亲王当即扼腕说：“别介啊，这书写得多好啊，我是越看越喜欢，别人肯定和我一样喜欢，把它藏起来太可惜了。这样吧，您要同意我就先拿回去认真拜读，完了以后咱们再定。” 于是，和硕亲王便抱着书稿回到王府，饭也顾不上吃，觉也不睡，逐字逐句认真研读，边看边批。不久，和硕亲王来见娄近垣说：“真人，此书真是旷世之作，为了你们道家的正统延续，请您准许我全权负责出版事宜。”于是，经和硕亲王的前后张罗，最终《黄箓科仪》一书才得以雕版刻印，娄近垣也高兴，亲自为自己的辛苦成果作了序。 在序里娄近垣说最终整理了十卷，实际上和亲王的刻印本是十二卷，这个就不纠结了。这部书里面，娄近垣对道教以前的种种科仪进行了删减，去掉了很多重复的、不适用的内容，使科范仪式的可行性和参照性明显提高。其中前九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发奏、建坛、宿启、拜表、早朝、午朝、解坛、设醮各项科仪，卷十为总圣位科，卷十一为通用文检，卷十二为符秘手诀、坛图印式、步虚散花、乐谱赞文等，大约就是法坛的图解、步法、配什么音乐、唱什么经文等等。 从清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以这本科仪为标准举行各种法事了，所以说这部书算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的法事集。 最后提一句，熟悉《红楼梦》的道友应该对里面的张道士有印象吧，这是一位游走于高官权贵之间的真人，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这位娄近垣。 第二十六章 张三丰说:我欲云峰炼大丹 如果问张三丰是谁，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估计没有人不知道吧。他是一代道教大宗师，文学大家，武学大家，武当内家拳祖师，公园里随处可见的打太极拳的身影都能让人想到张三丰。 前些年的《少年张三丰》《太极张三丰》这些影视剧可能有些人看过，张三丰的故事估计大家都听过一些，关于张三丰的故事有真有假，有些是传奇，有些是史实，不是专门搞研究的大概也分不清真假。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是专门研究张三丰的专家，也有很多东西还讲不清楚，甚至连张三丰这个人到底是虚构出来的，还是真实存在过还是个疑问，更毋庸其他了。 关于张三丰的记载最详细的是后世着名的西派祖师爷李涵虚写过的一部《张三丰全集》，其中不但收录有张三丰的绝大多数着述，并且还对张三丰的丹法做了注解，留下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和西派的思想，同时表示西派决定尊张三丰为隐仙派老祖。 下面简单讲一讲张三丰的生平和主要丹道思想，更多的内容道友们可以看看《张三丰全集》。 姓名：张三丰，名全一 籍贯：辽东懿州 出生时间：元定宗二年（1247年）四月初九子时？ 去世时间：？ 主要成就：太极拳祖师、内家拳祖师、武当派祖师、内丹大家、文学家…… 主要着作：《大道论》《无根树》《玄机直讲》《金丹直指》《金丹秘诀》《上天梯》《大道歌》《道要秘诀歌》《道言浅近说》…… 《明史·方伎》卷二百九十九是这么说的：“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 对于张三丰的形象则是这么讲的：身高体伟，象形鹤背，圆目大耳，须如剑戟，是个相当有男子气概的一个人物。看破红尘后，特别是得道以后则一身破衣服不再离身，上面油污厚得可以当雨衣，总之就是个极为不注重外表的高人。 一些影视作品、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给我们塑造了一位武林泰斗形象的张三丰。少林、武当是执武林牛耳的门派，都是武林老大，江湖内外从古到今一直不乏粉丝，所以崇拜张三丰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大概正是因为从古至今太多人太过于崇拜他了吧，免不了要夸张一些，比如说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有日行千里的能力，还有很多异于常人的地方，慢慢地就越传越离谱，结果就慢慢地有些不靠谱，有些神化了。比如传说他有后知五百年的能力，还能死而复生。事实上呢，这种夸张、神化，搞得人们听起来感觉太假了，最终连张三丰是不是真实存在过都让人产生疑虑了，相应的他究竟是哪里的人、名字是什么，哪年生的哪年死的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也都搞得虚虚实实的，害得还得一一去考证。 首先需要搞明白张三丰的名字、生卒年、籍贯这些基本问题。 为什么要先讲张三丰的名字？因为他有很多名字，各种文献划拉划拉后发现至少有二三十个。这里面有后人传的、抄的过程中多出来的，更主要的原因出在张三丰自己身上。据张三丰自己交代，他行走江湖时先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不久后发现怎么已经有人在用了，不可不行，所以他就重新改了一个。可是改来改去，总会用不了多久又发现“多与古今人同”，于是每次都感觉心里很不爽，于是“知之即改，于心乃安”。就这样且行且改，改来改去，反正也不用去派出所改户籍，easy！结果就有了好多名字，“以故渺渺无定也”，其实比起有一百八十多个笔名的鲁迅先生来说还真不算多。那些曾经用过的那些名字就不一一列举了，反正张三丰自己都决定不用的，不过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些都要知道才可以。 别的名字不理会，“三丰”这个名字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名字来历也还是有故事的，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张三丰自己说在研究八卦和修炼的关系时来的灵感。乾坤两卦，一个三连，一个三断，一个代表纯阳，一个代表纯阴，这些道友们应该都知道的。张三丰想到坤三断是无法回归纯阳乾卦的，便想着如果能够在坤土中间养一股浩然之气，“补其断而全其一”，这不就是金丹大道嘛。于是张三丰就有了全一的名字和三丰的字，好在以后也没发现和别人同名。 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宝鸡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一座三个尖的山很漂亮，要知道张三丰是懂地理风水的，风水上这种山也叫文笔峰，于是就给自己取了“三峰”的号，后来慢慢被人改成了“三丰”。 相对来说，第一种说法更靠谱一些，因为这很符合内丹流派中后天返先天的丹道理论。 接着就是张三丰的出身、生卒年和籍贯告示，这也是个基本的、没有定论的问题。 张三丰是哪一年生的，又是哪一年死的，这就真是个大问题了，至今还没有确定。上面那个1247年出生的说法实际上是来自清代道士汪锡龄的《三丰先生本传》，也就是说是汪锡龄说的，当然有一定的可信性，所以暂且先用着。至于卒年更没有办法确认，只知道他肯定是高寿，很可能活过了一百二十岁甚至一百三十多岁。 张三丰家庭出身还不错，先人自称出自龙虎山，他的祖父张裕贤是三十代天师虚靖先生张继先的孙子，所以告诉道友们张裕贤会一手星算术就不会奇怪了吧。早年间因为爷爷算出南宋小朝廷气数已尽，“天下王气将从北起”，便举家闯关东搬到了懿州，所以张三丰出生在东北。 蒙古人打下东北以后，张三丰的父亲张仲安还曾经参加过科举，不过却没有出仕，回家隐居。以上可以看出，张三丰家境应该不错，也是一个诗礼之家。 好了，这些问题不好考证就暂且先放下，总之，张三丰的身上全是传说，哪个真哪个假其实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人已经公认是真实存在过的，留给我们的太极功夫是真的、丹经是真的、诗歌也是真的就够了。 接着看一看张三丰的主要经历。 张三丰兄弟二人，他小时候名叫张通，弟弟叫张达，不过在家实际上是排行老五，因为前面还有四个早夭的哥哥。 张三丰出生时也有异象。传说他妈妈林氏梦到一只元鹤从海天之外飞来家里，不久就发现怀孕了，这就是张三丰的异于常人之外。 有道友可能奇怪，这个好像不算是什么异象吧，就是一只鹤罢了。这里的元和玄是通的，玄就是黑色，所以这不是一只普通的鹤，而是一只黑鹤，也就是说黑鹤才是关键。这又是为什么呢？ 自古鹤就有长寿的美好寓意，是白色的。鹤本身经常和神仙联系在一起，仙鹤嘛，年画里的松鹤主题，要不就是福、禄、寿和仙鹤的组合，对了还有骑鹤下扬州之类的说法，当然这些全是白鹤。古人还认为，白鹤如果超过一千岁以后就会慢慢变成黑色，所以黑鹤是比白鹤更高一级的仙鹤，所以张三丰出生时有元鹤飞来的寓意就非常好了。 张三丰出生成长的懿州自古文风就极为昌盛，有“家痒户序，学校如林”和“当衣冠之会”之称，他从小就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可惜好景不长，在张三丰5岁时候不幸降临了——他的眼睛生病了。经过多方求医问药一直不见好转，眼看着就要完全失明了，父母便把希望交给了道门，把他送到了一座叫碧落宫的道观。 观中道士见这个孩子小小年纪就有一派“仙风道骨，自非凡器”，便欣然收下了他，并且答应给他治疗眼疾。 经过道士的精心调理，张三丰的眼疾奇迹般地痊愈了，接下来的日子他便安心在道观中住了下来，每天不但学道，还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不论什么经书，“过目便晓”，“随手批阅”。 转眼便是7年，张三丰辞别师傅回到家里，继续研究儒学。两年以后，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张三丰中了秀才。1264年秋，又因“茂才异等”应诏去了元大都，18岁便出任了中山博陵（今河北定州）县令，不过这个县官他当得其实并不怎么满意，这一点可以从一首《甲子秋游燕京作》的诗中看得出来： 我不愿登黄金台，我只愿饮黄花杯。 醒里昏昏忘天地，古今名利总尘埃。 休驰骤，且徘徊，早将壮岁尘缘了，五岳三山归去来。 对不对？一脑子都是满满的想放下包袱，不要束缚地走四方的心态。果然，张三丰最终因为不习惯受官场约束，性格上又不喜被羁绊，恰好父母又相继过世，便借机丁忧回到懿州老家。安葬父母后，张三丰“制居数载，日诵洞经”，就是边守制边研究道经，没有了家的羁绊后，他对于道士的生活越来越向往，渐渐产生了追求仙道的想法，立下了“我欲云峰炼大丹”的志向。 第二十七章 张三丰说:愿拈丹诀尽传之 最终使张三丰下定决心外出求仙问道的是一个姓邱的道士。 某一天，一个自称姓邱的道士敲门来访，二人相见如故，两碟小菜一壶浊酒，谈些玄理，聊些仙道。等到邱道士辞别以后，张三丰远眺远方的群山站了好久。 有关这位邱道士，有学者说是邱处机，当然这些人连邱处机和张三丰这二位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都不屑于看看的，可能只知道一个邱处机姓邱才张嘴就说吧。人家邱处机1227年就羽化了，就算张三丰哪年生的还没有定论，这二位也不怎么可能见面，何况几十年以后这二位又一次相遇呢，除非是仙侠世界里面了。 张三丰具体是哪一年离开家乡的没有准确记载，不过他在这期间写过不少诗，从里面可以推测出他的行踪和经历，时间有三十几年，地方嘛，可以说是天南海北好多地方，“北燕赵，东齐鲁，南韩魏，往来名山古刹”。比如其中有一首《三十二岁北游》的诗是这么说的： 幽冀重来感慨忘， 乌纱改作道人装。 明朝佩剑携琴去， 却上西山望太行。 算下来，张三丰18岁入仕，二十多岁丁忧回家，守制按27个月算，所以他出去云游时最多也就是三十。这三十多年游下来，运气非常不好，也可能是机缘未到，总之是一直没什么际遇，同样可以从他的诗作中得到印证。 比如张三丰游到庐山时说“四十八岁空销磨，人生寿命能几何”，显然二十来年还没有机遇吧。 接着他来到河东时又说“三年步履遍河东……海岳几时逢道侣，尘寰何处访仙翁？”诗中可以看得出来，还是没收获。 期间张三丰也因为多年寻仙不遇免不了也会有时灰心丧气，比如他说“不如觅个安闲地，了了忘忘养寸衷。”当然，这种消极的时候并不多。 接着张三丰来到了中州，颇有感慨，自然少不了吟诗，便来了一句“中州南北遍寻真，到处高歌吊古文。” 当他来到嵩山的时候，估计此时的心态也调整得不错了，aaaaa级景区嘛，风景的确不错，多少烦恼也能忘掉，所以来了一句“不遇真仙亦快活，留将鸿爪记嵩山。” 虽然没有遇到仙缘，张三丰这三十多年的经历还是相当丰富的，同样是通过他的诗看出来的，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体上看，他的向道之心虽有小波折，但却一直坚持不懈地追索着。 当张三丰已经六十多岁时，他已经走遍了大江南北，踏遍了无数名山大川，一直没有仙缘，向道之心却弥坚，于是他深邃的双眼看向了传说中的秦陇，也把希望更多地投向了那里。 出发前，张三丰用诗表达自己的志向： 胸中五岳待全探， 泰岱恒嵩已过三。 今日更登西华去， 白云开处望终南。 心说，我都走了三十多年，访道的事先不说，就连五岳名山都没有见识全呢，很没面子，下一站华山走起。 来到了秦陇之地，张三丰首先造访了华山陈抟高卧之处。可能真的和陈抟老祖有缘，延佑元年（1314年），张三丰在终南山里终于遇到了陈抟的弟子火龙真人，如愿得到了他的真传。 有了这次机缘，学到了正宗的道门心法，张三丰先是给自己起了个玄素的法名，后来又改成了玄化。前面说过，张三丰是经常改名字的，这两个名字也没用多久，想着两个名字都有玄字，便又改成了玄玄子。 山中无岁月，转眼跟随火龙真人潜修了四年，虽有进步，但是张三丰总感觉大道触手可及但是却始终无从下手，一直抓不住，抓啊抓地总也没感觉自然就很苦恼，老泪就有点止不住了。 当然这并不丢人，可是恰好被火龙真人看到了，一问之下张三丰只好老实交代说：“师傅啊，以前弟子喜欢云游访道，还喜欢仗义疏财，弄得口袋里比官府的粮仓还干净，现在要修外丹，可是这些铅、汞、朱砂、人参、鹿茸之类的实验材料根本买不起，修道也就没有寸进。再一想我都七老八十了，如果还是修不成大道您就得给我送终了，想着想着一伤心所以才悄悄抹眼泪。” 火龙真人一听才明白，大笑一声说：“倒是为师忽略了。修为到了为师这个层次，凡间财货可以信手幻化，所以从来就没有在意过。你修行尚浅，还没这个能力，既然离不开这些物什，为师现在就传给你丹砂点化妙诀，有此妙诀何愁黄白之物，学成之后你就下山修行去吧。”于是，张三丰便辞别师傅再次入世修行，时间是延佑五年。 入世修行的过程中，张三丰用各种方法锤炼心性，甚至还进过丽春院这种可以说凡世间最为污浊的地方，为了炼性也真的是拼了。在妓院里面，张三丰闭三宝、守黄房、擒五贼，当挑战成功以后也相当高兴，说： 俺是个试金石，高低便见； 俺是个铁馒头，下口难餐； 俺是个清静海，一尘不染； 俺是个夜明珠，空里常悬。 看来效果应该不错。 泰定春（1324年），张三丰来到武当山（太和山），这里真的是他的福地，在山里“九年无事又无诗，默默昏昏不自知”。通过他的诗可以知道，在武当山里的这九年，是张三丰真正丹道大成的重要时期。成功出关后张三丰才真正感觉到“调神九载而道始成”。为什么这么说呢，张三丰诗中说当时感觉自己的状态太好了，“捉虎擒龙浑易事”，岂不是道法大成，武功修到了绝顶的样子，打个老虎还算个事儿？ 当然了，内行人知道他这里实际上说的是龙虎丹法大成，所谓龙虎、阴阳、铅汞这些词本就是内丹方面的术语，能自由操纵龙虎就说明他内丹功夫大成了。 再算算时间，此时的张三丰已经85岁左右了。出关那天，张三丰仰望九天，星汉高远，回想这么多年辛苦求道终于成功，便兴奋地又写了一首诗：“洞里深藏太古春，心虚气静养元神。直寻世外千年蕴，不染人间半点尘……凡愚何处求丹法？此是吾家不二门。” 道法大成的张三丰不再受年龄限制了，好动的他又开始云游了，而且是“隐显遨游”，也就是说他这次出游是带着仙气的。当然，这次出游他还有一个想法，打算“天下有人能似我，愿拈丹诀尽传之”，收弟子，广传道法，这是大事。 期间为了追寻祖迹，张三丰又去了一次四川大邑县鹤鸣山。道友们应该还记得吧，想当年张道陵就是在这里修道的。张三丰在那里也停留过不短的一段时间，留下不少传说，至今还有他种下的柏树和留下的绝句： 道士来时石鹤鸣， 飞神天谷署长生。 只今两涧潺湲水， 助我龙吟虎啸声。 至顺三年（1332年），传说中说张三丰来到苏州，恰好江南大财主陆道源正过五十大寿。张三丰看这位大财主与道有缘，便和他好好谈了谈。二人经过这次富有传奇色彩的座谈后，陆道源便把家财分给了大管家沈万三和葛德昭二人，自己在澄湖畔修了座瑞云观，改名为宋静，在观里当住持过上了隐士生活。 陆道源不是重点，重点是沈万三，这是沈万三第一次遇到张三丰。 沈万三是何许人相信道友们都知道吧，在他得到家主赠送的财产后便回到了周庄，接下来就是大力发展海外国际贸易，很快就成为了全国首富。 几年后，张三丰突然想回家了，主要是想祭拜一次父母，于是在至正初年（1341年）回到懿州。 张三丰这次返乡史料记载很少，仅从他的诗中能分析出来，如《辽阳积翠村二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手执长弓逐鸟飞， 是谁知是老翁归？ 白杨墓上留诗句， 城郭人民半是非。 给父母扫过墓，张三丰又到大都访友，结果和积翠村里一样，“公卿故交死亡已尽矣”。想想也应该，他二十多岁时认识的或结交的人，现在都过去七十多年了，凡夫俗子哪能不死，于是便又是天南地北四处游了起来。 至正十九年（1359年），张三丰来到了金陵，再次遇到了沈万三，把丹法真功夫传给了他，这才是沈万三的机缘。 因为知道这位弟子有徙边之祸，临别前张三丰给沈万三留下首诗： 群雄扰扰尽征戡， 我与先生把道谈。 今日东南王气盛， 他年晤子到西南。 洪武初年，一百二十多岁高龄的张三丰再次来到武当山，也是动极思静了吧，便在玉虚宫前结庐为庵，住了下来。 张三丰的庵前有五株古松，这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每天都会在树下睡一觉。时间长了，就有人发现这里多了一个有点疯癫的老道士，天天不洗衣服不洗澡，慢慢的就以邋遢张呼之。 对了，上面不是讲张三丰总要改名吗，当听说别人叫他张邋遢或邋遢张以后还很高兴，说这个名字太好了，绝对算是千古独一份，谁也没用过的名字，于是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 不过人们也发现了这个老道的不凡之处，上山灵活地像猿猴，大冬天也不怕冷，大雪天也能在雪地里睡觉，而且呼噜声闻数里，那叫一个响啊，附近的猛兽、凶禽都吓跑了。 渐渐地有人感觉他有点神奇，没准是个神仙，便忍着他身上的那股怪味来搭讪，不过却什么也问不出来。 当然，还是有识真人的人，不久邱玄靖便拜在了门下，随后，陆续收了孙碧云、周真德、杨善澄、刘古泉、卢秋云等人。其中，周真德、杨善澄、刘古泉、卢秋云这四位江湖上混了一个太和四仙的绰号。 张三丰在武当山住了不短的时间，当时邱元靖在五龙，卢秋云在南岩，刘古泉和杨善澄在紫霄，张三丰自己则住到了遇真宫，是他传播全真道的主要阶段。 也许有道友会问，金庸小说中的武当七侠呢，不也是张三丰的弟子吗？这七位还真的存在，也是凑巧遇到了张三丰，学了不少太极功夫，不过真正拜在张三丰门下的应该只有张松溪和张翠山二人，得到真传的也只有张松溪一人，并且他还开创了武当松溪派。 由于张松溪的原因，武当山的功夫开始盛行于江南，也有了北少林、南武当的说法。特别是朱棣从各地抽调大量的道士来到武当山搞援建开发以后，武当山的名气大了，张三丰的名气也更大了，因为这些人都尊张三丰为祖师。 第二十八章 张三丰说:山北山南任我游 洪武十七年（1384年）太祖朱元璋自诩是平定四海的九五之尊，便下诏征调张三丰入朝，打算和他好好聊聊天。按道理说皇帝派人来请，还不得快马加鞭麻溜地来报到啊，没有飞机也得坐高铁啊。可惜这一套对张三丰却一点用没有，皇帝？我一百多岁了，皇帝都换过十好几个了，你算老几啊，所以根本没搭理朱元璋。 第二年，朱元璋想：我派人去请你你不理我，那我让你的徒弟去，你要是再敢不来我就收拾你徒弟，就问你怕不怕。于是沈万三和邱玄靖这两位就被押着去请张三丰，可惜“三丰隐者谁能寻？九室云岩深更深”。您慢慢找去吧，徒弟们也找不到我，想难为我的徒弟也不行，你还能怎么滴！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第三次遣使来找张三丰，很快派去的人回来汇报说，这次打听清楚了，张三丰好几年没回山了，山上的大小道士们说他这几年陕、川、鄂、滇、黔哪都去过，至于人到哪了谁也不知道，看样子是不打算回来了。 好在张三丰临走前考虑到不能让弟子们太为难，特意留下了一首《却聘诗》，告诉弟子们到时候拿出来应付皇帝就行了。等使者呈上这张纸老朱展开一看，上面是这么写的： 流水行云不自收， 朝廷何必苦征求。 从今更要藏名姓， 山北山南任我游。 此次出游，张三丰先去了宝鸡的一座金台观住了一段时间，民间传说他收了一个叫王宗岳的弟子，不过传给这个弟子的并不是丹经，而是太极拳。王宗岳学到高深的内家拳以后，便广收门徒，在江湖上开宗立派，从此太极功夫在民间广泛传播，逐渐演化出了各种内家拳的分支。 关于王宗岳，史学界至今还存在争议，主要问题集中在他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人上。有人说是明初的，有人说是晚明的，有人则说是清朝的，如果是后二者，那么他就不可能得到张三丰的传授，时间上不合理。大概了解了一下最新的研究情况，有人摆出来很多证据，确定说王宗岳是清代人，这里就不花时间分析了。 离开陕西后，张三丰来到了巴蜀。在这里他劝说献王学道，从而避免了被迫害的命运，民间有大量的传奇故事，就不多讲了。值得一说的是张三丰在成都青羊宫里还留下了一些诗文，其中有一首《青羊宫留题》中他说：“神仙神仙，只在花里眠”。后面会讲到张三丰的《无根树》，这一句显然和《无根树》有关系，不知道《无根树》是不是在青羊宫里写就的。 接着张三丰又去了青城山、鹤鸣山、峨眉山，都是风景极佳的旅游区，当然张三丰肯定不是为了玩。在这段时间他还去了次开元寺，因为那里的广海和尚时老朋友，正好可以叙叙旧。盘桓数天后，临别时张三丰送给广海一双他亲手编制的草鞋和路上偶得的三片沉香，同时留下一首诗： 深入浮屠断世情，奢摩他行恰相应。 天花隐隐呈微瑞，风叶琅琅咏大乘。 室密昼闲云作盖，庭空夜静月为灯。 定中万象无何有，到此谁能见老僧？ 据《峨眉山志》、《夔州府志》等记载，由于广海和张三丰有这层关系，朱棣特别赏赐了广海，据说其中有一件宝衣称玉环千佛袈裟。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张三丰离开四川，专程去了次云南，此行主要是为了见一见被朱元璋发配到那里的沈万三，正好应了上次分别前的那句“他年晤子到西南”的预言。 关于沈万三被发配的事情《明史》里也有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搞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进谏，乃释秀，戍云南。”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沈万三是首富，但是有点膨胀，自己都不知道让皇帝感觉很没面子，不被收拾才怪呢。不过因为《明史》是清人所编，有些用词就不是很准确。比如明代的刑罚有笞、杖、徙、流、死五大等级，并没有这里所说的“戍”这种。有学者考证后认为沈万三应该是被判的“流”刑，而且是皇后求情，皇帝亲自判的刑，可以说是奉旨流滇。 无论如何，师徒二人相见是件高兴事儿，叙过旧后便一起研究金丹大道，还着手准备炼制天元大丹。 一年后丹成，感觉至少应该炼了两颗以上吧，总得一人一颗才好。至此，此行事情了结，感觉凡世间也没有什么未了的事情了，张三丰便飘然来到贵州平越（福泉市）福泉山，每天朝真礼斗，静待飞升。 至于为什么要在平越等待飞升，去过平越的道友应该知道，那里山环水抱，天然就像一个太极图，是道家眼里的风水宝地。在福泉市南有个叫倒马坡的地方，那里有号称福泉十二景之一的灵岩仙影，就是在半山上的百米高的仙影崖，上面依稀可以看见一个人影，头戴斗笠，脚穿草鞋，酷似张三丰执杖西行。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感念张神仙的风采，敬题“神留宇宙”四个大字，后来平越指挥史奚国柱亲笔写下这四个大字后，刻在了神影一侧。 据说张三丰在平越住了七年后又回到了武当山，具体是为什么回去，原因是什么都不得而知，如果是真的，那时已经是1399年建文帝和朱棣内斗的时代。 有道友问，朱棣登基以后不是还派人去武当山找张三丰吗，这不是说明张三丰回到了武当山吗？关键是以后的故事性就比较强了，而且据说朱棣安排胡滢四处找张三丰是假，找建文帝才是真的。当然，有学者根据张三丰给朱棣写过一封《答永乐皇帝并书》的信推断张三丰在朱棣当权时期回到了武当山，并且依然在世。这封信后面还附了一首诗： 臣居草莽原无用， 帝问刍荛若有情。 敢把微言劳圣听， 澄心寡欲是长生。 张三丰的意思很明确：你一个管理整个国家的皇帝天天正事多如牛毛，总找我这个老道干什么？如果就是为了长生，那我得告诉你，我的长生之道不适合你，再见，哦，是再也不见。 总之，张三丰到平越以后资料极少，这位大神的行踪还真不好确定，一走就是十几二十几年，他是在某个山洞里闭关呢，还是在哪个无人区修炼呢不得而知，同样他在哪个景区破碎虚空飞升了，还是在某个山洞坐化了也没人知道。曾有后人说张三丰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时离开武当山去云贵隐居，《明史》说他“终莫测其存亡也”，总之至今没人知道张三丰最后去了哪，又是哪年羽化的。 不知道张三丰的卒年，自然也不知道他活了多少岁，不过综合看应该是145岁起步吧，到底活了多少岁，你猜吧。 对于这样一个传奇的神仙人物，皇帝也只能表示尊敬加尊重，为了他朱棣大修武当山，英宗加封他“通微显化真人”，宪宗封他“韬光尚志真仙”，熹宗封他“飞龙显化宏仕济世真君”，都是表达一下基本的尊敬吧。总之这些都为张三丰加分不少，声名越来越大，武当道派的江湖地位越来越高，最后发展成为和少林比肩的大哥。 在后人看来，张三丰的成就相当高，以至于包括李涵虚、汪锡龄等人把他和吕洞宾并列，这是对他的成就和地位上的一种认可。北京白云观《诸真宗派总簿》抄本中记载，到清末为止，尊张三丰为祖师的道派多达17个。 张三丰的着述非常多，汪锡龄搜集整理后编成《三丰先生本传》，后来李涵虚又经过补充后编成了《张三丰全集》，基本上把张三丰的作品收录齐了，包括宝诰、显迹、古文、大道论、玄机直讲、道言浅近说、玄要篇、天口篇、云水集、丹诀等等。 下面再简单说一下张三丰的籍贯问题。 经过多年的考证，张三的的籍贯问题应该是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辽东懿州，即今天的辽宁省阜新市塔营子乡。 证据还是不少的，比如天顺三年（1549年）英宗封他通微显化真人的诰命中是这么说的：“元朝名士，天师后昆，鹤骨珊珊，尤髯拂拂。出辽东而访道，入终南而遇师。”汪锡龄的《张三丰先生本传》中也记载了张三丰的爷爷在金代的时候就把家搬到懿州，而且他老爸张仲安在窝阔台时期曾参加科举。前面也讲过，汪锡龄的记载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此外，陆西星、李涵虚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而且还讲到了张三丰父母的墓就在辽阳积翠山。 此外，《明史》、郑晓（1499-1566）的《今言》、杨仪的《高坡异攥》、沈德符的《尤历野获编》《列仙传》，何乔远的《明山藏》，谈迁的《枣林杂俎》，王建章的《列代仙史》，汪洪绪的《明史稿》等等诸多史料中均是这种说法。 相较这些古人的记载，反而今人把懿州的位置一直误传为辽宁彰武西南。实际上，早在辽圣宗太平三年（1023年）时塔营子乡所在地就置为懿州了，当时是着名的萧太后的孙子燕国长公主的私城，曾经是政治、军事、交通中心。有学者追寻源头，发现是受《辞海》的误导，虽然已被指出来了，影响却不易消减。 张三丰籍贯的其他一些说法，比如《陕西通志》里称他是宝鸡人，《山西通志》里则说他是平阳人，《四川通志》则说他是天目人，如此等等。之所以有这些说法，原因也好理解，通过上面讲过的生平来看，张三丰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满地球跑，加上他的行踪可以用神秘莫测来形容，当他在某个地方停留时间比较长的话，就会有人误以为他是那里的人。同时元末明初这百年来社会动荡，战乱摧毁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文字性的材料更不易保存，所以想找到张三丰家的户口本几乎不可能了。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在明朝，懿州先设置了广宁后屯卫，朱棣又把这里划归义州（义县）管辖，重点是那里一直放任成为了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据地方志记载，当时先后有二百多个部落在这一带放牧，这就更增加了考证的难度。 总之，张三丰的籍贯暂时只能通过他的生平以及一些史料加以推测确定，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最后再简单说一说张三丰的诗。 张三丰一生云游天下，所留诗作极丰，大多都收集在《张三丰全集》里面了，分别在《云水前集》、《云水后集》和《云水三集》。 首先，从这些诗的内容或者诗名上可以看出来张三丰是个发烧级驴友。如“大江南北任浮沉，遍游苏杭道倚深”、“三年步履遍河东，戴月披星两袖风”、“此身长放水云间，齐鲁遨游兴自闲”。再从诗名上看，《嵩岳》《甲子秋游燕京作》《中州纪行》《晚步咸阳》《两湖吟》《登岳阳楼用杜韵》《扶风明月山中有清风洞过而口占》《悠悠歌北岳作》《出终南山二首》……您瞧，大江南北哪都去过吧。 其次，从诗中可以看出张三丰的那股淡泊隐逸的高人雅趣：断绝俗念、摒弃凡尘、心境空灵，能看出他对修道、得道和弘道的追求的苦恼和乐趣。“不愿登黄金台，我只愿饮黄花杯”、“身如断梗如流水，臂负瑶琴带夕曛”、“明月山头玩明风，清风洞口坐清风”、“生平好善访仙翁，十万黄金撒手空”、“化着渔翁荡小舟，湖南湖北任遨游……湘滨老臾相逢笑，手指嘉鱼下钓钩。”这类诗很多，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自己找找看吧。 总之，张三丰走到哪写到哪，文采极高，留下的诗文非常多，内容也相当广泛，主要记录自己的寻仙访道的心路历程和感悟，甚至就连大道思想、内丹功夫也会用诗的形式写出来，所以张三丰的诗价值非常高。 第二十九章 张三丰说:道不远人，人远道 上面说过，张三丰的着述非常多，讲丹道的也不少，可是好多人说张神仙的本领的确非常大，写的论文水平也很高深，可是我们看不懂啊。比如这篇《大道论》，可以说是穷尽性命归真之道，发微圣贤仙佛之理。再看这篇《无根树》，更可以称得上是言尽千百年来道家理论之玄奥。可惜，都写得都太过晦涩，小白表示看不懂啊。 举个例子，修道修道，任何人要修道首先要明白什么是“道”吧？儒家解释过道、老子解释过道，历代高道也对道发表过自己的理解，如果研究一番就会发现，各种解释都抽象，可见把一个道字解释明白就不是一件明白事。 按照正常的套路，张三丰会这么解释道：“具造化玄微之理”，或者这么说：“夫道者，统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而名。” 这么说，不但小白搞不明白，水平稍低一点的道士都理解不了，这里涉及了道和化生万物的关系，和老子说过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个量级的。 在此基础上，张三丰又接着说：道不但生万物，而且还负责万物的演化，什么意思呢？假如道只管化生万物，后面就不管了，一不小心生出一个来永恒不灭的……，不管它是什么吧，这种存在不是又化身成为另一个“道”吗？ 也许有道友会问，这也没什么吧，多一个就多一个呗。可是道是一种至高的存在，可以生万物的，再生出一个至高的存在算怎么回事？所以，张三丰说道不但要管生的问题，还要管死的问题，比如规定宇宙万物有生、有成长、有衰老、有灭亡的过程，简单说得有生老病死的过程才可以。 同时，张三丰还给道加入了一个“含和抱中”的属性，强调“守中”，这是结合修炼来说的，就是要守玄关。 以前没有过多地讲守中，实际上这也是内丹发展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被学者们定义成为“中派”。 张三丰相当重视“中、和”的概念，他说过：“天地大道，含和抱中”。这个“中”是相对于内、外而言的，就是一种不内不外的状态。大道就是要从这个“中”字里面去找，先找到身中之中，就是丹田，就是“以在身中之中，求不在身中之中”，接着才可以守中，才可以制外。这个“不在身中之中”是什么呢？自然就是心性，所以又回到了性命双修。 所以说，要把“道”讲明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包括了从理论认识到内丹修炼功法的任何一个环节中，这让没有基本功的小白们怎么听得懂？听不懂的后果就会失去信心，没了兴趣，也就坚持不下来，从而出现了“道不远人，人远道”的现象。 为了照顾小白们的情绪，也为了道教事业能够发扬光大，张三丰也认识到了一本初级教材的重要性，于是一篇可以让更多人看得懂，能够让更多人有信心加入修道大家庭的《道言浅近说》出炉了。 如果说《大道论》《无根树》是给博士生看的，自然是非常玄奥的，而《道言浅近说》的定位则相当明确，给小学生看的，是小学教材。文如其名，《道言浅近说》没有讲那些高深的、玄奥的、系统的理论，仅用了短短三千余字讲了修炼方面的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东西，可以说是通俗易懂，堪称业界的良心之作。 在《道言浅近说》中，张三丰没有单纯地从理论上讲什么是道，而是结合了修炼来解析道的概念。开篇就明确说道有三候三关，就是两句话：“无为之后，继以有为；有为之后，复返无为而已。” 注意张三丰在这里说的无为并不是前面讲过的无为、坐忘，如果这么讲其实就不是浅近说了。这里所说的“无为”就是指修道的前提必须要看破红尘，抛弃名利，总之放下一切诱惑你的东西，这就是无为。如此解释起来，是不是谁都理解得了了？ 在这部短短的经书中，张三丰同时告诉了修道者一个核心思想，就是“道不远人，人远道”。 其实类似的思想儒家也有，在《中庸》中有“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的说法。在道教界也不是张三丰最早这么说的，钟、吕就曾明确提出过这一思想。在当今的所谓末法时代，这一思想同样被修道界所认可，比如南怀瑾说过：“道不远人，而人自远道矣”。 总之，围绕着这一中心，张三丰说大道是公平的，谁都可以修炼，谁都有权去追求，根本不需要排队，也不需要走后门、跑关系。但是，每个人的资质、条件是不同的，对道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有的人能够坚持不懈，有的人则知难而退，所以最终的结果自然就会各不相同。成功的人得道，失败的人则会抱怨天道不公，而影响修道成败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对道是什么还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从而直接影响到后续修行的过程和结果。 当然了，道理这么一讲是很好理解了，但是什么也放下不也照样一事无成，就算告诉你修炼的功法，什么抱元守一、致虚极、守静笃等等，也不可能修成大道。所以，理解了道的本质后，还要知道怎么去做，然后再去修炼肯定要比懵懵懂懂地去修炼强很多。 大道既然是公正的，“道不远人”，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会远道？张三丰认为本质是多数人在入门阶段做不到凝神静心。这一步是最简单的，也是最难的，既考验一个人的资质，又考验一个人的心性。 坐几个月也没有一点进境，原因是坐那就睡着了，要不就想家想老婆，总之就是向道之心不坚，如果不能心轻于事，心淡于事，谈什么存神，坐在那睡不着才怪呢。 “修心者，存心也，炼性者，养性也。存心者，坚固城廓不使房屋倒塌，即筑基也。养性者，浇培郸鄂各使内药成全，即炼己也。心朗朗，性安安，情欲不干，无思无虑。心与性内外坦然，不烦不恼，此修心炼性之效，即内矾也。” 另外就是有些人太过急功近利，总想着快点修炼出本事去撩妹，去赚钱，或者为了治病，这些都可以用功名来代表，“功名多出于意外，不可存利禄之心。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修道亦然。”修炼的效果是自然出现的，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绝对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心静神凝，一毫不起忖度希冀之心。” 正是因为很多人不明白这些道理，看不懂道书，听不懂师傅的课，当然更多的情况是根本没有师傅，所以自己学习怎么也理解不了，于是才会灰心而放弃修道的。 对道有了简单的认识以后，有了追求心志以后，接下来就要明白这个道怎么才能追求到手。张三丰给了四个字：穷理、尽性。感觉还是挺深奥的样子，比起追求女朋友难多了。 何谓穷理？不用纠结名词解释，你只需要“读真函，访真诀，观造化，参河洛”，这就是在穷理。 何谓尽性？“趁清闲而保气，守精神以筑基”，“性者内也，命在外也。以内接外，合而为一，则大道成矣。” 所以，不用理会概念，只要先按照上面说的功夫去做，“一面穷理，一面尽性，乃有不坏之形躯，以图不死之妙药。” 前面一直在讲性命双修，张三丰在这里还引入了儒家的理和性的概念。易经里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有了儒学的基础，再理解道家的内丹会更容易。 理论讲完以后，张三丰说内丹功夫“亦有小三候。积精累气为初候，开关展窍为中候，筑基炼己为三候。下手于初候求之，大抵清心寡欲，先闭外三宝，养其内三宝而已。”具体这些功夫，后面再讲。 张三丰百多岁时才开始收徒传道，为什么？因为他对自己几十年的求道经历体会太深，道难求，前人的丹经实在是太晦涩难懂，没有明师指点基本上就没戏。道友们可以回想一下，前面讲过的高道，基本上都是小时候就极为聪明，修道有成也都要经历几十年，早期还讲顿悟，后来为什么看不到了？没有几十年的积累，哪里有顿悟？所以，就算有了明师指点，自己也是苦修多年才能最终悟道，这种人又有几个？ 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自古有一手绝活的都当命根子一样守着，传男不传女，就怕别人学会了自己没饭吃，在道门也是有这样的坏习惯，张三丰也一样。比如他可以为普及内丹功夫的入门知识把基本思想写出来，也写了《无根树》这些高深的丹道理论，可以说上承老庄、钟吕，下启刘一明、李涵虚，对中国的道教发展贡献是相当大的。可是，在丹道功夫方面，核心的功夫也是口授的，而且已经湮没在历史中了。 第三十章 张三丰说:福自我求，命自我造 在张三丰的着述中，《大道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对中国道教理论的发展影响也是巨大的。 张三丰是继王重阳以后提倡以道教为中心的三教合流的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在《大道论》中，张三丰把道教的“道”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上一章中说过：“夫道者，统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而名……理综三教，并知三教之同此道也。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就是出自《大道论》。 既然张三丰提倡三教合一的思想，那么就要接受儒、释的思想，并与道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还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主有次，主必须是道，只有在道占有统领地位的基础上，才可以谈三教合一。 如果仔细想一想，儒、释、道千年发展下来一直没有完全融汇到一起，自然是存在不相融的地方，比如儒家讲究天命，但佛教讲业力、因果、轮回的，是不讲天命的，这种情况下张三丰是如何在天命观方面统一三教的呢？ 无论儒也好，道也好，都在为自己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努力。道家的天命很简单，就等于道，是老子当年就明确提出来了。儒家同样也想“制天命而用之”，《易经》中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有人说人家是为了探求至理，说到底还不是和道家一直就在追求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伟大理想一致嘛，所以张三丰在《大道论》中也说“夫道者，无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已矣”。 张三丰想“命自我造”，性命双修，养气炼形，跳出生命轮回，这些全是为了成就大道，追求掌控命运的长生之境。“或者谓人之生死，皆有数定，岂有违天数而逃死者？独不思福自我求，命自我造，阴骘可以延年。” 另外，张三丰在天命中还加入了因果报应的思想，所以实际上还是三教合一，这也是张三丰的思想的进步的一个侧面。 再比如儒家有人伦之道，在张三丰看来玄学同样离不开功德，只有以功德为体，金丹为用才可以成仙，所以他才说：“仙家铅汞即仁义的种子”。这么看来，道和德本来就是一体，同时再和佛家的因果报应联系起来以后，命由人造，可以用功德去改命，这同样是张三丰在三教合一思想上的一点进步。 不要小看这一点，张三丰的这种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而且不局限于道教。比如在后世的一些文学作品中，“道”开始有了正面和反面的两种特质了。出现了身怀仁义的道士，他们严格遵守人伦道德，电影里就是浓眉大眼的正面人物。对应的也有为非作歹的邪道，就是那种留个中分发型，嘴歪眼斜的反派，对了，他们的下场一般也会很惨。《三言》中就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二戏方士可以一符杀三邪，白蛇最终被法海收拾，崔衙内家的红兔被罗真人收拾如此等等。总之，正义一方，代表道德的一方总会表演追杀邪恶一方的戏码，而且最终会胜利。 此外，后面还会讲到明末一个叫做林兆恩的人，自称得过吕洞宾的传承，也和张三丰把酒印证过三教合一的理论，于是创立了一个叫做三一教的门派，所以三一教内把张三丰作为了林兆恩的陪祀敬了起来。 当然了，道教一直在提三教合一，也一直有高道在努力，但是结果如何？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只是在某些方面有些成绩，但真正互融是不可能的。先不说三教各自的理论体系是否有相互融合的可能性，仅仅三教合一后谁当老大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古人有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执拗，那是很牢固的，即便是现在，两个单位的大老板愿意合并吗？两个国家的老大愿意合并吗？ 张三丰在《大道论》的最后还讲了“人远道”的问题，他说前辈们的道术秘法之所以没有流传下来，主要是他们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传下了真功夫，结果人们心不诚，又懒又笨，学不会时反而四处发帖灌水说都是骗人的。同道们、后辈们，能遇真人、得真经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结果你们还不珍惜，醒醒吧。 建议道友们读一读《大道论》，短短四五千字，可以体会到张三丰对人生苦短的急迫，对追求大道的艰辛的种种感悟。 张三丰的另一部重要的着述是《无根树》，名字听起来就有一种非常玄妙的感觉吧？先解释一下无根树的意思。 它实际上是源自佛教。北宋道原和尚写过一部名为《景德传灯录》的佛教史书，里面有这么一段对话：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 师曰：解接无根树，能挑海底灯。 大概是讲的佛家修行中的一种超越情识的境界。 张三丰在《自题无根树词》中说：“要知端的通玄路，细玩无根树下花。” 那么通玄路、无根树和花又有什么关系？ 丹经里面是经常出现“花”这个字的，比如吕洞宾说“花发拈花须仔细，月圆赏月莫延迟。”“月下花前拍手笑，花酒神仙古到今，花花结就长生药。”张三丰说“神仙神仙，只在花里眠。”如此等等。注意，此花非彼花，在道教中，特别是在丹道中花有特殊的含义。 《无根树》中把由二十四种身心变化而内生、外景的征兆用了二十四首诗讲了出来，每首诗的开头相似，都是以“无根树，花正x”开头。 如 “无根树，花正幽，贪恋荣华谁肯休？” “无根树，花正微，树老重新接嫩枝。” “无根树，花正青，花酒神仙到古今。” 由此得到二十四个字，分别是幽、微、青、孤、偏、新、繁、飞、开、圆、亨、佳、多、香、鲜、浓、娇、高、双、奇、黄、明、红、无，这二十四种花，代表的是修行中的二十四种状态。 前面多次讲过，道教中的数字是很有讲究的，这里之所以用到了二十四，实际上和二十四节气有关。从小寒到谷雨共八个节气，每个节气又分三候，每候为五天，所以共有二十四候。古人称这二十四候为番风候，每候配了一种花，小寒的一候为梅花，二候为山茶，三候为水仙……直到谷雨的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结束。 那么这些又和丹经有什么关系呢？ 道家用这些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花与无形的风对应起来，就是所谓的风应花期来，又称花信风。不同的花期，就对应修行功夫的不同阶段，于是就可以用这些花比较形象地表达出风和修行中的不同状态了。 比如第一个“幽”字，就是指气生于虚无，也是无根树的生发之源。接下来的“微”字则表示衰微，表示此时则宜伏藏，如此种种。 二十四种花，二十四个阶段，二十四种境界，到红时，即是大药已成，内、外就像有个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接下来就可以采药了。到最后一个无字，则表示采药以后的状态，所谓“摘尽红花一树空”，尽善矣。当然，空还没有到无的境界，只不过没有用花来表达了。 如果读过孔子的《卦序传》的道友会体会到，从浅到深的二十四种境界的发展，和六十四卦的排序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处。 后世对《无根树》极为推崇，历来注解的人也很多，后面要讲到的刘一明（悟元子）曾作《无根树注解》。他认为无根树就是人身，匆匆百年，生老病死就像树之无根。李涵虚也曾作《无根树直解》，他进一步解释说无根树就是人身的气，气又生于虚无之境，气散则人死。无根树对这二位高道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很深。 《无根树》就不详细解析了，如同《参同契》《悟真篇》，内容比较晦涩，不过它绝对不是有些人说的双修旁门的功夫，肯定也没有后世某些阴阳双修派那些三峰采战之类的房中术吸引人。有兴趣的道友，可以对照刘一明和李涵虚这二位高道的注解一起来看，大约能看得明白。 再简单介绍一下《天口篇》。 天口的意思是“先民有言，圣为天口”，张三丰说这部经书中讲的东西不是他自己说的，他只是一个文字的搬运工，是代天立言，代君王发话，说的全是完人、至人、真人的学问。 老天爷借张三丰的嘴想说什么？ 《天口篇》总共有二十四篇，内容涉及正教篇、儒书篇、禅旨篇、玄音篇、五德篇、孝行篇、淫恶篇、施报篇、盈示篇、毁誉篇、修短篇、穷达篇、人品篇、快活篇、能让篇、忠恕篇、虚无篇、养生篇、五劫篇、敬神篇、爱人篇、医药篇、相卜篇、堪舆篇，仅从各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里面涉及了道、释、儒三教的内容，还挺全面的。 张三丰还有很多高深的丹经，不再一一讲了。 讲了这么多，也许有道友会问：这些全是大道理，有没有具体的功法，类似绝世内功、内家拳法之类的？具体到功法、秘籍什么的，那都是“盗取天机，以延寿命”的，真正的不传之秘也都是口口相传的，早就失传了，所以咱还真不会。不过后人通过张三丰的各种着作，总结出了大概的炼己还丹的功法，下一章就讲一讲。 第三十一章 张三丰说:凝神调息，调息凝神 下面就结合具体的内丹功法，讲一讲张三丰的内丹理论。具体的功夫可以分成两大阶段：筑基炼己和性命双修。 前面讲过筑基的功夫，也讲过为什么要筑基。由于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受到后天的各种影响，使先天的身体、精气神受到了耗损，而这种耗损还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越来越严重，直至死亡。追求长生或者长寿，首先要返回先天状态，否则就谈不上进一步，而补回耗损回到先天之体的过程就是筑基。 对于如何补回耗损的精气神，特别是年纪偏大的人，这一步就更为关键。张三丰有一首《后天筑基》诗： 气败血衰宜补接，明师亲授口中诀。 华池玉液逐时吞，桃坞琼浆随日吸。 绝虑忘思赤子心，归根复命仙人业。 丹田温暖返童颜，笑煞顽空头似雪。 本质上，张三丰的筑基功夫和前面讲过的基本一致，无非就是扫除杂念，寂灭情缘，从调息、呼吸、打坐、意守丹田到冲关、通脉，同样是百日的功夫。筑基是修行的前提，杂念越少，摒弃得越早，则得丹越早。 不过，张三丰明确地把筑基和儒家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践行联系了起来。在他看来，道家讲究积阴德，德行为先，阴功为本，二者如果划个等号，显然至少是一个好人才有资格筑基修道，所以张三丰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真的对修仙得道有帮助。 在《无根树》中，张三丰还有一套着名的“阴阳栽接法”，是这样讲的： 无根树，花正微，树老重新接嫩枝。 梅寄柳，桑接梨，传与修真作样儿。 自古神仙栽接法，人老原来有药医。 访名师，问方儿，下手速修犹太迟。 这可不是讲的园艺学的嫁接技术，而是借这种嫁接技术使人的身体能够返先天的思路。 炼己和筑基是没办法割裂划分的，丹法的东西前面讲过不少了，这里所说的炼己实质上是元神和元气相交的功夫，也可以说是坎、离或者说内药、外药相交的功夫，说法虽多，但实质是一致的。 为什么说是炼己呢？ 十天干戊和己的五行为土，而戊土和己土又有阴阳之分，一个阳土一个阴土。戊土是阴里含真阳，己土则是阳里育真阴，二者一动一静，相合就是坎和离相合，也就是元神和元气相交，就是前面讲的铅、汞，所以丹法里叫炼己实际上就是炼内药。 肯定有道友会问，戊和己都是土，为什么不叫炼戊呢？用阴阳理论来解释，己是阴土，内含真阳，修炼就是为了强化那点真阳，把体内的阴性的、后天的杂质全部炼化掉，把耗损的精气神补回来，最终得到纯阳之体嘛。张三丰说：“炼己只是养元神”，就是修心、养性、炼神，最终返回先天。 前面还讲到过道家修炼中的顺逆问题，钟吕讲，陈抟更讲，顺着就是凡人几十年的生老病死，只有逆着才能长生、成仙。 筑基和炼己没有明确的界限，都是修炼的基础功夫，不过筑基偏命功，而炼己更偏重性功方面的修炼。在《玄要篇》中说“未炼还丹先炼性，未修大药且修心。心修自然丹信至，性清然后药材生。” 同样都是性命双修，南北二宗却不相同。北宗主张先性后命，南宗主张先命后性，这些在前面讲过。之所以不同，这和南方、北方的自然环境、水土、饮食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 以前讲过“四象五行皆藉土，九宫八卦不离壬”，北方人重土，南方人重水。北宗，成员自然多是北方人，牙好胃好，吃嘛嘛香，大鱼大肉尽管来，就是吃的好，身体就好。北宗认识到长生不死的主体不是阴滓色身，而是真性本体，于是以坚韧的意志品质苦修炼性以达大道巅峰。 从修性入手进行修炼非常难，所以必须有类似苦行的修行才能炼出真性本体。经常有人会问，和尚都是要出家，守好多戒律的，那么道士要不要出家？能不能结婚？之所以有这种疑问，是因为有的道士需要出家持戒，而有的又不需要。别的不说，北方的全真道士是需要到宫观里出家的，是不能结婚的，也有很多的戒律要遵守。而南方的正一道，就可以结婚，可以在家修行，当然也有很多戒律要持的，并不是很多人想的不持戒。之所以有这种区别，也和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的区别有一定的关系。 炼己也是炼心，因为心是离火，离中是己土，是阴土宜静，所以要炼到心不动，离宫修订则气和，气和则身安，身安才能精满气盈，这就是道家的解释。也就是说，对于北宗来说，炼己就要炼心，就是要炼心中那一点阴土。 相对来说，南方人为主的南宗则首重命功，讲究持心，认为“饶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抛身却入身”。张伯端不是说过嘛：“若要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 张三丰也注重性命双修，那么他的性命双修属于哪一派呢？ 他说：“死生了当非神气，性命功夫在汞铅。” 他还说：“夫道，无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已矣。” 他还说：“修道者，修此阴阳之道也。一阴一阳，一性一命而已矣。” 他还说：“修命有助于见性，见性有助于修命。” 他还说：“性要炼，命要接，休在人间虚岁月。” 由此可见，张三丰的筑基、炼己就是性命双修，兼南北二宗的，也就是说在他认为要双修，都重要，没有谁更重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实际上南宗、北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不是非要分出来你重视性，我重视命，有个先后、主次的分别，张三丰认为炼己不但要修、持，还要炼，因为这些都是炼性、养元神的功夫，最终都是炼元神。 至于如何炼己，张三丰和前辈们有一点是不同的，就是他主张入世，到凡尘俗世里打滚。“先炼己于尘俗，积铅于廛市”，“炼己忘世情”，实中求虚，“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达到这一步，就说明筑基功成了。 具体到实践，就是“凝神调息，调息凝神”这八个字的功夫。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凝神，什么是调息？ “心止于脐下曰凝神，气归于脐下曰调息”。 “凝神者，收己清之心而入其内也。心未清时，眼勿乱闭。先要自劝自勉。劝得回来，清凉恬淡。始行收入气穴，乃日凝神。” 调息则不难，“心神一静，随息自然。我只守其自然，加以神光下照。即调息也。” “凝神调息，调息凝神”这八个字在实际修炼中可以分解成四步，就是： 第一步是凝神，“收己清之心而入其内也。心未清时，眼勿乱闭……”，所以第一步也可以说是清心。至于如何清心，清不了怎么办，“自劝自勉”，用意志去控制杂念。最后能够“收心入气穴”，“心止于脐下”，这就是凝神的功夫。 第二步是调息，“心神一静，随息自然，我只守其自然，加以神光下照，即调息也。”凝神以后，意念随呼吸沿任脉入丹田，就是“气时于脐下”。“神依息而定，息依神而安，互相依附，始曰大定”。所以，这一步的调息实际上最终又是为了凝神。 第三步是再调息，实际上就是在凝神以后，是“调试阴蹻之息与吾心中之气相会于气穴也”，是进一步利用调息来引动祖气和丹田的气相交，所以这一步就是水火既济、心肾相交。 最后则是再凝神，这一步的凝神和第一步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神、息已在丹田里面相交，相当于前面所讲内丹功夫中结丹前的阶段，也是陈抟所说的得药阶段，此时还要为神息两忘，为复归无极做准备，所以这里的凝神要注意与丹田的联系，“不即不离”，不可断，但又不能强。 “大道以修心炼性为首，性在心内，心包性外，是性为定理之主人，心为栖性之庐舍。修心者，存心也；炼性者，养性也。存心者，坚固城郭，不使房屋倒坍，即筑基也；养性者，浇培鄞鄂，务使内药成全，即炼己也。心朗朗，性安安，情欲不干，无思无虑，心与性内外坦然，不烦不恼，此修心炼性之效，即内丹也。” 经过四步，如果成功，就可以神息两忘的境界。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境界呢？是进入一种极境：“勿忘勿助，以默以柔……忽然神息相忘，神气融合，不觉恍然阳生而人如醉矣。”至此，就完成了前面所讲过的百日筑基的功夫。 凝神调息，调息凝神这八个字，对后世影响相当大，包括柳华阳、李涵虚等人都花了很大工夫研究、体会这八个字。 前面也讲过，修道入门是极难的，因为从静到空，到忘，不是每个俗人都能做到的，所以张三丰也说“还丹容易，炼己最难”，人的杂念太多，多到蒙蔽了心性。 那么为什么他又主张到尘世中炼己呢，这又是一个心性的问题，能够和花花世界一刀两断的人，才是与道有缘的，能出世的才能再入世。 筑基炼己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功夫，就算是达到返虚境同样也要炼己。当炼己有一定火候后，修的这个性就可见了，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此时已经达到心性修炼的最高境界，实际上离丹成也就不远了，因为后面相对就容易了，“真性清净，元神凝结”。 第三十二章 张三丰说:与道合真，便是神仙 筑基的功夫完成以后，也就是可以定、静，先天之体也成，此时就可以进入性命双修阶段，实际上就是采药、合真，也就是前面讲到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合道的功夫。 和筑基期的气息在任督二脉中调动不同，从这一阶段开始，经脉中开始有了药，而气息成为药的载体，所以又称为转河车。 河车怎么回事前面讲过。钟吕认为河车起始于肾水中的真气，这里真气盈动下阴则动，此是气就由会阴穴经尾闾、夹脊一路向上过泥丸，下鹊桥，过重楼、绛宫到中丹田，与心脏离火相交，这就是钟吕所说的龙虎相交。当然，这条河车所走的路在筑基炼己时已经通了，不过因为这一阶段没有心神引动，所以还不是真正的转河车，只需要感觉到任督二脉就够了。 这一阶段的功夫，张三丰又和前辈们的有些不同，他是从脚底涌泉开始，上冲到膝，在佛教中也有类似的功夫，称为芦芽，感觉小腿内好像有小虫子向上钻的感觉，接着再慢慢向上到尾闾，再向上冲达到头顶泥丸宫，下面的就和传统的转河车相同了。 在河车开始转起来以后，就要有意识地逐渐加强对药的采运。前面详细讲过什么是药，铅、汞这些都是药。张三丰还用了一个特殊的名称，就是“一粒黍米”来指药。不论叫什么，采或运都必须先找到它才可以，就是先要在体内找到它。 如果说筑基是个关卡的话，采药同样也是一个关卡。如果说入定筑基只要功夫深了早晚总归能够做到，那么找到体内的药就不是下苦功就能达到的了，因为在混沌杳冥间去找到铅汞，说着容易做起来难，这就需要资质，或者说是仙根了。 如果说筑基就好像是在黑夜里寻找黑色的眼睛的话，那么采药就差不多相当于再多戴上副深色墨镜去找了。如果再给你加上时间限制的话，而且是极短暂的瞬间呢？所以在这一步就拦住了绝大多数修道人。 为了帮助大家完成采药的功夫，张三丰把采药的位置明确指了出来：“炼己持心、明理见性之时，攒簇发火，不出半刻时辰，立得黍米玄珠，现于曲江之上。” 在以前，这些都是门派口口相传的绝秘，绝大多数修道人都被卡在这里不得寸进。张三丰把这最关键的一点说出来就容易多了，只需要专注心神沿着小肠位置找，虽然元精出现的时候小如一粒黍米，但是它却通透明亮。在一片黑暗中突然出现一个小太阳，只要方向找对了，就算“真铅始生之时，其气迅速如电”，也不难捉住它，这就是加入门派，有个师傅的好处。找到药以后，只需要用心神引导它进入经脉中运转河车就可以了。 采了药以后，下一步就要准备炼药，但是炼药还需要保证原料供应充足，太少太弱就算勉强去炼也没有效果，所以在小周天炼药之前，多一个封存、温养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锻炼药物的过程。在小周天元精运转过程中，到达泥丸宫的时候需要暂时停住，时间非常短，甚至不明显得根本感觉不到，这就是封固。 为什么说封固很短暂甚至感觉不到呢？因为此时的铅、汞实际上就是离火和坎水，既然有药生出了，水也好火也罢，水火都不等人，生出来就要动，否则它就会向四处蔓延。武侠小说里描写的走火入魔差不多就是这种状态，管不住水、火，结果就严重了，所以药生时小周天就已经运转了，带动着进入炼药阶段。 内丹功夫中周天的时间不是固定的，这不是说气息或元精在任督二脉里转一圈的时间，而是把整个修炼的时间按年、月、日、时等进行划分，这样就有了不同的周期。为什么要这么划分，实际上就是为了从小到大，把整个修炼过程与宇宙环境相适应，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以一刻的周天为例，上半刻是温，阳生，需要进阳火，下半刻则是凉，阴长，此时就需要退阴火。以一天为周天的话，就是子时到巳时进阳火，午时到亥时退阴火。如果对应到月周天的话就是上半月进阳火，下半月退阴火，对应年周天就是上半年进阳火，下半年退阴火。 具体的小周天的功法，张三丰称为七返九还之法，是炼精化气阶段的主要功夫。大约就是要把封固在泥丸的真阳中的那一点元精和下丹田的一点真阳交媾，术语很多，如水火相济，龙虎相恋，铅汞相投等都是说的这个，在讲钟吕丹道时详细讲过，不再多讲了。 运转小周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把精中的阴气炼化掉得到至阳的精气，这里同样有一个火候把握的问题，并不是一直闷头炼就行了，因为中间需要止火。“夫妻共入黄婆舍，火候调停自结丹”，这就是原因。黄婆舍就是说黄庭，就是指下丹田，周天河车转动过程中，精气被不断地引导进入丹田，功夫足了还需要慢慢温养，这就是止火，这样才能结丹。 张三丰把炼精化气这步功夫称为金液还丹，钟吕的丹道没有区别，丹田结丹以后功夫算是小成，可以得到人仙职称了。 对于有理想有追求的道士，显然不可能满足止步于此，所以下面就要开始炼气化神的大周天的功夫。炼气化神前面讲得也比较详细了，区别是张三丰称最后结成的是神胎。 如果和现代修真小说里面的分级对应一下，筑基炼己就是炼气期和筑基期，算是修行上有所小成。炼精化气结丹以后，则可以称为金丹期，此时已经脱离了凡人的范畴，但和仙神相比还存在本质的区别，称为人仙还是挺恰当的，因为具有了人和仙的双重的特点。炼气化神结成神胎以后，就相当于元婴期，是经过了金丹蜕变，成了一个有了意识的精神个体，好像是鸡蛋孵出了小鸡一样，是一种生命形态的改变。此时的神胎是可以暂时脱离开肉身而独立存在，当然还不可以真正脱离不开这具肉身。当它能够完全脱离开肉身，那么就是真正成为仙的时候。 炼气化神这一阶段的功夫和炼精化气相似，也有转河车，采药、封固这些细致的功法，不过此时的河车转的才是抽铅添汞，阴阳坎离相交。此时的真气通过河车冲击百脉，百脉中有大药，所以这时转河车运大药就是大周天炼药，是炼气化神和炼精化气的最大的区别。 当然，大周天的功夫就比较复杂了，张三丰称为九转还丹，具体的功法在《金丹歌》里有详细的讲解。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采大药时河车就变为逆转了，在前面也讲到过了。大药最后同样归于下丹田，再经过十月温养封固。为什么是十个月，前面也讲到过，因为人是经过十月怀胎的，神胎当然也需要十月温养，所谓“灵药得来片晌时，温养还需要十个月。” 在温养神胎的这十个月中，和胎儿一样，神胎变化非常大的，张三丰讲得更加详细。神胎大成以后就厉害了，水火不侵，刀枪不入，穿墙入地，变化无穷，这些都是常人能想像出来的，还有很多想像不出来的，总之和人仙相比，这时候的状态可以称为真人。 接下来的炼神还虚这一步张三丰同样有自己的理解，讲得就比较复杂了，自然是因为这一步比较抽象，每个人的理解又不会相同，甚至还有很多地方只能意会，不再详细展开讲了。不过张三丰特意提出，神胎温养完成以后就不再适合住在下丹田了，类似于身份地位提高了，就得换个条件更好的与身份相配的办公室，于是神胎就搬到了上丹田，这叫做移胎换鼎。换了新办公室、新环境，就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当重新熟悉了身体就可以展示相应的新能力，这个时间少则九年，多则百年，是一个慢功夫。 如果把这一阶段和修真小说的修炼等级对应，那么应该是合道阶段，“与道合真，便是神仙”，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让神胎与大道相合，得到大道的认可。得到大道的认可，或者说成仙以后，就具有了掌握、使用大道的能力，这已经不是人仙，不是真人，也不是仙人了，而是完全脱离了人或仙的本质的一种存在，可以称为真仙。 和钟吕丹法相比，张三丰的内丹理论体系更加完整、结构更加紧密，内容也更加完善，特别是在修炼功法方面讲得更通俗易懂，细细研究他的诗文，里面还包含很多。 第三十三章 金庸笔下的五散人 上 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道友们都看过吧？不知道对里面的“五散人”还有没有印象？铁冠道人张中、周颠、说不得、彭莹玉和冷谦，这就是五散人。书中这五位虽然不是主角，但是在张无忌为首的明教集团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应该说仅低于教主、左右护法和四大法王的存在，所以在人物刻画方面相当到位，这里面有金庸先生雄厚的笔力有关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五位在现实中的原型本身就有非常鲜明、生动特点。 先说说张中。 姓名：张中，字景华白中，字涵素、景华、景和，号真常 籍贯：江西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 出生时间：？ 去世时间：？ 主要贡献：开创铁冠派 主要着述：《透天玄机》《玉景秘旨》，《皇极体要论》，《元元真书》 实际上不仅仅在金庸笔下讲到过张中，他在民间传说很多，一些地方志，比如《江宁府志》《江西通志》《英烈传》《铁冠图》等等中以及一些民间文学中都有他的传奇故事，《明史》中也把他和周颠、张三丰等人放在一起作传。 张中的生卒年不详，传说少年时曾经参加过科举，不过没有能考中，从那以后就放弃高考开始寄情于山水。 在四处游玩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异人，具体是谁不清楚，从这位异人那里学到了不少术法，尤其精于卜算，福祸张口就断，比大街上的算命先生标榜的铁口直断准多了。另外，张中还掌握了一门称作太乙神数的秘技，能够观云望气，预言祸福，而这种祸福就不是对普通凡人了，而是可以对一州一国的大事作出预言。 随着在江湖上的名气越来越大，再加上张中为人耿直，所以结交了不少朋友，因为他平时总戴着一顶铁帽子，还混了一个铁冠道人的花名。 朱元璋和陈友谅在南昌开战的时候，张中也在南昌，邓愈便把他举荐给了老朱，说这个铁冠道人很有本领，您现在正需要他的辅佐，老朱便答应面试一下张中。 当手下把张中请进来以后，还没等朱元璋开始出题，张中习惯性地给他看了看面相张口就说：“当今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不过在我看来也只有明公才是真命天子，也只有你能平定天下，我看好你呦。” 朱元璋虽然听着有点突兀有点飘，不过还算能把持得住，问他：“你可别只会说好听的，说说看，为什么只有我才能得这个天下啊？” 张中自信地盯着老朱的那张传说中天怒人怨的丑脸，一点也不脸红地说：“我幼得师傅真传，替人相面算命百发百中，看明公这张……嗯，龙瞳凤目，相貌那个非常——贵不可言，将来扫平宇内，面南背北只是迟早的事。” 老朱听完顿时感觉八万四千个毛孔通透，一身轻松，语气非常温柔地说：“我刚刚兵不血刃拿下豫章，怎么才能使城中的百姓休生养息，过上安定生活呢？” 老朱心想，虽说你夸得我挺舒服，不过俺也不是糊涂蛋，还是得拿出点真本领来才行。 张中还是一脸自信，语出惊人：“这里马上会血流成河，生灵涂炭，房倒屋塌，您瞧见没？那边的铁柱观也仅能保住一座大殿不倒，所以谈这些尚早。” 虽然这件事还没发生，到底真假需要以后再证实，不过朱元璋对张中还是非常欣赏，于是就把他留下来随军出征，等立了功劳后再行封赏。 据《明史·邓愈传》记载，不久后，指挥康泰等人起兵造反，结局和张中预言的一样，从此朱元璋对张中的本领深信不疑，每次出征前，都要先请他观云望气一番，说大吉大利以后才会出发。 有一次，张中偷偷地对朱元璋说不久会有大将谋反，你得注意点，别挂了。于是朱元璋只要一出门就把防弹衣当内衣穿上，暗中还派了若干高手护卫左右。果然，那年秋天，邵荣、赵继祖二人在北门埋伏打算刺杀老朱，所幸一直警惕的朱元璋没有让他们得逞。 陈友谅围攻南昌的时候，朱元璋感觉这个老对手太难对付了，值得自己出马，临行前问张中这次出征结局怎么样。张中掐指算了算说：“老大你放心去吧，从今天算起五十天内肯定大获全胜，还能抓个大官回来。” 老朱一听放心了，意气风发地下令开船出发，对了，张中你也来，跟着我才放心。 一路无事，当船队来到一个叫孤山的地方时风突然停了，那时船上还没装发动机，更没有核动力，全靠风帆加人力绿色出行，所以没有风船也就走不动了。 正当大家心焦，急得原地转圈的时候，张中默默地穿上道袍，手持七星宝剑，一番法事下来，随手扬起一张符纸，大呼一声：“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便见湖面上狂风大作，鼓动风帆一路入鄱阳进赣江直达南昌城外。 以前虽然没有讲到过哪位道士会呼风唤雨的术法，但并不是说从张中开始才发明了这个技术，至少想当年诸葛亮就曾经作法求风火烧赤壁，呼风唤雨也是道家的高级技能。 在南昌这场大战中，名将常遇春一度孤舟杀入敌阵，不幸被一群大大小小的敌船包围了。老朱在远处看着揪心，张中便在一边安慰他：“老大莫慌，别担心，常将军勇力过人，再杀几个时辰也没事，天黑透了就会杀出来了。” 结果当然被张中说中了，而且这一仗还大获全胜，老对头陈友谅都被流箭射死了，不过双方打得太乱谁都没注意。 眼看战况焦灼，张中望了望天空，反正外行人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只见他过去拽了拽正伸着脖子关注战场的朱元璋的袖子说：“老大，我观云气发现陈友谅死了，这可是取胜的好机会，如果你现在安排人弄一篇讣告送过去，再派个嗓门高的在两军阵前念给他们听，必定能够动摇敌方军心，然后一鼓作气定能大获全胜。” 朱元璋对张中的计策深表赞同，依计行事后，果然一举击溃敌军，最后算了算时间，从出发到获胜恰好五十天。 张中的神异之处还有很多，比如他早年间就预言过徐达将来虽能官致极品但是寿命不长，还预言过蓝玉将来的谋反，事后证实无不一语中的。 民间还有传说张中是刘伯温的师傅，在隐居华山期间曾传授刘伯温天文地理、奇门遁甲、阴阳顺逆、星斗分野等等相当牛的技术。在和刘伯温聊天过程中，还对未来世界发展做过预测，刘伯温整理了一下，出版了本《铁冠数》，后来感觉名字不太高端大气，又改名为《透天机》。后来刘伯温和朱元璋聊起未来的时候，也被记录、整理了出来，就是着名的《烧饼歌》，里面有很多《铁冠数》里面的内容，比如“万子万孙”、阉党专权、崇祯上吊等。 由于张中自己能预知未来，而且也预测过不久就会发生建文帝被朱棣痛扁，所以功成之后立刻就退隐了，具体去了哪里，以后如何没人知道了。 朱棣打跑建文帝以后，追思张中的功绩，便“具椁招魂，葬于凤阳”，并且敕封他为张太师。 据小道消息说，后来江湖上成立了一个叫铁冠派的道门门派，他们奉张中为开山祖师。 第三十四章 金庸笔下的五散人 中 下面再讲讲五散人中的周颠。 姓名：周颠 籍贯：建昌（江西永修） 和张中相似，周颠的生卒年也没人知道，仅知道老家大概就是今天的江西省永修县，美丽的庐山脚下。实际上周颠连个名字都没有的。或许原来有名字，只不过谁也不知道罢了。据说他14岁的时候家里要给他娶个老婆，忽然得了癫狂病，于是老婆也就没娶成，反倒是得了一个周颠的名字。癫和颠通假，这个名字实际上相当于周疯子，时间长了，也就被人们叫习惯了。 等到周颠成了周颠仙以后，人们便回顾他发疯的情景，试图挖掘当时的真相。比如明代陆人龙写过一部《型世言》的话本，里面是这么解释的：“颠之原，仙之根”。什么意思呢？在他理解一般人是成不了仙的，这个大家应该都认同，因为那种清静自守，名利、父母、妻子什么都不要了的事情正常人是办不到的，而周颠将来是要成仙的，是有仙缘有仙骨的，如果成亲的话，修仙之路无疑是要从噩梦级变成地狱级了，所以就需要在娶老婆的路上生病发疯。 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话，那么周颠就不应该是真疯，事实也是如此，他的行为举止最多算是特立独行罢了。 周颠离开家以后就来到了南昌混江湖，加入了丐帮天天要饭，后人分析说他是在南昌等朱元璋。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二月，陈友谅的手下胡廷瑞等人宣布要弃暗投明，当时自封吴国公的朱元璋非常高兴，当即不顾快过年马上动手到南昌接收。第二年正月“上至龙兴（南昌）”，于是正在南昌要饭的周颠便想办法接近朱元璋。说实话，一个叫花子想要见国公，在技术上难度的确有点高，据朱元璋回忆，大概可以复盘当时的情节： 当南昌的事情处理完以后，大队人马准备出城坐船回建业，当走到东华门的时候，朱元璋发现左侧远远有个人跪在那里，当时就随口问了一句：“那里跪着的是什么人？” 左右陪同的地方官连忙回答：“回国公，那是个疯子，不用理他。” 朱元璋一听没在意，便径直过去回南京了。 眼看没能引起朱元璋的注意，周颠并不灰心，赶忙收拾收拾自己的破烂家什，一路逶迤来到南京。 这里解释一下，历史上南昌、南京等城市曾经有过很多名字，比如南昌就有豫章、洪都、龙兴等，南京名字就更多了，金陵、建业、江宁、集庆等，朱元璋打下这里以后就改成了应天，后来又成了南京。清代修《明史》时，这些地名用得挺乱的，比如南昌，有时也会写为龙兴，南京也会写成建业，这里就直接用现在的地名，道友们知道就可以了。 到了南京以后，周颠继续想办法接近朱元璋。时间长了总会有机会的，这不，有一天朱元璋去一处工地视察时，终于注意到了周颠，便把他叫过来问：“你找本公有什么事？” 周颠一反癫状，正色说：“告太平。” “纳尼？”老朱一脸懵样，顾左右也都和他差不多。 接着再怎么问，周颠却又什么也不说了，于是便命左右把他带走了。 接下来，只要朱元璋外出，周颠就想办法接近他，每次都是以“告太平”三个字开头。当然，如果只说这三个字，朱元璋早就把周颠当成疯子不打死也得打断腿了。没有当皇帝之前的朱元璋还是很有那么一点胸怀接纳人才的，慢慢地周颠也受到了他的重视，因为他发现了这个人的确有一些异于常人之处。 比如这个疯子很会算命先生那一套本领，说些模棱两可的隐喻的话，事后再经过人一分析发现说的还挺对。 有一天他用两只手比划出一个桶状，对老朱说：“你打破了一个桶，再重新做一个桶”。朱元璋当了个皇帝以后有人分析说：“桶者统也，一统江山之意，周仙人当年就告诉我们了，可惜我们太愚笨，现在才明白。” 再比如，有一天老朱对整天不洗澡也不换衣服的周颠实在是有点受不了，问他：“你身上有多少虱子？” 周颠说：“很多。” “具体点有多少？” “二三斗。” 事后老朱是这么解释的，当时周仙人的意思是暗中提醒我正处在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我周围还有很多强敌环伺，一刻都不能放松警惕。 史料中类似的故事还有好几次，不过看起来感觉实在有些牵强，或许只有出身放牛娃的朱重八才会当真吧。 另外，周颠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属性，比如不怕火烧。 有一天，朱元璋被周颠弄得很烦，于是便让人先把他灌醉了，然后找来一个大缸把他扣在了下面，外面点上火开始做叫花鸡。等大火灭了以后，感觉按时间算人早就应该熟透了，结果掀开大缸却发现周颠在里面睡得正香，只不过脑门上有点微汗。类似用火烧周颠的事老朱又做过二三次，终于知道了他不怕火烧。 周颠的怪异之处远不止上面这些。 一次，朱元璋把周颠安排住到蒋山寺里。不久，寺里的和尚们跑来报告说周颠和寺庙里的小和尚们抢饭吃，结果还生气绝食了半个月，万岁您还是去看看吧，万一饿死了我们可担待不起。 朱元璋连忙赶到庙里，发现周颠满面红光，哪有一点半个月没吃饭的样子，于是对和尚们的话表示很不相信。在和尚们又拍胸口又对佛祖发誓一番以后，老朱决定亲自实验一下。首先赐下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让周颠吃饱后，把他关进了一间空屋里，接着派人24小时守着，绝对不给和尚们暗中送水送饭的机会。23天后，老朱亲自来检查，开门一看周颠还是神采奕奕的样子，这才相信，这个疯道人是真会辟谷。以后，老朱在看到周颠十天半个月不吃饭的时候就不再奇怪，对于道行高深的周颠仙来说那都不是事儿。 朱元璋出兵九江打陈友谅前，心里有点发虚，总怕打不过人家，就来找周颠问问自己能不能行，周颠挥一挥衣袖说：“放心去吧，没事。” 朱元璋还是有点不放心，说：“人家都称帝了，真能打得过他？” 周颠的回答总是那么简单：“天上无他座”，意思是说有你在了，天上就没有他的位置了。其实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老朱问这次能不能打赢，他回答是老朱将来能当皇帝，所以这次老朱胜了，他算的准，如果败了，他可以说不影响未来当皇帝。 朱元璋这次出发也带上了周颠，船队到达安庆的时候风停了，船走不动，就问周颠，回答说：“只管走吧，马上就有风了。” 果然，船一动，风就来，一路直达小孤山。这情节显然和张中招风一个版本。 由于周颠说话一点也不注意场合，朱元璋有点担心他乱说话而惑乱军心，就派人看着他。到到达马当江的时候，江里出现不少江豚围着大船戏水，周颠指着江豚说：“水怪见前损人多。” 看着他的人马上去报告，朱元璋一听很不高兴，心说：“要是没损失那么多人，就把他扔江里淹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章 金庸笔下的五散人 下 大军到达湖口统计人数以后，发现失踪了十七八个人。这点儿人对于大军来说自然是微不足道，但是还没开战就有战损，朱元璋心情也不好，就把火发在了周颠身上，派人押着他去江边淹死。 令朱元璋没想到的是，不久周颠又跟着手下人回来了。朱元璋就问手下：“怎么没把他弄死，还带他回来了？” 手下一脸苦相加恐惧地说：“实在是弄不死。” 周颠凑上来说：“先给我来点酒肉，你们慢慢聊。” 吃完以后，周颠还有心情收拾了一下仪容，来到朱元璋面前一躬说：“好啦，我吃饱了，你接着派人杀我吧。” 朱元璋说：“算了，以前也不是真要杀你，实在是被你烦来烦去受不了，以后也不敢杀你了，你随意吧。” 这次事件以后不久周颠便自行离去了，据说去了庐山隐居，从此就没再见朱元璋。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当时朱元璋是真想淹死周颠，还是只想吓吓他？在十多年以后他亲自写的《御制周颠仙人传》中，描写当时饿着周颠，火烧、水淹周颠的这些情节时，那种轻松的语气显然没有把随便杀死一个人当回事，即便他是个仙人，就是不知道这种无视生命的性格是天生的还是当皇帝以后养成的了。 综上所述，周颠最初给我们的印象主要包括能预测，会辟谷、不畏水火等，这些对朱元璋来说还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有些特殊本领的异人，离仙人还是有差距的。 鄱阳湖大战以后，朱元璋经常会想起周颠，希望他能出山再帮他打天下，于是多次派人去庐山找他，可惜一次也没找到。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不无遗憾地派人在庐山竹林寺的旧址上修了一座访仙亭，又名周颠亭，意思是向周颠表白自己很想他，你快回来的意思。 转眼就是二十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时候，老朱得了个怪病。史料记载是高烧不退，而且是举全国之名医都束手无策。正在生命都垂危的时候，来了一位自称赤脚僧觉显的和尚，说自己是庐山人，前些天山里有一个叫周颠的隐修来找他说皇帝病了，别人治不好，他这里有一包特效药，托他给送过来，保证药到病除。 在一群太医的监视下，觉显命人拿来一个大金盆，先从药包里拿出两片温良药，接着又取出一块温良石把温良药磨成了细粉，接着用一个金盏装着磨好的药喂朱元璋服下，果然药到病除。 病好后，朱元璋把觉显请来详细问了问具体情况。觉显说：“周颠来找贫僧时，说自己是天池山顶的一个隐修，和当今皇帝有过一段缘分。最近没事他去天上二十八星宿的办公室串门，发现其中一间办公室里有一条蛟龙，脑袋耷拉着，无精打采的，还哗哗地流血。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周颠说那条蛟龙就是万岁你，现在重病垂危，再不治随时都会挂。他又说自己不方便来，所以才会托我来送药的。” 而送药的这件事情又被后人进行了深度解析，进一步渲染周颠的预言能力。事情要从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朱标的死开始，朱元璋九月就立了朱允炆为皇太孙。老朱自己非常清楚这么做会有多大的隐患，为了这个宝贝孙子能顺利接班，于是从第二年杀凉国公蓝玉开始给孙子铺路。 后面的事就不讲了，周颠送药的解析就被后人和蓝玉案联系上了。周颠送来的药有温良药和温良石，二者合到一起就是“温凉药石”。加工药的过程中用到的盏谐音就是斩，所以连在一起的谐音就是“蓝玉要死，斩”。 当然这种解释估计朱元璋自己肯定是不知道的，至于周颠当时是不是想借这个药方来预测“蓝狱”这件事也没人知道，反正真真假假才更有意思嘛。 总之，病好了以后朱元璋当然非常高兴，于是当年七月，朱元璋下令礼部员外郞潘善应等人去庐山立碑，用来表示对周颠的感谢。 八月份一群使臣们带好了礼物从南京出发，九月初便到达庐山安排致祭立碑。碑文署名是“洪武二十六年岁次癸酉九月日，从事郎中书舍人臣占希原奉敕书丹并篆额”。 这还不算，深感周颠的不凡，朱元璋回忆了当年周颠随他征战的点滴，便写了一篇《御制周颠仙人传》，把和周颠交往过程中的那些异事、怪事都记录下来，把周颠说得比济公活佛还神。 当了二十几年皇帝，文学水平有所提高，老朱还给周颠写了首诗： 跣足殷勤事有秋，苦空颠际孰为俦？ 惩消累世冤魂断，幻脱当时业海愁。 方各昔闻仙娄迹，天池今见佛来由。 神怜黔首增吾寿，丹饵来临久疾瘳。 由于朱元璋又是传记又是诗的一通宣传，周颠仙人的名字逐渐上了热搜，成功地为中国神仙谱系增加了一位成员。 归根到底，对周颠的宣传是有一定政治意义的，因为这符合老朱家的明王朝的根本利益，所谓大节不亏，细节无妨。周颠的神秘传闻通过权威的官方宣传以后，带动了一系列有利于朱元璋的民间传闻生成，最终受益的还是他们自己家。后来明宣宗、英宗对周颠也有进一步的官方信仰，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可以说民间，特别是鄱阳湖及庐山一带对周颠的信仰一直没有中断过。 《倚天屠龙记》中的周颠的形象相信道友们应该很熟悉，不但武功很高，而且为人很自负，在金庸笔下即便不是主角，刻画得也非常到位。如果回过头来再看看朱重八笔下的周颠，再好的形象经过他那颇显俗鄙、堪比小学生作文的文章写出来也好不到哪里了。 上面讲的陆人龙的《型世言》里面有一篇《奇颠清俗累仙术动朝廷》，对周颠的仙人形象也有描写，差不多和济公和尚的风格一样，一个颠僧，一个颠仙，游戏人间，非常亲民。 陆人龙对周颠的描写，主要是以《御制周颠仙人传》为蓝本。古人对济公、周颠这类人物的塑造，包括《红楼梦》里的疯道人和癞和尚，更多的是要表达那种神异，人们的注意力则更多地放到了那些除暴济困的侠义、青天的情结上，可惜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没有认识到那种反讽和批判意义的重要性，没有能更深入地在这方面加以挖掘。 对了，有些人经过论证后说，金庸笔下的老顽童的原型也是周颠，看了一下感觉有些牵强，当然也可能是自己水平太低理解不了。 五散人中的其他三位，冷谦是和朱元璋同时代的人，出身道士，和刘伯温、张三丰是好友，不过相比道学方面的的名气，他更精于音律和绘画，所以又和大量的名儒关系很好，道士身份反而有点成了副职业了。 现存冷谦的画很少，发现的仅有两幅，其中一幅是他送给张三丰的《蓬莱仙奕图》，不过有人说是伪作。另一幅是《白岳图》，是至正三年（1343年）他和刘伯温一起从浙江沿江而上，在皖南游览白岳的时候画的。画上有他和刘伯温二人的题字，后来张居正得到此画以后，又在这二人的题字中间题了字。传到清朝的时候，乾隆还在画上加盖了印章，经鉴定，这幅画为真迹。 历史上的彭莹玉也是元末起义军领袖，外号彭和尚，当年宣扬牟尼教，支持徐寿辉起兵，死地比较早。 布袋和尚说不得的原型和朱元璋就没什么关系了，应该是五代后梁时期的契此和尚。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契此和尚有个特点，也是一个面袋从不离身，所以人称布袋师，此人的传说也不少，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以上就是以张中、周颠为代表的五散人了。 第三十六章 千古人豪刘伯温 上 下面要讲的刘基刘伯温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特别是在民间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不过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刘伯温是不是道士？ 对于刘伯温，后人对他的评价很多，比如“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这是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不但在风水堪舆、术数方面成就相当高，还上通天文，下识地理，博古通今，足智多谋，精通兵法、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经天纬地……还有很多词可以加到他身上，甚至他还写过一部类似于《推背图》的《烧饼歌》，所以有人说他是道士。但是从他的行事风格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应该把刘伯温一分为二来看，划分依据则是刘基和刘伯温这两个名号。 首先是刘基，儒家的属性占主要比例，是正史上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的那个人，是一个有着宰执天下梦想的政治家； 二是刘伯温，道家的属性占得更多一些，一个存在于民间传奇中的异士，是一个神机妙算，知天文、晓地理、通阴阳、预知过去未来的神仙人物。 所以，刘基和刘伯温虽为一个人，但是正史中一般用刘基，而民间则更多的称他为刘伯温，两个名字代表两种不同的属性和风格。说得有点绕，总之，虽然大概率上刘伯温并不是道士，就算他像儒家更多于道家，也不影响他和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所以并不妨碍在这里讲一讲。 鉴于刘伯温身份不明晰的客观情况，所以就简单讲一讲他更偏向道士身份的一面，所以下面就只用刘伯温来称呼他了。 姓名：刘基，字伯温 籍贯：浙江省青田县南田村（今浙江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 出生时间：1311年 去世时间：1375年 主要成就：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 主要着作：《诚意伯文集》二十卷 刘伯温出身儒门，家境不错，爷爷刘庭槐“博洽坟籍，为太学上舍”，父亲刘爚“通经术”，所以刘伯温从小就被培养得精通经史，“究极天文地理阴阳医卜诸书”。 元至顺三年（1332年）秋，22岁的刘伯温来到杭州备考，准备参加省试。 有一天刘伯温和朋友们到西湖游玩，突然西北方向升起一大团云雾，大家都以为是庆云，便纷纷作诗赋词。 那些年娱乐节目贫乏，喝酒作诗本就是文人们最最喜欢的休闲方式了，不过有人注意到刘伯温只顾喝酒，一点动笔的意思都没有，于是就过来问他怎么回事。刘伯温举杯面向西北，用略显磁性的男中音说：“你们全错了，那不是庆云，而是货真价实的天子龙气！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它预示着一位新皇未来将在金陵崛起，而我将会是他的肱骨之臣。” 友人们却都被他的嘴炮吓到了，因为当时大元帝国余威还在，谁会相信能被人灭掉？还是离这疯子远点吧，免得受了连累，蒙古人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这就是民间很流行的“西湖望云”的传说。 这次考试刘伯温顺利中举，第二年又到北京中了进士，接下来就是出任江西高安县丞。 元代的阴阳学是官学，加上刘伯温在这方面天赋不错，所以在高安任职期间结交了不少江湖术士，如曾义山、邓详甫、刘偘。大家经常聚一聚，诸如《银河棹》这类的术法就是这样从这些朋友们那里学到的，刘伯温在江湖中的名气不知不觉中升级了。 1349年，刘伯温辞官回家路过浙江武义俞源村的时候，被族长俞涞在村头强行请回村里喝酒。席间俞涞向刘伯温说出了村子里的苦恼，就是多年以来村子从来没有顺当过，不是旱就是涝，还经常失火，今天烧明天建，建了再烧，家家都不敢把存折藏家里了。这不，一听说江湖上着名的刘伯温从村里路过，便把他当成了大救星。 刘伯温也没有让俞涞失望，虽然风水的技能点属性还没有点满，解决这个小问题还是足够的。经过刘伯温的改造，最终完成了全村的以防火为核心的风水布局，有了传承至今的着名的太极星象村。近代有很多学者去村里搞研究，写过不少相关的文章，道友们有缘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村里人吹吹祖先和刘伯温的那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一路无话，刘伯温回到家以后，还遇到了一位真正的风水大家，就是前面讲到过的杨筠松杨公风水一脉的传人刘鸿，一位尽得杨公风水的真谛的风水大师。通过和刘鸿的探讨学习，刘伯温的风水堪舆水平终于达到化境，接着他先把自己家的祖宅、祖坟的风水重新改造一番，又给自己选了一处九龙抢珠格局的阴宅。民间传说，由于刘伯温在风水布局上的改造，成就了今后父子三人并称“两世三贤”的美名，从四个孙子这一代开始刘氏家庭开枝散叶，人丁越来越兴旺。据最近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刘伯温老家的族人已达多人。 既然讲到了风水，这里先明确一下，民间盛传的刘伯温设计的北京城的风水格局，就是着名的八擘哪咤城的确只是一个传说。因为刘伯温是1375年去世的，三四十年以后朱棣才改造北京城的，时间上就不科学。实际上北京城的格局是出自元朝的刘秉忠，由于有十一座城门，后人便解析为那是哪吒的三头六臂加两条腿的造型，逐渐有了这个八臂哪咤城的传说。 刘秉忠在历史上也是一位名人，不但是一位大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高明的风水大师，曾写过一部《平砂玉尺经》的风水书。刘伯温注解过这本《平砂玉尺经》，加上这二人都姓刘，于是民间便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祖孙关系。 另外，北京城虽然不是刘伯温设计的，但是南京城的改造确实出自刘伯温之手。当年刘伯温曾经和张中以及一位叫做黄楚望的道士三人共同进献过南京城的规划图，结果自然是刘伯温中标。后来朱棣修北京紫禁城的时候的确参考了这份规划图纸，以至于后人设计了刘伯温和姚广孝竞争北京城设计工程的这个故事，背后也是有原因的。不但衬托出刘伯温的能人、厉害形象，还表达出民间百姓对姚广孝唆使燕王发动靖难的朴素的不满情绪，要知道朱棣是受益了，可是靖难之役给百姓带来的可是实打实的苦难。 总之，随着元朝的灭亡，加之刘伯温在民间被传得越来越神，北京城的设计者便安到了他的头上。 此外，由于刘伯温会望气，能看到龙气、王气，所以还有很多风水、望气之类的传说，比如破风水、湘湖泉的传说、剑断丫鬟山、三山岛上斩龙脉、上塘镇的古龙井等，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刘伯温的民间故事有三百个多个。在刘伯温的家乡这类传说和故事就更多了，特别是关于他家祖坟的风水故事在当地更是妇孺皆知，有机会去温州的道友可以去文成县走一走。 在家隐居期间，刘伯温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都得到了沉淀和积累，不但培养了治国理政的伟大理想，阴阳术数的水平也渐臻化境。哦，期间还顺便写了本名为《郁离子》的故事集。对了，语言课本里的那篇《卖柑者言》就出自这部文集。 直到50岁时，刘伯温才出山辅佐朱元璋打天下，那段血与火的日子使刘伯温的声望达到了巅峰。在学术界或民间，很多人喜欢拿刘伯温来和诸葛亮作比较。说实话二人的相似度还是极高的，比如刘伯温一出山就献“时务十八策”，定“灭陈缓张，北上中原，一统天下”的战略方针，简称“先楚后吴”，就是先打陈友谅，再灭张士诚，南方一统后再北上一统宇内，堪比当年诸葛亮未出茅庐便三分天下大格局，也只有这二位才称得上“学为帝师，才称王佐”八个字。 上面这些只是刘伯温在宏观的大战略布局上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微操作上则更加精细，龙湾、江州、鄱阳湖这三大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平定东南苗军战术上的举重若轻，信手而为更令人拍案叫绝。接下来明朝立国，刘伯温马上“奏立军卫法”，提出了明初的基本军事制度卫所制，不但保证了兵源和后勤，还考虑到了军权分离，有效保证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这些都展现了他超人的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属性和眼界。 就这样，刘伯温全属性的能力逐渐得到了展现，形象也越来越丰满，最终达到了学足以探三才之奥，识足以达万物之情，气足以夺三军之帅的层次。简单说就是通三才（天地人），明三际（过去、现在、未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从一个运筹帷幄的神机军师、政治家逐渐神化成为一个能预知未来的顶级风水师的民间形象。 第三十七章 千古人豪刘伯温 下 众所周知，朱元璋的出身影响着他心胸、眼界以及处事方式，所以才会在成事之后大杀功臣。民间关于刘伯温的死有很多传说，其中一种说法是被朱元璋毒死的，不论事实如何，反正很任命老朱的人设。可是这里就有一个矛盾，随着刘伯温形象的神化，一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的神仙般的人物怎么可能着了老朱的道儿，就算他是皇帝，也不应该啊？那么刘伯温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先说一下当时的政治环境。当打下天下以后，在朱元璋的默许下，以李善长为首的淮系武人集团开始对浙东文人集团表达出各种不友好，老朱坐在龙椅上看得挺投入。这是大多数领导们都有的喜欢玩弄平衡权术的毛病，老朱同样学会了这些东西，而且心更狠，看完戏以后干脆来了一场火烧庆功楼的大戏。 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洪武元年八月刘伯温便被迫致仕回家。那时的老朱多少还要点儿脸，卸磨杀驴的名声也不好，很快就下诏把刘伯温召了回来，而且赶上了封赏的末班车。刘伯温的名字是被加到了大封功臣名单的末尾，老朱随手甩了一个“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的爵位，要知道当年可是封了10个公爵、52个侯爵和3个伯爵。 老朱在《诚意伯诰》中也说了几句好话：“……可谓贤智者也，如诸葛亮、王猛，独能当之。”不过也只是说了点不值钱的漂亮话，要知道给刘伯温的这个伯爵不是世袭的，俸禄更是少得都不好意思说，具体多少记不清了，大约是徐达等人的十分之一左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些爵爷们善终的不多，被杀的不少，被灭族的占绝大多数，相对来说刘伯温还能善终，也算是他有水平。 就这样，刘伯温在南京勉强住了三年以后又被迫辞职回家了。此时的老朱架子已经非常足了，任谁在那个位子干几年也一样，临走前甚至警告刘伯温：“忠臣去国，恶言不出”，意思就是说你回去后记得管住自己的嘴，不要没把门的乱喷抹黑我，嗯，朕。 由于刘伯温的能力实在是太高了，朱元璋感觉不把他放到眼皮子底下总是不放心，于是派人过去请他说：“你不在家好好宅着，乱折腾什么风水？”就这样，刘伯温只好又回到南京，虽然没有唱铁窗泪，但一举一动都在老朱的监视下。 洪武八年四月十六日，手下来报告，说刘伯温病了。这件事在民间、学术界一直是个谜，有人说刘伯温的确是病了，也有人说是老朱派胡惟庸暗中下的毒。无论哪种说法是真的，总之这次刘伯温是没救了，所以老朱便放心地让他回家等死。不久，朱元璋就收到了刘伯温去世的消息，大概还掉了几滴鳄鱼泪。 当然，历史是公正的，后人对刘伯温的评价非常高，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正史习惯从立功、立言、立德这“三立”标准来评价一个人的功绩，刘伯温三立都得了满分，荣获“三不朽”称号，这一点比诸葛亮还要强一些。 明天顺二年（1458年）官府出资在刘伯温的老家文成县南田村“敕建诚意伯庙”，正德九年（1514年）被追赠为太师，谥文成。诰文中对刘伯温有了很高的评价，如“才称王佐，学为帝师”、“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嘉靖十年（1531年），刘伯温配享太庙，民间还把他崇祀为襄助排满的民族英雄，另外就是卖香菇的和吹糖人的这两个行业都尊他为祖师爷。 刘伯温的两个儿子刘琏、刘璟也比较争气，继承了父志，律身以廉，弘扬家学，深受朱元璋的器重，曾夸奖他们说：“阿琏明秀，阿璟凝重”。后人对他们也比较认可，配享诚意伯祠庙，并称父子三人“两世三贤”。不过刘璟感觉自己老爸死得太屈，于是公开发帖说：“虬髯电目，探天根兮斡地轴。扶龙兴云，四方以肃。征休戚为忧喜，以大道晦明为荣辱。武功既成，而文治未尽其用者，盖天耶？抑人耶？”很显然，儿子的心目中，老爸是大才，可惜虽有开国之功有了，但却没能实现宰执天下的夙愿，实在是太不值。 明代着名的直臣李时勉是这么夸刘伯温的：“非惟其勋业冠绝前古，而文章也足以垂世，而莫之与并也。”同样是直臣的杨守陈夸得也非常到位：“汉以降，佐命元勋，多崛起草莽甲兵间，谙文墨者殊鲜。子房之策，不见辞章；玄龄之文，仅办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谓千古之人豪矣！”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在民间刘伯温的人气则更高，反正传来传去最终成为神仙般的存在了，甚至有人认为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诸葛亮时，就是参照着刘伯温写的。 现在，文成县有很多刘伯温的记忆，刘基庙、刘基墓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刘伯温的传说也进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走进过《百家讲坛》。 刘伯温着述极多，集成了二十卷《诚意伯文集》，其中包括《郁离子》《写情集》《覆瓿集》《春秋明经》《犁眉公集》《翊运录》等。其中的《灵棋经解》是刘伯温术数造诣的传世之作，阐发入微。还有一部《多能鄙事》里面也涉及一些阴阳占卜方面的内容，体现宇宙内事无大小关乎民生，都蕴藏着“道”的思想。 另外，刘伯温在历法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他改变了原来以黄河中下游为基础制定历法的传统，而是依据南京的天文数据为基础重新制定了《戊申大统历》。 下面再简单说说上面提过的《烧饼歌》。相比《推背图》来说，知道《烧饼歌》的人可能要少一些。 后人经常会拿刘伯温和诸葛亮相比，民间流传“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的说法，这两位一个精于马前神课，一位留下《烧饼歌》。古人在起名的时候太不讲究了，因为每次出征前诸葛亮都要占卜一次，所以他的这手功夫就称为马前课。后来的《推背图》是因为袁天罡推了李淳风的后背而得名，《烧饼歌》则是因为一只烧饼。 据说有一天老朱有点饿，正偷着吃烧饼解馋呢，恰巧刘伯温有事来找他，老朱赶紧拿了个碗把刚咬了一口的烧饼扣在下面。 正事说完以后，老朱突然兴起，问刘伯温：“先生你能掐会算，今天露一手怎么样？” 刘伯温自然不能扫了皇帝的兴致，点头表示可以：“请万岁出题。” 老朱一指桌上扣着的碗说：“那你就算算这个碗下面有什么吧。” 刘伯温点点头，运指掐算，稍倾便说：“万岁，我算出来了，此物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 看着老朱一脸惊诧外加崇拜的神情，刘伯温心中得意：“你嘴角粘着芝麻呢，还用我祭出绝学吗？” 没有哪个走江湖的算命先生会说肯定如何如何的，必须要说得很含糊，但是当事人代入后却可以自动往正确的方面脑补，所以不用说出烧饼，只要把上面话说完，老朱自己就会认为刘伯温算对了。 朱元璋在一次领教过刘伯温的神算之术后，还想接着问问这大好江山能不能永远姓朱，未来会发生什么大事，于是二人便接着聊了下去。二人这番对话，被史官记录下来，经整理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烧饼歌》。 《烧饼歌》主要就是二人的对话，比如朱元璋问：“现在南京城固若金汤，还有什么需要预防的？” 刘伯温回答：“……只恐燕飞入京。” 经后来人分析后，认为这是预言了燕王打进南京来的这件事。 再比如刘伯温说：“此城御驾尽亲征，一院山河永乐平。” 这是说燕王将来的永乐国号。 “万子万孙层叠层”，不是老朱当时理解的老朱家子孙万代，江山永固，而是说到万历的儿子、孙子三代以后，明朝就终结了。注意天启和崇祯都是万历的孙子。 “十八孩儿难上难”，指从朱元璋到崇祯共传了十八位皇帝，当然是包括朱标和嘉靖的老爹。 “木下一头了，目上一刀一戊丁”，这是指李自成。 二人的对话一直聊到了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再往后就是另一种社会形态了，相信刘伯温再有本领，也理解不了今天的文明吧。 在明代，刘伯温的传奇已经非常流行了，不过《烧饼歌》直到清中期以后才出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烧饼歌》有不同的版本，较早的有光绪年间、民国期间的，更早的还没有发现。近代还有一些单行本或者附载本，内容方面多少有所不同。再根据里面预言的截止时间综合分析，有人怀疑《烧饼歌》并不是刘伯温所作，很可能是后人托名所作。 喜欢看网文的道友可能还听说过一个关于明十四陵的传说吧。意思大概是说朱元璋和刘伯温聊过烧饼以后，还是怕后代不争气，守不住江山，于是传下了祖训，要求每代皇帝必须从每年的收入中按比例取出一部分来，存到一个地方，这就是第十座明陵。老朱还画了一张解谜类的藏宝图，后代子孙万一遇到了灭国的大难时，就可以从这里把钱取出来再把天下夺回来。当然，这就纯属虚构了。 第三十七章 云南长春教派的创立上 前面讲朱元璋的时候提到过几个道士，其中就包括刘渊然，下面就讲一讲他。 姓名：刘渊然，号体玄子 籍贯：江西赣县（今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 出生时间：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 去世时间：明宣德七年（1432年）八月八日 主要贡献：创云南全真长春派，促进了道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播 主要着作：《原阳子法语》《长春刘真人语录》 刘渊然祖籍是徐州萧县，家庭成分比较高，祖父刘伯成出任赣州路总管时便把家搬到了江西，所以他生于斯长于斯。父亲刘元寿，家里行二，史料上基本没有什么记载，反倒是记载了祖父信仰道教。当刘渊然快要出生的时候，祖母谢氏梦到了一个紫衣道士进了他母的房间，结果刚一醒来，老二家里就派人跑步来报信说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就是刘渊然出生的神异之处，从此生命中就和道士有了因果。 本来家里新添了男丁是件大喜事，可是孩子刚过满月就得了惊疾，信奉道教的爷爷奶奶第一时间就跑到玄妙观祈福，甚至许诺只要孙子病好了，长大一点就会送来给道士当徒弟。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六岁的刘渊然便如约来到玄妙观拜胡、张二位师傅，正式入了道籍，号体玄子。有些碑记、文献记载称刘渊然在玄妙观皈依之前曾在一座道观生活过一段时间，不过语焉不详。 不久，二位师傅告诉刘渊然说雩都县（于都县）大泽村紫阳观里住进了一个大神，身兼清微和净明两派道法，以你的资质跟随我们实在是在浪费人才，你还是去试试拜在他的门下吧。 他们说的这位大宗师就是净明道第四代嗣师原阳子赵宜真。赵宜真的祖上是皇族，是赵匡胤的后代，随父亲一直居住在江西，年轻时因为生病耽误了参加大元朝的高考，恰好又夜梦一位神仙说他与道有缘，于是便毅然投身丹道大业了。赵宜真最初在吉安白鹤山永兴观修道，受全真北宗、南宗、清微及净明忠孝道法，特别精通净明道法，学成后来便外出遍访名山，直到明初便定居在雩都紫阳观。 当刘渊然来拜见时，赵宜真立刻就被他的资质惊住了，赞了句：“真良器也”，欣然收在门下，成就了一段师徒缘分。按辈分，后世净明道尊刘渊然为第五代嗣师。 刘渊然跟随赵宜真学习了全真、清微和净明道法，三年后，刘渊然斋醮祈禳、呼风召雷各种功夫样样精通，赵宜真终于传给了他压箱底的绝学—金火返还大丹之诀，就是传说中修仙的内丹功法。 出师后，刘渊然先去了趟江西龙虎山，拜见当时已经被老朱封为“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的张正常天师。至于刘渊然的龙虎山之行，江湖上有各种传言，至今难辨真伪。有人说他仰慕张正常的江湖地位去拜见的，有人说是为了和张正常切磋的，反正有人见刘渊然上山三天以后就下山了，自称已经参悟透了天师正学。据八卦人士透露，刘渊然和张天师二人关在小黑屋里整整三天三夜，出来时都是红光满面，目光深邃，毫无连熬三个通宵的疲态，秒杀那些通宵游戏的学生党。当然了，其间有多少是刘渊然的后辈门人、弟子们的夸张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侧面也能说明刘渊然对正一教义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 离开龙虎山以后，刘渊然重返雩都紫阳观，继续跟随赵宜真潜修丹法。此时的刘渊然虽然还不足三十岁，经历过多年的求师访道，接触过很多同道和前辈，最主要的是他成长在道门力倡三教合一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当时还受到了掌握着话语权的朱元璋的影响。朱元璋不是发表过一篇《三教论》的论文嘛，所以刘渊然逐渐形成了以忠、孝为旨、三教合一的道学理论体系。 随着刘渊然道教思想日趋成熟，他在江湖上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朱元璋听说了刘渊然的大名，便派人把他从南昌召进京。一番接见下来，二人激情四射，相互表示非常认可，老朱当即赐刘渊然为“高道”，并且在朝天宫西侧新建了一座西山道院供他居住，允许他在南京收徒传道。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初一，朱元璋视察朝天宫，特意来到西山道院看望刘渊然。刘渊然借机向老朱表达了想要出去发展的想法。老朱对他还真的不错，第二天就派人送来了手诏，同意他出去四处转转，顺便寻真传道，当然希望他能早去早回。 接到手诏后，刘渊然相当高兴，于是收拾行囊后飘然离开了南京。不过愉快地旅行才刚开始，还没走出多远呢，京中传来朱元璋驾崩的消息。接下来的历史道友们都知道了，孙子建文帝立刻上岗，面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老朱的后事，自然需要大量和尚道士，于是第一时间就派人去找刘渊然。所幸刘道长刚走出不远，否则钻进哪个山沟里，派几个万人队都不容易找回来了。刘渊然回来后，主持金箓大醮，事情都忙完以后，自然就是升官了，出任道录司右正一，不过再想随便出去玩是不容易了。 皇帝换得勤，转眼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为了自己根据地的发展，朱棣派人把刘渊然送到了北京，是希望凭借刘渊然在道教界的崇高地位把北方的道教盘活。 初期，刘渊然的事业非常红火，朱棣也非常满意，永乐三年，升刘渊然为道录司左正一，永乐五年又一次建金箓大醮，表示对他相当看重。可惜好景不长，永乐六年，刘渊然被贬到了龙虎山，当年冬天又被发配到了云南。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具体原因不详，有人说是因为刘渊然脾气性格不太好，得罪了不少权贵，还有人猜测是暗中接受了朱棣的暗访建文帝的任务，不然为什么跑云南去了。反正是金子放到哪都会发光的，刘渊然到了昆明以后，一心投入道教事业发展中，先后在真武祠、长春观、龙泉道院传道，收了大量弟子，“殆百余人”，一派扎根边疆搞建设的架势。 在云南站稳脚以后，四处也搞了不少资金，刘渊然决定重修真武祠，具体的工作便安排得意弟子蒋日和主持。另外，还把真武祠对面的岷王宫改建成为长春观，在五老峰下修了一座龙泉道院。期间，只要周围发生什么灾害，刘渊然必定会亲自或安排弟子们去做公益，而且还凭借高深的医术、道法结交权贵，所以在西南地区影响力越来越大。 永乐十九年（1421年），万事俱备，时机成熟，刘渊然在昆明正式开宗立派。为了纪念丘处机，刘渊然把自己的门派称为“长春派”，同时确定了“日道大宏，玄宗显妙，真崇元和，永胜正教，绍述仙踪”二十字的门派道谱。 1424年，只上了一年班的仁宗皇帝把刘渊然从云南召回了北京，加封他“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二品印，前面讲到过，这个级别已经和张天师平级了。转过年正月初四，仁宗又给他的封号加了“庄静普济”四字，于是成了“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庄静普济长春真人”。 据江湖传言，从此以后，刘渊然穿的是名牌奢侈品，吃的是特供无公害的食品，“崇奖之荣，玄教罕比”。借着皇恩正隆，刘渊然奏请皇帝把昆明的真武祠改为真庆观，原来的龙泉道院改为龙泉观，请皇帝“立云南、大理、金齿三地道纪司，以植其教”。 康熙年间，云南长春观改为文庙，同时对龙泉观进行扩建，把长春观中的道士全部迁到新的龙泉观中，从此龙泉观便成了长春派的大本营。真庆观经明清两次扩建，多次修葺，一直香火旺盛。2003年全面恢复保护工作后，宏伟、肃穆的道教建筑群被纳入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 宣德初（1426年前后），刘渊然达到了职业的巅峰，这一年他被封为大真人。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此时刘渊然已经八十多岁了，托着一把白胡子来找宣宗“恳以老辞”，说：“万岁，我这一辈子为了大明的道教事业披肝沥胆，如今实在干不动了，请批准我退休回南京养老吧。” 皇帝一看这个老道士年纪是有点大了，虽然内功修为高深莫测，但白须苍发，是不好意思再压榨劳动力了，于是温言夸奖一番，并且亲自画了幅送别用的山水画，还题了一首诗送给他作为离别礼物。 临行前刘渊然把弟子邵以正推到了皇帝面前，推荐给宣宗说：“这是我最得意的弟子，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咳咳，那什么，完全可以接我的班，俗话说得好，举贤不避亲嘛，万岁您可以放心给他加担子。” 在前面讲《正统道藏》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邵以正，当时张宇初、张宇清兄弟二人辛苦编纂的道藏就是由邵以正完成勘校的。他是姑苏人，由于成就不低，后人也给他安排了一个“感梦玉桃之异而生真人”的传说以彰身份。随父母搬到云南后，有缘拜刘渊然为师，被“悉以道秘授之”，所以刘渊然临行前才会放心地把身后事业托付给他。 邵以正应诏入京后，先后出任道录司右至灵、右演法，正统年间升为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受赐“守玄冲静高士”，后又封“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国家每遇大事需要祈禳时，“必命真人主之”，此时的江湖地位已经不低于师傅刘渊然了。 关于道录司的组织机构设置前面讲过，按照朱元璋的要求，至灵、正一这些都是道录司里面的职务，道友们可以往前翻翻。 邵以正羽化以后，由其弟子李明善接任，职位是从八品的左玄义。 1432年八月，刘渊然在南京西山道院羽化，享年82岁，传说七日后端坐如生人。宣宗听闻噩耗，立刻派礼部安排人致祭，工部负责营葬。 几百年以后的2010年12月17日，正在南京雨花台区梅山村施工的人偶然挖出了一座古墓，当即有专家前来保护发掘。墓中的石地券风化得只字未存，石墓志也风化严重，史可勉强辨别出“冲虚至”、“春真人渊”等字。通过对墓志中的信息分析，结合《金陵玄观志》中刘渊然的封号“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庄静普济长春真人”等考证，最后确定了这就是刘渊然的墓。道友可以查一下“2010年南京十大考古”名单，当时引起的轰动还是不小的。 虽然是皇帝安排的营葬，刘渊然的墓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规模，也仅仅是一座墓。墓中有一些铜器、漆器等文物，有一炉、两烛、两瓶，这也称为铜五供。这几件铜器做工相当精美，特别是炉中还有香灰，可以确定这些均是刘渊然生前使用过的东西，从做工上看，可以推测应该是御赐之物，这也可以证明刘渊然当年很受尊崇。 另外，通过对遗骸分析，可以推断出刘渊然的身高为1.6米。 第三十八章 云南长春教派的创立 下 我们知道，通常是通过一个人的作品来研究他的理论思想，而实际上刘渊然生前并没有专门出过书，上面所说的《原阳子法语》是他搜集整理赵宜真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诗歌、偈子、颂、题辞、论说等大约有五十篇。另外一部《长春刘真人语录》则是由弟子邵以正根据他生前的言语整理而成的，通过邵以正为其写的序文可以确定成书时间是正统八年（1443年）。目前来看，要研究刘渊然的理论和成就，主要就是通过上面这两部作品来实现。 《原阳子法语》虽然是师傅写过的东西，实际上也是刘渊然的思想的一种体现，比如其中对丹法的总结可以归纳成为三句话： 顺化逆化，两序并用； 参学进道，二者并重； 福慧相须，不可偏废。 在刘渊然的丹道中是可以看出来的。具体内容就不展开详细讲了，总体看，既有性命双修，又有净明、全真的思想，同时还支持三教合一，这些内容基本都被刘渊然消化吸收了，很多又都通过弟子们传承了下去。 《长春刘真人语录》则是一篇短文，只有短短四千多字，大约就和我更新的一章字数差不多，内容却相当丰富，涉及了道、清静、性命、金丹、外药等等，共收集了刘渊然对27个修道问题的解释，里面还特别为当时被人误解的南宗双修思想进行了平反，所以这部语录才是研究刘渊然道学思想和理论的重要文献。 刘渊然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可以上推到赵宜真的师傅张天全和李玄一二人，他们又都受到过金野庵的传授，而金野庵又是李真常的弟子，所以刘渊然就和南北二宗有着渊源了。随着宋元南北融合，民族、宗教同样有了大融合，道教必须顺应时代，提倡三教同源的观念，并且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去适应皇权，愿意不愿意都事实上加快了世俗化的进程，这就是刘渊然既然有南北二宗的传承还接受了净明忠孝思想的背后的原因。 总结一下，刘渊然的道学思想大概包括以下三大块内容： 首先他讲了自己对修道的理解，道是什么，如何修这个道。按照他的说法，道本来就是个形而上的东西，看不到，摸不着，非要让人证明它的存在还真证明不了。但是道又包含着万事万物，大到宇宙运行，小到鸡毛蒜皮，都蕴含着道。至于修道，用刘渊然的说法是你都不知道什么是道那怎么修？ 道是什么就不多讲了，前面讲得很多了。如何修道，刘渊然说：“清斋奉戒，念念正真，远离尘垢……割其欲根，除烦恼障，清静身心，以立根本”，最重要的是心斋，远离尘垢清修。 具体到功法上，他在采药的方法、火候上，对于五炁朝元、主次、沐浴、温养、脱胎、导引等功法都加以了解释。和前辈们不同的是，他比较重视忠孝，提出福慧双修。想修仙，必须先修人道，“人道立而仙道成”。于是，他提出以孝为先来修德，孝敬父母是修仙的前提，如此等等。 为什么净明道把他尊为嗣师，因为刘渊然还说：“先当务忠孝，以报君亲之恩，盖忠孝乃大道”，这都把忠孝视为大道的根本，视为修炼心性成就仙道的法门了，净明门人必须得把他当祖宗供起来。 第二部分是核心内容，主要是讲了刘渊然对丹道的总体认识。上面说刘渊然的丹道综合了全真南北二宗的优点，性命双修的同时，又加入了净明道的忠孝思想，总体上是一种清修为主、命功为辅，性命双修，但又反对男女双修的理论体系。具体来说，语录从讲解性和命，什么是大药，采药的火候等到一些术语的解释，如主宾、沐浴、脱胎等，还包括一些具体的功法，如导引、温养、凝神等，都有涉及，虽然没有成体系地讲，但从这些内容看，刘渊然的丹道理论还是相当完善的。 在具体给弟子讲内丹理论的时候，刘渊然引用了张伯端的《悟真篇》、石泰的《还元篇》、刘海蟾的《证道真机》《翠虚篇》中的很多理论，说他兼修南北二宗丹法主要是从这里看出来的。 最后一点用刘渊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欲修仙道，选修人道，人道立而仙道成”。 人道又回到了净明道，忠孝善恶、天堂地狱，这就是福慧想须，二者不可缺一，这是摆脱轮回之苦的关键。 不再展开讲了，总体来说，刘渊然的丹道思想就是南北兼修、性命双修、净明为基、命功为辅、反对双修。这里的双修是说的那种三峰采战类的东东。 除了以上理论方面的贡献以外，作为一名老中医，刘渊然虽然没有在民间留下多少神医的传说，医术还是相当高明的，这自然是和他特别重视外丹有着一定关系。道友们回忆一下，在道医界，医术高超的道士不但精通药物，还都喜欢炼些外丹，时间久了，炼丹水平高了，医术也会提高。 刘渊然的医术应该是传承自师傅赵宜真。赵宜真在道教界就是有名医，经他的手整理收集了很多珍贵的医方，后来刘渊然和邵以正对这些医方加以整理，编成了一部包括妇科、儿科、骨伤科等常见病症方剂的《青囊杂纂》，又称《邵氏青囊方》《秘传经验方》，里面有外科集验、经验方、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上清紫庭追痨仙方、秘传外科方、济急仙方、小儿痘疹证治、徐氏胎产方等共八类医方，还友情附赠了一部《秘传经验方》。 受地域限制，这部医书主要的药物、病症多以南方为主，所以广泛流传在江南地区。特别是在长春派的根据地云南，药材种类多，品质也相当好，长春派道士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为医药养生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实践性的一手资料。 仅从上面的主要内容上看，《青囊杂纂》虽然是道门的医典，不过并没有宣扬符水、存思这类玄之又玄的道家特色的治病思想，更注重的是实践效应，宣扬的是医以济人的思想，尤其体现了净明道的“功行兼修，人己并济”的特点，这也是净明道把刘渊然拉进自己阵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以上就是刘渊然的主要的生平以及学术贡献，最后再简单说明一个问题，净明道尊他为嗣师，他自己又创立了长春派，算是全真派下面的分支，他还学过南宗等很多门派的功法，那么刘渊然到底是哪个门派的，他死后长春派的传承情况是什么样的？ 道教发展到宋元，最终形成以全真和正一为首的南北两大教派，但两者之间又有很多共通共融之处。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很多道士会学很多门派的东西，比如刘渊然。 先说视刘渊然为嗣师的净明道，实际上，从许旌阳开始就和正一教有着各种联系。到赵宜真以后，与全真教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比如赵宜真曾师从丘处机一脉的传人张广济，还在南派白玉蟾一脉的李玄一门下学习过，刘渊然又从张宇初门下学过道法，所以到刘渊然的时候，门派间的严格界限已经不存在了。 关于净明道还有很多内容可以研究，这里简单捋一下净明道的历史，这样有些东西是真是假道友们自己也可以判断了。 净明道实际上从刘玉开始，为第一代开山老祖。黄元吉接班为第二代，第三代为徐异。徐异不但从黄元吉那里学到了中黄八极妙道，还去长春宫跟随蓝道元参悟全真无为之旨。接下来就是第四代的真宜真，刘渊然自然就是第五代嗣师。有时候会看到有些学者称他为第六代嗣师，是因为把许旌阳视为第一代了，道友们明白就可以。不过有些所谓的学者显然不屑于考证一下，不知道从哪看到的赵宜真是第四代，又从别处看到刘渊然是第六代，想都不会想就直接抄来了，至于儿子为什么成了孙子，管他呢。 无论刘渊然是净明道的还是全真派的，但是他后面的传承还是有记载，据《净明忠孝全传正讹》记载，最后传到明末清初的张真人为止。 其他门派呢，上面也讲过了一些，主要是南北二宗。后人认为，刘渊然学的是全真之学，习的是正一之术，其他的是兼修。至于哪个门派是主修，还是不分主次，各人观点不一致，但这一事实反映出了明代全真教向着南方发展的成果是显着的。 近代有很多学者研究赵宜真和刘渊然的传承问题，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来看一下，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云南的弟子中，除邵以正以外，还有蒋日和、芮道材两个比较杰出的弟子。 说起芮道材，如果看现代人的文章大约看不到这个名字，因为他被改姓黄了，自然是不知道从哪位开始弄错以后，大家都跟着一路抄下来的结果。 芮道材本身就是大理人，遇到刘渊然以后才弃儒学道的。宣德年曾奉诏进京，封为道纪司都纪。1429年秋，他在巍宝山修了栖霞观，收了三十多个弟子，宏道成绩显着。 蒋日和是江宁人，就是南京人，从小就在朝天宫提点谢无为门下学道。后来拜在刘渊然门下后，并跟他去了云南。在他担任真庆观住持期间，蒋日和主持了真庆观的扩建、改建工作，历时六年，可以说是个大工程，“凡门庑殿藏之制，一时俱举”。真庆观的扩建，对于道教在西南的影响力提高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由是道日以滋，行日以茂”。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后来被皇帝赐号“明真显道宏教法师”。 实际上刘渊然不但促进了道教事业在云南的深入发展，对于他的家乡江西的道教发展同样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是师傅赵宜真在江西的影响力极大，医术高深，还会祈雨，民间对他的羽化也当成了传奇故事流传，这些都对刘渊然加分不少。刘渊然作为赵宜真的众多弟子中真正得到真传的那一个，在江西影响力有多高就可以想象了。 江西宁都县金精山是道家第三十五福地，后来因为元末战乱一直破败下来。刘渊然曾专程到金精山考察，深感此山的底蕴浓厚，便决定重建道观，振兴这个福地。道观建成后，悉心培养了十二个弟子，留下弟子宝光真人住持，从此才金精山逐渐恢复兴盛。直到明末时，金精山因战乱又一次惨遭浩劫，及至刘渊然的第十三代传人李子诚住持后才又重振而兴盛。 第三十九章 道门硕儒张宇初 上 无论在哪个朝代，龙虎山都不可能绕开，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天师就是张宇初，在前面讲道藏的时候简单讲到过他。 姓名：张宇初，字子璇，号耆山 籍贯：江西贵溪龙虎山 出生时间：1359年或1360年或1361年 去世时间：1410年 主要成绩：整顿教规，规范戒律；援儒入道，传承老庄，发展道教理论 主要着作：《岘泉集》《道门十规》《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通义》《龙虎山志》 张宇初是42代天师张正常的长子，出生就意味着是下一任天师。史书对张宇初不吝赞美之词，说他自幼颖悟好学，博览群书，涉猎诸子。为了衬托他的成就，还说他是双瞳，面交二斗，有过目不忘的能力，所以学什么都简单，精通诗词歌赋这只是基本技能，其他的比如还擅长诗墨，写了不少诗，画技也很高。总之，学习对于张宇初来说就不是事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余年未冠，知嗜学，有志儒，先君子之言，凡诗、书、六艺之文，悉尝记诵之”，可谓“学通百氏，道贯三才”。后人对他评价也都不错，宋濂曾称他“颖悟有文学，人称为列仙之儒”，还有苏伯衡、王仲缙、王朱植等很多人对其均不吝溢美之词。 作为一个出生前就注定了未来的富二代，哦，应该是n代、官n代的人来说，张宇初的生平实在没有什么多讲的，只要按照经过几十代固定下来的生活、学习模式做就行了。 简单把几个时间节点列举一下吧： 洪武十年（1377年）十二月，老爸张正常英年早逝，作为长子的张宇初升级为天师，序号为43，开始了掌门人的生活。 洪武十一年（1378年）应朱元璋之约访问南京，见面礼收了不少。第二年二月，被老朱敕封为“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领道教事，正式成为公务员。 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公出差来到南京，主持紫金山的玉箓大斋。 洪武十八年（1385年），再次因公出差来到南京，在神乐观主持祈雨。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再次因公出差来到南京，成功忽悠朱元璋出资重修龙虎山上清宫。这可不是千年天师之家修不起一座道观，而是由皇帝出钱那叫敕造，皇帝是后台，根本不是钱的事儿，那是荣誉，倍有面子。 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主持重修道藏，前面讲过了，这里就不再讲了。 永乐五年（1407年），在朝天宫建玉箓大斋。 永乐四年和永乐七年，受朱棣所托曾经两次去找张三丰，前面也讲到过，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 关于张宇初的生平，时间上有一两年的误差，各种文献上记录的时间不一致，在前面也提到过这个问题，道友们清楚就好。 下面主要通过《岘泉集》粗略地讲一讲张宇初的道学思想，总结起来就是以天人一致的宇宙观为基础，以老子的虚无思想为核心，“贯综三氏，融为一途”，主要分享一下他对道、心、性三个方面的理解。 张宇初生活在三教融合的呼声最高的时代，当然主要是在道教界，佛儒可没什么强烈的需求。对于道教来说，只有三教融合，才能改变现状，这也是涉及道教生存的话题，特别是宋、明儒学思想的巨大发展转型期，原来是选修课的儒经、佛经成了必修课，炼丹养性都得蕴含禅理，再加点忠孝伦常当作引子或辅药。作为道教界两大龙头之一的龙虎山的带头大哥，张宇初自然不能违背这种大势，就算他从小聪明，过目不忘，也很辛苦的，真有点同情他。 经过唐代的重玄，宋儒的理、气思想的加入以后，特别是张载以气言道、二程以理言道、朱熹进一步把道升级为客观精神体，陆九渊也不示弱，说道在心中，是主观精神体，总之江湖上都在研究道、解释道，按理说这是好事，道家也说万物均可以纳入道中嘛，这正好是一个证明。可是，这样一来大家对道反而更难理解了，本来就是个虚、无的，形而上的东西，再经过这些大人物加上了各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别说升斗小民了，就连学历低点的道士都一脸懵。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张宇初出手了，对道的研究进行了回归本源的试探，重新用老庄的思想来解释道。 系统地理论就不多讲了，咱水平有限，这里也不是搞学术研究的，简单讲几句，核心的内容道友们了解一下就好。比如他说：“夫天地之大，以太虚为体”，所以道就是“虚无恬淡，寂寞无为，乃吾道之本”，熟悉庄子的道友应该看得出来，这本来就是庄子的思想。至于太虚，他依然用庄子的“唯道集虚”来解释：“道集则神凝，神凝则气化，气化则与太虚同体”。另外，老子说过：“冲道，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张宇初说“冲犹虚也”，这就把太虚和道，老子、庄子的道等同起来，简单的数学公式：道=冲道=太虚，这就是张宇初对道的回归本源。 气也好，太虚也好，本就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都是无形的，而又和有形的宇宙万物有体用关系，有生成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是必需的。仅仅用虚实、有无来解释道还远远不够，还要加入了张载他们的儒学思想，然后还要把握好方向盘最终要回归于宗教，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有人，哦是有神在操控的，这才算成功。张宇初在《岘泉集》中说“宰制之神亦无方”，明确肯定了鬼神才是造化的主宰，否则加入了儒学的道教也就不是道教了。 当然了，这是在哲学层次上解释道，总之就是形而上，不如一个东西摆在那好理解。说你看到一切都是道，道存在一切之中，自然也包括宋儒所说的理，“所谓道也，理也”，至于心性，当然也不能丢下，“性禀于命，理具于性，心统之，之谓道”，这也算是顺应理学强势的一种表现吧。 当唐代重玄思想者提出“无心之心”时，佛教界紧随道说心就是一切，什么万法唯心、心为法本。发展到宋朝，先是二程说主体的心和本体的理一致，张载则表示你们说的不对，因为心是没有本体性质的。等到朱熹和陆九渊时，翻过来又说心可以认识主体，当然，朱熹和陆九渊对心的认识也有不同，二人互相不服。 总之，这种唯心的东西本来就是公说公的，婆说婆的，只要能来一通解释，能够自圆其说就可以了，当然能把别人说晕了更好。 张宇初非常尊重邵雍，他的那套先天理论的确令人仰止，张宇初认为先天之学就是心法，这个切入点完美地把儒、道结合了起来：心=太极。 太极是什么，当然就是道了，所以，加上道以后，公式就变成了：心=太极=道。等号的含义小学生都知道，这三个东东可以互相为代表嘛。另外，张宇初对心的认识和陆九渊是一致的，他赞成理在心中，心就是理的观点，心才是本体，宇宙万物化归于心，也就是说心才是世界的本源，这也很道教，符合他是道教大哥大的身份。 既然张宇初说道是虚的，而道=太极=道，简单的数学关系式可以推导出心也是虚的，没毛病吧。当然，这里不是说虚心这个词，而是为了把心的本体和虚的本体二者关联起来，玄之又玄才是道嘛。 接下来是关于性的话题，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人在讨论。当然不要误解，这里不是指两性的那个性，虽然这也是个古老的话题。唐宋以来，各家对性的理解有很大的发展，呈百家齐放之势。比如道家指本性，真我，佛教则讲佛性、觉悟，而儒家则说先天本性，仁义之性。各家内部，也有不同的理解，如理学家总是说穷理尽性，至于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对性的解释则更有侧重。 张宇初同样也是在广泛吸收不同门派的思想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思维体系来理解性，而他的基础是孟子的性善论。 关于人性的善恶，道友们都知道，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则说人性本恶，后世拥趸们互不服气，吵了千年，这里不掺和了。张宇初的心性是阳光的，所以他说：“人性无不善”，这是天然的，本能的。至于那些出现的坏蛋，是因为被后天的欲望、情愫这类坏东西污染了。而且他说，如果能得到净化，这些污染还是有机会去除的，坏人就可以再变回好人。甚至这一思想，他把人的本性善叫做天命之性，是天生的，而把坏的、恶的那些东西叫做气质之性。由于人们不明白这些，不知道天理和人欲的区别，也就不知道怎么尽心，更不懂得如何尽性，这显然又受到了张载的影响。 对于道家来说，如果不能尽性，就意味着被外物所污染，会被欲念蒙蔽，这样当然不可能达到至虚至灵、至清至明的境界。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本性的善没有被污染，这就是先天具有的尽性状态。 尽心而知性以后就是知天了，也就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此时有点一通百通的境界，从物性到己性，从身外之天到身内之天都通了。童真、本我，和前面讲到过的筑基的目标是一致的，是一种去除后天的影响，返还先天的状态。张宇初也没有忽视用儒家的思维来解释这一逆而成仙的思路，具体的方法就是：观物知性，摒弃凡人的名禄，回归自然本性，接着只要努力践行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张宇初建立起来的一套心性修炼的理论，不得不说，对于融合儒家的思想，完善天师世家的哲学思想上，张宇初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所以后人评价他“承传老庄，穷究天人”，相当中肯。 第四十章 道门硕儒张宇初 下 前面也讲到过，从明代开始，以正一和全真为代表的正统道教在走下坡路，所以才有王常月和娄近垣挺身而出。不过正统道教陷入困境反而加快了道教的世俗化进程，当然前面讲得很笼统，没有详细展开讨论这方面的学术问题。现在细看张宇初的着述可以发现，他在王常月、娄近垣前面已经在试图改变这种颓势，并试图在义理上有所突破。 除了在理论方面取得不错成就以外，张宇初在清整道教戒律方面的成绩同样值得称赞，主要表现在他的重要作品《道门十规》上。 众所周知，朱元璋怕后代不争气，玩坏了自己拼着老命才打下来的江山，所以定下了好多规矩。对于宗教问题，他也给子孙们做了样子，总体上就是要把握好一个尺度：为我所用。 在道教颓势日显的大背景下，教内的诸多负面的东西肯定令老朱不满意，“污教败行，为害甚大”，这就是高层对当时的道教评价。同时，来自佛、儒方面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如果还不自知地这样一路走下去，路肯定会越走越窄，至于什么时候没路可走了，也只有那些高道们关心。相比北全真的重视清修的作风，正一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修持就显得随意得多了，毛病也多，问题也多，需要改的东西也多，张宇初首先坐不住了也在情理之中，“志在激励流风、昭宣圣治，永为奕世绳规，玄门祖述”。他希望通过清整纲纪训戒教徒，“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次以参究为务”。这件事情后来王常月做了，娄近垣也做了，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吧。 《道门十规》就是十戒，包括道教源流、道门经录、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金谷田粮、宫观修葺，张宇初博采众长，头发不知道白了多少根才弄出来的。开篇就说：“太上以虚无为宗”，先定下了一个基调：道就是太虚，显然要为道教正本清源，只有《道德经》才是我辈的根本。 接着，张宇初对道教的现状，特别是正一教自身存在的戒律松弛等问题表示很担心，悄悄地告诉大家，这下下去皇帝会很生气，再不改可能会被灭啊。所以大家醒醒吧，好好反思，认清当前的形势，老朱家是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可以掌控的、对王权有辅助的道教，你们天天研究降妖捉鬼、赚钱买田，甚至拉帮结派这怎么行？ 那么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什么呢？怎么做才能让皇帝满意呢？答案是关起门来，好好研究内丹，修那清净无为之道，至少不要拼着命地去争名逐利，就算不想为封建统治阶级贡献终身，至少也不要给人家添乱才可以啊。 除了上面所说的道、心、性三个字外，张宇初又重点补充了一个诚字。 历来，道教对于诚字都是十分看重的，《西升经》中就有“信以诚为首”的说法，《道德经》中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太平经》中说“动作言顺，无失诚信”。学道之人，如果心不诚，那肯定是不会有寸进的，所以不妄语，不能口是心非是入门的基本条件，所以《虚皇天尊初真十戒文》中明确说：“盖诚为入道之门。语者，主之声也；语之妄，由心之不诚也。心既不诚而谓之道，是谓背道，求道无由是处。” 我们总说心诚则灵，修道也一样，本就不信神灵，神灵自然就不理会你，那修的是什么？而修不成仙，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过来又说根本没有神仙，全是糊弄人的，世间这类人不是少，而是很多。至于怎么才算是诚，什么又是不诚，太具体的相信道友们都清楚，不过和张宇初所讲的诚肯定有所不同。这里所说的诚，笼统地说就是知敬畏，需要毫无保留地去相信自己所求的道。不诚，或者说修道的心不诚，自然就不会对神明产生敬畏之心，所以张宇初说“若为人持诵，犹当持敬存诚，以致斋主之敬，以通信响之诚，庶不致虚受斋供布施，为之祈福消灾，自然有感”。 张宇初主张三教互融，但是大前提是什么？当然是道士们的共识：道教得排在第一位，这也是一个合格道士的基本素质。在《岘泉集》中张宇初明确表达了黄老是排在前面的，无论仅仅是表达一种无奈情绪也好，还是希望在儒学的强大压力下为道教争取点地位，为道士们树立点自信也好，总之这个态度是要摆出来的。 除了诚字以外，还有一个戒字也是十规里表达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持戒的问题讲得比较多了，特别是前面讲王常月的时候作为重点讲过。张宇初的十规要早于王常月的戒律，被后辈们认真学习研究，认可度还是可以的。从内容上看，张宇初主要是在清规戒律方面出发，在他看来，道士持戒是第一位序的，否则就不是一个道士，也就谈不上下面的那些操作了。 具体到持戒方法上，张宇初告诉我们，修道是个技术活，如果不懂建议还是找个明白点的师傅，这才是正确的姿势，是最佳的途径。此外，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高道们都喜欢到远离人世的深山老林里去修炼啊？没人的地方干扰少，外物的诱惑也少，那些非要在菜市场锻炼读书思考的只能说是闲的，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修行增加难度呢？当然，还有一个解释，那些洞天福地都是在山里，据说比凡尘俗世有更加浓郁的灵气，可以事半功倍。 最后，还有一个严字也需要讲一下。 张宇初曾经一个人思考了很久：为什么千年大教如今玄纲日坠，道化莫敷？最后想明白了，是因为没有规矩。为此，这十规里就有建立管理体制的部分，从住持的作用标准，到宫观的选址都有所涉及，制定出一套以住持为中心，各大职事分工协作的管理体制。 在他想来，立好了规矩，道士们有个标准去参照着指导日常的言行，就可以达到整肃道风的美好愿望。有了规矩，道教就可以实现从内到外加以清整，有严格的戒律，才能使道士把心放到修行上，而不是贪恋外物上。 其实张宇初的十规并没有多少创新点，而且主要内容参考了全真的宫观管理体制，只不过因为他是张天师，这种自带光环的加成效果，他说的话对道教界来说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些东西的确对道教的风气变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十规里面还讲了很多东西，如批评巫祝，劝人积德行善、规范斋醮科仪、规范宫观经济制度，还包括符箓斋法融入内丹修炼方面的一些内容，就不展开讲了。 后世很多人都说称张宇初是对道教哲学思想加以诠释、重构、总结的集大成者，对道教哲学思想的创新对后世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公认他是继张继先以来张天师中唯一有真才华的一位，这是对他在道教哲学思想方面的成就的肯定和认可。 最后再简单说几句张宇初的诗画。 张宇初留下了不少诗作，清代朱彝尊极喜欢他的诗，曾盛赞说：“宇初五言古诗，意匠深秀，有三秀韦柳之遗响。唐宋以来，释道二家并重，明初名儒辈出，而道家之有文者，宇初一人，厥后益寥寥矣”。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他的诗看一看，满满的山林隐逸之气，“冲邃而幽远”，就不多讲了。 众所周知郑板桥画竹子是大宗师级的，而张宇初同样精于画竹，但传世的作品并不多，所以名气不显。现存的作品中有一幅是《岁寒清节墨竹》，据说日本还有一幅《夏林清隐图》，风格和郑板桥完全不同。看他的画，再细读其上的题诗，表现出来的同样是一种追求清静无为、淡泊明志的道家心境。 另外，据明史等记载，张宇初曾师从刘渊然，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还闹掰了，以至于两位“相诋讦”，要知道那可是在天地君亲师的时代，二位关系到这份上肯定不简单，不过研究这件事的学者很少，前因后果咱们也不清楚，大胆猜测学术上的原因可能性最大。 这就是张宇初的冰山的一角。 第四十一章 内丹东派陆西星 上 《封神演义》相信道友们都读过吧，后面就简称封神了，那么问两个问题看看道友们是不是能回答得出来。 一，作者是谁？有的道友肯定会说：“不是许仲琳吗，这还用问？” 二，你感觉封神里谁最神秘？ 第二个问题可能一时没有头绪，没关系，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同。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孔宣，不过作者君的答案是陆压。 那么陆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道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在任何人面前，陆压永远不会吃亏，就连三教圣人都不能把他怎么样？每当姜子牙遇到特别大的难题，圣人又不方便出手的时候，陆压就突兀地出现，那个小葫芦比孔宣的神光还好用。 这里说他突兀，是因为每个角色出场的时候都会交代一番，至少姓甚名谁，哪个小区哪个村的有个根脚才是正确的姿势，可陆压这么个超级牛人就知道是西昆仑的，事了后不留一点痕迹。所以，有人说陆压就是个超然的、bug级的存在，只有一种解释：他是作者给自己在书里安排的一个角色。 这并不是开玩笑的，明清以来的小说，作者把自己写进书里的并不少见。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陆压就是在为许仲琳代言吗？答案是：no. 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面来了，《封神演义》作者是谁？不是许仲琳吗？ 答案是：有可能不是。 那么还可能是谁？答案是：陆西星。 姓名：陆西星，字长庚，号潜虚子、方壶外史、蕴空居士、三剑道人等 籍贯：扬州兴化（今属泰州） 出生时间：正德十五年（1520年） 去世时间：1606 主要贡献：开创内丹东派 主要着作：《南华真经副墨》《方壶外史》《三藏真诠》《楞严述旨》《楞严经说约》…… 看看上面的履历，这个陆西星貌似挺牛的，不说别的，单单他身为一派祖师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在江湖上的地位应该是极高的了。关于这个内丹东派，前面讲到过，这里先简单捋一捋。 道教的内丹一脉总体可以分为文始派和少阳派两大流派。 文始一派的老祖自然就是文始真人，一个传说中的存在，门派传承大致是：麻衣道人-陈抟-火龙真君，他们在江湖上放言自己根正苗红，其他的全是分支。一句话总结门派的特点就是：虚无为本，养性为宗。 少阳一派实际上就是钟、吕一脉，当然向上也有一个传说中的东华帝君坐镇。传承是：钟离权-吕洞宾。吕洞宾再向下就有点复杂了，前面也讲过一些，因为吕洞宾闲不住，总喜欢到处溜达，仙人嘛，有的是时间，比较任性，唐宋元明清，想啥时候出现就能出现，所以江湖上就出现了东南西北中五大门派，全都属于他的传承。 少阳派的看到自诩正宗的文始一脉很不爽，说你们那大猫小猫三两只，能和我们遍地开花，人才济济的大派相比吗？ 当然了，这五派全出现之前，内丹一派是先分南北二宗的，属于老生常谈了。张伯端的几个弟子由于发展道路不同，使南宗丹法发生了演变，而且是走上了泾渭分明的两条路。 其中石泰走的是清修一脉，最后发展成为清修派。后来随着南北合宗并入了丘处机的龙门派，包括后面还要讲的明末伍守阳为代表的伍柳派，都是走的清修的路子。 另一个弟子刘永年和再传弟子翁葆光则走的是男女合修路子，后人称为阴阳派。个人感觉阴阳派的发展和这一脉弟子的身份地位有很大的关系，有钱有势，有条件研究这些东西。 在这两派沿着岔路渐行渐远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同时看到了双方的可取之处，于是研究一会清修，又尝试一下阴阳，虽然形式不同，但是归根到底都是性命双修嘛，为什么要相互看不起，老死不相往来呢？于是，他两边同修，结果就是发展成为了三教合修的守中之道，这就是中派，他就是前面讲到过的石泰的弟子陈致虚。 而陆西星就是阴阳派的传人，在明末开创了东派，和两百多年以后李西月开创的西派一样，同样都属于阴阳派。 以上就是内丹一脉的大致传承情况。 下面先大致看一看陆西星的生平。 在咸丰壬子年（1852年）梁园隶等人编修的《重修兴化县志》（尊经阁藏版）中，有关于陆西星的比较详细的记载： 当时的兴华县陆家是一个大族，比较人多势众。大家族并不是说家家都有钱有势，揭不开锅的同样是多数，比较着名的例子如刘备。陆西星也差不多属于这种情况，虽然祖上出过一位叫陆容的户部郎中，可惜到他老爸这一代不仅是个布衣，而且是个穷布衣了。 据陆西星的好朋友宗臣说：“当是时，余贫，长庚更大贫，至不能张烛启涂，往往错足沟秽，不恨也。” 虽然家穷，不过诗书传家的性质不能变，老爸熟读四书五经，特别是精于易学。有了老爸的表率作用，陆西星自幼也喜欢读书，“生而颖异，有逸才，无书不窥，娴言辞，兼工书画”。 陆西星的弟弟陆原博同样好读书，并留下一部《楚阳诗选》。侄子陆律则更加优秀，是嘉靖四十三年的贡生，写了一部《从吾集》，县志中夸他“纵横有才士风”。侄孙陆士骕是个抄书狂，曾三年不下楼专心抄了一部《稽古集》。虽然家里穷，但陆家出了这么多优秀的读书人，陆西星、陆原博、陆律和陆士骕都被收录在县志中，完全称得上书香门第了。 陆西星非常希望通过读书科举之路改变家里的现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谁不愿意啊？这不就是古代无数读书人的梦想吗。可惜从18岁到42岁，陆西星考了九次也没能高中。 有的道友可能会奇怪，怎么那些从小就表现得高智商，什么东西一学就会的高道们科举都不顺利？对于陆西星“累举弗售”的事情，中原才子宗臣有一天喝酒后透露了其中的原因：我的这个好朋友志不在此。 既然其志不在考学当公务员，那么还坚持考了九次，为什么？还不是因为穷，要脱贫，还要满足眼含期待的父母的心愿。 不论有没有在考试时放水，反正九次都没有中第的陆西星感觉挺失败的，最终放弃了仕途，弃儒从道，转而研究长生不老的学问了，不知道算不算是从精神上寻找安慰去了。至于父母的期望，估计那时父母已经离世了，否则可能还会接着去应付考试吧。 实际上早在28岁的时候，陆西星就已经开始研究丹道的东西了，而且还专门修了个草屋，名之北海草堂，没事就和四溟人姚列生，遵阳人赵栻等好友在里面开坛扶乩。在《金丹就正篇?自序》中他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第四次落第以后，看着同乡李春芳高中状元，张言、王陈策等人也都中了进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当时如何失落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于是去草屋里扶乩的时间更多了。 陆西星本来就不是笨人，既然决定了改行研究道学了，那么就希望能够比读书科举之路走得更远更好。相比科举来说，陆西星天生就适合研究仙道，无数前辈扯大旗谋虎皮的那一套精髓早就被读书人研究透了，于是在某一天，有一位自称吕洞宾的仙人来到了北海草堂，说他与道有缘，相当有缘，于是收他为徒，顺便把正在一起扶乩的姚列生、赵栻也收了下来。 由于师傅吕洞宾很忙，大约是着急回去参加哪位仙人的庆生宴吧，只教了三人二十多天，等陆西星掌握了阴阳调养的入门功夫以后就飞走了。 此后，陆西星又“数遇真人”，吕洞宾陆续把内丹真诀全部教给了他，他也完成了《三藏真诠》一书。 三年后的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最好的朋友宗臣中了举人，第二年又高中进士，而陆西星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名落孙山。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是个大灾之年，“春蝗，夏大水，秋又蝗，食物草殆尽”，本来就揭不开锅的陆西星更没吃的了，只能从水里捞一种叫穗穧的东西吃。恰好，吕洞宾又一次来到了南村的万柳堂，为什么没有去陆西星的草屋不太清楚，但是这次来“法祖纯阳老师降予宅，授予地元”，传炉火外丹之法，推行阴阳双修大道，“以白变白，黄不可用，中有至精可作大丹”，大约这也是个转机，此后陆西星开始购田置业，解决了生存问题后便专注于炼外丹的大计。 吕洞宾降授时，和陆西星谈论生平道业，后来陆西星把自己的奇遇写成了《宾翁自记》和《道缘汇录》。吕洞宾降授的内容他也认真做了笔记，总结的这部《三藏真诠》，实际上这就是内丹修炼的主要内容。直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马上要过年了，陆西星，“复感恩师示梦，去彼挂此，遂大感悟，追忆囊所授语，十得八九。参以契论经歌，反复演绎，寐寐之间，性灵豁畅，恍若有得，乃作是篇”，这就是《金丹就正篇》，是一部专门研究双修功法的专着。既然双修功法已经总结成书了，表明此时的陆西星在地元外丹的修炼也已经有成了。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地元外丹，这是早期的内丹、外丹或阴阳这种二元分类的丹法理论发展到三元分类之后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说法。三元的概念早就有了，而且也不是道教专用的名词，不过在道教丹法中讲的三元就是指天元、地元、人元，主要成型于元明时期。 直到现代，依然有学者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地元丹法，实际上就是外丹法，浮浮沉沉，随着人们的认识一直在变化，道友们了解就行。 第四十二章 内丹东派陆西星 下 嘉靖四十三年时，侄子陆律考中了贡生，未来仕途一片光明，好友陆续高中离乡，现在连侄子都后来居上考走了，陆西星没有什么感慨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金丹就正篇》序言中陆西星表达了对仕途的无奈，对仙道的渴求。此时，陆西星对老庄也开始了深入研究，由于内丹理论已成，所以他开始注解《道德经》，并加入自己的丹道理论。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闰十月，陆西星闭关三个月，完成了《老子玄览》，就是《老子道德经玄览》的写作，可惜还是没钱付印，直到14年后才有人捐助印成了书。 道友们都知道，《老子》并不是一部丹经，不过并不妨碍内丹人士把它当成理论的渊源，其实就包括魏伯阳和张伯端。陆西星同样认为《老子》就是内丹性命双修的开山之作，说它是“性命之极至”，“朔大道之宗，穷性命之陷，完混沌之朴，复真常之道”，所以他首先“参以丹经”完成了这五千文的注疏。 参与了《封神演义》作者成为话题以外，陆西星的这部《老子玄览》也被一些人拿出来说事儿了。那么这部作品又有什么问题呢？这得先介绍一个人——王道。 其实，对于不是专门研究相关学术的人来说，陆西星也好，王道也好，一般人应该都不知道，他们都不是那种三岁孩子都知道的名人。说起这位王道，和他有关的还真有一个更有名的人——严嵩，知道他的人估计就多了吧。王道和严嵩都是京官，不过属于两个对立阵营，所以经常要和严嵩斗法。严嵩父子两人权势可以说滔天，阁老都不敢和他斗，更何况一般官员呢。王道却敢直接怼上严嵩，而且胜率还可以，不过他和严嵩之间那些事儿咱们不关心，这里要说的是王道曾经赶时髦，同样注解过《老子》，书名叫《老子亿》，在圈子里名气相当大，和陆西星的《老子玄览》可以说是姊妹篇。 问题就出在这里，以日本学者三浦秀一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人说陆西星的《老子玄览》剽窃了王道的《老子亿》。至于是不是真的，国内的大量学者表示不同意，也发文反驳，也有人表示赞成的，不过总体来说这件公案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有兴趣的道友可以了解一下，这里不多说了。喜欢老庄的道友，真心推荐看一看这二位的书。 隆庆元年（1567年），陆西星已经50岁了，这一年他完成了《周易参同契测疏》，这是他在阴阳丹法方面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表明此时陆西星已经构建起了成熟的内丹理论体系。 同年，陆西星还完成了《阴符经测疏》和《玄肤论》二书。 《阴符经》前面专门讲过，《玄肤论》主要讲了陆西星的内丹学，二十篇，七千多字，后面再单独讲讲，这里先略。 此后，陆西星又开始学习风律、堪舆地理，对风水很有兴趣的样子，也能理解。当然他自己的内丹专业丝毫没有荒废，隆庆三年（1569年）完成了《周易参同契测疏》，里面用到了很多人元阴阳丹法的理论。在序中陆西星表明了自己注这部丹经的态度：“释经之法，则如携儿入市，十步一顾，犹恐失之”，显然这是古人治学上的认真态度的体现，也是对这部丹经之首的尊重。 隆庆四年（1570），陆西星《金丹大旨图》成书。主要讲了先天无极图、太极未分图、太极分阴阳图、阴阳互藏图等八张图，都是内丹的理论基础图式，序中说自己注此经的目的是：“故某所图述，根极化原，直指命术，举纲说约，大义昭然，要在不背于师旨。别为破论，以辟邪宗”。 所说的“别为破论”，就是这一年写就的《七破论》，主要是针对内丹修炼中的反面例子加以分析，警醒作用明显。 隆庆五年后，陆西星潜心着述，先后写成了《心印经测疏》《吕祖百字碑测疏》《邱长春真人青天歌测疏》《疑金丹四百字测疏》《入药镜测疏》《龙眉子金丹印证诗测疏》等。 这三年是陆西星创作的高产期，专着一部接着一部，基本上完成了对入道以来所学所悟的总结。 经过五年的沉淀，万历四年（1576年），57岁的陆西星开始专心注《庄子》，“三易岁乃脱草”，《南华真经副墨》问世，真可谓三年磨一剑。后面就直称为副墨了，至于“副墨”一词，取自《庄子·大宗师》“闻诸副墨之子”。为什么又叫南华真经，这一点前面也讲到过。唐玄宗曾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所以《庄子》又叫《南华真经》，另外还加封列子为冲虚真人，相应的《列子》也叫《冲虚真经》。 副墨的创作时间是根据书末的一句“起草于万历丙子六月六日，脱稿于戊寅八月八日”确定的，正好是陆西星对自己人生六十年的总结，个人更喜欢把副墨理解为正本的副本，实际上就是一本参考书。 有人分析过陆西星为什么会用三年时间专门注解庄子，其中一个理由是他曾经九次科举不中，而最后一次是嘉靖四十年（1561年），算算那时他已过了不惑之年，无论如何看得开，心情郁闷几年也在所难免吧，于是，庄子的那种逍遥九天的超脱给了他莫大的精神安慰，于是开始沉迷进去。在陆西星看来，“生无食肉相，居官何足云？”我本就不是个当官的料，所以才一直考不上，其实我最“适合仙旨，事皆天定”，今天看到庄子，真的要感激他，从此要学逍遥游，“鹏有九万里，安能学蜩鸠”，这也许和他年近花甲决定动笔注疏庄子有一定原因吧。 书成后，时任首辅的同乡、土豪李春芳欣然掏腰包帮着陆西星安排了雕版印刷一条龙，这就是副墨的第一个版本。 书出来以后，反响很大，大家对副墨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侄子陆律率先捧场，说叔叔的副墨出来以后，以前的所有注都可以扔了不用看了，还好他没说以后也没必要再注了的话。 感念李春芳对自己的支持和认可，万历十二年李春芳病故时，陆西星专门作文表达自己的哀思。 晚年的陆西星似乎感觉到自己的阴阳双修没什么进展了，于是又开始研究佛学，课题是圆性成佛。 当然，陆西星并不是晚年才开始研究佛学的，应该是一直有研究，至少可以从副墨中看到很多佛学方面的东西。他自己也曾说：“幼读竺西典，芒若失故吾”，可见他是从幼年时便开始研读佛典了，就算不是主修，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到注庄子的时候已经足够用了。 《南华真经副墨》的成书成为了陆西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他开始转而主攻佛学，所以，学者们总结陆西星的一生，大致分成了三个阶段：早年以学儒为主业；中年以后沉迷丹道；晚年则精研佛理。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陆西星写成了《楞严经说约》，万历二十九年又发表《楞严经述旨》，万历三十年《楞严要旨》。 道友可能奇怪，陆西星怎么只研究《楞严经》啊？ 不要小看《楞严经》，相信没有人不知道这部佛经吧，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 可见，《楞严经》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顶级的，实际上呢，这部佛经在内容上可以说是横跨禅、净、密、律各宗，佛家认为它是无上圭臬，当然值得陆西星精研它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五月，陆西星乘船北上北京，舟行通县潞河时写下了《楞严经述旨题辞》。在题辞后，陆西星有这么一句：“万历二十九年岁次辛丑夏五月八十二翁淮海陆西星庚书于潞河舟中。”万历二十九年是1601年，正是由此推算出了陆西星是1520年生人。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陆西星87岁了，最终没能证得大道，卒于兴化老家。《重修兴化县志》卷一中有记载：“陆山人墓，北郭外十里平望铺葬布衣陆西星”，碑上有“陆山人墓”署名，后人又在方壶岛北海草堂旧址处修了一座“陆仙人祠”表达对他的追思。 从上面的生平可以看得出，陆西星留下了大量着述，简单归纳一下吧。 陆西星的着作主要有《宾翁自记》、《道缘汇录》、《方壶外史》、《南华真经副墨》等。存世的《方壶外史》共有八卷，大概可以分成注疏类和撰述类两类，其中注疏类共有十种： 《黄帝阴符经测疏》、《老子道德经玄览》、《周易参同契测疏》、《周易参同契口译》、《无上玉皇心印妙经测疏》、《崔公入药镜测疏》、《纯阳吕公百字碑测疏》、《紫阳真人金丹四百字测疏》、《龙眉子金丹印证诗测疏》、《邱长春真人青天歌测疏》。 撰着类共有四种： 《玄肤论》、《金丹大旨图》、《金丹就正篇》、《七破论》。 据黄邃《悟真篇注》跋称，明刊《方壶外史》又收录了陆西星的《悟真篇小序》一卷，所以明刊的《方壶外史》共收录了十五部作品。 陆西星在晚年参佛写下的作品主要包括：《楞严经说约》、《楞严经述旨》、《楞伽句义通说》等。 第四十三章 为之敛衽的《南华真经副墨》 陆西星写了很多东西，先说说《南华真经副墨》。 古今对老庄注解的人是极多的，估计道友们都看到过一些吧。不同时代的人，对这两部道家经典的理解不同，注解的角度也不同。从晋代郭象开始抛出《庄子注》以后，便开启了用老子来解读庄子的先河，引得不少人跟风，纷纷尝试从这一角度理解庄子，对后人理解庄子打开了一道新的门户。 到了唐宋时期，老庄研究热度几乎达到极致。前面重点讲过重玄思想，以成玄英为代表的一批人进一步发挥了郭象的观点，一句“古之博大真人哉”是庄子对老子和关尹的认可，意思是说庄子特别佩服老子，意味着用老子解释庄子是合理的。 不仅道教界一直在研究老庄，儒学界的王安石、吕惠卿等等也都喜欢以老解庄。当然了，直到陆西星开始注解之前，前人们对庄子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最主要的就是一直停留在碎片化这一层次上，就是仅仅对庄子的一些片段用老子来注解，还不能推广到全篇的范畴。 在副墨的序中，陆西星讲得很明白：“昔晋人郭象首注此经，影响支离，多涉梦语；鬳斋《口义》颇称疏畅，而通方未彻，而况其散焉者乎？星款启寡闻，素无前识，而二氏之学，载之末年，颇窥堂奥，乃复添注是经，补救偏弊，以匡昔贤之不逮。” 其实古人，特别是文人大多都还是以谦虚为美德的，不过这几句话陆西星也把自己为什么要注解庄子表达得很清楚了。在后人看来，陆西星自认和庄子是同道中人，所以与庄子有着某种情感上的共鸣。比如二人都不愿意去官场打滚，一样的洒脱，当然了还可能是因为陆西星更穷一些，所以他很喜欢庄子，在“窥得庄子《南华》要旨”后感到不吐不快，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副墨一书。 在开始注解之前，陆西星心里已经设计好了总体框架，也是受郭象启发，首先把庄子的三十三篇按内容整理后，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八个字为主脉络排序，分成了八卷。各篇章的格式也基本一致，都有题注、段注，篇尾也会再加注评，每一句每一字都有精妙的注解，同时还注意到了前后贯通，相互呼应。 道学研究者萧天石说，陆西星的注解就好像一串铜钱，脉络清晰，井然有序。 在细节方面，陆西星同样做得极为细致，比如在注解的每一段落的开头，第一句基本上直接把本段的核心内容交代清楚。语文老师经常总会给学生布置总结中心思想的作业，如果放在副墨里直接把第一句话抄上就ok了。 有了中心思想以后，接下来会围绕它对整段加以展开，详细讲解。如果遇到重点、难点的部分，陆西星还会用问答的方式，抽丝剥茧，一步一步地讲清楚。特别是在讲内篇的时候，这一特点表现得更加突出。 陆西星的注解还非常生动，这也不奇怪，因为庄子自身就比较有意思。在他看来，庄子中只有寓言、重言和卮言“三等说话”，里面那些抽象的东西也能讲得很有意思。 随便举个例子，对道的理解是个很有难度的课题，因为这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而修道又是一件具体的事情，如何通过具体的一些方式、方法达到抽象的道的境界，显然一般人理解起来就有困难了。陆西星就通过说理的方式来讲解如何修道这个问题的。 大家都知道熟能生巧，有很多例子，比如卖油翁、疱丁解牛、吴带当风、百步穿杨……各行各业都有一些把技艺熟练到极致的人物，我们对这些并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陆西星说了，那个庖丁的技术已经相当精熟了，用精熟也不足以形容，因为他那种看起来血淋淋地解牛的动作已经达到了自然得忘乎所以的境界，旁观者都会忽略正在杀牛的这件事，眼里看到的只是一个人在那里跳天鹅湖。陆西星说，这个疱丁已经可以称为得“道”了。 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一个技术工人，通过长期地、不懈地、刻苦地努力，“技进而精”，等到他达到了那种技术的极致，高得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方向的时候，此时他就把一种生存的技术上升到了艺术的层次。如果说技术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大家都很好理解，而艺则是上升到形而上一种层次了，这就需要悟性和理解力了，而这就是得道的过程。 从古至今，人们都特别重视达到艺或道这个层次的人，故事或传说非常多，大家对其也表现得高山仰止、莫明觉厉，虽然不明白，看不懂，但不妨碍我感觉特别厉害，甚至献上膝盖。陆西星想得则更多，他却对达到艺这个层次之前的事情非常关心，就是那些对技的磨练的过程。“技进而精”，那是要有千锤百炼的过程，是要把技术磨炼得出神入化的，如果把这一理论推广到修道上呢？如果明白了这个过程，不就知道怎么可以入道，明白那个形而上的东西了？ 刚开始学道的时候，九成九以上的人都会遇到拿不起、放不下、看不透之类的困难，那真是“只见万事业性摆脱不开”。等到克服了这些以后，继续努力，就会有所感悟，“见事各有理，理有固然，因其固然，顺而应之，大大小小全不费力”。如此一步一步，如同打怪升级，筑基、炼精、化气、合道入虚，不就是通过刻苦的磨炼技能，从一个从普通学徒走向国宝级大匠的过程吗？ 这就是陆西星解庄的一种风格。一个有着深厚儒学功底的人，他知道用这种的方式说道更容易被读书人理解。 此外，在副墨中，随处可以看到陆西星的三教共用的思想，这一点也是后人研究比较多的地方。 倡导三教合一也好，三教互融也好，并不一定要把它挂在嘴上，经常要摆出来说一说。在副墨中，注解中随处可见儒家的、佛家的思想，显然已经说明陆西星三教都学过，而且都能熟练运用，简单说一下。 先看看其中的佛学思想。 比如在解释“生死为一”的时候，陆西星就说“本来无物，何处生尘”，是不是很熟悉？对，这就是从《坛经》里那句着名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子来的，被陆西星拿来用“本体性空”讲体道的方式。 再比如《养生主》里那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此处陆西星用到了唐朝永嘉和尚的话来解释：“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他忙意识”。 再看陆西星在注解时儒学思想的运用。 比如在注《缮性》篇时，陆西星有这么一句话：“说到世道交丧，圣人之德隐，遂将隐字生下许多意思，与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加，穷居不损’意同，议论极醇无疵。”，这里用到了孟子的思想。 在注《秋水》篇时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孟子曰：‘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同样出自孟子。 在注《刻意》篇时又说：“邵子有云：‘敢于世上明开眼，肯向世人浪皱眉？’二老千古疏放豪迈之气，于此亦可想矣。”这是提到了邵雍，邵雍的原话大概是：“敢于世上明开眼，肯向人间浪皱眉”。 其他引用《中庸》《诗经》《易经》《礼记》等等儒家思想的地方随处可见，不一一列举了。 至于以道解庄就不用再说了吧，如《参同契》《阴符经》《清静经》《大道歌》《黄庭经》等道家经典在注释的时候都出现过。陆西星说：“《南华》者，《道德经》之注疏也”，意思很明确，《庄子》就是注疏《道德经》的，这不但是陆西星对老子思想的继承，更是在抬高老子的地位。陆西星更注重从道德根源、性命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和注解庄子，用《道德经》反过来解释庄子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副墨研究后，有很多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简单列举几个： 相对儒学来说，在注解庄子的过程中陆西星用到了比较多的佛学思想，所以有学者说他是以佛解庄，佛道并释，“盖欲合老、释为一家”。有这种认识的学者同时还提出来，陆西星用了佛教的性空真体的思想去批判韩愈的伦理思想，意思是什么呢？陆西星对儒学有一定的不认同，而实际上陆西星是通过讲禅宗喝佛骂祖的来说明庄子批圣贤的，这是深层次的含义，哪里有瞧不起儒家的意思在里面。 有些学者还有一个观点，说在注解过程中，虽然陆西星用了大量儒家的术语、观点和思想在里面，但是他以道家的身份来注解庄子是非常明显的。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陆西星在注解最重要的内七篇时，这种倾向表现得很明显。 也有学者提出来，之所以很多人对副墨中存在的一些相互矛盾的观点感觉不理解，根本原因是陆西星是对整个庄子加以注释的，而庄子本身就有问题，这无关陆西星的水平。他是在注解庄子，而不是完全自由发挥嘛。 还有大量的评价，这些观点合适与否不加评议，各有各的观点嘛。 在《南华真经副墨后序》中陆西星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南华经》，道德之微言，性命之极致，三教之真诠，上乘之谛义也。”因此，有很多学者说陆西星是以儒家为底色，以道教本体为根本，以禅宗体认本体的方法 论来注解庄子的，本就是三教互用，还纠结他用的什么身份、是用的佛解还是儒解之类的问题意义不大。 人们对副墨的评价，主流还是相当认可的。重刊的时候，萧天石作序说：“斯着则确可为第一流解本，以其不但为“《庄子》通”也，且通于《易》《老》，尤能会通儒释旨要，彻内外各篇真诠……缘督守中，藏神守气，藏精守形，杜门而窍，返朴以全真，法自然之化，因阴阳之用，顺性命之理，通天人之数，为归根复命、圣功神化之坦途，亦长生久视、解脱逍遥之天枢，诚不失为道家一代宗师……” 就个人理解，从副墨中可以看到陆西星的三教互融已经达到了羚羊挂角、信手捻来的境界，还讨论他是儒是佛还是道的确不那么重要了。正如萧天石所说，副墨的质量在庄注中确实属于一流的，其根本不但有庄子、老子自身的层次已经是极高的原因在内，还有陆西星把二者通过道家的思想联系起来的原因，而这完全是一种极高的修为基础为支撑的。 接着看萧天石的评价：“盖陆子为东派之开祖，彻道德志本源，因阴阳之大顺，悟天地之枢机，入丹家之神室，又获深窥二氏之最上了义，自证真如，故其注斯经也，得能补偏救弊，去芜存真，发先贤之所未发，而匡历代解家之所未逮也。” 当时的首辅沈一贯也是庄子迷，在他的着作《庄子通序》中对陆西星也表达了相当高的敬仰：“余读《庄》三十年，颇有所会……既得陆长庚《副墨》，为之敛衽。” 自己家人对陆西星同样相当认同，侄子陆律在序中评价说：“自先生注出，而诸家注可尽废矣。”对自己叔叔这么赞，颇有点举贤不避亲的风骨。 清代高道傅金铨也曾作序说：“……文章德业，冠绝一时。其所着书，可谓‘黄河之水天上来’矣！”，不知道金庸小说里和现代网文里常用的那句“对某某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类的说法是不是出自这里。 对副墨认同的人还有很多，比如焦竑的《庄子翼》是以它为第一参考书，林云铭写《增注庄子因》时也大量借鉴了副墨，不胜枚举。 有这样一位学者特别提一下，近八九十年前他曾说陆西星是一个连举人都考不上的学渣，凭借看过的一两本佛经，勉强改编了一本小说，结果功力不足，写出来还到处是坑。这位学者是谁后面再交代。 第四十四章 药自外来，丹由中养 陆西星开创了内丹东派，当然这是李西月说的，那么道友们是否想到过陆西星的师傅是谁？吕洞宾吗？当然这是他自己说的。 事实上呢，陆西星应该是没有正式拜过师，也就是说他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没有去某个道观里住上一段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入过道籍，甚至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是道士或者以道士自称，于是有的学者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陆西星不是道士，而是一个终生都没有脱下那件儒士长衫的儒门弟子。 那么没有师承，没有门派传承，甚至不是一个道士的陆西星是如何开创一个门派的呢，所创的东派是不是野路子的产物？ 有学者分析说，很大的可能是凭借着他那扎实的儒学功底。 道友们想一想，如果参加过九次高考，那基本功得多扎实！正是因为功底扎实，所以陆西星才能够依靠他强大的自学能力，参悟老庄、钟吕丹经，再加上很可能远超常人的悟性，最终融汇三教、功参南北，完成了以南宗阴阳派理论为核心的东派丹道的开创大业。 事实上，最初的江湖上并没有什么东派，曾经是陆西星遇吕洞宾的北海草堂更没几个人知道，为什么呢？自然是他这一派人丁不旺，除了那几个一起修行的好友以外，都没有想起来收些弟子传下衣钵，顺便还能收点学费补贴家用，以至于毕生研究的博大精深的东派丹法后继无人，在江湖上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当然了，也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酒好不怕巷子深，陆西星的丹法理论相当完善，顶着吕洞宾的名头，还留下了那么多不错的着作，一朝首辅都曾出钱为他出版，多少还是有几个人知道他的。比如，陶素耜、仇兆鳌、傅金铨等丹道大家都相当认可陆西星的成就，借鉴的也不少。还有一些人甚至连陆西星的面都没见到过就自称是他的弟子、传人，当然只是自称而已。所以说在李西月之前，陆西星的丹道一直有流传，当然了，假如没有两百年后李西月横空出世，江湖上就没有东派，知道陆西星的可能寥寥，他的着作、丹道思想湮灭在历史中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下面简单讲一讲陆西星的主要丹道思想。 首先，作为吕洞宾的传人，就算是自学的，在性命双修的问题上，陆西星还是偏重于先性后命的。性命双修、先性后命、先命后性讲得太多了，这是双修的理论基础，陆西星说：“修道之要，莫先于炼性”，神是性功的药物，精、气是命功的药物，以神定精驭炁，总体来说他的确是传承了北宗的丹法是没问题的。 陆西星写过一部《玄肤论》，从名字上可以看得出来，里面就是讲性命学的。当然他很谦虚，说自己的理论很肤浅，不精深、离圣人的想法距离当然不知道有多远。按照正确的理解，陆西星大概是想说自己的性命学就算达不到圣人的水平，不过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样子了。 陆西星的内丹性命双修思想在很多作品里都有体现，比如在《无上玉皇心印妙经测疏》中有这么一句注解：“神依形生，精溢气盈，不凋不残，松柏青青”，精气神是相依相合的关系，“精盈则形固，形固则神安，而长生久视之道端在是矣”。 上面讲过，丹法从二分发展到三分以后就有了天、地、人三元丹法，陆西星得吕洞宾传的人元丹法，实际上就是阴阳双修的阴阳派的丹法。地元丹法则是外丹法，就是借助药物炼大丹，通过服食丹药达到筑基，就是炼全阳之体。天元丹法则是清静丹法，就是传统的内丹法，不再借助外丹在自身凝聚大药。阴阳派说到底也是性命双修，所以陆西星人元丹法大成后，天元丹法、地元丹法同样要修炼，这就是清静头，彼家尾，性命双修以达真仙境。 前面讲过实际的功夫，无非也是金液炼形、玉液炼己，道友们应该熟悉了。陆西星用了一个很直观的比喻——水和泥的关系来解释炼性的实质和过程，他说性如水，先天就是很纯净状态，不过这种水平是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全是有杂质甚至是污水，这就是后天的水。如果更严重一点，后天就如同掉泥里的水，普通人的眼里看到的就只有泥没有水了，更不用说纯水了。当然，没有水的泥也就不能称之为泥，不能流动只能是一块土了，那就没有炼性的必要了。性命双修就是要把掉进泥里的水重新变得纯净，就是要去除那些污染了本性的情识，就是后天返先天，就是逆修的过程。 至于如何去除情识，如何炼性，使性达到圆明清静的境界，陆西星吸收了理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同时还吸收了佛家的去妄迷，达真觉的境界。他说佛家的和尚们说的特别好：“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前提是你得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用它去看破蒙蔽你的浮云。 有这样一个伟大理想，那么大乘佛教的《楞严经》肯定是不可能略过的。熟悉佛学的道友应该知道，唐时流行的是《圆觉经》，到了宋元明时，就成了《楞严经》的天下了。比如王安石、钱谦益等人都喜欢看这部经书。陆西星拿过来好好学习了一番后，特别是晚年，每有感悟就动笔注解，共注解了两次，一为《楞严经说约》，一为《楞严经述旨》。在《楞严经述旨》中陆西星从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到非无想共讲了12个层次，当然这些内容不是我们关心的，就不讲了。 陆西星研究的佛经并不只《楞严经》一部，《五灯会元》，就是《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和《嘉泰普灯录》这五部禅宗史书，在他的很多作品里也引用过不少内容。 所以说，有些学者总结陆西星晚年参佛，其实也并不完全正确，很早的时候他便三教兼修，什么书都研究了。道家自不必说，诸如理学的无欲固静，佛家的去迷存真等等这些东西在他身上都有所反映了，也就是说他既有温润如玉，又有道骨仙风，也没忘记不染六尘。他自己也说过：“以文儒究心二氏，垂二十年”，只不过某一段时间研究的重点有所侧重，某种气质展现得更多一丝罢了。 实际上呢，陆西星并不赞成佛教了性，道教了命的说法，这本就是三教都有的主张，为什么非要说别人有的，我也有的，就应该划归对方阵营的呢。 和后世的李西月一样，陆西星他们二位表现出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是一致的，区别只是在表达的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同时都提出不应纠结那些末节问题，“不思其本，只谈其末”是要不得的，至少三教所追求的道是一致的。 接着说性命双修的话题。陆西星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内药无为无作而实有，外药有为有作而实无”，性要静养。服食外丹为主的修炼方法是地元丹法，陆西星所说的“药自外来，丹由中养”就是指的内外丹法结合而来。 双修的具体功法陆西星也没有什么传男不传女，必须口口相传这类的老传统，很大方地把自己最好最有效的炼性功法“遣欲澄神”之法公开。传说中的总纲大概就是创鼎于外，炼药于内，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最后达到心静神清。 这里需要简单说一下外药。在阴阳派的传承中，外药是包括男女合修的，算是阴阳派的老传统，否则也就可以归到清修一脉了。 此药虽产自外，来自外，但时刻为我“心意”所控制，此药“生之有时，采之有日，当其水源至清，有气无质，得而采之，然后药嫩而可取。否则，金有望远之嫌而不适于用矣。 无论是外丹还是外药，最终还是目标还是炼成内丹，最终要采的还是先天真乙之炁。名字是什么其实不重要，陆西星说先天真乙之炁就是白虎初弦之炁，这和钟吕丹道是一致的。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一提到双修，不了解的人绝对会理解成男女两性方面，所以就有了什么房中术、采补之类的说法，道家的确有这样的理论，也怪不得别人用那种眼光来看这件事。 说到阴阳双修，其实自古道家并不避讳阴阳相交的事儿，本身内丹理论就是从阴阳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嘛，只不过后来的阴阳变成了性命。 道家自古就把宇宙定义为由阴阳二炁相求而形成的，万事万物均有阴阳，天地阴阳相交才有了人，有了生物，人同样阴阳相交才得以繁衍生息。儒家同样也没有避讳这个话题嘛，“男女媾精，万物化淳”。 道家把这种阴阳观念用到修炼中就太自然了。只不过初期的，比如早期的天师道、上清派所谓有“黄赤”之术，到流传到士大夫群体中的房中术，这些都是涉及男女房事的理论。东派丹法主张同类阴阳双修，以阴阳喻男女，以坎离为其体用。坎象为女，外阴而内阳，离象为男，外阳而内阴。当然了，这些事容易成为人们闲聊的话题，再加上一些色情类的作品、配合一些某某皇帝、大官的类似剧情，搞得道教挺严肃，很正规的一门养生功法变了味道，一说起来就是淫邪。 陆西星的丹法中有男女双修，认为这同样是凝视聚气道归自然的途径，不过他提出“用鼎不采战，铸剑不入炉，补铅不伤彼，利己不损人”，绝对不是所谓的采战、采补功法，而是一种称为离形交气的道家功法。当然，这种功法估计也失传了。 另外，针对世间对双修功法的偏见，陆西星还写了一部《七破论》，希望能够替双修功法正本清源。这本论着从破非论、破伪论、破直论、破邪论、破疑论、破愚论和破痴论七个方面，对其他门派的炼养法门逐一抨击，还不错，没有对《阴符经》《道德经》《参同契》和《悟真篇》四书加以批判，还专门把四部经典提出来表扬了一番。 陆西星的完整的道学思想需要从每一部作品中去分析和总结，这里就暂讲这么多。 第四十五章 《封神演义》是谁写的? 上 道友们还记得开始那两个问题吧？《封神演义》是谁写的，下面就把这桩公案和道友们分享一下。 总结一下，封神的作者大体上有四种说法：一是许仲琳，二是陆西星，三是许仲琳和李云翔合着或许仲琳写定，李云翔改定，四是民间结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说法？ 其实最初，大家都以为许仲琳是封神的作者，直到乾隆时期有一位叫梁章钜的人曾经多次说封神的作者不一定是许仲琳，话里话外意思是他认为作者是陆西星，不过影响力并不大。 到了近现代，研究这个话题的人就多了，认为许仲琳就是作者的代表就是鲁迅，现代也有不少学者支持这一观点。那么依据是什么呢？ 以舒载阳刊本封神为代表，很多版本的封神的第二卷第一页中有“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几字的题名，虽然文中没有相关的序文，但是不少学者以此为依据，认定了许仲琳就是封神的作者。 万历年间还有一套封神刻本，学者们发现在卷首有一个自称李云翔的写一个序，序中说：“舒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锥伯敬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事业，乃托余终其事。”同样在第二卷首页署“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几字。由此，以章培恒等人就提出来说，是不是许仲琳和李云翔二人共同完成了封神的编写，类似于《红楼梦》作者那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二位不是这种写作关系，而是许仲琳主写，而李云翔做的是后期的修订工作。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的学者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就是这位许仲琳是何许人？仙乡哪里？何年何月生人？有什么事迹？结果考证后就发现问题了，这个人很神秘，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显然成为了一个破绽。不过这些学者认为，虽然咱们暂时还不知道许仲琳是谁，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没准以后就知道了呢。 这里还有一种观点稍提一下：有些学者对于为什么只在第二卷中有那个许仲琳的名字，其他卷中为什么没有？结论是原来每卷都有的，只不过当时的盗版商把这些有许仲琳名安的页全删掉了，换上了自己的信息。至于留下的这一页，是因为当时太马虎所致，而这恰好又能说明作者是许仲琳。 下面就说说为什么有人认为陆西星才是封神的作者，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为柳存仁，其他包括张政烺、孙楷第以及现代的很多学者。不过研究了一些现代学者的所谓的观点，发现大多是把这些前辈们的观点拿来炒炒冷饭，甚至随手抄几段，少有新的证据或见解，所以还是说说这些前辈们的观点就可以了。 张政烺是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曾经和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探讨过封神作者的问题。当时他就提出来封神应该是一个叫陆西星的家伙写的，并不是许仲琳。1936年毕业后，他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就有一篇名为《封神演义的作者》，把自己的这一观点提了出来。1982年时，张先生又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过一篇《<封神演义>漫谈》，又提了一下陆西星是作者这件事，坚持自己四十多年前的观点。 现在看来，张政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结论挺有意思的。 张政烺比较挑剔，他首先对封神中的很多错漏表示了不满。如果道友们读得认真一些的话，还真可以在封神中发现很多bug，简单举几个例子。 比如：道友们熟知的李靖，就是哪吒的那个爹，在封神中出场的时候是这个姿势：“拍马提戟”，可以脑补一下三国的吕布。当李靖需要出场打架时，只见“刀光闪闪”，戟不知道何时换成了大刀。结束时是这个样子滴：往敌人腿上扎上一枪，刀又不知道放到哪里了，换了一杆长枪。战斗结果先放一边不说，这里有个问题，怎么感觉李靖出场打架的时候拿了三件主战兵器，如果多打几架，会不会十八般兵器全都使上一遍，难道这厮是个武器贩子？更主要的是人家切换得如羚羊挂角，令人摸不到头脑，毫无做广告的嫌疑。 另外，道友们都知道李靖还有个宝塔法宝，要不怎么有托塔天王的混号呢。他老人家的这尊塔也非常任性，上一次出场的时候还拿它当板砖，把敌人砸得脑浆子哗哗地往下流呢，下一场敌人想防备这块塔状板砖的时候，人家又变成了罩子把你罩在里面了。唉，做李靖的敌人太累了，你一个浓眉大眼的把板砖弄成塔状就算了，居然还丧心病狂地保留了塔的功能，满眼都是泪啊。 还不止这些，这塔其实还有一更任性的地方。开始的时候本来是三十三天黄金宝塔，再出来的时候可能是饱吸了敌人的鲜血升级了，变成了三十六天玲珑金塔。外行人可能只注意到这塔怎么凭空多了三层，多了一个玲珑的属性，内行人却可以看出深层次的问题。三十三天那是佛教的常用的数字，是欲界的第二天，就是帝释天的地盘，三十六天却是道教的，就是道友们都知道的那三十六重天。您这一会佛属性，一会又道属性，显得你这塔也是佛道双修，玩仙佛同源呢？ 地理方面的错误则就更多。比如开始写到姬昌从西歧（山西）来朝歌（在河南）的时候，一路上过五关，斩……，没有斩六将，然后就渡过了黄河，然后过了孟津……最后来到了朝歌。等到后面讲到文王从朝歌回西歧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连夜过了孟津，接着渡过了黄河……是不是发现问题了？这孟津搬家了，也没和大家说一声，自己就从河北边搬到了河南边来了。 由于张先生这篇文章没能查到，具体是如何说的仅是通过后人引用一些内容分析，大概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因为陆西星是南方人，家里又穷，显然不具备便捷的交通和财力支持他去北方游历，所以对河南、山西一带的地理就谈不上熟悉了，这样在书中出现些地理方位、名称之类的错误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封神中其他的错误之外还有很多，比如： 挖坑不填型：姜子牙曾经收过五路神，完事后忽悠得人家去了西岐干苦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道友说这五路神只是路人甲，没有然后是很正常，那么书中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小狐狸的闺蜜玉石琵琶精。这妖怪在前面和姜子牙有过不少对手戏，也没有然后了。有的道友可能又说了，后面不是提到过两次嘛，就是那个谁……王贵人，那不就是琵琶精吗？要知道那真的只是提到了一下名字，是个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啊。再说了你以为王贵人就是你以为的琵琶精啊，人家作者说过吗？类似的坑还有很多。 不通过派出所擅自改名型：比如书中有一位叫萧银的，虽然是个路人甲，但是出现在十绝阵的时候就变成了萧臻。这还不算，封神的时候姜子牙还把他给忘记了，真替他感觉冤枉。还有一个叫姚斌的家伙，后面改名叫了姚宾；还有那个鸡精，哦不是调料的那个鸡精，是雉鸡精胡喜媚，也把闺名改成胡喜妹。 常识型：书中有关佛道方面的常识性的错误很多，比如姜子牙派了数十员大将去围殴张桂芳的时候，其中出现了一位叫吕公望的大将。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姜子牙就是吕公望，但吕望、太公望之类的称号都属于姜子牙的称呼，所以说这个吕公望如果就等于姜子牙的话，这就是个笑话了。另外，姜子牙在唐代曾被追封为武成王，而封神中武成王黄飞虎可是个重要角色啊。 雷同型：雷同的地方很多，比如殷洪、殷郊两兄弟的经历几乎是高度重复的，哼啥二将的各种操作、各种破阵的手法如出一辙…… 这么一总结，似乎封神这书写得质量有点差啊！当然不是这样的，所谓瑕不掩瑜嘛。不过有意思的是，张政烺却能够从这些疏漏、错误之处得到了一个推论：这个作者文化水平不咋滴啊。经过一些考证后，张政烺说那个陆西星最多就是个生员或秀才水平，勉强去参加乡试，结果考了九次都考不上，显然是个笨学生。恰好，他还学过一些佛、道方面的知识，当然水平也就那样，要不然怎么三十三天，三十六天都可以乱用。张先生的这个观点，直到1982年他发表文章的时候还没有变化的。 当然了，那个时代还没有网络，再牛的学者想查点资料都非常困难，所以张政烺先生对陆西星不怎么了解，于是给他这么一个评价就不难理解了。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符合学习不怎么好，还懂点佛道知识的人何止万千，这怎么就成了这部书就是陆西星写的证据了呢？通过这些瑕疵和陆西星联系到一起，如果用数学证明是不是这样的：这本书有毛病，陆西星学问不咋滴，结论：这本书是陆西星写的。先不说逻辑上的问题，大胆假设，张先生应该是没有读过陆西星写的东西，至少没有读过副墨及楞严经的注，能写出令多少大儒都能为之敛衽的作品来，怎么也不能给一个学问不怎么样的评价吧。前提是错的，逻辑是错的，这结论的说服力就值得再推敲一下吧？ 第四十六章 《封神演义》是谁写的? 下 张先生的观点说的有点多，由于没有找到那篇文章的原文，也可能有些片面了，下面接着看另一位学者的观点。 旅澳学者柳存仁也是支持陆西星为封神作者的。柳存仁曾经写过一部《陆西星传》，还有一些专门研究陆西星的文章，也就是说他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我们要承认，柳先生的研究工作做得还是非常细致的，他曾经专门把《封神演义》和《南华真经副墨》的内容进行了细致地对比。二者虽然一是小说，一是玄学，但是柳先生却发现封神中有很多术语和副墨是一致的，意思是二者有很多共通之处。 最后，柳先生得到了一个结论：“道教用语非陆氏一人所独擅，《封神》文字果有偶合于《副墨》，亦未必即可确定其必同出一手。然仅此两书，一长篇小说，一专门玄理之作，而相同相近之处如是之多，且其用法、关系又如是之密，且又吻合陆之身世，是或并非偶然者。” 对柳先生的工作认真态度表达敬意，不过这样得到结论还是有点早，只能说有一定的可能性罢了。那么接着往下看。 道友们注意到没有，很多写小说的，古今中外，有些作者喜欢把自己代入进小说里，给自己弄个角色玩玩。比如《老残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这样的作品还可以列举出一大堆来。问题来了，如果封神的作者是陆西星的话，那么他有没有把自己写进书里？谁又是他的代言人呢？ 按照这个思路，道友们有没有发现陆压很符合这个身份呢？陆西星以吕洞宾为原型创造了陆压，或者就是想用陆压做自己的形象代言人，在世界里放飞一下自我，理由可以说出一堆来：既逍遥自在，又神通广大，又建了不世之功，又逃避世俗之名，每每在伐纣、封神的关键时刻，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上面猜测是真的，在封神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道友们可能不会特别留意。在七十七回中元始天尊安排弟子们结对子时，出现了一对奇怪的组合：黄龙真人和陆压一组。陆压肯定不是元始的弟子，当然也不是老子的弟子，但却和黄龙真人组合了，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深意？ 黄龙真人是个有点悲惨的角色，身份很高，是元始座下的十二弟子之一，又是个异数，唯一一个不是人的弟子。阐教是道门正宗，都是以人为根基的，就算有雷震子、哪吒、龙须虎这些不太寻常的角色，再怪也是甚于人的。反观截教，则是宣传我们就是要有教无类，什么样的妖魔鬼怪都欢迎。这显然是阐、截二教不同的价值观，所以在阐教阵营中，就算黄龙真人的辈分非常高，也是一个异类，大家都不愿意让他混得太得意。 还有别的学者研究过黄龙这个角色背景，假如陆西星是作者，那么可以这么解释：宋明时期，民间曾广泛流行着一个涉及佛、道之争的吕洞宾斩黄龙的故事，当时佛教方说黄龙禅师法力远高于吕洞宾，是凭着高深的佛法折服了吕洞宾。道教一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却变成了另一个版本，说吕洞宾成功点化黄龙，法力方面自然也是碾压。 道友们知道，各方面道教基本上都落在佛教下风的，所以民间流传的主流声音是黄龙力压吕洞宾这个版本。吕洞宾可是全真一派的祖师，陆西星心里肯定是支持自己家的吕洞宾，更何况他自称是得到吕洞宾传承的。ok，既然这样，我就把黄龙真人写得柴一些，比三代弟子弱一点，偶尔再丢点面子，谁让你和吕老祖做对头呢，这也算是陆西星一点小小的恶意。 有点跑偏了，回来接着说陆压。柳先生说陆压和陆西星同姓，他又是西昆仑的人，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暗示？据说当年陆西星生活的那个小村名叫陆鸭村，这是不是也能说明一点什么？当然，这些还不能说明什么，全是推测。 接着证明，下面用事实北海道，用数据说话。据统计，柳先生说封神中有九个人物的名字里有“庚”这个字，不列出来了，都不是主角。真难为柳先生了，那时可没有电脑用，只要简单搜索一下就有结果了，要想统计得一字一字的读原着。起名字用这么多庚字能说明什么？想一想，陆西星还叫什么。 有了这么多“暗中提示”，再加上对陆压的特色描写，还不明白陆压就是我陆西星本人吗？如果陆压就是陆西星本人，那么作者还不就是陆西星？ 当然这么推导似乎还是显得有点勉强，为什么呢？有好事者也做了些统计，结果发现封神中名字有“忠”的同样有九位，这还不算，有“元”字的人名更多了，有十一个，有“吉”的也有十一个，如果按柳先生的理论，那么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名字里有忠或吉的更合理啊，比如查查有没有一个叫作陆忠星、陆元星或者陆吉星之类的存在。 实际上，无论柳存仁先生如何证明，到现在还是没有一条可以证明陆西星是封神作者的证据，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写过小说。 可能有的道友会说，从三教合一入手分析怎么样？封神中确实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比如通天教主说过：“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实际上按封神的说法，佛教中着名的燃灯、观音、文殊、普贤都是从道教中叛变出去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仙佛同源的？ 陆西星一生儒道佛三个阶段的划分，加之全真教从王重阳开始就倡导三教互融，所以说陆西星的确是三教兼修的。当然了，有的道友会说，书中说的三教实际上是阐教、截教和人道，虽然这个人道是怎么回事一直没讲过，还是和佛道儒这三教不同啊。还有道友会说三教是指鸿钧的三个弟子，因为老子和元始是一伙的，通天是另一伙的，实际上是两教，说三教实际上“概指三个教主矣”。这么一说的话，似乎从三教互融这个角度分析作者并不是好主意。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唐宋以来道教界提倡三教合一、三教互融的人还少吗？为什么就凭这个原因得出封神是陆西星写的这个结论呢？ 柳先生并不认为上面的分析牵强，自信心大约是源自他在《乐府考略》中发现了这么一句话：“元时道士陆长庚”，意思是说封神的作者是陆西星。于是，柳先生经过各种考证，结果发现元代没有陆长庚这一号人物啊，他本是明代人啊，于是很干脆地认为《乐府考略》弄错了。 对于柳先生急于把封神的版权给陆西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您得给出有力度的证据才行吧，不能为了证明一件事就要针对性地去否定另一件事，拜托，这个解决问题的姿势不对吧。 所以，陆西星一说还真不怎么令人信服。 自从有人提出来是陆西星写的封神以后，就一直不乏想证明的人，这其实说明了几位前辈的证明还充分，不足以令人信服。 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于是各种证据开始多了起来。 道友们知道，封神和《西游记》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西游总体是崇佛贬道，而封神则是崇道贬佛的。西游的话题这里不多讨论，就封神来说，基于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下，佛教的大拿准提和接引的地位显然是排在了鸿钧的下面，和老子、元始、通天属于一个量级的。至于燃灯、惧留孙、观音、文殊、普贤这些只不过是鸿钧的徒子徒孙辈，而且还最后变节投靠了佛教。宋明两朝，天地君亲师的思想是什么地位都知道，背叛师门，能把你鄙视死。 封神中对于接引和准提的描写也不怎么赞，这二位的脸皮是很厚的，偏偏能力又极强，于是有人就认为这种有点矛盾的写法很符合陆西星的道教创派人的人设。 还有，有人发现男一号姜子牙曾经在兴化隐居，就是传说中的假装钓鱼的地方。后来有人在那里修了座钓鱼庙，据说陆西星在1567年曾经专门去钓鱼庙参观考察，结果发现兴化怎么有这么多神话故事啊，街头巷尾找个老头坐一会就能听到各种好听的故事，于是陆西星无意间就收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如果上面这些还是不能说明封神就是陆西星所写的话，其实还真不能说明，那么还有证据。 道友可知道《水浒》和施耐庵？不是开玩笑，你知道施耐庵是哪的人吗？答案很神奇，他和陆西星是老乡。 再来个难的。等等，老施和陆西星是老乡是什么鬼？能证明封神是陆西星写的了？勿急。 道友可知道《梼杌闲评》？不是学中文的可能还真不知道，有人可能这两个字怎么念都不知道吧？作者叫李清，他也是陆西星的老乡。 再来个更难的。道友可知道《西游记》是谁写的？这次不开玩笑，不是说丘处机写的那本《西游记》。实际上西游的作者一样也是有争议的，可能是李春芳，还真不一定就是吴承恩。分别支持吴承恩和李春芳的两派学者争论了不知道多久了，是是非非不在这里展开说，这里要说的是这位李春芳，就是上面说到替陆西星印书的那位嘉靖、隆庆年间状元出身的宰相，他也是陆西星的老乡。 注意看黑板，划重点了。这里提及的陆西星的三位老乡，是因为有学者从这三位的履历及着作上推导出陆西星是封神的作者的这一结论。没想到吧？当然在证明步骤中给出了各种证据，比如文化底蕴等，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来了。总之证明得很热闹，可惜同样只是说明一个可能性，并不是直接的证据。 还有一种解释是从吕洞宾的角度分析的。封神中有很多诗，内容当然要与小说的主题相符，那么道士创作的各种诗词就是最适合的。据有人考证，封神中至少引用了11首吕洞宾的诗，当然或多或少都有些改动。如果作者是陆西星，凭他和吕洞宾的关系，喜欢、熟悉他的诗，拿过来放到书里是不是个好理由？ 如此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用来说明陆西星就是封神作者的理由，可惜全部都是建立在陆西星是作者的基础上再反过来推导可能性这个层次上。 正是因为许仲琳和陆西星谁的证据都不充分，所以又有人说了，陆西星是个三教兼修的高人，封神中又犯下了如此多的低级、常识性的错误，显然作者应该是水平不甚高的人才对，这和张政烺、柳存仁的观点很相似，不过他们认为这正好说明作者不是陆西星，那么是谁呢？这就是第四种说法了，他们认为封神应该是有人或者有很多人参与把民间流传了很久的各种话本加以综合、改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相关的诸如《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商志传》《夏商合传》之类的很多都与封神有关系。 事实上，很多人还是比较倾向于这部封神是源自民间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世代累积的集体创作的产物，经过民间的说词者之口，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再由许仲琳和李云翔写定，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许仲琳名不见经传和封神中有很多错漏之处了，这似乎更有些说服力吧。 现在，道友们能判断封神是谁写的了吗？ 第四十七章 内丹西派李西月上 因为内丹东、西两派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讲完了陆西星和东派以后，下面再接着讲一讲李西月（涵虚）和他开创的大江西派。大江西派简称西派，也有人称它为隐仙派、犹龙派，为什么有这些称呼，后面再讲。和陆西星的东派默默无闻相反，李西月和他的西派在江湖上有着很高的人气，时至今天，民间依旧有不少人在修行西派的功夫。 姓名：李西月，原名李元植，又名李凤惺，字平权（泉）、涵虚、团阳，号长乙山人、圆峤外史、卷石山人、紫霞洞主人、火西月…… 籍贯：四川乐山茅桥镇李家湾村 出生时间：嘉庆十一年（1806年）八月初四寅时 去世时间：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初八寅时 主要贡献：创立内丹西派 主要着作：专着有《后天串述》《九层炼心》《道窍谈》《三车秘旨》《圆峤内篇》《河图易象图解》，注疏有《太上十三经注解》《道德经注》《黄庭经注》《悟真参同杂解》等，辑录有《海山奇遇》《三丰全集》…… 李西月是个很神秘的人，行踪不定，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所以考证他不是很容易。他的生平事迹，除了在《三丰全集》中有一些以外，主要在他的弟子李道山（福建建宁县巧洋人）写的《李涵虚真人小传》以及《乐山县志》等一些文献中有些零散的小传，七拼八凑综合起来就有了下面这段生平。 李西月是四川乐山市茅桥镇李家湾村人，那个村子现在叫李家河村，原属凌云乡，后来划入了茅桥镇。如今他的故居旧址已经看不到一丝痕迹了，据当地老人说就在现在的村委会的位置。还听老人们说，以前还有人打算在这里修一座紫霞宫，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了下文了。 李西月生于嘉庆丙寅八月初四寅时，后人为了抬高身价，说当年他老妈梦见了一个怀里抱着一盒子金书来到家里，不久李西月就降生了，显然是给他赋予了先天与道教有缘的属性。 李西月兄弟三人，他行二，从小就表现出了高智商的特质，不但诗写得好，琴弹得也好，不过有个毛病就是嗜酒。 李家河村旁边的确有一条李家河，或者称为溪更合适些，史载“浅狭舟楫不通”，李西月闲时就喜欢到河边走一走。在24岁的某一天，李西月和几个朋友在院子里吃烧烤，酒足肉饱后，抬头看着头顶一轮明月高悬，众人游性顿起，便一起来到河边散步，顺便还能消消食。 这本是一次很平常的散步，却发生了一件怪事。众人发现河里有一条渔舟，一个老翁对月仰卧而歌。为什么是怪事呢？首先乡无渔人何来此翁？而且那条其实只能称为溪的小河沟里也不能行船啊，这老头是从哪划过来的？ 大概因为多喝了几杯脑子反应有点慢，兄弟几个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老头和船的怪异之处，和老头打了个招呼，随便聊了几句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李西月突然反应过来了，不对，这老头有古怪，于是赶紧往回跑，所幸老头还在那没走。 这次再问对就很小心了，当时聊了些什么没有记载，不过李西月发现这老头绝非常人，于是就把老头请回家，当老师供了起来。 老头在他家住了一年多，期间会点拨了一些学问，李西月自觉受益匪浅。不久李嘉秀来到当地的九峰书院讲学，李西月闻名来到书院求学，结果没过多久，李嘉秀发现李西月才学比他还要高，便反过来拜他为师。 李嘉秀李西月是老乡，是才子一级的人物，嘉庆二十三年戊寅科的进士，结果反过来要拜李西月为师，这从侧面说明李西月当时的儒学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了。他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显然是和那个老头相处一年多的时间没白过，李西月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个老头就是吕洞宾，游历到村里是为了选一个弟子完成以前的一个心愿。 最近几年，李西月感觉身体越来越不好，看过老中医后才知道自己生病了。什么病呢，文献记载是“伤血之症”，大概就是“血虚症”，现代术语是贫血。其实他得这个病一点也不奇怪，读书人运动少，平时不锻炼还老酗酒，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应该是他的病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加上仕途也不怎么顺利，心情就不怎么美丽的原因。 眼看儿子身体不好，当娘的肯定是最着急的，听七大姑的八大姨的邻居的在有钱人家当丫头的侄女说峨眉山是个疗养圣地，当即拍板，当天就安排人把二儿子送去疗养了。 在山中享受疗养生活的时候，李西月经常去山里寻幽探秘，结果某一天巧遇内丹名家孙教鸾的弟子郑朴山。 郑朴山是康熙时生人，虽然成就比不上师傅，在江湖上也是响当当的名人。二人一见如故，于是主动帮李西月治病、调理身体，间或传授一些中医养生之法。 经过郑朴山的悉心医治，李西月病情逐渐好转，高兴之余，对郑朴山的本领心生仰慕，于是经常请教。郑朴山说：“这些金石草药对于你的病只能治标，但是不能治本，你这病不是药物所能根治的。” 身为饱受病痛折磨多年的老病号，肯定是非常希望能彻底解决病症的，郑朴山的回案令李西月非常高兴：“当然有了，本门有无上的内丹仙法，是可以修炼成仙的，别看你这病医道国手都没办法，在仙道秘法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看到李西月一脸期待又有一点迷茫的样子，郑师傅只好又费了些心思解释了一番，无非就是讲讲内丹功法的神妙之处，初期就可以令你身强体壮，百病不生，从此不用去医院，更何况修到高深之处是可以飞升成仙的。 郑朴山的话，为李西月打开了一扇内丹修炼的大门，有仙缘、有道根的李西月自然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自然能体会出其中的妙处，知道自己如果能学到的这些玄奥的丹经秘法不但可以解除自己的病痛，还可以结丹还虚，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一个满怀着治病、成仙的美好愿望，一个是得遇佳徒，能够传下衣钵的欣喜，于是李西月纳头便拜，皈依道门，在明师口授秘诀，悉心指导下，踏上了修真之路。 那么郑朴山教了李西月一些什么呢？这需要先知道他的师傅孙教鸾是何许人，都会些什么。 孙教鸾在江湖上有一个名号叫烟霞散人，活到了106岁，是位双修派的高手，有真功夫。他的儿子曾经写下一部5000多字的《金丹真传》，详细记载了父亲的丹道功夫，所以通过这部书能了解他这一脉的理论和功夫。 孙真人曾说过：“结丹之法由我而不由人，还丹之功在彼而不在我”，有意思的是，他进一步把自己总结实践出来的功法划分了九级：筑基、得药、结丹、炼己、还丹、温养、脱胎、玄珠、赴瑶池，最终结成九琴九剑九转仙丹，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修真小说？孙真人又进一步把这九级功夫分为三层，前三级是人仙功夫，也称结丹功夫，中三级为地仙功夫，也称还丹功夫，而后三级则为天仙功夫，也称还虚功夫。如果当年流行写玄幻修真小说的话，孙真人的九级三层的修炼体系一出，大概可以引领一个小说流派了。 受此影响，李西月后来的丹法中，同样是按照人仙、地仙和天仙这三层来划分功法的，只不过他把九阶功夫进一步发展、细化了，后面再讲。 孙真人的这一脉门派规矩很严，秘法只能通过口口相传，诸如阴阳双修、男女合炼的一些秘诀都是郑朴山亲口传给李西月的。此外，李西月还学了葫芦歌、明道歌、修真入门等等很多技能，下手的功夫无不强调阴阳双修。 那么令李西月不爽的伤血之症呢，自然不成问题了，孙真人的《金丹真传》中确实有一部分内容是专讲补气补血的，比如“修补者，补气补血也”，这些也是筑基得药的重要功法，是孙真人从《参同契》里面悟出来的。 当然，郑朴山教给李西月的东西远不止上面这些，山中无甲子，非只一日，李西月尽得真传。这一天，郑师傅在分手之前嘱咐他说：“大劫将至，你要好好修炼，早日功行圆满，这个世界还等着你去拯救呢。” 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没关系，李西月理解是自己的修为还没达到师傅的高度，先不必理会，日后自然为明白的。 第四十八章 内丹西派李西月 中 师徒二人分手以后，李西月依旧留在峨眉山中继续修炼、疗养。这一天，当他来到山上的一座禅院时，恰好，其实是必然遇到了专程前来等他的吕洞宾和张三丰，因为这二位是在行守株待兔之举。内丹修炼初具火候的李西月自然不会如第一次那样错失机缘，深知这二位的江湖地位绝对是最顶级的宗师级的，当即就把二位请到住处，朝夕求教。 不过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漏洞，李西月是清朝嘉庆帝时期的人，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唐末的吕洞宾，一个元末明初的张三丰当师傅，时间上总归是差的有点多。不仅如此，这还意味着他和几百年前的王重阳啊、张伯端、陆西星等等这些大神级的老前辈们成了同门师兄弟，要是没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别人听了也不会相信啊。 没关系，李西月有信心，而且这股子信心很可能就是受到了陆西星的启发。李西月对陆西星在内丹理论方面的深厚造诣是非常仰慕的，对他的了解也非常全面，在《金丹就正篇?自序》中陆西星说在北海草堂扶乩，感动了吕洞宾下凡来收徒并传下丹诀一事，这令李西月大受启发，这是多好的创意啊。师兄会，当师弟的原样拿过来用有问题吗？用得不更加出色都觉得没面子。 至于为什么选择尊吕洞宾为师傅，首先就说明了李西月对吕洞宾极为崇敬，事实上也如此，他写过一部《海山奇遇》，可以当成一部以吕洞宾为主角的仙侠小说看，由此他成为了清代吕洞宾信仰的重要推动者。在这部书里面有一个叫冷谦的人，他说包括自己在内，吕洞宾有四大弟子，其中刘海蟾开创了南派，王重阳开创了北派，陆西星开创了东派，他则自愿二百年后去西方开创西派，这就是东、南、西、北内丹四派。按这种说法，这位冷谦和刘海蟾、王重阳、陆西星和冷谦就是师兄弟关系了。 那么这个冷谦是何许人也？在《明史》中有一个叫冷谦的，是明初朱元璋时代的公务员，是个擅长音律的隐士，在音乐方面还有不小的成就，出任过协律郎，后来避战乱而入道。为什么要单独讲这个冷谦呢，这和李西月有什么关系？李西月的《道情诗杂着》中有这样一首送情诗： 自记前身是冷生，湖南湖北一舟轻。 为何惹下西方愿，云水烟山游荡行。 李西月通过这首诗表明，自己就是这个冷谦的转世，前世的冷谦和陆西星、刘海蟾、王重阳都是吕洞宾的徒弟，今世的自己当然是陆西星的师弟了。 不过明初的这个冷谦是不是李西月所说的前世还有点小问题，因为时间和《海山奇遇》里说的二百年后转世差了两百多年，误差有点大。当然这不算是重点，重点是通过这个前世的冷谦，圆了自己是吕洞宾徒弟的说法，至于有几个人相信就不管了。 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和吕洞宾的关系，李西月说吕洞宾正式收下他以后，先对他的名字表示了嫌弃，说：“你既入我门，那么按辈分名字就得和师兄们保持好队列，具体就参照你西星师兄吧。为师替你想好了，你师兄叫陆西星，你就叫李西月吧，他号潜虚，你就号涵虚吧。” 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和陆西星的师兄弟关系，他还把自己的着作集结后名为《圆峤内篇》，就是因为陆西星写过一部《方壶外史》。 从此，李西月便跟随吕洞宾、张三丰学习、修炼。吕洞宾告诉李西月，上次和他相处一年多，主要是为了考察他的悟性、人品等各个方面，这次和张三丰前来，就是专门传授他本门的秘法，还希望李西月今后能够替他完成创建大江派的心愿。 关于吕洞宾想开创大江派的事情并不是李西月杜撰出来的，在《吕祖全书》中有一篇《大江派偈并引》。偈是这样写的： 大江初祖是纯阳， 九转丹成道气昌。 今日传心无别语， 愿君个个驾慈航。 具体就是讲吕洞宾早年曾经接过一个任务，是谁下发的不清楚，不过开创大江派的任务是肯定有的。吕洞宾还为这个要开创的门派提前设计好了九个字的宗派弟子谱：“西道通，大江东，海天空”，之所以是九个字，其中是有合九转之义。 正是因为有这个偈，李西月为自己的教派确立了源头，这样和吕洞宾拉上关系就更理所当然了。至于搞出些仙迹来，无非是让自己的道派得到同道们的认可的同时，顺便还可以给自己的门派造造势，自己的道统谱系都是吕洞宾给定下来的，这是多有面子的事儿。 李西月自称遇吕洞宾传丹法，分别记载入了《李涵虚真人小传》、《三丰全集?派考记?后列仙传》以及《海山奇遇?序》等里面。特别是后者中的记载比较有意思，大概是说李西月再次遇到吕洞宾的时候，吕洞宾还是没有表明身份，而是自称吾山先生，还跟着一个扬州俊士。多年以后李西月福至心灵，突然想到了“吾山”不就是五口一山嘛，而吕洞宾又叫吕岩，岩又是岩的古体字，恰好是三口一山，吕又有两口，合起来就是吕岩。绕了半天总算知道当年自己是跟随吕洞宾学道的，再一联想那位扬州俊士不是陆西星又能是谁？ 李西月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地和吕洞宾、陆西星拉上关系，除了是想借助他们的身份自彰门户，抬高自己的身价，可以更容易的在江湖上闯出名号以外，还从侧面说明了张三丰、吕洞宾和陆西星对李西月的影响相当大，他的所学基本上也都是他们的传承。 打铁还需自身硬，光有了光闪闪的背景还不行，自己得有真学问啊，于是李西月开启了闭关模式。山上最不缺的就是山洞，于是他就找了个山洞，往里面一坐就是八年。这是他丹道理论、功夫真正大成的八年，开关展窍、结丹还丹、玉液金液一鼓作气。后来，他又来到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合的之地的青衣别岛上隐居，勤修几年后，金丹大成。 在修炼期间，李西月还写下了《道窍谈》《三车秘旨》《收心法》等西派重要的典籍，记载着他的门派理论体系构建过程。 在他修成金丹时，“三师复至”，三师就是钟离权、吕洞宾和张三丰三位，这三位显然是算准了他的得道时间，过来再次嘱咐他“速着书救世”。 所谓救世之说，道友们大约应该了解当时的历史，嘉庆年正是白莲教闹得厉害的时期，而川陕地区是重灾区，所以才有救世一说。 按照师傅的叮嘱，李西月正式开始拯救世界。怎么拯救呢？三个师傅不是说了嘛，出书，当然背后的意思就是传播教义，发展宗教。 据李西月弟子李道山给师傅写的小传中说：“奉三真之命着有《太上十三经注解》《大洞老仙经发明》，?二注《无根树》，?名曰《道言十五种》，?又曰《守身切要》。将吕祖年谱、圣迹、丹经、救世等书删订，?名曰《海山奇遇》，另有《九层炼心文终经》《后天串述》?俱刊行于世”。 随着一部部道家典籍的面世，李西月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圈了大量粉丝追随他学道，大江西派慢慢地有了雏形，这自然也是李西月刻意而为的结果。 据徐海印（下面会讲他）的《天乐集》中记载：“涵虚真人初遇三丰仙师，?次遇纯阳道祖，?汇文始、东华两派之心传，道成，?创立大江西派。”李西月在完成了大量的经书编着，又经过自己设计包装，最终以冷谦转世的身份，在四川逐步发展起了自己的教派。因为他的主要活动在西部四川一带，所以后世称为西派，而陆西星的地盘主要在江浙沿海一带，二人一东一西，才称为东派，同样属于阴阳派。 为了进一步完善、构建门派的神仙体系和传承关系，李西月又开始了《三丰全集》的编写工作，直到他38岁时（1844年）时才完成。 之所以选择张三丰来代言，李西月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当时清朝先后经历过白莲教起义、鸦片战争以及无数的天灾人祸，正是宗教发展的好时机，这也是他借三师之口讲这个乱世，讲他来救世的大背景。《三丰全集》的完成，不但代表了西派的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更重要的是把李西月救世的意图明确出来， 关于李西月编着《三丰全集》的背景，从中所表现出来的道、术以及救世的思想等，历年研究的学者极多，相关的文献浩如烟海，结论其实差不多，大体上是李西月在张三丰的丹法体系和神仙信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西派丹法，发展了隐仙派，也有人称为犹龙派的道统，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通过上述，现在可以知道了李西月的丹法传承比较多，简单说是融汇了东华（钟吕）、文始（陈抟、张三丰）二派的精华，最后又有发展和创新。 需要说明一下，有很多人不明白这部《三丰全集》的背景就把它作为研究张三丰的原始材料，当然也有人基于它来研究李西月的丹法，有这种认识的人所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有多大价值？ 第四十九章 内丹西派李西月 下 据清代黄榕主持编修的《乐山县志》记载，咸丰丙辰五月初八晚上，李西月正在和族人一起聚餐，忽有所感，随口说：“儿女英雄债，从今一笔勾。” 大家听了不知其所以然，不待别人询问，李西月又说：“清风明月，才知是我。”当晚寅时，应该是初九的凌晨，李西月坐化了。 李西月坐化的情节，各种文献记载的都差不多，基本上说是他初八晚上和族人吃完饭后不久坐化的，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寅时应该是初九凌晨，或者就是初七晚上和族人吃饭，初八凌晨坐化。总之当时的李西月年纪还不大，仅仅五十多岁，当然了，在古代五十多岁也是眉毛胡子一大把。据说当时的李西月看起来就像三十出头的壮年样子，且死后“异香满室者七日”，大家当然就把这些奇妙之处归结于他是修道有成甚至已是仙人之体的原因了。 不知道是弟子门人有意造势还是什么，不久有消息传来，称当日卯时，李西月“现仙容于自流井”，自流井就是今天的自贡，虽然和乐山两地相邻，但是两三个小时就出现在一两百里之外也显得很神奇了。此后一段时间，李西月“飞升后显迹甚多，不能尽述”。 李西月虽然活得时间不算久，但是他为中华道教发展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着述及传承。他的主要着作有《道言十五种》，《九层炼心》，《后天串述》《文终经》，《后天串述》《三车秘旨》，《道窍谈》等，后人把这些着述集结成了前面提到过的《圆峤内篇》一书。 李西月还有另外两部重要的作品，一是他把吕洞宾的一些作品删订成为一部《海山奇遇》，二是把张三丰的着述删订成一部《三丰全集》，这两部书前面都提到过了，不再多说。 西派的传承，如果按李西月所说来自吕洞宾和张三丰，那么大体可以列出下面这个谱系： 太上道祖老子—东华（少阳）帝君王玄甫—正阳帝君钟离权—孚佑帝君吕纯阳—陈抟—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李道纯—张三丰、郑朴山—李涵虚祖师—吴天佚、周道昌、李道山、银道源、刘振民。 李西月作为实际上的西派创派初祖，下面的二代弟子主要是吴天佚一脉有传承记载，是西派的二祖，大体的传承如下： 二传：吴天佚（三传汪东亭、柯怀经、柯载书、柯葆真、李云岚、周俟夫）。 李道山 周道昌 银道源 刘振民 三传：汪东亭（四传徐海印、魏尧、蔡潜谷） 柯怀经（四传孙吉甫） 四传：徐海印，原名徐颂尧（五传李仲强、陈宗涛、徐竹茂） 蔡潜谷（传陈天乐） 五传：李仲强（六传吴君确） 六传：吴君确（七传马炳文） 七传：马炳文 由于不能插图，传承谱系看得不是很直观，实际上用图的话效果最好，道友们将就着看吧。 二祖吴天佚这一脉的传承为：吴天佚—体山真人汪东亭—徐海印—李仲强—修真山人吴君确—马炳文，可以依次称为三祖、四祖……。 吴天佚还传有葆山真人柯怀经、柯载书、柯葆真、李云岚、周俊夫等，和汪东亭还成立过一个叫“八人谈道会”的小组织，不但相互交流丹法，共同学习，还经常到上海等地传法，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才使西派一直没有中断传承。 关于二祖吴天佚还有一点疑问。据记载，吴天佚是在西安东岳庙遇到李西月后拜在门下的，经人考证，那时候李西月已经羽化了，所以学术界对吴天佚是否得了李西月的亲传一直有些争议。有些道友会说了，也许是得到了李西月的手稿自学成材的，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西派的大量秘诀是口传的，只看书是不可能学成的，通过他这一脉弟子的成就看，只有得到李西月的亲传才可能。 据吴天佚的再传弟子四祖徐海印的《天乐集》中记载，西派有一个教外别传的分支，称为“身外虚空”派，就是吴天佚传下来的。这一分支的丹法是纯清修的，其功法和陆西星在《玄肤论》中提出的创鼎于外一致，又和李西月的《三车秘旨》中的口诀心法都相当契合，所以学术界把它作为了西派的传承分支。为什么要提一下这个分支呢，因为经过汪东亭，特别是徐海印的弘扬后，直到今天，国内外还有一部分修炼“身外虚空”丹法的人存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吴天佚的确是李西月的弟子无疑，否则也不会掌握西派的口传秘诀。 三祖汪东亭成就很高，也写了不少书，如《性命要旨》《体真心易》《体山真人丹诀语录》、还编辑了不少前辈们的丹经，如《三教一贯》《金丹玄要》《教外心法》等，对丰富发展西派的丹法理论贡献卓着。相对来说，同为三传弟子的柯怀经成就显得差一些，没有留下传承，仅写过一部《养性编》。 四祖徐海印原名徐颂尧，毕业于清华大学，从十九岁开始学道。解放前，徐海印创办过《扬善》半月刊，是国内当时唯一的仙学刊物。他的影响力比较大，门下弟子过千，特别是在苏沪杭一带有很大的名气。晚年，徐海印闭门着书，有百万字的《天乐集》等。门下有名的弟子有陈宗涛、徐竹茂等，原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给他的评价是“西派高杰”。 早期的西派还比较重视内炼筑基，重视玄门，以止念为本，轻视内炼肉身，所以他说“内丹好炼性，?是性功，?是静功根底，心既空，?神既静，?意既定?，则内丹已成，?所以不必讲筑基之业。”这种轻视内炼色身，重视炼心养性的改变，实际上是受到了禅宗的影响。徐海印当时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学术上的吸收，在他的《玄修诀微》中强调修性，在《谭道集》中甚至很正式地对《性命圭旨》里面的内炼色身的内容加以批评。直到七祖马炳文时，才又开始强调性命双修的重要性，算是又回归了阴阳派。 汪东亭门下弟子中魏尧（则之）、蔡潜谷等名气也都不小。 魏尧的活动能力很强，曾经在1924年12月22日召集了本门一些同道在北京讲道，直到1925年4月30日止，共讲了49场。同道人对他这次讲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天机毕露，真把西派的不传之秘全拿出来分享，胸襟之大令人叹服。 蔡潜谷是上海人，15岁就拜在了汪东亭门下，被戏称为“童子军”，未破身修道是他具有的先天优势。晚年他在上海收了一些弟子，并不是集中传授，而是针对性地分别传授不同的口诀。到了现代，门派的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传道的方式、地点也比较随性，公园、茶社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当然一些秘法口诀还是要求保密的。他的弟子中，陈天乐比较有名气。 五代传人陈天乐也是上海人，2012年过世，曾开办中国东方无派气功研究院，公开传授西派秘诀，他写过并收集过很多道门着作，最终集成《大江西派典集汇编》。 以李西月为初祖，如今传到马炳文共七代。 至今，西派在江浙、港台以及新加坡等地还有流传。 第五十章 九层炼心 上 不想成仙的道士不是好道士，显然，李西月是一个好道士，因为他对成仙有着深情得向往。在《三车秘旨?道情诗词杂着》中他说：“纵然富贵不关心，也要朝思暮想登仙岛”，类似的话还有不少，李西月对于表明自己的心迹一点也不遮掩。 成仙，就要有成仙的路，可以走前人的路，也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看了上面的生平可以知道，李西月不但学了孙教鸾的丹法，又兼了修文始、东华心法，同时还研究过陆西星的丹法，这一点可以在他的各种着述里可以看出痕迹来。先天、后天、清修、双修，李西月的所学不可谓不广博，或者可以说是无所不及，不过，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选择了后者，没有严格按照师傅的丹法走老路，而是综合了各家所长，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较前辈们的成就来说，李西月有发展和提高，这就是他的丹道，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因为李西月是内丹一脉，是阴阳派，所以先简单说一下他的内丹理论中的阴阳的理念。 阴阳是宇宙的根本，一阴一阳相交才可以生生不息，自然可以推广到性命双修，这就是理论基础。 西派重要人物三祖汪东亭说过：“老氏根深固蒂，守中抱一，以命而全性也；释氏和合凝集，决定成就，以性而全命也；孔子尽性以至命，孟子养性以立命，?皆为性命双修”，这是对西派阴阳双修的理论依据。 五代传人陈天乐也是西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则说心是性?，是神，?息是命，是气，?心息神气合一，就是性命双修。同时，他还公开了西派的很多口授的秘诀功法，比如他说一般炼家从性宫下手的?守印堂，从命宫下手的则是?守肚脐，而?性命双修却是心息相依。 虽然是性命双修，虽然是阴阳派，但是李西月更重视修性。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些学者并不是系统地研究他的内丹理论后得到这个结论的，而是发现他总是在强调修性，讲如何修性，功法的步骤划分、对肉身的修炼等等，总之感觉就是一直在讲修性，而很少讲修命。这的确是事实，李西月讲修命相对来说是少一些，特别是很少单独把修命的话题拿出来讲，在《三车秘旨》中他是这么讲的：“得之容易守之难，?除了虚空不结丹。举世苦寻立命处，?起头煞尾一团团。”这算是把修命单独讲了一讲，大多数情况则是在讲修性的时候顺便提几句修命的。所以，有些人才会感觉他是重修性轻修命的。 阴阳派的性命双修自然离不开阴阳，离不开双修，李西月重视男女双修，在他的功法中，双修是先天和后天两阶段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当然了，西派的男女双修也不全是男女身体上的交合双修，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双修，这都是西派的不传之秘，下面还会讲到。李西月曾经在注解张三丰的《无根树》时就举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他讲如果没有公鸡，母鸡下的蛋是不可能孵出小鸡来的，这是常识，是符合宇宙天地运行的规律的，那么修炼自然也脱离不开阴阳双修。 李西月对阴阳双修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仅就概念来说，就有大阴阳、小阴阳、轻阴阳、重阴阳、真阴阳、假阴阳等。李西月认为，内丹修炼中阴阳无处不在的，铅分阴阳，穴分阴阳、神分阴阳，就连魂魄也是分阴阳的，必须要分清阴阳，才可能把握结丹还丹的每一步细节，不至于徒劳无功甚至伤及本原。李西月还进一步细分了阴中阳，阴中阴，赤子阴等等，比如西派传承中认为，壬和癸都是在后天八卦的北方坎位，同属阴，但是二者还是不同的，壬水是阴中之阳，癸水是阴中之阴。再比如先天乾金隐在坤位，这时就是阴中含阳。为什么要这么细致地划分，因为这需要相应的修炼功夫，如何炼化这种阴中阳、阴中阴是需要相应的功夫的，如果不明白阴中含阳、阳从阴出等等这些西派的秘法，修炼当然就无从入手了。有兴趣的道友自己可以看看《道窍谈》，这里不多讲。 李西月还提出了一个元阳的概念，他把人按年龄分成了不同阶段，比如幼童时期元阳还未破，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童子身，童子功，这一阶段人的元阳是最为坚固的，是修道、练武最佳的阶段。等年纪渐大，特别是到了中年以后，元阳不仅仅是破了，而且是逐渐越来越少了，相应的阴气，就是以前所说的外来的污染、杂质越来越多，李西月的解释就是：“坤包乾阳而坎成，乾包坤阴而离成，故名后天坎离也”。 总之，李西月对阴阳的认识可以说到了相当的高度，除上述以外，他还用阴阳解释生死、解释静躁、寒热，万事万物都是阴阳变化而来的，人不例外，修炼自然也不例外。阴阳是内丹学的核心，药物、炉鼎、火候、功夫、玄关、金丹……，修炼中处处都有阴阳，认识不到这一点，也谈不上修炼，所以说内丹学就是围绕着阴阳展开的，道门前辈们都清楚，只不过只有李西月把阴阳的概念上升到了道教的本体论的层次。 当然了，李西月又说，这种同类相资的阴阳双修的功夫其实并非大道。他曾经表示过非常赞成陈楠的一个观点，就是阴阳实际上是对内丹修炼的一种束缚，如果跳不出去，就跳不出五行，跳不出天地的限制，最多修炼得高几个层次，但不可能真正得道。他的观点不但符合道家一贯的逆修成仙的思想，还给出了另一种超越一般仙人的思路。 在《道窍谈》中，李西月讲清修和双修，就是前面讲到的天元丹法和人元丹法，说明西派的确继承了东派的很多东西，不过两者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西派是以清静立基的，特别是到了三祖汪东亭时，他这一脉基本上就只谈清修了。所以说西派先用清静自然筑基，涤炼心性贯穿始终，以自身的阴阳相交结丹，适合于元阴、元阳未破的人。元阴元阳已破后，先天之体已经有损耗，单纯清静修行成就有限，所以要运用“启玄门而辟径路，还元返本，所以资同类而补真身也”。注意，下面划重点，“以资同类”，也可以说是同类相资，用俗话说就是“竹破竹补，人破人补”。阴阳双修，用彼家之铅，补我家之汞，男女互补，达到返本还元的目的这就是李西月的人元丹法。 了解了西派丹法的基础理论，下面就看一下李西月的入手功夫。 李西月非常重视，应该是特别特别重视入手的功夫，他称之为开关，对了，这也是修性的功夫。这个开关不是名词，不是电灯、电视机的那个开关，而是开通关窍的意思。 入手的功夫，也可以说是入门的功夫，这属于筑基之前功夫，是开始进入炼精化气之类的功夫之前要先完成的。那么怎么才能开关？李西月说是“凝视调息，钻杳冥”。 钻杳冥就是开关的具体功夫，就是开通体内的关窍。要开哪些窍穴呢？从开阴跷穴开始，沿阴跷、冲脉、心府、尾闾、夹脊、玉枕、泥丸，然后向下开黄庭、丹田，这样就完成了任督二脉的开关。 要诀就是凝神于虚空，是身外虚空的功夫，详细步骤在《三车秘旨》中的收心法下手功夫中有讲解。另外在《人元大道九层炼心文终经》中还对前三关、后三关的秘诀有所透露。前面也讲过如何通任督二脉是各派的口传秘法，李西月能够在纸面上讲出来一些已经相当难得了，这里不详细讲了，有兴趣研究西派内功的道友可以找来看看。 有关虚空，李西月在《三车秘旨》中提到了两种：内虚空和外虚空。内虚空是“止则于脐堂之后，?命门之前，其中稍下?有个虚无圈子”，实际上说的就是丹田，一般多是指下丹田和中丹田。外虚空则是指身体外那个宇宙，所以凝视于虚空是西派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功夫，最终要做的是从虚空中涵养真息。 虚空也是心的境界，西派的要诀是要从无中生有下手，并非是入门功夫，而且是贯穿整个内炼过程中的都要做的功夫。身心两忘，万法皆空，后天无形无质而实有，先天有体有用而实无，先天后天，皆自无中生有，是无根乃有根之原也，这是体会虚空的要诀。而存道心，离爱河才可以达到万法皆空，这也是清静立基的功法，虚无中胚胎才是结真灵之体的根本。可见，这个身外的虚空在西派功夫中相当重要，因为鼎也要在虚空中安放，才可以结丹还丹，可以说西派丹法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个虚空。 由于最初凝神于虚空是西派中口传的秘诀，李西月的着述中讲得也不多，直到汪东亭、徐海印时才逐渐为人所知，这就是吴天佚身外虚空一脉，至今海内外还有很多人在修炼。不过身外虚空并非李西月独家所有，也不是他的发明创造，稍早于李西月的西竺心宗的闵一得也研究过体神于虚空，后面还会讲到。 第五十一章 九层炼心 中 入手的功夫完成以后，就到了正式修炼阶段，李西月把它分成了先天和后天两大阶段，其中涉及了一系列比较重要的概念，如先天、后天以及结丹、还丹等。这两对概念，实际上包括了整个内丹修炼的过程，李西月总结得非常透彻，讲得也非常详细，对于内丹学来说可谓是贡献大大滴，下面就展开讲一讲。 在《涵虚密旨》中，李西月首先把道分为了后天和先天两大层次，二者是以筑基为界，因为筑基以后实际上就完成了后天转先天的过程，此时的肉身已经达到了初生胎儿的层次，这些和前面讲到过的内容一致。结丹和还丹，同样可以和前面讲过的一些概念对应上，按李西月的说法，结丹就是玉液还丹，还丹就是金液还丹。 在后天和先天的划分基础上，李西月的丹法又进一步细分为三乘，每一乘的功法有高低级之别，决定了将来成仙的档次是不同的。 初乘：即结丹，专业点说就是去癸取壬，以玉液培养而成丹，又称玉液还丹，是后天中返先天的尽性上的功夫，修圆满后就可以成就人仙。 上乘：即还丹，也称七返还丹，用后天返先天时种出先天来，这就是立丹母的过程，也是立命的功夫，圆满后成就的是地仙。 大乘：即九转大还丹，是寻先天中的先天为药，以火炼化成白液，吞归腹内凝成至坚金丹，这就是金液还丹的过程，就是性命双修，成就天仙的无上功夫。 下面再稍稍展开一些。 首先是结丹，用李西月的话就是“我家种”，是在先天鼎中同类阴阳相合，或者说铅汞相拘，所成就是戊土，也就是外铅，显然李西月的结丹讲的是后天功夫。 《道窍谈》中把结丹分成了后天和后天中之先天两层，后来又分成了九层，后面会讲到。 第一层后天就是开关展窍，打通河车之路，所以这一层就是完成了开关和筑基。这里需要说明，张三丰也到过开关展窍，但是他的开关展窍属于小三候中的中候功夫，当然也是在筑基前完成的。而孙教鸾同样讲过开关展窍，但是他必须要用鼎器，实际上就是需要男女阴阳双修。 第二层后天中之先天，就是凝视调息，静候动机，然后运转河车采药炼药，封入黄庭，这就是玉液炼己，所以这一层得药炼己后，最终完成结丹。 筑基就是养己，功夫是在情境上，是炼己的基础，炼己就是忘情、了性，所以说性是天命，命要尽性，再往下说又是老一套的性命关系了。而李西月对孟子的很多观点非常赞同，结合理学的思想发展了逆修的理论以及性命学说。 同时，他对大家总挂在嘴边的佛修性、仙修命，儒家治世的说法表示非常不赞同，原因是这些人没有真正了解三教，也可以说只是肤浅的认识。因为佛教重性功?是欲人从性而立命；仙重命功?是欲人即命而了性；儒家以“担荷世法为切”，?亦不离“性命双修”。即是说?无论三家的偏重点有何不同，性命双修的根本是一致的。 “行深般若，?五蕴皆空，?丹熟大还，?十年面壁，?六十耳顺，?七十从心，?夫而后性命双了，?同登空超之境，?而仙、佛、圣皆成也。”所以说三教实际上都是从心性上下了大功夫，修到极致就会发现殊途同归罢了。只不过入手点不同，学了三脚猫的功夫以后，自以为什么都懂了，便相互各种不服，殊不知，在大能面前就像三岁顽童一般，用李西月的话说就是：“不思其本，而谈其末”。 其次是还丹，李西月称为“他家来”，和结丹的“我家种”相应，这显然就是先天功夫了。不过李西月的还丹研究起来比较有难度，这个别人家是清静派的性命双修，还是阴阳派的男女双修，还是身外太虚等等，理解不同，得到的结论就不同了。 《道窍谈》把先天分为先天和先天中之先天两层。 接着上面后天的两层功夫排下来，先天是第三层，这一层是完成了清静功夫，把女鼎处得来的先天之气入室炼成外药，也称外丹。 第四层先天中之先天，因为此时铅中产阳，采的是真阳，炼的是己身的精气，所以称为还丹。此时就是慢慢温养，小心培育，最终炼成金液吞归入五内，结成圣胎，所以又叫金液还丹。 金液还丹以后，结的圣胎又叫胎婴，可以理解为修真小说里的元婴，这是纯阳的，也可以叫阳丹。 后天玉液炼己炼性，就是取坎填离，是无为功夫，先天金液还丹炼命，还是取坎填离，以有生无，以我求彼。有关玉液还丹，道友们可以从《钟吕传道集》里回顾一下，金液还丹可以看看《灵宝毕法》，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不过，后天结丹用的是我家种，用自家鼎和彼家鼎的隔体神交的双修功夫，到先天还丹时就要用他家来，同样要用自家鼎和彼家鼎，不过却是体交神不交的双修功夫。这么讲是要道友们清楚，两层功夫还是有着质的不同的，后天结丹是清修，先天还丹则是阴阳双修，更直接一点说就是后天阶段不需要男女精神上的双修，而先天阶段则是需要男女肉身上的双修。 这里还涉及了西派丹法的一大特点，和东派只在采药时一次用鼎不同，西派是多次用鼎的，炼性时用鼎，炼命时也用鼎，开关展窍、转河车、小周天、大筑基等等是反复用鼎的。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很多学者并不认为李西月的西派是阴阳双修派，而是清修派，而且人数并不少，或许只看到了后天的功夫，却忽略了先天阶段的功夫。 说到不同，西派在河车上也有所发展，陆西星在《玄肤论》中就结合河车的功夫讲任督二脉，内丹修炼的河车之路基本上就是任督二脉，气从肾起沿尾闾上冲，经夹脊、风府到泥丸。神与气在这里相会，以神炼气生出津液沿重楼向下到绛宫，到下丹田后接着下一循环。而李西月的河车类型有了细分，功效也有所不同，在《道窍谈》中他说，凝神调息，气机生动后就要起河车炼药，此时要从督脉入，逆天谷返中宫，不同阶段的河车不同，可以分成三种河车，分别是： 运气即小周天子午运火； 运精即玉液河车运水温养； 精气兼运即大周天运先天金汞，七返九还金液大丹。 虽然这样细分，不过河车的本质是一致的，而且都是在任督二脉中转，没有凭空跑到虚空中。 西派还有两个最重要的不会写在纸面上的秘传法诀，历代都是口口相传的，一是两孔穴法，二是玄关一窍。玄关一窍下一章讲九层炼心第三层时再讲，这里先讲一下两孔穴法。 以前一直在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很多人也都有这个认识，看了多少书都学不到真功夫，为什么呢？古人重门户传承，宁可把手艺带进棺材也不外传，如果是一个门派的秘笈，如果传出去会成就对手，类似这种观念千百年来也没什么大变化，失传的东西早就数不过来了。 正如西派传人汪东亭所说：“抛下丹书做工夫，不拘长短，依一刻有一刻的好处”，就是对那些流传的丹经全是表面文章，没有秘要真诀的无奈，看这些书不但没用，甚至还会受害，不如自己专心做功夫，少浪费点时间为好。其实张伯端也说过类似的话，没有至人口授秘诀，那是不可能学到真功夫的。 当然，这种现象逐渐有所改变，比如徐颂尧曾说过，师傅不让我们读丹书，实际上是不让我们什么书都读，好书还是有的，比如《金仙论证》《慧命经》《阴符经》《参同契》《入药镜》《悟真篇》等等，都是可以好好读的良心着作。 又说多了，接着说两孔穴法。 在《道窍谈》中李西月曾简单提到过这个概念，他说：“丹家有一穴，一穴有两窍。空其中，而窍其两端，故称为两孔穴。师所传‘口对口，窍对窍’者，即此境界也。为任督交合之地，阴阳交会之所，乌兔往来之乡。一穴两孔，其中有作为之法，此法最玄玄也。” 其实，两孔穴法就是炼精化气的功夫，这个两孔穴就是“玄牝之门”，是“任督交合之地，阴阳交会之所，乌兔往来之乡”，估计道友们也能猜得出来了，就是女鼎玉门，性器官那个位置。 这一功法就是为了从女鼎中求那一道先天虚无之气，而这正是先天功夫开始的必须条件，而且是男女体交神不交而来，是通过圈外人所诟病的真正意义上的男女相交的方式实现的。所以说，如果不理解两孔穴，自然不会明白西派为什么是阴阳派而非清修派了。 如同前辈们一样，李西月特别重视先天和先天这口气，因为先天是最初最始，为本为元，先天之气甚至早于宇宙、仙佛之前就存在了，天地万物，包括什么仙、佛均是由先天一气所化。 西派的丹法还有很多和其他内丹流派不同的地方，就不一一讲了。有了上面这些概念和基本理论，下一章就看看李西月的九层炼心功夫。 第五十二章 九层炼心 下 李西月有好几部着作都涉及了内丹功法，而且有不同的阶段划分，所以初看起来有些乱，体系貌似也不是很清晰，实际上如果按照后天、先天这两大阶段分析的话，条理就会清晰很多了。 这里可以先简单为道友们整理一下西派的功法划分：首先是先划分成后天和先天两大阶段。进一步，把后天分为后天和后天中之先天，先天则分为先天和先天中之先天，前面已经讲到过了。 上面讲的一些概念和基础，有些是属于某个阶段的，有些则是贯穿整个修炼过程的。比如河车，《三车秘旨》中讲到的第一件河车，就是上面讲到的运气的功夫，这就是整个后天阶段的功夫。第二件河车，就是运精功夫是先天阶段中的先天的功夫，第三件河车则是先天阶段的先天中之先天阶段的功夫。再比如《道窍谈》中讲到的开关、炼己和养己，是后天阶段的功夫，而炼精、炼气、炼神了性、炼神了命和炼神还虚则是先天阶段的功夫。李西月有一部《收心法》前面没有讲到过，里面有三种收心的功夫，这又是入手的功夫，属于后天初期。还有《后天串述文终经》中讲了九层的功夫，包括收心、寻气、凝神、开关、展窍、筑基、得药、结丹和炼己，这又是整个后天阶段的功夫了，是对后天阶段的更细致的划分。所以，如果从大到小划分清晰以后，无论他有多少概念，如何对修炼阶段划分，都可以清楚地理顺出来。 由此可见，李西月的内丹修炼的功夫的体系还是很清晰的，只不过各阶段划分得更细致，划分的角度有所不同，所以看起来有些乱罢了。当然，如果和传统的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和炼虚合道的划分来对应的话，其实就是增加了筑基前的一些功夫，差不多就是增加了《后天串述文终经》中所讲的那九层功夫中的筑基之前的五步，这又从侧面说明了李西月极为重视性功阶段，对性的认识有很大进步。 九层炼心是对整个修炼过程的划分，也就是说从第一层开始，就是磨炼心性的入手功夫，到最后一层完成九层炼心，就是得道成仙了。其中前六层是后天的功夫，而后三层是先天的功夫，之所以后天功夫如此细致，又说明了他重视后天功夫的修炼。 需要提前说明一下，李西月的丹法中，主要是在划分和细节上的突破，总体上还是延续了前辈们的丹法，比如九层烧心就是继承了柳华阳的《慧命经》，后面会讲到，这是龙门派的丹道。同时，李西月的练功五关也是在清修派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所以，李西月的丹法受孙道鸾、钟吕、陈抟、张三丰、陆西星、李道纯、白玉蟾等很多前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博采众长的产物。 直接看李西月的九层炼心还是比较困难的，所幸有人做过注解，这里参考西派四传弟子魏尧的《一贯天机直讲》，简单给道友们讲一讲，顺便把李西月的阴阳双修理论理一下。魏尧曾经在北京举办讲座，期间就曾经把九层炼心的要诀透露了很多，这里就是参考他的讲解。 初层炼心：炼的是未纯之心，就是炼己。我们这些凡尘俗世中人的心，遭受着贪嗔痴，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种种毒打，这些全都是炼心的阻碍。怎么办？法在止观，止于身中虚空并内视。具体在哪里呢？“脐堂之后，命门之前，其中稍下，有一个虚无的圈子”，有人说这里就是下丹田，有人说中丹田也差不多在这，总之就是心照空中，与气相守，炼心养性。等到那些影响心的外界干扰没了，就清净元基坚固了，就有一线心光和一缕真气相接，什么也不想就对了。 李西月在这里提到了止观，止是止念，观是观心，本是佛家的词，这里就是指性命双修。那么为什么用止观，而不用性命双修呢？当然不仅仅是说明自己是三教合修的这么简单。佛教中止观有很多种，很多层次，如小止观、大乘止观、天人止观等，是止念观空，从空中下手的，从小止观的知止，到大乘止观的自然无为，不得不承认，佛家的止观是炼心的最佳功法，正是因此，李西月才用止观这个概念。 第一层是入手的功夫，最终能够心息相依，心合于息，这是要领，功夫日深，就可以心息送进那个虚无的圈子里，形成一个玄窍，这就是李西月所说的那个后天中之先天，此时的息可以称为真息，而合在其中的神就是意，而且是一种无意之意，不能有意而为之，而这一个点就是由定入忘的转变。此后就进入第二层炼心了，如果不能达到忘的境界，反而刻意去维持这种定的状态，反而会出现类似于武侠小说里面那种走火入魔的现象。 二层炼心：炼的是入定之心，是合气的功夫。西派的功法挺有意思的，他们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体内的丹田只有结丹后才是丹田，结丹前最多就是个田。比如田地，里面种了水稻叫稻田、种了小麦就是麦田，如果长的全是草，那么只能叫草田，丹田也一样，有了内丹才能称它为丹田。之所以要这么说明，是因为西派并不认为丹田特殊，它和其他窍穴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黄庭一路”。黄庭一路，皆为玄关，当然对于玄关的概念，西派讲得又相当深入了，这里不展开。 那么这一层的功夫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是炼入定之心，就是拿第一层定下来的心当对象修炼，最终让心定于气中。实际上就是上面所说的，反复心息相依，由定的状态达到忘的状态，最后心定在脐下丹田之中，此时才可以发现丹田玄关，丹原即成。 三层炼心：炼的是来复之心，是炼气的功夫。从忘境丹原初成，玄关既现，此时就可以采药了。 上面讲过，玄关一窍是西派一个相当重要的秘诀，不会轻易示人的。那么什么是玄关？李西月说玄关有两种，一种是活的，一种是死的，死的其实就是固定的，不变的，分别在黄庭、气穴和丹田三处。活的则就不一定了，是随着凝视聚气的功夫才出现的。 李西月的死活玄关的说法，有些人认为是一大创新，实际上这种死活的说法可能是创新，但玄关的固定还是不固定，早在《黄庭经》中就提到过。 这一层的关键就是精气神三宝合而不分，否则是不能采药的。有药以后就是河车搬运了，这一点和以前讲过的是一致的，这一层的河车就是李西月讲的小周天运气的那个河车。由于破身之后的人阴气非常重了，阳气达不到一定强度是感受不到的，也就谈不上转河车采药，因此西派同样讲究活子时、活午时修炼。活子时是一阳初生，可能开始时感受不到，但是必须要利用外界的阳气来辅助阴跷中的先天真阳转起来。活午时阳气转衰，一阴初生，就知觉而言，感受是逐渐变弱，此时就要注意在定和忘上面下功夫了。 四层炼心：炼的是退藏之心，是得气的功夫。这一层也称为七返功夫，就是上一层活子时运功，从阴跷吸入外阳后，阳气上冲心府。道友可能奇怪，不是应该沿督脉向上吗？注意，这是在修道、修仙，当然是逆才行嘛。 阳气到顶之后，注意用忘字的功夫，意守泥丸，此时阳气可以化液，意守黄庭、元海，引导它向下直到丹田，与肾水相交，这就叫七返小周天，同样是小周天的河车功夫。 五层炼心：炼的是筑基之心，是累气的功夫。容易理解了，四层学会了得气，这一层就要加以积攒壮大，一个周天一个周天的逐日抽添，“积金实腹”，三百周天就可功行圆满。 六层炼心：炼的是了性之心，是明性的功夫。这一层也是后天功夫阶段的最后一步，因为从第七层开始，就进入了先天阶段了，所以这一层是明性、了性。这一层心液不断下降，是离中真水，肾气不断上升，是坎中真火，一个是“浩浩如潮”，一个是“蒙蒙如雾”，在内是坎离相交，在外是金水初动，一团真意运转河车，为玉液还丹做准备。这样心肾相交、水火既济，行满三百周天，就有一团真息自生，这就是丹元。丹元生后，只要运用定、忘两字要诀，时时温养。具体到细节方面，魏尧也公开说每天要运用定、忘功夫时，“六时做工，六时必须定、忘平均”，大约就是做半天的功夫，定、忘半天，这样一年温养就能修成内丹，也就是了性的那一刻。 七层炼心：炼的是已明之心，是存神的功夫，就是炼气化神。这是从后天进入先天的第一层功夫，可以说是升级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开始从性功转变为命功，从具体转变为抽象，所以比较复杂，李西月讲得也最详细。 这层功夫的要点就是忘和虚两个字。身心两忘，化为虚无，用大周天火里炼丹。这里同样有不传秘诀，比如要把握子午卯酉四时，此时最容易炼丹，这就是借外虚空助真意的内炼。因为这时外魔纷至，须用慧剑真心斩去，此时心要遁入虚空，不能起意，经过大周天，妄返为真，阴浊尽去，返回来的就是真阳，“吞而服之，以先天制后天，性命合而为一”，这就是大周天的金液还丹，炼的就是纯阳之体。 上面讲到七返小周天，这里稍解释一下，七返并不是说运转七次的意思，而是在丹法中性属火，数为七，所以小周天丹法就称为七返，而命属金，数是九，所以大周天的丹法称为九还。 八层炼心：炼的是已伏之心，是成神的功夫，因为这是可以通神的功夫。经过上面七返九还后，心已经炼得定了，此时就需要时时温养，日日锻炼，强化它，增强它的灵动，为的是能够脱离肉身，遨游九洲。 这一层的温养功夫称为十月温养，以前也讲到过，来自十月怀胎。此时法身已经和外面的虚空相通，但是心神还不能随意出入，温养也就是小心锻炼的过程，为的就是怕出去回不来了。 九层炼心：炼的是已灵之心，是还虚的功夫。温养完成以后，“神出而不惑，随心所欲，无往不宜，高踏云霞，遍游海岛，致足乐矣”，哪里都是一念就能到，神已经脱离肉身，肉身就是间房子，可以住，也可以不要了，这是炼虚到极致的结果。 炼成的是一种玄妙的心灵，不受外物所扰，融于宇宙虚空，类似于修真小说中参悟了宇宙法则，与宇宙融为一体的境界。当然这种境界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感知，用宗教的观念解释，那就是一种信仰，形而上的，虚的东西。 用李西月的话来说，此时已经把自己彻底炼成虚无了，“从有皆无”，“是我非我，是空不空”，就算世界末日来了，也不能把空怎么样吧？这就是“神满虚空，法周沙界”，九层炼心到此大成。 九层炼心实际上并非李西月的发明，后面要讲伍柳丹法，柳华阳在《慧命经》中就讲了九层炼心，李西月的功法与柳华阳的基本上相同。另外，师傅张三丰也曾经说“炼己持心、明理见性”、“未炼还丹先炼性，?未修大药且修心”，可见，李西月并没有脱离开传统的、基本的内丹理论，是在集众家之长综合而来的。 通过简单的讲解可以看得出来，李西月对于修炼功夫的划分是最为细致、复杂的，远超现代修真小说作者们的那些设定。特别是九层炼心，一听就复杂，事实也的确如此，据说整个东派传承下来，只有周道昌一个人真正完全修炼成功而结成大丹，甚至就连后天玉液还丹能练成的也只有几个人。 虽然上面讲了一些东西两派丹法理论和功夫方面的一些内容，肯定会有道友存在疑问：陆西星和李西月这对师兄弟的门派有什么不同之处？因为李西月处处都在学陆西星，自认是陆西星的师弟，但又分为了东西两派，所以两派的丹法存在一定的传承的同时，必然存在很大的区别，最后就再用一点时间简单讲一讲东派和西派丹法的主要区别。 其实在上面反复讲到了，李西月博采众长，对前辈们的丹法继承后加以发展，无论是体系结构还是功法层次、细节都更加完善，所以相对来说陆西星的东派丹法更简略一些，而?西派丹法详细，这点讲到过，从西派丹法各种详细的分层更多，分步更细就可以看得出来。归纳起来，李西月的丹法可以细分为十四层：收心、寻气、凝神、展窍、开关、筑基、得药、结丹、炼己?、炼精、炼气、炼神了性、炼神了命、炼神还虚。其中前九步都是后天炼性的功夫，炼命仅占了中间一层，可见陆西星对于修性方面的重视，给出的功法更加详细、具体。所以说，东派的炼心炼性是在后期的而西派的炼心炼性是从始至终，一直在炼的。 其它方面的不同还有很多，比如东派功夫是只在采药时一次用鼎的，而西派则是多次用鼎，反复用鼎的，从凝神调息、开关展窍到筑基、炼己，很多地方都要用鼎，而且用鼎方法还各有不同。 再比如西派还有开关展窍，就是钻杳冥的方法，这是区别于其他丹法的，包括东派在内的。同时，西派还认为玄关是有死活之分的，这也是这一派独有的思想。 还有一点就是凝神的下手功夫，西派是凝于虚空，包括东派在内则是凝于气穴的。 其他方面还有一些区别，这里不再一一讲了，关于西派的理论、功法，现代学者霍克功研究得比较深入，道友们可以找他的文章看一看。 第五十三章 伍柳仙宗 上 李约瑟曾说过，中国道教的内丹理论发展到伍、柳，才算得上真正成熟、完善起来，伍就是伍守阳，柳则是柳华阳，后世称二人为伍柳派。能够得到李约瑟如此高的评价，那么这二位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们的丹法又有什么成就呢？ 先讲伍守阳。 姓名：伍守阳，字端阳，自号冲虚子 籍贯：江西南昌县 出生时间：万历二年（1574年） 去世时间：崇祯十七年 主要贡献：“尽泄”内丹天机 主要着作：《天仙正理直论》《道原浅说篇》《仙佛合宗语录》 伍守阳的生平主要通过《伍真人修仙歌》、龙门派闵一得写的《伍冲虚律师传》，乾隆二十九年申兆定写的《伍冲虚律师传》以及《伍柳仙宗》等其他一些传说总结而来。 伍守阳的籍贯和出生时间稍解释几句。伍守阳在书里曾多次自称是江西南昌县辟邪里人，不过由于闵一得的《金盖心灯》和一些其他的文献中却有“江西吉安人”的说法，所以弄得大家对他的籍贯有了疑问。不过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伍守阳在自己的一些着作中署名时说的南昌县更靠谱些，其他人，即便是闵一得说的可靠性也不如本人吧。 再有就是他生于何年，说法就有点多了，没办法，谁都不是刚一出生就是名人，孩子的生年也不是谁都会记下来。说法主要有两个，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和万历二年（1574年），差了小二十年呢，那么究竟哪一个对呢？还是据他自己的说法：“万历元年住母胎……二年正旦朝将午翻身下降入婆娑”，所以生于万历二年还是更靠谱一些。 伍守阳的籍贯和生日就不多讲了，影响不大。 伍守阳出身官宦，父亲叫伍希德，号健斋，嘉靖年的会元，因为受权贵打压，被安排到山东青州府学任教授，万历六年（1578年）又远赴云南任维摩州牧，直到死在任上。由于父亲为官清廉，所以虽居高位家中依旧很清贫，等到父亲死后家境则更差。 父亲死时，伍守阳才五岁，幼孤、家贫，开蒙的任务就由叔叔和哥哥担负起来。伍守阳学习非常刻苦，十岁时就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经典了。 叔叔伍立斋虽然参加过科举，不过对仙学更痴迷，整天研究修仙长生之术，所以在教伍守阳读书的时候，经常会聊些道士、神仙以及经书，伍守阳逐渐对道教产生的浓厚的兴趣，在学儒之余，最喜欢看叔叔的那些道书。 十三岁时，伍守阳就表现出了淡泊名利的气质，早早地看破了红尘，想学叔叔修仙问道，“念念寻真求出世”，而且求道的心越来越强烈，二十岁的时候，便“儒衣敝履幡然弃”，彻底断了名利心。 伍守阳为什么入道，还有一个原因。他母亲王氏活了九十多岁，崇祯年间无病无疾坐化尸解，大家都说伍家是个积善之家，所以“冲虚伍子有仙阶”，这种祖辈行善积德，荫庇后代的说法是非常符合老传统，很有市场的，所以伍守阳能够迈入仙道就是命中注定的。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伍守阳刚满20岁。时值家乡受灾，发了大水，伍守阳天天在水里当志愿者救人，时间长了脚上生疮，家里也干净得耗子都搬走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南昌县武阳人曹还阳来了。 曹还阳是富二代，家里是高门大户，是安徽庐江县李虚庵真人的真传弟子，此次来找伍守阳是专门收他入门的理由很简单，只说他的先辈几世行善，前世又是一个和尚。 伍守阳把曹还阳收留在家里，开始只是教一些烧炼外丹的技术活，伍守阳有点不愿意学，说这东西又不能成仙，换换吧。曹师傅便端起架子来训斥他：“你这泼猴，不对，抢了菩提的台词了，你这劣徒，为师传你外丹之法是看中了你的德才，你以为这是谁都有资格学的啊？还没学走就想学跑，想学成仙的内丹秘法，不学外丹哪行？好好学习，外丹学好了会传你内丹的。” 穷文富武，学修仙比学武更烧钱，自从开始学外丹，伍守阳家里更干净了，没办法，只能变卖那点田产。由于房子和地都没了，自然也就没有地方住了，于是师徒二人就四处溜达，饥一顿饱一顿，好的时候有间放烧柴的棚子睡一宿，多数时候直接天当被地当床，偶尔早上一睁眼还能看见只大老虎什么的在边上伸懒腰。祸不单行，伍守阳又生了好多毒疮，这样也没有打消他的向道之志。 满一年时，曹师傅对他说：“徒弟啊，经过一年的考验，你的向道之心已经达标了，这一点为师相当满意，所以我决定请示天庭批准后就传授你仙法。” 结果当然是没问题了，于是曹师傅开始正式传授修炼秘诀，伍守阳也正式成为龙门派第八代弟子。 正式加入大组织以后，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师徒二人一直隐居在辟邪里，两家相距不到三公里，伍守阳每天吃两口早饭就跑到师傅家学习，直到晚上才回家。这二位是怎么又有了房子的不太清楚，道友们就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 每逢初一十五，二人还要举行一次表奏上天的仪式，希望哪天老天高兴了赏下一门无上仙法。由于还是穷，基本上是吃一顿饿三顿，时间一久肠道就受不了，最后终于犯了病。 就算是病得很重，伍守阳也没有想过去看看医生，为什么呢？师傅说过，修道以后可以把肉身炼成至宝，无论以前生过什么病，到时候全都会好了。果然，随着修为加深，从小就落下的病根，新得的肠胃病、老风湿之类的很快就好了。体会了仙道的好处后，伍守阳更加坚定地修行，对师傅的照顾也更加周到，想尽办法保证师傅家有吃有穿，自己忍饥受饿、倾家荡产也乐在其中，在乡人看来这人纯粹就是个傻子。 就这样，伍守阳坚持了十五年，十五年如一日的修炼，十五年如一日的侍奉师傅。曹还阳看到了伍守阳对仙道的矢志不渝，再加上最近十年间天仙曾三次下凡嘱咐他早点传授内丹功法，于是伍守阳终于学到了内丹法诀。据伍守阳回忆说，他在万历壬寅年（1602年）春天开始尝试突破百日筑基，终于功成，炼得大药。从此，伍守阳对内丹修炼，对王重阳的书更加深信不疑。 万历壬子年（1612年），曹还阳给伍守阳讲了仙佛合宗的秘诀，并且师徒二人第一次开始了外丹的炼制。从1593年学习外丹，到1612年第一次试验，二十年了，想想应该还是没钱的原因，连吃饭看病的钱都没有，哪有钱去买设备买材料啊。不过这次外丹炼制非常成功，把以前只能纸上谈兵的理论一一印证了一番，二十年的苦学、二十年贫穷的磨炼终究没有白费。 崇祯十二年（1639年），伍守阳从金陵回到南昌，和族弟伍守虚一起注解《天仙正理直论》。 崇祯十三年九十多岁的母亲无疾而终，伍守阳感觉尘缘尽断，再加上也没有新作现世，所以有人说他“隐迹仙去”了，也有人说他避乱进山清修了，还有人说他开始云游收徒传道，收过姚耕烟、谢凝素等弟子，公布内丹修炼的“天机”，但多是一些传说。 传说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伍守阳在武陵羽化。 总体来说，各种文献中关于伍守阳的记载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准确、详细的生平脉络，以至于各种传说虽然很多，也很精彩，但可参考的却有限。 伍守阳留下的丹经不少，第一部着作是《天仙正理直论》，是1615年传授弟子朱太和内丹功法时，朱太和记载下来的。初次成书于天启二年（1622年），1639年伍守阳又拿出来进行了二次整理最终定稿。 内容从朱太和问“火候”开始，有问有答，主要内容有先后二天论、药物论、鼎器论、火候论、炼己论、筑基论、炼药论、伏气论、胎息论，虽仅有九章，但“道明无极”，“完全画出一个天仙样子”，全面记载了伍守阳的内丹功法。 第二部着作是《道原浅说篇》，这是伍守阳内丹理论的总纲，主要包括顺为人逆为仙的理论、修炼三关和财侣法地等内容。 第三部着作是《仙佛合宗语录》，同样是朱太和完成的，从1632年开始整理了八年，共九章：最初还虚、真意、水源清浊真丹幻丹、火足候止火景采大药、七日采大药天机、大药过关服食天机、守中、出神景出神收神法、末后还虚。内容是师徒二人的论道过程中讨论的很多具体的功夫，可以说是对《天机正理直论》的补充，正如伍守阳自己说的，这部着作“备龙门秘法天机”。 还有一部《天仙论语》，大约是在1639年开始，耗时两年整理成集，是伍守阳和朱太和等弟子间的一些关于清修丹法和外丹的一些问答。 此外，还有《丹道九篇》《金丹要诀》等，多数都是通过伍守阳与门人或其他道友问答的形式讲修炼的经验。 第五十四章 伍柳仙宗 下 伍守阳绝对是道教界的天纵之才，可惜生不逢时，正值明末乱世，他的传承及弟子很快就被历史湮没了。 关于伍守阳的师承，按照《天仙正理直论增注?直论起由》中的说法，他这一脉是龙门派的一个分支，从张静虚—李虚庵（真元）—曹还阳（常化），传到他这里是第八代。龙门二十字派是：“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伍守阳就是第八代守字辈传人。 张静虚（1432-？）是龙门派第五代传人，据说走哪都随身带着一张心爱的虎皮，干什么用呢？铺好了当坐垫，想想那架势应该有些气势吧，所以江湖上给他送了一个外号“虎皮张”。 张真人早年曾和两个好友一起外出寻仙问道，一天夜里看见西方有白光冲天，于是三人便奔西一路走了下去。不过路上两个友人半途而废了，只有他一个人一直走到了四川，并且遇到了一位仙师，见他求道心切，便收他在门下修行了多年。学成之后，师傅对他说：“为师在江湖上名声不显，你下山去吧，希望你能广收门徒，把本门发扬光大。” 于是张真人便辗转来到了中原，可惜一直没有遇到多少有资质的弟子，只是在万历己卯（1579）年收了一个资质有限的李虚庵（1525-？），虽然后来又给他补课也没能成就真仙大道。 李虚庵虽然没有证得大道，并不是说他水平不高，在江湖上名气也是很大的。万历丁亥（1587年），曹还阳（1562-？）和三个朋友一起勉强凑了六金来求学，不过这点钱太少了，李真人只是摇头。兄弟四人回家后便到处打工攒钱，第二年便拿着三十金又来了，嗯，这次李真人表示勉强够了。 曹还阳取法名为常化，开始学习金丹秘诀，苦修“五龙捧圣，转神入定为怀胎”，天启壬戌（1622)年六月十二日阳神离体，来到了新建县西山面壁还虚，此后就不知道去哪了。 伍守阳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遇到曹还阳真人的，此时曹还阳也是入门不久，道法还不是很高深。1594年到1622年师徒二人一直在一起，近三十年算是相互研究，共同进步。 至于一些文献上说伍守阳曾经师事王常月和李泥丸（李虚庵），经学者考证后发现不太可能。 伍守阳学成后收了不少弟子，1615年收了吉王朱太和，以后又收了伍太初、伍太一、李羲人、朱星垣、顾与弢、姚耕烟（太宁）、谢凝素（太易）、史太素、胡太真等。 朱太和本名朱常淳，是老朱家的子孙，崇祯皇帝的本家哥哥，是伍守阳的大弟子，同时也担负着记录、整理伍守阳的丹法的重要工作，有钱人嘛。比如1615年记录了百日炼精口诀，1622年采大药口诀，1628年五龙捧圣（大药过关）口诀，1632年仙佛合宗玄录全旨，都是朱太和记录整理的。 讲了半天柳华阳呢，怎么伍守阳的弟子中没有提到柳华阳？ 姓名：柳华阳 籍贯：豫章（南昌）？ 出生时间：雍正十三年（1735年) 去世时间：？ 主要贡献：发展、完善了伍守阳的丹道 主要着作：《金仙证论》《慧命经》 柳华阳初学儒，据说“因入梵宇有悟，常怀方外想，见僧辄喜”，这应该是真的，因为他在《慧命经?自序》中说过：“幼年好佛，见僧则喜……”，总之是与佛有缘。 果然，柳华阳在皖水双莲寺剃度了，只是苦修多年后却一直不能“悉慧命之旨”，非常苦恼，便每天夜深人静以后，做五体投地状，又发誓又叩头，希望能够感动佛祖或者神仙，让他学到真功夫。 应该是诚心感天动地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柳华阳遇到了伍守阳，成就一段师徒良缘，如愿学到了仙诀，“乃知慧命之道，即我所本有之灵物”。 遇伍守阳的事情是柳华阳自己说的，在《伍柳仙宗》中是这么记载的：“明季伍子为直浅之说以开其先，国朝柳子为证论以衍其绪”，也明确了二人的法脉传承关系。但是1780年时，假如伍守阳还在世的话，应该是207岁，所以学术界就有了一个话题：柳华阳真的是伍守阳的弟子吗？事实很可能是这二位只是有传承关系，柳华阳学了伍守阳的丹法，但二人并未真的见过面。为什么这么说呢，自然是通过柳华阳的着作看出来的。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柳华阳发表《金仙证论》。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发表《慧命经》。通过自序可知，柳华阳是在皖城忠洁庵完成此书的，安庆副将军孙廷璧还专为《慧命经》做了序。 有此二部作品足矣。 嘉庆四年（1799年）五月初一，在北京仁寿寺柳华阳又有危险说和后危险说问世。 柳华阳北京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在闵一得的《金盖心灯》中有记载，嘉庆四年，有一个自称柳华阳的和尚来到了北京，也没有去哪座寺庙挂单，就临时在天坛东边打了个地铺。不久，闵一得慕名来访，此时柳华阳已经六十多岁，看起来正值壮年，心想这位应该是有点真功夫。 柳华阳便拿出来自己的《金仙证论》和《慧命经》给闵一得看，闵一得却声称曾经看到过这两本书，作者是一位叫谢凝素的人。柳华阳就有些发懵，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有人写得和我一样啊。 不过闵一得并没有深究这件事，说只要是好书，能够流传下去就好，“何谢何柳”重要吗？说是这么说，不过闵一得还是认为柳华阳的《金仙证论》和《慧命经》是抄袭的，那么这件事到底真相如何，当然也成了学术界的一桩公案了。 柳华阳在北京还收了两个重要弟子：了空和了然。 柳华阳的弟子门人不多，主要有：碧蟾、了然、琼玉、真元等，大体上有三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是佛，包括了然、了空以及豁然、慧然四个佛门弟子，学习性命双修的内丹功法。 他们这一支还发展了另一个分支。 光绪十一年（1895），了空二人在金山寺遇到了从淮安关水来的赵避尘，看这时间，这二位和尚都是百多岁啊。这就是传说中注定的缘分，于是便把他们一生研究伍、柳丹法的感悟《性命法诀明指》一书传给了赵避尘。天上掉馅饼，赵避尘很快就研究透了这部丹诀，自号顺一子，晚年自称千峰老人，广收弟子，开创教派，名字非常高大上，“千峰先天派”，稍后再单独讲一讲。 第二个分支是儒，主要以弟子李思白（号琼玉）为代表。再传弟子叫蒋克志，留下了一部《修道全指》，深得柳华阳写作的精髓，图文并茂，语言全部是白话，内容又极为详尽，可以说是一部由浅入深，各阶段功法口诀尽数公布的不错的丹经。 第三个分支就是道了，代表人是全真南无派二十代门人刘名瑞（盼蟾子），合南无派和龙门派心法，着有《敲跷洞章》。 柳华阳的卒年不详，有两种说法： 一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左右，依据是正青山人梁靖阳在道光丙午年合刻《金仙证论》《慧命经》，在序中提到了柳华阳刚去世不久。按这个说法计算，柳华阳差不多就是百岁高寿了。 还有一种说法，据说在民国年间，准确地说是1919年，有人在北平见到过柳华阳，当然具体是谁，是不是真的已经不好考证了，假如是真有其事，那么柳华阳就是一百八十多岁高寿了。 最后就是着作的问题了，后人对柳华阳的书评价完全是两个极端，道教圈子里称它们“发前圣之未发，启后人之未启，仙佛之舟梯，修真之简径”，如此之类的吧，简直就是继往开来的绝世之作。反之，佛教界则有很多否定的声音，甚至人身攻击。柳华阳发扬伍守阳的丹法的同时，经常用一些佛教的术语、典故等来解释丹法，而且用的还比较有特点，后面还会讲到。比如他说舍利就是金丹，龙女还珠就是内丹修炼方法等，正是这些说法被很多高僧诟病，甚至视为邪说。比如民国佛教高僧印光评价《慧命经》就两个字——魔经。陈撄宁也曾经表示说伍柳一派不是上乘的功法，他们的天仙正理勉强算是天元吧。 总之诋毁者玩命地说伍柳的不是，欣赏者则认为那是瑰宝，到底如何，还是要好好读一读才能下结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邓徽绩等募资合刻了《天仙正理》《仙佛合宗》《金仙证论》和《慧命经》，正式命名为《伍柳仙宗》，把伍守阳和柳华阳放在了一起。 接着前面讲的柳华阳的弟子分支，再讲一讲千峰派。 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7），不知道谁在今天的北京海淀区凤凰岭北路的小山里面的修了一座妙峰庵。凤凰岭原来叫千峰山，传说铁拐李曾在这里修行过。 在当时这个位置是很偏僻的，大概就在北京西北方向，六环以外，离城区还是很远的，所以这座小庵又叫旮旯庵。据说清末时一位刘太医因为得罪了皇帝跑到庵里出家，因为偏嘛，躲起来没人注意，离北京又不是太远。这位太医还有点闲情雅致，根据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把庵名改成了桃源观。 清代，刘明瑞主持桃源观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位求医的病人，自称叫赵避尘。咸丰十年（1860年）赵避尘生于北京昌平，家境不太好，只读了三年书。15岁因病到桃园观求医，好了以后就留在观里，拜在了刘明瑞的门下。刘明瑞是南无派的传人，就是全真七子的谭处端的那一脉传承，按辈分排下来应该是第十九代传人，那么赵避尘就是第二十代传人。 显然，赵避尘觉得刘真人所教的东西不够用，为了学习传说中的内丹修炼的仙道秘诀，他又花了十几年时间四处寻访名师，先后拜访过三十多位名人，可惜，最终发现多是沽名钓誉之辈，别说性命双修了，就连听都没听说过。 1895年三月十三日，赵避尘在淮安金山寺偶遇了然、了空二位禅师，三人一见如故。通过一段时间相处，二位大师倾其所会，倾其所会，把柳华阳的丹法“全诀全法”全都传授给了赵避尘。分别前，二位大师还有礼相赠，有“天命”、“法卷”等等，同时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今后不能再贪恋红尘，努力修行为要。 刘真人羽化以后，赵避尘接任主持桃源观，同时勤修内丹功夫。为了宏扬道法，赵避尘自号千峰老人，1928年开始广度弟子，创立了千峰先天派，简称千峰派，桃源观自然就是千峰派的祖庭。 开始就轻易就度了八百多人，经过十年的发展，到1937年时，赵避尘门下弟子已达二千多了。之所以有这么多弟子，和千峰派的招收原则有关，就是和封神中的截教一样，来者不拒，有教无类，所以千峰派的规模虽然很大，但是弟子的质量并不是很高，能够学有所成的也就是三十来人。赵避尘为千峰派立了四十个字的辈序，“玄妙先天道……”，他的弟子是玄字辈，比较有成就的是薛自元，道号玄极子。 赵避尘的丹法不但有北宗南无派、伍柳派的传承，同时还有所创新，诸如安神祖窍、玉鼎金轮、采外药的方法、筑基的功法、炼己的功夫等等。他的着作《性命法诀明指》属于清修功法。主要是讲性命双修的功法，特点是“传以白话，以彼明白为目的”，为了更好理解，里面也有一些插图，而且是利用现代解剖学的图，所以通俗易懂，贡献很大。 赵避尘还批注过《三字法诀经》，这是他的哥哥赵魁一的书。赵魁一从小就好道，18岁结婚，老婆和他一样也喜欢学道，于是二位就一起外出，四处寻找名师，大概也拜访过三十多位吧。 有一次，赵魁一为了保护一处庙产不被拆卖，就自己掏钱把它买了下来，接着又四处化缘弄到了一笔钱打算好好重修一下。本来是件好事，结果乡邻们却百般阻挠，甚至上访告状，就是不让他好好修庙。地头蛇是很难对付的，于是赵魁一只好先放下这件事，夫妻二人继续云游天下。后来，二人在东北收了不少弟子，事业发展得不错。 哥哥赵魁一没有因为修庙受阻而走背运，相反那些给他捣乱的乡邻们却一个也没有好报，赵避尘在注解哥哥这部书的时候颇有感慨。 1937年，桃源观毁于侵华日寇。1942年，赵避尘羽化。2003年，河北道教协会会长黄信阳主持重修了桃源观，2004年10月5日举行开光典礼，千峰派祖庭得以重现江湖。 第五十五章 仙佛合宗 1 传统的内丹修炼分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这三大阶段，发展到明清也基本上以这三个阶段为中心加以变化罢了，比如在前后细分出了筑基和合道，或者每个阶段划分得更加详细一些，总之是万变不离其宗。到伍、柳时，丹法分成了五个阶段，就是在炼精化气前面增加了炼己筑基，在还虚以后分出合道。 无论是怎么样的分法，总体来说还是性命双修，按伍、柳的解释，性是元神，命是元气，炼性、炼命又都离不开炼心，不炼心就不可能认识元神本性。金丹的根本，或者称为金丹之母就是元气，了命要以性配命为修，了性则以命配性而为修，元神就是有性之根，元气就是有命之蒂。最后，恢复真性就可以成仙，也就是说性命双修的目的就是证得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伍、柳的性命双修，也是仙佛合宗的基础。 伍、柳内丹的五个修炼阶段中，前后两个阶段不多讲了，特别是筑基这一步功夫李西月讲得已经相当详细，这里主要讲一讲传统的三大阶段，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它们在伍、柳内丹体系中被称为三关：初关、中关和上关，这里面又涉及了顺、逆这个老话题。 顺、逆讲过好多次了，当然这已经是道家金丹大道或者说是成仙长生的理论基础了。或者说这一理论就是在挖掘顺生和逆修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可逆的过程，伍守阳在这一点上是和前辈们的观点一致的，不过他这三个阶段更加具体化了。 上面讲伍守阳的传承问题，实际上通过对他的着作研究发现，他的丹道思想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来自张三丰。比如在讲人道和丹道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禀此阴阳二气顺行随其自然之变化而生人……父母二气初合一于胞中，只是先天一气，不名神气。……及已成呼吸而随母呼吸，则神气已判而未圆满之时。……及至手足举动翻身而口亦有啼声者，十月足矣。……出胎时先天之气仍在脐，后天之气在口鼻，而口鼻呼吸亦与脐相连贯。先天之神仍在心，发而驰逐为情欲。……神气相合则顺行为生人之本。此气化精时也，谓之三变者如此。” 据此，经过伍、柳对顺生成人的过程长期分析、归纳、总结，发现了三个关键点，也可以说是三个阶段，这是和长生关系最密切的： 第一个阶段是阴阳交合的过程，就是当父母精气相合的时期，道家称为二气合一而成胎。既然是合一，就没有什么精、气、神的分别了，此时这一阶段最终成就是以一种元神状态的存在。 第二个阶段是十月怀胎，是说的人在母体中的这段时期，伍守阳说这时的状态就是有气为命，有神为性的出胎状态。 第三个阶段是指从出生后到十六岁之前的这一阶段，为什么要定到十六岁呢？自然是因为这之前人的元阳未破，实际上就是童子身嘛。人出生之后，神识逐渐成长，精气越来越旺，直到十六岁时气透阳关、神驰于外，达到了人生的最顶峰状态，表现就是男女情欲最为活跃了。人过了十六岁以后会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直到精、气、神全部消耗完时为止。 通过对人的一生的分析，伍守阳感觉逆修最终就是想要返回最初父母精气相交的那个点。那么怎么才能回去，自然就是性命双修了，当然了，不是说身体的返回，而是精气神的返回。 既然人在十六岁之前是元阳未漏的童真之身，精、气、神处于巅峰状态，那么如果在此之前就开始修炼，自然是最好的。道家认为这时修炼是有先天优势的，不用修命，就是说可以跳过炼己筑基这一步，直接从炼气化神还始而直证仙道。当然了，此时的孩童心智还不成熟，能够看破红尘，一心向道的还是有限的。还未经历红尘怎么能看破，所以多数人都是破身之后才开始修行的，那么就必须先完成后天返先天的筑基过程，而这种补亏返先天的过程又非常困难，不但讲究资质，还有心性等多方面的要求。 对应着顺生的三个阶段逆转的过程中，伍、柳对如何才能把握住这三个阶段分别需要做什么，需要修什么的问题，说目标就是“使精返为炁，炁炼为神，神还为虚。即是从三变返到二变，从二变返到一变，从一变转到虚无之位，是位天仙矣。由此虚之而又虚，虚到无极，便是天仙升迁到极尊处。” 道理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无非经过炼精化气，可以使精变回到气，这里实际上还是炁这个字，道友们清楚就好，这就是从人的三变返回到二变，也就是回到了胎儿状态；接着炼气化神，就是把气炼成神，是从人的二变返一变；最后炼神还虚，就是使神还虚，回到父母精气相交的那一个点，由此，道家认为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逆着返回到先天本原状态，完成了从人变仙的过程。 下面先讲一讲初关，就是炼精化气。这一关的功夫主要涉及调药、采小药、封固、行小周天之火炼药和止火等几步功夫。 初关中的采小药、封固，特别是小周天功夫中如何止火，如何调息等伍守阳讲得极为细致，而且涉及了很多不传之秘，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这是包括李西月、柳华阳等在内的大量内丹大家们推崇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波及到了调药、采药，再解释一下什么是药。 以前多次讲过，药就是精气神。另外，既然是药，那么内药和外药还是要区分的，外药就是精，因为要返本归源，所以精虽然是从内生，但于神来说却是外来，所以称为外药，炼成金丹时，就是大药，也是内药。也就是说，外药和内药实质上都是从气，就是气化生而来的，但是采法不同，这就是具体的功法了。再和性命联系起来，就是炼精化气是了命，是采外药；炼气化神就是了性，是采内药。 伍守阳说因为精在气中，精气实质上是不用区分的，所以他的内丹就是修神和气，“仙道简易，只神炁二者而已”。同时，在他看来，神也好，气也好，无非就是心肾中的产物，核心就是：“炁依神则能化炁，神依炁则能化神”。 这样，精、气、神少了一个要素以后，理论、功法方面就简单了很多，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讲课不绕弯子。讲内丹时，大家都习惯了前辈们用什么铅汞、水火、姹女之类的来代表精、气、神，总之就是为了显得更神秘，更有水平，恨不得每一个字都得让你猜，伍守阳就没那么多弯弯绕，基本上就有一说一，很少用这些术语。 接着说调药，这是采药、炼药之前的一关。按人道顺化，随着年龄增长，神、气就会变成后天的精，并且会慢慢耗损流失，也会被后天的各种外物的污染，通过勒阳关，运凝神气穴的功夫，使精逆返回归气穴变成元气就是调外药。 药有调就有合，这是公开的功夫，但是什么时候调药，什么时候合药，这个时机却是各门派的不传之秘。伍、柳的功夫就是药当生之时就要调，当生之时也要合，而且这也只是初步的基本功。当功夫练到深外，还要掌握药的老嫩，对调药的时机把握就更加细微了，早一分调则气嫩，晚一分调则气老，稍迟了气又会散。这还不算，更为精细时，还要分辨出气的微老、微嫩的那个时机，这样在采药时就可以调整节奏，该缓时能缓下来，该急的时候又能急上去，那才是得心应手的化境层次。 具体到修炼功法方面，伍守阳同样有自己的独门秘诀，是对道家的内丹理论的补充和贡献。比如讲到调息时，伍守阳说和凡人的调息是不同的，修仙修道调息的是真息。那么什么是真息呢？一呼一息和不呼不息，就是真息。 前面讲李西月的凝神虚空的功夫，伍守阳则是凝神调息，调息凝神，凝神入气穴，这是传承自张伯端、白玉蟾、张三丰这些前辈的理论，就是神返、气返，在气穴合而为一。在阐述炼精化气时他说：“凝神入此气穴，而神返身中气自回。气所以归根者由此也。”实际上这又和传统的回光内照一致的，就是收视返听，在炼精化气的时候回照精气。回光内照又在不同阶段可以分为回照精气、回照神、回照虚，对应凝神也不是随时随地的，不需要凝神、内照时就不要。 什么是真息，不再详细讲了，那么不呼不息是怎么回事呢？伍守阳说这就是一种闭气，但又不是真的闭气的状态，是老子讲的虚极静笃的状态，是一种“守似有却如无”的状态。如果理解不了太虚无物的境界，估计也学不会这种调息，更谈不上心息相依。 不呼不息还涉及“冲和”的功夫，而冲和又是从采药、炼药到结胎、养胎等全都要运用的功夫，运用诀窍是：“和而能冲，冲而无极”，实际运用中，有的能冲，有的又不能冲，如此等等，伍守阳讲得很多，这里不展开细讲了。 以上就是初关炼精化气的主要内容。 第五十六章 仙佛合宗 2 下面接着讲一下中关炼气化神，这一关中包括采大药、大药过关服食、封固、行大周天之火、胎息、十月关、胎圆确证、炼气化神等功法。由于前面的炼精化气功夫已经过关了，所以此关操作的就不再是小药，而是大药，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纯阳之气。 对于如何采大药和炼大药，就得先清楚传统上对于神和气关系的理解，基本上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神为火，气为药，所以就有了以神驭气的思路，这是以火炼药派；第二种观点说火才是药，神为火，气为药，也就是说神和气是合一的；第三种说法则是采药时神就是药，炼药时神就是火，也就是说凡物都可是药，凡物又都可是火，这是很灵活的，而后来有这种认识的则是越来越多。不过在伍守阳看来，这三种说法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无非“理旨皆同”罢了，他有一首诗道友们不妨悟一悟： 未言火药总皆非，日月齐轮御炁飞。 子并后升天上去，午同前降地中回。 历辰十二皆留伏，灌顶三双默转移。 古圣强名为火药，不离神炁自相随。 第一句中的“火药”说的是神、气，“日月”也在说神、气，里面还讲到了呼吸、炼药，还有周天，这是用的邱处机的理论。 第二句是在讲子时神、气相并，从后面向上升，午时神气又一起从前面向下降，如此循环，这又是在讲的吕洞宾的任督二脉的周天循环。 第三句则是讲的采药、火候，第四句则讲了凝神入气穴。总之，在伍柳的丹法中，神和气总是在一起的，总是同采，同炼的。 这一关同样要注意火候的问题。在内丹学中，火候其实就是对呼吸的控制，不过呼吸的不是普通的空气，而是真息。炼精化气的呼吸是调息，而炼气化神时是胎息，是纯阳的，其中的关键就是伏气。 采大药的火候，伍、柳讲阳光三现，七日采功，还有得大药的六种外景，这些都是在讲如何采大药。火候还涉及进退和周天的问题，调息，就是炼精化气的小周天火候，胎息，炼气化神则是大周天的火候。伍守阳说小周天火候是有为之工，而大周天的火候属于无为之功。因为炼丹时的火候进退与天地间的阴阳消长是暗合的，体内就是宇宙，运行和身外宇宙是一致的，所以又叫周天火候。 其实炼气化神功法大成以后，此时已经可以说是神仙了，就是以前说过的地仙，不过法力还不是很强罢了。 大药采得后就是过关服食。要过哪些关呢？大致就是从尾闾、夹脊、玉枕三关，这里还有着名的五龙捧圣的功夫。 接下来大药通九窍后向上灌入顶门，然后上鹊桥，下重楼归中丹田。接下来就要行封固之法，具体就是以中丹田为外鼎，气为内鼎，下丹田为炉，反复锻炼、温养。就这样，用大周天之火，采药、过关、服食，要持续十月，因为顺生人是十月怀胎嘛，所以逆过来同样称为十月关，养胎修成一个圆满的胎神。 当然，几个月以后胎神就可以初成，接下来还要配合胎息之功，胎圆确证，气合神为炼，气炼而化神，点化阴神，培补阳神，气神归一而为神通。正如陆西星比喻的一样，米和水合成米饭，神与气合而为一的过程，伍守阳讲得更为详细，因为此时的法力很厉害了，令人振奋、向往的一种境界。 这一关还波及了用鼎，并不是只有在封固时才用鼎，鼎器是炼精、气、神的地方，或者说是精、气、神归附的地方，是根之所在。心为鼎，丹田为鼎，气也可以为鼎，不同阶段鼎不同，药也不同。相对于内药、外药来说，鼎也有内外之分，从本质上来说依据的是化气还是化神。伍守阳在《天仙正理直论》中讲得很多，认为化气时，下丹田就是外鼎，神为内鼎，化神时，中丹田是外鼎，气则是内鼎。 前面讲过，陆西星的丹法用鼎、李西月的丹法中用鼎则更多，当然他们是双修一脉的，而伍守阳是清修派的，所以他的用鼎不是男女双修那种阴阴合修的用鼎，而且他还批判了江湖中以男女双修为名义的邪法。 和以前一样，上关炼神还虚讲起来更抽象一些，不过这是炼神还虚，得证真仙的必经阶段，涉及三年乳哺和九年大定等功夫。 就和人经过十月怀胎应该出生了一样，经过中关的十月养神胎，此时神胎已经养成，是时候给阳神买套房子让他搬出去了。那么阳神搬到哪里去了呢？高升，升到了上丹田泥丸宫中，不过此时的阳神和初生婴儿类似，还很弱小，需要如同照顾新生婴儿一样加以温养，这就是三年乳哺。慢慢地就如同新生儿渐渐强壮起来，学会了走，学会了跑，慢慢学会了能够从家里走出去。 接下来再经过九年大定，反复练习出神收神，时间从短渐长，距离从近渐远，使阳神日渐稳固，或者说老成了，结实了，为的就是能够到更远的地方经历风雨嘛，此时的功夫就是达到了神出景现的层次。 阳神从温养到能够离开肉身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经过修炼阳神能够接触实物又是一次重要的变化，达到这个层次，已经超越了凡人的理解，已经成为了令人羡慕的神仙了。至于神仙的能力有多大，取决于对阳神的修炼程度，一般来说，达到了九年大定的层次后，千万里距离阳神可以转瞬往返。阳神能够离开肉身多长时间、距离多远，能不能接触实物，能拿得起来多重的东西，那就是慢慢锻炼的问题了。总之，“三年而神圆，可以千变万化，可以达地通天，可以超海移山，可以救水救旱、济世安民、诛邪除害、任其所为，皆一神所运，神变神化，所以谓之神仙。” 前面讲张伯端与和尚比试功夫时，二位同时阳神出窍去了扬州，回来时还能带回一枝花，就是阳神大定以后的境界。 和网络小说做个简单的比较的话，三年乳哺期大概相当于修真小说中的元婴期，而九年大定则是为了还虚合道，身与道合。什么意思呢，就是化身为大道，跳出五行，不入轮回了，此时就具有了破碎了虚空，超越宇宙规则限制的能力。换另一种说法就是不被这方天地所容了，因为此时的能力太强，稍不小心就会对这方天地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是该升级到另一块更高级的空间里去的时候了，去了新地图再重新练级吧。 另外，喜欢看武侠小说的道友应该看到过类似于某位高手在修炼内功时走火入魔这样的情节，在内丹修炼过程中是真的可能走火入魔的，而且比小说中所描写得更加危险，整个修炼过程可以说步步惊心，如履薄冰。伍守阳说：“自始至终，事事皆有危险。”他详细总结出了十个最易发生危险的情况，比如修炼过程中不知道真药什么时候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采药，炼药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抽添，运转周天时不知道怎么止火，冲关时窍穴不通，上鹊桥、归黄庭时出错等等。他所讲的这些危险中有些是前辈们讲过的，有些是前人讲到过却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会出危险的，有些则是以前没人讲到过的，伍守阳不但做了总结，而且还指出了这些危险产生的原因，这样可以避免在修炼过程中出错。 伍守阳对修行过程中各种危险的总结和处理其实讲得已经很多了，不过柳华阳感觉还不是很全面、详细，所以，他专门弄了个课题，总结在调药和小周天行功时的危险，作为对伍守阳危险说部分的补充。这些总结包括百日关的九大危险，神气不交的危险，采药的危险，调药火候的危险，成丹时的危险等，共有十几种，其中元精、元气同耗的危险以及止火的危险，是伍守阳没有讲到过的，其他算是补充和完善，被后人收录进了《金仙证论》中。 柳华阳的《金仙证论》最初只有十八章，后人加入了“危险说”和“后危险说”，分别是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基本上就是柳华阳对修炼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危险的论述，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柳华阳对于完善伍守阳的丹法着实做了不少工作。清人高双景曾为《金仙证论》作序，称这部书“剥尽皮毛，独留骨髓。将古之异名，扫除涤尽。真说小周天，重论下手功夫，发前人之未发，启后人之未启……”。在他看来，这部书就是后人修仙学佛的舟梯，引路人，不但是对前面内容的认可，也不乏对危险说的认可。 虽然有了伍、柳总结的修行危险，在修炼时可以提前有所准备，但是修仙有危险，练功须谨慎，这是历代前辈用血淋淋的事实总结的经验，绝对不可轻视。 以上就是伍、柳丹法三关，简单总结就是：初关修命，炼精化气，中关证性，炼气化神，上关还虚，炼神还虚。 第五十七章 仙佛合宗 3 总体来说，伍守阳在内丹理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北宗、南宗，还融合了儒家和佛教，集百家之精华，堪称历代之集大成者。 此外，不得不承认，伍、柳在讲解丹道功夫的时候很有当老师的潜质，不但能够由浅入深，条理、层次非常清晰，而且还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践，把那些抽象的内丹功夫讲得更容易理解。前面也提到了，在讲解过程中，伍、柳很少用那些铅汞、姹女之类的术语，也很少说话留一半，还得绕几个弯弯让你糊涂的恶习，多数情况下是把所谓的秘诀直接透露给大家，比如包括北宗的采药、止火、五龙捧圣等，这些都是门内秘传几百年的秘法，伍守阳都跳楼揭秘大放送，讲得非常清晰，更为难得的是还讲得通俗易懂。 在保证严谨的内丹体系同时，伍守阳还多有创新，比如阳光二现、阳光三现、大药初生、过关的秘法等等，对理顺和补全内丹理论体系方面贡献不小，对后世丹道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前面讲到的李西月以及柳华阳以外，还包括刘一明（后面会讲）、傅金铨、赵避尘、黄裳等丹道大家，无论是清修派还是双修派，都深受伍守阳丹法的影响。当然，其中柳华阳是最突出的，他不但继承并发展了伍守阳的丹法，而且又进一步加以完善、细化了很多内容，同时他又增加了不少改变，所以二人在理论、功法、内容及表达方式等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么柳华阳的内丹理论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首先是更直观。伍守阳是个好老师，很会讲课，柳华阳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道友们都知道，双方交流时可能讲了半天都说不明白，而有一张图示后就很容易解释清楚了。在当下的印刷技术条件下插图是件极为容易的事情，再配合文字，一目了然，理解肯定是更容易、直观。在古代，别说在书里插图了，就连印字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到清代，在书里插图实现起来已经不算太难了。柳华阳就在他的书里面增加了一些图，这样讲起丹道理论时就非常直观，这不仅是伍守阳所欠缺的，其他前辈们同样比较欠缺。 比如在《金仙证论》中，伍守阳就画了调药炼精成金丹图和任督二脉图两幅图，在《慧命经》中插图则更多，一共有八幅图，分别是漏尽图、法 轮 六候图、任督二脉图、道胎图、出胎图、化身图、面壁图、虚空粉碎图。后人给予了柳华阳这些插图极高的评价，认为这些图是修真的秘图，是至宝，它们形象、直观地为修道者打开了新的世界，改变了原来那种只能在无形无相的世界苦苦求索的情况。 通过这些插图，修道者可以更容易掌握修行中的各个关键环节，更能够准确地去感悟、把握人体的神、气运行规律，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正是有这八幅重要的插图，使他的理论更容易理解，更多的门人弟子可以达到保全慧命、炼化风火、修成真种、成就舍利的境界。 提到《慧命经》这里多说几句，它记录了柳华阳的重要功法和思想，书尽言小周天之功，重论下手工夫，初关的命功，中关炼气和上关还虚的性功，同时还主要讲仙佛的性命双修，讲了四个重要的修习阶段，就是下手、转手、了手和撒手等功法。原书共十四章，经过多次刻印，后人又增加了一些章节，比如张紫阳八脉经、潜应翁调息、张三丰调息、李涵虚后天串述、九层炼心等，所以现今看到的是20章的版本。 后人说柳华阳的《金仙证论》和《慧命经》这两部着作，是在继承伍守阳的内丹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是伍柳仙宗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在道教界的内丹理论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别的不说，李西月的九层炼心就和伍守阳的丹道思想一脉相承。柳华阳自己也感觉很满意，特别是《慧命经》，他曾自夸说：“画图立相，开古佛之秘密，泄师祖之元机，洵接引后学之梯筏也。” 经过柳华阳完善以后的伍柳仙宗，最终在内丹界成为主流，使内丹理论的更加完善和成熟，这不仅在道士圈子里得到认可，也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英国那位李约瑟曾经表示说，直到伍、柳以后的中国内丹术才算是真正成熟起来了。 第二个不同是前面讲到过的渐修和顿悟的话题，二人也有所不同。长期以来，大家已经慢慢理解、接受了顿悟，认为顿悟也是需要渐修积累的，那种不需要学习没事就顿悟的妖孽还是太少见了，生而知之的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百年、千年也不一定出一个。 伍守阳比较羡慕那些能够顿悟的牛人，他把顿修称为最上乘的功夫。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放弃幻想，从炼己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这样一步一步，老老实实地渐修吧。 柳华阳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他按照资质根器的不同分了两种人。人的资质各不相同，这是显然的，上根器的人资质好，但是数量很少，他们的修炼也不用走常人的路，是可以直接顿悟的，而中下根器的人就要按照师傅教的功法一步一步渐修升级了。 关于炉鼎、鼎器方面，柳华阳同样有所发展。按他的说法，鼎器是变化的，是随着神气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固定一成不变的。比如炼精化气时神是在气中的，神为火，气为炉，这是传统的说法。当神气到达头顶时，鼎就在头部，而炉就是丹田，这是乾坤的变化。当然还有很多变化，随着神气的升降变化，换句话说，没有了神气，也就没有炉鼎，这就是柳华阳对伍守阳理论的完善。 关于危险的总结，柳华阳讲得也比伍守阳更多、更详细，这也是二人的一个区别，在上一章中已经讲到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除了以上这些不同之处以外，还有一些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但是并不影响二者在理论上一脉相承的事实，所以后人把二人的丹道称为伍柳仙宗。 再简单说一说三教合一的话题。 上面讲伍、柳的仙佛合宗，顾名思义是佛道的一种深度的融合，而实际上并不是把儒家排斥在外的。在伍守阳所处的时代，三教合一的声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前有王阳明的融佛、道入儒，后有佛教的复兴运动，作为弱势一方，以张静虚为代表的高道们同样重视三教合一的推动。在当时的大形势下，道教是不可能，也没有资格排斥佛、儒的，这涉及道教是否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存发展，争取到更高一些的社会地位的问题，从这方面考虑，为拓宽道教的生存空间，三教合一必然是道教发展的方向。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在前辈榜样、表率作用的影响下，伍、柳的仙佛合宗可以说是自然的顺势而为的。 自从佛教传入华夏大地以来，不但在义理方面一直压道教一头，在规模上、信众数量上也远非道教所能比。既然人家影响力大，那么蹭些热度，借一些势来壮大自己并不丢人。伍、柳在解释三教的问题上，吸收了大量禅意、儒学来完善内丹理论，比如儒学是入世的学问，“言性命，其词微”，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有“天命之谓性”之类的说法。而佛教呢，他们是为了出世，“言性不言命，言性其词密”，所以有“见性成佛”的说法。皇天无二道，佛、道、儒都在一个皇天之下，最终的追求怎么可能有本质的区别呢？就算有区别的也仅仅表现在过程和形式上面罢了。 虽然说还虚炼性是三教共有的，大家都是研究性命学的，不过伍、柳认为道教“言性必言命，言命必言性”，意味着在层次上道教还是要高于儒、释二教的，在此基础上伍、柳最终构建起来以道为本，融合佛、儒或者说是禅、儒的内丹理论体系。 第五十八章 仙佛合宗 4 下面具体说一说仙佛合宗到底是如何体现三教合一的，先简单说一说伍、柳丹道中都融入了哪些儒家的内容。 虽然仙佛合宗所表现出来的是佛、道的联系更亲密一些，但是绝对不是无视儒家的存在甚至排斥儒家的，否则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往严重里说，亲近儒家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道教能否继续生存发展下去的问题，因为儒家背后可是站着统治阶级呢。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理学的太极思想，中庸的天命观，忠孝伦理观等对佛、道二教是有着天然的影响和压力的，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不可避免的。伍守阳以政治觉悟无疑是非常高的，他说：“修仙的朋友们注意了，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要修仙必须先修人道。” 于是就有修仙爱好者请教：“听起来挺有意思的，那么怎么修人道呢？” “很简单，只要把五伦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您想想，统治阶级也好，正统儒家也好，听到这话有可能不会有多么欣慰，但是至少不会讨厌伍守阳吧，这就足够了。当然了，伍守阳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五伦要求忠君，要尽孝，兄弟间要和睦，朋友间要讲信义，人德合天，这样的人才是正统儒家喜欢的，认可的标准。人如果不守伦常，就不会得到正统儒家的认可，不会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这样的人如果还能够修成仙，那岂不是对传统儒家的挑战吗？真要是那样的话道教也就成了统治阶级打击的对象了。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如从五伦的角度出发挑不出毛病来，就可以获得一个“全德者”的认证，不但能够收获社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有了修仙资格。就这样，伍守阳巧妙地把儒家的五伦作为一个修仙基础的、必备的道德标准和前提摆了出来，不但给道士们贴上了一个道德模范的标签，而且还进一步缓和了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在儒家和统治阶级眼中，道士们是成了遵守儒家规范的人了，这样的道士自然都是“好人”，所以伍、柳无疑是在为道教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此外，伍守阳进一步强化儒、道的联系，他提出，儒家所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实际上就是仙道，换句话说就是儒、道最终追求的一样，都是道家的仙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儒家以\"执中\"为心法，有着名的中庸之道，而道家呢，老子早就提出过“守中”，这是没有疑问的吧。伍守阳还说，我们所说的还虚其实就是用的执中的功夫，或者说你们的执中就是我们的还虚，还虚又是最后“复归无极”的功夫，那是相当高级了，所以这么看来，儒家的执中不就是为了追求仙道吗？如果伍守阳的这一观点能够被儒家接受的话，那么儒、道是不是就在人道方面就有了共识，在至高的追求方面又是相同的。 当然，想把儒、道之间画上等号显然是不现实的，大儒们绝对不会同意的，会提出严重抗议的。这方面伍、柳显然也是明白的，所以伍守阳表示，儒、道双方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眼光要放长远一些，不要总盯着细枝末节。二者的确还存在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道士们修人道，最终是为了追求更高的仙道，而儒士们追求的却是全人道，反而不怎么在意天道。二者一个要知天，一个为的是要知人，这些不同之处，伍、柳嘴上可以不承认，但是心里不可能不清楚，否则儒和道也就没有区别了。 那么佛道之间呢？如果说对于儒家还需要有方方面面的考虑放话，对于佛教，伍、柳就没有多少顾忌了，很放心地直言仙道和佛道就是相同的。 当年伍守阳自称是“尽学三教”，所以说自己是“三教逸民”。他所说的“尽学”是有精通的意思，正是因为三教都很精通了，他才认识到三教的学问单独摆出来都存在不足，无法令人满意，而合在一起才能够互补，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于是才有了他的龙门教外别传的天仙正理的丹法，才有了仙佛合宗。 仙佛合宗听起来似乎很简单，无非就是把佛、道合起来，不过仔细想一想，合的是什么佛，又是怎么合起来的，真能合起来吗？佛、道在修行方面的不同大家都很清楚，非要说明佛、道相同显然是很有难度的。那么伍守阳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既然伍、柳称仙佛合宗，自然在佛、道方面研究得更加深入一些，必须要深入到宗教的本质层次。伍守阳说，道家修仙，为的是长生，佛家修佛，为的是无生，而长生是命功，无生是性功，所以仙佛合宗本质上还是前面一直在讲的性命双修。不用往前追溯太久，从钟吕开始就在讲性命双修吧，向下的分支也都在研究它，这就是仙佛合宗的理论基础。 简单说，我们不应该把眼光放在具体的功法这些细节上，而是要看到事物的本质，佛也好，道也好，“学者当知仙佛同一工夫，同一景象，同一阳神证果”。您瞧，大家最终都是为了跳出三界，超脱生死，“仙宗果位，了证长生。佛宗果位，了证无生”，归根到底，无生也好，长生也罢，实则互为宗旨，互为始终，无非就是性命双修。和尚、道士都修性，都是为了复归本性成仙成佛，或者说都是为了阳神证果。性功一般来说还是以道家的为主，而还虚命功方面，伍守阳说“面壁还虚”或者说虚丹法，则是以佛家心性论的宗旨来解释炼性复性的功夫。“仙道简易，只神、炁二者而已”，神就是心性，气是有形有质的人身，包括生命力。 前面也讲过，伍守阳认为传统的精气神三宝中，精和气是相同的，所以他只说神和气，所以双修也就是修这个神和气，“双修之理少一不得，少神则炁无主宰不定，少炁则神堕顽空不灵。是炁也、神也，仙道之所以为双修性命者也。”总之，伍守阳就是从性命双修上来使佛、道二者从本质上达成一致。认识达不到这个高度，那是没资格谈什么仙佛有别的。 另外，前面讲到过道家本来是用“炁”这个字的，不过现在一般都改成了“气”字，而这两个字本质意思上是不一样的，为了统一，这里就直接用气字，道友们明白就好。 当然了，就算大家追求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所选择的道路不一定非要相同，就算在道教圈子里大家走的路也不一样嘛，要不然哪来那么多门派，所以，仙佛肯定是存在不同之处的。既然大家共同的理想是相同的，那么走的道路存在些许差别就不重要了，反正都是性命双修，都是为了跳出三界。世上道路千万条，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反正能够自圆其说就可以了。 在讲自己的丹法时，伍守阳会把每一阶段、每一步功法和佛修一一印证，从中找出二者的共通之处。比如境界上，道教炼精化气对应佛教出欲界，佛教走的是一条戒淫修梵走出欲界的路，道士们则大多选择了炼精化气的路。道教的炼气化神对应的佛教的出色界；道教的炼神还虚对应佛教的无色界，佛教对应就有超出无色界的路，大概就是从七地菩萨修上八地等觉菩萨，再加持九地、十地、十一地等觉，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吧。 在《伍真人丹道九篇》中，从最初还虚第一、真意第二到最后还虚第九，都一一把仙佛相互印证。比如真息、凡息、调真息、悟真空实性、大周天火候等都用了佛学思想、名词加以解释，更把丹道的概念与佛教的概念等同起来。如果不是看到他说道教比佛教修行时的斋戒更加严密的说法，都有点怀疑他是佛修而不是道士了。 柳华阳以一个禅僧的身份尊伍守阳为师，在道家人看来，他实际上是个披着和尚袍子的道士罢了，就连同为和尚的弟子了然都经常说：“余身释教，实在是龙门传留，邱祖龙门派也。”柳华阳也一直说：“释道原本一法，大则同，小则异……一道坦坦，有何此何彼之分别乎？”我一个和尚，这么研究金仙大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显然对于伍守阳的观点是完全赞同的，他的身份说仙佛合宗，比道士更有说服力。 第五十九章 仙佛合宗 5 按照伍、柳的这一思路下来，佛道不但修行方法是一致的，修行的体验、境界乃至于果位也都是相同的，非要说有区别，那只不过是命名规则上的不同。既然如此，那些总是在说仙佛有别，试图割裂仙佛大团结的人就需要和你谈谈心了，甚至劈面斥责你一顿也不为过吧。 包括对有些和尚道士非要争个你低我高之类的无聊现象，伍守阳也表示了这是眼光太过浅的原因，本来就是“了在一性，何必差别分于外相”。比如有人曾经宣扬“仙言虚无，佛言寂灭”，伍道长毫不客气地送上四个字：“浅见寡闻”。你还别不服气，回去找本《道德经》好好学学，老子早就讲过寂灭了，连《道德经》都没读懂，还好意思妄言什么仙佛？ 再比如伍、柳强调的佛道追求是相同的，那些说不同的只不过是外行。还是以长生无生为例，道教的长生，和佛教的无生，就被他们解释成为了性命双修过程中的起点和终点。无生见性，还要修命，才能长生、无生。见性和还虚、无念和无心，都是丹道的根本，要做到无心于境、无心于我、无心于心、无心于一切，或者简单理解成成仙成佛，要先做到无念于一切外物，这对内外境界是一样的。有人说了：“仙言性命双修，佛则单言见性”，伍道长回应是：“不见性者不成仙”。所以说，伍、柳认为佛道在理论方面一致，具体功夫方面也是相同，之所以还有人说佛道本就不同，那只是因为他是个外行，“非圣真得道者言”，自然说不出内行话来。 伍、柳二人对后世的影响还是颇深的，理论也有大量的拥趸。比如安庆的副将孙廷璧说：“遵楞严之漏尽，表华严之奥旨，合诸经之散言，明此双修之天机，不堕旁门，一片婆心尽在此书矣。”洪都无霞道人高双景是这么说的：“发前圣之未发，启后人之未启，使苦志之好道者且得升堂入室而后超彼岸，复还无极，岂不快哉。……读之者无不谓之仙佛之舟梯，修真之简径。”灵台庵妙悟和尚对柳华阳表达了敬意：“惟华阳禅师……会同元释，吐露慧命之真传……将慧命、寿命、佛性、真性和盘托出……其功岂小哉。” 粉丝是有的，黑粉当然也不可能不存在。仙佛合宗认为性命双修是佛道一致的根源，既然大家都是性命双修的，那么在此基础是不是就可以说道是佛，僧是仙啦。还是拿长生和无生来说，无生是一种智慧的认识，通过明心，获得的是最终的正确认知，长生则是追求一种永恒的、不灭的东西，那是一种精、气、神达到完全合一的境界的东西，这么看来二者显然是不能画等号的吧。所以，无论伍、柳从什么角度展开论证，但是说到底，佛、道还是不同的，不仅仅限于二者对顿悟的定义，还包括诸如慧命、佛性、漏尽、漏尽通、舍利、菩提、摩尼、涅炁、圆觉、转法? 轮等等方面，甚至于有很多东西从根本上就是不相同的，这可不是勉强找出几个共性、牵强出几个术语来就可以宣布佛道是一致，就可以把两个分别发展了两千多年的宗教等同起来的。 看不上伍、柳的理论的人并不少，所以他们也遭到了很多批评，特别是一些和尚甚至于全盘否定，并且大力驳斥他们的理论。比如佛教六神通中有一个“漏尽通”，伍守阳在讲丹道时曾用它来解释阳精不漏的状态。佛教中这个漏是说的影响智慧的烦恼，本来是一种消除了烦恼的状态，大概就是把烦恼都漏没了的意思，伍守阳拿过去这么用显然不会令和尚们满意。 类似的还有，佛教界有一个术语是“马阴藏相”，也称为阴藏相，它本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具体就不详细说了。伍、柳拿过来用于解释修炼一百天时阳根不再有变化的那种境界。虽然在那个时代知识产权意识还不是那么强，但是把人家用于神通、佛祖的术语讲性器官方面的内容，和尚们怎么可能高兴。 再比如在《慧命经》的序中柳华阳说过：“禅师语录、和尚语录，乃妄语也。”特别是柳华阳在讲内丹时，本身就是和尚，佛教经义懂的也多，所以佛禅心性学那是信手拈来，这本是好事，说明人家学问深嘛。可是有时候就可能出现随意比附，有曲解或违背佛教原义的情况出现，总之其大胆借鉴的程度比伍守阳更甚，如此一来，难免有些漏洞被善于辩论的佛教界拿来说事儿了。 前面提到过印光大和尚，他就曾经这么说过伍守阳：“你不就是看过两本佛经嘛，怎么就不知天高地最妄自解释佛祖的经义，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蹭点名气，抬高自己的丹道理论罢了。更令人气愤的是，居然敢诬谤我们的神圣佛法，不可宽饶。” 这还不算，印光还直言，你一个炼丹的不好好研究自己的火怎么烧，怎么赚钱去买药就算了，非要掩耳盗铃，拿我们高尚的佛法解释你那些邪术，而且还一知半解，用得文不搭义。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你一个人不懂，搞得大家都跟着当糊涂鬼，你一个人眼睛瞎没关系，会连累一些眼好的人走上邪道，是拉着一帮人往火坑里跳。还有你们那部所谓的《仙佛合宗》，就是一本诋毁佛法的邪书，“鸠毒甘露贮一钵”，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全都是在破坏佛法啊。 伍、柳的仙佛合宗思想不仅受到了佛教界的抗议甚至抨击，学术圈子中也有很多不认同的声音，可以说是是非非一直就没断过。当然了，这些大和尚的反应是有点过激了，措辞也有点过分，好在伍守阳的胸襟还是有的，佛学水平可能比不上那些高僧，但是他这种行为是利于宗教间的相互融合的。双方能够取长补短，就能够共同发展，这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更加符合社会需要，符合当时的现状的。 和佛教闹出来的矛盾纠纷，讲起来还是挺困难的，很多东西如果不从头讲肯定不行，除了上面讲到的那些，还比如打七、六识、禅七等等，类似这些都是被伍、柳用到的佛学术语，道友们真有兴趣可以找找相关的文献，这方面研究的人不少，就不详细讲了。 说到这里，又想起来南怀瑾大师对伍、柳一派的评价。当年什么也不懂，感觉南大师学识渊博，令人高山仰止，所以对他所讲的东西也就深信不疑。印象中南大师是非常认可伍柳仙宗的，对他们的丹法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有不少偏颇的地方，比如他在《禅宗与道家》《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中也讲到过马阴藏相，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书里面也讲过，记不太清了。他常说伍、柳有很多功夫是在生殖方面的器官、精虫、房中术等方面入手的，大约就是类似这种观点吧。其实这么说还是有些误导读者的，会把一门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清修派的内丹学功法误以为是双修派了。之所以这么说，意思是就连南大师这种层次的学者对伍、柳的丹法在理解或解释上都存在偏颇，更何况普通人呢。 瑕不掩瑜，虽然佛教界对伍、柳的内丹理论有所贬低，也有些学者从中找出各种瑕疵加以批驳，但是都不能否定它在内丹学领域的成就和地位。 最后还有个问题说一下，这是历代高道修行过程中避不开的、现实的问题，自然也是伍守阳和柳华阳需要面对的，它就是财、侣、法、地，道家修炼的四大条件。 这四个字前面没有提到过，不过相信道友们都不会陌生。 先说财，很简单就是说的钱财。修道嘛，有钱不一定能够修成金丹大道，但是没有钱是绝对不行的，这没什么好说的。细分的话，财又可以分为内财和外财，外财就是黄白之物，保证修行过程中的衣食住行，问道访友的花费，如此等等。内财是说的资质，身体强健比体弱多病好，年轻的比年老的好，这都是说的内财。 侣，则是指伴侣、道侣，也可以说是一起修行的同伴、同门之类的。对于清修派来说，侣也可以指外护。仙路漫漫，并不是一个人苦修是最合适的，有时候身边有个人当提款机不是更舒服些，当然还可以有保安、保姆、生活助理……。另外，修行过程中，有同门好友相互交流、相互印证，有诸多好处，所以有“三人同志谨防危”的说法。 法，就是指功法、丹法。功法不同就产生了各种门派，南派、中派、少阳、文始等等，这些都是历经了千百年，无数大能的心血结晶。功法对于修道者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在明师的指点，口传心授下才能学到口诀、秘法，才能不走弯路。千年流传下来的功法不是凭一己之力就可以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 最后这个地，就是指的洞天福地。如果能够占据三十六洞天或七十二福地这样的好地方，修炼效果是有很大加成的，意味着修炼的时间会缩短，未来达到的高度会更高。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占据一座洞天，至少要找个条件好些的地方才能专心修炼。有人总结了一下，初期时，有个生气旺盛的地方，有助于补充自身的生气，比如幽静的山庄、园林等地方就可以了。功夫深厚以后，就得寻找灵气充盈之地了，这一般就需要洞天福地才可以了。最后，达到阳神出窍的境界后，就得寻找更为特殊的地方了，或凶煞之地、或者极寒极热之地，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修炼。 这四个字的先后顺序并不固定，不过一般还是会把财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有了钱，才有条件追求另外三个嘛。 第六十章 三一教教主 上 福建莆田是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素有“文献之邦，海滨邹鲁”的美誉，那里有着很多传说和故事，最着名的应该就是海神妈祖了。不过下面要讲的不是妈祖，而是这里的一个本土教派——三一教的创始人林兆恩。林兆恩的名气虽然不如妈祖，但也是一个门人弟子也逾千万大教创始人，至今在福建及东南亚等地方还有他的信徒。 如此牛的一位教主，是怎么创下如此庞大事业的呢？ 姓名：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子谷子、心隐子…… 籍贯：福建莆田赤柱 出生时间：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 去世时间：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主要贡献：开创三一教 主要着作：《林子三教正宗统论》《三一教主夏午尼经》《林子年谱》《林子本行实录》 林兆恩出身不错，家庭成分很高，祖上在唐朝天宝年间曾经出过九位刺史，所以为林家赚了一个“九牧林家”的美称，林兆恩就是长房端州刺史林苇这一支。林兆恩的七世祖林洪、祖父林富、叔叔林万潮、大哥林兆均都是进士出身。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林富，一位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进士，这没什么好说的，重点是他曾经因为得罪了刘瑾被关进了大狱，结果碰巧和王阳明成了狱友。 您想啊，在狱里除了聊天也没别的事儿可做，王阳明的学问自然不必多说，林富进士出身，那也是有真学问，这二位除了睡觉就是聊天，而且都是高深的学术问题，时间长了，二人就成了好友。在和王阳明交往过程中，林富受到了阳明心学的影响，后来又和何心隐、罗洪先这些阳明学派的人交往密切。林富致仕回家以后，在家乡教些心学内容，时间长了对儿孙的影响，特别是对林兆恩的影响非常大。 林兆恩的老爹林万仞学习不是太好，只恩荫了一个太学生，但是因为出身好，所以娶了知州李孚先家的千金。林兆恩从小就极为聪明，4岁的时候，王阳明来他家，对他爷爷说：“这个小家伙丰姿卓异，将来必成大器，但却不是走科举的路。” 林兆恩不但聪明，而且心地极善，这也是他一生的品格，也是他成就三一教的重要原因。据乡亲们说，林兆恩13岁以后，每次出门都要带上不少零钱，见到谁家揭不开锅了就送点钱，谁家看病抓不起药了也送点，大家都说他心地善良。有一天他母亲问他为什么喜欢这么做，林兆恩的回答却有点出人意料：“捐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事实证明，林兆恩说的这些话绝对不是随口而说的。 林兆恩的学业开始非常顺利，16岁就作了一篇《博士家言》，读过的人莫不点赞，18岁考秀才时，督学潘潢看了他的试卷后，定为优等，给了“见理之文”四字评语。按这个势头，林兆恩应该一路顺风，皇门唱榜才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以后的考场中却连连失利，直到三十岁左右第四次举业失败，加之父亲刚刚病故，于是便息了再试之心，发了个朋友圈告之亲朋以后不再参加高考了，我要“锐心学道”。 为什么会生出学道之心呢，这也并非一时意气，因为林兆恩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儒家的学问比较零碎，佛、道的学问也各有偏颇，总之是都有缺陷和不足。另一方面，他发现三教的后人都学歪了，基本上都背离了孔子、老子和释迦的本意，所谓“道旨不明，正宗丢失，千古至道后继无人”，怎么能不令人着急啊。于是林兆恩便有了一种想要明经定旨，恢复古圣先贤学问的冲动，当然了，他也知道自己的水平有限，于是就边学习边思考，同时四处寻找高人，希望能够完成自己的宏愿。 林兆恩找上的第一个人是老朋友卓晚春，职业为道士，号上阳子。这是一位奇人，从小就有小仙的外号，不过有些不修边幅，脸不洗，头不梳，道法水平先不说，反正医术特别高，这在古代可是受人尊敬的一等一的技能。林兆恩如果想详细研究道家的东西，找这个业内的朋友是最合适的。 文献中关于这二人的交往记载不多，二人经常在一起谈玄论道，依着卓晚春这种不修边幅的脾气，林兆恩和他整天厮混在一起也不可能太讲究，于是被无聊的乡人们送了一个“卓狂林颠”的外号。传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卓晚春把道家秘法“九转还丹”传给了林兆恩，并且成功地助其顿悟入道。 一晃数年，直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卓晚春辞别林兆恩外出云游，从此不知所踪。有学者专门研究过卓晚春，不过因为史料较少，至今还是个神秘级的人物，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的道家思想对林兆恩的影响相当深。林兆恩的三传弟子董史曾经说过：林兆恩的“金丹之启自上阳”，他的《九序心法》前五序所讲的内丹理论很可能就是从卓晚春那里学到的，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大体上能够推断出来卓晚春应该是南宗清修一脉的传人。当然了，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证据，不过离事实也不远，因为卓晚春在三一教中地位是极高的，也是以神明的存在配祀林兆恩的。如果有道友去福建可以去三一教堂（祠）里看看，正殿一般都会供奉着三个人，中间是林兆恩，左边是卓晚春，右边是张三丰。 和卓晚春相处的十多年里如果说只学了些道术应该不太可能，从后期林光恩表现出来的医术看，不排除也是得了卓晚春的真传，当然了，这只能是猜测。林兆恩平时经常出手帮乡邻看看病，这不但是出于济世救人的情怀，还对他理解心目中一直想参悟的三教理论有所帮助。 在长期的理论加实践的参悟过程中，林兆恩逐渐建立起来一个整体的认识：儒家的执中，实际上就是道家的守中，也是佛家的空中，儒家的一贯，就是道家的得一，也是佛家的皈一，所以，三教还是有很多一致的地方的，自己的研究思路应该从返本还原转向三教归一上面来，就这样，他开始了三教合一的深入思考。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既然要归一，这个“一”是什么，要归到哪里？佛、道还是儒？嘉靖三十年（1551年）林兆恩35岁了，他有了最终结论：“道释归儒，儒归孔子”，也就是说他把这个“一”定位到了孔的身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并不奇怪，从小就生长在儒教思想统治的环境中，又参加了十几年科考，研究儒家经义也不是不过脑子的，潜意识里林兆恩也会想着把佛、道纳入儒家体系中来。 确定了研究方向以后，林兆恩便开始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合三教于儒学的探索，并且在东山樵舍开馆授徒，同样是走理论结合实践的路子。一般来说，学术界就是以这一年为准，认为是林兆恩开始了创教的生涯。 几年以后，林兆恩自称又遇到一位明师，具体是谁没说，但是得传了艮背、行庭的固心秘法，这使他的三教合一之路有了完善的理论基础。 说到艮背了，这里先解释一下。 后面会单独讲林兆恩的《九序心法》，其中对艮背也有解释。艮背一词来自易经，“艮其背不获其身……”。道友们都知道，易经的解释千百种，艮其背的解释也不少，一般来说，艮的本义是止，不相交通的意思。背可以说是后背，也可以说是相背。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后背，背过身去也就看不到后面的东西，什么意思呢？有句俗话是眼不见为净，看不见了也就对心境没影响了，这大约就是背在这里的意思。讲《九序心法》时再分析艮背，这里道友们先知道大致的意思就可以了。 熟悉明朝历史的道友应该知道，福建沿海并不安宁，倭寇、瘟疫横行，饿殍遍地是很准确的描写。所以，林兆恩的日子并不是教书、行医、看书、做学问那么悠闲，眼看官场腐败，盘剥百姓，任由倭寇劫掠，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林兆恩毅然散尽家资，带领弟子们“毁家纾难”，用自己的力量救护乡亲。 林兆恩的义举不但门人弟子们响应，四邻八乡的民众也都参与进来，其中就有他长期用艮背法行医收获的尊敬有关系。有卓晚春的传授，又有了自己的艮背法的改进，传说林兆恩的医术非常高明，而且又有众多门人弟子的协助，从此林氏教团在福建的声望越来越高，同时他本人也渐渐地被当地人神化，越来越多的人家里把他摆在了神位，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黄宗羲说过：“兆恩以艮背法为人治病，行之多验，又别有奇术能济人于危急之时，故从之者愈众。” 第六十一章 三一教教主 下 三一教中有一个弟子叫杨质斋，嘉靖四十三年的时候他没事在福州城里溜达，偶遇了一位仙风道骨的道人。道人得知他的身份以后，便给了他一本秘籍，说是你们教主修炼遇到了瓶颈，这本书可以助他功力更进一步，让他务必亲手交给林兆恩。杨质斋请问道人法号，道人只是摇头，转眼消失了。事后林兆恩收到这本秘籍，闭关修炼一番后修成了紫金大丹，当弟子们一起摆酒庆祝时，有人问那位道人是谁，这么高的本领，林兆恩离席站在厅中，面向北方遥遥一揖，然后正色对众人说：“开始为师也不知道是哪位真人助我破关，待金丹大成时才明白，我修的是吕祖的仙法，吕祖于我可谓半师啊。” 无论这件事是真是假，并不妨碍从此三一教和吕洞宾拉上关系了。不久，又有一位邋遢道人来访，二人相谈玄秘，使林兆恩的内丹功法最终大成。临别前，林兆恩知道了这位邋遢道人正好是自己一直仰慕的张三丰。 关于林兆恩和吕洞宾、张三丰搭上线的说法，其实更多的应该是教内的广告策划行为，无非就是提升林兆恩和他的教团地位，更多地吸收门人加入，增加在民间的人气罢了。 从林兆恩开始开馆授徒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或隆庆元年（1567年）以前是三一教的创业期，林兆恩的活动范围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主要是在莆田和仙游两个县里面。以后，林兆恩的眼界变宽了，不再局限在家乡这一亩三分地了，彻底放弃了儒士的身份，走出了家门，足迹遍及了江西、江苏、广东、浙江。此时，他自己也认可了教主的身份，一路走一路传教收徒，传播教义，希望让更多的人接受他的思想。对于门人，他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是诚心入教，无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大门都对你敞开，颇有封神中截教的有教无类的真髓。从此，三一教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信徒规模很快就达到了千万计，随之而来的是三一教的性质有了变化，越来越像宗教了。从林兆恩处传教到他去世这段时期，学术界称为三一教的第一次嬗变期。有第一次自然就应该有第二次，道友们往下看。 说林兆恩或者三一教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有一个细节可以需要说一说。从嘉靖四十四年开始，三一教开始改称“夏教”了，因为林兆恩有一个号叫做龙江，所以又叫“龙江夏教”。 为什么非要带这个夏字呢，前面解释过，夏字在三一教中是有着至高含义的，三一教宣称“大道总归一夏，真空遍满三千”。当然了，这里所说的真空并不是说三一教和白莲教有什么牵扯。夏字的来源，据说是“教主着夏语，时方脱稿，尚未标明，静坐恍见签上标夏语二字，遂名之书中，言夏自此始。”后来林兆恩多次对这个夏字的本质和内涵加以分析：“夏者，大也，午者，正也”。寓意非常美好，夏天是一年中至阳的季节，当然也是最热的时候，夏教就如夏天一样，至大至中，所以，这里面充满了教众对三一教坚定的信仰，就如同信仰夏天的太阳一样坚定。 一个夏字被三一教搞出来这么多文章，赋予了玄之又玄的、至高无尚的地位，要说三一教不像宗教团体谁会相信呢。 林兆恩外出这段时间大家再想找到他就很难了，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时候又没有电话。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反而进一步增强了他的神秘感，于是，在一众门人弟子的刻意为之下，林兆恩被无限神化。到隆庆六年，林兆恩便被彻底神化了，“人人肖像以祀”，而且在当地的地位已经不比妈祖差多少了，相应的教团的也得到了空前扩张。 三一教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速，规模如此大，除了有林兆恩个人的人格魅力、弟子们的炒作有关系以外，其实还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有一定的关系。 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困苦是宗教传播的最佳时机。晚明的情况道友们都清楚，当时有嘉靖、严嵩在上面胡折腾，地方官更是玩命刮地皮，倭寇还时不时地还会来福建沿海抢掠，百姓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就可想而知了。 与谈倭色变的巡抚阮鹗、总兵刘显形成鲜明的对比，林兆恩在抗倭方面的表现却是相当出色。当时戚继光就是在福建抗倭嘛，林兆恩不但出钱出人大力支援，还多次亲自带领门人弟子们战斗在前线。为了防止疫病流行，林兆恩战后又带领弟子们及时处理死尸，有时候二千多、三千多，更多的时候达五千多，一万一千多具，几十、几百具的时候简直都无法计算。这些伤亡绝大多数还是当地的百姓，那些年倭寇动辄万人规模，甚至敢围着县城打，以戚继光的能力，能把倭寇打败，杀几百人就算是大捷了。当然了，如兴化之战那种一次杀敌五千的大胜仗也有。 可以想象得出来，当时的百姓是生活在什么样的黑暗之中的。林兆恩尽散家财，修桥补路、赈灾治病，给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提供钱、粮，收留孤寡老幼，真的是“舍家纾难”，他的所作所为比地方官强出了八条街，所以他在民间声望越来越高，追随他、信仰他的人怎么可能少？ 对了，有着多年抗倭经验的林兆恩还写过一篇《防倭管见》的论文，对于如何抵抗倭寇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可惜当时的混蛋政府怎么可能有人关心这件事。 后来，林兆恩出资修了一座戚继光祠，同时作了一篇《南塘戚公画像文》，以表达自己对这位抗倭英雄的敬意。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戚继光专程到福州拜访林兆恩，二人相谈甚欢。林兆恩给戚继光讲了一番他的教义，他的理想的社会，以及他正在做的事情之后，令心情郁结的戚继光心情开朗，临行前说：“我受先生之教，不觉病之去体。” 所以说，林兆恩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战斗在抗倭一线，致力于造福当地人民，他的言行就是他的三教合一理论的坚实地基础，也是三一教吸引众人加入的核心动力。 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外游历的林兆恩终于回到了莆田，此时他的地位已经被烘托得神明无异了。既然大势已成，两年以后，他便在弟子们的拥护下顺势成为三一教第一任教主。 三一教不是要合三为一嘛，如今教主正式上班了，各级班子也搭建起来了，是时候起一个配得上身份的名字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时，68岁的林兆恩被一众门人尊为夏午尼氏。这里用的“尼”字是很有门道的，三一教解释说孔子字仲尼，老子字清尼，释迦字牟尼，这三位圣人都是尼字辈的，作为合三教而一的圣人，林教主的名字中当然也不能少了这个“尼”字啊，这样就和三教圣人真正齐名了。从此以后天下就有了四个头衔，孔子是“儒仲尼氏执中一贯圣教度世大宗师”，老子是“道清尼氏守中得一玄教度世大宗师”，释迦是“释牟尼氏空中归一禅教度世大宗师”，林兆恩则是“夏午尼氏道统中一三教度世大宗师＂。 在三一教的门人看来，以后就不再有什么儒、释、道了，而是儒、释、道合一而夏了。按道理说我们的林教主的地位应该是在三教圣人之上的，不过儒家讲究谦虚，所以林教主就勉为其难与三教圣人平辈论交吧。 林教主享受教主的日子就不再多讲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十四早晨，林兆恩因病过世，寿82岁，葬在了华亭乡后角村三一教石门祠右侧山坡上。 林兆恩留下的文字不少，有学者统计过至少有45种，彻底佚失的有19种，国外有14种，而国内仅存9种。这些作品经门人弟子加以整理结集，主要有卢文辉编撰为《林子三教正宗统论》《三一教主夏午尼经》，林兆珂编的《林子年谱》，再传门徒董史编的《林子本行实录》。 《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又称为《林子全集》，按易经中的元、享、利、贞四字分为四部，分别包括了儒家的《四书正义》，道家的《道德经释略》《常清静经》，佛家的《金刚经概说》《心经释略》《坛经讯释》，其他还有一些历史、礼制、政治、文学等方面的东西，“尽皆衍三教合一之旨，心身性命之说”，可以说是三一教最重要的一部典籍。 第六十二章 三一教的二次嬗变 林教主去世以后，三一教大体上分了两个发展方向：学术派和民间宗教派。 学术团体的领头人是他的堂弟林兆珂。这位曾经出过仕，是个正统的儒家，所以从他的角度看，或者从他的心底更愿意自己的这个堂兄兼导师本质上还是一个儒学理论家，搞出来的这个组织本质上和泰州学派、姚江学派是一样的。在他主持出版的《林子年谱》中就没有讲三一教的那些神化、宗教化的玄玄乎乎的东西，而是力图还原一个纯儒学的林兆恩出来。比如从书中对林兆恩的称呼就可以看出一二来，称过先生，叫过吾师，但是却没有用教主、夏午尼氏这类称呼。 可惜这个走纯学术路子的分支没有传承多久，很快就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了，到清初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人能记得它的存在了。其中的原因就不分析了，学术团体嘛，能有什么前途和潜力，估计道友们都清楚。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宗教团体这一支发展得就相当好了，并且有三个分支： 一支是林兆恩的亲传弟子陈标、王兴主导的，地盘主要在福州、徽州、南京一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多久也消失了。 二是以林兆恩的亲传弟子张洪都为首的，带领一部分门人北上到北京发展事业。张洪都为三一教也是尽心竭力，倾其所有，家财、精力全都投到了发展教团事业上，可惜成绩一般。他的这一支还有一个叫真懒的人，是林兆恩老年时家里的佣人，也是教徒。有一次他在南京看到张洪都早年在那里修建的一座三一教堂，因为没有人主持荒败得都能拍聊斋了，于是决定亲自主持，并在南京成立了金陵一堂，希望能够为三一教的事业发展做点贡献。 真懒的能力也有限，否则也不会是佣人出身了，所以他们这一支发展的时间不长，到清初也基本结束了。值得一提的是，真懒曾经主持刻印过《林子全集》，现存的崇祯版就是他那时候刻印的。 第三个分支的领导人是卢文辉，这一支是三一教的正统、正宗、正根，因为他是林兆恩指定的接班人，教内称林兆恩为林子，称卢文辉则为卢子。 据说当年林兆恩就非常看好卢文辉，有意传其衣钵，为了增加卢文辉的声势，还专门为他设计了出场方式。为了早日为本教百年大计找到传人，林教主斋戒了七天，早晚祷祝不停，结果第七天早上天降神谕，称未来有一个姓卢的人会来找他，他就是你的接班人。 几年以后，果然有一个叫卢文辉的人来找林兆恩，求他出手为一个朋友治病，二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确立了师徒关系。不久，林兆恩在教内宣布，这就是我的接班人，是几年前天定的。 无论这件事是真是假，林兆恩在世时，教内就以“大宗”称呼卢文辉了，包括后来被称为卢子，其实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卢文辉的能力是相当强的，否则不可能得到林兆恩的认可，更不会得到教内弟子们的认可。 事实证明林兆恩的识人能力很强，卢文辉各方面的表现都相当优秀，能力确实也非常强，在他的领导下，三一教发展甚至超过了林兆恩在世的时候。 首先，卢文辉加强了企业文化建设，组织人手先后编写了三一教的年谱、传记、实录、行状等，先后完成了《林子本行实录》《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夏午真经》、《夏午真经纂要》《夏午经训》的编写，还有一些科仪方面的作品。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对林兆恩，包括《九序心法》在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包装、神化，并经过嫡传陈衷瑜，再传董史三代人的努力，把林兆恩彻底变成了一个超神度鬼、解冤释结、书符驱魔、法力无边的神人，《九序心法》也成了一部可以“不药而愈诸病”的神书。 前面讲过，林兆恩是否定神仙佛祖之类的超自然存在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天堂、地狱之类的也都是骗人的，但是这些又是一个教团收获民众信仰必备的因素，没有这些，就没有群众基础。当然了，林兆恩在世的时候，凭借他几十年的人格魅力，三一教是可以很好地发展下去的，但是，卢文辉他们有什么？正因为如此，卢文辉他们才更重视加强三一教的宗教化，所以历经三代教主的改造，三一教不但有了天堂地狱，也有了业报轮回、羽化飞升，也可以长生不死，同时符箓、禁咒、占卜等职业也都有人担负起来。比如当时教内就开发出来“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符、“净心神咒”、“净身神咒”、“安土地神咒”、“祝香咒”等等，把道教的符箓事业很是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其实更重要的是，宗教性质的三一教更容易吸收百姓的信仰。 其次，卢文辉在教内推行“明训”，要求从上到下必须严格遵守，其实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学生守则，总共有九条：一、以三纲五常为日用；二、以入孝出悌为实履；三、以士农工商为常业；四、明义利之辨；五、戒饮过量之酒；六、戒斗气之勇；七、戒淫邪之行；八、日搜己过，痛自忏悔；九、每日素餐一顿。 从这九条行为准则不难看出，三一教的世俗性是越来越强，普通百姓都要以理解、认可，而且还不影响教内的成员出去打工赚钱，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天伦之乐，还可以修圣成真，真的是天上掉的馅饼，虽然多了些限制，但是相比成仙来说绝对是物超所值。另外，假如道友们是统治阶级，看到有这样明训的团体也不会刻意打击吧？ 教祠中的林兆恩的神像设计也是卢文辉重点关注的，为此他专门请了经验丰富的设计师，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后确定了林兆恩的形象：头上是三纲巾，脚穿的是五常履，身穿三纲五常衣，两手拱出一个太极，这个形象是绝大多数教祠中的标准。此外，还为规模较大的教祠设计了三身合一像，就是给林兆恩的肩膀上安了三个头，中间的代表儒，左侧头戴道冠，右侧头戴僧帽，明显的一身兼三教。 卢文辉的工作其他还包括引入了道教的建醮仪式，吸收了一些道教的神仙，大约有六十多位，总之，经过他改造后的三一教更像道教了。 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就评价三一教说：“其说乃系道教七八分，佛教二三分，而以儒教饰其表而”，不得不说，这里面做的贡献最大的就是卢文辉。 卢文辉的师兄弟中除了上面讲的张洪都以外，林至敬和朱逢时的表现也非常不错，都写了不少书。在三一教的教祠里面，一般都会把这兄弟四人安排在林兆恩的身后陪祀，如果堂祠规模比较大，这四位则在厅前左右两侧相向而立。 卢文辉死后，由他生前指定的陈衷瑜接任第三代教主。据说陈衷瑜的父母都是林兆恩的弟子，一直没孩子，便问师傅能不能发个功，让他们生个孩子。林兆恩丢过来一部《正宗遗书》过来说，回去念，好好念。二人对师傅的话当然深信不疑，便日日诵读，结果还真怀上了。 陈衷瑜对三一教的改造也做了大量工作，经他组织，教内开始重视研究如何把道教仪轨、斋法和佛教戒律吸收进三一教中，也就是说从他这一代开始，三一教才算是具有了完整的宗教信仰的形态，所以他也被称为“明道开教继承中一三教再传大宗师”。 以上就是学术界视为的三一教的二次嬗变期。 三一教的发展应该说非常成功，后人总结了四条经验：一是林兆恩的个人魅力值很高；二是三一教在抗击倭寇、治病以及赈济灾民方面深得民心；三是历经两次嬗变，选择了宗教化的正确方向；最后一点就是世俗化，因为教内是鼓励结婚生育，提倡教众在家修行，可以从事各行各业，显然不会和统治阶级产生冲突，更利于在民间的传播。 即便三一教很重视世俗化了，但是发展到清代，同样面临着统治阶级的打压，所以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康熙、乾隆年间，三一教一度被禁，所以只能转到了地下悄悄传播。 在地下传播必然会受到沟通、联系不通畅的影响，时间长了，就会在各地出现一个一个的独立发展的分支，不但有祖祠派和三一派等区别，甚至在福建还出现了邪派的苗头，总之就是没有了统一的领导，发展出来的小教团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了。 这种乱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期，莆田出现了陈智达、梁普耀师徒二人，希望重整三一教。他们成立了一个称为悟本派的组织，宣称要弘扬三一教。 后来又有一个叫做刘开怀的人，组织了一批信徒开始改组三一教，重新制定了教规，编写经书，设计本派的仪轨，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力图扩大影响。因为他们的主要活动中心是在莆田函三堂内，所以学术界称他们为函三派。 总之，在历代弟子们的努力下，林兆恩的三一教一直在努力发展，信徒数量一直非常庞大。清末民国时期，三一教随着外出的华人远播到了海外，不仅在东南亚，欧美也有传播。 现在，福建还有大量三一教的教堂和教徒，有人统计过，仅莆田市就有1285座教堂，信徒八万多。海外，主要是东南亚一带三一教也非常兴盛，马来西亚、新加坡有数万教徒，教堂都超过一千多，仅吉隆坡就有120座，这些都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的纽带。 每年农历七月十六是林教主的诞辰日，莆田各地村民还会组织一些纪念活动，海外也有大量香客专程赶回来参加朝拜，林兆恩的影响力可以说仅次于湄州妈祖了。 最后，有一本关于林兆恩和三一教的小说和道友们说一下。在林兆恩去世的前后，江湖上就流传了这本小说，名字是《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不过林兆恩不是书中的主角，只在开头、中间和结尾提到过三次，但是小说总体上是以三一教为背景，以林兆恩为灵魂的，宣扬的也是三一教，把、人性、世故融为一体，抨击和讽刺了社会的现状，对于研究三一教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的。 以前，如果想找这部书看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某些原因，这部书曾受到焚毁，所以在国内几乎绝迹了。所幸在日本天理图书馆有一部万历年间的白门万卷楼刊本，直到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整理出版《古本小说集成》的时候，把日本这套书影印过来，唯一缺憾的是第二十回和二十五回各少了半页，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来翻一翻。 第六十三章 姓儒还是姓道 说实话，现在学术界对林兆恩和三一教的性质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这位一会宗师一会又教主的，到底是儒士还是道士，让人分辨起来确实有点难度。至于他开创的三一教，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学术团体吧？门人、百姓们都在家里上香供奉了，说不是宗教团体自己都不相信吧。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但教外的人弄不清楚，就连教内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上面讲到的林兆珂，他从安庆太守任上退休以后就开始编写《林子年谱》，里面就把林兆恩和三一教定性为儒学正宗、心学圣统，很明确地表示林兆恩就是一位成就非凡的大儒。相信林兆恩坐上教主宝座之前应该也是胸怀这样的理想吧，不过当上教主以后是怎么想的就不好说了。 另外就是卢文辉，包括二传弟子陈衷瑜等，他们这一支，嗯，正统的一支，种种行为表现得俨然就是宗教才有的。他们认为林兆恩教主绝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圣人，甚至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一种说法称林兆恩是弥勒的化身。 卢文辉还曾经作过一首谶纬诗，在三一教中广泛流传： 道脉相传自有真， 东山乌石现麒麟。 混元五百三龙会， 孔老释迦合一身。 有人解读分析这首诗，意思是说500年后，正好是林兆恩诞辰500周年，大概算了一下，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会有三龙聚会的大事发生，林兆恩则会挟大势回归，不但真正成就圣人之位，三教也会真正实现合一的壮举。 2017年已经过去了，道友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一年发生过什么大事，十九大胜利召开、朴槿惠下台、《人民的名义》霸榜、佛系成为热词……似乎没有什么和林兆恩回归现实并且一统江湖有关系，看来这个教主就算回归了，估计也没有造成多大的轰动吧。 总之，无论三一教是一个民间的学术团体，还是一个宗教组织，或者说就是一个道教教派，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道友们支持哪个阵营就自己选边站队吧。 下面主要讲一讲三一教的儒、道方面的东西。 三一教是本着佛、道、儒三教合一而归儒，儒再归孔子，所谓的“归儒宗孔”，显然，林兆恩的思想体系还是以儒家为主的。 林兆恩认为孔子的学问也是心学，三教归儒也是要宗孔子之心。因为三教研究的都是心身性命之学，孔子研究心性，尽心知性，黄帝老子研究心性，性命双修，释迦牟尼也研究心性，明心了性，心、性、命是一样的，贯一、得一、归一，天下的学问不就是相同的了吗？ 就是说，在三一教的认知中，三教不但在理论方面可以达成一致，在立身处世上也是相同的，无非是内外双修罢了。内为心性，外为人伦，都要内外兼修，从古到今哪有什么不同？ 林兆恩受王阳明的心学影响很深，对朱熹的思想同样也吸收了很多，他认为自己的心是虚的，因为虚才可以明，才不会被外物蒙蔽，类似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心明了，就可以很自然得恢复本体，就是达到虚明的状态。当然了，具体怎么才能达到虚明的状态就不展开讲了，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出来，就是林兆恩对朱熹的思想总体上还是批判得多一些。比如林兆恩曾经注解过四书，其中有《大学正义》，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他对朱熹的明德、格物是不怎么赞成的，仅对持敬有所继承，而且还通过持敬进一步发展了格物和主敬，从而形成了三一教的一套主敬存心的修养方法。 当然了，全面看林兆恩的理论体系，应该说里面属于王阳明心学范畴的要多一些。原来大家讲三教合一，没有抓住重点，没有解决三教存在很多差别的问题，所以没有真正打破三教间的壁垒和隔阂。当年王阳明用致良知去区分儒、释、道三教，所以在他的眼里三教本来就没什么差别，或者说三教本来就是些细枝末节有点不同。林兆恩的家庭是阳明心学的拥趸，在三教关系的判别上甚至比王阳明更进了一步。如果三教真正合一，就需要从内到外彻底消除这些隔阂才行。 三一教是以“心身性命之学”为基础的，以儒家的纲常礼教立本，以道教的修身炼性入门，以佛教的虚空本体为极则，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一体化为立身标准，以归儒尊孔为宗旨的，所以说三一教实质上就是三教归在一个心字上，这就是三一教的思想体系。 当然了，如果展开讲的话，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道友们清楚这一点就可以了。其实这也很正常，王阳明的心学取代程朱理学，是有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背景的，被生活在那个时代，而且还是长期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林兆恩所接受并一点也不奇怪。 这里的关键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心性就是伦常，伦常也就是心性，换言之就是心性的内容就是伦常，所以教导人必须遵守三纲五常，为的是救世，缓解社会矛盾。早年，应该说是森兆恩一生都在致力于宣扬三纲五常，而且还曾经自号三纲先生。当然，林兆恩的号比较多了，特别是晚年还自号混虚氏、无始氏，显然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有自信了。 林兆恩说，现在的儒家支离，道家沉迷在炼精化气那套，佛教只看重空、忘，是三教有问题吗？并不是，而是三教的后人出了问题，没有理解圣人们的本意。“非三教也者，非以非三教也，以非三教之流者也”，三教的道是相同的，无非就是追求本心本性，恢复本来纯净无垢的心性。三教的圣人所传下来的道，也都是为了让后人能够发现本心，明白本自圆成、自然清净的道理。“教本于道，道本于性，余于是而知能性吾之性以为性，则孔、老、释之道可得而道。” 还是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上，之所以后人对三一教的定位有分歧，主要是林兆恩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将三教统一在德性伦理上，以全善之德为人性的内在规范涤炼自心，认为这就是儒家立本，道教入门，佛教极则的功夫，而三者又是以立本，即人道为前提的。下面要讲三一教的重要典籍《九序心法》，同样体现了入门必须先要学怎么做人，三纲五常是最低标准吧，所以，林兆恩还是偏重于儒家的。 三教合一一直在讲，从唐代以前道教主张三教同源，但是大家都是喊喊口号，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严谨的课题去专心做，也没有人踏下心来把这套理论研究透了。林教主说了，三一教就是以儒家的人伦纲常，对，就是统治阶级喜欢的这个作为了立教的成人之本，道教的那些法术、功法等等就是修身养性之本，仔细体会感悟佛教的空就是证得大道之本，三者都是根本，缺一不可。 由于三一教这种三教合一的原因，他的科仪、信仰、修炼等都具有道教的特性，不过一直有学者提出三一教还只能算是民间信仰，还谈不上是道教。 林兆恩认为三教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表现不同罢了，“统而同之，合而一之”，三教“同归于无名，返于无始”，所以三一教才能够同时传三教的道统，成立了“三教先生”教团，由此才被传统儒家所排斥。 比如黄宗羲就很瞧不起地说林兆恩搞的那套东西本来就是和尚、道士的东西，却怕别人说他，便用儒学加以包装，最终却弄成了非驴非马，外国人称为骡子，可悲啊。 另外，林兆恩这套东西有宗教的性质，但是也不被一些道门人士接受，甚至给了一个“邪”字。 再次证明了不明确站队的骑墙派是两头不讨好的。 上一章提及了，林兆恩在世时是比较反感道教那些玄之又玄的东西的，之所以三一教越来越像道教了，主要还是因为弟子们的功劳。也就是说，林兆恩对于道教是有着很多不认可，甚至否定的地方的。林兆恩常给门下弟子们讲过自己的过往历史，曾经讲过他第四次省试失败后，想改学道教，练练那着名的性命学，并且花了十几年遍访名师，可惜一无所获。 三一教嘛，自然对三教都有很精深地研究才可以。在林兆恩看来，黄老是道家的根本，是本源，其他的则全是异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古至今，如果是建立在黄老之学上的道派、理论、思想都没问题，其他的都是欺世盗名。 在林兆恩看来，除了黄老以外，后世可以勉强是研究真正道教学问的最有名的首推庄子，再往后魏伯阳、钟离权、许旌阳、司马承祯、吕洞宾、白玉蟾、张三丰等等吧，这些位还算可以，没有走上邪路，多少还研究了些黄老的学问，研究的是真正的道教学问。除了庄子以外，林兆恩最赞赏的是许旌阳，因为他开创的是净明道。净明道前面讲过了，这是一个更加倡导忠孝思想的教派，而从这方面切入，把儒和道联系起来非常中顺滑、自然。 这么看来，道教在林教主心目中还是有些位置的，不过两千年下来能入他的法眼的高道也没过两手之数。 除此之外，林兆恩对道教发展出来的各大门派、流派也表示了否定。他说，道教可以说是一分三支，就是清净、彼家和炉火。注意，这并不是他在创新，实际上清净就是指的清修派、彼家指的双修派、而炉火自然就是炼外丹的那伙人了。清净派自然是好的，可以代表黄老一脉正统。而另两家就不怎么样了，特别是阴阳双修，简直就是打着修炼内丹的幌子行淫秽之事。当然了，那些玩火炼丹的也不咋滴，无非就是为了骗钱罢了，更可气的是还毒死了那么多人。 之所以对道教有这么多偏见，其实和林兆恩生活的时代有着重要关系。早年，正好是嘉靖皇帝统治时期，前面也重点讲过那段时期的道教，还讲过邵元节和陶仲文，那是一个从全国最大的boss到民间百姓都疯狂迷信道教的时代，莆田怎么可能不受影响？能够在那个时代冷眼看世界的人并不少，林兆恩绝对是其中之一。 简单归纳一下，林兆恩对道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意见： 首先，道教那种出世的思想要不得，绝对要不得，因为这是完全违背了儒家的入世思想，也不是统治阶级喜欢看到的。“抛世然后可以学道”，跑到深山老林里自己修仙去了，谁种地？谁交粮上税？都不给皇帝生孩子了，国家怎么办？这种没有社会责任心的避世思想是不能有的。 其次，道教那一套修仙、长生、神怪之类的东西太迷信了，谁见过长生不老的，谁见过有人能飞天遁地？儒家倡导的宿命论，命由天定，你们这些道士非要逆天而行，超越天命，那怎么可能。想想你们老祖黄帝、老子，一个活了111岁，一个活了九十多岁，他们都不能长生，你瞎吹什么呢？当然了，道教有些养生的学问还是有点用的。 还有就是人伦问题，道士们抛家弃子，跑进道观里清修去了，这完全是挑战三纲五常嘛。还是拿黄帝举例子，据历史记载，黄帝有四个老婆，生了25个儿子，老子也同样有儿子，还是魏国的相爷。你们道教的老祖都遵守人伦大道，你们这样做怎么算是真正的道士呢？“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道则莫大于三纲”，道家不是讲阴阳平衡吗，为什么行动起来就不讲究了呢？由三纲来统摄仙道，这样才是正确姿势。 最后一点是道家所谓的“顺成人，逆成仙”更是胡说，特别是陈抟搞出来那个无极图以后，各种行功运气的功法层出不穷，岂不知老子的“道法自然”，气要遵循自然规律，你想逆着来就逆着来，是老祖教的吗？当然了，除此以外，林兆恩对陈抟的思想还是很推崇的。 个人感觉，非要明确林兆恩和三一教是儒还是道，得把他生前和死后分开来看，这样应该就比较容易一些了。 第六十四章 九序心法 上 上面讲过，林兆恩创教的初衷是三教归儒，为什么呢，主要是他发现佛、道二教的问题较儒学问题更大一些，比如“道氏者流只求炼丹，轻视明伦嗣续；释氏者流只知顽空枯坐，不求导引阶梯”。当然儒家的问题也不小，既然三教都存在着不足，那么以问题最少的儒家为基础加以改造、完善显然是最符合情理的了，所以他希望以彼家之长补儒家之短，这就是他的初心，这一思想同样表现在他的《九序心法》中。 先学会明伦处世，再修身炼性，最终明心见性，这是建立在三教归儒基础上的最正确的修行姿势，而这也是林兆恩创作《九序心法》的目的。 其实林兆恩有这样的思想并非个例，前面刚刚讲完的伍、柳同样一直在想办法向儒家表达善意。儒家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士们出家前接受的也是儒家的教育嘛，从开蒙到科举考试，必须生活在这个被儒家思想统治着的社会，不受儒学影响根本就不可能吧。 在这种背景下，三一教要求先学习三纲五常，学会做人，然后才可以炼性明心，是不是一点也不感觉奇怪了？至于以后能否修成正果，成圣成仙成佛，达到极则之境，然后去拯救地球，不能实现又怎么样，反正先接受了一番儒学的洗脑，所以，看到这部绝世秘籍《九序心法》中还要背四书五经就不会再奇怪了。 三一教的教内秘传，历来是口口相传，心心相授的，所以教外就鲜有人知，但是由于代代相传下来，因人施教，分别授法，循序渐进，所以师傅的水平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每个人的资质不同、理解不同、功夫的进境也不可能相同，于是在给门人弟子们传授功夫的时候自然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地方。经过一代代的传承，特别是进入清代以后逐渐转入地下传播以后，对这部心法的解释就更加多了，甚至出现了上面所说的邪修，所以下面只能大概讲一讲。 林兆恩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综合了三教的很多东西，设计了九层，称为九序心法。道友们都知道，九是极数，也是极阳，意味着这套功夫最终要达到纯阳境界，也和他的夏教配套。 林兆恩说过：“以明伦为立本，以见性为入门，以虚空为极则。”这是九序的总纲。按他的这个总纲，九序可以分成三大境界：立本、入门和极则，每个境界各有三个小境界，修炼的过程就是要一步一步打怪升级，和现代修真小说相似。 下面简单讲一讲每一级的内容，多少会讲一点具体的功法方面的东西，当然丑话先说在前面，只是个人的理解，不保证和林教主的心法一样。 先看立本境界，林教主说过：“立本者，莫先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用解释也知道了，前三序主要是洗脑的，坚定儒家的三纲五常之类的信念。前面讲过，入三一教不用抛家弃子，那样的话就与儒家的思想相背了，只要心里有坚守，什么人都可以入教，在哪都可以修行。 第一序艮背 这一序要多讲一点。首先得先简单解释了一下艮背的意思。 艮背这个词出自易经中艮卦的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第一序艮背，第二序就是行庭，都是源自这句卦辞。 这句卦辞就不解释了，估计道友们都明白，林兆恩把艮背作为整套功法的第一序，入手的功夫， 显然是有自己的理解和目地的。 易经中艮的本义为山为止，林兆恩就是取它的不动如山的意思，用来表示心念不动的静的功夫。只有艮山才能够使人真正脱离对财色的贪欲，当然凡俗界的其他各种诱惑也算。艮山，就是山其心，是要把心练得和山一样稳，心在山林间，保持正念，不被迷所迷，不被惑所惑，而不是说让你人跑到深山老林里，心里却还想着外面的花花世界。 仔细想的话，林兆恩也没有什么创新，这不就是前面讲的坐忘吗，只不过用艮山、艮心、山心解释了一番。 艮背的背字林兆恩是这么理解的，它由北和月组成的，月不管了，只用这个北就行了。北方属水，背就是水，就是后天八卦的坎位。而心属火，是南方的离卦，如果把心火放到北方水中，再用南方的火温养，这就是洗心退藏于密。 比如要想修炼必须先有一个好身体，这和道门前辈的观点是一致的，否则也就没有所谓的筑基功夫了。前面讲过，林兆恩的医术相当高，对传统中医非常推崇，他认为人的健康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心理，要恬淡虚无，二是生理，要经络气血正常。反过来说，如果心病、气逆，身体自然就会生病，所以健康的前提就是“神定而气顺”。 丹经里的心火是指的是念头、心神，心神本是正的，但会受到外邪的影响，要达到内外两忘，就需要用内心的念止外念，忘了外念以后再忘内念，以妄离妄，以幻灭幻，先忘其外，再忘其内，这就是顺序，不能乱。这样的结果，或者说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使内心清净，这就是艮背的功夫，是一种以念止念，以妄离妄，把念头逐于外返于内的静心功夫。 那么怎么神定？答案就是艮背。人受到外界的各种诱惑和刺激，自然就会产生出各种欲望，热血上脑、心跳加快，估计谁都有过体会，这样的结果就是心火炽盛，水火也就失去了平衡，身体自然就会生病了。艮背就以念止念，使你的心火下降，肾水上升，易经里讲水火既济，洗心养心，就消除邪念，重新恢复水火的平衡，身体就没问题了，ok，下面就可以修炼了。 具体怎么行功就不多讲了，这些也没有文字记载。 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九序心法》，说实话，大约是为了尽量和儒家思想联系上，传达三教归儒的思想，林兆恩往道教内丹修炼的那套东西里面掺进了太多东西，所以艮背的功夫搞得又啰嗦又玄忽，程序也过于繁杂。 第二序行庭 上面讲了，行庭也是出自易经，不过与本意就完全不同了，林兆恩的解释是周天。这里的周天和前面内丹理论中的大、小周天有所区别，不过基本的原理是一致的。 “效乾法坤以立极”，这一点和道家传统观念是相同的，就是人体的结构、变化和天地宇宙的结构、变化是一致的，有阴阳、四时、五行等，“四时以序，寒暑以调，而七政不忒矣。心运则百脉流通，水火既济，金木交并，而性命混合矣。”总体上和传统道家、中医的理论是一致的。 三一教的行功方法是秘传的，不过也有一些功法流传了下来，比如意守心脐之间，大概就是在中脘穴的位置，这里就是太极中心。在这里立极，左旋向上达到心脏再右旋向下回丹田，再右转向上，这样左旋右转称为小周天，又称为南北周天。与小周天对应的，还有卯酉周天，又称为东西周天，两个周天在体内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空间循环。 具体行功过程中，小周天功法守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守脐，也可以守病灶位置，然后再按小周天的功法左旋右转，达到练功、治病、强身的功效。 林兆恩的大周天功夫也是一种太极的循环，大致是从尾闾开始左旋，经左八髎、左夹脊、玉枕到顶门，注意，如果此时气息再向下就会通到任脉了，也就是传统的打通任督二脉，神功大进，不过九序中则是右转向下，回玉枕、从右夹脊、右八髎到尾闾，这样循环往复，因为是对应四时变化，所以称为大周天。 小周天也好，大周天也好，实际上都是为了炼药、炼神，体内水火既济，口津不断，虽是初级功夫，养生效果相当不错，主要是为下面的通关打基础。 第三序通关 通关就是要打通关键的穴窍，贯通任督二脉，所以说在修炼功法方面无论林兆恩怎么变化，怎么设计，最终还是要回到任督二脉上面来。前面也讲到过，其实每个穴窍都是一关，都需要打通的，不过相对来说，尾闾、夹脊、玉枕（也有一种说法是泥丸）这三关打通的难度最大，所以有三关的说法。为什么这三关这么难打通呢，因为有大boss守关嘛。谁呢？就是着名的三尸。 这一序的流传出来的功法很多，各经脉都有不同的行功路线，也是通关时要打通的穴窍顺序，具体不展开讲了。总之，完成通关以后，内息不仅走任督二脉，实际上奇经八脉，十二正经全部打通了，此时体内的正气流布，经络疏通，气血调和，百病不生，达到所谓的“形神俱妙”的境界。 为什么前三序是立本呢？因为在修炼过程中，用现在的话说都要洗脑的，心里默念也好、存想也好，或者嘴里反复念诵也好，或者“三教先生”，或者四书五经中的一些经典语句，每天修炼几个小时，年复一年一直念这些东西，就算这些儒家思想不能刻到骨子里，估计随便拉出一个门人来四书五经都可以倒背如流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谁也不敢轻视。 第六十五章 九序心法 下 接下来的三序被林兆恩称为入门功夫，所谓明伦立本，见性入门，为的就是要明心见性。具体的功法有敦仁、采取和凝神气穴。 第四序安土敦仁，以结阴丹 安土敦仁出自易经系辞，“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林教主的学问还是很令人佩服的，把儒家经典无缝和道教的修炼联系了起来，虽然做了一些变化，但又那么自然。比如这里的安土是说五行的中央土，就是上面所讲的心脐之间的那个位置。仁的意思也不同，是指经过前面修炼以后得到的一点灵光。这一序的目的就是要不断使这一点灵光变大变强，最终发生质变，结成阴丹，也就是说，这一步的功夫是否成功了，就看是不是结成了这颗阴丹。 大概的功法是挖个坑，埋点土，浇点水，上点肥……把这点灵光的仁放在土里面，然后用坎水里面的真阳使劲炼补离火中的真阴，就是以坎水济离火，使未既变成既济，就是从水下火上变成水上火下，这样反复锻炼下就结成了阴丹。 林兆恩所说的阴丹前面没有讲到过，实际上就是一团内息，功行如意后，这团内息是不会散到四肢百脉中的，而是可以随神识周流百脉，心、肝、脾、肺、肾五气相通，差不多相当于内丹学中的五气朝元的境界。另外，如果感觉哪里有了病痛，只要引导它在那里转几圈就行了，而且功夫深了以后，甚至可以用它来给别人治病，这就如同武侠小说中的用内力助人。 为什么称为阴丹呢，因为离中的真阴还没有被完全炼化，如果完全炼化了，那就是成就了纯阳之体，所以这一步可以看成是过渡。 第五序采取天地，以收药物 什么是药物，就是阴阳二气，“药物者，先天地祖气，即一阴一阳也”。祖气就是体内的先天之气，是元阳之气。结成阴丹以后，这本就是逆天而行的，所以阴丹不但要时时用取坎填离的功夫，用体内的阴阳二气温养，还要借助天地间的阴阳二气来温养，否则是不足以温养这颗阴丹的。 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如何采呢？大概的功法是先找个条件好的环境，楼上楼下孩子哭大人闹的环境是绝对不行的，最好有山有水，清幽雅静，能有个洞天福地是最好的，这就是前面讲到过的财法侣地的范畴。接着在子、午时开始入定，因为子时一阳来复，午时一阴来姤，此时身不动，意不动，然后意采天地阴阳二气，事半功倍。 经过这一序的内外温养，做好了结阳丹的准备。 第六序凝神气穴，以媾阳丹 这里所凝的神，就是这颗阴丹，实际上就是内丹学里面的药物。神不能受干扰，所以需要藏起来，藏在哪呢？地方就是气穴，具体位置是在两肾之间，所以有“金丹大道，借肾为发生之地”的说法。这一序要求收视返听，静心澄虑，神气互融、性情成片而结成阳丹。 最后三序统称为极则，大概就是说下面的功法是最高级、最上乘的了，学起来会很困难，非有灵根不能学，非有大智慧、大毅力不能成功的，当然，学成之后也就有了通天彻地的大神通。 第七序脱离生死，以身天地 从开始第一序艮背止念到第六序凝神媾阳，其实都算是入门的初级功夫，还属于凡人的阶段，从第七序就可以成就长生的伟大愿望了，怎么能不吸引人去追求去修炼呢。 如何超脱生死？林兆恩说人的心是不会死的，人之所以会死，是受肉身所累，如果能找个用不坏的身体就可以不死了。这个观点前辈们早就提出来了，要不也不会修外丹、性命双修了。经过无数前辈们探索后发现，这具肉身如果修成与天地同寿着实有点困难，那么就换个思路，找个最靠谱的鼎炉代替肉身，所以就有了“以身天地”，把我的心修炼成为这方天地的心，天地不死，我也就不死了，真正可以与天地同寿了。 这一想法的产生还是有依据的，就是天地和身体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由气组成的，这是相通的，所以林兆恩认为通过修炼阳丹，就可以把“我之心”变成“天地之心”，天地不死，我就不死了。后代门人们解释了，林兆恩这里所说的心，实际上就是内丹学里面讲的元神。 这一序的功法大概就是意念控制所谓的一白一红两颗珠子，在气海和顶门间往复运动，至于为什么是两颗珠子，为什么一白一红，为什么来回动，详细的功法就不得而知了。 第八序超天出地，以身太虚 按理说心和天地融为一体了，都与天地同寿了应该满足了吧？在有志向的人眼里，天地也是有边界的，容不下我的心，天地也有消亡的时候，只不过比人的寿命更长一点罢了，志向高远的人怎么能止步于此呢？ 于是，第八序给出了更高的理想和目标，超脱出这方天地。要知道，天地还是有形有质的，这就难免有损坏的一天，而天地外面是一片虚无，是比天地更广阔的存在！关键它是虚的，所以也就没有边界，没有毁灭，这不是比天地更适合作为肉身？要是把心修炼得以太虚为体，那不就真的可以长生了吗？ 这一序的功法也有只言片语流出来，意念控制前面那红白两颗珠子的同时，这一序又增加了一颗黑色的珠子，同时让这三颗珠子在顶门和气海间转悠就行了。 第九序虚空粉碎，以证极则 如果你想着超脱了天地之心的境界，升级成了太虚之心，这样已经达到了极致了那就错了，虽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但并不是没有升级空间，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传说中的无以复加的极则之境呢。为什么这么说，太虚不是还占一个虚字嘛，所以这还是一种无相而有相的层次，只要有相，就不可能真正永恒。 那么什么才是极则？就是要空相俱泯，不知有相，不知有空，不知虚空，无空而无不空，无虚空而无无虚空。相信道友们能想起来前面讲过的坐忘了吧。 要达到这种超越了三教的极则境界，只有在虚空中粉碎一条路，此时意念中只有黑白两颗珠子转圈玩，而人呢则进入到一种“何思何虑，无意无为”的状态中。 如果说以前修炼出阳丹以后，就炼元神出窍，周流宇宙间还比较好理解，毕竟现代的修真小说也是按这个套路写的。可是林兆恩的想法更玄，坐在那意念可以发散出去，不但笼罩了整个宇宙，连宇宙外面的不知多深远的虚无都可以包容进来，至少三教圣人是远远做不到的。 以上就是九序心法的大概内容，有儒家的“志一动气”，有佛教的“观想”，有道教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有结丹，有长生。总体上看，这套心法的第一至第三序是儒家的静坐之法等，第四至第六序是道教的内丹功法，第七至第九序则是佛教禅定涅盘等，所以更加唯心一点。 抛开这些过于玄奥的心法，作为三一教的宝典，《九序心法》从内容到形式基本上和道教的内丹功夫一样，实质上就是以内丹理论为基础的，以儒为本，以炼性为门，以虚空本体为极则的，出世和入世相融合的一套理论，虽然林兆恩自称这是一套孔门心法。 作为一门心法，只有入教以后的门人才有资格修行，修炼到最后是不是真的能够长生不好说，至少前面的养生的功夫还是可以，修炼后确实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祛病延年的效果。 但是另外，这套功法还宣扬了伦理道德，在稳定封建统治，特别是福建倭寇肆虐的苦难下，给底层人民提供了精神慰藉，同样为三一教争取了一些统治阶级的认可，吸收了大量的信徒加入。 第六十六章 傅山:霜满龛红 阅尽沧桑 上 喜欢看武侠小说的道友肯定看过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吧，里面有三位剑术大家，傅青主、楚昭南和石振飞。当然，这里不研究这本小说，要说的是其中的傅青主，一位不但剑术冠绝天下，而且医术精湛，还是书画名家，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文武双全、大智大勇的宗师，他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他的才华比小说中还要精彩。 傅青主就是傅山，山西太原人，一位明末清初传奇性人物，三晋人的骄傲。有人说他是当时的第一牛人，有人说他就是一个“学海”，武学、书法、丹青、诗文、医术、金石等等很多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后世对他好评如潮，诸如“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学究天人，道兼仙释”，“擅皇甫元晏之重名，秉司马子微之高节”。这句话简单解释一下，“皇甫元晏”是说的晋代的皇甫谧，“司马子微”是说的唐代的司马承祯，都是牛人中的牛人。 近代有两位名人对傅山的评价更加直观一些，梁启超把傅山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称为\"清初六大师\"，鲁迅的评价则是：“傅青主在中国社会上的名声第一是医生，第二大约是书家吧”。这二位对傅山的评价显然更接地气，老百姓的认可度更高。那么傅山有什么精彩的人生和成就呢，和道教又有什么关系呢？ 姓名：傅山，字青竹、青主，号……很多，后面再讲 出生时间：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闰六月十九日 去世时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也有学者认为是1685年） 籍贯：山西阳曲县（今太原市尖草坪区） 主要成就：医学、书法等 主要着作：《霜经龛集》《辩证论》《石室密录》《洞天粤旨》《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氏拳谱》…… 傅山出身名门，书香门第，从小就有很好的学习条件。从他的六世祖傅天锡以来，家族一直生活在山西，祖父辈出了三个兄弟成功通过高考入仕，被傅氏家族尊称为“三凤”，因为这三位为整个家族的兴盛值加分很多，此后家族中成功通过科举的子弟越来越多，名门望族的地位愈加巩固。 有很多文献记载说傅山幼时，大约是六七岁时就想长生，于是偷着吃了不少黄精，后来干脆连饭都不吃了，拿这些东西当饭吃，当然这是不了解实情的人八卦出来的罢了。实际上傅山那时候得了怪病，既然是怪病就是没人会治，而且可能是要危及生命的大病，所以包括幼小的傅山在内全家都有了“悲生死”的情绪。想尽了办法给爱子治病无果后，老爸傅之谟就托人买回来了黄精，也希望这些传说中的神药能够有奇效，给自己带来点惊喜。至于傅山最后病是怎么好的没有记载，但是这件关乎生死的事对于傅山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总认为古人迷信，程度可能存在不同，相对来说山西的地方信仰一直比较浓厚，比如从明代开始的文昌信仰。傅山的老家阳曲就有六座文昌庙，他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天启四年（1624年）冬天，傅之谟得了伤寒，反反复复总也医治不好。在古代，这类病也是要死人的，心急之下傅山便跑到文昌庙替父求药。道士，特别是修炼内丹的道士往往医术都不错的，所以傅山希望这些神秘的道士能给自己带来点惊喜。据傅山晚年回忆这段经历说，几十年前的种种细节历历在目，为什么呢？因为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震惊，因为父亲吃了他求来的药以后，“自是日就平泰也”，所以他对那位道士，对他们敬奉的文昌帝君自然就产生了崇拜，“尊神灵异”。 其实傅山小时候不仅仅受到道教的影响，他出身读书世家，儒学经典肯定是学得最多的，另外就是爷爷傅霖和老爸还都喜欢佛教和道教，这些同样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就这样，在种种内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傅山从小就对道教有了浓厚的兴趣和信仰。 天启元年（1621年），文翔凤赴任山西提学，他在任的十几年间，一直想提振山西人的文风，所以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构建起以王通为代表的河汾之教的儒学道统。河汾道统和王通就不多讲了，这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不过需要提出来一点，从王通开始就主张在三教可一的基础上建立学术体系，所以虽然总体上是儒家内部的话题，多少还是与道教有些关系的。 在这期间，15岁的傅山就被文翔凤选拔为补博士弟子员，所以文翔凤对傅山的影响很大，傅山也相当尊敬文翔凤，这一点可以从傅山的一首《大音》诗中窥得一二： 大音弥一统，日出海隅间。 着急援邢魏，阳浮敌谢颜。 景陵自楚楚，风气习珊珊。 得不文三水，教人笑《吓蛮》。 诗里面不但涉及了谢灵运他们这元嘉三大家，还有北地三才，晚明的公安派、竟陵派等新流派所追求的性灵风格等，所以展开讲也不简单，大体就是傅山把文翔凤的才华和贡献比作了北地三才，对他所倡导的新文学很佩服。 天启六年（1626年），傅山升级为廪膳生，就是每月可以免费领粮食的学生。从小就接触百家典籍，又经过了几年的系统学习后，傅山发现自己对程朱理学的举业实在是提不起兴趣，这些东西的确是太过压抑，稍有点想法的人就不会喜欢，于是他开始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花到了对经、史、子、集、诗、书法等这些方面了。 27岁时，傅山的爱妻爱子不幸离世，对他的打击相当沉重，发誓不再续娶，专心陪送才5岁的爱子傅眉，从此边读书，边教育儿子。 崇祯七年（1634年），袁继咸出任山西提佥，看到以前山西的最高学府三立书院衰落的现状后，便大力整顿，重振书院，并在全省选拔了二百多位优秀的学员安排进书院深造，傅山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相当出色的之一，所以傅山可以说是袁继咸的弟子。 袁继咸是个比较正直的人，两年后一个叫张孙振的家伙诬告他贪污受贿，被崇祯派人逮到北京，而且还被放大，先后牵连出来100多人。这件事对于书院的学生来说就是晴天霹雳，于是傅山就联络了薛宗周等103位同学，联名为袁继咸写了份鸣冤的状子，跟着囚车到北京“伏阙讼冤”给袁继咸喊冤。 具体经过就不多讲了，傅山到北京后多方奔走，引发了千多人的响应，节奏是带了起来。傅山两次出庭为袁继咸抗辩，再加上各方的努力，最终使他无罪并官复原职，而诬告人张孙振被流放，还把那位着名的奸相温体仁也罢了。经过这件事，傅山在首都圈子里可谓名声大噪，在全国范围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1陆44年八月，傅山来到了寿阳五峰山龙泉池畔，正式拜郭静中为师，皈依道门。 郭静中在北方江湖中名气是相当大的，特别是一手掌中雷法和医术享誉天下。从一些方志资料及傅山的文字中，大致可以推断出郭静中是全真道士。傅山小时候，他父亲因为好道曾请郭静中来家中做客，并且向郭真人学习过导引术等养生功夫，所以二人早就相识。此次入道，按全真教内的辈字傅山取道号为真山，自称朱衣道人，专心修习金丹五雷法。 龙门派是按照“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的名号排序，郭静中为静字辈，傅山为真字辈，对此事《傅山全书》里记载说：“道家龙门派以‘道德通元静，真常守太清……’四十字为号，还阳名静中，历时从游，常守已有人，‘真’字虚一座，征君至，始属之，故称‘真山’”。 傅山原名傅鼎臣，他有诗说“为愿青山做主人”，所以后来改叫傅山，字青主。另外有人说傅山皈依道教以后一直穿着红色道袍，所以才自号“朱衣道人”，经分析家研究后，认为朱衣就是朱姓之衣的意思，暗含着他对亡明的怀念。这种说法还是有些问题的，实际上朱衣二字来自《黄庭经》，“黄庭中人衣朱衣”。另外，傅山还有个号叫丹崖道人，朱和丹都有红色的意思，其中包含着他对明朝朱氏的怀念和追思应该是对的。 傅山还有一个别号“红花石道人”，有些人认为和另一部武侠小说有点关系，就是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里面的“红花会”的名字就和他这个道号有关，具体是不是真的就不清楚了。 有人大概统计了一下，傅山一共有54个号，而且每个号都有特殊的寓意，比如他有一个酒肉道人的号，有学者分析后认为这是他在表明并非真心入道教，而是以遗民入道的一个证据。这些号中约一半是和道教有关系的，还有一些含有反清的意思，比如浊道之人、浊翁、浊堂等，这些和反清有关的。其他的道号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六十七章 傅山:霜满龛红 阅尽沧桑 中 傅山对明朝的家国情怀是真挚的，对满清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感，所以有人说傅山是以遗民身份入道的，是为了利用道士身份，掩护反清活动，保持明人的气节和操守，至少可以保住一头长发，因为留发不留头嘛。 其实傅山入道有很多原因，除了在改朝换代这样的历史洪流面前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以外，比如前面讲到他父亲久病不起时，最后是去文昌庙里求问仙药才治好病的，从小就对道教产生了崇拜。父亲英年早逝以后，傅山一直渴望自己能有仙术仙药，让老母延年益寿，自己学道不就有能力炼药了嘛。还有，傅山很早就开始反感宋明理学那种灭绝人性的禁欲思想，所以开始研究道教的符箓、典籍，特别喜欢老庄，就算是外出时手里也会带本老子，由老庄进而喜欢道家的思想是必然的。而道家那种超然物外、顺应自然的洒脱显然比死板的理学更具吸引力。 当然了，傅山入道避世的思想应该是占着主导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请道友们注意1陆44年这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有四个年号：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大西天命元年，老话讲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崇祯、顺治、李自成和张献忠这四位在这一年都是皇帝，一个老牌皇帝加三个新皇帝，四个政权并存，意味着国家不再完整，人命不如草芥，所以史学家把这一年称为甲申国难年。傅山曾有句诗：“本自才情人，遭际令独立”，可以反映出他面对当时的天灾人祸时的心境。 很多人喜欢研究明末这段历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否定明朝，把主要责任推给崇祯的有，为崇祯开解，把责任推给小冰河期的有，把责任推给东林党的有，把责任完全推给李自成的更多，特别是现在有大量的穿越明朝的网络小说，大多都完全否定李自成的农民军。至于满清入关，那是因为你太弱，人家打你反而是正常的了。也许有道友会说，战国、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不比明末乱？三国时期也很乱，怎么没有评个国难级别？您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方面，最后是不是汉人掌握了天下。无论如何，明末清初，对于整个汉民族来说的确是国难，在这样的大势下，就算傅山是神仙又能起多大作用，当然他更希望自己能修成神仙，能够打跑满清人吧。 接着说这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这里主要说两件。其一是李自成一月在西安宣布我就是老大了，不久就很兴奋地率领着一帮子兴奋地农民军兄弟们沿着山西一路向北京打过来，就是从傅山家路过的。农历三月十八，李自成打进了北京的外城，第二天崇祯自缢。第二件大事是6月5日多尔衮打进北京，接着9月顺治来到北京，清军开始攻略中原。 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上半年和下半年，而这一年恰好是傅山进山拜师入道的时间，所以，他是上半年进山的还是下半年进山的，一春一秋进山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说傅山是春季入山的，所以推断出他是为了躲避李自成的军队。更多的人则认为他是秋季进山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入山是为了躲避清军。当然了，两方面都有一些证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这里不多讲。那么同样都是为了躲避军队才进山修道的，这里面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人分析了，如果是傅山是为了躲避李自成而入山的，那么加入道门就和反清复明没什么关系了，纯粹是为了自保，又喜欢道教。如果他是为了躲避清军入山，那么肯定是为了暂避，为了将来能够重出江湖，反清复明，是一种不忘故国，决心效仿张良为国复兴的信念。至于加入道教，则是为了有个身份当掩护，也为了不被强制剃头，否则他也不会以轩辕道士自称了。 相对来说，支持后者的学者占多数，可以通过对傅山的一些诗作分析他的心路历程加以佐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父亲、妻子及家族很多亲人相继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特别是崇祯十五年（1陆42年）流行的大瘟疫，傅山几乎死去，全靠哥哥傅庚照顾才挺了过来，但是哥哥不久就病故了。这种末世般的现状，亲人的离世，使傅山对郭静中的道门生活非常向往。 传说傅山入道以后还曾经得到过龙门派丹亭真人的金丹传承，不过相关的记载很少，真伪不辨，不过他对丹亭真人的功法，特别是养生方面的东西做过整理，并亲自手书记录，包括《丹亭真人养真秘籍》《丹亭悟真篇》《傅青主丹亭问答集》《丹亭真人卢祖师玄谈集》等，所以从这方面推测的话，这件事应该是真的，也是傅山在内丹学方面成就的一个证明。 傅山入道后，平时也会抄录些道经、佛经，有时也会给人家做些法事，暗底下联络各地的反清志士，但是总体上反清大业一直没有什么成绩。 顺治五年十二月，大同总兵姜镶起兵，打出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很快就一路南下打到汾州。不过因为姜总兵这事弄得太过突然，包括傅山在内的各地志士们都有点没反应过来。傅山听说以后就感觉这次行动结果不乐观，主要是这一干大小头目都没什么水平，都不是那种会玩权谋的人，更不知道利用士人的重要性，要不早就过来先问问他，或者请他出山共襄大计，唉，这点眼界怎么可能走得远。果然很快姜镶就兵败了，傅山也失去了几位反清的同道，恢复明朝的重任更加艰难了。 几年以后，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年），就发生了朱衣道人案。大致是这样的，当时有个叫宋谦的人，曾经以道士身份到各地联络反清志士，听说傅山以后便两次到山西来见他。顺治十一年三月，宋谦在河南被抓，这家伙骨头也不怎么硬，三下两下就把什么都招了。他的供词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傅青主，太原人，生员，今已出家作道人，身穿红衣，号为朱衣道人，年五十岁，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系知情”。 游食访人的意思就是负责联络反清复明的人，有了这份供词，傅山还能有什么好下场，结果六月傅山便被关进了太原大狱，儿子傅眉在老家阳曲县也被关了起来。好在经过亲朋好友们多方奔走，又有一些官绅暗中发力，第二年七月傅山便无罪出狱了。 在狱中的一年时间，傅山也静下心来想了想自己的以往和未来，整理了自己的理论思想，抄了不少经书，有道经，有佛经，特别是《三官真经》和《金刚经》，结果抄出了体会，说这些经书都有神异，更加坚定了敬神礼佛的信念。 由于有了这次朱衣道人案，出狱后的傅山行为就有点敏感了，官府对他的监控也比以前多了些，所以要想仍然和以前那样自由地行那反清复明的大业基本上不行。于是傅山动了出去看看的念头，也许富庶的江南更有反清的群众基础，不过还是要亲自看看才有数。 全真派是鼓励弟子外出游历的，所以傅山外出也是一种修行，以前出去的次数也不少。顺治十三年，傅山南下江南，主要活动在江苏一带，结果大失所望，江南的人民生活较北方好得多，这年头只要有饭吃，谁会提着脑袋造反去啊。在南游期间，他还拜访了不少高僧、名道，和他们交流些性命双修的学问，也算有所收获吧。 一般来说，学术界也认为这次南下回归后，他对反清复明就失去了信念，于是隐居在太原东山下的松庄，自号松侨，表示自己是明亡后的无家国的侨民，开始了侨隐生活。侨有侨寓的意思，傅山在不同时期有几个与侨有关的号，他自己称是“不大不小”的隐。 当然了，无力反清并不是说傅山从心理上接受了满清，认可是清人的身份，所以他开始写些诗文来表达自己反清志向未变的想法。在隐居的那段时间，好多文人志士来到山西拜访他，其中就包括顾炎武。 有一次，顾炎武又来看傅山，此时他已经59岁了，却一直没有子嗣，傅山便给他看了看，说你没问题，只要努力，只要有信心，儿子肯定会有的。出于对亦师亦友的傅山的信任，更主要的是傅山的医术是极高的，在当时有医圣的美称，于是顾炎武就纳了一个18岁的小妾。以后的事就不清楚了，反正民间有好多传说，比较多的一个版本是老顾最初沉迷女色，搞得身体受不了，于是迁怒了傅山，要儿子的事情也就半途而废了。 其实傅山也是出于好心，古人对于无后这件事是很看重的，他本身就是医道高手，要不怎么会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这样的传世医书呢，所以应该是真想为老朋友解决传宗接代的大事。 除了上面这两部医书以外，傅山还有《产后编》《傅青主小儿科》《大小诸证方论》和《黄帝内经素问批注》等医书传世，他曾经说过：“医家之术，神仙之道，天地之运，思过半矣”，在他看来医术和内丹学是相通的，都可以放大到宇宙这个层级理解，用阴阳二字解释。 行医方面，傅山在民间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随便举一个小例子：“一妇妒，恶夫有所昵，忽患服痛，展转地上，不可忍。其夫求先生，令持敝瓦釜，置妇床前，捣千杵，服之立止”，意思比较简单，不过这是一个典型的心理疗法的病例，医圣一句话不但把病治好了，而且还处理了夫妻感情。 第六十八章 傅山:霜满龛红 阅尽沧桑 下 上面讲过，在《七剑下天山》中，傅山扮演了一位武功绝顶的大高手，现实中他确实是有功夫在身的。他的一些诗中有对自己武学的描写，比如“剑术惜其疏”，“盘根砺吾剑，金铁满山鸣”等，显然是对自己的武力值很有信心的样子。 1984年，在山西灵石县发现了一本名为《傅山拳法》的拳谱，经过专家们反复鉴定后确定作者是傅山。《石膏山志》中也有一些记载，清顺治四年(1陆47年)春，傅山和儿子傅眉到山西灵石县天空寺给寺里的和尚演示了打坐和五禽戏，主持道成法师说什么也要请傅山把这两手功夫教给他。此后，道成勤奋修练，学成后又传授给了寺内和尚以及当地名士吴成光，从此天空寺在江湖中的地位有了显着提升。通过这些材料，能够证明傅山确实是身具不凡的功夫的。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与其相依为命的爱子傅眉竟然先他而逝，令78岁的傅山痛彻心脾，儿子死后的那几个月，也是他临终前的几个月中，他写下了十几首思念儿子的哭诗。山西博物院和台湾石头书屋各收藏着一份稿本，其中山西的这个版本笔迹潦草，涂改严重，极可能是最原始的初稿。 最终，因为实在是经受不住晚年丧子的巨大悲痛和打击，傅山在四个月后也溘然辞世。下葬时，仍然身穿朱衣，远近有数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有学者考证傅山死于哪里，葬于哪里，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基本上也能够确定是在老家西村。 傅山晚年回到老家西村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证据的，至今西村的关帝庙里还有他当时写在横梁上的文字真迹。虽然有些地方有破损，基本上可以辨认出是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初三所题，六月十二日时他便去世了，由此大概可以断定傅山是在西村老家过世的。 傅山死后埋骨在哪里至今还没有定论，按他自己的记载，1陆41年把父亲的坟迁到了西山马头水，由《阳曲县志》考试他母亲的葬礼也非常隆重，应该是与父亲合葬，所以他父亲开始的祖坟地应该就是西山马头水，按道理说，他的墓址也应在父母边上。 另外傅山还有一首《青羊庵》五言律诗： 毕竟吾庵好，三年忙一来。 七松盟旧矣，二友快相随。 吾骨何方葬，吾魂犹当归。 先人茔已近，死后得依依。 通过这首诗，大概也可以推断傅山是葬在了父母身边了。 傅山是个相当博学的大能人，很多方面的成就非凡，比较接地气的主要有医术、书法、绘画等，再加上他的品行高洁，在江湖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留下了数之不尽的传说。 自清以来，傅山就有无数的粉丝，对他的称赞也都如长江黄河，“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度越人人而自为宗派”，都是对他的博学表达敬仰，经过历代的总结，最后学术界给傅山两个字的评价“古”和“奇”。 傅山尤其喜好老庄，“尤重于老庄与淮南”，还有陈抟，有时间他就会披阅道藏，注解最多的是老、庄、管子、淮南子等。 宗教方面，他不但对儒释道有着深入研究，同时对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有所研究，这和地方深厚的宗教氛围有关，同时也和他的宗族、特别是家庭影响有关。虽然说傅山是道士，但也崇奉佛教，研究得并不比道教少。 随便举个例子，现存傅山的书法作品中，有不少抄写、批注的佛经，包括《金光明经》《金刚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心经》等，另外还曾两次用小楷抄写《金刚经》。从他的一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些佛经非常重视，所以不难推断出他的佛教信仰。不过这里不讲佛教方面的信仰，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目前，傅山的作品基本上都收录在《傅山全书》中，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是在清代的《霜红龛集》的基础上整理而来的，里面的内容都是经过鉴定确为傅山所作的。后来又有一个版本，整理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多的收录，当然也是要经得起推敲的作品了。 在这些文字材料中，傅山的内丹理论并不成体系，但是也可以总结出他的性命双修的内丹理论。其中有一段“先后阴阳之用”，讲了他对内丹本质的认识，大概意思把任督二脉、五关、五脏等都分了阴阳，然后进一步讲先天的阴以后天的阳为用，先天的阳以后天的阴为用，这就是先后阴阳之用的意思。接着进一步推出了水火互藏之妙，先天之水藏于后天之火中，先天之火藏于后天之水中，实际上就是在讲坎中真阳和离中真阴，内丹中就是肾水中藏真火，心火中藏真精。 对于精、气、神，傅山认为这些全是药物，通过调息完成采药炼药，结合自己的医术，傅山进一步研究了服气养生的方法。 傅山的先性后命，并且和医术相结合的内丹思想，重视世俗化和封建伦理，诸如忠孝观念，感觉这些对于修炼是有积极作用的，是比较符合全真一脉的特点。 傅山还有一个理论，“身是命之所依”，一个人的生命是由肉身和精气组成的。傅山通过长期的医学实践和研究发现，相对来说，精气比肉身更容易损耗，这就是他的形神观。 傅山的形神观脱胎于稷下学派，是以元气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宇宙观。再往上溯源的话，他的理论可以从老子、庄子和管子的思想中找到支持，他曾经说过：“我本徒慕老庄”、“老夫学老庄者也”。 傅山说，我所认识的宇宙里是没有造物主的，也没有神仙主宰，万物运转那是自然之道，而非人力或神力所能控制的。当然，从哲学上证明或否定这一观点又是个大话题了，傅山简单的理解“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意思是说最初宇宙除了“无”以外什么都不存在。他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引用了庄子的观点，庄子不是说过“泰初有无”嘛，阴阳交泰，这是任何事物产生的前提和必经的过程。 研究哲学的道友应该知道，当年郭象不是说“无不能生有”吗，显然和傅山的观点不一致。二人的观点不在于事物是否有开始上，与之近似的，宋明理学一直鼓吹的“理在气先”的唯心思想傅山也是加以否定的，他提出了气在理先，直指宇宙的本原，当然展开说又比较复杂了。大体上傅山的观点是气是宇宙的本原，而气有不可闻不可见的特质，为了成为唯物主义，所以他引入了水和一的概念，气、水、一三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水又是一种实体，是不是很巧妙。 至于理，傅山把它理解成了类似于文理、条理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存在于有形质的物中的，或者说是一种物质的属性。这样就明确了理的地位，它不是单独存在的，所以气在理先就容易证明了。 这个一，傅山把它和无等同起来，进而和老子说的道又划上了等号，就这样，把有、无的基本理论建立起来了。最初，庄子的“泰初有无”没有明确那个一，老子的“上善若水”又没有和道联系上，是傅山把它完成了。 接下来就好讲了，运动是绝对的，所以气是变化的，原因呢？内部有阴阳二气嘛。 个人感觉，傅山的形神观最终是为了支持他的中医理论的，为的是养生。养生的关键就是对精气的保养，锻炼身体也好、吃点天材地宝也好，那都是锻炼有形的身体，这还远远不够，还要保证体内的精气始终充盈，这才是真正的养生。 最后再分享有关傅山的两件有意思的事儿。 傅山是一位会计。道友们都知道，山西人开银行很厉害的，山西票号用的龙门账记账方法就是傅山发明的。 本人基本上不懂会计，所以不能把这套记账法讲得很精彩，只知道它把整套账分了进、缴、存、该四类，并且全部集中在总清账中标记，具体表示： 进：全部收 该：固定资产和负债 存：全部资产 缴：全部支出 详细的就不讲了，大致也是以流水账为基础，分别对应到这四类中去。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有来必有去，来去必相等”，票号每月进行合龙结算。合龙的意思来自古代修堤坝和桥梁的方法，一般都是从两头同时施工，最终相遇连接就叫合龙门，所以这套复式记账法就叫龙门账，总之要保证进-缴=存-该。 第二件事和酒有关。 傅山嗜酒是有名的，说“极知酒犹兵，一日不可缺”，《清史稿?傅山传》也有记载：“山喜苦酒，自称老糵禅”。 傅山嗜酒也是有原因的，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侄子傅襄20就病故，又压着反清的重担，所以喝酒就成了消解，是一种“苦不敢人苦，愁何得我宽”的心境。 在他的生活中，在写诗作画时，在与亲朋对坐时，总是离不开这杯中之物。顺治年间，傅山曾在汾阳一带住过几年，在那里自然就不用发愁没有好酒喝了。 当时除了汾酒外，竹叶青酒也有了，不过当时的工艺还不成熟，所以名气远不如汾酒。傅山和当地酿酒的师傅们混熟以后，配制竹叶青的工艺这些人也就不对他保密了。原来，师傅们以汾酒为底酒，再用竹叶、砂仁、陈皮、当归、广香木等十几种名贵中药材浸泡，最终得到一种药酒。傅山是名医，对这些药材自然是熟得不能再熟了，于是他就仔细研究了这种工艺，然后教这些师傅如何才能使药力达到最佳，使酒的色香味以及保健的效果达到最佳，从此竹叶青便和汾酒成了齐名的佳酿。 第六十九章 刘一明:混俗和光 易道同一1 前面讲过，清代是道教的总体衰退期，特别是正统道教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生存都成了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龙门派难得出现了三位中兴宗师，包括讲到过的北京白云观的王常月，后面要讲到的浙江湖州金盖山梅花观的闵一得，以及下面要讲的刘一明。 姓名：刘一明，原名刘万周，字一之，号秀峰，悟元子、素朴子…… 籍贯：山西平阳曲沃县（今闻喜县） 出生时间：雍正十二年（1734年） 去世时间：道光元年（1821年） 主要贡献：重修兴隆山梵宇，中兴西北龙门派 主要着作：《道书十二种》 刘一明是王常月羽化五十年后出生的，主要活动范围以兰州附近的兴隆山为中心，在那里着书立说，广传道法，使兴隆山一度成为西北道教活动中心。后人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学通三教、着作等身，在内丹学、医学、易学等方面有极高深的造诣和贡献。 刘一明原籍是山西，父亲一直在兰州做药材生意，给他攒下了不菲的家资，“家有万金”。其实道友们应该知道，那时的商人是属于下九流的职业，在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影响下，刘一明最初也是想走读书科举的路，只不过人生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最终却成为了一名道士。 刘一明从小读书，除经史子集以外，也会看些杂书。在他17岁时，偶然看到了一本《吕祖传》，于是对修道成仙产生了兴趣。据他回忆，当看到黄粱一梦的故事时，对他触动很大，当时就心有所感，“遂有物外之恩”，开始动了求道的念头，便找了不少道书，自己摸索着修炼一些功夫。如果那只是对修道的模糊地向往的话，最终让他决心皈依道门的原因和他的三次大病以及先后遇到的几个异人有关。 刘一明从小就体弱多病，虽然没有什么大事，可是却落下了老病根，最终在19岁那年爆发了。接连三场重病，让他在鬼门关前面转了三个圈，还好最终挺了过来。 为了休养好身体，也为了散散心，刘一明经常到外面走走，其中也不乏希望遇到某位室外高人的想法。这一天，他来到了泾阳关帝庙，偶遇了一个邋遢老道，二人一见如故，于是就聊了起来。刘一明发觉这个道士有点真本事，于是就问了问自己的病。老道说我有可以飞升成仙的性命大道，如果修炼的话治你的病当然不在话下，不过法不轻传，这是要讲缘分的，不能轻易传给你。至于你的病，其实并不难治，你按这个方子回去吃药就可以了。 据在刘宅对门墙角那摆摊卖杂货的老头透露，刘一明得的是伤劳之病，求来的这个方子是传说中的“灵应膏”。果然灵应，刘一明吃了一个多月药以后，不但病好了，而且老病根也去了。此时刘一明才有工夫仔细想一想这次奇遇，原来只想着治病了，其他的并没有太过在意，回想当时老道的话，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一场仙缘啊？如果当时脑子清楚一点，多尝试尝试，也许就能得到道人的真传那不就可以修仙了嘛。唉，都能修仙了，这点小病又算得了什么啊？丢了西瓜拣芝麻，真蠢啊！ 不幸的是，三个月以后刘一明又染上了瘟疫，而且极为严重。在昏迷中他梦到自己来到某处深山里，前面有一所道观，里面的一个老道士请他喝了一杯茶，还送了他一幅画。醒来以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病全好了。这次莫名其妙的做梦治病的事情，让刘一明想起来以前看的黄粱一梦的故事，不禁对仙道有了莫名的渴望，于是毅然离家访道，那年他刚好20岁。 第二年，刘一明到榆中小龛峪峡时遇到了另一位异人，自称龛谷老人。龛谷老人姓樊，来自广东，有大法力，修的是后天返先天的虚无之道。经过接触后，刘一明对龛谷老人的道法非常崇拜，于是就拜在门下，明确了师徒关系。 老人先肯定了刘一明早年自己学的静功是一种炼阳神的功夫，但只是小道，并非性命双修的金丹大道。为了修他的功法，要求刘一明先认真研究《参同契》《悟真篇》和《西游记》等几部书，算是入门的基础。事实上这几部书对刘一明的丹道理论的影响的确极大，可以从他的着述里面得到体现。这里所说的《西游记》是四大名着中的那个，不是邱处机写的那个，不过在当时，很多人以为唐僧取经的《西游记》就是邱处机写的，而刘一明有时也会提到邱处机和《西游记》，道友们不要误解。 另外，老人还告诉他不要乱看所谓的道书，比如《性命圭旨》《玉清金笥录》，以及一些双修功法，从这一点似乎可以推测他应该是正统道门的传人。 刘一明在谷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老人问他可有收获，刘一明表示太难了，领悟不了。于是老人说，那些修炼的精髓是不会写出来的，是需要明师指点才会学到的，你可以外出走走，找找自己的机缘。 几个月以后，刘一明第二次来找老人，打算留下来让他指点，不过老人说：“父母在不远游，你先回去，等父母百年以后再来学。” 看到刘一明有些失望，便传了他一套名为毒蛇引路的养生功法，嘱咐他回家好好修习，切记不要外传。另外，没事时还要多看看百家的经书，长长经验，日后自会知道有用。 在刘一明的丹道中，是很重视忠孝贤德的，修道不是避世，而是要混俗和光，注意德行的修养，这是金丹修炼的重要部分。他的这一思想，不但与从小受儒家思想教育有关系，和龛谷老人对他的指点也不无关系，也是他的三教合一思想的一个体现。 23岁时，刘一明学终于有所悟，发觉被龛谷那个老头忽悠了，这教给我的不就是些修炼形体的功夫嘛，说好的金丹大道呢？不行，我得找他去。于是刘一明第三次来到龛谷，希望能够真正学习到金丹大道。老人当然不会被他问住，说我是有性命又修的大道，也答应过要教给你，不过还是那句话，你要先尽完孝道才能教你，这不是以前说好的嘛？老实回家好好孝敬父母吧。 据刘一明说，他离开山谷后并没有回家，家里雇着几十个佣人呢，父母也不用担心，于是四处寻仙访道，京畿、河南、山西走过了不少地方。按道理说，如果世上真有仙人也应该能遇上了吧，可惜刘一明一直是失望失望再失望，渴望的金丹大道一直求而不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是十几年，刘一明已经35岁了，突然接到噩耗，父亲病故了，于是急忙赶回家处理丧事。 一切处理完以后，还没在家住几天呢他就听说汉南有一个徐公，是龛谷老人的同班同学，于是便急忙去拜访。不巧没有遇上，但是意外遇到了他的另一位同学仙留丈人，又叫齐丈人。 龛谷老人和这几位同学早年都曾经在梁仙人门下学习，不过仙留丈人资质稍差，所以主要是另两位同学指导他学习的。总之，仙留丈人苦修了十几年也没能证道，于是也外出去碰机缘，书上没有写具体有什么机缘，总之是有了奇遇而悟道，此后就一直在世俗里修行。 刘一明来了以后，前因后果一讲，仙留丈人就动了指点之心。在了解完刘一明以前的学习和一直不能悟道的困惑后，对他说了四个字：“礼下于人”。开始刘一明听得一头雾水，但仙留丈人也不多解释，只是要他回去细心研究《论语》，日后自然就会见分晓。 没办法，刘一明只好回去，并且按他的指点细读《论语》，同时也没有忘记广泛研究儒家经典，直到他悟出“道德同一”观以后来才明白，当年仙留丈人是让他先积累功行，因为无道不德，无德不道，显然这还是刘一明的三教合一的思想。 刘一明之所以这么重视三教合一，其实也是不得已，人家大清皇帝本来就对道教不感冒，你还非要说避世，清修，这么不给皇帝面子还想要有好待遇怎么可能。 几个月以后，刘一明想再去看龛谷老人，却听说老人外出游历了。第二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再次去找他，却听说老人已经羽化，所以龛谷老人指导了刘一明性命双修的道路，但是最终也没有教给他具体的功法。 此后刘一明只好回家接着读《论语》，最终“忽有所悟”，便再次来找仙留丈人。看他开了窍，仙留丈人便开始传授他内丹三要，从此刘一明正式修炼性命双修大道，兴奋之余写下了一首《汉上遇师》的诗： 一十三年未解愁， 仙留镇上问根由。 而今识得生身处， 非色百空养白牛。 这里说的白牛是原来王重阳用过的一个词，指的先天精气神，与之配套的还有一套叫做擒白牛的炼性功夫。不过刘一明学的并不是这门功夫，而是一套称为钓鱼之法的功夫，还有个高大上的名字中金阙玉锁定，同样是守先天精气神的功夫。 后来，刘一明总结自己求道历程时说，龛谷老人虽然没有传他性命双修的仙法，但是为他点明了性命双修之路，并告诉他多读百家丹经，“穷理尽性至命之学”，是为他的仙路打好了基础。仙留丈人则是为他开启修炼大门的明师，传他修真秘诀，一解十三年来的困惑，若没有他的真传，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接触性命双修大道的机会。金丹之道何其深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道要传，不遇明师尽枉然”啊。经考证，这一年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刘一明35岁左右。 第七十章 刘一明:混俗和光 易道同一2 学习性命双修的大道以后，刘一明便一边在西北行医游历，一边修炼金丹，45岁那年他来到了栖云山。栖云山现在是四家级4a景区兴隆山内的一座山峰，离兰州市区不远，有些资料上说刘一明在栖云山传道，有的文献上则说是在兴隆山，道友们清楚二者的关系就好了。栖云山的自然生态环境自然是极佳的，原来也是修道的洞天福地，可惜当时宫观建筑破败得太过厉害，满眼一片残砖断瓦，哪还有一点修行圣地的样子。于是，刘一明下决心要重修兴隆山，恢复当年的盛况。 这么大的工程显然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不过这都不是事儿，这么多年在西北游历，一手医术活人无数，高官、土豪谁不想和他套套近乎？于是，刘一明站在山头上振臂一呼，四方响应，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人，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上山的石阶修补好了，倾颓的建筑也立起来了，久违的晨钟暮鼓和袅袅香烟也重现了，初显了名山圣境的样子。 当然了，那时候的盖房子的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如今基建狂魔的万一，虽然有大量信众的支持，前也后花了14年，才最终完成了整体工程。此时，刘一明倒背双手，在山脚下抬头仰望，只见青石台阶蜿蜒山间，串起62座庄严肃穆的主体建筑，错落山间的还有二十处雅致景观，最重要的是十几年来有大量的弟子门人成长起来了，这才有八方香客信徒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同道高人也越来越多，兴隆山真正成为了西北的道教圣地，嗯，是时候闭关写点文章了。 修了这么多宫观，刘一明并没有给自己安排个别墅住，甚至连一间小房间都没有，而是一直在山上的一个小石洞中修炼，还自娱自乐给它起了个名字——自在窝。 刘一明在西北有很多传说，关于这个自在窝也有一个小故事。 传说吕洞宾曾经三次来点化刘一明，但都被他不识真仙错过了，反而他的一个每天赶着骡子从山下运水的弟子得了仙缘。刘一明事后自然非常懊悔，于是就搬到了弟子住的地方，每天静修悟道，这就是自在窝。有道友问了，他搬到自在窝住了，弟子住哪啊？弟子已经先于他修成正果，成仙了。 另外，这头运水的骡子也有故事，是他的一个弟子为了还债转世的，被刘一明领回山上来的。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出，刘一明在民间，当然主要是在西北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除了他的医术高超以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道法高深，在老百姓的眼中，他就是个神仙人物。 当年刘一明住的自在窝1991年被重装修过，条件比当年好了很多，不但分了上中下三层的跃层结构，而且在外面还安了一个大门。 就这样，刘一明一边在兴隆山着书立说，一边传道授业。在他82岁的时候，该写的心得笔记也都写完刻印了，感觉一身轻松，随手写了一首《绝言歌》抒怀。这首诗被后人附在了《通关文》的后面，能看得出来，刘一明当时有一种心愿尽了，封笔江湖的意境在里面。 就这样又在山中安心过了几年清静日子，道光元年（1821年）正月初八立春亥时，刘一明自己走进了早就修好的墓里面，顺便把一众弟子叫了过来，看大家排队立正后，还真有向遗体告别的仪式感，于是留下一句“性命为重，功行为先”后便羽化了。 与他同时代的，远在南方的，也是龙门派第十一代弟子的闵一得得知刘一明羽化后，感慨颇多，在他看来，刘一明绝对称得上是全真龙门派的一代宗师，水平比自己高太多了，用他的话说自己和他比，就是小巫见大巫，这当然是人家自谦的话，也是对死者的尊重。 南怀瑾对刘一明也非常认可，在讲座时曾多次说过：“清代学者颇多，而以乾嘉道学着者刘悟元、朱云阳二人为其翘楚，尤以刘悟元之说理修炼，纯主清净，力排方士诸说，参合佛理要旨，于丹道法中，又别创一格。”朱云阳又叫朱元育，在前面提到过的，南怀瑾认为他所注的《参同契》是最好的，个人感觉也确实如此，另外他注的《悟真篇》也值得一看。 简单讲完刘一明的生平，下面先讲一讲他的传承问题。 学术界比较统一地认为刘一明是龙门派的第十一代传人，有些人说是第十一代宗师，总之他是全真龙门派的。上面也讲过，刘一明有两位重要的传道者，一个是龛谷老人，一个是仙留丈人，这两位的资料又不多，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他们是龙门派的弟子。除了他们二位以外，无论是刘一明自己写的东西里面还是其他文献里面，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关他的师承以及什么时候、在哪里皈依的记载，要知道龙门派是有传戒的，特别是从王常月以后，入门是很讲究仪式感的。有道友可能会说，龛谷老人传了他丹理，仙留丈人传了他丹法，这二位的法脉传承虽然还没有查到，但是看丹法内容应该是龙门派的吧。当然，通过刘一明在西北的活动，留下的着作等可以推测他是龙门派的传人，但是目前只能说是推测。 挺有意思的是，闵一得有很多和他相似的地方，比如也是因为体弱多病才与道结缘，二人一南一北，同样是继王常月以后重振龙门法脉的，不过闵一得是有明确的师承——龙门第十代传人高东篱。 刘一明的主要作品有《易理阐微》《孔易阐真》等，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他的着作及注疏被汇集刻印成册，名称为《道书十二种》。从刘一明的着作中可以看得出来，诸如《参同契》《悟真篇》《西游记》《周易》等是他极为看重的。 《修真辨难》是他的第一本着作，是在内丹理论体系完善以后开始写的，讲了他对丹道的理解，比如宇宙观、生命观以及修炼方面的一些东西。 《神室八法》是第二本书，写得很直观易懂，讲了讲对修道的要求，是对《修真辨难》的补充，并且提出了混俗和光的重要性。 《修真九要》则是讲的修道的顺序和步骤，从勘破世事到外药了命的九步逐渐升级的功夫。 《指南针》是刘一明完成《修真九要》三年后，有感道门衰落而写的，实际上也是对以前所写的东西的一次总结。（内有《修真九要》《神室八法》《阴符经解》《黄庭经解》《金丹四百字解》《敲爻歌直解》《百字碑注》）。 《悟道录》，是他借外丹之法讲内丹的修炼，主要是想为修道者指点迷津。 《通关文》，这也是给后来的修道者写的，4万多字，讲了50个关口，诸如荣贵关、财利关、穷困关、患难关、嫉妒关、口舌关、嗔恨关、酒色关等，这些都是修性必须要破除的关隘，只有一一克服，心性上才能日趋圆润。比如色欲关，刘一明把它放在了第一来讲，看来古今情色这一关都是很困难吧。 吕洞宾曾有首诗： 二八佳人体似酥， 腰中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暗里教君骨髓枯。 刘一明说，色欲是人生最要命的第一大关口，最恶最毒，酒色财气四堵墙，跳不出去，谈什么长生？更多的内容不讲，单纯从这些关口上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关口同样需要注意，不为修道，只为做人，从这个角度上看，《通关文》可以说是一篇鸡汤文。 最后是《象言破疑》，成书于刘一明羽化前十年，算是对自己的以往所学的一个总结，特别是对以前所讲过的一些理论进一步加以了解释。 以上这七部书，就是刘一明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用了二十多年对自己一生修道感悟的总结，对中国道教内丹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刘一明还留下了大量的注释，主要的包括《西游原旨》《易理阐真》（包括《周易阐真》和《孔易阐真》）、《参同契直指》《悟真直指》《无根树解》《道德经会义》《会心集》等。还有《心经解蕴》《金刚经解目》两篇佛经的注释，《眼科启蒙》、《经验奇方》《经验杂方》《杂疫症治》《痧胀全书》《瘟疫统治》等六部医学着作。 刘一明的医术相当高，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医书传世了。前面讲傅山医术高，还善于利用心理疗法，其实刘一明在这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道友们都知道，符箓经常用来治病的，这从张道陵开始就开始了，所以道士们多少都要学点符咒方面的技能。实际上用咒语治病并非完全就是迷信，没有一点科学依据的，相反它是一种精神心理的治疗方法。相关的科学实验也有人做过，诸如暗示一个人的腕动脉被割开了之类的，古今中外巫咒对于强化人的意识的例子更是多如牛毛吧。道友们身边一定不乏类似的例子，比如被确诊为同一类型癌症晚期的人，求生欲的强弱对于生存时间的影响相当明显吧。刘一明在他总结的医方中就多次用到了咒语，无论他是不是意识到这是一种心理疗法，总归他已经在用了，而且是有大量实践验证有效后才这么做的。 2012年，甘肃省卫生厅评选过“甘肃古代十大名中医”，刘一明成功入选，虽然排在了第七位，不过成就差不多是排在第一位。 其他的，刘一明还写过一些诗词歌赋、杂文、楹联等，可见其在文学方面也是有一定的造诣的。 第七十一章 刘一明:混俗和光 易道同一3 下面再讲一讲刘一明理论、功法方面的东西。 经过无数前辈高道们的探索和努力，从后天返先天这条路已经是内丹学的基本定理了，刘一明则是在这一基础上，用先天一气的概念构建了自己的内丹修炼和宇宙生成体系。 前面讲刘一明悟道前就重点看过《西游记》，这本书估计没人不知道，不过每个人从里面看到的东西却有千万种，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情节、人物，而刘一明则是从内丹修炼者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的，最后把这些感悟写成了《西游原旨》。那么刘一明眼中的西游人物和故事是什么样的呢？一句话可以概括：“西游之道，造化之道”。其实讲起来还是特别有意思的，比如唐三藏就是由五行而构成的太极具化而来的，没有偏科，所以谁吃了都有效果，都能长生不老。孙悟空呢，他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嘛，那不就是先天一气的具体化嘛。没听说过吃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吧？因为他不再是五行俱全的，他的五行属性是水中金，代表的是纯阳。八戒则是木中火，代表纯阴，沙僧则是居中调和的黄婆，先天土。在此基础上再看里面的故事就有意思了，比如悟空收八戒，就是取坎填离，再收沙僧，就是收伏真土，这样就可以用土调和了。 类似这样，从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开始，到最后第一百回“径回东土五圣成真”结束，刘一明分析了全本《西游记》中每个出场人物、妖怪，每个情节、故事，对里面所包含的内丹修炼方面的东西全都找了出来，都用内丹修炼加以解释，读起来完全是另一种感受。比如观音院那节，黑熊精和观音院着火就是心肾相济，后来黑熊半道又跑了，就成了阴阳不交，如此等等。也难怪很多人都认为《西游记》是邱处机写的，按刘一明这么看，如果不是道门高人，怎么可能把内丹修炼写得如此精彩，外行人看到的是有精彩的故事，内行人看到的是精彩的内丹宝典。 通过《西游原旨》可以看出来，刘一明对先天一气、灵根是有自己的理解。先天一气是宇宙的本源，是混沌初分之灵根，意思就是说宇宙生成是从先天一气开始的。在这个前提下，这个气就是一个具有了本体意义的东西了，在三教合一的前提下，推而广之，太极、道、金丹、圆觉等等本质上都是这个先天一气，同样都是宇宙的本源。进而说，人的生命、气质、性命这些存在于宇宙中的东西，自然也是由先天一气构成的。如果再用佛教的理论解释，先天一气是一种虚寂、混沌的状态，所以它不可描述、也理解不了，这就是真空、妙有。 不可说也得说，要不怎么教徒弟，让后人明白呢，于是刘一明就画了一个圆圈，还解释说：“不可以言传，不可以笔肖，拟之则失，议之则非，不可图，不可卦，亦不能图，不能卦”。接下来又在这个圈上画一竖，再解释一番…… 既然先天一气是本原，那么阴阳、五行、万物都是由它演化而来的。有了这种演化，刘一明就把万物分出了先天和后天，包括五行在内，同样有阳五行和阴五行之分，再参照河图，于是万物生于阳五行，而成于阴五行这一理论就有了。 刘一明的易学功底很深，道友们知道河图和洛书，一先天一后天，是宇宙阴阳五行生克的显化，河图表示先天，主静，是宇宙生成的展示，而洛书则表示后天万物的生克制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这一思想也是当前易学界的主流一致。刘一明就是很巧妙地把太极、一气和河图联系起来，用这个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表达出来，完善他的宇宙生成的理论。 接下来，当先天一气展开以后，就有了两仪、四象、八卦，有了万物化生的显现，具体是如何一个过程，刘一明讲得非常细，内容也多，就不展开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他的《易道阐真》。另外在写这部书之前，他还写过一部《三易注略》，也可以看一看。总之，刘一明利用自己的易学知识，用河洛的象数构建了一套完整、宏大的宇宙生成体系，费了这么大劲，实际就是为了解释后天返先天的修炼体系，因为只有符合天道的修炼功法才是好功法嘛，就算谁也修炼不成，那也不是我的理论有问题。 其他类推，都可以这么划分，具体到金丹的修炼方面，就要依据这个本原分为有为和无为两大阶段来下功夫，有为就是“借后天返先天，和四象，攒五行，采药运火，自还丹至结胎”的功夫，是“妙有”层面的，主要是要与先天一气发生感通。无为功夫是指“圣胎凝结以后之事，是静观一气变化之妙。当圣胎凝结之后，后天已返先天，只用沐浴温养之功，勿忘勿助，运天然真火，熏蒸变化，自然无形生形，无质生质，瓜熟蒂落，婴儿出现”的功夫，这是指真空层面的功夫，即将自己的生命状态回复到先天一气虚寂。 在现在看来，刘一明的理论是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的地方的，他之所以划分出了先天和后天，有夸大修炼艰难的意图在里面，对于先天一气的创生万物，实际上是一种显化而非生成。 接下来，刘一明进一步得出了金丹的本质。 首先明确，刘一明对传统道家的性命双修的性和命有自己的认识，并且分出了先天的性和命，后天的性和命两个层次，详细的不展开讲了。总之，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后天层次的性和命，就是普通的意识精神和生理层次上的气，这不是修炼的对象，无论如何下功夫，也不可能有结果的。只有修炼先天和性和命，等等，什么是先天的性和命？其实就是能够和先天一气相通的性和命，还不明白？那是你资质不够，总之，最后归于虚空，这就是先达到了有的境界，接着再努力，达到无的境界，“有无不二，真空妙有”。不绕弯子，简单说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和先天一气完全合一，就是前人一直在说的筑基功夫，先从后天返先天嘛。 这么看来，刘一明的丹道理论基本上还是承袭了陈抟的逆以成丹理论，从后天返回先天虚无之道。因为把性和命分为了先天和后天两个层次，所以刘一明的后天返先天搞得有点复杂，而且他在讲性命双修是先命后性还是先性后命时很含糊，多数情况是看不出来的，他讲的更多的是本体与境界的合一而返回宇宙本体。 相应的，他还对药物、炉鼎这些名词用易经的理论加以重新理解和解释，提出了三五合一的功法，进一步展示了他的易学水平和易道合一的特点。“三五”就是刘一明从河图里面分析出来的，他说真铅是金为水，灵汞是火为木，河图中金的生数是四，水的生数是一，这是第一个“五”。火的生数是二，木的生数是三，这又是一个“五”。最后，中间的土，又是一个“五”，于是，在真意的作用下，“三五合一”，就能完成五行、性命与先天一气的合一这个操作。 这么讲只是刘一明先天一气理论的一个大概思路，详细的体系讲起来太过复杂，所以没办法在这里展开，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自己找资料看一看。综合看刘一明的着作，如《通关文》《修真九要》《神室八法》等，都是在讲修炼方面的内容，也是一种升级进阶式的，大体上可以分成了筑基、还丹、大丹和子又生孙四个大境界。 筑基是入门，简单说只要做到两点：离俗合道、忘己忘物，这就行了。真的简单吗？门难入，这是事实，整个内丹修炼过程中筑基阶段是最难的，因为这是炼性的，能够保持心性纯一基本上不可能，能够通过修炼恢复到心性纯一也不是易事。这一阶段刘一明通过几步功法来修炼，包括勘破世事、积德、穷理寻师、丹房神室，其他的不用过多讲，基本原理道友们应该都理解，当然也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丹房神室简单讲一讲，因为这是筑基中最重要的，其中丹房是指修补丹房，主要是对色身的坚固的功夫，不过具体的功法没有传下来，估计属于口授的秘法部分吧。神室则是指精神方面的修炼，也是需要加固的，其实也就是对心态的修炼，为了讲明白，刘一明直接拿盖房子来作对照，比如他说要修炼刚性，这是神室的梁柱，要修炼柔性，这是神室的木料，要修炼诚，这是神室的基础，如此等等，共有八个方面，椽瓦、门户、墙壁、中堂和主人，这就是他的《神室八法》。神室属于修性的内容，刘一明说这就是人心，具有八种德行，修成后圆满无漏。 就拿刚和柔来说，这是一种对外和对内的心性和态度，刚才能立稳，柔才能维持好心态，其他的和、静、虚、灵等等，都是对心性、精神全方位的修炼，这方面刘一明对内丹学算是一个贡献，把心性修炼讲得更加具体化了，内容也比较好理解，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自己找来看一看。 第七十二章 刘一明:混俗和光 易道同一4 还丹也叫凝结圣胎或外药了命，此时已经可以感受到先天一气了，所以是一种本质上的等阶的提升和升华，就和修真小说里面那种跨了大境界的升级，各种属性值不仅有飞跃性的提升，而且会发生一些质的变化。 因为下一阶段叫大丹，所以刘一明又把还丹称为小还丹，当然小不是大小的小，而是指“仅还其元”。什么意思呢，就是恢复人的本原，就是恢复原来耗损的精气神。为什么叫“仅还”呢，因为恢复了，但只是恢复，还没有经过煅烧，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所以还是很容易再耗损掉的意思。 要接触到先天一气，刘一明的功夫叫得窍，当然和传统的玄关一窍不一样，他不认为身体的某个地方才是窍，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以前给一个具体的或者大概的位置，还可以往那使劲，下功夫去感受，现在没有具体位置了，那怎么修炼。刘一明讲，你只要静坐，功夫到了自然就会进入一种恍惚杳冥的状态中，精神虚静而不会分散，当然他还有一些具体的功夫的，这里不多讲。总之当达到某一个点以后，自然就会与先天一气交通，接下来用十二消息卦中的前六卦下功夫，从复卦到纯阳的乾卦，六阳全复，五元用事，圣胎就结了。 还丹只是恢复了耗损，所以到了大丹阶段就要加以温养了，经过温养后的圣胎不但坚固了，更重要的是最终要摆脱肉体，“迸出法身”，此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因为没有了肉体的限制，所以此时就跳出了五行，不在轮回中了。 简单分的话，这一阶段可以分为温养和迸出法身两步，还丹时进阳火得到纯阳之体，而这一步就是要退阴符，用的是十二消息卦的后六卦，从一阴生的垢卦到纯阴坤卦，实际上就是用真阴保真阳的功夫，纯阳的东西当然不能用阳火温养了，所以这一步是用的退阴符的功夫。 经过大丹阶段后，对先天一气的感觉就非常直观了，达到了一定的融合程度，与先天一气的那种隔膜变弱直到完全消泯，“十月胎圆，乃神全气足，根尘拔去，客气消化，阴尽阳纯之象”。 刘一明说，这一阶段会有一种混沌七日、百脉皆息、万虑俱寂的假死现象，所以是一个大关口，不注意就真完了，挺过去了，就可以功力大进，圣胎就可以迸出了。这个圣胎，刘一明又称它为婴儿，当然这是丹道里的说法，并非如同现代修真小说里那种元婴，而是种法身，相对于肉身来说的。 此时，法身与先天一气就没有一点隔阂了，而先天一气又是宇宙的本原，可以说就是宇宙本身，无处不在，所以此时的境界就很玄妙了，没有了肉身的限制，达到了一种虚空的境界，实际上是完成了性命双修的了命的功夫。同时，又因为是一种虚空的境界，所以又是了性功夫开始。 最后，刘一明讲的这个子又生孙的境界，感觉他自己也没有底气，应该是自己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或者干脆脑洞还没有开放到那个程度，所以讲得比较少。当然，也明确指出，这是完全修完了性的功夫以后，是一种完全针对法身的修炼，如果简单说，大概就是要和先天一气进一步融合，体会宇宙生化的本原，是传统内丹学中的与道合真吧。表现的话，应该是身就是宇宙，身就是道，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总之超越了人的想象的一种生命层次吧。 有了自己完善的内丹修炼体系后，刘一明进一步对外丹等进行了批判，比如外丹，在清朝早已证实了很多矿物是有毒的，泥水丹法的房中术更是否定。其他的如清修派、禅宗等等存在的问题都有涉及，就不一一列举了。 刘一明的内丹理论引入了大量的易学方面的东西，特别是他在构建整套修炼体系中，对“中”、“时”和“逆”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比如“中”就是后天所损耗的那部分，也是后天返先天要解决的逆的可行性，至于“时”则更多的是用卦爻来和火候相配合的运用。深层次的东西这里不讲了，想了解刘一明在易学方面的成就，可以看看他的《周易阐真》。 修炼方面，刘一明对传统的炼精化气那几步功法加以改造，在《修真后辨》中列出了修炼十八招，在《金丹四百字解》中总结了二十四诀，在《修真九要》中又搞了个九步功法，这是他在研究和理解微观和宏观的炼养的基础上的体会，后人归纳总结为四大阶段：炼己筑基、凝结圣胎、沐浴温养、脱胎出神。 炼己就是筑基，属于心性修炼，目的就是消灭心中的欲望，坚定修道的信念，“修行炼己最为先，绝欲忘情却万缘，六贼三彭皆剪灭，干干净净一丹田。” 圣胎实际上是无形的，无识无知的，是一点真灵凝而不散。通过阳长阴逍遥，攒族五行，阴阳混合，浑然一气等功夫，使意念不断锻炼加强，由雾丹转化为气丹，最后达到凝结不散的状态。 沐浴是为了洗心涤虑，温养是为了进一步消除残存的阴气，达到神气不离，抱元守一的境界，此时意识呈团状，就是金丹，意念引导进黄庭温养。 脱胎则是用虚无真性培养圣胎，成神前后是有有之法和无为之法，即了命和了性两个阶段后，法身和色身可以分开，达到合道的境界。后面的三年乳哺、九年面壁和前面的就一样了。 以道为本原，结合儒、释，以三教同源发展了自己的丹道。刘一明认为，人的本性、天性是天定的，从孕育而生，就受到虚无中的先天祖气影响，这种先天祖气是至纯至善的，这就是所谓的天赋之性、真如之性。但人一出生，开始呼吸开始，就受到了后天的污浊之气影响而变得邪恶了。那么只有不断的行善才能避免受这种侵染。 修持方面，则同样受封建社会的影响，提倡纲常伦理，当然这也是北宗全真教的修性功法。 由此，刘一明的三教合一，三教相通，兼而用之方可成圣。这当然也是继承自王重阳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他的《三教辨》中有言“儒即是道，道即儒，儒外无道，道外无儒”。 三教合一其实不用讲太多，刘一明自然也是支持这一观点的，开始龛谷老人就让他回去细读百家经书，特别是《论语》。悟通金丹大道以后，“混俗和光”，一直在世俗行医，到兴隆山后更是与各地信众一起修复各处建筑。 随便举一个例子，他所说的先天一气，在他看来就是周易里面的太极，也是儒家所说的“中”，老子所说的“道”，佛教所说的“虚中”，执中、守中、虚中，这个中字就是三教圣人的心法，所以性命双修，万千大道归根到底就是这个中字。 再比如他给五行加入了五德属性，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元五德浑沦一气，生于先天，发于后天。 再如他说人的魂是历劫轮回的，就像种子一样，这一思想和佛教的阿赖耶识相似，累世的历劫信息得以保存。 当然，再展开讲又涉及了本体论等深层次的理论了，三教都是在走一条穷理尽性之路，最终至于命的过程中，侧重不同罢了。前面讲过，儒家走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存心养性；佛教的虚中则有中观的特点，明心见性，缘起性空嘛；道教的守中则视作了本体，强调这是人生而带来的先天属性，是修真炼性。刘一明则认为中就是至无中含有至无，至虚中含有至实，生生才是重点，从而构成他的宇宙观的核心。这个话题，刘一明讲得很多，也很深入，特别是利用了易学的内容，融入了儒家和佛教一些思想，既是三教合一的体现，也是他在内丹学方面的一种解析。 第七十三章 闵一得:学综三教 治身医世1 在重振正统道教，弘扬龙门派道统方面，王常月、刘一明和闵一得这三位可以说劳苦功高，成绩突出，够资格颁发突出贡献奖。下面就具体看看闵一得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有哪些。 姓名：闵思澄，名苕旉（敷），字补之，号懒云、小艮，道号一得 籍贯：浙江吴兴（湖州吴兴区） 出生时间：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二月初二 去世时间：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初十 主要贡献：扩大了龙门派在江南的规模和影响力，开创龙门方便法门 主要着作：《金盖心灯》《古书隐楼藏书》 闵一得祖上是吴兴的望族，虽然这并不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但是道友们都清楚，没有经济基础在多数情况下是真不行的，上品无寒士嘛。按惯例，因为闵一得是名人，所以出生的时候也得有异象，就算没有也得有，反正这件事早晚有人负责……等等，闵一得是哪一年出生的？ 之所以有这一问，是因为闵一得是哪一年生的还没有定论，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相差了十年。双方引经据典，各有大量证据，有的是通过各种资料分析推断而来，有的则称是直接证据，但是都不怎么令人信服，因为在一些细节方面都有解释不通的地方，搞得闵一得的生平写起来都有些困难。 这里暂且按照他生于1758年来讲吧，当然并不是意味着他就是这一年出生的。 书归正题，那么闵一得出生时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发生呢？据他自己说，当然他肯定是听家里人说的，他出生那天，母亲梦见一盏三尺多高的红灯笼从天而降，于是赶紧小心接住捧住，打算拿进屋里面，结果肚子一疼，闵一得就降生了。 当时他爹闵大夏正在书房里看书，火盆烤着暖洋洋的，就有点儿犯困。突然书房门被人推开了，进来一老两少三个道士。老闵同志还有点发懵，心说这三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进别人屋怎么不敲门啊。再说了下人们都哪去了，看来工作纪律得抓抓了，明天都得开除几个。还没等开口问呢，一个小道士递过来一张大红的名贴，上面地址、电话、职务什么的全没有，就一个名字“贝懒云”，显然就是这个老道士了。 姓贝的这个老道挺着急的样子，什么话也没顾上说，行了个礼转身就往卧室里闯。老闵同志一看真急了，哎哎，这可不行啊，我老婆还在屋里呢，虽然你是个方外之人，年纪也不小了，那也不能往里闯啊！于是也不顾桌子翻椅子倒就要去拉老道，此时恰好仆妇来敲门，这才发觉原来是做了一个梦。仆妇进来给老爷道喜，说夫人刚生了，恭喜老爷喜提大胖小子一枚。 等到前前后后都忙完了，安稳下来以后，这一天夫妻二聊起了儿子出生前做的梦，老闵同志感觉此事不简单，我们这儿子可能、大概、说不定大有来历，我得去查查。经过仔细查找，亏得老闵上学时基本功扎实，平时又喜欢看书，终于查到了这位贝懒云的资料。那是一本很小众的《洞霄宫志》的书，里面记载了一位南宋高道贝大钦，号懒云，奉诏主持洞霄宫这件事。夫妻二人最终达成共识，嗯，我们的儿子一定是这位洞霄宫的贝懒云投生来的，这就是闵一得那个懒云名字由来。 闵一得从小就体弱多病，而且膝盖发育不良，到9岁时还“弱于行”，每天看着别的小伙伴在阳光下奔跑打闹，他却只能在家里读书，所以他看的书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后世给他的评价中有一个关键词：博学。 因为家里不差钱，儿子的病肯定是要四处求医问药想办法治疗的，虽然一直没有治好，父母一直没有放弃。这一天，老闵听说天台山上的桐柏宫里有仙人，只要心诚，这点小病绝对能治。于是，闵大夏就满怀希望地带着儿子来到了桐柏宫，烧香、磕头一套流程下来，恰好遇到了龙门派第十代传人高东篱。 接下来具体经了哪些剧情没有记载，总之闵一得就拜在了高东篱门下皈依了龙门派，从这一年开始计算“道腊”，就是当道士的年龄。 因为孩子还小，总得先把身体治好了才有力气学习高深的道法嘛，所以高东篱先传给了闵一得一套导引术，也有人说是一套服食挢引术，总之初一练就感觉强身健体效果很好，而且对治疗腿病也有效果。山上的条件比家里要差很多，为了早日养好身体，父子二人先下山回了家，意思是等病好了，身体壮了再上山学习。 第二年，闵一得10岁时，时间应该是1758年，却传来了高东篱快要羽化的噩耗，闵一得便急忙返回桐柏宫。此时他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大好，腿已经好多了，见到师傅后，高东篱便把他托付给自己的弟子沈一炳，由他代师传道，不久便羽化了。从此，闵一得就留在山上，跟随师兄沈一炳（沈轻云，1708-1786年）学习，他对师兄也异常敬重，完全以师礼对待。 为什么闵一得的生平难讲呢，细心的道友可能发现了，如果闵一得是生于1758年，高东篱也是这一年羽化的，何来9岁拜师一说？但是文献记载高东篱羽化后，就由弟子沈一炳代师传艺，这是没疑问的。当时沈一炳60岁，闵一得20岁，显然是按照高东篱1768年羽化，闵一得1748年出生计算的。于是有人说闵一得9岁上山治病，并没有皈依，而是20岁的时候又一次上山皈依的。不过，包括闵一得自己，很多文献都称他“九岁皈道”，同时又有文献说“弱冠”时“得待东篱老师于桐柏山”，和高东篱的羽化时间又难以对上。当然，还有说高东篱活到了151岁，显然很多问题更不好解释了。 总之无论是按照闵一得生于1748年，还是1758年生人，都有一些地方解释不通，道友们清楚就好。这里就按照他是1758年出生来讲，主要原因是《吴兴闵氏宗谱》中记载就是这一年，而且这宗谱是1833年写的，当时闵一得还在世，相对来说更可信一些，道友们忽略这些细节吧。 高东篱羽化后，闵一得又坚持修炼两年以后，病终于痊愈了，算是重获新生了。当然这两年包括以后数十年他是在山上，还是回家修炼的没有记载，臆测应该还是回家里了吧。 1786年，师兄沈一炳羽化了，闵一得专门写了《沈一炳律师传》，然后外出游历，据他自己说在江楚曾遇到过一些同道，还和闵鹗元、朱石君参加吕祖鸾坛，得到了吕洞宾的神谕，对大道有所悟。有些学者还说闵一得还遇到过王常月，而且得传戒律，当然这么讲的人基本上就是文抄公，属于抄东西习惯了都不过脑子的一类。道友们看本卷的第二十章，王常月是1680年羽化的，闵一得出生的时候，人家都羽化好几十年了，遇到个鬼啊。不过王常月曾经向南方发展全真教的势力，专程来到江南传戒这倒是事实，闵一得通过沈一炳传戒，对王常月的持戒，重五伦、八箴这些东西有研究是符合逻辑的，但不能就让一位死了几十年的人再从地下爬上来让闵一得遇到吧？ 此外，在吴、楚、燕、赵等地云游时，闵一得还遇到过龙门西竺心宗的金怀怀（王清楚）、白马李（李清纯）、李蓬头等高人，相互论道切磋，使他对西竺心宗有了很大的兴趣，这也埋下了几年后他拜访黄守中的伏笔。总之他所到之处，群贤毕至，就和现在明星到哪都有粉丝团围观一样，可见他在江湖上已经有些名气和声望了。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闵一得“及壮”，老闵同志找他来谈话，意思是你这么多年总在外面浪也不是件长久的事儿啊，正好我这有点路子，给你安排了个位置，虽然离家远点，也是个机会，你就先去历练几年吧。父为子纲，老爹的话是不能否定的，所以闵一得就到了滇南出任州司马。当然这里又有一点小问题，如果按照闵一得1758年生人，1790年他三十出头，“及壮”是就合理的，但是如果按1748年生人计算，40出头了再说“及壮”就不恰当了吧。 其实从闵一得当官这件事也可以推测出，闵一得皈依后应该是住在家里的，假如他一直在山上打坐，修炼，二三十年下来，早就是一位资深道士了，老爹哪还会再让他去当官啊。要知道闵一得加入的是龙门派，而全真教是清修的，是要入观修行的，并不是和正一道那样可以在家修行，所以猜测闵一得虽然皈依了，但是并没有长期住在观里修行，至少是在家里住的时间更久一些。可能有道友不理解了，既然皈依了全真教，为什么允许他不在观里修行呢？其实这是另一个话题，涉及金盖山的方便法门了，后面还会讲到。 总之，闵一得真的去了云南，并且在云南的那几年，他遇到了一位外国人，一个佛道兼修，对他有传道授业之实的人。 第七十四章 闵一得:学综三教 治身医世2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闵一得来到云南就职，当官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了，就在当年，也有人说是1792年，他去鸡足山拜访了一个来自月支的老外。 月支在哪里呢，当时人们的地理概念还比较模糊，以为月支就是西方的一个国家，按《山海经》来讲就是氐国，具体是不是缅甸不好说，大概差不多吧。 这个老外本来是没有名字的，来到大中国后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野怛婆阇，当地人一听，噢，这是什么东东，这么怪啊。于是他就解释说，这是我们那里的语言，翻译成你们的话就是求道之士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学习你们国家的大道的，顺便再传播点我们的西竺心宗的斗法。 虽然明白了这个名字的意思，大家普遍认为你这个名字又难记，又难叫，你看这样吧，你不是学道来了嘛，这里又是鸡足山，干脆你就叫鸡足道者吧。老外一听非常满意，欣然受之，其实他不接受也不行，人家都这么叫他了，于是多年以后，江湖上就有了鸡足道者的传说。 那么远在江南的闵一得是怎么知道鸡足道者的？他外出游历的时候，不是结识过几个西竺心宗的人嘛，这几位都是鸡足道者的门人，所以闵一得早就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这个老外的存在，也生出了找机会拜访他的念头。 这里需要先讲一讲这个老外，顺便简单讲一点云南的佛道历史。 首先要先说说这座鸡足山。多数道友可能没听说过它，它在美丽的云南大理，离苍山洱海很近，因为前有三峰，后有一岭，从上面看就像个鸡爪子，所以才有了鸡足山的名字。鸡足山现在是一个风景区，如果进去转转就会发现，里面有好多寺庙，真是好一处佛教圣地。 实际上，这座山最早是道教先占的地盘，大家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大理离当年张天师张道陵修道的四川鹤鸣山不算远。云南的巫鬼色彩相当浓厚，随着五斗米道的传入，张家的三官信仰、拜神驱鬼的诸多道法慢慢地和本地原生态的宗教相互融合，所以说鸡足山的道教起步还是非常早的。此后，鸡足山的道统一直有沿续，据记载，成玄英、孙思邈、杜光庭、吕洞宾等很多高道都来过鸡足山，杜光庭还是在这座山上羽化的。 既然道教这么早就把山头占了，为什么又会成了佛家圣地？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其实，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比道教晚不了多少，最初道教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稍占上风，但是随着佛教的后来居上，这种被佛教压着一头的形势基本就没有什么大变化，二教的争斗也很少能胜出，在云南，这种情况也没有例外。 唐代，为了抢占资源，佛道双方各显神通，佛教发挥了能言善辩的老传统，开始编，噢，讲故事。佛教说，我们老大释迦牟尼圆寂后，大弟子饮光迦叶，也叫摩诃迦叶，就是会拈花一笑的那位，按照老大的指点，抱着金缕袈裟来到鸡足山某个洞里面开始入定，干什么呢？等着弥勒降世，这就是三世佛的故事了。如果这话是随便某一个和尚说的，可能影响还不大，关键说这话的人是着名的唐三藏，力度就不同了。原话是这么说的：“莫诃河东，入大林野，行百余里，至屈屈。吒播陀山，亦谓窭卢播陀山”。玄奘说的窭卢播陀山就是鸡足山，不过说的是印度的鸡足山，至于是不是云南的这座山就不一定了。总之，有玄奘的代言，鸡足山被佛教安排了一个迦叶道场的噱头，名震江湖只是早晚的事儿。果然，从唐朝开始，鸡足山上的佛教事业开始蒸蒸日上，眼看着一处处风水宝地上起来一座座梵刹。 到唐玄宗时期，大唐帝国和南诏闹崩了，印象中大理在唐朝的时候是叫南诏，记不太清了。总之，和大唐这个庞然大物闹崩了肯定是件非常头疼的事，小小的南诏国急需找个靠山，要不晚上真睡不着了，于是，南诏和吐蕃开始眉来眼去。就是在那段时期，藏传佛教顺势来到了鸡足山，接着，缅甸的佛教也跟着过来抢生意，二者很快就在鸡足山占稳了脚跟，在官方的支持下，势力很快就超过了道教。 到元代以后，鸡足山上就有了以寂光寺为主的8寺71丛林，清光绪年间，发展到以祝圣寺为中心的36寺72庵，刚好凑足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这108将，和尚加尼姑最多的时候超过三千位。道友们会不会问，山上有多少道观，多少道士？您看看地图，鸡足山这几座山头能摆下多少庙，放下多少观？详细的数据没有查到，不过明代有位大旅行家，走哪记哪，道友们应该想到了，他就是徐霞客，不愧是闻名天下的资深驴友，还真到过鸡足山。据他说，当时山上除了众多的庵寺以外，还可以看到玉皇阁、真武阁、玄武庙，可见当时还没有完全被佛教势力挤走。不过到了清初，再到山上看看，到处都是108将，有时候进庙里面会发现，咦，这里怎么有座玉皇阁，那里有座真武阁？诸如斗母阁、玄天阁这些道教建筑都成了寺庙里面的建筑了。比如玄天阁在碧云寺里，玉皇阁在圣峰寺里，显然这些佛寺占了原来的道观的地盘，还好做人留一线，没有把道观彻底给抹干净了，据说庙祝亦佛亦道，当真是佛道其乐融融。 接着说鸡足道者。 顺治十六年（1659年），鸡足道者北上来到北京，道友会不会问他为什么没去更近的龙虎山呢？还记得吧，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五年、十六年，王常月先后三次在白云观开坛讲法传戒，会上大谈龙门玄风，大讲持戒的重要性，“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盛况空前，远在云南的鸡足道者听说后，怎么能不心生向往。 不过有些学者说鸡足道者去北京并没有见到王常月，而是拜见了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昆阳，总之这二位之一“契其德”，传授了一些道法，还给他赠名为黄守中。当黄守中提出要受龙门大戒的时候却被拒绝了，原因是时间未到，你不用着急，回去好生修炼，“但住世，越百三十秋，大戒自得”。什么意思呢，回去好了保重身体，假如你能活过130岁，自然会有大戒送上门的。虽然黄守中没有受戒，还是按龙门派字辈得了一个“守”字，显然也被吸纳进了龙门派的队伍中了。龙门派的字辈前面提到过，“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黄守中和伍守阳一样，都是第八代。 不久，黄守中回到了鸡足山，开始研究怎么才能把龙门心法和自己的西竺心宗——实际上属于密宗心法，二者相融合，学术界称为龙门西竺心宗。黄守中还经常招来门人弟子们搞些学术研讨，渐渐地，龙门西竺心宗在江湖上有了些名气，他也成了一位佛道兼修的江湖高手。 以上就是闵一得亲自来拜访黄守中的原因。不过这里也有个小问题，如果闵一得是1790年拜访鸡足山的话，此时黄守中的年龄已经远远不止130岁了，至少也应该是140岁，如果是真的，那么他应该是龙门派硕果仅存的八代元老了。 这次来访，闵一得带来了一样对黄守中来说非常重要东西，就是王常月传下来的三大戒书。黄守中得到本门大戒法书后异常兴奋，赶紧招呼弟子取来了自己压箱底的大梵斗法回赠闵一得，接下来就进入了亲切友好地学术交流阶段。 闵一得在鸡足山上住了整整三个月，期间黄守中抄录了三大戒书，应了当年“大戒自得”的预言，闵一得也掌握了大梵斗法的精髓，这就意味着“西竺心宗”多了一条走出云南的大路。 临别时，黄守中专门为闵一得举行了传法仪式，“泣拜而祝”，并说“西竺至宝，汝已易得，善护正宗”，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啊。 闵一得走后不久，黄守中就羽化了，门下几大弟子，主要有管天仙（管太清）、大脚仙（王太原）、王袖虎三位，再加上闵一得各自开枝散叶，发展了四个分支。 闵一得以外的这三个分支的具体传承有一些史料，不过不多，大概都是传到第四代以后，弟子们差不多都离开了鸡足山。因为时间差不多已经来到了清末民国初年，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而各奔东西以后就没有了音讯。 总体来说，龙门西竺心宗的特点是“道以身体，行以心宣”，是斗法和心法并重的。据说王袖虎曾经访问过金盖山，并说过这样一段话：“然得变化如心者，幻中亦有真我，譬如行军，一准师令，故曰心法。法从外至，道更左矣。”从这段话大体可以看得出来，龙门西竺心宗有着明显的佛道相融的痕迹。 闵一得作为龙门天竺心宗的传人，最大的贡献是把斗法带到了江南，并且融合进了龙门派的理论体系之中。在《金盖心灯》中有他专门给黄守中作了传，据说还编过一部《大梵先天梵音斗法》的书，不过没有传世，很多学者怀疑这部书的存在性，也怀疑并不是闵一得所着。 现在可以做个小结了。闵一得前后有过三位老师：第一位高东篱，大概只教过他一年；第二位沈一炳，是高东篱临终前托付他教导闵一得的，也是闵一得最重要的老师兼师兄；第三位就是这位黄守中，二人虽然只相处了三个月，闵一得从他那里学到了全套的斗法，虽然按辈分来说一个八代，一个十一代怎么也不能称为师徒，不过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吧。余生，就是他内省外摩，总结消化的过程了。 第七十五章 闵一得:学综三教 治身医世3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冬天，闵一得收到了老家的来信，说父亲病故了，便请假回家服孝，术语叫丁忧。按旧制，丁忧要在家里老实宅三年，不能泡吧，不能约饭，更不能结婚、上班，总之就一句话，只能在家守孝。对于闵一得来说，这次丁忧是个好借口，正好可以辞职不干了，因为他这样一个从小就志在修道的人，完全是尽孝才听老爹的话去当官的。 三年期满以后，嘉庆元年（1796年），闵一得回到了金盖山，正式接手金盖山的各项事务。首先重修了纯阳宫，修道是件苦差事，有能力当然要改善一下嘛，先从改善住房开始。接下来的日子，闵一得内省外摩，研究丹法，三教同修，着书传道，抽空便开坛讲道，广传龙门法脉，求学者纷至沓来，好一派道门大兴的气象，转眼就是四十年。据说闵一得七十多岁的时候，依旧身强体壮，大冬天连棉衣都不用穿，显然内丹功夫已经达到了某个境界的样子。 在修炼的同时，闵一得动笔写了两本书，《金盖心灯》和《古书隐楼藏书》。 《金盖心灯》的书名听起来很佛教，大家也都认为他是取自佛教的传灯的意思，前后花了闵一得十多年的时间才写完。这部书是纪传体，开头就上了一张《道谱源流图》，没有什么意外地老子被放在了第一序列，尊为道祖。为了彰显全真教的地位，吕洞宾被尊为道宗。在吕洞宾之下，分列了刘海蟾、张伯端至白玉蟾等南五祖，王重阳至北七真。 《金盖心灯》共八卷，卷一至卷五记录的是龙门正宗，卷六上是龙门心宗，卷六下是女贞，共收录了九十九位道士，加上女冠，共计一百零六人，重点自然是龙门派的第一代至第十四代传人的辉煌事迹。卷七主要记录一些名贤、高人、善士、节妇和善女，卷八上则是高僧，卷八下是神仙传记，后两卷共收录了六十四人，总体看，这部书的成就堪比王常月的《钵鉴》。 这部书在道光辛巳年（1821年）第一次刻印，当时闵一得还在世。他羽化后的同治癸酉（1873年）又被重刻过一次，为什么要重刻呢？据翰林院编修沈秉成在《重刊金盖心灯序》中说：“是书刻于道光辛巳（1821），乱后版毁，爰重刻之”。他所说的“乱”就是太平天国起义，纯阳宫里面值钱的东西被劫掠一空，那些看似无用的经书自然就成了纯阳宫的陪葬品被付之一炬了，所以，1821年版的《金盖心灯》早已不存世了，现在看到的是1873年版。 在闵一得羽化前一年（1835年），大约是感觉自己时日不多了，有一天他对弟子们说：“我宗功法，一准天元，中间杂有作用者，盖以学人向自世尚入手，不得不假有作以致中庸耳”，接着开始整理汇总自己的着述、注疏及收集的一些珍贵典籍，统一汇编、修订、注释后辑成一部《古书隐楼藏书》。古书隐楼的名字也有来历，详细就不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自己查一查。 最初这部书中只收录了二十多种经籍，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最终达到三十多种。从内容上看，《古书隐楼藏书》很杂，有道教方面的内丹理论、功法、注释，有全真的经书，如《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泄天机》等，还有大量的佛教的经注，如《如是我闻》，另外也包括一些儒学东西。 这部藏书可能也毁于战乱了，所以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和民国五年（1916年）曾经两次刻版再印。 由于这两部着作的原版都没有了，现在看到的都是经过后人重修后的版本，这就导致了一些文献的永久性的亡佚，同时也有大量的错漏之处，比如前面说到的关闵一得的一些基本信息的不准确，他的生年、皈依时间都需要继续考证。总之，由于原版被毁，导致很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定论。 另外，据说闵一得还编纂过《道藏续编》，不过学术界对此多有疑问，大多认为是后人托他的名所为，这里不再多说。 等到身后事全都处理完了，感觉没有什么未了之事了，这天晚上，闵一得写了一副对联： 修道只为求己志 着书未尽度人心 第二天，弟子们发现师傅已经羽化，驻世87年或77年。 闵一得这一脉，有人称金盖山云巢支派，也有人称金盖山支派，实际上研究传承法脉的话就会发现，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儿。当然研究整个龙门派的传承体系比较庞大，这方面有学者出过专着，这里简单提几句。 王常月当年南下传戒，为龙门派在南京、苏杭、湖州一带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此后，经过弟子们的苦心经营，逐渐衍生出了许多龙门的支派，主要有： 金盖山云巢支派：开创者是王常月的弟子陶守贞，主要是以金盖山为中心。 天柱观支派：开创者是王常月的弟子金筑老人，地盘是浙江余杭金筑坪天柱观。 金鼓洞支派：开创者是龙门派九代弟子周太朗（周明阳），地盘在杭州金鼓洞鹤村道院。 桐柏宫支派：开创者是周太朗的弟子高清昱（高东篱），自然就是以桐柏宫为根据地了。 高东篱是周明阳的弟子，那么周明阳是不是金盖山云巢支派创始人陶守贞的弟子呢？如果是，那么金鼓洞支派、桐柏宫支派就是陶守贞一脉传下来的。答案是否定的，周明阳有过两位师傅，孙玉阳和黄赤阳，这二位是七代弟子沈常敬的门下，不过，他曾经跟随王常月在北京传戒两年，期间受到很多的指点，虽然差了一辈，也算有师徒之实。所以说，闵一得开创的支派和陶守贞的并不相同。 相比刘一明来说，闵一得的龙门派弟子的身份是有清晰的传承法脉的，从龙门派七代弟子沈常敬向下，依次是八代弟子黄赤阳、九代弟子周太朗、十代弟子高东篱到他。沈一炳和黄守中同样有传承可查，所以说闵一得的金盖山一脉和金盖山去巢支派并不是一回事。当然了，也有学者说二者都是龙门一派传承下来的，中间应该没有太大的壁垒，更多的也许就是地理上的一些区别，也有道理，不过既然大家都是支派了，显然在龙门派基本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有了各自的特色，还是有所不同的。 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这两个分支，说金盖山云巢支派其实是向着正一法脉方向发展了，因为闵一得似乎也表示过，这个支派从陶守贞开始就不再是龙门弟子了。不过要想把这二者讲明白，关键并不是法脉传承，得从各自的道法、功法等各方面详细对比研究才可以。无论云巢支派发展方向是不是正一道，可以确定的是闵一得继续走龙门派的道路没有变化，当然因为走出了自己的特色，所以后人才称他开创了龙门方便法门，确定它是金盖山古梅花观嗣龙门正宗法门。 金盖山一脉发展得应该是最好的，不但有闵一得开创支派，师兄沈一炳门有三大弟子：陈阳复（云樵）、周阳本（梯霞）、费阳得（丹心），都是龙门派第十二代阳字辈的传人，分别发展本门功法后开了更小的支派。 陈阳复开启的是余杭南湖三元宫支派，门下有阮来宗、杨来逸、钱来玉、鲍来金等弟子。 周阳本开启的是余杭铜山半持庵支派。 费阳得开启的归安射村开化院支派。 闵一得的弟子虽然很多，但是佼佼者就没有了，所以没能和师兄一样弟子们开创不少支派，不过他有个再传弟子叫王来因，开创了觉云支派，算是给师祖赚回来一点面子。 龙门派的其他支派有什么特色不能一一讲了，这里把闵一得开创的方便法门简单讲一讲。 闵一得常说：“居家在庙皆修道，忠孝节悌尽神仙”，一句话实际上道出了方便法门的核心思想，而这一思想的梳理和总结，首先是研究沈一炳，其实是从《古书隐楼藏书》入手的。 沈一炳是极重道德涵养心性的修炼，在他看来，比如他曾经说过十义：“曰忍辱，曰仁柔，曰止敬，曰高明，曰退让，曰刚中，曰慧辩，曰勤，曰信，曰廉”，这一思想对闵一得有着很深地影响。晚年，闵一得把沈一炳口授传给他的仙法整理了出来，命名为《天仙心传》。按道理说这是不符合秘法传承规矩的，不过闵一得认为，要想让门派能够发展壮大，一直延续下去，那么必须要与时俱进，恰好《天仙心传》的核心思想“虚寂恒诚”，和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以及“十义”是一致的，那么让它广泛流传开来，内诚心地，外度群生，更利于龙门方便法门的推广。 闵一得认为仙也好，佛也罢，都是从五伦、八箴入手去证果位的，三教同修，“以儒释之精华，阐道家之元妙”，无非就是以五伦、八箴为体用的，这就是建立在三教合一基础上的龙门方便法门。 具体来说，龙门方便法门有三大核心思想： 1、修行面前人人平等，谁都可以修仙。三教一致，所以人人可以成仙、成佛、成圣。按理说龙门派戒律是极为严格的，出家在观里修炼这只是最最基本的要求，不过为了事业的发展，必须得适当地放宽一些要求，要和那些有权有钱的“名公卿相”，那些“胥吏仆舆”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最后把他们拉进队伍中来，必须得做出适当的让步。让他们抛弃高官厚禄、娇妻美妾、豪车豪宅，这难度得多高啊？所以，咱们可以大开方便之门，收一些俗家弟子，这样不但门派规模大了，“半多俗居弟子”带来的好处也多多了，何乐而不为呢。 2、以身医世是修真证果的关键，是和儒家的修齐治平，佛家的持世一致的，这方面的内容在他的《医世玄科仪则》里面讲得非常具体。据说，众多慕名而来的俗家弟子中，最多的大概就是想和闵一得拉上点关系，自己或亲戚朋友有个三灾五难的时候就有门路求山上的道长出手了。另外有些人可能也想学点医术，是不是为了将来悬壶济世不好说，总之对自己家人健康来说是件好事。 3、修道的人一定要分辨哪些丹经是正派，是真经，不要被一些邪书所迷，远离中正大道，甚至害了自己的性命。这个问题在金盖山是不存在的，这里连真正的仙法都印成书了，又有强大的师资力量教导你修仙，希望有志修仙的人都能享受到这种福利，也有引领天下道门风向的意图吧，毕竟一人力薄，众人拾柴火焰高，道门衰落的势头需要大家一起改变才可以。 详细地就不再展开讲了。 实际上闵一得在世的时候，龙门方便法门的江湖名气还不算是最高，等到弟子费阳熙接任纯阳宫主持以后，才真正把龙门方便法门发扬光大，法脉一直传承到民国时期。 第七十六章 闵一得:学综三教 治身医世4 闵一得主持金盖山期间，由于倡导和推行龙门方便法门，吸收了大量俗家弟子，为金盖山的道门传承打下了不错的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每一个弟子，无论是正式的，还是俗家的，都胸怀经国理身的伟大理想，坚持虚寂恒诚，儒道同参，道密双修，三教杂糅、兼容并包……走“三教修成总一宗”的、利人利己的、治身医世的道路，“以儒释之精华，诠道家之元妙”，既不失道教的根本，又不忽视儒、释任何一家。 三教归一，一在性命，一在真一之道，一在医世，在三教一家的思想基础上才有了龙门方便法门。它的特点就是有意模糊三教之间的差异和界限，虽然只达到了一锅出的初级阶段，还是很巧妙地利用医世这个切入点，从传承到功法构建起了一个大概的体系出来，很好的把北宗、南宗和金盖山的传统都融合了起来。 儒道同参本就是金盖山的老传统，不用过多地向上追溯，高东篱就是主要的代表。闵一得颇有点儒本位的思想，具体就体现在他对“心”的研究方面。一提到心，道友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王阳明，没错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闵一得说过：“学道者，正心为第一义”，“……知之者心，行之者身，知行并进，身心不二……玄关一开，金丹大道复修”。在他看来，心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在道曰心，在佛曰心，在儒曰心”，心包天地，能生万物，如果敢想，这个心连宇宙万物都可以装得下，这么看来，三教都离不开心之一字，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心本体化了。 闵一得对佛教同样有极深的研究，从前面他所注解的佛经就可以看出一二来。他曾把王常月的《龙门心法》改成了《碧苑坛经》，他的《金盖心灯》也取自佛教传灯，所以在合会佛法方面做得光明正大，毫不掩饰道密双修的做法。 当年闵一得从鸡足道者那里学习了持语密，就是他所说的“诵持陀罗尼有若金铁声”。当然，闵一得并不是学了拿了就没事了，而是援密入道，把密宗的东西吸收到了他的医世的思想体系之中，就是在践行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他翻译、注释和改造的密教的一些东西，在他的影响下迅速传播，西竺心宗在江湖上扬名离不开他的努力。 常用，不过没有皈依佛教，坚持道教为根本，引入儒家伦常、佛家密咒，“以儒释之精华，阐道家之元妙”。 另外，闵一得还给自己起过几个佛号，什么际莲子，发僧际莲氏、定梵氏，用“一字顶轮王真言”、“持世陀罗尼”等梵咒来讲丹道也是常事。随便来个例子，比如在《太乙金华宗旨》里讲到凝神入气穴的回光功夫的时候，闵一得分了三层九节，三层就是涵养、翕合和蛰藏，三层的关系就是用的佛教的空观、假观和中观来阐释的，什么“三观先空，看一切物皆空”等等。一些丹道的术语，比如水火，也用定慧这样的佛教术语来解释。 道友可能会问，那他有没有用儒家的思想或词语来解释丹道呢？那必须的啊。比如他在《阴符经玄解正义》里面说“清静铅汞”不就是“洁净精微”，“炼己存诚”不就是等于“克己复礼”嘛，还“丹”等于“仁”，修道先要先在仁义礼智信上做足功夫如此等等。 当然了，道教的根本还是不能丢的，炼神还虚的功夫，就是从庄子的“忘精神而超生”发展起来的，当然讲起来话就多了，这里不再展开。闵一得更没有忘记自己的龙门派传人的身份，所以王常月的戒律也成了正式弟子的宝典。闵一得不是修订了《碧苑坛经》嘛，那么想修仙，认真领会心法真言、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缘、戒行精严……二十二要一条都不能马虎。其他的还有什么9戒、10则、16戒等等，不戒到你怀疑人生就想修炼成仙，哪有那么简单啊？ 这么多戒律，那些普通俗家弟子，特别是有钱有权的那一小撮人也能遵守？还不吓得有多远跑多远？这个嘛，俗家弟子还是不能按正式弟子的标准要求的，既然都不用清修了，哪还能管那么严，再说也没指望这些人能修仙不是？ 总之，闵一得的正式弟子还是不能降低要求的，内丹，炼性还虚是最主要的，正心是最重要的，要坚持不懈地治心炼性，修身了命，达到身心两忘而返先天，回归真一真元的境界。水平高了也不能总想着一个人修炼成仙，还要入世修行，医世嘛，这样才可以最终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简单说完了龙门方便法门方面的成就以后，再讲一讲闵一得的另一项成就，他所构建起的宇宙论和修道体系。 真一，就是宇宙本原，就是先天一气，是它生的天地人三才。先天一气并不是新生概念，李西月讲，伍冲虚讲，刘一明也讲，闵一得同样也说，天地人三才是先天一气分化而来的，所以他同样赞成先天一气是宇宙本原的说法。 同时，闵一得又提出来真元的概念，有了真一的概念，为什么又提出来真元的概念呢。因为真一是一个很虚的概念，形而上的东西是很不好理解的，更不好解释明白，于是闵一得就想用真元来解释真一。在整个内丹体系中，先天和后天是要分的，而真一和真元又都是先天的，但是真元是实的，当然这个实也是相对的，这样用有形有象的真元来解释无形无象的真一更方便一些。 有了真一、真元和先天后天以后，就可以对人的先天、后天和内丹修炼体系套用起来了，筑基就成了追回失去的真一、真元的操作。接下来就是简单了，无非就是继续完善这一过程，通三关，打通任督二脉，炼性炼命等等这些前辈们讲过的功夫都可以拿过来用。 在具体功法方面，闵一得也有所创新，比如他传下来的有天仙心传、中黄直透、大梵斗法，都是围绕着虚、诚，凭此二字最终证道这样一套体系下完成的。 在传统内丹学中有赤道、黑道、黄道等脉道的说法，是和周天有关系的，比如赤道和黑道就对应任脉和督脉，黄道则有点神秘，历来都语焉不详，可能属于口传心授的内容吧。闵一得的中黄直透同样属于只传正式弟子的绝世内功心法，据说是一种没有副作用的修道捷径，可惜没能流传下来，猜想应该是和这个传说中的黄道有关系吧。 当然了，闵一得的丹道是正统道教的路子，虽然他融合了儒、密的元素进去，但并不失根本，特别是在具体功法方面，这是前人千百年来的经验结晶，不是随便就可以改变的。他的三个师傅中，实际上只有沈一炳给他传授的东西最多，也最系统，所以，沈一炳的北宗的功法同样是闵一得的内丹体系的主体，比如更重视性功，所以心性修炼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一些。无念就需要认清心性，明白性和本我，性即是道，是法身，性或法身本质是无我的，这就是对非空非有的认识了，这和王常月讲的重法身修炼是一致的。 “虚诚”这两个字同样是从沈一炳那里传承下来的，虚寂恒诚为宗，以伦理道德炼心，辅以佛理炼性，涤心自律，无念则真阳自生。 后人对闵一得的丹道总结了几个词，内炼心性，外持净戒，以医行功，济世成仙，内炼外达，还神于虚，其实核心还是体神于虚空，这就是他的以天元丹为根的内丹体系。 最后，再简单说一说闵一得的阴阳丹法，有人也称为女丹。 在《古书隐楼藏书》中有两部关于女子修炼的丹经，一部是《西王母女修正途十则》，据说是吕洞宾传下来的，为了弘扬正统，让广大女性朋友也有修炼成仙的机会，闵一得糟心为它作了注。另一部是《李泥丸女宗双修宝筏》，据说是师兄沈一炳传给他的，闵一得看这书也不错，也就加以修订公布出来了。 《金盖心灯》中不是还有女贞篇嘛，里面讲了江去城、胡采采、陆芳卿等7位女仙的故事，闵一得自己也收过女弟子，所以，金盖山一脉并不排斥女性修炼内丹，这在明清女性地位极低的环境下尤为可贵。 《西王母女修正途十则》的核心功法是斩赤龙。当然了，元气未破，真血未泄的小女孩是不需要这个功法的，所以她们修炼就比较容易。如果是已经破体但还未绝经的女子，则需要修炼斩赤龙的功法，非常详细、全面，包括呼吸、冲关等的功法。如果已经绝经的女子，则需要先“复还月经”，然后再斩赤龙，大体和后天返先天，补足后天消耗的精、气、神的意思一致。 这套女修丹法除了具体的功法以外，同样重视戒律，开篇就强调必须先受九戒，和男性一样要求必须守戒炼性，然后才能修本命、修性。 《李泥丸女宗双修宝筏》也同样强调守戒和修性，具体功法则以存想和按摩为主，配合双修冲关过窍。 据说，闵一得曾经向张蓬头请教过阴阳丹法，并学会了三种。其一称为预谋元种，是一种“男不宽衣，女不解带”的神交功法，类似于经常见于武侠小说中的那种二人双掌相对，内力在两人体内循环的情节。此时要求不能被打扰，否则可能走火入魔，轻则功力大损，重则魂归地府。 其二称为寂隐市朝，同样无须解衣宽带，不过对外部环境要求就低得多了，不需要静室，甚至二人可以远隔千里，只要想修炼，对方就有感应，效果比上面那种也差不了多少。 还有一种称为无遮佛会的丹法，是一种更大规模的、集体型的修炼方式，可以有多人，男女均有，共处一室，集体静修，当身心俱寂时就会合气交感，集体功力大进。 这里说的双修究竟是不是阴阳派的男女双修，仅从功法讲解上其实不好分辨，从“一己双修”这类词语中分析，属于清修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至今学术界也没有得出结论。显然，这三种丹法都不是有体交的那种阴阳双修，但又不同于北宗一个人清修的丹法，他这种被后人称为人元丹法的双修功夫，是融合了南宗、北宗的丹法的同时，又吸收了李泥丸、沈一炳、黄守中、张蓬头等这些他认为是已经证德的大师的理论而来的，是一种属于他个人特色的双修丹法。 不过，有一些学者比较肯定地认为，闵一得是懂阴阳双修丹法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意味着北宗并非只是清修了。 第七十七章 刘沅:儒宗道用 归宗孔孟 1 下面要讲的刘沅，可能研究历史或者中文的道友听说过，其他道友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位是何许人。 本篇开篇就讲了，随着正统道教的失势，再加上千百年的深入到骨子里的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维，有统治阶级的支持，自以为占据着大势，那种用鼻孔视人的优越感，使儒学界对佛、道一直有着偏见的。所幸，由于比较接地气，道教世俗化、民俗化的深入使它在民间如野草一般的旺盛的生命力，所以散落在江湖中的读书人则一般不太排斥佛祖和老子，他们多少都会看些道书。百姓们呢，虽然没钱去读四书五经，但是对城里、村里随处可见的佛寺、道观却异常熟悉，所以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广大读书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佛、道，往往会把他们和孔孟等圣人放在同等地位来看待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儒、道、佛合起来的打磨。三教互融千百年了，其实越有文化的大儒，对佛、道的研究就越深入，其中就包括槐轩学派的创始人，刘门的门主刘沅。 南怀瑾就曾经提到过刘门，说刘沅“初以博学鸿儒，不猎功名，归而学道，相传得老子真传，居山八年而成道。以儒者而兼弘佛道之学，着作等身，名震当世，世称其教曰刘门。长江南北，支衍甚多，而尤以闽浙为盛。” 几句话，让我们对刘门、刘门教和刘沅有了一个非常简练的印象，下面就讲一讲刘沅和他的刘门。 姓名：刘沅，字止唐、纳如，号槐轩、青阳子、青阳居士、碧霞居士 出生时间：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去世时间：咸丰五年（1855年) 籍贯：四川双流云栖里 主要贡献：开创槐轩学派 主要着作：《槐轩全书》 刘门在四川，但是刘沅的祖籍却是在湖北麻城孝感乡，在明朝正德至嘉靖年间，先祖刘朝弼因避战乱举家才搬到了四川眉州。四川就是个宝地，受战乱影响较其他地区少得多，所以刘家先祖才选择来这里避难。到四川稳定下来以后，刘家凭借底蕴，很快就稳定下来，先后几世先祖入朝为官，逐渐发展成为望族。 刘沅的五世祖叫刘坤，据说对易经极为精通，没事也爱给别人起个卦，看个风水什么的。当时正值明末清初，那段历史道友们都清楚，宝地四川也没能逃过战乱的影响，面对越来越乱的时局，刘坤便算了一卦，对家里人说：“据我神算可知，此地不久将有乱兵过境，还是早点跑路为上策。”于是举家搬到了今天的成都西边的温江县公平镇，从此刘家人就在这一带半耕半读，定居下来。随着家族的开枝散叶，刘沅一支逐渐迁到了今天的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 刘沅的爷爷刘汉同样是一位易学高手，估计也是家传绝学吧。到他老爸刘汝钦（1730-1789）也是好学生，幼承家学，累进太学，同样是位易学高手。当年正好四川有一场小金川之乱，刘汝钦曾经在一个叫岳钟琪的手下做幕僚随军出征。刘汝钦的情商相当高，为人还有一股豪士之风，出手也大方，交下了不少好友，不过弄得家里也经常揭不开锅，老妈向氏也是毫无怨言。 这就是刘沅家庭的大致情况。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刘沅出生在三圣村。总体来说，先祖们为刘沅的成长积攒下了足够的积淀，祖辈的耕读传家为他提供了后天的成长养分，特别是易学的传承，为他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和刘一明、闵一得相似，刘沅同样是体弱多病，同样是聪明过人，家族又有读书的传统，为人又勤奋好学，据说七岁能文，在乡里博了一个神童的美称。 刘沅的学业开始很正常，乾隆五十年（1785年），刘沅在双流县进了痒生，后来一直跟随当地贡生古鹤峰学习。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刘沅被选为贡生，同年，老爸刘汝钦去世，刘沅便开始在乡里执教。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刘沅在成都考中举人，是年25岁。再往上考，学业就不那么顺利了，不过他的哥哥刘芳皋却比他顺利得多。嘉庆元年（1796年），刘芳皋在北京中进士，查了一下，他中的是三甲六十六名。那一届的状元是赵朴初先生的先祖赵文楷，授翰林院庶吉士，刘沅则名落孙山。 哥哥进京时，刘沅也一路陪同，当路过陕西紫柏山留侯庙（还有一种说法是湖北当阳紫盖山）时，遇到了在那里隐居的静一道人。关于这位道人的记载不多，刘沅在注《道德经》的时候曾经提及过他，“……道出留侯庙下，邂逅静一老人谭次升”。二人一番交谈，志趣相投，静一道人便给刘沅讲了很多道门的经义，还送了一套吕洞宾注的《道德经》。 据刘沅后来说，读了这本书后，“讶其与吾儒同”。其实，儒学和道家的经义本就有诸多相通之处，刘沅认识到这点以后，便留意找一些道门的经书来读，可以说，这次奇遇对刘沅今后“以儒为宗，旁及佛道”的学术研究之路有着直接的影响。另外，这部吕祖注的《道德经》由于得到了刘沅的认可和推荐得以印刷传世，这是后话。 在北京期间，刘沅兄弟收到了家里的来信，得知刘芳皋的儿子不幸病故，家里也有恶邻侵占祖茔。要知道，老爸死的早，独自孀居的老妈怎么可能干得过恶人，一气之下得了场大病，现在正卧床不起。兄弟两个一听，心里如何着急上火自不必说，哥哥身不由已，不能回家，于是刘沅便星夜兼程往家赶。可惜当时还没有飞机高铁，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可是也不可能朝发夕至啊，虽然正值壮年，怎奈本就体弱的刘沅一路奔波，半路上生了一场大病。勉强回到家里，处理好一切以后，一连几年都没有缓过来。 此后，刘沅又先后参加过三次会试，可惜都没有高中，心情不好，身体也不好，于是便失了科举之心，回家安心照顾老母。 嘉庆二年（1797年），刘沅在成都彭家场大集上碰到一个卖药的老头儿，“形容殊异”，于是便聊了起来。老头儿自称李果园，江湖上有个野云老人的名号，今年86岁了，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再加上言谈颇为不俗，刘沅感觉这个老人必定是高人，想想自己这副身体，用广告里的话就是三十岁的身体，七十岁的心脏，唉，好生羡慕啊，于是便虚心求教老人如何养生长寿。 老头儿说，：“看你的气色显然是先天不足，后天又没有培养元气，现在年龄也稍大了，所以必须用猛药先固本培元，然后再存心养性，慢慢就能身强体健了。” 刘沅一想，自己一直在家奉养老太太，正好可以调理一下身体，便诚心邀请老人跟他回家，以便早晚请教，老人欣然答应了。 从此，野云老人便住在刘沅家里，开始只是想学一些养生之道，没想到深入交谈以后才发现，老人是一位大德高人。 首先，在老人的指导下，刘沅一直坚持打坐静修，多年下来，不但弥补了先天不足，身体越来越好，而且真的达到了长寿延年的效果。估计他的内功早已达到了某一境界，不但活了八十多岁，而且60岁到80岁间还连生了八个儿子。 更重要的是，刘沅发现老人的学问渊深似海，在教导他养生之道的同时说，人人身体里都有长生大药，可惜世人不知道如何利用，你今后要注意存心养性，行善积德，“大德必寿”，这才是养生的正确姿势。如此一通大道理砸过来，刘沅惊为天人，从此诚心拜野云老人为师，老人在刘沅家一住就是8年。 刘沅后来回忆当年老人对他的教诲，每每感慨颇多，他就是按老人所说，遵循圣人教导，守身存身，修身养性，坚持修炼静功，真的是受益终生，“回思平生辛苦备尝，几如再世，使不遇野云老人，早归大暮”。 野云老人是何许人也无从考证，不过他在刘门内部是一个精神领袖般的存在，刘门有一种传说，说他就是老子。有学者考证后说，野云老人当年传授给刘沅的是张三丰的《大道论》。前面讲到过，张三丰是三教合一、性命兼修的，如果真有这样的渊源，那么对刘沅儒道兼修就有很大的影响了。 嘉庆十八年（1813年），刘沅在成都南门纯化街（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上南大街和中南大街连接处的东侧）买了块地，开始修房子。因为新宅的院子里有一株古槐，就把宅子命名为槐轩，大门两侧是刘沅手书对联： 书史生涯不知老至 风云事业愿与人同 从此刘沅在家潜心修史，着书立说，学问渐渐闻名远近，很多人慕名来求学。此后余生的42年，刘沅便一直在这里居住，治学讲学，没睡过一天懒觉。 慢慢地，学生越来越多，刘沅对学生的教导也不再限于四书五经，而是渐渐有了自己的体系。刘沅特别注意深入群众，经常带领门人弟子们去搞些慈善、义诊、救灾、捐赠、而且还开办一些义学，慢慢地江湖上声望越来越高，渐渐形成了一个学派，后世学术界就以他的槐轩宅子为名，称为槐轩学派，也称为刘门，刘沅也被尊称为川西夫子。 第七十八章 刘沅:儒宗道用 归宗孔孟 2 其实刘门的说法是萧天石开始叫起来的，刘门道、刘门教也是他开始叫起来的，当今学者则大多把刘门教和后面要讲的太谷学派放到一起来研究，因为二者都有用宗教改造儒家的特点，或者说都是有着宗教性质的儒家学派。有道友可能会说了，刘沅是与道教有极深的渊源，宣扬道教非常努力，还好几次捐款修青羊宫、二仙庵、武侯祠、新津县天社山老子庙、纯阳观等，这样就足够给槐轩学派定性了吗？ 地球人都知道，四川自古就是道教盛行的地方，前有张天师，后有李涵虚，道教氛围自然是相当浓厚的。在开门授徒时刘沅发现，民间对于各种神神鬼鬼的信仰太厉害了，成都的百姓们太迷信了，就算是他的学员也一样。于是刘沅就有了借助鬼神信仰来加强刘门的凝聚力和搞教学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刘沅认为道教在这方面无疑是强项，既然大家都信道教，于是就以它为切入点，引进了道教科仪的一些东西，稍加改造后，成立了一个“法言坛”。 开坛是道教做法事、斋醮时用的，前面讲到过，正一、灵宝、上清和净明四大法坛后来合并成了龙虎山万法宗坛，这算是正统的道坛，是官方认可的。而在民间，也有一些小的道坛，刘沅成立的这个法言坛就算是这一类。刘沅成立的这个法言坛其实就是在门内讲法、做法事的一个场所。 既然成立了法坛，就要有相应的活动，于是刘沅编写了一本《法言会纂》，内容、格式各方面都是参照着道教设计的，比如有求雨、敬神、赈灾等，再由职业道士主持，既专业又非常接地气。 刘沅之所以搞出这套东西出来，显然是想利用宗教的影响力来教化民众，传播思想，“借鬼神以明道”，自古大家都是利用这一套，只要好用管用，冷饭多炒几次又何妨。就这样，刘沅借助道教的神仙体系、法坛、影响力，达到以儒为宗，以道为用的目的，儒家的思想加入了道教的元素，并且利用了民间的宗教信仰的力量，对于学派的发展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槐轩成为成都最好的学校，据说在刘门学习还是很轻松的，平时弟子们早晚都要静坐，存神养性，因为自己深受体弱之痛，所以这方面对学生们就有了特殊的要求。学习方面，一般都是让门人们自学，遇到问题先记下来，然后他会定期登台讲课，顺便答疑解惑。对于束修多少也没太高要求，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人同时学习，有的一学就是十几年，所以院子里的人气还是相当旺的。 由于学生越来越多，原来那个小院就容纳不下了，所以逐年扩建，到了道光年间已经发展到占地50亩的大院，时称刘大公馆，学术界则称儒林第。当时大门上挂的是伍肇龄写的“儒林刘止唐先生第”的黑底金字大匾，令人惋惜的是，这块大匾在1958年修建锦江宾馆时被拆除，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从刘沅开创槐轩学派起，历年以来正式注册学籍的弟子多达数千，这些都是刘门的真传弟子，其中有一百多人中进士或举人，三百多位贡士，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刘沅的后代中，八十年内一共出了八位优秀人才，或中举，或被点为翰林，江湖人称“八龙挺秀”，在蜀地传为佳话。 道光六年（1826年），礼部来文，通知他出任湖北天门知县，具体为什么朝廷会起用他不太清楚，很大可能是由于哥哥的关系加上他在四川的办学成绩传到了北京，而此时的刘沅已经59岁了，这么多年醉心于做学问，教书育人，早就熄了升官发财的心思，是啊，做学问多好啊。另外这一年他唯一的儿子刘芗林刚刚病故了，当时心情之差可以想象了，所以，刘沅坚决不去，理由是“丁艰守制”，因为我家老母刚过世，我得守孝，谢谢皇帝赏识，实际上当时老母已经故去15年了。 还好，北京的大老板没有和他较真儿，表示不追究真的假的，不但不夺情了，而且还给他封了一个国子监典簿的散阶。对于这种照顾，刘沅也感觉是个负担，没过多久便找了一个理由辞职了，我就想安静地当一个老师啊。还好，北京那边也没再打扰他，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刘沅在槐轩老宅去世，寿88岁。 大概是刘沅去世的第二年，云南布政使林鸿年来到四川，偶然看到了刘沅的着作，异常惊喜，于是打听刘沅要去拜见，结果听说人已经故去了，便找到了刘沅的弟子刘芬，请教学问后，还把他手里所有刘沅的着作买回家里。后来林鸿年罢官回到福建，就把刘沅的学问传播开来，渐渐地刘沅在福建有了名气。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总督锡良上了份折子，希望能把刘沅列进儒林传中，当时他是这么说刘沅的：“孝行孚于乡里。裁成后进，亲炙者数千人。着作等身，手定者百余卷”，同时把刘沅写的《易》《书》《诗》《三礼》等共十一部着作罗列出来，增加说服力。 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面下来批复：“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告诉锡良，你的请示朕准了，也安排下面人去办了，国史馆也把刘沅列进儒林传。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刘沅传是在清国史馆本传中，有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刘沅是被收进了《清史稿》里的，而且还写在他的论文里面。为此专门在《清史稿》里仔细查了一下，虽然老眼昏花，用放大镜还能勉强看清，不过真没发现里面有刘沅的名字。当然，也许是我真没找到，如果道友发现了请告知。 抛开其他的不说，仅就做学问来说，刘沅完全是配得上川西夫子的称呼，一生师儒为志，着作等身，这是对他非常恰当的定义。 光绪年间，刘桂文、刘芬等门人后代众筹创办了“守经堂”，把他的着作进行了加工整理，共集了二十二种，名为《槐轩全书》，并付梓刊行。 《槐轩全书》有过很多版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主要有光绪本、西充本和巴蜀本三种，内容有所不同，不过大多散佚了，散落各地的这些版本被学界称为“无价孤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均强博士曾做过《槐轩全书》的专题研究，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查一下。 其他方面刘沅也有很多值得讲的地方，比如医术、养生，特别是诗、书更佳，在青羊宫、二仙庵等很多地方还收藏着他的题咏，杜甫草堂还保存着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游草堂寺庙时写的七律诗碑。双流县文昌宫曾有一通碑，刻着刘沅在嘉庆二十一年（181年）秋重游故地时写的四首七律，诗就不摘抄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欣赏一下。 萧天石在《道海玄微》中对刘沅的学术评价说：“其学既直探洙泗心传，复深得玄门秘钥，融道于儒，援儒说道。复会通禅佛，并涉密乘，博学多方，虽较庞杂，然以其能障百川而东之，汇万流于一海，故最后仍归本于儒，不失孔门矩镬。以其一生行事及其等身着作之内容性质而言，则称之为道化儒家亦可，称之为儒化道家亦可。其内养及修持方法，则又纯用道家金丹宗手眼，而略带少分藏密色彩。故自创‘刘门’以后，则又纯属道家人物。……讲学规模，以儒家为主；功夫修炼，以道家为本。不奉佛氏，亦不诋排，间举扬之以助传心，期融会三家而贯通之。” 第七十九章 刘沅:儒宗道用 归宗孔孟 3 刘沅在四川传道40年，育人数千，名人出了很多，比较有名气的有刘松文、刘梖文、刘芬、钟瑞廷、刘恒典、郑寿全等。 槐轩学派传承二百多年来，开始主要是刘沅的后代主持，这里选几个简单讲一下。 四子刘桂文（云坳）曾任监察御史，当御史必须清正才行，大学士徐桐非常欣赏他，经常加以提点。刘桂文在首都官场里是四川籍官员的老大，后在广西梧州任职时猝死在任上。 六子刘梖文是刘门的第三任门主，是把刘门从理论发展到实践层面的人才，在门内传授气功、大搞斋醮，特别是把慈善事业发展得红红火火。 再说他的四个孙子，刘咸烽、刘咸炘、刘咸荥、刘咸焌都被称为槐轩大师，合称刘氏四才子。 刘咸荥（1861-1945）是刘桂文的长子，清末执教于尊经书院，曾任四川谘议局议员，四川省参访员，辛亥后在成都大学、华西大学任教，是海内闻名的大贤。 刘咸焌也是刘桂文的儿子，不过是跟随叔叔刘梖文学习的，是刘门第四任门主，创办了“明善书塾”和“尚友书塾”，是把槐轩的发扬光大的人。在刘咸焌掌教时，刘门的学生是最多的，规模是最大的。清末废科举以后，他在很多名校任教授，如成都陆军事成学堂、成都县立中学堂等。 刘咸炘（1898-1932）是刘梖文的儿子，是位小神童，大才子，开始时当刘咸焌的助手，曾任四川大学、成都大学教授，道教居士，国学界声望相当高，是《四川省志》中的人物。刘咸炘的着作也非常多，已经成书的就有二百多部，如《读老私记》《庄子释滞》，理论观点相当有深度。 值得重点一提的是，刘咸炘写过一部堪称巨着的《蜀诵》，讲得是四川古今变迁的大势，内容丰富，价值极高。 齐咸炘还写过一部《推十书》，这是一部数百万字的哲学纲旨，书名取自《说文》，士字解释“推十合一”，就是要推十合一以求万事万物的规律，合一推十以规律御万事万物。这部书不但内容恢宏精深，见识亦极为不凡，所以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陈寅属、梁漱溟等学界大家对刘咸炘非常敬重，可惜，也在游剑门关时不幸染病，1932年8月9日在成都逝世，年仅36岁。 刘沅的弟子中，成就比较高的是颜楷（1877-1927），翰林学士，是原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易心莹的师傅。 其他门人弟子就不再一一罗列了。 发展到民国以后，学术界称刘门湮灭不彰，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其中的原因，学术界有人说是这样的：实学风潮的席卷与蜀学剧变，是直接导致刘门与槐轩学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又是一个大的话题，也不适合放在这部书里面讲了。 20世纪80年代，冯玉祥将军的儿子曾经向山东泰安政府赠送了父亲生前经常读的六套古籍，分别是《槐轩约言》《槐轩杂着》《诗经恒解》《周官恒解》《礼记恒解》和《春秋恒解》，这件事还上过《人民日报》。这六套书都是刘沅所着，是《槐轩全书》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刘沅一生着述等身，写了二百多卷书，基本上都被刘芬他们收集进了《槐轩全书》，主要包括：《孝经直解》《子问》《又问》《十三经恒解》《蒙训》《周易象意释要》《大学古本贡言》等。另外，还有地理方志、风俗史志类的，如《四川说》《四川考》《江沱离堆考》《内江外江考》《大朗堰记》《双流圣灯山记》《云碾记》《筒车记》等。 现在，刘沅的一些着述还被列入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计划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的学术价值。 《槐轩全书》里面还有医道方面的内容，如《医理大概约说》《保身立命要言》，《经验良方》《活幼心法大全》等，他的这些医书不是研究中医的道友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但是说起他的徒弟来，可能有很多道友听说过了，就是着名的伤寒学家，火神派祖师郑寿全（字钦安，1824-1911）。 说到郑寿全和火神派，这里多讲几句。刘沅的医学理论是建立在道家的阴阳、五行上的、先后天框架下的，对于阴阳尤为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也相当深入。刘沅的医道理论是个比较完善、丰富的体系，他把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进了医学中，特别是内丹方面的东西用得非常多，形成了具有道家思想的，既要归宗孔孟，还要存心体仁的流派。 郑寿全16岁时就跟着刘沅学习医术，经常说，师傅当年教导他必须重视阳气，一个人健康与否全靠这股阳气，阳气不足，人就不会健康，所以他这一派就是强调扶阳，后人就称为扶阳派。郑寿全后来写过一部医书，叫《医理真传》，令扶阳派在江湖上名声大振，因为阳就是火，所以又称为火神派，而且至今还有传承。 在刘沅之前，江湖上已经存在一个温补派民，后人经常会把它和扶阳派混淆，认为二者就是一回事。其中的原因呢，大概是因为传统中医都是非常重视人体的先天元气的，用易经来解释就是要尽力去保护坎中的那一阳，如果医道达到某种层次以后，就会把医治人上升到以后天返先天为核心的天人合一之道上来，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应付那一阳的各种治病方法，是不是本质都一样呢？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别说内行人了，就是外行也能感觉出来扶阳和温补好像不太一样吧，虽然具体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就不清楚了，为此特意和一些老中医聊了聊，还别说，真有可以把二者的区别讲一讲的高人。 首先，二者为什么容易弄混，原因是大家都是讲究培养阳气的。温补派最早在明代就流行了，有一些对于我们这些圈外人士来说很陌生的代表性人物，如薛己、孙一奎、张介宾等等，其中着名的代表是张景岳，估计很多道友都知道他。他们这一派非常重视对脾胃和肾脏的温补，认为这里面的阳气是生命的根本、主宰，当然也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论体系，这里不多讲。 郑寿全则对张景岳的着名的温补药方，如金匮肾气丸、大补无煎等里面所体现的医道很不赞同，认为不怎么样，因为他的那套理论是从内丹理论中来，比如添油续命等等，那可是能修仙的，和温补派的区别就是我们更重视对神、气、形三个层次上的把握，着力去帮扶坎中的真阳，而不是温补派那样用益精补血之类的办法去补肾。 当然，对于外行来说，要想理解老中医那套理论还是挺困难的，这里就不献丑了。 有学者认为，《槐轩全书》表面看是纯粹的儒家文章，实际上你细品，里面处处有道家思想的影子，各种术语如阴阳、太极、精、气、神等等，养气、静修，各种内丹理论。在门人弟子们请教道教方面的问题时，刘沅的回答也相当专业，比如他对弟子们讲“道者天理”，道不是随口说说的，是存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的，都在潜移默化地指导人去修行，去做人，当然，最终刘沅是为了把道和伦常联系起来，是为了把道引进儒家的伦理体系中。 仔细读刘沅的作品，可以分析他的学术思想来源大概有四： 其一自然是家训，特别是老爸刘汝钦，培养了他追求纯一，止于至善的品质。 其二就是刘沅特别推崇的儒家元典，他说“凡事必宗孔孟”。 其三是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对他的影响。 最后是野云老人，是他的道教思想、穷理尽性、内外本末之功的来源。 第一点不多讲了，主要讲一下后三点： 刘沅是极为尊重儒家元典的，在《槐轩全书》中，十三经的恒解是最重要的，因这些本是儒学的圭臬。刘沅认为这些是圣学，也要用儒学元典的精神来阐释它们才可以，这是他对四书五经这些典籍注解的动机。 为什么他把自己的阐释称为恒解呢，恒就是常、久，是亘古不朽的意思，所以，刘沅不希望其他人，也包括自己在内对这些元典有一点点的曲解和篡改。 可惜，儒学发展至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他看来，从汉朝以后，圣人之道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唐朝以后更是支离破碎，于是他先是对董仲舒为首鼓吹了两千年的阴阳观做了大手术，用的是中道理论，可见刘沅对“中”的理解相当有见地。对于中的理解，在刘沅的着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在传统的易学的理解中，以“中”说易是很流行的，而刘沅说易则是以理气合一来说“中”，并且发展出了时中、中道、中正，尤其是特别强调中正。 以前男尊女卑的情况有多严重不用多讲，谁都知道，这些对易学的解释和理解必然是有影的，董仲舒建立在三纲五常上的阴阳观怎么可能是中正的？刘沅对自古大家都习惯了的抑阴扶阳的思想提出了批评，阴阳本来就是互相为用的，阴阳和平乃成功化，所以他坚持阴阳和平，阴阳合德，那种动不动就说阳是君子，阴是小人的解释是不合易经的中正之道的，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一看这部《周易恒解》。 在现在看来，刘沅这些观点似乎很普通，没什么值得说的，实际上，在清代，特别是从宋、明理学统治天下以来，这种对三纲五常的挑战，说是一种革命精神都不为过吧。当然，除了个人因素外，还和刘沅所处的特殊时代有一定的关系，要知道道光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那是1840年，在那个大背景下，新儒家思想的变化，新儒学的发展，新心学的发展，是一个“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大时代。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东龚西刘”，龚自珍不用多讲，刘沅则是因为一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口号响彻华夏大地，可惜的是，他的学术思想被埋没得时间太长了。 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离不开吸收前辈的研究成果，这是必然的，而刘沅在研究清初学术界的各种考证成果的时候发现，当时人们过于夸大考证的作用了，以至于经常为了考证而考证，反而忽视了对真正的儒家的精神理解，更有甚者，宋儒都改拿元典开刀，改得那是一个理直气壮啊。所以，刘沅就对宋儒开始了批判。 第八十章 刘沅:儒宗道用 归宗孔孟 4 在刘沅看来，理学家们过于抬高自己了，根本看不起天下万民，你们全是渣渣，与我辈追求圣人之道的极少数人是有着天渊之别。为了把理学家们这股子深入骨子里的清高劲儿扳过来，让他们从这种天然就有的狭隘性和排他性的道统说里面解放出来，还正统儒学一个清白，这才是他遍注群经，并以“恒解”名之的主要原因。 当然了，刘沅并不是对汉学和宋学全面否定，而是选择性地吸收汉学、宋学，又选择性地批评了汉学和宋学，当然，批判才是我们更关心的，学术界大体总结了三个角度：传承谱系、思想体系和经书文本。在他看来，天道和人情，正于理，安于情，人情以天理为指导，比如他讲道并不是只有高尚一个属性的，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都有道，三教九流谁都可以学道当圣人，就连孔圣人都说人人都可以当尧舜呢，为什么你们搞出来的所谓道统传承谱系成了少数人彰显身份的工具，不让别人知道呢？ 其实刘沅的这一思想最直接的就是批驳了宋儒的主静说。当然这方面基本上只是知道一个皮毛，大概知道宋儒当时是在太极图的基础上提出主静说的，刘沅并不是否定太极图，而是不赞成从太极图入手。为此，他把太极图、无极图、先天、后天等等宋儒们盘得都包浆了的这些术语全面剖析了一遍。具体的细节就不讲了，最终结论很简单，只有五个字——“太极本无图”。 什么意思呢？太极图哪来的？盘古开天以后就挂在天上还是长在山上的？还不是某人凭空臆想出来的吗，然后把一个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当成本原来研究，得出来好多好多的大道理，甚至一整套理论体系。可是，本就是无本之木，哪有正确的道理，所以说不要玩那些花哨的东西，儒家的本原就放在那里了，儒学元典、孔孟之道，你研究明白了没有？刘沅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二程、朱熹这些所谓的大儒们窜改儒学的做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学圣之功由此而晦”，“是其大过”。 于是，刘沅的《正讹》出炉了，批评理学的道统论、心性论、知行观等等，不过讲起来是个大话题，需要从韩愈的道统思想说起，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自己读一读吧。 《正讹》中，注意了，敲黑板，开始点名了，韩愈、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您瞧瞧，哪一个不是名垂千载，跺一跺脚都能引起江湖巨震的泰山北斗，刘沅对他们的作业则能挨个批评。 刘沅尊重元典、重视守身存身，守身就是洁身自爱，戒贪嗔痴三毒，重视修身养性、学以致用，所以讲求实际就成了他的治学思想。“道固人人所有，圣人亦人人可为；前贤以圣人望人，必不以圣人自居，好问好察，从善如流”，“天无二道，圣人无二心”，这些都是他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地方。 再说说三教的话题。 在三教经典的问题上，书呆子们只知有孔孟，狂生们目中只有儒学，完全看不到或都看不起佛、道的精义，如果你对他们讲三教互融，或者说三教可以统一在儒家元典的范畴之内的话，他们会很鄙视你的，佛、道？那是什么？庙堂上的大佬用它治理过国家吗？ 刘沅在他的《感应篇注释》中表达出了刘门的宗旨，要恢复和发扬圣人之学。他所说的圣人之学是这样的：“三教虽然不同，而道则一也。何以言之？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释曰明心见性，大旨皆求全科天命之初，以复见本然而已。故外而尽纲常、修伦纪，内而立性命、明明德，道之正也。” 这里的“复见本然”，并非专指道教，而是三教都包括在内的。儒家的“率性”讲的是心性，道教的合道也是讲的心性，佛教则讲佛性。刘沅则看到了三教在心性上的一致性，把本性中所包含的光明的一面发掘出来，儒家不是总说人性本善嘛，当然人性本恶也是他们说的。 关于心性，儒家已经讲得很多了，人性本善要证明，还要证明为什么人性有恶的一面，这是怎么来的，所以要分出理、气、神、心、意等各种维度来加以证明，反正是越讲越复杂。 刘沅在这方面则显得很有能力，在《俗言》里他提炼出来了四个字“天理良心”，奉为宇宙至理，圣人、凡人都要按这四个字来做，“方不愧为人”。 有了这四个字以后，大道至简，就可以把心性学简化，给人们指出了一些具体的行为标准，比如要遵守忠信孝悌，要克己复礼，要控制七情六欲等等，这样一来，心性学就有了具体的验证手段，有了直观的践行途径，更易于理解和把握。 刘沅对于从先秦两汉到清初的儒学发展历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总结，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以儒家元典为干，同时融汇佛、道精义，这才是完整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刘沅逐步构建起来了以存心养性达于至善、纯一、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存心养性，要以动、静、内、外相结合，就是《大学》里面的“言止于至善而后定静安”。解决了静的问题后，则先天之性就有了，接着再达到至善、纯一而天人合一，这就是一个儒家的成长过程。 话有点跑，接着说刘沅的理论体系。通过存心养性达到至善，即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是刘沅思想的核心，是整个刘门理论体系的精髓。 就这样，刘沅构建了一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解经尽除门户之见，不苟异同，务求当于经义”，所追求的是把儒学从越来越繁琐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恢复它的本原，不被无关的东西淹没了真谛。 刘沅也不回避道家思想对儒学的影响，有一次他去新津天社山老子庙时，一时有感来了诗兴，便题诗一首： 尼山问礼存遗迹， 关尹求书启妙诠。 紫气东来原有象， 青牛西去竟无传。 说明什么呢？一直被儒家回避的孔子问道于老子的话题，刘沅认为太正常了。 这里所说的老子庙挺有意思的，它建于东汉，曾被古人赞“观楼壮丽，为一州胜宇”，明末（1644年）一把火烧没了，康熙、乾隆时期两次重修，可谓命运多舛。刘沅两次发起众筹，扩建它后规模更胜剪草，可惜，民国时期又一次大火，除了山门和混元殿全没了。1923年，刘沅的孙子刘咸焌、刘咸荣、刘咸炘等人联合了槐轩门人颜楷、熊光弼等人筹资修复老子庙，参考青羊宫的布局，耗时21年，1944年才完成。 为什么刘沅和他的后辈们这么重视老子庙呢，不仅仅是因为刘门的法言坛建在那里，更因为那里已经成了刘门的一处精神胜地。当时道士们还在庙里修了座儒林祠，供奉刘沅、刘桂文、刘松文、刘云坳等人的塑像。1966年，庙里这些牌位、塑像什么的全都毁于那场运动，万幸主体建筑被保存了下来，成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看佛、道对刘沅的影响。刘沅注解经书的时候也会参照佛道，但总体上以儒学为准，对佛道的理论，如果和儒学一致就接受，否则则不接受，他自己解释说，这并不是排斥佛老之学，儒释道三教旨归于一炉，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赞同那些和尚、道士的所作所为。 总体上说，刘沅不信仙佛，对于那些想成仙的人，他表示你们想多了，神仙就是圣贤，把圣贤当成仙佛来追求反而更实际一些，所以后人说他很现实，不和腐儒一般见识，又不迷信，在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处理得相当有分寸，所以，他的思想吸收了不少道教的东西，但并不被儒家士人所排斥，这也是他能入选《儒林传》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么看来，刘沅的学问都体现在他的书中，体现在刘门的教育中，引起了学术界对槐轩学派的各种争议，最主要的就是围绕着刘门是不是宗教，能不能称之为刘门教。 第八十一章 刘沅:儒宗道用 归宗孔孟 5 那么就简单聊一聊刘门或刘门教是不是宗教。 清代的《国史馆本传》把他收进了儒林列传里面，显然定位是一个儒士。现在，学术界有教门和学派两个阵营，各有理由和证据来解析槐轩学派，对刘沅是儒还是道自然也没有统一，有人称他为大儒，有人称他为高道。实际上造成这一困扰的原因和清代正统道教没落，民间道教的发展有关系，大儒们研究道教的越来越多，刘沅也差不多这样，而且取得的成绩还不错，再写点文章，发点论文，后世评价他有一个词，“着作等身”，是一位难得的高产作家，所以才搞得大家分不清他的身份。 其实，这个问题在槐轩学派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比如刘沅的四世嫡孙刘伯谷（刘咸炘长子）就曾经明确表示过，他们刘家人向来不认可刘门教这种说法，至于刘门，那也只是一种自古都在用的，表示师承系的词，这并不否认，意思是说，刘家人是否定刘门的宗教性质的。 暂时不说刘伯谷的观点是不是代表了刘沅或者整个刘家全部人，这种说法显然不会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大家说了，你们刘家人否认也只代表你们的一个态度，但是刘门教发展二百年来，早就不仅仅是刘姓自己家里的事了，而且客观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否认了就不存在的。事实上呢，从刘沅到他的子辈、孙辈，对于宗教性并不否认，而且有很多的言行都是有着明显的道教味道的。不过综合起来，实际上刘门不是没有宗教性，但也不能简单当作宗教团体来对待，而是具有教门和学派两方面的属性的，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刘沅，才是客观的。 下面就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刘沅是教主吗？或者说他想不想当教主？ 从刘沅遇野云老人，静一道人两件事上看，稍显传奇吧，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这两件事，假如这是刘沅自己虚构出来的，那么就是宗教界惯用的神化自己的手段，如果是真的，那么他并非纯粹学者，宗教界可以说他是在“修证”，是有创教潜质的。事实上呢，在内部让门人静养，编纂《法言会纂》，都看得出道教的影子，都是道教对他的影响。 传统道教科仪中行法时要请三宝，就是道、经、师，而刘沅改造的三宝成了道、经、法，道就是内修要旨，经则是经书，法则只限于法言坛的道士内部用，这意味着什么？要想在刘门法言坛上亮相，必须要加入刘门，这样才可以登坛作法。根据一些资料统计，解放前，还有大约一百多位这样的道士活跃在成都市区。 在刘沅的注疏中，有不少道教典籍，比如在《性命圭旨》中说： 尽泄乾坤秘， 璇玑本自然。 几人窥造化， 翰运法周天。 其中还包括讲金液还丹、铅汞、火候、抽添等等内丹术语，不但在他的注疏中有大量这样的论述，在他的其他着作中对道教的那种尊崇也是随处可见的。 有学者说刘沅的着作中并没有明确讲内丹修炼的功法，他让门人们打坐、诵道经这事也没有详细记载，是不是他只是了解一些内丹功法，但没有修炼呢？马西沙研究员曾经亲赴巴蜀，找到刘沅的后人，下功夫考证过一番，掌握的情况是刘沅当年曾修炼一种称为九段功的功夫，门内只口授，且要求不得外传。具体行功的细节不讲了，大概和刘沅批注的《性命圭旨》中的九节功相仿佛。 他对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不但承认，而且认为问的所谓的礼其实是道，因为周礼在鲁国王府就是齐全的，何必跑去找老子问呢，所以实际上是向图书馆长问宇宙万物之理。这样，实际上老子和孔子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道儒本就一脉相承，是相通的。去过青城山的道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上清宫老君殿里面有一块匾，“李实孔师”四字，就是槐轩门下的颜楷所书。 第二、法言坛和《法言会纂》说明什么？ 其实，造成学术界这个困扰的最大原因并不是《槐轩全书》中关于道教、关于内丹的内容，而是刘沅搞的法言坛和那部《法言会纂》。《法言会纂》的定位是道教的科仪书，所以很道教，里面有驱病、谢土、请水、谢火、斋醮、仪范等，什么怎么救度先祖，怎么丧葬才科学，鬼神是怎么回事等方面，显然不是大儒应该研究的内容。 法言坛呢，法会在延庆寺里举办，刘门兴盛以后，延庆寺就成了刘氏家庙，成为刘门教宗教活动的中心，寺庙不但被扩建，还供上了文昌帝君。刘门的道场法会举办得非常频繁，每年是九次，门内称为“九会”。九会分五次大型的和四次小型的法会，大型的为期4天，小型的为期3天，有固定的名称和日期，比如正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称上元会，七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称为中元会等等。每一次法会都有固定的斋醮仪式，主要是为幽苦众魂悔罪恳恩，配合烧纸钱、救幽文、脱生符等仪式。在九皇会还要举办礼斗、祈寿活动，在佛祖会还要举办放生会，无论从法会的举办时间选择还是内容、活动的举办方面，都有着浓浓的道教味道。 据说，延庆寺里的这位文昌帝君的样子就是参照刘沅塑的，其中寓意明显，刘沅就是文昌星转世呗，这种神化方式是不是很熟悉？所以，就算刘沅不想当教主，但是弟子门人也想让他当教主，也在把刘门往刘门教方向演化。 还拿《法言会纂》来说，这是刘沅60岁以后口述，由弟子刘芬整理而成的。刘沅自己说过为什么要整理它，原话不引用了，大概意思是说他看到乡亲们祈禳时太不正规了，甚至毫无道理，低俗、荒唐，对于一个大教育家来说真的看不下去，一个正统儒家为什么会关注这件事？还不是对宗教有所关注？所以他就让弟子们找来了道士们的斋醮科仪的资料来加以改造，这就是《法言会纂》的由来。当时他是54岁，也亲自实践组织过几次法会，所以法言坛由他创建是事实。无论当时刘沅自己，还是他的儿孙、门人是否意识到这是宗教行为都不重要，总之说明刘沅具备了创教的潜质或无意识地创教行为。这一点刘沅的孙子刘鸿典有一句话其实道出了玄妙，他说：“余病中尝梦考生平功德，乃以创教法言羽士为第一”，当然他并不是说自己是创教的人，显然认为爷爷当年搞这个法言坛就是在创教了，这么看来，当年刘伯谷说他们刘家人不承认刘门的宗教性显然只是他个人的观点。 其三，刘沅的儿孙们，特别是历代掌门人是否有宗教行为？ 因为刘门的掌门人都是列入法言坛的文昌谱第中的，刘沅的身份是文昌帝君，称为清阳上帝，和他的号是一致的。第二代掌门人刘松文是慈惠广佑帝君。第三代掌门人是刘梖文，他掌门期间开辟了新津老君山的根据地，期间扩建老子庙，搞过一些宗教活动，并写过一些明显是宗教性质的作品，他的号是慈愿救世天尊。第四代掌门人是刘咸焌，号是三元宫大道星君，还有个无妄道人的道号。是不是很值得玩味？ 刘咸焌接任教主以后，正值军阀乱战期间，孙培吉也到了他的门下学习，在刘咸焌的带领下经常集体打坐静修，据说可以静下心来，不用想战乱的事。同时，还会带着大家到延庆寺设坛，大家一起诵经，多的时候几百人，然后各自为自己祷祝一番。 刘咸炘在《告法言道士俚语》中说：“法是从道发出来的，要能体道有得，才能行法有效。若单说个法字，不讲道字，那法就成个假排场，就不灵了。” 其他子孙也有宗教方面的研究或活动，就不一一列举了。实际上，法言坛在刘门发展中很微妙的处在一个重要的环节上，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相对是松散的，但这个法言坛却让刘门的这种本应松散的状况变得紧密起来，好像两条相互平等但又影响的线，其中滋味需要细品才会感到妙不可言。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建国以后，刘家人在刘门中的地位已经不再是核心，但法言坛还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 在刘门内部，有些弟子会做些笔记，时间长了就会流出一部分来。比如有一本《法言学习记录》的秘传抄本，其中有这样记载：“道不高，身不修，则法不灵。道统法，法依道，道为一，法为二。” 还有一光绪年间的举人孙培吉，他有一本日记，记载了从18岁到74岁的各种事，其中就有大量和刘门有关系的人和事，涉及刘沅、刘梖文、刘咸荥、刘咸焌等，对于研究槐轩学派，研究刘门有很大价值。其中就提到，入刘门学习丹法，需要遵守五条十五戒，然后学习气功、凝神打坐等。 最后，刘门到底是儒是道？ 其实上面全是表象，是儒是道还得看灵魂本质，所以得通过表象去研究刘沅、刘门的理论思想，当然这是个大课题，不是这里能讨论明白的，只能简单讲一点皮毛。道教是讲性命双修的，所以在总结“性”的理论同时，刘沅指出不能忽略命，性命圆融才是根基，显然和道教的性命双修互通有无吧。 在此基础上，刘沅还提出了理、气、神的概念，而且和精、气、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理是指的天理，气则是命，或者说是生命的本质，而神则是主宰，这套理论当然并不是他的原创，包括朱熹、张载这些牛人都研究过，不过以前大家都没有把这三者放到一起，没有加以提炼和升华，所以学者们说刘沅的养气功夫貌似传承自儒家，但实质上根还是在道教。 具体到功夫方面，刘沅的养气主要在心定，他说：“养气者，收放心于至善之地，心定静而气亦安，浩然之气自在，所谓有诸己矣。内外交积而至于充实化神，则心纯乎天，气亦无毫发之不粹，此为心不动，此为正心，古圣人皆此功也。” 刘沅所谓的气实际上是一种先天而来的生命形质，各种呼吸之法是不能养神的，也不会和七情六欲这些影响有关系，所以养气就是养性、养心，也就是他的性命一如的思想，也是槐轩一派的不传秘法。入了刘门，如果想学这些功夫，不但要对天发誓，还要严格遵守各种戒律，这又是区别于传统儒家而更像道教的一方面。槐轩学派并不排斥道教和佛教，承认老子和释迦牟尼都是圣人，而且三教都可以在人性、伦常方面达成一致，归根于性命学说。 无论叫槐轩学派也好，刘门也好，刘门教也好，我们可以简单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刘本并不是纯粹的学术团体，学说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 第二，刘门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民间教团，是有着相当博大的学术思想体系的。 之所以至今学者们还在争论刘门或刘门教的问题，无非就是这两点，所以，明白了这两个特点的存在性，再争论下去其实没什么意义，就算刘沅在世时，拿这个问题问他，他都不一定给一个确定答案。 实际上刘门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学术团体并非个例，由于没有足够的完善严密的组织、执行能力，传统儒家思想在引导、约束底层民众方面总是弱项，而宗教在这方面恰恰是有着优势的，于是借助这种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思想，构建自己的理想国度，是有着理想和追求的儒士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吧。下面，要讲的太谷学派，同样有着典型性。 第八十二章 周太谷:太谷学派 以道补儒1 下面要讲的这个人可能很多道友都没有听说过，他叫周太谷，不过刘鹗这个人估计很多道友应该都知道，着名的《老残游记》就是他写的嘛。那么刘鹗和周太谷有什么关系呢？周太谷有个高足叫李光炘（字龙川），刘鹗就是李光炘的弟子。周太谷创立了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儒家学派——太谷学派，可能有道友会问，开创儒家学派的人为什么要讲？因为前面提到过，太谷学派比刘门更具宗教性。 姓名：周谷，字太谷、星垣，自号崆峒子 籍贯：安徽池州石棣（安徽南陵县一带） 出生时间：1762年 去世时间：1832年 主要着作：《周氏遗书》（门人尊为圣经） 周太谷的早期生平史料非常少，也比较零散，七拼八凑起来大概就是家里有点儿钱，不，应该是很有钱，老爸死得很早，老妈对他非常娇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周太谷从小就养成了一股骄纵的任侠性情，虽然也读了一些儒家经典、经史杂书，但是对升官发财那一套始终提不起一丝兴趣来。年纪稍大一点，周太谷便喜欢四处游荡，结交些江湖朋友，常听人讲些神仙生活，时间长了就生出了向往之心。有了梦想，心就大了，于是他的足迹越行越远，闯荡江湖的同时，更希望访到真正的神仙。 江湖上没人知道是哪一年，周太谷在福州遇到了一个叫韩子俞的人，颇会一些道法，对于周太谷来说已是仰止了，于是向他请教一些道术。实际上这位韩先生水平应该是有限，所以周太谷并没学到什么靠谱的仙术。接下来他来到南昌，遇到了有些佛法的陈少华，于是又虚心向他求教，当然也只是学了一些皮毛。 韩、陈两位虽然水平不高，但是却为周太谷打开了通向佛、道世界的大门，接触到了儒学以外的另两个系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太谷继续四处游历寻访高人，一边细细体悟儒学、佛学、性命之学，领悟其中的关联和要义。 大概是1796年，周太谷来到庐山，寻真访道，肯定是要去名山大川，风景这边独好的庐山成了他的福地。来到5a级景区后，周太谷心神放松，边走边欣赏沿途美景，突然，前面山壁上刻的几个大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志伊尹之志，学颜渊之学”。这本是周敦颐说过的话，伊尹和颜回是儒家树立起来的安身立命、成人成己的楷模，当年伊尹能捉放太甲，颜回能“孔颜乐处”。 周太谷在石壁前伫立良久，似有所悟，但终归是抓不住那一点灵感。几日后，终于略有些头绪，感觉如果把它们升华一下，用以磨砺心性，是不是可以从儒学入手，融汇佛、道，参透一门超越先贤的学问呢，这也许就是我所追寻的圣学。从此，周太谷便在庐山住了下来，开始了隐居悟道的生活。 知易行难，真想有所悟哪有那么容易。苦思两年后，周太谷差点神经了，“反复观思，了无所得”，一直没能提炼出自己心目中的“圣学”。 当然事情肯定会有转机的，在《窈窕释迦室随笔》中是这么记载的：周太谷到庐山有所感悟后，苦参儒学无果，正苦恼间，来了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二话不说就把他拉进一个山洞里，让他坐在那里就不管了。周太谷也没敢乱动，心说这是遇到绑票的了，可也没问我家里有多少钱啊？就这样，周肉票在洞里坐了几十天，也不敢出去，也不敢乱动，就快要忍受不住的时候，前面石壁突然裂开了，里面掉出来一本古卷，上书五个大字“广成子遗书”。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有了传说中的大人物的遗书，周太谷学习以后“豁然有得”，圣学大成。 所谓的破壁出书的故事太过玄幻，不过周太谷闭关参悟这件事儿应该是真的。另外，广成子显然是道教的大神级人物，甚至曾被视为太上老君的化身给黄帝传道，对了传说中他还和崆峒山还有点渊源，所以周太谷有一个崆峒子的号，就是这么来的。 道友们会不会奇怪，一个儒学门派，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和广成子拉上关系呢？上面不是说了，传说中广成子不是和黄帝有过一段交集嘛，广成子又没有留下什么着作的，而他传给了黄帝的“至道”，就是“慎内闭外”之道就只能通过黄帝研究了。这里的慎内就是“无视无听，抱神心以静。形将自正，心净心清”，闭外就是“无劳尔形，无摇尔精”，大概就和后世的收视返听相近。这里所说的至道就是太谷学问的根源，是和黄帝和广成子有关系的，现在道友们明白了吧。其实这件事，就给太谷学派提前埋下了道教的一些属性，也影响了学派内部的风格。 当然了，周太谷后来自称学问是以儒为宗，来源自然就是正统的，“上承四圣，旁道二氏”，揭示“九经四子不显传之秘”。既然是以儒为宗，当然就视自己为儒门正统的，上承的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这就是四圣，二氏就是佛、道，那么周太谷把自己的学问称为圣功就没人敢反对了吧。 悟道“明道”以后，周太谷在邗江（扬州）一带开始收弟子，传授自己的圣功，开创了太谷学派。当然了，当时并没有太谷学派这个叫法，总之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后来韩子俞和陈少华二位也来找他，发觉这位曾经指点过的小友学问已经高出他们太多了，于是转过来就拜他为师。韩子俞后来说：“循太谷之言而习之，或三年，或期月，内可翼圣，外可翼王”，这件事在太谷学派内部被传为佳话。 不过，据街坊邻居们悄悄议论说，周太谷这人有点怪怪的，有好事者就打听怎么回事，热心人就会绘声绘色地讲一遍：“这位周先生经常说自己有神功，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还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总喜欢弄些神神鬼鬼的东西。跟着他的那些门人弟子们经常在院里一坐就是半天，据说是修炼长生不老的仙法呢。” 为了配合一下，好事者便问：“那有没有听到他们说些什么，也学一点仙法呢？” “那还真听不太清楚。讲的什么呢，咱们没文化，也听不明白，听的多了也只记住了一句，我说说你听听，别说是我说的啊。” “自然，一定保密。” “就是‘炼气辟谷，通阴阳奇赅、符图罡咒、役鬼隐形’，虽然不明白，总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还有没有别的，来，抽根烟，再说说。” “别的啊，要说这位周先生是有大学问，经常写几首诗，听说读书人都说好。另外周先生的字那是非常好，跟他求字的人可多了。好啦，家里还焖着肉呢，我得走了。” 太谷学派搞的这些神神怪怪的东西，本来满清对道教控制得就异常严格，时间一长自然会引起官方的注意。嘉庆十九年（1814年），两江总督百龄派人把周太谷抓了起来。周太谷也是个神人，发动了忽悠技能，成功策反了狱卒把他放了。逃出来以后，周太谷当然不敢再明目张胆得到处晃悠了，他躲到了扬州，直到百龄死了以后，又放心地大摇大摆地重新出山。 道光十一年（1831年），自觉大限将至，周太谷就把两个最得意的弟子张积中和李光炘叫过来，详细安排学派的后事。 张积中和李光炘是表兄弟，早年曾经和周太谷辩论过三天三夜，被周太谷的学问所折服后便拜在了他的门下，进而成为太谷学派最重要的二代领袖。按照师傅的安排，张积中北上山东去开拓新市场，李光炘则继续拓展南方的市场，大约就是以江苏为中心向安徽等地发展，从此兄弟二人一南一北，挑起了学派的大梁。 1832年四月初一，周太谷去世，兄弟二人继续一南一北发展，实质上，此后的太谷学派已经一分为二，称为南宗和北宗。山东一带的张积中为北宗领导，南方的李光炘则为南宗领导。 先说张积中，他本生于一个大富人家，有关系，有门路还有钱，所以来到山东以后很快就干得风生水起，事业发展得相当红火。咸丰六年（1856年），张积中干脆把家搬到了山东黄崖村，因为当时正是战乱最烈的时期，太平天国嘛，他认为这里是躲避战乱的宝地。为了更好地保护家人和产业，张积中在黄崖山上修了三座石寨，并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把家搬了上去，同时还买了大量刀枪剑戟，围墙上甚至还摆上了火炮，怎么看都有点梁山好汉的感觉了。张积中解释说，他当然不是占山为王，只是为了自保，防止别人打我罢了。 在山东经营的这些年，张积中在努力讲学的同时大力发展商业，建起来很多交易市场，“千里间，指麾使令，奉若神明”，“从之而去者，渐积至八千余家”。各种文献对当时的人数记载出入比较大，有的说只有数百人，有的则说多达数万人，排除正常的人员流动的因素，几千人肯定是有的。 时间长了，人多了，总会有些不太好的事情发生。比如张积中曾私下里鼓动刘德培去淄川抢粮，还收拢一些私盐贩子上山，慢慢地这些事儿被山东巡抚阎敬铭听说了。阎老大暗想，这个张积中不会是真想学宋江吧，于是就派地方官去探探情况，最好是让他们全都下山来。结果张积中断然拒绝，据说还下令对着下山的官府人开炮，别说这火炮还真不是摆设，当场就造成了人马的死伤。阎老大收到消息后无名火顿起，当场给张积中的组织定性为邪教，是纠众谋乱，接下来师出有名，打你没商量。 同治五年（1866年），阎敬铭带着数万大军包围了黄崖山，说你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搞的这些以我为看不见啊，你这是聚众谋反知道不，全都给我抓起来。 张积中当然不服了，谁怕谁啊，干就得了。虽然三个黄崖村的民众全都提前招拢到山上来了，但终归人单力薄打不过正规军队，结果当然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二千多个门人弟子全部惨死，张积中全家人也自杀，这就是“黄崖教匪案”。 有学者专门考证过，黄崖山上似乎住不下数万人，所以当时山上有数千人应该是最多了，理由很多，是从水源、面积、收入（包括田税、私盐、讲学等）综合起来分析的结果，这也和死了二千多人的数字能对得上。 事后，有幸免的门人整理了张积中的遗着，包括《张氏遗书》《张氏遗着三种》《白石山房语录》《白石山房文钞》等，作为门内讲学用的教材继续流传。 第八十三章 周太谷:太谷学派 以道补儒2 接下来再简单讲一讲在南方发展的李光炘。 在教学工作中他和张积中有些不同，一直不太喜欢加入太过宗教、太过神秘的那些东西，可以有，但不能过，所以南宗重在谈性命，其他则较少，所以南宗相比北宗显得更加学术些。南宗接收弟子同样没有什么限制，既做到了有教无类，又重视底层小富阶层，多年下来别的不说，至少没有引起官府的注意，而且并不比北宗发展得差。 张积中出事以后，李光炘也害怕了，换谁也怕呀，于是他便带着门人转入地下活动，行事更为小心了。为了能够早日回到阳光下公开讲学，李光炘也积极想办法，比如他努力结交权贵，其中就包括曾国藩，试图寻找靠山，同时进一步设计教学内容和方式，把有可能触及清政府敏感神经的所有环节都慎重地加以修订。可惜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光炘去世时，学派也没能够恢复正常的讲学活动。 李光炘教出了两位非常优秀的弟子，一个叫黄葆年，一个叫蒋文田，是太谷学派三代传人中最出色的代表。黄崖教匪案以后，太谷学派北宗彻底断了传承，所以北宗的三代传人基本上没有了，李光炘就派了蒋文田北上山东泰州，试图重新恢复北宗，黄葆年则留在南方协助他继续处理南宗的事务。 黄葆年不到二十岁就拜在了李光炘门下，学习一直非常好。1873年，黄葆年中举，先后在临淄、莱阳、泗水等地当县令，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从泗水县退休（也有人说是辞职）以后，黄葆年便专心研究太谷学派的学问，尤其是李光炘的学问，可见他对师傅非常敬重，晚年时甚至称李光炘为圣人。 1902年，黄葆年和蒋文田、刘鹗、毛庆藩在上海静安区愚园路10号秘密开了一个小会，会上确定了他的领导地位。同年，黄葆年召集南北二宗的首要人物共聚苏州，通过了创建归群草堂的决议，从此南北正式合宗。 归群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寓意，是希望那些散布天下、落单的门人们早点回来加群，现在流行的qq群也好，微信群也好，比起归群草堂的群来说晚了一百多年。 归群草堂创建以后，黄葆年等人四处找关系，希望能够为太谷学派鸣冤，这也是师傅生前最大的愿望。光绪32年（1906年），御史乔茂轩（归群弟子）在学部尚书荣庆的支持下上书为张积中翻案，朝廷也表示了重视，派了山东巡抚杨士骧落实彻查当年那件案子。可惜，由于种种原因黄崖教案最终也没能有实质进展，不过从那以后，官府对太谷学派不再视为邪教打击了，归群草堂也开始有了小范围的公开活动。 实际上，归群草堂从1903年以后就开始组织各种活动了，如第一花朝蝴蝶会、癸卯重阳之会、甲辰重九之会等，本着开放度高、实践性强的宗旨，渐渐地归群草堂规模越来越大，鼎盛时期因为学生太多，仅教室就修了一百余间。因为《太谷遗着》封面是黄色的，黄葆年姓黄，苏州的宅子大门也是黄色，所以太谷学派在黄葆年领导的那段时间又被称为黄门。当年黄葆年所住的燕子桥40号就是归群草堂的遗址。 1924年，黄葆年死于上海，归群草堂由李光炘的长孙，同时又是黄葆年的女婿李泰阶接任山长，是太谷学派的第四代传人。此时的太谷学派已经渐趋没落了，大约执掌归群草堂两三年后便去世了，此后暂时无人接任讲学。 此时的归群草堂已经十分困难了，当年那上百间的教室早就没了，只有一间租金没到期的房子，办学的钱更是一毛没有。据一些学生回忆说，当时一天只有两顿稀粥配一碟腌菜。值此危难时刻，蒋文田的夫人站出来，指定黄葆年的二儿子，同时又是刘鹗的大女婿黄仲素（寿彭）主持讲学，黄仲素成为归群草堂的末任山长，太谷学派的末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黄仲素到泰州避难，依旧保持着非常小规模的讲学，抗战胜利后搬回苏州不久后病逝。 在黄仲素讲学期间，有一个人需要着重提一下，他叫张德广，1915年正式入学归群草堂，一直追随黄葆年学习。黄葆年死后，张德广感觉“先圣先贤遗着，未经辑订者尚众。抱残守缺，久或湮没”，于是开始四处奔赴，恳请同门一起搜集这些遗着、资料，期间的艰辛不为外人所知。他甚至把家里的地都卖了，亲友们不理解，叫他张三疯子。最后，张德广于1933年冬天编抄完成了《归群宝笈》253卷。1934年秋天完成了《归群宝笈续编》63+1卷，整个太谷学派都应该记住他，没有他的抢救，太谷学派的大部分遗着都会失传了。 两部书完成以后，张德广就把它们锁到保险柜里，除了同门弟子以外，外人想看一眼门都没有。与张德广不同的是，1933年，刘大绅和潘孝侯在天津合伙印刷《龙川先生诗钞》《李氏遗书》，黄仲素等人听说后立刻炸锅了，联名写信怒斥刘大绅他们泄露太谷学派的天机，要求他们立刻把《李氏遗书》烧掉，还得把纸灰包好了沉到长江里。《龙川先生诗钞》就不必烧了，不过也得收缴回来，放到龙川祠堂里保存，不能在外面流传。张德广也是联名写信的人之一。 不久，刘大绅回信说，太谷学派遗书是因为黄崖教案不得不在门内秘传，如今已经上报请求重新调查了，为什么不公诸于众，让门内圣学发扬光大呢？虽然黄仲素还是顽固地认为这样不行，多数门人已经不那么坚持了。张德广感觉刘大绅说得非常有道理，就私下里和刘大绅往来通信，后来还把自己编辑的成果抄了一份《归群宝笈目录》给刘大绅寄了过去。 从周太谷开始讲学，有过大成教、泰州教、黄崖教、太谷教等很多种叫法，并没有太谷学派一说。1927年，钟泰的学生卢冀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太谷学派沿革及其思想》，这是第一次出现太谷学派一词。1957年，刘大绅之子刘蕙孙教授根据《归群宝笈目录》和家传文献，发表了《太谷学派的遗书》一文，首次公开了太谷学派的遗书目录，学术办对太谷学派才有了初步了解。 通过上面所述，道友们对太谷学派应该有了大概的了解，它虽然规模不太大，但是三教九流，“官商市侩僧尼道俗”全都有，成员构成比较复杂，门内也不乏官绅，更重要的是太过神秘了，所以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引起官府的注意也就不奇怪了。 太谷学派的着作非常多，至少有一百种，周太谷死后，弟子汪全泰等人曾经整理过一次，然后送到了张积中那里。张积中又把《古三经或问》和他保留的一些遗着添加进去，整理成了《周氏遗书》，南北二宗就用它来作为内部的讲学用的稿子。因为不能外传，这些稿子都是在学派内部传抄的，所以都是手稿或手抄本，并没有印刷件。 黄崖教匪案事发后，张积中手中的《周氏遗书》（北本）没能保存下来，李光炘怕师傅的遗着再发生意外，鸡蛋放在多个筐里才安全嘛，于是就把他手中的南本抄写了十二份，自己家保存原版，其他的分别交给了可靠的弟子，叮嘱他们好生收藏起来。刘鹗也收藏了一份，因为门内都称这是一部圣经，所以刘鹗专门请巧匠做了一个楠木小箱，配了一把小金锁。据看过的人说，这个小箱子有把手，有抽门，里面设计了十个小抽屉，各放一本书。这套书的装帧也极为考究，黄绫子的书面，恭楷抄写。这十本书分别是： 第一本：图原、书原、九畴、易图说、易图说传、卦序、易传上经； 第二本：易传下经、卦说、诸弟子跋； 第三本：道原、道由路也说、太谷十一经或问、诸弟子注； 第四至第十本：太谷传经。 当然了，太谷学派的门人弟子称之为圣经，和西方人的圣经没有一丝关系，也不是圣人所写的意思，而是因为它是讲圣功的经书，所以才有圣经之名，道友们不要误会。 可惜的是，解放后这十二套《周氏遗书》在那场运动中大多都散失了，据说最后还有三套存世，目前已知下落的有两套。一套是刘鹗家的，几经辗转后由刘蕙孙教授捐给了浙江省图书馆，当年那套愚园雅图集也在刘教授手中。还有一套是黄葆年家传下来的，有人说最后到了苏州图书馆，也有人说到了泰州新华书店，条件原因没能考证出来。除这两套以外，据说民间还有全套珍藏本，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第八十四章 周太谷:太谷学派 以道补儒3 解放后，太谷学派虽然在组织形式上解散了，但是学派的传承却没有断绝，近年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的原因自然就是周太谷的圣学或圣功有值得学、值得研究的地方。下面就简单讲一个大概，道友们有个印象就好。 周太谷的圣功，实际上是以易为宗，以儒学为主体，兼摄佛道，见性养命的三教合一的思想具现，门内的弟子自称圣功弟子。 具体讲什么是圣功呢？ 易经的蒙卦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蒙卦是万物还未生发的状态，所以有开蒙一说，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种至纯至圆的，还未受后天污染的性的境界，周太谷说这就是天性。这个天性是在命和身里面，所以二者缺一不可，性又有着自己的性质，周太谷称之为“合德”，“合德为性”，也就是说性是符合天道的，他进一步用易经里的艮和兑二卦加以解释：“天之赋我曰命，父母赋我曰身，合德曰性。合德者，艮也。其分道者，则兑也。” 什么意思呢？艮兑二卦分别生成咸卦和损卦，兑上艮下是泽山咸，艮上兑下是山泽损，咸卦有虚怀若谷的意思，损卦有防小人的意思，这样就和内圣外王联系了起来。从无染的蒙卦，推出人的本性，又引出“分道曰情”，情这个字是从性中来，是性之所感，也是有顺天合德的意思。 儒家的经典有内外两层，就是常说的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养性，外王虽然是政治伦理，但同样是修身的指南，所以内圣和外王本来就是一回事，这就是周太谷悟到的圣学，是太谷学派的圣功。 圣功就是要从以性养正，从修诚开始，七情六欲和五脏相通的理论，调养身心要“一心清静，寡欲少贪”，实际上这就是天人合一。 从周太谷的遗着中可以看出来，他的学问里有易学，什么河图、象数，他还非常推崇宋明理学，什么程、朱、陆，还精通佛、道，所以，太谷学派是综合三教，当然比较多的还是对道教的引入，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 因为太谷学派的内部文献不好找，所以早期的学者大多试图通过研究太谷学派重要的传人来研究学派的思想，比如刘鹗、李光炘、张积中和黄葆年等。刘鹗就明确表达过三教合一的思想，李光炘、张积中、黄葆年等也都有类似的说法，可见三教合一的思想是太谷学派所接受的。 李光炘在南方传道，对佛学文化吸收了很多，甚至对某些思想加以改变，另立新说，比如正法眼藏、根尘、果报等等，甚至还重新定义阿弥陀佛，说这就是三教一家的意思。李光炘对周太谷的圣功之学进行过总结，说佛道传承不绝，代有圣贤，今天有龙门派和念佛宗（净土宗），师傅则在佛道二教的基础上创立了圣功，圣功就是脱胎于佛道二教的，所以理学家说佛、道是异端是不对滴。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李光炘深入研究后，提出了用道教的“心息相依”，佛教的“转识成智”来完善圣功。 心息相依前面讲到过，是南宗的秘法，李光炘研究出了一套修炼功法并传给弟子，按他的功法修炼就能够“心息相依，真不死也”。近年来做相关研究的学者非常多，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相关资料看一看。据说李光炘和张积中以易经为基础，还开创过一套“目诚”的修炼功法，教给弟子们修炼，据说可以成仙。 转识成智则属于大乘佛教的内容，个人对这些完全是外行白，只是知道大概就是通过修行禅观把八识变成四智的意思。八识道友们都知道，其中眼、耳、鼻、舌、身转化为成所作智，意识转化为妙观察识，末那识转化为平等性智，阿赖耶识转化为大圆镜智，这就是八识对应的四智。不过李光炘是从禅宗的见性成佛的角度来分析转识成智的，而且很巧妙地把定慧不二、直指人心和道教的心息相依联系了起来。 张积中对佛学思想研究更多一些，比如六妙门、六根清净等等，对佛学思想有更多的新见解，他吸收进太谷学派中的佛学思想就更多一些。 同样，蒋文田、黄葆年和刘鹗等人，同样对佛学思想有所吸收，并有新的理解，就不一一讲了。对了，刘大绅还在易学体系上进一步对儒道同源加以了分析，缪篆也在这方面有所研究。有意思的是，缪篆和钟泰有一个观点，说庄子的学问出自颜回，就是“庄子儒门说”，显然是在儒道同源的基础上得到的结论。总体看，虽然太谷学派是以儒为主，但把佛、道的地位抬得也相当高，甚至用同等的高度来对待。 最后总结一下太谷学派的性质问题。 因为太谷学派的大师们的学问是相当高的，内部用的教材又不排斥佛、道，所以自然会引起腐儒的针对，甚至被冠以邪教的名称。另外，因为在讲学时大多是不对外的，师傅带徒弟，心口相传，很多东西是不落实到纸面上的，学生学的时候自然感觉这是秘法，外人听说后也会有一种神秘感，这是什么性质，明显宗教色彩嘛。 那么太谷学派是一个教派吗？ 首先，无论真假，周太谷早期确是带有道教色彩的，他学过道，还在庐山悟道，黄葆年就说“太谷挂术士牌子”，所以难怪内部、外部人都感觉这个学派有点神秘了。 太谷学派的成员是以士人为主，师徒、亲戚、朋友等各种关系把他们联系过来，这也是一个特点。三一教、槐轩学派和太谷学派一样，都是以士人为核心的组织。按理说这么一个以士人为主体的学派，以儒学思想为基础，言必孔孟的，就因为老大不像个教书先生，更像是个道士，教内弟子学的东西除了四书五经以外，还有静养、内丹术等。悄悄告诉大家，太谷学派是奉“太虚大辰大天尊”为至高神，还有一种称为俎豆的仪式，逢年过节的拜神仪式也基本上套用道教的斋醮套路，所以他们内部的确是有宗教色彩。 另外，太谷学派在内部搞了两个并列的宗教系统，一个是尊大虚大辰大天尊为最高领导，下设大阴天尊、大阳天尊、众星星主天尊、列宿宿主天尊；另一个是尊大社后土大神后为老大，与大虚大辰大天尊并列，下面则设了雷电神后、风云神后、雨露神后、稼穑神后。从性别上看，这二套班子是男女分治的，门内有特殊的参拜程序。 这套东西后来被张积中发扬光大，并和圣功联系起来，使门人的凝聚力极高，所以黄崖教匪案中两千多门徒无一投降，或被杀或自焚，足见这套系统的效力，显然是宗教性质了。张积中死后，李光炘对于道教的引入更加谨慎，避免再次引起官府的注意，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太谷学派对道教对宗教就开始排斥了。 黄葆年是把太谷学派发展到顶峰的一位，管理了上万名门徒，在他改造的体系里，道祖是老大，下面有帝君、圣帝，道教色彩更加浓厚，所以说，太谷学派一直就是有着明显的道教组织的色彩。正因为太谷学派的这些特点，过去曾经有大成教、泰州教这类叫法，学者们称他是具有道教色彩的学术型的民间宗教团体。 为什么要搞这些宗教性质的东西呢？和刘门一样，太谷学派同时也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加强学派的组织建设，提高学派的凝聚力，特别是经过检验好效果那么好。刘门虽然也有把儒家文化宗教化的做法，也组织法言坛搞道教的仪式，但是刘门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开放的特点，内部也没有强力的组织管理体系，也就是说刘家人并没有站在强势领导人的位置上。但是太谷学派则有儒家文献宗教化的改造行为，组织体系也是一种半秘密性的，领导层的掌控力度相对更强，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推行他们的思想，所以说太谷学派是有明显的教团色彩的组织。 下面再简单讲一讲刘鹗。他是光绪六年（1880年）成为李龙川入室弟子的，当时只有24岁，是最年轻的小师弟，为此还刻了个“如来最小弟子”的印章。当时刘鹗和师兄黄葆年二人极受李龙川重视，说他们的学问已经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将来天下，二巳传道”，二巳就是说的他们二人，因为刘鹗生于咸丰七年，丁巳，黄葆年生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二位都属蛇。 刘鹗的儿子刘大绅曾说过，要想看明白《老残游记》，必须先知道老爸的学问从哪来的，意思很明显，你得知道太谷学派。鲁迅也说过，刘鹗的信仰就体现在这部书里面，意思就是说《老残游记》事实上是太谷学派的传道书，为什么这么说？道友们要先知道刘鹗为什么写这部游记。 刘鹗在上海参加完聚会以后，他和毛庆藩二人被分配了什么工作？解决归群草堂经费的重任，同时还负责出版工作，就是财务和宣传。他先把上海聚会时的情景用画记录下来，出版了一套愚园雅集图，接着又开始对周太谷、李光炘等人的遗作整理，《老残游记》就是在那时开始动笔的。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用通俗一些的方法讲一讲学派的事情，特别是黄崖山惨剧，说一说太谷学派的一些秘密，包括圣功、伦理、政治观等都可以从《老残游记》中看得到，所以才说它是太谷学派传道书。 通过《老残游记》，还可以了解一些太谷学派其他方面的东西。比如刘鹗曾经给黄葆年写过一封信，里面说过这样一句话：“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圣功大纲是什么，自然就是太谷学派的理论思想，所以刘大绅说老爸自从跟随李龙川学习开始，就立志养天下。如何养？ 大概可以总结出两点，其一是河工。刘鹗的父亲刘成忠长期奋斗在河南治河一线，所以刘鹗对于治河也很内行。光绪十四年郑州黄河决口时，刘鹗就给当时的河督吴大澂献过治水妙计。此后，刘鹗在长期的治河工作中成绩非常突出，而且还写过很多治河方面的文章，所以《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其实就是他的原型。 第二是行医。周太谷就是岐黄高手，张积中医术也高，一脉相承下来刘鹗医术自然也不低，还写过不少医书。老残是个郞中，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养天下的职业。 太谷学派是支持男女平等，学派内有很多女弟子，甚至一点都不歧视娼妓。李川龙说“游燕可以怡性情”，这一点李龙川传给了刘鹗，包括他的与娼妓交往还可以陶冶性情的观点，于是刘鹗也“片歌酒高明，拥妓飞车”，还专门写过一首去红灯区的诗《新桥地游》： 征歌选舞酒亭中， 真个销魂别有宫。 参透禅宗欢喜法， 春宵二十五圆通。 这种男女平等，不歧视娼妓的风气在《老残游记》中也有体现。里面有一个逸云尼姑，是位很复杂的人物，自幼在泰山斗姆宫修行，还信奉道教，视佛家的邪淫之戒为无物，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刘鹗说逸云是空谷幽兰，如莲花一般出污泥而不染，这和当时整个社会的启蒙思潮的影响日深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逸云的爱情观和太谷学派的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成为刘鹗的女性观、爱情观的一个载体，也是太谷学派的一种承载。 第八十五章 王道士:功垂百世 历史罪人1 余秋雨在的《文化苦旅》中有一篇《道士塔》的文章，相信道友们都看过吧，听说已经被收入了人教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中。二十多年前读《文化苦旅》的时候，其实对这篇文章没有太多的印象，所以又找出来仔细读了一遍。其实这里并不是要讲余秋雨，而是这篇课文里面他所描写的那个“罪人”，文中是这样写的，“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这个所谓的罪人说的是谁呢？他是曾经看护莫高窟一个普通道士王圆箓。这个余秋雨笔下的罪人，在他的墓碑上面却赫然刻着“功垂百世”四个大字，这显然和余秋雨所说的画风完全不符啊。 让我们回到一百多年前那个黄沙漫天的敦煌，拜访一下王道士。 姓名：王圆箓 籍贯：湖北麻城 出生时间：约道光三十年（1850年） 去世时间：1931年 王道士本是一个很小的道士，很渺小，如果没有和莫高窟发生联系，恐怕和历史上的万千普通道士一样随便就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意思是什么呢，他的生平资料很少。要想了解他，首先是看他的弟子写的墓志，“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当时弟子赵明玉等人埋葬王道士的时候，为了这篇墓志很是费了点心思。 这篇墓志足有五百字，所表达出来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通过它，首先大体可以分析出王道士是死于1931年6月3日，老家则是湖北麻城。 关于籍贯，不但墓志中讲他是湖北人，敦煌人郭璘在1906年写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中也有“鄂省羽流圆箓”的记载，1911年王道士自己写的《催募经款草丹》中同样自称“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所以他是湖北人还是可以确定下来的。那为什么还要专门讲籍贯的问题，原因学术界至今还有些争议，说他是汉中人。 那么王道士怎么大老远的跑到西北苦寒之地的呢？墓志里说因为麻城连年荒旱，只好逃荒出来，至于往哪里逃也没有个目标，总之得先保证不被饿死。就这样，大概光绪元年（1875年）他来到甘肃省酒泉市的肃州。推算年龄，他当时应该二十多岁，正值年轻力壮，于是就在那里当了一名巡防兵。 王道士的军旅生活没有记载，具体哪年退伍也不清楚，当然是否有过美好的爱情故事就更不清楚了，总之他遇到了一位不知何来何去的盛道人，然后就受戒皈依，成为了一名游方的道士。 绝大多数学者并不关心王道士的师承，大概认为不值得关心，或者考证起来有难度吧。这里稍分析一下，因为可用的资料的确是极少，所以只能从名字上分析分析，结论是王道士可能是龙门派的。说到门派，道友们应该想起刘一明了吧，当然了王道士究竟是不是刘一明一脉的传承就难考证了。按龙门字辈看，王道士应该是第19代圆字辈，他的弟子姚明善、赵明玉是第20代弟子，徒孙方至福则为第21代。另外王道士当年管辖的西云观确是龙门派法裔，敦煌道教协会的历任会长也均是龙门派的，由此大体可以断定王道士属龙门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前后，王道士游历到了敦煌，顿时被迷住了，自称这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立刻决定住下。道友们可以看看地图，既然是游历，走回头路的可能性还是要小一些，所以王道士从酒泉出发继续向西北走，出了嘉峪关、玉门，来到敦煌是比较科学的。有道友会说，那他怎么不向东北、西南走呢？答案当然是得走相对的人更多的官道，西北那地方，随便乱走，十天半个月别说见不到人了，连水都没有，所以他向西北走来到敦煌，这其实是一种必然。 既然对敦煌有了兴趣，王道士便决定留下来了。当时上层和中层的寺庙里住着喇嘛，所以王道士只好选择了下寺，今天的编号第344窟中落脚。因为他是汉人，所以很快就被当地人接受了，又经过几年的辛苦化缘，“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之下，慢慢地把坍塌的石窟改造成了小道观。当然，当年他的那些打通隔墙之类的操作对整个石窟造成的毁坏，也是很多学者攻击他的一条罪证，就不提了。 王道士文化不高，怎么说呢，斗大的字能认识一大筐吧，所以他专门请了一个叫杨河清的人帮他做些抄写的工作。其实就是抄些道经善书，等有香客来的时候卖几本赚些银子。 平静而又枯燥的日子和不远处的党河水一样一天一天地流过，1900年6月21日，王道士还和往常一样早起，准备一会帮工的村民来了，继续清理通道里的沙子。他不知道，远在北京的朝廷就是在今天正式对八国联军宣战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这里也发生一件不亚于八国联军入侵的大事。 在帮工们清理沙子的时候，一个姓杨的村民告诉他北边的壁画后面可能是空的。好奇心、探宝心谁都有，于是两人半夜里把墙壁破开，至于壁画珍贵与否，管它呢，接下来就发现了隐藏在后面的一个洞——藏经洞。 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还有一种说法，是杨河清往墙上的缝隙里插香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反正那个清沙的村民也姓杨，没准就是说的一个人，总之是发现了这个藏经洞。 当王道士打开洞的那一刻，也许满心都是财宝扑面而来的憧憬吧。门后的洞不大，宽2.7米，高2.4米，洞顶像个倒扣的碗，仅十来平方，整整齐齐地堆满了白布包，每包里面都有十多卷经书。王道士不禁相当失望，好在没什么文化的他也是识货的人，知道都是些经书，就算不能换钱也是宝物，所以第一想法就是保密。 以后，王道士时不时地从洞里取出卷佛经、佛画或者小佛像之类的当人事四处送人，结交些县里的人物和楼上的喇嘛。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藏经洞的事渐渐传了出去，王道士感觉事情有点捂不住了，便决定上报。 当时敦煌县长叫严择，王道士自然是向他汇报的，于是走了50里路去了，可是严择没当回事，这下倒是正合王道士的心意。 此后，王道士照样从藏经洞里拿些宝贝出来送人，反正好几万件呢，上面又不理会，拿它们来结交些朋友还能有点用处。就这样，陆陆续续被他送人的宝物不知凡几。 两年以后，王道士又拿上一些精心挑选出来的经卷、佛画来到了300公里外的酒泉，想试一试能不能靠这些东西和道台廷栋搭上关系，再随便给点银子就更好了。道台老爷怎么可能拿一个穷道士当一回事，当年王道士在这里当兵也不可能让道台老爷注意到他不是，不过听说他带来了不少宝物，才勉强让他进来见一见。 廷栋随手翻了翻王道士送来的这些经书，面现不屑，“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意思是说，你拿来的这些是什么破玩意儿，就这字，你瞧瞧，还没我写的好呢，能值几个钱，拿回去拿回去。巴结大boss的计划失败。 回到敦煌不久，1902年3月，新县长汪宗翰来了。王道士听说新来的这个县太爷也是湖北人，1890年的进士，算是有真学问的，于是拿些经卷来送礼，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也许能结交上。总算汪县长识货，认出这些经卷的价值，问明原委以后，立刻报告给甘肃学政叶昌炽，同时还送上了一些经卷以为证明。 叶昌炽是着名的金石学家，1902年初任甘肃学政，汪县长第一次送过来的是唐朝和元朝时期的一些拓片、绢画的佛像以及手抄的《大般涅盘经》，时间是1903年12月。 1904年9月29日，汪县长又送来了一幅宋朝绢本《水月观音像》。 1904年10月13日，他又收到了敦煌当地的一个叫王宗海送来的两卷唐朝的手抄经书和一幅画。 其他有记载的，还包括《杨公碑》《李太宾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大中五年洪辩碑》《水陆道场图》绢画、《地藏菩萨像》绢画等。 由此可以看出来，那时候藏经洞中的一部分宝物已经流出来了，叶昌炽当时在日记里说：“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 好在这些东西着实引起了叶昌炽的重视。1904年5月15日，上面下令立刻清点并封存藏经洞，同时命令王道士把拿出来的那些经卷也要放回去，等候上面的命令。其实叶昌炽曾建议藩台把这些经卷运回来保存的，不过预估需要五六千两白银，也不禁苦笑着摇头。要知道，藩台大人心情正不好呢，什么辛丑条约，什么庚子赔款的，为了赔洋人银子，全国都帮着刮地皮，哪来的闲钱保护一堆破经卷啊。 汪宗翰带着指示来见王道士，说完了上面的意思，顺便翻了翻经卷，顺手挑了几卷，来来来，大伙来一趟也辛苦，道长也没什么招待大伙的，一人挑一两卷留个纪念吧。有人随手挑了一卷，有人干脆就没动手，“当时人亦不知重也”。然后，汪县长命令王道士把洞封上，好好保存。 事实上，王道士并没有完全封存藏经洞，这个洞是我发现的，你们一句话就不让我碰了，那怎么可能，于是照旧经常拿些出来送人情。比如这期间送过敦煌典史苏子培《庄子?知北游品》和六卷佛经、道经，送给兰州的严金清一幅《观音菩萨像》。具体王道士送出去多少不清楚，但通过总结后发现，这期间他拿出来的全是精品中的精品，也说明他是个识货人。 第八十六章 王道士:功垂百世 历史罪人2 1905年10月（一说是1903年），俄国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奥布罗切夫来到敦煌，用少量的俄国特产从王道士手里换走了两大包经卷。据说1904年，还有一位德国探险队知道了藏经洞的消息，只不过因为时间原因有点纠结是不是去，于是这些人用扔硬币的形式做决定，万幸他们没有来。事后队长勒柯克说：“应属于我的难以置信的宝书”和伟大的发现就因为一枚硬币与我擦肩而过了。 此后，敦煌县长又换了黄万春，没理会藏经洞这件事，在任县长王家彦是1907年3月7日上任的，不久接待了一位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叫斯坦因，1862年12月21日生于匈牙利，10岁时到德国上学，精通多种语言，非常喜欢马可波罗、亚利山大，还有中国的唐僧，所以大学选择了研究东方学。21岁博士毕业后，他到英国读博士后，专攻东方语言和考古学。26岁时，他到英属印度教育部工作，于是就盯上了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文物。 1900年5月31日，斯坦因第一次开始中亚探险，7月20日来到喀什，开始为考察做准备。准备工作非常繁琐，不但要和当地官员打好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还要购买食物、装备，此时精通东方语言和文化的斯坦因有着很大的优势。这次考察主要在和田（当时称和阗）地区，收获非常大，装了12只大木箱，一千五百多件文物。 在他回到和田的时候，还帮知州潘震破获了一个叫阿洪伪造文物的案件。这个阿洪是个文盲，但是很会编故事，说自己到过很多遗址，从里面得到了不少宝贝，并且把这些宝贝卖给了外国人。斯坦因结合自己的考察经历，成功揭开了阿洪的骗局，不但名声传遍了欧洲，也获得了潘震的友谊。 回到英国以后，斯坦因根据自己的考察经历和对文物的研究，写了一份《去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一文，并以此文参加了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收获了一批粉丝。再接再厉，他又写了一部《古代和田》，成功地引爆了欧洲对中亚的研究兴趣，鉴于他的成就，英国政府不但给了他国籍，女皇还给授勋封爵。 1906年4月，这是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新疆，而且在喀什还物色了一个湖南秀才蒋孝琬给自己当师爷，当然外国人管这叫秘书、助手。为什么选这个人呢，一是这个人当时就在英国驻新疆喀什噶尔的代表手下工作，比较忠诚，二是他有很深的古文功底，这才是斯坦因最看重蒋孝琬的地方。 一行人一路向东，边走边对遗址发掘，1907年3月12日来到了敦煌。王家彦县长亲切地接待了斯坦因，得知这位外国人想对敦煌考察以后拍着肥厚的胸肌连说没问题，为了方便这个老外的活动，还赠送了一部珍贵的《敦煌县志》。这样，斯坦因四处考察就更加方便了，有了县太爷这么个大旗扯着，谁敢得罪他啊？ 斯坦因一个外国人显然力量有限，所以他很快就找来了一个帮手，一个被从新疆驱逐到敦煌的土耳其的商人扎希德伯克。这个土耳其人在敦煌有一定势力，就是他对斯坦因说起了藏经洞的事情，斯坦因和蒋孝琬顿时意识到这个藏经洞也许是一个天大的宝藏，于是赶紧来拜访王道士。恰好王道士外出化缘，所以斯坦因一直没有机会进入藏经洞，不过他却偶然从千佛洞的一个小喇嘛手里见到了从藏经洞里流出的一卷经书，便如获至宝，急忙请蒋孝琬掌眼。为什么一个小喇嘛手里会有如此宝物呢，那还用说，肯定是王道士送的嘛，楼上楼下住着，送点东西把关系处好点啊。 当确定了经卷的年代价值以后，斯坦因不淡定了，当王道士终于回来以后，便让王县太爷派人带着他来见王道士。 斯坦因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向王道士出示了他的护照，一本清廷发给他的“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道友会奇怪，这是个几个意思？可以理解，有人能翻译就不错了，至少没翻译成美国嘛，反正不影响王道士对这群县太爷安排来的人保持敬畏就是了。 王道士小心问：“请问这位大英国老外找我有甚事涅？” 蒋师爷上前说：“道长，我们是来看看你发现的那些经书。” “哪来的甚嘛经书，木有，木有。” “您瞧，可是县太爷让我们来的，另外，少不了你的香火钱。” “谁来也木有哇，走吧走吧。额还得弄饭吃涅。” 斯坦因在一边看着这个一身俗不可耐的道士暗想：“此人悠忽不定，极难捉摸。看来用银子是不好使了，得慢慢想办法。” 一行人也不急，就在王道士这里搭起帐篷住了下来。在几度和王道士接近套话的过程中，斯坦因发觉王道士居然极为尊重玄奘，对那段取经之路异常熟悉，于是赶紧开始编，说我和当年玄奘取经一样，从万里以外的印度来咱们大清，就是想重新走一走当年玄奘走过的路，吹一吹当年他吹过的风。这一出来好几年了，吃了多少苦几天都说不完，就是为了找回他当年取的经，听说你这发现了不少经书，这才过来看看的。” 眼看斯坦因又有官府人送，又有士兵保护，驴车、马车上插的那旗子也挺唬人的，现在又和自己打起了感情牌，心想这事自己小胳膊小腿儿地，还真拦不住。其实更关键的是，王道士一想自己不但要保护藏经洞，还要修千佛洞、盖房子，到处都要钱，可是官府是一毛不拔，自己四处化缘这辛苦谁能体谅，如果这个老外真看上了这些经书，倒不如卖些给他。 于是，王道士打开藏经洞，随手从里面抱了一捆写本出来丢给斯坦因。几个人小心地一卷一卷地翻看起来，无巧不成书，蒋孝琬发现这些写本经书竟然全是当年玄奘从印度取来的经书所译的，甚至在其中一卷上发现了玄奘的题名。王道士当场就有点惊住了，心中不断翻腾，额滴亲娘祖宗太上老君，难道真的是唐僧显灵了，让这个老外来取经的？看来天意如此啊。于是，斯坦因终于跨进了藏经洞的大门，“将秘室门渐渐打开，在道士那昏暗的油灯下，我的眼睛一亮，浑身热血沸腾……我用颤抖的手抚摸着经卷，恨不得立即把它们全部运回去。” 在蒋孝琬的帮助下，斯坦因从里面精心挑选了价值最高的一批宝物，写本装了24箱，佛画装了5箱，随手给了王道士四锭马蹄银（大约200两）后，颇有些不舍地离开了敦煌，一路向新疆开拔。为什么去新疆，那里他熟啊，在那里挖了好几年宝了。 半路上，斯坦因对藏经洞的文物还是念念不忘，唉，怎么才拿了这么一点儿呢，应该多拿一些嘛。于是，他就让蒋孝琬偷摸着回到了敦煌，又从王道士手里买了230捆，共三千多卷经书。 等蒋孝琬带着这些东西回来和他会合以后，斯坦因总算暂时满足了，珍而重之地把这些宝物整理打包，装了足足17个大箱子。因为东西太多，斯坦因只好先把这些宝物寄存在安西直隶州（就是敦煌西北的瓜州）衙门里，令人心冷的是，三个多月竟然没人发现。 1908年，这批宝物被斯坦因经印度送到了英国，分别收藏进了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新德里国家博物馆中。 斯坦因路过印度时还向外交大臣建议说：“尊敬的先生，您之所以这么顺利地得到如此多的宝物，离不开那里的官员的帮助，您得替我感谢他们。” “这是应该的，以后还可以再让他们帮助获得更多的宝贝嘛，说说吧，都有谁？” “有新疆总督、甘肃总督、阿克苏道台、肃州道台，嗯，还有一个敦煌县令。” 其他人是不是接收到了来自遥远印度的这封感谢信，但是王家彦王大县老爷在斯坦因离开敦煌不久就调走了，恐怕是不知道这件事吧。另外就是这个蒋孝琬，在斯坦因的论文、着作里，不止一次提到了他，说这位助手对他太负责啦，总是积极帮我，主动性特别强，这么多年跟着我考察，总是那么忠诚，看到我得了这么多宝贝，简直比我都高兴。 第八十七章 王道士:功垂百世 历史罪人3 前脚走了一只虎，后脚又来了一只狼，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闻风而来。大约在2008年时，法国吉美博物馆出版了伯希和的旅途笔记，其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 伯希和对蒙古、突厥、伊朗等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当熟悉，是个语言天才，能流利地说十三门外语，特别是汉语，讲得非常地道，从1906年来到中亚后便一直没有离开。当时他正在乌鲁木齐，有一个叫载澜的皇族送给了他一卷敦煌古写本，后面有“大唐贞元二年弟子法明沐浴焚香敬书”的跋，立刻认出这是8世纪的古物，急忙打听来处，这样就知道了敦煌、藏经洞这些信息。 虽然只是收集了一些零碎的信息，但是极为敏感的伯希和立刻意识到遥远的敦煌必定有一个大宝库，于是风风火火地纠集人马杀了过来。1908年2月25日晚上6点，他们来到千佛洞，可惜王道士不在，所以只能忍耐下来。 接下来，他便住在敦煌，每天等着王道士的到来，同时四处收集有关的情报和流出的经卷，很快就断定，藏经洞是一个天大的宝藏。王道士回来以后，伯希和凭借流利的汉语，很快取得了他的信任，在3月3日那天用王道士的钥匙进入了藏经洞。 当伯希和推开那扇小门的时候，“一种令人心醉的激动心情涌遍了全身，我面对的是远东历史上需要记录下来的中国最了不起的一次写本大发现。”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他每天拿一只小蜡烛，趴在地上一本一本翻动经卷，把每天发现的惊喜和收获记了下来，因为他知道，把全部宝贝买走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翻遍全部，不漏掉一卷精品。伯希和在日记里说，天天在书籍和灰尘里，时间久了就一直咳嗽，头晕得不行，半个多月以来，终于决定奢侈一天，洗了个澡，睡了半天，结果下午没有忍住诱惑又进洞里继续整理。 从3月27日起，伯希和就不再进藏洞了，而是开始研究石窟，期间买了不少绘画和木雕，直到5月12日，二人才最终商量好价格。伯希和在笔记里记录了和王道士讨价还价的一些细节，他自己非常清楚的就是用抢劫的价格——500两白银卷走了10箱，共5000（一说6600）多件手抄经书和绢画。最终伯希和把其中的9箱从海上运回了法国，收藏进了法国国家图书馆里，另1箱则自己随身带回了河内。 1909年，伯希和听说清廷学部正在筹建京师图书馆，“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恰好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他继续搜集古书，心想这倒是个机会，于是5月来到了北京。此次来京，他还带了一些从藏经洞中收获的经卷，之所以要带上这些东西，伯希和想更容易地接近北京的文人圈，便于收购所需的书籍。 在北京六国饭店，北京各界名流招待了伯希和，当学部待郞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忞、翰林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以及罗振玉、蒋斧、徐坊、王仁俊、董康等人见到了伯希和带来的这些文献后，“惊喜若狂，如在梦寐”。其中有一部《老子化胡经》，在前面讲到过，其珍贵程度和历史价值无法估量。 听伯希和说敦煌尚余几千卷轴等宝物后，学者们急忙把此事反应给学部左丞乔茂楠，至此，敦煌藏经洞的宝物才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很快，清政府电令陕甘总督立即把藏经洞的所有经卷买下来送到北京，电文如下： 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佛古碑，勿令外人购买。宣统元年己酉八月二十二日。 同时，拨款6000两白银用于向王道士买这些宝物。不过这笔拨款一两没有到王道士手中，全被敦煌县扣住去修孔庙和城墙去了。王道士听说上面给拨款了还高兴呢，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于是就写了封《催募经款草丹》向上面要钱。这份草丹用的是一张红纸书写，王道士死后整理他的遗物时在箱子底下发现的，现在收藏在敦煌研究院。这份催款的文书为什么没有送出去呢，大概是因为那年11月，慈禧恰好死了的原因。 文书虽然没有送上去，可王道士肯定数次去县里要钱，后来县令实在被他找得烦了，勉强给了他300两香火钱，警告说你别贪心不足啊，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县里的，又不是你的，你要什么钱？王道士哪里会满意，心说朝廷给拔了一万多两，你个贪官拿这点零钱打发我。奈何小胳膊怎么可能拧得过大腿，气闷之下，就把被人家挑剩下的这批经卷提前藏了一批，后来被他先后卖给了日本、俄国人。 再说送往北京的这批经卷，虽然被王道士黑下了一部分，但是运走的这批的编号也超过了一万，意味着从敦煌出发时有一万多件经卷。据王道士说，这些当官的来运经书，居然连箱子都不准备，简单用张破席子一卷就装车上了。不管是谁，随手就抻出一本来，估计没少当厕纸被这些兵大爷们糟蹋了。 据当时甘肃地方官许承尧说：“清学部乃遣人辇其经入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皆精整”。1913年，许承尧在兰州买到了二百多卷敦煌藏经。类似记载还有很多，无不说明着这批宝藏多舛的命运。 接下来就是雁过留声，一路上层层扒皮，押运官何彦升（一说傅宝书、武相臣）路上连偷带卖的还不算，到了北京后直接把车赶进了儿子何震彝的家里，让儿子找来亲家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快快快，内部福利来一拨，挑一轮先。这帮家伙挑出来不少珍宝以后，眼看数量也对不上了啊，于是就把大量完整的经卷一撕两半、三半，边撕边窃笑不止，哎哎哎，差不多了，别再撕了，再撕就多了。就这样，最后进了京师图书馆的只有8679件（一说8697卷，显然有一个是错误的），不足藏经洞全部五万件的五分之一。后来，这批被私留下来的文物基本上都被这帮人私藏起来，也有一批卖给日本人，比如李盛铎曾经一次性以八万日元卖给日本人432卷写经，真是“厂肆出售不绝也”。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外国人视若珍宝，请进了国家博物馆里的东西，被这些国人糟蹋至如此，不知道余秋雨会给这些人安上一个什么词。 道友会问了，这么明显、这么明目张胆地行为上面人都瞎了，看不出来吗？还真有人发现了，发现人就是宝熙，于是写了份折子上去。当时倒是把傅宝书扣下来了，不过道友们想一想1911年多乱啊，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南方打仗，俄国人来捣乱。最主要的是那年是辛亥年，发生了辛亥革命，皇帝哪有闲心管这么件小事儿啊，所以最终就不了了之，傅宝书直接回了甘肃。 至此，前后历时9年之久的藏经洞事件总算告一段落，但是并没有结束。 上面不是说王道士因为气愤银子没到手，私藏了一批经卷嘛。那天他从县里回来以后，赶在官府来搬经卷之前，请人做了两个大木桶，把一些经卷装进去，然后套在柱子上，连钉再锢，弄得相当结实。最后又用油漆彩画，这样就制作出来两个转经筒。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来运经的官员知道了，可是眼看拆这两个大桶实在是太麻烦就没理会，只是在上面盖了两个大印，让王道士好好看管。1911年9月30日，新任知县申瑞元还曾经专门来看过这两个木桶，看到大印没被动过，也没仔细检查，只是命令王道士好生看管就回去。 1912年，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郞等人来敦煌，王道士从大木桶里取出来四百多卷经卷卖给了他们。 1914年3月，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王道士对这位老朋友非常热情，对他炫耀自己多年来的成绩，“王道士给我拿来了账本，仔细地记着我捐给他的银子总数，十分自豪地对我说，石窟前的那些新盖的寺庙和寮房都是用我捐的银子盖的。还说我很仗义。” 他还告诉斯坦因，当年朝廷来拉走那些藏经时根本没当回事儿，也没登记数量，粗粗打捆就装车，到敦煌衙门口就被人偷了不少，沿途也不知道又丢了多少。 当讲完了这几年的事情以后，斯坦因急忙用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里买了五百多件写本和佛画，不用说，王道士又拆开了大木桶。在回程的路上，斯坦因又一路上四处收集了一些流出的经卷。1915年，斯坦因带着这些经卷连同这次考察的收获共182箱离开了新疆。 1914年8月20日，俄国人奥登堡来到敦煌，又低价从王道士和周围居民手里买走了三百多件经卷。 王道士的外贸生意如此红火，消息终于传了出去，所以1919年甘肃教育厅给敦煌县下过一次命令，让他们把所有藏经送到省图书馆里来，发令人是当时的省教育厅长阎士璘。当时的敦煌劝学所倒时不时的派人去找王道士，但是王道士坚决不同意运走，笑话，你们又不给钱，还不如卖给外国人呢。 第二年，阎士璘又派人去敦煌督办此事，6月17日到达敦煌，由劝学所所长朱文镇等人带着来到莫高窟。当时打开藏经洞后，发现还有成捆的藏文写经94捆，重405斤。 王道士当然还是不同意拿走这些经卷，反复谈判给他留下了90捆，依旧封存起来，兰州来的人带回去一捆，敦煌劝学所带走3捆。 实际上，如果北京拨来的银子如果能够给了王道士，被他藏下来的这批经卷也不至于又流失海外了。 第八十八章 王道士:功垂百世 历史罪人4 1924年1月，姗姗来迟的美国人终于登场了，哈佛大学的华尔纳知道自己来得太晚了，别说肉了，连汤都不可能剩下了，但是怎么也要捞点好处才甘心。他先是用低价从王道士手里买了尊唐朝的彩塑菩萨像，接着又给了王道士70两银子取得他的默许后，偷偷地用一种特制的胶布破坏性地剥离了26块精美的唐代壁画，看着弄得一塌糊涂的壁画，总算有点失望地回去了。 看着被破坏得大量壁画，百姓们火大了，虽然王圆箓说自己没发现，但是老百姓不信，说你王圆箓就是失职，县令陆老爷也是个混蛋，必须得给个说法。人家县太爷可是不怕这些刁民，王道士这小身板儿必须得害怕啊，干脆我装疯得了，也难为他了，一装就是好几年。 令人气愤的是，1925年，这位华尔纳又跑来了，而且打算整次大的，把看得上眼的壁画全剥走，所幸被当地居民发现后赶走了。 1930年，斯坦因又跑来了，此时国内已经群情激愤，再加上政府的干预，斯坦因只好停止了所谓的考察。1943年，81岁的斯坦因应邀前往阿富汗访问，10月19日到达卡布尔，十天后病死并安葬在那里。 历史上对于斯坦因评价褒贬不一，耶鲁大学芮乐伟说过，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用现代的标准来评判斯坦因”。无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位探险家、考古学家，在敦煌文物的研究方面称得上是第一人。在英国人眼中，他还是一位传奇性的冒险家，所获的主要荣誉包括：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颁发金质奖章；英国牛津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英国剑桥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比利时学术院荣誉会员；英国女王授予的勋爵；印度总督授爵；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发现者金质勋章”…… 至于伯希和，1909年12月回到法国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名流400多人欢聚巴黎大学，为他举办了隆重的报告会。他带回来的这些宝物，分别收藏在巴黎国家博物馆和吉美博物馆中。令中国人无言的是，在吉美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里面并不是什么珍宝，也不是什么文物，而是一点点沙子，这就是伯希和探险回来后从靴子里抖出来的。 1931年日军占领东三省的那一年，王道士也辞世了，时间是6月3日。两个徒弟，应该还有一个徒孙把他埋了，就在莫高窟前、党河对面。百日后，弟子们给王道士立了个碑，看着不远处几座已显破旧的佛塔，两个徒弟蹲在坟前，一边吸着老旱烟一边讨论着一个话题，敢不敢给师傅也立个塔？ 之所以有这点顾虑，主要是怕老百姓们还揪住几年前壁画被盗那件事不放。商量了一晚后，二人决定先征求一下各方的意见。经过几天的奔走，还算不错，得到了各方的谅解，于是修起了这座因余秋雨而着名的道士塔，有了余秋雨的那篇文章。 道士塔至今已经在莫高窟前矗立了九十多年，还算完好，它的存在，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年百姓对他的认可呢？ 王道士的死，丝毫不影响外国人对敦煌的兴趣。1936年，英国人巴慎思来盗取壁画，被当地村民抓住，可见这片神奇的土地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最后，再探讨一下藏经洞有什么宝物，是什么时候、是谁、为什么放进去的？ 先说时间和人物。 史学界有两种主流的说法，其一是避难说。 宋景德三年（1006年），敦煌西部的于阗王国被一个大概是叫做黑韩国的王时朝所灭。消息传到敦煌，三界寺的僧人们极为惊慌，大家聚在一起一商量，我们跑吧，于是就把几个世纪积累下的五万多卷经卷等宝物全都藏在这个洞窟中后封闭起来，然后大家就各自逃难去了。 不过这种说法有个问题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什么呢？首先那个黑韩国并没有继续东进，直到三十年后的1036年西夏攻打敦煌，这三十年间僧人们为什么没有回来？另外，西夏也是个信佛的王朝，自然不会为难和尚喇嘛。如果说前三十年他们不敢回来，那么从此以后一直没有回来吗？一直没人去取回那些珍贵的经卷吗？ 当然，避难说还有一些解释不清楚的地方，所以学者们又提出另一种假设，废弃说。大概意思是敦煌周边的寺庙统一组织了一次大扫除，大家都注意啦，谁家有什么没用的东西，什么旧书烂本子什么的都集中一下，咱们找一个地方集中处理一下。于是各寺庙赶紧把占地方的一些东西送了过来，然后就有了这个藏经洞。 个人感觉，所谓的废弃说听起来咋有点不靠谱呢？谁闲着没事组织这个活动，还把破烂用白布包好，整齐地封存起来？挖下坑埋起来更合理一点吧。 总之，不管是谁，为了什么把这批东西藏好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以至于沉睡了九百多年。 再说说藏经洞中都有什么宝贝。 最多的当然是写本、佛画，大多数是以卷轴装为主，还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其他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绢幡佛画，以及古木刻印刷品，铜和木制的佛家法器等物件。 这些宝物的时间跨度大约有600年，历经十六国、北魏、隋、唐、五代和北宋，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账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其中佛教类的最多。文字方面，汉文最多，还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及中亚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以及科技的巨大宝藏。 上面讲到，叶昌炽当时在日记里说：“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比如其中有《老子想尔注》残卷，《老子化胡经》残卷，河上公注的《老子道德经》等，这些残缺不全的宝贵文献，对系统了解早期的道教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更何况那些被列强抢走的大量珍宝了。 余秋雨的《道士塔》中这么讲的，“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不仅余先生想问，亿万中国人也想问，估计王道士自己也想问问，为什么他等待多年，怎么没见一个人来真正关心这些文物。对于王道士，学界、史界对他恨之入骨者有之，怒其不争者，同情体谅者有之。有些人站在客观角度上对他进行评价，比较全面、公允，有的则不知前因后果便把千古罪人、民族败类几顶帽子奉上，芸芸众生之相全赖王道士所赐我们才能欣赏得到。其实我更想问一问，2000人的八国联军都能横行无忌，抢了圆明园，中国人都去哪里了？ 还是先看看王圆箓在敦煌期间都做些过什么吧。 他改建了三层楼，修造了三清宫。 三层楼要重点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它建于晚唐，外面的木质结构早在明朝时就已经破败了，而藏经洞就在它的下面。为了更好地保护它，王道士四处化缘对三层楼加以修复。有的道友也许说了，那还不是为了当成他的私有财产才保护的？私人财产不是也在中国，也是中国的吗？ 不仅如此，王道士还四处搞钱来补葺千佛洞，他是一个道士，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些和尚们的东西吧。当时经历千年风沙洗礼的千佛洞一直没人管理，偶尔还住进些土匪大盗什么的，早就破坏得面目全非了。王道士花钱请人进行了整理，这本是好事，不过因为打通洞壁造成了大量壁画的彻底破坏，当然这不会记录在墓志上面的，却被文人们当成了一桩不可宽恕的大罪。 在敦煌博物馆里有一份《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是王圆箓在1910年所记的化缘来的账本，共计白银129两，银元6块，用于保护莫高窟的佛像。账簿首页有一篇《重修鸣沙千佛洞募缘疏》，记载着这次事件的始末缘由，他是以一个卑微的身份做着伟大的事情。 斯坦因在1921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他将全部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咱们的一些学者呢，有几个知道他做了这些事，或者不屑于知道？ 王道士还有一个大工程，就是重建五层楼，同样是为了保护大佛的。注意是保护大佛，不是三清道祖，不是道教诸神，并且还亲自上工地，可惜还没完工就辞世了。至于他还修桥、绿化、垦田等等，这些事估计很多人更不屑知道了。 可见，王道士在敦煌着实做了不少事，正因如此，县里面给他正式明确了道会司的职务，管理太清宫、王母宫、西云观等，同时全县道教的事情也交给了他，也希望他来保护藏经洞。 在发现藏经洞以后，他的一系列做法其实非常符合他的身份。 首先，他和发现的人商量后决定不能随便动先人们的功德物品，反而第一时间用砖头把洞口封闭保护了起来。同时嘱咐知情人不要对外宣传，以免引人觊觎。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他是有私藏起来的心理，哪怕百分之百想据为己有。 其次，无论是主动也好被动也好，他多次上报是事实，试图得到官方的妥善处理也是事实，但是当官的做法让他失望也是事实。经受这种待遇以后，换了你会怎么做？要知道，他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也就是说他的意识里藏经洞的这些东西没什么价值，否则也不可能白菜价，应该是沙子价卖掉了。同时，他是个小人物，一个极为卑微、渺小的小道士，靠四处化缘生活，让他有多么高的家国大义，可能吗？ 第三，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数次争取官府的拨款未果的情况下王道士一直看守藏经洞，事实上他是尽职了。当时他和两个徒弟住在藏经洞外面，平时成千上万的百姓到莫高窟往来，赶集卖货，相当混乱，经书都没有丢失，即便他出去化缘一走几个月，门上只挂一把锁也没事。他没有得到过官方发的一两银子。斯坦因第二次来的时候，王道士给他夸耀自己化缘所得，让他看凭一己之力修起的三清观，看他修缮的洞窟，虽然现在看来他的所谓修缮是破坏性的，可是官方谁又管过他？ 第四，是官府对这批文物不管不问给他了错觉。他开始送人不管，大量卖给外国人官府甚至来牵线，这里应该是有一个思维误区，里面的东西就是破烂，不值钱，而且从上到下都认为这批宝物是王道士的东西，你卖就卖吧，就算后来北京也是出钱从他手里买。当然了，县老爷可能认为这东西应该是县里的，所以才把北京给的那笔银子截留下来了。 他是一个合格的道士，他做到了一个住持应该做的一切，他做到了一个没什么见识，没什么文化的小人物应该做的事，很符合他的身份。 当然了，在保护藏经洞的过程中，王道士是有功有过的，这也是事实，功过孰轻孰重放一边，至少给他安上历史罪人的标签似乎欠妥当。还是那句话，设身处地想一想，换了你是他，会如何做？ 所以有学者这么说：“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一个国家在2000洋人面前都低头了，任人家劫掠了，又凭什么对一个小人物提出那么高的要求？ 还有一个问题道友们可以思考一下，无论是到英国的，还是法国、日本的敦煌经卷，都被珍而重之地收藏进了国家级博物馆、图书馆里面了，再看看留在国内的呢？各路妖魔齐出手，连偷再抢，或成为自己的私藏，或卖给外国人，不但散落得哪都有，毁掉的更是不知凡几，谁来骂他们？有的道友可能会说了，相比王道士来说，这些人造成的损失太小了。大胆假设一下，如果那5万件经卷全装车往北京送，又有剩下多少。 第八十九章 小结第五 明清两朝，道教开始衰颓，特别是明清易鼎之后，由于顺治崇佛，康熙尊儒，道教失去了统治阶级的扶持。随着西方文化的流入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道教自身在义理方面又无所发展，最终的结果也就只有衰落了。 可能有的道友会说了，正统道教衰落，不是还有民间道教嘛。虽然民间依旧有很多人信奉道教，但也仅限于炼丹、求神、驱鬼之类了。其实带着一点个人情绪来说，不只道教，在满清统治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很多方面基本上都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 道教的衰落，虽然是大势，但是也是有很多值得再总结几句的地方。 首先是正统道教，正一和全真，当然还包括武当。 正一道之所以千年传承不绝，最最重要的是龙虎山有传度授箓的权力。传到明、清时，龙虎山的授箓方式都是参照53代天师张洪任写的那本《天坛玉格》。其实流程如何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只要经过了张天师的认证，就可以得到国家的承认。这说明国家对龙虎山的重视和信任，千百年来一直如此，这是龙虎山声望和经济收入的最大保障。但是这种近似于垄断的买卖却因为乾隆四年（1739年）皇帝一声令下结束了：“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论处。” 招生发证的财路没有了，龙虎山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您说什么？偷偷招生，那要是被发现了张天师也得关小黑屋，那还是轻的呢。 正一道的衰落，山上的弟子数量锐减，基数小了，人才也就少了，出现高道的几率自然也就降低了。江湖嘛，没有高手的门派自然就没有地位，没有地位谁还给你奉上香火钱？为了生存，张天师只好放下尊严，以前都耻于接的捉鬼、红白喜事的单子也要接了，为了肚子，面子真不算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文人清高。 辛亥革命后，江西都督府取消了龙虎山的天师称号，也就是说龙虎山张家已经没有了官方关系和背景了。袁世凯称帝后曾恢复了龙虎山的天师称号，并且重新发了一块正一真人大印，不过这家伙都没风光几天，他的那道圣旨张家也不会好意思拿来说事儿。 当然了，张家自己还依旧传承着天师的位子，民间也有不少人承认。1912年，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梅殿华等在上海筹建世界宗教会，给62代天师张元旭送去了份邀请函。6月，张元旭应邀来到上海参会，就是这次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成立“中央道教总会”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之所以要分成两个组织，因为北方全真和南方正一这种观念还存在，大家也曾经尝试整合道教，抱团取暖，可惜一没官方支持，二无扛鼎的人物响应，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 1925年，张元旭在失望中羽化在上海，儿子张恩溥接任63代天师。1928年，《神祠存废标准》公布，大量道观被毁，有的变成了学校，有的变成了机关、军营，道教受到全面重创，龙虎山同样受到重大损失，令张恩溥五内俱焚。抗战期间，张恩溥频繁往来于上海权贵之间，为重振道教努力。比如在1945年，他在苏州、无锡两地为抗日阵亡将士举行和平大醮，还经常搞些义卖法物、赈灾捐款、祈祷世界和平的法事活动，可惜大势如此，回天无力。 正一道如此了，全真教如何呢？北方白云观处境就好得多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谁不知道首都好啊。龙门派自己也争气，从王常月开始严持戒律，龙门派不但在北方呈现出中兴态势，甚至在江南也打开了局面。 由于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偶尔也有皇族、太监等人去白云观里面坐坐、散心也好、上香也好，双方和平共处，关系一直不错。清政府对全真教放心，为龙门派在西北、南方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所以才有了娄近垣、刘一明、闵一得。 前面没有讲到江浙全真教领袖李理山（1873-？），他民国八年（1919年）主持的杭州玉皇山福星观，是全真教在江南五省（苏浙皖赣闽）的第一座子孙丛林。1937年，日军入杭，李理山改造玉皇山，先后收容了7000多难民避难，是着名的抗日高道。 1874年，沈阳葛月清（1854-1934）来到北京白云观，由19代律师张宗璿授天仙大戒，操守严格。1904年他出任沈阳太清宫监院，开办“粹通学校”，招收一些学道的学生，先后在太清宫传戒700多人。 不过全真一脉也出过败类，光绪年间，白云观有一个汉奸道士高仁侗，也叫高云溪。 相传慈禧的母亲去世后，需要找个寺庙停灵，于是就派心腹太监刘诚印去附近寺庙联系这事。这个刘诚印其实名气还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慈禧身边的李莲英，但实际上那只是慈禧用得比较顺手的太监罢了。刘诚印对于慈禧，相当于诸葛亮之于刘备，是给慈禧大事小事都出谋划策的身边人。当时慈禧还没有权倾天下，所以寺庙对这件事都不太感冒，这令慈禧很生气，要是换了她当权后的那副德性，估计整个寺庙都变平地了。还好，当刘诚印到白云观时，受到了全体道士的热烈欢迎，这也是后来慈禧极为宠信白云观的原因，刘诚印也顺势就在白云观皈依了道教，拜了方丈刘宗玄为师，甚至被挂了个名誉方丈的头街。 高仁侗这个道士就是看到了刘诚印的身份，于是刻意与他交往，很快就和刘诚印称兄道弟了，而这位道士的心思也就慢慢变了。八国联军侵华时，高仁侗甚至成为了一个间谍，当年八国联军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就是在白云观后花园里签订的。 除了结交权贵，玩政治以外，这位道士一生对道教事业没做过一点贡献，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道教内部的思想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道教衰落的必然。 最后是，武当山，虽然明代由于朱棣和张三丰曾经兴盛一时，江湖地位一度还曾超过龙虎山。后来，武当山有叫徐本善（1860-1932），统管整个山上的宫观，相当于总道长吧。那段时间，在他的领导下，武当山强内修、定规矩、清整、严律，还在太和宫开办学堂，把紫霄宫发展成为十方丛林。当然，武当山同样不可能独善。 以上是正统道教的大致情况，民间道教处境则好一些，一直稳定发展着，主要是道教已经成为了百姓生活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了。当年王常月从北向南复兴戒律，龙虎山的道士下山，进一步刺激了道教的世俗化，陆西星、李西月、柳华阳等人在丹道理论上的发展。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三一教、太谷学派、槐轩学派，也说明了儒学对道教思想的接受。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大开，西学的流布，西方宗教的大举进入，太平天国起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出现赛先生，德先生，科玄论战，五四运动等几次思潮，道教也成为了封建落后迷信的靶子备受批判，其衰落速度更快了。 但是，在历史大变革的潮流下，不乏“睁眼看世界”的学者。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过，“中国根底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这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说明什么？说明道教不但与政治紧密相关，而且早就深入到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之中，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郑观应（1842-1921），被称为是近代最具完整维新思想的理论家，他曾经批注整理过大量丹经道书，对道教的价值、弊端认识得非常深刻。 陈撄宁（1880-1969），出身于左宗棠开办的安徽高等政法学堂，1908年开始四处游历，精研道教的养生方法。1912年到1914年，他在上海白云观通读《道藏》，接着在上海开办了《仙学月报》和《扬善半月刊》，还办了一个仙学院，希望通过仙学救国。 萧天石（1909-1986），1935年从军队改行从文的，在南京开了东海书店。1942年病重，四处求医过程中遇到了南怀瑾，于是从1943年开始跟随南怀瑾四处访道，期间病就渐渐治好了。此后，他致力于道学研究，成为“新道学”的开创人，着有《道德经圣解》《道家养生学概要》《道海玄微》《大学中庸贯义》《禅宗心法》等，晚年开办“自由出版社”，专门做道教经典校本。 现在道教的情况就不多说了，至于未来的道教如何发展，何云何从，找准定位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吧。 完本感言 2020年疫情初起时，大家都居家封闭，于是朋友圈开始成了才艺展示平台，当时闭目想了半天发觉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晒的，不禁稍有些气馁。眼看封闭的日子遥遥无期，便动了写写道教史的念头，接下来就是构思了一个简单的大纲后开始动笔了。 最初写得比较顺手，因为涉及义理方面的东西还不算多，也没有什么深度，所以写得比较快，基本上一天能发一章，所以当时以为一年左右应该可以写完吧。接下来，越写越慢，第二年时，想着年前完本，第三年时又想着年初完本……结果一次一次高估自己的能力，最后很灰心地定下2022年年底前完工的目标。很无奈。 内容方面，最初的想法是想讲故事，很轻松地把整个道教史讲完，结果发现理论的东西不讲又不行，于是慢慢变成了半学术甚至学术占主体的样子了，轻松的感觉自然就没有了或者说很少了，很对不起“很有趣”这三个字，实在是高估了自己的文字掌控能力。很无奈。 理论方面，要想理解并把两千多年历代牛人们的思想讲出来，真的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了，太多只是略知皮毛，还把它们串起来着实难得我头发白了一半，至于把这些理论轻松地讲出来简直不可能，所以最终就成了流于皮毛的四不象，太过高估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表达能力。很无奈。 作为一个学理工的，根本没有什么文学的思维，更没有学文人的笔力，先不说意思是否表达得恰当，就连错别字都不知凡几，虽然每章都检查好几遍。很无奈。 当初开始动笔时，正值孩子即将高考，少了很多陪伴孩子的时间，现在想来还是有很多遗憾的。 到今天，将近三年，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部花在了这本书上，伴随着自己从不惑之年步入知天命的年纪，有无奈，有遗憾，也有收获。从易学到道教，从理工到史学，算是给了自己一次融会和理顺整理的机会，现在想来勉强能给自己一个及格分。 三年，总算坚持下来了，虽然从最初一天一更到两三天一更，再到一周、半月一更，虽然体重从80公斤到90公斤，从能跑20公里，到只能走2公里，从腰椎突出到腿疼难忍，总算给了自己一个结果。 今后，计划先把身体调理一段时间，再准备一本新书。新书的内容暂定为都市修真，会涉及大量易学、风水、命理的常识和道教方面的内容，有专业，也有轻松，不过这个度还不知道能不能把握。希望不久会和道友们见面吧，届时笔名不会变，请道友们继续支持吧。 最后，再次感谢三年来一直关注本书的道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