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天字七书》 《隋唐天字七书》和《明朝那些事儿》的异同 《明朝那些事儿》是现象级的历史文。 自此之后，跟风之作，如过江之鲫，但大都得一失三，难得要领。 大体而言，后来者，学其轻松跳脱，未免失之于轻浮放浪。 一如市井少年，好玩有趣，却于历史本身的诚、正二字，不着痕迹。 我这套书和《明朝那些事儿》比较，简洁干脆流畅，都是一样一样的。 但行文之笔墨，又颇有不同。 当年明月运用虽然浅易，却又是大师级的语言，描述当日场景，活灵活现，足以引人入胜。 我这套书，除了简洁之外，对于文字，无意之中，稍有修饰。 这也许来自于古籍的滋养。 明史资料，稍显通俗的文言文居多，而隋唐史实，承魏晋六朝奢靡之风，未免流于艳丽丰腴。 久读史籍，影响行文风格，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明月当时正值年轻气盛，未免过于意气风发，感情浓烈，是其优点，又或者成其缺陷。 《隋唐天字七书》，则力求还证当日之历史本原，以彻底的旁观者身份，从历史之中抽离出来。 尽量让书中的人物事件，所思所想所做所为，一如当日之真实发生。 写作之中，于古今隋唐史大家的研究成果，难免有所借鉴，但却较少先入为主的成见。 唯其无成见，或者可以走出一条新路。 我这套书，追求历史的真实感，厚重度和愉悦性。 《隋唐天字七书》，在历史文领域，做了一种全新的尝试。 一是有节制地摘录正史上，人物所说的语言原话，以期达到一种身临其境的环境和语感。 二是对于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的讲述，力求达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效果。 三是为了获得阅读的愉悦性和流畅感，对历史文籍和大段文字，不做引用。 这套书不是做考证，也不是做学问。 它是一套入门级的，也希望是最适合当代人，阅读习惯的隋唐正史（小说，散文）。 十年磨一剑，一生写此书。 与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你共勉。 第一卷《隋日中天》结束感言 七卷本《隋唐天字七书》第一卷《隋日中天》，终于完结了。 即将开始第二卷《以天之名》的写作。 照例，要说几句话。 隋唐史的专家们，不屑于写这种比较随意的文字；而商业性的隋唐史，虽千万篇，终有遗珠之憾。 深感有必要重新写一套入门级，普及型的隋唐正史。 写史即写人心。 千年之下，人心和人性，从未变过。 以古鉴今，以今知古，古今人心，在文字和对话中，映照如一。 所以，这本书直接照录了历史文献中部分原始对话。 或者史书记载的“对话”，和千年前的口语大有差异，但“对话”却可以保留当日当时原汁原味的精气神，是确定无疑的。 “对话”才是历史文献之中，最重要的原始记录之一。 板凳要坐十年冷，任何微小的成就，都需要绝对的付出。 有生之年，一定要写完这套书。 谨以此书献给自己的初心，也是心中最珍视的感情。 希望事事如意。 也希望每一天，都拥有美好心情。 《隋唐天字七书》读者群体浅论 《隋唐天字七书》发于网络，但却不是典型的网络文学。 其立意和行文都更接近于传统文字。 显然，有容量和份量的历史，不可能只从历史教科书中获得，更不可能去从演义中了解。 正史才是最权威，最有效的途径。 大体而言，市场上的隋唐正史，专家教授们的研究和专着，早已究其本源，几难再有新意，但因为更偏重于学术，于大众群体而言，终是隔了一层。 而市场上流行的调侃类历史文，图一乐，则乐矣，但缺乏对历史本身的诚意和正气，失于偏颇。 作者的野心是写一套给当代大学生阅读的，入门级的隋唐正史。 作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真实过往，以古鉴今，以今知古，才可以生成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唯有了解，才能熟悉，才可热爱。 才能在新的时代，倾心于我们的国家，忠诚于我们的国家，投身建设我们的国家。 以一书增此功德，善莫大焉。 希望此书能成为最适合当代大学生阅读的隋唐正史。 浅论《隋唐天字七书》的历史观 太史公成书在上，“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历代写史者奉为圭臬，作者力虽未逮，心实向往。 有幸生于这个年代，隋唐史的研究，早已精深入微，包罗万象，资料的获得也远较古人来得容易。 这就具备了站在巨人肩膀上写作此书的可能。 多年研读原始资料，放眼看世界，神与古人游，较少拘束，也形成了这套书“法天法贤法自然，重人重事重因果”的历史观。 最核心的精神竟然是“实事求是”。 如此简单的四个字，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之中，却发现极为难得。 放眼全球，似乎整个社会，极难求得真相，因为人类社会，本质上是阶级社会，而真相或者事实，都具有分层和相对性。 如果说“相对真相”，在社会领域是必然的，放之全球而皆准的规则，那我们这个民族，更是深深受制于“相对真相”，并且延入到自然科学领域，就实在令人叹息了。 这些当然不是一本入门级的隋唐史，所需要讨论和应该讨论的。 回归书籍本身，这套书可以让我们以一种比较轻松，了然的心态和情感，认识隋唐三百多年的人事风云。 这种阅读，会是一种愉悦的体验。 神与古人交，事与今时合，高下在心，可以秋月春风，也可以浮酒三杯。 人类的历史，其实从未变过，社会以利益为中心，所有关系的发生和存在，是利益的交换。 作者以冰冷的历史之眼，观照万物，但又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关怀。 唯其冰冷，更于人性中的爱，忠诚，大义的光辉，肃然起敬，更满怀敬仰。 这套书可以让你在人生的迷惑之处，豁然开朗，如释重负。 尤其对于出身于非官宦世家或是非巨富之家的平民百姓而言，阅读此书，可以大幅提升我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度和高度。 这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能更早将有限的精力投身波澜壮阔的人生。 此书如能博诸君一笑，或是有益于读者们的奋进。 斯亦足矣。 第1章 母幼子弱皇帝死，阴谋秘计夺大权 公元580年，渭水之滨，关中腹地，古都长安即将掀开它，如日中天的序幕。 北周太上皇，22岁的天元皇帝，暴毙于天台宫天德殿，发病当天，他就无法再说出一句话，捱到日落西山，已经一命呜呼。 事起仓促，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力，将被谁执掌？ 帝国即将面临一场腥风血雨。 谁来当皇帝？ 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现在确实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天元皇帝是太上皇，此时此刻，北周帝国当然还有一个正式的皇帝，那就是年仅8岁的周静帝。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周天元传位给静帝，是想仿效北齐太上皇高湛。 他传位给儿子，既可以不担皇帝之名，不负皇帝之责，却可以行皇帝之权，纵情纵欲纵乐，好不逍遥快活。 天元皇帝传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迷信谶纬之术，听信术士的蛊惑，说传位可以避灾祈福。 传位给小皇帝，就可以让他的儿子周静帝，代他受灾，替他顶罪，他却可以消灾去难。 因而，所谓传位，仅仅是一场闹剧。 周天元的实际权力并未减弱半分，静帝纯粹只是个吉祥物，至于静帝身边的官僚们，大多只是象征性的摆设。 周静帝，这个北周王朝名正言顺的皇帝，实力和运气如纸片一样的薄。 现在周天元暴崩，静帝的皇位也已经无法坐稳。 北周要变天了。 改朝换代的逆流，已在朝廷之中，形成一个强大而明显的漩涡，将吞噬掉所有反对它的一切。 因为周静帝太弱了，而他的对手又太强大。 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亲生母亲朱满月，本是南朝吴人，身份微贱。 她因连座家族之罪，被发配到当时还是太子的周天元府中，充当更换衣服的杂役。 朱满月来自江南水乡，颇有南人之柔婉妩媚，和北方女孩之刚劲爽朗，形成鲜明的对比，别具一种韵味和风情。 对于年轻的周天元来说，这是一种原始和充满了征服欲的诱惑。 加上朱满月的职业，是为天元更换衣服的近侍，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天元其时龙阳初兴，年少气盛，一来二去之间，难免就有了肌肤之亲，便生下静帝。 这并不是一宗门当户对的婚姻，虽然母以子贵，北方蛮族的门第观念不如南方深厚，但周天元不过是见色起意，逢场作戏而已。 朱满月的年龄又比天元要大十来岁，她出身疏贱，年长色衰，新鲜感很容易褪去。 二人之缘，因色而起，自然也会因色失宠，或者说朱满月从来没有被宠爱过。 所以她虽然生出了一个儿子，还做了皇帝，但她也不过是五个皇后之一。 周天元一生任意妄为，不遵法度，总共册立了五位皇后。 朱后在宫中的地位，比起另外几个出身世家大族的皇后，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加上朱后的娘家本是有罪之家，在朝中并无任何人才，朝中大臣也无人可以依托。 其影响力，仅仅局限于皇宫之中，非常小的一隅。 这是真正的孤儿寡母。 因而，静帝母子在残酷的权力斗争面前，只不过是砧板上的肉，任人摆布而已。 他们手上没有任何筹码，只能认命。 如果静帝母子生于治世，或是有忠诚的托孤大臣可以依靠，也未必不能成为一个平庸的太平天子。 但天元暴毙，何来托孤之命？又怎会有托孤之臣？ 更为致命的是，静帝生错了时代。 当时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分裂时期，刚刚过去的五胡乱华时代，神州陆沉，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至暗年代。 汉族在长江以北差点遭遇灭族之祸，第一次成为“二脚羊”，成为异族行走的军粮。 而维系一个族群的核心，汉族的正统文化，一部分随晋室南渡，早已沉迷于江南的和风细雨，纤腰细肢之间。 已经丧失了最开始南渡时的刚健进取，虎虎生气的精气神，一变而为，务虚崇饰的矫揉造作，以及醉生梦死。 江南文化和文明，大有奄奄一息之叹了。 而汉族传统文化中的另一部分，在异族的铁蹄下，在北方中原大地采取一种相对自闭的循环，来延续其传统。 南北二地，于政治军事上却呈现高度的统一性，即完全取决于武力，唯力是从。 谁的拳头更硬，谁就是这个时代的王者。 所谓的忠诚，正直，道德等等人性的真善美，全部臣服于赤裸裸的人性之恶。 所以，南北的政权，都不过是走马灯似的短命政权。 只不过是庙堂之上，更换了一任任的君王；江湖之远，重生了一茬茬的韭菜。 尤其是在王朝更替，新旧换代之际，各色人等，都怀揣自己的算盘，精于谋利，每个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周天元的大臣群体，就是典型的代表。 天元暴毙，权力出现空层，是所有阴谋家最有利的时机。 投资或投机于新朝的皇帝，这是任何一个家族，最大的赌注。 赌对了，就赢得一切；赌输了，就输光所有。 但任何年代，有忠就有奸，有小人就一定会有君子。 天元皇帝本不至于这么快就败掉家国，其实，他继承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王朝。 但他自毁长城，自行诛灭忠臣重臣，亲近小人和佞臣，亲手埋葬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无限可能的大好局面。 当大厦将倾时，他亲近的人几乎全部成了埋葬他皇朝的阴谋家。 他的父亲，一代英主北周武帝，给他留下了一大批国之重臣。 那是一群勃勃有生气，且忠于北周宇文氏，辅佐周武帝荡平北齐，统一中国北方的股肱之臣。 周武帝一生杀伐果断，武功赫赫。 他平生做了二件大事。 一是诛杀权臣宇文护。 让自己从傀儡皇帝，一跃而成帝国真正的掌控者。 宇文护是北周一朝真正的权臣，他是北周帝国奠基之人，周太祖宇文泰的侄子。 他权势滔天，手段超卓，杀掉了北周第一任和第二任皇帝，直到第三任皇帝周武帝时，才迎来自己的终极命运。 杀人者，人恒杀之。 周武帝一代雄主，具雷霆手段，冷酷心肠，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诛杀宇文护。 第2章 一世英雄周武帝，无可奈何立天元 周武帝行事极为缜密，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局。 在多年的政治斗争中，宇文护已经百毒不侵，在朝堂和日常生活之中，他被卫队保护得滴水不漏。 但只要是人，就会有弱点。 宇文护唯一的弱点，就是他还有亲情。 在皇宫内苑之中，还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太后，那是宇文护在这个世上，为数不多的长辈。 每次宇文护参见太后，都会被赐座，聊一聊家常。 武帝也会执家人之礼，站立在旁边听他们讲话，这形成了一个传统的家风。 只有在太后的面前，宇文护才会卸下所有的伪装和防备，这是他唯一的弱点。 太后也有一个弱点。 她有一个并不那么上得起台面的爱好。 她酷爱饮酒，酒品让人不敢恭维，逢喝必醉，醉后也有一个固定的套路。 耍耍酒疯，胡言乱语，那是小儿科。 深宫内苑，其实就是一个大牢笼，也许是憋久了，如果不释放下，也会发疯。 但太后是一国之母仪，于公于私，都需要从旁劝诫。 散朝之后，又到了宇文护探望太后的时间。 武帝对宇文护说：“（太后醉酒）喜怒之间，时有乖爽。……兄今既朝拜，愿更启请。” 他从怀中掏出一篇早就准备好的酒诰，递给宇文护说：“以此谏太后。” 当宇文护聚精会神地在太后面前，朗诵这篇要命的酒诰时，武帝突然发难。 他从背后用玉珽猛击宇文护头部，一击便中。 撞击的力量非常大，玉珽发出一声清脆的碎裂声，似乎象极了宇文护即将到来的命运。 宇文护完全没有防备，只觉天旋地转，痛苦倒地。 这纯粹是一次私人的刺杀行动，以命搏命。 武帝担忧太后不支持自己的行动，因而，他没有调动任何卫士，以免打草惊蛇。 宇文护还没有毙命，躺在地上痛苦哀嚎。 事起仓促，深深宫禁之中，一时之间，无法找到帮手。 只有一个叫何泉的宦官，操起一把御刀来帮助武帝，但他胆战心惊，心慌气乱之下，竟然无法伤到宇文护。 事情紧急到了极点。 幸好预先躲藏起来的卫王宇文直跑了出来，捡起地上的刀，才结果了宇文护。 剩下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 武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缴了宇文护集团之中的干将，旦夕之间，就一锅端掉了制掣自己的宇文护。 周武帝并不只是一个精干的宫廷阴谋家，他做成了第二件让他名垂青史的事。 他是优秀的统帅，他身先士卒，在马背上亲自征服北齐。 他重新统一了中国的北方。 正当他想要跃马长江，完成南北大一统时，天不假年，一生戎马倥偬的周武帝，36岁病死于出征突厥的路上。 周武帝虽然也是仓促而死，但他留下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还有一批忠心耿耿，有意愿也有能力的辅政大臣。 如果继位的周天元，能老实守成，北周皇朝必将续写自己的传奇。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武帝犯了一个明知是错，却也不得不犯的错，那就是立天元为皇太子，并将他扶上帝位。 其实，周天元的皇太子位置，从一开始就不稳定。 对于其人品和执政能力，朝廷大臣之中，一直存有疑虑。 一心为公，从不考虑私人利益的王轨，在武帝面前就曾经说过无数次，他认为天元不过是庸人之资，不足以托付天下。 甚至有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口不择言地将他与贺若弼，私下对天元的评价，告诉给了武帝。 他们一致认为，“太子非帝王器。” 武帝大惊，立即召唤贺若弼对质。 因为贺若弼是当世名将，他代表的武将集团，若是公开谈论太子储位问题，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面对武帝的质问，贺若弼心如明镜，他知道天元皇太子之位不可动摇，便矢口否认了此事。 为了免祸，他还对天元违心地大肆赞扬。 他说道：“皇太子德业日新，未睹其阙。” 王轨平白无故做了小人，心气难平，便讥讽贺若弼说：“平生言论，无所不道，今者对事，何得乃尔翻复？” 贺若弼不慌不忙地回复他说，“此公之过也。” 贺若弼进一步指出了，其中的危险和厉害关系。 “皇太子，国之储副，岂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灭门之祸。本谓公密陈臧否，何得遂至昌言。” 王轨默然良久，才说道：“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实非宜。” 王轨虽然承认反对立天元为皇太子会招来不测之祸，但他以身许国，再不顾身。 在宇文邕的生日宴会上，他尽了最后一次努力。 借着酒醉，他用手拉着周武帝的胡须，半真半假，半醉不醉地说：“可爱好老公（武帝），但恨后嗣弱耳。” 话已经说到这种地步，武帝能听懂，他心中也认可王轨的看法，但他却只有深深的无奈。 因为，他没有别的更好选择。 他另外的一个儿子汉王赞，虽然已经长大成人，却比天元更加不堪，至于其余的儿子们，又过于年幼。 天元，是他没有选择的唯一选择。 朝臣之中，谁都知道天元不能承受社稷之重，但反对天元成为皇太子的声音，终止于宇文孝伯一番无可奈何的话。 “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忍情割爱，遂尔结舌（不说话）”。 武帝听后，沉默良久，他知道天元始终不得众心。 他一生英雄，却生下如此不肖的儿子，武帝只觉万念俱灰，意兴索然。 但他身为一国之主，只能振奋心神，他对宇文孝伯言辞殷切，无限期许地说，“朕已委公，公其勉之。” 武帝一世英明，对于天元的才性心知肚明。 但为人父，为其君，即使明知不可为，他也必须勉力为之。 为了让天元不至于丧国灭家，武帝对天元的管教颇为严厉。 他慎重地选择辅佐天元的官僚们，希望天元能在贤臣的辅佐下，能成为齐桓公类型的君主。 齐桓公论才干资质，不过是中人之资，但辅以管仲则成就王霸之业。 武帝要做的，就是杜绝他的身边不出现竖刁之类的嬖臣。 只要天元身边全是直臣忠臣，那天元做一个守成之君，绰绰有余。 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希望。 但现实非常残酷，他虽然是英雄老子，奈何儿子却过于草包。 武帝知人知己，但他想与天争胜，希望能胜天半子。 他还有最后一个希望，那就是自己能够多活十年。 如果上天能多给他十年时间，说不定天元在武帝和一众忠臣义士的调教之下，也能做个太平之君。 但人算不如天算，武帝绚烂的生命之花，刹那凋零于36岁，他离开过早。 本不该属于天元的时代，提前到来。 天元志得意满，但于国家而言，这并不是一种福气，反而成了灾难的开始。 天元不是一般的作，他硬是要往死里作。 他究竟把自己折腾成哪一类谜之一样的皇帝呢？ 第3章 欲想避无可回避，莫须有昂首伴死 要做一个有为的君主，其实是件苦差事。 面对朝臣们永无止境的推诿和扯皮，整个国家的大小事务，都需要皇帝本人劳心劳力。 就是有三个脑袋都不够使，何况还要做出正确决断，那更是难上加难。 后宫佳丽三千，也是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 日积月累，于身于心，绝对是灾难般的挑战。 明君难做，但如果打定主意做一个昏君，做一个享乐型的君主，就容易得多。 只要清理出一个让自己不受约束，可以放纵自如的环境，把一些碍眼的硬刺拔掉就行。 天元别的本事没有，他拔刺的能力，是历史级别的优秀。 他是着名的享乐之君，也是事实上的亡国之君。 刚一上位，他就改变周武帝留下的执政风格和格局，并迅速败光北周的家底。 这一切，都源自于他的拔刺行动。 周天元拔掉的第一根刺，最硬最大，最让他寝食难安的刺，是他的叔叔齐王宇文宪。 北周之所以能吞并北齐，统一中国的北方，并非依靠先进的文化和文明。 作为一个鲜卑族政权，它保持了军政混一的国家机制，辅以胡汉融合，发展出一种务实刚健而爽朗向上的作风。 其精气神凛然生风，是隋唐二朝，形成如日中天治世的，人文性格基础。 齐王宪，就是这种新型豪杰的突出代表。 但他和北周曾经最大的权臣，也是最大的枭雄宇文护不相同。 宇文护是一个比皇帝更皇帝的权臣，或者说，他才是真正唯一的那一个。 只要不想做儿皇帝，他就是必拔的刺。 但齐王宪和他完全不同。 齐王宇文宪，放眼整个时代，也是顶尖的人物，并且他忠心于北周朝廷和皇室，完全可以成为天元一朝的基石和股肱之臣。 但他在天元一朝，已处于功高不赏，震主自疑之地。 如何对待齐王宪？ 成了摆在周天元面前的选择题，他非常干脆，没有任何犹豫，他要彻底拔掉这根刺。 齐王宪在周武帝还未亲政之时，作为权臣宇文护集团的第二号人物，他充当了周武帝和宇文护，二人之间沟通和斡旋的桥梁。 当时，宇文护和周武帝两种势力互相制约抗衡，积怨深沉，大有势不两立的兆头。 这种左也不是，右也不对，二姑之间难为妇，动辄得咎的局面，就连杨坚，那个篡周立隋的开国之君都避之唯恐不及。 当年为了免祸，杨坚宁愿赋闲在家，也拒绝了宇文护的征召。 但齐王宪却没有逃避的资格。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在二个主人之间委曲求全。 “虑主相嫌隙，每曲而畅之”，硬是将这样一个高难度的工作出色完成。 甚至等到武帝诛灭宇文护集团时，他也并未被清算。 但他心中难免忧惧，宇文护伏诛之后，齐王宪脱掉帽子，拜伏于地，向周武帝诚心请罪。 周武帝对他推心置腹地说：“汝亲则同气，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烦致谢。” 这是对他卓越的政治和平衡能力的高度赞扬。 也是对他的忠诚忠贞，以及人格官品的最大肯定。 当然，齐王宪最大的功绩，并不只是扮演好，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他智勇冠世，攻战如神，是北周名副其实的一代上将，在历次对北齐的战争中，取得不世之军功。 武帝灭北齐之战，齐王宪经常作为核心前锋，亲自披坚执锐，攻城略地，是武帝麾下第一功臣。 但他并不以此自傲，他亲身经历过宇文护的败亡，深知天命无常，深懂谦抑之道。 因为自己战功显赫，威名日重，为避免功高不赏之嫌，他虽然年纪轻轻，但很早就有激流勇退的想法。 即使在武帝时期，他也懂得收敛锋芒。 当武帝想北伐突厥时，他就已经在考虑自己的退路。 齐王宪借口自己身患疾病，需要卧床休息，拒绝跟随武帝一起出征。 武帝心中通明，对于这个亲弟弟的心思，他颇有几分了解。 但北周若少了这个最勇悍的将领，于国于家，终归不是一件好事。 他不由得脸上变色道：“汝若惮行，谁为吾使？” 可见，在武帝心中，他对齐王宪既有期许，也有微微的失望。 但齐王宪知道，生命不会永远风平浪静，该退时，就必须退。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越害怕什么，就会来什么。 天元刚一登位，齐王宪就迎来了他逃无可逃，避无可避的终极宿命。 周武帝刚刚入土下葬，天元就等不及了。 于智清楚地揣摩到周天元的心意，他充当起拔刺的急先锋。 他给齐王宪编造了一个无法开脱，也是必死的罪名——谋反。 齐王宪被蒙在鼓里，他被单独召进皇宫。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这个桥段，就是周天元的父亲，周武帝清除权臣宇文护时，一模一样的招数。 但这一次，天元并不需要自己动手，他命令壮士埋伏在偏殿，齐王宪刚一露面，他们就一哄而上，齐王宪只能束手就擒。 但他却并不惧怕，他自认于情于理于心于义，都无亏欠。 他慨然自若，目光炯炯，不论于智如何栽赃陷害，他总是理直气壮，不肯低头。 但是，君要臣死，臣焉得不死？ 于智见他如此嘴硬，便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直指人心的话，“以王今日事势，何用多言”。 这句话击中了齐王宪的软肋，他当然明白今时今日，全是天元授意，皇帝旨意已定，他又何必再多废话！ 齐王宪说出了他此生最后一句话，“我位重属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宁复图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滋恨耳。” 他掷笏于地，慷慨赴死，被缢杀于35岁。 天元的目标并不只是诛杀齐王宪，他要彻底铲除整个齐王宪集团。 一些昔日位高权重者，但又被天元所顾忌的大臣，都被冠以与齐王宪谋反的罪名，遭到残酷的清洗。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伴死”案。 死者本无罪，却需要陪伴无辜的齐王宪，前后相继，相伴而死。 齐王宪这根最硬的刺被拔掉了，周天元也无异于自毁长城。 但北周一朝，实在是人物鼎盛，将星如云。 仅仅宇文一族，就有三杰之称，齐王宪才去其一，还有二位重臣，也足以扶社稷于不倒。 但天元不想停下他拔刺清场的步伐。 任何一个有能力反对他的人，他不想见到；任何一句让他不开心的话，他也不愿意听到。 他在齐王宪的身上得到了激励和自信，他加快了拔刺清场的步伐。 但他每拔掉一根刺，北周的基石都会抖三抖，最后，他虽然如愿以偿，清空出一个不受约束，可以放纵享受的环境，却同时也给他别有用心的对手，留下了乘虚而入的空间。 北周帝国，终将被他的拔刺清场行动，弄到轰然倒塌。 第4章 托孤大臣终成刺，求仁得仁又何恨 如果说齐王宪是功高震主，不得不死，那宇文孝伯之死，就纯粹是天元自己作死。 第二根刺宇文孝伯，是武帝最信任的，也是真正的托孤大臣。 他死于不忍，死于不够狠毒，他保留了托孤大臣的尊严，却将自己命运的车轮推向深渊。 当年武帝亲自出征突厥，在云阳宫时，已病入膏肓。 他紧急召来宇文孝伯，在病床之前，临终托孤。 多年的戎马生涯，他的身体已经油尽灯枯，武帝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病榻之上，沉苛其时，过往岁月，满朝文武，往事一件件，一桩桩如走马灯似的涌向他的脑际。 自己走后，留下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是他最重要，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他不能，也不愿意指定齐王宪为托孤大臣。 周武帝心中浮现出昔日权臣宇文护只手遮天的岁月，那时的自己，又是怎样如履薄冰，压抑屈辱。 现在的齐王宪，虽然忠于家国，断然不会成为另一个宇文护，但天元，恐怕无福，也没有肚量去包容驱使他。 武帝以下恻然。 对于自己这个才智功名俱称于世的弟弟，临终时的武帝，展现了他温情的一面。 他不愿让齐王宪遭遇宇文护一样的命运。 如果让齐王宪逐渐淡出权力中枢，或者他和天元的矛盾会缓和很多吧。 他没有时间了，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了。 在这一刻，他似乎看到齐王宪在向自己微笑，这是为臣，也是为弟，向他的致敬。 武帝也露出一丝艰难的笑容，二心若相知，也不枉兄弟一场。 他回过神来，看着床侧的宇文孝伯，这或者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密的亲人和战友。 这个人和自己同日所生，从小就被太祖宇文泰养在家中，视若己出。 虽然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却有着过命的交情。 他回想起和宇文孝伯同玩同学一同长大的岁月，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他们扛下了一路之上，所有的风风雨雨。 他完全信任宇文孝伯，这才是他真正的托孤之臣。 孝伯的才干，声望，忠贞，都是辅佐天元的不二人选。 有孝伯在，天元一朝必定无忧。 “吾自量必无济理，以后事付君”，武帝拉着宇文孝伯的手，殷殷瞩托。 天元，我就交给你了；天下，我也交给你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武帝心中依然担心天元无法容忍齐王宪，可惜，他真的没有时间了。 于是，周武帝对孝伯说出他最后遗愿，“不许滥诛骨肉”。 事实证明，武帝知人善任。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这个窃取了北周皇权的阴谋家，多年之后，在谈到宇文孝伯时，依然心有余悸。 他心存侥幸地说，“宇文孝伯实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辈无措手也。” 但周天元，他要的不是良臣，也不是辅臣，他要的是无条件服从、支持、纵容他的奴臣。 他只给了宇文孝伯一个机会去做奴臣。 宇文孝伯过低估计了天元的独夫之心，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辅臣地位。 他的机会一纵即逝，他并没有抓住，就只能引颈受戮。 周天元毕竟是武帝之子，继承了他的知人之能，他认可宇文孝伯是武帝留给他的优良政治遗产。 所以，他给了孝伯一个任务，让他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还有命运。 那就是除掉齐王宪。 宇文孝伯内心犹豫，这个任务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一是齐王宪确实是国之干城，又谨言慎行，此时除掉齐王宪未免师出无名。 二是武帝尸骨未寒，不许滥诛骨肉之言，言犹在耳，若转身就违背他的遗愿，是为不忠不孝。 三是孝伯暂时还未忘却他辅政大臣的身份，他需要以良相的身份去辅佐君王，而不是陪他无原则地胡作非为。 于是，他中规中矩地向天元叩头进言：“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顺旨阿从，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 周天元听了非常不高兴。 看来先帝的辅臣，过于看重先帝，对于自己这个现任的君王，只有掣肘之心。 即使贤如宇文孝伯，也还是不能随心所欲，为己所用。 但诛杀齐王宪一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你宇文孝伯不干，自然有大把的人干，他任命于智暗中谋划此事。 宇文孝伯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天元的心意，但时势已然，自己无法再重新主持此事，他采取一种默认的姿态促成此事。 他自己也成为诛杀齐王宪阴谋中的一份子，虽然很隐蔽，但深扒细节，总会有宇文孝伯隐隐的身影。 宇文孝伯用自己的信用做背书，让他放松警惕，于是，齐王宪被诱杀于内殿。 因而，在最后的时刻，齐王宪面对于智的指控，依然能目光如炬，辞气不挠，誓不低头。 也许那个时刻，齐王宪心存万一，武帝和宇文孝伯，当日可是答应过自己，也承诺过自己的安全。 他未能等到孝伯的身影，他知道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他只能伏诛。 宇文孝伯一样迎来他自己的宿命。 周武帝没有看错他，他实在是国家一等一的良臣，谏臣。 但周天元不需要进谏，他只需要执行。 宇文孝伯所有的进谏，天元一律不同意，他每进谏一次，君臣之谊，便疏远一分。 宇文孝伯很早就预见了自己的未来。 上柱国尉迟运知道大祸临头，私下对他说：“吾徒必不免祸，为之奈何？” 宇文孝伯准备慷慨赴义，他义正辞严地说：“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臣为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将焉逃死。” 这种痛苦的关系并未持续很久，宇文孝伯很快等到了清算的时刻。 周天元找了个不算高明的理由，准备拔掉宇文孝伯这根刺。 他讥诮地对孝伯说道：“公知齐王（宪）谋反，何以不言？” 宇文孝伯直视周天元，那一眼，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失望；那一刻，他知道天下虽大，自己再无容身之处。 他可以死，但他不愿背负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否则无颜见周武帝于九泉之下。 宇文孝伯淡然回应到：“臣知齐王（宪）忠于社稷，为群小媒蘖，加之以罪。但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 然后，面对现实，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先帝付嘱微臣，唯令辅导陛下，今谏而不从，实负顾托。以此为罪，是所甘心。” 宇文孝伯的正面回答，实际上体现出对天元的蔑视。 但他却不愿意因为齐王宪的原因，再伴死一次，朝臣们流的血，已经太多了。 天元本来就只是想横加孝伯之罪，孝伯非常上路。 既然君要臣死，那就对症入瓮，他主动给自己找了个理由，以有负先帝顾托的罪名，认罪赴死。 周天元表现出少有的羞惭，他避开宇文孝伯的眼光，沉默不语。 他只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足够，至于宇文孝伯到底有什么罪过，以什么罪名伏法，他已经不愿意计较。 天元默默地目送宇文孝伯出宫。 一个时代结束了。 那个背影，也许从未有过一丝的动摇，但却如此悲凉。 宇文孝伯忠于自己的理想，也终于自己的理想。 他求仁得仁，被赐死于家。 第5章 单骑赐死忠王轨，羽翼尽失难独存 宇文三杰，三去其二，还剩下文武全才的宇文神举。 他也没能逃脱出周天元的魔爪。 即使他见势不妙，很早就逃离权力中枢，远避马邑（今山西朔州）。 作为北抗突厥的军事将领，他认为天元需要仰仗自己领兵打仗的能力。 有利用价值，才有生存价值。 或者这样就可以给自己留得一丝腾挪的空间。 但天元皇帝并没有收手，他也被鸩杀于任上。 天元的拔刺清场活动，不会停止，也不能停止。 宗室重臣伏诛之后，就轮到朝臣了。 天元有恩不报，有仇必雪。 在朝臣之中，他私心之中最忌恨的人，王轨首推第一。 举朝皆知，王轨是最坚定的反太子（天元）派。 他曾经在一个公开的宴会上，借醉酒之际，捋着武帝的胡须，说过“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天元）弱尔。” 平时无数次或明或暗的进言，说太子（天元）必定无法承担家国重任。 他们之间最直接的怨恨和对抗，出现在周天元出征吐谷浑之时。 当时周天元不过是挂统帅之名，出去历练，积累资历而已。 军队中实际的话事人是王轨和宇文孝伯。 出征行军，本来就是一件极枯燥乏味的事，天元又不过是挂个虚名，以他年轻心性，又极贪玩，哪里闲得下来。 无事可干之际，他就想来点花样，消磨军营中枯燥无聊的时间。 天元在一帮幸臣的唆使下，在军队之中无法无天，醉生梦死地寻欢作乐。 作为太子，未来的皇帝，官高一级压死人，王轨等人明知天元的行为不妥，但也只能熄事宁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否则指不定这个混世魔王会不会把整个军队闹翻，那就因小失大了。 但正事办完之后，该算的帐，那也不能少。 这种帐，只能由他父亲，周武帝找他结算。 征伐回朝之后，武帝听闻天元所作所为，大动真怒，自己一世英雄，却有如此脓包的儿子。 有子如此，帝国的未来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天元需要被狠狠教育，否则绝对会误人误己误国误民。 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天元被鞭挞了数十下，他被武帝严厉警告：“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何？余儿岂不堪立邪？”。 武帝的表态，第一次直接威胁到周天元的太子之位。 周天元在精神和身体上，受到双重打击。 这个梁子，他算是和王轨结下了。 太子废立，在武帝一朝，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朝臣都知道天元不是可以托付天下的君主。 武帝也心知肚明，他的这个儿子，恐怕真的不是这个王朝合适的继承者。 但他另外几个儿子，比天元更加孱弱，更加不可依靠。 有时，他也会自欺欺人地问宇文孝伯说：“我儿比来渐长进不？” 宇文孝伯打蛇随棍上，他的回答让武帝心中稍安，孝伯说：“皇太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 这仅仅是一句非常中性的话语，无过失，似乎已经是宇文孝伯所能给予的极限好评了。 愿望充满温暖，但现实非常冰冷。 武帝终于知道，宇文孝伯对天元非常勉强的评价，都只是讨自己开心时，他只能沉默地吞下这杯苦酒。 只能如此了，武帝没有时间了。 他仓促早死于北征突厥的途中，天元这才幸运登上皇位。 北周气数已尽。 历史，将要另外选择一个明主，开始一段轰轰烈烈的传奇。 天元登基，王轨必然遭殃。 他当时任徐州总管，主管七州十五镇的军事。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重要的职位，王轨管辖的地域，和江南的陈朝交界。 周朝和陈朝，是必然发生吞并和战争的二个国家。 对于统治者来说，统一北方之后，让南北重归一统，是天经地义，必然而然之事。 因而，徐州一地，有足够的本钱和条件，去投降陈朝，反过来又立即会成为北方的心腹之患。 因而，历任徐州总管的人选，一定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深为朝廷器重和信任的大臣。 王轨就是武帝寄予厚望的徐州总管。 周天元的看法却相反。 他登基之后，有一次轻轻地抚摸着脚上的杖痕，当年恨事，浮上心头，他从容问郑译:“我脚上杖痕，谁所为也?”。 这段公案，一样是郑译心头之恨。 当年西征吐谷浑，他是天元的属下，天元在军营中的胡作非为，他从头至尾，全程有份参与。 当他们班师回朝，秋后算帐时，郑译立即被周武帝赶出太子府。 天元重新得势之后，他才有机会再入政途。 现在，他听到天元所说之话，往日恨事涌上心头，他心领神会地回答道：“事由宇文孝伯和王轨。” 郑译火上浇油地说出王轨当年醉捋帝须之事。 天元要动王轨，但他却一点也不害怕王轨投降陈朝。 天元对武帝这个重臣的心态，拿捏得死死的。 他没有做任何特别或周密的安排，也丝毫没有大张旗鼓，不过是派了一介内史，轻骑赐死王轨。 天元，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他确实了解武帝，也了解王轨。 当王轨听说天元重新重用郑译时，便知道灾祸及身，但天下虽大，躲无可躲。 王轨很早就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 他用从容等死的心态，与至亲之人一一告别。 并对他们说：“欲为身计（投降陈朝），易如反掌。岂以获罪于嗣主，便欲背德于先朝。止可于此待死，义不为他计，冀千载之后，知吾此心。” 王轨，武帝朝的忠臣，无罪被戮，昂首赴死，无愧于武帝知遇之恩。 一朝为臣，终身忠臣。 忠臣就戮，尽失天下之望，天元一朝的民心也如风中残荷，再无生机。 天元对宇文三杰和朝廷忠臣的诛戮和清洗，使北周国本动摇。 他非常顺利地清空了反对他的所有力量，但他将场子清理得过于干净了。 否极泰来，物极则反，是自然之理，忠臣尽去，佞臣也将全数登场。 天元接下来做了一件最致命的事。 整个朝廷，唯一可以威胁到他的力量，就剩下几个亲王。 宇文皇族有五大成年亲王，是宇文家族之中最后的依靠。 他们是一群能力资历稍优的皇亲，对于天元的权力可能构成挑战。 他们虽然未被诛杀，却被分封到很偏远的地方，远离京城权力的中心。 天元对他们非常慷慨，赐给五王每家一万户的家产，他想让他们一辈子过上优哉游哉的日子。 只要不要挡自己的路，安心做个偏远小国的藩王就好。 这种自剪羽翼的行为，在太平年代，当然不会出问题，但一旦朝廷有事，五王就远水难救近火，只能望而兴叹。 事实很快就就会证明这一点。 阴谋家，北周王朝的篡夺者杨坚，看得非常清楚：“诸藩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翼既翦，何能及远哉！” 天元，长袖善舞，他已经将王朝的核心权力层清理得非常干净，可以让他做一个真正的独夫。 如果他所重用的新的一批朝臣，能赤心忠心为国，说不定也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他宠信的内史和御正系统官员，全都是嬖人，小人，阴谋家之流。 内史和御正系统的官员走上北周的历史舞台，是北周皇朝的传统。 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这也是天元继承的政治遗产。 第6章 乐运抬棺谏八事，内侍近臣忙变天 当年，周武帝做了相当长时间的傀儡皇帝。 他被权臣宇文护选中，才得以登上皇位，在此之前，宇文护已经废立了二任北周的皇帝。 这种日子当然并不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以至于在诛杀宇文护之后，武帝还愤愤不平地说：“安有三十天子而可为人制乎？” 但在当时，宇文护权倾朝野，只手遮天，文武百官几乎全部投靠依附于宇文护。 武帝没有根基，也找不到多少现实的政治力量去完成亲政的心愿。 他唯一的优势，只有血缘的正统性，他是北周奠基者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而宇文护却只是宇文泰的侄子。 皇位继承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让他成为有用的傀儡。 要想避开宇文护的阴影，就必须组建自己的班底。 内史和御正系统的官员，也就是周武帝的近臣，成了他唯一的依靠和希望。 但近臣非常容易变成弄臣，戏臣，历史上近臣误事误国的例子实在多不胜数。 如果主明臣贤，当然可以建功立业。 武帝一世英武，知人善任，他想要扳倒宇文护，就更需要近臣体系的战斗力和忠诚度。 因而，周武帝的近臣，人才辈出，周武帝也依靠他们，夺回了本来就应该属于他的皇权。 武帝亲政后，并没有过河拆桥，主要原因是北周面临北齐巨大的压力。 生死存亡面前，如果再内斗，就会亡国灭家。 近臣体系在周武帝一朝的权力和地位得到巩固，并成为一种政治传统。 但如果人主暗弱，或是昏庸，近臣体系就会快速腐化，君臣会毫无底线地一起沉沦和堕落。 到了天元的时代，内史和御正体系官员，他们和周武帝时期已经完全不同。 天元是法定的皇太子。 虽然在朝野之间，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但任何一次的危机，都没有伤到他的根本，他一直稳居太子之位。 他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实际的对手都没有。 因而，这一系统官员从本心上就缺乏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 加上天元耽于享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臣都是荒诞不经，并且习以为常。 天元的太子府具备嬖臣出生的肥沃土壤，他的属下，如果没有几个佞臣，那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最有代表性的佞臣就是郑译。 郑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遇正也能为正，但遇邪就一定变邪。 恰好天元是一个非常邪门的皇太子，二个人一拍即合，做出很多离经叛道的荒唐之事。 当年天元出征吐谷浑，因为失德被周武帝当众廷杖，郑译也遭到废绌，被赶出太子府。 但郑译的官运很好。 因为在无可奈何，只能如此的情况下，周武帝对很早就失去了对天元的实际掌制力。 天元得以为所欲为，这是武帝的悲哀，也是北周的悲哀。 郑译很快又被天元召回东宫。 出去容易，再回来，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不做妖，不兴风作浪都显不出他的本事。 郑译开始表演。 他若有所指，似乎是非常关切地问道：“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 这是直接诅咒武帝早死。 臣子说出这种话等同于谋逆，但天元听了非但不怪罪他，反而非常开心。 他心里也巴不得他的父亲，周武帝早死，这样就再没有人敢约束他，制衡他，他就可以无法无天地放纵荒淫。 可悲可叹，周天元为人臣，为人子，竟到了如此荒唐地步，他不仅是这样想的，也真的这样做。 天元的目无君父很快就成为公开的笑话。 武帝一死，天元即位，历经多年战战兢兢的太子生涯，他隐忍憋屈，现在终于吐出一口恶气，再也不用看那老家伙的脸色了。 在周武帝的丧事上，他用手摸着脚上的杖痕，面上没有任何一丝悲哀的色彩，他对着武帝的灵柩，大声骂道：“死晚矣!” 能说出这种话的君王，接下来干出任何事情，如何荒淫无道，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不值得大惊小怪。 没有约束的天元，尽情释放天性。 武帝死后，他本来应该守孝三年，但才不到一年，他就故态复萌，天天看戏听乐，日夜无休。 天元极好女色，并不满足后宫区区三千之数，他父亲的宫人，只要他看上的，就据为己有。 朝廷之上，江湖之远，但凡有点姿色的年轻女性，只要被他看上，都难逃他的魔爪。 乐运终于看不下去了，他决定死谏。 他抱定必死之心，抬着棺材上殿，以死进谏。 他当着全体朝臣的面，指陈天元的八大错误。 这当然是一种找死的行为。 周天元想要立即处斩乐运，满朝文武，都慑于天元的淫威，没有人敢于替乐运求情。 但元岩站了出来，他对天元讲了几句话，乐运侥幸被救下。 其实，这番话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多次，确实可以救下那些命不该绝的人。 元岩对天元皇帝说：“乐运不顾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劳而遣之，以广圣度。” 当时，周天元的皇权已经稳若磐石，他完全犯不着去杀一个一心求死的谏臣，成就臣子的美名，却毁掉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声誉。 乐运虽得获救，朝中却再无进谏之臣。 周天元开始过上了舒心的日子，但表面的安稳，掩盖不了帝国已经到了最危险境地的事实。 他的清场拔刺行动，先诛宇文三杰，再杀王轨，然后外放五王，亲小人远贤臣，这几个神操作，为他自己清出了一个没有反对者，但也没有风骨和正气的朝廷。 他让这个王朝的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和内臣手中。 这种权力结构，任何的阴谋家，一旦和他的内臣圈子相勾结，就等于成功地控制了帝国的核心权力。 凭一个小圈子，就能顺利窃据皇帝的位置。 但天元觉得宇文氏的皇权，可以千世万世，永远流传。 他不知道，朝廷之中，早已潜流暗涌，野心家，阴谋家，汇聚一堂，都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大富大贵，改天换地的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 天元高质量地完成了所有前期工作，最后再给他的对手送了一个临门一脚的助攻，把自己的江山直接葬送掉。 因为纵欲过度，他暴毙于天兴宫。 太上皇一死，理所当然，现任名义上的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虽然那仅仅是个八岁的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现任皇帝还有一个素来微贱的皇后母亲，孤儿寡母，在权力斗争面前，直接被无视。 按照传统，也可以由他年龄稍长，大他几岁的叔叔汉王宇文赞来辅政。 但国家重器，在巨大的权力和利益诱惑面前，从来就不会讲什么应该，如果，可能。 政治只讲利益，只有冷冰冰的，赤裸裸的现实，谁更能长袖善舞，谁就能笑到最后。 情况非常明显，辅政的内臣系统，已经抛弃了北周皇朝，抛弃了宇文氏，他们要押宝到一个新兴的人物和政权身上，才能换得无限可能的荣华富贵。 这个人选并不难确定。 刘昉和郑译，确认了眼神，不错，就是那个人。 资历，能力，意愿，都摆在台面上。 好吧，那就是他了。 那个人，武帝曾经疑虑过。 那个人，第一权臣宇文护深为忌惮过。 那个人，最忠心的王轨曾经明确地认为他有反相和反骨，会成北周的叛臣。 现在他要走上台前，他将开创一个如日中天的盛世王朝，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王朝的巅峰。 那就是隋朝，唐承隋生，隋唐一体，中国历史巅峰之隋唐。 那个人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整个世界将会记住一个名字——杨坚，尽管当时他还叫普六茹坚。 第7章 龙潜于渊终为用，一生风骨颜之仪 杨坚抓了一手好牌，但也有几个致命的弱点。 他是个一流的牌手，也是一个卓越的赌徒。 即使只有明面上的三张好牌，他就打出了亘古未有的记录，用时不到一年，就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隋朝。 杨坚本人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得国最容易的开国君王。 和所有的宫廷阴谋一样，天元一死，内廷秘不发丧，但权力的角逐暗流汹涌，瞬间达到顶峰。 刘昉和郑译选定的人叫杨坚。 他现在正在长安，他差点和这个机缘失之交臂。 因为他一向被天元猜忌，为了避祸，他让老同学郑译给他谋了个外放的军职，天高皇帝远，去南方做扬州总管。 但或者真的是天命有归，正当他准备动身之进，天元暴毙。 他的机会来了。 杨坚被火速而秘密地召进宫中，他听到了四个触目惊心的字：矫诏辅政。 杨坚家族，累世是北周朝廷重臣，他老于政道，一眼就看清看透局势的关键。 他当然知道，矫诏辅政，是一条彻底的，没有回头路的绝路。 如果接受，只有二种可能的结果。 一是家破人亡，株连九族。 二是开创一个新的朝代，荣登帝位，在历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让后代世世高山仰止。 杨坚犹豫不决，他还没有做好准备。 这次宫廷阴谋，他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他自己深知自家事，他只有几个看似是优点，实则是弱点的强项，但面临的却是肉眼可见的巨大风险。 杨坚在盘算，但他已经没有时间迟疑了。 刘昉讲出了让他无可退缩，不能拒绝的十二个字：“公若为，速为之；不为，昉自为也。” 这句话，刘昉讲得非常粗糙，无礼却有道理。 目前北周的天下，就是掌握在殿内这几个人手里，他们等于是送个皇帝给杨坚做。 杨坚没有选择的余地，他抬头。 长安城中，晓色渐开，天台宫内，初霞万丈。 这一刻，他其实已经等了很久。 从他出生开始，就被认为是可能的未来之主。 他能活到今天，可能真的萌萌之中有天意，王者不死。 杨坚出生时，手上就有纹路成“王”字，他从小被抱养于尼姑庵，从庵中传出无数灵异之象，都昭示着这个男孩的不同凡响。 周太祖宇文泰一见到杨坚，就惊为天人，说道：“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 杨坚一直隐忍，深自晦匿，但金子总会发光。 权臣宇文护独具慧眼，在杨坚初露锋芒后，想将他延入幕府，引为心腹。 杨坚曾经向他父亲请教过，如何应对此事。 杨忠给了他一个建议，“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 杨坚虽然在仕途上错失了一次上升的机会，但相对那些被周武帝肃清的宇文护党羽，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但锥处囊中，到周武帝时期，杨坚已经无法掩饰他冲天的光芒。 齐王宪对周武帝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普六茹坚（杨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愿早除之。” 但武帝却信心满满地说：“（杨坚）止可为将耳。” 齐王宪当世大才，武功盖世，连他对杨坚都如此忌惮，可见杨坚在上层圈子之中，已具备相当的人望了。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北周忠臣直臣王轨，那个一心为国，从不顾私的人。 他也察觉到杨坚的威胁，他对周武帝说：“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杨）坚貌有反相。” 王轨在反对立天元为皇太子失败之后，退而求其次，想清理掉所有对宇文皇权有威胁的人物。 但周武帝却不以为然，他是历史上的名君，他也幻想自己的继承者周天元，对这个国家，也会有他一样的控制力。 周武帝并没有诛杀杨坚，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暗中还是派了一个叫赵昭的当世知名相士去给杨坚看面相。 赵昭的回答让周武帝安下心来，他告诉武帝说：“（杨坚）止可为柱国耳。” 但这是一句谎言。 赵昭欺骗了武帝，他转头就对杨坚说：“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 赵昭给了周武帝信心，身为天下之主，他不可能杀掉每一个可能的危险人物。 武帝回答王轨时，就微妙得多，他说道：“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 显然，当王轨重提杨坚的反骨反相反意时，周武帝已经在考虑天命这个玄而又玄的问题。 这不是周武帝的风格。 他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相反，他大力抑制佛教的发展，是历史上着名的“灭佛三武”之一。 但他在这件事情之上，无意之中却用上天命二字，说明面对杨坚将成为天下之主的流言，他并非无动于衷。 如果周武帝不是暴毙于北征突厥的途中，也许周武帝将主宰和改变杨坚的命运。 齐王宪和王轨的顾忌，让周武帝对于杨坚下意识地存有压抑之意。 这导致了杨坚虽然负有盛名，但他在北周的朝野军民之间，缺乏真正的根基。 但今时不同往日，千载难逢的机遇摆在杨坚眼前，自己空负一世虚名，现在终于可以迎来冲天的时机。 他为了这一刻，已等待太久，压抑太久。 他将走上他命中注定的道路。 从这一刻开始，天下，将记住一个名字：杨坚。 但他还有漫长的、艰苦的路要走。 第一个考验立即就来了。 天元正式的文字遗诏，当然是一份假的，编造的遗诏，需要他卧病在床时的几个大臣共同签署。 颜之仪，北周帝国最后的良心和忠臣，拒绝在遗诏上签字。 面对分分钟就要掉脑袋的巨大压力，他说出了一番光照千古，气壮山河的话。 “公等备受朝恩，当思精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 但他势单力孤，经过天元的清场拔刺行动之后，颜之仪，已是北周帝国最后仅存的正义。 刘昉，郑译老于政治和谋道，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不就是签个名，画个押吗？ 你不签，就代你签好了。 这个方式简单直接粗暴，但很有效。 于是，正式发丧，颁遗诏于天下。 杨坚成为名正言顺的第二辅政大臣，这个选择是一种顿挫，首辅大臣要待来日再谋取。 杨坚矫诏辅政，不是深思熟虑，日深月久的阴谋，是一个突发的偶然事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时间去完成。 宇文氏这面旗帜，暂时还有打下去的必要。 第8章 孺子懦暗诚可欺，既嫁之女从夫纲 首辅大臣是宇文皇族的宗室汉王赞。 这涉及到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其本质是以家为国，化国为家，国不过就是一个扩大无数倍的家。 皇帝就是家长，现在家长死了，要找人掌控这个大家庭，如果继任者年幼暗昧，就需要择人辅佐。 正常情况下的按顺序排位，优先宗亲，再外戚，然后重臣。 在京城长安的亲王，就只在汉王宇文赞是合适的人选。 他是周武帝的儿子，天元的同母胞弟，北周继位者静帝的叔叔，是货真价实的合法、合格、合理的辅政大臣。 但他其实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为了示天下以公，同时，也可以为窃夺皇权争取必须的时间和空间，汉王赞被尊为首辅大臣，名号为右大丞相，位在杨坚之上。 但这不过只是虚名，他无法掌握任何实际的权力。 汉王赞每天的工作，就是装模作样和杨坚并排坐于皇宫之中，共同辅政。 中国的传统政治非常重视正名论，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如果任由汉王赞一直居于皇宫之中，随着其年龄渐长，羽翼渐丰，便会生出诸多不可控制之事。 政治是残酷的，一团和气的表面下，窃国者很快就露出了他们真实的獠牙。 要欺骗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对于这一群帝国最高智商，老于政道的老狐狸们来说，易于反掌。 汉王赞的辅政生涯以一种戏剧的方式结束了。 刘昉抓住汉王赞年轻而见识庸下，并且喜好美色的弱点，给他进献了一个浓妆艳抹的绝色女子。 汉王赞不知危机将临，他认为北周是宇文家的天下，自己是当今天子叔父，是首辅大臣，位高权重，有重臣巴结自己，给自己奉献美人，他认为这是自己深得众心，未来可期，大感志得意满。 刘昉赶紧向汉王赞表示效忠，并设身处地对汉王赞说：“大王，先帝（天元）之弟，时望所归。孺子（静帝）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人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后，入为天子，此万全计也。” 汉王赞心下飘飘然，一个美女，几句谎言，竟然将他骗得团团转。 看来有了刘昉和郑译的扶助，自己甚至可以做做天子之梦，既得陇复望蜀了。 在一片乐呵声中，他美滋滋地带着刘昉进献的美女出宫回家，享乐去了。 他轻轻挥挥手，作别天台宫，这个皇宫，是宇文家族，也是全天下金碧辉煌的图腾。 他以为是小别，却不知，他这一挥手，已经永远带走了宇文家族的荣光和最后的希望。 很快，他会付出血的代价，他将和他无数的兄弟子侄们，相聚于九泉之下。 改朝换代，从来都是残酷而血腥。 杨坚以最快的速度，取得刘昉，郑译等人的效忠，并以此为中心，在最高权力层暂时形成了一个稳定固结的政治局面。 但他们还只控制了一半的局势。 天有阴阳，人分男女，皇城之中的另一半是后宫，国家各种政治势力的综合混合体，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小朝廷。 各种力量必须做好平衡，该安抚就安抚，该笼络就笼络，否则，后院起火，内外嚣然。 这恰好是杨坚手上的第一张好牌。 他是天元皇后的父亲。 杨皇后只是天元的五位皇后之一，但他依仗其本家力量，内外相连，在后宫之中，隐然已是五后之首。 虽然天元皇帝在他昏暴滋甚，喜怒乖度的日子里，有一次甚至要处死杨皇后。 那一次危险到了极点。 天元为了立威，故意找了个碴子，要惩杨皇后，他的本意是想让杨皇后借坡下驴，向自己服软，以显示自己无上的权威。 但杨后自认为自己没有犯任何过错，竟然不肯按他想象中的储首低头，来配合他上演这场戏，反而进止闲详，辞色不挠，硬是不肯低头认罪。 这种气定神闲让天元感到羞辱，他再也控制不住怒火，也不想控制自己的怒火。 他立即下令，要赐死杨皇后。 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杨坚的家中，要想在皇宫之中生存，消息的灵通和准确是最基本的条件。 杨坚的夫人，独孤信的七女独孤伽罗，也是天元皇帝的七姨娘，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飞驰进宫面见天元皇帝。 独孤伽罗知道天元正在气头上，他也知道双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 天元只是想出一口气。 她必须给他这个台阶，独孤伽罗长跪在地上，不停地叩头，一直叩到血流不止，直到面颊之上满是鲜血，天元的气才消了，才发出诏令，赦免了杨皇后的死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更加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出现了。 随着杨坚在朝野的位望日隆，朝野之间，纷纷流传杨坚有异相，必有反志，久而久之，天元的耳边也隐隐响起了这些传说。 对于杨坚家族，天元一直颇有顾忌，有一次，天元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直接对着杨皇后说：“必族灭尔家!”. 天元说的并不是气话，他要来真的，并且是立即现在此刻。 他传旨召见杨坚，并且吩咐左右，杨坚到来后，只要“色动，即杀之。” 这是杨距离生死关头最近的一次，可能杨坚真是天命所归，王者不死。 又或者是其多年官宦生涯，已养成了宠辱不惊的个性，他被召见时，侃侃而谈，容色自若，才幸运地避过这一劫难。 其实，这种坚忍，处变不惊的个性，来自于杨坚长期严格的自律和深自晦匿。 虎父无犬女，杨皇后作为杨坚的长女，虽然只是五个皇后之一，但她位居五后之首，其本性柔婉不妒忌，加上娘家累叶富贵，背后靠山实力雄厚，因而，在后宫之中，素来被爱戴景仰。 当天元皇帝横死，人心惶惶之际，杨皇后没有见证天元的最后时刻，非常担心会有外族的掌权者，乘虚而入，会影响自己和杨氏的利益。 当她得知自己的父亲杨坚矫诏辅政，并成为实际的掌权者时，大大松了一口气。 她天真地相信北周的命脉，可以在他父亲的主持下延续。 她非常欣喜，利用自己在后宫的权力和影响力，神速而主动地进行了后宫的清洗和配合工作。 天元皇帝的五个皇后，只留下了他和静帝的生母朱后，其余的三位皇后，依照惯例被废为尼。 整个后宫，从此是杨氏的天下。 然而，杨皇后很快发现他的父亲醉翁之意，远不止此，而是一心要夺取宇文氏的江山。 出嫁从夫，作为宇文家的皇后，杨皇后已自视为宇文家的人。 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中不平之气无法发泄，以至于和杨坚面对面时，都绝不会给她父亲一个好的脸色。 但权力是剂春药，父子兄弟在权力面前，脆弱不堪一击。 第9章 五藩王首成威胁，和亲计一网打尽 杨坚心存愧疚。 但他的窃国大计，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到了杨坚受禅的那天，杨皇后更是呼天抢地，悲愤不已。 杨坚想减轻她的悲伤，也想减低自己内心的负罪感。 他想给杨皇后另外一种身份，让她重新开始生活。 他让自己的女儿改嫁，但杨皇后坚决不从，她发誓，此生对宇文氏从一而终。 这也是对于她父亲——杨坚的一种无声的，坚决的抗议，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争取到后宫的支持，杨坚控制住了最核心的皇宫和高层的权力，但他仍然需要抓紧时间，他必须解决掉宇文皇族之中残存的反对力量。 杨坚的篡位计划，已到了第一个关键点。 汉王赞虽然被踢出了权力的中心，但真正让人担心和头疼的却是武帝另外的儿子们。 五帝共生七子，除了天元和汉王赞以外，还有五个外放成藩王的儿子。 这是真正的挑战。 周武帝的直系亲属，都是潜在的，也是天然的，合法且合理的皇位继承者。 只要他们在朝野一呼，号召天下，反对杨坚，可以说立即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很容易形成师出有名，应者云集的优胜战略局面。 杨坚矫诏辅政不是一个长期的，精心准备的政治阴谋，是仓促之间的宫廷政变，决定了这件事情牵涉面会较广，事情泄密的可能性非常大。 事实上，矫诏辅政早就已经朝野皆知，但仓促之间，各种力量都还没有时间去反应。 他们还在观望，还没有做出最终的选择。 如果杨坚连矫诏辅政的虚假人设都不能保证，人心将无法收拾。 时间决定一切，谁的速度更快，谁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如何快速解决五藩王，成了摆在杨坚面前最迫切的棘手问题。 似乎老天爷都不保佑北周，杨坚发现了一个可以将五藩王一网打尽的机会。 北周要和突厥和亲了。 这是传统，在北周统一中国北方之前，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有二大对立的政权，西边是北周，东边为北齐。 这二个政权其实都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其建国的初始和核心力量都来自于北魏防边的六镇，可以说是胡汉融合的新一代武人政权。 在这二个国家的更北边，是广袤的大草原，当时有一个更为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突厥。 实力决定一切，他们居高临下，对南方的二个政权颐指气使，呼来喝去。 突厥他钵可汗曾经不无得意地说：“但使我在南面二儿（北周，北齐）孝顺，何忧不富贵？” 突厥一族本是匈奴之别种，世代以狼为图腾，从小生长于大草原，腾挪于马背之上，随水草而居，以畜牧射猎为务，弯弓射鸟，驰骋突兀，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事。 因而突厥人天生就是战士，相对于古代中原的农耕文明而言，是天然的敌人。 游牧文明的迁移性和向外掠夺性，本质上需要向农耕文明索取和掳掠。 战争是他们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也是他们的本性。 对于历代的中原王朝而言，应付来自北边的边患，一直是一个主要的课题，但任何一个朝代，都从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北方大草原上，一个族群衰弱下去，就必然有另一个族群兴起，万里无际的大草原，总会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主人。 于汉人王朝而言，只有大一统并且生气勃勃的中原王朝，才可以真正抗衡，制约，消灭他的北边竞争对手。 绝大部分的中原王朝，都只能处于被动防御和挨打的境地。 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就更是神州陆沉，暗淡无关的至暗时期。 北周北齐二个政权，实际上都是非汉族王朝，其创始人和核心力量，都源自于北魏时的六镇。 在相互知根知底的情况下，进行了长时间残酷的讨伐和兼并战争，可以说二个国家机器都围绕战争和征服对方来运转。 但争来斗去，互有胜负，一时半会，都无法吞并对方。 于是，外部力量，成为了左右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砝码。 强大的突厥，就是这样一种天然的砝码。 北周和北齐二国的领土都和突厥相邻，只要突厥扶持一方，进攻侵略另一方，会成为一种战略优势。 北周北齐，都没有精力和能力，同时应付二条战线的压力。 突厥成了双方都要争抢，巴结的香饽饽。 贿赂的方式就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政治和亲，以送女人、送钱财以换取国家和边疆的适度安定和安稳。 在大部分时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 在和突厥的和亲方面，北周显然比北齐要走得更远。 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彻底击溃北齐政权，北周武帝破天荒地将突厥的公主，求爷爷告奶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迎回长安做皇后。 但很显然，突厥的公主不是武帝喜爱的菜。 和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就变成了一种应酬和工作。 任何工作，当然是既辛苦，又单调乏味，武帝这种工作的心态，肯定不能让突厥的公主满意。 她被武帝冷落，这种情况在朝野之中成为笑谈。 甚至他的外甥女窦氏，也就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皇后，当时她还只是小女孩，都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识。 她私下秘密劝导武帝说：“今齐、周鼎峙，突厥方强，愿舅抑情抚慰，以生民为念。” 武帝显然听进去了她小外甥女的忠告，因为，突厥在大部分的时间内，都支持北周抵抗北齐。 当然，这主要和突厥的分离中国的国策吻合，突厥实行一种扶弱助小，以抗强国，让他们保持平衡，互相厮杀的政策。 现在，北周弱小，他们就支持北周，但后来北周国势蒸蒸日上，北齐却内耗深重，眼见很快会被北周吞并，他们就回过头来，转而支持北齐抗衡北周。 政治上，从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分裂而混乱的中原局势，显然更有利于突厥在南方的利益。 但北齐还是不可逆转地灭亡了。 突厥他钵可汗为了求利，再次向北周请求和亲，天元皇帝册立赵王招的女儿为千金公主，准备与突厥和亲。 和亲的本质是二国的利益交换，但当时北周和突厥在一个核心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千金公主的和亲大计，就被推迟搁置了。 现在，和亲大计却因为北周宫廷政治的阴谋，权力的斗争而出现了吊诡的发展。 千金公主也将迎来了她多彩又多难的一生。 第10章 崔彭孤身召陈王，十年君臣两相知 杨坚是高手，他走的每一步，都是精确的正招。 要想将五位藩王一网打尽，就需要找一个冠冕堂皇，并且让他们无法拒绝的理由，让他们齐聚长安。 千金公主和亲突厥，连老天都帮杨坚，这是国家大事，五藩王没有怀疑和推托的借口。 杨坚以这个理由，光明正大地征召五王入朝。 他老于政道，为五王的入朝做了软硬二手的准备，事实证明，他高看了宇文家族这五个藩王。 陈王宇文纯的被召，证实了宇文皇族的日薄西山，天命该绝。 他们再没有能力自救，只能顺天应命而已。 崔彭作为征召使者，轻装简行，他只率领了二个仆人，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反抗，他并没有急于宣读诏书，而是假托有病，驻扎在城外的传舍。 他派遣随从通知陈王纯说：“天子有诏书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强步，愿王降临之。” 事出反常必有妖，陈王纯起了疑心。 但这里是他的地盘，他并不惧怕崔彭兴风作浪，于是，陈王纯率领大队人马，呼啸而来。 崔彭不慌不忙，一个人走出传舍，他看到陈王纯高坐马上，并没有下马的意思，知道不能实话实说，便撒了个谎对陈王纯说：“王可避人，将密有所道。” 崔彭身怀朝廷密旨，确实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顾虑。 陈王纯挥手摒退左右，但他并未完全放下戒心，依然骑在马上，准备见势不妙，立即扯呼飞奔。 崔彭赶紧祭出最关键的一击，他对陈王纯说：“将宣诏，王可下马。” 这是一句正常但要命的话，因为按照礼仪，陈王纯不可能在马上接受朝廷诏旨。 陈王纯只能下马，崔彭立即让手下将陈王纯按住。 有了这个人质，崔彭第一次掌握了主动权。 他厉声对陈王纯的左右说：“陈王有罪，征召入朝，左右不得辄动。” 事起仓促，陈王纯的左右完全乱了方寸，当然也没有人敢拼着身家性命，公然和朝廷对抗。 可惜偌大的护卫队伍，竟然连一个死士，智士都没有，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崔彭绝尘而去。 其余四王的征召，更是波澜不惊。 五藩王被一齐召到长安，象征着宇文氏的天下，一如这正逐渐飞扬的灰尘，随风飘散于帝国的空中，再留不下一丝痕迹。 五王回朝的诏书，是一道催命的符。 北周王朝，唯一的正臣颜之仪很清楚地知道，宇文皇族的丧钟已正式敲响。 当杨坚向他索要天子符玺，想自己在诏书上盖章时，颜之仪再一次展示了他的风骨。 他正气凛然地对杨坚说：“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 他这种决绝的不合作心态，彻底激怒了杨坚。 他回想起矫诏辅政的那个夜晚，颜之仪拒绝在诏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 杨坚知道眼前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肯为己所用，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不能为自己所用，就更加不能让他为对手所用。 杨坚真想杀一儆百。 但摄于颜之仪的人望，再加上杨坚过于浅薄的根基，他不能开创诛杀北周大臣，尤其是忠臣直臣的先例，那将给他的夺权之路争添不可预测的风险。 但他已经忍无可忍。 颜之仪已经不适合再呆在长安的权力中心了，杨坚只好把颜之仪外放到西疆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当郡守。 杨坚在心中默默地对颜之仪，更像是对自己，诉说高远的志向。 时间，会证明颜之仪的看法是一个错误。 他杨坚，并非只是贪恋皇权，他更是一个雄才大略，远迈汉魏的明君，是真正的天下之主。 他将让颜之仪亲眼看到他统治下的煌煌盛世。” 杨坚做到了。 他刚一登基，就召回并重用颜之仪，并让颜之仪退休后过了一段非常长的悠游自在的太平日子，他要让颜之仪成为自己王朝的一个吉祥物，让他亲眼见证自己的丰功伟绩。 十年之后，隋文帝杨坚，在入朝拜见自己的群臣中间，一眼认出了当年那个铁骨铮铮的颜之仪，虽然他现在已经赋闲在家多年。 杨坚回想起了刚开始矫诏辅政时，那段艰苦的岁月。 在经历了灿烂的开皇之治，志得意满之际，他让颜之仪和自己一起坐上了御座。 杨坚握着颜之仪的双手说：“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 颜之仪平视杨坚，这就是当年那个篡位的阴谋家，也是现在开创治世的一代明君啊。 君臣对视，只此一眼，便已穿越千古。 颜之仪，在杨坚面前，恭敬拜谢。 杨坚坦然受之。 但当年杨坚面临的环境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天元皇帝暴毙，杨坚矫诏辅政，事发仓促，朝臣之中，对于是否支持杨坚，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 就连杨坚的至亲，他的同母弟弟杨赞，也不赞同杨坚的冒险行动。 当他听说杨坚的篡权大计时，他生怕杨坚会牵连自己，非常生气地说；“（杨坚）作隋国公恐不能保，何乃更为族灭事邪？” 杨坚有一个相识很久的朋友，是北平荣建绪，当时正在长安，正准备赴任泉州刺史。 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杨坚需要尽可能地招引人才，于是，同学，旧友，亲族，都是第一时间需要拉笼的力量。 杨紧劝诱他说：“且踌躇，当共取富贵。” 荣建绪当然知道杨坚的言外之意，但他不为所动，正言正色，明确拒绝杨坚说：“明公（杨坚）此旨，非仆所闻。” 连最亲密的人也不看好杨紧，甚至直接反对杨坚。 显然，至少在当时，杨坚并不是全天下的希望所在，如果不能迅速稳定局势，情势有可能一朝崩溃。 留给杨坚的时间不多了。 杨坚，需要直面这个挑战。 危急时刻，卢贲站了出来。 卢贲是杨坚的铁杆跟随者，很早就把宝押到杨坚身上，认为杨坚必定篡周自立。 于是，杨坚刚受诏辅国，就让卢贲做了贴身的护卫长。 周静帝迁入天成宫后，杨坚的办公地点在原太子的东宫，杨坚初来乍到，威信未立，局面完全一团混乱。 朝臣们集在广场之上，都在窃窃私语，考虑到底要不要跟随杨坚去东宫。 去，还是不去？ 这是明显的站队行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将充满巨大的风险。 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杨坚已经替他们做了选择。 广场之上，黑压压一片，全是卢贲的护卫队，军容鼎盛，真刀实枪，明晃晃的寒光遮天蔽日，整个天地似乎都透露出凛烈的杀气。 卢贲环顾四周，不容置疑地说：“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 第11章 居关中定鼎天下，踞形胜只需三人 局势非常明显，只剩下跟随卢贲一种选择。 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对抗。 但他们都是老于世道，老奸巨猾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自然能够分的清楚，正义可能有多种，但自己头颈上的脑袋，只有一颗。 朝臣们不愿死的如此没有价值，于是，他们排成队，乖乖地跟在卢贲后面，前往东宫。 看着眼前浩浩荡荡的人马，原东宫的侍卫完全懵圈了。 东宫是宇文皇族太子之属宫，怎么能容外姓入驻？ 这是明目张胆的僭越和逆反行为。 于是，东宫侍卫严词拒绝杨坚入内。 但这种没有底气和实力的拒绝没有坚持三秒 当他们看到卢贲的金戈铁马，看到朝臣们的战战兢兢，东宫的侍卫，没有做任何抵抗，很快打开了宫门。 这是杨坚迈过去的最重要的一道门，自此之后，杨坚将开创属于他的传奇。 杨坚，坚定地迈入这道通达权力巅峰的大门，他的心中浮现了夫人独孤伽罗的殷殷告诫：“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也浮现出精通天象的庾季才肺腑之言：“天道精微，难可意查。窃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 从今往后，他再无退路，不管成功或是失败，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杨坚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坚定，但他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他并没有掌握最核心的军权。 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替，军权才是最核心的决定因素，野心家都会依靠绝对的军事力量，击溃对手，成功上位。 但杨坚却并无赫赫战功，也并未在军界积累深厚的人脉。 不过，杨坚握有一张最大的底牌，这也是刘昉、郑译选择他的原因之一。 杨坚是杨忠的长子，弘农杨家是历史上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关陇集团的几个核心家族之一。 关陇集团，渊源于北魏时期的北方六大军镇，核心是武川镇，这个集团以尚武为中心，融合了胡汉传统文化，开创树立了一种务实，矫健，生机勃勃的新的时代精神。 以此涓涓之流，汇成以后东西二魏，北周北齐，隋唐帝国，三四百年权力更迭的汪洋大海。 可谓大江东去，无非六镇余波。 在长期的兼并吞灭战争中，谁的拳头更硬，谁就霸有天下。 当年拓跋岳以二千战士进入关中，开创了东西二魏分治的局面。 继任者宇文泰和北齐的斗争，也拉锯多年，在遭遇邙山惨败之后，宇文泰在关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募兵行动，关中之人绝大部分都成为北周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 这个庞大的战争机器，号称西魏二十四军，以强悍的武力，在战场上直接摧毁并征服了北齐。 这种可怕的军事力量，被牢牢掌握在关陇集团手中。 杨坚的父亲杨忠，一生武功赫赫，为西魏十二大将军，属于这个集团的核心权力圈子。 这支军队，以及这支军队背后的牢固的利益集团，他们靠同乡，血缘，联姻等手段，巩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和军事联盟。 他们本来团结于在宇文皇族的周围，但世易时移，当他们发现宇文氏已被时代抛弃时，他们需要选择最能保证他们利益的圈内人做代理。 在他们看来，杨坚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在北周军队间，公卿之内，和杨坚的关系，非亲则友，位望虽然有差别，但都是同一个小圈子中的人。 他们的感情、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都非常相近，容易建立一种你了解我，我熟知你的，亲密和谐的战略关系，一如他们和北周的统治者宇文氏度过的那些甜蜜的岁月。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现实利益，在这种需要互相依托的关系下，能最大程度地得到保证。 所以，他们决定抛弃宇文氏，暂时有保留地支持杨坚。 当杨坚占据了“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个南北朝时代，权臣进阶皇帝的最重要职务时，北周核心的军事力量，二十四军和近卫军，表现出了一种默契的支持。 有了二十四军的支持，实际上就拥有北周这个帝国最精锐和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居关中以控制天下，这也是当年北周可以吞并北齐的依仗。 手握关中，就足定天下，杨坚的大事定矣。 但这种支持是一种暂时性的，也是有保留的支持。 很快，杨坚就将因为这种非彻底性的支持，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杨坚是个三无产品。 他一无军队，二无施政班底，三无超过同僚的威望。 但他既然走到了台前，就需要搭建一个和他同生共死，永不言退的班底。 他非常幸运。 他那个时代几个最杰出的人物，开始在杨坚的主角光环下粉墨登场。 作为矫诏辅政阴谋的那些主谋者，他们是首推杨坚上台的功臣，投桃报李，自然必须在新政权中占据重要的职位。 如果杨坚只是想按惯例建立一个新王朝，那这就是他最主要，最初始的，也是现存的施政班子。 但杨坚不同，他目光坚定，志向远大，他要开创一个全新的属于自己的时代。 于是，他精心构筑了自己的第一套施政班底。 从一开始，他就构想着新王朝必须的新人，新风，新气象。 杨坚的眼光非常毒辣而精准，并且他能穿透历史的迷雾，开挂了一般，他只找了三个人。 但就是这三个人，就足以让杨坚的王朝，攀上中国历史上的顶峰。 李德林，一个被无数赞誉包围的顶级文臣。 北周武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攻下北齐的都城邺城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召见李德林。 他把李德林留在内庭，请教各种治国之术，二人相见恨晚，长谈不倦，三天三晚之后，武帝才让李德林回府。 李德林是天下文宗，这或者是周武帝重视文化的一种外在宣示，他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但治理天下，总还是需要依靠文臣。 周武帝确实从心底里欣赏，甚至崇拜李德林，他公开宣称：“平齐之利，惟在于尔”。 李德林从小就是神童，长大后也是天下闻名的美男子。 他几岁时，就被阅人无数的东魏吏部尚书高隆之评定为“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 而自诩文化正宗的江南陈国特使江总，更是怅怅地望着李德林的背影，无限欣羡地说道：“此即河朔之英灵也。” 李德林当然不只有虚名。 第12章 数不在多三为够，十世苏家帝王师 李德林确实有几把刷子。 他已成为旧齐和山东势力在朝中的代表，这种象征和地位，强化成一种图腾。 周武帝有一次在内廷的鲜卑贵族私人宴会上，心服口服地说；“常日唯闻李德林，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做文书，极为大异。” 旁边的神武公窦毅赶快接话说道：“（李德林）有大才用，无所不堪，胜于骐驎凤凰远矣。” 武帝君臣此言，固然是对于北周本土文化的不自信，但对李德林的有用有益有效，名下不虚却是打心底佩服。 杨坚要笼络山东之地的旧齐势力，李德林就是唯一和最优的人选。 李德林自然知道跟从杨坚的风险，但他没有任何迟疑。 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了最大的诚意，坚决地说：“愿以死奉公。” 李德林立即体现出他政治上的老辣和深谋远虑。 杨坚辅政伊始，必须在他们这个小团体内部，进行权力的分配，这是决定政治大势的最核心问题。 李德林高瞻远瞩地说：“宜作大丞相，不尔，无以压众心。” 这个老谋深算的建议，立即让杨坚彷徨的心安定下来。 刘昉，郑译有不同的构想。 他们自以为杨坚由他们推立，自己居功至伟，想构筑一个和杨坚鼎足三立的分权体制。 但如果杨坚要做大丞相，势必大权独揽，这是是南北朝所有权臣夺取皇权的必要的标准步骤。 杨坚大喜，犹如在黑暗迷茫的夜空，忽然发现一片闪亮的星空。 得一李德林，可胜十万大军。 杨坚的眼光看的更长远。 李德林当然是凤凰骐骥，是大臣，也是能臣，但却并不是自己一手提拔，也不会真正成为那种同穿一条裤子的心腹。 他需要在朝廷中，培养一个自己真正的代言人，一个真正大公无私，以天下为己任的核心。 他很快有了人选——高熲。 高熲，中国历史上顶尖的能臣和宰相。 他执掌隋朝权力中枢十九年，亲自成就并见证了这个帝国所有的辉煌灿烂。 以至后世，还有无数人对高熲的时代心怀依恋，赞誉不绝。 高熲文武全才，但他一直被杨坚称为“独孤”，他姓高，不姓独孤，“独孤”是一种特殊而亲密的称呼。 这个称谓，来自于杨坚妻子独孤伽罗的姓氏。 高熲是杨坚岳父独孤信的旧臣，而独孤信当年因为权臣宇文护的排挤，被逼自杀。 睹物思人，爱屋及乌，杨坚和独孤伽罗，高熲之间，天然存有一种微妙的情绪和信任。 高熲没有辜负这种信任。 当他接到杨坚的征召，很高兴地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辞灭族。” 杨坚的投资很快就有了回报。 当杨坚面临他辅政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局势即将崩溃的一刻，高熲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 他成就了杨坚，也成就了隋朝。 但杨坚召募的第三个人物，却千呼万唤不出来。 相对于刘昉，郑译代表今时今日北周朝臣的力量，整个西魏、北周时代朝臣的代表，以一己之力成为整个朝代丰碑的人物，则是大名鼎鼎的苏绰。 简而言之，苏绰就是关中旧朝廷的门脸和象征，是一种符号和图腾般的存在。 苏绰是正宗的官九代，苏家累叶高官，家中所学所传，都是辅佐王霸，治国平天下之道。 北周的奠基者宇文泰对其一见倾心，评价苏绰说：“真奇士也，吾方寄之以任”。 宇文泰曾借观渔之机，问苏绰天地造化之始，人事变迁之妙。 苏绰应对如流，语出中肯。 有此一条大鱼，早就让宇文泰忘掉观渔之事，他和苏绰一路交谈，并马还第。 马上所言，并不尽兴，宇文泰又留下苏绰开了个夜以继日的卧谈会。 苏绰感怀宇文泰的知遇之恩，尽展心中所学，大陈帝王之道，兼述法家的申不害，韩非子之要义。 治国之要术，王霸之雄图。 这一番话，让武人宇文泰接触到了一个从未见识过的天地，那种天地无垠，万事皆在掌握的感觉，让宇文泰如醉如痴。 宇文泰整衣危坐，听的越来越入神，他为苏绰所吸引，不知不觉之间，已无限拉近和苏绰距离，触手可及。 天以苏绰赐关陇，宇文泰夫复何求。 苏绰从此从为整个朝廷建立规矩。 因为西魏，北周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文化和文明还处于非常蒙昧、初始的状态。 苏绰亲自书写并创建的“六条诏书”，成为了朝廷官员的行动和施政的准则，也是每一个官员上任之前必做的考核。 苏绰亲自书写的大诰，成为朝廷和民间的文体典范，朝廷规定，必须照此画葫芦，依此范例和文风书写。 苏绰所推荐的官员，绝大部分都成为朝廷大员，可谓是苏氏门生，半个北周朝廷矣。 苏绰抱着士为知己死的心态，常以天下为己任，经常和公卿议论决事，自昼达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都了若指掌。 这个神一般的政治家，他的三大能力和素养：怀天下之至公，天下文宗，政道能臣。 分别被杨坚麾下的高熲，李德林，苏威三人继承。 这就是杨坚要找的三个帮手。 但他要找的第三个人，不是苏绰，他由于积劳成疾，早已死于任上。 第三个人，是苏绰的儿子，苏威。 这个官十代，终将登上自己的舞台。 正如若干年前，他的父亲因为连年征战，国用不足，感叹征税过重，苏绰曾经叹息说过：“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驰乎？” 苏威以父亲遗志为念，一意做一个为天下驰弓之人。 苏威在等待时机。 他是北周权臣宇文护的女婿，但他和杨坚一样，同样顾忌一点，那就是在北周皇帝和宇文护，二姑之间难为妇。 于是，为了避祸，他对自己相当狠。 他离家出走，独居偏远山寺之中，隐居读书，自娱自乐。 当杨坚的招募令一到，他虽然出山面见杨坚，并向他陈述自己治国之道，但当他发现杨坚志不在此，想开创自己的王朝时，他二话不说，再一次立马遁归田里。 这种改朝换代的阴谋，获利巨大，但风险也是他不可承受。 他要留下有用之身，为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他还在等待一个万全的时机。 杨坚不急，他否决了高熲追回苏威的建议，他对高颎说：“此不欲预吾事，且置之。” 杨坚看上的人，又哪里跑得掉？ 第13章 自古山东图侥幸，杨坚三招收尉迟 杨坚与时间赛跑。 他每一步都踩着点，干脆利落地稳定好了朝廷、后宫和关中的局势。 但他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他立即迎来了真正的考验。 关中以外，山东旧地，都起来造反了。 原因简单，目的明确。 他们不服，他们认为杨坚不过尔尔，天下并不是他杨坚的天下。 反对杨坚的人，每个人都具备这个资格和本事。 既然不服，那就开干，战场之上见真章，比一比谁的拳头更硬。 这群人，并不是朝堂之上，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也不是首鼠两端，只争蝇头小利的武将。 他们都是实权人物，每一个人都手握重兵，雄霸一方，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最大最强的反对者是尉迟迥。 他是北周太祖宇文泰的外甥，也是货真价实的代北（山西大同，北魏起家之地）豪杰。 他成名于宇文泰时期，是平蜀的功臣。 当年梁元帝萧绎在江陵（今湖北荆州）立国，但他的弟弟武陵王萧纪，在蜀中造他的反。 巴蜀之地，在江陵上游，如果顺风顺流而下，江陵必将无险可守。 萧绎惊慌失措之下，下了一步昏招，他向北方的西魏（北周前身）求救。 这是一个引狼入室，得不偿失的方案，他让梁国永远失去了独立的资本，只能沦为北方大国的附庸。 当时西魏朝廷对于是否出兵发生了争论。 尉迟迥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出兵伐蜀。 他分析了敌我优劣，认定必胜，“蜀与中国隔绝百有余年，恃其山川险阻，不虞我师之至。宜以精甲锐骑，星夜袭之。……出其不意，冲其腹心。蜀人既骇官军之临速，必望风不守矣。” 这和宇文泰的看法不谋而合，西魏发兵，一举平蜀，长江中游的江陵萧梁王朝，也已是囊中之物。 因为军功，加上是北周太祖的外甥这层亲戚关系，尉迟迥在北周一朝，一直被委以重任。 尉迟迥当时是山东相州总管，这是一个非常敏感，并且重要的职位。 相州治所就是北齐的皇都邺城，以邺城为中心的北齐政权，当年拥有能够与北周皇朝对峙的可怕力量，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北周摁在地上摩擦。 北周有过无数次惨痛的，不堪回首的记忆。 山东的军队，甚至还攻杀到了关中政权，都城长安的外城。 北周邙山之败后，因为军队损失过大，只能改变国策，破天荒地向关内汉人群体大量征兵，夸张的说法是，竟然有一半的汉人都被征为战士。 北周没被灭国，可能归功于其本身旺盛的生命力，也不排除高欢的养寇自重。 虽然后来北齐满朝上下，君臣同心戮力，全力瞎折腾，国势日衰，被北周灭国，但强悍的北齐武装，却从来都没有真正臣服过北周的军队。 尉迟迥接管了这股力量，拥有足够对抗杨坚的资本。 但他有一个致命弱点。 尉迟迥主政相州才三年，根基不牢，他还没有办法真正掌握原北齐的潜在力量。 这一个弱点，会让尉迟迥以一种始料不及的速度，吞下苦涩的后果。 即使尉迟迥不反，杨坚也必须要动尉迟迥。 杨坚将目光看向东方遥远的相州，那是一片和关中完全不同的土地，是任何一个正统的王朝，必须据有之地。 他轻声念出尉迟迥三个字，这是杨坚叔父辈的名臣，也是天元皇帝五位皇后之一尉迟皇后的爷爷，虽然这个皇后，得来并不是那么名正言顺。 她是天元皇帝杀了她原配的丈夫后，抢过来的战利品。 当年尉迟嫁给西国公宇文温，按照惯例，她以宗妇之名入宫晋见太后，但天元皇帝见到她风姿绰约，丽色无边，不由色心大起，竟然在宫中就逼她就范。 自古红颜祸水，这件事引发了可怕连锁反应。 这逼反了宇文温的父亲。 他不是因为儿媳妇被抢，想出一口气，而去造反，他深深地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尉迟之事，让其不得不反。 造反失败之后，无元皇帝顺理成章地诛杀了宇文温，并且将他的老婆尉迟，抢了过来，做了自己的妃子。 尉迟并没多少选择的余地，她只能接受。 她的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她不但不能有丝毫不悦，甚至还必须尽力讨好天元。 否则，因为自己的喜怒而让一个家族走上灭族之路，那并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 这就是政治联姻的坏处，但是，任何事情，有坏处，也必然有好处。 尉迟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且依靠自己努力经营和她背后，尉迟家族的力量，得以成为五位皇后之一。 尉迟迥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天元皇帝将统领山东北齐旧地的重任，托付给了尉迟迥。 但他辜负了天元的信任。 杨坚心里在盘算，自己要想完成篡周的大计，必须取得山东的支持。 但尉迟迥，恐怕不会臣服自己。 杨坚的判断非常准确。 杨坚从来不是一个心存侥幸的人，他为尉迟迥准备了三套方案。 首选是征召尉迟迥入朝， 有一个现成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尉迟迥需要参加天元的葬礼。 杨坚把选择权交给了尉迟迥，如果尉迟迥入朝，也许双方可以相安无事，共享荣华富贵。 但作为一个政治家，杨坚从来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他还有第二个方案，就是直接从内部颠覆尉迟。 杨坚想以一种快速、精准的斩首行动，代替大规模的征战。 毕竟，尉迟迥是北周素着威名的老将，又占据地利人和，直接开战，杨坚也无必胜的把握。 以最短的时间，花费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是杨坚的目标。 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与尉迟迥开战，一旦陷入持久战，恐怕全国各地，人心思动，反对者会风起云涌，形势必然会不受控制。 这将会让自己陷入长期，四面楚歌的境地，这是杨坚不可承受之重。 杨坚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但老天，需要在战争中让这个皇朝涅盘出生。 因为，即使杨坚不动尉迟迥，尉迟迥也必须对杨坚动手。 尉迟迥和杨坚，二雄相争，必有一战。 身居要地，手握重兵，岂能由一个后辈阴谋家篡夺了皇权？ 尉迟迥仔细盘算了自己的胜算，至少有五成以上，这已经是非常巨大胜算了，足够值得以命一搏。 既然杨坚都可以造反，他尉迟迥，岂能屈居杨坚之下？ 那就再热闹些，大家一起造反，看看最后花落谁家。 造反是件大事，准备的再隐密，也有蛛丝马迹可以寻找。 很早就有人知道尉迟要造反，其中有一个人恰好是杨坚的宗亲。 当时杨尚希正在巡视山东，在回长安的途中，他收到了天元归天的噩耗，他和尉迟迥一同发丧。 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这让他只能连夜走小道，快马加鞭逃回长安，到天亮之时，尉迟迥才发现杨尚希不见了，尉迟迥想将他追回来，但已经后悔不及。 尉迟迥失去了第一着先手。 杨尚希向杨坚的报告和判断是，“蜀公（尉迟迥）哭不哀而视不安，将有他计（谋反）。吾不去，惧及于难。” 他将这难得的第一手信息反馈给杨坚，为杨坚赢得少许布置的时间。 第14章 七万猛士殒玉璧，八百鲜卑落河阳 杨坚刚刚掌权，他还没有准备好。 他准备实施第三套方案。 为了迟滞尉迟迥谋反的速度，他任命韦孝宽代替尉迟迥做相州总管。 韦孝宽可能是唯一够资格代替尉迟迥的元老。 杨坚暗地里摆了韦孝宽一道，后者是北周第一名将，是老资格的军头，但当时已垂垂老矣。 杨坚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韦孝宽能成功代替尉迟迥做相州总管。 他这样做有二个目的，一是可以延缓尉迟迥造反的时间，为自己腾出一些空间。 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尉迟迥正式举旗谋反时，韦孝宽就是天然的统帅，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才能镇住北周的将领们，才成为军中的定海神针。 韦孝宽一生的骄傲是玉璧之战。 这是一场天地变色，惊神泣鬼的战斗。 只此一战，就足以让韦孝宽立于中华顶尖名将之列。 这一战，也让东魏痛失歼灭西魏最好的时机，甚至让继起的北周和北齐的力量发生了翻转的对比。 这是一场真正左右历史进程的战斗。 韦孝宽以一己之力，凭借区区玉璧一个弹丸小城，硬扛北齐高欢。 高欢是东魏的奠基者，被后世称为神武皇帝，军功盖世，强大如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也几次被他杀得大败亏输。 但高欢率领战意盎然的全盛大军，在自己的地盘，血战六十余日，竟然在小小的玉壁城下，留下七万多具勇士的遗体，含恨而退。 这是高欢平生最大的失败，他哀伤于身边的勇士们一个个倒下，这一场残酷的杀戮，竟然让高欢的军队损失了十分之四五。 高欢忧愤交加之下，一病不起。 韦孝宽杀人诛心，因为军中传言，韦孝宽以定功弩在玉璧射杀了高欢，他因势利导，编造了一个谣言，说“劲弩一发，凶身自陨。” 回到邺城之后，因为病情加重，高欢一直没有在公众之前露面，这让谣言有了生长的土壤，邺城的政局，刹那之间阴云密布。 为了稳定凶险的政局，高欢被迫拖着伤病之身，勉强接见朝中大臣，病上加病，他终于没能拖过命运给他安排的时间。 高欢病死。 后来者已经很难想象，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惨烈的血色盖天，以命搏命，杀敌七万的战斗，底是一种什么存在。 后代有人专门研究此战，并且评价说：玉璧之战，神之一战。 韦孝宽，真正的一代战神。 北周朝廷也因为玉璧一战而特别设立一个州——勋州，以酬劳和纪念韦孝宽的功绩，他是当仁不让的首任勋州总管。 韦孝宽不但是最硬的统帅，他也是修行千年的狐狸。 他文武全才，所有经略谋划，在布置之初，没有人看得懂他的用意，直到事情结束之后，方才惊叹佩服，原来他没有走任何一步闲棋和废棋。 他曾经兵不血刃，纯粹用计谋除去他最大的，也是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北齐的战神斛律明月。 他打的是一种心理战。 他利用北齐君臣互相猜忌，君主想只手遮天，绝对控制军队的心理，提供了他们内斗的素材。 他第二次用谣言杀人于无形，他命人编造了一句歌谣，“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 这句歌谣可以牵强附会斛律明月有不臣之心。 韦孝宽派间谍深入北齐都城邺城的大街小巷，让这句歌谣，在大街小巷，广为传唱。 这句谣言果真被北齐的政治斗争所利用。 他们添油加醋，将欲加之罪安到斛律明月身上，将他清除出军队系统，并从肉体上让他彻底消失。 虽然韦孝宽并没有在战场之上，直接击败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但他布局之深远，心思之缜密，对人性把握之精准，千载之下，还让人凛然生畏。 韦孝宽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对手。 这次赴相州之任，杨坚并没有对他面授机宜，但他凭借这么多年刀头舔血的直觉，和他对尉迟迥的了解，他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姜还是老的辣。 他做了一个决定，不着急上任，而是慢慢走，采取了一看二慢三通过的策略。 这种策略救了他一命。 尉迟迥很快得到了韦孝宽赴任的消息，对于这份送上门的大礼，他准备笑纳。 他也采取了三重保险去对付韦孝宽。 先派出大都督贺兰贵，在朝歌城的郊外，恭迎韦孝宽。 事出反常必有妖，韦孝宽和贺兰贵交谈了寥寥数语，更加重了自己心中的不安——相州有变。 他立即诈称旅途劳累生病，派遣亲近人员去相州求医问药，以探明尉迟迥的虚实。 尉迟迥的第二波攻势立即到来。 这次他派了韦孝宽的侄子——早已投诚尉迟迥的韦艺，来迎接问候韦孝宽。 韦孝宽是个人精，当他看到韦艺言语闪烁，局促不安的样子，韦孝宽心中了然。 他不再客气，单刀直入，要杀掉韦艺。 韦艺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何况对面之人是自己亲叔，韦孝宽简单一逼，韦艺便再不隐瞒，告诉韦孝宽，尉迟迥要谋反。 韦孝宽当机立断，知道风险就在眼前。 他二话不说，立即和韦艺轻装快马，奔向最近的大城洛阳。 他每到一个亭驿，第一件事情就是换马，然后解开缰绳，放走驿中所有的剩余马匹。 他对驿司说：“蜀公（尉迟迥）将至，宜速具酒食。” 尉迟迥的追兵，吃着满桌的好酒好肉，看着空荡荡的马厩，只能叹息着，眼睁睁看着韦孝宽消失于飞马扬起的漫天尘土中。 韦孝宽立即展示出他作为战略大家的功力。 他知道洛阳城池虽大，守御力量却并不强大，并不能首当其冲，正面抗衡尉迟迥的大军。 如果不想做俘虏，就必须另外找一个更合适的根据地。 那就是河阳城。 这是黄河边上的军事重镇，历来是中兵家必争之地，城池虽小，守御却强大而完备，并且在历次战火之中，锤炼出彪悍的军风和民气，是一个理想的守备之地。 河阳城同时也是控扼洛阳城和东方的核心重镇，河阳存，洛阳在；河阳若失，洛阳城将袒胸裸露于山东尉迟迥兵锋之下。 但河阳现在半个身子已经投进了尉迟迥的怀抱。 河阳城驻扎着八百鲜卑精锐，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邺城，那是尉迟迥的势力范围，战斗一打响，这股势力必定倒向尉迟迥。 即使是现在，在局势未明之际，韦孝宽就已经得到消息，八百精锐的内部就已经有人谋划要劫持韦孝宽，以应和尉迟迥了。 韦孝宽老谋深算，洞若观火。 他给这八百鲜卑精锐下了一个套，一个死套。 当时尉迟迥还没有公然举兵反叛，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时候，韦孝宽利用时间差，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河阳城要换防。 并且为了犒劳他们这几年辛苦戍守河阳城的功劳，韦孝宽发布了一道命令。 他让这八百鲜卑分批进入洛阳，朝廷将给他们颁赏，然后让他们回归邺城休整。 这没有任何问题，符合规章制度，也是一种惯例。 因为北周北齐虽然是二个国家，但他们本质上都是鲜卑政权，因而，鲜卑族士兵在军队的待遇和地位，天然就高于汉族士兵，再加上鲜卑族士兵都是能征善战的骑士，其战斗力也不是汉族士兵所能相比。 河阳是军事重镇，只有鲜卑族的精锐，才有资格驻防。 韦孝宽要赏赐河阳守军，理由并不值得怀疑，当兵本来就是为了发财，也要养家糊口。 朝廷的赏赐肯定要领，还不能少领。 八百鲜卑依照规定，分批出发，进入洛阳，但一入洛阳，城深似海。 八百鲜卑，从此消逝于历史的长河。 韦孝宽用这个骗术，简单而干脆地解决的河阳城的心腹大患。 现在，河阳城归属于韦孝宽，他可以稳坐调鱼台。 韦孝宽在河南立稳了脚跟。 干脆利落，冷静而残酷，可怕的韦孝宽！ 尉迟迥真的不是这个老狐狸的对手。 但尉迟迥占有地利，他很快扳回一局 第15章 一生之注今日押，山东始终负关中 杨坚对付尉迟迥的第三个方案彻底失败。 他秘密派出的斩首行动，被尉迟迥迅速而彻底破坏。 所有参与里应外合，斩首行动的人员，一律被处斩，成了尉迟迥起兵时祭旗的牺牲品。 既然谁都不愿意低头，那就只剩下正面对抗，战斗到底这一条路。 胜者为王，败者失去一切，中间再没有缓冲的余地。 杨坚反应迅速，他立即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征发关中铁骑，征讨尉迟迥。 形势对于尉迟迥来说似乎更加有利。 正式举旗之日，他振臂一呼，竟然在短短数日之中，就聚集了数十万大兵。 这根源山东之地，对于北周的征服，从来就没有从心底里服气过。 山东各地的城守郡守，也都望风影从。 尉迟迥展现了帝国宿将的素养，他在起兵初期，向四方的主动进攻，大都是战必胜，攻必克，招抚必下。 对于尉迟迥来说，最大的利好，是在他的带领下，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反抗杨坚的潮流。 一种不约而同的，松散型叛乱同盟出现了。 在杨坚的大后方，富饶的巴蜀之地，王谦举兵。 在帝国遥远的南方，当今天子北周静帝的岳父司马消难，也举起义旗。 更远的梁国，君臣之间见情势可图，也都心存侥幸而蠢蠢欲动。 但杨坚全然不惧，在他龙潜于野的日子里，他洞悉北周的局势和人事，他曾经非常冷静而准确地分析天元皇帝死后，全国的发展态势。 “尉迥贵戚，早着声望，国家有衅，必成乱阶。然智量庸浅，子弟轻佻，贪而少惠，终致亡灭。司马消难反覆之虏，亦非池内之物，变成俄顷，但轻薄无谋，未能为害，不过自窜江南耳。” 以上种种判断，后来都成事实，如果不是史官的溢美之词，就足以见证杨坚的战略大家地位。 杨坚无视全国各地的凄风苦雨，这些反对者对他来说，不过是芥藓之疾。 他将目光，投向了帝国一个叫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城市，聚焦到一个叫李穆的人身上，他知道，李穆的决定将成为左右战局的核心力量。 山西晋阳，四战之地，士马精强，自春秋开始，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北周北齐对抗时期，晋阳是北齐高氏的第二首都，也是其龙兴之地和武力大本营。 可以说，晋阳，相当于半个山东的力量。 对于杨坚政权来说，如果李穆倒向尉迟迥一方，那晋阳的兵马将可从汾河谷地，直趋长安。 杨坚，将面临在河南和关内二线作战，这是根基未稳的杨坚所不能承受之重。 李穆当时是晋阳的大总管。 他身后的李氏家族也是当时一流的门阀，阖家富贵者多人，在北周实在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何去何从？ 杨坚并没有把握，李穆似乎也有一丝犹豫，他的决定，将决定这个时代的走向。 李氏家族之中有三种不同的声音。 一是割据派。 李穆的儿子李士荣认为己方士马精强，有足够的实力，在乱世能成为独据一方的诸侯。 建议李穆先应连和尉迟迥，然后徐图大计。 二是造反派。 李穆的侄子李崇，认为要尽忠于北周，应该和尉迟迥，堂堂正正讨伐杨坚。 三是支持杨坚一派。 和旧世界彻底决裂，才可能在新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风险极高的投资。 杨坚知道李穆在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必须要争取到李穆的支持，为此，他连续派出了二道说客。 第一批说客是在杨坚矫诏辅政时的核心元老和死党柳裘。 在杨坚入宫的那天，当杨坚推辞不受时，他力挺杨坚，“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 杨坚派出这种级别的特使，显然给足了李穆足够的尊重和重视。 杨坚担忧柳裘对于李穆而言，毕竟是个外人，有些话可能无法讲透。 他对于李穆志在必得，柳裘前脚刚走，他又派第二路使者，他是李穆的第十个儿子李浑，快马加鞭，直奔晋阳。 杨坚想打感情牌，他让李浑带去了自己殷殷之意。 李穆身处二端，必须做选择题。 他的处境并不孤单，当时，面临站队的压力，犹豫不决的还有江南梁国的君臣。 梁国之内的主流观点认为，举兵连接尉迟迥，进退皆宜，进可以尽节于北周，于义无亏；退可以席卷山南之地，拓地得利。 但梁主萧岿的使者柳庄，刚从长安面见杨坚回来，他给梁主带了一个决定性的判断。 “今尉迟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司马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将覆灭，随公（杨坚）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 梁主萧岿深以为然，柳庄一言而定国策。 这让梁朝安静地偏安江南，苟延残喘好几年。 当梁朝覆灭之后，梁萧举族进入长安，这次站队，让杨坚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成为江南士族的代表之一，其宗族在杨坚的隋朝，开枝散叶，人才辈出，蔚为大观。 萧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李穆则更进一步。 作为杨坚父辈的李穆，和杨坚的父亲杨忠一样，都是西魏的开国元勋。 在政局动荡之时，他虽然没有派专使去长安，但其在军界和政界的资深履历，以及对于北周时局的把握，却远远不是柳庄区区一介之使所能比拟的。 李穆心中不无惘然地轻声念道：“北周，终将是明日黄花了。” 他很快作了明智而正确的决定。 他支持杨坚，并且非常彻底。 他不只是支持杨坚辅政，而是直接支持他改朝换代。 他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一把押上所有的筹码。 李穆让让杨坚的使臣，自己的第十子李浑，送给杨坚二样可以被视为谋反的证物。 一是熨斗，意思是要杨坚“执威柄以熨安天下”。 如果说送熨斗还是琵琶半遮面，遮遮掩掩，那第二件物品，就是真正的大逆不道之物。 李穆送给杨坚十三环金腰带，这是天子之物。 在这一刻，李穆已经为李氏家族的未来，投注了所有的身家性命。 李穆是一个真正的狠人，他一不做二不休，再给杨坚送了一个投名状，他彻底绝断了自己的退路。 他除了把尉迟迥招募自己的使者送往长安外，他还把事情做绝。 当时的朔州总管，是尉迟迥的儿子尉迟谊，李穆一并派人把他也抓了，送往长安，听候杨坚处置。 杨坚看到了李穆如此坚定的决心，还有对自己毫无保留的支持，他长长地吐了口气，他知道，这场战争，他已经赢了一大半。 杨坚战意迸发，他在心中对自己说道：“尉迟迥，我杨坚来了。” 但他很快就发现，他和尉迟迥的战斗呈现出一种吊诡的相持局面。 第16章 军虽勇猛心不齐，沁水边上疑惧生 韦孝宽的讨伐大军和尉迟惇十万大军隔着沁水，相持不进。 双方胶着，互相观望，既不打，又不退。 公开的表面原因是沁水大涨，阻碍大军过河。 但隐藏的暗流，远比沁水汹涌的水势更加危险。 杨坚将面临他执政以来最惊心动魄的考验，一着之差，一时之误，都可能功亏一篑。 退一步就是万劫不复。 沁水前线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炯饷金，军中慅慅，人情大异。” 上兵伐谋，这个消息直指人心，它击中了杨坚最虚弱的一点。 杨坚虽然先拔一筹，暂时控制了北周朝廷的核心权力。 但关陇集团毕竟只是一个大体对等的利益结合群体，身处其中的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的资历，能力，影响力都不相上下。 杨坚得位不正，是一个公开的机密，他矫诏辅政，并没有让所有人都倾心服气，这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他的并不光明正大的上位方式，在关陇集团内部并没有被广泛认可。 关陇集团只是暂时选择了杨坚这个代理人，而游戏规则是，如果有更合适的代理人，能带给他们更优越的利益，所有一切，都可以流转改变。 正如昨日宇文今日杨，或者杨氏也可能成为今日黄花。 这并非兴是臆想，而是有确凿的事实来证明。 三十多年后，同样出自于关陇集团的李渊家族就取代杨氏家族，成为关陇集团新的利益代理人。 所以，杨坚的王位并不是铁板一块。 他深明此中道理，他必须随时提防出现第二个杨坚。 而消息中的梁士彦，宇文忻都是符合条件的人选，并且都是杨坚最忌惮的军队中的元老和宿将，他们如果要造反，那就有可能造反成功。 北周的武将，群星璀璨，但以战将而论，宇文忻，梁士彦就是皇冠上最耀眼的二颗明珠。 宇文忻，天生勇猛，当他还是孩童时，就是孩子王，喜欢带领他们行军布阵，并且有模有样，他天生就是统帅型的人才。 他十二岁时，就在马上骁捷若飞，左右开弓，箭无虚发，他自己也以当世名将自许。 他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自古名将，唯以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为美谈，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与仆并时，不令竖子独擅高名也。” 可见其自视极高，自诩为历史一流名将。 他并不是纯粹的嘴炮，而是确实有几把刷子。 北周战神韦孝宽镇守玉璧时，唯一请求，一定必须带在身边的将领，那就是宇文忻。 他参与了整个武帝时代，最大规模，最具决定性的几场会战，守玉璧，破晋阳，下邺城，三占其三，战绩彪炳。 尤其在晋阳之战中，当时，周武帝差点在并州城的巷战中，成为北齐军队的俘虏。 他虽然仓惶逃窜，侥幸捡回一条命，但他周围的卫士却全部战死于城内。 北齐彪悍的战斗力，让武帝君臣吓破了胆子，他们心中只想着一件事，赶快撤军逃跑。 唯独宇文忻勃然大怒，他向武帝慷慨进言：“昨日破城，将士轻敌，微有不利，何足为怀。丈夫当死中求生，败中取胜。今者破竹，其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 武帝本身也是当世雄才，一时心神失守，才做出这等慌乱的决定，他很快醒悟过来，决定重振军威。 北周军队一鼓作气，攻破晋阳，再势如破竹，乘胜直下邺城。 北齐灭亡。 但事情都是二面的，既然军功盖世，自然就会牛气冲天，眼高于顶。 当他建功立业，风头一时无二之时，那个时候的杨坚不过是一介普通的将领，还远未出头。 何况杨坚的上位手段，更不能让他心服口服。 不服气的还有一位，他也是不可一世的战将，那就是梁士彦。 梁士彦成名之战只在晋阳（今太原），但有此一战，就足以名垂青史。 他独守孤城，北齐后主高纬亲自率领全国的精锐，誓以必下，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每个战士都倾尽全力，这本来是无望，也是绝望的一战。 晋阳，本来就是北齐高氏龙兴之地，这是他们的地盘，他们才是这座城池的主人。 战争非常残酷，也并无必胜之战，必胜之人。 晋阳城池之上，楼堞皆尽，被损毁的城雉，不过只留下一人之高。 当日情势，实在是危险、惨烈到了极点，北齐的战马，跃墙而过，北齐的战士，也跳墙进来肉搏。 梁士彦是真正的猛将，生死交关之际，他迸发出惊人的战意，大声呼喊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 当先挥刀杀入敌军，将军领头拼命，下属将士，顿时士气高昂，每个人都拼了命地往前冲杀，无不以一当百，誓死不降。 北齐的将士虽然勇猛，但却还是比不过这群身处绝境，一心求死的守军。 北齐的攻势缓和下来。 梁士彦开始自救，他发动一切能动员的力量，甚至是军民的妻妾小儿，也投入维修城墙的工程，短短三天时间，竟然就将它们修好。 北齐高纬感受到了梁士彦高昂的战意，他心中隐隐想起了当年神武皇帝高欢在玉璧的战斗，那是北齐王朝的阴影。 高纬心中升起一丝不妙的感觉，但是，他没有很多时间去多愁善感了，梁士彦终于等来北周的援军。 高纬只能撤军。 此战之后，北齐的战略优势丧失殆尽。 灭国，只是时间问题了。 宇文忻和梁士彦，这二大老资格的猛将，现在被爆出首鼠二端，有要造反的迹象。 如果他们临阵投敌，这场战争，还没开始就会输掉。 从前线传回来的这个消息，虽然不知真假，于情于理于义，都可能发生。 尉迟迥也是北周资深的军界人士，他在军界的影响力和资历，是杨坚拍马也无法追赶的。 他用金钱，美人去策反自己东佂军队的将领，这本来就是上兵伐谋的妙计。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否则后悔莫及。” 这是杨坚和郑译交流后，共同得出的结论。 必须立即委派自己信任的将领去替代他们，时机已经非常紧急，这是他心中下意识的反应。。 但命运女神似乎眷顾杨坚。 李德林，杨坚的国士，再一次用其智慧和谋略，在生死线上，挽救了杨坚。 他火速进宫，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直接提出了他价值万金的建议。 “但遣一腹心，明于智略，素为诸将所信服者，速至军所，使观其情伪。纵有异议，必不敢动，动亦能制矣。” 这当然是万全老成的策略，李德林接着说出了不可临阵替换将领的三个原因。 一是涉及到杨坚本身。 杨坚和满朝文武，相交数十年，非亲即故，但暂时并未建立起完全的统属关系，现在不过是借天子之名，行利己之事。 即使以上三个将领收受贿金，心态发生动摇，也没办法保证，替换他们的将领，就一定会对杨坚忠心不二。 二是没法处理以上三个或涉及此事的将领。 收受贿金之事，多半是空穴来风，并无真凭实据，如果制裁他们，前线将领一定人人惊疑。 如果更进一步，要把他们治罪，就会引发连锁反应。 既然主将都被问罪，下面将士必将人人自危，害怕被清算，军心立散。 三是临阵换将，在历史上有无数惨痛的教训，覆国败家的先例，数不胜数。 杨坚听完李德林这番话，冷汗直冒。 第17章 国士无双唯高颎，再学霸王强渡河 李德林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让杨坚恍然大悟，他有些后怕地说：“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 虽然此次没反，但杨坚的担心，并非多余。 宇文忻，梁士彦，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准备谋反，也差点给杨坚带来巨大的危险。 东征军团的观望，很快将被打破。 因为杨坚一朝的最耀眼的政治巨星，将正式登上他的舞台。 长安城，天台宫，杨坚对这一件事情颇费思量。 谁才是合适的监军使者？ 这个任务非常烫手，并且有巨大的危险，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替罪羊，而身死族灭。 当此紧要关头，这个人，就是自己在沁水前线的全权代表，只能指派既忠心又有威望的心腹。 杨坚转头，看了下自己周围最核心的大臣们。 他的目光望向崔仲方，崔仲方赶忙推辞，说自己的老父亲在尉迟迥的地盘，需要避嫌，自己不方便担任此职。 杨坚又看向刘昉，刘昉立即说自己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只是一个文职人员，威望不够，监军达不到效果。 杨坚无奈，只好扭头转向了郑译，郑译也立马推辞，说自己的老母亲年老体弱，需要自己照顾，父母在，不远游，自己不能远行。 杨坚大感失望，国难当头，用人之际，难道偌大的朝廷，就没有为我杨坚赴汤蹈火的忠臣？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历史做出了精彩的选择。 一个人，坚定地走出朝班，主动向杨坚请命。 杨坚望去，是高熲。 这才是他曾寄予厚望的独孤，高熲挺身而出的这一刻，杨坚会铭记得很多年，他的勇气和忠贞，也会让杨坚感动无数载。 直到和高熲出现决裂而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杨坚依然对高熲心存几许温情。 也许，杨坚心中依然想起那个自告奋勇，不计成败的国士。 军情十万紧急，奉国不顾家。 高熲接受了命令，没有片刻迟疑和耽误，立马出发。 他甚至都没有和他的母亲辞别，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和这次监军紧密相连。 是龙是蛇，搏一把了。 高熲马不停蹄地赶到沁水前线。 这时军队中的心态，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 因为，有二个人，比高熲早一步，来到了沁水前线。 他们带来了二个消息，在军队中引起了连锁反应。 其中一个叫于仲文，来自于幽州总管于翼的家族。 于仲文是北周太师于谨之孙，于翼的侄子，他得到于翼的授意，代表于氏一族，明确表示支持杨坚的上位。 幽州雄据帝国的东北，在和边境的习，契丹，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战斗中，磨练出强悍的战斗力。 他的辖地又和尉迟迥的地盘相连，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仅次于晋阳李穆。 如果于翼倒向尉迟迥，河北山东之地就可以连成一片，并且尉迟迥可以打通突厥的通道。 如果能依托突厥的直接支持，那将成长为比独立的北齐更可怕的存在。 于翼也是北周元老重臣，他和李穆，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选择。 他也是第一时间，将尉迟迥的使者和书信，全部送往长安的杨坚，他代表于氏家族，选择效忠杨坚。 杨坚完成了对尉迟迥的战略压制，胜利女神已向杨坚微笑，但沁水前线的局面依然扑朔迷离。 尉迟迥失去了李穆和于翼的支持，已足够致命，他更不该得罪于仲文。 于仲文和尉迟迥已成为不死不休的对头。 尉迟迥起兵之时，于仲文坚决不投降，以孤城拼死抗争。 但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胜强，在尉迟迥绝对优势的兵力围攻下，于仲文势单力薄，最终只能选择弃城逃跑。 他率领六十来个亲卫突围而出，一路且战且行。 这是一段艰苦而血腥的旅程，逃归长安时，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 作为惩罚，尉迟迥杀死了于仲文留在山东作人质的三子一女。 这是死结，也是死仇。 但对杨坚来说，这是个宝贝。 他立即重赏于仲文，并任命于仲文做河南道行军总管，讨伐尉迟迥。 对于一个刚从长安归来，又来自于尉迟迥敌对区的，朝中旧友和宿将，沁水的军头们总算讲出了，他们久已埋藏在心底的疑惑和担心。 宇文忻问道：“公新从京师来，观执政（杨坚）意何如也？尉迥诚不足平，正恐事宁之后，更有藏弓之虑。” 宇文忻有这个资格讲这句话，也有理由有这个担心。 作为北周的头号战将，他参与了北周吞灭北齐的所有重大战役，居功至伟。 现在尉迟迥不过据有北齐一半之地，根基又浅，并没有绝对的力量去对抗北周的战争机器。 他所顾虑的只是荡平尉迟迥后，如何收拾残局。 毕竟，杨坚与他们昔日只不过是同僚，但按局势的发展来看，恐怕很快就会成为君臣。 名位区隔，高下之别，完全不同于以往同朝为臣。 功高震主，鸟尽弓藏的事，在历史上已经不知上演过多少次了。 于仲文很敏锐地捕捉到沁水相持的真相。 他非常担心前线的将领，在疑惧丛生以后，军心一动，再无战意和斗志。 他知道只有明确而坚定的态度，才能打破现在僵持的局面。 于仲文赶紧说了一番话，以宽慰宇文忻的心。 他坚定地说：“丞相（杨坚）宽仁大度，明识有余，苟能竭诚，必心无贰。” 为了增强说服力，于仲文又给杨坚做了个广告，大肆赞扬杨坚，说自己在京三日，就见到杨坚的三善。 迷茫中的宇文忻显然被说动了，赶忙问何为三善？ 于仲文立即例举了三个具体的事例，以证明杨坚的大度，不求人的隐私，有仁爱之心，这三点优秀的品质和处世待人之道。 话里话外，非常明显，杨坚有成为明君的能力和度量，也绝对不会过河拆桥。 跟着杨坚走，错不了。 宇文忻心中权衡比较，终于认可了于仲文的话，他在大战之前，同样也代表了以他为首的原北周将领，终于认可杨坚的领导。 他们愿意为杨坚战斗，也愿意为杨坚拼命。 另一个人的到来，更是坚定了前线众将的决心。 李浑将李穆家族无条件支持杨坚的消息，亲自带到军中。 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晋阳李穆，这是风向标。 于仲文和李浑出使沁水前线，加上高熲的监军，足以证明杨坚既富雄才大略，也足以通达人心。 天下大势已定，撸起袖子加油干。 沁水前线，军心重新合一，他们在等待一个时机，正式开始战斗。 这个时间点立即来了。 杨坚派来的监军，高熲的马蹄声，已响彻沁水两岸。 高熲雷厉风行，各位将领也全力配合，东向渡河，进攻尉迟惇。 尉迟惇是尉迟迥的儿子，他在沁水东岸，绵延二十里，预先布置了十万大军。 他非常欢迎韦孝宽的军队主动进攻，因为他打了一手好算盘。 他打算等韦孝宽的军队半渡沁水时发动攻击，到时韦孝宽进退不能，必然阵脚大乱，然后乘胜追击，大胜可期。 这确实是一种高明的引蛇出洞的策略，以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可惜他错过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他低估了北周的虎狼之兵的战斗力，也低估了北周将帅作战的决心。 因为准备火烧韦孝宽的渡河之桥，尉迟惇下了一个让他后悔莫及的命令。 他让自己的大军，稍微后撤，以免被风吹火猛，误伤自己一方的军士。 敌军整体在移动和退却，这是一个绝佳的渡河时机。 韦孝宽下令将全军的战鼓擂响，命令所有军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过河。 高熲更是个狠人，等到军队刚一过河，就学了项羽一招，命令将桥烧断，自断退路。 不成功，便成仁，过河的军队，必须死战到底。 绝境之下，北周军队迸发了惊人的斗志，他们一鼓作气，猛冲直杀，尉迟惇大军气势被夺，十万精兵，一朝崩溃。 兵败如山倒，尉迟惇见大势已去，再不留恋，匹马逃回邺城。 他知道，他还有机会，他的父亲尉迟迥已做好了准备，他将在邺城，将他失去的加倍赢回来。 他差点如愿以偿。 第18章 黄龙虽锐自作死，军不败来民先乱 沁水之战后，在北周大军的面前，再无任何障碍。 他们直捣黄龙，尉迟迥最后的老巢——邺城，门户洞开，欢迎他们的到来。 尉迟迥等他们已很久了。 这场战斗，既分胜负，也决生死。 尉迟迥不再藏私，他展露出全部家底。 他将十三万士卒列阵于城南，军容鼎盛，军纪严明，战意盎然。 宇文忻望着尉迟迥士气如虹的军队，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上次和周武帝来邺城时，北齐军心士气，低过尘埃。 现在似乎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很快，他看到了更惊人的一幕，只见尉迟迥披着几十斤的重铠，威风凛凛地骑马而行，老而不朽，老当益壮。 他的身后，紧紧跟随着他的，是他的秘密武器，这是一支神秘的军队，也是尉迟迥最大的本钱。 他们全部头披绿巾，身着锦袄，是一支装备精良，完全与众不同的队伍，黑压压一大片，足有一万人以上。 他们以一种亢奋的战意，震天动地高喊着“黄龙，黄龙”。 这就是尉迟迥的杀手锏，号称军中特种兵之“黄龙兵”，是精锐中的精锐。 黄龙兵的战士，主要来自于关中尉迟迥的旧部，后来又在在北齐各军中，择优选择的最勇健军士，战术素养和战斗力都居于上上之列。 最主要的是这支军队的忠心和战斗力。 他们完全忠实于尉迟迥个人，即使其关中旧部很多军士的妻子都在北周境地，他们也依然愿意为尉迟迥死战。 北周军队很快在他们身上尝到苦果，他们悍不畏死和彪悍的战斗力，给北周将领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在战斗结束后的清算中，为绝后患，尉迟迥的余部，全部被处斩。 邺城之下的决战，是真刀真枪，硬碰硬的正面对决，来不得半点虚假。 以有备对无备，尉迟迥发起冲锋，将韦孝宽的大军冲得七零八落。 事态非常紧急，北周军队面临溃败的风险。 这个时候，宇文忻站了出来。 他不愧自诩为当世名将，于乱战之中，他看到了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他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战机，一举扭转战局。 尉迟迥是自己作死。 因为是主场作战，他一来为立威，二来是对自己的战力有完全的信心，他认为自己必胜。 但战场之上，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将决定战斗的走向。 细节决定成败。 尉迟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破天荒地邀请邺城的老百姓现场观战，并且为自己的将士们提气鼓掌加油。 他要让邺城百姓亲眼看到自己打败北周最精锐的部队，他要让他们彻底意识到，他尉迟迥是比北齐更强大的存在，也将是他们的真命天子。 现场看这出大戏，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诱惑。 近距离观看真刀实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杀人游戏，何况是十几万人，同时舍命厮杀，那当然是一出大戏。 邺城百姓不可能错过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全城。 于是，整个邺城万巷无人，百姓倾城而出。 尉迟迥创造了一个奇迹，当二军在战场之上，生死拼杀，数万百姓在旁边围观指点。 尉迟迥正在为他的成功沾沾自喜时，他却不知道，命运早就给他写好了剧本。 危急关头，宇文忻大喊；“事急矣，吾当以诡道破之。” 他发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命令，命令所有箭手，放过尉迟迥的军队，转而瞄准旁边观战的老百姓。 箭如雨下，几轮射箭过后，旁边观战的百姓被放倒一大片。 事起突然，看着旁边的亲戚朋友家人，横死在自己面前，鲜血和死亡，让几万人的百姓无法思考，恐惧和焦虑充斥着他们的内心。 观战方阵阵脚大乱，百姓们仓惶奔逃，惊叫尖叫惨叫，如雷霆般响起。 宇文忻火上浇油，让士兵趁乱大叫：“贼败矣。” 百姓们发自内心恐惧的声音，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 乱战之中，宇文忻的谎话也无从辨别真伪，尉迟迥的军心终于出现了动摇，阵脚大乱，既无纪律，也再无斗志。 兵败如山倒。 尉迟迥的失败已无法避免，正面会战结束。 尉迟迥并不服气，他逃入邺城，还想做困兽之斗。 但北周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一丝喘息的机会，追兵紧咬着他，如影随形。 尉迟迥希望已绝。 他再没有时间和机会重振旗鼓，慌不择路之下，他孤身一人，越走越远，越跑越高，一路逃往城楼最高处。 在他生命之中最后的时刻，上天安排了他见到了一个故人，让他能体面而有尊严地离去。 他就是崔弘度，他的妹妹是尉迟迥的儿媳，平时是一家人，互相照应，可以亲密无间，现在却成了送他最后一路的瘟神。 崔弘度大声叫住了尉迟迥，尉迟迥转身，看到是敌方之人，下意识地弯弓搭箭。 崔弘度并不惧怕，他脱下头盔，不无感慨地说：“颇相识不？今日各图国事，不得顾私。以亲戚之情，谨遏乱兵，不许侵辱。事势如此，早为身计，何所待也？” 尉迟迥回望邺城，兵火处处，一片狼藉。 真是一步错，步步错，走到今日家破族亡的地步，他心有不甘，对于杨坚，他不服气，可是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他放下身段，破口大骂杨坚，以抒发心中难以言喻的怨气。 尉迟迥掷弓于地，悲愤自杀。 他绝对不会以俘虏的身份见到杨坚，就算死，他也要站着死。 尉迟迥虽死，邺城之战并未完全结束。 因为邺城代表了北齐旧地最后的信仰和最坚固的反政府力量，此战之后，邺城旧址被彻底从中国地图上抹去。 杨坚一把火焚烧掉邺城的宫阙和城墙，将所有的居民迁出邺城，然后，再将相州一分为二，一为毛州，一为魏州。 而魏州，将在二百年后，强势崛起，成为令唐朝最头疼的藩镇，再一次书写自己的传奇， 但邺城的风流，终归已被雨打风吹去。 杨坚政权还对邺城做了斩草除根的残酷清算，参战的尉迟迥军队全部被坑杀或斩首于漳河之边，游豫园内。 韦孝宽本人亲自主持了这次有伤天和的清除行动。 这是一次恐怖的屠杀，这也是一次非常粗暴的屠杀。 被杀的尉迟迥兵将尸体，很多被直接投入漳河之中，拥堵河道，水为之不流，即使是一个月后，漳水之中也充满血腥之气。 山东之地，家家户户为之一空，入夜之后，人哭鬼嚎之声，不曾停息。 战争，不过是权力最高层的一种游戏，但对于世上普通人而言，却是妻离子散，无法承受之痛。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或许杀戮过重，有伤阴德，韦孝宽在十月班师回归长安后，十一月就死于家中。 杨坚本人也觉得不安，或者是良心发现，他晚年在相州游豫园旧地，建立了一所大慈悲寺，以超度那些被无辜斩杀的冤魂。 寺成之后，在僧侣每日不停的礼唱声中，山东之地的怨哭之声，悲愤之意，或者可以得到舒缓吧。 杨坚终于也松了一口气，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尉迟迥，在起事68天之后，以一种狂风扫落叶的态势，被他彻底消灭。 但危险已悄然来临。 第19章 惜死局虽死犹生，抱侥幸生机全灭 外患迭起，内忧又兴。 长安城中，宇文皇族也在做最后的挣扎，天下大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如果能在叛乱平定前扭转乾坤，天下，未始不是宇文氏的天下。 他们差一点成功。 北周的权力结构，虽然是宇文氏在做庄，但北周国家草创之时，却是几大家族共同经营所得，再加上吸收了关中本土豪强后，成为一个互相渗透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关陇集团。 杨坚也是他们中的一份子，他成为新选出来的代表，但目前似乎并不是唯一和绝对正确的选择。 尤其是在战事吃紧的时候，长安城中，各种力量也在紧张而激烈地博弈。 因而，宇文氏五藩王被召回长安之后，并未完全丧失自由，这给了他们操作的空间，赵王宇文招准备冒险一搏。 他给杨坚设了一个局，杀局。 城中清苦，娱乐不多，但这对杨坚并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别的皇帝寡淡无欲，是为了求名。 那杨坚在私生活上，真的是一个非常无趣并且刻板的人，他奉行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是骨子里的节俭和自律。 当然，杨坚也并不是方外之人，作为一个天生注定的政治家，生于世上，每个人都身不由己，正常的应酬，又哪里可以逃得掉。 这道理，大家都懂的。 只要是人，就必须要有放松和娱乐。 赵王招非常上路，他约杨坚到他的府上，杯酒谈心，相聚一乐。 杨坚当然心怀戒意，但他有恃无恐。 他认为赵王招手上，并无一兵一卒，即使有点花花心肠，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同时，他也认为自己还握有一张王牌，赵王招一家人都在长安，是事实上的人质。 最重要的一点，是宇文氏现在并未陷入绝境。 杨坚以高明的手段，给了他们生的希望，虽然是一种错觉，但一样能让他们满怀希望。 只要希望还在，就犯不着和杨坚拼命。 如果只是次一等的阴谋，杨坚有足够的自信，他们就是想蹦也蹦不起来。 于是，杨坚欣然同意赴约，携酒带肉，率领大队人马，耀武扬威地赶往赵王府。 这明显是一个鸿门宴，杨坚低估了赵王招宁为玉碎的决心。 刚一进门，赵王招就将杨坚引入内室，环室之内，全部是赵王招的亲属，他们佩剑带刀，如临大敌。 杨坚却只带了二个贴身侍卫在身边，情势非常不妙。 赵王招立即放了一个大招，他用佩刀挑起一个瓜果，直接递给杨坚，欲顺手往前一送，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杨坚根本就没想过赵王招会采取这种玉石俱焚的计划，他也没有多想。 吃瓜就是吃瓜，杨坚只顾安心吃瓜而已。 赵王招知道自己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他追求一击必中，一中必死。 他担忧杨坚在刚开始时会有所防备，便沉下心来，认认真真，无欺无诈地递了几次瓜果。 瓜果飘香，清熟香甜，主客一家亲，气氛热烈，场面似乎温馨和谐。 但在杨坚的一个名叫元胄的侍卫看来，这种刀来刀往，却是赤裸裸地外溢着的杀意和杀气。 他不顾自己身份低微，赶紧跑到杨坚身边说：“相府有事，不可久留。” 赵王招正想进行最后一击，却想不到好事被坏，心中非常不痛快，他大声对着元胄呵斥说：“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 赵王招声色俱厉，想凭气势将元胄吓住而驱逐出去。 元胄知道事情紧急，把心一横，瞋目愤气，右手已搭上刀柄。 元胄武艺超绝，是当世一流刀客，他一握刀，满屋杀气凛然，空气似乎都已凝结成冰。 赵王招不愿意硬碰硬，见这一招行不通，立即认怂说道：“吾岂有不善意耶！卿何猜警如是？” 赵王招看到元胄寸步不离杨坚，知道单凭自己，无法完成刺杀的任务。 他立即开启了备用计划，在后面的屋子里，他还埋伏有一支伏兵。 于是，赵王招开始表演，他伪装成喝醉了酒的样子，想脱身出去呼叫援军。 元胄心知肚明，在这个关键点，绝对不能放走赵王招这个人质，否则，明年今日，就是他们这一行人的忌日。 于是，元胄陪着赵王招演了一场捉放曹的好戏，他看到赵王招想离开，就赶忙扶着赵王招回归座位。 赵王招又走，元胄再扶，这样重复往返，已达三次之多。 赵王招知道元胄已经起疑，自己反而成为笼中之鸟。 自己恐怕是走不脱了，一计不成，赵王招再生一计，他谎称自己酒醉，喉咙发干，要元胄去厨房取一杯水递给自己。 他心想，只要支开元胄，自己不管三七二十一，立马先下手为强，直接杀掉杨坚。 可是，他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机会。 元胄不为所动，坚挺如青松般，寸步不离地站在杨坚身后。 局势陷入僵局。 但杨坚的情况更加不妙，这是赵王招的地盘，他已经羊入虎口，如果拖延下去，必然再无生还之理。 但王者不死，杨坚迎来了一个脱困的机会。 五王之中的滕王也应邀前来参加聚会，他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按照礼节，杨坚要走下台阶，走出门去迎接他。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元胄立即在杨坚耳边轻声说：“事势大异，可速去。” 杨坚不以为然地说：“彼无兵马，何能为？” 于是，杨坚施施然再次入座，这是再次送自己入虎口。 元胄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宴会重新开始，游戏也重新开始。 赵王招准备霸王硬上弓，元胄甚至听到后殿战士们，风吹铠甲冷硬肃杀的声音。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元胄当机立断，急切地对杨坚说：“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 元胄半扶半挟持杨坚下床，一路小跑，往门外亡命逃去。 杨坚这一走，就如鸟飞长空，鱼入大海，宇文氏再无任何机会翻身了。 赵王招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也豁出去了，立马追出去，他要做最后一搏。 但元胄抢先一步，用身体堵住大门。 虽然只隔着几步路，但在赵王招眼中，元胄就似一座山峰，他今生再也无法跨越。 他只能无奈地遥望杨坚远去，那也是杨坚留给赵王招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背影。 赵王招有杀贼之心，却无必死之志，又无必杀之技，这次斩首行动，最终功亏一篑。 如果赵王招能预知杨坚以后对付宇文皇族的手段，他当时即使赔上全部的身家性命，也一定会完成刺杀杨坚的任务。 可惜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假设都不会成立。 这次刺杀的结局也是京城宇文皇族，最后所做努力的缩影和命运。 当时，山东的尉迟迥战争局势还不明朗，全国反抗杨坚的军事行动也此起彼伏，各种势力还在观望徘徊。 这种胶着的局面，有无数种发展的可能。 杨坚是一个老练而实干的政治家，他知道在这个时间节点，京城长安，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 所以，杨坚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技巧，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他缩小打击范围，他依然给宇文皇族一个错觉，杨坚不会对他们彻底清算。 但必须要有人为此负责，杨坚以此为口实，除掉了赵王招和越王盛及他们的儿子们。 但对于其余的宇文皇族，杨坚并没有大兴牵连之狱，这暂时稳定了京城长安的局势。 也让京城长安的各种势力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觉得，杨坚或者只是一个枭雄，而并不想做一个开国之君。 但是，把希望寄托于政敌的仁慈和底线，这是非常幼稚而可笑的思想和行为。 宇文皇族为此付出了不可承受的代价。 自此之后，他们再无翻身之日，直至被杨坚彻底铲除。 杨坚开始时来运转。 第20章 狂风落叶未足平，新朝新人新气象 山东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尉迟迥脆败，完败，一败涂地，再无任何翻身的可能。 他从起兵到败亡竟然只用了短短68天。 杨坚长舒了一口气，消灭掉最难啃的尉迟迥，剩下的司马消难和王谦，不过是芥藓之疾，根本不值得忧虑。 事实证明杨坚完全有理由，也值得拥有这种自信。 司马消难，被后世认为是“反覆”的代名词。 他是周静帝皇后的父亲，也是杨坚的叔父，是杨坚父亲杨忠拜把子的兄弟。 司马消难当年是北齐的北豫州刺史，他仅仅是害怕自己惹上莫须有的罪名，不想惹火上身，就主动把全州献给北周。 这种卖国求荣之事，司马消难做起来脸不红心不跳，他认为是弃暗投明，理所当然。 北周派去接应他的将领就是杨坚的父亲杨忠，经此事之后，他们结为兄弟，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但司马消难只可同富贵，不能共患难。 看他最透彻的还是他朝夕相伴的妻子，当年司马消难去南方上任，只带了美妾宠姬同行，他将原配妻子还有三个儿子都留在长安。 她便非常有远见地对杨坚说：“荥阳公（司马消难）性多变诈，今以新宠自随，必不顾妻子，愿虑防之。” 杨坚大有同感。 司马消难当年为北齐刺史，见疑于北齐，便立即举州降于北周。 他娶了北齐神武皇帝高欢的女儿，在北齐为了自己的仕途，把妻子捧在手心当宝贝，但投降北周后，她再无利用价值，便弃之如敝屣。 他和杨忠是拜把子的兄弟，当看到尉迟迥举兵，便杀掉自己手下四十人，举兵反对杨忠的儿子杨坚。 这种人，实在不知廉耻为何物，一切以利益为行事准则，可以因一己之利，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杨坚对司马消难的判断非常准确。 司马消难根本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也不是不个有能耐的敌人。 起兵刚开始，他就做了二手准备，先给自己留下一个退路，他联络偏安江南一隅的陈朝。 司马消难打了一个如意算盘。 进可以联合陈朝攻城掠地，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就算形势大坏，作为最后的退路，他也可以投降陈朝，还是可以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不管形势如何发展，他都稳赚不赔。 只是他万万料不到，他没有更多的选择，杨坚只给了他一条路。 尉迟迥竟然以一种始料未及的速度，起兵才六十八天就快速败亡，司马消难依靠的反杨坚同盟，瞬间冰消瓦解。 并且，由于尉迟迥的脆败，他在原来计划之中，给自己留退路的时间都已经不多了。 司马消难很快就看到了北周王谊的军队，征尘四起，杀声震天，向他滚滚而来。 他立即做出了放弃、逃跑和投降的决定。 司马消难，这个没有任何骨气和勇气的封疆大吏，在尉迟迥败亡后的第十天，投降陈朝。 他用的是他一贯的套路，投降敌国以换取功名富贵。 而巴蜀之地王谦之乱，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波澜不起地归于失败。 在王谦之乱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利州总管豆卢绩。 他不看好王谦，以区区二千士卒，孤军独守利州四十天，坚决不投降，最后守得云开见月明，他等来北周的大军。 以此一役就可以知道王谦，即使在他自己的地盘，也没有绝对的实力去控制下属，更不要说全面对抗杨坚。 但造反是一条只有前进的路。 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生则死，王谦的败亡颇富戏剧性。 北周梁睿的大军一路势如破竹，直接杀到成都城下，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 王谦毕竟是当世大将，他表现出了应有的勇气和尊严。 他倾其所有，集结五万大军背靠成都城结成战阵，他想和梁睿来一场硬仗。 他和尉迟迥一样，自以为以逸待劳，自己兵精将勇，又占地主之利，颇有胜算。 他亲自披挂上阵，但非常奇怪，他反而将几个信任的将军留在城中观战，他要让他们看到，他王谦才是成都之主，蜀中之王。 可是，他低估了北周的战力。 北周整个国家，就是一架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在和北齐的吞并战争中，这个机器的运转已达到最巅峰。 在战场之上，脆弱的蜀兵根本就不可能是关中勇士的对手。 王谦不但低估了北周，也高估了蜀中将士的战力。 蜀土自古安逸，偏安有余，争雄不足。 其兵器，战力和战斗意志从来都不足以争天下。 战斗的结果，早已注定。 王谦一战而败。 王谦犯的最致命的错误是，高估了自己在蜀中的影响力，更是误判了城中各位将领的忠心和勇气。 他留在城内观战的那些他非常信任的将军和下属，一是被北周的强悍战力吓破了胆子，二是他们认为王谦不可能再有机会东山再起。 既然王谦的失败和灭亡已经不可避免，那他败亡之前，就是他们为自己谋划争取利益的最后机会。 于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王谦战败；冷冰冰地拒绝王谦恳请入城的目光；残酷无情地让王谦失去最后求生的机会。 他们拒绝王谦入城。 王谦不甘心而充满怨恨地向成都城投去眷恋的一眼，率领三十个近卫骑兵，仓皇逃窜。 可是，兵败如山倒，败军之将，又哪里还有逃走的生机，他的结局也经注定。 王谦，被押送于成都，也被斩首于成都。 蜀中平定。 三方叛乱，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创纪录、戏剧性地被平定。 在中国的北方，杨坚获得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政治空间和时间。 他的威望空前高涨，他在北周的朝野和元老派面前，证明了他的实力和魄力，还有运气。 他被推上神坛。 他被认为是符合关陇集团利益的合法代理人。 杨坚，第一次将命运之神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手中。 他的篡周立隋大计，真可谓是有如神助般顺利。 但杨坚有野心，他并不只是个阴谋家，也不只是个政客。 他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开国君主，他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政治家。 他立志开创一个全新的盛世，恢复并超过大秦，汉魏的风流，那曾经是汉族顶天立地的时代。 他杨坚，要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他要创立一个更高的，如日中天的时代。 他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大公无私的，完全奉献的执政团队。 推他辅政上位的第一批元老功臣，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他深知他们的品性和为人，他曾用”反覆无赖”四个字来评价他们。 并且通过讨伐尉迟迥，他们推辞监军的往事，他敏锐地感觉到，那批推他上位的人，和他终归不是一路人，更不会是一条心。 他，杨坚，需要开创新的时代，也需要全新的领导核心。 第21章 黄沛二公终失位，沛公梅开第二春 新人要想上位，就必须摒弃旧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杨坚要将第一代领导核心刘昉和郑译排除在决策层之外。 对付这二人，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理由和手段，因为他们在朝廷之中，并不掌握实权。 他们在杨坚上位之后，延续了在北周一朝的工作和生活作风。 那就是不干正事，一心发财，自恃功高权重，无法无天。 朝野上下，称他们为“黄沛”二公（二人的封号），这显然不是一个会带来好运的称呼。 打倒他们，让他们投闲置散，朝野之间，即使不是欢呼一片，也很少有人会反对。 但杨坚对待他们二人的处理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刘昉，杨坚简单粗暴，他将刘昉撤职，将他原来的职位授予高颎。 但对于郑译，杨坚的心态就复杂得多。 因为郑译既是他少时的同学，也是他昔日在北周朝廷中的党援，那是他真正的帮手，他们二人可谓是少小两无猜，长大成朋友。 杨坚心下不忍，他心中还对郑译存有一丝温情。 于是杨坚采取了敲山震虎的敲打法。 当时郑译是杨坚的丞相府长史，当他一如既往，坐在公事厅中等待处理公务时，那些早已得到杨坚指示的下属，没有一个来向他汇报工作。 看到空空如也的大厅，郑译的心中更加空空荡荡，他第一次感到害怕恐惧，他也完全被吓坏了。 老于世故的他知道，他的时代结束了。 只是来得如此之快，却让他始料未及，他虽然惊慌，却并不太悲伤。 也许，在扶植杨坚上马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做好了面对今天局面的心理准备。 郑译找到杨坚，立马跪下，匍匐而前，向杨坚诚心请罪，并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 杨坚看着脚下五体投地的郑译，并没有指责和痛骂他。 他反倒温言细语地宽慰郑译，并和他述说起往日趣事，昔年情怀，今日恩情。 杨坚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虽然不想让郑译再担任如此重要的官职，但他并未完全放弃这个昔日的同学。 塞翁失马，未始非福。 一时的打击，并没有将郑译击垮，他并未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他在杨坚朝还有一段浓墨重彩的传奇。 但在前期，他始终被杨坚打压而无法翻身。 郑译丢官在家，心中始终有一丝不甘心，闲来无事之际，心思大动，想通过左道旁门之术，给自己祈祈福，转转运。 但这件事很快被杨坚知道了，杨坚一生，最忌恨也最忌讳这种厌蛊之术，他没将郑译赐死，已经算是烧了高香。 但他对郑译讲了一句让他瑟瑟发抖的话，“我不负公，此何意也。” 这是一句足以让人浮想联翩的话，郑译经此一事，消停了很久。 但他又因为一件事，被杨坚当廷痛斥。 郑译和他母亲的关系并不好，就和她分开居住，对于以忠孝立国的杨坚而言，这也触犯了他的逆鳞。 杨坚正式下诏指责郑译说：“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 话非常难听，也似乎有压抑不住的怒火，但杨坚还是留了郑译一命，他赐给郑译一部孝经，叫他熟读于心，善待老母。 杨坚始终没有放弃他这个同学。 虽然他没有让郑译进入中央核心权力层，但他和郑译却似乎一直保持着良好难得的私人关系，作为以猜忌刻薄留名青史的杨坚，竟然在私心之中，还保留这样一段同学之情，实在也是一个异数。 在隋朝蒸蒸日上，天下大局已定的时候，杨坚重新启用了郑译。 他先将郑译外放为隆州刺史，郑译以脚上生病为由，上书请求回京城治病。 这次外放，本来就是一种过场，是一个跳板，杨坚立即批准了郑译的请求，并且在醴泉宫为郑译摆酒接风洗尘。 此次宴会，君臣尽欢，杨坚对郑译动情地说：“贬退已久，情相矜愍。” 然后，杨坚让郑译官复原爵，重新封他为沛国公，上柱国。 杨坚看着满朝文武大臣，少有的表露出自己的感情，他以充满缅怀的语气说道：“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念此，何日忘之。” 也许，杨坚在心中想起了当年自己困苦遭忌之时，郑译对自己苦心维护之恩。 也许是杨坚想起了自己少时同学，已有几个毁于自己手中的命运无常。 也许，杨坚从头至尾，在心中，他一直把郑译当成那个春风十里，年少翩翩的同学少年。 高熲敏锐捕捉到了杨坚这种微妙的心态，他在杨坚和郑译君臣之间表现了他的高智商和高情商。 当杨坚命令李德林当场起草诏书时，高熲幽了郑译一默，他说道：“笔干。” 意思是笔上墨水已干，不能写字，想向郑译要润笔费，才可挥毫作书。 郑译心情大好，不假思索地说：“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 这顺便在杨坚面前吹嘘下，自己虽然外放当了刺史，但自己二袖清风，身无分文，又哪来润笔之钱呢？ 于是，君臣心领神会，开怀大笑，极尽欢乐。 真是好一场聚会。 郑译在杨坚一朝参与修乐，在古代社会，礼乐是社会运行的基础，郑译能参与主持这种国家重大的事情，可见杨坚对郑译的看重。 当礼乐修成，杨坚对郑译说：“律令则公定之，音乐则公正之。礼乐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 就郑译来说，他在北周为佞臣，但在杨坚的隋朝则为能臣，真可谓是君正臣明，主昏臣昧，一朝天子一朝臣，确实深得其理。 一切水到渠成。 杨坚立即扶正以高颎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而他自己也完成了登基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北周正式封杨坚为王，并赐国名为随国，赐郡二十，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 杨坚接受王的爵位，还有十郡。 但天下大器，需要名实俱符，从程序上说，杨坚还需要完成最后的一跳。 在杨坚封隋王的二个月后，他受相国、百揆、九锡、建台置官。 这是中国历史上权臣篡权覆国的标准步骤，杨坚距离建立新的王朝，就只剩下选择黄道吉日了。 但杨坚还有顾虑。 第22章 天下大势分必合，天生杨坚复汉业 杨坚的顾虑来自于他浅薄的根基。 虽然他矫诏辅政以来，控制朝廷，接管长安，平定三方之乱，每一步都像开了挂，就象是按剧本演出一样，顺利得让人惊掉大牙。 但杨坚心里非常清醒，他有着开创盛世的机会，但他的政权，也面临着天生的本质上的虚弱。 他不想在旧朝当个补锅匠，修修补补已无法满足他的野心和欲望。 他想立即开创一个新的皇朝，然后大刀阔斧，将自己的弱点变成强项。 这个时代，等待这个新的皇朝，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 长到已经足足等了三百年。 中原汉族皇朝自西晋永嘉之乱后，进入五胡乱华的至暗时刻，外族统治者依靠野蛮强大的武力和惨绝人寰的残暴统治，对中原大地，实行了灭绝政策。 他们屠灭一次之后，又再屠灭一次，周而复始，长江以北，汉族差点被杀戮殆尽。 从二千多万人口，直接被屠灭到四百多万，一个六口之家，平均只剩下一个人。 北方汉族在无差异化的屠杀之下，差点灭族。 幸亏南渡的汉人保存了传统的文化和对民族的信心，以及信仰。 这些外来的政权，都是野蛮的外族建立，根本谈不上任何文化和文明的建设，他们不过是把中原大地，看成是一个大的游猎场，把人当成一种移动的、活的的口粮，这是汉族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二脚羊”的时代。 但汉族在绝境之中，依然展现了惊人的生存力，顽强存活下来的北方汉族，因时因地制宜，和北方的胡族，相互融合互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胡汉合流的文明。 拓跋氏建立北魏，面对胡汉融合的社会现实，逐渐走上汉化的路线，毫无疑问，这种政策会侵犯到传统的胡族既得利益者。 于是，北方边境的“六镇兵乱”开始。 叛乱的深入让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他们是一体双胎，实力和权力基础都源于北魏以及六镇。 进入关中的西魏尤其弱小，它草创之初，不过是依仗贺拔岳区区二千人马，在关中苦心经营，才勉强生存，贺拔岳本人也在高欢的围剿下，很快兵败身死。 在北魏皇族和东魏高欢的强势军力围攻下，西魏政权真正的创建和奠基者宇文泰横空出世。 他天才型地选择了军政一体化的路线，一切以军事为中心，一切以征战为目的，武力决定他的一切行为方式。 唯其如此，西魏北周才能够从苟延残喘，偏安一隅，到最终统一中国北方。 这条路线，就是融合关中本土豪强，加上六镇的核心力量，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以家族血脉传承，婚姻及老乡同学之间的关系，加上军功大小来维系西魏这个国家军事机器。 为了增强其凝聚力，宇文泰开创了一种复古的鲜卑族文化，以有别于江南继承东晋正统的汉族文化，和自诩继承汉魏正朔的东魏文化。 西魏北周本质上是一个鲜卑化的胡汉融合，军政一体化的政权。 外族在中原大地之上，统治太久，野蛮太久，蹂躏太久。 汉族，需要在苦难的呻吟中重新拾得自信，需要再次挺直腰杆，成为一个大写的直立的人。 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政权，来恢复汉族昔日的荣光。 时代，选择了杨坚。 杨坚，也不负于这个时代。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三百年间，一定有王者出现。 现在，时候到了。 杨坚，就是天命所选之人。 胡汉民族融合之下，汉族的人口在增加，文化在复苏，甚至在汉人的弱项——战斗力上，汉族都已经完全不输于外族的士兵。 这当然也是机缘巧合下的历史必然。 作为专职的士兵这个职业，在异族的统治下，一直都被外族所垄断，有兵就有力，有力就有权，这有利于他们的统治。 没有军事力量，就无法反抗他们的统治，他们希望以这样一种制度，让汉族永远成为柔弱待宰的羔羊。 但北周和北齐在残酷的吞并和消耗战中，出现了巨大的兵力空缺，汉族才迎来了在军事领域的发言权。 当年，北周太祖宇文泰在邙山大败，他的鲜卑族精锐部队损失惨重，为了力图生存，也为了再次集中力量对抗北齐，宇文泰发布了一条面向全社会的无差别征兵命令。 这条命令，让关中的汉族有一半都成为了士兵，士兵基数大了，就一定会出现将军，也会逐渐出现优秀的军事统帅。 于是，汉族在朝野的力量快速增强。 时代，需要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王朝，一个强大强悍的中央集权，高效运作的汉人王朝。 时代，也要求恢复汉魏以来，汉族的荣光。 那是汉族最美好的年代，也是拥有无限光荣和梦想的年代。 但在王朝创建之前，杨坚还需要名正言顺地走完一些规定的程序。 他创建一个全新王朝的条件，已经万事俱备。 杨坚准备采取“禅让”的传统登基方式。 这种登基的方式，传承自尧舜时代，表面上温情脉脉，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伴随的过程和结果，往往血腥而残酷。 但中国的政治追求名正言顺，合乎礼义，禅让当然也有一整套标准的流程。 首先改朝换代必须“应天命”。 于是，庾季才粉墨登场，他提出“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今王气已现，须即应之。” 庾季才非常精准地判断二月甲子是禅让的黄道吉日。 因为这一天，是汉魏二代强盛王朝的立国之日，也正好碰上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之时，可谓春雷一响，万物复苏，符合新王朝滋润生长万物的气魄。 新的王朝，自然需要万象更新。 杨坚大喜，这是上天的吉兆。 第二步就需要“应人事”。 新王朝必须要得到朝野上下的大力支持和承认，耆老宿旧，功臣豪强就需要表态和效忠，以表示新王朝的建立深得民心。 要完成这一步不费吹灰之力。 几大实权人物早已倒向杨坚，晋阳李穆家族，幽州于翼家族，北周帝国二大心腹要地的实权家族，早已把赌注，完全押到了杨坚身上。 杨坚的目光，投向了新**蜀的封疆大吏梁睿。 他的威惠和政绩，声名斐然于巴蜀大地，民夷悦服，但同时，他的声望也让杨坚颇为忌惮。 梁睿非常上道。 他立刻奉上劝进表，这虽然不是雪中送炭，但绝对是锦上添花。 梁睿的态度，同时也代表了北周朝廷中，绝大部分非杨坚核心圈子中人士的态度。 梁睿本人也曾经犹豫不决，但在当时名士薛道衡的劝说，“天下之望，已归于隋”，才下定决心劝进。 有此三方面封疆大吏的明确支持，再加上杨坚的核心死党圈子，其余次一级的传统势力，都是墙头之草，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支持杨坚的改朝换代的大计。 禅让的第三步就是“三让”。 北周的旧皇帝照例要起草禅让诏书，当然，这么正规而重要的文件，肯定只能由才名冠绝天下的文胆李德林操刀，杨坚也必须照例推辞三次，才有满满的仪式感。 然后周主逊位，隋主登基。 周静帝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能乖乖搬出皇宫，为新的皇帝挪出位置。 杨坚接受皇帝玺绂。 戴上远游冠，接受册玺，改服纱帽，黄袍，着衮冕。 然后登基大赦，改元“开皇”。 祭天祭祖。 复杂的登基仪式终于完成。 杨坚走向前台，他是历史名君，也是一代雄主，他叫隋文帝。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被低估的皇帝。 第23章 万般道统终归一，天地立心立章程 杨坚是历史上得国最快的开国君王。 他虽然火箭般地登上了帝位，但这个国家，从表到里，百废待兴。 这一年，他四十一岁，他将在余下的二十多年里，真正开创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也将开创这个帝国辉煌灿烂，让后世高山仰止的历史。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名君。 他的年号叫“开皇”。 这是一个充满野心和追求的年号。 一统六国的秦王名叫始皇，杨坚想重开天地，敢和秦始皇叫板，就叫开皇，是开创盛世，开天辟地的皇帝。 这个年号有佛教渊源，“号曰开皇，可谓法炬灭而更明，否时还泰者也。” 同时，开皇又是源自于道教灵宝经的年号。 这个儒释道三教合流，呼应历史，展露野心的年号，象征杨坚将会带领这个饱经沧桑的国家，登上一个又一个的巅峰。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正衣冠。 人而为人，衣服是第二脸面，但北周是鲜卑族政权，虽然名义上的政治体制是仿效周朝，但却只是包裹了一层似是而非的外衣，内里基本上都遵循鲜卑旧俗。 这可以从汉族的高官都被赐与鲜卑姓氏就可以得见一斑。 杨坚的家族被赐姓普六茹，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家族，则被赐姓大野，汉人身上鲜卑族清晰的铬印，也反映在着装上，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服装。 整个社会，被鲜卑族的北周政权改造成不伦不类的混合风格，虽然叫相融，但也有数典忘祖之讥。 强权即公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已。 现在汉族迎来了自己的王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堂堂正正做一个汉人。 改姓名，君臣百姓的乘舆服制服色，全部改回汉魏旧制，这种焕然一新，重新为人的感情，发自所有人的内心。 他们惊喜地发现，崭新鲜艳的色彩和服饰下，新的社会，新的制度，新生的人，是一件多么值得喜庆和欢乐的事情。 如果说这是表面的，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杨坚接下来就做了很多足以让他名垂青史的伟业。 他开创性、前瞻性地做了很多堪为后世典范的工作，中国历史以后一千多年发展，无非是其大江东去的余波。 杨坚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治家，这和北周的政治传统相吻合。 因为北周从一开始，整个国家就处于求生存的阶段，因而北周的历任统治者和掌权者，都只能从现实的角度去考虑政治结构和运作。 军政一体，一切以军事为中心，回归鲜卑旧俗，这是北周政治的精义。 北周虽然在政体上效仿周朝，但却只能断章取义而进行似驴非马的穿凿拼凑。 所有施政的核心都基于解决现实的政治困境。 杨坚更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实用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杨坚开创性的工作，他承受得起后世最崇高的评价。 总结一句话，他为这个国家，这个现实的社会，也为以后的世界，重新树立了规矩。 他开创性地创建了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从小到大的无数规范，让后世不过只是仰望其项背，加以细分精化深耕而已。 他改变了中国政体传统上的分封土地，分享权力，分治领地的“三分治理”模式，而向集中权力，集束管理，集约发展型的“三集政体”发展。 他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了政体。 从历史角度而言，功高震主，权臣窃国之类事例数不胜数，杨坚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 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皇帝之下，还有一个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熏天的宰相。 他是百官之首，代表百官的利益，号称百僚之长，拥有足以和皇权相抗衡的力量。 但不管是单一宰相制还是北周的大冢宰制度，时日一长，就会出现权臣，当他拥有连皇帝也羡慕的权力的时侯，窃国覆国就成了家常便饭。 杨坚的构想，就是去掉这个“一”，并让自己成为这个“一”。 与其将所有的好牌集中于一人手上，让他长期坐庄，自己反倒成为旁观者，还不如重新组织一个牌局，自己当庄家，让大家轮流玩。 这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宰相。 于是，杨坚实行了宰相集体领导制度。 他不只是任命一个宰相，而是组建了一个宰相集团，让他们互相牵制，然后君主驾凌于宰相之上，平衡权力，就可以达到控制朝政和宰相的目的。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让宰相由百僚之长，变成了皇帝的幕僚，让他们成为提供意见和建议的智囊团和超级智库。 然后皇帝躲在幕后，成为操纵者。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三省六部制的萌芽，这不是杨坚的发明，他只不过是将南北朝时期的三省制做了发扬和光大。 尚书，内史（中书)，门下三高官官和杨坚指派的官员组成一个宰相集团，但不设唯一宰相。 杨坚，实际上成为那个高高在上的唯一的大宰相，也是至高无上的君王。 无规矩不成方圆，既然有了这个做事的框架，就需要定下做事的规矩。 这就是杨坚要做的第二件事，他制定了全套的律令格式，即建立了整个国家崭新的制度和法典。 这也是他做成的一件光耀千古，足为后世模范的大功德，他奠定了此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制度和法典，依然有一个核心点，即强调那个“一”。 这个“一”，就是皇权。 制度和法典，强调君权和皇权至上，但在杨坚的法典中，规范里，也充满了人文关怀。 这体现了新时代所突显的那种朝气蓬勃，生机万象的精气神。 看看实际的成果就足以说明一切。 杨坚制度的《开皇律》，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刑法，是国家的重典。 581年初稿完成，583年修定，然后成为定稿。 这部国家的大典，成为中国和整个东亚文化圈中的通典，影响力达到上千年之久。 而第二层次的《开皇令》三十卷，则规定了社会的各种制度和现实生活的准则。 其下层的格和式，详细解说、解释了开皇令中的种种规定。 这样整个社会就可以处在一种有法可依，有则可循的规范的世界之中。 这种详细的规定，除了杨坚有重开天地的觉悟外，最根本的还是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 其中的理念，贯彻了杨坚和他最重要的官僚之一苏威的治国理念——将一切设计好，然后整个社会按照设定好的规则，一丝不苟地运行。 各级政府按照程式就可以有计划、有规范地完全复制，从而进行有效管理。 苏威和杨坚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彻底的政治家，他们的一切思想，行为都为政治而生。 所以，这二个人金风玉露一相逢，成就了一段传奇。 苏威作为官十代，家中连续十代都是二千担以上的高官，他的父亲是北周王朝政治制度和政治风格的奠基者——苏绰。 苏威含着金锁匙出生，也以帝师自诩。 苏威一直在等待一个绝对安全和完美的时机，能让自己毫无后顾之忧去施展自己的抱负。 他需要等待一个正确的时代，一个正确的环境，和一个正确的人。 第24章 覆巢之下无完卵，小家大国推忠孝 在苏威正式登上他的舞台前，杨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要做。 新帝登基，旧王何去何从？ 这是杨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按照惯例，禅让后，对于前朝的皇帝和王爷，例降一级，爵位为公，北周末代皇帝周静帝被封作介公。 王或爵，只是一个名称而已，这并不是问题，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他们。 这是杨坚的烦恼，也是他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他有很多种选择，事态也具备无限种发展的可能性。 虞庆则站了出来，他献上了一个杨坚想做，但不好明说的建议：尽诛宇文氏。 这是看似必要而正确的决定，也是一种不得人心的选择。 杨坚和宇文氏都属于关陇集团的核心圈子，杨坚篡周立隋之所以如此顺利，很大程度上这只是权力的内部流转，只是庄家由宇文氏换成了姓杨的。 这并不涉及到游戏规则的改变，大家手上的筹码并没有变少，游戏还可以接着玩，甚至不少人还有额外的奖励。 这虽然损害了宇文氏一家的利益，但保证了大家都能继续玩这个游戏，都能乐在其中。 况且江山代有才人出，王位的适当流转，换另一家做庄家，也能带来一些新气息。 这是整个关陇集团支持杨坚的前提。 杨坚也是关陇集团核心分子，满朝文武，和他非亲即故，甚至大半都可以攀上二代三代的亲戚。 如果杨坚举起屠刀，即使只限于诛灭宇文皇族，也必然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两败俱伤打法。 但如果不彻底清除宇文皇族，就会成为一颗钉子，始终插在杨坚的心头。 他本来就根基浅薄，得位又不正，经不得政局上任何的风吹草动。 最大的危险，就是内外勾结，利用宇文皇族的力量和影响力，去造反。 宇文氏一家，虽然经天元皇帝胡搞乱玩而崩盘，但却是名正言顺，根深叶茂的大树，难保不出几个忠臣孝子，或是类似杨坚的阴谋家，用杨坚的方式来对付自己。 让宇文氏存留于世，还是将他们彻底诛杀，以绝人望，这确实是个问题。 杨坚心中早已做了选择。 宁可他对不起这个世界，也不要让这个世界辜负他。 因而，虞庆则一提出这个提议，杨坚立即表态赞成。 而第二代领导核心层的高熲和杨惠（雄），明知不可，却也不好阻止。 但有一个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就是杨坚找到的三个帮手之一的李德林，他好几次坚决反对虞庆则的提议，并且和他展开辩论。 这惹恼了杨坚，因为虞庆则的建议其实就是杨坚自己的想法。 他感受到李德林的意志力，知道无法说服他，不由恼羞成怒地说：“君书生，不足与议此。” 于是，所有宇文皇族，全部立即伏诛，以绝天下之望。 但宇文一族，还有一棵独苗。 他就是现在叫做介公的原周静帝，他依然在杨坚的严密监视下，苟延残喘生存了几个月。 直到江南陈国的使者出现。 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北周静帝递上国书，但走到长安时才发现，世界变了。 北周不在了，现在帝国叫隋朝，它的主人叫杨坚，使者傻眼了。 杨坚故作大方，他派人将陈国的使者送往介国的介公（周静帝）之处。 这个意外的事件，提醒了杨坚，让他下定决心，留着周静帝，始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隐患。 于是，在陈国的使者拜访完周静帝的第二个月，周静帝非常配合地死于介国。 宇文皇族终于被灭族。 反对杨坚进行清洗的李德林也独自承担了后果，他虽然没有被赶出朝廷，却从此与权力中枢无缘。 但他毕竟是山东士人的代表，是帝国的图腾之一，他依然屹立于杨坚的朝中，但逐渐成为一个边缘化的大臣和重臣。 充其量，他就是半个宰相。 杨坚的第二代核心团队杨雄、高颎、苏威、虞庆则，加上半个宰相李德林，四个半宰相集团正式形成。 他们就是号称“四贵”的宰相集团，虞庆则踏着宇文皇族的尸体，赶上了末班车。 四贵之中，最后一块拼图，就是苏威。 他姗姗来迟，但最后出现的，总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苏威一直追求理想中三个“正确”，正确的时代，正确的环境和正确的人，只有这三个条件全部满足时，他才会出山施展自己的才华。 当北周权臣宇文护依靠强力，将苏威招为女婿时，他为了避祸，逃入深山，以诗酒自娱。 他认为宇文护不是一个正确的人。 宇文护败亡后，杨坚又有篡立之心，苏威赶紧辞官，再一次逃归乡野。 北周将亡，新朝未定，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时代。 尘埃落定之后，隋朝气象万千，勃然成长，这是一个正确的时代，也是一个正确的环境。 于是，杨坚一纸召书，苏威就再不犹豫，轻骑出山。 他知道，他遇上了一个正确的人。 他也确信，他自己的时代即将来临。 事实证明他值得拥有这种自信。 苏威深得其父和其家世代为官的精髓，杨坚和他一席相谈后，对其大为倾倒。 因为杨坚本来就是其父苏绰治下的官僚，因而，苏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框架，深得杨坚之心，君臣二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最重要的是，他们二人，都是天生的政治家，为政治而生，也可为政治而上下求索。 杨坚化家为国，是一个将自身所有思想和行为，物化成为整个国家的意志，并且想让它渗透于国家日常的生活之中。 苏威更是深得其中三昧。 他非常精辟地提出一个理论，他假托他父亲苏绰之名，说是苏绰的经典传世理论，“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 这是一种以小家庭的孝道，化为国家层面的忠孝，是一种高明的洗脑思想。 治国先立本，本就是思想，苏威提出，导孝为忠，化悌为顺，形成绝对的父权和君权崇拜。 这就是杨坚求之不得的效果。 但是，这种军政一体化的教条式管理理念，蕴含了对知识文化无比的轻视，理所当然地遭到当时名士的指责和反驳。 国子博士何妥当场就发现并指出，苏威理论上的欺骗性和绝对性，他用了三个有名的思辨反问，去证明苏威的荒谬。 第一苏威所学，肯定不止孝经。 这本身就是欺君。 第二苏威说，这是他父亲苏绰的教诲，如果是真实的，那苏威就是不遵从他父亲的教诲，因为他读了别的书籍。 这就是不孝。 第三，如果苏威之父苏绰没有此语，那苏威编造此话，等同于欺君。 从逻辑上说，何妥的说法成立。 但他却并没有掌握杨坚认同苏威谈“孝”的实际的政治意义。 何妥的孝，更多的是孝本身的本质内涵。 而苏威和杨坚一样，是个纯粹的政治家，他们所谓孝，是国家伦理层面的忠孝，目的在于培养一种绝对服从的社会道德，以利于中央的集权，特别是皇帝的集权。 苏威和何妥都没有错，但显然，杨坚更需要苏威的理念。 杨坚，是北周出身的隋朝开国帝王；苏威，是北周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奠基者苏绰之子。 他们本就是同一路人，相同的政治理念，让他们的相遇，碰撞出灿烂的火花。 苏威终于在一个正确的时代，正确的环境和正确的人的领导下，大放异彩。 杨坚立即给苏威委任了五大核心职务，以表示对苏威的敬重和重视。 这五个职位都是实职要职，政务当然极为繁重，但苏威安之若素，也没有举贤自代之意。 这立即招致了传统力量的反对。 梁毗站了出来，他上书正面弹劾苏威。 梁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了背后传统的关陇贵族的声音，杨坚立即感觉到了压力。 杨坚压力的渲泄管道，流向了高熲。 这是杨坚上任以来，第一次和关陇集团的交手，杨坚并没多少直接的对抗经验，也没多少把握可以战胜他们。 显而易见的压力，高熲心知肚明，为了让杨坚多一些回旋的余地，也为了给杨坚赢得多一些时间，高熲迫于压力，上表请求逊位。 关陇集团来势汹汹，来意不善，朝野之中暗流汹涌。 杨坚，及其钦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能不能坐稳江山，也成了一个问题。 他们，即将迎来几场生死恶战。 第25章 高颎一心辅二圣，杨雄首成局外人 杨坚最早的权力中枢，是由拥立他矫诏辅助政的北周群臣组成。 杨坚和他们的关系，延续了南北朝时期，君臣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政治惯例。 为首的刘昉，郑译已被杨坚在登基前废黜于家。 但他们二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刘昉，当年杨坚在犹豫时，他口无遮拦说过：“公若为，当速为之，不为，昉自为也。” 虽然这是为了催促杨坚下定决心，但他从心里对杨坚从来就没有真的服气过。 他并没有转变自己的心态，以前他们同朝为臣，现在却已是君臣相隔，身份悬殊了。 刘昉的心态一直停留在“刘昉牵前，郑译推后”的居功自傲的位置。 他认为杨坚不过是自己推立的“某一个”而已，他并不认为杨坚就是那唯一的一个。 这种看轻杨坚的心态，让他想要卷土重来。 这立即引发了新政权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杨坚登基之后，其执政理念是集中权力，集束管理，集约发展型的“三集政体”，新的中央核心决策层是一个全新的班子。 这是一个由四个半宰相组成的宰相团体。 最早的核心隐然是以杨惠（雄）为首，他是杨坚的族内侄子。 杨雄地位特殊，在杨坚谋划篡立之初，杨坚坐镇后场，他替杨坚冲在前面，招揽了所有必须的核心力量，是居功至伟的重臣。 高颎，李德林都是其手笔。 但在杨坚建立隋朝之后，杨雄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地位。 他功勋卓着，加上又是宗亲，天然地高居武将的最高级别，成为掌握实际兵权的右卫大将军。 水满则溢，杨坚很快发现了杨雄的权力和实力过于庞大，甚至可能会威胁到自己。 这来自于一次蹊跷的弹劾案，有人检举告发高颎，罪名是朋党。 这在高层斗争中是经常使用的借口，并且屡试不爽，只要皇帝需要，这就是一条可实可虚，可大可小的罪名。 杨坚非常肯定，高颎暂时还不具备这种能量，朋党案背后的指控，他知道隐隐指向了杨雄。 他立即询问杨雄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相。 杨雄据实回答说：“臣忝卫宫闱，朝夕左右，若有朋附，岂容不知！” 当时正是万机草创，群策群力，合心齐力之际，对于高颎这个没有军权的家臣，杨坚心中并没有对他怀有很深的戒心。 但于杨雄而言，即使杨坚有所怀疑，但查无实据，甚至连指控都是语焉不详。 杨坚没有惩处高颎，但朋党二字，却如一根钢针，刺入杨坚本来就刻薄猜疑的内心。 他内心之中对于杨雄，这个手握军权，宽容下士，朝野倾瞩的族侄，产生了真正的顾忌。 于是，杨坚给杨雄升职了。 他加拜杨雄为司空，这是三公——太尉，司空，司徒之一，是人臣所能达到的最高级别官员，但杨坚立国之后，三公职位只是最高虚名，已经没有实权了。 这是明升暗降。 杨雄心如明镜，他知道伴君如伴虎，要想善终，是时候退出了。 他立马交出兵权，并且关上自己家的大门，从此之后，不再会见宾客，孤独慎终，以免祸患。 杨雄事实上退出了隋朝政坛，终杨坚一朝，他虽得善终，却再无建树。 杨坚一朝，真正的，最核心的大臣是高颎。 这个被杨坚叫做“独孤”的男人，是杨坚岳父独孤信的旧部，也是杨坚及其夫人独孤伽罗在朝廷的代言人，本质上是他们的家臣。 杨坚一朝，高颎能成为政坛的常青树，除了他本人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良相，他的天下至公理想和高超的政治实力技巧之外，他和杨坚的私人关系，尤其是他的背后，有着杨坚夫人独孤伽罗影影绰绰的支持，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为独孤伽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性，妻子和皇后。 她和杨坚，被皇宫之中的人，并列称为”二圣”，在某些方面，独孤伽罗足以和杨坚平起平坐。 她是一个传奇，是一个真正的女强人，也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妻子和皇后。 她非常完美地诠释了男人去征服世界，而女人靠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传统理念。 她创造了一个奇迹，她让隋朝的皇帝杨坚，只生育并且只养育她自己亲生的五个儿子。 杨坚虽然清心寡欲，却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并且是一个拥有强大后宫的皇帝。 可以想见，在多年的夫妻相处生涯之中，杨坚也可能有过别的儿子，但在独孤伽罗的强势干预下，只有她自己亲生的五个儿子，才成长为杨坚唯一的儿子。 在帝王之家，为了争宠和保持自己的地位，生而不养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 独孤伽罗既会善后，也会防范于未然。 当年，杨坚曾经宠信过尉迟迥的孙女，她因为尉迟迥兵败，被罚当了宫人。 杨坚和她对上眼，宠幸了她，但这捅了马蜂窝。 独孤伽罗过于强势了，她趁杨坚上朝时，直接处死了尉迟。 这让杨坚出离愤怒，他无法抑制住情绪，以皇帝之尊，独自骑马，逃出宫去。 当然，他贵为皇帝，就算是出走，也无法甩脱高颎和杨素如影随形的劝说。 在最亲信的伙伴面前，他不由自主地发出“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的感叹。 这里面既包含了对独孤伽罗的无奈，同样，也包含了其深层的家国之爱。 高颎来自于独孤家，他寄托了独孤伽罗对于早逝父亲独孤信的思念，这种特别而微妙的关系，让杨坚对高颎寄予了一种超越正常君臣关系的厚望和亲情。 而高颎，一生之中，对得起他们二个人的信任。 他知人善任，一心为公，在他的周围凝聚了当代最杰出的实干政治家。 隋初政坛四贵，除高颎自己外，苏威就是高颎的举荐，虽然苏威是足以和高颎匹敌的政治对手，但他的才干，更多在于制度和律令制定之上，在治国的政务和实操方面，高颎甩了苏威几条街。 另一核心虞庆则也由于其文武才干，被高颎推荐为石州总管，而后逐步进入杨坚的视野。 在对宇文皇族的斩草除根计划中，虞庆则奠定了自己在权力中枢的位置，但他对自己的引路人高颎，一样心怀感恩。 高颎虽然确立了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位置，但这个新的领导层也没有太多根基，他们很快就受到了挑战。 他们的对手是北周和隋唐二代力量来源的关陇集团，杨坚也只是属于他们中的一份子，他只是被他们挑选出来，扶植上位的天子。 这里面潜在的含义就是，如果他们不爽，他们也可以培养和扶植另外的代理人。 正如宇文忻曾经明确地讥讽杨坚“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 这是西魏北周以降的政治传统，但他们小看了杨坚，时代已不是以前的时代了，杨坚也不是曾经的杨坚。 第一次的挑战是小规模和试探性的，但已经足以成为下一次更尖锐战斗的源头。 北周的的军国一体化机制一直是贵族集团的分权制，以及按军功受益制二者并行。 在长期的征战中，形成了掌握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关陇贵族集团，北周的皇族宇文氏，以及杨坚家族，继隋而起的唐朝李渊家族，都是关陇集团中的佼佼者。 在此集团之内，依靠血缘，姻亲，同乡和同学等关系，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但这种结构同时也决定着政治资源和社会利益必然要呈分散型，分享型的态势分布。 北周皇朝就行使了这样一种制度。 但杨坚志承汉魏，远溯大秦，立志重开天地，他想建立起彻底集权化，君主高度专制的新朝代。 他要改变游戏规则，肯定会去动别人的蛋糕，那就一定有人想抢回去。 于是，第一代领导核心调整之后的余波，汹涌而来。 赋闲在家的刘昉并没有闲下来，他准备掌控这次风浪。 他并不是个好说话的主，当年他可是当着杨坚的面说过“公若为，速为之；不为，昉自为也。” 他心中始终认为，杨坚的天下是自己送给他的，自己居功至伟，他应该独享尊荣和富贵。 因此，他失势之后，难免心怀怨望，朝野之中，不平之人，远不只他一个，他很快找到知音，组建了一个“五人同盟”。 卢贲在当年局势未明之际，用武力强压百官追随杨坚，认其为主。 他认为高颎，苏威并无尺寸之功，但现在却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他耻居其下。 于是，和他刘昉一拍即合，阴谋便从密室中滋生而出。 他们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准备离间杨坚父子，推立未来可能的新君，以谋辅政。 推立新君的第一步，就是推立太子。 第26章 外示尊崇实夺权，潜流暗涌起关陇 自古以来，废立太子，就是一件收获巨大，风险也极高的大事。 当时隋朝的太子是杨坚的大儿子杨勇，但他的储位并非完全不可动摇。 杨坚的二儿子，晋王杨广才是真正得到杨坚和独孤皇后欢心的人，阴谋家们第一次在隋朝引发了太子废立之事的讨论。 他们两面双刀，押宝到皇太子杨勇的身上，又向杨广表达忠心。 这是一种挑起竞争，搅浑池水，分散投资的策略。 只要他们挑起事端，这种微妙而敏感的话题，一定会让朝卧，甚至皇帝本人，也会被带入某种节奏，情势越混乱，就越能获利。 他们播下的这一颗罪恶的种子，要到十多年之后，才真正生根，开花结果，并成为隋朝极盛而衰的转折点。 本质而言，这种首鼠二端的骑墙行为，不过是政治投机，为自己谋私利而已。 但他们这个小集团中，却出现了几个身份微妙的人物。 刘昉等人，不过是以无赖近臣身份得幸于北周天元皇帝，在朝野之间并没有深厚的根基。 但参与谋乱的另外几个人，却都是出自于关陇贵族集团，其中李询是太师李穆的亲侄子，而元谐是北魏的累世贵胄，又是杨坚少时的同学，更是最早一批向杨坚表示忠心的的元老级人物。 当年杨坚阴有篡立之志，元谐便曾推心置腹地对杨坚说过：“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 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话，但于杨坚而言，却足以收获一份忠诚和自信。 杨坚禅让之后，曾经不无得意地对元谐笑着说：“水间墙竟何如也?” 他们二人有足够的级别和身份，他们虽然并不想推翻杨坚的统治，但他们足以代表了旧时贵族的某种不满和抵触情绪。 传统贵族们，怀念北周武帝时代那种共创大业，共享大权的黄金时代。 现在，他们对于要集权，要集中，要集约的体制，要独尊杨坚一姓的制度和风气，心生抵触。 他们的反对和反击是有限和充满试探性的，他们并没有直接反对杨坚本身，转而反对实施这种制度的新的领导核心高颎，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是关陇集团和杨坚第一次的较量。 太子之争，表明了朝野的关陇集团具备搅乱局势，浑水摸鱼的能力，但那是一种长期的隐性压力，他们跨出攻击的第一步，是尖锐而急切的。 杨坚敏锐地嗅到了这种危机，高颎也立即感受到了关陇贵族集团的直接压力，他立即递上了一纸辞呈，请求将自己的位置让给苏威。 苏威虽然没有尺寸之功，但他是关陇集团中根正苗红的一员。 杨坚对于刘昉等人的谋乱采取了怀柔的政策。 他知道，他的真正对手不是明面上的刘昉，而是其背后影影绰绰的关陇贵族武将集团。 杨坚在查清楚这个小集团的活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表现出少有的宽宏大量。 “以龙潜之旧，不忍加诛”，安抚了所有参与人员。 他甚至没有杀戮一个人，哪怕是找出一个替罪羊。 相反，他为了安抚李穆，并消除他的戒意，特地下了一道圣旨，大加褒赞李穆的不世功勋和为国为民之高风亮节，然后才谈及他真实的目的。 “自今以后，虽有罪愆，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 这实际上是对关陇旧贵族的妥协，这也是明面上的态度，以安抚李穆，还有和他同一心思的武将们。 为了进一步笼络关陇贵族，在高颎的辞呈递上来后，对于这个自己的家臣，还有自己亲自选定的代言人的辞职，他立即给予批准，这更是一种明显的示弱。 当然，高颎的位置不能让苏威兼领。 一是苏威本身已身兼五职，更重要的是，杨坚需要找到一个更加中立的人物，一个更为关陇贵族集团和皇权所认可的传统人物，来接替高颎的位置。 杨坚深深地知道，虽然他自己本身也属于这个集团，但和关陇贵族中武将集团的摊牌，还远未到时候。 杨坚需要忍，也需要时间。 他选择了赵芬接替高颎的位置。 赵芬跟随北周太祖宇文泰起家，北周末年已挤入东都洛阳的核心权力层，他在杨坚平定尉迟迥等三方之乱时，向杨坚效忠，所以是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过渡型人物。 这一回合，以杨坚暂时避开关陇集团的攻击锋芒，示弱安抚而结束。 关陇集团虽然看似取得成功，但并未取得实际性的战果，相反，他们让杨坚产生了戒意和防备。 随着时局的发展，当杨坚的力量越来越强时，形势会发生逆转。 杨坚在等待一个反攻的机会。 他知道，这个机会一定会到来，但他想不到，他的反击差一点引发一场非常严重的颠覆性的灾难。 杨坚刚登上皇位，他就已经着手安排关陇贵族和武将元老们。 他将历史上最尊贵而有实权的三师和三公位置，剥去实际的权力后，用来安置那些功高不赏，又掌握着可怕实际力量的元老勋贵。 比如李穆任太师，于翼任太尉，王谊任司徒。 这些官僚顶层的官职，随着他们三个人的自然老去和死去，也再没有有人继任，可谓有其位而无其人。 这本来也是杨坚一种权宜之计，外示尊崇，实夺其权的安置之法而已。 这些虚名，对于长期和北周统治者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关陇贵族而言，不过是隔靴搔痒，他们可以看得出来，杨坚想抢他们碗里的肉。 刘昉的五人同盟不过是风雨欲来之前的一道小菜，关陇集团和杨坚都只是试探性地出手，并小心翼翼地留意对方的反应。 杨坚处理刘昉的五人同盟，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的余地，给予关陇集团无限想象的空间。 他们征战于沙场，夺利于虎口，他们一直还保持着尚武奋进的风格。 于是关陇集团决定来一场硬仗。 这一次参与的都是实权型和久经战阵的核心人物，他们的目标直指杨坚。 他们脱下了温情脉脉的外衣，直接想颠覆新生的隋朝政权，进而取而代之。 宇文忻直接说出“帝王岂有常乎？相扶便是。” 这是典型的北周军政一体化下的军政斗争理念。 参与的人员，全部是原北周的军政核心比如宇文忻，梁士彦，而其中牵线搭桥的自然便是心怀不满，造反成性的刘昉。 刘昉经过五人同盟事件之后，知道自己暂时虽然没有被清算，但他太熟悉杨坚，秋后算帐是必然的，自己不管如何做，悲惨命运都不会改变。 既然如此，那不如干票大的，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此心一起，他便混迹于各军政大臣之间，以便察风观气，寻找机会。 要找到同样心怀怨恨的实权人物并不难。 杨坚虽然建立新朝，但其上位不过是适得其会，并非自己艰苦奋斗而来。 因而，在他昔日同僚之中，颇有种取之不武，难以让人口服心服之感。 关于这一点，杨坚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在诏书中说：“（杨坚）起自布衣，入升皇极，公卿之内，非亲则友，位虽差等，情皆旧人。” 他并没有压服同僚的武功和智慧，一朝荣登九五，和往日同僚便如云山隔海。 往日同僚，今成君臣，双方的心态和认知如何去同步调整，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 既然杨坚本人都持有这种心态，那朝廷之中持有同样心态的文臣武将，自然为数不少。 刘昉深知其理，他知道自己迟早可以得遂所愿。 他通过一个女人，终于牵线搭上了这座桥。 第27章 自古红颜皆祸水，杨坚稳坐钓鱼台 自古女人是祸水。 同为原北周的大臣，刘昉和梁士彦走得比较近，梁士彦当时已是古稀之年，奈何这食色者，性也。 梁士彦不能免俗，他纳了一房貌美如花的小妾。 但一树梨花压海棠，苍苍白发对红妆，老夫少妻，自古以来，麻烦事多。 小妾哪里耐得住寂寞，一来二去，就和刘昉好上了。 床闱之间，无话不谈，刘昉很自然地了解到梁士彦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他心中大动，便由小妾牵线，引梁士彦上道。 梁士彦本来就心存不满，经刘昉一鼓动，便觉得杨坚也不过尔尔，得天下实在易如反掌。 自己文才武略，每一项都远胜杨坚，他杨坚能篡位建立新朝，自己有了刘昉的辅佐，一样也行。 但他觉得还需要找一个帮手，环顾满朝文武，入他法眼的只有自诩天下名将的宇文忻。 三个人一拍即合。 他们都是老于军事政治的一等一人才，权谋造反之术自然熟络，三个人聚在一起，天天探讨起种种方案的优劣得失。 他们最大的劣势是缺乏一个根据地，手上也没有直接掌握兵权。 因为他们三人都在京城，要想成功，想搏一票大的，最直接的上上之计，便是实施斩首行动。 他们准备在杨坚祭祖之时，率军袭击车驾。 但思来想去，这个方案即使成功，胜利的果实却并不见得一定会被他们摘到。 因为杨坚一死，局面会立即陷入混乱，他们并没有绝对的实力，去控制京城和百官。 于是，他们规划了第二套方案，准备据险割据，武力称王。 打仗是他们的强项，杨坚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只要将造反的大旗立起来，杨坚的内部很快就会出现不和谐的因素，内乱一起，他们就可以坐等杨坚的崩溃，隔岸观火，不战而胜。 这看上去万无一失，非常美好。 梁士彦和宇文忻都是北周最杰出的武将，他们二人在跟随周武帝灭北齐的战役中，居功至伟。 他们对于山西这个天下精兵汇集之处，有一种割舍不了的情怀。 那是他们的成名之地，也是他们的福地。 当年北周和北齐在山西的拉锯战，让他们印象深刻；山西晋阳战士的剽悍战力，也让他们吃尽苦头；但他们更清楚地记得，他们二人在山西的不朽战绩。 于是，他们确定了一个以山西为根据地，割据一方，反抗杨坚的方案。 他们本来准备以武力夺取山西，但命运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一个致命的玩笑。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战场之上，父子亲戚互相舍命搏杀掩护，同进同退，最具战斗力。 所以梁士彦将造反的圈子扩大化，他有一个外甥叫裴通，也被招揽进来，参与了谋划。 他看好裴通，但他的外甥却似乎并不看好他。 梁士彦可谓治家无方，先是小妾惹祸上身，然后又是外甥内部反水。 既不自知，又无知人之明，怎么可能造反成功？ 裴通出卖了他们，将谋反的计划告诉了杨坚，以换取荣华富贵。 他觉得这才是一条绝对赢利的道路，远比参加谋反的风险要小很多。 杨坚非常沉得住气，他知道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裴通的告密，无法给梁士彦他们定罪。 他们都是关陇集团中的精英，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生命力，和破坏力的实权集团。 于是杨坚放了个长线，略施小计，就让梁士彦乖乖就范。 他下了道诏旨，任命梁士彦为晋州总管。 这真是投其所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梁士彦正在为如何夺取山西想破了脑袋，忽然得到杨坚的任命，他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天与不取，必受其祸。 这个任命更加坚定了他要谋反割据的决心。 于是，他开始组建他的幕僚班子。 他首先选定薛摩儿做为自己的长史，杨坚满口答应。 梁士彦此人太无识人之明，他亲自选定的二个人都背叛了他，以此本事和手段造反，不死更何待。 薛摩儿成了梁士彦的催命符。 时机已经成熟，杨坚决定收网。 一日早朝，杨坚命令卫士当着所有大臣的面，擒住梁士彦，宇文忻，刘昉等三人，当庭诘问他们为何要谋反。 梁士彦等人见惯风浪，虽惊不乱，当然不肯服罪。 杨坚成竹在胸，命令抓捕薛摩儿到朝廷，当庭对质。 薛摩儿心理素质显然没有梁士彦好。 他何曾在朝堂之上见过百官之威，天子之怒。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薛摩儿立即俯首认罪，并将梁士彦的行径一五一十，绘声绘色地当众说了出来。 但薛摩儿在最后关头，还是暗中助了梁士彦一把，替他留了个后。 他绘声绘色地说道：“第二子（梁）刚垂泣苦谏，第三子叔谐曰：‘作猛兽须要成斑。’” 第三子梁叔谐和他的父亲梁士彦一样，认为是百兽，就须做老虎，是人就必须称王称霸。 梁士彦大惊失色，因为谋反本是灭族之罪，他本来以为薛摩儿会死咬不松口，想不到他会如此痛快招认。 他知道大势已去，回头望向薛摩儿，心有不甘地说：“汝杀我！” 于是伏诛，满门抄斩。 杨坚始终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梁士彦的第二子梁刚，因为曾经的苦谏，被免除一死。 杨坚将他发配到遥远的丝绸之路上的瓜州，这算是天子最后的温情，也是杨坚在对待他同僚的斗争中所坚持的一种底线。 与梁士彦的干脆伏诛不同，宇文忻在最后的关头却心存侥幸。 谋反之事败露，宇文忻显露出他贪生怕死的一面，他想起当年在平定尉迟迥叛乱时，如果不是自己大力支持高颎，恐怕胜负之数，也未可知；又想起高颎对自己曾经的信誓旦旦。 他便心存一线活命的希望。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放下尊严和脸面，在朝堂之上，在大臣之前，他低下高贵的头颅，全身匍匐，跪下向高颎乞命。 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况且是谋反这种不赦之罪。 刘昉就是一个活得通透，也死得通透的人。 他见到宇文忻如此没有骨气地下跪，当场勃然大怒，对宇文忻说：“事形如此，何叩头之有？” 杨坚充分利用了这一次彻底的胜利。 数日之后，他召集群臣，将梁士彦，刘昉，宇文忻三家财富，全部集中于殿上，以传统的方式，让群臣射箭决定某个物品的归属。 看到满殿珠光宝气的财物，看到文武大臣们下意识的惊惕和欣喜，杨坚知道，自己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已经初显威力。 杨坚知道，他期待的那一刻，他期待的那种君主集权，杨氏集权的制度氛围，已经出现。 因为，这三人代表了原北周朝廷的文武大臣，也是原北周在台面上的核心力量。 他知道，经此一役，终其一朝，他的昔日同僚将再也不会，也不可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和叛乱了。 以后，他只需要应付他往日同僚在朝堂之上的挑战。 而他，高居庙堂之上，更是年富力强的风华正茂的年龄，他将欣然，决然地，充满自信地应战。 他将让他们看到，他杨坚才是这个天下真正的主人，他杨坚才是重开天地，远迈汉魏的一代英主。 他确实是。 他将赢得朝廷内部一切的斗争，他也将赢得朝廷之外的一切战争。 他侧耳一听，塞外突厥的铁蹄之声，还有隆隆的战鼓声，已经声声入耳。 他需要立即面对这个让他名垂千古的挑战，他同样也将取得巨大的成功。 而这一切，可以归功于一个人，一个神一样的男人。 第28章 一箭在手震突厥，八字真言定天下 中原王朝是农耕文明，在它的北方是广袤平坦的大草原，东西横亘万里，南北几千里，繁衍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 在冷兵器时代，这二种文明天然对立。 游牧文明天然需要向南方的农耕文明索取和抢劫。 中原王朝的应对方式一般有被动防御，积极防御，主动或全面进攻，和亲纳赂等几种策略。 但中原王朝从来没有真正彻底地征服过它北方的竞争对手。 即使消灭了某个对手，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漠之北，大草原上，总会有新兴的民族和政权出现。 如果大草原上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政权，那就是中原王朝苦难的开始，甚至会面临灭顶之灾。 从战略上讲，让草原上的政权四分五裂，互不统属，互相争斗，从而臣服于中原王朝是上上之策，这也是中原王朝所能取到的最大成果。 杨坚的隋朝，就达到了中原王朝所能达到的顶点。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神一样的男人。 在对外事务方面，隋朝有二个神一样的男人，一个经营西域，一个谋划突厥。这二个男人的名字都光耀千古，足为后世仰望。 突厥一生之敌，那个上天选定的男人，以一已之力，纵横捭阖，上兵伐谋，用精准而实际的谋略和战术，硬生生让突厥臣服于隋朝。 他的名字叫长孙晟。 他天才的策略只有八个字“远交近攻，离强合弱”。 俗话说外贼易挡，家贼难防，长孙晟就是打入突厥内部的一个“家贼”。 长孙晟身为隋朝的使者，以敌国官员的身份，能得到突厥上下的信任和尊敬，他当然有几把刷子。 长孙晟自小文武全才，是冠绝当代的神箭手，杨坚本人颇有识人相面之能，他和长际晟一见如故，他牵着长孙晟的手，颇为期许地说：“长孙郎武艺超群，适与其言，又多奇略。后之名将，非此子邪？” 事实证明杨坚的眼光精准到位。 三十年后，当杨坚的继位者杨广被突厥围困于雁门，不禁触景生情，怀念起长孙晟，他情不自禁地说：‘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突厥）至此”。 当年北周千金公主和亲突厥可汗，需要组建一个高级别的使团，中原王朝的惯例，一直都是以当世名望之士任正职，以孔武有力者任副手。 出使突厥的副手一职，一直需要武艺绝伦之辈出任，一是出于安全考验，沿途并不平静。 二是突厥是个尚武的民族，使节团需要展现大国的实力，在双方交往之中，不能弱了气势，有损国威。 长孙晟成为当仁不让的副使，从此，他开始了开挂的人生。 突厥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马匹和弓箭是他们的生命，射箭之术是每一个突厥人心中最神圣最终极的追求，在突厥，箭术代表了一个人所有的荣誉和力量。 在箭术领域，长孙晟恰好是这个时代顶级的存在。 他的箭术，不仅在中原号称第一，在大草原之上，突厥之中，也是绝对的一流。 当时二国有一个例行的箭术交流大会，同时也是突厥耀武扬威的大会。 在历次比试当中，中原王朝都是陪太子读书，铩羽而归。 但这次却似乎大有不同，当长孙晟射出第一箭时，突厥人惊呆了。 他们想不到中原也有如此精妙的箭术，想不到中原也会有如此人才。 突厥人如获至宝，他们对于箭术的渴求完全超越了敌国的意识，长孙晟在第一时间就赢得了突厥人的尊敬。 突厥沙钵略可汗为了再次见证长孙晟的神奇，想学习长孙晟对于移动物体射箭的奥秘，他专门给了长孙晟搭建了一个施展的舞台。 这种箭术，突厥人尚未达到顶级，他们对于移动靶的研习，需要借助于所有外族的力量，以求精益求精。 这也已经成为惯例。 在一次集会上，天空之中，恰好有二只飞雕在争食，为了助兴，沙钵略给了长孙晟二支箭，让他将雕射下。 长孙晟等待此刻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需要把握这一次机会。 他有意要技惊四座，便沉气，凝神，开弓，射箭。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只听一声呼啸，一箭射出，双雕落地。 举座一片沉寂，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突厥是个尚武的民族，箭术更是其引以为傲的技艺，既是求生的技能，也是杀敌的技术。 但是，像长孙晟这般一箭双雕，神乎其神的箭术，尤其这种箭术是出自于敌对的中原王朝，实在既让人羡慕，更让人感到可怕。 如果中原王朝有五百个长孙晟，那这将是一支可怕的队伍，如果有一万个长孙晟，那突厥将死无葬身之地。 同样，如果突厥的每一个战士都掌握了这种技术，那整个世界，都将臣服在突厥的脚下。 突厥嗅到了危机，也看到了机会。 突厥立即启动了一种自我学习的程式，他们要将长孙晟留下，想近距离揣摩和学习他的箭术。 向竞争对手学习箭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也是突厥的传统。 当年突厥达头可汗听到中原王朝的崔彭善于射箭，就派了专人向杨坚求人。 崔彭一入突厥，突厥的大可汗立即集合族内善射者前来比试观摩。 突厥人一心想在移动靶的技术上更进一步，成为一骑绝尘的存在。 他们首先便进行了一项比试，掷肉于野，以吸引飞鸢，大部分突厥人都射不中，但崔彭连发数箭，竟然百分百命中目标。 这是标准的神箭手，是神乎其神的技艺。 突厥人留下崔彭，学习研磨了一百来天，赏赐给崔彭很多财物之后，才将他放归中原。 而这次，长孙晟展现了更加精妙的箭法，这让他们见猎心喜。 突厥人即使知道是个坑，也一定会跳，何况，他们上次从崔彭身上确实掏走了很多不传之秘。 但他们不知道，长孙晟不是崔彭，他之所以展现他惊人的射术，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如果突厥人知道长孙晟留下的后果，那是一种他们无法承受之重，他们一定会改变主意，当天就立马礼送长孙晟出境。 长孙晟在突厥这一留，就是一年多，他每天和突厥的达官贵人游宴射猎。 但他并没有闲着，他对于突厥上层势力之间的此消彼长，恩怨情仇都是烂熟于胸。 他最大的惊喜是收获了一个朋友和政治上的盟友——处罗侯，他是沙钵略可汗的弟弟，因为宽仁的性格，很得民心士气。 长孙晟和处罗侯结伴游猎，大草原之上，到处都留下他们的身影，于是，漠北大草原的山川形势，部众强弱，长孙晟无不暗记在心，熟知于肚。 他下的这盘大棋，事关突厥国运的大棋局，他已布好开局。 这盘棋，他也早就已经设定好了结局。 开局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第29章 祸水南引藏祸心，东西突厥互争雄 北周宇文皇族在中原大地已被斩尽杀绝，但他们在突厥还留有一支力量。 那就是北周送入突厥和亲的公主，她叫千金公主，是赵王招的女儿。 这是一种政治传统，用宗室的女儿，赐公主之名，当成皇帝女儿远嫁异域，但她们身上可能要承受更多的家国重任。 杨坚篡周立隋之后，最主要的任务是坐稳皇位。 非常之时，就必须要用非常之法。 他诛灭宇文皇族，虽然不是仁义之举，却是必须之举。 北周皇族男丁虽然绝种，但和亲突厥的千金公主却在突厥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她听说自己的同族被屠灭之后，既哀叹于宗族的覆灭，也痛恨杨坚的冷酷薄情，立誓为北周皇朝复仇。 她作为突厥沙钵略可汗的可贺敦，也就是中原王朝的妃子，有着天然的势力和影响力。 千金公主利用突厥的掠夺本性，加上自己对中原地理人事的了解，鼓动沙钵略可汗对隋朝发动全面的南侵。 沙钵略立刻同意。 他打了一手如意算盘。 一是可以得到实际的利益。 他可以趁杨坚立足未稳，南下大肆掳掠一笔，从千金公主的分析来看，此次南侵，杨坚皇朝并无足够力量可以抗衡自己。 二是可以获得南朝千金公主的芳心。 千金公主芳华正茂，是南朝标准美女，沙钵略对于江山美人，二者都想拥有。 三是可以打着为娘家北周复仇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征发突厥族内和联盟内各个种群的军事力量，通过战争来巩固自己大可汗的地位。 尤其是最后一个原因，才是沙钵略想发动战争的真正的、深层的意图。 突厥表面上强大到似乎没有敌手，但历史之上，却无数次证明，这个时候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突厥帝国现在正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沙钵略虽然是名义上的大可汗，但他族内还有三个小可汗的势力，也足够强大，要想稳固自己的地位和清除竞争对手，战争是最可靠和最有效的手段。 沙钵略今日的困境，来自于突厥的立国传统。 突厥立国十年之内，就成为控制东西万里，南北五六千里，控弦数十万的强大帝国。 这么辽阔而巨大的区域，对于一个游牧民族的新兴政权而言，只能实行松散的部落联盟，甚至是名义上的羁縻统治方式。 最重要的是，在突厥发展的前期，就分成了东西二大始祖土门和室点密，形成了事实上东西突厥并立的局面。 虽然西突厥承认东突厥的大可汗地们，但这都是建立在东突厥拥有绝对优势的武力的前提。 任何年代，力量代表一切。 “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人类之子的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土门）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这时四方皆是敌人。他们率军征战，取得了所有四方的人民，全部征服他们。使有的顿首臣服，有膝的屈膝投降。” 这是突厥人自吹自擂成人类的始祖，事实上，在他们的崛起之前，整个大草原上的霸主是柔然和厌哒。 他们需要踩着原来霸主的尸体，才能完成他们立国的伟业。 突厥只不过是大草原霸主柔然的锻铁工匠，土门和室点密基本以金山为界。 金山之东，是土门的世界，他大破柔然于怀荒，柔然可汗阿那环兵败自杀，柔然自此一战之后，分崩离析。 他们分为三部，一部逃奔北齐，留在漠北草原的柔然残余力量又分为东西二部。 其中西部在邓叔子的率领下，不堪突厥木杆可汗的压力，率千余户投奔西魏，但迎接他们的是非常悲惨的命运。 他们在突厥的要求下，即使投靠西魏，也依然被无情抛弃，几全部被斩杀无遗。 “突厥既恃兵强，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遗类依凭大国，使驿相继，请尽杀以甘心，周文许之，遂收（邓叔子）以下三千余人付突厥使，于青门外斩之。中男以下免，并配王公家。” 柔然的东部残余势力准备西迁避祸，重新觅地发展之时，也被北齐彻底击垮。 强大的柔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东突厥崛起的背景板。 在相同的时间，西部突厥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金山之西的突厥领袖是土门之弟室点密，“为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 室点密突厥攻灭厌哒的策略的和土门攻破柔然的策略相同，都采取结交大国，远交近攻的方式。 室点密将女儿嫁给波斯国王库萨和一世，实行政治联姻，由二国的最高领导人亲自领军，以阿姆河为界，分南北二道，协同进攻，务必一举摧毁厌哒。 此次大战，取得决定性的成功。 室点密亲率大军，攻破厌哒的都城，摧毁其主力部队。 金山之西的大草原上迎来了它新的霸主——室点密作为西突厥的开创者，和东突厥的土门，共同被尊奉为突厥的始祖。 传统上，室点密系西突厥一直认可土门系为大可汗，承认其至高无上的领导权。 这同时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世易时移，东西突厥并立的局面始终存在，当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东突厥的宗主国地位也面临挑战。 更严重的是第二颗定时炸弹。 东突厥在权力更替中，很长时间，实行了兄终弟及的兄弟传位方式，而不是中原王朝传统上的父子相袭的传位方式。 时间一长，必然产生血统混乱，有资格继承汗位的人选过多的情况。 合适的人多了，就一定会产生争斗。 现在就是混乱和挑战最为严重的时候。 东突厥内部已呈现分裂之势，大小三个可汗并立，互相争权夺利，加上西突厥的达头可汗，也想分一杯羹，局势愈加复杂。 沙钵略作为名义上的大可汗，依然对这个帝国享有最高的支配权。 他的弱点是在于他的上位，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 妥协，就意味着缺乏绝对的权威，从而会导致出更多的妥协。 当年东突厥佗钵可汗将要病故时，有意将自己的汗位，交还给兄长之子大逻便。 佗钵临终交待自己的儿子庵罗说：“吾兄不立其子，委位于我。我死，汝曹当避大逻便。” 庵罗遵循父亲的遗志，准备让位给大逻便，但突厥各部却并不同意。 因为大逻便虽然是合法合理地指定继承人，但他的母亲却出身微贱，并且大逻便本人也没什么才华和势力。 他难以服众，他也没有绝对的力量来领导东突厥各部。 这对于以血统为贵，以力量为话语权的突厥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并且庵罗和其父亲平素很得士心，已经形成稳定而牢固的利益群体，他们需要庵罗来维系这个局面，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在这个争立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变量。 他们这一辈中，年龄最大，最骁勇，势力最大的堂兄弟摄图，即后来的沙钵略可汗，投出他决定性的一票。 他说：“若立庵罗者，我当帅兄弟事之。若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 于是，庵罗得到摄图的支持，力量大增，东突厥内部争议平息，庵罗被推立为可汗。 大逻便也不是好惹的主，他眼见煮熟的鸭子都飞走了，难免心生怨气。 但木已成舟，事情已不可挽回，他自恃身份，当然不能和庵罗明刀明枪直接开战，但心中一口恶气实在难以渲泻。 于是，他委派了专门的使者，来到庵罗的大帐，当面辱骂庵罗。 指责庵罗违背了自己父亲的遗愿，是个不忠之臣，不孝之子。 庵罗心中本来就有愧于大逻便，便只能闭口不言，任由使者放肆。 使者没达到目的，竟然并不停止辱骂庵罗，在大逻便的使者日复一日地辱骂之下，庵罗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他知道这个可汗的位置，自己难以坐安稳，他采取了躲避的方式，赶快将大可汗的位置让给推立自己为大可汗的兄长摄图。 于年龄，于资历，于能力，于实力而言，摄图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这就是沙钵略大可汗。 大逻便并不放松，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他心想，当时自己没有当上可汗，主要还是摄图从中搞鬼。 如今摄图势大，又成了沙钵略大可汗，自己却一无所获，这无法让自己满意。 他当然不能用对付庵罗的无赖方式对待沙钵略。 这一次，大逻便选择和沙钵略大可汗讲道理。 他对沙体略说：“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 有理有据，也击中了沙体略的弱势，因为他本人并不是指定的大可汗。 于是，沙钵略妥协，搞了一个三可汗分立的体制。 他封庵罗为第二可汗，大逻便为阿波可汗。 而在西突厥，沙钵略的叔父玷厥，号称达头可汗。 于是，突厥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四可汗并立的局面。 虽然沙钵略作为名义上的大可汗，依然对这个帝国拥有最高的统治权力，但他和往日的大可汗相比，已经失去了绝对的权威。 现在出现了一个绝好的重新树立他权威的机会。 杨坚篡周，而北周的千金公主立志为她娘家，为她的整个宗族，为她的宗主国北周复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理由，沙钵略敏锐地感到，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可以进行一次全国总动员，以扩大和巩固自己权力和威望。 在突厥，只尊重力量最强的真正王者，沙钵略已经感到，他想提高威望，并不能从政治妥协中达到目标。 要想成为突厥人心悦诚服的大可汗，必须在战场见。 谁更强，谁就有理。 沙钵略看的非常准，这确实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但这个时机，却并不是属于他，而是属于他的竞争对手，是属于杨坚的隋朝，属于长孙晟，属于那个老天选择的神一样的男子。 对于他沙钵略而言，这是衰败和恶梦的开始。 如果有选择，他将不会发动这次全国性的针对隋朝的征伐，但是，历史，永远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那是怎样一种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过程和结果呢! 第30章 陈年旧事陈年帐，今朝杨隋今朝强 沙钵略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只能和隋朝开战，因为突厥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必须靠战争来转移和解决国内的危机。 在北周，北齐二国对立之际，都把攻灭吞并对手，统一中国北方作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国策，对于北边的强国突厥，只能怀柔示弱，纳赂求贿，送钱送帛送女人，以换取突厥的有限和平与支持。 鹬蚌相争，突厥得利。 北周与北齐，唯恐落后于对手，争相巴结奉迎突厥可汗。 这让突厥佗钵可汗挺直腰杆，他嚣张狂妄，大言不惭地说：“我在南二儿（北周北齐）常孝顺，何患贫也！” 一代英主，北周武帝甚至为了在和北齐的斗争中争得先机，不惜低声下气，几近厚颜无耻，献出无数财物，历经几年的拉锯，才求得一个机会，迎娶突厥的公主为正妻。 这种破天荒的政治联姻，被后世史家所不耻，被认为是亡国的先兆（这一笔帐被记入北周亡国的原因之一）。 虽然北周武帝攻灭北齐，统一北方，完全依靠的是北周本身的军事力量，但依靠姻亲，获得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是不争的事实。 人为财死，北周北齐二国贿赂突厥最重要的资财是丝绸。 丝绸贸易，当时是一种最重要的生财之道。 突厥控制了广大的西域地区，那是联结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交通和贸易要道，俗称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财富之路，在历史上，上演了无数可歌可泣，动人心魄的故事。 在当时，突厥控制了丝绸之路的交通，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丝路霸主。 只要能拥有源源不绝的丝绸，再倒手转卖到西方，就能产生源源不绝的财富，以维持帝国庞大的军事征战费用，以及满足突厥上层贵族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生活享受。 丝绸就是财富，当然是多多益善。 北周，北齐二国即使倾尽全国之力，也难以满足突厥对丝绸的无限度无限制的需求。 这是一种庞大的无法承受的负担。 以至于北周武帝刚刚攻灭北齐，就不惜和突厥翻脸，他御驾亲征突厥，准备和突厥下面硬刚。 但他多年戎马倥偬，积劳成疾，壮志未酬之际，就病死于征战途中。 杨坚篡周立隋之后，中原一统，江南的陈朝偏安一隅，不过芥藓小疾而已。 隋朝可以用运用整个国家机器，全力对付来自北方突厥的威胁。 杨坚从来就不认为需要对突厥卑躬屈膝，或认为突厥不可战胜。 他的这种自信来自于他父亲杨忠的经历、经验和判断。 杨忠是北周实打实的虎将，他曾被北周太祖宇文泰亲自赐名“揜于“，意即猛兽。 这个名字有个典故，来源于杨忠一次名震全军的暴烈猎杀行动。 他曾经单人独骑，搏杀一头猛兽，并且和猛兽相斗，一时兴起，激起他不可一世之气概，他左手挟住猛兽的腰身，右手拔掉了它的舌头，双手高举猛兽的尸体，如天神一般立于天地之间。 可以想见，其威猛之状，深深地刻印在周太祖宇文泰和北周军将的心中。 当他如天神般高举血淋淋的猛兽之舌时，揜于，猛兽的称号就伴随他一生。 他的赫赫战功也无愧于这一称号。 他一生之中，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决无败绩，他最大的恶战就是晋阳之战。 当年北周和突厥联合进攻北齐的晋阳城，他是北周的北路元帅。 公卿们讨论需要派出多少兵马，一致认为“今欲探其巢穴，非十万不可。” 但杨忠力排众议说：“师克在和不在众，万骑足矣。” 他挟必胜的勇气，出武川镇，这是北魏六镇之乱时的源头，也是北方政权的源起之地。 杨忠攻无不克，席卷二十余镇，破陉岭关，直抵晋阳城下。 当时已连续下了几十天大雪，天寒地冻，风寒惨烈，一片肃杀了无生气。 养精蓄锐的北齐精锐，倾巢而出，晋阳是北齐高氏龙兴之地，这支部队也是北齐的精锐和家底。 以逸待劳，全力进取之下，可谓军容气势，一时无二。 突厥虽然号称十万大军，但他们此来是求财，并非求战。 因而他们并无多少战意，不过是想趁乱掳掠一番，如今见到北齐精锐，兵锋难挡，便想置身事外，让北周和北齐军队先来个二虎相争，才好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 于是，突厥挥军直上西山，隔岸观火，不肯派出一兵一马。 杨忠见到事不可为，便大声鼓励众人说：“事势在天，无以众寡为意。” 他只身率领七百名步兵死士出战。 战斗非常惨烈，杨坚的死士，竟然战死了一半，但他豁出去了，他保持阵型，一往无前。 这不是在战斗，甚至可以认为是求死，这种不怕死的勇猛，让北齐的军队颇为忌惮，如果真的是拼死战斗，足以以一当十。 但杨忠也难于进取，因为南线达奚武的军队，并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赶来。 他只剩下撤退一条路，但他表现出来不要命的战斗意志，让北齐的军队，眼睁睁看着他全军安然撤退。 但突厥人虽然没参战，却捞到了实利。 他们一路烧杀抢掠，自晋阳以北几百里，人畜无遗。 经此一役，杨坚亲眼看到突厥即使拥有十万战士，也会临阵示怯避战。 杨忠从此之后，对突厥观感大变，近距离的接触，让他撕开蒙在突厥人脸上的面纱，他不再认为突厥不可战胜。 他曾对周武帝说：“（突厥）首领多而无法令，可谓难制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盛，朝廷受其虚言，将士望风畏慑。但虏态诈健，而实易与尔。” 杨忠对于突厥的强弱有感性而精准的认识，他判定，完全可以在正面决战中击溃突厥。 他是军方主战派的代表，主张对突厥采取强硬的对抗。 非战不足以求和。 当时北周正处在军容鼎盛之际，杨忠当然有足够的自信和本钱看轻突厥，这也是中原王朝少有的几个在战力和意志力，可以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直接抗衡的时期。 杨坚对于他父亲的判断深信不疑。 杨坚在成为北周丞相，掌握北周权力后，在和突厥第一次交涉中，就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这更加助长了杨坚的信心。 当年北周攻灭北齐之役，北朔州（今山西朔州）总管是封辅相，他举全州之地降于北周。 突厥人并不想北周成为一家独大的王朝，他们支持北齐的复国行动，他们扶立的人选是北齐高洋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范阳王高绍义。 而北朔州兵强将勇，北齐高氏一族因为要北备突厥，在此布有重兵勇将，现在，曾经的突厥却成了可能的盟友。 刚刚投降的封辅相迎立高绍义，转身背叛北周，属下280余城戍也全数归降在高绍义的大旗之下。 但是，历史一统，是大势所趋，再无割据之由，也无割据之势，封辅相连战皆败，他被北周大将宇文神举，一战攻破北朔州州城。 高绍义再一次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据地，他仰天大叹说:“有死而已，不能降人。” 于是，他率部逃入突厥，以期东山再起。 第31章 鹤蚌相争渔人利，故伎重施立傀儡 北齐突然的败亡，让突厥傻眼了。 他们正厉兵秣马，准备南下大干一场时，竟然听到了这个让人无法相信的消息。 在接到北齐的求援后，突厥本来已准备直接出兵，武力干预北周的统一战争。 想不到北周以势如破竹的攻势，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北齐。 这给他们留下了一个难题。 混乱而分裂的中原，才最符合突厥的利益，因而，他们的国策，最先是支持弱小的北周，转而又支持混乱的北齐，他们一直实施分裂和平衡战略，目的是恢复到南面二国，争相巴结贿赂他们的局面。 但这次和以往历次的持久战不同。 北周武帝竟然非常迅速地拿下了北齐龙兴之地晋阳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晋阳城一直是北齐的第二都城，也是其军事力量的核心和源起之地。 突厥的惊讶和震惊并不是故作姿态。 因为，在多年的拉锯战中，晋阳从来就是一座横亘在北周面前，无法逾越的山峰。 北周武帝有过很多惨痛铩羽而归的教训。 最惨的也是最近的一次，他甚至差一点被北齐军队俘虏而遇害。 但就在北周君臣破胆，全都举双手赞成，正式考虑撤军之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唯独宇文忻勃然大怒，他跳出来，明确反对。 他慷慨激昂地说：“昨日城破，将士轻敌，微有不利，何足为怀，丈夫当死中求生，败中取胜。今者破竹，其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 北周武帝本来就是一代枭雄，惊恐初去，雄心复起，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捞回场子，成王败寇，在此一举。 他完全同意宇文忻再战的意见。 于是北周整军再战，一战破晋阳，乘胜而进，再战就荡平了北齐的都城邺城。 北齐灭亡。 此战之迅速，甚至让突厥人都无法做出反应。 他们的迷惑可以理解，在不久之前，突厥还曾经应邀帮助北周去讨伐北齐，还在晋阳城下见识了北齐精锐的恐怖战力。 在突厥可汗亲征的情况下，十万突厥骑兵，也不想和北齐的军队正面决战，他们高高挂起了免战牌。 现在，北齐还是那个北齐，北齐的军队还是晋阳城中那支军队。 为什么就突然就崩溃了？ 一个偌大而强悍的军事强国，竟然被北周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灭，真是天道轮回，世事难料。 北齐的君臣，很难在九泉之下面对北齐的奠基者神武皇帝高欢。 高欢在北齐是神一般的存在，在他的治下，维持了对关中政权的高压。 北齐处于绝对的优胜地位，关中在他面前，需要非常努力拼命，才可能活着，但也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高欢当年亲自率领大军，攻入都城长安附近的沙苑；他也曾经在邙山一役中打得宇文泰丢盔弃甲，差点全军覆没。 但邙山之役，高欢没有将宇文泰彻底铲除，这成为他一生之痛，甚至在弥留之际，他心中依然念念不忘，难以放下。 他对着病榻之前的继位者高洋说：“邙山之战，吾不用陈元康之言，留患遗汝，死不瞑目。” 也许当日，高欢已经预见，现在国家虽然家大业大，但他的对手屡次大难不死，必然浴火重生，自己的后代，恐怕远非他们的敌手。 高欢非常有洞见性，只是他无法预测到，他的敌人虽然越挫越勇，但最后的得益人，却并非鲜卑宇文氏，而是汉族借机迎来了民族的大复兴。 邙山之役后，宇文泰手下精锐的鲜卑族士兵折损过大，如果想要生存，要进行大规模决战，就急需大量的兵员。 宇文泰不得不发布一道改变传统，也改变国运的政策，他改变了鲜卑族为战士，汉人专事农耕的国策，从汉人之中，大规模征兵。 “是后夏人（汉人）半为兵矣。”。 这实际上是宇文氏自掘坟墓的行为。 此一政策一开，汉人在朝野力量的增长，以不可抑制的速度蔓延。 鲜卑族政权的倒台，只是时间而已，后来的历史进程也验证了这种论断。 只是北齐真的太不经打了。 他们以一种始料不及的速度灭国之后，突厥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茁壮成长。 他们必须培植另一个敌对的政权和北周抗衡。 于是，北齐宣帝高洋的第三个儿子高绍义，就成了突厥对付北周的一颗棋子。 突厥佗钵可汗对高绍义爱重有加，他认为高绍义足以和原北齐的英雄天子高洋相提并论。 佗钵可汗帮助高绍义纠合北齐残余势力，在突厥的原北齐之人，也全部隶属于高绍义麾下。 建立流亡政权之后，突厥需要为高绍义在中原地区建立可以抗衡北周的根据地。 为了名正言顺地对抗北周，高绍义需要建立一个以中原人为主体的政权。 突厥服务做到家，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高绍义拉拢盘踞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的高宝宁，让他献书劝进。 在突厥的直接支持下，高绍义称帝，他成了傀儡政府的首脑，他的首要任务是复国。 高绍义的复国行动刚开始时，顺风顺水，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只是回光返照而已。 北周武帝得知高绍义在突厥立国之后，他知道斩草必除根，这是需要立即、现在、首要处理的政治事件。 周武帝非常干脆，他对于这种分裂和割据的行为零容忍。 他第一时间在云阳集结大军，准备把高绍义赶尽杀绝。 但天不遂人意，在北征途中，周武帝遇疾暴崩。 出师未捷身先死，内部权力的斗争，势必会让北周陷入短暂的混乱。 这是千载难逢的可以喘息和发展的时机，对于高绍义的复国行动而言，这显然是个吉兆。 东北边境，骚然欲动。 范阳卢昌期也举兵奉迎高绍义为主。 一时之间，在河北的东北部，趁着北周内部出现的混乱，形成了原北齐势力全面复辟的大好局面。 但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好的一种形势，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 周武帝虽亡，但北周的国家政策却并没有改变，继位者延续了周武帝的高压政策。 宇文神举肩负起平叛的重任，他的兵锋所到之处，叛乱势力如春阳融雪，了无残痕。 重镇范阳（今北京附近）重新被北周占领，卢昌期的军队被全歼，他本人也兵败身死。 但宇文神举也无力再扩大战果，他派往幽州的精兵，折损过半，成为高绍义和高宝宁军队的刀下亡魂。 高绍义也只能困守一隅，无力南下。 双方陷入攻守二难的处境，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均势。 高绍义的复辟行动宣告失败，但高宝宁在河北东北部依然维持了割据的势力。 高宝宁有足够的本钱做山大王。 他这种割据势力，手上握有实际的军事力量，加上联合突厥和高丽，契丹等外族，始终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也是中原王朝经营东北部，必须清除的障碍。 但这需要等到一个强大的王朝出现，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复辟失败，无路可退的高绍义，却没有基础，他只能再次退入突厥。 但他已经避免不了在政治上被抛弃和清洗的命运。 因为北周王朝绝对不会让这样一个名正言顺的北齐王朝继承人存在，这是一颗定时炸弹，会随时点燃原北齐降将的反叛意志和决心。 高绍义必须被解决，他的命运已被决定。 北周决定谈判。 谈判是战场实力和结果的延续，北周和突厥做了一笔政治交易。 北周决定用千金公主和亲的政策，换取突厥的支持，而突厥在直接支持高绍义失败后，已无力再扶植他们在中原的傀儡，也愿意接受北周的和亲条件。 中原王朝会赔上一笔非常丰厚的嫁妆，这是可以获得的实际利益。 北周直接干脆地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交出高绍义。 第32章 复国梦灰飞烟灭，二十年长孙五策 既可佳人在抱，又得财富盈筐，再加上二国修好，可以掌握外交上的主动权，这是三全齐美的好事。 北周优厚的条件，让佗钵可汗无法拒绝。 二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不存在永远的敌人，当时代需要你抛弃，那些你所珍视的人或事物时，你只能默默地躺平接受。 但是，对着这个有着盟约之义，又是自己一手扶植的高绍义，佗钵可汗并没有展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决断，他内心之中，还存有草原之上，英雄同生共死的义气。 这种感觉让佗钵可汗感到不安。 他内心有愧，觉得有卖友求荣之嫌。 实在下不了手的佗钵，不忍心直接出手抓捕高绍义，但这件事情，已经无法回头。 他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案，也想给高绍义最后一个希望渺茫，或者可以说不是机会的机会。 佗钵可汗假借和高绍义打猎为名，将他护送到和北周约定的地点。 当高绍义远远看到北周的骑兵漫山遍野飞奔而来时，他向佗钵投出了怨恨的目光，他知道自己被出卖了。 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感叹人情淡薄，世事无常。 他立即策马反方向逃跑，高绍义希望能出现奇迹，自己可以逃脱北周骑兵的追剿。 佗钵可汗勒马，目送高绍义消失在地平线的远处，一直消失到视线之外。 有备而来的北周军队，并没有让奇迹发生，他们在马邑追擒高绍义，并将他带回长安，然后流放到巴蜀之地。 北齐宗室最后一支力量，从此消逝在岁月长河之中。 在高绍义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没有原谅突厥的背信弃义，在生命最无聊的那些日子里，他在写给自己王妃的一封信中，依然愤愤不平地说道：“夷狄无信，送吾于此。” 巴蜀之地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也走不了的地方。 高绍义最后客死蜀中。 杨坚在和突厥的这次交易中，敏锐地察觉到突厥并非是铁板一块，也并非不可摧毁，他们一样存在弱点，可以利用并征服。 杨坚在等待一个了解突厥，也能制服突厥的人。 那个人很快就出现了。 他就是长孙晟，一个被上天选定的人，一个神一样的男人。 杨坚篡周立隋之后，千金公主伤其宗祀覆灭，日日夜夜在枕头边向沙钵略可汗哭诉，要他替自己复仇。 千金公主引诱沙钵略说，中原王朝的富庶，是他无法想象的处处黄金，遍地流油。 千金公主虽为一介女流，但她却有着并不输于男人的志向和意志，她除了想向杨坚的隋朝复仇，她还立志要为宇文氏复国。 沙钵略仔细算账。 杨坚隋朝初立以后，就已经不再像北周和北齐一样，向自己朝贡，每年损失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可是每年数十万匹的绢帛，那是突厥进行战争和奢侈型享受的保证。 他似乎没得选择，即使千金公主不请求他出兵，他也必须和杨坚一战。 草原上的规矩就是想要的东西，就自己凭本事去拿。 但沙钵略还是保持了一种比较克制的进攻。 杨坚登基的第一年，沙钵略就做出了试探性的进攻。 但做即使强盗，也要有理由，他对外明确宣布：“我周家亲也，今隋公（杨坚）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北周千金公主）！” 沙钵略选择了杨坚鞭长莫及的东北地区进攻。 他联合营州的割据势力高宝宁，从河北东北部攻陷重镇临渝(今山海关）。 这次进攻让沙钵略信心大振，汉人的中央政权，没有任何力量去制衡反击他们在边疆的胡作非为。 沙钵略决定联合各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入侵，杨坚即将面临他登基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但杨坚并没有意识到危险。 新朝初立，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他当时最大的任务是坐稳皇帝的位置，而对于突厥的威胁，他并没有力量和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正面对抗。 但是，突厥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他对于采取哪种应对方式心存疑虑，因为传统的方式，不外乎修长城备边，屯重兵备守，效果当然有，但也有限。 但即使知道效果有限，杨坚依然必须作出反应，他派出了几万精兵，分道防守突厥的进袭，但这种守株待兔式的被动防御，从来就不会取得真正的战果。 只是聊胜于无而已。 杨坚想彻底解决突厥问题。 直到他见到了长孙晟，他才知道，这就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个人。 长孙晟等待这一刻已经很长时间了。 他提出了在心中酝酿很久的八字长策，这也是历史上着名的“长孙五策”的首策。 杨坚一朝坚定执行了长孙五策，而突厥最终也完全臣服于杨坚。 当然，任何的策略，背后都必须有强大的实力做支撑。 杨坚一朝承袭北周的军国政体，本身就是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具备和突厥硬扛的资本，有此军事力量和财政支持，再加上长孙晟的的谋略，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长孙五策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也才能让隋朝成为世界性帝国的中心。 长孙晟对着杨坚的面，坚定而缓慢地说出了八个字“远交近攻，离强合弱。” 杨坚侧耳倾听。 长孙晟是真正的突厥问题专家，他认为突厥在目前阶段，控弦之士四十万，军力鼎盛，但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 他在杨坚面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了如指掌。 杨坚茅塞顿开，深深被长孙晟的见识和谋略所折服。 长孙晟更进一步阐述了具体的离间之计，这是针对突厥大可汗沙钵略，离间四可汗的组合策略。 “今宜远交近攻，离强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沙钵略）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契丹，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 长孙晟非常自信地说出了自己的判断，“（突厥）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杨坚完全赞同这个歼灭突厥的“一举空其国”的政策，并将其作为处理突厥关系的国策。 此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巧妙利用突厥各可汗之间互争雄长，互不服气的心态，进一步离间其关系，挑起其内斗。 针对大可汗沙钵略，形成包围圈，以左右夹击之势，从而达到四虎相争，四败俱伤，让突厥形成互不统属，四分五裂之局面，隋朝得渔人之利之目的。 此策略排名长孙五策之首，实乃天下一等一的阳谋。 此一策略对于战略，战术，时间，结果，无不做了精准的预测。 历史也证实了长孙晟的高超预判。 杨坚将很快将见证长孙五策的巨大威力，隋朝和突厥的战争也进入另一种层面的竞争。 二个大国，终于要正面对抗了。 在塞外长城上的烽火台，巨型的狼烟，已经冲天而起。 突厥在经过了初期的试探性进攻后，举全国之力，率领四十万骑兵，厉兵秣马，磨刀霍霍，汹涌而来了。 杨坚，将要和突厥在战场上见真章。 长孙晟，也将在战场上亲自见证自己所提“长孙五策”的神奇。 第33章 英雄宁死不愿老，达头乐中离间计 突厥形势大好。 沙钵略无愧于突厥的大可汗，也无愧于他闪耀草原，雄勇的人望。 他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进攻隋朝。 582年，杨坚登基的第二年四月，沙体略倾全国之力，召集精兵四十万，以“攻其要害，四面出击”的八字战略，浩浩荡荡向南杀来。 巨大的压力，扑天盖地而来，这甚至比千军万马在耳边的厮杀声，更让杨坚心神紧张。 杨坚还没有做好准备，他无法预测突厥的攻势，会来得如此之快，隋朝随时面临灭国的危险。 当时杨坚正忙于巩固政权，但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忧惧交加，心神俱崩之下。 杨坚的身体，先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他竟然病倒了。 突厥的兵锋直指都城长安， 但杨坚并不是个软骨头，突厥既然敢欺负到自己家门口，他杨坚就敢舍命陪君子。 当年北齐高欢的军队也兵临长安城下，但却被关中军队的坚韧拖垮，最终惨败，铩羽而归。 杨坚发动了全国性的动员。 太子杨勇也亲自披挂上阵，屯兵咸阳，以预备和突厥在京城长安的大战。 突厥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 沙钵略可汗也错误地估计了原北周的军事遗产。 北周是一个高度军国一体化的政体，就像关中大地，统一六国的大秦王朝，整个帝国就是一架纯粹的军事机器。 为军事而生产、生活和生存，战斗是一种血液之中的常态。 为战而生，也为战而死，死于战场之上，虽死犹生。 在和北齐残酷的攻灭和吞并战争之中，北周军队屡败屡战，每次都在生死关头逆势而起，他们每天都在和生存做斗争，早就将战争看成了一种游戏，而死亡，不过是另一种永生。 打起仗来，发自内心的视死如归，让北周的军队有足够的韧性、毅力和纪律，只以军事力量而言，他们以足以笑傲这个世间。 北周遗留下来的战力，现在正处于一种巅峰的状态，那些精兵强将，将在这一次突厥的入侵中，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当沙钵略的一支主力部队，以破竹之势，入侵到甘肃周盘（今甘肃庆阳）时，他遭到了最坚硬而顽强的抵抗。 那只是隋朝一支二千人的先锋部队。 但全体将士，锐意死战，宁死不退，以全军死伤百分之九十的极高代价，正面硬扛突厥的这支主力部队。 百分之九十，这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在冷兵器时代，全军伤亡过半，就足以让一支军队失去战斗力。 这是铭记史册的一战，也是突厥战史中着名的“最硬一战”。 这一战虽然并不是双方的最核心的主力会战，但在很长时间，深刻影响了突厥对于中原战士的看法和判断。 此战的将领叫达奚长儒，他率领的二千人，当时是前锋，偶然遭遇到突厥沙钵略的一支主力部队。 当探子把遇到突厥大部队的消息反馈给达奚长儒时，一望无际，漫山遍野的突厥骑士，已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隋军大惊，完全不知所措，所有兵将都知道，这区区二千人马，已入死地绝地，了无生机。 进退皆死。 但在绝境之中，达奚长儒迸发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超强的领导力。 他集结军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情深之处，他神色激越，誓死以战至最后一人。 这种一往无前的勇气感染了士卒，既然横竖都是死，那就让突厥人看看，中原的男儿们，有多硬的脊梁。 将领有殉国之志，士卒怀必死之心。 一个死士，足以抵挡十人以上，二千死士，就足以杀魔杀神。 他们迸发了惊人的战斗力。 达奚长儒所部，“为虏所冲突，散而复聚，且战且行，转斗三日，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见骨，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 以上是《旧唐书》关于此战的原文。 千载之下，犹可见当日达奚长儒所部极艰苦、极坚韧、极坚强之和命运抗争，绝不妥协的英雄气概。 真是气吞万里如虎，长河落日之下，满眼皆是血，满地也尽是血。 这是最硬的战斗，纯粹是以命搏命。 面对突厥强大而优势的骑兵部队，达奚长儒的军队阵形被冲散之后，还能重新集结，这本身就是奇迹。 这需要极强的战术素养和完全弃生命于不顾，毅然赴死的决然。 达奚长儒作为主帅，冲在最前面，也一直战斗在第一线。 即使他身披重甲，也仍然有五处地方负了重伤，其中有二处是被长枪贯穿整个身体的穿透伤。 主帅尚且如此重伤，他的部属更是可以想见之惨烈。 视死如生，视死如归。 突厥人虽然基本上成建制消灭了达奚长儒的这支军队，但他们付出了他们无法承受之重。 他们竟然丢下了数以万计的战士尸体。 无数突厥好男儿，死在此次战役之中，他们在战后收集阵亡将士的遗体，按照突厥的风俗，实行火葬，焚烧而去。 天地之间，火光熊熊，草原之上，哭声绵绵。 经此一役，突厥大掠秦陇的计划破产，这一战，让突厥人伤心恸哭而去；也让他们心惊胆战，他们为财而来，根本就无法理解隋朝将士，用命去战斗的背后逻辑。 战斗虽然失败了，却同时也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 这次战斗，让突厥人从此不敢再看轻汉家男儿，再也不敢忽视南面这个新生的政权，这是一场打出了气势、骨气和挺直了腰杆的战斗。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战后杨坚用最高的荣誉表彰了这支部队的丰功伟绩。 非常吝啬名号的杨坚，竟然授与达奚长儒上柱国的荣誉称呼，这是武将一品大官，也是人臣的顶级勋官，可见此战，大大提升了隋朝之军心士气。 参与此战的所有将士们，都官升三级，死亡将士的官爵，由其子孙承袭。 这种奖励和子孙承袭的兵制，让隋朝的军队具备强悍的战斗力。 这意味着前线的战士，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为他们背后的家庭，为他们的妻儿，为他们的可以触摸到的家族和国家而奋战，即使是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因为军功制和承袭制，他们本人即使战死沙场，由他们获取的荣誉，也能给家庭和家族带来实利。 沙钵略在周盘虽然遭到打击，但他不过是遭遇了北周的一支先锋部队而已，他在周盘的军队，也不过是他这次南侵的部队之一。 他亲自率领的主力，已经按照战前预定的计划，从木硖，石门二道南下，所向披靡，所挡者破，兵锋已直指隋朝的心脏，都城长安。 另外几个可汗的行军，也同样迅速而顺利。 突厥行军之间，东西二线，长安以北六郡，突厥兵锋所到之处，六畜都被掳掠殆尽。 西突厥的玷厥，就是俗称的达头可汗，他是沙钵略的叔父，也是突厥可汗之中，势力唯一可以和沙钵略，这个突厥大可汗相抗衡的可汗。 作为名义上的臣属，他也参与了此次南征，西线由其亲自统帅指挥，他的大军过处，势如破竹。 达头可汗却有自己的算盘。 他虽然表面上臣服于沙钵略，但自己辈份在沙钵略之上，并且他继承西突厥室点密一系，经营西方多年，势力根深蒂固，他从内心里并不服气沙钵略的权威。 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让突厥大可汗的职位，归于西突厥，他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要做整个突厥，人人景仰的大可汗。 现在东突厥可汗林立，一定会出现矛盾和不稳定的局面，到时他的机会就会到来。 他看的很准，长孙晟看的更准。 长孙晟给达头可汗挖了一个坑，一个达头可汗非常乐意跳进去的坑。 第34章 自古败事由内起，一世人来两兄弟 上兵伐谋，长孙晟早有准备。 为了应对今日局面，长孙晟很早就向杨坚献上一计，派遣特使元晖，往西域会见达头可汗，送给他一面旗帜，那是一面狼头纛。 对于大可汗沙钵略，却连一杯水都欠奉。 狼头纛对于突厥一族而言，具有特殊的含义，某种程度上，就是权力和传承的代名词。 突厥是一个狼图腾的民族，他们自称为狼的后代。 在他们的起源中，狼生十子，最贤最优最强壮的儿子为阿史那氏，突厥以强者为尊，阿史那氏世为君长，他们在牙门外，建树狼头纛，既表明自己是天选之子，也表示不忘出处和根本。 世代相承，狼头纛就成为权力的象征，也是其传承的正朔所在。 隋朝给达头送狼头纛，隐隐有尊奉达头为突厥之主的含义。 达头可汗心知肚明，这是隋朝的离间之计，但他欣然接受。 对于沙钵略，他早有不臣之心；对于大可汗之位，他也早就志在必得。 因而，他愿意和隋朝达成某种盟约，互相利用、支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长孙晟初战告捷。 为了让火烧得更旺一些，他在干柴之上再泼上一桶油。 当达头和沙钵略的使者相聚于隋朝京城长安时，长孙晟故意将达头使者的座位，放在沙钵略使者之前，这是明面上的挑战和蔑视。 沙钵略接受到这个污辱的信息，大为愤怒。 对于杨坚，他要新仇旧恨一起算，他下定决心，要让隋朝付出数倍的代价，以偿还自己所受的怠慢和侮辱。 因而，在经过隋朝初立后的试探性进攻，攻陷临渝镇（今山海关）后，第二年，他就动员纠合突厥各位可汗，总计精兵四十万，全力进攻隋朝。 这次，他是来真的，也想干一票大的。 沙钵略的目标非常明确，直下长安，颠覆隋朝。 他的行军非常顺利，除了其前头部队和达奚长儒死磕，遭到不堪回首的损失之外，他的主力长驱直入，兵锋已直指长安。 但他忽略了他有一个既神且猪的队友。 他的这个队友，被那个神一样的男人长孙晟策反了。 达头可汗在形势大好，准备和隋朝决战的当口，做了一个决定：他不玩了，他要临阵撤退，回到西域去过逍遥快乐的日子。 沙钵略彻底傻眼了，他无法想象，也无法相信，但这已成既成事实。 对达头而言，撤退显然符合他最大的利益。 撤军回到大草原，而不是和沙钵略相会于长安城下，可以取得政治和策略上的优势。 一是杨隋得以保全。 他和杨坚脆弱和隐性的联盟能得以保持，可以对沙钵略形成一种实质上的战略压力。 第二，如果此次战役半途而废，会有损于沙钵略的威望和实力。 可以形成东突厥各部族内部的势力均衡，为自己赢得宝贵的时间，有利于他夺大可汗之位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达头老谋深算，他和长孙晟都准确判定，沙钵略治下的东突厥一定会发生内乱，他们都在等待那个时间点的到来。 在此之前，一动不如一静，保存自己的实力为第一要务。 他们很快会看到他们希望出现的结果。 西线的达头刚撤，沙钵略进退维谷之际，大漠之北，草原之上，又传来一个令他心生惧意的消息。 长孙晟长袖善舞，神通广大，他出使突厥的一年，收获颇丰，他不仅熟谙突厥山川形胜，同时，他还成功打入了沙钵略皇族的内部。 在杨坚接纳长孙晟的八字策略后，他本人专程去了一趟大草原，在东北极远之处，太阳升起的地方，找到了他曾经的好兄弟处罗侯。 兄弟见面，不醉无归。 他们回忆起以前，在大草原上纵横游荡的兄弟情谊，又一起展望了将来，携手共进的美好岁月。 长孙晟放松心情，全情尽心和处罗侯的家庭熟络关系，处罗侯一家也将长孙晟真正当成自己家庭的一分子。 一时兄弟，一世兄弟。 长孙晟这次出使，于私于公都在大草原上找到了最坚固和最可信赖的朋友。 处罗侯一系，将成为左右隋唐二朝和突厥关系的钥匙。 长孙晟此行，可谓造福千秋万代。 回报很快就来了。 长孙晟派出使者，说服了他在大草原上最重要的同盟者，让他从背后给了沙钵略一刀。 他就是染干，是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之子，他另一个更家喻户晓的名字叫做启民可汗。 这是一个在突厥史上大书特书的人物，他让东突厥完全臣服于隋朝，他又是东突厥中兴的奠基人物。 染干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他传给沙钵略的消息非常简单，只有八个字：铁勒等反，欲袭其牙。 这正中沙钵略的软肋，也是突厥这种大草原上松散型霸主的软肋。 这八个字远胜对面隋朝的千军万马，漠北不稳，后院起火，才是沙钵略最大的隐患。 大草原东西横亘万里，南北五六千里，疆域无边无际，种落族群多如繁星，加上突厥立国时间太短，只能采取松散的，甚至只是维持其名义的羁縻统治方式。 在信奉力量的草原文化中，冲突或战争，只是家常便饭。 甚至经常会出现冒犯突厥利益的事件，需要用武力加以征伐。 突厥能成为大草原的霸主，除了自身拥有最为强大而恐怖的武力外，他们也需要强悍善，战英勇无敌的打手。 铁勒一族就是突厥的超级打手。 铁勒的骑兵，是大草原上最恐怖的存在，足以令远近各族闻风丧胆。 他们生性残忍好杀，铁勒的战士，每一个人都是大草原上最优秀的骑手和弓箭手，在冷兵器时代，每一个小的铁勒族群，可以随时组织起一支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现在这只特种部队要造反了。 他们竟然想趁自己南侵隋朝，王庭空虚之际，要趁火打劫，想洗劫自己留存的财宝。 沙钵略想到铁勒的掠夺成性，也想到他们恐怖的战斗力，他害怕王庭失守，自己老巢被端之后，必然会引发的局势混乱。 想到派系林立，各自争权好利的突厥内部，沙钵略心下打鼓，他当然分得清主次，见达头已经先撤，他也再无心南下，只想立刻回兵入塞。 相对于隋朝这个外部敌人来说，铁勒才是其心腹之患。 第一次隋突战役，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无疾而终。 沙钵略需要的绢帛财富，以及利用战争来扩大自己势力的目的并未达到。 但沙钵略很快就会卷土重来，隋朝北境烽火再起。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 时间已经到了杨坚登基的第三个年头，隋朝百废俱兴，国势蒸蒸日上，杨坚展现出统一的中原王朝所拥有的，巨大而恐怖的战争动员能力。 经过第一次全面战役的接触和锤炼，更加坚定了杨坚利用战争去赢得和平的决心。 于是，杨坚下诏，举全国之力，正式征伐突厥。 在这道诏书中，杨坚明确了他对待突厥的国策，“朕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为耕织。” 然后，杨坚在诏书中展现了必胜的信心和勇气，他接着写道， “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宁劳渭桥之拜！” 这道硬气的诏书，是以其强大的战争实力做基础的。 事实上，诏书发出的时间，距离沙钵略第一次四十万大军全线入寇，才过去一年。 在过去的三年，杨坚一直在被动防御突厥，因为他当时的战略是攘外必先安内，他想在统一中国北方之后，乘着胜势，一鼓作气荡平江南。 一统天下，再图北望。 因而，杨坚在南方的陈朝边境聚集了隋朝最优秀的将领，甚至已经正式发兵准备征伐江南的陈朝。 在北方的边境，杨坚的被动防御政策，主要是动员了十万级的人员，去修筑长城。 但突厥人来得太快，其势太猛，杨坚只得临时撤回了南征的军队，并且他本人在突厥的巨大压力下，身体崩溃而病倒了。 现在，时间才过去一年，杨坚将隋朝这架战争机器，开足马力，渐入佳境，已达巅峰。 来而不往非礼也，是时候向突厥进攻了。 第35章 八道大军俱北伐，出其不意强对强 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全面进攻。 杨坚将北伐的军队，分为四个大区，每个区二道兵马，总计四区八道，主动出击，全力寻找战机。 隋军浩浩荡荡，驰骋大草原腹地，正式向突厥宣战。 这是隋朝对突厥史上的高光时刻，也是隋朝军力鼎盛的时代，八道大军，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收获。 从一个巨大的，让人喜出望外的胜利开始，从此之后，打开了胜利之门，连战皆捷，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打蛇打七寸，此次北伐，沙钵略可汗是首要的攻击目标。 一场遭遇战拉开了隋突第二次战役的序幕。 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卫王杨爽的朔州道大军正面硬刚上了沙钵略的主力大军。 沙钵略去年才在隋朝柔弱的身躯上得到满足，他完全不把隋朝的军队放在眼里。 兵强将勇的他，具备这种自信，也完全有这种实力。 因为中原汉族王朝的军队，已有几百年没有深入大草原了。 这片土地，并不欢迎外来者，他沙钵略，他治下的突厥，才是大草原上真正的主人。 汉人王朝的战斗力，在第一次战役中，在他势如破竹的攻势中，在他纵兵直指长安时，在突厥将北境六郡掳掠一空时，他已经领教过了。 他的判断是，除了极个别能打的，汉人的军队不堪一战。 何况这一次，自己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在自己的地盘之上，在大草原之上，他沙钵略，他们突厥人，从来没有畏惧过任何人，他的突厥铁骑，足以在任何时候，摧毁隋朝的军队。 沙钵略也许具备这个实力，但他也忘记了战场上的一个规则：骄兵必败。 加上他的运气不好，碰上了二个不要命的李姓将领。 他命中的对手和克星，行军总管李充敏锐地捕捉到了沙钵略的弱点。 他先指出了突厥的弱点，“突厥每侵边，诸将辄以全军为计，莫能死战。由是突厥胜多败少，所以每轻中国之师。” 然后，李充因势利导，向卫王杨爽进献了破敌之策，“今者沙钵略悉国内之师，屯据险要，必轻我而无备，以精兵袭之，可破也。” 当时，隋朝建国才三年，他们的军队还是北周的老班底，这群旧日兵将，摄于突厥之威，大都认为，应该以稳固防守为主。 主动突袭，还是和突厥的强项骑兵对战，他们大感为难，心有余悸。 但英雄所见，总有相同之处。 另一个李姓将领站出来挺他，请求和李充一同奔袭。 李彻，曾经被杨坚称赞为“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广达（李充）者乎？”。 这个当世一流大将，也和李充持有相同看法。 卫王杨爽见士心可用，便拔出五千精骑，让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袭沙钵略的大军。 事实证明，沙钵略的军队过于托大，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汉人军队会主动出击，并且是采用突厥擅长的骑兵作战的方式。 有备对无备，战斗从一开始就呈现一面倒的情况。 突厥军队阵脚大乱，全军崩溃，在二李的精锐骑兵冲击之下，再也无法组织反击。 混乱之中，逃命为上。 沙钵略仓皇四顾，漫山遍野，尽是亡命奔逃的将士。 他知道大势已去，但自己一身金光闪闪的黄金盔甲，非富既贵，他知道过于惹眼，这正是追逐之中，隋军最喜欢的目标。 要想逃命，就必须轻装简行。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沙钵略赶紧偷偷钻入草丛之中，以最快的速度，脱掉自己的黄金战甲，骑上爱马，一骑绝尘，拍马飞逃。 沙钵略铁了心要跑，那当然不可能追击得上，毕竟贵为突厥之主，千里马还是有几匹的。 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突袭，一战就冲垮了沙钵略的主力大军。 在隋朝精锐骑兵的追击之下，沙钵略军队的缁重和军粮也被隋朝收割，成为战利品。 这对突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是铁，饭是钢，沙钵略仓促之间逃跑，但散而复聚的军队，让他的军粮供应，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沙钵略只能饮鸩止渴，杀掉战马，粉碎马骨，来当作军粮，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正常的方法。 老天爷似乎也要惩罚沙钵略，他流年不利，他的军队遭遇了天灾。 军队之中，竟然流行起疫疾，沙钵略的部队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甚至远远超过了在战场上牺牲的勇士数量。 人不可能和天斗。 疫疾的流行，对沙钵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的核心直属军队，经此一役，损失殆尽。 大草原上，突厥族中，最重武力，这也预示着新的时代将要来临。 旧王已去，新王当立。 白道之战，武将们虽然在正面战场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这些拥有绝对力量的武将，从来都不是杨坚的最爱。 杨坚猜忌刻薄，对于文臣，或者还能善始善终，但对于实权型的武将，却鲜有能一路到头的。 击溃沙钵略的二李，他们的下场足为代表。 李充在此战之后，进位朔州总管，在边境素着威名，但他被人告发谋反。 杨坚将他征还京师，虽然并无真凭实据，依然当面严厉斥责李充。 李充一心为国，秉性刚烈，经此无妄之灾，心中郁闷不得排解，很快郁郁而终。 李彻的结局就要凄惨得多。 599年，高颎失势，李彻因为和高颎走得近，遭到杨坚的猜忌，被疏远猜忌，不再任职。 李彻无辜受到牵连，难免有几句怨言，他也被人告发。 杨坚不想容忍朝野之间的不同意见，他召见了李彻，并且将他引入卧室之内，杯酒言欢，讲述起平生伟业，所历种种，君臣尽欢。 但故人之情述完，杨坚露出了他的本意。 他敬给李彻一杯酒，这也是李彻在世间的最后一杯酒。 李彻望着盛满毒酒的杯子，也许想起了那个薄晓，在白道，他和李充的纵横驰骋，身后是无数汉家儿郎，响彻天地的冲杀。 那是一种多么值得怀念的岁月啊。 杯中酒水清洌，映照出李彻有些落寞的眼神，真寂寞啊。 李彻没得选择，他仰头，一饮而尽。 而他的妻子宇文氏，也在杨坚的儿子杨广一朝，迎来她生命的终点。 她被李彻的一个非她亲生的儿子告发，说是她在家行巫盅之术，显然这可能关联到李彻，并且指向了杨坚父子，她被斩杀。 无限感慨，不胜唏嘘。 隋朝的中路军攻破沙钵略主力之时，东北战线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他们彻底铲除了盘踞在营州一带的高宝宁集团。 这一战，也掀开了东北边疆动乱的背后支持者高句丽的面纱，这个辽东的霸主，从此将走上台前，直接对抗隋唐二朝。 这一战，将成为影响隋唐二百年局势的滥觞。 东北方向，土着民族奚，契丹，靺鞨等，都是民风剽悍，战斗力强盛的种族。 远在辽东的高丽当时更是东北地区的霸主。 其文化，制度虽然属于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但它日益强大的兵力和野心，以及向中原扩张的传统，注定他们和中原王朝，终将一战。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杨坚一统北方之后，必然要拔去笼罩着高丽阴影的高宝宁集团。 高宝宁，他是杨坚的老对手。 这个从来不曾臣服过杨坚的割据势力，倔强地向杨坚扬起他的刀锋。 只是，他碰上了更坚硬，更坚决的杨坚，还有那些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中，最坚硬的脊梁。 第36章 有进无退为人嫁，枭雄末路实堪怜 高宝宁的老巢在营州。 他是位于中原王朝边缘地带的割据势力，也是东北亚局势中的一颗重要棋子。 他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并且与契丹，靺鞨等边境少数民族互为表里，互相支持，多次进攻掳掠中原王朝的边境。 他的背后，一直有着东北亚区域霸主高句丽的直接支持。 高宝宁处于高句丽和中原王朝的中间缓冲地带。 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一旦中原王朝要对外扩张，他就会首先被清除。 杨坚正是这样想的，他也准备这样做。 杨坚已经和高宝宁打过几次交道，高宝宁依靠其背后的势力和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一直有不臣之心，满足于作个化外之民。 高宝宁有这个本钱，他本身确实是块硬骨头。 他是原北齐黄龙镇城守，北周营州刺史，依靠其“高”姓，冒认自己为北齐皇族，加上其为人狡黠，颇多谋略，在营州周边各少数民族内拥有相当高的威望。 他的军队核心更是契丹和靺鞨族的战士，可谓兵强将勇，风头一时无二。 高宝宁更可能的出身是高句丽王朝高氏在辽东的族属。 高句丽王朝当时已经成为东北亚的区域性大国，他们自视甚高，不知天高地厚，一直将自己和中原的汉人王朝，日本，并列为东亚三大国，并将自己置于东北亚天然的霸主位置。 高句丽王朝正处在又一次大规模西进的阶段。 高宝宁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他们西进的要冲，高宝宁在北齐灭亡之后，也需要依靠一个大国，才能抗衡北周的讨伐。 高丽立即向高宝宁展示了他们超卓的战斗力和扶植高宝宁对抗北周的决心。 高丽甚至曾经想直接染指中原的战事。 当年北周灭北齐，在高句丽的支持下，高宝宁曾经组织过一支联军，想南下增援拯救北齐的都城邺城。 但北周的行动过于迅速，他们以狂风扫落叶之势，一举摧毁了邺城。 高宝宁只得无功北返。 他也拒绝了北周武帝的招降，宁愿做一个山大王。 但命运早就写定，高宝宁将一事无成，这只是他二次扑空头的行动之一。 在北齐范阳王高绍义的复国行动中，突厥直接支持高绍义，给人，给钱，给兵，给地盘。 高宝宁上书劝进，成了高绍义复辟政府的丞相。 他们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突厥和高句丽，高宝宁形成一个抗击北周的联盟，这个联盟的目的非常明确，要防止北周趁着攻灭北齐的余威，借此机会，完全统一中国北方，进而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原王朝。 这种强大的邻居，会破坏突厥和高句丽，相对于中原王朝的战略平衡。 这个反北周的战略联盟，有过一段蜜月期，北周武帝病死于北伐途中。 范阳卢昌期趁势举兵响应流亡政府，一时之间，原北齐的东北边境，全部成了高绍义的势力范围。 但北周展示了可怕的战斗力量和战斗意志。 宇文神举发兵北进，攻灭范阳卢昌期，并且屠城，对叛乱力量，斩尽杀绝。 高宝宁组织的联合援兵团，只得又一次在途中北返。 二次去而复返，二次败兴而来，命运早就已经提点高宝宁，趁早收手，远祸为佳。 但高宝宁成了一只过河的卒子，只能前进，再无后退的路。 他曾经成为北周武帝的目标。 这直接导致了高丽的武装干涉，高丽王和他的女婿，亲自率领军队直接参与北周和高宝定的战斗。 “时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高丽）王领军逆战于拜山之野，温达为先锋，疾斗斩数十余级，诸军乘胜奋击，大克。及论功，无不以温达为第一，（高丽）王嘉叹曰:“是吾女婿也！”。 高丽强悍的战斗力和尚武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但一山不容二虎，东北亚不能存在第二个霸主。 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胜强，此乃自然之理。 因而当大一统的隋唐国力强盛之际，征伐并攻灭高句丽，是国策之需要。 隋唐四代君王，举全国之力，前赴后继，历时近百年，才终于将高句丽灭国。 但高宝宁却暂时保住了他的地盘，此次征战，由于高句丽和突厥的直接干预，加上北周武帝多年戎马生涯，积劳成疾，竟然病死于出征途中。 第一次对高宝宁之战，以北周的失败告终。 但杨坚很快就斩断了高宝宁的后路，他把高绍义——高宝宁奉以为主，北齐的复辟政权连根摧毁。 杨坚矫诏辅政后，以大丞相的名义，很快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实权，他通过外交手段，许诺佗钵可汗和亲千金公主，并辅以绢帛贿赂，才让佗钵可汗交出高绍义。 佗钵可汗最终屈服于北周的糖衣炮弹，眼睁睁看着他的盟友高绍义被北周擒住。 高绍义对他耿耿于怀，他在蜀中这个流放之地，一辈子都未释然于佗钵的背叛，至死都愤愤不平地说：“夷狄无信，送我于此。” 高宝宁从此失去了恢复北齐的最后希望，他也失去其赖以存在的根本。 身处大国之间，他最终的结局，要么是成为流寇，要么就被彻底消灭。 他知道自已处于四战之地，在各大势力之间，只能择强而从，但他不想归顺杨坚。 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并且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那就是成为突厥和高句丽的对抗中原王朝的棋子和先锋。 当然，也是走狗。 很自然地，当杨坚矫诏辅政，天下骚然，尉迟迥起兵之际，他也蠢蠢欲动。 尉迟迥老于战场，精于战略，他策划了一个反杨坚同盟，北结突厥和高宝宁。 这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如果能和突厥及高宝宁连成一片，杨坚将面临四面受敌，处处应战的不利局面。 但在他们之间，还有一支不可逾越的强硬力量，那就是幽州的于翼。 他和晋阳李穆一样，并不看好尉迟迥，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时间选择押宝杨坚。 高宝宁身上有太多北齐的铬印，背后也有太多突厥和高句丽人的身影。 这注定他无法真正向杨坚投降。 即使投降，以他这种出身，必然有一天，会被清洗。 杨坚的态度非常坚决，既然谈不拢，那就打，狠狠地打，在战场之上，决定谁有话语权。 这注定了高宝宁必然要经受最坚决严厉的打击。 外贼可以慢慢平复，但家贼却必须第一时间给予歼灭。 现在轮到高宝宁了。 在第二次隋突战役中，沙钵略的主力被卫王杨爽大败于白道，他本人也于草丛中，丢弃金甲，狼狈逃窜。 沙钵略在中线的突然崩溃，产生了蝴蝶效应。 东线的力量对比立即发生了变化，高宝宁失去了突厥的牵制和直接战力支持，对于他这种小小的割据势力而言，打击是致命的。 面对隋朝阴寿的十万大军，高宝宁只得避而远之，他弃城奔逃入沙漠之北，以期卷土重来。 阴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荡平高宝宁的老巢黄龙诸县，随后班师。 但高宝宁显然是个游击战的大师，他采取了流动和弹性的战法，敌退我进，敌进我退。 阴寿一退，他立即派遣他的儿子率领大批骑兵，大掠外城，阴寿的留守军队苦斗数日，才勉强打退这次进攻。 阴寿大为苦恼。 他知道，如果让高宝宁自生自灭，以他在北地多年的经营，背后又有突厥和高句丽的支持，总有一天，他肯定会重新成为心腹之患。 阴寿想到了一个永绝后患的方法。 对于这种人，必须从肉体上永远消灭他。 于是，阴寿颁布了一道悬赏令，重金求购高宝宁的脑袋。 第37章 城破地绝援兵尽，砂城一战足留名 阴寿要赶尽杀绝。 除了悬挂高宝宁的追杀令外，他还做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动作。 他一不做二不休，派人深入高宝宁的逃亡队伍中，直接分化高宝宁的部下，对他们许以投诚报效后的高官厚禄。 形势非常明显，跟着高宝宁，总有一天要沦为人人喊打喊杀的马贼，但杨隋政权却代表了合法的中央政府。 任何时候，跟着当权政府走，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一招很快就见效。 一个月后，高宝宁的心腹大将赵世模投降。 这对高宝宁军队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当堤坝的缺口一开，洪水就会汹涌而出。 高宝宁的部下，瞬间失去方向，四顾茫然，前途渺茫。 他们亲眼见到突厥失势，将他们抛弃；而高句丽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 背后二座靠山，轰然倒塌。 不能投靠高句丽，这来自于惨痛的，带着血和泪的历史教训。 当年北魏强势崛起，统一中国北方。 在即将攻灭东北的北燕之际，燕王冯弘率军避入辽东，寄居于高句丽篱下。 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卷土重来，但他进入高句丽那天，已经注定他的悲惨结局。 燕王冯弘手中有兵、有粮、有钱，是一块到嘴的肥肉。 吞掉燕王，高句丽王就可以实力大增，高句丽王的帐，算得非常清楚，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消解和剥除掉燕王冯弘的核心武力后，高句丽王将他调往偏远的北丰，并且在二年之后，将冯弘一族，十多人一同斩尽杀绝。 前车之覆，殷鉴不远。 高宝宁和他的部下，当然记得冯弘的遭遇，因而，他们虽然得到了高句丽的支持和许诺，但在他失败奔逃之时，依然选择了邻近的契丹。 在这一刻，高宝宁心中还存有西联突厥，东接高句丽，居中为土霸王的想法。 他这个想法永远没有实现的那一天了。 阴寿没有让他等到那一刻，他发出的悬赏令，就是高宝宁的催命符。 谁都知道，高宝宁的人头，就是赤裸裸的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因为投诚阴寿的赵世模，在阴寿的手下正混得如鱼得水，要官得官，要财有财。 阴寿给高宝宁的部下树立了一个标杆，跟着阴寿走，生活有奔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切水到渠成，高宝宁在奔向契丹的途中，为其部下所杀。 但高宝宁一系在北地经营多年，其本人虽死，部下各种力量却散落四方，如果没有合适的安置之法，肯定会成为边境地区，不安定的因素。 在东北亚这样一个多民族，各势力混杂的区域，谁也不可能一家独大。 因而，尽量收服高宝宁的残存势力，安抚并为隋朝所用，就成了当务之急。 况且，高宝宁的部下大都也是汉人，这一支力量如果收归中央政府，就可以立即在边境的战斗中，成为核心的基础力量。 于是，杨坚适时颁发了一道政令，“赦黄龙死罪以下”。 即从法理上赦免了高宝宁集团绝大部分人的罪过，杨坚希望能在北地边境，营造一个较为有利的统战环境。 这是一道非常及时，并且有用有效有力的诏令。 因为，高宝宁集团的部下免除了沦为马贼的下场，他们可以重新走上职业军人这条道路，这是一条谋生发家之路。 能做官，谁愿为贼？ 高宝宁已经被铲除，即使杨坚接纳了他的一部分力量，东北亚的局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这是一个崇拜力量的区域，自古以来，兵强将勇，盛产武将。 谁的拳头够硬，谁就能生存，谁就是主宰。 隋朝来得太晚了，这个游戏之中，已经产生了绝对的大佬。 在幽州，在东北亚，隋朝的力量，并不足以成为这个区域的主宰。 这可以从突厥卷土重来后，幽州发生的最惨烈一战中，可以得到证明。 上一任幽州总管阴寿，以一套漂亮的组合拳，将隋朝的心腹之患高宝宁干净利落地铲除掉，但很快，阴寿也老死于幽州总管的任上。 幽州作为帝国东北边境的战略要地，一直以来，都需要一流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主政。 阴寿的继任者自然也不例外。 他就是李崇，是太师李穆的侄子。 李崇当年在尉迟迥起兵时，曾经慷慨激昂，想协助尉迟迥讨伐杨坚，为北周宇文氏效忠。 但他在李氏家族之中，并不是话事人，当他得知叔父李穆以天下许杨坚时，慨然叹息说：“合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危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 可见李崇实有国士之风，足可为国死节尽忠。 他求仁得仁。 砂城一战，就是李崇彪炳史册，用生命奏出的绝世强音。 高宝宁在失去突厥的支援下，伏诛于阴寿发出的追杀令。 突厥主力，当时在白道遭遇了暂时性的失败，突厥一族，全民皆民，因而，他们有着非常快的创伤愈合能力。 东北亚，他们必须宣示主权。 突厥人卷土重来的力量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阴寿死后，李崇接任幽州总管，他上任伊始，趁着阴寿荡平北境的余威，再加上他本人骁勇善战，屡屡打破突厥的小股骚扰。 远近各族，慑其威略，慕其威名，争来内附。 李崇在幽州度过了一段蜜月时期。 但是，幽州一地，是东北亚各种势力的角斗场，突厥在白道之败后，需要在边疆各族中重新树立威名，这一次，他们选择幽州做为突破口。 沙钵略本人有更重要的大事在做，他正忙于针对阿波可汗的征伐。 幽州战役，就落到沙钵略之弟突利来主导进行。 李崇遭到突厥主力的强力进攻。 此次突厥有备而来，他们展现了突厥全力攻击下的恐怖战力。 李崇亲自率领主力应战，转斗十余日，连战皆败，根本无法甩掉突厥骑兵的追击，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退保砂城，固守待援。 城戍早已荒废，城小无可守御，城外突厥围困千重万重。 这是死地，也是绝地。 援军已经永远不可能到达。 虽然杨坚已经派出高颎和虞庆则的牵制大军，但其战略重点始终在于突厥的大可汗沙钵略，幽州，暂时只能依靠李崇本身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李崇已入绝地，但他并不绝望。 他和他的军队，依然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意志，突厥围困他千万重，不分白天黑夜进攻。 李崇拼尽全力死战。 突厥很快发现了这支军队的坚强意志，他们非常清楚困兽之斗，难免二败俱伤。 于是，他们改变了战法，改为以逸待劳，采取围而不歼之计。 这将李崇逼入真正的绝境。 因为李崇的部队没有粮食了。 他们只剩一条路，去突厥的虎口之中抢夺食物。 于是每当黑夜来临，李崇的军队就乘着夜色，闯入突厥营中，掠得牛羊，再退入砂城。 几天之后，突厥人摸清了李崇的行军规律，布下了一个口袋，让李崇自己钻进来。 李崇即使知道对面有陷井，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能，也必须乘着夜色去抢劫突厥的军粮。 以多敌少，以有备对无备，结局早就注定。 李崇的军队进入突厥的包围圈，战士死亡殆尽，天明之前奔还入城者，只剩下一百来个人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身负轻重之伤，已无再战之力。 突厥一族，素重勇士，他们颇为看重李崇的勇猛和骨气，便用高官厚禄来诱逼李崇投降。 李崇自知时日无多，他并不惧怕死亡。 他想起当年尉迟迥起事时，自己一腔热血，早就有为国尽忠之意。 往事历历，一生多难。 他心想，上次没能为北周尽忠，那今日就为隋朝效死吧。 何况自己今日面对的是外虏，更是绝不可能屈膝，将军死于阵前，这是宿命，也可谓善终， 他唯一担忧的是，今日全军为国死节，后世无人再知。 李崇决定以死报效国家，他向余下的伤痕满身的士卒，投去怜悯的目光，这些跟随自己的三千勇士，就剩下这一百来号兄弟了。 要给自己，也给他们留点念想吧。 李崇充满深情地交待他们说：“（李）崇丧师徒，罪当死，今日效命以谢国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贼，方便走散，努力还乡。” 然后，他说出了自己最后的愿望，“若见至尊，道（李）崇此意。” 李崇挺身出战，冲入突厥人的阵中，连杀二人后，他的眼中，看见了漫天的箭雨。 也许在那一刻，他的耳边回想起他幼年承袭父爵时，他在亲戚的祝贺声中，大声地哭泣。 那个瘦小的身体，说出稚嫩却又无比坚决的话语。 “无勋于国，而幼小封侯，当报主恩，不得终于孝养。是以悲耳。” 许国不奉家。 此身已许国，再也不顾家。 幽州李崇一军，全军覆没。 但是，隋朝虽然损失惨重，但幽州等中心城市却还是被隋朝牢牢抓控在手中。 东北亚又保持了暂时的平衡。 在各方势力的拉锯战中，东北亚这块多事之地，将会上演无数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事迹。 辽东无小事，举国尽哀鸣。 东线战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西线似乎要安静很多，难道西线无战事？ 第38章 窦荣定仰天求雨，敦煌戍卒显威名 西线战场，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势。 战况让人玩味再三。 在第一次战役中，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响应沙钵略的号召，出兵攻击隋朝，但在长孙晟的离间之下，他丢下沙钵略，临阵撤军。 这是无法接受的背叛行为，事实上撕裂了达头可汗对沙钵略的效忠和臣服。 因而在第二次隋突战役中，达头拒绝参加游戏，乐得坐观其成，想从中获取渔翁之利。 但沙钵略是名义上的大可汗，在东突厥内部有着更高的影响和号召力，达头可汗虽然被剔除出他的联盟，阿波可汗却足以顶替他，领导突厥的西线大军。 阿波可汗的运气不好，他的对手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 隋军西线的主帅是窦荣定。 窦氏是关中大姓，儿子娶公主，女儿为皇后，是他们的家风和传统。 窦氏是当世一等一的大族，家学渊源流长，家风刚劲爽朗，代代有人才，历百年而不倒。 窦荣定虽非皇族，却是外戚，他既是杨坚的大舅子，也是杨坚的死党。 杨坚曾经评论窦荣定说：“朕少恶轻薄，性相近者，唯窦荣定而已。” 窦荣定也是个美男子，他容貌瑰伟，有着一幅漂亮的须髯，弓马娴熟，文武全才，可谓一代儒将。 他很早就对杨坚托付真心，支持其篡夺大计。 杨坚登基之后，一朝之中，对窦荣定的荣宠，无人能比。 杨坚甚至每天命令皇宫之中的尚食局，专门赐给窦荣定一头肥羊，各种美味佳肴，更是数不胜数。 窦荣定既是杨坚身边的红人，也是杨坚信得过的统兵将领。 因而，杨坚将西线大军的指挥权交付给了窦荣定。 窦荣定没有辜负杨坚的信任，他即将迎来第一场恶战。 高越原，隋突西线战场，硬碰硬的第一仗。 当时天气十分干燥，西北少雨，又无法找到水源。 窦荣定面临了缺水的危机，缺水比少粮更严重。 士卒们口渴难耐，军队之中，已经到了杀马饮血的危急关头，再这样下去，一定会是全军崩溃败亡之局。 窦荣定再无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冥冥之中的天意，他仰天叹息，向上苍祈雨， 或者是天佑大隋，或者是窦荣定帅命强盛，奇迹出现了。 天空之中，竟然真的雨水纷纷。 每一个军士心中，都认为是天佑大隋，前一刻即将崩溃的大军，瞬息之间，就已军心大振。 窦荣定趁势发起猛攻。 全军上下一心，一鼓作气，一战就击败阿波。 此战之后，接连再战，乘着胜利的气势，阿波可汗屡战屡败。 虽然他经历了几次小败，但并没有伤到阿波的元气。 失败，让他领略到隋朝的强悍战力，阿波非常清楚，如果再继续打下去，主力对主力，将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困局。 阿波开始犹豫。 他此次西来，并没有绝对需要达成的明确而具体的目的。 就在他举棋不定，心生迟疑之际，发生了二件事情，让他的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一件事，是他见识到一个人和记住了一个名字。 窦荣定手中有一张王牌。 在他的军队之中，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隋朝四大名将之一的史万岁。 他有一个流传更广的外号，他就是历史上威名赫赫的敦煌戍卒。 自认隋朝第一名将的贺若弼，眼高于顶，曾经评价当世四大名将，“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 可见贺若弼对史万岁的骑术射术，推崇备至， 史万岁是当之无愧，举世无双的飞骑将军。 他射术精绝，当年在梁士彦麾下，曾经有过一次即兴表演。 当时群雁飞于上，大军行于下。 史万岁遥指雁群，豪情大发地说：“请射行（列）中（间）者第三。” 说完，弯弓搭箭，第三只雁应声而落，三军拜服，惊为天人。 在平定尉迟迥的最后一战中，史万岁也展现了惊人的勇气和武艺。 尉迟迥的军队占据地利，人和，场面一度占优，眼见北周军队要顶不住了，将成溃败之势。 史万岁对左右亲兵说：“事急矣，吾当破之” 于是他驰马冲入尉迟迥大军之中，左冲右突，锐不可挡，十万大军之中，取敌首级如探囊取物。 这种英勇的行为让北周的兵将们，打了鸡血。 他们见到史万岁如此英勇，不由气血爆涨，信心百倍，杀气震天，才有邺城之战翻盘之举。 史万岁虽然好读兵书，也勇猛无比，却似乎并不懂得韬光养晦，藏巧于拙之道。 他在不久之后，因为连坐谋反的罪名，被发配到遥远的敦煌，那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在这里，他由一名将军，成为了一名戍卒。 在这里，他成长为名震西陲的敦煌戍卒。 在这里，也是他开挂人生的起点。 英雄总是需要英雄来识别和珍惜。 他的顶头上司，区区一个敦煌戍主，也是一个狠角色。 他经常单人匹马深入周边的草原绿洲，今天顺走附近牧民的一只羊，明天赶回一匹马。 他自认胆色无双，眼光过顶，在戍所之内，无法无天，视手下戍卒如无物，经常吆五喝六。 直到他碰到史万岁。 史万岁以待罪之身，初来乍到，本来并不愿意过多招摇。 但人善被人欺。 敦煌戍主见他并不反抗，逆来顺受，断定他是个孬种，得寸进尺之事，做得越来越多。 史万岁实在不堪忍受他顶头上司没完没了的辱骂，便有心一展实力，以震摄敦煌。 戍主也是干脆人，既然史万岁牛皮哄哄，他就让史万岁以事实说话。 他给了史万岁一副弓箭。 史万岁利器在手，瞬间回到那个驰骋沙场，所向无敌的状态。 他一箭发出，正中靶心。 戍主也是识货之人，他非常欣喜，在如此偏远之地，竟然可以觅得知音和帮手。 他笑嘻嘻地说：“小人定可。” 他赠送给史万岁一幅弓马，以考较其勇气、胆略和实力。 史万岁二话不说，一人一弓一马，驰入突厥牧群之中，大得六畜而归。 任何地方，都要靠实力说话。 史万岁这一举动，立即赢得戍主的尊重。 从此以后，他们二人相携深入突厥势力范围几百里内，如入无人之境，于是，敦煌戍卒的威名震天响于突厥之内。 此次隋突第二次战役，西线窦荣定大军才至，史万岁就知道自己翻身的机会来了。 他跑到窦荣定军门之前，请求自效。 如此人才，可遇不可求，实乃天赐之将。 窦荣定将这件事情，视为老天眷顾自己，他知道自己此次西征，必然胜算在握。 当隋突二军在高越原遭遇，陷入了相持的阶段，双方都没有力量扩大战果，眼见双方士卒的死伤日甚一日，一场消耗战和拉锯战在所难免。 杀人一千，自损八百。 这是双方都不愿意面对的局面。 于是，谈判开始。 窦荣定知道是时候让史万岁登场了。 他派人对阿波可汗说：“士卒何罪过，令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 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二军相争，当互相不能吃掉对方之时，以阵前勇士的胜负，决定处理善后等相关事宜。 阿波立即同意。 单打独斗，大草原的勇士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人。 他自恃突厥勇士弓马娴熟，不惧单挑。 但他忽略了一点，这种方式是窦荣定提出来的，以有备对无备，阿波跳进了了窦荣定挖的坑。 于是，在二军阵前，阿波双眼大睁，惊掉下巴，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史万岁，单人独骑，轻取己方勇士首级。 阿波傻眼了。 他震惊于史万岁的骁勇，他认为这个可怕的对手，必然在隋军之中，威名赫赫，他赶忙请教其姓名。 史万岁为了立威，也为了震慑打击突厥的战意，头也不回地留下了四个字“敦煌戍卒”。 突厥大惊，区区一个戍卒，竟然能在二军阵前，明刀明枪地斩杀万中挑一的突厥勇士。 隋军之中，藏龙卧虎之辈不知道还隐藏有多少？ 这一仗，再拖下去，在场的战士，又有几个人可以再回到漠北的草原？ 当年达奚长儒血战突厥主力，让他们损失一万精锐之事，还历历在目，难道现在历史又要重演？ 每个突厥战士的心中，都感到忐忑不安。 阿波考虑自己的目的，只是求财而已，现在却被窦荣定盯死，陷入消耗战，如果拼掉自己的主力，那大草原上，哪还有自己容身之处？ 阿波大惊，不敢复战，双方定盟，各自离去。 但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达头的烦恼才刚开始。 一个使者给他带来了一个让他睡不着觉的消息。 第39章 不死不休窝里斗，草原深处烽火浓 这个消息，只有一句话，八个字。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长孙五策灭突厥中的第二策。 长孙晟的使者问阿波道：“愿自度量，能御之乎？” 阿波沉默。 长孙晟既然敢提出问题，必定已有破局之策。 阿波立即派了一个使者到隋军大营，当面向长孙晟请教对策。 阿波可汗当时虽然处在下风，但并未伤筋动骨，他当然也不是真的畏惧窦荣定。 而是长孙晟这个灵魂拷问，直击他的要害，与其说阿波惧怕外敌，他更害怕的是后院起火。 长孙晟掌握了阿波的命门。 他作为小可汗，法理上必须听命于大可汗沙钵略，但同时，他也必须防备沙钵略吞并他的部落，消耗他的武力。 他们都心知肚明，都在等待对方犯错的一天。 在大草原上，力量代表一切。 今日你大权在手，志得意满；明天丧师辱国，就可能一无所有。 他此次出征，屡遭败绩，乏善可陈。 第一次隋突战役中，沙钵略的军队，势如破竹直逼长安，那种气势如虹，一往无前的必胜形象，已经深深地铬印在阿波的脑海之中。 他私下考量，自己此次西征举步维艰，实在是突厥征伐之耻，秋后算账，谁来担这个责任？ 阿波心中忧惧丛生。 他既害怕沙钵略的追责，也担心沙钵略会借势削弱和吞并自己的部落。 诚如长孙晟所言，“今摄图（沙钵略）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因以归罪于阿波，成其夙计，灭北牙矣。” 这句话直接切中阿波最担心的问题。 他知道长孙晟已有定计。 长孙晟知道时机成熟，这才将”远交近攻，离强合弱“长孙五策中的第二策和盘托出。 他为阿波指出了一条明路。 “今（西突厥）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沙钵略）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焉？” 阿波本来就怀有首鼠二端之心，也清楚地看到西突厥达头可汗在和隋朝联盟后，全新的战略优势。 现在东西突厥之间，包括东突厥内部，嫌隙已生，火拼只是早晚而已。 作为次一级的可汗和力量，站队就非常重要。 阿波在长孙晟的鼓动下，觉得达头可汗是个不错的选择。 他却不知道，他的这个决策，将让突厥由极盛而快速地走向衰败。 突厥人甚至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 不过，当此之时，叫他重新再选择一次，他也一样会选择连合达头可汗，自保之路。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长孙晟见计策得售，立即趁热打铁，劝阿波停战，入朝靓见大隋皇帝杨坚。 长孙晟完美地诠释了上兵伐谋。 当阿波的使者进入长安，朝拜杨坚的消息，传到沙钵略耳朵中时，他暴跳如雷。 这是他最重大的失败。 去年，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和隋朝眉目传情，达头可汗摆了自己一道。 现在，阿波又想重施故技，想依靠隋朝为援，和自己分庭抗礼。 他是突厥的大可汗，这是最严重的挑战和背叛，他必须拿出自己的态度。 沙钵略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最近在白道，猝不及防的失败，加上突厥内部接连的背叛，让他只能采取最强硬的应对态度。 否则，他无法在突厥领地内颁布施行任何一个命令。 他必须以雷霆手段，重新树立起他的威望。 他需要让整个大草原认识到，他沙钵略，才是突厥之主，才是他们无可置疑的大可汗。 在沙钵略的构想中，阿波可汗，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心腹，而是处处挑战自己权威的敌对势力，总有一天，必须要予以铲除。 吞并阿波的部落，可以弥补自己在白道的损失，也能够重新树立自己的霸权，这是一举二得的事。 阿波可汗的公然投敌，给了沙钵略发动征伐的口实。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沙钵略立即亲自率领大军，攻击了阿波可汗的老巢，收其属众，掳其羊马，并且将阿波的母亲斩杀祭旗。 这个彻底和不留余地的行为，斩断了阿波可汗回归的路，也切断了他继续臣服沙钵略的归途。 他和沙钵略，只能两虎相斗，不死不休。 目前的局势，他的老巢已被沙钵略一举端掉，他失去了部落和地盘，也失去了权力的基础。 如果要东山再起，他只剩下一条路。 他只能按照长孙晟的计划，投靠西突厥的达头可汗，那是他唯一的活路。 阿波可汗率领残部，直奔西突厥，他需要达头可汗的支持，才能报此血海深仇。 达头可汗大喜，他终于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进击东突厥，对抗沙钵略。 达头可汗倾尽全力支持阿波的复仇，他直接拨给阿波十万大军，让他趁热打铁，立即东进。 达头可汗愿意提供阿波复仇所需的一切。 这对达头可汗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 东进东突厥，和沙钵略争一日之长，成为东西突厥共同尊奉的大可汗，本来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生最高追求。 现在阿波的投靠和沙钵略盲目而愚蠢地清除行动，让他有了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压制沙钵略的机会。 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也是一个让整个突厥差点惨遭灭族的决定。 但在当时当日，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 阿波可汗在达头的支持下，对沙钵略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沙钵略新败于隋朝之下，还未恢复到强盛时的战力，竟然节节败退。 阿波的推进速度非常快，他收服了全部的故土和人民。 但战争并不会到此结束，没有任何人也愿意让它结束。 这就是宿命，个人在历史长河之中，渺小如沧海一粟，根本翻不起一滴浪花。 历史会按照写好的剧本，一页页地往下翻。 东西突厥，内战正式爆发，并且以席卷之势，深入到大草原上任何角落。 这种深层的，完全混乱失控的内战，让突厥陷入突然的崩溃。 杨坚立即感觉到了突厥在北方全境，全线压力的忽然松驰，这种突然到来的幸福，甚至让人不敢相信它的真实性。 因为，刚在不久之前，杨坚接到了一个让他倍感沉重而哀伤的消息。 幽州出事了。 李崇全军战死殉国，不幸中的万幸，幽州城还在隋朝的控制之下。 杨坚心急如焚，正准备策划下一步的计划。 他立即被一个更令人吃惊，且让人振奋的消息惊呆了。 突厥爆发了大规模内战，整个突厥，全部都被深深地卷了进去。 其激烈程度，甚至让突厥在东北的攻势自动停止。 显然，沙钵略之弟处罗候已经率其主力，直接参与内战，他们的斗争已经到了，直接决定生死存亡的境地。 幽州危机竟然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 突厥分裂为二大敌对的阵容，西突厥以达头可汗为主，阿波可汗和贪汗可汗加入这一阵线。 而大可汗东突厥沙钵略和突利（处罗侯）是另一战线。 突厥的内战上升到你死我活，不死不休的地步。 为了取得战略优势，二大阵容都想拉拢隋朝，他们派出使者，向隋朝救援。 这种始料未及的战略优劣转变，对于杨坚的大隋王朝来说，可遇不可求。 这也正是长孙晟八字真言的威力显现。 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短短二三年，就让如日中天的草原霸主突厥，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毫无疑问，杨坚拒绝了突厥二大阵容的求援。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突厥内战是其家事，外来力量不应干预。 真实的原因是，二虎相斗越厉害，对于隋朝的威胁就会越小，双方元气大伤之际，足以确保隋朝边境三四十年间，再无大患。 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第40章 北周公主改杨姓，突厥可汗首称臣 突厥顶不住了。 兵火深入大草原上的每个角落，普通民众，连温饱都已经解决不了，何处是尽头，希望又在何方？ 中立的部族要想生存，唯一的希望，就是往南迁徙，逃往隋朝避祸。 二月，突厥苏尼部落男女一万余人归降隋朝。 同月，西突厥达头可汗也请求降隋。 达头可汗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这是一种美化后的外交辞令，可以认为是请求和隋朝建立战略联盟。 这是有实际意义的军事联盟。 隋朝的边防军队，主动加大了对突厥大可汗沙钵略的军事进攻，并且连战皆捷。 在多方多线的巨大压力下，沙钵略终于撑不住了。 他做出妥协，他想用政治手段，为自己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去平息突厥内患。 他向杨坚派出专使，请求按照传统习惯赐婚。 但同时，他又做了一个颇为奇怪的举措，他让自己的可贺敦，即北周的千金公主改姓杨氏，认杨坚为父。 这显然不是一个诚心诚意的臣服之举。 对中原王朝而言，能让突厥大可汗走投无路，主动服软，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汉人王朝，很长时间，没有在突厥人面前长出过一口气了。 杨坚当然知道同意千金公主改姓，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这种操作也会留下巨大的隐患，于千金公主而言，杨坚是她不共戴天的杀父灭族之人。 留下她，就会在未来的隋突关系，留下巨大的隐患。 但杨坚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陪他们下完这一局棋。 于是，杨坚赐千金公主姓杨，封她为大义公主。 这个称谓，算不上是个美好的名字，传统上，大义和灭亲，总是相提并论。 大义是公主之名，而灭亲，则是杨坚灭其亲，或是希望千金绝其欲，而自灭其亲其情？ 这或者是一种隐讽，又或者寄托了一种对未来的希望。 杨坚派遣主战派的虞庆则和突厥专家长孙晟出使突厥，一是册封大义公主，二是窥探沙钵略的真实近况。 这次册封，双方都心怀鬼胎。 杨坚并没有停止对付突厥，反而在进一步蓄力，耐心等待最后的决战。 这从使节团的组成就可以明确看出来。 虞庆则是隋朝四贵，是杨坚权力中枢的核心人物，他也是优秀的统帅和主战派。 长孙晟，本来就是杨坚一朝，突厥政策的始作俑者，他的“数十年后，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的判断，让杨坚深受震撼，深有同感。 这二人成为使团的负责人，就意味着杨坚对突厥的战略并没有改变，是非常明确的国家鹰派战略意志的体现。 但他们首先遇到了一个困难。 二国相交，礼仪之争，以前闹出过不少人命，以后也会发生很多故事。 沙钵略自恃贵为突厥大可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原王朝高山仰止般的存在，现在遭遇了暂时的失败，他却不愿意灭了自己威风。 他想以对等之国的礼节和隋朝平起平坐。 正如其在国书中说：“此国羊马，皆皇帝之畜。彼之缯彩，皆此国之物。” 沙钵略先声夺人。 他耀武扬威式地堆积了如山的珍宝，毫无疑问，很大一部分宝贝，都是中原王朝的进贡或是掳掠而来。 这时刻提醒隋朝的使者，对面的突厥可汗，是如何强大的存在。 沙钵略谎称有病，卧于床上，他说道：“我诸父以来，不向人拜。” 但他碰到了隋朝二个最有权力和智慧的大臣。 虞庆则不为所动，坚持隋朝的底线和原则，既然是册封，自然需要沙钵略行跪拜之礼。 事情陷入僵局。 千金公主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可汗豺狼性，过与争，将啮人。” 长孙晟不慌不忙地说，“突厥与隋(朝）都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千金公主改姓杨，为大义公主）为帝女，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妇翁！” 这句话巧妙转换了概念，给了沙钵略一个台阶下，却又必须要上另一个台阶。 作为对等的二国天子，当然可以不拜，但作为女婿，焉有不拜老丈人之礼？ 这句话，有理有利有据。 沙钵略无奈，千金公主不是真正的杨姓皇族，但他却做了杨坚货真价实的便宜女婿。 他回过头，勉强笑着对他的大臣们说：“需拜妇翁。” 于是，沙钵略跪受玺书，为表示尊敬，还将玺书举到自己头顶之上。 但沙钵略毕竟是突厥的大可汗，今日虎落平川，竟然如此卑躬屈膝，当庭受辱。 他越想越气，不由悲从中来，面对群臣，再也无法抑制情绪，放声大哭出来。 突厥群臣，自北周北齐争雄以来，一直高高在上。 佗钵可汗曾经豪气万丈地说过：“我在南二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豪言犹在耳，今日屈膝于敌国，一来二去之间，君臣相顾失色，突厥王庭，瞬间成了眼泪在飞的悲伤海洋。 真是一大奇迹！这也是突厥国运衰弱的表现。 突厥，在这一刻，已失去它往日的尊严和荣光。 但册封之礼，犹未完成，虞庆则又让沙钵略称臣谢恩。 沙钵略感到很不耐烦，问左右说：“何谓臣？” 大臣们回答说：“隋言臣，犹此云奴耳。” 沙钵略只得说：“得为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 并且为了真正攀附上隋朝，沙钵略将自己的妹妹嫁给虞庆则，并且还赐给他一千匹马，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这种待遇，即使杨坚也始料未及。 在出行之前，杨坚还特意交待虞庆则，对于突厥的赠送，收三五匹马，聊表心意已足够了。 想不到此行，虞庆则既抱得美人而归，又血赚了一笔。 这是隋朝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一改以前积贫积弱，在突厥面前忍气吞声，畏首畏尾的外交局面。 忧患之中的这种臣服，并不是出于沙钵略的本心，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则让沙体略真心称臣，完全以隋朝马首是瞻。 沙钵略开创了突厥臣服隋朝的先例，而他的继任者，则更加深入地亲隋、依隋，尊隋，甚至于接近被隋同化。 世间万事，月满则盈，盈则惧亏，乃自然之理。 隋突关系，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沙钵略没有选择，他只能向杨坚屈服，他已经被达头和阿波的攻势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但出乎他的意料，他立即从这个脆弱而虚假的联盟中，收获了实质性的利益。 沙钵略在军事上已经归于失败。 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他除了需要应付西突厥分裂势力的强力进攻，还有东突厥内部的纷争，一样让他焦头烂额。 沙钵略没有力量单独去完成这些任务，他选择暂避风头。 在性命交关的当口，已经容不得他有任何的犹豫不决，他向杨坚接连发出几道求急国书，请求将自己的部落南度漠南，暂时寄居在隋朝的白道川。 杨坚敏锐地判断出沙钵略的虚弱和穷途末路。 因为他派往突厥镇抚阿波的使者，上大将军元契，以将突厥的新情况，巨细无遗地汇报给了他。 杨坚知道他必须要出手直接干预了。 他不允许大草原上重新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突厥，同时，他也需要保留沙钵略以牵制阿波日益壮大的势力。 于是，杨坚同意沙钵略内附，并且直接派兵干涉突厥的内战。 在大草原上，遵循唯力是从的原则，一切看谁的拳头更硬。 沙钵略失势，背后插刀的人自然不少。 大草原上有些部落，转起了自己的小九九，他们希望投资新王，以便能在新的草原秩序中，赢得自己族群的发展机遇。 阿拔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弹丸小国，给阿波可汗准备了一份厚礼。 他们竟然趁势发兵，攻击沙钵略在后方的老巢，掳掠其妻子，准备献给阿波，以报被沙钵略杀母的深仇大恨。 沙钵略堂堂突厥的大可汗，竟然虚弱到连父母妻儿都不能保护的程度。 如果阿婆得到沙钵略的妻子儿女，就可以彻底摧毁沙钵略在突厥多年的威望，阿波势力将迅速坐大。 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达头可汗统一东西突厥。 为了维持突厥的势力均衡，杨坚下令，直接派兵追击阿拔国。 在隋朝强大的骑兵面前，阿拔国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只能将到嘴的肥肉又吐了出来。 大恩不言谢。 当沙钵略看着隋朝的军队，护送自己的妻子安全归来时，这个突厥的雄主，在那一刻，真正从内心臣服于杨坚。 他立即表现出自己的诚意。 第41章 旧事旧人旧世界， 新朝新风新都城 沙钵略退避三舍。 主动和隋朝划分了一条非常有诚意的边界线。 他和杨坚订立盟约，以碛为界，碛南属隋，碛北归突厥。 这条边界线，是传统上中原王朝和漠北游牧民族之间，所能取得的最北的分界线。 沙钵略还奉上了一封诚意满满的国书。 “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内附。” 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看，当然不可能永远保持这种真正的诚意归顺，但以当时情势而言，这些话就是沙钵略发自内心的，至为诚实的真话。 在那一刻，他不再把自己视为突厥的大可汗，他也再没有认为自己是可以和隋朝分庭抗礼的对等之国。 他从心理上完全认可了隋朝大国和宗主国的地位。 杨坚第一次成为天可汗，是居于突厥大可汗之上的天可汗。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后世的李世民也不过是随其项背，承其流风余韵而已。 沙钵略真心归附，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更多地体现于他的行动中。 他完成了传统上，做为附属国的礼仪，他派出了他的儿子库合真，入朝参拜杨坚。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遣子为质”，而只剩下自己进入长安的“渭桥之拜”了。 杨坚，取得了对突厥的阶段性完全胜利。 更大的荣耀还在后面。 库合真在辉煌灿烂的隋朝都城大兴城拜见了杨坚。 当时，长安城已迁新址，取名叫大兴城。 现在的大兴城，是世界的中心，天子的家乡，是光辉灿烂，震古烁今的世界都城和中心。 营建新都，是事所必然，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现实的因素是原来的都城长安，已经不适合人类的大规模居住了。 “汉营此城，经今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加上长安故城之中，发生了无数的政治谋杀，屡经兵火，冤魂聚集，颇有阴惨渗人之感。 杨坚本人也曾对北周宇文皇族斩尽杀绝。 他依然记忆犹新，虽属迫不得已，是情势需要，不得不杀。 但所杀之人，都是自己往日故旧，还有很多年龄很小的无辜孩童，也偶尔有过一面之缘，无论如何，他心中始终会留下一丝愧疚与懊恼。 更重要的因素，却是政治的需要。 隋朝是三百年来，第一个统一的汉人王朝，开皇年号，就体现了杨坚的野心，他认为“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 意味着新朝就需要有新的气象。 没有比建设一个新的都城，更能展示皇皇盛世，万象更新之意。 杨坚建立隋朝之后，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以强化皇权，化国为家作为出发点，他做的任何事，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 旧都长安城，皇帝居住的宫城，一是制度狭小，二是偏处于长安的西南，这与杨坚本人，坚持天命所授，天子居中、至高无上的理念大为抵触。 营建新都，杨坚创造性地贯彻了一切皆政治的理念。 杨坚是这个新都的总的理念设计师，他在城市设计理念中，独创和赋予了建筑很多人文政治的含义。 比如皇权至上，等级森严，天人合一等学说，都在大兴城的设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杨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化国为家的思想，他把国家想象成一个扩大了无数倍的大家庭。 他内心深处有建好一个新的大家庭的愿望。 对于这个新的都城，他非常慎重。 他并没有随便选择一块地，新家要有新气象，当然需要配得上他天下至尊的身份，更需要应天顺人，是上天指定的吉地和宝地。 确实就有这样一块风水宝地，还有一个配得上杨坚身份的传说。 那是一块天赐之地，能满足杨坚所有的渴求。 大兴城中，朝野之间，绘声绘色地流传开来一个传说。 新都大兴城的办公朝堂，就是当年的杨兴村，村口大树之下，天然就是一个纳凉公办之所。 当时还是上古的商周时期，有个异僧，叫做枨公，言无不验，动必有中。 有一天，他对着树下乘凉的民众说：“此天子座处，汝等何故居此。” 可见，杨兴村成为隋朝天子的新朝堂，早就是上天注定，杨坚不过是顺天应命而已。 杨兴村确实是块风水宝地，它坐落于风景秀丽的龙首山上。 龙首山在原都城长安东南十五里，位于关中平原的腹地。 “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浐川，西次沣水”。 是一块天然的形胜之地。 龙首山高出周围平地一大截，正符合杨坚心中构建的层级和秩序，可以想象得到，当他高高立于龙首原上，君临天下，万方来朝时的威风。 杨坚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同时，他更是一个迷信符瑞的凡夫俗子。 这可能和他的出身以及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有关。 他出生并成长于尼姑庵中，他的整个少年时代也是在尼姑庵中，被尼姑抚养长大，因而，从他幼年时代开始，就接触了太多的感应，符瑞等宗教理念和仪式。 他少年时在尼姑庵中的经历，对于他性格中的节俭，自律，迷信祥瑞，以及对于儒家经世之道的轻视，都可以一一对应，而找到相应的源头。 当他找到龙首原这块宝地时，非常自然地，他请了帝国最专业和优秀的风水大师卜了一卦，想看一看这块宝地是否真正具有王者之气。 非常幸运，卦象大吉。 “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 当杨坚得到风水术上的肯定之后，他立即找来高颎和苏威，这是杨坚新朝的二大核心的政要，他要和他们共同商议营建新都的可行性。 当杨坚把他的构想和高颎、苏威交流时，他们的面前，好象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他们都觉得，这个新建的都城，一定会是开天辟地，震古烁今的伟大创举。 但建设一个如此规模的都城，对于新成立的隋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这就是杨坚找他们来商谈的主要原因。 他们君臣通宵筹算，考虑各方面可能出现的情况，竟然不知天之将晓，一整个晚上时间，就这样悄然溜走。 天明时分，瘐季才求见。 这他是当代一流大术士，在杨坚篡周立隋的过程中，以天象天意瞩意杨坚，而让其成为名正言顺的继位者，可谓尽心竭力，是杨坚的坚定拥趸。 其实，庾季才更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当年更多的是从人事的角度支持杨坚。 他当面对杨坚说过：“天道精微，难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现。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颍之事乎？” 即使如此，他依然配合杨坚从天道上，演出一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好戏。 今天，他又一次让杨坚喜出望外。 他呈上奏文，“臣仰观天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 杨坚君臣面面相觑，迁都之策，并未对外公布，庾季才竟然未卜先知，难道这世间真有天意？ 良久，杨坚才吐出四个字“是何神也。” 其实，这并不见得一定有多神奇，迁都之举，在上层圈子当中，当时已是半公开的秘密。 但是，由朝庭钦定的大术数家，先行上表，其中意义就非同凡响。 这表示传统的天人感应之说，已认可杨坚迁都的合法性。 营建新都，是合情、合法又合理的。 但迁都并不是简单地搬家，历史上历次迁都，都可能带来政治上的风险。 杨坚清楚地记得，当年北魏迁都洛阳，促成了代北鲜卑贵族的分裂，最终引发了六镇之乱，才有后来的东西二魏，北齐北周的对立。 杨坚已经得到现任领导班子坚决的支持。 但是，他并不着急，他还在等一个人的消息。 他相信他以及那一群人，他们以前曾经站在自己这边，这一次也一定会站在自己身后。 第42章 绚烂帝国我为首 重开天地有杨隋 杨坚的判断非常准确。 他没有等待太久，一道赞同迁都的奏表，呈送到他的案前。 当朝太师李穆锦上添花，他的这道表文代表了朝廷传统势力对迁都的认可。 李穆在奏表中写道：“帝王所居，随时兴废，天道人事，理有存焉。……伏愿远顺天人，取决卜筮，时改都邑，光宅区夏。” 支持迁都，可以给朝廷旧臣带来实质的利益，在新的都城中，他们都将取得，对应于他们身份和地位的广阔宅基地。 这是一种按官阶分配肥瘦贫富土地的方案，是利益的再分配，显然更有利于在位者。 杨坚心下大定，他看了李穆表文后说道：“天道聪明，已在征应；太师李穆，复抗此请，无不可矣。” 于是，迁都一事，上下一心，板上钉钉。 政策一定，立即开干。 杨坚的新朝体现了极高的效率和令人惊讶的节俭。 当朝宰相高颎虽然总领营造新都事宜，只不过挂一虚名而已，事关国家大计，需要高颎这个第一宰相直接挂帅，才可以调动一切资源，快速高效办事。 但高颎比竟不是营造的专才，具体实务，规划指挥，全部归于一代建筑设计大师宇文恺。 杨隋二代帝王，所有重大建筑基本都出自于宇文恺的手笔，如果建筑史上也有段位，那宇文恺足以排进史上前五大建筑大师之列。 宇文恺差点成为杨坚刀下之魂。 当年杨坚尽诛宇文一氏，宇文恺也在被诛杀的名单之列。 幸亏其兄长宇文忻当时已成为杨坚的重臣和干将，加上他们一家，并不是宇文皇族的近亲，在宇文忻求情之下，才抢下一命。 当日形势紧急，宇文忻让使者快马加鞭，勉强赶在行刑之前，赦其不死。 宇文恺生来就是一个浊世佳公子。 他家世代为武将，但宇文恺天资聪颖，在家族之内独树一帜，他从小博览书籍，一理通，百理皆通，各种奇技淫巧，无不精熟于心。 他一直有重名于世，号为名家世公子。 在隋朝新的都城大兴城的建造上，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 大兴城，让他成为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建筑大师，也让后世高山仰止。 新的都城，杨坚将它命名为“大兴城”。 杨坚刚踏上仕途时，他的官名就是大兴郡公，从此他一步一个台阶，历经无数次惊涛骇浪，最终篡周立隋，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 “大兴”是个美好而浪漫的名字。 一是寄托了杨坚怀旧的心态，同时也寄托他希望天下大治，天下大兴的美好愿望。 大兴城从582年6月开始修建，到583年3月，杨坚就率领文武百官入驻新都，可谓神乎其神，速于其速。 如果考虑其规模，大兴城是人类近代史以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都城，建造的速度，就更加让人叹为观止了。 大兴城南北长15里，东西长18里，面积84平方公里多，是明清时期北京城面积的1.5倍，其皇宫大兴城，则是紫禁城的5倍之大。 这种规模的新都，能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内完成，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即使新的都城也存在赶工的情况。 大兴城体现出杨坚王朝的务实和节俭。 新城的很多材料，都是直接拆卸原来长安城的旧居，原版移植。 很难想象，作为帝国门面的太庙（杨氏祖宗庙宇），也是如此。 当然，除了事实上的节俭和效率之外，也可能是杨坚迷信祖庙需要沾上历代王朝的龙气。 唐时宰相姚崇曾说过：“（杨坚）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建造，杨坚创立新都，移宇文（北周）庙故殿，改造此庙” 既然太庙都可以原材移植，那其余各处重要设施更可以依样画葫芦，这大大节省了工期。 杨坚的新都每一处都体现出新朝的气象。 这个气势恢宏的都城，创造了中国建造史上无数个被奉为标杆的设计理念。 它彻底地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和至高无上，在建筑上体现出森严的等级秩序。 龙首山为大兴城内的宫城，高居城北，俯瞰全城，象征着皇帝统治百官，君临天下的气势和权威。 龙首山下，紧挨宫城，依次排开政府的各级官署，这又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叫皇城。 皇城之外，才是绵延平铺的平民居所。 但就是在平民居所之中，一样区别尊卑高下，离皇城最近的都是达官贵戚，离皇城越远，越是平民所居之处。 大兴城开创性地将政府办公和平民生活空间区别开来，并形成一种严格的制度设计，从高到低，从远到近，高下尊卑，秩序井然。 杨坚一生，信奉风水，在大兴城的设计中，有无数个地方，巧妙地运用了风水之术。 首先是龙首原上的六条高坡，大兴城副总监，也是实际的修建、设计者宇文恺，就认为其符合《周易》之六爻。 “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 而以上一寺一观，在隋唐就已成为京城着名的旅游景点，唐朝刘禹锡的玄都观丛诗，更为其增添了几许文情诗意。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句诗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玄都观庞大的面积和空间，而一直压道教一头的佛教寺院兴善寺，更可以想见其夸张的气势。 事实上，杨坚这次的手笔过大，即使历经隋唐二代，在城南依然“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同时，整个大兴城的布局既吻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寓意，又深含古礼。 在皇城外面，150多米宽的朱雀大大街，纵横南北，将大兴城一分为二。 左右二边，设计建造了108个独立坊，每个坊就是一个独立的区域，有单独的门和外面的街道相连，关上坊门，就可以彻底封闭这一个坊，既有秩序对称感，又利于行政管理。 这种军事化的设计和管理理念，与北周的军国一体理念一脉相承，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国家计划体制。 当杨坚高居于龙首原上的宫城，登楼远眺，极目百里，大兴城蜿蜒平铺，一眼望不到尽头，豪情油然而生。 杨坚有一种万事心头过，一切尽在掌握之感。 他确实掌控了这个世界。 杨坚在龙首原上，见到了突厥可汗的拜舞，见证了江南陈朝君臣的臣服，他也见证了自己成为天可汗光辉灿烂的一刻。 杨坚，发自内心地感到，自己就处于世界的中心，自己就是高高在上的神明，指定的人间的统治者。 甚至他自己就是神明。 历史选择了杨坚，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是最被低估的一流帝王。 如果说秦始王是中华千古一帝，空前绝后；那杨坚就可以说是重开天地，震古烁今。 杨坚创立的规范和准则，很多流传于后世，并成为永恒的典范。 在五胡乱华，神州陆沉，汉族在中原几近亡族灭种以后。 杨坚以一个汉族政权的建立，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汉族站起来了。 这也是汉族重新恢复荣光，开创盛世的开始。 这是一种真正的开天辟地的伟业，任何的誉美之词都不为过。 杨坚，是真正的一代名君，千载之后，凛然生风。 让我们满怀敬意，一起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干杯，杨坚。 第43章 立新朝统一之范，为万世模范之法 重开天地，就要建立秩序，定立规矩。 在暗无天日的五胡乱华时期，在政权走马灯似的南北朝时代，那是三百年漫长混乱的分裂年代。 所有的传统秩序和规则，全部遭到破坏，杨坚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无规矩不成方圆。 要想长治久安，就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确立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才可能让新朝生气勃勃，昂然奋发。 杨坚足以比肩秦始皇，他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最基础的工作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为帝国树立起统一的标准。 在政权林立的分裂时期，地方货币和各种临时性，应急型的土办法，层出不穷，以致于全国各地，都割裂成一个个相对封闭和保守、自己自足的区域。 从长期来说，会留下再次分裂的隐患。 杨坚要破旧立新，巩固大一统。 正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车同轨，书同文，并非是纯粹的好大喜功，而是非常高明的治国之术。 统一的国家，需要从思想根源上确立统一。 首先要在文化上和秩序上确立大一统的理念。 有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才可能发展成为蒸蒸日上的庞大帝国。 这也是中国大地上，虽然历经无数次分裂而依然能够重新归一，并且统一的基因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中的根本原因。 那就是必须建立文化和文明的认同。 汉族和汉族政权，历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原因，就在于文化认同。 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化断层断裂了，或者被外来文化侵占渐染，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杨坚统一货币时，以城市为中心，打了一场漂亮的战役。 当时所铸之钱，分为四等，而民间的私铸，更是名品甚众，轻重不等，用来流通时，根本就无所适从。 在军国一体化，一切以战争为中心之时，还可以用粮食，绢帛等实物计量财富。 但统一的帝国如果要发展，货币本身就成了一个基础的问题，这在隋唐二朝，也成为一种重要创新的源头。 杨坚的方法很简单，他采取了新铸五铢钱，来重新规范和统一币制。 他先铸造了样钱，先立个标准。 钱的背面，正面，钱的厚薄，都有固定的范式，每一斤重四斤二两，在样式和重量上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杨坚选择城市为突破口开始推广新钱。 他在每个城市的城防入口之处，放置样钱，同时，开始没收和销毁旧币。 长期坚持下来，市场之上，新币逐渐流通，成为主流，旧币只能偶尔流通在有限的区域内，从而慢慢被淘汰。 旧币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涉及到巨大的利益。 在这场统一货币，禁止恶钱流通的战役中，杨坚为了取得杀鸡骇猴的效果，有意治乱世用重典。 他抓住了一个树典型的机会。 官府捉到了二名以恶钱充好钱的市井之徒，杨坚立即下令将他们斩首。 他一生都在追求中央集权，尤其是皇帝集权，当法律和皇权相抵触时，他非常自然地将自己的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 但大理丞赵绰站了出来，他不同意皇帝的决定，他要维护法律的严肃。 他进谏道：“此人当坐杖，杀之非法。” 杨坚非常不高兴地说道：“不关卿事。” 赵绰不依不饶，坚持自己的意见，“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 杨坚见赵绰如此不识趣，便语带威胁，严厉地说：“撼大木不动者，当退！” 赵绰毫不退让，更进一步，直逼杨坚，说道：“臣望感天心，何论动木！” 杨坚加重语气，赤裸裸地威胁说：“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焉？” 这句话，语气已经非常不善，言下之意已经暗指天子一怒，就有亡身灭家之祸。 赵绰豁出去了，他跪拜谢罪，但却坚决不退。 即使杨坚不断呵斥，赵绰依然坚持己见。 碰上这种不要命的谏臣，除非杨坚打定主意要做商纣王式的昏君，否则，千秋万代之后，也还会有后人评说。 杨坚出离愤怒，拂袖进入内阁。 这时，需要一个打圆场的人。 柳彧出现了，他也上书切谏，详细直陈得失。 杨坚很快从个人的愤怒中清醒过来。 毕竟，这种分歧，并不是本质上的对立。 作为一个一流的政治家，杨坚的情绪，显然能够服从于大局。 要找到推进货币统一的方式，完全可以另想办法。 乱世用重典，于杨坚而言，这是帝国政治实务的需要。 但建立规范，为万世之法，却更是重中之重。 杨坚赦免了这二个人的死罪。 人虽未死，但如果不是赵绰，这二人就是有九条命，也早已身首异处了。 但这世上，并非每个人都是赵绰，可见杨坚的国家意志，对于政令的推进力度和决心。 于此经年累月，货币逐渐统一，度量衡的统一也在有序进行。 统一的帝国终于有了统一规则。 最重要的统一，是思想领域的统一。 杨坚篡周立隋之后，火速平定了尉迟迥等三方叛乱，接着又全力应付突厥的进攻，整个国家，成为一驾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 战争之时，最适合最有效的管理制度，当然是军事化管理，这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和证明。 被杨坚称为朝中重器，“正直士，国之宝也”的柳彧，就曾上过一道关于正月十五元宵节，臣民共聚为乐的奏疏。 “竭财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 柳彧建议禁止元宵节的聚会娱乐，以利于管理。 因噎废食，这显然是军国一体化的简单机械的管理理念，将人作为生产的工具和要素，强调其生物性，而忽视其社会属性，于精神和文化上的建设，漠不关心。 对于执政的杨坚来说，这种管理理念是恰当的。 杨坚同意柳彧的建议，并下诏正式颁行。 杨坚本人从小长于尼姑庵中，清教徒式的生活是其本来的生活面貌。 即使他成为了一个帝王，他仍然将节俭和节制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习惯保持。 这是一种严格的自律，也是非常高尚的私德。 但人有百种，活法不同，并且每个人的追求，也不可能完全同一个步伐。 杨坚在隋朝建立初期，奉行军国一体化的治国理念，是符合当时一切为生存，为了战争的现实。 保因为杨坚骨子里非常固执到几近变态的秩序，等级，控制欲，杨坚走向了反智。 绝对的****是讲求绝对的秩序和服从，并不需要更多的精神追求和生活。 杨坚最终和传统的儒家文化背道而驰，甚至进化到，全面取消和取缔全国的绝大部分学校的地步。 这一点，将由他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很快更正和扭转。 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败家子。 但他本身文采风流，自认天下文宗，在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传统下，依然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天下第一。 他在文化建设上，也远比他父亲杨坚要有远见和宽容得多，在杨广一朝，文化有一种勃然向上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喜气洋溢的春天气息。 杨坚在完成了思想和行政制度的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后，一个当世大儒牛弘的进言，让他不得不对儒家和文化做出让步。 杨坚虽然做了让步，但很有限，他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自己统治的稳定性添砖加瓦。 杨坚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天生的优秀政治家。 牛弘身历杨坚，杨广二朝，是唯一能重用于二朝，并得善终的朝廷核心要员。 自以为天下第一名将的杨素，眼高于顶。 但他一生敬重牛弘，他曾经在讨论杨坚皇后的葬礼礼仪时，心悦诚服地对牛弘说：“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杨广是个皇帝，但他也是个诗人，经常会写上几句，还有好事者集结成册，以青史留名。 他曾经专门给牛弘写了一首诗，“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 牛弘本人最重要的品质是识度深远，心底无私。 在隋朝时，他主管吏部的职选，先德行而后才干，非常谨慎地选人用人。 他选中的人士，皆一时之才俊，隋之选举，于斯为盛。 但他对于后世最大的贡献，却来自于他的一份奏疏和一条建议。 当时，杨坚刚刚篡周立隋，北周本来也是一个彻底的军国一体化，僻处西陲的政权，自建立伊始，整个国家随时面临亡国的危险。 因而，整个社会所有的生产和行动，一切以战争为中心。 生存高于一切。 于文化建设一项，却是一片荒凉，了无生机。 北周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对于文化的深层力量，非常轻视。 北周武帝曾经亲口说过，如果文化的高低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那衣冠正统的南朝和继承北魏衣钵的北齐，将可以不战而胜。 现实是残酷的。 一心发展即战武力的北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最终攻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 杨坚是北周旧臣，感同身受，完全认可和延续这种重武轻文的国策。 牛弘用一道奏疏，改变了杨坚的想法。 第44章 治世治事先重文，平衡自古玄妙成 牛弘上了一道万世皆闻的奏疏。 他这道奏章，核心在于文化典籍的收集和整理。 牛弘首先讲述了典籍的重要性，“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 然后，针对现状，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典籍屡经丧乱，率多散逸。为国之本，莫此为先。岂可使之流落私家，不归五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 历经三百年动荡和分裂，承载文化和文明的典籍，已经零落消散殆尽。 如果再不收集整理，中华文明就会面临断层。 文明和文化的认同，才是我们这个族群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要汉族的文明延续，即使我们只剩下一个人，我们也有站起来的可能。 牛弘深知杨坚重武轻文的心理，他收集整理文化典籍，上升到治国和安天下的高度。 正中杨坚一心为政，一意为小家，也为大家庭的心怀。 杨坚本人并无多少学术，他在历史上也只留下一首小小的五言诗来充充门面，加上得位不正，也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病。 但如果能备藏典籍，这是一个大的功德，也是历代帝王必修的功课。 承丧乱之后，更容易做出成绩，自已就可超越前代帝王。 这是开创性的大事，必有万世之名。 于时有实用，于后世有大名。 杨坚立刻同意牛弘的建议，他下了一道诏书，软硬兼施，天威以临，利益可惑。 他正式发文，向全国各地，各级官府和私人征集藏书，这是勒之以威。 同时，他也规定“献书一卷，赉绢一匹。”，这是动之以利。 牛弘充分考虑到藏书者，吝惜和宝贝自己藏书的心理，做了一个人性化的规定，他让这次国家藏书的行为，变成“借书”。 有借才有还，如果仅仅是收缴，那就失去了献书的积极性和意义。 国家抄完书后，还会将原版的图书，原物归还藏书方。 这真是内行人做内行事，是爱书者与藏书者之间的君子约定。 这种规定，免去了藏书者的后顾之忧。 对于读书人而言，家有万金，不如藏书一箧。 当时的书籍，来之不易。 每一个字，都需要用手抄写，同时，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藏书者依靠家族的藏书，可以诗书传家，也就是保留了世代做官的工具和可能。 收书，抄书，藏书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最终大成。 虽然后来历经战火之毁，砥柱之沉，但牛弘一策，让中华传统文化的典籍薪尽火传，绵延万代，实在是一件有大功于当世，并泽及后代的大功德。 杨坚能如此迅速地，确定和推行各项制度，得益于他新的核心领导层的高效运作。 这一切的功劳，都来自于天才而忠诚的隋初四贵。 他们树立权威之路，却历经曲折和艰难。 杨坚把自己和他们绑在一起，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甚至直接站立于他们前头。 和他们一起，并肩齐心协力，向朝中的传统势力，几经斗争，才得以磨砺而出。 当年杨坚重用苏威之时，就发生过一起典型的战斗。 苏威是官十代，苏家世代高官，以帝王之佐之师之友自居，苏威继承了他父亲苏绰的政治遗产。 苏绰，是北周一朝政治制度和实务的核心和奠基之人。 苏威家学渊源，他也像父亲一样以天下为己任。 隋朝的律令等文字性的规范，基本都是苏威在主持制作和修订。 加上杨坚一朝，基本继承了原北周的官僚体系，因而，苏威在隋朝的官场，成了一种象征和图腾，有着非常特殊的政治地位。 杨坚初用苏威，立刻就将他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位，一个人身皆五个要职和实职。 这立即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因为一个人占得多了，就会挡住别人的路。 传统的以军功和出身为依凭的关陇贵族集团，察觉到杨坚树立新朝核心的决心和勇气。 因为苏威身兼五个重要的实职，这表明杨坚的新王朝，对于传统势力的防范和压抑。 重要的职位，即使空缺，宁愿让一个人兼任，甚至是一身兼五职，也不授予他们。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表明了杨坚想独揽和集中权力。 传统势力如果要想在新朝保持他们的利益和影响力，就必须参与到政府的核心高层之中。 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在新朝中安排自己的势力，占据最有利的高位。 如果他们自身不能占据核心的位置，就会让新朝的核心层受制于关陇集团的压力，而成为半傀儡式的存在。 关陇集团手上掌握了一种斗争利器，那是一种官职，虽然没有直接的军事权力，却可以指点江山，公开合法评论攻击政事和朝官，这就是御史，负责监察督导劝诫之务。 说得更直白一点，可以上责昏君，下斥佞臣，言者无罪，闻者足诫。 当然，这个度的控制，也非常玄妙而有技巧。 侍御史梁毗，一道奏疏，直指苏威，认为他贪恋权位，无举贤自代之心。 这道奏疏，颇有影射和醉翁之意。 因为，当时朝廷新的领导核心是以高颎为首，即使是苏威，也由于高颎的引见。 虽然苏威地位特殊，不会在人身上对高颎形成依附，但却毫无疑问是属于杨坚新朝一系。 现在苏威初受重用，便有御史弹劾，这隐隐地指向高颎，还有他背后的杨坚。 杨坚老脸上挂不住，但他坚定为自己重用苏威辩护，“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何遽迫之?” 杨坚心中通透，他知道梁毗的奏疏，虽然指责的是苏威，但更大的目标，可能是授与苏威官职的自己。 这是公开的挑战。 他不能当缩头乌龟，他需要支持这个新的领导集团。 挺新的领导层，就是挺自己，他绝不想后退半步。 于是，杨坚在朝堂之中，明确对着所有大臣说：“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 他将战斗的层级，限定到苏威这一级，以给自己留下必须的腾挪空间。 他更明确指出，杨素入阁，现在还不是时候。 关陇集团倾心瞩目，一心主推的杨素，那颗隋朝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他早就想取代苏威，而进入权力中枢。 杨坚下了一个定论，“杨素辩才无双，至于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 可以确定，当时朝野之中，杨素进入阁的呼声非常高。 杨素本人是弘农杨氏的代表，是根正苗红的关陇贵族，但此次被排除进入新的领导核心层，这明显是杨坚对传统势力的挑战。 杨坚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需要一个全心全意，高效执行，充满朝气，生机和活力的执政集团。 这一次，他将坚定地支持新的领导集团一元论，不实行多头统治，坚定以高颎为中心，实际上也是完全以他自己为中心。 杨坚不想受制于传统的势力。 事实证明，杨坚的这个一元制的统治核心，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效，高质的领导中枢，以至于隋唐二代，还有无数的后来者仰望其风流。 但有二点完全出乎杨坚的意料之外。 一是杨素本人和其背后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 在隋初，杨坚虽然硬压一头，没有让杨素进入阁，但关陇集团加大了对杨坚的压力，杨坚毕竟不是神，他一样需要做出妥协和让步。 加上杨素本人确实是大才，在他身上，似乎全是优点和强项。 杨素天生就是一个强者，也是一个胜者。 锥处囊中，必将自现。 杨素很快会借其惊人的文才武略，成为隋朝文武大臣中，巨人和天神般的存在。 他的强大，即使是杨坚，也无法压抑，而只能利用。 这种互相的利用，又足以让杨素影响隋朝的力量对比，本身的走向，甚至决定隋朝的命运。 那已是后话。 但这一场针对苏威，指向杨坚的政治风波，却需要有一个牺牲品。 高颎站了出来，他为了分散和减弱杨坚的压力，上表请辞。 第45章 虽为女流胜男儿，史上第一妇人心 杨坚力挺苏威，拒绝杨素的入阁。 但在高颎请辞一事上，他选择了强硬之后的服软。 隋朝初立，站在杨坚背后的关陇集团，势力如日中天。 梁毗这一道奏疏，不过是一根导火线，实质是关陇贵族和杨坚力量的一次正面交锋。 杨坚的压力太大，他需要示弱，以赢得宝贵的时间。 他选择批准高颎的辞职。 梁毗上书弹劾苏威，导致高颎辞职的事件，表明杨坚皇帝的位置并不完全稳固。 这意味着他还没有掌握完全而绝对的权力，这种局限来自于他得位不正，和过于顺利的篡位过程。 但高颎，这个在隋朝屹立近二十年的真宰相，他背后真正的力量，却是独孤伽罗。 杨坚叫高颎“独孤”，并不是因为高颎的姓氏叫独孤。 这来自于杨坚的皇后独孤伽罗的姓氏，高颎本来就是他们独孤家族，是她父亲独孤信的家臣。 作为北周大司马独孤信的第七个女儿，独孤伽罗十四岁时就和杨坚成为夫妻。 但他们新婚燕尔，独孤伽罗的父亲独孤信，就遭遇飞来横祸。 他被权臣宇文护赐死于家中。 独孤和杨坚，他们二人，携手走过了漫长的，黑暗压抑，无比艰难的岁月。 患难之中，真情涌现，他们二人发誓，这一辈子只养育二人亲生的孩子。 一直到杨坚建立隋朝，成为天下之主，他也依然遵从这个誓言。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古代，普通男人尚且三妻四妾，而贵为九五之尊，后宫三千佳丽的杨坚，竟然没有异生之子。 或者说，虽有异生之子，但竟然不见养大的记录。 这是极为夸张和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除了他们二人伉俪情深，杨坚本人又是纯粹的清教徒外，独孤伽罗在杨坚一生之中的影响之大，恐怕远远超过，历史书中遗留的记载。 高颎作为独孤信的家臣，他得到了独孤伽罗的完全支持。 女性特有的感性，让独孤伽罗见到高颎时，心中一定会想起自己的父亲独孤信。 作为他父亲的七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她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有过非常多开心和难忘的时光。 她也有过巨大的遗憾，她非常年轻之时，就亲眼见到自己的父亲，被北周权臣宇文护威逼自杀。 在那一刻，在她还是幼小的心灵之中，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政治的残酷，同时，在那一刻，他把父亲的温情和一生的思念，已深深铬刻进她的生命。 独孤伽罗在以后的日子里，尤其是成为杨坚的皇后以后，一定非常后悔和自责，自己往日没有能力，帮助她父亲避祸。 因而，她把对父亲的思念，倾注到高颎的身上。 看到高颎，也许就像是看到她父亲留下的一缕念想，她将高颎视为父亲，也视为自己，在朝堂权力的化身。 有她在，高颎就在。 杨坚理解、欣赏甚至惧怕独孤伽罗，所以，杨坚称呼高颎为“独孤”。 高颎的这一特质，再加上他本人政务娴熟，明于吏治，长袖善舞，天下至公，高颎实在是历史上一等一的良相。 这几层关系，让高颎在杨坚一朝，成为政坛的常青树。 但他身上，独孤伽罗的铬印极深，有朝一日，当他失去独孤伽罗的支持，就会被深深反噬。 这可以非常明显地在改易太子风波中得到证明。 高颎是原太子杨勇的忠诚拥护者，也是他的亲家，深深地铬上了太子党的痕迹。 高颎二十年的经营，让他成了一个除了杨坚和原太子杨勇，谁也无法再放心使用的重臣。 他的位置，让他处在不可不撤，也不得不败的境地。 但他得罪，失宠于独孤伽罗，被她彻底抛弃，是主要和直接的推动因素之一。 因为独孤伽罗是一个不输于杨坚的存在，在朝廷之上，后宫之中，明确称其为“二圣”。 天有二日，人有二主，独孤伽罗足以和杨坚并列。 杨坚对于独孤伽罗，可谓又敬又怕。 杨坚征服天下，而独孤伽罗靠征服杨坚来征服天下。 独孤伽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女人。 她除了让杨坚一辈子专宠她一人之外，杨坚所生的五个儿子，全部都是她亲生，这在中国历代帝王和帝后之中，实在是极为另类的一对。 或者，杨坚也曾经有过别有儿子，但后宫之中，独孤只手遮天，有些真相，已经永远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独孤伽罗的影响力，并不止于家庭和后宫，在她声势日隆之际，朝中大臣甚至上书，认为按照周朝的礼仪，百官之妻，都要听命于皇后。 这明显是想让独孤成为和杨坚对等的政治势力的第一步。 独孤伽罗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她明确拒绝道，“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 独孤伽罗不想直接参与政权，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对杨坚的政治影响力。 相反，她有着变态的控制欲和惊人的执着。 只是她把范围巧妙地局限于后宫，以夫妻之的名义去影响和限制杨坚的统治天下。 杨坚每次上朝，独孤伽罗都会和杨坚同乘一辆车，到阁门之前才停止。 她虽然不亲自和杨坚上朝，但她会指派心腹太监伺候杨坚，太监会把杨坚说的每一句话，都向独孤汇报，如果杨坚偶然犯了一个错误，独孤伽罗都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并要求杨坚改正。 这谁也遭不住。 这是真正的太上皇，独孤伽罗展现了让人生畏的控制力。 更为重要一点是，独孤伽罗对待朝政的认知上，她的看法和决定，和杨坚有着惊人的一致，或者说，杨坚的很多决定，本来就是独孤伽罗的决定。 就如同高颎的辞职风波。 这是一件较为诡异的政治事件。 当时，高颎以独孤的名义，在杨坚一朝中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他在杨坚，独孤伽罗和朝廷大臣，这几方关系中如鱼得水，加上其干练，一心为公的施政理念，将杨坚一朝的政治实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风生水起。 杨坚的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 当他迫于压力，为了替杨坚减轻正面的压力，为杨坚赢得周旋的时间，他提出辞呈，想将自己的职位让于苏威， 当时，苏威已经一身兼领五职，本身就遭到梁毗的劾奏。 所以，高颎的真实让位对象，只能是朝中传统势力，关陇贵族推出的代表杨素。 杨坚本身得位不正，朝中大臣，非亲既旧，他本身也出身于关陇贵族群体。 这个群体，依靠同乡和姻亲和同学之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力量，在漫长的时间内，都有左右朝政的能力。 这也意味着杨坚和这个集团的对抗，只能在朝堂之上，通过政治的途径解决，却无法通过绝对的皇权，以斩草除根的方式去肃清。 杨坚无法，也不可能那么做，那是给自己掘墓。 杨坚只能妥协，他同意了高颎的辞呈。 但是，吊诡的是，很短的时间之后，杨坚在朝廷上公开向所有大臣说道：”苏威高蹈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使之去官！” 杨坚下令恢复高颎的官职。 如此快速地失而复得，出尔反尔，在上层政治斗争之中并不多见，这意味着政治风向的彻底改变。 这场短暂的高颎辞官风波，背后应该体现了独孤伽罗顽强的意志和意旨。 杨坚，也通过这一次风波，将自己和新的领导班子，彻底捆绑在一起，彻底走上坚定支持新朝领导核心的路线。 杨坚，将更加强硬地挺直腰杆，要成为真正名副其实，唯一的那一个。 但扶持他上台的势力，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在隋唐二朝几百年的时间内，展示出强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杨坚，他还要面对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 第46章 妥协虽是精要义，该出手时必出手 高颎火箭般地官复原职。 杨坚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强硬，让君臣之间，朝堂之上，再次成为风起云涌的角力场。 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他昔日的同僚们。 杨坚出自原北周的官僚系统，满朝文武，非亲即故，以一种什么标准和心态对待他们，成为杨坚心中的一大隐忧。 以天下一家，独尊皇帝的理念而言，杨坚非常强调君臣上下之别，但这种心态，并不是每一个臣子都能顺利转变。 有一次，杨坚想要巡幸歧州，当时，隋朝初立，王谊对杨坚说过一句贴心话：“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洽，何用此行？” 王谊是杨坚少年时的同学，也是平定南方司马消难的功臣，同时，他也是杨坚的儿女亲家，他当然有资格说这句话。 杨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说：“吾昔与公位望等齐，（公）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威扬武，欲以服公心耳。” 想得到他旧日同僚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拥护，这是杨坚心态的真实写照。 因为他在北周时期，只是短时间外放做过几任地方官吏，在长安的朝堂之上，比他资深或是家族势力更大的朝臣，实在是数不胜数。 因而，他必须妥协。 他初期的执政理念只能延续南北朝以来的“共治天下”，以一种集团化分管共治的思想，分享分权分治，来管理这个帝国。 “共治”在当时，既是一种传统，也是现实的政治需要。 当年江左的东晋政权，曾经和王谢二家，共享帝国的权力。 北周以区区二千羸兵弱将立国，更需要与关中本土豪强抱团经营，以军功和家世出身，来分享胜利果实。 但杨坚骨子里从来没有放弃中央集权，更确切点说是“皇帝集权”这个唯一的治国理念。 他对关陇集团中传统贵族采取了六字政策，“高其位，虚其权”。 他重新设计了隋朝的行政体制，采取了三省六部制，这不是他的创举，但是，杨坚让这种制度发扬光大，成为后世千年的典范。 他在掌握实权的六部尚书之上，设立三师三公，这是传统社会中，人臣所能做到的最高级的官职，也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权力巅峰。 但杨坚创造性地将三师三公设定成，代表荣誉的最高级职位。 荣誉满天下，实权无一文。 杨坚去掉了他们掌握的实际权力。 这种位置，是杨坚专门为几个元老创建和腾挪出来的。 以高位酬勋贵，不掌握实权，大家相安无事，皆大欢喜。 对于那些德高望重，功高震主的大家族或者是核心老臣，比如李穆，于翼和王谊之类，在他们功成名就之后，都会被杨坚安排到这种最尊崇的职位上去。 君臣相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这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笼络的手段，变相上也是共治的一种方式。 杨坚对于名位其实非常看重。 当他等到这群元老自然老死之后，这些尊贵的职位就变成为，空有其职而实无其人。 时间才真正是一把杀人的刀。 杨坚通过这种方式，安全自然地消化掉能威胁自己权力的重臣。 但有些人并不甘心于自然老死，对于这些昔日同僚，杨坚送给他们二个字“诛杀”，如果想要更进一步，那就是“毫不留情的诛杀”。 对于那些潜在的、又不愿意配合自己，主动消失的威胁，杨坚心如钢铁，将他们彻底清除。 刘昉如此，梁士彦，宇文忻也是如此。 但是，杨坚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那是他力量的本源，他不可能从根基上清除和斩断与他们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不可能切断掉自己执政和力量的根源。 这决定了他在政治上，需要做出妥协。 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和平衡的艺术，也是技术。 接受高颎的辞呈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技术；但他立即恢复了高颎的职位，这就变成了艺术。 不走常规路，让他的对手无从下手。 他强硬的姿态，宣告要树立全新领导核心，决不退缩的决心。 关陇集团，他们并没有退缩，对于杨坚的挑战，他们欣然接招，他们并不会就此善罢干休。 梁毗的奏疏，只是一道开味的小菜。 杨坚的王朝，不但不能借机惩处梁毗，甚至还需要梁毗的直言和进谏。 若不是打定主意做一个昏君和暴君，谁都不会和言官过不去，否则当世人的唾沫，和后世书生们的记载，足以让一个人在历史上扭曲丑化挣扎如小丑。 可能是光芒万丈，也可能是遗臭万年。 杨坚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震慑朝廷新旧势力的机会。 他将显现出天子之怒。 他将让那些既想保持自己既得利益，又想在新朝中，赢得更多位置，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顽固分子们，体会到凛烈的刺骨的寒意。 杨坚的天子之威，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体现在一个小小官员的死亡之上。 自东汉以来，朝廷之上，就有一种惩罚官员的刑罚——廷杖。 这是一种可以致人于死的刑罚。 北周宣帝荒淫残暴，为了获得绝对的权威，他动不动就对大臣施以廷杖。 一是可以从肉体上震慑消灭反对派。 二是当众施刑，可以让旁观者看到受杖者的狼狈痛苦之样，从而从精神上羞辱大臣，可以达到征服群臣的目的。 杨坚君臣，革故鼎新，鉴于北周的律令太过严苛，廷杖之罚，已被废除。 但杨坚本人，亲眼见过廷杖的巨大效用，他需要借此立威。 他认为这是一个捷径。 他立即等来了一个机会。 当时关中大旱，除了抗旱救灾，朝野之间，还有很多牵强附会之说，流传开来。 儒家历来注重天人感应之说，楚州行参军李君才，这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官，却借题发挥，奏称罪由高颎，请废黜高颎。 他同时还批评杨坚对于高颎的过度信任，以及高颎在朝廷的不受约束。 以他这个官品，还称不上官员，区区小吏，竟然有胆去议论当朝宰相。 毫无疑问，在他背后，隐隐约约有京城的势力，在群魔乱舞，他们的目标直指新的领导班子核心。 还有他们背后的杨坚。 这是上一次政治风波的延续，但这次杨坚决定，亲自应战。 杨坚非常干脆，他并没有将事态扩大，只是召来李君才，立即下令当着所有朝臣的面，当庭杖杀李君才。 他要让李君才背后的势力，亲眼见证自己的决心。 当时隋朝已经废除庭杖制度，一时之间，宫廷之上，竟然找不到刑具。 杨坚二话不说，提起自己的马鞭，在朝堂之上，当着全体大臣的面，亲手一鞭又一鞭，抽得李君才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这抽的不仅是李君才，也是杨坚对于某些朝臣的怒火和怨气。 鞭子抽在李君才身上，也抽进了朝臣的心里。 马鞭足以取人之命，杨坚在盛怒之下，不留后手。 李君才刚刚被抬出朝堂之外，便一命呜呼。 杨坚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残忍好杀之君。 但这一次他亲自行刑，他的盛怒，他的决心，他的杀气，都给朝野以极大的冲击和震撼。 这传递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对高颎和新任领导核心的不信任，就是直接挑战他杨坚本人。 杨坚非常坚定地站在新班子的背后，如果有需要，他也会直接走到台前。 这是一种直接的战斗。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一个阶段，他把自己和新班子完全捆绑在一起，杨坚没有玩弄传统政治上分权，对抗，制衡的手段。 杨坚骨子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他也是一个彻底的军政一体化，彻底的计划管理的信徒。 鞭死李君才事件，是一个分水领。 杨坚靠着他的强硬和霸蛮，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安静的政治空间和时间。 但他还需要处理一批带刺，也开了刀刃的硬骨头。 在对待和他权位名望相等的原北周同僚时，杨坚本人倾向于用厚禄奉养他们，让他们远离权力中心。 他们自然老死之后，可以顺利地维持政权的平稳运行。 比如，观德王杨雄，杨坚的族侄，在杨坚起家之时，招揽高颎，李德林等干将，居功至伟，但因为他深得众心，又掌兵权，同样被杨坚心生疑忌。 杨坚将他放在三司三公中的司空位置，外示优崇，实夺其权。 杨雄心下洞明，立即回家，关门闭户，从此不通宾客，不交朋友，而得善终。 晋阳李穆，是杨坚建立新朝，最早和最重要的坚定支持者。 杨坚将他调离晋阳，尊奉他为太师，并且下诏说：“自今已后，虽有罪愆，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 相对于恕一死二死的优容，杨坚以诏书，这种最正式的形式，恩赐李穆百死不问。 这是向整个朝廷，向全天下表明态度，我杨坚虽然得位不正，但只要你们不谋反，不反对我，我杨坚是绝对不介意和你们共享富贵的。 杨坚这种政策能执行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他本人正处在年富力强的中年，而那些有实力威胁他的对手，大部分都已经垂垂老矣。 李穆就活不过杨坚。 他死于开皇六年，终年七十七岁。 弥留之际，李穆心满意足地说：“吾荷国恩，年宦已极，启足归泉，无所复恨。” 和李穆一样，能得善终的还有梁睿。 第47章 自古伴君如伴虎，自解自闭再自污 李穆、梁睿和王谊是开国三老。 梁睿是真正的老资格，他的上岸之路，比李穆要曲折困难一些。 他在年少之时，以功臣之子的身份，被北周太祖宇文泰养在宫中，和宇文泰的儿子们一起长大，同师共业，情浓如蜜。 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就是宇文泰的养子，是那种在关键时刻，需要舍身为国为家的养子。 在杨坚将篡未篡之时，他被任命为益州（巴蜀）总管，但他半只脚还没有入蜀，王谦就在蜀中造反了。 杨坚任命他就地率军平叛。 梁睿是个猛人，他二话不说就接受了命令。 他是真正的国士，可谓招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他临时组建起来的军队，势如破竹地击溃王谦，将王谦在成都斩首正法。 梁睿文武全才，在蜀中他获得了崇高的威望，他深得民心，远近四夷，全都心悦诚服。 但有时深得民望，也是一种累赘，梁睿是个知时达势之人。 在杨坚篡周立隋之后，他并没有选择变成另一个王谦，这既是自知，更是自省自律，也有来自于当世文宗薛道衡的劝说。 他对梁睿说：“天下之望，已归于隋。” 天下大势已定，需要早点向杨坚表态，梁睿直接一步到到位，上表劝杨坚登基，以便在新朝，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梁睿依策而行，这让他在杨坚一朝之中，成为重臣权臣，实有功高震主，功重不赏的嫌疑。 事实上，杨坚确实深深地忌惮，象梁睿这种手握兵权，久镇一方的诸侯。 这种人天然就是他的对手，在杨坚的理念中，他们可以分分钟反抗他，是可以将他轰下台的危险人物。 拥重兵于外，只要联络大兴城中的阴谋家，里应外合之势一成，就会成为他的心头之患。 梁睿深知此点，他虽然不想造反，但怀璧其罪，久居重镇，身处猜忌之地，让他深怀忧惧。 他深知进退，也非常明白杨坚的为人和所思所想，为了自保，他下了三步棋。 这三步棋，叫做“三自”。 第一是自解。 他自请入朝，主动缷下兵权，解除威胁。 梁睿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巴蜀大本营，等于放弃了作乱的资本和能力，以示真心臣服杨坚。 第二是自闭。 他回到京城，见到杨坚，在与他握手言欢之后，他一退朝，就对自己的家人说：“功遂身退，此其时也。” 梁睿对自己非常狠，他立即谢病于家，闭门自守，不和任何朝官结交。 第三是自污。 这通常是功高震主者的自主选择，自污名节，又有把柄存被拿捏，可以远祸，让杨坚认为自己心无远志，仅仅贪恋富贵而已。 这是效仿当年萧何，他为躲避刘邦的猜忌，贪污受贿以自污名节，而求自保。 梁睿一直保持着足够的清醒。 他知道平定蜀中王谦之后，为人臣子的功名，已达到巅峰。 为避免盛名所累，他很早就为自己谋划退路。 他选择用贪污受贿来自污，但他的贪污程度，应该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梁睿的贪赃枉法是确定不移的事实。 梁睿入朝不久，蜀中和朝廷之中，他的政坛对手，就召集了一百多人，组团入京，在朝堂之上，向杨坚检举告发梁睿的贪腐行为。 有告发，就一定会有勘核。 但这些告发梁睿的人，大都被定为诬陷而获罪。 但一而再，再而三的告发，终于让梁睿无法稳坐钓鱼台，他惶恐不已，他也必须向杨坚表态。 梁睿上表谢罪，请杨坚治罪。 杨坚心中通透，他非常有默契，也很大度地不过问梁睿以前的贪腐行为。 不过，梁睿的贪腐数额过于巨大，作为警示，杨坚给予梁睿的封赏，大都是虚有其名，而不落到实处。 杨坚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你梁睿已经捞得太多了，我虽然不治你的罪，但这些帐，先都记着，等到需要的时候，再一起算。 杨坚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体现了政治家的圆熟。 也表明他对于那些愿意放弃实权的北周同僚的一种态度。 那就是只要他们不反对自己，即使他们犯错违法，他都可以包容他们，让他们富贵一世，安享晚年。 但并不是每个旧日同僚都能得到这种待遇。 杨坚曾经想再次启起用卢贲。 但卢贲久处江湖之远，心生怨意，应对失旨。 杨坚勃然大怒，他直接对卢贲说：“卿若无过者，位与高颎齐。” 转过头来，杨坚对群臣说道：“吾将与（卢）贲一州，观此不可复用。” 卢贲心中有气，杨坚心中一样有不平之气。 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如（卢）贲之徒，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致之则怨，自难信也，非我弃之。众人见此，或有窃议，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 杨坚将闲置功臣的责任，全部推到旧日同僚们的不堪驱使，而不去正视他自己内心中的真正需求和想法。 杨坚有一种理想，他想让每一个人都非常识趣。 他想让他们都主动功成身退，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避免“有始无终，薄于功臣”的讥诮。 杨坚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誉。 他如所有帝王一般，有求名之心，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载于史册之上。 苏威对此心知肚明，因为他骨子里和杨坚一样，也是重名甚于重命。 他心有同感，立即拍了杨坚一个马屁。 苏威心领神会地举出，可以效仿东汉光武帝对待功臣的先例，让他们厚禄赋闲在家。 “至尊仁育，复作此道安之。” 杨坚同意，遂废卢贲于家。 这种不流血的交接或渐变的人事政治变动，是新朝新气象的必然。 即使那些有能力，并且对新朝忠心之臣，杨坚出于平衡权力的需要，也有意放黜了一批官员。 卢贲代表了一个群体，他的命运也是这群人的命运。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种好运。 有一批实权人物，尤其是原北周高级武将集团，由于在京城和地方长期任职，其势力已经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他们是少壮派，年纪较轻，可能成为杨坚潜在的威胁。 杨坚展现了他冷静、冷肃、冷酷的一面。 本质上而言，这些手握权力的原北周武将，才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力量源泉。 他们在一次次的征伐中，建立和巩固扩大自己在朝野的势力，然后，以家族的名义，在关陇集团之内，互相交换利益，让其群体的联系更加胶固。 这个集团，或其台面人物，思想上延续和认可了南北朝以来和君王“共治”，分享权利的政治思想。 但时代已经发生变化。 杨坚由于其根基不稳，得位不正，骨子里先天就不自信。 他甚至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这来自于他北周的同僚，那是一种实质化和严重的威胁。 以谋反被处死的宇文忻有一句名言，代表了这个群体，内心深处对杨坚真实的看法。 “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 可见杨坚虽然贵为天子，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就一定低杨坚一头。 他们认为杨坚只是他们扶上台面的利益代言人，如果他们不满意，可以随时再扶植另外的更合适的人上台。 宇文忻和梁士彦，刘昉在一个谋反事件中，已经全部伏诛，但他们这种思想，根植于关陇贵族集团内部。 关陇集团，他们是一群有能力，实力和意愿，能重新扶植新皇帝，建立新政权的贵戚。 杨坚本人就出身于这个群体，对待关陇集团，他采取了既对抗又妥协的三种不同方式。 一是用高官厚禄去吸引人。 二是用小打小闹去敲打人。 三是举起屠刀去消灭人。 宇文忻和梁士彦，刘昉以谋反罪被诛杀，但他们在地下并不会感到孤单。 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多的老朋友，会和他们相聚于九泉之下。 杨坚在对待和处理这个集团时，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他既需要这个集团的支持，去维系帝国的统治，也需要时刻防范被这个集团抛弃和背叛。 这种压力和担心贯穿于整个隋朝，也贯穿于文帝和炀帝时代。 有隋一代，这个势力，随时想再找寻可以给他们更大利益的替代者，事实证明，最后他们确实选择了另一个代理人，那就是李渊。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帝王，李渊一族同样也是出自于关陇集团，李渊面对关陇集团的压力，并不比杨坚小。 终隋唐二朝，关陇集团和社会上顽固的士家大族利益集团，都具备左右朝政的力量，他们与时俱进，不死不灭。 即使某个时期，沉沦落魄，但春风吹又生，直到三百多年后，一场席卷全国，杀遍天下的起义，将他们从身体上消灭，才彻底摧毁了盘踞中国社会几百年的，大家族，大势力，大利益的布局。 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那种远古的流风余韵，似乎也不再余音绕梁。 杨坚非常现实。 他因时因地制宜，对于集团内的对抗，他需要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 比如，对于太师于翼一族，他就采用了敲山震虎之法。 在杨坚最艰难困苦的创业年代，幽州于翼和晋阳李穆的效忠，实际上是把半个江山送给了杨坚。 因而，在杨坚篡周立隋之后，李穆为太师，于翼为太尉，都位居于人臣食物链的顶端。 于翼的太尉更是人臣之最，三公之首。 和李穆的自然老死有所区别，于翼晚节不保，他面临了一场牢狱之灾。 第48章 人为刀俎我鱼肉，进退有度不强求 于翼和李穆家族，是二大世家，他们表面相似，实质却又完全不同。 二个家族都贵盛无比，在杨坚一朝，五品之上者百余人，足可以担得起李半朝，于半朝之美誉。 但他们又完全不同。 李氏一族，因为主心骨李穆太老了，老到连杨坚都已经没有开战的欲望。 这注定了他们一族，不被杨坚视为潜在的对手。 李穆当时已是七十多岁，风烛残年，时日无多，仅仅自保而已。 他也确实死于杨坚立隋之后的第六个年头。 第二个原因，是李穆的族侄李崇以幽州总管之职，率军血战于砂城，全军为国尽忠。 李氏一门，门风忠烈，是杨坚需要大肆宣扬和表扬的功臣和忠臣。 这种标竿一旦树立，就需要一直红旗飘扬。 但最大和最核心的不同，在于李氏一族，在朝中担任的，更多是虚职，虚有美名，并非实权要职，对杨坚构不成威胁。 但于翼一族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他们在军队之中，根基深厚，在中央和地方掌控了可怕的实权，这让任何一个当政者，都如芒刺在背。 让杨坚不安的，还有于翼的出身，那也是敏感和不同凡响。 于翼的父亲曾是北周的太师，于翼本人也还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身份，他是北周的实际奠基者周太祖宇文泰的女婿，是根正苗红，具备最高资格和资历的北周朝的外戚。 于翼本人也是北周的核心武臣，几乎参与了北周历次事关国运的大战，威名震天下。 于翼可谓是北周核心权力层的高级统帅。 在杨坚矫诏辅政之时，他任幽州总管，这是北周帝国三大军事强区。 幽州是于翼苦心经营的老巢，历来兵强马壮，况且地处边陲，一旦事出非常，进退皆宜，非常容易为自己谋私利。 于翼一族，很多族人都任职地方总管或刺史，主管一方军政，在朝任上柱国，大将军的也有十余人。 让我们在于仲文的一封为自己和叔父于翼脱罪的奏文中，看看于氏家族在朝野的可怕实力。 当时，他们叔侄以待罪之身，被杨坚关入牢中，于翼向杨坚服软。 在文中，于仲文举出了于氏一族为杨坚任劳任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赤诚之心。 “当群凶问鼎之际……臣第二叔（于）翼先在幽州，……内外安抚，得免罪戾。臣第五叔（于）智……镇绥蜀道。臣兄（于）凯作牧淮南，……臣第三叔（于）义……恭行天讨。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 于仲文显然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对杨坚吹牛。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家族。 他们显然是杨坚一朝的实权集团，于氏一族，在朝中也有一个称谓，“贵戚”。 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力，已成跺跺脚，隋朝政坛都要抖三抖的力量。 树欲静而风不止，居高位之上，月满则亏，是自然之理。 于是，一场政治风波很快降临于家。 于家的核心，于翼被人告发，说当年尉迟迥反叛之时，他有联络尉迟迥的企图和行动。 这是大罪，但杨坚的行动，似乎过于迅速，还没有确认罪证，于翼竟然立即被投入监狱。 一同入狱的，还有于仲文。 这个罪名可能是莫须有。 事实上，于翼是最早一批，向杨坚表示效忠，并且以实际行动支持杨坚的北周重臣。 以结果论，于翼不应该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但这种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可轻可重，可大可小，也可实可虚。 尺度和结果，掌握在杨坚和于翼二个人的手上。 这个案件非常简单，但目的明确。 杨坚需要于翼的服软，也需要于翼的态度。 杨坚心知肚明，于翼也心知肚明。 于翼端坐狱中，仰望不见天日的牢顶，意兴索然。 为了了于氏家族，他需要表态。 但他并没有自己上书。 他让于仲文给杨坚上了一封声情并茂的奏文。 在文中，于仲文回忆了自己和于氏家族在杨坚立隋过程中的辛苦，付出和忠心，并且重新对杨坚表示绝对的效忠。 杨坚接受。 他很快就释放了于翼叔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意味着如果杨坚需要，他可以无限期关押于翼，甚至处死于翼，还可以罪及于氏家族。 君臣之际，名份已定，君要臣死，臣又何得不死。 于翼终于得以善终，他在开皇二年老死家中。 于翼之后，杨坚收回了太尉之职，自此之后，杨坚只保留这个职位名称，终其一朝，再也没有人能担任此职，也不敢担任此职。 相对于自然老死的北周元老，有些一时风头无两，却又不知进退的前北周重臣，下场就要悲惨得多。 除了刘昉，宇文忻，梁士彦谋反被诛，同一级别的前北周大臣，就数王谊资格最老，资历最深。 王谊是杨坚少时同学，也是尉迟迥三方叛乱时南线的最高指挥官。 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是杨坚的儿女亲家，他的儿子娶了杨坚的第五个女儿，王谊是富贵一时的外戚。 杨坚本人就是以外戚的身份，篡夺了北周的天下，因而他对于外戚，有着天然的防范心理。 更何况，他的这个外戚，是比自己功名更盛，武功更强的文武双全之辈。 这是最招杨坚猜忌的身份和位置。 王谊很早就在北周崭露头角，当年宇文护权倾天下，只手遮天之时，周闵帝在朝堂之上，唯一能做的就是拱拱手，是一个默不作声的傀儡天子。 朝臣之中，自然不缺为虎作伥之人，但王谊立于帝侧，朝士微有不恭，他就勃然作色，要去殴打对方。 失礼之士，怎么会料到有一个如此较真之人，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赶紧惶惧请罪。 这让周闵帝保留了表面上的尊严。 王谊自此成名，从此成为北周朝的忠义之臣。 王谊也曾经是北周武帝的救命恩人。 并州之战，是周武帝平生最危险的一战。 他过于托大，和大部队分散，孤军深陷城中，眼看即将被北齐军队俘杀，是王谊拼死率麾下骁雄，将武帝从濒死边缘救下。 救命之恩大过天。 忠勇皆备的王谊成了周武帝最信任的大臣之一，他甚至让其挂帅，率领诸宗室亲王出征。 让诸王屈居于一个外姓手下，这是绝对的信任和荣耀。 但就是这样一个北周重臣，也为杨坚所用，可见杨坚篡周立隋，实在是天命所归，大势必然。 但杨坚本人的威望，资历，甚至人脉都远远比不上王谊，在王谊面前，杨坚有很重的心病。 他是真的不自信。 在一次和王谊的谈话中，杨坚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不自信和戒意。 他当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王谊说：“吾昔与公位望齐等，（公）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扬威武，欲以服公心耳。” 杨坚心中，始终认为，当日和他同朝为官的同僚们，会有二心，他也时刻担心自己会重蹈北周静帝的后尘。 这种担心和恐惧已是杨坚骨血之中，无法抹去的因子。 王谊，已经是原北周一朝硕果仅存的核心重臣。 再加上杨坚为了笼络王谊并取得他的支持，将自己的五女嫁入王谊家为媳妇，一朝成为天子亲家，更助长了王谊的权势。 这就给了王谊一个更加让杨坚忌讳的身份，也是杨坚当日篡周的最大依凭，当朝皇帝的亲家。 和杨雄，梁睿激流勇退不同，王谊不是一个愿意放弃到手权力的人。 他在天下大定之日，依然毫不收敛地活跃于隋初的政坛之上。 按照杨坚多疑猜忌，刻薄无恩的秉性，他们二人，迟早会走上对立面。 只是，这个日子来的太快了。 第49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位尊情蜜避嫌猜 王谊摊上事了。 他的儿子突然离世，公主不但死了老公，成了小寡妇，还要天天为他披麻戴孝，不娱不乐，不笑不语。 这成了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隋唐的公主们，嚣张跋扈，不遵礼法，那是家常便饭，她们名声在外，很多大臣，清白儿郎都不愿意与皇帝结亲。 即使在唐朝成立一百多年后，唐文宗依然心有不平地说：“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这当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娶皇帝的女儿，要面临很大的现实和政治压力。 隋朝的情况，显然也并不会比唐朝更好。 王谊一样面临这个压力，他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人物。 王谊为了讨好杨坚，他的儿子死后才一年，便以公主年少为名，请求除掉为夫守丧之礼与丧服。 这是一个容易被竞争对手抓住的错误。 在古代中国，以礼治天下，礼法有时甚至比法律更加具有强制性。 丈夫死了以后，妻子守孝三年，是古之大礼。 现在才过去一年，王谊公然想要去麻，这显然是漠视礼法的行为。 杨坚一朝，所赖以存在的统治理念，实际上只有二字“孝”与“礼”。 只有遵从这二个字，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百姓，才可能形成一种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可能成为忠臣孝子，一举一动，合乎规矩，一心忠君，全身为国。 以礼治国，思想和观念远比刀剑更加管用，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统治手段。 现在王谊为了讨好公主和杨坚，不惜公然违抗礼法。 这自然授人以柄，容易引起他竞争对手的攻击。 如果说王谊是关陇集团硕果仅存的元老级人物，那杨素就是这个集团之内，冉冉升起的最耀眼的新星。 新人要想上位，必须踏着旧人的尸体才能过去。 杨素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赌赢了这一把。 他向杨坚上书，先指出王谊的错误，“夫妇则人伦之始，丧纪则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 然后，他提出必须按照律法，进行公开的审理，“轻礼易丧，致妇于无义。若纵而不正，恐伤风俗，请法推科。” 理由光明正大，也立得住脚。 但王谊此事，本意是想为公主争取利益，杨坚虽然早就想对王谊下手，这次却并非最佳的时机。 杨坚并没有对王谊做出实质性的处罚，只是从此之后，他对王谊恩礼稍薄。 当不信任的裂缝产生，就会越长越大，最终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王谊不知死活，不肯收手。 他正是年富力强，孜孜求进的中年，他不愿意放弃一马平川的仕途。 其实那也可能是绝命之途。 王谊才四十六岁，在政治上，这是黄金的年龄。 但在杨坚看来，这恰好是王谊的一个致命之伤，因为杨坚以外戚矫诏辅政时，正好是四十岁。 而能得善终的韦孝宽，李穆，于翼为杨坚效命时，都已是七十来岁。 在七十古来稀的古代，他们都已是风烛残年，并不会对杨坚构成致命的威胁。 因为，不管他们本身多么厉害，他们也耗不过冰冷无情的时间。 他们一定会死在杨坚的前面，到时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但王谊的人望和年龄，还有他永不知止的进取精神，在他家的政治婚姻，因为儿子之死而趋于淡薄之时，王谊的威望，就成了和杨坚一朝格格不入的风景。 王谊很快就触犯了杨坚的逆鳞. 因为他心有怨气，便会口出怨言。 这是理所当然，他是关陇集团的中坚人物，是屹立于北周和杨隋二朝的政坛长青树 忽然之间，他就失去杨坚的信任和恩宠，发几句牢骚太过正常。 但牢骚太盛防肠断，这次发的牢骚是他一生之中，无法承受之重。 他发发牢骚，就把命都弄没了。 王谊被人抓尾巴，向杨坚举报，并且安下了一个谋反的罪名。 非常吊诡的是，谋反罪名虽然并不成立，但参与发牢骚的二个人，却先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这就是着名的“牢骚谋反案”。 另一个和他一起发牢骚的人是元谐。 他也是杨坚的少时同学，同样也是北周军界，硕果仅存的元老级人物，同时，他也是杨坚最早的一批支持者。 他曾经在杨坚最幽暗的日子中，对杨坚早托心意，“公无党援，譬如水间墙，大危矣。公其勉之。” 当杨坚一跃而成隋朝开国之君后，还曾经不无得意地对元谐说：“水间墙竟何如也。” 元谐是军界的实力派人物。 他最得意之作是降伏吐谷浑。 吐谷浑是鲜卑族的一支，吐谷浑就是其始祖的名字，以人名命名为族群的名字。 他们占据了青海大部和甘肃一部，是一个游牧政权。 这是一条财富之路，他们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要道。 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以弱小之国，窃据经济和交通要地，终有一天，会被大国亡族灭种。 当隋炀帝杨广经营西域时，他们就成了拦路虎，是中原王朝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障碍。 裴矩是杨广一朝经营四夷，西域问题的专家，他天才地总结了四个字“浑厥可灭”。 但在杨坚一朝，国家主要的精力用在三处。 一是在于稳定内政，坐稳皇位，巩固执政的根基。 二是平定南方，统一天下，这是三百年来的伟业。 三是降服突厥，这更是中原王朝所能达到的武功巅峰。 因而，杨坚当时对西北吐谷浑的国策，并非以拓土开疆为主。 杨坚在讨伐吐谷浑的诏书中写清楚隋朝出师的目的，“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 接着，杨坚明确指示了对待吐谷浑的措施，“（吐谷）浑贼若至界首，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 可见杨坚一朝，认为吐谷浑不过是次一等的威胁，但也是属于必须敲打震摄的对手。 以武力震摄的同时，再以德服人，从而达到双方和平相处的目的。 元谐就是此次西征吐谷浑，敲打他们的统帅。 他在丰利山一战，大败吐谷浑主力，追奔三十里，俘斩万计，隋军的战力让吐谷浑举国惊骇。 在元谐的统战政策之下，他们服软，愿意臣服于隋朝。 元谐的个人威望达到顶点。 但他和王谊一样，也来自于原北周的军界，而且根基深厚，他同样是少壮派，年富力强，这正是杨坚最忌讳的二点。 因为杨坚本身根基浅薄，既无政治基础，又缺乏在军队中的威望。 杨坚篡周立隋，纯粹是偶然的内廷政治阴谋，甚至都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斗争，就迅速成事。 杨坚本人也被认为是历史上得国最容易的帝王。 这决定了杨坚在心理上非常不自信。 他会全力防范猜忌那些大臣，生怕他们会步他的后尘，谋他的位，篡他的国。 他认为必须清除掉比他资格更老，资历更长，尤其是在北周和隋朝军队中德高望重，影响力深远的那一批元老。 这是既定的战略，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 杨坚非常高效而卓越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最有威胁的军政界的大佬有的自然老死，有的被杨坚赋闲，废死于家。 一切看起来很顺利，但世上总有几个难啃的硬骨头，他们不愿失去手中的权力，或者他们依靠和杨坚的特殊关系，心存侥幸，以为自己会和别人有所不同。 但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哪里会有侥幸。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有的障碍，都必须予以清除，这就是杨坚为人处世的哲学。 王谊和元谐依仗自己是杨坚的少时同学，又是创业之初最坚定的支持者，既有才华，又忠于新朝和杨坚。 他们以为自己能在杨坚的隋朝一展鸿图。 但他们忽视了杨坚的猜忌和其一心要完成皇帝专权的强烈心理。 他们的悲惨命运早已注定。 王谊和元谐二人，当时一个被疏忌，一个因公事被免职，赋闲在家。 二个失意之人，自然相见恨晚，他们对杨坚的薄情，大加鞭挞，酒后私下之言，自然无所顾忌，难免有非常出格的话语。 但世上并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被举报到杨坚那里，罪名是谋反。 这是必然要推究勘核的罪名。 第50章 天性凉薄可堪叹，殊途同归实感伤 案件本身非常简单。 谋反之说，肯定是子虚乌有，但出言不逊，也是板上钉钉。 但是，杨坚并没有追究，他只是赐给他们一杯酒，压压惊，再叙叙旧情，君臣相对，一饮而尽。 似乎一切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杨坚并不准备就此了事。 不久之后，有一个胡僧，再一次将王谊和元谐私下的话，检举告发，直达杨坚。 对于朝廷重臣，一而再，再而三地告密，背后显然得到了杨坚一朝权力核心层，或明或暗的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为了维持统治，采用密探和告密方式，是一种通行的驭下之术。 他们对告密者许以高官厚禄，让臣子们人人自危，互相监视，互相防备，失去结成一块，共进共退的氛围。 各自为战之下，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都需要巴结和依仗最顶层那个唯一的皇帝，皇帝再进行平衡，从而维持王朝的稳定。 胡僧的告密是致命的。 因为，他爆的料，直击杨坚最虚弱的内心深处，是关于他篡位，关于他的薄情，关于其私德等大逆不道的言论。 这虽然不是谋反，但却是杨坚最不想被人知道的黑历史。 他们和胡僧交结时，妄称自己是明王，有天下之望，这一点，也戳中了杨坚最软弱的缺陷。 杨坚一生坚信符瑞之说，于天道感应等近于盲目迷信。 天命是否真的归于自身，是他最大的逆鳞。 他登上皇位，是人为。 他是被一群佞臣强推上位的，虽然他有天下之名，或许在私心之中，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天命所选中的那一个。 但是，杨坚又非常信奉天命，那就存在一个悖论，也许那个真正的天命所选之人，就在自己朝廷之中。 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可以触犯他的这个逆鳞。 于是，王谊被定了一个罪，以下犯上，大逆不道。 这是不赦之罪。 杨坚展现出冷酷的一面，也展现出他性格之中，古板刻薄，严于律己，同时也严于律人的一面。 以律己之心律人。 杨坚对于法律和秩序，有一种狂热的信仰和彻底的执行力。 他认为规则就是规则，需要绝对信奉和遵守。 除非影响到自己和帝国的权威，他才用皇权去凌驾于法律和规则之上，另外去解释法律的严正。 当年，他的第三子秦王杨俊任职并州总管时，盛治宫室，穷奢极欲，无法无天。 他被杨坚认定为“奢纵”而免官。 武卫将军刘昇认为他们父子连心，杨坚不过是故作姿态，便想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顺势拍了个马屁。 他对杨坚进谏道：“秦王（杨俊）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 意思是天下之物，还不都是你杨家之物，用天下之物，营造几间杨家的宫阙，这并不是什么大的罪过。 按常理而言，杨坚完全可以就坡下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 杨坚冷漠地回答：“法不可违。” 刘昇以世俗的父子之情考量杨坚内心的信仰，认为杨坚不过是故作姿态，杨坚越是推辞，他更加坚定，多次重复进谏，想让杨坚赦免杨俊的罪过。 杨坚大怒，他要翻脸了。 刘昇不得已，才停止为杨俊开脱。 这件事情，并没有完结。 因为杨俊此案，确实处于一种可处理，可不处理的状态。 当朝大臣，权倾朝野的杨素，也站出来求情道：“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 杨坚这才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他说道：“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 杨坚到最后，也没有赦免杨俊。 杨俊免官事件，体现了杨坚冷酷而坚定的以法治国之心，即使亲如父子之爱，都可让位于国家的规章制度。 杨坚并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他是一个既薄情，又讲规矩的天生的政治家。 杨俊受罚也透露出他对几个亲生儿子的严苛。 这种一意孤行，完全以己为中心的风格，十几年后，会引发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从而改变帝国的走向。 杨坚对于法律和规则的严苛遵守，于此可见一斑。 王谊一直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他本来就是需要被清除的对象，遵纪守法尚且担忧不能善终，更何况现在犯了大逆不道之罪？ 在众多公卿上奏王谊当死的呼声中，杨坚装模作样，对着王谊满怀怆然地说：“朕与公旧为同学，甚相怜愍，将奈国法何？” 杨坚的心中松了一口气，王谊自己找死，他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一个最大的潜在对手。 杨坚光明正大地下了一道诏书，数落王谊的罪恶，“又说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诖误，自言相表当王不疑。此而赦之，将或为乱，禁暴除恶，宜伏国刑。” 但在最后，杨坚给予他的同学王谊一个体面的告别方式，他派大理正赵绰，传话给王谊说：“时命如此，将若之何！” 这说明在最后一刻，杨坚依然想告诉王谊，自己才是天命所在，是上天选定的唯一，不是经营所得。 而你，就认命吧。 王谊，四十六岁，被杨坚赐死于家。 在这次“牢骚谋反事件”中，杨坚的另一个同学元谐，也犯有和王谊同等罪过，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并没有被治罪，而是被认定为无罪。 但从此之后，元谐也远离朝庭中枢，恩礼虽有，却不掌实权，成为被边缘化的人。 同一事件，二种不同的结果，这可以解释为杨坚当时还不想对元谐动手。 可能杨坚认为，如果自己同时诛杀二个同学和重臣，会在历史之上留下薄情的骂名，而这并不是杨坚心之所往。 更大的可能是当时突厥未清，江南未平，杨坚还需要保留一些元老级的军界人物，去稳定军心民意。 但免死狐悲，鸟尽弓藏是自然之理，当突厥臣服，一统天下之后，河宴海清，隋朝的国力，已达巅峰。 杨坚大宴群臣，元谐在宴会之上，乘着酒兴再一次拍了拍杨坚的马屁。 他向杨坚说道：“陛下威德远被，臣请突厥可汗为候正（探子），陈叔宝为令史。” 杨坚并不领情，他直接驳斥了元谐的进奏，“朕平陈国，以伐罪吊人，非欲夸诞以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宝昏醉，宁堪驱使！” 元谐所奏，本来就不是实意求允，不过是适逢其会，以酒助兴而已，但杨坚当众驳回，完全没有一点故旧之情。 可见自己在杨坚心中，已是边缘之外的最边缘群体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元谐长于政道，熟谙人心，他心下默然，知趣退下。 果然，元谐很快迎来他的宿命。 他被卷入一宗谋反案，非常吊诡的是，可以说是复制了王谊一样的罪名，因为他也犯了大逆之罪。 他曾私下对人说：“我是主人，殿上者(杨坚）贼也。” 他还令术士望气，想看看天命所归，吉凶祸福。 术士不过是半吊子水平，不过，察言观色的本事当然是有的，他心知肚明，元谐想要听什么内容的话。 拿人钱财，为人办事。 也可能纯粹是，为了过过口瘾，以发泄对杨坚的不满，术士口无遮拦地说道：“彼云（杨坚）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 这种颇似泼妇骂街，纯粹图一时之快的话语，明白无误地记载在二十四史之《隋书》上，也成为元谐被定罪的根据。 杨坚大怒。 元谐曾经对杨坚说过，“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 当时，杨坚内心也曾经设想过和元谐的未来，他简单明确地肯定了元谐的表态，“宜终此言。” 但元谐终于没有撑到善始善终的那一天。 元谐其人被杀，其家被诛，其财被抄。 元谐之死，标志着杨坚已经彻底完成了，对于原北周军政二界遗老的清洗。 他现在拥有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以他为中心，集权的政府，他可以毫无顾忌和阻力，大力地推广他重开天地的各项政策和制度。 他显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杨隋一朝，很多的典章制度，都足为万世之法。 隋朝虽然二代而亡，但杨坚却足以称为历代帝王之中的伟人。 以至于在盛世唐朝之际，唐太宗李世民依然亲自，找出杨坚一朝高颎的传记，还有杨坚本人的事迹来阅读，以寄托自己思古之幽情。 当然，杨隋一朝，青史留名的远不止高颎一人。 第51章 五朝元老求俯首，骨骾之臣仗后来 杨坚对待政敌，冷面无情，残酷清除。 但他并不是一个嗜杀之人，杨坚足以当得上一代明君的称谓。 他是一个彻底的，一流的政治家，被后世奉为圭皋的纳谏，勤政和勤俭，他都达到了历史级别的优秀。 隋初四贵之一的苏威，刚入政坛之时，充满政治热情，满怀政治理想。 他也曾经是个心高气傲，敢触杨坚虎须的人。 他曾经冒着丢官和断送政治前途的风险，直谏杨坚。 但他在杨广一朝，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已经变成为一个毫无骨气，唯唯诺诺的油滑政客。 他以耄耋之龄，受辱于李世民。 在洛阳城破后，他请求晋见李世民，却又推托说自己老病在身，不能亲自拜见。 苏威在观望。 因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本是隋室旧臣，李唐的朝廷重臣，大半也是隋朝的原班人马。 苏威作为资格最老，资历最深的老臣，他想在李唐王朝得到应有的尊重。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 那时的苏威，已经成了一个苟活性命于乱世，不再有任何追求的与世沉浮之人。 苏威已经掉价，被时代抛弃了。 李世民显然认为隋室之败，苏威脱不了干系，现在，苏威还要倚老卖老，似乎并不给自己面子。 进入洛阳之时，李世民就已有夺嫡之心，这可以从他暗中拜见大道士王知远，问天下大势可见一斑。 李世民需要全天下的声望，但苏威竟然如此不上道。 他心怀不满地派人向苏威传话，毫不留情地斥责苏威。 “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弑国亡。” 这种指责，苏威不能自证清白。 李世民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公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也。” 李世民显然存有私心，他目前虽然只是秦王，但武功绝世，声望急剧上涨。 并且，李世民早就在文武二途上开始经营。 苏威不识相，不愿意臣服自己，那自己也绝对不能让苏威，在政坛上复活。 对于一个不肯臣服自己的旧有官僚，尤其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官僚，既然不为自己所用，就更不能让他为竞争对手所用。 进入长安之后，这个隋朝政坛的活化石，也是长青树，至死也没有得到李唐王朝的尊重。 人生一世，莫非前定，苏威的遭遇，真是让人不胜唏嘘，恍有隔世之感。 但苏威曾经也是个热血的理想主义者。 苏威能如此，得益于隋朝初立之时，朝野上下，生气勃发，人人都思奋进。 那是一种积极向上，奋发图强，万象更新的全新世界。 苏威也不例外。 有一次，杨坚被一个朝臣激怒，盛怒之下，杨坚没有经过审判，就下令将其斩杀。 但此人罪不当死，苏威不同意，他不肯奉诏。 杨坚拂袖而起，关门入阁。 苏威不依不饶，紧跟杨坚，入阁进谏。 杨坚正在气头上，关上门不肯见他。 但这道处死的命令，按照章程，没有苏威的署名和肯首，一样也无法传递下去执行。 杨坚大怒，自己堂堂一国之君，焉有杀一人而不可得之理？ 盛怒之下的杨坚，踢开阁门，手提宝剑，准备亲自斩杀此人。 凛冽兵锋，天子之怒，苏威当然知道，与其说杨坚是想斩杀罪人，不如说是想给自己立威。 但他毫不畏惧，他站起身来，挡在杨坚的面前，不让他出去。 杨坚绕过苏威，想从旁边挤出去。 苏威跟随杨坚的步伐，调整方向，依然象一座山一般，屹立于杨坚面前。 这种情势非常明显，要想杀人，先杀苏威。 苏威虽小，却似一道永不可跨越的高山。 杨坚反身拂衣，大怒进入内阁之中，立即将大门重重关上。 内阁之外的苏威，心中五味翻腾，才感到后怕。 还有惊恐。 他想起自己一生的抱负，想起刚才的惊心动魄，想起杨坚那明晃晃的剑尖，还有现在重门紧闭的阁门，真是一场大梦啊。 也许，从这一刻起，苏威从政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如果自己死了，那谈什么理想抱负，又谈什么为国为民？ 留得一身在，方可意气长。 今后的岁月，苏威宦海沉浮，锐气尽消。 他一生历经五主，入唐之后，郁郁终老于唐都长安，而在这里，也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很久之后，也许足有一个世纪那么久。 杨坚紧闭的阁门，缓缓打开，他派人召见苏威。 盛怒过后的杨坚，已经恢复理智，他对苏威道歉说：“公能若是，吾无忧矣。” 于是，赐马赏钱，尽复苏威之职。 有隋一代，不怕死，有气节，坚持自己理想和正义的忠臣，比比皆是。 任何朝代，执法者和言官，总会以其刚直不阿，以生命维护其信仰而留名青史。 执者法是因为有章可依，在治世之中，可以理直气壮地执法，而言官主要存在于乱世，以命博名，或是搏一事之成。 终杨坚一朝，政治清明，国势蒸蒸日上，言官大体上没多少用武之地。 杨坚是一个比较机械的人物，倾向于简单和机械化的管理。 他一生都在追求中央集权，确切点讲，是皇帝集权，当法律和皇权相抵触时，他非常自然地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和执法者会发生天然的矛盾。 理念的差别，就是观点的对立，带来了一次激烈的碰撞。 赵绰可谓是杨坚一朝执法最刚正不阿之臣，他也有一次豁出性命的进谏。 当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红色裤子案”。 当事人是刑部侍郎辛亶，他也是个妙人，听信术士的忽悠，说是穿红裤子可以避晦气，还可以官运亨通。 辛亶是个直爽人，对此深信不疑，竟然天天穿着红裤子上朝和办公。 这道特殊而亮丽的风景线，成功地引起了杨坚的注意。 这也是杨坚不可触犯的另一个逆鳞，实际上，历朝历代的帝王，也非常忌讳这一点，他们认为，这就是厌蛊。 这个令人闻风色变的词语，不知掀起过多少腥风血雨，现在轮到辛亶了。 杨坚本来就是帝王之中，猜忌之心非常严重的人。 辛亶顶风作浪，杨坚毫不留情。 他命令卫士处斩辛亶，但这个案子流到赵绰手上，他回复杨坚说：“据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 杨坚大怒，他直接威胁辛亶说：“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 这是赤裸裸的明示，为了吓阻赵绰，杨坚甚至命令高颎，押来赵绰，准备处斩他。 但赵绰并不是吓大的，他展现了更强硬的态度，“陛下宁可杀臣，不得杀辛亶。” 高颎押着赵绰到达朝堂之上，杨坚再给了赵绰一次机会，他说道：“竟何如？” 杨坚需要有一个台阶下。 他希望能等到赵绰的服软和认罪，但赵绰完全豁出去了，他强硬无比地说：“执法一心，不敢惜死。” 赵绰显然不是一个懂味的臣子，杨坚抹不开脸，但又不能真正杀了他。 杨坚黑脸，他当场发飙，拂衣进入后堂。 朝廷之上，群臣面面相觑，一片死寂。 但杨坚还是压抑住了自己的愤怒，很久之后，他才派人出来传话，释放了赵绰。 隋朝需要赵绰的强硬。 但赵绰这种硬碰硬的作风，也让杨坚私心不爽，他能用赵绰之才，却也无法全心重用他。 杨坚曾经假惺惺地说：“朕于卿无所爱惜，但卿骨相不当贵耳。” 也许，杨坚也找人给赵绰看过相，也许，这确实只是杨坚的一种托辞。 终杨坚一朝，赵绰安全上岸，虽然得享天年，多被赏赐财物，但其官品，却始终没有寸进。 也许，这也是杨坚的御下之术。 但世上并非尽赵绰，也没有那么多人敢撸杨坚的虎须。 杨坚骨子里坚信，人才，会决定国家能达到的高度，但一个社会，要想有序运行，就必须要靠规则。 规章，决定了社会的底线。 无规矩，不成方圆。 杨坚立规矩的过程，也是他和自己决斗，不断蜕化进阶的过程。 第52章 乱世虽需用重典，治国终归依章程 治理乱世，需要有执法之能臣。 但更需要规范和章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社会才可以有序运转。 杨坚开始修定律令。 杨坚一朝的隋律，成为整个东亚文化圈万世之法。 隋律号称公平允当，其核心理念是“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杂格严科，并宜除削。” 但隋律的成文，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杨坚逐渐消减了自己戾气，转而成就这一部中正平和的法典。 他刚上台执政之时，无法容忍任何的犯罪和无秩序。 他的理念，是一种非黑即白，一加一，绝对只能等于二的固化程序化思维。 但现实世界，总是充满无限可能，五颜六色，光怪陆离。 京城大兴的治安，一度令杨坚难以忍受。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公开偷盗，做贼为盗，盛行于民间，已成为一大固瘤。 杨坚痛恨偷盗。 他认为这是万恶之源，为了正本清源，重铸社会的风气，他采取了绝对的高压政策。 杨坚本人刻薄寡恩，他信奉军国一体化的极端管理理念，也做出过很多严苛的规定。 承前朝之弊，很多陋习已经积重难返，杨坚认为唯有用重法，重典，才可以重树一种新风。 杨坚显然信奉乱世用重典，先重后轻，先张后驰，先破后立的治国之术，非如此，不足以重开天地。 他规定“盗边粮者，一升以上皆死，家口没官。” 对于民间，他也规定“盗一钱以上皆弃市。” 在这种严苛法令的指引下，出现了三人同窃一瓜，而被立时斩决的事例。 这相当于是国家层面的暴力恐怖行为，若想国运长久，显然并非良策。 暴力只会引来更大的暴力。 这种懒政和苛政，终于引发了一场风波。 有几个游侠，通过非常暴烈的方式，给杨坚送去了一个口信。 他们在大白天劫持了主管的官吏。 并留下话说：“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冤枉而死）来耳。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尔属无类矣。” 君主的意志，虽然具有绝对的权威。 但民心民意，有时一样会显现出威力。 显然，朝野上下自发启动了对杨坚的反制机制。 这在杨坚的朝廷之中引发了一场争论。 对于这种明显失当的政策，以高颎为首的朝臣，在辩论之中，轻易胜出。 杨坚最终放弃了这种过于激进的，以求速效，强硬的治国方式。 杨坚并非是一个圆通的人，政治之道，圆融则满，刚而易折。 他下令，取消盗取一钱弃市之法。 其实，杨坚此举，只不过是想速成。 他本人并非是那种一味高压，草菅人命，任性处置之辈，相反，他力求人世间相对的公平和正义。 因而，杨坚十分重视司法审判，尤其对于死刑的处理，杨坚非常慎重。 在他执政初年，他多次亲自查看将要处决的囚徒名录，以免产生冤假错案。 杨坚对于能威胁到他的同僚，冷酷打击，但同时，他对于普通士民，具有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可能和其私人的佛教信仰有关。 杨坚“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 君明臣贤，杨坚一朝，正在正确的道路上飞驰。 但同时，有二块难啃的遗留下来的硬骨头，已到了必须要直面的时候了。 杨坚实在太忙太累了。 他这些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首先坐稳皇位。 杨坚先是平定尉迟迥三方叛乱，然后将宇文皇族全部诛杀，篡周立隋之后，立即面临突厥的威胁。 最重要的是，朝廷之内，和他功名相等，非亲即友的同僚们，也是真正的必须要解除的隐患。 当这一切尘埃落定，他回首一看，才知道一路走来，自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杨坚是一个孤独的开路者。 但还有很多的事，需要他去做，这个国家，已经荒芜太久了。 这可以从杨尚希的一道奏疏说起。 弘农杨尚希，是杨坚的宗亲，同时，也被周太祖赐姓普六茹氏，这也是杨坚的鲜卑姓氏。 杨尚希是最早的一批察觉尉迟迥要叛乱的人。 当年他巡幸山东，恰好在尉迟迥的老巢相州，听到北周天元的驾崩消息。 按照礼法，他和尉迟迥在驿馆发丧，但他毫不迟疑，立即连夜逃回长安。 他只对杨坚说了一句话：“蜀公（尉迟迥）哭不哀而视不安，将有他计。” 杨坚得到这个消息，才能在韦孝宽进驻河阳之后，快速派出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尉迟迥。 杨尚希显然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杨坚立隋之后，杨尚希上了一道事关国策的表文。 这道表文中说明了杨坚朝面临的二个“太多”，一是行政区域太多，二是官员太多。 他在表中说道：“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 “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 这是现实，也是需要割掉实毒瘤，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似乎已成为无法撼动的固疾。 自秦汉以来，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在全国实行郡县二级管理体制。 但东汉末正式成立监察意义上的州，成为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 魏晋以降，中原大乱，为了应付各地叛乱和紧急事件，从效率和现实的角度考量，只能实行军政一体化，因而，州的权力逐渐变大，进而无限大。 一个大州的文武官员，甚至达到323名，并且全部由刺史辟召，一州之内，所有官员，全部都是刺史的幕僚。 代表中央权威的军政机器，和地方豪强逐渐合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割据集团，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王国。 一州一天地，也是一州一王国。 在战乱年代，随着中央权威和力量的减弱，只能依靠州刺史集中一州的力量，去保境安民，甚至挽救中央政权。 实际上，成功是因为州刺史，失败也是由于州刺史。 州刺史由文职官，逐渐转变成军政一体化的集权型刺史，他就是土皇帝。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 那些没有将军衔的刺史，还被嘲笑为“单车”，意味着势单力薄，只是聊胜于无的一个职位。 发展到了北周北齐之时，这种制度已到了最腐烂，最无可救药的地步。 北周北齐本是源于同一母体，其力量来源，都来自于北魏及其六镇，他们在初创之际，迫切需要最大限度地吸收当地武装和力量。 为了生存，北周北齐的国策都是以吞并对方为最终目的。 因而，裂土封臣，成为滥觞。 北齐刚成立时，是地方豪强势力的天堂，“豪杰纠合乡部，因缘请托，各立州郡，离大合小，公私烦费”。 到北齐文宣帝时，官以贿成，政府和内庭公开标价，买卖官职，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 豪强能在这种开州立郡的活动中，占据实际的利益。 一是可以捞到一个体制内的官职，有权力和职级才有发言权。 二是可以合法逃避，本应该履行的各种责任和义务。 北周起步更低，情况更不妙。 当年贺拔岳以区区二千兵马入关拓地，并且立即死于和东魏的战争。 其残部虽经宇文泰统领整合，最终建立北周，但始终只是一支外来力量，强龙不压地头蛇。 他们必须依靠关中本土的豪强，二者混一，才能保持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这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由来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分享权力，尤其是以现存的势力和新立军功去分享政治和经济的利益，是其必然的选择。 因而，北周的州，县机构，比北齐的混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当北方一统，政治走上正轨之时，这种割据一方，各自发展，成为山大王的情势，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这是根本的国策，雄才大略的杨坚，将如何解决？ 第53章 二级制精简机构，九品法以名为实 杨坚头都大了。 他继承了一地鸡毛，乱成一团的政治遗产. 州多，县多，官员多，不干事，耗费国家资财的人更多。 这是毒瘤，是必须切掉的毒瘤。 杨尚希老于谋国，他既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也提出了八字解决方针。 “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是一种渐进式的治理方式。 但杨坚是一代雄才，他要重开天地，比肩秦始皇。 他准备从根本上切掉这个毒瘤。 杨坚采取了一种非常激进而彻底的方式。 他对于帝国的管理层级进行简化，重新恢复秦汉的郡（州）县二级管理体制，撤除郡一级行政机构。 这立即面临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裁撤的几百个郡，多余的官员如何安排处置？ 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 稍微处理不好，社会的根基就会动荡，新的王朝，就会风雨飘摇。 杨坚天才地采取了二种方式。 一是向上延伸，二是向下沉淀。 向上延伸，非常容易理解，郡虽然废除了，但州却依然存在，在二级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在战术上可以增加州的数量。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吸纳一部分，在社会上和乡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让他们加入新的政权，他们依然能够享受胜利的果实。 这是一种必须的过渡。 于是，隋朝的州从北周末年的211个，迅速膨胀，超过300多个。 这种情况，当时隋朝有识之士就曾直接批评“今州三百，其繁一也。” 认为虽然取消了郡，但却过多地，不受控制地增加了州的数目，换汤不换药，只是变了个名称，一样是扰民。 但这样做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虽然增多了州的数目，但从根本上，完成了帝国管理体制的扁平化，这有利于直接控制基层的县一级单位。 撤郡为州的运动中，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人群需要重视。 他们就是刺史们辟属的幕僚们。 他们数量巨大，如何让他们支持新的政权，而又不至于引发动乱，需要更大的智慧。 因为这部分官员才是帝国真正的末端神经，这一批人，大部分都是这个社会基层的乡绅，豪强和传统势力的代表。 他们的职位，很多都是以武功或金钱交换而来。 他们在当地，有根有家，有财有势，并不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关紧要人员。 杨坚给这部分人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乡官”。 他们没有正式的编制，但依然可以在乡里呼风唤雨，依然可以享受到新政权的权势和利益。 但这只是种过渡。 当天下大定，乡官慢慢消融于最基层的社会，影响力日渐衰弱时，杨坚知道是时候恢复正式的二级管制了。 他颁布了一道诏令，“罢州县乡官”。 于是，失去正式编制，又失去正式身份的这个群体，逐渐转成乡绅。 他们只能以宗法，道德，财富或家族的传统，去维持其在乡村的统治和影响力。 在后来的历史之中，乡绅自治，乡村自理，实际上成为中国农村和基层的一种常态的政治态势。 乡绅和乡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体现出了巨大的价值。 他们是这个社会赖以存在和稳定发展的，最基层最末端的因子。 杨坚经过二次跳跃式改革，完美地重新树立了，国家的二级制管理，并且解决了官员过多，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 伴随这个裁汰过多冗员的政治活动，杨坚进一步做了一个根本性和革命性的改变。 那就是如何处理功臣。 这同样是一个二难的问题。 执照北周的传统，关陇贵族集团以军功换取权利，以达到和北周宇文皇族共治共享共理天下的目的。 这形成了一个弊端。 即不管一个有军功的武将合不合格，他都可以取得实际的权力，甚至成为封疆大吏。 这个时候，他以前的英勇的战场表现和无上的军功，反倒可能成为他虐民的保护伞。 以军功入仕的弘农燕荣，被任命为幽州总管之后，利用权利，为非作歹。 “每巡省管内，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者，辄舍其室而淫之。贪暴放纵日甚。” 当时有军功的武将，大多担任刺史，也大多不称职。 积习成弊，因沿成习，不可胜数。 这本来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但旧的传统，总会有过时的一天。 在杨坚的新朝之中，这也是必须改革的弊端。 导火索是和干子被任命为杞州刺史。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柳彧，他立即上了一道奏疏。 他写道：“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瘖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渠道。乃云：老禾（和干子）不早杀，余种秽良田。” 这反应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是因为军功，八十岁了依然还能被授予刺史，二是授予刺史后，没有任何的考核和退出机制。 那些不合格的身怀军功的官员，就可能祸害一个又一个地方。 柳彧接着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举出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 “共治百姓，需任其才。昔汉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备知情伪，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无所任职。” “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刺史），所损殊大。” 柳彧此言，合情合理，杨坚下令撤销对和干子的任免。 但在现实中，政策需要弹性，也需要过渡，杨坚并没有一刀切，那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却会引来事实上的麻烦。 杨坚在对待功勋武将的政策上，开始实行二元双轨制政策。 即利用武将打天下，而将治天下之职，却授予有专长的文官。 这种文武分治的政治理念，从此成为后世的滥觞。 但对于功勋武将，肯定还是要着意笼络。 必须让他们有相当的权势和权威，才可以让武官们心满意足，继续为王朝卖命。 因此，杨坚设立了勋官制度，“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 通过勋官制度，杨坚将中下层功臣武将阶层，有效地纳入体制之内，但又排挤出帝国的权力核心之外。 这是一种天才的制度，杨坚逐渐减低了这个群体左右政局的能力。 杨坚的中央集权制，日益强化，已接近达到大成之境。 但国家机器，制度再怎么完美，核心还是人才。 社会，需要人才，去管理、执行和推动。 清除掉旧的官僚群体，确立以高颎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之后，帝国面临的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去找寻合适的官员人选。 杨坚没有沿袭魏晋以降，通行于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这是一套以门第和出身为选材标准的用人机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出身决定一切。 这一套制度，不是以官员本身的才能和品行，而是以家庭出身，以家族在帝国和社会的位置，决定官员的清浊和重要性。 毫无疑问，这也能选拔到很多优秀的人才，但最大的问题却是，官吏的任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和家族影响力，逐渐成为世袭，甚至于皇帝也被这种传统的力量制约。 因为九品中正制真正的核心，就是和皇帝的分权和共治。 通过对政府权力和高级官吏的垄断，支撑整个王朝的几大传统家族，和皇帝分享权力。 日积月累，高级官吏背后的家族，他们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力量，会更加胶固而根深蒂固，成为左右朝局的力量。 甚至完全可以和皇权较量，抗衡，共治共享共理天下。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关陇集团，更宽泛的概念是世家大族。 这并不只是一个概念，他们已经形成一个牢固的实体，左右北周、杨隋和李唐的朝局几百年。 杨坚要重开天地，他想建立一个超越秦汉的新的帝国，就需要建立一个绝对的中央集权或者说是皇帝集权的政体。 杨坚在努力，但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取得成功，这种传统而顽固的力量，很难靠行政力量，自然消化。 几百年后，一场席卷南北大地的大起义大暴动，将他们成肉体上彻底消灭，才让他们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杨坚自己也出自这个群体，他只能改良，而无法改革，更不要说革命了。 他采取了渐近的方式，逐步取消行政官员和军事人员的世袭制。 于是，杨坚对于官员的选用，一样采取了二元双轨制。 九品中正制，虽然不是明面上的制度，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因缘沿袭，同时，杨坚采用了推荐和考试制。 他开创性地继承了发展了考试制，通过考试，固定的或指定的题目，来找到适合的人才。 这就是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的起源，也是文官集团的滥觞。 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第54章 驭下之策法为上，如此君王如此臣 有人才，就必有考核。 否则，能上不能下，整个社会必然会死气沉沉，就会固化僵化肌体的生机和活力。 学而优则仕，以治国平天下为的理想的士人们，也会形成学术官僚集团。 加上传统的门阀官僚，双方理念，利益大相径庭，迫切需要确立一种全新的，双方都能遵循，参考的价值评判体系。 杨坚为了防止官员的贪腐，他制定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条条框框。 他制定的这些制度，一直被后世沿用、改进、提升和强化，可以说，后世的规范，大多只是在炒杨坚的冷饭而已。 比如，他规定了一种“回避法”。 州县官员不得在原地任职；下级官员不得在地方政府中，担任已经担任过的官职；他还规定主要的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为三年（后改为四年）。 这主要是防止官员在本地建立深厚的个人关系网。 流动制，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以根治以前州刺史就是土皇帝的弊端。 在这种制度下，州县将认可中央的权威，而不是只认刺史本身具有的威权。 他还规定，外任的官员不得带父母或超过15岁的孩子一起上任。 这可能防止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受来自于近亲的制约和影响。 这种制度成效显着，当然，更重要的是，汉族又一次成为主人，中原大地分裂太久，人心思静，人心复古，朝野上下，每个人都能看到未来，还有发自内心的希望。 那是对明天的向往，新朝新气象。 隋朝初立，万象更新，国势蒸蒸日上，官员们也生气勃勃。 隋初涌现了一大批辉耀史册的良吏。 天下第一刺史梁彦光，成名于歧州。 当地风俗质朴，他因时顺势，不生事，不扰民，以静镇之，全境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名闻于天下。 梁彦光在歧州的政政绩，引起了杨坚的注意。 他巡幸歧州，亲自下了一道诏书，许诺将提升梁彦光的官职。 “三载之后，自当迁陟，恐其匮乏，且宜旌善。(赏赐了很多礼物和仪仗），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 很难讲这些赏赐，有几分是因为杨坚本人的巡幸，怕让梁彦光破产，而做的补偿。但杨坚对于升官和赐物，以及为天下做表率，却是来真的。 因为梁彦光连年在刺史之中，考核第一。 作为隋朝刺史的旗帜，杨坚要重用他。 他调任梁彦光做了一个大州的刺史，那就是相州。 杨坚对梁彦光寄予厚望，他希望他能为杨隋一朝，羸得相州的民心。 相州，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它是原北齐的首府和政治中心，也是当年尉迟迥叛乱的老巢，是山东叛乱力量的精神源起地。 尉迟迥失败之后，原来的城市被推平毁坏，杨坚将其地一分为二，新的府治，搬迁到离原地十五里的新城。 山东之地，经商氛围历来活跃，相州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人如蚁聚，很快又恢复了昔日繁华。 繁华虽依旧，但商人重利，人多变诈，世尚浮巧的风俗，也没什么变化。 相州，历来就难于教化。 全国之难治，在于山东；山东之难以驯化，在于相州。 梁彦光初到相州，想以理服人，以德感人，以静抚人。 他将在关中歧州，已被证明成功的一套方法，全盘照搬移植过来。 但事与愿违，相州之人，不吃他这一套。 浮华放浪的市井无赖们，还编造一首民谣嘲笑梁彦光的软弱无能，他赢得一个外号“戴帽饧”，就是软弱可欺之人。 杨坚大失所望。 帝国最精锐的干吏都收服不了旧日叛乱之心，这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他暂时失败了。 但杨坚一朝，君是新君，臣乃名臣，君臣同心，才可能将隋朝经营治理得如日中天。 相州之治虽然失败，但盛名之下，梁彦光当然还是可用之才。 杨坚立即将梁彦光改任赵州刺史。 梁彦光抗命，他主动请缨，要二入相州。 杨坚深深地看了梁彦光一眼，这一眼，是期望，是默许，也是激赏。 梁彦光毫不畏惧，平视杨坚的眼睛。 君臣对视，一眼穿越古今，他们都看到对方眼中的坚决，还有信心。 杨坚同意。 梁彦光二度进入相州。 当听说前度梁郎今又来时，当地浮滑之徒弹冠相庆，嗤笑戴帽饧不过是来走个过场而已，他们可以高枕无忧地，过他们海阔天空的好日子。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之外。 梁彦光刚一下车，便以雷霆手段，“发摘奸隐，有若神明。” 光天化日之下，莫非王臣，一府之内，大小丑恶，梁彦光无不将它们一一指摘出来。 相州城中，轰然骚动。 他们知道，梁彦光此次有备而来，目标明确，手段严厉，没有侥幸可言。 于是，狡猾之徒，豪强之辈赶快奔逃出境，境内大治。 梁彦光此举，大收杀鸡骇猴之效。 但他并不满足，这只是“术”，能治标，但不能治本。 他要改变相州的风气，那就需要从“道”上入手。 要想知书识礼，仁义礼智信，温良谦恭让，就必须知学重学。 他趁势招收当世大儒，在每个乡镇创立学校，大弘礼义之风，一时之间，相州风俗大改。 山东本为礼仪之邦，后屡遭丧乱，斯文稍坠，历经梁彦光此治，儒礼兴盛，大有超越以往之迹象。 但梁彦光这种经世务实的人才，在杨坚一朝，也不过只是做到刺史之位。 可见杨坚非常重视名位，对于梁彦光，他重用他的吏术，但却并不认为他是治国的长才。 杨坚知人善任，非常善于抓重心。 相州刺史，不是最重要，却是山东之地最敏感的职位，杨坚于此特别着意。 号为政治天下第一的，还有另一任相州刺史樊叔略。 他被杨坚征召入朝时，就已有大名于世，当地百姓不论男女老幼，乡间野里，竞相传唱“智无穷，清乡公（樊叔略），上下正，樊安定。” 杨坚一朝，上下同欲，政治清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清正｀清朗的时期之一。 这里还有青史留名的“杯水别驾”赵轨。 他为政齐州，连续四年，占据考核第一名的位置。 任满之后，父老相送于道，流泪挥别说：“别驾（赵轨）在官，水火不与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壶酒相送。公清若水，请酌一杯水奉饯。” 赵轨并不是求名，而是有一种政治的自觉和自醒，心有天下，胸怀民众，自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如果说赵轨只是洁身自好，留名青史，终杨坚一朝，还有很多官吏，真正起到了为民立命，移风易俗的父母官的作用。 辛公义，以男身，而被岷州之民称之为“慈母”。 他主政岷州(今四川岷县）之时，当地有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习俗。 那就是一家之中，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健康的家人，生恐被传染，或者无钱医治，就会让他自生自灭，无孝无义无亲，成为一种习俗。 辛公义以大慈悲之心，想改变这种风俗，他知道光靠说理，不会有任何效果。 他要以实际行动，树立新的风俗。 他的方法很简单，将这些生病的人，全部集中到衙门，他亲自在厅上设置一个床榻，和病人朝夕相处，他甚至拿出自己的薪俸，劝其医药，侍其饮食。 病人之多，让整个衙门人满为患，甚至门廊之下，都挤满了人。 但辛公义坚持下来，他召集病人的亲属，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所做所为，还有那些即将病愈，容光焕发的亲人。 辛公义趁势教导他们说：“死生由命，不关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哪得不死，病儿复差，汝等勿复信之。” 权贵富豪者以身作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风民情，为之一变。 辛公义足当“慈母”二字无愧。 杨坚对于他的这些干实事的官僚们，有三招御人之术：升官，赐物，重名。 德州司马房恭懿，也是第一名拿到手软的干将。 在新丰令上，为县一级官员中的天下第一。 升为德州司马后，又被卢恺评定为天下之最。 这是一个值得树立的红旗手。 杨坚立即在大兴城大兴殿内，当着各地入京的朝集使，大力赞扬说：“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庙所佑助，岂朕寡薄所能致之乎！“ 为了起起到激励作用，杨坚当众许下承诺，“朕即拜为刺史。岂止为一州而已，当令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学也。” 有隋一代，文武名臣辈出，汉族被压抑了几百年的情绪和情怀，喷涌而出，真是将星文吏，闪耀千古。 文臣体国不贪腐，武将尽死不惜身。 杨坚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皇帝，他日旰忘食，深夜不寝，孜孜不倦，一心为国，足可以称为一代名君。 杨坚在老病之际，回顾自己一生时，仍然无愧于心，又不无得意地说：“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皇帝。 但要立于项尖的皇帝之列，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完成。 那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必须完成的最高级别的任务。 中国大地，等待这一刻，已经差不多三百年了。 杨坚，当他大权在握，国势蒸蒸日上之际，他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江南，那里，有历代帝王的光荣和梦想。 现在，那个属于他的光辉的时刻，已经到了。 跃马长江，一统天下。 第55章 天生奇相惊后主，萧梁君臣皆北上 隋朝都城大兴城。 大兴殿上，杨坚接见了江南陈国一个有些奇怪的使节团。 他们带来了一个画师，似乎并不是前来交流绘画技艺。 画师身怀一个特殊的秘密任务，陈后主想看看杨坚到底是何方神圣。 因而，使团此来，是要为杨坚画一幅个人的肖像。 似乎是怕杨坚多心，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纠纷，这项任务在暗中进行。 杨坚高居庙堂之上，他身上存在一种天然的矛盾。 他轻视文化，但当他面对真正的更高级别的文化时，他又有着一种骨子里的不自信。 现在，这种感觉最为明显而浓烈。 他面对文采风流，衣冠楚楚的南朝使节团，颇有欣羡之感。 但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声音，却更为强大而激烈。 他直视陈国的使节团，心中不断地重复四个字，“是时候了。” 当时，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大分裂时期，自魏晋以降，南北悬隔，差不多有三百年了。 晋朝郭璞曾经说过，三百年间，必有王者出，南北将一统。 郭璞虽死，其言在耳。 陈朝，僻处江左，不过是芥藓之疾，那是杨坚构想中世界帝国的最后一块拼图。 一统天下，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必然的追求和历史责任。 现在正是时候了。 杨坚的所思所想，不经意地流露于脸上，他昂扬而虎虎生威的气质，被画师熟记于心，惟妙惟肖地刻画于笔下。 一代帝王杨坚，自有君临万邦的气概。 陈朝最后一任皇帝，陈后主陈叔宝看到画像之后，大惊失色，立刻遮掩住自己的双眼，大声说道：“吾不欲见此人。” 因为杨坚天赋异秉，被普天之下认为是天命所归。 这个传说，不仅名闻中原，就是僻处江南的陈后主也有所耳闻。 当他刚刚登上王位，便想见识一下，这个传说中的天下之主。 但陈后主一见杨坚的画像，便下定决心，此生此世，今生今世，最好再也不要见到杨坚。 他见到杨坚画像时的真实心境，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但从他连一副画像都想逃避的惊恐，可以想见，也许那一刻，他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他也打定了主意，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既然反抗不了，就学会享受。 历史上，确实记载了这个亡国之君，被隋朝灭国之后，没心没肺，还在隋朝做了十多年的长城公。 他诗酒风流，以沦落君王和落魄文人的身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倒也享乐悠游，安度此生。 以当时大势而言，南北一统，确实是天命所在。 陈国僻处江左，虽然自诩为南朝正朔，汉族正统，但其地其人其风，已经再没有东晋刚刚南渡时的衣冠江左，风流萃集了。 现在的陈国，不过是苟延残喘，偏安一隅之地的小国而已。 它已经丧失了长江中游，那是南方赖以抗衡北方中原大地的战略重心和纵深。 荆楚之地，重镇襄阳，现在已经归入隋朝，南朝所倚仗的长江天险，反而成为隋朝的战略优势。 再加上长江之北，淮河以南的江淮之地域，还有他们的雄将劲兵，也尽入隋朝。 长江中游的萧氏梁国，早已被杨坚纳入帝国的版图。 南朝四国宋齐梁陈，此梁国非彼梁国，但确实也是梁国的直系血脉。 梁国最威风的时候，尽有江南之地，占据全天下的半壁江山，而这长江中游的梁国，只不过是其宗室建立的三百里地大小的，一个区域政体，从立国开始，就依附于西魏北周，成为傀儡政权。 当年南梁岳阳王萧詧为报兄仇，投靠西魏，求其兵马攻灭梁朝正朔。 他虽然得报大仇，却也引狼入室。 当宇文泰派于谨灭梁之后，梁朝都城江陵城，乡亲父老十余万人，加上梁国的府库珍宝图籍，全部被移送至关中。 梁国为之一空，事实上已经被灭国。 萧詧可谓是萧梁的罪人，但事已至此，悔之无益。 灭一国，再兴一国。 他只能在西魏北周的扶植之下，当了儿皇帝，以承继萧梁的正统。 萧詧在北周朝堂之上，为了应和周武帝，甚至以一国之尊，翩然起舞，还声称“陛下亲御五弦，臣敢不同百兽！” 但传位到他的儿子萧岿这一代，事情却起了变化。 杨坚篡周立隋，由于其根基浅薄，他需要团结和利用，一切可以团结的盟友和旧有的势力。 西魏的王室元氏和江南梁国的萧氏，就是他着力笼络的对象。 最好和传统的方式是政治联姻。 杨坚为他的长子，也就是隋朝的太子杨勇，娶了西魏元氏之女为妃，又为二儿子杨广娶了梁国萧岿之女为妃。 为了加深和萧梁的关系，杨坚甚至想让萧岿的儿子萧炀娶兰陵公主，结成双重亲家。 可见杨坚对于萧梁的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杨坚当时在政治斗争中，极需拉拢一切力量结成同盟，以壮大自己。 杨坚事实上，处于一个步步惊心，退一步就粉身碎骨的位置。 杨坚如此重视萧岿，来自于杨家和萧岿家族，二代人之间的世家交情。 当年杨坚的父亲杨忠跟随于谨攻灭萧梁，就曾经和萧詧并肩作战。 当萧詧建立梁国之后，考虑其政权不稳，根基不深，宇文泰派驻了军队支持萧詧的立国。 一是助其立国，二是监视其动向。 杨忠奉命在穰城驻军，和萧詧互为掎角，共抗南朝的陈国，在战斗之中，成为战友，也足以成为一世之交。 当杨坚矫诏辅政，尉迟迥三方之乱时，萧梁朝廷之中，当时有一种声音。 他们想举兵应和尉迟迥，进可以尽节北周，退可以割据山南称雄。 但刚刚出使北周的柳庄据理力争，他坚决地说“迥等终将覆灭，随公（杨坚）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 萧岿最终接纳了柳庄的建议，转而采取中立的态度。 这个正确的选择让萧梁的国运又延续了很长时间。 杨坚以狂风扫落叶之势荡平三方之乱，可谓也得益于萧岿的支持。 有了上辈的感情渊源加持，再加上萧岿用实际行动支持杨坚，所以，杨坚立隋之后，在南方的江陵萧氏，自然就成了杨坚天然的盟友。 只要是朋友，即使是由于政治相交，总有见面的时候。 江南确实是人物殷盛，文采风流，当萧岿北上长安时，其雍容华贵的气质，让天子瞩目，百僚倾慕。 这成了当时的一件盛事。 杨坚顺理成章地和萧岿，结成儿女亲家，将双方捆绑在一条船上，关系更进一层。 双方度过了一段蜜月时期。 杨坚的皇后独孤伽罗显然很满意这门亲事，她对杨坚说：“梁主（萧岿）通家，腹心所寄，何劳猜防也。” 杨坚从来没有违逆过独孤伽罗的意志。 于是，他撤掉了穰城的驻军，归还梁国军政大权于萧岿。 萧岿做了一段时间真正意义的梁国之主，摆脱了儿皇帝的处境。 但梁国处于大国之间，当隋朝的国策改变，需要南下灭陈，一统天下时，梁国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江陵（今湖北荆州）是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也是北方中原王朝进攻南方的桥头堡。 再忠实的伙伴，也比不上自己亲自控制和管理。 梁国迎来了它的宿命。 当时，梁国之主是萧岿的儿子萧琮，杨坚发布了一道诏令。 征发萧琮及其大臣二百多人入朝，这就是整个萧梁的朝廷。 江陵父老，遮道垂泣。 当年，江陵城十余万人，一日北去，历历在目；而今日，二百朝臣，梁国的根基，又尽数北归。 “吾君其不反矣。” 此一去，山长水远，此一别，再无归期。 梁国覆灭。 命运的车轮，辗向了陈国。 它偏安江左，只不过是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随时覆没。 这从上一任皇帝，陈后主的父亲，陈宣帝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得到明证。 第56章 江南王气消沉尽，花天酒地陈后主 陈宣帝是陈国最后的荣光。 他从小就足智多谋，又富有进取的勇气，他做了他力所能及的。 当北周北齐相互攻伐，二虎相斗之际，他抓住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 因势利导，联合北周，出兵北伐，尽夺北齐江淮之地。 但南朝四代，传至陈国，已经朽迈如八十岁老妪，生机将绝。 即使暂时占据江淮之地，也不过是为北周做了嫁衣裳。 这块土地还没有捂热，就被北周打了个秋风。 可谓失去比得到还要迅速。 北周一转身，就率领攻灭北齐的虎狼之师，马不停蹄，人不下鞍，乘胜一举大破陈国。 长江以北之地，尽入北周版图。 陈宣帝心生惧意，在那一刻，他似乎已经预见了陈国的命运。 他们彻底失去了长江以北，江淮之间的战略纵深。 而长江中游，北周的傀儡政权梁国当道，只要北周需要，随时可以从多面对陈国形成包围。 这已是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败局。 也是死局。 陈宣帝忧心忱忱，他站在长江边上，思绪翻滚。 江南王气消沉，北方的中原政权，终有一日，会跃马长江。 但他还是想尽人事，听天命。 他把目光聚焦在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在江南本土的围城之战。 陈宣帝从江边回来，立即发动民夫，加固京城的城墙，修造守城的战具，为将来的最后一战做准备。 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陈国，未必就没有一战之力。 当日谢安淝水一战，虽然表面上波澜不惊，与客围棋，也好似漫不经心地说：“小儿辈遂已破贼。” 但其内心一样是万马奔腾，慌得一匹。 陈宣帝也许想看看天命，或者北方的军队，一样会折戟沉沙在江南陈国的都城之下。 也许那一刻，他的耳中已传来，中原铁骑的嘶嘶马鸣之声。 作为陈国的皇帝，他需要鼓舞国人的士气，即使知道必败，他也要败得像个王者。 他留下一句高深莫测的铭文“二百年后，当有痴人修破吾城者。” 或者是为了掩饰自己在都城备战的虚弱，或者，他想让他的臣民们相信，陈国的国运至少还可以延续二百年。 这显然只是一种幻想。 南北一统，天下一家，自秦汉以来，就是任何一个有追求和梦想的，王朝的终极目标。 当年北周武帝，刚攻灭北齐，就谋划南渡。 “破齐之后，遂欲穷兵极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 可惜天不假年，他病死于出征突厥的途中。 杨坚立隋，内外俱兴，他构筑的世界帝国版图，只剩下偏安江左的陈国。 上天是公平的。 欲令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陈后主非常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他给本就已经非常虚弱的陈国，涂抹上最后艳丽而荒唐的色彩。 陈国一朝，君可谓亡国之君，臣也是亡国之臣，君臣如此，不亡更有何待。 陈后主虽然是末流的君主，却是一流的风雅之士。 他纵情诗酒，以诗文音律自娱自乐。 他天才型创建了一个“八妇十狎客”的诗酒相和团体。 这其实是一种世俗妓院模式的宫廷翻版。 只不过其中参与游戏的人，官阶更高，权位更重，姿色更丽，规模更大而已。 所谓八妇，是由后宫之中，最得宠的八位贵妃组成，兼具艳丽和文才，代表了这个帝国最靓丽的绝色。 和诗陪酒之人，由朝廷之中最核心的十位大臣组成，这十个人，显然就是陈国最核心的权力掌控者。 但令人笑掉大牙的是，他们不是为了治国理民亲政而组建，仅仅是为了唱和诗酒，纯粹娱乐而成团。 这是真正的天团。 他们奉行娱乐至死主义，君臣酣饮，夜以继日，狂欢烂醉。 以此为核心，他们又组建了一个更为超级庞大的后勤服务团，由一千多名江南妙龄女子组成。 想象一下，一千多个娉婷纤细，风姿娇娆，丰衣丽服的美女，穿梭服务，是如何一道靓丽的风景。 也是如何的大场面。 更有甚者，酒醉之时，君臣之间失礼失仪，失德失态之事，大有发生。 这是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 陈国君臣沉醉其中，已经不可自拔，也不可救药。 他们，不知危险的来临，或者说，他们自欺欺人，根本就不想正视危险的存在。 他们躲在历史的记忆里，选择性地记住，也忘记很多事情。 他们清晰地记得，雄才大略的曹操，当年也曾败走赤壁。 即使如日中天的苻坚，也一样折戟淝水。 他们唯一的依靠，是长江天险。 陈朝君臣陷入一种盲目的乐观，他们认为南北分裂，由来已久，认为即使自己偏安江左，国势依然固若金汤，国运也渊源流远。 但是，他们忘记了，南北一统，天下归一，自秦汉以来，就是历史的大势。 一时的分裂，不过是再次统一前的嘤嘤前奏。 陈后主谜之自信，即使在隋兵大集于长江之边时，依然坚定地回顾胜利的历史。 “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 他以确定的语气，下了个结论，“虏今来者必自败。” 他们依然奏伎纵酒，吟诗作赋，毫不停息。 一国之君，自寻死路到如此地步，当然需要臣下的大力配合。 陈后主偏偏就有一群配合得力的大臣。 他钦定的十大狎客，原来的身份，就是朝中掌握核心权力的大臣。 在他们的配合和引导下，君臣沆瀣一气，花天酒地，享乐至死，直到陈国的灭亡。 但任何朝代，都会有骨骾不屈之臣，以生命尽忠进言。 只是他们当陈后主之世，即使他们付出生命，也不过是滚滚长江之中，一滴水花而已，掀不起任何波澜，湮灭于历史之中。 傅縡，北地神童，十岁就能背诵十余万字的古诗赋，后来又立志勤学，博览群书，以成通儒。 陈后主虽然不是个好皇帝，但却是个识货的文人。 他本身文采风流，对于天下文宗的傅縡倾心委以重任，让其专掌诏诰，这是代表一个帝国脸面的工作。 傅縡号称北李南傅，自然不是浪得虚名。 他是天才型的儒士和文人，一如北李，隋朝的李德林。 傅縡为文典丽，反应敏锐，即使是军国大事，也是下笔立成，不需要酝酿起草。 傅縡有一个特点，他是真正的天才，他写文章，从来不用修改，初稿就是终稿。 即使是那些深思熟虑的朝臣，也不能在他的文章之上，有所损益。 无一字之删，也无一字之改，此种功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但傅縡显然不是个圆滑的政治家。 陈后主的朝政被十大狎客把持之后，朝野乌烟瘴气，再无可观之象。 傅縡本来就自负才名，文人自带风骨，本性嫉恶如仇，便独行其道，以一人之力，正面硬刚十大狎客。 结局并不美妙，他被十大狎客排挤而下狱。 这是一种敲打，背后其实也是陈后主的意志，他并不是非要置傅縡于死地，而是想宣示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如果傅縡服软，这件事当然可以和气收场。 但傅縡是文人，不是政客，犟劲一来，就豁出去了。 他自己因忠而见疑，加上国势日蹙，傅縡满心悲愤，再不顾忌，口不择言，在狱中上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 他毫不留情地写道：”陛下顷来酒色过度，……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神怒人怨，众叛亲离。” 在奏疏的最后，他加重了语气，写道：“臣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 陈后主看到傅縡的狱中上书，大怒，因为傅縡这些话，每一句都直戳自己内心的痛处。 但有些事，可以知道；有些话，并不能明说。 他将傅縡下狱，本来只存敲打之心，也是不过是君王宣示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权力和威严。 但傅縡此书，却让陈后主脸上挂不住了。 不过，陈后主虽然昏愦，却并不苛酷。 他再给了傅縡一个台阶下。 他派人到狱中对傅縡说：“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 傅縡并不见坡下驴，他决绝地说：“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 陈后主出离愤怒，傅縡显然想成就直谏之名，而让自己背上荒淫好杀之君的恶名。 陈后主虽然不想背负骂名，但他更是个享乐之君。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可能他也知道，他和陈国，都没有明天了。 谁都不能挡住他陈后主寻欢作乐的道路，即使名重如傅縡，也依然不行。 于是，陈后主下令穷治其事，在狱中赐死傅縡。 但偌大的陈朝，还是有不怕死的忠鲠之臣。 傅縡才去，章华又来。 第57章 狎客本是朝堂身，以文驭武捞钱忙 章华不怕死，他求仁得仁。 他也上了一道不留后路的奏疏。 “（后主）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妃嫔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诌佞谗邪，升之朝廷。” 在奏疏的最后，他也如傅縡一般，加重语气，以期引起陈后主的警醒。 “陛下如不改弦易辙，臣见糜鹿复游于姑苏矣。” 这封奏疏的内容和语气，一定让陈后主想起了那个倔强的傅縡。 那个天下文宗，却又不为己用的傅縡，那个预言自己将要灭国灭家的傅縡。 这不是一种让人愉快的记忆。 此时的陈后主，已经泥足深陷，他在酒色荒淫的路上，越奔越远，再无回头的可能， 傅縡他都能杀，何况区区一个章华。 这封奏疏确实让陈后主警醒，并且立即行动。 章华上书当天，他就被问斩。 陈国的骨气，也随着傅縡和章华的人头落地而消散殆尽。 陈国完了。 但是，十大狎客还没完，他们尽情表演的时刻到了。 陈后主有二大爱好。 一是娱乐至死。 喜欢听好听的，好事好言好闻，即使是假的好，也当是真的好。 他听不得直面真实的丑恶，或是缺点，那太让人心烦，不能让自己尽情游乐开怀。 二是贪财。 身为一国之君，天下尽归己有，本来不需要贪财，但他的用度太大了。 他喜好游乐，又讲排场，陈国不过是一个偏安小国。 金钱如流水般花掉，总有一天，国库家底，会袋内空空如也。 这让他对金钱，产生了一种痴迷的追求。 有二大狎客恰好可以满足陈后主的这二项需求。 孔范，十大狎客的核心，自认为文武全才，天下第一。 敢这样厚颜无耻自许自封，总也还是需要有二把刷子的。 他会写诗，尤其是盛行南朝的五言诗，更是一绝。 当然，他也是个美男子，孔范风流优雅，自认为“虏若能来，（吾）定作太尉公矣。” 想当年谢安没有成名前，也不过是浊世佳公子，如此而已。 孔范的本钱，显然是他亲近陈后主的敲门砖。 但他安身立命的真正本事，却是能投陈后主所好。 想其所想，做其所做，孔范伺候人主的本事，可谓天下一绝。 陈后主一心想缩起头来做个快乐的乌龟，孔范就很好地给陈后主做了一个牢固而封闭的笼子。 他让陈后主生活在笼子中的虚幻世界之中。 笼子之外的任何不好，不利，不吉祥的消息，全部被孔范拦截起来。 即使偶尔有事情闹得太大，无法遮掩。 孔范也会展现他的另一项绝技，他辩才无碍，可以颠倒黑白，将失败说成是光荣而伟大的胜利。 于是，陈后主实现了他的理想和梦想。 在天下太平，歌舞升平中，玩得不亦乐乎，并且他认为是与天下同乐。 大家乐，才是真的快乐。 孔范的这项特殊技能，让陈后主上瘾。 这是种慢性毒药，陈后主已经沉醉于这种惯性的生活，无法摆脱，只能倚靠他。 享乐本身可能没有错。 但陈后主最大的问题是，他的身份是一个皇帝，如果只以一个普通人来说，创造条件，想方设法去创新享受的方式，这本身也许就是兴趣，和终极目的。 但一个皇帝以此为生活本身的追求，就必然丧国灭家。 孔范另外还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他和陈后主后宫之中炙手可热的孔贵妃，攀上了亲戚，结为兄妹，他们一内一外，互相协作圆场，将陈后主侍候得舒舒服服。 陈后主的日子，太舒坦了，他是皇帝，他也真的过上了“象皇帝的般的日子”。 如果孔范只满足于狎客之首的身份，倒也不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但孔范是个有目标，也是个有追求的人。 地位稳固之后，他自信心无限膨胀，自认为文武全才，举朝莫及。 于是，他讲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 这一话一事，威力大得足以，彻底葬送陈国的国运。 他曾经满怀信心，无比从容地对陈后主说：“外间诸将，起自行伍，匹夫敌尔。深见远虑，岂其所知。” 当时，陈国正和隋朝作战，屡战屡败，孔范将过错归结为陈国的大将不过都是莽夫，不值得托付等等。 既然是将领的问题，那陈国要想抗衡北面的隋朝，就必须对症下药。 孔范也可借故清除军队中的异己。 更换武将提上了议事日程。 孔范的目的是要恢复东晋时，出将入相，文采风流，谈笑间就能把敌人灭了的，让人充满怀念的时代。 这当然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说法。 但是，出将入相，是实质上的具备将相之才，而并不是表面上的“像”，这其中的差别，又哪里可以道里计。 陈后主并没有丧失最后的理智，他感到疑惑，便向身边大臣咨询求证。 但当时孔范权势熏天，已达到指鹿为马的地步，满朝文武，谁敢不从？都只能随声附和。 规模化更换军队将领，成了一项国策。 从此之后，将帅们稍有过失，陈后主就借故夺取他们的兵权，他将这些军队的实职，授与未经战仗的文弱读书人。 他甚至将德高望重，资历深厚的大将任忠的指挥权，授与狎客之首的孔范。 这种调整如果在和平时期，可能并不会立即引发灾难，但现在是战时，后果是致命的。 这导致了文武二方阵营的解体，他们互相敌视，互相伤害，再不肯同舟共济。 当内斗开始，必然伤害了帝国的根本。 一直到陈国覆灭，也没有扭转这种局面。 孔范之外，十大狎客还有一个核心人物，那就是陈后主的财神爷，是专门给陈后主捞钱的施文庆。 陈国虽富，但也经不住陈后主穷奢极欲，盛修宫室，天天往死里作乐，也是作乐到死。 这花出去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金钱。 很快，国库就空了虚了露底了。 但享乐不能停。 如果要继续游戏，就必须捞更多的钱。 这个时候，施文庆站出来，他要替陈后主排忧解难。 他引荐了他的几个铁哥们，专门为陈后主开始捞钱事业。 施文庆干得超出寻常的完美。 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变着法收税。 施文庆有简单捞钱三招。 一是创造出各种五花八门，花里胡哨的税。 二是将纳税人群扩大化。 三是加重单个人的税收金额。 他的工作绩效斐然。 按惯例，军人，士人不征税，但施文庆实行有征无类的政策，税收面前，一律平等，是个人，都必须要交钱。 施文庆这几个铁哥们的工作，非常尽心尽职。 他们一丝不苟，锱铢必较，在他们高效的征收下，全国的税收立即大增数十倍。 陈国的金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这真是一个奇迹。 陈后主有了享乐的底气，否则天子要打白条，欠着帐去胡天胡帝，对于陈后主这样的皇帝，也是文人来说，那是一种实在的羞辱。 陈后主给施文庆的工作打一百分。 认为他知人善任，所以无论大事小事，全部委托给他全权处理，形成了以施文庆为首的文官集团。 但他这几个铁哥们的工作方式，是一柄双刃剑。 这和他们的工作经历和出身有关系，他们都起自底层，做事未免过于苛碎。 他们聚敛无厌，弄得民怨沸腾，而这笔帐，却算在了朝廷，算到了陈后主身上。 这种涸泽而渔的聚财方式，终于弄得陈国民心尽失。 孔范，施文庆，这二大狎客，成功地将陈国的朝野搅翻了天，只有陈后主，依然毫无知觉，不知不觉，继续过着花天酒地，胡天胡帝的生活。 他以为他可以这样永远快乐一辈子。 但他这种舒坦的日子，立即就要到头了。 陈国，只是砧板上的，一块任人宰割的肉。 第58章 以北统南乃大势，偏安之地未足安 这块砧板上的肉，杨坚吃定了。 陈国这块肥肉，很多人都想吃，几次都差点被吞下，却又被硬生生吐了出来。 陈后主曾经大言不惭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 可见南陈依靠长江天险，确实挡住了北方无数次的进犯。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 最近一个想吃肉的人是北周武帝。 一统天下，是历代中原王朝的终极目标。 但天不假年，他在攻灭北齐之后，本想立即挥兵南下，但却病死于出征突厥的途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陈国逃过一劫。 杨坚本人也曾经在平定尉迟迥三方叛乱后，做过一次尝试。 隋朝成立的第二个年头，杨坚就兵分两路，想一探陈朝的深浅，或者顺势把这个统一南北的大业给完成了。 隋朝大兵压境，引起了陈国朝野震惊。 但非常吊诡的是，隋师竟然毫无征兆地撤军了，这是一次莫名其妙的，雷声大雨点小的进攻。 攻战之师，师出必有名，回师撤军，同样也需要名正言顺。 否则刀出鞘，血未收，于国于军，都被认为是大不吉利的事情。 监军高颎，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光明正大的回师。 因为陈国的皇帝陈宣帝，非常合时宜地驾崩了。 高颎以中国传统的礼仪，“礼不伐丧”，漂亮地率军北撤。 事实上，并非是隋朝突发善心，或是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而是隋朝的北境出了状况。 是非常严重的状况。 突厥人举国大举入侵。 面对突厥四十万精锐的倾巢而来，隋朝的国策只能是南和北战，而暂缓对陈国的征伐。 其实，当日陈国的情势，已是岌岌可危。 当时进攻陈国东西二线的主帅都是德高望重，功勋卓着的元勋。 东线元帅为长孙览。 他是北周武帝做藩王时的死党，也是被武帝寄予厚望的心腹和大将。 当年他还叫长孙善时，周武帝对他说：“朕以万机委卿先览。” 于是赐名，改为长孙“览”。 长孙览率领八大总管，水陆俱进，雄师临江，以气吞如虎的攻势，令一江之隔的陈国，瑟瑟发抖。 而西线的元景山更是老臣宿将。 当年尉迟迥三方叛乱，一代战神韦孝宽，统率大军讨伐尉迟迥时，因为年老多病，精力难继，其指挥统御东征大军，就并非顺风顺水。 至少元景山就曾经与韦孝宽，争一日之长短。 幸亏在沁水相持时，杨坚火线派高颎监军，避免了一场内耗，将军队重新拧成一股绳，终于在第68天，就击溃了尉迟迥的叛乱。 并且，西线是元景山的福地。 能者多劳。 他在平定尉迟迥之乱后，马不停蹄地赶赴南方，参加了对司马消难的平叛。 他在荆襄地区，和陈国派出的援军交手，可谓百战百胜。 元景山是陈国的苦手。 隋军东西二线攻势如虹，尽得长江以北的失地。 乘胜渡江，一举攻灭，一路狂奔、自己作死的陈国，指日而待。 但北境突厥为患，杨坚跃马长江、一统天下的梦想，只能延后了。 北境的压力，让杨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陈国，采取了怀柔和示弱的国策。 甚至当隋朝的边军，抓到陈国的探子，为了麻痹陈国，他也待之以礼，礼送回陈。 全力对付突厥，是杨坚的国策。 为了避免南北二线作战，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杨坚对于隋陈边境的将领，做出了直接而明确的“怀柔”指示。 但武将之中，总有想建功立业的朝臣。 平定蜀国的梁睿，就曾上书杨坚，想乘势统一江南。 杨坚不想在南北二线同时作战，他在回复的诏书中写道：“王者体大，义存遵奍，虽陈国来朝，未尽藩节，如公大略，诚需责罪。尚且欲缓其诛，宜知此意。” 即使现在隋朝有足够的力量，以大压小，但杨坚认为现在并不是合适的决战时间。 对于和陈国接壤的前线将领，比如寿州（今安徽六安境内）总管元孝矩，杨坚明确地指示说：“以公志存远略，今故镇边服，怀柔以礼，称朕意焉。” 在这种南和北战的战略指导下，隋陈二国，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蜜月时期，二者相敬如宾，礼尚往来。 但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胜强，天下一统，是必然的趋势。 陈国，不过是苟延残喘，拖延些日子而已。 即使在最开始之时，隋朝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南征的准备。 隋朝建立伊始，杨坚就有南图之心，他在隋陈边境布置得力干将，苦心经营，以待时机。 贺若弼和韩擒虎，就是二颗最耀眼的将星。 贺若弼眼高于顶，自诩隋朝第一大将。 隋炀帝杨广还是东宫太子时，曾经让他评定当世良将，贺若弼当仁不让地指点江山。 他说“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 杨广很好奇，当世名将，竟然都不入贺若弼的法眼，他追问道：“然则，大将谁也？” 贺若弼不好意思直言是自己，但也不愿意违心推崇别人。 他拜倒在地，对杨广颇有讨好地说：“唯殿下所择。” 言下之意，那是舍我其谁。 贺若弼有这种狂妄的资本。 杨坚曾经指着贺若弼，对突厥使者说：“此人，天赐我也。” 贺若弼出身于武将世家，他的父亲贺若敦因为失言，而被北周第一权臣宇文护逼令自杀。 临刑之前，一生以平定江南为己任的贺若谊，对着儿子贺若弼满怀遗憾地说：“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 然后，他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 他用一个尖锐的锥子，刺破贺若弼的舌头，当鲜血淋漓，贺若弼尖叫连连时，贺若敦说，“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 因而，贺若弼以父志为己志，平灭江南，是其一生的追求。 贺若弼认为这是他的使命。 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但似乎他也没有逃出他父亲的轮回宿命。 他的父亲以多言而死，最后，贺若弼也是因为话多而亡。 也许世间之事，冥冥之中，真有命运一说。 隋朝初年，杨坚想要经略江南，他向高颎咨询，满朝大将，谁是可以托付重任的合适人选。 高颎没有丝毫犹豫，他向杨坚推荐贺若弼。 “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如贺若弼者。” 贺若弼没有辜负杨坚的重托，他给同僚写诗明志，“勿使骐驎上，无我二人名。” 他确实是上天选定的虎将。 平陈之后，他的军功就是高颎也是心悦诚服，推崇无比。 他曾对杨坚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平陈），后于蒋山苦战。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争功。” 这当然是高颎的谦词。 因为平陈之战，晋王杨广虽然是名义上的元帅，但元帅府长史却是高颎。 由于晋王杨广年轻，挂名元帅，更多的是稳定军心人气，挂职锻炼而已。 三军之内，所有大小事物，高颎才是真正的最高和实际的决断之人，晋王杨广不过是挂了一个虚名而已。 高颎如此当面称赞贺若弼，除了自身的谦虚和韬光养晦之外，也可见贺若弼当时在朝野之中，盛名所归，军功第一无疑。 当然，他这军功第一，还是有人不服 第59章 五百死士擒后主，山东衣冠数德林 韩擒虎就不服气。 他曾在杨坚面前，和贺若弼当面争论，谁才是平定江南第一功臣。 贺若弼当然军功盖世，但他珠玉满身，唯独欠缺那颗，最亮最耀眼的明珠。 韩擒虎拥有一个贺若弼朝思暮想，但却永远无法占据的军功。 韩擒虎没有去擒住一只老虎，但他擒住了一条龙，一条真龙。 他比贺若弼早一天，进入陈国的都城建康，接受了陈后主的投降。 虽然这是由于贺若弼正面战场的苦战，牵制和摧毁了陈国将士抵抗的决心，贺若弼才能以区区五百兵士，侥幸进入建康城，接受陈后主的投降。 但他占了先。 一步先，步步先，这就叫天意，这就是命运。 以当时情况而论，就算韩擒虎没有进入建康，贺若弼也是分分钟会率领大军攻占陈国的都城。 那就可以获得巨大而圆满的成功。 但韩擒虎争的就是朝夕，他争的就是这快了半拍的先机。 第一个进入建康的无上荣耀，他要定了。 韩擒虎在平陈战役中，是一支奇兵，他只带了五百精兵，作为先锋突击陈国。 在贺若弼和陈国十万主力正面硬刚时，他和行军总管杜彦的二万兵马，在另一个方向，作为牵制，准备合围建康。 有理由相信，韩擒虎得到了正面战场大胜的消息。 他为了抢占头功，挺而走险，他走了一步惊险至极，也绝妙至极的棋。 他赌陈国在正面战场溃败后，将士们绝无再战之心，至于陈国的民众，也早已离心离德。 他判断目前陈国的都城建康，不过是一个一戳即倒的纸老虎。 韩擒虎的眼光很毒。 这一步棋，直接击中了陈国最核心软弱的心脏，而成就韩擒虎千古美名。 韩擒虎的判断来自于他在陈国腹地的经历。 他亲自率领五百精兵，也是五百死士，在陈国的推进速度，完全无法相信，也不敢想象的顺利。 飞渡长江，采石矶的守军，因为醉酒沉醉，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塞。 然后，韩擒虎开挂了一般。 半天攻下姑熟，江南父老，争先恐后，来到军营之中，一睹上国大将的风彩。 甚至都城建康核心要地，朱雀航的守军，没有组织任何的抵抗，全军逃得无影无踪。 这并不是个例，都城尚且如此，韩擒虎一路行来，陈国将士大都望风而遁。 一国上下如此，此而不亡更有何待。 陈国也还是有能打的。 但韩擒虎的胆识带来了好的运气。 他在朱雀门，本来面临一场硬仗、恶仗，如果双方缠斗在一起，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但这一次，他又沾了贺若弼的光。 从正面战场败退的老将任忠，正好碰上了将要和韩擒虎死斗的朱雀门守军。 任忠当时手握几百兵马，犹有一战之力，但他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他作了一个选择。 他认为现在投降隋军，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也是最后的机会。 他想要立个投名状，这可以增加他投诚的份量。 于是，他说了一句话，立即打消了陈军的战斗意志。 他倚老卖老地说道：“老夫尚降，诸君何事!” 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人，讲出了这句非常有杀伤力的话。 任忠，在陈国朝野都是鼎鼎大名的资深将领。 降，则生，不降，则死。 将士们没有迟疑，立即做出了选择。 于是，任忠亲自领着韩擒虎进入南掖门。 陈后主后宫的大门，向韩擒虎洞开。 韩擒虎笑纳。 他本是北地一介武夫，乍一看到江南风光旖旎，后主宫中如云的秀色，那摇曳不堪一握的腰肢，那动人的一颦一笑，吴语软侬，风情万种。 韩擒虎心都化了，韩擒虎军队的心都化了。 于是，韩擒虎放纵士卒，淫污陈宫。 他当然付出了一些代价。 在和贺若弼争功中，他的这个丑行被御史劾奏。 这当然是重罪，可以直接被杀头。 但擒住陈后主，是不世之功，是一件无法被历史抹却的功绩。 杨坚做了折衷的处理。 他认可韩擒虎的功绩，却不给他增加爵位和封邑。 平定陈国的正面战场，却远远没有如此风轻云淡，风光艳丽。 实际上，杨坚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 杨坚将它作为一项国策，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前期工作。 他采取了“询策，惑敌，分进”的六字方针，展现了高度的技艺和耐心，最终完成名垂千古的一统天下。 陈国不过只是偏安江左的一介小国，但江南的朝廷，自诩文化正统，在心理上非常轻视北方朝廷。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江南君臣，认为北方政权，不过是一群武夫莽将，是化外之民，不值一哂。 再加上长江天险，近三百年来，一直和北方的中原王朝，划江而治，还时不时地进行北伐。 南方宋武帝刘裕，曾经无限接近统一南北，最后虽然功败垂成，但依然成为传说中神一般的人物。 当年符坚以全盛之师，君明臣贤，统百万之众南征，而被谢玄击败于淝水，国破身亡，更是耳熟能详，历久弥新。 杨坚分析了南北的优劣，虽然在战略上认定必胜，但在战术上，却极为重视而慎重。 他对自己的高级智囊团发出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广泛地提供伐陈的建议和方略。 杨坚知人善任，对于山东士人代表的李德林，虽然在处理宇文皇族一事上，意见分歧，让李德林郁郁于怀，官位一直原地徘徊。 但杨坚其实非常清楚，李德林既是当世文宗，也是熟知大势的战略大家。 国士无双李德林，也是非常富有远见的李德林。 隋朝建立之后，李德林就认定平陈之事，朝暮必发，因而屡次主动上书平陈之计。 当一切尘埃落定时，杨坚终于准备当面咨询李德林的方略。 588年，杨坚巡幸同州，李德林并没有和他一起去，当时，杨坚谋划平陈事宜，已经到了日思夜想，紧锣密鼓的紧要关头。 他心中有一些疑惑，想当面向李德林请教。 杨坚发出一道敕书，命令李德林随驾，并且在敕书上，特别写上一行字，交待李德林带上他的平陈之计，“伐陈事宜，宜自随也。” 杨坚生怕李德林身体有病，经受不起长途跋涉，无法亲自赶来，他特别交待高颎，往长安一行。 “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 李德林没有辜负杨坚的信任。 他呈上的策略，杨坚原封不动地给了晋王杨广。 他是杨坚钦定南征元帅的不二人选。 南平陈国，统一天下，指日可待。 李德林的策略和谋划，显然坚定了杨坚必胜的信心。 他心情大好。 以至于在立隋近十年后，李德林名位不进的情况下，在这次巡幸的归途中，杨坚少有地动情，他以马鞭南指，那个方向，正是陈国的方向。 那个陈国，在李德林的策略中，已被规划进帝国的版图。 李德林甚至制定好了平陈之后的治理方略和具体的实施步骤。 杨坚想起了李德林在最初的艰苦岁月中的翊赞之情。 他也想起了，这十来年李德林所受的压抑；自己在李德林的平陈策略中，看到的赤子之心，一心为国之忠。 杨坚在那一刻，诚心实意地对李德林说：“待平陈（国）讫，会以七宝装严公，使自山东无及之者。” 这是一个非常有份量的承诺。 等于是杨坚要让李德林正式成为山东地域名副其实的第一人，甚至隐隐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气概和念想。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李德林已经不是刚开始为杨坚打天下的李德林了，杨坚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杨坚了。 李德林本来就处于杨坚核心决策层的边缘，也一直游离于高颎集团之外，这份“山东无及之者”的荣耀过重。 李德林，这辈子都等不到了。 李德林也并未参与平陈之役。 第60章 河朔英灵今何在，世间再无李德林 平陈之役，实际操盘者是元帅府长史，他就是高颎。 杨广资历和阅历过浅，只是名义上的主帅。 所有谋划方略，协调指挥控制权，只能归高颎一手实施。 杨广不过是拱手而已，这也是大部分情况下，宗室亲王挂名出征的惯例。 平陈归来，论功行赏，杨坚想要兑现对李德林的承诺。 这产生了一个矛盾。 如果用高官厚秩奖励并未参与南征的李德林，在名位和声望上，就让高颎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当晋王杨广宣读完杨坚对李德林的封赏敕书时，高颎集团的人，觉得不妥，并且不乐意。 他们劝说高颎，说服杨坚取消对李德林的重赏。 这是一件重大又是含义深远的大事。 这份奖赏，虽然未颁示天下，但好歹已经有了正式的文书。 天子无戏言。 有一个冠冕堂皇和立得住脚的理由，“天子画策，晋王及诸将戮力之所至也。今乃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将愤惋。且后世观公（高颎）有若虚行。” 每个人或是每个集团，都会有自己的小算盘。 多年的宰相生涯，即使忠于杨坚，忠于国家，天下至公之高颎，也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圈子。 这是无可奈何之事，普通人尚且有个三五好友，何况在政治上，要想有所作为，必然需要一支精干的团队。 团队本身是中性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为正为反，为国为家，有时也很难说。 高颎同意这种观点，他可以不与晋王杨广争功，但如果重赏李德林，于私于公，都不利。 于是，高颎入见杨坚，仔细分析其中的决窍和厉害。 曾经有那么一刻，感性和理想主义的杨坚，最终屈服于政治家杨坚，他同意收回了重赏李德林的敕书。 天子不仅有戏言，也会有游戏般的诏敕。 杨坚的许诺和收回成命，并不纯粹是一时的冲动。 这应该是杨坚想要平衡朝中大臣权力的一次失败。 隋朝立国已久，该修剪的枝叶，杨坚都已经修剪完成了。 偏师一出，江南一扫而平，北境突厥也早已俯首称臣，该完成的统一大业，也已经完成。 杨坚已经在构筑新时代的政权结构，他一样走入了政权平稳时期，必然的归宿。 那就是平衡。 杨隋权力基础，主要来源于四地的力量。 他构想中的关中和山东，江南以及代北四地的势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平衡和相互制衡的努力，遭遇了一次失败。 他没办法在刚刚平定江南的时候，当面拒绝高颎，情之所存，理之所在的请求。 那既不符合政治惯例，也不是现实政治的需要。 杨坚必须做出选择。 他只给了李德林非常普通的封赏。 李德林成了牺牲品。 李德林和高颎集团，从引结下了解不开的梁子。 即使李德林愿意韬光养晦，高颎集团也未必会收手。 不进则退，政治斗争，自古皆然。 李德林在和他对手们的竞争中，终于败下阵来，他甚至失去了杨坚的庇护。 他做了二件事，引起了杨坚的猜疑。 李德林本身或者并没有错。 真与假，考量的尺度，仅仅存在于杨坚心中，事实本身，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一是妄加父官案。 李德林的政敌，挖地三尺，揭露出一个秘密，说李德林父亲，在北齐的官职，“终于校书（郎），（李德林）妄称咨议。” 杨坚觉得受到欺骗。 同时，还有一件无辜之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是“罔冒取店”案。 当年杨坚赐给李德林一所宅子，但临时改变主意，赐给了崔谦。 为了补偿，杨坚让李德林自己另外选取一所满意的宅子。 但这块地，出了问题。 宅地上有很多临街店面，可以租赁，这成了李德林的罪证。 “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请计日追赃。” 即使李德林拿出证据自证清白，杨坚还是耿耿于怀，他认为李德林对于自己，并不是那么忠心和靠谱。 杨坚虽然是个高明的政治家，但他看待问题的方式，比较容易走向极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理念，让他处于一种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 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这种思维理念，也容易被熟悉他的人利用。 至少，这二件事情，让杨坚对李德林的感观完全改变。 很难说，这一连串的阴谋或进攻的背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聪明又狡诈的指挥中心。 他们非常熟悉杨坚的弱点，也有能力抓住李德林的缺点，有此智慧，机心，和能量的，以及意愿的，除了高颎集团，当时，已不做第二人想。 杨坚虽然被高颎集团摆了一道，但他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突然之间想通了。 他将调转枪口，直面高颎，向他开战。 这个世间，只有一个王，那就是杨坚。 你可以欺骗他一时，但欺骗不了他一世。 多疑如杨坚，敏锐如杨坚，并不是一个完全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不谙世事的帝王。 可怕的杨坚。 但现在轮到李德林担忧自己的命运。 最要命的是，他接下来，犯了一个让杨坚认为不可饶恕的错误。 事情本身并不严重，严重的是杨坚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态，评判李德林发表评论的指向。 杀人诛心。 事情的源起是开皇十年，虞庆则巡省山东诸道还朝后，向杨坚上奏请求废除乡正。 “五百家乡正，专理辞讼，不便于民。” 李德林附议，“此事臣本以为不可。然置来始尔，复即停废，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 李德林的奏章，内容并没有问题，但他上的这道奏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以及罪过。 这直接得罪了二个他得罪不起的人。 一是苏威，他本身是“五百家置乡党”，政策的提出人，当年李德林坚决反对，但杨坚支持苏威的政策。 现在刚刚推出，就要废止，明显是打脸苏威，这让李德林在朝廷之中，本来就孤寒的力量，再雪上加霜。 如果只是得罪苏威，或者还可以解释为政治理念不同，但人非圣贤，孰能无错，相对于这种无伤大雅之过，苏威制定有隋一朝，律令和政策的功绩，不可同日而语。 最致命的是，李德林这番说辞，惹怒了杨坚。 也许在那一刻，杨坚想起了他曾经许诺李德林，“自山东无及之者“，但是，他食言了。 那也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 杨坚是个猜疑心非常重的君王，他心中或许觉得，李德林是想借这件事，来讽刺自己的不守诺言。 这一上纲一上线，杨坚整个心理状态就失衡了。 他大怒说道：“尔欲将我作王莽邪？” 大兴城，杨坚的朝堂，李德林是呆不下去了。 杨坚再也压抑不了自己对李德林的不满，他当着朝臣们数落李德林说：“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以一州相遣耳。” 对李德林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最坏的消息，这意味着他在杨坚朝的政治生涯，不仅是被边缘化，而是基本走向了末路。 杨坚动了真怒，李德林被外放到湖州去做刺史。 湖州，是江南的偏远小州，这个任命，不但让李德林远离隋朝的权力中心，甚至可能一辈子，都要埋骨江南。 李德林心下无限慨叹。 他知道，自己远离京城大兴的权力中枢，或者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可是人老恋乡，他还是想向杨坚争取最后的一线生机。 李德林向杨坚低头。 他跪拜于地，恭敬地说：“臣不敢复望内史令，请预散参（不离开京城），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观盛礼，然后收拙园田，死且不恨。” 但夜长梦多，留李德林在京城，就多了变数。 他的竞争对手显然不想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也不想让他再在大兴殿上和杨坚有再度讨论国事的可能。 他们坚持以一个小州刺史打发李德林。 决定已下，但还是拖了一段时间。 杨坚稍念故旧之谊，他将李德林发往河南怀州（今河南沁阳）当刺史，虽然同样是离开了京城大兴的朝堂，但离京城并不很遥远。 树欲静而风不止，斩草要除根。 他的竞争对手展示了强大的力量。 他们对于近在咫尺的李德林并不放心，他们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李德林的运气不好。 他走马上任，恰好碰上连日大旱，作为父母官，自然需要为民作主。 于是，他组织乡民掘地为井，希望能出水救旱。 掘井也是种技术活，李德林虽然耗费了大量人力，但掘井溉田，并无功效，反倒有劳民伤财之嫌。 于是，李德林被朝廷监察官员举报。 处罚结果是侮辱性的也是有意恶心李德林。 李德林被主管考核的官员定级为不合格，按律应当贬黜。 堂堂天下文宗，隋朝宰相级人物，竟然屈尊失势受辱于微不足道的失职。 李德林，内心无比忧郁而愤慨。 一年之后，在无比郁闷之中，他孤独地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时年六十一岁。 李德林的命运，是山东人氏在杨隋一朝的缩影，他们人物荟萃，风流蕴藉，让当权者既敬又怕，既需要使用他们，又不能放开手脚重用他们。 这来自于东西二魏，北周北齐长期的分裂和对抗，并且隋承北周，杨坚本人也出自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让他们对东面的力量，深怀猜忌和惧意。 因为，山东有着足以匹敌甚至超出关中的力量，他们也从来没有从内心服气和臣服过关中的政权。 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首先举起反抗的旗帜。 即使到了李唐王朝，山东士人虽然也进入了李唐的核心权力圈子，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被压抑的境地。 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他需要真正借用山东的力量，正面抗衡关陇集团，山东士人，才迎来了春天。 那是曾经是属于李世绩的时代，那更是女皇武则天的时代。 但现在，杨坚的平陈大计，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高颎确实有二把刷子。 第61章 疲敌弊敌交辉映，藏露之间虚实生 高颎是文武全才。 他曾率兵平定尉迟迵之乱，具备实际的战场经验。 和李德林的战略规划不同，他的平陈之策，更多的是战术性的决策 高颎的战术，主要集中于四个字。 一是疲敌，二是弊敌。 “疲敌”，就是让敌人疲于应付，以致精疲力竭。 具体而言，就是针对江南水乡，粮食的生产周期，真真假假骚扰陈国。 “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足得废其农时。” 民以食为天，这种骚扰，攻其所必救。 “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际，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 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疲敌之法。 让陈国兵将形成惰性，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偷袭，登陆成功。 这个战法，可能不是高颎的原创。 贺若弼任职吴州总管时，完全遵照执行了这一疲敌方法，最后得以顺利渡江。 这当然也可能是仅仅是，严格执行了高颎的政策。 但贺若弼上过平陈十策，高颎在杨坚面前，曾经明确而谦虚地说过，“臣（高颎）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贺若弼）论功。” 高颎身居宰相，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然自谦为文吏，高颎的大计，来源于贺若弼的计谋，也可能实有其事。 而高颎的“弊敌”政策，是一种消耗政策。 “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 高颎抓住了战争的本质。 战争本质上就是一种消耗战，谁捱得住，谁就能笑到最后。 打仗，是国力的比拼，也是后勤的比拼。 陈国毕竟是江南小国，人口和财力，无法和隋朝这驾战争机器相比。 如果再火上浇油，几把火烧掉他们的贮积，在战争进入持久阶段，陈国必然不战自溃。 这种直指陈国弱点的消耗战术，将让陈国在持久战中，率先出局。 高颎没有预料到，这场战争并没有打成持久战。 隋朝竟然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势，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灭亡了陈国。 东线主战场的二大核心将领是贺若弼和韩擒虎，他们二人并列为隋朝四大名将。 在西线战场，另有一个统帅横空出世。 在他彪悍威猛的军政生涯中，他一步步成为改变隋朝天命走向的人。 他活着时，就是一个传奇。 他就是战无不胜的杨素。 杨素天生就是青史留名的将相之才。 北周武帝非常看重杨素，曾经对他说：“善自勉之，勿忧不富贵。” 杨素不以为然，豪气万丈地回答说：“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 或者是杨素过于自负，也或者是他的时代还未到来，杨素在北周武帝一朝，仕途暗淡无光。 他的成名之举，还是依靠他父亲的余荫。 杨素的父亲杨敷，是北周的汾州刺史，在和北齐作战时，兵败被俘，不肯屈节投降，为国壮烈捐躯。 按照北周惯例，北周皇室和北周朝臣以军功大小，分治分享天下的权力和利益。 但杨敷之死，却并未得到朝廷应有的嘉奖。 杨素不愿意接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周武帝，要为父亲争得应有的名誉。 这种名誉是对杨敷一生的肯定，也能给杨氏一族带来直接而现实的利益。 当时，北周面临生死存亡，和北齐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其国策重心倾向于激励新一代的将士们奋勇作战，对老一辈的功勋奖励，并不是当务之急。 因而，周武帝对于杨素的再三请求，置之不理。 杨素不达目的不罢休，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 周武帝见杨素如此不识相，大发雷霆。 因为这个缺口一开，就有相当多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劳心费神去处理，他决心杀鸡骇猴。 周武帝命令卫士将杨素推出去斩首。 杨素似乎吃定了周武帝，他并不害怕，面不改色地说：“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 周武帝是历史上一代雄君，当然不愿意落下如此名声，既然不能杀，就只好妥协。 周武帝只好同意了杨素的请求。 经此一事，杨素赢得朝野之望，他也成为关陇集团中冉冉升起的新星。 因为杨素出自弘农杨氏，是天下一流的门阀，就算是贵为隋朝开国皇帝的杨坚一族，为了名正言顺地挤身当世贵门，也假托出自弘农杨氏。 这种本家关系，即使并不那么确凿，也为杨素在杨坚一朝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杨素本人确实是历史上一流的人才。 他有一个从叔祖，北魏的尚书仆射杨宽，就非常器重他，认为杨素是杨氏最杰出的人物。 他曾经当着众多的杨氏子孙说：“处道（杨素）逸群绝伦，非常之器，非汝曺所逮也。” 杨素以国士自许。 在杨坚尚未篡立之时，他就倾心相交，隋朝初立之后，他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甚至已经可以和高颎，争一日之长短。 但当时杨坚需要快速树立，以高颎为首的新领导核心的权威，有意压制关陇集团在权力中枢的影响力。 杨素才被以“失言”而免官。 这件事情起因，是因为杨素的后院着火了。 杨素一生，在军政两界，都以强悍名闻天下，但他有一个更强悍的妻子，即悍且妒。 杨素对她无法可施，也无话可说。 长期日积月累，屈居他老婆淫威之下，杨素实在忍无可忍，他也没有再忍。 有一天，他恶狠狠地对她说：“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为皇后。” 杨素其实对她老婆已经无可奈何，他甚至不敢直接说，要休掉自己的老婆，而只能发挥下自己想象力，自己当了皇帝后，要另外再选个皇后。 杨素的老婆平时不吃素，但她吃定了杨素。 他立即上奏杨坚，说杨素想谋反。 这只不过是夫妻吵架时的气话，但杨素这番言论，却是明白无误的大逆不道。 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杨素的老婆可能是真正的愚蠢，而并不仅仅是强悍。 以此而论，杨素的家庭生活，显然非常糟糕。 不过，杨坚却并没有深究，而只是将杨素免官了事。 因为，杨素是一个有大用的人才，也是杨坚的第一打手，他还需要这个如猛虎般，战无不胜的打手。 现在，到了让杨素这只猛虎下山的时候了。 杨坚下了一盘很大的棋，一边精心制定好伐陈方略，但同时，他又处处示弱，以麻痹陈国君臣的斗志和战意。 隋陈两国，虽然表面上礼尚往来，但毫无疑问，必有一战。 战则军情第一。 敌对之国，私下都向对方派出间谍和探子，以刺探对方的军政民情。 探子多了，就总有落网的时候。 杨坚展现了大国和友好国的风度，他将抓到的陈国探子，不加惩罚，并且送钱送粮，礼送回陈国。 陈国君臣认为这是杨坚虚弱的表现，便继续其夜郎自大式的纵情享乐。 在二国边境，贺若弼更是将“欺敌惑敌”做到了极致。 他抓住陈国自恃南人习惯水战，而北人娴习弓马的惯性思维，让他们走入思维的盲区。 贺若弼的辖区，渡江直进，就是陈国的腹地。 以平陈为己任的贺若弼，继承其父亲平定江南的遗愿，采取了一“藏”一“露”的战术。 藏露之间，运用之妙，神乎其神。 第62章 其亡其狂必有自，五牙楼船蜀中来 贺若弼是当之无愧的战术大师。 他将水军的精锐和船只，隐藏起来。 然后，他又特别展露出另一些船只。 特意露出的，都是些小破船。 他在江南的民间，购买了五六十艘破烂的小船，故意让陈国的探子，看到隋军在这些船上操练。 藏为实，露为虚，虚实之间，正反已生。 贺若弼的反间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陈国君臣判断，在陈国的东段边境，隋军不足为虑。 因为没有强大的水军，就无法横渡长江天险。 他们认为，隋朝暂时没有直接攻打江南的打算，可能会象过去的三百年一样，维持南北对立的局面。 这是一个致命而错误的判断。 贺若弼成功地迷惑了陈国的决策层。 对于陈国的边防军，他同样采取了“惑敌”的诡诈之术。 他下令每一次江防的军队转换，都要集中于广陵。 这种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当然会引起对岸陈国边防军的警惕，于是，他们急忙调集人马，积极备战。 但每次集中军力之后才发觉，这不过是隋军的正常换防，陈国只能遣散军队。 这样一惊一乍，多次反复，疲于奔命之后，陈国的边防军对此习以为常，不再防备集结。 诡诈的贺若弼，惑敌之术已完全得逞。 贺若弼唱戏唱全套。 为了进一步迷惑陈国的边防军，他经常召集兵马，沿江大呼小叫，以围猎为乐事，这也让陈国对于其兵马喧嚣，见怪不怪。 陈国上下，放松警惕，却不知危险已悄然来临。 贺若弼以有备算计无备，让陈国成为待宰的羔羊。 而将“惑敌欺敌”之术，玩弄到极致的，却是杨坚本人。 这个战术本来就是杨坚对陈国的国策之一。 杨坚为了麻痹陈国君臣上下之心，他对于陈国投降的将领，一律不予接纳。 对于在隋陈边境抓获的探子，厚给衣马，礼送出境。 并且，在偶尔发生二国摩擦之时，杨坚保持了绝对的克制，严禁边将主动出击。 这给了陈国君臣一种致命的错觉，他们觉得隋朝不过尔尔，长江天险，无法飞渡，陈国根基，稳若磐石。 杨坚风时机成熟，就再让他们吃下一颗定心丸。 薛道衡是当世文宗，也颇有进取之心。 他出使陈国之前，向杨坚上奏表说：“岂容区区之陈，久在天网之外？臣今奉使，请责以称藩。” 显然，这才是隋朝君臣心里真正的认识和态度。 陈国的定位，不过是僻处江左，蕞尔小邦，迟早必须对隋朝俯首称臣。 薛道衡想借出使之机，兵不血刃让陈国并入隋朝的版图。 杨坚非常清醒，现在还不是和陈国撕破脸的时候，他要全力营造出一种让陈国觉得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的幻象。 于是，他特别交待薛道衡，“朕且含养，置之度外，勿以言辞相折，识朕意焉。” 于是，薛道衡待陈国以大国之礼。 陈国君臣心理上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他们信心爆棚。 陈后主毫不客气地，以传统文化正朔自居，他以对等的大国语气，很有些居高临下地，写了一封国书给杨坚。 这道国书差点引发了直接的战争。 陈后主在国书中对杨坚说：“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 这是一种明显的挑衅，是文化和心理上绝对的傲慢。 杨坚虽然想笼络惑敌，但却想不到陈国居然夜郎自大到如此地步。 杨坚对于陈后主的行为，感到愤怒，同时，他也觉得，这封傲慢的国书，会成为另一种机会，会成为战争的凝聚力，将士气民心聚拢起来。 他将这封国书遍示朝臣，朝廷上下，一时群情激愤，战意盎然。 杨素出列，跪地请战。 他认为主辱臣死，陈国需要付出代价。 杨坚欣喜地看到士心可用，但他知道，他也不愿意现在和陈国摊牌，他想让陈国蹦得更高，到时才可摔得更重。 当他准备就绪，胜券在握时，他立即显露出一统天下的自信和霸气。 事情缘起于萧梁灭国之后的余音。 梁国本来是南梁朝的一个分支，是苟安于长江中游的一个方圆三百里的地方势力，也是北周监护下的傀儡政权。 原南梁的政权主体，大体被陈国接收。 因而，从传统上，梁国与陈国一体胎生，承前启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文化上，萧梁更亲近陈国，而不是篡周而立的北方政权隋朝。 很自然地，当杨坚征发梁国君臣二百人，北上进入京城大兴城之际，梁国父老遮道痛哭，“吾君其不反矣。” 可见当时梁国上下，都心知肚明，萧梁将从历史长河中消失。 梁国之主萧琮理所当然，无法拒绝地进入大兴城，彻底臣服隋朝。 但梁国上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看着萧梁覆灭祀绝。 从投资的角度讲，也需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这样一处断根，另一处还有再起的可能。 梁国皇族萧岩就想东山再起，他投奔陈国，他们梁国起家时的根基在那里。 在江南，在三吴之地，他们还有复国的希望。 萧岩做了个大动作，和他一起入陈的，还有梁国十多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子民。 陈后主大喜，认为天下归心，他得到梁朝势力的强化，就有更多的本钱，做他的诗酒天子了。 杨坚大怒，这是赤裸裸的，无底线的挑战。 陈国竟然敢公然地接纳自己的附属人民，这已是毫不留情的公然敌对行为。 作为强者，杨坚立即从这件事件中，找出了利益点，萧岩的投陈，是非常好的伐陈理由。 他等这个名正言顺的讨伐理由，已经等了很久。 于是，杨坚露出獠牙。 他对高颎说：“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 杨坚正式下令，准备南征陈国。 首要的事情，就是造船。 江南之战，水战为先。 陈国拥有训练精良的，强大而具备震摄力的水军。 混一南北之役，必须要依靠水军，而水军的核心，在于战船。 杨坚早就做了和陈国硬刚的准备，隋朝已经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 他命令杨素在蜀中开始大规模造船，他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也最为巨大的战舰，叫“五牙”。 这是当世最先进的巨型战舰，融合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和技艺。 制造这种巨型的战舰，体现了隋朝可怖的军事技术以及动员能力。 战争，是国力的体现，也是比拼国力的消耗战。 陈国，虽然拥有技术，却并无足够的实力和意识去建立最强大的水军。 战争还未开始，胜利的天平已向隋朝倾斜。 在建造战舰时，杨坚体现出了大国的霸气。 按照惯例，这种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意图，都是绝密，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杨坚反其道而行，他在朝廷上说：“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 更夸张地是，他将建造战般的一些木料有意投入江中，让其顺流而下。 这就是明示长江中下游陈国的驻军，北面的隋朝，正在建造战舰，南征的战斗，一触即发。 杨坚自信满满，豪情万丈地说：“若彼惧而能改，吾复何求。” 但陈后主既不畏惧，更不会改变。 他现在的日子过的舒适而安逸。 施文庆绝对是一个理财的高手，他的生财有道，满足了陈后主想象之中和意料之外，无限制的游乐荒淫。 同时，孔范将一切不好不利的消息封锁，陈后主听到见到的，都是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 在北方，杨坚的平陈之役，已是箭在弦上，蓄势必发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江南的风流，总会被雨打风吹去。 三百年了，该回家了。 第63章 兵分三道齐进击，百万雄师下江南 588年3月，杨坚向全天下发出诏书，正式伐陈。 按照惯例，先讲述陈后主的罪恶。 杨在诏书中写道：“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自古昏乱，罕或能比。” 在诏书的结尾，杨坚霸气宣称，“（南征）在斯一举，永清吴越。” 在做这些表面工作的同时，杨坚在陈后主的统治区域，实行攻心之术。 杨坚搞了一波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 他历数陈后主“二十恶”，并盖上隋朝的玺印，总计写了三十万份。 杨坚派遣间谍，广泛散发到陈国的后方，他要让南方的汉人们知道，三百年以来，北方的汉人中原王朝，没有忘记他们。 南北统一，重回母亲的怀抱，就在翘首可盼之间。 那些南渡的北人，远离故土的流民，有望北归他们日夜梦寐以求的故乡。 南渡之后，必然北归，这是历史的大势所然。 那些江南的土着，也可以见证一个强盛的统一王朝。 秦汉余风，魏晋风流，终归一统。 汉人，将再一次鼎立于天地之间。 攻心为上，可以不战而下之。 这是一种高明的战略，可以达到分化和弱化，陈国朝野抵抗的决心和意志力，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战局的发展来看，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在平陈的战术上，杨坚也做了非常高明的规划。 大体而言，杨坚定的平陈之策，可以简单概括为十二个字：“兵分三道，中西（道）牵制，东面合围”。 这个策略主要来自于崔仲方的平陈之策。 崔仲方也是杨坚的同学，在隋初，杨坚的同学是一个高危的名称，杨坚称帝之后，他的很多同学都饱经政治和人身的打击。 崔仲方虽然也宦海几度沉浮，但终文帝炀帝二朝，却得善终。 因为他是当世战略大家，既明于治世，也精于保身。 当北周武帝之际，他献上“灭齐二十策”，武帝引为一时之奇。 杨坚矫诏辅政，成为北周丞相之时，他又连夜上书，建立新政权的“紧要十八事”，以助杨坚篡周立隋。 杨坚有平陈之志，崔仲方又密上破陈之策。 “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营渡计。（蜀汉二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 在指出，必须三分战线，各司其重。 崔仲方进一步预测了战争的进程，他的预测，成为直接的战役总的指导思想。 因为后来战事的进程，一如崔仲方所言。 核心在于将陈国分割成三条战线，让他们首尾难于兼顾，疲于应付。 他在平陈的奏疏中写道：“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 显然，在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陈国小国寡民，兵弱将疲，顾此失彼，不过是待宰的羔羊而已。 三线之中，东面是重心，决战目标是合围陈国的都城建康城。 南征的行军元帅是杨坚的二儿子杨广。 大儿子杨勇当时是皇太子，按中国的传统礼仪，皇太子是国之重器，大隋帝国未来的接班人，需要留在京城大兴城，学习和协助杨坚处理政务，不能随军出战。 因而，最重要的集团军元帅之职，就落到了杨坚五个儿子之中，最长最贤的二儿子晋王杨广身上。 杨广虽然在诸王子之中，资历首屈一指，但他毕竟还不满二十岁。 杨广的主要任务，一是挂帅，二是历练，三是需要在陈国灭亡之后，要在南朝建立一个可靠的行政领导班子。 东线是战略重心，很自然地集中了隋国的绝大部分精锐。 然而，想要一个二十岁的皇子，去统帅九十个总管，五十一万精兵猛将，当然勉为其难。 实际的南征指挥者，就是当朝真宰相高颎，他做为晋王杨广的元帅府长史，实际上大权独览。 号称三军咨禀，都取决于高颎。 于是，东面集团军有名义上的元帅杨广和事实上的元帅高颎。 高颎把平陈的工作，完成地非常完美，甚至于在历史上，晋王杨广，被认为功居高颎之下。 这种二分结构和事实上的屈从地位，对于沽名钓誉，自认天下第一的杨广而言，当时虽然并没有多少怨言。 但当他成为皇帝，心中始无法接受这一段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南征被视为毕生的遗憾。 这次南征的人事任命和军事行动，将彻底改变隋朝的发展方向和权力结构。 最重要和致命的一点，却是在杨广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内心深处独领千军，独裁独断心态的形成，在南征中得到形成和强化。 这在以后三征高句丽的战事中，成为致命的因素，直接导致隋朝以强盛而速亡。 但高颎此时不能，也不可能去照顾杨广内心深处的想法。 高熲独立于江北。 江北苦寒，江风猎猎，极目远眺之处，大江之上，一片苍茫。 高颎心中，想起历史上那些南征的风流人物。 那里画面里，有曹孟德仓皇逃窜于华容道，也有符坚一战溃于淝水，单骑败退淮北。 这二人都是历史上不世出的枭雄，但都只落得仓皇北顾的后果。 他们的失策，在于过于自信。 将自己的筹码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认为自己全军全势全力，重压之下，江南小国，一定会不战自溃，屈膝称臣。 这种行军方式，威则威武，但也有一个弱点，当主力遭受重创，就会兵败如山倒，再无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次平陈之战，隋朝兵分三道，任何一道都有单独歼灭陈国的绝对实力。 即使陈国抵挡住了一个方面军的攻击，也无法改变其灭亡的最终命运。 今日之势，虽然已是胜券在握，但高颎依然想求得最后一点心安。 他面向薛道衡，这个曾经出使江南的天下文宗，问出了自己心中的顾虑：“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 薛道衡非常明确而简单地回答说：“克之。” 他坚定地望向高颎，说出必克的四个理由，一是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今三百年将到，是天命所为。 他又从君臣的贤明，将帅得力与否，得到明显的结论，隋朝如日中天，而陈国已是日薄西山。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 “我有道而大，彼无道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本自巫峡，东到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 薛道衡最后得出结论，“席卷之势，事在不疑。” 高颎放下心头最后一块石头，欣然同意，“得君言成败之理，令人豁然。” 他本来只是想从薛道衡处求得一点心理上的安慰，但想不到薛道衡竟然有如此见识，高颎心中不由对薛道衡高看一线，“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 高颎回首，望向西北，天际幽远，大兴城似乎散发出万道霞光，闪耀在陈国的天空。 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高颎长舒一口气。 进军！ 第64章 牛刀小试神杨素，建康将成斩首人 以北统南，跃马长江。 秦汉一统之后，这是历代中原王朝的最高理想和追求。 隋朝平陈之役，是历史上最为轻松，也最为戏剧性的一次南征。 甚至于隋军的主力尚未过江，仅以区区二支偏师，就攻下了拥有十万精兵的陈国都城建康。 当然，这种丰功伟绩，也归功于陈国，自己的神助攻。 陈国建国时间非常短，不过短短三十多年，它承南梁而生，是南朝宋齐梁陈四国的，最后一个大国。 这注定了过于薄弱的根基，还有稀薄的王气。 长江中游的萧梁，是原南梁的正统，分裂和继承了南梁的一部分力量，再加上隋朝对长江以北江淮地区的占领。 它的形势已经和当年东晋南渡，南北对抗，划江分治时大不相同。 时至今日，陈国只不过是偏安江左，不思进取，苟延残喘的一个地方小朝廷。 其气象和风骨，已远非衣冠南渡时的蒸蒸日上，万象更新。 最重要的是，因为南朝朝代更替频繁，其核心权力层，并不绝对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南朝宋齐梁陈四国，继承东晋的政治遗产，当世最主要的八大家族，和他们共享王权。 本土吴姓世家朱、张、顾、陆，渡江南来的侨姓大族王、谢、袁、萧，以上八姓八大世家，已成为根深蒂固的，权倾朝野的家族势力。 在江南腹地，他们和地方势力融合，又开枝散叶了很多新兴的“溪洞酋豪”。 他们逐渐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成为不可撼动的地方霸主，也是土皇帝。 他们在历次的朝代更替过程中，以自己家族和地方利益为准则，对于中央政权缺乏绝对的忠诚的向心力。 日积月累，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强，积弊也越加深厚。 这种半独立的状态，注定了他们更多地只为家族和地方利益考虑。 即使江北的中原王朝，兵临城下，他们天然地缺乏誓死抵抗的斗志，并不绝对效忠陈国。 他们行动的取舍标准，是哪个政权能给自己的家族带来更大的利益。 这也是隋朝此次南征如此迅速而顺利的主因。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吸引，他们分分钟会抛弃陈国，选择向新政权效忠。 因而，南征能否成功，在于能否顺利实施斩首行动。 建康一破，陈国就灭亡。 但在陈国的京城建康，陈后主还拥有十万精锐的核心武装力量，但他脆败于隋朝的二支偏师，却并非可用，尽失民心作为推托。 建康之失，是战之罪。 一言以蔽之，纯粹是陈国君臣的神助攻，自己送人头的愚蠢之举。 否则，以江南腹地之纵深，如果将战争拖到相持的阶段，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无可否认，建康城如此轻易被攻克，也是隋朝的战略和战术运用得神乎其神。 也是隋朝的将领们，太能打了。 首先，隋朝在西面和中部的集团军，非常好地完成了牵制的战略任务。 陈国在长江中游十万精兵，被死死地拖住于武昌及荆州附近。 在汉口，秦王杨俊统领的中路集团军，在武汉三镇，和对面陈国屯于江夏（武昌）的周罗睺形成战略相持。 谁也吃不了谁，或者说是谁也不想吃掉谁。 这种相持，也让任何一方无法主动对下游的建康，采取救援或进攻行动。 陈国的荆州总管知道建康有难，本来准备全军赴援，但被杨俊的中路集团军强硬阻于汉口，只能望江相叹。 这种相持，或者也是双方的一种默契。 他们都在等待一个消息，一个从建康传来的消息。 但他们首先被上游，长江三峡的传来的战情消息震惊了。 杨素是隋朝西路集团军的元帅，他拥有当时世界上水战的航空母舰——五牙战船。 船上起楼五层，可容纳八百战士，可以装载六大巨型拍竿，敌船或敌方城墙，应竿而碎。 这种五牙战船首次出现在，以水战为生，为傲的陈国军队面前之时，引起的震撼和震慑力，无以伦比。 沿途的陈国军民，看到江流滚滚，隋国几千艘战船，几十里之间，连绵不绝，隋军将士，铠甲鲜明，日光照耀之下，甚至比天上的太阳还更加耀眼。 端坐于五牙战舰甲板之上的杨素，容貌雄伟，江风拂过，他的须髯随风飞舞，如银钩铁划，象极了神话中的人物。 江南士人，已有几百年没有见过北方的勇武了。 他们一见杨素如此派头，不由大为心折，大江南北，迅速传开，“清河公（杨素）即江神也。” 杨素无愧于这个称号，他在长江之上的战绩，一如其过往的优异记录：战无不胜。 不过，他还是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抵抗。 第一战就是狼尾滩之战。 陈国在那里派驻了数千精兵，依靠天险，早作布置，成为第一个拦路虎。 隋国将士，看到狼尾淮其地险峭，水流湍急，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都心生惧意。 杨素不愧是隋朝第一猛将。 他斗志昂扬，采取了一个很高明的战术，他对众将说：“胜负大计，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则见我，滩流迅急，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 杨素浑身是胆，他决定以身犯险，夜袭狼尾滩。 这其实是一种赌博，黑夜掩袭，虽然能达出其不意的效果，但同时，月黑风高，江流湍急，如果陈国在江上多做准备，有备无患，隋朝一样面临巨大的风险。 但杨素一生，善出奇兵。 并且，他给自己上了二个保险。 夜下长江，偷袭狼尾滩是一招明棋。 他暗中在长江二岸，安排了陆上攻击部队，以牵制陈国的水军，当隋朝的精锐，黎明时分出现在陈国的防御工事之外时。 陈国的守军，眼睁睁地看着，江流之上，隋朝水军主力，数几千艘战船，鱼贯而下，蔚为大观。 这种压迫性的，遮天蔽日的气势，让陈国陆上的守军窒息。 陆上的抵抗是微弱，短暂和象征性的。 他们很快投降。 这第一批投降的俘虏，如何处理？ 杨素看到了投降军士的了无战意，也看到了他们眼中求生的欲望。 杨素杀人诛心，见情势可用，表现了高超的随机应变能力。 他全部释放了陈国的被俘军士，并且还保留了他们的财产，可以让他们随身带走。 但他有一个条件，让被俘的陈朝兵士成为隋朝免费的战场宣讲员。 杨素让他们走进民间，走向军营，向陈国上下宣讲隋朝的优待投降军士的政策，以及对民间的秋毫无犯。 陈国将士大喜过望。 他们做为败军之师，投降敌国，免不了牢狱之灾，甚至身首异处。 现在不但能保全性命，更能保全自己的财产。 这实在是喜上加喜，他们毫不犹豫地，充当起隋军的策反人员。 当他们手上拿着陈后主二十恶之类的文书，行走于陈国腹地，就轻易点燃了民众心中的星星之火。 江南士民，很早前就曾流传过，一首《桃叶辞》。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那似乎是江南久受其苦的民众，内心的欢唤。 现在，再加上被俘军士们的以身心法，写民一心，欢迎隋军将士的到来。 民心士气如此，陈国大势已去。 但江南没有崩溃的将士们，展示出他们能和北方对抗三百年的军事素养。 他们足有一战之力。 杨素遭遇到了最硬的抵抗。 第65章 血祭血战加血酬，天下第一唯杨素 巴东三峡巫峡长，巫峡地当长江要冲，自古是出蜀必由之路。 巫峡岐亭，地势险极峻极，是一只拦路恶虎，横亘在杨素面前。 守将吕仲肃使用了一种古老的战法，叫铁锁横江来对付杨素。 他在长江北岸，穿山凿岩，固定住三条巨大的铁锁，横穿长江，以阻拦上游的杨素水军。 吕仲肃决定死战。 他是知兵之人，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他甚至拿出自己的私人财物，奖赏将士，表明自己死战到底的意志。 主帅如此，上行下效，他的守军，士气高昂。 杨素吃了很大的苦头。 铁锁横江，硬闯无门。 杨素重施故技，他想在陆地上，用南北夹击之法，击溃吕仲肃的守军。 但吕仲肃正养精蓄锐，布好口袋，静待杨素的入围。 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拉锯战，双方以命搏命，寸土必争，血战四十余次。 隋军在这个小小的岐亭，付出了死亡五千余人的代价。 这就是战争，是消耗战，就看谁能捱到最后。 于杨素而言，他眼中唯一的目标，只有胜利。 杨素本身就是一个铁血而冷酷的将领。 他的作战方式是置之死地而求生，因而他的军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怕死。 因为怕死也没有用，如果后退，也会被杨素冷酷剿杀，一样是死路一条。 这就决定他的军队，只能一往无前，在战场上，往往能以少胜多，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这一切根源于他的领军作战方式。 也一直被后世所诟病，他是真正实现了视生命如草芥，以战场为棋盘的冷酷将领。 杨素行军的典型方式，叫“血字三部曲”。 一是血祭。 在开战前，选出有罪之人，少则十人，多则几十人，列阵于军队之前。 然后，一声令下，手起刀落，鲜血喷溅，人头落地，达到真正的祭天祭地祭旗的效果。 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激起己方将士的血性和斗志，让他们提前进入生与死，鲜血飞溅的战斗状态。 第二血战。 非常简单，杨素视敌我双方将士生命为草芥。 他在正式战斗前，不管敌方有多少人，总会先选出一二百，或二三百战士，正面硬刚，冲击敌阵。这些士卒，谓之为敢死之士。 他们确实敢于去死，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不死也不行。 因为，他们没有退路，一旦他们后撤，不论原因，杨素会一律将他们冷酷处死。 一批死士死完，杨素会再多派一倍人手，重新正面攻击。 于是，一批批敢死之士，前赴后继，直至最后的胜利。 在这种冷酷而严厉的军法之下，在对方如此不要命的战法之下，在对方如此不重视士卒生命之下，敌方的将士，一般撑不到几个回合，就会战意松动，心理崩溃。 杨素靠此一点，百战百胜。 但杨素深谙人心和人性，光有大棒，不足以驭人，很容易受到反噬。 他准备了丰厚的胡萝卜。 这就是第三点，血酬。 非重奖，不足以买命。 他以重赏换取士兵的卖命和忠诚。 杨素不仅只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他更是政坛上的常青之树，也是关陇集团中可以直接和高颎对抗的核心干将。 因而，杨素的军队，虽然只有非常小的功劳，他也必然会上报朝廷，给予重奖。 杨素为了满足他自己嫡系军队的抚恤和重赏，他利用自己在政治圈内的影响力，经常夺取别的将领的功劳和赏赐，据为己有。 如此操作之下，杨素军队可以做到微功必录，小功必赏，重功则天下知闻。 因而，杨素治下的军队将士，也是升职最快，俸禄最厚的军队。 作为古代军人来说，当兵，本来就是刀口添血，九死一生的职业。 升官发财，养家糊口，是其题中之义，本来的面目。 于是，二者一拍即合。 杨素治下的军队，虽然伤亡较重，但在杨素的重赏之下，战斗力依然极为惊人。 杨素，可谓是百战百姓的一代名将。 但他的理念和实践，在中国的传统上，却一直不被接受，也不可复制。 中国历史上，也只有一个杨素。 后人对杨素的一段评论，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杨素之后，再无杨素。 “自有兵以来，唯尉缭（子）言之，唯素（杨素）行之，盖无它智略，唯忍于自杀其人而已矣。” 可见此项治兵要术，兵法大家尉缭子，虽然曾经有过论述，而普天之下，古今名将，却只有杨素真正实行过这。 这个战法的核心是嗜杀，杀人杀己，一视同仁。 可谓是不仁之至。 此术有用，有效，但也会引来严重的后果。 “人之不仁至于此极，而犹知有君之不可弑乎？犹知有子之不可弑父而己弗与谋乎？” 中国古代讲究忠孝仁义，是举世皆准的道德规范，而杨素此举，却是赤裸裸的不仁。 即使参照他自身实际的经历，他最后也参与了夺位，杀君的行动。 这种治兵之法，过于严苛，行此法者，君不为君，臣乃不臣，最终必为乱臣贼子，而丧家误国。 因而，杨素虽然百战百胜，但杨素之后，却再无杨素。 但当世猛将，却没有杨素之敌手。 吕仲肃虽抱必死之心，全军全力抗击杨素，却终于抗不住自己兵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亡。 区区岐亭之战，隋军死亡五千多人。 而他的敌手，陈国的吕仲肃部队，当然也不会轻松。 冷兵器时代，自古就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之说，陈军虽然占有地利，但依然伤亡惨重。 吕仲肃有一个最不利的条件，他的军队人数并不多，并且缺乏后续的补充。 拼死作战的战士，每天看着自己身边日渐减少的同伴，也看到杨素的军队悍不畏死，依然前赴后继，可怖的战意和决心。 这是种煎熬。 杨素是心理战大师，他往这种极为压抑的情绪上，点燃了最后一把火。 他释放了陈国被捕获的俘虏，杨素气定神闲，大局在握，他仿效诸葛亮七擒孟获之法。 将他们俘虏三次，然后又释放他们三次。 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陈国军队坚守到底，血战到底的勇气，一泄千里。 因为，他们之所以还在坚持的唯一理由，是因为知道自己杀伤杀死，那么多隋朝战士，投降也必然被清算，也只是死路一条。 但现在，当他们看到往日一同死战的同伴，生龙活虎地立于自己眼前，再看看漫山遍野的隋军。 他们崩溃了。 投降则生，坚守则死。 吕仲肃只能弃营而逃。 拦江铁锁终于还是拦不住出栅的猛虎，那个如江神般威风的隋朝战神。 杨素好整以暇，他非常悠闲地斩断拦江的铁锁，也斩断了这个世间，可能锁住他的，最后的锁链。 从此之后，世间，再没有任何可以拦住杨素的铁锁了，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杨素，就是隋朝的天下第二人。 这也是隋朝此次南征最激烈和动人心魄的一战。 在战后论功行赏时，虽然杨素作为集团军的统帅，受到南征军团中，最高级别的赏赐。 但其神勇的打硬仗能力，足以在京城大兴城中成为传说。 杨素此后，势如破竹。 他再败吕忠肃于延洲，俘获二千甲士，吕忠肃仅以身免。 吕忠肃是一代忠臣名将，但却生不逢时，碰上战神杨素，只能从此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信州刺史顾觉闻风而逃，仓皇放弃安蜀城。 荆州刺史陈慧纪听到杨素将到，全部烧掉他的储蓄。 一是避杨素锋芒，二是想顺江东下，合兵建康，却被阻于武汉三镇。 杨素一路高歌猛进，巴陵（今湖南岳阳）以东，再无陈国一兵一卒之抵抗。 杨素非常完美而顺利地，和秦王杨俊会师于汉口。 在这里，他们和陈国的水师提督周罗睺，荆州刺史陈慧纪十万水军相持于武汉三镇。 在彼此无法进退之际，他们都在等待一个消息，一个从下游建康传来的消息。 第66章 朝臣糊弄陈后主，建康王气黯然消 他们没有等太久。 建康传来一个爆炸性，但似乎并不出人意外的消息。 现在正是元会节，正月初一，喜迎新年。 建康城正在准备过节了。 作为辞旧迎新，一年之中最重大的传统节日，需要全国上下，大肆庆祝。 按照常理，现在正是战时，隋朝兵临江北，长江中上游的战斗如火如荼。 建康城危如累卵，正常来说，陈后主哪里还有心情和精力，去大规模庆祝元会节呢？ 但他偏偏要别出心裁，他不但要庆祝，还要大张旗鼓，前所未有地庆祝这个节日。 这非常容易理解，他现在已经是个聋子，也变成了一个瞎子。 陈后主并不知道陈国和隋朝的开战，以及战事的紧迫性。 作为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连这种关乎国运的大事也一无所知，可谓不亡其国，真是没天理了。 陈国的君臣早已失去天理，也早已无法无天了。 陈后主不知国势已经江河日下，依然开启了内斗模式。 以江南形势而论，有二大核心区域。 一是处于江左的都城建康，二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湘洲，据上游形胜之地，可以顺江对下游造成直接的威胁。 因而，历任湘洲刺史，在政治上必须是绝对牢靠的人。 这一任的湘州刺史，是陈后主的兄弟晋熙王陈叔文，但大敌当前，陈后主对他这个兄弟并不放心，他征他还朝，回归建康。 但派谁去继任这个重任，让陈后主大伤脑筋。 他虽然昏庸，却并不是愚蠢，他也知道自己对于军事将领们刻薄少恩，他生怕他们对自己心怀二心。 但这个职位，是真正需要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大臣才行。 陈后主环顾四周，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将目光看向施文庆。 湘州刺史，这是一个肥美的外差，等同于裂土封疆的土皇帝。 施文庆欣然接受，准备赴任。 按照惯例，朝廷需要拔给他二千精兵，作为护卫，也是他的亲兵，随他进入湘州。 乱世之中，谁握有军权，谁就掌握话语权。 这二千精兵，就是他以后起家的家底。 施文庆当时在朝堂之上，已是一家独大，他甚至对于隋军大举入侵的消息，都可以一手遮天，隐瞒不报。 如果如实奏报给陈后主，就会破坏他的好事。 他现在正面临职务调动的关键时期。 施文庆害怕将战况上报之后，陈后主会取消对自己的任命，即使让自己赴任，也没有多余的兵将跟随自己。 那自己就将成为一个空头刺史，了无根基，必然无法在当地立足。 施文庆打了一手如意算盘。 但满朝文武，还是有几个头脑清醒之辈。 面对隋朝日甚一日的军事压力，武将集团提出需加强长江边缘的防备，这个提议得到了仆射袁宪的支持，并在朝廷之中形成共识。 可是，这并不符合施文庆的利益。 他一心想外放成湘州刺史，为了不让自己在远离朝廷之时，遭受政敌过早的攻击，他早已在朝中布置好了，自己外放后的代言人沈客卿。 沈客卿乐得在朝中独揽大权，又有重臣可以内外勾结，自己可以进退有方。 二人沆瀣一气，互相遮掩，建康以外，朝廷上下的实情，再没有可以上传的通道。 但朝臣们整天在朝堂之上吵吵嚷嚷，时日一久，必然影响陈后主的心态和决定。 于是，施文庆施了一招拖刀计。 他欺骗朝臣们，让他们上奏章，他说道：“必有论议，不假面陈；但作文启，即为通奏。” 施文庆此言，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朝臣们都知道陈后主嗜酒荒淫，经常日上三杆也不上朝。 上奏章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但施文庆是一个真正的卖国贼，他为了一己私利，骗了群臣，又回过头欺骗皇帝。 他对陈后主信誓旦旦地说：“（隋陈边境摩擦），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若出人船，必恐惊扰。” 陈后主放下心来，继续他寻欢作乐的大计。 于是，群臣们的奏章，被永远押在陈后主的案宇，或者床榻之上。 但陈后主虽然荒淫，却并非完全不理朝政，当战事越来越吃紧时，朝臣们终于发现风头不对。 他们开始公开发难，一时之间，请求出兵布防的声音充斥于朝堂之上。 陈后主开始动摇。 施文庆知道自己的外放，已到最紧要的关头，只要自己远离建康，手握精兵，那就是天高皇帝远，自己再不受人控制。 他这个算盘打得非常精明，于是，他再次施展如簧的巧舌，对陈后主讲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话。 “元会（节）将逼，南郊之日，太子多从，今若出兵，事便废阙。” 施文庆这句话击中了陈后主的软肋，陈后主别的本事没有，但排场之大，礼仪之道，那是绝对需要一丝不苟的。 太子行南郊之礼，那是国之大礼，也是元会节的重头戏，是无论如何都要风风光光地大操大办的。 陈后主妥协，他以一种微弱的反抗声音说道：“今且出兵，若北边无事，因以水军从郊，何为不可。” 施文庆太了解陈后主了，他又讲出了一个让陈后主无法拒绝的理由。 “如此（出兵）则声闻邻境，便谓国弱。” 对于陈后主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君王而言，没有什么比失去帝王的尊严和威望，更可怕的事情了。 并且，施文庆展示了自己在陈国朝廷内外的可怕掌控力。 他贿赂江总，让他在陈后主面前美言几句。 既没见识，又没决断力的陈后主，被他的朝臣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终于没有派兵北出，而仅仅下了一道诏旨，让群臣们再讨论讨论。 可想而知，掌握实权的施文庆集团，再一次掌握了主动权。 这是让陈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主动权。 朝廷内外，再一次割裂开来，陈后主再次当起了缩头乌龟。 朝臣们的奏章，在陈国亡国之后，还有很多，都没有被陈后主拆阅。 最荒唐的是一道贺若弼过江，军情十万紧急的奏章，竟然原封不动地躺在陈后主的床下。 杨坚用一种无可如何，居高临下的态度评论说：“高颎至日，启（奏章）犹在床下，未开封。此诚可笑，盖天亡之也。” 如此荒唐之君，不亡国灭家，何来天理？ 当时，陈后主既无时间，也无精力，更无气魄和能力去处理政务。 以至于当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身为一国之主，无计可施，无事可为，只能仿效妇人女子，日日夜夜啼哭了事。 君为昏君，臣为佞臣，施文庆压下长江中游的紧急军情，化大为小，化急为轻。 他轻描淡写地说服陈后主：“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 既然隋陈边境的摩擦是小事。 天下太平，那元日之会，作为一年之中最隆重的节日，当然需要大操大办。 陈后主再次犯下一个低级错误，他又给隋军送出一个神助攻。 元日之会，已成绝命之会。 也许若干年后，陈后主在遥远的隋都大兴城，在凄凉冷落，孤独落寞中，会回想起那个荒唐的元会节。 也许他会在心中，对自己说一句，悔不当初。 第67章 陈后主自废武功，隋偏师横渡长江 陈后主虽然是个昏君，却是货真价实的皇帝三代。 他久处江南繁华之地，世居吴语软侬之乡，从来都以天下衣冠正朔自居。 元日大会，既要合礼仪，又要讲排场。 陈后主安排了一个大节目，他要将萧梁的归降，向全天下隆重展示。 陈后主的排场是展示给三类人看的。 一是向江南的陈国子民，展示自己的顺天应命。 他想让全天下看看，梁国的皇族都归心于自己，这是宋齐梁陈四朝，都没有完成的壮举。 必须要大大渲染这番丰功伟绩。 二是可以借元日之会，向萧梁的皇族们，展示陈国的正统和实力，威慑力可以消除他们东山再起的决心。 但更重要的却是向江北的隋朝耀武扬威，可以让他们看到陈国吸收梁国精锐后，武力的巅峰。 萧梁虽然已经从历史长河中消失，但萧岩叔侄却带走了十多万军民投奔陈国。 落叶归根，这块土地，是他们梁国萧氏祖先龙兴之地。 这当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力量。 但陈后主也有一个幸福的烦恼，他虽然笑纳，却无法重用，反而必须防范萧岩叔侄。 因为他们是血统纯正的梁国皇族，而陈国的权力基础，直接继承梁国而来。 为了政权的稳定和平衡，陈后主无法将萧岩叔侄安排于都城建康，也不可能将他们安置于朝廷的权力中枢，否则这二颗地雷，可能随时引爆。 陈后主并没有忘记，在朝野之中，还有不少梁国的遗老，如果萧岩叔侄联络这些力量，很难保证，会不会出现另一个杨坚。 所以，陈后主将萧岩叔侄外放为刺史，远离建康的权力中心。 并且在他们叔侄，二州之间，让大将任忠担任吴兴郡守，以监视萧岩叔侄。 但他也需要萧岩叔侄来充充门面。 元日将到，作为重头戏，陈后主命令萧岩叔侄必须按时参加庆典。 为了壮大声势，陈后主下令沿长江诸防线的战船，也必须随萧岩入朝。 战船如鲫，耀武扬威般地进入建康。 陈后主为隋朝的渡江行动做了神之助功。 在船队的身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建康以下，江面之上，竟然没有一艘战舰，可以用来巡逻，更不要说战斗。 陈国自废武功，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千载难逢的机缘。 贺若弼准备了很久，等待了很久，现在是时候了。 元日渡江。 这真是一个适合奇兵偷袭的天气。 当天大雾四塞，能见度非常低，几尺之内就见不到人，空气之中也弥漫着辛酸的味道。 似乎老天爷都不忍心看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战，它掩上面，偷偷流下几颗眼泪。 但对于陈后主而言，这是一个适合休息和寻欢作乐的日子。 举国欢庆，醉饮达旦之后，陈后主一如既往地，昏睡到下午才起床。 陈国君臣上下，早就将战争的危险，抛到脑后。 沿江镇戍，一年之中，也难得如此清闲，朝野上下，纵酒为乐，丝毫没有战争将临的紧张和防范。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隋朝不可能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渡江，他们甚至根本就不认为，隋朝有能力或有意愿渡江作战。 陈国君臣，唯一的依靠，就是盲目的自信，也是他们仅存的谜之自信。 长江天险，即将要变成通途。 陈后主曾经从容地对着身边的侍臣说：“王气在此（建康）。齐兵三来，周师再临，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 十大狎客的重要人物，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自认陈国第一的孔范，赶紧附和陈后主的观点。 他补充发挥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焉！” 陈国君臣，陷入深深的自我催眠之中，他们已经忘却或有意忽略，甚至不愿意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 长江天险，在元日已经不设防，向隋军大敞门开。 长江以北隋军的虎狼之师，他们的决策系统反应迅速，立即制定了元日渡江计划。 隋军非常谨慎，他们只派出了二支偏师偷渡，奇袭。 贺若弼八千铁甲，神不知鬼不觉地横渡了长江天险。 同时，韩擒虎也率领五百敢死之士，乘着夜色掩护，偷渡采石矶。 陈国守军值此元日大庆，喝酒作乐，全军皆醉。 韩擒虎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兵不血刃，占领了江南采石矶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而征伐江南的主力，晋王杨广率领大部队，还屯驻于江北六合镇桃叶山。 他们预想之中的大兵团，大规模合围战，没有出现。 杨广和高颎怎么都没有想到，仅仅以二支偏师，就以一种始料未及的速度，迅速击溃了陈国的守军。 那可是南朝四国的都城，是驻有重兵，精锐的最后堡垒，一战之下，江南竟然再无一男儿？ 二支部队，一鼓作气拿下都城建康，并且占领王宫，俘虏陈后主。 陈国的倒塌，迅速得完全不像是真实发生。 最后的攻占建康之战，当然已经不是偷袭之战，而是明刀明枪，正面决战。 当时，陈国还拥有十万精兵，都城建康城高墙厚，但就是以一种非常吊诡的方式，直接失败。 真正的艰苦战斗只有一次。 陈国却错失了无数次取胜的机会。 贺若弼展现了大将之风，他在渡江攻取京口之后，军令严肃，秋毫不犯。 他用二个行动表明自己是仁义之师。 有胜利，就有庆祝。 有一个军士到民间私自买酒，江南士民，见到隋朝的虎狼之师，只恐小命不保，哪里敢去收区区几文的酒钱？ 隋军顺理成章地喝了几次便宜酒。 贺若弼知道之后，非常强硬而干脆，依照军令，立即将买酒的军士斩首。 这让贺若弼的军队树立了一种上国仁义之师的名声。 这种严格的纪律，就是陈国的子弟兵，也颇有不如。 贺若弼再胜一筹。 一时之间，沽酒斩首之事传遍京口，贺若弼轻松赢得民心。 如果说贺若弼此举不过是小节，那他很快就展现了大义。 攻占京口，守军六千余人全部当了俘虏。 这是一个二难的选择。 放归田里，有可能重聚为兵，那就是纵虎归山，养虎为患。 但仁义之师，更加不可能滥行诛杀。 实际上，贺若弼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只能轻装简行，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供应这支降军。 贺若弼心大胆大，他将这六千余人，全部释放，并发放粮食让他们归家。 贺若弼不做亏本的生意。 他顺便让这些解甲归乡的军士，带上诏书，去宣传隋朝的安民政策。 这种攻心之术，非常有效，陈国之民，苦陈后主久矣。 一时之间，贺若弼兵锋所指，所向披靡。 韩擒虎也在陈国的腹地，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战果。 他仅以区区五百人，半天时间，就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姑苏，守军一触即溃。 同样的情况出现了。 江南父老，久闻韩擒虎威名，来到他的军门拜谒者，每天络绎不绝。 陈国已是民心尽失，病入膏肓，再无翻身的可能。 相比民众的倒戈，陈国君臣的反应，让人不可理喻。 在得到贺若弼渡江的消息，三天之后，陈后主才召集君臣，发布诏书，对隋宣战。 这种乌龟般的反应速度，见证了陈国的政府机能，已经完全失效了。 这真是个笑话，也是天大的丑闻。 但贺若弼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这就是白土冈之战。 第68章 一错再错第三错，再回首是百年身 陈国毕竟是地头蛇。 在经历初期的慌乱之后，他们很快就确定，贺若弼虽然渡江，但兵少将寡，而且是孤军深入。 区区几千兵马，深入陈国腹地，这等于是送羊入虎口。 这是一个可以将隋军一口吞下的好机会。 陈后主准备正面决战。 他集中了建康城的十万精锐，倾巢而出，在白土冈布好阵势，想一战击溃贺若弼。 这并不是一个高明的策略。 陈后主已经错失了无数次击败贺若弼的机会了。 陈国一朝，一样也是将星闪耀，水战首推周罗睺，陆战当以萧摩诃为江南第一。 当时，周罗睺已经被派往上游的荆襄，都督水军，他被秦王杨俊拖住，二军相持于武汉三镇。 周罗睺虽然知道建康或者需要援助，却一样有心无力，甚至连这份心都不曾起过。 这其实体现了小国的寡弱和无奈。 陈灭之后，贺若弼在隋都大兴城见到了周罗睺。 贺若弼虽然以胜利者自居，但也惺惺相惜地说：“闻公郢汉捉兵，即知扬州可得。” 可见自负天下第一名将的贺若弼，也隐隐地将周罗睺视为同等的对手。 周罗睺不卑不亢地回答说：“若得与公周旋，胜负未可知。” 对于陆军大将萧摩诃，陈后主的心态就要复杂得多。 因为，陈后主做了一件难以言说的亏心事。 他给萧摩诃戴了一顶帽子，当然，这帽子的色彩碧绿青翠。 陈后主荒淫好色，自己的后宫嫔妃，都能拿出来和十大狎客一起取乐。 对于男女之事，就任意妄为，满朝文武官员的家属，他看中的人间绝色，就必然要弄上手，一遂心意。 于是，陈后主逼淫了萧摩诃的妻子。 这当然不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 陈后主心中有愧，见到萧摩诃时，心态难免失衡，于是，他心中有意无意，对萧摩诃产生了某种抵触。 有时对萧摩诃的意见，会故意视而不见。 其实，即使别人的意见，陈后主也已经听不进去了。 在隋兵渡江，战火将在江南烧起时，陈后主在重压之下，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和意志力。 他整天只知道以泪洗面，不知天之将暮。 他的心腹大臣施文庆，在大敌当前，依然只知道争权夺利，念念不忘他的湘州刺史的职位，毫无以身许国之心。 他害怕战争一起，将领们的发言权加大，如果有战功之后，肯定会不利于自己。 他向陈后主进谏谗言说：“此辈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机，哪可专信。” 因而，朝迁之中，军事将领们的所有奏请，陈后主一律不允许。 作为大将之首，萧摩诃久经战阵，其识度和能力在陈国以内，实在是一流人物。 很多次，真理都站在了萧摩诃一边。 很多次，他也可能挽救陈国。 但是，非常可惜，陈后主没有站在萧摩诃这一边。 陈后主错失了最后的希望。 当日，贺若弼进攻京口时，大将萧摩诃就请求率兵增援，认为贺若弼孤军屯兵坚城之下，完全可以里应外合，一举歼灭贺若弼于京口城下。 陈后主不许，他错失了第一次机会。 贺若弼进军钟山，阵脚未稳时，萧摩诃又献上了第二策。 “弼悬军深入，垒堑未坚，出兵掩袭，可以必克。” 陈后主又不许，他错失了第二次机会。 贺若弼趁机立栅稳固防守，军情日迫，留给陈后主的机会不多了，但老天给陈后主留下了最后一个自救的机会。 老将任忠在御前军事会议上，针对当前形势，规划了一个高明的“一稳二袭三攻心”作战方略。 核心内容是稳守都城，不与贺若弼交战。 利用优势水军，截断隋军南北信息传递，然后佯攻江北六合晋王杨广的行营. 这样可以造成隋军江南之师全军覆没的假象，同时放出消息，扬言要截断晋王杨广的退路。 这实在是一种天才而大胆的构思，并且具备非常强的操作性，如果成功，大胜可期. 历史上，历次南征，北方惨淡收场者，不乏其例。 但陈后主显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他第三次不允许，他也错失了最后的机会。 机会和好运转移到了贺若弼一方。 陈后主已掌握钟山之上，贺若弼的军队才几千人，并不是隋军的主力。 他再回头看看自己，手握十万精锐，又是本土作战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陈后主蠢蠢欲动。 他在周围幸臣的鼓动下，陈后主认为自己以大吃小，以主压客，稳操胜券。 他要主动出击，他要狠狠地教训杨坚，竟然如此小瞧自己，区区几千兵马，就敢进攻自己的都城建康。 他心血来潮，毫无征兆地对萧摩诃说：“兵不久决，令人腹烦，可呼萧郎一出击之。” 诸多大将，陈后主为什么单点萧摩诃，其中深意已不可考。 但任忠大不以为然，他跪地叩头，苦求陈后主不要派兵出战。 这个时候，孔范站了出来。 他一直自诩南朝文武之中第一人，那些年，他曾经对陈后主吹过牛皮，“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做太尉公矣。” 他出列，并不是自己请求出战，只是又过了一把嘴皮子的瘾，顺便将了萧摩诃一军，他豪气干云，气度潇洒地说：“请作一决，当为官勒石燕然（建功立业）。” 陈后主完全同意，他转头对萧摩诃说：“公可为我一决。” 萧摩诃不能不表态。 他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从来行阵，为国为家，今日之事，兼为妻子。“ 兼为妻子，这句话颇有内涵，也很有深意。 他的妻子，可是给他戴了一顶皇上亲赐的绿帽子。 事情的发展颇为诡异。 不知陈后主发了哪根神经，他临时又改变了主意。 他决定不再派萧摩诃出战，而是准备调集全国精锐，自己亲自指挥，要和贺若弼一决生死。 他摆出了一个奇怪的一字长蛇阵。 长蛇阵的最南端，直面对贺若弼。 但陈国最南端的将领，变成了鲁广达，而萧摩诃的军队，却远离贺若弼的军队，处于最北方。 陈国十万军队，全军出动，南北横亘二十里，头不知尾，尾不知头。 最为吊诡的是，陈后主此次布阵，竟然没设立一个最高的指挥部，而是每个将领率领各自的部队，独立为战。 或者说最高将领就是由陈后主自己担任。 当此之时，陈后主依然认为，贺若弼区区几千兵马，在自己的绝对优势兵力面前。 自己又亲自坐镇，己方士气如虹，而对手，会不战自溃，或是一触即溃吧。 陈后主准确地预测了战斗的进程，一触即溃的战斗确实存在。 只是并不是贺若弼的军队一触即溃，而是陈国太不经打了。 整个陈国，就只有一个能打的，另外的军将，并非不能打，而是离心离德，不愿意打。 唯一能打的，就是排在最南端，第一前线的鲁广达，他要报答陈后主的知遇之恩。 几天以前，鲁广达的二个儿子，率领部下投降了韩擒虎，并且亲自写书招降鲁广达。 鲁广达当时驻军建康，他接到信件后，立即绑缚自己，跑到廷尉处，陈述捆绑自己的原因，请求治自己的罪。 陈后主表现出难得的信任和宽容，他释放了鲁广达。 并且对他说：“公国之重臣，吾所恃赖，岂得自同嫌疑之间乎？” 陈后主还赐给他黄金，当天就放他回军营，让他重新带兵领将，安心为国效力。 值此用人关头，陈后主已无更多的时间，再去认识那些将领了。 他只能选择鲁广达打头阵，也许，他一见鲁广达后，君王自有知人之明，他就判断出鲁广达的足堪信任。 他的信任，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回报。 陈朝全国，只有二人能为国尽节，武为鲁广达，文是许善心。 但陈后主对于另外一个将领樊猛，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 第69章 贺若弼火眼金睛，陈后主突然崩溃 樊猛的妻儿，也是隋军的阶下之囚。 但樊猛在陈朝的位置，却敏感而重要。 他是水军江防将领。 率领八十艘水军战船，在长江水面，游弋巡逻，以防御杨广的军队渡江。 这是一支生力军，也是水军的精锐。 更为最重要的是，这也是一条救命或逃命的通道。 当建康战事吃紧时，这是一条可以逃往长江上游，或是出海的通道，也是一条保命之路。 这种生命要道，肯定不能交给樊猛，否则，如果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建康君臣的退路都没有了。 于是，陈后主想以任忠代替樊猛，指挥水军。 当萧摩诃传递命令时，樊猛竟然抗命。 他非常不高兴，认为临战之时，要自己交出兵权，是不信任自己，也是对自己的侮辱。 实权人物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事情透露出十分的古怪，在萧摩诃的居中游说之下，樊猛竟然拒绝交出兵权。 陈后主无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 这意味着陈后主，作为一国之君，已经失去对于朝廷的控制，也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 陈国上下离心，君臣生隙，已处于一推就倒的境地。 樊猛虽然不爽，但鲁广达却真心感怀陈后主的知遇之恩。 隋陈二军，在白土冈对峙，一触即发。 贺若弼与轻骑登上山顶，极目远眺，看到了陈国摆出的古怪阵型，南北延亘二十多里，但自己正面的最前线，也就是陈国的南线，却并没有绝对优势的兵力。 贺若弼大喜，这是天亡陈国，即使他们军队再多，却不能集中力量，合围自己。 自己虽只有区区八千甲士，却可以集中全力，冲垮对手的阵型，大有可为。 战斗刚开始，贺若弼便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他低估了都城建康的战力。 竟然有一个人，很能打，也真正在打。 鲁广达率领其麾下军将，拼死力战，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陈国将士有陈后主的重金赏赐加持，一个个打了鸡血一般，斗志昂扬，双方甫一接触，贺若弼的军队，立即就被杀死273人。 这是一个惨重的损失。 贺若弼一路行来，陈国军队望风而降。 他以为对面的军队也和他所碰到的京口城的军队是同一个级别，但他显然低估了建康军队的斗志和战力。 贺若弼陷入苦战，他进退二难，第一放战斗，将被击退四次。 战事一度非常吃紧，为了脱身，他只能采取火攻，放火烧烟，趁乱退军。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开始，甚至有可能，已经动摇己方军队的信心和斗志。 贺若弼兵少，又是孤军深入，如果长期相持，是一种灾难。 但贺若弼久经战阵，他展示了一流统帅的，临机应变和高超的指挥能力。 他敏锐地发现了陈国军队的弱点。 战前的动员会上，陈后主为激励士兵死战，向兵将承诺，当场兑现军功，当场发放奖励。 于是，鲁广达的士兵们，割掉贺若弼阵亡将士的人头，趾高气扬地奔向陈后主领赏。 贺若弼非常敏锐而精准地判断出，对面陈国军队的互不统属。 并且他观察出阵型的中部，由孔范率领的军队，军容士气骄惰而懒散。 孔范的无能，被贺若弼一眼看穿看透。 贺若弼立即作了一个天才而大胆的决定。 他舍弃鲁广达，率军直奔孔范的军队。 面对如狼似虎的隋朝精锐甲士，自诩南朝第一的孔范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百无一能，他不过是嘴炮第一。 孔范和贺若弼刚一接战，便感觉不是对手，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孔范立刻临阵逃走。 孔范辜负了陈后主，也辜负了自己。 他的逃跑，是致命的。 二军对垒，一旦阵脚一动，便再也无回天之力。 孔范一退，隋军立即全军全力追击。 陈国阵脚全乱，骑兵步兵，纷乱逃命，陈国死亡的将士达到五千多人。 大势已去，陈国再无回天之力。 陈国，崩溃得如此突然而充满戏剧性。 贺若弼是陈国的苦主，他的兵士抓到了萧摩诃。 不过，萧摩诃颇有大将之风，容色自若，辞气不挠，并不畏死。 贺若弼久闻其名，对他惺惺相惜，礼遇并释放了他。 萧摩诃有用。 贺若弼需要萧摩诃去稳定投降的陈国兵将。 这是政治，比战场之上，真刀真枪地拼杀，更讲技巧。 但萧摩诃此人，命运多桀，一生郁郁不得志。 他入隋之后，在汉王杨谅叛乱中，迎来了他此生的宿命。 陈后主也很快迎来了他的宿命。 任忠快马驰入台城，他知道要避免成为俘虏，唯一的希望，是和陈后主一起走水路，从长江之上逃跑。 他见到陈后主，直言战局的失败已无可挽回，并且为自己开脱道：“臣无所用力矣。”。 陈后主根本就不明白真实的情况，他觉得还可以挽回下，想做最后一搏。 于是，他把自己私人珍藏的二箱黄金取出来，对任忠说“为我南岸收募人，犹可一战。” 任忠赶快收下二箱黄金，他知道大势已去，对陈后主说：‘陛下唯当具舟楫，就上流众军，臣以死奉卫。” 陈后主旁徨无依，再无半点主意，只能相信任忠，让任忠赶快去准备撤退事宜。 他自己也命令宫人赶紧收拾行装，准备沿江上溯，投奔周罗睺。 一切收拾停当，就等任忠前来接驾。 但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 任忠终于来了。 可是，他身后是韩擒虎的五百隋军。 任忠不忠。 任忠原来的想法是借用陈后主的水军，一起逃往上游，再另做打算。 可是，事与愿违，当他发现逃走已成奢望时，任忠立即临时变节。 他投降韩擒虎，并成为他攻占皇宫的领路之人。 但是，因为任忠有功于隋朝，他的背主求荣行为，刚开始时，并没有受到惩罚。 很久之后，杨坚才发现任忠的不耻行径，杨坚颇有不平地说：“平陈之日，悔不杀任蛮奴（任忠）。” 但任忠成就了韩擒虎的一世威名。 韩擒虎一生最耀眼的功绩，就是活捉陈后主。 如果没有任忠，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真是时也命也。 因为突然的崩溃，陈国举国上下，甚至都没有事先准备，任何撤退的计划。 但战事至此，陈国再无振作的可能。 任忠告别陈后主，赶紧出宫安排撤退事宜，但他却在石子冈碰到了率领五百敢死之士的韩擒虎。 任忠心中五味翻腾。 这支隋朝军队的出现，完全出乎任忠的意料之外。 贺若弼的军队当时还在和陈国主力缠斗，不可能来得这么快。 任忠看到韩擒虎五百死士气吞如虎的士气，便错误判断，隋朝的大部队，已经渡过长江，包围建康城。 如果大兵压境，那任何的抵抗，甚至是逃跑，也徒劳无益。 任忠不过是个见风使舵的人而已，他立即思考自己的退路。 当时，任忠手下还有几百军士，完全有一战之力。 但他立即作了一个决定，他既不跑，也不战，任忠下马解甲，向韩擒虎投降。 为了立功，他还主动向韩擒虎献策，说可以活捉陈后主，抢立首功。 任忠轻车熟路地，带领韩擒虎直奔陈后主的居所。 朱雀门赫然在望，此门之后，陈国的宫城，就会敞开大门，任由隋军窥探。 朱雀门守军是陈国的精锐近卫军，而隋军，只有韩擒虎区区五百死士，加上任忠投敌的几百号人。 一方占据地利，一方占有人和，但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第70章 最是君王消沉久，绝色天下皆知闻 正面硬刚的战斗，从来都充满英雄的传说。 但堡垒被攻破，一般都源于内部的蛀虫。 任忠就是那个可耻的卖国贼。 他非常清楚宫城守军的虚实和心态，为了体现自已的价值和实力，他准备纳个投名状。 任忠站了出来。 他轻蔑地对守军挥挥手，倚老卖老地说：“老夫尚降，诸军何事！” 守军自然认识大将任忠。 情况非常明显，陈国大势已去，连任忠这种核心级别的将领，都已经投敌，何况他们区区小将弱兵。 大敌当前，保命要紧。 于是守军放弃朱雀门，一哄而散。 一人逃跑，就会像瘟疫一样，带动所有人逃跑。 韩擒虎没有耗费一兵一卒，兵不血刃，就占据了陈国宫城的核心据点，这已经开成关门打狗之势。 陈后主已成瓮中之鳖。 朱雀门将士逃跑的消息传遍内廷，整个宫城，满朝文武，立即乱成一锅粥。 混乱之中，再没有人，也没有能力去组织抵抗。 每个人，无脑般、发疯地拼命逃窜，他们只恨爹娘少生了二条腿，能跑多快就多快。 陈国兵败如山倒，陈国已经彻底完了。 但危乱之中，袁宪坚守住自己的岗位。 陈后主终于接受现实，他知道亡国的结局，已经不可逆转。 他抬眼看去，平日自己宠信的近臣，半个人影都看不见，反倒是自己不怎么待见的袁宪，依然不离不弃，跟随在自己左右。 触景生情，陈后主大生感慨地说：“我从来接遇卿不胜余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 感慨归感慨，但乱势之中，能躲一时，就躲一时。 陈后主选择逃跑。 在最后的时刻，袁宪表现出一国重臣的风骨。 他拦住要逃匿的陈后主，凛然正色地说：“北兵之入，必无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欲去之！臣愿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见侯景故事。” 袁宪认为，既然国破已经不可避免，那君王就需要有君王的尊严。 陈后主要以君王的礼仪和态度，去接受自己的命运。 这是中国历史的传统，也是亡国君臣最后的骄傲。 梁武帝就有这样的骄傲。 当年，梁武帝最后一战，被侯景围困于建康。 军民战士十多万人，在决绝的围城之战后，死者十有八九。 但梁武帝誓死不降，他战斗到全城全军，没有任何作战的力量，甚至都无法举起兵刃的地步，才向侯景投降。 城破之日，侯景的使者王伟呈上文书，梁武帝不疾不徐，卷起帘子，打开宫门迎接王伟。 梁武帝施施然地问王伟：“（侯）景何在？可召来。” 侯景虽然破灭梁国，但十分心虚，他率领五百个全副武装的甲士，来保护自己。 太极东堂，侯景在殿下稽首问候。 司仪将侯景引向人臣位置的三公榻，这是一个可以和梁武帝，坐而论道的位置。 梁武帝神色不变，以君王的气势慰劳侯景说：“卿在军中日久，无乃为劳！” 侯景有些慌乱，自己是灭了对方家国的仇人。 想不到梁武帝，竟然没有把自己骂到狗血喷头，而是如此轻描淡写，以君臣正常之礼相见。 侯景心中，想起了过往那些岁月。 当年自己在北方走投无路，满心绝望之时，是梁武帝收容自己，让自己有再起之日。 平日梁武帝，对于自己的种种恩义，也走马灯似地飘过心中。 但现在自己却率兵破灭他的国家。 他不负我，我自负他，侯景一阵心虚。 杀人不眨眼，久经战阵的侯景，竟然不敢仰视梁武帝，轻轻几句问话之后，人神交战之际，早已汗流浃背。 这种滋味，过于难熬。 即使是侯景对梁国的太子，心有轻视，但虎父无犬子，梁国太子在国破之时，也了无惧容。 太子中庶子对侯景说：“侯王（侯景）当以礼见，何得如此。” 侯景无奈，也只好依礼参拜太子。 可见兵锋之下，身可死，国可灭，但君王也要有君王的尊严。 活着是皇帝，就是死，也要站着死。 但陈后主显然并没有这种骄傲。 他不过是怯懦的文人，一群狎客之首，化国为家的胡天胡帝的，荒淫好色之徒而已。 因时因势，做了个不合格的君王， 对于袁宪要自己依梁武帝故事，以一种帝王的尊严面对如狼似虎的隋军时，他表现出本能的反对和畏惧。 他坚决要逃跑。 陈后主急慌慌地跑下床榻，跨上马，奔逃而去，一面逃跑，一面对袁宪说：‘锋刃之下，未可交当，吾自有计。” 陈后主早就做好了计划。 他担忧乱军之中，兵刃不长眼，秧及自身。 首要的目的，是要保命，至于君王的尊严，他现在已是亡国之君，根本就不在意。 陈后主给自己安排了一条退路，就是藏入景阳殿中的一个枯井，这样可以稍避兵火，免却玉石俱焚之忧。 也许在兵荒马乱之中，他也可以蒙混过关。 袁宪大失所望，他知道，一入枯井，陈国仅剩的尊严，也会雨打风吹去。 他苦谏。 陈后主不答应。 往日游乐之时，袁宪不能影响陈后主，今时今日，他依然对陈后主无能为力。 但陈国不止有一袁宪，夏侯公韵看到陈后主如此有失体面，也豁出去了。 他用身体挡在井前，就是不让陈后主下井。 一挡一入，二个人互不相让，夏侯坚持了几个回合，陈后主毕竟挟君王之威，最终如愿入井。 但覆巢之下，哪有可以逃脱之地。 韩擒虎稍加逼问，就知道了陈后主藏身之所。 隋军列队于枯井四周，传呼陈后主上井，但枯井寂寂，无人应答。 韩擒虎失去耐心，对着井中发话，如果再不上来，就要用石头填井，让井下之人成为石下亡魂。 陈后主本来就是惜命才躲入井中，他虽然不想面对隋军，但也知道再无可逃避了。 他让隋军放下绳索。 历史定格在这一刻。 枯井之中，慢慢露出三个人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井藏一君，一索缚三人”。 奇葩的陈后主，在最后的时刻，依然没有忘记享乐。 他依然带着宠爱的张贵妃，孔贵嫔，三个人一起成为阶下之囚，这可能是真爱，也算是同命鸳鸯。 但陈后主最宠幸的张丽华张贵妃，却并没在陪在他的身边。 那个发长七尺，油光可鉴，巧笑倩兮，眉目含情的绝代尤物。 那个为陈后主把关，挑选引荐人间绝色的不妒之妇。 那个和陈后主如胶似漆，蜜里调油，被陈后主抱于膝上，共决国事的柔媚女人。 那个参访宫外之事，以人间一言一事，逗笑取乐陈后主的八卦美女。 那个冠绝后宫，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张丽华，在陈后主最后逃亡的时刻，竟然被抛弃。 或者陈后主非常清楚，张丽华艳名在外，作为亡国之君，他再没有能力去保护和占有这种蜚声在外的超级尤物。 甚至可以认为，他留下张丽华，是对于隋朝征服者的一种示弱。 在中国的传统上，亡国以后，本国最有艳名和才名的女子，都是最高级的战利品，被战胜国理所当然的占有和享用。 事实上，隋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晋王杨广，他可能真有这个心思。 他父亲杨坚虽然贵为隋朝的皇帝，但杨坚的私人生活，尤其是在男女之事上，却是中国所有的皇帝中最独树一帜的存在。 杨坚虽然也有后宫无数佳丽，但他在皇后独孤伽罗没死之前，基本上是天天守着皇后，过着一种近乎不近女色的清教徒似的生活。 虽然中间也出现过一次例外，那是他平定尉迟迥三方叛乱之后，纳了他的孙女儿为妃。 这一来颇有新鲜感，二来少女青春芬芳，杨坚有一段时间非常宠爱这个新进的妃子。 但独孤伽罗也是史上独一份的皇后，她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干脆。 她等待杨坚上朝之后，派人直接处死了杨坚的新宠。 杨坚下朝回来，看不到那个娇滴滴的美人，不由大发雷霆，却又无可奈何。 这件事，还引了一场政治风波，这当然是后话。 因而，艳名天下第一的张丽华，即使从道理上，应该归属于杨坚，他也无福消受。 但杨广不同，他正值青年，又以文采风流自许，英雄美人，当然是绝配。 杨广确有一亲芳泽之心，他想纳张丽华为妃。 为了确保达到这个目的，他特意派了晋王府记室，高颎的儿子高德弘，去给高颎传递信息。 但他这个要求，被高颎无情绞杀了。 第71章 高颎铁心斩绝色，双雄有意争首功 作为实质上的统帅，高颎先于晋王杨广进入建康城。 他拒绝了杨广的请求，“武王灭殷（商），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 高颎做了一件举世皆惊的事情。 他在青溪之畔，石桥之上，斩杀了艳名冠于天下的张丽华。 一代绝色，刹那间香消玉殒。 高颎的理由非常充足，他觉得张丽华的美，惊心动魄，已经超越凡俗的认知。 自古红颜祸水，这种级别必然祸国殃民。 “昔（姜）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 可见，即使是饱经风霜，早已不惑的高颎，对于张丽华，也有我见犹怜的惊艳。 这成为一段公案，张丽华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公众人物，或者说是南征的象征性财产。 高颎处斩张丽华，到底是他自作主张，还是得到了更高级别的指示？ 以前因后果而言，应该是他实施了雷霆手段。 晋王杨广得知消息，当场变色，冲冠一怒，为这个没有见过面的红颜。 他毫不避嫌地当着高颎儿子面说道：“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 杨广对高颎的怨恨，经由张丽华事件公开化，这为高颎以后的仕途埋下了巨大的隐忧。 晋王杨广如此失态，并不仅仅是损失了，一亲绝代尤物张丽华芳泽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此次平陈，是古往今来，第一等的功名，他虽为名义上的统帅，但事事要听命于高颎，处处受掣于高颎。 这种感觉让他非常不爽。 他是杨坚最宠爱的二皇子，他觉得这是一种公然的藐视，也是挑战。 无可否认，在高颎的周围，确实有一个核心的决策圈子，杨广成了这个圈子的边缘性人物。 这种刺心的感觉伴随了杨广终身。 对于一个心比天高，自认天下第一的晋王杨广而言，这是无法接受的。 也许在这一刻，他的心中，就已经暗自下定决心，他不仅仅只是想做个晋王。 他的目标，要做到真正的天下第一，那就是名义和事实上的皇帝，是这个世界绝对的主宰。 那个时候，他要全天下都臣服在自己的脚下，他要让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威严下瑟瑟发抖。 那个时候，任何人再也不敢拒绝自己的命令，哪怕是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话。 晋王杨广，在平阵之役之后，心中就逐渐萌发了夺宗之计。 要想成为皇太子，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他还年轻，他可以等待他的对手犯错，他坚信，自己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晋王杨广，确实是一个天才横溢的人，也是一个精于政治的政客，他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最后，他成功了，但也可以说，他似乎也失败了。 晋王杨广现在非常恼火，但在建康，还有一个比他更恼火的人。 他就是贺若弼。 活捉陈后主这个天下第一功，竟然被韩擒虎侥幸夺走了。 他在钟山白土冈大破陈军十万主力之后，全军快速推进到乐游苑，建康城就在他触手可及的前方。 但贺若弼在这里耽误了整整一天。 因为，他前面横亘着陈国唯一的战力，或是说是唯一愿意，为陈国尽忠的武将鲁广达。 他无法逃避，只能选择应战，只有扫除鲁广达，他才可能前进。 白土冈之战，鲁广达所部已经斩杀贺若弼273人，现在冤家又一次聚头。 鲁广达是贺若弼的苦主，他真正卖命奋战，又杀伤贺若弼部数百人，对于总共才八千甲士的贺若弼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以致于在战后的论功行赏会上，韩擒虎当着杨坚的面，讽刺贺若弼多丧师旅，并把它作为贺若弼的一个污点加以攻击。 战斗非常残酷，从白天打到日暮，整整拼杀了一整天。 但大势所去，陈国事实上已经失败了。 他孤军难支，再不投降就会全军覆没，并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牺牲。 鲁广达解甲，面向台城方向再拜痛哭，回首对着他所剩无几的部下说：“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 鲁广达所部，几经恶战，大多已经为国捐躯。 日暮残阳如血，悲壮之意笼罩周围，此败，非战之罪，实在是陈国生机尽失，再无回血的可能。 鲁广达的部下尽皆流涕歔欷。 于是，他们弃械投降贺若弼。 兵贵神速，贺若弼耽误了最宝贵的一天。 当他要当天夜里长驱直入北掖门，进入建康城之晨，他听到了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韩擒虎在前一天进入建康，并且已经活捉陈后主。 贺若弼非常恼火，但韩擒虎太开心了，他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他虽然率五百敢死之士，儿戏般顺利地进入建康，但主要还是靠任忠作向导和内应。 建康城，是陈国的国都。 只要有得力的人稍作组织，陈国剩下下的精锐军队，就足以将他这区区五百人，击成粉碎。 由于他进入陈后主的后宫之后，放纵军队淫污陈宫，他已经失去了对这支军队的控制， 但现在有了贺若弼这支生力军，胜利成果总算可以稳住了。 陈国灭亡，陈后主被自己活捉，平陈首功，谁也抢不走了。 但贺若弼想努力一下，他想抢这个不世之功劳。 他不服气。 自己以区区八千甲士，在正面作战中，击溃陈国十万主力，放眼历史之上，他已经不输于任何一位名将。 他想把韩擒虎的功劳抢过来。 深夜，当宫城布置好防卫，确保万无一失之后，贺若弼叫韩擒虎把陈后主唤来相见。 黑夜深沉，烛影摇红，陈后主既忐忑，又惶惧，他当然知道对面就是击溃自己十万大军的贺若弼，他不知道这次见面，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命运。 高度的紧张，让陈后主汗流浃背，二股战栗，他再无半分陈国君王的尊严，不由自主地向贺若弼屈膝下拜。 贺若弼文武全才，他坦然受之，并对陈后主说：“小国之君当大国之卿，拜乃礼也。” 这是取法于春秋战国时的古礼，他当得起战败亡国君王的一拜。 然后，贺若弼安慰陈后主说，“入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 贺若弼展现了大国大将的风度，也为陈后主指了条明路，而这条路，就是陈后主国灭之后，最好的归宿。 北上长安，入隋作归命侯。 送走陈后主，二大主将却差点火拼起来。 贺若弼实在想不通，平陈首功，活捉陈叔宝，无论如何也不该轮到韩擒虎区区五百人的头上。 韩擒虎当然更不愿意放弃这光明正大到手的功劳，二人互相争执，竟至于拨刀相向。 这当然只是一时意气之争，也不可能真正争论出结果。 当面竞争，达不到目的。 贺若弼又生一计，他想从礼法上，让陈后主向自己投降，毕竟现在建康城中，自己势力最大。 他让蔡徵代替陈后主起草了一份投降书，让他向自己投降，然后按照古礼，战败国的君主乘骡车归顺自己。 但陈后主已是韩擒虎砧板上的肉，他是绝对不会吐出来的。 这件事情，遭到韩擒虎的抵制，没有办成。 贺若弼做了最后的努力，仗着自己势大，他说服韩擒虎将陈后主置于德教殿，由自己派兵守卫。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韩擒虎只得退让了一步。 他必须服软。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韩擒虎的军队大部分，正在陈后主的后宫大逞淫威，韩擒虎的军队，事实上已经是一盘散沙。 他知道，他和贺若弼的军功之争，恐怕要延续到京城大兴，要面对杨坚之时，再去争一日之长短了。 他没有等待很长时间，他和贺若弼第一次明面上的朝廷评判，很快就到了。 尘埃落定之时，平陈统帅晋王杨广终于进入建康。 他做了二项标准操作。 第72章 杨广莺啼初试日，王颁深仇得报时 这二件事情，其实是一体二面，既要摧毁旧世界，又要建设新政权。 隋朝号称仁义之师，南渡长江，解民于倒悬。 毫无疑问，需要清除旧世界中，民怨沸腾的几大奸臣。 这主要集中于陈朝的核心高层。 一是作威作福，祸国殃民的施文庆。 第二类官吏。 那当然是给陈后主捞钱，供其挥霍无度的几大酷吏。 晋王杨广的清洗计划，非常有节制。 这是一种非常小范围的必要清洗，既可以收拢民心，也可以最大限度地，稳定陈国朝野对新朝的信心。 如果实行大规模的清洗，在隋军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局势将可能走向无法预知和控制的方向。 上兵伐谋，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利益，从来都是高层的政治智慧。 晋王杨广虽然年轻，并没有更多的深谋远虑，但他背后，有老于政道和治道的高颎。 这个有限度的清洗计划，展现了极高的行政和谋略水平。 杨广做的第二件事情，更是攻灭一国所必须进行的标准程式。 陈国一向自诩为汉族文化正朔，认为北方的周朝和隋朝不过是化外之民，只是武力蛮夫而已。 晋王杨广下令，收集书籍图箓，封存府库，资财一无所取。 这显然是上国风范，表明了隋朝统治者，对陈国原有体系，某种程度的接受或是承认。 即使这种承认并不是长期，但也足够赢得江南士心。 晋王杨广的这些举措，为他快速赢得江南政坛和朝野的某种认可。 他们觉得，这个外来的征服者，并非是想象中的蛮夷，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考虑，在将来的新政权中，如何去占得一席之地。 这就是民心。 这种朝野间的期盼，对杨广未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杨广登基之前，他最辉煌和最为人称道的政绩，就是治理江南。 一个江南，就是一个世界。 在他登基称帝之后，他的政府中很多高层，都是江南人士，这对于南北文化和文明的融合，是一种强有力，也是有利的推动。 杨广很快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 清理完陈国的敌对势力，杨广需要对自己内部的将领下手。 他必须囚禁二个人。 这二个人都是隋朝平定江南的功臣，但于情于理，杨广需要将他们下狱，以等待杨坚的指示。 第一个撞到枪口之上的人，是大将贺若弼。 杨广的理由非常充足，贺若弼违抗军令，为了抢功，单独和陈国，先期决战。 有令不行，擅作主张，这是重罪。 因为在合围建康的原定计划中，贺若弼的军队，只不过是前锋部队。 杨广和高颎从来没有计划，更没有允许过，贺若弼以八千甲士，正面硬撼陈国的主力，并占领建康。 前锋就只是尖兵的作用，是搅局者，不能成为决定者。 其实当日情势，也是险到了极点。 如果贺若弼不是天纵之才，天才般地找到孔范这个突破口，他的八千甲士，恐怕在白土冈一战中，早就全军覆没。 引起的后果，就是灾难性的。 隋朝此次南征，大概率会无疾而终，再一次卷土重来，就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但这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竟然被贺若弼奇迹般地完成了。 虽然是大功，但违抗军令，同样也是重罪。 有罪必罚，贺若弼被投进狱中。 另外一个人，却是来自于韩擒虎五百死士的将领，他叫王颁。 王颁进入建康城之后，连夜掘开陈朝开国帝王，陈霸先的坟墓，焚其骨而饮其灰。 这一样是大罪。 杀父夺妻，自古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恨，何况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再去挫骨扬灰，必然不为社会和道德所容。 这和隋朝的仁义之师，也和杨坚以仁孝治天下的理念不相符合。 何况，现在江左虽定，但江南未稳，隋朝需要维持一个更道德的大国形象。 即使在天明时分，王颁自己捆绑自己，向晋王杨广请罪。 也无法逃脱罪责，杨广依律将他囚禁。 他们都在等待大兴城中，那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指令。 王颁是真正的死士。 韩擒虎这只部队之所以叫做敢死之队，相当大的原因来自于王颁。 他是王僧辩之子，王僧辩和陈国开国之君，陈武帝陈霸先，结下了兄弟之情，同样也结下了解不开的死仇。 当年，王僧辩平侯景之乱，对于梁朝有再造之功，在战斗中，他和陈霸先英雄相惜，结成儿女亲家。 虽然这桩婚事，因为王僧辩母亲的过世而拖延未办，但王僧辩对陈霸先推以赤心，肝胆相照。 他们之间融洽的关系，被传为当世佳话。 一切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陈霸先并不这么想。 当时，江南的历任朝廷，已经形成一种军人政治，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谁就能化家为国。 陈霸先同样也想窃国为家。 他一边和王僧辩称兄道弟，一边暗中等待机会图谋王僧辩。 这个阴谋家，以有心算无心，很快等到了机会。 当王僧辩要求他整军备马，防备北方齐国的进攻时，他矛头一转，直接挥兵偷袭王僧辩。 事出突然，王僧辩没有任何准备，他脆败于陈霸先，成为阶下之囚。 在王僧辩请求饶命之时，陈霸先说出了一句厚颜无耻的话，他不无得意地责怪他说：“何意全无防备。” 同为朝臣，且有兄弟之义，连襟之亲。 陈霸先却责怪王僧辩不防备自己，让自己轻易偷袭得手。 可见南朝的军人政治，到此之时，已是全无气节，世间再无任何忠诚，将领们之间，也再无信任。 唯一可以依凭的手段，只剩下武力。 这已是病入膏肓，即使隋朝不发动武力南征，这种政权，已经了无生机。 王僧辩看着志得意满的陈霸先，无奈地回了一句话，他说道：“委公（陈霸先）北门，何谓无备。” 这是责怪自己不应该，把陈霸先当成心腹，兄弟，亲家，而应该当成一个竞争对手，时刻提防。 话虽如此，但陈霸先却没有任何义气，背叛自己。 只是当时，义气却不值一分钱。 在掌握绝对的权力面前，在当皇帝君临天下的梦想面前，陈霸先根本就不曾考虑过义气二字。 为了斩草除根，他在当晚就绞死了王僧辩父子。 和王僧辩一起被绞死的儿子，就是当时准备迎娶陈霸先女儿的王頠。 在权力斗争面前，亲家翁，兄弟，女婿等等的身份，都被赋予政治的含义。 有相同的利益，就认可这种关系，如果利益纠缠或相反，就会非常冷静而明白无误地切割这种关系。 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 在陈霸先登基之战中，王僧辩还有几个儿子，也死于随后的战争。 经过残酷的清洗，王僧辩一族，在南方已经流水落花，永远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王僧辩和陈霸先结下了死仇。 天可怜见，王僧辩还剩下王颁这条血脉。 他要复仇，他一辈子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攻灭陈国，将陈霸先挫骨扬灰。 他就是王颁。 王僧辩平侯景之乱时，他把王颁作为人质，安放在长江中游荆州的梁国，以取得萧梁的支持。 梁元帝在荆州被北周攻灭之后，王颁也随荆州十多万人一起进入长安，才成为王氏一族的漏网之鱼。 从此之后，王颁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向陈霸先复仇。 国恨家仇，深深重重，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当杨坚征集平陈之策时，王颁第一时间献上自己的奇兵偷袭计划，以五百人组成敢死之士。 奇兵直袭建康。 这种天才而大胆的构思，如果不是非常清楚陈国虚实，或是早已把自身性命置之度外之人，绝难有如此气魄。 说完自己的必死之计，王颁回想自己身负的血海深仇，不由在杨坚面前真情流露。 王颁痛哭流涕。 将心可用，士心可用，杨坚认可了这个奇袭的计划。 王颁说到做到，他亲自率领几百人，成为五百死士的中坚。 这支力量，最后被韩擒虎掌握，他统帅这只生力军，也是敢死队，一路直捣建康。 以最快的速度，活捉陈后主，建立平陈首功。 王颁进入建康，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73章 十四万人齐解甲，从此萧郎是路人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进入建康城的当天夜里，王颁秘密召集了他父亲的一些老部下。 王僧辩毕竟一代雄才，虽然他已死了三十多年，竟然还有一千多部下，慕其英勇，念其风彩，赶来参见王颁。 王颁并不说话，他对着这一千多名父亲昔日的部属，痛哭流泪。 一千名壮士不知所措，他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根本就不知王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王颁还是默不做声，哭泣不止。 壮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有一个壮士站了出来。 他说道：“郎君来破陈国，灭其社稷，仇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将为（陈）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垄，斩梓焚骨，亦可申孝心矣。”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王颁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立即对着这一千多名父亲的老部下，跪拜在地，重重地，实打实地叩了几个响头。 王颁知道王氏已经离开江南太久，现在要让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掘人坟墓，鞭其尸骨，是一件强人所难，惊世骇俗之事。 但这是他一生的追求。 王颁心志坚定，诚心正意想求得他们的帮忙，他的叩头是真正的实叩。 他的额头被地面碰撞得鲜血淋漓。 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其为帝王，坟茔甚大，恐一宵挖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 显然，以一个晚上的时间，要掘开一座帝王陵墓，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天亮之后，被发现告发，就会引来极大的阻力，事情大概率会功败垂成。 在古代，掘人祖坟和杀父之仇并没什么不同，何况这是堂堂皇帝之墓。 一千壮士说干就干。 他们坚信人多力量大，一天之内，就准备好掘墓的锹锸，然后乘着夜色，在隋军初到，各种力量自顾不暇之际，连夜斩棺焚骨取灰，投水而饮。 王颂终于得偿所愿，他自缚于晋王杨广面前，请求治罪。 这当然是大罪。 于是，晋王杨广将贺若弼和王颁投入狱中，并将这二件事情，快马加鞭，送呈杨坚定夺。 杨坚很快回了信。 帝国上下，沉浸在南北一统的巨大喜悦中，杨坚对于这二个功臣，表现出绝对的肯定，和巨大的包容。 胜利者，总是正确的。 他在给杨广的诏书中说：“平定江表，弼与韩擒虎之力也。” 杨坚不仅不治他们的罪，并且赐物万段，又分别给贺若弼和韩擒虎下了诏书，肯定和嘉奖其丰功伟绩。 但同时，杨坚遵循国灭祀继的古礼，特别赐给了五户人家，给陈国三个皇帝守陵。 对于王颁，杨坚也展现出足够的人文关怀，他在给杨广的诏书说：“朕以义平陈，王颁所为，亦孝义之道也，朕何忍罪之。” 也是舍而不问。 杨坚是最大的胜利者，陈后主国破家亡，成为最大的失意者。 杨坚心情大好，他对陈后主也表现出不寻常的优容。 作为君主级别的失意者，陈后主在江南，额外享有了一个告别仪式。 萧摩诃作为陈国最着名的将领，在和贺若弼的正面交战中，未战即溃。 于国于家，都是罪人。 其实萧摩诃手下也有八千精锐，如果拼死力战，胜负实在难料。 但萧摩诃了无战意，以致局势一泻千里，即使现在心生后悔之意，也已于事无补。 萧摩诃看到陈国已破，心中无限怆然，自己虽然被陈后主赠送了一顶绿帽子，终是私事，但他却因为私事而妨碍了公义。 千载之下，自有后人评说。 萧摩诃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 他知道，和陈后主建康一别之后，只怕今生，再见无期。 那一刻，他想起陈后主平日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想起了自己身负陈国名将之誉。 他终是辜负了自己，也辜负了陈国的大义。 萧摩诃找到贺若弼，请求他让自己和陈后主见最后一面，他说道：“今为囚虏，命在斯须，愿一见旧主，死无所恨。” 贺若弼看出了萧摩诃眼中的意兴索然，同意了他的请求。 萧摩诃进殿，见到陈后主，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一朝君臣之义，竟以这种方式结束。 真是让人感慨，萧摩诃悲从心来，俯伏号泣。 伤痛之情，无法抑止。 萧摩诃抬头，看到陈后主还没有进食，身边也没有一个服侍的宫人。 萧摩诃走到后厨，取来食物，站在一边，安静地服侍陈后主进食。 陈后主静默无言。 也许在这一刻，君臣二人，在心中都和往日恩怨，做了一个告别。 也许，他们已在心中，互相和对方和解了吧。 战败国的待遇是非常悲惨的。 杨坚不仅仅想在地理上征服陈国，他也要从文化上融化陈国。 陈国的都城建康，被夷为平地，要重新恢复耕地的状态。 这和当年杨坚平定尉迟迥，推倒邺城的政策，如出一辙。 这可以割断江南之人的精神期盼。 一代繁华，终将落寞，此地居然形胜，也曾小小兴亡。 陈国的君臣，全部被征召北上，他们的目的地是隋朝的都城大兴。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王公百官加上其家属，浩浩荡荡，连绵五百里，真是蔚为壮观。 杨坚展示了胜利者的风范，他命令京城士民，空出很多住宅，修整干净之后，礼待陈人。 他当然可以礼待陈国之君，因为陈后主，恭顺而有用。 建康城破，陈国灭亡，但江南还有很多地方，需要陈后主的号召和影响力。 晋王杨广采取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和为上的招抚政策。 他让陈后主写信给各地军政首脑，招降他们。 为取信于那些实权人物，陈后主同时派出朝中文武大臣，向他们阐述陈国已亡，让他们就地投降隋朝，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和牺牲。 于是，江南闻风而定。 在武汉三镇和隋军隔江对峙的，陈国水军主力周罗睺和陈慧纪，解甲相聚痛哭三日，然后投降秦王杨俊。 不过，在洞庭湖之南，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岳阳王陈叔慎，年轻气盛，不肯做亡国奴。 国难当头，偷生不如赴死，“纵其无成，犹见臣节。” 当时，湘州大地，士气未尽，群臣激愤，歃血为盟。 “青门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机，不可犹豫，后应者斩。” 于是，他们诈降于杨素的别将庞晖。 当庞晖进入岳阳城中时，被早已埋伏的甲士一哄而上，招降部队全军覆没。 但这无法影响整个战局的走向，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岳阳城很快遭到了隋军优势兵力的围歼，岳阳王陈叔慎被擒斩于汉口。 洞庭湖以南皆平。 但还有一块骨头，也必须吃干抹尽，那就是隋朝南征时，明面上的导火索，还需要去扑灭。 梁朝皇室萧岩叔侄，在陈亡之后，颇得三吴之地的土着推崇，被尊奉为主，举兵反隋。 但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胜强。 萧氏叔侄虽名为刺史，但在当地根基尚浅，三吴之地，已远非当年吴越争霸时的精锐。 萧氏叔侄很快失败，作为最主要的战犯之一，他们被擒送问斩于大兴城。 整个陈国旧地，就剩下遥远的岭南，没有归附隋朝。 第74章 岭南圣母定天地，娶妻当娶冼夫人 遥远而神秘的岭南，充满了无数美丽的传说。 它的政权结构和整个江南非常相似。 东晋衣冠南渡之后，作为合法的，正式的江南政权，南朝宋齐梁陈四国，迭次更替。 但每个朝代都是短命王朝，是军政一体化的王朝，也是一种联合和妥协的王朝。 每一个朝代的统治时间，都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这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权力结构。 中央政府必须要和当地的豪强结成同盟，二者互相承认，相互渗透结合，才能在当地有效地行使统治权力。 强龙和地头蛇混流，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政治联姻。 以政治联姻为基础，外来势力和本地土着势力互相融合，形成了新的乡里豪族。 高凉冼氏，世世代代为南越首领，是实打实的土着豪族。 梁朝之时，外来势力和本土的冼氏势力，出现了合流的机会。 冼氏在当代出了一个声名在外的奇女子。 她不爱红妆爱武装，从小就富有谋略，是天生的领袖型人才。 她在乡里，劝亲族为善，又规谏其兄洗挺，不恃强侵扰邻境。 冼氏在很早的时候，已显示出自己的文才武略。 但她还需要一个机会，她也需要一个适合的平台，才可从风腾云，一朝化龙。 梁朝的罗州刺史冯融，敏锐地发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赶快给自己的儿子，高凉太守冯宝提亲，和洗氏结成政治姻亲。 这是一个双赢的决定，将开创岭南新的时代。 因为冯氏虽然三世为郡守，但他们却是北燕苗裔，是十足十的外来龙。 当年北燕被北魏太武帝灭国，末代君王冯弘率领族人避入高句丽。 也许，当时，冯弘就预料到可能发生的悲惨局面，他预先做了二手准备。 他率领本部进入高句丽，但同时，他命令族人冯业率领三百人，渡海南来，投靠江南的宋朝。 事实证明，多线投资，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永远有备无患，才是真理。 冯弘一支，被高句丽连骨头渣子都吃掉了。 但冯业却在江南落地生根。 冯业一族，被宋王派往遥远的新会做郡守，到冯融这一世，已历三代。 虽然多历年所，冯氏一族，却一直被强大的地方势力所抑制，政令并不能很好地贯彻实行。 冯融非常清楚，要想推行教化，唯有和本土势力合流。 只要和冼氏这种土着大姓相融合，事情便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这种联姻得到的好处是双向的。 冼氏一族，可以一跃成为刺史的外戚，增加了对脚下这片土地，更多的主权和影响力，同时，又具备了政府权威。 他们可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土着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事实也证明，这种联姻，带来了全新的政治风气。 冼氏在内约束本族本宗奉公守法，在外则和冯宝一起处理州郡政务，即使当地土着首领有犯法之人，也不再象以前一般，舍弃不问。 有了冼氏的加持，上下整肃，政令有序，人莫敢违。 全境得安。 冼氏历经梁、陈二代，竭忠奉国，保境安民，被尊奉为“圣母” 她虽然是一介女流，却是少有的，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 当年侯景之乱，整个江南到处混战，乱成一锅粥。 各种势力，面临生死抉择，大有一步走错，万劫不复之忧。 高州刺史李迁仕响应广州都督征兵援台（梁国都城建康）之议，召冯宝前往。 但冼氏却阻止冯宝自投罗网。 她非常清醒地判断李迁仕必然会造反。 他对冯宝说：“刺史（李迁仕）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人）质，追君兵众。此意可见，愿且无行，以观其势。” 洗氏对于事情洞若烛微，一语中的，让冯宝避免了一场无妄之灾。 正如洗氏所言，李迁仕几天之后，就举起了造反的大旗。 为了免除后患，避免李迁仕的攻击，也断绝他割据岭南称王，为祸乡里的计划。 冼氏决定主动出击，清除掉这个隐患。 她进一步展示了，作为女中豪杰的勇气和魄力。 冼氏向丈夫冯宝献计，可以智取李迁仕。 她设了一个局。 针对李迁仕手下大将外出，孤身一人在州，势单力弱的缺点，为李迁仕量身策划了一个出其不意，让其必然中计的行动。 她先分析，可以智取的理由，“（大将外出）迁仕在州，无能为也。若君自往，必有战斗。宜遣使诈之。” 然后，冼氏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宜卑辞厚礼，身未敢出，欲遣妇（冼氏）往参。彼闻之喜，必无防虑。于是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不唱言输赕，得至栅下，贼必可图。” 冼氏实乃一代女中豪杰，对于人心人性的把握，已达入微之地步。 并且胆大心细，置于历史之中，四海之内，也是一等一的名将。 这次她不过是小试牛刀。 一切都如她的预判。 在她出其不意的突袭之下，李迁仕被轻松荡平，冼氏大捷而还。 吞并李迁仕后，冯宝和洗氏的势力和声望大涨，已隐隐有岭南霸主的气势。 洗氏还要做一件事，才能巩固他们的地位。 她需要押宝。 冯氏和洗氏现在已经在当地成为马首是瞻的势力，但他们需要得到，江南未来的政权的肯首和承认。 在复杂和纷纭莫测的局面中，这需要高超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洗氏亲自率兵，和日后平定侯景叛乱的大将陈霸先，相会于灨石。 这是未来陈国的开国之君和岭南土着首领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会面。 这也是冼氏第一次和中央政府中第一流的将领，也是日后的君王，面对面地交流。 政治虽然只讲究冰冷的利益，但在相同的条件下，一样讲究人与人之间的渊源。 这次会面，影响深远。 奠定了岭南的政治格局，也更加巩固了冼氏在岭南的权力和影响力。 冼氏深有相人之术，也有识人之智，她从心里折服陈霸先的为人和气概。 知道侯景不过是适逢其会，祸乱江南，但总有一天会被陈霸先扫平。 她确信这一点。 她将宝押到陈霸先的身上。 回归岭南后，冼氏对冯宝说：“陈都督（陈霸先）大可畏，极得众心，我观此人，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 这是一种非常正确而超前的政治投资，也给洗氏和冯氏家族带来了巨大而久远的政治利益。 但冯宝早死之后，岭南又陷入群龙无首，大有失控之势。 冼氏又一次站了出来。 这是属于她的时代，她也将开启真正属于她的时代。 她安抚百越之族，阖境宴然，在动荡的时代，岭南安稳，不动如山。 后来，陈国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引诱冼夫人的儿子冯仆到广州，逼迫他给冼夫人写信。 欧阳想招安冼夫人。 冼夫人义正辞严地拒绝道：“我为忠贞，经今二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 她立即发兵备战，并和陈国平叛的将领章昭达，内外呼应，步步进逼，欧阳纥最终崩溃成擒。 经此一役，冼夫人的声望达到顶点。 陈国正式册封冼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 虽然在古代，女性并不能正式成为州郡刺史，但陈国给了冼夫人无上的礼仪。 陈霸先赐给冼夫人绣幰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薄一如刺史之仪。 冼夫人一跃而成为陈国在岭南，事实上的女将军和女刺史，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直到陈国灭亡之后，岭南再一次失去宗主国的庇护。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动荡，境内数郡，共奉冼夫人为“圣母”，静观政局的发展，期待遇到另一个明君。 自古以来，岭南一直属于统一的王朝版图，当江南大定，招抚岭南便成为首要之事。 平陈之后，杨坚特别派遣韦洸安抚岭南。 但韦洸碰到一个拦路虎，原陈朝的将领，徐璒驻扎在南康，镇守住了进入岭南的交通要道。 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韦洸虽然统帅三万军马，但颇有无处用武之感。 当韦洸望而兴叹，逡巡不敢前进之际，隋朝的战略专家，那些老于谋略，熟悉岭南事物的官僚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平定岭南，核心不在于南康的徐璒，而在于高凉的冼夫人。 如果没有冼夫人的认可和配合，即使拿下徐璒，岭南依然是危机四伏，未可称稳。 最佳的办法是招降岭南冼夫人。 因为冼夫人一向归化于陈国，可依例让陈后主写信招降，如此便可不战而收获岭南。 这一招抓住了事情的本质。 当冼夫人读到陈国已亡，隋朝当道，令其归化的陈后主的招降之书之后。 当她看到当年，她进贡给陈霸先的扶南犀杖和陈国给她的兵符之时。 洗夫人知道大势已变。 天下已经易主了。 于是，她集中岭南之地几千首领，整日为陈国的灭亡而恸哭。 然后，她当众表态，愿意效忠隋朝。 当时，冼夫人的儿子冯仆已死，她派遣孙儿冯魂率兵迎接韦洸进入广州。 中央政府和本土势力再一次合流融合。 岭南遂定。 但是岭南的稳定是暂时的，整个江南的稳定也是暂时的。 第75章 江南再成修罗场，前度杨郎今又来 隋朝的江南政策，引发了巨大的灾难。 南北一统，才过去短短一年时间，江南叛乱蜂起。 江南的豪族们，展示了巨大的割据实力和影响力。 他们有的聚集了几万人马，最少的也有几千之数。 如果只是偶尔的叛乱，那可能是当地的官僚为非作歹，官逼民反。 但如此大规模，全区域的反叛，就一定是隋朝的江南政策出了大问题。 事实确实如此。 杨坚平陈之役，以一种始料未及的速度，极为快速地完成了。 这是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多少文武全盛的名君，毕生也无法完成的终极追求。 杨坚已经站在了历史的丰碑之上。 隋朝君臣的心态有一些飘了。 他们觉得，南朝虽然自诩衣冠正朔，文采风流，也不过是不堪一击而已。 但杨坚犯了一个错误。 陈国中央政权虽然一触即溃，但其统治下的豪族阶层，才是维系南朝政权的核心力量。 陈国的政府，并不等同于江南社会，也不能代表真实的政体力量。 晋室南渡之后，江南社会，在漫长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其发展路线就和岭南冯氏和洗氏一般，互相渗透成长，早就结成了牢固不可破的，新型豪族集团。 他们依靠九品中正制，垄断了做高官的权力，和当世的皇权，分享权力和利益。 这些豪族，他们是真正的土皇帝，在乡里具备极强的号召力和实力。 隋朝荡平江南时，推进速度过于迅速，豪族们并未展示其坚韧和强悍，反而默许了隋朝的大力扩张。 在他们的心中，却依然信奉，这一次的改朝换代，和以往几次政权的更迭，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皇朝的名称虽然不同，皇帝也改变成另一个皇帝，但他们在乡里和政府的利益，依然可以延续，也必须延续。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时代不同了。 杨坚早就已经习惯了，经过他改造后北朝的政治体制和民情民俗。 本质而言，北朝的权力基础来自于中央的军事政治力量，然后将传统上的豪族融合于政府，再一起瓜分权力和利益。 这是一种以上统下，军政一体化的政体。 杨坚在历次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已经成功强化和巩固了皇权。 对于一心要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的杨坚来说，如果说在北方，他还必须和他的权力来源的基础，关陇集团虚与委蛇。 对于江南这片土地，他却毫不犹豫地表现出，独断专行的野心。 这产生了一个矛盾。 南方是士族阶层和皇权共享共治，互相依靠，以维持和巩固其权力和利益。 杨坚作为征服者，是一个刚刚统一南北，取得了震古烁今成果的皇帝。 他想当然地复制了北朝的，军政一体化的思想和治国理念。 杨坚在心态上和事实上，是以一种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发布命令，统治江南。 他确信，江南必须接受隋朝的政治理念。 但他的政策，直接弱化和剥夺了南朝豪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固有利益，引发了整个江南社会和隋朝直接的对抗。 杨坚在江南的四重奏，让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 江南豪族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简单，自南北朝以来，不服就干。 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 最大的核心问题是，杨坚过于急切地将利益收归北方，而侵犯了江南社会豪族的利益。 首先，杨坚抢了别人的饭碗。 他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管理体制，裁汰了相当部分体制内的官吏。 在一吏养一家的古代，这会直接剥夺了一个家族的，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毫无疑问，夺人饭碗，总会让人不爽，并引起人的反抗。 第二点，杨坚调整更换了江南一大批的中高层官员，取之以北方的大员。 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奈的行为。 陈国灭亡之后，陈后主及其政府官员，全部北上，进入隋都大兴城。 这支北上的队伍，浩浩荡荡，绵延五百里，蔚为大观。 可以想见，陈国的中坚力量层，会一扫而空。 这在客观上产生一个空层，那就是合适的上层官吏严重不足。 并且，杨坚的本心，也想主动改变，世家大族对江南的控制。 他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更换了江南大批的中高层管理者。 这传递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信息，即杨坚不会保护和照顾，原来江南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的权利。 第三点，杨坚的“国有化”遭到了坚决的抵制。 杨坚低估了江南豪族的力量。 他粗暴而直接地和江南的豪族正面对抗。 杨坚采取了象北方一样的“大索貌阅”，即全面做人口普查，但他切入的时间过于急切了。 这直接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因为，这部分人口，原来都归属于陈国大大小小的豪族集团，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现在，杨坚要将这些人口的红利，收归国有。 这些行为，强抢了江南豪强们的奶酪。 最后，杨坚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机械式的，强制型思想灌输方式。 杨坚以忠孝立国，苏威将它总结成五教，即儒家所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五孝本身充满正能量，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之术。 苏威将家和国混为一体，以小家的孝，引至大家，也就是国家层面的忠，导孝为忠。 全社会，每个人，都为忠臣孝子，自然有利于统治。 苏威将五孝的内容具体化和细节化，命令江南父老，民无长幼，全部背得滚瓜烂熟。 这种高压式，教条式管理，搞得民怨沸腾。 江南已经处于火山口。 杨坚的江南政策，太过激切，推进的方式，也存在很大的想当然，这引起了江南社会的反抗。 但直接引发大规模叛乱的原因，却来自于一个，可能是真实的谣言。 江南富庶之地，民间传言，隋朝会把当地土着大姓，分批全部迁往关中。 这在当时，是一条谣言，但也可能成为既成的事实。 在历史上，为达到彻底的征服，迁徙战败国的原住民至偏远之地，是一种惯例。 与其重新让他们接受新的思想，不如空出土地，重新培养一批新的听命的民众。 新韮菜总是容易收割一些。 这种治理风险，也要小得很多。 当年隋朝在攻占梁国的江陵之后，一次性就迁徙了十来万军民，北上进入关中。 而在不久之前，杨坚就已经征发了陈国整个朝廷的精英们北上。 当尘埃落定之时，第二批次，再征发江南社会的核心力量，也是可能的，潜在的反抗力量，这是可以想见的合理政策。 既具备现实性，也具备可能性。 而杨坚在平陈之后的政策，已经足以让人判断出，他对于潜在的反抗力量，已经开始着力压制削弱。 比如，杨坚发布了一道诏令，在平陈之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 天下太平之后，杨坚在诏令之中，让人弃武从文。 “武力之子，俱可学经；民间甲仗，悉皆除毁。” 而于江南之地，杨坚特别发布了一条“禁江南造大船诏”令。 杨坚写道，“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显然，杨坚在有计划，分步骤地消除社会上不稳定和反抗的力量。 那么，征发江南的豪族入关，完全是可能的。 第一批入关，有一个叫韦鼎的官僚，就很有代表性。 他曾经出使北周，一见杨坚之后，大为倾心，并且，他做了一个预言。 他当着杨坚的面说：“公（杨坚）当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于公。” 韦鼎并不只是说说，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杨坚登基之后的第九个年头，发动了平陈之战，但韦鼎很早就开始变卖田宅，为北上做准备。 当同朝为官的毛彪问他原因时，他毫不掩饰地说：“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 可见，一旦北上，再无南返之日。 但是，人离乡贱。 江南之人，故土情结非常浓厚，在面临这种可能的生死存亡面前，他们选择相信谣言，并且反抗。 毫无疑问，顺从则死，而反抗，则可能求生。 于是，江南复叛。 这是一场全民的，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叛乱行动。 当时江南在籍户口六十万，参与者竟达到三十万，这显然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字。 情况立即变得非常糟糕。 这些叛乱，虽然没有一个为首的统领，但规模却非常大，有些还自称皇帝，手下叛军，强者数万人，弱小者也有几千人。 反叛是暴力而血腥的。 他们拘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而食之，并且说：“更能使侬诵五教邪！” 这是必须要正面快速处理的急务。 杨坚一面反思战后江南政策的得失，一面派出了二个杨姓军政核心人物，再下江南。 这二个人，一明一暗，一软一硬。 一个是明面的杨素，需要以粗暴的武力，再平江南。 另一个人，却是杨坚的二儿子，上次平陈的统帅，晋王杨广，他将坐镇扬州，以一种全新的政策，治理江南。 二个杨郎，再下江南，他们将决定江南的命运。 江南，也即将开创它新的辉煌。 第76章 神行太保燃烛盗，敦煌戍卒百战横 杨素的任务非常简单：武力平叛。 拔掉这些露头的钉子，就可以斩断江南的士气。 于杨素而言，江南的平叛，不过小菜一碟。 虽然处处烽火，但江南各地叛军却是一盘散沙，缺乏一个核心，也缺乏整体的指挥和协调。 杨素是久经战阵的强悍之将，以正规军对付这群乌合之众，并没有多大挑战性。 战略上必胜，但杨素在战术上，却非常谨慎。 他屯军江北时，并没有直接挥军渡江，而是派了一个探子先到江南，探听下叛军的虚实。 没错，他只派了一个探子。 这个探子没有乘船渡江，而是来了一招花式渡江，他全凭一己之力，万里长江横渡。 这显然是一个壮举，这个探子叫麦铁杖，是南方人氏，也是个真正的妙人。 他是个神行太保，日行五百里，号称比马还跑的快。 乱世之中，天赋异秉，自然是锥处囊中，想隐藏都隐藏不住。 不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显现出他这种惊世的才能。 麦铁杖出自于社会最底层，身无一技之长，但人生于世，总要安身立命，养家糊口。 他以渔猎为生，但他也采取了一种来钱最快的方式，干上了无本的买卖，做盗贼。 但久在江湖飘，总有一天要挨刀。 有一次做贼的当口，他被官府抓住，罪证明晰，被分配到宫廷之内，充当给陈朝皇帝撑御伞的杂工。 但麦铁杖做盗贼做上瘾，闲来无事，终是手痒。 于是，他便白天给皇帝打伞，夜晚又干起了偷盗的勾当。 他吃一堑，长一智，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他这次重操旧业，颇为小心。 他并没有在建康城中作恶，而是选择了远隔百里的南徐州（镇江）去做盗贼。 接下来就非常有意思了。 他每天夜晚攀城进入南徐州，竟然光明正大做起了盗贼。 他也不蒙面，并且打起灯笼，点上火烛，生怕别人不认识一样，来做盗贼，并且每晚干完一票之后，立即收手，天明而归。 麦铁杖天赋异禀，精力充沛，夜晚干活，白天依然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给皇帝打伞。 这件事情，本来做的天衣无缝，但夜路走多了，始终会遇到鬼。 麦铁杖过于贪婪，他在南徐州犯了几十次案，这个打着灯笼偷盗的胆大妄为的盗贼，终于被一个由南徐州入京的人认出来了。 毫无疑问，他向官府举报了麦铁杖违法的勾当。 这引起了朝臣的疑惑，一是距离太远，远隔百里，单人无马，如何可以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偷盗？ 最重要的是，麦铁杖还是一个好员工，他每天兢兢业业，从不旷工地给皇帝打伞。 但尚书蔡徵老成谋国，他胸有成竹地说：“此可验耳。” 于是，他给麦铁杖下了一个套。 他发布了一道征贤令，悬挂重赏，募集一个能在一天之内，送一封急件给南徐州刺史的人才。 麦铁杖欣然应诺，他不过是个武夫，对于这么明显的诱敌之计都没有看出来。 麦铁杖一头陷了进去。 当他送完信回来，立即就被抓捕到陈国皇帝的面前，皇帝释然道：“信然，为盗明矣。” 但他爱惜麦铁杖的才能，当面训诫之后，就释放了他。 陈国灭亡之后，麦铁杖也随之入隋。 杨素本身就是大将之才，同时，他也是个爱才之人。 第二次南征，他带上了麦铁杖，并让他孤身渡江去刺探军情。 麦铁杖来回几趟之后，终于被江南的叛军发现，非常不幸，他被抓住了。 这表明江南的叛军，虽然各自为战，但长江天险，依然不可小觑，叛军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南北的交通。 他们以三十个兵士押送麦铁杖，准备将他押送给叛军的首领高智慧，但他们显然忽视了麦铁杖的实力。 这让他们付出了不可承受的代价。 麦铁杖抓住叛军让他吃饭的机会，抢夺了他们的钢刀，一顿猛砍，可怜陈国三十士兵，顷刻之间，都成了麦铁杖刀下亡魂。 麦铁杖为了表明自己的功绩，他割下每个士兵的鼻子，作为信物，好回去领赏。 事实证明，他这个举动并不多余，因为在战后论功行赏时，杨素就有意无意地，遗漏了麦铁杖的功劳。 但出来混，总要还的。 他们总有再见的一天。 有一次在归京的驿途上，麦铁杖偶遇杨素。 麦铁杖确实是个妙人。 从此一路之上，杨素骑马，麦铁杖步行，竟然也不落后，亦步亦趋地跟定杨素，每天同宿在同一驿站。 事出反常必有妖，杨素多历人事，很快就明白了麦铁杖的用意。 杨素立即修文，重奖麦铁杖的功劳。 这种肯定，在后来隋炀帝杨广征伐高丽战争中，得到了回报，那是麦铁杖一生之中，最高光的时刻。 但现在平定江南时，另外一个将领将迎来他的传奇时刻。 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他叫史万岁，他是天下皆知的敦煌戍卒，他是一人一骑将突厥大军惊走的猛将。 杨素本人也是猛将，但隋朝第一猛将，却首推史万岁。 杨素再次南征，他的行军路线主要集中于江苏，浙江，福建的沿海地区，这是一种保守而稳妥的战略。 因为，他拥有当世水军最强悍的武器——五牙战舰，这种战舰的甲板上，楼高五层，配备六大拍竿，一艘船可以容纳八百战士，这种级别的战舰，在当时就是战无不胜的航空母舰。 杨素统帅这支强悍的水军，以沿海为行军路线，围剿沿海最重要，最强大的二股叛军。 一是越州高智慧，二是泉州王国庆，当时二寇猖狂，但杨素稳坐五牙战舰之上，进可攻，退可守，实是已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最上等的战略，也符合其作为统帅的地位。 但在江南腹地，在浙江的群山峻岭之间，那些溪洞蛮酋，已基本全部造反。 这需要打持久战，需要一场一场的战斗去扫清，需要在最陌生的环境里，去面对最未可知的强悍对手。 这种没有后勤和后援的持久战，需要最强悍和最能打的将领。 杨素放眼整个隋朝，他自己已经是最能打的一个，但比他还能打的将领，似乎还有一个，那就是史万岁。 那就是他了。 于是，史万岁新的传奇又开场了。 他率领二千锐卒，这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也是千百年来的实践经验总结。 对于一个独立作战的行军总管而言，在中国古代，手下直接统率的兵士大抵为二三千人。 这既能保证将领具备一定的战斗力，又能保证后勤的供给和行军的速度，并且由于其力量较小，朝廷又能反制他，即使其战场叛乱，也不容易成为己方之患。 对于史万岁而言，二千精锐，已经足以荡平浙中连绵无数的溪洞。 他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 史万岁前后七百余战，战斗一千余里，了无音信达到一百多天。 整个隋朝，朝野上下，每个人都认为，史万岁这次可能真的已经万岁了。 但强者不死，他是隋朝第一斗将，是战场上无敌的存在，他还有更多的辉煌记录要去创造。 于是，史万岁在信使不通，音讯全无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将自己的战报密闭于竹筒之中，顺江而下。 青翠的竹筒，映和着二岸青山绵远，碧江如练，似乎是缩小版的战舰群。 下游汲水的少女，从江中捞起竹筒，终于送呈给了隋朝的军队。 杨素看到之后，惊叹于史万岁的战绩，认为是老天的帮助，立即上书杨坚。 江南腹地又平。 但再平江南，真正的主战场，还是杨素的战场，他最大的对手是高智慧。 第77章 天地茫茫逃无路，万里追踪海波平 杨素势如破竹地扫平了几股叛乱势力。 真正的硬骨头，是高智慧。 他是此次江南叛乱，实力最强大的叛军。 高智慧占据东扬州（绍兴），他的优势兵力是水军，这也是他敢于叫板隋朝的底气。 在传统上，北人长于马战，南人惯于水斗。 他的部下拥有上千艘水军战船，组成一个庞大的战舰群，周亘百余里，号为一时之盛。 强大的实力，辅以南人水战的威名，即使拥有当世航空母舰——五牙战舰的杨素，也颇有顾忌。 杨素敏锐地捕捉到高智慧的实力和战意，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心中稍微有些迟疑。 杨素的犹豫，被水军小总管来护儿看在眼里，他赶紧献策。 来护儿想出了一个避实击虚的战法，他建议杨素先不要和高智慧在水上决战。 “吴人轻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宜严阵以待之，勿与接刃。” 他要开辟第二战场。 “请假奇兵数千，潜渡江，掩破其壁，使退无归所，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 这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先避开高智慧引为倚重的水军，转而袭击其陆上的营寨，一是可以出奇不意，二是可以以己之强，击敌之短。 强弱易形之间，足以收其成效，可以切断高智慧的归路。 让其水军变成无源之水，求战不能，那高智慧庞大的水军，就只剩下逃跑的份了。 事实也正如来护儿的预判。 当隋军的突袭大军，出现在高智慧的后方营寨前，战局就已经注定。 来护儿因风纵火，刹那之间，烟焰涨天。 江面之上，高智慧看到后方的烟火，满目灿烂，光耀星空，他心中叹息，知道这是给自己送终的烟花。 杨素的水军也没闲着。 正面战场，杨素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攻击高智慧。 高智慧的军队看到老巢让隋军一锅端了，士气军心大乱，斗志全无。 这一仗，还没开打，高智慧已经输了。 非战之罪，但也是战之罪。 高智慧虽然战败，但他绝不服输，更绝不会投降。 他还有庞大的水军，只要远避杨素锋芒，逃之夭夭，就有东山再起之日。 高智慧的计划是逃入茫茫大海，至时天地之大，足有驰骋的空间。 高智慧非常有决断力。 他立即率领有生力量，弃营逃跑，可是，他忽略了杨素的决心。 杨素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有决断的人。 他要斩草除根，杨素毫不犹豫，没有任何停顿，他立即尾随追击高智慧，就算高智慧逃到天涯海角，他也要彻底将他消灭。 这并不是杨素和高智慧结有私仇。 而是，杨素对于江南的叛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他虽然是一个战略大家，也是无敌的战术高手。 他可以在战场之上，打败江南的群雄，但他对于江南的反抗势力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他的认识当然远不及高智慧这个地头蛇。 现在，他可以利用高智慧的逃跑去做文章。 只要跟着高智慧，他就可以迅速确立下一步的主要攻击目标，那也就是他下一步要消灭的势力。 毕竟，能收留和庇护高智慧的地方力量，对于统一的隋朝而言，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所以，杨素并没有立即斩草除根。 他采取尾随，紧咬高智慧，间或小规模攻击几次，但却并不急于发动全面的攻击，和高智慧正面对决。 他要放长线，钓大鱼。 杨素并不担心高智慧和收容他的叛军合力，相反，他知道双方，天然会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二虎相争，无法同时容于一山。 同时，高智慧的叛军，一定会带去失败的恐惧，还有添油加醋的对于杨素军队的描绘，这都可以达到不战而扰动叛军军心的效果。 杨素在等待一个收网的时间和地点。 这种策略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杨素在高智慧身后亦步亦趋，击破沈孝彻于温州。 然后，杨素又派出陆军进攻天台，直指临海，追亡逐北，前后百余战，战无不胜。 高智慧如丧家之犬，一路往南，他沿海而进，一路狂奔千里，直抵福建泉州。 他要投靠泉州王国庆。 在这里，高智慧跑不动了，也不想再跑了。 因为，这是江南水军传统上，最后的势力范围，再往南，就属于岭南俚僚的势力范围，这种大规模的船队进入，一定会被视为外来势力的侵入。 高智慧不想和岭南的俚僚作斗争，那会让他沦为海盗，他要留在泉州，要和杨素决一死战。 但战事的紧要关头，杨素却忽然接到一道，杨坚要他班师的诏令。 这是一道非常微妙的诏书。 叛贼未获，江南未平，却要召主将回京城。 这显然是将在外，君王有所不放心啊。 杨坚的担心可以理解，除了他本身的多疑猜忌，还有当时的现实和南北朝的传统，都无法让杨坚百分之百地放任，杨素的只手遮天。 当时南朝宋齐梁陈四国，都是军人政权，全部是依靠主将掌握了前朝绝对核心和精锐的武装力量，才将前朝拍死在沙滩之上。 而杨素，将是良将，兵是精兵，江东三吴之地，自古都是割据称雄之所。 如果杨素和江南的力量达成某种妥协，就足以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上佳局面。 杨素此次征伐，已历时太久，大将久典重兵于外，并且是掌握了隋朝所有精锐的水军，一旦有风吹草动，局势便无法控制。 只要杨素愿意，或者江南之地，足以改姓杨氏。 于是，杨坚以杨素久劳于外，诏令入朝。 并且，为了安抚杨素，杨坚将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升职为上开府，赐物三千段，这就是无尺寸之功，受千金之赏了。 杨素深知杨坚的用心，但他进剿高智慧的计划，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一旦他离开前线，必将前功尽弃。 于是，杨素上书，以余贼未灭，恐为后患的理由，坚决请求彻底完成清剿。 这同样也印证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例。 杨坚毕竟是一代明君，他也知道，如果强征杨素入朝，江南叛乱势力可能真的会卷土重来，并且，杨素之心，也未必可知。 于是，杨坚做了一个赌博，一如当日沁水之战，他选择相信前线的将领。 这一次，杨坚选择完全信任杨素。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杨坚将杨素升任为行军元帅，索性将平叛的军民事务全部委托给杨素。 这个职位，就是真正的只手遮天。 这是绝对的权力，也是绝对的信任。 杨坚下诏道：“（杨素）识达古今，经谋长远，比曾推毂，旧着威名，宜任以大兵，总为无帅。宣布朝风，振扬威武，擒剪叛亡，慰劳黎庶，军民事物，一以委之。” 杨素得令，立即全军奔赴泉州。 那里是王国庆的天下。 王国庆原来不过是南安的一个地方豪族，机缘巧合，他杀掉泉州刺史，据州叛乱。 当时江南政权更迭，泉州远悬千里之外，虽然王国庆据州为乱，但和中央政府达成互识，互相承认融合，实际却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但这个小王国，纯粹只是因为海路遥远，中央王朝无意征服而已。 如今杨素大军初临，五牙战舰，惊为神物，加上先前投奔的高智慧部众，在杨素千里追踪，屡战屡败之下，早已成惊弓之鸟。 为了推缷自己的无能，各种添油加醋的说法，早就把杨素的水军说成是战无不胜的上国天师。 偏远蛮荒之地的泉州军民，何曾真正见过上国的天威，于是，不战自溃。 王国庆仓皇放弃泉州城，逃入更加僻远的山区，他的部下也是一盘散沙，或散入海岛，或据守溪洞。 这给了杨素各个击破的机会。 但王国庆毕竟是地头蛇，在当地根深蒂固，杨素的目的不是杀人，他要统战。 就必须利用王国庆的力量去做战后的善后工作。 于是，杨素招降王国庆，准备赦免他的罪过。 但杨素有一个条件，他对王国庆说：“尔之罪状，计不容诛。唯有斩送（高）智慧，可以塞责。” 这显然是一个优厚的条件，于是，高智慧成了牺牲品。 王国庆很快就将高智慧抓住，并送给杨素将功折罪。 高智慧在泉州被就地处决。 于是，江南再平，杨素也达到了他武功的顶点。 但为人臣，高处不胜寒，如果不愿意洗手归隐，就只能孜孜以求。 摆在他前面的路，只有入阁成为宰相的一条路。 不过，他要成为宰相，在中枢的决策层中，自然有人就要下来。 新人进，总要有旧人出。 他回到隋都大兴后，隋朝的政坛，将发生很多深远的变化和布局。 那已是后话了。 江南已平，岭南风云再起。 第78章 一腔忠贞三朝老，谯国夫人幕府开 岭南一如江南，平而复叛。 不过，天下一统，大势所趋，地区独立和分裂，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 岭南现有三股势力。 一是本土的俚僚，二是隋朝的官吏系统，第三方势力，就是几百年以来，和本土势力相融合的传统豪强。 俚僚现在以冼夫人马首是瞻。 只要她安稳如山，纵然有心怀二意的人，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了。 事实正是如此。 不过，这次岭南的叛乱，还是由本地俚僚另一大首领，番禺王仲宣举起的反旗。 他显然比中央政府委任的官员更得人心，一时之间，岭南各地首领，大多举兵响应王仲宣。 他们的高光时刻是直接进攻广州，广州总管韦洸甚至身中流矢为国捐躯。 如果假以时日，或者岭南真的会变天。 但非常不幸，历史总会选择出他的英雄。 裴矩横空而出。 他是隋朝一流的外事专家，他是也是中国历史上经营西域最重要的战略家之一。 裴矩本来被杨坚委派安抚岭南，但碰上江南大乱。 吴越道阻，乱兵处处，杨坚本来准备暂缓裴矩此行。 但裴矩有一种天生的敏锐触觉，他判断江南的余波，一定会波及到岭南。 岭南将有事情发生，于是，他坚决请求，派他完成巡抚岭南的任务。 杨坚同意，于是，属于裴矩的时刻到来。 他将以此为契机，一如入海的蛟龙，再无约束和束缚，他将建立一个属于他的传奇时代。 裴矩昼夜兼程，当他赶到南康，这是进军岭南的最后一个军事重镇时，裴矩手上，已有三千羸兵，这虽然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但足以在声势，和应变的速度上先声夺人。。 并且裴矩在大瘐岭以北和大将军鹿愿合兵，他们立即迎来了第一场硬仗。 王仲宣一边围攻广州，但他被守城军队拖在广州城下。他想不到隋军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 只得双线作战，临陈抽调周师举进攻东衡州（始兴），他想在粤北建立一个可以抗衡隋军的据点，他才可以与隋军周旋。 但他的军队过于脆弱。 裴矩的军队和他刚一接触，周师举就被击败。 周师举立即撤退，士气一夺，再无胜机。 周师举一退再退到原长岭，裴矩挥兵急进，双方再战，周师举脆败。 这也是周师举最后一战，他被俘问斩。 隋军前面，已是一马平川，裴矩和鹿愿挥兵直进广州。 广州总管韦洸中流矢身亡之后，广州城的防守并未崩溃。 隋军副手慕容三藏火线顶上，誓不投降。 但他们毕竟是外来的中央势力，城小孤立无援，待以时日，是必败之局。 要想得到真正的胜利，就一定需要本地势力的加持。 冼夫人，又一次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她又一次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当广州兵变的消息传来，她立即派她的孙子冯暄率兵救援广州。 但冯氏经过和冼氏的联姻，已经成了本土化的军阀，他们和岭南的本土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冯暄本人也和贼将陈佛智是好朋友，况且，广州孤城，指日可下，未来局势，也未可知。 于是，冯暄借故逗留不进，想观望形势，再定去留。 冼夫人大怒，她要的不是政治上的圆滑，她需要的是为朝廷尽忠。 她立即派人将冯暄抓住，并将他关进州中大牢。 冼夫人杀伐果决，她知道广州城是隋朝中央军的根据地，绝对不容有失。 一旦广州城失守，必然会引来隋军的报复性反攻，到时，双方杀人盈野，结下血海深仇，就很难善后。 隋军的领导，可能会更换，但岭南终是她们的岭南。 她必然保住广州。 冼夫人立即派了另一个孙子冯盎，率兵进讨陈佛智。 冯盎是冯家一代良将，连杨素一见他，都心生触动，大是心折地地评价说：“不意蛮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 冯盎展现出独挡一面的大将之风。 此次讨伐陈佛智，不过是年刀小试，不费吹灰之力，就手到擒来。 陈佛智授首。 于是，冯盎和慕容三藏，鹿愿三方大军，会合在王仲宣的南海城下。 王仲宣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广州叛乱平息。 但整个岭南，因为王仲宣的叛乱和站队，却已人心浮动，暗流涌动。 如果抚御不得当，随时会成为点燃的火药桶。 裴矩深明此理，冼夫人也深明此理。 于是，他们联合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招抚工作。 冼夫人全身盛装，以体现帝国的威严和气势。 她亲自披甲，乘介马，张锦伞，引彀骑卫，和裴矩二人，一同巡视安抚岭南二十余州。 岭南之地，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上国的使者了，况且，随行的冼夫人，被岭南俚僚尊称为“圣母”。 裴矩本身谋略智慧并重，实是当世一等一的人才。 他们二人，代表了中央和地方势力的合融，岭南俚僚见到二人神采，大为心折。 同时，裴矩也推行了一个当地俚僚首领最为关心，也最让他们安心的政策。 裴矩代表中央政府，按照俚僚现在的势力范围和权力大小，分别授给他们刺史和县令的官职。 这就将他们正式纳入隋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体系，他们从此也是吃皇粮的人。 背后有隋朝这座大靠山，再加上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双强的结合，对于他们本人和其家族，都是荣耀和强盛的开始。 因而，裴矩和冼夫人此次巡行，正式将岭南从从地理上和心理上纳入隋朝的版图。 岭南再平。 消息传来，杨坚非常高兴，他庆幸自己有知人之明，裴矩果然是个做事的人。 他不无得意地对高颎和杨素说：“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径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 杨坚升任裴矩为民部尚书，正式进入中央的决策层，裴矩将从此开始他开挂的人生。 而冼夫人，则得到了杨坚最高级别的奖赏。 杨坚为她特赦了冯暄逗留不进的罪过，并拜他为罗州刺史，这是他高祖父起家之地。 冼夫人被册封为谯国夫人，正式开谯国夫人幕府。 置长史以下官吏，官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 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岭南，这种封赏，实际上已经将冼夫人置于某种实质上的国王位置了。 冼夫人，就是谯国唯一的女性国王。 同时，杨坚的皇后独孤伽罗以同是女性之故，特赐冼夫人首饰及宴服一袭。 冼夫人达到人生的巅峰， 她是真正的国士，虽为巾帼，却绝不弱于任何须眉， 冯家，也和冼夫人相姻相生，二者一体，屹立岭南不倒。 冼夫人从未忘记对子孙的教诲。 她以身作则，将梁、陈、隋三朝的赐物，盛于金箧之内，三朝各藏一库。 每年家族聚会，她都会取出来，放在大堂之上，对着她的子孙说：“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顺之心，今赐物具存，此其报也，汝曹皆念之，尽赤心于天子。” 家风忠烈如此，冯氏一族，成为岭南大族，历久而不衰，可谓其来有自。 江南的叛乱，虽然很快被平息，但如何治理这片和北方完全不同的土地和人民，对杨坚来说，确实是个难题。 他的二儿子杨广，却非常高明而有效率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走了一条和他父亲不同的路线，并被证明非常有效有用。 于是，在晋王杨广主政的十年，江南呈现出勃勃的生机，这也成为杨广夺宗的最大本钱。 于杨广而言，江南，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他的生命和梦想终结的地方，真可谓时也，命也。 江南，将迎来杨广的时代。 第79章 知远黑发童颜日，三教合流江南时 江南迎来了最好的十年。 晋王杨广主政江都（扬州）的十年，是奠定扬一益二，让扬州成为全国最繁华都市的开始。 和杨素的武力平叛，暴力征伐不同，杨坚安排晋王杨广文治江南。 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东南社会展示了喷薄而出的朝气和活力。 扬州，自此成为风流蕴藉，浓妆淡抹的水墨乡关。 始作俑者就是杨广的江南十年。 如果杨广一生止于扬州任上，没有成为隋炀帝，那他将是中国历史上，近一千多年江南文化中，神仙级别的存在。 杨广生而为江南，死亦为江南。 他是一个多情的诗人，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一个对文化和文明，有着天然热爱的鉴赏者和创新者。 可惜，他不是一个好皇帝。 扬州十年，杨广可以拿满分。 他一改此前秦王杨俊以征服者心态的高压政策，转而实施怀柔为主的文化整合政策。 但他面临一个难题，江南自晋室南渡，自诩衣冠正朔，对于隋朝的北方军国政体，不屑一顾，认为他们不过是北方夷狄，一介武夫而已。 因而，在政治军事上，必然是以北统南，但在文化上，杨广无法以北统南。 但更不能立即以南统北。 既然不能超过，也扛不过文化上的歧视，杨广的政策很简单，那就加入他们，然后南北混融。 杨广是实行文化融合政策的天然合适人选。 和他不学无术，并且轻视文化和文人的父亲杨坚不同，杨广是货真价实的才子和艺术家。 他曾经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谓朕承藉余绪而有四海焉？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杨广自诩天下第一，倒不是纯粹的盲目自大，杨广确实有足够的底气和能力，可以如此自负。 有隋一世，杨广传世的诗文，足以和当世文宗，薛道衡相抗衡。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评价杨广“诗文具博”，而魏征虽然看不起杨广，认为他是亡国之君，但对于其才艺，也颇有赞誉。 杨广一生，流传至今的有44首诗歌，文情并茂，抛开他帝王身份，他确实是隋朝一流的诗人。 唯其对于文化的真心挚爱和高深修养，所以，他在江南的文化政策，才更得人心。 并且，杨广的身份有助于他在江南立足。 他的皇后萧氏是梁国萧岿的女儿，是正宗的皇族公主。 这种政治联姻给杨广带来了身份上和文化上的认同，他等于也是江南的女婿，是半个江南人。 并且杨广在江南的文化政策是切合实际而谨慎有效的。 当时，江南陈国的政权已经倾覆，但朝野之间，真正的文化力量，其源有三。 儒释道三教并流，都具备相当强的社会基础，杨广因势利导，对三教都尊而重之，并且用实际的行动，支持三教的发展。 只有得到江南儒释道三教之心，才可谓之得江南之心。 杨广先拉拢世俗的儒家势力。 他网罗了一大批江南的名士，他们大都是世家大族或是名重当世的时望之选。 杨广将他们招入王府，给他们职位和奉禄，并且给予他们荣誉。 这一招拢络人才的政策，从执政的政权层面，立即确立了江南主流文化人群的优越感，以及尊严和归属。 杨广并不只是将他们作为吉祥物。 要想达到好的传播效果和形成社会的合力，就需要一起做点事。 毕竟，口碑和感情，都是做出来的。 杨广非常聪明地利用隋朝政府的经费和资源，集中这一百多个江南知名文士，去完成一件名垂青史的大功德。 这就是编撰120卷的《江都集礼》。 国之大事，唯祀与礼。 礼，是封建社会的行事规则，在这个大部头的文化名典的编撰过程之中，杨广赢得了很高的私人声誉。 为《江都集礼》作序的江南名儒潘徽就在序言中赞扬杨广“允文允武，多才多艺”。 杨广显然以其私人的才艺，而成为了江南儒家文化的最大支持和赞助者。 赢得了主流的儒家系统的认可后，杨广对于佛教和道教，也极力拉拢。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流派，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具备严格的宗教教义和森严的组织体系，但从它创立伊始，为了生存和发展，就有二个内容切合统治者的需求。 一是炼丹以求长生不老和白日飞升，同时又通过服食丹药，而直接强壮身体机能。 长寿和壮阳，这对于皇帝本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另一个是其神秘主义的教义，以及清静无为的追求，可以缓和社会的矛盾，并且产生了一种专业的玄学文化，是新时代文明和审美的精粹之一，同样为时所重。 但在当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很多知名大道士，他们的俗家本来就是当世的世族大家，这又存有纠缠不清的利益牵扯。 因而，对于道教的大家，将之并入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之内，可以拢络其下属的庞大人群。 杨广的政策很简单，他以政府的名义，在江都（扬州）设立了四个道场。 二个是佛教的慧日，法云道场，另二个是道教的玉清、金洞二玄坛。 搭好了舞台，就要迎请主角来唱戏。 杨广对于道教的延揽非常顺利。 当时江南最知名的道士叫王知远，出自南朝第一高门琅玡王氏。 少年时就博览群书，又拜师当世大道士陶弘景，可谓根正苗红，是家世学业皆精的道教人士代表。 他也确实无愧于当世第一名道士，就以他的年龄来说，就足以成为神话，他活到了126岁。 在入唐之后还指点过唐朝的开国君主李渊，并且高瞻远瞩，顺便点化过秦王李世民如何去争夺帝位。 当时李世民刚刚荡平洛阳王世充，还只不过是区区秦王。 但当时李世民已有冲天之志，夺宗之心，他想看看自己的天命所属，便和房玄龄微服私访王知远。 或者是身份没有隐瞒好，或者是双方互相唱了一曲双簧戏。 王知远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此中有圣人（天子），得非秦王乎?” 对于道教的神秘主义，中国历代信奉不疑，李世民本来就有夺宗之心，这次拜见，更坚定了他的决心。 有王知远这个当代活神仙的认可和加持，自己当皇帝，做天子是顺天应命。 天与不取，必受其咎。 当李世民如愿当上皇帝之后，王知远已过百岁，又发生了一件道教的神秘事件。 王知远竟然返老还童了，他不仅童颜，他的须发竟然又重新返黑了。 李世民想用重位挽留王知远在朝做官，但王知远心知肚明，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 因而，他固请归山，他要纵情岩泉山水之间。 李民民见他去意已决，便降下玺书，还亲自过问王知远茅山道观的修建情况。 他说道：“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不违高志，并许置观，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届江外，所营栋宇，何当就功？” 李世民表现出皇帝崇高的敬意，他专门委派太史薛颐等人专程去探望王知远，这个当世的仙人神道。 王知远是道士，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一个政治化的道士。 在陈国时，当朝皇帝就曾经想利用他的影响力，召令王知远在重阳殿当面讲论，满朝惊叹倾慕。 这种利用也是相互的。 王知远同样可以依靠皇帝和皇权的支持，扩大自身及道教的影响力，二者相互滋生发展，相得益彰。 所以，当王知远被杨广征召时，他欣然应邀。 王知远主持江都玉清玄坛，本身就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道教在传统上为皇权服务，所以，知名的道士，一定需要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当王知远应晋王之召赴江都时，他露了一手，震慑住了杨广。 第80章 三请四愿为智者，吴语软侬非他乡 王知远真乃神人。 他初见杨广之时，须发皆白，但转眼之间，他的头发，又全部变成为乌黑的色彩。 这一招先声夺人，果然是得道之士，莫测其高深。 如果说杨广刚开始只是遵照执行，杨坚的文化融合政策，只是去完成一项任务。 那当他亲眼见到王知远小露一手之后，便心生敬畏，他这才知道，世外高人，确实不可轻侮。 而玄之又玄的道家的道与术，也确实颇有门道。 于是，杨广心悦诚服地执弟子之礼，让其主持江都城的玉清玄观。 这也从政府层面强化了王知远江南第一道士的地位。 这种神迹记载于正史之上，包括佛教刚开始在中原和江南传播时，其核心人物，都会留下很多口耳相传的神迹。 唯有遥远而神秘的未知，才更有利于在民众层面形成震慑力，并强化其信仰。 神迹或许是真实存在的，又或者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达到的。 但这种神迹对于任何一个以信仰为主的集团来说，都是必要的。 晋王杨广非常顺利地和江南的道教集团打成一片，加上其从小所受儒家的教导，他本人又是当世一流的文士，他从最根本之处，从最真实的一面，和江南的士人和文化相融相汇。 杨广远自江北而来，他对江南的传统文化的接受，由被动到主动，再到自觉自发，一路走来，他真正成了半个江人人士。 接受一个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接受其语言和文字，当年东晋宰相王导，就可以操着一口流利而熟练的江南吴语。 杨广不遑多让，他的正妃是江南萧梁的皇族，他久镇江南，为了融入江南的士人圈子，他也很快以一口软侬香甜的吴语，混迹于江南士林。 这为杨广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号召力。 但对于佛教的招抚，杨广走过了一段崎岖的路。 佛教在江南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和影响，并且得到政府的明令支持。 梁武帝曾经四次舍身于同泰寺为寺奴，然后由大臣出钱亿万将其赎回。 陈后主也曾东施效颦，隐然遵奉佛教为国教。 有了皇帝的神光加持，佛教已隐然成了和皇权对并肩的，第二极的力量。 虽然还远远达不到****，控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政治，经济，但在江南的朝野之中，却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汉化和本土化的佛教在江南已成为文化基因，渗入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了。 相对于北周武帝的灭佛，佛教在江南由政府从上至下的推崇，已达到其影响力的巅峰。 但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是万物自然之理。 江南佛教迎来了一次极大的危机。 隋朝第一次平陈，对其京城建康作了摧毁式的破坏，杨坚将建康的建筑物全部毁坏推倒，重新让其恢复耕地状态。 建康城的佛教久佛教寺院，同样面临了灭顶之灾，一时之间，金陵土崩，师徒云散。 这对于将佛教经济和寺院集中于建康的江南佛教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即使是江南佛教首领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也只能远避建康这个是非之地，而策杖荆湘，划迹云峰。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由于杨坚的江南政策过于简单粗暴，直接弱化或夺取了江南豪族的传统利益， 江南很快叛乱重生，战火重起。 虽然这些蜂起的割据和叛乱，很快被杨素平息，但这次全面的叛乱，直接改变了隋朝对江南的治理政策。 那就是由简单粗暴的管控，走向文化共融，和谐发展。 而佛教作为第二极的力量，是必然要被纳入共融的文化圈子的。 杨广就是这个实际的操控者。 天台宗智者大师作为江南佛教领袖，天然地处于杨广必须要笼络和安抚的对象。 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双方最主要的分歧在于三个字：自主性。 杨广想将智者大师延入江都四道场的慧日道场，这样佛教就是政府羽翼之下，直接管控下的一种皇家流派，核心是佛教屈从于皇权，是赤裸裸为皇权服务的宗教流派。 佛教可以发展，甚至可以野蛮生长，但是，他不能成为和世俗政权相平等的力量。 这个理念，是杨坚以及隋朝的国策，也是历代中国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最核心，最基本的理念和底线。 智者大师的想法显然不同。 他处于佛教最好的年代，甚至于形成了一种可以和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错觉。 既然连当朝皇帝都要到寺庙施舍自身，如果不是隋军的渡江南来，说不定佛教在江南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作为天台宗的开派祖师，智者大师的眼光穿越过往的历史，他甚至能看到往后千年，佛教的如日中天。 也许他希望开创一个****的政体，或者，他至少想保持佛教独立发展的地位，让佛教成为独立于皇权之外，有系统修行、法规和法门的人世间最重要的教派。 所以，他不能也不想成为杨广笼中的金丝鸟。 这就是历史上“三请四愿”的原因。 杨广需要延请智者大师主持江都的慧日道场，他表现了虔诚的热情和执着，除了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熏陶，深知其对于民众的教化和指引以外，这也是他江南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环。 但是，他延请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在政府的羽翼之下，让佛教明白无误地服务于当时政体。 杨广先颁发了一道宣言，认为现时佛教在江南的发展处于困难时期，他自己愿意为佛教提供保持和支持。 他在文书中写道：“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杨广说了一通佛教徒们现时面临的艰难困境，但他将这种恶劣的局面，全部推到江南复叛的叛乱分子身上，却忽略了这都是隋朝政府，第一次和第二次平陈的直接后果。 杨广有意恢复佛教在江南的繁华，但智者大师却深切地知道，那已是明日黄花。 智者大师是僧人，但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陈国君臣给他的书和诏敕，就多达四十多件。 他在陈国，处于国师之位，陈宣帝认为他是“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 陈宣帝甚至将始丰县租调充作其僧人团的经费，这隐然是一个小王国的趋势。 也许在那一刻，智者大师在心中发愿，要让他的天台宗成为天下第一等的教派，成为可以和皇权相对等和抗衡的力量。 智者大师一直坚持他的初心，但他本人并没有成功做到这点，但在他死后，他的门人发扬光大，完成了他的心愿。 他的天台宗甚至在海外，比如海上岛国，日本开枝散叶，天台山国清寺，也成为其祖庭。 但在当时，杨广的延揽他主持江都慧日道场的计划，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杨广不止一次地执弟子之礼，连续在589年以后的三年，分别写信问安，并邀请其出山。 智者大师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忽视，在江南当朝执政的最高军政首脑，佛教也不具备真正直面对抗皇权的力量。 智者大师非常清醒，他亲眼见到了建康庙宇的轰然倒塌，也知道杨广在江都建立佛教二个道场的实际含义。 一入江都深似海，从此天台成绝响。 智者大师根本无意淌杨广这趟浑水。 他礼节性地推辞了三次，分别用了三种理由去婉拒杨广的邀约。 他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诿不赴；最终推举自己的同学，让他代替自己赴江都主持。 但这都不过是隔靴搔痒，杨广求才之心益坚，他要的是江南佛教首领的政治态度，他要的只是智者大师。 杨广的意志无法拒绝，智者大师即使本意不想来，也必需要来。 因为在智者大师这种级别的位置上，已不再代表他本人，他身后，是江南的佛教，是无数个利益团体和个人。 智者大师需要妥协。 绝对的权力之下，智者大师无法再加推辞，他遵循了世俗之中，事不过三的潜规则，答应赶赴江都，面见杨广。 第81章 杨广江都初受戒，智者禅心云水游 俗世和宗教二种力量，终于正面两相谈。 但似乎是一个死局。 智者大师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追求和底线，他也很清楚杨广的坚持和目的，这二者无法调和。 于是，智者大师提出“四愿”。 他提前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这四愿实际上，让自己处在一个可以来去自由，而不受责备和处罚的境地。 他对杨广提出了四个愿望，这也是他和杨广见面的条件。 一愿勿以禅法见期。 他让杨广不要对自己期望过高，不要指望自己传授衣钵。 二愿不责其规矩。 希望自己能不遵守世俗的交往规则，来去由心，然后又可以不受责罚。 三愿，若得传法，勿嫌轻重。 智者大师深知杨广如此处心积虑，邀请自己来江都，又亲执弟子之礼。 那么，杨广跟从自己受戒受法，成为自己的弟子，以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已不可避免。 但他却必须要留一手，他只能接受杨广成为自己的弟子，但不能让杨广在名义上成为自己的衣钵传人。 否则，在世俗民众之间，必然会产生困惑。 智者大师一再强调可以让杨广受戒，但不传衣钵，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圆融和变通。 也就是说，智者大师同意杨广在佛教内，拥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 杨广可以成为江南佛教首领，智者大师的弟子，但他不同意让自己天台宗的道统传于杨广，而中道废黜于一个政客手中。 最后，智者大师提出自己在江都之行后，退出的方式。 即第四愿，若自己丘壑念起，请求杨广放任自己，饮啄江湖以卒残生。 杨广读此四愿，心中通透，知道智者大师之志不可勉强，他也明白智者大师心存更大的追求。 他更知道，对于佛教的招抚，需要一个过程，无法一步登天。 但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以拥有一个显赫的佛教身份，成为智者大师的弟子。 一家人好办一家事，在江南的佛教体系内，就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推行自己的佛教政策了。 杨广展现了政治家的妥协和成熟，他同意了智者大师的四愿。 杨广和智者大师，就江南的佛教发展，达成了第一次共识。 以后的发展，就如智者大师四愿中写好的剧本，一一体现。 杨广充分利用智者大师进入江都的机会。 他将此事办成了江南佛教的盛事，给足了自己和智者大师的面子，同时也表明，杨广已正式成为事实上的江南佛教的代言人。 作为江南最高的政府首脑，他也确立了自己江南佛教最大的支持者和庇护者的形象。 杨广为了迎接智者大师，劳师动众，专门举办一个千僧宴。 盛世盛典，在这种难得一见的盛大场面下，智者大师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则十分恭敬地正式拜智者大师为师。 这是杨广第一次自主策划主持的大规模名场面。 这种气场和声威，非常深刻地铬印于杨广脑海中，这也开创了杨广正式登基以后，万事求大求全求面子和气势的先河。 智者大师为杨广取了一个法名，叫“总持”菩萨。 这本身就是对杨广的佛教保护者身份的间接承认，这是一种妥协，这同时也是智者大师的底线。 智者大师非常清楚道不同，不相为谋。 拜师仪式一完成，智者大师立即要求重返荆湘的旧日丛林，可见此次东来，智者大师本来就了无住意。 但杨广显然不想错失笼络智者大师的机会，便几次三番请求智者大师留在江都，这样杨广才能更好地利用智者大师在江南佛教的影响力。 智者大师心硬如铁，当杨广坚持己见时，他立即撕破脸皮，当场和杨广翻脸，拂衣而起，并且对杨广说：“先有明约，事无两违。” 杨广知道智者大师终是不能为己所用，也知道今日情势，无法用强，只好故作大方，不再坚持，而合掌礼送智者大师，连夜出了江都城，寓居城外禅众寺。 智者大师鱼游于渊，鸟栖入林，在这里，才是智者大师的天地，才是其思想和力量的源泉。 但江都易来，却不那么容易走。 杨广需要智者大师的号召和影响力，哪怕他只是象征性地呆在城外几个月，也需要他坐镇江都以安众心。 于是，杨广使了一招缓兵之计，他和智者大师约定，“待来年二月，约至栖霞送别。” 智者大师只能接受，天台宗要想在江南发展，和官府直接决裂，是其不可承受之重。 杨广想在这几个月时间之内，说服智者大师留在江都。 但智者大师终是不愿意做杨广圈养的家僧，约定日期一到，他立即逃之夭夭，西上庐山，远离江都这个是非之地。 智者大师如此，杨广对于其余江南名僧的延揽，也是如此。 这可能和佛教在江南长期和皇权比肩，江南名僧不屑进入杨广的私人幕府有关。 比如彭城靖嵩和尚就说过，“王城有限，动止严难，虽内道场，不如物外。”坚持不应诏。 但整体而言，杨广的江都四道场，还是延揽了很多佛道二教的人士进驻. 有了政府的加持，江都城内，四道场一时气势雄壮，蔚为壮观。 但作为江南佛教领袖的智者大师，却并没有入驻慧日道场，这显然算不上是一件圆满的功德。 但是，杨广和智者大师的师徒关系已经确立，智者大师也需要利用杨广的支持，为佛教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况且，在二人的交锋之中，智者大师未免就不存在点化杨广，让其彻底皈依的心思。 从历史上而言，有大把的名臣帝王，臣服于佛教的熏陶渐染之下。 从结果来看，智者大师成功了。 杨广虽然没有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江南的佛教，却在杨广成为皇帝之后，在他的大力弘扬之下，压倒北方的佛学，而成为天下的显学和正宗。 但杨广也没有输，他和佛教的发展相得益彰，在佛教发展史上，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不是受累于他二世而亡，残暴荒淫的恶名，杨广或者在文化上，是一个矫若惊龙，风神如玉的浊世佳公子，谱写了无数让人俯首称道和神迹。 智者大师在和杨广相互的文书往来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吁杨广重建并修整僧寺，以建立功德，收拢人心。 二人就在这种表面的平静和客气之中，维持着师徒关系。 杨广的目的始终没有改变，他终于等来了又一个可以将智者大师延揽入江都的机会。 这个机会起源于智者大师一次不堪回首的布道经历。 智者大师曾在荆湘传道，一是落叶归根，远游思本，二是可以远离江都的权力中心，是非之地。 智者大师终于回到自己家乡荆州去弘扬道法。 这本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智者大师玩大了。 智者大师声名在外，他这次布道，规模太大了，以致于惊动了官府，他的下场非常狼狈。 第82章 江都已失智者意，天台悠然开派成 这是智者大师一生的恨事。 在临终前，他给杨广的书信中谈到了这件事，还一直不能释怀。 他描述了当日的情境，“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僧三百，州司惶惧，谓乖国式，岂可集众，用恼官人。” 他的这次集会，被官府认为不符合国家集会的政策，并被认为有可能危害国家的安全。 这是一个正当而正确的理由。 江南历次的反叛或战乱，背后始终总会有影影绰绰的佛门中人参与。 因而，隋朝对于借传道布法为名义的大型集会，非常敏感，并且严格防范。 这符合隋朝的国家利益。 当江南再平，天下无事，杨坚甚至将江南三丈以上的船只收归国有，以消除反对力量的东山再起。 这种一千多人的集会，既有组织，又有领导，同时还有共同的信仰，是一种绝对重大的潜在危险。 当地的主管官吏，断然采取了最严厉的反制措施。 此次集会，在官府的干预和驱逐下，朝同云合，暮如雨散。 智者大师在家乡的布道彻底失败。 此次荆州布道事件，熄灭了智者大师想将佛教和皇权分庭抗礼，最后一次的公开尝试和努力。 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世俗皇权不可置疑的威权，在绝对的力量之下，所有的信仰都弱不经风，而轰然倒塌。 世俗之中，权力就代表一切。 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传教方式，那就是在世俗之外，将佛教发展成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宗教。 开宗立派，创建严格的系统，才可能在思想和组织上与世俗的皇权，并行不悖。 智者大师顿悟，他将开创佛教的新天地。 但在这次荆州传教事件中，智者大师欠了杨广一个天大的人情。 当杨广了解到智者大师所面临的困境时，他乘风顺水，做了二件人情。 首先，他和荆州总管打招呼，让他们给予智者大师传道的方便。 最重要的是，他启用自己私人的力量，说服杨坚，让他亲手给智者大师的精舍题名为“玉泉寺”。 皇帝的御书，金字招牌挂在寺院的门楣之上，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也给智者大师传道带来了方便。 智者大师的道场成了皇家御赐，根正苗红地“自己人”道场。 但这也欠了杨广一个天大的人情。 杨广抓住这个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再一次延揽智者大师进入江都。 在接下来的二年，杨广给智者大师写了六七封书信，屡次请求智者大师再临江都。 对于世俗皇权的强力要求，智者大师已经无法再拒绝，或者，在荆州传道之后，他也不想再拒绝了。 智者大师调整了佛教的发展方向，他顺江东下，再履江淮。 杨广曾经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既然智者大师不肯合作，那就另外再选一个人继承他的衣钵。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管江南的佛教势力。 杨广自诩天下第一，他现在又是智者大师的弟子，继承智者的衣钵，他觉得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本人。 但他又一次遭到了智者大师的无情拒绝。 智者大师不置可否，他只是不痛不痒地给杨广献了一部新作《净名经疏》。 但杨广其志不在此，他终于挑明了自己的目的，要智者大师传授自己衣钵，让自己成为江南的宗教领袖。 这与智者大师想让天台宗成为世俗之外，独立发展存在，可以和皇权匹敌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智者大师断然拒绝。 他知道，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也要坚持道统的独立。 杨广虽然并没有用强，但和第一次在江都拜师有所不同的是，北方杨坚庞大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身上。 智者大师此次再临江都，带了一个四十人的僧团，本来是准备在江都弘法。 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 但非常吊诡的是，他作为江南佛教领袖，来了这么多天，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向他求道。 这显然是世俗的皇权，又一次显示出它粗暴而强横的力量。 显然，杨广认为，既然无法光明正大地继承智者大师的衣钵，那也不能任由智者在江都持续发挥他独立于皇权的力量。 智者大师内心深深叹息，他知道，他将和江都缘分已尽。 他将永别江都。 于是，智者大师率领僧团，走向了他的宿命之地。 天台山国清寺，智者大师时隔十二年之后，又一次和它亲密接触。 只是这一次，智者大师从心里面，再也不会再离开了。 回到他熟悉的山山水水，智者大师心情非常愉悦，他雅好泉石，负杖闲游，天台山成为智者大师最好的朋友。 在天台山的日子，智者大师迸发了他内心深处的神思。 他也终于可以从世俗的落寞中回复过来，可以完全用精神观照这个世界。 他的精神进入一个无我的崭新境界。 他说道：“虽在人间，弗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静夜，澄神自照，岂不乐哉。” 智者大师在这段安静的岁月中，终于放下世俗争胜之心。 他回思过往种种，很多人生的精义在忽然之间，豁然贯通。 他有感于心，奋发提笔，天台宗最重要的经典，浑然而成。 在这段天人合一的岁月里，他专治玄义，进解经文至佛道品，为三十一卷。 智者大师在世俗之中，失意而回，但他在出世的刹那，终于得证大果。 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着名的天台宗。 但智者大师还在世俗留下一段未了之缘。 杨广延揽智者大师终于失败，江南的佛教也未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 杨广或者还有耐心，但北方长安城中的杨坚，天心难测。 他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杨广的人，他不再对智者大师抱有期望。 既然不能为己所用，那就不能让他成为一个反对自己的存在。 这种精神的图腾，必须被消灭。 杨坚自己虽然是一个佛教徒，但他前期，对于宗教，却只是利用其淳化社会风俗，以实现对民众思想上的统治。 他将宗教视为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臣服于自己的政权统治之内。 智者大师既然不愿意合作，杨坚失去了耐心，他要用强。 用国家的权力逼迫他为自己效力。 于是，他让杨广给智者大师写了一封信，并派遣高孝信入山奉迎，同时，话里话外，隐隐约约有让其长驻江都，并且不得违旨之意。 这封信背后是杨坚的意旨，智者大师明白无误地掌握到事情的本质和真相。 智者大师知道他的时间已经到了。 他将以自己向杨坚献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天台宗的生存和发展。 他的肉身将死去，但他的天台宗，却将在他身后开花散叶，流光溢彩。 智者大师抱着去而不返的心态，非常平静而安详地，安排好身后之事。 他将用不上的杂物，散发给贫苦之民，然后，又将国清寺的样式标准画成图例，在这一刻，也许他心中，已经打定主意，即使寺院被毁，有朝一日，还要原地重建的计划。 安排好这些事后，他离寺出发。 当他走到天台山西门的石城之时，他不再往前走了。 智者大师回顾了，自己这一生之中的点点滴滴，他已无愧此生，也无愧于自己创立的教派。 但生不逢时，在人世间，他还有未竟的事业，但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他相信，自己身故之后，自己的宗派，一定会以璀璨的光芒，照射万方。 但他自己，已经到了必须要做一个了结的时刻了。 如果再入江都，主持慧日道场，自己将会永远被打上杨广家僧的名号，自己亲手创建的天台宗，将因之失去独立而超然的，玄而又玄的意味。 这是他一直避免出现的结果。 也与他要让天台宗独立于世俗之外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 智者大师已经做出了选择，他要以身殉道。 第83章 四十六字真言在，天台三论动地来 智者大师停步不前，亲手给杨广写下了46个字。 “莲花香炉，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别，愿德闻香远，长保如意。” 在这46个字中，看不到他对杨广任何一丝的怨恨，反倒对杨广有一种隐隐，大道可期的期许。 也许，在那一刻，他想起了在千僧宴上，给杨广的授戒，还有杨广隆重的行师大礼。 这一刻，智者大师心中，已经预见，自己手创的天台宗，或者会在自己这个徒弟手中，获得一种未可限量的发展。 而这一切，都和多年以前，千僧宴上的拜师礼，玄而又玄地互相呼应。 一切，都是天意。 智者大师封书完毕，求得三衣钵，让人洒扫干净，然后安详入灭。 杨广看到智者大师的手书46字，他知道智者大师做了选择，为了证道，已经圆寂。 杨广悲从中来，在延揽智者大师入主慧日道场一事上，他遭受了失败。 但他的悲痛，更多地来自于智者大师的死，也许在平日，智者大师可以不死，但他处于今时今日之地，却又不得不死。 权力的意志，从来都是冷酷无情。 智者大师不是杨广亲手所杀，但杨广却深切地知道，他不杀仁伯，仁伯却终是因他而亡的道理。 杨广五体投地，悲泪交集，跪受了这46字的手书。 智者大师的死，虽然是杨广的失败，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机遇。 这对于杨广延揽江南佛教人士，实际上扫清了道路。 因为智者大师走后留下了一个空缺，他的弟子辈，远远没有他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怀中玉璧已去，后来者可以轻松上路。 天台宗自此可以远离事非的漩涡中心，赢得独立发展的良机。 事实上，智者大师死后，天台宗在杨广的支持下，蓬勃而生，正式在全国成为第一个开宗立派的本土佛教派别。 这应了一句话，身死而道兴，其间玄而又玄的因果关系，实在是半是天意，半人事。 杨广延揽江南佛教高僧的事业，必须进行下去。 智者大师一死，江南佛教首领就是三论宗的宗师吉藏，他被称为嘉祥大师。 他是杨广必须拉拢的目标。 嘉祥和智者大师不同，当年建康城破，陈国灭亡，智者大师溯江西上，但嘉祥却顺流东下，他东走会稽嘉祥寺，一住15年，精研佛义，静待再起的时日。 嘉祥深切地知道要想取得宗教的领袖地位，就必须和世俗的政权相结合，二者互相滋养，才更容易引发爆炸式的发展。 他的看法完全正确。 杨广的邀请信一到，嘉祥就知道，自己等待已久的时间终于来了。 他立即同意主持江都的慧日道场，他和杨广的合作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嘉祥在慧日道场，成为政府法定的江南佛教领袖。 后来，他又跟随杨广北上长安，在日严寺中弘法，名振中原大地，在杨广登基成为皇帝后，嘉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隋朝佛教界的领袖。 南北佛教开始融合，南宗在杨广的支持下，独领风骚。 而嘉祥开创的三论宗，即使在入唐之后，因为和皇族皇权深相结合，依然是当时最赫赫有名的显学。 但嘉祥驾鹤西去之际，也是三论宗由盛而衰之时。 这相当大程度是因为三论宗后继无人，宗主一逝，影响就日渐式微，但最主要的却是三论宗的要义，被其余宗派吸收融汇之后，再也无法一家独大。 时代需要更精深和更系统性的佛教宗派。 当年嘉祥想研习《法华经》时，曾邀请智者大师去嘉祥寺传道，但当时，智者大师正在天台山国清寺，心无旁骛地从事天台宗教义经典的创作。 智者大师不想一心二用，他拒绝了出山的请求，嘉祥也错失了当面向智者大师取经的机会。 当智者大师仙去，嘉祥只好师从智者大师的弟子，灌顶处求取《法华经》要义。 并且在主持江都慧日道场时，嘉祥才堪堪完成三论宗的宗典《三论玄义》的写作。 这就注定了天台和三论宗，二者的相互共融且又相互竞争。 嘉祥在，三论宗就是天下第一显学。 但嘉祥一逝，天台宗等宗门，就立刻后来居上。 随着嘉祥的入驻慧日道场，杨广的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成了。 江都四道场可谓高僧名道荟萃，杨广着意征集，宗教界各种人才和书籍，尤其对于佛经的整理，功莫大焉。 杨广在四道场内特别设立《宝台经藏》，差不多收集了十余万轴。 这与当年杨坚平陈之时，对待江南宗教界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杨坚为加强对江南的思想控制，毁寺驱僧，武力征服再辅以文化高压，那是一段至暗的日子。 但在杨广的治理下，江南文化的春天，终于到了。 杨广本人也对自己的功绩沾沾自喜，他写诗描述了这种文化的盛世。 “有异三川游，曾非四门观；于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江南儒释道三教合流，开创了南北文化，混融混生共长的良性发展道路。 但江北隋朝故地，其文化的发展却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形态。 这与杨坚本人的才情才学，以及其军政一体化的治国理念相一致。 在杨坚矫诏辅政，篡周立隋之际，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新政权的生机和活力，杨坚对于教育和更高一级的儒家文化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但杨坚本人极为俭朴，天然就不乐意学术，更无意于雕章摘句。 他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完全功利化的军国管理体制，简单粗暴直接有效。 在度过和儒学的蜜月期之后，杨坚第一次意识到儒学，某种程度上也会对自己形成掣肘，那是和李德林的一次理念交锋有关。 当年，杨坚篡周的关键时刻，对于如何处理北周皇族宇文氏，朝野有二种声音。 一方是杨雄和高颎，虽然知道不行，但依然支持虞庆则提出的斩草除根之计。 但另一方的代表是李德林，他作为天下文宗，又是当世大儒，却坚持己见，认为应该从宽处理。 李德林认为新朝应该摒弃五胡乱华以来，改朝换代之际的血腥传统，应该恢复古时的仁义之风。 但是，当时杨坚的天下并未完全坐稳，宇文氏一族还在蠢蠢欲动，杨坚需要铁血的手段去震慑人心。 但李德林引经据典，坚持不宜用重刑。 杨坚第一次接触和见识了儒家的文化内核和力量。 虽然宇文氏一族最后被尽数诛灭，但自此之后，杨坚对于李德林的看法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他认为李德林不过是“君书生，不足与议此”，同时，他也将天下的读书人，都视为死读书的不知变通的书呆子。 杨坚从内心远离了李德林，也远离了李德林代表的山东衣冠。 因为当时山东的原北齐政权，自诩为中原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天然继承者，对于关中的北周军国政权一直处于居高临下的心态。 李德林的坚持，代表了一种社会思潮和儒家力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隐约地让杨坚感受到北齐亡魂的影影绰绰。 这种感觉和判断让杨坚非常不舒服。 并且，经过多年的儒学教育，杨坚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时他兴修学校，崇重教育，本意是为国培养实用精干的人才。 他曾在一个诏书中非常明确地写道：“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道，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理性且合理的要求，但杨坚经过十多年的教育，却发现其取得的效果和他当时的期望相距甚远。 他认为学校远远没有起到育人和培养人才的作用。 “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 杨坚认为，学校和学生，都太多了。 杨坚要大刀阔斧砍向教育，这是要变天了。 第84章 七十二贤为余数，一石浊酒任浮生 杨坚将摧毁政府性质的教育。 他对十多年的学校教育现状深感失望，杨坚展现出他的冷血和铁腕。 他要大规模裁撤国家和州县三级的教育机构和人员。 此道诏书一下，隋朝的学校教育一朝之间，土崩瓦解。 整个帝国，只在首都长安，保留了国子学一所学校，仅仅保留了学生七十二人。 这个数据可能来自于孔门七十二贤人的传统，杨坚也许认为，有七十二贤，就足以治国平天下家了。 对于长安城中，其余的太学，四门州学，加上州县学校，一律废除。 这意味着，整个帝国，正式在籍的国家开设的儒学教学班，全国竟然只有72名学生。 惊世骇俗，无法相信。 这显然是严重的反智倾向。 同时，杨坚本人对于文人，也有一种骨子里的反感。 他在私人的生活上，实行一种完全的极俭朴的居士生活，自律而严苛，这种性格也影响到他执政的风格，一切以实用，机械化和精简为主。 比如，对于公私文翰，杨坚要求摒弃舞文弄墨，一律要求据实撰写。 这其实是继承自北周军政一体下的为政风格。 李谔君臣一体，非常明白杨坚之心。 他在一篇奏文中痛砭魏晋以来浮夸的文风，“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君人大道，好雕虫小技。……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杨坚深有同感，他将李谔的奏文颁示天下，以立标竿，引领正道。 但官场文风一旦形成，并不是几道诏令就能立即扭转的。 有一个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按照惯例，上了一篇文辞非常绮丽的奏文。 杨坚看到之后大怒，司马幼之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杨坚正愁要如何树立典型，于是，堂堂一州之长，被下狱治罪，封疆大吏，仅仅因为文辞艳丽而获罪，实在是无可如之的无妄之灾。 乱世用重典，杨坚以雷霆之威，快刀斩乱麻地，树立了一种务实而干净的政治风气。 但这种苦行僧般的自律，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也只有杨坚一朝，上行下效，才蔚然成风。 对于文人的轻视和提防，渗透于杨坚的基因。 当世硕儒，“二刘”之首的刘焯，当世论者以为数百年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这是真正的大才，身怀不世之功，又有绝世之名。 他因为才名太高，成了香饽饽，被太子杨勇和蜀王杨秀争抢入幕府。 刘焯稍微有一点迁延，未做决定，就直接被蜀王杨秀直接派人，将他直接上枷上锁，千里押送入蜀。 刘焯还被施以侮辱性的惩罚。 他身为文人的顶峰，文明的化身和代言人，刘焯竟然被蜀王杨秀，命令手执戈予，随身侍卫，一如普通的卫士。 这真是斯文扫地，尊严全无。 这个处罚显然比直接的杀头，更能摧毁刘焯和他对文化和文明的信仰。 这个惩罚也足以名流千古，或者也叫遗臭万年。 它被冠以蔑视文化的罪名，以一种极坏的声名留存于历史长河之中，但这一切都是杨坚默认并允许的。 这种赤裸裸的对于文化和文明的蔑视和羞辱，可谓是杨坚一朝，抹不去的污点。 连刘焯这种级别的硕儒都遭受如此惨痛的屈辱，其余文人，在杨坚一朝的地位和经历，也就可想而知了。 杨坚虽然不是一个文化人，也对于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没有多少建树，但他却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精明而务实的治国者。 杨坚一生，在政治上，除了在更换储君一事，或者犯过错误之外，他长袖善舞，是一个十足政治强人，甚至也是一个政治完人。 从他对几个敌对国，皇族的处理结果来看，可谓高下于心，杨坚展示了高明的政治手腕和技巧，足以成为后世的楷模。 他在隋都大兴的城楼上，已经看到江南陈国满朝文武，浩浩荡荡的入京队伍了。 如何处理这群自诩文明正朔的君臣，也是一个难题。 但对于杨坚而言，这只是一道开胃小菜而已。 当日贺若弼攻破建康，以大国之卿的身份，安慰再拜俯首，战栗流汗的陈后主说：“入朝不失做归命侯，无劳恐惧。” 贺若弼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 在太庙献俘仪式之中，陈国的宗室君臣，自陈后主以下，都被当作杨坚统一天下的附属品，贡献于杨氏的列祖列宗。 这正式昭告陈国在实质上和精神上的灭绝。 但这一次，杨坚却并没有从身体上消灭陈后主及其宗族，他甚至将陈后主封为长城公。 相比较杨坚对于北周宇文皇族的赶尽杀绝，还有对原北齐皇族高氏的斩草除根，杨坚显现出特别的仁慈宽大。 这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和杨坚的个性以及道德品质并无关系。 因为杨坚是个彻底的，一流的政治家，他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是从大局着眼，维护隋朝的统治考虑。 北周和原北齐的皇族，在中原大地以及朝野上下，都具备强大的实力。 他们的存在，对于杨隋王朝，是绝对的隐患。 说不定哪天就会爆炸，一旦遭到他们的反噬，杨坚及他创建的隋朝，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杨坚需要彻底将他们清除，这本身并没有太多可以指责的。 因为，传统的政治斗争，是一场不死不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政治游戏。 谁够狠，谁才能活得下去。 但对于僻处江南的陈国，杨坚却并不一定要对他们赶尽杀绝。 陈国君臣，不过是亡国之虏，在北方的隋都大兴，他们永远被标记上外来者和失败者的身份。 就是再给他们一个舞台，他们也跳不出激情澎湃的舞蹈。 况且，杨坚也需要对陈国君臣的包容，以表明自己的宽大和仁慈。 对北周和北齐皇室的诛杀，虽然必要，但其浓浓的血腥味难免时时在杨坚的朝廷之中萦绕。 大诛杀之后，也需要大休整。 于是，杨坚大赦陈国君臣。 并且按照他们原来官职的大小，分派给他们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官或虚职。 陈后主身处大兴城，一生已再无南返的可能，或者说南返这种念头，他动都不敢动一下。 亡国之君，并不会有多少尊严，他只有日夜酗酒，以酒自娱自乐自污，才能打发漫漫长夜。 他一天之中消耗的酒量，就连杨坚初听之下，都感到不可思议。 杨坚虽然给陈后主封了个长城侯的虚职，但对他并不是百分百放心，他在陈后主的宅子中安排了监视者。 这一天监视者反馈给杨坚一个消息，“叔宝常醉，罕有醒时。” 杨坚自然知道这个东南的诗酒天子，酷嗜杯中之物，便随口问道：“饮酒几何？” 监视者如实禀告，“与其子弟日饮酒一石。” 杨坚纵然久经大风大浪，也不禁大为吃惊，但他知道，这个亡国之君，再已没有任何的雄心壮志，不过是行尸走肉，废人一个了。 杨坚心下悯然，沉默良久，才对监视者说道：“任其性，不尔，可以过日！” 其实，陈后主也是无奈之举，一是需要以酒自污示弱，二是需要以酒度过漫漫长夜，三是饮酒也是其求生之道。 但君虽亡国之君，臣总有不屈之臣。 第85章 江南忠骨埋长安，修乐引发朋党案 生为陈国臣，死为陈朝鬼。 当年在建康城外，白土之冈，和贺若弼苦战不退的鲁广达，可谓是陈国武将之中唯一的赤胆忠心。 鲁广达和陈后主一同北上进入长安，但他悲伤故国的倾覆，看到陈国君臣尽数在隋朝锦衣玉食，心中忧愤，难免外露愤愤不平不色。 郁郁成疾，再无生志。 当他偶染小疾之时，再不愿意就医吃药，主动寻死。 鲁广达求仁得仁，他以自己的死，纪念那永远逝去的故国。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他们，今生再也吹不到江南的微风，也晒不到江南的艳阳了。 原陈国的尚书令江总，虽然不能像鲁广达一般舍身取义，但他却写了一首直抒心意，非常大胆的诗去纪念鲁广达。 “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 这其实也是一首故国山河，空自遗恨的愤懑之作。 幸运的是，当时杨坚已经一统天下，局势大定，并未就此诗大做文章。 否则，一场腥风血雨，无法避免。 江总虽然侥幸逃脱惩罚。 但是因为写诗而丢掉自己前途和性命的，在杨坚一朝，真有其人。 那就是原北周的千金公主，突厥的可贺敦，后来杨坚让她改姓杨氏，让她做了隋朝的大义公主。 她就是因为一首诗而误事，并且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杨坚虽然宽待陈国君臣，但杨坚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他绝对不会用感情凌驾于理性之上。 必要的防范，绝对不可缺少。 为了避免陈朝君臣，集中于京城作乱，杨坚依照惯例，将陈国的皇族投放到偏远的四方之地。 但杨坚却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反而每年赏赐不少财物，让其衣食无忧。 陈氏虽然失国，却非常侥幸地保存了屈辱型的富贵。 原陈国长沙王陈叔坚，亡国之后入隋，被流放到瓜州，但叔坚生于皇室，根本不知稼穑，却和妻子日日沉醉于酒中，不知归路。 但却保持了一辈子的衣食无忧。 从中可以看出杨坚对于陈国的宗室，其支持和善后的安抚，是落在了实处，也体现了真正的上国仁义之风。 杨坚这种宽宏大量，来自于其绝对的，对皇权掌控的自信，这比之于在政治上，先贬再杀的老套路，要仁慈和自信得多。 陈国君臣，虽然并没有给杨坚添乱，但杨坚很快就要忧心朝廷之中，隐隐的内乱了。 这起源于修乐，引发了杨坚一朝第一次朋党之祸。 历代王朝，功成修乐，是传统也是自然之理。 杨坚重开天地，又完成了近三百年来南北分裂之后的大一统，他比别的君王有更加足够和绝对的理由，去重修雅乐。 但修乐却变成了一件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 因为，到底哪种音乐才是正宗，正统的音乐，已经失去了判断的标准。 谁也说不清了，也辩不明了，正统音乐，确实已经失去了统一的标准。 因为，北方中原地区，在五胡乱华之后，汉族惨遭灭绝式屠戮，能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屈指可数。 加上北朝各个王朝忙于征战，一心想着以武力，征伐吞并对方，作为阳春白雪的音乐，似乎和时代格格不入，已成为多余。 晋室衣冠南渡，南北区隔，这大雅之乐，已逐渐乱了套。 一是乐器散亡，二是乐人离散。 日积月累，音乐正声凋零。 对于何为正声，历来就有许多的流派，形成了许多的权威，互相不服，互相攻讦辩难。 这本来只是技术或艺术上的争论，掀不起多大的浪花， 但事情非常不巧，主持隋朝修乐，分成了二大阵营。 他们重要的代表人物，都是朝中重臣，谁都有理，谁也不服谁。 于是，修乐的分歧，就延展到了朝堂之上的派别之争。 一方是苏威的儿子苏夔，另一派是当世宿儒何妥，双方各执其理。 但何妥利用自己大儒的身份，先引诱杨坚试听自己选定的音乐，并且对杨坚灌输其理念，“黄钟象人君之德。” 意思是黄钟之调才是帝王之乐，才是帝王之正声。 于是，当乐曲演奏到黄钟之调时，杨坚为避免成为外行，也需要摇头晃脑，下了定论。 “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 于是，何妥先下一城，让杨坚止用黄钟一宫，不假余律。 这当然是违背音乐自然发展之道的。 于是，在杨坚平江南之后，在建康获得了宋，齐二朝旧的乐器，还有演奏这些乐器的江左乐工。 杨坚当然想听听号称衣冠正朔的华夏之声。 于是，他命令在隋朝的朝堂之上，演奏陈国宫廷之乐。 华夏之音，果然不同凡响。 杨坚听完乐曲，便心悦诚服地叹赏道，“此华夏正声也。” 乐声，乐器，乐人，三乐毕集，重新修定音律是势所必然。 于是，就引发了着名的修乐朋党案。 事情简单明了。 何妥和苏夔对于乐声，各执一词，无法参决判定其高下。 杨坚本人更加不懂，于是，他想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投票。 他让满朝文武，实名制投票，看到底谁得到的票数更多。 这是一种民主制，本来没什么问题，但苏夔却有个有权有势的老子，叫苏威。 苏威是根正苗红的官十代，其父苏绰是北周政治的奠基人，而苏威本人在隋朝也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满朝文武十有八九，都看在苏威的面子上，投票支持苏夔。 何妥平时在朝堂之上，和苏威却有很多不同意见，甚至达到水火不相融的地步。 于是，结果不出意外，苏夔完胜。 看到这个投票结果，何妥不服。 他认为这次的投票失败，并不是自己对于音乐的主张错误，他认为这是朝臣趋炎附势，站队巴结苏威的结果。 作为当世宿儒，何妥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打击，他愤愤不平地说：“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儿之所屈焉！” 愤怒的何妥上了一封非常重要的奏章，他检举揭发了苏威在朝中结党营私。 这是政治斗争中惯用的手法，有效且有用。 这个罪名直击杨坚的软肋。 他坐稳天下之后，最大的心病，就是天天防备朝臣拉帮结伙，怕他们像自己一般，篡夺政权。 同时，何妥的奏章上的时间非常微妙。 杨坚本人需要这道奏章，或者说他需要借用奏章来做文章。 因为，这个时候，在隋朝的政界，有一颗巨星已经冉冉升起，再也无法压抑他的光芒。 他就是杨素。 作为弘农杨氏的代表，关陇勋贵的中坚，在隋朝建立伊始，杨素就成为其集团利益的代言人之一。 但当年杨坚为稳定政权，推行新政，需要绝对支持以高颎为首的新一代领导核心。 于是，杨素稍被压抑，只能屈居于稍次的第二级别。 但正如杨素对周武帝说过：“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富贵。” 这虽然只是一时豪壮之言，现在却已变成现实。 杨素在再平江南之后，已处于功高不赏，无法再默然立世，锥处囊中了。 时代他需要进入隋朝的最高权力中心。 但有进必有出，杨素要上位，就需要有人让路。 第86章 国运从来无关乐，一生宿命两代人 杨坚高居朝堂之上，对于局势心若洞明。 他正在权衡的当口，何妥的奏章就如雪中送炭般地，飞到他的案几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隋朝官场之上，选官任官，也出现了一些和立国刚开始时，不同的风气。 在苏威的支持和倡议之下，盛行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抬头的趋势。 这种以门弟和出身，来决定官职大小和职位清浊的方式，和隋初选官任官，不分清浊，唯才是举，颇相抵触，可谓是开了历史的倒车。 最重要的是，这让杨坚隐隐感觉到了一种不安。 他担心门阀的重新兴盛，会对皇权形成天然的威胁，又会走上君主和几大世家大族共治共享天下的老路，与他想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 政策和风向的转变，都来自于权力角逐中，力量的对比。 杨坚认为，他的中央核心决策层，需要做一个调整。 杨坚决定追究这次的朋党案。 证据明显而充足，处罚也是严厉而迅速。 苏威被免去官爵，受到牵连，得罪的官僚竟然达到一百多人。 杨坚一举二得，一是将帝国前行的车轮重新校正轨道，二是为杨素的入阁，腾出了位置。 于是，杨素将开启属于他的时代。 他进入隋朝最中枢的决策层，从此，他和高颎并列于这个时代的最高层，直至他在杨广夺宗的事件中，打垮高颎，其个人的权势达到人生的巅峰。 对于此次的朋党案，杨坚心中有如明镜，他对朝臣说：“苏威德行者，但为人所误耳尔。” 杨坚不为己甚，他还需要苏威这个政坛的吉祥物，也是官员们心中的明灯。 杨坚下令让苏威通籍，可以参与朝会，以保留他在政府之中的部分影响力。 苏威朋党之案，牵涉虽广，但修乐一事，也在如期进行。 朝廷多事，修乐也无法独善其身，掺杂了很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因而，距离真正的音乐，或者也有所背离。 隋朝正乐，第二次大定之日，就被当世的大乐师万宝常所不齿。 当年何妥投机取巧，说服杨坚只取黄钟一调时，万宝常从纯粹声乐角度下了一个断言：“此亡国之音也。” 但他虽然妙通音律，但却人微言轻，被朝廷选择性无视了。 而当第二次隋乐大成之时，万宝常听到太常寺演奏选定的正音，更是泫然泣下，悲痛地说：“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矣。” 音乐或者真的代表国运。 当时隋朝如日中天，四海安宁，万事蒸蒸日上，已达全盛之境。 但万宝常虽有盛世危言，当世并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在意一个天生卑贱，人微言轻乐工的肺腑之言。 但他们却不知道，短短二十多年后，隋朝就快速败亡。 一代音乐奇才万宝常，最后因为家贫，竟然被活活饿死。 临死之际，万宝常将自己毕生所学，加上一生所藏之书，付之一炬，并且痛心疾首地说：“用此何为！” 万一、如果、假设万宝常能在隋朝谋得一官半职，隋朝能启用万宝常修定乐声。 或者隋朝的正乐，又或者隋国祚，就另有一番微妙的天地。 但世上之事，哪里有如果二字。 万宝常不过是杨坚不重才学的牺牲品之一，此次朋党之案，苏威实际上成了最大的失意者。 但隋朝还有一个更大的失意落寞者，他就是贺若弼。 在平陈一役中，他以八千甲士，一战而击溃陈国十万主力精锐，陈国的一战败光家底，迅速崩溃。 这种不世之功，可谓是古之良将也不能超过。 于是，他自以为功名天下第一，每以宰相自许。 但他自视过高，不通进退之道，口不择言之下，已犯众怒。 贺若弼将会自受其咎，这是他的宿命。 当年，他的父亲贺若敦曾经在临死前，用锥子刺破他舌尖，鲜血淋漓之际，他父亲对他说出最后的告诫：“吾以舌死，汝不可不知。” 当年贺若敦因为自己军功卓然，同侪早都是大将军，但自己功名卓越，反倒屈居人下。 贺若敦难免口出怨言，最终被北周第一权臣宇文护赐死。 所以，他临终用刺舌出血这种极端的行为，告诫贺若弼一定要谨言慎行。 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宿命。 贺若弼自以为功勋冠天下，但自己屈居杨素，高颎之下，心中颇有不平。 但他却并不谙政治，他轻易就被杨坚免官，成为了牺牲品。 贺若弼不但未捞到宰相的职位，反倒丢掉自己的官职，这更加让他愤愤不平。 于是，怨言传到了杨坚的耳中。 杨坚的处理非常干脆。 他将贺若弼投入狱中，对他说：“我以高颎，杨素为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唯堪啖饭而已，是何意也?” 其实从这一句问话，就可以看出，口无遮拦，无所顾忌的贺若弼，既无宰相之才，也无宰相之怀。 贺若弼更适合在战场上纵横捭阖，但他自我感觉良好。 贺若弼并不悔悟，反而斩钉截铁地直接回复杨坚说：“（高）颎，臣之故人；（杨）素，臣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 这种直接置疑当世二大宰相，实际上就是直接置疑杨坚的决断，有此一语，足以被判大不敬。 有朝臣依据律法，上奏贺若弼罪当处死。 杨坚心下犹豫，鸟尽弓藏虽然是自古名言，但他对于贺若弼并未完全放弃。 他决定敲打下贺若弼，便对他说：“臣下守法不移（按律要处死你），公可自求活理。” 贺若弼听到杨坚此言，倒也并不惊慌，他在狱中，忽然开悟。 他真正明白他父亲的无辜而死，也明了权力的可怕。 若要善得始终，就需要低头。 贺若弼开始向杨坚示弱，他说：“臣持至尊威灵，将八千兵渡江，擒陈叔宝，窃以此望活。” 杨坚不依不饶，紧接着说：“此已格外重赏，何须追认。” 贺若弼慌了，这是他最大的依恃。 他只能再次强调，“臣已蒙格外重赏，今还格外望活。” 杨坚沉默。 他虽不想置贺若弼于死地，但死罪可恕，活罪难逃。 杨坚有意挫其锐气，他让贺若弼在牢中呆了几日之后，才将其除名为民。 但一年之后，杨坚终于因为其平陈，一统南北的不世之功，而恢复其爵位。 杨坚其实心中也颇为忌惮贺若弼，毕竟他在战场上是无敌的统帅，也是当世第一大将。 如果让其身居重位，又掌握兵权，恐怕自己也很难睡一个安稳觉。 于是，他不再让贺若弼担任重要的实权职位，但杨坚将胡萝卜和大棒政策玩转如飞。 贺若弼是隋朝的门脸，杨坚需要贺若弼的代言。 每次宴会上，杨坚都会重赏贺若弼，以示念其旧功。 但贺若弼对杨坚的压力却始终存在，最重要的一点是，贺若弼也并不懂得收藏内敛。 在炀帝杨广一朝，他终于因为妄议朝政，而被杨广赐死。 来来去去，他还是逃不脱自己的宿命，这也是他父亲的宿命。 第87章 权力制衡二人转，庆则授首第一刀 朋党案后，苏威虽然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他的政治生涯却并没有被判死刑。 但随着杨素进入中枢权力层，关陇集团的力量明显在加强，隋初原来“四贵”，也随即进行了大洗牌。 杨素和高颎已是并列的二大宰相，杨素将在这个集团之内，掠夺原来属于别人的权力。 军政权力，主要的调整对象来自于原来军界的巨头。 四贵之中的杨雄，是杨坚篡位之初，出力最大的功臣，并且他是杨坚的宗亲，一直重兵在握，朝野倾瞩。 他首当其冲，杨坚让他虚居于司空的高位，却夺去其实际的军权。 杨雄是个非常有决断的人，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交往应酬朝中大臣。 杨雄自此关起门来成一统，老老实实做了一世的太平司空。 虞庆则也是文武兼备的四贵之一，与杨雄的退而可当田舍郎相比，他的下场就要凄惨太多。 他遭到彻底的清除。 毫无疑问，虞庆则在朝中久称四贵，又受高颎知遇之恩，在长期的执政生涯中，和高颎建立了深厚的公私情谊。 而政坛新星杨素的入阁，带来了宰相集团内权力的重组。 杨素和高颎，是新旧二大宰相，他们的对抗，先从杨素和虞庆则的斗争开始。 杨素两平江南，功高盖世，但虞庆则在北方的大草原上，一样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他在沙钵略可汗内附隋朝的过程之中，大出风头，一是在礼仪上死死压制了沙钵略一头，二是完美完成任务之后，还顺便让摄图赠送了上千匹马，还顺走了沙钵略的妹妹做老婆。 这是隋朝外交史上的大胜利，当虞庆则出使突厥时，杨坚信心不足，没有任何底气地交待虞庆则说：”我欲存立突厥，彼（沙钵略）送公（虞庆则）马，但取五三匹。“ 因而，虞庆则出将入相，位居中四个半宰相之尊，对于杨素，并不会产生高山仰视的崇敬，相反，文人自古相轻，武将也并不居后。 虞庆则和杨素因为争功，就相互干上了。 平陈之后，一统天下，边境无战事，自然到了论功行赏，自吹自擂的时候了。 在一个宴会上，杨坚首先发话，”高颎平江南，虞庆则降突厥，可谓茂功矣。“ 杨素心中开始打算盘，江南之功，他无法直接和高颎争一日之长短，但他将杨坚抬出来，一是顺便拍个马屁，二是可以打击下竞争对手的气势。 杨素加了一句意味学长的话，”皆由至尊威德所被。“ 虞庆则听出了杨素的弦外之意，看杨素此意，自己出生入死的功劳都不算什么。 虞庆则展开了反击，他也回击了一句，“杨素前出兵武牢、硖石，若百至尊威德，亦无克理。” 这直接打脸杨素，因为以上军功，杨素早已归入自己名下，已成定案，已经公告天下，厚赏将卒。 杨素惹了一身躁，心中极大不爽。 自此之后，杨素和虞庆则就开始了公开的斗争。 这种斗争又牵涉到他们背后势力的角逐，杨坚需要作一个选择。 事情的发展对虞庆则不利。 起因是桂州人李贤的叛乱，这本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叛乱，隋朝当世大将，请求率兵平叛的将领，如过江之鲫，无不踊跃请战。 但杨坚一律没有允许，他将目光扫向了一个人。 杨坚回头地虞庆则说：“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 这句话中不爽的语意，已经非常明显而严重。 这表明当时虞庆则在权力中枢已经被边缘化，但他自己仍然坚持死守，不肯退让。 否则，以堂堂一国之宰相，四贵之一，根本不需要远隔万里，亲自挂帅，平定南方一介小寇。 这是强令其出京，但虞庆则此去，却再无归期。 这倒并不是叛乱之敌实力太强，这场叛乱，随便派一个将领，率领一支偏师，就足以荡平。 事实上，叛乱被虞庆则轻松平定。 然而，虞庆则却败于女人之手。 他的一个爱妾，与虞庆则的小舅子赵什柱暗通勾搭上了，这于情于理于义，都不相容，一旦事发，恶果难以承受。 他的小舅子显然对于虞庆则在朝廷的微妙地位心知肚明，他为了自保，也为了求取富贵，他决定挺而走险，想靠出卖虞庆则，达到自己飞黄腾达的目的。 赵什柱似乎颇有谋略，也深通人性，他布了一个深远的局。 他在虞庆则出发前，就在京城之中散布谣言，说虞庆则并不乐意此次出征，是被逼无奈才勉强出京的。 这种想法是可能存在的。 谣言传到杨坚的耳朵中，他选择相信。 于是，杨坚在虞庆则出征前，杨坚就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有别于将军出征厚赏重奖的先例，杨坚的赏赐非常薄。 大将出征，君臣就已生分离心，这并不是个好兆头。 但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 虞庆则三下五除二，就平定了叛乱，他的小舅子先奉命先行回朝，当面向杨坚详细述职复命。 杨坚和他的小舅子，二个最希望，看到虞庆则一倒不起的人，似乎立即达成了某种共识。 虞庆则的小舅子直接检举告发了她的姐夫，罪名是“谋反”。 他向杨坚转述了虞庆则的原话。 有一天，虞庆则在潭州临桂岭，远眺山川形势，一派雄奇峻险，长期的军旅生涯，虞庆则对于攻守之道有天然的敏感。 他触景生情，意气丛生，指点江山，“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 这本身是一种中性的评定，但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据兵自叛的罪证。 况且，君主要治臣下的罪，哪一句话都可以作为罪证。 杨坚需要虞庆则谋反。 于是，虞庆则被定性为谋反，并被诛杀。 而他的小舅子，因为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全程提供了虞庆则无数的言行实录，被认为有功，而升任柱国。 这个卑劣的小人，玩着他姐夫的女人，提着他姐夫的人头，一步登天。 可见，从历史来看，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不一定是每时每刻都发生的正确的公理。 但杨坚从来不相信公理，他只相信现实的政治权力。 从杨坚对于虞庆则不留情面的诛杀可以得知，杨坚在度过其最艰难的开国过程之后；当他用姻亲和权位，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庞大的关系和利益网络之后。 他和传统的关陇贵族已经重新合流，组成了捆绑在一起的新的利益共同体。 反映到政权组织结构来说，他需要分享权力，需要在中央核心层面，允许和增加更多的传统贵族代表的力量。 这实质也是维护这个政权的基础，虽然杨坚时时也会遭到他们的反噬。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隋朝原来实行的是以高颎为核心的单核宰相制度，带来了一个附带的潜在隐患。 就是杨坚的政府在高颎十几年的高效运作中，已建立起以他为核心的牢固的既得利益集团。 杨坚隐隐觉得这是一种可能存在于未来的巨大威胁。 他的预感是正确的。 当杨坚想更换立太子时，他遭到了以高颎为首的朝官集团的集体反对，以至于他耗尽余生心血，打倒高颎集团之后。 他才发现，高颎的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力量，成为新朝很难跨越的隐性门槛。 以至于他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也被逼另起炉灶，在核心权力层重用江南士人。 现在，杨坚需要在中央为高颎树立一个可以相互制衡的对手。 实行二元宰相制，制衡高颎之人，就是杨素。 而虞庆则的倒台，是双方权力走向平衡的一步微妙的棋。 经过权力的重构，杨坚的权力中枢重新焕发了生机，也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 新的核心权力层立即迎来了他们第一次的执政考验。 漠北传来了一个消息。 第88章 一首诗引发血案，三百士难脱谋反 消息简短而重要，漠北又有大事发生。 突厥想要里应外合，反隋复周。 这件事情有些蹊跷，突厥自古与中原为敌，现任可贺敦是原北周的千金公主，后来认杨坚为父，改姓杨氏，被赐名大义公主。 既然名为大义，自然需要忘记国破族灭的仇恨，以国家大义为重，着力维护隋突关系。 但这种表面上的相安无事，却被一件非常吊诡地谋反事情打破了。 那就是年老赋闲在家的刘昶被指控要谋反？ 刘昶是原北周的奠基者宇文泰的女婿，他也是杨坚的旧日相识，诚如杨坚所说，满朝文武，和他非亲既故。 因而，杨坚虽然尽诛北周宇文氏皇族，但却没有办法彻底清除朝中和宇文氏沾亲带故之人。 如果严格实行连带的诛杀计划，那整个朝廷会为之一空，新建立的隋朝会根基动摇，杨坚需要妥协。 因而，刘昶在杨坚立隋之后，依然做过庆州总管的实职。 但他有一个不省心的儿子叫刘居士。 刘居士并不是信教，也并不和善，相反，他是京城一霸。 在他横着走的时候，京城之中，无论贵贱老少，见到他就慌不择路，逃命要紧。 甚至是朝中公卿，后妃，公主，也不敢直挡其锋。 如果只是这种普通的横行霸道，他可能也不会惹来杀身之祸，但问题的根源在于，刘居士是一个有想法的恶霸。 他组建了一支三百人的壮士队伍。 他麾下的“壮士”，是个极难获得的荣誉称号，已成为身份的象征，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考核。 北周以降，朝野都以武艺为荣，骑射是必修之课，刘居士以武艺和胆气为原则，组建了一个玩乐的顶级圈子。 这也是京城的核心圈子之一。 这三百人全部来自于大兴城中的公卿子弟，并且每个人，都是真正的臂力雄健之人。 为了提升这个圈子的质量和逼格，刘居士亲自考察每一个要求加入的人。 他用车轮置于其颈上，然后逐渐扭动，二相错愕之际，那种差不多面临要断气，还不肯求饶的人，才能被录用，才可以称为壮士。 所以，他基本上将整个朝中的纨绔而壮硕的子弟，全部纳入自己的三百人队伍。 有这三百个家庭在后面做靠山，大兴城，不过是一个可以让他横着玩乐的舞台。 这是一种绝对的荣耀。 能进入这三百人的圈子，也可谓是光宗耀祖，一时之间，刘居士炙手可热。 他立即膨胀起来，不知天高地厚。 但他忘记了，这种力量，即使是虚假的力量，也只能撑握在国家的手中，而不是他区区一人，可以据为己有。 刘居士成也三百人，败也败于三百人。 因为，这三百人队伍，在非常时期，也可能调动巨大的社会力量。 比如说谋反的时刻。 谋反，即使只是具备谋反的可能，一直都是杨坚最为忌讳的一点。 但杨坚在等，他在等待刘居士自己撞上枪口。 这个机会立即来了，有人密告刘居士谋反。 谋反的内容似乎有板有眼，说的是刘居士与三百人队伍在搞野搞联谊活动，游览长安故城时，登上了汉代未央殿的故址，然后，刘居士仿效天子的礼仪，南向而座。 他让三百人分列左右，并且互相约定，“共为一死耳。” 这显然是一种自己找死的大逆行为。 这件事情的背后，似乎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隐隐绰绰显露出它的獠牙。 同时传入杨坚耳中的，还有刘昶勾结突厥可贺敦大义公主，准备接引突厥入寇，里应外合，一举颠覆隋朝的言语。 这些指控大体上是空穴来风，但杨坚却不可不去追究。 于是，在朝堂之上，杨坚对刘昶说：“今日之事，当复何如？” 杨坚的本意是想刘昶能明辨黑白，力陈清白。 但于刘昶而言，其事本无，况且本身年老，久已赋闲在家，哪里有实力和需要去谋反呢？ 如果要以莫须有的罪名惩治自己，那辩解又哪有任何意义？ 刘昶心中无鬼，自然硬气，便直接怼了回去，“黑白在于至尊。” 刘昶的意思非常明确。 这件事情完全是污蔑，根本就不存在，但你杨坚是不是要拿这件事做文章，你自己看着办，想要我委屈低头，那是没门。 杨坚老脸挂不住了，这是摆明和自己对着干上了，要陷自己于不义。 杨坚是一个敏感而执傲的人，他本身也一是个非常理性的人，但如果有人忤逆自己，怒气上头，他也很容易走向极端而失去理智。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已经很久没有人，敢于抗拒自己的力量了，刘昶也不能例外。 于是，他立即将刘昶下狱治罪，同时，全城加急，搜捕刘居士的党羽。 最终，刘昶被赐死于家，刘居士被问斩。 但此案对突厥的大义公主却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大义公主当时已经被杨坚疏远猜忌，而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境地。 起因是大义公主做了一首诗。 这当然不是因为大义公主此诗写的文采飞扬，而和杨坚倡导文以纪实的朴素文风相抵触。 而是大义公主在杨坚御赐的屏风上，真心流露地题了一首，感怀身世和故国灭亡的诗。 平陈之后，杨坚在陈后主的后宫之中，得到一件宝贝，那是一件精雕细琢，美仑美奂的屏风。 这本是陈后主的心爱之物，杨坚将它赐给大义公主，本来就是一件天大的恩宠。 但大义公主看到屏风之上所绘之图，多是宴会游乐，喜庆团圆的画面，她触景生情。 不由感伤自己当年在长安时，宇文皇族对自己的宠爱，现在自己独处异乡，故国已破，家族已亡。 她一时悲不自胜，便提笔写了一首感怀诗。 她在诗中写道，“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大义公主在这首诗中，感伤故国的覆亡，虽然没有直接怨恨杨坚，但整首诗，于内心深处，却对于自己的身世，家族，故国，有着浓烈的怀念和感伤。 大义公主真情流露，但她却忽略了自己的身份。 她早已不是北周的千金公主，她现在的身份，是隋朝的大义公主，与其说她是一个女人，倒不如说她成了一个政治符号。 他需要代表和争取隋朝在突厥的利益。 她的一举一动，杨坚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她这个政治符号，必须要完美和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她所代表的价值。 当杨坚见到这首诗时，他就知道，大义公主在本质上，始终还是北周的千金公主，她怎么也变不成隋朝的大义公主。 而北周，却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 自己谋人之国，破人之家，亡人之族，这是生生世世，不可开解的血海深仇。 千金公主，处于和隋朝敌对的突厥可贺敦位置，已到了必须要更换和处理的时候。 以大义公主的屏风诗为导火索，到刘昶谋反被赐死为节骨点，大义公主迎来了她最终可堪哀叹的命运。 第89章 可汗求婚始为乱，公主大义终成空 大义公主似乎看到了复国的希望。 她已在突厥正式开始其反隋复周的行动。 事情的缘起来自于一个流言。 有一个流亡突厥的中原人叫杨钦，他天生是个造反派，说已经准备好和刘昶连结，开成一种莫须有的里应外合。 大义公主对称为都蓝可汗，大灌枕边风，说隋朝将有内乱，可以趁虚而入。 突厥本来就掠夺成性，趁乱捞取利益，是一贯的国策。 双方一拍即合，于是，都蓝可汗开始骚扰隋朝的边境。 漠北立刻边尘飞扬。 杨坚敏锐地观察到漠北有变，于是，他派出了突厥专家长孙晟，再次北上大草原，想找出突厥异动的真实原因。 长孙晟不辱使命，他找出了问题的症结，长孙晟向杨坚报告说，这全是杨钦在其中搞鬼，而大义公主是主要的推手。 于是，君臣定计，必须将杨钦逮捕归案，同时，也必须废掉大义公主。 这一废一捕之计完全可行。 因为，大义公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在突厥养了一个小白脸，都蓝可汗的头顶，现在就像是大草原一样，绿油油一片。 只要抓到实际的证据，都蓝可汗将会出于尊严和面子的考虑，废掉大义公主的可贺敦称号。 这种深入虎穴的事，当然需要那个神一样的男子亲力亲为。 于是，长孙晟又一次北上。 他开门见山地向都蓝索要杨钦，由于有同盟之谊，也具备实际的用外，都蓝展示出自己的力量，他当面拒绝。 他对长孙晟说：“检校客内无此色人。” 长孙晟并不生气，也不慌张，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障碍，难不倒他。 他这个突厥通可不是白叫的。 长孙晟贿赂突厥的知情人，得知杨钦所在，立即发动一场夜袭，将杨钦当场抓获。 并且，长孙晟做事非常干净利落滴水不漏，他同时叫人四处散布大义公主偷养小白脸的秘事，闹得突厥牙帐臣民之间，大家都在津津乐道这一劲爆的小道消息。 世上当然没有秘不透风之墙，况且，这个消息又是长孙晟主动想让都蓝可汗知道的。 都蓝可汗一如大部分男人一样，是最后一个后知后觉。 他觉得脸面尽失，这类事情，如果只局限于私事，对于他们这种政治人物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但现在成了一个公众事件，被所有臣民茶余饭后拿来消遣，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都蓝可汗觉得耻辱。 于是，他主动将大义公主的小白脸抓住，送给长孙晟处置。 都蓝可汗服软，这场边界的危机，看来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 杨坚大喜，他一边给长孙晟加官进爵，一边准备发动最后一击，他必须要从法理和程序上废掉大义公主，再换上自己的代言人。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大义公主作为前朝北周的皇室，在突厥已多历时日，已经建立起她庞大而深厚的关系网络。 这次虽然靠着攻击其私德，扳回一城，但却并未对她构成致命之伤。 她作为中原王朝的政治符号，还有存在的必要，说不定某一天，突厥再和隋朝交恶，她就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必须要彻底清除。 裴矩站了出来。 他展示了自己继长孙晟之后，中原王朝战略大家的实力和谋略。 他对杨坚说，必须说服都蓝趁机杀掉大义公主，以绝后患。 但要杀掉可贺敦，这需要突厥内部的决定，由他们主动去完成，而不可能由外敌去向都蓝施加压力，那会适得其反。 这个机会就摆在眼前。 突利可汗，是处罗侯之子，叫染干，他以后有一个更加名垂青史的名字，叫启民可汗，居于都蓝的北方，他在这个时候，向隋朝请求婚姻。 杨坚派遣裴矩对他说：“当杀大义公主，乃许婚。” 突利堂堂可汗，势重位尊，去打击大义公主这样一只落水狗，那当然是手到擒来 突利在都蓝耳边一阵深刻的分析，估计最大的理由，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毕竟大义公主，始终是前朝的公主。 再好的前朝公主，也比不过现今王朝的新人。 都蓝可汗终于被打动。 大义公主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她虽然被除掉，隋突双方之间，却依然需要新的沟通桥梁，都蓝顺理成章地请求隋朝赐婚。 于是，突厥同时有二个可汗，都在请求隋朝赐婚。 这是一道单选题，还是做一个皆大欢喜的全选题呢？ 长孙晟，立即贡献了他长孙五策中的第三策：许婚突利，拒婚都蓝， 这又是一个离间计，完全贯彻了长孙晟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八字方针。 长孙晟详细分析了不许婚都蓝的原因。 他眼光似乎穿透历史的迷雾，他对杨坚条分缕析地说：“（都蓝）虽与为婚，终当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突利）必受其征发。强而后反，后恐难图。” 长孙晟看得非常准，在隋突冲突中，都蓝可汗始终是个投机分子，加上他作为大草原上的大可汗，天性使然，必须南侵，与隋朝为敌。 所以，不能培养他坐大，以免养虎遗患。 但许婚突利却可以得到实际的利益。 长孙晟接着陈述了他对突利的了解和规划。 “且染干（突利）者，外罗侯之子，素有诚款，于今二代，前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驯服，使敌雍闾（都蓝）以为边悍。” 显然，许婚突利，一是可以扶植突利的势力，以对抗大可汗都蓝。 二是可以离间突厥二个可汗之间的情义。 三是可以让突利为隋朝守御边境。 长孙晟这第三策因时因地因人而施，可谓妙到毫巅。 他的离间大计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于都蓝而言，他是尊贵的突厥大可汗，又是大草原上实力最强大的族群，但隋朝却不肯赐婚。 但同时却又赐婚给小可汗突利，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侮辱，也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挑衅。 大草原上信奉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准则。 并且，隋朝为了加深都蓝和突利之间的冲突，更是火上添油地做了二件事。 一是对于都蓝和突利的使者，隋朝有意识地特别重视突利一方，不论是赏赐或是座次，都让突利使者凌驾于都蓝使者之上。 同时，对于突利部落，杨坚特别派出高规格的朝中重臣出使拜访，比如当世大儒牛弘，核心大臣苏威都曾经出使突利的境内。 这份超卓的荣耀，都蓝都不曾享受过。 既然隋朝如此厚此薄彼，都蓝别无选择，他既痛恨隋朝的背信弃义，更痛恨吃里爬外的突利，这是明目张胆的背叛，是突厥的突奸。 但都蓝却没有理由再向突利发动内战。 他即位之前几个大汗之间的战乱，给突厥和大草原带来了无法修复的创伤，说到底，现在隋朝如此轻视自己，也是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但隋朝要战争，他都蓝必须，也一定会奉陪到底。 突厥的民族，宁死不屈。 长孙晟非常敏锐地了解到这点，他说服突利，都蓝即将对他发动战争，而如果他居于都蓝的北方，一旦战事突起，隋朝将远水救不了近火。 突利从最初娶到隋朝公主的喜悦之中，清醒过来，他这才知道，自己无意之中，已经被绑上了隋朝的贼船。 但现在后悔，却为时已晚，他非常清楚大草原的局势，他和都蓝之间，已无法共存。 如果自己坚持再僻处都蓝的北方，迟早有一天，他会被都蓝吞并，身死族灭。 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依附于隋朝，才能和都蓝掰手腕。 第90章 杨坚三城活染干，突利单骑入长安 染干（突利）要想生存，就只有一条路，率领部族南徙。 他们迁居到原来的度斤旧镇，成为隋朝和都蓝可汗之间的缓冲。 都蓝看到突利彻底地倒向隋朝，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气愤，大怒道：“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 都蓝和隋朝撕破脸皮，不再朝贡，伴随而来的，经常发兵骚扰隋朝的边境。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 隋朝现在有了战略纵深，突利顶在前方，他也是顶尖的探子。 都蓝可汗每次发兵，突利都事无巨细，及时通知隋朝，战场之上，军情第一。 提前防范的隋朝，每次都是可以有备无患，以逸待劳。 都蓝发现了一个事实，他的进攻，再也没有大的收获。 突利的叛徒行为，激起了都蓝得怒火，他必须拔掉这颗横亘在隋突之间的钉子。 于是，都蓝联合西突厥的达头可汗（玷厥），准备彻底铲除突利的势力。 这是西突厥达头可汗第二次东进。 在第一次东进时，达头可汗组成过一个联盟，由他和东突厥内部反对沙钵略的势力组成。 西突厥达头可汗的目的是取代沙钵略，成为突厥大可汗。 他本来已经无限接近完成这个目标，但隋朝不会让大草原上，再出现一个统一的霸主。 达头的如意算盘被杨坚粉碎，他派兵直接参战，打败达头。 杨坚通过这次战争，一箭双雕，也赢得了沙钵略可汗的归附。 但大草原上，不可一日无主，当杨坚成为天可汗之后，他扶植和隋朝亲近的处罗侯，但他虽得人心，又勇猛无双，但却时命多难，二年之后，竟然在西征途中，被流矢所中，意外而亡。 突厥自此之后，就进入了都蓝可汗的时代，但处罗侯之子染干（突利），一直是都蓝的眼中之刺。 现在已到了拨掉这根刺的时候了。 都蓝可汗的联合作战计划，立即得到了达头可汗的支持。 达头可汗从来没有熄灭过他统一东西突厥，成为大可汗的梦想。 都蓝知道突利的背后有隋朝的支持，他没有能力应付两方面的联军，他并没有忘记当年沙钵略可汗，在隋朝的直接干预下，迅速败亡的事实。 相比隋朝的威胁，都蓝可汗更愿意联手达头，扫平突利。 达头等待这个复仇的机会已经太久了。 双方一拍即合。 达头将在这次东征中，实现他的梦想，他也将献身于他的梦想。 东西突厥联军的首要攻击目标，是军事重镇大同城。 他们的进展非常顺利，双方合兵，掩袭突利，长城之下，展开激战，突利双拳难敌四手，大败亏输。 这次失败是致命的，突利失掉了他能够失掉的一切。 他的部众，他的兄弟子侄，他所有的光荣，都立即烟消云散。 突利和长孙晟亡命逃向隋朝，他的身边，只剩下五个战士，到天明时分，收合亡散，才有数百个骑兵聚拢在一起。 突利看到仅剩的这点本钱，心中五味杂陈，何去何从？ 突利有些犹豫，他手上的筹码太少，很难为自己争取到最佳的利益。 突利和部下一合计，觉得现在并不是南投隋朝的好时机。 他对跟随他的部下说：“今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玷厥（达头）虽来，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 在大事大非的关头，突利显然没有忘记自己突厥人的身份。 如果叛入隋朝，他很可能成为突厥的千古罪人。 突利非常犹豫。 长孙晟非常准确地掌握了突利的心理特征，他知道必须立即在突利的马屁股上抽打一鞭子，突利这匹马才能跑向隋朝。 于是，他给突利下了一个套。 长孙晟秘密命令部下先行一步，进入附近的伏远镇，让守兵赶快点燃烽火。 当突利看到狼烟滚滚，冲天直上，大惊之下，便问长孙晟出了什么大事？ 长孙晟等的就是这句话。 于是，他半真半假地对突利说：“城高地迵，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锋。彼见贼多而又近耳。” 现在燃起了四个锋火，显然是大敌压境。 这个消息，直接打消了突利想投降达头可汗的想法。 他非常清楚，在自己身后紧追不舍，必欲置自己于死地的，只能是都蓝可汗。 他没有时间和机会，再去接触达头了。 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于是，他对着部下说：”追兵已至，且可投城。” 突利率领他的部下，全军进入伏远镇，长孙晟趁热打铁，立即带着突利，二人快马飞驰奔向都城大兴。 杨坚龙心大悦。 这是隋朝对突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突厥的可汗，亲自跑来长安投靠自己了。 但都蓝可汗并不想放过突利，他派出使者来向杨坚要人。 杨坚直接拒绝了都蓝的要求。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一样不可能得到。 作为国家礼仪，杨坚还是给了都蓝的使者，一个当面和突利对质互辩的机会，突利理直词强，都蓝使者无功而退。 突利成了一个香饽饽，也成了隋朝的战略武器。 他从此和隋朝进入蜜月时期。 杨坚准备支持突利成为标竿。 杨坚出钱出人出马，划定土地，让突利招抚原来的部众。 要想让突利成长为，可以和都蓝可汗争一日之长的可汗，首要之计，就是要增加突利的人口。 随着人口的增多，杨坚给了他们一个非常优越的地区去繁衍生息，积蓄力量。 那就是富饶的黄河河套地区，这就是长孙晟的第四策。 “染干（突利）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闾（都蓝）抄掠，往来辛苦，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二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尽情放牧，免于抄掠，人必自安。” 杨坚下足了血本。 河套是一个形胜之地，突利新败，人口土地尽失，如果没有新的稳固根据地，一定会被都蓝可汗风卷残云般消灭，更不要说去招抚旧部，东山再起了。 事实证明，即使有黄河天险，也很难挡住突厥的骑兵。 隋朝当时已经全面和东西突厥联兵开战，除了正面战场和突厥硬刚之外，在后方，隋朝已做了长远的战略规划。 为了支持突利的招抚大计，杨坚在初期至少投入了三万战士，专门协助突利立住脚，去防御突厥联兵的进犯。 除了被动的防御，杨坚还为突利建筑了一个新家，那就是大利城。 以汉人的制度，专门为突利筑城，有了牢固的据点，才利攻利守。 随着突厥军事压力的增大，杨坚又修筑了金河，定襄二城，以护卫大利城。 这就是三城活染干。 这种投资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突利被杨坚册封为启民可汗，并且，随着他的可贺敦安义公主的逝世，杨坚立即将另一个宗室公主义成公主，许配给启民可汗为妻。 后方战场上，隋朝已准备就绪，在杨坚的扶植下，启民可汗的小朝廷已初具规模。 但要真正战胜突厥，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在正面战场上，直接击败突厥的骑兵。 杨坚做到了。 第91章 千古名将唯杨素，两相一战定突厥 突厥运气不好。 他们本来就处于衰弱期，更不幸的是，他们碰上了如日中天的隋朝。 此消彼长，上天已注定了盛衰成败，国运存继之理。 隋突之战，事关国运。 出将入相，安危系于一心，隋朝二大宰相，高颎和杨素，亲自率军出征。 他们每个人单独率领一支方面军，正面硬刚突厥主力，寻找决战的时机。 这种勇气，这种实力，这种军事的布局，实在是汉人王朝的巅峰。 杨素成为西突厥达头可汗的苦主。 他是一个真正的战争奇才，杨素想用突厥擅长的方式击败突厥。 他一改中原王朝对付突厥的旧有战法，传统的军事理论强调，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因为，突厥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让中原诸将吃过无数次苦头。 中原农耕文明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最大的弱点是，即使可以战胜突厥的骑兵，也因为突厥人的来去如风，散而复聚，小胜而无法真正击溃突厥的主力骑兵。 但如果遭遇了失败，就会非常凄惨。 只要步兵的阵型被冲散，就会成为一面倒的战争，或者说是屠杀。 在突厥人骑兵的机动性面前，溃散而各自为战的步兵，是移动的活靶子。 于是，为了先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建立可以打持久战的阵地。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军打仗的战法。 第一步是先立阵，安营扎寨，以戎车和步骑互相参杂，阵外用鹿角设置拒马阵。 第二步，就是让自己的骑兵驻于阵内，这样就可以减缓和削弱突厥骑兵的冲击力。 但事物也是两面性的，这样做，同时也限制了己方骑兵的机动性。 所以，中原王朝对突厥的战斗，即使战胜，也很难对突厥的骑兵形成歼灭性的打击。 因为，突厥骑兵一看势头不对，就可以风一般地撤退，从而将人员的损失降到最低。 但杨素就是杨素，他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 杨素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将领，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当杨素和西突厥达头可汗的骑兵相遇时，他观察到对方兵骄将惰，颇有轻视隋朝军队之心。 骄兵必败，杨素觉得情势可用，大有可为。 他准备以一场彻底的胜利，肃清为患中原北境的突厥骑兵。 杨素对部下说道：“（结阵）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胜也。” 他接着下了命令，不设防守阵型，骑兵居前，步兵居后，他要和达头硬碰硬，直接决战。 这是不留后路的绝决的做法。 达头可汗看到隋军的行动，迷惑之余，大喜过望。 他觉得对面的隋军将领肯定是好大喜功，不知天高地厚之辈，竟然敢在正面战场之上，要和自己较量骑兵的实力。 但他却不知道，他对面站立着的是杨素，是中国历史之上独此一份的杨素。 杨素治下的军队，是亡命之军，一上战场，他们将会把自己和对方的性命，视若无物。 多年征战，杨素核心军队的战斗力和意志都处于满格的顶峰状态。 这是一支连地狱之师都会退避三舍的军队。 何况是区区达头。 他的军队，虽然战术素养和单兵作战能力与世无双，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突厥的领土面积过大，加上突厥立国时间太短，人口总量和战士数量并不占优势。 他们只能实行，非常松散的统治，很多偏远地区甚至只是羁糜，是名义上的臣属。 加上突厥族内，种群过多过杂，很难形成坚强的战斗意志，一切都以自身利益的多寡，去决定对战斗的投入度。 顺利时，势不可挡，但形势稍有不利，就可能逃跑得比谁都快。 但这种不利，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忽略，因为，和突厥为敌的军队，大体上，都撑不过他们开场的三板斧。 达头看到杨素撤去防护，无论如何，对于战争，都是最好的消息。 在大草原上，突厥的精骑，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对手，他们也可以摧毁对面任何的力量。 达头下马，仰天而拜，大声欢呼，“天赐我也。” 他对面的杨素，或者也在重复同一句话，天赐我也。 达头可法集中了十多万兵马，这是他所有的力量，这一战他要摧毁对手，获得全胜。 可是，这一战之后，他再也回不去西突厥了，他统一东西突厥的梦想也会随风而去。 达头可汗，他也将永远地留在东突厥的领土上。 达头仗着绝对的力量，心存骄敌之心，上行下效，全军上下，都心存侥幸，以为胜利会来得非常容易，因而，行军之阵便不再象平时那么严整。 同时，战斗的意志，也随之出现了不该有的松懈。 临战无必死之志，无必胜之意，这是大忌。 何况，他的对面，是杨素这个大杀神。 杨素麾下，集中了北周，北齐，江南三地的精锐，实在是人才济济，兵强将勇。 原陈国水军都督周罗睺也看出了达头军阵的弱点，他向杨素请战，“贼阵未整，请击之。”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强的年代，中原汉人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主力面前，竟然了无惧意。 面对突厥十万大军的巨大压力，隋军竟然还要主动出击。 可见，当日大战，隋军的战力和战意已达巅峰。 于是，周罗睺率领精骑，不要命地向前冲击，再加上杨素临阵祭旗的鲜血淋漓，情势立即倒向杨素。 西突厥第一次和杨素直接作战，他们以前，并没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 视死如归这种事，如果有选择，一般是不会出现的。 因而，突厥的气势一下子被震慑住，心态也出现了动摇。 二军相逢，勇者胜。 心态一旦失守，那结果可想而知，于是，在杨素的全军压上之际，达头可汗的十万突厥军队，彻底崩溃了。 乱战之中，达头本人也被重伤，只能仓皇逃命。 杨素大胜，杀伤敌军不可胜数，此战杀的昏天黑地，日月无光，突厥军队，眼看周围亲友一个个倒下，再无胜算的可能，便号哭着四散逃去。 隋朝另一宰相高颎率领的军队，也取得非常可观的战绩。 高颎前锋赵仲卿以三千精兵，与突厥连战七日，靠着坚韧的意志力和顽强的战力，竟然大破突厥。 当然，这引来了突厥更大规模的合围，但赵仲卿丝毫不惧，设置好防守阵型，竟然又拖住突厥主力五日。 当等到高颎的大军出现在地平线上时，突厥军队早已锐气尽失，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 在里外合击之下，突厥仓皇撤退，高颎穷追不舍，翻越秦山七百里而还。 此次隋突之战的后果，意义非常深远。 西突厥达头可汗永远失去了统一东西突厥的时机和能力。 而东突厥的都蓝可汗，竟然在不久之后，被其部下所杀死。 漠北之地，草原之上，乱成了一锅粥。 但杨坚早就布好了一颗棋子，来收拾这个残局。 这颗棋子当然是成为启民可汗的突利。 他虽然身为突厥可汗，但他的心却是隋臣之心，他已经快速融入隋朝的官僚政体和生活之中。 隋朝宫廷之戏，有一种射鹿之戏。 就是分为二组人，以鹿为目标，互相比试箭术。 启民非常上路，他当时的身份是突厥的可汗，但他对杨坚说：“臣由长孙大使得见天子，今日赐射，愿入其朋。” 这是启民在政治上的明确表态。 他是以隋臣的身份，而不是以客卿或是平等之国的可汗的身份，去参与这个游戏。 杨坚同意了这个请求。 他给了启民六枝箭，启民可汗从小在马背之上长大，骑马箭术就如平常吃饭睡觉般平常，当然六发全中。 长孙晟得此一人，大获全胜，而隋朝得此一人，就足以让漠北平息战事，从而获得一段宝贵的和平时期。 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很快就到了启民可汗登台唱戏的时间了。 第92章 二十年突厥国灭，东北亚战火重燃 漠北出现了权力的真空。 东西突厥都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大草原群龙无首，此消彼长之下，漠北将要变天了。 谁能收拾这个残局，谁就能雄起。 长孙晟非常准确地把握到这一战略时机，他向杨坚再次献策。 “今王师临境，战数有功，贼内携离，其主被杀。乘此招降，必并来降，请遣染干（启民）部下分头招慰。” 启民的招抚和收割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都蓝可汗被杀之后，混乱无序，杀伐丛生的大草原上，在启民的招抚之下，逐渐恢复平静。 突厥大部分部族都愿意归附隋朝，在新的秩序下生活。 经过启民（突利）以身作则的示范，突厥的种群发现了另一条，也足以生活的道路，那就是在隋朝的羁縻统治之下，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 但还有一个人并不愿意臣服隋朝，他就是西突厥的达头可汗。 所有的人都可以臣服隋朝，但达头不行，他可以死，但绝不可以投降。 他是西突厥的可汗，他一直立志于统一东西突厥，成为万众景仰的大可汗。 他的梦想是恢复突厥曾经的荣光。 当他第二次远离故土，进入东突厥境内，就准备献身于他这一生的梦想。 不成功，则成仁。 现在，他必须坚持战斗到底。 达头可汗招集余兵，再度树立起对抗隋朝的旗帜。 枪打出头鸟，毫无疑问，这招致了杨坚的坚硬和冷酷的反击。 杨坚的反应速度非常快，他命令晋王杨广，立即率军出讨。 长孙晟又一次站了出来。 他实在是突厥的苦主，他以自己在突厥多年的经验，又向晋王杨广献上了一个计策。 “突厥饮泉，易可投毒。” 这是杀人诛心之计。 这并不是一种仁义之术，但在战场上，只有胜利才是唯一的目的。 谁够狠，谁就能成功。 在大草原上，必须有固定的水源补给点，只要能找到这些水源，并向水源投毒，必然会引发突厥的牲畜和人口大面积死亡。 这可以从根本上动摇突厥的军心和战斗力。 突厥民族有着非常朴素的信仰，他们会觉得这一场战争，连老天爷都不站在他们一边。 事实证明这次投毒事件，在突厥境内引起了恐慌。 突厥人看到成群的羊马，接连死去之后，都互相传呼，“天雨恶水，其亡我乎？” 军心一动，士气已失，再无可胜之道。 达头可汗只能远遁。 长孙晟这条水源投毒计策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达头可汗一走，树倒猢狲散，留下来的部落，本来就和隋朝没有不共戴天之仇，于是，他们也派出使者，纷纷向晋王杨广投降。 此战之后，长孙晟也收获了他的新称号：霹雳将军。 那些投降的突厥使者，拜伏于杨广之前，对他说道，在突厥之内，非常畏惧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 晋王杨广此行，天时人事大势所趋之下，大获全胜，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达头可汗。 长孙晟一人之力，一计之威，成就隋朝如日中天的武功。 杨广心中开怀，脸上大笑，心悦诚服地对长孙晟说道：“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为比，一何壮哉。” 于是，长孙晟雷霆将军的称号，不胫而走。 但打蛇打七寸，东突厥都蓝可汗虽然已被消灭，西突厥达头可汗却依然盘踞于大草原上，长孙晟没有忘记他，杨坚也没有忘记他。 长孙晟将达到他人生的顶点。 他提出了长孙五策的最后一策，以见证这个神一般的男人。 等待了很多年，终于要在今天决战了。 他向杨坚上表说：“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馀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为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 然后，长孙晟下了断言，“欲灭突厥，宜在今日。” 这判断的理由，有着非常神秘的意味，当然不可尽信。 但判断的结果却非常具有前瞻性，绝对是长孙晟长期跟踪，分析突厥的情况之后，得出来的最合适的决战时间。 这距离长孙晟当年向杨坚上书灭突厥之策，已经整整过去了20个年头。 开皇元年，长孙晟就精准地预言，“（突厥）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其后的发展，一如长孙晟所预言。 长孙晟不愧是当世战略大家，他以一人之力，依靠隋朝强悍的战力，极短时间，就让突厥臣服于隋朝，建此不世之功。 在他之后，隋朝又出现了一个战略大家，他就是以经营西域出名，继承长孙晟的衣钵的天才纵横之人。 他叫裴矩，他将很快开始他的传奇。 隋突二国，终于要迎来最后的决战。 于是，杨素领军，长孙晟为受降使者，护送启民可汗打头阵，先去招抚草原上各个群落。 大势已定之下，草原上各种势力，需要在新的世界之中，谋取自己的位置。 他们争先恐后来投奔隋朝，并且和达头可汗划清界限。 于是，达头可汗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基础，万里草原虽大，却再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 达头可汗只得南下投奔青海的吐谷浑。 但他远遁千里之后，却从此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杨坚取得对东突厥的全胜，这也是杨坚一朝武功的巅峰。 东突厥虽然失败，但他们的种族却并未消亡。 突厥的余民，在启民可汗的旗帜下，臣服隋朝，并且度过了一段非常长时间的蜜月期。 但这始终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忧。 广袤的大草原上，一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族群来领导，这也是自然之理。 于是，当东突厥休养生息，人口繁衍昌盛之后，碛北故土，漠北草原，还有突厥过往的荣光，都将是他们内心念念不忘的追求。 和隋朝的关系，此消彼长之下，形势将发生逆转，养虎遗患，自古之理。 但当时的情势，却极为可观。 杨坚取得了对东突厥的完胜，北方草原的危险解除。 但对于杨坚而言，北方的忧患刚刚消除，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他就发现，在帝国的东北面，已经崛起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王国，以至于隋唐二代，历经四代君主，花了近七十年时间，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才最终将其灭国。 这就是高丽，也叫高句丽。 古代高句丽自古就是中原的附庸，裴矩在鼓动杨广出征高丽时，曾对他说：“高丽之地，本为孤竹之国，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 可见，高丽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的领土，并且以辽东为它的大本营。 高句丽历代统治者，都处心积虑扩展领土。 日积月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至隋朝时，已成为东北地区的一个大国，它的势力已从辽东，扩展至朝鲜半岛的大部分。 朝鲜半岛处于三面环海之中，高句丽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无法向海上扩展势力。 他们向朝鲜半岛的扩张减缓，但他们掠夺成性，永远不满足于现有的土地和人口。 这迎来了它们扩张国策的改变，他们以辽东为基地，时刻虎视和觊觎中原王朝的领土。 高句丽这个国家，在东北亚的儒家文化圈中，其权力布局最终目的，是想取代中原王朝而成为东北亚区域性霸主。 一山不容二虎，东北亚只能出现一个核心大国，那就是隋朝。 如果任由高句丽不受控制地发展势力，必定和隋朝的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不相吻合。 隋朝和高句丽，必有一战。 二个国家之间，终于要正面决战了。 但与高句丽处心积虑，拓展土地和发展势力不同，隋朝的重心却没有办法放到遥远的东北地区。 隋朝需要应付更为紧迫和现实的生存压力。 一是北面的突厥，一是南面的陈国，这都是杨坚必须优先考虑的国家大计。 杨坚矫诏辅政，以阴谋诡计，非常短的时间，就篡周立隋，这导致他本人，在国内的根基也并不稳固。 攘外必先安内。 这需要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这些必要的基础工作。 于是，高丽羸得了最好的发展时机，他们肆无忌惮地在隋朝的东北部发展势力。 第93章 二虎相逢必一战，隋朝首征高句丽 中原王朝有心无力，或是说是无心无力，去应对高句丽在东北的扩展。 自五胡乱华之后，中原的汉人王朝事实上已经丢失了，对偏远的东北地区的控制权。 继之而起的王朝，要不是立国日短，就是内忧外患，处于求生存的阶段，根本没有力量去考虑和应对，远在东北的高句丽的发展。 东北部，成为化外之地。 于是，高句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和空间。 它们终于慢慢发展成一个区域性的霸主。 但中原大地，南北统一，形成一个集权的大国之后，就势必将眼光投向帝国的北方和东北方向。 隋朝和高句丽，这对宿仇，终于要见面了。 高句丽的传统战略，主动而简单。 他们的目标就是阻止中原王朝，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朝。 在对待中原王朝的策略上，和隋朝对付突厥的八字方针，“离强合弱，远交近攻。”不谋而合。 高句丽的进攻，不是直接针对中原王朝的心腹之地，而是更倾向于在辽东地区的拓展，但其离强合弱，却真正掺和进了中原王朝的上层政治斗争。 高句丽的手，伸得很长。 他们就是要搅浑这一滩水。 北周北齐对立之际，高句丽就联合更偏远的北周，以对抗相邻的北齐。 当年隋朝跃马长江，平定江南之役，高句丽的使者就多次出使江南的陈国，向陈后主献谋划策，以对抗隋朝。 可惜所托非人，陈国实在是王气消尽，再无起死回生的可能。 但即使这样，高句丽依然为了对抗隋朝做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这体现出他们顽强的斗志和战意。 在平陈之役之中，就曾出现了一支特别的外国雇佣军，那是由在陈国的高句丽等外族人组成。 可见，高句丽不仅在政府层面支持陈国对抗隋朝，同时，在民间亦具备对抗隋朝的认识和意志力。 这种民族性格，在未来朝鲜半岛上进行的攻伐和消灭战中，起了至关重大的作用。 当看到隋朝仅仅以二支偏师，就摧枯拉朽地消灭了陈国之后。 高句丽王室，知道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们惊慌失望之下，知道他们一直担心的，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原王朝，即将出现。 时势所然，隋朝和高句丽，必有一战。 但是，高句丽虽然惊慌，却绝不放弃。 他们没有选择，全国上下，同心同德，积极备战。 二国之间的战略认知，完全不对等。 高句丽既熟悉自己，更了解隋朝，他们已经磨刀霍霍，等待隋朝的到来。 但隋朝对于高句丽的认识，却相当肤浅。 整个隋朝，并没有一个熟悉高句丽事物的人才，更没有一个具备征服高句丽，所必需的具备战略眼光的专家。 高句丽以有备对无备，还没有开战，就已经赢了一大半。 当年，陈国被灭之后，高句丽王高汤，以一种天然的警觉性和忧患感，就判断当隋朝腾出手来，高句丽必然首当其冲。 于是，他很早就开始备战。 他在国内治兵积谷，积蓄战争物资。 他甚至仿效中原，大修长城，或者叫长墙。 当然，高句丽的长城规模和制度，远比隋朝的要小，这堵长墙沿辽水修建，是种防御型的长墙，当然是防备中原王朝的入侵。 虽然他们也知道并不会顶用，但足以可见高句丽上下一心的战争意志。 想要不战而得高句丽，绝对不会出现。 他们的准备很充足。 高句丽在辽东的防御，除了沿辽河的长城外，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全民皆兵，一切以战时为中心的军民合一体制。 他们以城市为据点，将城市周边能辐射到的居民，纳入自己的攻防体系，闲时务农，战时全部驱赶进城，全民皆兵。 这种兵农一体的体制，是一种先进的战时管理体制，会迸发出极大的战斗力。 但隋朝对于辽东的了解，对于高句丽的认识，可谓一无所知，他们还停留在自诩大国上国宗主国的地位。 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将让隋唐二朝，四任君主，吃尽苦头。 这可以从杨坚给高句丽王高汤的一封文书中明显透露出来。 当隋朝探知高句丽在备战的消息之后，杨坚下了道诏书，谴责高句丽王高汤，认为他虽称藩附，未尽臣节。 在诏书中，杨坚长篇大论，居高临下地对高句丽王汤说道：“彼这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 这就是隋朝君臣对于高句丽实力和地位的真实认识。 这种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他们延续了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册封制度，传统上，高句丽王一直都由中原王朝册封，才是法理上认可的道统。 在心理上，隋朝一直以高句丽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其臣民也属于自己的藩附。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面的高句丽，已是一个高度文明化和战争化的国家，或者说是一驾战争机器。 杨坚对于高句丽备战的小动作，做出了恐吓。 他在诏书中明确写道：“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 杨坚对于高句丽发出了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事实证明，这并不只是口头的威胁。 整个隋朝，虽然并没有一个高句丽问题专家，但当时隋朝生气勃勃，如日中天，对待周边小国的政策，上策以德服人，如有不服，就直接暴力征伐。 不服就开干。 这种行为，是由隋朝大国的超然地位和强大实力所决定，势所必为，理所必然。 高句丽王高汤接到杨坚的诏书之后，知道自己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日夜忧惧成疾，不久就一命呜呼。 继位的高句丽王高元，虽然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却尽量拖延发生的时间，已利于高句丽的备战。 在册封高句丽新王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按照传统，中原王朝需要册封高句丽的继任者为王，但杨坚为了敲打一下高句丽新的继任者，只封其为辽东公，只是将其看成隋朝一个普通的臣子而已。 这是一种蔑视，高句丽王高元并不想做儿皇帝。 高句丽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事实上的区域性大国，当然已不可能满足于“公”的封号。 于是，他上表请求封王。 双方明里暗里，你来我往，二国之间激烈的交锋和请求，已经掩盖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但杨坚最终同意，封其为高句丽王。 但高句丽并不满足，或者他们认为，在东北亚，他们才是真正的话事人。 在新王登基的第二年二月，高句丽就主动出击，率领万余靺鞨的军队，攻击了隋朝的辽西。 这是高句丽王朝主战派的一种态度或者是试探，他们并没有长期占据隋朝的城镇，而是一击即走。 这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显示高句丽作为区域霸主的力量和既成事实。 他们本身的军事力量，和能随意征召来少数民族军队的能力，是一种示威，他们想让隋朝在事实上承认，高句丽区域大国的地位。 大体而言，这种战略很高明。 如果碰上中原王朝内乱，或是面临更强大外寇的威胁时，中原王朝将不会冒险去选择二线作战。 辽东的骚扰，就可以被默许。 但他们碰上了杨坚，碰上了如日中天的隋朝，这是敢于正面硬刚突厥，将东突厥直接干趴的隋朝。 杨坚的态度很简单：不服就干。 他的诏书并非只是纯粹的恐吓，如果有必要，他随时可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以教训这个不听话而惹事生非的小弟。 高句丽的强硬态度，逼迫杨坚展示出他冷酷的一面。 杨坚立即决定，对高句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征伐战争。 战争的目的是征服。 这场战争以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高颎为长史，依照平定江南的惯例，军队实际的指挥权归于高颎。 这并不只是恐吓性的征战。 杨坚来真的，这次战争，他动员了三十万大军。 第94章 未战先败前路险，廿年太子波澜生 隋朝如日中天，杨坚制定了一个水陆合击的策略。 这是隋朝第一次在江北的海战。 杨坚专门设置了一个水（海线）军总管，他就是前陈国的水军都督周罗睺，他将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渡海直击高句丽的本土。 这种水陆夹击的战术，一直被历来征伐高句丽的行动所沿用。 一是从陆路进击辽东，二是从海上，直击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老巢。 这本来是万无一失的策略，也是以大打小，以强凌弱的标准计划。 因为高丽虽然是东北亚，陆地上的霸主，它的海军建设，却可以忽略不计，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隋朝指挥得当，至少可以维持不败的局面。 最坏的结果，就是从水路回撤。 但形势的发展和结局，让人惊掉下巴，隋唐二朝，竟然屡次在高句丽大败亏输。 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高句丽从来都是以中原王朝为假想敌，其政治和军事，从头至尾，就是对抗，为了扩张准备的军国一体制。 但反观中原王朝，当他们从千疮百孔的内战之中，来不及休养生息，就要被动或主动地远征，那个他们完全不熟悉的高句丽。 他们对那里的人情人性，气候地域，基本是两眼一抹黑。 从战略上讲，就先输了一筹。 但中原王朝最大的优势，却是即使遭遇惨败，也能快速发动自己的战争机器，很快会卷土重来。 这会让高句丽王朝最大的弱点，无可遁形，虽然他们可以在战术上战胜中原王朝，但战争同样是损耗战，比拼的是谁更能耗得起。 高句丽国小力弱，几次大战之后，整个国家，就会被拖入战争的深渊。 内忧外患齐生之际，就会陷入崩溃的边缘，而对面的中原王朝，却总是满血复活，并且逐渐掌握了战争的技术和主动权。 最终的结局，早已写好，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胜强，实在是自然之理。 但隋朝第一次征伐高句丽，却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军事行动。 他们莫名其妙，就已经全军覆没。 在行军之前，隋军就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预示着此次出师或者会遭遇不利。 杨坚铁心讨伐高句丽，但隋朝上下，并非是铁板一块。 最大和最坚定的反对者是高颎。 高颎反对出征的真实原因，已经不得而知。 或者他认为整个隋朝，对高句丽所知无几；或者又认为高句丽只不过蕞尔小邦，不值得大军亲征；抑或是别的原因。 反正在讨伐高句丽一事上，高颎一反常态地，坚决反对出兵。 这是一种非常反常的政治信号，意味着最高权力层和皇帝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并且公开化了。 可以相信，杨坚君臣之间的矛盾，绝对不止这一个，只是很多都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无迹可寻罢了。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高颎成为杨坚的第一宰相，已经差不多二十个年头，他凭借其极强的执行力，君臣一心，将隋朝的国力推进到极盛之地。 现在出现了裂缝。 杨坚展现出他独断专行的一面，他坚持派高颎出兵。 这引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没有见到高句丽军队之前，隋朝三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隋军主力六月才出临渝关（山海关），但一路行来，却像蜗牛一样，三个月之后，还没有走出辽西。 这并不是高颎有意怠工。 而是要归罪于辽西过于糟糕的天气，这也是横亘在中原王朝征伐时，最主要的天敌之一。 辽西的雨季，根本就不适合行军。 大雨一直下，辽水漫地成沼泽，泥泞无法行军，隋朝的后勤也无法跟上。 征伐高句丽的军队，很快就出现了粮食缺乏的情况，祸不单行，大军之中，竟然出现了瘟疫。 这直接导致高颎的陆路主力军未战即溃。 而周罗睺率领的海军，命运也非常悲惨。 他们在海上遭遇台风，战船大多数被大风毁损，溃不成军之下，几近全军覆没。 这是一次极不成功的行军。 但对于未来七十年，讨伐高句丽的战争实践而言，却有很多教训，可以供后来讨伐者借鉴。 此次行军，暴露出很多核心问题，诸如行军时间，速度，后勤，还有整体的战略战术，全都需要重新设计。 到唐高宗李治一朝，在他最终摸索出，并掌握攻灭高句丽的方法以前，隋唐二朝，还需要付出足够多，充满鲜血和生命的惨痛代价。 事情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 九月，杨坚下令班师。 这次讨伐，虽然双方并没有接触作战，但隋朝的战争动员能力和实力，显然给高句丽以极大的震撼。 能不战，就不战。 高句丽准备开展外交，让杨坚暂停讨伐。 高句丽王高元给了杨坚一个台阶，他先在口头上服软。 他上了一道国书，向杨坚惶惧请罪，并且谦称“辽东粪土臣元”以示弱，希望能以低姿态，推迟下次战争的时间。 杨坚见好就收，于是罢兵，待高句丽一如既往。 杨坚其实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能收兵。 因为，他要集中精力，应付他一生之中，也是隋朝发展史上最重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将扭转隋朝的发展方向，并耗尽杨坚一生的精力。 这就是到底要立谁为太子？ 帝国太子，国之重器。 谁当太子，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 杨坚的大儿子杨勇，已经做了近二十年的隋朝太子了。 但现在却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因为杨勇得罪了独孤伽罗，失去了杨坚皇后的欢心。 杨勇虽然是杨坚和独孤伽罗的长子，但杨坚总共有五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是独孤伽罗亲生。 于皇帝而言，这是一个奇迹。 杨坚曾经不无得意地，以一种万事尽在掌握的口吻说过。 “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废立之所由生。朕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邪！” 杨坚确实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 他一生只有一个皇后，所有皇子他部都由他和皇后生育的奇迹。 但这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父子兄弟争位，惨烈更甚于于前朝的例子。 正常来说，杨勇的太子之位稳若磐石。 但杨坚却忽略了一点，在绝对的皇权诱惑面前，父子兄弟都不过只是虚名，唯有皇位，和它代表着的绝对的权力，才是真正的真实，也是唯一的追求。 并且，当亲兄弟开始争夺储位时，其残酷和惨烈，并不比异母所生的儿子们更温柔。 杨勇最大的失误，是失宠于母后独孤伽罗，这是致命的。 他得罪独孤伽罗的理由，是所有家庭关系之中，最难以调和处理的婆媳关系。 杨勇，作为儿子，在矛盾发生时，他既不能调和缓冲矛盾，也并没有站在他母亲独孤伽罗一边。 这对杨勇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灾难。 如果说只是失去杨坚的欢心，以杨勇做了二十年太子，在朝野根深蒂固的势力和影响，从帝国的政局考虑，也许杨勇还能顺利接班。 但是，他失去的是独孤伽罗的欢心。 她首先是个女人，并且是史上最妒悍的女人，然后，她也是一个权倾宫中，能控制杨坚的皇后。 第95章 伽罗暗斩尉迟女，宫中二圣天下闻 男人征服这个世界，而女人，依靠俘虏男人，去征服这个世界。 独孤伽罗完美诠释了这个理论。 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独孤伽罗才是这个帝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女人从来不是一种理智的生物，她们的感情，决定一切。 一旦形成认识，便会形成偏见，即使知道自己错误，也会坚持己见，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独孤伽罗依然没有跳出，女性这个性别的窠臼，她虽然没有在朝堂之上，干预杨坚的朝政，但在庭院深深的后宫，她在幕后指挥着并控制着杨坚。 杨坚对她这个皇后一筹莫展，似乎只能俯首听命。 但长期处于皇后的高压之下，杨坚也有受不了的时候，作为天子，他却不能随心所至，去挥洒跳跃。 于是，杨坚说出了历史上的一句名言，“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 他确实没有自由。 独孤伽罗14岁就嫁给了杨坚，那个时候，独孤家的声势如日中天。 她的父亲独孤信是北周的大司马，位极人臣。 独孤信的长女是北周明帝的皇后，更夸张的是，独孤信的四女，将会成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 一门三女，分别为三朝皇后，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独孤信也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牛的老丈人。 但是，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是自然之理。 这天下第一丈人，只是个虚名，实际上，独孤信很快就在北周权臣宇文护的威逼下，自尽于家。 这种打击对于独孤家的影响至关深远。 但独孤的家族虽然免除了被扫地出门的命运，也保持了在朝廷的影响力，但他们却从此背上了无法消除的父仇。 独孤伽罗当时嫁给杨坚，可谓下嫁。 当年杨坚也在北周的朝廷之内，背上的有反相反骨的名称，举步维艰，步步惊心。 独孤信一死，杨坚和独孤伽罗二个人，可谓伤心人别有怀抱，二个人相扶相携，度过了彼此生命之中至暗的一段时间。 杨坚心领这份情。 于是，他对独孤伽罗立誓，一辈子只生育和抚养，他和独孤伽罗的亲生孩子。 这个誓言伴随杨坚，也约束了杨坚的一生。 即使他当上了皇帝，独孤伽罗也要求杨坚严格履行誓言，每天和她一起上朝，当然，独孤伽罗保持了最后的界限，她停在殿外，等候杨坚退朝。 为了掌握朝廷的实时情况，她会派亲信太监跟随杨坚一同上朝。 这已经成了一种窒息的爱。 在家庭生活当中，独孤伽罗将杨坚管控得没有任何自由，但独孤伽罗的目的，似乎也仅止于此。 有个朝臣，想拍她马屁，从古代礼仪之中，引经据典，找到了确凿的依据，说按照周礼，皇后要管理全天下百官的妻子。 独孤伽罗明确而坚决地拒绝道：“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 她确实不想成为历史上的女皇帝，但她对杨坚的管控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除了陪同杨坚一起去上早朝外，杨坚退朝时，她就和杨坚一起返回寝宫，堂堂一国之君，竟然没有一点私人空间。 独孤伽罗是一个政治化了的女性，他和杨坚立了几次规矩之后，威权树立，就正式被宫中称为”二圣”。 有一次，独孤伽罗的异母弟独孤陀，以猫鬼巫蛊之术，诅咒独孤皇后。 这是大逆不道，是必死之罪，历代皇帝，对于巫蛊之案，都深恶痛绝。 尤其是杨坚对于巫蛊的打击，更是极为严厉。 独孤伽罗知道杨坚心意已决，但她自己在心中，也一样做了决定，她需要和杨坚掰这次手腕。 她对杨坚说：“（独孤）陀若蠹政害民，妾不敢言。今坐为妾身，敢请其命。” 于国于法，于情于理，杨坚都不肯答应。 为了取得胜利，逼杨坚就范，独孤伽罗三天不吃不喝，以显示自己的坚决态度。 再坚持下去，就要出人命了，并且，逼死自己患难与共的老婆，又贵为一国的皇后，天下之母仪，这会成为历史上的大笑话，也并不是一个好名声。 杨坚服软。 于是，独孤陀被免除死刑。 但独孤伽罗却有一个好处，她虽然会强加自己的意志给杨坚，但她却处事公允，并无私心，甚至她的至亲犯法，在国法面前，也一视同仁。 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伽罗的表兄弟，犯法当斩。 杨坚因为独孤伽罗的缘故，想赦免崔长仁的死罪，但独孤伽罗正义凛然地说：“国家之事，焉可顾私。” 崔长仁最后被赐死。 独孤伽罗这种决绝和意志，让杨坚又敬又怕。 从此之后，杨坚会经常与她谈论朝廷之事，宫闱深深，秘不可言。 隋朝很多的政策或人事变动，已经很难说清楚，到底是杨坚的想法，还是独孤伽罗的主意。 这种似乎是不对等的关系，对杨坚的私生活影响更为巨大。 此情此景之下，即使杨坚本人有点花花肠子的想法，整个后宫体系也不敢忤逆独孤伽罗的意志，去向杨坚献上美色。 但贵为天子，三千后宫，佳丽如云，难免会有疏漏之处。 尉迟迥的孙女，就是例外之一。 当年尉迟迥的孙女被充入后宫，天生丽质难自弃，加上年轻青春，让杨坚一见心喜，自此男欢女爱，浓情蜜意。 独孤伽罗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她处理的方式简单直接，并且粗暴。 她等待杨坚上朝之后，直接发布命令，诛杀了尉迟迥的孙女。 当杨坚下朝之后，兴致勃勃地回到房间，却已人去楼空，再也不见佳人。 杨坚稍一打听，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压抑了几十年的山洪，一朝迸发而出。 杨坚大怒，但心中却又无可奈何，于是，他骑上千里马，单人独骑，玩了一把离家出走的戏。 他当然不可能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去硬闯城防，他只是进入南苑的皇家园林，也不分方向，失去理智之下，杨坚一味快马加鞭，不知不觉之间，竟然已进入终南山中二十余里。 天子失踪，身边竟然没有卫士护卫，这是天大的事情。 当然，立即有最高级别的卫士，一路尾随，跟在杨坚屁股后面。 他们是当朝的二大宰相，高颎和杨素。 家事国事，都是大事，这个时候，也只有他们，才有这个级别和资格，去安慰和宽解杨坚的心情。 见到自己二个忠心的伙伴，杨坚吐出一口长长的恶气，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 杨坚心中十分苦逼。 三宫六苑，后妃成群，不过只是种摆设，自己稍有一喜欢的女子，竟然被家中的母老虎直接弄死了。 自己的面子挂不住不说，这口鸟气实在很难下咽，真是寻死的心都有。 高颎当然非常清楚杨坚夫妻日常的关系，这个家，关起门来，恐怕是独孤伽罗的天下吧。 但他必须宽慰杨坚，高颎说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 这当然是提醒杨坚，天下是你的，你是天下至尊，当以天下为重。 而妇人，再强的妇人，也只能在家中作威作福而已。 杨坚没有办法，心知肚明，也只能如此，他也需要借坡下驴。 但杨坚心中，始终有不平之意，他驻马徘徊良久，才策马回宫， 也许，在那一刻，他心中对独孤伽罗，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怨恨。 事情闹得举朝皆知，皇上的家事，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政治事件了。 而皇帝是天下独尊，男为天，妇为地，天乾地坤，天上地下，尊卑有序。 这件事情，已经超越了家事的范畴，必须要有一个公开的解决方案。 迫于压力，独孤伽罗在一个比较私密的半公开场合，流着眼泪向杨坚跪地请罪。 旁边的高颎和杨素，作为和事佬，二边宽慰和解，尽力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将其定格成一件普通的家事。 自此之后，独孤伽罗也有点意兴索然。 第96章 侯门一入深似海，天生皇家终成憾 不过，这场风波似乎是杨坚二人夫妻生活中，唯一不和谐音符。 他们夫妇二人，基本上三观一致，夫唱妇随，亲密无间，恩爱无缘地度过了一辈子。 在长达几十年的相处中，杨坚作为皇帝，是天下之主，但关起门来，他在小家庭中，毫无疑问是一个惧怕老婆的男性。 甚至于以老婆的喜恶，去决定自己行事的准则。 政治上的影响，或者很难找到明确的证据，但在家族和家庭之内的关系之中，却有足够的整合，能明显体现出独孤伽罗，作为女性的强势和喜好。 和杨坚血缘关系最近的，二个兄弟的遭遇，就足以证明此点。 这二个杨坚的兄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妻子都和独孤伽罗并不和睦。 这当然比得罪杨坚本人要可怕得多，这两个兄弟的行为方式和下场，也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其中一个是杨坚的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滕穆王杨瓒。 杨赞从小就和杨坚不在同一频道。 尤其在杨坚矫诏辅政的紧急关口，他明确地反对杨坚实行更进一步的计划。 他语带讽刺地说：“（杨坚）作隋国公恐不能保，何乃更为族灭事邪？” 这还没有完。 他在杨坚刚刚篡周立隋，阵脚未稳之际，私底下甚至有不轨之心，这其实也反应出杨坚当时险恶的政治局面。 但让他们走上决绝之路的，却是杨瓒的夫人。 她是北周武帝的妹妹顺阳长公主，是根正苗红的宇文皇族一系，自从进入杨家之门，就和独孤伽罗相处不来。 家长里短，妯娌之间，很难说清到底谁是谁非。 这种女人间的对抗，即使刚开始时，并无多大事实上的仇怨，但他们仇视的态势却逐渐升级。 杨瓒的夫人宇文氏，私下进行厌胜之法，想用诅咒之术，来报复独孤伽罗。 天底下的事情，并没有秘不透风之墙，这件事情传到独孤伽罗耳中，双方结下了解不开的深仇。 等到杨坚立隋，尽诛宇文皇族之后，杨坚曾以一国之主，兄长之名，责令杨瓒休掉宇文氏。 杨瓒因为夫妻情深，或者在他深心之中，认为这是杨坚借故，整治他们夫妇。 但他忘记了，他现在的身份，已不仅仅是杨坚的兄弟，更是被杨坚夺了天下，杀尽宇文皇族的，北周的女婿。 杨瓒做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他坚决反对休掉宇文氏。 作为亲兄弟，杨坚对杨瓒无法用强，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杨坚顾忌宇文氏非杨氏族类，其心必异。 他不可能和心怀深仇之人，共处一堂，杨坚必须有个态度。 于是，他将宇文氏的名字从族籍中剃除出去。 杨瓒非常不爽。 但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头，他的结局十分可悲。 开皇11年，在杨坚登上皇位的十一个年头之后，有一次，杨瓒陪同杨坚游玩栗园，暴薨于途中。 世俗之间纷纷传言，杨瓒是喝了毒酒而死。 开皇十一年之后，杨坚的皇位已经固若金汤，世间再没有任何可以撼动他的力量。 但他却对亲兄弟如此绝情，痛下死手，杨瓒的死，显然不是因为政治斗争，在这背后，有独孤伽罗魔鬼般的影影绰绰。 虽无铁证，人心人性，大体如此。 在家事之中，独孤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文帝一朝的政治和人事，不知还有多少手笔是出自于独孤伽罗。 独孤伽罗对于她刚嫁入杨家所受的不公正，显然记忆犹新，她对于得罪她的亲戚们，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独孤伽罗是出了名的冷酷和严厉。 这在杨氏皇族之中，显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蔡王杨智积是杨坚的堂兄弟，就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他和杨瓒一样，从小就和杨坚相处不好，二人情份，更差于陌生之人。 并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夫人尉氏，一样和独孤伽罗对不上眼。 杨坚的亲兄弟杨瓒已经被独孤伽罗直接整死了，这对杨智积来说，是非常震撼的。 于是，杨智积韬光养晦，随时做好死于非命的准备。 他有五个儿子，但他并没有给他们延请名师，相反，他只教儿子们二门课程，那就是论语和孝经。 然后，杨智积做出了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决定，他不让儿子们，结交任何外人。 这种反常的行为，当然有无数或亲戚故旧，劝他在可不必如此。 杨智积心中愤惧，无可排遣，但还是对规劝他的人说：“卿非知我者。” 他之所以不敢让五个儿子学习技能，是怕他们因为身怀才能，而招致忌妒，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他是非常明白的。 杨智积不想惹祸上身，要知道，独孤伽罗家也有五个儿子，以五子对五子，很容易被拿来比较议论。 而只读论语，更是向杨坚直接的服软，因为杨坚一朝，以孝治天下，在政治理念上，又认为半卷论语，足以治天下。 有人劝杨智积积累家产，杨智积心情平静地说：“昔平原（君）露朽财帛，苦其多也。吾幸无可露，何更营乎？” 可见，杨智积随时做好被抄家，发配边疆，甚至掉头的心理准备。 杨坚非常了解他的心态，但却无能为力，只能对他既哀且怜。 但万幸的是，杨智积战战竞竞地，安然过完了这辈子。 虽然艰苦，但他却活到炀帝杨广一朝的，大业十二年，但即使他在临终之时，处境似乎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他身患重病，但却听之任之，并不诊治，临终之际，蔡王杨智积对他的亲人说：“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 堂党亲王，一生处于高压之下，随时作好赴死的准备，诚可哀叹。 以上二个亲王一生的命运，显然被独孤伽罗直接左右。 在家族之中，独孤伽罗的影响力，如此巨大而深远，在小家庭之中，在他的五个儿子面前，可以相信，独孤伽罗拥有至高无上，无可置疑，并且绝对的控制力。 这体现在太子杨勇的废立之上。 太子废立，是国之大事，也是国之根本。 但独孤伽罗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这只是他的家事。 于家而言，独孤伽罗认为，她只是将自己的爱，从一个孩子转移到另一个孩子身上，于国而言，她也认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更适合管理国家的优秀的继承人。 杨坚也这样认为。 这也许是事实，杨广也许是比杨勇更适合去管理这个国家。 但废立太子事件真正的缘起，却只是杨勇失去了独孤伽罗的爱，直接的原因是一个家庭之中，最难说清楚和处理的婆媳关系。 杨勇把这件事情彻底搞砸了。 他失去了独孤伽罗的爱和支持，就失去了一切，包括他未来的天下。 婚姻毫无疑问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独孤伽罗给杨勇娶的正妻，是元孝矩的女儿。 元氏是北魏皇族，出身关陇集团的大家族，这种政治联姻，是一桩门当户对得上等婚姻，而更重要的是，独孤伽罗本人非常喜欢，她选择的这个儿媳妇。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独孤伽罗非常不喜欢杨勇宠爱的那个侧室，那是个典型的狐狸精，烟视媚行，放浪迷人。 杨勇特别宠爱一个侧妃，对于他这种年富力强，喜欢寻欢作乐的太子来说，显然这个侧妃，比事事讲规矩，正襟危坐的元氏太子妃，要有趣得多。 所以，杨勇不喜欢独孤伽罗给她选的正妃，而溺爱她母亲憎恶的侧室。 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第97章 婆媳自古难成亲，杨广初起夺宗意 独孤伽罗的权威是无法被挑战的，何况，杨勇触及到她的底线，独孤伽罗的强悍性格，决定她绝不会在婆媳关系中服软。 如果不能整治那个侧室的狐狸精，那他会连杨勇一起惩罚。 杨勇虽然是独孤的儿子，却完全不明白他的母亲的权力意志。 他忽略了一点，他虽然已经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子，但他只是太子，还不是正式的皇帝。 他没有站在他母亲一边，没有处理好婆媳关系，那就等于得罪了自己最直接的领导。 这比得罪杨坚的后果要可怕得多。 独孤伽罗从心眼里看不上杨勇的侧妃云氏，一是其出身低微，云氏只不过是个私生女，二是其大胆泼辣的行事风格，也和自己想要其母仪天下的要求，格格不入。 一件突发的事件，让双方的关系彻底决裂。 杨勇的正妃元氏犯了心痛病，但短短二天时间，竟然一命归西了。 这是个疑案，也是悬案。 坊间有一种传言，杨勇的侧室云氏想得杨勇的专宠，想当正妃，使了个毒辣的阴招，故意害死了正妃元氏。 或者是空穴来风，又或者确有其事。 但云氏事实上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自此之后，她专擅杨勇的东宫内政，作威作福，显然，她对于原太子妃系的人马，并不心慈手软，而这些人，相当一部分都是独孤伽罗赏赐给太子妃的得力干将。 打狗还得看主人面，云氏并不是个合格的儿媳妇，更不是一个明智的政治人物。 她惹上了一个她绝对惹不起，也不能惹的婆婆。 事情的真相并不重要，结果最重要。 独孤伽罗坚信，是狐媚的云氏毒死了她钟爱的儿媳妇。 她本来就看云氏不顺眼，但看这架势，出身低贱的云氏，极有可能成为杨勇的正妃，然后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皇后。 她想到这个女人平常的娇横，想到现在她对自己的不假辞色，独孤伽罗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既然杨勇不同意废掉这个让人厌恶的儿媳，如果想阻止她上位，就只有一个方法，并且是一个彻底的方法，那就是废掉杨勇的太子之位。 独孤伽罗想到就要做到。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但却并不是没有完成的可能。 要完成这件事，她还需要五个重要的辅助因素。 独孤伽罗心中估量了一下，这五个因素现在至少有三四个已成事实。 于是，废立太子，变成了独孤伽罗的唯一使命。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得到杨坚的赞同和支持。 这似乎很容易就实现了。 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近二十年的太子经历，杨勇总会有或多或少惹怒杨坚的行为。 其中，最重大的一场危机是冬至百官朝贺太子事件。 这件事情引发了杨坚对他儿子杨勇的直接怀疑，从此，父子之间，就如同被钉进去了一颗钉子，出现了无法修复的裂缝。 事情缘起于百官在冬至节，组织了一次活动。 他们组团一起朝贺杨勇，作为礼仪，杨勇在东宫奏乐迎接。 这是一场盛事，但这件事情却引发了灾难。 杨坚听到这件事情，非常不高兴，认为不符合礼节。 于是，他在朝堂之上，问朝臣说：“近闻至节，内外百官，相率朝东宫，是何礼也？” 这句问话有点重量。 辛亶心知肚明，赶快回答并打圆场说：“于东宫是贺，不得言朝。” 他想弥缝杨坚多疑的心。 杨坚并不接受，他心有狐疑，这不是搞双头政治，权力二分吗？ 他们父子虽然亲为父子，但名义上却份属君臣，必须要有君臣之义，也必须坚持君臣之礼。 于是，他出言反驳道：“逢节称贺，正可三数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征召，一时普集，太子法服设乐以待之？东宫如此，殊乖礼制。” 杨坚说的确实在理。 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朝臣们已经将杨勇视为未来的皇帝，但太子和皇帝，还相差非常远，绝对不能混为一堂。 名不正，则事不成。 从此之后，杨坚正式对太子杨勇起了防范之心。 为了权力，父子兄弟相残相杀，已是被无数次被历史证明的鲜血淋漓的事实。 杨坚的防范其实并不算很过份，当年在卢贲五人反叛案之中，他们就曾经有过废立太子之意，但同时又对太子杨勇秋波暗送，而首鼠二端。 太子之位，是世间最炙手可热的富贵。 杨坚防贼一般地防范杨勇，但杨勇作为太子，又久历政事，大体之上，倒也能循规蹈矩。 不出意外，他会在杨坚逝去之后，按标准的步骤接班。 但这个世界，意外却似乎是一种正常。 杨勇在行事方法之上，确实不像他自己的父母，抛开政治性的考量，在一个家庭之中，最像父母的孩子，总是会更能得到父母的爱意和关心。 即使这种和父母的相似，是包装出来的，父母也会喜欢。 比如处心积虑想上位的杨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其实比杨勇更不像他的父母，但他却知道他父母心中的喜好，不好声色，以俭立德。 然后，杨广投其所好，将自己包装出杨坚夫妻喜欢的类型，从而得到父母的欢心。 杨勇显然没有这么多小九九，他长于富贵之家，又是堂堂皇太子，讲究下排场，享受下物质，都是非常正常的行为。 但杨坚和独孤伽罗并不这样想。 他们二人是生死边缘，步步惊心的险恶环境中，一路奋斗过来，一生过着完全清教徒式的生活。 很难相信，杨坚即使当了皇帝，也依然极为节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变态的节俭。 他吃饭时只有一个肉菜，后宫佳丽们都穿着洗了又洗的旧衣服，而他自己上朝时坐的龙辇，十几年来，都是用的同一台座辇。 杨坚的节俭，是骨子里真心觉得一物一丝，来之不易，他并不是沽名钓誉，想捞个虚名。 杨坚想将自己的行为准则，也完全移植到杨勇身上，这是父亲对儿子的希望，也是皇帝对于帝国未来继承人的一种要求。 作为私德而言，杨坚在节俭上，可谓是完人，但作为一国之君，尤其是想让自己的接班人，也如此甘于清贫，确实勉为其难。 有一次，杨勇得到了一幅蜀中铠甲，爱不释手。 蜀铠以其精巧的花纹和雕饰着名，杨坚听说之后，怕杨勇从此走上奢侈享受之路。 便因势利导，教训杨勇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上不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看之，以自警戒。” 可见，在日常生活之中，杨勇并不像他父母一般天生是苦修苦行之人，而是有着享乐之欲的正常人。 但杨坚夫妇并不是常人，他们有着严苛的自律，以律己之心律人。 他们的二儿子杨广，却完全不同于太子杨勇，他很早就表现出虚伪矫饰，并投其所好。 生儿类己，是杨坚对于杨广的评价。 或者这个二儿子才是帝国最好的继承者，这是杨坚心中的疑惑。 皇位的继承人，要不立长，要不立贤，杨勇为长，二儿子杨广就可谓贤矣。 但在传统上，废长立幼，容易引发帝国动荡，而国灭家亡的例子，数不胜数，杨坚并没有内在的驱动力，直接废立杨勇的太子之位。 但阴谋家杨广可不这样想。 争得太子之位，然后成为帝国新的统治者，是他一贯的想法。 杨文认为，自己比哥哥杨勇，更加配得上这个位置。 杨广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他明面上的牌面，也确实要比杨勇更有优势。 但优势，并不代表胜势，太子之位，是国之重器，并不能轻易得到。 杨广并不在意，他有足够的信心，去争得属于自己的这顶桂冠。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他创造条件也要上。 为此，他在遥远的江都，组建了一个夺宗的团队。 这个团队是高效而忠诚的，他们取得了完美的战绩。 第98章 杨广已得独孤意，江都密谋风云急 夺宗，以次夺嫡，争夺帝国继承人的位置。 这是要偷天换日，必将引发整个帝国深层的人事变动，甚至引发巨大的动荡。 这也是一项危及自身和家庭生命安全的高风险事情，当然，风险和收益总是成正比。 如果成功，整个家族必将风云直上。 只要能成为帝国的皇太子，好就是天下未来的皇帝。 万国八方，唯我独尊。 因而，自古以来，就有无数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前赴后继，去从事这项高风险高收益的事情。 杨坚的长子杨勇，占据太子之位，已近二十年，他虽然并非大才，可也无大过，相反，其性情宽仁和厚，完全可以做一个守成之君。 但杨坚的二儿子杨广，并不这么想，他的目的很明确，要将太子杨勇拉下马。 杨广想成为隋朝的太子，最终君临万方，去做一个开创之君，他想成为千古一帝。 杨广心中虽然早就有作贼之心，但他本来没有机会，不过，有一个人给了他胆量。 在那一刻，他觉得杨勇的太子之位，并不那么牢靠。 这个人就是独孤伽罗。 杨广做为杨坚和独孤的二儿子，自然知道在这个家中，独孤的威势，已经到了说一不二的程度。 杨广了解到独孤的隐秘心意，是从一次晋见开始的。 他作为藩王，久镇扬州，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杨坚同意他每年可以在年底回京一次，既可述职，又可以和亲人畅述离情。 这给了杨广单独拜见独孤伽罗的机会。 杨广准备抓住这个机会，试探独孤伽罗的心意。 他以又即将离别，远赴遥远的南方为由，先对独孤伽罗动之以情，“一辞阶闼，无由侍奉，拜见之期，杳然未日。” 杨广展现了影帝级别的表演，他说完之后，哽咽流涕，悲不能自胜。 独孤伽罗显然也对这个儿子的远离，心生不舍，她也真情流露，动情地说道：“汝在方镇，我又年老，今者之别，有切常离。” 说到伤心之处，独孤伽罗流泪不止，母子二人，相对歔欷。 在这一刻，独孤伽罗的心中，一定想到了杨广对自己真切的依恋，现实却又必须远离。 而留在自己身边的大儿子杨勇，又如此不听话。 甚至毫无原则地帮助一个，狐媚的不讨自己喜欢的儿媳，对抗自己，活脱脱成了一个逆子。 二相比较，谁好谁坏，自然高下在心。 杨广见时间和情绪差不多了，才抛出自己真实的目的。 他对独孤伽罗说道：“臣性识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爱东宫，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谗谮生于投杼，鸩毒遇于杯勺，是用勤忧积念，惧履危亡。” 独孤听到杨广说起杨勇的坏话，平日心中所有积蓄的郁闷，如黄河之水，滔滔泛滥，再也无法抑止。 于是，独孤伽罗不再掩饰，她把对杨勇的不满，一股脑儿地对杨广倾诉道：“蚬地伐（杨勇）渐不可耐，我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业，竟不闻作夫妻，专宠阿云，使有如许豚犬。” 独孤伽罗接着说出自己心中最不堪忍受的事情。 “前新妇本无病痛，忽尔暴亡，遣人投药，致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穷治，何因复于汝处发如此意？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 独孤伽罗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再无遮挡，她终于说出了杨广最想听的话。 “每思东宫竟无正嫡，至尊（杨坚）千秋万岁之后，遗汝等兄弟向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几许大苦痛邪！” 这是非常明确的信号了。 独孤伽罗对于杨勇非常不满意，或者说，她真正不满意的是杨勇的妃子阿云。 但这二者已经深度捆绑在一起，阿云现在就是杨勇，有杨勇在，阿云的位置，竟然连独孤伽罗都无法撼动。 想到痛心和无奈之处，独孤伽罗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终于毫无保留地在杨广面前痛哭出来。 杨广达到目的，他终于知道独孤伽罗有废立杨勇的心意。 杨广心意已定。 有了独孤伽罗这个最大的王牌靠山，他只需要精心策划，夺宗之计，就完全有成功的可能。 杨广现在还握有二张王牌。 一是他治理江南的功绩斐然，足以让杨坚对他治理整个帝国心生期盼。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杨广处处表现或伪装出，他和杨坚以及独孤伽罗是同一类人。 同一类人，总是同类相惜。 杨广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完美的人设。 他伪装和营造出自己非常节俭的名声。 杨广会在父母派出使者时，故意不洒扫屋宇，以致灰尘四散，这表明他安于贫贱。 杨广非常注重细节，他有意将琴弦弄断，并且置之不理，这同样表明他平日生活节俭而不好声色。 同时，和杨勇宠爱侧妃元氏不同，他对于杨坚和独孤选定的正妃萧氏，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在朝廷的使者面前，他总是和萧妃形影不离，这种情况，像极了杨坚和独孤伽罗，似乎是他们的翻版。 生儿类父，这是很多父母对孩子最大的，也是最欣慰的期盼。 杨坚夫妇心中，有足够的自信和欣喜，这个二儿子杨广，才是更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更符合自己心中，帝国继承人的标准。 但古往今来，废嫡立庶，覆族倾宗的事件，数不胜数，杨坚心里自然非常清楚。 杨广要想当成皇太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杨广有决心，也有耐心，方向已定，他就坚定前行。 他先要组织一个夺宗的团队。 这个团队的核心是张衡，他是晋王杨广的旧人和心腹，跟随他在并州，一直走到江都，一度主管晋王杨广府中的军事。 这是杨广的最核心的幕僚之一。 甚至在以后的岁月中，张衡恃宠而骄，杨广还愤愤不平地认为其原因是：“张衡自谓由其计画，令我有天下也。” 这说明杨广本人也完全认可夺宗之计的核心主谋，确实是张衡。 张衡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构筑了整个夺宗团队的人员组成，计划和步骤。 杨广虽然具备夺宗的优势，但却一样有劣势。 他因为久镇扬州，远离京城，一年之中，才有一次机会可以回京城，缺乏必要的活动时间和空间。 因而，杨广需要在京城之中，安排一个代理人，这个人的活动能力，将直接决定夺宗计划能否成功。 显然，这个人的身份需要为京城各方势力所认可，其本身的职级又需要达到相应的级别，才能融入京城最上流的政治圈子。 最重要的一点，需要对杨广绝对忠心。 张衡认为宇文述，就是这样一个天然的绝佳的人选。 宇文述是根正苗红的六镇豪杰，这种身份，让他在北周和隋朝，都成为朝廷的核心力量层。 宇文述在北周每战有功，但最主要的成就，却在杨坚篡周立隋之际出过大力。 他和杨广的相识，在于平陈之战。 他曾在杨广的麾下，挥师渡江，并且宇文述一生最大的军功，就在江南，他曾经独挡一面，破灭萧岩和萧献的反抗，平定东吴之地。 这种过命的交情，让杨广对他都委以重任，宇文述一跃而成为杨广的心腹，因而，为了方便夺宗大计，杨广将宇文述调到寿州当总管。 既为心腹，又是过命的交情，杨广也不藏着掖着，他直接向宇文述请教夺宗之计。 宇文述没有辜负杨广，他甚至都没有迟疑，或者在他心中，早已无数酝酿过这件事情。 宇文述详细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计划。 他的判断是，杨广具备成为皇太子的条件和可能。 第99章 宇文述长安博戏，杨素曲线谋大计 作为杨广一朝最得力的干将，宇文述战功赫赫，更富有远见卓识。 他非常冷静地分析道：“皇太子（杨勇）失爱已久，令德不闻于天下。大王仁孝着称，才能盖世，数经将领，深有大功。主上之与内宫，咸所钟爱，四海之望，实归于大王。” 显然，宇文述对于夺宗之计，大有把握。 因为，朝野上下，家庭内外，都归心于杨广，而原来的皇太子杨勇，已是风雨飘摇，处于步步惊心的境地。 但有把握做一件事和做成一件事，却是二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宇文述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看上去似乎万事俱备，但他们还有一个巨大的缺陷。 那就是他们需要在朝廷之中，找到一支足以强力推进夺宗大计的力量。 这支力量是存在的。 宇文述接着讲述了自己具体的计划。 他胸有成竹地说道：“然废立（皇太子）者，国家之大事，处人父子骨肉之间，诚非易谋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杨素耳。” 宇文述点出了夺宗大计的核心要素，就是杨素。 但他们和杨素并无深交，还需要迂回搭上关系，“（杨）素之谋者，唯其弟（杨）约。述雅知约，请朝京师，与（杨）约相见，共图废立。” 杨广大喜，听到宇文述一番言论，他心中那个成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梦，便不再是隐隐约约，而是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目标。 夺宗大计已定。 这当然需要大量的金钱来开路。 宇文述带着杨广赐与的大批珠玉珍宝，快马加鞭，飞奔进入京城大兴。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 宇文述是个妙人，他入京之后，就只干了一件事。 他经常宴请杨约，今日喝酒，明日郊游，酒饱饭足之后，自然要有娱乐活动助兴，才能宾主尽欢。 宇文述并不直接进入主题。 他先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会，宇文述将自己带来的天下奇宝，全部陈列出来，珠光宝气，财富盈筐，天下奇技淫巧之物，更是巧夺天工。 杨约久居富贵之地，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物。 但看到宇文述的珍宝，却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完全被震撼住了。 他从来一次性，如此密集地见过江南的风物奇珍。 杨约心神不守。 宇文述见达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便提出以这些珍宝做赌注，和杨约一起赌博游戏助兴。 但这种赌局的结果，非常有意思。 杨约逢赌必胜，珍宝也赢得七七八八了。 杨约老于世故，在财运财运如此不正常的情况下，自然知道宇文述的真实用意，必然有所求。 当羸得差不多之后，杨约就开始进入正题，问宇文述是否有什么事情要求自己办。 宇文述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见时机已到，便也不再遮掩，直接对杨约说：“此晋王(杨广）之赐，令述与公为欢乐耳。” 杨约想不到宇文述背后的主使竟然是晋王杨广，心中稍一思量，就知道这些珠宝，收得有点烫手。 他有些失态地说：“何为者？” 宇文述不愧为一流的说客，他转述晋王杨广夺宗大计的稳妥，并直指杨素的致命弱点。 杨素当时已贵极人臣，并且杨素至亲之属，大多位列公卿，柱国，刺史等大官。 当时有杨氏一门，半个朝廷之誉。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素的家僮奴仆甚至达到几千之人，后庭也有千余名妓妾穿着绮罗。 杨氏的屋宇，重廊叠嶂，宅第豪华奢侈程度和皇宫不相上下。 满朝文武，也尽是其亲戚故吏，杨素之贵盛，近古未有。 但功高不赏，位重招忌，盛极一时，也危极一进。 杨素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较之于杨坚当年篡周的前夜，权势远远超过，这种地位，同样也是处于盛极而衰的顶点。 于是，宇文述循序渐进，先说了晋王杨广在朝野为万众归心，在杨坚的小家庭内，也是是天然的，合适的皇太子人选。 然后，他一步步地说出，杨素兄弟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和必需要做出的选择。 宇文述推心置腹地对杨约说：“自古贤人君子，莫不与时消息，以避祸患。公之兄弟，功名盖世，当涂用事，有年岁矣。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胜数哉！” 他进一步点出杨氏兄弟面临的困境，“又储宫（皇太子杨勇）以所欲不行，每切齿于执政（杨素），公虽自结于人主（杨坚），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群臣，公亦何以取庇。” 宇文述眼光毒辣，这确实是杨素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他在杨坚一朝之中，已达到人臣的顶点。 杨素眼高于顶，高下在心，朝臣之中，他只看重三人。 他推崇高颎，敬重牛弘而厚接薛道衡，但对于其余的朝臣，甚至对于苏威，杨素也极为蔑视，当他不存在一般。 这种心态和执政风格，自然会树敌极多。 但因其军功盖世，加上他出自弘农杨氏，根正苗红，是关陇贵族集团在朝中的代表。 因而，他在朝中足以与代表皇权的高颎集团，正面分庭抗礼。 但杨约却知道，杨家这种力量，已经强大到必须要疏导和调控的地步了。 宇文述显然也非常清楚，杨素家族所面临的问题。 他抛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也是他说服杨约的最重要的杀手锏。 宇文述对杨约说道：“今皇太子（杨勇）失爱于皇后，主上素有废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请立晋王（杨广），在贤兄之口耳。诚能于此时建大功，王必镌铭于骨髓，斯则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也。” 此话正中杨约的下怀，也是萦绕在他心中，一直不得解决的问题。 现在晋王杨广有夺宗的计划，而这种拥立之功，在任何朝代，都是最上等的功勋，或者，杨家可以凭借这一个契机，转危为安。 甚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杨约立即和宇文述达成共识，结成同盟。 杨素听到杨约的分析之后，茅塞顿开，大喜说：“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赖汝起予。” 杨素虽然同意参与晋王杨广的夺宗大计，但他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必然是家毁人亡的结局。 杨素并不是一个盲动和冲动的政客。 相反，在战场上，他是冷酷和无敌的统帅，在政坛上，他也是冷静和干练的政治家。 他非常熟悉朝廷和杨坚家庭的微妙关系，因而，他听从了杨约的建议，“今皇后之言，上无不用，宜因机会，早自结托。” 杨素非常明白，如果要废立皇太子，只能由杨坚的家庭入手。 而独孤伽罗是一个最核心的关键人物，她将左右废立之事的成功与否。 杨素在心里打了一个算盘，重新拥立皇太子，有巨大的利益，但毕竟是离间父子母子之间的关系，其后遗症和反噬力一样非常巨大。 杨素想钓鱼。 他准备采取一种以退为进的态度，让独孤伽罗请求自己帮助她，这样，在废立皇太子之后，他才能安享这种功勋所带来的成果。 杨素本身确实也需要参与这项计划。 因为，朝中以高颎为代表的皇太子群体，经过近二十年的经营，势力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并且，皇帝杨坚也垂垂老矣，正如杨约所言，“兄若迟疑，一旦有变（杨坚一死），令太子用事，恐祸至无日矣。” 这是一个正确和正常的判断，杨素需要为自己和家族的未来做规划。 于是，晋王杨广在朝中找到了一个强悍而最重要的盟友。 事实证明，杨素确实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翻手为云覆手雨，只用了几招，就将皇太子杨勇拉下了马。 第100章 三人共织一张网，杨勇早已失希望 杨勇做了二十多年皇太子，似乎可以做个守成之君。 他一直恪守大道，并无大的过错，杨勇的心性才识，也是中人之资，他的背后，刚开始得到了杨坚的坚决支持。 并且，他成为高颎的女婿之后，得到了高颎为首的朝臣不遗余力地辅佐，局面大优，正走在按步接班的康庄大道上。 但他们遇到了非常强大的对手。 杨广天下知名，作为杨坚的二儿子，已经定下夺宗的大计。 而和高颎同为实权宰相的杨素，害怕自己在未来失势，祸及家族，也是身处其位，不得不进。 于是，杨素以极大的热情和主动，登上了杨广夺宗的贼船。 但皇太子废立之事，最核心关键的人物，只系于独孤伽罗一身。 她是杨坚的皇后，大隋帝国的二圣之一，她是对于杨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五儿之母。 与其说这是一场政治风波，皇太子的更易，更确切的定位，应该是一个家庭继承权的争夺。 只是这个家庭是帝国第一家庭，是大隋皇帝的家庭。 大儿子杨勇因为婆媳关系，彻底惹怒了他的母亲，在家庭之中，他的母亲独孤伽罗有着变态的控制力和绝对的影响力。 她无法抑制住自己对杨勇的愤怒和失望。 她将自己的所有的爱心和关怀，转向她认可的更孝顺，更像自己夫妇的孩子，那就是晋王杨广。 这是一种自然之理，也是皇太子杨勇无可奈何的命运。 杨素老成持重，他问了杨约一个核心的问题：“但不知皇后（独孤伽罗）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为者。” 他深深地知道，废立之事，成败在于独孤伽罗。 于是，杨素趁着入宫侍宴的机会，想亲自探听独孤伽罗的口风。 他在独孤伽罗面前，盛赞晋王杨广孝悌恭俭，和他的父亲杨坚很像，又是天下知名的仁王。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试探。 独孤伽罗心有所感，也很上路。 她立即对杨素声泪俱下，推心置腹地说了一番话。 “公言是也。我儿（杨广）大孝顺，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于境首。言及违离，未尝不泣。又其新妇亦大可怜，我使婢去常与之同寝共食。” 说到这里，独孤伽罗的怨气不打一处来。 她想起了皇太子杨勇和她狐媚的妃子云氏，带给自己的屈辱和不快，她接着对杨素大吐苦水。 “岂若蚬地伐（杨勇）共阿云相对而坐，终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怜阿麽者（杨广）常恐暗地杀之。” 杨素心中大定，独孤伽罗既然明确表态，他就打蛇随棍上，极力诉说太子杨勇的坏话，说杨勇不是太子之才，也不是帝国的合适继任者。 独孤伽罗大喜，她想不杨素贵为朝臣之重，在这件事情上，竟然和自己不谋而合，看来自已想废除杨勇的太子之位，而立杨广为太子的愿望，完全可能实现。 在废立之事上，杨素和独孤伽罗二人的意见完全相同，他们一拍即合。 杨素需要在杨坚家庭之内，找到坚强的的依靠。 而独孤伽罗则需要在朝廷上，有能正面硬刚高颎的重臣去做代言人。 独孤伽罗是一个杀伐果决的人。 她是一个彻底的行动派，二话不说，立即赏赐给杨素很多金帛财物，以作疏通活动之用。 于是，后宫，朝廷和杨广三者形成了一个夺宗的团体，互相利用，互为依靠。 这是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团体，在他们的进攻之下，皇太子杨勇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独孤伽罗由于天然的身份优越，成为废立皇太子的急先锋。 她在杨勇的东宫安插眼线，东宫所有纤介小事，独孤伽罗无不了然于胸，她免不了将这些事情，加入私人的感情因素，添油加醋，日夜向杨坚大吹枕边风。 杨坚本身对于杨勇并没有非常大的成见，但他和独孤伽罗几十年夫妻，早已习惯了，不去违逆他妻子的强势和意见。 于是，杨坚心中也不免产生了一种，晋王杨广才是最象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合适的继承者的心理暗示和错觉。 杨素的行动迅速而有效。 他在朝廷之上，火上浇油，盛陈晋王杨广的仁德，以及他治理江南的丰功伟绩。 江南在杨广的治理之下，确实当得上蒸蒸日上，文采风流今胜昔的美誉。 皇太子杨勇毕竟当了近二十年的储君，他很快发现了朝廷的异动。 他感受到压力。 杨勇整日忧惧，却并不清楚事情的缘由，也找不到源起。 他需要表态，但他也没有太多应对的办法，病笃乱投医，他竟然寄希望于求神问卜，以铜铁做厌胜之事。 然后，他也只是在东宫后园之内，新作一个庶人村，屋宇卑陋，自己布衣草席，处其间以体验疾苦。 杨勇想向杨坚表示，他也是一个知民间疾苦，愿意与民同乐，并且共苦的太子。 他以这种低姿态向父母求饶，希望他们能放过自己。 如果只是家庭内部的矛盾，或者杨坚夫妇，会顺势推舟，但这件事，经过杨方的策划，杨素的参与，独孤伽罗的推动，已成为重大的政治斗争。 太子杨勇的应对显然幼稚而可笑，在你死我活的政治场上，双方不死不休。 也许杨勇的应对表明，即使他有一个声名卓着的岳父高颎，他们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似乎并没有采取主动的应对方式。 杨勇完全处于被动，无知的情态，而晋王杨广的夺宗集团，以有算对无算，已经稳操胜券。 杨坚很快发现了，太子杨勇内心的不安，杨坚猜忌朝臣，即使对于杨勇，也不例外。 他在一次宫中的布防选人时，就和杨勇产生过直接的矛盾。 当时，杨坚想加强皇宫的防卫，他将那些勇武忠诚的卫士，准备全部选入皇宫之中充当护卫。 但高颎在旁边说了一句，引起了杨坚巨大的反感。 高颎对杨坚说，如果将强壮之士全部充入皇宫，那东宫杨勇的护卫，就会参差不齐。 这触犯了杨坚的逆鳞。 因为，他心中要求臣下，只对自己一人效忠，必须全心全意服侍自己，但高颎此意，已隐隐将太子杨勇和自己并立看待。 也许，高颎是说者无心，但于杨坚而言，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背叛。 伴君如伴虎，即使亲如父子，在权力面前，又何足道。 杨坚展示了自己的天威，他当场勃然大怒对高颎说：“（太子）左右何须强武？此极敝法，甚非我意。……我熟见前代，公（高颎）不须仍踵旧风。” 显然，杨坚对于高颎的另一重身份，高颎也是杨勇的儿女亲家，耿耿于怀。 这个身份，当杨坚父子一体时，就是一个完美的身份。 但杨坚父子生了嫌隙之时，就变成了一种催命的符号。 杨坚敏锐地察觉到杨勇的反常。 作为一国之君，杨坚表现出了干练的政治敏感，他立即派遣杨素去太子府，刺探杨勇的真实心理状态。 这正中杨素下怀，他有效地抓住并且利用了这次机会。 当杨勇听到杨坚有使臣将到，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修复父子关系的机会。 杨勇心中盼望利好的消息，以为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反思，取得了效果。 于是，他束带正冠，屏息凝神等待使者的到来。 但杨素并不着急。 第101章 一代能臣数高颎，小疾爆成致命因 杨素想激怒太子杨勇。 他到了东宫之外，故意迁延不进，他知道杨勇正当盛年，气息稍盛，无法受气，失态之下的皇太子，才可能犯错。 杨勇果然上当。 他是堂堂帝国的太子，未来的皇帝，竟然被一个朝臣如此藐视，杨勇心中不平，难免形于颜色。 杨素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于是，他据实向杨坚回报说：“（杨）勇怨望，恐有他变，愿深防察。” 杨坚对杨勇本来就不放心，杨素的回报，更在他心中撒下了一颗毒药，父子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已经很难再修复。 杨勇处于绝境，杨坚将以政治敌手的态度，对待杨勇。 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标签。 在杨坚二十多年的皇帝生涯中，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宫廷斗争，他从未失败，也绝不允许自己失败。 杨坚是一个冷酷的政治家，他当机立断，将东宫的宿卫，全部调换成老弱病残，并且，在东宫到皇宫的路上，遍布卫士，以备不虞。 加上独孤伽罗在东宫布下的眼线，太子杨勇已陷入一个重重围困，透不过气的牢笼。 他的结局，已经不可逆转。 对于笃信天命的杨坚而言，他很早就令大术士来和，分别观察五个儿子的面相，来和当时就对杨坚说过：“晋王（杨文）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 这是赤裸裸的暗示。 杨坚心中确实瞩意杨广，他曾经询问韦鼎说：“我诸儿谁得嗣位？” 当时皇太子废立的情势并不明朗，韦鼎做了一个模棱两可，两面讨好地回答，他回答道：“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当与之，非臣敢预知也。” 虽然这个答案模棱二可，但实际上，谁都知道杨坚最喜欢二儿子杨广。 时到今日，当杨广露出他的獠牙时，这场夺宗的阴谋，就已经阳谋化了。 太史令袁充就向杨坚直言：“臣观天象，皇太子当废。” 这在法理上，已宣布了太子杨勇的彻底失败。 但要更换一个二十年的皇太子，是一件巨大的工程，所引发的政局动荡，和复杂的人事利益纠纷，需要非常慎重地对待和处理。 历史上，因为太子废立而导致帝国动荡的例子数不胜数，杨坚需要打好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这也将是一场耗费他最大心血的战斗，但必须要开始。 杨坚没有犹豫。 一如以往任何一次战斗一样，他坚信自己将是最终的胜利者，但或者这场战斗，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 杨广即使如愿以偿成为皇太子，也很难说是真正的赢家。 他赢得了这次战斗，却可能输掉了一生。 杨坚开始试探群臣的口风。 金秋九月，杨坚刚从仁寿宫避暑回来，就在大兴殿上，向群臣抛出萦绕于心的一个问题。 杨坚严肃地说道：“我新还京师，应开怀欢乐，不知何意，反邑然愁苦？” 这个问题可轻可重，可深可浅，意味深长，群臣一脸懵逼。 但皇帝既然发问，必须要有人回答。 群臣摸不透杨坚真实的心意，都不愿意首先开口，眼见要冷场下去。 这个时候，老资格并且与世无争的吏部尚书牛弘，只好站了出来。 他避重就轻，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 牛弘是当世大儒，代表了朝廷的公正人心，却不代表政治风向，他回答杨坚道：“由臣等不称职，故至尊忧劳。” 这是个不算回答的回答，显然不是杨坚想听到的答案。 因为当时废立太子之事，已成了举朝上下，一个公开的秘密。 杨坚所问，毫无疑问，直指皇太子。 是想听到太子新的罪过，牛弘这种似是而非的回答，显然触怒了杨坚。 他认为他的朝臣们，已生二意，不想配合，更不要说赞同他更换太子的决定，杨坚这种愤怒，并非空穴来风。 从事情的发展来看，杨坚更换太子的主张，确实没有得到他忠心的朝臣们一贯的支持。 于是，杨坚立即变色，直接露出自己真实的目的。 杨坚的方式直接而有效，既然朝臣们不上道，那他就自己来。 他转向皇太子杨勇的属官，严厉地说：“仁寿宫（太子宫）此去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 杨坚越说越气，话也越说越重，他接着说道：“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 杨坚说出此话之时，大兴殿上，一片静默。 当此之时，杨坚对太子，他的大儿子的防备，竟然已达到视其为仇敌，睡觉都不敢脱衣，连上个厕所，也不敢去幽暗的后殿的地步。 可见太子杨勇或无吃人之意，杨坚已有绝情之思。 杨坚终于说出他讲这番话的最终目的，他对着太子宫的下属说出最后，也是最重的一句放，他说道：“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焉？” 话已说尽，也已说绝，那就要开干了。 于是，他当场拿下太子官属唐令则等人，下狱治罪。 这只是第一步，并且只是一个漫长事件的开始，整个朝廷之上，所有大臣都被卷进来，再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中。 但杨坚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虽然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罚太子的属官，但要想扳倒皇太子，更换皇太子，在讲究名正言顺的礼法社会，竟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杨坚刚开始想以理服人。 他命令杨素向大家陈述太子杨勇的罪过，但翻来覆去，实在没有什么实质的罪证。 即使杨广的夺宗集团战斗力爆表，他们也收集了所有能收集的，太子杨勇的罪过，也依然缺乏足够的实证。 没有任何疑问，这后面体现了高颎，这个隋朝第一宰相的绝对实力。 这体现出高颎不但忠于杨坚，同样，对于太子杨勇这个儿女亲家，他一样尽心竭力辅佐。 他虽然没能让杨勇成为至公至义的最好的皇太子，但却也无法从公义和私德上抓到打倒他的把柄。 但世间一切之事，皆是前定，每个人，都只能走出他自己的棋步。 杨广的夺宗集团无孔不入，他们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杨素在太子府中找到了一个内应，希望堡垒能从内部被攻破。 自古以来，叛徒才是最具杀伤力的。 只有了解你的人，才能真正伤害你。 杨广的夺宗集团老于政治，自然深明此理，他们找到了这个人，他就是姬威。 姬威被杨广拉下水，主要弱点是贪财。 他先是被晋王杨广的亲信段达的糖衣炮弹击中，金银财宝收到手软，就出卖了太子杨勇的一些信息。 但他一上船，想再下来，就没可能了。 杨素出面了。 他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告密者，他要的是一个死士，一个和太子杨勇彻底撕破脸，完全对立的死士。 他对姬威许以大富贵，虽然这种富贵对方不一定有命能享受得到。 “东宫罪过，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诏，定当废立。君能告之，则大富贵。” 然后，他直接赤裸裸地威胁姬威，如果不合作，将会立即将他的告密行为告诉杨勇，从此天下之在，再无他容身之处。 当然，杨素话里话外，有意无意地透露，即使太子杨勇放过他，他也绝对逃不出杨素的手心。 杨素一世，杀伐果决，不怒自威，这种压力，也根本不是姬威这种没有骨气的小人，所能抗衡。 威逼利诱之下，不合作就是身首异处。 时势情势，已不容姬威这种小人物做选择。 姬威彻底屈服，扛起了告发太子杨勇的大旗。 可是，杨勇虽然做了近二十年的储君，小差小错，随处可见，但要找一个致命的罪证，却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他已经贵为太子，这个帝国的权力，在杨坚老去之后，天然就属于他，他并没有内在的驱动力去造反。 公德不亏，那就只能从私德入手。 既然没有谋反的实据，杨素制定了一个计划。 就只能以失爱于父母，忤逆父母的罪过，去检举告发太子杨勇。 忠孝大义，是于国为忠，在家为孝。 如果不孝，也足以入罪。 这种罪名显然更容易找到，并且也很容易断章取义去成就罪证。 姬威爆了太子杨勇的一条黑料。 杨勇曾说过：“至尊（杨坚）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 身为人子，希望自己父亲十八年就早死，这当然是忤逆；身为太子，似乎更体现出他对于接班登基的迫不急待。 杨坚伤心地流下眼泪，失望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他当着群臣的面说道：“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 关键时刻，杨素也不再遮掩，他直接登台唱戏。 第102章 私代公何患无辞，废与立朝廷角力 双方的较量白热化了，主将杨素都亲自登场。 他在旁添油加醋，翻出了当年的刘居士谋反案。 杨素走向台前，不再遮掩，直接指着太子杨勇说：“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杨勇）检校刘居士馀党。太子奉诏，乃作色奋厉，骨肉飞腾，语臣云，‘居士党尽伏法，遣我何处穷讨？尔作右仆射，委寄不轻，自检校之，何关我事？’” 这显然直指刘居士谋反案的背后，有着皇太子的影子，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指控。 杨素穷追不舍，继续开扒收集到的杨勇黑料，“（杨勇）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诛。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 将杨勇对杨坚的怨恨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最后，杨素再补上神之一刀，说太子杨勇，曾经长叹一声，发出最后的感慨说：“我大觉身妨。” 这就是说面对杨坚和朝臣的威逼，杨勇感到自己生无可恋，要以死明志，以发泄对于杨坚的不满。 杨素的检举和揭发，虽然不可能定下皇太子谋反之罪，却成功地离间了杨坚父子之间，本来就风雨飘摇，危若悬线的血缘亲情。 太子杨勇，已经彻底失去了他父亲杨坚，那也是他在家庭之中，唯一可能的情感庇护。 杨坚终于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 他说道：“此儿（杨勇）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独孤伽罗）恒劝我废之，我以布衣时生，复是长子，望其渐改，隐忍至今。” 显然，从杨坚的话中，可以明确看出，废立太子，独孤皇后才是幕后真正的黑手。 杨坚继续发泄心头的不满。 他说道：“（杨）勇昔从南兖州来，语卫王云‘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独孤伽罗）待儿曰：‘此皆是我物。’此言几许大异。” 杨坚此话，隐藏了一层更深的含义，从道理上讲，完全可以由独孤伽罗的侍儿，推广到杨坚的侍妾，这二者一等同，其罪其心，大有可诛之处。 从杨坚这些公开记录在案的言论分析，在废立皇太子一事上，他更多地是从小家庭的关系考虑，而不是从江山稳固，政治连续性的大方向上着眼。 这种非理性的评判标准，显然和杨坚一贯的政治大局感大不相同，反而更像是一个怨妇一般，喋喋不休。 可以想见，朝堂之上杨坚的话语，大体就是枕席之上，独孤伽罗的抱怨。 杨坚继续大倒苦水。 他接着说道：“新妇（杨勇的正妃元氏）初亡，我深疑使（马嗣明）药杀。我曾责之，便怼曰：‘会杀元孝矩。’此欲害我而迁怒耳。” 一国之君，将废立太子这种国之大事，仅仅定义为小家庭中私事层面，并且很多理由，更像是莫须有之事。 这本身就说明废立太子一事，既不会名正言顺，也将引发很多不可预测之祸。 师出无名，就必然师出败北。 杨坚最后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道：“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这是杨坚第一次在朝堂之上，明确要废立太子。 但废长立幼，于公于私，自古以来，都会引发朝臣的反对。 何况太子杨勇当了近二十年储君，又没有明显的失德之事，杨坚一朝之间，一念之起，就想废弃，并不会那么容易。 元旻就坚决反对废立太子。 他在朝堂之上，声色俱厉，辞直争强，丝毫不退让地对杨坚说：“废立大事，天子无二言，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杨坚默然不答。 他想不到竟然有人如此不识趣，敢于当面拂逆皇帝的旨意，他在朝堂之上，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了。 在第一次测试之后，他体会到为君，也体会到为臣之不易。 但废立太子，已是开弓之箭，再无回头之理。 有利的契机出现了。 当太子东宫之中的叛徒姬威站出来检举杨勇时，虽然并无真凭实据，就足够了。 杨坚态度鲜明，他亲自引导姬威，让他知无不言。 “太子事迹，宜皆尽言。” 有了皇帝的加持，姬威有备而来，他的战术，就是将杨勇包装成为一个私德有亏的皇太子。 他讲述了一些杨勇确实说过，或者是有虽然说过，却可能别有意思的话语。 “仆射（宰相）以下，吾会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祸。” 这是引发朝臣之怒，但最重要的却是，他完美地激起了杨坚的伤心和愤怒。 姬威抛出了至今以来，最具爆炸力的黑料。 他对杨坚说杨勇，曾经问过术士，杨坚的命数，然后还明确说过“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 为儿为臣，这都是大逆不道。 这既是咒杨坚早死，同时，又对于登上皇位迫不急待。 杨坚气急败坏，他流着泪说：“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 杨坚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朕近览齐书，见高欢纵其儿子，不胜忿愤，安可效尤焉！” 当天子一意孤行之际，世间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敢于直触其锋。 太子杨勇以及他的儿子们，全部被禁锢起来，太子的党羽，也一起被收入狱。 杨坚虽然一意废立太子，但他要硬上弓，大臣之中，就更有悍不畏死之辈。 杨孝政就敢于忤逆龙鳞，他上书切谏说：“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训诲，不宜废黜。” 在杨勇被废已是板上钉钉之后，裴肃依然上书坚持为皇太子求情。 裴肃写道，“愿陛下（杨坚）弘君父之慈，顾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今者自新之路永绝，愧悔之心莫见，岂不哀哉！” 这封奏文甚至惊动了杨坚，他对杨素说：“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 也许直到最后，杨坚心中依然是认为，此次废立太子，仅是自己的家事而已，但天子之事，无不是天下之事。 杨坚似乎在逃避思考，废立太子事件，对于帝国真正的影响。 杨坚亲自召裴肃进京，当面向他陈述覆水不收之理。 杨广当时已经成为正式的皇太子，他听到裴肃的上书，大有不平之气，他私下对亲信张衡发泄心中的不满说：‘使勇（原废太子杨勇）自新，欲何为也？” 这其实从侧面上体现了杨广虽然顺利夺得太子之位，但他在京城大兴城的发展，却并没有他想象中顺利。 杨广的旁徨和疑惑，是因为他陷入了根基漂浮，头重脚轻的局面。 因为他的面前，有一棵参天的大树。 那就是高颎，他是杨坚一朝的政治常青树，也是绝对的实权人物。 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皇太子杨勇的儿女亲家，在废立太子事件中，上至皇帝，大到母亲，再到朝廷之中，以杨素为首的倒太子派，攻势逼人。 但他们本质上都铩羽而归，他们在大义上，在政治上，在治国的方略上，无法去动摇杨勇的位置。 甚至于，无法抓到杨勇的小辫子，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迹。 毫无疑问，单独依靠太子杨勇，他既不具备这种意识，又不具备这种能力。 整个隋朝，有意愿，有能力，有资格，去指导太子杨勇的，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他也是高颎。 高颎，是一个远远被低估了的政治强人。 第103章 国士无双唯高颎，善始虽易善终难 高颎是一个真正的传奇。 在他二十年的宰相生涯中，他成为杨坚最信任和最牢靠的盟友，以天下至公的理念和献身精神，将隋朝带到万邦来朝，如日中天的高度。 在他政治生涯的末期，他一个人，和整个隋朝的朝廷进行了正面的决斗，虽然最后归于失败，但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高颎绝对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宰相，也是超一流的政治家。 在太子废立事件时，京城大兴原有的贵族集团，大体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已经逐渐团结于太子杨勇的周围。 他们押宝于杨勇将成为帝国将来的皇帝，把自己和家族未来的命运，最大程度上和太子杨勇捆绑在一起。 这次匆匆的废立太子事件，对于大部分家族而言，他们还没有进行心理上的调整，也没有时间来准备，去将利益彻底切割。 以杨素为代表的得势贵族，忽然发现，杨广成为皇太子之后，他们竟然同时面临杨坚和杨广的双重压制。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吊诡的局面。 朝廷中的原有势力，竟然和杨广有点疏离，加上杨广长年在江都，他在京城的根基本来就较浅薄。 这决定了杨广登基后的国策和用人方略，将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杨坚的气魄和气象，开始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对于杨广而言，他的舞台，就在不远的将来。 对于杨素而言，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如何处理杨勇？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他需要秉承杨坚的意志，舞文巧诋，牵强附会，需要座实太子杨勇的罪过。 为了让杨广更加名正言顺地，继任太子之位，杨素从一开始就想以谋反之罪去判定太子杨勇的罪过，但到最后，杨素也没有坐实杨勇谋反之罪。 并且杨素所加的任何罪名，杨勇都表示不服，坚决不认罪。 杨素抓住太子杨勇养马千匹，实有谋反之心来做文章。 却被杨勇直接怼回去，太子杨勇对杨素说：“窃闻公家（杨素家）马数万匹，勇忝备太子，马千匹，乃是反乎？” 如果以此当作杨勇谋反的罪证，那杨素本人的罪过似乎更大。 杨素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在搜查太子杨勇的东宫时，搜出数千枚火折，还有几斛用来助燃的艾叶，杨素大喜，以为这是以备黑夜之中，偷袭之用。 但最后也不过是白欢喜一场。 原来这是杨勇在院中见到一棵即将老死的枯愧，便问其部下“此堪何用？”，有部下回答说：“古愧尤宜取火。” 于是，杨勇命令工匠将枯树伐倒，做了几千枚火燧分赐卫士，用来照明，仅此而已。 大体诸如此例，杨勇始终拒不承认谋反之罪。 虽然不能成此谋反大罪，但杨素毕竟老于政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经过杨坚和杨素的努力，还是坐实了杨勇在家庭和朝堂之中莫须有的罪过，杨勇的皇太子之位，终于不保。 这是杨坚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和历史上废立皇太子大不相同，杨坚给了原太子杨勇一个告别的仪式，从表面上看，太子的更易，更象是由家庭内部的亲疏决定，而不是政治力量的生死较量。 冬季十月，大兴城一片肃杀。 杨坚派人召唤杨勇，杨勇当时对局势已经失去希望，他看到皇帝的使者，大惊道：“得无杀我邪？” 随在使者后面，杨勇忐忑不安地进入武德殿，在这里，杨坚摆下了一个大阵仗。 大殿之上，黑压压二堆人。 文武百官立于东面，杨氏宗亲立于西面，杨坚正式宣布，废除杨勇的太子之位。 杨勇知道大势已去，一腔冤愤无处发泄，情绪终于崩溃。 他向杨坚再拜说道：“臣当伏尸都市，为将来鉴戒；幸蒙哀怜，得全性命。” 杨勇说到伤心之处，终于痛哭出声，泣下沾襟，然后拜伏舞蹈而去，再不回头。 满朝文武，心下恻然，武德殿上，一片死寂。 一个时代结束了。 太子杨勇一倒，政治上的大清洗立即到来。 相对而言，元旻只是拥护太子杨勇较次一级的官员，杨勇真正的支持者，背后最坚强的势力是高颎。 这其实也是二大宰相高颎和杨素之间，另一层次的竞争。 高颎是真正的实力派，隋朝在他的治下，井井有条，蒸蒸日上。 即使是名垂千古的一代名君李世民，在成为皇帝之后，当他读到高颎的事迹之时，也不禁大为神往，心折不已。 高颎是杨勇的儿女亲家，他的儿子娶了杨勇的女儿，加上他是独孤家臣的出身，在杨坚一朝之中，高颎实在是一个地位非常特殊的宰相。 猜忌如杨坚，似乎也对高颎有一种特别的信任。 当年平定江南，实际的指挥者就是高颎，大局已定之时，小丑就登台唱戏，有人向杨坚告发高颎谋反。 这个罪名，已经被杨坚玩得炉火纯青，无数功高震主的重臣武将，都被杨坚彻底打倒。 但高颎得到了杨坚毫无保留地信任，他对高颎说：“公（高颎）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 但高颎一样明白伴君如伴虎，功高不赏的道理。 为了避嫌，他主动提出辞职，便杨坚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做了一个特别的动作。 杨坚下了一道诏书，向全天下明确表示，“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 这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展示了杨坚对高颎最坚决的支持，也是对其对手们的一种警告。 甚至高颎的妻子生了病，杨坚也派出一批又一批使者去高府问候。 虽然不断有政敌对高颎进行攻击或诽谤，但杨坚却绝对支持他，对他信任有加。 高颎成了杨坚一朝的长青树，某种程度上而言，高颎和杨坚是一体两面。 加上独孤伽罗的关系，高颎甚至融入了杨坚的家庭，似乎都成为了杨家的一份子。 这种关系，在高颎和太子杨勇结成儿女亲家后，达到了顶峰。 但盛极而衰，极强就是极弱。 高颎终于在废立太子事件中，被拖下了水。 这种美好的君臣关系，长达二十年的光辉岁月，终于走到了尽头。 当杨坚已定下废立太子之意时，他需要征求他的老伙伴，也是他最忠诚的宰相高颎的意见。 杨坚私下里，直接对高颎说：“晋王（杨广）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 这是要叫高颎表态，也希望他能割裂和杨勇的关系。 但于公于私，废立太子都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二十年来，高颎第一次违逆了杨坚的旨意，虽然他知道这是他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去对抗杨坚那无法撼动的力量。 高颎的态度明确而坚决，他长久跪在地上，语气坚定，不容置疑地说：“长幼有序，其可废乎！” 作为二十多年的老伙伴，杨坚的心中，其实早就知道高颎的态度，因而，他听到高颎的回答，并不感到惊讶。 杨坚静默无声，高颎跪地长拜，君臣之间，在那一刻，已经远隔千里万里。 这惹怒了独孤伽罗。 她的心中掀起了滔天恨意，废立太子，是她力主为之，高颎不可能不知道。 但高颎如此不识趣地成为拦路虎，加上前次高颎曾经对杨坚说过：“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 她也早已衔恨在心，高颎虽然出自于她们独孤家，但独孤伽罗心硬如铁。 不赞同，不附合她意见的人，她要坚决彻底地打倒。 但这件事却只能暗中进行，因为独孤伽罗一贯的策略，是通过杨坚而征服这个世界。 高颎是真正的大才，在他长达二十年的宰相生涯中，竟然谨小慎微，天下至公，高颎似乎成了一个没有弱点的人。 高颎也成了一个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抓住辫子，而被打倒的人。 不过，只要是人，就一定有弱点，也一定有疏漏。 现在，高颎终于露出了一个致命的疏漏。 第104章 风流总被雨打去，后世犹自望山高 高颎斋居读佛经，却读出来一个儿子。 事情的起因是独孤伽罗一次失败的红娘经历。 高颎的夫人，恰巧在这个时候死掉了。 独孤伽罗想做个红娘，他觉得这可能是个和高颎改善关系的机会。 于是，她一反常态，劝杨坚让高颎续弦，她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她对杨坚说：“高（颎）仆射老矣，而丧夫人，何能不为之娶！” 杨坚转述了独孤伽罗之意。 高颎非常清楚独孤伽罗的个性，也知道她一贯的行事作风，那是一个在生活上容不得丝毫污点地追求完美的女人。 只要哪个朝臣，讨了一房侧室，或是偏房多生育了儿女，都要追究责任的女人，绝不可能真心想给自己续弦。 高颎熟谙人心，知道即使独孤伽罗这一次是真心为自己作媒，自己也会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 于是，高颎在杨坚面前，流涕推辞说：“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 但他这佛经，读着读着，就读出了事。 高颎以养尊处优之身，当娇媚美色之前，他还有男人的正常需求。 于是，他的正妻刚死，而他的一个爱妾，竟然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孩。 老朋友的家中添了男丁，杨坚替高颎感到由衷的高兴，但独孤伽罗却闷闷不乐。 杨坚心中大感奇怪，便追问独孤伽罗的原因，独孤见时机成熟，才说出自己心中的顾虑。 独孤伽罗故作深沉地说道：“陛下当复信高颎邪？始陛下欲为高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现，陛下安得信之。” 独孤伽罗这句话直指人心，高颎欲辩无由。 绝对的信任，是高颎在杨坚一朝赖以生存的根本。 现在，他因为这个小事，和杨坚二十年建立的信任，一朝之间，轰然倒塌。 杨坚以诈得国，他一生之中，对于臣下猜忌尤深。 尤其是身居皇帝大位，成为万民口眼之中的独夫以后，他所能倚靠的只有自己的判断和权术，而“信任”是他用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如果一件事情，不管大小，臣下欺骗过自己，那他也可能在大事之上，对自己不忠。 不忠就要防范。 绝对的忠心，才能得到杨坚的信任。 于是，他对高颎绝对的信任，由读佛经事件开始，出现了裂缝，而裂缝一旦出现，就会越来越深。 况且，高颎有不被杨坚信任的理由。 因为，高颎所处的位置，事实上已经成为废立太子，这件关乎国运大事的障碍。 高颎做了隋朝近二十年的，事实上的第一宰相。 他以天下为公的执政理念，在他周围，吸引和聚集了足够坚厚而庞大的力量，如果高颎不支持废立太子，新太子或者是整个帝国，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危机。 杨坚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他要树立新太子，他就必须要清理掉这股力量，才可能让自己和新的太子，睡个安稳的觉。 这股力量，首当其冲的核心，就是高颎。 但是，他心中还存有一点点对高颎的温情，或者是他还存有一丁点对高颎的幻想。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杨坚和高颎之间的裂缝，终于大到必须正视，也必须立即妥善处理。 接下来发生了二件事情，让杨坚需要立即对他，这个近二十年的忠心老伙伴下手。 一是在征伐高句丽之役中，高颎极少见地直接反对杨坚的决定，不同意发兵。 在勉强同意出征之后，行军又非常迟缓，并且，此次征伐高句丽，竟然连高句丽国的人影都没见到，就几乎全军覆没，隋朝损失几十万精壮男儿。 秋后算帐，当然要找个替罪羊。 杨坚自己没有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于是，高颎天然地成为背锅侠。 独孤伽罗抓住了这次机会。 她展示出她的冷酷，独孤伽罗在旁边神助攻，对杨坚说道：“（高）颎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因知其无功矣。” 这说到了杨坚的痛处，他忠心的伙伴，在明面上，开始和他有二心了。 否则，按照杨坚的想象，区区高句丽，不过蕞尔小邦，怎么也无法比过武力强盛的突厥，也不可能和江南的陈国同日而语。 在无往不胜的隋朝天威之下，有如此惨重的失败，这肯定是高颎有意为之。 杨坚无法释怀。 同时，高颎的工作风格，也成为他被攻击的方向。 高颎一生，怀至公之意，二十来年，多次统帅大军出征，平陈之役，晋王也不过是聊备资格而已，真正的事实上的统帅，高颎一人而矣。 这次讨伐高句丽，汉王杨谅，同样也只是名义上的统帅，高颎要想高效作战，那统一指挥是必须的。 高颎久处高位，自然大有独断专行之疑。 于是，汉王杨谅也在独孤伽罗的面前哭诉“儿幸免高颎所杀。” 高颎的各种恶言恶行充斥于耳，于私于公，杨坚心中，一阵惘然。 接下来的一件事，则让杨坚彻底决定放弃高颎。 在王世积于河西谋反，当然主要限于口头谋反一案之中，高颎受到了牵扯。 因为他接受过王世积赠送的马匹，这被认为是同党。 但高颎在此案之中，幸免于追究，但另外几个受过王世积赠送马匹的官僚，比如元旻和元胄等人，就受到了杨坚的严厉惩罚，他们被免除了官职。 而这几个人，在废立太子事件中，也站在了太子和高颎一边，那也是杨坚的对立面。 可见，高颎虽没有明面上结党，但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又如何可能没有一个团队。 很难说，杨坚在哪个时候，感觉到了高颎这个团队带给他的压力，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绝不会是一种愉快的体验。 在推核王世积谋反案时，有一些宫禁之中的秘事，王世积承认是出自于高颎之口，这是赤裸裸的罪行。 杨坚大惊，看来高颎也并不是像他表面上那么牢靠。 他需要对高颎动手。 而杨坚真切地感受到，高颎的能量。 高颎虽然被牵涉进去，但他到底有罪无罪，却在朝堂之上竟然遭到了异常激烈的讨论。 朝廷重臣，比如贺若弼，和刑部，民部，兵部尚书，竟然一致认为，大多证明，高颎无罪。 这种书面，让杨坚无比吃惊和愤怒，也非常警惕。 他想不到高颎的势力竟，然大到隐然可以和自己分庭抗礼的地步了。 于是，高颎更加不可被原谅和放过。 杨坚展现了帝王的雷霆手段，一如他刚登基时的雷厉风行。 他将那些在朝堂之上维护高颎的官员，一律投入狱中问罪，一时之间，风向突变，朝臣之中再无一人敢发一言。 高颎失势，被打倒。 他不再在朝廷担任实职，而以“公”的身份呆在自己的居所。 高颎从此淡出中央政权。 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但高颎虽然被打倒，却并未被彻底清算，这可能和他心态，知止知足大有关系。 在高颎居家之时，他依然处于凶险的波涛之中，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高颎却以一种非常平静而淡然的心态，得之不喜，失之不悲，宠辱皆忘地度过了在杨坚一朝的岁月。 当然，他将在杨广登基之后，迎来他最终的宿命。 高颎明于吏道，也精于治道。 他一生奉公，以天下为己任，是真正的宰相，当朝执政近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 甚至于在炀帝一朝和唐朝，依然流传着他的传说，其为政之道仍然为后人津津乐道。 高颎，高山仰止，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顶级的宰相。 随着高颎的倒台，太子杨勇最后，也是最厚的一道保障被清除。 杨广终于得偿所愿，站在了帝国太子的位置之上。 但他很快就将面临挑战。 第105章 杨俊怀恨因枉死，太子遭诛皆为名 新人已立，旧人当哭。 太子杨勇被废，太子府的官僚将被彻底清洗，事所必然。 但最残酷的清洗，体现在杨坚的另外几个儿子身上，尤其是废太子杨勇，下场更是凄惨不堪怜。 杨坚的五个儿子，都是他和独孤伽罗二个人亲生。 三儿子杨俊早死，但也和杨坚的天性凉薄，脱不了干系。 杨俊间接死于自己的嫔妃投毒，可谓死得相当窝囊。 但给他致命一击的，却是杨坚的冷酷态度，让他忧惧成疾，无法开解，最终郁郁而终。 甚至在杨俊死后，刻薄无情的杨坚，也不准属下为杨俊立碑，并且大言不惭地说：“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 杨坚对杨俊非常失望，在杨俊的葬礼之上，也只不过是免征性地号哭几声，聊备意思而已。 其实，秦王杨俊并没有重大过错，只是他生于帝王富贵之家，眼界既高，有几个特别的爱好而已。 其中，有一项爱好，却成为他不可承受之重，杨俊非常喜欢宫室园林之美。 他既富巧思，有非常高的实际动手能力，实际上，当世很多的工巧之器，全部出自于杨俊本人，可谓是历代皇子之中的大匠。 再加上他具备很高的鉴赏力，又身居高位，可以动用的资源也足以满足他的这个要命的爱好。 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杨俊喜欢盛治宫室，并且玩得非常开心，而在当世颇有盛名。 但这绝不是一个让杨坚满意的名声。 杨坚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 他同样要求他的儿子，还有臣子们，都象他本人一样，过一种清教徒式的极为严苛而自律的生活。 这种极高的私人道德标准，当然是美德，但如果用来做一个统一的标准，要求全天下的臣民，却未免太过份。 因而，杨俊触犯了杨坚的逆鳞，恰好发生了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杨俊竟然被他的嫔妃投了毒。 起因是杨俊文采风流，身边自然聚焦了一帮文人雅士，杨俊天天和他们寻欢作乐，歌舞升平。 但杨俊此人，或许是个情种，他竟然非常钟意一个歌妓，毫无疑问，杨俊可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人的精力非常有限，此热一起，彼外自然凉了。 杨俊有一个叫崔氏的妃子，家中豪富，又是当世甲门，平时飞扬跋扈，又特别善妒。 杨俊冷落了她，就好似捅了马蜂窝，崔氏竟然在瓜果之中，给杨俊下了并不致命的毒药。 但是药三分毒，虽不致命，让杨俊躺在床上，却已足足有余。 消息传到杨坚耳朵之中，他心中本来就对杨俊深有不满，就趁此机会征征调杨俊入朝。 这并不只是为了给他治病，杨坚公私分明，杨俊甫一入京，就遭到杨坚无情的打击。 杨坚将杨俊的所有官职一律免除，只保留“王”的称号，让他不再参与朝政，而在家养病。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 臣下有人就看不过，想调和杨坚父子之间的关系。 刘昇进谏说：“秦王（杨俊）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 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杨俊花了国家的钱，给国家和政府修了几所宫殿楼台，并不是什么重罪。 但杨坚非常冷酷地说：“法不可违。” 杨坚这是认了死理，有隋一朝，有杨坚时代，确实是任何事情都是从简，甚至是极简，劳师动众，耗费民力，一直是杨坚坚决反对和技击的行为。 当刘昇坚持己见时，杨坚甚至忿然作色，要当场发飙，刘昇才不得已服软。 但这件事情，惊动了杨素。 文武双全，视功名富贵如探囊取物的杨素，本人就非常奢侈，他更是从本心上认为建几个院子，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 于是，他也向杨坚说：“秦王（杨俊）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 杨坚完全不给杨素的面子，当场就反驳他说：“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 杨坚这句话，说得非常重，也许他当时说此话时，心中浮现的是杨素奢侈大于皇帝，宅院更胜过皇宫，派场也是全天下第一的种种，让他并不那么愉快的行为。 杨素是个人精，他隐约听出了杨坚指桑骂槐，他心中警惕，就不再多言。 杨俊终于坐实了罪过。 他的罪过伴随了他一生，杨俊的结局是凄惨而悲凉的。 因为毒气过重，他一直卧病在床，病情日甚一日，杨俊似乎想得到杨坚的宽恕，他在病中上书，向杨坚请罪。 但杨坚真可谓铁石心肠，他对杨俊的死者说：“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 显然，杨坚对杨俊爱之深，而责之切。 杨坚内心之中，真的有一种皇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天然和朴素的思想，甚至于他有一种内心的想法，认，越是自己的儿子，越应该遵守自己的国法和家规的期盼。 从道德上讲，杨坚足为万世之范。 使者转述了杨坚的原话，秦王杨俊知道他的父亲对自己的恨意，只怕是这辈子都无法消除，忧虑愤恨自责之下，他的病更是已病入膏肓，再无生机。 杨俊走完了他短促的一生，他的妃子崔氏，也被废，赐死于家。 杨俊早死，但由于其有奢侈之名，败坏了杨坚认为是治国之本的礼法，让杨坚彻底失望。 父子之间，早已视若仇人，杨俊的死，甚至都没激起杨坚心上的一朵浪花。 杨坚，只不过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化的人物。 他的国家，大隋的天下，虽然蒸蒸日上，但他的小家，却从此开始走进了无尽的痛苦深渊。 现在，大儿子杨勇被废囚于原太子宫，二儿子杨广继立。 因为一直没有确凿的罪证，加上废太子杨勇死不认罪，杨坚虽然废弃了杨勇，却也无法治他的罪。 事情一天天地拖延，杨勇坚持认为自己无罪，他从来没有服气过。 杨勇知道他的父亲杨坚，并没有对自己起杀意，他也知道在杨坚未死之前，自己还有唯一的活命机会。 于是，他无数次上书请求面见杨坚，以诉说自己的冤屈。 但他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因为他现在已被杨广幽禁，他的一切行动都需要经过杨广的同意，杨广当然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时日流逝，杨勇知道杨广，绝对不可能给自己面见杨坚的机会，他只能依靠自己。 于是，他爬上庭院之中，高高的树木，向着杨坚的所在的方向，大声呼冤，杨勇有意引起注意，动静难免较大。 杨坚也注意到了此事，他心中犹豫不决，就向杨素咨询对于此事的意见。 杨素当然不可能让猛虎再次出柙，就顺势说道：“（杨）勇情志昏乱，为癫鬼所着，不可复收。” 杨坚当然知道，废立太子，是国之根本，岂能如同儿戏。 以现在的情况，即使杨勇真有冤屈，也只能委屈他了。 于是，他同意了杨素的意见，不再和杨勇见面。 杨勇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杨坚当然知道他这种态度所引发的后果。 他在，杨勇当然可能没事，他不在，杨勇的路，应该也走到头了。 杨坚心中，从来都没有完全忘记他这个大儿子。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他发现杨广和杨素勾结，是个彻底阴谋家，并且自己的国家，可能所托非人时，他心中第一想法，就是将太子之位，帝国统治权力，重新归还给他的大儿子杨勇。 杨坚发出一声喟叹，“枉废我儿（杨勇）！”。 但为时已晚。 他没有时间了，杨勇也没有机会了。 杨坚一死，杨广对于杨勇的清算，才真正开始。 杨坚刚刚暴崩于仁寿宫，杨广就秘不发丧，伪造杨坚的诏书，派人快马加鞭，连夜赶回京城赐死杨勇。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杨勇的十个儿子，将迎来他们悲惨的命运。 第106章 狼心狗肺云定兴，大刀再向蜀王秀 这需要一个契机。 诛杀杨勇十子事件，谋划策动者为宇文述，但其中却有一个二面三刀的小人，逆势而助成此事，他就是云定兴。 他就是让废太子杨勇，惹祸上身的云昭训的父亲。 虽然他在杨勇得势之际，多承其便，作威作福一时，但杨勇一倒，他就迅速倒向并巴结，杨勇的政敌宇文述。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立场的厚颜无耻的小人，但他却是一个富有才华和有大名于世的妙人。 云定兴颇有心计，也颇有巧思，他经常贿赂宇文述，一来二去，就混得一个脸熟。 云定兴除了直接送钱送物直接贿赂宇文述外，他还有一种特别的本事。 云定兴“雅贿”宇文述，事实上成就了历史上一段佳话。 这是一种需要技巧和实际本事的高深的拍马屁功夫。 云定兴做了几件虽小，但影响深远，让宇文述之名，誉满天下。 宇文述本来就是根正苗红的传统豪杰，加上他作为新的太子杨广的代言人，在长安的高效率操作，为杨广挣得了一个大大的天下。 这是天大的功绩，作为帝国新的太子的嫡系，宇文述一跃成为长安城中最炙手可热的权贵，甚至于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数人跟风仿效。 宇文述无意之中，成了长安城中的潮流先锋。 这可以从二件小事，得到证明。 云定兴特别为宇文述定做一个马鞯，但他稍微做了一个改进，他将马鞯的后角上，有意留缺三寸，特意露白，这为宇文述赢得了一个特别的名声，叫“许公缺势。” 这种定做的马鞯，竟然被当世轻薄子弟，富家公子争相仿效。 宇文述的骄傲之心膨胀，因为他将再一次站在这个帝国的前台。 这次是由云定兴为他发明的护耳之具。 云定兴的马屁拍得非常到位，当他看到长安的冬天苦寒，他对宇文述说：入内（皇宫）宿卫，必当耳冷。” 于是，云定兴特别为宇文述定做了一种头巾，深深地包裹住耳朵。 这又成为一件引导潮流的新玩意，还取了一个非常文雅的专有名字，叫“许公袙耳”。 宇文述显然对于云定兴这种雅贿的功夫，大为满意。 他由衷地赞扬云定兴说：“云兄所作，必能变俗。我闻作事可法，故不虚也。” 因而，云定兴已经成为宇文述麾下一个有用有利可以寄托的心腹。 凡此种种，和宇文述权倾一时的身份相配合，一时之间，宇文述风靡京城，炙手可热，可谓领导潮流的先锋。 宇文述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这种声望，不是他可以用金钱和地位能攫取的。 但云定兴耗费巨大的心血精力，并不仅仅止于取悦宇文述，当照时机成熟，他就露出他真实的目的。 求官，云定兴请求宇文述赐给自己功名富贵。 这当然是举手之劳，宇文述并不反对，但毕竟云定兴身上有废太子杨勇的深深的铬印，这不可不防。 成为自己的心腹帮闲，当然可以，但要想在杨广麾下，占据要位，就必须要立个投名状，并且需要一个巨大的，以表诚心的投名状。 宇文述决定给云定兴这个机会。 他试探着对云定兴说：“兄所制器仗，并合上心，而不得官者，为长宁兄弟（杨勇的儿子们）犹未死耳。” 这句话必有所指。 长宁王杨俨，是云定兴的外孙，是他的女儿云昭训为杨勇所生的长子，也是杨坚的长孙，这个身份，非常微妙，理论上说，也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 云定兴听出了宇文述的话中之意，为了自己的前途，他早说将气节和良心，抛于脑后。 云定兴非常上道地回答说：“此无用物，何不劝上杀之。” 宇文述等的就是这句话，因为杨勇虽死，他的儿子们却并没有被斩草除根，从政治上说，这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作为废太子杨勇是杨坚的长子，长宁王杨俨，也是杨坚的长孙，是必须被除去的政敌，虽然为至亲，也是必须放弃的棋子。 这正合宇文述的心意，他立即上书炀帝杨广，“房陵（杨勇）诸子，年并成立。今欲动兵征讨，若将从驾，则守掌为难；若留一处，又恐不可。进退无用，请早处分。” 于是，杨勇十子，命运已定。 长宁王杨俨被鸩杀，而他的兄弟们则被发配到遥远的岭表，但他们永远也到不了岭表。 他们在中途被使者追上，被斩尽杀绝。 杨勇直系，全部被诛灭。 帝王之家，权力之争，从头至尾，都流淌着鲜红的血液，哪里有半丝父子兄弟亲情可言。 杨广没有停下他清理的步伐。 他还剩下二个亲兄弟，那也是有可能威胁自己皇位的存在。 现在该轮到他的四弟蜀王杨秀了，他久镇于蜀，到杨勇被废，杨广继立，心中愤愤不已，认为杨广得位不正，而自己文武全才，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 杨秀自认有这个资本。 他胆气魄力俱佳，容貌瑰伟，并且武艺高强。 纯以武功论，杨秀肯定在杨坚五子之中，排名第一，杨秀和他的名字一样，早就木秀于林，名重朝廷。 杨坚却并不看好他。 他很早就对独孤皇后下了断言：“（杨）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 杨坚精于政治，颇有识人之明，知道问题所在，却无解决之道。 杨秀一步步地迈向杨坚对他的设定之路。 他先是想壮大自己的势力。 第一步就是想加强自己的私人力量，但被杨坚毫不留情地驳回。 蜀土富饶，杨秀久镇蜀中，如果徐图发展，未必就没有机会。 但杨秀并无大才，他在刘哙征讨西爨的战役中，重用嬖人，让杨坚对他失去了最后的耐心。 杨坚对大臣说：“坏我法者，必在子孙乎？譬如猛兽，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所损食耳。” 杨坚彻底对杨秀失去了信心，作为优秀而卓越的政治家，杨坚很早就开始布局，以防备杨秀的造反。 他开始主动而有意识地，削弱杨秀所统领的兵力和地盘，这是最后的警告。 但杨秀并未深刻领会到杨坚的真实用意，他依然我行我素，终于做出大逆不道之事。 蜀土安乐，杨秀久居高位，也逐渐有享乐之欲，他的车马被服，比拟于大兴城的天子杨坚，可谓是十足的土皇帝。 但土皇帝并不满足，他的最终目的，是做真正的皇帝。 杨广以阴谋夺得太子之位，他内心之中，一样觉得他的兄弟们，并不会服所，更不会臣服自己。 为了不留后患，杨广对杨秀，采取了直接毁灭他政治前途的方法。 这是兄弟之间，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当然不可能派兵直接去讨伐，只能暗中采取手段去对付杨秀。 这个重任，又落到了杨素的肩头。 杨素从来没有让杨广失望过，这次也不会。 他暗中收罗了杨秀无数的僭越罪证，全部上呈给杨坚。 事情的结局一如杨广所需所料。 蜀王杨秀被杨坚征召回京师，但这件事情却一波三折。 第107章 有心无力枉做贼，偶人案困死杨秀 杨秀非常焦虑。 造反既需要实力，也需要技术，更讲究艺术。 但他似乎只是为了造反而造反。 现在京城刚刚发生废立太子事件，政局不稳，现在进京，前途未卜，并且一旦离开自己经营积年的巴蜀大地，恐怕就如羊入虎口，再无回归的一日。 杨秀想以患病为由，先缓一缓，拖一拖，看看情势的发展，再做决定。 这是一种稳妥的方案，但杨秀毕竟不是做大事的人。 即使在他自己的蜀王府，他也依然受制于杨坚给他指派的官僚的掣肘。 甚至非常重要的一个官职，总管蜀王府兵马的源师，也和他不是一条心。 源师屡次向他进谏，让他应召进京，听命于朝廷。 可见，杨秀即使心存反意，却无反叛的本事。 杨秀非常清楚地掌握到源师的心意，对于源师的不合作，他勃然作色，直接怼回去道：“此自我家事，何预卿也！” 身居重位，职责所在，源师显然也不是个好糊弄的人。 他既是朝廷命官，也是蜀王之臣，如今见杨秀发怒，心知君臣嫌隙已成，他同样也知道，杨坚稳坐京城，是一种绝对无法撼动的力量。 那是一个真正高高在上，只能让人仰视，不可置疑的主子。 他无能为力。 源师流涕，坚持己见地说：“（源）师忝参幕府，敢不尽忠！圣上有敕追王，以淹时月，今乃迁延未去。百姓不识王心，傥生异议，内外疑骇，发雷霆之诏，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愿王熟计之！” 显然，作为杨秀的近臣，源师心中也知道蜀王杨秀的小九九，但他的判断是，他们没有任何机会。 既然没有机会，就不要开始。 否则必然误己误人。 源师的判断非常准确，杨坚看到杨秀久不应召，担忧他铤而走险。 于是，杨坚雷厉风行，走了一着先手。 他先杨秀一步，面授机宜，委派老臣独孤楷接任益州总管。 独孤楷知道事情紧急，马不停蹄地火速上任。 当独孤楷飞驰千里，到达成都时，杨秀还是拖延着，不肯进京。 独孤楷是个老狐狸，他对杨秀软硬兼施，连哄带骗，竟然说服杨秀进京。 当杨秀一出成都，独孤楷立即整兵备战，以防杨秀杀回马枪，因为，他察觉到杨秀神情上的犹豫和后悔。 事实证明，独孤楷老谋深算，当杨秀离开成都，才四十余里，他就想反袭独孤楷。 但杨秀已经错失了最后的机会，他的探子回报，独孤楷已经在成都严阵以待，他再没机会了。 杨秀望着身后的成都，那里曾经是他的王国，而他也曾经，就是这里的王。 他知道，也许这辈子，他再也没可能，去触摸成都的一草一木了。 成都虽近，却已远若隔世。 杨秀知道自己将一去不返。 他终于到达京城，在这里，他将走向他的宿命。 杨素已经布好了局，他显然已经无限夸大了杨秀的谋反之心。 杨坚对于他这个儿子，已没有任何好感，也不抱有任何希望。 他在朝堂之上，见到杨秀，竟然一反常态，沉默如山，没有和杨秀说一句话。 这既非对臣之礼，也不是为父之道，杨坚的凉薄，他的冷酷，他的天下如一，在这件事情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杨坚是一个优秀的君王，但他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第二天，杨坚就派遣使臣，专门到杨秀的府上，严厉谴责杨秀的所作所为。 父亲和皇帝，如此公事公办的态度，让杨秀感到事情的不寻常。 这种状态非常不妙，看来自己不但做不成臣子，连儿子都可能做不成。 杨秀终于开始害怕。 他服软，赶快向杨坚谢罪说：“忝荷国恩，出临藩岳，不能奉法，罪当万死。” 但他服软的时间太晚了，杨坚给过他机会，他已经一一浪费掉了。 杨秀已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圈套之中，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 杨坚准备严惩杨秀。 太子杨广装模作样，涕泪四流，和诸位王爷打圆场，赶快替杨秀求情。 杨坚不为所动，他再一次展现出他的冷酷无情，他对朝臣说：“昔者秦王（杨俊）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之。今（杨）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 教训，犹可做父子；绳之，则已同叛逆。 可见，杨素给杨秀罗织的罪名，虽然不是谋反，但已足够达到叛国的级别了。 以有心对无心，杨秀终于在劫难逃。 杨坚将杨秀下狱治罪。 杨坚天性凉薄，即使对他自己的儿子，也不讲一丝情面，但杨秀在朝臣之中，颇有些影响力，终于还是有人看不过去了。 庆整向杨坚进谏说：“庶人（杨）勇已废，秦王（杨俊）已薨，陛下儿子无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 这句话讲得有点重，直戳杨坚的脊梁骨，暗指他亲自导演父子相残，以致落到局面不可收拾的境地。 杨坚恼羞成怒，想立即拔掉庆整的舌头，以惩罚他不知轻重地讲话。 庆整的进谏，反倒促使杨坚动了真怒，他盛怒之下，对着群臣说道：“当斩（杨）秀以谢天下。” 杨坚命令当朝最核心的大臣集团，去共同推治杨秀的罪过。 为了永绝后患，杨素想要把杨秀往死里整。 杨素再一次故伎重施。 既然杨秀是杨坚的儿子，那么，就以亲情为突破口，先给杨秀安排一个自绝于杨坚的罪名，才能让杨坚断情绝性，去自治杨秀之罪。 杨秀虽然不服太子杨广，但他对于父亲杨坚，却是口服心服，并且心存畏惧，也恪尽子职，他也并未象废太子杨勇一般，有罪名可以落实。 因而，自绝于杨坚，这个罪名很难成立，杨素没有坚实的罪证，去证实，支持这个罪名。 但这难不倒杨素。 他老于吏道，有罪证，他要抓住罪证，没有罪证，他要创造罪证。 于是，杨素针对杨坚的弱点，制造了着名的“偶人案”。 他派人暗中制作了一个木偶人，上面写上汉王杨谅的名字，并将其缚手钉心，埋之于华山之下。 杨素贼喊捉贼，他指使人向杨坚告发，并掘出了这个木偶人。 为了表演更逼真，他替杨秀作了一篇檄文，上书：“逆臣贼子，专弄威权，陛下唯守虚器，一无所知。” 杨秀准备要盛陈甲兵之盛，指期问罪。 这个偶人案，是专门针对杨坚的弱点量身设计。 杨素非常精准地控制了杨坚的逆鳞，那就是非常痛恨任何人实行厌胜之术，可以说，这是他一个不可逆的龙鳞，谁触谁死。 然后，在废立太子事件后，杨坚的心态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他心力憔悴，似乎忽然丧失了对政治的热情。 他开始对政治变得疲倦，失去了以往的专心，甚至有一点不自信。 檄文虽然不是杨秀所写，但确实是足以反映目前杨坚的政治心态，这也戳中了杨坚的痛点。 二相混合之下，会让杨坚失去正常的判断力。 可以说，杨素现在对于杨坚的把握已经达到入微的境地，甚至能将其玩弄于手掌之间。 果然，杨坚上当了。 他满心失望地说：“天下宁有是耶！” 于是，他将杨秀废为庶人，幽囚于内侍省，不得与妻子儿女相见，仅给二个獠婢驱使。 杨素趁机打击他在朝堂的政敌，被杨秀一案牵连的朝廷官吏竟然达到一百多人。 终杨坚之世，杨秀再无翻身的机会。 第108章 五儿同室共操戈，杨素一人掌天下 杨坚给他的三儿子杨秀，下了一道非常严厉的诏旨，以盖棺定罪。 在诏书中，杨坚痛斥杨秀犯了十恶不赦之罪。 他说道“凡此十者，灭天理，逆人伦，汝皆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祸患，长守富贵，其可得乎！” 杨坚对杨秀失望透顶，他已经从心理上，完全和杨秀割裂了父子关系。 杨坚认为自己的决定无比正确，即使是他被别人当成了一杆枪去使用。 在“偶人案”大结局时，杨坚给杨秀留下了一句冷冰冰的话，“我不知杨坚，杨谅（五儿子）是汝何亲？” 自此之后，杨坚就一直将杨秀幽囚，终生再不相见。 帝王之家，一旦生变，冷酷至斯，千载之下，犹有彻骨之寒。 杨坚的五个儿子，已去其三。 现在只剩下太子杨广和第五子汉王杨谅了，但杨谅最终也没能脱逃，兄弟相残相害的宿命。 杨坚当年和独孤伽罗立誓，一辈子不生养异生之子，他们确实做到了。 但他们却并没能逃脱为了皇权，血腥残酷斗争的，罔顾父子兄弟之情的命运。 当然，这么多年，杨坚身居帝位，他也并非完全不近声色之人，难免有漏网之鱼。 后宫深深庭院之中，因为独孤伽罗的悍妒，不知有多少小孩子生下来就被放弃养育。 生而不养，应该是存大的。 或者此事过于有伤阴德，现世的报应，就落在他们亲生的五个儿子身上。 当年杨坚得意洋洋地说：“前世皇王，溺于嬖宠，废立之所由生。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争忿，为亡国之道邪！” 但他却想不到，自己的五个儿子，虽然同母所生，但争权夺利，却并无不同，甚至更加惨烈，他自己本人也因为皇位，而死于非命。 杨坚自顾自地沾沾自喜，但和他同时代的有识之士，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当初，平定江南，天下归一之后，所有人都觉得天下会从此太平，帝业永固。 每一个人都憧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日子。 中原大地，已动荡太久，天下，也已经分裂太久，是时候休养生息了。 每个人，都期待大乱之后的大治。 但房彦谦私下对他的亲信说：“主上（杨坚）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 这显然是种卓识，但更有远见的却是他的儿子房玄龄，。 房玄龄曾经秘密地对他的父亲说：“主上（杨坚）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而待也。” 事实上，隋朝二世而亡，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 解决掉杨广登基路上，最大的二个竞争对手之后，杨素的权势达到顶峰。 但朝臣之中，杨素并非没有敌手，柳彧就被杨素记恨了一辈子。 柳彧以正直立身于朝，正气凛然，曾经弹劾过高颎一家，不该门列二戟，也曾深入提出过武将不任文职的国策，当然，他也曾殷殷劝诫杨坚放权养寿之道。 柳彧是彻底一心为公，他是杨坚一朝的喉舌。 有一次，他因言获罪，杨坚也立即将他官复原位，并且寄与厚望地柳彧说：“无改尔心。” 柳彧也一直以国士自许，他一生清贫，一心为公，杨坚给了他无上的殊荣，特意下敕为其整治宅院，并且号召群臣向他学习，“柳彧正直士也，国之宝也。” 杨坚以国士待之，柳彧在心中也向杨坚许诺了一生。 于是，柳彧成为杨坚手上一把刚而易折的剑，他的刚正，得罪了杨素。 有一次，杨素因为小事，被敕令送到柳彧主管的南台问话，对于杨素这种级别的官员而言，这实在只是走走过场的形式而已。 权势达到巅峰的杨素，也认为这只是走个过场。 他确实托大，自认位极人臣，完全不当一回事，大大咧咧地坐在柳彧的床上，等待和柳彧话话家常，应酬了事。 但柳彧不吃他这一套。 当柳彧自外而来，看到杨素如此情态，便正襟正色，在台阶之下，两只手捧着朝笏，对杨素说道：“奉敕治公之罪。” 杨素虽然托大，但这种级别的权势，最顾忌明面上的脸面，他听到柳彧搬出圣旨，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只好赶快下床，立于庭中。 柳彧有心杀杀杨素的威风，便坐在几案之上，让杨素站立在庭院之中，几番问话下来，杨素心中已是翻江倒海，想杀人的心情都有。 这个梁子，他们算是结下了。 杨素此时，早已权倾天下，但他对于这个“国之宝也”的柳彧，从未释然，他终于抓到了柳彧的把柄，并且是个非常严重的罪名。 杨素给柳彧安了一个“内臣交通诸侯”的重罪。 事情的起因是柳彧曾经得到过一套当世大家的文集，但蜀王杨秀见猎心喜，或者也是为了笼络他。 杨秀派人强讨而去，作为回报，杨秀送了十个奴婢给柳彧。 这本来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 但杨秀失势之后，这件陈年旧事就被翻出来了，杨素大喜，这是他梦寐求之不得的机会。 于是，柳彧被除名为民，被流配到极北之地，是周齐隋唐的源起，六镇之中非常偏远的怀远镇。 但柳彧和杨素的恩怨却远远还没有结束。 柳彧的被贬，意味着杨素在杨坚一朝，只手遮天的权势，同样也意味着，在经历了漫长的帝王生涯之后，杨坚终于失去了他登基初年的勃勃生气。 那种龙精虎猛，朝气蓬勃的政治局面，已经一去不返了。 杨坚累了，他也老了。 在经历了废立太子，和处罚杨秀事件之后，杨坚回首四望，他的儿子们，他的最忠心的大臣们，似乎都已经远离他而去。 朝堂之上，只有杨素强悍的，不知疲倦的身影，反倒有些象登基之初的自己。 杨坚的心，已经老了。 如果说柳彧是因为主动得罪杨素而遭到清洗，那史万岁就是自己撞到杨素的屠刀之下。 史万岁，他是名震天下的敦煌戍卒。 他是在江南复叛之役中，转战千里，前后七百余战，未尝一败的战神。 他也是在平定南蛮时，越过诸葛亮纪功碑，挺进千里，虏获男女二万余口的天生猛将。 他更是被贺若弼视为隋朝第一骑将，能和杨素并列的优秀将领。 立即将死于非命。 史万岁死得非常冤屈，完全是杨素一手造成。 当日，西突厥达头可汗南下，和史万岁率领的部队遭遇，当达头听到领军之将为史万岁，这个在突厥中已被视为战神的人物，不敢正面交战，立即回马遁逃而去。 史万岁纵马追击百余里，大破达头的殿后部队，斩首数千级，将他们驱逐入碛北数百里。 这当然是大功。 但杨素作为领军次，一直有将功劳据为己有的习惯，并且他利用自己的权势，有意压制另外将领的功劳。 这可以得到实际利益，他可以为自己的部下争取更多的钱财，因为他的战法，需要大量的金钱，去买命和买胜利。 这一次，史万岁运气不佳，他撞上了杨素，倒了大霉。 主帅杨素在奏文中说：“突厥本降，初不为寇，于塞上畜牧耳。” 于是，史万岁部的功劳全部被抹杀，升官赏赐之类，更轮不到他们。 有功不赏，对于史万岁这种，重荣誉重于性命的武将来说，绝对不能接受。 于是，史万岁和他的属下开始维权。 史万岁一连上了好几道奏表，申诉冤屈，但事涉杨素，他们这是直接和杨素对抗，史万岁的维权之路，杳无消息。 维权之路，成了一条艰难之路，也成了一条不归路。 史万岁向朝廷的申诉，久久得不到回复，但史万岁认死理，他并没有放弃，他要当面向杨坚争得他应得的荣誉。 致命的是，他选择了一个最坏的，错误的时间，去面见杨坚。 第109章 万岁空负万岁名，李纲无愧刚正誉 史万岁自己选择了一个自寻死路的时间点。 那时，杨坚刚从仁寿宫回到京城，正在如火如荼，极为紧张地进行废立太子之事。 这个时候，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杨坚无限放大，并赋予极强的政治含义。 史万岁的动静闹得非常大。 他和他的部下几百个人，聚集于朝堂之外，准备入朝伸冤。 史万岁并没有约束他的这般兄弟，相反，他有意无意鼓动他们喧闹沸腾，想造势趁势，隐隐有要挟杨坚之间。 于是，几百个人，人心激昂，甚至有人痛哭流涕，史万岁本来就是性情中人，见此情景，心中大觉有愧。 因为这帮兄弟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竟然连正常的功劳和赏赐都得不到。 于是，他当着几百个兄弟的面，拍着自己的胸脯说：“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事当决矣。” 当此之时，史万岁已经打定主意，即使舍身成仁，也要替兄弟们争得他们应得的利益。 但是，史万岁忽视了高居于朝堂之上的一双冰冷的眼睛。 杨素将一切看在眼里，他本来并没有致史万岁于死地之心，但当此废立太子之际，他绝对不会让史万岁节外横生，破坏自己的大计。 既然史万岁如此不识相，那就是他自寻绝路，怨不得他杨素了。 杨素工于心计，老于世故，他抓住杨坚现在心无旁骛的缺点，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话，就将史万岁送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杨素说的话非常简单，当杨坚问史万岁在哪里时，杨素轻描淡写地说：“（史）万岁谒东宫矣。” 其实，当时史万岁哪里都没去，就在朝堂之外。 但杨素这句话杀人诛心，已将史万岁陷入必死之地。 杨素知道现在杨坚一意要废立太子，而史万岁却明目张胆，朝见太子，这不是要和自己对着干吗？ 有了一个朝臣带头，就会带动一批朝臣和自己做对。 杨坚心中浮现出在太子废立之事上，朝臣们的不合作态度，他觉得需要一把刀，去杀杀鸡，骇骇猴了。 在这种极大的怨气和怒气之下，杨坚露出他冷酷和坚决的一面。 更可惜的是，史万岁进一步点燃了杨坚的怒火，他在朝堂之上，直言将士有功，但却被朝廷冤枉。 史万岁本来就是一介武夫，加上自认在理，说到痛心之处，词气愤厉，骨肉横飞。 这摆明了就是一千古忠臣，但却深受朝廷的冤气。 杨坚本来就一肚子火气，他想要借机打击史万岁，来给那些支持东宫的文臣武将一些颜色看看。 现在，当他看到史万岁如此飞扬跋扈，目无君长，便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 杨坚下令，让左右的卫士，当场处死了史万岁。 但杨坚毕竟不是嗜杀之人，他的目的只是警示，并非杀戮。 杨坚醒悟过来，想赦免史万岁，但却为时晚矣。 一代名将，竟然以如此一种不堪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由于史万岁死非其罪，为了以正视听，朝廷必须要正式下诏以贬斥他。 杨坚在诏书之中说道：“至如（史）万岁，怀诈要功，便是国贼，朝宪难亏，不可再舍。” 一代良将，敦煌戍卒，竟然以“国贼”之名，冤死于朝堂之上。 这同时也意味着杨坚在和杨素的权力分割中，出现了失衡。 杨坚，真的垂垂老矣。 但他实在是一等一的帝王，他虽然老去，但他毕竟做了二十多年的皇帝。 这个帝国，才是他最重要的孩子，他要让这个孩子茁壮成长，即使强如杨素，也不过是他的一颗棋子。 他要让世人知道，他杨坚，才是这个帝国真正的主人。 等待杨素的，又将是何种命运呢？ 杨素在政坛之上，已达到人所能达到的顶峰。 他以一己之力，废立一王一太子，似乎可以玩弄杨坚于股掌之间，满朝文武，莫不畏服。 但有顺就有逆，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有隋一朝，还是有三个人，对杨素不假辞色。 一个是柳彧，已被杨素贬于遥远的朔北六镇之怀远镇。 现在朝廷之中，只剩下一个梁毗，一个李纲而已。 李纲的成名之战，是在北周重臣宇文宪死后，无一人敢去送葬，但李纲展现了国士之风。 他一个人抚棺号恸，亲自筑好墓穴，哭拜而去。 这种不计安危，凛然正气的行为，为他赢得一时之誉。 因而，入隋之后，他被杨坚看重，成为废太子杨勇的洗马，这个官职，当然不是真正去给马匹做清洁，而是太子的侍从。 他在废太子杨勇东宫之时，就对杨勇周围谄佞之人，大加讨伐，但人微言轻，不为杨勇所重视。 或者说，所有忠义之言，废太子杨勇总是当作耳边风。 在杨勇被废之后，李纲再一次展现他的无所畏惧。 在清洗的暴风雨面前， 在杨坚厉色责备之下，原太子府的僚属，一个个面如土色，没有一个人敢说出一句话应答。 李纲敢于忤逆杨坚的龙鳞，他站了出来，发出振聋之辞。 李纲理直气壮，毫无遮拦地说：“废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发言，臣何敢畏死，不一为陛下别言之乎。” 然后李纲陈述太子乃中人之资，如果辅臣得力，足以承嗣大业，但杨坚却将一些谄媚小人，放置在太子左右，以至事情无可挽回。 李纲直接指出“此乃陛下之过，非太子之罪也。” 李纲说完，伏地呜咽流涕，他是豁出去了，他要赌一把。 史万岁仅仅因为一个假的，参拜东宫的消息，就丢掉了性命，像李纲如此公然为太子翻案，难免有雷霆震怒，生命莫测之危。 但杨坚表现出少有的沉默。 在他心中，或者也觉得，杨勇之废，更多的是出于家庭内部的失爱，而不在于政治上的无能。 杨坚心中，第一次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于是，他默然良久，才转移废立太子，太子中否合格的话题，给自己辩解道：“李纲责我，非为无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择汝为宫人，而勇不亲任，虽更得正人，何益哉！” 但李纲讲出自己心中所言之后，再不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 他知道，这是最后，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为杨勇尽忠的机会。 李纲坚持到底，直面回对杨坚说：“臣所以不被亲任者，良由奸人在侧故也。陛下但斩令则，文腾，更选贤才以辅太子，安知臣之终见疏弃也。” 然后，李纲发出了最强音，他冒死进谏，“自古废嫡立庶，鲜不倾危，愿陛下深留圣思，无贻后悔。” 这显然是大逆不道之言，满朝文武大臣，全部股栗色变，惊惧一场暴风雨又要来临。 杨坚心中非常愤怒，这等于是当众置疑自己的决策，也是国策，但非常奇怪的是，杨坚却并没有进一步处罚李纲，反而匆忙结束了朝会。 杨坚的内心表现出一丝犹豫。 显然，废立太子之事，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也许真的和刚开始有所不同。 但这种犹豫，虽然可能存在于心中，却不能体现于行动。 否则，帝国上下，可能立即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帝国的根基，也会风雨飘摇。 于是，在杨素的主导下，杨坚有些违心地进行了一场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清洗。 太子府的官员，基本全部遭到严厉的追责。 杨坚为帝二十多年，心如明镜，他并没有完全进入真正的老糊涂，任人为所欲为的阶段。 杨坚的反击开始了。 第110章 治人者人恒治之，再回首不复当年时 废立太子事件，尘埃落定. 太子府的僚属，绝大部分遭到严厉的清洗，但杨坚一反常态，他提拔李纲做了尚书右丞。 杨坚对于李纲一心为公，刚直不阿的品行印象深刻。 当尚书右丞出现空缺时，杨坚毫不犹豫地指着李纲说：“此佳右丞也。” 但李纲在朝廷的权力上层，根基太浅，他无法承担和杨素正面斗法的重任。 这个任务落到了梁毗的身上。 梁毗是官三代，父祖都是二千石的大官。 他出身富贵，从小就以刚正知名于世。 事实上，他在杨坚一朝之中，就是以御史起家，很早就居于重位。 他是杨坚朝廷中的另一个正直喉舌，也是大公之士，但杨素过于灸手可热的权势，让梁毗都需避让三分。 为了保险起见，也为了确定杨坚本人，能够见到他的奏文，他用密封的方式上书杨坚。 这是一道措辞非常严厉的奏文，直指杨素已成国贼，必有反心反意反形。 梁毗在奏文中说道：“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国。……荣枯由其（杨素）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杨素）所私皆非忠傥，所进皆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 然后，梁毗直接指出危害，“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稍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 这是非常明确地指明杨素是奸臣，必定会扰乱天下安危。 奏章的最后，梁毗生怕杨坚被杨素蒙蔽，他豁出去了，进一步挑明说道：“陛下若以（杨）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 整个奏疏，从头至尾，直指杨素为奸臣国贼，为天下祸乱之始。 当时正是杨坚和杨素的蜜月时期，杨坚看了梁毗的奏疏，对于这种赤裸裸的离间，他感到非常愤怒。 杨坚无法想象，在朝廷之中，竟然还有如此不怕死的臣子。 于是，他召见梁毗，想要当面斥责梁毗。 梁毗早已置身度外，他要的就是杨坚的单独召见。 他在杨坚面前，辞气不挠，坚持己见。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杨）素既擅权宠，作威作福，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杨勇）及蜀王（杨秀）罪废之日，百僚无不震悚，惟（杨）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 梁毗此言，直击杨素的要害。 杨坚此人，猜忌之心极重，虽然是至亲之人，如果危及他的利益和安危，也会被杨坚视若仇寇。 何况，杨坚在政治上长袖善舞，明察善断，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家。 他在杨素连续的，扩大化的政治清洗中，虽然坚定地站在杨素一边。 但现在废立太子事件已接近尾声，他在回顾清洗过程之际，以他的政治敏感，心中难免有一丝丝不安。 当他看到梁毗发言謇謇，舍身赴义，大有国士之节，知道无法让他屈服，就只好释放了他。 梁毗无事，杨素就一定会有事。 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自此之后，杨坚对杨素恩宠渐衰，并发出敕书说：“仆射（杨素）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 这摆明了外示尊崇，实际上却夺去了杨素的大权。 杨素从此由台前转入半退休的顾问状态，一直到杨坚去世前，由于太子杨广的关系，才被重新委以重任。 杨素赋闲在家，杨坚一朝，另一大宰相高颎的境遇就更为不堪。 高颎由于坚决不同意废立太子，已成为杨坚一朝政坛上的绊脚石，因而，他也被强行终止他的政治生涯。 但高颎全心全意辅佐杨坚，已历二十年，政治才干高超，又一心为公，实际上已成为杨坚的不可或缺的帮手。 杨坚虽然强力解除高颎的职务，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高颎。 即使强如杨素，他的推诚体国，处物平当，宰相的宽容识度，也远远不如高颎。 在近二十年的宰相生涯中，高颎在某种意义上，已和杨坚的国家和家庭融为一体。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杨坚和独孤伽罗，极少有地表现出对高颎家人般的感情。 在秦王杨俊的府弟之中，在一次宴会之上，太子废立事件之后，杨坚终于征召高颎陪宴。 世易时殊，历经繁华苍桑之后，高颎满腹冤屈，也满身伤痕。 这是废立太子后，很久很久之后的，君臣之间，第一次见面。 高颎终于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真实的感情，他对大隋王朝，对杨坚，赤胆忠心，坚贞无二，但今时今日，似乎已经再没有和好如初的可能。 过往种种，皆是因果。 高颎悲从中来，歔欷不已。 独孤伽罗见到此情此景，也感到此身如陷大梦之中，她想起这么多年以来，高颎的无私付出，想起大隋帝国，国势的蒸蒸日上。 那是杨坚，是她，也是高颎辛苦养大的孩子，其中艰辛，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情深之处，最容易引起共鸣。 独孤伽罗和高颎相对而泣。 但人情是人情，政治是政治。 他们都知道，以自己的身份，私人间的感情，只能无条件地让位于他们的政治身份。 亲密无意的家人和朋友，沦落到今日地步，真是时也，命也。 周围随行的大臣，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一时之间，满座无不涕泪四流。 一个时代，曾经辉煌过；一个时代，也终将远去。 在这种特定的时刻，也触发了杨坚感性的思绪，他对高颎说道：“朕不负公，公自负也。” 他真情流露，自认无愧于高颎，并且对于现在的情态，有一种无可奈何之感。 一切已成定数，一切都已不可回头。 杨坚转头，对着侍从说：“我于高颎胜儿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杨坚依然对于高颎，不肯支持自己废立太子心存芥蒂，在这一刻，他心底里，似乎隐隐有一种期盼，高颎能收回他的意见。 那他也可能以一个大家长的态度，原谅他过去的错误，而重新接纳他进入自己的家庭。 但这种特殊情境下的，作为个人的真情流露，毕竟不是杨坚的本性，他立即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人物的本来面目。 朝廷之中，明显存在一股反对高颎重新出山的强大力量。 高颎毕竟和废太子杨勇是儿女亲家，他已经被贴上了太子党的标签，新兴的太子集团，需要在仕途上彻底断送高颎的前途。 于是，阴谋再现。 高颎的一个属下，添油加醋地，向杨坚揭发了高颎一些不为人知的秘事。 他说高颎的儿子，曾经宽慰自己的父亲说：“司马仲达（司马懿）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今公遇此，焉知非福！” 这种私下的秘语，大体不是真实的。 如果说支持太子杨勇，成为帝国的皇帝是可能并且理性的，但高颎要自己做皇帝，显然更象是一种栽赃的行为。 但事实真相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杨坚认为这是事实，并且将它做成定案，将高颎囚禁治罪。 这次揭发大概是高颎的政敌杨素及其背后的杨广主导，因为，高颎的罪证不断涌现，一条条地飞至杨坚跟前。 每一条都是大逆之罪。 第111章 高颎虽败未及死，杨坚花落仁寿宫 来者不善。 高颎的对手，不仅仅是想终结他的政治生命，也许他们认为，对付高颎，最稳妥和彻底的方式，是从肉体上消灭他。 他们向杨坚提供了一条必欲置高颎于死地的罪证。 说高颎和术士勾结，预测杨坚将在开皇十八年龙驭归天，这种说法和太子杨勇被废时的罪名一样。 这二者之间，隐相呼应，犯了杨坚的大忌。 在太子废立事件中，这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于私于公，杨坚都不能再维护高颎，他对群臣说道：“（高）颎与子言，自比晋帝（司马懿），此何心乎？” 高颎失去了杨坚的支持，他的政敌想痛打落水狗，趁机请求处斩高颎。 但杨坚对于此事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虽然由于政治需要，高颎被安上了逆反的罪名，但杨坚对于高颎，这个二十多年的忠实伙伴，他依然在心底给他保留了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也是最后的，绝少有的温情。 他不想在身体上彻底消灭高颎。 于是，他回复道：“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高）颎，天下其谓我何？” 也许杨坚回首前程，会有一种落寞发自心底，这并非仅仅是杨坚已经年老体衰，而是，他发现自己很多的老伙伴，都再也看不到了。 他们被自己杀的杀，贬得贬，很多人，都已天人两隔，或是天远地隔了。 而自己，也将垂垂老矣，早已不复盛年时的高歌猛进，杀伐果决。 留下高颎这条命吧。 自己在世一日，高颎想必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杨坚，在这一刻，也许心理上，真正感到了一丝疲惫。 于是，高颎被除名为民。 高颎的心态非常好，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结果。 也许正如他的老母亲，在很久之前，曾经对他说过：“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宜慎之。” 今日为民，或者可以避免这砍头之罪了吧。 高颎天真地以为可以免祸了。 但是，以为只是一种想象，并不代表现实。 树欲静而风不止，高颎，也终将走向他人生的最终宿命。 但杨坚要先一步走向他的宿命了。 在废立太子之事上，杨坚投入了他最后，也是最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他第一次感觉自己走向了身体上的衰老。还有精神上的困惑疲倦。 他遭受了家庭的分崩离析，那也是最彻底和最重大的打击。 他一辈子最忠实和亲密的伙伴，也是他一辈子最重要和最爱的女人，独孤伽罗，永远地离开了他。 在杨坚做了二十二年皇帝之后，独孤皇后崩于永安宫。 她抛弃了他所热爱的杨坚，和这个繁华的人世间，自己一个人，先行前往西方的极乐世界。 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全国最大的施主，也许，在九天之上，独孤伽罗依然是让人凛然生畏的女性。 这种打击，是杨坚不能承受之重。 他对独孤伽罗的思念日深，杨坚的精神上，也走向了虚无，他在晚年，做出了一件非常令人费解的事情。 也许这来自于他精神世界的需求。 杨坚取消了全国各级学校，并且在都城大兴，也只保留了国子学一所学校，只有区区七十二个学生。 也许杨坚觉得孔门七十二贤人，有七十人就足以天下大治。 儒学失势，佛教在这个时间，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杨坚一家，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整个京城的官僚群体，也大多信仰佛教。 但杨坚延续了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智慧。 他将宗教和现实的皇权政权割裂开来，这样，即使宗教再发展壮大，也大体毁坏不了执政的根基。 但世俗的政权，却又需要宗教的精神去滋润和帮扶。 所以，终杨坚一世，宗教，尤其是佛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尤其是儒学失势之后，杨坚或许有过一丝犹豫，他明显对对宗教加大了支持。 特别是在他离世的前三四年，他在全国三十余州，做过一次轰轰烈烈的供奉佛教舍利的活动。 与此相对应，需要在全国各地大修佛寺，佛塔，短短三年的时间，全国就多修寺塔一百一十多处。 与此相对应的，道教也重新兴起。 独孤伽罗一走，杨坚内心极为空虚，同时，他也缷掉几十年来，拴在他身上的枷锁。 后宫佳丽三千，作为帝国之尊，根本无法拒绝年轻女性的诱惑和魅力。 杨坚和他儿子杨广有相同的审美，他们都沉醉于江南的温婉和柔软之中，无法自拔。 于是，来自江南的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成为了杨坚的后宫新宠。 杨坚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了，温柔乡也是蚀骨场，他的身体和精神很快虚弱下去。 天下太平盛世，人间繁华似锦，杨坚也许真想再活五百年。 于是，他晚年也重复了历代帝王的宿命式的二大追求。 长生和嗑药壮身是二大传统的绝症毒瘤。 长生当然虚幻，如镜花水月般，难得一窥，但虎狼之药，却有一时之效。 不过，效用越大，副作用也是不可承受之重，这种虎狼之药，迅速燃烧了杨坚的身体和寿元。 杨坚在获得了短暂的勇武后，他的生机，快速枯萎，直到生命的最后，杨坚才憣然悔悟说：“使皇后（独孤伽罗）在，吾不及此。” 这种结局，也许和他唯一流传下来的一首诗中，早有征兆。 南北一统以后，杨坚已经在历代帝王的行列里，稳占上席。 但极盛之下，他却在某个时间，感到了人生的虚无，就写下了这首颇富意味的四言诗。 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 可见杨坚虽然不乐学术，但这几句口水诗，却有真情实感。 世事沧桑，人事茫茫，虽是帝王之尊，也依然只是凡人一个。 但世上永远没有后悔之药，在杨坚登基的第二十四年头，按照惯例，他去仁寿宫避暑散心。 这个时候，跳出来一个不要命的道士，他叫章仇太翼。 他劝阻杨坚，说此行不吉，应当取消。 但杨坚哪里肯听，章仇太翼显示出他蔑视一切和战天战地的勇气，他直接对杨坚说：“恐是行銮舆不返。” 这是非常严厉的话语，是直接判定杨坚会死于仁寿宫。 杨坚无法抑止自己的愤怒，他立即将章仇太翼投进大狱，只待自己再回京城，就处斩这个大言不惭的术士。 但杨坚再也回不来大兴城了。 夏季四月，杨坚的身体就出现不适，到七月的秋天，杨坚已病入膏肓，生机尽失。 杨坚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卧倒在床上，与文武百官一一告别。 当他看到一生之中，那些和自己一路走来的熟悉面孔，他心中涌起最后一丝柔情。 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他知道，这是他们这一辈子最后的见面了。 好与不好，都这样吧，也只能这样了。 杨坚在病床之上，与他的老伙伴们一一流涕告别。 弥留之际，他想起了京城狱中的那个术士，他特别交待太子杨广，“章仇（太）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如此，尔宜释之。” 杨坚在自己最后的时刻，赦免章仇太翼的罪过，让他无罪出狱。 但他还有很多的老朋友，还是飘零四海，散落天涯。 那也就这样吧。 是时候了，自己的时候到了。 第112章 惊变一朝生成日，杨广新登大宝时 杨坚油尽灯枯，即将和这个世界告别。 但有一个人，却非常紧张，那就是皇太子杨广。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能否顺利接班，成为帝国新的皇帝？ 原有的反对势力，是否会乘势死灰复燃？ 局势能否能掌控在自己掌握之下，杨广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他虽然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子，但他在太子任上，时日甚短，甚至于在京城，他至今也还没有，培养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势力。 杨广的担心是正常的。 在这种局面下，他需要有一个强力的靠山。 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在废立太子事件中，出过死力的杨素。 杨素后来虽然被杨坚所忌，赋闲在家，但他在杨坚重病之际，作为新太子一系的骨干，必然也只能被重新启用。 杨素将再次登上帝国的舞台中心。 杨广将自己心里的担忧，以及在杨坚升天之后，需要注意和关注的事项，写信给杨素，向他求取真经。 杨素早已和杨广绑在一条船上，非常时刻，自然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但事情非常吊诡，这封文书，竟然鬼使神差地送到了杨坚的手上。 杨坚老于世故，更老于政道，他一看文书中所写的内容，就知道了其中的关键和决窍。 废立太子，从现在看来，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事件，而不仅仅仅是自己家庭内部关系的调整。 自己和独孤伽罗，都成了阴谋家利用的对象。 杨广，就是那个潜伏很深的巨大阴谋家。 他同时也是一个好色之徒，并且是个急色之徒。 杨坚还未咽气，杨广就开始调戏宣华夫人。 其实杨广作为太子，宣华夫人平时也是他笼络和联系的对象，因而，杨广心中并没有对宣华夫人抱以非常大的敬意，言语，神情之间就难免有些孟浪。 这种以下犯上的情势，让宣华夫人气色难平。 杨坚发现了异常，在他的追问之下，宣华夫人才哭着说道：“太子无礼。” 杨坚心中一片通透，立杨广为皇太子，看来很有可能，已经成为自己这辈子做过的最大一件错事。 但只恨自己，时日无多，再重新废立太子，恐怕为时已晚。 杨坚在病榻之上，沉苛之际，大怒捶床说：“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伽罗）误我！” 杨坚虽然将死，决断还在，威严还在。 他杀伐果决，立即对身边的兵部尚书柳述说：“召我儿。” 柳述以为是召唤太子杨广，但杨坚有气无力地说：“（杨）勇也。” 在斗倒宰相高颎和杨素之后，杨坚一朝最核心的权力被柳述把持，他做过最核心的吏部和兵部尚书。 柳述也是杨坚最宠信和敬重的女婿，但并无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只是恃宠骄纵，敢于和杨素叫板而已。 但在满朝文武都屈服于杨素的淫威时，这已经是一种难得的风景。 在同朝判事之际，柳述意见和杨素不同之时，杨素当时只手遮天，完全目中无人，他直接要求柳述改变他的意见。 但柳述并不吃他这一套，他经常倚仗自己天子之婿的身份，丝毫不给杨素面子，直接说：“语仆射（杨素），道尚书（柳述）不肯。” 因而，在朝中二大宰相高颎和杨素失势之后，柳述权任更重，终于成为杨坚托孤重臣。 但柳述有巨大的缺陷，他缺乏实际的政治斗争经验。 正如韦云起就在杨坚面前，直指柳述的缺点:“柳述骄豪，未尝经事，兵机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婿，遂居要职。” 柳述似乎也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辞让了尚书之名，但依然保持了实际的尚书权力。 杨坚在晚年之时，在他剪除了所有的尖刺之后，他的选人和任人圈子，更加依赖杨氏宗室和亲戚群体。 杨坚晚年的政体，已经由天下一家，彻底转变成家天下了。 他现在只能相信和依靠柳述。 但在这种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情势下，柳述缺乏必要的经验、才干和魄力。 因为同为托孤大臣的，除了柳述，杨素也在其中。 和老辣的杨素相比，柳述不过只是个白丁辣鸡而已，只能任人宰割。 柳述显然把废立太子，这种生死攸关的政治大事，当成了一件例行公事。 他虽然忠于杨坚，却并非可以托付国家的重臣，柳述如此，事情的结局，可想而知。 在柳述起草，重新启用废太子杨勇的敕书之时，天地风云，已经突变。 杨素知道事关紧急，一旦杨勇复出，当日废立太子事件中，杨广一系中的人，将会彻底失败，并被残酷清算。 杨素记忆犹新，在废立太子事件之中，自己主导刚刚才完成的清算。 那会是一场巨大的，毁灭式的灾难。 于是，杨素当机立断，他要先下手为强。 他立即和杨广通气，矫诏逮捕柳述，这和二十年多年前，杨坚矫诏辅助政一样，预示新王当立。 杨素老于政道，他打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杨素首先控制住仁寿宫。 他将杨坚身边的卫士，全部换成太子杨广的卫士，然后分布命令，禁止一切人等，出入仁寿宫。 接着，杨素让太子杨广的死党宇文述，全面接管整个仁寿宫的防卫。 于是，仁寿宫就成为一个牢笼，是一个鸟飞不进，水泼不进的牢笼。 这是太子杨广的天下。 一场大事，将要发生。 杨广接下来做了一件特别让后人疑忌的事 他将杨坚所有的后宫人员，调离杨坚的寝宫，全部集中到另外的宫殿之中，然后，他派遣心腹张衡，是整个夺宗之计的主谋，进入杨坚的寝宫，服侍杨坚。 杨坚驾崩的消息，立即传出。 这是历史上的一大谜案，杨广到底有没有弑父？ 于情于理，杨广即使没有直接弑父，也一定加速了杨坚的死亡速度，可以认定杨广是个十足的逆子。 杨广的悖逆，并不只是体现于弑父这件事上。 他母亲独孤伽罗死后，杨广在宫内守灵时，就曾经做过让人大跌眼镜，极大不孝的事。 杨坚一朝，以孝立天下，以孝治天下。 但他的这个太子，却成了天下最不孝的人，于父于母，可谓天下第一逆子。 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独孤伽罗死后，杨广在公众场合，对着杨坚和宫人，表现得悲痛欲绝，但他一个人独处一室时，却言笑晏晏，有若平常。 杨广延续他一贯善于表演的天份。 他在守孝期间，每天只吃很少的米饭，只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命。 但他却暗渡陈仓，叫人偷偷把肥肉脯鮓，置于笔筒之中，送进灵前。 在这种事情之上，杨广体现了他的聪明才智，他这个偷运食物的行为做得相当隐秘。 他还把笔筒用蜡封口，这样香气就不会流溢到外面，然后，将笔筒藏于衣服之中，带入皇宫私自享用。 在全民都重孝，行孝的社会风气之中，在普通民众之家，父母亡后，形销骨立，哀毁无以自立的社会之中，杨广这种行为，真可谓是禽兽不如了。 但他还要干一件更加禽兽不如的事情。 杨坚刚刚咽气，仁寿宫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尘埃落定，大局已定后，杨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派了一个使者进入宣华夫人的寝宫。 宣华夫人因为告了杨广一状，心中惊惶恐惧，时时恐惧大祸临头。 杨广的使者，只带过来一个很特别的盒子。 第113章 杨勇废立身已殒，杨谅惊闻欲起兵 杨广展示了他的执着和浪漫。 这个盒子大有讲究，由杨广亲自用纸封口，并且亲手书写了自己的名字，郑重地派专门送给宣华夫人。 身处慌乱之中，宣华夫人不敢开启，她不敢面对未知的命运，以为是杨广赐给自己自尽的毒药。 但在使者一再的催促之下，她只能认命。 当她打开盒子时，才发现盒子之中，只有数个同心结。 同心同理同情，夫妻同心，比翼双飞。 宣华夫人大怒，杨广在他的父亲杨坚，刚刚咽气，尸骨未寒之际，竟然想行此兽行。 但服侍她的宫人们，却非常高兴，因为，她们的性命终于保住了。 她们一起逼着宣华夫人拜谢杨广的恩赐。 强弱势殊，人在屋檐下，唯有低头。 当夜，杨广蒸了宣华夫人。 此处之“蒸”，不是一种刑罚，也不是把宣华夫人处死，而是指杨广和宣华夫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温香软玉，只是杨广兴之所致，他毕竟是一个大有抱负的君王。 他还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 杨广要想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还要经过一段血雨腥风的过程。 杨广，即将正式开启他的时代。 他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离登上皇位还差一步。 杨广虽然控制了仁寿宫，但这只是杨坚修建的避暑行宫，离京城大兴城还有三百多里。 现在杨坚暴崩的消息虽然被掩藏，但百密一疏，终将口耳相传，难免有泄露。 京城还囚禁着废太子杨勇，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敌对势力利用杨勇，先行发动叛乱，局势将不可收拾。 杨广具有非常的魄力，他立即召见了一个人，向他发布一道密令。 那就是杨约，杨素之弟，也是杨广夺宗之计的关键人物之一。 杨约得令之后，立即快马飞驰进入京城，他干脆利落，做了三件事。 一是将京城防务，全部换上己方掌握的可靠的军事力量，控制大局。 二是宣布了一道杨坚的假敕书，缢杀废太子杨勇，以绝后患。 三是宣布杨坚的死讯，太子杨广顺利在仁寿宫接位，定下君臣名分。 三下五除二，大局已定。 杨约这几下如教科书般的操作，赢得了杨广真心的称赞，他对杨素说：“令兄之弟，果堪大任。” 于是，杨广继任大隋皇帝之位，他就是隋炀帝。 但天下之大，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他心悦臣服。 至少他的五弟，汉王杨谅就觉得他这个皇帝之位，得来不正。 杨谅有理由不服气。 当年杨坚分封五子，除了太子杨勇居于京城辅政外，其余四子都被分封到帝国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地区。 杨坚的原意是想借鉴当年北周的败亡教训，当年杨坚骄诏辅政时，北周宗室的力量过于薄弱，无法对抗他，因而被他白白捡了个便宜。 鉴古知今，杨坚将自己另外四个儿子全部封于强藩重镇，以扞卫杨氏的天下。 但京城外藩之间，远隔千里，难免发生些不可预测的事情。 于是，汉王杨谅，作为并州总管，他和杨坚私下里，就有了一个约定。 这是一个杨坚征召杨秀的双保险。 “若玺书召汝，敕字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 现在杨坚死于非命，杨广无从得知他们的秘约。 但杨谅居天下精兵之处，为了防备可能出现的叛乱，杨广必须要将其调离。 现在就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杨坚已死，需要杨谅进京奔丧。 当杨广的使者屈突通，带着敕书征召杨谅时，杨谅心中大惊，敕书之上，少了那触目惊心地多出来的一点。 京城出大事了。 杨谅立即威逼屈突通，想让他说出实情，但屈突通虽然名为“以屈为通”，却是个硬骨头，竟然完全不屈服。 杨谅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这更加可怕，事情已经非常明显。 杨谅决定自保，他决定起兵造反。 但他需要为自己赢得时间，杨谅只能放屈突通回京城复命，如果扣押屈突通，那京城可能很快就会派兵征伐。 也许，这才是屈突通敢于抗争的本钱。 杨谅其实早有不臣之心，杨坚对此也知之甚深，这起缘于杨谅的一封奏表。 杨谅坐镇晋阳，身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距黄河，五十二州，都属于他的地盘。 杨谅的主要任务是抵御突厥的寇边，这项工作，他大体上完成得相当出色。 但军无常胜，杨谅有一次遭遇了重大的失败，按照隋朝的法律，将帅将被追责，解任职务的军将，多达八十多人。 他们都需要被流配到，遥远而蛮荒的五岭之地。 这些军将，是杨谅的根本，是他的嫡系，也是他力量的源泉。 于是，杨谅上书杨坚，请求留下他们。 杨坚接到奏书，大怒着回复杨谅说：“尔为藩王，惟当敬依朝命，何得私论宿旧，废国家宪法邪！嗟乎小子，尔一旦无我，或欲妄动，彼取尔如笼内鸡雏耳，何用腹心为！” 杨坚已经隐隐感觉到杨谅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但北边突厥之患并未根除，并州依然需要宗室藩王，也需要强兵猛将。 在这件事情上，杨坚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向杨谅妥协了，至少给杨谅留下了一些真正的心腹。 但塞翁得马，安知非祸，这也等于是给杨谅掘墓。 杨坚并没有看错杨谅，杨谅确实有反心，二哥杨广成为皇太子后，他心中更加不服。 他的大哥杨勇，无故被废，四哥杨秀，也在政治斗争中，被幽囚至今。 他了解杨广，他这几个哥哥的命运，总有一天会轮到自己。 要想改命，就必须逆天造反。 杨谅必须依靠自己。 这是一种无奈，但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悲哀。 于是，杨谅借口防备突厥，在全境之内，大规模征发工役，缮治器械，招集亡命之徒，竟然蓄养了一支几万人的私人武装。 他的二大谋士，一是来自于南朝陈国的王頍。 他是南朝名将王僧辩之子，王颁之弟，将门之后，精通兵法，颇多谋略，以将相自许。 王頍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二十岁时还在社会上行侠仗义，游荡不知学习，后来为王颁斥责，才大彻大悟，发愤立志读书，昼夜不绝。 天才总会横空出世。 王頍大器晚成，竟然成为当世大儒，先秦诸子之书，无不熟读，尤其喜欢读些世人所认为的偏门书籍。 因而，他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奇人，世人称其博物 同时，他又熟读兵书，颇有纵横之志，自谓文武全才，每以将相自许。 他是杨谅的主要心腹谋士，杨谅起事之初的诸般大计，大体出自其手。 可惜，王頍虽然才名重世，却不得明主，杨谅空有造反之心，却无用人之能，以王頍大才，空怀怅恨，何得不败？ 正如在生命的最后，王頍走投无路时，对他的儿子，说出了对自己的评价和自许。 “吾之计数，不减杨素，但坐言不见从，遂至于此。” 杨谅的另一个重要心腹，是南朝名将萧摩诃。 他们二人，都是当世大才，又真心辅佐杨谅，如果杨谅能善用他们，或者尚有和杨广相抗衡的机会。 非常可惜，杨谅作为统帅，有士，有将，有兵，却都不能人尽其才，有而不能用，等于没有。 杨谅终归没有做帝王的命。 第114章 首鼠二端失先机，渡河奇袭再震主 不反叛，必然和杨勇杨秀的结果一样。 反叛，似乎有另一种可能。 反叛似乎是必须的，但清醒而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杨谅的起兵，必然失败。 杨谅的司马皇甫诞直言进谏，认为不应该起兵，但杨谅已是箭在弦上，不可不发。 皇甫诞知道多说无益，他也只能尽天命，听人事。 皇甫诞流着泪说：“窃料大王兵资非京师之敌，加以君臣位定，逆顺势殊，士马虽精，难以取胜。” 然后，他点出无法承受失败的后果。 皇甫诞接着说道：“一旦身陷叛逆，絓于刑书，虽欲为布衣，不可得也。” 杨谅见皇甫诞不但不支持自己，还说出如此丧气之话，不由大怒，就将其投入狱中，等待秋后再仔细算帐。 杨谅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开局。 王頍作为其主要的谋士，献上了高明的战略，他认为做事最重要的是名正则言顺，先要明确起兵的目的，要打出一面鲜亮的旗帜。 王頍对杨谅献上了二策，一是占据京城大兴，自己当皇帝，“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则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次一等的战略目的，“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 以当日事势而言，此二者都足以和杨广争一日之长短。 杨谅显然缺少决断力，他犹豫不决，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案。 他兼收并蓄，同时重用这两个阵营之士。 并且，在起兵的目的上，杨谅也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说了一句话，”杨素反，将诛之。“ 因则，杨谅向天下公布的起兵目的，竟然只是诛杨素，清君侧。 这是更次一级的战略了。 从这点就足以看出，杨谅有造反之心，却无造反之志，更无造反之才。 杨谅根本就不是一个造反的料。 他没有直接反对杨广，也许杨谅的造反，只是自保，表面上好象给自己留了后路。 却不知造反之道，从古至今，成王败寇，从来就没有回头之路可以走。 以诛杨素，清君侧的口号起兵，就让将士无必死之心，也无赴死之志，根本就没有可以预见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荣誉或者实利，可以去争取。 杨谅还未开战，就已经失败了一半。 他接着又犯了一个错误。 在具体的行军计划上，裴文安贡献了最佳的方略，他的方案总结为八个字，“四处略地，直捣关中。” 这个策略最重要的核心，在于后四个字，那就是趁乱抢渡黄河，顿兵大兴城下，实施斩首行动。 裴文安胆气俱壮地表示，“文安请为前锋，王以大军继后，风行雷击，顿于霸上。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京城震扰，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离骇，我陈兵号令，谁敢不从！旬日之间，事可定矣。” 这是上策，杨谅此次起兵并没有成功。 但十几年后，李渊却几乎是完全遵照裴文安的方略，从太原出发，沿汾河谷地，抢渡黄河，直下长安，创立唐朝。 杨谅正式起兵，势如破竹，黄河在望，关中在望。 黄河边上重镇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老城）的易手，是杨谅军事行动的高光时刻。 他亲自挑选了几百精锐，假扮成行宫的宫人，回归京城，竟然一路无惊无险，混入城中。 杨谅毕竟在山西之地，久作经营，蒲州的豪杰们，也在内响应，因而，这座被杨广寄予厚望的黄河东边的重镇，也是京城力量的最大的据点，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杨谅控制住。 形势一片大好，只要再乘胜渡过黄河，就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关中平原，而京城大兴，就暴露在杨谅的兵锋之下。 但战事却发生了吊诡的转变。 在裴文安即将渡过黄河之际，杨谅忽然一道急令，停止过河，并斩断河桥之索，召还裴文安。 裴文安心中无限悲苦，他看着滚滚而去的黄河之水，看着那咫尺天涯的，黄河对岸的关中沃土。 他知道，那是他这一辈子再也无法企及的梦想。 这也是杨谅一辈子无法企及的梦想。 裴文安对杨谅留下了一句充满哀怨的质问，他长叹道：”兵机诡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计成，大事去矣。” 杨谅沉默，无言以对。 他从一往无前的进攻态势，忽然转入守势。 这应该是杨谅的内部出现了战略分歧。 杨谅的态势，重新回到了王頍最开始的战略选择。 到底是进入关中，推翻杨广，据有天下；还是割据山东旧齐之地，称王称霸。 这二种选择，二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事实上，杨谅反复退缩的军事行动，葬送了自己大好的优胜局面，给了杨广从容布置的时间。 守，是守不住的。 不进则退，一退就无死所，乃是自然之理。 杨谅本身并非拥有强不可摧的坚强堡垒，他最大和最好的机会，就是出其不意，速战速决。 杨广给杨谅派了一个对手，那就是号称天下第一猛将的杨素，是最擅长攻坚，奇袭，进攻得战无不胜的，隋朝第一猛将。 这场战斗，还没有开始，杨谅就已经失败了。 他寄希望的黄河天险防线，被杨素以区区五千兵马一举击溃。 杨素虽然是取巧，也是拜杨谅军事的暗弱所赐。 这是一场完美的夜袭。 正当杨谅认为杨素才区区五千兵马，根本不足为虑时，杨素已经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杨素趁着夜色，一夜之间，征集黄河沿岸商贾的几百艘船只，并且当天夜里就秘密渡河。 杨素在船中放置很多草叶，人马践之无声，衔枚急进，天明之际，杨素大军如天兵天将一般，忽然出现在杨谅军队的面前。 杨谅的部众，心气被夺，完全不知所措。 才一接战便逃走，蒲州城的守将，不战自溃，以城池降于杨素。 杨素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蒲州城，这是黄河对岸突入杨谅地盘的牢固据点，黄河由天险变成坦途，再也不是杨谅的依托，这是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 杨谅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但杨素也有隐忧。 他的后院起火。 杨素以全盛的文治武功，历经杨坚和杨广二朝，实在已是功高不赏，已处于任何皇帝都深深疑忌的地位。 现在杨素远离京城是非之地，在外统帅军队，可谓是龙入深渊，如鱼得水。 此形此境之下，如果杨素要造反，他就一定可以造反成功。 于是，杨广发布了一道含义深远的诏书，他要召杨素班师。 这非常值得玩味。 战斗还没开始，就让主将撤回，这显然不是出于军事，而仅仅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杨素并没有答应回师的要求。 他在出征之前，就已经向杨广详细规划了，破灭杨谅的日期和过程，战斗开始之后，一切都尽如他所料。 杨素在这一回合和杨广的较量中，占得先机和上风。 杨广在表面上同意了，杨素继续在前线指挥东征大军，并且为了示之不疑，他正式任命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全权负责征讨中的军政事宜。 这和当年杨坚在杨素领军，第二次平定江南时，曾经征召过杨素，又再委任其重职，何其相似。 但这更是为人臣子，最危险的时刻。 如果一个人，已成为一个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决定因素，就必然会被这个体系消融。 任何体系，都不可能容忍一个超越体系而存在的个体。 但杨素暂时还没有时间去思考，如何去祸之道。 杨素的烦恼刚去，他的对手杨谅的后院，也早已熊熊大火，燃烧正旺。 第115章 子雄单骑下幽州，杨素怒斩三百士 杨谅的后院，也燃起了熊熊大火。 他刚一出城，豆卢毓就与留守的总管朱涛说：“汉王（杨谅）构逆，败不旋踵，吾属岂可坐受夷灭，孤负国家邪！当与卿出兵拒之。” 朱涛大惊说道：“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语。” 朱涛的立场非常明确，也是理性的。 汉王杨谅的起兵或者会失败，但他们这样贸贸然地，以区区一个孤城，在杨谅的本部，也是其核心势力范围内反抗杨谅，那等于是直接自杀。 朱涛拂衣而起。 他心中也许在想，不管豆卢毓所说是真是假，他都绝不可能答应。 豆卢毓话已出口，再没有退路，只得派兵追斩朱涛。 然后从狱中放出皇甫诞，强力接管了晋阳的防务，他立即全城整军备战。 豆卢毓反叛的消息立即传到杨谅的耳中，这是必须立即解决的心腹之患。 杨谅挥军回师，在豆卢毓还没有部署好时，他就已经开始攻城。 事实证明，杨谅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豆卢毓虽然命令全城反抗，但杨谅只在稽胡把守的南门遭遇抵抗，这还是豆卢毓欺骗守城的稽胡，说是“此贼军也”，他们才敢放箭攻击杨谅。 但这种好运和侥幸，并不会经常有，稽胡不认识杨谅，西门的守军可并不糊涂。 这毕竟是杨谅的地盘，当杨谅转到西门时，守城士兵才知道，城门之下，竟是他们的主汉王杨谅。 于是，城门洞开，杨谅入城。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平定了这次叛乱。 杨谅对于参与叛乱的主要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惩罚，豆卢毓和皇甫诞都被处死。 出师未捷，后方先乱，这是一个不详的征兆，似乎预示了杨谅此后的情势每况愈下。 因为他的对手太过强悍。 杨广也是个知兵的人，他在战略上立即对杨谅形成了包围。 在和杨谅决战前，杨广想要先解决幽州的窦抗。 窦家是当世大族，他本人也是杨坚的外甥，以孝行闻名于世。 他曾经在父亲窦荣定生病后，连续五十多日，衣不解带，在病榻之尽心前侍，在他父亲死后，一样哀毁过礼。 在重孝的古代，有此美名，再加上家世，就足以跻身上流圈子。 但窦抗的资历和履历，和杨广并无多少交集，他属于杨坚的嫡系。 杨广对窦抗没有任何的把握。 他担心东北幽州地区的窦抗和杨谅形成联盟，那可能会在帝国之内，形成旷日持久的内战。 因为，北境的幽州和并州，都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重镇，一直以来都是兵强将勇，战斗力爆表。 杨广这局棋下得非常深远。 为了完成战略布局，他接受杨素的推荐，任命李子雄去接任窦抗的幽州总管职位。 杨广想从杨谅的背后出兵，让其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自己便可稳操胜算。 李子雄没有辜负杨广所托，他本身也是一个传奇。 他接受了杨广的诏令，但路途遥远，出发之时，手上并无一兵一卒。 李子雄心中思量，窦抗绝对不会仅凭一纸文书就交出兵权。 此事绝无善罢干休的可能，最终必须要在武力上见真章。 他临时在驿站召募一千余人，虽然是乌合之众，但聊胜于无，这也是他的底气。 李子雄以区区一千乌合之众，深入幽州，这种兵力，在幽州的铁骑面前，根本就没有一战之力。 既然不能力敌，就必须智取。 于是，李子雄并没有进城和窦搞相见，相反，他在城外的传舍，约窦抗见面。 窦抗知道来者不善，他带了二千精骑，以显示自己的实力，但李子雄先向窦抗示弱，让他进入传舍接旨。 然后，伏兵齐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住了窦抗。 下面的兵将投鼠忌器，李子雄竟然顺利取代了窦抗的幽州总管位置。 这其实也是杨谅的统战工作的失败。 如果要造反，必然会联络说服窦抗。 但以窦抗这种软弱的反抗而言，他根本就没有真正做了反抗或造反的准备。 杨广先赢了一票。 杨广知人善任，在这方面他远超杨谅，除了敢于任用豆卢贤，李子雄之外，他也敢于任用长孙晟。 当时，长孙晟以他的儿子长孙行布，在杨谅处为官的理由，想辞去杨广对他的任命，但杨广显示了一个帝王的大度和用人不疑。 他对长孙晟说：“公（长孙晟）体国之深，终不以儿害义，朕今委公，公其勿辞。” 杨广的用人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杨广通过长孙晟的任命，让朝廷之中那些有亲戚有杨谅处的朝臣，放下心来。 这是一种高明的统战和攻心之术。 东面幽州的李子雄立即率军越过太行山，向杨谅发起攻击，并且在西陉之战中，击破民乔钟葵的主力。 李子雄和杨素，对杨谅形成了东西合围之势。 杨广取得了战略胜势地位。 但胜负的最终决定场，当然是杨谅率领的主力成败，他对面的杨素再一次展现出，他战无不胜的神话。 高壁之战，成为双方一决生死的胜负之场。 杨谅在高壁屯集了十万主力，由赵子开率领，连绵不绝，布阵五十余里，可见，杨谅治下，并州一地，真是兵强将勇。 并州，也是当年北齐高洋的龙兴之地，他依靠并州的锐卒，完全掌控了东魏的军事力量，最终建立北齐。 杨谅显然不是高洋，他对面的杨素，更是百战百胜的隋朝第一猛将。 杨素准备亲自击溃杨谅。 他采取了正面牵制，背面奇袭的作战方针。 杨素真是胆大包天，他既敢于打硬仗，更善于搞突袭，击溃突厥如是，夜渡黄河也如是。 战场上的杨素，不但视别人的性命如草芥，甚至也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处，唯其如此，他才可以全力投入这种既决胜负，也争生死的游戏。 杨素，天生为战斗而生，也为胜利而生。 他将正面牵制的任务，布置给属下诸将，让他们按兵不动，只准备和杨谅相持，将杨谅死死地拖住。 然后，他自己亲自率领一支骑兵，悄悄潜入霍山，攀崖附壁，沿着山谷，想从背后出奇不意地攻击杨谅。 在进入山谷之前，他建立了一个营帐，要留下一支三百人的守备部队。 但在决定谁将成为这三百人时，发生一个插曲。 他的部下都知道，这次是深入敌后，从背后奇袭杨谅的大军，如果失利，必定十死无生。 于是，大家都争着想成为后方守营的人员，以致于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去决定这三百个人的名额。 杨素感到非常奇怪，自己的军队，一直高效，他自己熟知。 于是，他召来负责人，质问为什么耗费如此长的时间，军司不敢隐瞒，如实相对。 杨素非常干脆，他立即召集全军，把这刚刚选出来的三百个人，全部在军阵前斩首。 这种极为血腥而严酷的惩罚行为，彻底点燃了剩余战士的恐惧和勇气，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随着杨素去拼搏一把。 一旦成功，还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不负此生。 山谷外的大营，再无一人愿意留守。 于是，三百战士，鲜血飞溅之际，杨素的军心士气达到巅峰，每个战士已存必死之志。 这支军队已经不可战胜。 杨谅很快就感受到这支军队的恐怖战力。 第116章 杨谅终无造反命，一朝天子一朝臣 出其不意，已占优势。 杨素的军队如天降神兵一般，突然出现在赵子开大军的背后。 杨素知道不利久战，他必须在杨谅的军队反应过来之前，取得最大的战果。 他采取了直奔主题的斩首战术。 他的兵锋，直指主帅赵子开一方军营的深处，杀人放火，四处破坏，赵子开的军队突然遇袭，以为杨素的主力杀到，混乱之中，不辩敌我。 赵子开全军崩溃。 阵脚一乱，人人争相逃命，自相蹂践，死伤数万。 十万主力，竟然一朝败亡。 但杨谅并不慌张，他还有本钱。 他自己本人还率领着十万精锐，但他从头至尾，百无一能，唯一的能力，就是将一手好牌打成稀烂。 杨谅在蒿泽和杨素形成持久战的形态。 但一场大雨，改变了这种态势，杨谅想要主动撤军，回守清源。 当时，杨素虽然新胜，但他的兵力并不足以正面硬扛杨谅，况且，在高壁和赵子开一战，他也损失了不少精锐，他的军队，急需修整。 杨谅的谋士王頍敏锐地发现了杨素的强弩之末势。 于是，他向杨谅献策，“杨素悬军孤入，士马疲弊，王（杨谅）以锐卒自将击之，其势必克。今望敌而退，示人以怯，沮战士之心，益西军之气，愿王勿还。” 杨谅既不知兵，又不知人，更不知任人。 他坚持己见，要退守清源，这一退，就退掉了他所有的希望。 王頍知道杨谅败局已定，他私下对他的儿子说：“气候殊不佳，兵必败，汝可随我。” 王頍知道，是时候寻求退路了。 事实正如王頍所料，杨素在清源一战中，大军势如破竹，屡战屡胜，俘虏了杨谅的大将萧摩诃。 这是杨谅的核心军事骨干，这意味着杨谅在军事上已经彻底失败。 杨谅再没翻身的机会，他只能退守龟缩在晋阳的老巢中，惶惶不可终日。 他再无路可退了。 杨素进兵合围晋阳，兵临城下，杨谅再没有力量抵抗，只能开城投降了杨素。 也许，杨谅认为自己是当今皇帝的亲兄弟，自己的起兵理由又只是斩杨素，清君侧。 局势再怎么样坏，或者也可以保全自己性命。 杨谅稀里糊涂地造反，又不知所谓地投降。 他确实保住了一条命。 在秋后算帐中，隋朝文武百官都积极上书，认为杨谅谋反，其罪当死。 但杨广在大局已定下，却表现了难得的仁慈，他说：“朕终鲜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杨）谅一死。” 于是将杨谅除名为名，幽禁一生。 杨谅虽然保住一命，但随他造反的将士，就远远没有他这么幸运了。 王頍在杨谅出城投降之际，和自己的儿子，一路飞奔北上，准备投奔突厥。 但王頍始终只是个外来龙，显然并不怎么熟悉逃跑的路线。 慌乱之际，他入山已深，才发现山路断绝，前路已绝。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王頍知道自己的时刻到了。 他对自己儿子说：“吾之计数不减杨素，但坐言不见从，遂至于此，不能坐受擒获，以成竖子（杨素）名，吾死之后，汝慎勿过亲故。” 于是，王頍自杀。 他的儿子将他悄悄埋葬在洞穴之中。 但山中清苦，缺乏饮食，他的儿子无法忍受饥饿，就忘记了父亲的遗言，出山去投靠相识的熟人。 杨素早已在山外布下天罗地网，他用重金悬赏王頍的人头。 对于这种送上门的富贵，王頍的朋友笑纳，他一面好酒好肉招待，一面举报了王頍儿子的行踪。 他的朋友，踩着王頍父子的尸体，成就了自己的富贵。 其实，这是自然之理，王頍深知人性的丑恶，当你富贵之时，周围之人会对你趋之若鹜，或者这并不是你本来具备的魅力，而是在其位时，可以带给别人的利益。 但一旦失势，时势已殊，再无利益可以提供之时，就会翻脸不认人。 何况，现在王頍的人头，是一桩大的富贵。 王頍心中洞若火烛，足以有知人，知势之才，却终无事人之命，也无成事之运。 人事天意如此，又如何可以多说。 杨素挖出王頍的尸首，将其斩首之后，悬挂在晋阳，以警示众人。 残酷而彻底的大清洗随后来到。 杨秀在并州治下，所部吏民，因为反叛而受到牵连，被判流放，或杀头的有二十多万家。 并州城镇，为之一空。 这部分被流放和迁移的人群，将在九年后的杨玄感之乱中，再次站在杨广的对立面。 一朝为叛，终身为乱。 杨秀之乱后，杨坚五子，只剩下杨广，堂而皇之地居庙堂之高，成为万人景仰的皇帝，他的其余四个儿子，或死或幽，最后都是枉死。 他的五个儿子，虽然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真兄弟，但其争权夺利，却更惨烈于历代的皇位之争。 但杨广登基，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杨广成为隋炀帝的过程，对于他执政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于其国策的制定，一样有着微妙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平定了杨谅的叛乱之后，杨广将目光投向京城，投向了整个帝国。 他的时代，终于要来了。 杨广忽然发现，他成了无根的浮萍。 在长达十年的扬州总管任上，他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并且在扬州建立了执政班底，这是他的优势。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又恰好又成了他的弱点。 从政治角度讲，扬州远离京城，僻处南方，杨广的势力和影响力，偏于江南一隅，无法真正实现全国一盘棋。 他成为皇太子后，这种情况并没得到改善，甚至，情况还在恶化。 他似乎始终游离于京城原有的势力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办法，顺利接收原太子杨勇的势力。 这支力量，是以高颎为首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杨坚朝中，已经同事近二十年，建立了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杨广的上台，是踩着原太子杨勇的尸体上去的，这种血淋淋的仇恨，无法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消化和共融，尤其是这只力量，一向自诩天下为公。 这种居于道义公正的力量，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真正地逐渐归心。 但杨广似乎并没有耐心，也不准备做细嚼慢咽的工作。 杨广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既然不能掌控，就要消灭。 于是，以高颎和贺若弼被杨广诛杀，而告一段落。 在杨坚一朝中，还有一股可以和高颎相抗衡的势力，那就是杨素所代表的传统关陇贵族集团。 这支力量，扶杨广上马，让他坐稳了大隋皇帝的宝座，本来完全可以依靠，但一样也和杨广反目成仇。 因为杨广深深地知道，他同样无法去掌控它。 这股力量有着深深的杨素的印记，而杨素，已经居于功高不赏，甚至他的势力隐隐凌驾于万物之上。 这种感觉让杨广如芒刺在背。 这是一股必然要被控制和消灭的力量，杨素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第117章 空怅望三大势力，将崛起世界中心 杨素已成为与时局格格不入的最危险的存在。 当年杨素以为扶立杨广成为太子，也就是日后的皇帝，就可以奇货可居，可以贪天之功，而免除自己家族的祸患。 让自己功高不赏的局面，可以转危为安。 但现在杨素猛然发现，他的处境，竟然比在杨坚一朝还要凶险。 要避祸，就只有一步棋可以走了。 杨广登上皇位，仅仅一年之后，杨素就得了病。 这场病生得恰到好处。 杨素的病，本身并不是无法治疗的大病，但这个病来得正是时候，杨广和杨素二个人，都会在心中暗存感激。 杨广天天派御医，去杨素家中会诊，并赐给杨素很多皇宫之中，珍贵的药物，但每次却会向太医追问，杨素的病情。 杨广并非是希望杨素长寿，而是恐怕他不早死。 杨素不死，他就必须自己动手了，这会对刚登上帝位的杨广，蒙上杀戮功臣的罪名。 很久以后，杨广在公开场合说过，“使（杨）素不死，当夷九族。” 杨素心知肚明，也非常配合。 他深知杨广之心，自己已经成了杨广必须去掉的心腹之疾。 于是，他不肯就医，更不肯服药。 杨素躺在病榻之上，非常清醒地说：“我岂需更活耶！” 杨素是明智的，他这一辈子，至死都不曾输过。 即使是死，也要死得非常有价值。 杨素一死，换来了杨氏家族十几年的平安，但他埋下的罪恶种子，却在他儿子杨玄感身上开花，并结出恶果。 枭雄如杨素，也只能推迟，而不能改变家族的命运。 或者这就是命运，也是社会对于力量的一种平衡。 杨素的归西，让他多年经营的力量，暂时群龙无首，杨广也赢得了腾挪的空间和时间。 杨素遗留的力量，杨广自然也没办法真心实意地去倚靠。 最要命的是，杨广即使成了大隋的皇帝，他竟然也没有办法完全继承杨坚的政治遗产。 因为，杨坚暴崩于仁寿宫，朝廷上下，流言四起，人心思危，杨广自然心知肚明。 在高颎失势之后，杨坚后期，中央的权力把持在柳述等人手中。 柳述是隋文帝的女婿，也是杨广的姐夫，但他却并不属于杨广一系，甚至在仁寿宫事变中，天然地站到了杨广的对立面。 杨广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为了权力，他连父亲兄弟都可以不认，更何况是区区姐夫。 秋后算帐时，他虽然没有诛杀柳述，却将他远远贬到岭外。 并且，杨广釜底抽薪，要他的五姐，兰陵公主和柳述离婚，然后改嫁。 但他这个姐姐，竟然是个烈女。 柳述虽然只是兰陵公主的第二任丈夫，但兰陵公主却是所有公主之中，执妇礼，遵妇德最好的公主，她也因此而特别得到杨坚的钟爱。 爱屋及乌，柳述才会被杨坚所重用。 兰陵公主在对待柳述的感情上，表现了非常顽强的执着。 她先是誓死不从杨广要她离婚的请求，请求和柳述一起贬徙。 杨广当然不可能同意，兰陵公主郁郁而忠，临终之时，她向杨广上表说：“妾虽负罪，窃慕古人。生既不得从夫，死乞葬于柳氏。” 杨广大怒，他认为这是他的姐姐，铁定了心要和自己作对，也要让自己难堪。 在兰陵公主的葬礼之上，杨广完全没表现出哀伤的表情，更没有任何一丁点的眼泪。 杨广一不做二不休，拒绝了兰陵公主要求死后和柳述合葬的要求，并且，杨广对于他这个姐姐，最后的资送礼物，也非常微薄。 这体现了杨广的冷酷和铁石心肠，对于政敌，即使至亲，也是血海深仇之人。 在这一点上，杨广和他的父亲杨坚，血脉相承。 但杨广却缺乏一种更大的包容力和海纳百川的兼容性，这对于其执政却是必需的。 代表大隋帝国的三大政治势力，都无法真正成为杨广的执政基础，他需要，也只能另起炉灶。 虽然当时隋朝的国势如日中天，在杨广将杨谅的叛乱，干净而果断地肃清之后，放眼天下，已经再没有可以挑战他皇帝地位的政治对手。 杨广的皇位稳若磐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也无丝毫破绽。 相反，杨广高居皇帝之位，他真正感到了孤家寡人的真正悲凉。 他绝不允许这种状况长期出现。 杨广一生顺利，顺境之时，杨广从未让人失望。 但他从未在逆境之中挣扎求生，杨广过惯了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生活，反映到政坛上，他厌倦，也拒绝妥协。 但政治的要义在于平衡。 孤阳不生，孤阴不长，阴阳平衡，万物方可循环反复，生生不息。 但没有妥协，何来平衡？ 杨广的性格中，从来没有妥协的因子。 他天生好大喜功，厌恶也否定，一切阻碍自己意志的力量。 这导致杨广面对无法彻底臣服的力量时，在将其斩钉截铁地镇压，诛杀之后，对于遗留的力量，他也展现了蔑视一切的不置可否。 他不想带他们玩了。 他深刻地知道，那些力量，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们既翻不了天，也不会翻天。 杨广需要的是彻底臣服于他的力量和人事。 一如他的扬州总管府，他将组建新的完全效忠于他的中央文武官吏和机构。 如果要绕开原有的政治力量，并和其共生共存，共同发展，在南北朝历史上，提供过一种解决这种皇权和执政基础分离的方案。 那就是实行“两京”制。 北周如此，北周的长安和同州，就是事实上的政治和军事分立的两京制。 而北齐也是如此，北齐的邺城和晋阳，同样也是事实上的两京制。 于是，杨广在保证京城大兴的政治地位的同时，他需要在北方营造第二个可以和大兴城相抗衡的政治中心。 那个政治中心，将一切以杨广马首是瞻。 但杨广走得更远，他将皇权三分，形成三个京城，三个政治中心。 它们是原来的京城大兴，第二个是中原地区号称天下中心的洛阳，最后一个就是杨广的老巢，江南的扬州。 而扬州，也将在接下来的几百年，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号称”扬一益二”，扬州将发展成天下第一等的最繁华的商业都市。 扬州要感谢杨广，他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功臣。 京城大兴，是隋朝的本原之地，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从现实的政治角度考量，只能弱化其地位，却无法也不能取消。 扬州虽然是杨广的大本营，却僻处江南。 中国历史，向来都是以北统南，杨广无法以江南一地，去统治和控制北方庞大的帝国。 他需要在北方的中原大地，在帝国的心脏地区，去新建和培养一个可以和原京城大兴直接抗衡的新的都城。 杨广的目光穿透历史的时空，他目光所及，他大手一挥，全国形胜之地，再没有比那个地方更加适合做都城的城市。 那就是洛阳，是天下的中心，也将是世界的中心。 杨广将想建造一个超越京城大兴的超级城市，他希望洛阳是一个永不沉没的堡垒，是一个永远不会被攻破的帝国都城。 为了沟通和联结这三大政治核心城市，以增强对整个帝国的掌控力，，杨广将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基建时代。 第118章 都洛阳其来有自，搞基建杨广称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基建狂魔的时代。 杨广将造福千秋万代，他也将背负万世骂名。 选择洛阳成为第二都城，当然是天命所归。 术士章仇太翼就对杨广明言，现在正是一句流传甚广的谶语印证的时候了，“修治洛阳还晋家（晋王杨广家)。” 章仇太翼接着点出了杨广心中的隐秘，“陛下木命，雍州（关中及以西）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 章仇太翼并非普通的术士，他确实有二把刷子。 他也算是杨坚留给杨广的遗产。 当年，杨坚要去仁寿宫避暑，章仇太翼直接预言”是行恐銮舆不返！”，直接断言杨坚将在仁寿宫归天。 因为这件事，章仇太翼被投进大牢，等待杨坚回京城之后，就是被处斩的命运。 但杨坚在仁寿宫却病入沉苛，他也知道自己生机将绝，特意交待杨广将章仇太翼释放。 杨坚认为，杨广对章仇太翼有活命之恩，一定会有用到章仇太翼的一天。 杨广对此印象深刻，也对章仇太翼高看一线。 现在他听到章仇太翼的建议和论断，引以为神，其实，不管天命如何，重建洛阳，也是必然推动的一个项目。 章仇太翼不过是一介术士而已，他的话，或者可信，或者不可信，杨广可能并不是真正在意。 杨广真正在意的是，章仇太翼从天命上，提供了一个让杨广及其朝臣信服的理由。 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兴建东都洛阳，以抗衡关中的故都大兴，这和杨广的心理以及现实的政治布局完全吻合，这才是杨广需要修建东都洛阳的真实原因。 杨坚当年新建大兴城，舍弃原故都长安城，有一个理由，就是就是原来的都城长安，已经建都八百年，水皆咸卤，不甚宜居。 这当然是明面上，能立得住脚的理由。 其实，杨坚内心深处，更是因为原来长安城中，皇宫之内，已经历了太多的流血和阴谋，大有阴风邪气环绕，暮气沉沉，日落西山的感觉。 杨坚想要重开天地，就需要要一个光明而亮堂的新都城。 于杨广而言，他对都城大兴城并没有太多的感情。 并且，在这个新兴的都城之中，他一样背负弑父屠兄的骂名，那些盘根错节的传统力量，他们冷淡的或掩藏的讥诮，时时如芒刺在背，时刻提醒他某些不堪回首的过往。 如果说杨广的心理倾向于一个全新的东都洛阳，那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现实考量，就成为营造东都洛阳必须而充分的理由。 杨广对他那个叫“逐食天子”的父亲，还记忆犹新。 当年关中发生水旱灾害，杨坚就曾经率领满朝文武和关中百姓，一窝蜂似的，涌向洛阳，以求避免饥荒的威胁。 因为随着关中人口的增多，虽然有八百里秦川，自古帝王家之称，但关中却真正出现了一个问题。 缺少粮食，一旦年成不好，或遇水旱灾害，就会面临吃饭的危机。 民以食为天，这是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 杨坚想到的办法，是南粮北调。 天下粮仓的江南，虽然盛产粮食，但北上入关之路，却非常艰难。 南方的粮食，虽然可以比较顺利运送至洛阳，却因为黄河砥柱的阻碍，加上关中漕运的艰难，洛阳的粮食很难成批量，大规模地进入京城大兴。 即使能顺利到达大兴城，其运输和损耗成本，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经过几十的发展，关中的人口和和对粮食的需求，已经远不是八百里秦川所能满足了。 所以，当大凶之年，杨坚就只能狼狈地率领臣民们向东方求食，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求食”天子。 如何让大家更好地吃上饭，杨广需要郑重地考虑这个经济和民生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从政治上讲，广义的山东地区，从来就没有真心臣服过僻处关中的北周或是后继的隋朝，北齐遗留下的文化自信一直影响着其民众的心理认知。 再加上汉王杨谅之反，杨广迁徙，流放了近二十万家有罪之家，这是一股非常巨大的反对力量。 他们大部分被流配到了河南的伊洛地区，这一大块平原，有了人口的注入，这个地区，将重新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但同时，也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提出了更高级别的要求。 这块土地，和更远的地区，同样需要一个超级的城市才能承载这种需求。 于是，杨广必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都城，他将让这个新都，因为他的经营，而名垂青史，光耀万丈。 杨广做得到，他也的确做到了。 但杨广虽然贵为皇帝，刚开始之时，却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实施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 传统力量对杨广刚登基时，执政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杨广的朝廷，正式下诏在伊洛之地营建东京洛阳，但在诏书中，依然延用了文帝时代的行政风格。 “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今所营造，务从俭约。” “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 这显然不是杨广想要和追求的风格。 杨广干脆利落，很快就在朝廷和整个行政体系里，体现了自己好大喜功，远迈千古的派头和追求。 杨广首先干了他任上的第一个大工程，他掘了一条壕堑。 只是他这条壕堑的规模有点大。 以洛阳为中心，东西南北数百里，最深达数丈，宽也有数丈，这是一种大防御战略的组成部分，大概是用来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侵犯。 当时，隋朝虽然和突厥还处于蜜月时期，但杨广以一种超前的战略眼光，预期了未来可能的战争。 这个工程，对于杨广来说，不过是牛刀小试。 杨广这一次征发了大约五十万个成年男性，来完成这项工程，这远远超过他的父亲杨坚动用的民力。 当年，杨坚在多年的艰苦奋斗之后，想修建一处避暑的庄子。 这就是仁寿宫的来历，当时负责建造的宫监是杨素，他曾经因为修建仁寿宫而担心自己的官位脑袋不保。 因为，他自己觉得触了杨坚的逆鳞。 杨素当年延续自己一味追求速度和效率，以及喜欢奢靡的风格，因而，在建造仁寿宫时，为了赶工期，他视人命如草芥，倒毙路旁的民夫们，直接就被推进工地中，成为地基。 这和杨坚倡导的简朴极简主义，直接冲突。 杨坚曾经直接怒斥杨素:“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 天子一怒，伏尸千里，强如杨素，都不敢惹其锋。 在杨素忧心忡忡时，封德彝劝解杨素道：“公勿忧，俟（独孤）皇后至，必有恩诏。” 封德彝号称天下最精于人心，最善于揣摩人情的大臣，结局果如其所言，凭借独孤伽罗的赞赏，杨素有有惊无险地重新挺立在隋朝的政坛。 但杨广继位，一切都变了。 但朝臣们的思想，却还停留在杨坚一朝，他们忘记了一点，杨广虽然是杨坚的亲生儿子，但他们父子，是完全不同的二个皇帝。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种谨小慎微，一切从简的理念，将立即初烙印上杨广强烈的个人风格。 也许是看到了人多力量大的好处，杨广从此在大建大造大搞工程的路上越走越远，他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基建狂魔，他所达到的高度和所遭受的非议都让后来者高山仰止。 他的是非功过，更是盖棺都未定论。 杨广，是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杨广。 第119章 洛阳城西苑为佳，义仓制洛口居首 洛阳，在杨广手上，真正成为世界的中心。 杨广创造了隋朝的一个记录，他一次性征发了二百万人，去修建东都洛阳。 这开启了杨广好大求全，大干快上，不计成本，不惜人力的滥觞。 新的东都洛阳，用时一年多就竣工了。 这是非常快的速度，和当年杨坚修建大兴城，大体类似。 东都洛阳城的工期短促，本身也较为简陋，这似乎也是继承自杨坚一朝，务从俭约，不以奢华为务，不以享乐为风格的，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 东都洛阳峻工之后，杨广马不停蹄，立即开始规划和修建了另一个工程。 那是洛阳城的一个配套工程，是皇家的园林，是真正属于杨的广风格，远迈天下，古今第一流的园林。 这就是显仁宫，也叫西苑，是最奢侈气派，最能体现杨广文采风流的皇家园林。 这个皇家园林，集南北之长，但更多地注入了杨广的审美理念。 杨广沉醉于江南的吴语软侬，主要借鉴了江南园林的设计理念，可以肯定，在设计和建设西苑时，动用了大量的来自于原陈朝的工匠和设计师。 这个皇家苑囿，平地平空而起，苑内的装饰，集中了全天下珍奇之物。 杨广动用国家力量，将长江之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还有五湖四海之内的嘉木异草，珍禽异兽，全部搜集充实到西苑之内。 二百里，浩浩西苑，足称人间胜境。 西苑集南北园林之精华，既有北方园林的雄浑大气，又具备江南亭苑的纤浓秀丽。 山水园林，核心在水。 有水则山色皆活，有水又境界丰胜。 于是，杨广在西苑之内，掘地为海，周边十余里。 在海内又修建了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每一座人造之山，都高出水面百尺，亭台楼阁，假石真岩，罗络山上。 杨广久居江南之地，他本人又极富才情，非常艳羡江南的风流，他的文化素养和鉴赏力，让他在园林胜景的审美上，达到了专业玩家的水准。 杨坚一世务从简朴，杨广却和其父大异其趣。 不过，一个真正的贵族，却需要三代以上，才可以培养出骨子里的高贵。 杨广却天纵其才，他在艺术上的感知和鉴赏力，可能只有南朝的陈后主，差可比拟。 西苑沿海，他又掘出一条弯曲的水道，命名龙鳞渠，蜿蜒而去，最终注入内海。 园林之道，山水为胜，但若少了人，不过是死景，就无活色生香的动感。 杨广天才型地，沿着龙鳞渠，修筑了十六院，每一个院子的大门，都朝着河渠开放，渠边花木争胜，足为形胜之地。 但杨广最大的创意，就是每一个院子，以一个四品夫人主持。 她们文采风流，形态曼妙，杨广集中了全国各地，当世一流的女性，充入后宫，又选拔她们主持龙鳞渠十六院。 杨广真是个妙人，从此他就成为高高在上，天上地上，独享尊荣。 杨广引入了竞争机制，他让十六院争相以佳肴七思，争奇斗胜，胜利者才可以获得自己的欢心。 这是一种高级的玩法，但并不是杨广的首创。 当年晋武帝司马炎就曾经乘着羊车，以羊车所停宫妃之门，决定自己宠幸哪个妃子。 这当然比直接翻牌子，要文雅有趣得多，武帝此事，引发出宫妃为了争宠，在路上洒盐水吸引羊车的典故。 羊车望幸，当然是雅事，却远不及杨广的十六院，同时竞放，规模宏大。 杨广，就算是享乐，也要做到古今第一。 但东都洛阳的兴建，享乐只是附带的题中之义，却并不是杨广真实的目的，政治和经济，军事的现实考量，才是杨广营建东都洛阳的核心要义。 也许从一始，杨广就倾向于把洛阳当成他日常办公的都城，他非常清楚隋朝的根基在北方。 要想天下稳定，他必须维持以北统南的传统。 所以，他在洛阳又干了一个宇宙级的工程。 那就是修建了规模庞大的义仓群。 义仓是一种储粮制度，也成了一种事实上战时军事配套制度。 义仓起源于民间，当丰年时，积谷备荒，后来，长孙平主管杨坚一朝的财政，将民间自发积储行为固定为政府的强制储蓄政策。 于是，国家迅速富强。 但为了储存粮食，必须修建他窖。 杨广在洛阳附近增修了几个仓窖，只是其中有几个粮窖的面积和体量，实在过于庞大和夸张。 比如洛口（兴洛）仓，就是当世最大的粮仓，其实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粮仓，而是一个城市了。 洛口仓，周围有二十余里，已是一座城池的规模了，一共有三千个粮窖，每一个粮窖都江堰市可以存储粮食八千担。 仅仅为了保护这一个粮仓的安全，杨广就长期派驻了一千兵马来，保护它的安全。 其余的粮仓，也同样规模庞大。 杨广当初的设想，应该是坐镇居天下之中的洛阳，统领全国，但现实是，他却只能背离北方的两京，彻底龟缩在东南扬州一隅。 也许，开始之时，杨广只是把扬州定义为他的龙兴之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宫，一个他梦想开始之地的，内心的精神家园。 扬州，那是杨广的第二故乡。 家乡，是一定要衣锦而归的。 杨广的目光，盯着东南的扬州，盯着洛阳，盯着全国的山山水水，他要干大事，创大业。 杨广的年号，就叫大业。 杨广从一开始，就立志要开创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 他自知得位不正，而他却极为自负，认为自己天下之大才，身负天下之大望，自己天生就与众不同，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 然后，他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要修运河。 中国的历史上，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有人挖河修渠搭桥筑路，但杨广和他们不一样。 他不只是准备修一条运河，他要将全国天南地北的水系，全部联通，从此可以让水路变成坦途。 这是造福千秋，功耀万代的大运河工程。 杨广说干就干。 他没有任何犹豫，但是，杨广并不蛮干。 他修建的运河，全部都是在中国古代已有的旧河道基础之上，扩展疏浚，加深加宽而已。 即使如此，这也是一件极耗人力和物力的巨大工程。 以至于后世历代帝王或文臣将相，还有文人墨客，一边享受着杨广修建的运河的便利，一边在纸上对杨广指指点点，说他修建运河，虐用民力，以致于亡国。 但即使是民间的小说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论断。 他们在诗中明确说道“禹王治水争言利，炀帝修城尽道荒。功业相同仁暴异，须知别自有商量。“ 这是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去评价杨广的功过是非。 毫无疑问，这种超大规模的工程，如果不是集中全国之力，以非常高强度的劳作，以及强悍集中的管理，又怎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完成？ 纵观杨广一朝伟大工程的工期和动员的人数，总是让人生出望而兴畏，闻而惊叹，思之不免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境界。 这条大运河的最大工程首推通济渠。 第120章 衣锦还乡未为晚，杨广首次下扬州 通济渠，大名鼎鼎，于南北大地，既通且济。 这是连接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天才型水利工程，杨广仅仅用一百七十一天就竣工使用。 通济渠，起于洛阳，终于扬州，这让人惊叹之余，似乎觉得非常神奇而难以理解。 其实这中间，有一个被忽视了的关键。 那就是杨广的通济渠，并非是从无到有，凭空在大地之上，挖出了一条新的运河。 杨广只是在故有河道上的基础上加工疏浚扩展而已。 长江，淮河，黄河，这三大水系，自古就有连接的古老水道，又历经历代断断续续的分段式的修建，已经初具规模。 杨广在隋朝国势如日中天之际，以举国之力，重新疏通，自然是功到自然成，但却并非不费吹灰之力。 他征发了百万民众，夜以继日，万众一心，大干快上。 三月动工，到八月份，全渠水系就南北贯通了。 大运河水道逶迤，倒映着满天星光，泛起浪漫的氤氤之气。 运河二侧，御道平坦，似乎延伸到无尽的天边尽头。 运河旁的长堤上，垂柳如荫，好一派人间繁华自在天。 杨广心中油然生出，天下尽在掌握的雄心壮志。 他要衣锦还乡，他要无限风光地回到扬州，他要让他往日的臣民们看到，昔日晋王，今日天子的无上威严。 杨广很早就定下了南巡的计划。 当大运河全线贯通之日，他将乘坐庞大的舰队，从洛阳直下扬州，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运河首航仪式，。 一是可以检验运河的质量，二是可以显示大隋天子的威严和无上的尊贵。 论讲排场，杨广认第二，中国历史上，又有谁敢认第一？ 杨广乘坐的虽然不是当世最先进的战舰——五牙战舰，但它的规制只是稍小一点。 杨广毕竟不是去打仗，他是去江南巡行，但饶是如此，他的座驾，依然堪称一座移动的水上宫殿。 甲板之上，楼高四重，最上面一层，是他办公的区域，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而中间二重，竟然有一百六十多个房间。 杨广乘坐的龙舟，实际上是将陆上的宫殿和水上的造船技术完美结合，代表了当时当世最高的技术水准。 杨广并非只是单人独船下扬州。 他要来一票古往今来最大的，杨广甚至将整个朝廷和后宫全部搬上了船，这个庞大的队伍，竟然超出了五千多艘船。 可以想象，这只规模的船队，行进在运河之中，首尾相接二百余里。 夜晚来临，船上灯光，通明闪耀，夜空之中，星月争辉，二相交映，光耀川陆，加上二岸骑兵，夹道而行，旌旗遮天蔽野。 这当然有巨大的声威和气势，但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这支队伍太庞大了。 运河二岸挽船的纤夫和卫士等所有人员，加起来，至少有二三十万人，饮食如何解决？ 杨广见招拆招，他下令这个队伍，所到之处，运河二岸，五百里之内，必须贡献饮食。 杨广此行，有意显摆，加上后宫奢靡攀比。 浪费的粮食，珍味，数不胜数，很多吃不完的美味，为了避免发臭，引发疾病，都只能就地掩埋。 这是深度的扰民。 虽然杨广免除了沿途献食百姓的赋税，但当地庞大的官僚机构，却发现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 他们需要依靠百姓的贡献而生存。 献食过后，难免被官吏再以别的名义横加征敛，官字身上二个口，受苦的终究是百姓。 也许，从杨广第一次下扬州开始，他治下的老百姓，心中就已经心生怨言，民力疲乏，乃至枯竭，早就埋下了天下沸腾的种子。 而后，当杨广一而再，再而三地虐用民力，民众紧崩的那一条弦，再也承受不住哪怕一丁点的压力。 过刚易折，终至轰然断裂，隋朝四分五裂，局势再也无法收拾。 但从杨广的角度而言，他的扬州之行，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功，这直接催生出杨广独有的巡游办公的工作方式。 扬州，是杨广的龙兴之地，也是杨广倾注了他年轻时政治梦想的地方，现在，他高居皇帝之位，手握绝对的权力，他可以放手去做，他以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一些事情了。 杨广的腰杆挺直了。 他离开时不过只是扬州总管，区区一晋王，而现在，他是堂堂大隋的天子，普天之下的皇帝。 他率领历史上最庞大的船队，虽然不为光宗耀祖，却绝对是衣锦还乡。 扬州，事实上是杨广的第二故乡。 杨广也实实在在地回报了他的这个故乡。 他还乡的第一件大事，当然是送礼。 他第一时间，送给江南父老乡亲一份很有诚意的大礼。 第一，他大赦江淮以南的罪犯，很多家庭因此破镜重圆，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第二，他宣布免除扬州五年的赋税，整个江南，扬州总管治下的区域，则免除三年的赋税。 这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礼包。 丰衣足食，衣食无忧，一直是底层民众最基本的追求。 相对于江北一波又一波的征役，男性数量不够，就由女性来凑数，江南之地，委实是托了地域之福。 杨广并不是完全没有目的，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地去做这些事情。 他最大的心愿，是将江南从文化上真正并入大隋的版图。 他在扬州的十年，已经显示了隋朝这个北方政权，并不比以前南朝的走马灯似的政权更差，或者说也不是更好。 但那时，他仅仅是一个藩王，实力和影响有限，在很多事情上，他缺乏必要的权威，去从更高级的层次，推动南北的融合。 现在，时机到了。 杨广立即做了一件事，他娶了一个妃子。 这个妃子是陈朝陈后主的第六个女儿，名叫陈稠，杨广将她封为为贵人，并且非常宠幸她。 陈稠当然是江南美女，但杨广娶她，并不是贪恋她的美色，这是一个彻底的政治联姻。 一如当年，他的父亲杨坚，给他选定了梁明帝萧岿的女儿作王妃，就是想让杨隋和梁萧的关系更进一层，能最大限度地聚拢和团结江南的各种势力。 杨坚一朝，一直坚持政治联姻，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手腕。 在独孤伽罗去世之后，杨坚宠幸的宣华夫人，她本人也是南朝陈宣帝的女儿。 杨广虽然和宣华夫人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但名不正，言不顺，宣华夫人，并不能光明正大地给杨广带来江南陈国的政治遗产。 更重要的是宣华夫人，红颜薄命，在入杨广一朝之后，一年多后就病逝。 杨广即使想利用她来招抚江南势力，也只能望而兴叹。 江南自晋室衣冠南渡之后，一直以衣冠正朔自居，朝野都认为隋朝不过是北方一个比较强大的，依靠武力称霸的野蛮王朝而已。 因而，陈国虽亡，但在杨坚的高压和简单粗暴的管制之下，江南复叛。 杨广虽然镇之以静，也取得了江南士庶的肯定，但他始终只是一个藩王，这种身份的限制，让江南的传统力量，和隋王朝的中央权力核心之间，一直存在一层虽然很薄，却无法顶破的隔膜。 现在，这层膜已到了可以完全消融的时候了。 第121章 天台终成第一宗，祖庭国清天下闻 杨广走了他父亲杨坚的老路. 他也来了一次政治联姻，他给自己挑选了一个贵人，那就是陈后主的六女陈稠。 陈氏是货真价实，名正言顺的江南皇族。 以此为契机，杨广大力提拔，原来陈朝的王室的本族或者边缘的亲属，进入隋朝的政治圈子。 随着陈氏王族的大规模起用，政治力量决定了经济和文化的方向。 江南的文化也在江北大地蓬勃发展，江南士庶，从心态上，逐渐消融了对隋朝的敌意和文化上的蔑视。 毫无疑问，现在的隋朝，似乎已不只是北方豪族的隋朝，而是江南江北，我们的隋朝了。 真正的南北混一，需要一个契机。 那就是出身北方，但却一直治理南方的杨广，当他正式登基为帝，一身得兼南北之重，正式将江南纳入其政治和文化版图之内开始。 这一点，杨广比他的父亲杨坚，要高明太多。 但杨广一直留有一个遗憾。 江南自南朝以来，一直盛行佛教，虽然佛都只是一个外来宗教，但和本土文化相融之后，却成长迅猛，对于民众，在思想和教化上，并不弱于传统的儒教。 当时江南佛教的首领天台智者大师，虽然在名义上收了杨广做弟子，但却从未真心承认杨广及他所代表的隋朝正统。 从前，杨广做为区区一个藩王，不能做更多，但今时不同往日，加上隋文帝杨坚晚年大力倡导佛教，佛教在南北的发展，已是一日千里。 佛教，已具备成为一个独立的本土宗教的基础。 杨广想建立一个全新的本土佛教流派，他或者有更大的野心，想将佛教彻底中国化。 他的本宗天台宗，就是杨广的首选。 当时，智者大师已经仙去，天台宗的新一代，出现了二个杰出的代表。 一个是理论大师灌顶，他将智者大师的思想和言论，理论化，文字化，系统化，达到可以开宗立派的可能。 另一个就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僧人智璪。 他几次作为天台僧团的代表去拜见杨广，在《国清百录》中详细记载了杨广和天台智璪在宫禁之中的一次对话。 从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杨广作为帝王，同时，他又作为佛教的普通信众，他说话的方式和语义。 这是杨广和佛教僧众在皇宫禁苑之中，现存的唯一的实录。 这也是一次“好，很好，非常好”的非常有意思的谈话实录。 杨广召见天台僧团代表智璪的目的，是要为智者大师立碑。 以下是杨广和智璪大师对话的实录。 杨广以弟子自居，称智璪为师。 杨广先是礼数周到，礼让智璪“师上座坐”。 然后宾主坐定，作为当今的皇帝，杨广免不了，要摆下谱，他先让张衡开始提问，“师等是先师（智者大师）之寺僧，从和合不？相诤竞是非不？” 智璪感受到皇帝的威权，因为这个问题已是直指天台僧众内部的深层事务。 智璪内心震动，再不敢托大，他立即站起身来，准备恭敬回答。 而这种级别的礼数，是世俗之间，对于皇权的臣服，已不是方外之人，超然的态度了。 杨广见好就收，摆手让智璪坐下，语气平和地说：“师坐勿起。” 智璪从刚开始的心绪摇动之中回过神来，他恢复了出家人的镇定。 智璪不再推辞，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回答杨广这个提问：“门人一众洒扫先师之寺，上下和如水乳，尽此一生奉国行道，不敢有竞是非，常以寒心战惧。” 智璪不愧是天台僧众的杰出代表，他的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句句切中杨广内心深处的渴望，这是杨广在智者大师身上，一直想望，但从未见过的配合和迎合。 杨广心中大喜，连声说：”好，好，好。” 杨广接着问道：“弟子（杨广）欲为先师造碑。” 既然有碑，那碑文之上，当然需要描述智者大师的神迹。 杨广问智璪，“先师有若为行状？” 智璪的回答若有若无地展现出对杨广的尊重和奉迎，他说道：“先师从先以来，讫至无常，其间灵异非止一条，并是弟子灌顶记录，为行状一卷。” 然后，智璪说出了画龙点睛一句，说道：“放在山内未敢看。” 言下之意，这先师行状，还是要杨广启封，观阅以后才能定稿，这是智璪，或者说是天台宗对杨广皇权的认可。 杨广听出了言下之意，他连忙说：“大好，大好，弟子正欲为先师立碑。” 杨广得到了天台宗的承认，也赶忙和智璪拉近关系，想以同门情谊打动智璪。 杨广接着又问了一个他所关心的问题，那是天台宗的寺约寺规问题，也可能是以后天台宗的宗法规条。 智璪又一次非常得体，滴水不漏地回复了杨广的问话，“先师在世有十条制约，名系于寺，若身居别处则不同止。”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寺约寺规的系统化和条例化，实际上体现了天台宗，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别处寺院的前面。 这给了杨广明目张胆支持天台宗成为天下第一宗的信心和勇气。 他对于江南佛教，或者说，对于江南文化的整合和融汇，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杨广心中欢喜无限，他对智璪连连点头表示认可，并且发自内心地说道：“大好，大好。” 成为皇帝的杨广，仅仅和智璪一席话，就胜过自己在扬州，当十年藩王时苦心经营的成果。 于是，杨广放心扶持天台宗成为天下第一宗。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天台宗是中国第一支本土化的佛教宗派体系，起于智者，成于灌顶，但智璪在宫禁之中和杨广的一席话，却可能无限地拉近了天台宗正式开宗立派的时间。 历史，成就英雄，或者说，历史选择了谁将成为英雄。 杨广和天台宗相互依存，相互成就。 天台宗需要一个大本营，而现在，这个大本营甚至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这当然会和它将要承担的重任和所处的位置大不相称。 于是，在杨广资助的天台山新的寺院建成之日，杨广下敕，征求江南佛教界，当然主要是天台僧众的意见，要为寺院题名。 杨广在敕书中说：“前为智者（大师）造寺，权因山称，经论之内，复有胜名，可各述所怀，朕自详择。” 这种取名的荣誉和权利，当然只能归于天台宗。 智璪真不愧是天台宗社会活动僧人之中的第一人。 他立即上奏称：“昔陈世有定光禅师，德行难测，迁神已后，智者（大师）梦见其灵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时，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势人当为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闻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谨以启闻。” 这就是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名称的来由。 定光禅师之言，或有其事，但寺名寺意，却处处紧扣家国情怀，智璪和天台宗虽然身处方外，心中却始终念念不忘世俗的隋朝。 以出世之教，弘入世之化，这种名称，充满人文关怀，当然是上上之选。 延续佛道二门，讲究天人感应，应祥瑞而成的传统，天台僧众进一步论证取名国清寺的深层含义。 他们说智者大师生前曾经留有遗言，“王家造寺，陈、齐俱灭，隋方代周，此三国成一是也。” 这实际上是代替智者大师，正式承认杨广治下，隋朝皇权的正统及合法地位。 政教在此时，合为一流。 杨广历经十多年的经营，对于江南佛教的笼络，终于在今日开花结果，达到大成之境。 第122章 大国煌煌新羽仗，安南之地终化外 江南的佛教和文化，终于强势北上。 在杨广这个大隋皇帝的加持下，江南风流，由南往北扩展，在和北方佛教竞争融合的过程之中，天台宗，终于成为当世最显赫的佛教流派。 佛教实现了以南方为主体的南北合流。 从此之后，中国本土的佛教流派，开枝散叶，灿若星辰。 杨广即将为扶植和笼络天台宗的行动，划上一个暂时性的圆满的句号。 杨广下敕，完全赞同国清寺的命名。 “此是我先师（智者大师）之灵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榜，填以雌黄，书以大篆，付使人安寺门。” 然后，大隋皇帝杨广御笔亲题“国清寺”三个大字，历千载而不坠，天台宗的祖庭，永远铭刻了这段杨广与它结缘的传奇。 天台宗在杨广的大力扶植下，以天台山为基地，泱泱者大矣，终于成为中国本土第一家开宗立派的独立的佛教宗派。 并进而北上，汇通南北，成为统一的大隋王朝下，声震天下的显学。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以强势的国力为依托，天台宗呈现出煌煌全盛之势。 海外诸国，无不欣羡，慕名而来，天台宗有教无类，前来取经者，无不满载而去。 于是，天台宗远流海外，在日本等地开花散叶，成为东亚文化圈中重要的文化元素。 杨广终于弥补了对于江南佛教的遗憾。 但在南方，杨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杨广远迈千古的气魄和排场，让江南士庶，见识了大一统王朝的勃勃生气，也让江南从心理上，完全接受了这个新兴王朝的权威。 余威余福所积，即使在杨广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在南方，他依然还能享受少有的安静和尊荣。 南方，是杨广的大本营，也是他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家。 现在，他要为这个家，点缀世界上最繁花盛开的灿烂。 杨广命令何稠重新制定舆服羽仪，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相对于南朝诸国，也是一种全新的创制。 杨广性格之中，务求尽善尽美，华丽绝伦，而他的父亲杨坚，却是俭朴有若苦行僧，杨坚生生把一个皇宫，变成一座艰苦修行的世俗中的寺院。 杨坚的俭朴，已达到让后世之人无法相信的地步。 他每顿饭，竟然只有一个肉菜，整个皇宫之中，甚至都没储存几斛胡椒。 因而，杨坚治国，一切从简，极简到苛刻。 但隋朝经过二十多年休养生息，已是富甲天下，加上杨广心性之中好大喜功，有足够动用的资源。 有想法，有人，有资财，剩下的就是执行了。 要想讲排场，竞艳丽，或是高规格的舆服羽仪，就只能由杨广这个才情冠天下的天子去全新创制。 但杨广过于霸蛮的性格，只讲结果，不恤民力，不惜代价的行事方式，势必需要整个帝国的官吏，全天下进行搜刮行动。 加上时日紧迫，虐民之事，在所难免。 更有甚者，为了完成杨广下达的任务，搜刮行动，就是鸟兽之流，都不能免祸。 “天子制羽仪，鸟兽自献羽毛”，就是这一情况生动而夸张的写照。 这其实是一个典故，杨广因为新制舆服，时日仓促之下，天下飞禽走兽，有利用价值的，全部被搜刮，殆无遗类。 而其中最夸张的记载，就是讲述了乌程这个地方，有一棵高达百尺的树，树上有一只仙鹤，它的羽毛是最上等的材料 但这棵树非常高，并且全无枝干，无法攀爬，村民无奈，只好准备将树砍断，去取得仙鹤的羽毛。 这时，奇迹出现了。 仙鹤为了保全它的幼子，害怕树倒无依，就自动将羽毛扯掉，以保全高树之上的鸟巢。 这被当作祥瑞，上报于杨广。 此事的真实性，当然大可存疑，但在当时，天下骚然，民不堪其负的情况却大体不假。 主管此事，何稠既富巧思，又是极为精细的大才，他征发数十万工匠，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何稠在极短时间之内，就新制了多人的黄麾仪仗，全部送到江都。 每次杨广巡游，规模盛大的仪仗队，连街成陌，连绵20多里，并且，新鲜艳丽的羽仪，光怪陆离，耀日生辉，文物之盛，近世莫及。 江南民众和一干朝庭官员，一辈子何曾亲眼见过如此大的阵仗和世面。 江南，从上到下，对于杨广的大一统的隋朝，心中已是凛然生畏，并且由畏生敬。 杨广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他看到了大规模人力，集中劳动所产生的巨大的力量，及其可叹可畏的成果。 这种显着的效果，更加坚定了杨广一味追求规模，气派，宏大的场景，而有意无意忽视民力的可承受程度。 但这种无限制虐用民力的行为，却并不可持续。 要知道，人总是血肉之躯，驱用民力，譬如张弓，如果超出其承受能力，势必引来崩溃之局。 但杨广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 这将引发可怕而不能承受的灾难。 但对于此时的杨广而言，他正是志得意满，春风畅快之时，他在江南的巡游和还乡，在政治上已经取得彻底的成功。 杨广虽然没有完全继承隋文帝的政治势力，但在经济上，却继承了一个如日中天的帝国。 甚至最令中原王朝头痛的，北方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突厥，也已经真正臣服于杨广的统治之下，就此而论，他的父亲杨坚，实在是中国历史一等一的皇帝。 但杨广本人也并不差。 他一生戎马倥偬，司空见惯，南征北伐征战的大场面。 建功立业，开疆拓土实在是他发自骨子里的热爱。 北方的大草原，暂时没有杨广的用武之地。 但杨坚在晚年，听信了一个传闻。 僻居极南之地的林邑之国，颇多奇宝，杨坚静极思动，他将眼光瞄向了僻处安南之南，极南之地的小国林邑。 这其实是个误会，林邑之国，其实并无多少奇珍，隋朝大军全胜之下，最后，竟然只获得十八块黄金铸成的林邑国历代之主的灵牌。 此次征战，虽然在杨坚一朝就在构思，但却是在杨广登基之后才完成。 隋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收获极少，并且，领军主帅刘方在回军途中，也染疾逝世，整个远征军，全军因为肿足之疾，而死在途中的高达十之四五，真可谓得不偿失。 当然，从战术上来讲，大隋王朝的军队，可谓战无不胜，举世无双。 此次战役，在历史上因象战而成名，刘方不过率领一介偏师，连战皆捷，但林邑王却并不认怂。 因为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象战。 当刘方的军队第一次，见到敌方的大象和战士组成的攻击阵势时，惊惶失措，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 结局是可以预见的，这种新式的战法，让刘方吃尽苦头。 但一物降一物，任何技术和工具，有利就有弊，象战虽然攻坚能力超强，但却并非没有弱点。 第123章 虽胜犹败主帅死，杨广终成一独夫 大经常不敌小，在平地时称王，到山地时，就可能为寇。 刘方久经战阵，在当地高人的指点下，他敏锐地抓住了大象攻击阵型的弱点，针对性地布置了战术。 一切就绪，就等待林邑王的自投罗网。 战斗再次打响，但当林邑王再一次以象阵发起攻击时，他傻眼了。 因为在刘方的阵前，布满了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土坑，大象群陷入了非常严重的行走陷井，林邑王的象阵再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刘方设计了一套组合拳。 他用强弓硬弩向陷入混乱的象群持续射箭，当漫天箭雨从天而降之时，僻处极南之地的象群，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林邑王的象阵终于崩溃。 受惊的象群掉转方向，掉头疯狂冲向林邑王自身的军队。 象阵确实是杀人的利器，当他们失去方向感时，林邑王的军队再也无法保持阵型。 战局已定。 刘方一鼓作气，痛打落水狗，连战皆捷。 他率领最精锐的战士紧追不舍，俘虏了上万的林邑战士，在刘方的穷追猛打之下，林邑王再也无法组织对抗的力量，只得放弃他的都城。 林邑王只剩一条最后的退路。 刘方终于成功将林邑王赶下大海。 但中原的武力，也只能到此为止，海天一色，大海茫茫，林邑王逃入大海，虽败不死，他随时可以卷土重来。 但中原的兵士，却无法长驻安南，这种战斗的最终胜负，其实早已经决定。 强龙虽压地头蛇，但始终只能是昙花一现，捞完就走。 并且刘方的战利品实在是微不足道，他并没有收获大量的金银财宝，也没有见到传说中的天地奇珍。 作为远征的纪念，刘方刻石记功而还。 但是，他本人在回军的途中，因水土不服，染疾而亡。 而他率领的这支军队，也因为水土不服，染疾而亡的，超过了一半。 这似乎是一种隐喻，隐含了杨广一生，开疆拓土，四方征战的结局。 但杨广在经营四方上，也有他高光的时刻。 他还需要等到一个人的出现，他就是大隋王朝继长孙晟之后，另一个战略大家。 他就是裴矩，和长孙晟的“长孙五策”相比，裴矩提出了四字四策，“浑厥可灭”。 裴矩在另一片神奇的土地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也最神奇，发生了无数传奇和可歌可泣事迹的西域。 隋唐经营西域，始于裴矩。 裴矩，将成为中原王朝西进路上，矗立的一座丰碑。 他将迎来属于他的时代。 裴矩属于后浪，在他的前面，还有无数的前浪。 只是那些前浪，再也无法翻腾起哪怕一丁点浪花了。 因为杨广，他自己就是一条奔腾滚沸的大河，顺者昌，逆者亡，没有跟紧他的步伐，都被他非常干脆利落地拍死于沙滩之上。 这种拍死，是彻底而真实的，杨广把他们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杨广对江南的统治和同化，大获成功之后，他获得了空前的信心，也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 杨广已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这个真实的世界，无可置疑的最高和绝对的统治者。 任何可能威胁他地位的对手，都已经被他无情抹杀。 他已经居于真正的独夫位置。 但杨广还要让自己更加高不可攀，更加让这个世界，看向自己的背影，遥不可及。 他对于杨坚一朝三股势力的领头人物，进行了冷酷绝情的清理。 即使强大如杨素，也只能趁自己得病之机，不就医，不吃药，留下一句非常深刻的领悟。 “我岂需更活邪！”，就此离开这个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 杨素虽然以自身的死亡避祸，避免了被清算的命运，但他只是暂缓了他代表的这股力量和杨广皇权正面的冲突。 正如杨广得知杨素终于病死之后，曾经恶狠狠地说，“使素不死，当夷九族。” 杨素的死，虽然让杨氏一族，又得到十几年繁盛的发展，但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却是自然之理。 杨广的谶言，印证到了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身上。 那当然也是无数个杨玄感的共同宿命。 杨广现在非常开心，因为杨素适得其时的死亡，他终于不用背负直接杀死自己恩公的罪名。 虽然杨广根本就不在意多杀几个老臣，也不介意这种残酷的清洗，带来的坏名声。 因为，朝廷之中还有几个声势俱壮，但又不肯立即死去的重臣。 杨广很有办法，臣子不愿意死，那他就找个莫名其妙的理由，简单粗暴直接地处死他们。 和杨素同为宰相，杨坚一朝最核心的大臣高颎，还有功名满天下的贺若弼，就被杨广赐死。 当时，高颎已经去掉所有重要职务，只担任杨广一朝的太常卿这个虚职，但高颎或者静极思动，或者过于一心为公，他虽不在其位，其偶尔想谋其政。 高颎见识的杨广的奢靡和再不受控制的皇权和独夫之心，激起他对于天下，对于杨坚，对于自己打下的江山的某种情怀。 于是，高颎忍不住，对于朝廷政务，发出些不同的声音。 但杨广并不认同高颎的想法，他认为高颎已经过时了。 他或者可以容忍一个沉默的高颎，毕竟有一个前朝的吉祥物，也能显示新朝的宽宏大量。 但高颎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他的时代已过去了。 高颎对于杨广那些危及社稷的行为，于公于私，都无法视而不见，他忠心耿耿地提出自己正常的意见。 但杨广觉得这不正常。 他觉得高颎已经成了他前进路上的障碍，尤其是高颎的耿耿忠言，杨广更视为对自己权威的挑战。 其实高颎真是不负国士之名，当杨广为所欲为，征集天下之乐，奢侈日甚之时，高颎对杨广发出警告，“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 杨广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完全不愿意，听取反对意见的君主。 他曾经非常明确地说：“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 因而，杨广对名满天下的高颎的言论，非常不满。 但高颎并没有察觉到杨广的不耐，当他看到杨广越来越倒行逆施，整个大隋的政治氛围已呈现乌烟瘴气之势时，他不由想起当自己主政的黄金年代，那时，政清人和，万物有序而充满蓬勃的朝气。 高颎心有所思，不由发出一句由衷之言：“近来朝廷殊无纲纪。” 这本来只是一句普通的评议朝政的话，却成了一句致命的话。 这句话要了高颎的命，也要了宇文弼的命。 因为，宇文弼也曾经私下附和过高颎，批评过杨广因玩乐而丧志的事情。 杨广决定和高颎算了个总帐。 他直接将高颎，宇文弼，还有贺若弼一起问罪，统统处死。 贺若弼同样很冤枉。 他曾经和高颎谈论过天下的政局，其实，这在文帝杨坚时代，政治开明，议论时局，是非常普通而正常的事。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今时已经不同往日。 因言致死，这是贺若弼的宿命，也曾经是他父亲贺若敦的宿命。 就算杨素眼高于顶，仅以武功而论，他心中对于一人，也还颇有顾忌。 那就是贺若弼。 贺若弼自以天下第一大将自居，他曾经在杨广面前，将杨素仅定义为猛将，并且当杨广问他当世大将是谁时，贺若弼不无得意地说：“唯陛下所择。” 显然，他自诩为天下第一大将。 这种锋芒毕露，无法无天的性格，立即遭到杨广的猜忌，也许从那个时候起，贺若弼就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更严重的是，平陈之后，贺若弼自以功居第一，以宰相自许。 但现实是残酷的。 第124章 议时政高颎末路，图西域裴矩腾飞 南北一统之后，贺若弼和宰相之位失之交臂。 他看不上的杨素，反倒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而他自己，却依然只是个将军。 贺若弼心有不平，发于声色，杨坚的态度也非常坚决，为了杀鸡骇猴，他将贺若弼免官。 贺若弼大失所望，心中愈发不平，难免再发怨望之言，这些不敬的话，全部传到杨坚的耳朵之中，为了再次敲打贺若弼，杨坚将他投入监狱。 杨坚为了让他口服心服，也为了让他悬崖勒马，曾经亲口问他说：“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啖饭耳，是何意也？” 但贺若弼却不知悔改，他回怼杨坚说：“（高）颎，臣之故人，（杨）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 仅仅从这个回答，就可想见贺若弼并无政治场上的八面玲珑，也缺乏知人和自知之明。 贺若弼不可以做宰相，是明确无疑的。 他的思想依然停留在北周时期，那是君臣分治，以军功决定仕途的帝国初创阶段，但现在是杨隋的天下，帝国已进入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贺苦弼已经落伍了。 他的这种思想，不仅只是落后于时代，还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一如他父亲的结局，他父亲贺若敦，当年也是因为怨望，而被北周权臣宇文护所不容，最终被赐死。 为了让他吸取教训，他父亲在离世之时，特意用锥子将贺若弼的舌头刺出血来。 用来警示他，让他从此谨言慎行，不要再步他的后尘。 但人是有弱点的，会好了伤疤忘了痛，总是会重复循环以往的过错。 吸取教训的事，似乎从来不曾真的发生过，人都会心存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所面临的时势不同，而自己也与任何人不同。 其实，这个世界上，错误总在循环，而结局也一再重复。 贺若弼现在不自觉地走上他父亲当年的老路。 这次入狱事件，虽然没有给贺若弼带来实质性的伤害，但朝堂之上，公卿之间，已有人上奏，说贺苦弼经常口出怨望之言，其罪当死。 这只是一个开头，并且结局似乎也早已注定。 但在杨坚最后的几个年头，在废立太子之后，杨坚已丧失了精进勇猛的锐气，他虽然不满意贺若弼的所作所为，但却不愿意再背负上诛杀功臣的罪名。 也许杨坚心中，偶尔回想，他也会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杀了太多的故人。 故人日稀，自己日暮，就这样吧。 但杨广不同，杨广心比天高，志存远大，他想建立一个完全臣服他任何意志的朝廷。 他不愿听，也不想听，更不准备听取不同的意见，更不愿意容忍不同政见的人存在，他需要一个蒸馏水般的，完全听命于他的朝廷。 非常不巧，贺若弼和高颎相聚议论时政。 作为天生的超卓统帅，贺若弼非常关注杨广对于突厥的政策。 当杨广无限制，无条件地亲近、宠信突厥的启民可汗之时，贺若弼凭着军人的直觉，他准确地判断，突厥，总有一天会重新成为大隋的心头大患。 于是，他和高颎相聚谈论此事，军政二界，最有智慧和威势的大臣，高颎和贺若弼的意见不谋而合。 高颎忧心忡忡地对说：“此虏（启民可汗）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 当时，杨广正处于和突厥的蜜月时期，根本不可能，会接受如此逆耳之言。 于是，杨广做了一件让人惊掉下巴的事。 他一不做，二不休，竟然将杨坚一朝的三个元老重臣，高颎，贺若弼，宇文弼同时问罪处死。 杨广真不愧是杨坚的儿子，他和杨坚一样，为人凉薄冷酷而寡恩，他早就有清除杨广老臣的计划，这只是一个导火线，是高颎他们撞到了杨广的枪口上。 天与不取，必受其咎，杨广凭借这件案子，有意扩大了打击面，株连他们三家的宗族。 杨广以此案立威，并将以高颎为代表的原废太子杨勇的势力，彻底连根拨起。 杨广的朝廷，将彻底成为一言堂，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敢于反对杨广的声音和力量。 杨广似乎达到了他的目的。 同时，杨广也开启了他真正独夫的旅程。 但一人之智，又如何可以应付繁复的天下之事！ 从此之后，朝廷之上，大臣们互相遮掩，上下串通，沆瀣一气，杨广完全沉浸于他个人想象的世界当中，再不愿意走出来。 当然，任何朝代，总会有忠贞之士，可是，当大臣缄默，只有底层的小官员尽忠之时，也是一个王朝，无可避免走向崩溃之日。 这种政局，和当日南朝陈国的情势别无二致 隋朝的朝堂，已经被杨广弄得不可收拾。 旧人已去，新人当立。 杨广一朝，新的权力中心，却并非没有人才，当世战略大家裴矩，就是杨广朝廷“五贵”之一。 裴矩在杨广一朝崭露头角，还要靠一本叫书，那就是《西域图记》。 这是裴矩的开创性巨作。 这是一本记载西域各国山川险易，风土人情的综合类书，这当然不是一本猎奇的小说，也绝不是一本好玩和无聊之作。 相反，这是裴矩一生心血，深深切合杨广好大喜功、开疆拓土、扬威域外心理的历史地理杰作。 裴矩把这本书，献给了杨广。 他在序言之中，先回顾了中原王朝对于西域三十六国之经营。 当地那些小国，时叛时服，其国内又屡经征战，山川人物，早就已经全无记录，世所不闻。 以至于各国沦没，空有丘墟，不可记识的现状。 在序言中，裴矩非常明确地写出自己此书的内容，“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最后二句，是全书的重点。 “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可见，裴矩作此书的目的非常明确，他将西域所有现有知识和情报，汇集于此书。 这是一本足以供大隋的皇帝杨广，用来策划经营西域的决策之书，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军事信息之书。 在序言的结尾，裴矩露出獠牙，他鼓动杨广直接经营西域，“弗动兵车，诸蕃即从，浑（吐谷浑）厥（突厥）可灭。” 当然，不使用武力，就想征服敌国，就想要拓地千里，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不过，杨广从来也没有想过不劳而获。 杨广并非是长于深宫，养于妇人之手的，未经世事的幼稚天子，相反，杨广久经战阵，多历世事，他深切明白，所有美好的东西，都需要强力才能争取。 大隋王朝，现在正是如日中天之世，杨广需要建立比他父亲更大更强的武功，他要创建更加辉煌的盛世。 那当然需要武功。 于是，杨广大喜，他立即召见裴矩，亲自过问西域之事。 裴矩投其所好，同时也为了坚定杨广经营西域的决心，他极力夸张和渲染西域遍地珍宝，吐谷浑占地虽广，却非常容易被吞并。 裴矩为杨广描述了一个未曾接触过的世界，让杨广心潮澎湃。 他因为他的杨坚已经征服突厥，觉得他父亲的武功已达于巅峰，很难被超越，但现在，却有一块未曾被开垦的处女地横亘在他眼前，广袤无垠，遍地黄金，那里曾有汉人曾经的荣光和梦想。 杨广立功立业之心，炽然澎湃，他在这一刻，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他父亲杨坚所立的标杆，并非不可被超过。 杨广认为裴矩是忠臣，是功臣，是能臣。 所以，他当着朝廷大臣公开评价，并表扬裴矩。 “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裴）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 于是，裴矩进入杨广一朝的核心决策圈子。 裴矩确实有几把刷子，他可以称作是继长孙晟之后，大隋王朝最杰出的战略大家。 并且，裴矩办事，真的很让杨广放心。 在杨广将交通四夷，经略西域之事，全权委派他之后，裴矩交出了一个完美的答卷。 吐谷浑遇到了裴矩，是他们命中的劫数 第125章 怀璧其罪祸忽来，一介单使说可汗 吐谷浑的建国历程颇富传奇。 吐谷浑是国名，同时，也是个人名，他们属于辽西鲜卑的一支，是鲜卑族建立的八个政权之一。 当年，吐谷浑虽为长子，但却是庶出，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制度，王权旁落于其弟。 这埋下了隐患，吐谷浑在和其王弟的相处中，颇有南辕北辙之惑。 吐谷浑知道是时候离开，独创门户了，否则兄弟二人，必是火拼，自相残杀的悲剧收场。 于是，他告别他的王弟，并且非常有志气地扬言，“当去汝于万里之外。” 吐谷浑说到做到，他率领一千七百户属下，跨越千山万岭，一路向西。 在他死后，他的族人又持续不断地往南，往西迁徙，终于找到了一处安身立命，并且立国的上佳之地。 那就是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风水宝地。 其了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水草丰茂，牛羊成群，他们以始祖吐谷浑的名字建立国名，逐渐成为雄霸一方的游牧政权。 到杨坚时代，北方大草原的突厥是隋朝最主要，也是最急迫的威胁，因而，杨坚的国策，倾向于举全国之力应付突厥。 而僻处西方的吐谷浑不过只是区区一个小国，从来就没有正式进入杨坚的大战略之中。 但隋朝和吐谷浑毕竟相邻，邻居无好事。 掠夺和抢劫是游牧政权的题中之义，二国相争相斗，相磨相擦，在所难免，隋吐之间，其实早已发生了无数的故事。 当杨坚篡周自立之际，吐谷浑国主夸吕，就趁着隋朝国内政局未稳，屡屡出兵骚扰隋朝边境。 夸吕认为隋朝初立，是软柿子，容易被欺负，但他忽略了杨坚彻底继承了，北周军国一体的强悍的国家机器。 杨坚的应对，既明确又迅速。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既然欺负到头上，那就必须打。 也只有打，才能立威，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于是，他指派元谐为元帅，率领几万兵马，出征吐谷浑。 但杨坚却在诏令之中，明确隋朝此次出兵的目的，并不是开疆拓土。 他在给元谐的敕书中说道：“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 但战场之上，形势瞬息万变，却并不是文绉绉的几句话可以掌控。 谁的拳头硬，谁就更有道理。 隋朝就是靠这一战之威，让吐谷浑熄灭了大规模东进的野心。 元谐首先在丰利山，大败吐谷浑二万大军，最后又在和吐谷浑的主力，五万劲骑的决战之中，逆战大胜。 元谐狂奔追击三十里，斩敌首级一万余级。 这对狂妄的吐谷浑，无疑是敲打了当头一棒。 经此一战，吐谷浑终于认清了隋朝的真实战力，战场之上的胜利，对于战后的招抚打下坚实的基础。 面对隋朝抛出来的招抚的橄榄枝，吐谷浑的各部落大臣名王，就坡下驴，统统在名义上归降并臣服于杨坚。 这种归顺，仅仅是名义上臣服。 因为，隋朝并没有象正常的战胜国一般，占其土地，移其民众，空其国土，而拓地开疆，而是采取了羁縻的统治方式。 隋朝就地抚育其土着民众，并且选用吐谷浑族内，素得人心的移兹裒，封他做了河南王，以统御吐谷浑的民众。 但强龙不压地头蛇，吐谷浑是夸吕的吐谷浑。 他很快卷土重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回了吐谷浑的土地和人民，但吃一堑，长一智，他吸取了教训，不再组织大规模的针对隋朝的军事行动。 而杨坚因为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也采取了宽松的怀柔政策，他甚至拒绝接纳背叛投隋的，夸吕儿子的投降，而让其自生自灭。 夸吕由于在对隋作战中失败，他的政权失而复得，一样需要应付国内复杂的政局，也没有精力再去进攻隋朝。 于是，隋吐二国，在边境之上，小打小闹，小胜小负，时有发生，但大体上，却又彼此相安无事。 夸吕死后，作为羁糜的手段，杨坚甚至将宗室之女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国主世伏。 世伏死后，按照吐谷浑风俗，兄死妻嫂，吐谷浑的新主伏允又立光化公主为妃。 但杨广继位之后，时代已经变了。 在杨广看来，吐谷浑虽然无罪，但怀璧其罪。 因为吐谷浑挡了杨广前进的道路。 它像一颗钉子一样，锲在隋朝和西域的中间，杨广要想经营西域，必须要拨掉这颗钉子。 杨广和杨坚的怀柔战略不同，杨广的战略非常明确，他需要开疆拓土，建立不世功业。 吐谷浑不过是区区一个小国，它将成为杨广丰功伟绩背景板上的点缀。 小故不可敌大，弱故不可以胜强，当杨广真正想要西进时，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拦这只巨兽。 吐谷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世代放牧的故土，即将成为隋朝的郡县，他们将要迎来亡国的命运。 浑厥可灭，裴矩进献的四字国策，让吐谷浑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裴矩的战略计划之中，明确指出，吐谷浑除了放牧，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其实是因为控制了丝绸之路。 青海位于东西交通和贸易的要道，作为强大的地方政权，垄断了对沿境的控制权。 吐谷浑通过对过往商旅收费，并提供保护，做的是一种无本万利，生生不息的生意。 杨广也想做这种生意。 他想取代吐谷浑，为西方和西域的商户提供保护，让他们不再接受吐谷浑的控制和苛刻征收，他想要见到全世界最光怪陆离的美好而奇妙的产品。 但吐谷浑挡了杨广的路。 杨广没有犹豫，他要踢掉这个拦路的政权，即使杨广并不了解吐谷浑，但挡他杨广的路，再厉害的人或政权，也必将被他消灭。 二国即将开战。 最早，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于吐谷浑对张掖的不断骚扰，而张掖，实际上是裴矩经营西域时的最重要的桥头堡。 裴矩最早的策略，是想以夷制夷。 裴矩想借助外力将吐谷浑制服，当时能和吐谷浑抗衡的势力，在西方，只能是西突厥。 裴矩找到了这个机会。 西突厥处罗可汗由于内部铁勒的叛乱，势力大损，当其进退无据之时，裴矩诱使处罗可汗投降隋朝，作为投名状，他承诺将替隋朝征伐吐谷浑。 这显然是个一石二鸟的好计，杨广立即同意了裴矩的计划，并且派了一个专使去说服处罗可汗。 这个专使是崔君肃，他颇有策士风采，但他的游说之路，刚开始并不顺利。 处罗可汗毕竟身为西突厥可汗，长久经营西域，在西方居万人之上，现在虽然落难，但虎落平阳，也未必被欺，何况是在他自己的地盘。 处罗可汗对区区一介隋使，并没有多大敬意，处罗可汗甚至不肯起身接受诏书。 但崔君肃心中早有定计，他手中握着二张王牌。 于是，他对处罗开展攻心之术。 一是利诱，以东突厥启民可汗降隋之后，荣华富贵，重振族群风采的实例来吸引处罗。 二是威逼，他说道“今启民举其部落，兵且百万，入臣一辈子，甚有丹诚者，何也？” 然后，崔君肃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独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汉兵，连二大国，欲灭可汗耳。” 崔君肃明白无误地说明启民可汗是借助隋朝之力，重现辉煌。 最后，崔君肃甩出了最后一张王牌，那是一张感情牌 第126章 有心无力弱处罗，立国立威崇铁勒 三十六计，攻心为上。 处罗可汗的老母亲向夫人，现居于隋朝的都城大兴城。 “（可汗母亲）闻天子之诏，惧可汗之灭，旦夕守阙，哭泣悲哀。” 崔君肃火上加油，继续说道：“向夫人又匍匐谢罪，因请发使以召可汗，令入内属，乞加恩礼，同于启民。天子从之，故遣使到此。” 最后，崔君肃直接挑明不接受诏书的后果，“可汗若称藩拜诏，国乃永安，而母得延寿，不然者，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当取戮而传首虏庭。” 这就直接陷处罗可汗于大逆不道的境地。 接着，崔君肃给出了最严重的恐吓和警告，“发大隋之兵，资北蕃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死亡无日矣。” 处罗可汗当时新败，局势日蹙，日日惶惑，现在隋朝又威逼利诱，内外交困之下，他并没有太多另外的选择。 臣服隋朝，自己尚有东山再起之一日，如果坚持不从，恐怕真是祸亡无日了。 局势如此，当然不可妄自逞强。 于是，处罗可汗愧愤交集，瞿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了杨广的诏书。 最后，崔君肃给处罗可汗指了一条明路，要想投诚，那还是要交纳一个投名状。 “（吐谷浑）职贡不修，可汗若请诛之，天子必许。汉（隋）击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后身自入朝，道路无阻，因见老母，不亦可乎。” 处罗大喜，这真是绝处逢生，他当即遣使进贡。 但是，处罗可汗当时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内部铁勒的反叛，已经把他的力量消耗殆尽。 处罗可汗自身都是朝不保夕，他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讨伐吐谷浑。 但在西方的世界，还有另一支冉冉兴起的力量，具备足够的实力去征伐吐谷浑。 那就是打败处罗可汗的铁勒一族，裴矩敏锐地掌握了这点，他正在发愁如何去和铁勒搭上线时，一个好消息传来。 作为铁勒种族中最大，也是战斗力最强的二个部落，薛延陀和契苾在反抗西突厥处罗可汗的战斗中获胜，他们联合建立了契苾—薛延陀汗国。 他们踩着西突厥的尸体，快速上升为区域性的霸主。 当一个强大的政权出现，向外扩张是题中应有之义。 他们选择东进，那是隋朝的领地，第一个重镇，就是敦煌。 当时铁勒汗国正处于鼎盛之时，区区敦煌守军，根本就不可能正面抵挡铁勒的铁骑。 结局是意料之中的，敦煌将军冯孝慈出战被击败。 但铁勒却并没有乘胜追击，相反，他们停止了东进的步伐，因为虽欲扩张，必固其内。 他们真正的对手，还是他们原来的宗主国突厥。 铁勒在突厥的统治下，一直艰难度日，真是一把辛酸一把泪。 他们怀璧其罪，因为骁勇善战，一直被征发当作精锐的战士，专门替突厥人冲锋战斗。 这当然是死人的工作，但同时，他们还需要负担突厥沉重的赋税。 可谓是既出力，又出财，还要贡献人命。 打仗死人的坏事，尽数归己；享乐幸福的生活，与己绝缘，时间久了，理所当然地激起铁勒人的反抗。 他们的反抗，从头至尾，就没有停止过。 但他们时运不好，碰上了如日中天的突厥，在他们强势的统治下，铁勒的反抗，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无情而残酷的镇压。 突厥是大草原真正的主人，铁勒虽强，始终逃不脱突厥的魔爪。 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个刺头，突厥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 突厥尽量将铁勒拆分成大大小小的，互不统属的部落，让他们随地随种群，散居各处。 并且，为了防止铁勒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突厥取消铁勒部落的酋长称谓，让他们每个小部落，小族群选出无数个小酋帅去作为突厥，在当地的代理人。 这种代理人，完全听命于突厥，代表突厥人利益，这有利于弱化铁勒人的反抗意志，也可以收到从内部分化的效果。 但这种代理人制度，有一利，必有一弊，代理人毕竟还是铁勒人，当宗主国突厥的政策过于苛刻时，他们存在代表铁勒去反抗突厥的可能。 这种可能被处罗可汗激发和无限放大化了。 因为多年的征战和失败，西突厥的控制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为了重铸辉煌，只能变本加厉地对铁勒横征暴敛，以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快速增强自身的实力。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这种虐民之术，虽然短期有效，也激起了铁勒强力的反抗。 处罗可汗非常敏锐地发现了，潜藏在铁勒族群中的这股逆流，他下了一招险棋。 处罗可汗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为了防止铁勒成为一个统一的群体，将几百个代理人，也就是几百个铁勒的酋帅集中起来，全部处死。 这等于一次性将铁勒的中高层领导全部消灭。 处罗可汗本来以为，从此铁勒将有一段时间，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而他可以从容扶植新的代理人，将铁勒重新控制在自己手心。 但是，处罗可汗高估了自己对铁勒的控制力，他也低估了铁勒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铁勒已经在历次和突厥的镇压与反镇压的游戏中，形成了坚韧不拨的意志，并且磨炼出凤凰涅盘的生生不息的重生能力。。 时代需要铁勒出现新的英雄。 这个英雄横空出世，他们来自于薛延陀和契苾二个族群，这也是铁勒最大的二个小族群，他们领导铁勒各部在准噶尔盆地建立了契苾—薛延陀汗国。 这是铁勒的高光时刻，他们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他们需要站在国家的全局角度考虑自己的策略。 他们将眼光看向周围的世界。 隋朝作为大一统的强盛王朝，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甚至铁勒的宗主国，东突厥也已臣服于隋朝的威德之下。 铁勒犯不着和隋朝下面为敌，并且是没有任何必要树立的强敌。 于是，铁勒在敦煌之战后，见好就收，他们停战停兵，向隋朝求和。 这是一个机会，裴矩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施展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铁勒出击吐谷浑以表诚心。 吐谷浑在铁勒之南，其土也大，其地也肥，其牛马也众多。 铁勒需要在西突厥再一次强盛之前，尽力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又能交结隋朝这个强援，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铁勒同意做这笔买卖。 吐谷浑迎来他们悲催的命运。 在铁勒铁骑的冲击之下，吐谷浑毫无还手之力，他们只剩下一个选择，向自己的娘家，隋朝求援。 但此时已经不是杨坚的时代，他对于吐谷浑并无领土的要求，现在是杨广的天下，他一心想要建功立业，开疆拓土。 现在吐谷浑自动送上门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杨广派遣宇文述亲自率领大军去救援吐谷浑。 当隋朝大军压境，吐谷浑一看隋军的阵仗，心中一片雪亮，看来隋朝并非真心救急，而是要趁火打劫。 这是引狼入室，但却为时已晚。 第127章 一弃高层为脱祸，再丢百姓只为逃 困兽犹斗，何况是吐谷浑王伏允，他实在是一代枭雄。 伏允并非是弃械投降之辈，他接连组织了几次抵抗，但吐谷浑士气已衰，隋朝步步紧逼，再没有留给吐谷浑喘息的时间。 兵贵速决，隋朝的大军，马不停蹄，人不下鞍，连战皆捷。 曼头城之战，隋军将吐谷浑的精锐，斩首三千级；赤水城之战，隋军再胜，攻陷了吐谷浑境内为数不多的城池；在丘尼川时，吐谷浑已经再无退路。 要么投降，要么灭亡。 吐谷浑选择服软，自王公，尚书，将军以下，二百余人，一日之内，全部向隋朝投降。 可以说，吐谷浑的中央权力层，已被一网打尽。 伏允为他的轻信，更为了其弱小之躯，本不堪承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是，隋军虽然赢了此次战役，却并未在根本上摧毁吐谷浑。 因为吐谷浑本来就是一个游牧政权，在几百年内，屹立不倒，并且成长为区域的霸主。 它们的核心精神和不死之道，在于其皇权，更确切地说是皇权的代表，只要皇室在，他们分分钟都可以散而复聚，重新来过。 伏允老于谋算，他此次虽然被隋朝摆了一道，事已至此，追悔无及。 在认清自己已经无法正面抗衡隋军，伏允为求自保，他决定给隋军送礼。 他留下了很少的战利品，还有四千个俘虏，当然，子民是他最核心的资产，他不可能无限度地抛弃。 他另外再准备了一份大礼，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他将权力中枢的政府官员，也送给了隋朝。 他需要付出这个代价，才能阻止宇文述持续的追击。 果然，宇文述觉得已经得到整个吐谷浑的行政帮子，大功告成，他认为吐谷浑已经被消灭，就不再持续追击伏允。 这只是伏允的一个障眼法，他本人早已逃之夭夭，南走雪山，暂避隋朝的锋芒。 并且，他将吐谷浑的真正力量，他的人口和民众，早就转移到安全之地。 实际上，他藏匿起吐谷浑国家的精粹力量，以待来日东山再起。 他没有等待很长时间，隋朝虽然得到了吐谷浑的土地，但却并没有能力直接管理这么遥远而庞大的国家。 隋军获得胜利之后，携带战利品，立即撤军。 宇文述一退，伏允立即卷土重来。 历史，似乎一如无数次的重复演练，中原王朝，也不过是耀武扬威，只能掳掠人口财富而已。 但时代真的变了。 杨广想要彻底解决吐谷浑。 他制定了一个“西狩”的计划。 这是一个庞大并且非常霸气的计划，既是对吐谷浑的征服，更是耀武扬威西域的行动。 但是，杨广一生太过顺利，他忘记了，或者说，他从来没有记住兵凶战危，世事难料这句话。 杨广根据自己以往经验，认为自己以大打小，以强凌弱，大军一临，对方便会举旗投降，不战自溃。 过于顺利的征战生涯，让杨广产生了一种错觉，他觉得自己百战百胜，他的军队也是天下至强。 这种认识，伴随他一生。 即使在突厥背叛他时，看到雁门城外黑压压的突厥骑兵，或许在那一刻，他心中的信仰才稍有动摇。 但从他后来三征高丽，坚持御驾亲征的执着来看，杨广对于自己，对于隋朝的军队确实是迷之自信。 也许，他从未真正见识过战争失败的残酷，也从未经历过从底层一步步奋斗而来的，所有伴随着的失败，痛苦，磨难和必须的坚忍。 杨广欠缺这种历练，这可能是他聪明一世，但仍然坚持犯同样错误的原因。 因为，他认为那根本就不是错误。 杨广自负才学，自认天下第一，就如他对大臣说过：‘天下当谓朕承藉余绪而有四海耶？” 然后，他自问自答，颇为自负地说：“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开科取士，选举）亦当为天子矣。” 杨广这种盲目的自信伴随他一生，可谓治国由才，而亡国也由其才也。 西狩行动，最终大获成功。 这大大加强了杨广本已膨胀的自信心和野心，因为，这将是他一生的顶峰，也是大隋帝国最高的巅峰。 这是一场没有多少悬念的征战。 杨广御驾亲征，他率领百官，宫妃，以及各路大军，浩浩荡荡，一路杀向吐谷浑。 杨广此行有二个目的，一是征服吐谷浑，二是在张掖接受西域各国代表的朝见。 杨文将此行目的合二为一。 首先，他将在军事上，正面击溃吐谷浑。 杨坚一朝的元谐可以做到，现在隋朝国势国力，正处于鼎盛时期，自然更是轻而易举。 事实证明，杨广在征伐吐谷浑一战，确实只是牛刀小试，正面的战斗，一战定乾坤。 在战斗开始前，杨广非常有闲心，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围猎。 这种长达二百里的超大猎场，实际上是一次战前的总动员，也是一次总练兵。 当士气达到顶峰时，杨广同时也完成了，对于吐谷浑伏允的战略大合围。 在上次和隋朝的对决中，伏允输得并不服气，当时他根本没有时间部署军队，也没有必要的战争动员时间。 伏允对于自己的战斗力和士气，充满信心。 他自认是马背上长大的民族，他们每个人，天生就是一流的骑士，他不相信，正面硬刚之下，会斗不过中原的那些农夫们。 于是，伏允舍弃其机动性强的优势，想依靠地利，在覆袁川和隋朝的军队决战。 但上兵伐谋，杨广并没有立即在伏允的对面摆开阵势，去贸然和他决战，而是先给伏允扎好了一个口袋。 杨广在伏允的四面要害之地，屯集重兵，准备瓮中捉鳖。 伏允第一次见到隋朝如此规模的兵力部署，这才知道大国不可轻侮。 在绝对力量的压制下，伏允立即认清了形势，他只有充分发挥机动性强的特点，才可能逃出生天。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但在隋军的包围圈中，想逃跑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上次和隋军的战斗中，伏允舍弃他的王族和官员，以此为饵，吸引了宇文述军队的注意力，才成功逃逸。 这一次要想脱身，他需要制定更精细的计划和付出更大的代价。 伏允杀伐果决，他确实是大才。 他毫不犹豫地丢下了一个大饵，一个让隋军无法拒绝的诱饵。 伏允先是命令名一个声名在外的王爷，冒充自己退到车我真山。 为了让这个消息更逼真，伏允舍弃了他赖以生存的族人，他将十万吐谷浑民众，也迁往车我真山。 吐谷浑族人，是伏允生存和竞争的核心基础。 这种舍弃自己族人的行为，很难说会引来什么无法预测的后果，但伏允手上已经没有牌了，他只能孤注一掷，才可能赢昨一线生机。 同时，伏允仗着自己对地形的熟悉，率领几十骑从小道跳出了隋军的包围圈。 这一切进行得神不知鬼不觉，伏允的目的达到了。 杨广上当。 第128章 伏允再逃浑国灭，张掖首度银花开 隋军第一次遭遇失败。 在车我真山的战斗中，隋军欺负吐谷浑兵少，前锋张定和竟然不披铠甲，冲锋陷阵，被吐谷浑伏兵射杀。 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的走向，这股隋军的次将柳开建，接过指挥权后，轻松击杀吐谷浑几百战士。 但伏允的目的达到。 吐谷浑名王拖住隋军主力，已经为伏允赢得足够的逃跑时间。 再坚持战斗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吐谷浑名王率领部落十万男女投降隋朝。 隋军如梦方醒，此战最主要的目标人物，竟然从天罗地网中悄然溜走。 伏允没有伏法，就很可能东山再起，这次战役，也很难说是彻底成功。 穷寇必追。 杨广没有犹豫，他下达了追击到底的命令。 事实证明，在流动中作战的伏允，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和影响力。 他刚跳出隋军的包围圈，立即聚齐了一支有足够战力的军队，并且，击杀了追击他的隋军大将梁默和李琼。 但隋朝的军力，让伏允望而兴叹。 一军灭，更多的军队尾随而来。 好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后继追击伏允的军队，一路之上，紧追不舍。 战争就是一种消耗战，几次战斗之后，伏允的实力不断被消耗，且战且走之际，隋军已经追蹑伏允，到了吐谷浑的王城。 伏俟城，遥遥在望，但伏允已是强弩之末。 伏允遥看那矗立的王城，他知道，很长时间之内，那将再也不是他的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伏允梦想再象往日一般，当对手退却之后，他还是吐谷浑永远的王。 但现在，伏允只能如上次一般，再次率领心腹，拍马逃往偏远地区党项的地盘，寻求庇护。 吐谷浑之战基本结束。 杨广来真的。 他在吐谷浑的故地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沫四郡。 这四个郡，实际上包括了原吐谷浑的领地，作为一个国家的吐谷浑，事实上已经灭亡了。 “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 杨广将吐谷浑纳入了隋朝的版图。 这是不世之功，是杨广时代全盛的武功，对于青海地区实际上的郡县统治，其意义非常深远。 后世都将在杨广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而望得更远。 杨广除了吞并吐谷浑的土地，迁徙汉族居民，入驻其地戍守外，为了加强统治，他还开展了传统的屯田活动。 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 这是必要的手段。 因为，吐谷浑地广人稀，物产较少，所迁汉族居民，又不能像原住民一般，靠游牧养活自己。 这出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养活，并且保护，迁徙过来的汉族居民。 这关系到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土地占领之后，能不能立得住脚。 从游牧转向农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想继续维持对青海的统治，就需要隋朝的邻近青海的诸郡，运输粮食才能支撑，但这同样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因为交通不便，道里悬远，途中寇盗纵横，死亡相继。 长此以往，就成了隋朝的巨大负担，西方吐谷浑四郡，迅速消耗掉隋朝邻近几个郡的精力和财力。 可以想见，吐谷浑的残存势力，必然就地转化成为马贼，对于他们化整为零，来去如风的作战方式，隋朝统治者非常头痛。 在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前，引发的直接后果是，隋朝在青海的统治基础非常薄弱。 这可以从一件事情得到印证。 当时，隋朝对吐谷浑的统治实施了二手准备，用了二套并行的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对于原住民，实行以夷制夷。 在隋朝的都城大兴城，吐谷浑在隋朝有一个人质。 那就是伏允的儿子慕容顺，按照惯例，在吐谷浑灭国之后，杨广要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于是，杨广封慕容顺为吐谷浑王。 为了增强其实力，让其顺利统治吐谷浑，杨广以降隋的吐谷浑大宝王尼洛周为辅相，派兵送他们出玉门，去统领吐谷浑的原住民。 但这个政策遭到彻底的失败。 因为，尼洛周还没有达到吐谷浑故地时，竟然被他的部下杀死了。 慕容顺久居隋都大兴，远离吐谷浑故地，势单力薄，也不得民心，他已无力再西进统领吐谷浑余众。 可以想见，由隋朝册立的傀儡王，并不能让吐谷浑民众心服，他们降隋也不过是权宜之计。 在他们族内，还有强大的反隋力量，这需要更彻底的征服，隋朝才能顺利经营这片土地。 但终杨广一朝，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种光荣，要留待以后的李唐王朝，他们将继写辉煌。 当吐谷浑事实上被灭亡后，杨广进行他此行的第二项任务。 那就是张掖之会。 这是裴矩的高光时刻，也成就了他的传奇。 裴矩在张掖搭建了一个国际化的舞台，让杨广成了这个舞台的中心。 裴矩多年经营西域，现在已经到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他抓住了事件的核心，西域诸国，处于东方的隋朝和西方的波斯，大食的中间地带。 这是地利，东西二地，遥隔万里，音讯语言，物产不相联通，他们作为中间地区和中间代理人，就能赢得巨大的利益。 他们天生就是一流的商人，他们有一个整体名字，叫西域胡商。 这来自于他们对于东西方之间贸易的热情和投入，他们对于利益的追求，更大于政治的需求，西域诸国本质上是商业型的社会，一切以经济利益为纽带。 因而，他们尊奉强权，必须依靠区域性的大国，才能保证其经济社会的有序进行。 自从汉武帝时代，张骞凿通西域以来，西域早就和中原颇有交通，随着东西贸易的发展，西域的胡商，在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 西域的花花世界，光怪陆离的传世珍宝，奇技淫巧的工艺，深深地吸引了杨广。 他对所有这些未知的世界，有着艺术家迷恋般的执着和热切的探索欲望。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自居天下第一，自认是世界中心，杨广的膨胀感和狂妄表现欲望，让他深陷泥淖。 他是大隋的天子，居天下之中，对于那些几千户家庭，就组成一个国家的西域群国，他有一种盲目自大，不可一世的心态。 他就像是一个家财万贯的主人，以炫富斗狠般的心态，想让世界拜倒在他的脚下，这注定从一开始，他就非理性地制定了对待西域诸国的政策。 他将享受万国来朝，臣服脚下的虚荣。 并且，这种盲目的夸示，似乎成了一种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实，杨广忽视了，西域诸国，本质上只是一种商业型社会。 在商言商，商人重利。 杨广没有以经济的眼光考虑这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多地夹杂了政治上的诉求。 杨广在和西域诸国的生意场上，败下阵来，虽然他做为大国的天子，享受了可怜可悲的少得可怜的自尊。 盲目地夸示，意味着他将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并且无法自拨。 张掖之会，是一场杨广的个人秀。 第129章 万邦齐集会张掖，白吃白喝始作俑 张掖之会，是杨广的盛世高光时刻。 在裴矩的精心经营之下，西域二十七国的君长或其高官，一齐聚集在张掖。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穿金戴玉，焚香奏乐，歌舞喧嚣，恭敬地站立于道路的左边，以迎接大隋皇帝杨广的到来。 投桃报李，杨广摆了个更大的更夸张的谱。 他下令张掖，武威附近稍有身份的男人与女人，全部以最华丽的服饰和装饰，老少无遗，全部参与这一盛会。 这是一种国家的意志，这体现出隋朝国家机器的极高效率。 杨广将它作为一个必须完全的任务，下达到每一级政府官员，当他们发现民众之中，衣服车马偶然有陈旧破败之象，就立即督促百姓们，重新更换全新的装备。 于是，二州人士，车马喧闹，连绵几十里，以显示泱泱大国全盛的风范。 对于西域的小国而言，这种气势上的压制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西域的吐屯设献上西域数千里地的地图，向杨广恭敬地表示臣服。 杨广大喜，张掖之行，耀武扬威，震摄邻国的目的已经达到。 于是，宾主尽欢，一时无两。 杨广虽然喜好行万里之路，其实并非全无一是。 他自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对蔡徵说过：“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蔡徵回答了了八个字，“此其所以不能长也。” 可见，当杨广好大喜功，巡狩四方之时，讥讽他只是纯粹地喜好游山玩水，玩物丧志，既毫无根据，也不符合事实。 杨广一生诗酒风流，颇有世俗名士之风，但他对政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巡游，是其一种工作的方式，和端坐于深宫，朝堂之上，并无二致。 巡狩四方，本身也没有问题，这种工作方式也颇有可取之处，行万里之路，也可解决万世之难。 但杨广在执行上却出了大问题。 杨广有一个好的战略，但却没有优秀的执行，这导致杨广成就了千古骂名。 杨广最大的问题是虐用民力，需知大隋虽然家大业大，但民力有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杨广过于好大喜功，过于讲究排场，他的每一次巡狩，都变成民力不可承受之重。 实事求是而言，如果其巡狩的规模缩减到实际的四分之一，或更为精简，也许，杨广可以和他父亲一样，足以立于历代皇帝之巅。 可惜，历史似乎已经迫不急待地，等待他后面更强大的皇朝出现，杨广只能成为一个背景板。 但他的巡狩之路，还要走下去。 他从张掖回京城的路就不平静。 从此之后，杨广的王朝，将急速进入下坡道，好象他所有的好运，已在前几年的帝王生涯中，全部用完。 他回京途中，竟然遇上了预料之外的大风雪。 六月本是流火的季节，但杨广竟然遇上了百年难遇的大风雪。 大斗拔谷，是连接甘肃和青海之间的险峻山道，峰回路转不见人，行人只能鱼贯而行。 即使强大如隋朝的战力剽悍的正规军，在老天爷赏赐的风雪暴面前，不过也是贱如蝼蚁。 何况杨广还携带了大量的后宫和百官随从，以他们弱于蒲柳之身，更成为行军的拖累。 于是，整个队伍乱了套。 士卒冻死者十有二三，马驴死者无可胜数，后宫妃、公主，狼狈相失，无法互相照顾。 他们只能盲目前行，或是裹足不前，再无部伍，只能与军士杂处山间，互相慰藉。 非常吊诡的是，这似乎是老天爷对杨广的警示，自此之后，他似乎开启了背运模式，再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 不过，杨广家大业大，他还是得瑟了一回。 张掖之会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招商会，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这打开了西域胡商以往不敢想象的天地。 作为张掖之会的后继行动，西域的胡商开始大规模进入隋朝的内地，开始他们的专长：做生意。 杨广再次以天子上国，大国天威的心态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他再次摆了一道谱，可谓是集中国之物力，结万国之欢心。 杨广邀请这些胡商全部集中到新的都城，伟大的东都洛阳，去感受大隋的繁华和强盛。 居天下之中的洛阳城，已经是天下第一等的繁华都市，杨广想做个大东道主，他要大宴胡商。 宴会之道，娱乐为重。 于是，杨广乘机征集了原来散落于民间的北齐，南陈，南梁的乐工，还有各种流派的音乐，杂戏，让他们全部汇集于洛阳。 杨广玩了一票大的。 他在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有一万八千多人。 当管弦之声响起，声闻数十里，自黄昏到天明，灯火光烛照耀天地，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结束这场耗资巨亿的狂欢娱乐表演。 更为夸张的是，这种规模的享乐，本来一次都嫌多，但杨广将其固定成例行的娱乐，每一年都要按时举办。 这真是皇帝一张嘴，万民成炮灰。 光是声色之娱，还远远未达到杨广想要震摄胡商的效果。 杨广是一个高级的玩家，他另创新招，制定了一个“白吃白喝”的行动。 为了展示中原王朝的地大物博，富饶强盛，杨广命令，所有商户，都需要免费接待所有参加贸易的胡商，让他们完全免费白吃白喝。 于是，荒唐的一幕出现了。 杨广先将贸易场所，丰都市装修一新，每个店子的屋宇门楣，大小色彩都整齐划一，然后命令店家必须在外面设立帐篷，堆积好如山的货物。 杨广下令，每家商户必须开设龙须席，这是一种永不闭幕的酒席，随到随吃，最重要的是不收钱。 这种不收钱的龙须席当然只是用来招待胡商。 当他们经过店面时，不管买或不买，杨广都命令店主人必须邀约胡商入席就坐，让他们酒饱饭足，醉饮而归，并且不收一文钱。 杨广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他叫商户统一口径，欺骗胡商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 于是，在胡商的一片惊叹声中，杨广可怜的自尊心继续爆棚。 这种瞎折腾的白吃白喝行动，费时费人费钱费力，大隋王朝，即使富甲天下，也经不得几许折腾。 这种荒唐的情况，就是胡商中的有心之士，也看不下去了。 当他们看到满大街的树上都挂满绫罗绸缎，随风飘摇，他们对市场上的民众说道：“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这种问话，直击民众的灵魂深处，稍有羞耻之心的人，无不感到羞愧难当。 但杨广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他有真正的大事，要去做了。 大隋帝国的东北方向，风雨飘摇，已经风起云涌。 这种状况，其实在他四年前的北巡突厥途中，已经埋下了祸根。 杨广虽然征服了吐谷浑，拓地几千里，并且成功招抚西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但有隋一朝，最重要的敌人，始终是来自于北方大草原上的突厥。 第130章 时势变突厥再起，耀威武杨广北巡 杨广已经北巡过突厥。 当年他从江都回到洛阳，一是为了检验新都的工程质量，当然新都正式启用，也少不了他这主角。 同时，他有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北巡突厥。 那个年代，正是突厥和隋朝关系的蜜月时期。 启民可汗只身入隋，在杨坚的全力支持下，他终于在河套地区立住脚跟。 人马繁衍，招降纳故，已经东山再起，他再一次拥有了几十万突厥民众。 启民可汗初入隋朝，就曾经对杨坚就说过：“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违法。” 杨坚是真心实意要扶植启民成为突厥的新王。 他替启民可汗修筑大利城，让他定居于此。 同时，杨坚对启民着意加以笼络，在义安公主死后，杨坚再一次以宗女义成公主作为他的妃子。 最重要的是，杨坚无数次直接派遣军队，抵御漠北突厥对启民可汗的进攻。 在隋朝不遗余力的支持下，启民才可能绝处逢生，重振雄风。 启民可汗是个知恩感恩，并且图报的人。 他在心理上，已经完全对隋朝和杨坚形成信赖和依赖，这是一种一生一世，至死不渝的感情。 他动情地对杨坚说：“诸姓（突厥）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启民）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 事实上，启民可汗终其一生，一直赤心尽忠于大隋，尽忠于杨坚，并且，他将这种感情延续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又继续效忠于杨广。 这是隋突关系史上最融洽的时期，也是最好的时期。 但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国与国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人和人之间，力量的大小将决定彼此最终的关系。 当力量对比发生改变之时，以前的关系，并不足以指导新时代的行事规则。 如果双方不能调整自己的定位和期望，必然产生巨大的认知障碍，甚至反目为仇。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长城内外，启民治下的突厥部众，已经繁衍壮大，他们，再也不是当年匹马入朝的启民时代了。 启民可汗在，当无忧虑，但人生一世，总有老去逝去的一天，当启民可汗不在时，突厥，就将露出他凶残的獠牙。 杨广却并没有认识到隋突关系会出现戏剧性的转折，作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杨广对突厥付出了足够的重视和热情，相对于西狩吐谷浑，北巡突厥才是杨广外交政策的核心。 杨广在四年前从江都回到北方，他验收新都洛阳后，就计划了一次空前绝后的盛大巡行，目的是北巡突厥。 这当然不是轻松的游山玩水，而是一种动态的办公方式，只是杨广这种办公的费用，是任何一个朝代无法承受之重。 杨广想成为历史之上最具声威的巡游。 首要问题就是交通。 杨广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他征发河北十几个郡的男丁，凿通太行山，修筑了一条驰道，直达并州。 杨广将要北巡的消息传到启民可汗耳中，他为表忠心，立即派遣自己的儿子入朝来迎接杨广。 但他真实的心意，恐怕是借此机会窥探隋朝修建驰道的真实意图。 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启民虽然和杨坚情比金坚，但和杨广，却并无多大的交情。 这种级别的驰道，只有一个用途，实际上更像是用于军事用途，那就是极短时间需要出动几十万兵力，才需要建设的基础设施。 或者启民心中，已在大犯嘀咕，他也不知道杨广究竟意欲何为。 事实证明，启民的担心并没有错。 杨广虽然并没有对突厥起了什么坏心思，但他是真的要调动一共五十万人马的军队，去塞外大草原上耀武扬威，北巡突厥。 这是一次真正的，纯粹意义上的北巡，不是征战。 可以想见，当启民可汗收到这个消息之时，同样不可置信。 因为，隋文帝杨坚，是一个一生节俭，从来不铺张浪费，并且非常恤用民力的仁君。 杨广作为他的亲生儿子，又是其一手钦定的帝国的接班人，为什么行事风格，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启民可汗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疑惑了。 杨广是一个立即行动的实干家。 杨广敏锐地发现了启民可汗的顾虑，于是，他派遣了启民可汗的老朋友长孙晟去拜见启民，并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长孙晟带去了杨广仅仅是北巡的确定消息，并且，他也带去了杨广的意见，此次北巡，能接见的民族和部落首脑多多益善。 在长期的交往中，启民可汗和长孙晟建立了朋友似的感情，启民信任长孙晟，同时，他也信赖自身的实力。 于是，启民可汗召集了属下的奚、契丹、室韦等酋长等数十人，集中在自己的牙帐，以等候杨广的到来。 长孙晟不但是一流的战略大家，也是一流的外事专家，他吃透了杨广好大喜功，不可一世的心态。 于是，他在启民的大帐之中，随意拔出一棵青草，放到鼻子底下一嗅，大加叹赏地说：“此根大香。” 启民大感困惑，便也不加思索地拔出一棵青草，依样划葫芦地放到鼻子边一嗅，却没有闻到任何香味。 启民可汗是个实在人，便对长孙晟说：“殊不香也。” 长孙晟这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 他苦口婆心，推心置腹地对启民说：“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致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 启民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奴罪过。奴之骨肉，皆天子赐也，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恩泽而教导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 启民可汗说到做到，立即拔出自己的佩刀，亲自割除牙帐之内的杂草。 启民可汗作为各个部族的龙头老磊，都亲自除草，其余较小部落的酋长自然纷纷效仿，于是，牙帐集中之处，青草为之一空。 更为夸张的是，为了配合炀帝想直接从大草原上东巡涿郡（今河北涿州和北京一部）的计划，启民可汗号召大草原上的各族开始了一项全民除草运动。 这个除草运动的规模有点大。 启民可汗举全国之力，从榆林北境，到其牙帐，又东达于蓟，开了一条三千里的干净宽敞的御道。 总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御道之上，土地平整，杂草不生，以利于杨广的车马畅通无阻。 这非常符合杨广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定位，是对杨广莫大的尊重。 杨广的自信心更是无限膨胀，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匍匐在自己脚下，自己真的是天选之子，世界之王。 投桃报李，杨广在启民的好意之下，更是必须要在北巡之际，拿出能震慑住草原上各族的高科技或是远超其想象的气势。 于杨广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第131章 震古铄今突厥行，杨广自诩第一帝 大隋一朝，国势如日中天，人物鼎盛，要想出风头，正合杨广心意。 宇文恺天然地成了总设计师。 他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建筑大师，生长于宇文世家，和家中兄弟叔侄，弓马娴熟不同，他从小就是天才少年，博览书籍，触类旁通，无不精通，号为当世名公子。 但他却差点被杨坚诛杀。 当年杨坚篡周立隋，诛尽宇文皇族，宇文恺也在被诛之列，幸亏其兄宇文忻在平定尉迟迥三方叛乱时，有大功于杨坚，他向杨坚求情，才使人飞驰赦免宇文恺。 这个刀下亡魂，终于开启了他的传奇。 宇文家的千里马，终于长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他就是后世不朽的宇文大师。 有隋一朝，宇文恺基本上参与了所有流传后世，最负胜名的伟大工程，随便列举几个，都是无数设计建筑大师穷其一生，也达不到的巅峰。 隋都京城大兴，更有名的称谓是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也是冷兵器时代规模最大的都城。 东都洛阳，宏侈壮丽，都是中国建筑史上的杰作和奇迹。 杨坚唯一的避暑山庄仁寿宫，还有独孤伽罗的陵寝，宇文恺都是事实上的操盘者。 他是大隋王朝当之无愧的第一建筑设计大师。 现在，杨广想震摄北方草原之民，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超前技艺。 这个任务，对于宇文恺来说，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 宇文恺在杨广的北巡之行，再一次展示出他的惊才绝艳，旷古烁今的能力，他发明了三件新奇的物件，被突厥惊为神作。 宇文恺深知杨广好大喜功，贪大求新之意，他要在突厥最习以为常的地方给他们带来永世难忘的震撼。 宇文恺选择建造一顶大帐篷。 大草原上，帐篷是每家每户的生活必备品，即使是突厥最尊贵的可汗，也依然居住于大帐之中，只是其规模和制度，远超民众而已。 宇文恺要在突厥人最擅长的地方打败他们。 现在，他制造出了一顶令突厥人，叹为观止的大帐，这是为杨广接待草原各族的酋长们专门定制的。 在这一个帐篷之中，可以同时容纳数千人。 可以想象一下，后世的剧场容纳的人数，再对比下这个帐篷的规模，就可以知这在当世，已经是航母级别的庞然大物。 这个帐篷，虽然惊艳，也能达到炫耀夸示的目的，但也有一个弱点。 就是杨广的炫耀对象，非常有限，只限于草原上的贵族。 杨广想要让自己的远超前古的气概，震摄整个大草原。 于是，宇文恺秉承杨广的意旨，另外建造了一座观风行殿。 这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军事堡垒，可以容纳数百名卫士，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之间，就可推前进后退。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一件发明，是宇文恺发明了一座行走的城市，号称行城。 这确实已经是一座移动的城市，四周有二千步长，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 这种庞然大物，已经超出了突厥民众的心理认知，他们生长于马背之上，长期一人一马，与自然和谐一体，从来不曾想象，更不曾过见，这种高度机械化的庞然巨物。 在行城面前，个人的力量微如蝼蚁。 杨广很好地展现出，他是天选之子的威势，草原民众，每个人的心里，都被打上了铬印，深深被这一幕震撼。 杨广的目的达到了。 当他北巡的御营稳妥推行时，即使是十里之外，突厥军民也无不下马，屈膝稽颡，恭敬等待杨广的通过。 当然，清场十里，估计更大的可能是隋朝出动卫队，强行驱逐而成。 但杨广此行，耀武扬威的目的确实达到了。 当他还驻扎在榆林时，草原上的各种族，就蜂拥而至，和隋朝开展贸易，他们驱赶了数千万头牛羊驼马，献给杨广。 当然，礼尚往来，杨广赏赐给他们的物品，那也是数不胜数。 杨广曾经一次性赐给启民可汗二千万段布帛，启民可汗以下各级官吏，按照官阶大小，全部都有大小不同的赏赐。 这种具体的数字，已经很难找到精确的数据了，但送出去天文数字的财富，是确定无疑的。 榆林之会，盛极一时。 当杨广北巡到达启民可汗的牙帐时，杨广达到了他渴望的最高潮。 启民可汗欣慕中原的文物典章制度，一再提出想要让突厥全族，变更其传统的服饰，而穿上汉族的服装。 启民可汗心怀赤诚，对杨广说道：“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杨广）臣民，愿率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 这是要变突厥人为隋朝人。 启民可汗是要举全族，准备正式融入华夏大家庭，这是隋突关系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这意味着隋朝，也意味着杨广，在此一刻，已达到历史的巅峰位置。 启民可汗本人或许真有此意，但此事却并不可行。 所以，尽管很多大臣投杨广所好，想满足其好大喜功之心，要求杨广同意突厥变更服饰的请求。 但杨广却难得地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可能和他担任晋王时，屡次和突厥正面交战，非常清楚突厥的本性和战力有关。 杨广下诏说：“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 杨广特地回复启民可汗，认为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 当杨广端居于千人大帐之中，启民可汗奉觞上寿，恭敬跪伏于地，大帐之外，突厥王候以下露臂割肉，献于杨广，这是突厥最高礼节。 这是历代中原王朝，从来不曾享受过的礼节，也是从来不敢想象的情景。 杨广身心俱欢，豪气满怀。 情景交融之下，他不由作诗一首。 杨广本来就颇富才情，加上此时气势冲破天际，心有所思，下笔成文，自然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了。 杨广心怀不可一世之气概，挥笔写道：“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杨广吹嘘自己的武功，在古往今来历代皇帝的中，他直接将汉朝诸帝比下去了。 这一刻，杨广认为自己就是千古一帝。 就是杨广最高光的时刻，杨广圆满完成了此次北巡的任务。 他少年之时，读万卷书，当他成为皇帝之后，行万里之路。 而现在，他所坚持的巡狩的方式，也取得了预期的圆满效果。 人生于此，夫复何求。 但杨广作为皇帝，依然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他对于突厥，一直心存防备。 当他集齐五十余万甲士，十万匹战马，北上草原扬威之时，隋朝群臣关于如何行军，在朝堂之上，就引发了一场争论。 为了达到此行最大的目的，元寿向杨广建议道：“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属，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 元寿此议，主要着眼点在于“军盛”，讲气派，讲排场，要将汉武帝都比下去。 隋朝大臣，久已不经战阵，他们已经忘了，对面是突厥，是曾经把中原王朝当成“儿皇帝”的强大的突厥政权。 现在，突厥虽然和隋朝关系融洽，但其豺狼本性，却并未消磨，可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如此形同儿戏的行军方式，一旦有变，必将是全军覆没之局。 这种提议，却是是贪天之功，与天争名的杨广，所需所想所乐见。 但并不是每个将领，都会陪杨广如此胡闹。 第132章 极盛之时犹生怵，欲成圆满终相斗 周法尚反对这种如同儿戏的行军方式。 他本是南人，后投北周，然后历杨坚一朝，是老资格的军头，誉满天下。 但周法尚之名，全是由他实际的战功，一件件积累而至，他可谓是杨广阵营中，军队的核心代表。 在平定江南之役中，周法尚已经成长为独挡一面的方面军统帅，他一生之中，对于俚僚的招降和平叛，战果丰硕。 他长期奋战于一线，了解兵凶战危，敌我形势可能瞬间改变，食人之实禄，忠君之事，周法尚从战术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周法尚老于谋道，也久经政坛，他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去否定，杨广想耀武扬威的心态，但他却也毫不客气地敲打了杨广。 周法尚反对元寿的提议。 他说道：“不然。兵亘千里，动间山川，猝在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长，虽有故事，乃取败之道也。” 杨广正在憧憬千里不绝，史上最盛的行军盛景，忽然听到周法尚不识时务地，提出这样做是取败之道，心中大为不快，但也只能问道：“卿意如何？” 周法尚并不怯场，他从军事角度出发，讲了一通稳固己方，先为不可胜，然后待敌之可胜的扎营方法。 他提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结为方阵，四面外距，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间。” 这是一种自固安全之阵，进可攻，退可守，周法尚打接着说道：“若战而捷，抽骑追奔，或战不利，屯营自守。臣谓牢固万全之策也。 杨广是知兵之人，加上他数次和突厥正面战斗，对于突厥的战力，有着清醒的认识。 理智一复，惧意袭来，杨广对周法尚的提议大为称赞。 杨广对突厥的堤防和恐惧，已经深入到骨髓之中。 他在北巡启民可汗之地时，同时大规模修筑长城，他曾下诏征发百万民众，修复长城。 显然，在北方无战事的当下，杨广示弱式地修筑防御型长城，就足以看出他心底对突厥的防范。 从以事后发生的战事来判断，杨广修长城是必须的。 但其同样犯了他似乎无法避免的一个错误，那就是无限度地虐用民力，这达到了怵目惊心的程度。 民力，犹如一张弓，虽然可张可弛，但却有其限度，总有一天，杨广会将这张弓拉断。 谁都想不到，拉断这张弓的导火索，竟然是遥远的东北方的一个小国。 它叫高句丽。 在杨广北巡之时，高句丽恰好也派了使者到了启民可汗的牙帐。 这其实是高句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它一心想当东北亚的老大，这天然和统一而强盛的隋朝成为敌对关系。 二国之间，必有一战。 高句丽的魔爪很早就伸向了中原，他们利用一切力量，直接或间接地阻挠中原王朝的统一。 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一份子，他们同样信奉远交近攻的策略，他们准备联络突厥，去尝试组成一个反隋联盟的可能。 当杨广的大部队到达之时，启民可汗不敢隐瞒，一五一十地将高句丽派使者到来的事，上报给杨广，并且为表诚心，他将使者带到了杨广面前。 这是一件可以做文章的外交事件。 杨广知道高句丽想联合突厥，来牵制隋朝，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当年曾经派遣几十万大军，由杨谅和高颎率领，讨伐过高句丽。 虽然因为疫情和天气原因，没有和高句丽直接交战，但隋朝派出的几十万大军，却近乎全军覆没。 这是杨坚一朝，最惨痛的失败。 作为儿子，杨广有想法。 况且，刚刚征服吐谷浑的热情和干劲，并未褪去，杨广想要征服四方，想让万国来朝，高句丽，就必须臣服于自己的膝下。。 他将替他父亲杨坚找回这个场子。 其实，征伐高句丽，并不是杨广的固有国策，正如杨广曾经写诗道：“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 但是，征伐高句丽一事，虽然事出偶然，但也是事所必然。 杨广是一个闲不下来的皇帝。 曾经的草原霸主突厥，似乎已经对隋朝死心塌地臣服，北境边尘不起。 西北方向征服吐谷浑，吞并了他们的故地，新立四郡，拓地几千里。 东南方向，不过都是些蕞尔小国，远悬海外，人口既少，财富也很欠奉。 当年刘方远征林邑，虽然大获全胜，却把自己的性命也留在了炎热的南方，整支军队因病死亡十之四五，只能带回聊胜于无的十八个黄金牌位。 帝国的西南方向，都是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文化和文明程度远逊于中原的山地，从战略上而言，无法产生危及帝国安全的大国。 东方则是茫茫大海，当时并不是属于航海的时代，因而，面对烟波浩淼，一望无际的大海，杨广向海外发展的心情并不热切。 甚至当区区弹丸之地的日本，派使节投国书于杨广，写下“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狂妄之词时，也仅仅是感到不痛快。 只是交待大臣“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 从心理上而言，杨广从未想过征服远悬海外日本国的想法。 因为，大海之上，远隔千里万里的岛国，在当时的时势之下，是属于可以忽略的存在。 整个帝国，东西南北，边尘不起，似乎已经无事可做。 但世间之事，哪有完美之理。 圆圈之上，还有一个很小的缺口，那就是东北方向，还留存有隐患，那也是他的父亲杨坚没有完成的遗愿。 为了画上一个圆满的圆圈，杨广立志征伐高句丽，但本身却是由偶然事件引起的。 虽然以杨广一心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志向而言，隋朝和高句丽，必有一战。 甚至继隋而立的唐朝，历几十年，二代君王，同样也以征伐攻灭高句丽为己任。 可见征服高句丽，已是时代和历史的内在必需。 高句丽本身非常清醒。 为了对抗未来可能的战争，从南北朝时代起，高句丽就主动参与了中原王朝的内抗和内乱，他们的最佳战略是，让中原分裂成敌对的国家，将局势搅乱成一锅粥。 当中原王朝各种势力，谁也奈何不了谁，进行长期消耗型对抗时，他们将无力东顾。 唯有如此，高句丽才能稳步在东北亚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成为区域性的霸主。 在文帝杨坚时代，当隋朝跃马长江时，高句丽就主动派出使者，联合南陈，一起抗隋。 和外来势力一起对抗北方，并不符合传统的南北对抗主流，这种观念和行为甚至在陈朝内部引发一场政治危机。 高句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战略眼光，他们知道，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原王朝，必然会对东北亚扩充势力。 二国将直接交锋，以小敌大，那将是高句丽不可承受之重。 事实确实如此，当隋朝国内政局稳定，放眼周边的威胁，在帝国的东北方向，虽然当时并不是高度开发的文明之地，但已经清晰可见，高句丽的足迹和影响正日益强势。 这是一种明确和现实的威胁，东北亚，很快会成为高句丽的东北亚。 一山不容二虎，如果高句丽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东北亚霸主，那将成为中原王朝心腹之患。 但在当时的隋朝，或者说中原大地上，具备这种战略眼光的君臣，却找不出一个，不过，非常幸运的是，从本能出发，隋朝就决不允许高句丽在东北亚坐大。 这种本身暗合大势，从后代的历史发展来看，除了北方大草原的统一的游牧民族政权，是中原王朝的天敌之外，在东北亚的白山黑水之间，一样能成长起倾覆整个中原王朝的政权。 虽然那已是几百年之后的事情，杨广并没有预知。 但在绝对的权力欲和控制欲下，东北亚的主导权，却绝对需要掌握在隋朝的手中。 杨广需要让自己周边所有的国家，都拜倒臣服于自己脚下。 当他发现，高句丽背着隋朝，暗中联络启民可汗之时，他将这个事件，拿到朝廷之上讨论。 第133章 裴矩首成门外汉，云起先创夷制夷 裴矩再一次站了出来。 作为策动杨广西狩的裴矩，还沉浸在吞并吐谷浑的辉煌灿烂心情中，不可自拔。 他当然比任何人都更知道杨广经营四方的决心和意志。 于是，裴矩以一种一理通，百理通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指点江山。 非常可惜，他虽然是个西域问题专家，但当时对于僻处东北的高句丽，整个隋朝，却连半吊子专家都没有一个。 裴矩也不懂，毫不客气地说，对于高句丽，他也是个门外汉。 这引发了一场可以预见的灾难。 整个隋朝对于高句丽的认知，还仅仅停留于史书上的记载。 二国相争，多胜算，少算不胜，何况不算乎。 隋朝，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的境地。 裴矩以一种伪专家的口吻说：“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 裴矩每一句话都说到杨广的心里。 他先陈述高句丽自古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他的父亲杨坚一直想回收，却被杨谅误事。 而杨谅，早就被杨广扫进了历史的尘埃。 这一件件一桩桩，都是杨广所亲历亲闻亲见，杨广内心充满了渴望。 他渴望去超越，证明他远胜他的父亲，兄弟，他要单独建立绝世而超卓的武功。 但是杨广和裴矩，他们却选择性地遗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当年杨谅不过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征辽大军的实际统帅，是久经战阵，老成谋国的一代贤相高颎。 高颎当年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的隋朝又具备哪些不同的资格和条件，就一定能做到？ 但君臣之间，盲目地自信和过往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 他们挟北巡突和攻灭吐谷浑的余威，认为攻下区区高句丽，不过是小事一桩，高句丽在隋朝的兵临城下之际，必然乖乖臣服。 没错，从这里可以看出，杨广的策略和初衷，仅止于让高句丽臣服，并没有想过直接攻灭其国。 所以，当杨广在大势已去，离开中原大地之时，回首前尘，无限感慨，才发出喟叹“征辽亦偶然”。 杨广君臣，远远低估了高句丽的准备和决心。 高句丽对于这场无法避免的战争，已经准备了很多年。 不管杨广原来心态如何，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就再不为个人所控制，而被其反过来拖着走了。 隋朝君臣做出征伐高句丽的决定，其实有所依凭，并非纯粹的盲动。 裴矩就做出了以夷制夷的战略决策，他接着讲出了自己的行动方案。 “今其使者（高句丽）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 裴矩给出的对策是让高句丽派遣使臣，入朝臣服杨广。 其实臣服中原王朝，在历史上是一个传统。 高句丽经常向中原王朝进贡，高句丽王的称号，也需要历代中原王朝册封承认，高句丽本身的汉化也非常严重，文化渊源始自中原，一脉相承。 高句丽可以说是一个缩小版的欠发达的中原王朝。 但和中原王朝不同，高句丽的核心区域位于朝鲜半岛，三面被茫无涯际的大海困住。 他们的战略空间只能往大陆方向发展，这就会和当时的天下霸主隋朝产生直接的冲突。 高句丽的战略定位一直都非常清晰，他们和隋朝必有一战， 因而，高句丽在深入学习中原文化的基础之上，日复一日扩充自己的势力，已经将它周边的奚，契丹等少数民族逐渐纳入他的势力范围。 非常有针对性的是，高句丽立国的最基本的政策，非常精准地按照农战合一的方式，建立起其社会的生产和运作模式。 他们沿辽水修建长城，虽然和中原王朝抵御突厥的长城不可同日而语，却一样成为第一线的防御工事。 最重要的是，高句丽的全民皆兵的战时性社会性质。 他们创建的山城运作模式，平时务农，战时入城，能最大限度，最快速地能转化为全民皆兵，并且能起到坚壁清野，让进攻者陷入后继无粮的境地。 这是一种军国一体化的机制。 这种制度，类似于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的坞堡制。 当年，这种坞堡相连，互相相护的制度，即使在五胡乱华，中原汉族迹近灭族之时，依然强悍地保留了汉族的火种。 可见，此种既独立，又能相互呼应的防御和作战体制，具备顽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高句丽师承中原，却似乎比中原走得更远了。 现在，战争一触即发，导火线终于出现了。 高句丽支持契丹，直接进攻隋朝的营州。 再往前进一步，就一定是二个国家的直接武力对抗，在同一块土地上，不可能出现二个霸主。 一山不容二虎，这是古训，也是现实的需要。 隋高一战，已经无可避免。 杨广刚开始并未做好全面和高句丽开战的准备，对于东北，杨广其实并没有更大的领土和吞并野心。 他的目的只是让高句丽臣服，以满足他万国来朝，自己俯视一切的虚荣心。 杨广的策略是以夷制夷。 这是一条有效的策略，也有过非常成功的案例。 这就是着名的韦云起奇袭契丹事件。 当年契丹入寇营州，隋朝不发一兵一卒，只是派遣韦云起前往突厥征兵，启民可汗拔出二万人马归韦云起指挥。 他是当世战略大家，察事物于微末，而预做计划与安排。 他的成名之作，就是在杨坚的面前，当面直指他最钟爱重用的女婿，柳述缺乏实际的经验，不是兵部尚书的合适人选。 “柳述骄豪，未尝经事，兵机要重，非其所堪。” 言下之意，也是明言柳述不是杨坚托付国家的希望所在。 从仁寿宫事变，杨坚的蹊跷死亡事件，以及他本人也被杨广摒弃流放的结果而言，韦云起可谓早存卓识。 而进入杨广一朝，韦云起更是主导了一起朝廷针对山东人士的朋党案。 他曾经对杨广进言：“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 这封奏文，让杨广顺势清理和敲打了山东籍人士在朝廷的力量，以平衡杨广的用人政策。 韦云起实在是出将入相之才，他站在更高的层次，好似开了天眼一般。 他虽然只有一人，却足以当十万之师。 韦云起抓住契丹本是突厥臣属，对突厥不设防的心理，决定施展奇袭。 他先在这去突厥军队中，颁布了极为严格的行军命令。 为了立威，他抓住一个不听命令的突厥高官，杀一儆百，持其首级，巡视突厥军队。 这确实达到了震摄人心的立威的效果，在掌握生杀大权的韦云起面前，突厥将帅拜见他，从此之后，都是膝行股栗，不敢仰视。 于是，这去军队，上下一心，令行令止。 突厥的骑兵完全听命于韦云起，形成了一支让人生畏的铁军。 韦云起同时也是一个关注细节的人。 他让突厥派出使者，主动去欺骗契丹，说准备和邻近的高句丽做交易，让他们放松警惕。 于是，一切水到渠成。 当突厥的骑兵，距离契丹营地五十里时，全军发起冲锋。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契丹人没有任何准备，战斗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韦云起俘获了契丹的男女，总计四五万人口，然后，将其男性全部杀死，女子及契丹畜产的一半赐给突厥，当作其出兵的赏赐。 这是一起完美的借兵制敌案例。 杨广显然印象深刻，他着力表彰韦云起，并且，在杨广经营西域之战，他还想故伎重施。 征伐吐谷浑时，杨广也和启民可汗约好，一起派兵征伐吐谷浑，但那次，启民可汗竟然失约了。 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开端，有理由相信随着启民可汗年龄渐老，在突厥内部，他的绝对权威，出现了了挑战者。 这种微妙的形势，也延续到杨广北巡之后。 杨广并没有做好全面和高句丽开战的准备，他最初只想打一场局部的战争，借用突厥的力量征伐高句丽。 第134章 君无戏言必伐辽，道衡献赋祸上身 这种心态，从杨广的一份敕令中，可以明显表露出来。 杨广曾令牛弘向高句丽使者宣读自己的敕令，“（杨广）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句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启民（可汗）。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可汗）巡行彼土。” 杨广在这份敕令中，非常明确自己的目的，只是想让高句丽王来朝见自己，仅止于让其俯首称臣而已。 但杨广确实准备也软硬两手，如果高句丽王服软，自然一切皆休，但如果高句丽王不知好歹，杨广将展示他天子的雷霆之怒。 杨广原来的计划，是想让启民可汗的突厥军队成为征伐的主体。 杨广想重新续写韦云起以夷制夷的辉煌。 但他却忽略了，此一时，彼一时也。 启民可汗在这个关键时刻，竟然逝世了。 这个约定出兵的行动，自然也随着启民可汗的逝去，暂时泡汤了。 然后，高句丽也远远不是区区的契丹可以比拟，在战场之上，任何轻视对手的行为，都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高句丽王本就一心想着和隋朝分庭抗礼，决定以此为契机，他根本不理睬杨广的征召，并且在礼数上，也颇有缺失。 杨广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他的骄傲和尊严，绝不会允许自己置高句丽的蔑视于不顾。 士人一诺，犹比金坚，何况自己贵为天子，乃万民之父，天下之主。 天子无戏言，更不可能出尔反尔。 现在时势已然，赶鸭子上架，征伐高句丽，已经成了杨广必须兑现的一个诺言。 杨广展示了隋朝让人惊心的战争动员能力。 为了运送兵员和粮食，他专门修建了永济渠，直通涿郡。 这次工程，他征发了河北百余万军民，疯狂修河，为了加快工期，当男丁不够时，杨广再一次征发了妇人参加服役。 服役本是男性的专利，杨广这种破坏规矩的行为，显示他对民力的使用，已达极限。 人民再也不堪其重。 整个社会已成为一个火药桶，只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将陷入不复的境地。 杨广坐在火山之山，犹未知觉。 在这当口，杨广还不知死活，想大规模营建汾阳宫。 这是一座行宫，但杨广嫌其制度狭小，想增大它的规模。 杨广让御史大夫张衡设计图纸，并主持扩建。 张衡是当年废立太子杨勇的核心和元老重臣，也是仁寿宫事变中，加速杨坚死亡的关键人物。 他看到杨广过于虐用民力，已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但杨广身边，经过他残酷而干脆地清洗，已经再无忠贞之士进言。 张衡亲自扶着杨广上马，也想成就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美名。 天下安危，张衡总是以为己任，他见到局势大坏，心存恻瘾，作为和杨广一起成长的元老，他当然知道向杨广进谏忠言，是一种半自杀的行为。 但张衡还是心存杨广，心忧天下，他不顾自身利益，摸着自己的心，想为杨广再献一次忠心，进一次忠言。 他对杨广说：“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伏愿留神，稍加折损。” 杨广一生，只喜欢听取正面的，喜乐的，和令人高兴的言辞，对于忠言进谏，他似乎天生有种抗拒和逆反的心理，即使是他最亲近的人，也会引起他的反感和不适。 张衡自以为进谏的力度，能被杨广所接受，可是，他因言致祸，杨广竟然因为这句话对张衡心生怨言。 他曾愤愤不平地对侍臣说：“张衡自谓由其计画，令我有天下也。” 嫌隙既生，就如同一根骨刺，留在身上，让人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杨广身边，张衡是呆不下去了。 于是，杨广将他调离京城的权力中心，派他前往榆林担任太守，但张衡虽然远离了权力中枢，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得失之意，他在榆林任上，依然心宽体胖。 这种无忧无虑，不把杨广放在眼里的态度，在下一次君臣见面之际，刺痛了杨广。 他认为张衡依仗齐天之功，并不悔过。 他本来有让张衡重回身边之意，但经此一见，大失所望之后，又将张衡赶回榆林。 杨广一生，似乎过于重性任情，任意妄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或者因为其才华横溢，自视天下第一，为事行政，都无法度规矩，但无规矩终不成方圆。 他将付出不承受的代价，正如后人所言，“莫道有才能治国，须知亡国亦由才。” 张衡虽回榆林，后来杨广始终对于他的拥戴之功，心存感激，还是将他调往法都，任宫监，这显然是重加权力层的一道跳板。 但张衡的命运却无可奈何地滑向深渊，他没有吸取教训，也未能守住自己的嘴，终于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杨玄感举报了张衡的一句怨望之言，“薛道衡真是枉死。” 这句话惹恼了杨广，因为薛道衡是真的枉死，但赐死薛道衡的人，就是他杨广。 杨广将这句话怨言，视为张衡和自己离心离德的罪证，他为了堵住天下之人评说薛道衡的悠悠之嘴，决定对张衡用重刑。 薛道衡一案确实是一个冤案。 他是杨坚一朝的文宗和重臣，文采风流，久典机密。 在文帝杨坚的晚年，为了分散杨素的权力，杨坚将与杨素关系密切的薛道衡调任外职，担任检校襄州总管。 薛道衡一来久在中枢，尽心尽职，一朝远离，难免心中感慨世事无常，再加上心中始终有委屈之意。 自己人已暮年，行将就木，竟然被迫远离，真是于情于理于心何忍。 于是，他在杨坚面前真情流露，不胜悲恋，哽咽不能成语。 杨坚也对这个老伙伴表现出了难得的温情。 杨坚知道，并非是薛道衡不能胜任中枢的工作，而是由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他只能暂时抛弃这个伙伴，必须让他远离自己。 杨坚怆然改容，心中难免有些悲痛说：“尔光阴岁晚，侍奉诚劳。朕欲令尔将摄（挂个职），兼抚萌俗。尔今之去，朕如断一臂。” 可见君臣相知，大有惺惺相惜之意。 薛道衡既是文人，又念旧情，虽然被贬，但却并不怀恨在心，反而对于杨坚更是念念难忘。 于是，当杨广当政，召他回京之时，他就献上了一篇自己构思许久的长文，《高祖文皇帝颂》，以纪念杨坚的雄才伟略，以及知遇之情。 这篇雄文上的不是时候。 这触了杨广的逆鳞，也间接葬送了薛道衡的性命。 因为杨广得位不正，杨坚之死，民间沸沸扬扬，杨广始终无法自证清白。 杨广对于杨坚心存复杂的心理，当年在东都洛阳修建天子七庙，准备将太祖，高祖，文帝各立一殿，其余诸帝，分室而祭时。 杨广就曾经对秘书监柳?说道：“后世子孙处朕何所？” 言下之意是自己也要和杨坚并立，单独立殿享受祭祀。 并且，在仁寿宫事变之后，对于公开场合的宣扬前朝美德，杨广难免心虚，心存芥蒂，他认为这是影射自己弑父屠兄。 而现在，薛道衡竟然以天下文宗的身份，公开歌颂杨坚的丰功伟绩。 以薛道衡的观点而言，也许这是一篇普通的歌功颂德的文章，颂扬其父，自然也是肯定本朝，及支持他儿子杨广的皇权和道统。 更可能的情况是，薛道衡作为当世文坛大家，他知道杨广本人也是诗酒风流，薛道衡可能想借献上这一篇颂章，想让杨广重其名，惜其才，而再次重用他。 他打了一手如意算盘，但文无第一，写得再好，也只会招来更大的忌妒。 杨广虽然自诩天下第一，但内心深处，却实实在在有些忌妒薛道衡的文才。 况且，杨广贵为皇帝，需要更多地从政治方面考量这件事情的影响。 于杨广而言，他似乎从这篇文章之中，嗅出了言外之意。 杨广的逻辑是，颂扬前朝，那自然就是贬低本朝，并且隐隐有讥讽自己之意。 这并非纯粹是臆想。 第135章 道衡枉死颇称冤，杨暕终失太子位 政治场上，只讲利益，即使亲如父子，如果在大是大非上，互有抵触，就可形同陌路，甚至以亲为仇。 杨广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太史令庾质有个儿子，是杨广的儿子齐王杨暕的属官。 杨暕抓了一手好牌，却打成了稀烂。 杨广一生，只生三子，大儿子杨昭，自小便被杨坚看重，认为他“天生长者，谁复教乎？” 杨昭天然处于帝国皇太孙的位置，事实上，杨昭生有至性，仁爱厚道，如果能撑到接班皇帝之位，或者隋朝可以往另一个轨迹发展。 但天妒英才，他因为过于体胖，过早逝去。 因而，杨广之后，皇位的继承人，天然地落于杨广的二儿子齐王杨暕。 但他的道路，就是一条不断作死之路。 齐王杨暕当然具备所有权二代的毛病，骄奢淫逸，所做所为，多有违法，这些当然都是减分项，但却并不致命。 杨暕最大的失策，是昵近小人，也因小人而败。 他所重用的僚属，借用他的名义横行非法，日积月累之下，杨广对他终于失去耐心。 他们父子二人，直接的失和来自于一次围猎行动。 杨暕自以皇太子自居，带了一千多人，参加了杨广的狩猎行动。 这本来是一件与民同乐，大喜大庆之事，但却变成了一场悲剧，在狩猎之后，清理战利品时，杨广发现了一个怵目惊心的事实。 杨广，作为皇帝，帝国之尊，竟然没有围捕到一头猎物，而杨暕一方，却是收获满满。 杨广的侍卫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都说是被杨暕一方的人驱逐干涉，而了无收获。 这让杨广惕然心惊，也将他拉回现实，他的这个儿子，实力和勇气，以及胆量，已经太过头了。 甚至已经足够威胁到杨广本身的安危。 自此之后，父子俩彻底失和，杨广开始准备对杨暕动手。 二人决裂的标志是“私生女案”。 这当然不是杨广的私生女，而是杨暕的过失，他的宫中有一个叫元氏的妃子早死，但她有一个更有姿色和魅力的姐姐。 杨暕得陇望蜀，将元氏的姐姐收入府中，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偷偷养了起来。 大概这元氏是杨暕的真爱，在一次娱乐活动之中，有相士想攀龙附凤，准备趁势拍拍元氏的马屁，以取悦杨暕。 那个术士指着元氏说“此产子者，当为皇后，王（杨暕）贵不可言。” 这显然明指杨暕当为皇帝。 这件事情被扒了出来，再加上杨暕府中的僚属，阴挟左道，为厌胜之事，终于彻底惹怒了杨广。 他来了一次彻底的清洗，将教唆杨暕的为恶的几个僚属全部斩首，元氏赐死，其余的人，也流放到偏远之地。 杨广对杨暕彻底失望，他对侍臣说：“朕唯有（杨）暕一子，（第三子赵王杨杲还是个孩童）。不然者，当肆诸市朝，以明国宪也。” 但杨广自此之后，杨暕的政治生命彻底结束。 杨广将杨暕幽禁起来，终杨广一朝，杨暕再无建树，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被杨广深深猜忌。 在杨暕已经失爱于杨广的情势之下，杨广曾经直接对庾质说：“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儿事齐王（杨暕），何向背如此！” 庾质自然大叫冤屈，他赶紧回答杨广说：“臣事陛下，子事齐王（杨暕），实是一心，不敢有二。” 但杨广并不听信庾质的辩解，还是将他贬为小小的合水县令。 可见，杨广的猜忌之心，已经达到无可理喻的地步。 这可能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他不但猜忌其亲生儿子，对于朝内大臣，也并不信任。 薛道衡首当其冲。 杨广看了薛道衡赞美歌颂杨坚的文章，对苏威说：“（薛）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 因为一篇文章，薛道衡就丢掉了，本来给他预留的秘书监的清要职务。 但是，薛道衡并没有吸取教训，他一再口无遮拦，他又说了一句有名的话，这句话，直接要了他的命。 当时，朝廷开会讨论一项新的法令，但各执一词，拖了很久，也无法达成共识，很长时间都悬而未决。 薛道衡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开炮了，他说道：“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 这直接点燃了杨广的怒火。 因为，高颎也是杨广下令处死的，薛道衡此言，摆明了是讥讽自己朝中无人，同时假道也是讥讽自己错杀高颎。 于是，杨广大怒说：“汝忆高颎邪？” 杨广想重罚薛道衡，想让他去地下陪伴高颎。 但薛道衡依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表现了文人在政治下幼稚的一面。 薛道衡坚信自己犯的是小事，杨广将会很快地赦免自己。 甚至于他在狱中之时，也一再催促主管部门，尽早给自己的案件结案，好让自己早日出狱。 并且，他在自己奏章呈上之时，自信满满地让家人准备酒食，以招待来看望，并慰问自己的同僚。 但他失望了，他等来了一个不可置信的回音。 杨广下令，让他在狱中自尽。 其实这是必然的。 因为，当年隋朝平江南之时，薛道衡就已经结怨于杨广。 当时，杨广不过是挂个虚名，实权都掌握在高颎及其周围的核心同僚手中，而薛道衡非常不巧，就属于那个小团体。 杨广那时正是年轻气盛，自然少不了被他们冷言相对，有意排挤，那种令人不快的经历，伴随了杨广一生。 裴蕴就非常了解杨广内心的隐秘。 杨广一朝，五贵之一的裴蕴最是奸诈，最懂得揣摩杨广之心。 薛道衡此案最能体现出裴蕴执政的风格。 当杨广将薛道衡下狱，让其依法推究时，裴蕴表现出了超高的奉迎之术，薛道衡此事，很难有什么直接的条例去治罪，但要想治罪，还怕找不到罪名吗？ 裴蕴深谙此道，他对杨广说道：“（薛）道衡恃才负气，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 这就是着名的虽无实据，其心可诛了。 杨广非常赞同，他说道：“然。我少时与之行役，轻我童稚，与高颎，贺若弼等外擅威权；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 显然，薛道衡的真实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杨广的本心，和裴蕴的“妙体本心”。 于是，薛道衡的命运已经决定。 薛道衡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更缺乏勇气自我了断，虽然接到自尽的命令，他却希望奇迹出现，在狱中拖延不决。 但杨广叫谁死，谁还能拖着活。 主管此事的官员再次申报上去，杨广依然冷酷地下令于狱中缢死薛道衡。 薛道衡无故而死，天下冤之。 但杨广并不这么觉得，他似乎完成了一件颇为令他开心的事，他曾经评论薛道衡之死时说：“更能做’空梁落燕泥’否？”。 这句诗是薛道衡一生的名句，以此句就足以名垂青史。 这似乎从反面印证民，杨广对于薛道衡的才华的肯定，因为杨广自诩过，即使开科举，以才华决定皇帝的归属，他自己也依然会是状元，当之无愧地成为皇帝。 杨广心中透亮，在某种程度上，他当然知道薛道衡的无辜，但做为执政者，这种些许的不安，早已被他更远大的理想冲淡。 个人的不平遭遇，自古以来，在时代的大潮之下，既难以避免，很多时候，也可以忽略。 但现在张衡却旧事重提，说了一句“薛道衡真是枉死”，杨玄感正被张衡的不合作态度激怒。 杨玄感深知炀帝的心理，他参了张衡一本。 杨广果然大怒。 张衡本来难逃一死，但杨广在将张衡下狱很久之后，终于念及旧情，又把他释放出来，除名为民。 杨广让张衡回归故乡，那可是当年炀帝为了亲自临幸，而专门凿开太行山九十里，修筑御道，并且因为其山泉清洌，而停驻三日的乡里。 当杨广连身边这种亲信都疏远时，他朝中的政局和风气，已经是沉苛日重，只需要一点星星之火，就会爆出燎天的光彩。 况且是杨广亲手点燃了满天的星光。 第136章 举国精锐集涿郡，杨广亲征蒙暗尘 杨广要举全国之力征伐高句丽。 他决定亲自挂帅，对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如此兴师动众，让天下骚然，很难以一种正常的思维，去评判杨广的行为。 因为，身为皇帝，御驾亲征，既没必要，也过于神经质，从军事上讲，是一种盲动的行为。 毫无疑问，巨大的声势，很给随军出征的周边各国，以极大的震撼，会加深他们对于隋朝强盛的顾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后果。 但这一样存在巨大的后遗症。 或者，杨广在最后一刻，依然只是想借用其庞大的声势，让高句丽王服软，上书认罪，就可以两相平安，互道无事。 也许，杨广只是需要一个台阶，一个高句丽能够服软的台阶而已。 毕竟，以全盛的隋朝之力，无论如何，高句丽都不可能长期支撑。 但杨广失望了，高句丽王没有给他任何的面子。 高句丽选择了直接对抗，或者，他们知道杨广的色厉内荏，声势虽大，但致命的缺陷更多。 事实也正是如此。 杨广征伐高句丽，其实已经苦心经营了多年。 永济渠，就是杨广战争意志的体现，这是交通南北的大动脉，可以将全国的士兵和粮食，直接运送到涿郡。 而涿郡也正是杨广征伐的大本营。 他首先面向全天下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将正式讨伐高句丽。 杨广的战略是水陆并进，在高句丽的都城平壤城下会师。 征兵计划庞大而夸张，杨广尽征天下之兵，下令全国之精锐，不管路途远近，全部在涿郡汇合。 杨广特别组建了一支水军，他在东莱准备新造三百艘战舰，征发了江淮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等等。 可见即使是几千里之遥的士兵，也必须北上涿郡，这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士兵们平时严格操练，身体更为强壮，或者可以应付如此长途的行军，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后勤。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任何一个朝代，打仗最后都要归结到后勤的比拼。 后勤的支援系统，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一是制造了五万辆戎车，装载士兵的衣甲幔幕，由士兵自己负责推送，送至高阳。 二是征发河南，河北民夫随时供应军须。 三是运送米粮由永济渠至涿郡，舳舻千里，不绝如缕。 四是征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一组，共推三石米，千里送粮。 这种全国性的动员，搅动并竭尽了所经区域所有的民力，沿途几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 为了赶时间，甚至来不及掩埋前人的尸体，只能让他们就地腐烂，臭秽盈路。 这是民力达到顶点的显现，实际上，大隋如日中天的声势，在杨广一而再，再而三的征伐下，早已疲惫不堪。 甚至连基本的人手都捉襟见肘。 除了几次征发妇女顶替男性做力役外，为了应付人手的短缺，杨广将增添人丁，盯上了佛道二教的方外人士。 杨广裁汰僧尼，用于充当力役的行为，从609年一直持续到611年，甚至于其中有非常夸张地强制征用。 杨广高居皇帝之位，一切以目的是从。 也许从全国征兵开始，他就已经耳目失聪，他周围的群臣，已经完全报喜不报忧了。 杨广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和独夫，他再也不能像刚登基时，挥斥天下，激扬江山了。 或者，杨广坚信只要达到目的，过程并不重要，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他选择无视。 当此之时，杨广自信满满，他坚信世界就在他的脚下。 全国之兵总集于涿郡。 此次集兵，总计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馈运后勤之人，又有二百万以上。 拥有如此规模的作战队伍，本来应该完全高枕无忧，但杨广第一次显示出自己隐隐的担忧。 他没有向自己最核心的心腹大臣咨询，相反，他询问了一个曾经被他贬为合水县令的庾质，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庾质三答。 杨广提问：“高句丽之众不能当我一郡，今朕以此众伐之，卿以为可以克不？” 庾质如实回答：“伐之可克。然臣窃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 这句话直指人心，也触及到杨广的要害。 他立即变了脸色，说道：“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先自退邪？” 或者此时，杨广心中已有摇摆之意，但他一生过于顺风顺水，现在被逼上梁山，似乎已经没有退路了。 庾质知道机会难得，便提出自己思虑许久的对策：“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猛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 这才是庾质的真心话。 他断言如果杨广亲征高句丽，必然无功而返。 如果要想战胜高句丽，就必须关注一个字“速”，而这个字，确实是进军高句丽的核心之处。 高句丽占据地利，而天气的寒冷和雨季，会让辽河及其支流泛滥，形成难以渡过的几百里的沼泽之地。 这决定在了辽东行军的有效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战事宜速不宜迟。 隋唐二代，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和失败之后，才真正掌握“速度”的重要性。 当然，要想灭亡高句丽，除了“速”之外，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字，“拖”，但这个字要想发挥最大的效用，却需要高句丽内部的配合。 只有内外相协相逼相攻，才能彻底解决高句丽的问题，那都是后话了。 杨广听出了庾质的言外之意，他虽有疑惑，但他选择做缩头乌龟，杨广并不正视这个问题，非常不高兴地说：“汝既惮行，自可留此。” 当时，不看好杨广亲征高句丽的朝臣，并非只有庾质一人。 耿询就说过，“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 兵部尚书段文振，也跟随杨广出征，他在途中染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朝为臣，终是要替主上分忧。 杨广虽然不喜直谏，但段文振为人臣子，却又不得不谏。 他想做一个有始有终的臣子，成全一段君臣之义。 临终之际，段文振忧心忡忡，他知道无法阻止杨广亲征，但他似乎预计到杨广的兵溃，为了尽量减轻己方的损失，他准备最后一次向杨广尽忠。 他呈上奏表说：“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 这其实是对杨广制定的行军政策的一种否定，杨广此次征伐高句丽，可谓盲动。 当时大隋朝廷上下，似乎依然没有通晓高句丽问题的专家，即使有，其意见也完全不为杨广所重视。 所以，我们看到杨广征伐高句丽，更像是一场游戏。 隋朝对于敌我的判断，行军方式，完全没有按照战争的规律去做周密的计划和认证。 相比当年文帝杨坚，三路大军跃马长江，准备经年，朝廷上下，多方认证，精心部署，一举成功的周密，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杨广一生顺利，他只想速成。 他太过于看轻这个世界上，人的意志和生命力。 反观杨广征伐高句丽，从头至尾，看到的只是好大喜功，胡乱指挥，恰似一个胡搅蛮缠的小孩，在和同伴的吵架打闹中受到委屈，然后，非要找回场子。 杨广就是这种典型的心态，他依然坚信，高句丽会在自己绝对的兵力压制下屈服，也许杨广从来就不曾想象过，高句丽会真心顽强抵抗，而隋朝也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 与此相对应，他这种蔑视一切的心态，让他在每一个队伍中专门设置了受降使者，让他拥有足以媲美军事总指挥的权力。 于是，一个队伍之中，出现了双头统治，这在实际的战斗中引发了灾难。 同时，杨广设立了一种让人无法相信的制度 第138章 来护儿贪天之功，辽东城反反复复 高句丽人非常狡猾。 他们利用了隋朝急于招降的心理，每当战事吃紧，眼看顶不住时，就假装投降。 前线诸将奉有杨广的严令，当敌军投降之时，不得纵兵进攻，于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好形势从手中溜走。 当高句丽准备投降的消息，快马加鞭飞报杨广，再带回杨广的最高指示时，战场情势今时不同往日了。 高句丽已经乘势修固城池，修好战具，开始新一轮抵抗。 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高句丽钻了这个空子，将隋朝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杨广始终坚持己见，白白错失无数个可以攻克辽东城的机会。 但人的耐心，总是有限的。 杨广终于耗尽了最后一点热情和期望。 他第二次进入辽东，但这一次，他带来了满腔怒火和天子一怒，流血千里之威。 杨广亲临辽东城下，审时度势，考察久攻不下的原因。 他召集所有重要的将领说：“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愿来，恐见病败耳。” 杨广知道，此次征辽，他自己本人，也不过是偶然为之，满朝大臣，并没有几个真心实意支持自己的征伐。 弹丸小城，久攻不下，想来肯定是诸位前线的将领，出工不出力。 天子亲临，怠惰易治。 杨广有办法，他展现了天子之威。 他接着非常冷肃地说道：“我今来此，正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谓我不能杀公邪！” 与会诸将一个个面无人色，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他们听出了杨广的愤怒，看来杨广要动真格的了。 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到来，但此次征伐，决定战役胜败的关键并不在于辽东城。 因为，杨广很快就接到了宇文述和于仲文溃败于平壤城下的消息。 杨广的第一次征伐，瞬间以一种惨不忍睹的方式，崩溃收场。 在征伐高句丽的战略中，杨广制定了水陆二路，分进合击，会师于高句丽都城平壤城下的计划。 水军由来护儿率领，从东莱出发，七万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军容鼎盛，战意盎然，横跨大海，一路无阻。 这是必然和可以预见的成果，因为相对于隋朝的水军来说，高句丽的水军处于可以忽略的水准。 只要不遭遇天灾，隋朝的水军，就足以横行无阻。 来护儿的水军，顺利到达浿水（今大同江），此地距离平壤城，只有区区六十里路程了。 高句丽立即派出一支部队迎战，在正面的遭遇战中，高句丽又一次大败。 来护儿看到高句丽如此不堪一击，久经战阵的他敏锐感到，平壤城的防守，当时应该正处于虚弱时期。 来护儿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独自击溃高句丽，以建立不世功业。 但是一些老成持重的将领，如副总管周法尚就反对来护儿单独大胆而冒险的行动。 周法尚坚持要等到陆上的大军相聚，按计划一起发动总攻。 来护儿只好做了二手准备，他让周法尚率领一支留守部队，在水面上接应自己，而他自己则将率军直捣黄龙，他准备直袭平壤城。 来护儿差一点成功。 他并没有看错，当时平壤城的守军，甚至没有足够的军力去正面严正防守，而只能采取诱敌深入，然后奇袭的战术。 来护儿精心挑选了四万精锐，直趋平壤外城，他想不到平壤外城，竟然已成一座空城，无人防守。 来护儿大喜，以为唾手可得这份不世之功，但他却忽略一点，高句丽久据平壤，这是苦心经营的大本营，高句丽的命脉也并不该绝。 时势需要英雄来守护他们的城池。 当来护儿不费吹灰之力，进入平壤城时，志得意满的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在没有完全控制和稳定局势的情况下，开始纵兵烧杀掳掠，抢人抢钱抢粮。 势头一开，军队再也无法管束，于是，入城之军，立即成为一盘散沙。 但平壤城中，还有一支高句丽的军队，在暗处，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择机而噬。 这就是埋伏在罗郭之内空寺之中的军队，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 以有算对无算，这支虎狼之师对上隋朝涣散之众，不言而喻，一场屠杀开始。 来护儿立即往海上逃命，随同他回船的兵士，四万精锐，也仅仅只剩下几千人。 高句丽本想斩尽杀绝这支入侵的军队，但他们被周法尚整齐的队伍挡在江滩之上。 无机可乘的高句丽人，也乘势收兵，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吃掉隋朝这支残缺的水军。 遭此重创，来护儿被吓破了胆，他怕夜长梦多，引来高句丽的援兵，让自己陷入后退无路的绝境。 于是，他退兵到海浦，再也不敢，也没有能力再派兵去接应隋朝即将到来的陆军。 实际上，陆军的遭遇比来护儿更惨。 以宇文述和于仲文为首的九道军队，是隋朝陆军主力，他们和辽东城下的隋军分道扬镳。 直趋高句丽的第二道防线鸭绿水，非常奇怪的是，他们竟然在中途没有遇到成规模的抵抗。 或者，高句丽已经制定了一个引隋军深入的计划，又或者高句丽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双线作战。 当宇文述的军队到达鸭绿水时，隋军的行军速度显然惊动了高句丽的高层。 他们准备先观望隋军的军容状态，再决定是否需要服软，进而从政治上去妥协，而避免一场本可避免的战斗。 高句丽深深地知道，他们可能赢得一场战争，但如果中原王朝将征伐高句丽作为一项国策时，从战略上，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去长期进行一场消耗战争。 战争，就是一种消耗战，看谁先撑不住。 和高句丽这种小国打耗时长，消耗重的持久战，才是掌握了征服高句丽的密码。 高句丽并不想进行一场持久战，也许在当时，高句丽存在服软的可能。 但隋军却明白无误地展示出自己的致命弱点，高句丽上下知道，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将赢得这场战斗。 这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没有人可以抗拒，高句丽也不能。 当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来到宇文述的大营诈降时，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隋军的致命弱点。 那就是隋朝的九支军队虽然人马鼎盛，但却因为远离后方，他们的粮食供应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战线太长，后勤不畅，当时宇文述和九军行进之时，曾经让军士自己背负足够满足军队人马一百天食用的干粮。 但有个现实的难题，兵士们有排甲、枪矛、衣资、戎具、火幕等等，每人负重三石以上，隋军虽然都是久经训练的精锐，但这依然是过于沉重的行李，而无法负担。 士兵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他们直接将其遗弃。 于是，军中发布了严令，“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不被发现，士兵们偷偷在帐幕之下，掘坑掩埋。 于是，军队才走到一半，军粮已尽。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整支军队的士气，乙支文德是个知兵之人，他敏锐地察觉到隋军的粮食和后勤出了大问题。 乙支文德借口投降，本来就是想探听隋军的虚实。 这种级别的使者，不管他是不是真心投降，正常情况下，都会被扣留在隋军的军营，以免己方的情况外泄。 战场之上，军情第一。 第137章 麦铁杖求仁得仁，宇文恺建桥失策 这也是一个体现杨广狂妄自大的政策。 他将所有的决定权收归自己，他规定前线的任何决策，都必须奏闻自己，让自己决定，前线将领不得擅作主张。 杨广违背了作战之中，最基本的一条，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杨广深居后方，军情汇报，来回颇费时日，即使后来他亲临一线，也依然掣肘良多。 从始至终，杨广盲目坚信，认为自己亲率全国精锐，可以轻松让高句丽臣服。 这种心理上的暗示，让其自大狂妄到无以复加，他明令规定前线诸将，若高句丽投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进攻。 他却不知道，兵凶战危，一旦开战，胜负第一，哪会有如此儿戏之事。 杨广认为高句丽是另一个吐谷浑，只是一个并未开发的民族，人口寡弱，战斗意志也不可能顽强。 他不知道，高句丽是一个远比吐谷浑危险得多的，非常狡猾的竞争对手。 他们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原王朝，其文化和战略战术，都师从中原，并且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已经在东北亚，成长为足以抗衡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 杨广的招降政策，软弱可欺。 这直接导致前期辽东城战役的失利，也丧失了唯一的一个可能取胜的机会。 兵部尚书段文振也是知兵之人，他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想说服杨广放弃招降的打算。 战场之上，只有正面的绝对胜利和压倒性的征服，才可能让一国真正臣服，但他虽有殷勤之意，杨广却无雅纳之心。 结果非常明确，杨广的指挥和判断，导致了隋朝的溃败。 段文振知道无法改变杨广的想法，但他还要尽最后一分心力。 他在奏章的最后，提出了自己最大的担忧，这也是隋唐二朝征伐高句丽面临的最大问题：天时。 高句丽的气候，非常利于防守。 当年，文帝杨坚发水陆二军，总计三十多万人，连高句丽的人影都没见到，就几乎全军覆没。 杨坚的军队，在陆路碰上水潦，泥泞的辽泽，成为横亘在隋军前的天险，加上天不助杨坚，隋军全军染疫。 海军又茫茫大海上，碰上大风，在天灾面前，即使是强大的隋朝海军，也渺若微尘，整只舰队全军覆没，士卒也所剩无几。 水陆二支军队，还未见到敌人的面，就不明不白地彻底失败了。 现在，历史有可能重来。 高句丽本土适合行军的时间，在一年之中非常短促。 行军地域也有非常大的限制，尤其是东北方向的辽东，有东西二个辽泽。 如果碰上夏季几个月的雨季，就会成为一片泽国，非常影响行军的速度和后勤的供给。 当年，杨坚的军队未战先败，并非败于高句丽本身，实在是败于天时，也败于地利，更败于天运。 杨广此次征伐高句丽，吸取了杨坚失败的教训，他选择了合适的时间，出征高句丽，一切似乎非常顺利。 杨广将号称二百万的军队，分为二十四军，每天开拔一军，相去四十里，每一军的营帐连成一片，军与军之间，又可以连成一个整体。 这是一次非常庞大的行军，总计四十天之后，杨广的军队才全部出发，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横亘九百六十里。 紧随其后的是杨广御营，又分为六军，再次绵延八十里。 千里之间，尽是大隋的精甲锐卒，与其说是去打仗，不如说纯粹是一种展示，向高句丽国的耀武扬威而已。 但高句丽不吃这一套，他们早就在第一道防线，辽河边以逸待劳，静待隋军了。 这是杨广和高句丽的第一次正面对决。 杨广亲自到达辽水督战，所有军队齐集辽河之西，和高句丽隔河对峙。 没有决窍，也没有更多的战术。 既然互相不服气，那就只能正面硬刚，杨广要强渡辽河，正面决战。 事实证明，当二国的精锐，实打实地肉搏时，高句丽毕竟还是小国寡民，远不是隋朝久经战阵的虎狼之师的对手。 辽水之战有一个插曲，负责修建渡河大桥的宇文恺，关键时刻掉了链子，给整个战局蒙上了一层不吉利的色彩。 宇文恺作为隋朝一等一的建筑大师，荣耀等身，他已经被无数个伟大工程，证明其无愧于建筑大家的称号，但他竟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或者是他看到密如繁星的军营，加上辽阔的辽河水奔腾翻涌，他迷失在巨大的压力下。 渡河之桥，竟然短了一丈多。 这是致命的。 但杨广展现了大无畏的蛮干精神，在他亲自督战之下，隋军骁勇果敢之士，不乏其人。 传奇的麦铁杖站了出来。 这个曾经跟随杨素，在江南百战百胜；这个曾经一夜之间，行走百里，赶赴另一城市，明火执仗抢劫的麦铁杖，站了出来。 他自动请缨说：“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燃艾炙额，……而卧死儿女手中乎。” 麦铁杖想舍身取义，他想要成就一个传奇。 他对三个儿子说：“吾荷国恩，今为死日！我是良杀，汝当富贵。” 麦铁杖以必死之心，和一干隋朝的猛士强行渡河，攻击高句丽军队。 但渡桥未成，先天不足，辽河之中，淹死的勇士，数不胜数。 侥幸登岸的战士，则被高句丽军队居高临下，包围分割，以少战多，又无后援，胜败之势，不言而喻。 麦铁杖求仁得仁，和一众虎贲战士全部战死于辽河东岸。 但这种勇往无前，舍身成仁的强悍战斗力，震撼了高句丽的军队，也鼓舞了隋军的士气。 杨广为了激励士心，重奖麦铁杖，当场下诏，封其为宿公，让他的儿子麦孟才袭爵，而次子仲才，季子也官拜正议大夫。 隋朝和高句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以隋朝失败告终，渡桥也跟随着满河勇士的鲜血尸身，无语哽咽。 卷土重来是必需的，更大的暴风雨也是必然的。 杨广撤掉宇文恺的职务，临阵换上何稠监督造桥。 以隋朝全盛之势，区区一座渡桥，不在话下。 在何稠调来御营三万弩手漫天箭雨的掩护之下，二天时间，就完成了一座新的浮桥。 于是，隋朝全军相次而进，在东岸和高句丽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会战。 隋朝完胜，高句丽兵大败，死者以万计。 杨广乘势挥兵直进，围攻辽东城，这已是高句丽第一道防线的核心城池。 但在攻克辽东城的战役中，非常吊诡的是，杨广似乎中途离开了辽东城的指挥前线，同时，他制定了二条自缚手脚的政策，直接影响了战局的走向。 杨广规定了二个“必须”，一是前线指挥官，必须等待自己的命令，才可以行动。 二是当高句丽想投降时，必须立即停止进攻，接受他们的投降。 杨广举全国之力，征伐高句丽，却并不想全胜，反而一心想招降高句丽，真是千载之下，让人齿冷。 他却不知道，高句丽小国刁民，他们的国民性格，不到最后山穷水尽，是绝不会投降低头的。 战场之上，小小胜败，在所多有，高句丽上下认为，自己虽然小败，但隋高之战，胜负还远未可知。 随着二个搞笑政策的出台，再加上高句丽全无降意，这种政策，就只能是束缚自身手脚，误己误前线诸军了。 于是，辽东城前线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第139章 巧文德虎口脱险，虚仲文勉强追敌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刻。 如果乙支文德被扣，也许隋朝和高句丽的本次战役，或许会另有结局。 但胜利女神垂青了高句丽，非常吊诡的是，隋朝竟然让乙支文德鱼游于海，放他回归高句丽复命。 当时，于仲文奉有杨广的密旨，“若遇高元（高句丽王）及（乙支）文德来降者，必擒之。” 此次，乙支文德主动送上门来，虽然是时势所需，可谓是胆大包天，却并不明智。 于仲文想直接将其扣押住。 但有人反对，这是慰抚使，是杨广的正式招降大使，他就是刘士龙。 刘士龙坚决反对，他似乎也有这个权力。 刘士龙遵奉杨广私人的心愿，依然心存幻想，想让高句丽不战而降。 自始至终，杨广都想让高句丽主动屈服，于杨广个人而言，这并不是一场绝对必须的战争，并且，让高句丽主动服软，更符合他好大喜功的心态。 但高句丽不同，他们从上至下，始终认为，和隋朝必有一战，而现在正是历史上最好的决战时期。 刘士龙是慰抚使，也是杨广的钦差，在军营之中，他完全代表杨广的权威。 强悍如于仲文也对刘士龙的坚持无可奈何，只能放弃乙支文德这块到嘴的肥肉。 当他看到乙支文德头也不回地上船，飞奔鸭绿水的东岸时。 于仲文后悔了。 他的经验和资历，让他屈从于一介文吏，有严重的职业负罪感。 于仲文是整个隋朝现存资历最老的军头之一，于氏在北周一朝就已贵盛无比，于仲文在很小的时候，就读书不倦，被父亲寄与重望说：“此儿必兴吾宗矣。” 乙支广德安然归去，于仲文内心极为不安，他有一种纵虎归山的严重不安全感。 他立即派人去追击乙支文德，欺骗他说：“更有言议，可复来。” 乙支文德根本不予理会，一人一舟，头也不回地飞往鸭绿水东岸，他知道，他立功立业的时代到来了。 在鸭绿水西岸的隋军大本营，一场决定他们命运的争论正在进行。 当时，西岸已汇集了隋朝九支大军，但却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支队伍，到底听谁的。 此次征伐高句丽的总指挥是杨广本人，因而，他并未在各个部队之上，再指定一个最高指挥官，说白了，这九支隋军，并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领导。 这当然非常致命，因为一旦有事，诸将会无所适从，内部的推诿扯皮，已足够让隋军陷入内耗，无法成事。 当然，在这九支军队之中，还是有一个小的领导集团，其地位稍高于其他军队的领军将领， 这就是三巨头，他们是杨广的心腹宇文述，以及钦差大使，招降慰抚使刘士龙，还有一个的地位较特殊，他就是于仲文。 在军队出发前，杨广曾经明令诸军，让他们都遵从于仲文的节度。 因而，于仲文虽然并没有正式授衔，其地位却天然稍高于一众将领，但地位和权力有时并不绝对划等号。 于仲文有这个资格高于众将。 他的资历和名气，是在战场上，靠每一场战斗，搏命赢回来的。 于仲文属于当世世家大族，当年杨坚篡周自立之际，就因为有幽州于翼的支持，才切断尉迟迥和东北诸族的联系，在战略上让尉迟迥失去纵深回旋。 于翼是于仲文的五叔，于仲文本人，在尉迟迥的地盘，起兵拒迥，终因势单力薄，仓皇之际，只能放弃妻子和孩子，和七八十骑杀出一条血路，只身逃归京师。 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留在尉迟迥地盘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全部被尉迟迥斩杀。 于仲文和尉迟迥结下了血海深仇，事实证明，尉迟迥同样付出了不可承受的代价。 于仲文被杨坚的感情攻势俘虏，加上不共戴天的杀妻杀子之仇，就转而全力对付尉迟迥。 于仲文先是以于氏家族代表身份，给前线将士传递了于家全力支持杨坚的政治态度。 并且，他高度评价杨坚的执政平允之心，稳定前线诸将浮躁将动的心气，暗中消除了宇文忻等的可能的反复。 这在当时谣言满天，传言前线诸将有可能和尉迟迥沆瀣一气，暗通款曲的紧急当口，于仲文可谓以一己之力，稳定前线军心，挽救了杨坚。 并且，于仲文在随后讨伐尉迟迥的战斗中，悍不畏死，战绩彪炳。 他独立率领一个方面军，完成了对檀让和席毗罗十多万人马的彻底清剿。 并且，于仲文机诈百出，举重若轻，略施小计，轻松写意地击溃其大军，可谓智勇双全一代名将。 然后，于仲文每战有功，跟随晋王杨广出征塞北突厥，大胜而还。 于仲文一身一家一族，全为大隋尽忠，可谓有勇有谋有功有绩。 最重要的是，于仲文和杨广建立起私交，是为数不多能为其信任的当世名将。 杨坚父子也心领于仲文这份人情。 因而，在这场战前会议之上，于仲文争得上风。 会议的主题是在乙支文德渡河之后，隋军何处何从？ 宇文述作为杨广的亲信，也是权臣，他看到孤军深入，后勤不供，颇为担心未测之前途，因而，主张退军。 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将领的赞同。 但于仲文不同意。 他因为放走了乙支文德这块到手的肥肉，内心懊恼不已，坚持要派精锐部队，渡过鸭绿水去追击乙支文德。 于仲文的坚持和自信，来自于最近几场小胜。 当乙支文德渡江之后，于仲文立即派出追兵，竟然一日七战，七战皆捷。 这其实是乙去文德的诱敌和疲敌之策，他想让隋朝大军深入腹地，然后依靠地利和后勤去击败隋朝。 于仲文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高句丽军队的战斗力不过如此。 于是，他坚持再加派精锐部队渡江追击。 但自家事，自家知。 宇文述知道后勤和军粮始终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他坚决反对。 于仲文知道无法用道理说服宇文述，便只能用威势和资格去压服众将，他大怒说道：“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也。” 于仲文的话，已经说的很重了，隐隐指出此次出军，若是无功而返，那就需要阻挠自己的人去背锅。 第140章 九师惨败萨水咽，仲文冤死背锅忙 追击派和回师派，正面相持，互不相让。 宇文述听出了于仲文的言下之意，他也变了脸色，厉声说：“何以知无功？” 这就直指于仲文，想要让自己背锅，那他也不是好惹的主。 听到宇文述这么说，于仲文才讲出自己真正的心意和决断。 “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 他指出诸将的不配合，将会让此次征伐徒然无功，他要将指挥权收归自己，单头领导。 这也意味着，他也准备一力承担此战的功名和风险。 在大军出发之前，杨广确实有过交待，因为于仲文颇多奇计，又素着威名，让诸军都归其节度之语。 事势至此，于仲文倚老卖老，况且此时，隋朝军容鼎盛，加上渡江之后，每战必胜。 并且，他们还有一个倚仗，那就是在平壤城下，会合来护儿的水军，就足以打一场必胜的战斗。 诸将只能同意于仲文进兵的计划。 于是，隋军全军飞渡鸭绿水，长驱直入。 他们一直渡过萨水，追击到离平壤城三十里的地方，但到这里，隋军已是强弩之末势了。 并且水陆合围，会师平壤城下的既定战略，已经泡汤了。 来护儿完全指望不上了。 他的水军，已经远离指定的地点，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率的进攻，仅能自保。 并且，平壤城坚大且固，经过多日多方的兵员补充，今时不同今日，现在平壤城的防御力量，隋军要想硬攻，并非一朝一夕能成其功。 于是，一道难题，摆在隋军面前，打还是不打？ 又如何全身而退？ 要命的军粮，已严重影响隋军正常的生活了，再持续下去，别说攻城，就是维持这支庞大军队的日常生存消耗，都已经成了问题。 乙支文德非常清楚隋军的命脉，兵不厌诈，他再摆了于仲文一道。 乙支文德本人也是个汉化颇深的儒将。 当于仲文率兵追击，屡战屡捷时，他甚至专门写了一首诗，颂扬于仲文的功绩，他表面上服软，请求于仲文放他一马。 他在诗中写道：“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 这首诗当然算不上什么高妙的诗作，但也可见乙支文德绝对是能文能武，颇有谋略和策算的的一代儒将。 现在，又到了双方相持的时刻，乙支文德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他开出了一个让于仲文无法拒绝的条件，高句丽准备投降。 乙支文德再也不敢只身冒险去隋军大营，他派遣特使再一次向隋军投降。 但这也不是彻底的投降，乙支文德提出一个条件，他说道：“若旋师者，当奉高元（高句丽王）朝行在（杨广）所。” 隋朝此次出兵，本来就不是以灭亡高句丽为目的，只是想让高句丽君臣服软，朝见杨广而已。 乙支文德彻底理解和掌握了隋军的真实意图，为了麻痹隋军，他自己主动提出，隋军一撤，他就将和高句丽王朝见杨广。 朝见杨广是杨广需要的台阶，而愿意朝见，是这支隋军的目的。 今时今日，即使乙支文德不提出来，隋军的现状，恐怕也无法再继续支持，何况，乙支文德给了一个台阶可以下。 这是无法拒绝的好意，即使知道是致使的好意。 宇文述见目的达到，而己方正好就坡下驴，于是，他同意了乙支文德或许全无诚意地投降。 隋军已不得不撤了。 并且是溃败性地撤退。 因为，整个隋军，已经成了一盘散沙，甚至由谁来殿后，如何分批撤退都没有时间完全部署好。 这种恐慌性的撤退，立即被高句丽察觉。 乙支文德等待这一天，已经很长时间了。 他并不着急收割，相反，他采取了一种高明的策略，他先派出小股部队，随时随地骚扰隋军，将明显的压力，重重传递到撤军的每个人身上。 这一招显然生效，逃得慢，就必然全无返回中土的生机，这种恐慌迅速在隋朝的九路大军中蔓延， 他们立即被逼到只顾亡命奔逃，开始内卷，比赛谁逃跑得更快。 那个溃败的时刻终于来临。 在隋军回渡萨水时，已经是完全争先恐后，纯粹只有逃命的份，每个人都只想比同伴跑得快点，而多一丝生存的机会。 但留给他们的机会渺茫。 乙支广德发起了总攻，隋军自相拥堵，人马践踏，再不可能组织任何象样的反抗。 这是一场真正的溃败，也是灾难，战斗变成了一场屠杀。 隋朝九军之中，除了卫文昇一支军队之外，其余全部几乎全军覆没。 隋军的高层将领，丢下军士，亡命奔逃，一日一夜之间，奔还四百五十里，逃过鸭绿水。 三十五万精锐，只剩下二千七百人，回归辽东。 杨广听到这个消息，半晌无语，他想不到自己亲自挂帅征伐，竟然会落得比他父亲杨坚还要更惨的境地。 杨广只得从辽东城下，怏怏撤军。 第一次征伐高句丽，惨淡收场。 战后的清算是非常严厉的。 这场巨大而惨痛的失败，需要有人来背锅，放走乙支广德的慰抚使刘士龙被斩首。 宇文述被免官，除名为民。 但因为他的儿子宇文士及是南阳公主的夫婿，宇文述是杨广的亲家，加上他是杨广的心腹和元老，仅仅被免除诛杀之祸。 此次隋军惨败于萨水，每个将领都无法脱逃干系，法难责众，但为了以示惩戒，杨广将他们全部拘拿下狱，不久之后，也只好将他们全部无罪释放。 但于仲文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成了真正的罪魁祸首。 他被诸将一致认定，需要对此次惨败负责，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就不会渡过鸭绿水追击乙支文德，也就不会有后来丧师辱国的奇耻大辱。 杨广在释放众将之后，依然将于仲文拘拿于狱中。 事情非常明显，这个锅，于仲文背定了。 于仲文一世英雄，哪里受得了这种冤枉和怨气，于是，他在狱中日日夜夜，忧怒交加，不久就身患重病。 杨广可能也是怜惜其一生一家，忠心为国，并且感觉他时日无多，于是，他展现了少有的温情，将他释放。 经此一事，于仲文耿耿于怀，他始终难以释然，很快在家中带着悔恨逝世。 但征伐平壤的隋军，还是有几块硬骨头。 比如萨水之败时，薛世雄就曾经在白石山上，被高句丽重重围困达到几百重，当时，薛世雄已入绝地，四面箭如雨下，眼见全军即将败没。 但薛世雄置生死于度外，以嬴兵弱将结阵自固，然后以区区二百劲骑主动进攻高句丽。 高句丽人一时为薛世雄的胆气和勇力所慑，薛世雄困兽之斗，置生死于度外，战斗力惊人。 这个包围圈，竟然被薛世雄撕开一个口子，薛世雄竟然突围而出。 但他所部，一样亡失殆尽，他同样也被免官处理。 不过，薛世雄并不是一个放弃之人，他将很快卷土重来。 因为，杨广也不甘心失败，他也将很快发动第二次征伐。 高句丽小国寡民，竟然让他遭受如此惨重的失败，他发誓将百倍奉还于他们。 第141章 杨广再战辽东城，沈光无愧骁果勇 第二次征伐高句丽是顺理成章的事。 杨广即刻发布了全国的动员令。 由于第一次征伐正规军损失过大，同时，也为了注入新的血液，杨广这次准备征召自愿军，在民间征召骁果。 杨广征召全国有一技之长，并且愿意为国而战的奇人异士。 他汲取了第一次征伐高句丽时，后勤不继的问题，杨广特意修复古辽东城，先期存储军粮，让它成为进攻的大后方和基地。 杨广准备和高句丽打一场持久战争。 萨水之败，是杨广一生的耻辱，隋朝上下，一心向外，主辱臣死，这个场子是一定要找回来的。 朝野上下，完全同意再伐高句丽，但对于杨广亲征，却依然存在非常大的争议。 郭荣上谏说：“戎狄失礼，臣下之事；千钧之弩，不为鼹鼠发机，奈何亲辱万乘以敌小寇乎!” 这是一种稳妥的方式，因为当时隋朝国内的政局，已经潜流暗涌。 天灾肆虐，加上官逼民反，中原大地，反抗隋朝的义旗已是遍地开花。 虽然对于隋朝这架庞大的机器而言，只是芥癣之疾，但星星之火，未必不可以燎原。 因而，这个帝国，需要杨广坐镇都城和朝廷，去稳定军心民情，也只有杨广本人，才能控制日渐混乱的局面。 如果杨广再度远征僻处边陲的高句丽，一旦再次出现闪失，或是国内烽烟再起，整个国家，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庾质同样有这种担心，当杨广再一次询问他的意见之时，庾质也豁出去了。 他要讲真话，虽然他知道，真话有可能带给自己不可预测的危险。 这就是庾质的第二答，“臣实愚迷，犹执前见。陛下若亲动万乘，糜费实多。” 庾质想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劝杨广不要亲征，但杨广此行，已是箭在弦上，不可不发了。 杨广发怒道：“我自行尚不能克，直遣人去，岂有成功也。” 杨广想起一征高句丽时，平壤城下九支大军，在萨水的惨败，心中未免比较衡量，如果当时是由自己指挥，或者会是另一种结局。 杨广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也过于看轻他的朝臣，他的偏执和小孩子得不到一个玩具，胡搅盲缠相类似，他已经蒙心蔽眼。 高句丽，将成为他一生之痛，也将成为隋朝一朝之痛。 杨广觉得自己必胜无疑，但这一次，真理掌握在朝臣的手中。 杨广驾轻就熟，直接杀奔辽东城，这是第一次征伐高句丽时，杨广未完成的任务。 杨广此次依然延续了第一次进攻的战略，分水陆二路进攻，会师平壤城下，他自己，亲临一线，亲自督战辽东城的进攻。 隋朝再一次证明了在正面战场上，精锐的隋军横扫天下的无敌霸气。 王仁恭率领一千精锐骑兵，竟然击破了高句丽数万军队。 于是，战斗又回到了无比熟悉的模式。 高句丽开始坚壁清野，据城固守，隋朝又开始攻坚模式。 这一次，杨广吸取了教训，他颁布了一道命令，他授权攻城的部队，自行根据现场情况，决定实际军事行动。 这释放了隋军的战斗力，但高句丽并非弱者，他们是一流的守城者。 他们向中原王朝的学习，获得了回报。 中原王朝是农耕社会，以城市为中心，对于城市的攻守之道之术之器，已经形成系统的理论，并且积累了无数实际的经典案例。 高句丽作为一个缩小版的中原王朝，其文化直接源自于中原，因而，城守之战，是他们最在意和必修的一个功课。 加上杨广第一次征伐高句丽时遗弃了很多辎重，这是非常宝贵的战略物资。 最重要的是，高句丽在上一次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实际作战经验，从技术上讲，高句丽足以成为和隋朝正面硬刚的可怕对手。 高句丽占据天时，地利之和，最夸张的一点是，由于隋军上次无功而返，他们在心理上并不怵于隋军。 高句丽主场作战，万众一心，人和也是他们的加分项。 以此守城，足以让攻坚者望而生畏，即使城市被攻下，也是二败俱伤，玉石俱焚的局面。 杨广就将面临这个局面。 只要辽东城的军民坚持几个月，东北的气候，必将令隋军进退艰难，不战而退。 因而，高句丽辽东城守军士气高昴，心怀必胜之志，誓死与辽东城同存亡。 杨广需要啃一块非常硬的骨头。 双方军队硬碰硬，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战事极为吃紧。 隋军使用飞楼、木橦、云梯、地道等方式，四面俱进，昼夜不停地攻城。 但高句丽因为一直学习中原的攻守战术，加上多年准备，守城之具精当。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高句丽随机应变，区区一座小城，竟然在隋军全力进攻之中，坚守二十余日，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辽东城依然在高句丽控制之中。 硬攻坚城，隋朝付出了惨烈的牺牲。 作为骁果之中的侥侥者，吴兴沈光的遭遇，可见当时战斗的残酷。 沈光可谓艺高胆大命硬，当时有一种攻城工具叫做冲梯，竿长十五丈，沈光升腾其端，跳上城墙和高句丽兵短兵相接，肉搏拼命。 沈光施展不世武功，以一己之力接连杀死高句丽数十人。 但一人难敌众手，后继再无援军，沈光敌不过高句丽人多势众，被高句丽逼着跳下城墙。 眼见即将摔死当场，但沈光一身武艺，临危不乱，竟然在没有落地之时，攀附住冲梯竿上的垂带。 沈光真是神人，他竟然毫不畏惧，再次攀绳而上，继续战斗。 一战成名，沈光被杨广现场提拔为朝散大夫，并且留在杨广身边做贴身侍卫。 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誉。 但并不是每个战士都有沈光的身手和运气，牺牲在辽东城下的隋朝战士，数不胜数。 战争是残酷的，拼的是消耗，是资源，是国力和国势。 辽东城不过是区区一座城池，在隋朝的优势兵力和全力进攻之下，辽东城被攻破，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杨广动了真格，也发了真火，他祭出了攻城的最强武器。 这种攻城之具，在当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杀器。 杨广命令隋军制造了布囊百余万口，在其中满贮土石，准备直接在辽东城外修筑一条和辽东城一样高度的斜坡，这叫鱼梁大道。 宽三十余步，当此道筑成，隋军战士就可以沿着这条大道轻松登城。 同时，为了配合登城，杨广还制作了一个大杀器。 这就是八轮楼车，这更是一个庞然大物，比辽东城的城墙还要高，在鱼梁大道的左右二边各安置一台，上面满布弓箭手，让他们占据制高点，俯射城内，以掩护鱼梁道上的攻城部队。 辽东城内的守军见到这二个新式攻城器具，大感恐慌，非常明显，城池即将不守。 当悲观绝望之气在城内弥漫之际，城外的隋军，却忽然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第142章 辽东城死里逃生，杨玄感风云初起 大好情势之下，隋朝全军撤退了。 辽东城守军，本来已被隋军的攻势吓破了胆子，抱有玉石俱焚之念，已存必死之志。 但城下的隋军虽然撤走，他们的军资、器械、攻具却堆积如山，营垒、帐幕、也完好不动。 这极为反常，也完全不符合常理。 当隋军撤退之际，城墙之上的高句丽守军，就已经察觉到，但他们处于绝对的下风，本来都准备以身殉国了。 高句丽认为隋军可能是诱敌出山，他们只敢在城内鼓噪，甚至不敢派出一个探子，出城去侦察隋军的真实情况。 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高句丽看到城外已经完全人去房空，才敢派出小股军队，了解情况。 但也只敢远远地追蹑于后，不敢过份紧逼。 直到二天之后，当他们确定隋军是真正撤军之时，才敢派出几千名战士，尾随追击。 此次辽东城之役，高句丽军队彻底被隋朝的强盛吓破了胆，虽然名为追击，依然是远远隔着八九十里，怕中了隋朝的圈套，不敢进逼。 直到高句丽确定杨广的御营已经完全渡过辽河之后，才正式确定隋军是正式完全的退军，才敢派出主力，进击隋朝的后军。 当时，隋军还有几万人未渡过辽水，杨广给高句丽的追击部队，留下几千羸弱的殿后部队做诱饵，以掩护主力渡过辽水。 杨广此次再伐高句丽，辽东一城，本已唾手可得，但功败垂成，又仓皇撤军。 杨广君臣的担忧终成现实。 他的后院起火了。 这把火烧得非常大，在前线的每个人，上至皇帝，下至士卒，都无法独善其身。 因为，杨玄感造反了，在中原大地，在隋朝的核心区域洛阳附近起兵造反。 这件事情的后果非常严重。 杨玄感并不是普通的草寇，他是根正苗红的弘农杨氏的中坚，是杨素的儿子，杨素虽然已死，但杨广一朝文武大臣，基本上和杨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身份，也是一种巨大的网络和力量。 最重要的是，前线的将领，他们在后方的子侄，成了杨玄感天然的人质，或者成为他的盟友。 杨玄感的造反，等于将这个帝国彻底割裂，完全可能动摇隋朝的根基。 杨广大感忧惧。 当他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时，他立即召见了老臣苏威，苏威是经历杨坚和杨广二朝的核心元老，也是在政治上可以抗衡杨素的大臣。 杨广直接了当地询问苏威：“此儿（杨玄感）聪明，得无为患？” 苏威老成持重，倒并不太惊慌，他冷静地说道：“夫识是非，审成败，乃谓之聪明，（杨）玄感粗疏，必无所虑。” 苏威虽然并不担心杨玄感能成事，但他久历政坛，眼光长远，他说出了自已真正的担忧，“但恐因此浸成乱阶耳。” 和苏威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庾质。 虽然辽东前线所有将领的妻子儿女都在后方，并且，杨氏一族素有威名，但庾质却在回答杨广的问话中，非常肯定地说：“（杨）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困，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 苏威的担心并不多余，他并不是随口做的预言和判断，而是对于目前局势的深刻担忧，因为，除了杨玄感叛乱之外，现在大隋的天下，已是处处烽火，火烧眉毛了。 中原大地，已经乱成一锅粥。 山东，河南洪水肆虐，民众本来就已经困苦疲弊，雪上加霜的是杨广二征高句丽，过于贪大求全，虐用民力。 在给水军造船时，山东之地的民众，夜以继日，长时间一直裸身站立于水中劳作，甚至全身生蛆都不得休息。 这导致了一个结果，中原大地之民，做顺民，了无希望，举起反旗，却可能还有一丝生存的机会。 官逼民反，只有造反，才是一条正途。 形势确实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 以杨广征发六十万鹿车夫运米为例，二个人共推一辆小车，运米三石，但道途险远，运送的粮食，甚至都不足以供给车夫一路之上的干粮。 结果可想而知，达到地头，无公粮可交，只剩下死路一条。 横竖都是死，这些鹿车夫，只能逃跑亡命，这是一批数量巨大的流民。 流民和无产者，从来都是造反的主力。 同时，为了供应前线的需求，地方官吏变得更加贪残，因缘侵渔，于是，百姓穷困，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 这就是典型的官逼民反，本地的良民和外来流民相结合，就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一时之间，叛乱之火，轰然而起。 首举义旗的是长白山的王薄。 这个长白山不是在遥远的辽东，白山黑水之长白山，而是山东境内的山名。 王薄自称知世郎，按照靠山吃山的原理，他专门剽掠山东的齐郡、济北郡之郊。 王薄大概也读过几年书，他针对时势，做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以激励时人。 歌词内容是： 长白山头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横矛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显然是讲，上山为寇，犹可大碗吃肉，大口喝酒，即使官军来了，也可奋力一搏，总胜过于在辽东路上，无谓死亡。 这种平易入心的口号，迅速传遍山东大地，王薄快速聚拢了在讨伐高句丽路上，没有回头路的流民。 王薄虽然扛起反隋的大旗，他也一直扛到了最后，但和所有的农民起义相类似，他虽然是最先，却并不是最厉害，最富传奇的那几位特殊的存在。 在隋朝之末，起义反叛之军，可谓多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有名姓者，就有一百多起，实在蔚为大观。 但真正具备争夺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的起义军领袖，却只不过三四人而已。 自古以来，农民造反，鲜有成功者，真正能动摇其根基的，只能从其内部产生。 这是千古不易的至理，堡垒易从内部被攻破。 何况现在隋朝虽然千疮百孔，但其中央权力却坚硬如铁，核心的军事力量，更是牢牢掌握在杨广手中。 农民造反，并没有多少机会，但杨玄感不同。 杨玄感熟知帝国政体和政治的运作，并且，他在隋朝的原官僚体系中，具备广泛的和深厚的基础，当杨广失德之际，他登高一呼，天然就是官僚体系新的代表。 谁做皇帝，对于已经根深蒂固的关陇集团而言，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新的皇帝需要能保证他们切身的利益。 而杨广这个独夫，却似乎在一个人的道路上，越奔越远。 杨玄感代表的不仅仅是一股叛乱势力，他代表了朝廷之中对于改朝换代，寻找新的代理人的诉求。 这是一种深刻的思想潮流，破坏力远远大于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 可以说，自从杨玄感举起了反旗，隋朝的统治根基就已经动摇，只要出现一个真正强势的力量，隋朝必然摇摇欲坠。 这也是苏威的判断和预言，“（杨)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浸成乱阶耳。” 事实证明，杨玄感的反叛，来势汹汹，隋朝差点在他的冲击下龙脉断裂。 第143章 玄感造反循章法，李密三策究天人 杨玄感的起兵，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他的父亲杨素，是杨广的恩人和死党，但杨素一生，至杨广一朝，早已功高不赏，已达人臣的顶点，再进一步，就只能把皇帝让给他当了。 杨素没有第二条路，如果不造反，就只能求死免祸。 当然，即使是自动求死，也只是延缓其家族灭亡的时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杨素死后，杨广就曾经对近臣说过，“使（杨）素不死，终当夷族。” 可见，当时杨氏一族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让杨广都非常忌惮的地步，但非常幸运，杨素之死，正得其时。 他一死，他所代表的力量，毫无疑问，会出现分化和弱化，杨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 双方表面上相安无事。 但杨广的猜忌之心，远比他父亲杨坚更为夸张。 自此之后，他虽然迫于杨氏一族的势力，必须让杨玄感身居高位，但却有意不让其接掌军队。 杨玄感当然心知肚明，知道杨广心怀猜忌，自己始终难得自全，要想保家全身，必须用非常之法。 最早之时，杨玄感曾经设想，废立杨广，立秦王杨浩为帝。 杨浩当然也是大隋帝国，根正苗红的合法继承人，他是杨坚的孙子，也是秦孝王杨俊的长子，当时幽废于家。 杨玄感有过一次实际的策划行动。 当年杨广亲征吐谷浑，在大头拔谷，遭遇百年一遇的大风雪，队伍全乱，防守也全无章法，天地之威，即使强悍如杨广，也只是沧海一粟。 当时，杨广处于最薄弱，也是最空虚之时，杨玄感认为有机可乘，当时准备趁乱袭击杨广的行宫。 这是一个大胆的构想，也具备相当大的成功可能性， 但杨玄感的叔叔杨慎劝阻了杨玄感，他说：“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 杨慎言之有理。 因为，当时即使袭击成功，杨广授首，但当时隋朝如日中天，并且内外无隙可乘，杨玄感即使在战术上成功，从战略上而言，并不明智，因为，他缺乏足够的威势，去接管杨广被杀后的政治成果。 他不可能成为新朝的皇帝。 杨玄感只有忍耐。 现在，杨玄感的机会来了。 杨广在位之后，一再虐用民力，民众的承受力已经达到顶点，各地叛乱之火，也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杨广连续二年，再征高丽，可谓正是内忧外患之际，他不得不启用朝野之间，各路人才，即使曾经不那么靠谱的人才。 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杨玄感准备趁机进入军界，他毛遂自荐向杨广进言道：“世荷国恩，愿为领将。” 为国报效，并无问题。 国难当头，将门之后，如果杨玄感不自荐，可能才会真正成为问题。 并且，杨玄感的自荐，还取得了兵部尚书段文振的作保，他在杨广面前极力推荐杨玄感。 于是，杨广高兴地说，“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固不虚也。” 但杨广依然深有顾忌，他不想让杨玄感有在前线展露才华的机会，只给他一个在后方的职位，那就是在黎阳督运粮草。 依杨广的判断，即使杨玄感心怀二意，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发动反叛。 杨广看走眼了。 在正常时期，杨玄感以区区一个粮料督运官，根本无法起事，更无法成事。 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杨广二征高丽，山东，河北，又灾害连绵，全国各地，义旗遍地。 隋朝的天下，已经乱了。 杨玄感不过是在上面加了一把火，让其乱上更乱而已。 他这把火烧得非常旺。 杨玄感需要一个起事的军事要地，他选择了黎阳。 杨玄感先是使诈，借口水军将领来护儿反叛，然后，他进入黎阳城中，占得这个据点，有了生存的根基，才可求得发展。 接着，杨玄感在黎阳按正常的征兵程序，大规模募兵，这让杨玄感获得了第一支真正的力量。 同时，杨玄感发文书给附近各郡县，以讨伐来护儿为名，让其发兵汇集于黎阳。 杨玄感立即组建了他的第一支军队。 虽然这只是一支乌合之众，也是应景之军，这就是八千起事之兵。 他挑选了五千名少壮有武力的运粮军民，加上三千丹阳、宣城镐梢之众，总计八千余人。 杨玄感开始他的造反之旅。 世家之子，将门之后，显然治军有素。 他非常注重造反必须的理由和远景规划，更重视仪式感。 杨玄感宰杀三牲，当众举起义旗，他慷慨激昂地说道：“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 八千之众，一起拜呼响应，高呼万岁。 可见，从一开始，杨玄感就打定主意，改朝换代。 但他却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楚公好反而不欲胜”。 楚公是杨素当年的封号。 杨广曾经听信术士之言，认为楚地有灾，需要重臣上应天命，而封杨素为楚公，其实是希望杨素，应天之义而死于非命。 但杨素命大，并未死于此次封赏，但他楚公的称号却被固定下来。 杨素死后，杨玄感继承了楚公的爵位。 敢于如此评价杨玄感，说他“好反而不欲胜”的人，就是杨玄感麾下首席谋士李密。 李密是杨玄感的刎颈之交。 当年，杨素初识李密时，李密骑着黄牛，牛角之上挂着一卷汉书，一手牵牛，一手读书。 杨素一生英雄，颇有惜才之心，就走上去问道：“何处书生，耽学若此？” 李密从小长于京城，自然认得杨素，一来二去，对答之间，让见多识广的杨素，都大为惊异李密的谈吐和见识，认为他是大才。 杨素将他引见给杨玄感，并且对杨玄感说：“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 从此，李密就从为杨玄感的相熟相识相玩相伴的密友。 杨素一生，从不轻易许人，但对于李密，却一见倾心，可见李密天生就是万中无一的人才。 杨素没看走眼，李密对得起杨素的另眼相看。 李密此刻正被杨玄感火速召往黎阳，时间非常凑巧，李密入城之际，正是杨玄感举兵之时。 杨玄感毫不遮掩，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子（李密）常以济物为己任，今其时矣！计将安出？” 李密也真是杨玄感的知己，也真正不负杨素所托。 造反大计，亡身灭家，是大逆不道之事。 李密在前往黎阳的路上，早已经深思熟虑进，于是，他立即正面回答杨玄感的问题，并提出上中下三条对策。 李密从此刻开始了他一生开挂的人生。 当然，居杨玄感之下，着实屈才，但如果没有这段经历，何来以后威震天下的蒲山公呢？ 可见世间之事，一饮一啄，皆有前定。 第144章 自古下策成上策，起事之路异事多 李密侃侃而谈，首先献上自己的上策。 那就是直接断绝大隋的根本，可以让杨广的天下，一朝之间，土崩瓦解。 李密冷静地分析了杨广面临的危险处境，他高瞻远瞩地说道：“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犹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强胡，中间一道，理极艰危。” 然后，李密明确指出应对的方略：“公（杨玄感）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据临渝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既绝，高丽闻之，必蹑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 李密是当世军事战略大家，如果杨玄感能顺利占据临渝关，此计真是釜底抽薪，将杨广拦于必死的绝境，实乃上佳之策。 但杨玄感并没有采纳这条计策，他当时处于中原腹地，并且手上兵少将弱，以区区五千乌合之众，杨玄感心中向自己示弱。 杨玄感担心越往北走，帝国的精锐军队也会越来越多，他手上的这些本钱，失败一次都嫌多。 杨玄感实在不是一个造反之才，他不知道，没有任何造反，是完全能用现在手上的力量去对抗原有的整个体系，举起反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字“势”。 势顺则事成，所谓一呼百应，应者如影。 兵将，粮食，人才，甚至都可以一朝而集。 杨玄感有此势，却不敢再造大势，他没有将自己置于必死之地，就缺乏绝对的勇气，去舍身取义。 杨玄感没有把握能赶在杨广之前，占据临渝关（山海关）。 而如果堵不住这个一线天的绝地，他将陷入杨广领导的优势精锐围歼，被迫流动作战，局势并不是他可以掌控。 还有第二个要考虑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杨广对杨氏一族的压制，显露出深远的影响。 那也是杨玄感一直的命门。 即使他成功将杨广堵住，逼其崩溃，杨玄感本人也没有绝对的力量，去收拾天下的残局。 很有可能陷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境地。 杨玄感想打一场长久战，他看到全国各地义旗纷举，有意将水搅浑，他好趁机捞鱼。 他更为关注据点和坚城，这或者是一种稳妥的选择，有坚实而牢固的基地之后，进可攻，退可守，可在乱世之中游刃有余。 杨玄感远远没有其父亲兵行险着，一往无前的心态气势。 当然，他担忧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收割胜利果实，可能也来自于现实的考较。 他被现实撞了一下腰。 他在刚起兵时，就遭到游元的坚决反对。 杨玄感当时志气满满，自认为自己会一呼百应，从者云集。 但游元让他失望了，游元至死，也没有屈从杨玄感的意志。 这让杨玄感心中蒙上了一层不祥不兆，而他的起兵之路，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至少，在初期征召黎阳附近郡县的活动，他就深受挫折。 杨玄感原来预计，自己文书所达之处，其地军民必然望风景从，但事实给他泼了一瓢冷水。 所到州郡都不约而同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没有几个州县，愿意跟随杨玄感起事。 这让杨玄感产生了一种错觉，他觉得隋朝并没有到日薄西山的绝境。 于是，杨玄感求稳。 他不想北上涿郡去孤注一掷，即使这可能是距离成功最有效的一条捷径。 于是，杨玄感对李密说：“更言其次。” 李密并不失望，他接着说出中策，“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昇，不足为意。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 关中自古帝王之都，以关中为根据地，高屋建瓴，出征四方，进而一统天下，已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成功的高明的策略。 这是一个稳妥而缓步推进的策略。 以当时情势而言，杨玄感的军队，完全可以进据关中，占领隋朝的都城大兴城，然后再和杨广一较高下。 但杨玄感心中似乎早有定计，此次询问李密，更多的只是想让他和自己统一思想，然后在具体的战术上，想让李密出谋划策。 因而，杨玄感胸有成竹地说：“更言其次。” 李密既不气馁，也不藏私，他心中通亮，缓缓说出下策：“简精锐，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祎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 杨玄感等的就是这是李密的下策，他心不迭地接口说道：“不然。” 显然，杨玄感自负名门之后，对于此次起兵，他早就计划好自己的大计，也就是杨密说的下策。 杨玄感说出自己的理由，“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杨玄感显然想在东都洛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如果他能顺利拿下洛阳，以洛阳城池之坚，周围洛口，回洛等粮仓储粮之足，加上中原大地，人口殷盛，并不忧虑缺兵少将。 最重要的一点，在跟随杨广出征高丽的将领之中，绝大部分将领的家小，都在东都洛阳，这是一种天然的战略资源。 如果能控制他们，或是得到他们的主动配合，自然可以轻易动摇杨广的根本。 这本身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但这个方案的前提，是必须在极短时间攻取东都。 杨玄感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也过于低估了东都留守将领得厉害，东都的守军将领，现在是樊子盖。 并且，杨玄感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放走了唐祎。 唐祎早就将杨玄感起兵一事，快马加鞭，告知了东都洛阳。 这其实也可以证明隋室皇运未绝，唐祎本身是杨玄感任命的怀州刺史，但他显然不看好杨玄感的前途，。 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因为杨玄感并没有自己忠实地造反的班底。 他在初期起兵之际，并无多少忠实的追随者，同在黎阳督运粮草的游元，就坚决拒绝跟随杨玄感起兵。 杨玄感过于相信自己的影响力，也过于相信臣民对杨广倒行逆施的离心力，他对游元说道：“独夫肆虐，陷身绝域，此天亡之时也。我今亲帅义兵以诛无道，卿意如何？” 游元严辞拒绝道：“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 游元是真正的直臣忠臣，绝不畏死，在杨玄感数次以性命相威胁时，依然毫不妥协。 造反之际，当然不可能容许如此反对力量的存在，否则军心民气，将无法聚拢。 杨玄感也是杀伐果断之人，他知道游元始终不能为自己所用，便立即将其杀害。 从游元和唐祎这二人的选择就可以知道，虽然隋朝已经摇摇欲坠，但依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杨玄感的造反之路，凶险异常。 实际上，杨玄感这支反叛力量，虽然不再是奇兵，但却成就了非常多奇异之事，这也是杨玄感敢于造反的真实依仗。 可以说，杨玄感进军东都洛阳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何况是造反这种灭身诛族之事，更是全家父子兄弟一起上场。 杨玄感依赖的三大领军人物，就是其弟杨积善，杨玄挺，加上自己。 说是三军，其实只是一种对外的虚张声势，每一军不过区区三二千人，并且兵士的装备，过于惨不忍睹，每人只是拿着单刀柳楯，没有弓矢甲胄。 这其实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他们碰上了隋朝留守的精锐。 战斗过程非常吊诡，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战斗，更没什么战斗过程。 隋朝的精锐部队，不约而同，不战自溃，成了运输大队长，专门负责给他们提供铠仗等装备。 这并不是隋朝的正规军真的没有战斗力，更大的可能是，他们采取了消极的抵抗方式，默认甚至支持杨玄感的反叛。 更搞笑的是，隋将裴弘策率领八千精锐，对战杨玄挺三千新兵，最后仅余十几骑驰入宫城，其余的兵将，全部成为杨玄挺的部属。 这与其说是战斗，更不如说是双方非常默契进行了一场表演，似乎可以说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支持。 裴弘策在经过表面的象征性的接触后，给杨玄感送兵送将送军资器械。 战斗过程非常富有戏剧性。 第145章 五战五败如儿戏，一斩一恕立威名 杨玄挺和裴弘策戏剧性的五次战斗粉墨登场。 第一战，双方甫一接触，还未动刀动枪，裴弘策立即撤军，留给杨玄挺无数的铠甲器械。 杨玄挺笑纳。 裴弘策退了三四里，见不到追兵，整顿兵马，重新布阵等待杨玄挺。 杨玄挺非常有意思。 他不着急追赶，也不怕对方的突袭，慢腾腾晃悠悠地率领人马，象赶赴一场盛宴。 杨玄挺既不整兵，也不布阵，就象见了老朋友一样，就地坐下休息了很长时间。 可能是看到天色太晚了，杨玄挺起身应应景，率领军队再一次向裴弘策进攻。 平心而论，这并不是双方有着多高明的战术，也实在不象是二军生死交战。 裴弘策的军队估计等待杨玄挺的时间过长，完全懈怠了，这一交战，裴弘策又立即撤退了。 这样一个走，一个追，追追打打，连续打了五次，每次都是裴弘策失败撤退。 说是在战斗，但却乏善可陈。 在吊诡的五次接触之后，裴弘策发然发现，他自己八千精锐，竟然只剩下十几个心腹了。 其余兵将，都跑到对面杨玄挺的部队中，成为对方的生力军了。 前一刻都是自己的兵将，忽然之间已成对手。 裴弘策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估计参与这五次战斗的兵将，同样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这似乎更象是一场双方心知肚明的表演。 现在，表演完了，杨玄挺完全接收了裴弘策的八千精锐。 这只是杨玄挺一个方面军的收获，综观杨玄感方面，并不是只收了这八千精兵。 他本人在向东都洛阳的进军途中，力量也一天天强大，到东都城下之时，已经顺利接收了隋朝五万精锐之师。 这都是久经点阵，全副武装的精兵，有了这五万精锐之后，杨玄感感到自己不再是黎阳督运时五午新兵蛋子的草包首领了。 他已具备和杨广争一日之长的资本。 东都洛阳的朝野之民，更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因为，杨玄感在上春门下，发表了一番颇富鼓动力的演说。 杨玄感声情并茂地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 这是事实，杨玄感于此立论，接着发出最强音：“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 杨玄感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加上杨广远征，损兵折将，家家都有未归人，杨广实在已成众矢之的。 加上杨玄感兵势日隆，顺风顺水，于情于理于义，都已成为正义之师，堂堂正正，前途远大。 于是，站队开始。 东都洛阳城的父老争献牛酒，以犒劳杨玄感之师，每天都有几千人自动投军，为杨玄感效力。 最重要的民心，或者说这个社会上中坚的传统贵族们，也觉得可以在这个时候表明态度了。 于是，东都洛阳的军事将领和传统贵族的代表，向杨玄感表示欢迎和投诚。 一切似乎朝着最美好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杨玄感最初预估的最好过程。 但这一切并没有一个最好的结果。 因为，东都还有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或者，杨玄感真的有可能成为新的皇帝。 但这个人，犹如一尊神，横亘在杨玄感和帝位之间，让杨玄感不可撼动，无可跨越。 他就是樊子盖。 他将开启自己传奇的人生。 杨玄感的皇帝之梦，被樊子盖无情斩断。 如果杨玄感能在隋军合围之前顺利拿下东都洛阳，以当时杨玄感所取得的政治优势，加上身据坚城，手拥洛口，回洛粮仓之粮食，可谓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兵将也有兵。 最重要的是，占据东都洛阳的政治优势，足以和杨广分庭抗礼。 能够占据东都洛阳的杨玄感，将成为杨广的噩梦。 可惜，东都留守叫樊子盖，他本非大才，却适逢其会，无意之中，成为扭转历史发展的英雄。 当时，东都主政者是杨广的孙子越王杨侗，樊子盖是以外藩之官空降东都。 樊子盖虽然久居地方刺史，主政一方，并且也曾经短时间任职过民部尚书的高职，但他的出身却并非北方的世家大族，而是来自于江南的小小梁国。 樊子盖既非根正苗红，也不是久处机要之地，现在却空降东都，占据位高权重的留守重任，毫无疑问引起了东都旧官僚的抵触和排斥。 樊子盖知道自己不过是外来的强龙，在和平时期，他只能和原来那群地头蛇虚与委蛇。 但是，他的机会来了。 杨玄感兵临城下，那些旧日官僚，平日指点江山，或者可以口沫横飞，但临阵杀敌，却是百无一能。 时势需要他这种实干型的将领站出来。 樊子盖的前一个职位，是涿郡留守，那是重中之重的一个留守。 杨广第一次征辽失败后，需要一位强悍而又忠心地将领镇守后方，抵御高句丽可能的追击，以及应付战后边境各少数民族之间复杂的事务，杨广选中了樊子盖。 这足够表明了樊子盖在杨广心中的忠诚度和能力定位。 现在，是樊子盖为杨广尽忠，回报杨广的时候了。 他站立在东都的城墙之上，看到下面黑压压，一望无际的叛兵，心中并不惧怕，相反，他长舒了一口多日以来的郁闷之气。 战争是集权的最好的机会。 他终于可以出头了。 要出头，当然就要立威。 樊子盖选择了刚刚败退回来的裴弘策开刀。 裴弘策算是东都旧臣的代表人物，当他听到樊子盖要求他立即再和叛军交战时，这个一身征尘犹未抖落的将领，想也不想，直接拒绝了樊子盖的要求。 这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种局面，也正是樊子盖希望出现的结局，他立即命令部下将裴弘策就地正法。 东都所有的官员自然知道杀鸡骇猴的故事，也知道如今属于战时时刻，樊子盖大可以只手遮天。 没有人敢再忤逆樊子盖。 但樊子盖并没有就此收手，也许，他承受东都洛阳旧有官僚的压抑和冤气太久，杀一个裴弘策，还远远没达到立威的效果。 于是，传统关陇贵族的代表，并且身负天下文名，精于春秋左氏的杨汪，再一次撞到樊子盖的枪口之上。 事情本身非常微小。 杨汪不过是小小忤逆樊子盖，后者立即下令处斩杨汪，这已是彻底的立威，和事情本身的真实性或必要性完全没有关系。 杨汪深知这点，他知道这个时候，樊子盖需要他的态度。 杨汪抓住了事情的本质，他并不称呼冤枉，而是跪倒拜伏在地，向樊子盖不停地叩首求饶。 杨汪老于世道，知道这是紧急关头，容不得自己再有半分的骄傲和尊严。 他完全不顾自己的声誉，实打实地叩头求饶，因为用力过猛，他的额头已经鲜血淋漓。 樊子盖见目的达到，也不为己甚，毕竟他还要依靠东都洛阳这帮人成就自己的功业。 于是，他饶恕了杨汪。 如此一斩一饶之后，东都将吏震肃，甚至不敢仰视樊子盖，他的号令令行禁止。 樊子盖已将东都揨成一股绳，这对于杨玄感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第146章 招降不成必缠斗，最硬死忠卫文昇 杨玄感错误判断了东都的形势。 在他的计划中，已经预设了东都君臣离心，无有守志，当自己大军一到，自然会开城奉迎，即使是稍作抵抗，恐怕也更多是象征性。 但如今，东都的守军竟然真刀真枪和自己开干，以洛阳城之坚，守备之完善，自己已被拖入持久战的泥潭。 局势已不在杨玄感的控制之下。 不过，从表面上看，杨玄感的牌面，却春光大好。 他麾下人才济济，已经足以组成一个小朝廷了。 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在极短时间内，迫于他的兵势和声威，投降他的达官贵人子弟数量和质量，让人目瞪口呆， 例如隋朝中央的核心官员，韩擒虎、杨雄、来护儿、虞世基等人的儿子都在杨玄感麾下效力，至于次一级官员的儿子，那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可以说，只要杨玄感能占据东都洛阳，有一个可靠的基地，立住脚，稳定局面，那么，杨广的天下，就会摇摇欲坠。 可惜，杨玄感并非真龙天子。 所以，当杨玄感命令俘获的韦福嗣作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招降文书，投给洛阳城内的樊子盖时，如泥牛入海，了无回音。 韦福嗣是韦洸的兄子，出自当世第一等豪门京兆韦氏，杨玄感知人善任，让他主掌文翰。 韦福嗣虽然首鼠二端，在杨广和杨玄感之间观望，但这封招降樊子盖的文书，却展露了他确有几分真功夫。 他在文书中先写明杨玄感以天下为己任，“（杨）玄感世荷国恩，位居上将，先公（杨素）奉遗诏曰：‘好子孙为我辅弼之，恶子孙为我屏黜之。’所以上禀先旨，下顺民心，废此荒淫，更立明哲。” 接着，开始招纳樊子盖，劝他审时度势，顺天应人。 “四海同心，九州响应，……公独守孤城，势何支久！愿以黔黎在念，社稷为心，勿拘小节，自贻伊戚。谁谓国家一旦至此，执笔潸泫，言无所惧。” 这些文字其实并无夸大之处，并且在情在理，字字攻心，句句实锤。 如果碰上刚到东都时的樊子盖，或许杨玄感真能兵不血刃，接收东都洛阳。 只是，杨玄感来得太晚了。 现在的东都，已是铁板一块，樊子盖将要凭此建立其不朽的功勋。 他知道杨玄感最大的弱点是缺少时间，只要能拖住杨玄感，就必然让杨玄感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在东北方向，杨广的大军星夜兼程赶来。 东边，来护儿的水军也自动回归勤王。 西边关中之地，京城长安，卫文昇的援军也鼓行而至。 他知道杨玄感虽然现在势如破竹，气势如虹，但这将是他最后也是最好的高光日子。 于是，樊子盖置之不理。 杨玄感的好日子慢慢到头了。 西边征尘四起，卫文昇踏马而来。 隋朝毕竟是天下正朔，忠臣义士所在多有，并且，当初实行二京制，本来就存有互相支援，互为表里，双互相制衡的内涵。 所以，当杨玄感造反的消息传到京城大兴，留守卫文昇展示了他作为老臣和身居重臣的忠诚。 他立即率领四万精兵，星夜兼程，救援东都。 为了显示他义无反顾的决心，在经过华阴杨素之墓时，卫文昇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动作，他发掘了杨素的墓，并且将杨素的尸骸挫骨扬灰。 杀父之仇属于不共戴天之仇，终其一生一世，甚至子孙后代，都要报此奇耻大辱。 将杨素挫骨扬灰，这比直接杀了杨玄感的父亲，更加让人不可接受。 这个深仇大恨，卫文昇是结下了。 这也表明，他此次出关救援东都，就没有想过活着回来，主帅有必死之心，士卒自然也是战斗力爆棚。 只是，卫文昇根本就不是杨玄感的对手。 虽然卫文昇看不上杨玄感，认为他成不了事，甚至在出崤、渑道时，根本就不怕杨玄感埋有伏兵，而是大张旗鼓，大摇大摆地列队直趋洛阳城北。 但杨玄感或者不是一流的战略家，他他却实在是超一流的战将。 就连自视甚高的李密都心悦诚服地说：“若决机二阵之间，喑呜咄嗟，使敌人震慑，密不如公；驱策天下俊贤，各申其用，公不如密。” 杨玄感也大笑认可，这既是对李密的肯定，也是对于自己武力的自信。 现在，卫文昇终于领略了被一代枭雄李密推崇的杨玄感的勇武，那是不可一世，气吞万里的无敌战将。 卫文昇以二万人马渡过瀍、洛二水进击杨玄感。 杨玄感立即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他抓住卫文昇自恃亲率关中精锐，看不起自己临时组织的乌合之众，急于和自己决战的心理。 先假装失败，等其追兵过河之后，才掉转马头，迅猛冲击卫文昇。 杨玄感亲率精锐，展露出可怖的战力，他一举全歼卫文昇的先头部队。 卫文昇吃了一个大亏，但他还要吃更大的亏。 当卫文昇集合队伍时，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和杨玄感正面决战的机会。 但兵不厌诈，双方才一接触，杨玄感就放出一个烟雾弹，对着卫文昇的军队大声说道：“官军已获（杨）玄感矣。” 这迷惑住了卫文昇的军队，也让他们放松了战斗的意志，既然对方主将都已经被擒，那这仗也快要收工了。 正当他们精神懈怠，阵势散乱之际，杨玄感如天神般下凡，亲持长矛，身先士卒，喑呜叱咤，全身重甲，在敌军之中，几进几出，横冲直撞，直如天神下凡。 这种气势，考之历史，也只有一人可得媲美。 于是，一军之中都称其为当世项羽。 这当然是一种无上的荣誉，卫文昇在隋朝项羽杨玄感的强力攻击之下，阵形大溃，只得仓皇收集八千人马，退入北邙山，再整旗鼓。 杨玄感毕竟将门之后，除了本人神勇盖世之外，他也精通兵法，善于抚御下属，因而，其所统士卒，都愿意为其效死力。 于是，很短的时间，在屡次战斗胜利之后，杨玄感的军队就滚雪球一般，达到十万人的规模，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成就。 卫文昇也是老于战阵，他虽然屡败，但却志气不衰。 他以必死之心去决斗，就产生了惊人的力量，他竟然和杨玄感一日之中十次战斗，还未被彻底击垮。 卫文昇足够顽强，但隋朝项羽终是没有做皇帝的命。 天不绝隋朝，杨玄感的弟弟杨玄挺竟然在此后的混战中，误中流矢而毙。 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杨玄感军队的气势稍稍为之消退。 更大的问题是，杨玄感要陷入多面作战的泥潭了。 第147章 避合围玄感西进，免城破智积有计 杨玄感已是四面楚歌，陷入重围了。 东都樊子盖时不时地派军骚扰，洛阳城不动如山，完成了牵制杨玄感的目的。 隋军非常重要的一支军队，渡过了黄河，那是大将屈突通。 他本来驻守在河阳，因为兵少而先行观望，但他见到杨广征辽的主力宇文述的大军前锋后，他决定渡过黄河，对杨玄感实行夹击。 加上东边的来护儿，西边的卫文昇，这种态势，是要在东都洛阳城下形成大合围，关门打狗的前奏。 杨玄感本身是个知兵的人，知道面临生死关头，当时，他阵中有一个重要的谋士大将军李子雄，赶快向他献计。 李子雄是当世为数不多的军界老资格。 他因为坐事除名，在来护儿的军中效力，在杨玄感起事之际，由于杨广一直怕李子雄心生二意，便特意叫人锁住李子雄，押往自己的行营。 李子雄确实有令杨广不放心的本事。 他从北周时代起，一直到杨坚一朝，都因为战功赫赫，历任显职。 杨广本人，也对其印象深刻。 当年汉王杨谅反于晋阳，为了防止他联合东面的幽州窦抗，形成尾大不调之势，需要选任一个忠诚且靠谱的大将去顶替窦抗的位置。 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任务，稍有不慎，就会身首异处，并且，会让平叛痛失好局。 李子雄在杨素的举荐下，临危受命，匆忙之际只组建了一个千余人的队伍，就用计，智取窦抗，顺利接掌幽州，从而保证了杨谅之乱快速平定。 此事之完成，非有大智大慧，大勇大武不可。 李子雄一战成名。 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李子雄既成了杨广倚重的将领，同时，也成为杨广怀疑猜忌的对象。 这也成了杨广心中的一根刺。 虽然李子雄有来护儿看守，但杨广还是不能放心。 他的不放心是正确的。 李子雄在押送来杨广行营的过程中，竟然逃跑了。 不出意外，他径直跑到了杨玄感的军队中，李子雄果然造反了。 但对于杨玄感而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杨玄感得到李子雄这种军界的元老名宿的归心，加上是自己父亲昔日门生，心中大喜，更认定自己是天命所归，便事无巨细，都向其咨询。 而李子雄也怀感遇之情，一条道走到黑，对于杨玄感尽心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现在，局势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 何去何从，性命攸关。 李子雄看出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必须切断屈突通南来的路线，才可以打破隋军合围的战略意图。 于是，李子雄向杨玄感献策说：“（屈突）通晓习军事，若得渡河，则胜负难决。不如分兵拒之。” 这是上策。 但杨玄感正面的敌手，是隋朝久经战阵的名将，洛阳城樊子盖，同时也洞悉杨玄感的部署，他抢先发动攻势，将杨玄感死死拖在洛阳城下。 杨玄感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陷入进攻不能，退亦不能的二难境地。 因为需要同时应付东西二线的战事，加上其弟杨玄挺的阵亡，让杨玄感军队的士气明显受到影响。 以前战无不胜的义师，现在变成了屡战屡败的丧气之师。 这个新出现的状况，意味着杨玄感久处洛阳城下，师老无功，他的锐气已逐渐消磨殆尽。 最坏的情况出现了。 屈突通渡河成功，隋军主力对杨玄感形成实质性的合围，不过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再坚持下去，有死无生。 何去何从？是摆在杨玄感面前的一道难题。 三十六计，走为上，打不过，就必须跑。 虽然东都洛阳这块肥肉，已从嘴边溜走，但杨玄感并非山穷水尽。 李子雄再献一策，“东都援军益至，我军数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振贫乏，三辅（关中）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 英雄所见略同，这其实就是当时李密所献的中策。 李密也表示赞同，在旁边补充说：“元弘嗣统强兵于陇右，今可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以绐众。” 李密实乃大将之才，短短几句话，就将核心难题解决。 因为，要从战场退却，要让部下将士誓死跟随，就需要许诺跟随造反的部下，一个明确的未来。 造反面临杀头的风险，当然也必须有巨大的利益追求。 李密此计，有一石二鸟之用，一是在于树立一个举手可得的优势目标，定鼎关中，可以有着光明的未来。 二是有关中豪强归顺，让部下可以逃避目前的困局，能够轻松重新开始。 这对于士气和民心的提振，是上而又上的大计。 杨玄感果于决断，立即放出风去，向关中地区派出间谍，传言说：“已破东都，取关西矣。” 兵贵神速，杨玄感不再迟疑，立即挥军西进。 杨玄感入关的目标、口号、势力都是合情合理，堂而皇之。 他不但欺骗了隋军和己方的军队，甚至连其本族，弘农杨氏的宗亲，也认定杨玄感有真龙之相，族中好事之人，立即成为杨玄感入关的向导。 关中自古帝王起家之所，洛阳虽失，如果能占据关中，造反的形势更佳。 这本质上是一场争抢时间的游戏。 现在关中的兵力空虚，只要杨玄感一路直驱，直指京城，隋都大兴城不战而降，是完全可能的。 一旦挥军入城，以杨氏在关中和朝野的地位及影响力，未始没有一战之力，天下大势，犹未可知。 但杨玄感身后，也紧紧蹑着隋朝的精锐主力。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比赛谁的速度更快，天命真正归属于谁。 杨玄感占先行之利，眼见成功在望，他自己却给自己掘了个坑，然后跳进去，妥妥地把自己埋给了。 当杨玄感的军队经过弘农宫时，杨玄感的军队却走不动了。 并不是他不想快速推进，而是弘农当地的父老乡亲，全部栏在路中间，要求他攻下粮仓。 他们的理由也冠冕堂皇，并且似乎为杨玄感考虑，“宫城空虚，又多积粟，攻之易下。进可绝敌人之食，退可割宜阳之地。” 这是杨玄感的家乡，也有他的宗族父老，他没有办法用强力行军。 况且，杨玄感认可这个计划。 当然，他有私心，因为弘农的太守，是蔡王杨智积。 他是文帝杨坚的的族侄，当杨玄感的军队经过其城下之时，他对属官说道：“若成其计，则根本固矣。当以计縻之，使不得进。不出一旬，自可擒矣。” 于是，他登城而骂，蔡王有辱骂杨玄感的本钱和素材。 因为，他是弘农太守，弘农是杨氏的起源，他手中有大把的猛料和人质，可以和杨玄感周旋。 大概是蔡王杨智积的骂功实在过于厉害，戳中杨玄感心头之恨，加上杨玄感的父亲杨素刚被挫骨扬灰，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杨玄感被彻底激怒了。 他决定攻下弘农郡，拿下这个不知死活的蔡王，将他彻底消灭，才能解除自己心头之恨。 杨玄感本以为自己一声令下，小小弘农郡，不堪一击，必然应声而下，但出乎他的意料，在蔡王杨智积誓死抵抗之下，杨玄感三天之中，竟然无尺寸之功。 杨玄感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知道他身后的追兵，已经迫在眉睫，他再也耽误不起，于是，他立即起兵直趋京城大兴。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第148章 枭雄末路如山倒，战后清算谓残酷 兵贵神速，杨玄感犯了大忌。 他已经耽误了三天最宝贵的时间，幸运女神，不再垂青他。 杨玄感视线所及之处，隋军的大旗已在猎猎飞扬。 大局已定，杨玄感完了。 在阆乡，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决战。 阵势长达十五里，在这样穷蹙之时，杨玄感的军队，竟然还保持了一支军队，应该有的纪律和战斗力，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胶着。 但杨玄感回天无力，他一天之中，三战三败。 在随后的董杜原之战中，杨玄感的军队终于溃败，再也不成队列，各自四散逃命。 兵败如山倒。 最后，杨玄感的身边只剩下十多个亲随骑兵，他们慌不择路，在林木之间不辩方向，亡命逃窜，但天下虽大，却再无他们的容身之处。 杨玄感是隋朝的项羽，他具备霸王项羽的威猛，也沿袭了项羽悲情的命运。 当隋军的小股部队追击上他时，杨玄感展示了一代名将最后的风采。 他瞠目怒视，大声喝止，追兵为其气势威名所摄，竟然不敢上前，慌乱之中，回马逃走。 但末路之人，已再无希望。 逃到葭芦戍，杨玄感的随从和马匹尽失，他身边已经只剩下亲弟杨杨积善了。 他们再也逃不动了，他们也不想再逃了。 看着兄弟二人末路无依的惨淡下场，杨玄感心中无限感慨，真是人生一场大梦，世事几度秋凉，眼看自己起高楼，眼看自己楼塌了。 这一切，迅速得让人甚至来不及回味过程，就已经结束。 杨玄感毕竟尚存几分英雄之气，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并不惧怕，也许，起兵那一天，他就已经做好了计划，不成功便成仁。 于是，他对着同样失去坐骑的杨积善说道：“事败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杀我。” 也许，杨玄感想用自己的脑袋，换取他弟弟的一线生机，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杨积善满足了杨玄感最后的一个要求。 在斩杀杨玄感之后，他立刻自尽，但他似乎并没有坚决的死志，竟然自杀未成。 于是，他被生擒，随同杨玄感的尸首一同被押往杨广的行宫。 轰轰烈烈的杨玄感叛乱自此失败。 战后的清算残酷而血腥。 弘农杨氏，立即被灭族，并且，当杨积善想凭借斩杀杨玄感一事，而向杨广请求免死时，杨广毫不留情地说：“然则枭类耳。” 他坚持将杨积善赐死，并且将整个杨氏家族赐姓为“枭”。 对于参与杨玄感叛乱的朝贵之子，他却和朝中大臣经历了一段复杂和反复的博弈。 这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整个朝廷，全部被卷进了杨玄感叛乱。 想诛连三族，甚至整个家族，都是很难想象的。 朝贵之中，很多直系子女都主动或被动加入了杨玄感的叛军，在清算刚开始时，为了避免引发更大的动荡，杨广准备对这些被胁迫加入叛乱的朝贵子弟，免于追责。 杨广极为疑惑。 他在思考，他想弄明白，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大臣之子，会不顾气节，加入叛乱的阵营？ 那些人，拿出了一个挡箭牌，他们有一个借口。 那就是当时樊子盖无故斩杀裴弘策，让他们即使想回东都，也害怕樊子盖无故加害，只能被强迫滞留在杨玄感大营。 这或者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理由。 因为，这群人，其父辈非富即贵，都是和杨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臣。 这个群体，并非只有一二个人，是一个庞大的团体，法不责众。 如果残酷清算，整个朝廷之中，很多人将面临丧子之痛，隋朝的根基似乎都会摇动。 这件事情，似乎可以和稀泥搪塞过去。 但樊子盖不这么想。 他面临背锅的危险，如果深究起来，恐怕有难以预测的杀身之祸。 樊子盖不想让自己成为笑柄，也不想成为牺牲品。 他需要收集证据，以证明这些大臣子弟，是心甘情愿投入杨玄感的叛军。 这个时候，韦福嗣自动送上门来。 事情立即起了变化，樊子盖收集了他在杨玄感处起草文书的底稿，底稿之上，难免有韦福嗣涂涂抹抹，反复修改的证据，这证明了韦福嗣是尽心真心在起草叛军的诏书。 樊子盖如获至宝，他将这些底稿呈送给杨广，物证俱全，无可抵赖。 并且，韦福嗣是在杨玄感将要失败，准备挥军入关之际，才逃归东都，这也可以认为他首鼠二端。 最后，杨玄感战败，李密、杨积善等人和韦福嗣被一同押往洛阳，李密知道如果到达洛阳，他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李密不是一个甘于向命运屈服，愿意白白等死的人。 他在途中设计逃脱，临行之时，他叫上韦福嗣一同逃跑。 李密对韦福嗣实在很够朋友。 当日，杨玄感要重用韦福嗣，但李密觉得韦福嗣在任何事情上，都持两可之说，似乎是在给自己留后路。 于是，他对杨玄感说：“（韦）福嗣元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杨玄感）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请斩之。” 杨玄感却觉得韦福嗣是旧朝的元老，是一种象征和代表，坚持重用。 现在，同处落难之时，李密摒弃前嫌，想叫上韦福嗣一起逃跑。 但韦福嗣拒绝了李密的好意。 他坚称“我无罪，天子不过一面责我耳。” 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当杨广看到韦福嗣的起草文稿，并且想到杨玄感阵营中众多子弟，心下一阵惘然。 这件事情，已不可能不深究。 宇文述非常清晰地把握住杨广的心态，他进言道：“凶逆之徒，臣下所当同疾，若不为重法，无以肃将来。“ 这句话深得杨广之心，杨广立即说道：“听公所为。” 于是，拔出萝卜带出泥，韦福嗣和一干曾效力于杨玄感的达官贵臣的儿子，都被无情而残酷诛杀。 但他们身后的势力，却是大隋王朝的根本，杨广再独断，也无法将其家属一网打尽，那也是他执政的权力基础。 因而，这些家庭需要承受丧子之痛，却避免了进一步的大清算。 历史之上，杨广一朝很多重臣列传之中，他们子嗣的记录从此嘎然而止，这当然可以认为在青史留名之人，都是万中无一的天选之子，但此次诛杀，或者也存些许原因，千载之后，让人不胜唏嘘。 这件事情，割裂了杨广和朝臣的本来就不甚融洽的关系，给整个朝局和政治风气留下了不可回复的创伤。 另外次一级跟随杨玄感造反的民众，就远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清算杨玄感的党羽之时，杨广亲自对裴蕴说：“（杨）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 杨广定下彻底清算的基调。 加上裴蕴的深文致法，樊子盖在执行之时，更是残酷无情。 从坑杀受米之众，就可以知道此次反叛最后的清算到底有多残酷。 杨玄感曾经开仓放粮，接济百姓，那些受米的民众，全部被坑杀于洛阳之南。 依照这种标准，被牵连诛杀的人数达到三万人之多，并且都是籍没其家，其中被冤枉的达到半数以上，流徙之人也达六千余人。 杨广坐镇洛阳，收拾杨玄感叛乱的残局，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一年。 开春之际，万物欣欣向荣，杨广蠢蠢欲动，他又想征伐高丽。 但出现了非常吊诡的一幕。 第149章 三伐高丽徒叹息，兵临城下终无功 朝堂之上，出现了非常罕见的一幕. 不知道是杨广这个提议确实是无人赞同，还是整个朝廷，没有从丧子之痛的巨大苦难中缓过神来，几天的时间，竟然没有一个朝臣附和杨广的提议。 但杨广不需要他们的发言，他的做法简单而直接。 杨广直接颁下诏令，再征天下之兵，准备百道俱进，三伐高句丽。 杨广再次君临怀远镇。 当此之时，隋朝的国内政局，已经彻底崩坏，各地人民起义，蜂起云涌，大者十万，小者数千，虽然隋朝的正规军扑灭了一处处叛乱的火焰，但其势已长，再也无法彻底熄灭了。 道阻且长，怀远之集，成了永远也无法到达的目的地。 杨广此次所征之兵，大多失期而未至，高句丽本是小国，在连续历经二次大战之后，困弊更甚。 双方都是强弩之末，需要出现一个契机，寻求新的平衡。 隋朝的水军，相对陆军而言，更快恢复了生机和战斗力。 来护儿再次率领水军到达毕奢城。 高句丽和隋军硬刚，事实证明，在正面战场上，高句丽不是隋朝的对手，历史再一次上演，高句丽再一次溃败。 来护儿想乘胜进军平壤。 高句丽王高元不想再一次将战火烧到都城之内，他请求和谈和投降，为了表达诚意，他献上斛斯政，这是一份重礼。 斛斯政是杨素一系的官员，一直为杨素所礼遇。 因而，杨玄感兄弟和他是世交，在杨广第一次征伐高句丽之际，兵部尚书段文振死于出征途中，而兵部侍郎又因罪被废，斛斯政在临阵升迁成兵部侍郎。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杨素虽然早死，但他遗留下的力量，却足以有左右朝政的能力。 在第二次征伐高句丽之时，杨玄感反于黎阳，斛斯政积极参与了杨玄感之叛。 他先是安排杨玄纵逃归黎阳，并且传递杨广的军情部署给杨玄感，这些事情当然有迹可寻。 于是，当杨广要穷究杨玄感的党羽之时，斛斯政顿感天下虽大，也无容身之处。 他只能逃往国外。 首选对象，当然是和隋朝结下血海深仇，并且正在交战的高句丽。 因为，斛斯政非常清楚，自己作为隋朝主管军事的高官，对于高句丽，他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高句丽当然欣然笑纳，他们从斛斯政身上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 但是，斛斯政真正的最大的作用，是作为一颗最高级别的棋子。 他甚至左右了一场战局的发展。 杨广三伐高句丽，不管是是隋朝，或是高句丽，国内都已出现混乱而不可控的政局，二个国家都已被战争，拖入深渊。 他们都太疲倦了。 和谈，似乎是双方的理性选择。 既然是谈判，就需要筹码，作为大国和高句丽一直的宗主国，隋朝需要得到高句丽的示弱。 于是，高句丽抛出一个可以满足杨广自尊心和虚荣心的筹码，将叛国贼斛斯政交还隋朝。 杨广大喜，他从第一次征伐高句丽开始，就并没有清晰而重大的政治目的，高句丽不象吐谷浑，杨广对它们没有明确的领土要求。 或者，从头至尾，杨广需要的，只不过是高句丽的认可，新人和服软而已。 现在，杨广得到高句丽的示弱，他立即就坡下驴，同意高句丽的求和，下令班师。 三伐高句丽，杨广虽然表面上非常要强，但在内心之中，恐怕已经非常后悔，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他只能自己咽下这杯苦酒。 杨广心想，这场闹剧，终于要结束了。 但来护儿不想结束。 当他收到杨广班师回朝的敕旨时，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抗旨，要单独进军平壤。 来护儿对着众将说道：“三度出兵，未能平贼。此还也，不可重来。今高句丽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 显然，来护儿在前线观察到高句丽的强弩之末，觉得可以一战而胜。 高句丽困弊或者有之，但人在绝境之中，却一样会爆发出远比平时大得多的能量。 高句丽之民族性格，也大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自毁式倾向，隋朝众将，久经战阵，他们非常清楚，如果来护儿真的进军平壤，胜负难以预料。 就如第一次，在平壤城内的溃败。 因而，来护儿最重大的阻力来自于内部。 来护儿本人已是第二次违抗圣旨了，这并不是一个好苗头。 抗旨一次，都是死罪，何况是一而再，以杨广猜忌之心，是绝不会让他有第二次机会去违抗自己。 当年杨玄感叛乱之时，借口就是来护儿叛变。 而在杨玄感兵围东都洛阳之际，来护儿在未奉杨广敕旨的情况下，召集部下诸将，想主动回师，援救东都洛阳。 这种未奉旨而擅自率军行动，是完全的叛逆行为。 来护儿座下诸将，都认为应该等待杨广的命令，再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坚决不同意擅自回援。 但来护儿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声色俱厉地逼迫众将说：“洛阳被围，心腹之疾，高句丽逆命，诚疥癣耳。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专擅在吾，不关诸人，有沮议者，军法从事。” 来护儿即日下令，全军回援东都洛阳。 来护儿一心为国，为了怕杨广产生误会，将自己的二个儿子，作为信使，派去杨广的行营，回复和解释自己擅自回援东都的决定。 但这件事情，很难定性，也很难弄清楚来护儿当时决定的真正含义。 但当时东都危急，杨广需要最大程度稳定国内政局，已经不可能彻底追查来护儿的真实意图。 他只能尊重事实。 事情的结果非常明确，杨广在远隔千里之外，也几乎同一天发出诏旨，让来护儿回军救援洛阳，但来护儿回军之时，确实是擅自行动，违命而行。 但非常吊诡的是，来护儿回援路近，但却不是最早到达，在洛阳城下和杨玄感决战的军队。 也许，如果杨玄感早日进入东都，历史可能改写，说不定来护儿的勤王就变成了向杨玄感的勤王。 但最后的结果是，来护儿因为这次主动回援的行动，得到了杨广的嘉奖。 当他见到来护儿的二个儿子时，心情大好，对他们说道：“公（来护儿）旋师之时，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远同符契。” 这当然是一段君臣有义的佳话。 但杨广心中，某个时间或者也会产生一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疑惑。 从杨广第三次委派来护儿担任水军主帅可知，他对来护儿还是信任有加，但杨广本性多疑，吃一堑，长一智，他对来护儿一样有反制措施。 来护儿想再一次自做主张，已经没有可能了。 长史崔君肃就明确反对来护儿进军平壤。 但来护儿并不答应，他想重施故技，他向手下诸将说道：“贼势破矣，独以相任，自足办之。吾在阃外，事当专决，宁得高元（高丽王）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也。” 但今时非往日。 崔君肃严厉警告众将说：“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闻奏，皆应获罪。” 从崔君肃的行为和言论可以看出，他虽然职位低于来护儿，但他同时应该身负监视来护儿之责，并且这个命令，来自于杨广的亲授。 各位将领听出了崔君肃的言外之意，如果违命进军，即使胜利，也一定会被治罪。 于是，各位将领一齐逼着来护儿退军。 隋朝也丧失了征服高句丽的最后机会，高句丽，依然屹立于滚滚海浪之后，那是远在天际，杨广遥不可及的天涯海角。 高句丽虽然苟延残喘于一时，但它和隋朝的战争，唤醒了中原的巨龙。 隋去唐兴，高句丽必须被抹去，他们将在几十年后，迎来自己终极的宿命。 杨广也将很快将迎来他的宿命。 第150章 斩首之策交恶始，仓皇北顾大国危 静极思动。 在清算完杨玄感叛乱一事之后，杨广再一次兴起北巡之思。 也许，经历过这么多风雨和挫折，杨广心中无限留恋和怀念，当年在大草原上，他那不可一世的威风。 那是整个世界拜服于他脚下，他最为风光的岁月。 杨广心中，或者想重温旧梦，或者仅仅是想旧地重游，而激越自己久违的雄心和气魄。 于是，杨广下意识地将目光看向北方，他想再一次巡幸大草原。 但是，此时大草原上，风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启民可汗已死，他的儿子始毕可汗继位。 这是突厥史上的中兴之主，突厥在他的带领之下，再一次达到全盛，甚至远远超越以前。 但一个霸主的诞生，就意味着另一个霸主的殒落，这是自然之理。 始毕兴，隋朝亡。 现在是非常时刻，从常识角度讲，杨广根本不应该再向北巡游。 因为当时在中原大地，民众起义的烽火，已是遍地燃烧，而突厥，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实力已经完全不弱于隋朝了。 那个令人生畏的大草原霸主，即将回来了。 随着启民可汗的死去，突厥人从情理和心理上对隋朝的依恋，似乎已经完全荡然无存。 继位的始毕可汗，雄才伟略，他内心有足够的渴望和强劲的动力去对抗隋朝。 因为，隋朝的分化政策，直接将他惹怒了。 按照传统的分化离间，远交近攻的国策，隋朝想用和亲的方式，策封一个小可汗来对抗始毕可汗。 但刚刚差点经历亡族灭种的突厥，却有了自觉自醒的意识，即将被许婚的叱吉设，作为始毕可汗的弟弟，他并不敢接受隋朝的赐婚。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隋朝这种挖墙角的行动，非常自然地招至了始毕的怨恨。 仇恨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但双方正式交恶，却是因为史蜀胡悉的被杀。 史蜀胡悉是个胡人，也是始毕可汗的重要谋臣，大体而言，这是一个中国通，又颇富谋略。 因而，对于始毕可汗来说，要想自立自强，要想恢复昔日突厥的荣光，史蜀胡悉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 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竟然被杀了。 还是被隋朝的裴矩用一种并不光彩的欺骗手段诱杀。 毫无疑问，隋朝在突厥内部满布眼线，很快就知道史蜀胡悉对于始毕可汗的重要性，隋朝上层也非常清楚，这个人对于隋朝的危害性。 这是一个必须被清除的敌人。 于是，裴矩策划了一个斩首行动。 当史蜀胡悉深居突厥之中，重重护卫保护之际，隋朝只能望而兴叹。 但他当然是有弱点的。 史蜀胡悉本质上是一个胡人，胡人重利，这也是胡人赖以生存的根本。 可以说，辅佐始毕可汗，那只是他的副业，经商做生意，发财致富，占有天下财富，才是他的兴趣和追求。 于是，裴矩给他下了一个套。 他对史蜀胡悉说：“天子（杨广）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 这是一条非常有针对性的计策，作为商人，获得优质的第一手货源，是第一等大事。 于是，史蜀胡悉在没有通知始毕可汗的情况下，率领他的族人，尽驱六畜，星夜争进，一心只想第一个赶到马邑，先一步交易到中原生产的最优质产品。 可惜，马邑是他永远到不了的目的地。 裴矩在他必经之路上埋伏了军队，半路劫持了史蜀胡悉，将他带到马邑就地斩首。 然后，裴矩向始毕可汗传递情报说：“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 场面话当然说得很漂亮，但事情的真相也不容抹杀。 二国之争，实力为上。 始毕可汗当然知道内中情由，他吃了这个哑巴亏，却又无法立即报复，心中怀恨，从此不再朝见杨广。 始毕可汗从此走向了杨广的对立面。 在隋朝的民众起义风起云涌之际，靠近北方的几个势力，都得到了突厥的支持和协助，这种情势，比之周齐之际，二国竟相巴结突厥，还更具危险性。 但杨广竟然懵然不知。 因为，他周围的大臣全部将不利不好的消息封锁起来，杨广现在已经成了目不见物，耳不听声的事实上的独夫。 他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之下，准备巡视北方。 始毕可汗当然不会放过这到手的肥肉，他准备直接袭击杨广的行营。 但隋朝这几十年对于突厥的渗透工作，并非浪得虚名，隋朝的内应，从突厥传来了始毕将要正面袭击杨广行营的消息。 天要塌了。 杨广军队之中，很多人都对于突厥的战斗力心有余悸，在平原之上，正面硬怼，中原的军队，根本不是突厥人的对手。 何况此次始毕可汗倾巢而出，挟怒而来，更是锐不可挡。 只有一个可能避祸的方法，赶快逃入坚城，固守待援。 最近的大城，就是雁门。 事情紧急，杨广的行营立即驰入雁门城。 齐王杨暕以后军进入崞县，和雁门形成呼应和犄角，以减轻其压力。 突厥骑兵的速度非常快，在杨广入城之后，他们立即对雁门城实行了合围。 杨广看到城外黑压压的，无边无际的突厥骑兵，人生第一次，他对自己，也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了怀疑。 这是杨广最危急的时刻，也是他最孤立旁徨的时刻。 雁门四十一城，只有雁门城和崞县，在隋朝手中，这二座孤城，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轻舟，危极险极。 其余三十九城，都已背叛隋朝而归顺突厥。 这种情况并不意外。 因为，这三十九城，大部分都是用来安置突厥一族或是别的战败之地的移民，对隋朝本来就没有很深的归属感，甚至和隋朝有着刻骨的仇恨。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有风吹草动，必然兴风作浪。 雁门区区二城，在几十万突厥骑兵重重包围之中，飘摇如风中的烛火。 因为，雁门城的粮食和守备，根本就不足以支撑打一场大规模的防御战。 杨广的窘迫可以想见，突厥围城之后，全军人心惶恐，为了制作防守器具，甚至到了要拆除民房的地步，更要命的是，城中粮食，只够食用二十天。 孤悬于敌人的腹地，杨广所可倚仗的，只有区区一座雁门城而已。 如何应对？ 在战斗未开始之时，就呈现了二种观点，一种是宇文述的逃跑主义，他主张杨广率领数千精锐突围。 但苏威反对，他的观点也得到了杨广的支持：“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乃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动!” 樊子盖也支持苏威的看法，他进一步指出目前绝境之下的应对方案，“不若据坚城以挫其锐，坐征四方兵使入援。陛下亲抚循士卒，谕以不复征辽，厚为勋格，必人人自奋，何忧不济！” 这显然是老成持重的方案，足以让人看到希望。 萧瑀更是进一步献策，从内部分化突厥之强势。 第151章 人世大梦今日醒，不恋北国思故土 萧瑀的对策，切中了问题的实质。 突厥的根本在漠北，他们最大忧患也诞生其内。 突厥在启民时代，已经离开大草原太久了。 他们在长城内外游弋放牧，休养生息时，在其漠北起家之地，已经出现了几个非常强势的种群。 一鲸落，万物生。 这几个族群，虽然还无法主宰漠北，但足以成为让突厥也颇为忌惮的力量，他们是搅局者。 而在漠北，隋朝还有一个盟友。 那就是始毕可汗的可贺敦，也就是隋朝的义成公主，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 养兵千日，用兵一朝，现在是义成公主尽忠的时候了。 萧瑀老于政道，他提出了一个攻心为上的方案，“突厥之俗，可贺敦预知军谋，且义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国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无益，庸有何损。” 这是一种高明的策略，但同时，萧瑀也知道，如果不能坚守雁门，那即使义成公主能帮得上忙，杨广也早已成为俘虏。 因而，最重要的事情，必是先自救，然后别人才可救自己。 但要想在孤城雁门坚持防守，求能春暖花开，最核心和唯一能倚仗的只有军心。 只要士气昂扬，万众一心，据坚固民，足以以一当十。 奋战到底，雁门城就足有一战之力。 于是，萧瑀非常有针对性地接着说道：“将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还事高丽，若发明诏，谕以赦高丽，专讨突厥，则众心皆安，人自为战矣。” 杨广在战场上见识过，突厥骑兵追亡逐北的效率和残酷，那是一种心有余悸的恐慌。 因而，杨广本能地选择守城。 大难当头，行将末路，这一次，对于臣下的提议，杨广完全采纳，重压之下，生死关头，杨广终于体现了一回民主。 杨广毕竟久在行阵，他重披铠甲，亲自巡视守城将士，鼓舞他们说：“努力击贼，苟能保全，凡在行阵，勿忧富贵。” 杨广并不只是口头说说，他直接用重赏去激励死战的战士，皇帝亲自奖赏，反正已是必死之局，奋力一搏，或者还有一丝生机。 在杨广以身作则，和财富荣誉的激励下，隋军士气瞬间达到顶点，这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隋军虽处绝境之中，但却迸发出顽强的战斗意志，大战小战，无日不战，无时不战，攻守双方都死伤惨重。 突厥显然低估了中原王朝皇权的号召力。 传统的集权制王朝，只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仍然存在，只要皇帝或是最高统帅能够激励士心，臣民必定以身相许，以死相赴。 这种不怕死，敢于为国死命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会迸发出极为顽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这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坚韧，只要有一人存在，只要还有一寸土地存在，精神永不死，总有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一天。 突厥三十万精锐，就被这种不怕死的精神拖在小小雁门城下，始终无法再进一步。 并且，时日越久，突厥突起发难的战略优势也逐渐消失殆尽。 因为，从全国各地赶来勤王的军队，已经开足马力，全部向雁门城蜂涌而来。 突厥并非不敢和隋朝正面开战，但正面的决战和他们的战略目标完全不相吻合。 他们此次南来，主要目的是突袭杨广的行营，看能否俘获杨广这个最大的猎物。 和隋朝全面开战，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并且，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间，当他们在漠北再一次崛起时，那就是他们全力南进的时机。 他们有耐心，知道自己一定能等到那个最合适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漠北传来了消息，他们的后院起火了。 义成公主只传来了四个字“北边有急。” 这个消息，让始毕可汗没有更多考虑的时间，相对于和隋朝无谓地对抗，稳定和巩固自己的后方，才是重中之重。 于是，始毕可汗退军。 并且，他留下二千老弱殿后，这当然是送给隋军的礼物，让隋军的追击部队获得一点安慰奖。 雁门城解围。 杨广出城，他头也不回地一路往南，或者，他心中隐隐有一种感觉，北方，终将成为突厥的北方，这个地方，再不会是他的地盘。 杨广的心思，早已远飘万里。 那里阳春三月，烟飞草长，吴语温柔，那里是他龙兴之地，那里是他开心之所。 江南，江都，也许，那才是他真正的归宿。 但杨广想逃避现实，避往江南，并不是那么顺利。 杨广心中，充满了失败的挫折感。 雁门被围之后，杨广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面临突厥更为强劲的挑战，他的世界帝国梦想，一再败于高丽，再度挫于突厥，已经支离破碎了。 杨广准备接受现实。 北方他似乎是呆不住了，他只能南下，有二条路线摆在他的前面。 一是苏威建议的君临关中，再图振作。 苏威还清晰记得，当年隋文帝杨坚，定鼎关中，他们一帮老臣，尽心竭力，全心辅佐，开创了大隋如日中天的盛世。 现在，天下虽然局势已乱，但还有一线生机。 苏威对杨广说：“今盗贼不息，士马疲弊，愿陛下亟还西京（大兴城），深根固本，为社稷计。” 杨广刚刚经历雁门之围，痛苦的挫折，或者唤起了他心中久远的雄心。 他自己当年也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杨广在心中，一直排斥都城大兴，那里有他不堪回首的记忆，那是有关于他父亲杨坚的一些遥远的记忆。 也有他虽然贵为天子，却没有真正融入，或者是没有被传统权贵从心里认可的恼怒。 但杨广毕竟是杨坚之子，身上流淌着历史上一代名君的血脉，杨广本人也一直心怀大志，在某一刻，他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所唤醒。 但他很快回到现实，京城大兴，从来都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地盘和归宿。 从废立太子杨勇，一路走过来的宇文述，非常清楚杨广的心意。 他立即劝谏杨广，“从官妻子多在东都（洛阳），宜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 杨广这才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东都洛阳，才是他的根基。 他一入洛阳，就再不会西入关中了。 杨广见到街衢之上，人流熙来攘往，似乎繁华不减往日，他心有所感，对着侍臣说：“犹大有人在。” 言下之意，对于杨玄感之叛，杀的人还不够多，处罚还不够严，还给自己留下了太多可能挑战的敌人。 也许，在那一刻，杨广心中想起了一句话，斩草未除根。 这或许也源自于突厥的坐大，他的父亲杨坚，对突厥有再造之恩，但他却遭到反噬，差点成为突厥的阶下之囚。 而在自己的地盘，在洛阳，他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出现。 但杨广立即发现，他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要去处理。 雁门之围虽解，杨广却在阵前许诺了守城将士高官厚禄，现在到了兑现的时候了。 杨广选择食言。 或者说是言而无信，他只兑现了自己诺言之中，很小的一部分。 并且，由于其过于偏执的性格，杨广竟然又在朝堂之上，商议再次讨伐高丽。 这彻底激怒了将士之心。 本来，在经历杨玄感反叛和残酷的清洗之后，朝廷重臣，大部分都有痛丧亲友之惨厉。 杨广已经和朝中绝大部分的权贵，心生嫌隙。 当杨广在雁门事件中，深失威望之时，朝中权贵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就是大隋王朝，不再是坚不可摧了。 杨广察觉到空气中涌动着不安的因子。 他非常敏感。 洛阳，他精心经营的东都，似乎也呆不安稳了。 第152章 莫须有苏威失势，四连斩终断臣心 杨广决定，再下江南。 以前的龙舟已经被杨玄感焚毁，但他要建造更胜从前的南巡船队，他下令江都再一次开展轰轰烈烈的造船行动，。 杨广，即使在北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他也没有改变他想要做天下第一的心态。 他要避开北方的是非，南下江都。 在南方，他才是绝对的不可置疑的至高无上的皇帝，江南，才是真正让他沉醉，或者逃避的适宜之地。 朝野上下，都知道在各路起义军反抗蜂起的时刻，杨广再下江都，就等于将中原大地，整个北方的江山，拱手让人。 这个时候，需要忠臣，谏臣。 更需要死谏。 隋朝，从来不缺忠臣，也不缺敢于直谏，不怕死的忠臣，只是，他们的死谏谏，真正要了他们的命。 庾质首先走向他的宿命。 在他的三答之后，他贡献了平生的最后一答，那就是他反对杨广离开大兴城这个根本之地，而前往东都洛阳。 庾质推心置腹地说道：“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毕力归农。三五年间，令四海稍得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 当杨广一意孤行之际。 庾质以自己生病为由，拒绝随杨广东去洛阳。 这显然触怒了杨广，他本来心中就窝火，虽然不能直接和他们开战，但他需要治一治这些传统贵族的傲气和骄气。 于是，杨广派遣使者，将庾质用锁链锁住，押到东都，投入大狱之中。 一代名臣庾质，竟然枉死于洛阳狱中。 现在，杨广一意要南下江都，整个朝堂之上，群臣唯唯，竟然无人敢再进谏。 但功不高，名不着的死谏者，却比比皆是，于是，杨广在着名的“四连斩”后，才顺利达到江都。 任宗上书极谏苦劝，即日被杖杀于朝堂之上，这是第一斩。 崔民象又以盗贼充斥，上表劝谏止行，杨广大怒，先解其颐，再将其斩首，这是第二斩。 杨广车驾行至汜水时，王爱仁再次上表请求，还驾京城大兴，杨广二话不说，又将他斩首之后，继续前行，这是第三斩。 行至梁郡，郡人拦住车驾，非常直接地说：“陛下若逐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 杨广毫不在意，竟然又斩之而行。 杨广完成第四斩后，普天之下，已再无没有向杨广尽忠的直臣了。 他的核心权力中枢的宰相们，早就用谎言将他包围。 杨广有时也会向身边近臣询问各地叛乱的情况，宇文述回答得非常巧妙，他说道：“渐少。” 杨广继续发问道：“比从来少几何?” 宇文述打定主意不想让杨广得知真情，或者他心中知道，杨广并不想知道真实的情况。 于是，他又睁眼说了一次瞎话：“不能什一。” 这当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 现在，普天之下，起义军风起云涌，除了城市之外，举目之处，几乎已经全是叛乱者了。 宇文述这种让人脸红的谎话，即使是久经政坛的苏威，也听不下去了。 苏威和宇文述不同。 苏威毕竟是杨坚一朝的元老重臣，他本人也是官十代，他还有为政的自觉，也保留基本的政治自耻。 而宇文述某种程度上，更是杨广的家臣和家奴，一切以杨广的喜好去决定自己的政治风向，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操守和追求的核心官僚。 于是，当宇文述如此厚颜无耻，睁眼说瞎话之时，苏威都感到羞耻，他不忍卒听，躲到了柱子背后。 杨广注意到了苏威的反常，他将苏威呼唤到跟前，询问他关于盗贼的事情。 苏威知道这是为数不多的说真话的机会。 于是，他思虑再三，委婉而小心翼翼地回答说：“臣非所司，不知多少，但患渐近。” 这是一种新奇的回答，和宇文述似乎有所不同，杨广大感奇怪地说：“何谓也？” 苏威也豁出去了，他接着说道：“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 然后，苏威又批评杨广准备四伐高句丽的行动，认为这也是导致盗贼滋多的原因。 汜水和洛阳近在咫尺，杨广显然听出了苏威的弦外之音，但他不想再面对现实了。 苏威依然在做最后的努力，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一旦杨广下定决心三下江都，将再无北归的可能。 因而，当杨广想要四伐高句丽时，他想让杨广知道天下盗贼繁多，必须先安定内乱才可以攘外。 于是，苏威献上自己平高句丽之策，他对杨广说道：“今兹之役，愿不发兵，但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之东征。彼喜于免罪，争务立功，高丽可灭。” 苏威此语，其实对于几十万盗贼的数量和严重性，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 但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杨广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不愿醒来，对于苏威这种直接而真实的说法，感到非常不高兴。 杨广一朝的五贵之一，裴蕴立即过来打圆场，他反驳苏威说：“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 杨广这才心情舒畅，开始反击苏威说：“老贼多奸，以贼胁我！欲批其口，且复隐忍。” 杨广实际上已经明确流露出对于苏威的不耐烦。 于是，裴蕴会意。 他立即指使人诬告苏威，将他赶出朝廷，并且，裴蕴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过了一月之后，又给苏威安排了一个与突厥同谋的反逆大罪。 这是杀头之罪。 但杨广并没有赶尽杀绝，他虽然不想再听到苏威的不同之音，但或者他也知道，苏威所说，也许确有其事。 苏威已经失势，他没有办法自证清白，只能不停地向杨广叩头请罪求饶而已。 杨广看到苏威垂垂老矣之身，心生怜悯，也许，在这一刻，杨广也预见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杨广对裴蕴说”不忍即杀”，释放了苏威。 但苏威一家，却遭到了清洗，他的子孙三世，都被除名为民。 不管苏威所说是真是假，杨广心中知道，四伐高句丽，看来已是遥不可及的任务。 杨广觉得天下大事，再无可为。 他自愿缩进他给自己定制的乌龟壳，他将在心神不宁中度过自己最后的岁月。 不管杨广内心是不是真的忧心国事，还是仅仅焦虑他自身糟糕的处境，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经早早地进入了混乱期。 其实自612年，杨广第一次征辽失败之后，杨广就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他每晚根本无法安稳入眠，老是担心和恐惧有盗贼来侵扰他，必须要有几个妇人在身边陪伴，按摩安抚才能入睡。 这应该是一种深度的焦虑症。 当时，杨广第一次遭遇了人生中最重大的失败，他耿耿于怀于讨伐高句丽的崩溃。 同时，从那个时候起，杨广应该就已经对星火燎原的民众叛乱有了相当的了解，但同时又对自己和这个世界，滋生了更多的困惑。 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杨广内心，已经对自己产生严重的不信任甚至否定的心理倾向。 但是，他贵为一国之君，是大隋朝最伟大和高高在上的天子，即使认为自己可能失误，他也要将一条道走到黑。 他那无比倔强，可怜的尊严，绝不允许他向现实低头。 杨广的路，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第153章 鱼脱于网化为龙，艰难困苦玉汝成 南方，才是杨广的归宿地。 他只能舍弃北方，龟缩到江南一隅，他将自己封闭封锁起来，自欺欺人地过完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日子。 别人的好日子才刚开始。 旧王已去，新王当立，北方大地，需要新的力量，逐鹿中原，这个游戏重新开始。 于是，真正的英雄涌现。 他们雄霸天下，如果机缘一到，就可能问鼎中原，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首先脱颖而出的是李密。 但李密并没有立即过上好日子，相反，他过了一段非常苦逼的寒酸岁月。 当年，杨玄感造反失败，李密及其党羽，被押送前往杨广在高阳的行营。 造反是死罪，李密并不认命，他一生以天下苍生自许，并不想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去。 于是，他精心策划了一个完美的逃跑方案。 李密也第一次展示出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 他先是在内部的小圈子达成统一的意见，他劝说几个同陷囹圄的同道说：“吾等之命，同于朝露，若至高阳，必为菹醢。今道中犹可为计，安得行就鼎镬，不规逃避也？” 贪生恶死，人之常情，李密很快找到了同盟者。 于是，李密进行了计划的第二步，贿赂押送的使者。 李密一行，本来就来自于原隋政权，因而，颇有人身怀金宝，这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 李密叫他们贡献出来，这表明在押送途中，作为高级的战犯，他们享有了一些特别的权利，这显然和他们的家族的地位和打点颇有关系。 李密做了一个局，将财宝全部展示给使者说：“吾等死日，此金并留付公，幸用相瘗（埋葬），其余即皆报德。” 使者不为己甚，见有利可图，一路之上，倒也大开方便之门，好酒好肉一起吃吃喝喝，甚至喧闹通宵。 长此以往，使者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这样一路走走停停，已到河北邯郸地界，离杨广的行营越来越近，使者眼见押送任务即将完成，更是放松警惕。 时机已到。 当他们夜宿山村之时，李密立即招呼他的朋友，趁着夜色，穿墙而逃。 从此龙游天下，虎啸山林，天下，将铭刻他李密的名字。 李密一路行来，声色不露，不动则已，一动必中，这是李密的一项非常特异的素质，他非常能忍，百忍成钢，百谋必胜，李密终将成为名震天下的一代枭雄。 但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李密仓皇逃窜之后，首要的目的是解决生存问题。 他已经上了隋朝的黑名单，正路是走不通的。 所有正常的路，似乎已经被堵死，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再次加入造反的队伍。 他选择了平原郝孝德，事实证明，他们二人互相不来电。 郝孝德并不认为李密是什么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对他并不看重。 这直接导致李密再一次陷入困境，李密过上了一种吃了上顿没下顿，朝不虑夕的生活，甚至一度穷困到要割食树皮，才能维持生存。 郝孝德处是呆不下去了。 李密既要躲避隋朝的追捕，还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他这次的想法有所改变。 他并不想再次投靠这些所谓的义军，从郝孝德身上，他已经非常明显地察觉到，这些义军首领，和他无法在精神层面形成共鸣。 如果说李密造反，是带有自觉意识，以天下为己任，那其余的义军头子，可能更多的只是为了生存，为了造反而造反。 李密的思想立于高山之巅，穿透历史的迷雾，无法和他们达成共识。 如果只是要生存，李密确实有几把刷子。 他才兼文武，博古通今，于是，他选择在一个偏远山村之中，隐姓埋名成了一名教书先生。 李密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做刘智远，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刘是汉高祖之姓，才可及远，智也可及远，可见李密造反之心，并未因一时的困顿而熄灭。 但现实是残酷的，当全国各地，义军蜂起，反隋大业如火如荼之际，李密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变，他依然困处一隅，只能不甘心地当个教书先生。 这个教书先生也有些不同。 他心怀济世之志，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却沉寂如斯，于是，李密心中郁闷，不免文人情怀发作，有感而发，作了一首五言诗。 他在诗中写道：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器。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这首诗正好是李密心境和现实的写照，大概李密自己也比较为满意这首五言诗，就经常拿出来吟诵。 朗读一首诗，本来并没什么大碍，但李密心有郁结，月夜之下，吟到动情之处，不免触景生情，自伤其境，过于投入，而泣涕连连。 这当然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于是，李密被村民举报了。 郡县长官，经常追捕这种小隐隐于野的逃犯，大概知道这是一笔很好的发财生意。 捕得逃犯，可以有赏，于是，立即派出人手，追捕李密。 幸亏当地族人怕受牵连之罪，不想惹祸上身，先期向李密暗通消息，叫他立即走人。 李密无奈，只能又一次逃亡。 李密折腾不起了。 这一次，为了安全起见，他投靠了一个亲戚，那是他的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 李密如同一个瘟神，给所到之处，所投之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天下之大，李密已无处容身，他的人头，早已被隋朝明码标价，想踩着他这颗人头飞黄腾达的人，数不胜数。 李密害惨了他的妹夫。 因为他妹夫是县令，目标太大，他转而将李密托付给一个叫王秀才的游侠。 英雄识英雄，王秀才一见李密便倾心相交，甚至将自己女儿许配给李密做老婆，但乱世之中，李密奇货可居，他又一次被人告发了。 这印证了一条定律，帮助你的人，是你的朋友；伤害你的人，同样也会是你的朋友。 告发和前来抓捕的人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左君明的亲侄子。 结局不言而喻，左君明和王秀才都被斩首正法。 不过，李密又一次非常吊诡地逃脱了。 他似乎未卜先知，在抓捕之际，无巧不巧地正好躲过了这次灾祸。 李密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化险为夷，这种传奇经历让他在江湖之上，草莽之间，声誉和地位迅速窜升。 天下苦隋久矣，时代需要出现新的英雄。 几年蜗居底层的经历，让李密第一次打通了他原来所处的上层和底层平民的通道，这让他具备沟通和领导各路义军的本钱。 事实上，李密的时代也将正式开始。 李密非常清楚，当乱世之际，他一个人永远无法独善其身。 他也不可能永远当个丧家之犬，当逃无可逃时，他就不再逃了，李密再一次走上了造反的不归路。 隋朝，亲手培养了一个自己的掘墓人。 第154章 狠稳当世唯李密，困龙终有飞天时 李密依然需要艰苦奋斗。 他穿梭混迹于河南各路义军之间，这些小股义军虽然并非李密的栖身之所，但李密却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加上其江湖威名，成功地将他夺取天下的大策，传播开来。 久而久之，在义军圈子之中，流传着一个传说。 “斯人（李密）公卿子弟，志气若是。人皆云杨氏当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 义军之起，大都是官逼民反，不过是谋一口饭吃，争一个生存的机会而已，真正想争霸天下，具备当皇帝资格的义军首领，可谓屈指可数。 他们清楚地知道，在隋朝的全力围剿之下，要想生存，他们这些小鱼，需要依托更大的力量，如果能在乱世之中，投靠或选中未来的天命之子，就可能一步登天。 于是，李密的声誉水涨船高。 但李密在等待一个机会，他需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班底。 但在义军蜂起之际，他只是白手起家，并且，他已经丧失了最早进入游戏的资本。 现今情势，要想达到风云化龙的目的，他需要先依托一个强大的力量，才能更进一步发展。 李密再一次展示其战略大家的眼光。 他认为瓦岗军的翟让，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翟让是当时这些义军之中，势力最大的一支，并且，翟让本人也出身于隋朝的官吏体制之内，虽然只不过是小小的不入流的东都法曹，但他本人却骁勇异常，并且很得人望。 翟让当此乱世，早着声名，当年犯事当斩，就是被狱吏舍身取义，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不惜以身犯法，也将翟让偷偷释放。 翟让座下，奇人异士，猛将精兵众多，是一个真正的实力派。 单雄信是其第一猛将，马槊之术，已达出神入化的境地，号称万人敌。 另有一个徐世积，也是智勇双全，十七岁时的战略观大局观，就远超同侪。 当年翟让刚举兵造反，目光短浅，只想求得生存，当一个地头蛇，逍遥快活就可以了。 因而，他不想舍近求远，想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东郡剽掠发展。 徐世积高屋建瓴，以其天纵之才，为翟让所信服，他向翟让进言道：“东郡于公与积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足。” 徐世积初试莺啼，已是高瞻远瞩，从此开启他一生开挂的征程， 徐世积，实在是隋唐之际，第一等的政治雄才。 他这条剽掠汴水商旅的计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翟让每一次出战，都获利颇丰。 有财就有势，远近之民，大多慕名而来，归顺翟让，他的势力急剧膨胀，一举成为当地义军的龙头老大。 但李密加入翟让所部却并非一帆风顺。 翟让对于李密怀有很大的戒意，因为李密声名在外，又是隋朝高官，翟让怕自己罩不住他。 义军之中，因为争权夺利，而家破人亡的事例不知有多少，前事之师，后事不忘，翟让不想让自己也成为历史的笑柄。 李密是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他认定的路，就一定会走完。 唯今之计，要想入伙，就必须要贡献自己的投名状。 李密做了几件事。 他先是费尽心计，去游说周边的小股义军，让他们加入翟让的军队，这是大功一件。 翟让这才开始稍微对李密加以辞色，也愿意向他咨询一些事情，但也仅此而已。 李密虽然有功，但他并不是翟让的谪系，始终不能让他完全放心，而无条件信任重用。 李密并不着急，他有足够的坚忍和毅力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李密最大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以战略的眼光，去定位义军的位置，和向翟让描述夺取天下的大计。 李密看到时机已到，便乘机向翟让献计。 他侃侃而谈道：“刘、项起布衣为帝王。今主昏于上，民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东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也。” 然后，他试图激起翟让争天下的雄心壮志，接着说道：“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马精锐，席卷二京，诛灭暴虐，隋氏不足亡也。” 但翟让却显然没有进入李密争天下的情感之中，他只是不咸不淡地说，“吾侪群盗，旦夕偷生草间，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 翟让并没有说实话，他心中并不确定，李密是不是真能为自己所用。 他非常犹豫，他甚至在考虑要不要接受李密的效忠。 但李密的计策谋略心智远胜翟让，他接着进行了一系列神之操作，让翟让无法拒绝自己的加盟。 翟让的困惑是李密能不能为己所用，或者说，自己和李密能否相融。 翟让不是饱读诗书之人，但也知道，在历史上，为了争权夺利，相残相杀的事例数不胜数。 翟让在犹豫。 但李密不会再让这种机会溜走。 他利用翟让相信术数谶讳天命的弱点，给翟让设了个套。 当时，天下纷乱，隋氏将亡，每当改朝换代这种时刻，谣言和谶语满天飞。 其中，流传最广，和李密联系最紧密的一条是：李密当王。 改朝换代之际的天命之言，从古至今，都用俗语流传，这条和李密有关的内容是“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准道许。” 这句俗语来自东都洛阳的民间。 一个叫李玄英的人，传播开来，然后口口传唱。 很难说这个人是不是李密特意安排来完成自己计划的棋子，从最终受益人的角度而言，李密最有嫌疑，为自己安排这样一颗棋子。 这颗棋子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因为，他将这句话非常详细通俗地解释，并且靠着所谓的天命，让李密自此走上了天授之路。 有了天命所归这面大旗，来投奔李密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都把宝押在了李密的身上。 李玄英对这句俗语的解释，通俗明白而准确，他说道：“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 这种牵强附会之词，虽然说不上高明，却是吸引民心民意的必要条件。 在解释完杨广当亡，李氏当兴之后，李玄英讲出了最重要，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他掷地有声地说：“莫浪语，准道许者，密也。” 这就是说真命天子，应命在李密身上。 既然李密是天命所归，那当然也会表现出真龙天子的气概，李密当王的俗语，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的时间，就已经传遍中原大地，梁、宋、汉、沔诸郡之间的义军，蜂涌而来投奔李密。 李密已稍成气候。 翟让已经无法忽视这种力量，他更无法让自己成为不顺天应命之人，但他还在犹豫。 李密给他加了第二把火。 他买通了一个颇有应验的术士叫贾雄，让他成为自己的说客。 李密之事，让翟让心中彷徨无依，犹豫不决，并且已经到了必须做决定的当口。 翟让也想解除自己的疑惑，于是，他召来贾雄，占卜真正的天意。 他却不知道，所谓天意，都是人事。 于是，贾雄顺水推舟，说出翟让想听的话，让翟让自己说服自己。 第155章 瓦岗寨终纳李密，张须陀遭遇苦主 翟让落入圈套。 他开门见山问贾雄，李密所说的计策是否可行，贾雄非常肯定地说：“吉不可言。” 然后，贾雄说了一句困扰翟让许久，但悬而未决，无法公开说出来的话，“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无不济。” 这句话直指翟让之心。 其实，翟让未始没有重才之意，只是，要他贸然接纳号为天命的李密，甚至可能让出老大的位置，这显然是种巨大的挑战。 自己本身的地位和安全，以及跟随他的部下们的反应，都难以预测。 现在，贾雄直接挑明了问题，并且指出了解决方案。 但要奉李密为主，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下的决定。 翟让依然有点迟疑，“如卿所言，蒲山公（李密）当自立，何来从我？” 贾雄的回答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化和文字的博大精深，也体现了江湖术士的智慧。 当事情重大至不能理性回答时，就可归为天命，这种玄而又玄的神秘感，极容易动摇信奉的人的意志。 贾雄不慌不忙地搬出“天命说”，他故作神秘地说：“事有相因。所以来者，将军姓翟，翟者，泽也，蒲非泽不生，故须将军也。” 翟让并不知道，他眼前的术士，早已成为李密的说客，而他却把这个所谓的大师当成一个指点迷津的高人。 翟让被这个大师坑了。 高人贾雄的这番话，彻底打消了翟让的疑虑。 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自己和李密，当然可以互相依存，共同生长，自己也可以搏到富贵，这比起当初自己仅仅图存的目标，相处何止道里计。 但李密给翟让挖的这个坑，太深太大，翟让终其一生，既入坑，不复再能出坑。 翟让终于正式接纳李密加入瓦岗军。 李密确实是个大才，也是乱世之中绝代之枭雄，他给瓦岗军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李密和翟让二人度过了一段相互坦诚，蜜里调油的蜜月期。 对于李密来说，他是游龙入海，从此一飞冲天，天下再也无人可以制约他的发展。 但对于翟让来讲，也许，不久之后，他就会对自己今日的决定后悔不迭。 但世间任何之事，都无法重来。 李密正式加入瓦岗军后，作为天命所归的真主，中土世界未来的主人，他需要拿出几把刷子来证明自己确定实是那个唯一的天选之子。 机会很快来了。 李密献上了他正式加入瓦岗军后的第一个战略规划。 民以食为天。 战争实际上拼的是消耗，也拼的是后勤，要想从占山为王的草寇，进阶成争天下的正规军队，就需要稳定的后勤供应。 于是，李密对翟让献策说：“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众虽多，食无仓廪，唯资野掠，常苦不给。若旷日持久，加以大敌临之，必涣然离散。” 这当然是实情，翟让同样非常清楚。 他落草为寇，只不过是官逼民反，绝处求生而已，他的眼光决定他行动的上限。 李密提出的问题，确实一直困扰着他。 李密看到翟让心动，就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他接着说道：“未若先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后与人争利。” 对于瓦岗军来说，这是生存和奋进策略的完全调整，他们将从官逼民反的小寇，正式转变成与隋朝正面争夺天下的正规军团。 翟让心里早有准备，他同意了李密的建议，攻破金堤关，攻下荥阳附近的多所县城。 枪打出头鸟。 如此明目张胆，无法无天的作乱，当然会招致隋朝的强烈反攻。 杨广派来镇压叛乱的将领是大名鼎鼎的张须陀。 张须陀是翟让的苦主，也是山东，河南各路义军的苦主，他百战百胜，身先士卒，实乃当世一代名将。 张须陀是天生的战将，杨广征伐高丽，激起民变，全国各地义军蜂起，隋朝官兵因为很久不上战场，并没有多少战斗力，但张须陀却是例外。 他是所有起义军的噩梦，倒在他铁蹄之下或是在他手下吃过败仗的义军首领，不胜枚举。 首举义旗的王薄、孙宣雅、郝孝德、裴长才、左孝友、卢明月，无一不是名震一方的大豪，但在张须陀面前，无一例外，全部铩羽而归。 由于张须陀突出的战绩，杨广甚至命人图画张须陀的画像，挂在朝堂之上，让君臣瞻仰，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杨广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去褒扬他，张须陀士为知己者死，他对杨广尽心尽力，最终也为杨广尽忠。 他并非浪得虚名，他的荣誉和名气，都是拿命搏杀出来的，虽然从战斗力而言，乌合之众的义军和正规军的差距，确实不可以道里计。 在和裴长才的战斗中，张须陀在二万敌军，大军压境，情势紧急之际，没有任何时间去集合自己的军队，竟然只率领五个骑兵，就冲入裴长才的军队之中，左冲右突，正面硬刚。 六人六骑，身陷重重围困之中，这个重重是真正的“重重”，号称被围一百余重。 张须陀虽然身披重甲，却也受了几处伤，但他越战越勇，他们搏命的打法，终于坚持等来城内的援军，二处合击，裴长才的军队遭遇溃败。 张须陀自此之后，在义军之中成了杀神一般的存在，但也养成了他每战必前，不避矢石的傲骄之气。 他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在他所有的战斗之中，他从未遭遇过任何一次的失败，翟让就被张须陀吓破了胆。 翟让和张须陀大小三十余战，每战必败，甫一接触，必然只剩下灰溜溜逃命的份。 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这一次在荥阳诸县的攻击战中，张须陀又和翟让对上了。 没有任何疑问，翟让被张须陀吓破了胆，他想习惯性逃跑，但李密站了出来，阻止了翟让。 李密加入瓦岗军后，多以谋略取胜，但并未有真正拿得出手的战功。 实际上，李密除了是当世一流的战略大家之外，他一样是当世一流的军事家。 张须陀虽然是一代名将，但他过往的经历，都是和乌合之众的义军战斗，他每次都是好运相伴，过于顺利，但他的运气总有用光的一天。 他等来了李密。 这个男人将踩着他的尸体功成名就。 如果怕，就会怕一辈子，如果要逃，就会一生逃避。 要想赢，就必须战斗。 李密胸有成竹地对翟让说：“（张）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擒也。公但列陈以待，（李）密保为公破之。” 翟让习惯性恐惧，但他当时和李密情深意笃，正是合作的黄金时期，不得已之下，只能勒兵对战。 战斗的指挥权第一次交到了李密手中，李密开始崭露出他的军事天才。 李密利用张须陀轻视义军，并且不知道自己厉害的心理，为张须陀量身定制了一个袋子。 他先占据有利地形设下埋伏，然后以轻兵引诱张须陀进入包围圈，这是一个死局。 因为，不管义军有没有埋伏，以张须佗的性格和作战方式，他一定会追击义军，他心中一样存了引出义军主力和伏军，然后一网打尽的想法。 这种战法，在平时对待别的义军，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义军大体上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很难有铁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但如果义军升级为第二阶段，他们之中混合了原来政府部门的各路专家之后，情势就会变得不同。 他们将与正规军，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将随时吞噬掉正规军原来的优势。 张须陀的眼光还停留在原来的固有经验之中，他不知道，他的对面是李密，那个隐藏在黑暗之中，择人而噬的男人，比他更优秀，更专业，也更冷酷。 第156章 勇须陀昂首赴死，智李密绝代枭雄 张须陀进入了李密的包围圈。 张须陀战死，他的死成就了一代枭雄李密，此战过后，李密的光芒再也无法被掩盖，他将飞凌太阳的高度，俯瞰众生。 张须陀死得并不冤，相反，他展示了一个将军最高的骄傲，他死得非常有尊严。 李密重重的包围圈，于张须陀而言，有若无物，他就似天降神人，勇猛无可抵挡，轻轻松松，几个回合，就突围而出。 但他往身后一瞧，那是刹那间的心恸。 他看见了重围中，左冲右突却无法突围的生死兄弟，他非常敏锐地感到，这一次，和以往的任何一次战斗似乎都有不同。 他感到强烈的不安，却绝不惧怕。 张须陀知道，如果他丢下他的兄弟们，他们将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但如果去救他们，恐怕自己也再无生还的希望。 张须陀没有犹豫。 他返身跃马，冲进李密的包围圈，救出一批兄弟之后，再回头一顾，还有更多的兄弟身陷重围。 张须陀再一次冲进包围圈，张须陀真乃神人也。 如此四进四出，即使真是神人，也会被困死累死。 张须陀，终于战死。 他求仁得仁，为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为了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实现了和他们同日共死的誓言，张须陀，非常有种的一个名将，也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真兄弟。 张须陀死后，他部下的兄弟们，昼夜不停地号哭，经日不衰，声恸天地。 隋军这次正面战场的失败，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整个河南的平叛行动，失去了主心骨，隋军也丧失对付叛军一往无前，逢战必胜的勇气和声誉。 在战术上，隋军的损失也非常巨大。 张须陀这支铁军，基本已被打残，他的副手贾务本，也在此次战斗中受伤，不久因病逝世。 隋朝镇压叛乱的大势，必须进行。 但天下已乱，隋朝人心已失，而李密的横空出世，让黑暗深沉的夜空，亮如火烛。 光明出现，希望也可能出现。 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了另一种可能。 这可以从接任张须陀为河南讨捕大使的裴仁基，在不久的将来，举军投降李密，就能证明一二。 这场胜利，标志着中原大地，终于出现了一支能正面抗衡隋朝的庞大力量，和以往义军小打小闹，满足生存的目的不同，李密参与下的瓦岗军，正式吹响了埋葬隋朝的号角。 李密经此一役，向世人证明了他确非池中之物，他将登上属于他的舞台。 但他的面前，还有一个翟让。 翟让接连犯了几个错误，亲手葬送了自己大好的局面。 张须陀死后，翟让犯了第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竟然让李密独立领军。 李密自此之后，独立开始创建只听他自己指挥的军队，在枪竿子里面出政权，谁的拳头更硬谁更有理的乱世，这就成了李密叫板天下的资本。 这支军队叫蒲山公营，是李密的嫡系和起家的部队。 从此之后，李密再也不是一个只能出谋画策的军师，而是成长为了独挡一面的无敌统帅。 李密展现了他的优势，他成长于旧隋朝廷的体制之内，对于治下和御下有着天然的知识和经验。 因而，蒲山公营在李密的治理下，军阵齐整，纪律严明，军令一出，三军如背霜负雪，士兵虽然是以前的士兵，将领却再非以往之将，这支军队立即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精气神。 当主将换成李密之后，这支军队立即成为善打硬仗，敢打硬仗的精锐。 但李密并不只以严酷来御下，相反，他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李密走上一条广施财物，以凝聚士气的道路。 他对于士卒给经常予重赏，每次战斗所获得的金珠宝玉，他全部用来赏赐有功之兵将。 于是，恩威并重之下，蒲山公营立即焕发了惊人的气势和战斗力。 翟让立即感到了压力。 他心中已经后悔让李密独立发展势力，因为，翟让所部和李密的蒲山公营，已经出现了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争执，虽然李密以大局为重，息事宁人，每每以退让的方式来处理纠纷，但明眼之人，谁都知道，一山不容二虎，这并非长久之计。 于是，翟让想做一个了断，他想分家。 他对李密说道：“今资粮粗足，意欲还向瓦岗，公若不往，唯公所适，（翟）让从此别矣。” 瓦岗是翟让起家之地，他这是明着让李密完全自立门户。 双方分道扬镳，各求发展，在当时情景之下，确实是明智之举。 但翟让立即犯了第二个致命错误。 当翟让东归瓦岗，而李密西行康城之际，闻风归顺李密的城池和人马，大有所在，眼见李密一马平川，顺风顺水，翟让竟然反悔和李密分家。 行到半途，他又带兵折返李密，双方再一次合流。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李密羽翼已丰，对于翟让这块到嘴的肥肉，他将欣然笑纳。 这是一种找死的行为，这也是一个严重而不可接受的错误。 翟让很快将为他的这个决定，付出他不可承受的代价。 翟让的回归，事实上证明在翟让的旧部之中，有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戴李密的力量，在野蛮成长。 但李密暂时还没精力和心情去窝里斗。 作为当世战略大家，他知道要想完成普通义军到争霸天下雄师的转变，就需要一个坚固的根据地，以及能占据天下形胜的大城，以中原地理环境而言，东都洛阳是不二的选择。 于是，他对翟让说：“今东都空虚，兵不素练；越王（杨侗）冲幼，留守诸官政令不一，士民离心。……以仆料之，彼非将军之敌。若将军能用仆计，天下可指麾而定。” 可见李密当时虽然自称天命所归，并且已能独挡一面，但翟让的势力和根基却并不是现在的他可以动摇的。 李密依然以下属和谋士的身份，和翟让相处。 但翟让踢了个皮球，他似乎打定了主意，跟着李密，也盯着李密，看能否捞到更多的实利。 李密是一个行动家，也是一个实干家。 他现在已可单独发号施令，他立即判断出，天下必须依靠自己一城一地去经营。 李密派遣裴叔方去侦察东都洛阳的虚实。 但洛阳久被经营，是中原第一大城，在北方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比京城大兴更重要，是杨广一朝事实上的真正都城。 其防御和守备本来就非常完善，再加上义军蜂起，东都的警惕性非常高，非常不幸，裴叔方这个探子竟然被发现了。 东都洛阳明确掌握到，强大坚固，牢不可破的都城，竟然破天荒地成了义军的目标。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危机。 东都洛阳立即展现了非凡的应变能力，一是立即加固城防，二是派人加急向江都的杨广求援。 事实证明，正是这二个行为，挽救了东都。 但向杨广的求援，虽然盼来了援军，拒李密于城外，却引来了更加狡猾和更残忍的王世充。 而后者再和李密屡败屡战的拉锯战中，终于抓住一个唯一的机会，反败为胜，最终掌控东都洛阳，成为割据天下的大势力。 但李密现在雄心勃勃，他要一举拿下东都，只有据天下之中，这样才可以号召天下，成为新主。 也许在这一刻，他非常清晰地捕捉到当年杨玄感在自己所献三策之中，唯独取其下策的用意。 那就是只要占据东都，大隋的天下，已去其半。 李密用兵，长于机变，当他发现奇袭东都已经泡汤时，他立即改变了策略，事实上，以他现在的兵力和影响力，根本无法和洛阳正面对抗。 东都洛阳，还驻有二十万隋军精锐。 李密退而求其次，他改变了进攻方向。 他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无限制地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影响，他需要变成一个可以和东都洛阳直接抗衡的巨无霸。 李密的计划是袭取洛口仓。 第157章 洛口仓集兵百万，刘长恭狂妄渡河 洛口仓是天下第一粮仓。 这是隋炀帝杨广留下的政治资产，杨广当年在全国各地大设义仓，平时从民众之中，强制性储粮于义仓，当时给予民众承诺，若遇水旱灾年，将会开仓赈济民众。 这本意是取之于，用之于民的一种惠政，但后来已经演变成一种强制性的税收，而并非自愿的捐献。 义仓制度也成为东都洛阳战略防御的重要一环。 杨广为了巩固东都洛阳，在周围兴建了几个大的义仓，其中洛口仓，也叫兴洛仓，是全国最大的粮仓。 实际上已可称为一座城市，光是守军都有一千多人，有三千多个粮窖，每个粮窖可以储藏八千担粮食，总计可储存二千四百多万石粮食，这是一个巨大而夸张的数字。 义仓制度，走到杨广末年，已经完全成了政府的私产，碰上水旱灾年，政府也很少再开仓济民了。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种巨大的财富，也是一种核心的战略物资和力量。 李密再一次表现出他咄咄逼人的攻势。 他不容置疑地对翟让说：“事势如此，不可不发。兵法曰：‘先则制于己，后则制于人。’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东）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率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备御，取之如拾遗耳。” 李密一生，善用诡计，以出其不意，先人一步的谋划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以有备对无备的战斗，自然手到擒来，功成名遂。 但这同样也是李密的弱点，他一生习惯了顺风顺水，多谋善断的战斗场面，一旦面临惨重的失败，他将失去一贯的冷静沉着，而犯下可能的不可承受之错。 李密信心满满地说出了夺取洛口仓的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真正要想在正面战场上拿下东都，就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 强攻东都洛阳是无法承受之重，这种坚城的守御，如果内部不崩溃，攻城者就是付出极大时间和代价，也未必能达成所愿。 想要正面拿下洛阳，只有一个笨方法，也是最高明的方法。 那就是肃清其外围据点，断绝其内外交通和联系，让其成为一座孤城。 困死洛阳，这才是上策，舍此无他。 这种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后来一代天骄李世民，就是用这种坚壁清野的方法才取得洛阳城的控制权。 李密虽然一世枭雄，却并非真龙天子。 于是，终其一生，他都只能在洛阳城下，望而兴叹，与他的叹气一道灰飞烟灭的，是他成为天下新主的梦想。 李密当时的情势却是蒸蒸日上，他觉得自己前途一片光明，他在脑海之中，构想了夺取东都的大计。 他要建立起他的百万雄师，现在立即要完成第一步。 他胸有成竹地对翟让说：“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 这是可以预见的，乱世之中，谁有粮食，谁就掌握了生民的根本，有奶便是娘，百万之众，确实可以一朝而集。 李密接着展望了局势的发展，他高瞻远瞩地说：“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传檄四方，引贤豪而资计策，先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 李密从头至尾，都是以推翻隋朝为己任，他从未想过只是割据一方，苟全性命于乱世。 可见，想做一世之枭雄，就不可不立天下之大志。 翟让和李密再次合兵以后，相对而言，心中既多顾虑，更不想去打头阵，损耗实力，况且夺天下，坐江山这种事，他也还属于启蒙阶段。 于是，他再一次推李密为主事之人，他颇有藏私地回答说：“此英雄之略，非仆所堪；惟君之命，尽力从事，请君先发，仆为后殿。” 其实，李密也并不是真的需要翟让去打头阵，此次战斗，可谓十拿十稳，并且可以快速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就是翟让想请命做先锋，他也不会应允。 事情正向李密所预料的方向发展，李密亲自率军，长途掩袭，洛口仓守军了无备御。 战斗一开始就结束了。 李密夺得了这个天下第一大粮仓的控制权。 这是一次漂亮的胜利，李密立即利用洛口仓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他大开粮仓，让老百姓任意拿取粮食，于是，远近民众，男女老弱，无不如影随形，闻声而来。 这在政治上为李密营造了很好的声誉和声势。 普天之下，对隋王朝心怀二心的人，早就已经蠢蠢欲动，前来投奔李密的各地人才，从者如流。 李密现在有粮、有兵、有声、有势，他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最有希望的义军盟主。 但他还需要打一场硬仗，才能让天下的各路义军真正倾心，这是一场迟早都要打的仗。 因为东都洛阳已经派了大军前来和李密决战。 对于这种送上门的肥肉，李密从来不会拒绝，他的机会来了。 东都派出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精锐，其实只不过是自认的精锐，银样蜡枪头，表面光鲜而已。 这源于隋朝的兵制。 隋朝实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具备很强的战斗力，即使在唐初，也依然是国家赖以开创和稳定的军事政策。 但这支军队却不相同，完全是临阵招募的。 当李密夺取洛口仓的消息传来时，东都立即想招募一支军队去征讨。 李密的横空出世，让朝野上下，心生麻痹。 他们并不知道李密的厉害，以为张须陀只是轻敌大意才失败，他们只把李密当成普通的因饥饿而做贼的乌合之众，认为这次征战，就象以往，当隋朝大军一临，义军将会不战自溃。 这似乎是一种唾手可得的军功，最适合捞捞资历和镀镀金。 于是，想混混军功的国子三馆学士和贵族子弟，亲戚都踊跃从军，这些军人，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战斗力，但他们的装备却是真正的一流。 这支军队衣服鲜华，器械明亮，旌旗钲鼓等器仗充足而精锐。 装备，毕竟也需要实力，才能装备起来。 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对面的李密，是一只张开血盆大口，将要吞噬他们的巨兽。 当东都的大军浩浩荡荡开出之时，他们和还未投降李密的裴仁基约定，南北夹击李密，但他们永远也等不到裴仁基的军队了。 李密眼光非常犀利，他对于军情人性的把握非常入微，依靠探子传回的消息，他非常清楚地掌握了隋朝派出了二支部队，想合围他的策略。 李密采取一拖一打的对策，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先击溃东都的军队，在另一个方面，拖住裴仁基，不让其援救。 这种集中力量，攻其一点的策略，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东都部队先于裴仁基的军队到达洛水，行军总管刘长恭过于轻视李密，认为李密的军队不堪一击，当他们的正规军一出现，李密一定会仓皇逃窜。 于是，他既不等待裴仁基的军队，也没有让士卒吃早饭，反而单独率军过洛水，直击李密。 他想独占这份功劳。 可以想见，狂妄自大的刘长恭在战前的动员会议上，一定是激励他的士卒，等打败了李密再吃早餐。 这种战例，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但肯定不会发生在刘长恭的身上，他的军队，竟然没有吃早饭，就准备开战。 他们再没有机会吃早饭了。 第158章 魏公府双头并立，江南地独夫无依 人狂必有祸。 刘长恭为他的轻率和狂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李密做了一个战术顿挫，他先安排翟让消耗刘长恭的锐气。 刘长恭的军队虽然纠合了很多纨袴子弟，但确实无愧于隋朝正规军精锐的名誉，翟让并不是他的对手，但这无法影响整个战场的走势。 因为人是铁，饭是钢，人总是要吃饭的。 刘长恭的军队打着打着，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没力气了，肚子饿了。 这就要命了。 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哪里会有时间让你停止战斗，临阵去开火吃饭。 于是，刘长恭军队满腹牢骚，锐气已失，李密瞅准时机，率领精兵直接冲入他们的军阵，刘长恭的军队立即崩溃了。 刘长恭见势不妙，只得脱下铠甲，解衣潜窜，亡命逃回东都洛阳，他率领的军队，死亡十之五六。 这场大胜，让李密的声势如日中天。 李密再已不是昔日吴下阿蒙，他已成长为雄霸一方的英主。 于是，河南各路义军共推李密为主，尊其为魏公，设坛场，即位，称元年，大赦。 李密的魏公府设三司，六卫，而魏公的文书，用的名义却是行军元帅府，元帅府也设长史以下官属，这其实就是李密简化版的旧隋官僚体制。 翟让的存在，让人不省心。 李密拜翟让为东郡公，上柱国，司徒，其府亦置长史以下官属，但其规模和人数，却只有李密魏公府的一半。 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二分制，留有很大的隐患。 总有一天，会成为埋伏在瓦岗军内部的爆雷，后果，并不是李密和翟让所能承受。 他们二人，相识易，相处难，善终更是绝无可能， 李密将洛口仓作为大本营，这也是他的临时政府的都城，他修筑了洛口城，方圆四十里。 一切就绪，李密终于有了一个牢固的基地，有粮，有人，有兵，有将，也有整套行政体系。 李密的小朝廷，不再是下里巴人的临时应景之作，而是足以雄视天下，与杨广争一日之长短。 在优胜的形势下，李密很快聚集了几十万兵马。 河南形势一片大好，李密足以一手遮天，但河北却是窦建德的天下，隋朝的大本营关中，却被李渊占据。 加上杨广在江都的传统皇族势力，在此之时，已是天下四分，就看最终花落谁家。 整个北方，已不再是杨广的天下，他蜗居僻处于江南一隅，在义军风起云涌之下，杨广再无北返的希望，他甚至也无法保有江南一地。 杨广终于将自己作死了。 北方已经回不去了，江南才是温柔之乡。 杨广留下一句无限怅惘的诗句“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 然后头也不回地逃归江南。 那是他龙兴之地，起家之所，那是他的皇后南梁萧氏的家乡，那里有吴语软侬，江花胜火。 但杨广内心之中，依然无比焦虑。 他虽然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但他内心或者非常明白，他的天下，已是千疮百孔，而他自己，回天无力。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头缩进自己设定的乌龟壳，逃避现实，他或许知道，这个花花世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杨广在江南，自暴自弃，开启了纯粹的玩乐模式。 他在江都的行宫之中，新建了一百多个由美人主持的享乐之房，并且，每日和萧皇后及宠幸的女妃通宵夜饮，酒未离手，曲不曾停。 自他以下，千余美人宫女，共君尽皆一醉。 这和当年陈后主灭亡前夕，是何等相似！ 历史，似乎又走了一个轮回。 当杨广退朝之后，难得一人独处之时，他一身简装，作文士打扮，策着手杖，踏步而行，每个亭台楼阁，细细欣赏。 杨广心中恋恋不舍，唯恐今日之胜景，明日已成黄花。 这并不是杨广真正大发雅兴，而是他忧虑入心，当穷途末路，人之将死时，其情可悲可悯而已。 杨广的这种无力感，虽然在大厅广众之下，被他完美掩饰，但在他最亲近的人面前，他的痛苦和纠结，再也无法掩藏。 有一次，杨广和萧皇后夜饮，酒至沉醉，杨广举头望天，忽然大发感慨说：“外间大有人图侬（我），然侬（我）不失做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 这是亡国之音。 当年，江南陈朝被隋文帝杨坚灭亡，杨坚将北归大兴城的陈后主封为长城公，同时也保留了沈后的尊严，让她和陈后主在隋朝过了一段虽然亡国，但却并没亡身的日子。 这件事情刚刚过去二十多年，杨广亲身经历过，现在话至此处，说明杨广内心之中，已经对于隋朝失去了信心，也对于自己失去了信心。 但有时，他会更加悲观。 有一次，他引镜自照，用手抚摩自己的脖子，回头对萧皇后说道：“好头颅，谁当斫之。” 萧后惊慌失措，赶忙问杨广为何忽出此言。 杨广也许已经接受了命运，悲痛至极点，反倒想通想透，他笑着说道：“贵戝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杨广已经放弃。 他放弃了天下，放弃了自己，也放弃了皇帝的尊严。 但该做的事情，他还是必须去做。 他想再一次迁都。 杨广当然不会将都城迁到北方，他心中知道，北方，他永远回不去了。 但现在的江都，位于江北，一旦局势不可收拾，同样会遭遇义军的强力攻击，江都也并不是个安全之地。 杨广既然无意北归，就必须在江南营造一个安全的新窝。 杨广选择了丹阳，他甚至正式下令营造丹阳宫，而在迁都之前，杨广的政局，已败坏到无可复加。 整个朝廷，已经没有一个直臣说真话了。 公卿大臣全都顺着杨广的心意，违心地说：“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事也。” 这意味着，不但杨广对朝局已经彻底失望，就是跟随他南下的大臣们，也已经放弃了挣扎。 但还有一股力量，存有北归的心思，也具备北归的力量。 那是杨广的嫡系和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是杨广最后的依靠和核心，那就是最精锐的骁果。 他们的主力是关中人，具备坚强的战斗力，也是最忠心于杨广的军队。 他们一直想北归家乡，现在看到杨广要南渡长江，就知道今生再也无望回家了。 对于很多思乡心切的骁果而言，这是一种不可以接受的结果。 于是，第一次逃跑开始了。 郎将窦贤率领他的手下不辞而别，但江南之地，虽然遍地烽火，天下，却还是杨广的天下。 他立即派出骑兵追击，并斩杀了窦贤所部。 但骁果体系，已是人心浮动，杀戮并不能阻止骁果们叛逃的决心和行动。 这种持续性的不满，日积月累，终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公开的谋反开始。 东城骁果统领司马德戡对同谋北归的将领说：“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诛；不言，于后事发，亦不免灭族，奈何？” 实际上，骁果队伍之中，已是一盘散沙，动与不动，逃或不逃，都是死路一条，这支军队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司马德戡接着说道：“又闻关内沦没，李孝常以华阴叛，上囚其二弟，欲杀之。我辈家属皆在西，能无此虑乎!” 这确实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骁果们的老家在关中，而那里烽火处处，难免受累于亲朋。 留在南方，只剩被宰戮一条路。 当无路可走之时，就必然需要走出另一条路。 司马德戡每句话，都戳中同谋之人的痛处，他们感到旁徨恐惧，便问司马德戡说：“然则计将安出？” 司马德戡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立即说道：“同相忧，当共为计取。骁果若走，可与俱去。” 同谋之人，早有此心，正愁没有人带头，有了司马德戡这句话，大家随声附和，大感赞同。 骁果北归，本是叛乱，是杀头诛族的大罪，需要秘密进行。 但这件事情，出现了转折，引起了大波澜。 第159章 骁果北归终为逆，杨暕至死犹猜疑 骁果北归之事，已经公开化了。 由于缺乏绝对的领导和谋划，这件事情一传十，十传百，骁果之间，转相招引，参与的人数过多，过滥，最后，他们北归之事，已经失去控制。 骁果们竟然在坊间公开谈论逃归北方。 这当然是谋反的重罪。 虽然公卿大臣在杨广面前选择性失言，杨广乐得做个糊涂的皇帝，但骁果北归既然已是坊间传闻，那宫中当然也有消息灵通人士知道。 不过，如此严重的罪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或是能够去告发，绝大部分人，在这个时间，都选择闭口不言。 杨广彻底成为独夫，隋朝完全了。 但总会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她是一个宫女，也是个懂事的宫女，作为后宫中的一员，她先将此事告诉了萧皇后，萧皇后并不反对，她对这个宫女说道：“任汝奏之。” 向杨广告密的行为，引发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杨广认为宫女身份微戝，这种重大的事情，不是她一个小小的宫女应该掺和，立即将其斩首。 这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警告，想让骁果们见机就收。 但这种警告被视为软弱，骁果北归的密谋越来越急。 甚至后宫之中，即使身份微贱的人，也知道事情的真相，萧皇后也收到了宫人很多的告发。 但萧皇后却淡然地回复她们说道：“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 自此之后，世间真实情势，再无人向杨广进过一言。 萧皇后毕竟和杨广同床共枕多年，二人相敬如宾，杨广的心思，萧后非常明白，当大势已去，再无挽回的可能，那选择视而不见，就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既然命运，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那就将命运交还给命运本身。 骁果北归已是箭在弦上，但阴谋家并不满足于北归了。 宇文智及对司马德戡说道：“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 宇文智及的话戳中了司马德戡的要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窦贤率领他的部下兄弟们逃亡，被杨广一道令下，全军死于北归途中，可见，只要杨广不死，他依然是这个帝国强有力的统治者。 但在江都，情势却有所不同，骁果的力量就代表江都的一切，杨广反倒成了笼中之鸟。 逃亡，是死路一条，造反，反而可能成为高收益的投资。 司马德戡立即选择了造反。 他知道自身的威望，并不足以掌控叛乱过后的局面，而宇文智及同样知道自己也不是做领头羊的料。 他自小放荡行骸，不学无术，就好打群架，斗鸡走狗，蒸淫丑秽，做尽世间丑事。 他的父亲宇文述认定他凶险犯逆，必然破灭其家族，一定会成为一个不孝之子。 宇文述临终之时，甚至上表杨广，让杨广不要重用宇文智及。 但宇文述一家，实在是杨广一朝最重要的贵戚，他们家很早就和杨广一同游玩，同进同退，已经深度捆绑，这种关系并不会因一句遗言而轻易被否定，在象征性地惩罚宇文兄弟之后，杨广重新重用了他们。 但宇文智及知道自己的威望不足以领导这支军队，他必须另外推出了一个人。 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举目四望，当然是他的兄长宇文化及，足当此任。 宇文化及比宇文智及要更够格。 实际上，他在杨广一朝的地位，类似于当年杨玄感的地位，都是当朝一品家族的长子。 但他们二者，也有显着的不同，如果说杨玄感可称为英雄，那宇文化及，可能连狗熊都算不上，他不过适逢其会，撞上了这个天大的机缘而已。 但是福是祸，也很难说，德不配位，必遭其殃。 当机缘来临时，因为宇文化及并无任何准备，本性又怯懦无能，初一听到要造反，他竟然惊惧交加，心神失守之下，他的脸色立刻变了，全身冷汗直冒。 造反，这可是杀头灭族的大罪。 他不过是个浪荡轻薄公子而已，要说造反，他压根就没有考虑过。 但骁果叛乱，已是箭在弦上，不可不发了。 到了这个地步，已由不得宇文化及推辞，他想干，就可以干，不想干，也必须干。 于是，他被强行推荐为造反的头子。 司马德戡是个老成之人，也是知兵之人，现在骁果虽然群情激愤，骚骚然想要北归，但为了防止出现意外的情况，他决定在干柴之上再加一把烈火， 于是，司马德戡想到了一个妙计。 他找来一个素来为骁果信任的医生，威胁他说：“君是良医，国家任使，出言惑众，众必信。君可入备身府，告所识者，言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酝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 这种逼人上梁山的做法，虽然简单，却非常有用。 当此人心浮动之际，这种谣言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但已经没有人在意，也没人再去辨识，他们只选取自己相信的事情去信任。 骁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群情激动，递相转告，局面再不由杨广，也不由任何人控制。 司马德戡看到民心可用，终于和骁果摊牌，要率领他们造反。 骁果们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他们全部拜伏在地，对司马德戡表示效忠说：“唯将军命。” 于是，谋反正式开始。 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既然是阴谋，刚开始时大抵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当然也还需要里应外合。 江都城内，当天夜里，城门虽关，却不上锁钥，以等待叛军入城。 当夜三更，司马德戡于东城内举兵，响应者达到数万之人，声势浩大，情势可观。 这种人喧马叫的混乱场面，很快传到宫中，杨广心中惊疑，他觉得有人在造反，于是，他说了一句经典名句。 他对萧皇后说：“得非阿孩邪？” 杨广口中的阿孩，是他的第二个儿子齐王杨暕。 元德太子杨昭死后，他本来是最有希望成为皇太子的人选，但他过于自信，并且锋芒毕露，这触了杨广的逆鳞。 因为杨广地位本来就不正，他有杀父屠兄之嫌，才得以荣登大宝。 这件事，虽然经过杨广持续的高压和肃清，现在已没人公开评论，但却成为杨广心中一根拨不掉的刺。 齐王杨暕自以为稳居太子之位，开始变得目中无人。 并且，他在二三件小事上，接连违逆了杨广的心意，这让杨广心中颇有顾忌和猜疑，他怕这个儿子也步上自己的老路，迫不急待地想要以非正常方式登基。 杨广当机立断，找了个理由，废黜了齐王杨暕。 杨广总计只有三个儿子，第三子赵王杨杲当时还是小孩子，并且是侧妃所生，皇位传嫡不传庶。 于是，杨广大对群臣说道：“朕唯有暕一子（萧皇后只生二子），不然者，当肆诸市朝，以明国宪也。” 齐王杨暕虽然留得一命，但他的政治生涯却嘎然而止，从此，他被边缘化，再不掌握实权，杨广下江南时，他也被带到江都。 时间虽然流逝，杨广对他的防备之心，却从来没有减弱半分。 齐王杨暕府的护卫，杨广特意挑选一些老弱之兵士，聊以充充人数而已。 杨广这次听到城内宫外一片喧嚣，颇有不宁之意，杨广以为是齐王作乱，才发出了出这种感慨。 生于帝皇之家，在权力面前，亲如父子，也视若仇敌，互相防备，互相猜疑，可见人类天性之凉薄，利字当头，真是无可如何。 一生太短，实在是各生各命，各自欢喜就可以。 虽然不是齐王杨暕作乱，但确实是骁果在叛乱。 第160章 皇权三分隋朝灭，大江东去英雄起 叛乱已成燎原之势，再也回天乏力。 杨广的贴身侍卫裴虔通早就参与了这场阴谋，为了转移杨广的注意力，他欺骗杨广说：“草坊被烧，外人救火，故喧嚣耳。” 杨广再无别的渠道可以得到消息，听到裴虔通的虚假之词，只能信以为真。 裴虔通很快就露出了獠牙。 司马德戡进军非常顺利，到五更时分，他已和裴虔通汇合，将精兵强将调归裴虔通指挥。 裴虔通果然是个人才，没有辜负司马德戡所托，他做了二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和替换原守卫。 他关闭宫城所有出入之门，只留下了东门，然后命令殿内宿卫的兵士，弃械投降，立即出宫。 在绝对的武力面前，大部分宿卫乖乖投降。 但隋朝几十年正朔，还是有不少忠臣义士。 独孤盛就是最硬气的一个，他在重压之下，依然气势不衰地说：“何物兵势太异！” 裴虔通更是非常直接，他毫不留情，硬顶回去：“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将军慎勿动！” 独孤盛也是个不怕死的主，他大骂道：“老贼，是何物语！” 情势紧急之下，他甚至都来不及披上铠甲，直接率领部下十几人和裴虔通进行肉搏战。 但强弱过大，独孤盛的抵抗于事无补，他舍身成仁。 事出仓猝之际，皇宫之内的守卫，除了独孤盛之外，还有一支效忠杨广的力量。 他就是千牛将军独孤开远，他率领部下几百人，在杨广藏身之处请求说：“兵仗尚全，犹堪破贼，陛下若出临战，人情自定，不然，祸今至矣。” 杨广沉默，他错失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也许，杨广在等待他最后的王牌，那就是他配置于玄武门的帝国最精锐的一支亲卫兵。 那才是他最为倚仗的，最核心的力量。 他们全部是挑选出来的精锐中的精锐，平常的训练和待遇都是全军最好，战斗力最强，忠贞无二。 杨广为了笼络这支军队，他甚至将宫女赐给有功的士兵。 这支军队，绝对强力，并且忠心。 但他们当天并不在宫内，因为，他们被调出宫城了。 这是宇文化及暗中捣鬼。 他勾结了司宫魏氏，她平时为杨广所宠信，代传杨广旨意，于是，当此重要关头，她假传杨广的旨意，将这支至关重要的军队调出宫外。 于是，宫城的防卫已空，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裴虔通。 他接着做了第二件事，将宫城防卫，全部换上了骁果一系的军队。 大局已定，杨广已是笼中之鸟。 裴虔通带兵直入永巷，这已是皇城之中的核心区域，裴虔通问道：“陛下安在？” 正好有美人服侍杨广出来，她们用手指了指西方，说道：“在西阁。” 裴虔通不再废话，带兵闯入西阁，直奔杨广。 杨广端坐殿中，君臣对面，兵器寒光四射，大殿之上，似乎永夜暗沉。 骁果们最先沉不住气。 令狐达气血上涌，为了抢得首功，拨刀冲在前头， 杨广毕竟是一代帝王，倒也并不惊慌，甚至于，他心中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他隔着窗户对令狐达说：“汝欲杀我邪？” 杨广虽然落难，但帝王气势却不输一分，令狐达虽然心中有此想法，但在杨广威压之下，却不由自主感到气馁，俯首对杨广说：“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还耳。” 令狐达将杨广扶下西阁，下楼之后，杨广见到了旧识裴虔通，这是他做晋王时的旧部。 杨广心中一阵悲凉，对裴虔通说：“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 裴虔通无话可以回答。 他只是奉命捉拿杨广，却并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处置杨广。 于是，他打了一手太极，说道：“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奉陛下还京师耳。” 杨广将这个问题推回给裴虔通，他辩解说：“朕方欲归，正为上江米船未至，今与汝归耳。” 杨广的话，裴虔通一个字都不相信。 但话说到这个程度，裴虔通只能将杨广软禁，以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最高话事人宇文化及，此刻正惶惶不可终日。 他本无心谋反，但被强制推上话事人的位置，如果成功，当然是鸡犬升天，但如果失败，即使他是被迫参与，一样免不了灭族亡身的命运。 宇文化及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心理准备。 不要说发号施令，他甚至连正常的应答叛乱者的信息都无能为力，一直低着头，呆呆地在坐在马鞍之上，连声说“罪过罪过。” 当尘埃落定之时，叛军拥立宇文化及进入城门。 司马德戡率领军队列队欢迎，宇广化及算是捡到了胜利的果实，他自称丞相。 这是军事政变，是风险极高的杀头的游戏，新丞相上位，杨广的皇帝位子就危险了。 其实，上天给了隋朝一次自救的机会，但隋朝和杨广实在气数已尽，天道人事，终至于不可收拾。 叛乱开始之前，有人向裴蕴告密，并且提出矫诏发兵收捕宇文化及等人的对策。 当裴蕴将这个计划向虞世基报告时，或者是对于朝野谋反过多，过于轻敌的缘故，或者是认为在都城重兵护卫之地，宇文化及没有可能成功的考虑。 虞世基竟然没有同意这个最后的自救行动。 当他们授首伏诛之时，裴蕴终于发出了灵魂拷问，“谋及播郎（虞世基），竟误人事。” 于是，骁果终于举起反旗，政变发生，隋朝将亡。 残酷而彻底地清洗开始。 甚至连宇文化及的亲弟弟宇文士及，因为娶了杨广的女儿南阳公主，但由于他并未参与此次举事，也在被诛杀之列。 但派出去执行任务的却是宇广智及的家僮，他不忍心看见他们兄弟相残，只是把宇文士及抓起回来复命。 很久之后，风头过去，他才被释放。 主事人的至亲都如此命运，整个隋朝旧系统，自然面临倾覆之灾。 首当其冲的是皇帝杨广和大臣。 杨广一朝的权力核心虞世基，裴蕴毫无疑义被视为替罪羊而斩首示众。 天明之后，杨广被要求，亲自慰劳众将，当裴虔通持刀挟持杨广走出宫门之时，造反的军士知道大事已成，无不欢声雷动。 宇文化及虽然心中忧惧惭愧，却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对着裴虔通说：“何用持此物出，亟还与手。” 这就宣判了杨广的死刑，造反派甚至都不愿意和杨广相见一面。 杨广也想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只问了一句话，“（虞）世基何在？” 这句话问到了点子上。 虞世基代表了杨广在江都的权力基础，如果他在，事情尚有转圆之地，如果虞世基已经失势，那自己的下场，将是一片灰暗。 杨广听到了他最不愿意听到的答案，“已枭首矣！” 杨广一阵悲凉。 他看到自己周围寒光闪闪的兵刃，更看到了兵刃寒光照耀下，面沉如水的裴虔通和司马德戡，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 但杨广心中却还有不服，他叹息一声，无限凄凉地问道：“我何罪至此？” 马文举贡献了历史上最经典的回答，这个回答，很多历史学家也很难现场总结出来，但马文举侃侃而谈，也许，马文举的回答本身就是历史上对于杨广的评价。 马文举侃侃而谈地说道：“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 但杨广依然不服气。 他非常干脆地质问叛军说：“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 司马德戡回答说：“溥天同怨，何止一人。” 叛军再没有耐心去等待。 杨广身边最小的第三个儿子赵王杲当时才十二岁，他伤心愤恨，无以自处，号哭不已。 裴虔通心狠手辣，手起刀落，在杨广面前斩杀赵王杨杲。 鲜血飞溅，如点点红梅，洒落杨广的御袍之上。 当杨广看到裴虔通向自己再次举起屠刀时，杨广表现了一个帝王应有的尊严和威严。 他镇定地对裴虔通说：“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 鸩酒本来确实已经准备好了。 那是杨广给自己预备的。 他深知天下情势大坏，随时做好死去的准备。 于是，他经常以鸩酒自随，对左右亲幸说：“若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 但兵荒马乱之际，杨广身边的宫人全部四散逃命，鸩酒再也找不到了。 马文举等人怕杨广拖延时间，为避免夜长梦多，他们命令杨广坐下，准备用强。 但杨广选择了另外一种较为体面的死法，他解下自己身上的练巾交给叛军，被缢而亡。 杨广的二儿子齐王杨暕，更是稀里糊涂被叛军杀害。 叛军入宫之际，杨暕还未起床，他听到外面喧闹沸腾，知道发生变故，就惊问身边之人，“是何人？” 他以为是杨广来收捕自己，对叛军说：“诏使且缓，儿不负国家。” 但叛军哪由他分说，将他拖到街上，一刀斩首，杨暕的二个儿子，也一同命赴黄泉。 杨广父子二人，到生命最后一刻，还是互相猜忌，没有任何一点父子亲情。 父子若此，真正是可怜可叹，生于帝王之家，又何得言亲情。 宇文化及的清肃工作，非常彻底而冷酷。 杨坚和杨广的子孙，并其宗室，外戚，不分老幼，无论贤愚，一并诛杀。 宇文化及只留下了秦王杨浩做名义上的天子，其余杨氏在江都的族人，已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当年杨坚将北周宇文皇族杀戮殆尽，宇文化及虽然非其血脉，今日却借他之手，将杨氏一支灭族，可谓天道昭彰，报应不爽。 杨广的死亡，代表了隋朝实际上的灭亡。 虽然在京城大兴，东都洛阳和江都依然尊奉杨氏子孙为主，但既是名义上的，也是一种短暂的过渡。 隋朝的皇权，已经三分，天下大乱，谁将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将进行残酷的战争才能见分晓。 大隋一朝，有过它短暂而辉煌灿烂的岁月，即使曾经如日中天，也终将湮没于滚滚历史长河之中。 大江东去，数风流人物，还看明朝。 第161章 隋失其鹿天下逐，渊居于野共沉浮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烽烟四起之际，一百多路反王，真正具备问鼎天下资格的豪强，屈指数来，不过三五人而已。 这源自于隋朝的权力结构。 自从隋炀帝杨广逃离中原大地，龟缩于江都之后，隋朝皇权事实上已经三分鼎立。 一在长安，二于洛阳，三是江都。 非常明显，杨广已经丧失了对于天下的掌控力，但杨隋一朝的权力根基，关陇集团的力量，却并未崩塌。 反而在乱世之中，成长为天下归心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关陇集团源于北魏六镇，其核心势力由进入关中的军政强人和本土豪强组成，依靠血缘、同乡、婚姻和军功等关系，形成了一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拥有庞大财富和权力集团。 他们是当时社会的中坚，也是权势和财富的代表。 北魏以后的东西二魏并立，北周北齐对抗，以及隋朝的创建，无不是其圈子内的轮流坐庄。 杨广当此内忧外患之际，知道天下已不可复守。 但天下虽乱，各地豪强虽多，都只是为他人作嫁衣的角色，天下大权，最终只能重新被这个集团的人所掌控。 因为草莽英雄缺乏必要的基础和上层的民意归属，最多也只能成为一时一地的豪强，他们是搅局者，而不是决定者。 杨隋一朝，杨坚杨广父子非常清楚这一点。 因而，他们在利用关陇集团分治分理分享这个社会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防范，清除具备威胁，即使是潜在威胁的关陇集团的人物。 他们最担心的是，杨隋一朝的皇权会被他们的队友，从内部替代。 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李渊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威胁。 李渊和杨广是表兄弟，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老丈人独孤信的外孙。 独孤信也是出自于关陇集团“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军政核心，因为过早被北周权臣宇文护逼死，他在政治上的建树，远远比不过他另一个青史留名的奇迹。 他生了七个女儿，但他更大的能耐是选女婿。 他有三个女儿成为三个不同朝代的皇后（唐朝追封），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李渊和杨广就分别是其四女和七女所生的儿子，是正宗的表兄弟。 按说有此一层关系，李渊的仕途会一马平川，扶摇直上。 但事实恰好相反，李渊反倒居于一种可能随时丢命丧家的危险境地。 因为杨坚和杨广两父子坚信家贼难防，这也来自于杨坚以北周朝外戚身份，矫诏辅政，轻而易举地篡立了北周的天下。 以古鉴今，何况是自己亲身的经历？ 因而，杨隋一朝，对外戚的防范实在是到了步步惊心的地步。 有一次，杨广征召李渊进宫，但李渊恰好因病无法赶到， 为此，杨广询问一个王氏宫妃，那是李渊的外甥女，杨广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汝舅何迟？” 王氏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是因病不能前来。 杨广是个妙人，他抛出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名言，杨广面不改色地说道：“可得死否？” 这是句重话。 杨广一生，对于李姓有名望的重臣，极有猜忌之心。 这来自于一句民间口耳相传的流言，“当有李氏应为天子”，这也是方士安伽陀的预言，杨广信以为真，或者说天下之人，也信以为真。 于是，杨广对李氏一族的名人，最相猜忌。 杨广这句非常直接的话，已是巴不得李渊早日死掉，免得成为心头之患。 他对于李姓名高望重，又不肯先死的重臣，为了江山社稷，他就曾经毫不犹豫地举起过屠刀。 当年，太师李穆，杨隋一朝最有资格的元老之一，他的第十个儿子李浑，就首当其冲，丧家灭族。 李浑因为钱财而结怨于杨广身边的第一红人宇文述。 他被安排上一个谋反的罪名，这当然是宇文述公报私仇，但其根源却是杨广对于“李氏当王”的深心惧怕。 李渊深知其中原委，当他听到杨广对他外甥女的话时，虽然没有立即自我了断，但心丧若死。 李渊从此之后，只能夹起尾巴做人，整日纵情声色，纳贿自污以求自保。 其实，李渊并不是什么位高权重的人物，他只不过是犯了姓“李”这个忌讳，相反，李渊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物，他政治上的才能甚至比不上他的老婆。 他老婆是一个十足的奇女子。 她是窦毅之女，是北周武帝的外甥女，从小养在武帝宫中，得到周武帝的怜爱和亲自教导，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当她很小的时候，北周在和北齐的吞灭战中，处于弱势，为了引入突厥这个强援，北周武帝破天荒地，三请四求，纳突厥公主为皇后。 但人不同种，风俗更异，加上北地女性，容颜尚陋，自然无法从内心得到周武帝的欢心。 周武帝本人对于这个皇后也是颇有不耐。但突厥的公主，也并不是易与之辈。 窦氏却表现出与她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以幼小之身，发出振耳之声，“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周武帝）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 而当杨坚篡周立隋之际，窦氏自投于床，痛哭流涕地说道：“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北周）之难。” 话语雄豪，胆气俱壮，但却吓得她的父亲窦毅面无土色，急忙掩住她的口说：“汝勿妄言，灭吾族矣。” 话虽如此，冥冥之中，似有定数，窦氏最终通过李渊，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她身为一介女流，自然无法手刃亲仇，但自古至今，男人征服天下，女人却可以靠征服男人，来争霸天下。 她亲手选中并征服了一个推翻隋朝，创建唐朝的英雄。 那个人就是李渊。 窦毅有女如此，当然想找个如意的乘龙快婿，于是，他采取了比武招亲方式，他的女婿，必须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比武招亲的题目非常简单。 窦毅在屏风上画上一只色彩斑斓的孔雀，只要是来求婚的贵公子，窦毅就给他们二支箭，然后和自己女儿约定，射中孔雀二只眼睛的人，就是女儿的真命天子。 这要求百发百中的箭术，前后数十批人，都铩羽而归。 李渊姗姗来迟了。 但真命天子的出现，从来不嫌太晚。 李渊弯弓引箭，一气呵成，二发俱中，天然成就一段一天注定的姻缘。 但李渊在政治上似乎并没多少悟性。 窦氏的远见卓识并没有给李渊带来实质的帮助，窦氏最大的贡献在于给李渊生了四个儿子，延续了她惊才绝艳的天纵之才。 以致于大器晚成的李渊，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个将军的实职之后，痛哭流涕，真情流露地对他的儿子们说：“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 这实际上体现了杨广一朝用人的标准。 当年，李渊做扶风太守时，厩中有好几匹神骏的马，窦氏知道杨广喜好声色犬马，便劝说李渊：“上好鹰爱马，公之所知，此堪进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为身累，愿熟思之。” 但李渊本人也和杨广一样，喜好这种神骏之物，心中颇有不舍。 这一犹豫的当下，就惹祸上身了。 第162章 最是苦心经营久，太原自古为唐国 杨广对于朝臣猜忌之心非常强。 他在朝野之间，遍布眼线，李渊私自享用几匹骏马，不想上贡之事，立即被杨广知道了。 杨广颇得御人之道，他故意找个碴子，谴责李渊，明里暗里点出李渊私藏良马之事。 这次的敲打，让李渊更加噤若寒蝉，想不到自己一举一对边，杨广全部了如指掌。 李渊老实了，并且更加小心。 于是，他投杨广所好，二条腿走路。 他一边费尽心思搜罗天下神鹰名犬，以满足杨广豪侈纵欲之心，这掌握了在杨广一朝晋阶的密码。 那就是谁能让杨广开心，谁就能让自己开心。 另一方面，李渊更加谨小慎微，处处以柔弱自污示人，以示对于杨广政权的无害。 这也是杨广所需，谁能让他放心，谁就能自己放心。 非常有意思的是，自污和示弱，放松了杨广对李渊的戒意，但也无意之中，放大和加重了李渊性格中，柔弱和惰性的成份。 这种个性，在未来某些关键的时刻，会左右李渊家庭和唐朝政局的走向。 真可谓福兮祸所伏了。 李渊的工作显然见到了成效，杨广身为当朝的皇帝，肯定需要放心做事之人。 杨广看到李渊非常上道，再加上表兄弟的血缘关系，朝廷始终要用人，李渊似乎是一个可用之人。 李渊，终于要迎来出头之日。 在经历了无数猜忌幽暗的日子之后，杨广终于开始征用李渊。 当然，这也取决于李渊本身确实有二把刷子，可谓天意人事二相知。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雁门之围。 当年，杨广好大喜功，亲身远巡代北之地，但此时突厥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始毕可汗也远比他父亲启民可汗更具野心。 于是，突厥几十万兵马，将杨广赶入雁门一城。 整个雁门41城，39城尽归于突厥，杨广眼见即将成为突厥的阶下之囚。 在情势十万火急之际，隋朝在固守待援的策略下，从内外二个方面拯救自己。 一是在外分化突厥的力量，以其后院起火威胁始毕撤军，还有重要的一点，却是发动天下之兵勤王。 当时，最近的武装力量统帅，就是南面太原道安抚大使李渊。 生死之际，李渊全力征兵，全国各地武装力量，迭次继进。 突厥看到雁门之围已成持久战的可能，便飞扬远去。 这一战，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就是李渊。 此战之后，杨广心灰意冷，僻处江南的江都，事实上已放弃了对于江北的绝对控制。 历史，期待新的正主。 李渊靠着雁门之围的军功，正式长期居守太原马邑之地，北备突厥。 李渊，开始了他的传奇。 他终于脱离了杨广的直接掌控，拥有一块属于自己施展的天地，从此，他将龙游于海，鸢飞于天，他将兑现当年那个相面的术士的预言：“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 当李渊接到任命他为太原安抚大使的通知时，他私心窃喜。 因为他承袭的爵位就是唐国公，而太原黎庶，陶唐旧民，这似乎是上天要让他在太原开始追逐他的天下之梦。 李渊存有争天下之心久矣。 在他的军事生涯首秀时，除了领兵布阵，运筹帷幄之外，他一样是当世的能将，武艺绝伦。 李渊曾经驰骋战斗的第一线，作为依靠箭术，赢得佳人而归的神箭手，李渊展现了他的天赋。 当年，他在龙门清剿反隋义军时，他曾经创造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记录，面对如潮的义军，他接连射出去七十支箭，竟然每发皆中。 七十或是虚数，但可见李渊的箭术和武力，并不止于附庸风雅的艺术，而是真正的杀人技。 这种恐怖的战斗力，实际上也体现了当时正规军和农民起义军的巨大差距。 而旧隋官僚登高一呼的号召力，更是远远超过草莽间的英雄。 这是李渊的优势，但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当他到达马邑，这是传统上北击突厥的重镇时，他才意识到，他的路，才刚开始。 当时马邑太守是王仁恭，他们二处兵马，合计才五千之数。 对于刚刚在雁门关之外，见识到几十万突厥精锐的王仁恭来说，实在是心丧若死，畏之如虎，胆气全无。 但李渊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他展示了天选之子的气概。 面对不成比例的敌我力量对比，李渊非常大胆地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战略。 他要直接战斗。 李渊并不是盲动，相反，他非常清醒。 因为，突厥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漠北站稳脚跟，重新成为大草原上的主人。 因为，在杨坚时代，漠北草原上的霸主东突厥已是分崩离析，被赶出大草原，成为彻底依附于隋朝的一个弱小部落。 在杨坚的遗余力的支持下，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在河套之地生衍繁息，几十年才恢复生机， 其间启民可汗，甚至想更换为汉人的服装，举族汉化。 启民可汗在隋朝的全力支持下，逐渐成为突厥共奉的新主，其势力在其子辈颉利一代，已足够重新雄起。 而隋末杨广失政，雁门之围，就是隋突双方，重新确定关系的大事，从此，那个为患中原的突厥强势回归。 但在他们大规模南进之前，他们需要重新在漠北确立霸权。 他们离开大草原，已经太长时间了，大草原上，那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此之前，像雁门之围那样举突厥全国之力南侵，是较小概率的事情。 既然突厥无力大规模南侵，那小股突厥军队，李渊并不放在眼里。 李渊深切了解此中关键，才会信心十足地想主动出出突厥。 王仁恭乐得坐享其成，将一切交给李渊去经营。 李渊确实是一代战略大家，他准备师夷长技以制夷。 李渊有着清醒的头脑，在制定具体的对策时，他对王仁恭说：“（突厥）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中国兵行，皆反于是。与之角战，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 李渊的战术非常简单，先成为他们，然后再战胜他们。 这是一种高明的策略，当年汉朝和匈奴旷日持久的大战，实际上有三种主流的战法。 一是倾全国之力，以堂堂正正之师，正面决战，卫青是也， 第二种是成为比突厥更强大的存在，在突厥人擅长的领域击败他们，霍去病是也。 第三种则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以智谋胜，杂以和亲，离间等各种方式的综合角力，这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双方最高领导的国策决战也。 但在战场之上，于武将而言，狭路相逢勇者胜，敢于亮剑的人，才可以笑到最后。 李渊亮出了他最耀眼的剑。 第163章 雀鼠谷一战成名，马邑败杨广有令 李渊组建了一支突厥化的精锐骑兵. 虽然只有区区二千人，但所有建制，习性，生活方式，全部和突厥一模一样，说他们的话，做他们的事。 当然，这得益于地利。 代北之地，马邑之所，本来就有大批突厥种落的移民或降民，李渊有数量充足，并且质量足够好的兵源。 李渊的正面对抗计划取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 当这二千骑兵，驰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呼啸而来，欢腾而去，并且人马精良，箭术神妙，这和李渊二箭中目，抱得美人归的本事，相得益彰。 这活脱脱就是一支正式的突厥骑兵队伍。 当李渊的这支队伍，和别的突厥种落同行同憩，而被认为是同类，甚至小有江湖威名，让突厥的小部落都开始主动退避三舍时，李渊开始收网了。 李渊看到部下战意昂扬，知道士心可用，是骡子是马，是时候拉出来蹓蹓了。 李渊先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战斗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以有备对无备，李渊的骑兵在和突厥的分支族群中，大获全胜。 李渊极需要这场胜利。 一来，从朝廷角度而言，他终于可以在河东，成为不可或缺的封疆大吏，李渊凭自己的本事立住了脚。 二来他终于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可以在太原，这个古唐国的封地，开启自己的时代。 但他的时代，还面临直接的最严重威胁。 当时，隋朝的政局，早已是分崩离析，再没有挽救的可能。 即使富庶如太原之城，其周围也是义军蜂起，其中，最大的一股是历山飞领导的反抗军，在太原咫尺之地，竟然聚众数万之多。 以此一数据，就可以相见，当日隋朝的天下，早已乱成一锅粥。 时代需要出现新的英雄。 李渊要想在山西真正站稳脚跟，必然要踏着历山飞的尸体前进。 这也是李渊真正的成名之战。 历山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贼帅，他在和李渊决战之前，劫掠多年，长于攻城，勇于力战，和隋朝正规军作战，屡战屡胜，所向无前。 显然，历山飞和一般的仅仅求生存的寇贼大有不同，他是一个劲敌， 但他碰到了李渊，他注定要成为背景板。 双方人马相持于雀鼠谷，相对于日后李世民击破宋金刚的雀鼠谷之战，此次战役，气场要弱很多。 但完美地体现出李渊作为一流统帅的智勇双全，李渊两父子在雀鼠谷，都贡献了精彩纷呈，足堪载入史册的战例。 当时李渊虽然抽调了河东、太原之兵，但总兵力才不过是五六千之数。 而对面的历山飞名声在外，是不败的统帅，加上正处于其巅峰时期，兵强马壮，足有二万之众。 李渊一方，无不胆战心惊，气势俱无。 但李渊非常有底气，一来他在马邑训练的核心精锐骑兵，人数虽少，战力却非常强悍，是他最大的王牌，最重要的是，他明若烛火的双眼，已洞悉了历山飞的弱点。 多算胜。 李渊未战已胜。 他一身轻松，满面笑容地对部下说：“此辈群盗，惟财是视，频恃再胜，自许万全。尽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图之，事无不果。所忧不战，战则破之。幸无忧也。” 李渊并非仅仅是个纸上谈兵之辈，他特地为历山飞布置了一个口袋。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历山飞起于民间，以掳掠求财为目的，他也终将为财而死。 李渊将军需、辎重全部集中于中军，并且多张旗帜，鼓角，尤其是让自己的帅旗在前面高高飘扬，李渊在历山飞的正面布置了堂堂之阵，让历山飞误认为，李渊本人和主力，以及所有的物资财富都集中于此。 历山飞有绝对的力量，他坚信自己可以像以往对阵官军一样，一战击溃李渊。 他低估了李渊，他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李渊将中军做为诱饵，他将真正的攻击力量，少部分的精锐骑兵，埋伏在侧翼，只等历山飞的军队阵形一乱，就趁乱杀出。 以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出奇不意，横冲直撞之下，此战必胜。 事实正如李渊的预料。 但历山飞的军队同样展示了可怕的战力，留在中军做诱饵的主帅，在历山飞精锐的一轮冲击之下，竟然弱不堪击，中军的领头将领惊恐不已，从马上坠落，幸得部下拼死相求，才保住一命。 主将都受如此冲击，更何况中军本来就多羸兵，是诱饵，于是，中军一触一溃，很快就轮到了历山飞去抢夺胜利果实的时候了。 他的精锐骑兵，见有利可图，纷纷下马去抢夺物资，这犹如瘟疫一般散开，局面再不可控制，历山飞的阵形立即失控。 李渊适时率领骑兵冲出，这已不是势均力敌的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他们大呼而前，夹而射之，贼众大乱，不再能组织战斗，只剩下各自逃命要紧。 自此一战，彻底摧毁了历山飞的反抗军，李渊除了从军事上打垮历山飞外，他还对于投降的几万反抗军，镇之以静，全部赦免他们。 这让李渊在政治上取得一个较安稳和平静的局面，从此太原周围，歌舞升平，合境平安。 李渊开了个好头。 但他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 当李渊在太原和历山飞激战正酣时，马邑出事了。 突厥虽然摄于李渊的威名，加上内部不稳，暂时保持了克制，并没有派兵大规模入侵，从而北边无战事。 但李渊一走，王仁恭却远不是突厥人的对手。 即使李渊加派了将领协助王仁恭，但此将非彼将，马邑的隋军惨败亏输，这次败仗甚至惊动了远在江都的杨广。 作为惩罚，杨广的指示非常简单，诛王仁恭，拘李渊回江都问罪。 李渊好不容易才脱离杨广的直接掌握，正是蛟龙入海，大展拳脚之际，却可能被杨广一纸诏书召回江都，面临前功尽弃的书面。 到底要不要重新接受杨广的直接掌控？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李渊和其次子李世民存在很大的分歧。 李世民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延续了他们父子一贯的异心异动，早就对杨广心生二意，李世民认为，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去江都，必然有去无回，应该坚决抵制杨广的旨令。 李世民跪对李渊，说出了大逆不道的话：“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 他建议李渊仿效汉高祖，直接发难。 但李渊的考虑要复杂得多，他虽久有不臣之心，不轨之迹，但此次事发突然，他的反隋起事行动，并没准备好。 他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但也不甘心丧失造反的大好局面。 李渊做了一种看似二全其美的选择，他准备自己应命，但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儿子们身上。 当时他的大儿子李建成远在河东，身边唯有第二子李世民。 他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羡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为英雄所笑。” 显然，对于在这个时候向自己问罪，李渊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这是杨广一向顾忌自己，是借故为之，是想解决掉自己对他的威胁。 李渊当时虽然已经决意反隋自立，但他却不想、也不能立即和杨广撕破脸皮，他想以自己一身之安危，来换取李氏兄弟自立所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同时，李渊也认为自己此去江都，不一定完全没有任何机会。 相反，他故作镇定，自我安慰道：“自天祜吾，彼焉然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 可能，真应了王者不死，必有天命一说。 心有不甘的李渊，等来了一个好消息。 第164章 群雄毕集会太原，李氏早存叛逆心 非常幸运，杨广下了另一道诏旨。 才过去几天时间，杨广竟然改变心意，赦免李渊，并让其官复旧职。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意味着杨广即使忌惮李渊，但他更担心突厥的入寇。 这同时也意味着杨广一朝，已无可用之人，也再无可放心托付之臣。 杨广已经到了疑人也必须重用的时刻了。 隋历将尽，新王当起。 李渊比任何人更清楚时局的走向，经过这一免一复的闹剧，李渊确信，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自己的命运再不能让别人拿捏。 事实上，李渊早就开始准备造反了。 他早有不臣之心，但他的不轨之迹，却要隐晦得多。 当年，杨广远征高丽之时，李渊就已经偷偷摸摸地接纳隋朝的逃臣和叛将。 李唐王朝建立的元老，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中的长孙顺德，刘弘基等都是逃避杨广征辽，在这个时间段托庇于李渊。 李渊主政下的太原，于隋朝而言，已是藏污纳垢之地，但于李渊而言，却是天下英雄汇聚之所。 李渊本来就抓了一手好牌。 太原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士马精强，汾河谷地，也一直都是重要的产粮区。 最重要的是，杨隋一朝，在前代基础之上，苦心经营太原，以北抗突厥，镇静边民。 晋阳离宫，早已是天下第一等的军政中心，汇集了天下财富和兵甲。 当时晋阳宫的副宫监裴寂，也是李渊的旧人。 确切点说，他们不只是旧人，更在太原成为过命的新交。、 他们二个人各取所需，互为表里支援，经常夜以继日，饮酒赌博，寻欢作乐，形成铁杆的兄弟情谊。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一来二去之间，终于做出了不法之事。 李渊在元配窦氏死去之后，颇有声色之好，而晋阳一宫，本是杨广行乐之宫，宫女嫔妃，艳为天人者，所在多有。 李渊本就好这一口，他经常在宫中出入，心中难免存有几个中意的女子。 裴寂看到杨广天下将失，也倾心接纳李渊，竟然将宫中杨广的禁脔私自献出，让李渊享用。 这对于他们两个人而言，都是身死族灭的死罪。 裴寂并不是一个有远大野心的人，他满足于这个体制内的职位。 裴寂本来只是出于私心结交李渊，以让自己权势更加稳固而已。 他本来没有这么快，就乘上李渊这艘造反的船，奈何他还有一个更热衷于造反的同事，一人反，一众反。 这个同事就是刘文静。 如果说裴寂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自己多留条后路，那刘文静就可以说是一心一意的反隋先锋了。 这个先锋最后也促使裴寂搭上全副身家，将整个晋阳宫的财富，珠宝，兵甲，美人，全部献给李渊。 这才是李渊起事，真正的第一桶金。 刘文静是个天生的行动派。 他当时是晋阳令，根正苗红的隋朝体制内成员，但他并不是个安份的主。 有一次，他和裴寂月夜之下谈心论道，裴寂遥望城上烽火猎猎，天地之间一片清明，想到自己身无长物，一生无成。 不由仰天长叹道：“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又属离乱，当何取济？” 刘文静显然比裴寂豁达得多，也更有野心得多，当他看到裴寂苦闷彷徨无依时，不由失声笑道：“世途若此，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 刘文静既自许，也许人。 他不仅仅只是想想，而是真心要干事。 刘文静自认和当时太原主事首脑李渊非亲非故，无法完全把握李渊的心意，就把宝押到了另一个关键人物身上，那个人才是刘文静身后的真正依靠和力量。 他就是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 李世民既是少壮派，更是行动派。 李渊的原配窦氏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三子玄霸早死，大儿子李建成现在河东，四子李元吉年纪尚小，李渊身边，唯有二公子李世民。 刘文静对李世民一见倾心，认为他必会成为天下之主。 他曾经非常明确地对裴寂说过：“（世民）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祖刘邦），神武同于魏祖（曹操），其年虽少，乃天纵也。” 可见刘文静认为李世民既有天纵之才，也是天选之子。 但裴寂因为是李渊的故交新友，他比李世民的身份和辈份要更高，对于矮一辈的李世民，他并没有更强烈的感情。 裴寂并不完全认同刘文静的判断，他要投资到李渊本人身上。 但李渊的造反速度太慢了。 慢到需要下属们推他上位。 李渊虽然早已在暗中布局，积蓄力量，比如他早就命令大儿子李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叫李世民在太原密招豪友。 但他缺乏孤注一掷，背水一战，绝不回头的勇气，这种勇气只有少壮派，行动派才能推动。 现在机会出现了。 刘文静被投进狱中问罪，并且是杀头的大罪。 因为他和天下第一反贼蒲山公李密是儿女亲家，这是必死之罪，但刘文静并不是枯坐等死的人，他也不认为自己会死于此事。 他静坐狱中，他在等一个人。 他没有等很久，那个人，那个他选中的人，一代天骄李世民，如愿出现了。 刘文静不再藏着掖着，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天下大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李世民也是初生牛犊，少年热血，毫不客气地说：“卿安知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 李世民说明自己真正的来意，他直截了当地说道：“今入禁中，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请善筹其事。” 刘文静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对李世民分析天下大势：“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山泽，万数矣，但需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 然后，刘文静进一步分析了己方的力量，非常具体地提出了举事的方案，他说道：“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 最后，刘文静提出了一个上上之策：“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 关中自古帝王家。 刘文静这个策略，可谓高明之极，当时天下大乱，中原以洛阳为中心，各方雄强，已反复连次大战，战局胶着，一时谁也无法吃掉谁。 在群雄都瞩目洛阳时，关中反倒静处一隅，等待它的明主。 关中，也依然是整个帝国上佳的战略要地。 以太原为基地，直取关中，然后号令全国，刘文静的方略简单而明确。 李世民会心大笑：“正合吾意。” 但要让李渊立即举事，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第165章 曲线举事赖裴寂，谋定后动推李渊 刘文静心若火烛，算无遗策。 他再向李世民献上一策，那就是给裴寂施压，让他陷入一种不得不造反的境地。 逼他推动李渊起事。 当时，李世民年未二十，所谓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加上身处李渊二儿子的身份，天然地缺乏威信和说服力。 而刘文静又深陷囹圄，与李渊也隔了一层，真正能动摇李渊之心的，裴寂是不二人选。 相对于李渊，裴寂更容易被搞定，或者说双方一拍即合。 李世民走了一条迂回路线。 他先安排手下的人，天天和裴寂一起娱乐赌博，并且每一次都故意输钱给裴寂。 这一招正中裴寂下怀，在自己所喜爱的项目上，次次赢钱，这种成就感，当然非常令人陶醉。 于是，当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金钱时，他和李世民的关系，也越来越熟络。 李世民开始收网。 他将举兵起事的计划告诉了裴寂，并请求他让李渊尽快起兵。 裴寂并非是愚钝之人，见天下大乱，未始没有侥幸之情，现在看到上下一心，他知道是时候押上自己人生之中，最大的筹码了。 这一把，如果赢了，那自然光宗耀祖，一辈子富贵至极，当然，如果押错宝了，那身死族灭，也是必然之事。 只是，他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因为，李世民软硬兼施，他旁敲侧击地将裴寂向李渊献上晋阳宫美人一事挑明。 监守自盗，这是死罪。 裴寂不再犹豫，他全力游说李渊尽快举兵。 裴寂单刀直入，他对李渊挑明了说：“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且死，若举义兵，必得大位。” 裴寂毕竟是李渊的死党，他非常清楚李渊的顾虑，最后他特别说道：“今众情已协，公意如何？” 最后一句，才是李渊最关心，也是最难以举旗不定的原因。 事实是今时今日，已不得不反。 但造反是诛家灭族的高风险行动，自己到底有多少胜算，又有多少人愿意跟随自己举起义旗？ 当年，杨玄感自以为登高一呼，天下响应，但现实却打了他的脸。 杨玄感在中原腹地起兵，而原来隋朝体系的郡县、官员绝大部分都不愿意向他效忠，这也是杨玄感在洛阳城下，久攻不下的原因。 失去原隋朝官僚和地方实力派人物的直接支持，很难走得远。 李渊不想重蹈杨玄感的覆辙。 裴寂没有撒谎。 他坚定了李渊造反的决心。 当时，太原上上下下，原隋朝体制之内，已归心李渊。 代表文官系统的晋阳令刘文静，晋阳乡长刘世龙，向来就是造反的积极推动者。 最重要的是，隋朝武将系统的官僚，对于支持李渊起兵更是如蚁之附。 无数的鹰扬府校尉也表示效忠，在当时府兵制下，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招蓦到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这就是天然而优秀的将领与兵员。 这是一种巨大的战略优势，和官逼民反，乌合之众的农民起义军，从根本上，就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每逢改朝换代之际，朝野之间的富豪和金钱，也在寻找投资的方向。 在李渊治下，就有不少富商大贾，多有投诚献款的实际行动。 其中，有一个叫武士彟的木材商人，就在这个时候靠着政治献金，和李氏皇族攀上关系，他的第二个女儿，十四岁被选入李世民的后宫，叫做武媚娘。 她就是后世鼎鼎大名的武则天，神圣通天皇帝。 毫无疑问，裴寂所说的众情已协，上下一心，已达水乳交融之地，只等李渊点一把火了。 这把火，李渊烧定了。 但他不急。 造反不能只靠蛮力，要想成功，是一门高级的艺术。 李渊是个优势的战略家，也是一个深富实际经验的政治家，他要完美地点这把火。 他做到了。 有裴寂在，造反所需的钱财物资可以在晋阳宫中予取予求。 其中光甲仗一项，就有四十万领，在古代私藏三幅甲仗就是死罪的条件下，四十万领，足以装配整个帝国庞大的精锐军队。 李渊现在有钱有财，有民心，但他最欠缺的是士兵。 这非常奇怪，但却是事实。 因为，隋朝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战时集聚，战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士兵平时就是农民，闲时训练，和高级将领并无直接的归属关系，这种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将领的叛乱。 因而，李渊虽然主管太原，手上却并没有多少可以直接指挥控制的军队。 那就需要征兵。 这其中有一个难题。 虽然太原一地，上下一心，都期盼李渊点燃第一把火，但还是有二个人，和李渊并不在一条船上。 他们是杨广安置在李渊身边监视、制掣的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 他们的地位特殊。 尤其是高君雅是杨广旧识，当年，高君雅和马邑留守王仁恭抗击突厥失败，他回到太原时，还敢于大摇大摆，好象是打了胜仗，凯旋回归一般，毫不畏惧。 要知道，此次失败，杨广的处罚的措施是：斩王仁恭，拘李渊回江都问罪。 二相比较之下，可以清晰看出，高君雅二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杨广在太原的代言人。 日常之事，当然李渊说了算，但如果一旦李渊有变，很难说他们会不会拿出一份杨广的秘诏，先斩后奏。 李渊暂时还不愿意，也不能和他们明着对抗。 李渊的策略是先把水搅浑。 他先散布了一个假消息，其实这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消息。 李渊散布杨广想再伐高丽的消息，这并没有冤枉杨广，他确实想再伐高丽，但没得到任何朝臣的支持，南下江都之后，杨广事实上放弃再伐高丽。 杨广有心无力，但这对于李渊来说，已足够做文章了。 李渊散布消息说杨广将要再度大规模征兵，十五岁以上，五十以下的男丁，都要服兵役，再次远赴辽东。 李渊这步棋直指杨广和民众的痛处。 因为隋朝之所以在如日中天的时候，飞速分崩离析，直接原因是杨广一而再，再而三地讨伐高丽，惨痛失败之后，民怨沸腾，民不堪其负重，以致崩盘。 更重要的是雁门之围时，杨广亲自承诺，不再征兵兴讨，现在却旧事重提，出尔反尔，想让民众再次成为炮灰。 这立即点燃了民众的愤怒情绪，他们对于杨广和隋朝，反意恨意，就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李渊拥有了民心。 然后，李渊老谋深算，他接着下了二步棋。 第166章 从来造反兵为重，欲加罪何患无辞 李渊展示出自己的高姿态。 一是让王威和高君雅恳求自己征兵. 二是一切就绪之后，和旧世界做一个了结。 李渊利用了马邑之变。 原太守王仁恭没有死于对抗突厥的前线，反而被他的部将刘武周杀死。 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兵变，意味着在靠近突厥的代北，隋朝的天已经变了色彩。 刘武周是个很有野心的人，马邑北邻突厥，刘武周知道自己根基不深，要想在乱世生存，就必须要有个靠山。 他选择投降突厥。 刘武周成为突厥支持下的傀儡政权，也是突厥人南进的急先锋，这符合突厥人的利益，可以内外勾结，消耗隋朝的有生力量。 刘武周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 事情非常明显，准备南进的突厥走狗刘武周，必然会和太原的守军，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李渊想探听王威，高君雅的口风。 他私下对他们不无忧虑地说道：“（刘）武周虽无所能，僭称尊号，脱其进入汾源宫，我辈不能剪除，并当灭族矣。” 这是事实。 刘武周据有的代北之地，向来贫瘠，他需要向南掠夺财富，以满足自己和突厥的需求。 汾源宫，富饶而招摇，必然成为第一个军事目标。 王威，高君雅虽然是杨广的亲信，但如果真的丧师辱国，一样会被治重罪。 于是，压力之下，他们非常自然地请求李渊赶快征兵，以对付刘武周。 但李渊沉住气，他胸有成竹地说道：“待（刘武周）据楼烦，可微为之备，宜示宽闲，以宁所部。” 李渊并不着急，他是想先看一看。 这一看，就出问题了。 不出所料，刘武周为了表示忠诚和能力，他即刻发兵，以势如破竹之势，南破楼烦宫，进据汾源宫。 火烧眉毛，情况紧迫。 李渊反倒以一种不紧不慢的口吻说：“兵可戒严，城可守备，粮可赈给，三者当今废一不可。须预部分，惟诸公断之。” 大敌当前，王威和高君雅无法负起全责，必须以李渊马首是瞻，况且，于胜于败，也可以让李渊顶在前面，他们好战后收获胜利果实。 这于王威，高君雅而言，是明智的选择。 于是，他们跪倒于地，诚心向李渊说道：“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悬在明公（李渊），公以为辞，孰能御此？” 李渊一心营造危急的情势，目的就是集权。 他看到时机成熟，便提出自己最后的要求。 他不容置疑对王威和高君雅说道：“朝廷命将出师，皆禀节度，未有阃外敢得专之。贼据离宫，自称天子，威福赏罚，随机相时，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数百里间，江都（杨广）悬隔三千余里，关河襟带，他贼据之。闻奏往来，还期莫测。” 在外部高压之下，李渊摆事实，讲道理，很明显，若是处处按照朝迁旨意来行事，那是必败必死无疑。 当此之际，李渊要的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专制权。 李渊接着讲出他真实的目的地：“公家之利，见则需为。” 非常明显，李渊需要便宜行事的权力，是从杨广，也是从王威和高君雅处争得的权力。 王威和高君雅只有妥协。 一来需要依仗李渊在前线作战，二来将来即使有事，也可把李渊先推出去顶罪。 于是他们异口同声说道：“公之明略，无近备之，地在亲贤，与国休戚。公不竭力，谁尽丹诚？若更逡巡，群情疑骇。” 一切水到渠成，但李渊还是要作下姿态，但见众意难违，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 他虽然在名义上重用王威和高君雅，但核心的权力，却全部收归于己。 李渊已可以只手遮天了。 名正言顺之后，李渊的行动力非常惊人。 他以正常或非正常的方式，用尽一切方法召蓦士兵，很快就组织了一支大军。顺利程度出乎李渊的意料，也绝对出乎王威、高君雅的预料。 这产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太原真的需要这么多兵马？或者说李渊能在太原合法招募到这么多兵马吗？ 李渊的选择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明面上他按正常的程序蓦兵，编队，以迷惑王威，高君雅，但他暗中将几千兵马，藏到兴国寺。 李渊志得意满地指着兴国寺说：“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矣。” 这支军队成了李渊的私兵，也是他起事的依仗。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其实，东风早就自己刮起来了。 王威和高君雅一直对李渊心怀戒意，早就已经收集花前月下掌握了李渊的一些不轨之迹。 当年，李渊收纳隋朝逃避辽东兵役的刘弘基等时，他们就准备反制李渊。 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就是武士彟。 武士彟确实是个商人，奉行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 他除了押宝到李渊身上之外，同时也在高君雅身上下了注，这样进可攻，退可守，高君雅才是杨广身边可依赖的旧臣。 在金钱的魅力下，武士彟和高君雅结成了比和李渊更深的伙伴关系。 当高君雅看到李渊的蓦兵有失控的趋势，并且重用当年叛逃的刘弘基等时，他不无忧虑地对武士彟说：“（刘）弘基等皆背征三卫，所犯当死，安得领兵？吾欲禁身推核。” 武士彟精确地看出了高君雅的虚弱，知道时已至此，李渊已不可能再受制于人，他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李渊才是那个最可能赢的人。 武士彟想稳住高君雅，便欺骗他说：“此乃唐公之客也，若尔，便大纷纭。” 审时度势之下，王威等人也只能疑而不发。 但越拖下去，李渊的势力与日俱增，而李渊的异动，就是中下层的军官都已经感觉到了。 甚至有一个中层军官提醒王威等去审核李渊招募兵员的合法性。 但全力倒向李渊的武士彟，说了一句很经典的盖棺定论的评价，他说道：“讨捕之兵，总隶唐公。王威，高君雅等，并寄坐耳，何能为也。” 连游离于李渊核心圈子之外的武士彟，都知道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可见时势的发展，已让王威等人成为瓮中之鳖了。 造反，当然是要死人的，也需要有人祭旗。 王威和高君雅即使早向李渊投诚，以他们所处的位置，也未必有侥幸之机，何况，他们现在处于必须被清理的对立面。 于是，一场针对他们的阳谋开始上演了。 李渊给王威和高君雅下了一个套，死套。 一场军事会议正在晋阳宫召开，李渊气定神闲地坐于主位，他知道，今天，是个大日子。 因为，晋阳宫东门是真的埋伏了五百刀斧手，全部是他兴国寺的私兵，死党，只等他一声令下，就会冲入晋阳宫。 这当然不是作乱，而是准备抓捕可能作乱的人。 李渊在等一个人。 他就是刘政会，他将会带来一封告密书。 刘政会如约而至，他走到中庭，向李渊告密，说有人要造反，要引突厥入寇。 这当然是绝密而重大的情报，李渊示意王威去拿告密状。 刘政会对王威视若无物，反而转向李渊说；“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 李渊故意大吃一惊地说道：“岂有是乎！”。 他装模作样地把刘政会的状子拿过来，似乎是认真地看了起来。 看完之后，李渊气定神闲地对王威和高君雅说道：“此人告公（王威）事，如何？” 这个时候，就算是再愚笨的人，也知道，这是李渊设计的一个局，并且是死局。 高君雅悲愤难耐，大怒说道：“此是反人，欲杀我也。” 他们当然知道这完全是李渊一手策划的欲加之罪，但现在已为鱼肉，可恨自己，竟然没有早点下手对付李渊。 门外五百刀斧手闻风而至，大局已定。 杨广派驻在李渊身边的绊脚石被清除掉，但这只是造反开始时，最微小的第一步，李渊立即将要迎来他的第一个严重挑战。 在拘捕王威和高君雅二天之后，突厥人的前锋部队，竟然真的来了。 几万突厥铁骑，突然出现在太原城下，李渊展示出他神乎其神的风骚操作。 第167章 俯首低头蜇伏久，兵临城下立约盟 突厥骑兵忽然兵临城下。 他们当然不是王威和高君雅暗中招引而来，但却必然会来。 这与李渊所处的位置有关。 李渊在太原城，虽然表面看上去气象繁荣，前途光明，但他同样也处在不进则退，后退即死的境地。 他虽然主政太原，但整个世界已经改天换日了。 在隋文帝杨坚时代，突厥启民可汗举族内附，在杨坚的全力支持下，突厥种落又缓慢繁衍生息，几十年后，终于再次强大。 到了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时，终于酿成大祸。 始毕可汗趁杨广北巡雁门时，纠合几十万兵马，将杨广围困在雁门一城，堂堂大隋皇帝，差点成为阶下之囚。 这成了一个分水岭，自此之后，大草原上旧日的霸主正式宣告回归，而杨广则只能灰溜溜地逃离北方，僻处江都。 杨隋的国势江河日下。 此消彼长之下，突厥重新迎来它的巅峰。 在隋朝北面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上，突厥扶植和册立各种分裂势力，一意想让中原大地重陷混乱，而他们可以重新回到，在南面多养几个儿皇帝，恭敬孝顺他们的时代。 这种情况延续到颉利可汗时代，达到巅峰。 李渊现在就感受到了这种实质性的压力，即使在以后的岁月中，在他成为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之后，这种压力还如影随形，甚至一度逼迫他考虑迁都，以暂避突厥的锋芒。 事实上，李渊的北面是由突厥直接支持的定杨可汗刘武周控制。 刘武周建立了一个游寇性质的地方政权，和突厥的作战方式理念非常吻合，他们南下太原，乃至更进一步，深入中原腹地掠夺子女玉帛，是他们天然的，本质需求。 而现在，突厥竟然动用了几万骑兵，陈兵太原城下，这并不是小股骚扰掳掠，而是突厥皇庭一次正式的入侵。 突厥的目的何在？ 但李渊并不惧怕，甚至有一丝兴奋，他决定利用此次突发的事件。 突厥兵临城下，坐实了王威和高君雅的罪行，并且，让李渊解决了一个最大的困扰他的难题。 以结果而论，李渊成了这次莫名其妙地入侵最大的受益者。 也许，拨开历史本身重重迷雾，或者李渊才是这出大戏的幕后主导者。 只是他却不知道，突厥以一种远远超出他想象的规模和气势，整出了这场巨大的闹剧。 简而言之，李渊要想取得成功，事实上，他必须取得突厥的支持，否则寸步难行。 就看李渊愿意或者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突厥数万骑兵，耀武扬威，穿过太原外郭的北门，又浩浩荡荡从东门而出。 李渊的应对方略非常值得玩味。 他仿效诸葛亮，亦步亦趋玩了一出空城计。 他实行外松内紧的防御方法，命令太原城，大门尽开，城门之上，不设守备，禁止一切人等喧哗吵闹，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 但李渊并不是完全坐以待毙，他同时做了一个攻击的部署。 他派了一支一千人的突袭队伍埋伏在北门，命令他们等待突厥过后，就从后面抄掠他们的马群，以充实自己的骑兵队伍。 这支千人队伍全部是王康达的部下，作战方式是勇于剽掠，骁勇异常。 但非常诡异的是，当王康达以为突厥骑兵已经全部远离，出城掳掠时，竟然被突厥骑兵首尾夹击，自陷死地，前无去路，退无归途。 在突厥优势兵力的冲击之下，很快被击溃，纷纷坠入汾河之中，除了一百多人死里逃生之外，全军尽墨。 从以后的局势发展来看，李渊此举似乎大有可疑，更有可能一是借刀杀人，借机清除异己，要知道王威和高君雅的亲兵的处理，也是一个大问题，二是似乎也是向突厥人纳了一份投名状。 因为，李渊对于突厥的重兵压境好整以暇，不慌不忙。 李渊似乎胸有成竹，他不慌不忙地说道：“天既为孤遣来，还应为孤令去。彼若不去，当为诸军遣之，无为虑也。” 然后，李渊开始了一系列疑兵之计。 他命令军士乘黑夜出城，然后白天又大摇大摆地回归城池，让突厥人误认为太原兵多将广，援军陆续赶来。 同时，李渊又下严令，禁止军队和突厥军队开战，只让自己的部队占据有利地形，严阵以待。 如此相持几日，双方都按兵不动。 事实上，李渊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突厥硬扛，而在明处，突厥骑兵精锐，他们的战斗力爆表，何况是有备而来。 当此突厥强盛之际，突厥人从未在战场上，惧怕过任何对手。 但双方保持了一种诡异的平静，这更可以理解为双方的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事实可能正是如此。 因为突厥人准备退兵了。 他们出动了几万精锐，当然不可能空手而回，他们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满载而归。 因为，李渊和突厥达成了一个协议。 他向突厥臣服，以换取突厥的支持。 这种级别的协议，当然需要双方最高领导的肯首，这也意味着，在太原城下的突厥大军之中，有着足以一锤定音的突厥高层，他们有备而来，他们等着李渊开出最优的条件。 大兵压境之下，李渊确实开出了一个让突厥人无法拒绝的条件。 李渊准备率兵西入关中，他和突厥约定，征伐所得，子女玉帛，尽归突厥，土地人口，全属李渊。 这当然是非常屈辱的条件，但相比在突厥铁蹄之下，玉石俱焚，一无所得相比，就要优胜太多。 臣服于突厥，这是奇耻大辱，很多年后，一代天骄李世民还愤愤不平地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李渊）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当然，李世民说这句话时，颉利可汗已被李靖击破，突厥破亡在即，这是不世之功。 为此，李世民还下令天下大赦，大宴五日。 李世民大仇得雪，心中畅快，志得意满地接下去说道：“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这当然都是后话，但当时李渊却处于求生存的阶段，成大事者，须着眼长远，他也只能先咽下这口气了。 现在，造反是已经是板上钉钉，但用什么名义造反，却非常重要。 李渊和杨广是表兄弟，并且李家是八柱国之一，是关陇集团的中坚， 相比于流寇刘武周，李渊根正苗红，家世显贵，具备一呼百应的先天优势，显然是突厥更合适的进军中原的代言人。 因而，突厥想培植李渊做皇帝，最佳的方案是让他做突厥册封的类似定杨可汗之类的儿皇帝。 但李渊要为自己争得优胜的战略地位。 第168章 名正言顺事可成，运筹帷幄算度深 李渊其志不在小，他决不满足于做突厥人的傀儡皇帝，而是想开天辟地，做天下真正的主人。 他也是具备雄才大略的一流政治家。 如果做了突厥的儿皇帝，那他即使入主关中，也依然不过是突厥的一只走狗，而走狗，从来都不可能开创自己的时代。 于是，李渊断然拒绝了突厥让他成为突厥治下可汗的要求。 突厥退而求其次。 他们要求李渊和隋朝划清界限，另立山头，扛起旗帜，自己称帝， 这似乎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现在隋朝已是日薄西山，各地称王称帝的豪强，所在多有，如果不把名头叫响一些，在各路反王中都不好意思抬头。 李渊并没有被一时的利益蒙蔽双眼，虽然称帝，是他起兵的目的，但现在却并不是个合适的时机。 他展示出高超的政治头脑，李渊先抛出了一个方案，以试探突厥人的底线。 他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杨广），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杨坚）之时，岂非好事。” 迎立杨广，当然绝不可行，在兵围雁门之后，突厥已和杨广成为死敌。 突厥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们在回信明确反对迎立杨广，“天将以太原与唐公（李渊），必当平定天下。……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 然后，突厥人开宗明义，提出自己的观点，“隋主（杨广）为人，我所知悉。若迎来也，即忌唐公，于我此时此刻怨，决相诛伐。唐公以此唤我，我不能去。唐公自做天子，我则从之。” 突厥人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只要李渊同意他们的条件，他们会提供给李渊最急需的战略物资——战马，这是建立一支快速机动的骑兵部队的基础。 而骑兵，决定一支部队能够达到的高度。 李渊当然想当天子，这是他造反的终极目的，但现在却不是时候。 李家位居关陇集团的重要位置，本身是北周“八大柱国”，累世身居高位，非常清楚政治的精义，现在称王称帝，会浪费掉自身最大的本钱。 李渊，他是旧隋官僚体系和当今社会民众的希望，他不象绝大部分隋末的反抗者，仅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 李渊想进入关中，如果要从政治上得到旧隋官僚体系中的拥护，就需要设立一个缓冲地带，给他们以足够的尊严和希望，还有尊重。 这个希望，远胜于百万雄兵。 所以，他绝不能让自己的在这个集团中的人设倒塌。 于是，李渊给自己先立一个牌坊。 他做了一个政治上正确的表态，李渊义正辞严地拒绝道：“孤为人臣，须尽节。……长恶无君，可谓乱阶之人，非复尊隋之事。” 但世上之事，开弓没有回头箭。 李渊私蓦的兴国寺兵，是思乱之兵，李渊容纳的旧隋之将，是已自绝于旧时代的将。 兵将们一时群情鼎沸，公开宣扬说：“公若更不从突厥之言，我亦不能从公。” 而推动李渊造反的谋主裴寂和刘文静也在一边煽风点火，催促李渊答应突厥的要求。 他们的理由切中实要，他们推诚布公地对李渊说道：“（裴）寂等心以事公，不敢拘于小节，且今士卒以集，所乏者马，蕃（突厥）人未是急需，胡马待之如渴。如更迟留，恐其有悔。” 李渊展示了圆熟的驭人之道，他稳坐钓鱼台，好整以暇。 他在等待那一刻，上下统一思想，士心达到顶点。 所以，李渊的态度有微妙的转变，他的语气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当他第一次听到兴国寺兵的逆反之言时，他并没有治他们的罪，但却显得非常生气。 他义正辞严地说道：“公等并是隋臣，方来共事，以此（自立为皇帝）劝孤，臣节安在！” 但当他听到裴寂和刘文静的肺腑之言时，便不咸不淡地说：“事不师古，鲜能克成。诸贤更宜三思，以谋其次。” 其实，对于如何“谋其次”，李渊心中早就有了定计。 他只是想看看跟随他的部下的决心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在等二个人的到来。 那是他的大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 他们当时远在关中和河东，虽然李渊早有谋反的计划，让他们逃归太原，但他想看看天命，是不是真的在他李氏一族，是不是真的应验在他李渊身上。 李建成和李元吉，有惊无险，姗姗来迟。 该来的终于来了。 李渊大喜，造反这种灭身亡族的大逆之举，风险当然非常大，现在最重要的二个儿子，安然无恙回到自己身边，可谓是天意遂人事，前程可期。 至于其余的亲族，实际上他也没办法一一照顾，他们只能自求多福了。 事实上，当李渊起兵之后，他的三代亲族，很多人被隋朝官吏捕杀，其中李渊的第五个儿子李智云，因为年纪幼小，当李建成逃归太原时，没办法带上他一起上路，被隋吏逮捕，送至长安斩首。 造反，是要出人命的。 李渊其余的亲族深刻知道这个道理，在关中的李氏直系，只剩下造反和逃跑一途，否则必死无疑。 这种只能往前走的局面，成就了李氏很多英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造反也是整个李氏家族捆绑着一起上。 李渊庆幸上天眷顾，自己最核心的几个儿子，终于齐聚太原。 李渊正式开干。 在部下们的拥戴下，李渊的“谋其次”很简单，那就是效仿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的故事，废皇帝（杨广）而立关中的代王。 这当然只是一个过渡。 李渊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气定神闲地说道；“如此所作，可谓掩耳盗钟。事机相迫，不得不尔。虽失意于后主（杨广），幸未负于先帝（杨坚），众议既同，孤何能易。” 于是，李渊在和突厥的关系上，达成同盟。 他接受了突厥的帮助，也得到突厥的承认和支持，暂时解除了后顾之忧，他可以放心经营关中了。 李渊心中无限感慨，他想起了自己刚到太原时的私心窃喜，也想到当年举步维艰时，自己的艰难进取。 他当时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 现在，李渊一破历山飞，再困王威、高君雅，在太原立住了脚跟，接着又安抚住了突厥，这三步棋都可谓神来之笔。 他虽然付出无数的女子玉帛，但却给自己争取到了进军关中的最有利的战略形势。 关中，洞开于李渊面前，天下，也将臣服在李渊的脚下。 但李渊才刚开始，他还有很长的路要去走。 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第169章 首开府始建三军，西河城牛刀小试 突厥人言而有信，送来了李渊最缺的战马。 他们派遣柱国康鞘利送来一千匹战马和李渊交易，并且承诺，可以直接派遣骑兵帮助李渊平定关中。 战马已备，钱帛，甲仗，粮食也是垂手可得。 裴寂将晋阳宫中储藏，全部献上，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裴寂一次献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 更重要的是，裴寂将晋阳宫中五百宫女，也一并进献。 可以肯定，这批宫女在满足突厥人的欲求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升官发财，娶妻生子，光宗耀祖，都是可以激励士心的手段，这笔财富，对于提升士气和战斗力，肯定是一剂美妙的催化剂。 因而，当李渊坐稳天下之后，对裴寂依然发自真心地感激，李渊毫不掩饰地对裴寂说道：“使我至此，公之力也。” 有钱，有粮，有马，背后有突厥人的支持，再加上没有王威和高君雅的制掣，李渊的征兵计划异常顺利。 每天都有一千多人报名应征，短短二十天，李渊就聚集了一支几万人的军队。 这带来了一个问题，摊子大了，格局也需加大，就需要建立相应的行政机构，否则必然是一盘散沙，虽然名为义军，也不过只是乌合之众而已。 大部分的出身底层的反抗军，只知道烧杀抢掠，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无法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行政制度，也就意味着他们很难壮大。 但李渊显然没有这种担心，政治，是他的强项。 当裴寂启奏说：“义军渐大，宜有司存，官僚所统，须有肄属。” 显然，裴寂想要李渊名正言顺地称王称霸。 李渊并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布衣之士，或假名窃立，孤（李渊）实将军，居唐大宇，近舍于此，更欲何求？”时，可以看到李渊的思想，还有没和皇帝二字完全同轨。 但李渊的下属，确实是人才济济，能文能武，能政能经，裴寂等人推着李渊一步步住皇位上走。 政治和世俗之理，都讲究名实论。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名正言顺，才可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因而，裴寂等人让李渊先进大将军之位，建立府号，权籍威灵，这也是权臣上位的阶梯之一。 李渊的大将军府一立，实际上就是一个小朝廷，远近郡县，人心思归，都随风臣服，似乎一团和气，一片祥瑞。 但在太原附近，还是有二个硬茬不服气，他们准备正面硬刚李渊。 可见隋朝正朔所在，即使明知不是李渊的对手，但忠臣孝子，还是所在多有。 一个是辽山县令高斌廉，他非常有骨气，第一时间向江都的杨广报告李渊起兵的消息，然后举军备战， 另一个就是西河城。 李渊对这二个据点，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他高瞻远瞩地说道：“辽山守株，未足为虑。西河绕城之路，当吾行道，不得留之。” 西河是李渊西进关中路上的第一颗钉子，是必然被拨除的。 西河之战，也可以做为正式发出前的练兵。 谁来打响这第一枪？ 上阵父子兵，李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二个儿子，这既是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也是对他们的期许。 李渊对李建成和李世民说：“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经此郡，观尔所为。” 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行军。 李渊认为西河城指日可下，加上西河近在咫尺，便让全军只带了三天的军粮，在李渊心中，此次西河行军，仅仅只是一次练兵而已。 必然有征无战，一帆风顺。 李建成和李世民率领的这支小队伍，表现出和隋朝旧军队完全不同的气概。 当年杨广好大喜功，每次巡幸，都劳师动众，所过之地，方圆几百里之间的民众，都争相献食，甚至还出现过以献食的多少，精细与否，来决定官员的升迁，延续至今，已成风气。 但是，时代变了。 当附近民众自动献上爪果蔬菜，肉类酒食时，他们发现，这只军队依然保持行进，分毫不取。 并且为首的将领还对他们说：“此隋法也，吾不敢。” 显然，在出发之前，对于军队的训练和纪律已经三令五申，并且，李渊的军队，确实展现出不同于草莽群雄的新的气概。 这只军纪严明的军队迅速赢得了口碑。 也让将士们都感动奋发，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荣誉感，每个人都想拼尽全力去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源于李渊实行的仁政。 他除了在军队之中严格申明纪律之外，同时，他一反治军必严的规定，竟然在军纪之中加入仁恕之道。 比如在这次行军之中，偷吃一爪或偷拿一果的行为，在所难免，但李建成和李世民，也仅仅只是将爪果之钱如数付给百姓，并且并不处罚犯错的士兵。 这种一举两得，同时收服民众和士兵的举措，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这种仁和严的氛围之中，这支军队涌现了高昂和必胜的战斗意志。 这种自信传染给了西河的守军。 当兵临城下之际，李建成和李世民对西河围而不打，但对于城外想入城的西河原住民，他们一律无条件放他们进城。 他们坚信，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支仁义之师，一定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事实正如他们所料，当他们攻城之时，西河守军立即投诚，里应外合，李渊的军队兵不血刃就拿下了西河城。 西河征战，还未正式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当然，西河郡丞高德儒必须要为这次对抗承担责任， 其实，他也是自取其死。 当年，他曾经厚颜无耻拍过杨广的马屁，说看见鸾鸟自天而降，是杨广一朝大大的祥瑞。 他以献此祥瑞而发达，同样，他也败亡于此事，可谓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卿逢野鸟，谬道见鸾。佞惑隋侯，以为祥瑞。赵高指鹿为马，何相似哉？义兵今奖王室，理无不杀赵高之辈。” 这就是对高德儒的评价。 于是，高德儒伏诛，此外不拘一人，不杀一民，秋毫无犯。 九天之后，胜利班师。 李渊大喜，自信满满地对部下说：“经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于是，他正式创建军队，“诸侯三军，春秋所许，孤今霸业，差拟晋文（公），可作三军，分置左右。” 很自然地，李建军成和李世民成为左右二军的统帅。 李世民西河之战，小试牛刀，他即将开始他开挂的人生。 西入关中，还有几块硬骨头要啃，统一天下，更有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需要他去统帅。 李世民，这个军事史上的天纵之才，战场上战无不胜的军事大家，以他的坚忍、坚韧、坚强，对自己狠，更对别人狠和冷酷，将令他的每个对手，心惊胆寒。 他就是无敌的统帅，而下一站，是霍邑。 那里有一个叫宋老生的隋将在等着他，于李世民而言，前期的战斗，不过是开胃前的小菜，让他有一个必需的历练。 他的传奇，始于关中，那个叫浅水原的地方，那是他天命所在，从此，他将成为中国军事史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出发。 第170章 长袖善舞政为上，后院起火最堪忧 自太原西入关中，必沿汾河谷地，然后西渡黄河，从此一马平川，可直达长安城下。 其间颇多富庶的大城小镇，隋朝在这块战略要地上，布置有了二大军事重镇和西京长安，东都洛阳遥相呼应。 这二大军事重镇，一是宋老生驻扎的霍邑，二是屈突通留守的河东。 自从拨掉了西河这颗前进路上的钉子后，李渊留下第四子李元吉镇守太原，然后发布讨伐檄文，正式扯起大旗，挥军直向关中进发。 在檄文中，李渊痛斥炀帝杨广的荒淫残暴，失德失政，不可救药。 在檄文的最后，李渊慷慨激昂地说：“（唐公李渊）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废昏立明，敢遵故实。……放后主（杨广）于江都，复先帝之鸿绩。” 可见，李渊的起兵目的，表面上只是反杨广本人，不反隋朝。 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不过是掩耳盗钟的把戏，谁都知道他举兵造反，最后的目标，必然是建立新朝，自己做皇帝。 这是个二重奏，第一步是废炀帝杨广，尊立长安留守的代王杨侑，第二步，在时机成熟之际，必然改朝换代。 李渊在西河城显示了他作为新朝之主必要的素养。 建立新的秩序和带来新的希望，是任何一个新当权者的第一要务。 李渊的政策让人眼前一亮。 他招贤纳士，扶危济困，平冤理狱，敬老尊贤，并且李渊，亲自深入一线，和百姓见面，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让李渊迅速赢得声誉。 巨细无遗，事必躬亲，这当然是非常巨大的工作量，以至于李渊经常工作到非常晚的时间。 这种万事亲力亲为的风格，甚至遭到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反对。 他们发自肺腑地对李渊说：“自余常事，请付司存。巨细以闻，恐疲神思，又虑将佐等不被委任，颇以自疑。” 但李渊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回顾了一生的经历，并且点出了自己的弱点：“未有无功而居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宫，长于贵戚，牧州典郡，少年所为，晏乐从容，欢娱事极。饥寒贱役，见而未经，艰难险阻，闻而不冒。” 最后，李渊说出了自己真正的用意：“在兹行也，并欲备偿，如弗躬亲，恐违天旨。” 如果说李渊以前是高居庙堂之上，那他准备在此次入关途中，备尝人间冷暖，他深知，多历忧患，才可以在身居高位时，不忘初心。 读万卷书，终要行万里路，方可大成。 同时，李渊也抓紧时机，教育教导自己的二个儿子，他接着对他们提出要求：“尔等从吾，勿欲懈怠。” 勤政当然是美德，但这只是种常规的操作，并不能立即引爆政治上的优势。 于是，李渊给民众带来了一个和隋朝完全不一样的福利。 他祭出了一大杀器，那就是大规模授与官职。 于是，西河军民开始见证神奇的时刻。 李渊摆开架势，一边询问对面人的履历才能，一边下笔填写官职告身。 李渊写得一手好字，并且训练有素，写得又好又快，有时遇上好的纸张，真是笔走龙蛇，下笔如飞，一天之内，就可以写成一千多份官吏委任书。 这当然是皆大欢喜，人人得偿所愿，每个人都喜笑颜开，奉李渊为神明，真是天下之主。 李渊不过是才举义兵，离造反成功还差十万八千里，这种大规模授官，当然只是一个空头支票，但能给人巨大的鼓舞。 这并不是李渊的首创。 李渊惇惇教导他的部下说：“不希爵赏，汉氏（刘邦）以兴。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吾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义无独享。率土皆贵于我，岂不益尊乎？” 实际上，李渊通过授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他们共同绑在一条船上，可以同进退，共荣辱，也能让持有官职者尽心竭诚。 并且，李渊此举也是对于隋朝，对于杨广的直接反击。 当年，杨广被突厥围困在雁门关，在面临生命危险时，他也开始向部下许诺重奖，也封出了无数官职。 但是，雁门之围才解围，他就失言失信了。 这引发了政治上的危机，李渊亲身经历过这件事，并且记忆犹新。 李渊回首前程，心驰神往地接着说道：“（杨广）在难即许授大夫，免祸则惟加小尉。所以士无斗志，将有堕心。版荡分崩，至于今日。……好生任赏，吾觉其优。当以不日而定天下，非卿等小见所及。” 政治，确实是李渊所长，但造反，是要讲实力，也只讲结果。 开胃的小菜吃完，就到了见真章的时候了。 霍邑和河东的守军，成为李渊面前的二只拦路虎。 谁将吃掉谁？ 李渊似乎完全不放在心上，认为这二个对手对自己构不成威胁。 他说道：“（宋）老生乳臭，未知师老之谋；屈突（通）胆薄，当无曲突之虑。” 接着，他胸有成竹地说出自己克敌制胜之法。 “屈突（通）尝破玄感，时人谓其能兵；（宋）老生数败群盗，自许堪当劲敌。无识之徒，因相谄附。谓其必然制我，不遣援兵。我若缓以待之，彼必以吾为怯。出其不意不过一两个月，并当擒之。” 李渊虽然信心满满，但老天爷似乎想考验他，他的前进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因为，他遇上了天敌，这次，老天爷没有帮他。 自从李渊兵发太原之后，就一直在下雨，并且远远没有停止的迹象。 虽然李渊和他的二个儿子，天天在苦练内功，亲自巡视兵营，与士卒同甘共苦，以各种方法激励士气。 但雨就是一直下。 这引发了严重的危机，一是秋雨泥泞，无法行军，二是大军困顿，粮食供应出现了危机，三是久居不动，士气兵心未免疑滞。 在这进退二难的当口，回太原运粮的队伍带来了一个最让人担心的消息。 据传，突厥和刘武周将会联兵进犯太原。 这是目前李渊最害怕的局面。 太原是自己的大本营，自己所率领的兵将，都是太原附近之兵，这次自己倾巢而出，全力西进，本来需要一个完全稳固的后方基地。 如果太原老巢被攻破，后院起火，那他领导的这支部队，立即会崩溃。 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李渊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已经降低身段，俯首称臣，并且许以重诺，送人送钱送布帛，开出了令突厥人无法拒绝的价码。 更重要的是，在离开太原之前，他和突厥已经完全达成了协议，为了保险起见，他还专门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 难道事情发生了不可预测的转变？ 第171章 进退之际玄妙生，李渊一战定霍邑 李渊没有独断专行。 他立即召开了一个高级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回防太原，或是坚定进军关中？ 李渊处于起兵以来第一次抉择的关口。 在会议之上，李渊先分析了情势，他非常冷静地说；“以天赞我而言，应无此势；以人事见机而发，无有不为。此行遣吾当突厥、(刘）武周之地，何有不来之理。诸公意谓若何？” 李渊并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自己先下结论，而是想充分听取了部下们的意见。 众多将领比较委婉地表达了想立即回防太原的意见，这其实已成为公开的民意，也是这个会议召开的主要原因。 但疏不间亲，下不犯上，他们并不能明确知道李渊的真实意图，只能选择将球踢回到李渊手中。 李渊的部下们争先恐后地说道；“（刘）武周，事胡（突厥）者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愚夫所虑，伏听教旨。” 李渊不置可否，他转头向李建成和李世民，不露声色地问道；“尔辈如何？” 知父莫若子，李渊的二个儿子的回答斩钉截铁，“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雨罢进军，若不杀（宋）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 勇者无惧，智者不惑。 这源于他们对当时情势的精准判断。 首先，他们认为突厥和刘武周各怀鬼胎，很难在这个时候协同进攻太原， “（刘）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亡马邑。（刘）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必同谋。” 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在义兵退无可退，退一步即死无葬身之地。 “（隋朝）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劲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而至；（宋）老生，屈突（通）追奔竞来。进阙图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 最后一点，则是进一步，海阔天空，必然建功立业，得遂所愿。 他们接着分析道：“且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宋）老生轻佻，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 李渊看到二个儿子娓娓而谈，虎虎生气，心中豪情四起，大喜道：“尔谋得之，吾其决矣。……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尔。” 目标已定，军心大定。 当李渊做出了符合天运的选择，似乎命运之神也开始眷顾他。 战场的实际形势，向有利于李渊的方向发展。 太原的粮食运到了，而连绵不绝的大雨也停止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有人向李渊进献了一条通往霍邑的秘道。 这条秘道沿山脚而行，可以很好地隐蔽李渊进攻的军队，能够给霍邑守军造成一种忽然之间，大军压境，先声夺人的气势。 一切看上去非常美好。 但霍邑，毕竟有宋老生二万精锐，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硬仗。 李渊最大的担忧是囤兵坚城之下，如果宋老生据城自守，就可不战而屈己之兵。 但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宋老生有一个天然的缺陷。 他并不是隋朝故旧耆宿，而是起于镇压隋末的反抗军，尤其是在义军蜂起之际，成为重要的军事据点霍邑的军事首脑之后，宋老生的地位微妙。 因为，霍邑虽然名为宋老生主持，但他的权力基础却并不稳固。 宋老生既然身居重地，手握兵权，杨广必然给了他很多的赏赐，以激励他再效死命。 但同时，杨广也一定在他身边安插了亲信，以制掣他的行动，正如杨广在李渊身边安插了王威和高君雅一般。 这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只要宋老生不生二心，就必然死命往前走。 毫无疑问，手握重兵，为了立功自保，也为了洗脱嫌疑，宋老生必然会出城作战。 “（宋）老生今来居此，必大蒙赏劳。如若不出，死在不疑。” 并且，即使宋老生真的能顶住压力，闭城自守，李渊依然有对付他的法子。 这叫上兵伐谋。 李渊可以散布谣言，让江都的杨广相信，宋老生和李渊密相勾结，图谋不轨，以杨广犯忌之心，再加上霍邑杨广亲信的添油加醋，隋朝必然从内部产生混乱。 外强中干的宋老生，不可能顶住这种压力。 因而，必战。 虽然可以肯定宋老生一定会出战，但二万隋朝正规军的强横力量，并不可以忽视。 李渊再一次展示了其超高的用兵谋略，以有算对无算，宋老生终是难逃一败。 他打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李渊先是激怒宋老生，以小部分骑兵在霍邑城下，明目张胆地视察地形，对着城上指指点点，似乎准备在城下安营扎寨。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藐视。 当宋老生看到李渊率领小队人马如此猖狂时，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整军出城，准备给李渊一个下马威。 李渊这时做了第二个动作，他立即率军后撤，主动给宋老生留出来一片巨大的空间。 一退必有一进，宋老生挥军直进。 这时，宋老生已经离城门之地有半里之遥了。 这半里之路，或者一瞬可至，但对于宋老生南昌言，已是他人生之中，最后的半里之程了。 李渊命令李建成和李世民率领骑兵，断其后路，霍邑城门，已经永远为宋老生关上了。 因为在李渊的身后，大批的军士，排山倒海般地杀向宋老生。 这一批军士，久已养精蓄锐，如恶狼猛虎般嗜血好杀，在气势上完全盖过宋老生的军队。 同时，李渊耍了个小花招，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招数。 在战斗一开始，李渊就命令众人齐声呼喊，“已斩宋老生。”| 战场之上，混乱之中，不辨真伪，听闻主将被杀，军队再无斗志，宋老生的阵形很快在李渊的冲击之下崩溃。 兵败如山倒。 危急关头，宋老生想逃回霍邑，再决雌雄，但当他回首之时，发现城门之下，已满是李渊的兵马，而守城将士也早已将城门紧闭。 霍邑已经遥不可及。 但宋老生勇猛异常，困兽犹斗，绝境之中，他接住城上守军抛来的绳索，准备攀城而上。 但这个时代是属于李渊的，李渊的王者之路，需要背景板，宋老生成了第一个重量级的点缀。 李渊阵中，有一个猛士竟然飞身攀上城墙，将即将入城的宋老生斩于刀下。 兵士们受到激励，一鼓作气，竟然在没有护具的情况下，争先恐后地登城作战， 但宋老生虽死，霍邑守军在群龙无首之下，依然保持了他们隋朝精锐的尊严。 霍邑之战，是场硬仗，也是场血战。 这是李渊起兵以来，第一次在攻城战中大肆杀戮。 第172章 新主新风新气象，双雄双城双争先 秋风猎猎，李渊立于城头，沉默不语。 霍邑之战，他虽然是胜利者，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城破之后，当李渊看到数里之间，血流蔽地，僵尸枕藉时，悲怆之感油然而生。 他悲天悯人地对着部下道：“乱兵之下，善恶不分，火烧昆山，谁论玉石，无妨死人之内，大有赤心于我者也。取来不得，及此阵亡，生未被知，没有余恨。静而思之，良深痛惜。” 如果家大业大，自然无惧于这种毁损，但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这种消耗，却不是李渊可以承受。 没有任何时候，会比这一刻，让李渊确定政治路线，会比纯军事路线，会更接近成功。 李渊断然地说：“从今已去，当以文德来之，不复用兵戈矣。” 此战之后，更加坚定了李渊用官职去获取民心，激励跟随随者的决心。 并且，李渊有授无类。 他创新性地扩大军功和官职的授与范围，对于隋朝的贱民或是徒隶之人，只要有功，李渊一律一视同仁地奖惩。 李渊充满深情地说道：“岂有矢石之间，不辨贵贱，庸勋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论之，将何以劝。黥而为王，亦何可妨也。”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 隋朝的贱民，很多都是犯罪或敌对势力的官员，被流放的家属或亲人，他们本来已经彻底陷入黑暗的底层，再无翻身之日。 但李渊起兵之后，他们看到了重新恢复昔日荣光的机会。 这释放了一股无可抵御的足以摧毁旧制度的力量。 这种机会和希望，让李渊的义兵，众望所归，一时之间，附者如鲫。 李渊，显示了他作为新主的的海纳天下，包容一切的气概和能力。 李渊在霍邑的所作所为，是一本教科书。 他延续了西河宽明的政策，李渊发出明令，“（宋）老生之外，孤无所咎，纵卿不诚于孤，亦当以赤心相仰。” 同时，李渊又开始他的大规模封官的大计，以慰众心。 但霍邑毕竟不同于小小的西河城，有二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李渊创造性地去解决。 霍邑毕竟是是隋朝在河东郡重要的军事据点，对于留守的隋朝官兵，如何处理？ 霍邑的留守军队，有一部分是隋朝杨广的嫡系部队。 李渊展示出了过人的大度，他的原则是：让兵士们自行决定自己的未来。 他们可以留下来做义兵，跟随李渊重新开始。 同时，李渊也可以让他们西入关中，或是东归洛阳，并且好人做到底，给予相关费用。 这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之术，既展露出李渊王者的气度，同时也代表了李渊在旧制度中的游刃有余，他既是革新者，也是旧制度的维护者的身份，得到了最大的强化。 李渊在朝野之间的口碑与日俱增。 这直接影响到了第二个新出现的问题。 太原是李渊的起兵之地，也是大后方，李渊现在亲率大军西入关中，但他却和传统的流寇大相径庭。 李渊有夺天下之志，就不能采取普通的义军或是流寇的战法，兵不留行，烧杀掳掠的作战方式，他更需要在政治赢得人望。 杀人和报复虽然可以痛快一时，却并不足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霍邑是李渊西进路上的第一个战略要点，他需要以此基点，招降纳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政治之术。 李渊并不着急，他想看看自己和当年杨玄感起兵，会有多大的不同。 他收获了巨大的满足。 李渊按兵不动，现在需要周围的郡县选择站队。 在李渊坐镇霍邑的当口，各路观望的隋朝郡县官吏，本土豪强，在李渊的政治攻势之下，如影随形，所至皆下。 李渊已经形成为万民之主的口风，取得了战略上的大优势。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更好的消息来自于河南。 关中自古帝王家，秦虽偏处西边，但据其地，终于统一六国。 刘邦得关中而王，项羽去关中而失天下，人所共知。 因而，要想得天下，必取关中。 从太原西渡黄河，进入关中，是一条传统的要道，从东都洛阳西进，则更加有利而迅速。 如果河南的割据力量，抢先一步西入关中，那李渊只能望而兴叹。 但现在河南之地，洛阳附近，已乱成一锅粥。 李密，洛阳留守越王杨侗，加上杨广派过来平乱的王世充，三大势力，虽然互有胜负，但暂时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他们在洛阳周围残酷厮杀，互相牵制，却都无力真正西顾。 即使李密曾经派柴孝和经略关中，也一度取得可喜的局面，却因为李密的一次兵败，再加上柴孝和溺水而亡，而偃旗息鼓。 这为李渊留下了至为重要的空间和时间。 天命似乎在等待李渊，让他成为关中的主人。 但他还需要尽人事，为自己争取得更优胜的局面。 面对如日中天，天下万人景仰的蒲山公李密，他需要对李密做出一种低姿态。 因为李密给他写了一封信。 李密当时正处于他一生的顶峰，他火拼翟让，让自己成为瓦岗军唯一的首领，并且在河南之地连战皆捷，中原的各路义军，都已经团结在李密的旗帜之下。 即使大江南北，各路义军也隐隐以李密马首是瞻。 李密自认是天下盟主，大隋的江山，可以唾手而得。 于是，他给李渊写了一封信，一是约他合纵破隋，二是探他的口风，想让他臣服于己。 李密在信中写道，想要和李渊一起做件大事，那就是，杀后主，执代王，改朝换代。 这封书信是及时雨。 因为，李渊既需要面对关中的压力，又必须考虑来自于东都洛阳的威胁。 李渊又一次展示了他过人的政治手腕，他只是回了一封信，就顺势让李密作为替他牵制东都兵马的同盟军。 当然，在名义上，他向李密称臣。 但等到自己稳据关中，羽翼丰满之时，自然世易时移，就会有足够的资本和底气和李密一决雌雄。 于是，他给李密回了一封肉麻的信。 李渊在信中谦恭地写道：“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李密）为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李密），攀鳞附翼。” 李渊在文字上承认了李密的盟主位，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愿意推立他为皇帝。 为了进一步麻痹李密，李渊做足了工夫，他甚至对于自己在李密新朝的地位也做了请求。 李渊在信中写道；“（李渊）复封于唐（太原），斯足荣矣。” 当然，这封信的内容，也可能成为事实，但那有一个前提条件，是李密能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 但李渊的内心，并不认为李密有机会成为新主。 他实际上是利用李密，让他拖住东都洛阳的援兵，从而可以让自己从容西进关中。 所以，当李密的信送到时，李渊喜不自胜地笑着说；“（李）密夸诞不达天命，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险厄，更觅韩（信）彭（越），莫如用（李）密。宜卑词厚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 李渊真正的担心是李密会不顾一切挥军西进，但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李密在没有啃下洛阳之前，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西顾。 李密得到李渊的回信之后，心中大定。 他同样担心李渊南下洛阳，那局势更加就会更加复杂，局面就有失控的可能。 现在看到李渊的推崇，他虽然一样不相信李渊会真正臣服自己，但李渊不南下洛阳，就给自己充足的时间。 一旦河南局势大定，就可以与李渊真正一决雌雄。 于是，他向部下展示李渊的信件说：“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 李密需要和时间赛跑。 他想看看，真命天子到底是他李密还是属于同宗的李渊，他知道，这一切，取决于洛阳的战局，他的时间和机会不多了。 李渊也打着同样的算盘。 能否尽早进入关中，拿下长安，将决定他对李密的战略优势。 “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渔父矣。” 李氏当王，天命所归。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李渊立于黄河之东，八百里秦川，秋风吹来，已是收获的时节了。 渡河。 第173章 河东一城虽未下，关中腹地已投诚 李渊在渡河前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顿挫。 他在等待。 河东是隋朝的军事重镇，主帅是屈突通，他是有隋一代，素着威名的耆老宿将，当年杨玄感在黎阳起兵时，东都洛阳的军事首脑就是屈突通。 屈突通的铁腕，让洛阳拧成一股绳。 杨玄感在大好情势下，最后只能饮恨于洛阳城下，否则，杨广当时远征高丽，远隔千里，天下可能早就改旗易帜了。 屈突通虽有挽救天下于将倾的大功，但他的所做所为，得罪洛阳城中权贵过深，并且他在战后的清算中，残酷地执行了杨广的清算命令。 这让很多朝野的中坚力量，都遭遇到丧子丧亲之痛。 这是解不开的冤仇，所以，他虽然功大于天，但洛阳却不能再呆下去了，但屈突通实在是国之干将。 杨广心知肚明，虽然他需要屈突通为自己背锅，但却对屈突通寄予厚望。 因为，屈突通也是隋末为数不多的颇有节操的将领。 他曾经在牧马事件中，一战成名。 当时一千多人，都犯死罪，杨坚龙颜大怒，想将一千余人一并斩首，当他盛怒之下，群臣没有人敢犯杨坚的锋锐。 但屈突通犯颜直谏杨坚道，“臣一身如死，望免千余人命。” 在他的坚持下，杨坚将这一千多人，由死刑降一等定罪，屈突通以一己之力，救下了一千多条人命。 这让屈突通在朝野之间，声名鹊起，仕途从此顺风顺水。 因而，虽然屈突通并没什么大才，却已是隋朝人望所在，他被杨广寄予厚望，镇守河东。 杨广希望他在东西二京之间，成为稳若磐石的存在。 屈突通在，隋朝就在。 但隋末局势，早已分崩离析，实在病入膏肓，屈突通虽然统领几万精兵，却只能困守孤城，对于李渊的西进亲中，无能为力。 他当然努力过。 李渊看得非常准，屈突通不过是个“守虏”而已。 当李渊大军在黄河以东攻城掠地时，屈突通选择了观望的态度，他的军队虽然和李渊只相隔五十里，触手可及，却遥遥相对，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李渊一针见血地指出“足验（屈突通）人情不为之用。” 于是，李渊乘着势如破竹之势，想一鼓作气地拿下河东城。 李渊本来以为可以手到擒来，但他过于看轻了屈突通，他吃到了太原起兵以来的第一次败仗。 虽然这次败仗并没有伤到李渊的根本，却让李渊在对待隋朝旧有武装的态度上更加慎重。 李渊看到屈突通只敢远远追蹑自己的军队，他做了一个决定，挥兵进围河东城，他要扫清西渡黄河的最后一个据点。 在战略上，这是正确的，因为河东城的存在，可以分分钟让渡河的军队陷入绝境，历史上，渡河中流时被攻击而全军崩溃的例子，实在是数不胜数。 李渊登上高坡，俯瞰河东城，城内一切，历历在目，当他看到屈突通龟缩一隅，不敢正面应战时，李渊信心满满。 在某一刻，李渊心中以为，河东城唾手可得。 但是，他失望了。 河东城城高墙厚，守军在屈突通治下，训练有素，呈现了和以往隋军完全不同的战斗意志。 李渊亲自见证了他部下一千多名勇士攀上城墙，在大雨中和守城隋军肉搏。 这是一种刀刀见血，以命搏命的短兵相接，李渊作为攻城一方，承受了远远大于屈突通的损失。 这种残酷的画面，这种亲身的经历，让李渊产生了退意。 他鸣金收兵。 李渊老于政治，他把这次失利，转化为光荣的胜利。 他对部下大言不惭地说；“（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扞御。我师常胜，人必轻之，骁锐先登，恐无还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时。杀人得城，如何可用？” 于是，李渊暂时和屈突维持一种互相观望，互相制约的态势。 李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一河之隔，就是关中腹地，现在，是到各种势力站队的时候了。 太原以南，除了屈突通的河东城，已是所至皆下，尽入李渊版图。 现在，就看河西各种势力的选择了，这种政治上的大势，远比拿下河东一城要重要得多。 李渊并没有闲下来，他开始大肆招揽河西和关中的势力。 他没有等太久。 孙华第一个渡河而来投诚。 他是冯翊的反抗军首脑，手下有四五千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年未弱冠的美男子，讲话纯朴浅显而直接。 李渊老成持重，久居官场，孙华的年龄心性见识，都让李渊心中颇有轻视之意。 孙华敏锐地感觉到李渊对自己的轻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李渊，让他以实际的行动，建功立业，报效李渊。 李渊心中警惕，自己可能陷入了一种先入为主的认知怪圈。 他终于想通了。 李渊立即给孙华封高官，赐大赏，并且让孙华自己给下属也依次授官。 李渊知道，作为关中之地，第一个投诚的义军，他有必要树立一个标杆，才能让后来者，如影随形，多如过江之鲫。 千金买马骨是也。 李渊的战略非常明确，他传递的信息是“孙华尚且能做大官，那资历更老的耆老故旧投降，就更会被重用。” 事实证明，李渊凭借孙华这个标杆，盘活了整个关中局势。 孙华大喜，造反本来就是掉脑袋的事，虽然他是官逼民反，但坐实了造反这一罪行，总有一天，他们会遭到残酷的清算。 而现在，却可能迎来光辉灿烂的后半生。 于是，孙华非常高兴地回归河西，全力准备李渊的渡河计划。 李渊已深得人心和民望，黄河两岸，船只粮食民众，尽相归献李渊。 渡河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而河东的屈突通也没有闲着，他确实是知兵之人，也一心为杨广尽忠，他虽然固守河东不出，也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要想击败李渊，最好的机会，当然是等待他过河时全力冲击。 屈突通选择了正确的时机。 但他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或者说是李渊的主力牵制住他，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在李渊派兵渡河之时，屈突通再一次显示了求稳的心态，他只派了桑显和去攻击李渊的渡河部队。 并且，桑显河过于恋战，而忽视了去毁灭李渊最重要的过河资产，船只。 船只一毁，李渊即使有通天之能，也只能望黄河而兴叹。 也许屈突通以为，以有备胜无备，李渊的渡河部队守无可守，不可能承受自己骑兵的冲击，他想将李渊的渡河部队全歼。 也许，屈突通还想着等李渊失败之后，再去收获这批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毕竟，靠水吃水，船只，可是黄河两岸，最值钱的物资了。 屈突通差一点达到目的。 但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对面的将领是刘文静，他带来了一支神秘的军队。 第174章 饮马泉一战沉沦，长安城新王当立 作为太原起事的元老，刘文静并没有随李渊亲征，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刘文静老于政治，熟谙人心，又颇富智计，颇有纵横捭阖之才，因而，为了稳固大后方，他被李渊派往突厥，以期争得最有利的战略位置。 他现在刚刚回归李渊的前线大军。 刘文静出使突厥，除了正常外交之外，如何巧妙地在臣服突厥的条件下，又不失去李渊对局面的掌控力，就是一项玄而又玄的任务。 毫无疑问，突厥人会在李渊军队之中，直接派驻骑兵，一是增强李渊的战斗力，二是可以就近和及时捞取更多的财富。 因而，当时北方起事的各路反王，奉突厥为主，突厥人支持骑兵和马匹，以增强战斗力，是正常作法。 但李渊临别时，曾经语重心长地亲自面授机宜说：“突厥多来，民无存理。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刘）武周引为边患。又胡马放牧，不烦粟草。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显然，李渊对突厥从一开始，就颇有防范之心。 一方面是必须借兵借马，以结成稳固的同盟，以防止刘武周乘虚而入，袭击自己的大后方。 但另一方面，李渊是个有追求的政治家。 他深怕引狼入室，当突厥坐大时，不好控制。 因而，李渊想走一条，依靠突厥的军马壮大自己，但对于突厥的骑兵，却想借而不重用。 自己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 李渊经营马邑时，和突厥的骑兵正面硬刚过，他深知突厥骑兵强悍的战斗力，人少易制，人多就可能失控。 这种力量，确实是恐怖的，桑显和很快就尝到苦果。 因为，刘文静从突厥回来时，带来了五百骑兵，还有二千匹战马。 这显然是一大利好，这意味着和突厥结盟的正式形成，也意味着太原暂时是安全的，李渊可以全力进军关中。 但相比这种战略优势，李渊立即享受到了实时的利益。 屈突通贯彻了既定的战略，当李渊的军队开始试渡黄河时，他派出了骑兵的主将桑显和，这是屈突通手上最精锐的一支部队，总数有数千人，全部是训练有素，颇富战斗力的骑兵。 以隋军的训练，人数和装备而言，对付李渊的渡河先头部队，虽然李渊早就吩咐渡河众将，防备屈突通的袭击，但双方的力量对比，似乎并不成比例，李渊处于明显的劣势。 以常规而言，桑显和将功成一役，对付李渊渡河的先遣部队，绰绰有余，但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桑显和养精蓄锐，全力冲击，刘文静首当其冲，大河之畔，地平如洗，并没有天然的堡垒可供守备。 加上河东城的隋军数千骑兵精锐，这似乎是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 刘文静很快就抵挡不住了。 他损失了几千人马，眼看渡河大军就将被击垮，刘文静祭出了杀手锏，他派出了突厥骑兵。 当这支部队象鬼神一样地出现在桑显和军队的后面时，胜负已分。 突厥骑兵展示出他们的强悍，或者更确切点说，他们的出现，明显代表了李渊已经得到了突厥的认可和支持，这种心理上的暗示和震撼力，一下子就击溃了桑显和。 隋军在出其不意，加上乍见突厥骑兵的冲击下，战意崩溃。 桑显和无力回天，他的整支部队被冲散，并且被李渊的骑兵穷追不舍，一直追击到饮马泉，桑显和的骑兵部队，已零落殆尽。 他只身逃回河东城。 经历了这次惨败，屈突通再没有本钱，也不敢再主动出击了。 即使当李渊的大部队正式渡河之际，屈突通也只能龟缩于城内，向黄河滚滚流淌的方向，望而兴叹。 关中完了，隋朝也将玩完了。 河东城失去了战略纵深，只剩下了一个座孤城，但河东城，在历史上，是一个充满了传奇的城市。 即使是孤城，它也将孤独而顽强地坚守很久。 这也是李唐开国之战中，极少有的坚韧顽强抵抗的城池。 河东虽然没有攻下，李渊却迎来了他生涯的高光时刻。 关中隋朝的旧官僚系统向他臣服了。 如果说孙华只是代表了关中本土豪强的臣服，那冯翊郡守萧造、华阴县令李孝常的献款投诚，尤其是长安城直辖的京兆、万年和醴泉等县的俯首，就意味着李渊已经被隋朝的上层社会正式接纳。 至于三秦士庶，衣冠子弟，更是老幼相携，来者如市。 李渊，就是时代的新王，是新的天选之子。 于是，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最佳的渡河。 屈突通镇守的河东，本来是个问题，但李渊看得非常通透，他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在如何对待河东城的问题上，李渊内部其实有完全不同的意见。 以裴寂为首的一派认为：“今（屈突）通据蒲关，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后有屈突（通）之援，此乃腹背受敌，败之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 这是一种看似稳妥的战术，预料到兵屯长安坚城之下，前无去路，后有敌军，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但有一个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并且从此走上他开挂的人生。 他就是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他既是无敌的统帅，也是亲自冲锋陷阵，手刃敌人的英勇无敌的战士。 他就像一块美玉，经过这段时间战火的洗礼，已成长为足以让后世仰视的军事大家。 李世民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自信满满地说道：“不然。兵法尚权，权在于速。宜乘机早渡，以骇其心。我若迟留，彼则生计。……屈突通守贼耳，足为虞。若失入关之机，则事未可知矣。” 李渊权衡机柄，心中已有定计。 他采取了一个更加保险的两全之法，加速渡河，全力入关，同时，他留下刘文静防备屈突通的增援。 李渊现在有这个实力和底气。 他现在已从刚出发太原时，区区三万兵马，快速增长到十万大军了，并且，他的队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膨胀。 李渊的野心也在膨胀，他太原起兵之日，虽然口号是尊隋室，立代王，但他自己都说过，不过是掩耳盗钟之举，他的真实目的一直是改朝换代，成为天下的新主。 现在，李渊更进一步，被部下拥戴建立太尉府，这是极为尊贵的三公之一，是人臣官职的顶峰。 李渊，迈向皇帝的位置又近了一步。 他挥军渡河。 关中在他面前门户洞开。 在正式进攻长安城之前，李渊作了精密的布署。 他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的第一步棋，就是占据永丰仓。 这让李渊丰衣足食，后顾无忧。 李渊不无得意地说；“千里远来，急于此耳。此既入手，余复何论。食之与兵，今时且足，……无为他虑。” 李渊心情大好之际，衣锦还乡，在自己同州的老宅子祭祖。 当年北周二京制时，除了长安外，同州是事实上军政中心，当朝勋贵，都争相在同州修宅安家，杨坚和李渊一家，在同州城鼎立，一城出二王，可谓盛世奇观了。 李渊在同州还有祖可祭，但他祖上的坟墓，在长安城中，早已面目全非了。 他的祖坟都被隋朝的西京留守刨了。 但他没有心情去感慨，他需要趁热打铁，迅速完成对长安城的包围。 李渊进入关中之后，快刀斩乱麻地放还原来杨广离宫中的宫人，并且废弃驰道两边的离宫。 李渊依然手不停笔地封官赐赏，以至于整个关中大地，尽皆臣服李渊。 这种优胜的局面一日千里，李渊想尽快取得胜势。 他让二个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现在前者已经成为陇西公，而李世民也被封为敦煌公了，他们分别统领二路人马，从东南和西北方向，完成了对于长安城的四面包围。 区区长安城，不过是瓮中之鳖而已。 第175章 攻城之道谋为上，体国之臣忠为先 李渊之心，天下皆知。 他虽然打着尊隋立代王的旗号，但明眼之人，都知道李渊的最终目的是自己做皇帝。 因而，长安城虽然被李渊近二十万大军重重围困，李渊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故作姿态，愿意尊奉代王为主。 但长安城却根本就不愿意开门接纳李渊，并且紧闭城门，固守待援。 李渊成了一个不受欢迎，也让人畏惧的人。 因为长安的政权，和李渊结下了深仇，也是解不开的私仇。 当李渊在太原起兵之时，隋朝官僚按照惯例，追捕斩杀了他们所能够控制的李渊亲属，李渊的第五个儿子，还是孩童，也死于此次祸乱。 更为重要的是，长安的政权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 他们刨了李渊家的祖坟。 这是比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更让人难堪和难以接受的深仇。 当李渊兵临城下时，长安城的主事者忧惧成疾，惶惶不可终日。 刑部尚书卫文升就顶不住压力，只能告病在家休养。 但长安城中其余的主事者，却逃无可逃，也避无可避，他们必须和李渊正面硬刚。 李渊本来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屡次派遣使者在长安城下，向守城士兵说自己是隋室忠良，一心尽忠，但长安城的守军并没有被他的甜言蜜语迷惑，对于李渊的呼喊，置若罔闻。 囤兵坚城之下，久拖不决，迟则生变。 李渊的部下不干了，他们群情激愤地说；“天既亡之，非人能复。违天弃日，劳师费粮，坐守愚夫，恐非长策。请进图之，以观其意。” 李渊还是想给自己立个高大上的人设，他假惺惺地说，：“矢及黄屋，人其谓我何哉？” 这种想立牌坊的心理，让属下诸将郁闷的同时，又私心稍有不耻，但却必须从明面上说服李渊。 他们知道李渊的弱点，直接挑明了说：“又恐巨滑之徒，来争形胜，请更思之。” 兵贵神速，失机则败。 李渊久历人事，非常明白时势的急迫性，况且，部下所言，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天下群雄，虎视眈眈，如果他久囤屯坚城之下，不能快速建功。 当日杨玄感一朝之间分崩离析，了无死所，也是如在昨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李渊知道，他没有时间犹豫了。 李渊的部下们也不想再等待了，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在没有李渊的明令之下，一些最近投诚过来的关中的队伍，为了立功，竟然主动发起了对长安的攻击。 主将还在军中，部下竟然擅自行动，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事后也必然被严惩。 但李渊延续了他一直的宽恕之道。 他对这些将士不予追究，很明显，攻击的命令，即使不是李渊本人发布的，也必然是他二个儿子的主张。 关中群豪，动员所有力量，全力攻城，李渊虽然心知不妥，表面上也仍然表示反对，但群雄激愤，缺口一开，洪水滔天，局势再不可掌控。 李渊也无法再去压抑这种局面。 正如他的部下所说：“今至京师，不时早定，玩敌致寇，以挫兵锋，又虑初附之人，私轻太原之兵无能为也。此机不小，请速部分。” 事实上，长安城虽成孤城，他们期盼的东都洛阳的援军，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到达的。 但河东的屈突通确实已追蹑而来。 于隋朝而言，屈突通是个悲情英雄，他明知不可而为之。 当他看到李渊舍河东城不顾而西行入关时，就知大势已去，自己虽然有能力将他们拖在河东城下，但却再不具备在平原上打败李渊的可能性。 但为臣一时，就需为臣一世，他需要尽忠。 于是，屈突通留下尧君素镇守河东城，后者是真正的国士，也是隋朝最后的脊梁，他将在河东城书写自己的传奇。 屈突通亲自率领数万大军，西进解围长安 但他永远到不了长安，刘文静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 刘文静据险而守，屈突通进退不能。 屈突通知道军情紧急，他没有时间了，只能冒险和刘文静决战。 野战确实不是屈突通的强项，加上他的部队士气低落，不出意料，屈突通再一次失败，他的部下，大多成了唐军的俘虏。 形势一天不如一天。 非常明显，对于长安，他已无能为力，何去何从？ 战败投降，古已有之，当屈突通听到部下的建议时，一阵无力感袭来，他悲从中来，说道：“吾历事两主，恩顾甚厚。食人之禄而违其难，吾不为也。” 愧悔之下，屈突通真情流露，经常用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要当为国家受一刀。” 屈突通决定以身殉国。 他在激励士卒时，会情不自禁流下悲愤的眼泪，这种真挚的精神感动了他的部下，竟然在屡次大败之下，还能保持军队的完整。 屈突通也算不负隋朝杨坚杨广二父子的知遇和重用之恩了。 李渊再一次使出他的招抚大招，屈突通二朝元老，为了表示对屈突通的的敬重，李渊派遣自己最亲近的家臣去招降屈突通。 屈突通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将他斩首。 没到最后一刻，他还要搏一搏，即使没有好的结果，屈突通也在所不惜。 但屈突通已无能为力，东面的威胁暂时解除。 李渊屯兵长安城下，他并非再无顾虑，相反，长安城虽然是他二十万重兵的瓮中之鳖，他李渊同样处于天下群雄的四面包围之中。 西面的薛举，那是一个最可怕的劲敌，也是无敌的统帅，他们骁勇的骑兵，已经风尘赴赴，向长安城杀过来了。 必须立即攻下长安。 李渊现在有足够的兵力一战成功，太原起兵时，义兵才三万，到西渡黄河，已达十万之众，收纳关中豪杰的兵力之后，长安城下，已屯集了二十多万的兵力。 这得益于隋朝府兵制。 隋朝一直以来，都是内重外轻，以关中一地，居高临下而制天下，可谓天下之兵，半出关中而已。 这些关中豪杰和义军，其实有很多是李渊的族人领导的，最有名的是李渊的族弟李神通和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是李渊的第三女，也是真正的巾帼英雄。 她的丈夫是柴绍，当李渊太原起兵时，催促柴绍和李建成火速赶赴太原，但携带女眷上路，多有不便，肯定会轻易遭到官府的围堵。 但如果单独将她留下，似乎也是必死之局。 在柴绍犯难的时候，李氏表现出了天生的英雄气概，她斩钉截铁地说道：“君宜速去，我一妇人，临时易可隐藏，当别为计。” 大义当前，柴绍只能马不停蹄飞赴太原。 李氏不仅仅是宽慰柴绍，她确实是另有谋划，她做起了山大王。 并且，李氏展示了将门无虎女的卓越领导能力，在她的号召下，竟然有七万多英雄豪杰聚集在她的帐下。 这是一个奇迹，当她率领这支大部队投向李渊时，整个李渊的阵营都知道，天时人事，李氏当王。 于是，这支特别的队伍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娘子军”。 类似这种军队，遍布整个关中大地，李渊轻而易举地收拢聚集了二十多万的军队。 现在，他们四面八方将长安城包围。 胜败之势，非常明显。 长安城既然不肯主动投降，武力进攻长安城，是必然的选择。 于是，李渊颁布了一条命令，他说道：“（隋朝）七庙及代王（杨侑）并宗室支戚，不得有一惊犯。” 李渊是来真的，他接着下了一道严令，“有违此者，罪及三族。” 这是目前必须保持的底线。 因为李渊的起兵，一直打着尊隋立代王的口号，而李渊本人就出身于隋朝同一系统，保持政局的稳定以及延惯性，这是上层权贵们的期望，也是他们拥护李渊的底线和条件。 如果李渊能做到这一点，意味着他们原来的特权和财富都可以得到保证，这个圈子将会视李渊为自己人，才会支持他以后建立新朝。 李渊深知此点，自己得益得力于隋朝旧官僚系统和权贵层，这也是他快速成功的原因之一。 颁布这个入城的政策，他相信，长安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会臣服于他。 情势的发展印证了李渊的判断，当李渊的军队攀登上长安城墙的那一刻，长安城事实上已经放弃了抵抗。 长安，匍匐在李渊脚下。 在不久的将来，天下也将是李渊囊中之物。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但李渊即将迎来他最危险的敌人。 第176章 西秦东进遭首败，城头变换大王旗 李渊的第一要务是站稳脚跟。 长安城，已尽在他的指掌之间。 但隋朝毕竟是天下正朔，李渊大兵进入长安之后，代王杨侑身边侍从，虽然全部作鸟兽散，但誓死效忠的隋室忠臣，还是在所多有。 姚思廉就是。 当李渊的士兵想进入皇宫内殿时，一直陪伴在代王身边的姚思廉，站了出来，他义正辞严地呵斥道：”唐公（李渊）举义兵，匡帝室，卿等毋得无礼！” 这番话讲得有理有据，有利有节，军士们都被唬住了，乖乖地站立于阶下。 代王杨侑保持住一个皇帝最后的尊严。 但进城之后，首恶必诛。 即使李渊的五代祖宗都被隋朝官吏给刨了，即使他每次触景伤情时，泪流满面，李渊也必须展示出一个政治家有容乃大的气度。 于是，他进城之后，效仿汉朝时故事，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军民分别居住。 秩序井井有条。 对于旧隋官僚，李渊只处斩了为首的阴世师和骨仪等廖廖十数人。 长安城，在这一刻，实际上已经改姓李了。 改朝换代的计划，按照既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李渊的部下们，认为现在万事俱备，是建立新朝的最好时机。 他们豪情满怀地说：“天厌隋德，历数在唐。……百余日间，廓清帝宅。神武之速，此谓若飞。非天启圣，孰能如是？” 最后，他们列举了入关称帝的利益，“昔汉高入关，不即自王，项羽后至，悔无所及。公（李渊）虽卑以自牧，须安天下。” 李渊不急，他比部下们站的更高，看的更远。 于是，李渊尊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杨广为太上皇。 然后，在部下的拥戴下，杨侑走了个程序，册立李渊为为丞相，位在王公之上。 丞相一职，是权臣上位必要的一个跳板。 并且，李渊和代王对于权力做了明确的分配。 代王只是一个吉祥物，负责祭祀等礼仪，所有军国大事，全部由李渊的丞相府决断。 代王不过是傀儡而已，李渊已成事实上的皇帝。 李渊并不急于称帝，有他的深思熟虑，一是杨广还在，隋朝天命还未绝，最重要的一点是，李渊来长安城的日子太短，他需要必要的时间，去稳定局面，才能站稳脚跟。 因为，他将要立即面对一个可怕的敌人。 那是个非常危险的对手，他就是西秦薛举。 他和李渊一样，都是一条强龙，并且他骁勇善战的军队，离长安城也很近了。 他只比李渊晚了一步。 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当然，此霸王并不是西楚霸王项羽，但敢于自称霸王的豪强，无一不是骁悍绝伦的神武之辈。 事实上，薛举就是这种惊才绝艳的人物。 他是当世顶尖的武林高手，高大威猛，凶悍善射，号称万人敌。 但薛举虽然武力绝世，却并不是一个战略大家，打打杀杀，攻城略地，是他的本行，最终也受限于此，成为他的天花板，最终也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已。 但薛举有他安身立命的本钱。 他家产巨万，乐善好施，特别喜欢结交英雄豪杰。 这种人，身处乱世，必然会成为名震一方枭雄。 隋道混乱之时，他起家于鹰扬府金城（现甘肃碌曲县）校尉，当时，正好碰上州内有盗贼，金城长吏责令薛举招兵平叛。 薛举抓住了这个机会，从此之后，他一飞冲天，再不可复制。 他以十三人起家，接纳了金城的几千平叛之卒，这是他掘到的第一桶金。 薛举打定主意，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买人心，他开创赈救贫乏，这让他很快赢得声誉。 但他的地盘，却是实打实地拼命厮杀出来的。 薛举的成名之战，是打败枹罕的一万隋军，然后再招降了二万羌族兵将，这都是精锐的专业士兵，战力非凡。 薛举的势力就如滚雪球般膨胀，最终蚕食掉陇西全境，兵力达到十三万之众。 陇西自古多良马，加上民风剽悍，因而薛举的骑兵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悍。 在长期的抢夺地盘游戏中，薛举成为名副其实的陇西霸王。 而兼并唐弼的十万大军，让薛举的声势达到顶峰。 大鱼吃小鱼，其实是一种常态，因为隋末群雄，刚开始时大部分都是官逼民反，求条生路，但一旦走上造反之路，就再没有回头路。 要想在这个乱世生存，就需要极大限度地扩展自己的势力，否则就会陷入被吞并毁灭的境地。 大部分的草莽群雄，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唯利是从。 在互相吞噬过程中，道德仁义被认为是可笑而不切实务，谁的拳头更硬，谁就有理。 薛举深得这种厚黑学的精义。 于是，他先是招降唐弼，许以厚诺，让其杀主求荣，然后乘其不备时，又反过来斩杀唐弼，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得唐弼十万大军的指挥权。 薛举的军队迅速扩充到了三十万，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足以让整个天下颤抖。 薛举显然不甘心只做个地头蛇皇帝，他想成为天地间的唯一的皇帝。 但他同样面临何去何从的困境。 因为，他的扩张之路似乎到头了。 往西之路，一马平川，地理人文都接近，似乎可成为天然的附属地，但李轨建立的河西政权，却成为他不可逾越的障碍。 薛举曾经命令部将常仲兴渡河进攻李轨，但这去军队，在昌松被李轨彻底击败。 这一场全军覆没的战斗，让薛举的西进之路嘎然而止。 但薛举并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主，在向南扩张时，也并不顺利，在剑门以南，被隋朝的萧击退。 而北面则是突厥人的势力地盘，薛举虽然武功盖世，但突厥却并不是他可以招惹的力量，相反，他需要依附于突厥人，才可以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空间。 薛举只能将目标投向了富庶的东方，那是长安，那是中原大地。 薛举东进，也符合突厥人的战略，中原大地越乱好，最好的局面，是恢复五胡乱华时的混乱，在中原厮杀的群雄，要想胜出，就必须投靠突厥人。 突厥可以更好地浑水摸鱼，占尽利益，这打得一手好算盘。 但薛举也认为自己没亏，他在东进之路上尝到了第一个大的甜头。 他轻松兼并了唐弼的十万大军，这让他的势力达到了顶峰。 现在，富庶而看似遥不可及的长安，似乎正在向他招手，薛举准备一路东进，攻下长安。 但天佑大唐，李渊先他一步进入长安。 薛举只能退而求其次，他派兵围攻扶风（今陕西凤翔），这已经和李渊的势力触手可及了。 李渊当时如日中天，长安城的西面，也是属于李世民苦心经营的势力范围，双雄相见，战斗不可避免。 李世民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他在战场之上斩杀薛举几千人，并且一直追击到陇坻而还。 这一场战斗，让薛举印象深刻，也似乎让他吓破了胆子。 他本身也不是争天下的大才，因时顺势，成为一方霸主，现在亲自经历惨痛的失败，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也许投降可以确保自己的荣华富贵。 于是，他向他的谋臣们说：“古来天子有降事否？” 这个意思非常明显，他的部下褚亮顺着他的话说道：“昔越帝赵陀卒归汉祖，蜀主刘禅亦仕晋朝，近代萧琮，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投降派，至少郝瑗就坚决反对投降，他赶快站出来，反驳说道：“皇帝失问。” 郝瑗先声夺人，直接指责薛举问非所问，然后立即将矛头指向褚亮。 他声色俱厉地接着说道：“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汉祖屡经败绩，蜀先主亟亡妻子，战之利害，何代无之？安得一战不捷，而为亡国之计也！” 薛举本来就是一个枭雄，发出此言，不过也是暂时的有感而发，并不是真心想要投降李渊。 于是，他轻描淡写地说；“聊发此问，试君等耳。” 薛举重用郝瑗，准备重新再来。 第177章 浅水原大败亏输 李世民战神归来 加强版的薛举卷土重来，李渊将面临他最危险的敌人。 有了郝瑗的谋划，薛举这次进攻，颇有章法。 最大的不同是，薛举取得了当时霸主突厥的支持。 他采取了多路进攻的策略。 北联突厥、梁师都，三方发兵，一起进攻李渊，然后，为了增强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薛举许以厚贿，让突厥直接派出骑兵参与自己的作战。 这显然是一种上佳的策略，但于政治和策略而言，薛举远不是李渊的对手。 李渊在外交上先胜了薛举一次。 从太原起兵以来，李渊对待突厥的要求，可谓言无不从，有求必应。 李渊以重礼，重利对待突厥的使臣，即使他进入长安之后，突厥的使者多达千人，李渊也毫无不耐之心，盛情款待，并且给予他们无法无天的特权。 同时，李渊善于抓核心，他对于突厥可汗的贿赂，一向都是倾尽府库之藏，非常大方。 李渊是不得不如此。 一方面，李渊确实掌握了巨量的财富。 他拥有隋朝最富裕的关中地区，有隋一朝，积累的财富非常惊人，以至二十多年后，唐朝君臣还惊叹，隋朝仓库之中，竟然还有很多没有吃完的陈米和没有使用的绢帛。 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需要，李渊虽入长安城，但只是外来的强龙，立足未稳，急需要突厥的支持，以赢得宝贵的时间。 重利重礼之下，突厥和李渊维持了一段蜜月时期。 这已经足够，但突厥人并不满足，南面的局势起复杂，越动荡，才越符合他们的利益。 薛举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对于突厥的贿赂取得了成功。 但薛举和突厥的联盟，很快就被李渊的使者宇文歆破坏，毫无疑问，宇文歆开出了更加诱人和刺激的条件。 薛举虽然失去了突厥的直接支持，但依然表现了强悍的战斗力。 高墌城，是唐军的伤心之地。 这一次，唐军的统帅是李世民，但他临阵感染了疟疾，不得已交出了指挥权，但李世民早已确立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作战方针。 当时薛举全军远来，战线太长，最大的弱点是后勤，他们的粮食供应不上。 李世民非常清楚这点，于是，他准备打硬仗呆仗，深沟高垒，一心一意采取守势，不和薛举决战。 他回长安养病时，特意交待刘文静说：“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俟吾疾愈，为君等破之。” 但当时李世民也不过是弱冠之年，虽然他贵为李渊的二子，但他还未在唐军中树立战无不胜的威名。 而他的部下，都是老资格，老资历，虽然知道李世民所说大有道理，但立功心切之下，并未遵守李世民的约束。 这引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李世民刚离开军营，长史殷开山就对刘文静说：“王（李世民）虑公（刘文静）不能办，故有此言耳。且贼闻王有疾，必轻我，宜耀武以威之。” 刘文静自恃资历老，完全同意殷开山的提议。 于是，唐军整军出战，并且挟上次战胜薛举之余威，唐军上下，颇有轻视薛举兵少之意。 唐军故意不设立对抗骑兵的防御阵型，以表示对于薛举的轻视。 这种找死的行为，立即受到严厉的惩罚。 薛举求之不得，全军奋进，并且亲自率领一支骑兵从背后冲击唐军。 唐军崩溃。 这就是浅水原第一战，这是李唐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惨败，八大总管全部战败，全军死伤十之五六，可谓溃不成军。 薛举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也没有固步自封。 他虚心地接受了郝瑗的建议：“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 这是陇西骑兵作战的优势，当时，薛举的兵锋已经到周至（，长安，已近在咫尺。 薛举，是李渊必欲除之的心腹大患。 或者李渊真是天命所归，在薛举情势大好，长安城岌岌可危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薛举竟然也生病了。 他这病来得非常奇怪，用尽正常的医疗手段，已无法奏效进，最后竟然请出了巫医，显然，想让巫术来治愈一个皇帝，这是死马且当活马医的无奈之举。 天佑大唐，就必灭薛举。 薛举的命，显然没有李渊的硬，他这一病，立即一命呜呼。 主帅临阵病死，大好局面，一朝尽数东流去，也许，冥冥之中，真的有天命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 但在当时，薛举军队的力量似乎更强了。 因为薛举有一个更猛的儿子，他叫薛仁杲。 论单打独斗，如果说薛举是万人敌，那薛仁杲就是真正的顶尖高手，天下无敌， 但是争天下，并不是只讲匹夫之勇， 薛仁杲也有着致命的缺点。 这根源于他的家教，他的父亲薛举是一个颇为残暴的人，对于那些反抗自己的敌对士兵，他没有任何仁慈之心。 薛举经常将他们全部虐杀，断舌，割身无不为之，以达到立威的目的。 更为惊奇的是，薛仁杲的母亲，也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以折磨人为乐。 她似乎是一个施虐狂，以听到人痛苦时的哀号为乐趣，叫得越惨，她似乎越能得到满足和快乐。 于是，她创造了一种玩法，将人的双足埋进土里，让其不能动弹，但留出上半身，用皮鞭不断抽打被埋之人的腹部和背部。 凄惨的叫声经常响彻薛举的军营。 夫妻二人的倒行逆施，本来就已经让薛举的军队离心离德。 但薛仁杲更加让人不省心，他青出于蓝，动不动就杀其人，再夺其妻，薛仁杲同样也是贪财之徒，但取之无道，让人大为不齿。 有一次，他在秦州把当地富户集中倒吊起来，用醋灌鼻，用小木头击打他们的下体，从心理和身体上摧垮他们，而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求财。 薛仁杲这种明火执仗的荒唐和暴政，即使残暴如薛举也看不过去。 他曾经不无忧虑地对着薛仁杲说：“汝智略纵横，足办吾家事，而伤于苛虐，与物无恩，终当覆我宗社。” 但薛仁杲是个有大用的人，必然得到薛举的重用。 事实上，薛仁杲也是薛举起兵时的十三太保一，但薛仁杲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将领们的反感，刻薄寡恩让他众叛亲离。 这个弱点在薛举在世时，并不明显，但薛举病逝于军中，薛仁杲灵前即位，恶果就显现了。 先是郝瑗伤怀于薛举的早逝。 他知道薛仁杲上台，时局再也无能为了，忧愤之中，郝瑗的身体状况江河日下，已无法再去辅佐薛仁杲，眼见是立即要随薛举而去了。 失去郝瑗的缓冲和谋划，薛仁果和各位将领之间，积累的矛盾立即迸发出来，上下之间，互相犯忌，离心离德，已是外强中干，兵势日衰了。 但纯粹以军事论，薛仁杲反倒登上了高峰。 在他的统帅下，唐军在他面前，即使只是自保，都要求神拜佛。 秦州总管窦轨被击败。 泾州刘感在百里细川一战中，全军尽墨，兵败被俘，不屈而死。 长平王李叔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薛仁杲耀武扬威，闭门守城，不敢出战，仅能自保而已。 陇州常达也被薛仁杲用诈降之策，从内部攻破城池。 一时之间，薛仁杲的军事行动顺风顺水，顺利得似乎不太正常。 一切似乎是设计好的剧本，只是在等待那个天生的主角登场，也许，薛仁杲的存在，只是为了让那个天生的战神诞生。 李世民即将登场。 大病一场后的李世民，似乎脱胎换骨，和薛举的对抗，是他独立指挥的第一场大战。 此战之后，李世民将成为无数将领眼中，高山仰止，神话般的存在。 薛仁杲将从为他辉煌耀眼的背景板，他将从这里开始他传奇的，战无不胜的军事之旅。 浅水原第二次战役正式开始。 李世民的对面是宗罗睺，薛仁杲虽然残暴，但却颇有知人之明，宗罗睺是他麾下元老级的大将，足以任事。 通过和唐军的几次战斗，薛仁杲觉得他们的战斗力不过尔尔。 所以，薛仁杲安心地呆在后方的折墌城之中。 对付李世民，宗罗睺就足够了。 薛仁杲以为这次战斗，肯定会像前几次一般，必将是一场轻松的大捷。 第178章 狠忍二字破罗睺，稳准二途降仁杲 但战局的发展，既出乎薛仁杲的预料，也超出他的控制. 李世民延续了自己上次交待刘文静的策略。 他紧扎营寨，坚壁不出，不管宗罗睺如何挑战，李世民气定神闲，岿然不动。 新败之下，士气为先。 为了让下属有必胜的信念，李世民豪情万丈地说道；“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 为了统一思想和行动，李世民下了严令，“敢言战者斩。” 李世民展示出他的坚忍和坚韧，这种不战不和的胶着局面，竟然维持了整整六十多天。 如果需要，也许李世民还能坚再持几个六十天，因为他的背后，就是关中平原，补给可以源源不断地送到他的军营。 但宗罗睺不同。 他的军队远道而来，他的后方，山路崎岖，后勤补给相当吃力，这一轮相持下来，他的弱点终于暴露。 宗罗睺军粮很快将会消耗完毕，这是致命的。 民以食为天，一旦缺粮，再强的军队也将不战自溃。 对面的唐军，不动如山，这种压力似乎随时会将他们吞没。 进退不能，再加上军粮难以为继，宗罗睺属下的将领已开始为个人的前途考虑后路。 他们第一次开始考虑，有输掉这场战斗的可能。 梁胡郎首先投降李世民。 他带来了李世民最想要的情报，李世民非常清晰地掌握到，宗罗睺已是缺粮缺士气，上下离心，强弩之末的境地， 李世民知道，他只要再点一把火，自己就将迎来历史性的一刻。 他等这一刻，已经太久了。 李世民派出大将梁实，在浅水原上排兵布阵，以诱惑宗罗睺。 这是唐军上次惨败的伤心之地，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李世民要亲自找回这个场子。 宗罗睺，即使明知道是陷井，他也必须决战。 因为，他等不起了。 况且，在平原上决战，他的骑兵部队，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对手。 宗罗睺在梁实的身上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梁实奉了严令，拼了老命，抵挡住宗罗睺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梁实的情势，越来越困难，他的军营中，缺乏水源，夜以继日一停地战斗，人和马都已经到了极限。 但李世民展示了强悍的领导力和决断力，他除了非常能忍，也非常狠。 他利用梁实这个诱饵，拖住宗罗睺的精锐。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不断进攻都归于无效的情况下，宗罗睺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士气，将决定这一场战斗的走向。 他的军队，已缺乏必要的意志力，全军上下，已经不相信可以全身而退。 李世民的主力，还没有开始战斗，就已经赢了。 他让梁实继续消耗宗罗睺的大军，直至濒临崩溃的前一刻。 战争的残酷在于，就是看谁捱的更久。 李世民终于下定结论道：“可以战矣！” 他发起总攻。 决战开始。 当唐军主力斗志昂扬地出现于地平线，当李世民亲自率领几十个重装骑兵，冲进宗罗睺的队伍，然后又再杀回来，冲进去，再杀回来。 如此几次，宗罗睺的队伍终于被冲乱，阵型一乱，再无希望，全局崩盘。 宗罗睺只剩下仓惶逃命的份。 于是，宗罗睺溃败，被当场斩杀数千人。 李世民并没有满足，他将率领他的二千精装骑兵，亲自追击宗罗睺。 这支部队是李世民的秘密武器。 他们是独一无二的。 甚至他们用的弓箭都是特制的，这支军队，后来有一个令对手闻风丧胆的名字：玄甲精骑。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特种兵，是骑兵中的骑兵。 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李世民心血精力凝结，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之师。 但当时，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并不为人所熟知，当看到李世民想亲自追击余寇，最终的目标是勇猛无敌的薛仁杲，而当时薛仁杲在折墌城内养精蓄锐很久。 以骑兵进攻坚固的城池，这显然并不明智。 窦轨拦住了李世民。 他叩马苦谏道：“仁杲犹据坚城，虽破罗睺，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 窦轨既是元老，又是李家的世亲，军情虽然紧急，李世民也还是必须耐心地回答：“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 显然，胜而后追击，这个方案在李世民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 事实证明，这确实是李世民神来之笔。 李世民紧紧跟随着宗罗睺的脚后跟到了折墌城下，薛仁杲见到李世民轻骑追来，并不惧怕。 他立即整军列队出城，准备和李世民决斗。 虽然近在咫尺，但李世民却并不急于和薛仁杲决战，相反，他主动退后，临泾水而结阵。 看到李世民的骑兵军容鼎盛，士气饱满，再加上逃回城的士兵添油加醋，对于失败的描述。 这让薛仁杲的军队，产生了一种恐慌的情绪，并且迅速漫延。 薛仁杲下面的将领先顶不住压力，他们并不愿意为薛仁杲卖命，那就需要早点为自己的未来做谋划。 于是，浑斡临阵率军投降李世民。 这对薛仁杲的军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为浑斡是薛仁果属下的一个核心骁将。 牵一发而动全身，浑斡尚且如此，何况其余。 薛仁杲觉得非常不妙，他犹豫之间，已至日落时分，唐军的大部队，已经风尘滚滚，铺天盖地而来。 战则必败，薛仁杲赶快回城。 当他看到城外密密麻麻的唐军，而自己就象牢中之鸟一样，再无出路时，他第一次觉得害怕。 觉得害怕的不止是他，所有城中的士民都知道，薛仁杲已经彻底失败，再也无力回天。 于是，趁着夜色，守城军士争先恐后地逃出城，投降李世民。 薛仁杲输光了最后的筹码。 他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只能接受命运，出城投降李世民。 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也是李世民神乎其神的指挥艺术的初试莺啼。 但战后，众多的将领都心存疑问。 他们大惑不解地问李世民道：“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轻骑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 李世民并不藏私，他先分析了浅水原之战的过程，他冷静而锐利地说道；“（宗）罗睺所将皆隋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 然后，李世民讲出了他对于后继局势的判断，他接着说道：“若缓之，则皆入城，（薛）仁杲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墌虚弱，仁杲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 这充分体现了李世明高超的判断力和临机应变的指挥艺术。 李世民，当世战略大家，深深洞悉人心人性。 当需要他忍时，他能坚忍六十多天；当需要他急时，他轻骑敢攻城；当需要他狠时，他可以让梁实的军队濒于崩溃的边缘。 稳、准、狠，忍四字真言，李世民都将它发挥到极致。 一代战神李世民。 但他也有不由自主的时候。 李世民全部接收了薛仁果的军队和士庶，毫无疑问，在接受薛仁杲的投降前，他们之间一定有过协议，他本人并没有施加处罚薛仁杲。 相反，李世民表现出了非凡的度量。 他和薛仁杲一方所有投降的将领，竟然一起挟弓带矢，一起打猎，以示无猜。 但李世民毕竟只是李渊王朝的一个王，局势的发展并不能完全由其掌控。 京城很快传来李渊的最终意见：“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必尽诛其党以谢冤魂。” 李渊要求李世民斩草除根。 但朝中大臣多有投诚之士，兔死狐悲，他们进言说：“薛举虐杀无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怀服之民，不可不抚。” 政治本来就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普天之下还有无数群雄，在看着李渊的行动。 李渊退了一步。 他收回了命令，表示只诛首恶，赦免其余的从犯。 其实，这是李渊一朝对待投降的割据豪强的一惯做法，即使有约在先，即使可以赦免，李渊也一定想尽办法，从肉体上清除直接的危险。 政治总是伴随着流血。 而走上造反一途，或者也早就将性命置之度外了。 于是，薛仁杲和宗罗睺等一干人等，被斩于长安。 长安西边的危险解除 但在更远更西边的西方，还有一个割据的势力的存在，也是李渊必须要解决掉的心腹之患。 第179章 六大家保境安民，粟特胡姑臧开花 陇右薛举虽平，河西李轨复盛。 李渊和李轨是老相识了。 当年薛举侵犯关中，李渊曾经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拉笼河西李轨，想和他腹背夹击薛举，以分散自己的压力。 但李轨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僻处薛举的西边，天高路远，无意东进，并且他也乐得坐山观虎斗。 但薛举崩溃得过于迅速。 现在薛举被扫平，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 要想保证关中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要解决李轨的威胁，李渊感到大伤脑筋。 但李轨的西凉政权，过于偏远，武力征伐，颇有鞭长莫及之感。 时势造英雄。 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安兴贵。 他的目的非常简单，他准备单枪匹马招降李轨。 李渊大感吃惊，河西李轨并不好对付，自以为天高皇帝远，一直都怀不臣之心，自己曾经费尽心机笼络他，也被他不冷不热，拒之门外。 现在安兴贵想凭一个人的力量，难道可以完成国家力量，也无法完成的任务？ 于是，李渊疑惑地说；“李轨据河西之地，连好吐谷浑，结援于突厥，兴兵讨击，尚以为难，岂单使所能致也？” 但安兴贵既然敢揽这个瓷器活，自然早就深思熟虑。 他不慌不忙地说：“李轨虽强，诚如圣旨。今若谕之以义顺，晓之以祸福，彼则凭固负远，必不见从。” 显然，这是一个摆在台面上明显的事实，但安兴贵有他自己的的核心竞争力。 他深入分析道：“臣则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为轨所信任，职典枢密者数十人，以此候隙图之，易于反掌，无不济矣。” 显然，安氏一族，在李轨政权之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李渊本身深谙政治人事，心中大喜。 他立即授权安兴贵全权招降李轨。 安兴贵并没有吹牛皮，他之所以敢于单人独骑西入凉州，是因为深知李轨政权的特殊性，也深知其弱点。 他有把握，一人下一国，以建立不世之功业。 李轨浑然不知危险来临，其实，即使知道，他也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他的起家立国，先天就有不足。 李轨是隋末姑臧（今甘肃武威）鹰扬府司马，也是当地的土着豪强，他本人乐善好施，颇读诗书，因而在当地颇着声名。 当年，薛举起兵，引起了姑臧一片骚乱，外敌当前，本地的六大豪强一齐聚首，探讨如何保境安民。 他们一致认为：‘薛举残暴，必来侵扰，郡官庸怯，无以御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据河右，以观天下之事，岂可束手于人，妻子分散。” 他们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共同举兵，武力对抗薛举。 显然，这个任务，无法依靠隋朝的州郡官吏去完成，如果要依靠自己，就只能造反。 造反，肯定要有一个为首的人。 六大家族，大体势均力敌，在没有绝对权威的情况下，谁来做老大，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 无数事例已证明，造反派老大的位置具备非常大的风险，一般都很难笑到最后。 因此，六大家族互相推让，都认为自己威德，不足以服人，推来让去，总需有个结果。 曹珍最后总结发言说：“常闻图谶云‘李氏当王’。今(李）轨在谋中，岂非天命也？” 于是，李轨被共同推举成为话事人。 这是一种松散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的目标也并不是争天下，而是保境安民，自保而已。 这个政权成立之始，就面临权力分散，派系林立，并且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 在某种程度之下，私人利益毫无疑问，会高于整个团体的利益。 这个田团队，还有最致命的一点，在李轨政权之中，他虽然被推为主事者，声望最高，但真正的实力派的地头蛇，却是以安修仁为首的胡人群体。 这是历史造成的。 河西地处河西走廊，紧扼丝绸之路的咽喉，自古就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交通要道。 而丝绸之路这条重要的商道，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胡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胡商。 胡人是天然的商人，他们一出生，就受到商品利益的熏陶，锱铢必较，整个族群，不事生产，以商立足，老少贵贱，人人经营商业，个个从事贸易。 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土和西域，以及西方世界，尤其在西域，他们自发聚集成多个聚居地，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或者亲自建立商人政权，或者依托本土强权，以求财得利。 而安氏一族，本是粟特胡商，他们在北魏时期就在姑臧落地生根，到安兴贵这一代，财力已是富可敌国，加上胡人尚武，数代经营之下，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甚至在李轨起事中，也隐约可见其位居中坚位置。 当时，李轨等六人准备起事之际，就是由安修仁率领粟特族人，乘着夜色在城内大声呼噪，加上李轨等人于城外，里应外合，二相呼应之下，才顺利拿下隋朝的官吏，建立新的政权。 这个政权立即迎来了第一次分裂。 如何处置隋朝旧有官僚，李轨集团内部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有人认为要和旧世界彻底划分界限，欲杀尽隋官，瓜分他们的财产。 但李轨展示了他作为河西政权首领的权威，他天诚布公地说道；“诸人见逼（自己）为主，便须禀吾处分。义兵起，意在救焚，今杀人取物，是为狂贼。立计如此，何以求济乎！” 于是，李轨力排众议，并没有清算原来隋朝的官吏，李轨的原意是想利用隋朝官僚，以加强自己的力量。 因为隋朝虽然已是明日黄花，但毕竟是多年天下的正朔。 他们经营和管理姑臧多年，是名正言顺的统治者，非常自然，他们也是当地一支有影响力的势力，如果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李轨的执政基础会牢靠很多。 但李轨此举，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隋朝官僚们从一地之主，沦为李轨的俘虏，虽然重获任用，但居人之下，难免心有不甘。 再加上他们根正苗红，从心底里也看不上草莽出身的李轨西凉政权的领导班子。 他们心有不平，也早怀二意，在李轨顺风顺水的时候，他们可以为李轨效命，但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打起了小算盘。 这不是一股忠诚和可以依靠的力量，这只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 这种不牢固的统治基础，给李轨埋下了一个深坑。 更为复杂的是，李轨的西凉政权，底子太薄了。 他们需要不断地吸纳各种力量，才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权力只能呈分散的形状。 其中，有一股重要的军事力量的加入，更加剧了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第180章 高楼先从根基毁，不作死来不会死 突厥的阙达度率领二千余骑兵，也归顺了李轨。 这真是一锅大杂烩，让局势变得更复杂。 李轨虽然自称皇帝，但他其实也是坐在一个火炕上，可以预见的是，一旦有风吹草动，他的部下必然各怀鬼胎。 他最优的选择是傍上一个更大的势力，背倚大树好乘凉，才可以得享高官厚禄，才可能得到善终。 上天给了他一次机会，但他没有珍惜，等到他醒悟时，后悔已晚。 当西秦薛举发动对李渊的进攻后，因为薛举夹在李渊和李轨之间，二李作为天然的同盟，联合是理性的。 李渊想笼络李轨共同抗击薛举。 他很早就命人和李轨联结，并且在正式建立唐朝之后，李渊册封李轨为凉王，给羽葆鼓吹一部。 这实际上是高度的政治自治，李轨成了裂土封疆的法外之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脱身机会。 李轨有心投诚，但他的政权，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于是，李轨召集同僚们开会讨论，以期达到统一的意见。 李轨抛砖引玉地说；“今吾从兄（李渊）膺受图录，据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竞立，今去帝号受册可乎？” 元老派曹珍直接表示反对。 他斩钉截铁地表明态度道：“隋失天下，英雄竟逐，称王号帝，鼎恃瓜分。唐国自据关中，大凉自处河西陇右，已为天子，奈何受人官爵？” 曹珍接着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萧詧故事，自称梁帝而从于周。” 李轨同意。 于是，他给李渊回了一封信，署名为“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虽然示弱，但却没有投诚，也没有接受李渊赐与他的官职。 当此必然征伐之地，李轨错失了最后一次脱身的机会， 当然，李轨身居皇帝之位，如果策略得当，也能保持优胜的形态，即使投诚，也可争得更多的利益。 但是，李轨自己犯错了。 他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在政权未稳之际，他先在自己内部的小圈子挑起了内斗。 李轨的支持者中，有一个铁杆叫梁硕。 他也是起义时的六个元老之一，一直是李轨的军师，既具备资历，又对李轨忠心耿耿，本来和李轨绑在一条船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生共长的关系。 但李轨似乎看不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力基础来自于起事的核心团体。 他竟然先拿自己人开刀。 梁硕是个有远见，也非常敏锐的军师，他意识到李轨政权的最大隐患，在于胡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力量已经过于强大，以至于李轨都需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 安兴贵在长安曾经对李渊说过，他们胡人安氏一族，在李轨政权之中，居于重要位置的实权人物，就有数十个人，这等于安氏一门半个朝廷，西凉也可以说是安家的天下。 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做皇帝，是一件极高风险的事情。 于是，梁硕直接向李轨提出自己的担忧，他暗中劝李轨对于胡人的势力，多加防备抑制，否则必遭其祸。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梁硕的话很快传到了安修仁的耳朵中。 这是人命关天，亡家灭族的大事，毫无疑问，梁硕的存在，对安氏胡人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梁硕必须被除掉。 但安修仁毕竟是李轨最核心权力层的圈外人，自古以来，疏不间亲，安修仁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同盟者。 他非常幸运，恰好有一个天然的同盟者出现了，他就是李轨的儿子李仲琰。 李仲琰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和梁硕结下私仇，并且经常在公共场合，口无遮拦地表达对梁硕的怨恨，这很容易被安修仁利用。 于是，二者结成同盟，安修仁诬告梁硕谋反，李仲琰在旁边推波助澜。 李轨信以为真，鸩杀梁硕于家中。 梁硕含冤而死，李轨自断臂膀，自此之后，李轨在上层元老和朝臣之中，威望尽失。 这引发了一联串的恶果。 和李轨一起起事的元老们，觉得李轨无知人之明，也无用人之能，不是能共始终的主子，从内心里面和他疏远开来。 更严重的是，李轨发现自梁硕死后，他必须越来越依靠安修仁的力量，才可以在朝廷之中维持权威。 这让胡商集团名正言顺坐大了。 于是，满朝文武，俱是安氏一族。 更为致命的是，李轨在作死的道路上，一心走至黑，他失去了最后的基础，那就是民心。 民心民意也将立即离他而去，他将很快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因为，李轨做了二件事。 第一件事，是倚仗胡人势力的后遗症。 为了巩固政权的合法性，有一个粟特胡族的巫师欺骗李轨说；“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 这是祥瑞，是表示李轨的治国，感天动地，是政权长治久安的象征。 于是，李轨修筑玉女台。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以西凉政权的寒酸程度，修筑这样一个大的建筑，花费巨万，并且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 民力不足，李轨只能征兵，于是，兵民离心，怨声载道。 连老天似乎也不帮李轨，西凉境内发生了大饥荒，本来就地瘠人贫，加上天灾人祸。 西凉的经济立即崩溃了，甚至发生了人吃吃的惨剧。 李轨毕竟是乡绅进阶而来，他展示了一贯的乐善好施的作风，倾尽家财，救济灾民，但他私家的积蓄，也只是杯水车薪，远远无法解决实质的问题。 于是，李轨想动用公家的资源，开仓济民。 李轨虽然是个好人，但他可能并不是个好皇帝。 曹珍等人毕竟也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对于脚下的土地和人民，怀有非常朴素的感情。 他们赞同李轨的提议，诚心附和说道；“国以人为本，本既不立，国将倾威，安可惜此仓粟，而坐观百姓之死乎？” 这确实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损己利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 至少隋朝旧有的官僚，就表示反对。 隋朝的义仓制，其实在隋朝设立之初，就是为了防备灾害的发生，可以临时救急用。 但这个制度，由刚开始时的自愿缴纳，到后来固定成了一种必须缴纳的税收，而它的作用，也从刚开始时备灾救灾，变成了政府的私产。 以至于即使到了大灾之年，皇帝依然惜财，即使看着谷子在仓库发霉，也会坐视百姓活活饿死，不愿意开仓放粮。 隋朝的官员深知其中的弊端，但不放仓济民，早已在隋朝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应对的方法。 因而，旧隋的官僚将那一套照搬过来，其实他们深心之中，或者也希望李轨的政权尽快失去民心，而步隋朝的后尘。 从心底里来说，他们不服李轨，也愿意看他的笑话。 从行动上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节操，早就在暗中投降了以安修仁为首的胡族势力，二股势力互相勾结，希望掌握李轨一朝的大权。 家贼难防。 第181章 兴贵单骑灭一国，天下安氏出姑臧 隋朝旧官僚们抬出了，当日杨隋不开仓救济灾民的理由。 他们振振有词地表示反对，“百姓饿者自是弱人，勇壮之士终不肯困，国家仓粟须备不虞，岂可散之以供小弱？仆射（曹珍）苟悦人情，殊非国计。” 每一个理由都切中李轨的内心，他既怕群臣树立私德和名誉，危及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又害怕战争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物资。 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财就有势。 于是，他同意让老百姓自生自灭。 这彻底断送了李轨的声望，民心士气，一朝尽失，李轨再也无能为力，他的灭亡指日可待。 恰好在这个时候，安兴贵从长安城单人匹马，施施然进入姑臧。 他生于斯，也长于斯，这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这次回来，他将在这里建功立业，也将和他心爱的家乡一起辉煌，也一起老去。 他将开创属于自己的传奇。 安兴贵老成持重，他隐瞒了自己作为李渊使者的身份，但他作为姑臧安氏一族的中坚人物，又刚从长安城回来，眼界已宽，见识自然水涨船高，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有不同。 真正的人才，放到哪里都是稀缺之物。 不出所料，安兴贵得到了李轨的重用。 对于见过世面，又兼本地豪族代表的安兴贵来说，和李轨见面的第一件事情，非常自然地，就是向他请教自安之术。 李轨或者也知道，德不配位，必有灾秧的道理。 他这皇帝做得太辛苦了，如何自安，如何自保，或许在无数个夜晚，李轨心中翻腾，夜不能寐。 安兴贵给了李轨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他先客观分析了李轨面临的处境，他高瞻远瞩地说道：“凉州僻远，人物凋残，胜兵虽十余万，开地不过千里，既无险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类，此而可久，实用为疑。” 然后，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今大唐据有京邑，略定中原，攻必取，战必胜，是天所启，非人力焉。今若举河西之地委质事之，即汉家窦融，未足为比。” 从理性上看，这确实是个稳妥的选择。 李轨陷入长久的沉默。 或者他想起了义旗刚举之时，自己信心满满，也想起自己当上皇帝之后，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时至今日，他实在已是心力憔悴，自己虽然高居皇帝之位，但却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不得自由。 也似乎更加没有安全感。 也许，他向安兴贵请教自安之道，只是想让他在庞大的胡商势力和自己之间，获得一个折衷的方案。 投降了唐，现在为时已晚。 甚至于自己想摆脱这个皇位，也是力不能及了。 李轨心有不甘地辩解说：“昔吴濞以江左之兵，犹称己为‘东帝’，我今以河右之众，岂得不为‘西帝’？彼虽强大，其如予何？君与唐为计，诱引于我，酬彼恩遇耳。” 安兴贵听到李轨如此狂妄坚定的话语，心中凉了半截，知道李轨根本就不可能被说服。 此情此势之下，让李轨降唐，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因为李轨的这种指控非常严重，严重到可以上纲上线，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 安兴贵庆幸自己没有亮出李渊使者的身份，他见势不妙，赶快表明态度，谦恭地对李轨说：“窃闻富贵不在故乡，有如衣锦夜行。今（安氏一族）合家子弟并蒙信任，荣庆实在一门，岂敢兴心，更怀他志。” 安兴贵稳住了李轨的情绪，为自己争取到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但他也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强人，安兴贵转入地下活动。 他私下谨慎的行动，有若雷霆之势，可以想见，他很早以前就在策划这次行动，如果和李轨谈不拢，他就将实行第二套方案。 这个方案，非常简单，就是以武力夺取李轨的政权。 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进程来看，安氏一族才是西凉政权的真正实力派，而李轨早就失去了对权力的掌握。 谈不拢，就直接干。 胡商集团明目张胆地发动兵变，将李轨围于城中，困兽犹斗，何况堂堂一国的皇帝。 李轨立即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军队，和胡商集团明刀明枪对抗。 但势易时移，更多的反抗者加入到胡商的阵营，其中，有一支军队，本来可以成为李轨心腹的队伍，走到了叛乱的前头。 那是奚道宜的三百精锐骑兵，他们原本是薛举麾下的核心力量，薛举败亡之后，奚道宜往西逃到李轨处，想求得庇护。 这本来完全是一支可以争取到的力量，但李轨此人，圆熟于小恩小惠，却谙于大是大非。 他本来确实想招揽奚道宜，也向他承诺了一个刺史的位置， 但他看到奚道宜才带来三百人马，就大有轻视之心，立即收回了刺史的任命，并且，奚道宜在河西政权之中也并不受礼遇，更别说尊敬。 这种前恭后倔的行为，激怒了奚道宜，他发誓要让李轨受到教训。 因而，当胡商叛乱时，奚道宜冲在了前头。 李轨的乌合之众，根本就不是奚道宜精锐骑兵的对手，他只能败退入城。 李轨唯一的希望，就是河西一国，总会有忠义之士，来解救自己。 但是，他失望了。 姑臧城是他最后的归宿，也是他埋骨之所。 安兴贵亮出了杀招。 在最后一刻，他向城内的兵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说道：“大唐合我来杀李轨，不从者诛三族！” 于是，城内男女，扶老携幼争相出城拜见安修仁。 大势已去，李轨仰天长叹道：“人心去矣，天亡我乎！” 在最后时刻，李轨表现出了一个皇帝的尊严，他不肯束手就戮，带领自己的妻子儿女，一起上了玉女台，他似乎想要自我了结。 居高临下，姑臧城内，一片狼籍，李轨心中忽然涌现出一种不真实的荒唐感，大凉皇帝，真是南坷一梦，高处不胜寒啊。 李轨意兴阑珊，他甚至连自我了断的勇气和心情也欠奉。 大凉皇帝李轨，毫无尊严地做了安修仁的俘虏。 李轨的人头也成就了安氏一族在西凉的数代繁荣，自此之后，姑臧安氏正式登上大唐的历史舞台。 他们的后代，在东土大唐，中原大地上，开枝散叶，能人辈出，繁花胜锦。 天下安氏出姑臧。 西凉灭，李轨亡，安氏大兴。 安兴贵单人匹马入姑臧，一人灭一国的传奇，经久不衰。 安氏大兴，李渊也将眼光，投向东方，那里热火朝天，群雄逐鹿。 这场争天下的角力，怎么可能少了他这个主角？ 第182章 战之道招抚为上，亲或疏利益占先 李渊形势一片大好。 事实上，李渊此时早已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他就是唐高祖。 这是必然的结果。 太原起兵，名义上是尊隋，但李渊本人都说过，那不过是掩耳盗钟而已。 入主长安之后，李渊并没有着急称帝，他在等待一个时机。 一切似乎都是被设计好，李渊没有等待多久，那个时间点就出现了。 隋朝的太上皇杨广在江都被宇文化及和一众骁果给弑逆了。 杨隋一朝实质上已经灭亡。 因为杨广留在长安和洛阳的二个孙子，无法继承帝国的政治遗产，他们也将很快步杨广的后尘。 李渊先声夺人，他立即废了隋恭帝（代王杨侑）。 这名字其实并不吉利，代者，替代也。 从名字可以明显看出，他只不过是代替李渊在前台做了一段时间的吉祥物而已，并且，他本人也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 真是天道好轮回。 当年杨坚篡周立隋，在长安城中欺负北周的孤儿寡母，怎么也想不到，报应这么快就落到他的曾孙身上。 但李渊并没有多愁善感，他遵循了中国历史上权臣必须遵循的一套程序之后，正式建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 他比杨坚稍微仁慈些，或者说，他面临的执政环境，远比杨坚要好，在对待前朝王室的手段上，李渊和杨坚相比，也有明显的差别。 杨坚奉行斩草除根的雷霆手段，将北周宇文皇族，全部诛灭。 虽然残酷，但以杨坚未建尺寸之功，矫诏辅政而上位的方式，以及他上位之后，混乱的政治局面而言，彻底铲除宇文皇族，以绝天下人之望，又是必须的。 但李渊却有足够的包容空间。 杨隋已经失尽人心，并且杨广一死，朝野之间，对杨隋的信仰立即崩塌，已是树倒猢狲散。 普天之下，想要再找出几个真心效忠杨隋的，已经屈指可数。 于是，李渊虽然逼迫代王杨侑禅让给自己，却没有立即从肉体上消灭他。 相反，出于政治的需要，李渊需要和旧隋朝官吏层保持至少表面上的融洽，而立即处死代王杨侑，显然并不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于是，李渊稍显温情，杨侑被封为酅国公，幽禁于长安。 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在李渊即位的第二年，杨侑年纪轻轻，就一病而死。 按照李渊的执政风格和惯例，杨侑的病死，大概率和李渊脱不了干系。 但个人的命运，在历史长河之中，渺小如沧海一粟，一个人的死亡，微不足道，激不起半点浪花。 这个现实世界，主宰是李渊。 他实行了军事征伐和政治招抚二种手段，来稳定大唐帝国的局势。 他这二手都抓，二手都要硬的政策，大获成功。 向西，他解决了二个独立的割据政权，西秦薛举和西凉李轨被消灭，让他获得了战略纵深，同时，又免去了后顾之忧。 而他的招抚政策，四面开花之下，一路顺风顺水。 自李渊进入关中，入主长安开始，关中大地，原隋朝官吏和各地豪强望风而附，归者如流。 李渊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全部接收了杨隋在关中的力量，这足以让李渊有逐鹿天下的资本。 并且，李渊是政治长才，他长袖善舞，很早就开始经略四方。 他主要的招抚对象在南方。 传统上，关中之所以被称为帝王都，除了八百里秦川，民风剽悍，物产丰饶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后方，是被称之为天府之国的蜀中大地。 蜀中虽富，但却有一个弱点，限于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偏安有望，争天下却嫌不足。 因而，蜀中各方势力，会在中原大乱时，保持相对的独立，一旦中原出现真正的真命天子，他们将表示臣服中央政权。 现在，李渊成了真正的天选之子，这种情势让李渊的招抚非常顺利。 汉中李袭誉接受李渊的官职，和李渊合流。 而李渊派出的山南招慰大使李孝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李孝恭是李渊家族另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他一战击破朱粲。 朱粲是个杀人魔王，同时也是吃人魔王。 隋末群雄，苦隋久矣，他们大都来自于社会底层，对于隋朝官吏，有着天然的切齿痛恨。 因而，当他们得势之时，对于旧隋官僚，无分善恶，诛杀无赦。 这些反抗军，大都对于下层老百姓，还能保持一种同病相怜的观感。 但朱粲不同，他是来者不拒，一视同仁地将他们制作成干粮，随军而行。 李孝恭属下的将领们一致说；“此食人贼也，为害实深，请坑之。” 朱粲当然死有余辜，但李孝恭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此行的目的有二个字“招慰”。 他不能着眼于一地一城一人的得失，他需要经营南方整个的政局。 于是，他明确拒绝道：“不可！自此以东，皆为寇境，若闻此事，岂有来降者乎？” 李孝恭违心地将他们全部释放，各地雄豪，看到朱粲如此恶贯满盈之辈，都可以保命全身，心中大定。 李孝恭书檄所至，他们全部都表示愿意投降唐朝。 但李孝恭处理朱粲事件，也是一把双刃剑，诛恶不尽，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春风吹又生。 在不久的将来，朱粲还会继续他本色的出演。 在此之前，巴蜀之地，已经全部倒向李渊。 至此，李唐的战略优势完全确立，西、南、北三面暂时都建立了一个稍微稳定的势力范围。 东方的山东之地，那才是李渊的终极目标。 李渊和北方突厥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双方度过了蜜月期后，忽然发现，他们已直接变成了敌对关系，必有一战。 这印证了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李唐与突厥关系的断裂，起因于利益的转换。 突厥当时正值巅峰，是整个亚洲的霸主，他们对中原各割据政权的态度非常明确。 即扶植每一个割据势力称王称霸，但不让任何一家坐大。 这符合突厥的最大利益，只有对手弱小而分散，才能有求于他们，突厥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取得最大的利益。 就如同在北周北齐分裂对抗时，那是突厥另一段高光时期，周齐二国，为了吞并对方，争先恐后贿赂突厥佗钵可汗。 这让他志得意满地说：“我在南两儿（北周与北齐）常孝顺，何患贫也。” 显然，现在处罗可汗想恢复昔日突厥的荣光，也同样懂得利用中原各政权的矛盾。 这个战略被完美地执行，直至李唐王朝的创建。 在李渊太原起义时，向突厥称臣，纳贿，送女妓，因为李渊坐拥晋阳宫之财富，远比一般的草莽群雄，可以付出更多的代价给突厥。 更重要的是，李渊的目的是进军关中，入主长安。 而长安当时已是世界的中心，辉煌灿烂，举世无匹。 李渊更是开了出让突厥无法拒绝的条件，“子女玉帛，可汗有之”。 于突厥而言，求财而已，但亲自出兵南征，既需要面临莫测的风险，同时，损耗也非常巨大。 李渊开出的条件，让处罗可汗无法拒绝。 于是，双方精诚合作，一直到李渊入主长安。 现在，处罗发现事情有些失控了。 李渊虽然继续向突厥贡献了大量的财宝，但他的野心和成长速度，似乎已不受控制。 李渊建立唐朝之后，更是长袖善舞，政治手段高超，在突厥的南方，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有成为一家独大的趋势。 这象极了突厥在隋朝的那一段惨痛的经历。 第183章 昨日隋将今唐臣，虽占关中失河东 力量代表一切，强者通吃。 当中原大地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朝之时，突厥必然衰弱甚至面临灭族的危险，这已经被历史一再证明。 当年启民可汗在突厥的内战中失利，单骑入朝。 在隋文帝杨坚的全力支持下，他忍辱负重，从零开始，积弱为强，才避免了突厥亡国灭种，但或者内心真有想法，或者迫于形势，他甚至想改变突厥的传统服装为汉人的服饰。 这是改突为汉，是奇耻大辱，并且，往事历历，如在昨日。 处罗可汗本人也亲身经历那段岁月，深有体会，因而，当他看到李渊的发展越来越不受控制，李唐有成为统一帝国的可能时。 他的判断是，李唐和突厥，二虎相争，必有一战。 既然如此，那就要趁李渊根基未稳时，将他扼杀在摇篮中。 处罗可汗决定开战。 但是，他采取了一种隔岸观火的间接方式，突厥人准备支持另外的割据势力，骚扰和侵犯李唐边境，可以拖垮李唐的国力。 其中，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行动，是刘武周进犯太原。 这是一次大规模和彻底的军事行动，刘武周的目标直指整个山西全境，而太原是李渊龙兴之地，尤其是晋阳一地，城墙坚固，士马精强，粮食储备也非常丰厚。 这似乎不是一座能被区区刘武周攻下的城池。 但事实是，李渊的后院被刘武周一锅端了，太原失守，山西大部分都在刘武周的马蹄和刀锋下瑟瑟发抖。 可以肯定，背后一定有突厥人的允许和直接支持。 战争正式开始。 李渊非常肯定，统一的李唐帝国，必须跨过突厥人，才可能屹立于世间，即使不能打败和摧毁突厥，也必须在战略上保持平衡。 当西方已定，四方招抚有方，情势大好之际，李渊立即应战，但在正式和刘武周决战前，他还需要解决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那就是河东城，现在还牢牢控制在隋朝将领尧君素手下。 河东城是一颗钉子，是黄河以东的一个军事重镇，要想向北反击刘武周，就必须攻拨掉它，否则，一旦河东城和刘武周互相表里，必成心腹大患。 但河东城表现出非常高的硬度，这块骨头，并不好啃。 李渊作了软硬二手准备，他先进攻，然后劝降。 毫无疑问，进攻失利。 劝降最好的人选，当然是前河东前统帅屈突通。 屈突通现在混得风生水起，他投降了李渊，已经是李唐王朝的兵部尚书，这是李唐帝国权力中枢的高级官职。 当年，李渊对河东城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率大军抢渡黄河，入主关中时，屈突通率领主力，全力追蹑李渊的军队，希望和长安的守军二面夹击，以挽救危难的时局。 但天命所归，屈突通也无能为力，他的军队被刘文静击垮，他再没有能力前进一步。 长安，已经可望不可及。 屈突通在河东城，留下了一个足以托付的将领，他叫尧君素，完全可以和唐朝周旋，屈突通即使再回河东，也于事无补。 何去何从？ 作为杨隋王朝的中坚，他还有一个机会，在另一个地方，或者还有希望可以翻盘。 东都洛阳，他曾经是洛阳之王，他在那里创造过自己的传奇，如果没有他的统帅，当年杨玄感早就攻破了洛阳城。 是他屈突通挽救了洛阳，也挽救了杨广的隋朝。 他希望，他还能重振辉煌，再一次救杨隋于危急覆亡的关头。 于是，他留下自己的心腹大将桑显和镇守潼关，自己率领一小部分精锐骑兵，直奔洛阳而去。 只是，他走的并不急，也许他也不想太急。 桑显和是个妙人。 他在战场之上勇猛无比，屡次大战，都差点大败唐军，但每一次都是先胜后败，被无法预知的因素打败，但桑显和确实无愧猛将勇将大将。 或者是他看到屈突通留下自己当炮灰，心生怨恨，或者是他确实觉得李渊真是真命天子。 他做了一个非常明智而果敢的决定。 屈突通一只脚刚出城，他就立即举军投降了唐朝。 然后，他用手一指，向唐军指出了屈突通逃跑的方向。 抓住屈突通，那当然是大功一件。 这也是桑显和必须交纳了一个投名状，于是，刘文静派遣桑显和和大将窦琮、段志玄追击屈突通。 以有备对无备，毫不意外，在稠桑，桑显和再一次和他的老上级碰面了。 屈突通并不是个认命的人，他立即摆好阵势，准备和追兵决一死战。 但窦琮手上有张王牌。 为了以防万一，窦琮让屈突通的儿子屈寿也一起随军追击。 这其实是向屈突通传递了一个信息，虽然在战场之上，屈突通杀伤了无数的唐军，但他留在长安的家眷，全都完好无损。 这是李渊的仁慈，是李渊的攻心之术，也是向屈突通示好的信号。 屈突通读懂了李渊的深意，当屈寿走出队伍，向他宣读李渊的招降谕指时，他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 当年，李渊曾经派自己的家僮招降过屈突通，但不问情由，被立即斩杀。 但现在，屈突通看到自己的儿子，也只是虚情假意，不痛不痒地向说：“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仇。” 然后，他命令左右的将士射杀屈寿。 所有的将士都知道这不过是屈突通的一句话而已，如果真要射杀屈寿，谁有屈突通自己的箭术好？ 主帅已无必死之心，将士自然也没有玉石俱焚之志。 桑显和适时走出队列，他并不愿意看着昔日的同僚们，做无谓的挣扎和牺牲，他大声而肯定地说道：“京师陷矣，汝并关西人，欲何所去。” 这句话直击人心，大凡可以选择，谁会一条道路走到黑。 关中，那是他们的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土地，父老乡亲，有他们生命中所有最重要和最珍贵的一切。 于是，屈突通的将士们全部放下武器，向唐军投降。 屈突通下马痛哭，他知道，他已经彻底失败。 屈突通也知道，杨广完了，隋朝也完了。 他向着东南方向，向着杨广的江都，哭泣着，伏地再拜道：“臣力屈兵败，不负陛下，天地神只，实所鉴察。” 隋朝中坚之臣，屈突通被俘送至于长安。 作为隋朝的元老和中坚，加上其为官清正，素着威名，屈突通进入了李渊的统一战线。 他想树立这个标杆，让原来的隋朝官员看到，自此而下，每个人都可以在新朝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政治和人心，一着看似轻描淡写的棋，远胜十万雄兵。 长安城中，太极殿上，李渊对屈突通开诚布公地说；“何相见晚耶？” 这是责怪，也带着深深的期许。 屈突通看着大殿之上，高居主位的李渊，心中无限感慨，昔日自己高居人臣重位，此次自己再入长安，已成阶下之囚。 而太极殿上，也早已物是人非，屈突通不由悲从心来，再次流泪说道：“通不能尽臣之节，力屈而至，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 这是他最后一次以隋朝官员的口吻和李渊说话，自此之后，屈突通，再不是隋官，而是唐臣了。 李渊宽慰他道：“隋室忠臣也。” 他授与这个隋朝忠臣兵部尚书的职位，并且封他为蒋国公。 一个时代结束了。 除了兵部尚书这个要职之外，屈突通还有一个重要的实职，也许那才是他真正的职位，那就是秦王李世民元帅府的长史。 这有着鲜明的目的性，作为长期在外征战，并且年纪才二十上下的秦王李世民，即使真是天纵之才，也许也需要屈突通这样一个久经战阵，久历人事的元老大臣，随时在旁边提点。 屈突通没有辜负李渊的厚望。 至少，他展示出了高尚的道德情怀，在平定薛举之战中，唐军获胜之后，按照惯例，各位将领都争相抢夺薛举富可敌国的财富，但只有屈突通不为所动。 李渊听到之后，在朝廷之上特意表彰他说；“公（屈突通）清正奉国，着自始终，名下定不虚也。”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象屈突通般可以招徕而降。 在河东，李渊就碰上了一个硬茬，他叫尧君素。 第184章 忠勇无双尧君素，后继有人王行本 尧君素和河东城一样，坚强而有硬度。 屈突通非常有知人之明，这是他选定接任他守护河东的将领。 他相信，尧君素是一个可以和河东城共存亡的人，也是一个必然以死殉国的国士。 他没有看错人。 尧君素大有来头，他是杨广还是晋王时的旧人，杨广因为他是龙潜之旧，对他多有提携，放心大胆让他带兵作战，尧君素也不负杨广的知遇之恩。 他勇猛而顽强，并且素有胆略，颇得军中将领的信任。 在隋末群雄并起之时，很多隋朝的部队或多或少，都有兵将变节投向义军，但尧君素治军严谨，只有他的部队，全军一心向隋，从不曾走脱一人。 现在，他独挡一面，守护河东城，这是杨隋王朝最后的荣耀。 但屈突通还是必须要去招降尧君素。 河东城下，旧人相见，故国已多秋，两人殊途，相顾无言，悲不自胜之间，唯语泪先流。 屈突通见到昔日部下，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他愧悔交集，泣下沾襟。 气氛压抑到极点，旁边的众多将士也见景生情，全都哽咽痛哭。 他们知道，连屈突通都已经投降，天下大事已不可为。 大隋亡了。 昨为大隋臣，从今之后，就是亡国奴了。 但正事还是要办，屈突通说明来意。 他对尧君素推心置腹地说道；“吾军已败，义旗所指，莫不响应。事势如此，卿当早降，以取富贵。” 尧君素早就立定志向，誓做守节之臣，他斩钉截铁地回复道：“公当瓜牙之寄，为国大臣，主上（杨广）委公以关中，代王（杨侑）付公以社稷，国祚隆替，悬之于公。奈何不思报效，以至于此。纵不能远惭主上，公所乘马，即代王所赐也，公何面目乘之哉！” 屈突通无力反驳，但依然勉强为自己辩解道：”吁，君素，我力屈而来。” 尧君素不为所动，严词拒绝道：“方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 他早就抱有必死之心，正如他对自己的部下所说：“吾是藩邸旧臣，累蒙奖擢，至于大义，不得不死。” 他要以一死以酬杨广的知遇之恩。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长安已远，洛阳犹在。 但中间已是山水相隔，音讯不通了，尧君素为了尽忠，详细将河东城的情况写了一封信，想寄给洛阳的越王杨侗。 他制作了一去木鹅，将这封信寄在它的头颈之上，然后放入黄河，让它随波逐浪，希望能有幸被下游的洛阳收到。 尧君素的行动感动了天地，河阳守军得到了这封赤胆忠心的书信。 越王杨侗大为感动，他立即派人册封尧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这是正三品的大官，并且，还专门派人冲破封锁，当面表彰尧君素。 这是无上的荣耀，人生至此，足以无憾。 尧君素求仁得仁。 李渊并没有放弃尧君素，一直想用招降的方式来解决河东的问题。 于是，只要东都洛阳有归降的官员，李渊一律把他们派到河东城下，陈述利害，想动摇尧君素的军心和和抵抗的勇气，从而兵不血刃拿下河东城。 李渊对于尧君素的招降，是真诚而耐心的。 因为唐兵在河东城下折损较多，双方已结下解不开的深仇，为了打消尧君素的顾忌，李渊开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条件。 他特意赐给尧君素一张金券，特别承诺他投降之后，可以免死。 李渊应该确实有诚心，他赐的是金券，而不是普通的铁券，似乎也表明自己的赤诚。 但尧君素依然不为所动。 李渊准备做最后的努力。 他重施故伎，想用亲情来笼络招降尧君素，于是，李渊将他的妻子派往河东城下说服他。 他的妻子向他传递了最新的消息，“隋室已亡，天命有属，君何自苦，身取祸败。” 尧君素对自己狠，对他的妻子更狠。 他在城上大声呵斥道：“天下事非妇人所知。” 然后，弯弓搭箭，他的妻子应弦而倒。 一个连妻子都杀的人，当然是不可能投降的。 于是，只剩下武力解决一途，河东城被重重围困。 尧君素虽然决意殉国，但也知道大事不可为。 于是，他和部下作了一个约定，“必若隋祚永终，天命有属，自当断头以付诸君，听君等取富贵。今城池甚固，仓储丰备，大事犹未可知，不可横生心也。” 尧君素视死如归的心态，感染了他属下的将领，加上他治军一向严明，赏罚公正，这支身处绝境的部队，竟然保持了顽强的斗志。 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和尧君素同甘共苦，一同进退。 但是，他们守城的意志再坚强，也只能向现实低头。 城外是重重叠叠的唐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任何的补给都不可能送进河东。 河东已是一座孤城，一座死城。 拖延也不过是晚死几天而已，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河东城虽然储积丰厚，但只有消耗，没有补充，很快就消耗殆尽了。 于是，相似的一幕，在中国历史上，重复上演。 因为没有食物，城内开始人吃人。 河东城，撑不下去了。 并且，尧君素属下的将领从小道消息得知，江都杨广已经被宇文化及杀害，隋朝完了。 那他们的坚持就变得毫无意义。 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崩溃，让他们终于走出最后一步。 尧君素被他的部将杀死，河东城投降唐朝。 但事情并没有完，这一部分参与杀害尧君素的守军，很快得到了残酷的清算。 这并不是李渊将他们杀害，而是，河东城真的是一座有非常有硬度的城市，他又迎来了另一位隋朝的守将。 尧君素刚去，王行本又来。 王行本是尧君素的死忠，当时他率领七百精兵，被外派到另一城市驻守，当他听到河东兵变的消息时，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挥军进入河东城。 他立即展开了残酷的清算，所有参与兵变的兵将，总数达到数百人之多，也全部被无情诛杀。 毫无疑问，王行本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他继续在河东城和唐军死命对抗。 区区王行本，小小河东城，几经风雨之后，早已是残破不堪，他再也没有生气去挺直身躯，他已经垂垂老矣。 王行本只能依靠外力，才有一丝活命之机。 他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因为在刘武周的全力攻击之下，河东城以北，基本已经全境尽墨，而刘武周的前锋，骁勇绝伦的大将宋金刚，已和河东城相距不远。 王行本立即和宋金刚联合抗击唐军，这是他唯一的出路。 但这也是一条不归路。 王行本虽然在宋金刚的援助下，取得了很好的战绩，但这同样也成为他催命的导火索。 李唐王朝，天命所归，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宋金刚将在一代传奇战神李世民的攻击下，仓皇北去。 王行本再一次孤立无援，这一次，他选择投降唐朝。 但他做出决定的时间太晚了。 一来他已和唐朝结下血海深仇，二来他也或多或少，牵扯进一桩针对李渊的离奇的谋反案， 于是，虽然王行本投降李唐，但他依然被清算斩首。 河东城，隋朝最硬的一座城市，恋恋不舍地落下它最后的残照余光。 但宋金刚的万丈光芒，却开始刺痛整个李唐。 因为，李唐王朝将在刘武周和宋金刚的冲击下，遭遇最惨痛的失败。 这种巨大的压力，甚至让李渊一度想放弃整个河东郡（山西），于李渊而言，这确实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第185章 因色成事更做贼，画虎不成反类犬 李唐王朝起家之地太原，被刘武周一锅端了。 刘武周这把火放的非常突然，也烧的极为旺盛。 在这把火上添油加柴的还有突厥。 形势万分危急。 险了有神一样的对手外，也同样要拜李唐在太原的无能主帅所致，当时，并州总管是李渊的四子齐王李元吉。 他当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少年心性，顽劣不堪，再加上身居高位，手握重权，无人约束之下，更是无法无天，将整个太原生生弄成乌烟瘴气，上下离心。 他有一句最有名的口号，“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 对于打猎，他有着天然的和变态的爱好，除了在户外撒野之外，他对于居民家蓄养的牲畜，时来兴起之际，也一律弯弓射杀。 更重要的是，李元吉还有很多种别的爱好。 比如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向行人射箭，然后观看他们躲避时的狼狈情况，引以为乐。 这当然不是他的原创，但喜欢这种活动的王侯们，都已经亡国灭身了。 更为离经叛道的是，他如果看上哪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就会趁着夜色，公然闯入别人家，奸淫作恶。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子不教，父之过。 其实李渊本人非常注重对几个儿子的教导，都慎重地选择正直贤能之士，辅导教育他们。 但有老师是一回事，李元吉听不听，做不做又是一回事。 在对于李元吉的教导上，李渊完全失败。 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后，在以后的几年当中，长年于路途奔波，挣扎于生死边缘，压力巨大，可能也确实没有过多的精力和心情，再去关注一个远在太原的孩子的教育。 更重要的是，当时李唐和突厥还处于蜜月时期，太原无战事。 充其量，就让李元吉做个混帐藩王吧。 但李元吉的胡作非为，必然会引起他正直的老师们的投诉，至少李渊就曾经接到宇文歆的一封密奏。 在这封书信之中，宇文歆将齐王李元吉的所作所为，毫不隐讳地一一列举出来。 并且，他在书信的最后，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口气，下了一个结论，“（李元吉的行为让）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 这封书信的时间有点微妙，当时，李渊已经预感到，唐朝和突厥将有正面对抗的可能。 并州一地，首当其冲，但李渊并没有做好立即开战的准备。 他非常失望，于是，立即将李元吉罢去并州总管职务。 但李元吉已经深耕太原多年，手下有太多能人谋士，他想出了一个对策，叫人去长安请愿，以证明太原一地，非自己不可。 这一招很有效果。 当李渊见到太原父老们给李元吉的请命时，他心里第一次有一种时空上的错觉，他现在接触到的，已经不是当年太原分别时，那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了。 李元吉，已成长成为一个政治人物。 李渊做了一个决定，让李元吉重新主政太原，或许，他内心对李元吉还抱有信心和希望。 但是，现实打脸了李渊的判断。 刘武周来势太凶了。 这也是李元吉引狼入室的结果。 刘武周在北边，其实就没消停过，在边境之地，时不时地打打秋风，烧杀抢掠一番，成了常态。 其实刘武周根基浅薄，不过是因缘际会，乘势而起，并且，他的发家史也带有不光彩的一面。 他是因为害怕自己和女人的奸情暴露，才挺而走险，一搏上位的。 刘武周原本是马邑太守王仁恭的校尉，因为他自小就骁勇善射，加上广交朋友，自然而然地成为十里八乡的豪雄。 但他成于此，也将败于斯。 他的亲兄长就看的非常透彻，曾经谆谆告诫他说：‘汝不择交游，终当灭吾族也。” 他兄长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 不过，这次刘武周是因为结交女友不慎。 马邑太守王仁恭爱惜他的人才，重用刘武周，让他做了自己最亲近的宿卫。 这一来二去之间，就出事了。 刘武周勾搭上了王仁恭的一侍女，这当然是一件丑事，刘武周非常担心事情败露之后，难以承受的后果， 再加上他天生是个阴谋家，并不满足苟全性命于乱世，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要闹事，理由是现成而充足的。 马邑正在闹饥荒，王仁恭延续了隋朝拥粮自重，不开仓济民的传统。 于是，刘武周先在百姓之中散布传言，制造声势，四处宣扬说：“今百姓饥饿，死人相于野，王府尹(王仁恭）闭仓不恤，岂忧百姓之意乎！” 在群情激愤时，他却故意躲了起来。 不出意料，乡里的豪杰们都借口来探望他，共同商讨对策。 见到时机成熟，刘武周也不再推辞，他站了出来，椎牛纵酒，招呼大家尽情吃喝，酒到醉时情也浓。 刘武周登高振臂一呼，语气激昂地说道：“盗贼若此，壮士守志，并死沟壑。今仓内积粟皆烂，谁能与我取之？” 豪杰们纷纷响应。 于是，斩王仁恭，开仓赈穷，招徕远近。 但他知道，他根基浅薄，要想立足，必须傍一棵大树。 于是，他投靠突厥，做了突厥的儿皇帝，为他们在前线打家劫舍，抢钱抢粮抢女人。 突厥乐得坐享其成，封他为定杨可汗。 刘武周的北边就是突厥人的领地，这决定他只能向南发展。、 南方就是李渊的势力范围，二者产生直接的冲突，在李唐和突厥互相利用时，突厥约束刘武周不向南大规模用兵。 但世易时移，突厥现在转而需要应付李唐的威胁，那刘武周就成了一大杀器。 刘武周现在有底气。 他不是昔日吴下阿蒙了，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得力的干将。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个人，就是天生的战将和猛将，他叫宋金刚。 宋金刚是个真正的猛人，也是个天生的战士。 江湖之中，到处都流传着他的名号和事迹，因而，当他带着四千兵马投靠刘武周时，刘武周大喜过望。 他立即拜宋金刚为宋王，而宋金刚也感激刘武周的知遇之恩，他递上了一个投名状，将自己的原配妻子休掉，转身娶了刘武周的妹妹。 这是典型的强强联合，结成亲戚之后的二个枭雄，开始他们风风火火的人生。 局势变化之下，他们的机会来临。 宋金刚说服刘武周南下太原，再全力争取天下。 这本来就是刘武周私心所望，但一直缺乏得力的前锋干将，现在，有了宋金刚，似乎自己争天下的美梦并不遥远。 二人一拍即合。 他们选取黄蛇岭作为进攻的第一站。 李元吉丝毫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把这次战斗当成儿戏般去指挥，作死般地帮助他的敌人。 李元吉发布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命令。 他命令将军张达先率领一百人，正面冲击宋金刚的主力大军，这当然是一种自杀行为，以常理判断，非常荒唐。 这种作战方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并且时间并未久远，这种战法的实际操作者，就是隋朝无敌的统帅杨素。 但是，这种军事思想早已存在千年，而真正能实行的，在历史上，就是杨素一人而已。 因为，这是把开了刀刃的双刃剑，必然伤己伤人，需要严苛的前提条件，为人所不齿，也为人所不取。 也许，李元吉当时是把自己当成了无敌而冷酷的杨素，甚至于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这种战法的效果而已。 这种明显的送死行为，张达当然不干，他坚决反对出战。 但军令如山，李元吉强令张达出战。 没有任何奇迹，张达全军覆没，当张达看到出生入死的兄弟，如此被当成炮灰，如此死得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时，他愤怒了。 于是，他临阵倒戈，他要为他的无辜死去的兄弟们复仇，他要让李元吉尝到苦果。 第186章 文静枉死皆因才，二王之争露端倪 外敌易挡，内贼难防。 张达熟悉唐军在太原的布防，于是，他引导宋金刚的军队避实击虚，长驱直入，先行攻陷榆次，然后立即进逼并州城下。 屯坚城之下，是直接攻城，还是南下掠地？ 这是一道选择题。 刘武周决定对太原城围而不打，然后，率精兵沿汾河谷地长驱直入，直达黄河。 从而让太原成为一座孤城，就可以不攻而下。 刘武周依仗的是自己骑兵强悍的机动性能，他差一点就达到了目的。 但他的内史令，也是他的另一个妹夫苑君璋表示反对，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唐主（李渊）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 然后，苑君璋进一步分析了直袭黄河，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且并州以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 苑君璋显然比刘武周更具战略意识，他这种首鼠二端，在二大势力夹缝中生存的构想，在当时当势之际，确实是上策。 但刘武周的野心并不只如此，他不甘心只是做个区域山大王，他想争一争天下，做一个真正的万人之上英雄。 一王立，一王死。 他的成功，就必须踩着另一个英雄的身体才能前行。 况且，刘武周做过周密的谋划，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再加上突厥的支持，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客观地讲，刘武周差一点实现，或者说已经实现，如果不是出现另一个真正的天选之子。 如果不是李世民，成为横亘在他前面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刘武周在历史之上，或者另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南下的军队势如破竹。 李唐王朝的行军总管姜宝谊和李仲文相继被打败。 李渊感到了刘武周的来势汹汹，在他知晓齐王李元吉的所作所为之后，对于太原的局势，他并不太放心。 于是，他想再加一重保险，就另外委派一个重臣担任晋州道行军总管。 裴寂请命。 于裴寂而言，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刚在一场宫廷政治中，清除掉了一个主要的政治对手，也是太原起义的元老功臣，那是一个足以和他分庭抗礼的能臣，他就是刘文静。 和裴寂是李渊的死党不同，刘文静一直是李世民的嫡系。 他的直接死因是和裴寂争权，但真实的原因却是李渊针对李世民的一次政治斗争。 刘文静是冤死的。 这件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在李唐王朝正式创建之后，裴寂的官位和赏赐超过所有人，李渊甚至当着各位大臣，诚心诚意地说：“使我至此，公（裴寂）之力也。” 并且，在李渊正式登基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延续了和权臣共治分理的政治理念。 他经常让裴寂等重臣权臣随意混坐，和自己一起吃饭，然后经常和他们同坐一张御榻之上，谈古论今。 作为以礼治天下的王朝而言，这显然不合规矩，刘文静也似乎更想建立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 他立即进言表示反对，他冠冕堂皇地说道“宸位极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 对于李渊这种执政风格，裴寂等人安之若素，并不觉得有何妨碍，现在刘文静这么一说，似乎真成了问题。 但李渊并没有采纳。 这意味着在目前阶段，李渊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以致于他可以容忍亲近重臣，和他过于亲密而无尊严的行为。 那就是他需要以身做则，向隋朝旧日同僚们，传递一种信息，一种复古的共治共享共胡天下的治理模式，有可能再一次回归。 更重要的一点是，李世民和皇太子李建成的储位之争，似乎很早就已经露出苗头。 李渊亲自见识经历过杨坚篡周立隋，和杨广杀父屠兄以自立的残酷的宫廷斗争，他不想重蹈覆辙，他要乘早熄灭这股火苗。 于是，他想重重地敲打李世民，尊裴抑刘，实际上就是更确认和加强自己的皇权的绝对性，也是对于合乎道统的太子党的有利支持。 刘文静看似正确的意见，被置之不问。 在李渊想进一步有所行动的时候，刘文静自己撞到了枪口之上。 在对于刘文静的论功行赏方面，李渊表现出了和裴寂明显不同的双标态度。 于是，刘文静想不通。 他认为这是裴寂在李渊面前讲了自己的坏话，唆使李渊故意压制自己，所以自己才没有捞到多少实际的好处。 刘文静自恃功高，他想不通，就直接开干。 他当然不可能和李渊斗，但于裴寂，他就表现得非常不客气。 于是，在朝堂之上，他有意和裴寂作对，裴寂认为是对的，他一定认为是错的，二人这样争来斗去，结怨日深，以至双方终于忘记是因为什么而走向分裂，最终只讲态度，再不讲事实。 裴刘二人，已再不可开解。 刘文静终于被裴寂抓到了一个把柄。 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个把柄很有可能是裴寂指使人，主动去抓捏在手里的，也等于是裴寂给刘文静挖了一个坑。 说来也是不值。 刘文静一世英雄，竟然也是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上。 红颜祸水，古已有之。 刘文静有一个爱妾，曾经恩宠无比，二人你侬我侬时，自然事事顺遂，但人总有移情别恋时分，当情到浓时情转薄之处，刘文静就成了一个负心人。 当他这个爱妾失宠之后，因爱生恨，心有嫉妒之时，就找她哥哥倾诉。 她报了一个大料，说是刘文静曾经在酒后说过一句话，“必当斩裴寂耳！” 这句话大有深意，可能是一时酒醉，负气所说的话，但却不可深究，想斩首当朝首辅大臣，是要准备要造反吗？ 刘文静爱妾的哥哥将刘文静告上朝廷。 这是大事，不可能不追究。 刘文静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严重性，他坦然地说道：“起义之初，忝为司马（刘文静），计与长史（裴寂）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 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罪名。 从李渊对待追随他的官僚的实例来看，如果只是单纯的怨望之言，他有足够的肚量去容纳和接受。 但是，这件事情，已隐约涉及到李世民和李建成储位之争的力量对比，甚至有可能象杨广夺嫡时危及自身安全。 因而，李渊下了结论，他对朝臣们说：“文静此言，反明白矣。” 但李世民和文静展示出不俗的力量。 在李渊要明确治罪的情况下，朝廷之中，负责推究刘文静此案的萧瑀和李纲依然坚持，刘文静并没有谋反。 更重要的是李世民的态度。 他的态度极为坚决，甚至于反应过度，他全力全心全身力保文静，甚至大有不惜和父亲李渊决裂的架势。 李渊感到了压力，一瞬间甚至有服软的想法。 他向裴寂咨询，裴寂终于讲出了自己的担心，刘文静现在可能已经处在一个不得不死的状态。 裴寂向李渊冷静分析道：“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 然后，裴寂替李渊讲出了皇帝内心真正的担心，“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 这话已经讲得非常明白而透彻，刘文静必须要死。 并不是因为他现在的罪行，更不是因为他要谋反，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刻，他可能成为非常危险的敌对的人物，以时势发展而论，就个人一定会应在李世民身上。 李渊完全同意这种判断。 于是，刘文静被处斩。 刘文静含冤而死，临死之时，他心灰意冷地说：“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 这场政治斗争的背后，实质上是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储位之争的正式开端。 但裴寂本人却背上了陷害刘文静之名。 第187章 一败再败河东危，时也命也世民起 背锅之人需行背锅之事。 裴寂虽然在李唐一朝贵盛无比，但起义元勋之间的斗争，伤筋动骨，牵涉甚广，他需要远避京城，远离政治中枢，消停一段时间。 同时，作为这场政治斗争的附属品，他也需要证明，在朝廷之中，另有一种武力，可以代替秦王李世民。 裴寂自愿请行，征战河东。 可惜事与愿违，他的这场出征，也成了他有生之年，在李唐王朝唯一的一次领军。 非专业人，不能做专业事。 军事，不是裴寂的长才，他在河东一败再败，惨败至不堪回首。 在介休，宋金刚和裴寂对峙。 裴寂犯了个大忌，他安营扎寨的地方缺水。 在他举军就水之时，宋金刚抓住时机，发起冲锋，将裴寂全军冲击得七零八落，死伤略尽。 裴寂打仗没本事，但他逃跑却拿出了真功夫，一天一夜之间，他就狂奔到晋州。 这一战的后果非常严重，此战之后，晋州以东的城镇全部落入刘武周的地盘。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连锁反应，太原终于出事了。 李元吉被裴寂惨败的消息，彻底吓倒了，况且，军心军情混乱之下，探子回报消息说，刘武周的后继大军将很快增加对太原的围城。 裴寂的惨败，让李元吉第一次意识到，唐朝的精锐部队，也并不是战无不胜，太原城，也并不是那么可靠。 再不走，太原城就是一座孤城，有成为俘虏的危险。 李元吉何时见过这种大阵仗，他慌了神，而他的僚属们对于战事的判断，也并不乐观。 于是，李元吉立即做了决定。 不抵抗，弃城逃跑。 但在逃跑前，他做足了样子，李元吉欺骗他的司马刘德威说：“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 然后趁着夜色，带领心腹和娇妻美妾，直奔长安。 李元吉走得确实非常及时，他前脚一走，刘武周后脚就赶到了。 主帅已逃，太原城也非常干脆，他们不再做无谓的抵抗，当地豪强开门接纳刘武周。 这座有着无上荣光的城市，太原城，竟然未做丝毫抵抗，自动投降了。 在长安城，看到狼狈不堪的李元吉的时候，李渊大怒。 他心中的怒火无以排遣，他需要有一个宣泄口，于是，对着李纲怒气冲冲地说道：“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基，一朝而弃。宇文歆首为画计，我当斩之。” 以直言直行事君的李纲表示反对，他不卑不亢地回复道：“赖（宇文）歆令陛下不失爱子，臣以为有功。” 李渊还没有从太原失利的懊恼情绪中缓过神来，初一听到李纲的话，他感到吃惊，赶忙追问原因。 李纲不慌不忙地说：“宇文歆论情则疏，向彼又浅，王之过失，悉以闻奏。且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而歆言之，岂非忠恳？今欲诛罪，不录其心，臣愚窃以为过。” 盛怒之下失去理性的判断，人所难免。 但李渊毕竟还是李渊，隔夜之后，他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负面情绪。 第二天，他诚恳地向李纲说：“今我有公，遂使刑罚不滥。（李）元吉自恶，结怨于人。（宇文）歆既曾以表闻，诞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 这一次，李元吉和他的僚属都幸免于罪。 但李元吉所交非人，又过于我行我素，终有一天，他将付出他所不能承受的代价。 李元吉在长安城悠哉乐哉，而前线的裴寂正在承受更大的痛苦。 他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之上，晋州失守之后，他也只能立即上表谢罪。 但前线需要位高望重的首脑主持局面，况且，临阵换将，也是风险巨大的行为，李渊依然表示出对裴寂足够的信任。 他让裴寂退守河东，在这里，裴寂即将迎来另一场惨败。 宋金刚的骑兵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南下，临汾，晋绛之地，望风而下。 他的兵锋直指河东，最远攻下的城市是龙门，是滚滚黄河边上，西入关中的老渡口之一。 当时，整个河东，已完全乱套了。 除了裴寂和宋金刚，还有二股势力，一是王行本占据蒲州，负隅顽抗，二是夏县吕崇茂举兵反唐，后三者联合起来，互通声气。 李唐的局面陷入四面苦战之局，连苟延残喘都要烧香拜佛。 裴寂本来就不是统帅之才，这次赶鸭子上架，仓促之间，更无法应付如此复杂和严峻的形势。 他准备以不变应万变，采取守势。 于是，他命令虞、秦二州之人，全部进入城堡，焚烧积蓄，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 但这同时也是双刃剑，虽然这会让宋金刚的队伍，野无粮草，陷入困境，但同时，这会让老百姓失去生活依靠，让他们更加惶无依。 于是，更多的人，投向李唐的对立面。 唐朝在河东的局势完全失去控制。 李渊无奈之下，召回裴寂，对于这个最为依仗的心腹和元老，李渊难得一见地向他提出直接的批评。 李渊有些不依不饶地说道：“义举之始，公有翼佐之勋，爵亦极矣。前拒武周，兵势足以破敌，至此丧败，不独愧于朕乎？” 虽然他也按照程式，将裴寂问罪，但很快李渊就继续重用裴寂，他的王朝，需要裴寂，正如他需要另一个人。 经过这次尝试之后，整个李唐王朝之中，能在外统兵，独挡一面的，战必胜，攻必克的大将，只剩下一个人，他就是李世民。 李渊没有别有选择，他只能重新对李世民委以重任。 刚刚经历痛失刘文静的李世民，心中五味杂陈，也许在这个时刻，他的心中，已经决定了一些最重要的事情。 从此之后，大将在外，敌寇如麻的乱世之中，李世民的势力无法再被抑制。 即使是李渊，也对此感到无能为力。 而李世民作为李渊的第二子，并不是皇位的天然继承人，这会和皇太子李建成形成尖锐的敌对关系。 野心和实力对比的失衡，将引发李唐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所有的一切，根源就在于刘文静被诛之后，裴寂在战场上的惨败，让李渊意识到，打仗，那也是需要天份的，当然，那都是后话了。 一代新人换旧人，李世民终于要出头了。 如果说，在浅水原之战中，一举荡平薛仁杲，那只是李世民初试莺啼，那李世民在即将到来的柏壁之战中，摧毁宋金刚，就是他大成之日。 从此之后，李世民已足以屿立在名将之巅，笑傲同侪。 李世民必须、也只能站出来。 因为李渊看到刘武周的力量过于强横，唐军又接连惨败，一时之间，难以与刘武周较量。 于是，他准备放弃整个黄河以东的河东之地。 他心有不甘地下了一个正式的命令，“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 可见即使在这个时刻，李渊也依然没有启用李世民之心，这应该和李世民在刘文静一案中的表现有关。 争天下，不进则退，况且太原是李唐的起家之所，在任何时候，也是无论如何不可抛弃。 往事已矣，李世民需要收拾心情，重新出发。 要想扎破牢笼，就要破局。 这是一个破局的大好时机。 于是，李世民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第188章 龙门虽小能安渡，柏壁无名可成功 国有难，英雄必以死赴。 李世民主动请缨。 他向李渊上表，充满豪气地道：“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刘）武周，克复汾晋。” 从李世民的表章来看，李唐在河东损失惨重，他们的兵源甚至都有些捉襟见肘。 这可能也是李渊准备放弃黄河以东地区的原因之一。 李渊本来就心怀天下，志在一统，虽然想敲打李世民，但那是家庭内部矛盾，值此国难当头，却须摒弃成见，唯才是视了。 并且现在李世民的实力，远未到功高震主的地步。 先安外，才可攘内，李渊需要人去打江山，有了江山，才可能坐江山。 于是，李渊征发全部关中的兵马，让李世民统领出征。 成败在此一举，这是必须胜利的孤注一掷式的决战。 李世民临危受命，他没有辜负李渊的信任。 李世民赢得了在李唐王朝内部的战略主动，但这次决战，充满了艰巨的挑战。 从哪里渡过黄河？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有足够的实力，就可大摇大摆地出潼关，从风陵渡渡河，这是堂堂之阵。 但一来兵以奇诡取胜，二来现在李世民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把握从风陵渡堂而皇之地过河。 现在黄河以东已经变天了，不再是李唐的天下。 就在黄河东边，现在就有三股气焰嚣张的势力，一是王行本占据河东城，这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点，直接威胁和控制风陵渡，况且，王行本和宋金刚的军队声息互通，如果从这里明目张胆强行过河，胜负未可预料。 另一路势力，是夏县吕崇茂，这虽然只是一小股势力，但战斗力非常强悍，一样和宋金刚互为声援。 吕崇茂将创造一个记录，他们是唯一被记载的在城破之日，李唐军队下令屠城，男女老少一个不留的城市。 最后一股势力是宋金刚，他已成长为一个巨人，他也是此次动乱的根源。 他的兵锋所及，甚至攻占过龙门，但他南下的目的是攻城掠地，抢夺财物，他的攻势虽然凌厉，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意识去防守。 这三股势力形成一个牢固的三角形，蓄势待发，等待唐军入套。 李世民决定避实击虚，他选择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位置，去渡过黄河，建立根据地。 那就是龙门。 这只是一个小城，远离核心战区，并不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因而，敌对力量非常微弱。 过河通道，传统上有三条，如果从蔳津桥或风陵渡强渡黄河，即使全军过河，也会立即暴露在平原地区，无险可守。 需要正面对抗宋金刚优势骑兵的冲击，在阵脚未稳，防守未固之下，这会让唐军陷入崩溃的风险之中。 李世民决定以奇诡取胜。 他兵出险招，要从龙门偷渡过河。 这是一种高明的策略，唐军可以在渡河之后，建立一个宋金刚铁三角，都力不能及，无法直接进攻的据点。 有了坚固的据点，先解决生存，才可能有资格去和强敌对抗。 战场态势才可能由三足鼎立，变成四方相持。 偷渡龙门，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黄河之水，水深且阔，如果在水流欢腾的夏天，再如何保密，一样需要闹出非常大的动静，才可能渡河。 龙门的守军，可以轻易侦察到河对岸的动静。 但天佑李唐王朝，现在正是隆冬时节，黄河已经结冰，冰层坚厚，足以通过李世民的大军。 于是，李世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宋金刚尚未反应过来时，就已经顺利挥军东渡。 李世民展示出他作为战略大家的风范，他并没有在龙门停留。 而是继续挥军前进，在一个不知名，但却会因他而名垂千古的地方驻军。 那是一个坚固的，具有战略纵深的据点，那就是柏壁。 李世民是知兵之人，他在此形胜之地，先立稳脚根。 毫无疑问，李世民孤军深入，并不是在关中本土作战，面临了极大的后勤补给的困难。 李世民要打一场缺乏充足后勤支援的硬仗。 这和李世民的军事理念完全相反，李世民一生，从不打无把握的仗，他的取胜之道，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因而，他一定会给自己营造一个优胜的后勤环境。 打仗，拼的就是消耗和后勤。 纵观历次大战，李世民都是在和对方长久相持之下，极为耐心地让对方缺粮缺士气之后，再一举全力冲击，彻底击垮对手。 但在柏壁，李世民要面临完全不同的形势。 他的后勤供应非常狼狈。 从龙门渡过河，实际上也是李渊进入关中的路线，因为当时屈突通，据守河东城，李渊曾经想过强攻，但铩羽而归，于是，只能看着蒲津渡的黄河之水，滔滔东去。 但龙门渡虽然通过，却引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战线太长，运输道路极为艰险，后期补给非常困难。 粮食是一个令人非常头痛的问题。 李世民必须要在当地解决部分粮食的供应。 这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长期的战争之下，当地民众早已疲惫不堪。 当时河东诸县，连遭战火，屡次被洗劫，手中也无余粮，并且都被赶入城堡之中，躲避战乱，军民之间，极少有储积。 但李世民也有一个优点，李渊当年入关之时的仁政，还有他发出去的几千份虚有其名的官职告身，现在体现出威力。 这让民众心怀希望。 当他们听到李世民屯兵柏壁时，远近民众，自动归附李世民，并且也愿意向李世民的军队贡献交换粮食。 虽然是难捱的寒冷刺骨的冬天，但李世民的情况在好转。 宋金刚的情况却在迅速恶化。 他是真的没有粮食了，并且也找不到补充粮食的方法。 他就是想去抢，也找不到人，人都没有，何况是粮食。 他的战马本来可以依靠野草来解决粮食问题，但现在正值深冬，天下白茫茫一片，野无青草。 雪不能当草吃。 更要命的是，他的后勤补给线拉得太长了，要供应这支庞大的军队，压力越来越大。 双方都在硬撑，就看最后谁最先撑不住。 谁先崩溃，谁就先死。 李世民非常能忍，他在和宗罗睺的战争中，有过相持六十多日不战的记录，他有足够的信心，等到宋金刚粮尽兵疲，军心士气崩溃的一天。 李世民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动作，但也并非无所事事，相反，他采取了蚕食和火上浇油的策略。 在坚壁清野的同时，他派出小股部队，四处袭击骚扰宋金刚的后勤补给线，这加重了宋金刚的压力，事实上在对手的军队中蕴育出一种不安的氛围。 更为重要的是，李世民打破了金三角的联系，让宋金刚的部队日益孤立。 通过对夏县和河东城的围点打援，李世民非常顺利地在美良川和安邑，将宋金刚二支增援的部队击溃。 宋金刚察觉大事不妙。 因为前去增援的军队，是由他部下大名鼎鼎而且非常骁悍的将领率领，其中有一个就是被后世神化，称为战神的尉迟敬德。 他们在前几次和唐军的交战中，战果丰硕，无往而不利。 但这一次，他们对面的唐军，似乎和他们以前接触的唐军不相同了。 这是一种令人非常不安的感觉。 第189章 雀鼠谷神之一战，一神出众神黄昏 局势迅速恶化，宋金刚第一次感到，他有失败的可能。 因为李世民终于打通了关中和河东之间，最重要的交通线，那也是后勤补给线和生命线。 李世民的分别击破，围点打援的战术，取得完美的成功，加上政治上的招降，除宋金刚外的另二股势力，已被荡平。 驻守蒲板的王行本投降唐朝，最终被问斩，这快速稳定了河东城的局势。 夏县也发生了严重的火拼。 吕崇茂竟然被尉迟敬德捕杀。 因为他和王行本一样，接受了李世民的招降，但被尉迟敬德提前知道，尉迟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吕崇茂一系被诛杀殆尽。 从此之后，夏县虽然继续坚持反抗唐朝，但他们缺少了核心的领导者，又没有尉迟敬德的加持，彻底沦落为待人宰割的草寇。 夏县的威胁解除。 此战之后，战场的局势变成了李世民和宋金刚的正面对抗，这是整个唐朝和宋金刚一支孤军深入的部队的较量。 强弱易明，胜负似乎也没有悬念。 李世民属下战意昂扬，他们纷纷请求和宋金刚决战。 但李世民非常清醒而冷静地分析局势道“（宋）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刘）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扞蔽。金刚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 最后，李世民掷地有声地说：“当待此机，未宜速战。” 李世民对于战场双方整，体把握非常通透，双方还未开战，胜负已分，生死也分。 但战场的残酷远远不是纸面分析所能尽言。 宋金刚的这支队伍真的过于强悍，并且，人在危急时分，也会迸发出惊人的求生力。 李世民施展了一个“拖”字诀，他依然和宋金刚在打消耗战，时间越久，局势对宋金刚就越来越不利。 宋金刚再也耗不起了。 刘武周坐镇太原，他并不只是坐享其成，而是四处掠地，但在潞州（山西东部）的寇掠行动受阻。 东边受阻之时，南面战场已经到了决战的时刻。 要想取得优胜的战略地位，刘武周发起了对浩州（今临汾附近）的战斗。 如果拿下浩州，就可以和宋金刚连成一片，才能具有更大的战略纵深，正如李唐打通黄河交通要道一样。 以山西对关中，胜败犹未可知。 可是，刘武周在对浩州的战斗中，也失败了。 这引发了连锁反应，宋金刚孤军远悬的缺点被无限放大，粮食是真正供应不上了。 这终于成了压垮宋金刚的最后一根稻草。 宋金刚必须北撤，而且必须悄无声息，极速远离，才能逃脱李世民的围追堵截。 宋金刚现在并没有和李世民正面作战，但他凭借多年刀头舔血的敏锐感觉，对面的那个人，是非常可怕的存在。 于是，他做了二手准备，第一是毫无征兆，全军后撤。 然后，他给李世民留下了一些战利品，他将寻相留下做诱饵，以拖延李世民的追击速度。 寻相的部队在吕州被李世民追上，双方大战一场，但寻相的军队，虽然明知道留下他们殿后，是九死一生。 但他们想不到李世民来得如此迅速，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寻相的队伍士气非常低落，一触即溃。 李世民精准地诠释出，在战场上，谁够狠，谁就能活下去的一面，他命令全军，人不留行，马不停蹄，向北直进，追击寻相达到二百里之远。 寻相毕竟也是骁将，当人处绝境，退无可退之时，自然也和李世民拼命了。 这一路败退，虽然屡战屡败，但向竟然和李世民持续发生了几十次战斗。 这纯粹是比拼谁更能撑，谁更能消耗的意志之战。 追至高壁岭，寻相这支殿后的部队，已全部崩溃。 李世民并不满足，他要乘势向北追击宋金刚。 但这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 现在局面已经反转，变成了李世民悬军深入，后继不至了，如果宋金刚据坚城反击，那李世民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风险。 于是，刘弘基牵住李世民的马缰，语重心长地劝说道：“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为晚也。” 这是老成持重之言，但李世民天纵之才，加上他当时血气方刚，坚持马不停蹄，持续追击。 李世民知道时间紧迫，他既不缷甲，也不下马，他知道现在己方军队非常难，但宋金刚会更困难。 他精准地判断道：“（宋）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阻，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 然后，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充满豪气地说：“吾竭忠徇国，岂顾身乎。” 李世民当先策马，一骑绝尘而去。 主帅如此，将士复何所言。 于是，全军快马加鞭，全力全速向北推进。 李世民是真的狠，他对自己狠，对敌人更狠。 在李世民亡命追击之下，他们终于在雀鼠谷追上了宋金刚。 这是非常夸张的速度，当李世民的军队从天而降时，饥寒交迫的宋金刚所部军心士气，瞬间跌落谷底，他们清楚地知道，寻相完了，他们也完了。 宋金刚所部的身体和精神，都接近崩溃，也许在这个时候，死亡，比起立即将要开始的大战，还来要得容易。 双方都已经疲极累极倦极。 但两军相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容不得任何犹豫，必须立即开战。 在狭长而险峻的雀鼠谷，双方一天之中，战斗了八次，在唐军高涨的声势和以必死之心，奋不顾身的攻势中，宋金刚全军心无斗志，似乎成了待宰的羔羊。 战斗结果完全超出李世民的想象，宋金刚所部总计几万人，绝大部分投降或战死。 李世民大胜。 这是一场神来之笔，极为精彩的追击战和歼灭战，将李世民战术思想中稳、准、狠发挥得淋漓尽致。 千载之下，李世民此战之风范，犹令人凛然生畏。 李世民，天生的一代战神。 但当时的真实情况，真是危险到极点。 李世民兵行险着，就赌自己和宋金刚谁更撑不住，虽然他是胜利者，但他也非常狼狈。 雀鼠谷之战当夜，李世民只能露宿于野外，在全力追击中，他已经二天没有吃过东西，也有三天没有脱过战甲了。 当时，李世民全军的粮食，仅仅只剩下一头羊，这是一场不成功必成仁的追击战。 天寒地冻，荒郊野外，无所觅食，李世民将这只唯一的羊宰杀，和将士们一起分享这一锅难得的羊汤，相信这也是很多人，一辈子吃过的最珍贵的一碗羊汤。 能活着，多好。 虽然李世民在雀鼠谷击溃了宋金刚的主力，但战事并没有结束。 宋金刚展示出顽强和坚韧的生命力，他立即在介休城重整旗鼓，准备再一次和李世民决战。 这同样是意志力的比拼，就看谁能笑到最后。 李世民应战，他挥军急进，兵临介休城下。 宋金刚确实有二把刷子，经过短暂的休整，他似乎满血复活，虽然他现在只有区区二万人马，但他充满信心，整军出战。 如果他的对手不是李世民，也许宋金刚的名字会照亮整个历史，但世上之事，又哪有如果可言。 这其实才是李世民和宋金刚第一场面对面，公平的较量。 宋金刚显示他强悍的一面，在正面战场之上，他和李世民相遇，二军相逢，勇者胜，李世民的部队毕竟过于疲劳，也折损过多，竟然有点顶不住了。 但李世民祭出了他屡试不爽，战无不胜的战术。 他亲自率领他的大杀器，那支精锐的特种骑兵，从宋金刚的背后杀出。 然后，在敌军之中横冲直撞，又折返而回，如此来回冲杀几次，宋金刚军队的阵脚终于乱了。 一乱就只剩下待宰的命运。 这一次战斗，李世民歼灭了宋金刚引以为傲的三千精锐骑兵。 宋金刚丧失了继续作战的本钱，他只有一条路，亡命逃向太原，那里还有刘武周坐镇，他也许还能东山再起。 第190章 一朝为棋终身累，逐鹿天下正当时 宋金刚得到了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消息。 刘武周比他跑得更快，当他听到宋金刚兵败如山倒的消息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放弃太原城，北逃突厥。 宋金刚非常失望，他知道大势已去。 但是，宋金刚毕竟一世骁雄，是天生的猛士能将，没到绝境，他绝不认输。 他还要再战。 但是，他手上已经没有牌了，他仅剩的部下都已无心恋战。 北上突厥，已是他最后的唯一选择，或者，他还有利用价值，在突厥人的支持下，他也许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宋金刚亦步亦趋地跟随刘武周的后尘，逃往突厥。 但是，他却不知道，命运早就给他写好了剧本，他的出现，只是为了成为那个神一样男人的背景板。 宋金刚，没有死于战场之上，他将死于政治场上。 他将在李唐和突厥的交易中，成为牺牲品。 但是，即使是死，不管是英雄或是枭雄，他们都会站着死。 他们在战场上完败于李世民，也将在政治和外交上向李渊认输。 在政治上，李渊从来都是长袖善舞，他想彻底铲除刘武周这个隐患，为了除恶务尽，李唐派出使者，和突厥达成交易。 刘武周的政治前途已渺若微尘。 当宋金刚和刘武周看到在突厥前路渺茫，想重新回到马邑，以图东山再起之时，突厥毫不犹豫地派出追兵，将他们彻底解决掉。 一代枭雄刘武周和宋金刚，最终死于突厥之手。 李世民取得了河东战役的彻底胜利，但前门才赶走豺郎，后门又进虎豹。 刘武周和宋金刚的威胁虽然解除了，但李唐王朝并不能在整个河东之地完全控制局面，尤其是北方的马邑。 刘武周北逃突厥时，经过马邑，他见到了苑君璋，想起他曾经对自己的告诫，“不要南进”。 言犹在耳，自己不听忠言，如今一败涂地，愧悔交集之下，不由痛彻心肺，他流着泪说道：“不用君言，以至于此。” 但后悔已经无济于事，马邑已没有他立足之地。 他只能继续北逃，以寻找新的机会。 刘武周时代彻底落幕，但马邑对于突厥至关重要，他们需要控制这块土地，以成为和李唐之间的缓冲地带。 马邑必须被突厥掌控。 于是，他们准备扶植另一个傀儡。 苑君璋被推向前台，他重掌马邑，突厥按照刘武周时代的模式，同样派兵直接助阵。 马邑，终究是李唐王朝不可触摸之痛。 但这种局面，随着唐朝和突厥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当天选之子李世民登上皇位，多事之地，传奇之所马邑还会精彩纷呈。 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突厥的志向并不止于马邑，他们趁着刘武周之乱，大捞了一笔。 在李唐和刘武周开战时，在唐朝的外交攻势下，东突厥处罗可汗派了二千兵马，表面上说是帮助李唐对抗刘武周。 但是于李唐而言，这实际上是引狼入室，但他们无法拒绝这种不请自来的好意。 这支部队实际上充当起战事的观察者和监控者的角色。 他们当然没有真正参战，但等到战争结束，他们却等来收割胜利果实的机会。 晋阳是他们的目标。 自李渊太原起义以来，对待突厥的政策都是厚贿，怀柔，送钱送物送女人。 这种政策的屈辱性，即使是李唐内部高层，都认为太过屈辱。 但李渊有着明确而清醒的认识，在他没有完全统治天下以前，对于这个惹不起的靠山，他即使没有想过倚仗他们的武力支持，但绝对不愿意和他们交恶。 这可以从西突厥处罗可汗之死得到明证。 这是李唐王朝的国耻，多年之后，李世民依然无法释怀。 当年，西突厥处罗被射匮可汗击溃后，在他母亲向氏的招诱下，归顺隋朝，并且跟随杨广征伐高丽，颇有战功。 后来，他经历江都之变，杨广被弑，一路辗转，终于得回长安。 李渊授与他归义郡王的称号。 但怀壁其罪，他的身份害了他。 东西突厥虽然同出一源，但二者因为争夺大可汗之位，世代之间，连年征战，结下了解不开的深仇。 现在，东突厥处于全盛时期，他们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 他们要求李渊将西突厥处罗可汗交给他们，并且在长安将其处死。 一个是被当朝正式册封的外族郡王，并且是在自己的都城长安，要被外族人明目张胆处死。 这当然是一种侮辱，也是绝对的耻辱。 从这点也可以想见，当年李渊创业之始，确实是举步维艰，需要处处陪尽小心，可能一件事情没处理好，就会被突厥人打回原形。 李渊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违逆突厥的意志，但他从内心里非常抗拒，并且下意识地，想拒绝突厥的这种无理要求。 但政治，只讲利益，只讲实力。 在突厥绝对的力量面前，李唐王朝只得低下他高傲的头颅。 李渊的大臣们都上言劝说李渊同意突厥的条件，他们的理由非常充足，“保一人而失一国，后必为患。” 李渊当然知道其中的轻重，他犹豫不决，实在难以下定这个决心。 李世民也钻出来，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对，他颇有不忍地说道：“人穷来归我，杀之不义。” 话是这么说，理也是这个理，但李渊毕竟是个圆熟的政治家，其实，从他犹豫的一开始，西突厥处罗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 胳膊拧不过大腿，李渊只是缺乏一个说服自己服软的理由。 在东突厥使臣一再的催促之下，李渊只能同意他们的要求。 但是，或者是于心不安，他想让西突厥可汗走得轻松而无痛苦。 李渊设了一个酒局，在宴会之中，和西突厥可汗纵情饮酒，双方都喝得酩酊大醉。 然后，醉梦之中，西突厥可汗做了个糊涂鬼。 虽然他死得了无痛苦，但却不能再生存于世上，一个国家，连一个降人都保不住，当然是一种绝对的耻辱。 可想而知，二国在平常的交往之中，不平等和更不可思议之事，会多如牛毛。 现在东突厥在太原的军队就又做了一件让李唐王朝引以为耻的事。 他们在太原城中胡作非为，并且，在他们离开之时，将太原城中的美少妇、美少女掳掠一空，带回突厥。 但对这种强抢民女的行为，并州总管李仲文完全没有办法去制止，可能也无法去制止。 李仲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突厥志得意满，满载而归。 突厥得寸进尺，他们留下了一员猛将，还有几百兵马，表面上说是帮助李仲文防守盗贼，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监视，他们想把太原也变成另一个马邑。 全盛的突厥，在石岭以北的每个军事要点，都开始布防，太原以北，已全部成了突厥的势力范围。 这是一片巨大的领地，刘武周的入侵，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突厥。 但李唐也维持了在太原以南的统治，二者各取所需，形成了一种互相认可的短暂的平衡。 李渊必须暂时保持隐忍。 因为，他的终极目标，统一全国的大业，已进行到关键时刻了。 中原地区，东都洛阳，现在已乱成一锅粥。 李渊看到他们在对他招手，他将加入这个游戏，并且成为唯一的胜者。 在这个游戏中，失败者将一无所有，胜利者将赢得一切。 胜者为王，赢者通吃。 要想逐鹿天下，洛阳必下。 东进！ 第191章 黄亭涧杀降成名 洛阳城引狼入室 问鼎天下，必先据洛阳。 现在洛阳附近主要有三大势力，几乎无日不战。 一是李密，二是隋朝越王杨侗，三是杨广派来剿匪的王世充。 杨侗是地主，李密要造反，而王世充名义上是杨侗的支持和守护者，但情势的发展，却让他发展成独立的势力，再不可被压制。 王世充是杨广的心腹爱将，杨广认为他既忠诚，又有用。 当时中原告急，洛阳危在旦夕，杨广举目一看，偌大一个帝国，整个南方，还能拿得出手的将领，只有王世充了。 于是，机会降临到王世充头上。 当然，在此之前，他等待这个机会，已经蛰伏了很多年。 王世充确实是个人才。 他本来是个胡人，但自魏晋以来，胡汉合一，他的出身并没有受到歧视，相反，自他爷爷早死之后，他奶奶攀上了一门王氏婚姻的高枝，于是他父亲和他自然就改姓王氏。 王氏是当时的显族大姓，这是一个天大的机缘。 很显然，在讲究出身和名望的现实世界，王世充靠着王氏家门的影响力，打开了进入隋朝政界的大门。 但他自身也具备足够的实力。 王世充颇涉经史，并且特别喜欢兵法，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还是一个法律专才。 更重要的是，他可能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除了精研法律条规之外，他还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和陈词者。 这让他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 面对那些和他辩论的人，王世充总是降维打击，当他进入状态时，妙语如珠，口沫横飞，别人虽然知道他讲得有些是歪理，却找不到可以驳斥他的方法。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他也许可以成为隋朝第一大状。 但王世充有更远大的追求，当他看到隋末局势动荡，人心思动时，便开始早做谋划。 他有优势。 他假公济私，对于入狱的盗贼，枉法树立私恩，替他们开脱，让他们无罪释放，并且开始暗中结识各地豪雄，在他周围也聚集了一批亡命之徒。 这让他在黑白二道都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圈子。 但他本来只是个文吏，要想真正领兵打仗，执一方之牛耳，还需要莫大的机缘。 王世充做了一个二级跳，先给自己争取到了讨好杨广的机会。 他当时任江都郡丞，杨广也长驻江都，近水楼台先得月，王世充全力发挥他的另一项本事。 那就是他非常善于揣摩杨广的喜好和意图。 于是，他刻意卖弄，曲意奉迎，每次奏事，都精心准备，他所讲的话都切中杨广内心深处的想法。 这让杨广对他印象深刻，但这当然还不够。 于是，王世充准备来点实际的。 他同时兼职了江都宫监，他挖空心思，装饰亭台楼阁，搜罗天下珍奇，贡献给杨广。 这满足了杨广好大喜功，务精务奢的心态，杨广在心里认定王世充，这是一个可以办事的人。 如果在安稳的世道，王世充充其量只不过是个阴谋家而已。 但王世充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很快等来了领兵的机会。 事情起源于杨玄感之乱，普天之下，南北大地，纷纷揭竿而起。 江南刘元进也趁乱攻城掠地，杨广虽然派了二个大将围剿他，但他们看到江南乱势已成，知道不是短时间可以肃清，于是，他们准备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 这惹怒了杨广。 他在江都做过十多年藩王，江南被他认为是自己的大本营，他要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再加上御史们见风使舵，上奏说这二个将军，一个怯懦无能，一个战败无用。 这让杨广有了口实，他本来就觉得小小盗贼，隋朝的正规军一临，对手自然是土崩瓦解，手到擒来，但江南的战事，迟迟没有结果，杨广怀疑是将军们养寇自重。 于是，他大手一挥，二个将军，一个被问斩，一个被召回京城，在回京的路上，剩下的一个也忧愤恐惧，竟然一命呜呼了。 这给了王世充机会。 杨广决定启用淮南兵来对付江南的叛乱，并且，为了证明自己知人善用，他准备启用新人。 于是，文官王世充因缘巧合，成为统兵的将领。 王世充完美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深知杨广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心态，立即率军渡过长江。 换帅如换刀，相对于兵油子，王世充的好处是显而易见。 他是真打。 在江南，他敏锐地捕捉战机，并且每一次都用尽全力去战斗。 而反抗军不过都是一群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战斗力不可能比得过隋朝正规军，毫无疑问，王世充连战皆捷。 杨广非常开心，觉得自己英明神武，真正是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但王世充知道，仅仅是打几次胜仗，远远不能满足杨广之心，他需要快速扑灭这次叛乱，但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敌军好象杀不完，将他们打败一次，但下次他们的人数似乎更多了。 王世充当然不会，也没必要去追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目标，是解决这种情况的发生。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他先选择了一部分率先投降他的叛军，在通玄寺佛像之前焚香立誓，和他们约定：投降不杀。 这是一招狠招，也是诛心之计。 因为自南梁以来，江南之人，笃信佛教，佛前立誓，就需要敬天爱人爱己，是一种非常虔诚的自我许诺，具在极高的道德约束力，在老百姓之间，已形成朴素的认识。 于是，王世充不杀降者的消息传遍江南，相对于以往隋朝官员，抓住反叛者就地正法的严苛，王世充似乎给了大家一条活路。 那也是生的希望。 叛乱者们本来就是官逼民反，能求生，为什么非要找死？ 于是，他们纷纷放下武器，向王世充投诚。 王世充的招降取得了完满的结果，有三万多义军归降。 但等待他们的将是悲惨的命运。 王世充在这里展示出他做为一个胡人的狡诈反复和残酷冷血，他将曾经的誓言，只是当成一种达到自己目的的欺骗。 誓言只是一场作秀，也只是一种手段，对于弱者而言，那是保证，但对于强者而言，早已跳出誓言的约束。 他们一切以结果为导向。 黄亭涧，这是一个充满诗意，但也充满血腥的地方。王世充选择在这里，将这三万人全部坑杀。 刘元进在江南的叛乱，就这样被王世充一举荡平。 如此短时间，就能建此不世之功，王世充让杨广耳目一新，认为他才堪大用。 王世充以战功征服杨广，这是能力。 同时，他也抓住机会，表现出对杨广的忠诚。 当年杨广北巡，在雁门被突厥几十万大军围困，眼看就要做俘虏，情势紧急之下，召集各地之兵，北上勤王。 王世充表现突出，这也是他的另一项特质，他有非常强的表演天赋。 他征发全部江都之兵，星夜兼程，赶往雁门，一路之上，蓬首垢面，悲泣无度，铁甲随身，藉草而卧，随时准备战斗。 这种忧国忧君的赤诚，让王世充收获了杨广的信任，也将得到他的重用。 于是，王世充当了隋朝的救火队长，活跃在江淮之间，马不停蹄地平叛。 这是王世充的高光时刻，他战无不胜，声誉鹊起。 以致于杨广认为王世充确实是国家的栋梁，隋朝的忠臣，他曾经亲自端着酒杯，向战胜归朝的王世充赐酒。 这是一种殊荣，也代表杨广对王世充彻底的认同。 到洛阳围急，越王杨侗向杨广请求救兵之时，王世充成了当仁不让的首选。 他的历史即将到来。 但他还要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苦逼生活，因为他将遇到他一生的苦手。 那就是李密，现在叫魏公，他将在王世充的见证下，达到他的顶峰，又瞬间跌落神坛。 第192章 双头制隐患难除，绝代双骄成水火 如日中天的李密已成为河南，甚至隐隐是整个天下的霸主。 李密和王世充是彼此一生的苦手。 他们小战百余次，大战五次，李密对王世充基本呈现了辗压的态势。 但王世充败而不死，这也足以证明李密虽然一世枭雄，但却并非是真正的天选之子。 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让王世充在第五次战役中，抓住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一举击败李密。 和李渊相比，李密始终是那命差一线的人。 李密一败之后，不思再起，竟然以中原盟主的身份，西归关中李渊。 如果李密有项羽不肯过江东的绝决，也许他还能与天相斗，胜天半子，但他却以天纵之才，自陷泥淖，终于沦为尘埃。 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会想起当年自己对杨玄感的评价，“楚公好反，而不欲胜。”。 而回想自己，中途退出，自毁一世声名，何曾又有半点不同？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但在最后一刻，他心中一定会涌出一句话，不想当皇帝的造反，不是好造反。 但在河南，在中原，在洛阳附近，当他和王世充龙争虎斗时，李密信心满满，他享受战场上带给他的成就，也享受胜利的刺激。 他将给刚刚北上的王世充一个下马威。 事实上，在王世充到来之前，李密已经在东都洛阳附近，和隋朝进行了几次惨烈的攻防战，双方核心争夺的焦点，是洛阳周围的几个大粮仓。 在乱世，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可以立即聚焦百万雄兵。 因而，隋朝创建了义仓制度，积谷防饥，当然也防战乱，而终杨坚杨广二朝，绝大部分时其，国内政局平衡，人民得以安生，短短二十多年，就积累了令人惊叹的财富。 以东都洛阳为例，附近几大粮仓的储积，即使到唐朝建立十几年之后，唐朝君臣还念念不忘地赞叹神往，认为隋朝的粮仓存米，有些竟然还有可以支用几十年。 在战争年代，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 李密投靠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时，就曾经以二个高瞻远瞩的建议，成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一是招降周围小股义军，二是夺取隋朝的粮仓。 李密的策略切中时要，一是抢人，壮大队伍，二是抢粮，可以打持久战。 这二个方面，让瓦岗军脱胎换骨，成为中原群雄的龙头。 得陇望蜀，壮大之后的李密，要想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就没有第二个选择，他必须拿下东都洛阳，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霸主。 于是，才会发生李密三攻洛阳，四据回洛仓，五战王世充的精彩故事。 李密虽然想占据洛阳这个居天下之中的东都，但他却似乎没有掌握拿下洛阳的钥匙，屡屡在洛阳城下铩羽而归。 但他也不是全无收获。 在他的扫荡之下，李密收获了除洛阳城以外，几乎所有河南的土地和人口，中原各地的义军，在他声势涨天之际，都表示愿意以他为龙头，在他的领导下，合纵连横。 中原的霸主之位，李密完全居之无愧。 在乘虚而入，出其不意进攻洛口仓，一战而下之后，东都洛阳也发现，李密这支军队似乎与另外那些烧杀抢掠的反抗军有所不同。 他们似乎在用正规军作战的方式，来对付政府的军队。 这令他们不安，而刘长恭讨伐李密全军覆没，更加印证了他们的判断。 至少裴仁基就有这种判断，他觉得李密是那个真正正确的人，他倒戈投向李密。 裴仁基走投无路，是不得不为。 他当时是隋朝大将，驻守虎牢，这是洛阳往东，最优越的战略要地之一，能成为虎牢守将，都是智勇兼备的雄才。 但裴仁基现在驻扎在百花谷，他非常惶恐。 他要出大事了。 一是他本来应该和刘长恭一起夹攻李密，但他失期未至，这直接导致刘长恭被李密击破，罪责重大。 这重要的是，他和监军御史萧怀静互相对不上眼，已成势若水火之势。 起因是裴仁基的无私，他每次将攻战所得的财富，全部奖赏给士卒。 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主流的做法，因为，带兵打仗，做官领导，上下都要打点，需要有相当的花费，这需要额外的横财式的收入。 现在，裴仁基将所在收获，全部赏给士兵，那留给萧怀静的就非常少。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将直接影响他的前程。 于是，他制止了裴仁基的这种分赏行为，毫无疑问，这引发了士兵的怨气。 萧怀静为了压制裴仁基，他利用职务之便，频频上书，揭露裴仁基各种家长里短的罪证。 新仇旧怨一起算，裴仁基找不到路，也看不到希望，他心中惶惑，无法开解。 李密真是大才，他非常精准地地把握住了裴仁基进退维谷的心态。 二军相战，攻心为上。 李密准备招降裴仁基，他派出使者，带上重赂，并且许以高官厚禄。 继续呆在隋朝，始终难以免祸，跟随如日中天的李密造反，这似乎是一条明路。 于是，裴仁基斩杀萧怀静，纳个投名状，然后举军投降李密。 得此大将，如虎添翼， 李密将裴仁基和他万人敌的儿子裴行俨都封为上柱国。 他虽然在打败刘长恭一战成名，而被称为魏公，也单独建立了蒲山公营，但他也面临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 他并不是瓦岗军中的元老，只是一个中途加入者，创始人和深得人心的翟让一直在军中。 并且现在这支队伍的核心和主力，都还是瓦岗军成为台柱子，这种力量，肉眼可见。 瓦岗军元老们对李密的态度，一样也和对待翟让时，有所不同。 李密加入瓦岗军时日较短，如果是平时，他可以慢慢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培植自己的亲信。 但是，他没有时间了。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李密忙于求生存，同时也必须尽一切努力，壮大自己的势力。 哪怕这种力量，偷或抢，或别的手段得来。 在瓦岗军中，论声望，李密居首，但若论真正的影响力，翟让是不可置疑的龙头老大。 即使李密可以招降了无数个裴仁基，即使河南和天下的群雄，再怎么推崇李密，如果只在瓦岗军中而言，李密始终只是个外来者。 原住民，永远和外来者，有深深的隔阂。 这种双头领导体制，将帅名不正言不顺的困局，如果能得到适当的疏导，或者可以延缓矛盾的发生，但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之上，所有的仁慈将会被视为幼稚可笑。 谁够狠，谁才能活得下去。 李密决定成为更狠的那一个。 因为，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他必须要做出选择。 瓦岗军内斗的时间，已经无限逼近了。 谁先挑起内斗，已没有意义，双方都有内在的驱动力，去抢夺老大的位置。 因为，任何一支军队，只可能有一个老大，即使在某个时期，双雄并立，时间一到，必然是一方退出，或直接消亡。 单头领导是事所必需的。 这是人心，也是人性。 李密得到了一个消息，他安插在翟让府中的探子回报说，司马王儒信劝翟让自立为大冢宰，以便抢夺李密的权力。 翟弘，翟让的亲兄弟更进一步地劝说翟让：”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 这是赤裸裸的火拼宣言，但翟让仅仅是大笑而已，既不处罚翟弘，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或者，翟让始终只是个乡野村夫，他不明白，也还没有接受政治和权力斗争，是一种你死我活，没有仁慈和道德可以讲的游戏。 又或者他认为，局势尽在自己的掌握。 李密只不过是自己推出来的打工者，一旦时机成熟，他就可以逐而代之。 实际上，翟让也许并不是真的完全认可李密，更不要说臣服于他的权威，确切点说，从明面的位置上讲，翟让是位于李密之下，但在实际处理事物时，翟让暴露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他并不把李密放在眼里。 崔世枢，原来依附于李密，但翟让丝毫不顾忌这一层关系，他将崔世枢私自关押起来，并且还是在李密追查不到的自己家里。 原因非常简单，翟让要崔世枢上交金银财宝，但数量远远不够。 翟让见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简单粗暴地想要加重处罚崔世权。 这实际上透露出在权力双轨制状态下，翟让可以跳出李密的体系，而独立存在。 更为夸张的一次是翟让处罚李密元帅府记室，这已经是李密最亲密和最重要的部下之一。 而处罚的原因，也是非常荒唐的。 竟然是因为和翟让相约赌博时迟到了，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翟让不依不饶，竟然当众重罚责杖八十，当然，也许真实的原因，并不是赌博迟到。 打狗还得看主人，何况是一军之主李密的核心人员，这难免会被人视为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示威的象征。 这些零碎的事情，日积月累，明眼人看在眼里，都知道风暴即将来临。 第193章 鸿门宴翟让授首，真枭雄李密成龙 翟让的手伸得太长了。 房彦藻事件，足以让人引以为戒，心神俱惊。 房彦藻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曾经参与杨玄感叛乱，并且和李密相识于微贱之时，可谓是李密的铁杆。 当时他的职位已经是李密元帅府的长史，这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如果李密得天下，当上皇帝，他可能位居宰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翟让并不管这么多，他曾经大言不惭地对房彦藻说：“君前破汝南，大得宝货，独与魏公（李密)，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 这种赤裸裸的索贿和威吓，非常明显地反映出李密在翟让心中的真实地位，很难简单地认为，翟让仅仅是想求得钱财而已。 李密和翟让不同。 李密出生于官宦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各种残酷血腥的宫廷政治和仇杀，他比翟让更冷酷，也更现实。 他非常明了和奉行，谁更狠谁就能活下去的丛林法则。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但李密也有顾虑。 因为现在他这支军队的主力，班底还是翟让的嫡系，但是，他似乎也没得选择。 事到临头，退避三舍，或是委屈求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事情紧急，先发制人。 房彦藻和司马郑颋一同向李密建议道：“（翟）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 李密心中对此事早有思考，他也直接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今安危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 但李密方面，确实感受到了来自于翟让的实质压力，现在大敌当前，可能还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一旦攻下东都洛阳，他们被清洗的可能性太大。 与其到时间再撕破脸皮，与其我为鱼肉，不如掌握主动。 郑颋坚决反对说：“毒蛇螫手，壮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无所及。” 李密本人认可这种判断，也一直在思索解决之道，选择在战场之上，大胜之后必劳军这个时间点，似乎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于是，李密置酒宴请翟让。 当时，双方表面上都是相安无事，并没有出现大的裂缝，翟让欣然赴会。 但这是鸿门宴，翟让将再也无法看到明天的太阳。 按照惯例，全军重要的官僚，还有他们的卫士们都参加了此会，但李密的最终目标是翟让。 于是，他对翟让好整以暇地说：“今日与达官饮，不须多人，左右止留数人给使而已。” 李密为了不让翟让起疑心，先把自己的卫士支出去，但翟让似乎还是有点犹豫，他的左右侍卫，没有听到翟让的命令，依然站立不动。 房彦藻出来助攻，他施施然地说道：“今方为乐，天时甚寒，司徒（翟让）左右，请给酒食。” 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拒绝的理由。 在元帅府中，喝酒娱乐赌博看节目，是固定的节目，一众侍卫难得有这种清闲而放松的时间，也难得有这种不花钱娱乐的机会。 大冷之天，烤火喝酒，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 侍卫也是人，他们一样有正常的需求。 来到戒备森严的元帅府，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风险，翟让的安全当然有保障。 翟让卫士们当然是想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他们的心早就已经飞走了。 但没有翟让的命令，谁都只能坚持站岗。 他们的神色和态度出卖了他们，翟让看到他们一个个跃跃欲试，人心已动。 李密在旁边再烧了一把火，他直面翟让，语气雄豪地道：“听司徒（翟让）进止。” 翟让对于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不为己甚。 况且李密如此一说，如果自己再不表态，就真成了侍卫心中的千古罪人了。 于是，他只能顺势回应道：“甚佳。” 翟让将手一挥，侍卫们如获纶音，飞也似的跑出去享受李密早就准备好的节目。 翟让本人也掉经轻心，他完全无法想象，在现在战事吃紧的当口，李密会有诛杀自己的计划。 因为，当时瓦岗军还是他说了算，临阵诛杀主帅，难免军心不稳，甚至全军会立即陷入崩溃。 但他低估了李密的决心和野心。 李密完美地进行了他的第一步计划，现在侍卫们已被全部被去走，他立即进行第二步计划。 李密是个非常精细，也深谙人性，他的这个计划，充分考虑到了翟让本人的特点和他们现在的关系。 在正式进食前，李密拿出来一张制作精良的弓，自古英雄爱美人，但他们对于精良的武器，一样会奉若至宝。 翟让见到这张宝弓，双眼发亮，他是识货的人，这张弓毫无疑问是出自当世大家的之手。 李密看出了翟让的兴奋，他知道鱼已上钩。 李密将弓递给翟让，让他上手一试。 翟让见猎心喜，这种好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于是，他站起了身，站立、凝神、发力，开弓满引。 一气呵成之下，这张弓炫出了耀人心魅的神采。 翟让的时间到了。 当他拉满此弓，旧力用尽，新力未生之时，李密身边唯一留下的带刀侍卫蔡建德，突然从翟让身后窜出，抽刀砍向翟让。 躲无可躲，这是必死之局。 翟让中刀之后，一口真力全部倾泻而出，发出了比平常大得多的惨叫，声若牛吼。 翟让死。 这种完全突发的情况，让局势立即失控。 翟让手下第一大将徐世绩亡命出逃，在李密元帅府门口被守卫砍伤，眼见性命不保，幸亏李密一方早有准备，他的心腹王伯当阻止了守卫们的进一步伤害。 翟让去后，这是瓦岗军的希望，李密还需要徐世绩稳定大局。 李密知道时间紧迫，他需要表明态度，他当着众将的面信誓旦旦地说道：“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翟让）专行贪虐，陵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 于是，他命令卫士将徐世绩扶到帷幕之下，亲自为他包扎伤口，李密的这个举动，迅速稳定了李密府内翟让部众的情绪。 局面稳定下来。 元帅府外，翟让的军营立即收到了事变的消息，作为翟让的旧部，他们害怕被残酷清算，准备一窝锋散开逃跑。 军队聚而复散，人心就散，将再不可用，这是李密必须避免的事，否则，虽然杀了翟让，但却无兵无将，谁来打仗？ 他派遣翟让属下猛将单雄信去安抚他们。 单雄信也参加了刚才的鸿门宴，他见机得早，跪下向李密表示效忠。 在紧要关头，李密只能先派翟让的旧部去安抚他的同事们，传递他只诛杀翟让一家的信息。 这是必要的，但却还不够。 李密表现出他枭雄的素质，他准备赌一把。 李密为了展示自己敢作敢当，并且言而有信，他在单雄信之后，他竟然匹马驰入翟让的旧营。 他准备用自己的性命，向原来翟让的旧部做一个无声的演讲。 他要亲自招抚他们，他要向他们宣告，他李密虽然杀了翟让，但他依然是天下一等一的英雄，他配得上他们的追随。 李密这种非常冒险，但又非常具有诚意的行为，获得了翟让一系人马的认可和效忠。 一场巨大的政治风险，被李密完美而快速地平复。 王世充洞若观火，他早就知道，李密和翟让必然发生内讧。 他将在那个时间点，坐收渔翁之利，但想不到李密真是当世枭雄，一场如此大乱，改天换地的行动，竟然被如此无声无息地解决好了。 这是一场接近完美的武力斗争，很难再找到比李密的解决方式更好地解决之道了。 王世充心中非常失望，但同时，他也对李密生出惺惺相惜之意。 他颇为心服地对部下说道：“李密天资明决，为龙为蛇固不可测也。” 翟让已死，瓦岗军进入李密的时代。 李密，实在是隋末群雄中，那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但天命弄人，他却不是老天选中的那个唯一的一个。 第194章 西入关南柯一梦，托非人事难成功 曾经有一次机会，摆在李密面前，可以胜过李渊，但李密没有把握住。 天道幽远，人事怎可胜天？ 东都洛阳，成为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把李密死死拖住。 逐鹿中原，必得洛阳。 李密对洛阳发动过三次大的战役。 第一次他派遣孟让和裴仁基全力攻城，但遭到东都守军的顽强抵抗，全军覆没，二个人单身匹马逃归李密。 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洛阳确实是天下坚城，除非其从内部分崩离析，如果只是正面强攻，无法被攻克 但以当时情势，李密如果要西进长安，或是在中原争霸天下，洛阳是必须攻克之城。 于是，李密发起了第二次战役。 柴孝和提出了一个上上之策，他让李密做二手准备。 柴孝和高瞻远瞩地说道：“秦地（关中）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望洛口，明公（李密）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 也许，这是柴孝和在洛阳坚城之下，发现他们有可能攻不下这座城市时，想的退路。 也许，他确实具备前瞻的高超战略眼光。 越过洛阳，直入长安，确实是最佳的选择。 当时，李渊还没有西入长安，如果李密能采纳这个建议，那创立新朝的那个人，未必是李渊。 同时，柴孝和更进一步做了规划，他满怀深情地说道：“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东洛，传檄指伪，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竞起，实恐他人先我，一朝失之，噬脐何及！” 事后来看，这是李密得天下唯一的机会。 作为当世战略大家，李密其实早就考虑过这一个政策，但他也有不得己的苦衷，一如当日，他向杨玄感献上三策，而杨玄感只能取其下。 时易时移，境遇一也，或者，这就叫天命吧。 李密显然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乃上策。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是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雄雌。若然者，殆将败矣。” 李密说所确实是事实，这也是他和李渊相差的那个微弱一线。 他的顾虑并不是多余，山东之士卒，如果没有荡平洛阳，那西入长安，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久处思动，难保不反噬李密。 这和杨广当年南下江都，带走关中骁勇，久而思归，终于杀弑杨广就可以得到明证。 并且，最核心的一点是，李密内部存在的隐患。 李密入关，所留群雄，不止是互不服气，互相相斗，即使李密亲自留下，也还是需要和翟让火拼。 归根结蒂，就是李密最大的弱点。 他的根基不稳。 如果顺风顺水，那自然万事大吉，但一有风吹草动，他的部下，难免出现分化。 但李渊的处境要优胜很多。 他所领导的军队，要更加纯粹和干净，那是李密想求而不可得的局面，为了处理和平衡内部的关系，李密需要耗费巨大的心血和精力。 他这一生，最后的选择，也直接取决于他军队的内部派系关系。 李密，成于瓦岗军，也败于瓦岗军。 柴孝和站得高，看得远，他坚持西入关中。 “诚如公（李密）言，非所及也。大军既未可西出，仆（柴孝和）请间行观隙！” 李密毕竟是一代枭雄，虽然他无法自己亲自率兵入关，但是，他完全认可柴孝和的策略。 他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这也是一个可能胜过李渊的方法。 李密想看看天命，他委派柴孝和全力经营关中。 于是，柴孝和率领几十个亲随，作为李密的招降大使，一路向西，招降纳叛。 李密当时已是众望所归，兵锋甚锐，河南之地，可以说是所至皆下。 虽然他是第一次派部下西去招降，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柴孝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万多陕县的山贼，全部归降李密，这似乎是个梦幻般的开局。 但天不佑李密，他不是那个唯一的人，他也需要给那个真正的天选之子李渊，腾出位置。 于是，在李密亲自指挥，全军第二次进攻东都洛阳时，他遭遇了一生之中，从没有过的惨败。 当时，李密对于洛阳城势在必下。 他属下的部队，战意也非常强劲，李密所部屡次和洛阳的守军短兵相接，近身肉搏，互相残酷厮杀。 但当时洛阳并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守军还有二十万人，他们内部，也并没有出现分崩离析的状况。 这源于杨广留了一手好牌。 他虽然好大喜功，但确实颇有识人之明，更确切点说，杨坚留给洛阳的忠臣义士太多了。 杨广留在东都的核心高层，全心全力辅佐越王杨侗。 人心齐，则大事可济。 当此上下一心，有兵有将之际，仅仅靠着冷兵器杀敌一千，自损作百的杀伤，无法伤及洛阳的根本。 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李密此次进攻，必定又一次无功而返。 洛阳，必须从整体上和战略上着眼才可能被攻克，而洛阳城，绝不会屈服于具体的战斗， 更严重的是，李密在一次战斗中，竟然被流矢所中，只能卧床休息。 主帅临阵受伤，大不吉利，于是，一时之间，谣言四起，李密部队的军心开始动摇。 洛阳守军趁机乘势杀出，李密军队溃败，只能狼狈奔向回洛仓，遭到王世充五万精锐的追击。 战有胜败，在所难免，但在这次战斗中，李密最惨重的失败，是他失去了柴孝和。 柴孝和在撤逃跑时，溺水而亡。 和柴孝和一起沉入冰冷江底的，是李密西进的唯一机会，那也是他做皇帝的雄心壮志，是他最后的希望。 从此之后，李密只能坐视李渊入关，也只能困守河南一地，虽然他还有更高光的时刻，但那都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正如李渊以透视眼般的冷静，很早前做出的判断，李密，不过是替他拖信了洛阳城杨侗和王世充的援军。 天下之将，又有哪一个比李密更胜任这个工作呢？ 有了李密高效的战斗，李渊才可以在关中得遂大志，才可以有时间和空间，扫平西部了西秦和西凉，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河东和刘武周的决战中，大获全胜。 李密始终是那个命差一线的人。 李密虽然没有做成皇帝，但他始终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真正的枭雄。 但这世界之上，有英雄，就必有狗熊。 宇文化及，就是一只最大的狗熊，或者说，他只是个没有头脑的苍蝇。 江都杀弑，杨广授首，隋朝事实上被宇文化及灭了。 但宇文化及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政治理想，更没有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胸怀，他只不过是被乱兵临时推上前台的一个代言人。 江都弑逆的这群乱兵，是杨广从北方带去江都的几万骁果，他们战斗力非凡，都是关中人士，这既可保证了他们的忠心，同时也能保证对江南的统治。 毕竟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力量，才能决定一切。 有这样一支精锐军队，在江南，足够横行。 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骁果们忠于杨广，但那有个前提，他们能衣锦还乡，毕竟，北方是他们的故土，也是他们的荣耀和魂牵梦绕的地方。 但他们发现，这个最基本的愿望都达不到了。 因为，杨广准备永远呆在江南，呆在烟花三月，水软风柔的江都，再也不回北方去了。 落叶归根，人总会有浓浓的乡土情结，就是要死，那也要回到家乡去死。 在骁果们私自叛逃了几次，都被杨广无情剿杀之后，他们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挺而走险，举兵造反。 杀掉杨广，然后再回关中。 他们做到了。 杨隋在江都的整个皇族，还有很多大臣，都被诛杀殆尽，但宇文化及还是留下了秦王杨浩做个傀儡皇帝。 他被幽禁起来，画画押，聊备一格而已。 隋朝，事实上已经灭亡了。 骁果们达到了目的，接下来，何去何从？ 这是一支非常强大力量，他们还握有十万精锐，如果不是杨广的倒行逆施，强盛如斯的隋朝，怎么可能一朝之间分崩离析？ 因为骁果的将领们威望，资历不够，他们要想真正成事，只能临时推举宇文化及作为领导者。 可是，他们所托非人，宇文化及实在不是这块料。 他只不过是因缘际会，被他弟弟宇文智及赶鸭子上架，硬推上前台。 第195章 才不堪用勉为难，二代忠义报杨广 宇文智及更非大才。 他做尽天下丑事恶行，不仅是个纨绔子弟，更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他曾经被他的父亲宇文述，那是杨广一朝权势熏天，最受宠信的大臣，亲口判定，“必族灭吾家。” 宇文述一生历经大风大浪，颇有知人之智，也有知人之明，他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杨广北巡雁门时，这二兄弟犯事了，他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绕开隋朝的官市，私下和突厥交易。 按律，这是死罪。 作为忠臣，宇文述应该遵纪守法，法不私亲，但作为父亲，他只能向杨广求情。 令人非常吃惊的是，宇文述只想让杨广赦免宇文化及的罪过，而对同样是亲儿子的宇文智及，却不闻不问。 虽然杨广法外开恩，最终免除了他兄弟二人的死罪，但可以看到宇文智及在亲生父亲心中的地位。 事实证明宇文述并没有看错他。 骁果弑逆，宇文智及是积极的参与者，并且在群龙无首时，他将亲哥宇文化及推出台面。 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要被迫参与谋反，这是杀头灭族的大罪。 宇文化及何德何能，根本承受不起，但当他被乱兵裹挟，勉强答应后被扶上马时，一路之上，他也只是俯首无言，提心掉胆，全无生气。 但杨广早已失尽民心，隋朝已经了无生机，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些事情的发生，只是骁果们抢了先而已。 因而，江都内部的叛乱出人意料之外地顺利。 杨广虽死，这支庞大的军队何处何从？ 他们决定北上，回归关中。 远离故土和亲人，回乡无望，这是他们叛乱的根本原因。 但他们在杀了杨广之后，还要北上，在战略上，却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因为，天下之大，已无他们容身之处。 杨广虽然已经身首异处，隋朝却是天下正朔所在，骁果们即使尊奉秦王杨浩为帝，但他们无法洗脱弑君的罪名。 普天之下，已无他们容身之处，他们已成人人喊杀的逆臣贼子。 而回归关中，几千里漫漫长路，这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在旧世界已经失去位置，也失去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他们唯一的生路是自己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如果以此为标准，江南，才是他们新生的地方。 但骁果们不这么想，宇文化及也不具备这种智慧和领导力。 他们按照以前的计划，北上回归关中，这是一条不归路。 一路之上，这支部队分崩离析，他们将承受他们本来应该承受的结果。 以逆生，必以逆死。 十万人开始一窝蜂北上。 他们先沿运河走水路，这多亏了杨广三下江都，修建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得以让他们省却跋涉之苦。 他们走得非常彻底，甚至带走了杨广后宫之中，无数嫔妃宫人，这种规模的行动，就是反方向的杨广下江都。 但是，匆忙之间，他们并没有时间再去造船。 骁果们采取了一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抄掠抢劫了江都所有民船，然后沿着大运河，浩浩荡荡西进。 但这一路上并不安稳。 杨广是名正言顺的大隋天子，骁果之中，受过杨隋二代大恩的有情有义之士，所在多有，他们虽然一时之间，只能委屈求全，但人活一世，恩义二字，重逾千金。 总有忠臣孝子会挺身而出。 麦孟才，是麦铁杖的儿子，当年麦铁杖随杨广征伐高丽，在辽河之役中，因为造桥失误，河桥竟然比辽河短了几丈，但当时杨广亲自督战，骁果们战意无限，都想在皇帝面前建功立业。 他们知道，此战有去无回，但他们毫不在意。 将军难免阵上亡，他们无愧骁果之名。 麦铁杖当时和儿子们一起出征，他主动申请过河作战，临行之前，他对儿子们说：“吾荷国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杀，尔当富贵。唯诚与孝，尔其勉之。” 麦铁杖战死辽河之东，但其英勇若神，奋不顾身的气概感染了杨广一军，为了激励士气，也为了表彰忠烈，杨广在战场上，在火线上，直接授与麦铁杖的儿子，承袭其宿国公，麦铁杖的三个儿子，都被褒奖为官。 麦铁杖本人死后，也被杨广以国葬的规格和等级下葬，甚至当朝威权最重的官吏宇文述也亲自执绋相送。 麦铁杖以忠烈死于国事，杨广也视他为国士。 现在，他的儿子，麦孟才也在西进的军队中。 麦氏一门忠烈，麦孟才宁愿象他父亲一样，站着死，也决不做反逆之人。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对宇文化及的护卫沈光说：“我等荷国厚恩，不能死难以卫社稷，斯则古人所耻也。今又俯首事仇，受其驱率，有何面目，何用生为？吾必欲杀之，死无所恨。公义士也，肯从我乎？” 麦孟才非常有眼光，沈光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少时就心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之心。 当年杨广再征高丽，沈光号称为关中数万骁果之中的最优秀者，他曾经满怀壮志豪情地说：“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当死于高丽，不复与诸君相见矣。” 沈光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辽东城之战，他在杨广眼皮底下，一战成名。 当时，他攀上辽东城，和高丽士兵短兵相接，在杀死十几人之后，寡不敌众被高丽人逼下城墙。 城高几丈，眼见沈光就会摔死城下，但他在未落地时，正好抓到一截绳索，沈光真是天下壮士，他凭索而起，竟然又攀上城墙，继续作战。 这让杨广印象深刻。 于是，他立即召见沈光，在战场之上，官拜朝请大夫，当场赐给他名马宝刀，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做近卫，经常解衣赐食给沈光，引为心腹。 当沈光听到麦孟才的建议时，不由泣下沾襟。 他想起了杨广对自己恩重如海，今日天人远隔，而自己还在苟且偷生，他决定一死以报杨广。 于是，他坚定不疑地对麦孟才说：“仆领给使数百人，并荷先帝恩遇，并在（宇文）化及营内，经此复仇……万世之功，在此一举，愿将军勉之。” 他们准备里应外合，由麦孟才在外召集几千人马，然后沈光从内营发难，一举击杀宇文化及。 这本来是个天衣无缝的计划，有很大的成功可能性。 但问题出在沈光身上，他押上了自己身家性命，本人并没有退缩。 可是，他虽然勇猛无双，却不是搞阴谋的行家，为了保险起见，他想拉进更多的人手，就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陈谦。 沈光不知道，要完成突袭，根本不在人多，出其不意，秘密其事，一举成功，才是要义。 陈谦显然是个小人，他立即找到了一条升官发财之路。 于是，他将沈光谋反的消息上报给宇文化及。 宇文化及大惊，如果不是有人通风报信，自己差一点就做了个冤死鬼。 他心中惶恐，非常忌惮地说道：“此麦铁杖子也，及沈光者，并勇决不可当，须避其锋。” 于是，赶紧逃出军营，并立即部署抓捕行动。 沈光察觉到了异常，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准备了，他想和时间赛跑。 沈光连盔甲都没有披，轻身提刀，带领手下几百兄弟入营搜寻宇文化及。 但人去营空，宇文化及早已不见踪迹。 于是，沈光和几百个兄弟同日战死，战到最后一人，也没有一个人投降。 沈光死，麦孟才也死。 忠于杨广的忠义之士，在此战之后，也全部被肃清，杨隋一朝，最后的骨气，也雨打风吹去。 但宇文化及内部很快又产生了严重的内讧。 这来自于骁果的反对。 骁果在江都的首领是司马德戡，他是实力派，但因为自身资历和威望不够，在造反行动中，只能推举别人为首领，才可能大树底下好乘凉。 但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问题。 他们这支队伍，就象是一群没头没脑的苍蝇，盲动乱窜，看不到一点希望，他觉得问题出在他们推举的首脑，竟然完全没有头脑。 司马德戡非常后悔，他私自对赵行枢说：“君大谬误我，当今拨乱，必藉英贤；（宇文）化及庸暗，群小在侧，事将必败，若之何？” 他对宇文化及已经失望透顶。 跟随宇文化及，必败必死无疑，他们需要重新规划未来。 第196章 一乱再乱成散沙，你好我好暂结盟 分裂再一次出现。 骁果们一路向北，到达彭城（今江苏徐州），水路堵塞，已经无法通行。 于是，全军只能上岸，水路行舟，陆地之上，就需马驴了。 骁果们就地取材，将彭城本地用来耕地的牛车二千八辆，洗劫一空，全部充作行路的工具。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耕牛的被掠夺，意味着明年可能颗粒无收。 这当然是一种极大的扰民。 但宇文化及一路行来，本就无路可走，无处可依，说是官府，其实和流寇的作风差不多。 即使如此，二千辆牛车远远不够分配。 光是杨广的后宫人员和财富珍宝就装不下，于是，宇文化及下了一个命令，对于军用物资，全部由骁果们自己背负前行。 精锐军士，一下子变成了苦力，这难免引发怨声载道，但更让人担心的是，那些还有追求的人，已经从宇文化及一路的行为，看不到未来。 甚至，宇文化及已变成了另一个杨广。 他有样学样，什么都追求和杨广一样的享受，一个人就独享占据整个后宫。 并且，他每天听事，象皇帝般南向而坐，听任臣下汇报，自始至终，不发一言，即使需要现场解决的紧急问题，也默不做声。 他所做的，只是收取奏文而已，这是完全的怠政。 种种行径，无不显示，他虽不是杨广，可能胜似杨广。 于是，骁果开始离心。 司马德戡一番话，其实也是赵行枢心中所想，他信心满满地回答说：“在我等耳，废之何难。” 赵行枢这种认识，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他们是这支军队的核心领导，宇文化及当时也只是他们推出来的傀儡，他们确实具备颠覆宇文化及的能力。 但今时不同往日，一旦尊卑定位，名份高下有别，再想作乱，就没那么容易，并且十万大军，早已鱼龙混杂，也不是铁板一块。 更为重要的是，宇文化及早对他们有防范之心，他也享有有政治上的优势。 宇文化及先是将司马德戡的职位明升暗降，夺取了他的兵权，司马德戡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知道兵权就是一切。 他将所拥有的财富都献给宇文智及，拿人家手软，宇文智及不断替司马德戡求情说话，想要他让重掌骁果的指挥权。 司马德戡本来就是这支部队首先起义的元老，在军队中还有相当的实力，宇文化及还需要借助他的威望。 如果全部剥夺他的兵权，确实并不合时宜，但他想要再掌握大部分的的骁果，也不可能实现。 于是，宇文化及让司马德戡统帅后军，人数才区区一万，但也聊胜于无。 司马德戡不准备再等，他想立即行动。 但他似乎并没记住沈光和麦孟才的教训，那次叛乱是他亲自率兵镇压，血还未冷，他似乎就已经忘了。 他犯了和沈光一样的错误，他想最大程度地增多人手，以加大胜算，但人多心杂，在同一个地方，就出现了二次同样的错误。 有人把他也出卖了。 宇文化及掌握到实情，并不声张，而是派了宇文士及到后军去慰问司马德戡，以有备对无备，司马德戡轻松落网。 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意味着骁果内部已经开始分裂。 局势混乱，上下离心，甚至都不知道该相信谁。 宇文化及感到失望，他心有不平地对司马德戡说：“与公戮力共定海内，出于万死。今始事成，方愿共守富贵，公又何反也？” 司马德戡也豁出去了，他如实回答说：“本杀昏主，苦其**；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不获已也。” 司马德戡所说的实情，直指现在军队之中，不满宇文化及的领导，已是普遍情况。 杀一司马德堪，全军尽是司马德堪。 法不责众，宇文化及也没有力量去做大规模的清洗。 宇文化及妥协，他选择装聋作哑，只处理了为首的十几人，对其余人员，一律不予追究。 这支军队维持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一直北上西行。 前面是巩洛，那是李密的地盘。 避无可避，二大势力即将正面碰撞。 李密现在很烦恼。 现在他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宇文化及来自东面，而洛阳政权也对他一直保持高压。 尤其是宇文化及这支军队，虽然他们屡经内斗，但毕竟有十万人众，再加上都是各地的精锐部队，虽然他们是一艘必然沉没的小船，但在沉没之前，一定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 恐怕没有几支力量能正面抵挡。 和李密有同样心思的是东都的核心高层，他们认为，现在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 相对而言，李密不过是小贼而已，但宇文化及却是窃国的大盗，杀君乱政的国贼，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此仇不报，枉为隋臣。 他们准备妥协，也准备利用李密，让二虎相斗，自己得利。 盖琮很敏锐地看到这一点。 于是，他向杨侗上书献策招降李密，当共同的大敌出现，双方都面临巨大压力时，即使前一刻拨刀相向，下一秒依然能够同舟共济。 这就是政治。 东都的核心高层更是长于政治的老手，元文都深谋远虑地对卢楚说：“今仇耻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李）密罪使击化及，两贼自斗，吾徐承其弊。（宇文）化及既破，（李）密兵亦疲，又其将士利吾官赏，易可离间，并密可擒也。” 于是，东都定计。 他们派出盖琮作为特使，相谈招安李密的事宜。 李密当然知道洛阳的用意。 但这也是他目前所能取得的最优胜战略形势，事实上，不管洛阳态度如何，他和宇文化及必有一战。 因为，他挡了宇文化及西进的路，而宇文化及一路西来，并未受到抵挡。 挡路者必死。 李密和宇文化及，其实早已经真刀实枪，大战一场。 宇文化及兵锋甚锐，即使强悍如瓦岗大将徐世绩，见到宇文化及大军，也无法硬碰，竟然也只能放弃黎阳，退守仓城。 宇文化及自持兵多将广，直接挥军围攻仓城。 面对分分钟就会崩盘的压力，李密也被迫投入战斗，他亲自率领二万精锐，屯扎在清淇，和徐世绩烽火相应。 但他们采取了守势，深沟高垒，高高挂起了免战牌。 这显然是一种明智的策略，面对宇文化及这种具备强大力量的困兽，只有消磨掉他的锐气，才可能降伏。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李密也许考虑过很多种方案。 有一次，他隔水和宇文化及交谈，想看看宇文化及的真实意图。 他们同在隋朝为官，自然早就熟识。 于是，李密数落宇文化及说：“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父子兄弟，并受隋恩，富贵累世，举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谏，反行弑逆，欲规篡夺。……天地所不容，将欲何之！若速来归我，尚可得全后嗣。” 宇文化及低头深思，默然不语，很久之后才瞪着眼睛恶狠狠地回答说：“与尔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 他确实是一只没头脑的苍蝇，但无意之中却做了一群恶狼的头领，宇文化及手握十万精兵，这是天大的杀器。 遇到大是大非之事，竟然只以打打杀杀为目标，而不能站在更高层次，理性寻求最佳的出路。 那可能也是他最好的退路。 宇文化及不是个好领导，更不是个政治家。 他的思维层面，不过是街头无赖地痞的斗殴思维模式。 这是他的不幸，也是这只部队的不幸，但却是他对面敌人的幸运。 李密就是如此想的，他看不起宇文及，认为他不过是个匹夫而已。 并且，他下了句断言，“（宇文）化及庸愚至此，忽欲图为帝王，吾当折杖驱之耳。” 话虽如此说，但化及手下毕竟有精兵十万，战场之上，是需要血与火的较量。 在第一次较量中，李密占得先声。 宇文化及第一次进攻仓城，所有攻具被徐世绩掘的深堑阻挡，无法前进一步。 徐世绩确实是当世良将，他知道最好的防守在于进攻。 于是，他出其不意地掘地而出，焚烧掉宇文化及所有的攻战之具，还顺便抓了一些俘虏。 但李密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同时应付东西二面的战争，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正在他深感困惑之时，东都来人招安求和。 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也是个好兆头。 第197章 龙蛇相遇化及败，一生之敌缠斗忙 李密大喜，东都的招安，是雪中送炭。 如此一来，他对于东西双线作战的忧虑一扫而空，并且，李密看到了局势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他本来就是隋臣，他也是杨隋一朝，根正苗红的将门之后。 如果他能挟剿灭宇文化及的不世之功，入主东都，那明日之天下，未尝不可以姓李。 于是，李密欣喜地献上自己的投名状，他将俘获的宇文化及的一些将领，交给东都。 双方各怀算盘，皆大欢喜。 东都洛阳舍得下血本，李密现在已被加封为隋朝的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 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人臣所能达到的顶峰，但李密一人却身居多职。 这是无上的荣耀，也意味着无上的压力。 在其位，即使是虚位，也需要谋其职，国难当头，想不拼命卖命都不可能。 然后，东都抛出了最后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杀招，他们承诺李密荡平宇文化及之后，可以进入洛阳城，入朝辅政。 同时，东都的元老们，下了一招意味深长的棋，他们在李密的队伍中，楔入了一颗钉子。 徐世绩作为原瓦岗军的代表，也一样被赐封了高官。 这个明显的分化政策，是想让他们双头并立的明示，这个官职，在某个时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分化效果。 但东都洛阳暂时还需要李密去拼命，他们的分化是有限度的，他们在对徐世绩的诏书中说：“其用兵机略，一禀魏公（李密）节度。” 这在法理上确定了徐世绩虽然为瓦岗军的精神存在，但却已经深刻铬印上李密的基因。 生死都必须为李密尽忠。 李密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 他腾出手来，正面全力面向宇文化及，这只没有头脑的苍蝇，将要倒霉了。 因为宇文化及将赢得一场战斗，但他将输掉这场战役，也输掉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 李密决定智取宇文化及。 宇文化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他远道而来，虽然声势浩大，但最大的弱点的后勤，他领导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每天的粮食消耗，以山海计。 如何保证军粮的供应，成为宇文化及最头疼的问题。 这似乎成了一个死局。 李密非常精准地把握住宇文化及的心理，于是，他下了一个套子。 他抛出了一个橄榄枝，引诱宇文化及说，准备和他议和，然后会卖粮给他，联手抗击东都的军队。 这可能是真实的。 李密和洛阳连场血战，已结下解不开的深仇，宇文化及只能选择相信李密的谎言。 于是，宇文化扩放松了对军粮的控制，在无节制的消耗下，这引发了真正的缺粮危机。 而李密承诺的粮食又迟迟不到位。 宇文化及感觉事情不妙，恰好一个李密的属下，因为犯事，怕被惩罚，而投降了宇文化及，他同时带来了事件的真相。 上当受骗的感觉当然不好受，最主要的是，宇文化及真的没粮食了。 他只能去抢，李密不仁，他就不义。 于是，宇文化及全力进攻李密。 骁果本来就是隋朝军队中的精锐，再加上都憋着一股气，更是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李密也不是对手，他本人又一次被流矢射中。 弓箭是次兵器时代威力最大的远程阻击武器，李密被击中后，直接堕马。 李密在战场之上，已是第二次中箭了，这一次，他左右之人，都以为他这次是真完了。 他们一哄而散。 宇文化及的追兵立即冲了上来，幸亏秦叔宝拼死护卫，李密才捡回一条命。 秦叔宝真是猛将，他将李密安顿好，立即转身，重新组织人马，又和宇文化及战斗在一起。 再厉害的人，也总是害怕拼命的人。 宇文化及碰上了更不要命的秦叔宝，无法扩大战果，只能见好收兵。 李密栽了一个大跟头。 但谋全局者，并不被一时的胜败所左右。 李密手上还握有一张王牌，他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相对于宇文化及的谋反者身份，李密现在是根正苗红的隋朝太尉，他是朝廷正式的官员。 如果有选择，谁愿意做贼，而不去做官，况且，宇文化及所部，本来就是朝廷的官员。 于是，李密开始攻心之战，他认为可以分化瓦解宇文化及的军队。 这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宇文化及也进行了神之助攻。 因为军粮的缺口实在太大，宇文化及难免责下太严太急，这引发了很多官员的恐慌，为了免祸，他们开始计划，自己可能的另一个未来。 而李密给了他们再一次选择的机会。 宇文化及的军队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 其实，这是必然发生的结局。 这支军队，来自于隋朝正统，他们只会向官府投降，官府才是他们最好的最终的出路，也是归路。 虽然，李密一样是贼，但现在他已洗去黑色，满身飘红，确实又是当朝太尉，在他们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向李密投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于是，苏威，杨坚一朝硕果仅存的元老，以七八十岁高龄，率先投降李密，他说出了这些隋朝官吏心中的所思所想：“不图今日复睹圣明。” 跟随弑逆者前行，他们的余生，本来已经毫无希望，现在即使是根稻草，也会被他们视为救命草。 隋朝大臣元老，再加上军中江淮各地的府兵，比如陈智略率岭南骁果万余人，张童儿率领的江东骁果数千人，全部投降于李密。 宇文化及知道大势已去。 但他手下，还有二万的兵马跟随着他，却已是明日黄花，再也翻不起大风大浪。 宇文化及这次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他知道，在和李密的斗争中，他已彻底失败，他需要开拓另外的战线，以图生存。 于是，他北上魏县，以避其锋。 那是另一个枭雄窦建德的势力范围，李密目送宇文化及出境，策马回奔。 他尽收河南失地，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如果说李密和东都还有和的可能，他和王世充却是一生之敌，是死仇，只能以一方的彻底失败，才能了结他们的恩怨。 一山不容二虎。 李密和王世充已经是战场上的老朋友了。 他们一生之中，大战五次，小战无数，李密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如果不是老天让李密始终命差一线，也许王世充早已是李密的刀下亡魂。 李密确实是王世充一生的苦手。 但王世充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每次失败之后，他总是能够败而不死，很快就满血复活，这种顽强的生存力，让王世充笑到了最后。 当年，李密第三次围攻东都，在正面战场击溃东都主力，天下汹汹，东都似乎随时陷落的可能，这甚至惊动了远在江都的杨广。 那时的杨广已经龟缩在遥远的江都，他知道大事不可为之后，就主动建立了一个屏蔽圈子，只听好消息，不愿意接触任何坏消息。 杨广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做个醉生梦死的帝王，能拖一天是一天，能捱半刻是半刻。 这种心态可以解释当年的一段公案。 当年李密第二次围攻东都，占据城外回洛仓，向全天下发布讨伐杨广的檄文，数其十宗罪，深挖壕堑，准备打持久战，东都慌了。 情势紧急之时，他们派出了元善达去江都向杨广求救。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惊掉下巴 第198章 洛水一战初破胆，石河再逢又遭败 对元善达而言，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他在杨广面前声泪俱下地陈述洛阳的实际情况，“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东都，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归，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 这既是实情，也是解决问题之道。 但这触及了杨广和大臣们的逆鳞，如果元善达所说是真实的，那杨广君臣平日里歌舞升平，就是别有用心，掩耳盗铃了。 于是，虞世基毫不留情地反驳说：“越王（杨侗）年少，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元）善达缘何来至？” 杨广也立即醒悟过来，他大怒道：“善达小人，敢廷辱我。” 杨广认为这是元善达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谏，是想让自己北上洛阳和长安，这是杨广最无法忍受的行为。 当年杨广为了南下江都，曾经一连杀了四批想进谏的官民，而现在，他认为元善达旧事重提，其心可诛。 于是，元善达走向了他戏剧性的悲剧命运。 杨广派他去东阳（今浙江金华）运送粮食，这其实是一个借刀杀人，必死之计。 因为一路之上，所行之处，必然要经过反抗军控制的地盘，而他们对于隋朝官员，一律杀无赦。 元善达冤死。 隋朝也丧失了最后一丝自救的可能，自此之后，杨广江都君臣，不过等死而已。 但东都如果直接陷落，那是谁都无法承受之重，东都被围的消息，终于还是辗转传到了杨广耳中。 天都要塌了，杨广手上还有一张牌。 他派出了江都最勇猛和最忠心的将领王世充担任主帅，率军北上平叛。 王世充还是想做些事情的。 他临危受命，立即出发。 并且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他要端掉李密的老巢，让他退无归路，也无死所。 那就是洛口仓，李密在此修建了四十里的仓城，作为自己的大后方和基地。 王世充准备打蛇打七寸，他要直接攻下洛口仓。 他差点成功了。 王世充自南而来，率领五万江淮猛将锐卒，个个都有建功立业，报效朝廷之心，他们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二军隔着洛水布阵，李密自恃是地头蛇，认为王世充远来，只要一鼓作气给他们一点教训，自己就可以稳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他主动渡过洛水攻击王世充。 这正中王世充的下怀，他远涉千里，正为决斗，于是，他们二支军队第一次正面决斗。 几斤几两，很快就见到分晓。 王世充确实是强龙，他率领的毕竟是隋朝的正规军，李密的军队虽然精锐，但在王世充各种兵种和先进武器的配合之下，竟然被打的大败。 这是可以想见的，隋朝的精锐正规军，极少在正面战场上败给过农民起义军。 李密的军队争先恐后地抢渡洛水回撤，在一片忙乱之中，李密损失了不少精兵，此战之中，他最大的损失是失去柴孝和。 这个建议李密率先西进关中，并且在陕县招抚义军的前行者，溺死于洛水。 柴孝和死，陕县的义军，刚刚聚拢，又一窝蜂作鸟兽散了。 李密那个唯一胜天半子的机会，也随着柴孝和，沉入冰冷的洛水之底。 从此之后，李密再也无力西图，只能眼睁睁看着李渊入主长安，而失去争夺天下的先机。 但李密败而不溃，他立即稳住了阵脚，并且，他开始反击、 李密是个天纵之才，确实是绝世枭雄，加上他是地头蛇，熟悉天时，人事，地利。 李密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当王世充挥军直逼仓城城下时，他发现李密突然消失了。 李密当然不是被吓破了胆，而逃跑，与此相反，他胆大包天，虽然刚刚在洛水北岸惨败，但他竟然从另外的渡口再次横渡洛水。 他准备从背后包抄王世充。 李密神秘而迅速地出现在王世充的背后，他的目标是黑石城。 选择这个攻击点，显示了李密的狠辣。 因为王世充作为外来势力，他要想立稳脚跟，必须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而黑石城，就是他的老窝和据点。 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世充攻洛口仓，李密就反击黑石城。 当黑石城的少量守军看到城外黑压压的李密军队时，他们以为中计了。 于是，心胆俱寒之际，他们也无法详细分辨真相，赶紧点起烽火，向王世充求援。 情势危急，黑石城随时有被攻破的可能。 但王世充黑石城的守军是真的慌了，他们的烽火实在点的过急，过多了。 接连点了六次烽火，烟焰涨天，遮天蔽日。 王世充知道，这肯定是李密的主力在攻城，黑石城的老巢，随时都有失陷的可能。 这个时刻，他一样判断自己上了李密的当，中了埋伏。 黑石城不容有失。 于是，王世充仓惶掉转马头，回援黑石城。 但来时容易，回时难。 李密将这次的围点打援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 当王世充再次回渡洛水时，发生严重的拥挤和踩踏。 更致命的是，李密神鬼莫测，如天兵天将下凡一般地出现在他们刚刚渡河之时。 显然，李密佯攻黑石城，调动王世充的主力回援，然后，他静静地等待在洛水北岸，只等敌人出现。 一场屠杀开始。 王世充军心已乱，根本无力招架，被当场斩杀三千精锐。 这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也心胆俱寒的下马威。 王世充想理清楚头绪，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李密，他第一次感受到他的可怕。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恐惧的对手。 此战之中，李密表现了无与伦比的指挥艺术，他的奇诡莫测，胆大妄为，不拘常式的作战方式，真是如天马行空，让人叹为观止。 王世充想缓一下劲。 东都的恶劣局势并没有得到缓减，王世充虽然战败，但他们依然派出了慰问团，对王世充表示嘉奖。 东都的意思非常明显，现在气也缓过来了，休息也够了，该干正事了。 想起自己在杨广面前，说过一战可以破敌的豪言壮语，再对比现在自己被贼一战而破得凄惨，王世充感受到惭愧。 毕竟他是顶着江都第一名将的旗号北上，他百战百胜的战绩，在洛阳，划上句号了。 王世充决定找回这个场子。 他和李密的第二次战斗，立即开始。 这次的交战地点还是在一条河边，叫石子河，但这次的主角变成了翟让。 王世充尝到第一次战斗的甜头，他坚持认为在正面战场之上，李密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依然想故技重施，想从正面硬刚李密，他布下堂堂之阵，和翟让决斗。 王世充憋着一股窝火劲而来，战斗一开始，重复了第一次战斗的情况，王世充取得小胜，但他在追击过程之中，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伏击。 先是王伯当和裴仁基从二侧突击，将王世充的军队拦腰切断。 在王世充陷入混乱之时，李密的骑兵部队，再一次从天而降，他亲自率领精锐冲入王世充的军中，将他的阵形彻底冲乱。 王世充的部队失去的效的指挥，再一次大败，只剩下逃命的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翟让想要乘胜追击，一举消灭王世充。 但李密阻止了他。 李密的借口是天太晚了，怕中埋伏，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翟让却不知道，当时李密已经计划好了一个绝密而可怕的计划，而自己才是主角。 自己这个主角很快会被李密真正消灭。 第二天，当翟让率领百人的将领团，浩浩荡荡来到李密的元帅府庆祝时，火拼开始。 翟让死，李密顺利地接手了翟让的全部军力。 瓦岗军变天了，现在李密一家独大。 但李密的内部同样存在很不稳定的因素，并非不可战胜。 王世充非常清楚这一点，既然正面决战不是李密的对手，那他可以改变作战的方式。 王世充决定进行一次偷袭。 但李密赖以成名的基础，是他具备非常完备的情报网，并且作为地头蛇，他非常清楚东都的现状和心态。 王世充的计划泄露了。 第199章 三战含嘉心胆破，四战洛水水不流 人算不如天算。 王世充精心谋划的绝密军事行动，并不是有人通风报信，有意泄露给了李密，而是李密无意之中得来。 在和李密的拉锯战中，东都洛阳已经日益穷困，尤其是粮食的负担更是不能承受之重。 作为当时世界中心的超级大都市，洛阳城的人口甚至达到百万级别，日常消耗，是一个天文数字。 洛阳城的供给，极度依靠周边的洛口仓，兴洛仓，河阳仓和黎阳仓四大粮仓。 当年修建这些粮仓作为战备时，主要方向是对外。 考虑的是抵御北方突厥的进攻，因而，在黄河以北修建了深广都达到几丈的壕堑，这对于防范北方骑兵冲击有针对性的效果。 但这个军事防御工程并没有考虑内部的叛乱。 现在李密起兵于中原腹地，手中已握有洛口，黎阳仓，而兴洛和河阳仓，也在双方的惨烈争夺中，时常易主。 毫无疑问，时有时无的供给，给东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东都虽然富甲天下，但却已经极为缺粮。 现在东都的粮价已是斗米三千钱，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当粮食的价格，达到斗米一千钱的时候，就代表着极为严重的饥荒，现在已长时间维持在斗米三千钱的水准。 这意味着，城市的承受能力，已崩溃。 结果就必然会饿死人。 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现在洛阳城内已经饿死了十分之二三的人了，这是数以万计的庞大数量。 东都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唯一的希望是王世充。 作为杨广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将领，即使不为东都，只为自己求得一线生存的机会。 王世充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王世充并非食古不化的人，既然硬攻不行，那就偷袭。 于是，他开始招募士兵，并且为了提升士气，大大改善士兵的饮食。 李密并没有闲下来，他时刻关注东都城内的情况。 当有士兵投降时，他会亲自询问一些关于城内的实际情况，以掌握第一手的情报。 所有的决策，都必须有准确的情报作支撑，李密的老成和精明，得到了回报。 在一次例行的询问时，他看似随口地问一个士兵说：“（王）世充军中何所为？” 士兵老实回答说：“比见益募兵，再飨将士，不知何故。”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活动，李密立即意识到，出问题了。 李密具有异乎常人的敏锐和判断力，他通过士兵的几句话，就判断出王世充的意图。 他胸有成竹地对裴仁基说：“吾几落奴（王世充）度中，光禄（裴仁基）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刍粮将竭，求战不得，故募兵飨士，欲乘月晦以袭仓城耳，宜速备之。” 李密再一次显现出他的可怕。 王世充的偷袭，在李密的计划下，已经变成了光明正大的进攻。 他早已布好口袋，让王世充自己钻进来。 以有备对无备，又是主场作战，以逸待劳，这场仗，还没开始打，就已经决定了结果。 王世充在这场偷袭中，损失了他的得力干将费青奴，还有一千多名精锐骑兵。 虽然他见机得快，逃回东都，但此战之后，王世充的老本也几乎赔光了。 他似乎被李密吓破了胆，再也没有勇气出战。 事实上，屡战屡败之后，王世充手下也没有多少可用之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王世充急需补充兵源。 王世充在等待，他并不急，他知道，在东都，会有人比他更急。 越王杨侗就是更急的那个人，他帮王世充解决了他这个难题。 因为整个东都，现在只剩下王世充一个能打的，杨侗没有选择，他只能依靠王世充。 为了催使王世充尽早出战，解决东都的围困，赶王杨侗放下身段，拉低底线，将东都最核心的七万军士，交给王世充指挥。 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力量。 王世充满血复活。 兵强马壮的王世充，立即硬气起来，他始终认为，李密内部并不稳定，只要自己打一个胜仗，或者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他欠缺的只是捅破这一层窗户纸。 李密当然非常可怕，但只要是人，就一定有犯错误的一天，也一定有被打败的一天。 王世充坚信自己能等来这一刻，但他先等来了自己再一次的大败。 李密真是他一生的苦主。 其实这一次王世充已经非常接近成功，只是他并没有抓住机会，或者说，上天还要留着李密去做一件真正的大事。 王世充手握七万生力军，他再次成了地主老财，于是，第四次战斗立即开始。 这同样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战斗再一次发生在洛水。 王世充表现出他的忠心和勇猛，他再一次想主动攻击李密。 很难相信，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之后，王世充竟然还敢主动渡河攻击。 也许，他心中依然存着自己是正规军，李密是流寇的心里认知，或者和杨侗的的严令催促有关。 王世充再一次造桥渡水攻击李密。 相似的故事再一次上演。 各军争先恐后造桥，桥先成者先行进攻，这批东都的精锐士兵可能被李密压抑得太久，他们竟然表现出一往无前，悍不畏死的战斗状态。 一些冲在最前面的，不怕死的骁果，竟然已经攻破李密的外栅，这引发了李密军营之中的混乱。 这本来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一鼓作气，李密的军队可能会崩溃。 但王世充是李密的手下败将，并且是常败之将，他不相信可以取得这样理想的战果，他害怕再一次失败，竟然在优胜的态势下，鸣金收兵。 这引发了一场混乱和灾难。 李密缓过神来，他在垂垂败矣的形势下，重新建立信心，也立即组织队伍，竟然没有做任何调整，全力追击王世充所部。 可怕可怖，令人敬畏，用兵若神的李密。 王世充后悔都来不及了。 撤退的号角一起，已经渡河的军队，为了不被全歼，也为了早一步逃命，全部拥挤，争先奔向渡河的浮桥。 人多桥窄，乱成一团，局面已经失控。 混乱之中，没有任何统一的指挥，王世充的这支军队，已成了待宰的羔羊。 被洛水淹死的人，多达万人，更可怕的是，天气也和王世充作对。 当时天寒大雪，王世充的军队勿忙渡河，很多人身上都湿透了。 可以想见，北方的透骨的寒冷和北风，狂暴肆虐，根本不是弱小的人类身体所能承受，于是，一路之上，被活活冻死的士兵又有几万人。 这真是一场惨剧。 王世充彻底被吓破了胆，败光了家底，如此惨败，他也不敢回洛阳城，他一路狂奔，撤退到黄河北岸边的河阳城（今河南孟津）才稳住脚跟。 当时，跟随在王世充身边的才几千人，这是彻底的惨败。 王世充将自己锁在监狱之中，请求杨侗治罪。 但整个东都，就只有王世充还能打，他们还需要王世充，洛阳也还需要王世充。 于是，王世充被无罪释放。 第一步就是收合亡散的战士，又重新聚集了一万多人，才稍微恢复一点生气。 此战之后，王世充坚壁不出，他驻扎于洛阳东北的含嘉城，再也不敢出兵向李密挑战。 李密挟全胜之威，本想一举攻下东都洛阳，他摆出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姿态，将洛阳重重困住，并且在它的东面重新修缮了金墉城，作为指挥中心。 当此之时，李密的军队达到了三十万之多，这是他的鼎盛时期。 东都守军做了最后一次挣扎。 留守韦津，虽然知道事已不可为，但他有舍身报隋之义，他决定殉国。 他想让让东都的士庶，也想让东都的官僚们都看看，他会失败，也会死亡，但那不是战之罪。 于是，他亲自率军在洛阳城下和李密硬扛，没有奇迹，他求仁得仁。 韦津在战场之上，被当场擒拿。 从此之后，东都洛阳，再无一人愿意出战，也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出战。 东都指日可下。 李密似乎成了那个老天选定的人。 他的声望，远达五湖四海，天下群雄，即使远处江南的反隋义军，无不献表献款，承认他天下盟主的地位。 这是他最好的时代，也是他最后的时代。 李密的部下看到情势喜人，都劝他立即登上皇帝大位，以便名正言顺领导天下群雄。 但李密知道，洛阳一天不下，他也只是声望上，而不是事实上的天下盟主。 李密非常冷静地说道：“东都未平，不可议此。” 李密的梦想是在洛阳，这个居天下之中的繁华都市，即位皇帝。 那是他的梦想，也只是一场梦想。 因为，本来已经全无机会的王世充，等来了一个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 第200章 命差一线实堪叹，临敌生疑足可悲 李密败于天命。 当他在金墉城中指点江山，洛阳指日可下之时，江都宫变，杨广被杀。 直接的后果是李密又增加了一个强敌。 宇文化及掌握了这支总计十万人的精锐，一路沿大运河西进北上，发动叛乱的主力骁果大都是关中人氏，他们想落叶归根，目的地直指关中。 李密的大本营，洛口仓城是他们必经之地，那是他的粮仓，也是他根基所在，洛口他，是李密的命脉。 李密只能放弃洛阳这块到嘴的肥肉，撤军直面宇文化及。 他虽然心有不甘，但也不是全是坏消息。 至少，东都政权为了让他全心全意抗击宇文化及，和他达成了妥协，从名义上重新接纳了他。 李密被洛阳政权封这太尉等高官，受重赏，取重要的是承诺当他荡平宇文化及时，可以回归洛阳，入朝辅政。 于是，李密有了上佳的战略优胜，上兵伐谋，他靠着名正言顺的政府军这个名义，加上他本人如日中天的威望，分化和招降宇文化及手下的军队。 这可让他们摆脱反贼的标签，重新进入朝廷的官僚体系。 毫无疑问，能为官，不做贼。 于是，李密虽然在一次战斗中败于宇文化及，但在战后的政治攻势中，却大获全胜，将宇文化及的大部分精锐收归麾下。 一切似乎都是最好的安排。 李密达到巅峰，但他也用完了所有的好运，此战之后，情势急转直下，他的内部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冲突。 和翟让火拼后，李密虽然原封不动地接纳了瓦岗军的全部战力，但李密这种河还没过，就拆桥的行为，无疑会让人齿冷。 原瓦岗军一系的元老们，或多或少会心有所思，意有所动。 所以李密迫切需要更嫡系的力量，去壮大和充实自己。 和宇文化及一战，他虽然损失了很多劲兵良马，但同时也收获了很多江淮精锐，这是一支完全可以收归己有的力量。 于是，李密着意笼络他们，倾尽自己的府库积蓄赏赐他们。 这引发了不公平。 有这种想法的是原瓦岗军部，这其实也是李密军队的一大弱点，他们起于草莽，并没有积累太多的财富。 他们所有财富，都是靠战争抢夺而来。 虽然在占据洛口仓之后，他们衣食无忧，但却一直缺乏金钱布帛，这就决定了李密的军队，很少给部下赏赐实际的财物。 但新归顺的江淮部队，却少有地得到了丰厚的赏赐，李密这种厚此薄彼的行为，引发了瓦岗旧部必然的反对。 由来只见新人笑，世上哪闻旧人哭，一碗水没有端平，再加上江淮兵将，自恃是官府正规军，自然在气焰和气势上更胜一筹。 这在李密的蒲山公营中形成了一种明显不正常的风气，旧人不足依，一代新人更胜旧人。 于是，原瓦岗军一系的兵将颇有离心之意。 如果假以时日，也许李密可以设法弥缝这种矛盾，但是，他没有时间了。 王世充不愿意给李密喘息的机会。 王世充的眼光非常毒辣，他觉得李密内部的不稳，是唯一可以战胜李密的时机。 因为，他刚刚在东都一场政变中，已完全取得了整个洛阳的控制权。 王世充现在已成为洛阳事实上的王者。 李密虽然战胜了宇文化及，但他在奔向洛阳，准备入朝辅政的路上，非常意外，也非常不甘地，听到王世充控制了洛阳的消息。 这是一个巨大的噩耗。 李密伫立在马背上，遥望天尽头处的洛阳城。 洛阳城，从未有过如此这一刻，和自己那么接近，却又那般遥远。 那高大的城墙，挺立天地之间，似乎已是自己今生，再也无法触摸的温暖。 李密心中无限叹，自己大小数百战，想不到最后，竟然为王世充作了嫁衣。 王世充看到雄伟的洛阳城，蜿蜒匍匐在自己脚下，而李密却只能望而兴叹，从来没有这一刻，他内心充满力量。 第一次觉得李密并不再是不可以战胜的统帅。 王世充准备建立一支足以打败李密的精锐之师，他需要让士兵们抛开李密无敌的恐惧。 春风得意马啼轻，他的思维一下子活络起来，王世充展示出他极为精彩的战争动员之术。 王世充颇有几把刷子，他对症下药。 因为他的士兵主要是江淮人士，那里的风俗特别迷信，他们对于神明或者是巫术，有一种近乎愚昧的崇拜和信仰。 于是，王世充给他们唱了一出戏。 他让一个叫张永通的士兵宣言说，他曾经在睡梦之中，三次梦见周公，命令王世充必须讨伐李密，并且周公承诺，会降下大威力，帮助王世充的军队轻易获胜。 同时，为了恐吓不愿意出战的士兵，周公也托他之口说道，如果不听众他的安排，他就会降下瘟疫，整个军队会全军覆没。 神鬼之道，本来虚无，信则有之。 王世充将周公托梦做了全套的策划，立庙，建旗，占卜，搞得神神叨叨，再加上派人在军队之中煽风点火，在这种氛围之下，士兵们即使本来有些不信，也只能相信了。 王世充最后再加了一把火，除了给予士兵们必胜的信心之外，他还许下了重赏，再加上如果不战，必死的恐惧，多种因素之下，王世充的这支军队竟然战意高涨。 王世充是知兵的人，他看出来了这支军队的不同。 他知道，是时候出击了。 自从和李密交战以来，王世充体会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士兵的数量，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越多越好，只要万众一心，斗志昂扬，就能以一敌十。 于是，他只精挑细选了二万士兵，加上二千匹马，再一次进军洛水之南。 以往几次，王世充几乎都是从江水之北发起攻击，这次似乎会有所不同。 李密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这是打败宇文化及以后的第一次大型军事会议。 和以往不相同的是，会议之中，最近投诚李密的将领，显示出他们的力量。 裴仁基率先发话，他成竹在胸地说道：“世充悉众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还，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我有余力，彼劳奔命，破之必矣。” 以当时李密全盛的军容，此一战法，自然可以掌握主动，玩弄王世充于股掌之间，可谓必胜之法。 李密完全赞同，他进一步补充说道：“公言大善。今东都兵有三不可当：兵仗精锐，一也；决计深入，二也；食尽求战，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 李密此策，一样是老成持重，未战先胜之法。 但是，这个军事会议，开着开着就跑调了。 全军上下一致认为，王世充根本不堪一击，是常败将军，此次会议，要决定的，不是如何击败王世充，而是采取哪种方式打败王世充。 这明显已经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但在任何时候轻视自己的对手，都会产生不可承受的后果。 但非常吊诡的是，李密似乎也不能完全掌控局面，这来自于瓦岗军和新近加入隋朝正规军的互争雄长，也来自于他们想建功立业的高昂战意。 因为，他手下的将领，十个有七八个，一致认为不需要什么战术，可以直接正面击溃王世充。 李密本人自从和王世充接战以来，屡战屡胜，加上过于顺风顺水，新近又轻易收服了宇文化及的大部。 这让他有一种飘飘然的自大，觉得天下尽在自己的掌握。 不仅是他的部下轻视王世充，他自己本人也蔑视王世充，这从他在这次战役时，安营扎寨竟然不循常理，深沟壁垒以做防范，就可以知道，李密的心态，一样飞到了天上。 但这是打仗，任何失误，将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当李密醒悟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李密将骄兵惰，狂妄自大的缺点，不仅王世充看得清楚，就是李密内部，也有清醒的人。 第201章 自大自狂必自败，非时非人是非难 英雄所见略同。 大名鼎鼎的魏征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魏征从来不是一个古板拘泥，不通时务的儒生，相反，他从小就落拓不羁，立有大志。 他看到天下渐乱，知道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于是，他精修纵横之说，以期在乱世出人头地。 身负才华气自雄，他这种人才，在哪里都可以闪光。 他本是元宝藏的属下，很快就引起了李密的注意，而被李密征为书记。 魏征骤得知遇之恩，不免心中激动，立即上了一封书，向李密进献了十条妙计。 这个时候的魏征，还没有经受战火和政治斗争的洗礼，只是凭借一腔热血酬知己，但其上书的策略，大约不切时务，并没有被李密采用。 但这并不表示，魏征没有成长，相反，经过时日的磨砺，他已经可以观照这个世界和世事的真相。 这次王世充倾巢而出，看到李密所部的行动方略，魏征一眼就看出了李密的弱点。 他忧心忡忡地对李密的长史郑颋说：“魏公（李密）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情，此二者难以应敌。” 然后，他建议采取稳守疲敌，不战而胜的政策，以求必胜。 但长史郑颋显然是主战派中的中坚，他颇有不屑地说：“此乃老生常谈耳！” 魏征看出了郑颋的轻视，他拂衣而起，头也不回地说：“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 和魏征持同一意见的是裴仁基，他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据理力争，坚持要以稳为主。 但全军上下，从李密到各位将领，都如同打了鸡血一般，认为王世充不过是手下败将，可以轻松手到擒来。 这是一种盲目乐观，狂妄自大的心理，也是一剂毒药。 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对面，是无数次从战场的尸山血海中，顽强存活下来的王世充，他或者屡战屡败，但他总是败而不死。 这种坚韧，总有一天，他会让对手全部还回来。 裴仁基是极少有的保持清醒头脑的将领，但他难以改变整个局势，当李密终于听众建议，决定全线出击时，他知道大势已去。 裴仁基以手击地，不胜悲愤地说：“公后必悔之。” 李密太过于托大了，他太不把常败将军王世充当回事了。 但战局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李密有一个不太好的开场，似乎也预示了这场战局的走向。 无法相信，非常吊诡，战斗刚一开场，李密一方就有裴仁基，程知节（咬金）等十来个大将遭受重创。 这似乎是天意，也给了王世充充足的信心，他再一次在全军面前，强调了周公托梦，必胜李密，以坚定士卒的信心。 王世充进行了最后一次战场动员，他慷慨激昂地对所有部下说：“今日之战，非直争胜负；死生之分，在此一举。若其捷也，富贵固所不论，若其不捷，必无一人获免。所争者死，非独为国，各宜勉之。” 显然，这是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不仅是决胜负，更是定生死。 这个简单的誓师大会，让王世充的士兵们都怀必死之心，士气一下子达到顶点。 王世充为了这场战斗，做了精心的准备。 他首先埋伏了一支伏兵，这是一支骑兵敢死队，虽然只有二百人，但他们将承担直冲李密指挥中枢的作用，以期引起最大程度的混乱。 然后，王世充向李密学了一招，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找来一个长相酷似李密的人，让他秘密随军而来，这个人，将在一个特殊的时刻，闪亮登场，并发挥巨大的作用。 而李密浑然不觉，他沉浸在自高自大的虚妄之中。 他非常托大，觉得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自己占据绝对优势，李密的自大，甚至让他的营寨，对王世充也敞开胸膛。 战斗开始。 王世充的江淮劲卒，在逼出了生命的潜能之后，展示了可怕的力量，他们在战场上左冲右突，出入如飞，士气爆棚，李密的军队竟有难以抵挡的感觉。 然后，当战斗进行得如火如荼，双方胶着之际，王世充祭出了大杀器。 他将那个李密的替身拉出来，在二军面前走了一圈，然后，王世充的军队之中，爆发了震天价的喊声，“已获李密矣！” 混乱之中，不辩真伪。 当年，李密以此战术击溃刘长恭的东都军队，现在，轮到他自己了。 为了配合这场“李密”被擒的戏，埋伏的伏兵，从高处一冲而下，以高临下，很快就冲到李密的阵营核心区域，杀人放火，烟焰涨天。 李密的军队大乱，再也无法保持阵形。 战斗呈现一面倒，变成了一场屠杀，很多将领，在战场之上，投降了王世充。 李密仰天长叹，他知道这场战斗结束了，他的时代也结束了。 他率领万余部下，向着洛口仓城方向，策马飞奔，只要洛口他还在，他就还有机会。 但李密信错了一个人。 现在洛口仓的守将叫邴元真，他其实并不是李密的嫡系，当时，李密的元帅府开府，翟让推荐邴元真做长史，李密无法拒绝，不得已而用之。 但李密并不信任他，虽然碍于翟让的情面，但他却从未真正信任邴元真。 李密所有的行军谋划，他全部都未曾参与，实际上，邴元真在李密的系统中，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 邴元真当然也知道李密对自己并不放心，是人都有三分土性，何况邴元真在瓦岗军中，也是老资格。 李密不爽，邴元真也不爽。 但李密竟然让不爽的邴元真防守洛口仓城，这显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宇文温就直接下过断言：“不杀元真，必为公患。” 邴元真也是消息灵通人士，他当然不肯坐以待毙，只能早谋出路。 但即使宇文温向李密告发了邴元真即将谋反的消息时，李密也没有回应。 他不信任，却依然重用邴元真。 这是无法接受的低级错误。 洛口仓是李密的命脉所在，李密把命脉交给如此一个人，体现了瓦岗军旧部在李密系统中根深蒂固，无法动摇的影响力。 自从火拼翟让之后，要想保持队伍的稳定，就必须限制清洗翟让一系的范围和力度，尤其邴元真更是瓦岗军旧部的元老，李密不是不能动，而是不能在这个时候动。 李密没有时间，这才是不能动邴元的真正含义。 或者李密是想尽力弥合瓦岗军旧部的嫌隙，或者也是故示宽容，最重要的一点是，李密从未想到自己有仓皇逃奔洛口仓他的一天，否则就是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将仓城交给邴元真去防守。 但李密也是人，他终于也有失败的一天。 他的这个安排，葬送了他奋斗了多年，死了无数战士，流了无尽鲜血的过往。 李密的辉煌和传奇已成过去，他只能敬往事一杯酒，再也无法回头。 其实，他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第202章 两城失筹码俱尽，一战亡西降关中 李密一路狂奔，逃向洛口仓城。 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邴元真将向王世充投降。 但是，李密确实无愧当世枭雄之名，即使在惨败之下，他依然不动声色，想出奇招，足以反败为胜。 他要绝境反击，他要将王世充和邴元真一锅端。 李密决定故作不知，将计就计，然后他派出探子，想在王世充渡河之际，将渡未渡之时，率军反攻，这确实是个大胆而出其不意的策略，似乎必然成功。 但是，李密已经被上天放弃。 他原来百无一失，高效的情报系统，竟然出了一次大漏洞，他们竟然没有把王世充正确的渡河时间提供给李密。 这是一次无法挽回的错误，只一次，就将李密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真是天亡李密。 当李密看到王世充的大军浩浩荡荡奔向洛口仓城，而邴元真果然开门纳降时。 李密知道，这一场战斗，他败了，并且，败得非常彻底。 因为，他同时已经知道偃师城失守了，郑颋镇守的偃师城，竟然也未作抵抗，直接投降了王世充。 这个消息甚至比洛口仓城的投降，更让李密心若死灰。 这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都被王世充全盘接收了。 在偃师城，关押了王世充在江都的家属，他们一路颠沛，最后辗转归属李密，这本来是一张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王牌，现在也被王世充全般接收了。 王世充运气爆棚，他还得到了最大的奖励，那就是在偃师城中，李密属下很多重要将领的家属，也在城中。 二军相战，攻心为上，这当然可以远胜十万兵。 毫无疑问，王世充开始利用将领们的家属，大打感情牌，他让这些人，亲自劝说自己的父兄丈夫归顺王世充。 即使是号称军中“万人敌”的单雄信，也在亲情的攻势下，不做抵抗，投降了王世充。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亲情无敌，所至皆下。 李密兵败如山倒，河南似乎已经没有他落脚之地。 李密还有最后一个退路。 那就是黎阳，那里有徐世绩，那是他手下最核心的大将之一，他还握有黎阳仓，只要能联合他，未始没有一战之力。 只要稳住脚，以李密在河南的苦心经营，他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他的部下提出异议，他们不无忧虑地说：“杀翟让之际，徐世绩几至于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这也是李密失败之后，竟然无人坚决抵抗，一败就溃的原因所在。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昔日因，终成今日果了。 毕竟，徐世绩是瓦岗军的旧部，他们本是翟让的嫡系，现在自己一无所有，再去投奔他，难保徐世绩不趁机复仇。 去黎阳被否决。 李密仰首望天，天下之大，似乎再无他容身之处了。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暂避锋芒。 那就是河阳城。 河阳城是黄河以北的军事重镇，李密最忠实的属下王伯当看到情势不对，果断弃守金墉城，北渡黄河，先行占据了河阳城。 他知道，也许李密用得上。 李密确实用上了，他现在只有这个落脚点。 李密一路仓皇逃到河阳城，才终于有一个落脚安身的据点。 河阳城，真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在李密和王世充第四次战役时，这里曾经是王世充修事，待罪，重整旗鼓的地方。 当时王世充被李密打得惨败，由于害怕被问罪，他连洛阳都不敢回去，也是逃到河阳城中，凄凉悔恨自责，无以消遣。 现在情势反转，轮到李密也体会一下他当日的心境，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职。 李密在河阳城中得到了短暂的休息，因为大胜之后，王世充需要必要的时间，巩固胜利成果。 王世充现在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追击李密，第一次战争中，他追击李密，反被击败的教训，还历历在目。 况且，相比较追击李密本人，巩固现有的胜利，要重要且实际得多。 只有河阳城的李密，已失去和王世充争一日之长的基础。 李密见到王伯当，他愧悔交集，对着部下痛哭着说：“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 王伯当赶紧抱紧李密，二人抱头大哭，他们的部下也全部嚎啕大哭。 他们都知道，大好江山，一朝失去，再无重新收拾的可能。 他们都有一种恍惚的不真实感，昨天他们还信心满满，将这个世界踩在脚下，今天就已经是丧家之犬，真有再世为人的感觉。 这一场败仗，输得莫名其妙，窝囊无比。 李密不服，王伯当也不服，他们的部下更不服。 但输了就是输了，一着不慎，已是满盘皆输，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现在最要紧的是，下一步何去何从？ 河南是呆不下了，那如何安置这些部下？ 李密毕竟是一代枭雄，他想到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他想以河阳为基地，南阻黄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收集亡散，再图进取。 也许这一刻，李密心中想起了王世充，那个他的手下败将，但他的顽强，终让他一战而王。 自己，也能有如此坚韧，或者说，还有机会吗？ 其实，李密当时手中还有不少军队，如果能争取到徐世绩的支持，以李密在中原的声望和基础，振臂一呼，必然应者云集，未始没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但李密的部下们否决了这个方案，他们垂头丧气地说：“今兵新失利，众心危惧，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尽，又人情不愿，难以成功。” 听到他们这样说，李密知道，他的部下们，再不愿意跟随自己冒大风险，白手起家了。 李密心中感到失望，但依然心平气和地说道：“孤所恃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 既然不想再战斗，那就只能投降。 李密强忍悲愤，首先发话说：“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 如果不坚持战斗，普天之下，就只有一人，才可以接纳他们。 向李渊投诚或者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李密的府掾柳奭表示认同，他冷静分析说道：“明公（李密）与（李）唐同族，兼有畴昔之好，虽不陪起兵，然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长安，此亦公之功也。” 这显然是一个比较有前途，并且风险较小的方案。 也许这一刻，李密才真正意识到，李渊，才是那个天选之子，是那个唯一。 李密看向王伯当，这是他最忠心的追随者，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和伙伴，现在自己不过是一个败军之将，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李密心怀期望地说道：“将军室家重大，岂复与孤俱行哉！” 王伯当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昔汉高诛项（羽），萧何率子弟以从，伯当恨不昆季尽从，以此为愧耳。岂以公今日失利，遂轻去就？纵身分原野，亦所甘心。” 王伯当真是国士，他一时追随李密，也一世追随李密。 他的这番话鼓舞在场将士的勇气，他们虽然在河南输了，但一辈子还很长，他们还可以重新来过。 于是，李密率军西入关中，投降李渊。 他入关之时，他还有二万人马，河南之地，闻李密之名，还如雷贯耳，李密在并非山穷水尽时，却一败就投降李渊。 李密，是天生的枭雄，一静一动之间，他的心思，实难猜防。 李唐王朝，会是李密最终的归宿吗？ 第203章 心怀希望多失望，事有可成无必成 李密相当郁闷。 他在李唐已失去位置，他已经没有未来，。 李密降唐之时，并非匹马归朝，他还带来了二万人马，加上他在天下群雄中的声望，他心中颇怀希望，认为凭自己的影响力，至少能在李唐王朝主宰一个实权的部门。 李渊似乎想要重用李密。 当李密入关之时，李渊搞出隆重无比的大阵仗，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使者，慰问赏赐，络绎不绝，相望于道。 李密的虚荣心膨胀。 他想起李渊曾经推举自己做天下的盟主，再加上现在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度，这让李密有点飘了。 李密产生了一种错觉。 他信心满满地对部下说过：“我有众百万，一朝至此，命也。……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尽当归国。比于窦融，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 似乎应该如此，但却绝不会如此。 李渊在李唐建国之时，确实重用原隋朝官员，他极少在中央核心层面提拔清寒孤贫之士，并且，他的执政风格，延续了北周以来，君臣共治共理天下的理念。 这也是当时的政治实践，所以，李渊本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违和之处，反倒是他过于随意和随和的态度，让有些大臣，尤其是讲究等级和秩序的儒家官僚所反对。 当看到李渊毫无顾忌地和裴寂等大臣同座一张椅子，同桌吃饭，言笑晏晏，甚至在同一张床榻之上，尊卑不分，君臣无间讨论问题时，刘文静就发出过反对的声音。 他曾经诚惶诚恐地说道：“（李渊）宸极位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 刘文静上书建议李渊和臣下保持明确的距离，以树立尊卑上下之分。 但唐朝当时新立，李渊需要以表面上的团结和尊重，去只收接纳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力量。 所谋者大，李渊并没有听从刘文静的建议，而是继续和臣下打成一片。 李渊的理念和实践，并非是纯粹的沽名钓誉，而是历史的传承，这就是皇帝和臣下共治共享共有的观念。 李密同样来自于这个系统。 他的祖上也是北周八柱国，和李渊祖上一样是整个帝国最核心的统治阶层。 他们生长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之中，也同样接受这种分治的理念。 但是，势易时移，今日不同往日，李密失望了。 他虽然自带身家归顺唐朝，并且以他的大名，确实能在群雄当中引起震撼：李密尚且能投降李渊，普天之下，还有谁不可以归顺大唐？ 这种影响力远远超百万雄兵，但这也恰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李密并不只有虚名，他是一个真正的实权实力实干的枭雄。 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在巅峰时期，手握百万雄兵，现在虽然落魄，但却未必没有再起的一天。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即使是睡熟的猛虎。 任何执政者都不会养虎遗患。 所谓的共治共有共享，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保证执政者本身的安全，相反，一旦他们觉得自身受到威胁，就一定会动用天子之怒，横尸五步，流血千里，在所多有。 李密最大的问题是，他真正具备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 山东之地，历来和关中并立，如果让李密成为图腾般的存在，必然会出现一股足以抗衡李渊皇权的势力。 这不能被允许。 所以，李渊虽然看重李密，却并没有真正重用他，只给了他一个光禄卿的官职。 李密大失所望。 光禄卿虽然也是传统上的三公九卿之一，位居三品高职，却并没有多大的实权，只是一个负责皇帝和朝廷的司务长膳食长。 为人臣子，这已经是大部分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了。 但李密一代枭雄，在战场之上，喑呜叱咤，视人命如草芥，视战争如游戏的一代枭雄，现在让他洗尽铅华，委身做个膳食长。 李密心中大感屈辱，也愤愤不平。 当他也需要按照程式，在典礼之上向李渊献食时，他闷闷不乐对王伯当说：“往在洛口，尝欲以崔君贤为光禄，不意身自为此。” 李密心中浮现起自己当日提拔崔君贤为自己的光禄卿的心意，一时之间，怅然若失。 李渊虽然并没有重用李密，但对他个人却表现出笼络的诚意，他将自己的表妹嫁给李密，这虽然是一桩政治婚姻，但李渊之心，悠然可视。 他们每次见面，李渊也显得平易亲和，他并不叫唤李密的官职，而是亲切地称呼他为弟。 李渊需要李密，至少现阶段，李密还很有价值。 但李唐朝廷的官员，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 这些基层官员，大部分是隋朝的原班人马，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旧有官僚体系的一些陋习。 他们看到李密仅仅做了光禄卿，很多人的心思就活动起来。 因为李密带来了二万人入关，安排他们的吃穿住行，是一行复杂而庞大的工作，也意味着，有巨大的寻租空间。 于是，李唐官员按照惯例，向他们索取贿赂。 但李密兵败入关，财富缁重，大部分并没有带入关中，他并没有多少资本可以贡献给那些执事人员。 毫无疑问，双方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经历，甚至于李密虽然尽力协调，也依然颇有疑滞。 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李渊的指使，但给李密及其部队设置了实际的障碍。 李密被授与光禄卿，本来就心有不平，现在各种琐事纷至沓来，心中烦闷无比。 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起现在，更让他想念起以前的岁月。 那些驰马飞奔，不负人生的精彩时分，即使刀头舔血，朝不保夕，那也是李密该过的日子。 投降李唐，终究是错付了。 李密想回归，但世上之事，开弓哪有回头箭。 但山东之地，还需要他，他还有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 因为，李渊的招抚山东（崤山以东）之路并不顺利。 争天下，就必下山东，李渊很早就开始布局。 当他刚开始入主长安时，他就派了张道源招降河北的各路义军，燕赵之地，竞相来归。 现在，李渊面临一个最重要的时刻。 李密入关之后，中原大地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空间，各种力量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现在是一场竞赛，看谁的速度更快。 看谁能招降更多的人，抢到更多的地盘。 李渊下了血本，他派出了三道招抚使。 一是淮安王李神通，第二是夏侯端，第三批是魏征。 夏侯端是李渊的老相识，很早就怂恿李渊造反。 他曾经非常明确而坚定地对李渊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李渊）。但主上晓察，性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李）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 可见夏候端见识非凡，并且是个实际的行动派。 李密刚入关投降李渊，夏侯端就高屋建瓴地请求前往山东招谕群雄。 这事非同小可，风险极大，谁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李渊本人也非常犹豫。 他并没有立即答应，但夏侯端非常有毅力，他一再请求出发。 于是，李渊封他为大将军，持节为河南道招慰使。 夏侯端出发的时间非常早，他的第一站应该是前往说服黎阳的徐世绩。 李密入关之后，他留在河南的军事力量，以徐世绩为首，这是任何人都想拥有的一股力量。 或者是招抚大使并不是最合适的人，或者徐世绩对于局势的判断心存犹豫，毕竟河南全境外，现在基本已是王世充的地盘，隔着王世充，臣服李唐，似乎并不是一个上佳的选择。 夏侯端只收获了一个四平八稳，虽然不是最优，但也能接受的结果。 现在河南乱成了一锅粥，情势并不明朗，徐世绩没有立即做出选择，他想再看看情势，以决定去留。 他虽然没有答应立即向李唐臣服，但是，他尊重李唐的权力和意志。 徐世绩派兵护送夏侯端招慰其余的群雄。 于是，东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余州，全部派遣使者，向唐朝臣服献款。 但这种局面并不稳固。 因为，李唐毕竟远处关中，而河南，在李密失败之后，立即成为王世充的天下。 第204章 仁义惊天足堪任，动辄得咎必争先 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也是一个靠武力生存的世界，谁的拳头硬，谁就有话语权。 这些向李唐臣服的州县，将很快变脸，只能屈服于王世充的淫威之下。 在风口浪尖的夏侯端，立即感到了这种变化。 王世充是地头蛇，他的反击开始。 毫州和汴州刺史显然更清楚河南的风向，他们向王世充投诚，这是一个糟糕的消息，等于截断了夏侯端的归路。 夏侯端立即成了水中的浮萍，无根而生，他的部下的二千余人，无处筹粮，也无路可走。 人是铁，饭是钢，夏侯端陷入了绝境。 他知道事势已完全不可为，于是，夏侯端在临水之处，杀掉自己所乘之马，最后一次犒赏军士。 他痛心疾首地说：“今王师已败，诸处并没，卿等土壤，悉皆从伪，特经共事之情，未能见委。然我奉王命，不可从。卿有妻子，无宜效我。可斩吾首，持归于贼，必获富贵。” 这一路走来，大家互相扶持，夏侯端虽为特使，但并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姿态，和他们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已建立起信得过，更是过命的情谊。 穷途末路之际，听闻这种生死分别之言，将士们不由悲从中来。 前路漫漫，前路茫茫。 全军上下，无不痛哭失声。 夏侯端见兵士们没人行动，赶紧又说道：“卿不忍见杀，吾当自刎。” 士兵们被他的忠义绝决所感动，赶忙制止他说：“公于唐家，非有亲属，但以忠义之故，不辞于死，诸人与公共事，经涉艰危，岂有害公而取富贵。” 于是，一行人再次向前奋进。 但现实非常残酷。 缺粮少食，后有追兵，一战之下，奔溃战死的已去大半。 他们只能尽力避开王世充的势力范围，一路向东奔逃，队伍的人数，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最后加上夏侯端，总计只剩下三十多个人，没有食物，他们就采集山中野生之豆，聊以果腹。 这真是一段凄惨的日子。 但夏侯端保持了他李唐特使的身份和尊严，他每天抱着李渊赐予的使节，一步都离身。 在最后时刻，夏侯端大义凛然地说：“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国恩，所以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贼，犹全性命。吾当抱此一节，与之俱殒。” 同行之人，都被夏侯端的忠义和慷慨赴死所感奋，他们决定和夏侯端生死与共，共赴一段佳话和传奇。 天不绝人，在他们山穷水尽之时，却似乎盼来柳暗花明的一日。 整个河南，李密之旧地，只有杞州（治所雍丘）李公逸为夏侯端的忠义所感动，愿意臣服李唐，他派兵保护并宴请了夏侯端。 他们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但好日子立即到头了，这种挑衅，招来了王世充快速而猛烈的报复。 但是，王世充并没有忘记，夏侯端的义举和传说，已成为一面旗帜，招降他的价值要远大于杀死他。 王世充颇有几分心思，他将自己亲身穿着的一袭衣服脱下，赐给夏侯端，以示恩宠。 同时，他开出了令夏侯端几乎无法拒绝的高官厚禄，封夏侯端为淮南郡公，吏部尚书。 但夏侯端完全不为所动，他对着王世充的使者大义凛然地说：“夏侯端天子大使，岂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斩我头将往见汝，何容身苟活而屈于贼乎！” 他举火烧掉王世充的书信，抽出佩刀，斩断王世充所赐衣服，以示绝决。 招降不成，就只能来硬的。 王世充的前锋，立即兵临城下。 雍丘只是个小城，并非久居之所，夏侯端准备回长安复命，这将又是一段长长的艰苦行程。 但好处是这只是一支三十几个人的小部队，并不引人注目，夏候端尽量选择从山中小路西进，以避开王世充的追击。 但雍丘城就没这么好的命运，城池逃无可逃，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李公逸选择向李渊求救。 远水不解近渴，由于中间远隔着王世充的地盘，李渊爱莫能助。 李公逸只能留下李善行守城，然后率领几个亲信也想逃往关中，他选择了南行的路线，但在襄城，依然被王世充属下张殷抓获。 王世充很好奇河南大地之上，这个唯一敢和自己做对的人，他想见见李公逸。 王世充亲自审问李公逸，大惑不解地道：“卿越境臣唐，其说安在？” 李公逸非常硬气，他义薄去天地回答道：“我于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郑（王世充）。” 王世充大怒。 于是，李公逸死，李善行也一样死于城破之日。 河南全部沦为王世充的地盘。 夏侯端一行，艰难前进。 他们昼夜兼行，虽然甩掉了追兵，但大自然的威胁依然令他们吃尽苦头，中间或附崖溺水，或被猛兽袭击，又损失了一半人手。 但他们终于走出了大山，重新见到了李唐的太阳。 当他们鬓发脱落，形貌枯瘠地出现在李渊面前之时，李渊心中无限感慨。 大唐创业之艰难，真是难以与人言说，此去虽然无功，但有足够的苦劳，也让天下见识了李唐的骨气和坚韧。 夏侯端官复原职。 这个坚毅之人，后来又做过一地的刺史，清正廉明，所得俸禄，全部散施孤寡。 夏侯端善终于李世民贞观一朝。 其实夏侯端并不是李渊派往山东地区的最佳招抚大使，他的资历，籍贯和声望都还不足以让山东的精英人士刮目相看，倾心投诚。 李神通才是。 但先给李神通开路的，还有一个招抚大使，他是魏征。 魏征随李密入关，亲眼看到李密被投闲置散，他精于纵横之道，知道山已尽，水已穷。 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另寻出路，另立山头。 他知道自己最大的本钱，不在关中，而是在山东，在李密的旧部，在徐世绩身上，于是，他也向李渊请求安抚山东。 魏征是李密原山东一系的大佬之一，熟悉山东风土人情，肯定比夏侯端要更有说服力，也更能短时间达到招降的目的。 这是一场比速度的游戏，谁更快谁就更强。 李渊几乎是立即同意了魏征的请求，他封魏征为秘书监，前往黎阳招抚徐世绩。 徐世绩当时处于一种中立的态度。 他拥兵自重，号称等待李密归来，因而，他既不归顺李唐，也没有投降王世充，更没向河北的窦建德靠拢。 但是，徐世绩似乎更喜欢和适合做二把手，他无法单独支撑这个局面。 他只是一支较小的势力，无法永远游离于各大势力之外。 他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也想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确实等到了一个好时间，也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但他却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地域而言，他处于王世充的势力范围，大不可以敌小，弱不可以敌强，臣服王世充，是正常的选择，但王世充此人，似乎并不是真命天子。 以情感和名义而言，他应该跟随李密投降李唐，但中间隔着强大的王世充。 正如王世充所言“越境臣唐，其说安在”，似乎也并不是最佳选择。 如果投降河北窦建德，双方前此并无交往。 魏征看出了徐世绩的犹豫，他也知道徐世绩没有很多时间做选择了。 他替徐世绩做好了选择。 臣服李唐，可能不是最佳，却是必需。 魏征选择了一种稳妥的方式，给徐世绩写了一封信。 魏征在信中言辞恳切地说：“（李密）翻以百战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今公处必争之地，乘宜速之机，更事迟疑，坐观成败，恐凶狡之辈，先人生心，则公之事去矣。” 这切中了徐世绩的要害，他必须立即做出选择，否则迟则生变，说不定他的部下先一步投降，到时木已成舟，内部分裂之下，自己就只能徒唤奈何了。 事不宜迟，徐世绩做出了一个正确而明智的选择，他向李唐王朝投诚。 第205章 自作死难怨点背，误会起终为囚人 这个选择，将成就徐世绩一世英名。 他将始终以山东第一人的姿态，鼎立于天地之间，甚至在某个时间，左右了李唐政局的发展。 徐世绩办事非常干练，并且圆滑。 他推心置腹地对长史郭孝恪说：“此民众土地，皆魏公（李密）有也；吾若上表献之，是利主之败，自以为功以邀富贵也，吾实耻之。今宜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以启魏公，使自献之。” 徐世绩此举，确实有大将人臣之风，足以垂范后世。 李渊接见了徐世绩的使者郭孝恪，按照惯例，他会有表章献给自己，但郭孝恪二手空空，只有一份给李密的文启，李渊觉得非常奇怪。 郭孝恪看出了李渊的疑惑，他将徐世绩的原话如实回答，李渊大为感叹道：“徐世绩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 徐世绩在和李唐王朝的第一次交手中，就先声夺人，他的这个行为让李渊印象深刻。 为了更好地笼络徐世绩，李渊使出了他的绝招，这也是屡试不爽的招抚手段，他赐给徐世绩姓“李”。 这个李，不是李密的“李”，而是李渊的“李”。 这是李唐王朝的国姓，皇帝的同宗，是无上的荣耀，这也是李渊对他开出的第一份奖励。 这不仅仅是荣耀，也是徐世绩新生命的开始，他将与过去做一个告别，开启自己新的时代。 从此之后，世间再无瓦岗军的徐世绩，甚至他也隐聊不再是李密的二把手，他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李唐王朝的李世绩。 李渊很快收到了回报，他派出招抚山东的真正主力，就要登场了。 那是李神通这一路人马，副使是崔民干。 李神通是李渊的族弟，当年李渊在太原起义，他为了躲避隋朝的追捕，揭竿而起，在关中蓄积起几万人马，在李渊入关之后，一起合兵。攻下长安，这是李渊一朝的元老功臣，又是李渊的宗亲，可谓血浓于水，位高权重。 崔民干则出自山东崔氏，崔卢李郑王，是当世第一等高门，在唐太宗修氏族第一稿时，被定为天下第一等的姓氏郡望，由他出任副使，本身就是一个行走的广告牌。 他们的目的，是想在河南河北交界之地，在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外，培植第三支力量，开辟第三条战线。 如果成功，就能在关中军队东进之时，对河南王世充的军队形成左右夹击之势。 他们首要的目标是招降宇文化及这支走投无路的军队。 宇文化及最大的价值除了他还掌握了一支以关中人为主体的骁果之外，更在于他从江都随身携带有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 那些并不仅仅是金银财宝，而是他拥有传统上立国道统所需的图箓和传国法器。 这代表了中国皇朝的正统，如果新的皇朝真是天命所授，就一定需要有这些传承。 比如杨隋一朝的传国八玺，就还在宇文化及身上。 这些传国之器，李渊必须得到。 老于政治的李渊非常清楚地知道，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能以最小代价，取得这些宝贝，那远胜于得到十万大军。 这是当时李密没有完成，或者说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去完成的一项任务。 当时，李密只是接纳招降了宇文化及的大部分军队，就只能掉转枪口，去和王世充争取洛阳的控制权。 宇文化及还有二万人马，继续北进魏县，那里已经逼近窦建德的势力范围。 非常神奇的是，李神通招降失败，立即启用了第二套方案。 他竟然在王世充和窦建德的地盘，或者说是在他们二个豪强地盘的缓冲地带，直接和宇文化及兵对兵，将对将，正式展开大规模的战斗。 毫无疑问，他的部队和后勤支持都来自于李世绩。 李神通差一点就可以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在魏县打败宇文化及这只惊弓之鸟，然后又尾随宇文化及，包围了聊城。 宇文化及的部队士气低落，已成瓮中之鳖。 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军队之中，再一次开始缺粮，他撑不下去了。 宇文化及穷途末路，准备投降。 但这一次，身负招降重任的李神通，竟然拒绝接受。 或许，他察觉出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只要他轻轻用力一推，他的这个对手就会轰然倒地。 李神通大言不惭地说道：“兵士暴露已久，贼计穷粮尽，克在旦暮，正当攻取，以示国威，散其玉帛，以为军赏。若受降者，吾何以藉手乎？” 但崔民干要现实和理智得多。 他怕夜长梦多，从旁建议道：“今（窦）建德方至，化及未平，两贼之间，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勋甚大。今贪其玉帛，败无日矣！” 崔民干据理力争，并不服软，李神通大怒，竟然将崔民干关押起来。 其实，李神通也有他的顾虑，在开战前，他承诺给这支军队的粮饷和报酬，必须要着落在宇文化及的身上，这是当时就已经计划好的。 否则，处强敌之间，言而不信，有功不赏，将士无所依靠，这支军队就可能分崩离析。 最主要的是，他认为宇文化及太弱了，已经完全不堪一击。 最无法忽视的是，他远道而来，而山东又富庶一方，京城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自己，他需要足够的财宝去满足长安那些炽热眼睛中的欲望。 他需要宇文化及的财富。 但他错误估计了形势。 宇文化及得到了他兄弟宇文士及从济北运来的粮食，后顾之忧一经解决，军心大振，他们竟然抵挡住了李神通的攻击。 但更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在攻城战中，贝州刺史赵君德已经攀上了城墙，眼看聊城即将被攻下，但李神通害怕赵君德抢了自己的头功，竟然在此紧要关头，鸣金收兵。 赵君德心中窝火，回头对着李神通的方向大骂。 守城的宇文化及士气一下子就上去了，此消彼长之下，聊城之战陷入胶着，竟似有打长久战的迹象。 但李神通并不急，他现在虽然还不是王世充和窦建德的对手，但区区宇文化及，不过是落水狗而已，晚几天收拾他，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于是，李神通安排人去魏县运送攻城的重型器械。 但能攻不攻，能下不下，李神通失去了幸运女神的眷顾，他的运输军队，在中途被另一股贼人攻击，攻城之具，已经无法依靠了。 而河北窦建德军队的马蹄声，已经声声入耳。 腹背受敌，不可承受之重，再不走，就永远走不了。 李神通只能退避三舍，他将聊城拱手让给了窦建德，而后者，仅用二天就攻下了聊城。 真是可悲可叹，但更可悲的事情，将要发生。 李神通退军，和徐世绩在黎阳会合，他们和窦建德本来也相安无事，但意外发生了。 他们无意之中，惹怒了窦建德，那是一个他们不该惹，也惹不起的人。 窦建德也是普天之下，有数的几个，够资格争天下，做皇帝的人。 事情非常简单而凑巧。 有一次，窦建德要去卫州，他选取了一条近道，这距离黎阳只有三十里，无巧不巧，竟然和李世绩的一支二百人的侦察骑兵队相遇了。 他们的运气都不太好，这支队伍恰好是由鼎鼎大名的丘孝刚率领，看到境内出现了敌军，并且数量也不是太多，丘孝刚决定歼灭他们。 于是，他发起了冲击。 名震天下的窦建德，想不到竟然有小股部队敢正面攻击他，一时大意之下，吃了败仗，狼狈不堪之际，差点做了俘虏。 窦建德一生英雄，经过无数大风大浪，这次差点在一个阴沟里翻船，这真是滑天下之稽，传出去足以笑掉人的大牙。 但大军行军，必有侧翼，窦建德的右军立即扑上，全歼了李世绩这支侦察兵小队。 窦建德大怒，他以为是李世绩有心为之，于是，他决定给李世绩一点颜色瞧瞧。 李世绩心中大感无奈，有嘴无处诉说，当他看到黎阳城下，满是窦建德的主力时，感觉天都要塌了。 但即使是误会，也已经无事无补，大军一出，必有收获。 窦建德这次的收获太大了。 第206章 三强鼎立成水火，李密再起争雄意 窦建德赚大了。 是不是真正的误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世绩孤城难鸣，黎阳被攻陷。 李神通、魏征等李唐王朝的要官，还有李世绩的父亲等家眷，全部被一锅端掉了。 一同被俘虏的，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她是李渊的同父同母妹妹，同安长公主，她之所以会出现在黎阳，是因为她有一个女儿是杨广的嫔妃。 当年杨广猜忌李渊时，曾经挑衅式地问过他这个嫔妃，“汝舅何迟？”，甚至明里暗里希望，李渊这次生病一命呜呼之类。 杨广被弑之后，她也跟随宇文化及北归，很明显，李渊想通过她妹妹这层关系，接收杨广的整个政治遗产。 李渊实在是个精于政治的老手。 但李神通没有完成任务。 他过于托大，并且是个草包，他将宇文化及拱手让给了窦建德，还倒贴上自己，做了俘虏。 这让李渊在山东的布局彻底失败。 要想解决河南河北的问题，再没有取巧之道，只剩下武力讨伐一条路。 战场之上，见真章。 多年之后，李世民还对李神通在河南的惨败耿耿于怀，他痛心疾首地说道：“山东未定，(李神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隐没。” 这直接导致在论功行赏时，李神通虽然是皇亲国戚，又是起义元老，但他的排名相当靠后，并且实封较少。 但李神通在河南的招抚，却带来了一个隐忧。 事实上促成了以他为首，后面又以太子李建成，乃至李世绩为首的山东势力集团，客观上的形成，这对于李唐王朝的政局，有着微妙而深远的影响。 直至一百年多，藩镇割据，各自为政时，也依然和此次招抚有着若有若无，隐隐约约的关联，可谓草蛇灰线，伏墨千里。 黎阳之战，唯一逃出去，北渡黄河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李世绩。 但他回首看着身边仅剩的几百个亲信，再看看陷落的黎阳城，他的父亲，还有李唐的重臣，此刻一定已成为窦建德的阶下之囚。 他更知道，如果自己此刻归唐，已无意义，更无价值，还可能被问罪。 在哪里摔倒，就必须在哪里爬起来。 李世绩没得选择，他立即做了一个决定。 他掉转马头，重回黎阳，投靠窦建德，以观时势，以待时机。 窦建德大喜，李世绩是当世大将，又是瓦岗军中的核心和象征，能得此人，足以胜过十万雄兵。 于是，他封李世绩为左骁卫将军，继续让他镇守黎阳。 他当然也留了一手，将李世绩的父亲带上当人质，这样可以制约李世绩，让他尽心尽力，为自己办事。 以直系亲属为人质，这是一种通用的做法，有用有效，但如果真正遇上大是大非之时，也未必一定有想象中的约束力量。 在以后的某个时刻，窦建德会对此感同身受。 李渊现在相当恼火。 李密入关之后，河南、河北局势逐渐明朗，王世充和窦建德已和关中李唐成为鼎足三分之势。 要一统天下，只余武力一途。 但能一团和气地招降，又何必战场之上血战拼杀，况且，兵凶战危，李渊虽然占有优势，但也无必胜的把握。 虽然他已经派出了几路招降人马，都已折戟沉沙。 但李渊还想做最后的尝试，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虽然这张牌，他本来准备要雪藏起来。 那就是李密。 李渊在此刻想死马当活马医，既然河南之地，已没有多少希望，那他只有把水搅浑，才可能摸得到鱼。 普天之下，除了李密，再无别人有这个能力。 再出山东，李密更是早有此心。 光禄卿真不是李密干的活。 这和以前快意恩仇，纵马驰骋的日子相比，真的是味同嚼蜡，更为重要的是，当他履行光禄卿的本职工作，向皇帝李渊献食时，更是对他尊严的无情打击。 李密无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当年，他可是和李渊称兄道弟，甚至被他推举为盟主的带头大哥啊，现在看到李渊正襟危坐，高高在上，而自己却需要敛容屏息，装模作样去完成固定礼仪。 这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李密是当世枭雄，宁愿轰轰烈烈地死，也不愿意苟且地活。 王伯当也同样有这种抱怨，静极思动，他私下对李密说道：“天下事在公度内耳。今东海公（徐世绩）在黎阳，襄阳公在罗口，河南兵马，屈指可计，岂得久如此也！” 李密大喜，王伯当果然和自己是的铁竿，也是同一类人。 他知道李渊一直想以关中而临天下，最好能不战而下，他将向李渊展现自己的价值。 于是，他向李渊上了一道奏文，推诚置腹地说道：“臣虚蒙荣宠，安坐京师，曾无报效；山东之众皆臣故时麾下，请往收而抚之。凭籍国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 这对于李渊本人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毫无疑问，王世充虽然战胜，但他毕竟是江都远来的龙，不是河南的地头蛇，要全部接收李密的势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李密重新出现在河南，局势出现反转的可能性非常大。 李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只看到好的一面，李渊的群臣形成了一种公开而普遍的意见，他们上书说：“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鱼如泉，放虎于山，必不返矣！” 但李渊想以国士之心对待李密，他明确回复道：“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贼交斗，吾可以坐收其弊。” 李渊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放虎归山，让他们重新混战，必然二败俱伤，李唐一样可以坐享其成，到时收拾残局，不费吹灰之力而已。 于是，李密出关已是箭在弦上。 要做事，当然需要一个班子。 李密请求带领自己的一个谋士出行。 他是贾闰甫，这是个智勇双全，颇有决断的人物。 当年，裴仁基还是隋朝大将，准备投降李密，但顾忌监军御史的掣肘，犹豫未决时，责闰甫斩钉截铁地说：“萧君（御史）如栖上鸡。若不知机变，在明公一刀耳。” 一语惊醒梦中人，这才坚定了裴仁基投降李密的决心。 并且，贾闰甫有着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 当时有一句名谣，“洛水十里，米如白沙。” 这是一个典故，说的是李密攻取洛口仓后，开仓赈粮的盛况。 河南民众久承战乱，加上天灾不断，早已疲惫不堪，忽然之间，竟然可以任意从政府粮仓之中取食，这是天大的好事。 于是，每家每户虽然都缺乏盛米的瓮盎，但不要紧，他们因地制宜，折下运河二边的柳条，现场编成箩筐，用来作取米的工具。 但这柳条箩筐有个缺点，柳枝粗大，缝隙必多，于是，亮白晶莹的米粒一路洒下，星星点点，累积成层，远远望去，就象一条晶莹剔透的白米之路。 李密也是久处生死存亡的边缘，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富足的日子，他看到远近而来，多达近百万的民众，不由志得意满，觉得天下就在他掌握，他对贾闰甫志得意满地说：“此可谓足食矣！” 贾闰甫表现了难得的清醒，他不无忧虑对李密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民所以襁负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无爱吝，屑越如此，窃恐一旦米尽人散，明公孰与成大业哉！” 李密幡然醒悟。 第207章 离心离德再离势，英雄枭雄终鬼雄 千军易得，一士难求。 此次李密复入河南，想携带贾闰甫同行，这个谋士，可以让他冷静，给他不同的启发，经过和王世充第五战役失败之后，李密深刻领悟到，任何一个决策，都必须冷静而理性。 任何微小的错误，都可能让所有的努力，功亏一篑。 李密需要时刻能提醒他的人。 贾闰甫的风格和他互补，他相信是贾闰甫一定会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得力干将。 李渊也对李密寄予厚望，为了表示尊重和笼络，他让李密和贾闰甫一起和自己坐在御榻之上，吃个饯行酒。 在酒席之上，李渊真情流露，他心怀期待地对李密说道：“吾三人同饮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 同时，李渊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他接着说道：“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有人确执不欲弟行，朕推赤心于弟，非他人所能间也。” 李渊这番话，既是对李密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 当此之时，他想成就一段君臣之美，“一言许人，千金不易”，这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只是，生为政治家，尤其是作为皇帝，又有多少真情，能经得起利益的诱惑。 李密终于上路了，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事实上，当时中国虽大，群雄并起，跨州连郡，相互征战，但真正具备雄才大略，能笑傲天下，挥斥方遒的，除了李渊，还是首推李密。 李密绝代枭雄，入关归唐，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让他投闲置散，安度一生，都已是他修来的福份。 如果真的让他回到河南，他必定会死灰复燃，以其绝代枭雄之资，再加上群雄的辅佐，李唐的天下，未必会是李唐的天下。 所以，李密出关，他肯定无法顺利到达河南。 他走的这条路，注定是一条死路。 当李密请求亲自出关，招抚旧部时，从政治上说，他就已经死了，事实上，他的人生，在他提出出关时，也已经完结了。 李渊虽然某个时间点，同意他出关，但整个李唐王朝，都站在他的对立面。 于是，李密在华州时，就接到李渊的指示，让他留下一半人马在华州，只带一半人出关。 这只是一个开始。 李密的长史张宝德发现整个军队的氛围不对，他为了免祸，秘密向李渊上了一道奏折，认为李密必叛。 这道奏折，只是确认了李唐王朝的判断而已。 于是，李渊下了第二道命令，他让李密的部将率领军队前行，召唤李密单人独骑入朝述职。 即使在自己的地盘，李渊对李密依然深怀顾忌。 为了不激怒李密，李渊在诏旨中，加进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指令，只是让他的军队“徐行”，李渊最担忧李密就地起兵造反，在当世军事大家面前，结果很难预料。 事势至此，已经非常明了，进退艰难，退一步，必死无疑；往前一步，也是九死一生。 李密在稠桑接到李渊的敕令，他心如明镜地对贾闰甫说：“吾今若还，无复生理，不若破桃林县，收其兵粮，北走渡河。比信达熊州，吾已远矣。苟得至黎阳，在事必成。公意如何？” 显然，李密也知道此行前途渺茫，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自己选择的路，必须走完。 贾闰甫明确表示反对，他坚定不疑地说道：“此事朝举，彼兵夕至，虽克桃林，兵岂暇集，一称判逆，谁复容人！为明公计，不若且应朝命，以明无异心，自然浸润不行；更欲出就山东，徐思其便可也。” 贾闰甫讲出了冷冰冰的现实。 现在君臣名份已定，再生叛逆之心，既无人跟随，也不具备现实的起兵条件。 但李密还做着和李唐分庭抗礼的美梦，他愤愤不平地说：“唐使吾与绛灌同列（光禄卿），何以堪之。” 李密将自己的背叛，归结为李唐王朝对自己恩遇太薄，甚至是有意侮辱，这其实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角度问题。 错就错在李密是真正的枭雄，也根本不是久居人之下的大人物，即使李唐赐与他重位，恐怕以李密的心性，也难以长久全生。 李密，本来就不应该投降，隋末群雄，谁都可以投降，唯有他不可以。 他以绝世之资，求俗世之名，即使不成，也应该站着死亡。 而不是在绝境之中，发出如此小肚鸡肠的不平之气，李密入关之后，气量气概也下降了一个层次。 但是，他很快又恢复了睥睨天下的勇气，他满怀豪气地继续说道：“纵使唐遂定关中，山东终为我有。天与不取，乃欲束手于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当斩而后行。” 贾闰甫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他只能眼睁睁看到李密走向他宿命中灰暗的归途。 一时悲从中来，再不可抑制，他流着泪对李密说道：“今海内分崩，人思自擅，强者为雄；明公奔亡逋尔，谁相听受！且自翟让受戮之后，人皆谓明公弃恩忘本，今日谁肯复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 他进一步点出了李密最大的依靠，其料也并不可靠。 河南旧部，在他一败之后，分崩离析，立即投降王世充，当然也和李密诛杀翟让一事密切相关。 大错已经铸成，后悔再也无及。 当日李密亲自在河南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今时今日，再重头开始，又哪有丝毫的机会。 贾闰甫最后表达了自己宁死也不再追随李密的心意，“闰甫又何辞就戮！” 这实际上代表了李密此时已失尽部下之心，再也无能为力了。 看到贾闰甫拒绝跟随自己，李密大怒，抽出刀来，准备拿贾闰甫祭旗。 但李密当时情势，多杀一人，少杀一人，于大事无补，王伯当立即挡下了李密。 李密本就是不嗜杀之人，他转头看向王伯当，这个跟随自己最久的最忠心的伙伴，他也会向贾闰甫一样，弃自己而去吗？ 王伯当显示了国士之风，他虽然知道李密此行必败，但一时枭雄，一世枭雄，一时兄弟，一世兄弟，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李密在哪里，他王伯当也会在哪里。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况且，他们未必也完全没有机会。 王伯当誓死追随李密，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义士之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当荷公恩礼，期以性命相报。公必不听，今只可同去，死生以之，然恐终无益也。” 他们竟然放贾闰甫离开，这是非常吊诡的事，正常来说，他们即使不杀贾闰甫，也必然扣押他一起走，以免走露风声。 也许，在那个时间点，李密已经做好了舍身成仁的准备，他并不畏惧死亡，但他可以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 将军难免阵上亡，这是自己的宿命，也是自己最后的尊严。 事实上，贾闰甫逃到了熊州，他将成就一个人的声名。 这是史万宝的地盘，他不无忧虑地对行军总管盛彦师说：“李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今决策而叛，殆不可当也。” 但盛彦师不以为意地说：“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 史万宝大感奇怪，李密声名，威震于世，盛彦师如此胸有成竹，难道有什么隐秘的事情瞒着自己吗？ 他追问道：“公以何策能尔？” 盛彦师故作高深地说：“兵法尚诈，不可为公言之。” 事实上，盛彦师确实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他在李密必经之地设下埋伏，然后没费吹灰之力，临阵将李密和王伯当斩首。 或者，盛彦师真的天纵其才，猜中了李密的行军路线，又或者有人，比如贾闰甫之流，透露了某些李密的习惯，而让他捕捉到了战机。 真实的原因，已经永远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在盛彦师准备埋伏的当口，李密正在下一盘大棋。 第208章 枭雄虽死英灵在，旧部犹存露锋芒 这是李密最后一战，他展示出法无定式，奇诡万方的谋略。 李密，也是天选之子，他只比李渊差了一线，一线定名分，也定生死。 李密准备出其不意变向，然后跳出李唐王朝的包围圈，再图进取。 在现实条件下，李密立即做出最优选择，那就是先攻下桃林，然后改变方向，取道熊耳山，和伊州刺史张善相会合。 一切似乎非常顺利。 李密先是欺骗桃林县官说：“（自己）奉诏暂还京师，家人请寄县舍。” 然后，他精选出几十个骁勇，身穿妇人的衣服，头戴幕离，藏刀裙下，伪装成妻妾，亲自带领他们进入桃林县舍。 猝不及防之下，李密拔刀发难，三下五除二，控制了县衙。 然后，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给整支部队，补充好给养。 兵贵神速，李密马不停蹄，直奔南山，他的目标是和襄城的老部下张善相汇合。 李密行军出其不意，如果能出熊耳山，也许这座山可以改名为“雄”耳山了。 但山名为熊，天意人事两相知，即使盖世英雄，也只能望而兴叹。 当李密行进在幽暗曲折的山道之中，一支早就埋伏好的唐军冲出，将他的军队从中断开几截。 李密的部队首尾不相顾，士气瞬间瓦解崩溃。 此天之亡，非战之罪，李密不战已败。 青山蔼蔼，绿水潺潺，为一代枭雄，唱响无言的挽歌。 李密和王伯当，站着死去。 此战之败，主要是盛彦师提前预判了李密的选择：出熊耳山，会张善相。 事后，有人大惑不解地问盛彦师说：“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 盛彦师莫测高深地回答道：“密声言向洛，实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张善相耳。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施力，一夫殿后，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 但这种精准的预判需要精确的情报，盛彦师并不是李密的老对手，更没有足够的情报系统支撑，他如此胸有成竹，也许，真的是天意所授，或是另有高人所启。 或者，他从贾闰甫的一些若有若无的话语中得到了启发，又或者，他真的潜心研究李密行军用兵之法，对于其好行诡道，天马行空的战术，心有灵犀。 此战之后，张善相似乎并没有受到惩罚，依然续写他的传奇。 他最终归顺李唐王朝，并继续在襄城任伊州刺史，但此处地处要冲，是王世充必得的战略要地。 在屡次攻城之战中，张善相内外交困，他向李渊多次求救，但毫无例外，他只能孤军奋战。 远水不解近渴，救兵未到一人，而城内已是满目疮痍，油尽灯枯。 城池必破之下，张善相视死如归地对属下说：“死当斩吾头以归世充。” 但他的部下，也尽是忠义之士，虽然知道必然与城池玉石俱焚，但都视死如归。 他们流着泪，坚决地说：“宁与公同死，终不独生。” 危城绝境之中，他们竟然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投降。 张善相被俘之后，被送到王世充面前，但他一心求死，辞色不挠，厉色辱骂王世充。 张善相求仁得仁。 李渊听到张善相的死讯之后，流着泪痛心疾首地说道：“吾负善相，善相不负吾。” 而贾闰甫也有他的宿命。 他在入唐之后，心中感怀李密知遇之恩。 心有所想，终需有所行动。 某一日，他心情大动，若有神示，终于伏案疾书，笔走龙蛇，写下了洋洋洒洒的《李密传》三传。 也算为臣一日，相识一场，留个念想。 李密虽死，李渊却不能闲着，他必须稳妥地处理好善后。 最重要的是，如何稳定和笼络山东李密旧部的人心和士气。 虽然自此之后，王世充已成为无可置疑的河南之王，但李密生前，在河南大地，还留有庞大的旧部需要抚慰。 李渊需要表明李唐王朝的态度，在某个时刻，李唐将在河南，卷土重来，并和王世充决战，看看谁才是那个老天选定的唯一。 于是，李渊派出特使，携带李密的头颅，向李世绩详细说明事情的经过。 将军难免阵上亡，一旦走上造反之路，谁都没有期望过，一定能全身而退。 成王败寇，时也，命也，这并不值得怨天恨地。 但李世绩毕竟和李密君臣一场，岂能无感？ 当日举世无双的英杰，忽然之间，就变成了眼前，冷冰冰的一个头颅。 人生无常，莫过如此，李世绩心中悲愤，痛哭出声。 他向李渊上表，请求收葬李密的尸首。 于是，李世绩率领全军，备君臣之礼，大具仪卫，三军缟素，将李密葬于黎阳之南。 李密确实是一代枭雄，他生前得到部下的拥戴，纵横天下，下葬之日，也一样收获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他的葬礼之上，哭声震天，成一片泪海。 情至深外，痛彻心扉，竟然有很多人当场呕血。 一个时代落幕了。 李密不愧是李渊最大的竞争对手，即使他死了之后，英灵也依然威震天下。 当他的旧部听到李密逝世的消息时，他们做了一件事。 他们觉以李密如日中天之势，本来不至于如此脆败，当日和王世充第五次战役，虽然大败亏输，但胜败不过是兵家常事，李密完全有卷土重来的资本。 但掘了李密坟墓，让李密有家不得归的最大最无耻的一个叛徒，叫邴元真。 是邴元真让李密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他将付出代价。 邴元真踩着李密的身家上位，现在春风得意，被王世充重用为行台仆射，坐镇滑州。 他原来是瓦岗军中翟让一系的元老，坐镇滑州之后，也不断有原来的旧识前来投靠他。 但他平时并没什么威望，毫无疑问，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人物前来，这未免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但现在有一件大喜事从天而降。 一个原来李密系统的实力派人物来向他投诚，他叫杜才干，现在任濮州刺史，如果能得到他的辅佐，那自己说话都可以硬气几分。 于是，他拿出诚意，决定亲自招慰杜才干。 但他想不到，这是杜才干给他设的一个局，死局。 杜才干痛恨邴元真卖主求荣，他决定为李密讨回这个公道。 双方甫一见面，杜才干就将邴元真抓住，当众数落他说：“汝本庸才，魏公（李密）置汝元僚，不建毫发之功，乃构滔天之祸，今来送死，是汝之分。” 杜才干并不废话，手起刀落，斩下邴元真的头颅。 大仇得报，他连夜携带邴元真的头颅，赶到李密墓前，焚香酹酒，以酬李密。 希望李密地下有知，也能一笑泯恩仇。 李密虽死，却永远活在很多人的心里，但王世充这个赶鸭子上架的皇帝，虽然活着，却备受煎熬。 他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第209章 比速度先失一着，仗蛮力洛阳变天 王世充当皇帝，是被赶鸭子上架。 他并不适合做一个皇帝，他也不是一个好皇帝，他更是一个备受煎熬的皇帝。 在他入主洛阳之前，他确实尽到了一个隋室忠臣的义务，杨广没有看错他，他北上平叛李密，是真拼实打。 也是真的打不过。 非常不幸，他碰上了李密，那是绝世枭雄，是天纵之才，是排第二位的天选之子。 李密是王世充的苦手，他们之间，大战五次，小战数百次。 这都是真刀实枪，残酷血腥的肉搏拼杀，王世充虽然一次次被李密打趴，但他从未丧失信心，也没有忘记自己隋室忠臣的本分。 王世充尽力了。 但在第四次战役，再次大败于李密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王世充发现自己有被抛弃的可能，甚至面临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 于是，他开始自救，那也是一条逐步黑化之路。 宇文化及弑逆杨广之后，率领十万大军，北上西归，直奔河南而来。 大敌当前，东都政权招降李密，想让他和宇文化及二虎相斗，他们开出了一个让李密无法拒绝的条件。 平定宇文化及之后，入朝辅政。 李密一族，本来就是关陇集团根正苗红的实力派，他的曾祖李弼，就是北周八柱国之一，李密本人也是隋朝官僚体系重要成员。 接受招降，进入官僚系统，远好过落草为寇，这本来就是绝大部分造反派的不二选择。 在共同的大敌宇文化及之前，李密和东都政权达成和解妥协。 但王世充非常失落。 他和李密可谓无日不战，早已结下解不开的血仇。 但王世充对于和李密的结盟，虽然反对，却无能为力。 当时东都的权力把持在“七贵”手中，王世充虽然也是七贵之一，但其中的主事者却是元文都和卢楚。 招降李密的政策，就是元文都的主意，他深谋远虑地说道：“今（宇文）化及弑逆，仇耻未报，吾虽志在枕戈，而力所不及。为国计者，莫如以尊官宠李密，以库物权啖之，使击化及，令二贼自斗，化及既破，而密之兵亦疲矣。” 当然，招降李密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 元文都接下来，非常明确地讲出他的第二步计划，“又其士卒得我之赏，居我之官，内外相亲，易为反间，我师养力以乘其弊，则密亦可图也。” 在当时时势之下，这显然是一条极高明的策略，并且，即使知道招降是坑，也由不得李密不跳。 事实上，李密求之不得，欣然接纳。 宇文化及必灭，但他根本无法同时应付洛阳和宇文化夹两股力量。 他非常清楚东都借刀杀人的目的，但他同样有自己的考虑，当他挟灭掉宇文化及的不世之功，入主东都时。 他将再也不会屈居人下。 东都和李密都在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于是，每一次战胜宇文化及，李密都会象朝廷的最忠诚的将军，派专使来东都报捷。 这是一段甜蜜的岁月。 元文都等人都欣喜这个一石二鸟之计，认为天下太平，指日可待。 于是，他们置酒作乐，酒酣之际，七贵之中，段达甚至直接起舞助兴。 好一派歌舞升平，其乐融融。 但王世充作为旁观者，却看得胆战心惊。 他脸色大变地说道：“朝廷官爵，乃以与贼，其志欲何为邪？” 显然，王世充心中对于元文都他们的真实用意，产生了怀疑，也许他们分分钟就可能转身向李密投降。 这同样也是元文都的顾虑。 他们对于王世充这个外来者，一样满怀戒意。 于是，东都的高层势力，分成了二派。 一旦出现裂缝，在生死压力之下，就会产生无法抑止的破坏力。 王世充决定先发制人，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久经杀场，时刻和李密搏命，手上还握有军队。 乱世之中，枪竿子里出政权。 他椎心泣血地对自己的部下说：“文都之辈，刀笔吏耳，吾观其势，必为李密所擒。且吾军每与密战，杀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 王世充的话激起了士兵们惨痛的回忆，他们和李密，那是血仇，无可开解，也无可忘怀。 有仇不报，枉生为人。 有了军队的支持，王世充很容易在高层找到了同盟。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世充私下的造反活动，很快传到了元文都等人的耳朵中，他们知道，他们和王世充只能二存一了，就看谁的动作更快。 于是，元文都等人设计了一个圈套。 他们准备等王世充上朝之时，抓住他问罪。 这本来是一个绝密而风险极低的计划，但七贵之中，内部却出了叛徒。 有一个叫段达的临阵退缩，他可能害怕即使抓住了王世充本人，他手下的军队，也一样会起来造反，到时必然玉石俱焚。 于是，他决定押宝王世充。 段达让他的女婿将元文都等人的计划，泄露给王世充。 于是，王世充反击。 他的方式非常直接，直接发动兵变，在午夜三鼓时分，率兵攻城。 元文都等人都是政治长才，却并非军队领袖，东都的实力派和元老们开始选边站，但大部分人在王世充兵威之下，倒向了他。 胜负已经很明显。 但王世充也遇到了一些零星的抵抗，在他绝对优势兵力之下，并没形成大的障碍。 真正的抵抗来自于策动诛杀王世充的七贵集团，但他们完全不堪一击。 越王杨侗，当时已登上皇帝之位，称为皇泰主，他知道了王世充兵变的行为，派人登上紫微观，质问王世充说：“称兵欲何为？” 王世充保持了表面上的恭敬，他下马恭敬地回答说：“元文都、卢楚等横见图规；请杀文都，甘从刑典。” 在王世充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皇泰主这个十五岁的小孩子，哪里能拿定主意。 段达适时站了出来。 他让皇泰主把元文都送出去。 元文都知道大势已去，痛心疾首地和皇泰主告别，他满心悲凄地对皇泰主说道：“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 皇泰主虽然年幼，但忠奸之别，倒也分得清，也知道这是生离死别之时，但自己自身难保，虽然有心，却是无能为力。 皇泰主痛哭，此日一别，只能来日九泉之下再相见了。 事后的清洗非常残酷，元文都和主要参与者，以及他们的亲族子女，全部被诛杀。 洛阳城，将要易主了。 王世充将皇宫的卫士全部更换成自己的亲信，事实上已牢牢掌控了皇泰主的自由和安全。 丑媳妇难免要见公婆，乾阳殿上，皇泰主展示了一个皇帝应该有的尊严，他又一次质问王世充说：“擅相诛杀，曾不闻奏，岂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强力，敢及我邪！” 王世充充分展现了他的表演天赋，半真半假地说“臣迫于救死，不暇闻奏。若内怀不臧，违负陛下，天地日月，实所照临，使臣阖门殄灭，无复遗类。” 王世充回忆起杨广对自己的恩情，元文都对自己的压迫，他再一次强调自己只是自保，对皇泰主是忠心辅佐，别无他意。 为了取信皇泰主，说到动情之处，王世充声泪俱下，把自己全家的性命都拿来赌咒。 这本来只是王世充的一种说服别人的手段，他自己大概是不相信幽冥之事的，所以信口开河，无所顾忌。 但世上之事，幽暗玄远，天道渺渺，人在做，天在看，也并不能一概而论。 几年之后，当他被独孤修德斩杀时，他的心中，会不会记得乾阳殿中，对皇泰主所说的这一番话？ 王世充的表演，让君臣之间维持了一种表面的和协。 于是，皇泰主和王世充达成和解，让他升殿，谆谆与语，以示恩宠，更为重要的是，皇泰主引见王世充晋见自己的母后。 他封王世充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 这是正式期许，希望王世充能成为国家的希望，可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亡国之君，再无未来。 王世充真的好手段，他兵不血刃，轻松自如地取得了洛阳城的控制权。 他将东都政权全部变成王家的天下。 他的兄弟子侄，全部被重用，洛阳城，每个重要部门所有的重要岗位，也布满他的亲信。 几乎在一夜之间，东都的权力就移交到王世充的手上。 这天变得，真的始料未及。 第210章 权在手何须禅让，质不同必然区分 王世充谋朝篡位的行动，已是箭在弦上。 在此之前，他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必须要做，那就是和李密一决胜败，也一决生死。 幸运女神这次站到了王世充这一边。 李密是他一生的苦主，他逢密必败，五次大战，大败亏输四次，但他相信，自己总会扳回一局。 只要胜一次，就足够。 在第五次战役中，李密一败而溃，不复再振，只能入关投降李渊。 河南大地，各种势力，闻风而倒，王世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接收原李密的势力。 现在，障碍都已以扫除，王世充已经官拜太尉，这已是人臣的顶峰，这个职位，也是洛阳政权曾经赐封李密的官爵。 此一时，彼一时也，王世充已成为洛阳城事实上的王，整个河南在他的脚下，瑟瑟发抖。 但他放眼远望，将目光投向了皇泰主。 王世充只是一条外来的强龙，并且根基浅薄，虽然大权在手，总还是需要了解洛阳官僚层面的民情民意。 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来了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军事行动。 攻击新安，本身无关重要，纯粹只是个掩护，王世充改变了群臣相聚的场所，也想改变游戏的规则。 因为在军营之中，他就是无可置疑，也无可辩驳的唯一。 他集中了满朝文武大臣，让他们随军观战，战斗之余，他不再掩饰，露出本来的面目。 他在军事会议上，公开商讨论禅让的可行性。 大臣们正襟危坐，气氛沉默而压抑。 与此相对的，却是户外士兵们震耳欲聋的操练声，喊打喊杀声，声声入耳，王世充之心，昭然若揭，这是种无形的巨大压力。 但要改朝换代，让他们做乱臣贼子，纵然是在生命都遭受威胁的环境中，还是有很多人表示了反对。 李世英坚决不同意，他义正辞严，大气凛然地说道：“四方所以奔驰归附东都者，以公能中兴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示清其一，遽正位号，恐远人皆思叛去矣。” 这是谁都明白的大道理，王世充也只好随口附和说：“公言是也。” 但有反对的人，就一定有赞同的人。 王世充显然也有不少同盟者，或者也有很多的政治投机者，他们见风使舵地说：“隋氏数穷，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与常人议之。” 太史令也从天命所属，顺天应人的角度阐释，王世充当立为皇帝的合理合法性。 王世充并不推辞，也表示赞同。 会议似乎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但这个会议，让王世充坚定了走禅让路线的决心。 毫无疑问，他所遭遇的抵抗和反对微不足道。 事实上也是如此。 只有戴胄还冒着杀头的风险，向王世充进最后的忠言：“君臣犹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王世充）莫若竭忠徇国，则家国俱安矣。” 王世充再一次发挥出他一流的口才，和戴胄云里雾里，一顿乱扯，顾左右而言他，将戴胄打发了。 禅让之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王世充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团队。 戴最后一次明确表示反对。 王世充恼羞成怒，他知道无法收服戴胄，但为了稳妥起见，在禅让之前，他更不愿意和洛阳旧隋的官僚直接开战。 惹不起，可以躲得起。 王世充将戴胄外放为郑州刺史。 从此之后，满朝文武都知道，王世充篡位称帝，已是不可逆转之事，满朝上下，再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 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再不识趣，就不是外放，而是杀头了。 隋朝将从形式上走向终点。 时机成熟，段达将坏人做到底，他已经上了船，也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他率领百官进入皇宫，向皇泰主请求，加王世充九锡之礼。 这是篡立的关键一步，皇泰主展示了一个皇帝最后的尊严，他义正辞言地说道：“郑公（王世充）**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来，未有殊绩，俟天下稍平，议之未晚。” 段达也不多话，直接亮出底牌，他不知羞耻地回答道：“太尉欲之。” 话已至此，话已说尽。 皇泰主不再多言，他直直看向段达。 这曾经是杨广寄与厚望的大臣，也是自己倾心托付的心腹，现在竟然如此奴颜媚骨，替王世充做这种天怒人怨，遗臭万年的事情。 皇泰主心中思绪翻滚，但他非常明白，天下，已不再是杨隋的天下，皇帝，也不再是他本人。 他冷冷地直视段达，挤出二个字：“任公。” 王世充完成了篡位前的最后一步，被加封为相国，假黄钺，总百揆，加九锡，开府设置丞相以下官员。 被逼禅让的一天终于到来。 段达率领文武百官等十余人，向皇泰主上奏说：“天命不常，郑王功德甚盛，愿陛下遵唐、虞之迹！” 皇泰主虽然心中早有准备，但乍闻逼宫，毕竟是杨坚龙脉，杨隋皇帝，他看到面前曾经称臣的一行人，心中悲愤无以复加。 皇泰主辖出去了，他义愤填膺地说道：“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应辄发；必天命已改，何烦禅让!公等或祖祢旧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复何望！” 皇泰主虽然当时才十四五岁，但当朝天子，一番话，含愤而发，直指人心。 段达等十余人，虽然甘心为王世充做了禅让的先锋，但毕竟一朝为臣，尊卑有序，内心岂能无愧。 千载之下，这种卖主求荣的事情，史册之上，必会历历在目。 一念及此，他们都不由热汗冒出，羞愧惶惧。 皇泰主心中叹息，知道大事已不可为。 退朝之后，将所有种种告诉了皇太后，孤作寡母再无依凭再无慰藉，为自己，为宗社，唯有相对伤心哭泣而已。 禅让之事，如期进行。 王世充依然恬不知耻地欺骗皇泰主说：“今海内未宁，须立长君，俟四方安集，当复子明辟，必如前誓。” 他心急火燎地想登上皇位，再无任何顾忌，指使群臣，连番上劝进表，三让三退的程序甚至也简省了。 隋朝皇泰主逊位，王世充建立郑国。 隋灭。 但王世充并无治国之才，根本就不是当皇帝的料，他虽然当上了皇帝，但日子从一开始就过得非常煎熬。 这源于他的执政基础和本性。 他虽然巧言令色，善于作伪，能一时间迷惑一部分人，也能很长时间迷惑很多人。 但他无法永远去欺骗所有的人。 时间一长，他的本性很快就被周围熟悉他的人所不耻。 王世充有一个老师就非常有代表性，他叫徐文远，是当世大儒，也是皇泰主的国子祭酒。 他同时也是李密的老师。 从徐文远对这二个学生的态度，就可以非常明显地判断出，李密和王世充二人的优劣高下。 当年，李密围困洛阳，城中粮尽，已出现人吃人的困境，即使贵为当朝大臣，也需要自食其力。 于是，徐文远出城砍柴，毫无疑问，他被李密的军队抓获了。 李密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让他南面而坐，自己北向而拜。 徐文远当仁不让，以老师自居。 他正襟危坐，开始教训李密，不疾不徐地问道：“未审将军之志，欲为伊（尹）、霍（光）以继绝扶倾乎？则老夫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王）莽、（吕）布，则无所用老夫矣！” 等到王世充诛杀元文都等人，东都落入王世充手中时，李密又虚心向徐文远请教对策。 徐文远毫不推辞地指点李密说：“（王）世充亦门人也，其为人残忍褊隘，既乘此势，必有异图，将军前计为不谐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 李密赞叹道：“始谓先生儒者，不达时事，今乃坐决大计，何其明也。” 徐文远从来都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人，他确实有几把刷子。 他博览五经，尤其专精于《春秋左传》。 徐文远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入于书，又出于书，经常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实在是当世一代宗师。 当时有个大儒沈重，在长安城的太学讲授五经，每次讲课，都有一千多人去听讲，蔚为大观。 徐文远慕名而去，质问几天之后，就甩手离去。 别人大感奇怪，追问他原因，徐文远也不客气，直接回答说：“观其所说，悉是纸上语耳，仆皆先已诵之。至于奥赜之境，翻似未见。” 于是，好事者把他的原话传给沈重，沈重心生惊异，便把徐文远请来，二人一起参详经义，反复十几次，徐文远尽得其妙。 沈重叹服，徐文远一战成名。 而这种求其精义，不刻板拘泥的治学的态度，也是他生活的态度。 所以，他可以在李密面前道貌岸然，指点江山，但是，当他见到王世充时，却又是另一副模样了 第211章 城虽得人心尽失，隋终亡覆巢无卵 徐文远和王世充故人重逢。 第五次战役，李密一战而溃，入关投唐之后，徐文远再次进入东都。 这时洛阳城已是王世充的天下，虽然当时洛阳一斛米已值八九万钱，一般米价到了这个数字，社会就濒临崩溃的边缘。 但对于这个老师，王世充还是尽学生之道，赐给徐文远米面粮食。 徐文远很感恩，甚至过于感恩了，他见到王世充，即使相隔很远，就俯身下拜。 众人感到非常奇怪，迷惑不解地问他说：“闻君踞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 徐文远也不遮掩，直接了当地回答说：“李密，君子也，能受郦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杀故人之义。相时而动，岂不然欤！” 可见徐文远并非是一介腐儒，而是早已将文字读懂读通，融汇贯通，在这个乱世，可以远避利害，游刃有余地活着。 徐文远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也是个妙人。 当李世民围攻洛阳时，徐文远再一次表现出他生存的智慧。 当然，这或许经过了王世充的默许。 对于这个非核心成员的老师，王世充展示了仅有而难得的良心，与其和洛阳城玉石俱焚，活活饿死，那放自己老师一条生路，也许，也并不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结果。 徐文远故技重施，又一次出城砍柴，毫不意外，他再一次被围城的唐军捉住。 他被安全送到长安，作为当世大儒，被李渊重用，授与国子博士， 盛世写书作文，足可以流芳后世。 徐文远在唐朝撰写了《左传音》三卷，《义疏》六十卷，他无忧无虑地活到七十四岁才安详离去。 他也为后世树立了一种文化人在知世之中，安身自保的典范，可能不趋炎附势，但一定懂得趋利避害。 作为一个着名的砍柴高手，徐文远非常有意思。 但王世充现在觉得很没意思。 因为他的根基实在过于浅薄，很多隋朝的旧官僚士人都不看好他，也看不起他。 这导致了广泛的不合作行为。 陆德明也是当世大儒，但凡是个文人，都会有几分傲骨，只不过陆德明表现得更为出格。 为了招揽陆德明，也为了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王世充费尽苦心。 他让自己的儿子王玄恕拜陆德明做师父，但陆德明引以为耻，为了逃避这个差事，他想出了一个损招。 他先主动服食了大量巴豆，这是泻药，于是，在王玄恕入府拜师那天，他就只能病卧在床。 王玄恕倒并没有丢王世充的脸，并没有死心，而是一直跪倒在陆德明的床前，恭敬地执弟子之礼，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陆德明。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陆德明不动如山，丝毫不为所动。 相反，因为巴豆吃得太多了，他当着王玄恕的面，稀里花啦，拉了一通又一通。 事情到这一步，这拜师之事，自然也告吹了。 但陆德明在东都也呆不下去，为了避祸，就称病谢罪，远避成皋，再不理人事。 陆德明事件，实际上也代表了王世充的政权，仅仅是一个军事政府，既没有执政根基，也得不到士人的拥护。 但王世充和旧的官僚体系，维持了一种表面的平衡。 如果在军事上顺风顺水，政权就能稳固，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必然离心离德，一朝崩塌。 陆德明是个真正的猛人，他还将续写自己的传奇。 入唐之后，陆德明远游长安。 当时，长安城热闹非凡，最着名的文学盛事，就是三人三书。 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罗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三人三书，精妙百出，一时蔚为壮观，实乃文化盛事。 但陆德明天纵其才，横空出世。 他以一对三，和另外三人互相问难，各因宗指，随端立义，让人大跌眼镜，竟然全部胜出。 这是大才，更是通才。 于是，陆德明集毕生之力，立德立言立功。 他写了一本三十卷的《经典释文》，对于儒家各部典籍的源流，演变史和传授史，无不穷其本源，成为这个类别的传世经典，足以万世流芳。 书成之日，甚至连李世民也对此赞不绝口，受益非浅，给他赐帛二百段。 李唐王朝，盛世流芳，君臣都气象万千，远迈前代。 王世充就远没有这么滋润的日子。 这种日子，可能连想一想的时间他都欠奉，他真的忙得焦头烂额，因为又有人要造他的反了。 那就是裴仁基。 裴仁基是当世素着威名的大将。 他原本为隋朝守卫虎牢要塞，投降李密之后，立即变成李密手下最着威名的猛将，第五次战役，他是少有的清醒派。 但言不见用，李密一战而溃，他无奈之下，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将来的出路，而只能随大流向王世充投诚。 这是当时的大势，也是李密部下最主流的一种选择。 但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个让人崩溃的事实。 王世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明主，比李密差得太远，更不可能成为全天下的真命天子。 当时局稳定而明晰之后，这一股势力，被迫再一次做出选择。 在裴仁基做出最激烈的选择之前，已经有不少李密的旧部，重新做了一次选择，他们也仿效李密，投降李唐。 二个最典型的代表，一个叫程知节（咬金），另一个是秦叔宝。 他们二人都是瓦岗军的旧部，程知节私下对秦叔宝说：“王公（王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此乃老巫妪耳，岂拨乱之主乎！” 秦叔宝完全同意，说干就干，他们决定临阵倒戈。 在王世充和唐军在九曲战斗时，他们二个人率领几十个亲信，策马奔出本军的战列一百多步之后。 回身下马拜向王世充，恭谨却坚决地说：“仆荷公殊礼，深思报效；公性猜忌，喜信谗言，非仆托身之所，今不能仰视，请从此辞。” 这些当世一流的猛将谋士，全部汇聚到李世民帐下，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甚至连李渊自己也没有料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反过来被这些力量制约。 裴仁基现在就不想受王世充的制约。 因为他本来就是隋朝大将，而杨隋一朝，皇泰主杨侗虽然被废，却并未身死，洛阳本来是杨隋的洛阳，王世充不过是一个刀笔小吏，因缘际会，才得以掌控洛阳城。 无德无能者，哪里配据有天下之重器。 王世充也心知肚明，如果自己连瓦岗军的一些优秀人才都无法留住，更不要说那些声名在外，早着威名的夙将了。 裴仁基早就勇冠军中，他的儿子裴行俨更是万人敌，树大招风，功高震主，裴仁基父子已成为王世充眼中之钉。 裴仁基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只有二个选择。 要么等死，要么自己先下手为强，联合东都隋朝原有力量，如尚书左丞宇文儒童等，重新尊奉皇泰主。 他决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但他一样不是败于战斗，他和元文都一样，败于内部的泄密。 于是，参与计划的人，全部被诛杀三族。 凭着这一个案件，王世充将东都之内，杨隋一朝最后的反抗力量消灭殆尽。 但还有最后一个祸源，他需要处理。 那就是皇泰主杨侗，这个货真价实的杨隋王朝最后的皇帝，只要他存在一天，就象一颗火种，总会让心有不轨的人产生希望。 现在时局严峻，王世充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否则自己随时躺在火堆之上，分分钟可能身毁人亡。 所有人都看到这一点。 他的兄弟王世恽非常明确地对他说：“儒童等谋反，正为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 政治充满鲜血而冷酷。 王世充派人去鸩杀皇泰主，这个十五岁的孩子，也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 但人生在世，青春年少，谁不想多活几天？ 皇泰主想起了王世充当日对自己的承诺，他想再见一见王世充，或许也还有万一的希望呢？ 他对使者哀求说：“更为请太尉（王世充），以往者之言，不应至此。” 王世充有一个家奴叫百年，心中不忍，想为皇泰主通报，但王世恽更知道现实的冰冷，也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坚决不允许。 皇泰主在生命最后的时分，想和自己的母亲见上一面，想好好做一个告别，也被无情拒绝。 万物皆虚，一切皆幻。 人生实苦，又哪里值得留恋。 生机已逝，皇泰主在绝境之中，保留了自己是杨隋最后一任皇帝的尊严。 他以布为席，点燃檀香，跪下虔诚礼佛，在轻烟袅袅之中，愿这一世繁华，也愿这一世罪孽，都随风而去。 他在心中，发下心愿：“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之家。” 檀香袅袅，寂无人声，皇泰主饮下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杯毒酒，但这酒的毒性却似乎并不强，皇泰主死得并不快，他也没有死绝。 王世恽早就等得不耐烦，他命令手下，赐给皇泰主五尺白绫。 皇泰主被绞杀于含东都洛阳含凉殿。 一个时代彻底结束了。 新的时代，就要开始。 但在黎明来临之前，还有一段深深的，沉沉的黑暗。 第212章 家臣家将家天下，假仁假义假大空 黑暗源于王世充。 他从一军之将，一跃为洛阳之王，河南霸主。 他的本心，确实想建功立业，名扬后世。 但领兵打仗和治理国家，实在远隔山海，并不相通。 最主要的是，王世充本人并没有独立管理任何一地的实际经验，他也没有一个核心而有效的行政班子可以替他分忧。 治国，需要长久的沉淀和积累。 这导致了一个悖论。 王世充想做好，但他做不好。 他诛杀元文都，大破李密后，想在洛阳带来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气，新官上任三把火，他颁布了一项新政。 第一要务是求才。 这确实也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治国首重才。 他在自己的太尉府外颁布了一张告示，公开向社会，急求三种人才。 一求文才学识堪济世务者，一求武艺绝人摧锋陷阵者，一求能理冤枉拥抑不申者。 新人新政新风向，这似乎开了个好头。 王世充的新政，引发了上书言事的热潮，每天都有几百个文书呈上来。 王世充完美地发挥他口才好的特点，对每一个人的要求，都回复得滴水不漏，正当大家以为天降明主时，王世充接下来的行为，让他们大跌眼镜。 王世充确实答复得非常得体，但他也有一个缺点，他是个完全的嘴炮，不做实事。 或者说当时当日，无法让他施展才华，去做实事。 所有奏折的反馈，全部成了虚应事故，空头支票开久了，也就不了了之。 这种盛况，在他正式成为大郑的皇帝以后，又重新上演了一回。 王世充本来想营造一种亲民的态度，与士庶共同评议朝政，共同管理政府。 他当皇帝之后，担心深宫高墙，阻拦了百姓上书言事之路，于是，他创新性地开设了好几个办公地点，经常在各地流动办公，亲自接受百姓的奏章。 王世充确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这可能来自于他长期的军旅生涯。 每一次出宫，他都是自己轻骑游历，虽然也有卫士保护，但并不象传统的皇帝出巡，鸣锣清道，行人远避。 相反，王世充骑着高头大马，按辔徐行，似乎一切都尽有掌握。 王世充看不起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皇帝，他不屑一顾地说：“昔时一辈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今世充非贪天位，但欲救恤时危，正如一州刺史，亲览庶务，当与士庶共评朝政，尚恐门有禁限，今于门外设坐听朝，宜各尽情。” 这显然是一种新风，也是一股清流。 于是，献策上书的人，每天有几百个，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各种条疏，堆积如山，王世充想要亲自过目，这实在是一个苦差事。 他为了显示自己为国为民的决心，特别规定，东边的朝堂收纳直谏，西边的朝堂接受冤抑。 王世充不堪其扰，几天之一，就不再出来。 可谓真的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更加让人无法忍受的是，王世充虽然口才很好，但却极为啰嗦。 他当了皇帝之后，亲力亲为，告诫臣下之时，言词重复，千端万绪，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时间一长，终于有人无法忍受，当面指出他的缺点。 御史大夫苏良进谏说：“陛下语太多而无领要，计云尔即可，何烦许辞也。” 王世充沉默良久。 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毛病，但这种风格或许已经成了他的职业病，虽然知道，却已成习惯，无法再改正了。 再加上王世充还有一个先天的弱点，他始终是个外来政权，没有长期经营洛阳，缺乏必要的执政班子。 这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他不知道谁可以相信，也不知道该去相信谁。 幸运的是，他和李密第五次大战之后，在偃师得到了一份大礼。 他留在江都的所有亲族，被宇文化及挟迫北上，后来，又被李密接收，全部安放在偃师。 偃师城投降后，他所有的亲属安然无恙，这让王世充欣喜若狂，以为天佑自己。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王世充选取了一种最简单的方式。 他只信任也只任用他的亲族，这可以从他一次分封了十九个同姓王，并且重要职位和将领全部由王氏族人当任就可以知道。 这是真正的家天下。 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大封同姓王，虽然短时间解决的核心团队的忠诚问题，但也让他新成立的郑国，完全变成了王氏一家的家天下。 这更容易引起外姓将领的疑虑和不满。 如果要想长期发展，就一定需要外姓将领同心同德。 刚开始时，在同姓和外姓将领之间，王世充还保持了较高的道德和政治水准。他也力图以一个皇帝和政治家的身份去思考和处理问题。 有一次，将军丘怀义招集王君度和王玄恕一起喝洒赌博娱妓，玩得非常嗨，但这件事被御史弹劾了。 当时王世充正是自信满满要创立一番功业的时候，他没有处罚丘怀义，但没有一点护私，直接当众扇了王君度和王玄恕几十个耳光。 这件事情并没有完，为了给自己的王氏族人树立一个为国为民的正面榜样，打完耳光之后，他又将他们二个另外打了几十杖。 这显示了王世充的决心。 但他的决心很快就被消磨殆尽，他发现自己的真心，换不来属下的真情，更换不来他们的尊重。 甚至在经历过几次不合作，背叛甚至造反之后，王世充开始怀疑人生。 他的心态逐渐开始转变，认为大敌当前，还是自己王家人靠得住，他们才是和自己绑在一条船上的人，才可能真正和自己生死与共。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处理异姓将领和王氏族人关系的方式也起了变化，这体现在罗士信一事上。 罗士信也是万人敌，最早是隋朝一代猛将张须陀的副手，勇冠天下，忠义薄云的张须陀引为一生知己，每次作战，二人同进同出，共生共死。 张须陀所部对隋末群雄，百战百胜，罗士信居功甚伟，甚至于远在江都的杨广也叫人图画他们二人的像，挂在朝堂之上，以示尊宠。 后来，张须陀败死，罗士信为李密心折，立即成为李密麾下最骁勇的将领之一。 李密败后，罗士信兵败被俘，归顺了王世充。 罗士信本身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既是勇猛无敌的将军，也是杨隋一朝和李密系统的图腾之一。 王世充为了显示自己求贤若渴，也为了给瓦岗军的降将们树立一个标竿，他给予罗士信一个特别的待遇。 王世充特别准许罗士信和自己形影不离，一同吃饭睡觉。 但坏就坏在，这只是一种态度上的政治正确。 王世充并不是真正识英雄重英雄，他只是想表示一种姿态，以顺利接收李密的势力。 因而，当他得到邴元真后，也一样礼待邴元真。 这让罗士信觉得受到了污辱，他羞于与邴元真同列。 邴元真不过是个无能之辈，趋炎附势之徒，但却能和自己平起平坐。 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更让罗士信心寒。 自古名将爱骏马，罗士信恰好有一匹心头所爱的骏马。 但王世充的侄子王道询同样一见倾心，也非常喜欢，一心想得到罗士信这匹马。 王世充显示出他目光的短浅，他简单粗暴地把罗士信的马夺过去，赐给了他的侄子。 罗士信才真正认清了王世充的本来面目，自己的价值，竟然比不上一匹马！ 王世充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跟随的明主。 这直接引发了罗士信投降了李唐，并且，给王世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不让王世充的统治，面临离心离德的状态。 政变，叛乱，投敌成了潮流。 裴仁基叛乱，死；独孤武都叛乱，死。 程咬金、秦叔宝、张善相、李君羡等相继投向李唐。 王世充顶不住了， 为了防备将领们的叛逃，王世充采取了一种传统的，令人失望且没有效果的高压政策。 第213章 掠地虽广根未稳，西边猛虎出关来 王世充号称隋朝第一大状，律令条文是他的专长。 即使不能解决长远的根本问题，也要解决近在眼前的实际问题。 为了防止叛逃，他实行了二种方法：一是人质法，二是连座法。 他精通法律，因而在条文上更加详细和严厉。 连座法规定，一人亡叛，全家上下，不分老少，全部被杀。 但是，他创新了一种检举法，允许父子、兄弟、夫妇互相告密，从而可以免除本人的罪过。 社会最细末节的家庭，被王世充牢牢控制。 另外，王世充推而广之，也加强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互相制约。 他规定，五个家庭为一个单位，有一家逃走，另外四家，全部被诛。 仅仅靠暴力和恐怖，当然不能长久治理国家，却似乎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反噬也一样严重。 王世充的新政实行以来，出现了反效果，这就是“二多”，杀人越多，逃跑的民众也越多。 对于将领的制约，王世充主要采取的是人质法，在他们出征之时，将他们合家老幼都留在洛阳。 但因为打击面和惩罚力度的无限扩张，要想拘禁这些违反规定和有罪的人，仅仅依靠原来的监狱系统，是远远不够的。 王世充因时因势，又发明了大狱法。 他将整个洛阳宫城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经常关押着上万罪犯，管关押，却不管生死。 吃喝拉撒睡，疾病医疗，都成了大问题。 洛阳城自隋末战乱以来，苦难沉重，和李密连年大战，粮食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现在王世充大狱一开，更是引发了严重的危机，在宫城的大狱之中，平均每一天，都有数十人死亡。 但王世充的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他迅速稳定和控制了局面，拥有一个看似稳固的洛阳城。 他击败李密，火拼东都政权后，现在不仅是洛阳之王，更已是名副其实的河南霸主。 不想当皇帝的造反不是好造反，王世充一样憧憬着他郑国的旗帜能插遍中国大地。 掠地扩张是必须的。 全国性的目标，还很遥远，王世充比较现实，他采取了较稳妥的扩张方式。 那就是先尽量接收李密系统将领的投降，这是一种最直接有效，也是最容易成功的扩张方式。 李唐因为需要先解决西方和河东的威胁，暂时无心无力经营河南。 原李密一系缺乏足够的主心骨重振旗鼓，加上和李唐之间远隔了发展炙热的王世充，河南出现了权力中空。 弱小的地方势力，他们没有多少选择，只能投靠在王世充的大旗之下，树大好乘凉。 整个河南大地，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尽入王世充麾下。 形势似乎大好。 当然，在李唐的招抚之下，也有极个别的硬骨头。 雍丘李公逸就不肯臣服王世充，他想跟着李唐混，但大小有别，强弱不同，在王世充优势兵力的进攻下，雍丘毫无意外被攻下。 在这期间，李公逸也多次向李渊请求支援，但远水不解近渴，李渊以双方之前隔着王世充的郑国为由，拒绝发兵直接支持，而坐视雍丘陷没。 王世充问了李公逸一句话，这代表了当时河南地方势力的心态，他问道：“卿越境臣唐，其说安在？” 情理之中，不出意外，王世充的河南的招抚大获全胜。 但他的对外扩张之路，却并不顺利。 往东，他和河北之王窦建德结下了梁子，自从徐世绩归顺窦建德后，黎阳自然而然地成为河北和河南势力的交界点和缓冲区。 但王世充想打破这个平衡，他发动了一场向东扩张的战斗，烽火直接烧到了黎阳城下。 来而不往非礼也。 窦建德决定给王世充一点脸色看，让他知道，安稳呆在河南，维持均势，才是上策。 作为回报，窦建德立即发起了殷州之战。 破城之后，杀人放火，抢夺财富和人口，扬长而去。 窦建德收获了一个宝贝，那就是日后他手下第一大将刘黑闼，此战之中，他向窦建德俯首称臣。 自此之后，河北刘黑闼这个名字，将成为李唐王朝最强悍的对手，其声名响彻长空，历久而不息。 所有的尊重和地位，都是实力拼杀出来的。 王世充感觉到窦建德的怒火和力量，他认怂了。 于是，在东北面的战线，他和窦建德心照不宣地保持了现状。 但王世充在东南方向却收获颇丰。 他转向攻下徐州，于是，黄河淮河之间，这片最富饶的土地，全部归入他的版图。 他向南的扩展，也取得让人满意的效果。 随着显州田瓒的归降，南至襄阳的大片土地，也全都改姓王氏。 王世充占据了中原大片的领地和人口，成为无可置疑的中原霸主，但他郑国的统治也面临很大的风险。 这些地方势力的归属，其本质都是松散的羁糜而已，他们对王世充的郑国政权，既没有认可度，更谈不上忠诚度。 他们只认一个理，也只能认一个理，谁强就跟谁。 这是一个悖论，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没有选择的权力。 这是夹缝生存的小势力的悲哀，也是几个大势力，经常可以一战定乾坤的由来。 这种统治当然并不牢固，在李唐和王世充的战斗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 王世充往西面的扩张之路，就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西面，是李唐的天下。 他们很早就打过交道。 当年李渊刚入主长安时，李密和东都政权激战正酣。 李渊刚立稳脚跟，就做了二手准备。 一方面自视为隋臣，一方面想顺势攻下东都洛阳，他以隋臣的名义，曾经派遣李建成和李世民统帅十万大军，赴东都洛阳，以江湖救急。 但激战的二大势力都不领情，李唐和他们在洛阳城下，擦肩而过。 和李密是一触即退，双方遥相观望，保持默契，互不打扰。 而东都政权却视他们为国贼，李唐认为是“相救”东都，而东都视他们为侵略。 李唐军队立即发现了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面临腹背受敌的风险，并且也捞不到好处。 撤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他们知道东都政权不会失去追击他们的机会，于是，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埋伏好军队，将东都的追兵，一路反杀到洛阳城下。 此战李唐军队大获全胜，斩首四千级。 但最大的收获，却是在潼关之东，河南之地，新设了新安和宜阳二郡，作为进攻山东之地的桥头堡。 来日不长，必下洛阳。 这一直是李唐的既定战略，当李世民解决了刘武周和宋金刚，稳固后方，洛阳就是他的下一站。 并且李唐展示了超高的军事动员能力，李渊似乎没有任何耐心，也不愿做任何等待。 李世民四月击溃宋金刚，五月班师回长安，六月就重整装出发，东出潼关，直指洛阳。 这真是一具可怕而高效的战争机器。 兵贵神速，这其实也是时势必然，李渊在抢时间。 他必需在王世充没有站稳脚跟前，就和他决斗，每提早一天，都可以让王世充的战略优势丧失一分。 事实证明，李渊确实老谋深算，因为王世充虽然得到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但却根基未牢，只要李唐在外部施以压力，就足以让王世充的政权地动山摇。 压力之下，才能让对手出错，那就是自己最佳的出手时间。 李唐王郑二国，第一次在正面战场，正式交手。 正式交战前，双方都想在政治和外交上给自己营造优势地位。 毫无疑问，突厥成了双方争夺的最大的焦点。 突厥再一次站在顶峰，他们是亚洲事实上的霸主，尤其是北方邻近突厥的割据势力，如果没有突厥的支持，就无法立足。 李渊同样无法避免这种命运，他自太原起兵，就一直尊奉突厥为背后的谋主。 李渊信奉财帛动人心的规则，倾其所有，向突厥人供奉金帛女子，丝绸绢帛，加上他刻意迎合尊重突厥的使臣，因而一直和突厥维持了至少表面上的亲密无间。 但突厥最大的利益是保持中原大地各路政权的平衡。 当各大势力都无法吃掉对方时，才需要仰仗突厥的力量，他们才能利益最大化。 所以，当刘武周进攻河东之地，他们虽然给李渊支援了二千出工不出力的人马，表面上说是协助李渊防守，实际上却按兵不动，既可监视，又可乘机浑水摸鱼。 但同时，突厥人也派出五百精兵给刘武周冲锋陷阵。 这看似矛盾，实际上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唯恐天下不乱，唯恐群雄不战。 越战越乱，越乱他们就会越强。 二边下注，各路通吃。 这支二千人的部队并没有空手而归，他们回归突厥时，自太原城往北，一路沿路抢劫掳掠了无数美女财宝。 而李渊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去阻止突厥人的暴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接的抢夺，当然可以增加财富，但远不如让培植的势力，打得热火朝天，就可以恢复昔日“南面二儿孝顺，何忧贫也”的舒服滋润日子。 第214章 玩制衡多头共进，谋一地全局为先 突厥人有限度地支持李渊。 当李渊还处于弱小无依时，他不过只是突厥人支持的众多势力中，普通的那一个，但李渊发展太过迅猛，一时风头无二。 突厥人很快发现，李渊有可能成为那个特别的唯一。 这是一种痛苦的领悟。 当年，隋朝一统天下，隋文帝杨坚留给他们的创伤和印象太深刻了，他们不想李渊成为第二个杨坚。 那就必须立即限制李渊的发展，把他拉下马来。 突厥这样想，也这样做。 当年支持刘武周端了李渊的老巢是如此，现在支持王世充对抗李渊同样也是如此。 突厥下了血本。 他们一次性送给王世充一千匹战马，在中原地带，一匹优秀的战马，有价无市，是一种最要的战略物资。 想当年，王世充和李密第五次战役中，王世充押上全部身家，才勉强凑齐了区区二千匹战马。 一千匹优良的突厥军马，可以立即提升王世充军队的战力。 作为回报，王世充和突厥结成了战略联盟，他选择一个宗室之女，送入突厥和亲。 更为夸张的是，突厥人知道王世充缺粮，竟然千里送牛羊。 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计划。 突厥和王世充中间隔了一整个山西，只能取道潞州经过，但被李唐潞州总管李袭誉袭击，缴获的牛羊以万计算。 送粮计划彻底失败。 突厥和王世充远隔万水千山，颇有有力难施，只能徒唤奈何的无力之感。 不过，王世充已经是普天之下，最能对抗李渊的势力，突厥人并没有放弃。 他们手上还有一张牌，那就是梁师都。 如果说刘武周是李唐山西大本营的祸害，那梁师都就是长安北部的毒瘤。 梁师都也是突厥支持下的儿皇帝，也是汉奸，虽然建国号为“梁”，但同时又接受突厥的狼头纛，受封为大度毗伽可汗。 梁师都并没多少才能，他一生都生活在段德操的阴影之下。 从他起事开始，逢段必败，因而，虽然他据长安之北，在隋末群雄之中，却声势不显，不过蜗居僻处一方做做马贼而已。 但他虽然不是条好汉，却是个货真价实的大汉奸。 因为熟知李唐虚实，他掐着点，几次怂恿突厥入寇，都差点让李唐面临覆亡之危险。 当然，这是一条被逼急了的狗，自保的行动而已。 当刘武周覆灭之后，李唐声势大振，隐陷有天下之主的气派。 梁师都本就是个小势力，内部立即出现不稳定。 他属下大将都准备择木而栖，大将张举等二人相继降唐，这给梁师都敲响了警钟，正如王世充严格条律，以人质法，连座法，大狱法三法自保，梁师都开始自保自救。 他并没有王世充专业的技能，梁师都选择做汉奸。 只有削弱李唐，自己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梁师都佯装好意，劝说他突厥的主子处罗可汗说：“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 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乡导。” 当时，处罗可汗新立，正是立威立名，准备大干一番之际，双方一拍即合。 处罗可汗准备策划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在李唐的北境几千公里沿线地带，全面同时发动进攻。 他们准备会师山西晋绛，然后再直指关中长安。 这将引发巨大的危机，但李渊在和突厥的交往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也并不惧怕他的竞争对手策反突厥。 李渊在军事上不曾落后，同样，他在政治场上，也从未输给过他的竞争对手。 当年，薛举想和李渊争夺关中的控制权，同样准备联合突厥一起南下，但被李渊派出宇文歆做特使，许以重利，成功策反突厥。 反而取得突厥的支持，当突厥人的兵马，出现在李渊的军队之中，而不是预期中作为自己一方的依靠。 即使只是象征性的数量，也足以让薛举军队的信心一落千丈。 这导致了强悍的西秦军队，信心瓦解崩溃，李唐乘势，一举荡平薛举。 现在，梁师都这个小丑又想故技重施，但李渊在政治场上，长袖善舞，他在突厥的关系网立即发挥了作用，他第一时间知道了处罗可汗的动向。 外事的成功，必然决定军事的胜利。 他必须再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去说服处罗可汗，否则，李唐王朝将面临不可承受之重。 郑元璹站了出来。 他是当年扶杨坚上马的黄沛二公中，沛国公郑译的儿子，他继承了沛国公的爵位，当年李渊西渡黄河，跃马关中，郑元璹以城投降李渊。 李渊延续了他重用隋朝故吏的执政风格，郑元璹在李唐一朝的仕途顺风顺水。 他颇怀知遇之恩，值此国难当头，向李渊主动请缨。 他带着李渊的殷殷期盼，也带着厚礼进入突厥，和处罗可汗详细述说利害，以打消他南侵的计划。 但处罗可汗新立，坚定认为必须南侵，才能显示自己不仅是草原之主，更是亚洲霸主的权威。 郑元璹看到处罗可汗不可以被说服，使出了杀手锏。 处罗可汗竟然在接见郑元璹之后，无缘无故，暴毙当场。 一个精壮的汉子，尊贵的大可汗，不明不白就这么死了？ 这当然有猫腻。 这也是一桩公案。 突厥人认为是郑元璹下毒，但找不出证据，只好将他关押起来，但要想离开，那当然绝不可能。 一使被拘，挡不住李渊笼络突厥之心。 李瑰被委以重任，携带重宝，再次北上突厥，一是探察形势，二是厚赂新的可汗。 而郑元璹是个有福之人，在不久的将来，他将续写自己的传奇。 事情的结果，对李唐大为有利。 处罗可汗一死，他所组织的这次大规模入侵，自然便寿终正寝了。 突厥立即陷入巨大的纷争。 首要矛盾，最重要的事情，是树立新的大可汗。 虽然在隋朝义成公主，现在的可贺敦主持之下，和平过渡了政权，但突厥的大规模入侵，暂时却停止了。 李唐捡了个大便宜。 李渊真的是一个战略大师，他下了一盘大棋。 在全面和王世充决战前，他老于政治，算无遗策，没有忽略战场上任何可以借助的力量，去尽力孤立王世充，他又一次采取远交近攻，巩固后方的方针。 虽然李渊暂时在和突厥的斗法中嬴了一局，并且，他在长安对突厥新可汗颉利的使者百般怀柔，又厚赠礼物给颉利可汗，但他同时也做了两手准备。 为了防备突厥的南下，李渊派遣皇太子李建成驻兵蒲坂（今山西永济），显示了在国土纵深之处和突厥正式开战的决心。 至于长安北边，则有百战百胜的段德操，防备梁师都的南下。 当后方稳固之后，李渊长袖善舞，将目光投向了战场的中心，天下之中洛阳城。 欲得天下，必得洛阳。 为了赢得战略优势，他派特使出访了河北之王窦建德，相对于遥远的关中李唐王朝，窦建德更关注近在眼前的王世充。 他和王世充的地盘现在犬牙交错，随时发生战争。 在上一次黎阳之战后，他和王世充虽然相互保持克制，却已经不通信使。 邻居是冤家，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必有一战。 当窦建造见到李渊的特使时，他认可了这个联盟，即使是暂时和脆弱的。 虽然李唐王朝如日中天，但毕竟和他相隔遥远，他一样存有让李渊和王世充二虎相斗，自己坐收渔利的心思。 这正是李渊需要的。 李唐和窦建德达成同盟，为了表示诚意，窦建德释放了李神通和同安长公主。 一切准备就绪。 李唐扫清了外围的障碍，赢得了对王世充发动战争的时间和空间，他们正在全力东进，目标是居天下之中的洛阳。 统帅是战无不胜的李世民，他将在洛阳一战中，再一次让他无敌的威名，永铭青史。 只此一战，他就足以彪炳千古。 十月围城，一战擒双王，李世民似乎是个不会犯错的战争机器，每一步都无比精准，直击对手最弱的一点。 李世民，是一个让对手绝望的对手。 河南霸主王世充和河北之王窦建德，将会品尝他们人生最后，也是最大的失败。 第216章 宣武陵前尉迟猛，玄甲精骑凿穿忙 李世民是个狠人，不过，这一次，他是对自己狠。 虽然在慈涧之战中，李世民亲身犯险，侦察敌情时，差点被王世充一口吃掉。 但吃一堑长一智，似乎对李世民并不适用。 人一旦形成某种习惯，就会形成惯性，李世民在洛阳围城战中，同样坚持亲力亲为，深入前线，察敌虚实。 这是他一贯的作战风格，但王世充也是知兵的人，洛阳，他是唯一的王，李世民敢出击，他就敢应战。 又是一次惊险万分的肉搏战。 李世民这一次不敢过于大意，他率领五百精锐骑兵，耀武扬威地登上北邙山魏宣武陵，凭高望远，指点形胜。 远来是客，来而不往非礼也。 在自己的地盘，王世充想都不想，就亲自率领一万人，务必要将李世民留下。 重重围困之下，李世民又一次面临绝境。 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是当世的马槊高手，号称“飞将”，可谓是军中无敌手，万人丛中可轻取敌人首级。 但他碰上了尉迟敬德，这个被后世神话了的绝顶高手。 既生尉迟，何生雄信。 高手对上绝顶高手的差距一目了然，尉迟敬德跃马大呼，左冲右刺，在单挑中将单雄信刺落马下。 王世充的军队看到尉迟敬德如此神勇，又如此拼命，都心存畏惧，无人敢正面挡其锋芒。 于是，包围圈出现了一丝松动。 再加上李世民又一次展示了天下无双的箭术，二者相得益彰，竟然在冲出重围之后，又杀入重围，进出往返，在王世充的军队之中，如入无人之境。 屈突通既是雪中送炭，又可谓锦上添花，适时率领大军来援。 此战非常侥幸，如果在战斗前期，不是尉迟敬德横空出世，李世民只怕已经凶多吉少。 这体现了李世民的知人善用，用人不疑，正如李世民战后对尉迟敬德说：“比众人证公必叛，我独保无它，何相报之速也。” 实际上，尉迟敬德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他在此战之前，差点被李世民杀掉。 这源于李唐军队的组成结构。 李唐的军队和王世充军队有非常大的不同，王世充根基尚浅，又多名不正言不顺，只能靠权谋和暴力控制下属，让他们为自己卖命。 但李唐军队的局面，却要优胜很多。 他们的成份相对单一，将士上下用命，即使是投靠过来的旧隋军队或是隋末群雄，也由于李唐蒸蒸日上的形势，和可以预期的未来，他们也能和李唐同乘一条船，保持同一条心。 最具代表性的是屈突通。 他现在名义上是高居李唐一朝的兵部尚书，但在战时，这更多是一种虚职，因为他是旧隋的耆老宿将，经验丰富，实际上长期在李世民帐下做长史。 这是一种必要的老少搭配，或许才是屈突通真正的位置。 李世民年轻气盛，气血方刚，需要一些老谋深算的老资格在旁边提点。 屈突通感激李渊的知遇之恩，也以身许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攻打洛阳城，自然不可能少了他的身影，但屈突通当时有二个儿子在洛阳城中。 作为事实上比大兴城（都城长安）更要兴旺的洛阳城，才是杨广心目中，真正的都城，原隋朝官吏，家属们大都在洛阳。 在东征洛阳之前，李渊苦口婆心地对屈突通说：“东征之事，今以相属，其如两子何？” 屈突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至尊释其（自己）缧囚，加之恩礼，既不能死，实荷再生。当此之时，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许国家久矣。今此行也，臣愿先驱，两儿若死，自是其命，终不以私害义。” 李渊看到屈突通坚毅的神情，知道屈突通是那种说一不二，言出法随的人，不由从心底赞赏说：“徇义之夫，一至于此。” 屈突通只是一个代表，对于新附之众的招抚，李世民更胜过李渊一筹。 当年李世民击溃薛仁杲后，在没有得到李渊的指示前，他对于薛仁杲君臣，展示了让人无法相信的优容。 李世民让薛仁杲兄弟和手下大将等人，跟随自己入山射猎，并且让他们全副武装，携弓带矢，这既是无上的恩遇，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这种气度，只存于煌煌盛唐，后世之人，只能当作传说去缅怀神往。 在现实世界之中，却已经很难听到或见到了。 李世民对那些真正的英雄豪杰推心置腹，尉迟敬德也是一例。 尉迟敬德原来是宋金刚手下骁将，在介休之战中，和寻相二人一起归顺。 李世民敬慕尉迟的才华和威名，一见不疑，立即重用他做了右一府统军。 但现在情况发生一些变化。 在洛阳之战中，对战双方的将领，因为局势并不明朗，或是双方将帅渊源关系的错综复杂，在交战之始，双方将领，互有投降。 王世充一样对李世民的将领展开了攻心战术，寻相因为得不到重用，被王世充利诱，临阵投敌。 这引发了联锁反应。 和寻相同时归顺李世民的尉迟敬德，毫无疑问被军中老资历的军头们认为，一定也会步寻相的后尘，背叛李世民。 于是，他们抢先将尉迟敬德囚禁起来。 屈突通老成持重，第一时间站出来说服李世民道：“（尉迟）敬德初归国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絷（拘禁）之又久，既被猜贰，怨望必生。留之恐遗后悔，请即杀之。” 显然，在洛阳前线，屈突通的意见代表了李渊一系的意见，但李世民明确表示反对， 他不容置疑地说道：“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 英雄惜英雄，对于尉迟敬德，李世民倾心结交，也真心接纳。 但现在已处二难之地，尉迟敬德已被猜嫌入狱，李世民决定按照自己的本心，开诚布公地和尉迟敬德做一番沟通。 于是，李世民命令释放尉迟敬德，并将他单独召进自己卧室。 李世民赐给他很多金宝，并且直截了当地说道：“丈夫以意气相期，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终不以谗害良士。” 然后，李世民也给出了另一个选择，他指着大堆的金银财宝，对尉迟敬德说道，“必欲去，以为汝资。” 尉迟敬德没有任何犹豫，他再一次向李世民表示了效忠之心。 这次效忠，就是一生一世，生死不逾的效忠，几年之后的玄武门事件，尉迟敬德也依然冲在最前面，永远是李世民的死忠。 李世民立即收获了尉迟敬德的回报。 洛阳城外，宣武陵前，李世民陷入绝境。 尉迟敬德如天神下凡，刺单雄信下马，又陪在李世民身边，几进几出王世充的军队，如入无入之境。 和屈突通大军汇合后，李世民打了第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仗。 双面夹击之下，王世充此战大败亏输，这次战败，他输掉了最重要的一支战略力量。 那是六千排槊兵。 那是精锐中的精锐，也是核心中的核心。 这是一种战力非常强，但也很耗钱的兵种，也只有富甲天下的洛阳，才养得起如此富贵而雄壮之兵。 他们全都是王世充军中百里挑一的最优秀的士兵，并且马槊是一种威力巨大，也需要长期艰苦训练才能有成就的军种。 王世充这份厚礼，好象是专门送给天下马槊第一的尉迟敬德的一份厚礼，连人带槊，甚至训练都已小成。 此种战果，天意玄妙，莫可言说。 大胜之后，李世民豪情万丈，他忘记了当时的危险，当场赏赐给尉迟敬德一箱金银，语带欣喜地说：“比众人意公必叛，我独保无它，何相报之速也！” 也许，李世民暗自庆幸自己留下了尉迟敬德，他将这当作是老天的恩赐和祥瑞，也将尉迟敬德视为自己的福将，也是一生的心腹。 很长的时间之内，他一直将尉迟敬德带在自己身边，并且不无夸耀地说自己和尉迟敬德二人联手，即使在万军之中，也可游刃有余，毫发无伤。 李世民此战之胜，当然也不全是他们二人无敌之勇。 万军丛中，一二人的力量，不过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李世民真正倚仗的是他那五百特战骑兵。 他那支传说中的军队，终于大成了。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玄甲精骑。 李世民曾经亲自总结过自己的战术，他无限神往地说道：“吾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以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这就是李世民骑兵的战术精髓，也是李世民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凿穿”战术。 以重装骑兵，直穿敌阵，往而复返，来回冲刺，普天之下，没有几支军队可以对抗这种冲击。 只要对手阵脚一乱，阵形崩溃，就会成为待宰的羔羊。 这个战术的核心，需要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 第215章 十面围困孤城在，四处断粮意旁徨 李世民和王世充正式开干。 既然都不知道几斤几两，也绝不可能未战先降，那就先打一场，试试火力，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慈涧，是洛阳西面的桥头堡，李世民准备围点打援。 王世充接招。 他毕竟出身行伍，久经战阵，虽然贵为大郑天子，但却依然不避矢石，驰骋在第一线。 他想亲自看看唐军的能耐，或者他也想给李世民一个下马威。 于是，他率领三万兵马亲自救援慈涧。 王世充从内心里看不起李世民，认为他不过是个嘴上无毛的“童子”而已，这个称谓，让李世民耿耿于怀。 以至于洛阳城破之日，王世充投降之时，李世民不无讥诮地对王世充说：“卿常以（我）童子见处，今见童子，何恭之甚邪？” 两个互不服气的人，针尖对麦芒。 王世充太看轻李世民了。 李世民是个真正的猛人，年少气盛，却又深得“狠稳准忍”四字的精义。 他有一个特点，在战斗之前，非常喜欢率领小队骑兵，深入一线，察敌虚实，然后决定攻战大计。 看到李世民身为主帅，却孤身犯险，王世充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 但对于送上门的猎物，王世充笑纳，他率领大军层层包围了李世民。 看到王世充军容鼎盛，战意高昂，强弱悬殊之下，李世民的属下，少有地表现出畏惧和退缩的心态。 但李世民遇强愈强，他展示出英勇无畏，悍不畏死的强悍，命令部下先撤，自己留下殿后。 情势危急到了极点。 王世充帐下猛将单雄信跃马持枪，在近身肉搏之时，差点一枪刺中李世民。 不过，李世民并非是软柿子，他无愧当世神箭手之名，用他特制的秦王府大羽箭，箭无虚发，一箭一命。 依靠险峻的地势和箭无虚发的神技，全军边打边撤，这种顽强不要命的打法，竟然意外俘获了对方的大将燕颀。 一时之间，王世充的追兵气为之夺，胆为之寒，终于被震摄住，只敢远远追摄，再不敢近身前来。 李世民侥幸逃回营地。 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当李世民满脸风尘，浑身是血，立于军营之外之时，守门的军士早就被战场上紧张的局势吓住，既认不出他，也不敢开门。 李世民以主帅之尊，也只能脱掉铠甲，露出真容，才得以入门。 这是李世民领军作战以来少有的挫折，但他在战场之上，从未退缩过半毫。 他要找回场子，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站起。 第二天，李世民亲自率领五万大军，进攻慈涧。 经过第一次亲密接触，王世充认识到唐军的强悍战力，他调整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慈涧只是个小地方，城不高，墙不厚，也没有多少战略纵深，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决战场所。 他将选择一个防守牢固而顽强的城市，以逸待劳，和唐军决一死战。 王世充战略性放弃慈涧，他将退守洛阳。 他决定，以洛阳为中心，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防守战，他有信心拖死李世民。 洛阳，是天下坚城，有着当世最先进的守城工具，也有着最高最厚的城墙，在洛阳，他王世充是当仁不二的唯一的王。 当年杨玄感在洛阳城下铩羽而归，李密也只能望而兴叹，现在李世民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也将饮恨洛阳城下。 这是王世充的如意算盘，但李世民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无敌统帅。 他不但是当世一流战略大师，也是精通人心人性的战术大师。 他还握有一张王牌，就是李唐据关中之地，继承了隋朝府兵的优质资源后，足以凭关中而俯瞰天下。 李世民的军队，是一驾纯粹的战争机器。 加上他战无不胜的纪录，让李世民在军队中，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威望。 这种上下一心，有着必胜信念的军队，是任何对手的噩梦。 何况对面的王世充，根本没有任何进取精神，他完全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想依仗洛阳这个天下第一坚城，再加上外围的卫星城市，构建起立体防御体系，以时间来拖死李世民。 李世民一眼看透王世充。 李世民不但在进攻上锐利无比，是当世最利的矛，同时，他也是持久战和防御战的大师，同时身兼天下第一的利矛坚盾。 他一贯的战略，是先稳固自己，以己之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 现在王世充也想用这个战术来对付自己，但人事不同，时势更异，他将让王世充作茧自缚，让洛阳成为一座孤城，也成为王世充的大囚笼。 李世民的战略非常清晰，他并不打算直接在洛阳城下兵对兵，将对将地立即决战。 而是采取“十面围城”法，先扫清洛阳外围据点，孤立洛阳，然后攻城决战的战略。 只有切断洛阳和周围卫星城市群的联系，再占据洛阳外围的粮仓，让洛阳变成一座孤城，才可以让这个天下第一坚城低下它高傲的头颅。 否则，只要留一口气，它终归会屿立在地平线上。 李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去实施这个战术。 李密当时需要与时间赛跑，他率领的草莽群雄，太过于迷信绝对的力量，但攻城之战，即使以十敌一，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想以一二场压倒性的战斗，而不是进行一场战役，去解决洛阳问题，已经被无数次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李世民不急，他慢慢来。 他将对洛阳形成一个完美的包围圈，然后将王世充瓮中捉鳖。 洛阳周围的城市，他们比李世民更急，现在才是他们选边站的时候了。 李世民的军队在洛阳外围，遭到的抵抗是轻微和可以忽略的，与其说是李唐军队的强大，更不如说是时势，让他们没有选择地倒向李唐王朝。 李唐甚至处于一种有征无战的地步。 他们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迅速对洛阳形成了包围。 刚刚投向王世充的显州总管田瓒以辖下二十五州归降李唐，这彻底断绝了王世充在南面和襄阳的联系，襄阳也成为一座孤城，只剩下待宰的份。 史万宝占据龙门（伊阙塞）更是在南面给王世充加了一道锁。 西面本来就是李唐的大本营。 汴州刺史王要汉，斩杀徐州援兵将领张慈宝，东面徐汴路阻。 在黄河北面，刘德威和潞州总管李袭誉共同切断了突厥的援助。 史万宝在东南面战场也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次战斗，甚至惊动了李渊，李渊专门给他下了一道慰劳的诏书说：“卿以十三人破贼一万，自古以少制众，未有之也。” 除了形成一个铁桶阵，将王世充团团围困之外，李世民更进一步，他将洛阳最重要或者说是最稀缺的物资，洛阳赖以生存的根本——粮食供应给切断了。 自隋以来，洛阳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人口已达百万级别。 这需要巨大的粮食供给，因而，隋朝在洛阳附近，设立了几个巨大的粮仓，洛口仓，兴洛仓，河阳仓和黎阳仓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种城市孤悬，粮仓独立的供给和防御体系，原本是针对北方的突厥进攻而设立的，本来百无一失，但现在忧患自内而始，就给了李世民巨大的操作空间。 李世民一生之战，打的就是后勤战。 他非常善于切断对手的粮食供应链，引发对手的心理和身体上的焦虑和崩盘，只要敌人军心一摇，士无斗志，未战就已先胜。 此战亦然。 王君廓沿黄河东下，直取洛口仓。 黄君汉突袭洛阳城傍回洛仓，并且烧断河阳南桥，从此，黄河之北，不知洛阳事。 洛阳将很快再次陷入粮食恐慌。 王世充为了防止黄君汉对洛阳的直接袭击，在回洛仓西面修筑了一个叫月城的防御工事。 这是一种临时的防御措施，意味着王世充对洛阳还有一定程度的掌控权，同时也反应了王世充战略的核心，消极防御。 防御就只能挨打，也只能看着李世民逐渐将他的外围据点一一清除。 李世民的铁桶阵已经合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洛阳城下，青城宫前，李世民和王世充终于面对面，隔水而语。 王世充想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李世民止戈息武。 他率先质问李世民说：“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 这种需要自吹自擂的外交辞令，李世民交给了更圆滑的宇文士及，宇文坚定不疑地回答说：“四海咸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 王世充做了一个提议，“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 宇文士及斩钉截铁回答道：“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 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战场上见真章吧。 第217章 末世浮沉雨打萍，三分莫若两雄争 骑兵是李唐王朝的最爱。 李渊父子，在并州和突厥直接对抗，非常清楚骑兵的战力，因而非常重视骑兵的建设。 当年李渊在马邑，就已经训练了一支颇有威名的精锐骑兵。 他们的训练饮食，生活作战习惯和突厥人一模一样，很大概率，其成员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突厥或胡人的种落。 当他们小有成就时，这支队伍让突厥人都产生了一种错觉。 对面这支军队，就是他们的本族人。 这支能打能突非常有硬度的军队，有效地保证了马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平静和安全。 李世民更是感同身受。 他屡次大战，无不需要硬刚对手的精锐骑兵，从薛举、薛仁杲父子，到宋金刚，一路走来，他直面当世一流的骑兵大家，既心折其风范，同时，也对骑兵的恐怖战力，记忆犹强。 因而，他对这种来去如风，一击不中，飘然远走的机动性，以及他们强硬的冲击力印象深刻。 他深知，拥有一支骠悍的骑兵部队，将决定战场的胜负。 李世民本人也是骑兵战的大师，他很早就开始建立，训练他的骑兵部队，并且，他比他的对手们走得更远。 既然是拼骑兵，那要做就做古往今来，最精锐的骑兵。 现在，这支部队，终于大成了。 他们有一个令后世闻风丧胆，也无限神往的名字“玄甲精骑”。 虽然只有一千来人的规模，但每一个人，都是军中的精锐，可谓是特种兵中的特种兵。 他们全部统一着装，穿着皂衣玄甲，由李世民亲自率领他们冲锋陷阵，所当者破，所挡者死。 他们成为后世神话传说中的死神收割机。 李世民当时靠着这支神秘的军队，多次扭转战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神话。 王世充采取保守的守城战略，在李世民逐步蚕食之下，局势一天不如一天。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他属下的大将军张镇周，竟然也投降了李世民。 张镇周是杨隋一朝仅存的元老和良心， 他在隋朝最大的功绩，是和陈棱一起攻下琉球，斩杀他们的名王，俘虏几千土着回到都城。 他们顺道经过了一个岛叫做高华屿，现在有另外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叫做钓鱼岛，在他们之后四百年，日本人才在这里开始活动。 毫无疑问，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张镇周在王世充朝中担任大将军，已是武将的最高层，如今也投降李世民，可见王世充实在已是人心尽失。 而隋朝河间王杨庆的投唐，更证明了王世充的穷途末路。 杨庆其实是一个变色龙，也是一个软骨头。 他号称是各大势力的晴雨表，典型的有奶便是娘，谁得势，他就跟谁走，并且，他有一个爱好，一旦跟了一个主人，他就要换一次姓。 他已经更换过几次姓了。 虽然生逢乱世，颇有人在江湖，不得不为之的困惑，但他始终无法逃脱数典忘祖之讥。 身处杨广之末世，杨姓宗亲诸王大多不得善终，或是屡被猜忌，但他却能悠游于乱世，还博得了一个“颇有治绩”的美名。 估计他一生的智慧全部用在了逢迎生存之上。 这是他，也是时代的不幸。 但没有任何人可以置疑他对于局势的判断，他的选择，似乎是唯一正确的风向标。 当时他驻守荥阳，李密势力如日中天，写信招降他，说他家祖上姓郭，和杨广已经是远亲了。 个人不可能逆过大势，当江都宫变，杨广遭弑之后，杨庆已没有坚守的必要。 于是，他听从李密的招降，举城投降李密，并且，将自己改为郭庆。 后来，李密兵败，他回到东都洛阳，认祖归宗，又叫回杨庆。 时处乱世，越王杨侗也不怪罪他，但却让他做了一个宗正卿的官，这就颇具讽刺意味了。 因为宗正卿是管理杨姓族人的事物，是需要一姓一氏的真正代表，德才兼备，名实相符才可以安之若素的。 杨庆心生怨意，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侮辱。 于是，在王世充将要篡立之时，他第一个跳出来，奉承王世充，推举他进位皇帝。 凡此种种，可见此人确实不具备任何操守与骨气。 更为无耻的是，这了和杨隋划清界限，他再一次将他的名字改为郭庆。 王世充感到很满意，为了笼络他，也为了笼络为数不多的杨隋王室残存势力，继续让他做荥州刺史，并且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杨庆做老婆，这当然是一桩十足的政治联姻。 现在洛阳城一天不比一天，杨庆再一次开动心思，计划自己的未来。 他贪心不足，想将这个新娶的老婆，也一起带往长安。 但王世充的侄女却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心有不甘地对杨庆说：“国家以妾奉箕帚于公者，欲以申厚意，结公心耳。今叔父（王世充）穷迫，家国阽危，而公不顾婚姻，孤向付属，为全身之计，非妾所能责公也。” 但王氏希望杨庆能念及最后的夫妻情份，向杨庆提了一个要求：“妾若至长安，则公家一婢耳，何用妾为！愿得送还东都，君之惠也。” 这是在向杨庆乞命，也是将死之人，最后的念想。 但杨庆此人，真是铁石心肠，丝毫不为所动，他担忧送她回洛阳之后，会影响自己在李唐政权的地位，他不想留一个累赘和弱点让对手们攻击。 他拒绝了她的提议。 于是，王世充的侄女沐浴更衣，梳洗打扮，盛妆之后，心丧若死地对侍女们说：“若唐遂胜郑，则吾家必灭；郑若胜唐，则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为！” 她自杀以求解脱。 杨庆此举，也间接杀死了自己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在杨庆投唐之后，王世充将他的母亲斩首于洛阳。 更让人无语的是，他又一次改变了姓名，又叫回杨庆了。 杨庆的投降意味着王世充身边最近，最核心圈子，和最紧密的盟友已经分裂，在小圈子内，都已经不看好王世充在洛阳的保卫战了。 但看不看好，战争的车轮都是滚滚向前，绝对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况且，王世充自江都北上，一直在挣扎求生的边缘，他和对面的李世民一样非常清楚，战争，拼的就是意志，就是看谁先捱不下去的游戏。 但王世充首先撑不住了。 他在内外交困之下，只能向曾经的敌人窦建德低头。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王世充和窦建德在争夺地盘时，势成水火，此次唐军东来，窦建德又乐于看到唐郑二虎相争，自己坐收渔利。 但现在情势不同了。 李唐在河南势如破竹，王世充眼看不保，王世充倒下之日，就是唐军北上河北之时。 正如窦建德在失败之后，对李世民所说：“今不自来，恐烦远取。” 如破王世充，唐军挟新胜之威，兵临城下，必不可挡。 显然，窦建德最佳的选择，是联合王世充，二弱相合，共同对抗强大的李唐。 王世充更没有选择，他必须开出很高的筹码，当王窦二家，吞灭李唐后，整个天下，一分为二，大抵上以洛阳为界线，西边归属王世充，东边属于窦建德。 从三分天下，到双雄鼎立，在纸面上，王世充开出了足够诱人的条件，说服窦建德来援。 毕竟相对于突厥承诺的支持，虽有心，但却远隔山海，可望而不可及，突厥的支持，在生死存亡之际，更象是激励，而不切实际。 只要自己能将李世民拖在洛阳城下，等到窦建德大军来援的那一天，就可以里应外合，二面夹击，一战而胜。 守住洛阳城，王世充有着足够的信心。 他还有很多的秘密武器没有使用，他将让李世民见识到什么叫“天下之中”的洛阳，那并非浪得虚名。 洛阳城，集中了这个世界上，最优秀，最前卫的守城机械。 那是科技和技术的力量。 于李唐军队而言，那是他们的噩梦，他们将开始长达几个月的围城之战。 王世充最大的问题是极度缺乏粮食，士气不振。 城下的李唐军队，则陷入旷日持久的围城战，毫无进展，并且，他们得到消息，河北之王窦建德，即将倾巢来援。 如果腹背受敌，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双方情势，都是危如累卵，都绝对难捱，就看谁的战斗意志更强，谁更狠，谁才能笑到最后，也笑到最好。 生死关头，李世民将何去何从？ 第218章 不问出身起陇亩，天降大任于斯人 窦建德是名副其实的河北之王。 他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代表，但他和其余的反抗者不同，他有争天下的大志。 隋末政局崩坏，政治黑暗，官吏上下一气，盘剥压榨，民不聊生。 杨隋这驾马车，一路滑向深渊，终至不可收拾，老老实实埋头做百姓，难免一死，拼死反抗，或者还有一线生机。 没有任何出路下的官逼民反，双方绝对对立，带有非常大的戾气，反抗者只要捕获到隋朝官吏，甚至读书的士子，也不问原委，一律斩杀。 这种玉石俱焚的结果，或者事出有因，但却能图一时之愉，但对于有志去争天下的豪雄，就有很大的反作用。 毫无疑问，隋末的叛乱者，也无法得到旧隋官僚的倾心或是辅佐，而他们，却掌握了旧世界最大的资源和能量。 并且，他们这个群体，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正如关陇集团，他们的力量就是隋唐两朝建立的渊源。 要想成为天下之主，就必须利用或是依靠他们的力量。 李渊如此，窦建德也不能例外。 窦建德颇有觉悟地说过：“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 这种意识让他在反抗者中脱颖而出，逐步发展壮大，一跃而成真正的河北之王，但他一样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苦逼过程。 窦建德其实不想造反。 他原来是贝州漳南的乡绅土豪，虽然是个农夫，却天生一副热心肠，好事做遍十里八乡。 有一次，他正在耕田，听到一户乡亲家死了人，但却没钱无法下葬。 世道艰难，能帮就帮，他立即洗脚上岸，替这家人操持了葬礼。 乡里之间，这种事情做得多了，自然声名在外。 毫无疑问，他也捞得一个里长的小小职位，是小半个体制内人。 但窦建德却并不是当官的料，隋末礼崩乐坏，他也无法免俗，有一次犯法之后，顿觉前途一片灰暗。 窦建德不想坐以待毙，就先一步，逃之夭夭。 本来他是有罪之身，再也无法回归乡里，但他运气好，不久之后，就遇到特赦，落叶归根。 漳南是他的大本营，功德长期日积月累，他在乡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作为回报，他的父亲死后，乡亲们自发组织了一千多人的送葬队伍，算是对窦建德善行的肯定与回报。 但有一必有二，窦建德终于为他的善良和义气买单。 过于无底线地帮助别人，他上次之所以犯法逃跑，本来也是命运给他敲了一个警钟，但他并没有吸取教训，终于犯上了大事。 或者这才是他真正的宿命，窦建德终于要登上他的历史舞台。 隋末杨广三征高丽，河北之地，劳役最重，加上山东大水，天灾人祸，纷至沓来，普通民众心力殚竭，连无法生存都极为艰难。 星星之火终于出现了。 杨隋府兵制，在同一个郡，会组织二百人为一个单位的小队，这既有利于管理，并且因为多是老乡和熟识，更加信任和更能够拼命，更有利于提升战斗力。 而府兵二百人制的队长，毫无疑问，是由声名在外，素有美名的乡绅担任。 窦建德就是一个二百人长，他手下有一个叫孙安祖的壮士，以骁勇闻名，但家中过于穷困，连出征的战具都无法备齐。 他走投无路之际，向县令诉苦，县令却认为他是刁民，很自然地被毒打一顿。 这一打就惹火了孙安祖，他怒火攻心，恶向胆边生，竟然将县令一刀给杀了。 犯法当死。 但孙安祖不甘心伏法，就逃跑到窦建德家中。 但长期隐藏，总有露馅的一天，肯定不是长远之计。 窦建德给了孙安祖一个建议，他豪气满怀说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我知高鸡泊中广大数百里，莞蒲深阻，可以逃难，承间而出，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 官逼民反，入山为寇，也是当时一条路。 孙安祖在窦建德的帮助下，招集了数百人马，当起了山大王。 窦建德自己虽然没有直接当盗贼，但他却是盗贼背后的大盗，这种惹火上身的行为，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当时河北几股反抗军，都是游走的盗贼，今天在这里打劫，明天就可能去另一地。 盗贼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抢劫财宝，但他们却遵守了一个规矩，不动窦建德。 这当然不正常。 世上之事，也没有不透风的墙，窦建德的所做所为，终于被官府知道了。 隋末对于造反派的惩罚，极为严厉，窦建德付出了他的所有。 郡县长官将他的亲戚全部抓起来，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处斩。 窦建德只剩下逃亡造反一条路。 他带领二百人加入了高士达的起义军。 后来，窦建德的忠心的伙伴孙安祖，被另一个反抗者所杀，他部下的几千人，都投靠了窦建德，这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这也是窦建德的第一桶金。 有人就有势。 窦建德有个优点，他起于陇亩之间，出身较低，所以他能身先士卒，和他们同甘共苦，亲如兄弟，这种传统的家长式带兵方法，让他的军队凝聚成一股绳，有非常强的战斗力。 英雄，可能没有出处，但一定需要成名战。 窦建德立威之战是斩杀郭绚。 郭绚奉命讨伐高士达，当时窦建德是高士达反抗军的司马，主管全军的军事行动。 窦建德以智略取胜，但他也需要一场胜利来立稳脚跟，他给郭绚设了一个局。 他先让自己的顶头上司高士达放出风去，说窦建德想自立门户，和自己有隙，想要另谋出路，投降郭绚的政府军，但被自己识破之后，抓住了窦建德的老婆，要在军营中当众斩首。 这是一条来自于高士达军营中的消息，当然价值连城。 再加上窦建德为了迷惑郭绚，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给，表示愿意归顺郭绚，给他当前锋，破灭高士达。 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况且反抗军中，因为权力纷争而火拼的，在所多有。 郭绚中计，他相信了窦建德的投诚。 这是致命的。 以有备对无备，窦建德突然袭击，不费吹灰之力，斩杀郭绚，并接收了他的几千人马。 窦建德初试茑啼，顺风顺水，从此一飞冲天，似乎天空才是他的极限。 但他要想独立门户，还要越过一个人，那就是高士达。 他现在毕竟在高士达手下讨生活。 幸运的是，他不需要象李密一样去直接火拼翟让，那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二败俱伤的做法。 窦建德非常幸运，高士达自己犯了错，将龙头老大的位置拱手让出。 当他看到窦建德如此轻易建功立业时，高士达产生了一种错觉，他认为隋朝的军队，战斗力不过耳耳。 作为义军的首领，他不甘心声望居于窦建德之后，所以，他要证明自己。 杨义臣似乎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 他接替郭绚奉命剿灭高士达这支军队，高士达大喜，认为这是送上门的肥肉，是自己的机会。 但他却不知道，杨义臣是隋朝旧官僚中，最能打的一个，也是隋朝最后的名将。 如果不是杨广听谗言，将杨义臣召回江都，自废武功，河北河南之地的义军，很难翻起什么风浪。 高士达碰上了杨义臣，是他的不幸，更不幸的是，他想要硬刚杨义臣。 窦建造不愿意看着高士达送死，他掏心窝地对高士达说：“历观隋将，善用兵者，唯义臣耳。新破（张）金称，远来袭我，其锋不可挡。” 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对策，“请引兵避之，令其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今与争锋，恐公不能敌也。” 但高士达完全听不进去，他认为这是窦建德怕自己立功立名，抢了他的风头。 结果非常明显，杨义臣确实是最能打的那一个，他一战成功，临阵斩杀高士达，他的部下士卒也全部溃散。 窦建德也只是带着一百余骑远避杨义臣的锋芒。 杨义臣班师。 这留下了一个空档，也是隋朝剿杀起义军的通病。 当隋军远走之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散而不死的高士达的士卒，立即团结在窦建德的周围，很快形成了几千人的规模。 窦建德为高士达发丧之后，正式成为独挡一面的将军。 他的时代立即来临。 window.fkp = \"d2luzg93lm9ua2v5zm9jdxmoikrrqwnwr3vjstdmb1lyslnnr3nqzvmxn2r0vuh0mvjooth5r1b3zthawxbkmdj1k3zpbznpd1fysjzpdfvfuupwn01edks4vwfrrhavs29hwnf1uupndkhewvlpnmflqwvhnhrkuurivfy4cmnqwjz4sy9vytl4a1hirjz6czn3iiwgmtyzmji3oteymyk=\"; 第219章 时也命也夏当立，运乎势乎许合亡 窦建德同样是天选之子。 他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也是角逐天下必需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 他首先做了一个改革。 杨广对叛逆之罪实行杀无赦，斩立决的政策，遍地烽烟，自然杀戮也流血成河。 反抗军同样实行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绝对报复政策。 这形成了一种死循环，杀戮无遗，冤冤相报，无穷无了。 窦建造决定改变这种状态。 以往反抗军抓到隋朝官僚，不问青红皂白，全部诛杀，现在，他发布严令，抓到隋朝的读书人，一定以礼待之，对于一些有才能之士，还加以重用。 这是一种现实而清醒的认识和政策，尤其是他本人的所有亲属被隋朝斩尽杀绝的情况下。 这种开明的政策，给旧隋的官僚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能够活，并不一定坚决要去寻死。 生的诱惑，让隋朝的官吏们逐渐向窦建德投诚，他很快脱颖而出，率领的义军第一次突破十万大关。 于是，他以乐寿为基地，自称长乐王，正式开宗立派，占地称王。 枪打出头鸟，窦建德上了隋朝的黑名单。 对他的围剿立即开始，这次隋朝的主帅是薛世雄，他是当世知名大将，他是真正在战场之上，用血与火铸就的声名。 他曾率孤军横度沙碛，震慑住启民可汗，让其归心杨隋。 他也曾在杨广征辽时，和高句丽正面硬刚，九死一生。 剿平一群义军，对他来说，只是大才小用。 薛世雄亲自率领三万精兵，如猛虎般扑向窦建德。 窦建造虽然号称十万之众，情势蒸蒸日上，但自家事自家知，十万虽众，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要想正面对抗薛世雄的正规军，显然力有未逮。 打不过，就躲。 窦建德延续了反抗军避实击虚的传统，他将大部分人马散入豆子坑中，但却将几千精锐埋伏到草泽之中。 对于窦建德，隋朝似乎采取了招降的政策，但这也并不是一条完全没有风险的路，当年王世充就一次性坑杀了三万降卒。 但在优势和绝对力量面前，窦建德认怂了。 招安，也是一条可能的活路，况且对面的薛世雄一向声名卓着，并非是王世充般出尔反尔的小人。 窦建德选择让老天爷来决定自己的归宿。 能偷袭，就偷袭；如果没有机会，就向薛世雄投降。 窦建德做了两手准备。 在离薛世雄军营一百四十里时，他挑选二百八十名敢死之士先行，让其余的兵将紧跟他们，在出发前，和他们约定说：“夜至，则击其营，已明，则降之。” 窦建德率领这二百八十死士，衔枚疾走，离薛世雄军营只有一里路时，天色竟然已经微泛鱼肚白了。 按照约定，天一亮，这发动袭击的突然性，大大降低，那无异于自杀。 在此种条件下，就不再攻击薛世雄的大军，必须投降。 窦建德虽然心有不甘，但却也知道强弱异势，他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 但命运似乎让他走上了另一条路。 正当他们准备下马投降之际，天空之中，忽然涌现浓雾，人马咫尺之间，都无法辨识。 窦建德大喜说：“天赞我也！”。 他立即发起进攻，突击薛世雄的大营。 薛世雄是隋朝真正见过世面的大将，平蛮獠、征吐谷浑、战辽东，从尸山血海中一路杀来，对于不成气候的反抗军，他颇有轻视之意，他仗着自己兵强将勇，竟然没有设立防备。 现在浓雾之间，猛然受到冲击，混乱之中，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来了多少人马，在震天的喊杀声中，阵脚已经全乱，人人只顾逃命。 薛世雄未战先败，他只带了左右亲信几十人，仓皇远逃到涿郡。 此战之后，隋朝再没有能力对窦建德组织大规模的围剿行动了。 窦建德立住了脚，也尝到了甜头，他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有争取天下的可能，他现在要主动出击。 窦建德的战略规划是一路往北。 北连突厥，稳固河北之后，再往南发展。 第一个要攻下的城市是河间城。 河间城的攻防战，树立了窦建德反抗军的标竿。 守军是真打实防，这让窦建德在城下留下了很多尸体，但此城骨头非常硬，负隅顽抗，拒不投降。 转折点出现在杨广在江都遇弑，加上被围日久，整座城市的资源也早已消耗殆尽，绝境之下，郡丞王琮只能率众投诚。 窦建德属下将领们纷纷议论，认为必杀王琮，他们义愤填膺地说道：“琮拒我久，杀伤甚众，计穷方出，今请烹之。” 窦建德反对，他大义凛然地说道：“此义士也。方加擢用，以励事君者，安可杀之！往在（高鸡）泊中为小盗，容可恣意杀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 窦建德害怕手下将士私自报仇，他果断地颁布了一项法令，“先与王琮有隙者，今敢动摇，罪三族。” 窦建德授与王琮瀛州刺史的官职。 王琮事件给了归降的隋朝官员信心和希望，他们认为窦建德或者真的不同于别的反抗者，也开始以政治的眼光的考虑全局。 窦建德以海纳百川之心，收垒土成台之效，当吉瑞出现，五只大鸟齐降于乐寿时，他顺天应时，五凤朝阳，煌煌者大。 窦建德终于立国，称夏王，都城乐寿，国号为夏，年号五凤。 自此之后，这个乡野村夫，也可立于朝堂之上，这个政权，虽然如流星般短暂，他的流风余韵，将影响以后几百年河北的政局走向。 但他往北方的扩张之路，需要暂停一段时间了。 因为，南方有一个流窜的政权已进入他的势力范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那个人，于情于理于势，他都必须先解决掉。 那就是宇文化及，他现在自称许国皇帝。 当日，李密击破宇文化及之后，为了争夺洛阳的控制权，他马不停蹄，一路向西，宇文化及虽然身怀巨宝，有足够的吸引力，但洛阳才是决定李密是龙是蛇的根本。 但宇文化及当时还有二万人马，他远避洛阳，北上魏县，虽然掀不起大风大浪，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宇文化及确实只是个庸人。 就是这样一支残破的队伍，依然内讧不断。 张恺等人知道宇文化及必败，与其和他玉石俱焚，不如早点谋划出路，但事情泄秘，被宇文化及知道之后，全部被诛杀殆尽。 这无异于让本已军心涣散的队伍更加雪上加霜，宇文化及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回首前程，再四顾茫然。 出江都时，十万大军，今日只剩一万余人，心中郁闷惶恐，实在无可排遣。 他破鑵子烂摔，天天饮酒作乐，麻醉自己。 当看到宇文智及时，他压抑的怒火终于喷涌而出，忍不住埋怨道：“我初不知，由汝为计，强来立我。今所向无成，士马日散，负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灭族，岂不由汝乎！” 宇文智及大怒，他这兄长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得到好处时，居之不疑，现在碰到困难，就翻脸不认人。 他毫不客气地回击道：“事捷之日，初不赐尤，及其将败，乃欲归罪，何不杀我以降窦建德！” 兄弟二人互相怪罪埋怨，已是全无章法理数，大势已去，天下再无他们容身之处。 他们已经完全失去希望，只有酒精才能带给他们些许慰藉。 但宇文化及还要做最后一件事，他不想空负其名，而不占其实，他对宇文智及厚颜无耻地说道：“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 于是，他坏人做底，鸩杀秦王杨浩，即日在魏县登上帝位，国号许，改元天寿，希望自己的政权能与天长寿，长治久安，却不知老天已决定让他不日而亡。 至少窦建德是这样想的。 window.fkp = \"d2luzg93lm9ua2v5zm9jdxmoikrrqwnwr3vjstdmb1lyslnnr3nqzvmxn2r0vuh0mvjooth5r1b3zthawxbkmdj1k3zpbznpd1fysjzpdfvfuupwn01edks4vwfrrhavs29hwnf1uupndkhewvlpnmflqwvhnhrkuurivfy4cmnqwjz4sy9vytl4a1hirjz6czn3iiwgmtyzmji3oteymyk=\"; 第220章 朝为田舍暮登堂，四战之地择为上 窦建德决定替隋行道。 他对部下言语谆谆地说：“吾为隋民，隋为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仇也，吾不可以不讨。” 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很多投降的隋室旧臣的拥护，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大王奋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争附者，以能仗顺扶义，安四方也。（宇文）化及为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戕君而移其国，仇不共天，请鼓行执其罪。” 这也是宇文化及的宿命，天下虽大，无处安身，何况立国？ 宇文化及的生命开始倒计时。 他本来应当已经死过一次了。 当日，他被李神通围在聊城，旦夕且下，如果李神通不是为了贪图宇文化及的金银财宝，坐失破城良机，区区聊城，指日而下。 但李神通坐失大好时机，将聊城拱手让给了窦建德。 窦建德当仁不让，笑纳这一份大礼。 宇文化及的军队已没有任何斗志，仅仅二天时间，他的部下王薄就开门投降了窦建德。 窦建德一如既往地谦恭下士，他完全接收了宇文化及从江都带来的政治遗产。 宇文化及手上，有全套象征皇权正宗的传国玉玺及卤薄依仗，更重要的是，窦建德吸纳了原隋朝相当部分的中央官僚。 虽然窦建德在击败宇文化及之后，充分尊重了和宇文化及北上骁果和朝廷官员的个人意志，让他们自行决定去留，比如西归长安，南下洛阳，或者效力于自己。 窦建德做到了一个仁者，或者说是枭雄的去留随意。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裁汰浊流，提升影响力的高姿态，这将在道德层面形成和强化窦建德“仁义”的定位。 实际上，窦建德的政权，是一个缩小版的旧隋朝廷，其核心骨干就是以原隋官吏为中坚组成。 谏议大夫宋正本是窦建德攻陷饶阳时的县长，后有瀛州刺史王琮，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崔君肃为侍中，这些人才的加入，让窦建德的政权成不甚入流的下里巴人，一跃而成为正大堂皇的天子庙堂。 隋末皇权三分，一分江都，二分长安，三分在洛阳。 现在天下大势，已经完全明朗，长安归李唐，洛阳属于王世充，而江都的道统，已尽在窦建德。 这三分皇权的着落，才是真正具备争天下，建立新朝的天选势力。 旧隋已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窦建德非常忙。 他的时间金贵，在快刀斩乱麻斩杀宇文化及等大逆不道的首恶后，他知道，他需要和时间赛跑，他将迎来另外二个政权的实质性挑战。 窦建德还需要给自己找一个靠山。 他手上有一张王牌，那就是杨广的萧皇后和他的孙子，也是齐王杨暕的遗腹子杨政道。 在杨坚时代，隋朝曾经是突厥的宗主国，杨坚和启民可汗，谱写了一段浓情蜜意的关系史。 即使在杨广时代，也一直和突厥保持和亲，现在突厥的可贺敦（皇后）就是隋朝的义成公主，她在突厥，已成为活着的传奇。 她一生之中，做过启民、始毕、处罗和颉利四个可汗的可贺敦，并且，现在的颉利可汗，就是她亲手所立。 这个传奇的女人，虽然不是杨坚的亲生女儿，但她想再为娘家尽一份心力。 她做了一个和亲的女性所能做到的极致。 她向窦建德请求迎立萧皇后和杨政道，她要在突厥成立杨隋的流亡政府，以期恢复杨隋旧日的荣光，卷土重来。 在北方，要想生存和强大，就必须取得突厥的直接支持。 如果以前是小打小闹，可以和突厥人打一打擦边球，现在，窦建德已经被时势推上了争天下的大势，那就必须取得突厥的直接支持。 这是和突厥建立直接联系的好机会。 窦建德非常上道，他立即派了一千兵马，专门护送萧皇后和杨政道二人北上突厥。 得到突厥的肯首之后，窦建德需要尽快打通和突厥之间的直接的交通要道，他需要尽可能，一直北上。 但他的北上之路受阻于幽州，那是罗艺的地盘。 罗艺此时已叫李艺，他归顺了李唐，被赐以国姓， 幽州是中原帝国东北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当年杨坚篡周立隋，就得到了幽州总管于翼的支持，才在和尉迟迥的对抗中取得战略优势。 而杨广三度讨伐高丽，幽州作为大后方，人物殷盛，器具甲仗，精于四方，临朔宫中，仓库盈积，颇多珍产，天然就是一个可以割据称雄，富甲一方的边陲要地。 但现在幽州也姓李，是李唐的李。 李艺原名罗艺，现在已经归顺李唐。 他自恃骁勇绝人，通过兵变上位，自称幽州总管，归顺李唐之后，被李渊赐与国姓，封燕王，和李渊攀上了亲戚，才改名叫李艺。 幽州地势险要，是各大势力必争之地。 但罗艺根基太浅，加上更无争天下之心，无心无力，不可能单独立国，但他自己虽然不去争天下，为了未来计，却一定要选择那个可以坐稳天下的明主。 李渊的唐朝成了他第一选择。 当然，还有很多势力，也都向他投怀送抱，暗送秋波。 宇文化及当年十万精兵在手，全盛时期率骁果北上，他考虑到洛阳和长安都已名花有主，而当时河北窦建德，不过是个正在上升期的地方枭雄而已，宇文化及最佳的策略，就是据河北之地，和洛阳、长安鼎足而三。 只要能和罗艺南北相援，河北必然可以指日而下，就会有一个优胜的战略形势。 于是，他开出优厚的条件，想和罗艺共同富贵。 但罗艺不为所动，立即处斩他的使者，正义凛然地说：“我隋室旧臣，感恩累叶，在行（杨广）颠覆，实所痛心。” 他不屑于和宇文化及这种大逆不道的叛贼为伍，以隋臣之礼为炀帝发丧，大临三日。 但处于列强之间，又是四战之地，他想独善其身，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身虽无罪，怀璧其罪，罗艺必须依靠一棵大树。 他的身边还有二股势力，一是高开道，一个是窦建德。 高开道其实是个流寇或者也可以叫做马贼。 他原来是个盐商，是当世的神行太保，行走若飞，不输奔马，有财又有力，并且不在体制之内，在隋末乱世，要想生存，毫无疑问，就近投向义军，起兵造反。 但他投靠的格谦，也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雄主，很快就被隋朝灭掉了。 高开道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他纠合余散几百人，北走渔阳等郡，以劫掠为生，做起了马贼。 但当时隋朝北平郡守李景，无法抵御和收捕高开道，让他一步步坐大，竟然成了当地一股不可抑制的大势力。 他手下竟然有马匹数千，喽罗也有万人以上的规模，高开道看到天下大乱，心中思动，竟然也有样学样，称为燕王。 双雄不并立。 高开道自然想招慰罗艺，但罗艺对于高开道的为人并不放心，因为高开道有污点。 他做燕王之后，有一个叫做高昙盛的沙门，自称大乘皇帝，还立了个尼姑做皇后，招诱高开道，想和他结为兄弟，一起共享富贵。 但高开道有个小心思，他和昙盛做了几个月兄弟之后，设计袭杀昙盛，兼并了他的部下。 对于这种人的招抚，罗艺只能敬而远之。 但高开道能于乱世之中称燕王，确实也是一时雄杰。 有一次，他被一支箭射中了面颊，他不可能天天顶着一支箭乱跑，就必须要做手术，将箭镞取下来。 但当时箭已经深入骨中，想象一下，都是一种极荒唐，又会痛彻心扉的苦。 高开道开始治病。 他叫来一个医生，检查了下，下了个定论说：“箭深，不可出。” 高开道对自己狠，对别人更狠，听到医生这样说，自己需要的是取箭，而不是想听建议，说箭不可取了同。 高开道二话不说，立即杀了这个医生。 箭还是要取的，他又叫了一个医生过来，这个医生比较小心，就实话实说道：“出之恐痛。” 高开道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也没有耐心听不同的意见，他又立即把这个医生杀了。 到了第三个医生时，吸取了教训，斩钉截铁地说道：“可出。” 于是，凿骨，置楔其间，骨裂寸余，竟然将箭镞取出来了。 高开道也真是个神人，一边手术，一边奏妓进膳，神色不变，颇有关羽刮骨疗伤之风采。 乱世之中，谁更狠，谁就能活下去。 这样一个狠人猛人，成为一方土霸王自然绰绰有余，但要想争天下，似乎远嫌不够。 罗艺同样也是这个看法。 他虽然不想投降高开道，但窦建德很快来了。 所以，当窦建德北上攻击幽州之时，罗艺知道自己无法抵挡，就向高开道救援，二小相合为大，现在大敌当前，他们只有携起手来，才能避免被窦建德各个击破。 罗艺看得很通透，他下了决定，当众说道：“建德，开道，皆剧贼耳，化及弑逆，并不可从。今唐公起兵，皆符人望，入据关右，事无不成。吾率众归之，意已决矣，有沮众议者，必戮之。” 罗艺有此意，恰好李渊安抚山东，派了张道源经略河北，落花有意，流水有情，双方一拍即合。 罗艺奉表归国，诏封燕王，赐姓李氏，正式改名叫李艺。 李艺虽已归唐，但李唐毕竟和他隔山差海，目前最重要的是，他要应付来自于窦建德的直接威胁。 他率领二十万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窦建德表面上声威浩大，顺风顺水，其实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这取决于他性格之中的缺点。 window.fkp = \"d2luzg93lm9ua2v5zm9jdxmoikrrqwnwr3vjstdmb1lyslnnr3nqzvmxn2r0vuh0mvjooth5r1b3zthawxbkmdj1k3zpbznpd1fysjzpdfvfuupwn01edks4vwfrrhavs29hwnf1uupndkhewvlpnmflqwvhnhrkuurivfy4cmnqwjz4sy9vytl4a1hirjz6czn3iiwgmtyzmji3oteymyk=\"; 第221章 错杀两人错一线，再阻幽州再失先 窦建德横空出世，有他的优点，但他不是完人，也有无法克服的缺点。 这来自于他的出身。 他是布衣起家，躬耕于陇亩，洗脚上田。 因为成名时间非常短，对于物质享受，他还能保留朴素的感情，并且，由于他在乡里时就仗义疏财，他于钱财，也颇为淡泊。 每次征战的收获，他都奖赏给各位将领，自己一无所取，这让属下将领都有效忠拼死之心。 在私生活上，他也有一个好妻子曹氏。 她不事雕琢，不重珠玉，也不衣纨绮锦绣，他们二个人，似乎都是素食主义者，平常所吃，不过是常见的蔬菜瓜果，简单的脱粟之饭而已。 更为夸张的是，即使已成河北之王，他们的随从使女婢仆，也不过十多人而已。 这其实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窦建德在聊城打败宇文化及之后，得到了杨隋一朝精挑细选的一千多宫女，但窦建德一无所用，尽数将他们放散，还归乡里。 从私德上说，窦建德是完人，甚至是道德模范。 这让他的军队有别于别的反抗者。 那些反抗者，一旦拥有力量，就忘记了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而变本加厉地返还给这个世界，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过是草寇，马贼，流氓而已。 至如张金称和朱粲之类的杀人吃人魔王，那更是等而下之，可以不论了。 窦建德是一股清流，所以，他才能继承杨广江都的那一分皇统，成为天下之主的备选之一。 但他有缺点。 由于他起自畎亩，缺乏实际的政治和治理经验，很难对于一些超卓的人才具备真正的包容力。 而起义军中的火拼，已有足够的恶性的例子，让人触目惊心。 多疑、猜忌必然伴随他每时每刻，他既需要攻城掠地，打击吞并对手，更需要防备自己阵营的能人。 即使他继承了隋朝的一小半执政班底，他也有意识地吸取他们的政治经验，但这种能力需要时间的沉淀，并不是纯粹能教会的。 这种能力，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真正的骨子里的包容和认同。 这也是所有底层起义者最原罪的一面。 在和对手的长跑中，他们可能在后半程就掉队，而被挤出夺冠阵营。 如果说这是弱点，那这就是窦建造唯一的弱。 如果他没有碰上天选之子李渊，他的这个弱点，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弱点而已，但现在，这个弱点却可能是致命的。 这让窦建德轰然前行的车轮，缓缓停下，戛然而止。 窦建德自毁长城，他错杀了二个人，他们是一文一武，是窦建德一朝的核心股肱。 文臣是纳言宋正本，他是窦建德接纳的第一个隋朝官吏。 当时他只不过是区区饶阳县长，他感激窦建德知遇之恩，倾心事主，言之必尽，但良言逆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善如流。 因为他和窦建德相识于微贱之时，窦建德本人倒还能容纳宋正本的忠言，但宋正本一心为国，言语行动之间，自然会有意无意动了别人的奶酪。 于是，他也为人所不容。 窦建德缺乏坚定的信念和辨识力，他听信谗言，终于将宋正本杀掉。 朝廷中人，都引以为诫，认为如此正直忠诚之士都能被杀害，那自己更需小心谨慎，不言为妙。 这种政治氛围，对于一个上升期的政权是致命的，自此之后，再没有人愿意仗义直言，窦建德的政教开始一天天衰败。 在军事上，窦建德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的手下有一个大将军，叫王伏宝。 勇略冠军中，号为第一，但却直爽招忌，其余的将领们忌恨他的功名和威名，就造谣他要谋反，窦建德听信谗言，准备杀掉他。 王伏宝喊冤，他痛不欲生地说道：“我无罪也，大王何听谗言，自斩左右手乎？” 但窦建德不为所动。 王伏宝死后，非常邪门的是，窦建德的军事行动，自此之后，并不顺利，总是功亏一篑，可能冥冥之中，早有定数。 窦建德此次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征讨罗（李）艺，就面临这个情况。 李艺虽然不耻高开道所作所为，但生死关头，个人恩怨只是小节，他拉下脸面，向高开道求援。 高开道虽然混帐，但大是大非却拿捏得住，他立刻派了二千精锐，飞驰李艺。 李艺不再藏私，展露出真实的实力。 窦建德惹了两个不该惹的猛将，他们早就憋着一股气，准备南下找窦建德寻衅报仇，何况现在窦建德自己送上门来，那正好公私二事，一并了了。 他们有这个动力，也有这个能力，他们就是薛万均和薛万彻兄弟。 虎父无犬子，他们有一个英雄的父亲，叫薛世雄，可以说是间接死在了窦建德手上， 薛氏兄弟二人都是传奇，是真正于万军中，取敌首级如探囊取物般容易的万人敌。 当年，薛世雄奉命剿灭窦建德，但他过于轻敌，被窦建德假借投降之名，偷袭得手，一军三万人，一朝崩溃，他一世雄名，毁于一旦。 逃归幽州之后，薛世雄郁结于心，不久之后，终于在愧悔之中，走完这一生。 薛氏兄弟全程目睹父亲的一生，他们发誓要找窦建德找回这个梁子。 这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窦建德惹错了人。 现在机会来了。 要想真正角逐天下，就必须拿下幽州。 窦建德组织了二次对幽州的进攻。 第一次聚众十万，无功而返，第二次窦建德誓以必下，总计征发了二十万大军，但他也如李密一样，虽然是天命所选，终是那个命差一线的人。 二次攻伐，都折戟于薛氏两兄弟之手。 在第一次进攻时，薛万均胸有成竹地对李艺说：“众寡不敌，今若出门，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兵弱马阻水背城为阵以诱之，观贼之势，必渡水交兵。万均请精骑百人伏于城侧，待其半渡击之，破贼必矣。” 李艺同意了薛万均的计划，窦建德果然败于将渡未渡之际。 第二次进攻幽州时，情势更为紧急。 窦建德一方的将士，甚至都已经攀上了城墙，幽州命悬一线之间。 薛氏兄弟又一次站了出来。 他们二人率领一百敢死之士，从地道潜出城外，然后再从窦建德大军背后杀出，杀人放火，一时之间，无法分辨到底有多少人从前后袭击。 窦建德的军队以为中了埋伏，仓皇溃败。 虽然这二次失败并没有伤及窦建德的根本，但他丧失了最宝贵的时间。 争天下，争的就是那胜天半子的玄妙。 前一刻或者情势大好，在下一秒，可能就已是日月同天。 窦建德没有时间了，李世民已经在洛阳城下打响了围城之战。 在李唐和郑王二国之间，虽然在刚开始时，窦建德接受了李唐的外交求和，静观其变，乐享渔人之利，但局势的发展，却迅速失控。 王世充竟然如此不经打。 他一味采取守势，虽然拖住了李世民，但现在却孤城矗立，已成瓮中之鳖。 其实王世充并不是不想打，而是真的打不过。 洛阳城下，青城宫旁，王世充和李世民打了一场硬仗，这也是双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战。 这是一场恶战。 当李世民营垒未立之时，王世充亲自率领二万精锐出击。 二万对于王世充而言，似乎是个吉利的数字，他当年就是凭借二万人，一战南破李密，成为河南的霸主。 现在，王世充也希望能重铸辉煌，再现当日的奇迹。 正面击溃李密的地头蛇王世充，再一次证明了他并非浪得虚名。 他在洛阳的速度和军事动员能力，显然让李世民一方心生惧意。 但李世民大风大浪见得太多了，他气定神闲，再一次登上北邙山上魏宣武陵以观察敌情。 他吃定了王世充，认为他上次在这里吃了个大亏，现在绝对不敢再对自己有所企图。 李世民好整以暇地对手下将领们说：“贼势窘矣，悉众而出，徼幸一战，今日破之，后不敢复出矣！” 将领们看到李世民如此胸有成竹，加上李世民一生之中，从无败绩，一时之间，气势又重新高涨。 但战场的残酷，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这是李唐建国以来，最艰苦也是最艰难的正面作战。 第222章 天命有归自有数，大难来时不可脱 李世民既是当世一流的战略大师，也是战无不胜的战术大师。 对于此战，他作了详细的布置。 他先安排了一个诱饵，让屈突通作前锋，率领五千步兵渡水而战，并且一再交待他说：“兵交则纵烟。” 当烟火飘飞时，李世民将亲自率领玄甲精骑，从山上迅猛冲下，两军合力奋战。 李世民想再一次施展自己的凿穿战术。 这是屡试不爽的冲刺之术，但王世充的阵型太厚了。 李世民虽然冲进了王世充的腹地，虽然所挡者破，所破者死，也杀伤了很多敌人，但李世民忽然发现，自己在混战之中，前后左右，竟然已经全部是敌军。 这实际上也体现了王世充的军队，是真正的精锐，并不是那种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 李世民已经落单，并且身陷重围，极度危险！ 当时他的身边只有丘行恭随行，而王世充一方却有几个骑兵死死咬住他们，对方一箭就射死了李世民的坐骑。 已经陷入死地。 丘行恭丝毫不惧，他收缰回马，弯弓搭箭，发无不中，这立即打击了追兵的嚣张势头。 在他们迟疑的当口，丘行恭赶忙下马，将自己的马让给李世民，他在马前抽出长刀，和李世民配合，呼叫跳跃，连斩数人，终于突围而出。 苦极，也险极！ 主帅李世民又一次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这足以见证这场战斗的残酷。 双方真刀实枪，死命搏杀，悍不畏死，竟然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一连打了五六个小时，这纯粹是一种真正的混战乱战死战。 双方犬牙交错，再也无法分清你我，逮着敌手就必须彻底消灭。 双方都是精锐，战斗意志都非常昂扬，但王世充看到占不到便宜，他不想将精锐全部丧失在这一战中。 他首先撑不住了。 王世充的指挥中心终于开始退却，李世民毫不犹豫地追击到洛阳城下，正式开始围城大战。 此次战斗，王世充最精锐的部队，被斩杀俘虏了八千多人。 冷兵器时代的正面战斗，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李世民同样损失惨重，有很多士兵，将永远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这真是惨烈的一战。 即使是以后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段志玄，也差点被王世充抓进洛阳城。 唐初气象万千，是一个富丽堂皇的时代，也是一个勇武飞扬的时代，充满了阳刚之气，文臣武将，光耀千古，千载之下，犹让后世仰望其神。 段志玄因为孤军深入敌阵，马死被俘。 他被王世充的二个骑兵拖住头发而行，将要渡过洛水入城之时，他奋身一跃，奋起神力，将这二个骑兵全部拉扯下马，夺马而归。 大将尚且如此遭数，足可见此战，李世民军队意志之坚忍，剽悍可怖。 王世充并没有被吓破胆，他也是死人堆里，一步一步腥风血雨过来的。 他还要战。 但在第二次战斗中，却出现了一个插曲。 第二天，王世充整军列队，临洛水而待唐军。 意外出现了。 王世充阵中忽然冲出一人，引槊直刺，事发突然，王世充一军上下，全部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但王世充真是命大，他身上穿着特制的铠甲，竟然抵挡住了这次刺杀。 对方见一击不中，立即远引。 王世充的部下这才反应过来，纵马追击。 这个刺客，是王世充新招降的一个将领，他原来是李世民手下的探子，叫王怀文。 他被王世充抓获，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王世充将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将他提拔为自己的贴身卫士。 王怀文单人匹马，当然不可能从这么多人眼前逃走。 结局是必然的，王怀文死。 但出师不利，锐气已失，这个插曲直接让王世充取消了当天的作战行动。 王世充毕竟是当世枭雄，善于将惨败说成是光荣的胜利。 他充分利用这件事，来给自己的军队鼓气，想让他们坚定必胜的信念。 他解去铠甲，以完好无损的肉身，展示给群臣说：“怀文以槊刺我，卒不能伤，岂非天所命乎!” 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天命已不在王世充这边。 至少李密原来的长史郑颋就坚持这么认为。 他现在是王世充的御史大夫，身居高位，但他知道王世充危如累卵，越是王世充的高层官僚，一旦失败清算之时，就越危险，他想早点避祸。 除了称病不朝之外，他还想了一个办法，准备出家为僧。 在正式剃度前，他给足了王世充面子，他虚情假意地说：“臣闻佛有金刚不坏身，陛下真是也。臣实多幸，得生佛世，愿弃官削发为沙门，服勤精进，以资陛下之神武。” 当此兵凶战危之时，高官出家，当然会沮丧士气，王世充看穿了郑颋的小九九，他毫不犹豫地拒绝道：“国之大臣，声望素重，一旦入道，将骇物听。俟兵革休息，当从公志。” 王世充想采取“拖”字诀，但郑颋显然打定主意，他一再请求，但王世充坚决不允许。 郑颋只能硬来。 他私下对自己的老婆说道：“侧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浅薄，无以自全，人生会当有死，早晚何殊。姑从吾所好，死亦无憾” 郑颋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削发出家。 王世充大怒，这是明面上和自己离心离德，自己虽然可能会失败，但却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二面三刀的人存在。 郑颋摆明了不和自己合作，这会是一个非常坏的开始。 王世充必须做出反应。 他语气森然地说道：“尔以我为必败，欲苟免邪？不诛之，何以制众。” 必须杀鸡骇猴，王世充立即处斩郑颋。 他向部下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第一自己未必败，第二即使自己失败，但对于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三心二意之辈，他足以能决定他们的生死。 如果他们不和自己合作，那就让他们先死。 李世民正式围困洛阳宫城，开始了残酷的攻城战。 王世充还有杀手锏。 如果古代也讲科学技术，那李世民在洛阳城，第一次见识了当世最高的技术。 他第一次体会到人力的渺小，非常可惜的是，心理上的震撼，并没有让他意识到，技术才是真正的未来，才会真正决定一个民族可以达到的高度。 这种超前的意识，当然无法在求生存的阶段产生。 但李世民确实被震撼到了。 洛阳宫城，确实是天下第一坚城。 冷兵器时代他们就造出了飞石大炮。 一个石头就达到五十斤，可以投掷到二百步之外，而弓箭的有效射程才一百步左右，对于密集的步兵阵型来说，这显然是个大杀器，绝对的死神收割机。 王世充还有一种八弓弩。 驽在古代是威力最可怕的远程杀伤武器，何况经过改良和加强的八弓弩，实际上相当于现代的加特林机枪。 它装在车上，利用机械力量发射，一根箭，就有一柄大斧头那么大，有效射程达到五百步，当一支巨箭穿透几个士兵的身体时，那种威慑和震撼力，更是让人心胆俱寒。 再加上城高墙厚，洛阳城实际上是一座无法从外部攻破的堡垒。 李世民第一次进攻时，吃尽苦头，他从四面发起猛攻，一天十二个时辰，昼夜不息，想让王世充的军队的战斗意志崩溃。 但在他夜以继日狂攻几十天，在死亡了无数兵将之后，洛阳城依然挺立在他眼前，看似坚不可摧。 李世民这才体会到李密当时的无奈，他只能无奈地承认，洛阳城，不是蛮力能攻克的。 久屯坚城之下，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都成了攻城的炮灰，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谁都不知道，死亡会不会在下一刻来临。 兵倦思归，李世民的军心第一次出现了动摇。 第223章 围城不阙誓必下，倾国而出终有成 军心若动，将面临崩溃的局面。 军头们敏锐地发现了士气的低落，他们第一次思考远征洛阳城，失败的可能，于是，他们向李世民提议，班师回长安，以待来日再战。 李世民独排众议，他不不容置疑地说：“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 为了统一思想，坚定全军的斗志，李世民颁布了一条严令“洛阳不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 李世民以绝决的态度，表明了必下洛阳的决心。 他知道，城下的唐军虽然难捱，但洛阳城中的王世充，更不好过。 因为，在他攻城的这段时间里，洛阳城内至少有十三批兵将想要出城向自己投诚，虽然全部被王世充发现并斩首。 但从此事就完全可以判断出，王世充现在已是强弩之末，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了。 谁更狠，谁才能活下去。 现在就是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李世民坚信自己将笑到最后， 既然硬攻不行，那就改变攻城的方式。 李世民打起了长久战，壕堑战，他重重围困洛阳城，断其粮道，想将他们活活困死、饿死。 李世民说到做到，他在洛阳城外，深挖壕堑，将洛阳围成一个铁桶，比拼谁的命更长，谁才是天命所选的那个真正的唯一。 李世民其实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他接待了一个东方来的使者，那是窦建造派来的专使。 他带来了窦建德的通告，如果唐军不撤，他将倾巢而来，救援王世充。 这个消息非常不妙。 如果窦建德能到达洛阳，以河北几十万生力军，和王世充里应外合，李世民远道而来，兵又疲弊不堪，完全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这种无形的压力很快就实质化了。 李渊在长安城中，同样感觉到深深的凉。 他也派遣特使带来了一封密信，催促李世民早日班师。 实际上，在洛阳城围困战开始以前，王世充就已经做了两手准备，他派遣了两路使者。 他们都不负王世充所托，取得了成功。 其中一路，是王文素北上突厥，联合隋朝义成公主的从弟杨善经一起说服颉利可汗，让他派兵攻击李唐的本土。 他们蛊惑颉利可汗说：“昔启民（可汗）为兄弟所逼，脱身奔隋，赖（隋）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孙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孙，可汗宜奉杨政道以伐之，以报文皇帝之德。” 颉利可汗作为被义成公主新扶植的可汗，本来就需要掳掠财富人口，立威立德。 同时，为了防止李唐统一中原，在群雄之中坐大，也必须牵制李唐在洛阳的攻势。 但颉利可汗缺乏通晓中原情势的领路人，现在得到二人的鼓动，双方一拍即合，立即举兵侵唐。 但李渊长于政治，他虽然一直对突厥卑膝称臣，厚贿他们无数财富子女，但本心上，却对突厥一直深怀戒意，在李世民出征洛阳之前，他就已经提前布好了局。 李唐的军队，养精蓄锐，只等突厥入寇了。 于是，突厥虽然四面出击，但却在每个可能进攻的方向，都遭到李唐军队的顽强抵抗。 颉利可汗感到大事不妙。 他知道李渊已经有所准备，那这一次率军出征的突然性和效果，必然大大降低，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救王世充，更大的目的，是想趁火打劫，掳掠财富人口。 现在情势非常明显，如果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要真刀真枪和李唐军队拼命，才可能捞得到好处。 而面对面的消耗战，并不符合突厥一惯的战略和战术。 突厥人的攻击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这让李渊面临的压力骤减，压力再一次来到王世充头上。 相对于突厥的鞭长莫及，窦建德表现出了真正的诚意。 瓜分天下，那是未来之事，现在火烧眉毛的情势，已由不得窦建德置身事外。 在王世充和李世民在洛阳城下胶着之时，窦建德朝廷之中，引发了一场对于当前局势的讨论。 他的中书侍郎刘斌做了一番分析：“今唐有关内，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势也。闻唐兵悉众攻郑，首尾二年，郑势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强郑弱，其势必破郑，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 然后，他提出了应对的方案，刘斌接着非常肯定地说道：“为大王计者，莫若救郑，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 但救王世充并不是目的，刘斌侃侃而谈道：“若却唐全郑，此常保三分之势也。若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就是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 这确实是当时情势下最好的选择，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必然得利的政策。 如果天佑窦建德，以此全胜之势，统一天下，也可在此一战。 但必须先救王世充，时不我待，需要立即的实质行动。 正在窦建德朝廷讨论之时，王世充的特使到了。 王世充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他对窦建德许以重诺。 他们二人联手攻破李唐之后，二人瓜分天下，以洛阳为线，窦建德统治东面，北面和南面，而自己则统治洛阳以西地区。 而他们以前因黎阳之战结下的梁子，在生死存亡面前，已显得微不足道。 窦建德决定发兵救援王世充，现在就看王世充是否能够捱到窦建德大军到来的那一天。 顿兵洛阳城下的李世民，一样有心烦事。 他需要应对好李渊命令他撤军的消息。 李世民写了一封信，表明必克洛阳的决心，然后，他派了一个足够份量的专使封德彝进京，专门向李渊论述此战必胜，也必须坚持打下去的原因。 封德彝是当仁不让的人选。 他祖上世仕北齐，是标准的官三代，少年时就崭露头角，他的舅舅评价他说：“此子智识过人，必能致位卿相。” 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是那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反面教材。 入唐之后，他是李渊、李世民二朝宰相，位重权高，极善于揣摩人心，隋朝权臣杨素，文武全才，眼高于顶，却也发出由衷之言说：“揣摩之才，非吾所及。” 杨素推崇封德彝，是因为他具备自己力不能及的才干，他不止一次地抚摸自己坐的床，对封德彝说：“封郎必当据吾此座。” 事实上，封德彝在有隋一代，也历经风浪而不倒，日子反倒越过越滋润，可见确实是大才。 他后来随同宇文士及一起投降唐朝。 李渊因为他是隋朝旧人，这符合他用人的政策，因而重用封德彝。 此次李世民倾李唐之力东征王世充，封德彝也临时充任李世民的军事参谋，实际上，也大体代表李渊的意见，是一个可以和李世民互相商定对策的存在。 面对此一紧要时刻，李世民选择了李渊看重的封德彝赶回长安，向李渊当面陈述。 这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封德彝老道而颇有远见地对李渊说：“世充得地虽多，而羁縻相属，其所用命者，唯洛阳一城而已，计尽力穷，破在朝夕。今若还兵，贼势必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若未乘其已衰，破之必矣。” 李渊雄才大略，也是知兵之人，又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深知其中轻重，亲耳听到封德彝讲述战场形势之后，他同意了李世民坚持作战的意图。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而正确的决定。 当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凯旋之日，他不无得意地说：“朕初发兵东计，众议多有不同，唯秦王（李世民）请行，封伦（德彝）赞成此计。昔张华协同晋武，亦复何以加也！” 由于进攻洛阳折损了大量将士，为了保证必胜，李渊下令窦轨征发巴蜀之地的将士，驰援洛阳。 他有一种预感，这一战，将奠定李唐万世基业。 但此一战，危险到极点，也艰巨到极点。 若非李世民天纵之才，李唐是上天选中的那个唯一，谁胜谁败，殊难预料。 李世民，将凭此战，达到他战术指挥的顶峰。 第224章 王窦二军虽相连，破敌只在一战间 王世充望眼欲穿。 他只能龟缩于洛阳城中，苦捱死等，目光天天望向东方，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窦建德的旗帜飘扬。 窦建德并没有闲下来。 他已取得战略优胜，河北之地，除了僻远的北方幽州，其余土地人口，已尽入他的版图。 在正式救援王世充的路上，他顺道解决了后顾之忧。 盘踞在周桥（今山东荷泽），自号宋义王的孟海公，在他的绝对力量面前，不堪一击，臣服于己。 加上以前就已经收服的山东徐圆良朗，窦建德尽有河北山东之地。 这是窦建德最高光的时刻。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 如此轻松顺利地拿下孟海公，似乎预示了此次救援王世充的行动会一帆风顺。 于是，窦建德集合三方兵力，总计十万，号称三十万，浩浩荡荡一路杀向洛阳。 他一路势如破竹，沿途王世充所部，还有一些没有投降李唐的城池，全部开门迎接他的到来。 在成皋，窦建德和王世充在洛阳以外的实力，实现了最后的合流。 郭士衡奉王世充之弟，徐州行台王世辩的命令，率领几千兵马，汇入窦建德的援洛大军。 在此之前，王世充的行台仆射韩洪也和窦建德一起攻陷了荥阳（现郑州）等地。 王窦联军所过皆下，气势如虹，洛阳已近在咫尺。 但他们只能在成皋之东原，停下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的前面，有一座他们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关城，那就是虎牢关。 虎牢关作为洛阳在东面的门户，现在还牢牢地掌握在李唐军队的手中，如果要救援洛阳，必须攻下虎牢关。 虎牢关之战，是一场决定大唐国运，也是天下气运的大战。 这一战将在李世民耀眼的皇冠上，添上最大最靓眼的珍珠。 但李世民现在还在洛阳。 围困洛阳城的行动，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虽然艰苦，却是必须。 在城外督战的李世民，刚刚得到了虎牢前线的消息，全盛的窦建德，倾巢而来。 事关重大，情势极紧，青城宫，李世民召开了军事会议。 何去何从，又如何应对？ 将领们在洛阳城下，已鏖战了几个月，耗尽了耐心和精力，早已疲惫不堪。 他们心中对洛阳之战，本来就打了问号，现在又加上窦建德，腹背受敌，人心浮动，都想退兵。 但李世民此次会议，虽然看似想集思广益，他心中却早已定计，并不想听取任何不同的意见。 但开会，可以达到上情下达，统一思想行动的目的。 李世民得到了他想听到的话语。 他的属下，已集中了天下最富智略的谋士，有二个清醒而有远见之士，发出了完全不同于诸将的振聋发聩的声音。 郭孝恪首先站出来，没有任何犹豫地下了一个定论说：“（王）世充穷蹙，垂将面缚。”。 他接着又分析了窦建德的形势，更高瞻远瞩地说：“（窦）建德远来助虐，粮过劲阻绝，此是天丧之时。请固武牢，屯军汜水，随机应变，则易为克殄。” 郭孝恪有这个资格，他日后也将成长为大唐名着天下的名将。 他是李密的嫡系，后随李世绩镇守称黎阳，显然，在李密心中，他是足以媲美翟让系第二把手徐（李）世绩的人才。 李密一代枭雄，其识人之术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薛收也反对撤兵。 他系出名门，是杨隋一朝文宗薛道衡之子，薛收本人也是一个传奇。 李世民对他推崇备至，认为他有宰相之才，他曾经对房玄龄无限怀念地说：“薛收若在，吾当以中书令（宰相）处之。” 但天妒英才，薛收三十三岁就早死，在为秦府十八学士画像时，李世民再次想起薛收，不无遗憾地说，他未能亲身参与此盛事。 在大唐命运的转折点，薛收坚定地站到了李世民这一边。 他非常详尽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战局，并且对于王世充和窦建德的优缺点，了若指掌，他也谋划了详细的解决方案。 情势的发展，一一验证了薛收的判断。 李世民说薛收有宰相之才，并非过誉。 薛收先分析了王世充和窦建德的优劣，他条分缕析道：“世充据有东都，府库填积，其兵皆是江淮精锐，所患者在于乏食，是以为我所持，求战不可。建德亲总军旅，来拒我师，亦当尽彼骁雄，期于奋决。” 然后，薛收指出如果让他们联合之后的后果，那是不可承受之重“若纵其至此，两寇相连，转河北之粮以相资给，则伊、洛之间战斗不已。” 长期混战，李唐作为外来的强龙，当然不可能占到便宜，可以说，如果被拖到这一步，那李唐争霸天下的大计，一定凉凉。 于是，薛收成竹在胸地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法，他说道：“今宜分兵守营，深其沟防，即世充欲战，慎勿出兵。大王亲率猛锐，先据成皋之险，训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师，当我堂堂之势，一战必克。” 最后，薛收精准地预测了战后的胜局，“建德既破，世充自下矣。不过二旬，二国之君，可面缚麾下。若退兵自守，计之下也。” 薛收真乃国士，他以高屋建瓴的眼光，穿透历史的迷雾，洞若烛火，但良玉美材，也需要卖给识货的人。 幸运的是，他碰上了一个李世民这个开明的领导，君明臣贤，自然无往而不利。 李世民当时正是二十多岁，意气风发，勇于进取，他完全赞同并采取了薛收的策略。 但李唐军队之中的元老派，对于这种孤注一掷的战法，却完全持相反的意见。 薛收的方案，如果成功，自然可以一战擒双王，建万世之功，但如果在虎牢和窦建德决战失利，那东征的李唐军队，必将匹马无归。 他们多历人事，在出发之前，受李渊重托，他们想采取一种折衷的方案。 那即使李世民在虎牢失败，他们依然保存了李唐军队的精锐，以后还有一争天下的本钱。 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等代表李渊的元老派，他们其中有二人都在李渊一朝做过宰相，而屈突通也是李唐的兵部尚书，可以说，他们就是李渊在军中的代表。 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都坚持说：“吾兵疲老，世充凭坚城，未易猝拔，建德席胜而来，锋锐气盛；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 李世民听了薛收的分析，在心中早就定下了决战虎牢，再退擒王世充的计划。 但面对李渊的元老们的质疑，他必须耐心解释自己的作战计划，但同时他也知道，他需要以必胜的信念，才能说服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 李世民进一步阐述目前的形势，“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吾据虎牢，扼其咽喉。” 然后他再详细陈述自己的破敌之策，“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 显然，李世民已经考虑到了战场出现的种种情况，并且都于己方的应对方法，成竹在胸，可谓多算胜，已立于不败之地。 李世民知道机会一纵即逝，他最后再强调不去虎牢决战的后患，“若不速进，贼入虎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望；二贼并力，其势必强。” 与其养虎遗患，不若早做决战，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不容置疑地说：“何弊之承，吾计决矣！” 李世民虽然再一次拍胸脯保证，此战必胜，但李渊的元老们依然想分散风险，他们需要考虑万一李世民失败之后，李唐是否还有卷土重来的力量。 他们想起了李渊的殷殷瞩托，觉得李世民虽然勇气可嘉，但这种不给自己留后路的赌博式做法，却并不是争天下的堂堂正正之路。 他们坚持让李世民听从他们的意见，至少要撤掉洛阳的围困，以便于保存实力。 这是一种看似稳妥，两不相误的战法，但李世民却知道，一旦不能全胜，势必横生事端，况且，现在局面已经容不得一丝犹豫。 但该妥协，依然必须妥协。 他们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第225章 五百勇士开首战，两尊战神可撼山 政治的精义是平衡，只有妥协，才可以达到平衡。 李世民虽然贵为大唐的秦王，又是前线的元帅，但他依然不是高居长安城庙堂之上，那个至高在上，不可违逆的皇帝。 李世民向李渊的代表们屈服，这是对父权，也是对皇权的必要的顺从。 他命令屈突通和齐王李元吉留下继续围困洛阳城，可以保持持续的压力，为了避免遭到不可预测的失败，李世民特意交待了一个原则。 那就是以静制动，围而不战。 李世民千叮万嘱，绝对不要和王世充开战，只需要深沟壁垒，相持不战，保持围困的压力就可以了。 但同时，他坚持由自己亲自率队，赶赴虎牢前线。 为了达成共识，避免全军崩盘，李世民将大部队留在了洛阳。 这样即使他在东方的虎牢失利，李唐依然有东山再起的实力。 李世民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作为先锋，他只率领精锐的三千五百名骑兵，杀向东方。 在正式出兵前，李世民将惑敌之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李世民在洛阳城外，王世充的眼皮底下，上演了一场骑兵东出的大戏。 当他们这一支部队，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浩荡东去时，王世充在洛阳城头，只看得到他们扬起的漫天尘埃。 他的心中涌出一种不可言说的情绪，似乎是伤感，又好像是失落。 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远去。 虎牢之战正式开始。 这李世民和窦建德第一次交手，同时，这也是他们第一次会面，但双方已经是不死不休之局，必须在最短时间，分出胜败。 非常残酷的是，这是一次既分胜负，也决生死的战斗。 李世民想掌握先手，他不准备藏私，想给窦建德一个下马威。 刚到虎牢，按照惯例，李世民必然亲自察敌。 他亲自挑选了五百骑兵，准备先干一架再说。 李世民延续自己每战先察敌的传统，他艺高人胆大，将这五百骑兵，一直带出虎牢关以东二十里，然后沿途在形势险要之地，设立几道伏兵。 最后只留下四个骑兵和自己一起前行。 李世民当然不是准备自投罗网，他带的兵虽少，但自古兵在精，而不贵多，其中，有一个后世神化成了战神，他就是尉迟敬德。 尉迟是当世豪杰，素有重名。 在洛阳城一战之中，李世民对他推心置腹，他投桃报李，转眼之间，又救了李世民一命，这让他们结成了过命的交情。 事实上，终李世民一朝，尉迟一直是他的铁杆心腹。 但尉迟最大的本事，并不只是忠心，他确实是勇冠天下的马槊高手，号为天下第一。 盛名为累，树大招风，自然有大把的人，会不服气。 至少李渊的三子李元吉就不服气，因为他也是当世勇将，他也以马槊闻名。 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李元吉处心积虑想求证之下，李世民让他们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游戏。 尉迟和李元吉比试马槊。 但尉迟毕竟是当世大豪，何曾放李元吉在心里，一是为了避免误伤李元吉，二是为了立威。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玩法。 他不以为然地对李元吉说：“纵使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敬德槊谨当去刃。” 以无刃对有刃，这当然是让了一先，战场之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李元吉觉得受到了羞辱，本来想借机狠狠报复尉迟敬德，但在游戏中，连续几次都无法刺中尉迟。 不过，尉迟毕竟也是老成之人，知道身份高下之别，不敢过于得罪李元吉，没有用自己的马槊去刺中李元吉。 此事本来已了，但李世民却并不是一个省心的主。 他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夺槊，避槊，何者难易？” 尉迟敬德老实地回答说：“夺槊难。” 显然，李世民是行家，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深浅和诀窍。 尉迟刚才在场上，可能是心有顾虑，只顾避槊，却绝不反击，看来还留有很多余力。 那完全可以借此打击李元吉的嚣张气焰。 尉迟心中通透，有李世民撑腰，他也不嫌事大。 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李元吉不应战，但李世民要惹事，他李元吉何曾是个怕事的主。 李元吉动了杀心。 但他再一次体会到技不如人的痛苦，事情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李元吉连续三次执槊跃马，竟然每一次都被尉迟手到擒来。 这让李元吉吃了一个哑巴亏，从此，他自以为豪的马槊之术，名倾天下的马槊之名，成为他的难言之隐。 但作为李渊的三皇子，他却必须在失败之后，故作大度地赞扬尉迟敬德的神首其技。 这当然已成为传说。 但尉迟敬德，确实也是李世民的倚仗之一。 他们区区几人，竟然一直骑行到离窦建德的大军营帐三里之地。 李世民一不做二不休，有意让窦建德巡营的游骑兵发现，李世民唯恐他们不来追击自己，大声扬言说：“我秦王也。” 这下真的炸了锅。 四骑人马，大摇大摆地逼近自己军营，视自己如无物，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应战，是绝不可能的，但如果太多人群殴，一样也有失山东豪杰的威名和荣誉。 但老成持重的窦建德，依然派出五六千人去追击李世民。 千载之下，可以想象当年李世民马鸣风啸啸，单人独骑立于窦建德大军之前的雄姿。 秦王李世民，真乃神人也。 毫无疑问，窦建德的军队的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但他们的震撼才刚开始。 因为，这支五六千人的军队竟然没有留下李世民，并且还被俘了二员大将，损失三百精骑。 这一战，显然是输人又输士气，大仗还未正式开打，窦建德军中就弥漫了一种不妙的氛围。 李世民却早就预料到这个结果。 他并不惧怕这种追击的游戏，在洛阳之战中，他已经多次在死神边缘游走，炼就了他浑身铁但，况且，他也并不是盲目自信，他手上有一张王牌。 那就是尉迟敬德。 他曾经当众对尉迟敬德心悦诚服地说：“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 他还说过一句话，“贼见我而还，上策也。” 李世民这样大言不惭，一方面是为了振奋军心士气，另一方面，确实也是以当世第一神箭手自许。 他的这种自信心爆棚的行为，在这次追击战中完美地展示出来。 当随行的人看到窦建德大军来追击时，无不吓得面无人色，但李世民气定神闲地说：“汝第前行，吾自与敬德为殿。” 他们按辔徐行，有意等到追兵相近之时，便加身引弓射击，追击之从，无不应弦而倒。 慑于李世民神箭之威，追兵只能稍稍退却，但一退再进，又被射杀一人，进退之间，已是数个回合。 事实上，追兵们更多的是被尉迟敬德的强悍所灭杀掉。 第一轮下来，窦建德的追兵，有几人葬送于李世民的箭下，但有十几具尸体，却是拜拜尉迟所为。 对手的点子太硬了，这种明摆着送死的行为，再一次让追兵们失去继续的勇气。 但李世民一不做二不休，他看到追兵们没有跟随上来，竟然折转马头，又回去挑逗追兵。 二军相遇，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李世民的挑衅达到了效果，窦建德的追兵终于放马来追。 这正好落入了李世民的圈套，他们一路打打停停，随着沿途的唐军越来越多，窦建德的追兵终于意识到，再继续下去，他们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风紧，扯呼。 李世民大获全胜，他基本上以零伤亡的代价，换来了窦建德三百战士的性命，还要搭上二个大将，做了他的俘虏。 李世民杀人诛心。 他手上有了本钱，于是，他写了一封信，数落窦建德说：“赵魏之地，久为我有，为足下所侵夺。但以淮安（李神通）见礼，（同安长）公主得归，故相与坦怀释怨。世充与足下修好，已尝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饰辞相诱，足下乃以三军之众，仰哺他人，千金之资，坐供外费，良非上策。” 然后，在信的末尾，他给窦建德指出了一条明路，“故抑止锋锐，冀闻择善；若不获命，恐虽悔难追。” 但窦建德倾巢而来，当然不是区区一封信和一场小小的遭遇战，能说服或吓倒。 要想有说话的权力，那就要看谁的拳头更硬。 战场之上，胜者为王。 窦建德想要正面决战，但李世民不给他这个机会，一是他手上并没有足够的军队，去正面拼杀，而最主要的是，这不符合李世民一贯的战法。 他早看出了窦建德的弱点，那就是他比他以前的对手，更不经拖。 这是可以理解的，窦建德远道而来，并不是在自己的主场作战，这就引发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他的粮道太长，更容易出现问题。 于是，李世民再一次坚守虎牢，偶尔出下小分队，活动一下筋骨，但这只不过是开胃小菜而已，于战局并无任何决定性的影响。 窦建德终于拖不起了。 第226章 当年密公犹在上，今日建德又复来 窦建德进退不能。 他的十万大军，被牢牢摁在虎牢关前已有几个月了，打又不能打，退又不能退。 两难之际，人心思动。 士兵们都有家口亲人在后方，久居外地，思乡之心一天更甚一天。 更重要的一点是，相比前去洛阳打一场前途未赴的仗，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还没做。 窦建德的军队是在打败孟海公后，直接开赴虎牢前线，这产生了一个问题。 作为胜利方，兵将们手上，或多或少，都有些战利品或是奖赏。 按照过往的惯例，需要回乡和家人亲戚们分享显摆，否则，老是揣在自己身上，和衣锦夜行又有什么不同？ 况且，自己拼了命得来的奖赏，虽然现在被完好无损地保管，但洛阳战场，早已成绞肉机。 任谁也没有必胜的，生还的把握，如果不及早将财富送回家乡，也许会同岁月消失于漫漫大地之上。 窦建德一军，人心思动，人情汹骇。 一个更加不好的消息从后方传来，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道，被李世民手下大将王君廓截断了。 十万大军的粮食，成了大问题，手中无粮，加重了心中的惊慌。 窦建德忽然发现，他处于进退两难之地。 要想生存，要想胜利，就必须要改变。 这种状况，谁都心知肚明。 他的祭酒凌敬第一个站了出来，他向窦建德建议改变进攻的方向，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凌敬重新规划了一条新的进攻路线，他高瞻远瞩地说道：“宜悉兵济（黄）河，攻取怀州河阳（黄河以北之城），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今山西长治），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 凌敬接着说明这个策略的三大好处，“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王世充）围自解。” 这是一种高明的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战略，攻李唐所必救，所到之处，是李唐的兵力薄弱之处，而终极目的，可以直接威胁关中，这是窦建德当时所能够采取的最佳策略。 但是，窦建德即使知道，却不能按照这个策略去执行。 在战或不战，或者怎样去战斗中，他犯了和李密当时一样的错误，他们都对于这支军队，失去了最绝对和强悍的掌控。 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被民心民意裹挟了，这种反控制力，同样无法忽视。 窦建德也得到了比李密更严重而不能承受的后果。 他本人历经多次大战，现在困居虎牢城下，自然也知道凌敬的这个策略的可行性。 他深思熟虑，全盘思考之下，准备接纳这一上策。 但吊诡的情况出现了。 他帐下的将领们全都不乐意，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 因为，他们拿人家财宝已拿得手软，都收受了王世充的特使长孙安世和王琬的巨量贿赂。 当时的王世充已是穷途末路。 事实上，现在洛阳确实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 虽然在李世民亲赴虎牢后，王世充出军和李元吉又大战一场，大获胜利，甚至还当场杀死一个行军总管卢军谔， 但这种战术性的胜利，无法改变整个东都即将崩溃的结局。 因为李唐围洛阳城，已达七八个月，在铁通般的包围下，只有消耗，却无任何补给。 这对任何一个城市都是致命的，何况是洛阳这种天下一流的大城，人口甚至一度达到百万级别。 一天的吃食，就是天文般的数字，洛阳城内，能吃的都已经吃完了。 粮食极度匮乏，甚至已经开始人吃人，也已经开始人吃土了。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民间发明了一种吃土的方法。 民众们用一个瓮，放满清水，然后抓一把松散的土，放进瓮中，沉重的泥土沉入水底，轻一些的浮屑碎泥，就会飘浮在水的上层。 饥不择食的人们将上层的碎沫，和着米屑，作成一张张的饼。 这种饼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吃了之后，非常饱肚子，说白了，就是泥土的浮沫，并不能消化，积存于腹中。 久而久之，吃了这种饼的人，必定身体发肿，病死无救。 虽然也是必死，但聊胜于无，人情恶死，这种慢性自杀的行为，一样让大家趋之若鹜，只想着多捱一天，就多一天的机会。 民间当然是惨不忍睹，但即使在王世充的政府高层，情况一样非常惨烈。 身居政府清要职位的尚书郎卢君业，郭子高等，一样饿死于沟壑之中。 洛阳只剩下半口气，是真的快撑不住了，也许，明天，甚至今天就会崩溃投降。 围城战争，就是比意志力，比忍耐力的游戏。 现实情况下，王世度毫无疑问是那个最先崩溃的人。 王世充唯一的希望，只在于窦建德。 他派出的特使，没有辜负他的希望。 长孙安世和王琬，天天在窦建德的面前，痛哭流涕，以泪洗面，窦建德自诩天下英雄，有心另辟战绩，却看情势如此，实在拉不下脸面。 或许自己的部下，也不愿意再西进了吧，窦建德想把这个难题抛给他的将领，也许自己可以顺着台阶而下。 但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将领们，一是已收贿赂，二是自恃十万山东锐卒，尽归于窦建德，足以扫平天下，根本就不把年轻的李世民区区的兵马，放在心上。 他们全都认为应该立即西进。 其实，以当时的军力对比，确实是窦建德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打仗，却不是简单的计数题，否则大家数下总数，就可以决定输赢。 山东之人，根本就不知道李世民的厉害。 于是，他们冠冕堂皇的理由“凌敬书生，安知战事，其言岂可用也。” 窦建德见众心可用，手下众将战意高昂，知道无法拂逆将领们的主张。 他下了结论，怀抱歉意，却又坚定地对凌敬说：“今众心甚锐，天赞我也，因之决战，必将大捷，不得从公言。” 凌敬不肯见到窦建德辛苦创立的基业一朝被毁，坚持自己的立场，但窦建德战意已决，再不肯半句不同之言。 凌敬最终被侍卫们强行扶出。 也许也窦建德重合的最后，他的脑海之中，会浮现那个倔强的背影。 悔当日不听公言，至今日身首异处，但世间哪有后悔药，奈何桥上一杯酒，和往事干杯。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可以重头再来。 但当时，老天为窦建德留下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他贤惠的皇后曹氏，也向他进谏忠言，“祭酒（凌敬）之言，不可违也。” 这一次，窦建德展示了男性的迷之自信，他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此非女子所知也，吾来救郑，郑今倒悬，亡在朝夕，吾乃舍之而去，是畏敌而去信也，不可。”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要直接开战了。 窦建德一方，心情大好，从帐面上看，他们的力量是辗压式的，只要对面的李世民敢于正面决战，他们有信心将他彻底击溃。 李世民和他们抱有同样的心态。 他敢于从洛阳城下，亲率骑兵东来虎牢，并不是来看热闹，更不是来守城的。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击溃窦建德，并且，他准备在战场之上，正面击溃他。 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一战擒双王的目标，也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山东的问题。 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思，但即使强如李世民，也只完成了一半的目标，而另一个问题，却因这一次征战，成为影响李唐王朝几百年的一大隐患。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祸福相依，是天意，也说不定。 李世民必然要正面决战。 只是，他在等一个机会。 第227章 虎牢关下鏖战急，凿穿之术逞神威 李世民一生，从不打无把握的仗。 此一决战，他牢牢掌控主动权，替自己和窦建德选定了战斗的时间，地点，甚至方式。 窦建德在这种绝对而可怕的掌控力下，一是无知无觉，即使有所察觉，也依然我行我素。 因为窦建德自认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在兵力对比，战斗意志上，窦建德有迷之自信，他的战略和对策，就是大军压境，直接正面开干。 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直接的方式，如果李世民也对等参战，那当然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作战。 可惜，李世民会消耗掉窦建德所有的战略优势，甚至将它们变成劣势，转化成己方成功的因素。 可怕的李世民。 这次作战的指挥艺术，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李世民先是选定了一个窦建德认为适合决战的时间。 这取决于李世民高效而准确的情报系统，在开战之前，李世民就已经掌握到窦建德准备在自己分兵牧马，势力分散之时进攻。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时机，因为，李世民战术的精义在于对骑兵神乎其神的运用，如果能让其马匹离开大部队，等于毒蛇没有有牙齿，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于是，李世民再一次展开了精巧的惑敌之术。 五月初一，李世民大摇大摆地在广武山察敌，然后，留下一千匹马，在河渚放牧。 但为了亲自指挥决战，李世民趁着夜色，偷偷潜加虎牢，以等待窦建德的自投罗网。 窦建德果然上当。 他尽起十万精锐，横亘二十里，鼓行而行，临城拒水，摆开阵势，准备大战一场。 这种正面决战的方式，如果在平地之上，双方营垒相对，彼此无险可守，当然容易达成。 但是，窦建德忘记了，他对面的李世民是无数次从最艰苦危险的战役之中，挣扎求生而来。 李世民不会给他这种平等决战的机会。 他现在据虎牢关之险，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他将窦建德算计得死死的，多算胜，少胜无胜，而况无胜乎。 窦建德未战已败。 但现在，他还洋洋得意，十万精锐，二十里漫山遍野，这当然是非常大的场面，窦建德也足有自豪的资本。 他全军推进到虎牢城下，布阵完毕之后。 窦建德挑选了三百精锐骑兵，渡过汜水，冲到李世民的军营前一里才停止，他想在正式决战之前，来一道开胃菜，娱乐一下。 他对李世民说：“请选锐士数百与之戏。” 窦建德心情大好，他甚至在想象自己击败李世民之后，突然出现在洛阳城下之时，李唐军队和王世充大惊失色的表情。 李世民似乎也不想破坏这种高涨的氛围，或者说也不愿意失去这种鼓舞士气的机会。 他叫王君廓率领二百长槊兵去应战，精兵对强将，双方你来我往，互相缠斗，不争胜负而收兵。 但有一个送上门的倒霉蛋上场了。 他就是代表王世充向窦建德救援的王琬，他身下骑着一匹骏马，那是隋炀帝杨广御厩中的青騘马，全身无一杂色，神骏异常。 王琬骑在马上，一身铮亮的铠甲，在太阳下耀日生辉，倒也象极了传说中的英雄名马两相得。 李世民一生喜好骏马良弓，这是一种骨子里的热爱，他一见到王琬的青騘马，不由自主地赞叹道：“彼所乘真良马也。” 说者或许无意，但听者就有心了。 但李世民军中岂无大将？ 尉迟敬德立即向李世民请命，愿意擒来此马献给李世民。 李世民自知失言，自己随口一说，就引来尉迟敬德的请命。 万军丛中，夺取一马，这当然是一笔风险极大的买卖，他连忙制止道：“岂可以一马丧猛士。” 但尉迟敬德天下豪雄，并不听从。 他只呼叫了二个帮手，一起直冲敌阵，竟然在千万人中，抓住王琬，牵回青騘马，献给李世民。 尉迟敬德的神勇，让李世民一方欢声雷动，士气高昂，窦建德一军则鸦雀无声，这道开战前的小菜，让李世民抢走了全部的风头。 窦建德心头窝火，他要狠狠教训李世民。 大戏将要上场，大戏也迟迟未能登场。 窦建德傻眼了，他期待中的双方主力，一刀一枪的决斗场面没有出现。 李世民严令，没有他的命令，谁都不可以出战。 在窦建德倾巢而出之时，李世民在虎牢城上，对着各位将领早就下了定论说：“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及之，无不克者。” 然后，他发出铿锵之声，“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 李世民坚持不战。 这就出现了一幕非常搞笑的场景，窦建德一边是整装列队，准备生死搏斗，而李世民一方却好整以暇，指指点点，毫不加以理会。 窦建德越来越没有耐心，他耗不起了。 他左等右等，已经等待了六个小时，军队的身体机能已到极限。 正常来说，就是光站着不动，也很难坚持六个小时，何况现在拿着枪械，穿着铠甲，在烈日之下，又无微风，精神更是高度紧张，这是非常难捱的时光。 人是铁，饭是钢，人不喝水，更是无法捱。 窦建德的军队出现了松动，他们身心俱疲，看到李唐军队并没有出战的迹象，一个个饥渴难耐，席地而坐，抢着喝水，争着吃饭了。 窦建德非常明显地看到，这支军队的战意，正在一点一滴地丧失，。 大事不好，他感到不妙。 李世民也看到窦建德军队的变化，他等的就是这一刻，而他在大河之北的牧马，现在也回来了。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攻了。 李世民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但他已经预算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他老成持重地拔给宇文士及三百骑兵，让他占据窦建德西面的高地。 李世民特别交待他说：“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 宇文士及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果然发现窦建德的军队出现松动，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李世民大手一挥，总攻开始。 他发动了一次精准的斩首行动。 李世民的最大弱点是李唐在虎牢关的兵力，不足以正面硬刚窦建德的军队，但窦建德自己露出了破绽。 窦建德竟然在未开始战斗时，抓紧时间开了一个战前军事会议。 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李世民玄甲精骑“穿凿战术”的厉害。 李世民率领骑兵先渡过汜水，大军紧随其后，他们的目标：窦建德的营帐。 李世民选择了一个好时间。 窦建德正在大帐之中，接待文武君臣的朝谒，加上他们的随从侍卫，都挤在一起，拥堵无序之间，见到李世民的军队突然发难，每个人都心慌难安。 人都有趋利避害之心，他们全部移向窦建德，下意识地认为，在皇帝身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造成了更大的拥堵和灾难。 窦建德虽然立即让自己的骑兵应战，但他们被文武百官阻拦了去路，根本就过不去。 现场乱成一锅粥。 一眨眼的时间，李世民的骑兵如风而至。 窦建德只能退避三舍，他退却到东面高地，依山势准备组织反攻。 山东精锐，确实有一战之力。 李世民部下窦抗，冲在最前面，窦建德仗着人多，稍微站稳脚，就立即反击，局势反转，窦抗竟然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李世民率领更多的玄甲精骑冲过来了，他的兵锋所到之处，所挡者破，所破者死。 还有一个比李世民更猛的猛士出现了。 他就是李世民的族弟淮阳王李道玄，这是一个飞将军，他挺身陷阵，冲出窦建德阵营之后，又重新再杀回来，几进几出，再入再出。 李道玄全身上下，被窦建德一方的飞矢射满全身，他就象是一个愤怒的刺猬，飞速移动，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手下没有一合之将，可见，李唐当时的战甲，也代表了当世最高的工艺水准。 李道玄将李世民的“凿穿”战术，在此战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的战甲虽未损伤，战马却早就不支，李世民杀得性起，特地赐给他一匹副马。 战事再起，杀意滔天。 于是，李世民全军士气高涨，尘埃涨天，杀声震地，冲进杀出。 他们就是死神收割机，战场呈现一面倒的态势。 窦建德再也顶不住，全军大溃。 李世民殊死咬住窦建德，追奔三十里，战场之上，直接斩首三千级，并且俘获了五万人，其余人马，全部作鸟兽而散。 强大如窦建德，竟然一战而溃。 他本人也没有逃脱唐军的追捕。 第228章 豆入牛口必成擒，孤军何能全世充 窦建德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在战斗之中，被唐军马槊刺中，在逃跑过程之中，自然受到影响，终于被唐军在牛口渚追上。 窦建德对牛口渚有种难以言喻的反感。 因为，当时有一首民谣将他和牛口渚联系起来，唱的是“豆（窦）入牛口，势不得久。”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更大的可能是李世民的攻心之战，发动群众，打一场心理战，气势战，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李世民的可怕。 在牛口渚，窦建德终于支撑不住，他从马背上，轰然倒地。 一代夏王，这个曾经的天选之子，已跌落尘埃。 追击的唐军，要对窦建德下死手。 生死关头，窦建德不再高高在上，他赶忙脱下战袍，对追杀他的人晓以利害，鼓动他们说：“勿杀我，吾乃夏王，能富贵汝。” 于是，窦建德以堂堂一国之主，做了李唐的俘虏。 也许，在那一刻，他的心中，想起了李神通，想起了同安长公主，他们也曾经是自己阶下之囚，但自己一直以礼相待。 也许以往的香火之情，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吧。 但他对于李渊的为人，和李唐的政策显然一无所知。 李渊此人，虽然宽怀大度，大力重用隋朝故旧官僚，但对于真正和他争天下的这些枭雄们，却采取了冰冷而残酷的诛杀策略。 他奉行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或者，这就是政治。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窦建德败。 当李世民看到成为俘虏的窦建德时，他展示出胜利者的姿态，不留情面地指责他说道：“我自讨王世充，何预汝事，而来越境，犯我兵锋！” 窦建德说了一句心里话，也是老实话。 他恭敬而诚实地回答道：“今不自来，恐烦远取。” 事实确是如此，李唐王朝要想统一全国，和窦建德必有一战，只不过，成王败寇，自古皆然。 既然输了，那就只能接受结果。 虎牢之战，对于洛阳整个战局和政局的影响，深刻而立竿见影。 窦建德初二战败，初七，窦建德属下的偃师和巩县就投降了唐朝。 而王世充治下的洛阳故城，主将弃城而逃，亚将以城而降。 李唐的政治效率惊人。 五月初八，就任命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安抚窦建德旧部区域。 并且，李世民当场释放了五万俘虏，让他们回归本乡，这是一个最佳的宣传机器。 他们所到之处，会将李世民一战而擒窦建德的战斗神化，并且，李世民仁义释俘，对于瓦解山东抵抗军的斗志，招降那些动摇的城池，显然远比军队更来得有用。 当然，释放俘虏，除了有这二个用处之外，最重要的是，李世民现在需要轻装上阵。 他知道，他的主战场，现在是在洛阳。 李世民久经沙场，知道兵贵神速，趁热打铁的重要性，五月初八当天，他就马不留行，从虎牢出发赶往洛阳。 初九，李世民押着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等来到洛阳城下。 虽然天高日丽，和风吹拂，天地之间充满了生气。 但洛阳高高的城墙之上，王世充的心都凉透了，他的生机已绝。 他知道，天已变了，他王世充已是明日黄花。 当世双雄窦建德和王世充的第一次见面，想不到竟然是在洛阳城下，一个深陷囹圄，早晚成囚，一个已成阶下之囚。 昔日风光，一朝雨打风吹去。 他们二人相视，无语泪先流，一生心血，一辈子的事业，多少往事，愧悔涌上心头。 王世充哽咽着说出二个字：“夏王”，就再也说不下去。 窦建德抬头。 洛阳城墙，高耸入天际，王世充立于其上，渺若无物。 微风吹过，窦建德的袖袍猎猎飞舞，事已至此，他反倒神色平静，甚至感觉这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和自己不再有关系，也不那么真实。 李世民展示了胜利者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大度，他将长孙安世释放进城，向王世充详细讲述窦建德失败被擒的经过。 王世充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讨未来的道路。 未来，他们还有未来吗？ 沉默，一片死寂的沉默。 王世充知道将领们是不会再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的，那就只能自己先来。 他率先打破闷局，想突围南走襄阳，南方，那是他们唯一可以托身之地。 他们来自于南方的江淮之间，如果能再一次到达自己熟悉的故土，江淮父老或者能容纳支持他们，未始没有东山再起之日。 但将领们都心灰意懒，不愿意再跟随王世充突围，他们意气消沉地说道：“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为擒，虽得出，终必无成。” 败局已定，大势已去。 既然战之必败，逃跑无门，好就只剩下投降一道了。 王世充只得大开城门，率领太子、群臣、文武百官二千多人，走向李世民的大营，请求投降。 王世充是败军之降，心中惶恐，俯伏在地上，竟然汗流浃背。 李世民并不倨傲，但却不无志得意满地说：“卿常以（我）童子见处，今见童子，何恭之甚邪？” 王世充不能说话，也不好说话，只是顿首谢罪。 李世民展示了仁义之师的风范。 他全面接手洛阳，虽然这座城池，让他流了无数的血，甚至有可能让他有来无回，但现在匍匐在他脚下，他感觉自己是胜者，是世间之王。 胜利的感觉真好。 他回洛阳时，见到了封德彝，这个代表李渊坚决反对自己在虎牢决战的元老，李世民确实心情大佳，他忍不住调侃封德彝说：“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虑，不免一失乎！” 封德彝想起昔日和李世民脸红脖子粗的辩论场面，心生惭愧，不敢和他对视。 李世民不为己甚，哈哈大笑而已。 但该做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在洛阳决战之前，李世民已经取得了李渊的肯首，“归语尔王（李世民），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所有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 事实上，李世民也几乎将洛阳当成了他的大本营，但作为旧隋的东都，也是事实上的王城，富甲天下的财宝土地布帛，以当时李世民区区一个藩王，无法一口吞下。 长安城中，各路力量，都睁大了眼睛，伸长了手臂，以期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大一统王朝中，都早已开始布局。 李世民将从此刻开始，进入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 一旦开始，绝不可停止。 只有将战场之上那一套，全部搬到政治场上，李世民才发现他有赢的可能。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收拾好洛阳城的局势。 李世民颁布严令，分兵各守寺肆，禁止侵扰，他令行禁止，属下都不敢违犯，一时肃然。 新朝新气象，李世民依然有大动作。 当他看到杨隋在洛阳穷奢极侈的宫殿时，他由衷地感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 他颁下命令，撤掉端门楼，焚烧乾阳殿，毁掉则天门阙。 王世充败，洛阳下。 此战之后，河南河北之地，将尽入李唐版图，李渊已显现出统一天下的必然之势，凭仅一点，他就可以屹立于中华皇帝之林。 但善后之事，还非常复杂。 甚至引发了另一场严重的危机，河北窦建德虽然失败，但因为李唐在窦建德及其部属的处理上，操之过急，人心并不服，加上他们依然保留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这个世间，只信奉谁的拳头硬，谁才更有理的真理。 于是，河北很快复叛。 自此之后，李唐和河北之间，几百年的恩恩怨怨，征战较劲，从未真正停止，草灰蛇线，始自于此。 洛阳城旧官僚的处理，非常简单。 李世民杀掉了一批为首的不仁不义的大官僚后，就停止了肃反行动。 洛阳屡经战火，已经奄奄一息，它太需要休息，哪怕只是片刻的安宁。 但在处斩的人群之中，有一个人却很特别，他就是单雄信。 他是原瓦岗军中的元老，号称飞将军，先跟随翟让，后归李密，最后投降了王世充。 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李世绩的铁哥们，是喝过酒，发过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铁哥们。 但李世民要处斩单雄信。 第229章 人有必死何足道，草灰蛇线百年傲 单雄信似乎非死不可。 这当然不是私怨，李世民是天下一等一的帅才，重才惜才，他不是一个为私怨而杀人的统帅，何况单雄信也是天下闻名的豪杰。 但单雄信却又不得不死。 李世绩想保住他这个兄弟的性命。 单雄信曾经三次追击李世民于绝境，有一次还是李世绩在旁边呵斥，大义凛然地说“此秦王也”，才逃得一命。 单雄几次差点危及李世民的生命，这当然是私仇，也让李世民心惊，如果招降单雄信，会不会有人能制住他？ 李世民天纵之才，加上他的事业正是鼎盛上升之际，求才若渴之心，从来都没有象现在这般热烈。 这种战场之上，各为其主的拼杀和私仇，根本就不会列入他的报仇范围，而是他有不得不杀单雄信的理由。 君虽无罪，怀璧其罪。 即使李世绩屡次请求李世民，说单雄信骁勇绝伦，愿意以自己所有的官爵，换取单雄信一命，但李世民不为所动。 因为，这已经脱离了私仇的范围，而是来自于他们背后力量的考较。 单、李二人都是属于瓦岗军翟让一系的元老，和李密一系如程知节（咬金）和秦琼不同，他们代表了山东本土豪强力量。 这一直是关内政权，自西魏，北周，杨隋以降，一直忌惮而又必须安抚，笼络的一股庞大的力量。 在这股力量中，李密已死，姑且不论。 留下的代表，权力、地势、威望最高的就是单、李二人，并且，单雄信的排位还在李世绩之前。 而程咬金、秦叔宝二人，一是出自李密一系，二是位望较次一等，在单雄信事件上，他们只能也必须保持沉默。 问题就出在单、李二人身上。 他们自翟让、李密、王世充、窦建德、李唐之间辗转求存，至今还未有定性，可见他们奉行的是彻底的“强权政治”，谁的拳头强，就跟随。 这在李唐上层决策者心中必然产生一种，既需要依靠，拉拢，又需要防范的矛盾心理。 并且，不能让他们坐大。 李世绩本人也曾经在河南的混战中，几经反覆。 因为父亲落入窦建德手中，不得不投降之后，但身在曹营心在汉，李世绩终于还是心有不甘，认为窦建德始终不是那个真正的唯一。 他准备重投李唐的怀抱，李世绩将这个计划告诉了他的死党郭孝恪。 他们二人，自从瓦岗军以来就一直搭档，后来归顺李唐之后，又一起经营黎阳以东的土地。 但因为父亲在窦建德手上做人质，这个归顺的计划，需要考虑老父的安危。 郭孝恪给他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流走地说道：“吾新归窦氏，动则见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后可图也。” 于是，他们攻陷王世充的获嘉城，将战胜所得的财物，全部献给窦建德，算是纳了一份投名状。 一不做二不休，他们甚至拟定了一个刺杀窦建德的计划。 准备等待窦建德南来，趁机掩袭其营，杀掉窦建德，然后带着自己的父亲一起投唐。 他们给窦建德提供了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让窦建德亲自率军征伐孟海公。 李世绩顺势拍了窦建德的马屁，他向窦建德表示忠心说道：“曹、戴二州，户口完实，孟海公窃有其地，与郑人外合内离；若以大军临之，指其可取。既得海公，以临徐兖，河南可不战而定也。”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饵，不由得窦建德不上钩，但天意弄人，或者，窦建德是属于李世民的，他竟然因为妻子要生孩子，而迟迟未到河南来。 为了增加此次偷袭的胜算，李世绩还找了一个帮手。 那就是李商胡，他手上有五千兵马，实力雄厚，但他有一个更知名的母亲，姓霍，弓马娴熟，实乃女中豪杰，以女性入兵道，世称霍总管。 李商胡之所以想反对窦建德，实在是窦建德留在河南的主管曹旦，既无能，还对于属下各地，剥削压抑，至为深重。 隋末义军，揭竿而起，本来不过是求口饭吃，保全贱命而已。 现在杨隋虽去，曹旦又来，甚至更基于杨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李商胡准备造反。 李世绩和李商胡早已结为兄弟，知道他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 一次，李商胡的母亲霍氏，哭泣着对李世绩说：“窦氏无道，如何事之。” 当时，李世绩已有诱杀窦建德的计划，他安慰霍氏说：“母无忧，不过一月，当杀之，相与归唐耳。” 但霍氏是行动的巨人，她一刻都不愿意等待。 等李世绩一走，她就对李商胡说：“东海公（李世绩）许我共图此贼，事久生变，何必待其来，不如速决。” 其实，这主要源于他们针对的目标人物不同，霍氏想除掉曹旦，而李世绩则直指窦建德。 霍氏莽撞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虽然在事情刚开始时，她顺风顺水，杀掉了很多平日为非作歹，压迫剥削他们的曹旦兵将。 但事有凑巧，有一个兽医，竟然侥幸没死，反而将霍氏的叛乱的消息告诉了曹旦。 曹旦开始布局，以等待李商胡的自投罗网。 当时，李世绩和曹旦一起宿营，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但李世绩认为，即使杀掉曹旦，也于事无补，在他犹豫的当口，李商胡已自投罗网，全军覆没。 没有任何犹豫的进间，再等待下去，自己和李商胡的关系，必然被曹旦知晓，到时必然死无全尸。 于是，李世绩再也无法兼顾父亲的安危，赶紧和郭孝恪率领几十个亲信，仓皇逃往长安。 作为山东力量的代表，也是硕果仅存的元老，李世绩受到了李渊的重视。 李唐现在着力培植李世绩，自然不可能再接纳一个比他更强的对手加入李世绩的阵营，那将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况且，单雄信最大的问题，他打通了瓦岗军、李密和王世充的联系，于李世民而言，山东的势力，必须依仗，但却必须限制在一个较低而易于掌控的地步。 单雄信，是一个不可捉摸，也不可以完全控制的不稳定因素。 对于政治上的平衡而言，这种人的存在，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李世民需要快刀斩乱麻，需要理顺山东一系错综复杂的关系。 他只能牺牲单雄信。 李世绩隐隐猜到了李世民心中所想，他屡次请求，都不被允许后，哭泣着退下。 单雄信见到李世绩一副衰样，若丧妣考，就知道事情必然没有成功，他没有好气地说：“吾固知汝不办事。” 李世绩心头如刀绞，真想一死以全兄弟之义，但他强忍悲痛地说：“吾不惜余生，与兄俱死；但既以身许国，事无两遂。且吾死之后，谁复视兄之妻子乎？” 李世绩动了真感情，他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让单雄信吃掉。 李世绩悲愤地说：“使此肉随兄为土，庶几犹不负昔誓也！” 单雄信死。 这件事的阴影，伴随了李世绩一生。 他开始明白政治的残酷，也知道在政治场上，力量才是唯一决定因素，从此之后，他抛开了个人感情，一直以山东势力的龙头老大自居，并且，也居之不疑。 他将在几十年后，成为左右朝廷政局和李唐国运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李世民完全接收河南。 这一轮操作下来，河南大地似乎已经平稳过渡，李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窦建德河北的形势，就要复杂很多。 由于李唐王朝的刚愎自用，傲慢自大，处置失当，河北和李唐结下了解不开的深仇。 李唐王朝竟然直接处斩了窦建德，相对于窦建德以礼相待李神通和同安长公主，这似乎并不是投桃报李的行为。 河北将此视为背信弃义，也视为挑衅。 有仇不报，枉为燕赵游侠儿。 河北从此之后，一直对李唐心存芥蒂，也游离于李唐政权的核心之外，而一旦李唐中央政权发生变动，河北就必然有所报效。 河北，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 第230章 公报私仇为借刀，李渊急斩窦建德 窦建德虽败，但河北并未全败。 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 由于李世民需要和时间赛跑，去洛阳降伏王世充，只能舍小取大，将武牢一战之中，招降的五万窦建德精锐，一朝解放，散于民间，以此而言，河北的武力，并未受到真正的打击，这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窦建德败亡后，其妻和齐善行一路奔逃，遁归洺州。 他们显然有卷土重来的资本，有人主张立窦建德养子为主，继续和李唐对抗。 但齐善行不同意。 他痛心疾首地说道：“隋末丧乱，故吾属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为擒，易如反掌，岂非天命有所属，非人力所能争邪！” 他知道，现在时间紧迫，必须要确定一条明确的路，才可能稳定局势，否则兵乱一起，再不可控制。 齐善行明确指出了政权的未来，“今丧败如此，守亦无成，逃亦不免；等为亡国，岂可复遗毒于民！不若委心请命于唐。” 但他深深地知道当兵打仗，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如果现在一体归唐，那必然了无所获。 如果兵将们不能和平得到利益，就一定会自己去趁火打劫。 这部分将士才是需要重点安抚的对象。 齐善行提出了一个补偿方案，“必欲得缯帛者，当尽散府库之物，勿复残民也！” 他是硕果仅存的元老，他的方案也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在目前的情势下，是最优的选择。 也只能如此。 于是，开始分家产散伙。 财产来自于二部分，一是窦建德政权的积蓄，另一部分来自于宇文化及的遗产。 能够用来瓜分的只能是窦建德政权的那一部分。 因为，降唐之后，宇文化及的那一部分，必然要上缴李唐，即使现在分了，也必定会被李唐追剿。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那是个烫手的山芋，不能沾手。 但即使这样，窦建德这些年屡战屡胜，已积累起惊人的财富。 他们一次性瓜分了数十万段缯帛，整整三个昼夜才散尽。 齐善行老于政治，熟谙人心，为了防止出现兵乱，他派人守住各个坊市路口，分得财产的士兵，必须立即离开，以防止他们进入居民区再行剽掠。 军败之后，乱兵更甚于土匪。 在齐善行的主持之下，河北的局势安定下来。 于是，他和窦建德的妻子曹氏，以及文武百官，奉传国八玺以及从宇文化及处得到的珍宝，归顺李唐。 李唐开始快速收割胜利成果。 他们以东都洛阳和洺州（窦建德首批都城）为中心，派驻了行政和军事官员，全力招抚河南和河北的州县。 大势所趋，李唐当兴，土地和人口的归降，非常顺利。 但李唐王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延续了一贯的对待主要政敌的政策，那就是从身体上消灭他们。 即使对于州县的主官，如果没有及时投降自己，他们也丝毫不念旧情。 王世充治下的襄阳，一直等到王世充战败之后，才归顺李渊。 他们的主管官员，是豆卢行褒和苏世长，都是李渊的旧识，但因为在招降他们时，屡次诛杀李渊的使者，现在虽然归唐，但李渊依然要和他们秋后算旧帐。 他毫不迟疑地诛杀了豆卢行褒，并且严厉斥责了苏世长。 苏世长倒并不畏惧，他反驳李渊说：“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岂可复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乎！” 李渊大笑，释放了他。 但这是一种站在胜利者高度，觉得苏世长不过是乞命于世而已，何况他已杀掉一个故人，留下另一个故人，并不那么碍事。 但对于那些已经称王称帝的竞争对手们，李渊冰冷而残酷。 从代王杨侑开始，到薛仁杲，再到李密，雄据一时的枭雄们，即使最终投降李渊，屈服于命运，也依然避免不了被彻底清洗的命运。 王世充刚入长安时，李渊当着他的面数落他，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王世充放低姿态，他谦恭地说道：“臣罪固当诛，然秦王（李世民）许臣不死。” 李渊不说话。 隔了几天之后，他下诏赦免王世充，但却并没有给他封个一官半职，只是让他成了一介平民。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王世充的报应很快来了。 独孤修德和他的兄弟们，找到他下榻之处，他们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要找王世充清算。 独孤修德是独孤机的儿子。 当年王世充在洛阳城只手遮天，倒行逆施，马军总管独孤武都和独孤机想叛归李唐，被王世充早一步发现，全部被问斩。 独孤修德等亡命逃归关中，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现在独孤修德已经是李唐定州刺史，他听说王世充失败被擒，还被废为庶民，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于是，他率领兄弟们直接找上王世充。 假称有皇帝的命令，将王世充和他的兄长王世恽骗出来，乱刀之下，王世充等直接身首异处。 这本来是一出为父报仇的私事，但李渊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态度，让人大堪玩味。 王世充虽然不是以国家的名义被处死，但他的灭亡，说是李渊放任独孤修德报私仇，或者并不为过。 李渊并没有杀掉独孤修德，仅仅将他免官了事。 并且，李渊并没有停止他的行动。 王世充的子侄兄弟，在流放途中，一律以谋反的罪名，全部伏诛。 王世充一族被灭。 但窦建德的情况就要简单得多，他是河北之王，也是仁义之王，这从他对待李神通和同安长公主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留了几分香火之情，但是，政治从来不讲感情，只讲利益。 但是，李渊过于急功近利了。 他认为窦建德的被擒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并且由于窦氏声名素着，更不能让他留在世上。 李渊判断，只要处斩窦建德，那河北必然失去主心骨，一定会有征无战，平稳过渡。 于是，他不顾窦建德对李唐的情义，下令立即处斩他。 李渊太心急了，他将为这个莽撞的决定，付出沉重的代价。 除了立即激起河北的叛乱之外，整个李唐一朝，河北都是最不省心的一个地方。 因为李渊斩杀窦建德，在政治上或者是正确的，但于情于理于义，都将自己陷入不利的一面，即使几百年后，他们也依然得不到河北真正的臣服。 李渊在极短的时间内，除去了二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不免志得意满，也产生了一种全世界，都踏在自己脚下的优越感，他认为河南河北的局势，会象他在关中的治理，一样顺风顺水。 事实让他大跌眼镜，河北立即发生了叛乱，并且星火燎原，丝毫不弱于窦建德当日的气派。 这主要在于李唐王朝在河北的急于求成。 李渊在最短的时间内委任了官吏，并且在教化不足的情况下，完全照搬实施关中的政策，而那是一种稳定社会的按部就班的规章和条例。 但是，河北面临的局势要复杂得多。 第231章 逼反必反火燎原，河北黑闼叛复来 河北的军事力量，底子还在。 窦建德虽然失败被斩，但他的军队主力，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李世民在虎牢一次就释放了五万俘虏，再加上河北未出征的兵将，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他们中有些人，在窦建德的遗孀向李唐投诚时，收获了丰厚的财富，但很多人却依然挣扎在生死困顿的边缘。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一碗水没端平，总会聚集怨气，小隙成大乱。 导火索也存在。 李唐的统治，实际上回到了原来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相较杨隋，虽然并不残暴，但换汤不换药，该有的规矩一样不可少。 而窦建德的离去，让河北暂时失去了秩序，各地兵将趁势盗取官府财宝，或者种种扰民行为，在所避免。 整个社会乱成一锅粥。 李唐急于求成，或者说是过于托大，他们选择高压的应对方式。 任何犯罪行为，都被施以严厉的处罚手段，或是拘禁，或是鞭打捶挞，针对的人群，就是窦建德的旧部。 这难免引起他们的不安，或者，李唐想重新割一次韭菜？ 更让人困惑的是，窦建德伏诛之后，李渊发布一道诏令，征集窦建德手下大将，比如范愿、董康买等进入长安，觐见皇帝本人。 这是秋后算账？他们是自投罗网吗？ 恰好高雅贤也亡命逃到了贝州，他是被官府搜捕而被逼逃亡的。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鸟尽弓藏，秋后算账，是自然之理。 他们不相信李渊，不甘心束手待毙，聚在一起商量定计：“王世充以洛阳降唐，其将相大臣段达、单雄信等皆夷灭；吾属到长安，必不免矣。” 他们这种分析合情合理，按李渊的行事风格，这是大概率发生的，至少不是叫他们去升官发财。 既然必有一死，那就要死得有价值一些。 他们接着对于李唐王朝的背信弃义大为不齿，“吾属自十年以来，身经百战，当死久矣，今何惜余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窦建德）得淮安王（李神通），遇以客礼，唐得夏王即杀之。” 毫无疑问，他们下了定论：“吾属皆为夏王所厚，今不为之报仇，将无以见天下之士。” 计议已定，再次揭竿而起，要死也要站着死，在战场之上，那是他们最终的宿命。 但他们虽然都是骁勇善战的猛将，却还缺一个领头的大哥。 他们几人，名位威望相当，没有绝对的主心骨，但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个为首的。 既然必须决定不下来，他们就采取了一种简单而朴素的方法：占卜。 结果很快出来了，占卜显示，刘姓人作他们的头领，上上大吉。 几个人一合计，刘雅就具备这种位望和资格，于是，他们一起偷偷潜入漳南找到刘雅。 但刘雅和他们的看法不同。 他觉得时代变了，现在再没有任何机会造反成功，他劝他们说道：“天下适安定，吾将老于耕桑，不愿复起兵。” 大家都是刀头舔血的亡命之徒，这造反本来就是掉脑袋的事，既然不和大家一起干，那当然也不能留下刘雅。 他们毫不犹豫心狠手辣地杀了刘雅。 一个姓刘的不愿意干，必须再找找另一个姓刘的来做老大。 符合他们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刘黑闼。 范愿首先提议说道：“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吾久常闻刘氏有当王者，今举大事，收夏王之众，非其人莫可。” 这一次，他们找对了人。 刘黑闼天生就是个斗士，他是窦建德的老相识，少年时，窦建德经常资助他。 但很晚的时候，刘黑闼才和窦建德合流。 他在各路反抗军中流浪了一圈之后，才归顺窦建德，这让他培养出亡命和英勇的作战风格，在军队之中，号称神勇无敌。 刘黑闼也是一个一流的探子。 每次战斗之前，只要他去敌占区转一圈，就能收集到很多强弱，布防之类非常有用的信息，然后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必然大有收获。 刘黑闼是真正的实力派。 他跟随王世充混过一段时间，但他看到王世充所做所为，非常不齿，嘲笑他形似老妇人般可笑。 窦建德黎阳之战收服李世绩后，刘黑闼被俘，成为李世绩献给窦建德的投名状。 战场见故人，当然更要重用。 刘黑闼在窦建德的底下，成长为当世一流大将。 他比刘雅要上路，可能刘黑闼也意识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他觉得自己声名在外，又和窦建德渊源太深，始终难免被清洗。 既然结果一样，大丈夫为人处世，为什么不能放手一搏呢？ 他们志向一致，情意相通。 刘黑闼为了显示一条路走到底的决心，他甚至将自己家中的耕牛也宰杀了，来犒劳远来的同伴们。 说干就干，他们的第一部就是吸收散落于民间的原河北一系的军队。 依靠刘黑闼的影响力，他们很快聚集了一百来号人。 这就是他们造反的本钱和原帮人马，作为地头蛇，出其不意，他们非常快速地占据了漳南县城。 河北又乱起来了。 李渊也许等待河北的造反，已经非常时间了。 他反应非常迅速，在洺州设置了山东道行台，再一次任命李神通为行台仆射。 但这场叛乱的声势，规模和发展，远远超越了所有人的认知。 除了李神通确实是无能之辈外，最重要的是，窦建德在河北的力量，基本保存完好，只要有合适的时机，星星之火，必将燎原。 刘黑闼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壮大自己的队伍。 那就必须先打一仗，打出威名之后，才有说话的实力。 打仗是他的专长。 李唐军队自动送上门来，成了运输大队长，给他送钱送粮送武器。 魏、贝二州刺史率兵平叛，被刘黑闼当阵斩杀，他们所带缁重，全部贡献给了刘黑闼。 凭借此战的收获，刘黑闼的人马迅速壮大到二千多人，这是一支足有一战之力的部队了。 刘黑闼终于扯起了大旗。 他在漳南设坛，祭奠窦建德，并且向河北大地，宣告为窦建德报仇之意。 这是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口号。 事实上，河北全境，早已骚然翻动，各地的窦建德旧部全部再次拿起武器，杀掉李唐的官吏，以响应刘黑闼的反抗。 这引发了蝴蝶效应，徐圆朗也汇集在刘黑闼旗下，在河南山东重新反唐。 徐圆朗干了票更大的。 他甚至囚禁了李唐安抚大使盛彦师，一时之间，兖、郓等八州望风而降。 刘黑闼在正面战场也收获了一场大胜，将李唐逼上绝境。 李唐征讨大军的首脑是李神通，他算是河北诸雄的老相识，做过窦建德的手下败将，也做过他的座上宾朋。 现在老朋友见面了，不过，已是各为其主，领兵和他们决战。 李神通没有改变他的属性，他就是来送人头的。 他统帅了一支五万人的大军，和幽州李艺南北呼应，一起夹击刘黑闼。 风雪之日，饶阳城南，双方摆开阵式，准备一决生死。 刘黑闼兵少，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古怪阵型，依着长堤，一字排开，薄弱的兵力和怪异的阵型，引来唐军的嘲笑，但这次老天爷都没帮他们。 刚要开始战斗时，风雪突然转向了，本来刮向刘黑闼的风雪，竟然毫无征兆地反着方向吹向李唐军队。 漫天大雪，呼啸冷风，刺骨而来，一时之间，不辨人马，整个唐军阵型，出现了混乱。 第232章 以天之名为天策，山登绝顶我为峰 老天想成就刘黑闼一世英名。 风向就是人心所向，胜负的天平开始倾斜。 刘黑闼趁势发起猛攻，杀声震天之中，李神通的阵型崩溃了。 这一仗，他竟然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手，而同来的李艺，他的情况也并不比李神通好多少。 李艺的对手是高雅贤。 李艺同样具备绝对优势的兵力，但先胜后败，在他追逐高雅贤时，碰上了急匆匆赶来增援的刘黑闼军队。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李神通已经惨败。 李艺军队的心理崩溃，独木难支。 他们也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整支军队，再无斗志，连最骁勇的薛万均和薛万彻都被俘虏了。 但混乱之中，他们最终也和李艺一样，仓皇奔逃回了幽州。 李唐在军事上的惨败，让刘黑闼有了一段宝贵的缓冲时间，但是，他很快将迎来一个神一样的人物。 也许，李神通和李艺的失败，只是为了让那个人的上位，腾出位置。 那个人，现在有个官职，叫做天策上将。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官职，以前没有，以后再也不会有，天下地下，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具备这资格去拥有。 它的主人叫李世民，因为他的战功彪炳，求诸历史和现实，李渊实际上已经没有现存的官位，可以赏赐给他了。 既然没有，那就只能创造，只能以天之义，命名为“天策上将”。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个虚名，而是居天子一人之下的实职了。 李世民其余的职位是领司徒，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并且增邑二万户。 这反映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李世民，即使贵为李渊的嫡子，也面临功高不赏的危局。 处此高位，不进则退，一退，或者就是万丈深渊。 外部大敌已去，内乱将生，这才是李唐最大的心腹之患。 相对于一般亲王实封七千户，极限是一万户的规格来说，李世民已经大大超越。 而李世民还有个重要的职位，他兼任尚书令，这是六部尚书的头领。 尚书可为宰相，那尚书令自然也可以称为宰相之中的宰相，事实上，尚书令这个职位，自李世民之后，终李唐一朝，再也无人敢居此位。 如果说这些职位，在当时或是虚名，虽然尊显，却不足以动摇李唐王朝的根本。 但李渊犯了一个政治家，本来不应该犯的错误。 是错误，不是失误。 他竟然让军界老大，又是皇子的李世民单独开府，对于一个政治老手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将引发严重的危机，将在事实上，在李唐内部形成两个互相对立的朝廷。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二个朝廷，不管当时成立之时的想法，或者势力大小的对比如何，最终一定只能剩下一个。 也许，在某个时刻，李渊或许真的曾经考虑过，李世民做自己继承人的可能。 李世民的天策府成立。 当世的文臣武将，归之若鲫，人才之盛，并不弱于李渊的朝廷。 一个好汉三个帮，何况李世民在李唐开国之战中，独撑危局，当世英雄，尽入其麾下。 他有几个极有名的帮手。 房玄龄和杜如晦，在李世民成为唐太宗后，被后世尊为“房杜”，他们是政治长才，让李世民从战时的征伐生涯中脱离出来。 他们预见了大一统以后，需要面临的政治局面。 由军入政，是走上帝位的必然过程。 房玄龄曾经对李世民苦口婆心地劝说过：“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 其实，房玄龄这句话，是摆明了想让李世民做皇帝，是大逆不道。 因为，当时李世民不过是李渊的第二子，皇太子是嫡长子李建成，为人子，为人臣之道，自然是谨守藩王之位，哪里需要经营四方？ 这不摆明就是要他力争皇太子之位，然后做皇帝吗？ 李世民的回答也非常有意思，他听了房玄龄的话，如梦初醒似的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 这句话也足以印证，在李世民和他的幕僚群体中，已经非常明确地，以夺取皇太子之位为第一阶段的目标。 于是，李世民上奏李渊，让杜如晦成为自己随身僚属，没有让他离开天策府。 当时，外放李世民的僚属，是李渊的政策。 或者他也觉得这个儿子的势力和实力，甚至的心态，都过于强盛了，需要为他修枝剪叶。 而李世民的回答和留下杜如晦，非常明显地表明，他李世民绝对不是只做一个藩王的料，经营四方，天下之主，才是他的终极目标。 李世民天策府上下同心，从一开始就有夺嫡之意，君临天下之志， 但李渊只能一步步来。 他还需要李世民的战力，李世民也需要先完成扫平天下这个小目标。 李世民再次成神的机会来了。 李神通实在太不经打了，整个朝廷之中，除了李世民，当然还有能打的人，但他们现在远在江南平叛， 时间不等人，军情如火。 绝对不能任由刘黑闼坐大，必须趁他根基未稳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征战，给予刘黑闼明确而巨大的压力。 在压力之下，人才可能犯错，也能打乱对方的计划。 现在朝廷之中，根本不可能找到比李世民更能打的人，虽然他已经有功高震主的嫌疑，但当此用人之际，必须先顶上。 李世民重新披挂上阵，他的小目标是平定河北刘黑闼。 在他到来之前，刘黑闼已达到他武功的巅峰。 乘着大破李神通的东风，刘黑闼移书赵魏之地，所至之处，原来窦建德的旧部望风而降，应声而起。 他们或者诛杀李唐官吏，或者以城投降，不过短短半年时间，刘黑闼已经全部收复原来窦建德的旧境。 一个新的窦建德出现了。 当然，河北之地，李唐军队并非没人抵抗，而是实在扛不过刘黑闼的攻击。 刘黑闼是真能打。 李世绩先是屯兵守城，但城小难守，只能退保洺州（原窦建德都城），但刘黑闼紧追不舍，一战斩杀李世绩五千兵将，李世绩仅以身免，只身逃归李唐。 定州总管李玄通，力战兵败被俘，刘黑闼爱其才，想将他提拔成自己的大将，但李玄通紧守臣节，坚决不答应。 他原来的部下，准备了好酒好肉来看望他，都劝他早点识时务，归顺刘黑闼。 李玄通知道再拖下去，并不是个好办法，他假装同意道：“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来相开慰，当为诸君一醉。” 酒到浓时情亦深，李玄通轻描淡写地对守卫说：“吾能剑舞，愿假（借）吾刀。” 守卫之人，也敬重李玄通是条汉子，就将刀给了他。 一通刀舞，曲终人将散，李玄通长长叹息说道：“大丈夫受国厚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世间邪！” 他引刀自刺，溃腹而死。 这实际上表明，在河北，现在李唐和刘黑闼二股势力，一样都有死忠粉丝，鹿死谁手，殊未可知。 李唐欠缺的只是一个主心骨，一根定海神针。 反观刘黑闼，他虽然尽复窦建德的旧境，但他毕竟不是窦建德，如果他有朝一日，在战场上失败，他很难得到类似窦建德般的号召力。 事实证明，当那个神一般的人出现在河北时，整个局势立即变得微妙起来。 李世民，不但在李唐，是天神一般的存在，在河北，他也是无敌的存在，强悍如刘黑闼，也需要对他退避三舍。 第233章 人虽枭雄地四战，洺水小城成大名 李神通不堪一击，将河北拱手让给了刘黑闼。 刘黑闼自称汉东王，定都洺州，政权和政府的组织，全部依照窦建德时原有的制度。 刘黑闼是当世豪雄，他或许比不上窦建德的仁义礼士，但勇猛坚毅，杀伐果决却又远胜窦建德。 很短时间，他就基本组成了窦建德时的全套文武帮底，尤其是军队体系和战斗力，更胜以前一筹。 可以说，这是一个加强版的窦建德，如果假以时日，必然是足以抗衡李唐的劲敌。 但刘黑闼缺乏必要的经营时间。 对于敌人，李渊从来不会手软。 虽然他和李世民之间，已隐成双头并立，嫌隙已成，但大敌当前，枪口必须先对外。 攘内必先安外。 李世民得到了他期待已久的外放统兵机会，他再一次踏上山东的土地。 李世民战无不胜的形象，形成的战略威慑立即显现。 大军一临，还未开战，刘黑闼就如临大敌，退避三舍，主动放弃相州，退保洺州。 这是他的老巢，他将在这里和李世民一决雌雄。 双方都是当世英雄，也不用互相试探，更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开干。 第一次战斗很快打响。 当李世民东进之时，他命令幽州的李艺率军南下，再次形成夹击之势。 李艺曾经是刘黑闼手下败将，在上一次和李神通同来时，被刘黑闼杀得丢盔弃甲，仓皇而逃。 败军之将不言勇，刘黑闼准备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一战解决李艺，再回洺州会会李世民。 刘黑闼留下范愿镇守洺州，自己亲自率军北上。 但李世民预判了他的判断，他要拖住刘黑闼北上的后腿。 当天晚上，李世民安排程名振假装攻城，但声势却足以惊天动地。 为了以壮声势，程民振在洺州城西二里的长堤上，准备了六十具大鼓，同时敲打 鼓声震天，洺州城内地动山摇。 范愿摸不清状况，以为是李世民大军即将攻城，便立即飞马通知刘黑闼。 洺州是他们的老巢，绝对不容有失，二者相较，刘黑闼只能策马回援洺州。 这其实是刘黑闼的悲哀。 表面上看，他兵强马壮，所向无敌，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缺乏战略纵深。 李世民大军一临，就需要直接在洺州城下决战。 并且，他以武功起家，但世上只有一个刘黑闼，在战场上，有他在场和没有他在场的战斗，会呈现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这次迎战李艺的战斗，就明显体现了他的悲哀。 他派遣亲弟弟刘十善和张君立北上迎敌，但在徐河之战中，被李艺击溃，一万人马，损失八千，惨败而回。 未战已屈人之兵。 李世民聊做攻击的一次出手，再一次显示出他不可战胜的大师风范。 此战之后，河北局势随风而动，很多州县，随风转向，立即转身投向李唐。 但洺州之战成败，却在于洺水城。 那是洺水之畔的一个小城。 此城虽小，对于洺州来说，却是命脉所在，因为他处于洺州北面，是洺州的粮道，也是生命线。 洺水在，洺州就在，洺水若丢，洺州必亡。 这是双方必须拼死去争取的战略要地。 李世民先拔一筹，洺水人李去惑向李世民献出了洺水城。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占据洺水，就扼住了刘黑闼的咽喉。 李世民立即派遣王君廓率领一千五百精兵入城据守，他知道，洺水将会成为双方目光聚焦之处。 毫无疑问，于刘黑闼而言，失去洺水是不可承受之重。 他立即挥兵，连续发动猛攻，这是一个必须抓在手里的的据点。 有攻就有守，也必然还有救，洺水的攻过战打响。 但城小人少，守也无力，救也不及。 因为洺水城在刘黑闼的后方，李世民要越境增兵救援，很容易被刘黑闼的军队依靠优势地形阻击。 事实上，李世民三次大张旗鼓地增援洺水城，三次都被刘黑闼轻松击退，虽然李世民拥有强大的兵力，也只能望而兴叹。 守城一方的物资，也一定会有用完的一天，那时，就是城陷人亡的时刻。 洺水守城的关键，是不能够让刘黑闼修建直达城下的通道。 因为洺水城占有地利，它四面环水，每一面都有五十余步的护城河围绕，只要不被填平，城池就会岿然不动。 但刘黑闼为了攻占洺水，下足了本钱，他不计伤亡，冒着守城将士的箭雨滚石，在城东城北二面，修了筑二条通道直达城下。 李世绩一眼看出了问题的本质，他洞若观火地对李世民说道：“若甬道直达城下，城必不守。” 李世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 他担心王君廓的意志和力量，都无法坚守洺水，但却又不知道让谁去接受这个九死一生的任务。 罗士信站了出来。 他是天生的战将，是当世的骁勇，自小到大，从未惧怕过任何对手。 他是一个为战场而生，也将光荣死于战场的纯粹猛士。 罗士信十四岁就已经成名，当年，他想跟随隋朝第一猛将张须陀讨伐反抗军。 但张须陀看他年纪幼小，很是瞧不上他，随口对他说道：”汝形容未胜衣甲，何可入阵！“ 罗士信感到受到了侮辱，立即穿了二重衣甲，提起双鞭，跨上大马，直冲敌阵。 他是一个真正的猛人。 一人入阵，直接刺倒数人，将一人斩首之后，用枪刺穿头颅，在敌人全军前耀武扬威而过。 这是何等的气魄，敌军全部被他的勇气所吓倒，没有一个人敢出阵挑战。 张须陀也是隋朝猛将，但现在出了一个比自己还要猛的，二人英雄相重，气味相投，每次战斗都数一数二，带头冲在前面。 他们这种天生的战士，不要命的打法，很快传到了杨广的耳朵中，传说多是添油加醋，杨广也很好奇。 为了表彰他们的勇猛，杨广特地派遣画师亲临战阵，临摹下他们冲锋杀敌的英姿，还将画像挂在大殿之上，召集群臣欣赏。 这当然是足以光宗耀祖的荣耀。 罗士信处于河南四战之地，身怀绝世之功，也有一颗真正不怕死之心，历经李密、王世充和李唐都得到重用。 但他却并不是个纯粹的莽夫，而是智勇双全，颇有识人之明，他看到王世充多做妇人女子之形，并非天命真主之时，毅然投奔了李唐。 罗士信虽然勇猛，但也很残暴。 每一次战斗，都会割下死者的耳朵，来证明自己的功绩。 当年，他用计攻下千金堡时，曾因为堡内之人辱骂过自己和先人，无分男女，屠尽一堡之人。 他视战争如游戏，视人命如草芥，当别人如此，视自己亦然，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战士，也是一个悍不畏死的猛将。 现在，洺水城危在旦夕，李世民需要一个死士去坚守，以牵制刘黑闼的大军。 罗士信依然展示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和勇气。 别人不敢上，他敢上，别人认为不可能，他偏偏认为可能。 他愿意率领二百死士，代替王君廓守城。 于是，李世民让王君廓突围而出。 罗士信上岗。 但他们都低估了刘黑闼的决心和实力，洺水是刘黑闼的地盘，他昼夜狂攻，没有一刻停息，即使已是尸山血海，刘黑闼也依然在所不惜。 在这场意志和实力的对决中，刘黑闼笑到了最后。 在罗士信守城的这几天，天公也不作美，漫天飞雪，寒气凛冽，李世民无法派出援军参战，罗士信只能孤军奋战。 八天八夜无休止的战斗之后，洺水城终于被攻破了。 罗士信被俘，作为举世知名的勇将，刘黑闼非常乐意招降他。 但罗士信想起自己一路走来，已多历人主，忽然之间，心中一片萧然，天要灭亡自己，自己又何必再去苟且求生。 罗士信词色不屈，准备舍身取义。 他求仁得仁，李世民痛失一个大将，按照罗士信生前遗愿，将他安葬在北邙山上裴仁基墓的旁边。 裴仁基也是当世的万人敌。 二个英雄相伴，泉下有知，当不寂寞。 刘黑闼被拖在洺水，他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代价，重新掌握了这个小城，但他的局势开始恶化。 第234章 相持两月粮道断，水淹三军势无能 民心开始倒向李世民。 更多的州县开始站队，投降李唐，幽州李艺在攻克了沿途四州之后，和李世民会兵洺州。 李唐军队，完成了对洺州的战略合围。 洺州之战正式开始。 李世民露出了他的獠牙，他再一次派重兵攻克洺水，这意味着局势的主动权开始掌握在他的手中。 占据上风时，李世民是再无破绽的战略大师，他坚持一以贯之的战术，开始打后勤战，深沟坚壁，高挂免战牌，以待敌之可乘。 骁勇如刘黑闼，也在这种沉闷的相持之中，消磨了精力和锐气。 长此以往，他一定会被拖死。 局势实在太淡了，欲战不得，欲打不能，刘黑闼的下属憋坏了。 他们迎来了一个放风耍乐的机会。 刘黑闼将高雅贤升为左仆射，于是，一军之中，借此机会大肆聚会，饮酒作乐。 李世绩看到刘黑闼军中如此嘈杂，以为发生了大事，率兵窥探虚实。 高雅贤人逢喜事精神爽，多喝了几杯，酒劲上头之际，自恃神勇，想出出风头，竟然只身追击李世绩。 这下就出大事了。 李世绩的部将潘毛毫不客气，挺枪直刺，对于一个醉酒的人，当然是手到擒来。 高雅贤中枪坠马。 但他的部下立即跟了上来，抢走了高雅贤，却已经于事无补，因为受伤过重，竟然没有回到营地，就已经一命呜呼。 这就与刘黑闼一方结下了解不开的深仇。 报复很快就到来。 在接下来的一次战斗中，刘黑闼的部下认出了潘毛，他被刘黑闼军中最骁勇的猛士王小胡生擒，以祭奠高雅贤。 这种以眼还眼，现世现报的恐怖战力，在李世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河北之地，自古兵强马壮，民风骠悍，如果在正面战场决战，即使能胜，也必是惨胜，自己手下的将士，会有很多人，永远回不到长安。 更坚定了李世民打后勤战的念头。 双方反复争夺的洺水小城派上了用场，李世民派遣李艺断绝刘黑闼的粮道。 但刘黑闼手上还有牌。 在河北，虽然很多的州县归降了李唐，但依然有更多的州县控制在刘黑闼的手中。 他派人前往这些州县运粮，然后水陆俱进，送往洺州。 但刘黑闼碰上了程名振。 李世民专门委派给他一个任务，采取机动的方式，沿途找寻任何可能的机会，从源头断绝刘黑闼的粮食运输。 这种没有征兆，随机寻找战机，神出鬼没的进攻，是流寇的作战方式，因为无法预知攻击地点，很难集中力量去防范。 程名振的成果斐然。 每一条粮道上，车被烧，船被毁，人也败没，基本上成为一条死路。 刘黑闼失去了依仗，他只能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但是，刘黑闼并不着急，相比于城外的天寒地冻，他在洺州城内的日子显然要舒适很多。 他想看看谁更能忍，谁更耗得起。 李世民显然和刘黑闼有同样的想法。 他非常肯定，洺州城内总有一天，会出现粮食危机，刘黑闼不可能熬过自己。 他相信，当刘黑闼主动挑起战斗的那一刻，就是决胜负定生死的时刻。 双方在寒冷的季节保持了非常强的克制，相持了六十多天都没有战事，但丑媳妇难免要见公婆。 春暖花开，正是战斗的好时节。 况且，刘黑闼的粮食终于告急了，他终于忍不住，抢先开战。 他选择突袭李世绩。 当李世民听到刘黑闼的动向时，他认为最后的战斗已经来临。 李世民甚至来不及召集更多的人马，匆忙披甲，率领最近的玄甲卫士，还有他的族弟淮阳王李道玄冲向刘黑闼。 主帅犯险，余下的军队也展现了极高的动员能力，他们仅仅比李世民慢一步，就尾随他，全军冲向敌军。 他们来得非常及时。 刘黑闼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李世民，正当他和李道玄陷入苦战时，尉迟敬德率领生力军来援。 他们一起猛冲猛杀，才冲出重围。 经过这次遭遇战，李世民判断出刘黑闼意图，他必然会在近期，再次寻求决战。 他给刘黑闼提前准备了一份大礼。 洺州因洺水而得名，李世民派人在洺水上游筑起长堰，拦住洺水，他对守堤的将领说：“待我与贼战，乃决之。” 李世民准备水淹刘黑闼。 他的判断非常准确，刘黑闼果然率领二万精锐步卒，南渡洺水，直逼李世民的营帐之外，摆开了决战的阵形。 这二万精锐，也是以前窦建德政权，流传下来的最核心的主战部队。 上次在虎牢关之战中，虽败而未被歼灭，但他们将在今天迎来最终的宿命。 他们的主要战力是步兵，但他们轻视了李世民的力量。 李唐虽然是中原汉人的军队，但却已经培育成熟了一支不输于突厥铁骑的骑兵，那就是玄甲精骑。 以重装骑兵对阵步兵，洺州之战，还未开始，结局似乎就已经决定了。 李世民亲自率队，直击刘黑闼的骑兵。 二者的战斗力立即分出高下，刘黑闼的骑兵被冲散，李世民的骑兵乘胜冲入刘黑闼的步兵队伍，就似狼入羊群，好一场屠杀。 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王小胡见势不妙，如果不早点撤退，就会永远留在洺州，他偷偷对刘黑闼说：“智力尽矣，宜早亡去。” 刘黑闼审时度势，也知道无力回天，就率领二百个骑兵，和范愿等人，抢先逃跑。 他跑的迅速而隐密，他的那些老部下都不知道主帅已经临阵脱逃了，竟然还拼命奋斗不休。 李世民终于放出大招。 他叫守军决掉洺水之堰，滔滔洺水，从天而来，平地水深一丈多，玉石俱焚之下，此次战斗，刘黑闼带出城的二万精锐，被当场斩首一万多人，又被水淹死几千人。 窦建德的老帮底，河北最核心的力量，自此一战，消灭殆尽。 河北再平。 刘黑闼保住了性命，他成功逃到了突厥，但他临阵先逃，弃自己将士于不顾，这是不仁不义的行为，虽然他勇猛一世，但自此之后，终将一事无成。 刘黑闼的失败，把山东徐圆朗害惨了。 当他听到刘黑闼失败的消息时，徐圆朗彻底傻眼了，他想不到刘黑闼这么不经打，而自己纯粹是个投机分子，要说独力支撑反唐事业，那是干不成，也是绝对不能干的。 他要找只替罪羊，去替自己挡灾。 于是，荒唐一幕出现了。 他听说有个叫刘世彻的，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民间传说他是真命天子。 有个叫刘复礼的术士对徐圆朗信誓旦旦地说：“将军（徐圆朗）若自立，恐终无成；若迎（刘）世彻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 这是个好主意，徐圆朗立即准备迎立他做皇帝。 但又有人设身处地对徐圆朗说：“（刘）世彻若得志，将军岂有全地乎！仆不敢远引前古，将军独不见翟让之于李密乎？” 这话说的也很在理。 但当时刘世彻已带领几千人到了城下，这个乌龙很难收场了。 徐圆朗倒并不在意，他改变主意之后，自己并不出城，而是派出使者迎接刘世彻入城见面。 事出反常必有妖，毫无疑问，事情起了变化。 但人在屋檐下，只能低头，自己区区几千人马，又无准备，远道而来，如果徐圆朗和自己翻脸，必然无一能幸存。 刘世彻只得硬着头皮入城参见徐圆朗。 徐圆朗倒也实在，他顺道夺走了刘世彻这几千人马，封刘世彻为司马，让他出外招抚谯、杞二州，刘世彻很有二把刷子，他所过之处，山东之地，竟然全部归降。 但徐圆朗做事很绝，一段时间之后，他害怕刘世彻名声在外，会对自己不利，随便找了个理由，诛杀了刘世彻。 如此可笑荒唐而无能的徐圆朗，最终只能成为一个笑柄。 李世民刚刚破灭刘黑闼，正准备讨伐徐圆朗时，长安来了消息，李渊召他回京述职。 第235章 自甘为贼河北叛，道玄之死藏锋芒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大将在外，战事未平，本来不需要这么快回长安，这只有一个解释，李世民和李渊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 他们的嫌隙，由来已久。 当河南河北初平之时，李世民曾经无限风光地，率领全盛的唐军进入长安城。 满城尽带黄金甲，好一场天国的气象。 李世民一马当先，身披黄金战甲，金光灿灿，耀日生辉。 他的后面紧跟着李世绩等二十五员大将，铁骑万匹，甲士三万，军容之盛，近世无匹。 长城市民以一种绝对的震撼，顶礼膜拜，但更震撼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李渊。 他虽然贵为李唐的皇帝，但他看到全军将士在李世民命令之下，令行禁止，龙精虎猛时，他的脑海之中，没来由地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支军队当然是不可战胜，无坚不摧。 但如果这支军队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呢？ 李渊在那一刻，想起了杨坚和杨广，杨广可是背负上杀父屠兄的恶名，才得以登上帝位。 那是他的表亲，时日未晚，殷鉴不远。 他心中警惕，他有一种轻微的失落，眼前的这个儿子，已经脱离自己的羽翼。 李世民已经长大了。 李渊曾经发自内心对裴寂说了句：“此儿（李世民）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 在他一世的好兄弟裴寂面前，这是他真心流露。 李世民处于功高不赏之地，李渊为了表彰他的丰功伟绩，依然只能创造出一个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官名。 “天策上将”来奖励李世民的绝世之功。 但他的防范之心，疑虑之心，却越来越重。 刘黑闼再反，山东复叛，李渊的第一选择是让李神通挂帅，而不是选择战无不胜的李世民，就是想在李唐内部，培养几种军中力量，以制约和平衡李世民的力量。 事实上，李唐也确实形成了军中三头并立的局面。 但李神通实在上不了台面，一败再败，一辱再辱，危急关头，李渊只能又把李世民拉出来救火。 现在刘黑闼前脚刚刚失败，李渊的回京命令就立即来了。 打仗虽然需要李世民，但收割胜利果实，却有无数的人更合适。 李渊之心，真是深沉若渊，不再可测。 李世民拍马赶回长安，他阐述了徐圆朗的情势，申请再回山东。 山东的形势其实已经再一次恶化，军情第一，李渊只能同意。 其实即使李渊当时不同意，李世民也始终有再出关的一天，因为，刘黑闼虽败，但他却并未死。 他逃亡突厥，在他们的帮助下，立即又卷土重来了。 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河北的人心所向，他也再扛不起窦建德的这面旗帜。 刘黑闼寄居托庇投靠了突厥人，做为回报，他成为突厥人的打手和棋子。 这次卷土重来，他更多的是小打小闹，在洺水之战中，他临阵逃脱，丢下老部下，让刘黑闼的心态和名誉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这次只是借助突厥的力量，再一次骚扰山东。 刘黑闼再不能成事，已是明日黄花。 李世民的目标是徐圆朗。 但徐圆朗真的太不经打了，在李世民的冲击下，连战皆败，李世民以摧枯拉朽之势，连下徐圆朗十多个城市，声震淮水泗水之间。 李世民看到徐圆朗主力被消灭，知道他再也掀不起浪花，再加上李渊对自己的告诫，他将山东的平叛任务，交给李神通和李世绩，再一次班师回长安。 李世民确实是李唐的定海神针，他一走，河北又出大事了。 此消彼长之下，刘黑闼再一次死灰复燃。 他又一次招集了失散的旧部，这次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又重新来了一次。 河北又翻天了。 李渊虽然召回了李世民，但却听取了他对于河北的意见。 河北需要真正能打的人去冲锋陷阵。 李渊听取了李世民的意见，任命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同时下了一道秘敕给副将史万宝。 这引发了悲剧。 很快，河北就传来了非常不妙的消息。 李道玄败亡。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李道玄是御封的淮阳王，是李世民的族弟，也是所有亲王之中，打仗最象李世民的勇猛之士。 他一直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足以称为李世民第二。 和窦建德的虎牢之战，和刘黑闼的洺水之战，在那些所有最危险的战斗中，李道玄都陪在李世民身边，冲在第一线。 他视李世民为偶象，任何方面都学习模仿李世民，尤其是深刻掌握李世民的凿穿战术。 但他毕竟不是李世民。 这一次，他碰上了最骁勇善战的刘黑闼，最要命的是，他还碰上了一个猪队友。 那是史万宝。 如果说李道玄是李世民的迷弟，那史万宝同样也是李渊朝廷中的元老。 他和萧瑀、陈叔达、屈突通一样，代表了李渊朝廷中旧有的秩序，这种力量非常强大，在虎牢之战的军事会议上，他们展示出强横的力量。 如果李世民不是李渊的亲子，如果李世民不是亲自冲杀在第一线的强悍战士，如果李世民不是战无不胜的统帅，虎牢之战，可能根本就无法开打。 李道玄虽然继承了李世民所有的战法和勇气，但他毕竟不是那个天选的唯一，他也没有一支成规模的玄甲精骑。 或者说，他虽然指挥和继承了李世民一部分玄甲精骑的力量，但他致命的败因，却非常简单。 李道玄象李世民，但他不是真正的李世民。 当李世民率领少数的玄甲精骑冲入敌阵，横冲直撞时，他身后的大部队，是誓死前冲，有死而已，这是一种势，也是一种气，是必胜之道。 但李道玄有样学样，却成为他取死之道。 史万宝是李神通的老战友，老部下，当年在关中和李神通一起在户县起兵，迎接李渊入关。 他确实是李唐王朝的元老，也很有资格倚老卖老，他完全不当李道玄一回事。 下博之战，李道玄最后一战。 他率兵三万和刘黑闼对阵，他也象李世民一样，先行率领骑兵直冲敌阵，然后命令史万宝立即全军跟进。 但此一时，非彼一时。 一是刘黑闼军中增加了突厥人的骑兵，已经可以和李道玄的骑兵正面对抗，二是史万宝根本就不认李道玄这个主帅。 当他看到李道玄深入敌阵时，他轻描淡写地对部下说：“我奉手敕（李渊的命令）云，淮阳（李道玄）小儿，军事皆委老夫。今王轻脱妄进，若与之俱，必同败没，不如以王饵贼，王败，贼必争进，我坚阵以待之，破之必矣。” 显然，李渊和李世民之间的裂缝，已经影响到了军中。 于是，史万宝和全军眼睁睁看着淮阳王李道玄在刘黑闼军中被斩杀。 史万宝期待的胜利和士气没有来，相反，李唐军队看到主帅如此惨死，心有戚戚，他们第一次失去了斗志。 刘黑闼乘势掩杀，史万宝全军覆没，他只身逃归。 李道玄死，年仅十九岁。 李世民听到这个消息时，痛彻心扉，也许他也知道，某种程度上，李道玄甚至是死于自己之手，他痛彻心扉，流泪不止地说：“道玄常从吾征伐，见吾深入贼众，心慕效之，以至于此。” 史万宝的背后靠山是李渊和李神通，此战之后，他在军中的活动，似乎就此划上了一个句号，却依然上升到民部尚书的高位。 史万宝一直活到贞观年间，但非常吊诡的是，似乎没有留下确切的时间。 下博之战，最大的受益者是刘黑闼。 李唐在他的老巢洺州，总管是庐江王李瑗，他第一时间弃城逃跑，而刘黑闼在短短一旬之间，尽复他以前在河北的土地。 但河北虽乱，却只是回光返照。 从实际上看，刘黑闼再也无法掀起多少风浪，他的执政基础已经动摇，他再也找不到那些和他一起生死与共的兄弟和手下。 失人心者，失天下，河北期待新的英雄诞生。 第236章 太子出征非得己，黑闼伏诛河北平 河北表面上气势汹汹，内里实已伤残。 但谁来收拾这个残局，却大费思量。 李渊和李世民之间嫌隙已成，山东之地，基本大局已定，已不是非李世民不可，那他自然需要靠边站。 李神通的资历和与山东的渊源，本来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屡战屡败，如果再次挂帅，既有损国威，遭人耻笑，还有可能助长河北叛军嚣张之心。 而在各位皇亲国戚之中，李元吉虽然权重，但从来没有证明过自己，资历远远不够，李道玄的惨剧刚发生不久，再蹈覆辙，也不是没有可能。 李渊慎重考虑以元老功臣挂帅的可能。 但皇太子府的魏征和王珪却提出了建议，他们对太子李建成分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 然后，他们提出了明确的建议：“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李建成)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 这打破了一个政治传统. 皇太子作为国之重器，一般都会随皇帝在京城学习政务，处理政事，以备将来接位，极少亲自带兵出征。 但魏征和王珪的建议，反映了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剑拔弩张了。 他们面临李世民沉重的声名压力，竟然需要让堂堂皇太子另外建立功勋，以冲抵李世民的军功。 顺手收割一个香悖悖，李建成也乐得自享其成。 李渊认可李建成是合适人选，并派出李元吉作他的副手。 但河北的情势，并不太乐观。 自相州（今河南安阳）以北，只有一个城市没有屈服于刘黑闼，那就是魏州总管田留安。 魏州下辖河北、山东、河南交界之地十几个县，这是以后藩镇割据时期，赫赫有名的河北三镇之，魏博节度使的核心势力范围，领导人一脉相承都姓田。 虽然此田氏非彼田氏，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赢得了对抗强权的信心和传统。 田留安以仁义取胜。 在叛乱燎原的河北，仁义竟然还有生存空间，这本身就证明刘黑闼纯以武力争霸的失败。 当时河北自隋末窦建德起义以来，官民之间，官官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不信任，上下相猜，互相提防陷害的混乱之风。 武力决定一切，仁义和道德久已不闻。 但田留安是个另类，他开诚布公对待魏州吏民，有事找他处理的人，不分亲疏贵贱，即使让他们直入自己卧室，也不加防备。 他经常言之谆谆地对下属说：“吾与尔曹俱为国御贼，固宜同心协力，必欲弃顺从逆者，但自斩吾首去。” 相较王世充的只说不做，田留安亲身实践自己的诺言。 他和魏博的吏民打成一片，日积月累之下，民风为之一变，他的属下们互相劝诫说：“田公推至诚以待人，当共竭死力报之，必不可负。” 田留安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有一个叫苑竹林的将士，曾经是刘黑闼的手下，想以城投降刘黑闼，田留安知道这件事，但却一直对他信任不疑，甚至将城门钥匙都交给他掌管。 苑竹林终于被感动，士为知己者死，从此之后，一直为田留安效命至死。 魏州上下一心，虽然孤悬于刘黑闼的势力范围之中，但刘黑闼二次围攻魏州，再度无功而返， 二围魏州，反映了刘黑闼虽然卷土重来，但他的武功已被废了，他再也不是那个足以当李世民劲敌的刘黑闼。 魏州和田留安，是个奇迹。 这当然只是非常特殊的人物和事件，河北更多的人和城市，全部顺风倒向刘黑闼。 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因为李唐王朝上次刘黑闼战败之后，在河北战后的清算，一样简单而严厉，甚至有出尔反尔的嫌疑，这也是刘黑闼虽然失去人心，却在突厥的支持下，能极快回魂的关键所在。 魏征对此看得非常透彻。 当太子李建成和幽州李艺的军队在昌乐（魏州附近）形成对刘黑闼的南北合击后，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刘黑闼虽然二次整军备战，但战斗阵型都已成列，竟然临阵撤军，这是亘古未有之奇谈。 魏征分析了刘黑闼的军队不为他所用的原因之后，向李建成建议说：“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李元吉）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其离散矣!” 这是一种高明的攻心之术。 李建成久典兵马，他是跟随李渊自太原起义之后，一路入关，率兵围攻长安城的统帅，后来虽然限于皇太子的身份，不能久在朝外统兵，他虽然没有李世民的赫赫战功，但也是个识货的人。 他同意了魏征的建议，这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刘黑闼此次再燃战火，虽然得到突厥的军事援助，但基础却非常空虚，甚至最基本的粮食供应都出现了问题。 这和他在洺州之战中，和李世民可以正面相持六个月的从容相比，实在已是天壤之别。 他已是强弩之末。 刘黑闼的再次失败已是指日可待。 事实上，当他的粮食出现危机时，他部下的军队就开始逃亡，甚至有些士兵捆绑他们的将领以投降李建成。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 刘黑闼害怕守城的军队和李建成的军队里外合击，他决定立即趁夜开溜。 但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到达馆陶时，永济桥还未修成，他只能望桥兴叹，近在咫尺，紧追不舍的，是李建成浩浩荡荡的大军。 刘黑闼决定最后一搏，他命令军队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又派人抢修河桥。 然后，他又玩了一次抛弃部下的游戏。 当大桥刚修好，他的部下正列队准备死战时，他又一次策马过桥，率领几百骑兵，先行逃命了。 刘黑闼再一次逃跑，剩下的将士们更不愿意替他卖命，纷纷缴械投降。 这一次河北平叛，没有经历过象模象样的战斗，刘黑闼的再次起事，就这样被戏剧性地扑灭了。 李建成想趁热打铁，他准备全军追击刘黑闼，但刘黑闼勿忙之中修复的永济桥并不牢靠，才过去一千余人马，桥就塌了。 但李建成明白穷寇需追的重要性，为了防止刘黑闼得到喘息的机会，他派出了刘弘基率领一千精骑，紧紧咬住刘黑闼。 这种高压追赶，给刘黑闼带来了致命的心理和身体上的压力，一路之上，不要说吃饭，就是停下来休息一下，都生怕被后面的追兵赶上。 这导致刘黑闼的随行人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当他到达饶阳时，只剩下一百来人了。 这里是他的终点。 饶阳守城的军将叫诸葛德威，他出城迎接刘黑闼，想让他入城休息。 但刘黑闼深知，自己脖子上的头颅，奇货可居，现在不知有多少人想用它去升官发财，他警惕心非常重，坚决不同意入城。 诸葛德威知道刘黑闼心中的想法，他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请求刘黑闼入城休整。 刘黑闼环顾自己身边一百来号兄弟，他们的脸上都充满饥疲之色，双目之中，已暗淡无光，好似已失去生的勇气。 刘黑闼心中暗叹，再走下去，人和马都撑不下去了。 如果有宿命，那就让他安静地迎接自己的宿命吧。 刘黑闼进城，诸葛德威上食。 只是在上食的同时，诸葛德威同样带来了无数的士兵将他们重重包围起来。 刘黑闼被生擒，当他被李建成斩于洺州时，刘黑闼仰天长叹说：“我幸在家锄菜，为高雅贤辈所误至此。” 刘黑闼，是天生的猛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更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但河北，得到了武力对抗李唐中央王朝的信心和勇气，这将在一百多年后，成为李唐王朝的心腹之患。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第237章 自古败乱由家贼，马邑再起兴亡事 作为突厥代言人的刘黑闼一死，河北的第二次叛乱，被迅速肃清。 山东徐圆朗，不过是跳梁小丑而已。 他在李神通和李世绩的打击下，无还手之力，只剩被迁灭一条路。 全无希望之下，他最终趁着夜色，仓皇逃命，他最终在茫茫山野之间，被豪强杀死。 但河北并未全平。 和刘黑闼反唐不同，在河北的北部，靠近突厥，还有一股势力，他有时反唐，有时又臣服李唐，反反复复很多次，是一个标准的墙头草。 但他似乎老是踩不到准点，他叫高开道。 最后一次反唐时，刘黑闼依靠的是突厥人的直接支持，而身处北方和突厥接壤之下，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忽视突厥的存在。 高开道同样不行，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他和唐朝建立联系是幽州李艺牵的线，和罗（李）艺一样，他也被赐与李唐的国姓，他被授与北平郡王，称呼过一段时间的李开道。 但他和李艺一条路走到底的性格不同，他并不是个安分的角色。 他虽然是李艺搭桥，攀上了李唐王朝这棵大树，但他却专门坑李艺。 当时幽州发生饥荒，李艺和高开道互通声气，互为表里，自然而然地向高开道求援。 高开道很大方，对于幽州来的饥民老弱之类，他都开仓赈济，这让李艺觉得，高开道此人靠谱。 于是，他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求食行动。 派出三千士兵，几百辆车，还有几千匹驴马去拉粮食。 但这一次却是送羊入虎口，高开道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就将这些人马物资全部留下。 李艺此举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粮食没借到，还搭进去自己的身家。 高开道做出这样的事情，当然无法继续呆在唐朝，于是，他摇身一变，向突厥称臣，又开始割据，自称燕王。 毫无疑问，在突厥支持刘黑闼侵犯河北的时候，他也参与其中，攻击李艺的地盘，以拖住李艺南下的步伐。 高开道再一次戏耍了李艺。 他派遣将领谢棱向李艺诈降，战场之上，投降的将领所在多有。 李艺虽然做了防备，但还是被谢棱偷袭而损兵折将。 高开道尽力给李艺制造困难，但李建成在河北的成功以一种始料未及的速度震惊世人，刘黑闼竟然没有做什么抵抗，就被生擒斩首。 这一下，不仅山东徐圆朗傻了眼，就是高开道也后悔莫及，他想再次投靠李唐。 但今时不同今日，出门容易，再进门就难了。 他害怕自己被清算，毕竟他以往的黑历史，经不起推敲，再加上李唐对于割据一方的雄强，对待方式也为世人所讥。 李唐的压力虽强，却并没有急迫，而突厥人却是近水，足以让自己游刃有余。 高开道几经思量之下，还是选择北靠突厥，和李唐对抗。 但如日中天的李唐，正准备和突厥开战，是不可能放过他这个突厥的走狗的。 并且高开道所占区域，是李唐对抗突厥的重要战略位置。 高开道成了首先被肃清的对象。 但他还没有等到李唐军队的进攻，自己内部就先出了乱子。 高开道是流寇出身，他的治军方式就是马贼的人身依附方式，因而，他在军队之中收养了几百名养子，全部都是骁勇善战之士。 这几百个人，成为了高开道的核心圈子，也是他最核心的本钱，凝聚力和战斗力足以以一当十。 但外战他们或可无敌，最难防的就是家贼。 况且，现在高开道的家中出了二个家贼，一个是他手下的将领张金树，另一个是刘黑闼的亡将张君立。 和高开道不同，他们做了不同的选择，认为李唐才是真命天子。 两个人要搞事情。 他们有这种自信，也具备这个基础，因为高开道本来是从山东起事，其部下多是山东人事，现在久处北方，久客思乡里，人心思动也思归。 这种暗流被张金树利用，他和张君立一拍即合，准备拿高开道开刀。 他们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以确定能一击必中。 张金树想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聚众赌博。 军中岁月无聊，又都是精壮男性，精力旺盛而无处发泄，因而，赌博成了一种通行的消遣，而很多将领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次高开道就走眼了。 张金树召集了高开道的义子们一起赌博，玩得昏天黑地，不知昼夜，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张金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偷偷摸摸地将他们的弓弦给弄断了，并且在入夜之后，又将他们的兵器甲仗，全部藏到床下。 万事俱备，张金树开始发动攻。 他趁着那些义子们玩得尽兴，没人注意，叫人抱起他们的刀槊武器，一冲而出。 高开道察觉了异常，在混乱之中，他想组织反抗，但他们拿起弓箭之时，发现弓弦已断，再想找兵器时，也不见踪影。 高开道知道被人设计了。 他听着外城张君立的叫嚣之声，心中无限慨叹，想不到自己一生称雄，没有死在敌人手上，竟然会死在自己人手中。 既然不能幸免，高开道表现出他一代枭雄的气派。 他大开门户，点亮烛光，穿上铠甲，带上兵器，端正地坐在大堂之上，等待张金树的到来。 为了消磨时间，他还好整以暇地让姬妾们奏乐跳舞为乐。 要死，也要死得潇洒自如。 但张金树慑于高开道的神勇和威严，竟然不敢直面他。 他采取了守势，准备困死高开道，他派兵团团围困住高开道的府邸，他知道，现在已是他的天下，高开道插翅难飞。 他耗得起，但他的对手就未必。 高开道上演了最后的疯狂，他等了整整一夜，也不见半个人影。 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只能由他先动手。 于是，他缢杀自己的妻子儿女和诸位侍妾，然后自杀。 枭雄一时，也必然枭雄一世，他可以失败，不可以苟且。 相对于刘黑闼，高开道的结局显然要硬气很多。 张金树赢得了内斗。 他立即开始清算，高开道的义子们全部被斩首，并且，他过河拆桥，为了免除后患，他将他曾经的同盟张君立，也一并彻底清算。 他如愿投降李唐，被封为北燕州都督。 其实，高开道不敢再次投降李唐的原因之一，是他有一个更深的原罪。 他做为突厥人的走狗，介入太深了，他虽然称雄北平，但他给突厥纳过一份投名状。 那就是协助突厥攻克了马邑。 马邑是太原以北，和突厥接壤的最重要的战略城市，也是必争之地。 当年刘武周败亡之后，突厥扶植他的妹夫苑君璋继续统领他的余众，李渊准备乘胜招降他，当时刘武周和宋金刚想重新起兵，脱离突厥人的掌控，但在逃归马邑时，被突厥追斩。 这本来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苑君璋的部将高满众也劝他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因为突厥在马邑才安排了二百个精兵做监督，但苑君璋也是个有野心的人。 他拒绝了高满政的请求，他想当一个法外之地的草莽之王。 但是他低估了高满政归唐的决心。 一天夜里，高满政率兵袭杀了突厥的二百戍兵和苑君璋的儿子，苑君璋只得仓惶北逃突厥。 杀子之仇，富贵之梦，都是彻骨之疼，人活一世，不得不报。 苑君璋立即卷土重来。 第238章 城虽小兹事体大，情或重利益为佳 如日中天的突厥人，对马邑势在必得，至少，不能让它直接归入李唐的势力范围。 马邑是突厥南进，必须占据的战略要地，即使没有苑君璋的请求和协助，突厥也会出兵争夺。 李渊同样注意到了马邑发生的新形势。 当时并州总管刘世让准备走马上任广州总管，李渊在他临行之前叫住了他，他觉得随着高满政的降唐，在马邑，在整个并州的北面，李唐有取得先机的可能。 他向刘世让请教防备突厥的方法。 刘世让经营并州多年，颇有心得，他据实回答说：“突厥南寇，徒以马邑为中路耳。如臣所计，请于崞城置一智勇之将，多储金帛，有来降者厚赐之，数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践禾稼，败其生业。不出余岁，彼当无食，马邑不足图也。” 李渊等的就是刘世让这句话，他立即接口说道：“非公（刘世让）无可任者。” 刘世让临时被调任戍守崞城，图谋马邑。 马邑风云再起。 刘世让值得李渊的信任。 他是李唐的忠臣也是福将，当年他在狱中，听到独孤怀恩准备谋反，逃狱之后，在黄河之中，截住了准备前往独孤怀恩军营中的李渊，千钧一发之际，李渊一生之中，最凶险的一场谋反戛然而止。 此事之神奇，就连李渊都惊呼：“刘世让之至，岂非天命哉！” 刘世让还有一次舍身为李唐的壮举。 平灭西秦薛举之战，刘世让和弟弟刘世宝战败被擒，薛举命令他欺骗城中说“大军五道已趣长安，宜开门早降。” 刀锋凛冽之下，刘世让假意应允，而当他到城下之时，他对守城军士大声说：“贼兵多少，极于此矣。宜善自固，以图安全。” 这当然是一种自杀行为。 不过，薛举本人虽然残暴，但他实乃当世英雄，竟然重英雄识英雄，没有为难刘世让。 捡了一条命的刘世让瞅准一个机会，让他的弟弟刘世宝逃回唐军，详细讲述了薛举军中的虚实，为李世民在浅水原一战擒薛举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刘世让在崞城的工作卓有成效。 突厥人深受其害，高满政归唐后，他们二人联手，渡过了一段甜蜜的蜜月期。 但他们的对手正处于巅峰。 苑君璋报仇心切，连续二次引导突厥人入寇，想夺回马邑的控制权，但全部被高满政击退。 当此之时，高满政已经得到李唐的直接支持，李渊派了大将军李高迁协助高满政守城。 马邑本身已经兵强将勇。 毫无疑问，刘世让早先的经营，加上现在互相呼应，才可以让马邑的形势足有一战之力。 但突厥人的力量实在太过于强大，当他们派了一万人马还攻不下马邑时，颉利可汗大怒，他发动大军，扬言一定要夺取马邑。 天子一怒，流血千里。 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只是苑君璋来报私仇，如果以二国的直接大规模交战层面而言，马邑的力量，那确实过于单薄。 李高迁第一个承受不住压力。 他既担心高满政随时倒戈，投降突厥，也担心颉利可汗的大军围城。 他做了一个自寻死路的决定，率领自己所部二千人连夜逃跑。 弃坚城不守，在突厥优势的骑兵面前逃跑，这并不是一个明智而理性的选择。 当年杨广雁门被围时就有过这个争论，到底是固守城池，还是率领精锐逃跑？ 考虑到突厥人在马背上的优势，群臣阻止了杨广的逃跑，而选择固守待援，最终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现在李高迁想尝试一下另一个方案。 但他很失望，在突厥的追击下，他所部二千人，将士皆没，他只身逃归，被李渊除名流配边疆。 李高迁虽去，高满政还在，况且，颉利的主要目标是夺得马邑的控制权。 颉利发动攻城，高满政没有退路，只能全力抵抗，一日之间，竟然相互拼杀十几次。 作为卫星城市的崞城，当然必须支援。 但在颉利全盛的兵锋面前，刘世让也畏惧了，他屯军松子岭，再也不敢前进一步，只能乖乖地退回崞城。 可见当时在马邑的军事力量，李唐确实比不过突厥，只有整个国家强盛了，一地才可以有一战之力。 当时还有一个议和的机会，颉利一边小打，一边向唐朝求婚，李渊也是政治老手，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释马邑之围，乃可议婚。” 这对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条件，颉利准备接受。 但李渊忘了，突厥还有一个隋朝的义成公主，现在的可贺敦，她坚决反对。 她当时在突厥组织了一个隋朝的流亡政府，以杨广之孙，齐王杨暕的遗腹子杨政道作皇帝，以图兴复隋朝。 义成公主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坚决，应该是得到了苑君璋奉杨政道为主的承诺，毕竟同为汉人，打天下，复隋朝，需要依仗汉人本身的力量。 颉利可汗欠义成公主的人情。 他本来没有资格做大可汗，但处罗可汗暴毙之后，因为他的儿子既丑又弱，被义成公主嫌弃，转而选择颉利，扶植他当了突厥的大可汗。 再加上马邑也是必下之城，这可以得到现实的政治利益。 既然已经投入这么多精力，再加上和李唐终有决战的一天，颉利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况且，他有把握顺利攻下马邑。 突厥虽然不善于攻城，但他手上有一张牌。 河北高开道现在依附自己，那里有一批精于攻城的人手和精巧的攻城器械，如果将他们调来，马邑被攻下，不过举手之劳而已。 颉利看的很准。 当高开道出现在马邑城下之时，高满政知道马邑必然不守。 城中粮食也将要吃完了，李渊承诺的救兵遥遥无期，他知道，现在只能完全靠自己了。 他准备趁自己还能走的时候，突围去朔州。 但他的将领杜士远不再看好高满政，为了求存，他杀掉高满政，投降突厥。 马邑再次落入苑君璋手中。 苑君璋入城，先报私仇，高满政一家和反对他的豪强三十多人，一齐赴死。 刘世让付出了代价。 突厥人来了个阴招，既然明刀明枪要折损人手，那就来个反间计，他派人故意泄露消息给李渊，说刘世让和颉利可汗达成了协议，将有二心。 当时马邑已亡，李渊一时不察，竟然真的诛杀了刘世让，这个冤案直到贞观初年，李世民才平反。 但经此此战，苑君璋在马邑的基础也动摇。 苑君璋的清洗，和曾经的失败，让他的部下开始背叛他，另寻出路。 很多将领重新归降李唐，这是唐朝力量开始强盛的证明。 苑君璋明显地感觉到时代变了。 他也想归顺唐朝，李渊非常看重马邑的得失，为了安抚苑君璋，特地赐给他金券，许诺给他优厚的条件。 在这个当口，突厥的颉利可汗同样也想招抚他，传统上而言，马邑虽然必争，却一直在汉人的治下，颉利需要扶植自己的代理人。 何去何从？ 苑君璋的儿子苑孝政理性而冷静地说：“刘武周足殷鉴。今既降唐，又归颉利，取灭之道也” 但马邑作为法外之地太久了，苑君璋担心过早地倾向哪一方，都会招致象刘武周和高满政的命运。 他的一个谋士说出了他心中不谋而同的想法，“恒安之地，五者旧都，山川形胜，足为险固。突厥方强，为我唇齿。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乃欲降于人也？” 首鼠二端，于苑君璋而言，或者也是自存之道，而于唐朝和突厥二国，保持一种暂时的平静，以等待正式决战时刻的来临，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 马邑，暂时维持一种不胜不败的状态。 但唐朝很快统一全国，强盛到甚至于让突厥瑟瑟发抖，更致命的是，颉利内部又开始分崩离析。 马邑，已离开了很久，是时候回归母亲的怀抱了。 苑君璋终于将马邑归唐，北部悉平。 而李唐在江南的征服行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唐朝，将屹立于世界之巅。 第239章 天降大任于萧氏，自耗内残无终日 北方虽平，南方依然割据纷乱。 最大的力量是萧铣领导位于长江中游的梁国。 萧铣倒确实是南朝梁萧的皇室之后，江南四朝，宋齐梁陈，其中梁国正统被陈国所替之后，在长江中游，依靠北方北周的力量，新生了一个傀儡政权梁国。 虽然此梁国已不再有当日之气象万千，但好歹保留了梁萧一脉。 不过，一日为奴，终身无势。 萧梁终于在杨隋之世，寿终正寝，但当时，梁萧的皇族，却做了两手准备，一支随江陵的大臣和父老乡亲北上大兴城。 另一支，却率领十万民众，沿长江东下，投靠了陈国。 虽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陈国最终也被杨坚不费吹灰之力拿下，投靠陈国的萧岩叔侄，也灰飞烟灭。 但萧岩一支，却终于在江南开枝散叶，得以繁衍。 到萧岩的孙子一辈，终于又出了一个人才，他就是萧铣。 时势造英雄，萧铣被历史选中了。 隋末失政，各地义军纷起，江南一样乱成一锅粥。 岳州也不例外，当地豪强董景珍等人，也想造反，但他们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奉谁为主，群雄当中，似乎只有董景珍最合适。 但他义正辞严地拒绝说：“吾素寒贱，虽假名号，众必不从。” 然后，他接着说出了自己心中理想人选，“罗川令萧铣，梁氏之后，宽仁大度，有武皇之风。……今请以为主，不亦应天顺人乎？” 计议一定，他们立马修书一封，飞报萧铣。 萧铣纵观天下大势，早有不臣之心，现在得到众位豪强的推崇，心中大喜，以为大事可从。 他豪气万丈地回报董景珍说：“(隋）贪我土宇，灭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无忘雪耻。今天启公等，协我心事，若合符节，岂非上玄之意乎。“ 话说到这份上，当然，就要行动了。 萧铣接着非常肯定地说：“吾当纠训练场士庶，敬从来请。” 萧铣显然是个行动派，但要去做山大王，肯定需要自己的嫡系力量。 他显示出梁萧在江南的号召力，振臂一呼，当天就聚集了几千人，表面上说是要讨贼，实际上却想暗渡陈仓，与董景珍会合。 但天降大任于斯人，必然设置几道关卡。 萧铣立即面临了一个真正的贼，他叫沈柳生，率领大批的草寇，来罗川县打打秋风。 毫无疑问，萧铣新组建的乌合之众，不是沈柳生那些干惯了烧杀抢掠行动的流寇的对手。 这成了一个问题。 萧铣倒并不惊慌。 他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敏锐，眼下正是一个可以一石二鸟机会，既可以让罗川的几千部下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干，又可以收编沈柳生这支军队。 他慷慨激昂地对部下说道：“岳州豪杰首谋起义，请我为主。今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吾虽欲独守，力不自全。且吾先人昔都此地，若从其请，必复梁祚，遣召柳生，亦当从我。” 罗川的百姓，正在为如何抵御沈柳生发愁，屡战屡败之际，前途一片灰暗，觉得始终难免毒手，现在出现了一个机会，或者也是一条生路。 虽然是跟随萧铣谋反，但如果被沈柳生屠城，也是死路一条。 既然必死，不如奋力一搏，或许可以柳暗花明。 沈柳生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只是个小小的山大王，总有一天，要么做为流寇消失于茫茫大地，要么被别的义军收编。 而梁朝一直是江南正朔，颇具号召力，老百姓认这块牌子。 沈柳生稍加权衡，就加入了萧铣向岳州行军的队伍。 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他们虽然同行，但萧铣和他，缺乏过命的交情，也缺乏深度的利益捆绑，双方很难一心一意。 一旦有事，必然以自己利益为中心。 这导致了萧铣队伍的第一次火拼。 火拼这个词，一直伴随萧铣政权的始终，这是一个被内部火拼耗尽所有精气神的政权。 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他们会自废武功，将自己修剪整理成一只待宰的小绵羊。 未见敌人，自己先乱先败。 岳州城外，董景珍圆滑老到却又满怀诚意地做了一个安排。 他叫徐德基率领几百父老乡亲去迎接萧铣。 看到这些梁国旧人，萧铣心中感慨，天命或有在，生于这个乱世，或者萧梁真有再起的一天。 沈柳生一样心生感慨，他想不到董景珍竟然不亲自出城迎接，而是躲在幕后，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这完全是一个强势的地头蛇啊。 他心中转开了小九九，不无忧虑地对部下说道：“我先奉梁公（萧铣），勋居第一。今岳州兵众，位多于我，我若入城，便出其下。不如杀（徐）德基，质其首领，独挟梁王进取州城。” 大事还没开干，沈柳生就生异心，他心狠手辣，手起刀落，杀掉徐德基后，才禀报萧铣。 这是天大的糊涂事。 萧铣无法接受，他大惊失色说道：“今欲拨乱，忽自相杀，我不能为汝主矣。” 萧铣知道与沈柳生为伍，已失去意义，即使自己也被杀死，他也毅然然决然地徒步走出军门。 沈柳生立即犯了第二个错误。 他知道自己一人无法成事，他不再坚持，追上萧铣，伏地请罪。 事已到此，萧铣也无可奈何，他也不敢责怪沈柳生，将他官复原职。 出师未捷己先乱，这种局面，似乎已经失控，萧铣心中笼罩着沉重的乌云。 但已到岳州城下，总不能空手而回，他终于还是率军进人岳州城。 这是董景珍一伙的地盘，事后清算是必须的。 董景珍以不容拒绝的语气，向萧铣说道：“徐德基丹诚奉主，柳生凶悖擅杀之，若不加诛，何以为政？且其为贼，凶顽已久，今虽从义，不革此心，同处一城，必将为变。若不预图，后悔无及。“ 董景珍的担忧其实也是萧铣的担忧。 他们虽然在隋朝官位不高，但好歹也还是体制之内的官吏，对于起自草莽，无所约束的沈柳生之流，有着天然的隔阂，擅杀徐德基一事，必须要有一个交待。 沈柳生成了个悲催的牺牲品。 他被斩首，他带来的部下，全部作鸟兽散，一场莫名其妙的火拼，让萧铣的政权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但萧梁在南方非常得人心，萧铣的开疆拓地的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 他先是非常轻松地打败了隋朝派来清剿他的张镇州等人，立稳了脚跟。 然后，在杨广被弑之后，他接收原隋朝的力量，竟然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成了一个拥有辽阔疆域的大国。 西起三峡，南尽交趾（今越南），北拒汉川，都臣属于萧铣的梁国。 为了真正继承梁国的道统，萧铣将都城迁到原梁国都城所在地江陵，并且修复了自己列祖列宗的庙园。 梁国似乎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但萧铣自己开始作死，他有他不得不作死的理由。 因为这个梁国的政权，并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产业，他其实只相当于一个总经理，但实际的权力，还是掌握在以董景珍为首的元老派手中。 当梁国初立之时，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去打天下，但当梁国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国家时，政权就需要真正的政治较量，也需要平衡或者说是独裁。 而政治，是从来不讲人情的，只以利益为先。 萧铣决定开始一场清洗活动。 第240章 一乱再乱成散沙，此神彼神相辉映 要想集中权力，就必须清洗元老功臣。 萧铣没有别的选择，也只能和必须这么做，因为那些元老功臣，将他推上帝位，只是情势所需。 并不是萧铣自带光环，或真正天下归心，他仅仅是依靠自己的出身和血缘关系，有个名位，就坐享其成。 这在元老将领心中形成了一种心理，萧铣的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也是他们送的。 他们从心理上，并没有真正树立起君臣之间的尊卑观念，反映在行为上，就完全自以为是，不知上有皇帝之威，天子之怒。 无老们恃功恣横，随意诛杀，不知制度为何物，也不知威权如何奉行。 梁萧虽大，实际上是一盘散沙，这当然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权，如果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要有规矩，有规矩，才成方圆。 集中权力，本身确实是必需，但萧铣本人过于猜忌，性格褊狭，缺乏容人之度，在进行立规矩的过程之中，过于急功近利，而毁坏了自己的根基。 他决定先抓牢枪竿子。 走了个迂回路线，颁布了一项政策，叫做罢兵营农。 他认为天下已定，要重视民众的生计，就要削减军队的数量。 这项政策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夺取各位将领对于军队的指挥权，只要将军队控制在自己手里，就可以控制这个国家。 但损害别人的利益，就一定有人反抗。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大司马董景珍的弟弟，他被剥夺了兵权之后，难免心生怨望。 他心有不甘，如果不是他哥哥董景珍的支持，萧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罗川县令而已，根本无法登上皇帝之位，现在过河拆桥，将领这么多，但却先拿自己开刀，太过于无情无义。 他越想越气，气头一上来，竟然准备谋反。 但他却不是搞政治的长才，萧铣为了防备失去权力的将领们作乱，早就在朝野之间，密布探子。 董景珍弟弟想要谋反这件事，立即传到了萧铣耳朵中。 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对于元老们，他已经忍耐太久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也为了杀鸡骇猴，萧铣完全没有讲情面，立即下令诛杀了董景珍的弟弟。 当时，董景珍驻防长沙城，萧铣下了一道诏旨，他宣布赦免董景珍的连座之罪，但却将他召还江陵。 董景珍和萧铣一路走来，非常清楚他的为人，也知道他的担忧。 只要自己一入江陵，将永生不能南返。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要想活命，只能投靠敌对力量，举目天下，李唐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当时李渊已经号令河间王李孝恭讨伐萧铣。 李孝恭接受了董景珍的投诚，他安排了峡州刺史许绍。 但长沙毕竟是萧铣的地盘，他比李孝恭要快一步。 萧铣派了齐王张锈进攻董景珍，其实张绣也是当年在岳州城内推立萧铣的元老之一。 董景珍见到故人，大有兔死狐悲之情，不无悲愤地说：”前年醢彭越，往年杀韩信，卿岂不见之乎？奈何今日相攻！” 董景珍这句话当然有说服力，意味着今天我董景珍走了，明天就轮到你张绣了。 但张绣不为所动，也不答话。 自古至今，哪一个朝代都有鸟尽弓藏的先例，但任何一个朝代，一样也必须保留一批功臣元老。 董景珍命运如此，他齐王张绣不见得会如此。 董景珍知道事已不可为，率领一小部分人，突围逃走，但天下之大，却再无他栖身之处，。 景珍被自己手下杀死，以换取富贵。 如果萧铣将清算的步伐停下，而只是将董景珍作为一个范例起到震慑作用，或者他的局势尚有可为，但萧铣确实没有容人之量，也没有帝王之度，他再一次举起了屠刀。 这次的对象是张绣。 在董景珍一战中，张绣圆满完成任务，萧铣准备重用他，将他封为尚书令，这是百官之首，是极大的荣耀。 但或者是董景珍的话语刺激了张绣，或者他也有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张绣自此之后，自以为功大，任谁都不放在眼里，一心树立私党。 结党以自固，何况是处于风口浪尖的位高权重者，是一种自杀的行为。 这再一次触犯了萧铣的逆鳞，他毫不犹豫地将张锈杀掉。 诛杀张绣，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接连杀掉了董景珍和张锈二个元老功臣，这让人怀疑萧铣的能力和品质，他的队伍不好带了。 从此之后，萧铣手下的故人边将，全都心怀恐惧和怀疑，只要有机会，就会为自己找寻出路。 日积月累，萧铣已经对局势失去了控制。 萧梁虽大，已是外强中干，摇摇欲坠了。 况且，他的外部敌人，是生气勃勃，一路向南的唐朝。 全国一统，江南必平。 李渊选择让李孝恭挂帅。 李世民横扫北方，李神通在山东屡战屡败，江南大地，另一颗将临冉冉升起，他就是李唐的宗室，赵郡王李孝恭。 这事实上形成了在李唐的开国征伐中，三大军事力量。 江南历次大战，李孝恭都是名义上的主帅，他属下的核心将领李靖，才是李唐一朝真正的传奇。 但李靖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相反，因为他是李渊的旧仇，而几次差点被李渊干掉。 能被李渊视为对手的，当然不是凡间之物。 李靖容貌瑰伟，文才武略，无不精通。 他也是隋朝四大名将韩擒虎的外甥，家学渊源，自小就负有盛名。 他志向远大，未出名时，他经常对人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 他这并不是不自量力，韩擒虎就非常推许他说：“可与论孙（子）、吴（起）之术者，惟斯人矣。”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只有韩擒虎一人。 权势熏天，眼高于顶的杨素，曾经拍打着自己的座位对李靖说：“卿终当坐此。” 杨素从不轻易许人，他说封德彝会成为宰相，最终一如他所言，而说李靖也当位列宰辅，同样也是一语中的。 李靖确实有几把刷子。 唐朝一人灭二国的侯君集，也是李世民推荐给他的徒弟，并且，侯君集还向李世民告状，说李靖藏私，有很多精微的兵法都没有教给自己。 李靖淡然加复说，国泰民安之下，他交给侯君集的兵法，已足够克敌了。 显然，和李靖日日相处，连侯君集都觉得李靖之才汪洋若大海，深不可测。 而李靖是将才干和功业完美统一的那个传奇。 于此可见，火力全开的李靖，真会是神一般的存在。 事实上，李靖每战必胜，每攻必克，并且大有轻描淡写，谈笑灭贼之风范。 但仔细一看，如果不是李靖，而换成别的将领，很难抓住那些稍纵即逝，不是机会的机会。 善于在平淡处，抓住和创造机场，一击必胜，这才是李靖最可怕的地方。 如果说李世民是战略大家，经常以堂堂之师，正面硬耗，然后乘敌之虚，再猛冲猛干，击溃敌人的战略而言，李靖就是战术指挥的高山仰止般的存在。 对于敌人而言，你的任何弱点，都可能会被李靖以一双洞彻幽微的眼睛看穿，天地之地，你剩不下任何秘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靖一步步蚕食你的优势。 只剩下接受失败的命运。 你甚至完全不明白，就已经失败了。 这就是李靖号称“近妖”的评价来由。 但他一样经历了苦逼的人生，因为李靖得罪了李渊。 第241章 王者不死历多劫，饮马长江第一战 在李渊百废待兴，潜心造反时，李靖差一点坏了他的好事。 李渊当年在马邑抗击突厥，为此专门训练了一支骑兵，看似对杨隋忠心耿耿，实际上深刻烙印上李渊的私人印记。 李靖当时是马邑郡丞，他从一些蛛丝马迹推断出：李渊必反。 他可能是隋朝第一批知道李渊要造反的将领，但李靖似乎并不看好李渊，或者说他在杨隋的体制内感觉良好。 李靖不想跟随李渊造反，他还想在隋朝建功立业。 但他知道，正常渠道去反馈李渊造反的信息，可能会把自己的生命搭进去，他需要既能达到告密目的，又能让自己安全离开这个危险之地的方法。 李靖毕竟是神乎其神的一代军神，他采取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极高明的方式。 他故意犯事，把自己投进了牢房。 按照律令，必须派人把他押送到杨广所在地江都去，但他走到长安时，天下大乱，南向的道路已经无法通行。 这一迟滞，他和李渊终于冤家再聚头了。 李渊自太原起兵，一百多天就入主长安，可谓天赞神助。 并且，他有个意外的收获，竟然无意中发现了李靖这个两面三刀的阴谋家，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乱世之中，哪来那么多温情脉脉。 李渊准备处斩李靖。 李靖并不认命，他还没有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他不甘心就这样轻如鸿毛般死去。 于是，他当着李渊的面大呼小叫地说：“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 李世民也早闻李靖贤者之名，在旁边也尽力替李靖求情。 当时，李渊的事业正在草创阶段，他需要尽量团结原来隋朝的力量，李渊深谙政治的精义，他不会为了一己的愤怒和私利，而损害自己的事业。 李靖捡回了一条命。 他跟随李世民东征王世充，虽然也因军功升职，但他知道北方有李世民在，自己始终只能是个配角。 李靖一样也是战略大家。 他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南方，要想成为命运的主人，就需要开辟另一个战场。 他主动向李渊请命，想安辑南方，这正合李渊之意。 李世民已经功大不封，父子嫌隙已成，在南方，他需要支持另一股力量的兴起，以便能减轻对李世民的依赖。 宗室李孝恭是个合适的统帅，但他却需要一个得力的干将和帮手，一如当年杨广平定江南时，虽然挂帅，但军事却全部由高颎在主持。 李渊认为李靖出自名门之后，又颇有声誉，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但李靖在南方，也也经过了一段时期的磨合，他甚至又一次面临要被李渊杀头的命令。 在他行军在硖州，受阻于萧铣，无法前进一步时，李渊再一次对他失去耐心。 他认为李靖并不想真正为己所用，拥冠自重，他暗地通知硖州都督许绍，让他就地处斩李靖。 但命运之神，再一次垂青李靖。 他现在还不能死，他还没有走完他该走的精彩一生。 传奇永不死。 许绍在前线，深知李靖的才干和止步不前的原因，他爱惜李靖之才，上书替李靖乞命，这才无声地止息了一场事关生死的大危机。 迈过了这道最大的坎，李靖正式开始他开挂的人生。 他牛刀小试，在江汉之地，先后帮助二个亲王扭转了战局。 这让李靖赢得了声誉鹊起的声望。 一是帮助庐江王李瑗在金州讨击蛮贼，李瑗本来未尝一胜，但李靖设谋伏击，每次都大获全胜。 李靖继续南下，在夔州结识到他这一生的贵人，赵郡王李孝恭，他一来就展示了自己惊人的才华和天赋。 李孝恭现在很烦，他正在为开州蛮冉肇大伤脑筋。 打又打不过，捉又捉不住，还无法谈和。 李靖采取了一种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在战场上打败冉肇，将他彻底消灭。 当他带领八百人，袭破其营，又让冉肇在追击中，进入自己的埋伏圈，当众将他斩首，并且俘获五千人之后，李孝恭这辈子就认定了李靖。 但李孝恭虽然贵为亲王，却并没多少军旅的经验，他一直寻觅的副手，终于出现了。 此战之后，李靖作为孝恭的长史，战略和战术的实际的操盘者，一直纵横于整个江南的征战。 他们一主一辅，上演了难得的相遇相知相识相用之情。 李渊接到李孝恭的上书和推崇，知道李靖终于大成，他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 他开心地群臣说道：“朕闻使功（劳）不如使过（错），李靖果展其效。” 作为大唐帝国的皇帝，他特地下了一道诏旨，慰劳李靖说：“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 李渊在收揽人心方面，确实有大才，为了正式接纳李靖，他以私人的名义，又专门给李靖修书一封。 李渊诚心正意地写道：“既往不咎，旧事吾久忘之矣。” 这意味着李渊将李靖视为自己的心腹，并且着意笼络。 江南的万水千山，即将见证李靖的崛起。 首战萧铣。 南人习惯水战，而长江自古成为隔绝南北的天堑，但现在这道天堑却变成坦途了。 因为，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已经臣服李唐。 唐军可以顺流而下，成破竹之势。 当年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陈国，就在杨素的进攻下，无还手之力。 在进攻之前，李靖先稳定自己的后方。 他建议李孝恭将巴蜀酋长子弟，全部征召入军效力，根据他们的能力，量才授官。 表面之上，是将他们团结在李唐政权之下，实际上，却能起到人质的作用。 李靖的目标非常明确，打蛇打七寸，他想策划一次斩首行动。 他要一战定萧铣。 这需要出其不意，直接奔杀到江陵城下，然后在援兵没有赶来之前，占据江陵城。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李靖选择了一个谁都不能预料的时间泛舟下江。 要想攻破江陵，首重水军。 李靖在长江上游早就准备好一支训练有素的水军，当时正是秋水大涨，长江水势迅猛之际，要想从夔州沿江而下，必经三峡。 三峡自古就是天险，如果遇上水猛时节，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想象，还会有人下江，并且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 这直接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萧铣也想不到，他让自己的水军放假休息，没有备战。 李唐的军队之中，所有人也都想不到。 但李靖坚持立即进兵。 他信心满满地对李孝恭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萧）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 这个计划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突袭之计。 如果成功，将毕其功于一役，并且李靖对于萧铣的弱点掌握得非常清楚，可谓知彼知己，定下的最佳策略。 李孝恭展示出容人的能力，以及决断力，他同意进军。 但当他们到达夷陵（今河北宜昌）时，萧铣的大将文士弘率领几万精兵，挡住了前路。 李孝恭准备应战。 但李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不无忧虑地说道：“士弘，铣之键将，走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 但李孝恭新官上任，火气正旺，这一次，他并没有听从李靖的意见。 但出于尊重和慎重考虑，他留下李靖守营，以接应自己。 李孝恭信心满满地向文士弘攻击，但非常不幸，结果被李靖言中了，他被文士弘击败，率军仓皇败退到南岸，这是李靖给他早就规划好的撤退路线。 文士弘轻率了。 他觉得唐军主帅亲自率主力出战，不过如此，唐军的战力，被高估了，于是，他纵兵抢掠李孝恭的缁重等物资。 他却不知道，一代战神李靖，正立在江边，冰冷地注视着他这个送上门的猎物。 李靖看到文士弘的战士们都抢到了很多财物，已再无纪律，军队的阵形已经完全散乱，他知道，机会来了。 第242章 自古英雄出草莽，金陵王气黯然收 李靖展示出他出神入化，令人观止的抓住机会能力。 他虽然被李孝恭留下守营，但他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李靖挥军进击，文士弘根本就没有料到唐军败军之师，还能有如此成建制和战斗力的反击。 显然，这中了计，他的军队本来就已经不成部伍，再加上军心士气，被李靖的突然出现，惊心而崩溃。 结局早就写定，李靖大破文士弘。 此战缴获四百多艘舰艇，文士弘的军队溺死和被斩首的将士，达到一万人。 李靖轻松地将一场惨败逆转为大胜，自此之后，李靖在军事上的建议，李孝恭从未再违逆过。 水急浪高，顺风疾进，李靖直到江陵城下。 这种毫无征兆的大军压境，给萧铣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 因为在内部整肃，罢兵归农以后，萧铣在江陵的常备精锐才五千余人，现在李大军兵临城下，显然需要临时征兵增援。 这当然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远水不解近渴，萧铣知道，李靖不可能会给自己时间。 因为，李靖马不停蹄地进攻萧铣的水城，一战而下，缴获了萧铣全部的战舰。 但李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令人莫测高深的动作。 他让李孝恭将所有缴获的船只，全部散入长江之中，让它们顺流而下。 将领们表示不理解，他们颇有不舍地说：“破敌所获，当藉其用，奈何弃以资敌？” 李靖耐着性子解释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 然后，他预见了必然出现的局面：“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日，吾取之必矣。” 原来李靖此举，是一着疑兵之策，可以让萧铣的援兵疑神疑鬼，能为自己的斩首行动得必要的时间。 李靖对于人心和人性的把握，已达入微的境地。 战事的发展一如他所料，近处的援军看到满江的船只，都判断江陵已经陷落，迟疑不敢进兵。 而更远地方的援兵将到时，听到的已是萧铣降唐的消息。 李靖真是神人。 他也很有战力，在外围的进攻中，他击溃了江陵最后的精锐，那是杨君茂率领的四千甲卒，那也是萧铣在江陵，目前唯一的依靠。 李靖围城，萧铣即将失去一切。 他向群臣问计，中书侍郎岑文本建议萧铣投降李唐。 萧铣知道大势已去，再无人肯卖命守城。 他召集臣下们痛心疾首地说：“天不祚梁，数归于灭。若待力屈，必害黎元，岂以我一人而伤百姓？” 萧铣向天命臣服，他接着说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乱兵，幸全众庶。” 最后，他有些意兴索然地说：“诸人失我，何患无君。” 他下令打开城门，投降唐朝。 一个偌大的梁国，竟然如此快的时间内，土崩瓦解，令人唏嘘不已。 萧铣毕竟是梁国之后，他在投降之时，为满城百姓乞命，算是尽自己最后的心力。 他对李孝恭毕恭毕敬地说：“当死者唯（萧）铣耳，百姓无罪，愿不杀掠。” 因为按照惯例，当攻占一座城市之时，人口玉帛，都需要奖赏将士，李孝恭手下自然也不例外，何况江陵虽小，毕竟也是一国之都，财富自然要超过别的城市。 岑文本展示了一个大臣的良心，他冒死向李孝恭进言道：“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以望真主……今若纵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无复向化之心矣！” 李孝恭展示了大国的仁义，他同意岑文本的请求。 但军心士气，一样需要兼顾，士兵们也不能白白出工出力献出生命去打仗。 将领们退了一步，坚持向李孝恭请求说：“梁之将帅与官军拒斗死者，其罪既深，请籍没其家，以赏将士。” 虽然这一样是常例，但李靖站出来反对，他高瞻远瞩，站出来坚决反对说：“王者之师，义存吊伐。……且犬吠其主，无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于汉祖也。” 李靖详细述说了自己的理由，“今新定荆、郢，宜弘宽大，以慰远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义。但恐自此以南城镇，各坚守不下，非计之善。” 这和岑文本的说法，异曲同工，如果贪图眼前之小利，必然在江汉岭南之间，带来巨大的隐患。 李孝恭做了正确的选择。 他命令部队秋毫无犯，于是江陵城中的太阳照常升起，而整个萧梁之地，听到萧铣已降，李唐的仁政之后，全都望风而降， 萧铣被押送到长安之后，李渊开始数落他不知天命。 萧铣不胜惶恐地回答说：“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铣无天命，故至此；若以为罪，无所逃死。” 李渊延续了他一贯的政策，对于那些正式称王称帝的竞争对手，他坚持从身体上消灭他们。 萧铣被斩于长安，梁国终于雨打风吹去。 但长江中下游，还有一股非常骠悍的力量，正在夹缝中生存壮大。 以长江为天然的分界线，在南北分治的时代，长江中游的江汉之地，虽是重镇，大镇，可以制衡南方的局势，却一直无法决定南方的局势。 但长江下游的江淮之地，却可以产生足以和北方中原大地相抗衡的势力。 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他们的发源地和核心势力范围，莫不如此。 而杨广大力经营江都，也真正让他这份皇权的道统，具备在东南生根发芽的可能。 但是，宇文化及弑逆北上之后，东南王气黯然收，再没有出现足以撼动李唐的政治力量，但却诞生了一支足以让帝国颤抖的武装力量，那就是自称历阳总管的杜伏威。 从他的名称就可以知道，他对自己有着清楚和清醒的认识。 他虽然雄霸一方，武力绝伦，但却一直在等待真正的名主出现，或归或降，不过早晚的事。 李唐似乎真是天命所属，杜伏威没有站错队。 但杜伏威真是当世一流的战将，如果正面交锋，李唐未必有必胜的把握。 因为他的名气和地盘，全部是自己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战斗，流汗流泪流血，搏命而来。 可惜他出身草莽，限于阶层，再加上创业阶段，无法避免的流寇做法，让他早早就失去争霸天下的可能。 他和天下虽然失之交臂，但雄霸江淮，却是足足有余。 杜伏威从小就一贫如洗，又没有一技之长，乱世之中，如果不想乞讨，就只剩下当盗贼一条路。 事实上，他确实就是一个小贼。 一直干些穿墙过门的小偷小摸的行为，这种游手好闲的行为，吸引了他的一个死党，叫辅公祏。 他们自小就是过命的交情，因为想改善下牙口，辅公石还偷过他姑姑家的羊，和杜伏威一起大块朵颐。 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辅公石的姑姑竟然报了官，有了案底，他们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十六岁开始，二个人就只能亡命他乡。 杜伏威从此开了天眼，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 他们一起做起了正式的强盗。 杜伏威展示了他的长才，他非常讲义气，每次外出做事，出则居前，入则殿后，这让他迅速获得了声誉，他被推举做了强盗的头子。 但他们这种小打的闹的行为，始终成不了气候，需要依靠更大的力量才能得以发展。 他们转投一个叫左君行的大盗，左君行看不上他们。 又转投苗海潮，但苗海潮也不识货，二人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始终郁郁不得志。 杜伏威很有决心，心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寄人篱下无法发展，那就不如搏一把，自己单干。 自此之后，杜伏威慢慢成长为一颗参天的大树。 他通过兼并别的小股力量，逐渐壮大。 他第一个兼并的对象就是苗海潮，既然加入不了，那就吞并你。 杜伏威非常直接，他派人对苗海潮大言不惭地说：“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见擒，何不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 然后，他给出了二个选择，“若公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可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雄雌。” 当时杜伏威转战淮南之地，早已声名在外。 要不战，要不降，没有第三条路。 苗海潮自认不是杜伏威的敌手，也觉得杜伏威所说，确实在理，于是，他率军投降杜伏威。 但不是每个人都肯臣服杜伏威，至少赵破阵就这样想， 第243章 纵横江淮有上募，伏威北归江南乱 总会有人成为背景板。 海陵有一个叫赵破阵的贼帅，自以为兵强马壮，不服杜伏威，还不知天高地厚地派人招降他，对于这种送上门的好事，杜伏威笑纳。 他让辅公祏率兵驻扎在外，聊做后援，以观其变，他自己亲自带着十个人，担着牛酒，进入赵破阵的军营，以示投诚。 赵破阵大喜，并不设防。 他将所有的将领一起集中起来，以庆祝杜伏威的来投。 但他不过是为杜伏威做了嫁衣裳，在众目睽睽，酒席之间，杜伏威拔刀斩杀赵破阵。 能者为王，慑于杜伏威的气魄，他手下的将领竟然愿意推举杜伏威做老大。 但真正的老大，来源于战场上的战绩。 杜伏威开了个好头，他打败了杨广派遣的第一支镇压军队。 这让他声誉鹊起，但树大招风，他终于引起杨广朝廷的重视。 派遣了当朝名将陈棱，率领八千精兵讨伐他。 这也就意味着，杜伏威已经成为江淮之间，可怕的存在。 更可怕的是，他将在陈棱身上收获自信，他将踩着陈棱军队的尸首，而屹立于天地之间。 陈棱虽然手握重兵，但慑于杜伏威的声名，竟然不敢和他直接开战，但流水无意，落花有情，杜伏威要战。 他想激怒陈棱。 杜伏威派人送给陈棱一件礼物，那是一件妇人穿的衣服，杜伏威还专门修了一封信，在信中大书其名“陈姥”，意即是老妇人。 这在当地言语和风俗之中，是一种非常大的羞辱。 陈棱大怒，他其实也并不是真的惧怕杜伏威，只是想挫他一下威风，现在他要找死，就成全他。 陈棱受不住杜伏威的激将之法，派兵出战，杜伏威初生牛犊，亲自打头阵，但业余的，真的打不过专业的。 陈棱之军，毕竟是隋朝的正规军，基本功扎实的奇才异士，所在多有，杜伏威运气不好，他被一个神箭手射中了额头。 这惹火了杜伏威。 他并不把箭拔出来，而是用手指着那个箭手，大怒说道：“不杀汝，我终不拔箭。” 杜伏威如神兵天将下凡，冲入陈棱的军中，直追那个箭手，他大呼小叫，左冲右突，在陈棱军中，如入无人之地，竟然真的将这个箭手捉拿回来了。 杜伏威实在是个猛人。 他让这个箭手拔出他额头上的箭，然后一刀将他斩首，他的部下看到这一幕，心中大受震撼，杜伏威的军心士气，在瞬间达到顶点。 他们带着这名箭手的脑袋，呼啸而出，直冲陈棱阵中。 隋军见到他们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心中大恐，因为他们当兵只是为了有口饭吃，升官发财，并不是想送死。 但对面这群人，似乎像魔鬼般，以杀人为乐。 陈棱军队的战斗意志瞬间降到冰点，猝不及防之下，又被杜伏威杀掉几十人，军心崩塌。 溃败已不可避免。 陈棱仅以身免，杜伏威乘胜破高邮（江都附近），引兵占据历阳，自称历阳总管。 此战是杜伏威成名之战。 从此之后，江淮之间，杜伏威是当仁不让的老大，所有小股贼寇，归者如鲫。 杜伏威的军队之所以如此勇猛，在于他的建军理念，目的是建立一支悍不畏死的队伍，这来自于二点。 一是他组建了一支精锐的核心队伍，那是由五千敢死之士组成的“上募”。 这只军队每战必前，冲锋陷阵，打起仗来不要命。 他们并不是天生不要命，而是人可以为了一些东西，可以舍命。 要想让人不惜命，就需要足够的金钱等去刺激他们，对于他们的待遇，杜伏威信奉千金之下，人为财死的古训，他给予他们足够的金钱刺激。 并且，为了让这部分上募放心拼命，杜伏威还做了一个特别规定，当他们战死时，也必定以他们的妻妾殉葬。 并且，每一次战斗，杜伏威都冲在队伍的前面，主帅不要命，下面士卒岂能再惜命。 当然，上了战场，每个人即使想惜命，也无法自己做主。 这来自于杜伏威治军的第二点规定。 那就是每一次战斗过后，他都会让上募们脱衣检视伤口，如果背部有伤，那就被认为是临阵逃脱，立即处斩。 于是，杜伏威的军队人人拼命杀敌， 他拥有了一只非常特殊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军队。 但杜伏威也有非常大的局限。 他起自草莽，江湖气息过重，并且没有建立固定的防守顽强的根据地，残民、扰民、虐民的流寇作风阻碍了他进一步的发展。 他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宇文化及弑逆杨广之后，招降杜伏威，但他对宇文化及嗤之以鼻，不予理会。 权力出现了真空，杜伏威似乎也有过那么一个时间，想真正去角逐天下，试试做皇帝的滋味。 他移居丹阳（现江苏南京），改变自己一味以战养战，烧杀抢掠的作法，开始尝试治理天下。 他任用士人，薄征赋敛，废除殉葬之法等，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痛苦的适应期之后，杜伏威肯定发现了一个问题，他实在不是争天下，更不是做皇帝的料。 杜伏威身上流淌的是一种不羁的血液。 宫殿华宇，不是他的归宿，他将在马背战场之上，得到自己人生的圆满。 于是，他上表洛阳的越王杨侗，奉他为主。 虽然他现在被称为楚王，但他在等待一个真正的天命之主的出现。 北方形势逐渐明朗，当李世民再讨王世充，兵围洛阳时，杜伏威知道，这是他的时间到了。 他接受了李世民的招降，向李渊俯首称臣。 当时正是中原战事胶着之时，如果能得杜伏威，可以不战而有江南之地，这是最优胜的战略。 李渊对杜伏威展示了最高的信任和赏赐，他封杜伏威为吴王，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并赐姓李，和他称兄道弟，让他归入李氏宗籍。 但杜伏威还在观望，他并没有立即放下江南的一切。 但随着李唐在中原的势如破竹，河北最后的反抗力量刘黑闼被荡平之后，他也坐不住了。 杜伏威请求北上长安。 这个时候，他从心理已经彻底接纳和认可了李唐的权威。 但李渊此人，对于那些真正独据一方的枭雄，从来没有真正放过心，一旦时机成熟，他就选择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杜伏威入朝之进，带走了几个核心帮手，但他也留了一个后手，或者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但非常可惜，他留的这个后手，开始反制他，并且要了他的命。 杜伏威北上之时，留下了他的老拍档，也是他军队之中的第二号人物辅公祏。 并且和他约定，如果自己进入长安之后，李渊重视自己，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爵位，而不是象李密一样被排挤和无视，就不要起兵反抗。 但如果自己身死或身陷长安，江南之事，一切凭辅公祏做主。 但辅公祏违背了他们的约定。 杜伏威入朝之后，李渊对他奉若上宾，极尽荣宠，封他做太子太保，以示和他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共享荣华富贵，李渊甚至让他的排位在齐王李元吉之前。 但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当辅公祏反于江南时，杜伏威也在长安一夕之间暴毙，按李渊的风格和惯例，恐怕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 辅公石具备谋反的资本。 他被一个叫左游仙的伪道士蛊惑，二个人沆瀣一气，江南风云再起。 辅公祏和杜伏威相识于少小微贱之时，加上他比杜伏威年纪大，杜伏威一直当他是兄长，因而在军中，辅公祏有一个特别的称号“伯”。 伯伯当然是家里人，他在军中，也具备和杜伏威一样的权威。 并且，辅公石并非是无才无能之辈，他长于微贱，天天在刀头舔血，长年求生求存，他也是从死人堆里一步步走过来的。 辅公祏就是那个不可预测的非稳定因素。 第244章 机关算尽太聪明，小不敌大误苍生 辅公祏是货真价实的第二号人物。 他的成名战，是击溃过另一大贼寇李子通。 当时李子通拥众数万，但辅公祏并不惧怕，他想正面取得胜利。 辅公祏的战法，也是死战。 他精选了一千名敢死的甲士，让他们每个人手执长刃，排列于队伍的前面，然后，再选择一千人尾随其后，命令他们说：“有却（后退）者斩。” 最后，他自己率领大军，作为后援。 一千名敢死之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们毫不顾忌性命与敌偕亡的打法，震惊了李子通的军队。 江南之地，本来衣食丰稔，性格也较柔婉，遇到这种不要命的战斗，非常不适应，很快就败下阵来。 但一山不容二虎，只是杜伏威和辅公祏，毕竟是发小，又是多年的浓厚造反情谊，早已亲若真正的兄弟。 但即使是兄弟，在军队之中也只能有一个核心，或者这对于他们两人，都是一种保护。 当杜伏威的盘子铺大了，他做了一个安排。 他让自己的两个声名在外的养子，成为左右两大将军，这实际上摊薄了辅公祏的权力。 激流需要勇退，辅公祏心中通明，他心中虽然大为不爽，但他却并不是不识时务之人。 辅公祏从此和左游仙两人结伴，学仙辟谷，不再理俗务。 但杜伏威非常清楚辅公祏的能力和号召力。 当自己西归长安之后，辅公祏会成为一个定时炸弹，杜伏威必须留一手，他留下了一个手握军权的养子，以制衡辅公祏。 这个人，也是他座下排名第二的将军，他叫王雄诞。 杜伏威暗中对王雄诞说：“吾入京，若不失职，无令（辅）公石为变。” 他信任王雄诞。 王雄诞足以称为一时之雄，这是他座下三十余个养子中，最着名的二个之一。 他勇猛绝世，并且还是杜伏威的救命恩人。 当年，在杜伏威艰苦创业阶段，被李子通偷袭，重伤落马，是王雄诞拼死背负杜伏威，藏到芦苇丛中，才逃过一命。 还有一次，杜伏威被隋将来整击溃，又一次面临生命危险。 不过，这一次背负杜伏威的换成了一个女人，她是杜伏威部将西门君仪的老婆。 王雄诞更没有闲着，他一人率领十余人殿后，正面硬刚隋军，身中数枪，勇气弥厉，斗志更加昂扬。 是王雄诞的拼死护主，才能有杜伏威的今天。 杜伏威又一次死里逃生，杜伏威也是最为士卒所诚心效命的主帅。 并且，王雄诞并非只是个有勇力的莽夫。 他智勇双全，颇有大将之风，在军中称为小将军。 因而，杜伏威入朝之后，留辅公祏坐镇江南，但却将兵权归于王雄诞，这是一种合理的安排，对于李渊和辅公祏双方都互有制约。 因为王雄诞是足以和辅公祏分庭抗礼的人物。 早年，杜伏威命令辅公祏和王雄诞进攻江都的李子通，辅公祏进军不利，为李子通所破，只敢龟缩在营内，坚壁不出。 王雄诞是辅公祏的副手，他看出了李子通和弱点，坚决向辅公祏请战说：“子通军无营垒，且钮于初胜而不设备，若击之，必克。” 辅公祏被李子通吓破了胆，不同意出兵。 但王雄诞天生神勇，又是杜伏威的亲信，他不信邪，但为了尊重辅公祏，他没有调动大军参战，只率领自己的几百私人兵马，衔枚夜进，因风纵火，出其不意，大败李子通。 这是一个才智武力，都足以媲美辅公祏的人物。 但辅公祏谋反，有侥幸之心。 他第一步必然要抓到军权，辅公祏给王雄诞下了一个套子。 他故意拿出一封作假的信，谎称是杜伏威在长安写给自己，说是王雄诞有二心，将有图谋。 王雄诞勇猛有余，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将领和好人，但却不是尔虞我诈政治的长才。 他处于掌握兵权的嫌疑之地，心中自然惊惕，为了表示清白，他称病不起，将兵权交给了辅公祏。 这正中辅公祏的下怀，江南的兵权就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归属于辅公祏。 大势已去，辅公祏借口杜伏威让他起兵，终于龙腾于野。 王雄诞很快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当西门君仪作为说客，让他也参与江南的造反时，王雄诞誓死不从。 他大义凛然地说道：“当今方太平，吴王（杜伏威）又在京辇，国家威灵，无远不被，公何得为族灭事耶！雄诞有死而已，不敢闻命。” 辅公祏非常清楚王雄诞在军中的号召力，既然不为自己所用，就只能清除。 王雄诞死。 他的死严重割裂了江南的军心民意。 因为他善抚将士，宽以御下，每个士兵都愿意为他效死力。 并且王雄诞是杜伏威军中，少有的仁义之将，他每次攻破城池之后，都会勒兵约将，秋毫无犯，他死之日，江南士庶，无不痛哭流涕。 辅公祏虽然得到了杜伏威留下的兵力，却失去了江南的民心，他以丹阳为皇城，建国号为宋，梦想恢复当年南北对立，宋国的辉煌。 但他的政权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大厦，不需经人推倒，自己就已经摇摇欲坠。 何况，他的对手是李孝恭和李靖。 确切而言，他的对手是整个李唐帝国，因为，李唐已经完成了北方的统一，辅公祏选择在这个时间造反，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事实证明他不堪一击。 但他明面上的实力，似乎还是非常强大。 李孝恭逐一蚕食掉辅公祏外围的势力，并且优命令任瑰下江都，占据京口（今江苏镇江），以牵制丹阳（南京）的辅公祏，让他无力西进。 因为在西边的当涂（今安徽马鞍山），他将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决战。 辅公祏在当涂下了猛注。 他投进去了五万主力，当涂三山，在博望山和青林山驻扎精兵。 在梁山之上，铁锁横江，筑却月城，三山呼应，互为犄角，以冯惠亮为主帅，兵强将勇，要和李孝恭决一死战。 李唐诸将心里没底。 因为他们出兵之前，发生过一件奇异之事。 在出征之前，李孝恭集合诸将一起饮酒欢乐，他命令取酒水来时，清澈无色之酒，竟然变成了殷红的血色。 这并不是一个吉利的征兆，但李孝恭举重若轻地说：“此乃公祏授首之征也！ 李孝恭率先一饮而尽，全军都佩服李孝恭的胆识和应变的急智。 但这件诡异之事，在各位将领之中形成了一种心理阴影。 现在冯惠亮手握重兵，却坚壁不战，他们无计可施。 在两难进取之际，唐军远道而来，心理难免疲弊。 众人竟然产生了懈怠退却的心理，但李孝恭是个勇于进取的人，他稳打稳扎，倒并不着急，派遣奇兵断绝冯惠亮的运粮通道。 这其实可以看出冯惠亮虽然表面强干，但内里却是无比空虚。 在自己的地盘之上，竟然被远来的唐军反客为主，截断自己的粮道，如果能反过来，去断绝李孝恭的粮道，或者可以效仿李世民的战法，让李唐军队匹马不归。 可惜事异人别，世间之事，皆有定数。 战事形成胶着，李孝恭召开军事会议。 将领们都一致认为，“惠亮，正通并握强兵，为不战之计，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请直指丹阳，掩其巢穴，丹阳既破，惠亮自降。” 这种避实击虚，直捣黄龙的战法，当然也有可取之处。 但李靖又一次站在了众将的对立面，他精深入微地分析说：“公石精锐，虽在（当涂）水陆二军，然其自统之兵，亦皆劲勇。惠亮等城栅尚不可攻，公石既保石头，岂应易拔。” 李靖接着指出了直进丹阳，不可承受的后果，“若我师到丹阳，留停旬月，进则公祏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 这确实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丹阳坚城，并非可一日而下，若是被拖在坚城之下，援军一到，进退无门，腹背受敌，必然是溃败之局。 李靖再一次提出了自己大胆而高明的意见，“惠亮、正通皆是百战余贼，必不惮于野战，止为公祏立计，令其持重，但欲不战，以老我师。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 李靖竟然要硬攻冯惠亮。 因为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现在是翻底牌的时候了。 那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245章 半璧东南入长安，外患虽息内忧乱 李靖带来了一个人。 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个人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登场，也将创造一面定胜负的神奇。 正面攻坚和决战是必须的。 硬碰硬的战事，自然非常艰苦。 李孝恭定下了一条疑兵之计，他先让羸弱的士兵佯装强攻，不出意料，这支前锋部队，失败而回。 冯惠亮的军队养精蓄锐很久了，刚一得胜，士气正旺，准备一鼓作气，乘胜追击。 李孝恭好整以暇，率领精锐主力等待他们的到来。 出其不意之下，冯惠亮的军队陷入苦斗，被李孝恭大军击破。 李靖见时机成熟，终于亮出自己手中的王牌。 他是阚棱。 是杜伏威军中的二号人物，也是他声名最卓着的养子，号称大将军，这是一个比王雄诞还要勇猛的存在。 他是杜伏威军中第一勇士，也是治军最严的统帅。 阚棱善使大刀，长一丈，二面开刃，这把刀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拍刃，即使不被利刃所断，大刀所过，玉石俱焚，一次毙敌数人。 拍刃和他的主人一样，是江淮之间，第一可怕的存在。 阚棱并不只有匹夫之勇，他也是杜伏威军风军纪的塑造者。 杜伏威起于草莽，行军打仗，烧杀抢掠，多是流寇作风，这种行为，雄霸一方，或者有余，但逐鹿中原，却嫌不足。 阚棱直接将杜伏威的这一短板补足。 他治军严肃，部下有抢劫杀人，他必定就地正法，即使是亲戚故旧，也绝不徇私，因而，他治下的军队，纪律严肃，大有脱胎换骨之风。 但天下大势，必定以北统南，李唐已是天意民望所归，杜伏威虽然天下雄才，也只能顺天应命，北归长安。 但此次江南再反，阚棱却随李靖南来。 现在，是骡是马，该出来蹓蹓了。 阚棱骑着高头大马，脱下盔甲，面对冯惠亮的部下，不容置疑地说：“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 冯惠亮的军队，很多都是原来阚棱的属下，现在他们见到老上级，才知道自己受了辅公祏的欺骗。 此次起兵，并不是杜伏威的主意，加上阚棱素有威名，很多兵将立即下马向他行礼。 仗打到这个份上，冯惠亮败局已定，被杀溺而死的人，达到一万多人。 李靖是一个真正的兵法战略大家。 他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当涂之战才刚刚落幕，他立即挥军东进，马不停蹄，直杀辅公祏的丹阳城下。 辅公祏想不到李靖来得如此之快。 看来自己在当涂的家底，已经被对手一把就赢走了。 当时，丹阳城虽然还有数万精兵，但辅公祏已经失去必胜的信念，他害怕李靖围城之后，自己即使想逃，都无法出逃。 辅公祏做了一个决定，不抵抗，立即逃跑。 他想去会稽会合左游仙，但败军之下，焉有全军。 会稽是他永远到不了的地头。 他逃出丹阳时，还有数万兵马，但在李世绩追击之下，到句容时，已经只有五百人跟随他了。 痛打落水狗，让他们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是李唐的作战要领。 辅公祏发现，他根本就甩不掉身后的追兵，这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在常州时，他属下的将领吴骚等人，想捆住辅公祏投降唐军，被他发觉之后，辅公祏竟然抛妻弃子，留下他们作为礼物，给想叛乱的士兵作见面礼，仅和心腹几十人飘然远走。 辅公祏气数已尽。 他一路逃到武康，竟然被当地的民团抓住，送到丹阳被斩首。 辅公祏死，江南皆平。 但阚棱却没得善终。 这取决于利益的分配，作为平定辅公祏的功臣，阚棱心中难免自傲，但现实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一是辅公祏被抓之后，或者是痛恨阚棱让自己败亡如此之速，想拉一个垫背的。 辅公祏反咬他一口，说他和自己通谋叛乱。 但阚棱最致命的死因，是他得罪了李孝恭。 在平定江南之役之中，为了尽量减各地抵抗的决心，李孝恭听取了李靖的意见，以怀柔为主，破城之后，秋毫无犯。 这当然是一种仁政，也是必需的统战方式。 但长期这样做，却引发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他手下的兵将，并非都是无欲无求之人，当兵打仗，也要养家糊口，不可能一直跟着他白干，如果这也不取，那也不动，属下没有任何利益，就无法再领导这支军队了。 况且，江南富庶之地，远较北方来得安逸，军队的赏赐和供给，必须要从江南得来，正好辅公祏的叛乱，提供了一个这样合法掳掠的机会。 李孝恭不能错过，他的军队也不能错过。 于是，原来杜伏威在江南的财富全部被充公了。 毫无疑问，这里面包括阚棱和王雄诞的财产，按照规定，他们的财产应该被放还给他们。 但规定是死的，李孝恭需要这笔财富。 再加上阚棱听到这件事，一番怨气无法宣泄，在言语之上，无形中得罪了李孝恭。 李孝恭无法忍受自己的怒火，也不能拒绝这笔财富，或者更重要的是，在平定江南之后，阚棱这种深受军队欢迎和敬重的将领，已不适合再存在了。 阚棱竟然以谋反被诛杀。 江南另外几股较大的势力，诸如沈法兴、李子通和和林士弘等，并没有翻起多大的风浪。 沈法兴占据江左吴中之地，曾经混得风生水起。 但他在李子通被杜伏威打败，被赶出原来的地盘之后，反被李子通鸠占雀巢。 沈法兴最后投湖而死。 而李子通虽然也是当世枭雄，但一再败于杜伏威，最后被王雄诞活捉，由杜伏威献给李渊。 李渊虽然没有重用他，但却赏赐他很多财宝，如果他安静地做个寓公，或者可以得余生。 但他的命运早就写好了剧本。 当杜伏威北归长安之后，李子通静极思动，处心积虑地对他的副手说：“伏威既来，东方未静，我所部兵，并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于天下。” 李子通不过是一个无知无识之徒，因缘巧合之下，而致枭雄之地，竟然如此自找死路，当他先进到蓝田关时，迎来他生命的终点。 他被守城将士抓住，最终伏诛。 而林士弘虽然曾经据有江西之地，但他从未建立过一个稳固的政权，不过是随世浮沉，命运来时，只剩归路而已。 江南俱平，李唐声势如日中天。 林士弘忧惧交加之下，病逝于偏远的安城，其部众全部溃散，再无实力起兵为乱。 李靖作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之书一出，降者云集，不费一兵，所下九十六州。 岭南皆平。 自隋末丧乱，天下分崩，李唐以天之名，终于又将四分五裂的中土重归统一。 他们将开启一个最好的年代，他们的光辉，将照耀万古长空。 即使在最坏的年代，我们依然记得，那是天边最耀眼的光，世世代代，可以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李唐是汉族所能达到的顶峰。 外患已去，内乱将生，天道循环，从来没有饶过谁。 即使武功绝世，强盛如斯的李唐，也概莫能外。 长安，将见证他的奇迹，也将见证他的阵痛。 第246章 患难易共富贵难，女子小人实难养 现在到了分蛋糕的时候了。 李渊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创建了一份偌大的家业。 奋斗时，大家齐心协力，艰苦创业，但江山打下来了，谁来坐，就成了一个问题。 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 李渊是大唐帝国当仁不让的皇帝，李渊的嫡子只有四个，三子元霸早死，只剩下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三人有资格继承皇位。 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李建成是嫡长子，是自然而然的太子，李渊百年之后，他就是新任的皇帝。 但太子之立，还有一种说法，叫立嫡以贤。 这就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贤或不贤，每个人的看法都不相同，李唐从上至下，都认可李世民是贤人，是雄才，是勇将，或者也会是一个可能的皇帝。 李建成也这样想。 更重要的是，李世民本人也这么想，实际上，他也很早就这样做。 这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太子只有一个，谁最终是李渊合法的继承人？谁又会是那个君临天下的大唐帝国的皇帝。 立长还是立贤？ 历史上，相似的情况，无数次腥风血雨早已不断重复上演，隋朝杨广杀父屠兄，血还未冷，但李唐现在的情况似乎更加严重。 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之间，为了此事，不止嫌隙已成，更是势成水火。 似乎只有一方彻底倒下，才可能了此困局。 李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不能放弃任何一方，换句话说，彻底清理掉哪一方，都是他无法承受之重，但他相信，自己在世之日，或许可以维持平衡，或者这种平衡，也是政治本身的精义。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和稀泥，祈祷事情不要变得最糟。 但世上之事，你怕什么，就会来什么。 李世民兄弟太子之争，终于到了无法收拾的时候了。 也是再也没法逃避的时候了。 他们两兄弟之间，直接的矛盾，在李渊刚刚入主关中时，并不突出。 那个时间，李唐政权属于草创阶段，风雨飘摇，四面都是敌人，生存都是问题，需要人尽其才，艰苦创业。 在奋斗的阶段，很掩盖直接的利益冲突。 但李世民势力发展太快，大有一骑绝尘之势，作为老于政治的高手，也是他亲生的父亲，在李世民龙潜之时，就已经有了某种担心。 李甚至为了应付来日大难，曾经接受裴寂的建议，以一种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亲看完李世民的大臣刘文静。 剪除刘文静事件，是对李世民的第一次敲打。 也是李渊第一次尝试平衡两个儿子的力量，但事情很快失去控制。 河南山东的战事非李世民不行，而李世民也凭此建立了无法抹却，不容否认的天大功绩。 那是足以照耀千古，流传百世的传说。 甚至作为李唐的国主，李渊也只能创造出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官职——天策上将，去奖励安抚和肯定李世民的功绩。 但力量的发展，和李世民的野心，成正比膨胀。 李世民代表的秦王系和李建成代表的太子系的矛盾，在平定洛阳之后，已经表面化了。 这涉及到李世民某种天下为公的想法，也是他开始觊觎太子之位的实际显现。 但李世民要面对的是整个朝廷，除了他在外征战时掌握的军队，他的胜算似乎并不大。 因为，他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 攻克洛阳，涉及到巨大的利益分配。 因为分赃不均，首先引发了李世民和后妃系统的矛盾。 洛阳富甲天下，围城之战，时日既长又过于惨烈，为了激励士心，李渊给李世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将洛阳许给李世民，“克城之日，乘舆法器，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 李世民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建立不朽功勋之后，也需要洛阳的财富维系他在军队系统的影响和正常的管理。 但后妃党一样虎视眈眈。 她们的力量，在李渊的晚年时期，已成为一股强大的，足以左右朝局的势力。 自成李渊的原配窦氏死后，他开始放飞自我。 尤其是入主长安，一切顺风顺水之后，李渊更是展示了惊人的繁殖力。 光是儿子，他就生下了二十来个，毫无疑问，他宠爱的后妃也数不胜数，和所有的后宫一样，妃子们为了自己将来的发展，竞相投资和结交未来的皇帝，那就是现任太子李建成，以求将来辉煌腾达。 李建成一样深谙政治之道。 他和李元吉二兄弟早就结成联盟，共同压制对付李世民，他们一样需要后妃系的力量，去扳倒李世民。 这是一种双向的互惠互利的投资，谄谀奉迎，贿赂成风，无所不用其极了。 甚至于在朝野之间，传出了或真或假的宫闱丑闻，说是李氏兄弟和宫中最受宠的张婕妤和尹德妃有了不清不楚的关系。 这种关系，或许有。 虽然无法确证，但长安城中，流言蜚语，此起彼伏，潜流暗涌。 于民众而言，那更多的是一种谈资，但他们却都实际上，领略了李渊后妃家族的跋扈。 他们在长安城中，横行不法，既无人敢管，也无律可制。 这种状况延续到了洛阳。 但洛阳不是长安，洛阳现在的主宰是李世民。 作为杨隋一朝的东都，也是杨广事实上的都城，洛阳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洛阳的财富和珍宝让人眼红，何况是以爱美争宠为人生目的的李渊后妃群。 洛阳的皇宫，还有一种隐形的财富。 在杨广的苦心经营之下，它集天下之秀，有着异常优越的后宫服务系统和人才。 这都是追求贵族享受可遇不可求的珍宝，甚至远较于珠宝黄金，更加动人心。 更重要的是，洛阳要重新洗牌了。 洛阳被攻克之后，山东之地，留下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李唐政府需要组织庞大的官僚机构，也需要任命很多既清贵而且重要的官职，从家族长盛不衰考虑，这更是所有追求之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李渊的后妃们早就计划在李世民攻克洛阳之后，大捞一笔。 在得到李渊的允许之后，她们进入洛阳城，亲自挑选隋朝的宫人及珠宝财富，顺便为他们家族成员求得一些政府的肥缺。 但她们大失所望。 李世民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她们，他的理由当然高大上，他一口回绝这些后妃们说：“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 李世民的做法很绝，他一律不答应后妃们的请求。 但谁都可以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后妃们不是吃素的，她们立即开始反击报复。 李建成的投资得到了回报。 李渊最宠信的张婕妤和尹德妃都成为李世民的死敌。 张婕妤首先发难，他向李渊告状说李世民欺负她爸爸，甚至不把李渊放在眼里。 事情很简单。 张婕妤的父亲看中了洛阳一块数十顷的肥田，李渊许诺赐给张婕妤，但这块地，李世民早就将它作为战利品，赏赐给了李神通，以酬劳他的军功。 李神通是李渊的族弟，又是李唐的元老，他根本就不可能会将到嘴的肥肉吐出来。 但他虽然看不起张婕妤，表面上的礼貌是必须要有的，李神通礼节性地回绝了张婕妤想要这块土地的要求，拒绝的理由让人无法置疑，那是秦王早就发出了教令许诺赐给了他。 这当然是一个正当的理由。 这其实也是在政权草创的阶段的弊病，为了追求效率和尽可能根据实际做出正确决策，李渊和他三个儿子发出的命令，李渊诏敕，太子令，秦王、齐王教，三种命令并行，虽然叫法不同，但却都具备正式的效力。 但这种方式，有优点，就一定有缺陷。 底下做官办事的人员，有时会非常疑惑，他们在同一件事情上，接到了几个不同的命令，有时，不知道到底该执行哪种命令。 后来，为了简单起见，约定俗成的做法，就是先收到谁的命令就执行谁的命令。 但在创业阶段，大家同心同德，利益共享，或者说还没有分配利益时，这种做法是合适的。 但在分蛋糕的时候，一旦涉及到核心的利益纠纷，就会出问题。 张婕妤就不这么想。 她要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 她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恶人先告状，即使得不到这块土地，也一定要让那些和自己作对的人不舒心。 最毒妇人心。 并且，她非常了解并掌握李渊的心态，她娇滴滴又可怜兮兮地向李渊告状说：“（李渊）敕赐妾父田，王（李世民）夺与人。” 李渊听了非常不爽，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同时，李渊心中也油然生出警惕，此时洛阳城中的李世民，可能已不是昔日太原城中，在自己膝下承欢的李世民了。 他立即将李世民召进宫中，大骂一通说：“我手敕不如汝教邪！” 李渊对李世民的芥蒂加深，他心中对他这个儿子也越来越不放心，甚至当着裴寂的面，不无忧虑地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 而尹德妃就更加明目张胆地和李世民开干。 第247章 天下名器德者居，针尖麦芒终相对 官高一级压死人，皇帝宠妃更是心尖如针。 杜如晦（“房谋杜断”中的“杜”）首先触了霉头。 有一次，他骑马经过尹德妃父亲尹阿鼠的门口，没有下马回避，尹家人非常恼怒，认为是不尊重他们。 他们当场将杜如晦拉下马来，毒打一顿，甚至打折了杜如晦一根手指。 尹德妃的处理方式，足以证明她能成为李渊宠妃的实力。 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定下了先下嘴为强的策略，他向李渊无比委屈地哭诉说：“秦王（李世民）左右陵暴妾家。” 美人梨花带雨，又是自己的岳父受辱，加上也需要敲打李世民，李渊又一次发飚，他严厉指责李世民说：“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 李世民横遭没来由的指责，虽然多方替自己开解，也依然无法得到李渊的谅解。 李世民并不是完全不通人情，不谙世事的傻子，他其实同样也巴结李渊后妃系统。 但这个曲线救国的工作，由他的妻子长孙氏来完成，但李世民并不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始终隔了一层，十分力，能收获六分成果，已是足以让人期盼了。 并且，李世民也面临当日杨广的困境，他也不像李建成一样，久居长安。 近水楼台，始终先得月。 李世民拉拢后妃系的成果，始终未能完全如意。 并且，李世民还因为一次不合时宜的落泪，直接得罪了大唐至高无上的皇帝李渊。 天下大定，四海归一之后，皇宫之中，欢娱应酬节目自然很多，但李世民有时睹物思人，想起自己早死的老娘，虽然生了他们几个弟兄，但却没有福气享受今日的荣华富贵。 人心都是肉长的，幼小时母亲殷殷的教导，还有温婉的音容笑貌，历历在心中，但现在真正眼前之人，却多是那些搔首弄姿的小妈们，一来二去，心中难免有不平之感。 李世民在众乐乐之下，竟然独自潸然泪下。 这当然很令人扫兴。 知子莫若父，李渊准确把握住李世民的心意，他当然知他这个儿子想起了他死去的妈妈。 李渊对于已逝的窦氏，依然存有温情，睹物伤人，如此一来，哪里还有什么娱乐的心情，只得草草结束宴会。 这给了后妃们口实。 她们添油加醋地中伤李世民说：“秦王每独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遗矣！” 演戏要演全套，她们说到动情之处，全都泪如雨下，楚楚可怜地说：“皇太子（李建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 李建成显然在太子之争中，尽得人心，赢得主动。 李渊虽然对于政敌了无仁慈，但人老之后，于家庭男女父子之情，更是难以割舍。 他心中反复思量后妃们的话，虽然不会完全按照她们的意思去决定，但对于这二个儿子，他心中也早已考量权衡了非常久的时间。 显然李建成更适合守成，而李世民虽然骁勇无双，是开拓型的大才，却桀傲难制。 况且，多年以来，李建成以嫡长子之位，名正言顺地参管政治，也足以证明是治国的人才。 李建成身居重位，久在长安，已得到元老们的支持，如果辅佐得人，足以平稳延续李唐的国祚。 至于李世民，虽然军功盖世，但生为二子，长幼有序，天命有归。 有自己在，生命或可无忧，自己万岁之后，也只能看他福薄福厚了。 李渊想听天由命。 但李世民和他的属下并不这么想。 他要逆天改命，胜天一子。 李世民很早就有经营四方之志，当年他平定洛阳之后，声望达到顶点，他想知道天命所归。 就和房玄龄微服私访过大道士王知远，这是当世大家，曾在杨广府中展露过头发倏忽变白，又再返青的神迹。 双方刚一见面，王知远就高深莫测，给了一个下马威说：“此中有圣人（天子），得非秦王乎？” 李世民引以为神，老老实实告知了自己真实的身份，王知远并不惊讶，他殷殷嘱咐李世民说：“方做太平天子，愿自惜也。” 最晚到这个时候，李世民就坚定了搏一搏的心态。 但李渊一样早做防范。 他为了削弱李世民的势力，有一段时间，曾经将李世民秦王府的英才们外放为官。 如果爪牙尽去，就只能束手就擒。 李世民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不无忧虑地向房玄龄地表示了自己的担心。 但房玄龄气定神闲地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望藩端拱（做亲王藩王），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 四方之志，天子之位，当然是李世民固有的目标。 他听取房玄龄的推荐，倾心交结信任杜如晦，才成就了房杜一代传奇。 李渊一直在努力。 他除了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外，他也尽力，以一个父亲，或是一个皇帝的身份，去弥缝或是保持二兄弟之间的平衡。 即使河北战事吃紧时，他也依然安排屡战屡败的李神通去挂帅，平叛刘黑闼。 这引发了灾难，李神勇根本不是刘黑闼的对手，他惨败而归，河北全境，重新回到窦建德时代。 李渊不想再外放李世民出山东，但时势所迫，在每一个他想闲置李世民的关头，总有来势汹汹的外患，让他焦头烂额。 李世民再一次获得解放。 不出所料，李世民三下五除二就消灭掉刘黑闼的主力，这也是当年窦建德留下的军事遗产。 前线形势刚刚好转，李渊就迫不急待地从前线召回李世民，虽然徐圆朗在山东的叛乱已是如火如荼。 战场之上，稳妥为主。 李渊虽然又一次做了妥协，再次派李世民出关，但却并没有让他长驻山东的，而是在刘黑闼再次叛乱时，派出了太子李建成领导平叛大军。 李渊的意图非常明显，刘黑闼是嘣达不了几天，但李建成可以收获山东的人心和人才。 也完全可以向全天下证明，李唐王朝，即使没有李世民，也一样行。 随着李孝恭和李靖在江南的大获全胜，李唐终于一统天下，但李世民并没有激流勇退，束手归山的想法。 勇于进取的李世民，依然是李建成心中，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 这并非只是一种臆想，而是他感觉到了李世民咄咄逼人的杀意。 杨文干事件让双方的矛盾明面化和实质化。 在此之前，他们二兄弟已经从暗中提防，互相较劲，转向成实质上的对抗。 李建成在长安创建了“长林兵”。 这是一支二千人的骁勇，和平时期，在京城拥有如此规模的军队，如果从别有用心者的角度看，无异于谋反。 李建成似乎做好了要在京城开战的准备，他秘密地调了一支三百人的骑兵进入京城，以充实自己的军力。 这只部队来自于幽州李艺，是杀手中的杀手，也是精锐中的精锐。 但李建成很快被人抓住了尾巴。 有人将这个消息上告给了李渊，这违背了李渊定下的，兄弟之间和睦相处，绝不刀兵相见的底线。 他立即召见李建成，狠狠地责骂他，并且，将这支军队的将领可达志流放到偏远的巂州（今四川西昌）。 可以肯定，这个消息源自于李世民一方。 他们二兄弟早就在暗中注视对方的一切动向，也一直想抓住尾巴，给对手致命一击。 李世民并不是盏省油的灯。 他一样在暗中积蓄力量，在六月初四玄武门事变中，他轻易就将八百死士调进秦王府，以备非常之需。 情势的发展，终于产生了二者必存其一，另一个将失去所有的死局。 李世民先拨一筹。 杨文干在李建成的东宫做过卫士，李建成也着意结交托付于他。 杨文干没有让他失望，他私自招募了一些壮士，送到长安加强李建成的力量。 这本来并没有多大的事，但李建成回馈给他一些铠甲，这就出事了。 在古代法令较严时期，私藏三副铠甲，就会判为谋反。 李建成派去运送铠甲的二个将领怂了，或者也是受到了外来的压力或者诱惑，他们竟然向李渊告发了这件事。 非常巧合的是，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也从宁州出发，检举告发杨文干。 这件事情透露着绝大的蹊跷，能够具备这种能力和能从中得到实际利益的，只有李世民一方。 应该可以推定，至少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和他的手下，就已经确定并且坚决执行将李建成拉下马的计划。 这个时间点选择得非常好，不由李渊不上当。 第248章 见微知着风云起，机关算尽太聪明 布局者深谙人性，告密的时间和地点，选择非常微妙。 当时，李渊正在仁智宫（今铜川，离长安三百公里左右）带着李世民和李元吉狩猎讲武。 仁智宫修建在玉华山的凤凰谷中，风景秀丽，但入山深沉，其实也是个绝地。 它的规模也不大，因为才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已经修建完工，这也意味它没有多少防御力量。 这条杨文干谋反的消息将李渊吓得不轻。 天子出巡，太子留守，这是传统，李建成现在是长安的山大王。 如果李建成真想要趁这个时间起兵，仁智宫并不是安全之所。 李渊毕竟久经战阵，虽惊不乱。 他立即做了二个部署，一是飞马召李建成来仁智宫述职，二是立即率领全军离开仁智宫这个绝地，来到平原开阔地带，以察看事态的发展。 事出反常必有妖，李建成并非雏儿，他通过近卫之口，得到了李渊急召自己的真实原因。 谋反是死罪，李建成长于政治，知道事实有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的人，需要什么样的事实或是态度。 李建成本来并无反意，但他真实的想法，对于事件的走向，没有任何帮助。况且，杨文干确实也是自己的人。 要如何应对？ 他忧惧交加，彷徨无依，赶忙召集僚属开会，他知道这次危机，具有非常大的危险性，稍微应对失误，自己就将万劫不复。 徐师謩劝李建成据城起兵，但赵弘智认为应该诣上谢罪。 李建成非常清楚，天下初定，人心思静，况且李渊和李世民是两座横亘他面前的大山，自己无端起兵，不过逆寇而已，胜算全无。 思虑再三这下，他决定按照人子之礼，求得李渊内心的接纳和谅解。 于是，他向仁智宫出发。 李建成非常小心，为避免李渊的疑心，在离仁智宫六十里的地方，就让大部队停下，自己只带了十几个随从，拍马晋见李渊。 李建成知道李渊在气头上，他放低了姿态，不断叩头请罪。 李建成是真的被吓到了，他并不是在表演，而是真正卖力地向李渊求饶，竟然几次都差点晕厥过去。 李渊看到了李建成的诚意和惶恐，但李建成的所做所为，已经相当出格，自己必须要有态度。 李渊盛怒不解。 他不理会李建成的求饶，入夜以后，罚李建成在自己帐幕之外，好好反省，安排专人看守李建成。 李渊视李建成为有罪的囚犯，仅仅用麦饭让他充饥而已。 稳定和控制住李建成，李渊还需要真正面对杨文干。 因为，他真的起兵谋反了。 李渊派出去的使者宇文颖，也将真实情况告知了杨文干，谋反之罪，欲辩无辞，反正是死路一条，杨文干真的反了。 李渊需要收拾残局。 当此之时，李渊身边大将，就有李世民，并且，也是他的亲生儿子。 相对于别人，上阵父子兵，即使知道李建成和李世民向来不协，他也在紧急关头，本能地相信自己的儿子。 或者说，他更想看看李世民在这件事上的参与度或者反应如何。 李渊叫来李世民商量对策。 李世民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并没有任何惊慌之公，他气定神闲地说道：“文干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耳，正应遣一将讨之耳。” 在李世民到来之前，李渊已经派了杨师道率军先出发了。 李世民的态度非常明确，杨文干不过是小丑一个，随便派一个将军就能手到擒来。 但李渊说出了他的担心，他深谋远虑地说道：“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 然后，李渊在对李建成失望之下，对李世民许下了一个诺言。 他不加思索地说道：“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李）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汝取之易耳。” 李渊这番话，或许真的说过。 但肯定没有经过他的深思熟虑，因为在自己的生命安全遭到威胁之时，他被这件事情的表面欺骗了，当李渊冷静下来，仔细听取大臣们的分析之后，他才真正掌握这件事的核心和真实。 这件事情，应该是李世民一方精心策划的扳倒太子的大计。 从事后的处理来看，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李渊没有按照谋反罪处罚李建成，相反，他只是责怪李世民兄弟不相和睦，以致内斗。 但为了平息众口，他也找出了几个替罪羊。 杨文干是太子的人，太子府当然需要有人为此事负责。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秦王府竟然也有几个人，同样需要治罪，其中有一个就是杜淹。 杜淹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人。 他颇多狡诈智略，是杜如晦的堂叔，年少时就有美名重名于世。 当时是杨坚之世，他看到苏威以幽居而被重用，也想东施效颦，和友人商量遁入山中，以求前途。 但他和苏威的底子不同，虽然同为隐遁，却没有达到求官的效果，反倒引起了杨坚的厌恶和猜忌。 杜淹因为隐遁门，而被杨坚流放到江南之地。 求福得祸，这一场莫名的遭遇，并没有熄灭杜淹那颗孜孜上进的心。 由于其家世渊源，加上时来运转，他顺利进入杨隋一朝的体制内，到杨广末期，他已经做了御史中丞的高官了。 王世充当权之后，他又跟随王世充，继续他的做官大业，李唐平洛阳之后，他的官位很久没有调动。 杜淹不是个省事的主，他静极思动，想投靠李建成。 这是个劲敌。 杜如晦深知他叔叔的本事，怕他为太子李建成出谋划策，成为李世民的心头之患，特意推荐他的叔叔，让李世民招揽他进入秦王府的核心圈子。 杜淹本人没有参与玄武门事变，但他很早就在李世民一朝中做到宰相的高位，应该和他一手策划李世民二兄弟内斗，居功至伟。 李世民府中杜淹等人也被流放到偏远的越巂之地，这是一个明确的证据。 一般而言，流放到天高皇帝远的越巂，如果不是李世民成为皇帝，他们一辈子的政治生涯，就已经宣告结束了。 处罚如此之重，证明了这件事情，太子李建成虽然有错，但却更可能是被秦王府利用，而从让太子落入了一个圈套。 李建成上了个大当，他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的报复立即来了。 为了缓和气氛，也为了再次同结一心，众志成城，李渊组织了三个嫡亲的儿子，去城南游戏场射箭，李建成表示出大哥的宽宏大量。 他知道李世民喜爱骏马，恰好他有一匹北边胡地进献的马，外观神骏，但却是个暴脾气，只要谁骑在它身上，它就一定要把他掀下马来。 李建成想看李世民出洋相，最好能在高速奔驰之中，被马摔死就是最理想的结局。 他将这匹马送给了李世民，以示相好之情意，他特意向李世民夸耀说：“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汝善骑，试乘之。” 这个礼物正好对上了李世民的味口，这也是李世民绝对不会拒绝的诱惑。 他生平有二大爱好，一是骏马，二是良弓。 李世民不知是计，即使知道是计，也见猎心喜，他立即骑上去，想威风一把。 但这匹马果然大发脾气，几步就将李世民甩于马下，李世民再上，再下，如此再三，始终不能征服此马。 他终于明白了李建成赐马的真义了。 李世民回过头，有些气愤地对着宇文士及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 李建成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发动了后妃系的优势，将这件事怀添油加醋，歪曲以后向李渊传递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李渊本来是想调停他们兄弟之间关系，想不到事情没得到解决，反惹了一身骚。 李渊大怒，先把建成、元吉召进来，问清楚情况，然后再将李世民唤进来，怒火中烧地对李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汝求之一何急邪！” 李世民无罪被冤，免冠顿首，并且请求让大臣审察，自证清白。 但李渊不为所动，也许在这一刻，他在做最后的努力，如果始终要损害一个儿子，也许他会选择让李世民承受他的雷霆之怒。 但王者不死，或者说，李渊是天之所属，但李世民一样也是天选之子。 在这个关键时刻，北方边境又传来了突厥大举入寇的消息。 这对李世民是个利好的消息。 第249章 迁都避敌遗世讥，生死之际搏先机 岂止利好，更是救命。 长安城是李渊的天下，但在战场之上，李世民才是大唐真正的战神。 突厥自颉利可汗上台之后，在梁师都的教唆下，比以往历次突厥的入寇更为凶猛和直接。 历观整个李唐王朝，对付突厥人，李世民是不二人选，李渊深知此点。 他不可能无视突厥的压力，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李世民失去一切。 当时李唐王朝，因为突厥之患，甚至于非常慎重地考虑过往南方迁都。 这并非谣言。 有人上书言事，有理有据地说：“突厥屡寇关中，以子女玉帛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 李渊慑于突厥之强，已成惊弓之鸟，他真实地派出了使者，往山南寻找适合建都的城市。 并非只有李渊有逃避之心，朝廷中的元老派和李建成、李元吉都同意迁都的建议。 但只有李世民坚决反对。 他壮怀激烈地向李渊进言说：“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 李世民接着以舍我其谁的霸气，继续做李渊的工作：“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藩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 李渊是大唐开国之君，气魄还在，思量之下，知道逃避也并非上策，他对李世民表示赞扬道：“善”。 李建成心中不乐意了。 他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昔樊哙欲以十万兵横行匈奴中，秦王（李世民）之言得无似之。” 樊哙所言，已被证明只是一句大话虚言，李建成用李世民相比樊哙，满屏的讽刺意味。 李世民并不生气，他气定神闲地反击道：“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虚言也！” 在李世民“十年灭突厥”的豪言坚持之下，南下迁都的计划才暂时终止了。 虽然因为突厥的压力，李世民的处境得经改善，但他并没有取得李渊进一步的好感。 因为，突厥的压力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保护李世民，一样也可以伤害他。 中伤的理由冠冕堂皇，“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则退。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也。” 养寇以自重，古今所在多有。 李世民的对手们将李渊也拉下水，直指李世民的胃口并非止于太子之位，最终目标是皇帝宝座。 这是一句杀人诛心的话，直指问题的实质。 自从平定洛阳之后，随着李世民军功日盛，秦王府中人蠢蠢欲动，李渊虽然已经着意压制李世民的风头和势力，但他同样感受到，来自李世民强大实质型压力。 李世民终于成长为一个连李渊也需要忌惮的角色。 他面临不进则退，一退就死的绝地。 李世民不认命。 求变才能生存，他开始计划应变的措施。 长安始终是李渊的地盘，李世民将目光投向东方，在洛阳，那是足以匹敌长安的东都，一旦形势恶劣，他还可以凭洛阳扭转战局。 李世民是一个行动派。 他先派遣心腹温大雅镇守洛阳，然后让张亮带领一千多精锐，出关交结山东豪俊。 也许这是李世民的底线。 最不济也可以东西抗衡，作个权重一时，割据一方的藩王，他决不会束手待毙。 但李建成开始发难。 李世民可以利用杨文干事件，李建成一样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 李建成先抛出一个让李世民无可回避的指控，他让李元吉告发张亮图谋不轨。 这是重罪。 张亮立即被投进监狱问罪，但张亮并没有被吓倒，显然，在李世民的干涉下，他没有被使用大刑，更不用说屈打成招。 张亮一言不发，在没有确凿证据之下，迫于压力，李建成竟然释放了张亮，让他重归洛阳。 李世民又赢了一把。 李建成还是不够狠，也不够毒，他还没有明白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李世民不同，他在战场之上，见惯了太多的生离死别，鲜血淋漓，他早就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谁够狠，谁的拳头更硬，谁才能生存得下去。 双方终于要摊牌了。 这起源于李渊的一个提议，李渊敏锐地感觉到他的二个儿子之间，已成水火不容之势，他没法调和，那就只剩下一个方法，将他们调离分开。 虽然这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但却可以延缓矛盾的激发，或者，时间可以治愈他办不到的难题。 他语重心长地对李世民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州）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但这件事情被李建成阻挠。 他和李元吉一合计，认为如果让李世民东出关中，那就再难被控制。 “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难，李渊心中早就被种下几根刺，现在只要捅一捅，李渊就会觉得痛疼难忍。 李建成指使几个死党，让他们上书言事，大体是说：“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 这种指控对症下药，也非常精准地把握了李渊的本心和行事准则。 李渊对于投归长安的各地雄豪，从来没有再让他们龙游大海，再回故地。 他当然知道如果李世民真的不再以长安为主，那李唐一朝，只怕没人是他的对手。 何况，李世民本人也不乐意回归洛阳。 出门容易，回家难。 他知道经此一别，自己必然会和长安决裂，那就是和父兄正面对抗，不管结果如何，都不是他愿意承受。 他在李渊面前跪地痛哭，请求他不要让自己远离，以尽奉养父亲的责任。 李渊也有那么一霎那，心神恍忽，他动情地说：“天下一家，东西二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 既然他们兄弟二人都不愿意李世民出关，那就留在长安吧。 他将在长安，解决儿子们的问题。 李渊准备行动，他想黜置李世民，但陈叔达提出了反对意见。 陈叔达有发言权。 他当时位兼宰相，是南陈后主的同父异母兄弟，十岁就可以做长诗，自小以神童名重江南。 后来归隋入唐，官拜纳言和侍中，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又久掌机密，在李渊一朝，是德高望重，位高权重的元老派。 并且，他在李渊的指示下，团结、提拔江南的士子，为李唐王朝鼓与呼，可谓是统一战线的功臣。 当时长安流传一句话，东南名士，半出叔达门下。 李渊必须重视陈叔达的意见。 陈叔达义正辞严地进谏道：“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 当时整个李唐朝廷之中，似乎都站在了皇太子李建成这边，至少也看李渊的脸色，保持沉默。 陈叔达是极少数敢于从本心和大势出发，仗义直言的人。 李世民感念这份人情，他登基之后，任命陈叔达做了礼部尚书，李世民发自内心地说：“武德（李渊年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陈叔达也颇有国士之风，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此不独为陛下，社稷计耳。” 李渊现在的问题是，他掌握了处罚李世民的权力，但他一样非常忌惮突厥的入寇。 那是可能让他灭国亡族的可怕力量，他必须要留下李世民，抵御突厥。 这种互相矛盾的心态，让李渊始终举棋不定。 虽然他知道，李世民是风暴的中心，只要让他不在权力的中心，很多事情都可迎刃而解，但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彻底解决李世民。 但李元吉并不这样想，他向李渊直接提出要求，要直接处死李世民。 李渊在心中显然也考虑过这个方案，但处死自己的功臣儿子，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 他向李元吉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着，何以为辞？” 李元吉倒也干脆，他立即回答道：“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 李渊没有回话。 这是件大事，作为一国之帝，一家之主，他当然不可能象李元吉一样莽撞。 在这一刻，他们甚至都可能达成了共识，只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和理由而已。 李世民感觉到这种敌意，甚至他的僚属们，也非常明显感觉到了这种悲观恐惧压抑的氛围，他们全都忧急如焚，却似乎又有力使不上。 不行动，就是等死。 李世民的下属们都是死人堆里挣扎求生过来，想要让他们束手就擒，引颈就戮，那肯定做不到。 房玄龄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建议主动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第250章 软硬阴三招用尽，两将中立秘计成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让父子兄弟相残，还需要找一个更合适的人去开这个口。 房玄龄认为长孙无忌是一个天然合适的人选。 他是李世民的发小，也是他的舅子，和李世民是过命的交情。 房玄龄不再遮掩，非常干脆地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恟恟，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值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长孙无忌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他也不再藏着掖着，心有戚戚地回答道：“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 然后，他进入内堂，和李世民挑明此事。 李世民立即召见房玄龄，忧心忱忱地说：“阽危之兆，其迹已现，将若之何？” 房玄龄心壮语直，毫不避讳地说道：“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 房玄龄敢这样说，是因为大势已成。 心怀此志的人，在李世民秦王府中，并不是少数，而是已成为一种共识，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计议已决。 自此之日，在李世民府内形成了一个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小团体，他们耐心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他们并没有等很久。 有一件事，逼迫他们立即动手。 突厥人又一次率领几万大军，大举南侵，重重围困之下，乌城告急。 按照惯例，朝廷会指派李世民挂帅北征。 但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李建成推荐李元吉成为北佂的统帅，而李世民却被投闲置散。 真实的情况还要严重得多。 除了直接针对李世民之外，他们对李世民手下的核心将领，采取了二手都要抓，二手都要硬的政策。 先是软性的收买，李建成和李元吉准备花重金收买秦王府中的骁将猛士。 他们首先将目光盯向了尉迟敬德。 先是送金送银送珠宝，并且附上密信，用高官厚禄招揽他，信中言辞恳切地说：“愿迂长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 但尉迟敬德和李世民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他身上李世民的铬印太重了，不出所料，尉迟敬德直接拒绝了他们的招抚。 他先是缅怀了昔日不堪回首的往事，：“敬德起自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窜身无所，久沦逆地，罪不容诛。” 然后，慷慨激昂坚定地说：“实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隶名藩邸，唯当以身报恩。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许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 尉迟敬德转身就将此事告诉了李世民，叫他提防太子的阴谋。 李世民对于建成的阴谋，早就见怪不怪。 但他担心尉迟敬德的安危，让他委屈求全，以保重自己为首要任务。 他推诚置腹地说道：“公之素心，郁如山岳，积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来但取，宁须虑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阴计，足为良策。 李世民没有看错他的兄弟。 李建成和元吉信奉不能为己所用，就让别人也不能用的人生信条。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出于对尉迟敬德的顾忌，他们立即开始了报复行动。 他们想要彻底解决尉迟敬德。 但派出去的壮士却无法得手。 这并不是尉迟敬德防范太严，相反，他大敞门开，自己高卧堂上，摆出一副有种就过来比一比，斗一斗的心态，欢迎刺客的到来。 尉迟敬德声名在外，还没有哪一个刺客，敢明目张胆挑战尉迟，他们只能灰溜溜地避开逃走。 李建成见软硬都不行，就来了一招阴的。 他给尉迟敬德硬安上一个罪名，在李渊面前告状。 个人当然无法反抗国家机器和意志，李建成达到了目的，尉迟敬德被抓入狱。 但李世民展示了他的力量。 虽然李建成想要置尉迟敬德于死地，但由于李世民的介入和坚持，他被无罪释放。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这次李建成想要将李世民府上的精锐外调，想清空秦王府上的人才。 程知节（咬金）坚决不听从调令，他有直接抗命的勇气和底气，显然来自李世民直接的支持。 双方势如水火。 程知节被外放为康州刺史，他痛心疾首地向李世民请命说：“大王手臂今并翦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愿速自全。” 程咬金虽然可以拖延时间，但李世民府上的文官谋臣，却没有迟疑的理由。 正如李无吉所言，“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 李建成展示了他的优胜和可怖的力量，李渊听从了他的建议，房杜二人，被调出府外。 情势岌岌可危，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 李世民有些犹豫，他其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最重要的一点是军队头领们的心意和动向。 李世民自己本来就是无敌的统帅，加上早就开府延揽了很多人才，家底非常丰厚。 但还有二个人，他却需要重点考虑。 一个是李靖。 他虽然很早就是秦府中人，也受过李世民的恩情，才免于被李渊斩首。 但他因为跟随李孝恭在江南成功立业，现在成了李唐在江南系人马的代表。 另一个人是李世绩。 他虽然一样归属于李世民麾下，但他已经成长为山东传统势力的领头羊，山东力量，一百多年来，是足以抗衡关中的势力。 这二个人，虽然都和李世民有私交，但现在事关重大，必然会以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 非常幸运的是，他们都保持了一种稳健的行事风格。 他们不会派兵参与李世民的行动，但却也没有去向李渊告发李世民。 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认可一种宫廷政变，但却不想重新起兵对抗，让国家重新陷入战争。 这是一种难得的有倾向性的中立，这已经足够了。 导火索很快被点燃，双方进入白刃战。 突厥再次大举南寇，李建成推荐李元吉领军出征，这不但抢了李世民的位置，他们还想要李世民的人头。 这个计划分成二步走。 第一步是将秦王府中的精锐，尽数征调北上抵御突厥，第二点就是针对李世民的斩首行动。 第一步名正言顺，这是李渊的命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调走李世民府中的大将和精锐战士，但在这一步，出了岔子。 李建成府上出了一个告密者，他带来了非常劲爆的消息。 他就是王眰，他带来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谈话内容，“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计划，也是一个一锅端的计划，不由得李世民不相信。 事情非常明显，太子要动手了。 李世民一方商量对策。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同情和怜悯，只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有人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 他们非常明确而肯定地说道：“大王若不速正之，则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 李世民还想装下仁义，他表现得有些犹豫，对着众人说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其实这本质上是一场你死我活战斗。 李世民久经沙场，非常明白只有将战场上那一套搬到长安城中，用来对付李建成，他们才有活着的可能。 战场之上，谁够狠，谁更无情，谁就能活。 理智已经说服李世民狠下心来，做他应该做的事，但他还是有些担心背上骨肉相残的千古恶名。 但事势已成，即使李世民愿意牺牲，他的部下也决不愿意。 况且，李世民本人就早有四方之志。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现在情势如此，如果等李建成一方先动手，大家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那就开干。 第251章 六月初四杀人日，兄弟阋墙正当时 时势紧急，必须强力推动。 尉迟敬德开始逼宫。 现在火烧眉毛了，他也不再顾忌君臣有别，将话直接讲死。 他大言不惭地说道：“以臣愚诚，请先诛之。王若不从，敬德先请奔逃亡命，不能交首受戮。” 然后，他再补了神之一刀，接着说道：“敬德若逃亡，无忌亦欲同去。” 李世民还是有点迟疑。 他还想再看看能不能找到二全的方法，他说道：“寡人所言，未可全弃，公更图之。” 长孙无忌知道事情已到危急关头，必须要有决定。 他站了出来，催促李世民早下决心，“事今败矣，其若之何？” 尉迟敬德火上浇油，他直接指责李世民迟疑不决，是这种找死的行为，“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且在外勇士八百人，悉已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 蓄养八百甲士，不就是想造反吗？ 难道是用来过家家的？ 留住性命，建功立业；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乖乖送命？ 这是一道并不复杂的选择题，李世民早就做了选择。 但按照惯例，决定一件大事之前，有一道程序是占卜。 正当他们准备好占卜的工具时，张公谨恰好从外进来。 他将龟壳等物品，全部打翻在地方，面不改色地说：“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定犹豫；今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 合情合理合实际。 李世民决定率先发难。 一旦下定决心，李世民立即恢复了战场之上，战无不胜，决胜千里的智慧和冷静。 他将长安城当作一个战场，所有的人和事，都不过是战场上一个个可以拆分的元素。 多算胜，少算不胜，只有精心的计划，才能确保万无一失的成功。 他面临的问题是，现在他府上多数武将，二个智囊头子，全部离开了秦王府，被调离了岗位。 杀掉太子，也许只是一次简单的杀戮。 但后续工作，涉及到政治上的决策和平衡，并不是他府中这几个大老粗能胜任的。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做什么事，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李世民发出命令，召唤房玄龄和杜如晦入府议事。 房玄龄想探知李世民的真实意图，也想看看他的决心和勇气。 他故意对前来传话的长孙无忌说：“有敕（李渊的命令）不许更事王，今若私谒，必至诛灭，不敢奉命。” 李世民大怒，事到临头，谁都不能跑。 他彻底恢复了战场之上，冷酷自如的真实自己，进入通明的境界。 他解下佩刀，不容置疑对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背我邪？公且往，观其无来心，可并斩其首持来也。” 长孙无忌再一次和尉迟敬德找上房玄龄，对他推诚布公地说：“王（李世民）决计克日平贼，公宜即入筹之。我等四人不宜群行在道。” 于是，房杜二人穿上道士服，乔装打扮之后，悄悄进入秦王府。 一场阴谋正在筹划，一场兄弟之间的杀戮也立即要上演。 阴谋秘计，确实需要天份和精心策划， 李世民创造了一个同时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机会。 他写了一道奏章，揭露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些骇人听闻的隐密，说他们淫乱后宫，罪不容诛。 他在奏章的最后声情并茂地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足以引发大地震，连李渊也没有办法置若罔闻，他立即回复李世民说：“明日当堪问，汝宜早参。” 一切就绪。 六月初四，晨，薄雾四起，天尚未明，这真是一个杀人的好天气。 李建成本来可以躲过这一劫。 张婕妤神通广大，竟然提前窃知了李世民这专封绝密的奏表，她隐隐地敏锐地感到，有事情要发生。 于是，她将详细情况第一时间，飞马通知了李建成。 事关重大，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商量，他们也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 李元吉准备选择一个稳妥的方案，他不无担心地说道：“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 李建成考虑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他回复说道：“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 李建成有这种底气。 他并不害怕李世民，因为皇城之内，宫城之中，全部都是他的人马，在控制这座城市，秦王手上并无兵马，他觉得李世民翻不起大浪。 这种指控，可以躲得一时，却无法躲避一世，既然要来，就必须接招。 但他毕竟只是在长安城管理日常政治事务，看轻了在死人堆里爬出来，每天都刀头舔血的李世民。 那是一个可怕，也是可怖的对手。 李建成很快会体会到，在战场之上，面对李世民时，他曾经的对手们那种无助，恐怖的绝望。 如果长安城是一个战场，谁又够资格做李世民的对手？ 玄武门。 是李世民选定好的伏击战场。 这其实是李建成的地盘，守卫的军士，更是他手下忠心耿耿的近卫军，这是李建成最放心的地盘，现在却成了最危险而致命的地方。 玄武门是上朝必经之路，有着足以让人叹为观止的守御力量，但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而轰然倒塌的。 李世民确实是不世出的统帅，即使是做政治斗争，也依然高人一筹，他的情报和策反工作，做的完美。 这一天，轮值的玄武门将领，被他策反了。 李建成被蒙在鼓里，悲剧必然发生。 当然，即使策反了对手，但皇城大内，却不适合大规模动用军力，一是怕引起李渊的注意，同时，要想对李建成实施斩首行动，李世民认为需要出其不意。 于是，李世民率领最忠心的几个铁杆，埋伏起来，静静等待太子的落网。 当建成和元吉走到临湖殿时，他们察觉到异常。 空气中充满令人不安的因素，他们当机立断，赶忙调转马头，想抢先回到东宫，躲避一场即来到来的暴风雨。 但那一段短短的路，也是他们永远走不完的归途。 李世民率队呼啸而出，三个亲兄弟，终于在这种情况之下，见最后一面。 擒贼先擒王。 李世民屏息凝神，弯弓搭箭，在那一刻，他的精神状态进入到无我的境界。 就象以往无数次一样，他置身于血腥的战场之上，无敌无我，无胜无败，只剩下绝对而彻底的杀戮。 没有任何意外，李世民是当世神箭手，他一发中的，李建成落马。 六月初四，李建成死于李世民箭下。 元吉心中无限愤懑，他痛恨李世民，他知道这一仗，他已经彻底输了。 输，就是死。 但他想拉上李世民陪葬，他向李世民射出第一箭，然后是第二箭，最后还射出了第三箭。 骏马飞驰，他心中激动，竟然大失水准，连发三矢，没有一箭命中目标。 他再没有出身的机会，他的生命属于尉迟敬德。 敬德率领七十名骑兵，已经追过来了，箭如雨下，元吉的马被射成刺猬，李元吉也从马上摔下，只能步行。 上天给了他一次机会，他的面前正是秦王李世民。 湖边正好有一片葱郁的小树林，李世民射杀李建成之后，被元吉追杀，心神激荡之下，冲入树林避难。 但他大事得成之后，有一种难以释然的兴奋和激动，竟然被横生的树枝扫下马来。 李世民和李元吉二个人，虎视眈眈地望着彼此。 曾经的亲兄弟，如今的血海深仇。 在李元吉愤怒的注视之下，李世民心中忽然涌出一阵愧意，他竟然被李元吉抢走了手上的弓。 李元吉要和他肉搏拼命。 但这不是公平状态下的比武，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游戏，尉迟敬德终于赶到。 他象天神一般，在马背之上喑哑叱咤，尉迟敬德是李元吉的苦主。 尉迟敬德是当世绝顶武功高手。 在一次游戏中，李元吉在和尉迟敬德骑马对战之中，连续三次被尉迟夺走了自己手中的槊。 这被李元吉视为平生奇耻大辱，但他心中对尉迟，也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 现在听到尉迟敬德的声音，李元吉感到心慌意乱，只得抛下李世民，赶忙转身，想逃向武德殿避难。 除恶务尽，斩草除根。 尉迟敬德冰冷的眼神，望向了李元吉。 战场之上，没有侥幸，李元吉被尉迟敬德追上射杀。 六月初四，李元吉死。 李建成和李元吉虽然已死，战斗却远未结束。 第252章 杀兄屠弟犹未足，至尊大宝已垂手 李世民胜的非常侥幸。 东宫的力量，背后也是李渊正统的力量，不管是直接的军事力量，还是在朝廷的政治力量，都不是他正面所能对抗的。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突袭斩首李建成。 既成事实之下，群龙无首，各种力量需要重新站队和谋划身及家族的未来。 但李建成手下的长林兵，依然展示了强悍的战斗力以及士为知己者死的勇气。 玄武门的杀戮，第一时间传到了东宫。 车骑将军冯立听到建成之死，以一种视死如归的绝决说：“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 于是，他和薛万彻等人尽起东宫、齐府二千多精锐之士，杀奔玄武门。 当时战局混乱，情况不明，谁也不知为什么战斗，又为什么去战斗。 但只要战斗一开始，就是血淋淋的你死我活，当看到身边的战友们倒下的一刻，战斗的原因已经不重要，只剩下唯一的目的，击败敌人，让自己活下来。 在绝对优势兵力面前，压力来到了李世民一方。 而守备宫城、皇城的军队，有些是来不及反应，有些是不明情况，不知如何反应，而有些军队，似乎保持了一种按兵不动和两不相帮的状态。 李世民一方只能采取守势，张公谨独自率人关闭玄武门，孤军奋战。 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隔开了满腔怒火之下的东宫和齐王府的军队，他们无法进入增援，只能在城墙之外耀武扬威。 固守玄武门，是上上大计。 但也有人不信邪，想主动出击，以成功立业。 玄武门的守门将军敬君弘就想出出风头。 但他手下亲信看到城墙之下，战意盎然的长林兵，心中颇有不安，苦口婆心劝他说：“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 敬君弘一意争先，他觉得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他和吕世衡大呼小叫着冲向冯立。 冯立满肚子冤屈郁闷正无法发渲，有不识相的送上门来，他自然笑纳。 敬君弘二人，当场战死。 冯立回头对着部下昂首傲然说：“亦可以少报太子矣。” 薛万彻更是个狠人。 他也想来个斩首行动，准备以牙还牙，带兵直攻秦王府。 他知道李世民的家眷和一些重要的谋士，还有造反的证据，都在府内，只要攻下秦王府，他们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还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这一招釜底抽薪之计，正中李世民的软肋，以秦王府现在的防备力量，是没有可能抵挡住薛万彻的全力进攻。 如果秦府失陷，他的命脉会掌握在别人手中，这次事变的终极目标就无法达到，他们即使已经斩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也将功亏一篑。 毫无疑问，事变最终极目标是李渊，也是皇帝大位。 只能前进，后退必死。 但李世民手上握有一张王牌。 现在东宫和齐王府的人，之所以还有斗志，是因为他们还存有希望，希望他们的主子还在，他们就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但李世民知道，他们的希望早已破灭。 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让尉迟敬德驰马而出，向他们宣示，现在的局势由李世民掌控。 东宫和齐王府的武士们认出了尉迟敬德手上的头颅，他们知道，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他们已经输了，并且非常彻底。 如果主人已死，那所有的战斗，就没有任何意义。 战士们再无斗志，他们一哄而散，李世民仅用二颗头颅，就解除了外部最严重的威胁。 但斩杀李建成只是阶段性目标，只是清除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但他最终需要面对李渊。 李渊才是真正的终极目标。 他们都是李渊的亲生儿子，现在李世民杀掉自己的亲兄弟，如果让李渊继续呆在皇帝的位置上，对于他本人和他的部下，是绝对的隐患。 李世民并没有忘记那一长串的名字，李密、王世充、窦建德、萧铣还有杜伏威等等，这些枭雄，即使归降了李渊，也全部没有得到善终。 这次的流血冲突，如果不能掌握全部的政权，以他对李渊的了解，即使自己可能没事，但他的部下，一定难逃李渊残酷而血腥的清洗。 他们在制定计划时，早就将所有的步骤和后果想清楚了。 不成功，便成仁。 趁热打铁，他们必须赶时间，说服和控制住李渊，才能掌握所有的局势。 这都早已经被计划了无数遍。 李渊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事变之时，他正在和几个心腹大臣，在海池之上泛舟散心。 他这几个儿子真不省心，明争暗斗不说，现在竟然闹出宫闱丑闻，自己也被牵涉其中。 他打定主意，必须借此事件，为他们兄弟之争作一个了断。 但他等来了尉迟敬德。 那个像天神一般，全副武装，披甲持矛，不宣自来，直闯驾前的尉迟敬德。 这是诛族之罪，一定有大事情发生。 李渊大吃一惊，他当然知道事出反常必有妖，慌张地问道：“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 尉迟敬德既不惊慌，也不害怕，他不卑不亢地回答道：“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 李渊一行这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竟然落到了兄弟相残相杀的局面。 他心中百感交集，五味杂阵，扭头对着裴寂等人说道：“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他们都明白李世民又来了一出杨广杀兄屠弟的戏。 但杨广当年，还背负了另一个骂名，那就是杀父，只是不知今日的李世民，他是不是也想做杨广？ 作为李渊铁杆，甚至已是半个家人的裴寂，心中的震惊和痛惜，和此刻的李渊心心相通。 他完全无法说出一句话来，也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意见。 但急势之下，终归需要立即有个态度。 这种君臣父子想残，生死攸关的大事，只能由感情次一级的萧瑀和陈叔达发表意见。 逝者已矣，他们需要收拾残局。 需要给李世民一个明确的答复和定位，这涉及到此事的定性和走向，因为尉迟敬德鲜亮的铠甲，比日光还要光芒万丈。 然后，李世民本人没有向李渊请罪，这也代表了如果不能让李世民满意，事件有可能走向最不可预测的恶劣的极端。 也许，海池之上，会变成另一个屠宰场。 这种压力，时刻在提醒他们，时间不多了。 他们都是老于政治的千年狐狸，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他们波澜不惊地对李渊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并不迟疑，他表示同意。 他简单而干脆地说：“善！此吾之素心也。” 他们精准地总结出此事的性质，并且提出了善后的方案。 一是建成、元吉是死有余辜，李世民是替天行道，为国除奸，代父诛逆，不予追究。 二是李渊交出权力，由李世民掌管国家，成为天下之主。 但他们拿捏不准李世民的心意，对于最重要的一点，即如何处置李渊，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 他们将皮球踢给了李世民。 急务当前，李世民毫不客气。 他提出了二点，首先是将军权抓在自己手上，让李渊下敕，命令诸军听从自己的节制。 掌握了军权，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命脉。 然后他让李渊派出专使裴矩，向东宫和齐王府中的将士解释事情的原委，让他们回归原位，听候差遣。 一场武力杀戮，宫廷政变，以李世民的完胜而结束。 但收场还为时过早。 第253章 大肚能容难容事，幽州虽远又扬尘 大局已定，大权在握。 一切似乎已风平浪静，丑逆之子终于要见父亲了。 李世民参见李渊，李渊首先定了个调子，率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近日以来，几有投抒之惑。” 父子相对，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虽然时势所逼，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李世民杀兄屠弟，不得不然，但终归是同父同母所生的亲兄弟，李世民心中岂能有无愧？ 他久久跪伏在李渊面前。 心中想起了父母兄弟之间往日的种种情分，痛从中来，悲从中来，他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真实的感情，泪如雨下。 这一刻，他不再是战场之上，冷静冷酷冷漠的战无不胜的统帅，他现在只是一个已经失去亲兄弟和背负千载骂名的人，也许李世民在那一刻，心中也在考量，是不是真的值得？ 纵是盖世英雄，也还是个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内殿之中，时间停止，李世民跪地痛哭，李渊静默无语。 但秋后算账是必须的。 为了不留后患，斩草必须除根。 也是为了断绝李渊的念想，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所有儿子们，即使在李渊的请求下，也全部被诛杀殆尽，然后从族谱之中除名。 但如何处置他们的属下，李世民内部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李渊和李建成毕竟是大唐名正言顺的皇帝和太子，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根深蒂固，李世民集团如坐针毡。 因为担心遭到反噬，所有将领们都支持彻底清除计划，将太子府和齐王府重要的成员一百多个人全数诛杀，。 但尉迟敬德表示了明确而坚决的反对。 他和将领们脸红脖子粗地争论道：“罪在二凶，及其伏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 李世民毕竟一代明主，他本来就不是残忍嗜杀的人，大乱之后，心神激荡，一旦回过神，他依然变成那个在战场之上，算无遗策的统帅。 更重要的是，李世民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 年富力强，一意进取的李世民，决定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他接受了尉迟敬德的提议。 这一个决定，让他招揽了一大批名臣，也让他的执政风格，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兼容并蓄，各展其芳的泱泱大度。 这种大国之风，伴随了整个贞观一朝。 贞观之风，其性格来源于李世民本人。 他的经历、年龄、资历都足以支撑这种有容乃大的大国之风，其实更深层次而言，是深受玄武门事迹的影响。 因为李世民虽然是被逼发动政变，但毕竟背负了一个杀兄屠弟的恶名。 李世民一生骄傲，他要想证明给这个世界，证明给历史看，他才是真正合适的皇帝，他才是最好的皇帝。 这种心气，让李世民跳出了很多狭隘的实际利益纠缠，让他在某种更高、更客观的层次，做了一回中国的皇帝。 历史不可以复制，李世民是独一无二的。 在历史上，其余的皇帝并没有他的经历，就很难产生完全的共鸣。 虽然贞观之风，有无数种可资借鉴的范例，也是后世人人景仰的风范，却很难直接照搬抄袭。 学猫画虎，时势不同，人也各异而已。 基调已定。 李世民下诏，大赦天下，特别下诏赦免太子府和齐王府的人马。 逃于山野，彷徨无依的冯立，得到消息，自己主动出来向李世民请罪。 但薛万彻却有着更大的担心，毕竟他是领着军队直接攻击秦府的主事者，或者首恶难饶。 李世民表现了一个君主该有的肚量。 他派遣了几批使者，反复向薛万彻解释了保证，他才出山归顺李世民。 对于这二个典型的武将的处理，李世民向世人树立了一个标杆，他盖棺定论说道：“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 然后，宽恕并释放，并最终重用他们。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二府的武将们安定下来。 但李世民对于二府的谋臣，心理上却有很大隔阂。 他想起自己在长安城中九死一生的过往，心中很难波澜不惊，尤其对于魏征，李世民更是颇有微辞。 魏征是太子府的重要谋士，他本来学习的也是纵横家之术，因时因势，建功立业是其孜孜的追求。 在太子府时，他经常劝李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这已是一件众人皆知的事。 李世民召见魏征，他语带责备地说：“汝离间我兄弟，何也？” 魏征毫不惧怕，正面回击李世民说道：“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 可见当日情势，双方已势成水火，难免兵刃相见，但李世民更狠更冷，侥幸提早发动而已。 时也，命也，夫复何言！ 李世民虽然责备魏征，但他既然已决定做历史上的明君。 魏征就是一个香饽饽，必不可少了。 李世民素来重视人才，魏征早就声名在外，君臣一遇，自此不疑，他们之间，将谱写一段纳谏的神话。 正如王圭公平允当地评价说：“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 有些近臣和老臣，就非常有意思。 宇文士及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重臣，又是亲戚，难免和李世民有很多独处的时间。 有一次，他陪李世民在树下散步，李世民随口赞美这棵树很漂亮，宇文士及打蛇随棍上，对着这棵树极尽赞美之辞。 作为皇帝，李世民听惯了奉承的话，但宇文士及过于夸张，连李世民都有点顶不住了。 他站直身体，语气严肃地说：“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 宇文士及非常圆滑地拍了一个马屁，其实，这也是所有帝王，即使再贤明，也免不了的一种心态。 宇文士及半真半假地说道：“南衙群臣，面折谏诤，陛下常不举首（被骂得心虚低头）。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一天子，复何聊夫。” 李世民解颜为笑。 这说明即使有主观的纳谏意识，但谁都是泥菩萨，内心深处，都有另一个自己需要放飞。 伴君如伴虎，明如李世民，贤如李世民，自制如李世民，也概莫能外。 玄武门事变之后，李渊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投闲置散的境地。 李世民正式登基的事情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程序还是要走的，他先被李渊下诏正式立为皇太子。 李世民迅速稳定了长安的政局，但作为事件的余波，太子和齐王二府，还有不少干将散落于地方，尤其是他们曾经亲自征伐过的河北地区，隐有不安的迹象。 幽州（今北京附近）是祸乱的根源。 当时的幽州大都督是庐江王李瑗，他本身懦弱无能，当年在江南讨伐蛮民，人马精悍，又占据压倒性的兵力优势，都需要依靠李靖的谋划才有收。 现在独守要镇，自然需要配备强干的武官。 这个武官就是王君廓，他也确实是个狠人。 在隋末，王君廓做盗贼起家，改邪归正，投降李唐之后，成为独挡一面的将领。 他的成名之战，是在幽州抗击突厥，一次俘斩二千人，缴获五千匹马，相对于本身的战绩，更出名的是李渊对他的奖赏方式。 这是一次可以吹一辈子的奖励，足以光宗耀祖。 李渊专门赐给他一匹御马，还让他骑上马，风风光光地驰出宫殿，这是无上的荣耀，足以轰传天下。 并且，李渊还给他在群臣面前做了一个广告，李渊无比赞赏地说：“吾闻蔺相如叱秦皇，指皆出血。君廓往击窦建德，将出战，李靖遏之，君廓发愤大呼，目及鼻耳一时流血。此之壮气，何谢古人，不可以常例赏之。” 这一匹马一番话，成为王君廓人生的巅峰。 幽州是他的福地，也是他功业开始的地方，所以，让他做庐江王李瑗的副手，正好合适。 李瑗着意结交这个上了皇榜的武将。 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和王君廓结成儿女亲家，本来他们可以成就一段佳话，但世事难料，他们因为李建成而分道扬镳。 作为大唐根正苗红的太子，也是未来的皇帝，毫无疑问，李建成获得了要瑗的支持。 外官结交内臣，一样存在风险，尤其一方涉及重罪时，双方基本难逃清算。 李建成刚死，长安就派了崔敦礼到幽州召李瑗入朝。 李瑗思前想后，觉得去或不去，下场都不会太美妙，忧惧成疾之下，他和几个腹商议对策。 一来二去之间，事情就变得不可控制了。 王君廓对他说：“宁得拥兵数万而从一使召耶！且闻赵郡王（李孝恭）先以被拘，太子、齐王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乎？” 两相无依之下，相对而泣，既然始终不得善终，李瑗准备搏一下自己的命运。 幽州有对抗中央的本钱，实际上，自唐以后几百年，帝国的东北部，都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半独立区域，因为要北抗北方的游牧民族，必须重兵中粮厚供，加上地理位置优越，进可攻，退可守，内引外联之下，只要其将帅有足够的影响力，都可以成为一方的土霸王。 李瑗肯定不在此列，但他想试一试。 第254章 天下无事庸人扰，待我国士桃李报 欲承其重，必利其器。 在囚禁了长安的特使崔敦礼后，李瑗举兵谋反。 兵曹参军王利涉提出了十六字方针的优胜战略：先取河北，北联突厥，二地齐进，攻占长安。 这是以传统的东西两分为依据，然后，吞并关中的布局。 他对于山东豪强想造反的心理，了然于胸，他充满自信地说道：“山东之地，先从窦建德，酋豪首领，皆是伪（窦建德）官，今并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乱，若旱苗之望雨。” 王利涉条分缕析地提出先下河北之策，“王（李瑗）宜发使（者）复其旧职，各于所在遣募本部，诸州倘有不从，即委（豪强）随便诛戮。此计若行，河北之地可呼吸而定也。” 这确实是上计，这也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事实上脱离中央政权的深层原因。 河北之地，李唐一朝，自窦建德之后，从来不曾服气过。 王利涉的计划并不止于河北，他还有一个看似完美的攻占长安的计划。 “然后，分遣王诜北连突厥，道自太原，南临蒲、绛，大王整驾亲诣洛阳，西入潼关。两军合势，不盈旬月，天下定矣。” 河北之地，自东魏、北齐以来，从文化和武力的对比上，从来就不怵西边的关中政权。 这是刻在基因和骨血里的自信、自满、自大和自狂，当出现不世之枭雄时，河北就是动乱之源。 虽然最后北齐被北周统一，但北齐一直以汉族正统文化继承者自居，武力也传承自北魏正朔，他们视关中的北周政权不过是蛮夷之地，化外之所而已。 这又是另外一种不服。 他们统一的身份是“山东人”，崤山以东的人士。 因而，历代关中统治者，都对山东人士格外防范，这里有传统上，也有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原因。 即使强如李世民，也是依靠和重用了很多山东人士，才得以定鼎天下。 但他登上皇帝大位后很久，依然从心底里对他们有一种不自觉的排斥感。 这种心态和行为，遭到了张行成明确的反对，他苦口婆心地对李世民进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 因而，王利涉的先收河北的大计，有现实的基础，也有很大的成功机率。 但李瑗还没有真正举兵，就被内斗给葬送了。 这起源于权力之争。 王利涉的计划虽然完美，但需要具体的执行人。 这出现了一个矛盾，王利涉都想让王诜做谋主，当谋反刚开始时，李瑗也同意，并且第一时间召唤王诜，前来商讨起兵的事宜。 这是一个去王君廓的计划。 王利涉高瞻远瞩地对李瑗说：“王君廓反覆，不可委以机柄，宜早除去，以王诜代之。” 但李瑗却出现出尔反尔，犹豫不决的致命漏洞。 各种风言风语难免传到了王君廓耳中，这引发了灾难。 王君廓自视甚高，不能久居人下，他现在既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又面临生命危险。 嗅出危险的王君廓，升腾起不可抑制的怒火，李瑗还没来得及造反，他就先造了李瑗的反。 五君廓说干就干，他立即飞马去见王诜。 王利涉没有看错王诜，王诜足当国士。 他当时正在洗头，以为王君廓有重大军情和自己商量，头发还没干，就随手一卷，没有任何防备，出来就会见王君廓。 对于这只送上门的羔羊，王君廓毫不客气，手起刀落，一刀斩落李瑗的依靠。 一不做二不休，他必须一鼓气将谋反进行到底。 王君廓提着王诜的脑袋，蛊惑部下们说：“李瑗与王诜共反，禁锢敕使（崔敦礼），擅追兵集。今王诜已斩，独李瑗在，无能为也。” 然后，他给大家指出了一条活路，“汝若从之，终亦族灭；从我取之，立得富贵。祸福如是，意欲何从？” 虽然是提问，但情势很明显，这只是一个陈述和命令的语句。 王君廓说的在情在理，加上他凶猛的目光，也时刻提醒部下们，除了跟随他起兵，并没有第二条路。 兵将们异口同声地说：“皆愿讨贼。” 为了取信于军，也为了让他们的起兵有一个合理的借口，王君廓第一步是潜入大牢释放了长安的特使崔敦礼。 然后他们直扑李瑗的住处，兵变正式开始。 李瑗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赶忙率领几百甲士前来，以期挽回局面。 但胜败已经成定局。 当大唐的使者崔敦礼，出现在王君廓的军队中，谁反谁顺，已经一目了然，王君廓只说了一句话，“李瑗作逆误人，何忽从之，自取涂炭。” 在可以生的情况下，没人会刻意寻死，况且现在强弱胜负已分，李瑗的部下，再没有抵抗的勇气和意义。 李瑗一方的战意立即崩溃，他们全部阵前倒戈，奔散逃亡。 一瞬之间，李瑗就成了孤家寡人。 当他看到前一刻自己还威风凛凛地率领几百甲士，享受前呼后拥的成就感，这一刻，他骨子里涌上了浓烈的肃杀之意。 现时，也觉得非常荒唐。 真是一场不真实的大梦啊。 李瑗望向王君廓，那个别人口中反覆的小人，确实就是那个让人失望的样子，他心中愤怒，开口大骂道：“小人卖我以自媚，汝行当自及矣。” 李瑗被缢杀于幽州。 最大的祸乱源被清除之后，还有一个必须重视的情况，太子和齐王府中，还有很多的干将，散布于江湖之间，尤其是河北之地，他们是隐患，也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 李世民虽然发布了赦免二府和李瑗王府人员的命令，但一是信息有滞后性，二是很多人都希望靠检举告发他们而升官发财。 这引发了一股暗流。 也违背了李世民不止是当想皇帝，而是立志做一个好皇帝的初衷。 李世民再一次重申，“六月四日以前事涉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座。” 李世民长袖善舞，老于政治，他派出了魏征为宣慰大使，全权处理善后事宜。 魏征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他的身份既属于山东人士，又曾经是太子府的干将，以他作为特使，就能给另外的二府人士作一个表率和示范。 魏征都能被赦免重用，兄弟们更不用担心。 魏征没有辜负李世民的委托，他也证明了足堪大任。 他走到磁州的时候，正好碰上了二个熟人。 他们是前太子府千牛将军李志安，还有齐王府的护军李思行，他们被官府押送前住京师。 魏征展示了国士之风，他对副使开诚布公地分析说：“今复送（李）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魏征等人）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 魏征不想和稀泥，也不想推卸责任，他有一种真正为国为民做实事的心态。 他大义凛然地说道：“今若释遣（李）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古者，丈夫出疆，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许以便宜从事，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 他立即当场释放了李思行等人，事后才向李世民修书汇报此事。 李世民从信中体会到魏征做事的心态和志向，心中大感欣慰。 李唐王朝也将大感欣慰。 因为这个年轻的皇朝，有包容万象、一心上进的皇帝，他时刻警醒自己，自己需要在历史上证明自己。 明君在上，李唐皇朝，也有无数个想做实事，又具备做实事能力的贤臣，君明臣贤，交相辉映，万古流传。 他们的名字，千载之后，依然如雷贯耳，甚至被赋与了神话般的色彩。 比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比如秦王府十八学士，他们被后世小说家演绎出很多神话般的传说，口耳流传。 李世民将要正式接管这个世界。 李渊发布诏令，传位给皇太子，在经过程序式的辞让之后，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 新王即位，大赦天下。 他是少有的没有在正殿，当时叫太极殿即位的皇帝，太极殿现在还是李渊的地盘。 这反映了李世民虽然登上九五至尊之位，但非常重名，他表面还存有一分父子温情。 这也体现出李渊在朝廷之上，还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事实上，李世民一朝，第一批宰相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李渊的旧臣，这是一种必然的平衡平稳过渡。 直到三年之后，李世民才能正式入主太极殿。 他将以自己赫赫武功，让李渊看到，打仗，李世民是当世第一位；做皇帝，李世民依然鼎立于历史的前头。 但他现在还没有资格骄傲， 因为突厥人的马蹄声，已经轰隆隆响彻长安城。 李唐建国以来，突厥人和长安城第一次亲密接触。 第255章 儿皇帝黄梁梦醒，一为贼终身是误 国有难，外寇必至。 颉利很会选择时机，在李唐王朝内部剧变时，突厥人适时出现。 他亲自率领十万精兵，来势汹汹，直趋长安。 颉利和突利的联军，势如破竹，一路越过了武功。 这是一个敏感的地区，是李唐王朝的腹地，也是李世民的出生地。 李世民嗅出了突厥此次进寇不同寻常的气息，他刚登皇位，必须要做最坏的准备。 李世民下令京师戒严。 但作为战无不胜的统帅，他也想在家门口试试突厥人到底有几斤几两。 他派出尉迟敬德，在高陵（今西安西北）和突厥打了一场遭遇战，这一路敌军，是突厥的郁设射和梁师都率领的联兵。 尉迟敬德不愧是大唐的战神，首开记录，小有收获，斩首千余级。 但此战只是一道开胃小菜，在平原之上，正面对抗十万突厥骑兵，是不可想象的。 大餐的地点，在长安。 尉迟敬德一击而中之后，李世民就召他回长安。 他要自己解决这个危机，也可以证明，他才是大唐最合适的天子和皇帝。 实际上，李世民和突厥是老熟人，他们早就打过交道，彼此知根知底。 东突厥的大可汗，在颉利以前，是处罗可汗，按照突厥的风俗，他继娶了隋朝的义成公主做可贺敦（可汗的妻子），这是她第四次做可贺敦了。 处罗父亲启民可汗和他的兄长始毕可汗也同样娶了她做可贺敦。 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大草原上，自然条件恶劣，为了延续种族，女人其实是一种珍贵的资源。 整个族群，从上至下，需要她们延续血脉和扩大族群的规模。 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就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风俗。 百姓之间，可以延续种群，上层之中，就可以维系和巩固族群的地位，以及保证家族资源的延续性。 义成公主远嫁突厥，本来就是一种政治和亲，相较于相夫生子，她更重要的作用，是充当隋朝和突厥二国之间交往的润滑油和胶粘剂。 齐大非偶，义成公主碰上了好时间。 他第一个正夫，是启民可汗，当年杨坚倾全国之力，扶植启民可汗，让他在河套休养生息，东山再起。 而启民可汗，也是杨隋一朝，唯一娶了二位隋朝公主的可汗，在永世的感恩戴德之下，义成公主作为大国的另一类型的使者，其身份和地位，水涨船高。 这让义成公主，成为突厥系统内的实权人物，作为政治联姻而言，义成公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因为这是她第四次做可贺敦，她实际上左右了突厥国内，可汗的继位。 在她苦心经营，日积月累之下，她的权威也与日俱长，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好终于迎来了一个对突厥和她的宗主国杨隋都非常重要的机遇。 宇文化及弑逆之后，率军北进，在山东聊城被窦建德一锅端了。 窦建德为了攀上突厥这个强力的外援，他献上了一份重礼。 那就是杨广的正妃萧皇后也在被俘的队伍中，一个更大的惊喜是，齐王杨暕竟然留有一个遗腹子，也就是杨广的孙子杨政道。 他成为漏网之鱼。 在血统论至上的时代，这简直是一种无法用财富计量的惊喜。 窦建德当时虽然对外称呼夏王，但他依然以隋民自居，认为“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宇文）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请与诸公讨之。” 但作为北方政权，要想走得更远，他同样需要象李唐一样取得突厥的认可和支持。 窦建德献上了自己的投名状。 他派出了一千人的军队，专门护送萧皇后和杨政道进入突厥，并且，为了取悦义成公主，他派人奉上了宇文化及的头颅。 这是一笔大礼。 对于处罗可汗和义成公主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时突厥和中原的各路政权的关系，已经进入第二个时代。 在初始的第一阶段，始毕三十万大军，将杨广重重围困雁门，已经正式宣告，昔日大草原的霸主满血归来。 他们控弦百万，精锐骑兵让整个东亚谈虎色变，甚至被认为是突厥史上最盛的时代。 时值隋末离乱，大江南北，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大大小小的政权，尤其是北方和突厥相邻的政权，要想生存，必然也只能臣服突厥，向他们进献子女玉帛。 即使李渊刚开始创业时，一样无法免俗，而走了这条路。 但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李渊长袖善舞，手段超卓，他不声不响地入主长安后，巴蜀地区和山南地区都望风而附，李渊第一次将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连成一体。 李渊向东方的扩张，也取得了效果。 虽然并没有攻下洛阳，但在崤山以东的河南之地，建立了弘农郡（今河南灵宝）和新安郡，作为长期经略山东的桥头堡。 加上灭薛举，平李轨，解决了关中腹地西边的后患，辅以大本营河东的兵马粮草，真是顺风顺水，一时风头无两。 李唐已显现出统一天下的势头。 中原大地，再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王朝，这是突厥绝对不能接受的。 因为杨隋一朝带给他们的创作，还隐隐作痛。 他们没有忘记当年大一统的隋朝，差点让突厥亡国灭种，他们也没有忘记四分五裂之下的中原大地，有求于他们时，佗钵可汗曾经志得意满地说：“但使我在南二儿孝顺，何忧富贵。” 何况，他们在隋末的混乱局面之下，已经享受到了可以不动兵马，但财富和女人，予取予求的潇洒。 这当然是一段无限美好而令人心怀想念的岁月。 现在李唐王朝强势崛起，突厥必须要正面应对。 以前躲在各个小的割据势力面前，永享清福的日子过去了，突厥人环顾天下，发现只有自己才是李唐的唯一可以匹敌的对手。 这是一种痛的领悟，但并不太晚。 现在制衡李唐王朝的机会来了。 杨广的孙子杨政道就是这颗棋子。 处罗可汗和义成公主一拍即合，他们要再造一个流亡的正统的杨隋王朝，以抗衡和制约李唐王朝。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杨政道是天然的隋朝皇室血统，萧皇后还在，大隋的子民还在，隋朝具备复辟的一切条件。 名正言顺的隋朝，即使是强如窦建德，都可以招抚，而李唐王朝官僚体系，大部分就是原隋朝的班底，只要大隋义旗再起，天下响应，辅以突厥的强大兵力做后盾，再次入主中原，指日可待。 处罗做起了成为隋朝太上皇的美梦。 他差点梦想成真。 制衡就是一个游戏，如同一个翘翘板，此起彼落，总有一方要落入下风。 乘虚而入，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其实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国策，也是大草原霸主突厥的政策。 在隋朝义成公主的唆使下，处罗可汗册立杨政道为隋王，建立了一个妄图复辟的傀儡政权。 他们将都城设置在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署置百官，皆依隋制，处罗可汗言之凿凿地说道：“我父（启民可汗）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 处罗可汗得到了一个大汉奸的大力帮助，那就是刘武周。 他是盘踞在关中北部多年的巨寇，被突厥封为大度毗伽可汗，但他在隋末群雄中，是非常憋屈了一个。 一直被一个叫段德操的唐军将领按在地上摩擦，可谓是逢段必败。 因而，刘武周始终只能僻外边境，小打小闹，而无法大规模南侵。 但这个人做汉奸却似乎有几把局子，他唆使了突厥人几次南下，并且心甘情愿成为马前卒。 但李唐国势蒸蒸日上，在李唐的围剿之下，他手下的将领纷纷起了二心。 投降唐朝的日以月继，再这样下，刘武周必然没有容身之地，为了图存，他准备干一票大的，引突厥南寇。 他处心积虑地对处罗可汗说：“今(刘）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向导。” 限制中原王朝的发展和统一，攻击和掳掠李唐王朝的子女玉帛，符合突厥的根本利益，况且，刘武周如果破灭，处罗可汗本人也脱不了干系。 处罗的兄长，他前一任的突厥大可汗，叫始毕可汗，他延续突厥对南方各政权平衡的政策。 在刘武周南下入侵太原时，直接资助五百骑兵，和李唐对抗。 但处罗扶植杨政道做隋王，想不战而收获人心，就产生了一个从属的问题。 隋末群雄并起，他们打的旗帜，大部分是反隋，现在出现一个隋王，那就需要北方原来的各种力量，重新汇聚到隋朝的正统之下，他们原来的称号，单干的臣属关系，也需要调整。 刘武周似乎并没有取消他定杨可汗的称号，或者说并没有在法理上真正臣服处罗所立的隋王杨政道。 他遭到了突厥的抛弃。 第256章 人为刀俎终授首，惊天大网轰然塌 汉奸走狗的下场，古今同例。 有利用价值时，主人会丢几根骨头，摇尾摆首，也能得到几声虚假的赞扬，但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就会弃之若敝履。 刘武周的失势，从两件事情上显现出来。 一是在李唐和刘武周战争的后期，处罗可汗甚至派了一千多名士兵，协助唐军的行动。 虽然他们出工不出力，并且在战争结束之后，顺便在太原城中大肆掳掠了数不清的美女，但他们的出现，对于刘武周一方的震撼，远远大过于他们在战场之上的左冲右突。 这件事情似乎表明突厥和李渊达成了某种暂时性的妥协或联盟，或者说是一种交易。 从事后来看，应该是李渊对于杨政道的流亡政府，采取了某种程度的认可，甚至臣服，而作为回报，突厥承诺让刘武周下台，或是让他彻底消亡。 刘武周感到不妙，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突厥政策的转变，让刘武周没有选择，在宋金刚被李世民击溃之后，他没有做任何抵抗，直接放弃太原城，一路北逃。 刘武周途中经过马邑，那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起家之所，但他却不能在当地重整旗鼓。 显然，他收到了处罗可汗的命令，让他继续北返。 一朝失败，立成丧家之犬，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他痛心疾首地对马邑留守，他的妹夫苑君璋说：“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 他们马不停蹄，仓皇北上，逃到突厥。 突厥趁势接管了石岭关（在今忻州）以北原刘武周的全部属地，他们不再需要一个失势失败失去希望的汉人可汗。 但突厥的国策一样信奉以汉制汉。 他们重新扶植了苑君璋做了大行台，依照隋制，开府授官，成为隋王杨政道属下的重臣。 北逃突厥的刘武周和宁宋金，并刚不甘心在突厥过上一无所有的软禁生活，他们期待东山再起。 两个人前后出逃南归，但人为刀俎，丧家之犬，终是迎来宿命，他们被突厥追斩。 而突厥人支持下的杨政道的流亡政府，似乎迎来了曙光。 要想成为一个可以真正抗衡唐朝的大国，杨政道的流亡政府，就必须南移。 太原就是一个理想的复国基地。 于是，处罗可汗组织了一次计划缜密，规模空前的进攻。 时机选择非常好。 正好是李唐倾全国之力，和王世充在洛阳进行惨烈的攻防战的时候，处罗显示出自己超卓的政治艺术和能力。 他和王世充结援，并且直接动员突厥所能影响的力量，让烽火再一次在中原大地燃烧。 于是，王世充在洛阳城下，拖住李世民的主力，窦建德也抛弃成见，和王世充结盟，拟定了二强瓜分天下的计划。 这让李唐王朝经受了建国以来，最残酷最危险的大战，生死存亡，胜败一线，即使天纵之才李世民，也赢得侥幸。 更重要的是，处罗可汗是真的下了血本，也动了真格。 他动员如日中天的突厥国家机器，兵分四路，全力南下侵唐。 处罗组成了最庞大，最可怕的反唐联盟，这个联盟纸面上的实力，足以让李唐国祚覆亡。 这是李唐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是龙是虫，是昙花一现，还是真正的天下之主，在此一战。 处罗可汗的四道，大体上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四条主线。 最西线由莫贺咄设（以后的颉利可汗）从凉州（甘肃武威）沿乌兰道东行，梁师都从延州（今延安）南下，这二路直奔长安。 东线也有二条道路，一是沿并州南下，这基本就是李渊从太原进入关中的路线，由处罗可汗亲自率领，是四路人马之中的核心主力。 另一条是从幽州（今北京），西进河东，和处罗可汗在山西相会。 这意味着突厥已经将窦建德和王世充的力量，融汇统一于自己的帐下。 四道并进，聚首长安，当时李唐全国的军队都被拖于洛阳坚城之下，处罗似乎已经稳操胜算。 更让唐朝雪上加霜的是，外患刚起，内忧也生。 军事上的压力，显而易见，处罗可汗同时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他准备策反并州总管李仲文，治所在太原。 李仲文有一个敏感的身份，他是李密的叔叔。 他也是元老派，早年跟随李渊的第三个女儿平阳公主在户县起兵，在李渊入关时，和平阳公主一起归顺李渊。 他成名于河东。 在李元吉和裴寂被刘武周杀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整个河东基本全部沦陷时，他守卫的浩州（今山西汾阳）坚挺不屈，独抗强敌。 李世民击溃刘武周之后，留他主政太原。 突厥人准备策反他，他们使用反间计，李仲文的属下，也向朝廷告密说他准备引突厥攻唐。 当日情势，投靠突厥，引敌攻唐，是可能的选择。 事实上，杨政道的复辟政权，是名正言顺的杨隋正统，加上有突厥的加持，王世充、窦建德都是当世枭雄，以当日事势而论，李渊的处境，已是危乎殆哉。 李世民也深知其中原委，当尘埃落定，杨政道最终归唐之后，在突厥投降的胡人中有一个传言说“中国人或潜通书启于萧皇后者。” 但李世民却淡定地说：“天下未定，突厥方强，愚民无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定，既往之罪，何须问也。” 显然，在李唐国内，当时确实存在大批的杨隋旧臣，准备重新站队。 并且从李世民不愿意大肆追究来看，恐怕怕想重新站队的人数，绝对为数不少，可能还涉及到李唐的高层。 如果深入追究，甚至可能将引发政治上大的动荡。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大局已定之下，这种难得糊涂的为政方式，也是一种高深的智慧。 李唐王朝内部，或者有很多高层想转向投靠杨政道的复辟政权，但枪打出头鸟，李仲文的谋反，却被李渊定了案。 李渊的反应非常迅速。 太子李建成驻守蒲坂，以防备突厥进击长安，说明李渊以将防线定在了黄河边上，已经做好太原沦陷的准备。 李仲文的并州总管府被临时撤销，他本人也被征召入朝，反状明白无误，李仲文最终被问斩于长安。 虽然多年之后，突厥国内传出这只是李渊中了反间计，但历史长河，滚滚东去，个人的得失成败，生死荣辱，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李唐危殆万分，但突厥的军事行动，在万事俱备之下，却嘎然而止。 天佑大唐，或者说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者。 这场雷场大雨点小的进攻，突然销声匿迹，只是因为一个可能不是意外的意外。 处罗可汗在出征之前，竟然暴毙了。 处罗的暴毙，有征兆可寻，按照传统和惯例，在大军出征之前，先要卜筮，但这次却显示，不宜出征。 对于这次策划许久，志在必得的进攻，处罗可汗信心满满，他充满霸气和自信地说道：“我先人失国，赖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讵无知乎？我自决之。” 但老天再一次给了他警告。 天上下起了血雨，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穹庐之下，群狗夜吠，这是大凶之兆。 或者，这个征兆并不是用来警示出征，而是来提醒突厥人，有大事要发生。 不出几日，处罗可汗就暴毙了。 处罗之死有二种说法广为流传，一是他得了急症，吃了义成公主给的五石散后，一命呜呼。 第二种说法，就意味深长得多。 说是李唐的使臣郑元寿下毒所致，使臣团无法自证清白，被一直扣留在突厥。 处罗之死，让李唐危极险极的情势得到根本的好转. 因为现在突厥最大和最重要的事情，是需要立即选择，并确立新的可汗。 至高无上的王位斗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是各方势力之间，非常复杂的利益博弈。 这给李唐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李世民得以在河南一举击溃生擒，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二个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李唐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土世界的巨无霸。 等到突厥国内尘埃落定时，他们傻眼了。 天还是原来的天，但今时不同往日了。 第257章 善战者谋略为先，河东道曙光初现 处罗暴毙，新王即位。 隋朝的义成公主又成了关键人物，她位尊权重，认为处罗可汗的儿子郁射设丑弱，无法领导突厥更进一步向前。 突厥传统，儿子或兄弟都可立为可汗，子既不行，选择处罗的兄弟为大可汗，是题中应有之义。 他就是继位者颉利可汗。 当年他任莫贺咄设时，牙帐设在五原，和梁师都一起为患李唐的北境，但五原一线，始终被李唐军队死死压制，虽有边患，却无伤根本。 突厥选取他做大可汗，似乎给突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是搅局者而不是定局者。 颉利刚上位，往南方一看，彻底傻眼了。 天下虽然还是那个天下，但似乎再找不到一个能和唐朝对打的帮手了。 所有够资格的隋末割据政权，都被李唐一扫而空。 李世民在河南一战擒双王，河南和河北之地，如秋风扫落叶之势，被李唐收割到政权之内，北方尽归于唐。 李唐在南方的攻势，更是势如破竹， 刘黑闼虽然在河北复起，但在洺水被李世民一战击溃，窦建德和他所着力经营多年的核心力量，一朝之间，损失殆尽。 虽然刘黑闼逃入突厥，想借助他们的力量，东山再起，但败军之将，不足言勇，已是日薄西山，再也无能为力。 颉利可汗发现了一个事实，突厥必须转变身份和认知，从旁观者正式转为参赛者。 要想阻止李唐变得更强大，或是恢复突厥的荣光，他们必须亲自下场比赛了。 天底下，哪里还能找到比突厥更能打的军队？ 突厥人并不惧怕，正面和李唐王朝开干。 相比于第一阶段，突厥扶植各种势力反隋，第二阶段准备扶植杨政道的流亡政府而言，唐朝和突厥的关系正式进入第三个阶段。 两国之间，正面的，全面对抗开始。 李唐太不容易了。 一路走来，李渊从卑躬屈膝，向突厥俯首称臣，不惜花费无数的子女玉帛，换取时间和空间，终于取得了成效。 李唐王朝已经正式成长为，可以和突厥分庭抗礼的，让人望而生畏的帝国。 在第三阶段，这两个东亚大国，将为争夺霸权而正面开战，谁才能笑到最后？ 颉利可汗认为自己是天选的那个幸运儿。 他接手了一个庞大而强盛的帝国，当时东突厥号称控弦百万，强盛自古未有，已是名副其实的东亚霸主。 和他的前辈们不同，颉利有更远大的抱负和理想。 他不满足于仅仅从中原王朝搜刮些民膏民脂，他梦想直接驾凌到中原王朝之上，甚至有入主中原之志。 为此，他开辟了第二战线。 对关内道（长安所在）本身发起直接的攻击，时刻威胁长安。 相对于从河东道发起的抢掠行动，有隔靴搔痒的性质不同，都城长安处于朝不保夕，或需要戒严的状态。 突厥人的军队总是能轻易推进到，离长安八百里远的原州（今甘肃固原），甚至兵临长安城下。 这引发了李唐王朝的一场迁都的政治风波。 但在颉利可汗将进攻重点转向关内道以前，双方在河东道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核心是北线的雁门和马邑。 雁门郡是农业和游牧民族的传统界限，本身地势险要，是天下之阻，分别内外，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日中天的隋朝，和突厥在河东道北线的最远边境，达到了恒安（今山西大同），但隋末分崩，今时不同往日。 刘武周败亡后，处罗可汗统治下的突厥接管了刘武周的势力范围，石岭关（今山西太原和忻州交界处）以北，尽入突厥之手。 但突厥在石岭关以北的统治，非常松散而脆弱，他们只是派了少量的驻兵，以宣示主权，这和突厥的国家利益有直接关系。 正如郑元寿在说服颉利可汗退兵时，有过神之一问：“突厥得汉，复何所用？” 游牧和农耕，是完全不同的二种生活方式，这注定突厥人在中原大地上，只能是过客，而不会成为主人。 石岭关以北的情况类似。 突厥人无法在这块土地之上建立有效而坚固的统治，当李唐国力上升时，隋末失去的领土，李唐将一步步向北推进，一寸寸再收回来。 这首先源于李（胡）大恩的出现。 他是代州人（今山西忻州），原来是窦建德属下，以城降唐之后，被赐姓李氏，授与代州总管，封为定襄郡王。 李渊对李大恩寄予厚望，李大恩没有辜负他。 他将总管府设在雁门，在他的经略之下，将石岭关以北的突厥和盗匪势力，全部被连根拔起，唐朝往北的发展，跨出了关键的一步。 雁门终于重新见到了李唐的太阳。 此消彼长，敌进我退，当颉利当政时，引发了突厥的报复和进攻。 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大军来找回场子。 但他首战就被击退，在卷土重来的第二次战斗中，李大恩派出的军队全军覆没，甚至行军总管王孝基也被俘虏，只身得以逃回雁门。 但时也势也，他只能和李大恩固守雁门一城，眼睁睁地看颉利可汗在城外耀武扬威。 但攻城之战，并非突厥人的擅长，他们虽然将雁门围困一个多月，但双方两难进取，颉利可汗只能收兵北归。 这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在雁门回归之前，太原就是唐朝和突厥战斗的第一线，缺乏任何的战略纵深，但李大恩驻守雁门之后，就可以将决战场所向北推进几百里。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雁门的存在，事实上已经解决的突厥的小股入寇。 虽然雁门依然无法抵挡突厥的大规模入侵，但却可以成为一个坚固的点，给突厥的补给线造成极大的困扰。 突厥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南下太原。 并且，李大恩不是一个守成之辈，他有着代北武将的优良传统，积极进取，以身许国，悍不畏死。 他不断地寻找战机，当他看到突厥出现饥荒，民心背离时，他向李渊请求收复马邑。 李大恩主动出击的勇气得到李渊的支持，他派遣独孤晟和他分兵合击苑君璋治下的马邑。 但天不佑李大恩，独孤晟竟然在约定的期限之内，没有达到汇合的地点，李大恩陷入孤军奋战的危险境地。 颉利可汗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指挥几万大军重重包围了李大恩。 虽然李渊又另外派了李高迁去支援，但似乎他和独孤晟的军队，都不敢，或是没有机会和突厥开战。 援兵指望不上了。 再加上无坚城可守，在粮食耗尽的一刻，已成必死之局，虽然李大恩率领敢死之士突围逃走，但在野外平原，追击剿杀，是突厥人的强项。 李大恩全军尽墨，匹马无归。 但马邑的回归，机缘巧合之下，竟然很快迎来了新的曙光。 在突厥的指示下，刘武周的妹夫苑君璋，成为杨政道流亡政府的大行台，他成为马邑的土皇帝。 但他的部下高满政想归降唐朝，他开门见山地对苑君璋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 但当时突厥势强，苑君璋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迫于情势，被高满政逐出马邑，并且他留在马邑的一个儿子，也和突厥二百戍兵，一同被杀。 双方结下解不开的深仇。 对于突厥和苑君璋来说，都不可承受失去马邑之痛，报复立即到来。 当年六、七、八、十月，苑君璋引领突厥四次进攻马邑，但都被高满政挡下，但突厥在河北搬来了善于制作攻城战具的高开道之后，马邑终于顶不住了。 十一月，马邑陷落，高满政及其核心部属皆死。 但苑君璋也在马邑呆不下去了。 因为作为本地豪强，引外族诛戮本族同胞，对于代北英雄们而言，这是一件非常耻辱之事。 他虽然重新夺回了马邑，但他也永远失去了马邑。 苑君璋只能将自己的行台驻地北移到恒安（今山西大同）。 突厥事实上已经失去对马邑的掌控，他们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在马邑陷落五天之后，他们就以马邑归唐作为聘礼，向李唐求和，请求和亲。 打打和和，在国家之间，是一种常态。 颉利可汗表示出诚意，他向李渊赠送了一种叫鱼胶的特产，这种胶产自鱼身体之内，工艺复杂，存世极为稀少，但颉利可汗毕竟是大草原上的主人，真正的大手笔，一次就进献了几十斤鱼胶。 除了鱼胶本身的珍贵之外，它的象征意义更让人心情愉悦，这寓意二国的关系同于此胶，永远粘在一起。 当然，边境之上，该杀的还是要杀，该抢的还是要抢，所有关系建立的前提是背后的实力。 只有拳头才能让人让可。 谈判桌上，不要想得到本不属于你的东西。 东西送完之后，该办正事了。 第258章 东边不亮西边亮，三军出动只为财 打完之后谈，谈完之后，就要处理实际的问题。 双方互相交换以往扣留的使者，身负毒杀处罗可汗的郑元寿等人，也回归唐朝。 此战之后，雁门、马邑重归唐朝，虽然突厥的势力占据了恒安，但相对于以往突厥可以将战线直推太原城下而言，李唐已经取得巨大的战略优胜。 并且，唐朝占有雁门和马邑之后，开始深耕，精耕这块战略要地。 他们开始在太原屯田，军粮，军需等都可以自给自足。 但李渊的宰相们心胆俱寒，认为突厥强盛，早前李元吉放弃太原，乘夜亡命疾走长安；裴寂也一天仓皇奔逃几百里。 这些惨痛的记忆，如在昨天。 他们害怕屯田只是给突厥人做嫁衣裳，不同意长期开展屯田。 屯田这面旗帜还能打多久？ 这在地方和中央形成了长期的争论，并且双方的观点完全对立。 双方频频书信辩论，谁也无法说服谁。 最后，李渊召坚持屯田的并州长史窦静入长安，和宰相们当廷辩论。 窦静坚持自己的强兵富国之计，也坚持认为和突厥人，只有在战场之上的胜利，成为比他们更强者，才具备谈判的能力。 他辩才无碍，李渊终于提升窦静作为代理并州大总管，正式同意并州大规模屯田。 太原屯田加上雁门和马邑的回归，在河东建立了稳固的战略纵深，让唐朝面对突厥时，开始挺直腰杆。 一升一降，突厥失去了马邑这个最重要的中转站后，除了动用大兵团作战外，他们再也无法肆无忌惮地直插太原。 但他们保留了对恒安的控制，算是和唐朝在河东道，维持了一种战略平衡。 河东道暂时无战事。 突厥在关内道，那才可以直奔主题，省时省心省力。 李渊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长安随时笼罩在突厥的铁蹄阴影之下。 关内道控制权的争夺成为焦点。 突厥在河东道的攻势消停下来，他们将攻击重心转向了关内道，直指李唐的心脏，京城长安。 这给李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从关内道入侵长安，传统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北面的延州（今延安）南下，一个是从西面向东直进。 延州线本来是一条最直接，最容易入侵的路线. 一是路程短，二是突厥人已经控制了南下的战略要地黄河，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非常迅速地出现在长安城下。 可能是天佑李唐，这虽然是一条最危险最直接的入侵路线，却只让李渊承受了最小的压力。 这是因为占据延州以北，突厥的现在的首领是郁射设，他是处罗可汗的儿子，本来是突厥大可汗的继承人。 但在隋朝义成公主和颉利的合谋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该属于自己的大可汗位置被颉利抢走。 颉利可汗当然知道郁射设不服气，他需要把他远调自己视线之外，但又不能让他的力量过于膨胀。 颉利可汗当然不愿意培养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安置郁射设，那就是五原（今河套地区）。 五原是颉利当年的封地，也是一块天然的宝地，启民可汗就是在五原起家，让突厥重新崛起。 这块宝地，在李唐和薛举激战时，曾经派出特使宇文歆说服颉利，当时他还是莫贺咄设。 要想破坏薛举和突厥的联盟，李唐除了用一贯的卑辞厚礼，许诺颉利子女玉帛以外，他们还开了一个让颉利无法拒绝的条件，那就是割让五原之地给他。 虽然当时五原之地并没有多少汉人，李唐也没有力量去征服和管理这块宝地，但这是汉人传统的领地，也是颉利父亲启民可汗赖以起家的风水宝地。 对于颉利和突厥而言，李唐正式承诺颉利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既是一种象征，又具备实际的价值。 颉利无法拒绝，他也没有拒绝。 他撕毁了和薛举共谋进攻关中，占据长安的盟约。 并且，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还派了突厥骑兵，参加了李世民和薛举大将宗罗睺的第二次浅水原之战。 突厥的转向支持李唐王朝，对于薛举军队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 当李世民和他们相持六十多天，等到他们粮食用尽，发动总攻时，他们在李世民的队伍中，发现了突厥骑兵的身影，而这些突厥骑兵，本来应该出现在他们的阵营。 宗罗睺的军队信心低到尘埃，全线崩溃。 李世民一鼓作气，轻装劲骑，直趋薛仁杲城下，外失强援，内无斗志，薛仁杲再无退路，只能投降李世民。 现在，颉利可汗又将这地宝地赐给了郁射设，但再好的宝地，也无法等同于失去突厥大可汗之位。 郁射设心中有股邪气，让他无比憋闷。 虽然他手上还有一万多帐突厥人马，但自此之后，除了一次和颉利配合南下以外，其余时间，他都是一个人悠哉游哉，在河套地区放羊牧马，过起了非常写意的生活。 他不想参与颉利征服李唐王朝的大计，甚至在李唐的外交策反下，和李唐达成了一种默契，在某个时间段，井水不犯河水。 李唐王朝另外还有一个利好。 老天爷眷顾，虽然梁师都是当地的地头蛇，和李唐对抗，他也是一个最大的汉奸，但他命运不好，可谓是最没能力和战绩的汉奸，全程都被唐朝按在地上摩擦。 隋末群雄，如梁师都一般窝囊的，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因为，他碰上了一生之敌，那就是段德操。 逢段必败，遇操必北，这是梁师都的宿命，也是流传在边境地区的一句口耳相传的俗话。 再加上李唐宗室江夏王李道宗曾经发动过一个攻势，将郁射设逐出过五原一段时间，这对于突厥和梁师都的力量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他们一直没有恢复元气，李唐才避免了在一条最危险的战线上，和突厥正面硬刚。 但西面的战事，非常吃紧。 西面发源于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战场，传统上又分为南北二线。 北线叫乌兰道，可以轻易推进到离长安八百里的原州（今甘肃固原），而南线的兰秦道，则可以快速行进到离长安四百里的陇州（今陕西陇县）。 颉利可汗选择沿这二条道路，分进合击长安。 一时之间，长安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在突厥的强大压力和频繁骚扰之下，引发了李唐高层想要迁都的决定。 他们忧心忡忡地对李渊说：“突厥频寇关中者，徒以府藏子女在京师故也。若焚烧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 这是一种治标之法，有着很大的迷惑性。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突厥的压力，李渊正式派遣了宇文士及作为特使，在山南的樊、邓之间，寻找可以做都城之地。 往南迁都的计划得到了朝廷之内大部分高层，包括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支持，但李世民天纵之资，他明确表示反对。 李世民先自行责罚，“（突厥）为患中华，自古有之，非独今也，……臣忝备蕃维，尚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欲议迁都，此臣之责也。” 然后，他充满信心地展示光明的未来：“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以谢中州。不数年间，必系单于之颈，何有遽迁都邑，快犬羊一旦之情，贻后人万代之耻!” 作为李唐的开国皇帝，李渊当然知道为避强敌而迁都，是落下万世骂名的行为，他马上省悟过来，大笑说道：“吾家千里（马），信不虚也。” 迁都一事，自此作罢。 但现实的威胁摆在眼前，既然不躲避，那就只能直接开干。 李渊派出了李世民和李元吉出豳州（今陕西彬县，东距长安三百里），以抵抗突厥。 但唐朝和突厥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入侵，突厥人的目的只是求财。 突厥的国策转变了。 颉利可汗上台之后，改变了处罗可汗想要培植杨政道流亡政府复辟的计划。 因为当李唐消灭河南河北的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后，整个北方，已经再没有力量，可以抵挡李唐的统一，死而复生的杨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突厥只能自己登台唱戏。 但这出戏颉利可汗并没有唱好，也没有能力唱好。 因为在他统治之下，突厥逐渐分成了几大派系，并且开始大规模内耗，攘外必先安内，突厥雄兵百万，但内耗却让他们难以寸进。 唐朝和突厥在豳州相遇。 第259章 强弱易位今胜昔，利字当头古今一 现在还不是决胜负，定生死的时候。 雨一直下，两军士兵，无事可干，疲惫不堪。 颉利可汗亲自率领一万多精锐骑兵，在豳州城西耀武扬威，突厥人的骑兵黑压压，一望无际，在平地之上，一万多突厥精锐骑兵，带给守城唐军极大的心理冲击力。 他们都是战场之上刀头舔血，百战之余的老兵，当然知道突厥骑兵的恐怖战力，何况现在居高临下，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突厥主力骑兵。 颉利可汗的示威行动取得了完美的效果，唐朝各位将领不由自主地露出畏惧的神色。 未战先怯，这仗就没法打下去，这兵也没法带了。 李世民精于心理战术，他知道气势绝对不能输。 他立即组织将领们开会，详细分析双方利弊，“虏所恃者弓矢耳，今积雨弥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飞鸟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劳。” 然后，他下定结论说：“此而不乘，将复何待!” 李世民想主动出击，用一场战斗去挽回失去的军心。 他充满豪气地回头对李元吉说：“今虏骑凭陵，不可示之以怯，当与之一战，汝能与我俱乎？” 逆风之下，自己亲自上阵，这并不是李元吉的作风，他直接拒绝了李世民的建议，“虏形势如此，奈何轻出，万一失利，悔可及乎！” 李世民本来就没有指望和李元吉一同上阵，并不失望，他冷静如水地回复道：”汝不敢出，吾当独往，汝留此观之。” 李世民真是艺高人胆大，只率领一百玄甲精骑，和颉利可汗隔水而语。 他先声夺人，指责颉利说：“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斗，独出与我斗；若以众来，我直以此百骑相当耳。” 这是最高统帅之间的对话。 颉利表现出草原勇士和主人的荣誉和尊严，当然不可能真以一万之众，对付李世民区区一百之人，但若要单打独斗，那更是万万不能。 他不知道李世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李世民的指责，也并不好直面回答，颉利可汗只好不说话，回以莫测高深的微笑。 李世民见颉利不做声，转向颉利身边的二号人物，那是突利。 那是始毕可汗的儿子，是颉利的侄子，他主政突厥东面辽阔的土地，奚、契丹等族，都属于他的势力范围。 突利和李世民是老相识了，李世民毫不客气地说：“尔往与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也。” 李世民并没有吹牛，他很早就和突利相识，并且义结兄弟，想互相有个照应，突利此行，显然并不是来看望兄弟，反而率兵帮颉利入寇。 李世民说到激动之处，就想渡水和颉利单挑。 颉利可汗立即制止了李世民冲动的行为。 最高统帅就应该有最高统帅该有的样子，况且，听李世民话中之意，突利和他的交情匪浅，但自己竟然不知情。 更重要的一点是，突厥表面上人多势众，兵强马壮，但他这个大可汗，已经逐渐失去了对属下的统治力。 现在突厥内部，已经是派系林立，离心离德，内讧随时可能发生。 想不到身边的突利，也和李世民曾经有过盟约，颉利可汗心中产生了一种上当了的感觉。 这种仗如何能打？ 颉利萌生退意，他赶快制止了李世民渡水的做法，他加重语气说道：“王不须渡，我无它意，更欲与王申固盟约耳。” 颉利可汗命令突厥的军队后退，以示诚意。 既然不打，外交是李唐的强项。 李世民首先用重利说服突利，让他制止和消除了颉利还想决战的想法。 但贼不走空，突厥大兵出动，必须要有收获，颉利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重提和亲，当然珍宝玉帛之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李唐在关内道，还没有布局好，现在并不是举全国之力，和突厥正面决战的时候。 结好突厥，本来就是李唐的国策。 但如果只是求财，一切就简单得多。 这个世界之上，能用金钱解决的问题，一般都不会成为真正的问题。 双方谈好了价格，各自回营，撤兵。 下一次再见。 是冤家，终聚头。 他们很快又见面了。 李唐王朝出现内乱，李世民通过政变，非正常登基，成了帝国新的皇帝。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任何王朝在这种更替之中，内部都会潜流暗涌，凶险无比，如果利用得当，必然可以混水捞大鱼。 颉利可汗也想看看自己的运气。 如果能一战将这个新上位的皇帝打服打趴，那以后就可以有坐收其利，永享其成了。 至少也可以趁势打打秋风，他还记得在豳州和李世民第一次见面，贼不走空，满载而归。 这场大戏，他不想错过。 颉利可汗的底气，来自于一个大汉奸给他尽心尽力，出谋画策。 那也是他的老朋友，当年他在五原（今内蒙河套地区）做莫贺咄设时，梁师都就托庇于他，双方沆瀣一气，在隋唐的河套地区烧杀抢掠，予取予求。 五原地区突厥的领主，现在是被颉利抢走了大可汗位置，郁郁不得志的郁射设。 因为对颉利心情怨恨，自他主政五原之后，没有参加任何一次突厥大规模进攻唐朝的联合军事行动，唐朝最紧要最凶险的延州线，才得以无忧。 如果不是郁射设主政五原，李唐和突厥的现状和历史，肯定会被改写，因为延州北线，是进攻和入侵长安最方便最快捷的一条线。 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郁射设招架不住梁师都日积月累的唆使，他第一次参与了颉利可汗的联合军事行动。 此次颉利可汗依然将入侵的主攻路线定在关内道，豳州的成功，让他尝到了甜头。 直指长安，显然远比在河东城区隔靴搔痒，更能让李唐受到震撼和威胁，也更能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 他自己亲自率领十万大军，领导西线的进攻，北线则是郁射设和梁师都的联军。 路线固定，剧情一致，但比上一次豳州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这次突厥似乎来真的。 李世民在六月初四发动玄武门之变，然后走了成为皇太子，李渊为太上皇的程序后，于农历八月（阳历九月四号）就正式登基。 李世民当上皇帝的当天，突厥就献上了一份厚礼。 西线颉利可汗的兵锋已经到了泾州（甘肃泾川附近，离长安五百里）。 突厥的推进速度飞快，九月十五号，已到达李世民出生地武功（今咸阳武功）。 然后势如破竹，九月二十三号，长安西郊便桥，这是渭水之上，着名的三桥之一的西渭桥，就已经可以看到突厥铁蹄的踪迹。 兵临城下，长安戒严，朝野震动。 对于这西北这两路军队，李世民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 作为老对手也是老朋友颉利可汗，李世民暂时对他置之不理，而对于第一次入侵本土的北路郁射设，却必需要给予他足够深刻而沉痛的教训。 在战场之上，只有实力，才有话语权。 尉迟敬德轻松完成了这个任务。 他在高陵打了一个漂亮遭遇战，歼敌数千，俘获他们的前锋首领，李唐的彪悍战力，暂缓了北线突厥的攻势。 李世民将最难啃的骨头留给自己。 他亲自上阵面对颉利。 这是主战场，也是决定胜负的战场。 李世民以大唐天子之威，天策上将之神，早已胸有成竹，算无遗策，他早就定下了应对的策略。 那就是延续豳州的策略，以和为贵。 当此之日，李世民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他久经战阵，并不害怕和突厥正面硬刚。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最近二次突厥大规模的入侵的结果，让李世民洞悉了突厥色厉内荏的本质，他们要不就是被唐军击退，要不就是收受贿赂而归。 三军出动，只是求财，就有足够大的操作空间。 李世民敏锐地掌握到突厥的战斗力和控制力，在急剧下滑。 事实上，随着李唐和突厥实力出现的转化，李渊也早已慢慢地改变了对突厥的态度。 太原起兵时，李渊作为后来者和弱小者，如果要参加游戏，他没有任何选择，必须接受突厥制定的游戏规则。 那就是向突厥储首称臣，纳贿献币，在他们的允许下，成为游戏的一分子。 但李渊比其余的草莽英雄们做的更好，他是一个更加理性的游戏者。 他在表面上给予突厥的使者，在别的割据者那里，从没有享受过的礼遇，这让李渊在突厥树立起自己的口碑。 但这也是把双刃剑。 第260章 英雄临难挺身出，渭水流深又逢君 示人以弱，突厥人得寸进尺。 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每一年，无数次南下骚扰掳掠李唐国境，以满足永无止境的欲望。 国力渐长，李渊也逐渐硬气。 他召集群臣开会，第一次正式提出和突厥正面开战的计划。 他开宗明义地提出问题：“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 大臣们纷纷发言，郑元寿屡次出使突厥，亲眼见识他们的强大，他是主和派，想维持现状，“战则怨深，不如和利。” 封德彝把握住李渊那颗躁动的心，他知道李渊的想法。 于是，他打蛇随棍上，附和李渊说道：“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着矣。” 这实际上意味着唐朝当时虽然没有能力全面和突厥开战，但在局部的战场之上，已可以和突厥争一日之长了。 李唐的国力一日千里，李渊在突厥的阴影下憋屈了太久，他也想追求心中的阳光。 当他看到突厥的力量在变弱，李渊又动起了心思。 他更进一步，想在国家的层面，正式和突厥划定界限。 李渊斩钉截铁地对侍臣说：“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强，吾虑其扰边，礼同敌国。今既人面兽心，不顾盟誓，方为攻取之计，无容更事姑息。其后改书为敕诏。” 这似乎很有自我标榜的意味。 李渊太原起兵，向突厥臣服，某种程度上是附属关系，当然不是对等的两国关系。 即使李唐现在国势日上，也还处在需要用子女玉帛贿赂突厥的阶段，还远远达不到当年隋文帝时，突厥自视为大隋的子民，以臣子自居的黄金年代。 但无法否认，李渊当时已经有了和突厥叫板的底气，这才给了他说这话的勇气。 李唐上层隐约感觉到颉利可汗对于突厥的掌控力在减弱。 颉利可汗曾经在河东道发起过一次大规模的入侵，当时几十万突厥战士，自介休往晋州（今山西临汾），数百里间，填山充谷，蔚为大观。 当时李唐正在河南河北征战，是属于焦头烂额，最为空虚软弱的时期。 李渊做了两手准备，一是武力防御，二是派出特使求和。 情况非常明显，当时李唐不可能双线作战。 他们并没多少实力兼顾河东战场，只能寄希望于特使郑元寿，而后者也没有辜负李渊的期盼。 郑元寿是颉利可汗的老熟人，或者说，从事实和结果讲，颉利还要感谢郑元寿，因为没有他，颉利的大可汗之位，也许只能永远是空中楼阁。 当年，处罗可汗之死，一直都有另一种说法，说是郑元寿下的毒，这种事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许于突厥一国有害，但颉利却是事实上的受益人。 他在随后的大可汗之位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突厥新的主人。 郑元寿确实是大才。 他被扣押在突厥几年，但并没有闲着。 他利用各种机会，认识突厥的上层人物，对于其风土人情，以及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熟谙于心。 在唐初，他就是李唐王朝的最专业的突厥通。 他前后五次出使突厥，几次都遭遇死亡危险，但天佑大唐，他每次都化险为夷。 连李渊都发自内心地赞扬他，“卿在虏庭，累载拘系，苏武弗过之也。” 这次临阵派出的突厥特使，自然是非郑元寿不可。 虽然当时他的母亲刚刚过世，他还处于守丧期，但自古忠孝难二全，此身既已许国，当再无小家。 郑无寿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再一次站了出来。 他在千军万中，见到颉利，郑元寿当面指责颉利违背和唐朝的和亲约定。 刚得到财物，翻脸不认人，这是无信。 这也是确凿无可辩解的事实，颉利虽然强悍，但大草原上，也有信守承诺的风范，颉利一时之间，无话可说。 郑元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他当然不是来吵架和指责颉利的，失信或者能让颉利慌于一进，却并不能解决问题。 利字为先，只有利益才可打动人心。 依靠他在突厥时，对突厥内部关系的了解和掌握，郑元寿推心置腹地和颉利可汗谈论起当前形势。 “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得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按照突厥出军的惯例，大可汗本来可以得到最大份额的财富，但郑元寿知道突厥内部，已经各生异心，很多将领和颉利可汗面和心不和，他们私自截流了财富，真正落到颉利手上的，并没有多少。 但他却无可奈何，郑元寿刺到了他的痛处。 然后，郑元寿站在颉利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替他计划好了应对的方案。 “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赉，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 毫无疑问，这种国家层面之间的议和，权力掌握在颉利大可汗手上，他可以在财富分配上占得绝对的优势。 这切中了颉利的内心。 打仗并不是好勇斗狠，最终的目的是求财，能轻松获得财富，还不用冒风吹日晒，兵刃加身的危险，那是一件完美的事情。 但话是这么说，该得的利益，那是一分钱也绝对不能少。 郑元寿使出最后的大招，他亮出李渊给颉利开出的丰厚条件。 这种白拿的利益，颉利可汗不可能拒绝，于是，这场声势浩大的进攻，竟然如此云淡风轻地收场。 这对李唐来说是最满意的结果。 李世民在山东的局势平定之后，对郑元寿大加赞扬说：“和戎之功，岂唯魏绛，金石之锡，固当非远。” 不战而屈人之兵，虽然劳费了一些钱财，但颉利可汗不过是暂时做了一个财富的保管员而已。 终有一天，李唐英雄的兵将们，会亲手再取回来。 但李世民没有时间再多做展望，颉利可汗的大军，已在长安城外。 兵临城下，李世民接招。 尉迟敬德阻击了郁射设的入侵，然后退入长安城。 李世民开始表演。 颉利可汗的十万西路主力，趁着李世民新登帝位，已经杀到长安城下，李世民并不惊慌。 颉利的目的止于求财。 对于一个帝国的君主而言，格局未免过小，终有一天，他将尝到自己短视的苦果。 颉利可汗首先打破僵局，他抢先出牌，派出了一个专使，既想耀武扬威，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想近距离观察玄武门之变后，长安城的虚实。 那个人也是李世民的老朋友，他叫执矢思力。 他知道李世民新登帝位，根基未稳，便想给李世民一个下马威，他嚣张地恐吓李世民说：“颉利、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 但李世民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显示了大唐皇帝的天威，反将了执矢思力一军，“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 执矢思力圆滑老到，甫一接触，就知道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可以用语言说服的人。 他赶快向李世民认罪，请求原谅，否则，即使日后突厥大获全胜，但自己恐怕只能在黄泉之下庆祝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李世民不为己甚，他也拒绝了萧瑀和封德彝，想要遣返突厥特使的要求。 他知道他父亲李渊的宰相们，已经习惯了在突厥的淫威下屈服，但他不同。 他治下的李唐也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间。 他是李世民，他将开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李世民气定神闲地对萧瑀和封德彝说：“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 他是攻心战的老手，绝对不愿意在气势上输给对手。 李世民看透了突厥的底牌，他先声夺人，只带领房玄龄等六个近侍，就直奔前线，隔着渭水和颉利开谈。 自豳州（今陕西彬县）一别之后，李世民这个对手，早已在突厥贵族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看到他在突厥大军面前，如此淡定而勇武，不由大是心折，他们纷纷下马，向李世民请安。 皇帝犯险，臣子也以死赴。 李世民身后，旌旗蔽眼，铠甲明亮，战意昂扬的军队，如云般涌来。 他大手一挥，让军将们后退布阵，自己单身一人，昂立马头。 渭水深流，全军静肃。 当民两大最具权力的人，再一次撞出火花。 李世民和颉利隔水而语。 李世民虽然英武盖世，他却忘记了，他已贵为大唐的皇帝和天子。 重兵当前，重难临身，皇帝单独身处险境，李唐的宰相们当然不会答应 第261章 渭水桥上盟白马，显德殿内弄弓刀 老成持重的萧瑀挺身而出。 他抓住李世民的马绳，坚决不让李世民单独面对颉利。 在这一刻，萧瑀心中升起感叹。 那个马背上，气宇轩昂的曾经的秦王，或者无数次象现在这样英雄盖世。 但现在已是一国之主，是李唐的皇帝，他的每一句话语，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但李世民非常清晰而深刻地明白，一上战场，任何身份都不会帮你赢得胜利，够狠够绝够冷够准，才可能笑到最后。 他看了萧瑀一眼，他知道他的担心，但也非常明白，自己同样肩负战胜突厥的使命。 个人的利益，真的已不再重要。 要想赢得对突厥人的战争，就必须得到他们的尊敬。 害怕，就会输一辈子。 他只有站在突厥人的身上，李唐才会赢得属于他的尊严，那些尊贵的荣誉，他的父亲，包括他自己，曾经失去过。 当时是不得不为，但现在，也到了不得不加倍收回的时刻。 他李世民要让世界看到，他虽然用非常的手段，得到这个国家，但他却比任何人，更适合这个国家。 这就是他一生的使命。 他和萧瑀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李世民轻声但坚决无比地萧瑀说：“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 渭水对岸，风声猎猎；渭水深流，静默无言。 李世民单人独马，挺立高岸。 那一刻，颉利心中涌现出一种无法言喻的感情。 他觉得对面那个人，似乎已化身为一尊佛，一个天神，似乎给自己一种永远无法战胜的压迫感，或者，也是错觉。 在那一刹那，颉利可汗有些分神。 李世民清晰但富有穿透力的声音，隔着渭水传了过来。 他责备颉利背负盟约，无故入侵，现在自己城坚粮丰，兵精将锐，守则固，攻则克，而颉利却远道而来，诸君惊疑不定，屯坚城之下，远离后方的补给，在战在和，一言可决。 颉利恍惚之间，想起了自己手下的各位将领，向李世民请安问好的情景；也想象着执矢思力，在长安城中的生死不明。 他来时一腔孤勇，在渭水之边，却似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马鸣风萧萧。 他看似兵强马壮，心情却好像风中柳絮水中萍。 颉利可汗摇摇头，这并不是他的性格，更不是他的作风，但李世民一往无前的气势和勇气，让他第一次心生犹豫和怀疑。 他感到这次入侵，和以往有些不同，但到底哪里不同，他却说不上来。 情势不妙。 仗是没法打下去了，那就和谈吧。 就当这十万大军，是送给李世民的登基礼，陪他放了一场灿烂无比的烟花，只是自己为什么这么落寞？ 当然，这么大阵仗的烟花费用，那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李世民诚意满满，愿意承担这个花费，他给出了远远超出颉利想象的好处。 双方握手言欢，达成妥协和共识。 渭水便桥，白马见证，歃血为盟。 颉利可汗退兵。 他在骑士们扬起的漫天灰尘中，扭头望向高耸的长安城墙，那似乎是他一辈子，再也无法登上的天国之梯。 他双眼露出一抹不经意的哀伤，拍马赶上大部队。 此去天涯万里，再无归途。 这是突厥，也是颉利最高光的时刻。 当他动身北返时，突厥这个庞然大物，即将发生惊天巨变。 颉利可汗将必须立即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忧外患，一个庞大的帝国，将以一种让人无法相信的速度，飞速枯萎。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李世民的日子就要滋润得多。 他首先接受了群臣的发自内心的赞美。 李唐上下，显然一致认为，能定立城下之盟，能用金钱解决突厥的退兵，已是上上大吉。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李世民虽然是无敌的统帅，李唐的军队也足够为他所用，但他刚登基，国内政局依然暗流潜涌，如果在战场之上，不能一战致胜，即使陷入长时间的持久战，也将面临很多不可预测的危机。 李渊还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血还未冷，李唐的几个主要军头，虽然忠于这个国家，但还没有完全臣服他个人。 可以预计，只要和突厥在战场之上，稍有风吹草动，长安城的政坛，立即会引发山崩海啸，这是刚刚杀兄屠弟的李世民所无法承受之重。 能用金钱让突厥退兵，是一个无法希求更好的结局。 李唐国内，就像打了胜仗一样。 他们觉得，度过了这个难关，李唐就再也不会有迈不过去的坎。 吹捧是肯定需要的。 扣马固谏的萧瑀心悦诚服地说：“突厥未和之时，诸将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 完美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李世民显然也心神俱悦。 他颇为得意地回答说：“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 李世民豪气上涌，接着预测了李唐和突厥的未来。 他充满自信地说道：（突厥）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 李世民志得意满地反问萧瑀道：“卿知之乎？” 萧瑀非常上道，他心悦诚服地再拜道：“非所及也。” 李世民并不只是说说，他是行动派。 李世民来真的。 他立即开始准备对突厥的战争，多年的军事生涯，让他非常清楚突厥的可怕战力，他知道，要想和突厥决战，就必须要建立一支庞大的精锐骑兵。 他的玄甲精骑虽然以一当十，足当精锐，但人数却远远不够。 他需要更多类似突厥一样的能驰骋在马背上，弯弓搭箭的战士。 李世民知道要完成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他不急，只要开始，就不晚。 一步一步去走，他相信，只要往前，就一定有见到成果的那一天。 李世民正式对军队下诏，大唐十二军，李渊曾经在天下大定后，马放南山，但迫于突厥的压力，早就重新恢复建制。 李世民在诏书中豪气干云地说：“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 他亲自担任箭术教练。 皇帝在内廷显德殿，开设演武场，这种以身作则，上有所好的氛围，对于士兵的激励，足以让他们荣耀三生。 训练的规模巨大。 李世民每天都命令几百个战士，轮流进入显德殿，他亲自示范、手把手教他们箭术。 对于那些箭术优异，进步神速者，给予直接的物质奖励。 弓、刀、帛，李世民不吝赏赐，他让李唐的军队，保持了一种高昂的斗志，和强悍的个人素质。 当然，还有为将为兵，一心为国的荣耀感。 养兵千日，终有一用，每个士兵，都在热切盼望建功立业的时刻。 君臣一体，劲往一处使，这是最好的大唐，也是最强的大唐。 但李世民的身份毕竟不是以前的秦王了，以前他可以随着性子，自由冲锋在一线，但他现在的身份是皇帝。 皇帝和皇权，规矩当然要多很多。 文臣们不乐意了，他们苦口婆心地进谏说：“于（法）律，以兵刃至御在者绞。今使卑碎之人张弓挟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人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 这当然是老成之言，也是无数次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之道。 就事理而论，也无法辩驳。 李世民不循常理的做法，甚至招来地方官的反对，韩州刺史封同人，就一路狂奔到长安，向李世民切谏。 但李世民心坚如铁，一律不予同意。 他发自内心地说道：“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 这并非李世民矫情，这是他当时心中真实想法。 他起于行伍，长期在战场之上征伐，思想和理念，确实和文臣有非常大的差别，这也是李世民独特的魅力，也是大唐包容万象，辉煌灿烂的性格和气质来源。 固步自封，只能培养优柔寡断，暮气深沉的政客，大唐王朝需要李世民的朝气和活力，时代，也需要他锐意的进取。 李世民推心置腹的教授和期望，让军队和士兵感受到真切的鼓舞。 日积月累，水滴石穿，几年之间，李世民就建立了一支足以征服世界的精锐部队。 他期待能有初试锋芒的一天。 他将目光望向遥远的北方，那是中原大地，从来不曾解决的心腹之患。 星汉灿烂，天下同此一轮明月。 今夜的颉利，你又在忙什么？ 颉利可汗没有李世民这么多的多愁善感，他现在焦头烂额。 漠北要变天了。 第262章 功臣榜实酬勋榜，新旧人更天下人 漠北将要变天，李唐却早已经变了天。 六月初四，玄武门事变，李世民杀兄屠弟，李渊交出了帝国的大权。 六月初七，李世民由秦王转封为皇太子，并且事实上掌控了帝国的权力，李渊用诏书从法律上确定了这个既成事实。 “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虽有闻奏一说，不过是欲盖弥彰，聊以自慰而已。 八月初九，李世民于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 李世民虽然得位不正，即位也不是在太极正殿即位，却是一个大有追求的君王。 他立志比肩历史上那些早已成为传奇的帝王，他在心中，甚至想成为千古一帝。 从李世民的皇帝实践来看，他有这种自发的源动力，也有这种自觉的行动力。 首要之事，就是重新确定秩序。 说得直白一些，就要计算功劳，功成之后，就该算明账了。 该封官就封官，该赏钱就要赏钱。 这就出现了两个大榜单。 一个是功臣榜，一个是文学榜。 争议最大的就是功臣榜，贞观十七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大部分出就自于这个榜单。 这份榜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排第一位的是裴寂，他一个人独一档，总计拿到了一千五百户的实封。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因为历代王朝，一般用虚封以示功名，而实封的数量并不会太大，但一千五百户，按平均一家六口人，大概就有万口之多，在唐初人口凋零，百废俱兴的情况下，这绝对是天大的恩赏。 可见李世民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李渊虽为太上皇，却仍然能霸占太极主殿，在朝野之间，拥有足够强悍的力量。 面为了笼络和离间李渊的旧臣，李世民下够了本钱， 裴寂是李渊的铁杆，其实也是李渊在朝廷的代表，李渊当时虽然已成太上皇，但李唐这份家业，没有任何置疑的余地，是李渊居功至伟，是他一手打下来的。 李渊虽然不理朝政，但他却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李氏一族的族长。 在家族之内，他依然是老大，而李唐建国已经九年，他已经分封了李氏宗亲，无数的王爷，这种力量和利益，并不能轻易被忽视和割舍。 李氏诸王，虽然默认支持李世民的上位，但他们更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没有明确把握李世民的心意和政策时，他们绝不能让李渊倒下去。 因而，裴寂虽然无功于李世民，却独占鳌头，占据了功臣榜第一位。 排第二档的是实封一千三百户的四个人，他们是长孙无忌，王君廓，房玄龄，杜如晦四人。 而实封一千户以上的功臣，大部分也参与了玄武门事变。 毫无疑问，这份榜单颁布于玄武门事变后不久，李世民必须用来酬谢他的死党们。 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李世民知道任何的榜单，都可能有失偏颇，与其让群臣在私下议论纷纷，不如自己主动提出来。 他召集群臣，共商大计。 李世民开诚布公地说：“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 李世民的目的非常明白，有什么意见当面提，不要当面不说，事后乱说。 大部分群臣非常上道，他们知道李世民的苦心，都默不作声。 但总有老资格的元老站出来，李神通就足够资格。 他是李氏的宗亲，也是开国的元老，在多年征战之中，实际上属于原太子一系，但其背后的力量，当然是李渊。 李神通讲出了大部分文臣武将想讲，但不愿意讲或是不敢讲的话，“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 李神通指出了这个排名榜，最大的问题。 这个榜单，如果放在十七年后的凌烟阁时期，大体是公平而正常的。 但以当日的形势而言，时间是武德九年，是李渊在位的最后一年，确实不能免去，只论亲疏而不论功绩的讥笑。 非常明显，房杜二人，就是榜单上最大的瑕疵。 他们在当时名位不显，功业不着，但以秦府僚属，策动玄武门之变，除开裴寂这个吉祥物，堂而皇之位居于功臣之首。 这当然难以让人心服口服。 与其说这是一份功臣榜，还不如说是一份秦王府的酬勋榜。 有这种想法的人，朝野之间不知有多少。 唐朝的版图，是军队流血流汗，牺牲无数，才打下的江山。 他们居功至伟，理当受到最高的嘉奖。 唐朝初年，军方有三大方面军。 一是李世民亲自统领的中原野战军，二是李神通河北一系，他的背后是李建成和李渊，第三方面军，就是李孝恭统帅的江南大军，核心骨干是李靖。 但在这次的功臣榜单上，李孝恭竟然只有区区一千二百户，比房杜都要少，要说李孝恭非常开心愉悦地接受这个结果，恐怕并不是真实的。 悠悠众口，既不能堵，就只能疏了。 李世民早就预料到群臣们的反应，他早就想好了对生，不慌不忙地回复李神通。 李世民先是回顾了李神通的革命之路，“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隋朝追捕）。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 这让李神通老脸挂不住了。 他在山东的战绩，是他一生的污点和黑料，虽然他挂元帅之名，最后山东尽平，也得以报得大仇。 但结局虽美，过程却未必佳。 李世民揭了李神通的老底，接着再赞美了房玄龄等人的功劳，他心诚意正地说道：“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 李世民说的是事实，他也点出了关键的一点，以前的天下，是李渊的天下，如果不出意外，以后也会成为李建成的天下。 李世民的皇位，确实是房玄龄等人拼命，甚至冒着灭族的危险挣来的。 这是天大之功，也是不赏之勋，从这点来讲，排第二档的四人，又有谁可以不服？ 现在已经不是李渊的时代了。 李世民不为己甚，接着打起感情牌，他安慰李神通说：“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 这也是一句直击李神通心理的话。 让他放宽心，现在虽然给另外的人封了高官，赐与厚赏，但这天下，始终是李氏的天下，有李世民在的一天，作为宗亲的叔父，还忧虑什么富贵？ 李神通无话可说，也不能再去说话。 而余下的群臣，论亲没有叔侄之亲，论功则又更次一等，李神通都闭口不言，他们又哪敢再出头。 情势已经非常明显。 他们赶快站了出来，纷纷表态说：“陛下至公，虽淮安王（李神通）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于是，皆大欢喜，各自领赏，各回各家。 但这个榜单还存在一个弱点。 那就是李世民虽然用厚赏回报了，给他争得皇位的高级核心领导，但秦王府的旧人，那些和他拼命出生入死，准备武力夺权的中下层官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赏。 这来自于李世民天下为公的理想。 他发动政变，夺得皇帝之位，但他的志向并不止步于做个独断专行的皇帝。 他有着敢为天下先，开创盛世的内驱力，这就决定李世民的用人和统治，必须兼收并蓄，海纳百川。 为了在原太子党、元吉党和李渊派系之间保持平衡，原来秦王府中一些老部下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受到损害，这当然会引起他们心理失衡。 他们当日也是豁出了身家性命，蒙上眼往前冲，现在可以采摘革命果实了，他们却似乎被忘记了。 有功不赏，甚至被有意忽略，这口气，是咽不下去的。 职位未升迁，心有不平的秦府旧属，直接找上李世民理论. 他们在私下议论中，愤愤不平地说：“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太子），齐府（建成）人后，“ 这是实情，但僧多粥少，李世民作为家长，实在是有苦难言。 他只好耐着性子给他们解释说：“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 李世民以至公之心，轻风化雨地消弥这种新旧之争。 新旧利益之争或者稍告一个段落，但新旧名誉之争，又立即摆上台面。 在涉及到最核心的侍卫人选时，从安全考虑，为了以防万一，有大臣建议应该全部选用原来秦府的旧兵，想将他们全部授与武职，充当李世民的贴身侍卫。 但李世民表示了明确的反对。 这源于他在战场之上的自信，也是他的传统作风。 刀头舔血，以心换心，这种强者的自信和包容，是积极刚健，年少锐进的高标之风，但即使是李世民本人，在多年的皇帝生涯后，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也依然会变成一个合乎规矩的政客。 但年轻时的李世民，睥睨天下，不可一世，其风范足让后世仰望。 当年他刚刚平定西秦薛举，就敢让他们挟弓带矢，陪自己在野外围猎，现在虽然已是和平时期，但李世民并没有改变他从战场之上形成的作风。 他站在一种更高的层次，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追求。 “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李世民甚至有意压制了旧人的权利，以换取在政治上更大的便利。 但他心中未免没有一丝愧疚，那些老伙伴，老朋友，跟着自己出生入死，本来更应该享受太平盛世的果实，但自己为了更高更大的追求，不得已而作出了让步和牺牲。 人非圣人，孰能无情？ 这让他有时候也会忘记自己远大的目标，而动恻隐之心。 第263章 至公虽难终有成，纳谏有容贞观风 旧人再见，总是意难平。 濮州刺史庞相寿代表了李世民真实的心理状态。 因为贪污，庞相寿依律被解职，但他是秦府故人，直接找上了李世民，讲述起自己在秦王府中旧事。 往事历历，浮上心头。 李世民并非无情之人，他心中大动，觉得自己实在有负于当年跟随自己的那一帮兄弟。 情到深处，人已微醺，李世民想将他官复原职。 但魏征不同意，他以一贯的正气凛然，向李世民进谏说：“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为善者惧。” 波澜虽已起，现实世界才更真实。 李世民恢复到政治家无波无澜的心境，他慨然接受了魏征的建议。 李世民召见庞相寿，和他谆谆告别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王，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 国法虽不容，私情不可缺。 作为报答，李世民用自己内府的绢帛，厚赐给庞相寿，想让他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庞相善心中愧悔交集，君臣二人，洒泪而别。 这种一视同仁，不讲情份的做法，似乎对秦府旧人有所不公平，当李世民真正做到爱民如一，他发现在长期天下为公思想之下，一些微妙的转变正在发生。 各派系人马，他们原有的痕迹，已在不经意间已被全然抹去。 涓涓细水，最终都汇成为李世民治下，贞观盛世，贞观之风的组成，真是皇皇如天，其盛也大。 弘文馆的设置，更是李世民统战思想的完美体现。 李世民延续了他文武二重的治国理念，精选天下文学之士，将秦府学士团，扩大到整个弘文馆。 这部分人，本身官职不变，加学士之称，是荣耀更有实际的皇帝大脑之誉。 李世民天天和他们游历游学，商榷政事。 更重要的是，李世民将三品以上高官的子孙，纳入弘文馆，也称学士，这部分延续了以家族和出身，定才干和前途的传统，可以最大程度，将李渊的旧系统官僚纳入新政权。 这是个高明的政策，既是分化，更是统战。 毕竟家族的长盛久荣，才是每个人肩上最重的使命。 李世民走在正确的快车道上。 这种“逆取顺治”的政治理念，贯彻了整个贞观一朝。 李世民到底将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治国理念，这也是一道幸福的选择题。 他有两种选择。 贞观之始，朝野之间，揣摩李世民的皇帝心态，大部分都认为，应该承隋余绪，集权集中集约发展，独尊皇帝，以抑百官。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大体以揣摩之才冠天下的封德彝为首，但李世民最终选择了群治共享共理，群策群力的贞观路线。 这让贞观之风，成为后世仰之弥高的存在。 贞观四年，天下大治，颉利成擒，突厥贵族带刀侍卫。 东至于海，南至五岭，房不闭户，路不拾遗，行人不用自带干粮，一路之上，丰衣足食。 一年之中，整个帝国才判处29个死刑犯。 这就是贞观之治的来由。 李世民无比欣慰，他志得意满地向长孙无忌说：“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振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 李世民采纳了魏征偃武修文的国策，同时，他开创了一种特别的风气，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贞观进谏纳谏之风。 这来自于李世民对于刚刚逝去的杨隋一朝的反思和考虑。 隋唐二朝，权力基础都来自于关陇集团，皇帝只不过是圈子内的流转，是轮庄而已。 杨隋和李唐，本质是二朝一体。 皇帝也是事实上的亲戚，唐朝满朝文武，大都具备在隋朝任职的经历，因而，讨论分析过去的杨隋一朝的得失，以资借鉴，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李世民曾经问房玄龄和萧瑀说：“隋文帝何如主也？” 他们据实回答说：“文帝（杨坚）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 作为臣下，他们总结的都是杨坚的好处长处强项，作为顶级的文臣，他们当然没必要指出杨坚的缺点，说者无心，一旦李世民也对号入座，并不是一件美妙的事。 但李世民作为一国之主，自然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他指出了杨坚的缺点，顺便也点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那就是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但天下大事，纷纭复杂，总会有失误错漏之处，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会滑入深渊。 李世民侃侃而谈地说，“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 李世民明确指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是君主的独断专行，人臣又无原则地阿谀奉承，不敢进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李世民展望和设计贞观之风，他充满自信地说：“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 李世民并不只是高谈阔论，他是一个实干派和行动派。 他发出一道专门的敕书。 “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 在帝王一人执掌天下的时代，李世民能承认，即使是皇帝的正式决定也有错误，并且可以让臣下更正的理念，足以让后世之人汗颜。 正因为有此胸襟和气魄，李世民才能开创李唐王朝的巅峰，成为后世高山仰止般的存在，传诵千年而不衰。 李世民从隋炀帝杨广身上，同样学到很多。 贞观二年，他颇有疑惑地问侍臣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博奥，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 魏征在旁边尽责尽心地回答说：“炀帝（杨广）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李世民表示同意，知之而不行之，和无知又有什么差别。 自己既需要群臣的进谏，让自己“知道”，同时，又必须落到实处，即使千里之远，也要跬步以进。 李世民虚心地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但进谏和纳谏，并非像口头上说的那么轻松。 这需要皇帝时刻抑制内心的小我，以天下为公的理念，约束和激励自己，稍有放松，便一泻千里。 这也是历代统治者，虽然知道纳谏之利，却没办法真正做到的原因。 可以试着推究到个人，如果一个人经常无法按自己的所思所想，做事和说话，需要随时顾忌周围人的想法和看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地生活，那大概也不是一种让人轻松愉快的事。 虽然你正确，但却并不快乐，如果一个人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放之于一国之主，皇帝身上，想长时间让他压抑自己的天性，就难以做到，要求过高的事情。 即使贤如李世民，自知如李世民，也概莫能外，这就是人心，也是人性。 所以，贞观之治，是一种传说中最完美的盛世，贞观之风，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君臣共同发愤向上之风。 虽然让人向往，却无法复制，也并不多见。 李世民的老伙计，这个被他视为可以正衣冠，知兴替的直臣谏臣魏征，二人一起成就了君臣进谏纳谏，万世规范的魏征，就说过一段话，足以证明，贞观之风，实在是世之所宝，世之所稀。 贞观十二年，这已是李世民当上皇帝的第十二个年头，魏征在回答李世民的问话时，犯颜直谏。 他悠然神往地说道：“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贞观十年），不悦人谏，虽勉强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 李世民心中恍惚，随口问道：“于何事如此？” 魏征从容地举了三个事例，让李世民清晰地照见自己执政以来的历程。 第264章 先导后悦终难纳，三省六部判五花 知易行难。 何况是十几年如一日，压抑自己本性，一心求治，那更是难上加难。 立大志愿，下大决心，想证明自己，要做历史明君的李世民，依然有三分土性。 从善如流，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魏征满怀向往，举了三个事例，让李世民陷入深思。 第一是李世民即位之初的元律师事件。 当时元律师已被判处死刑，但孙伏伽进谏说：“法不至此，无容滥加酷罚。” 仅仅因为这几句话，一道进言，李世民就赐给孙伏伽一座价值百万的庄园，那座庄园的主人，原来属于李世民的女儿兰陵公主。 这当然是重赏。 很快就有人眼红，奏章立即雪片般飞向李世民，“所言乃常事，而所赏太厚。” 李世民并不责怪，而是将自己真实的意图说了出来，他满怀憧憬地说道：“我即位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 这是效仿商鞅立木为信，也是隗千金买马骨，想引导群臣进谏，以开风气之先。 在贞观初年，李世民刚登基，百废待兴，百规待立的环境之下，这是必要的非常手法。 “导人以谏”的效果是明显而巨大，进谏名臣魏征，也横空出世。 在这一个时间阶段，李世民的心态更多还处于秦王的阶段，还是那个年轻气盛，不服就干，一心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创业心态。 世易时移，李世民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就进入了“悦而从谏”的阶段。 这就是着名的柳雄妄加资历事件。 当时要进仕途，大体有二种途径，一是讲出身，二是凭自己真正的本事。 本事摆在台面上，几斤几两，一目了然。 蛤一些很有上进之心的人，想走个捷径，攀附一个高门，或伪造资历，让自己的身份镀层金漆，瞬间身价百倍。 这是一种陋习，但当时上至帝王，下达平民百姓，镀金以求名，全都在干这件事，朝野之间，早就习以为常，甚至成为一个公开的潜规则。 有一个徐州司户叫做柳雄，在这件事情上，撞到了李世民的枪口之上。 他不是在自己祖上的资质作假，而是将自己在隋朝的官阶虚报上浮了几级，在论资排辈的官场，这显然阻碍了别人上升的路。 他被竞争对手检举告发了。 事情动达天听，但当时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在法不责众之下，李世民下了一个命令，柳雄自首就可以免罪。 但这件事情非常吊诡。 柳雄竟然坚称自己的履历是真实可靠有效的，争执不下，就只能让专业的官员去勘核。 证据确凿，结论明确，柳雄确实作假了。 李世民大怒，这摆明了是欺君，若不严惩，何以立威立信，何以治国理天下？ 李世民指示主审的官员，立即判处柳雄死刑。 但他走错了一个程序，这个案子，竟然辗转落到了大理寺少卿戴胄的手上。 戴胄是国士。 他本性忠贞，晓习法律，又敢直言，在贞观一朝，颇有直臣之誉。 根据法律规定，他认为柳雄罪不致死，只能定一个流放的罪名。 戴胄上书，不同意死刑。 案子已成定案，皇帝金口玉言，现在要翻盘，这让李世民下不了台。 他语带威胁地对戴胄说：“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流放），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 这句话说得非常重，直指戴胄处事不公，并且逆触龙鳞，分分钟可能大祸临头。 戴胄顶住了压力，他不卑不亢地说：“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司所，臣不敢亏法。” 李世民心中老大不高兴，语气不善地说：“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 戴胄虽然刚直，却并非不通人情世故，他也不负判事无冤滥，言如泉涌之美誉，讲出了一番让李世民可以下台阶的话，他抛出了一个“大信”和“小忿”的问题。 戴胄语气坚定地说道：“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耻之。” 李世民感受到戴胄的坚硬，只有就坡下驴，当面赞扬戴胄说：“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 事情的结果当然是二全齐美。 但当日李世民在盛怒之下，和戴胄交锋，往返四五次，想给柳雄定罪，如果戴胄的意气稍退一丝半毫，结局肯定改写。 魏征将此事定义为“悦而从谏”。 但势易时移，人总是会变的，贞观之治，世有大名，李世民证明了自己，虽逆取，但顺治，现在功德圆满，贞观盛世已成，当志得意满之际，人心总会懈怠。 于是，进入了魏征所说的“难于受谏”阶段。 魏征举了皇甫德参的例子。 皇甫是陕县郡丞，贞观八年，他向李世民上了一道奏疏，“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 为了引起李世民的注意，皇甫德参，用词激切，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出格而激烈的进谏，惹恼了李世民，他想以“讪谤”治他的罪。 为了此事，魏征特意向李世民进谏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 显然，这是受谏者心境变化，认识也随着有所差异了。 这其实也是贞观一朝，李世民对于进谏忠言，态度的三种渐变过程。 贤如李世民，自律如李世民，克制如李世民者，犹不能免俗，后世之君主或领导，当然需要时刻警醒和提醒自己。 一片忠心，赤诚为国为民。 李世民虽有虚心纳谏之心，一心向上之志，但贞观一朝的政治，很长一段时间，似乎都没有走上正式和正确的轨道。 李世民的政权，兼收并蓄，容纳了当世各种力量。 说得好听一些，叫做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但如果从反面来看，也是一锅大杂烩，到底想要炖出什么味道，能炖出什么味道，也许李世民本人都不知道。 他是通过军事政变才当上皇帝的，属于典型的得位不正，反映在政治之上，就必然有非常多的临时应急应变之法。 这虽不是诡道，却是必须的政治权道。 前时前日或不可用，但今时今日却又必须要用，以应付突发的一些特殊事件。 很多事件的处理，并没有固定的、旧有的章程可以遵循。 处理方案，既要遵循政治惯例，又要顾忌李世民的帝王心理，可谓毫厘之差，就足以远隔千里。 因而，在李世民刚登上皇位的那段时间，政治实务，实际上是比较混乱的，为了避免出错，即使贤如房玄龄，也是拱手听令而已。 李世民发现了这个异常。 贞观三年，李世民已经做了三年皇帝之后，李渊才搬出太极宫，李世民入主太极殿，成为名正言顺皇帝的第一天。 国家要想长治久安，福祚绵长，就一定要有制度。 人力总有穷时，但制度却可以补其不足。 李世民对群臣发号施令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执论。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 说明即使已经磨合了三年，即使李世民已经选择了共治共享的体制，中枢核心团体依然没有成为一个决策机构，更多的只是一个执行机构。 李世民做了相当长时间的独断专行者。 房玄龄等人当然知道其中的弊端，他们虚心地接受了李世民的批评意见。 李世民重新引进旧制，让中枢各部门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互相制衡约束，国家政务，自此之后，就很少出现重大失误了。 李世民的这项制度，是传统上的三省六部制。 这个制度的本质核心是由“独（宰）相制”转为“众（宰）相制”，宰相由皇帝的幕僚长，变成了智囊团或幕僚群。 皇帝成为行政首长，显然，这更为集权。 简而言之，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执所见，在条状上，写上自己个人的意见和名字，这有个风雅的名字，叫做“五花判事”。 然后，将署名的条状和意见，上呈给中书舍人的上级领导，中书侍郎和中书令审核。 确定好的条状，再进入门下省审核。 由给事中和门下侍郎权衡考虑，驳正校验，如果门下省认为需要重拟，就打回中书省，再重新拟条状。 审核确定之后，再加盖各省印章，就是正式的文书，交由尚书省各部，一一分化执行。 这一套程序走下来，就可以有章可依，有序可按，运转如流，上通下畅了。 这一段日子，相信李世民一定是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自己以逆得到的皇位，并不能在自己手中正名，也无法在青史之上留下美名。 李世民非常注重他在历史之上的名誉，这来源于其内心深处，对于杀兄屠弟的罪恶感和耻辱感，李世民是极少见的带有尊严的帝王。 他看得更高，也要走得更远。 第265章 患难与共同富贵，鸟尽不藏启新章 李世民年轻而富有朝气，这是他的优势，可以锐意进取，永不止息。 但同时，年轻也意味着经历和阅历相对浅薄，一人之力，不可能胜过一个团队，好汉也要三个帮。 李世民需要帮手。 在他即位之始，面对百废待兴，复杂多变的局面，李世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他颇有些犹豫地问大臣们说：“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 魏征是个坚定的乐观派。 他简单而坚定地回复道：“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 魏征展望新朝，必然会很快出现大治之世。 “圣哲之治，其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封德彝是现实主义，他持悲观态度。 因为当时李渊虽然号称太上皇，却占据了太极主殿，而李世民是通过政变上台，各派势力混杂，人心各异。 甚至很多人都结下解不开的血海深仇，很难拧成一股绳，如果互相推诿扯皮，想要治世，那就难上加难。 他不无忧虑地说：“（魏）征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 但李世民必须迎难而上。 他天才型地唯才是用，对于臣下的过错，既往不究，以身作则，终于消弥裂缝，开创了治世。 这种君臣一体，臣下融洽的关系，就连长孙无忌也视为一大盛事奇事异事。 他曾在丹宵殿的一次近臣宴会之上，不胜感慨说：“（魏）征、（王）珪，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 仇敌可化为朋友，彼此有隔阂的旧日臣僚，在大环境之下，每个人也都尽心尽职，克己奉公。 大唐国势，蒸蒸日上。 但君臣相处，依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合。 即使后世称为贤相的房玄龄，因为出身于山东，并非关陇集团圈子中人，在李世民手下为臣，依然战战兢兢。 有时被李世民谴责之后，会连续几天至朝堂之上，向李世民诚心请罪。 并且他在李世民成为皇帝的第一个三年，基本上只是奉命行事，而非以天下为己任，当仁不让地成为国之栋梁。 伴君如伴虎，何况是以奇谋秘计送李世民上位的房玄龄，以过往历史而论，能得善终，都是烧了高香。 鸟尽弓藏，过河拆桥，古今同一。 即使房玄龄如此谦谨谨慎，一心奉主，也依然免不了一身骚。 对房玄龄的弹劾来自于权万纪。 权万纪因为自己年末的考评，评分较低，就举报房玄龄和王珪徇私舞弊。 有报必究，有错必举。 李世民想追究他二人可能的过错。 但对于这种核心大臣，没有重罪就去勘核，既损威严，又伤国体，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魏征又一次站了出来进谏说：“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 李世民这才停下了想要问罪的计划。 即使魏征本人，一样面临过“私其亲戚”的指控。 李世民指令温彦博去推究其事，但魏征一身正气，指控被证明是一种污蔑。 但温彦博作为皇帝的代表，总不能说是皇帝污蔑冤枉了重臣。 于是，他说了一句在历史上很有意思的话。 在奏章中，他写道：“（魏）征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 这让李世民抓住了一个小把柄。 估计他平时被魏征批评习惯了，并不是很愿意直接面对魏征，他让温彦博代表自己转话说：“自今宜存形迹。” 以示魏征虽然清白，但显然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但魏征一根肠子通到直，对此事不依不饶。 过后某一天，他在朝廷之上面见李世民时，又把这件事情翻出来了。 他挺身抗言说：“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但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 李世民知道自己随意找回的场子，反倒成了一个把柄，只得正色说：“吾已悔之。” 魏征打蛇随棍上，他又讲了一通想做良臣，不想做忠臣的大道理。 李世民来了兴致，赶忙请教何为忠臣，何为良臣。 魏征不慌不忙地说：“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 李世民茅塞顿开，表示受教，赶忙赐给魏征五百匹细绢。 他对于魏征显然有心理阴影，总会感觉到黑暗之中，有一双无比锐利的眼睛，在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每时每刻，都想用放大镜找出自己的缺点，然后说出让自己心惊胆战的话。 李世民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节制和克制的皇帝了。 有一次，魏征问了李世民一个问题，“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 李世民大笑说：“初实有此心，畏卿（魏征）嗔，故中辍耳。” 可见贞观之际，李世民和魏征一世君臣，并非只是千秋万代美名，而是于国于家于世，确实大有裨益。 若非二个人同心戮力，一个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一个克己复礼，非要证明，成就自己一世声名，恐怕也是无法完成。 相对于魏征的不计成败直颜犯谏，识相的大臣还是更多，尤其不是李世民核心圈子之中的位高权重者。 飞鸟尽，良弓藏，自古皆然。 李靖大功，居高不赏，实有震主之嫌，虽然在玄武门事变之中，采取了中立稍偏向于李世民的态度，却始终无法进入李世民的核心圈子。 但治国者，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罚分明，才能以一世规范，立万世的规矩。 李世民曾经敲打过李靖。 在李靖击破颉利可汗，却纵兵掳掠抢劫颉利的大本营之后，御史大夫温彦博参了李靖一本。 认为他统帅的军队目无纪律，以致让颉利可汗多年搜刮的珍宝，全部落入兵将之手，并且淫乱颉利可汗的部属。 这并非仁义之举，也不是大国风范，事实确凿，欲辩无方。 李世民当场就严厉斥责了李靖。 李靖本来以为自己居功至伟，至少会得到君王的高度赞扬，想不到却惹得一身骚。 李靖非常识时务，他赶快低头认罪。 许久之后，李世民冷静下来，才不咸不淡地对李靖说：“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 然后加官赐赏，但李世民这番话，却可轻可重。 李靖听出了弦外之音，如果自己也象隋朝的史万岁一样，再不和朝廷站在一边，或是有所怨言，他李靖，就是唐朝的史万岁。 但对于李靖这种级别的勋官，出将入相是传统，非宰相不足以酬勋。 隔了一段时间，李世民又开诚布公地对李靖说：“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为怀。” 李靖听到这话，心中更是打鼓，知道自己锋头太锐，为人所忌，前日因今日果，君心难测，自古伴君如伴虎，诚不虚也。 敲打过后，该办正事了。 李世民加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这是宰相之职。 将李靖调离军职，交出实权，步入政坛，达到人臣巅峰，让一朝瞩目，万世景仰。 这当然是李世民顾全君臣之义的行为。 李靖也早已开悟，他很上道。 虽居宰相高位，但他卸下往日在战场之上，纵横捭阖，料敌如神的本事，每天端坐衙中，和另外的宰相们议事时，恂恂然似不然言。 藏巧于拙，以智为愚，李靖实在是有大智慧的人。 李唐一朝，自李渊至李世民，很少屠戮功臣，其实也是事出有因。 李渊是因为还没到时候，他在位之时，李唐一直都在和群雄们征战角力，还处于创业阶段，虽然李唐的局势较，但外患始终未除。 更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给了李渊王朝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一度逼迫他想他要迁都。 在这种环境之下，李渊还需要依靠给他打天下的功臣元老们。 刚刚一统天下，本以为好日子要开始了。 但又爆发了太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激烈的储位之争，上演了兄弟相残的惨剧。 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李渊即使有心，也是无力，非不想也，是不能也。 李世民却大不相同，他是不需要，他有更好的处理功臣们的方式和选择。 李世民本来就是不世出的人才。 资历比功臣们老，功劳比功臣们大，才干也完全不输于功臣们，并且，最重要的是，李世民有一个所有功臣们都不具备的优点，他比他们年轻。 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 年轻才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一点。 李世民非常年轻，太原起事时，他二十岁；玄武门之变的当年，就当上帝国的皇帝，他才二十八岁。 这个年龄，让他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慢慢熬过他的那些老伙计们。 况且，他得位不正，但在治理国家的理念上，一直强调逆取顺治。 李世民也一直想证明自己才是李唐王朝最合适的接班人和皇帝，他不需要，也不能再大规模屠戮功臣。 这让李世民一朝的功臣们，基本都可以颐养天年，善得始终。 但事虽如此，也有例外。 第266章 三番五次辞交趾，金銮殿上溅五步 个例和特例，更能体现真实的人性。 有官员自己撞到李世民的枪口上来了。 他就是卢祖尚，他的死是一个冤案。 卢祖尚是隋末枭雄，当时宇文化及弑逆杨广之后，率领骁勇精锐西进北上，他派人招抚卢祖尚，但他不为所动。 卢祖尚召集乡里豪杰，歃血为盟，誓死守卫家乡。 宇文化及看到他们众志成城，也不愿意做无谓的浪费和牺牲，道不同，不相为谋，就置之不理，绕过卢祖尚继续前行。 卢祖尚此人有忠君爱国之志，一生从不做逆人。 当越王杨侗在洛阳即位，他立即归降；但王世充篡逆之后，他就归心于长安李渊。 他是李唐王朝的元老功勋，并且他在朝野之间，以才兼文武，谦平公直闻名，这当然是一个可以托付之臣。 他一生以顺生，以顺成，唯一一次逆反，就碰上了李世民。 当时，李世民倾心于他的久着声名，征他入朝，充满希冀地对他说：“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差使。 交趾远在五岭更南的海角天涯，是大地的尽头，再远就是茫茫大海。 大概在今天的越南北部，这已是中国古代地理和认识范围内，最偏远最蛮荒的地区。 卢祖尚一生正直体国，在朝堂之上，想都没想，立即就应承了李世民的请求。 但镇抚交趾，真的是一个大坑。 卢祖尚退朝回家之后，在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下，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和可怕性。 一入交趾，终生无望。 这不仅是指仕途方面，而是指整个的人生。 在交趾的那些年，就会成为一片空白，蛮荒之地，蛮陌之民，蛮夷是也，而其地其俗，都可能让人在有生之年，也无北返的希望。 卢祖尚后悔了。 他准备回绝李世民。 卢祖尚找了个理由，说自己旧疾复发，不堪远行，但这是当面答应过皇帝的，现在想出尔反尔，卢祖尚难免心中惴惴，为了表演逼真，他大概也找了医生，出具了证明之类。 李世民当然知道个中真义，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远行的良臣，当然不能就这样算了。 他派遣杜如晦专程去卢祖尚的家中，做他的思想工作。 杜如晦带来了李世民的问候，也是旨意。 双方都是千年的王八，提都不提生病的事，杜如晦宣读了圣旨，双方例行公事，谁也无法说服谁。 李世民打出了感情牌，他让卢祖尚的妻兄去说服他。 “匹夫犹重然诺，奈何既许朕而复悔之！” 为了解决卢祖尚的后顾之忧，李世民特别许诺，“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 但卢祖尚已经走上了托病之路，必须一条道走到黑，他坚决不愿意去交趾赴任。 李世民当面在朝廷之上和卢祖尚明辩道理，但卢祖尚不动如山，不为所动。 李世民无法下台，后果非常严重，他盛怒之下说道：“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 卢祖尚的运气不好，李世民这句话，其实在心理，已经憋了很久了。 因为李世民一意要做明君，虚心纳谏，集思广益，好处是确实可以少犯错误，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魏征等谏臣天天拿着放大镜，去找寻自己的失误和差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这种有意为之的压制和克制，让李世民喘不过气来，但他又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天下为公，从大处着眼，于国于民，以大利大义来决定自己的行事准则。 但对于个人而言，这种生活，实在不堪忍受。 可以想象一下，夫妻之间，当有人时时处处挑剔你的毛病，并且老是出言不逊，语中带刺的日子，你又怎么过的下去。 更重要的是，你还要演戏，他们即使有过份的挑剔行为，还要表扬，要赏赐，这是一种多累多痛苦的生活。 是人都有土性，李世民受够了。 卢祖尚抗命一事，引爆了他的情绪，他失去了理智，命令卫士在朝堂之上，当着所有大臣的面，立即处斩卢祖尚。 这不仅是处斩一人，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们看，我李世民虽然愿意和大家富贵到老，但我是这个天地之间，唯一的君王。 天地以下，君王最大。 李世民一朝，鲜血第一次洒满了朝臣的眼帘和心窝。 非常奇怪，以进谏纳谏着称于后世的贞观一朝，在这个明显过重的判决之前，竟然没有人当面阻止劝谏。 更大的可能是，当时朝臣们确实被李世民的盛怒和真怒吓破了胆，他们也不敢站出来。 因为最大的可能是，站出来进谏的人，就是代替卢祖尚镇抚交趾的人选。 人都是自私的，在生死关头，在最紧要的抉择时间，如果有选择，就一定会趋利避害。 人皆如此，也无法过于指责。 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嗜杀的人，他一时激愤之下，激情杀人，冷静过后，自觉所做所为，于理于义，颇有不合。 李世民心情郁郁不平，这成了一块心病。 他终于忍不住，主动和大臣们讨论起这件事来，繁华落尽，风声过后，魏征也说出心声，认为此事李世民太过。 李世民心中大有悔意，他也叹息说：“向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 终李世民一朝，他极少诛戮大臣，文臣武将，大部分都得以善终，这也是贞观之治的加分项。 但李世民此次自认“太暴”，并不是唯一。 他也还有过一次“暴”行，那直接导致了整个国家死刑制度的改变。 因一人而变制，这也是李世民孜孜追求治世的反应，人谁无过，过而能改，于君主而言，就足以称为圣明了。 那就是张蕴古事件。 张蕴古博涉群书，又晓时务，可谓是理论和实务相结合的综合人才。 他的成名之作是给李世民上过一篇《大宝箴》，这是一篇规劝进谏的文字。 张蕴古在文中留下了几句颇为传诵的名言，“圣人受命，……归罪于己……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这种雄文，足以让人热血沸腾，李世民是个识货的主，对此文大加赞誉，再加上张蕴古颇有时誉，就将张蕴古调进长安，做了大理丞。 这成了张蕴古悲剧命运的开始。 张蕴古接了一个案子，案情简单，是一个叫张好德的相州人，妖言妄语，疯言疯语，但他有一个挡箭牌，他有病。 他是真的有一种叫做风疾的病，类似于现在的精神病，这本来可以简单结案。 张蕴古上报李世民说：“（张）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 李世民一朝，本来就执法宽松，当即允许。 但这件事情，却有二个特别的地方。 一是张蕴古的籍贯是相州，而张好德有一个兄长，现在正在相州做刺史。 第二是张好德还没有被释放的时候，张蕴古就向张好德透露了李世民想宽恕他的意见，并且，还肆无忌惮在牢内和他博戏取乐。 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被权万纪捅了出去，上报李世民。 权万纪认为张蕴古徇私。 权万纪当时是李世民身边的红人，是李世民的一把至钢至纯的剑，是直臣忠臣，也是愚臣。 他和魏征不同，魏征对于皇帝李世民心态拿捏非常到位，他并不是一个不通世务的呆子。 相反，他的专业和本行，是纵横之学，纵横捭阖，以口舌搅动帝王之心，成其功业。 魏征生活在一个正确的时代，碰上了一个正确的人，再加上他非常善于把握轻重，他本人也确是一个正确的进谏者。 所以，贞观一朝，直臣能臣众多，但以谏出名者，魏征一人而已。 以纵横之术而言，魏征足以跻身中国历史一流大家之列，是和苏仪、张秦一个级别的大能之人。 只是我们在脸谱化魏征的同时，更多地把他想象成毫无头脑和不计成败进谏的直臣。 有时候，先入为主的观念，会成为掩盖事实和真相的层层迷雾。 但权万纪只是李世民的一把剑。 他也是一个谏臣，性刚而正，知无不言，他的检举揭发和进谏对象不是李世民，而是当朝大臣。 这是一个风险非常高的工作。 因为他的对手们都是这个年代手握重权，一言可以定人生死的能臣。 当世的房玄龄、魏征、王珪等人都被他弹劾过，他甚至表现得非常迂腐，不懂味，会玩一些超出规则的游戏。 这也是他“一把剑”身份的限制。 第267章 死刑五覆足堪怜，以王为王乃至公 权万纪的迂直，让魏征非常不待见他。 他曾经当面向李世民提出了严厉而尖锐的指责：“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 为了加强进谏的效果，魏征甚至将这把火烧到了李世民头上，“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 这句话份量有点重，打狗还要看主人，权万纪是李世民一手提拔的，现在遭到魏征如此痛责，李世民心中并不痛快，只能沉默不语。 话说到这个程度，必须要有表示。 否则，万事从来风过耳，就无法做事，更无法治国了。 李世民采取了二可的态度，他给予魏征五百匹绵帛的赏赐，但对于权万纪，也并没有追究。 张蕴古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 权万纪弹劾张蕴古“蕴古（籍）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相州）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 张蕴古徇私之事，事出有因，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李世民并非长在深宫妇人之手，更不是不谙人情世故的糊涂皇帝。 相反，他从小就了解人心和人性，知人世冷暖，几件事实一综合分析，就觉得自己上了当，受了骗。 张蕴古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出卖自己，去谋取自己的私利，这是典型的卖狱徇私事件，也是明显的欺君之罪，其心可诛。 李世民感觉自己受到了嘲弄和侮辱，他再一次失去理智，下令立即处斩张蕴古。 但他再一次后悔了。 作为一国之君，他当然深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要想让臣子们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完全不为私利，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张蕴古在此事之中，或者确实有卖狱去巴结和奉迎，张好德的兄长相州刺史的嫌疑。 因为，县官不如县管，他虽然在朝为官，在长安城一呼百应，但全家人全族人的根基却还是在相州。 拢络好相州当地最高长官，这是合情合理合义，也合乎利益的。 张蕴古确实有罪，但罪不至于死。 李世民再一次激情杀人，让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这次和杀卢祖尚的性质大有不同，朝中群臣，都睁大眼睛，看自己如何做善后。 毕竟同朝为官，张蕴古的今日，未始不是自己的明天。 李世民既悔且痛，他觉得需要立些规矩，改变下规则了。 规矩和教条，虽然要师古，但古时的情势，却并不一定适合今天。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李世民想要改变游戏规则。 错杀张蕴古，对李世民震动很大，往者以逝，来者可追，他一直在思考如何防止下一次可能发生的悲剧。 李世民先是责怪了宰相和言官，他痛心疾首地对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事，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 李世民懊恼之情油然可见，他确实是一个一心向上，一心向善的仁义之君。 李世民再进一步指出事情的决窍，“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 人心易变难猜，求人不如求制度，这次事件，可以归结为规则的漏洞，李世民敏锐地发现了旧有制度的弊端。 他要革新，提出了对于死刑，新的游戏规则。 “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 但这个制度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还是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惯性，新的死刑制度，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 即使三奏五奏，也是虚应事故，走走过场而已。 可见惯性的力量如此之大，要革新，要变革，谈何容易。 贞观五年，李世民再次下了一道诏书。 明确写道：“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曰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五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 然后，他重新制定了一个更详细的规定。 “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 这个规定显然更具有操作性和实际的指导价值。 三天之中，重新认定和判定死刑，可以尽量避免一时冲动之下的失去理性的决定，这既符合人的心理，也符合实际的操作。 李世民是真心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并不完美的世间，也爱他的人世。 他充满了人文关怀地说：“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以闻。” 李世民以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希望在制度之外，能能体现出新时代的包容和大度。 人君之量，家国情怀，李世民无愧于历史上一流的帝王。 李世民厘清制定了君臣相处之道，规范政治体制之外，他的治国之术，一切以经世致用为主。 于古代的，于自己的，于他父亲李渊定下的，如果和新的时代不相符合，他就大刀阔斧，让它成为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活色生香的，生机勃发的规则。 新王上位，总会革除旧朝的一些弊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李渊在位时有些规定，确实已经不合时宜了。 最大的弊端在于李渊遍封宗室，不论远亲近属，全部封王。 这当然不是李渊心血来潮，而是当时事势所必然。 李渊的治国理念，就是整个国家认为是一个扩大了无数倍的家，他是家长，要想当好这个家，就要找几个靠得住的帮手。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自太原起兵，环顾天下，谁最可靠，那当然是有血缘关系的李姓宗族最为靠谱。 李渊有严重的家天下倾向。 在打天下的过程之中，对于一些敏感和核心地域的将领，他延用了赐姓的传统，将他们也纳入李氏家族群之内。 他想以这样一种血缘和宗亲的关系，让自己的李氏小家庭和大家族——整个国家，能长治久安。 这当然并没有错，只是李渊分封的王，实在太多太滥太不值钱了。 什么级别的李氏的远亲也给他们封个“王”来当当。 光是李神通一家，除了他本人之外，还封了他十四个儿子中的七个儿子为王，一家八王，有一门王八之誉。 这当然并不是美誉。 而李神符一家，也不甘落后，也是一门八王，光是这二家，就封了十六位王爷。 这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滥封。 因为王爷这个尊称，并不是用来叫着玩的，这个称谓需要相应的待遇，要从本来就百废待兴，千疮百孔的国家草创阶段，去养活他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况且，王爷多了，威权重了，总会整出一些不可预测之事，或是出一二个狂徒。 庐江王李瑗就是个例子。 他本来就没什么才干，却因为是李氏宗亲，坐镇幽州，在天下大定，人心思归时，为了一己之私利，整出了一出叛乱谋反未遂的闹剧。 这种依靠血缘关系分封的政策，和李世民的理念格格不入。 他以军功起家，他的嫡系都是当世有功之臣，他需要按军功去酬勋。 谁有能力，谁就能享受高官厚赏，这显然比仅仅靠血缘的远近去排名，要更靠谱。 但重位肥缺，已被李渊分封的宗室诸王占据了。 要想达到目的，就只能改变游戏规则。 李世民即位之初，就面临这个挑战。 于是，他在朝堂之上，不咸不淡地问群臣说：“遍封宗子，于天下有利乎” 言外之意，非常明显。 一朝天子一朝臣，号称天下第一揣摩之才的封德彝，虽然是李渊旧臣，但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立即接口回答说：“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馀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李渊）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 李世民对于这个答案非常满意，他点头同意道：“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 于是，李世民以军功大小为准，考以血缘远近，将宗室郡王绝大部分降为县公。 李世民在这一件事情上，并没有一刀切，对于李唐的功臣宗亲，他并没有吝啬爵位和赏赐。 身有军功的几位王爷，比如李唐皇族的远亲李道宗，号称李氏宗亲之中最能打的，凭借军功，由略阳郡公而进封任城王，再进一步成为江夏王。 李孝恭，平定江南的统帅，由虚受王爵，在贞观之中授与实封一千二百户。 实封并非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给了他一千二百户的利益，税收的三分之一和所有的劳役力量，全部归属于地主。 这是让人艳羡的奖励。 有人降，就有人升；有人失去利益，就一定有人能多占利益。 李世民的酬勋政策，拢络了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核心功臣们。 李世民的功臣多，但李渊的功臣们更是实在太多了。 这出了问题。 第268章 官多赏滥终是虚，一代新人胜旧人 李渊封的官太多太滥了。 自太原起义，到入主关中，李渊收服人心，远近来归的一大利器和杀器，就是封官. 甚至到了不分贵贱，无论贤愚，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就先开个空头支票，封个官给大家高兴高兴。 这是一种李渊特有的统战方法。 当年破霍邑宋老生之战，攻防惨烈，李渊亲自见到尸横遍地，玉石俱焚，恻隐之心大动，况且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自己的家底，也经不起几次损耗。 李渊下定决心，“从今已去，当以文德来之，不复用兵戈矣。” 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厚赏滥封。 他曾经创造过一个非常夸张的记录，他利用自己写得一手好字的优点，亲自手写委任状，他笔不留行，一天之内，发出去的任命文书，竟然达到数千件。 这引发了部下的质疑和劝谏，但李渊不为所动。 他深谋远虑地回答道：“不希爵赏，汉室以兴，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天下之利，义无独享，率土皆贵于我，岂不益尊乎？” 李渊的理念朴素而实用。 能够用封官赏钱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花费大力气，流血牺牲去打仗？ 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简单有效。 利于迅速聚拢民心士气，给了久处沉闷下层之地的人，一线前行的希望。 李渊之所以能海纳百川，快速成功，和这种大规模分封厚赏，带领大家一起捞实利的务实政治理念大有关系。 但他封的官，实在太多了，李渊也非常喜欢赐封户数。 虽然在他治下，是虚封，没有实际的含义，但如果满朝皆官吏，都是千户之家，就未免太骇人以闻了。 事情已经发展到必须要拨乱反正的地步。 李世民准备挑起这个担子。 面向民间的虚封官员，更多是一种荣誉，可以先放置一边，况且，李渊亲自手写的告身，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墨宝，本身也具有收藏和荣耀的价值。 这一类，时间可以消减和抵消，不会产生大的障碍。 但中央官员，却需要动真格，否则，李世民没有办法安排后来的人上位。 这一刀下去，割掉了一大片韭菜。 长安城中，中央官吏在武德年间，有二千多人，但李世民大刀阔斧，只留下了六百四十三人。 一次裁汰掉三分之二的中央官僚，这种力度和决心，后世已经不敢想象。 李世民虽然子承父业，但在这一点上，他却更像是一个新朝的皇帝。 一朝皇帝一朝臣，一朝皇帝也有一朝的风气。 李渊留下的那些告身，还是带来了现实的政治障碍。 中央官员的调整刚完成，接下来，就涉及到地方官了。 改革进入深水区。 在隋末和李渊的武德年间，外放当官，是最让人恼火和难以接受的苦差事。 因为当时，世道不平，叛乱迭起，离开长安城这个太平享乐之地，主政地方，指不定哪天就会遇到战争或叛乱。 那有掉脑袋的可能。 外放当官，生命，是没有百分百的保障的。 因而，很多人，宁愿不当官，也不去地方主政。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李世民已经一统天下，太平可期，现在去当官，那是一件风险很小，收获巨大的事情。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迹。 七千余人相聚长安城，几乎在同一时间，浩浩荡荡分赴全国， 李世民创新了官员的考核和任命时间。 李渊的政治理念和实务，基本因袭隋朝，集中于十一月至来年的春节，在长安城集中完成。 这是一项庞大复杂而精密的工程，因为时间所限，经常出现纰漏，不便于操作。 李世民改为不定时考核和任命，随缺随补，灵活机动。 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改动，却是贞观一朝政治的精义，虽然师古，但更要方便现实。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正如在战场之上，李世民因时因势，指挥战术法无定式，龙腾虎跃。 而在政治上，李世民也决不墨守成规，拘泥不化。 他尊重制度，也遵循传统，但决不会被固有的制度限制。 当旧制度已不适应时代时，李世民毫不犹豫地制定新的规则。 不管在战场上，还是政治上，李世民实在是一代雄才。 李世民要想尽力消除李渊留下的影响，就需要在朝堂之上，核心权力层构建自己的嫡系。 他的方式非常简单，采取了混合共存，以老带新，然后新人当家的策略。 任何的制度，归要到底都需要人去实行。 制度是死的，推广、执行、考核、变通，都需要政治长才，而宰相群体，就是皇帝的智囊团。 任何一个朝代，宰相群体的素养将直接决定国家的高度。 六月初四，玄武门事变。 六月初七，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 李渊正式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显然，已经失势的李渊，只保持了表面的体面，权力已完全移交给李世民，“闻奏”是不可能的。 八月初九，李世民正式即皇帝位。 这种高效快速的权力移交，是军事政变的必然反应。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表面般风平浪静。 当时李渊名为太上皇，却还占据着太极正殿，李世民虽然登上了皇帝之位，只不过是在东宫举行的仪式。 显然，李渊在朝野之间，还有举足轻重的势力和影响力。 于国于家，都不可躁冒进，操之过急，悔之无及。 李世民对于权力和高级人员的过渡，采取了一种稳妥的渐进方式。 他先全盘接收了李渊的宰相群体，但是，他增加了几个自己一系的宰相们。 更重要的是，他新任的宰相们占据了实权和实力部门。 比如六省之中最重要的吏部和兵部，就由长孙无忌和杜如晦出任，并且李世民创新型地让他们成为真宰相。 李渊的核心权力群体，实际上就是玄武门之变当日，和他一同在海池之上泛舟的七大巨头。 李世民对李渊的宰相群体，采取了自然过渡和顺势而为二种方式。 李渊出自于关陇集团，并且在隋朝久居高位，他进入关中，入主长安，得到了旧隋官僚群体的双手赞成。 加上李渊创业初始，四周强敌，虎视眈眈，时刻面临生存压力，因而，其用人政策奉行拿来主义，毫无疑问和杨隋一朝是一体两面，。 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一个加强版和升级版，最新版本的隋朝体系，隋世大豪，大都可以在新的政权之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种统一和延续的政策，让李渊的政府高层之中，关陇集团，江南以及山东人士，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平衡才是政治的精义。 李世民通过军事政变得以窃据大位，得国不正，更加必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为相。 他的效率非常神速，在他登上皇帝之位不到一年，李渊的宰相们就已经消失在李世民的权力核心层了。 玄武门之变中，文官系统中最大功臣是房玄龄和杜如晦，没有任何疑问，李世民将建立房杜为主体和核心建立新的权力中枢。 萧瑀成为横亘在房杜面前的一座大山。 他是李渊一朝的核心大臣，房杜要想真正上位，就必须先扳倒萧瑀。 他们选择联合封德彝来分化瓦解，逐一消融掉李渊宰相。 封德彝虽然是萧瑀引见给李渊，但他在隋朝早着大名。 一代权臣，眼高于顶的杨素曾经心服口服地说：“揣摩之才，非吾所及。” 杨素当时经常和他讨论宰相实务，折服于封德彝的才华，情不自禁之下，拍着自己的座位对封德彝说：“封郎必当据吾此座。” 封德彝以揣摩之才名着天下，也是一把双刃剑。 这是一种老于世故，熟谙人心的能力，好处是可以急对方所急，想对方所想，说对方所想说，或者直接做对方之想做。 可以让对方或上级如沐春风，利于成事高升。 但同样，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难保持纯粹的理想或坚守传统的道德，他以一台机器般，精密计算，与时俱进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一个政体中，这类过于如鱼得水的人，最容易成为两面双刀或变节投敌的阴谋家。 封德彝正是这种人。 当房杜笼络他时，他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 房玄龄和杜如晦已进入权力中枢，是李世民的嫡系，如初升之太阳，光耀万丈。 世界是李世民的，也是他们的。 以善于揣摩人主心意和孜孜求进，名闻于世的封德彝，敏锐掌握了这种新的变化。 他的决定合理而不近人情。 他倒向房杜，抛弃了曾经的同僚，或者说也是他的贵人萧瑀，还在在背后插了他几刀。 高层斗争的第一把火，先烧向了萧瑀和陈叔达。 萧陈两人，都是江南（江左）人士的代表，萧瑀是梁萧正脉，父亲是梁明帝萧岿，而陈叔达却是陈宣帝的血脉。 南朝四国，宋齐梁陈，迭次更替，本来就恩怨纠缠，事非难断。 萧陈两大皇姓，北上长安后，和当权的关陇集团，通过婚姻或是凭借本身的文学才干，早已融为一体。 既然客居北方，为家庭计，为家族计，为国家计，自然也需要放下上代，或是上几代的恩怨情仇，眼光向前看。 这也是萧陈两人能同朝为相的基础。 但矛盾只是掩盖，并没有消失，当在某个时间点，或是特殊的场合之下，经由别有用心的人挑拔，事情就会不可控制。 萧瑀除了是萧梁后人之外，他其实也是李渊的表亲，他的妻子是杨坚皇后独孤伽罗的侄女，因而在隋朝和李渊一同为官时，二人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萧瑀颇有才干，也为李渊所重，当然也为李渊所亲，李渊亲切称他为萧郎，他说道：“得公之言，社稷所赖。” 并且，萧瑀对李渊尽心尽力，李唐开国之际，万事草创，世道艰难，有一次李渊曾经责怪萧瑀负责的中书省，效率太慢，宣诏执行不及时。 萧瑀回复了一番诚心奉国，老于政道的话语，他先讲述了隋朝当年有些政令前后互相矛盾，甚至有立即发布相反诏令的情况，然后，他才讲述自己这样操作的原因，“每受一敕，臣必勘审，使与前后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 这显然是一种精忠报国，以国事为己事的负责态度，李渊心怀大慰，对萧瑀推心置腹地说：“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 萧瑀是除了封德彝之外，李渊一朝最受依重的宰相。 但他一样有一个弱点，这导致了他在李世民一朝的脆败。 第269章 生前屹立万山巅，死后恶名已如烟 萧瑀是一个有操守的宰相，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封德彝开始作妖。 在过往的工作中，两人配合如鱼得水，但现在不和谐的一幕出现了。 早就商量好的方案或结论，封德彝即使已经同意了，但在朝堂之上，他向李世民奏事时，却经常临时反水否认。 这让萧瑀平白无故，做了多次言而无信的烂人。 当面红脸，背面黑脸，两面三刀，十足小人行径。 这让萧瑀和封德彝产生了不可弥缝的裂缝。 这让萧瑀经常失信于李世民，或者出现了混乱。 这对于一个久经政坛，且老于政事的宰相而言，是不可接受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在旁边煽风点火。 当萧瑀遭到房杜的联手排挤之后，心中怏怏，颇有不平之气。 于是，他向李世民上书，言为心声，自己尽忠尽力，一心为国，却被排挤打压，词旨之间，难免寂寥落寞。 这种明显的情绪化，让李世民感到压力和不满，他对萧瑀开始失去耐心。 构建以房杜为中心的宰相群体，是李世民的必须，也是必需达到的目的，即使曾经功高位崇，也已成过往。 今时今日，重用自己更熟悉的宰相们，大干快上，已是大势所趋。 大浪淘沙，前浪死在沙滩上，潮流滚滚，又哪有人情可言？ 况且，让自己的心腹熟悉政务之后，他父亲李渊的宰相们，也应该功成身退了。 新人终要上位。 李世民找到了一个机会，一举黜退了李渊的两大核心宰相。 陈叔达旁观者清，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本是梁国和陈国皇室后裔，天生就带有家族不和的因子，流淌在血液之中。 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贵为宰相，人臣顶峰的萧瑀和陈叔达，竟然当着李世民的面，直接干起来了。 他们都是居于帝国权力顶层的政治精英，在皇帝李世民面前，竟然如泼妇般当众对骂，声色俱厉。 两个人甚至都准备撸起袖子干一场。 他们的宿怨，其来有自。 但萧陈两人公然咆哮朝廷，已和市井小儿无赖无异。 朝臣们相顾愕然，完全不知所措。 萧陈两人公开而低级的争斗，既失体统，更失为臣之范，这已经可以算是一个政治丑闻。 李世民顺水推舟，将他们二人安上一个“不敬”的罪责，全部免去宰相之职。 但他们两人最终的境遇，却还是大有不同。 陈叔达自此再无建树，消失于贞观的政坛。 但萧瑀却在李世民一朝，五上五下，还三度参预朝政，但当他再次复出时，他身上李渊的标签，已经磨灭不见。 他已变成李世民一朝忠贞而有用的能臣。 萧瑀是一个经世致用，值得尊敬政治家。 和萧瑀的贬退不同，封德彝和裴矩却得到了善终，上天给了他们难得而珍贵的自然老死机会。 封德彝并没有空负天下第一揣摩之才的美名，他在无数个政权之中游刃有余，位高权重。 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某日，他在尚书省批阅文书时，身体有恙，为示尊重，李世民用皇家之辇将他礼送回家。 但封德彝大限已至，很快就逝世了。 他完美诠释了活到老，干到老的定义。 这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可以口耳流传故事，但他的传奇并没有结束。 封德彝死前尊荣，但死后却被李世民清算了。 当然，这是他咎由自取，也是他的性格使然。 他当年在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斗之中，往两方都押了注。 表面之上，他认可李世民，但在私下和李渊的对答之中，却又转而支持太子李建成。 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的常态，首鼠两端，漫天押注，以期得利。 但封德彝却是真正的老手，也是高手。 他将这件事情做的非常隐秘，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 天道有眼，他死后数年，当年之事，被翻出来了。 但对他的最终清算，要等到他死后的第十七个年头，唐临才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奏折。 唐临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他写了一本并不太正经的书籍，叫做《冥报记》，或许他成书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封德彝因果循环的例证。 唐临在奏折中写道：“（封德彝）苞藏之状，死而后发，……罪恶既彰，宜加贬黜。此而不惩，将何沮劝。” 他虽然已经死去了十七年，但李世民心中明显憋着一口气。 死的再久，也要将他揪出来，死后算账。 欠的账，总是要还的。 虽然无法惩罚他本人，但要让他在青史之上，留下他肮脏的名字。 李世民让大臣们详加商讨，哪种惩罚是合适的。 情况非常明显，皇帝有意追究，能拿出来讨论，就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这和中国传统政治之中，己身之罪，盖棺定论的传统大有不同。 这也涉及到一个深层的问题。 在坐的每个大臣，都可能不是那么干净，再加上政治的风向会转变，如果死后很久，还要接受严厉而彻底的制裁，他们今天举起的屠刀，明天就可能落到自己头上。 朝廷之上，激烈辩论。 各种处理意见都有市场，都有合理之处，包括最彻底的和最严厉的惩罚都被提出来讨论。 最后，经过妥协，大臣们商讨出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民部尚书唐俭下了一个结论，“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 最后，朝廷赠与的实封被收回，死后的赠官，也被追回，但最具侮辱性的惩罚，却是将他的谥号改了。 这个处罚，没有罪及他的后人，但对于封德彝这种级别的大臣来说，却比在当朝直接杀了他，还要难以接受。 他的谥号，被改为“缪”。 这是个恶谥，是错误，名不符实，奸诈之人才能得到这种丑恶之谥。 死后被改恶谥，想必封德彝泉下有知，也心有戚戚。 封德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二面三刀奸臣的代名词，名污青史，被万世指点。 裴矩虽然也是自然老死，但他的结局，却比封德彝要好的多。 他在杨隋一朝，以西域第一专家知名于世，他呕心沥血，写有一本《西域图记》，为隋朝经营西域立下汗马功劳。 但他在炀帝杨广后期，却也只能与时俯仰，随波逐流，再无建树，只不过是明哲保身而已。 但他迎来了第二春。 入唐以后，在李渊和李世民治下，他却并没在展示出佞臣的色彩，反倒多有匡助，也不枉背上一个两朝三代宰相之名。 裴矩在李世民一朝，已是七八十岁高龄，但却励精图治，精神不衰，完全以天下为己任，足为忠臣。 在李世民的钓鱼执法中，他还拂逆过李世民的龙鳞，进谏忠言。 当日，李世民为了整顿吏治，解除贪腐问题，曾经想过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人假扮行贿的人，去向官僚贿赂。 他选择的突破口，是当时民愤较大的实权执行部门。 毫无意外，有人上当了，有一个官吏收受一匹绢。 为了明正刑典，也为了杀一儆百，李世民下令将这个受贿的官员立即斩首。 这显然不是李世民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个治国方案的组成部分，背后必然有他存在的逻辑。 但裴矩敢于拂逆李世民的龙鳞，他站出来反对。 裴矩言之凿凿地向李世民说：“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 这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治理天下的理念，当以堂堂之法治天下，不取巧，不走近道，也不走偏锋。 大国，就应当有大国的规矩和尊严。 当年正是李世民年富力强，虚心纳谏的贞观初年，他从谏如流，召集全部的臣僚，当着他们的面，虚怀若谷地说：“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李世民此举，大有深意。 当朝为官者，承隋而来，自然知道裴矩在杨广一朝的名声，怎样也不能算做忠臣和直臣，但现在连他都敢开始向李世民进谏，这显示了新朝和新王的力争上游，导人以谏的胸怀和抱负。 真是泱泱大国之风，洋洋贞观之神。 李世民贞观一朝，贞观之治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君臣一心，一个敢讲，一个愿纳，并且落到实处。 这种融洽的君臣关系，主要是由于李世民得位不正，他比别的君王更想证明自己，所谓“逆取顺治”而已。 他以一种内在的严格自律，承接了臣下们了无遮拦的进谏，这来源于他内心的耻辱感和一心建功立业的内驱力。 毫无疑问，在贞观初年李世民更加从谏如流，相比后期要更加明显和典型。 人在成功之后，必然松懈，也是人性使然。 但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真空的环境之中，明君也需要有放松的时候，李世民也概莫能外。 宇文士及就是这样一种润滑油，他也是李渊一朝的七大核心之一，但他是那个最不重要的一个。 他并没有什么政治才干，更没有什么建树，但耐不住他是皇亲国戚，是李渊的大舅子。 但真要几十年挺立于帝国的中枢，还是要几分真本事的。 宇文士及就有两点足以安身立命的本事。 第270章 身怀长技足为雄，古今难求两君臣 没有两把刷子，不可能长久居于高位。 宇文士及虽然没什么才干，却有屹立不倒的两大本事。 第一点就是宇文士及和李渊相识于微时，建立过玩命交心的真感情。 宇文士及虽然娶了炀帝杨广的女儿为妻子，但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向李渊归心投诚。 李渊本人非常看重这种纯粹的情谊， 在归唐之后，李渊曾经象征性地责备宇文化及兄弟，说他也想北上与自己争天下，竟然不肯归顺自己。 宇文士及没有任何愧疚之感，他侃侃而谈地说起了昔年往事。 “臣之罪诚不容诛，但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阴宫，复尽丹赤。” 可见，李渊和他两人，早在杨广征伐高丽时，就已经心怀二志，阴有所图了。 这是两个气味相投的阴谋家，当然，他们都认为是应天顺命，干的是千古伟业。 李渊神思飞舞，回想起当年自己创业的历程。 一路走来，艰难困苦，真是太不容易，自己当上皇帝之后，虽然君臣一体，但终归名分有别，上下悬隔，真是很难再遇到微时的朋友了。 他心中感慨，自己身边，又多了一个老朋友，不由笑着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然后，宇文士及沾了他妹妹的光。 他有一个妹妹，被李渊看中，贵为昭仪，并且很受宠爱。 于公于私，宇文士及都成了李渊的铁杆，在朝中没有人可以替代，因而，他一路高升，仕途顺畅。 当然，这也和他的第二项特质有关系。 宇文士及虽然身无长才，但他的嘴非常严。 嘴严思密，是成就任何大事必备的素质。 他久掌机密，和皇帝朝夕相处，自然有无数的内幕和黑料，但宇文士及将宫中和宫外完全彻底区别开来。 和皇帝相处时，任何只言片语，他终其一生，从未泄露一个字。 这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这也是他经历李渊和李世民两朝不倒的实质原因，于皇帝而言，或者他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有一件小事，可以非常清晰地表明李世民和他的关系。 当时，他们两人一起在御花园中散步游玩，李世民正在一株树下乘凉，顺口说了一句“此嘉木也。” 宇文士及打蛇随棍上，立即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以文化人的观点，附和赞美这棵被御口赞美之树。 李世民在和朝臣的斗争中保持了敏锐的嗅觉，他立即警醒，面色一变对着宇文士及说：“魏征常劝我远佞人，不识佞人这谁，今乃信然。” 面对指责，宇文士及并不惧怕。 他有自己的处世和人生逻辑，他向李世民表达歉意，但语气平淡地说：“南衙群臣面折廷争，陛下不得举首。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将顺，虽贵为一天子，亦何聊乎？” 这触动了李世民内心深处的欲望。 李世民陷入深思，他得位不正，但他本人是一个明君，因而，他比任何人更想证明自己。 他非常严苛地约束自己，一心精进，群臣也待他苛求，但他一样是个人，有血有肉，并非纯粹是一架精密工作的机器， 他也需要放松，也需要有人拍他的马屁，也需要释放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那他也需要有自己私人的圈子。 宇文士及正好是一个绝佳的人选。 因而，终李世民一朝，宇文士及的恩宠不衰，终得善终。 他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将李渊一朝的宰相们清除出了最高权力层，但却没有引起任何的政治动荡。 这种高效又稳妥的风格，正是贞观之风让人沉醉的迷人之处。 但李渊的宰相和群臣之首，最核心的一位是裴寂。 他代表了李渊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力量和尊严，他的命运，要曲折丰富多彩许多。 李渊当上皇帝后，曾经明白无误，直接了当地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 并且，李渊不是一个纯粹的嘴炮，这句话发于他的心，也动了他的情，更重要的是，李渊在日常生活之中，给了裴寂无上的尊重和荣耀。 李渊甚至甘心将权力和尊荣与裴寂共享。 李渊当朝听政时，也会拉上裴寂坐到御坐之上，一起商议国事；退朝之后，也会和裴寂双双进入内室，言无不从，事无不顺。 当然，李渊赏赐给裴寂的珠玉财宝，更是冠绝群臣。 李渊还给了裴寂一个特别的殊荣，他第天都赐给裴寂皇宫中的御食，以示和裴寂有福同享。 更重要的是，终李渊一朝，裴寂是实实在在的群臣之首，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段君臣际遇，实在已成历史佳话。 皇帝本是孤家寡人，但李渊似乎是个例外。 裴寂也是李渊当了皇帝以后，为数极少的朋友，这当然也包括酒肉朋友的性质。 当年太原起义时，裴寂监守自盗，安排晋阳宫中的美女，奉献给李渊享乐，两人天天吃喝玩乐，海天海帝，胡混在一起，建立起过命的交情。 即使李渊当了皇帝，他也并没有摆太大的架子，也不称呼裴现任官名，而是称呼他叫“裴监”。 显然，这是一个让李渊感到温暖和怀念的称谓，在太原那段时间，是李渊人生的高光和轻松时刻。 当然，这种关系的建立，并不纯粹来自于李渊的私人性格，虽然他比较重视私人感情，但更主要是来自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实际。 李唐一朝，虽然在关中的长安城立国，但刚开始时，也只是隋末群雄之一，并非后世所认为，是一个君临万邦，天下一统的大帝国。 相反，当日进群雄并起，很多人都有非分之想，都想坐上那个天下唯一的皇位。 李渊不过适逢其会，只是其中之一，却绝不是唯一。 这决定了唐朝在开国的几年之内，内忧外患，危机深深，他们需要不断地征伐，攻灭吞并它的竞争对手，才可以求得生存。 在这种形势下，李渊的政治风格延续了北周朴素的共享共有的治国理念。 确切一点讲，自西晋以降，所谓的割据政权，都是军政府，以生存和吞并对手，壮大自己为第一要务。 虽然叫皇帝，其实就是个诸侯，甚至就是个地盘更大的豪强而已。 因而，君臣之间，多无上下之防，也无苛刻的法度，互相共享共治，共同经营，共享利益。 后世君权至上，皇帝拔高和神化到神圣不可侵犯，天下地下独一无二，已经很难理解这种君臣关系了。 李渊似乎并不只是表面上的笼络，他是真的把裴寂当成了最特殊的那一个。 即使裴寂统兵在河东战场溃败，面对宋金刚一日奔亡几百里，全军尽墨时，他也只是将他象征性地，走下程序。 裴寂接受询问后，很快就被释放，恩顾弥重。 当然，他们之间的感情，一样出现过波澜。 裴寂位高权重，难免木秀于林，有风摧之，他曾经被刺史韦云起举报谋反。 谋反是重罪，也是必须验证勘核的重罪。 李渊虽然交待有司按程序办事，但依然给予裴寂无可比拟的特权，他诚心意正地对裴寂说：“朕之有天下，本公所推，今岂有贰心？皂白须分，所以推究耳。” 在推核其间，李渊还带着三个贵妃，携宝带器，光临裴寂的府第，述述旧，压压惊。 两个人好象又回到了太原城晋阳宫中，欢乐逍遥的岁月，君臣两人，欢饮达旦，尽夜极欢而去。 李渊对裴寂的恩宠和感情，完全超出了正常的君臣兄弟之情。 他甚至好几次当面向裴寂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公复世胄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 李渊讲了一通自许和也赞许裴寂的话后，将他心中的优越感和成就感推向了顶峰。 他以一种穿透千年，立于世界之巅的目光和口吻，自恋般地说道：“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 显然，在李渊心中，认为自己远胜汉高祖刘邦。 但他也不好过于自吹自擂，必须拉上裴寂做个幌子，认为自己和裴寂君臣两人，远胜于汉初开国的帝王将相了。 李渊对裴寂是真爱，他是来真的。 他甚至将国家的权力，真正和裴寂共享。 第271章 相亲相重相得意，不离不弃不成依 铸币（印钞票）权，是皇家的权力象征。 一直被严格掌控，但李渊竟然大开方便之门，特许裴寂可以在家开炉铸造钱币。 这是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和李元吉才能享有的特权。 毫无疑问，裴寂这种级别的大臣，也一定会纳入李渊的姻亲体系。 在正式成为李渊的儿女亲家之后，裴寂感到高处不胜寒。 他想试探下李渊的真意，于是，他假意向李渊请求说：“臣初发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后，许以耕退。今四海义安，伏愿乞臣骸骨。” 李渊心中一片通明。 他知道裴寂的真实目的和用意，虽说飞鸟尽，良弓藏，但自己对裴寂却一直以朋友和家人的心态相处，他想成就这一段君臣深义。 李渊流下了动情的泪水，他向裴寂袒露心声，“今犹未也，要相偕老耳。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 李渊对裴寂许以一生的富贵繁华，二人相守到老，让这世间看一看，以利相交的，也能以义结尾。 他们都认为这种惬意的日子，会一天天永远地过下去。 直到玄武门事变发生。 当日，李渊正和一干心腹大臣泛舟海池之中，正准备一起推问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的罪名，但他们等来了全副武装，全身披甲，目露凶光的尉迟敬德。 李世民造反了。 他杀兄屠弟，并且势成骑虎，也必须攫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李渊在事实面前，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也给予李世民一系绝对的权力，但他作为李唐帝国合法的皇帝，并且是开国明君，加上李世民此次逆行，也那些纯粹争权夺利之徒不同。 政治虽然讲强权和力量，但一样需要妥协。 李世民本来就是逆取，但他却想以顺治成就自己一世威名。 已经发生的，他不能够改变，但他可以掌握还未发生的。 名正才能言顺，因而，虽然李世民必需登上皇帝之位，却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尊重李渊的皇权。 这可以从李世民登基后宰相的人选上，明显判断出来。 他保留了李渊治下的宰相们，但加入了自己嫡系的宰相，用增多数量和占领核心部门来控制这个帝国的权力。 李渊成为太上皇，权力被架空，但他虽然不具备实际的权力，却依然是李氏家族家的家长，他依然保持了必要的尊严。 这种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双分制，让李渊成为一个特殊的太上皇。 即使在李世民登基成皇帝后，他依然霸占了太极宫和太极殿，并没有从原来的起居和办公地点搬走。 太极殿是李唐王朝上朝和办公的正殿，是国之大器，李渊不走，李世民不能强抢。 他只能可怜兮兮地在东宫显德殿登上皇帝大位，原则上说，这当然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即位。 这是李渊一种无声的抗议，也是他当时在朝内还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实际表现。 毕竟，位置来源于实力的体现。 但这种状况不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即使是李渊，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李世民也不可让自己一直名不正，言不顺地居于弘义宫。 但他必须先将李渊的爪牙清除干净。 李世民非常高效地完成这项工作，他在一年以内，就将李渊的宰相群体们清除出了权力中枢。 但还有一颗钉子，也是李渊最重要的依仗，那就是裴寂，他还没有被斗倒。 只要裴寂在，李渊就不可能会搬出太极宫。 李世民非常有耐心，甚至在他登基的第一年，还给裴寂加了实封户数到了一千五百户，这个数字，是所有朝臣之中的顶格数字。 高处不胜寒，巅峰即下降。 在第二年时，情况起了变化。 有一次，李世民在南郊祭祀完毕之后，他邀请裴寂和长孙无忌一同和自己坐车回宫。 长孙无忌当然有这个资格，可以坐这台车子，他和李世民的关系，就是另一个翻版的李渊和裴寂。 但裴寂看到和自己一同作为李渊宰相们，早已飘零殆尽，心中不免有风寒水冷，唇亡齿寒之感。 一阵力不从心的感觉，袭上了裴寂的心头，他忽然觉得有些寂寥。 裴寂有些累了。 他拒绝了李世民的好意，但李世民依然对他表示出应有的足够尊重。 他诚恳地说道：“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 这是前后二代皇帝和前后二任大臣的直接交手和会面。 但一桌四人，三缺一，少了李渊的加持，这种权力结构又怎么能长久？ 事情的结果，就是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贞观三年，裴寂就出事了。 罪名依然是历代帝王最忌讳的误交妖人，误信妖言，心怀怨望之罪。 这条罪名的坐实，可能是莫须有的罪名，但却是李世民政权的需要。 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杜如晦，他当时在李世民一朝炙手可热，权倾天下。 裴寂将走向他人生的终点，只是他生前虽然贵盛无比，却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一如他的朋友，伙伴和皇帝李渊一样，走完了并不快乐安逸的一生。 杜如晦并不是浪得虚名，他需要替李世民办成这件事。 李渊占据太极宫太久了。 从李世民登基之日起，已经足足过去三年了。 但李渊依然起居在太极宫，视事在太极殿和二仪殿。 这本来应该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虽然并没有规定太上皇不能居住，但以讲究名正言顺的中国政治而言，李世民每天在东宫，遥望太极殿，一定是别有一番滋味有心头。 李世民是一个有追求的皇帝。 他一直很想为自己正名，不管是在家族之内，还是在朝廷之上，或是在将来的历史书中，他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唐朝的君主和皇帝。 其实，他已经有好几次，有意无意地给李渊传递出暗示的信号：时代不同了，李渊也该搬走了。 他曾经二次大规模放出李渊居住的太极宫宫女，当然有冠冕堂皇和必须执行的理由。 但这种越俎代鲍的行为无异于直接给李渊下逐客令。 事情源于李百药的一封奏疏，“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以致旱。” 这似乎理正辞严，却又似乎强词夺理。 放出宫人也是李唐的一贯做法，既可节省费用，也可给社会提供一批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对于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唐朝初年，完全有必要。 但李百药本人是当世大儒，又是一代良史，是《北齐书》的作者，他用了一条“阴气郁积，亦足以致旱”作为出宫女的理由，就难免让人浮想联翩，颇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李世民立即表示同意，他回复李百药道：“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余，亦何可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 这更是言之谆谆。 但李世民两次放还宫女的动静有点大，数量达到三千人以上。 整个太极宫，事实上已成一座空城。 可以想见，李世民放出宫女的行为，事先并没有和李渊沟通，并且，李世民登基之后，他自己府邸的宫人，并不见得减少多少。 事易时移，尊卑有别。 时代确实变了，天也变了。 按照惯例，李世民甚至还纳了李元吉的妃子做老婆，以充实自己的后宫，他还同时接纳了庐江王李瑗（谋反被王君廓矫杀）的娇妻美眷。 有一次，李世民正在和宰相王珪议论政事，忽然感慨丛生，指着身边待立的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说：“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之。” 王珪心中一万只操你马跑过，他赶快起身，远远躲开。 王珪的声音遥遥传来，“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 李世民还未醒悟，大言不惭地说：“杀人而娶其妻，卿何问是非！” 在这一刻，李世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庐江王李瑗虽死，却并不是自己直接下手，他接纳他的美妾，不过是当世流行的时尚之风而已。 但王珪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苦口婆心地对李世民说：“昔齐桓公知郭公（已灭亡的郭国之主）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也。” 李世民本是无心之言，现在却坐实了自己喜好美色，有知善而不为之讥，不由大感没趣。 关于这个美人的下场，有二种不同的记载，《旧唐书》记载“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 但《资治通鉴》却有不同的说法，“上悦，即出之。” 这种隐秘幽微之事，事实真相，早已不可探究，可谓见仁见智，各取所需了。 但两次放还宫人，李渊心中不能无感。 也许当他看到空荡荡的宫城，心中难免失落，但他依然坚挺，因为他还有一个依靠。 裴寂还在朝廷之中。 李渊和裴寂，君臣一体，也可以说是一体两面。 他们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裴寂在朝一日，李渊就会稳坐太极宫中。 于情于理于势，裴寂必须被赶出朝廷。 第272章 自古妖人出妖案，人到穷处方称坏 杜如晦老于政治，他抓住了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 依然是熟悉的政治斗争配方，进程也是流程式的过场。 裴寂沾上了一宗莫须有的妖人妄言案。 有一个叫法雅的沙门，曾经在李渊一朝很得宠幸，经常在皇宫和太子宫中，自由出入，一来二去之间，自然掌握了唐朝上层权贵之间，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秘事。 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法雅失宠，再也和皇室绝缘。 但人一旦习惯了高高在上，就很难再低落尘埃，法雅心中怨恨，自然就会口不择言。 祸从口出，这是古训。 他被人盯上，告发了。 法雅的罪状非常清晰而明确，按律当斩，但杜如晦久经官场，心思敏锐，他觉得这是扳倒裴寂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感到这事可能和裴寂扯上关系。 这是一个可大可小，可虚可实，无法自证的罪行，并且也是双方都能接受，却并不伤和气体面的罪行。 杜如晦深入挖掘，事情的结果不负所望。 法雅牵扯出裴寂，他说裴寂也知道他的那些罪行和怨言。 裴寂并不认帐，他想负隅顽抗，坚持不认罪，“法雅惟云时候方行疾疫，初不闻妖言。” 但这种罪名，需要你有，就只能有。 一个人，是无法对抗整个体系的。 压力之下，裴寂只得认账，其实他本人的行为已经并不重要，李世民的朝廷，已经将结果给他设计好。 裴寂位高权重，又是李渊最亲密的伙伴，如果要贬黜他，肯定不能仅仅靠一纸诏书，那显得过于无情。 李世民准备了一个仪式，当面和裴寂作了一个告别。 也许，李世民等待这个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他对裴寂说出了一番话。 这番话，他已经憋在心中太久；这番话，也是他想说给李渊听的，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间接说给李渊听了。 李世民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他当面指责，严厉批评了裴寂。 “讲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 李世民接着露出自己真实的目的，他开始直接批评起李渊的政治，“武德之时，刑政纰缪，官方驰紊，职公之由。” 这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李渊。 当时他的父亲李渊还是一家之主，依然居住在太极宫中，李世民这样毫不留情地批评他老爹的政策和实务，可见他心中的郁闷，实在已经无法压抑。 他或许也已经感到，即使自己再优秀，皇帝做的再好，恐怕此生，也永远无法得到李渊的谅解。 李世民当然记得自己在玄武门杀兄屠弟的事实，也不会忘记，李渊曾经请求自己不要诛杀太子建成和元吉的儿子们，那也是李渊的骨血，是李渊的亲孙子。 但政治斗争冰冷而残酷，李世民必须斩草除根，也必须断绝李渊和朝野的念想。 也许，在那一刻，李渊早已经对李世民失望而痛恨，但人在屋檐下，他却不能做的更多。 这可能也是李渊虽然已经完全失势，也绝对不可能东山再起，但却依然霸占太极宫的真实心理动机。 “你不让我好，我也不会让你好看，我要让这世界，让后代，让千秋万代都看看，你李世民就是得位不正，我李渊从心里不认可你。” 这些说知，李渊虽然从未说过，但或者在夜深，在无人时，在李渊回首往事时，是他在心里，无数次对李世民无声的抗议。 李世民深知此点。 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李渊必须要搬出太极宫，至于今世，李世民将用自己的丰功伟绩，证明李渊的选择李建成做接班人，是错误的。 他李世民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也是李唐最合适而正确的继承人。 至于后世万代，虽然史书会记载，也会代代流传下去，但如何去写，技巧也很多，那当然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自己可以用一生，慢慢去做完。 但李世民保留了自己的尊严。 他虽然不能完全抹去一些主要的、完全确证发生过的事实，其余的细节，却足以凭借他一生真实的、令人惊叹的成功，让他居于中国历史君王的顶层。 那都是后话，他现在还要处理裴寂的妖言事件。 李世民罢免了裴寂的官职，削去他一半的食邑，并且当面拒绝了裴寂想留在京师长安的请求。 李世民让裴寂回家乡休养。 李世民虽然给裴寂，也是给李渊留了后路，但他依然冷冰冰地说：“但以旧情，不能极法，归扫坟墓，何得复辞？” 裴寂回到家乡蒲州。 那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一世尊荣，终于叶落归根，如果能平安度过，也是人生之福。 但他又摊上事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裴寂祸不单行。 又是一起妖人妖言案。 这次更象是一起无妄之灾，有一个妖人，想凭借大言大语，混口饭吃，经常在一个叫恭命的裴寂心腹家人面前说：“裴公有天分。” 恭命是个好奴才，自然有一说一，将这话转告给了裴寂。 裴寂此时早已闲居乡下，早就熄了望峰而进，争强斗胜之心。 他本来就是以莫须有妖言案获谴，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更不敢向上闻奏，怕引发不可预测的政治风波。 术士混口饭吃，这本来是一件可大可小，甚至归于无的无聊之事。 但裴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选择了一种简单粗暴快速有效的方式。 他命令恭命暗中杀死了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裴寂虽然曾经居于这个帝国的最高层，但似乎对于底层阴谋并不怎么在行，连个灭口的事情也办砸了。 他看错了人，也选错了执行的人。 恭命显然不是一个省事的主。 他和那个术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也并没有杀死那个人，而是偷偷把他藏了起来。 这本来是一件秘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却引发了灾难。 这来源于恭命的不知天高地厚，自寻死路。 他自以为抓到了裴寂的把柄，就恃宠而骄，竟然把收来的几百万的租子钱给私吞了。 裴寂一生位高权重，任何时候，也没受过任何人的委屈和要挟，即使大唐天子，也对他客气万分。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现在被一个奴才颐指气使，心中非常恼火。 裴寂随手做了一件致命的事。 他没有做详细周全的计划，就直接发布命令，要逮捕恭命。 遭糕的是，消息提早泄露了。 恭命非常机灵，知道若是被逮到，旧帐新帐一起算，自己几个脑袋也不够砍，他要自保。 恭命似乎得到了高人的指点，他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事。 他绕开当地官府，准备告个御状，这是必要的，因为于裴寂这种级别的官员而言，当地政府官员的态度，恐怕难以揣测，如果两者沆瀣一气，只怕自己也是有去无回。 既然横竖是死，恭命准备赌一把，直接上达天扣，或者可以起死回生。 恭命一路跑到长安，向李世民检举告发了裴寂。 李世民大怒，裴寂遭殃了。 李世民再无遮拦，火气冲天地指责裴寂四大罪。 “寂有死罪者四：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罪二也；妖众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 但政治之道，是平衡和妥协之道，有死罪也并不一定就必死。 李世民接着留有一线余地地说道：“我杀之非无辞也。议者多言流配，朕其从众乎。” 显然，李世民动了真怒。 天子一怒，虽然不一定真的流血千里，但事情可能往最坏的方向发展。 第273章 君臣挥手作别日，逆取顺治成功时 惩罚非常严厉。 李世民想将裴寂发配到遥远的交州（今越南北部），这实际上比赐死更难受。 古代流配的地域，一出南岭，基本终生无望再回中原，何况，交州更是远在南岭之外一千多里。 或许，朝臣们也觉得这次的处罚过于严厉，考量再三之后，李世民最终改变了主意。 他将裴寂流放到静州，虽然也是偏远不毛之地，至少也还多少有些人气。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裴寂即使远在流放之地，也还是被朝中无数双眼睛盯上。 屋漏偏逢连夜雨。 裴寂运气不好，他碰上了当地山羌作乱，朝中传言，裴寂被他们抓住，也参与了他们的谋反。 这种罪名，如果需要处理，按照惯例，在政治上可以被利用来，直接赐死裴寂。 但李世民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和胸怀，他的气魄和肚量，显然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帝王，或者说，他甚至认为裴寂已是一个不需要痛打的落水狗。 李世民并不是一个阴谋家，他具备大唐盛世天子应有的风采。 李世民洞若火烛对着朝臣们说：“我国家于（裴）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 裴寂当然不可能远在偏远蛮荒去造反，那并不符合常理，更不具备实际的意义，即使无恩无德，也不至于此。 事实证明，李世民确实有知人知事之明。 很快，裴寂率领家僮平叛的消息传入京师。 皆大欢喜的局面。 李世民或许想给这个时代留下一抹温暖的色彩，他下诏征裴寂回归长安。 故事已经太多，够了；目的已经达到，也已经够了。 那就回来吧，反正世间已经风平浪静。 但裴寂年岁已老，不堪用矣，他经不住长途跋涉，死于北归的途中。 也许在归途的那些日夜，裴寂仰望星空，心中未免萧索，人世一场大梦，世事几度秋凉。 北国的夜空，似乎比往日更加清朗。 他想起了他的老伙伴李渊，他也怀念那些诗酒年华，醉生梦死，通宵达旦的日子，那是怎样的一种开心和快乐啊。 在这个时候，李渊或许也想起自己这个老伙计了吧。 裴寂心中叹息，人臣至此，一生无憾，虽然终点并不很完美，但过于完美的人生，既不可能真正存在，或者反倒也是种缺陷吧。 裴寂并没有怨恨，他安心回归，也安心上路。 一个时代要结束了。 作为扳倒裴寂的连锁反应，李渊也终于开始挪窝。 贞观三年正月，裴寂离朝。 贞观三年四月，李渊搬离太极宫。 这个象征帝国权力和正朔的气象万千的宫殿，从今天开始，就要更换主人了。 李渊搬到了弘义宫，这原来是他专门为李世民修建的一座宫殿，并不宽敞，当然形制也远比皇宫差的太远，但对于一个失势闲居的太上皇，已经不能要求过多了。 弘义宫迎来了它的新主人，也迎来了它的新名字，叫大安宫。 安全安稳安静，是为大安。 在往后的岁月之中，李渊蛰居于大安宫中，事实上被软禁起来。 在大安宫的日子，李渊极少外出。 家居无聊，寂寞时光难以排遣，没有追求，乐得也只能开心的李渊，放开心怀，静下心来，开始享受生活。 李渊度过一段无聊，却又醉生梦死的晚年，他给李世民生了不少辈份虽同，年龄差别却巨大，相差足有几十岁的弟弟妹妹们。 而李世民似乎也逐渐忘了，他还有个父亲住在大安宫中，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也不愿意父子相见，那并不是一种很愉快的经历。 那些双方都无法释怀的过往，象一把刀子，早就刺进了双方的胸膛。 每次避暑，李世民都是自己一人单独前往九成宫（今陕西宝鸡），而将李渊留在长安的大安宫。 这种并不是很合时宜的做法，就是御史也看不下了。 马周，这个李世民亲自发现拔擢于寒微时的近臣，冒着触犯李世民逆鳞的风险，上了一道奏疏。 他满怀关怀地进谏道：“车驾今行，本为避暑，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温清之道，臣窃未安。” 马周同时还进言，应该增修李渊所住大安宫的规模，才可以匹配李渊太上皇的身份。 但李世民虽未动怒，却也只听一半，不听一半，他奖励了马周的进谏，但却并不依照执行。 连续几年，李渊都只能蜗居在大安宫。 或者是感到李渊身体有疾，时日无多，在牙下多次进谏之后，李世民终于邀请李渊一同前往九成宫避暑。 但李渊坚决不同意前往。 因为九成宫的前身，就是隋朝的仁寿宫，那是杨坚死命之所，而杨广在那里，成为杀父蒙尘，遗臭千古的罪人。 现在，李世民也是一个杀兄屠弟的罪人，历史何其相似，自己终是不愿意触这个霉头。 李世民也心同此理，乐得眼不见为净。 迫于朝臣不断地进谏压力，加上他自己也不愿意在青史之上留下一个不孝的罪名，他准备再给李渊修建一座避暑的行宫。 但晚年不加节制的放纵生涯，加上心中郁结的苦闷，摧毁了李渊的身体，他的时间到了。 李渊将在平静中走完自己这一生。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李渊和李世民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 这来源于李世民震古铄今的功业，在李渊心中，李世民虽然是个不孝的儿子，但他却可能是这个帝国最适合的继承人和掌舵者。 自己当年坚持挺立太子李建成，又未早做预防，玄武门之变，公平允当而言，时也势也，命也运也，不得不然，又有何话说。 贞观七年十二月，李世民在一次狩猎之后，乘兴携李渊参观了汉朝未央宫的故地。 在这片充满英雄和传奇的土地上，李渊似乎重新勃发出生命的春天，他颇有兴致地仔细观察了李世民的随行人员。 那里有天下四方八域，远达万里，无数的种族和曾经辉煌的敌国之主，现在他们都恭敬地侍立在一边。 李世民自信流溢，这是天可汗之威，也是曾经的天策上将之风，李渊心中暗暗点头。 他兴致一起，就想众乐乐。 李渊命令突厥的颉利可汗翩翩起舞，大草原勇士的乐舞，充满了异域风情，气氛热烈。 但有舞无诗，无以成乐。 李渊又在队伍之中，看到了南蛮的尊长冯智戴，他虽然偏处蛮荒之地，却久慕中原文化，吟得一首好诗。 李渊叫冯智戴随席吟诗一首，这真是天下祥和，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气派。 李渊老怀大慰，开心大笑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李世民抓紧这个机会，他当着所有大臣的面，当着全天下，当着李渊恭敬地说道：“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 当年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据有天下之后，他颇为自己父亲（被刘邦封为太上皇）当年瞧不上自己而耿耿于怀。 刘邦说出了一句着名的话。 “始大人（父亲）常以臣（刘邦）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孰与仲多？” 这当然是当面奚落太上皇没有眼光，不识自己真龙之身。 李世民在这个时候用上这个典故，是明白告诉李渊，同为皇帝，他不是刘邦，也不想做刘邦，他还是李渊心中那个曾经的二郎。 虽然二郎的时代早已远走，但生儿如此，又复有何求？ 李渊含笑肯首。 群臣见他们父子一团和气，一齐大呼“万岁、万岁”，气氛一瞬间达到高潮。 这“万岁”的声音响彻大地，久久飘扬在未央宫的上方，这万岁是对李世民的称呼，也是对李渊的称呼，而李渊，已经非常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 那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 贞观九年五月，大唐的创建者李渊在大安宫，安静地走完了他这一辈子。 因为李世民的亲自干预，李渊的很多真实事迹，早已湮没于岁月之中，或者隐藏在某个角落，如星星般发出微光。 想要完整了解李渊的一生，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创建了一个王朝，他也失去了一个王朝。 他的喜与怒，悲与哀，功与过，在历史的长河中，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云遮雾拦，隐隐约约。 当我们拿起放大镜，想仔细搜寻他内心深处，最隐密幽微，最柔软细腻之处时，我们会和他打一声招呼。 你好，李渊。 你好，李唐王朝。 一个时代结束了，现在这个时代的主人，他叫李世民。 再见，李渊。 你好，李世民。 第274章 贞观之风当神往，房杜光芒万丈长 立于世界之巅的李世民，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贞观之治，除了是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历史必然，也来自于君明臣贤，永不熄灭的进取精神。 他们会折腾，能折腾，善于折腾。 他们群星璀璨，光芒万丈。 其中的佼佼者，除了李世民本人外，还有鼎鼎大名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合称“房杜”。 实际上，杜如晦排位在房玄龄后面，事出有因。 一是他在位时间过短，二是过早逝去，这掩盖了他在李世民一朝炙手可热的权势和信任。 可以想见，他在宰相之位仅仅一年多，就以其天纵之才，最为李世民所倚重。 即使李世民一朝的长青树房玄龄，也远远比不上杜如晦在皇帝心中的位置。 这来自于他们的出身，也是李世民权力结构的需要。 李唐和杨隋一朝，权力根基都来自于关陇集团，两个朝代，名称虽然不同，权力实质还是在他们这个圈子内流转，唯一不同的是朝堂之上，由杨姓换成姓李的。 加上李渊以太原留守的身份起义创业，更是和杨隋一朝的官僚体系有无法割舍的联系，唐承隋制，两朝一体，毫不为过。 因而，李渊所用人才，大体以旧隋官僚以及关陇人士为主体，虽然李渊长于政治，平衡山东和江南两大势力，但其核心权力层，却一直被关陇集团稳稳抓牢。 李世民要想争太子之位，经营天下，就必须别开蹊径。 他在李唐开国之战中，东征西讨，接触和眼界无限扩展延伸，秦王府中人物荟萃，尤其是山东人士，更是冉冉上升。 但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扰。 李世民需要依仗山东人士的力量，但同时，骨子里的隔阂和疏远，又必须让他随时防范山东势力的坐大。 反馈到房杜两人身上，依然如此。 杜如晦是根正苗红的关陇集团人士。 而房玄龄却始终贴上一个山东人士的标签，关陇集团是隋唐两代政权的根本，李世民天然对杜如晦倚重和信任。 这可以从一个细节上看出来。 房玄龄以多谋着称于世，甚至杜如晦也是他着力向李世民推荐的人才。 房玄龄虽然一直是李世民心腹，但终于因为自己的出身，和李世民稍有间距。 有时碰上重大的国事，即使房玄龄认证精详，于情于理于义，都可言之成理，行之无误，但李世民还是会下意识地说：“非如晦不能决。” 李世民一定会召来杜如晦，杜如晦欣然而来，居之不疑。 三方一起商讨，但依然以房玄龄的结果为准。 这反映出李世民虽然认可房玄龄的政策制定力，但更认可杜如晦的政策决断力。 杜如晦才是代表李世民背后关陇集团的力量、心态和利益，这种微妙的关系，不属于这个圈子中人，很难把握那种微妙的，玄而又玄的举重若轻决窍。 这也是房谋杜断的来由。 房玄龄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一朝之盛，他虽然出力至巨，他也深受李世民宠信，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时他碰上李世民龙颜一怒，会立即俯首低头。 房玄龄甚至会天天到朝堂之上，向李世民赔罪，请求谅解。 谨小慎微，房玄龄是个小心驶得万年船的人。 房玄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在向李世民认罪请求宽恕的时候，表现出完全的心悦诚服，脸上恐惧悔罪之色，让人君所不忍责。 房玄龄足称为一代贤相，大公无私，大德若虚，碰上李世民如此明君，君臣之间还需要如此刻意维护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干事业的和谐局面，可见人之一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轻易做成。 一句话而言之，房玄龄是李世民一朝的能臣，是干将，但和李世民的关系总差了那么一丝丝，一线线。 杜如晦才是李世民心中的那个唯一。 就如同他父亲李渊可以无条件信任和看重裴寂一般，那是一种真正可以放开身心，卸下身段，可以平视，足以匹敌共享共治共荣的一种伙伴关系。 即使杜如晦逝世多年，李世民依然会思念起他的这个老伙计。 有一次他正在美滋滋地吃着新鲜香甜多汁的时令瓜果，心中忽然想起了和杜如晦昔日一起吃瓜时，言笑晏晏的欢乐场景。 触景生情，今时往日，二相比较，心中一阵怆然。 瓜虽在，人已亡，他立即派出专使，拿着自己吃的这些瓜果，去祭奠杜如晦。 李世民对杜如晦的感情，大概是真实而朴素的。 在杜如晦死后多年，他赐给房启龄一围黄银带，睹物思人，李世民再一次想起了杜如晦。 他对房玄龄满怀向往地说：“昔如晦与公同心辅朕，今日所赐，唯独见公。” 如今天人两隔，李世民思念到情深之处，竟然动情地流下了泪水，他沉浸在往事中，继续说道：“朕闻黄银多为鬼神所畏。” 黄银不可赐，李世民特意赐给房玄龄一根黄金带，让他带去杜如晦的灵所，聊慰思念之情。 李世民对杜如晦的依重，已经神化为一种想念中的传说，可惜杜如晦早死，否则，将会书写中国君臣相处史上的一段传奇 相对于杜如晦念兹在兹，李世民对房玄龄的倚重，更多的只是君臣顾遇，君明臣贤的上下之情，这可以从他在房玄龄病重时的一番话，得到明证。 房玄龄一生为公，大公无私，至死一刻，依然忧国忧民。 当时李世民正准备再伐高丽，但这并不明智，甚至已经是纯粹和自己在较劲了，与杨广在高丽折戟沉沙，非常相似。 房玄龄有感于隋炀帝杨广三征高丽，以致国家分崩离析，想在去世之前，再尽一分绵薄之力。 他知道自己的上书，会触犯李世民的逆鳞，他一辈子谨小慎微，恭敬事上，在即将过世时，却不想再遮掩自己真实的心迹，这种奋不顾身，临大节忘小我的高风亮节精神，实在无愧于国士之称。 病榻之上，弥留之际，房玄龄并没有操心自己的小家庭，而是对着自己的几个儿子语重心长地说：“吾自度危笃，而恩泽转深，若辜负圣君，则死有余责。” 他接着说出了自己唯一的担心，“当今天下清谧，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 可以想见，当时的李世民，在征伐高丽一事上，已经独断专行，听不见别人不同的意见了。 整个朝廷之中，也再没有人敢于逆反他的意见。 当日的李世民，似乎已成为真正的独夫和孤家寡人。 这和贞观初期的政治风气，已大不相同，大概是李世民已不是当年李世民，而他的臣子，也不再是当年的臣子了。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拂逆龙鳞的事情，房玄龄一生没有干过几件。 但李世民以国士待他，他在将死之际，愿意冒死进谏，以国士回报李世民，他是贞观最后的遗风。 回首当年，那是一个意气奋发，君臣合力，大干快上的让人无比怀念的年代，他房玄龄不过只是一个谨言慎行，奉忠体君的忠臣。 千载之下，回想那个年代，君臣相处之点滴，即使只有几年，也足以辉耀千古，成为后世高山仰止般的存在。 房玄龄决意献上自己一生之中，最后，也可能是君臣之义最重的一封奏疏，他在奏疏中，明确反对李世民再伐高丽。 在奏疏的最后，他真情流露，言之谆谆。 “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残魂余息，预结代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且不朽。” 房玄龄在生命的最后，完成了自我认知和身份的转变。 他不仅仅是李世民的忠臣能臣重臣，他也在心理上卸下最后的防备，忘记了李世民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尊贵，也忘记了皇权的威严。 他的心中，他的眼中，好象看见李世民挺拔的身躯，就站在他的身前。 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生机勃发的秦王，那真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房玄龄心中，或者某种程度上，已经将李世民当成的朋友。 只是这个好朋友，身份是尊贵无比，独一无二的皇帝。 现在，我要走了，好朋友，你也要好自为之。 李世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房玄龄最深的关切。 他陷入回忆，对着房玄龄的儿媳，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动情地说：“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李世民给了房玄龄国士的待遇。 在房玄龄病情加重的时候，为了探望的方便，他甚至凿穿了墙壁，只为了方便宫中特使的问候。 终于要到最后时刻了，也终于要再见了。 李世民亲自驾临房玄龄的病榻之前，和这个自己昔日的战友，最忠心的大臣，握手嘘唏而别。 房杜二人，峥嵘早露。 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深具慧眼，早就判定他们是人中之龙。 高孝基认为房玄龄“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而他对杜如晦的评价也深相契合，认为他“当为栋梁之用。” 虽然房杜二人，得益于出身高门，家学渊源，但在古代，高门大户，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和更早地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 个人的能力，需要环境，更需要积累，高门大户，如果教育得当，相对而言，更能出人才。 所谓山野无士子，民间无杰才，也并不全是虚妄之语。 以房杜而言，也是一个例子。 但李世民天纵之资，海纳百川，欲成贞观之风，首重人才。 李世民乾纲独断，独具慧眼，那他的取士之道，用人标准又有什么精彩之处呢？ 第275章 擢于寒微成国士，人有短长足为师 旧人已去，新人当道. 李世民展示了他一生之中，金光闪闪的优点，那就是不拘一格识人才，择才而用。 唯有人才，才可以决定一个朝代的上限。 识才得才用才，才是李世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贞观治世，人才济济，李世民曾经站在高楼之上，看着士子们兴高采烈地拜舞而去，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这虽然是对于贡（科）举选才的感叹，但自从太原起义，到征战扫平四方，直至登基为皇帝，李世民从来都在求才若渴，爱才如命的路上狂奔。 但作为皇帝的他，求才得贤用人之路，却并没有想象的顺利。 用人之道，随世变化，有一个转变。 春秋战国是世袭，讲究世卿世禄，做官是垄断行为。 两汉以降，察举制和辟召制占主流，毫无疑问，这种资源会被权力和财富所左右，沿及魏晋，终于发展成极致的九品中正制。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阶层固化分裂，一切以门第出身，瓜分社会资源。 但进入南北朝后，社会变化剧烈，南北士族阶层不可抑止地衰败，加上社会矛盾错杂，“唯才是务”再一次提上议程。 于是，科举，作为一种选才的考试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 但科举选才，在唐初的影响和规模都非常小，贞观一朝，平均每年进士科取士，大概是九人左右，相对于官僚体系而言，实在微不足道。 科举制不得其力，选士主要还是依赖举荐了。 这是李世民的烦恼。 贞观之初，他就曾经责备封德彝，说让他举贤，却不见丝毫动静。 封德彝自然有一套说辞，“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 李世民对此不能同意，他反驳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李世民求贤若渴，深知武力可以得天下，治天下却需士人共同戮力辅佐。 他不止一次对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 李世民有此心，也尽力躬行此事。 贞观一朝，用人之道，大抵是新旧并用，士庶同流，官民齐进，汉夷共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已。 李世民本人就善于发现人才。 马周就是他拔擢于寒微之时，最后成为一代贤相。 马周号称深识事端，动无不中。 李世民曾以亲口赞誉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 马周的同事，中书侍郎岑文本对于马周心服口服，曾经私下对自己最亲近的人说：“吾见论事多矣，……（马周）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 男性在公开场合的赞扬，或者是圆滑应酬所需，但一个男人私下对另一个男人的赞美，那就是真正的赞美。 尤其是已经位居帝国宰相之职的成功男人，私下对马周的赞扬才是真正的价值千金。 可见马周实在是一个能人。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马周自小孤贫而落拓，虽然饱读《诗》《传》，但因为出身寒门，不为乡里所重。 他凭借才学，在州里弄了个助教谋生，但他不务正业，天天饮酒为乐。 为人师表者，无表率之则，他这工作干得憋屈，屡屡遭到刺史的责骂。 马周受不了这种鸟气，当场发飙，拂衣而起，助教也干不下去了。 但人要吃饭睡觉，需要生存。 他开始了飘泊之路。 南游中原曹汴之地，但人逢背运，喝水都会塞牙，他再一次被浚仪县令给羞辱。 好男儿志在四方，马周根本就相信自己一身所学，世上就没有一个人识货。 他发下誓愿，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之上，秀出自己的风采。 他要选择一个更大的舞台，那就是李唐帝国的都城长安。 货卖与识家，他的目标，他想辅佐的对象，是这个帝国最高领导人李世民。 他需要借助一个跳板。 马周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投靠在中书舍人常何之家，这是他人生新的起点和篇章。 他蜇伏起来，等待一个一鸣惊人的机会。 马周没有等太久，贞观五年，李世民下令，让百官们上书言事。 常何是个武人，不通文墨，况且，即使粗识文字，也不敢班门弄斧，当时的惯例，都是由门客们写作润色，然后署主家名字，再上交。 这就是马周能寓居于常何之家的价值，养士千日，用兵一时。 马周不负所望，他援笔起草，洋洋洒洒二十余条，都是当时切中时弊，深合李世民心意的奏文。 这引发一个奇迹。 李世民见到常何的表文，大感惊奇。 他非常了解常何。 常何是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原属于太子李建成一系，但被李世民策反，临阵倒戈，是他最隐秘的和转危为安的棋子。 常何的斤两，他心中还是有数的。 李世民立即召见马周，并且向他询问表文的真相。 常何并没有任何隐瞒，他如实回答说：“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 常何非常上路，他显然看出了李世民对马周的看重，他顺便做了个担保人，向李世民强力推荐马周。 “（马周）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 这也是古代主家和门客之间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手上能抓到几个有真才实学，就可以横着走了。 李世民准备先让自己横着走。 他立即决定，召见马周。 这开创了一个记录，也是传奇。 在马周来皇宫的路上，为表示尊重和重视，李世民竟然派出了四批使者，络绎不绝，相望于道，迎接马周的到来。 李世民和马周一见之后，大感倾心，他判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李世民破格提拔了马周。 让他从一介布衣，坐上火箭，成为了皇帝身边当值当红的大臣。 马周没有辜负李世民的厚望，他确实是个经世致用之才，所思所想所做所为，都是切中时弊，讲究实际时效实用，这其实也是李世民的治国理念。 君臣两相知，世间再无为难事。 但李世民用人，并不求全责备，他深知世间并没有完美的人，用人用其长，而包容其短。 贞观名臣戴胄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他富于大局观，达于从政，处断明速，号称武德（李渊年号）以来，一人而已。 但戴胄一样有弱点。 他的本业是法律，晓习法律，明于吏道，但并没有多少文学和文字素养，是一个有术而无学的名臣。 但这并不影响李世民对他的推心置腹，而戴胄也感激李世民的知遇之恩，知不不言，言无不尽，奉公守法，留一世清名。 贞观一朝，能人辈出，名臣足以光耀千古。 在一次宰相们的集会上，君臣尽欢之际，李世民兴致颇高地对王珪说：“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 王珪当仁不让地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居中，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 王珪并不只是微长，这是他谦虚之词。 王珪的私德非常好，颇有古人之风。 他年少之时，家境贫寒，乡里之人，感慨他奋发有为，资助他读书求进。 王珪坦然受之，并不表示特别的感谢。 但当他功成名就之后，王珪开始报恩。 当年资助帮助过他的人，得到了无数倍的报酬，即使当年之人已经故去，王珪也一定会找到他的妻子或儿女，还清这一笔人情债。 王珪对自己家族之人，也尽心尽力。 他有一个嫂子，丈夫早死，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世道艰难，王珪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他侄子的教育和生活费用。 王珪对于家族之中的贫乏之士，也倾尽所能，帮他们改善境遇。 也许这来自于王珪少年时吃百家饭的经历，他在周围乡亲的点滴恩情之中，感受到生命的可贵，感情的真挚难得，也许，在当年，在他还非常弱小的时候，王珪就已经立下誓言。 他要回报这个家人，回报乡亲们，也要回报这个社会。 受人点滴之恩，必当涌泉以报。 王珪不仅只是小我的孝，他也将这种朴素的感情，转化成为对李世民，对于国家的大忠大孝。 忠孝二全，王珪一人而已。 少年时代的温暖，带给王珪一世的光亮。 可见李世民一朝，真乃人才济济，君明臣贤，励精奋发之际，贞观之初的各项国家大计，都无不高瞻远瞩，又落于实地。 抚民以静，让其休养生息，大乱之后，才有大治。 不夺农时，风调雨顺，岁丰物阜，百废俱兴。 居上位者，不事雕琢，不营宫室，抑己爱民。 此而不治，不知其可也。 诚如魏征所言，若待大治，三年已是足够长的时间。 李世民一天天地看到国家的力量在增长，他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北方，那是中原王朝，所有英雄之主的梦想。 他将要完成前辈们无法想象的伟业，这了这一天，他已经准备太久，也等待太久。 那就是他要彻底解决突厥之患，他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底气。 甚至于当朝臣们建议修复古长城，以抵御突厥人的南下时，他也充满霸气地回应：“突厥灾异相仍，……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现在，是时候了，大草原上，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第276章 突厥虽强始衰败，延陀复兴胜三场 这个时代属于李世民，这个世界也属于李世民。 突厥人将成为他的背景板。 强盛如斯的突厥，快速走向衰败，大草原要易主了。 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 这归结为八个字：天灾人祸，强敌崛起。 自从渭桥之盟后，颉利可汗虽然在金钱上得偿所愿，但他的好日子到头了，突厥已经不可抑止地、快速地走在下坡的道路上。 大草原上，最重要的财富是牲畜。 但上天似乎要处罚突厥，他们碰上了小寒潮期，天气酷寒，茫茫大地，雪深几尺，并且持续了几个冬天，这对于靠天吃饭的游牧民族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牧群在严寒之中，成批成批地死去，民众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产和生存的资料，被上天搜刮得一干二净。 他们甚至解决不了吃饭和生存的问题。 整个突厥境内，民不聊生。 祸不单行，和天灾一并来的，还有人祸。 这是唐朝离间计的成功。 突厥本出一系，但分东西两部，传统上，他们共推东突厥的可汗为全族承认的大可汗，维持着表面的和谐统一。 但一切以实力说话的大草原上，当东西突厥实力此消彼长，互为逆转时，阴谋家就蠢蠢欲动。 何况，唐朝的国策就是远交近攻，离强合弱。 李世民在东西突厥之间，撕下一颗分裂的种子。 事情起源于和西突厥的联姻，为避免西突厥假借唐朝的威名，坐大难制，虽东突厥颉利横插一腿，将事情搅黄。 但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在无数个无法入眠的深夜，他的脑海中，肯定回想起颉利可汗那句充满威胁的话。 “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而过。”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也是恐吓。 国弱受人欺，不服就干。 统叶护早就觊觎大可汗之位，既然早晚必有一战，那就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于是，东西突厥陷入残酷的内战。 两虎相斗，两败俱伤，谁也无法吞下谁，但大草原经此长时间的消耗，已是千疮百孔，民不聊生。 更可怕的是，外敌压境，内乱频生。 颉利可汗为了保持贵族们的穷奢极欲的享受，需要向下辖各部落征收赋税。 寒潮的集中爆发，让下属各部落的实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衰弱。 加上颉利可汗对于部落控制力的下降，突厥自渭桥之盟后，很难组织大规模的进攻。 没有李唐的贡献和纳贿，没有抢掠得来的财富，突厥的日子难上加难。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颉利为首的突厥贵族层，即使在内忧外患之际，也不肯降低享受的标准，为了渡过难关，颉利只能竭泽而渔。 他加重对各部落的盘剥，各种名目的税收，令人叹为观止，应接不暇。 各部落本来就挣扎在生死贫困线上，颉利可汗的横征暴敛，让他们即使用尽全力，也看不到生存的希望。 既然彻底失去未来，反正是贱命一条，那还不如放手一搏，自己创造一个可能的未来。 反抗首先爆发于铁勒。 他们是突厥之中，最强大的种落，东西突厥之所以能横行漠北，除了突厥自身具备了强悍的军事实力之外，铁勒是他们最主要和最称职的打手。 每次硬仗，铁勒人都冲在最前面，哺最硬的骨头，流最多的血，但分赃的时候，有时候却连汤也没捞到。 这引发了他们内心的失望和埋怨。 日积月累，就形成一种深深的，浓得化不开的仇怨，再加上突厥一直以来，对他们采取高压的政策，他们的父母子侄，经常被突厥无故斩杀。 二个族群之中，早就分裂对立的火种。 现在天灾人祸之下，铁勒已经疲弊不堪，但突厥人依然索取无厌，愤怒的火种，磅礴而出。 活不下去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们纷纷揭竿而起，每个部落自己推选君长，相互声气共通，联横合纵，准备大干一场。 突厥人并不惧怕，在大草原上，从来都是力量决定一切。 颉利可汗的反应简单直接高效。 他派遣欲谷设率领十万兵马，杀气腾腾地飞扑过来。 当一个族群和种落要兴起时，他们的英雄会横空出世，象一颗将星般，冉冉上升，光耀万丈。 回纥部落的酋长菩萨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突厥之中，铁勒为强；铁勒诸部，回纥称王。 他们是整个突厥弯刀之上，最尖锐的刀锋，就是突厥人，都对他们敬畏三分。 他们人数虽少，但人人骁健勇猛，民俗凶忍而贪婪，居无恒所，随逐水草，他们是天生的马贼和最勇猛的战士。 他们终于盼来了一个既英勇又充满智慧的头领，他叫菩萨。 他凭一己之力，重塑了回纥的部族性格，将回纥拧成一股绳。 东西征讨，临阵对敌时，他必定身先士卒，冲在前面，号称百战百胜。 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善于处理族内事务的母亲，断事公允，威信极高，为族内所信服。 他们母子二人一内一外，将带领回纥登上世界的舞台。 菩萨是一个书写历史的主角，非常不幸，欲谷设的十万大军，遇上了菩萨的五千精兵。 十万对五千，似乎不成比例，但欲谷设的对面，是回纥一代传奇菩萨。 马鬣山，是突厥饮恨之地。 突厥的平叛主力在和菩萨的遭遇战中被击溃，在菩萨的穷追猛打下，一路狂奔到颉利可汗牙帐所在地郁都斤山。 一鼓作气，菩萨再次大胜。 此战之后，他掳获了颉利可汗所部大量的人口和财富，他踏着突厥的身体，开始引领部族的强盛。 但菩萨和回纥当时还是小部落，他们虽然取胜，却不足以守住胜利果实。 菩萨非常有自知之明，颉利可汗的第二波攻击，会立即到来。 单独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无法对抗如日中天的突厥，他必须给部落找个靠山。 那就是薛延陀部落。 他们是铁勒诸部之中的大族，有着足以抗衡颉利可汗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迎来一支前所未有的生力军。 那是原来西突厥治下，曾经开宗立国，强盛一时的契苾-薛延陀汗国的金山薛延陀部落。 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是夷男。 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者，他遥远的西方，一直关注着东方的政局，判断出铁勒可以在大草原上重新复兴。 于是，他率领全族七万多帐，整体往东迁徙，进入漠北，这是颉利可汗的地盘。 夷男和颉利可汗治下的薛延陀所部合兵，双强联合，势力大涨。 一山不容二虎。 夷男的到来，让他反客为主，成为漠北各个反抗力量的中心，他们尊奉夷男为主，共同反抗突厥的暴政。 强大的武力，决定反抗者要谋求更多的土地财富和权力。 依靠在他们周围的，当然不止是菩萨的回纥，原来臣属突厥的很多部落，都掉头向薛延陀俯首。 漠北要变天了。 大草原上的规矩，清晰而明了。 他们并不喜欢，也不擅长中原王朝的政治和外交，在种群相争时，他们只信奉自己的拳头，谁更硬，谁就更有理。 颉利可汗必须应战，他又派出了一支军队，去熄灭薛延陀的歪心思。 战争再一次降临。 领导这次征伐的，是突厥人统领铁勒诸部的另一个首领阿史那社尔。 他是处罗可汗的儿子，也是颉利可汗的亲侄子，但他和所有的突厥王室有所不同。 他以仁义闻名于世，平常时候，对铁勒和薛延陀诸部多有爱护，在位十年，无所课敛，可谓是一个佛系的统治者。 他的这种做法，遭到了同为领主们的宗室皇亲的嘲笑，社尔并不恼怒，他心平气和地说道：“部落既丰，于我便足。” 他虽然能得众心，但现在情势，却是大义当前，私人品德只能躲在角落之中，偷偷抹眼泪。 薛延陀这个族群，已成气候，理当复兴，个人的恩惠和恩德，在种族的利益面前，就不值一提了。 在强势崛起的薛延陀面前，社尔遭到了和欲谷设一样的命运，他被薛延陀的联军打得大败亏输，匹马不归。 经此一败，阿史那社尔甚至不敢再回归自己原来的属地，那必然会被薛延陀占据，甚至自己也躲不掉颉利的惩罚和清洗。 东突厥虽大，再已无他容身之地。 社尔收拾余众，只能一路向西。 在西方，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 最高峰时，他甚至占据了西突厥一半的领土，他和薛延陀之间的恩怨，并没有了结，重新复起的社尔，将在西突厥和薛延陀再续前缘。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颉利可汗现在头都大了，薛延陀经过二次战争，将欲谷设和社尔击溃，越打越强。 现实终于让他认识到，薛延陀是真正的心腹之患。 这是一个必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 但自己身为大可汗，不到万不得已，不需要自己亲自出兵征伐，那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但放眼突厥国内，是薛延陀对手的，已找不出几个了。 最大的势力，就剩下自己和远在东方的突利可汗，突利成了现在条件下，唯一的选择。 突利虽然和颉利可汗并不和睦，但在民族大义，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保持一个突厥贵族应有的尊严。 他接受了颉利大可汗的征召，亲自率军西进，远征薛延陀。 强龙终究压不过地头蛇，突利再次在薛延陀气势如虹的攻势下，轻骑奔还。 没有任何疑问，薛延陀在大草原的复兴，已是大势所趋。 颉利可汗的好日子到头了。 第277章 两国夹缝难求存，三番四次师有名 一王起，一王没。 颉利可汗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他将这股怨气和恐惧，全部发泄到突利身上，他埋怨和责备突利的失败，再加上他治下的契丹等族，已经在陆续向李唐投降，请求归附。 新账老账一起算，颉利可汗在压力之下，出了一个昏招。 他将突利关押起来，竟然在长达十多天的时间内，都将他作为一个有罪的囚徒对待。 这次事件彻底伤害了突利和颉利可汗之间的感情，他们正式分道扬镳，迎接自己不同的宿命。 裂缝一旦产生，就无法破镜重圆。 自此之后，颉利作为突厥的大可汗，按照惯例，依然向突利征过兵，但突利再不肯为颉利可汗效力。 这种公然的挑衅和背叛，甚至引发了颉利可汗的讨伐，但这时的颉利，已是强弩之末，回光返照而已。 局势已经失控了。 整个突厥国内，颉利可汗已经众叛亲离，除了他自己的本部之外，再没有人愿意跟随他，听他的调遣。 颉利的周围，只剩下那些反反复复，只信奉金钱的胡商，当然，还有一种人，那就是以汉人赵德言为首的汉奸群体。 颉利可汗政治上的混乱和军事上的失败，这个汉人也贡献了他的一分力量。 他视颉利为明主，将中原官场之上的那一套，照搬到大草原上，一心辅佐颉利，想让颉利的突厥成为一个正规、有序和强大的王朝。 因而，在赵德言的怂恿下，颉利可汗颁布了很多政令，既想集中权力，成为唯一的至尊，但却又想捞取短期最大的利益。 但突厥地广人稀，对人口和部落的控制力薄弱，这些政令，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扰民的行为，反倒加速了颉利可汗的崩溃。 有强必有弱，强弱易形之间，大草原上呼唤新的主人。 但新主人要想主宰大草原，新旧二个王，必然要亲自碰头，新王必须踏着旧王的尸体，才能顺理成章地完成权力和权威的交接。 但似乎成了一种随风潜入夜，自然而然的过程。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之下，颉利可汗已成了纸老虎，外强中干，他似乎没做多少抵抗，就被薛延陀打败了。 颉利可汗连他自己的老巢，也无法守住。 漠北，他待不下去了。 为了苟延残喘，他只能率领部落南迁，碛南之地，李唐王朝之北，就是颉利可汗的新家。 薛延陀占据了辽阔的大草原，足以驰骋游猎，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立即要应对大草原上各种挑战。 颉利已失去东山再起的可能，但薛延陀却需挺立大草原。 薛延陀将颉利可汗留给了李世民。 新仇旧恨，失去战略纵深和生存资本的颉利可汗，在南北二个虎视眈眈的强大邻居的夹缝之中生存，已是倒计时的开始。 颉利可汗每天忧心忡忡，随时担心末日降临的一天。 这是一种比死还难受的煎熬。 李唐王朝早就注意到漠北发生的变化，但李世民一直在等，他在等一个万无一失，一击必中的时机。 那个时间，终于来到了。 为了等待这个时间，李唐已经等待了很久，也委屈求全了很久。 在突厥的绝对力量面前，李渊顶不住压力。 他曾经计划一把火烧掉长安，然后迁都到远离突厥的江汉平原，以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心态，过几年安稳日子。 但李世民坚决反对，他当着满朝文武，许下豪言，“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 这当然是豪气干云的英雄行径。 李渊醒悟过来之后，发自衷心地赞扬李世民说：“吾家千里，信不虚也。” 当时，赞成迁都的太子李建成还酸溜溜地在旁边讥讽，认为李世民不过是打打嘴炮罢了。 现在几年过去，李世民当年吹过的牛，必须要竞现了。 李世民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渭水之盟后，他每天组织几百个将士，在内庭的显德殿，舞刀弄枪，弯弓射箭。 即使出于安全和身份的考虑，谏臣们想尽办法想阻止，也动摇不了李世民想决战的决心。 但他却永远都不会想到，李唐和突厥的决战，会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结束。 这缘于突厥的忽然衰败。 他们流年不利，历经天灾人祸，军事力量也在和薛延陀的攻战中消耗殆尽，连漠北的老巢都被薛延陀占领，只能僻处大漠之南的狭窄地区，生存空间日益狭窄。 不进则退，是自然之理。 他们现在变成了待宰的羔羊，实际上，现在的突厥，已经不够资格成为李世民的对手了。 在过去的几年，李世民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和突厥在战场之上，正面对决。 贞观元年（618年），李世民就捕捉到一个战机，但他同样也有所顾虑。 他征求元老派萧瑀和长孙无忌的意见，他先开口说“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待。今击之，则新与之盟；不击，恐失机会，如何而可？” 显然，如果只是作为军事统帅，从战术上看，这是征伐突厥的大好时机，但如果做为中国的皇帝，却需背负毁约的骂名。 李世民难以取舍。 毫无疑问，李世民在当时蠢蠢欲动，如果能得到大臣的支持，他将挥师北进。 萧瑀知道李唐已经被突厥压制这么多年，胸中郁闷，早就无处发泄，现在机会难逢，他是实利派，他支持李世民出兵。 但长孙无忌却是一个老成之人，他觉得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想再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 他沉着冷静地说道：“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 李世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在逐一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大草原上的混乱局势后，李世民终于熄灭了出兵的冲动。 他还要等待。 颉利可汗的情势似乎越来越坏。、 年底时，迎来了第二次机会。 郑元寿出使突厥，回归长安后，他向李世民报告了一条重要的消息，是关于颉利可汗，也是关于突厥的未来。 他在朝廷之上，自信满满地对着满朝文武说道：“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 大臣们的心思，瞬间活动起来，他们都请求乘势讨伐突厥。 李世民同意郑元寿三年之期的判断，但是他阻止了朝臣们的想法。 这一次，李世民显然思虑再三，有备而来，对着朝臣们，讲了一番面子上非常经典，文雅的话。 显然，出不出兵，在私下里，他已经考虑过无数次了。 这就是李世民着名的“三无说”。 他详细阐述说：“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 然后，李世民掷地有声地发出最强音：“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当此之时，薛延陀已经强势崛起，突厥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突厥即将成为明日黄花了。 大草原上谁将成为真正的主人？ 也许从这个时候开始，李世民就已经正式在考虑突厥灭亡后，整个东亚局势的布局了。 唐朝将以一种什么态度立于世界？ 他李世民将以一种什么身份出现在一个新的世界之中？ 以前，这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现在，这似乎变成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必须考虑的命题。 李世民要下一盘很大的棋。 但颉利可汗并不傻，他知道自己在大草原上即将失势，他也在谋划自己的退路。 颉利可汗更不愿意在这个时间，南下侵唐，一是力所不能及，二来并不是明智的行为，这可能给李世民北伐的借口。 所以，李世民想等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去出兵讨伐颉利可汗，算是等到花儿都谢了。 李世民甚至想过用一个很勉强的理由，霸王硬上弓，出兵北伐。 这是第三次机会。 那是一个来自于突厥内部的求救。 突利和颉利可汗的关系，已经无法调和了。 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威，颉利可汗没有别的选择，既然名义上谈不扰，就只能在武力上让突利承认。 颉利可汗派兵讨伐突利，想要重新取得突利对他大可汗地位的认可。 突利和颉利可汗二个人，虽然是叔侄，但现在真的是难兄难弟，突利在讨伐之前，就遭遇了一连串的败战，他根本没有本钱和颉利可汗叫板。 这时，突利想到了他在南方还有一个结拜的兄弟李世民，走投无路之下，他派出特使，请求李世民直接出兵，帮助他对抗颉利可汗。 千里之堤，总是从地基开始腐败，有了内应，就可里外夹击，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李世民召集大臣们商议，他先定了个调子，开口说道：“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 杜如晦当时任兵部尚书，完全听得懂李世民的弦外之音，他赶忙接口说道：“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杜如晦显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 一切以利益为计算的中心，但这番话反过来看，如果这个时候发兵讨伐颉利可汗，始终还是李世民背盟负约在先。 君臣之间，共识虽已达到，但李世民还是没有出兵。 堂堂上国天朝，加上征伐颉利已是十拿九稳，他一定要等待一个真正言顺的出兵理由，他需要颉利可汗犯一个真正的错误。 李世民没有等太久。 第278章 风云际会大国起，穷途末路走卒悲 没有人会主动去踩坑，但人活一世，都有不得不为的事情。 这是颉利可汗的悲哀，他必须要去跳坑。 即使是一个国家，虽然以利为先，但有一个甩不掉的历史包袱。 那就是杨政道的流亡政府。 这是突厥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典型，为了阻止和对抗唐朝的一统天下，当年处罗可汗下了一盘大棋。 他利用杨广的孙子，杨暕的遗腹子杨政道建立一个复辟了杨隋政府，然后联络招揽了北方诸雄，组成一个反唐联盟。 加上突厥人自己也加入游戏，一时之间，风起云涌，甚至唐朝内部高层，也有很多人准备重新站队。 虽然，随着处罗可汗的暴毙，加上李世民在洛阳一战擒双王，反唐联盟轰然瓦解。 但颉利继任突厥大可汗后，继承了这笔政治遗产。 在唐朝只是隋末群雄之一时，加上突厥如日中天时，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但当唐朝已经成为天下之主，蒸蒸日上，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容纳接收窝藏敌对国势力，还是流亡政府的首脑，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但颉利可汗无法舍弃，也不能舍弃，他只能抱着这颗随时爆炸的炸弹睡觉。而李世民也并不着急利用这一名正言顺的事件，派兵讨伐。 要开战，理由千千万。 绝对能赢，才是核心。 况且，李唐王朝的边境上，还有一个另一个毒瘤。 这也是颉利可汗的一个弱点，是一个他明知会触怒李世民，也不得不去犯的错误。 这件事情，始作俑者是颉利可汗的小弟。 他是汉人，也是汉奸，他也挂了一个突厥册封他的可汗封号，他就是大度毗伽可汗梁师都。 他是唯一还没臣服李唐王朝的隋末割据群雄，但他的好日子不多了。 梁师都并非真英雄，更没什么大本事，只是适逢乱世，因缘际会之下，成长为一个割据今陕西北部的豪强。 他北依突厥，似乎也活得滋润，但他整个造反生涯，被李唐全程压制。 他碰到了一生的苦主，他叫段德操。 段德操是个狠人，也是个猛人，他对梁师都维持了可怕的百分之百的胜率。 一战野猪岭，乘胜追击梁师都二百里。 接着又在野战中歼灭梁师都五千精锐，这一仗打出了大唐的气势和声威，让梁师都部下闻风丧胆，大将相继来降。 但梁师都虽败不死，加上是地头蛇，总是会恢复生机，卷土重来。 但梁师都终不是成大事之人，他空守着可以直击长安的黄金位置，十多年都没掀起什么大风大浪。 但祸福相依，也许正是梁师都为患较小，没有引起李唐重视，才能偏安一隅，苟延残喘。 才能在群雄消融后，还没有被彻底消灭。 其实，梁师都本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坏事做绝。 他自己断掉退路，也是他唯一的生路。 梁师都竟然还做起汉奸，他唆使处罗和颉利二任可汗，大规模南下入侵长安。 虽然李唐自有天相，几次进攻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被李唐有惊无险地化解，但李唐终于开始正式注意，并且重视梁师都的破坏力。 梁师都在李唐王朝内部，获得了坏心坏眼坏人的“三坏”形象。 当然，个人的道德并没有影响政治上的平衡，因为梁师都在北地的影响和实力，他依然被李唐纳入招抚的对象。 但他再一次拒绝了李唐的橄榄枝，自恃强大的突厥是他的后盾，而他和新任大可汗颉利又是喝酒吃肉的兄弟，对于李唐的招降，梁师都一直置之不理。 家贼最为可恨，国贼更是必须被彻底消灭。 梁师都认为自己有本钱拒绝李唐的邀请，他的计划似乎完美无缺。 万一大事不成，靠着毗邻突厥的有利位置，打不赢就跑，他可以随时逃往突厥避让。 一旦唐军撤退，他又可以重拾故旧，东山再起。 他就是要做一个打不死，也焖不烂的小强。 他已习惯了这种流寇的生涯，突厥人也要维持梁师都对李唐的压力。 这看似是一笔好买卖。 梁师都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他判断，这条道，他还可以走很多年。 人算不如天算。 短短几年时间，突厥竟然以一种始料未及的速度，急速衰败，梁师都傻眼了。 他似乎已经没有了退路。 因为李世民早就将目光投向了他，想早一点拔掉颉利可汗在北地边境的这颗钉子。 李世民既有耐心，也有方法。 他采取了一疲二引三威慑的方法，终于将梁师都拖垮。 李世民先派出了二个将领，隔三差五地抓几个俘虏回来，但并没有将他们关入大牢。 而是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来回多次之后，梁师都终于发现一个问题，他的那些被抓了，又放回来的属下，还能不能相信，还敢不敢相信？ 他们到底还靠不靠得住？ 李世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旦梁师都的内部君臣相猜，就会离心离德。 李世民的第二招，是吸引梁师都的下属投降。 有强大的国力做支撑，这一招的效果事半功倍。 招降必然伴随着强硬的军事行动，只有在战场之上打服对手，才可以瓦解对手的斗志和决心。 随着李唐的军队不断将梁师都城外的庄稼和生产物资破坏，梁师都的生存空间和环境越来越差。 越来越活不下去了。 这终于引发了梁师都部下的反抗。 但梁师都毕竟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地头蛇，他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虽然反叛的将领也有准备，但参与者和反叛的程度都很有限，双方只能维持一种不胜不败，互有胜败的局面。 想叛乱的将领，投降了唐朝，而梁师都也没能阻止他们的背叛，这更加重梁师都君臣的不信任感。 李世民再给他加了一把火，让他们在压力之下，做出最后的，也是必然的选择。 他准备开始收网。 派出柴绍和薛万均领衔的唐朝军队，正面攻击梁师都。 这个计划，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 穷途末路的梁师都，唯一的希望，就是大草原上的颉利可汗，他第一时间向他发出求救的信号。 其实，梁师都对于颉利可汗而言，只是一个棋子，并且是一个可以随时放弃的棋子。 梁师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做过一回不成功的弃子。 贞观二年，帝国东北边陲的契丹归顺唐朝。 这触犯了突厥的底线，颉利可汗知道李唐天下已定，但梁师都因为在自己庇护之下，始终成了李唐王朝吃又吃不下，丢又丢不掉的心头之患。 这是一颗有交换价值的棋子。 颉利可汗提出了一个条件，他想用梁师都来交换契丹的酋长。 这让李世民想起了一段公案。 他心中浮想起李唐刚入主长安时，百废俱兴，夹起尾巴做人的窝囊时分。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也是李唐无法抹却的污点。 西突厥的曷婆那可汗，因为与东突厥结怨，投奔长安，托庇于隋唐二朝，但当时东突厥如日中天，君临天下，李唐一样也是向他们臣服的势力之一。 当他们知道曷婆那可汗在唐朝时，突厥人派出了使者，直接向李渊提出，要在长安城处决曷婆那可汗。 这对突厥来说，天经地义，因为他们自视为唐朝的宗主国，但于李唐而言，这是奇耻大辱，意味着国家尊严，碎了一地。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尊严并不值几个钱。 实力才决定说话的份量。 李渊最后屈从于压力，在万般不情愿之下，只剩下一个权力，那就是给曷婆那可汗选择了，一个稍微舒服点的离世方式。 于是，曷婆那可汗在李渊主持的宴会中，欢饮醉酒，在睡梦之中含笑逝去。 但再好的死亡，也是死亡。 这件事成为李唐王朝一世之痛，至少李世民就从来未曾忘记。 他当年就痛心疾首地对李渊说过：“人穷来归我，杀之不义。” 这么多年以来，李世民每次午夜梦回，无时无刻都不在激励自己，惟有实力，才是正理。 现在，突厥又一次让他想起了李唐的伤疤。 但今时不同往日，现在他可以非常硬气地回绝颉利可汗的请求，他霸气地回应道：“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 对于梁师都，李世民一样给他安排了后路。 “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所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 李世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他把腰杆挺了挺，抬头望天，或者曷婆那在天之灵，也会对自己微微一笑吧。 现在，情势反转，面对梁师都的求救，颉利可汗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凄怆感觉。 面对这个自己多年的老伙伴，颉利心中五味翻腾。 他们曾有过非常开心的日子，自己在五原的时候，曾和梁师都一起策马奔腾，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那是多么难忘的岁月啊，是自己做了大可汗后，再也不曾有过的快乐。 梁师都不仅和自己有私交，也曾经为自己尽心尽力，献计献策，南下中原，让自己盘满钵满的忠心属下。 颉利可汗当时已经内外交困，但他依然需要梁师都继续扛起反唐的大旗，他准备按照当日的诺言，派出一支军队，帮助梁师都度过难关。 只是，今日自己可以帮梁师都解围，明日自己落难，身边又会有谁呢！ 颉利可汗的出兵，给了李世民一个光明正大的对付突厥的借口。 他认为颉利可汗既然与大唐和亲，却又反过来又帮助梁师都，这是不义。 当然，即使颉利可汗不出兵，他的结局，也一样是注定的。 英雄末路，又有什么怜悯可讲，自己选择的路，再难也必须走完。 梁师都这个汉奸，他的结局一样早就注定了。 即使有突厥军队的声援，也已经大势已去，梁师都的属下争着投降唐朝，而梁师都的家族也需要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他们决定牺牲梁师都，以换取梁氏家族，在当地的生存空间，或者可以避免被彻底清洗。 于是，穷途末路之下，梁师都被他的堂侄梁洛仁斩杀。 而梁洛仁也因为有功于李唐，被授与右骁卫铁将军，朔方郡公。 这似乎是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 只有颉利可汗，惶惶不可终日。 第279章 机缘已至六必伐，李靖首战恶阳岭 颉利可汗需要做出选择。 往南看去，李唐王朝蒸蒸日上，虎视眈眈；以北而言，薛延陀崛起之速，亘古未有，也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 身处虎狼之间，何去何从 在失去了军事优势之后，颉利可汗想选择外交的方式去求得种族的生存。 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不可得到。 颉利可汗降低自己的姿态，向李唐王朝明确表示，请求和亲。 他想以女婿的身份和唐朝和平共处。 在突厥势盛的时候，双方的和亲确实可以减少突厥人大规模的入侵，以一女性，还有伴随的财富，求得边境平安，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国策。 颉利可汗这次的和亲，主要目的不是求财，而是想争取到一个政治上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但锐意进取，自信满满，甚至没有修筑长城去防御突厥进攻的李世民，让颉利可汗的愿望落空了。 李世民非常精准地，反握了漠北局势出现的新变化，他继续强化远交近攻的国策。 李世民长袖善舞，他先是接待了漠北新的主人，薛延陀夷男的使者，赐给他二样信物。 一是宝刀，二是宝鞭，这是权力象征。 也是李世民对夷男的支持和期盼。 李世民气场十足地对使者说：“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 这已经是上国对属国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李唐王朝已经在战略上对漠北政权形成了压制。 突厥颉利可汗更加惶恐，他有一种无力感，实力决定一切。 靠武力得不到的东西，光靠嘴皮子更加得不到。 颉利可汗想起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当年李唐王朝想和西突厥和亲，但被自己硬性阻止的往事，那时，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已经派了专使到长安，给李世民献上了万钉宝钿金带，想要将长安的公主带到大草原上。 但颉利可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汝迎唐公主，要须经过我国中过。” 就让西突厥统叶护乖乖放弃和亲的计划，因为，他说的话虽轻，但含义却重达万斤。 你敢娶亲，我就敢抢人。 这恰好中了唐朝的离间计。 颉利可汗的强势介入，挑起了东西突厥的内乱，但两虎相争，总会找到别的理由出现。 东西突厥，迟早必有一战，只是结果却不是颉利可汗愿意承受。 两败俱伤之下，东西突厥，同时陷入更大的混乱，在连续不断的打击下，他们两个难兄难弟，惶惶不可终日。 世易时移，现在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唐王朝和漠北的薛延陀达成默契。 非常明显，矛头指向自己。 但知道是一回事，能不能去改变又是另一回事，颉利可汗不仅无力，还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挫败感。 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决定。 为舒缓心中郁闷，他策马狂奔，地平线外，黄河九曲，青翠无边，但在颉利眼中，却似乎已全是萧瑟肃杀之意。 颉利可汗有担心的理由。 这一片土地，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他的怀抱之中逝去，他将永远再不能够回来。 他在等待那个时刻，李世民也在等待那个时刻。 所有的账，要一起清算了。 代州都督张公谨，向李世民上了着名的“六必伐”之论，他认为突厥必亡，现在正是讨伐的良机。 主昏于上，其可取一也； 众叛于下，其可取二也； 兵挫将败，其可取三也； 粮糇乏绝，其可取四也； 内必生变，其可取五也； 华人入北，自然有应，其可取六也。 有此六条，天予不取，必生祸患。 张公瑾是一个决大事，做实事的人。 当年玄武门之变，众人都是大姑娘上花娇，头一加，不自信并且都有点遮掩犹豫。 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准备占卜吉凶。 张公瑾走进大门，二话不说，一把将占卜用的器具，全部丢到地上，非常直接绝决地说：“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六必伐，宣告了和突厥的总决战，即将开始。 李世民等待这一刻已经非常长的时间。 现在李唐可以用颉利可汗支持杨政道复辟杨隋，并且和李唐和亲，却又派兵支援梁师都的叛乱为名，名正言顺讨伐。 虽然叫讨伐，但对李世民而言，这次出兵，更象是去收拾残局。 突厥，是到了和他们算一算账的时候了。 虽然李唐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和主动，但战场之上的李世民，从来不会低估他的对手。 他派出十万大军，以兵部尚书李靖为首，分六道进击颉利，全部都是李唐开国各战之中，最能打，也是李唐最优秀的将领。 李世民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在李靖正式出征之前，其实颉利可汗的东突厥汗国，早已经分崩离析，苟延残喘了。 东部的突利，已经率众归降唐朝。 突利下辖的契丹等少数民族，看到强大而统一的唐朝，正以君临万国的气势崛起时，也遣使臣服。 而被颉利夺去大可汗位置的郁射设，他属下九个俟斤，在夏州向窦静投降，郁射设本人，也在贞观三年，在颉利溃败前夕，投降唐朝。 隋末躲避战乱，北上的汉人，他们也主动启动了南下返乡之旅。 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家乡，重新变得富足安定，都归心似箭。 故土难离，乡心不死，就是死，他们也要死在家乡的山水人情之中，这对颉利而言，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离心力。 南下的汉人，还有一部分是唐朝花钱从突厥人手上赎回来的，他们在战乱之中，被当成战利品和财物，被突厥人占有。 李世民按照惯例，采取了支付赎金的方式，让这部分汉人重获新生，他们也汇入南下的洪流。 大唐蒸蒸日上，强势崛起。 因而，唐朝仅仅在贞观三年一年之中，增加的塞外归来的中国人和突厥的投降之民，总计有一百二十万人以上。 真是煌煌天威，四海归心。 突厥内部，也早已离心离德。 大凡有能耐，有本钱的将领或部落，都在为自己的将来谋划，颉利身边，只剩下一个意想不到的忠心追随者，他是阿史那思摩。 他一直不被突厥皇族视为同类，因为他的外貌象胡人居多，很多人都怀疑他不是突厥的纯种，而是胡人的孩子。 这让他虽然贵为皇族，但却一直被猜忌和防范，也被剥夺了单独带兵的权利。 但因为身居闲职，又是宗族之子，他很早就受到突厥的委派出使唐朝。 李渊为了拢络突厥，封阿史那思摩为和顺郡王，他成了一根纽带，是一种象征，也是二国之间的润滑剂。 但非常奇怪，在突厥所有的重臣都远离颉利可汗时，他却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不离不弃。 或者，阿史那思摩认为，即使自己率先投降唐朝，以功而论，也不可能超过他和顺郡王的名头吧。 颉利可汗的时间到了。 唐朝六路大军，分头并进，各自寻找战机。 恶阳岭，这是唐朝军队在反攻中和颉利可汗接触的第一战。 主帅李靖再一次成为命运眷顾的幸运儿，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直扑恶阳岭。 突厥的探子精准地回报，发现唐朝大部队行军的情报。 颉利可汗惊惶失措，他虽然远居塞外，当然知道威名赫赫的李靖，百战百胜，攻无不克，这些都是小儿科。 李靖在民间的传说之中，他已被渲染神话，成为撒豆成兵，聚木成林的巫师通灵者之类的统帅。 颉利可汗作为一国之主，虽然不相信这种谣言，但他对于孤身进犯的李靖，却多了几分忌惮，他满怀畏惧地对部下说道：“唐兵若不倾国而来，（李）靖岂孤军而至？” 颉利可汗的惊慌具有传染性。 他治下的突厥大本营，人群骚动，人心忷惧，整个部落弥漫着一种无所依仗，末日来临的恐慌。 李靖展示了高明的攻心之术。 他竟然屯兵不战，并且，他不慌不忙地分派出使者、间谍、从突厥内部颠覆和离间颉利君臣的关系。 压力再一次来到突厥这边。 大兵压境之下，突厥人心各异，各寻出路，军队更无斗志，李靖达到了他的目的。 第一批倒戈的人，是颉利可汗亲近的胡人康苏密，他率领部下向李靖投降。 并且，他贡献了一个投名状，他给李靖带来了杨隋流亡政府的首脑杨政道，还有隋炀帝杨广的萧皇后。 这意味着杨隋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势力的消亡，杨隋一朝正式成为明日黄花。 一个时代彻底落幕，现在的世界，属于李世民。 李靖从来都是一个做实事的人。 他的骑兵并不是吃素的，也不是来游山玩水，打猎散心的。 该来的一定会来，李靖瞅准时机，对颉利可汗发动总攻。 这不是一场对等的战斗。 颉利可汗的军心士气早已消散，李靖几乎没有遇到象样的抵抗，就将颉利击溃。 颉利可汗逃到铁山，纠合余散，勉强又凑足了几万乌合之众。 但大势所趋，剧本早已写好。 颉利可汗再也无能为力，他只剩下被收割的命运了。 第280章 旗开得胜传首捷，毕其大功于一役 恶阳岭之战，旗开得胜。 虽然并没有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李世民还是高度赞扬了李靖的胜利。 他不无得意地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 李世民有一种耻辱终于得报的解脱。 他从太原起兵开始，就深深以称臣突厥为耻，但事势所迫，不得不然耳。 当时，他也仅仅只是李渊的儿子，也是李渊的手下大将，这些屈辱，他父亲李渊代他受了。 但他无法忘记，在突厥的压力下，唐朝甚至一度想迁都远避。 那是真的打不过啊。 这种窝囊的感觉，他从未曾忘记，虽然他力排众议，当众夸下海口，说几年之内，一定要灭掉突厥。 但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作为一国之主，他被突厥欺负到家门口，却依然只能选择用金钱贿赂的方式，让突厥撤兵。 渭水之上，白马之盟，似乎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对于雄才大略的李世民而言，这是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也是他一辈子无法释怀的心底之恨。 这激励他奋勇前行。 李世民用一种卧薪尝胆，近乎自虐的方式，逼迫自己从身体，精神和意志力上，全方位以突厥为唯一的假想敌。 两个国家，必须一战，既分胜负，也决生死。 虽然预想中的大决战没有出现，但在自己有生之年，竟然可以完成这种传诵千古的壮举，让李世民有一种居天下之中，自己是真正的天选之子的荣耀与尊严。 正如他在和萧瑀讨论周朝和秦朝为政得失的时候说：“取之（天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 他杀兄屠弟，靠政变登基，这是他心中的刺。 唯有逆取顺治，成就大功业，或可以治愈李世民破碎的心。 也许他在说这句话的那一刻，他想起了自己。 他的上位之路，当然可以说是大逆，但他在位之后，励精图治，人民安居乐业，李唐天下，写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唐”字。 他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李氏列祖列宗，更无愧于他脚下这片土地。 李世民，济世安民，是世上的英雄，也是天下的雄主。 他的名号叫“贞观”，而贞观之治，已成为汉人王朝高已仰止般的存在。 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颉利可汗虽败，却并未灭亡。 必须穷追猛打，痛打落水狗。 李靖一破颉利于恶阳岭，再破颉利于阴山。 颉利一退再退，仓促之间，狼狈聚于铁山。 他已避无可避，退无可退，他想通过外交手段，为自己赢得喘息和调整的机会。 颉利可汗派出使者，向唐朝请罪求和。 他向李世民请求宽恕，想依照他的父亲启民可汗当年投降隋朝的先例，举族内附，成为唐朝的臣民。 李世民以一贯海纳百川的心态，接纳了颉利可汗不那么诚恳的求和。 唐俭再一次成为李唐的特使。 他一生结缘突厥，几次都差点葬身异域，但这一次却面临了最大的危险。 颉利可汗是个政治家，也是一个阴谋家。 他这次俯首称臣，外表虽然恭敬，但并非真心实意，只是走投无路之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他的真实用意，是先延缓唐军的攻势，等到来年草青马肥，就可以率众逃往大漠之北。 大草原上，广袤无垠，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那是他们的地盘。 到时天高皇帝远，唐朝军队鞭长莫及，自己依然可以潇洒快活。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没有谁会放弃自己土生土长的故土和族人，而去长安，做一个幽居的寓公。 英雄所见略同。 李靖和李世绩一致认定，如果不彻底解决颉利，就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宁和平。 颉利可汗拥有的武力，是一切祸乱的根源。 只有消灭和击溃掉颉利可汗的军队，斩断颉利可汗赖以生存的力量根源，才能解决突厥的为患，才可以至少保持漠北五十年的平静。 毕其功一役，正在此时。 李世绩现在是并州大都督，他出身于草莽寇盗，深知颉利的流寇气息，并且李世绩一路走来，已见惯了无数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闹剧。 李世绩只信奉一点，谁强谁才有理，实力决定一切。 他首先倡议说：“颉利虽败，人众尚多，若走渡碛，保于九姓，道遥阻深，追则难及。今诏使唐俭至彼，其必驰备，我等随后袭之，此不战而平贼矣。” 李靖更是当世的兵法大家，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是彻底解决突厥问题的唯一和最好的机会。 战机稍纵即逝，对于一个没有战机，也善于创造战机的统帅来说，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可能错过。 听到李世绩的建议，李靖抚掌扼腕，大感遇到了知音，他大喜说道：“公之此言，乃韩信灭田横之策也。” 李靖预判了颉利失败后的退军路线，为了防止他北逃大漠，他让李世绩预先埋伏在碛口，收一场最后的网，抓一条最大的鱼。 李靖开始布置正面战场作战的计划。 他指示张公瑾说：“诏使到彼，虏必自宽。遂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之。” 张公瑾有些犹豫，这个攻击命令和朝廷的政策背道而驰。 他提出自己的担心：“诏许其降，行人（唐俭）在彼，未宜击讨。” 李靖展示了大将之风，他不容置疑地说：“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等辈，何足可惜。” 于是，厉兵秣马，乘夜潜行。 颉利可汗现在正在兴头上。 他看到李世民的特使唐俭，也是他的老熟人和幸运星。 他知道李世民同意了议和请求，认为李世民中了自己拖延之计，心中大喜，大开宴席，招待唐俭。 颉利可汗部属，全民尽情开怀畅饮，大肆为乐，再无任何防备的措施。 他却不知道，巨大的危险，已悄然来临。 李靖衔枚疾进，直捣黄龙。 在阴山时，他遭遇了突厥的一个小部落，有一千多帐，李靖为了避免消息泄露，也为了突袭的突然性，直接让他们跟随自己的大部队一起行军。 李靖敏锐地感觉到，他离颉利可汗的牙帐已以很近了。 他做出两手准备。 先派了苏定方率领二百骑兵，风火兼程，寻找战机，自己则亲率大军，直压其后，以一种高压快速，密不透风的战术，让颉利不战自溃。 李靖精准地抓住了颉利惊弓之鸟的心态。 苏定方凭借浓雾四合，一路掩袭，竟然突入到距离颉利可汗牙帐七里的地方，还没有被发现。 这已是深入虎口，也是绝佳的战机了。 当乌云四散，雾气消失时，苏定方率领的唐兵如同天兵天将一般，出现在颉利可汗的视线之中。 这给颉利可汗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恐慌。 他唯一想到，和能做到的，就是有多快就多快，有多远就跑多远。 逃命要紧，晚一分都不行。 颉利可汗骑上他的千里马，一骑绝尘，丢弃所有，只率领他最核心的近卫军队，率先逃命去了。 主帅临阵先逃，这场仗，当然完全没有必要打下去了。 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也是巨大的喜。 强如李靖，明如李靖，严如李靖，在巨大的胜利后，竟然也纵容他的部下，肆意收割胜利的果实。 这引发了一场风波。 在战后的论功行赏会上，御史大夫温彦博履行他的本职，他向李世民上了个奏章，弹骇李靖治军不严，纵容部下奸淫掳掠，以致于颉利多年的积蓄和财富，被乱兵们捡了便宜。 国家当然损失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因为在此一战之中，李靖将颉利可汗本部人马，当场斩杀一万，还俘虏了男女十余万人。 这是颉利可汗的所有家底。 李靖望向颉利可汗逃跑的方向，按兵不动，稳如山岳。 他开始收割胜利果实。 第281章 一代大酋终俯首，以天之名称可汗 李靖自有打算。 他并没有派一兵一卒去追击颉利可汗，因为，他知道，李世绩早已在碛口，等待颉利的自投罗网。 颉利的老巢和家底全部被一锅端了。 他虽然暂时还没被抓获，但东突厥已经名存实亡，再无翻身的可能。 李世民得到李靖大破颉利的消息之后，他毫不掩饰久经压抑的情怀，一朝释放的欣喜。 李世民扬眉吐气地，对着所有的朝臣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然后，他充满霸气地说道：“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李世民终于大仇得报，大耻得雪，或者在这一刻，他心中想起了玄武门事变。 虽然地是无法掩盖的杀兄屠弟的事实，但经此一役，他已足够洗刷自己私德上的污欠，他已经足以站在历史之上帝王之肩。 李世民将这次胜利，视为自己人生最重大的胜利之一，他大赦天下，允许天下大醉五日。 干杯，狂欢。 为了这难得的胜利。 但李靖这次犯了事，他虽然荡平了颉利，但突厥部内的财富，却并没有归入唐朝的国库。 颉利可汗是突厥的大可汗，本部十万的人口，多年经营积累，无可置疑地拥有巨大的财富，以至于连唐朝堂堂三品官，御史大夫都有眼红之感， 可以想见，当年那个战火连天的夜晚，那个喊杀声震天响的日子，是一种多大的疯狂，久受屈辱，备受压抑的情怀，终于也可以有尽情释放的一天。 复仇的快感，燃烧了每一个久经屈辱的战士。 李靖感同身受，他也享受这种滋味。 因而，他对于温彦博的指控，并不加以否认，但他却不能忽视李世民的责备，也许，当时这个唐朝皇帝的心里，或许也充满了对那个夜晚的向往，但身为一国之君，他必须要政治正确。 感性必须让位给理性。 李靖接受了李世民的指责，他向李世民请罪，但胜利者，是永远正确的，也是不该被指责的。 但李靖已是功高不赏，也是需要敲打的时候了。 冷处理是必须的。 许久之后，李世民再次召见李靖，他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 然后，给李靖升官赐物加实封。 但给予的赏赐，实在微不足道，也许在李世民的心里，这虽然是一次足以铭刻史册的胜利，更多的却是乘对手的虚弱而胜。 但即使胜之不武，也是足以名耀千古的胜利。 颉利可汗遭到了双重打击。 当他准备北渡碛口，进入漠时，看到了李世绩的身影，唐军早已等候他的到来。 一步错，全盘皆输。 颉利可汗前无进路，退无归途，他已穷途末路。 他的部下再没有选择，要么投降，要么全军覆没。 颉利可汗部下的大酋长，替他做出了正确，也是必然的选择，他们举族投向李世绩投降。 李世绩又俘获了五万人马。 颉利可汗不愿意这么早投降，他觉得自己还可以搏一下。 也许坚持就是胜利。 他和少量心腹，投靠苏尼失部落，这是突厥最后的一支力量。 苏尼失是颉利可汗的铁杆粉丝，忠于他，臣于他。 颉利想在他那里修整之后，再南奔吐谷浑，也许在那片蛮荒之上，他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但李世民不会再给他这种机会。 他派出的六道讨伐大军并不是吃素的，虽然事实上，有二路军队根本就没有过和突厥交战的记录。 但唐军的视线聚焦在颉利身上，围追颉利，活捉颉利，这是必然的收官之战。 行军总管李道宗探知了颉利的遗迹。 他率领唐军逼近苏尼失部落，明确命令苏尼失抓住颉利，送给自己。 对抗全盛的唐军，这不是苏尼失一个小小的部落，所能承受的压力。 颉利可汗只能再次闻风而逃。 但他是折翼的可汗，他已走到了他的宿命和归途。 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下，他根本就不可能跑得远。 虽然他躲在最荒凉偏远的山谷之中，但苏尼失也依然派出骑兵将他轻松抓获。 但苏尼失却并没有立即将颉利可汗送给李道宗，显然，在他的部落之中，存在不同的声音。 也许事情还可能出现反转。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李道宗派出副总管张宝相，直接在苏尼失驻地耀武扬威，向他索取颉利。 可怜颉利一代大可汗，竟然被当作物品，转手进贡给了唐朝。 苏尼失也举族降唐，这也是突厥最后一支成建制的力量。 突厥，确切点讲是东突厥，完了。 从此之后，漠南之地，虽然依然鸢飞草长，马肥牛壮，但却已经改换了主人，他是属于李唐的天下。 但李世民有一个幸福的烦扰 面对突厥如此庞大的归降人口，如何处置，安排他们，这引发了唐朝内廷的激烈争论。 仗打完了，突厥的大可汗也抓住了，东突厥事实上也已经灭亡了。 这是天大的功业。 李世民这个时候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号，以天之名，顺天之意，因承天之旨，他被称为“皇帝天可汗”。 其实，这个称号，并不是独创，也不是原创。 当年隋文帝杨坚文治武功，远超前古，就曾经接受过突厥“莫缘可汗”的称号。 李世民接受四夷君长的”天可汗“的请求时，有些犹豫。 他在朝堂之上，问那些外族的使者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 唐朝的君臣和外族使者们全部跪下，异口同声，山呼海啸般地称呼万岁万万岁。 天命如此，天意所归，天大的荣耀。 李世民自今日起，就是华夷共同的君长，东亚事实上的霸主，他叫皇帝天可汗。 这是震古烁今的丰功伟绩，但高潮和快乐过后，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到台面上。 如何处置这些归降的突厥人？ 这不是一个二个，而是十几万个突厥人，十几万人要吃饭，要生存，要过上有盼头有希望的日子。 这是国策，是目前的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情，这引发了唐朝群臣的激烈争论。 李世民准备集思广益。 他叫群臣上书言事，这是唐朝历史上着名的一场宫廷辩论，前后上书言事的正式奏疏就有十一份之多。 至于当庭辩论，往复认证，激烈交锋，可以想象不知经历过多少回合。 所有的处置突厥的意见，总结出来，大体是分为三个方案。 第一二种意见，都强调了华夷之防，但他们走了二个极端。 第一种意见要变其风俗，化胡为汉。 就是让突厥举族迁入中原地带，充实人口，转变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成为中原的农耕人口。 可以达到“百万强胡，化而为汉”，“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空虚矣。” 这有现实的依据。 李世民名义上虽然接受了皇帝天可汗的称号，但当时唐朝其实还非常虚弱，隋末持续十几年的战乱，让人口断崖式下滑，很多地方千里渺无人烟，荆榛遍地。 国家极需人口，也极需恢复生机。 即使到了李世民登基六年之后，群臣纷纷上表劝谏李世民封禅泰山时。 魏征也表示了坚决反对，他在奏疏之中写道：“自伊洛之东，……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可见当时，即使是富饶的河南平原地区，也依然满目苍痍，国家还非常贫困。 即使到了贞观十一年，这已经是贞观之治时的盛世，一代名臣马周，这个被李世民誉为“我于马周，暂不见便思之。”的国之重臣，在奏疏之中，还明确说道：“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 可以想见，唐朝以此成果，就可以称为贞观之治，那隋时盛况，足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 人，总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最重要的资产。 既然中原大地缺人，并且有地，那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将突厥人举族迁徒到山东的兖、豫之地。 将突厥人变成华夏人，让他们耕种土地，同时又可以少去一个劲敌，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但这个方案，于事为难，理必不可，无法真正实施。 因为这违背了人的天性， 胡始终是胡，汉也始终是汉。 胡人无法全民族化为华夏之族，或许在时势所迫之下，小规模可以转变风俗和习惯，但全民族的短时间同化，却很难在现实之中完成。 况且，唐朝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支撑这个方案。 第282章 碛虽近北归无望，地足美繁衍生昌 胡汉分隔，夷夏有防。 第二种方案，顺理成章地提出来了。 这个方案的核心是：胡本是胡，汉本是汉。 这种观点具有现实意义，但更趋向于消极应对。 在唐朝的政治中，已形成一种共识，正如当年郑元寿说服颉可汗利退兵时，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得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 可见完全的胡汉混杂，胡汉一家亲，事实上很难做到。 窦静，当朝大族窦氏的代表，就坚定持有这个观点。 窦氏一族，累世为北周隋唐的外戚，无数子弟和公主成婚，而最重要的是，无数代的窦氏优秀女性，都和皇帝以及皇室联姻，可以说是当世屈指可数的世家大族。 他们也是关陇集团最核心的成员之一。 窦静的份量，当然更代表了李唐上层社会的观点。 他更进一步表明说：“（突厥）同夫禽兽，……不可以刑法绳，不可以仁义教。” 最后，他提出自己的意见，“得之无益于治，失之无损于化。” 窦静举张让他们继续处于黄河之北，任其自生自灭，但不再立大可汗，分部落而治。 这是一种强调夷夏之防，放任自流，但为了避免养寇为大，需要分化平衡的观点。 李世民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这是一种省事省心省力的方案，并不是他不想，而是力有所不足，看上去很美而已。 因为漠北变天了，现在的主人叫薛延陀。 他们虽然在大草原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还需要唐朝的认可和扶持，但他们已是当之无愧，货真价实的漠北霸主。 在大是大非的原则上，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 他们不会同意突厥人重返大草原，即使有唐朝的支持，即使面对要和唐朝开战的风险，他们也在所不惜。 事实是，突厥人也没有能力再返回大草原。 但他们虽然被放弃，却是一颗真正有效有利的棋子，亡国之族，命运本来就不可能由自己作主。 这可以从后来的事实得到验证。 在突厥归唐之后的九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结社率叛乱。 结社率是突利的兄弟，在长安为质，突利确实是李世民的好兄弟，也是最好的盟友。 在李世民和东突厥颉利可汗决战前，突利就已经率部归唐，这对颉利可汗无异于釜底抽薪。 一切尘埃落定后，作为回报，突利成为首批四个突厥州中的顺州都督。 李世民为了照顾突利的情绪，特地给他解释了为什么突利居功至伟，但没有立他为突厥可汗的原因。 “昔尔祖启民亡失兵马，一身投隋，隋家竖立，遂至强盛。……无岁不侵扰中国……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正为启民前事故也。改变前法，欲中国久安，尔宗族永固，是以授尔都督。” 突利也一心体国，忠诚奉上，演绎了一段君臣相得始终的佳话。 但都督位置传至突利儿子一代时，就发生了变化。 在长安为质的突利弟弟结社率，因为自己的职位久不得调，心生怨望，准备干一票大的。 当李世民按惯例前往九成宫避暑打猎时，结社率奉突利的儿子为主，纠合了四十几个全副武装的部族首领，竟然准备对李世民实施斩首行动。 事起仓猝，猝不及防之下，他们差一点成功。 他们行动迅速，甚至已杀掉了几十个李世民贴身的卫士，纷飞的箭雨，在李世民的面前呼呼作响。 几支羽箭，甚至已落到李世民脚下。 生死一瞬之间。 虽然叛乱最终失败，参与的结社率等都被追斩，但李世民或者念及突利的香火情，特赦突利的儿子死刑，流放岭外。 印象深刻而有些后怕的李世民改变了观念，也让唐朝对安置突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世民发出了感慨，“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 结社率事件导致李世民遣返突厥，准备让他们迁回黄河之北。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突厥人回不去了。 他们还没有北渡碛口，更不要说进入大草原，就遭到了薛延陀的强力反对和阻击。 即使在唐朝的调停和警告下，他们依然正面硬刚突厥和唐朝联军，甚至不惜和唐朝正面开战。 薛延陀夷男可汗，甚至一次出动了二十万兵马，每个战士配备四匹马，南渡沙碛，驱赶突厥。 唐朝没有能力，或者说也不愿意再大规模开战。 结果早已注定，薛延陀逼迫突厥再次南返河套地区。 大草原上，薛延陀已经正式取代突厥成为主人了。 突厥人远望漠北，昔日荣光，已是雨打风吹去。 江山如此多娇，各领风骚几十年而已。 已许当日，李世民早已预见，突厥人不可能在漠北重新生存，而唐朝也不可仅仅为了安置突厥而和薛延陀正面开战。 两国之间，任何时候，都是利益为先。 因而，让突厥人重归漠北，这第二种政策，虽然不劳扰中原大地，也不伤自己根本，但却出无法实行。 如此一来，就只剩下第三种方案。 那是温彦博提出来的，依照东汉和隋朝旧例，在河套地区让突厥人繁衍生息，这也是隋朝处置突厥降民的方案。 这也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政策。 虽然隋朝后来养虎遗患，突厥复起，殷鉴不远，但那更多的是隋朝内部孱弱，才引外敌窥视。 打铁还需自身硬。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必然是在合适的时间，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地方。 河套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 此地自隋朝就成为突厥人寓居的场所，当年启民可汗几乎是匹马归降隋朝，全靠杨坚的支持，他才得以收拾余散的族人，重新振兴突厥。 但刚开始时，他被安置在长城以内，也度过了一段苦逼的岁月。 都蓝可汗对他步步紧逼，让他不得安生，眼见他即使有隋朝的庇护，甚至专门为他修建了大利城，也将无立锥之地。 长孙晟以战略大家的眼光，将河套地区划为启民落脚之地。 他向杨坚上书说：“请徙五原，以(黄）河为固，于夏、胜二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 这就是有风水宝地之称的黄河之曲，水草丰美，上苍的恩赐，河套之地。 五原（河套)东西北三面被黄河围绕，南面又经人工开挖数百里长的一条横堑，可以防止都蓝可汗的骑兵骚扰和进攻。 这是一着神来之笔。 启民凭河曲之地，休养生息，终于在几十年内，生机尽复，突厥一跃再成大草原的霸主。 事实上，自启民之后，河曲一直有无数的突厥人生活在期间。 郁射设两度入主河曲五原，而自颉利可汗败亡之后，作为突厥人传统上的安息落脚之地，河曲事实上已经成为突厥流民的集中的聚居地。 温彦博提出的第三策，就是以现实为基础，只不过是将河套五原等黄河以南地区，从法理上承认了突厥的存在。 以河套地区为中心，向东西延展，让突厥休养生息，成为扞蔽北方边境，抗衡碛北薛延陀的第一线。 这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方案。 以唐朝当时的国力和对外政策而言，也是最容易被接受和执行的方案。 李世民选择了温彦博的这个方案，但毫无疑问，还有一个最大的隐患。 隋朝虽然完美地让启民生存下去，但突厥人却东山再起，最终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 杨坚亲手培养了突厥的壮大，然后势强力刚的突厥转身就派出几十万骑兵，将杨广围困在雁门孤城。 天朝上国，一国之君差点成为俘虏。 以河套成为突厥休养生息的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养虎遗患。 虽然唐朝宰臣们认为隋朝灭亡的原因并不是突厥的复起，而是杨广本人的作死。 正如杜楚客客观公允地说：“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突厥）以致此祸！” 但前事之师，后事不忘，以史为鉴，不可不防。 李世民虽然主要采纳了温彦博的策略，但唐朝最后实行的却是一种，开创型的集思广益的政策。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第283章 一朝为臣分两半，终生父子尽君欢 唐朝确实是天国上朝。 他们展示了足够的自信和智略，因时而动，因地制宜，不囿于传统，以蓬勃的生机，制定国家大策。 既要扶植突厥的重生，又需要防止其再次成为中原王朝心腹之患，更需要高瞻远瞩，以突厥应对来自大草原新霸主薛延陀的威胁。 这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政策系统，最终目的也达到了政策设计之初的期望。 唐朝包罗万象，气象万千，终归还是得人得势得天时。 李世民以温彦博的框架为主，综合杂采各位大臣的提议。 这个系列的政策包含有：不设大可汗，分部落治之；设汉制都督府，以突厥首领为汉之都督、长史等官。 最重要的一点是，李世民采取了大规模的“人质法”。 他将大批突厥贵族征入长安。 表面上是授与他们官爵俸禄，让他们过上悠游舒心的生活，但本质上也是一种拘于长安的人质，只是李世民将长安城当成了他们的囚牢而已。 但这同样引发了一个问题。 颉利入长安，是唐朝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奇事美事。 中原王朝再一次在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但隋朝的强盛，盛极而衰，一样前车之覆，殷鉴不远。 吸取成败的教训，那当然非常重要，但该庆祝，还是要庆祝，该炫耀，也还是可以炫耀。 为了夸示唐朝的强大，李世民在颉利面前，罗列了中原王朝历代相传相承之物，以示自己受命于天，其寿永昌。 其中有些珍宝，是来自于颉利的收藏，但物是人非，颉利心中闷，但也只能强作欢颜。 李世民意气风发，以王者的姿态，当着颉利的面，数落他的五宗罪。 汝承父兄（启民、始毕可汗）之业，纵淫虐以取亡，罪一也。 数与我盟而北之，二也。 恃强好战，暴骨如莽，三也。 蹂我稼穑，掠我子女，四也。 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迁延不来，五也。” 胜利者总是正确的。 然后，李世民展现出自己的大度，安抚颉利说：“然自便桥（渭桥之盟）以来，不复大入为寇，以是得不死耳。” 颉利心中百感交集，几年之前，自己率领十万兵马，在长安城下耀武扬威，是何等风光，今日却成阶下之囚，世事无常，莫过于此。 覆国亡家，今生再也无望。 颉利悲从中来，热泪再也忍不住，滚滚而下，他无法再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向李世民行礼之后，仓皇而出。 他的时代完结了。 李世民的时代才刚开始，但他面临无数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安置突厥的“人质”计划，实施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美好。 学堂天朝大国，安置一个这种高级别的“人质”，都是一种负担，何况是一群。 突厥庞大的族群和种落尊长们封官拜爵，分田赐物，成了绝对沉重的负担。 唐朝虽然成立了十几年，但从建国那一刻起，就没有一刻停止过征战，内战停了，外战开始，北方消停，南方又起。 打仗打的是社会资源的消耗，是金钱。 这么多年的征战，再强盛的国家，也会被拖垮，况且，李唐还要给突厥朝贡，这种损耗，其实已经掏空了唐朝的家底。 但消灭东突厥，是国之大事，该赏赐的钱，不可能少，该封的官，也一定要封。 这出现了一个奇观。 在上朝时，李世民的朝堂之上，左右二分之后，一半是汉人之官，另一边，已全部是突厥之臣。 突厥人在朝廷五品以上的大官，虽然不一定掌握实际权力，但人数达到骇人听闻的上百人，而他们的家属和宗室在长安定居的人，达到一万多家。 生擒颉利，消灭东突厥，当然是震古烁今的功绩，但要白养这一批人，也需要一笔庞大的支出，是沉重的负担。 对于突厥的管理，除了分封部落之长，建立都督府，入长安为人质以外，还需要精选突厥都督府的管理者，李世民因时因势，大体上以突厥素有威望，又忠心于唐朝的原部落首领担任。 比如，李世民拜把子的兄弟突利，就被委任为顺州都督。 李世民推心置腹地对突利说：“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可汗）前事故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 当此之时，东突厥一族，已尽入唐朝体系，李世民已成为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天可汗。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李渊当时虽然已经闲居，尊号太上皇，但他听到颉利可汗被擒的消息时，心中百感交集。 他想起当年自己太原起义时，对突厥的俯首称臣，想起自己在李唐草创的那些年里，对突厥的忍辱负重。 他也想起了当年自己想迁都时，李世民说几年之内，必系颉利之颈的豪言壮语，凡此种种，如走马灯似地涌过心头。 莫道当时苦，且看今日福。 他心中释然，或者自己这个儿子，才真的应该是天下之主，自己挂着太上皇这个虚，倒也不冤。 他老怀大慰，由衷叹息着说：“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 李渊发自内心的高兴。 也许在这一刻，他心中或多或少，放下对李世民杀兄屠弟的仇恨，他当上太上皇后，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权利，召集群臣，办了一次家宴。 这不是权力的炫耀，而是一个家长的态度。 也代表着此时此刻，李渊有一种释然过往，迈向新生活的生之趣味。 过往皆已死，今日复得生。 他将李世民，还有几个自己最核心的信任的大臣，那是他的老伙伴，老战友，再加上自己的近亲儿子女儿们，全部召集起来，他要办一个家宴。 只谈感情，不谈政治，只重现在，不忆过往。 今夜要尽欢，放下过往，往事忆不可追，所有前事，皆是定数，今日之李世民，是大唐唯一的皇帝，是他李渊最值得骄傲的儿子。 生子如此，夫复何求。 李渊放下包袱，他亲自弹起了琵琶，大臣们依次向他祝酒，这是一种多么和谐和欢乐的情景。 多少年了，再没有过今日之欢乐。 这也是李世民年轻时，无数次家庭聚会时，最欢乐的场景，虽然自从玄武门事变之后，这已经成了一种奢望，但现在这熟悉的一幕，又回来了。 李世民在这一刻，体会到李渊心中最深处，最真实而隐密的思想，他也动了情。 就如他年轻时一样，就如同他小时候一样，当他父亲的琵琶声响起时，他一身轻装，以皇帝之尊，亲自下场跳起舞来。 宴会的气氛达到顶点。 君臣尽欢，新人旧臣，欢聚一堂，今夜无比开心，美酒开怀，美食管够，彻夜的狂欢，是李唐最高的光荣和闪耀。 欢乐过后，还是要面对现实的。 四海为一家，强敌成侍卫，物阜民丰，天下大治。 这就是贞观盛世。 李世民治国理念一切从实际出发，经世致用，总是能找到最适合这个时代的政策，但他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他一样也有无法战胜的对手。 在这个世界之上，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手，要不被他消灭，要不就是被他征服，李唐皇权，是天地之间第一等力量。 天下一家，其乐何如？ 但强如李世民，也有低头的时候。 那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却存于世，在于心，弥漫天地之间，超越皇权的一种特殊存在。 那就是传统，也是就人们沿袭相成，不去置疑，认定为真理，就如世间日升月落，云卷云舒般自然的道理。 更直接明确的说法，就是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和寒门之分，是社会上姓氏高低之别，核心问题就是，谁比谁更高级。 李世民非常恼火，也心有不平. 他开创贞观盛世，贵为万人景仰的天可汗，拥有古往今来，绝世无匹的武功，但竟然不是天下第一等高门。 欺人太甚，他必须反击。 第284章 氏族志亦酬勋制，尚官尚姓也尚俗 李世民气炸了，导火索是《氏族志》。 即使事先得到了李世民的亲口指示，第一版的《氏族志》却成了，一个最拉垮而不可接受的半吊子工程。 李世民首先分析了现状，“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衰败），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然后，他提出了修氏族志的目的和准则，“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 贞观八年，高士廉修好《氏族志》初稿，却修出了一本让李世民大为光火《氏族志》。 高士廉按照传统和惯例，将山东的崔民干，后避李世民讳，叫崔干，定为当世第一等。 崔民干当时的官职是黄门侍郎，是李唐王朝的正四品官职，排名在他前面的皇帝，外戚和宰相们，反倒居于崔氏之后。 高士廉这种排名，也不能说是错误。 这是修姓氏录，本质上是魏晋以来的士族和九品中正制的文本体现，按照几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排座次，讲尊卑，似乎也说的过去。 任何年代，修谱都是一件大事，何况是这种全国性的修谱，其重要性，足以比肩修史。 这次修撰《氏族志》的成员，是一个天团，主要由四个人牵头。 高士廉本人是山东的着姓，累世公卿。 韦挺出自关中，是首姓甲门，门第奢华。 岑文本出自江南士族，世有文名。 令狐德棻是代北右姓（北魏胡族系统）。 李世民确实是雄才明主，当世四大势力，关陇集团，代北右姓，山东人士，江左人才，方方面面，全部兼顾，再加上吸收当世谙练门阀的知名士大夫，足以称为当世一等一的修谱天团。 他们耗时两年，呕心沥血，才完成初稿，但李世民非常不满意，他给出了自己具体的意见。 如果第一次修谱时，李世民只是给出了指导思想和原则，那这一次，李世民就是具体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做。 中间的差别，只在于一点，修谱的标准，是“尚官”还是“尚姓”？ 毫无疑问，高士廉的初稿，依然延续了门望郡姓的传统，是一种中规中矩又应合时俗的谱牒， 它的本质，是传统。 但李世民的要求不同，他有现实的政治需要，他将《氏族志》作为一个政治性的产物，他要尊崇李唐的皇权。 他的标准非常简单，“尚官”而不是“尚姓”。 初稿之后，李世民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不满，甚至有些愤愤不平。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 然后，他为自己和当朝大臣鸣不平，“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 最后，李世民直接介入修谱，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也是必须要贯彻的指示。 “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做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 李世民的意见非常直接而明确，谁更尊贵，谁更高人一等，不要看祖宗几代，就看他今日的官阶，官大的就是高等，官小的就低级。 其实，李世民所说，大抵是实情，当世的大族，在历次战火残酷的清算中，早已是风中残荷，飘零殆尽了。 以江南为例，永嘉之乱后，虽然晋室衣冠南渡，侨姓以王谢袁萧为尊，本土吴姓以顾陆朱张为上。 但经侯景之乱被连根拔起，再加上南梁江陵之陷，被西魏强制掳掠了十几万人口，北入长安，其中大部分也是江南的士子和高门大阀，他们进入关中之后，很多都泯然于世，没为奴隶。 平陈前夕，江陵梁萧士族再一次被征北上，以致家乡父老，拦道垂泣，“吾王不反矣。” 平陈之后，隋朝又做了一个釜底抽薪之事，陈氏一朝，官僚士族，连绵五百里，尽数北归。 江南王气黯然消。 河北山东也是重灾区。 隋末义军，只要逮到一个隋朝的官吏，或是当世大族，按照以眼还眼的原则，必定诛杀无遗。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河北，天下之大，苦隋久矣，暴乱似乎都充满血腥和毁灭性。 窦建德是个异类。 他礼遇旧时势力，才得以迅速崛起，并深孚人望，被认为具有竞争天下之主的资格。 但天下只有一个窦建德，在经过起义者无数轮的收割后，当世大族，早已奄奄一息。 唐初李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诏令中明确说，“（士族）近世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夷绝。” 即使侥幸存活下来，也一样是“名虽着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 但士族的精神和传统以及骄傲不灭，事实上的艰难处境，并不会击垮他们再起的信心。 李唐一统天下，在文化认同上，是他们重新崛起的机会。 千载难逢，他们绝不会放弃。 因而，李世民修定的《氏族志》，当然会招到世俗传统力量，尤其是山东人士的反对。 《氏族志》虽然按照李世民的意见再次修定，但一直拖延，遮掩到贞观十二年，才修成定稿。 皇帝李氏已跃居第一，外戚居第二，而山东崔民干已排第三等了。 但《氏族志》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除了将皇帝和最高级的大臣按官位排序外，传统的门阀标准，并没有改变。 并且，朝野之间，讽刺此次的《氏族志》不过是一本酬勋志，这意味着，氏族志上的排名，并没有完全被世俗所认同。 挂上了这样一个称号，即使皇帝和外戚的姓氏，高居第一二位，也并不会改变世俗的看法。 而世俗和传统的力量，虽然无形，却极为顽强。 事实上，传统士族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削弱，反倒在加强。 一是李唐王朝当世大臣，如房玄龄、魏征和李世绩等，依然和山东高门大姓结成亲家，这等于是给社会的上层门阀士族做了一个背书。 传统价值观依然有效，游戏可以接着玩。 二是社会上普通民众，对于山东冠族的女子，也趋之若鹜。 以和他们结亲为荣为尊，甚至上演了无数骇人听闻或是匪夷所思的行为。 天价婚姻，休妻之后，再三求亲，等等不一而足，这更强化了旧有士族的优越心理。 这种传统的力量，甚至比李氏的王权更加稳固和不可撼动。 即使到了一二百年后，唐文宗依然心有不甘地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沿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 李世民修氏族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也是一个深层的隐秘因素，来自于李唐的出身。 虽然李唐王朝，自称出自西凉李氏，世代为王为官，但这种来源放在北周以降，流行做假的环境之中，要打上几个问号。 他们更可能的出身于李氏的寒微之族，或是破落户。 后来起家于武川，最后才登上皇位，可见，李唐王族虽是李姓大姓，本身却并不是出身最正统的高门，而是靠攀附篡改祖籍，才得以攀上陇西李氏的郡望。 李唐王族，内心里也需求重新正式确定自己的门楣出身。 这种骨子里的不自信，让李唐王朝在建国伊始之际，采取了郑玄的学说，立祖宗四庙，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天子七庙。 大概因为四代祖有据可考，但七代祖可能就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 这种争论和疑义，一直存在。 李渊死后再一次增修太庙，大臣之间的一场争论或者可以作为一个实证。 房玄龄等人建议以凉武昭王为始祖，但于志宁认为武昭王非李唐王业的直接成因，不可以做为始祖。 李世民采纳了于志宁的意见，但在新旧唐书之中，李氏之始祖谱系确实是挂靠在凉武昭王的身上。 大概李世民自己也觉得祖述凉武昭王，并不很靠谙，并且他已经贵为皇帝，就不用再去认个冒充的祖先了。 因而，李唐的祖庙都是陈列的有据可考的近世之祖。 但为了显示血脉的尊崇和悠远，李唐还是认为一个更远的祖先。 那当然是历史上李氏最大的名人，他叫老子，又叫李耳，是道教的始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始祖之一。 老子现在也成了李唐的源薮。 在李唐的谱系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可考，或是模糊之处，而当世家谱族谱大家，能人辈出，所在多有，很难蒙混过关。 比如有“行谱”称谓的李守素，被誉为行走的、活动和活着的书谱。 他是当世谱学大家，号称晋宋以降，四海士流之来龙去脉，无不详究。 贞观十二年，《氏族志》修成定稿，距离开始之日，已过去整整六个年头。 魏晋门阀的精义，是讲究出身，门当户对，婚姻在限定的圈子之中流转，保证血统和血脉的纯正，然后再保持和强化高血统的特权。 历史长河，总会有例外的人或郡姓会上升，但在，《氏族志.》中明确规定，非纯血统的不允许通婚，否则，会被剔除出士族的圈子。 贞观十二年的定稿，即使加上军功制，士族也被调整为二百九十三姓。 这种巨大的调整，毫无疑问，是来自于李世民的国家意志，加进了很多的以功居高位的官僚。 这显然是一种互相妥协的产物，虽然并非尽善尽美，但足以为是个里程碑，不过，李世民想通过修谱，来改变世俗观念的想法，却破产了。 可见，人之思想，最为根深蒂固，即使偶尔畏于权力，作通融妥协，但过后却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也许，那也是普通民众，在权力之下，所能坚持的唯一信仰和愿望。 但李世民没有时间感慨，他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他将目标投向了帝国的西方，那里有一望无际的青草大草原，也有几千里黄沙莽莽，还有高耸的神山，皑皑的雪域，是多少人朝魂牵梦绕地方。 那是曾经属于中原王朝的土地，也曾是汉族的荣光，现在，那片神奇的土地，即将成为大唐的州县。 那片土地也将增加无数多姿多彩的传奇。 李世民姗姗来迟，但他终于来了。 第285章 小不敌大祸上身，欲成其名得其人 西进之路，首当吐谷浑。 吐谷浑是中原王朝的老朋友，也是老对手了。 他们能长盛不衰，是因为出现了一个雄才大略，少为枭雄，老当益壮的核心领导，他叫伏允。 吐谷浑的的可汗，都是长寿选手。 伏允的父亲，夸吕在位就有五十多年。 伏允遗传了他父亲的基因，实在太能折腾，也太能熬了，他熬过了隋唐王朝四任皇帝，自杨坚至李世民四朝之间，他一直活得坚挺，虽败不倒，虽倒不死。 伏允也是个传奇。 隋朝大业六年，杨广的军队攻占了首都伏俟城，吐谷浑第一次灭国。 杨广将吐谷浑故地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全都变成了隋朝的直属领地。 这就是吐谷浑四郡的由来，原吐谷浑之地基本被划归于西海和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隋朝疆域远达西域。 这是杨广的高光时刻。 在吐谷浑灭国之时，他亲自西巡，在裴矩的策划之下，杨广在张掖接见了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宣告了大隋盛世的到来。 但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杨广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之下，隋朝很快烽火处处，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分崩离析再无可救药。 伏允抓住了机会，他重新回到青海，依靠吐谷浑几百年的传统力量和信仰，星火燎原，他们又重新强盛起来。 当然，这种复兴，和其鼎盛之际，可以和大国直接对抗和叫板，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隋灭唐兴，吐谷浑也调整了对中原王朝的政策。 李渊当时忙于平定各地群雄，对于边陲的吐谷浑更多的是实行外交的笼络和结盟。 李渊有这个本钱，他的手中还有一张牌。 他手上有个人质，那是伏允的长子慕容顺。 作为羁縻政策的核心部分，慕容顺在隋朝时，就作为人质，一直留在长安。 羁縻制的一个制约之处，也是优点是，外族豪酋在长安的人质，在法理上是天然的继承人，一旦吐谷浑有变，隋朝就可以抛出这颗炸弹。 杨广曾经使用过一次。 在他征服和攻灭吐谷浑后，他曾经扶植慕容顺为吐谷浑王，并且给他指派了投降的吐谷浑大臣尼洛周为辅相。 杨广希望这种新旧配，内外配的组合，能顺利接管吐谷浑故地，为了让慕容顺立住脚跟，杨广派兵护送慕容顺入吐谷浑。 但杨广的计划归于失败。 慕容顺因为久为人质，成长于长安，部族的痕迹太浅，不被吐谷浑的传统力量所接受，即使在吐谷浑根基深厚的尼洛周，也被部下所杀。 慕容顺无功无奈之下，只得东返长安。 吐谷浑依然还是伏允的天下，他生长于脚下这片土地，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统治力。 他虽然败退，但等待隋朝的力量退走，统治薄弱之际，他施展了一贯的策略，敌退我进，敌进我退，伏允每一次都可以卷土重来。 显然，伏允一族，在吐谷浑深得人心，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地盘。 于是，李渊建唐之后，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联合伏允的吐谷浑，即使是名义上的笼络，也结交了这个临时的朋友，先平定了关中以西的心腹之患薛举和李轨。 当时，李唐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新统一天下，对于西陲的吐谷浑，即使有心，也无力经营。 双方进入一种共同发展，但又小打小闹不断的状况。 吐谷浑自武德二年（李渊年号）开始向李唐朝贡，一直延续到李世民的贞观六年，这种朝贡的性质，主要是双边贸易，就达到十四次之多。 这种贸易，双方各取所需。 其中最为成功，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吐谷浑边境，承风岭的互市。 在隋末战乱之后，中原地区，急缺耕牛，而吐谷浑想得到财富和绢帛，双方取长补短，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在这次交易之中，李唐取得了实际的效果，“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但打打和和，是两国之间的常态，何况当时李唐根本没有精力西顾。 伏允老于政道，熟谙人心，他趁着李渊没有余时，不断地打打秋风，骚扰抢掠大唐的边境。 从武德三年（620年），到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屡次侵边，光是见于史册的，就达到二十四次之多。 即使是小战，也会出现很多的传奇和故事。 初唐这段岁月，一直被后世赋与无比浪漫和唯美英雄主义的色彩。 盛唐着名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写过一组《从军行》，其中第二首，就是讲述的这段时间的战争。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大概率来说，这是艺术型夸张的写法。 人物虽有，事实却并不全对，但也足以看出当时李唐对吐谷浑的战略优势。 事实上，在唐初绝大部分时间内，对于这个贪婪的邻居，唐朝采取了守势，但到贞观八年，情况起了变化。 吐谷浑又一次侵犯鄯州，当时，天下一统，唐朝已有足够的力量西进。 这一次，情况似乎有些不同。 李世民表现出足够的硬气，除了外交上的遣责之外，还下了一道命令，征召伏允入朝。 这是隋唐二代，从来没有完成的任务，这道命令，也比较可疑，事实上，伏允完全把它当成耳边风，声称自己有病，不能入朝。 但伏允似乎只愿意在有限的程度上得罪唐朝，因为当时唐朝已经成长为，一个大一统和强大得可怕的邻居。 他想出了一招避祸之法，那就是向唐朝求亲。 他本人当时已经垂垂老矣，求亲的对象当然是他的儿子，他叫尊王。 李世民当时并没有下定决心武力对抗，按照李唐王朝的惯例，他同意了伏允的请求。 但李世民附带了一个条件，他提出让尊王本人来到长安，亲自迎娶公主。 伏允心中有愧也有悔，派遣儿子进入长安，这是他一生的伤痛。 在杨广的年代，他已经派遣过一个儿子，那是他的长子慕容顺东进长安，但那是当人质，这一去就是漫长的父子分离的岁月。 现在李世民又重提旧事，伏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拒绝了李世民的提议。 并且，伏允在大臣天柱王的唆使下，他们拘留了唐朝的使者赵德楷等人。 李世民再次派遣使者和伏允沟通，想通过外交途径迎回赵德楷等人，但伏允完全不矛理会。 这直接引发了战争。 虽然李世民早就准备动手了。 这一次，唐朝正式出兵，但目的却似乎并不彻底，既不是消灭吐谷浑，也并不是扩大领土，而是贪恋吐谷浑的特产，那就是青海骢。 这是一种叫做“龙驹”的良种马。 传说是利用波斯的种马，在冬季青海湖结冰之际，与吐谷浑当地母马，共同放牧于湖中海心山上，待到来年春暖花开，就生下“龙驹”这种驰名中外的良马。 李世民对于良马、名弓、美人的爱好，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过。 这次战争可能的起因是唐朝想得到吐谷浑的“龙驹”，或者是李世民想改良陇右道的军马。 但唐朝师出有名，吐谷浑并没有认清形势，他们按照惯例，又一次进犯了兰州。 既拘使者，又犯边境，这需要被好好教训。 李玄运投李世民所好，他投其所好地进言道：“吐谷浑良马悉牧青海，轻兵掩之，可致大利。” 李世民无法抗拒良马的诱惑，他派遣段志玄担任此次军事行动的统帅。 但很显然，这次战役，没有更高远的目标，只是一场有限的突击战和移动战。 打一枪，就换个地方，捞一把就走。 这确实是一场很无趣的战斗。 双方似乎有某种默契，段志玄率领大军距离青海湖三十里的地方，就安营扎寨，止步不前。 这给了伏允足够的时间，赶着牛羊马匹，施施然慢悠悠地撤退。 但另一路唐军，由李君羡统领，在和吐谷浑的遭遇战中，倒抢到了二万多头牛羊。 段志玄抢夺良马的行动，并没有达成目的。 但伏允的安逸日子过得太久了，他忘记了当年杨广曾经举全国之力，让他灭国的惨痛往事。 很快，他再一次大规模进犯唐朝的边境。 这次进犯，捅了马蜂窝。 李世民正愁没有正式的理由出兵吐谷浑，现在吐谷浑自己撞了上来，连老天爷都帮忙。 吐谷浑现在已经成了一块必须要吃下去的肥肉，因为，他挡住了李世民西进的道路。 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唐朝国力蒸蒸日上，李世民在内外萧然，国势大佳之际，想要在自己不世出的武功之上，再添上一颗珍珠。 那就是经营西域，李世民梦想恢复和超越汉晋的荣光，那足以让自己立于皇帝之巅。 想要经营西域，必先攻灭吐谷浑。 吐谷浑处在丝绸之路的要道，要想保持丝路畅通，就必须由唐朝亲自掌控沿线的安全。 与第一次进攻吐谷浑的游击式战术不同，李世民这一次来真的。 他也准备来一票大的。 李世民准备彻底解决吐谷浑的问题，这种级别的行军，就必需要一个绝对强势而优秀的统帅。 李世民环顾朝廷，倒是有一个现成的最合适的不二人选，但却不知他本人的态度如何。 因为，他刚刚和李世民闹了情绪，现在正称病在家。 第286章 出将入相识时务，功德来时何须躲 征伐吐谷浑，需要上将军。 论才干，论军功，论资历，论威望，要说带兵领将，大军团作战，当世之时，李世民本人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他贵为天子，再不能轻举妄动，况且，还有一个人，也足堪此任。 那是一个连李世民都忌惮的人。 也是一个连兵部尚书侯君集，都要拜他为师的人。 李世民亲自点将，指定了他作为侯君集的老师，传授兵法。 给当朝兵部尚书传授兵法，这当然是个神人，事实上，他生前就已经成了传奇，死后更被封神而流传千古。 他就是大唐战神李靖。 但当时他生病在家休养，他身体上并没有毛病，而是心理病了。 他的心病，来自于李世民疏远和猜忌。 李靖一平江南，再灭突厥，但在玄武门之变中，只是保持了倾向于李世民的中立，这保证了他会以功臣善终，却始终不能进入李世民最核心的圈子。 但有功必赏，李靖功高震主，不入阁做宰相，也无法服众。 但在李靖入阁之前，李世民就已经在敲打过他了。 那就是李靖说不上污点的一个污点。 在攻灭突厥颉利可汗的老巢时，李靖少有地没有约束部下。 他们在突厥人的老巢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了几天，似乎是想发泄汉人王朝被压抑了无数年的怨气。 这画面当然不敢想象。 事实上，也让李唐王朝损失了，全面接盘突厥人无数代积累的财富和文物的机会，因为兵火之下，玉石俱焚，兵将们已经抢到手的财物，也不愿意交出来。 御史大夫温彦博于公于私，都必须要参李靖一本。 李世民一向对他的对手以仁义大度为怀，但李靖破了他的先例，这让他大为光火，他当场就发飙，对李靖横加指责。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当时李靖的心态了。 在李世民的盛怒之下，他只能低头请罪。 但攻灭突厥，毕竟是中原汉人王朝，无数人的梦想和光荣，虽然这次唐朝的出兵，更像是收拾残局，而不是从根本上摧毁颉利可汗。 但东突厥的轰然倒塌，这种巨大的喜悦，还是冲淡了李世民对李靖的不满。 很久之后，李世民选择了一个时机，对李靖说：“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 于是，他对李靖加官进爵，赏物赏钱。 为了宽慰李靖之心，李世民还讲了几句体己的私心话。 他对李靖推心置腹地说：“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为怀。” 但李靖经此一事，心中知道自己始终和李世民隔了一层，也熄灭了孜孜求进之心，反倒心生警惕，事事小心，处处谨慎。 这是必要的。 李世民虽然不是一个苛刻之人，但却并不是一个柔弱可欺的皇帝。 耕好自己一亩三分地，不要妄求多福。 李靖非常明白人心和人性，知道自己在李世民心中，已经上了需要防备的黑名单。 当一个人心理上形成了认知，是无法扭转和改变的，即使某个时间，或者会因为某个事情感动，但很快会回到正常的状态之下。 认知就是心中的一根刺，如果不是彻底拔出来，就会永远存在。 李世民对李靖之心，也是这样，也许在李世民心中，当世大将，唯有李靖才是自己真正的对手。 让这样一个人，长期掌握军队的实权，即使贤如李世民，强大如李世民，也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于是，李世民将李靖调离军队，将他升职，他让李靖入阁成为了宰相。 隔得近些，能看护得更紧些。 李靖心中通明，这种明升暗降，高其位，虚其权的把戏，他烂熟于胸，但总好过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哀。 李靖要配合李世民演好这场戏。 于是，他在参政议政之时，一反战场之上，运筹帷幄，算无遗策的无敌统帅形象，在各位大臣之中，成了一个恂恂然，似不能言的摸鱼躺平的宰相了。 从此君臣相安，这种日子其实也过得舒适。 直到出现十三道黜置使事件。 这是一种惯例，也是一种必要的治理形式，李世民准备分遣大臣成为十三道黜置大使，替他分行天下。 “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褒善良，起淹滞，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所选之人，当然需要德高望重，素有威名的大臣。 但要选出十三个人，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天下之大，远隔千山万水，路途遥远，也可能出现莫测的危险，哪里比得上在长安城之中，锦衣玉食，天子脚下，指点江山。 说白了，这是一个有必要，却不重要的任务，更适合赋闲的部分元老们。 但李靖似乎并没有深刻体会出这种职位的意义。 当他看到李世民要求大臣们举荐合适的人选时，他改变了恂恂然似不能言的状况。 或者是长时间的压抑，让李靖放松了的警惕，或者是他近距离观察李世民，发现了李世民并没有鸟尽弓藏之意。 李靖推荐了一个人。 但他真的大意了，他推荐的人是魏征。 这个时时刻刻在李世民身边进谏，想让李世民成为尧舜之君的诤臣和谏臣。 魏征其实也是一个让皇帝高度紧张的人物。尤其对于李世民而言，他过于重名，就更是画地为牢。 就象你身边有一个人，天天拿着放大镜，在你身上找毛病，并且，还要求你立即改正这种状态。 更重要的是，你还不能发火，不管心里如何想，还必须虚心接受。 这当然不会是一个让人舒服的状态。 也许李靖的本意，也是想将魏征暂时调离李世民身边，让李世民体会一种不一样的做皇帝的味道。 李靖看的很准，相对于刚刚登基之时，李世民的心态和作为，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变化。 现在时间，已经是贞观八年，李世民从刚开始的从善如流，导之以谏；到后来的勉强自己，虚心纳谏；慢慢地对进谏有所抗拒，更愿意以己为重了。 李世民这种变化，朝野皆知。 现在李世民求十三道黜置使，或者这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对于稍纵即逝的机会，李靖从来没有让他白白流失过。 但这次却似乎拍马屁到马脚上了。 李靖向李世民举荐了魏征，想让他担任一方的黜置使，这样就可以让李世民耳边清静一段时间。 李世民或者真有这种想法，但他更是一个爱惜自己名誉和羽毛的人。 魏征已经成了贞观之治，重要的一部分，即使自己内心之中，再有意见，也不能自己打脸，将魏征外放。 李世民或者也体会到李靖之心，听到李靖推荐魏征的建议后，他回复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魏）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 李世民不仅拒绝了李靖的提议，他还进一步做了任命，他让李靖领衔，成为十三道黜置大使。 这直接打脸了，还很疼。 自己堂堂宰相，马屁没拍上，反倒惹得一身臊，竟然揽了一个这种不三不四的差使。 李靖也听出了李世民言下之意，“魏征不可一日离左右，那自己就可以日日离左右了。” 李靖当然不可能会接下这个黜置使的职位。 并且，从李世民的处理方式来看，自己久居中重位，也应该退一退，给后面年轻人让让位置了。 传统上，最好的办法，就是称疾在家，这样可以两两相忘于江湖。 于是，李靖言辞恳切，以足疾上表乞骸骨。 李世民知道李靖心中所想，他同意了李靖的请辞。 但他派了一个高级官僚，那是正三品大员岑文本，专门去李靖的家中宣读了一份圣旨。 在圣旨之中，李世民将话挑明，也表达了想和李靖相识一场，君臣到老之心。 李世民写道：“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 在这份诏书之中，既有对李靖的赞赏，也有对他的期许。 我们君臣，换一种方式，还可以互相成全。 李世民说到做到，他展示出对李靖必要的尊重，也展现了自己成为皇帝的有容乃大。 他特许李靖若是身体小康，就三二日，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 李世民并没有忘记李靖，为了表示尊重，还赐给李靖一根“灵寿杖”，寄托一种美好的君臣圆满，长相长伴之意。 平章政事，是一种加衔，虽非宰相之职，却可以行宰相之实。 这是一种权变之术，可见李世民于政治之道，实已得其精义，一切以适时适实为出发点。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这也同样适应于李靖。 因为他的传奇还没有结束。 李靖贞观八年十一月初三辞职，同月十九，吐谷浑冠边，二十一日，李世民下诏大举讨伐吐谷浑。 这并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征战，而是处心积虑，要灭其国，并其地的举国之策，谁堪为将？ 舍李靖而何人？ 但现在李靖赋闲在家，养病于家，也养心于家。 李靖之心，到底如何呢？ 第287章 舍我其谁西海行，除敌务尽君集心 李世民非常精明，深通御下之道。 相隔十多天，自己才批准李靖在家养病，虽然李靖更多的是心病，现在国家有难，又需要他鞍前马后去效命。 这中间的味道，总是差了几分。 他给了李靖一个台阶。 朝廷之上，李世民环顾左右，似乎托找不到那个合适的人，他对大臣们提出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得李靖为帅，岂非善也！” 这是赞扬，是思念，也是期许。 李靖非常上道。 他明白自己一身所长，一生所许，就是建功立业，以身许国。 现在功德来了，机会来了。 朝堂之上，方寸之间，争权夺利之事，本来就不是他的主业，稍许委屈，生而为人，谁不曾受过。 他李靖，是天生的战将，注定要在这个时代，大放光芒。 战场之上，叱咤风云，纵横万里如虎，那才是他李靖的主场。 李靖一扫心中阴霾，他决定出山。 但在朝中日久，李靖对于政治之道，也并非门外汉，他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路线。 李靖虽然觉得舍我其谁，吐谷浑也不过只是芥藓小疾，但自己要想在前线取得成果，后方的供应和环境，那才是核心之重。 毕竟，大规模的战役，拼的就是国力和后勤。 他想试探下朝中实力派大臣对自己挂帅的反应。 李靖找上了房玄龄。 他以一种身病，心病尽消，战意昂扬的健硕之态，出现在房玄龄面前。 李靖请求出山效命，他诚恳地对房玄龄说道：“靖虽年老，固堪一行。” 于是，君臣皆欢。 此次西征，唐朝将星云集，璀璨灿烂，耀于天际。 李靖挂帅帅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下辖五总管，总计六道大军，全部都是唐朝最能打的将领，比如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李道彦等。 如此阵容，也唯有李靖才有资格做统帅，从李靖的封号，就可以看出，这次战役的目标非常明确。 西海郡就在青海湖边，吐谷浑国都伏俟城，这次战役，唐朝决定要穷其巢穴，将青海之地，尽数收归唐朝。 以前杨广曾经置四郡，今日李世民有更大的野心，西海之西，西域之腹地，那才是李世民的终极追求。 李世民正式颁发讨伐吐谷浑的诏书。 他先历数了吐谷浑的罪行，以证明唐朝出军的名正言顺，然后，他在诏书之中，提出了战役的目的。 “长驱克期，穷其巢穴。罪止吐谷浑可汗昏耋之王，及天柱王一二邪臣，自余部落，皆无所问。” 贞观九年，战役正式开始。 唐朝的国力，正值蒸蒸日上，唐朝的军队，也是巅峰，他们的将领，全部是老于战场，立功无数的名将。 和以往战争一样，唐朝依然有外部力量的加入，突厥和契苾之族，也派出生力军，加入此次战争。 这些外族的将领将开启他们开挂的人生。 反观对手，虽然伏允中兴吐谷浑，但历经杨广的扫荡，吐谷浑第一次亡国之后，他们的国力和根基，已经如水中浮萍，经不起多大的风浪。 最大的不同，伏允也不是当年励精图治，年富力强的伏允了。 他现在年老昏聩，国中大事，被大臣天柱王搞风搞雨，吐谷浑国内已是诸侯王分立，各扫门前雪，各顾各家事了。 更严重的是伏允治下的党项部落，已经强势崛起，并且在唐朝的外交攻势下，背弃吐谷浑，开始向唐朝投诚。 内忧外患之际，伏允已经力不从心。 这并不是一次对等的战争，唐朝的力量，全方位辗压吐谷浑。 战争还没有开始前，就已经写好了结局。 这就是小国的悲哀，你可以得意一时，也可以猖狂多日，但大国一怒，必然流血千里，身死国亡。 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胜强。 伏允的好日子不多了。 但在真正的决战来临时，在生抉择之际，吐谷浑依然展现了三百年本土政权的影响力。 这大概来自于吐谷浑的外交攻势。 他们已经取得共识，唐军此来，和以往不同，目的并非求财，而是要将他们灭族。 存亡大事，自然会重过财富绢帛。 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大敌当前，各方势力，捐弃前嫌，暂时同心朝外。 原来已经降唐的党项等部落，竟然大部分又叛归吐谷浑，形势似乎对吐谷浑有利。 但这只不过是垂死挣扎，回光返照而已。 虽然占据辗压式的优势，但任何胜利的取得，都非侥幸。 李靖的军队，依然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战争。 李靖和侯君集以及李道宗的三路军队，会聚在鄯州（今青海西宁附近），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略。 当时伏允采取了一贯的游击战术，利用自己的战略纵深，和唐朝再一次捉起了迷藏。 引军远遁，让唐朝有力无处使。 唐军远道而不，士马俱疲，将领们都想就地休整。 但李道宗不同意，他认为兵贵神速，请求紧急追袭伏允，不让他有喘息之机。 侯君集，当朝兵部尚书，也是李世民指定的向李靖学习兵法的徒弟，此次战役的积石道行军总管，更是明确提出，应该趁势派遣大军进击。 “大军已至，贼徒尚未走险，宜简精锐，长驱疾进，掩其不虞，可有大利，此破竹之势也。” 李靖颇有决断，他完全同意。 并且做了二手准备，一是派遣李道宗率轻骑直追，给伏允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二是指挥大军，紧随李道宗之后，寻机机会和伏允决战。 要想取得对游牧民族政权的彻底胜利，就需要在正面战场，击溃敌人的主力，尤其是摧毁对方的骑兵部队。 这是无数次的教训得来的经验。 即使在一场战斗之中取胜，打散了对手的骑兵团队，却可能面对一种结果。 他们虽散而小败，却并不会就此灭亡，反而能以一种非常快的速度，重新聚结，立即可以卷土重来。 李靖的目标，是消灭伏允的有生力量，当主力被消灭，就翻不起多大的风浪。 双方的第一次大战，立即到来。 库山（今西宁湟源县南之山）之战开始。 四月初八，李靖追上伏允，既然逃不掉，那就只能开干。 伏允也不是好惹的主，他占据地利，据山死战，想看看谁的命更硬。 李靖死死咬住了伏允的主力，该李道宗登场了。 他的前锋军，成了一支奇兵。 李道宗率领一千骑兵，从库山的后山杀出，和李靖前后夹击，一时之间，杀声震天，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战意盎然的唐军。 伏允慌了。 这是要被包围和歼灭的节奏，正面决战，从来不是伏允的首选，他再施故伎，逃之夭夭。 但在强势的唐军面前，这种逃跑，只能是溃败。 伏允遭遇了第一次重大的崩溃。 乱军之中，君臣相失，父子携离，最后终于溃不成军，竟然连探子都无法派出。 伏允埋头跑路，李靖何去何从？ 对于李靖而言，这只是他无数场胜利之中的一场胜利而已，伏允虽然失败，但却没有伤及伏允的根本。 李靖想要继续深入追击。 但唐朝的将领们大都认为应该见好就收，来年再战。 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伏允败退之时，按照吐谷浑传统战法，他会烧掉野草，唐军面临缺粮的风险，撤军是常规的操作。 马无所食，失去骑兵的强劲支持，在吐谷浑进行的战斗是不可能取得效果的。 那就不如等待来年春草萌生，马肥人壮之时，再行进军。 但侯君集又一次站出来表示反对。 这其实是二种军事理念之争。 主张见好就收的将领们，延续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传统军事思想，捞些实际的好处，就鸣金收兵，既可以和朝廷交待，又不用拼命，还能吃香的喝辣的。 这是一种工作和打工的思想。 即使是颇富进取心的李道宗也产生了畏难的情绪。 他不无担心地说：“柏海近河源，古来罕有至者，贼已西走，未知去处。今次之行，实资马力，今马瘦粮少，远入为难，未若且向鄯州待马肥之后，更图进取。” 这或者是一种万全的老成之策，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理念，而不是军事理念，因为采取此策，至少已可立于不败之地。 但战争本身的目的，是战胜对手，求取胜利。 侯君集的理念，一是求战必胜，另外，他站在更高一层的政治视角，是一种除寇务尽，不留祸患给后人的思想。 是以国为家，以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人生追求的理念，可以说是小我和大我的统一。 在这一刻，侯君集就是李世民的铁竿，也成了他的化身，此时此地，李世民也会做出和他一样的判断。 侯君集力排众议说：“不然。向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 这是去年才刚刚发生的事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各位将领在事实面前只能低头。 其实，想来年再战的将领，他们一样深知其中的决窍，只是大家自扫门前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现在侯君集想要以建功立业的心态去指责他们，切中要害。 侯君集接着分析今时不同往日的形势。 “今（伏允）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 侯君集以必胜的态势，建议发兵穷追猛打，将伏允逼上绝境。 关于进退，双方都有理由。 作为最高统帅的李靖，将如何抉择？ 第288章 一代雄主终归位，虽亡犹存获新生 战无不胜的李靖，从未做错过选择：兵分两路，穷其巢穴。 这是一段艰苦而漫长的追击之路。 北线由李靖亲自率领，在离吐谷浑王城伏俟城不远的赤水，遭遇了第一场硬仗。 伏允见唐军此次动了真格，誓与自己不共戴天。 既然跑不掉，又欺负到头上来了，吐谷浑几百年的威名还在，他麾下吐谷浑的儿郎也不是吃素的。 明刀明枪，正式开干。 在伏允的地头，吐谷浑展示出恐怖的战力。 大唐名将，万人敌薛万均，薛万彻兄弟，首当其冲。 他们以为伏允已是惊弓之鸟，胜利易得，轻敌冒进之际，竟然陷入重围。 他们虽然拼尽全力，但两人的战马被杀，身体几处受伤，只能下马苦斗，更危急的是，他们身边的兵将，也损失了十之七八。 眼见已是全军覆没之局，情势险到极处，也危到极处。 但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的救兵出现了。 契苾何力，李世民最忠诚和勇敢的外族战将，率领铁勒勇士，如天神一般，冲入伏允的包围圈。 铁勒的骑兵，无愧于草原之上，最勇敢善战，最彪悍劲猛战士的称谓，七冲八撞之下，伏允顶不住了，又一次溃败远逃。 事实上，唐朝自李世民中期开始，突厥和铁勒，甚至百济等少数民族的将领，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属于他们的传奇。 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期，李林甫为了杜绝边将入相之路，重用外族不识汉文的将领，年岁日久，积重难返之下，边境几大战略核心要地的节度使，绝大部分已非汉族了。 以国之重器，授与外族，想要求得长治久安，当然是绝无可能。 但外族将领，确实在战场之上，更加勇猛善战，外族战士，天生就是马背上的强者。 李世民当时为天下各族尊奉的天可汗，自然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这种泱泱大国之气度，本来也是盛唐的风采。 用其强，用其长，本来就是为政之义，只是后来者，蒙蔽自己双眼，只见到处，长处，而有意或无意忽略外族将领统兵打仗的弱点和短处时，政治军事就走向了崩坏。 但现在，正是外族将领的高光时刻。 契苾何力的勇猛和果决，成就了赤水之战。 唐军大获全胜。 吐谷浑来不及逃走的畜产，全部成了唐军的战利品，竟然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万头。 这是伏允的绝大部分家底，伏允已经一战输光家底。 但他的军队，还没有被全歼，还具备散而复聚的战斗力。 穷寇必追。 李靖趁热打铁，全军出击，乘势攻下吐谷浑的王城伏俟城。 但伏允再一次施展“地虽下，人已远”的游击战术，飘然远引，往西逃窜到河源之地。 他想等待唐军退出吐谷浑后，一如历史上无次上演的剧本，他想再一次卷土重来。 这是故事，也是故实。 但李靖没有再给伏允机会，他在伏俟城再一次做了精确的部署。 他居留伏俟城，全盘接收吸纳吐谷浑残余力量，将追击追歼伏允的任务，交给了李大亮，薛氏兄弟和契苾何力等人。 在河源，那是黑党项的自留地，李大亮追上伏允。 双方在蜀浑山大战，伏允所部，当看到战意昂然的唐军时，已没有任何勇气和士气再去抵抗到底。 没有任何疑问，李大亮又收获了五万头杂畜。 在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的财产，就是蓄产，经过连续几次的失败，伏允的力量在快速消弱，他再起的资本，也所剩无几。 但再次称霸，对于伏允来说，似乎太遥远了。 现在是保命要紧。 伏允继续西逃。 他是真怕了. 能多远，他就想跑多远，他想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伏允选择了逃往西域的路线。 他进入突伦碛，这是茫茫不毛之地，对于唐军而言，已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和势力范围。 追击的唐军有些犹豫，也产生了分歧。 薛万均兄弟首先认怂，他们在赤水一战中，被打怕了。 生死边缘走过一遭的压力，让他们对远在千里外的陌生地域，油然生出了陌生感和失去了自信心。 他们坚持不应该派兵入碛。 但有人退缩，就有人奋进，有失败，也一定会有成功的人。 拯救薛万均兄弟的契苾何力挺身而出，他不容置疑地说道：“虏非有城廓，随水草迁徙，若不因其聚居袭取之，一朝云散，岂得复倾其巢穴邪！” 契苾何力确实是知兵之人，况且，他也是有建功立业，一心报效明主心态的真正猛将。 他精准地预判到伏允身有羁绊，易被围歼，然后，他也认为伏允部属的战意，已经在屡战屡败中，被唐军摧毁。 这种惊弓之鸟，只要给他足够的压力，他们一定会从内部崩溃。 契苾何力决意穷追不舍，死嗑伏允。 他亲自挑选了一千名敢死骑士，作为前锋，随自己入碛追击。 薛万均看到有人打了头阵，才挥军紧跟契苾何力，生怕被契苾何力抢了头功。 伏允以为身后的唐军，正准备歇一口气，但他失策了。 他以为水草不生，生存条件恶劣的沙碛，会成为唐军无法逾越的天险，但契苾何力本人也是蕃将，对于草原和戈壁沙漠地形，并不像中原将领那样有着天然的畏惧。 虽然艰苦，但可以克服。 但契苾何力的军队，在碛中还是遇到了现实的障碍，那就是他们找不到干净的水源，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杀马取血。 幸亏突伦碛并不是无边无涯，契苾何力很快追踪到伏允的牙帐。 这是一场一面倒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伏允的部属是漏网之鱼，早就胆战心惊，看到大军压境的骑兵，立即崩溃逃命。 这一战，彻底收割了伏允的力量，伏允输光了他所有的筹码。 契苾何力俘虏了伏允的妻子儿女，斩杀了吐谷浑几千军民，并且收获了二十万头杂畜。 这已经是伏允所有的本钱。 但除恶务尽，首恶必擒，契苾何力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伏允率领仅剩的一百余亲卫逃入碛中深处，但败亡之势已成，无粮无水无援军，只剩下等死一条途径。 这种难捱和绝望的滋味，让伏允内部产生了分化。 大部分人选择离开伏允，自求生路，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有了更好和另外的计划。 他们想借助伏允的人头，用做安身立命之资。 这是伏允唯一剩下的价值，临阵杀将，以命换富贵，也是传统上的分化之策，这种场景，以前上演过无数次，以后，还会上演更多次。 伏允的部下，向唐军献上了伏允的人头。 契苾何力最后的任务完成。 伏允死，独立的吐谷浑政权覆灭。 李靖坐镇伏俟城，也是收获满满。 他派出大军，继续清剿吐谷浑余部，顺者生，逆者死，情势非常明显。 慕容顺被吐谷浑推举出来收拾残局。 他由于长期在长安做人质，在吐谷浑族内并无根基，因而，即使贵为伏允的长子，也依然郁郁不得志。 但当唐朝的军队大胜已成，吐谷浑面临亡国灭种之时，他的亲中原王朝的身份起了作用。 吐谷浑和唐朝都需要一个可以接受的人，出来进行战后的谈判和重建。 于是，慕容顺杀掉伏允原来权力核心的天柱王，向李靖投降。 和隋朝开建四镇不同，唐朝在吐谷浑故地设置了羁縻州府，以慕容顺成为新的吐谷浑王，也是唐朝的西平郡王。 新的吐谷浑政权，又延续了相当一段时期，直到出现那个可怕的邻居和对手。 北线大获全胜，完美收官。 南线却基本无战事。 因为伏允选择了出逃北线，因而，侯君集领导的南线大军，扑了个空，但没有功劳，也可谓有苦劳。 他们一路行来，已达二千里之远，并且沿途并不平静。 侯君集顺路打了下秋风，与挡路的吐谷浑地方部落激战一场。 战斗无关重要，胜负早已分明，接下来的行程，似乎成了一场与自己赛跑的行军。 他们行走在无人之地，享受大自然美景的同时，也惊叹于大自然的威力，盛夏降下霜雪，山顶皑皑白雪。 侯君集心情大好，过星宿川，至柏海，北望积石山，在黄河的源头，发思古之悠情。 然后，施施然和李靖的主力军，会师于大非川。 李靖此次出征，是一次完美的军事行动，达到了所能想象的任何高度。 但也还有些不和谐的因素出现，问题出在六路大军中的另外二路。 李靖挂帅，麾下五大总管，总计六路大军，但参加总攻的只有四路大军，那就是李靖，侯君集，李道宗和李大亮所部。 另外两路军队，出了岔子 第289章 言出不信终酿祸，兴亡相继起吐蕃 悲伤逆流成河，悲剧时有发生。 其中一支军队由高甑生率领。 他们三月份在洮州（今甘肃临潭）击破反叛作乱的羌人之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竟然在原地休整，逗留不进。 高甑生并没有按照既定的作战方针，赶赴青海参加对吐谷浑的决战。 这路军队一直到七月份，才有另一份平定叛羌的战报上呈。 而那个时候，李靖的主力部队，已经平定了吐谷浑。 这支部队吊诡的行军和行事方式，非常让人费解，但耽误军期，玩忽职守并不是一种说着好玩的罪名。 秋后算账是必须的。 高甑生因为误了军期，受到李靖的军法惩罚，但高甑生似乎并不服气，他心怀怨气，想搏一把，竟然在李世民面前，诬告李靖谋反。 这引发了一场小风波，但李世民并没有利用这件事情做文章。 李靖安全上岸，高甑生诬告主帅，本应被处死，但最后，此事大事化小，他因军功减免死罪，被徙流边荒。 这似乎是光明之下的一抹阴影，背后和各种势力的较量，已沉默于历史长河之中。 而另一路军队，则是由樊兴率领，他们也失期未至。 但和高甑生的性质不同，并不是他们不想按时来青海汇合，而是他们已经无法赶来。 樊兴这一路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一次愚蠢的惨败，全部责任在于将帅的决策失误。 这本来是一次无惊无险的行军。 他们从松州（今四川阿坝古城松潘）出发，执照计划，要经过党项大酋拓拔赤辞控制之地。 这条行军路线，并没有任何问题。 党项一族，大部分隶属于吐谷浑，和吐谷浑世代交好。 但是唐朝势力如日中天，吐谷浑在中原王朝的打击下，逐渐衰弱，党项本身又发展迅速，外部形势的变化，要求党项的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 贞观年间，很多党项人开眼看世界，尝试和唐朝建立联系，并降附唐朝。 如果从后来的战争进程，以及李世民招抚党项的手段和方式来看，李世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决定对吐谷浑用兵。 他早就定下离间党项和吐谷浑的关系，并想让党项脱离背叛吐谷浑，以准备和吐谷浑的决战。 这是吐谷浑的悲哀。 本身无罪，怀璧其罪，处于丝绸之路的要道，挡了李世民西进之路。 挡路者，必然被踢出局。 也许在那一刻，李世民早就将目光投向了更加遥远的西方，那是汉朝凿通西域之后，再也不曾到过的极西之地。 李世民，他不仅仅只想恢复汉朝的荣耀，他有更大的野心和理想。 他要成为千古一帝，成为不输秦王汉武的存在。 他是实干家，野心要有，但路要一步步走来。 他需要和党项有耐心地打一场交道。 党项族，也并不是个省事的主，在唐朝建国的九年时间里，他们骚扰掳掠唐朝西北诸州，就多达十次。 党项诸族，实力最强者，就是拓拔赤辞。 他是吐谷浑伏允最强的依靠，也曾是他最忠心的伙伴。 为了笼络拓拔赤辞，伏允除了以礼相待，以财相交外，更是和拓拔赤辞结为姻亲。 这种深度的捆绑，让伏允在历次战争之中，赢得先机。 李世民招揽拓拔赤辞的路，并非一帆风顺。 唐朝和拓拔赤辞可谓不打不相识。 起初，唐朝廓州刺史久且洛生，派遣使者拜访拓拔赤辞，想通过招降，让其归化唐朝。 但显然唐朝提出的条件，不能让他动心。 拓拔赤辞表示拒绝，他诚恳地说道：“我被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贰，焉知其他。汝可速去，无令污我刀也。” 诱惑显然不足以打动拓拔赤辞。 毫无疑问，只有实力才能让拓拔赤辞双眼放光。 久且洛生也是个干脆人，他二话不说，派兵突袭了拓拔赤辞。 这次偷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当场斩杀了六百多党项人，并且虏获了杂畜六千多头。 这对拓拔赤辞是一个警示，但李唐的国策，更倾向于招抚，双方打打谈谈，一路走来，拓拔赤辞终于领略到了大国的实力，也看到了大国的决心。 李世民对于党项的内附，显然大费心思， 他派遣岷州都督李道彦，先行策反了拓拔部的拓拔细豆，这种釜底抽薪之计，让拓拔赤辞感受到压力和危机。 拓拔赤辞开始打算盘。 他并不想挑起全面的战争，最好的方式是双方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面子上的臣服和归顺，并不会改变拓拔部落的独立属性，况且，归降也是有奖励的，这显然是一笔好生意。 拓拔赤辞在唐朝的软硬兼施之下，终于归顺了唐朝。 大酋拓拔赤辞归附唐朝，是唐朝和党项双边关系史的一件大事。 李世民封拓拔赤辞为西戎州都督，拓拔被赐姓李氏。 这是李世民的巨大成功，以微小而可以忽略的代价，新开黄河河曲之地为六十州，新得人口三十四万。 当然，这种关系是一种很松散的从属关系，党项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风俗。 他们还是逐水草而居，名称虽然称州立县，但全境之内，并没有筑起一个城池来定居。 但只要开始，就不晚，就会有进展。 当党项人和唐朝深入沟通和交流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如果始终蒙住双眼，便不会看见太阳的光辉，但你见过了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以后，你再也不想处在那非黑即白的天地之中。 党项一族，即将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 此次唐朝征伐吐谷浑，樊兴所率领的军队，需要借道北上。 那是拓拔赤辞的领地。 唐朝并没托大，他们按照惯例，给拓拔赤辞送去了丰厚的礼物，以作为借道和向导的酬劳。 拓拔赤辞显示出自己的诚意，他亲自来到唐朝的军营之中，见到唐朝诸将。 拓拔赤辞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我党项每资军用，而隋人无信，必见侵掠。” 他希望唐朝的军队不要再犯这种错误。 拓拔赤辞严正警告了唐朝的将领们，“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 为了取信拓拔赤辞，唐朝领军的李道彦和拓拔赤辞，选择了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方式结盟。 他们歃血而盟，这似乎是一个好的开头。 但却有一个悲伤的结尾。 李道彦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他的军队行进到阔水之地时，或者是军粮吃紧，或者是军中无事，聊以为乐，他竟然派兵虏掠了数千头牛羊以充军用。 这犯了拓拔赤辞的大忌，李道彦的军队承受了他们不可承受之重。 拓拔赤辞的报复迅速而直接。 他联合诸羌，占据了李道彦前进的交通要道野狐峡，李道彦进退不能，无以为继，基本全军尽没，阵亡几万人，只能灰溜溜退保松州。 李道彦最后因为减死徙边。 只是可怜可惜了几万汉家儿郎，白白死于荒野，永远消逝于他乡。 但吐谷浑伏允终于还是被消灭，吐谷浑却迎来了新生。 李世民以慕容顺为新的吐谷浑王，西平郡王，羁縻统治吐谷浑。 但慕容顺身上，长安城的痕迹太重，根本不为族人所服，只是因为迫于形势，被推出来收拾残局。 唐军一退，祸乱就生。 十天之后，被唐朝所承认册立的慕容顺，就被吐谷浑叛乱势力杀害。 但吐谷浑余党，却无法卷土重来，吐谷浑已经永远失去再起的希望。 一王去，一王起。 唐朝显示出大国的威严和决心，在慕容顺死后，立即扶立慕容顺的儿子诺曷钵为新的吐谷浑可汗。 但他年纪轻轻，虽然是名正言顺是吐谷浑之主，却无法直接掌控权力。 吐谷浑乱党看到无法明着和唐朝掰手腕，就转而在表面上认可了诺曷钵这个傀儡，但大臣们却开始新一轮争权夺利。 于是，吐谷浑再一次陷入混乱，各种势力，各出明招暗招，无法无天，吐谷浑陷入至暗时刻。 李世民必须要收拾残局。 十二月，他派遣侯君集再一次进入吐谷浑，以雷霆霹雳手段，平息安定吐谷浑。 潜流暗涌的吐谷浑，赢得了暂时的风平浪静。 贞观十年，李靖进军吐谷浑的第三年，诺曷钵请求在吐谷浑颁行唐朝的历法，以唐朝的年号纪年，并且按照惯例，派遣皇族的人质再次进入长安。 十二月，诺曷钵亲身入朝，拜见李世民，并请求赐婚。 贞观十一月，吐谷浑又向唐朝进贡了一万三千头牛羊。 一切似乎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但一个政权的出现，完全打乱了唐朝和吐谷浑的发展，那个政权，来自于青藏高原，自此之后，将和整个唐朝恩怨纠缠。 双方打打和和，不死不休，最后同归于寂。 它就是青藏高原上名震天下的吐蕃。 第290章 雪域吐蕃成霸主，莺啼初试下吐浑 突厥刚消停，吐蕃又兴盛。 当世两大雄主，唐朝李世民和吐蕃松赞干布，终于开始打交道。 吐蕃确实是块硬骨头。 松赞干布是吐蕃中兴之主，却并不是吐蕃的开创者，吐蕃成为青藏高原的主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吐蕃属于西羌的一支，核心种族是悉补野氏，发源于雅鲁藏布江的雅砻地区。 那里地平如砥，原野秀沃，传说中吐蕃最早的“天赤七王时代”，吐蕃的第一代始祖聂赤赞普，在河谷建造了吐蕃最早的宫殿——雍布拉岗。 历经无数代繁衍生息，他们逐渐成为雅鲁藏布江以南，蕃族的首领，但当时江北的苏毗才是区域霸主，江南的悉补野氏只能向其臣服低头。 直到公元6世纪末，才迎来了崛起的机会。 江北苏毗分裂，在残酷的内战下，部落内各派势力，两败俱伤。 既然谁都无法吞并谁，就必然引入外力，以求在竞争之中，谋求优势。 吐蕃的讵素若赞普趁机联络江北豪族大姓，密谋北伐，但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壮志未酬。 这份伟业，由他的儿子论赞索完成。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论赞索进一步提升实力，和青藏高原西方的大国象雄结成姻亲，加上江北四豪姓，誓师北伐，终于一统雅鲁藏布江南北。 论赞索定其国名为“吐蕃”，意为上蕃，建号南木日伦赞普，意即天山赞普，寓意“政比天高，盔（权势）比山坚”。 但论赞索的政权很快又陷入了内乱。 因为无法平衡江北豪族，江南佐命元勋和姻亲象雄的利益，论赞索竟然死于内斗。 不世出的松赞干布继任赞普，散发出光耀万丈的光芒。 他先是以铁腕手段平叛，集大权于一身，然后，松赞干布放眼看世界，他将都城，也即是政治中心，定于逻些（今拉萨），这让其成为整个青藏高原，当之无愧的王。 松赞干布无愧于这个称号。 他雄才伟略，开创性地做了很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 松赞干布创建了吐蕃的文字，从泥婆罗（尼泊尔）引进佛教，创建官制，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机构。 也许是由于地缘关系或是历史原因，松赞干布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西方的南亚次大陆，泥婆罗，天竺等国，成为松赞干布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或许，领先世界，中土巨无霸隋唐王朝，对他而言，太过遥远。 吐蕃在一代雄主松赞干布的苦心经营下，以一个王朝的身份，正式矗立在青藏高原，一个强大无比，让周围各族瑟瑟发抖的政权横空出世。 青藏高原一直被世人视为荒寒缺氧，五谷不毛之地，但统一而强大的吐蕃，让他的子民对其尽情歌唱。 在天之中央，大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 雪山环绕，一切河流之源头。 山高土洁，地域美好。 这是诗化的语言，谁不说自己家乡好，谁的家乡又不美呢？ 但这种柔情蜜意的诗句下，却是极为剽悍的民族性格，成就了一批最强悍的战士，这源自于吐蕃的传统风俗。 吐蕃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军事政权。 整个国家也是一驾全力开动的战争机器，因为生产资源少，吐蕃人不是在打仗，就是在打仗的路上。 每一年，小战不断，每几年，大战必定发生。 这形成和激发了吐蕃尚武贵死的精神。 吐蕃正式成文的法律和民间的约定俗成的风俗，都名实相符。 《新唐书》记载，“（吐蕃）重兵死，以累世战没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 《旧唐书》同样记载，“临战败北者……其俗耻之，以为次死。” 可见，整个民族，将战死当成光宗耀祖的荣誉之事，而对于软懦无能，失败者却极尽嘲弄之能事，甚至认为他们不能称之为“人”，仅仅比已逝者稍好点。 相对于中原王朝的“好死不如赖活”，至少从指导思想上，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并且，吐蕃人是天然的最强悍的战士。 这源于他们残酷的生存环境，他们需要在高寒地带放牧游猎，这既需要强壮的身体，也需要坚韧的意志，每一个吐蕃的男人，都是天生的战士，好勇斗狠，嗜血争胜。 吐蕃的法律，也培养和鼓励民众尚武的精神。 他们专门制定了一篇《复仇律》，鼓励人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即使是隔代之仇，若是后辈能报，也是最高级别的荣誉。 这种风俗下成长起来的战士，组成了一支可怕的军队，也是完全不同于汉地的军队。 也许，如果只从技术上来说，这种军队才是真正悍不畏死的军队，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品。 事实上，吐蕃人在战斗之中，让人大开眼界。 中原汉地军事天才辈出，真正御军严厉，将战士当机器，二千多年，首推也只推隋朝百战百胜的大将杨素，但也只此一人而已。 但他那种治军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再不从出现过，因为驱赶士兵，上必死的战场，并不人道。 但杨素那种操作，对于吐蕃而言，只是日常操作。 《通典》记载：“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 《唐会要》也记载：“其战必下马列行而阵，死则递收之，终不肯退。” 这种强悍而可怕的纪律，已融入血液和民族性格，这种军队，很难从外部被打败。 事实上，在和唐朝的交战之中，前期极少有投降或叛逃的吐蕃战士，《拔川郡王碑》有一记录，就比较夸张。 “今其俗犷而轻死，其死法折而不挠，故前代无降人，中土无僮仆。” 这虽然有些夸大，但也大体不差。 吐蕃的民风民情，确实适合培养战士。 他们有一种风俗，老弱年长者向年轻力壮者行礼，在一个队伍中，勇健者走在前头，这都是对于力量的崇拜。 在吐蕃的民族史《贤者喜宴》一书中记载，吐蕃“天赤七王”虽是半人半神，但“当诸子长大能骑马时，他们都握天绳升天而逝。” 新王立，旧王死，个中意蕴，也很难言说。 这种唯强唯壮唯力是图的理念，植根于民族，从上至下已形成共识。 吐蕃人天生就是战士，吐蕃的军队就是纯粹的战争机器。 有了如此强悍的军队，吐蕃很快统一和称霸青藏高原，而掠夺，贪婪是人类的本性，当吐蕃完成了高原的统一伟业时，他们必然将目光投向身边的邻居。 吐蕃北面和吐谷浑为邻，而东面则和唐朝的松州相接。 邻居们开始遭殃。 吐蕃并非只靠蛮力取胜，相反，他们在无数代的斗争之中，熟谙政治以及纵横捭阖之道，信奉以谋略取胜。 智勇双全，而又诡诈多智，可怕的吐蕃人。 吐谷浑先遭它的毒手。 确切点说，是吐谷浑遭到了唐朝和吐蕃的联手打击，吐谷浑处于两个虎视眈眈的大国之间，命运早已注定。 贞观八年十一月，松赞干布的使者第一次到达长安城。 双方目标一致，大概达成了唐出东方，吐蕃出西边，共同对付吐谷浑的计划。 李世民专门派出专使冯德遐出使拉萨，回访松赞干布。 但吐蕃放了唐朝的鸽子。 吐谷浑之战开始之后，吐蕃虽然由松赞干布亲自统帅出兵，却按兵不动，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收获了胜利果实。 李靖领导的西海道行军虽然大获全胜，也消灭了伏允，重新立了诺曷钵为吐谷浑的新可汗，但吐谷浑南部地区，却被吐蕃完全占据。 一兵未战，一士未亡，就轻松摘得了胜利果实，深谋远虑的吐蕃人，足以成为唐朝的对手。 相对于吐蕃的处心积虑，唐朝对这个高原上陌生的对手，显然认识不足，也重视不够。 但吐蕃很快露出獠牙。 他们先是在背后支持和扶助吐谷浑国内的反叛势力，对抗和分裂诺曷钵的统治，让吐谷浑政局不稳，内乱频仍。 当吐谷浑奄奄一息之际，吐蕃终于找到一个借口，直接出兵，准备吞并吐谷浑。 那就是贞观九年，唐朝拒婚事件。 吐谷浑之战后，李世民作为天可汗，声威更上一层楼，松赞干布一代大才，对于各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也愿意多所借鉴。 政治联姻，是最常见的联姻方式，松赞干布派出专使，向唐朝求婚。 但李世民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吐蕃在吐谷浑国内的反唐举动，他们支持天柱王的余党，颠覆北吐谷浑新唐的政权。 李世民以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拒绝了吐蕃的求婚。 但这给了吐蕃口实。 他们的使者回归逻些，添油加醋地向松赞干布述说起被拒婚的理由，将之归罪到吐谷浑使者从中使坏。 这或者并非全是虚幻之言，因为，李世民在同一时间答应了吐谷浑诺曷钵和突厥阿史那社尔的求婚。 毫无疑问，吐蕃向吐谷浑正式开战的原因，是吐蕃需要吞掉邻居这块肥肉，但为了师出有名，吐谷浑当了一次冤大头。 以大击小，以强凌弱，结果不言而喻。 吐谷浑根本不是吐蕃的对手，被赶到青海的北部，但或者上天不会让一家独大，吐蕃似乎是天之骄子，有着近乎无敌的军队，但老天也给吐蕃设置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命门。 吐蕃人似乎对于低海拔地区，平原地带的气候和环境，并不适应，他们虽然无敌，却并不能久驻占领的土地。 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了。 吐蕃虽然占据了水草丰美的青海湖周围，竟然又主动放弃，灰溜溜地退回雪域高原。 但吐蕃的扩张并没有停止。 党项、白兰羌等部，都成了吐蕃的手下败将。 每个邻居都虐了一遍后，吐蕃终于将眼光投向唐朝。 唐蕃松州之战开始。 第291章 千里入藏岂惜女，碛西经略自伊州 松州之战，是亚洲两大巨人，唐朝和吐蕃第一次在战场上亲密接触。 这源于李世民不知道吐蕃的厉害和深浅。 当李世民拒绝松赞干布卑词厚礼的求婚后，吐蕃人选择了用实力来说话。 在取得了对吐谷浑及其附近党项等部落的压倒性胜利后，松赞干布选择在松州向唐朝释放出强国的威严。 二十万大军压境。 松赞干布豪言，“公主不至，我且深入。” 在战场之上，李世民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人，何况现在唐朝文武全盛。 对于被欺负到家门口的唐朝来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当时，李世民正在策动对高昌的战争，吐蕃的不请自来，让李世民只能调转枪口，以原班五万人马，四路出击，发动了针对吐蕃的当弥道行军。 松州之战开始。 吐蕃先来了个下马威，唐朝松州都督韩威出战被击败。 但唐朝很快扳回一城，牛进达率领所部，乘吐蕃连续攻城十多日，身心俱疲之下，夜袭吐蕃，杀伤一千多人后，全身而退。 但其余几路兵马，在正史上，却并没有报捷的记录。 战事似乎陷入胶着。 吐蕃国内对于是否应该和唐朝开战，一样心存顾忌和反对。 在松州前线，因为松赞干布离开青藏高原太久，国内政局并不稳定，松赞干布的大臣们，都苦谏要求退兵，甚至有八位大臣，在劝谏失败后，自杀殉国。 或许，在松州和唐朝的直接对抗，并不符合吐蕃的利益，也并不是必需。 松赞干布终于决定主动退却。 但松州之战，却让李世民大受震动，他终于意识到，吐蕃并不是化外之民，更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蛮夷小邦。 完全可能发展成为大唐的心腹大患。 但李世民对吐蕃的了解，过于薄弱，更严重的是，唐朝的战略在更西之地，他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针对吐蕃。 李世民经营西域已成既定的国策，对于吐蕃这个迅速上升的强邻，只能先行安抚，再图进取。 李世民终于同意吐蕃的和亲。 贞观十四年，吐蕃大臣，传奇的禄东赞，带着黄金五千两及数百件稀世珍玩，赶赴长安替松赞干布求婚。 按照惯例，李世民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赐婚松赞干布。 文成公主虽然不是李世民的亲生女儿，但唐朝在此次联姻之中，却货真价实地输出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 和亲带来的效果是即时和实际的。 吐蕃在吐谷浑的军事行动，立即趋于和缓，吐谷浑国内虽然暗流汹涌，但表面之上，唐蕃两国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 唐蕃之间，风云再起，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安抚住雪域之主吐蕃后，李世民终于腾出手来，实施他已经精心准备多年的经营西域（碛西）的计划。 唐代边陲，汉称西域，唐称碛西，碛古称“莫贺延碛”，延袤三千里，中间寸草不生，因而成为横亘在中土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天然阻隔。 但山重水复处，柳暗花明，穿越此片流沙大碛，就进入一片神奇瑰丽的热土。 那里有雪山平原，沙漠绿洲，似天上繁星，交相辉映，绚烂迷人。 这片土地，就是碛西（西域）。 传统上，以葱岭为限，以东叫做岭内，天山南北是也，天山以北，是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当时分属于东西突厥。 天山以南，则由沙漠切割成片片的绿洲城邦国家，是沙漠中的珍珠。 葱岭以西的部分，称为岭外，昭武九姓，康，石等国所居，在乌浒河（阿姆河）以南，就是西亚大国波斯。 西域很早就归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 西汉神爵三年（前59年）正式设置西域都护府，然后设立戊己校尉，主管屯田。 自此之后，大批汉人，蜂拥而至，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西域成为中原王朝新兴的热土。 晋承汉制，改西域都护为西域长史，即使在政局纷扰，南北分裂的南北朝时代，碛东西，依然保持统一的军政府管理方式。 隋世以降，杨广在攻灭吐谷浑后，设置了四镇，已着手经营西域，但随着突厥的重新兴起，已成中原之患，杨广西进之路，嘎然而止。 事实上，当突厥兴起于大草原上，西域大体被西突厥所统治，吐屯监其国，易服饰，变语言。 西域走上了缓慢的突厥化过程。 让西域重新见到中原王朝的太阳，这个历史重任，需要唐朝完成。 李世民当仁不让。 这是一个巨大而艰巨的工程。 李世民非常谨慎而小心，他非常有耐心，适时相机而动，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达到大成。 要想在西域建立统治地位，就需要在碛西先建立稳定而强大的据点。 碛西伊、西、庭三州和安西都护府的建立，就是这种战略的体现。 碛西三州，最早创建的是伊州，这直接源于东突厥的盛衰。 李靖挂帅北征，梨庭扫穴，擒住东突厥大可汗颉利，东突厥灭亡后，其剩余的部众，除了内附降唐，或是东归各部，散落于大草原之上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一路向西。 那里还有他们落脚之地。 那里曾经属于西突厥的土地，但西突厥统叶护在和颉利可汗互相攻战当中，败下阵来，现在那块土地，已属于东突厥势力范围。 向西的东突厥余部，大体分为三大势力，互不统属。 一支是乙注车鼻可汗，独立为国，西保金山。 一支是阿史那社尔，历经多次迁徙，最后退保可汗浮图城。 还有一支，也是当年败于薛延陀的欲谷设，他也是突利的亲弟，进入碛西后，驻兵于伊吾高昌之间。 李世民雄才大略，他在安置投降的东突厥余部的同时，早就将眼光投向了碛西的东突厥势力。 向西挺进，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李世民先使了一个招抚的计策。 他让凉州都督李大亮在莫贺延碛东口，放置粮食，救济碛西东突厥余部。 这种劳民伤财，并且看不到效果的施舍，让李大亮无法接受，他从内心里抗拒这个政策。 李大亮为此专门上了一道奏疏，反对在碛东施粮，认为无益于事，并且会让河西地区不堪重负。 但李世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当他意识到李大亮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招慰大使时，他将其免官，并召他回长安述职。 李世民的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决，碛西的经略，必须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李世民的坚持立即有了回报。 贞观四年八月，欲谷社在知晓李世民对突利的倚重和对自己的保证后，率部投降唐朝。 作为欲谷设降唐的伴生物，伊吾首领石万年，以所属七城降唐。 这就是伊吾七城，也是大唐西伊州（后改为伊州）的雏形。 李世民终于在碛西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桥头堡。 开疆拓土，艰苦创业，实在是筚路蓝缕，惟艰惟辛。 但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 这盘棋，已经开局了，李世民准备好好下，他一生之中，从未败过，现在也是。 但要想真正入主西域，就必须和西域的霸主西突厥正面硬刚，只是依靠招抚东突厥残余力量，只建立一个伊州，始终只能是隔靴搔痒。 伊州只是一个点，要想在广袤无垠的西域落地生根，成为那片神奇土地的主宰，就需要一个面，或是一个立体的权力网络。 李世民要给伊州找个伴，邻近的高昌，落入他的法眼。 高昌是一个天然州县据点，它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在所有的绿洲政权之中，最深最巨最亲密。 高昌本质上是碛西极少的汉人为主体的政权。 高昌也是后汉戊己校尉屯田之所，汉人因而聚集，有兵一万，现在的国主叫麹文泰。 他是隋唐两朝的老朋友了，实际上，高昌也是隋唐两朝在西域的探子和某种形式的代言人。 高昌向隋唐朝贡，隋唐册立官职，并且两国联姻，高昌投桃报李，西域所有大小事情，事无巨细，全部向中央政府报告。 入唐之后，李渊曾经应麹文泰之请，派人去吊唁过他的父亲。 到李世民时代，两国关系进一步加深，李世民甚至走了一条曲线外交的路线，让麹文泰的妻子宇文氏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归入李氏宗籍。 这是一段蜜月时期。 但事情发生了变化。 第292章 国有隙外患乘之，兄弟争终将失国 高昌开始和唐朝交恶。 直接的导火索是高昌入侵焉耆，实际上是西突厥的重新崛起，导致和唐朝力量失衡。 西域本来臣服于西突厥，但李世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将唐朝的势力渗透到西域。 一山不容二虎，两大强国已经到了需要正面对决的时刻了。 西突厥的再起，是因为他们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特别能打的领导人，他就是乙毗咄陆可汗。 他是西突厥中兴之主，也是唐朝最强悍而顽强的敌人。 在乙毗咄陆可汗之前，西突厥曾经陷入了长时的混乱和内斗。 这源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之死。 统叶护是当世雄主，勇而有谋，善于攻战，在他铁蹄的淫威下，整个西域，全部匍匐在他的脚下，瑟瑟发抖。 统叶护达到西突厥武功的极盛。 但他也一直有一个梦想。 统叶护以成为东西突厥的大可汗为己任，但他的统一大业，因为一场刺杀而戛然而止。 统叶护可汗死于他伯父之手，但他的伯父虽然成功犯上作乱，却无法收割胜利果实。 因为他原本只是个小可汗，虽然自立为西突厥的大可汗，威望和能力却远远无法服众。 西突厥陷入内乱。 在此情势下，铁勒部首领夷男率七万帐，也就是后来漠北大草原的霸主，被唐朝册封的真珠可汗，远走东突厥。 夷男的出走，直接促成了反对派力量凝聚他的旗帜之下，一方面直接导致了东突厥的灭亡。 另一方面，也严重削弱了西突厥的实力，对属下各族的控制，西突厥也开始力不从心而分崩离析。 在弩失毕部的支持下，他们迎立统叶护的儿子，成为肆叶护可汗，以对抗统叶护的伯父莫贺咄可汗。 在双方都无法吞掉对方时，联结外援，增强己方力量，击败对方，成为必然的选择。 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唐朝请婚，请求承认和支持。 这是唐朝和西突厥直接打交道的开始。 自此之后，进入唐朝对待西突厥三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 那就是两不相帮，坐山观虎斗。 李世民气定神闲地答复他们的使者说：“汝国扰乱，君臣未定，战争不息，何得言婚。” 在这场内斗中，肆叶护因为是正统所在，并且莫贺咄因为背负杀主之名，终归名不正言不顺，离心离德。 莫贺咄兵败之后，逃往金山，最终被泥孰杀害。 泥孰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他其实比肆叶护可汗更具备实力和影响力，在弩失毕推举肆叶护可汗以前，曾经想推立泥孰为可汗，但被其拒绝。 在肆叶护和和莫贺咄的内斗中，泥孰出力至多，立下赫赫战功。 这引发了矛盾。 肆叶护位尊而势弱，泥孰权重而位卑，双方的力量对比失衡，利益分配也没到位。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西突厥新一轮内乱，又将开始闪亮登场。 肆叶护在内外交困之下，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同时也无法挽回的错误。 他前脚刚刚在和莫贺咄的内战中胜出，还没有站稳脚跟时，就准备恢复突厥的荣光，为父祖报仇。 他准备东征漠北铁勒，以报夷男背叛的深仇，但他的运气不好，那时正是夷男（真珠可汗)的鼎盛时期。 肆叶护大规模征兵，但在漠北大草原遭到惨痛的失败，再加上他在位时，经常无缘无故滥诛功臣，加速引发了部下离心。 肆叶护的时间和机会都不多了。 泥孰赢得了第二场内乱的胜利，他成为西突厥名正言顺的可汗。 泥孰其实是李世民的老朋友了。 在李渊时代，泥孰曾经作为西突厥的使臣，到过长安。 他惊叹长安的富丽繁华，同时，他也见到了一生之中的贵人李世民。 两个人意气相投，或者说李世民早着慧眼，早就有经营四方之志，惺惺相惜之下，两人结盟成兄弟。 现在，泥孰需要这位兄弟。 泥孰为了增加自己地位的合法性和增强在西突厥的影响力，派出专使出使唐朝。 于公于私，他赢得了李世民正式的支持。 李世民在西域的政策，进入第二个阶段。 他派使节册立泥孰系西突厥，希望借助泥孰的力量，间接影响和控制西域的局势。 这个国策，在李世民一朝，有非常强的延续性，即使后来横空出世的乙毗咄陆可汗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时，李世民也依然不改初衷，坚持地支持泥孰系。 当他支持的泥孰系有心无力，再无作为时，李世民终于，也只能从幕后走向前台，正式派兵进入西域。 他将亲自参赛，他也将成为舞台的中心。 在李世民成为正式的参赛选手前，西域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这增加了李世民进军西域的筹码。 那就是东突厥阿史那社尔的降唐。 阿史那社尔以可汗浮图城为基地，通过兼并吸纳，逐渐恢复生机，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再一次雄起。 这也成为泥孰一生之痛。 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泥孰准备招降阿史那社尔，但他却忽略了社尔血液中流淌的狼性。 阿史那社尔假意归降泥孰，率众西上，但却中途变招，趁势袭击了泥孰。 没有防备的泥孰，被社尔击败，这次失败是不可挽回的损失，意义也非常深远。 泥孰损失了一半的国土和精锐的战士，并且威信大挫，丧失了领导整个西突厥的能力。 西突厥又一次陷入分裂，成为三可汗并立的混乱局面。 阿史那社尔经此一役，再回巅峰，手拥十万强兵，但他并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主，他也想在突厥的历史上，成为最耀眼的那颗星。 于是，他走上了莫贺咄一样的道路，准备东进漠北大草原，向铁勒复仇，同时，他也将成为漠北大草原新的主人。 刚刚经历了东征惨败的老成之人，向阿史那社尔进谏忠言。 “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若即弃去，远击延陀，只恐叶护子孙（西突厥）必来复国。” 但阿史那社尔梦想着恢复突厥昔日的荣光，也想夺回大草原的控制权。 他不容置疑地拒绝了酋长们的建议，以一种斩钉截铁，视死如归的勇气说：“首为背叛我国者（东突厥），延陀之罪也。今我据有西方，大得兵马，不平延陀而取安乐，是忘先可汗，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无恨。” 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只有开干了。 阿史那社尔亲自率领五万精骑，东讨薛延陀夷男真珠可汗。 但此次东征，和上次一样，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后果是不可承受的。 兵败后的阿史那社尔，只能一路西逃，退保高昌。 但他的时代过去了，在西域，他再没有容身之地了。 走投无路的社尔，在贞观九年，率众投降唐朝，官拜左骁称卫将军。 但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他是李世民时代蕃将的代表，他将在唐朝续写他的传奇。 一代天骄，阿史那社尔。 社尔虽然入唐，但西突厥之乱，并没有结束的迹象。 泥孰在被唐朝册立两年后，死于贞观八年，但唐朝扶植泥孰系的国策并没有变化。 李世民再次命令特使册立泥孰的弟弟为咥利失可汗。 但西突厥的内乱，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咥失利虽然得到唐朝的册封，但远水不解近渴，他无法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属下再一次发动叛乱。 咥失利只能远避焉耆，但他属小想要立欲谷设为大可汗，把他降为小可汗的计划也遭到打击。 一是为首的部族首领被杀，二是欲谷设本人也被其余部落击败。 咥失利赢得了宝贵的机会，他没有浪费，乘机收复故地，收容接纳别的部落，扩大力量。 但同时，欲谷设也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他走上前台，他被推立为乙毗咄陆可汗。 他是西突厥的中兴之主，终于强势成长起来。 在很长的时间内，他好象是一个永远不会失败，即使失败了，也能立即卷土重来的盖世枭雄。 但刚开始时，他和咥失利虽然大战连场，但却两难进取，两两收兵。 既然谁也吞不了谁，那就只能和咥失利两分西突厥，双方以伊犁河为界，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太平日子。 但一山不容二虎，咥失利每况愈下，终于在贞观十三年，逃奔拔汗那而死。 生活还要继续，泥孰系并不承认失败，李世民也需要他们继续战斗。 贞观十四年，弩失毕部再一次推举咥失利的弟弟为沙钵罗叶护可汗，李世民在第二年，又正式册立他，并且赐给他鼓纛，以示承认他的正统地位。 但沙钵罗可汗很快失去部族的拥护，并且在和乙毗咄陆的战争中失败，本人也被乙毗咄陆可汗擒杀。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驽失毕部和大唐的册封大使，重新另立泥孰的从孙为乙毗射匮可汗，使西突厥的法统又回到了泥孰一系。 两强对立，互争互斗，还是熟悉的配方。 但乙毗咄陆实在过于强势，他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毫无疑问，对于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政权，也加强了控制和征服。 而那些小的区域性政权，在西突厥强大的兵威之下，即使被西突厥压迫剥削至无以复加，到了敢怒不敢言的地步，即使心向唐朝，其实并没有多大的选择。 择强而从，才能顺势而存。 否则，今天违逆强大的突厥，明天就可能国破人亡。 高昌就是典型的代表。 在西突厥的支持下，高昌准备与唐朝分道扬镳了。 第293章 身为傀儡何须恶，事到临头悔方迟 唐朝在西域的铁杆，高昌有异心了。 直接的起因是焉耆要重开大碛路，实质上是对于丝绸之路掌控权的争夺。 西域地处东西交汇之处，是丝绸之路的重点核心地段，西域各绿洲政权，很多都由天生就是商人，缁铢必较的粟特胡商为主体。 他们能够充当中西方贸易的中间商，低进高出，大搞商品流通，积累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财富。 因而，谁能在丝绸之路上拥有最大的发言权，谁就是最成功的商人，也是最富有的富人。 财富和权力，都足以让人丧失理智，更容易蒙蔽人的眼睛。 高昌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 传统上，西域有一条从焉耆出发的大碛路，当年焉耆就是靠着这条黄金之路，财富之道，富得流油。 但隋时战乱纷起，这条路被废置了。 当焉耆向李世民进贡、效忠时，重开大碛路，就必然提上了日程，也得到了李世民的肯首。 高昌不干了。 这直接抢走他的生意和客人，也就是断了它的财路。 断人财路，当然是大仇。 但真正的原因，却是高昌当时已经无法自己作主，它已成为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傀儡政权。 乙毗咄陆可汗为了对抗唐朝，准备利用高昌直接和唐朝叫板。 高昌没得选择。 这直接导致李世民的西域政策进入第三阶段，那就是直接派兵进入西域。 高昌的情势看上去很美好。 当时，高昌国内有西突厥的吐屯监国，并且双方通过联姻巩固和浓度捆绑了关系。 高昌也得到了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承诺，一旦有事，将武力支持和保护高昌。 为了取信于高昌，乙毗咄陆可汗甚至于在新获得的可汗浮图城，那个和高昌仅仅只是隔了一个天山，让阿史那步真驻军，作为高昌的声援。 为了防备唐朝可能的进军，高昌本身也做足了功课。 高昌国主麹文泰甚至派出使者，想策漠北反薛延陀，一起反唐。 高昌的使者以充满煽动的语言说：“（薛延陀）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唐王李世民）敌也，何须拜谒其使。” 但当时薛延陀正和唐朝处于蜜月期，就将此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李世民。 并且，为了交好唐朝，更确切点说，薛延陀有意向西方扩展势力，这其实是必然也是明显。 因为薛延陀为了西进大计，早就将自己国内的军事区划，改变成东西两个大区，以区别于刚击败东突厥时的南北分区。 这是薛延陀国家战略的转型。 薛延陀甚至向唐朝提出了一个助兵夺取西域的计划。 “高昌虽貌事至尊，而翻覆不实，擅发兵与欲谷设（乙毗咄陆可汗）击天子所立之国。奴受国恩，常思报效，乞发所部为官军（唐朝）前驱以讨之。” 李世民也敏锐地感觉到高昌发生的变化。 况且，高昌的胆子，也确实越来越大了。 他们先是联合西突厥，击破了焉耆三城，俘虏了一千多人口，而对于投奔高昌的原突厥人口，也隐匿不报，更不按照惯例，遣送到唐朝。 作为一系列动作，高昌更是阻塞西域各族前往唐朝的朝贡之路，并且派兵抄掠使节团。 山雨欲来风满楼。 显然，原来亲唐的高昌，现在已成为反唐的急先锋。 如果唐朝要经略西域，就必须狠狠教训高昌，也必须狠狠打击西突厥的嚣张气焰。 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来溜溜了。 李世民说干就干。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召见了高昌使臣，向麹文泰发出了严厉警告。 李世民声色俱厉地说，“恶而不诛，善者何劝？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国。” 然后，李世民征麹文泰入朝。 但麹文泰早已身不由己，他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他拒绝了唐朝的征召，并且继续我行我素。 双方再无回旋余地，只能兵刃相见。 但在正式出征前，李世民再一次展现出他战略大家的风范。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他做了两个布置。 一是他并没有和漠北新的霸主薛延陀联合出兵，相反，他给薛延陀送上了一份厚礼，让他们无法分心西进。 那就是让在河套地区休养生息的东突厥余部北上，并且让他们和薛延陀在漠南漠北分别立足。 这等于给薛延陀狠狠插上了一刀。 薛延陀的地盘就是踩踏着东突厥和尸身创建的。 当年，在李靖擒获东突厥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之后，薛延陀就曾经对李世民厚待突厥余部大惑不解，甚至充满怨气地说，应该将突厥人全部当成唐朝的奴隶。 因为，灭人之国，必然斩草除根。 他们和突厥人，已结下解不开的深仇，双方不死不休。 相对于西进西域，他们更担心的是突厥再起。 而现在，突厥人竟然大举北上，进入漠南，和他们的地盘，仅仅只隔了小小的一道沙碛。 双方已成世仇，必须先彻底解决突厥的问题。 因而，薛延陀即使明知道这是唐朝的阳谋，也只能全力应付。 李世民轻轻一着，就已经剔除了一个西进争雄的强敌，西域，必须由唐朝来主宰。 同时，唐朝还有一个不省心的邻居。 那就是吐蕃，因为唐朝的拒婚，松赞干布发动了松州之战，这虽然是一次无关重要的战役，但唐朝被迫应战，将本来准备讨伐高昌的军队，原封不动、成建制地转向对付吐蕃。 这就是当弥道行军的兵将来源。 但松州之战，对唐蕃双方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时间和地点，更没有任何的必要去发动一场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 双方浅尝辄止，就鸣金收兵。 最后，以李世民许婚，双方关系和缓，皆大欢喜为结束。 和吐蕃的结亲，让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当世两大天骄，以不胜不败的局面，握手言和，也是幸事。 外部忧患已平，李世民可以全力对付高昌了。 贞观十三年，以侯君集为主帅的交河道行军开始。 李世民发布了一道充满理性兼具霸气的讨伐檄文。 檄文中从内政和外交方面，明确指出高昌的四宗罪。 一是扣留东突破灭后，欲返唐的汉人。 二是阻塞商路贸易。 三是投降西突厥，攻击泥孰系突厥。 四是进攻焉耆。 这份檄文，第一二条高昌之罪，其实是早存事实，其来有自，陈芝麻烂谷子，不值一提。 真正的原因，是第三四条，那就是高昌投降西突厥，本质上是叛唐的行为。 这是不可接受之罪。 高昌王麹文泰多次东去长安，见证过隋朝如日中天的国势，也亲眼见过大乱之后，贞观之治时的气象。 麹文泰心中一直存有侥幸，认为李世民不会直接派兵进入西域。 他盲目地认为，现在唐朝还需要休养生息，他在朝靓之路上，亲眼看见秦陇以北，沿路萧条，远远比不上昔日隋朝气象万千。 麹文泰曾经充满自信地对亲近的人说：“唐国去此七千里，沙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 在讲了一通，高昌的优越自然环境后，他进一步展望了两国的对比：“遣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若顿兵于吾城下，二十日食必尽，自然鱼溃，乃接而虏之，何足忧也。” 这种盲目的自信，让高昌在错误的方向上狂奔。 麹文泰自恃有突厥的加持，他狂妄地说：“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 但麹文泰何曾真正见过大国之威。 当侯君集的大军齐集碛口之时，麹文泰忧惧交加，竟然一病不起，撒手归西了。 唐朝已经出兵，势无加兵之理，西征此战，对于高昌势在必得。 侯君集挥兵继进，兵分两路，准备先拔掉西突厥在天山以北的据点，可汗浮图城。 而当乙毗咄陆可汗得到消息，唐军正式进入西域时，他的直觉认为，这支军队冲自己来的。 乙毗咄陆可汗不愿意和唐朝硬刚，他想也不想，立即引军西奔到千里之遥。 他准备坐山观虎斗，先看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他很快等来了可汗浮屠城失守，守将阿史那步真投降唐朝的消息。 这就是唐朝在西域的第一战，罗漫山之役。 这是攻下可汗浮屠城必经的一道关隘，守军恃险而守，但他们见识了唐朝领先于世界的，先进的攻城技术和科技。 那是从山东带过来的能工巧匠，他们就地取材，因山伐木，制作了无数攻城器械。 《册府元龟》记载：“代木则山林皆尽，叱咤则山谷荡薄……机桧一发，千石飞云。” 僻远的西域小邦，何曾见过这等阵仗。 于是，唐军不费吹灰之力，轻取罗漫山关隘。 为了纪念第一战的胜利，唐军在山顶立碑刻石纪功，然后，以风卷残云之势，接纳了可汗浮屠城的投降。 扫清了外围后，这支前锋军队，继续挺进，终于和侯君集的主力，汇集在田地城。 这是高昌的紧要之地，也是高昌王城的门户。 侯君集将在这里迎来第一个考验。 第294章 万里归宗西州立，软硬兼施帝王心 高昌觉得还挺得住，想要再挣扎下。 高昌国主麹文泰在唐朝大军压境之下，忧惧身亡，继位者是他的儿子麹智盛。 但高昌政权核心层因为西突厥的深度介入，加上吐屯的监国和联姻，已上下一体，铁板一块，国王虽然更换了，但国策并没有改变。 现在兵临国境，势成其虎，只有一搏了。 其实，侯君集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一战而下，将高昌一网打尽。 那就是麹文泰的葬礼。 高昌全国所有重要人物必然会到齐，可以进行一次彻底的斩首行动。 但侯君集毕竟是大国上将，有着足够的底气和自信，他并不只是着眼于一战的胜败，而是已经在考虑战后的政局，以及唐朝在高昌，甚至在西域必须要有的高度。 他拒绝了斩首计划。 侯君集充满霸气与自信地说：“天子以高昌骄慢无礼，使吾恭行天罚，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 侯君集决定在战场之上，光明正大地和高昌一决高下。 事已至此，必须打残打烂打坏一方，才可能有真正对话的可能。 双方不再废话，战场上见真章。 高昌作为西域绿洲大国，确实有两把刷子，在田地城外的野战之中，竟然和契苾何力的骑兵部队正面硬刚，完全不落下风。 但小小高昌，何曾见过上国的兵威，当侯君集主力出现之时，高昌只能乖乖地退回田地城中。 侯君集想做最后一次努力，想让田地城投降。 但田地城已集中了高昌最精锐，也是最主力，主张战争的军队，侯君集的招降被直接无视。 田地城攻坚战开始。 唐朝再一次展示了中原王朝的科技和攻城技术，那是西域边陲小国想都不曾想，见也不曾见过的阵仗。 小小田地城，在天朝上国的冲车，抛石车和撞车等重型攻城机械设备的攻击下，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短短几个小时，田地城的防守崩溃。 侯君集大获全胜，俘虏了男女七千余口，只此一仗，高昌的主力精锐，丧失殆尽。 侯君集已赢回高昌所有的筹码。 唐军直推高昌王城之下，前锋辛獠儿夜战高昌，再破其军。 高昌已丧失抵抗的勇气和资格。 但麹智盛还抱有万一和侥幸的心理，当日西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可是应允过缓急相助，联手抗唐的大计。 也许，自己再坚持一下，就可以看到西突厥的援军。 麹智盛想出一招缓兵之计。 他向侯君集遣使告罪乞和，在书中，他卑躬屈膝地说：“有罪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丧背。智盛袭位未几，不知所以愆阙，翼尚书（侯君集）哀怜。” 情意诚恳，所提要求似乎也合情合理。 但侯君集不为所动，军情紧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必须趁热打铁。 侯君集对麹智盛下了最后的通牒：“若能悔祸，宜束手军门。” 这是要求麹智盛立即开城投降，但高昌人，还想再拖延时间，在犹豫未决之时，侯君集展示了大将之风。 他当机立断，全面全力发动攻击。 唐军使出了全力，甚至在城外修起十丈高楼，居高临下，城内巨细无遗，都能掌握清楚。 高昌城遭到了最猛烈的攻击。 小国寡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阵仗，麹智盛立即做了决定。 援军或许有，但远水不解近渴，如果要避免玉石俱焚，除了投降，再没有第二条路。 麹智盛率众打开城门投降。 高昌亡。 这个远离故土三百多年的碛外游子，终于回归中原母亲的怀抱。 此战之后，唐朝在西域拓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焉耆作为唐朝的盟友，也参与的此次合击高昌的行动，作为回报，以前被高昌所占的三座焉耆城池，还有被掳掠的一千五百多人口，全部归还焉耆。 这是个双赢的局面。 唐朝开始收拾残局，也正式开始在高昌布局。 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对待高昌的土地和人口。 传统上，隋唐两朝会实行羁縻制，即利用当地首领，兼管其土地人口，中央政府只是保持宗主国的地位。 这一次似乎也不例外。 朝中大臣褚遂良和魏征就是这一派意见的代表。 在如雪片般的奏疏中，褚遂良所进，最具代表性，他忧国忧民，充满感情地写道：“古者哲后，……广德诸化，不事遐荒”。 “王师初发之日，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条，五年不复。” 褚遂良说的是实情，打仗打的是国力，是资源，是后勤。 远隔千里，大军出动，这是一笔巨大的耗费，因战而穷，因战而溃，历史上所在多有。 所谓息戈止武，才能国泰民安。 褚遂良还驳斥了另外一种观点，如果要在高昌驻军，至少需要一千人，有人提出以轻罪之人抵罪，发配边疆，这样两相得益。 但褚遂良反对种观点，他认为这看上去很美好，实际上却不可行。 “彼罪人者，生于贩肆，终朝惰业，犯禁违公，必能扰于边城，无益于行阵。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 然后，他进一步分析析了在高昌设郡县，必然影响河西的防务和实力。 “此河西者，方为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靡费中化，以事无用。” 魏征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未见其可。” 但李世民高瞻远瞩，目光穿越千年。 他要下一盘大棋。 西域之地，本就中原王朝所有，那里有汉晋的余风，当大唐盛世，开疆拓土，正当其时，伊州已存，高昌就必然是第二个相邻的点。 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想在西域立足，至少还要找到第三个点。 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虽有千难万难，即使再远的路，他也依然要坚定地走下去。 李世民不为所动，坚持坚决坚定地在高昌按内地制度，设置郡县，驻军，让高昌继伊州后，成为唐朝在碛西的第二个州。 贞观十四年，唐朝在西域的第二州成立。 它有一个闪亮的名字，叫西昌州（后改名为西州）。 将高昌原有的四郡，十三县，九城合并为五县。 现在伊州，西州二州已紧密相邻，李世民还缺第三个点。 那就是庭州，碛西三州，伊西庭，多少豪杰，多少故事，将在这上演。 但李世民并不着急，庭州那个点，他早就选择好位置，并且现在也属于唐朝，但还没到时候。 再等等，一万年太久，不争朝夕，他还有时间，大唐，也还有时间。 李世民在高昌故地，成立了西昌州，意味着本土极西的领地，并且，远承汉晋，李世民终于在西域设置了更高一级的机构。 这就是设置在交河城，大名鼎鼎的安西都护府，后面城治移到西州的首府，即原来高昌的王城。 安西都护府标志着唐朝在天山东部地区政治主权的确立，唐朝在西域的经营开始进入新的纪元。 但事情并非尽善尽美。 正如高昌的定位，在朝廷之中引起了激烈争论一样，对于此次征伐高昌的主将，也产生了很大的风波。 千里西进灭一国，拓土开疆几百里，这是一种开创性伟业，也是至高无上的功绩。 必然会受到朝廷的嘉奖和无上的荣耀。 主帅侯君集也这样想，但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冰冷的水。 他被朝中大臣弹劾，竟然下狱问罪了。 他的罪名是“私取其珍宝，将士知之，争为盗窃。君集不能禁。” 事实清晰，证据明确。 侯君集在狱中抬头望天，黑沉沉一片，作为李世民的心腹爱将，玄武门之变的不二忠臣，侯君集心中，未免有些意兴索然。 功大于天的功臣，以这种名义下狱，可见在李世民朝中，已经暗流涌动，在经过了贞观之初上下一心，大干快上，一心体国的阶段之后，小的团体，开始形成，各人的私利，开始计算。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比不上，今朝美酒富贵足。 有人开始考虑后李世民时代，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和权势了。 但有人参，就一定有人保。 岑文本站了出来。 他写了一篇长文也是雄文，为侯君集开脱。 “恐海内又疑陛下唯录其过，似遗其功……前圣莫不收人之长，弃人之短。” “（侯君集）虽非清贞之臣，犹是贪愚之将。……足使立功之士，因兹而皆劝。” 鸟尽弓藏，过河拆桥，本来就不是李世民一朝的风格，在对待侯君集事件上，李世民心中早已有定论，正如他坚持将高昌变为西州一样。 但李世民深通驭下之道，侯君集虽然有才，却也自视甚高，桀傲难驯。 侯君集自视为宰相之才，并且以秦府旧人，功大于天，又孜孜求进，李世民早就了然于胸。 他曾经当面苦口婆心告诫侯君集，说自己并非吝啬宰相之位，而是还没有轮到侯君集而已。 相对于李靖而言，在李世民心中，对侯君集从来都是真爱。 即使在才能上比不过李靖，但李世民对于侯君集的期望，却远超李靖。 但李世民此人，公私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轻重把握得非常到位。 他可以宽容臣下，但涉及大逆反叛，就心如铁石，绝不宽贷。 对侯君集的指控，李世民心中有一杆秤，敲打的目的达到了，就不为己甚，李世民释放侯君集，赦其无罪。 这件事的余波，是对于远征高昌的将军薛万均的指控。 他被控告私通高昌贵妇，或者霸王硬上弓也未可知，李世民准备让他和那个妇女当面对质，以辩论谁是谁非。 魏征再一次进献忠言：“实（有其事）则所得者轻，虚则所失者重。” 然后，他例举了历史上曲意赦免这种男女之事，而得到大回报的事例，“昔秦穆饮盗马之士，楚庄赦绝缨之罪。” 魏征接着顺势拍了拍李世民的马屁，“而况陛下道高尧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 魏征的话说得非常漂亮，李世民虚心纳谏，薛万均也有惊无险地过关。 李世民在西域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唐朝的武功也接近于巅峰。 外患已平，内乱再起。 李世民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太闹心了。 他的几个不省心的儿子，让他愁绪难展，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第295章 兄弟再起夺嫡意，明争暗斗两为难 生儿不若父。 没有人可以免俗，强如李世民也概莫能外。 他的皇太子和皇帝之位是靠政变，依靠武力抢来的，以他英明神武的统治，儿子们当然不可能有这种非分之想。 但皇太子之位，国之重器，天下未来之主，谁不觊觎？ 强抢虽然不可以，但却可以提早经营。 何况现在的皇太子李承乾，并没优秀到一骑绝尘，遥不可及，皇帝之位，宁有种乎？ 至少李泰就不服气。 他确实在很长的时间之内，都在皇太子之位的争夺中，占据优势，最后虽然功亏一篑，但却让唐朝皇太子之争，立下了一个传之后世子孙，以为永制的规矩。 当时的皇太子，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嫡长子李承乾。 李承乾其实也是李世民心头所爱，自他八岁成为皇太子后，就被李世民加意培养，当李世民外出之时，李承乾几次监国断事，都被李世民称赞。 如果按部就班，李承乾必然是唐朝未来的天子。 但世间之事，哪有必然。 李承乾虽然聪慧，但聪明过头了，并且，他没有把聪明用在正事正道上。 他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作了。 每个人都会有优缺点，作为皇太子，他的身边被李世民安排了当世一流的师傅和大臣，李世民希望李承乾在自己言传身教和大臣们的精心辅佐下，成为李唐帝国合格而优异的接班人。 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非常早就意识到，一个人要想真正进步，就必须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此日积月累，才能至于大成。 但问题就出在这一点。 李承乾长大之后，颇好声色，年轻气盛，精力旺盛，虽然不是特别坏的缺点，但这必然会遭到守旧大臣们的进谏。 但李承乾非常机灵，他不想听臣子的唠叨，就想到一个好办法。 每次他只要见到想进谏的大臣，判断出他想说什么微言大义，他就一定会提前正襟危坐，引咎自责。 而大臣们见到皇太子先开始了自我批评，于情于理于义，都必须还礼，这一来二去之间，大臣们再也开不了口。 李承乾凭借这种揣摩之才，日子倒也过得安逸。 但他的好日子要到头了，他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魏王泰。 如果只是私下的文过饰非，或者小规模的胡闹，或许李承乾依然能有惊无险地登上皇帝宝座。 但他自己先露出了破绽。 李承乾生病了。 他患上了足疾，大概已经到影响形象的地步，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皇太子，帝国未来的皇帝，走路一瘸一拐，确实是有损威仪。 如果说这个缺点，既不致命，李承乾自身也无法改变的话，那接下来的事，就是他自绝于李世民，自己走上被废黜之路。 李唐盛世，天下人物荟萃于长安城，李承乾正好碰上了一个他非常中意的太常乐人。 这两人一见面，真是金风玉露，人间相逢，再也离不开。 李承乾对这个乐人特别宠信，还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称心。 称心当然称了李承乾的心，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称心也可以称别人的心。、 李承乾被举报了。 以当时事势，或者事后去推论，用谁得利谁举报的原则看，毫无疑问，这是魏王李泰一系人马所为。 称心事件是毁灭性的。 李世民一世英雄，想不到虎父犬子，有如此不肖之子，让李世民脸上蒙羞。 盛怒之下的李世民，用雷霆手段，处决了称心及其相关人员。 李承乾也遭到了严厉的斥责，居家反省。 父子之间，嫌隙已生，太子之位也可能不稳。 这种政治的风象，敏感地传到朝廷之中，人心思动，阴谋家们开始计算经营。 但李承乾这个时候，展示了一个政治家不该有的感情。 他对称心是真爱，心魔已生，认为这必定是魏王李泰从中捣鬼，父亲李世民被蒙蔽了眼。 李承乾竟然和李世民直接干上了。 此事之后，他竟然假装生病，连续几个月呆在东宫之中，不再参加朝拜。 大概是心灰意懒，加上痛心疾首，李承乾开始了作妖和自暴自弃之路。 他在太子宫中为称心构室立像，每天焚香祭拜，甚至给称心营造了一个墓庐，李承乾似乎是失去了精神支柱，再加上心中累积了对父亲李世民的不满。 百无聊赖之际，他走的越来越远。 他找到了一个愿意和他胡天胡帝的盟友，是他的叔父，他就是汉王李元昌。 李元昌是李渊的第七子，写得一手好隶书，但他却不是一个好的父母官。 在他外放为州刺史时，有很多违法行为，被李世民不留情面地训斥过几次。 李元昌也不是个省事的主，同为兄弟，现在被李世民呼来喝去，心中大为不爽，于是就种下了一颗怨恨的种子。 现在他和太子李承乾两个失意人，碰在一起，互相讲述起对李世民的恨意，大有相见归晚之感。 于是，两人沆瀣一气，开始有谋反的想法。 但他们暂时也找到不好的机会，就臭味相投，开始了一种游戏用来寻欢作乐。 他们在太子宫之中仿效突厥人的战法，分左右为两队，各统其一，披毡甲，操竹矟，互相拼杀，经常弄得血流满地，以消磨时间。 李承乾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客，更象是一个失去父爱，无法无天的顽劣而有逆反心理的儿子。 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为天子，极情尽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 但他的竞争对手，就更象是一个老到的政客，或者说，他的周围，围绕了一群富既有进取心，也有野心的政客。 他就是魏王李泰。 他是李世民的第四子，也是长孙皇后所生，他曾经有过一个封号叫卫王，这是李渊第四子李玄霸的封号，事实上，他这个称号，也是过继给李玄霸一系。 等到李世民当上皇帝后，才改了封号，最后称魏王。 相比李承乾天之骄子，早就当上皇太子，魏王李泰似乎更得李世民的私心喜爱。 李泰也有这个本事。 他有些地方和李世民也很相似，爱好文学，礼贤下士。 某一日，李世民私心大动，让魏王李泰开府置文学馆，或者当时李世民追忆起自己做秦王时，延揽天下文学之士的旧事。 那是一种值得缅怀的往事和记忆。 但让李泰开府设文学馆，并不是一个好的决定。 这开启了李泰的夺嫡之路。 魏王府中人，看到了事情存在另一种可能，有些孜孜求进之士，阴谋趋进之人，就开始教唆李泰走一条以修书延揽人才，并且成名夺嫡之路。 贞观十二年，李泰在府中广延人才，开始撰写《括地志》。 十五年，《括地志》修成，李世民下诏，让此套书进入皇家收藏馆，并且赏赐李泰万段绢帛。 这让李泰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 并且，李世民为了激励李泰，曾经亲自驾临李泰所居的延康里，特别为了李泰大赦长安城囚犯，免除延康里租赋。 天子之赐，名气更重于实际。 李泰似乎已得到李世民的欢心和认可，他的情势一片大好。 李泰生得膀大腰圆，富贵逼人，但却因为过于肥胖，走路都费劲，但李世民却格外开恩，让他乘小舆上朝。 李世民还做出了一个更为出格的事情。 他竟然让李泰的日常用度，超出了皇太子李承乾的规格。 这是一件可大可小，也可以上纲上线的事，褚遂良就上书反对。 他在奏章中写道：“自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 甚至为了用度超越皇太子这件事，李承乾的乳母还为他鸣不平，向长孙皇后告状说“东宫器用阙少，欲有奏请。” 虽然长孙皇后坚持后宫不干政，告诫皇太子李承乾的乳母说：“为太子，所患品性德不立而名不显，何忧少器物也。” 李世民本人的态度也比较值得玩味。 他确实在李承乾和李泰兄弟争权的局面上火上浇油，或者，圣心难测，圣意难明，但很难归结为李世民是无意为之。 李世民甚至动过给魏王李泰换王府的计划，想让他搬迁到武德殿。 但这件事被魏征搅和黄了。 他上了一道表，先表明态度：“魏王既是爱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李渊三子李元吉）昔居，时人以为不可。” 然后，魏征进一步讲述了理由，“虽时与事异，犹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人之美。” 听到大臣们的反对声，李世民才熄灭了让魏王李泰更换王府的计划。 但种种迹象表明，李承乾和李泰兄弟之争，已经明面化，也激烈化了。 实际上，朝臣们也开始站队，兄弟两人，各树朋党，开始明争暗斗。 称心事件，李泰先胜一场。 但李承乾的报复很快开始。 他派了一个人，假装是李泰府中官吏，向李世民上了一个密封匿名奏章，以告发李泰的罪过。 但李世民并未上当，他有知人之名明，认为是有人从中作梗，想抓住这个告密者，却了无所获。 这两件事情，实际上体现了李承乾和李泰的属下官僚团队的作战力。 李泰明显要更胜一筹，他网罗了韦挺，杜楚客等实力派人物，作为自己府中主脑人物。 这批政客为自己将来的前途计，尽心尽力为李泰交结朝臣，打通各种关系。 而李承乾府中的府佐之才，虽然是李世民钦点，却似乎和李泰并没有在一个频道上。 第296章 自作死必死无疑，欲求活岂无活路 皇太子李承乾的属官，都是当代名儒，是王佐之才，却不是争霸之士。 这和魏王李泰一系官僚孜孜求进，大不相同。 其中道理，不言而喻，太子是帝国将来的皇帝，其师傅们自然需要教导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名重言顺，以德以功以名为重。 但魏王李泰以四子的身份，想要夺嫡，就需要长于政治，融汇八方的干练官僚。 况且，李承乾的师傅们，都是由李世民指定，以辅佐太子成为未来合格的皇帝而言，李世民确实安排了当世最优的老师，可以让李承乾耳濡目染，功德日新。 可惜，李承乾终究不是那个可以托付天下的人。 他得人而不能用，可谓失人。 太子左庶子是大名鼎鼎的于志宁。 他是北周太师于瑾的曾孙，于志宁在李渊入关时，率领乡党归降李渊，是元老级别的旧人。 他也是李世民时代的十八学士之一，虽然他只是文士，但在李世民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有一次，权贵们欢聚内殿，李世民没有看见于志宁的身影，心中大感奇怪。 左右侍臣如实上奏说：“敕召三品已上，（于）志宁非三品，所以不来。” 李世民并不是个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召来于志宁，特别允许他参与宴会，并且当场加授他为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 李世民推诚布公地对于志宁说：“古者太子既生，士负之，即置辅弼。……今皇太子既幼少，卿当辅之以正道。” 皇太子的左庶子，职责重大和压力等身，一般都会成为新朝皇帝的核心大臣，可见在李世民心中，于志宁足以托付家国。 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也是李世民对于志宁的心理定位。 于志宁没有辜负李世民的重托，他尽心尽力教导李承乾，或者是觉得李承乾过于不上道，于志宁便走了一条曲线规谏的路。 他写了一本书，叫《谏苑》二十卷。 当然，于志宁也不仅仅只是写写书，对于李承乾的错误，他也一样明确指正，以不负李世民托付之义。 但李承乾孺子不堪教，也太不上道了。 即使再加上一个大儒，也依然白费力气。 当世大儒，魏晋南北朝经义集大成者孔颖达，写出了传世之作《五经正义》，一改版本繁多，经义错漏，歧义丛生的弊病，成为后世读书人的格式化范本。 他是李承乾的右庶子，虽然尽力规谏，多所讽喻，也无济于事。 李承乾依然我行我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李承乾所做所为，太子府中人看在眼中，很多人怕说多错多，惹怒李承乾，为了免祸，他们开始明哲保身。 规谏既然不顶用，那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李承乾胡作非为。 或者这也是一种免祸之道。 这种理念的代表是令狐德棻。 他是二十四史中《周书》的主修者，实际上，他参与二十四史中八史的编撰工作，是当世知名的大家。 但他近距离看到李承乾的倒行逆施之后，身为太子右庶子，竟然无只言片语进谏。 天道有轮回，自保虽然是一时之计，却非长久之策。 在李承乾事败，太子之位被废，太子府人员，被秋后算帐时，于志宁被免于苛责，但令狐德棻等却被免职。 可见天理公道，自在人心。 但不处其境，不承其压，也无法苛责于人。 因为李承乾不仅离经叛道，他还准备大逆不道。 如果说李承乾以往所做所为，已经失去李世民的信任，也伤害了李世民作为一个父亲的心，但父子之情，家国之事，并没有绝对恶化，也不一定就被判了死刑。 从当时情势来看，李承乾太子之位虽然岌岌可危，但李世民还想再救救他，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可以从李世民任命魏征为李承乾的太子太师就可以知道。 当时，朝廷之上，已不仅是潜流暗涌，兄弟夺嫡之争，已经表面化了。 李世民心中通透，知道事情一旦开始，可能又是家庭之内，血缘之亲的一场残酷杀戮。 他自己就是通过军事政变登上皇帝之位，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腥风血雨，也背负上杀兄屠弟的千古骂名，如果自己的儿子们再来一次，那他李世民，将如何自处，千年青史，又将双何落笔？ 李世民心中感到极端的烦闷，他准备以实际行动来平息这场风波。 他让魏征做太子太师，以显示自己支持太子李承乾的决心，李承乾或者不是一个有为的君王，但也许可以做个守成的皇帝。 李世民不想再折腾了。 他胸有成竹地对侍臣们说：“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征，我遣傅皇太子，以绝天下之望。”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傅。 但当时魏征已老，精力日衰，他也知道李承乾并不得李世民之心，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就以身体有病推辞，但李世民需要打出魏征这面旗帜。 他在诏书中，明确回复道：“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之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 李承乾终是辜负了李世民的一片苦心。 他开始了一系列神之操作。 显然，李承乾对于李世民指定的那一批太子府的学究，大儒们失望透顶，也知道他们终归不会完全和自己一条心。 打仗，做大事，肯定必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 于是，他开始培养和使用另一系的人马。 身为太子，培植自己的心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李承乾似乎真的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或者说他的政治智商为零。 他想与魏王李泰争先机，夺权力，他本来居于堂堂正正的太子之位，可以不动以应万变，但他走了一条错路，也是一条邪路。 那是一条无法回头，不能理解的路，也是一条死路。 李承乾蓄养死士，准备用暗杀行动，或者直接采取政变方式，达到自己登上皇帝之位。 但李世民天之骄子，他还没死，他还在朝堂之堂，李承乾黄口小儿，怎么可能是老奸巨滑的李世民的对手。 事情的败露，要从一件更加荒唐，并且更加无法理喻的叛乱说起。 很难想象，以李世民天纵之才，上下一心，国富民强，竟然还有人胆敢起兵叛乱。 事实上，除了山野小民，愚夫愚妇，不知天高地厚的胡闹而称帝称王外，李世民一朝，确实有人真的起兵，举起了反旗。 普天之下，谁都没这么大的胆子，那只能是姓李的起来造反。 他就是李世民的第五个儿子，曾经的燕王李佑，时任齐州大都督。 终唐一朝，旧齐之地，从没有消停过，总会时不时地整出些叛乱或者动荡出来。 这次也不例外，李佑被他的舅舅坑惨了。 他的舅舅阴弘智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处心积虑，似乎是全部为李佑考虑地说：“王（李佑）兄弟既多，即上（李世民）百年之后，须得武士自助。” 于是，他开始引荐妻兄燕弘信辅佐李佑，他们开始招募武士，秘密训练，以备不时之需。 李世民一朝，他本人虽然无法区分每一个外戚的忠奸好坏，但对于诸王诸儿的主要辅佐人才，比如长史，司马的人选，却极为严格，可以说都是正人君子，当世大才，百不失一。 李佑的长史是薛大鼎，他虽然持身很正，也尽职尽责地劝谏李佑，但收效甚微。 李佑依然放纵狂浪，宠溺小人，放鹰走马，无所不为。 李世民眼光如烛，其心如铁，既然薛大鼎谦谦君子，无法履行辅佐之责，就换一个更强势，也声名在外的长史过去。 李世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好心所为，无形之中却引发了一场灾难。 新来的长史叫权万纪。 他当时是吴王李恪的长史，和吴王两人惺惺相惜，一心向上，也一心向善。 权万纪最大的特点是刚直不阿，并且在吴王李恪府上，能让其上下如一，政令肃然，治下颇为有方。 这为权万纪赢得了朝野之间的声誉。 况且，李世民向来就对权万纪知根知底，他曾经是李世民手中的一把钢刀。 李世民一心要做个古往今来，虚心纳谏的第一君王，事实上，他也因贞观进谏之风，而鼎立于历史上的皇帝之巅。 但在这种君明臣贤，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环境之中，大臣们就会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因而为了制衡大臣们，对于他们的敲打，也是必须的。 权万纪，就是李世民用来平衡反制大臣的一把钢刀，尖刀，虽折不弯。 他干的就是怼大臣，找碴子的脏活累活。 权万纪铁了心，要做一只过河的卒子，他基本把当朝大臣都得罪完了。 利益面前，最见人心。 这引发了大臣们的反击。 第297章 刚而易折有万纪，既蠢且坏唯齐王 背后虽然站着李世民，但权万纪是一个人在战斗。 而他的对手却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他们在历史上有着如雷贯耳的名声，他们是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当朝最贵盛，权势最熏天的人物。 权万纪的工作性质，让他成为一个让人不喜欢，甚至大为抵触的人物，魏征就很不待见他。 他曾经参过权万纪一本，在奏章中，他痛心疾首地说：“万纪等暗大体，诋讦弹射皆不实，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钓强直名，迷夺圣明，以小谋大，群下离心。” 这种指控非常严重，大有势不两立之态。 李世民心如明镜，知道御下之道，一张一驰，缰绳应该松一松了。 于是，他将权万纪降职，但权万纪确实是一把有用的刀，李世民深得其妙，实得其用。 权万纪也不负李世民之识，他在吴王恪的府上，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因而，当齐王李佑的长史薛大鼎无能为力时，李世民的脑海之中，第一个就跳出了权万纪三个字。 权万纪改任齐王李佑的长史。 这引发了一场悲剧。 李世民确实没看错权万纪，相对于薛大鼎的进退维谷，权万纪实打实地以帝王师自居，他想做点实事，事实上，他新官上任，也着实也烧了把猛火。 第一把火，是贬退两个武士。 但权万纪碰了一个钉子，这两个武士，是李佑狎昵宠信之人，平日里和李佑一起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但耐不住李佑也是同一类人，臭味相投之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并且，齐王李佑也不是吴王李恪。 李恪是一个有追求的王子，以贤名重于当世，但象李佑这种纨绔子弟，如果打定主意要率性而为，就很难被约束，何况还是堂堂的皇子。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当权万纪看到被自己贬退的两个人，第二天又堂而皇之地出现时，权万纪知道，齐五李佑的长史，这个工作，只怕会成为自己折戟沉沙之地。 权万纪想做好，但齐王李佑不让他做好。 李世民准确地掌握了不知悔改的李佑的所做所为，他连修了几道书信，大骂齐王李佑死猪不怕开水烫。 权万纪知道李世民已动雷霆之怒，他对于李世民驭下之术，早就领略过了。 为了防止必然的惹祸上身，权万纪做了一个决定，他需要向李世民当面请求更多的权力。 如何名正言顺的回长安城述职，这成了一个问题。 权万纪最终找到了一个方法。 他欺骗李佑说：“王（齐王李佑），帝之爱子，陛下欲王改悔，故加教训。若能饬躬引过，万纪请入言之。” 这当然是一种缓和父子矛盾，润滑双言关系的大好计策。 齐王李佑表示赞同，并且对权万纪长安之行充满了期待。 但他等来了一个让他无法接受，并且火冒三丈的消息。 权万纪拿着李佑的悔过书进入长安，被李世民当众嘉奖，但对于李佑的所作所为，却再一次修了一封书，深切责让。 李佑不干了。 原本两个人商量好的事情，罪责一起扛，现在权万纪一人受赏，而自己独自承担李世民的雷霆之怒，显然，这中间出了问题。 肯定是权万纪出卖了自己。 君子有仇必报，有恩必还。 李佑恨死了权万纪，发誓要让他后悔。 权万纪这次进京面见李世民，熟人之间好言事，他和李世民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 李世民给了权万纪几乎不受限制的管制权力，新一轮的博弈开始。 权万纪回到齐王李佑的领地，一反常态，他展示出令人窒息的高压政策。 他再一次将上次斥出的两个武士贬出齐王府，不准他们再和李佑相见；放出所有鹰犬；甚至于严令李佑，不许他走出城门。 齐王李佑何曾受过这种委屈。 在身边群小的唆使下，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不由对权万纪恨得咬牙切齿，双方的关系降到冰点，也走向了不可逆转的恶化。 李佑发誓要杀死权万纪。 但齐王李佑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阴谋家，这件事情，竟然泄露出去了。 权万纪没有任何犹豫，将相关人等，一律收押入狱，并且，他向李世民报告此事。 事出反常，必须扼止在萌芽状态。 李世民极为重视，并且反应神速，他派出刑部尚书刘德威，专程处理这件事情，或者李世民对于齐王李佑的平日行径也早有耳闻，准备新帐旧帐一并算。 李世民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做了两手准备，他同时征召李佑和权万纪入京。 这本来是一个老成谋事的方案，也足以保证时局的稳定。 但人算不如天算，有人要挑事，有人想造反， 李佑知道内情之后，大惊失色，心慌意乱之下，了听信了周围别有用心的人唆使，竟然派兵追上先行的权万纪，当众将他斩杀。 擅杀朝廷大员，这是必死之罪。 事情已成无解之局，进退皆死。 李佑手下的人，劝他搏一搏，起兵反抗，或者还有万一的生路。 李佑本无大才，至此再无退路之下，竟然在国泰民安，蒸蒸日上的贞观之朝，在李世民安坐长安城中时，起兵反抗了。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但这次起兵，就是瞎扯，甚至还比不上一场规模大点的过家家的游戏。 李佑正式征召城中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为兵，并且驱使百姓入城修缮器具，并开始建立百官。 竟然真有人敢造反，还是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李世民虽然知道李佑无能为力，但在战术上却高度重视他。 杀鸡用牛刀，李世民派出兵部尚书李（世）绩为帅，发九州兵士，前往讨平叛乱。 李世民知道李佑命运已定，但父子连心，即使贵为皇帝，又怎能忘情？ 他流着泪，亲自写下一封给李佑的诏书。 李世民痛心疾首地骂道：“吾常诫汝勿近小人，正为此也。……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 最后，李世民哀莫大于心死地说：“汝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李佑的情况非常不妙。 城内居民知其必败，为避免玉石俱焚，每天都有很多人即使抛妻弃子，也要独自逃出城去。 而李佑征召周围郡县之兵，也一无所获。 这足以证明李佑还没有开始，他内部的士气就已经分崩离析。 但李佑似乎得过且过，盲目自信。 他天天和燕弘亮等人聚会宴乐，以为一切尽在掌握，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认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谁知道明天有什么，或者明天还会不会来？ 燕弘亮大言不惭地说：“不须忧也！右手持酒啖，左手刀拂之。” 这种充满豪情和自信，足以让人麻醉的话语，让宴会众人开怀大笑。 但事实就是事实，齐王李佑的日子很快就到头了。 堡垒先从内部破。 他府内有一个叫杜行敏的兵曹，不愿意和李佑一起赴死，便想戴罪立功，捉拿李佑。 这个计划，得到了他的部下，还有所有没有参与军民的大力赞同。 事不宜迟，当天夜里，杜行敏就率兵围攻李佑的齐王府。 诛杀完府外的李佑死党后，李佑和燕弘信等率甲兵困守一隅，杜行敏强攻半天时间，竟然被拒之门外。 但这只是李佑的回光返照而已，僵持之下，杜行敏失去耐心。 他准备强攻，也是火攻。 为了避免伤亡，他对李佑展开了心理攻势，杜行敏等人在外面正言厉色地说：“昔为帝子，今乃国贼。（杜）行敏为国讨贼，更无所顾，王不速降，当为煨烬。” 李佑看到屋外如山般堆积的薪柴，只能长叹一声。 李绩大军未动，李佑的叛乱就被扫平。 李佑降，被执送长安，赐死于内侍省。 李世民并没有扩大打击范围，除了李佑的核心党羽四十四人被诛以外，其余参与叛乱者，都赦而不问。 李世民老于政治，李佑谋反虽然被轻易镇压，但难保朝廷之中，没有李佑的党羽。 除恶务尽。 李世民开始追查朝廷中和李佑相勾连的疑犯。 但结果却让李世民痛心疾首，无法接受。 这一场无法理喻，不可思议的李佑之叛，牵出了另一宗惊天大案。 那就是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 李承乾府中有一个刺客和齐王李佑谋反有关连，他就是纥干承基。 李世民顺藤摸瓜，把纥干承基抓出来了。 但他为了活命，在狱中提供了一条足以震动朝野，颠覆天下的消息：李承乾要谋反。 在那一瞬间，李世民觉得天都要塌了。 但生活要继续，他只能，也必须直面这鲜血淋漓的悲惨人生。 第298章 本无才空觊大位，虽有谋难得始终 太子李承乾不但作死，他也找死。 当李世民给他指定的那些儒名臣，王佐之才，无法满足他争权夺利的阴谋诡计时，他开始黑化，并且再不回头。 他竟然准备武力谋反。 他先准备试下水，先尝试一道开胃小菜，叫杀鸡骇猴。 那就是先养几个刺客，修理自己看不顺眼，老是跟自己对着干的人。 但李承乾实在不是一个人才，正道不走，歪门邪道，也不在行，就连搞搞暗杀这种事情，他也玩不转。 李承乾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都以彻底的失败收场。 第一个遭殃的人，是太子府左庶子于志宁。 李承乾可谓进退失度，阴谋第一刀，先斩自己家的人。 于志宁是李世民给他指定的佐命大臣，竟然也被他列入暗杀名单。 纥干承基就是参与暗杀的两个刺客之一，但当他们潜入于志宁的家中，准备开干时，却发现于志宁家徒四壁，既清且苦，还有重名于世。 出于尊敬，或者出于对李世民的畏惧，刺客竟然空手而归，没有得逞。 于志宁侥幸捡回一条命。 但纥干承基竟然没被追责或自杀，于此可见，太子李承乾虽然蓄养刺客，却不知其中的精义。 刺客即死士，刺客不能有自我的意识。 以任务为唯一目的，不是暗杀对象死，就是自己死。 一次失败的暗杀行动之后，李承乾又准备开始启用纥干承基，第二次暗杀行动开始。 真像是玩游戏。 这次的暗杀对象是魏王李泰。 当李承乾发现，魏王李泰似乎占据上风时，他的心乱了，为了永绝后患，他准备实施斩首行动，直接从肉体上消灭李泰，永绝后患。 这种智商，很难想象是大唐的太子，更像是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不知世事艰难，过于理想化的纨绔子弟的想法。 大概和他的五弟齐王李佑有得一拼。 这大概也许是历代开国皇帝，大都英明神武，而后继者乏人，甚至出现弱智的原因。 脱离了实际的生活，双眼再看不到真实的世界，自以为高深，违反常识，贻人笑柄于千秋万载。 “何不食肉糜？” 这是一句讽刺晋惠帝的话，但于晋惠帝而言，当日当时，他确实认为“食肉糜”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出发点真心而善良，但真的无益于事，也无益于世。 不要迷信权威，更不要被表面的假象给迷惑，即使身居高位，学富五车，如果脱离常识，信口雌黄，也一文不值。 更可能成为千秋罪人。 坏的人，自然被人痛恨，但蠢的人，又不知自己真正愚蠢的人，正如晋惠帝，就更可怜而可恨。 既蠢且坏的人，更让人深恶痛绝。 正如不要迷信纥干承基的刺客身份，他是刺客专家，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水的专家，也是带给主人最大灾难的专家。 他获得了一个名留青史的名誉：“砖家”。 纥干承基，是中国历史“砖家”之始，也开了后世“砖家”的滥觞。 但太子交待的事情，纥干承基想不想干，都必须要干。 但刺杀李泰一事，竟然又不了了之。 两击不中，可一不可再，可二不可三，纥干承基终于给他的主人李承乾，，带来了灭顶之灾。 很难相信，太子李承乾会对一个刺客掏心掏肺，会将关系自己安危和生命的大事和一个底层的小人交流。 有一次，李承乾指着自己的东宫，大言不惭地对纥干承基说：“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岂可并齐王（李佑）乎？” 显然，太子李承乾认为自己比齐王李佑造反的条件要优胜很多。 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公开确凿的谋反罪行。 这也成为纥干承基的救命稻草。 为了减免自己勾通交结齐王李佑的罪行，纥干承基在狱中，终于将李承乾的这些隐密，一古脑儿，和盘托出。 这是天大的丑闻，也是唐朝政治史上的地震。 李世民在经历了痛苦不堪的自责之后，立即清醒过来，恢复他在战场之上的杀伐果决。 他知道，如果李承乾准备谋反，那李唐朝廷之中，必然还有强援。 他虽然痛心，但必须痛定思痛，打好这一仗，也打赢这一仗，他绝对不能输。 就如同他在战场之上，从未失败过。 李世民动作神速。 他立即组建了李唐朝廷之中最高规格的审判团队。 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八大宰相级别的元老们，战战兢兢地接受了勘验的任务。 但非常吊诡的是，李世民一朝，老资格的宰相侯君集却被摒弃于这个审判团队之外，这为即将开始的审理，蒙上了一层既神秘，又诡异的气氛。 处于父子君臣之间，又是谋反这种十恶不赦之案，很难让人轻装上阵。 审判团很快得出结论，李承乾谋反案件，证据清晰，理由充分，是一个铁案。 毫无疑问，李承乾不是一个单独的战士，顺藤摸瓜，拨出萝卜带出泥，在朝中大臣之中，必定会揪出几条大鱼。 侯君集首当其冲。 其实侯君被集牵扯进李承乾谋反一案，李世民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因为张亮早就在李世民面前参了侯君集一本，说他有不臣之心，但李世民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想等待证据确凿时收网。 现在该收网了。 但这种结果，于李世民而言，伤心痛苦失望愤恨，或许兼而有之吧。 他以国士对待侯君集，但侯君集却辜负了他的期望，这一世君臣，终是不能善终。 也许生命之中早有定数，每个人，不过只是完成他自己的剧本而已。 侯君集的剧本要接近尾声了。 自从攻灭高昌，拓地千里，轰轰烈烈回朝，却被弹劾下狱之后，侯君集心生怨望已久。 贞观十七年，他的老朋友，也是老战友张亮上任洛阳都督。 洛阳虽然是大城，也是中原的中心，但毕竟远离长安的权力中心，也远离李世民身边，本身就低人一等，大体被权力中枢边缘化了。 作为李世民秦王府的嫡系旧人，也是李唐王朝的元老功臣，张亮的心中难免有些不平。 侯君集准确把握到张亮不甘之心，有心激怒他，便语带不善，心存挑唆地说：“何为见排？” 意思是谁把你排挤到洛阳去了呢？ 张亮毫不客气地说：“是公（侯君集）见排，更欲谁冤？” 侯君集等的就是这句话，他见气氛已达到了，就说出了心底话：“我平一国来，逢屋许大嗔，何能抑排！” 显然，这是直接抒发对李世民的不满了。 侯君集见话已说到此处，颇有不吐不快的想法，便攘起袖子，大声说：“郁郁不可活，公能反乎？当与公反耳。” 但侯君集看错了张亮，张亮或者有不臣之心，却似乎不想搅和侯君集这趟混水，或者他也怀疑是侯君集的试探之语。 这件事情，有个不太美好的结局。 张亮将侯君集的原话，原封不动地向李世民检举报告。 李世民心中大痛，他于侯君集，委实已仁至义尽，虽然侯君集才能远不如李靖，但在李世民一朝，侯君集的份量要过过于李靖。 即使李世民从中牵线，还让侯君集学兵法于李靖，他对侯君集的恩宠，也远远超过李靖。 因为，在本心上，在本质上，他李世民已经将侯君集视为自己的心腹，是自己的人。 而在贞观一朝中，侯君集已经掌控最重要的吏部和兵部，达十三年之久，自己一番苦心，终于是错付了。 李世民心中虽痛，却并不慌乱，更没失去理智。 他平静地对张亮说：“卿与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独以语卿，无人闻见，若以属吏，君集必言无此。两人相证，事未可知。” 李世民并未追究此事，或者他私心深处，依然希望侯君集只是怨望，而不是造反。 或许侯君集可以回头，才可以成全这一世君臣缘份。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李世民收藏住自己的怒火和不满，对待侯君集依然如初，并且，在绘图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时，侯君集也高居前列。 但人的命运，早有定数。 侯君集并没有体会到李世民的深心，反而囿于成见，在怨望之路上，越走越远，终于不能回头。 他虽然咎由自取，却也是栽在自己人手中。 侯君集被他的女婿贺兰楚石，扯进了李承乾的太子集团。 当时贺兰楚石是李承乾的千牛卫，因为他的关系，李承乾得以和侯君集结成联盟，多次向他请问自安之术。 侯君集是个真正的阴谋家，他知道即使自己起兵，但对手是战无不胜的李世民，不见得有百分之百的机会成功。 但如果借助太子的力量，先将李世民拉下马，再进行下一步的大计，就有很大的成功希望。 侯君集有理由这么自信，他认为李承乾以太子身份虽然有可能成功，但其为人暗劣，根本就没有治国之才，也没有治国之福。 只要扳倒李世民，再对付李承乾，不过是手到擒来。 于是，他假意全力支持李承乾的谋反大计，将自己双手高举，对着李承乾宣誓效忠说：“此好手，当为用之。” 但侯君集毕竟不是一个天生的阴谋家，更不是一个无耻的政客，他心中有愧，心内不安，难免郁结于心，发之于外。 他反常的行为，引发了他老婆的怀疑。 第299章 法不容情空怅望，螳螂捕蝉多事端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侯君集在他老婆面前露出马脚。 忧愁困苦，郁结于心，并且侯君集虽然贵为当朝宰相，却并没有修炼到宠辱不惊的地步，他的心理素质不好。 无数个夜晚，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甚至夜半之中，他也独自起床，叹息愤恨不已。 知夫莫若妻。 他的妻子大概知道事情起了变化，就向侯君集进谏忠言，虽然她知道以一妇人之身，难以对身居高位的侯君集产生真正的影响。 但于人于家于国，她也要尽人事，听天命。 她以一种莫可奈何的语气对侯君集说：“公，国之大臣，何为乃尔？必当有故。若有不善之事，辜负国家，宜自归罪，首领可全。” 但当时侯君集已经泥足深陷，再难回头，况且，他还存有万一侥幸之思。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贺兰楚石出卖了侯君集，他将所有详细的过往，全部招供出来。 他的罪证明晰，被呈送到李世民手上。 李世民默然无语，这一天终于要来了，可是，这难道是自己内心真正希望的结局 自己杀兄弟屠弟，现在又要背负诛杀创业大臣的罪名吗？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侯君集的谋反，于情于理，于国于法，都不能轻恕。 李世民心中感叹，他亲自提审了侯君集。 君臣相对，百感交集。 沉默许久，李世民才开口对侯君集说：“我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验耳。” 但这与其说是来提审侯君集，不如说是来道别。 李世民流露出少见的犹豫和怀念心情。 他对侯君集是真爱，对于这个秦府旧人，玄武门事件中的核心骨干，即使他在才能上比不上李靖，他也倾注了太多的希望和心血。 甚至于从中牵线搭桥，让李靖教他兵法。 他也让侯君集享受人臣最大尊荣，十二年多时间，位居帝国最重要的兵部或是吏部尚书职位，也是宰相之位上的常青树。 自己问心无愧，但侯君集在政途上一有迟滞，就想着另立门户，心生二意，着实令人齿冷。 李世民内心有些犹豫，他尝试着向群臣求情说：“往者家国未安，（侯）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但这种骑墙的说法，显然得不到大臣的支持，或者在李世民询问大臣的一刻，他心中已经做了决定。 家是家，国是国，公是公，私是私。 今日一别，来世再见。 大臣们听出了弦外之音，都争着阻止道：“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请诛之以明大法。” 李世民直视侯君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遗像耳。” 实际上，侯君集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早已画像赋诗，以为永念，但李世民自侯君集逝去之后，却不再登上凌烟阁。 一生为君不登楼。 或者，触景伤情，有心人别有怀抱吧。 侯君集被问斩，但临死之时，他依然展出露枭雄本色。 他容色不改，赶赴刑场，就像赴一场朋友的盛宴。 他无惊无喜地回头对监刑的将军说：“君集岂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尝为将，破灭二国，实有微功。为言于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 李世民展现出最后的温情，侯君集虽然其罪该死，但法外有恩，君王有情，李世民宽恕了他的妻子还有一个孩子，让他们流配到岭南。 相对于侯君集这种权利名望都是当世一等的大鱼外，李承乾谋反，还牵涉到一个虽然没有多大的实权，却有着足够名望的人。 他就是汉王李元昌，是李渊的第七子，是李世民的兄弟。 这又触痛了李世民的心病。 以致于最后在立李治为皇太子时，李世民曾经痛心疾首地认为李元昌的叛乱，让自己无法释怀。 在经过修饰的史书之上，汉王李元昌卷入李承乾叛乱的原因，只是因为看上了李世民身边一个善弹瑟琶的美人。 这可能确有其事，却绝对不可能是主因。 李元昌好色可能是真，喜爱美人也不假，但到了他这个级别，美色只是一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最容易获取的商品罢了。 谋反是大逆，是必死之事，并不能用如此肤清的理由去解释。 更可能的原因是，即使李世民已成为李唐的皇帝，十几年之后，但李唐宗室对李世民通过政变上位，甚至掀翻李渊的王座，心有不平，李世民的权威，并没有在李氏宗族之内，达成共识。 当然，这也是因为汉王李元昌外放为州官，所作所为，多有犯规犯法，被李世民痛斥过几次，怀恨在心。 新仇旧恨，一并计算。 同时，李元昌又是一个有追求的王爷，他有意和现在的太子，未来的皇帝李承乾打成一片，甚至和李承乾一起胡作非为。 作为一个有正常政治觉悟的王爷来说，他应该深知当时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位置之争，已经是势不两立，水为不容。 但他站队到了失去李世民之爱的李承乾这边，事实上，也就是走上了和李世民直接对抗的路线。 正是因为清楚地知道李元昌的真实心意，李世民也无意在家族之中，再添一笔血债，即使李元昌罪证确凿，李世民也赦免了他的死罪。 但大臣们不干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何况是以法制天下，政治清明的贞观之世呢。 大臣们再一次上书言事：“王者以四海为家，以万姓为子，公行天下，情无独亲。……（李元昌）天地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齿。” 李元昌终于被赐死于家。 谋反这是大逆不道的死罪，李承乾本人却只是被废黜。 情势似乎对李泰来说，是完全的利好。 李承乾被废，他是皇太子的最佳人选，或者说，李承乾在位时，他也是皇太子之位的最有力争夺者。 李世民也是这样想的。 他准备扶正魏王李泰。 但太子之位，国之重器，魏王李泰虽然得到李世民，还有宰相岑文本以及刘洎的支持，似乎占据完全的优势，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人选。 敢和李世民掰手腕的人，当世之时，贞观后期，只有一个人，他叫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坚持要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 晋王李治是李世民的第九子，但他却是嫡子，生母是长孙皇后。 李治并无大才，也无能名，在历史上，以仁孝见闻，这已是没有突出优点和特点之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为人子，为人臣基本的道德准则。 李治充其量，只是个庸人而已。 李世民深知这一点，并且认为李治生性懦弱，最多不过中人之资。 李世民本人是当世英雄，天下无敌的统帅，这种人，只会英雄惜英雄，因而，李世民虽然于李治有父子之亲，却并没有欣赏之情。 本来，李治并没有在李世民的考察范围之内。 但李治有一个好舅舅，他叫长孙无忌。 虽然魏王李泰也是长孙皇后的儿子，长孙无忌也是他的舅舅，但其中有着巨大的差别。 当日，李承乾是法定的皇太子，而魏王李泰有夺嫡之心，但这并不是一个名正言顺的事情，李泰只能暗中拉笼朝臣，而位居人臣巅峰的长孙无忌，却天然地被排除于外。 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是当时李世民并未明确表态，如果贸然拉笼长孙无忌，如果被其告发，可能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风险太高而不取。 二是长孙无忌已是功高不赏，魏王李泰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条件或者资源，去和长孙无忌做交换。 这种背地里的阴谋诡计，决定了李泰的夺嫡人选很受限制，他只能招揽第二阶梯的人才。 至少，长孙无忌并不是一个适合的人选，也无法进入他的核心圈子。 在情势逐渐明朗时，魏王李泰发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他所有的成败，都只能取决于李世民的喜好。 而他的核心团队，也只能以李世民的团队为主。 李世民才是决定他命运的唯一人选，比如岑文本，比如刘洎，这并不是魏王李泰对他们有恩，而是李世民需要他们支持李泰。 但这种支持，并非是他们本心的捆绑式支持，也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比如李世民的态度，转而去支持别人 李泰只有李世民一张牌，李泰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只能剑走偏锋。 为了赢得李世民的最终支持和确认，李泰做足了功夫。 在李承乾刚刚被废的那段时间，他天天进宫，陪在李世民的身边，寸步不离左右，并且，他还对李世民做出一个出乎人情的许诺。 他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对李世民说：“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李泰）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李治）”。 李世民听到此话，既怜又惜更是感动，当面许诺要把皇太子之位传给他。 李泰成功拿下了李世民，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最好。 但李泰的努力，被长孙无忌的死党褚遂良，借力打力，让李泰的话，成为圈住他自己的圈套。 褚遂良冷静而理性地说出李泰所言，逻辑和情理上的错误：“陛下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李泰）执权为天下之主，而肯杀其爱子，传国于晋王（李治）者乎？” 这当然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许诺。 然后，褚遂良再一次提出了李世民最关心，也是击垮他内心深处的一点。 “陛下今日既立魏王（李泰），伏愿陛下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 兄弟相残，是李世民一生，最大的逆鳞，也是他心中最大的痛事和恨事。 李世民想起了平生的恨事，自己虽然功比天高，但有些事情，已经永远无法回头了。 难道让当日的悲剧，再一次在自己儿子身上上演，千秋万载之后，后世如何看待他李世民？ 李世民流着泪，痛心疾首地说：“我不能。” 这次的谈话，已经让命运的天平，倾向于晋王李治。 魏王李泰还有一个天然的和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在李世民的核心权力圈中，没有绝对的支持者，但是，却有一个绝对的反对者，他就是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在李世民一朝，已是炙手可热，权倾天下的实权人物。 第300章 为人作嫁实堪怜，前事不忘后亦然 长孙无忌在李世民一朝，一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如果非要找一个参照，那就类似于李渊和裴寂的关系，但长孙无忌更有一层天然的亲密感，他是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的亲哥哥。 贞观一朝，能人名人辈出。 李世民重视魏征，那是因为魏征能让人明得失，正衣冠，知古今，是成为一代明君的必须，是贞观朝的标杆，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李世民拔擢马周于寒微之时，那是因为马周有治国之才，是君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象征。 而对于号称贞观贤相的房玄龄，虽然君臣能得始终，相得益彰，但中间一样几起几落，房玄龄也多有如履薄冰之感，和李世民只不过是互相成就一番事业而已。 但于长孙无忌，李世民就是完全彻底的相信和绝对的信任。 无条件的信任和相信，是所有关系之中最重要、最彻底、最难得的关系。 那代表了即使你向我开枪了，我也依然相信，那只是枪走了火而已。 这是生死相依，以命相交，视为另一个自己的最高级的关系。 李世民就彻底和绝对信任和相信长孙无忌。 甚至于在李世民一朝的后期，为了一个长孙无忌，当然，也是为了新立的太子晋王李治的顺利执政，李世民随机应变，因势得导，变更了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权力构成。 当时李唐实行三省六部制。 宰相制早不是汉朝的独相制，宰相也不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长。 李世民一朝实行的群相制，宰相是一个群体，变成了皇帝的智囊团或幕僚群，皇帝成为了高居于上的那个唯一的“一”，升格成帝国的行政首长。 这种制度，讲究的是对大臣的分权和制衡，避免一家独大，而削弱皇帝之权。 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互相制约，各司其职，在李世民一朝已经成为既定的制度，有效运转。 但当晋王李治成为皇太子之时，事情起了变化。 因为李治懦弱中庸，为了子孙江山的长治久安，国祚永固，在李世民一朝的后期政坛，他竟然自我否定，改变成法，再次让长孙无忌成为一人身兼多职，成为三省共主的事实上的独相制。 这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或者说已经隐有摄政王的趋势。 以一国奉一人，信任不可谓大矣。 这就是长孙无忌在李世民心中的位置，家国皆可托付，。 无可替代，不容置疑。 长孙无忌当得起这份崇高而尊贵的信任。 长孙家族累世贵戚，是代北豪族大姓的代表，长孙氏初为拓拔氏，自先祖以下，代代忠诚奉献于后魏，终于开枝散叶，成为擎天巨孽。 因为他们一枝是宗族之中的长房，因而更名为“长孙”氏。 长孙氏的七世祖就是后魏司空，上党靖王，然后，每代都非王即公，或者既富且贵，大都居于人臣的巅峰。 到长孙无忌父亲这一代，更是出了一个不世出的英雄，他就是“长孙八策”的提出者长孙晟。 隋朝凭此“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八字真言，在短短十多年内，就让突厥内乱，分崩离析，最终向隋朝俯首称臣。 长孙晟实在是天下第一等的英雄。 虎父无犬子。 长孙无忌并没有弱了他父亲的名头，何况，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也一样辉映千古。 长孙氏十三岁就嫁给了李世民，综观其一生，足以称得上是李世民的贤内助。 她有着清晰的边界感。 曾经对李世民明确说过：“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 并且她对于李世民多次让她参与朝政点评，坚持底线，绝不参与，比之杨隋一朝的独孤伽罗皇后，足称恪守本分了。 长孙皇后虽然不参与政治，但却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人。 她有鉴于历代贵盛外戚，虽然当世之时，或是炙手可热，但大都不得善终，很早就开始布局和谋划，一心想让长孙氏能长治久安。 核心关键点，就是需要让长孙无忌不要过于膨胀。 她好几次向李世民进谏忠言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长孙无忌）为宰执。” 但这也只是她的一个美好的希望，长孙无忌已居于不可不为宰相的境地了。 他世有重名，博通文史，从小就和李世民交好，李世民渡河入关，在长春宫时开始，就一心一意，全心全意辅佐李世民，即使再大的风浪，他一生之中再没有任何改易。 历次征伐，长孙无忌都坚定地陪在李世民身边。 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以夺取政权，也是由长孙无忌出面和李世民正式挑明。 最艰难的六月初四，长孙无忌也是亲身参与的九个元老之一。 其中惊心动魄，千辛万苦，从头至尾，艰难困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在李世民登上皇位后，他功居第一，赐实封一千三百户，这已经是除了裴寂，那是李渊一朝的吉祥物外，最高级别的赏赐了。 长孙无忌并不属于功高震主，需要鸟尽弓藏的类型。 李世民真心想和他此生长共富贵。 他也是李世民一朝最早的一批宰相之一，新相之中，长孙无忌的恩遇，首推第一。 甚至在李渊一朝权倾天下的裴寂，也心虚三分。 这可以从贞观二年，李世民祭祀完南郊之后，与李世民同坐金辂车事件可得明证。 当时，李世民邀请长孙无忌和裴寂和自己一同坐车回去，但裴寂推辞不敢坐。 李世民泱泱大度地说：“以公（裴寂）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 但树大招风，人盛必遭忌。 长孙无忌也不能免俗，当他因权宠过盛，被人弹劾时，李世民展示出他对长孙无忌特别的和无与伦比的信任。 李世民将弹劾他的奏章递给长孙无忌，情真意切地说：“朕与卿君臣之间，凡事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无以获通。” 这既是对长孙无忌，也是对他自己的期许和愿望，长孙无忌作为朝臣，在李世民心目中，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并且，李世民借此机会，在朝廷之上，光明正大地表示了对长孙无忌不可离间的信任。 他以充满威严却不容置疑的语气对群臣说：“朕今有子皆幼，（长孙）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 然后，李世民加重了语气：“疏间亲，新间旧，谓之不顺，朕所不取也。” 李世民在朝堂之上，大臣之间，明确表明了心迹。 终其一朝，他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 李世民，是一个值得托付的明君，长孙无忌，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大臣。 但这一次，长孙无忌要和李世民唱反调了。 他不同意立魏王李泰为皇太子，坚持要立长孙皇后的另一个儿子，晋王李治为皇太子。 最高层意见出现对立，立李泰或是立李治，似乎都有道理，李世民一时之间，犹豫不决。 但废太子李承乾的一番话，让李世民做出了诀择。 在李承乾被贬黜到黔州以前，李世民给了李承乾一个辩解和告别的机会。 李承乾抓住了这个机会，让这次告别，不仅成为自己的告别，同时，也变成了李泰的告别。 太极殿上，李承乾知道事已至此，再无挽回的余地，但自己本来是这个国家天经地义的皇太子，未来堂而皇之的皇帝，现在被魏王李泰阴谋诡计拉下马来，实在心有不甘。 李承乾利用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反击了李泰。 这让李泰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李承乾只讲了一番合情合理的话。 他对着李世民，既不甘心，又心怀怒意地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李）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 最后，李承乾掷地有声地说：“今若以（李）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 也许，李承乾此话是真实的心境表述，又或者，背后也有李泰的竞争对手，李治一系人马，尤其是长孙无忌的影影绰绰。 李世民从基层一步步成长，凄风苦雨，多所见闻，对于世道人心，有着超乎寻常的判断和感悟。 他一下子掌握到其中的决窍，也豁然开朗。 不能以一太子之位，而让李唐的朝廷分裂，否则，必遗后世之忧。 他立即做了一个选择。 李世民回首对侍臣们说：“（李）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李）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 他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李）泰立，承乾，晋王（李治）皆不存；晋王（李治）立，泰共承乾可无恙耳。” 李世民心中终是不忍心在自己儿子身上，再来一次兄弟想残，自己已经背负了几十年的重担，孩子们，就不要再挑上肩了。 于是，李世民下诏，将魏王李泰幽禁于将作监。 在诏书中，李世民明确表示：“遂使文武百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 并且，为了永绝后患，李世民给子孙后代，立了一条规矩。 他高瞻远瞩地道：“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 李世民大手一挥：“传之子孙，以为永制。” 李世民想以立李治而让李承乾和李泰两全的处理方法，达到了部分目的。 李承乾死于贞观十八年，那时李世民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征高丽。 李承乾卒于徙所，时年二十六岁。 而李泰则在晋王李治登基成为唐高宗后三年，薨于郧乡，时年三十二岁。 现在，李治似乎成了皇太子的唯一人选。 但李治的皇太子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第301章 名虽立实或不足，一片苦心为社稷 废立太子，而导致国破家亡的事例，数不胜数。 废掉一个十几年的皇太子，再重新立一个新的太子，远不象表面表现出的风平浪静，轻而易举，即使英明神武的李世民，依然顾虑重重。 这其中涉及到国策的可能变向，朝臣朋党间的勾心斗角，更重要的是，太子只是法定的指定人，但他是不是真的能稳坐太子之位，最终顺利登基成为皇帝？ 坐不稳江山，那江山就可能变色。 李世民一样忧心忡忱。 但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首要问题，是新的太子能否服众，朝臣们的人心动向如何？ 李世民决定做一个测试。 太极殿内，群臣尽出，李世民环顾身边的四位大臣，还有晋王李治。 他们五个人，已经是李唐王朝，是他李世民一朝最位高权重，或者说是最核心的重臣了。 他们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代表了将要新立的太子一系，也是传统的关陇集团的代表。 而房玄龄则是李世民一朝的元老重臣，虽然时起时落，但历贞观一朝始终不倒，是朝廷之上臣子的风向标。 而李（世）绩，则是山东人士的魁首，已成长为不可轻视的力量，甚至于说是朝廷之中唯一可以抗衡关陇集团的代表。 这可以从“龙须疗伤”一事可得明证。 李绩曾经得过一种疾病，有一个神奇的中医方子，说“须灰可疗”，用胡须烧成灰烬，当成药引子，病就能痊愈。 李世民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就用剪刀剪掉自己的胡须，亲自为李绩和药。 这既是天大的荣幸，也是天大的恩宠，更是天大的压力。 皇上圣须，能相对者，或者唯有臣下的一条命，或者鞠躬尽瘁而已。 李绩心中压力顿时如山般重大。 他赶快磕头拜谢，以至于鲜血淋漓。 李世民在旁边更添加了一把火，他淡淡地说：“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 这更是一句重如泰山的话，任何一个臣子，估计听了晚上都睡不安稳，要知道权力越大，名誉越高，责任也就更大。 而希望愈大，失望也可能更大，失望之日，就是雷放霆震怒，大肆清算之时。 当弓弦太紧之时，最易折断。 这也意味着，当时朝廷之上，以李绩为首的山东人士，他们拥有连李世民都忌惮三分的力量。 李世民代表的皇权，即使经过了李渊和他自己两朝，历二三十年，在有些方面，也依然只能屈服于俗世的传统和民习。 以贞观十二年成书的《氏族志》而言，李世民的本意是抑山东豪族，和提振李唐王族、后族和当朝贵臣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效果却远远没有达到李世民的预期。 《氏族志》第一稿，就以山东崔氏为天下第一等，虽然，在李世民强力干预，直接指导之下，《氏族志》做了妥协。 最后以李氏皇姓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山东崔氏为第三等，但这个谱碟刚出来时，就遭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嘲笑，认为这本贞观氏族志，仅仅只是酬勋志或是李唐的功臣志。 而传统的无形力量，即使是贵为皇权，对其影响也非常有限。 社会上，并没有因为李世民修了《氏族志》就改变了传统的观念，山东的着姓高门，依然高高在上，成为主宰上层婚姻圈的绝对力量。 愈压抑，愈反弹。 李绩，房玄龄等大臣，还是和山东高姓联姻，而民间对于他们的推崇，更加变本加厉。 李世民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他可以在战场之上，千军万马之中，制定最优的战略和战术，然后决胜千里，让敌人血流成河，尸横遍地。 但当他遭遇了传统和理念上的对抗时，他却无法看到对手，更无从发力。 即使贵为皇帝，也有做不到的事情。 李世民是一个务实和理性的政治家，他选择和解。 他再一次向李绩示好。 他曾经在一次宴会上，主客尽欢之际，他有意无意地，平静淡然地对李绩说：“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 这既是试探，更是期许。 帝王之心，其深若海。 李绩心中凛然吃惊，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咬破自己的手指头，发誓效忠李世民。 李绩心中惊惧，君臣一心，欢饮沉醉。 李世民确实颇有驭人之能，他解下自己的御袍，覆盖到李绩身上。 君是明明，臣是能臣。 君臣都不是吃素的。 太极殿上的这几个人，已是大唐最核心的权力层。 他们随便一个人跺跺脚，都可以让天下抖三抖。 关陇系和山东系，一直都是李唐朝廷之中两大最主要的力量，一般而言，是西风压倒东风，但当局势突变，风云再起时，山东系将迎来扬眉吐气的一天。 只是那种代价，却不是李唐王朝所愿意承受的了。 立李治为皇太子，并没有受到什么阻力，但李世民看的非常深远，他觉得李治不一定能坐稳坐好皇帝的位置，却被他无情地预言中了。 你越害怕什么，就越会来什么。 世间万事，大抵如此。 李世民和他的四个大臣，即将决定这个帝国的走向。 李世民打破沉默，他撕下自己高高在上的伪装，无比痛心地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 李世民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动作，他扑倒在床上，捶胸顿足。 这已经不是朝堂之上，万人景仰，一言一行，足为万民师表的皇帝和天子了，这一刻，李世民只是一个人世间，伤心失意，别有怀抱的父亲和兄弟。 即使是游戏，即使是伪装，在这种场合，君臣之间，也必须全情配合。 长孙无忌等人赶快扶起李世民，但李世民又来了一出更惊艳的表演，他抽出配刀，想要自刎。 妇人女子，寻死觅活，大有人在，尚且让人齿冷，何况是皇帝天子呢？ 肯定有绝大的事情要发生。 褚遂良赶快夺过佩刀，长孙无忌等人赶快跪在地上，向李世民请罪，并且问李世民到底想要做什么，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去办？ 气氛已经到位，前戏已经做足。 李世民不再装腔作势，直接挑明主题，他环顾四个大臣说：“我欲立晋王（李治）。”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晋王李治，当时虽然得到了李世民的肯首，并且有长孙无忌的强力推荐，但他成为皇太子，在当时朝廷之中，并没有形成绝对的共识。 至少，朝中更传统的势力，甚至关陇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和意见，而山东一系，至少没有在明面上支持晋王李治。 这种阻力，甚至在正式确定立李治为太子时，也需要李世民如此故意做作，以权术驭下。 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李治之立。” 但皇帝如此卖力表演，臣子即使想反对，于当时当日情势下，话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了。 长孙无忌把握住机会，他斩钉截铁地说道：“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这甚至已是赤裸裸的霸王硬上弓了。 话已至此，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可讲？ 生米煮成熟饭了。 李世民不失时机地转向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 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下，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一拜。 仪式完成了，自此刻起，李治就是大唐的名正言顺，当仁不让的皇太子。 不承认，也得承认。 李世民恢复帝王之态，也再起帝王之心。 他语气平淡地说：“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 四个大臣异口同声地说：“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李世民知道大事已定，尘埃落定。 他在太极殿召集了六品以上的文武百官，准备正式向他们宣告，大唐新太子即将即位。 但与其让自己宣告，肯定不如让大臣们自动说出来。 李世民声若洪钟地说：“（李）承乾悖逆，（李）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 大臣们早就得到消息，更何况，平日中朝廷之中，几个为首的大臣早就达成一致意见，现在李世民以一种宣布的语气，征求他们的意见。 大臣们，又还想说什么，又还能说什么？ 大殿之上，山呼海啸，大家齐声欢呼道：“晋王（李治）仁孝，当为嗣。“ 晋王李治成为李世民一朝的第二任皇太子。 但李世民一世英雄，战无不胜，在政治上也开创了贞观之治，文事武功，都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皇帝和君主。 他对于识人用人之道，自然深知其中三味。 晋王李治，从来就不是李世民最中意和首选的太子人选，但太子之位，却是国之根本，一旦立定，就绝不能轻言更易。 因而，李治虽然不是最合适的，在今日条件之下，却已经是最优的选择。 李世民只能寄希望李治能以中人之资，在贤臣辅佐之下，延续李唐的国祚。 但时间已经到了贞观十七年，这已经是李世民登基的第十七个年头，或者李世民感到时日紧迫，他加快了对李治的培养。 放眼天下，最合适的帝王之师，硕学大儒，当然数不尽数，事实上，李世民给李治精心挑选了太子府的属臣。 这是一个集中了李唐当世最重要的贵臣，大儒和饱学之士的太子府天团，基本就是李世民所能找到的当世最优秀人才。 但李世民心中还有隐隐有些担心，他总觉得缺少点什么。 第302章 欲攘其外必安内，太子终非社稷主 师傅满天下，入眼只一人。 李世民环顾四周，若说学习揣摩帝王之心，帝王之术，帝王之政，普天之下，实在没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 李世民心中充满使命感，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隐隐和时间在赛跑。 他天天将李治留在身边，以身作则，随处教导，希望李治能于细微处体会做皇帝的精髓和要义。 李世民是大唐的皇帝，同时，他也是一个父亲， 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可敬李世民一世以天下为己任。 由于李治仓猝上位，李世民不得不重新开始对李治的教育，只是这一次，是为国为天下，非是只为一己之私了。 但李世民这种教育方式，可能远远没有起到他想要的效果，因为，这是一种完全填鸭式的教育方法。 强制性的灌输，并不一定有效。 当他看到李治在吃饭时，李世民会不辞辛苦地说：“汝知稼穑之艰，则常有斯饭矣。” 当看到他遇水乘舟时，李世民会不失时机地说：“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 但李世民急于求成，他让李治长时间居于深宫，随时侍奉在自己身边，其实也是把双刃剑。 大臣们首先发现了问题。 刘洎就向李世民献上忠言：“太子宜勤学问，亲师友。今入侍宫闱，动逾旬朔，师保以下，接对甚稀，伏愿少抑下流之爱，弘远大之规，则海内幸甚。” 刘洎此言，一语惊醒李世民。 自己亲身示范，确实是一种有效教育方式，但未来世界，终归是李治的。 李治需要尽早熟悉他的身份和位置，也需要熟悉他以后的臣子们，这不是教导可得，而是必须亲身体验。 政治本来就是一种经世致用之术。 于是，李世民下令，让李治的师傅们天天去东宫，和李治游处谈论。 但李世民对于李治，始终不放心，或者他深心之处，总觉得李治的性格不像自己，缺欠了一些什么。 生儿不类父。 这种不信任和不安全的感觉，伴随了李世民一生，让他始终芒刺在背。 甚至在大局已定，根本不应该再起废立太子之心时，他依然会心血来潮，想另作安排。 李世民只有三个嫡子。 皇后长孙氏生了三子，李承乾和李泰被贬或废，第三子就是李稚奴（李治）， 但有一日，李世民当面征询长孙无忌的意见说：“公劝我立雉奴（李治），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 然后，李世民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吴王（李）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 吴王李恪，是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李世民对于这个儿子既宠爱，也喜爱，认为在他所有的儿子当中，只有吴王恪才有自己之风。 但李治本是长孙无忌所强立，现在大势已成，太子之位，并非儿戏，即使真的难以胜任，都不一定会被废置，何况，现在只是因为性格上的原因，不招李世民待见呢。 这一次，长孙无忌再一次站到了李世民的对立面，或者说，也是国家的对立面。 长孙无忌严词拒绝了李世民的提议，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李世民也不退缩，他发出了最强音。 “公（长孙无忌）以（李）恪非己之甥邪？” 这句话直指长孙无忌的灵魂深处，也暗指长孙无忌有私心。 但长孙无忌面不改色地说：“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 然后，长孙无忌加重语气，直视李世民说：“愿陛下熟思之。” 这句话，也是一句重话。 李治成为皇太子，已是既成事实，在太极殿内，君臣早就达成共识，现在贸然再次废立，必然引发不可预测的结果。 况且，李世民没时间了，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那是隋唐两朝四代君王，历时七十多年，才能完成的一项伟业。 那就是征伐高句丽。 隋朝在高句丽身上，得到了惨痛的失败。 杨坚第一次讨伐，水陆三十万大军，连敌人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因为气候和瘟疫，全军覆没。 杨广再接再厉，三次讨伐，直接让隋朝的道统消融，最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隋朝终于二世而亡。 现在，李世民又动征伐高丽之心。 但今时不同往日，李世民也认为自己不是杨广。 更重要的是，唐朝和高句丽，必有一战，这已成无法改变的事实。 当时，高句丽在东北亚气势汹汹，隐然已是区域性的霸主，如果再养虎遗患，让他们从容座大，必然后患无穷。 直接的原因是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已到了不可以忍受，必须限制和打击的情况了。 因为唐朝的强悍，高句丽在唐朝的东北大陆上，在辽东区域，采取了守势，虽然东北部的各少数民族，比如契丹之类，早已成为高句丽的打手和同盟者，但相对巨无霸的唐朝，高句丽暂时明智地采取了守势。 但高句丽是一个有追求的王朝，也是一个扩张成性的王朝。 他们的历史，就是一部领土扩张史，他们的国策是，生命不息，扩张不止。 辽西是无法前进了，他们选择向东南方，在朝鲜半岛作威作福。 朝鲜半岛当时有三个政权，一个是老大高句丽，另两个是百济和新罗。 新罗一样奉行远交近攻的政策，他们一直尊奉唐朝为他们的宗主国，而高句丽和百济，对于唐朝，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虚与委蛇。 实际上，他们都在暗中肆无忌惮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矛盾出现了。 现在高句丽是泉盖苏文当政的时代，虽然高丽王是高藏，但他不过是盖苏文的傀儡而已。 盖苏文确实是一代雄主，也是当世的枭雄。 他身高体长，须貌雄伟，同时，盖苏文也是当世武功高手，名震天下的一代刀王，他随身佩带五把刀。 号称“五刀霸天下”，这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外号。 并且，盖苏文具备一个枭雄所必有的杀伐果决。 当日，高丽王高建武因为盖苏文专权，想联合大臣诛杀盖苏文，但事情泄秘，被盖苏文先行一步知道了。 盖苏文隐不发，他乘势组织了一次阅兵，将高丽国内所有重臣贵属，全部集中到一起，以观摩这次盛会。 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在演武场上，盖苏文露出獠牙。 他将所有反对他的人，一次性全部斩杀，杀得日月无光，鬼哭狼嚎。 此次盖苏文总计诛杀了一百多个大臣，高丽朝廷为之一空。 经此之后，在高丽国内，再没有任何人敢于反抗盖苏文，也不再有任何人敢正眼瞧他。 盖苏文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 但传统上，这是高氏王朝，需要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和认可，盖苏文立了高藏为傀儡高丽王。 为了加重自己的威权和巩固自己的强硬传说，盖苏文粉饰了一系列面子工程。 比如，他会在出行时清道，如果听到他上路，而没有躲避的人，大概率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这导致了民间一旦听到盖苏文的仪仗来了，即使立即跳入沟壑，也不敢稍做观望。 盖苏文不仅仅是个勇夫，他更精通人性，为了树立自己高高在上的形象，控制和摧毁民众反抗的意志，他发明了“肉凳”。 出行时，只要他上马，下马，就必然要踩着高官的身体，做为凳子，并且，当作肉凳的人，必然是平日在朝廷之上，可以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高官。 这种尊严和人格上的征服，让盖苏文树立起无敌而可怕可畏的形象。 朝野之间，视他如蛇蝎，畏之如虎，但盖苏文通过这种恐怖的治理方式，他却将高句丽拧成了一股绳，让他们愚忠于自己。 这种民族性格和民风，将让中原王朝吃尽苦头。 高句丽的发展太迅速，深深铬印上盖苏文的霸道。 作为天下之主，煌煌盛世的李唐王朝，很早就注意到高句丽的变化。 李世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名正言顺出兵高句丽。 很早以前，李世民和盖苏文交过一次手。 当盖苏文杀逆高建武，大肆诛戮朝臣，高丽国内人心思动，惊骇不安时，李世民就动了征伐高丽之心。 他曾经在朝堂之上，和大臣们探讨征伐高句丽的可能。 李世民先开了个头：“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但不欲劳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扰之，何如？” 但当时唐朝刚刚经历废立太子风波，国内政局并不稳定，加上长孙无忌当政，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军方人士，讨伐高丽一事，暂时便搁置下来。 长孙无忌采取了一个拖字诀。 他的理由正统而正大光明，他老成持重地说：“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守设备，陛下少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未晚也。” 李世民自知攘外必先安内，相对于远在边陲的高句丽，虽然必有一战，但目前最重要的事件，却是要培养好李治当自己的接班人。 但李世民向高丽释放了自己大国天子的威严。 盖苏文立高藏为傀儡之后，作为传统，李世民派遣了特使相里玄奖出使平壤，册封高藏为高丽王，同时，告诫盖苏文，不要进攻新罗。 但李世民的提议，遭到盖苏文的强硬拒绝。 第303章 两虎相逢必一战，全胜之道阻且长 这个时刻终于来了. 一山不容二虎，是时候亮剑了。 武功全盛的李世民和盛世的大唐王朝，征伐高句丽是必然的国策。 并且，李世民想要亲自挂帅出征。 这似乎像极了当年的杨广。 朝廷之中，依然分成主战派和主和派。 主和派的骨干是褚遂良，他背后站着长孙无忌，褚遂良上了一封声情并茂，有理有据的奏章。 他提出了现实中最大的障碍。 “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馀藩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举远，皆愚臣之所甚忧也。” 这句话直击李世民灵魂深处，唐朝君臣，从旧隋而来，杨广亲身犯险远征，杨玄感一介匹夫，在黎阳振臂一呼，隋室倾崩，殷鉴不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唐江山永固，当然远比亲身远征，名垂青史的诱惑要大。 但李世民想要亲自挂帅，并不是征询朝臣的意见，他是宣布自己的决定。 褚遂良的老成持重的谋国之言，打动了李世民，即使要亲征，但绝对不能让杨玄感反叛，后院起火之事，再度上演。 李世绩就明智得多，他准确地捕捉到李世民的心意。 他知道李世民虽然武功盖世，战无不胜，但帝国的东北角，还留有一个空缺。 明智如李世民，即使在某个时刻有求名的心态，但更理性的原因是，他绝对不会将遗患给子孙后代。 毕其功于自己一世，后世才可长治久安。 现在开打，正是其时。 大国开战，讲究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就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这次远征。 李世绩站了出来，他开宗明义地说：“近者（薛）延陀犯边，陛下必欲追击，此时陛下取魏征之言，遂失机会，若如圣策，延陀无一人生还，可五十年疆场无事。” 可见，和平是战争换来的，只有绝对的力量，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宁。 如果连战争的能力，勇气和准备都没有，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 对于高丽的战略把握，李世绩的想法，显然更接近李世民。 机会来了。 贞观十七年，新罗再一次遣使告急，说百济与高丽联兵，已攻下新罗四十余城。 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消息。 因为，李世民早就做好和高句丽决战的构想，那就是在朝鲜半岛开辟第二战场，只有南北夹击，才可以让高句丽畏首畏尾，顾此失彼。 虽然新罗坚持认唐朝为宗主国，又频繁求援，存心利用唐朝去抗衡高句丽和百济，但国与国之间，本来就是利益相交。 互相有利，就可以结盟，利尽则散，甚至反目成仇，也是所在多有。 现在情势，已到了必须出手的时候，但大军出发，却并非一朝一夕之间的事情。 李世民早已决定必战，但现在他手上并没有更多的筹码，即使如此，李世民依然展现了大国的威风和尊严。 他再次派遣相里玄奖进入平壤，在玺书中，李世民给予了高句丽最严厉和严正的警告。 “新罗委质国家（唐朝），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但高丽人在隋朝杨广父子身上尝到了甜头，积累了自信，他们不相信李世民会再次大动干戈，如果只是小规模进攻，高句丽人根本就不当回事。 但李世民来真的。 贞观十八年，秋，七月，李世民正式准备出征高丽。 延续了水陆两路，分进合击的策略。 李世民分了两个阶段进行。 李世民此次征伐，重点是避开了杨广行军和部署的雷区。 有感于杨广三伐，虐用了山东民力，这次海路的造船任务，分派给了江南三州（位于江西），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 在陆路上，他命令营州都督张俭率领契丹，靺鞨等族，先行骚扰辽东，以达到牵制和疲敌之目的。 高句丽察觉到了唐朝的异常动向，他们派出一个特使，以进贡白金为名，进入长安，想探听唐朝的真实动机。 说是特使，但其实也是最高级别的探子。 大战将前，不可能让探子顺利而回，但国与国的交往，必须师出有名。 这难不倒唐朝君臣。 褚遂良上书说：“莫离支（盖苏文）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古者，计弑君之贼，不受其赂。” 于是，李世民将高丽使者送至大理寺堪核。 李世民同样非常重视战术上的布置，在亲征前，他召集了隋朝进讨高丽的元老郑元寿，详细问以大计。 郑元寿知道无法阻止李世民亲征，他如实地说出了进攻高丽的困难：“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 但李世民充满自信地回答说：“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李世民虽然一生从未遇过败战，那都是在本土做战，现在他亲自统兵远征域外，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 世易时移，优劣之势，早就转换。 李世民以前善打后勤战，也擅打持久战，他的狠和忍，那是他的长处和强项。 有了强大的后勤，他也才能发挥出他的稳和准的特点。 但现在这些曾经的战略优势，反倒变成了高句丽的优点，以此而言之，战斗还未开始，结局就已蒙上了一层阴影。 最重要的一点是，相比于隋朝，李世民对于高丽的了解，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而不了解对手，甚至轻视对手，都是致命的。 直到唐朝和高丽打打停停，加上朝鲜半岛战火纷飞，高句丽内乱丛生，残酷相斗之后，唐朝才真正找到了攻击和灭亡高句丽的正确方式。 但那已过去一二十年了。 李世民考虑到在高句丽，确切点说是辽东地区，非常困难的行军条件，李世民准备速战速决。 他心中早就有了决议，如果时候一到，不管胜负，都必须回马班师。 李世民曾经指着自己身上穿的御袍，对太子李治说：“待见汝，乃易此袍耳。” 这并非是李世民托大，而是辽东的气候和环境所限，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就会陷入极寒的天气，还有后继无粮的绝望境地。 如果不能速胜，就必然会陷入无法避免的失败，这已成为当时进攻高句丽的共识。 但这种思想，即使能取胜，也必然会很快丧失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这种战术上的胜利，并不足以带来全局的成功。 李世民将要为他的第一次冒进和冒险付出代价。 他对于高丽的韧性和防守的顽强度，以及高丽人上下一心，视死如归的勇气，缺乏感性的认识。 李世民严重低估了高丽军队的数量和质量。 李世民征伐高丽，整体和全局上是必然失败的，但当时李唐王朝正处于武功的顶峰，君是无敌之君，将是百战之将，士有必死之心，也必然可以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李世民最终铩羽而归。 但他心中一直存有怀疑的儿子，晋王李治，以后的唐高宗，将站在李世民的肩膀上，替他的父亲，完成攻灭高句丽的伟业。 但这一次，他却没有跟随李世民亲征，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出征，皇太子留守京城监国。 但李治此次却并未留守长安，而是在河北定州监国。 这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算无遗策。 实际上，这也是李世民保障后方安全，一系列政策的组成部分。 对于李世民亲征辽东，朝中大臣，多数人都持有反对意见。 比如尉迟敬德就提出了疑问，“东西二京（长安和洛阳），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杨）玄感之变。” 于是，李世民对此专门做了布置。 长安城由房玄龄镇守，而以萧瑀为洛阳宫留守，但为了确保辽东一线的安全，河北属于核心之重，李世民将皇太子李治，安排到定州监国。 这是一步意义深远的棋。 当年杨玄感之乱，李密曾经认为上策就是长驱入蓟，直扼其喉，让杨广前有高丽，退无归路，大军必然自行崩溃。 这种剜心一刀的战法，虽然险极，但兵行险着，才可出其不意，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李密能提出上策的前提条件，就是当时河北可指麾而下，杨广当时并没有在河北稳固他的后方。 李世民是当世战神，自然知道轻重。 若以出征时的局势而论，河北的根本在镇、定（二州）。 定州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东阳（今北京一带）震慑。 因而，李世民除了让太子李治在定州监国外，他对于李治的核心辅佐班底，也做了详细和意味深长的安排。 通过对长安，洛阳和定州的把控，李世民的后方固若金汤，他可以全身心在辽东前线作战。 而为了和李世民保持密切的联系，李治发明了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叫飞表奏事，这就是古代的快递，并且是皇家的超级快递。 只是当日，多是用来传递紧急军情或是军国大事，但飞表可以奏事，也一样可以送物，后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飞表奏事的滥觞。 同时，为了让李世民准确掌握国内的军情大事，李治再一次启用烽火台来传递信息。 这也表明，当时李唐王朝除了需要应付东面的高句丽外，西边的烽火随时可能燃起。 这也埋下了征伐高句丽的隐患。 即使是强悍强盛强大的大唐王朝，也很难同时支撑东西双线作战，尤其是当西边出现了唐朝宿命中的强敌，吐蕃崛起扰边后，唐朝的战略形势，必然被迫改变。 毕竟，西边的敌人对长安城有着致命的威胁。 这种战略劣势，同时也被钢筋狡猾的高丽人所利用。 第304章 未战先谋决胜负，辽水偷渡似飞仙 李世民是战略大家，从不打无把握的仗。 在政治上，他依然算无遗漏，在出兵前，对于国内的政局，早已因时因势，布置妥当。 一是以三城为中心，控扼全国。 长安、洛阳两大核心城市，局势固若金汤，然后，让皇太子李治，在河北定州监国，以巩固辽东前线的后方。 二是消除可能的隐患。 这涉及到两个非常敏感的人物。 其中一个是废太子李承乾，他于李世民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征高丽时，死于徒所黔州。 他死的时间不早不晚，刚刚好。 毕竟李承乾做了十几年的太子，如果他不死，李世民远征辽东，羽翼未丰的李治并不一定压得住李承乾背后的势力。 这股势力，如果被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利用，大唐江山一夕之间变换主人，并非只是臆想。 如果李承乾不死，整个大唐，睡不着觉的人，绝对不止一个，而是一群。 或者李承乾并不是死于宫廷政治，但一个失势失爱的曾经太子，并且可能成为帝国隐患的废太子，并不会很遭人待见，却是一定的。 第二个人就是李靖。 他是有唐一代战神，甚至让李世民都忌惮三分，他的处境非常有意思。 在京城长安，李世民曾经专门和李靖作过一次深谈。 李世民对李靖表示了足够的敬意，他心诚意正地说：“公（李靖）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吐谷浑），唯东有高丽未服，公意如何？” 李靖心中通透，知道征伐高丽一事，李世民心意已决。 李靖也不废话，他立即表示效忠，“臣往者凭籍天威，薄展微效，今残年朽骨，唯拟此行。陛下若不弃，老臣病期瘳矣。” 李世民看到李靖已经垂垂老矣，心生怜悯，并没有让他随军出征。 但《隋唐嘉话》的记载却有些不同。 在征辽之前，李靖因病不能朝见，但李世民却亲自驾临其宅，和他执手相别。 李靖在病床之上，向李世民道别说，“老臣宜从，但犬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于道路，仰累陛下。” 李世民不慌不忙地讲出了一番话，“勉之，昔司马仲达百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 李靖见李世民将自己比做司马昭，言下之意是指借装病之机，有所图谋。 这是一句非常重的话。 李靖一听，吓得冷汗都出来了，赶快从床上爬起来，不断叩头说：“老臣请举病行矣。” 但李靖的身体，可能确实支撑不住长期的颠沛流离，他在相州时，终于不再随大部队前行。 李靖卧病相州，得到了李世民的肯首，直到辽东战役结束。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于李世民而言，只要李靖离开了关中长安城、洛阳和定州这三个是非之地，离开了朝堂，还有朝中他那些熟朋故旧。 李靖就失去了纵横捭阖的基础，在遥远的人生地不熟的相州，李靖再有能耐，也不过是一个匹夫而已，再也掀不起多少风浪。 于李靖而言，他本来自从缷掉军职后，就一直韬光养晦，辞禄避位，以消除李世民的戒意和防备。 自古以来，鸟尽弓藏，重臣尤其是功高盖世的将军，能得善终者，太少了。 卧病相州，两个人都可相安无事。 辽东之战，你放心开干；后方之事，再与我无关。 大局和人事都已再无后顾之忧，还剩下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也是杨隋一朝，征辽的大弊病。 李世民同样也遭遇到，那就是粮草问题。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 李世民可谓知兵知时知势之战术大师。 最后一点，就是保障后勤供应。 劳师千里，后继乏力，这本来是一项弱点，怎样才能成为自己的强项？ 杨广在后勤运粮一道，就非常不科学。 他劳师动众，好大喜功，全国征兵，运粮集中于涿郡，但却不根据实际，甚至于运粮者，路途之中的口粮，消耗都已经超过其运粮总数。 李世民就要科学，务实也踏实得多。 此次征伐高丽，因为粮道险远，李世民不再全国运粮，而是主要集中于河北道筹粮，但同时也建造了四百艘船只，从海上运粮。 有了这两手的准备，李世民心中长舒一口气。 他料敌于微，经过多次的推算，此战至少可以保持不败。 万事俱备，只等开干。 李世民正式征伐高丽。 他首先向天下诏告高丽之罪，并且说明高丽五可伐，大唐有五个必胜之道。 一是以大击小，二是以顺讨逆，三是以治乘乱，四是以以逸待劳，五是以悦当怨。 此次征战，大唐水陆诸军，总计十七万左右。 水军七万，由张亮率领；陆军六万，由李绩率领；李世民自己所率本部人马，大概也有四万人。 李世民确实是知兵知敌知己的人，此次行军非常迅速而高效。 贞观十八年，十月十四，从长安出发。try{ggauto;} catch(ex){} 第305章 山城重重多据点，盖牟小小见辽东 防御线是死的，人是活的。 让一道防御体系失效的最好办法，就是绕过防御。 李世绩的军队完美体现了这一点。 唐军屯兵在怀远，这是他们前线的大本营，然后，李世绩做足了功课，他在当地伐木，造桥，调兵遣将，似乎准备强渡辽水。 高句丽人信以为真，他们摩拳擦掌，准备趁着唐军半渡时，全力杀出。 但他们很快傻眼了。 李世绩暗渡陈仓，偷偷派兵北上通定镇，这是当年隋炀帝杨广渡河之地。 辽水长流不息，浮桥依然如昔。 高句丽人竟然没有派重兵守卫，这正中李世绩下怀。 于是，李世绩挥军直渡辽水，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就绕到了高句丽辽水防御线的后方。 当辽东高句丽的山城看到大唐军队的旗帜，迎风飘扬时，他们惊惶失措，他们知道，他们赖以骄傲和依存的辽水防御体系，已经彻底崩盘。 但高句丽人虽惊不乱，几百年来，他们经常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早就习惯了刀头舔血的日子。 高句丽人开始坚壁清野，驱赶民众进入附近的山城。 战斗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也是高句丽的第二层防线和主流作战方式。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山城防御作战体系。 这是由辽水东岸大大小小的山城组成的各自为据，又可以互为援助的类似中原坞堡制的升级版。 山城防御体系，也是高句丽在几百年的征战中，在实战中总结和发明的军政一体化，全民皆兵的战斗体系。 山城也是一种非常顽强的战法。 高句丽的山城，都是选在地势险要的平原和山岭交通要道，或是悬崖峭壁之上，是天然的战略要点，易守难攻。 为了达到长期坚守的，不战而退敌的目的，山城之内，平时就有意识地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和战备物资，更重要的是，山城即使依靠绝地而修建，也有源源不绝的清洁的水源可供饮用。 有水有粮有兵有器具，这种四有型山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自我生存发展。 实际上，每座山城，除了临时的民众进入之外，正规的军队，也有几千人以上，这能够保证山城的防守和战斗力。 整座山城，其实就是一个战时的军事堡垒。 并且，与堡垒制相适应的是，高句丽人发明了坚壁清野战法，这对于进攻的一方，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那就是只要战火一起，高句丽人就会驱赶山城附近的民众，全部进入山城，并且，不会留下一颗粮食在山城外面。 在守城时，能有与山城同存同亡的必死之心，这可以焕发出强烈而顽强的斗志。 并且，足衣足食的山城守军，完全可以以逸待劳，发现战机，断敌粮道。 这也是隋唐两朝，很难一举攻克高句丽的原因所在。 隋唐的大军，如果陷入攻克具体的山城之战，就会陷入长久战，而失尽天地人三大利益。 山城体系，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得的作战体系。 它适合高句丽寒冷气候，多山环境，以及当时人口较少，可以据险而守，进行消耗战，拖延战的极高明的战法。 这种战法已被历史多次证明，是一种有效有用有利的战法。 只要进攻部队，在行军途中，遇上一二个难攻的山城，被拖在坚城之下，就会进入持久战，虚耗时日，进退不能的结果。 那是不可承受之重。 东北亚寒冷的天气，和进攻方漫长的后勤补给线，是任何朝代不可承受的噩梦。 但山城必下。 一是它们占据交通要道。 二是进攻一方补给线太长，如果绕道，非常容易被切断粮道，大军作战，粮食为先，如果粮道被断，就必然面临全军覆没之局。 况且，置坚城于不顾，如果在另外的山城之外，陷入僵局之时，也极容易面对里外夹攻，陷入腹背受敌的苦战之局。 因而，山城体系，才是高句丽最大的本钱，在中原王朝没有掌握进攻的钥匙前，没有找到终极的战法前，高句丽始终可以有惊无险地侥幸涉险过关。 山城体系作战的特点，注定了进攻一方，需要逐城攻克。 但高句丽作为守城一方，却较有机动性，城与城之间，互为声援，即使一城已下，但却可以随时组织人马，再伺机反扑。 这一点，就体现在盖牟城之战，也是唐军进入辽东半岛的第一次战斗之上。 贞观十九年，四月初五。 李道宗率领几千部队，率先到达另一个叫新城（今抚顺)的山城，但由于其城地势险绝，根本就不可能短时间攻下，唐军只是派了部分军队进行牵制，而将辽东第一战，在盖牟城打响。 四月十五，李世绩大军包围盖牟城。 这本身是一个小战役，但足以体现出高句丽人的顽强和坚韧，也能体现出大唐军队的风采，此战大体上能体现出双方的真实力量，或者也预测了战争的走向。 四月二十六，仅仅过了十二天，唐军就攻克盖牟城，缴获了二万多人口，粮食十万余石。try{ggauto;} catch(ex){} 第306章 一城虽重必欲下，唐王火烧辽东城 辽东城（今辽阳）是高句丽在辽东地区最核心的军事重镇。 辽东城之战，是唐军进入辽东后，唐高双方第一次正面接触的大战役。 此城是在战国以降，两汉魏晋的辽东郡治所，襄平故城基础之上，经高句丽人几百年苦心经营，成为辽河东岸的重镇大镇。 辽东城非常硬。 自西晋末年以来，中原王朝的军队，一次次在辽东城下折戟沉沙，再没有能踏入辽东城内一步。 要经营高句丽，必下辽东城。 李世民做了极为细致和艰巨的前期工作。 高句丽人在辽东山城的周围设置了很多卫星城镇，既可单独为战，又可互为支援，这形成了一张系统的防御网。 李世民展示了高明的战略构想，他没有将辽东城看成一个点，而是以一种立体作战的方式，将辽东城置于一个区域网以内。 李世民采取了孤立包围，再重点攻城的方式。 当唐军的先头部队攻克盖牟城后，李世绩的主力，于五月初二，已经在辽东城外安营扎寨。 这既有现实的考虑，也是整体战略的需求。 李世绩在辽东城下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的兵力可能不够。 辽东城本来就是高句丽大城，加上高句丽对此城志在必守，他们从附近的新城和国内城，增调了四万精锐士兵增援辽东城。 这是大阵仗，按照围城需要十比一的比例，唐军的人数在抽调了各处防守以后，在辽东城下的数目，从理论上说，应该是远远不够。 双方兵力对比，唐军并不占优。 连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唐军精锐，也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了畏难退缩的心理。 军队之中，甚至出现了一种老成持重的意见，认为应该等待李世民的大军到了之后，两军合势，再一起发动总攻。 但江夏王李道宗却展示出与众不同的勇气和决心，他挺身而出，胆气俱豪地说：“不可。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必摧。” 然后，李道宗发出了最强音：“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 李世绩久在战阵，完全同意李道宗的看法，这些远道而来增援的军队，存在一战被歼的可能。 将军勇气壮，士卒不怕死。 视死如归的壮士，所在多有，果毅都尉马文举豪气干云地说：“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 他率先策马直冲敌阵，万军丛中，如入无人之境，取敌首级如探囊取物。 马文举的英雄气概，在唐军之中漫延，他们立即克服了高句丽援军数量上的优势，这种心理恐惧感。 恢复了士气和勇气的唐军，向高句丽军队发起了冲击。 但高句丽人实在太多了，行军总管张君义再一次被高句丽人吓破了胆，准备阵前开溜。 这差点引发了唐军的崩溃。 危急时分，江夏王李道宗，展示国士之风，他独承其重。 李道宗收集失败散乱的军士，率领他们登上高处，观察高句丽阵形的可乘之处。 居高临下，一切尽收眼底。 李道宗发现了高句丽阵形的薄弱之处，他率领几十个骁骑重装骑兵，横冲直撞，左冲右杀，无人可挡。 李世绩见其势可乘，挥军大进。 高句丽援军被一战击溃，此一战，暂时解决了后顾之忧。 但李世绩并没有立即对辽东城发动攻势，他在等待。 他在等一个人，也在等两个消息。 其中一个消息，是李唐海军的进展状况。 海军有一个好的开头。 唐朝海军在辽东半岛南端登陆，一战就攻克了四面险绝，看似不可能被攻陷的卑沙城。 再战又拿下了独山城。 这两个战斗，都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指挥官也都是同一个人，他就是大唐冉冉升起的将星程名振。 战争之中，英雄狗熊，泾渭分明，英雄锥处囊中，一遇风云，立时脱颖而出。 辽东之战，也毫不例外，海军副将程名振是第一个让李世民惊喜的将领。 程名振早就被李世民称为“奇士”。 他天生铁胆，从不知畏惧为何物，习惯了以弱胜强，不拘成法，出其不意的战斗方式。 在出征前，李世民听说他素有能名，善于用兵，便召到御前，亲自试问方略，程名振侃侃而谈，李世民一见倾心，便想再试试他的胆量。 于是，他抓住程名振一处应对失旨的破绽，故意展露天子的雷霆之威。 但程名振举止自若，了无挂碍，在和李世民以后的谈吐之中，丝毫没受到任何影响。 李世民大为心折，对心腹左右人说：“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程）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 此次辽东之战，程名振以实际行动，回馈了李世民的知遇之恩。 李世民可谓知人善任，君心深远矣。try{ggauto;} catch(ex){} 第307章 为尔一言恕此城，不取建安下安市 来而不往非礼也。 高句丽人曾经厚颜无耻地，用假投降赢得多次战略优势，要想让他们知道言而有信，有所必为，有所不为的大国尊严，就必须给他们一点颜色。 李世民被白岩城戏弄以后，曾经大为光火，为了以儆效尤，李世民下了一个特别的命令：“得（白岩）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 这是巨大的激励，城破之日，可以光明正大地抢钱抢粮抢女人。 君无戏言，将士打仗，在战场之上拼命，既是为了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同时，也要养家糊口而已。 现在白岩城主孙代音旧事重提，再次准备以城投降。 他诚恳地向李世民请求说：“（上次）奴愿降，城中有不从者。”，并且约定临阵抛弃武器，放弃抵抗。 投降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随着战争的深入，李世民已经有一种泥足深陷的感觉。 高句丽这个国家和民族，能屹立几百年不倒，并且成为东北亚的霸主，并非浪得虚名。 自己和整个李唐王朝，小瞧了这个对手。 要想真正征服高句丽，还需要全面改变进攻的策略和作战方式，更需要机遇，也需要时间。 在战场血与火的第一线，李世民准确把握了大唐和高句丽战争的本质和发展方向。 反馈到现实的战场，既然暂时不能全胜，那就必须妥协。 毫无疑问，招降为上。 李世民毕竟是优秀的政治家，他并不是嗜杀之人，于是，他同意了白岩城主的再次投降。 李世民告诫孙代音的心腹说：“必降者，宜建之城上。” 于是，孙代音临阵倒戈，白岩城不战而下。 李世绩有不同的意见。 他率领着数十个甲士，来到李世民的面前表达了抗议，“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 李世民自知理亏，如果皇帝言而无信，传播开来，这军队就不好带，仗也难打了。 但他展示了大唐皇帝的灵活性和包容力。 李世民当机立断，赶快下马，对着李世绩诚恳地说：“将军所言是也。然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 于是，皆大欢喜。 在受降仪式上，李世民展示了中原王朝有教无类的大度和包容，对于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赏赐财物，让其安度晚年。 而对于附近城池之中，过来相助白岩城守城的士兵，李世民也展示了仁君之风，让他们随自己的意愿，或走或留，甚至于给他们盘缠让他们上路。 但有一支军队的处理，却与众不同。 他们是加尸城的七百戍卒，奉盖苏文的命令守盖牟城，但按照惯例，他们的妻子儿女被盖苏文留作人质。 他们有感于李世民的仁义之风，请求随军报效唐朝。 李世民表示了明确的拒绝，他设身处地说：“汝家皆在加尸（城），汝为我战，莫离支（盖苏文）必杀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吾不忍也。” 最终，李世民赐给他们衣食，让他们回归加尸城。 但这种仁义大度的君子行为，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中国有效，却并不一定适合在高句丽的作战。 因为他们已经被盖苏文深度捆绑，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所以，很多被放回的战士转眼又成为另一个山城的生力干将，但唐军远来征伐，后勤粮食供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可能供养这么多俘虏，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场地和人手去就地关押这些俘虏。 也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兵凶战危，不可不慎。 招降白岩城之后，下一步何去何从，成为一个问题。 因为唐军在辽东半岛南部的建安城，遭遇了开战以来的首次障碍。 李世民在白岩城似乎已以用尽了运气，自此之后，唐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建安城，辽东半岛南端的重要临海山城，自辽东战役开始，李世民早就高屋建瓴，想尽快将其占领，以打通辽东半岛的南北交通线。 打硬仗，就需要强悍的将领。 李世民特地派了长时间经略北方，威名素着的营州都督张俭，趁着高句丽声东击西，绕开辽水的防线，出现在高句丽阵线之后，那段宝贵的混乱时期，直插建安城下。 这种战略构思，非常完美，但现实非常残酷。 贞观十九年，四月，张俭就已经达到建安城下，但直到七月份，依然没有尺寸之功。 李世民只得调整策略，让海军程名振从沙卑城登陆，以取得辽东半岛南端的据点，但相比建安城，这只是一个次一级的方案。 李世民的首要目标，依然是拿下建安城，打通南北交通线。try{ggauto;} catch(ex){} 第308章 倾巢而来决胜负，驻跸之战凶万分 唐朝和高句丽在安市城针尖对麦芒，这是关系双方国运的一战。 六月二十，李世民率军至安市北，人不留行，马不停蹄，立即开始进攻。 盖苏文反应也极为迅速。 六月二十一，盖苏文派遣高句丽北部大酋高延寿和南部大酋高惠真，率领高句丽，靺鞨联兵，总计十五万，增援安市城。 双方亮出底牌，成与败，在此一战。 十五万增援，应该就是高句丽所能召集的绝大部分正规军，也是他们的家底了。 但这种倾国而来，倾巢而出的行军，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李道宗一眼就看清楚高句丽的虚实，他提出一个非常激进的大刀剜心战法。 李道宗准备奇袭高句丽的国都平壤城。 他向李世民进言说：“高句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以不战而降。” 非常奇怪的是，李世民并没有回应。 或者，当时李世民并不是不想采纳李道宗的建议，而是他心中早已是翻江倒海，心神失守了。 或者随着战线的推进，李世民的心中，可能第一次产生了后悔和惧怕。 高句丽太能打了，这种强悍和坚韧，远远超过他的预料和估计。 他陷有些期待的击溃高句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想法，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的可能。 至少现在，唐军孤悬安市域外，在人数和后勤上，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 据《隋唐嘉话》和《唐语林》的记载，当大唐军队看到高句丽和靺鞨和联军，连绵四十里，军容鼎盛时，李世民平生第一次露出惧意和退意。 以李道宗这种大胆剜心的战法，如果是在中原时，李世民必然早就支持进行，甚至可能亲自带队。 但当时当日，李世民并未回应。 当李世民从辽东撤军，回到长安城后，他和李靖谈论起此次征伐的得失，还是久久没有释然。 他疑惑不解地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 李靖显然早就研究了此战的利弊得失，他莫测高深地回复说：“此（李）道宗所解。” 李世民转头向江夏王李道宗，他这才说出当日，想以五千劲卒直取平壤的计划。 李世民怅然若有所失地说：“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可见此一时，彼一时也，高句丽境内的李世民，已不再是中原大地之上，那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李世民了。 在高句丽，他在战场之上的心理，已经完成了由战神李世民到大唐皇帝的转变。 纵使那年犹可胜，可惜当时已惘然。 天下，是属于年轻人的。 但至少当时，李世民心中虽然畏惧，但他依然是大唐军队人人信仰和尊奉的神，也是大唐军队的灵魂所在。 他依然可以指点江山，谈笑用兵。 李世民宝刀犹未老。 对于高延寿和高惠真的援军，李世民好整以暇地指出了，他们有上中下三种应对方式。 “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靺鞨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归则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 这确实是一条上上之计，也是对付中原王朝军队的不二法门。 此对策和高句丽军中老于故事的老军头的看法，也完全一致，他们在无数战斗中，早就总结出坚壁不战，待敌自溃之道。 李世民接着侃侃而谈，“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 但自古以来，上策为下策，取下策者最多。 高延寿再一次诠释了这一条真理。 他仗着自己兵精将勇，人数又占据绝对的优势，引军直进，准备和李世民决战。 这正中李世民下怀，他生怕高延寿改变主意，特意派出东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许败不许胜，率领千骑人马当诱饵。 高延寿即使明知道是讲，他也一定会上当，因这他既对自己的联军抱有绝对的信心，也根本不知道李世民真正的厉害。 事实上，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远远不象李世民表面所说的那么轻松。 阿史那社尔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刚交兵，他就假装败退，并且戏演得非常逼真。 在旁边观战的高句丽放下心来，互相传递信息说：“易与耳。” 这导致了高延寿心态上的完全放松。 他本来连营扎寨距离安市有四十里之远，但现在发现胜利可期，竟然放松警惕，直接将战线推进到离安市城八里之遥。 这种心态上的放松和轻视，将让高延寿一败涂地。再无卷土重来的可能。 只一仗，高延寿就输尽底牌。 和高句丽军内轻松的氛围相比，唐军战阵之内，士气就要高昂激越得多。 这也许源于李世民高明的激励手段。 他是情绪激励大师，在开战前，以自己战无不胜，绝对的自信感染了整支军队，唐军对李世民有种盲目的自信，因为李世民纵横半生，未尝一败。try{ggauto;} catch(ex){} 第309章 险极危极算侥幸，好死赖死谋生死 时势造英雄，总有人在高潮部分奏出最强音。 薛仁贵就是那个天选骄子，他是实打实，真正靠自己的武功，万军丛中，拼杀出来的名声。 薛仁贵一飞冲天以前，他一直默默无闻。 他的成名战是在敌军丛围之中，孤身犯险，救出同僚，并且手斩贼将，马悬贼首，施施然若无其事而回。 有些人，天生就是吃战场这碗饭的。 战场之上，这种英雄气概，添油加醋，神乎其神地传遍全军。 但真正属于他的高光时刻，就是李世民全力奋战的驻跸山之战。 当时唐军情势吃紧，时代呼唤英雄，战场需豪杰，甚至李唐王朝，也需要一个盖世的战神前来拯救。 薛仁贵应运而生。 他是一个很有心思，也很有心计的人。 战斗一开始，他就身穿奇装异服，但却秘不示人，在外面却罩着纯色的宽大白袍，他手握长戟，腰鞬张弓，大呼狂喝，当先一人一马，杀入高句丽军队的重围。 敌人的鲜血，如雨点般洒落在他白色的战袍之上，恰似冬日寒梅花开。 他的狂勇，他的浪漫，他的勇气，还有他如拾草般收割敌人生命的暴烈，让他在双方军队之中，成为神一般的存在。 杀神降临。 战后，李世民召见了白衣薛仁贵，当场给他升官赏物赐人，以激励世人。 薛仁贵一战成名，一跃而成大唐名将。 他也将续写一生的传奇。 薛仁贵的横空出世，左冲右杀，让战局的走向有了微妙的变化。 高句丽人的阵脚再也无法重整，整支部队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各自为战。 这种作战状态，在李世民全力冲击之下，已面临崩溃连缘。 在承受了唐军一轮全力的攻击，损失了二万多精锐士兵的高延寿，才能重整旗鼓，依山结阵。 但高延寿败势已成。 唐军将他们重重围困，并且截断他们归路的桥梁，高延寿手下，战士虽然还有一战之力，但军处绝境，欲战不能。 再拖下去，必然只能活活饿死，全军覆没。 高延寿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向李世民投降。 此战的胜利，非常侥幸，大唐军队一是占了突然袭击之利，另外，当时大唐军队全军用命，人人争先，士气高昂，在同样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下，胜了这一场至关重要的围点打援之战。 比如唐朝的三品武官，左武卫将军王君谔，担任此战先锋官，他在与高句丽人混战之中，被击下马匹，但他环顾四周，已是后继无人。 王君锷奋战到最后一滴血，惨烈为国捐躯。 而李世民在高山之上，听到李世绩的黑色帅旗被围之时，平生之中，也极少面露畏惧之色。 种种情形，不一而足，可以说此战胜得非常幸运。 如果不是全盛的大唐，如果不是李世民统帅下的全军斗志昂扬，如果不是大唐全军具有真正所向无前的强烈的功业心，换到任何一个场合，这场战斗，也有可能是另一个结果。 这是李世民一生之中，最可能失败的一战，并且可能是全军尽墨的彻底崩溃的一战。 但结果是李世民再一次胜利。 胜利总比失败好，不管是什么原因的胜利，胜利就是胜利。 胜利者总是正确光荣伟大而受世界尊敬。 高延寿和高惠真率领三万八千人在李世民阵前投降。 他们进入李世民的军门之后，就双膝跪地，匍匐前行，请求宽恕。 李世民豪兴大发，这一刻，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他脚下。 他老夫聊发少年狂地称呼高延寿和高惠真为少年，李世民心情大好地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敢复与天子战乎？” 高延寿等人哪里敢接话，全部跪倒于地，眼光都不敢直视李世民。 驻跸山之战，唐军大获丰收，收获的战略物资，数不胜数。 几个大项的数据如下：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一万领。 胜得真是非常侥幸。 五万匹高句丽短脚马，足以装配一支让世界颤抖的精锐骑兵队伍，几百年来，高句丽人在战斗中生活和成长，真是愈战愈勇，积累了足够的本钱。 而万领铁甲，则更是体现了高句丽远非边陲小国，它的战时国家机器，已经足够强悍。 在“一甲当十士”的古代，铁甲的制作材料，规模和工艺水准，将决定国家层面的战斗力。 而辽东又是铁矿等物资丰富之地，如果假以时日，中原大地，有可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而历史，总是可以照见未来。 李世民也不是神人，他也无法预计几百年后，在这片土地上，真的诞生了颠覆中原王朝的强大政权。 如果真能预见，李世民又将做何决断呢？ 当日，征伐高句丽之战，李世绩说打完此仗，可以五十年无战事。 那如果要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为几百年后计，又将做何应对？ 但当日当时，李世民已达到征伐辽东武功的最高峰，按照惯例，他将大酋以下的三千多高句丽各级官僚，全部迁到内地，让他们逐渐融入汉族的家庭。 但李世民做了一个特别的动作。 他很少杀俘，但这一次，他一次性坑杀了三千三百人，这些人全部是靺鞨的战士。 李世民此举，不仅是爱憎分明，也是借此敲打东北亚，甚至整个北方游牧民族之心。 小打小闹的反抗或者或以容忍，但明目张胆地和唐朝为敌，就必须斩尽杀绝。 对于那些屡教不改，一条路走到黑的人，只有武力，只有绝对的强势，才能让他们明白真理，也才可能和他们讲道理。 毕竟，道理也是掌握在胜利者手中的。 战争还要继续。 驻跸山之战，对高句丽的震撼无与伦比。 高句丽人甚至可能已经做好了在平壤做最后决战的准备，离安市最近的后黄城，银城等山城，不战自溃，主动清场后退。 安市城几百里之内，再无人烟。 唐朝的局势，似乎非常理想，只要拿下安市城，就将一马平川，直杀平壤城下。 但接下来在安市的战斗，却以一种让李世民无法接受的方向发展。 唐军被拖在安市三个月，攻城战变成了持久战。 这对于劳师远征，后勤线过长，加上即将面对严寒冬天的唐军来说，这是个绝对糟糕透顶的消息。 安市城延续了在高句丽内战时，顽强坚韧的传统，他们以前没有臣服盖苏文，现在也没有臣服李世民。 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 安市人似乎把战争当游戏，并且对生命和权威，充满了戏谑和嘲弄精神。 当李世民如平常一般，率领亲卫，在安市城下察看地势，耀武扬威时，安市人在城墙之上，嘲弄开骂，百般侮辱。 主辱臣死，堂堂大唐皇帝，天下之主天可汗李世民，何曾吃过这种亏？ 不但李世民心中大怒，就是李世绩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他向李世民请求说，当城破之日，城中男女，悉数坑之。 这产生了反作用，安市人听说城破尽坑的话以后，认为反正是死，倒不如坚守，也许才能有生的空间。 兔子急了都会咬人，逼上绝路的安市人，展示了惊人的战斗力。 整个安市，不需要特别的动员，就上下一心，坚定了死守的决心。 据坚城，又拼死守卫，在有足够的防御力和粮食水源供应下，这种大城，基本是不可能攻克的。 李世民曾经征服过比安市更大，更牢固，防御更先进强悍的城池。 即使号称居天下之中，永不被征服的洛阳，也臣服拜倒于李世民的脚下，但这一次，他再也无法复制在洛阳的荣光。 即使他率领的是战无不胜的大唐精锐，即使他似乎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但是，他缺欠了最重要的一点，他没有时间了。 李世民耗不起了。 辽东的冬天，即将来临，虽然现在才是六月，但安市城在历次围城战中，早就火炼水浸，百毒不侵了。 六月，唐军已进行围城战。 七月初五，李世民正式移营安市，进入攻城战。 八月份，安市已经非常疲惫不堪，接近崩溃的临界点了。 李世民曾经抓获过一个高句丽的探子，他亲自审讯了他，但这个探子的状态，让见惯大场面的李世民都于心不忍。 李世民给他松了绑，并且颇有些怜悯地问：“何瘦之甚？” 探子如实回答：“窃道间行，不食数日矣。” 李世民展示了大国之风，他赐给这个探子酒食，并让他带话给盖苏文，“欲知军中消息，可遣人径诣吾所，休必间行辛苦也！” 但仁义并不总是有效，攻心战在你死我活，不死不休的情况下，也未必有用。 只有拼杀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再苦再难，都只能也必须支撑，先让对手撑不住，让对手先自己一刻倒下，就是胜利。 这就是安市城生存之道。 唐军一直攻，安市城一直坚守，战事陷入胶着。 李世民终于要放大招了。 成败在此一举，成败也看天意了。 李世民抬头望天，沉默不语。 第310章 土山虽高天命在，直取平壤亦两难 高句丽也有弱点。 他们的铁器铠甲制作，已达一流，山城的设计也是独具匠心，现在更是全军用命，不死不休。 硬攻城池，无法轻易攻下，但如果让安市的城池优势，不复存在，或被夷为平地，攻守之势，就可以反转了。 李世民准备这样做。 他准备采取一个笨方法，也是一个高明的方法。 高句丽毕竟是东北小国，局限于一隅，并没有真正见过天朝大国，攻城的最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营造大工程的构想和实践。 这决定了如果李世民一定要攻下，就一定能攻下。 李世民开始用了一个笨法子，造土山。 但这个土山，有着吓人的体量，或者确切点说，是一个土城，甚至超过了安市本身可以想见的体量。 这是一个不可阻拦，无法抵挡的令人恐惧和崩溃的庞然大物。 土山战术，就是以土城压山城，用人工创造出一条平坦的行军之路，让城墙变成通途的战术。 虽然是笨法子，但有效有用。 这个土城的工程量太大了，不过，自杨广时代以来，在基建和短时间创制令人惊叹的大工程上，隋唐两朝，敢说第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敢说第一了。 这是一座真正的土城。 江夏王李道宗是总负责人。 七月开始，李道宗就在安市城东南角，开始修筑此土城，唐军日夜不停地修建，高强度整整干了六十天，总计花费了五十万个工作日。 如果横向对比一个数字，可能就有一个明晰的直白印象。 杨广在隋朝，有时修运河，用工也不过百万，而这道土城，已达到了惊人的一半人工。 这同样也是源自于高句丽人的顽强抵抗。 他们在几百年的战争扩展史中，虚心学习和接纳改良了中原王朝的守城之术，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安市攻守之战中，实际上，是中原王朝本身的，攻城和守城技术和方法的展示大舞台。 李世民本人是攻城总指挥，唐军的主攻方向，是李世绩主导的西面，而李道宗则负责南面。 李世绩和李道宗这两员大将，已是当时李唐王朝所能拿得出手的最顶级战将。 李世民曾经评价他们两人的作战风格。 “于今名将，惟（李）世绩、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绩、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 此次以二李为主，李世民心中早就存有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以堂堂正正之师讨伐东夷小丑之意了。 因则，在安市城的攻城战中，唐军早已集中和征发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和攻城的器具。 而高句丽人则终于可以把从中原学到的守城技术应用上。 双方师出一门，经验和实战完美结合，都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但在安市攻城战中，常规的攻城武器，根本就打不开局面。 冲梯、冲竿、云梯、飞楼等攀援的工具层出不穷。 抛车、弓箭、车弩、火箭等远程核武器也开足了马力。 双方短兵相接时，撞车，长矟是主流。 保护自身，得于躲藏的轒辒车，木驴也派上用场。 唐军绞尽脑汁，甚至在可能使用的极少数土质城区掘城而进。 但高句丽人太熟悉这些战法了。 这些常规的攻城方式，在安市城内，兵、粮、水、器具都充足，并且士气万众一心时，是无法攻克的。 但山城只是一个个孤立的点，如果能有在中原作战的本土优势，就可以实行围而不攻，让其消耗掉城内资源后，必然不战自溃。 可惜，这种最大的弱点，因为唐朝远离本土的征伐，变得并不那么致命，因为，唐朝的大军，比山城的守军更怕拖，更经不起拖。 或者说，如果只讲战斗和战术，唐军在未开战时，就已先让了几个先手。 对于唐朝军队而言，要想直接在战场上，或一场战斗上赢得胜利，就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要不快速攻下山城，要不被拖在城下，乖乖退军。 李世民拖不起，唐军也拖不起。 在所有常规方法都用尽了，也无法取得进展时，就只剩下最后一招。 那也是最笨的一招，但绝对有用。 另起一座新的土山，让安市城高高的城墙，变成通向胜利之门的坦途。 李世民差一点成功了。 李道宗的土山，给安市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不让土山超出安市的城墙，城外的土山每增高一分，安市城中，也同样将城墙加高一分。 而双方战士围绕土山的战斗，一天之中，甚至达到六七次之多。 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碰撞，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有人都知道，当土山完成的时候，就是安市城陷的那一刻。 高句丽人不想坐以待毙，他们在重重包围之下，依然想主动出击，偷袭唐军。 但这种小伎俩，根本就逃不过在无数次生死边缘摸爬滚打的，战神李世民的眼神。 李世民洞若观火。 他召来李世绩，对李世绩布置了一个反击的任务。 李世民胸有成竹地说：“围城积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鸡彘甚喧，此必飨士，欲夜出袭我，宜严兵备之。” 不出所料，高句丽人真的在晚上派了几百人来偷袭。 以有备对无备，面对唐军的严阵以待，高句丽人急匆匆地丢下几十具尸体，仓惶逃回城中。 高句丽人只能再一次老老实实地呆在城内，再无作为。 战事再一次陷入胶着。 土山的战况，至为激烈，身为主将的李道宗，脚部都在这次战斗受伤，李世民再一次展示天子的关怀，亲自为他缝针，以激励士气。 在昼夜不停，全军大干快上地奋斗下，经过了六十来天，花费了五十万人工，土山终于大成了。 这道土山高出安市城墙数丈，居高临下，城中所有的情况，一览无余。 安市城似乎已经被唐军收入囊中，只等总攻的号角吹响。 但意外发生了。 土山竟然崩塌了。 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在土山倒塌，压垮安市城墙之后，李道宗竟然没有组织将士们趁机发动攻势。 或者说，李道宗虽然组织了攻势，却被高句丽人的反扑压倒，城墙倒塌的部分，重新被修好。 但再修一个土山，那当然是不可能了。 土山倒塌的当口，安市城其实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 高句丽几百个勇士，奋不顾身，冲向缺口，以身体和血肉，抗击了唐军的冲击，而他们后面的工兵，则趁势修好了倒塌的城墙。 压力再一次来到唐军这一边。 错失了绝佳机会的李道宗，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他只能先推出一个替死鬼，先去抵挡李世民冲天的怒火。 果毅傅伏爱难逃其咎，他当时被李道宗命令屯聚在土山顶，以备不时之需，但那一天，他竟然擅自远离了岗位。 这直接导致了土山崩颓后，被高句丽人占了先机，错失了这一千载难逢，再不可重现的机会。 这是最严重的失职，李世民无法饶恕。 伏傅爱伏法。 李世民还想尽最后的人事，他立即组织了最精锐的攻坚力量，想重新将缺口的控制权夺回来。 但高句丽人已经修好崩塌的部分，历经了唐军三天三夜疯狂反扑后，安市城依屹立在地平线上。 所有人都知道，安市攻城战的结果，已经明确了。 同时，所有人都明白，这件事情，最大的失职者是李道宗。 作为主将，他必须早就作好应急方案，并且需要自己亲自监守，但面对千载难逢的机会，竟然无所作为。 这其实是必死之罪。 李道宗心中通亮，知道自己确实成了千古罪人，失掉这个机会，就已经失去了这场战争成功的可能。 也失去了大唐在东北亚的荣光。 功亏一篑，时也命也。 李道宗亮出了自己的态度，他赤着脚，径直走到李世民的帅旗之下请罪。 对于既成事实，李世民表现出了帝王的大度。 他充满威严地对李道宗说：“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且（李道宗）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但这场战斗，只能结束了。 时已九月，辽东早寒，草枯水冻，眼见已不是用兵之时了。 安市攻防战，也告一段落，只能等待下一次再见了。 何去何从？ 退兵回中原？或是还有另外的选择？ 高延寿在很早前，就提供了另一种思路，那就是弃安市，取乌骨，直杀平壤城。 高延寿曾经主动向李世民评判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安市不可猝下：“奴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欲天子（李世民）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 高延寿是高句丽本土豪强，熟悉高句丽国内一土一木，他接着向李世民献上妙计，那就是直趋平壤，毕其功于一役。 “乌骨城耨萨（大酋）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 从战术上讲，这个策略，有成功的可能。 唐朝的各位将领，也大都持有相同的观点。 但这个计划，风险也非常大。 如果不成功，就必然是全军覆没的局面，建功立业之事，为将可以，但大唐皇帝亲临，不可取也。 长孙无忌表示了明确的反对。 他老成持重地说道：“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当然是万事稳为上。 时至今日，撤军已是唯一的选择。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311章 路漫漫终回故土，夜茫茫再见太阳 来时容易退时难。 历观各代，在不得不退的时候，就是悲剧开始的时间。 恶劣的气候，泥泞难行的辽泽，再加上失败时士气的低沉，天时、地利、人和，三样都不沾边，想不崩溃都困难。 李世民在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退，已经没有任何选择，必退，迟退不如早退。 李世民杀伐果决，他立即下令班师，但李世民是个非常谨慎，并且是知兵的人，虽退不乱，让这次撤退没有变成溃逃。 他非常有层次，有秩序地完成撤退的部署，以尽力争取唐军损失的最小化。 李世民先是将盖牟城和辽东，白岩城，总计七万人口，全部迁往内地。 然后，他在安市城下跃马扬威。 在经历了几个月艰苦卓绝的守城战，付出了无数鲜活的生命，并且安市城命悬一线，却终于转危为安之后，安市人早就熄灭对李世民不敬之意。 这个世界，只尊重强者。 安市人不敢再象以前一样肆意侮辱谩骂，害怕再度引发李世民的雷霆之怒，安市城主特地登上城楼，向李世民拜谢。 为了迷惑或是麻痹安市守军，李世民展示出了天可汗的尊严和威严。 他当着两军的面，赞扬了安市城主坚守城池的决心，赐给他一百匹绢帛，以嘉奖他尽忠于君王的贞心。 戏演完了，接下来该做的事情，绝对不能少。 为了应付可能的追击，李世民命令李世绩和李道宗率领四万精锐，作为殿后。 可能是唐朝的彪悍战力，让高句丽人胆战心惊，或者他们也已经精疲力尽，再没有更多的实力去追击李世民，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害怕这是李世民引蛇出洞的计谋。 唐军此次退兵，竟然没有受到高句丽的追击，这和当年杨广在高句丽的惨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年隋朝萨水之败，基本是全军尽墨，不堪回首。 虽然没有人祸，但辽东的天灾，并非浪得虚名。 恶劣的天气，依然让李世民的军队吃尽苦头。 辽泽展示了他成为真正的沼泽时，让人望而生畏的泥泞，李世民来时仅用两天就通过了两百里辽泽，但此次退兵时，五百里路，竟然走了二十来天。 这是一段痛苦而不堪回首的旅程。 道路泥泞，行军成了一种艰巨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激励士气，李世民亲自负薪于马鞍之上，投于路上的浅水坑洼之处。 当碰到水深之处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辎重，将马车推入以填平。 这真是一段魔鬼的旅程。 更要命的是，他们碰上了大雪，如果说泥沼只是阻碍了行军的速度，那辽东地区，寒冷的大雪，则直接夺人性命。 秋衣根本不耐严寒。 为了尽量减少人员的减耗，唐军在沿路点燃树木，树枝以取暖。 但过于寒冷的天气，让很多身上沾上水气的士兵们，再也无法见到中原的太阳。 李世民此次班师，除了在安市城锐气尽失，再难进取，不得不退已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唐的北境，烽火又起。 薛延陀开始作妖。 如果说东北的高句丽，是需要一战，那漠北薛延陀对唐朝的压力，就是心腹之患，高句丽盖苏文也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 他趁着薛延陀珍珠可汗（夷男）已逝的机会，开展了极高明的外交，那也是中原王朝一直信奉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八字真言。 薛延陀续任的多弥可汗，在盖苏文许以厚利的蛊惑下，悍然发兵进攻原东突厥休养生息的河套地区。 这是不可不正面解决的威胁。 薛延陀将为他这将冲动的出兵，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 贞观十九年，九月十八，李世民正式班师。 九月二十，李世民到辽东城。 九月二十一，渡过辽河。 十月十一，到达营州。 此次征伐高句丽，终于告一段落了。 在营州，李世民将收集的阵亡将士遗体，集中于柳城东南，亲自写了祭文，泪洒长空，以祭奠战死他乡的英灵。 然后，厚恤厚礼赐给阵亡等有功将士，这在当时，一人战死，全家光荣，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 烈士的父母有很多人压抑心中的悲痛说：“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但李世民心中始终怏怏不乐。 虽然斩首了高句丽四万多人，也带回了七万多高句丽人，迁入中原大地。 但唐军此次随行的马匹，折损程度达到了惊人的十之七八，可谓损失惨重。 最重要的是，唐军虽然攻克了辽河以东十座城市，并且设置了州县，但这是建立在沙上的大厦，虚浮无根。 当唐军撤走之时，所有辽河以东的土地和城市，又全部被高句丽重新占领。 以此而言，此次征伐，战略上让高句丽屈服的目的没达到；在战术上对辽东的控制也归于失败；即使在具体的战斗上，也很难说有完全的成功。 李世民心中大悔，他对左右侍臣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李世民想起了他的那个老伙计，也想起了自己曾经命人，推倒了他坟前由李世民亲自撰写的墓碑。 李世民和魏征两个人的交恶，源于李承乾的被废。 魏征是贞观之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一种类似图腾的存在，似乎永远都不会倒。 事实上，魏征确实是善始善终，成就了千载之下，君臣相知相遇的美好。 在魏征逝世之时，李世民有感于魏征之谏，曾经亲临魏宅，挥泪送别魏征的灵柩。 但世间之事，器满则溢，月满则亏。 太子李承乾被废后，牵连出了侯君集，还有太子原左庶子杜正伦，非常不巧，这两人都是魏征向李世民重点推荐，可为宰相的大才。 李世民帝王之心术一起，非常怀疑魏征可能有朋党之嫌。 如果说朋党之罪或许有，因为正人有正人之党，邪恶也一样会有臭味相投之人，只要是人，就难免有两三好友，也难免有交友不慎之嫌。 但另外一件事，就真正触犯了李世民的逆鳞。 那就是魏征贞观之谏，也可能只是沽名钓誉的行为。 魏征和禇遂良有很好的私交，当时褚遂良负责撰写李世民起居注，那是记录皇帝一言一行的纯真实的文本记录。 而历朝历代，有一个传统，为了保证起居注的真实性，皇帝本人不看自己的起居注。 但李世民一直心存遗憾。 他三番五次都想亲自看看自己的起居注写成什么样子，毕竟六月初四，杀兄屠弟，是实打实地背负了这个罪名。 李世民倒也不遮掩，他对当时负责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提出自己的疑问说：“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 房玄龄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就老老实实回答道：“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这必怒，故不敢献也。” 李世民见房玄龄不上道，不肯主动将起居注给自己看，就只好干脆挑明了。 他直接说道：“朕之为心，异于前世……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 这句话，这种事，房玄龄实在不好接口。 但皇帝发话，总需有人回话。 谏议大夫朱子奢无奈只能接口，但他也表示明确的反对说：“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之子孙，臣窃恐曾（孙）远（孙）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于刑诛。” 但李世民要做的事情，又有谁真正可以阻止？ 大臣们无法违逆李世民的意志，但也不能直接用写好的起居注给李世民观看。 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房玄龄和许敬宗等人，临时重新编纂修录高祖李渊和李世民的实录，然后，呈上定稿。 李世民翻到最在意的六月初四的事件，看到语焉不详，云遮雾罩，就直接指示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 这就意味着，其实李世民一朝的某些，最直接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可能都是经过加工修改，带有倾向性的二手资料了。 因而，即使是信史的可信度，也需要在史海中发烛幽微。 当然，传统上也早就有春秋笔法，大义微言，为尊者讳，都是必然之理。 但李世民一生文治武功，实在已是历史级别的顶流，加上其虚怀纳谏，成一朝之风，以此而论，又比前代明王，胜出不可以道里计了。 李世民非常重名，因而，他本质和本心上，对于仅仅求名而谏的人，有着天然的抵触。 魏征死后，李世民知道了一些魏征的黑历史。 魏征曾经把自己前后所进献的谏言，分门别类，详加整理以后，交给了负责起居注的褚遂良。 这表明，魏征可能不是表面上那么忠心，至少，远远不是表面上那么私心无缺。 他联想到魏征所学，本就是成名发家，孜孜以进的纵横家之说，再联系魏征平日所为，大有求名邀誉之嫌。 李世民心如明镜，再联想起自己无数次被魏征怼得俯首无言，惭愧万分的狼狈模样，心中大感不是滋味。 或者自己真的被魏征卖了。 自己成就魏征万世英名，他却背着自己沽名钓誉，营营苟苟。 魏征实在对不起自己待他国士之情，李世民无法压抑自己的怒火，他做出了一个失去理智的行动。 当年魏征墓前之碑，是李世民所手书，现在君臣已生嫌隙，李世民命人将墓碑推倒，并且，他还取消了魏征儿子和自己女儿衡山公主的婚事。 现在李世民在辽东受挫，他终于记起了那个可以让自己正衣冠，知古今，明得失的铁骨铮铮的谏臣魏征。 或者魏征也同自己一样，也重名爱名惜名，但人非圣贤，孰能完美？ “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人有千般好，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世民心中大动，赶快发出一道非常特别的诏书。 他要见一见两个人 第312章 名重当世历万代，欲得后来已惘然 征伐辽东，铩羽而归。 李世民需要正式开始思考和布局，后贞观时代的国家大事。 他再一次体悟贞观之风，进谏纳谏的繁华似锦，辉煌灿烂的大唐盛世，他也开始拨乱反正。 否定自己，再超越自己。 李世民下了一道诏令，让魏征的妻子和儿子，从长安动身，觐见自己。 已经有很久，他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渴望了，这种永不满足，求贤求知若渴的状态，已很久不曾出现过了。 征辽之后，李世民和魏征和解。 或者，魏征并非鸥鹭忘机，而是心怀机心，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用其长，容其短，不正是自己这一路走来，标榜的执政风格吗？ 李世民除了亲自在回归的路上召见魏征的妻子，以示对贞观一朝风采的怀念外，他还下令，让人重新将魏征墓前，那块自己下令推倒的墓碑，再一次树立起来。 那是李世民亲自书写，亲自制作的碑文。 那曾经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种永远不应该逝去的风格。 即使已逝，即使只剩追忆，即使不能再复现，那也要成为一种标杆，永远屹立在魏征的墓前，也矗立在历史的书页之上。 事实上，李世民后期之风，和贞观之初，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除了对于进谏越来越难以心平气和地容忍和接受外，李世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方向，一路狂奔。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一朝的风气，在魏征已逝之后，已和贞观之初大不相同。 李世民曾经召集大臣们，虚心地向他们说：“夫人臣对帝王，多顺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欲闻己过，卿等须言朕愆失。” 但李世民得到了一个或者可以称为喜，同时又可以称为忧的回答。 长孙无忌，李世绩等大臣都异口同声地说：“陛下圣化致太平，臣等不见其失。” 人谁无过，人谁无失、 但到这个时候，李世民最亲近的人，已经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说心里话，或者是犯颜直谏，忤逆龙鳞了。 大臣们，已不是昔日的大臣，而李世民，或者也不再是贞观之初的李世民了。 天子皇帝，苍天以下，唯此一人，久在其位，大概心理上都会发生一些或多或少不近人情之处，或是早已飘浮在空中，自认神圣了。 但刘洎站了出来。 或者，当时的大臣，也只有他愿意说几句可能惹火李世民的话了，但刘洎似乎也远比当年的魏征，他讲话更有艺术性和委婉度。 他说的话，可能惹火李世民，但却绝对不会惹怒李世民。 刘洎振振有辞地说：“陛下化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上书人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之路也。” 李世民心中大动，发自内心地说：卿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可见，到此之时，李世民已由“导人以谏”，至“悦人以谏”，再到“难于纳谏”，最后已到“抗拒进谏”的转变了。 对于进谏的四段式，李世民一朝的大臣，和他一路走来，心中通透，完全能掌握李世民的心意。 因而，到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就基本上很难听到真心话，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了。 李世民已经逐渐脱离实际，也可能不再实事求是了。 而一旦脱离了根基，就只能进化为纯粹的政客，很难说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李世民死于贞观二十三年，这或者是国家的幸运，也是李世民个人的幸运，如果他再活二十年，说不定，历史之上，会出现一个截然不同的李世民。 天有阴阳，人也有两面，谁能例外？ 但存在即是合理。 圣人无情，皇帝更无情，治理国家，或者根本就不需要小儿女的真情实感，而是需要站在一种更高的层次，更多的角度，去平衡支协调这世界各种关系。 但皇帝的个人为政风格，始终还是要和大臣们协调，国家才可以稳步发展。 李世民在某个时间段，展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作风。 他久居帝位，本人又文武全才，慢慢地就养成了一种习惯。 喜欢引古论今，和群臣强辩事非。 刘洎献上了一篇宏文，洋洋洒洒反对了李世民这种，多才多艺反被所累的坏处。 “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扬对；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词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 明确指出了李世民之失。 李世民虚心纳谏，“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或者，刘洎让李世民想起了魏征，他想给李治留下这个遗产，或者，刘洎也可以成为李治一朝，一柄刚正不阿的正义之剑。 刘洎或者是，但有人不想让这把剑存在，刚而易折，白而易染。 李治这个皇太子，是长孙无忌着力推举，他绝不容许自己的自留地里，出现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是人就有弱点，刘洎当然一样也有。 正如李世民曾经客观地评价刘洎说：“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 可见，虽然李世民非常看重刘洎，用他为宰相，但对于他的弱点，未免有些担心。 因为，贵为当朝宰辅，刘洎似乎还有是非对错之分，或者说他具有的私人的主观感情，可能压倒了政治的正确。 刘洎是一个真实的人，但可能不是一个适合搞政治权谋的政客。 这种性格，或者说是有追求的人，一旦碰上精于权术，善于阴谋的政治家，大概率是没有还手之力的。 刘洎很快走到他人生的最高点，也是他最辉煌的时刻。 但高处不胜寒，盛极而衰，却是大为可惜的事。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征伐高句丽，皇太子李治于定州监国。 李世民命令刘洎和马周辅佐李治，在分别之时，李世民殷殷嘱咐刘洎说：“我今远征，使卿翼辅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 刘洎以天下为己任，心中存有为李世民分忧之心，他心无挂碍，口无遮拦地说：“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 刘洎此言，权臣之意过重，大有天下之大，只要有利于社稷，就可以为所欲为。 李世民久经政坛，老于政事，心中大有不爽，便直言点醒刘洎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 这是李世民对刘洎最后的劝告，也是期许。 但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征伐辽东归来，在营州休整了一段时间。 太子李治立即从定州飞奔北上，以迎接李世民的归来。 贞观十九年，十月二十一。 李世民展示出他一代王者和强者的风范，亲自率领三千铁骑，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临榆关，和李治相见。 此次见面，和上次定州一别，已历六个多月，真是恍有隔世之感。 李世民当日和李治分别之时，曾经有过一个约定，就是不见面，不易袍的豪言壮语。 李世民曾经指着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对李治说：“俟见汝，乃易此袍耳。” 也许，当日在李世民心中，早就做好了速战速决的打算。 在辽东时，即使在大热天，汗流浃背之时，他也不曾脱下过此袍，到秋天时分，外袍早就经风吹日晒，破弊不堪了，左右大臣，也请求更换此袍，却被李世民拒绝。 “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 至十月份，地见到李治之后，李世民才兑现了当初的诺言，更换了新衣。 但想来李世民当时心境，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此次征辽，虽然失败，但作为一代战略大家的李世民，在心中应该已经构思了下一步讨伐的方案。 思路决定出路。 高句丽必须从这个世界上被抹去。 李世民高屋建瓴，对于军队和将士们在高句丽所得的私有财产，主要是合法抢钱抢粮抢女人时，占有的人口，李世民展示了难得的同情。 这部分人口的总数，达到了惊人的一万四千人，本来他们已经注定终身为奴，子子孙孙也只能世代为奴。 但李世民给了他们一个重新做人，成为自由人的机会。 他让官府出钱，按照市场价值为每个人估价，给予他们的主人，同等的钱财和布帛。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恩典，重获新生的高句丽人欢欣鼓舞。 当李世民车驾达到幽州时，高句丽之民，齐聚幽州，拜舞呼号，宛转投地，歌功颂德，尘埃涨天。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十一月二十二，在李治的陪同下，李世民抵达定州。 然后，李世民取道河东道的并州（太原），那是李唐的龙兴之地，也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但人是铁，总会生锈，李世民终于老了，他生病了。 十二月初七，他的痈病发作，只能乘坐步辇而行，这本身是一个小病，经过太医精心的治疗和修养，十天之后，就已经痊愈了。 小小之病，不过是虚惊一场。 但这个小病，却要了一个大臣的命。 第313章 罪或不实必欲死，战有袭扰终下之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褚遂良借李世民生病一事，上了一道奏章，诬告刘洎大逆不道，心怀异志。 在奏章中，褚遂良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地写道“（刘）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李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 这个指控非常严重，将引发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大臣行伊、霍故事，那就是要监国，要将新主控制掌握，甚至有可能改朝换代，这种指控已经是必欲置刘洎于死地了。 刘洎当时在定州是太子的首辅，具备这种资格和条件，重要的是，在李世民上次离开定州托付他辅佐李治时，刘洎曾经对李世民明确说过。 “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行即诛。” 但是，这两者的语境、语意、语气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刘洎所言，是一心为国，敢于替主分忧，而褚遂良的指控，却是在李世民未死之时，就规划未来之事，同于谋反。 褚遂良上这道奏章，也是其来有自，并不是因为刘洎以前所发的议论。 而是在李世民得病之后，李世民曾经专门召见刘洎和马周，这两个人都是留在定州辅佐太子李治的宰臣，显然，褚遂良并没有参与此次会议。 但他等刘洎、马周出来之后，赶紧打听李世民的病情。 刘洎是个直性子，他心怀忧虑，眼泪滚滚地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 显然，以李世民的高龄，加上长期车马辛劳，又失利而归，或者真有无法回归长安的可能。 这导致了一个人开始布局。 他就是长孙无忌。 太子李治开始入奉李世民，他甚至以太子之尊，亲自为李世民吸食脓疮，以李治本人的性情，和所做所为而言，这大概是受到长孙无忌的指使。 长孙无忌最大的布局，就是开始清除异己，他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刘洎。 作为太子李治在定州的首辅，又被病重的李世民单独召见，甚至不排除其奉了密诏，这对拥立李治为太子的长孙无忌而言，已成了心腹之患。 况且，他也必须名正言顺地居于李治一朝第一人的位置。 可以预见，对刘洎的指控出自长孙无忌，是他直接授意或指使了褚遂良的这道奏章。 李世民精于政治，洞达人心，对于褚遂良背后的势力，他心中一片通透。 刘洎遭到无妄之灾，被无中生有地指控谋反，心中大为不服。 他拉来了马周，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李世民亲自询问了马周，这是他慧眼识人，一手将马周从常何的门客，从最底层的寒微之士，提拔到宰辅之臣，可谓对马周恩重如山。 李世民当然信得过马周。 马周也确实顶住了压力，他实话实说，也认证了刘洎并没有说更出格的话，更不要说具备谋反之心。 但褚遂良已经上路，绝不可能回头，他坚决坚定地坚持刘洎确实有大逆不道的言论和行为。 事情似乎变得扑朔迷离。 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并不美妙，让人产生了无限遐想。 李世民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子。” 在临终之时，性情刚直的刘洎请求给他纸和笔，想给李世民写一封临别之书，也被监刑的官员，无情拒绝。 可见政治场上，本无对错，只剩冷冰的利益取舍。 一入公门深似海，从此再无少年人。 刘洎事件，是一个是非常明显的信号和转折，也是后贞观时代的正式开始，意味着李治已成为雷打不动的太子，而长孙无忌即将权倾天下，在政治上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巨人。 李世民心知肚明地为新朝，为他的儿子李治拔刺开路，也为大唐王朝的国祚延续殚精竭虑。 可怜天下父母心，也难为了那个坐在皇帝之位上的独夫和寡人，即使已经忘情，或者在某个夜深人静时分，也依然会想起那些可能的点点遗憾吧。 但历史的车轮，总要前行。 李世民不想将高句丽之祸遗留到李治手上，虽然攻灭高句丽，是李治的宿命。 李世民不是一个莽夫，他和隋炀帝杨广不同。 杨广虽然贵为大隋的天子，但在征伐高句丽一事上，更多的只是一种不服输，盲干莽干蠢干的不理智行为，他历次的征伐，在战略和战术之上，并没做更多的改进。 杨广一味贪大求全，想以绝对人数的优势，压服高句丽。 但李世民成长于马背之上，一生之中，经历无数次惊心动魄，生死一瞬的大战，对于兵凶战危，早就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和判断。 在辽东和高句丽的交手，让李世民对高句丽这个民族刮目相看。 要想彻底征服高句丽，并不容易，并且需要彻底改变战法。 李世民根据高句丽的弱点，准备从两方面着手。 此次征伐，受阻于辽东的山城体系，对于这种自给自足，各自为战，全民皆兵，依靠天时地利，坚壁清野的战法，要想取胜，虽然困难，但并非全无办法。 要想从根上击溃这个山城体系，就必须让他们的供给无法持续，只有让他们自行崩溃，才可以从外部征服他们。 李世民的对策，是“袭扰战”。 这种战法的核心，是派出小股军队，深入辽东，以战养战。 逢弱战之，逢大扰之，毁其农时，坏其耕稼。 长期日积月累之下，就会让高句丽的山城民不聊生，陷入十分困顿的境地。 没有粮食，民众每天生活在死亡和缺衣少食的边缘，这种袭扰战，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山城居民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物资。 第二个方面，是加快在朝鲜半岛开辟第二战线。 让高句丽真正顾此失彼，首尾不能相应，现在半岛的局势，有新罗在后牵制，只要让新罗扯住高句丽人的脚步，成功必然不远。 当这两方面都成熟后，只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全面出去，必定可以一举灭掉高句丽。 事实上，这也是李唐王朝攻灭高句丽的最终的最高的战略，虽然唐高宗李治一朝略有改进，终归不出这个框架。 而出此奇策的人，有人认为就是当世大将李世绩。 事实上，第一批率队进行袭扰战的人，李世绩就是陆军的主将。 相对于高句丽孱弱的海军而言，隋唐两朝，从来没有忘记从海上向高句丽进攻。 为了达到“数年之间，（高句丽）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的战略目的。 对高句丽的袭扰战，是大唐对高句丽战争的国策，在李世民和李治二朝，总计发动了五次成规模的袭扰战。 贞观二十一年三月，水陆两军，第一次出征。 陆军由李世绩挂帅，但并非是大规模出兵，而是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精兵，更机动和充满战力。 水军由牛进达率领，反倒要更强盛，达到了万人的规模。 由于只是打打停停，骚扰抢劫，让高句丽陷入困顿的目标，这两路人马，都所向无敌，战果丰硕。 李世绩顺利渡过辽水，这意味着在李世民征伐高句丽之后，辽东各城，虽然又重新被高句丽控制，但他们在辽水一线的防御，已彻底崩溃，辽水防线，形同虚设。 辽东各城，大概也只能自守而已。 可见战争对高句丽的损伤也是非常巨大，毕竟战争拼的就是国力，看谁承受得住，捱得起消耗，谁就可以等到最后的胜利。 以小敌大，小国，始终是经不起人员和财产的消耗的。 五月，李世绩如入无人之境，经南苏等城，面对唐朝的精锐骑兵，高句丽人被打怕了，只能采取固守山城的策略。 李世绩也不求己甚，放火焚烧了他们的外城而去。 对于山城之外，粮食田地物资等全部实行破坏政策，当李世绩顺利完成所预定的任务之后，他兵不留行，率军西渡辽水，进入休整期，以等下次再来。 而牛进达的水军，似乎进入了一些新的区域。 七月，他们深入高句丽腹地，大小百余战，战无不胜，收获满满。 他们甚至于顺路攻占了一个叫石城的山城。 牛进达还和高句丽人，在复州河畔的积利城，进行了一次万人大会战，但高句丽之众，已是乌合蚁聚，在正面战场之上，根本就不是唐朝正规军的对手。 其实，在历次和隋唐两朝的正面硬刚中，高句丽就没有胜过。 这一战，当场斩首二千名高句丽人。 但这毕竟不是决战，当完成了既定的袭扰任务后，牛进达也主动撤军。 但对高句丽的压迫和袭扰成了李唐的长期国策。 贞观二十二年，第二次袭扰战开始。 此次唐军的水军主帅是万人敌薛万彻，和第一次袭扰战主要在辽东山城为主不同，这次的战线已推进至鸭绿水流域了。 薛万彻的水军人数达到了三万，也远远超出了第一次袭扰时的一万之数，主要是这一片区域，还没有见识到大唐军队的厉害，还有硬仗要打。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泊灼城（辽宁宽甸）之战，就是此行的最重要战役，这也是一次围点打援的战术。 薛万彻在进攻大行城（辽宁丹东）时，吸引了泊灼城主所夫孙率领一万精锐来援。 山城之间互为援助，这在李世民征辽时，辽东山城作战方式已得到明证。 但所夫孙的军队要本不是薛万彻的对手，被他追奔一百里，当阵斩杀。 薛万彻趁机率军围攻泊灼城，但高句丽的山城再一次展示了顽强和坚韧，薛万彻无功而返。 实际上，在陆路一线，大唐的乌胡镇守望将古神感早就对大行城进行过骚扰和破坏。 陆军才去，水军又来，这种连续不断地袭扰，让高句丽防不胜防，也不堪其弊。 高句丽的经济和社会运作，处于长期的战争和高压之下，逐渐达到崩溃的边缘。 高句丽被抹去，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李世民稍微放下心头的重担，如果他能再多活几年，他将亲自让高句丽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如果天不假年，他的儿子和大臣们，终将替自己完成这个愿望。 东北无忧。 但在帝国的北边和西边，依然面临挑战。 除恶务尽，李世民将扫除一切妖魔鬼怪，送李治一个乾坤朗朗的世界。 一路向西。 第314章 名为藩属终坐大，一山二虎难为雄 漠北大草原上的薛延陀，继突厥成为霸主之后，看不清形势，像个跳梁小丑般，自取灭亡。 但他们惹错了对象，以致于历任三主，短短十八年就亡国。 薛延陀的立国，和唐朝渊源极深，本来就是以唐朝的属国形式存在，在东突厥的废墟之上建立。 薛延陀是铁勒诸族建立的民族政权，铁勒四十余部，薛延陀最强。 但他们一直生活在突厥人的阴影之下，作为突厥领地内，最能征善战的强悍战士，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突厥人最优秀的打手，历次战争，都冲在前面。 流血流汗最多，分财得利最少。 并且，还要承受突厥人最为繁重的苛绢杂税，数不尽的力役劳役。 反抗，只是时间和机会的问题。 但薛延陀部落过多，而且分散，分属于东西突厥，当突厥人势强时，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委屈求全，但势易时移，薛延陀的机会终于来了。 东西突厥大战，东突厥势微，战火烧遍大草原每个角落。 居于金山的薛延陀七万帐，在夷男的带领下，东归漠北，和漠北铁勒诸部，如回纥、拔野古、同罗等部落，汇成一体，组成了反抗东突厥颉利可汗的联盟。 在连续三次同东突厥的大战中，铁勒诸部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直接导致颉利可汗失去了在漠北大草原的生存空间，只得率领余部，南渡大漠避祸。 最终在李世民派出以李靖为首的军队的清剿之下，东突厥溃败，颉利可汗本人也被俘入长安，东突厥终于亡国。 但一王死，一王生。 茫茫大草原，必定有主，薛延陀在各部落之中最强，但还不是绝对的强势，没有绝对的权威，薛延陀需要强大外援的认可和支持。 灭亡东突厥，如日中天的中原大国，李唐王朝，天然就是薛延陀的宗主国。 薛延陀和唐朝是老朋友了。 贞观二年，颉利可汗已被驱逐到漠南，薛延陀夷男被铁勒各部推举成为可汗，但他是外来户，加上薛延陀虽然占优，却没有绝对的优势，其余各部族的力量，也足以和他们抗衡。 在此情势之下，夷男并没有着急上位，而是向唐朝进贡，以期取得唐朝的认可和支持。 当时，东突厥已经残败，却并未灭亡。 李世民为了彻底解决突厥为患北方草原一百多年的历史，决定联合薛延陀以南北钳制突厥。 于是，唐朝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且，为了明确在大草原上对夷男的支持，更进一步赐给夷男宝刀和宝鞭。 “汝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 夷男诚心感德，曾经以心悦诚服的口吻说过，“我本铁勒小帅，天子（李世民）立我为可汗。” 唐朝自此成为了薛延陀的宗主国，二者度过了一段蜜月期。 贞观四年，东突厥被李靖扫平，薛延陀率众上书，大小部落的酋长齐集长安，请求立李世民为中外各族的天可汗。 这也是李世民的高光时刻，自此之后，唐朝玺书赐西域，北荒的君长，必称皇帝天可汗，各族大小酋长死亡，必定由唐朝册立他们的后任继位者。 这成为惯例，也是故事，代表了各族对大唐的认可和臣服。 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四年，薛延陀十五次向唐朝派遣使者。 其中朝贡十三次，请求发兵帮助唐朝讨伐高昌和请求结为婚姻各一次，薛延陀既向唐朝尽藩臣之礼，同时也表示效忠。 但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矛盾和斗争。 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对待东突厥。 毫无疑问，作为漠北草原新的主人，薛延陀希望对突厥人斩草除根，以永绝他们重起的希望。 夷男直接上书给李世民说：“突厥反乱翻覆，其未亡时，杀中国人如麻。陛下灭其国，谓宜收种落皆为婢，以偿唐人。” 但奉行天下一空和为了以后制衡薛延陀的需要，唐朝需要适度保持突厥人的力量。 因而，李世民最后将突厥人处在黄河之南河套之地，让其休养生息，并且以此东西延伸，设置州府纳入唐朝的行政版图。 一存一灭之间，矛盾在所难免。 薛延陀时刻担忧和害怕突厥的再次北上，事实上，这也是必然的。 突厥的再次北上，实际上是唐朝和薛延陀的另一个矛盾直接冲突的结果。 那就是领土的争端。 双方势力的发展，在西域即将激烈碰撞。 薛延陀本来就起自于西突厥的金山，因而，当他们在漠北站稳脚跟之后，天然就需要将眼光投向遥远的西方。 薛延陀先拔头筹。 他们先是在和西突厥肆叶护的战争中，大获全胜，将势力推进到准噶尔盆地，接着，又征服了葛逻禄诸部。 最后，贞观八年，薛延陀击溃了盘踞在可汗浮图城的，东突厥残部的阿史那社尔的五万军队。 至此，天山以北的东部地区，成了薛延陀的势力范围。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天山以南，似乎也将归入薛延陀的版图。 但李世民抢先一步发动了对吐谷浑的战争，将青海和天山以南的东部地区，先收入唐朝。 丝绸之路的财富和土地，一样是中原王朝的必得之物，李世民为了经略西域，先是在碛西设置了伊州，然后，为了进一步经略西域，准备发动高昌战役。 高昌夹在唐朝和薛延陀中间，是控扼东西交通，丝绸之路的要道，也是两国必须经营的战略要地。 高昌战役虽然名为高昌，实际的指向性，却是当时西域的霸主西突厥。 为了不使战争增加变数，即使薛延陀主动请缨，想派兵协助李世民讨伐高昌，李世民依然下出了一盘大棋。 这是一招布局深远，算度深广的天才之棋。 李世民要独占天山以南，必然要将薛延陀的势力排除于外，那就需要给薛延陀增加压力，给他找一些事做。 素材的现成的。 李世民借口东突厥的结社率谋反事件，要将河套之地的突厥人，尽数北归，让他们复其故庭，继其先绪。 虽然漠北早已是薛延陀的天下，但漠南之地，也足够突厥人繁衍生息。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相对于在西域的经营，突厥人如果再次北返大草原，显然对漠北的外来户薛延陀，将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薛延陀首要的国策，是驱赶突厥人，稳固自己在大草原的地位。 即使唐朝在其中早就做了调停和居中人，为双方立约。 “尔（薛延陀）在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境；若其逾越，故相抄掠，即将兵各问其罪。此约既定，非但有便尔身，贻厥子孙，长守富贵也。” 从事实和结果来看，李世民让突厥北返，更多的是一种牵制和虚张声势，因为，直到两年之后，突厥人才真正北上渡过黄河。 但这种真实的压力，让薛延陀无法兼顾西域，只能屯重兵于碛北，以待突厥。 这给了唐朝宝贵的战略时间。 唐朝趁势发动了以侯君集为首的交河道行军，高昌被攻灭。 唐朝在高昌故地设置了西州和大名鼎鼎的北庭都护府。薛延陀失去了在西域扩大势力的绝佳时间。 缓过神来的唐朝，正式相助突厥北上。 两个大国，终于要直接开干了。 这就是贞观十五年的诺真水之战。 但此战之前，唐薛二国，早就开始在暗中较量了。 李世民采取了一贯的分化和离强合弱的策略，而薛延陀为了快速加强自己的人口和力量，加大力度说服在中国的原铁勒人回归大草原。 双方都取得了令人满意和丰硕的成果。 李世民先是在贞观十二年，册立夷男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表面上以示尊崇，实际上让薛延陀政出多门，埋下分裂的种子。 甚至，李世民还进行过一个更激进的行动，那就是册立突厥的莫贺咄为可汗，分统铁勒的回纥等族群。 这是直接分化夷男的权力，但因为铁勒和突厥是世仇，此举遭到铁勒人的抵制，并未真正实行。 但由此可见，唐朝的政策，已从刚开始的支持夷男统一铁勒诸部，走向了分化甚至想分裂薛延陀的战略目标的转变。 来而不往非礼也，薛延陀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的手段简单直接而有效，那就是策反在唐朝的铁勒部族。 在南边主要是思结部的四万人口和斛薛部。 而在西边，主要是契苾部落。 作为同一个种族，血脉相连，永远有着莫名的号召力。 铁勒人虽然人在唐境，但心却永远向着大草原，即使他们的故乡和老家并没在漠北草原之上，他们也依然认为，薛延陀政权，就是他们的根，也是他们永远的家。 这是种族和血缘的天然吸引，依靠这种千丝万缕的亲属联系，薛延陀取得了让人惊叹的成绩。 斛薛部最早叛归漠北，但被李道宗追上击破。 最悲壮和可歌可泣的是思结部的北归。 当时，唐朝为了防止思结部北逃，将他们迁入五台，想利用当地群山耸峙，交通恶劣来阻止他们的行动。 但人心是锁不住的。 甚至等到李世绩在诺真水攻破薛延陀回军之后，思结部依然准备冒着极大的风险北上，事实上，遭到前后夹击的思结部落，走入峨谷，已进入绝地。 他们自知再无生还的道理。 在必死的境地下，思结人竟然迸发出惊人的斗志，先杀掉自己弱小的妻子孩子，然后再拼死力战。 在他们不要命的打法下，李世绩只斩杀了五百思结人，俘虏了五千人，大概有三万五千多人，依然向北逃入薛延陀。 明争暗斗，各种小动作都做完了，唐朝和薛延陀终于要聚首见见真章了。 话不多说，真刀实枪来一战。 第315章 有算对无算必胜，忠贞遇背叛不负 始。 李世民摆了夷男一道。 他虽然停了封禅，但显然将这个消息封锁起来，他一边制造继续封禅的假象，一边积极而细致地准备对薛延陀的战争。 有算对无算，李世民赢在了开始。 夷男浑然不知，他按既定的时间，率领二十万军队，向突厥展开了攻势。 突厥人早就得到了李世民的指示，一触即走，并且实行了坚壁清野的政策，将野外的杂草全部烧掉。 没有唐朝的直接支持，夷男根本就不惧怕突厥人，在他的大军压境之下，突厥人即使耍点花招，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他不知道，他有一个强悍而不可招惹的对手，那就是李唐王朝，已经张开血盆大口，择时吞噬他。 李世民早已做好全面的部署。 他总计布置了五道大军，其中东西两道，是防备薛延陀从侧翼对李唐的本土进行破坏，阻止他们入塞掳掠。 另外，对于京城长安的安危，也专门安排了一路军队择机而动。 在薛延陀的正面，李世民安排了李世绩和张士贵两路大军，这是进攻和决胜的主力。 李世民向诸将面授机宜，并且胸有成竹地展望了战争的进程。 他充满自信地指出薛延陀必败：“延陀负其兵力，逾漠而来，途经数千里，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吾先敕思摩（突厥）烧薙秋草，（延陀）粮食日尽，野无所获。” 然后，李世民提出了致胜之道：“卿等掎角思摩，不须前战，俟其将退，一起奋击，制胜之举也。” 这就是李世民的制胜之道，也是他百战百胜的核心精义。 在战争开始之前，他已经将战争的各因素和进程，甚至结果，全部条分缕析，尽数掌握。 李世民一生，善打大仗，富裕的仗。 并且，他真是过于富裕，从不打无把握的仗，也较少在极为困顿的情况下，绝地求生。 他是当世的战略大家，也是绝对一流的战术大家，除了在绝境之中，他没有被考验之外，他是一个完美的，天生的战场指挥官。 他甚至已不需要经历底层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李世民是天生为大场面而生的一代天骄。 进程和结局正如李世民所料。 当薛延陀看见长城内外，烟尘涨天，他们知道，薛延陀不是在和突厥人战斗， 他们是在和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唐军对战，他们已进入了唐军既定的战争轨道。 风声很紧，时势不妙，必须赶快开溜。 失败已不可避免。 代价是必须付出的，薛延陀选择弃卒保车。 大度设立即让夷男先撤，兵分两路，自己留下和唐军周旋。 十二月十七，李世绩在诺真水（呼和浩特）追上大度设。 退无可退，逃无可逃，况且夷男已到达安全之地，既然丑媳妇难免见公婆，那就只能战场上见了。 没有任何取巧，战场之上，实力见真章。 但薛延陀的战法，非常奇怪，他们实行了“四一制” 这种战法是分小队为战，一队为五人，四人下马步战，另一个人手牵五马，当步战击溃敌人时，再乘马追击。 为了保证绝对的纪律和战力，薛延陀制定了严酷的处罚措施，如果后方小队或己方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失于接应和跟进，必死。 这种舍弃游牧民族马背上优势，不以马战为主，而以步战为前的战法，实在是一种非主流战法，但在战斗刚开始时，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唐军前锋是李思摩的突厥军队，他们深切地知道薛延陀的厉害，也许他们被打怕了，刚一接触薛延陀的军队，就立即败退。 薛延陀乘势直追，直面李世绩的汉军主力。 可怕一幕出现了。 薛延陀这种攻势的恐怖之处在于，他们虽然是步战，但他们同样也是草原之上的神箭手，当几轮箭雨下来，排在前面的汉军战马，大部分被射杀。 李世绩当机立断，命令全军下马，进行步战。 汉军展示了大唐盛世的高光，他们的配置，实在已是当世的顶流。 李世绩将他们几百人编为一队，每个步兵，都配一把长矟，这是富得流油的国家和军队才能配备的近战武器。 当几百人齐声吃喝，手持长矟，一起奋进时，薛延陀的军队无法承受这种冲击，他们在唐军的冲击之下，阵形崩溃。 更为致命的是，薛万彻的骑兵队伍适时出现。 熟悉的一幕出现了。 步战胜利，马队追击收割。 但现在是薛延陀成为被宰割的一方，他们的士气立即崩溃。 胜负已定。 大度设只身逃跑。 此战唐军斩首三千人，擒获了薛延陀五万余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其余的薛延陀残部在北退漠北途中，又遇上了大雪，人马冻死者十之八九。 这是薛延陀无法承受的惨重失败，但即使如此，他们在大草原的影响，却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他们依然是大草原上当仁不让的霸主。 他们的命令也可以遍及每个角落。 这可以从各部族的向心力上得到明证。 薛延陀在西方的统战和策反工作，卓有成效。 契苾部落，曾经和薛延陀在西突厥境内成立过契苾薛延陀汗国，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年时间，但他们曾经是一起流过血，上过阵，杀过敌的过命交情。 即使薛延陀在诺真水被唐朝打败，但当薛延陀在招抚契苾部落时，没有任何犹豫和意外，他们立即倒向了薛延陀。 李世民的大将契苾何力，在回部落省亲时，就遭遇到神奇的一幕。 契苾部落当时已落魄无依，早已归顺唐朝，被安置于凉州。 李世民曾经让契苾何力回凉州省亲，顺道安抚部落，但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当契苾何力刚回部落时，他就被族人挟持，让他拜见归顺薛延陀夷男。 这是赤裸裸的背叛。 何力大惊失色，但非常坚定地说：“主上（李世民）厚恩如此，奈何遽为叛逆！” 但他的族人振振有词地说：“夫人，都督（何力的弟弟）先已诣彼，若之何不往。” 显然，虽然唐朝对契苾一支恩重如山，但以民族情怀而论，在大是大非面前，契苾依然全部归心于漠北的薛延陀政权。 血浓于水，不是有恩不报，而是留待日后再报。 李世民海纳百川，待人以赤诚，也能得到别人的忠心回报。 但契苾何力严词拒绝道：“沙门（何力的弟弟）孝于亲，我忠于君（李世民）必不汝从。”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何力被族人强制扭送到夷男（真珠可汗）牙帐前，何力知道形势如此，今日可能是尽忠之日了。 他箕踞而坐，拔出佩刀面向长安的方向，悲愤但坚定地说：“岂有唐烈士而受屈虏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 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何力一刀割下自己的左耳，立誓必如所言。 夷男真珠可汗准备杀一儆百，但被他的妻子制止了。 契苾何力虽然不能为夷男所用，却不必杀掉，他还有大用。 不久之后，李世民知道了契苾何力进入薛延陀的消息，他气定神闲地大臣们说：“必非何力之意。” 显然，李世民对自己，对契苾何力都有着绝对的信心和信任，这是一种生死相托，至此不渝的相信和绝对的信任。 这种纯粹的感情，以政客的身份或是政治上，已经无法想象。 大臣们很难和李世民共情，当时，薛延陀招揽同族的声音，早就传遍了唐朝的朝廷。 他们忧心忡忡地说：“戎狄气类相亲，何力入薛延陀，如鱼趋水耳。” 但李世民依然对契苾何力展示了绝对的信任，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然，何力心如铁石，必不叛我。” 这个争论很快就有了结果。 恰好有一个使者，从薛延陀来到长安城，详细向李世民述说了何力严辞拒绝夷男的情形。 李世民回首向北，极远之处，那是他的大将，也是他李唐的忠臣，当日的心惊，如今只剩下无尽的牵挂。 何力必须归唐，忠臣必被奖赏。 薛延陀的使者此来，其实是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替夷男求婚。 但这次求婚，却伤及了薛延陀的根本，经此一事，大草原上的巨无霸，即将轰然倒塌。 第316章 一战二婚延陀败，三主十八见终章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诺真水之战，薛延陀损失惨重，已伤了元气。 大草原上，永远奉行谁的拳头硬，谁就更有发言权，要想改变现在岌岌可危的现状。 就必须向李唐低头。 只有重新赢得李唐的支持，才可以在大草原上名正言顺地扩展势力，并且统治各族。 国与国之间，利益为先，这种对话和解，存在可能。 战后，李世民曾经在长安城让薛延陀的使臣给夷男带话。 他先是严厉批评了薛延陀自取其辱的行为，“尔责突厥牛羊，又勒首领侍卫，我今最处尊大，亦须征发于尔，我既不为，尔安得妄作。” 然后，李世民让夷男深自反省。 “举措利害，尔当自思。” 显然，两国虽然已经交兵，但国与国之间，打打和和，和和打打，本就是常态，李世民并未关上和夷男对话的通道。 夷男感受到李世民的善意，也接纳了他的建议。 诺真水之战的第二年四月，夷男派遣专使至长安，向李世民请罪。 九月，夷男更是表现出极大的诚意，他再一次派遣他的叔父出使长安，这次他带来了一份厚礼。 夷男向李世民献马三千匹，貂皮三万张，还有一个玛瑙镜，以向唐请婚。 李世民接受了夷男和好的请求。 唐朝和薛延陀曾经有过蜜月时期。 他对夷男的使者充满豪气地说：“延陀（夷男）本一部落俟斤，本我所立，始十余年，自算何如颉利之众，而侵我边疆。我才发甲骑，倾其部落。尔欲与我为冤，不过欲费我边境十羊五马耳。今见尔遣使谢罪，舍尔前过，情好如初。” 但对于夷男的请婚，李世民并没有当场应允。 也许，李世民心中也犯了嘀咕，夷男新败之后，这个请婚，到底有多大的诚意，或者说对李唐而言，有多大的意义？ 李世民召集大臣们讨论此次和夷男结亲之事。 他先开诚布公地讲述了对待漠北薛延陀的政策以及可能的后果。 “北狄代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唯有二策。“ 李世民先是充满豪气地讲出决战之法。 “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 李世民接着缓缓说出自己深思熟虑的第二条对策。 “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即生子，即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 房玄龄首先发话，“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 当时已是贞观十六年，贞观盛世，早已声名在外，但当时宰相，依然认为户口数不及隋时一半，可见，唐朝的国力和人口数，并没有想象中的充盈和强盛。 或者，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强化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更多地想当然。 显然，贞观之治，贞观盛世，相对于隋末而言，当然是君明臣贤，物阜民丰，但更大的可能，却是李世民光耀千古的武功，让后世足以高山仰止，再加上其不可复制的进谏纳谏之风，才成其一代神话。 李世民成长于战时岁月，对下层民情，大有体会，他欣然接纳了房玄龄的意见，或者说这也是他本人的意见。 和夷男的和亲，大体上让唐朝，解除了长年征战的烦忧，又有时间可以休养生息。 李世民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夷男。 和漠北的霸主薛延陀联姻，这是政治上的大事，李世民同时通知了吐蕃和突厥。 未来似乎变得美好。 在大唐国内，即使是五尺童子，也都知道唐薛的联姻，当作一段佳话，传诵流转。 这似乎是一场板上钉钉的结亲。 夷男也这样么想。 第二年，夷男再展示了一次大手笔，也是他最大的诚意。 为了感谢大唐的赐婚，他派遣他的侄子再次进入长安，向李世民献上一份举世无匹的重礼。 夷男献上了五万匹马，一万匹牛、橐驼，还有十万口羊，这配得上一个大可汗的聘礼，足以让人叹为观止。 可见，政治型的婚姻，高质量的婚姻，自古至今，大到帝王，小到平民百姓，结个婚都不那么容易。 但这个婚真还不好结。 因为出了一个岔子。 竟然有一个人，只说了一句话，就让这桩全世界瞩目的婚姻，嘎然而止。 这个人是李世民的爱将契苾何力。 他被族人挟持到夷男的牙帐前，因为宁死不降，差点被夷男砍头。 契苾何力坏夷男的大事，显然并不是为了泄私愤，当他被李世民赎回后，将自己在薛延陀所见所闻，向李世民详细无遗地汇报。 因为诺真水之役，薛延陀家家户户，都折损子弟，其实已经和唐朝结下解不开的深仇，夷男或者真想和唐朝结亲，但薛延陀的上层，甚至整个领导层，却早已对唐朝敌意满满。 李世民本来就在结亲之上，有些犹豫不决，现在更是认为夷男此举只是权宜之计，想借唐朝的大旗，重新在大草原上立住脚，而自己靠和亲去实现和平的计划，可能根本无法达成。 和亲大计，甚至有可能成为养虎遗患的大漏招。 但和亲的话已经放出去，全天下都已知道，这是李世民亲口许诺的婚事，如果现在反悔，势必在历史之上留下骂名。 绝婚是必须的，但如何绝婚悔婚，就是个艺术性的事情了。 办法总是有的。 契苾何力贡献了一个诛心之计。 他让李世民通知夷男，说李世民准备亲自送公主至灵州，让夷男来灵州迎亲。 并且李世民向夷男再一次提出了天价的聘礼。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唐朝的拖延之计，想让夷男知难而退。 但夷男有自己的考虑，他对族人说：“我本铁勒之小帅也，天子立我为可汗，今复嫁我公主，车驾亲至灵州，斯亦足矣。” 于是，为了准备和李世民灵州之会，夷男再一次倾其国库所有。 但薛延陀本来就没什么积蓄，在向唐朝请婚和谢婚的两次进贡后，更是一清二白，于是，只有向各部落横征厚敛，弄得民怨沸腾。 但这只是悲剧的开始。 夷男搜刮来的聘礼，由于路途遥远，中间又要经过沙碛，缺水乏草，羊马大多死于路上。 聘礼未备，夷男无法按期到达灵州。 李世民立即做出反应，他先是下令停幸灵州，然后又下诏，停止和夷男的结亲。 大国天子，在婚姻上，出尔反尔，实在是让天下人耻笑，这也是一桩实实在在的政治丑闻。 以仁义礼智信标榜的中原大国，脸面上也挂不住了。 李世民的绝婚，即使是在当时的年代，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 褚遂良大义凛然地上了一篇雄文，指责李世民说：“陛下虑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临事，忽然乖殊，所惜犹少，所失兹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边境不得无风尘，西州、朔方能无劳扰？” 然后，褚遂良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大发牢骚说：“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士（唐朝）以此无信而怀惭，不可以训兵戎，不可以励军事。” 没有任何疑问，遭到玩弄的薛延陀，在北方边境重启战事，而突厥人也在唐朝的唆使下，和薛延陀再次开干。 但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的绝婚，给夷男和他的统治和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自此之后，夷男在大草原上被传为笑柄，而部下也逐渐和他离心离德，人心已乱，士气已散，队伍不好带了，国家也不好管理了。 再加上薛延陀的政权，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聪盟，各大部落实际上具有极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夷男所真正能控制的，绝对效忠他的，只有他的本部，但经诺真水一战，本就损失惨重，再加上绝婚事件后，夷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薛延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 但他们在军事上依然表现出强悍的实力。 在将突厥人赶到河套之地，并且李思摩单骑入长安后，突厥人事实上，已经无法再对薛延陀构成威胁。 当世仇被灭，薛延陀立即开始和唐朝，再次修复关系。 毕竟唐朝是当世的巨无霸，薛延陀要想在大漠立足，就必须重新和唐朝建立融洽的关系。 夷男毕竟是一国的可汗，他抛弃前嫌，再次遣使同李世民通好朝贡。 李世民理亏在先，对夷男的示好，他并未全部放下防备之心。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征伐高丽前夕，他对薛延陀的使者说：“语尔（夷男）可汗，我父子并东征高丽，汝若能寇边，但当来也。” 但夷男保持了克制，不但没有发兵相侵，甚至还致书给李世民，愿意出兵相助，征伐高丽。 李世民虽然拒绝了夷男的派兵，却下诏褒奖了夷男的忠心。 夷男并没有食言，虽然高丽想策反夷男，让他发兵牵制唐朝，但夷男不为所动，保持了善意的中立。 但好景不长，九月，夷男病逝，李世民在辽东听到消息，特地在军营之中，为夷男设祭发哀。 夷男死后，薛延陀风云突变。 他的嫡子叶护可汗，杀死了庶长子突利失，叶护自立为多弥可汗。 但他性情多疑暴烈，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大肆诛杀夷男时代的大臣，而将自己的亲信安置到重要岗位。 多弥可汗的清洗行动，迅速残暴而直接，加上他上位根基还浅，这导致了薛延陀国内充满了不确定性。 最重要的是，多弥可汗下了一步让自己万劫不复的棋。 为了转移国内的压力，他将眼光望向了南方，他想通过战争树立自己的威权，和进一步打击异己。 于是，他发兵攻击唐朝的边境。 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即使李世民身在辽东，唐军依然展示了可怕的实力。 执失思力在夏州和多弥可汗相持，他故意引诱多弥悬军深入，然后再全力和他决战。 多弥一战而退，被执失失力渡河追逐六百里。 多弥可汗退走之后，又重新进犯夏州，但又一次无功而返。 薛延陀已是强弩之末，再也无能为力了。 当李世民回师长安，多弥迎来了自己的宿命，他已经不堪一击。 他被唐军一支偏师击败，多弥可汗的失败引发了薛延陀国内的大乱。 他最终被回纥彻底击败，所有宗族也被斩尽杀绝。 薛延陀本部只剩下七万多人，他们推立了夷男的兄子为伊特勿失可汗，本来准备回归他们的源起之地金山。 但在唐军和回纥联军的进逼之下，前进无路。 无奈之下，薛延陀在李世民的允许下，去掉可汗的称号，想借居在郁督军山以北。 但除寇务尽，穷寇必追。 贞观二十年，李世民再一次反悔，为了免留后患，他派李世绩直捣黄龙。 这时的薛延陀，已经没有一战之力，为了保留本族的血脉，薛延陀的梯真达官率众投降。 而伊特勿失可汗惶惧不知所为，只能率领亲信躲进山谷。 但天下之大，再无他们容身之处，最后也只能向李世绩投降。 此战李世绩共俘虏三万五千多人，不久之后，李道宗再接再励，又击杀薛延陀余部一千多人。 盛极一时的薛延陀，历任三主，历时十八年。 终于亡国。 偌大的世界，已臣服于李世民的脚下，现在只剩下在西域的西突厥，还有一战之力，也还有一讨的价值。 西域之战，是李世民武功的顶峰之战。 第317章 一中二立三登场，西域自古皆我土 大唐对西突厥的国策，历经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尝试联姻，然后保持中立。 武德元年，李渊是大唐的皇帝，西突厥的统叶护就曾遣使朝唐，以观察东方大国的虚实。 当时，李渊承受着东突厥的巨大压力，想拉拢西突厥对抗东突厥。 但这并不符合西突厥的利益。 统叶护虽然表面答应，但背地里却又向东突厥说自己无意东进，以示两不相帮。 但到了武德八年，随着李唐已成长为令世界颤抖的中原大国，统叶护长袖善舞，主动贴上自己的热脸，想和唐朝联姻，以期在东西突厥之争中，为自己谋得最优胜的战略地位。 此一时，彼一时也。 家底丰厚的李渊，认为西突厥和唐朝相隔太远，缓急之间，无法相助，两国之间，无利不早起，李渊本来想拒绝，但裴矩一番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今北狄方强，且当远交而近攻，臣谓宜许其婚以威颉利；俟数年之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 当时，李唐最危险的敌人，是漠北大草原上的东突厥颉利可汗，联姻西突厥的统叶护，分化东西突厥，显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李渊派出高平王李道立为特使，商量具体的联姻事宜。 但当时唐朝和东突厥连年开战，沿途的道路并不太平，直到李世民贞观元年，李道立才从西域返回长安。 统叶护显示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献上了万钉宝钿金带，以及五千匹马，作为迎娶公主的聘礼。 但这桩婚姻，因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成了李唐新的皇帝而被搁置。 再加上颉利可汗为了避免西突厥坐大，千方百计想阻挠此门婚事，威胁统叶护说：“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而过。” 话虽轻，结果却不可忽视。 因而，此次联姻终于无疾而终。 很快，统叶护被杀，西突厥内乱。 战争的双方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争取更多的同盟，都派出使者，向唐朝求婚。 但李世民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高超的策略，他一视同仁地拒绝了双方的请求。“汝国扰乱，君臣未定，战争不息，何得言婚。” 并且，他让双方各保所部，无相征伐。 这是一种坐山观虎斗，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 但西突厥泥孰继位之后，唐朝对西域的政策，进入第二个阶段。 西域必下，西域也必须归入唐朝的版图。 这是李世民想要开疆拓土，恢复汉晋雄风，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更现实的因素是因为西域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沿边当地小国，从内心里也想依托唐朝的力量，和气生财，共同发展。 内外交结之下，李世民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了这一片遥远而神秘的热土。 但李世民一直缺乏在西域可靠的代理人。 直到泥孰可汗出现。 虽然泥孰可汗只在位两年，但他在唐朝和西突厥的关系史上，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他很年轻时，就曾经作为使臣到过长安，并且和雄心壮志，早就想经营四方的李世民成了八拜之交的兄弟。 贞观六年，当泥孰成为西突厥的可汗之后，他立即遣使东入长安，请求得到李世民的认可和支持。 李世民终于等到了这个进入西域的绝佳机会。 自此之后，泥孰系一直成为唐朝政府，官方明确支持和承认的西突厥法统。 即使换了一茬又一茬的可汗，纵使虐了李世民千遍万遍，唐朝依然待泥孰系如初见时不变。 在此一时期，唐朝希望通西域过泥孰系的影响，达到唐朝不直接动武力，却又能发挥宗主国地位，成为超然的皇帝天可汗羁糜制下的美好热土。 但泥孰系并不经打，经常被他的对手按在地上摩擦。 西突厥另一对立派，乙毗咄陆可汗横空出世，成为令整个西域瑟瑟发抖的霸主。 形势的变化，让唐朝在西域的政策，进入第三队段，那就是亲自下场，进行直接的武力介入。 贞观十四年，唐朝发动了以侯君集为统帅的交河道行军。 灭高昌，建立西州和安西都护府，加上早先建立的伊州，以及可汗浮图城，三地互为掎角，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坚固桥头堡垒。 任何事情，只要开始，都不晚，只要开始，也必然有大动作。 唐朝的最直接对手，就是西域霸主乙毗咄陆可汗。 乙毗咄陆可汗当时如日中天，势不可挡。 唐朝征服高昌之后，首任安西都护府都护是乔师望，他担负起将西州变为唐朝西陲最稳固基地，并且孤立和打击乙毗咄陆可汗的任务。 乔师望完成了一半的任务。 乔师望的统战工作完成得相当出色，除了那些反唐骨干争子，他对于其他的高昌文武官员，既往不咎，并且量才留用，授与新职。 他废除高昌故有的一些苛绢杂税，让高昌原有的臣民，都可以在新的世界之中，找到一席之地。 乔师望抗衡乙毗咄陆可汗的策略是和泥孰系互相依靠，共进共退。 但他遭遇了失败。 当时的泥孰系由沙钵罗叶护可汗统领，但他根本顶不住乙毗咄陆可汗的攻势，他本人也被杀身亡。 乔师望也被调任夏州都督，郭孝恪成为第二任（行）安西都护。 郭孝恪是一个正确的人。 在他主政安西的七年内，唐朝在西域同西突厥的斗争，取得了连续和辉煌的成功。 郭孝恪是李唐老资历的军头。 他属于李世绩一系，最早跟随李密造反，后来李密被诛之后，他被李世绩委派，进入长安向李渊述职。 他的成名之战是在李世民一战擒双王时，贡献自己绝佳的策略。 “（王）世充日蹙月迫，力尽计穷，悬首面缚，翘足可待。（窦）建德远来助虐，粮运阻绝，此是天丧之时。请固武牢，屯军汜水，随机应变，则易为克殄。” 最终，李世民顶住压力，取得了至关重要的武牢关之捷，最终将王世充和窦建德一网打尽。 李世民并没有独揽功劳，在战后的洛阳庆功宴上，他对着众将，毫不吝啬赞美之辞说：“郭孝恪谋擒建德之策，王长先龙门下米之功，皆出诸人之右也。” 当此国家用人之际，久经历练，深得李世民信任的郭孝恪被派到了最艰苦的安西前线。 安西迎来了灿烂的春天。 郭孝恪非常现实，他属于强硬的主战派，和乔师望的政策大相径庭。 他认为要对付乙毗咄陆可汗，就必须以武力取胜，只有在战场之上，才能赢得尊重，才能让大唐的旗帜迎风飘扬。 况且，乙毗咄陆可汗现在开始作妖。 他扣押了唐朝的使者，并且使者他随军征伐，在战场之上，他大言不惭地向唐朝的使者说：“我闻唐天子才武，我今讨康居，尔视我与天子等否？” 乙毗可汗自比声威震天下的武功盖世的天可汗李世民，狂妄自大至无以复加，但郭孝恪并非有勇无谋，他开始加强和积蓄自己的力量，以备决战。 他想出了一招以内地罪犯充当边军的策略。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正式下诏：“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自首以应募。” 这些罪犯是双刃剑，他们在中原犯罪，现在得到一个可以免罪的机会，他们本来就是好勇斗狠，身怀怨气的人，足以被郭孝恪训练成一支斗志昂扬的军队。 同时，郭孝恪也具备良好的私人性格和领导感染力。 对待属下和士民，开诚布公，一视同仁，很能得到别人的尽忠和死力。 一切准备就绪。 乙毗咄陆可汗首先发难，他派兵侵犯西州。 郭孝恪初试莺啼，亲自率领二千精骑，一败乙毗于乌骨，再解天山之围，接着又在遏索山斩首千级。 这三次战斗，稳定了西州的形势，打出了大唐的声威，并且引发了连锁反应。 乙毗咄陆可汗在压力之下，内部又出问题了。 这源自分赃不均。 本质上而言，游牧民族的政权，采取的是一种掳掠，而非建设性的财富积累方式，是一种拿来主义。 当然，这种直接的拿来主义，需要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做支撑。 相对而言，各个部落和种族，都有各自的小算盘，难免会有分赃不均的时候。 但乙毗咄陆咄可汗太贪了，并且太残暴了。 他在攻打康居和米国的过程之时，惹怒了部下泥孰啜（官职），双方发生了争持，但乙毗咄陆处理的方式简单粗暴，他直接杀人夺货。 主帅被杀，激怒了泥孰啜的帐下大将胡禄屋，他立即举兵袭击咄陆可汗，双方互相攻击，并且多方联系强援，西突厥顿时乱成一锅粥。 乙毗可汗遭到失败，他退保吐火罗，并且将大臣劝自己返回王庭根据地，以期东山再起的建议置之不理。 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乙毗可汗过于托大，他认为自己是大可汗，一呼百应，部下会誓死跟随。 但他失望了，当他渡过叶水，到达石国时，他的左右都已逃散殆尽。 无法可想，无路可走的乙毗咄可汗，只能亲自出去招纳旧部，但他的力量太弱了，他再一次被背叛。 阿悉吉部落发兵攻击了乙毗，他只得龟缩于白水胡城，再也无能为力。 弩矢毕部再一次请李世民立泥孰的从孙为（乙毗）射匮可汗。 西域即将改头换脸，进入新的时代。 事实上，乙毗咄陆可汗败亡如此之速，和他在焉耆之战中的失败密切关联。 焉耆之战，是唐朝和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大战要战重战。 第318章 焉耆虽小实为大，两国烽火起五城 焉耆身不由己，这是小国的悲哀。 焉耆本来是泥孰系的大本营， 侯君集灭高昌之战，焉耆成为唐朝的盟友，战后获得了自己失去的三城，还有一千多被掳的人口。 但情势逐渐发生了变化。 贞观十四五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势盛之时，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屈服于乙毗可汗的淫威。 西突厥监统大臣屈利啜，为了将焉耆王室彻底拉下水，为自己的弟弟迎娶了焉耆王的女儿，将双方深度捆绑。 而射匮可汗被立，乙毗咄陆失势之后，焉耆依然还和乙毗咄陆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乙毗咄陆的势力开始退却，原属于他们控制的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城市，就成为唐朝必须经营的战略重地。 焉耆首当其冲，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贞观十八年，郭孝恪请求主动出击，李世民批准了这一计划，以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直指焉耆。 郭孝恪是个行动派，他率领三千精兵，磨刀霍霍。 天佑大唐，老天给郭孝恪送来了一个天然的帮手。 在郭孝恪即将发兵之时，焉耆王的弟弟栗婆准兄弟三人，投奔郭孝恪。 这也是大势所逼，不得不然。 当时，在西域，西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和唐朝支持册立的射匮可汗，势不两立，小的国家，必须也只能选边站队。 以形势而论，射匮可汗的局面要优胜，但焉耆多年来在屈利啜（属于乙毗可汗系）的经营下，已深度成为其附属，无法回头。 但焉耆国内的反对势力，却认为这会给焉耆带来灭顶之灾，于是，他们这一派中以焉耆王的弟弟为首，主动向郭孝恪投诚。 这是天大的喜事，郭孝恪立即以栗婆准为向导，直抵焉耆都城。 焉耆王龙骑支并不惧怕。 因为都城四面环水，是一个绝地，而西突厥乙毗可汗也早就对他承诺，一旦有变，将全力支援。 但龙骑支失望了。 他既看轻了郭孝恪，也看重了屈利啜。 郭孝恪久经大风大浪，小小焉耆都城的防备，在他眼里，不过小菜一碟，他命令士兵潜水而渡，先隐藏起来，等到天明时分，全军一齐鼓噪，奋力登城。 一鼓作气，一击而下。 郭孝恪俘虏了焉耆王突骑支，将他送至长安。 郭孝恪留下栗婆准监摄国事，撤军回到西州，这其实也是唐朝的一个弱点，那就是虽然可以取得一城一地的胜利，但却缺乏足够的兵力去巩固和善后。 西突厥看准了这一点，屈利啜的反击来得非常迅速。 三天之后，屈利啜大兵临境，栗婆准没有还手之力，被其囚禁。 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屈利啜虽然得势，但在乙毗可汗失势的大局面下，他也没有固守的资本，西突厥的射匮可汗捡了个大便宜。 按照惯例，被唐朝册封的射匮可汗（泥孰系）需要向唐朝报告军情的发展。 但这次射匮可汗派出的使者，却遭到了李世民的痛骂，“焉耆者，我兵击得，汝何人，辄来统摄。” 射匮可汗当时已在和乙毗可汗的战争中占得先机，但西域广大，他还需要继续打出唐朝这面旗帜，他必须维持表面上的附属关系。 射匮来了阴阳两招。 他表面上听从了李世民的训斥，从焉耆撤兵，但同时，他也狠狠打了李世民的脸。 他将栗婆准送到龟兹斩首，然后立了阿那去为新的焉耆王。 射匮可汗实际上成了焉耆的主宰，兜兜转转，焉耆又回到了泥孰系突厥的手中。 这其实也印证了唐朝虽然已经正式介入西域，但却缺乏足够的力量去统治这么辽阔的地方。 唐朝还没有做好准备，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军事上，以及认识上的。 正如贞观十六年，李世民曾经自怨自艾地说：“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得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征、褚遂良劝朕立麹文泰弟子，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 显然，如果要经营遥远而广大的西域，光靠唐朝现在的人力和架构，即使能胜，也无法固守成果。 要想更进一步，就必须开创新的模式。 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已在心中做了一个庞大而充满希望的构思，在西域这块土地之上，完全可以以夷制夷，他将大规模地启用番将和番兵。 从而可以让中原的将领和战士，成为管理者和协调者。 但西域前线，郭孝恪依然要承受屈利啜的雷霆之怒。 为了夺回焉耆王突骑支，也为了报复郭孝恪，他率领五千劲骑，追击郭孝恪到了银山。 但唐军展示了优良的军事素养和战斗力，在正面决斗中，郭孝恪击败了屈利啜的主力，并且追击了几十里。 西突厥的乙毗一系现在已退出了西域的竞争，但唐朝也没有能力直接统治广大的西域地区。 唐朝亲自培养的泥孰系射匮可汗，已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形势，虽然和唐朝还没有直接撕破脸皮，但双方已经开始了明里暗里的较量。 焉耆的争夺，唐朝首先吃了一个哑巴亏，这事实上已经表明，射匮可汗在塔里木盆地的力量，在飞速发展，他在全盘接收原乙毗系的力量和地盘。 李世民和射匮可汗终于要直接硬碰硬干一场了。 那就是对于阿史那贺鲁所部的招降。 天山以北，西域东部，唐朝和射匮可汗的西突厥也展开了争夺，那就是属于阿史那贺鲁管辖下的处月、处密部落。 贺鲁当时的牙帐虽然远在一千五百多里的多逻斯川，但他却是乙毗可汗属下管理天山以北，西域东部的重臣。 为了接收这部分土地和势力，射匮可汗的方式简单直接，他发兵攻击，追逐贺鲁。 由于乙毗可汗整体已经失势，困居白水胡城，因而，贺鲁孤掌难鸣，被射匮可汗逼迫而节节败退。 同时，唐朝也加强了对贺鲁辖下处月、处密部的招抚和诱降行动。 唐朝负责这一计划的是东突厥的降将阿那忠。 他受李世民委派，和射匮可汗抢时间，比速度，都想在将来的正面战斗中占据先机。 在李世民颁布的《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密诏》中，明确写道：“宣布威恩，招纳降附，问其疾苦，齐其危厄，务尽绥怀之道，称朕意焉。” 为了达到目的，李世民甚至效仿西突厥，在处月、处密部设置了吐屯这个官职，以就近解决部落内的问题。 李世民和射匮可汗对于处月、处密的争夺，都是在按上自己的节奏去做，双方并没有将矛盾放到桌面之上。 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必然会被打破。 事情的起因是乙毗咄陆可汗彻底退出西域。 乙毗可汗虽然困居于白水胡城，已没有任何卷土重来的可能，但久被压制，充满了血和泪回忆的泥孰系，绝对不会就此罢休。 射匮可汗不会放过对乙毗咄可汗的追杀和进攻。 贞观二十年，射匮可汗终于将盘踞于白水胡城的乙毗咄可汗击败，乙毗只能败逃吐火罗，完全失去了对西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乙毗可汗已彻底失败。 射匮可汗成为西突厥真正的王，如何对待唐朝，如何对待李世民，这成了一个问题。 泥孰系确实是在李世民的帮助下，成为西突厥的正统，并且一直得到唐朝的坚定支持。 但国与国之间，本就是利益交往，唐朝此举，不过是借力使力，立一派打一派，以保证自己在西域的利益。 而射匮可汗之所以认唐朝为宗主国，也是希望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并且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当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王，天下地下，再无所畏惧，事实上，他的民族，他的国家，也需要他顶天立地，无所依附地成为真正的唯一。 那和唐朝就需要重新厘定关系。 射匮可汗是地主，掌握了西域的主动权，他决定先抛出橄榄枝。 贞观二十年，射匮可汗遣使入朝，请求唐朝赐婚。 这是一种政治联姻，将决定双方的势力范围和地位。 李世民同意了射匮可汗的联姻，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或者说也是一个通谍。 李世民提出需要射匮可汗，以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五个绿洲国家，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 这反映了李世民对于乙毗咄陆可汗退出西域之后，在现实条件下，对西域势力和地盘重新划分的要求。 李世民的构想是，南北分治，在西突厥完整保持其旧有的西域西部领土外，唐朝占有葱岭以东，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绿洲国家，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耕区。 而射匮可汗则占据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这是传统上的游牧区。 两国关系，依然保持形式上的羁縻统治。 而从射匮可汗遣使求婚来看，他并不反对唐朝保持宗主国的地位。 但是，这次联姻并没有成功。 显然，射匮可汗认为唐朝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西域可以抗衡他。 谈判桌上，谈不拢，就只能在战场之场见真章。 这直接导致了规模宏大的龟兹战役以及昆丘道行军。 这也将是李世民武功的巅峰。 并且，又一个大国，即将消失于历史长河。 第319章 焉耆无罪当其冲，射匮虽强终覆亡 李世民和西突厥射匮可汗之间，必有一战，但什么时候开战，却是个问题。 因为唐朝这一两年，事情太多太忙，一是对高句丽进行第一次扰袭战，二是漠北薛延陀风起云涌。 李世民根本就抽调不出任何时间和精力，来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会战。 贞观二十年，唐朝和西突厥联姻破裂。 但直到一年以后，唐朝平定了漠北薛延陀，在其地设置六府七州，北边无警。 薛延陀的臣服，给大唐增加了最优质的兵源；对高丽的扰袭战，也顺风顺水顺利达到完成预定的目标，东北部也已高枕无忧。 是时候对西突厥射匮可汗展开决战了。 这是一次声势浩大，军容鼎盛的出征。 李唐历史上，第一次用蕃将担任主帅，并且军队主力也是蕃人。 这或者是李世民的无奈之举，又或者是他有意为之。 当时，已是贞观二十一年，是李世民当上皇帝的第二十一个年头，跟随他一起打天下的名将，大都已经凋零。 当世最大牌的军头，只剩李世绩。 但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 李世绩出身于山东豪杰，资历已是最老资格的元老，在朝在野，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比他的同僚们，更健康也更长寿，这让他的影响与日俱增。 李世民在世一日，李世绩必然是忠臣孝子，但如果李世民不在，当世能让李世绩心服，或是能压住李世绩的人，再已找不出来。 连权倾天下，亲密和李世民如同一人的长孙无忌，也不过是可以和李世绩分庭抗礼。 这是一个需要重用，但绝对不能完全放开用的有用之才。 因而，在西域和射匮可汗的决战，李世绩并没有入李世民的眼中，显然，李世绩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如此大集团军行军和决战，必须要有资历和经验相等的大将镇场。 李世民别无选择，他只能将眼光转向功勋卓着的蕃将们。 时势造英雄。 昆丘道行军，行军大总管，原东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铁勒首领契苾何力，都是主力。 他们将闪亮登场。 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这也是属于他们的舞台，自此之后，蕃将们在大唐的军政两界，将谱写属于他们的传奇。 这次行军集中了铁勒十三部，突厥侯王等十余万人，并且，吐蕃君长，吐谷浑酋帅也派兵助阵，再加上大唐安西都护下辖的伊、西、庭三州的兵力，可谓是多族部队，联合作战，沸涌动沙场之地，呼吸振广漠之风，其盛也大，其声也壮。 进军之前，按照惯例，先下一道讨伐的诏书。 这也是史无前例，极为特殊的一道诏书。 虽然名义上是讨伐龟兹，但通篇诏书，没有一个字提及龟兹，更没只言片语提及龟兹的罪行。 这是一篇大而泛之的，言之无物的诏书，或者在诏书的结尾的神之一笔，“今此一劳，永康四表；折兵难再，或失时宜。” 才隐约展露了李世民以经营天下，时不我待的志向。 龟兹是虚，和西突厥射匮可汗决战是真。 昆丘道行军，其志向本来就不限于龟兹，而是借指了整个西域，“自古相传，西域有昆仑山，河源所出。” 昆仑就是西域的象征。 李世民早就对此战役，做了前瞻性的评估，他对侍臣们充满自信地说：”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每怀首鼠，弩矢毕其次也。” 这实际上指明了此次行军的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攻灭龟兹，第二阶段就是和射匮可汗辖下的弩矢毕部直接对抗。 龟兹战役打响。 在战争开始时，唐朝又得到强援。 原乙毗可汗系的阿史那贺鲁主动降唐了。 这让唐朝和射匮可汗的势力对比，发生了微妙而深远的变化。 其实，阿史那贺鲁是被迫降唐的。 作为西突厥乙毗可汗系在西域东部的两大将领，他主管的区域是天山以北，而另一大将领是屈利啜，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等国。 在乙毗可汗系遭到唐朝和射匮可汗的联手打击，沉伦不起时，射匮可汗迅速而疯狂地收割原乙毗系的地盘和势力。 阿史那贺鲁的日子太压抑，太不好过，也看不到出头之日。 也许在那段担惊受怕的日子中，贺鲁曾经想过投降射匮可汗，毕竟他们都是西突厥室点密的子孙，同出一源，血浓于水。 但在中间人如执舍地等三个部落的斡旋，认为贺鲁无罪，可以赦免重用时，射匮可汗还是向他关闭了投降之门。 不仅如此，这三个部落还因为替贺鲁求情，触怒了射匮可汗，想将他们一起治罪。 无奈之下，阿史那贺鲁和这三个部落，总计几千人，一起投降了唐朝。 并且，阿史那贺鲁带来了李世民最想要的礼物，“以王师问罪龟兹，因请前驱，愿为乡导。” 于李世民而言，这是一份天降的大礼，在经营西域时，得一贺鲁，可胜十万兵，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于是，李世民着意安抚贺鲁，在嘉寿殿为他大摆宴席，赏赐给贺鲁数不尽的财富，为了让贺鲁死心效力，李世民还将自己的御衣给贺鲁披上，以示无猜。 贺鲁来的非常及时。 李世民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他立即封阿史那贺鲁为三品的左骁卫将军，并让他担任昆丘道的行军总管。 贺鲁降唐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他原来辖下的处月部落，也立即向唐朝投降，唐朝兵马未动，已得到天山以北的一大强援。 同时，乙毗系原西域东部的另一大首领，高昌的宗主屈利啜见到贺鲁在唐朝得到礼遇，也在七月降唐，并且请求率领所部讨伐龟兹。 真是喜大普奔，开门吉祥。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开头，似乎预示了昆丘道行军会一帆风顺。 事实上，唐军势如破竹，先下处月，处密，控制了天山北部战略要地。 然后，唐军一路直进，直逼焉耆。 射匮可汗所立的焉耆王阿那支望风而遁，西逃龟兹东城，但在唐军大军压境之下，不堪一击，只能再次逃命。 阿那支被阿史那社尔派兵追击，擒而斩之。 龟兹的战斗正面打响。 但龟兹不过是一个小小绿洲城市国家，虽然是地区霸主，却根本不是大唐精锐的对手。 但抵抗是必须的，不战斗几下，怎么可能死心？ 多褐城之战，是双方第一仗，是最大的一战，也是决定性的一仗。 此战之中，阿史那社尔派出了两股先锋，先试了一下水。 先是韩威一军，直面龟兹大将羯猎颠，龟兹看到唐军人少，便放心进攻，韩威按照计划，甫一接触，但佯装败退。 当龟兹人紧追不舍时，他们看到了地平线上韩威和曹继叔的联军，正军容鼎盛，好似张开满嘴的獠牙，择人而噬。 龟兹人知道上当了，但他们再没后悔的机会。 唐军全军冲击，龟兹人大败，被追逐猎杀八十多里。 多褐城之战，龟兹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最精锐的主力，已无再战之力。 龟兹王布矢毕轻骑逃回都城，但在阿史那社尔大军压迫之下，弃城而逃。 穷寇必追，阿史那社尔派骑兵紧追不舍，追击六百里后，布矢毕终于在拔换城落脚。 这是一个军事重镇，有着坚固的防御和力量。 阿史那社尔率军围困，双方实力悬殊，虽然没有意外，但拔换城竟然被围了四十天，才被攻下。 龟兹王布矢毕和羯猎颠被擒。 龟兹战役尘埃落定，但大局并未全定。 拔换城之役，有一个漏网之鱼，他就是龟兹宰相那利，他的报复，将给唐朝带来实质性的灾难。 因为那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联合射匮可汗，杀了一个回马枪，他们的目标是龟兹国都。 那利差一点成功。 当时龟兹国都的防卫者，是安西都护郭孝恪。 他是老资格的军头，又是大唐的本部嫡系人马，确实可以轻松采摘胜利果实，因而，阿史那社尔将他留在龟兹都城，享享清福。 自己率军，拼杀在追逐龟兹王的前线。 这本来是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安排，郭孝恪有足够的兵力和资历以及经验镇守龟兹首都。 但人或者有宿命，又或者有因果，郭孝恪竟然大意失荆州，他在龟兹国都遭遇了惨重的失败，那也是他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李世民曾经在事后不无痛心，又无可奈何地评价说：“郭孝恪今为虏所屠，可为自贻伊咎耳。” 一代天骄，经营西域七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安西都护，竟然马失前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