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大全集》 版权信息 版权信息 书名：厚黑学大全集 作者：石伟坤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5月 isbn：9787550001107 本书由江西新媒体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部 厚黑学 第一编 《厚黑学》原典 第一部 厚黑学 自序 我于民国元年，曾写一文曰《厚黑学》，此后陆陆续续写了些文字，十六年汇刻一册，名曰《宗吾臆谈》，中有一文，曰《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十七年扩大之为一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近年复有些新感想，乃将历年所作文字，拆散之，连同新感想，用随笔体裁，融合写之，名曰《厚黑丛话》。自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每日写一二段，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约有二万字为一卷，每两卷印一单行本，现已写满六卷。我本是闲着无事，随意写来消遣，究竟写若干长，写至何时止，我也无一定计划，如心中高兴，就长期写去，如不高兴，随时都可终止。惟文辞过于散漫，阅者未免生厌，而一般人所最喜欢者，是听我讲“厚黑学”。因将二十三年北平所印《厚黑学》单行本，略有点窜，重行付印，用供众览。 许多人劝我把《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重印，我觉得二书有许多地方，应该补充，叫我一一修改，又觉麻烦，因于丛话中，信笔写去，读者只读丛话，即无须再读二书，因二书的说法和应该补充之点，业已融化丛话中了。 十六年刊《宗吾臆谈》，李君澄波，周君雁翔，曾作有序。十七年刊《社会问题之商榷》，吴君毓江，郝君德，姚君勤如，杨君仔耘，均作有序。一并刊列卷首，聊作《厚黑丛话提要》，俾读者知道丛话内容之大概，苟无暇晷，即无须再读丛话。 《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业已各检二本，寄存四川图书馆，因忆自非家中尚有数本，撮取来一并邮寄南京、北平及其他图书馆存储，借表现在所写《厚黑丛话》与昔年思想仍属一贯也。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宗吾，于成都 绪论 我读中国历史，发现了许多罅漏，觉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败兴衰，和史臣的论断，是完全相反的；律以圣贤所说的道理，也不符合。我很为诧异，心想古来成功的人，必定有特别的秘诀，出于史臣圣贤之外。我要寻它这个秘诀，苦求不得，后来偶然推想三国时候的人物，不觉恍然大悟，古人成功的秘诀，不过是脸厚心黑罢了。 由此推寻下去，一部二十四史的兴衰成败，这四个字确可以包括无遗；我于是乎作一种诙谐的文字，题名《厚黑学》，分为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民国元年三月，在成都《公论日报》上披露出来。那个时候，这种议论，要算顶新奇了，读者哗然。中卷还未登完，我受了朋友的劝告就停止了。不料从此以后，“厚黑学”三字，竟洋溢乎四川，成为普通的名词；我到了一个地方，就有人请讲《厚黑学》，我就原原本本地从头细述。听者无不点头领会，每每叹息道：“我某事的失败，就是不讲厚黑学的缘故。”又有人说：“某人声威赫赫，就是由于《厚黑学》研究得好。”有时遇了不相识的人，彼此问了姓名，他就用一种很惊异的声调问我：“你是不是发明厚黑学的李某？”抑或旁人代为介绍道：“他就是发明厚黑学的李宗吾。”更可笑者：学生作国文的时候，竟有用这个名词的，其传播的普遍，也就可以想见了。 我当初本是一种游戏的文字，不料会发生这种影响，我自己也十分诧异，心想这种议论，能受众人的欢迎，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我于是继续研究下去，才知道厚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渊源于性善说，其价格是相等的。古人说：“仁义是天性中固有之物。”我说：“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说得头头是道，确凿不移。我说：“小儿见了母亲口中的糕饼，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在母亲怀中吃东西的时候，见他哥哥来了，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也说得头头是道，确凿不移。阳明讲学，受一般人欢迎，所以《厚黑学》也受一般人欢迎。 有孟子的性善说，就有荀子的性恶说与之对抗，有王阳明的“致良知”三字，这“厚黑学”三字，也可与之对抗；究竟人性是怎样做起的，我很想把它研究出来，寻些宋、元、明、清讲学的书来看，见它所说的道理，大都是支离穿凿，迂曲难通，令人烦闷欲死。我于是乎把这些书抛开，用研究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学，才知道心理学与力学是相通的。我们研究人性，不能断定它是善是恶，犹之研究水火之性质，不能断定它是善是恶一样。 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俱是一偏之见，我所讲的《厚黑学》，自然是更偏了，其偏的程度，恰与王阳明“致良知”之说相等；读者如果不明了这个道理，认真厚黑起来，是要终归失败的，读者能把我著的《心理与力学》看一下，就自然明白了。但是我们虽不想实行厚黑，也须提防人在我们名下施行厚黑，所以他们的法术，我们不能不知道。 厚黑学论 我自读书识字以来，就想为英雄豪杰，求之《四书》、《五经》，茫无所得，求之诸子百家，与夫廿四史，仍无所得，以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必有不传之秘，不过吾人生性愚鲁，寻它不出罢了。穷索冥搜，忘寝废食，如是者有年，一日偶然想起三国时几个人物，不觉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 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子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了。 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于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国演义的人，更把他写得惟妙惟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所以俗语有云：“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也是一个大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称双绝；当着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子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一堂对晤，你无奈我何，我无奈你何，环顾袁本初诸人，卑鄙不足道，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此外还有一个孙权，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夺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子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丞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着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开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时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后来曹操、刘备、孙权相继死了，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熏陶，集厚黑学之大成，他能欺人寡妇孤儿，心子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帼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我读史见司马懿受辱巾帼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归司马氏矣！”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天下就不得不统一，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我把他们几个人物的事反复研究，就把这千古不传的秘诀发现出来。一部二十四史，可一以贯之：“厚黑而已。”兹再举楚汉的事来证明一下。 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喑哑叱咤，千人皆废，为什么身死东城，为天下笑？他失败的原因，韩信所说“妇人之仁，匹夫之勇”两句话包括尽了。“妇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气，其病根在脸皮不厚。鸿门之宴，项羽和刘邦同坐一席，项庄已经把剑取出来了，只要在刘邦的颈上一划，“太祖高皇帝”的招牌，立刻可以挂出，他偏偏徘徊不忍，竟被刘邦逃走。垓下之败，如果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尚不知鹿死谁手，他偏偏又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我念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些话，真是大错特错！他一则曰“无面见人”，再则曰“有愧于心”。究竟敌人的面，是如何长起的，敌人的心，是如何生起的？也不略加考察，反说：“此天亡我，非战之罪。”恐怕上天不能任咎吧。 我们又拿刘邦的本事研究一下，《史记》载：项羽问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请问笑谢二字从何生出？刘邦见郦生时，使两女子洗脚，郦生责他倨见长者，他立即辍洗起谢。请问起谢二字，又从何生出？还有自己的父亲，身在俎下，他要分一杯羹；亲生儿女，孝惠鲁元，楚兵追至，他能够推他下车；后来又杀韩信，杀彭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请问刘邦的心子是何状态？岂是那“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项羽所能梦见？太史公著本纪，只说刘邦隆准龙颜，项羽是重瞳子，独于二人的面皮厚薄，心之黑白，没有一字提及，未免有愧良史。 刘邦的面，刘邦的心，比较别人特别不同，可称天纵之圣。黑之一字，真是“生和安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厚字方面，还加了点学力，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张良的业师，是圯上老人，他们的衣钵真传，是彰彰可考的。圯上受书一事，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张良脸皮厚罢了。这个道理，苏东坡的《留侯论》，说得很明白。张良是有夙根的人，一经指点，言下顿悟，故老人以王者师期之。这种无上妙法，断非钝根的人所能了解，所以《史记》上说：“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见这种学问，全是关乎资质，明师固然难得，好徒弟也不容易寻找。韩信求封齐王的时候，刘邦几乎误会，全靠他的业师在旁指点，仿佛现在学校中，教师改正学生习题一般。以刘邦的天资，有时还有错误，这种学问的精深，就此可以想见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刘邦天资既高，学力又深，把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除净尽，所以能够平荡群雄，统一海内，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他那厚黑的余气，方才消灭，汉家的系统，于是乎才断绝了。 楚汉的时候，有一个人，脸皮最厚，心不黑，终归失败，此人为谁？就是人人知道的韩信。胯下之辱，他能够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刘邦之下。无奈对于黑字，欠了研究；他为齐王时，果能听蒯通的话，当然贵不可言，他偏偏系念着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昧昧地说：“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后来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九族，真是咎由自取，他讥诮项羽是妇人之仁，可见心子不黑，做事还要失败的，这个大原则，他本来也是知道的，但他自己也在这里失败，这也怪韩信不得。 同时又有一个人，心最黑，脸皮不厚，也归失败，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姓范名增。刘邦破咸阳，击子婴，还军灞上，秋毫不犯，范增千方百计，总想把他置之死地，心子之黑，也同刘邦仿佛；无奈脸皮不厚，受不得气，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王，增大怒求去，归来至彭城，疽发背死。大凡做大事的人，哪有动辄生气的道理？“增不去，项羽不亡”，他若能隐忍一下，刘邦的破绽很多，随便都可以攻进去。他愤然求去，把自己的老命，把项羽的江山，一齐送掉，因小不忍，坏了大事，苏东坡还称他为人杰，未免过誉。 据上面的研究，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得一偏，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时，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致同归失败。但是他们在生的时候，凭其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烜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不负人。 上天生人，给我们一张脸，而厚即在其中，给我们一颗心，而黑即在其中。从表面上看去，广不数寸，大不盈掬，好像了无奇异，但若精密地考察，就知道它的厚是无限的，它的黑是无比的，凡人世的功名富贵、宫室妻妾、衣服车马，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议。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可谓天下之大愚。 厚黑学共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起初的脸皮，好像一张纸，由分而寸，由尺而丈，就厚如城墙了。最初心的颜色，做乳白状，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蓝色，再进而就黑如煤炭了。到了这个境界，只能算初步功夫；因为城墙虽厚，轰以大炮，还是有攻破的可能；煤炭虽黑，但颜色讨厌，众人都不愿挨近它。所以只算是初步的功夫。 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于厚学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刘备就是这类人，连曹操都拿他没办法。深于黑学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买主越多，曹操就是这类人。他是著名的黑心子，然而中原名流，倾心归服，真可谓“心子漆黑，招牌透亮”，能够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渊之别，但还露了迹象，有形有色，所以曹操的本事，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上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这个境界，很不容易达到，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求。有人问：“这种学问，哪有这样精深？”我说：“儒家的中庸，要讲到‘无声无臭’方能终止；学佛的人，要到‘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才算正果；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当然要做到‘无形无色’，才算止境。” 总之，由三代以至于今，王侯将相，豪杰圣贤，不可胜数，苟其事之有成，无一不出于此；书册俱在，事实难诬，读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径，自去搜寻，自然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厚黑经 李宗吾曰：“不薄谓之厚，不白谓之黑，厚者天下之厚脸皮，黑者天下之黑心子。此篇乃古人传授心法，宗吾恐其久而差矣，故笔之于书，以授世人。其书始言厚黑，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厚黑；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面与心，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天命之谓厚黑，率厚黑之谓道，修厚黑之谓教；厚黑也者，不得须臾离也，可离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惧乎其所不黑，莫险乎薄，莫危乎白，是以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厚黑，天地畏焉，鬼神惧焉。” 右第一章：宗吾述古人不传之秘以立言，首言厚黑之本源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厚黑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孝养厚黑之要，终言厚黑功化至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仁义，而充其本然之厚黑，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以下各章亲引宗吾之言，以终此章之义。 宗吾曰：“厚黑之道，易而难。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曹刘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曹刘亦有所不能焉。厚黑之大，曹刘犹有所憾焉，而况世人乎！” 宗吾曰：“人皆曰予黑，驱而纳诸煤炭之中，而不能一色也；人皆曰予厚，遇乎炮弹而不能不破也。” 宗吾曰：“厚黑之道，本诸身，征诸众人，考诸三王而不谬，鉴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侯，圣人而不惑。” 宗吾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厚黑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宗吾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厚黑者而从之，其不厚黑者而改之。” 宗吾曰：“天生厚黑于予，世人其如予何？” 宗吾曰：“十室之邑，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不如宗吾之明说也。” 宗吾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厚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宗吾曰：“如有项羽之才之美，使厚且黑，刘邦不足观也已！” 宗吾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国；苟不厚黑，箪食豆羹不可得。” 宗吾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厚黑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宗吾曰：“道学先生，厚黑之贼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曹刘之道，故曰：厚黑之贼也。” 宗吾曰：“无惑乎人之不厚黑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诞生者也。吾见人讲厚黑亦罕矣！吾退而道学先生至矣！吾其如道学先生何哉？今夫厚黑之为道，大道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宗吾发明厚黑学者也，使宗吾诲二人厚黑，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宗吾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道学先生将至，思窃圣贤之名而居之，则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其资质弗若欺？曰：非也。” 宗吾曰：“有失败之事于此，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厚；其自反而厚矣，而失败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黑；其自反而黑矣，其失败犹是也，君子曰：反对我者，是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用厚黑以杀禽兽，又何难焉？” 宗吾曰：“厚黑之道，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而未尝不可几及也。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身不厚黑，不能行于妻子，使人不以厚黑，不能行于妻子。” 我著厚黑经，意在使初学的人便于讽诵，以免遗忘。不过有些道理，太深奥了，我就于经文上下加以说明。 宗吾曰：“不曰厚乎，磨而不薄；不曰黑乎，洗而不白。”后来我改为：“不曰厚乎，越磨越厚；不曰黑乎，越洗越黑。”有人问我：“世间哪有这种东西？”我说：“手足的趼疤，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尘埃的煤炭，是越洗越黑。”人的面皮很薄，慢慢地磨炼，就渐渐地加厚了；人的心，生来是黑的，遇着讲因果的人，讲理学的人，拿些道德仁义蒙在上面，才不会黑，假如把它洗去了，黑的本体自然出现。 宗吾曰：“厚黑者，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天生庶民，有厚有黑，民之秉彝，好是厚黑。”这是可以试验的。随便找一个当母亲的，把她亲生孩子抱着吃饭，小孩见了母亲手中的碗，就伸手去拖，如不提防，就会被他打烂；母亲手中拿着糕饼，他一见就伸手来拿，如果母亲不给他，把糕饼放在自己口中，他就会伸手把母亲口中糕饼取出，放在他自己的口中。又如小孩坐在母亲的怀中吃奶或者吃饼的时候，哥哥走至面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这些事都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这即是“良知良能”了。把这种“良知良能”扩充出去，就可建立惊天动地的事业。唐太宗杀他的哥哥建成，杀他的弟弟元吉，又把建成和元吉的儿子全行杀死，把元吉的妃子纳入后宫，又逼着父亲把天下让与他。他这种举动，全是把当小孩时，抢母亲口中糕饼和推哥哥、打哥哥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了。普通人，有了这种“良知良能”不知道扩充，惟有唐太宗把它扩充了，所以他就成为千古的英雄。故宗吾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于至而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厚也，黑也。英雄特扩充我面与心之所同然耳。” 厚黑这个道理，很明白地摆在面前，不论什么人都可见到，不过刚刚一见到，就被感应篇、阴骘文或道学先生的学说压服下去了。故宗吾曰：“牛山之木尝美矣，斧刀伐之，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其濯濯也。虽存乎人者，岂无厚与黑哉！其所以摧残其厚黑者，亦犹斧刀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则其厚黑不足以存。厚黑不足以存，则欲为英雄也难矣！人见其不能为英雄也，而以为未尝有厚黑焉，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厚黑日长；苟失其养，厚黑日消。” 宗吾曰：“小孩见母亲口中有糕饼，皆知抢而夺之矣，人能充其抢母亲口中糕饼之心，而厚黑不可胜用也，足以为英雄为豪杰。是之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苟不充之，不足以保身体，是之谓‘自暴自弃’。”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有一种天资绝高的人，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就实力奉行，秘不告人。又有一种资质鲁钝的人，已经走入这个途径，自己还不知道。故宗吾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厚黑者众也。” 世间学说，每每误人，惟有厚黑学绝不会误人，就是走到了山穷水尽，当乞丐的时候，讨口，也比别人多讨点饭。故宗吾曰：“自大总统以至于乞儿，壹是皆以厚黑为本。” 厚黑学博大精深，有志此道者，必须专心致志，学过一年，才能应用，学过三年，才能大成。故宗吾曰：“苟有学厚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厚黑传习录 有人问我道：“你发明厚黑学，为什么你做事每每失败，为什么你的学生的本领还比你大，你每每吃他的亏？”我说：“你这话差了。凡是发明家，都不可登峰造极。儒教是孔子发明的，孔子登峰造极了，颜、曾、思、孟去学孔子，他们的学问，就比孔子低一层；周、程、朱、张去学颜、曾、思、孟，学问又低一层；后来学周、程、朱、张的，更低一层，愈趋愈下，其原因就是教主的本领太大了。西洋的科学则不然，发明的时候很粗浅，越研究越精深。发明蒸汽的人，只悟得汽冲壶盖之理；发明电气的人，只悟得死蛙运动之理。后人继续研究下去，造出种种的机械，有种种的用途，这是发明蒸汽、电气的人所万不逆料的。可见西洋科学，是后人胜过前人，学生胜过先生；我的‘厚黑学’与西洋科学相类。我只能讲点汽冲壶盖、死蛙运动，中间许多道理，还望后人研究，我的本领当然比学生小，遇着他们，当然失败；将来他们传授些学生出来，他们自己又被学生打败。一辈胜过一辈，厚黑学自然就昌明了！” 又有人问道：“你把厚黑学讲得这样神妙，为什么不见你做出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我说道：“我试问：你们的孔夫子，究竟做出了多少轰轰烈烈的事情？他讲的为政为邦，道千乘之国，究竟实行了几件？曾子著一部《大学》，专讲治国平天下，请问他治的国在哪里？平的天下在哪里？子思著了一部《中庸》，说了些中和位育的话，请问他中和位育的实际安在？你不去质问他们，反来质问我，明师难遇，至道难闻，这种‘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你听了还要怀疑，未免自误。” 我把厚黑学发表出来，一般人读了，都说道：“你这门学问，博大精深，难于领悟，请指示一条捷径。”我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弄一个官来做，并且还要轰轰烈烈地做些事，一般人都认为是大政治家。”我于是传他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和办事二妙法。 （一）求官六字真言 求官六字真言：“空、贡、冲、捧、恐、送。”此六字俱是仄声，其意义如下： 1.空。即空闲之意，分两种：一指事务而言，求官的人，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工不商，不农不贾，书也不读，学也不教，一心一意，专门求官。二指时间而言，求官的人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又来，今年不生效，明年又来。 2.贡。这个字是借用的，是四川的俗语，其意义等于钻营的钻字，“钻进钻出”，可以说“贡进贡出”。求官要钻营，这是众人知道的，但是定义很不容易下。有人说：“贡字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我说：“错了！只说得一半，有孔才钻，无孔者其奈之何？”我下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无孔也要入。”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孔。 3.冲。普通所谓之“吹牛”，四川话是“冲帽壳子”。冲的功夫有两种：一是口头上，二是文字上的。口头上又分普通场所及上峰的面前两种，文字上又分报章杂志及说帖条陈两种。 4.捧。就是捧场的捧字。戏台上魏公出来了，那华歆的举动，是绝好的模范的人物。 5.恐。是恐吓的意思，是及物动词。这个字的道理很精深，我不妨多说几句。官之为物，何等宝贵，岂能轻易给人？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万分，还不生效，这就是少了恐字的功夫；凡是当轴诸公，都有软处，只要寻着他的要害，轻轻点他一下，他就会惶然大吓，立刻把官儿送来。学者须知，恐字与捧字，是互相为用的。善恐者捧之中有恐，旁观的人，看他在上峰面前说的话，句句是阿谀逢迎，其实是暗击要害，上峰听了，汗流浃背。善捧者恐之中有捧，旁观的人，看他傲骨棱棱，句句话责备上峰，其实受之者满心欢喜，骨节皆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是在求官的人细心体会。最要紧的，用恐字的时候，要有分寸，如用过度了，大人们老羞成怒，作起对来，岂不就与求官的宗旨大相违背？这又何苦乃尔？非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恐字不能轻用。 6.送。即是送东西，分大小二种：大送，把银圆钞票一包一包地拿去送；小送，如春茶、火肘及请吃馆子之类。所送的人分两种，一是操用舍之权者，二是未操用舍之权而能予我以助力者。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这六字做到了，包管字字发生奇效，那大人先生，独居深念，自言自语说：某人想做官，已经说了许多（这是空字的效用），他和我有某种关系（这是贡字的效用），其人很有点才具（这是冲字的效用），对于我很好（这是捧字的效用）。但此人有点坏才，如不安置，未必不捣乱（这是恐字的效用），想到这里，回头看见桌上黑压压的，或者白亮亮地堆了一大堆（这是送字的效用），也就无话可说，挂出牌来，某缺着某人署理。求官到此，可谓功行圆满了。于是走马上任，实行做官六字真言。 （二）做官六字真言 做官六字真言：“空、恭、绷、凶、聋、弄。”此六字俱是平声，其意义如下： 1.空。空即空洞的意思。一是文字上，凡是批呈词、出文告，都是空空洞洞的，其中奥妙，我难细说，请到军政各机关，把壁上的文字读完，就可恍然大悟；二是办事上，随便办什么事情，都是活摇活动，东倒也可，西倒也可，有时办得雷厉风行，其实暗中藏有退路，如果见势不佳，就从那条路抽身走了，绝不会把自己牵挂着。 2.恭。就是卑躬折节，胁肩谄笑之类，分直接间接两种，直接是指对上司而言，间接是指对上司的亲戚朋友，丁役及姨太太等而言。 3.绷。即俗语所谓绷劲，是恭字的反面字，指对下属及老百姓而言。分两种：一是仪表上，赫赫然大人物，凛不可犯；二是言谈上，俨然腹有经纶，槃槃大才。恭字对饭甑子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上司；绷字对非饭甑子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下属和老百姓，有时甑子之权，不在上司，则对上司亦不妨绷；有时甑子之权，操诸下属或老百姓，又当改而为恭。吾道原是活泼泼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4.凶。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他人亡身灭家，卖儿贴妇，都不必顾忌；但有一层应当注意，凶字上面，定要蒙一层道德仁义。 5.聋。就是耳聋：“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聋字中包含有瞎子的意义，文字上的诋骂，闭着眼睛不看。 6.弄。即弄钱之弄，川省俗语读作平声。千里来龙，此处结穴，前面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个字而设的。弄字与求官之送字是对照的，有了送就有弄。这个弄字，最要注意，是要能够在公事上通得过才成功。有时通不过，就自己垫点腰包里的钱，也不妨；如果通得过，任他若干，也就不用客气了。 以上十二个字，我不过粗举大纲，许多的精义，都没有发挥，有志于官者可按门径，自去研究。 （三）办事二妙法 1.锯箭法。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杆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这是一段相传的故事。 现在各军政机关，与夫大办事家，都是用的这种方法。譬如批呈词：“据呈某某等情，实属不合已极，仰候令饬该县知事查明严办。”“不合已极”这四个字是锯箭杆，“该知事”是内科，抑或“仰候转呈上峰核办”，那“上峰”就是内科。又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情，我说：“这个事情我很赞成，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三字是锯箭杆，“某人”是内科。又或说：“我先把某部分办了，其余的以后办。”“先办”是锯箭杆，“以后”是内科。此外有只锯箭杆，并不命其寻找内科的，也有连箭杆都不锯，命其径寻内科的，种种不同，细参自悟。 2.补锅法。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地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转来，就指与他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地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这个锅子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 郑庄公纵容共叔段，使他多行不义，才举兵征讨，这就是补锅法了。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很多的。有人说：“中国变法，有许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坏了来医。”这是变法诸公用的补锅法。在前清宦场，大概是用锯箭法。民国以来，是锯箭、补锅二者互用。 上述二妙法，是办事的公例，无论古今中外，合乎这个公例的就成功，违反这个公例的即失败。管仲是中国的大政治家，他办事就是用这两种方法。狄人伐卫，齐国按兵不动，等到狄人把卫绝了，才出来做“兴灭国继绝世”的义举，这是补锅法。召陵之役，不责楚国僭称王号，只责他包茅不贡，这是锯箭法。那个时候，楚国的实力，远胜齐国，管仲敢于劝齐桓公兴兵伐楚，可说是锅敲烂了来补。及到楚国露出反抗的态度，他立即锯箭了事。召陵一役，以补锅法始，以锯箭法终，管仲把锅敲烂了能把它补起，所以称为“天下才”。 明季武臣，把流寇围住了，故意放他出来，本是用的补锅法，后来制他不住，竟至国破君亡，把锅敲烂了补不起，所以称为“误国庸臣”。岳飞想恢复中原，迎回二帝，他刚刚才起了取箭头的念头，就遭杀身之祸。明英宗也先被捉去，于谦把他弄回来，算是把箭头取出了，仍然遭杀身之祸，何以故？违反公例故。 晋朝王导为宰相，有一个叛贼，他不去讨伐。陶侃责备他，他复信说：“我遵养时晦，以待足下。”陶侃看了这封信笑说：“他无非是‘遵养时贼’罢了。”王导“遵养时贼”以待陶侃，即是留着箭头，专等内科。诸名士在新亭流涕，王导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做楚囚对泣？”他义形于色，俨然手执铁锤，要去补锅，其实说两句漂亮话就算完事。怀、愍二帝，陷在北边，永世不返，箭头永未取出。王导这种举动，略略有点像管仲，所以历史上称他为“江左夷吾”。读者如能照我说的方法去实行，包管成为管子而后的第一个大政治家。 结论 说了一大堆的话，在这收头结大瓜的时候，不妨告诉读者一点秘诀：厚黑的施用，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把它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王莽的失败，就是由于露出了厚黑的缘故。如果终生不露，恐怕王莽至今还在孔庙里吃冷猪肉。韩非子说：“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这个法子，也是定要的。即如我著这本《厚黑学》，你们应当秘藏枕中，不可放在桌上。假如有人问你：“你认识李宗吾吗？”你就要做一种很庄严的面孔说：“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认他不得。”口虽这样说，但心里应当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位”。你们能够这样做去，生前的事业，一定惊天动地，死后一定入孔庙吃冷猪肉无疑。所以我每听见人骂我，我非常高兴，说道：“吾道大行矣。” 还有一点，我前面说：“厚黑上面，要糊上一层仁义道德。”这是指遇着道学先生而言。假如遇着讲性学的朋友，你同他讲仁义道德，岂非自讨没趣？这个时候，应当糊上“恋爱神圣”四个字。若遇着了讲马克思的朋友，就糊上“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八个字，难道他不喊你是同志吗？总之，面子上应当糊以甚么东西，是在学者因时因地，神而明之，而里子的厚黑二字，则万变不离其宗。有志斯学者，细细体会！ 附：古文体版《厚黑学》 吾自读书识字以来，见古之享大名膺厚誉者，心窃异之。欲究其致此之由，渺不可得，求之六经群史，茫然也；求之诸子百家，茫然也；以为古人必有不传之秘，特吾人赋性愚鲁，莫之能识耳。穷索冥搜，忘寝与食，如是者有年。偶阅《三国志》，而始憬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三国英雄，曹操其首也。曹逼天子，杀皇后，粮罄而杀主者，昼寝而杀幸姬，他如吕伯奢、孔融、杨修、董承、伏完辈，无不一一屠戮，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心之黑亦云至矣。次于操者为刘备。备依曹操、依吕布、依袁绍、依刘表、依孙权，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知耻，而稗史所记生平善哭之状，尚不计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矣。又次则为孙权。权杀关羽，其心黑矣，而旋即媾和；称臣曹丕，其面厚矣，而旋即与绝，则犹有未尽黑未尽厚者在也。总而言之，操之心至黑，备之面至厚，权之面与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故曹操深于黑学者也；刘备深于厚学者也；孙权与厚黑二者，或出焉，或入焉，黑不如操，而厚亦不如备。此三子，皆英雄也，各出所学，争为雄长，天下于是乎三分。此后，三子相继而殁，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奄有众长，巾帼之遗而能受之，孤儿寡妇而能忍欺之，盖受曹刘诸人孕育陶铸，而集其大成者，三分之天下，虽欲不混一于司马氏不得也。诸葛武侯天下奇才，率师北伐，志决身坚，卒不复汉室，还于旧都，王佐之才，固非厚黑名家之敌哉！ 吾于是返而求之群籍，则向所疑者，无不涣然冰释。即以汉初言之，项羽喑哑叱咤，千人皆废，身死东城，为天下笑，亦由面不厚，心不黑，自速其亡，非有他也。鸿门之宴，从范增计，不过一举手之势，而太祖高皇帝之称，羽已安坐而享之矣；而乃徘徊不决，俾沛公乘间逸去。垓下之败，亭长舣船以待，羽则曰：“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噫，羽误矣！人心不同，人面亦异，不一审他人所操之术，而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沛公之黑，由于天纵，推孝惠于车前，分杯羹于俎上，韩彭菹醢，兔死狗烹，独断于心，从容中道。至其厚学则得自张良，良之师曰圯上老人，良进履受书，顿悟妙谛，老人以王者师期之。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尽得其传。项王愤与挑战，则笑而谢之；郦生责其倨见长者，则起而延之上坐；韩信乘其困于荥阳，求为假王以镇齐，亦始怒之，而终忍之；自非深造有得，胡能豁达大度若是？至吕后私辟阳侯，佯为不知，尤其显焉者。彼其得天既厚，学养复深，于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廓而清之，翦灭群雄，传祚四百余载，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胯下之辱，信能忍之，其厚学非不优也。后为齐王，果听蒯通之说，其实诚不可言。奈何惓惓于解衣推食之私情，贸然曰：“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九族，有以也。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沛公破咸阳，击子婴，还军灞上，秋毫无犯，增独谓其志不在小，必欲置之死地而后生已。既而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增大怒求去，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夫欲图大事，怒何为者！增不去，项羽不亡，苟能稍缓须臾，除乘刘氏之敝，天下事尚可为；而增竟以小不忍，亡其身，复亡其君，人杰固如是乎？ 夫厚黑之为学也，其法至简，其效至神，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沛公得其全而兴汉，司马得其全而兴晋；曹操、刘备得其偏，割据称雄，烜赫一世。韩信、范增，其学亦不在曹刘下，不幸遇沛公而失败，惜哉！然二子虽不善终，能以一长之畏，显名当世，身死之后，得于史传中列一席地，至今犹津津焉乐道之不衰，则厚黑亦何负于人哉？由三代以迄于今，帝王将相，不可胜数，苟其事之有济，何一不出此？书策俱在，事实难诬。学者本吾出以求之，自有豁然贯通之妙矣。 世之论者，动谓成败利钝，其权不操于人，而操于天。不知惟厚惟黑，为人力所能尽。吾人处世，当竭其所能尽之力，以战胜乎不可必之天。而天降祸于吾也，吾必反躬自省，吾行而未修乎，吾则改图焉，吾行而已至乎，吾则加勉焉；所造果精，彼苍自退而听命。若浅尝辄止，而归咎于厚黑之无灵，厚黑岂任受哉？天之生人也，予以面而厚即随之，予以心而黑即随之，面与心先天也，厚与黑根于先天者也。自形式观之，瑰然一面，广不数寸，藐乎一心，大不盈掬，精而察之，其厚无限，其黑无伦，举世之富贵功名宫室妻妾衣服舆马，靡不于此区区间求之自足，造物之妙，诚有不可思议者！人之智慧，有时而穷；人之精神，有时而困。惟夫厚黑，予生俱生，阅世愈多，其功愈著。得其道者，磨之不薄，洗之不白。面可毁，心可死，而厚黑之灵，亘万古而不可灭，则知人禀于天者富，而天之爱乎人者笃矣。 世之衰也，邪说充盈，真理汩没。下焉者，诵习《感应篇》、《阴骘文》，沉迷不反；上焉者，狃于礼义廉耻之习，破碎吾道，弥近理而大乱真。若夫不读书不识字者，宜乎至性未漓，可与言道矣；乃所谓善男信女，又幻出城隍阁老、牛头马面、刀山剑树之属，以慑服之，缚束之，而至道之真，遂隐而不见矣。我有面，我自厚之；我有心，我自黑之，取之裕如，无待于外。钝根众生，身有至实，弃而不用，薄其面而为厚所贼，白其心而为黑所欺，穷蹙终身，一筹未展，此吾所以叹息痛恨上叩穹苍而代诉不平也。虽然，厚黑者，秉彝之良，行之非艰也，愚者行而不著，习而不察；黠者阳假仁义之名，阴行厚黑之实，大道锢蔽，无所遵循，可哀也已！ 有志斯道者，毋忸怩尔色，与厚太忒，毋坦白尔胸怀，与黑违乖。其初也，薄如纸焉，白如乳焉。日进不已，由分而寸而尺而寻丈，乃垒若城垣然。由乳色而灰色而青蓝色，乃黯若石岌然。夫此尤其粗焉者耳；善厚者必坚，攻之不破；善黑者有光，悦之者众。然犹有迹象也。神而明之者，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而常若不厚不黑，此诚诣之至精也。曹刘诸人，尚不足语此，求诸古之大圣大贤，庶几一或遇之。吾生也晚，幸窥千古之不传之秘，先觉觉后，舍我其谁？亟发其凡，以告来哲。君子之道，引而不发，跃如也。举一反三，贵在自悟。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闻吾言而行者众，则吾道伸；闻吾言而笑者众，则吾道绌。伸乎绌乎？吾亦任之而已。 第二部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 第二部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 自序一 民国元年，我在成都《公论日报》上发表一文，题曰《厚黑学》，谓：古今成功之英雄，无一非面厚心黑者。这本是一种游戏文字，不料自此以后，“厚黑学”三字，遂传播四川，成一普通名词。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心想：此等说法，能受一般人欢迎，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继续研究下去，始知厚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在学理上是有根据的，然私心终有所疑。遍寻中外心理学书读之，均不足解我之疑，乃将古今人说法尽行扫去，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之变化，处处是跟着力学规律走的。从古人事迹上、今日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学说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处处可通，乃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民国九年，写一文曰《心理与力学》，藏之箧中，未敢发表，十六年方刊入拙著《宗吾臆谈》内。兹特重加整理，扩大为一单行本。 我这《心理与力学》一书，开始于民国九年，今为民国二十七年，历时十八年，而此书渊源于厚黑学。我研究厚黑学，始于满清末年，可说此书之成，经过三十年之久。记得唐朝贾岛作了两句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自己批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今日发表此书，真有他那种感想。 我的思想，好比一株树。厚黑学是思想之出发点，等于树根；因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等于树身；其他所写《社会问题之商榷》、《考试制之商榷》、《中国学术之趋势》，与夫最近所写的《制宪与抗日》等书，都是以“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这条臆说为根据，等于树上生出的枝叶花果。故我所写的文，虽种种不同，实是一贯。 去岁遇川大教授福建江超西先生，是专门研究物理的，并且喜欢研究易学，是博通中外的学者。我把稿子全部拿与他看，把所有疑点提出请教。承蒙一一指示，认为我这种说法讲得通，并赐序一篇，我是非常感激。然而我终不敢自信，请阅者不客气地赐教。 我研究这个问题，已经闹得目迷五色，文中种种说法，对与不对，自己无从知道。我重在解释心中疑团：阅者指驳越严，我越是感激，绝不敢答辩一字。诸君赐教的文字，可在任何报章杂志上发表，发表后，请惠赠一份，交成都《华西日报》转交，以便改正。 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三日，富顺李宗吾，于成都 自序二 我发表此书后，得着不少的批评，使我获益匪浅，至为感谢。除全部赞成和全部否认者外，其有认为大致不差，某某点尚应该改者，我已遵照修改。有些地方，虽经指示，而我认为尚应商酌者，则暂仍其旧，请阅者再加指正。所有赐教文字，请交重庆《国民公报》转交，以便再加修改。 读者常驳我道：“人之心理，变化不测，哪里会有规律？”我说：物理也是变化不测，何以又有规律？今之科学家，研究物理，可谓极精了。我们试取一瓷杯，置之地上，手执一铁锤，请问：此锤击下去，此杯当成若干块？每块形状如何？恐怕聚世界科学家研究之，无一人能预知，所可知者，铁锤击下，此杯必破裂而已。何也？杯子内部分子之构造，无从推测也，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物理变化，无有规律。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与瓷杯之分子相同，所以心理变化，如珠走盘，横斜曲直，不可得知，所可知者，必不出此盘而已。人持弓箭，朝东射，朝西射，我们不能预知，但一射出来，其箭必依抛物线进行，这即是力之规律。我所谓心理变化有规律可循者，亦就是也。 我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原是一种臆说，不能说是公例。公例者，无一例外之谓也。当初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出三例，许多人都不承认，后来逐渐证明，逐渐承认，最后宇宙各种现象，俱合牛顿规律，惟天王星不合，有此例外，仍不能成为公例。直到1846年，有某天文家，将天王星合牛顿规律这部分提出，将其不合规律之部分加以研究，断定天王星之外，另有一行星，其形状如何，位置如何，加入此星之引力，天王星即合规律了。此说一发表出来，众天文家，依其说以搜求之，立把海王星寻出，果然丝毫不差错，牛顿之说，乃成为公例。心理之变化，较物理更复杂，更奇妙。我之说法，不为一般人所承认者，因为例外之事太多也。我不认为我之臆说有错，而认为人心中之海王星太多。我们亦能只握着大原则，以搜求各人心中之海王星耳。 有人说：你想把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从前许多人都做过这种工作，无奈这条路走不通。我说：苏伊士运河，从前许多人都说凿不通，卒之凿通。巴拿马运河，许多人都说凿不通，卒之也凿通。我认为自然界以同一原则生人生物，物理上之规律，必可适用于人事，不过我个人学识不够，不能把它沟通为一罢了。学术者，世界公物，当合全世界研究之，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也。尚望读者诸君共同研究，如我这种方式走不通，希望读者另用他种方式把他弄通。我研究这个问题，如坠五里雾中，诸君其亦怜我之愚，而有以教之乎！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物理纷繁极矣，牛顿寻出规律，纷繁之物理，厘然就诸，而科学因之大进步。世界纷乱极矣，我们在人事上如能寻出规律，则世界学说，可归一致，人世之纠纷，可以免除，而文明自必大进步。此著者所为希望诸君共同研究者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八日，李宗吾，于陪都 性灵与磁电 科学上许多定理，最初都是一种假设，根据这种假设，从各方试验，都是合的，这假设就成为定理了。即如地球这个东西，自开辟以来就有的，经过了若干万万年，人民生息其上，视为固然，于地球之构成，不求甚解，距今二三百年前，出了一个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说：“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吸成一团，成为一个地球。”究竟地心有无引力，无人看见，牛顿这个说法，本是假定的。不过根据他的说法，任如何试验，俱是合的，于是他的假说，就成了定理。从此一般人都知道：凡是有形有体之物，都要受引力的吸引。到爱因斯坦出来，发明相对论，把牛顿之说扩大之，说：“太空中的星球发出的光线，经过其他星球，也要受其吸引，由于天空中众星球互相吸引之故，于是以直线进行之光线，就变成弯弯曲曲的形状。”这也是一种假说，然经过实地测验，证明不错，也成了定理。从此一般人又知道：有形无体之光线，也要受引力之吸引。我们研究心理学，何妨把爱因斯坦之说再扩大之，说：“我们的心中，也有一种引力，能把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心，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我们这样的设想，则牛顿三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可适用到心理学方面，而人事上一切变化，就可本力学规律去考察它了。 通常所称的心，是由于一种力，经过五官出去，把外边的事物牵引进来，集合而成的。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我注目视之，即是一种力从目透出去，与那个物连接。我将目一闭，能够回忆那物的形状，即是此力把那物拖进来绾住了。由于这种方式，把耳闻目睹，与夫身所经历的事项，一一拖进来，集合为一团，就成为一个心，所以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似。 一般人都说：自己有一个心。佛氏出来，力辟此说，说：人莫得心，通常所谓心，是假的，乃是六尘的影子。《圆觉经》曰：“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们试思：假使心中莫得引力，则六尘影子之经过，亦如雁过长空，影落湖心一般，雁一去，影即不留了。而我们见雁之过，能记忆雁之影相者，即是心中有一种引力，能把雁影绾住的缘故。 佛家说：“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成为种子，永不能去。”这正如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成为种子一般。我们知：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是由于地心有引力，即知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是由于人心有引力。因为有引力绾住，所以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永不能去，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也永不能去。 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即知无一不从外面进来，其经过路线，不外眼耳鼻舌身，虽说人能发明新理，然仍靠外面收来的知识作基础，犹之修房子者，必须购买外面的砖瓦木料，才能建筑新房子一样。我们如把心中各种知识的来源，一一清出来，从目进来者，仍令从目退出去；从耳进来者，仍令从耳退出去，其他一一从来路退出去，此心即空无所有了。人的心，果然能够空无所有，对于外物无贪恋，无嗔恨，有如湖心雁影，过而不留，这即是佛家所说，还我本来面目。 地球之构成，源于引力，意识之构成，源于种子。试由引力再进一步，推究到天地未有以前，由种子再进一步，推究到父母未生以前，则只有所谓寂兮寥兮的状况，而二者就会归于一了。由寂兮寥兮生出引力，而后有地球，而后有物。由寂兮寥兮生出种子，而后有意识，而后有人。我们这样的研究，觉得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而物理学的规律，就可适用于人事了。 我们把物体加以分析，就得原子，把原子加以分析，就得电子。电子是一种力，这是科学家业已证明了的。人是物中之一，我们的身体，是电子集合而成，身与心本是一物，所以我们的心理，不能逃磁电学的规律，不能逃力学的规律。 心的现象，与磁电的现象，是很相似的。人有七情，大别之，只有好恶二种，心所好的东西，就引之使近；心所恶的东西，就推之使远，这种现象，岂不与磁电相似吗？ 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与情合并而成，其元素只有知、情二者。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其相推相引，有似吾人之情，其能够判别同性异性，更是显然有知，足见磁电这个东西，具有知、情，与人之心理相同。 阳电所需要的是阴电，忽然来了一个阳电，要分它的阴电，它当然要把它推开；阴电所需要的是阳电，忽然来了一个阴电，要分它的阳电，它当然也要把它推开。这就像小孩食乳食糕饼的时候，见哥哥来了，用手推他打他一般，所以成了同性相推的现象。至于磁电异性相引，犹如人类男女相爱，更是不待说的。由此知磁电现象，与心理现象，完全相同。 佛说：“真佛法身，映物现形。”宛然磁电感应现象。又说：“性灵本融，周遍法界。”宛然磁电中和现象。又说：“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简直是物理学家所说：“能力不灭。”因此之故，我们用力学规律去考察人性，想来不会错。 物质不灭，能力不灭，是科学上之定律。吾身之物质，是从地球之物质转变而来，身死埋之地中，物质退还地球。物质不灭之说，算是讲得通，独是吾人之性灵，是一种能力，请问此种能力，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我们要答复这个问题，可以创一臆说，曰：“人之性灵从地球之磁电转变而来。”吾人一死，身体化为地球之泥土，同时性灵化为地球之磁电，如此则性灵生有自来，死有所去，能力不灭之说，就讲得通了。世言成仙成佛者，或许是用一种修养力，能将磁电凝聚不散耳。俗云“冤魂不散”，当是一种嗔恨心，将磁电凝住，迨至冤仇已报，嗔恨心消失，磁电无从凝聚，其魂即归消灭。 有了“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这条臆说，则灵魂存灭问题，就可以答复了。吾人一死，身上的物质，退还地球，性灵化为磁电，则灵魂即算消灭。然而吾身虽死，物质尚存，磁电尚存，亦可谓之灵魂尚存。此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也。 禅家最重“了了常知”四字，吾人静中，此心明明白白，迨至事务纷乘，此明明白白之心，消归乌有。学力深者，事务纷乘，此心所明明白白，是谓“动静如一”。然而白昼虽明明白白，晚间梦寐中，则复昏迷。学力更深者，梦寐中亦明明白白，是谓“寤寐如一”。学力极深者，死了亦明明白白，是谓“死生如一”。到了死后明明白白，则谓之灵魂永存可也。 《楞严经》曰：“如来从胸卐字，涌出宝光，其光昱昱，有千百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此宝光，盖即电光也。阿难白佛言：“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尝自思维，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浊，腥臊交遘，脓血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释迦修养功深，已将血肉之躯变而为磁电凝聚体，故能发出宝光，遍达十方世界。佛氏有天眼通、天耳通之说，今者无线电发明，已可证明其非诬。释迦本身即是一无线电台，将来电学进步，必能证明释迦所说一一不虚，而“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之臆说，或亦可证明其不虚。 老子言道，屡以水为喻；佛氏说法，亦常以水为喻；我们不妨以空气为喻，所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古今、无边际、无内外，种种现象，空气是具备了的。倘进一步，以中和磁电为喻，尤为确切。若更进一步，假定“人之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用以读老佛之书，觉得处处迎刃而解。 吾人自以为高出万物，这不过人类自己夸大的话，实则人与物，同是从地球生出来的，身体之元素，无一非地球之物质。自地球视之，人与物并无区别，仿佛父母生二子，长子曰人，次子曰物，不过长子聪明，次子患瘫病而又哑聋罢了。我们试验理化，温度变更，或掺入一种物品，形状和性质都要改变。吾人遇天气大变，心中就烦躁，这是温度的关系；饮了酒，性情也会改变，这是掺入一种药品，起了化学作用。从此等处考察，人与物有何区别？ 人身的物质和地球的物质，都是电子构成的，吾人有灵魂，地球亦有灵魂，磁电者地球之灵魂也，通常所说地心吸力者，即是磁电吸力之表现。地球的物质化为植物，同时地球的磁电，即变为植物的生机。吾人食植物，物质变为吾身的毛发骨肉，同时磁电即变为吾人的性灵。由泥土沙石变而为植物，变而为毛发骨肉，愈变愈高等。同时由地球的磁电变而为植物的生机，变而为吾人的性灵，也是愈变愈高等。虽经屡变，而本来之性质仍在，故吾身之元素，与地球之元素相同，心理之感应，与磁场之感应相同。所以本书第二部分甲、乙、丙图，其现象与磁场相同，与地心吸力相同。然既经屡变，吾身之毛发骨肉，与地球之泥土沙石不同，吾人之性灵，也与地球之磁电不同，何也？在地球为死物，在吾身则为活物也。所以用力学知律以考察人事，我们当活用之，而不能死用之。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所谓道即释氏所谓真如也。释氏谓：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器，都是由真如不守自性，变现出来的，其说与老子正同。真如者，空无所有也（实则非空非不空）。忽焉真如不守自性，而变现为中和磁电，由是而变现为气体，回旋太空中，几经转变，而地球生焉。由是而生植物，生动物，生人类。佛氏所谓阿赖耶识的状态，与中和磁电的状态绝肖。二者都是冲漠无朕，万象森然，也即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我们可以说：真如变现出来，在物为中和磁电，在人为阿赖耶识，犹之同一物质，在地球为泥土沙石，在人则为毛发骨肉也。今人每谓人之性灵，与磁电迥不相同，犹之无科学知识之人，见毛发骨肉，即认泥土沙石，迥不相同也。中和磁电，是真如最初变现出来之物，真如不可得见，我们读佛老之书，姑以中和磁电作为道与真如形态，觉得处处可通。 老子著书，开端即曰：“道可道，非常道。”释迦说法四十九年，结果自认未说一字，归之于不可道，不可说而已。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道与真如，不可思议者也，阿赖耶识，与中和磁电，可思议者也，借可思议者，以说明不可思议者，此所谓言其似也。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可解之曰，道者空无所有也，一者中和磁电也，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则有相推相引两作用，所谓二也。由这两种作用，生出第三种作用，由是而辗转相生，千千万万之事物出焉。老子曰：“抱一以为天下式。”又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一也，母也，都是指中和磁电，在人则为阿赖耶识。故曰：“恍兮惚兮，窈兮冥兮。”又曰：“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专守阿赖耶识，故著出之书，可以贯通周秦诸子，可以贯通赵宋诸儒，可以贯通《易经》，贯通佛学，又为后世神仙方士所依托，据严又陵批，又可以贯通西洋学说（其说具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道德经》一书之无所不包者，正因阿赖耶识之无所不有也。佛氏则打破此说，而为大圆镜智，以“空无所有”为立足点。此由于佛氏立教，重在出世，故以“空无所有”为立足点。老子立教，重在将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故以阿赖耶识为立足点。由阿赖耶识而向内追寻，则可到大圆镜智，而空诸所有。由阿赖耶识而向外工作，则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二氏立足点，所由不同也。 我们假定“人之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则佛告波斯匿王及阿难诸语，与夫宋儒所谓“如鱼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样”，明儒所谓“盖天地皆心也”等说法，都可不烦言而解。《中庸》曰：“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中。”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广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曰：“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都是阿赖耶识现象，也即是磁电中和现象，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呈相推相引之作用，而纷纷纭纭之事物起矣。所以我们要研究人世事变，当首造一臆说曰：“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研究磁电，离不得力学，我们再造一臆说曰：“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有这两个臆说，纷纷纭纭之事物就有轨道可循，而世界分歧之学说，可汇归为一，中、西、印三方学说，也可汇归为一。 佛氏谓：山河大地及人世一切事物，皆是幻相，牛顿造出三例，所以研究物理之幻相也；我们造出两个臆说，所以研究人事之幻相也。本章所说种种，乃是说明造此臆说之理由。第二章以下，即依据这两个臆说，说明人世事变，不复涉及本体。佛言本体，我们言现象，鸿沟为界。著者对于佛学及科学，根本是外行。所有种种说法，都是想当然耳，心中有了此种想法，即把它写出，自知纯出臆断，以佛学科学律之，当然诸多不合，我不过姑妄言之，读者亦姑妄听之可耳。 孟荀言性争点 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是我国学术史上未曾解除之悬案，两说对峙了二千多年，抗不相下。孟子说：人性皆善，主张仁义化民；宋儒承袭其说，开出理学一派，创出不少迂腐的议论。荀子生在孟子之后，反对其说，谓人之性恶，主张以礼制裁之。他的学生韩非，以为礼之制裁力弱，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强，遂变而为刑名之学，其弊流于刻薄寡恩。于是儒法两家，互相诋斥，学说上、政治上生出许多冲突。究竟孟荀两说，孰得孰失？我们非把它彻底研究清楚不可。 孟子谓：“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这个说法，是有破绽的。我们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她亲生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抱着他吃饭，他就伸手来拖母亲之碗，如不提防，就会落地打烂。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又母亲手中拿一糕饼，他见了，就伸手来拖，如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他立刻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他的口中。又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走近前，他就用手推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五洲万国的小孩，无一不如此。事实上，既有了这种现象，孟子的性善说，岂非显有破绽？所有基于性善说发出的议论，订出的法令制度，就不少流弊。 然则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少长敬兄”，究竟从甚么地方生出来？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只好用研究物理学的法子去研究。盖人之天性，以我为本位，我与母亲相对，小儿只知有我，故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在自己口中。母亲是乳哺我的人，哥哥是分乳吃、分糕饼吃的人，母亲与哥哥相对，小儿就很爱母亲，把哥哥打开推开。长大了点，出而在外，与邻人相遇，哥哥与邻人相对，小儿就很爱哥哥。走到异乡，邻人与异乡人相对，则爱邻人。走到外省，本省人与外省人相对，就爱本省人。走到外国，本国人与外国人相对，就爱本国人。我们细加研究，即知孟子所说爱亲敬兄，都是从为我之心流露出来的。 试绘之为图。如甲：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亲，第三圈是兄，第四圈是邻人，第五圈是本省人，第六圈是本国人，第七圈是外国人。细玩此圈，即可寻出一定的规律：“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其规律与地心吸力相似，并且这种现象，很像磁场现象。由此知：人之性灵，与磁电相同，与地心吸力相同，故牛顿所创的公例，可适用于心理学。 下面所绘甲图，是否正确，我们还须再加考验：假如暮春三月，我们约着二三友人出外游玩，见着山明水秀，心中非常愉快，走到山水粗恶的地方，心中就不免烦闷，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山水是物，我也是物，物我本是一体，所以物类好，心中就愉快，物类不好，心中就不愉快。我们又走至一个地方，见地上许多碎石，碎石之上，落花飘零，我心对于落花，不胜悲感，对于碎石，则不甚注意，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石是无生之物，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所以常常有人作落花诗、落花赋，而不作碎石歌、碎石行。古今诗词中，吟咏落花，推为绝唱者，无一不是连同人生描写的。假如落花之上，卧一将毙之犬，哀鸣宛转，入耳惊心，立把悲感落花之心打断，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花是植物，犬与我同是动物，故不知不觉，对于犬特表同情。又假如归途中见一狰狞恶犬拦着一人狂噬，那人持杖乱击，当此人犬相争之际，我们只有帮人之忙，断不会帮犬之忙，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犬是兽类，我与那人同是人类，故不知不觉，对于人更表同情。我同友人分手归家，刚一进门，便有人跑来报道，先前那个友人，走在街上，同一个人打架，正在难解难分。我闻之立即奔往营救，本来是与人打架，因为友谊的关系，故我只能营救友人，不能营救那人。我把友人带至我的书房，询他打架的原因，我倾耳细听，忽然屋子倒下来，我几步跳出门外，回头转来喊友人道：你还不跑呀？请问一见房子倒下，为甚么不先喊友人跑，必待自己跑出门了，才回头来喊呢？这就是人之天性，以我为本位的证明。 我们把上述事实绘图如乙。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第四圈是犬，第五圈是花，第六圈是石，其规律是“距我越远，爱情越减，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与甲图是一样的。乙图所设的境界，与甲图全不相同，而得出的结果，完全一样，足证天然之理实是如此。兹再总括言之：凡有二物，同时呈于吾前，我心不假安排，自然会以我为本位，视距我之远近，定爱情之厚薄，与地心吸力、电磁吸力无有区别。 力有离心同心二种，甲图层层向外发展，是离心力现象；乙图层层向内收缩，是向心力现象。孟子站在甲图里面，向外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孩提爱亲，稍长爱兄，再进则爱邻人，爱本省人，爱本国人，层层放大；如果再放大，还可放至爱人类爱物类为止，因断定人之性善。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举斯心，加诸彼。”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性善扩而充之。孟子喜言诗，诗是宣导人的意志的，凡人只要习于诗，自然把这种善性发挥出来，这即是孟子立说之本旨。所以甲图可看为孟子之性善图。 荀子站在乙图外面，向内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看见花就忘了石，看见犬就忘了花，看见人就忘了犬，看见朋友，就忘了他人，层层缩小，及至房子倒下来，赤裸裸的只有一个我，连至好的朋友都忘去了，因断定人之性恶。故曰：“妻子具而存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又曰：“拘木待括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恶性抑制下去。荀子喜言礼，礼是范围人的行为的，凡人只要习于礼，这种恶性自然不会发现出来。这就是荀子立说之本旨。故乙图可看为荀子之性恶图。 甲乙二图，本是一样，自孟子荀子眼中看来，就成了性善性恶，极端相反的两种说法，岂非很奇的事吗？并且有时候，同是一事，孟子看来是善，荀子看来是恶，那就更奇了。例如我听见我的朋友同一个人打架，我总愿我的朋友打胜，请问这种心理是善是恶？ 假如我们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道：这明明是性善之表现，何以言之呢？友人与他人打架，与你毫无关系，而你之愿其打胜者，此乃爱友之心，不知不觉，从天性中自然流出，古圣贤明胞物与，无非基于一念之爱而已。所以你这种爱友之心，务须把它扩充起来。 假如我们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道：这明明是性恶之表现，何以言之呢？你的朋友是人，他人也是人，你不救他人而救友人，此乃自私之心，不知不觉，从天性中自然流出。威廉第二，造成世界第一次大战，德意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无非起于一念之私而已。所以你这种自私之心，务须把它抑制下去。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上面所举，同是一事，而有极端相反之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是颠扑不灭，这是甚么道理呢？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只须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请问友字这个圈，是大是小？孟子在里面画一个我字之小圈，与之比较，就说它是大圈。荀子在外面画一个人字之大圈，与之比较，就说它是小圈。若问二人的理由，孟子说：友字这个圈，乃是把画我字小圈的两脚规张开来画成的，怎么不是大圈？顺着这种趋势，必会越张越大，所以应该扩充之，使它再画大点。荀子说道：友字这个圈，乃是把人字大圈的两脚规收拢来画成的，怎么不是小圈？顺着这种趋势，必定越收越小，所以应该制止之，不使之再画小。孟荀之争，如是如是。 营救友人一事，孟子提个我字，与友字相对，说是性善之表现；荀子提个人字，与友字相对，说是性恶之表现。我们绘图观之，友字这个圈，只能说它是个圈，不能说它是大圈，也不能说它是小圈。所以营救友人一事，只能说是人类天性中一种自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孟言性善，荀言性恶，乃是一种诡辩，二人生当战国，染得有点策士诡辩气习，我辈不可不知。 荀子而后，主张性恶者很少。孟子的性善说，在我国很占势力，我们可把他的学说再加研究。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说法，也是性善说的重要根据。但我们要请问：这章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只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是何道理？性善说之有破绽，就在这个地方。 怵惕是惊惧之意，譬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忽见前面有一人，提一把白亮亮的刀，追杀一人，我们一齐吃惊，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这即是怵惕。因为人人都有畏死之天性，看见刀，仿佛是杀我一般，所以心中会跳，所以会怵惕。我略一审视，晓得不是杀我，是杀别人，登时就把畏死之念放大，化我身为被追之人，对乎他起一种同情心，想救护他，这就是恻隐。由此知：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莫得怵惕，即不会有恻隐，可以说：恻隐二字，仍是发源于我字。 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共有三物：一曰我，二曰孺子，三曰井，绘之为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孺子，第三圈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物。见孺子将入井，突有一“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所以会怵惕，登时对于孺子表同情，生出恻隐心，想去救护他。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我们须知：怵惕者自己畏死也，恻隐者怜悯他人之死也，故恻隐可谓之仁，怵惕不能谓之仁，所以孟子把怵惕二字摘下来丢了。但有一个问题，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请问此心作何状态？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有怵惕而无恻隐，只能顾及我之死，不能顾及孺子。非不爱孺子也，变生仓促，顾不及也。必我身出了危险，神志略定，恻隐心才能发出。惜乎孟子当日，未把这一层提出来研究，留下破绽，遂生出宋儒理学一派，创出许多迂谬的议论。 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所说的怵惕恻隐，内部俱藏有一个我字，但他总是从第二圈说起，对于第一圈之我，则略而不言。杨子为我，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但他却专在第一圈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管；墨子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他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们两家，都不知道：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了。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 我们综孟荀之说而断之曰：孟子所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一类话，也莫有错，但不能说是性善，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荀子所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一类话，也莫有错，但不能说是性恶，也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然则学者奈何？曰：我们知道：人的天性，能够孩提爱亲，稍长敬兄，就把这种心理扩充之，适用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我们又知道：人的天性，能够孝衰于亲，信衰于友，就把这种心理纠正之，适用荀子“拘木待括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的说法。 孟荀之争，只是性善性恶名词上之争，实际他二人所说的道理，都不错，都可见诸实用。我以为我们无须问人性是善是恶，只须创一条公例：“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把牛顿的吸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心理学上，心理物理，打成一片而研究之，岂不简便而明确吗？何苦将性善性恶这类的名词，哓哓然争论不休？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宋儒言性误点 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其时游说之风最盛，往往立谈而取卿相之荣，其游说各国之君，颇似后世人主临轩策士，不过是口试，不是笔试罢了。一般策士，习于揣摩之术，先用一番工夫，把事理研究透彻了，出而游说，总是把真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成为偏激之论，愈偏激则愈新奇，愈足耸人听闻。苏秦说和六国，讲出一个理，风靡天下；张仪解散六国，反过来讲出一个道理，也是风靡天下。孟荀生当其时，染有此种气习，本来人性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曰性善，其说新奇可喜，于是在学术界遂独树一帜；荀子出来，把孟子遗下的那半面，揭而出之曰性恶，又成一种新奇之说，在学术界，又树一帜。从此性善说和性恶说，遂成为对峙之二说。宋儒笃信孟子之说，根本上就误了。然而孟子尚不甚误，宋儒则大误，宋儒言性，完全与孟子违反。 请问：宋儒的学说乃是以孟子所说（1)“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2)“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两个根据为出发点，何至会与孟子之说完全违反？兹说明如下： 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1)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特别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2)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3)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发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亲把它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个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母亲。孟子言性善，舍去第三种不说，单说前两种，讲得头头是道。荀子言性恶，舍去前两种不说，单说第三种，也讲得头头是道。所以他二人的学说，本身上是不发生冲突的。宋儒把前两种和第三种同齐讲之，又不能把它贯通为一，于是他们的学说，本身上就发生冲突了。 宋儒笃信孟子孩提爱亲之说，忽然发现了小孩会抢母亲口中糕饼，而世间小孩，无一不是如此，也不能不说是人之天性，求其故而不得，遂创一名词曰“气质之性”。假如有人问道：小孩何以会爱亲？曰此“义理之性”也。问：既爱亲矣，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曰此“气质之性”也。好好一个人性，无端把它剖而为二，因此全部宋学，就荆棘丛生，迂谬百出了。……朱子出来，注孟子书上天生烝民一节，简直明明白白说道：“程子之说，与孟子殊，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他们自家既这样说，难道不是显然违反孟子吗？ 孟子知道：凡人有畏死的天性，见孺子将入井，就会发生怵惕心，跟着就会把怵惕心扩大，而为恻隐心，因教人把此心再扩大，推至于四海，此孟子立说之本旨也。怵惕是自己畏死，不能谓之仁，恻隐是怜悯他人之死，方能谓之仁，故下文摘去怵惕二字，只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孟子本莫有错，不过文字简略，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大出来的”。不料宋儒读书不求甚解，见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句，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即是恻隐，忘却上面还有怵惕二字，把凡人有畏死的天性一笔抹杀。我们试读宋儒全部作品，所谓语录也，文集也，集注也，只是发挥恻隐二字，对于怵惕二字置之不理，这是他们最大的误点。 然而宋儒毕竟是好学深思的人，心想：小孩会夺母亲口中糕饼，究竟是甚么道理呢？一旦读《礼记》上的乐记，见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等语，恍然大悟道：糕饼者物也，从母亲口中夺出者，感于物而动也。于是创出“去物欲”之说，叫人切不可为外物所诱。 宋儒又继续研究下去，研究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只是赤裸裸一个自己畏死之心，并无所谓恻隐，遂诧异道，明明看见孺子将入井，为甚恻隐之心不出来，反发出一个自己畏死之念？要说此念是物欲，此时并莫有外物来诱，完全从内心发出，这是甚么道理？继而又悟道：畏死之念，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抢母亲口中糕饼，也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我者人也，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告其门弟子曰：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即是恻隐，尧舜和孔孟诸人，满腔子是恻隐，无时无地不然，我辈有时候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是畏死之心，不是恻隐之心，此气质之性为之也，人欲蔽之也，你们须用一番“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才可以为孔孟，为尧舜。天理者何？恻隐之心是也，即所谓仁也。这种说法，即是程朱全部学说之主旨。 于是程子门下，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就照着程门教条做去，每日在危阶上跑来跑去，练习不动心，以为我不畏死，人欲去尽，天理自然流行，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像他们这样的“去人欲，存天理”，明明是“去怵惕，存恻隐”。试思：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怵惕既无，恻隐何有？我身既无，孺子何有？我既不畏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无妨，见孺子入井，哪里会有恻隐？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专做“去怵惕”的工作。门人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水，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苻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 孟子曰：“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撄冠而救之可也。”吕原明的从者、张魏公的兵士，岂非同室之人？他们这种举动，岂不是显违孟子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必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往往身临刑场，谈笑自若，是其明证。程子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故戴东原曰：宋儒以理杀人。 有人问道：怵惕心不除去，遇着大患临头，我只有个畏死之心，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我说：这却不然，在孟子是有办法的，他的方法，只是集义二字，平日专用集义的工夫，见之真，守之笃，一旦身临大事，义之所在，自然会奋不顾身地做去。所以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平日集义，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完全全的，并不像宋儒去人欲，平日身蹈危阶，把那种畏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孟子不动心，宋儒亦不动心。孟子之不动心，从积极的集义得来；宋儒之不动心，从消极的去欲得来，所走途径，完全相反。 孟子的学说：以我字为出发点，所讲的爱亲敬兄和怵惕恻隐，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其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者我也，其者我也，处处不脱我字，孟子因为重视我字，才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才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说法。程子倡“去人欲”的学说，专做剥削我字的工作，所以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业已判决了的定案。韩昌黎《羑里操》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极力称赏此语。公然推翻孟子定案，岂非孟门叛徒？他们还要自称承继孟子道统，真百思不解。 孔门学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利人，合为一事。杨子为我，专讲利己，墨子兼爱，专讲利人。这都是把一个整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学术界公例：“学说愈偏则愈新奇，愈受人欢迎。”孟子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死后，未及百年，他讲学的地方，全被杨墨夺去，孟子攘臂而起，力辟杨墨，发挥孔子推己及人的学说。在我们看来，杨子为我，只知自利，墨子兼爱，专门利人，墨子价值，似乎在杨子之上。乃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反把杨子放在墨子之上，认为去儒家为近，于此可见孟子之重视我字。 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极端尊重我字，然杨子同时尊重他人之我。其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不许他人拔我一毛，同时我也不拔他人一毛，其说最精，故孟子认为高出墨子之上。然由杨子之说，只能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与孔门仁字不合。仁从二人，是人与我中间的工作。杨子学说，失去人我之关联，故为孟子所斥。 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其道则为损己利人，与孔门义字不合。义（義）字从羊从我，故义字之中有个我字在；羊者祥也，美善二字皆从羊。由我择其最美最善者行之，是之谓义。事在外，择之者我也，故曰义内也。墨子兼爱，知有人不知有我，故孟子深斥之。然墨子之损我，是牺牲我一人，以救济普天下之人，知有众人之我，不知自己之我，此菩萨心肠也。其说只能行之于少数圣贤，不能行之于人人，与孔门中庸之道，人己两利之旨有异，自孟子观之，其说反在杨子之下。何也？因其失去甲乙二图之中心点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本者何？中心点是也。 墨子之损我，是我自愿损之，非他人所得干预也；墨子善守，公输九攻之，墨子九御之，我不欲自损，他人固无如我何也。墨子摩顶放踵，与“腓无肱，胫无毛”之大禹何异？与“栖栖不已，席不暇暖”之孔子何异？孟子之极口诋之者，无非学术上门户之见而已。然墨子摩顶放踵，所损者外形也，宋儒去人欲，则损及内心矣，其说岂不更出墨子下？孔门之学，推己及人，宋儒亦推己及人，无如其所推而及之者，则为我甘饿死以殉夫，遂欲天下之妇人皆饿死以殉夫，我甘诛死以殉君，遂欲天下之臣子皆诛死以殉君，仁不如墨子，义不如杨子。孟子已斥杨墨为禽兽矣，使见宋儒，未知作何评语？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综而言之：孟子言性善，宋儒亦言性善，实则宋儒之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其区分之点曰：“孟子之学说，不损伤我字，宋儒之学说，损伤我字。” 再者宋儒还有去私欲的说法，究竟私是个什么东西？去私是怎么一回事？也非把它研究清楚不可。私字的意义，许氏说文，是引韩非的话来解释的。韩非原文：“仓颉作书，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环即是圈子，私字古文作厶，篆文作，画一个圈。公字从八从厶，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故八者背也。“背私谓之公”，即是说：把圈子打破了，才谓之公。假使我们只知有我，不顾妻子，环吾身画一个圈，妻子必说我徇私，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环妻子画一圈；但弟兄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环弟兄画一个圈；但邻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环国人画一个圈；但他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这只好把本国人这个圈子撤了，环人类画一个大圈，才可谓之公。但还不能谓之公，假使世界上动植矿都会说话，禽兽一定说：你们人类为甚么要宰杀我们？未免太自私了。草木问禽兽道：你为甚么要吃我们？你也未免自私。泥土沙石问草木道：你为甚么要在我们身上吸收养料？你草木未免自私。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你为甚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你未免自私。太阳又可问地球道：我牵引你，你为甚么不拢来，时时想向外逃走，并且还暗暗地牵引我？你地球也未免自私。再反过来说，假令太阳怕地球说它徇私，它不牵引地球，地球早不知飞往何处去了。地心怕泥土沙石说它徇私，也不牵引了，这泥土沙石，立即灰飞而散，地球就立即消灭了。 我们这样的推想，即知道：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通常所谓公，是画了范围的，范围内人谓之公，范围外人仍谓之私。又可知道：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私字之除不去，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如果除去了，就会无人类，无世界。宋儒去私之说，如何行得通？ 请问私字既是除不去，而私字留着，又未免害人，应当如何处置？应之曰：这是有办法的。人心之私，既是通于万有引力，我们用处置万有引力的法子，处置人心之私就是了。本部分丙图，与第二部分甲乙两图，大圈小圈，层层包裹，完全是地心吸力现象，厘然秩然。我们应当取法之，把人世一切事安排得厘然秩然，像天空中众星球相维相系一般，而人世就相安无事了。 人类相争相夺，出于人心之私；人类相亲相爱，也出于人心之私。阻碍世界进化，固然由于人有私心；但是世界能够进化，也全靠人有私心。由渔佃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造成种种文明，也全靠人有私心，在暗中鼓荡。我们对于“私”字，应当把它当如磁电一般，熟考其性质，因而利用之，不能徒用铲除的法子。假使物理学家，因为电气能杀人，朝朝日日，只研究除去电气的法子，我们哪得有电话电灯来使用？私字之不可去，等于地心吸力之不可去，我们只好承认其私，使人人各遂其私，你不妨害我之私，我不妨害你之私，这可说是私到极点，也即是公到极点。有人问：人性是善是恶？应之曰：请问地心吸力是善是恶？请问电气是善是恶？你把这个问题答复了再说。 孟子全部学说，乃是确定我字为中心点，扩而充之，层层放大，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不主张除去利己之私，只主张我与人同遂其私：我有好货之私，则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我有好色之私，则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宋儒之学，恰与相反，不惟欲除去一己之私，且欲除去众人之私，无如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欲去之而卒不可去，而天下从此纷纷矣。读孟子之书，蔼然如春风之生物；读宋儒之书，凛然如秋霜之杀物。故曰：宋儒学说，完全与孟子违反。 告子言性正确 人性本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告子的说法，任从何方面考察，都是合的。他说：“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早用“性犹湍水也”五字把他包括尽了。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意即曰：导之以善则善，诱之以恶则恶。此等说法，即是《大学》上“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的说法。孟子之驳论，乃是一种诡辩，宋儒不悟其非，力诋告子。请问《大学》数语，与告子之说有何区别？孟子书上，有“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之语，宋儒极口称道，作为他们学说的根据，但是《大学》于尧舜桀纣数语下，却续之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请问，民之天性，如果只好懿德，则桀纣率之以暴，是为反其所好，宜乎民之不从了，今既从之，岂不成了“民之秉夷，好是恶德”？宋儒力诋告子，而于《大学》之不予驳正，岂足服人？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三部 厚黑别论 第三部 厚黑别论 自序 我原来是孔子的信徒，小的时候父亲与我命的名，我嫌它不好，见《礼记》上孔子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表示信从儒教之意。光绪癸卯年，我从富顺赴成都读书，与友人雷君詟皆同路，每日步行百里，途中无事，纵谈时局，并寻些经史，彼此讨论。他对于时事，非常愤慨，心想铁肩担宇宙，就改字铁崖。我觉得儒家学说有许多缺点，心想与其宗孔子，不如宗自己，因改字宗吾。从此之后，我的思想，也就改变，每读古人的书，就有点怀疑，对于孔子，虽未宣布独立，却是“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二十多年前，已经树立了。 我见二十四史上一切是非都是颠倒错乱的，曾做了一本《厚黑学》，说古来成功的人，不过面厚心黑罢了，民国元年，曾在成都报纸上发表。我对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十分怀疑，做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这篇文字，我从前未曾发表。 我作了那两种文字之后，心中把一部二十四史，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扫除干净，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的变化，处处是跟着力学轨道走的，从古人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学说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似觉处处可通。我于是创设了一条臆说：心理之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这是我一人的拘墟之见，是否合理，不得而知，特著《心理与力学》一篇，请阅者赐教。 我应用这条臆说，觉得现在的法令制度很有些错误的地方，我置身学界把学制拿来研究，曾做了一篇《考试制之商榷》，又著了一篇《学业成绩考查会之计划》，曾在成都报纸发表，并经四川教育厅印行。那个时候，我这个臆说，还未发表，文中只就现在的学制陈说利弊，我的根本原理，未曾说出，诸君能把那两篇文字，与这篇《心理与力学》对看，合并赐教，更是感激。我近日做有一篇《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也附带请教。 我从癸卯年，发下一个疑问道，孔孟的道理，既是不对，真正的道理，究竟在甚么地方？这个疑团，蓄在心中，迟至二十四年，才勉强寻出一个答案，真可谓笨极了。我重在解释这个疑问，很希望阅者指示迷途，我绝对不敢自以为是，指驳越严，我越是感激。如果我说错了，他人说得有理，我就抛弃我的主张，改从他人之说，也未尝不可。诸君有赐教的，请在报纸上发表，如能交成都国民公报社社长李澄波先生，或成都新四川日刊社社长周雁翔先生代转，那就更好了。 我从前做的《厚黑学》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两种文字的底稿，早已不知抛往何处去了，我把大意写出来，附在后面，表明我思想之过程。凡事有破坏，才有建设。这两篇文字，算是一种破坏，目的在使我自己的思想独立，所以文中多偏激之论，我们重在寻求真理，无须乎同已死的古人争闹不休；况且我们每研究一理，全靠古人供给许多材料，我们对于古人，只有感谢的，更不该吹毛求疵。这两篇文字的误点，我自己也知道，诸君不加以指正也使得。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李世楷序，于成都 我对于圣人之怀疑 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的黑幕》。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说我破坏道德，煽惑人心，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身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是我要表明我思想的过程，不妨把我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 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出一个。秦汉而后，想学圣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人，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最高的，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请问圣人这个东西，究竟学得到学不到？如说学得到，秦汉而后，有那么多人学，至少也该再出一个圣人；如果学不到，我们何苦朝朝日日，读他的书，拼命去学？ 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我们通常所称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把他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世学派的始祖，他的破绽，就现出来了。 原来周秦诸子，各人特创一种学说，自以为寻着真理了，自信如果见诸实行，立可救国救民，无奈人微言轻，无人信从。他们心想，人类通性，都是悚慕权势的，凡是有权势的人说的话，人人都能够听从。世间权势之大者，莫如人君，尤莫如开国之君，兼之那个时候的书，是竹简做的，能够得书读的很少，所以新创一种学说的人都说道，我这种主张，是见之书上，是某个开国之君遗传下来的。于是道家托于黄帝，墨家托于大禹，倡并耕的托于神农，著本草的也托于神农，著医书的、著兵书的，俱托于黄帝。此外百家杂技，与夫各种发明，无不托始于开国之君。孔子生当其间，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公例。他所托的更多，尧舜禹汤文武之外，更把鲁国开国的周公加入，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周秦诸子，个个都是这个办法，拿些嘉言懿行，与古帝王加上去，古帝王坐享大名，无一个不成为后世学派之祖。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周秦诸子，各人把各人的学说发布出来，聚徒讲授，各人的门徒，都说我们的先生是个圣人。原来圣人二字，在古时并不算高贵，依《庄子·天下篇》所说，圣人之上，还有天人、神人、至人等名称，圣人列在第四等；圣字的意思，不过是闻声知情、事无不通罢了，只要是聪明通达的人，都可呼之为圣人，犹之古时的“朕”字一般，人人都称得，后来把“朕”字、“圣”字收归御用，不许凡人冒称，“朕”字、“圣”字才高贵起来。周秦诸子的门徒，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也不为僭妄。孔子的门徒，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老庄杨墨诸人，当然也有人喊他为圣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周秦诸子中，把孔子挑选出来，承认他一人是圣人，诸子的圣人名号，一齐削夺，孔子就成为御赐的圣人了。孔子既成为圣人，他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然也成为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是开国之君。 周秦诸子的学说，要依托古之人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举例证明。南北朝有个张士简，把他的文章拿与虞讷看，虞讷痛加诋斥。随后张士简把文改作，托名沈约，又拿与虞讷看，他就读一句，称赞一句。清朝陈修园，著了一本《医学三字经》，其初托名叶天士，及到其书流行了，才改归己名。有修园的自序可证。从上列两事看来，假使周秦诸子不依托开国之君，恐怕他们的学说早已消灭，岂能传到今日？周秦诸子，志在救世，用了这种方法，他们的学说才能推行，后人受赐不少。我们对于他们是应该感谢的，但是为研究真理起见，他们的内幕，是不能不揭穿的。 孔子之后，平民之中，也还出了一个圣人，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关羽。凡人死了，事业就完毕，惟有关羽死了过后，还干了许多事业，竟自挣得圣人的名号，又著有《桃园经》、《觉世真经》等书，流传于世。孔子以前，那些圣人的事业与书籍，我想恐怕也与关羽差不多。 现在乡僻之区偶然有一人得了小小富贵，讲因果的，就说他阴功积得多，讲堪舆的，就说他坟地葬得好，看相的、算命的，就说他面貌生庚与众不同。我想古时的人心与现在差不多，大约也有讲因果的人，看见那些开基立国的帝王，一定说他品行如何好、道德如何好，这些说法流传下来，就成为周秦诸子著书的材料了。兼之，凡人皆有我见，心中有了成见，眼中所见的东西，就会改变形象。戴绿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绿色；戴黄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黄色。周秦诸人，创了一种学说，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古人，古人自然会改形变相，恰与他的学说符合。 我们权且把圣人中的大禹提出来研究一下。他腓无胈，胫无毛，忧其黔首，颜色黧墨，宛然是摩顶放踵的兼爱家。韩非子说：“禹朝诸侯于会稽，防风氏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他又成了执法如山的大法家。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俨然是恂恂儒者，又带点栖栖不已的气象。读魏晋以后禅让文，他的行径，又与曹丕、刘裕诸人相似。宋儒说他得了危微精一的心传，他又成了一个析义理于毫芒的理学家。杂书上说他娶涂山氏女，是个狐狸精，仿佛是《聊斋》上的公子书生；说他替涂山氏造敷面的粉，又仿佛是画眉的风流张敞；又说他治水的时候，驱遣神怪，又有点像《西游记》上的孙行者、《封神榜》上的姜子牙。据著者的眼光看来，他始而忘亲事仇，继而夺仇人的天下，终而把仇人逼死苍梧之野，简直是厚黑学中重要人物。他这个人，光怪陆离，真是莫名其妙。其余的圣人，其神妙也与大禹差不多。我们略加思索，圣人的内幕也就可以了然了。因为圣人是后人幻想结成的人物，各人的幻想不同，所以圣人的形状有种种不同。 我做了一本《厚黑学》，从现在逆推到秦汉是相合的，又推到春秋战国，也是相合的，可见从春秋以至今日，一般人的心理是相同的。再追溯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觉得他们的心理神妙莫测，尽都是天理流行，惟精惟一，厚黑学是不适用的。大家都说三代下人心不古，仿佛三代上的人心，与三代下的人心，成为两截了，岂不是很奇的事吗？其实并不奇。假如文景之世，也像汉武帝的办法，把百家罢黜了，单留老子一人，说他是个圣人，老子推崇的黄帝，当然也是圣人，于是乎平民之中，只有老子一人是圣人，开国之君，只有黄帝一人是圣人。老子的心，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黄帝的心，也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黄帝而后，人心就不古：尧夺哥哥的天下，舜夺妇翁的天下，禹夺仇人的天下，成汤文武以臣叛君，周公以弟弑兄。我那本《厚黑学》，直可逆推到尧舜而止，三代上的人心，三代下的人心，就融成一片了。无奈再追溯上去，黄帝时代的人心，与尧舜而后的人心，还是要成为两截的。 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样际遇，成了御赐的圣人，我想孟轲那个亚圣名号，一定会被庄子夺去，我们读的四子书，一定是《老子》、《庄子》、《列子》、《关尹子》，所读的经书，一定是灵枢、素问，孔孟的书，与管商申韩的书，一齐成为异端，束诸高阁，不过遇着好奇的人，偶尔翻来看看，《大学》、《中庸》在《礼记》内，与《王制》、《月令》并列。人心惟危十六字，混在“曰若稽古”之内，也就莫得甚么精微奥妙了。后世讲道学的人，一定会向《道德经》中，玄牝之门，埋头钻研，一定又会造出天玄人玄，理牝欲牝种种名词，互相讨论。依我想，圣人的真相不过如是。 儒家的学说，以仁义为立足点，定下一条公例，行仁义者昌，不行仁义者亡。古今成败，能合这个公例的，就引来作证据，不合这个公例的，就置诸不论。举个例来说，太史公《殷本纪》说：“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周本纪》说：“西伯阴行善。”连下两个阴字，其作用就可想见了。《齐世家》更直截了当说道：“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可见文王之行仁义，明明是一种权术，何尝是实心为民。儒家见文王成了功，就把他推尊得了不得。徐偃王行仁义，汉东诸侯朝者三十六国，荆文王恶其害己也，举兵灭之。这是行仁义失败了的，儒者就绝口不提。他们的论调，完全与乡间讲因果报应的一样，见人富贵，就说他积得有阴德，见人触电器死了，就说他忤逆不孝。推其本心，固是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么样。 古来的圣人，真是怪极了！虞芮质成，脚踏了圣人的土地，立即洗心革面。圣人感化人，有如此的神妙，我不解管蔡的父亲是圣人，母亲是圣人，哥哥弟弟是圣人，四面八方被圣人围住了，何以中间会产生鸱鸮。清世宗呼允禩为阿其那，允禟为塞思赫，翻译出来，是猪狗二字。这个猪狗的父亲也是圣人，哥哥也是圣人，鸱鸮猪狗，会与圣人错杂而生，圣人的价值，也就可以想见了。 李自成是个流贼，他进了北京，寻着崇祯帝后的尸，载以宫扉，盛以柳棺，放在东华门，听人祭奠。武王是个圣人，他走至纣死的地方，射他三箭，取黄钺把头斩下来，悬在太白旗上。他们爷儿，曾在纣名下称过几天臣，做出这宗举动，他们的品行连流贼都不如，公然也成为惟精惟一的圣人，真是妙极了。假使莫得陈圆圆那场公案，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岂不成为太祖高皇帝吗？他自然也会成为圣人，他那闯太祖本纪，所载深仁厚泽，恐怕比《周本纪》要高几倍。 太王实始翦商，王季、文王继之，孔子称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其实与司马炎缵懿师昭之绪何异？所异者，一个生在孔子前，得了世世圣人之名，一个生在孔子后，得了世世逆臣之名。 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凿，无从开脱的时候，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附会。这个例是孟子开的，他说要“以至仁伐至不仁”，断不会有流血的事，就断定《武成》上“血流漂杵”那句话是假的。我们从殷民三叛，多方大诰，那些文字看来，可知伐纣之时，“血流漂杵”不假，只怕“以至仁伐至不仁”那句话有点假。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而天下之恶皆归焉。”我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愿居上流，而天下之美皆归焉。”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更觉确切。 古人神道设教，祭祀的时候，叫一个人当尸，向众人指说道：“这就是所祭之神。”众人就朝着他磕头礼拜。同时又以至道设教，对众人说：“我的学说，是圣人遗传下来的。”有人问：“哪个是圣人？”他就顺手指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说道：“这就是圣人。”众人也把他当如尸一般，朝着他磕头礼拜。后来进化了，人民醒悟了，祭祀的时候，就把尸撤销，惟有圣人的迷梦，数千年未醒，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竟受了数千年的崇拜。 讲因果的人，说有个阎王，问阎王在何处，他说在地下。讲耶教的人，说有个上帝，问上帝在何处，他说在天上。讲理学的人，说有许多圣人，问圣人在何处，他说在古时。这三种怪物，都是只可意中想象，不能目睹，不能证实。惟其不能证实，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信从的人就越是多。在创这种议论的人，本是劝人为善，其意固可嘉，无如事实不真确，就会生出流弊。因果之弊，流为拳匪圣人之弊，使真理不能出现。 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中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嵇康菲薄汤武，司马昭也就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钢刀，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人物，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蹂躪，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有人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释，以附会己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怎么能把真理搜寻得出来？ 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郢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书，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就对燕王说了。燕王听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内面，许多妙论也逃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我只说除了孔子，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子并莫有压制我们，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无如后来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的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踞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前几年，有人把孔子推开了，同时杜威、罗素就闯进来，盘踞学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论，又热衷于杜威、罗素，成一个变形的孔子，有人违反了他的学说，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如果杜威、罗素去了，又会有人出来，执行孔子的任务。他的学说，也是不许人违反的。依我想，学术是天下公物，应该听人攻击，如果说错了，改从他人之说，于己也无伤，何必取军阀态度，禁人批评？ 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平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杜威、罗素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杜威、罗素高踞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孔子、杜威、罗素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我对于圣人既已怀疑，所以每读古人之书，无在不疑，因定下读书三诀，为自己用功步骤。兹附寻于下。 读书三诀： 第一步，以古为敌。读古人之书，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有了他，就莫得我，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逐处寻他缝隙，一有缝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设法抗拒，愈战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读书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为友。我若读书有见，即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古人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说得对的，与他加几个密圈；说得不对的，与他画几根杠子。我想世间俚语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况古人的书，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评阅越多，知识自然越高，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如遇一个古人，知识与我相等，我就把他请出来，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知识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认为劲敌，寻他缝隙，看攻得进攻不进。 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实并莫有做到，自己很觉抱愧。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达第二步还未达到。至于第三步，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譬如行路，虽然把路径寻出，无奈路太长了，脚力有限，只好努力前进，走一截，算一截。 怕老婆的哲学 大凡一国之成立，必有一定重心，我国号称礼教之邦，首重的就是五伦。古之圣人，于五伦中，特别提出一个“孝”字，以为百行之本，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全国重心在一个孝字上，因而产出种种文明，我国雄视东亚数千年，良非无因也。自从欧风东渐，一般学者大呼礼教是吃人的东西，首先打倒的就是孝字，全国失去重心，于是谋国就不忠了，朋友就不信了，战阵就无勇了，有了这种现象，国家焉得不衰落，外患焉得不欺凌？ 我辈如想复兴中国，首先要寻出重心，然后才有措手的地方。请问：应以何者为重心？难道恢复孝字吗？这却不能，我国有谋学者，戊戌政变后，高唱君主立宪，后来袁世凯称帝，他首先出来反对，说道：“君主这个东西，等于庙中之菩萨，如有人把他丢在厕坑内，我们断不能洗净供起，只好另塑一个。”他这个说法，很有至理，父子间的孝字不能恢复，所以我辈爱国志士，应当另寻一个字，以代替古之孝字，这个字仍当在五伦中去寻。 五伦中君臣是革了命的，父子是平了权的，兄弟朋友之伦，更是早已抛弃了，犹幸五伦中尚有夫妇一伦，巍然独存。我们就应当把一切文化，建筑在这一伦上，全国有了重心，才可以说复兴的话。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孝，所以古时的文化建筑在“孝”字上。世间的丈夫，无不爱其妻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的文化，应当建筑在“怕”字上。古人云：“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故“孝”字可以为全国重心。同时可说：“天下岂有无妻之国哉？”故“怕”字也可以为全国重心，这其间有甚深的哲理，诸君应当细细研究。 我们四川的文化，无一不落后，惟怕学一门，是很可以自豪的。河东狮吼，是怕学界的佳话，此事就出在我们四川。其人为谁？即是苏东坡所做《方山子传》上的陈季常。他是四川青神人，与东坡为内亲；他怕老婆的状态，东坡所深知，故作诗赞美之曰：“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四川出了这种伟人，是应当特别替他表扬的。 我们读《方山子传》，只知他是高人逸士，谁知他才是怕老婆的祖师。由此知：怕老婆这件事，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也可说：因为怕老婆才成为高人逸士。《方山子传》有曰：“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俨然瞽腴底豫气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亦无不是的妻子，虞舜遭着父顽母嚣，从孝字做功夫，家庭卒收底豫之效；陈季常遭着河东狮吼，从怕字做功夫，闺房中卒收怡然自得之效，真可为万世师法。 怕老婆这件事，不但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并且要英雄豪杰才做得来。怕学界的先知先觉，要首推刘先生，以发明家而兼实行家。他新婚之夜，就向孙夫人下跪，后来困处东吴，每遇着不了的事，就守着老婆痛哭，而且常常下跪，无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他发明这种技术，真可谓渡尽无边苦海中的男子。诸君如遇河东狮吼的时候，把刘先生的法宝取出来，包管闺房中呈祥和之气，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君子曰，刘先生纯怕也，怕其妻施及后人；怕经曰，“怕夫不匮，永锡尔类”，其斯之谓欤。 陈季常生在四川。刘先生之坟墓，至今尚在成都南门外。陈刘二公之后，流风余韵，愈传愈广，怕之一字，成了四川的省粹。我历数朋辈交游中，官之越大者，怕老婆的程度越深，几乎成为正比例。诸君闭目细想，当知敝言不谬。我希望外省到四川的朋友仔仔细细，领教我们的怕学，辗转传播，把四川的省粹变而为中华民国的国粹，那么，中国就可称雄了。 爱亲爱国爱妻，原是一理。心中有了爱，表现出来，在亲为孝，在国为忠，在妻为怕，名词虽不同，实际则一也。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忠孝，同时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怕。乡间小民，往往将其妻生捶死打，其人率皆蠢蠢如鹿豕，是其明证。 旧礼教注重“忠孝”二字，新礼教注重“怕”字，我们如说某人怕老婆，无异誉之为忠臣孝子，是很光荣的。孝亲者为“孝子”，忠君者为“忠臣”，怕老婆者当名“怕夫”。旧日史书有“忠臣传”，有“孝子传”，将来民国的史书，一定要立“怕夫传”。 一般人都说四川是民族复兴根据地，我们既负了重大使命，希望外省的朋友，协同努力，把四川的省粹，发扬光大，成为全国的重心，才可收拾时局，重整山河，这是可用史事来证明的。 东晋而后，南北对峙，历宋齐梁陈，直到隋文帝出来，才把南北统一，而隋文帝就是最怕老婆的人。有一天独孤皇后发了怒，文帝吓极了，跑在山中，躲了两天，经大臣杨素诸人，把皇后的话说好了，才敢回来。兵法曰：“守如处女，出如脱兔。”怕经曰：“见妻如鼠，见敌如虎。”隋文帝之统一天下也宜哉！闺房中见了老婆，如鼠子见了猫儿，此守如处女之说也；战阵上见了敌人，如猛虎之见群羊，此出如脱兔之说也。《聊斋》有曰：“将军气同雷电，一人中庭，顿归无何有之乡；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寝门，遂有不堪问之处。”惟其入中庭而无何有，才能气同雷电，惟其到寝门而不堪问，才能面若冰霜，彼蒲松龄乌足知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隋末天下大乱，唐太宗出来，扫平群雄，平一海内。他用的谋臣，是房玄龄，史称“房谋杜断”。房是极善筹谋之人，独受着他夫人之压迫，无法可施，忽然想到唐太宗是当今天子，当然可以制伏她，就诉诸太宗。太宗说：“你喊她来，等我处置她。”哪知房太太几句话，就说得太宗哑口无言，私下对玄龄道：“你这位太太，我见了都害怕，此后你好好服从她的命令就是了。”太宗见了臣子的老婆都害怕，真不愧开国明君。当今之世，有志削平大难者，他幕府中总宜多延请几个房玄龄。 我国历史上，不但要怕老婆的人才能统一全国，就是偏安一隅，也非有怕老婆的人不能支持全局。从前东晋偏安，全靠王导、谢安，而他二人，都是怕学界的先进。王导身为宰相，兼充清谈会主席，有天手持麈尾，坐在主席位上，正谈得高兴，忽报道“夫人来了”，他连忙跳上犊车就跑，把麈柄颠转过来，用柄将牛儿乱打。无奈牛儿太远，麈柄太短，王丞相急得没法。后来天子以王导功大，加他九锡，中有两件最特别之物，曰“短辕犊”、“长柄麈”。从此以后王丞相出来，牛儿挨得近近的，手中麈柄是长长的，成为千古美谈。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王丞相对于他的夫人，真可谓孤臣孽子了，宜其事功彪炳。 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围棋别墅，不动声色，把苻坚杀得大败，其得力全在一个怕字。“周婆制礼”，这个典故，诸君想还记得，谢安的太太，把周公制下的礼改了，用以约束丈夫。谢安在他夫人名下，受过这种严格教育，养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习惯，苻坚怎是他的敌手？ 苻坚伐晋，张夫人再三苦谏，他怒道：“国家大事，岂妇人女子所能知？”这可谓不怕老婆了，后来淝水一战，望见八公山上草木，就面有惧色，听见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他胆子怯得个这样，就是由于根本上欠了修养的缘故。观于谢安苻坚，一成功，一失败，可以憬然悟矣。 有人说外患这样的猖獗，如果再提倡怕学，养成怕的习惯，日本一来，以怕老婆者怕之，岂不亡国吗？这却不然，从前有位大将，很怕老婆，有天愤然道：“我怕她做甚？”传下将令，点集大小三军，令人喊他夫人出来，他夫人厉声道：“喊我何事？”他惶恐伏地道：“请夫人出来阅操。”我多方考证，才知道这是明朝戚继光的事。继光行军极严，他儿子犯了军令，把他斩了，夫人寻他大闹，他自知理亏，就养成怕老婆的习惯。谁知这一怕反把胆子吓大了，以后日本兵来，就成为抗日的英雄。因为日本虽可怕，总不及老婆之可怕，所以他敢于出战。诸君读过希腊史，都想知道斯巴达每逢男子出征，妻子就对他说道：“你不战胜归来，不许见我之面。”一个个奋勇杀敌，斯巴达以一蕞尔小国，遂崛起称雄，倘平日没有养成怕老婆的习惯，怎能收此良果？ 读者诸君，假如你的太太，对于你，施下最严酷的压力，你必须敬谨承受，才能忍辱负重，担当国家大事，这是王导、谢安、戚继光诸人成功秘诀。如其不然，定遭失败。唐朝黄巢造反，朝廷命某公督师征剿。夫人在家，收拾行李，向他大营而来。他听了愁眉不展，向幕僚说道：“夫人闻将南来，黄巢又将北上，为之奈何？”幕僚道：“为公计，不如投降黄巢的好。”此公卒以兵败伏法。假令他有胆量去迎接夫人，一定有胆量去抵抗黄巢，决不会失败。 我们现处这个环境，对日本谈抗战，对国际方面，谈外交手腕，讲到外交，也非怕学界中人不能胜任愉快。我国外交人才，李鸿章为第一。鸿章以其女许张佩伦为妻，佩伦年已四十，鸿章夫人嫌他人老，寻着鸿章大闹。他埋头忍气，慢慢设法，把夫人的话说好，卒将其女嫁与佩伦。你想：夫人的交涉都办得好，外国人的交涉，怎么办不好？所以八国联军，那么困难的交涉，鸿章能够一手包办而成。 基于上面的研究，我们应赶急成立一种学会，专门研究怕老婆的哲学，造就些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用。旧礼教重在孝字上，新礼教，重在怕字上。古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今后当求烈士于怕夫之门。孔子提倡旧礼教，曾著下一部《孝经》，敝人忝任黑厚教主，有提倡新礼教的责任，特著一部《怕经》，希望诸君不必高谈“裁矗”，只把我的《怕经》早夜虔诵百遍就是了。 教主曰：夫怕，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怕。 教主曰：其为人也怕妻，而敢于在外为非者鲜矣。人人不敢为非，而谓国之不兴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怕妻也者，其复兴中国之本欤！ 教主曰：惟大人为能有怕妻之心，一怕妻而国本定矣。 教主曰：怕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为人妻止于严，为人夫止于怕。家人有严君焉，妻之谓也。妻发令于内，夫奔走于外，天地之大义也。 教主曰：大哉妻之为道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妻则之，荡荡乎无能名焉，不识不知，顺妻之则。 教主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怕妻，而不知为怕者众矣。 教主曰：君子见妻之怒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毕诚毕敬，勿之有触焉而矣。 教主曰：妻子有过，下气怡声柔色以谏，谏若不从，起敬起长，三谏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妻子怒不悦，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畏。 教主曰：为人夫者，朝出而不归，则妻倚门而望，暮出而不归，则妻倚闾而望，是以妻子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教主曰：君子之事妻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入闺房，鞠躬如也，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妻忧亦忧，妻喜亦喜。 教主曰：谋国不忠非怕也，朋友不信非怕也，战阵无勇非怕也。一举足而不敢忘妻子，一出言而不敢忘妻子，将为善，思贻妻子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妻子羞辱，必不果。 教主曰：妻子者，丈夫所指而终身者也。身体发肤，属诸妻子，不敢毁伤，怕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妻子，怕之终也。 右经十二章，为怕学入门之道，其味无穷。为夫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新礼教夫妻一伦，等于旧礼教父子一伦，孔子说了一句“为人止于孝”，同时就说“为人父止于慈”，必要这样，才能双方兼顾。所以鄙人说“为人夫止于怕”，必须说“为人妻止于严”，也要双方兼顾。 现在许多人高唱“贤妻良母”的说法，女同志不大满意，这未免误解了。“贤妻良母”四字，是顺串而下，不是二者平列。贤妻即是良母，妻道也，而母道存焉。人子幼时，受父母之抚育，稍长出外就傅，受师保之教育，壮而有实，则又举而属诸妻子。故妻之一身，实兼有父母师保之责任，岂能随随便便，漫不经意呢？妻为夫纲，我女同志，能卸去此种责任吗？ 男子有三从，幼而从父，长而从师，由壮至老则从妻，此中外古今之通义也。我主张约些男同志，设立“怕学研究会”，从学理上讨论；再劝导女同志，设立“吼狮练习所”，练习实行方法，双方进行，而谓怕学不昌明，中国不强盛者，未之有也。 六十晋一妙文 鄙人今年（民国二十八年）已满六十岁了。即使此刻寿终正寝，抑或为日本飞机炸死，祭文上也要写享年六十有一上寿了。生期那一天，并无一人知道，过后我遍告众人，闻者都说与我补祝。我说：“这也无须。”他们说：“教主六旬诞颂，是普天同庆的事，我们应该发出启事，征求诗文，歌颂功德。”我谓：“这更勿劳费心，许多做官的人，德政碑是自己立的，万民伞是自己送的，甚至生祠也是自己修的。这个征文启事，不必烦诸亲友，等我自己干好了。” 大凡征求寿文，例应补叙本人道德文章功业，最要者，尤在写出其人特点，其他俱可从略。鄙人以一介匹夫，崛起而为厚黑圣人，于儒释道三教之外特创一教，这可算真正的特点。然而其事为众人所共知，其学已家喻户晓，并且许多人都已身体力行，这种特点，也无须赘述。兹所欲说者，不过表明鄙人所负责之重大，此后不可不深自勉励而已。 鄙人生于光绪五年己卯正月十三日，次日始立春，算命先生所谓：“己卯生人，戊寅算命。”所以己卯年生的人，是我的老庚；戊寅年生的人，也是我的老庚。光绪己卯年，是公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爱因斯坦生于三月十九日，比我要小一点，算是我的庚弟，他的相对论震动全球，而鄙人的厚黑学仅仅充满四川，我对于庚弟，未免有愧。此后只有把我发明的学问努力宣传，才能不虚此生。 正月十三日，历年上载明：“是杨公忌日，诸事不宜。”孔子生于八月二十七日，也是杨公忌日，所以鄙人一生际遇，与孔子相同，官运之不亨通，一也；其被称为教主一也。天生鄙人，冥冥中以孔子相待，我何敢妄自菲薄！ 杨公忌日的算法，是以正月十三为起点，以后每月退二日，如二月十一日，三月九日……到了八月，又忽然发生变例，以二十七日为起点，又每月退二日，又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三日……到了正月又忽然发生变例，以十三为起点。诸君试翻历史书一看，即知鄙言不谬。大凡教主都是应运而生，孔子生日即为八月二十七日，所以鄙人生日非正月十三日不可。这是杨公在千年前早已注定了的。 孔子生日定为阴历八月二十七日，考据家颇有异词。改为阳历八月二十七日，一般人更莫名其妙。千秋万岁后，我的信徒，饮水思源，当然与我建个厚黑庙，每年圣诞致祭，要查看阴阳历对照表，未免麻烦。好在本年（民国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为厚黑教主圣诞。将来每年阴历重九登高，阳历重三日入厚黑庙致祭，岂不很好？ 四川自汉朝文翁兴学而后，文化比诸齐鲁，历晋唐以迄有明，蜀学之盛，足以江浙诸省相埒。明季献贼践蜀，杀戮之惨，亘古未有。秀杰之士，起而习武，蔚为风气。有清一代，名将辈出，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无一不有。嘉道时，全国提镇，川籍占十之七八。于是四川武功特盛，而文学则蹶焉不振。六十年前，张文襄建立尊经书院，延聘湘潭王壬秋先生来川讲学，及门弟子，并研廖季平，富顺宋芸子，名满天下，其他著作等学者，指不胜屈，朴学大兴，文风复盛。考《湘绮楼日记》，己卯年正月十二日，王先生接受尊经书院聘书，次日鄙人诞生，明日即立春，万象更新，这其中实见造物运用之妙。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帝王之兴者也，必先有为之驱除者。教主之兴也，亦必先有为之驱除者，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孔教之兴，已二千余年，皇矣上帝，乃眷西顾，择是四川为新教主诞生之所，使东鲁圣人，西蜀圣人，遥遥相对。无如川人尚武，已成风气，特先遣王壬秋入川，为之驱除，此所以王先生一受聘书，而鄙人即嵩生岳降也。 民国元年，共和肇造，为政治上开一新纪元，今为民国二十八年，也即是厚黑纪元二十八年。所以四川之进化，可分为三个时期：蚕丛鱼凫，开国茫然，毋庸深论，秦代通蜀而后，由汉司马相如，以至明阳慎，川人以文学相长，是为第一期，此则文翁之功矣。有清一代，川人以武功见长，是为第二时期，此张献忠之功也。民国以来，川人以厚黑学见长，是为第三时期，此鄙人之功也。 民元而后，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努力工作，把四川造成一个厚黑国，于是中国高瞻远瞩之士，大声疾呼曰：“四川是民族复兴之根据地！”何想，要复兴民族，打倒日本，舍了这种学问，还有什么法子？所以鄙人于所著《厚黑丛话》内，喊出“厚黑救国”的口号，举出越王勾践为模范人物。其初也，勾践入吴，身为臣，妻为妾，是之谓厚。其初也，沼吴之役，夫差请照样的身为臣妻为妾，勾践不许，必置之死地而后己，是之谓黑。“九一八”以来，我国步步退让，是勾践退吴的方式，“七七事变”而后，全国抗战，是勾践沼吴的精神。我国当局，定下国策，不期而与鄙人之学说暗合，这是很可庆幸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余岂好讲厚黑哉？余不得已也。 鄙人发明“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而今而后，当努力宣传，死而后已。鄙人对于社会，既有这种空前的贡献，社会人士即该予以褒扬。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当兹教主六旬圣诞，应该作些诗文，歌功颂德。自鄙人的目光看来，举世非之，与举世誉之，有同等的价值。除弟子而外，如有志同道合的蘧伯玉，或走入异端的原壤，甚或有反对党，如楚狂沮溺，征生亩诸人，都可尽量地作些文字，无论为歌颂，为笑骂，鄙人都一敬谨拜受。将来汇刊一册，题目《厚黑教主荣录》。千秋万岁后，厚黑学如皎日中天，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荣。中华民国万万岁！厚黑学万岁，厚黑纪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李宗吾谨启。是日也，即我庚弟爱因斯坦六旬晋一之前一日也。 第四部 厚黑丛话 第四部 厚黑丛话 自序 民国十六年，我将历年作品汇刊一册，名曰《宗吾臆谈》，内容计：（1)厚黑学；(2)我对于圣人之怀疑；（3）心理与力学；(4)考试制之商榷；(5)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十七年，我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扩大为一单行本，题曰《社会问题之商榷》。第六章有云，“我讨论这个问题，自有我的根据地，并未依傍孙中山，乃所得结果，中山已先我而言之，真理所在，我也不敢强自立异。于是把我研究所得，作为阐发孙中山学说之资料”，云云。此书流传至南京，石青阳与刘公潜见之，曾电致四川省政府刘主席自乾，叫我入京研究党义，我因事未去。本年我到重庆，伍君心言对我说：“你著的《社会问题之商榷》，曾揭登南京《民生报》，许多人说你对于孙中山学说，有独到之见。你可再整理一下，发表出来，大家讨论。”我因把原作再加整理，名曰《改革中国之我见》。 《社会问题之商榷》理论多而办法少，我认为现在所需要者，是办法，不是理论，乃将原书大加删除，注重办法。原书偏于经济方面，乃再加入政治和外交，基于经济之组织，生出政治之组织，基于经济政治之方式，生出外交之方式。换言之，即是由民生而民权，而民族，三者连为一贯，三民主义就成为整个的东西了。书成拿到省党部，请胡素民、颜伯通二君批评。二君道：“此书精神上，对于三民主义完全吻合，但办法上，有许多地方，孙中山未曾这样说，如果发表出来，恐浅见者流生出误会，你可以不必发表。”我因把原稿收藏起。我是发明厚黑学的人，还是回头转来讲我的厚黑学，因此才写《厚黑丛话》。 我生平揭的标帜，是“思想独立”四字。因为思想独立，就觉得一部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与宋元明清学案，无在不是破绽。《厚黑学》一文，是揭穿一部二十四史的黑幕；《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一文，是揭穿一部宋元明清学案的黑幕。马克思的思想，是建筑在唯物史观上。我的思想，可说是建筑在厚黑史观上。 我的思想，既以厚黑史观为基础，则对于人性不能不这样的观察，对于人性既这样观察，则改革经济、政治、外交等，不能不有这样的办法。今之研究三民主义者，是置身三民主义之中，一字一句研究。我是把中国的《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和宋元明清学案，与夫外国的斯密士、达尔文、卢梭、克鲁泡特金、孟德斯鸠等，一齐扫荡了，另辟蹊径，独立研究，结果与三民主义精神相合，成了殊途同归，由此可以证明孙中山学说是合真理的。 孙中山尝说：“主义不能变更，政策可因时势而变更。”主义者精神也，政策者办法也，我们只求精神上与三民主义相合，至于办法上，大家可提些出来，公开讨论……办法生于理论，我的理论，以厚黑史观为基础，故从厚黑学讲起来。 此次所写《厚黑丛话》，是把我旧日作品和新近的感想糅合写之。我最近还作有一本《中国学术之趋势》，曾拿与友人舒君实、官梦兰二君看，二君都说可以发表，我也把它拆散写入，将所有作品冶为一炉，以见思想之一贯。中间许多说法，已越出厚黑学范围，而仍名之为《厚黑丛话》者，因种种说法，都是从厚黑学生出来，犹之树上的枝叶花果，是从树干生出来，题以厚黑二字，示不忘本也。 我这《厚黑丛话》，从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每日写一两段，每两个月合刊一册，请阅者赐教。旧著《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我送有两本在成都图书馆，读者可便中取阅。有不合处，一经指出，即当遵照修改。 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李宗吾，于成都 致读者诸君 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成都快报》载有窦枕原君所写《读〈厚黑丛话〉与〈厚黑学的基础安在〉后的意见》，说道：“《厚黑丛话》是李先生宗吾宗自己的意见写的。《厚黑学的基础安在》，是客尘先生批评厚黑而写的。我呢，因为站在壁上观的立场，不便有什么言论，来判定谁是谁非，但我亦不是和事老的鲁仲连。我的意见便是请求两先生的文章，按月刊成单行本，露布书店，使阅者得窥全豹，同时又可使阅者有研讨的可能。愚见如此，不知你们的尊意怎样？”窦君这种主张，我极端赞成，决定每两月刊一册，自八月一日至九月卅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的《厚黑丛话》，业已加以整理，交付印刷局，不日即可出版，余者续出。 同日快报载客尘君《答枕原先生兼请教读者》一文，内云：“出单行本却不敢有此企图，最大的原因，便是囊空如洗，一钱莫名，并且文字是随便写的，异常拖沓拉杂……”客尘君既不自出单行本，我打算纂一部《厚黑丛话之批评》，以若干页为一册，挨次出版，册数之多寡，视批评者之多寡为断。快报十一月十日所载窦君及客尘君两文，决定刊入。又成都《新四川日报》十月十三日载子健君《健斋琐录》，对于厚黑学亦有批评，亦当录入。至客尘君所著《厚黑学的基础安在》，我希望客尘加以整理，力求短简明洁，在报上重新发表，以便刊行。如或过长，只好仍请客尘君自印单行本。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客尘君在快报上宣言要向我总攻击，所谓总攻者，无所不攻之谓也。客尘君写了如许长的文字，只攻击我“厚黑救国”四字，拙作中类此四字者很多，请一一攻击，俾知谬点所在。我为客尘君计，可每文标一题目，直揭出攻击之点，简简单单的数百字，一日登完，庶阅者一目了然。不必用《厚黑学的基础安在》那种写法，定一个大题目，每次登一两千字，几个星期都未登完，致流于拖沓拉杂之弊。客尘君以我的话为然否？并希望其他的批评者也这样办。 我这《厚黑丛话》，不断写去，逐日《华西日报》发表，究竟写好长，写好久，我也无一定计划。如无事故，而又心中高兴，就长期写去。凡批评的文字，只要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无论赞成或反对，俱一一刊入；且反对愈烈者，我愈欢迎。我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常喜欢攻击他人，因之也喜欢他人攻击我。有能痛痛快快地攻击我，我就认他是我的同志，当然欢迎。惟文字冗长，词意晦涩者则不录。其直接寄我之信函，而未经报章杂志披露者亦不录。 我平居无事，即寻些问题来研究，研究所得，究竟合与不合，自己无从知道，特写出来，请求阅者指正。我研究这些问题，已闹得目迷五色，好像彷徨失路的人。诸君旁观者清，万望指我去路，我重再把这些道理研究明白。只要把真理寻出就好了，不必定要是我寻出的，犹之救国救民等事，只要人民的痛苦能够解除就好了，不必定要功自我出。我只埋头发表我的意见，或得或失，一任读者批评，自己不能置辩一字，我说错了，自当改认诸君之主张，不敢固执己见。 我这《厚黑丛话》，是把平日一切作品和重庆《新蜀报》发表的《随录》，《济川报》发表的《汲心斋杂录》，连同近日的新感想，糅合写之，所讨论的问题，往往逸出厚黑二字之外。诸君可把这“厚黑丛话”四字当如书篇名目，如《容斋随笔》、《北梦琐言》之类，如把这四字认为题目，则我许多说法，都成为文不对题了。 诸君批评的文字，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后，请惠赠一份，交成都《华西日报》副刊部转交，无任感盼。 李宗吾，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厚黑丛话卷一 著者于满清末年发明厚黑学，大旨言一部二十四史中的英雄豪杰，其成功秘诀不外面厚心黑四字，历引史事为证。民国元年，揭登成都《公论日报》，计分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发表出来，读者哗然。中卷仅登及一半，我受友人的劝告，也就中止。原文底稿，已不知抛弃何所。十六年，刊《宗吾臆谈》，把三卷大意摘录其中。去年舍侄等在北平，从《臆谈》中抽出，刊为单行本，上海某杂志，似乎也曾登过。 我当初本是随便写来开玩笑，不料从此以后，厚黑二字，竟洋溢乎四川，成一普通名词。我也莫名其妙，每遇着不相识的朋友，旁人替我介绍，必说道：“这就是发明厚黑学的李某。”几于李宗吾三字和厚黑学三字合而为一，等于释迦牟尼与佛教合而为一，孔子与儒教合而为一。 有一次在宴会席上，某君指着我，向众人说道：“此君姓李名宗吾，是厚黑学的先进。”我赶紧声明道：“你这话错了，我是厚黑学祖师，你们才是厚黑学的先进。我的位置，等于佛教中的释迦牟尼，儒教中的孔子，当然称为祖师。你们亲列门墙，等于释迦门下的十二圆觉，孔子门下的四科十哲，对于其他普通人，当然称为先进。” 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我把它发明出来，可谓其功不在禹下。每到一处，就有人请我讲厚黑学，我身据绝学，不忍自私，只好勤勤恳恳地讲授，随即笔记下来，名之曰《厚黑丛话》。 有人驳我道：“面厚心黑的人，从古至今，岂少也哉？这本是极普通的事，你何得妄窃发明家之名？”我说：“所谓发明者，等于矿师之寻出煤矿铁矿，并不是矿师拿些煤铁嵌入地中，乃是地中原来有煤有铁，矿师把上面的土石除去，煤铁自然出现，这就谓之发明了。厚黑本是人所固有的，只因被《四书》、《五经》、宋儒录和《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真经》等蒙蔽了，我把它扫而空之，使厚与黑赤裸裸地现出来，是之谓发明。”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这种引力，也不是牛顿带来的，自开辟以来，地心就有吸力，经过了百千万亿年，都无人知道，直至牛顿出世，才把他发现出来。厚黑这门学问，从古至今，人人都能够做，无奈行之而不著，习矣而不察，直到李宗吾出世，才把它发现出来。牛顿可称为万有引力发明家，李宗吾当然可称厚黑学发明家。 有人向我说道：“我国连年内乱不止，正由彼此施行厚黑学，才闹得这样糟。现在强邻压迫，亡国在于眉睫，你怎么还在提倡厚黑学？”我说：“正因亡国在于眉睫，更该提倡厚黑学，能把这门学问研究好了，国内纷乱的状况，才能平息，才能对外。”厚黑是办事上的技术，等于打人的拳术。诸君知道：凡是拳术家，都要闭门练习几年，然后才敢出来与人交手。从辛亥至今，全国纷纷扰扰者，乃是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实地练习，他们师兄师弟，互相切磋。迄今二十四年，算是练习好了，开门出来，与人交手，真可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我基于此种见解，特提出一句口号曰：厚黑救国。请问居今之日，要想抵抗列强，除了厚黑学，还有甚么法子？此《厚黑丛话》，所以不得不做也。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抵抗列强，要有力量，国人精研厚黑学，能力算是有了的。譬之射箭，射是射得很好，从前是关着门，父子弟兄，你射我，我射你；而今以列强为箭垛子，支支箭向同一之垛子射去。我所谓厚黑救国，如是而已。 厚黑救国，古有行之者，越王勾践是也。会稽之败，勾践自请身为吴王之臣，妻入吴宫为妾，这是厚字诀。后来举兵破吴，夫差遣人痛哭乞情，甘愿身为臣，妻为妾，勾践毫不松手，非把夫差置之死地不可，这是黑字诀。由此知：厚黑救国。其程序是先之以厚，继之以黑，勾践往事，很可供我们的参考。 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其失败之原因，韩信所说“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两句话就断定了。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气，其病根在不厚。妇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不黑。所以我讲厚黑学，谆谆然以不厚不黑为大戒。但所谓不厚不黑者，非谓全不厚黑，如把厚黑用反了，当厚而黑，当黑而厚，也是断然要失败的。以明朝言之，不自量力，对满洲轻于作战，是谓匹夫之勇。对流寇不知其野性难驯，一意主抚，是谓妇人之仁。由此知明朝亡国，其病根是把厚黑二字用反了。有志救国者，不可不精心研究。 我国现在内忧外患，其情形很与明朝相类，但所走的途径，则与之相反。强邻压境，熟思审处，不悻悻然与之角力，以匹夫之勇为戒……明朝外患愈急迫，内部党争愈激烈。崇祯已经在煤山缢死了，福王立于南京，所谓志士者，还在闹党争。福王被满清活捉去了，辅立唐王、桂王、鲁王的志士，还在闹党争。我国迩来则不然，外患愈紧迫，内部党争愈消灭，许多兵戎相见的人，而今欢聚一堂。明朝的党人，忍不得气，现在的党人，忍得气，所走的途径又与明朝相反，这是更为可喜的。厚黑先生曰：“知明朝之所以亡，则知民国之所以兴矣。”我希望有志救国者，把我发明的“厚黑史观”仔细研究。 昨日我回到寓所，见客厅中坐一个很相熟的朋友，一见面就说道：“你怎么又在报上讲厚黑学？现在人心险诈，大乱不已，正宜提倡旧道德，以图挽救，你发出这些怪议论，岂不把人心越弄越坏吗？”我说：“你也太过虑了。”于是把我全部思想原原本本说与他听，直谈到二更，他欢然而去，说道：“像这样说来，你简直是孔子信徒，厚黑学简直是救济世道人心的妙药，从今以后，我在你这个厚黑教主名下当一个信徒就是了。” 梁任公曾说：“假令我不幸而死，是学术界一种损失。”不料他56岁就死了，学术界受的损失，真是不小。古来的学者如程明道、陆象山，是54岁死的。韩昌黎、周濂溪、王阳明，都是57岁死的。鄙人在厚黑界的位置，自信不在梁程陆韩周王之下，讲到年龄，已经有韩周王三人的高寿，要喊梁程陆为老弟，所虑者万一我一命呜呼，则是曹操、刘备诸圣人相传之心法，自我而绝，厚黑界受的损失，还可计算吗？所以我汲汲遑遑地写文字，余岂好厚黑哉？余不得已也。 马克思发明唯物史观，我发明厚黑史观。用厚黑史观去读二十四史，则成败兴衰，了如指掌，用厚黑史观去考察社会，则如牛渚燃犀，百怪毕现。……我们又可用厚黑史观攻击达尔文强权竞争的说法，使迷信武力的人失去理论上的立场。我希望阅者耐心读去，不可先存一个心说：“厚黑学，是诱惑人心的东西。”更不可先存一个成见说：“马克思、达尔文是西洋圣人，李宗吾是中国坏人，从古至今，断没有中国人的说法会胜过西洋人的。”如果你心中是这样想，就请你每日读《华西副刊》的时候，看见《厚黑丛话》一栏，就闭目不视，免得把你诱坏。 有天我去会一个朋友。他是讲宋学的先生，一见我，就说我不该讲厚黑学。我因他是个迂儒，不与深辩，婉辞称谢。殊知他越说越高兴，简直带出训斥的口吻来了。我气他不过，说道：“你自称孔子之徒，据我看来，只算是孔子之奴，够不上称孔子之徒。何以言之呢？你们讲宋学的人，神龛上供的是‘天地君亲师之位’。你既尊孔子为师，则师徒犹父子，也可说等于君臣。古云：‘事父母几谏。’又云：‘事君有犯而无隐。’你为甚么不以事君父之礼事孔子？明知孔子的学说，有许多地方，对于现在不适用，不敢有所修正，直是谐臣媚子之所为，非孔子家奴而何？古今够得上称孔子之徒者，孟子一人而已，孔子曰：‘我战则克。’孟子则曰：‘善战者服上刑。’依孟子的说法，孔子是该处以枪毙的。孟子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把管仲说得极不堪，曰：‘功烈如彼其卑也。’而《论语》上明明载，孔子曰：‘齐桓公正而不谲。’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孟子的话，岂不显与孔子冲突吗？孔子修《春秋》，以尊周为主，称周王曰‘天王’。孟子游说诸侯，一则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再则曰：‘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未知置周王于何地，岂非孔教叛徒？而其自称，则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对于孔子，是脱了奴性的，故可称之曰孔子之徒，汉宋诸儒，皆孔子之奴也。至于你嘛！满口程朱，对于宋儒，明知其有错误，不敢有所纠正，反曲为之庇，直是家奴之奴，称曰‘孔子之奴’，犹未免过誉。”说罢，彼此不欢而散。阅者须知，世间主人的话好说，家奴的话不好说，家奴之奴，更难得说。中国纷纷不已者，孔子家奴为之也……达尔文家奴为之也，于主人何尤！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我不知有孔子学说，更不知有马克思学说和达尔文学说，我只知有厚黑学而已。问厚黑学何用？曰用以抵抗列强。我敢以厚黑教主之资格，向四万万人宣言曰：“勾践何人也，予何人也，凡我同志，快快地厚黑起来！何者是同志？心思才力，用于抵抗列强者，即是同志。何者是异党？心思才力，用于倾陷本国人者，即是异党。”从前张献忠祭梓潼文昌帝君文曰：“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与你联宗罢。”我想，孔子在天之灵，见了我的宣言，一定说：“咱讲内诸夏，外夷狄，你讲内中国，外列强，咱与你联合罢。” 梁任公曰：“读春秋当如读《楚辞》，其辞则美人香草，其义则灵修也，其辞则齐桓、晋文，其义则素王制也。”呜呼，知此者可以读厚黑学矣！其词则曹操、刘备，其义则十年沼吴之勾践、八年血战之华盛顿也。师法曹操、刘备者，师法厚黑之技术，至曹刘之目的为何，不必深问。斯义也，恨不得起任公于九原，而一与讨论之。 我著《厚黑学》，纯用春秋笔法，善恶不嫌同辞，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同是一厚黑，用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是极卑劣之行为，用以图谋众人之公利，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所以不懂春秋笔法者，不可以读《厚黑学》。 民国六年，成都国民公报社把《厚黑学》印成单行本，宜宾唐倜风作序，中江谢绶青作跋。绶青之言曰：“宗吾发明厚黑学，或以为议评末俗，可以劝人为善，或以为凿破混沌，可以导人为恶。”余则谓：“厚黑学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亦视用之何如耳。如利刃然，用以诛叛逆则善，用以屠良民则恶。善与恶，何关于刃？故用厚黑以为善，则为善人，用厚黑以为恶，则为恶人，或善或恶，于厚黑无与也。”绶青这个说法，是很对的，与我所说春秋笔法，同是一意。 倜风之言曰：“孔子曰：‘谏有五，吾从其讽。’昔者汉武帝欲杀乳母，东方朔叱令就死。齐景公欲诛圉人，晏子执而数其罪。二君闻言，惕然而止。宗吾此书，大有东方朔、晏子遗意，其言最诙谐，其意最沉痛，直不啻聚千古大奸大诈于一堂，而一一谳定其罪，所谓诛奸谀于既死者非欤！吾人熟读此书，即知厚黑中人比比皆是，庶几出而应世，不为若辈所愚。彼为鬼为蜮者，知人之烛破其隐，亦将惶然思返，而不敢妄试其技。审如是也，人与人之间，不得不出于赤心相见之一途，则宗吾此书之有益于世道人心也，岂浅显哉！厚黑学之发布，已有年矣，其名词人多知之。试执人而语之曰：‘汝固素习厚黑学者。’无不色然怒，则此书收效为何如，固不俟辩也。”倜风此说固有至理，然不如绶青所说尤为圆通。 庄子曰：“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呜呼！若庄子者，始可与言厚黑矣。禅让一也，舜禹行之则为圣人，曹丕、刘裕行之，则为逆臣。宗吾曰：“舜禹之事，倘所谓厚黑，是耶非耶，余甚惑焉。”调风披览《庄子》不释手，而于厚黑学，犹一间未达，惜哉！晚年从欧阳竟无讲唯识学，回成都，贫病而死。夏斧私挽以联，有云：“有钱买书，无钱买米。”假令倜风只买厚黑学一部，而以余钱买米，虽至今生存可也，然而倜风不悟也。厚黑救国中，失此健将，悲夫！悲夫！ 我宣传厚黑学，有两种意思：（甲）即倜风所说，“聚千古大奸大诈于一堂，而一一谳定其罪”。民国元年发布的《厚黑传习录》所说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和办事二妙法等，皆属甲种。（乙）即绶青所说：“用厚黑以为善。”此次所讲厚黑救国等语，即属乙种。 阅者诸君对于我的学问，如果精研有得，以后如有人对于你行使厚黑学，你一人眼就明白，可直告之曰：“你是李宗吾的甲班学生，我与你同班毕业，你那些把戏，少拿出来耍些。”于是同学与同学辟诚相见，而天下从此太平矣，此则厚黑学之功也。有人说：“老子云‘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你把厚黑学公开讲说，万一国中的汉奸，把它翻译为英法德俄日等外国文，传播世界，列强得着这种秘诀，用科学方法整理出来，还而施之于我，等于把我国发明的火药加以改良，还而轰我一般，如何得了？”我说：“惟恐其不翻译，越翻译得多越好。”宋朝用司马光为宰相，辽人闻之，戒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公矣，勿再生事。”列强听见中国出了厚黑教主，还不闻风丧胆吗？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可行也。”我国对外政策，应该建筑在一个诚字上，今可明明白白告诉他：“我国现遍设厚黑学校，校中供的是‘大成至圣先师越王勾践之神位’。厚黑教主开了一个函授学校，每日在报上发讲稿，定下十年沼吴的计划。这十年中，你要求什么条件，我国就答应什么条件，等到十年后，算账就是了。”我们口中如此说，实际上即如此做，决不欺哄他。但要敬告翻译的汉奸先生，译《厚黑学》时，定要附译一段，说：“勾践最初对于吴王，身为臣，妻为妾。后来吴王请照样的身为臣，妻为妾，勾践不允，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加了几倍的利钱。这是我们先师遗传下来的教条，请列强于头钱之外，多预备点利钱就是了。”从前王德用守边，契丹遣人来侦探，将士请逮捕之，德用说：“不消。”明日，大阅兵，简直把军中实情拿与他看。侦探回去报告，契丹即遣人来议和。假如外国人知道我国朝野上下，一致研究厚黑学，自量非敌，因而敛戢其野心，十年后不开大杀戒，则厚黑学之造福于人类者，宁有暨耶。此即汉奸先生翻译之功也。彼高谈仁义者，乌足知之？传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厚黑先生者，其我佛如来之化身欤！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友人雷民心，发明了一种最精粹的学说，其言曰：“世间的事，分两种，一种是做得说不得，一种是说得做不得。例如，夫妇居室之事，尽管做，如拿在大庭广众中来说，就成为笑话，这是做得说不得。又如，两个朋友，以狎亵语相戏谑，抑或骂人的妈和姐妹，闻者不甚以为怪，如果认真实现，就大以为怪了，这是说得做不得。”民心这个学说，凡是政治界学术界的人，不可不悬诸座右。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 做得说不得这句话，是《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注脚，说得做不得这句话，是《孟子·井田章》和《周礼》一书的注脚。假令王莽、王安石聘民心去当高等顾问，决不会把天下事闹得那么坏。 辛亥年成都十月十八日兵变，全城秩序非常之乱，杨莘友出来任巡警总监，捉着扰乱治安的人，就地正法，出的告示，模仿张献忠七杀碑的笔调，连书斩斩斩，大得一般人的欢迎。全城男女长幼，提及杨总监之名，歌颂不已。后来秩序稍定，他发表了一篇《杨维（莘友名）之宣言》，说今后当行开明专制，于是物议沸腾，报章上指责他，省议会也纠举他，说：“而今是共和时代，岂能再用专制手段！”殊不知莘友从前用的手段，纯是野蛮专制，后来改行开明专制，在莘友算是进化了，只因把专制二字明白说出，所以大遭物议。民心说：“天下事有做得说不得的。”莘友之事，是很好的一个例证。观于莘友之事，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算得了的解释。 我定有一条公例：“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是极卑劣之行为；用厚黑以图谋众人公利，是至高无上之道德。”莘友野蛮专制，其心黑矣，而人反歌颂不已，何以故？图谋公利故。 厚黑救国这句话，做也做得，说也说得，不过学识太劣的人，不能对他说罢了。我这次把厚黑学公开讲说，就是想把他变成做得说得的科学。 胡林翼曾说：“只要有利于国，就是顽钝无耻的事我都干。”相传林翼为湖北巡抚时，官文为总督。有天总督夫人生日，藩台去拜寿，手本已经拿上去了，才知道是如夫人生日，立将手本索回，折身转去。其他各官，也随之而去。不久林翼来，有人告诉他，他听了，伸出大拇指说道：“好藩台！好藩台！”说毕取出手本递上去，自己红顶花翎地进去拜寿。众官听说巡抚都来了，又纷纷转来。次日官妾来巡抚衙门谢步，林翼请他母亲十分优待，官妾就拜在胡母膝下为义女，林翼为干哥哥。此后军事上有应该同总督会商的事，就请干妹妹从中疏通。官文稍一迟疑，其妾妾其耳曰：“你的本事，哪一点比我们胡大哥？你依着他的话做就是了。”因此林翼办事，非常顺手。官胡交欢，关系满清中兴甚巨。林翼干此等事，其面可谓厚矣，众人不惟不说他卑鄙，反引为美谈，何以故？心在国家故。 严世蕃是明朝的大奸臣，这是众人知道的，后来皇上把他拿下，丢在狱中，众臣合拟一奏折，历数其罪状，如杀杨椒山、沈炼之类，把稿子拿与宰相徐阶看。阶看了说道：“你们还是想杀他，想放他？”众人说：“当然想杀他。”徐阶说：“你这奏折一上去，皇上立即把他放出来，何以故呢？世蕃杀这些人，都是巧取上意，使皇上自动地要杀他。此折上去，皇上就会说：‘杀这些人明明出自我的意思，怎么诬在世蕃身上？’岂不立把他放出吗？”众人请教如何办。徐阶说：“皇上最恨的是倭寇，说他私通倭寇就是了。”徐阶关着门把折子改了递上去。世蕃在狱中探得众人奏折内容，对亲信人说道：“你们不必担忧，不几天我就出来了。”后来折子发下，说他私通倭寇，大惊道：“完了，完了！”果然把他杀了。世蕃罪大恶极，本来该杀，独莫有私通倭寇，可谓死非其罪。徐阶设此毒计，其心不为不黑，然而后人都称他有智谋，不说他阴毒，何以故？为国家除害故。 李次青是曾国藩得意门生，国藩兵败靖港、祁门等处，次青与他患难与共。后来次青兵败失地，国藩想学孔明斩马谡，叫幕僚拟奏折严参他，众人不肯拟。叫李鸿章拟，鸿章说道：“老师要参次青，门生愿以去就争。”国藩道：“你要去，很可以，奏折我自己拟就是了。”次日叫人与鸿章送四百两银子去，“请李大人搬铺”。鸿章在幕中，有数年的劳绩，为此事逐出。奏折上去，次青受重大处分。国藩此等地方手段狠辣，逃不脱一个黑字，然而次青仍是感恩知遇，国藩死，哭以诗，非常恳挚。鸿章晚年，封爵拜相，谈到国藩，感佩不已，何以故？以其无一毫私心故。 上述胡、徐、曾三事，如果用以图谋私利，岂非至卑劣之行为吗？移以图谋公利，就成为最高尚之道德。像这样的观察，就可把当伟人的秘诀寻出，也可说把救国的策略寻出。现今天下大乱，一般人都说将来收拾大局，一定是曾国藩、胡林翼一流人，但是要学曾、胡，从何下手？难道把曾、胡全集，字字读，句句学吗？这也无须，有个最简单的法子，把全副精神集中在抵抗列强上面，目无旁视，耳无旁听，抱定厚黑二字，放手做去，得的效果，包管与曾、胡一般无二。如嫌厚黑二字不好听，你在表面上换两个好听字眼就是，不要学杨莘友把专制二字说破。你如有胆量，就学胡林翼，赤裸裸地说道：“我是顽钝无耻。”列强其奈你何！是之谓厚黑救国。 我把世界外交史研究了多年，竟把列强对外的秘诀发现出来，其方式不外两种，一曰劫贼式，一曰娼妓式。时而横不依理，用武力掠夺，等于劫贼之明火劫抢，是谓劫贼式的外交。时而甜言蜜语，曲结欢心，等于娼妓媚客，结的盟约，毫不生效，等于娼妓之海誓山盟，是谓娼妓式的外交。 人问列强以何者立国？我答曰：“厚黑立国。”娼妓之面最厚，劫贼之心最黑，大概军阀的举动是劫贼式，外交官的言论是娼妓式。劫贼式之后，继以娼妓式，娼妓式之后，继以劫贼式，二者循环互用。娼妓之面厚矣，毁弃盟誓则厚之中有黑。劫贼之心黑矣，不顾唾骂则黑之中有厚。我国自五口通商以来，直至今日，都是吃列强这两种方式的亏。我们把他的外交秘诀发现出来，就有对付的方法了。 人问：“我国当以何者救国？”我答曰：“厚黑救国。”他以厚字来，我以黑字应之；他以黑字来，我以厚字应之。娼妓艳装而来，开门纳之，但缠头费丝毫不能出。如服侍不周，把她衣饰剥了，逐出门去，是谓以黑字破其厚。如果列强横不依理，以武力压迫，我们就用张良的法子对付他。张良圯上受书，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他面皮厚罢了。苏东坡曰：“高帝百战百败而能忍之，此子房所教也。”我们一以对付项羽的法子对付列强，是谓以厚字破其黑。 全国人士都大声疾呼曰：“救国！救国！”试问救国从何下手？譬诸治病，连病根都未寻出，从何下药？我们提出厚黑二字，就算寻着病根了。寒病当用热药，热病当用寒药，相反才能相胜。外人黑字来，我以厚字应，外人厚字来，我以黑字应。刚柔相济，医国妙药，如是而已。他用武力，我即以武力对付之，他讲亲善，我即与之亲善，是为医热病用热药，医寒病用寒药。以此等法医病，病人必死；以此等法医国，国家必亡。 《史记》：项王谓汉王曰：“天下汹汹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笑谢二字，非厚而何？后来鸿沟划定，楚汉讲和了，项王把太公、吕后送还，引兵东归，汉王忽然败盟，以大兵随其后，把项王逼死乌江，非黑而何？我国现在对于列强，正适用笑谢二字，若与之斗力，就算违反了刘邦的策略。语曰：“安不忘危。”《厚黑经》曰：“厚不忘黑。”问：“厚不忘黑奈何？”曰：“有越王勾践之先例在，有刘邦对付项羽之先例在。” 我在民国元年，就把《厚黑学》发表出来，苦口婆心，谆谆讲说，无奈莫得一人研究这种学问，把一个国家闹成这样。今年石青阳死了，重庆开追悼会，正值外交紧急，我挽以联云：“哲人其萎乎，呜呼青阳，吾将安仰；斯道已穷矣，吁嗟黑厚，予欲无言。”袁随园谒岳王墓诗云：“岁岁君臣拜诏书，南朝可谓有人无。看烧石勒求和币，司马家儿是丈夫。”吁嗟黑厚，予欲无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凡我同志，快快地厚黑起来，一致对外。 著者住家自流井。我尝说我们自流井的人，目光不出峡子口；四川的人，目光不出夔门口；中国的人，目光不出吴淞口。阿比西尼亚，是非洲弹丸大一个国家，阿皇敢于对意大利作战，对法西斯的怪杰墨索里尼作战，其人格较之华盛顿，有过之无不及，真古今第一流人杰哉！将来战争结果，无论阿国或胜或败，抑或败而至于亡国，均是世界史上最光荣的事。我们应当把阿皇的谈话，当如清朝皇帝颁发的《圣谕广训》，楷书一通，每晨起来，恭读一遍这就算目光看出吴淞口去了。 有人问我道：“你的厚黑学，怎么我拿去实行，处处失败？”我问：“我著的《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二书，你看过莫有？”答：“莫有。”我问：“《厚黑学》单行本，你看过莫有？”答：“莫有。我只听见人说：‘做事离不得脸皮厚，心子黑。’我就照这话行去。”我说：“你的胆子真大，听见厚黑学三字，就拿去实行，仅仅失败，尚能保全生命而还，还算你的造化。我著《厚黑学》，是用厚黑二字，把一部二十四史一以贯之，是为‘厚黑史观’。我著《心理与力学》，定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是为‘厚黑哲理’。基于厚黑哲理，来改良政治、经济、外交与夫学制等，是为厚黑哲理之应用。其详俱见《宗吾臆谈》及《社会问题之商榷》二书。你连书边边都未看见，就去实行，真算胆大。” 厚黑学这门学问，等于学拳术，要学就要学精，否则不如不学，安分守己，还免得挨打。若仅仅学得一两手，甚或拳师的门也未拜过，一两手都未学得，远远望见有人在习拳术，自己就出手伸脚地打人，焉得不为人痛打？你想：项羽坑降卒二十万，其心可谓黑到极点了，而我的书上，还说他黑字欠了研究，宜其失败。吕后私通审食其，刘邦佯为不知。后人诗曰：“果然公大度，容得辟阳侯。”面皮厚到这样，而于厚字还是欠研究，韩信求封齐王时，若非有人从旁指点，几乎失败。厚黑学有这样的精深，仅仅听见这个名词，就去实行，我可以说越厚黑越失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人问：“要如何才不失败？”我说：“你须先把厚黑史观、厚黑哲理与夫厚黑哲理之应用彻底了解，出而应事，才可免于失败。兵法曰：‘先立于不败之地。’又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厚黑学亦如是而已。” 孙子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处世不外厚黑，厚黑之变，不可胜穷也。用兵是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处世是厚中有黑，黑中有厚，厚黑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厚黑学》与《孙子》十三篇，二而一，一而二。不知兵而用兵，必至兵败国亡。不懂厚黑哲理，而就实行厚黑，必至家破身亡。闻者曰：“你这门学问太精深了，还有简单法子莫有？”我答曰：“有。我定有两条公例，你照着实行，不需研究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也就可以为英雄，为圣贤。如欲得厚黑博士的头衔，仍非把我所有作品穷年累月地研究不可。” 就人格言之，我们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尚。”就成败言之，我们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以图谋一己私利，越厚黑越失败；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越厚黑越成功。”何以故呢？凡人皆以我为本位，为我之心，根于天性。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势必妨害他人之私利，越厚黑则妨害于人者越多，以一人之身，敌千万人之身，焉得不失败？人人既以私利为重，我用厚黑以图谋公利，即是替千万人图谋私利，替他行使厚黑，当然得千万人之赞助，当然成功。我是众人中之一分子，众人得利，我当然得利，不言私利而私利自在其中。例如，曾、胡二人，用厚黑以图谋国家之公利，其心中无丝毫私利之见存，后来功成了，享大名，膺厚赏，难道私人所得的利还小吗？所以用厚黑以图谋国家之利，成功固得重报，失败亦享大名，无奈目光如豆者，见不及此。从道德方面说，攘夺他人之私利，以为我有，是为盗窃行为，故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是牺牲我的脸，牺牲我的心，以救济世人。视人之饥，犹己之饥，视人之溺，犹己之溺，即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故越厚黑人格越高尚。 人问：“世间有许多人，用厚黑以图谋私利，居然成功，是何道理？”我说：“这即所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耳。’”与他相敌的人，不外两种：一种是图谋公利而不懂厚黑技术的人，一种是图谋私利，而厚黑之技术不如他的人，故他能取胜。万一遇着一个图谋公利之人，厚黑之技术与他相等，则必败无疑。语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因为妨害了千万人之私利，这千万人中只要有一个觑着他的破绽，就要乘虚打他。例如，《史记》中项王谓汉王曰：“天下汹汹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其时的百姓，个个都希望他两人中死去一个，所以项王迷失道，问于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致被汉兵追及而死。如果是救民水火之兵，田父方保持之不暇，何至会给他呢？我们提倡厚黑救国，这是用厚黑以保卫四万万人之私利，当然得四万万人之赞助，当然成功。 昔人云“文章报国。”文章非我所知，我所知者，厚黑而已。自今以往请以厚黑报国。《厚黑经》曰：“我非厚黑之道，不敢陈于国人之前，故众人莫如我爱国也。”叫我不讲厚黑，等于叫孔孟不讲仁义，试问：能乎不能？我自问：生平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全在发明厚黑学，抱此绝学而不公之于世，是为怀宝迷邦，岂非不仁之甚乎！李宗吾曰：“鄙人圣之厚黑者也。夫天未欲中国复兴也，如欲中国复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吾何为不讲厚黑哉？” 昔人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众人都说饭好吃，哪个知道种田人的艰难？众人都说厚黑学适用，哪个知道发明人的艰难？我那部《厚黑学》，可说字字皆辛苦。 我这门学问，将来一定要成为专科，或许还要设专门大学来研究。我打算把发明之经过和我同研究的人写出来，后人如仿《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作一部《厚黑学案》，才寻得出材料，抑或与我建厚黑庙，才有配享人物。 旧友黄敬临，在成都街上遇着我，说道：“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要建厚黑庙，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了门的，请把我写一段上去，将来也好配享。”我说：“不必再写，你看《论语》上的林放，见着孔子，只问了‘礼之本’三个字，直到而今，还高坐孔庙中吃冷猪肉。你既有志斯道，即此一度谈话，已足配享而有余。”敬临又说：“我今年已经62岁了，因为钦佩你的学问，不惜拜在门下。”我说：“难道我的岁数比你小，就够不上与你当先生吗？我把你收列门墙，就是你莫大之幸，将来在你的自撰年谱上，写一笔‘吾师李宗吾先生’，也就比‘前清诰封某某大夫’，光荣多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往年同县罗伯康致我信说道：“许多人说你讲厚黑学，我逢人辩白，说你不厚不黑。”我复信道：“我发明厚黑学，私淑弟子遍天下，我曰‘厚黑先生’，与我书者以作上款，我复书以作下款，自觉此等称谓，较之文成公、文正公光荣多矣。俯仰千古，常以自豪。不谓足下乃逢人说我不厚不黑，我果何处开罪足下，而足下乃以此报我耶？呜呼伯康，相知有年，何竟自甘原壤，尚其留意尊胫，免遭尼山之杖！”近日许多人劝我不必再讲厚黑学。嗟乎！滔滔天下，何原壤之多也！ 从前发表的《厚黑传习录》，是记载我与众人的谈话，此次的丛话，是把传习录扩大之。我从前各种文字，许多人都未看过，今把它全行拆散来，与现在的新感想混合写之。此次的丛话，是随笔体裁，内容包含五种：（1）厚黑史观；(2）厚黑哲理；（3)厚黑学之应用；（4）厚黑学辩证法；(5）厚黑学发明史。我只随意写去，不过未分门类罢了。 人问：“既是如此，你何不分类写之，何必这样杂乱无章地写？”我说：“著书的体裁分两种，一是教科书体，一是语录体。凡一种专门学问发生，最初是语录体，如孔子之《论语》，释迦之《佛经》，六祖之《坛经》，朱明诸儒之语录，都是门人就本师口中所说者笔记下来。老子手著之《道德经》，可说是自写的语录。后人研究他们的学问，才整理出来，分出门类，成为教科书方式。厚黑学是新发明的专门学问，当然用语录体写出。” 宋儒自称“满腔子是恻隐”。而我则“满腔子是厚黑”。要我讲，不知从何处讲起，只好随缘说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或谈古事，或谈时局，或谈学术，或追述生平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地写一篇，或短短地写几句，或概括地说，或具体地说，总是随其兴之所至，不受任何拘束，才能把我整个思想写得出来。 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社会就成为透明体，既把社会真相看出，就可想出改良社会的办法。我对于经济、政治、外交，与夫学制等，都有一种主张，而此种主张，皆基于我所谓厚黑哲理。我这个丛话，可说是拉杂极了，仿佛是一个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是极不规则的。惟其不规则，才是天然的状态。如果把他整理得厘然秩序，极有规则，就成为公园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掺加了人工，非复此山的本来面目。我把我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使山的全体表现，有志斯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补充之，冗芜者删削之，错误者改正之。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个房子也好，抑或捉几个雀儿，采些花草，拿回家中赏玩也好。如能大规模的开采矿物则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点药去医病，捡点牛犬粪去肥田，也未尝不好。我发明厚黑学，犹如瓦特发明蒸汽机，后人拿去纺纱织布也好，行驶轮船、火车也好，开办任何工业都好。我讲的厚黑哲理，无施不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有能得我之一体，引而伸之，就可独成一派。孔教分许多派，佛教分许多派，将来我这厚黑教，也要分许多派。 写文字，全是兴趣，兴趣来了，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我写文字的时候，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而案头适无此书，就用苏东坡“想当然耳”的办法，依稀恍惚地写去，以免打断兴趣。写此类文字与讲考据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种见解，凭空白地，无从说起，只好借点事物来说，引用某事某说，犹如使用家伙一般，把别人的偶尔借来用用，若无典故可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也无不可。 庄子寓言，是他胸中有一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以写之，只求将胸中所见达出。至鲲鹏野马，果否有此物，渔父盗跖，是否有此人，皆非所问。胸中所见者，主人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皆寓舍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诗当如是，读庄子当如是，读厚黑学也当如是。 昔人谓：“文王周公，繁易，彖辞爻辞，取其象，亦偶触其机，假令易，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达哉所言！战国策士，如苏秦诸人，平日把人情世故揣摩纯熟，其游说人主也，随便引一故事，或设一个比喻，妙趣横生，头头是道，其途径与庄之寓言，易之取象无异。宋儒初读儒书，继则出入佛老，精研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了一个系统，然后退而注孔子之书，借以明其胸中之理，于是孔门诸书，皆成为宋儒之鲲鹏野马、渔父盗跖。而清代考据家，乃据训诂本义，字字讥弹之，其解释字义固是，而宋儒所说之道理，也未尝不是。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知此义者，始可以读朱子之《四书集注》。无如毛西河诸人不悟，刺刺不休。磋乎！厚黑界中，九方皋何其少，而毛西河诸人何其多也！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研究宋学者，离不得宋儒语录。然语录出自门人所记，有许多靠不住，前人已言之。明朝王学，号称极盛，然阳明手著之书无多，欲求王氏之学，只有求之《传习录》及龙溪诸子所记，而天泉证道一席话，为王门极大争点。我尝说“四有四无”之语，假使阳明能够亲手写出，岂不少去许多纠葛。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者有几十种说法。假使曾子当日记孔子之言，于此四字下加一二句解释，不但这几十种说法不会有，而且朱学与王学争执也无自而起。我在重庆有个姓王的朋友，对我说道：“你先生谈话很有妙趣，我改天邀几个朋友来谈谈，把你的谈话笔记下来。”我听了，大骇，这样一来，岂不成了宋明诸儒的语录吗？万一我门下出了一个曾子，模仿《大学》那种笔法，简简单单地写出，将来厚黑学案中，岂不又要发生许多争执吗？于是我赶急仿照我家“聃大公”的办法，手写语录，名曰《厚黑丛话》，谢绝私人谈话，以示大道无私之意。将来如有人说“我亲闻厚黑教主如何说”，你们万不可听信。经我这样的声明，绝不会再有天泉证道这种疑案了。我每谈一理，总是反反复复地解说，宁肯重复，不肯简略，后人再不会像“格物致知”四字，生出许多奇异的解释。鄙人之于厚黑学也，可谓尽心焉耳矣。噫！一衣一钵，传之者谁乎！ 厚黑丛话卷二 有人问道：“你这丛话，你说内容包含厚黑史观、厚黑哲理、厚黑学之应用、厚黑学辩证法及厚黑学发明史，共五部分，你不把它分类写出，则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岂不目迷五色吗？岂不是故意使他们多费些精神吗？”我说：“要想研究这种专门学问，当然要用心钻研，中国的十三经和二十四史，泛泛读去，岂不是目迷五色，纷乱无章吗？而真正之学者，就从这纷乱无章之中寻出头绪来。如果惮于用心，就不必操这门学问。我只揭出原则和大纲，有志斯道者，第一步加以阅发，第二步加以编纂，使之成为教科书，此道就大行了。所以分门别类，挨一挨二地讲，乃是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的任务，不是我的任务。” 我从前刊了一本《宗吾臆谈》。内面的篇目：(1)厚黑学；(2)我对于圣人之怀疑；（3）心理与力学；（4)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5)考试制之商榷。后来我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扩大成为一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这是业已付印了的。近来我又作有一本《中国学术之趋势》，已脱稿，尚未发布。这几种作品，在我的思想上是一个系统，是建筑在厚黑哲理上，但每篇文字独立写去，看不出连贯性。因把它拆散来，在丛话中混合写去，一则见得各种说法互相发明，二则谈心理、谈学术是很沉闷的，我把它夹在厚黑学中，正论谐语错杂而出，阅者才不至枯燥无味。 我心中有种种见解，不知究竟对与不对，特写出来，请阅者指驳，指驳越严，我越是欢迎。我重在解释我心中的疑团，并不是想独创异说。诸君有指驳的文字，就在报上发表，我总是细细地研究，认为指驳得对的，自己修改了即是，认为不对，我也不回辩，免至成为打笔墨官司，有失研究学问的态度。我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我的心坎上，绝不受任何人的压抑，同时我也尊重他人思想之独立，所以驳诘我的文字，不能回辩。我倡的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倘被人推翻，我就把这厚黑教主让他充当，拜在他门下称弟子。何以故？服从真理故。 宇宙真理，明明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可以直接去研究，无须请人替我研究。古今的哲学家，乃是我和真理中间的介绍人，他们所介绍的有无错误，不可得知，应该离开了他们的说法，直接去研究一番。有个朋友，读了我所作的文字，说道：“这些问题，东西洋哲学家讨论的很多，未见你引用，并且学术上的专名词你也少用，可见你平时对于这些学说少有研究。”我听了这个话，反把我所作的文字翻出来，凡引有哲学家的名字及学术上的专名词，尽量删去，如果名词不够用，就自己造一个来用，直抒胸臆，一空依傍。偶尔引有古今人的学说，乃是用我的斗秤去衡量他的学说，不是以他的斗秤来衡量我的学说。换言之，乃是我去审判古今哲学家，不是古今哲学家来审判我。 中国从前的读书人，一开口即是诗云书云，孔子曰，孟子曰。戊戌政变以后，一开口即是达尔文曰，卢梭曰，后来又添些杜威曰，孟子曰，马克思曰，纯是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样，自己也不伸头去窥一下，未免过于懒惰了！假如驳我的人，引了一句孔子曰，即是以孔子为审判官，以《四书》、《五经》为新刑律，叫李宗吾来案候审。引了一句达尔文诸人曰，即是以达尔文诸人为审判官，以他们的作品为新刑律，叫李宗吾来案候审。像这样的审判，我是绝对不到案的。有人问：“要谁人才能审判你呢？”我说：“你就可以审判我，以你自家的心为审判官，以眼前的事实为新刑律。”例如说道：“李宗吾，据你这样说，何以我昨日看见一个人做的事不是这样，今日看见一只狗，也不是这样？可见你说的道理不确实。”如果能够这样的判断，我任是输到何种地步，都要与你立一个铁面无私的德政碑。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第五部 社会问题之商榷 第五部 社会问题之商榷 自序 我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每日写一二段，初意是想把平日一切作品拆散来，连同新感想，融合写之。乃写至二十五年四月底止，历时九月，印了三小册，觉得心中想写的文字，还莫有写出好多。长此写去，阅者未免讨厌，因变更计划，凡新旧作品，已经成了一个系统者，各印专册。《厚黑丛话》暂行停写，其他心中想写的文字，有暇时，再写一种《厚黑余谈》。 我打算刊为专册的，计：（1)《厚黑学》，（2）《心理与力学》，（3)《社会问题之商榷》，(4)《考试制之商榷》，(5)《中国学术之趋势》共五种。《厚黑学》业于本年五月内印行，兹特将《社会问题之商榷》付印。 民国十六年，我做了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载人《宗吾臆谈》内，十七年扩大为一单行本，十八年印行，名曰：《社会问题之商榷》。此书发表后，据朋友的批评，大概言：“理论尚不大差，惟办法不易实行，并且有些办法，恐非数百年后办不到。”这种批评，我很承认。我以为，改革社会，等于修房子，应当先把图样绘出，然后才按照修造，如或财力不足，可先修一部分，陆续有款，陆续添修，最终就成为一个很完整的房子了。倘莫得全部计划，随便修几间来住，随后人多了，又随便添修几间，再多添几间，结果杂乱无章，不改修，则人在里面，拥挤不通，欲改修，则须全行拆掉，筹款另建，那就有种种困难了。东西各国，旧日经济之组织，漫无计划，就是犯了这种弊病。 大凡主持国家大计的人，眼光必须注及数百年后，断不能为区区目前计。斯密士著《原富》，缺乏此种眼光，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之祸胎。达尔文缺乏此种眼光，倡优胜劣败之说，以强权为公理，把全世界造成一个虎狼社会。孟德斯鸠，缺乏此种眼光，倡三权分立之说，互相牵制，因而激成反动，产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专制魔王，为扰乱世界和平的罪魁，这是很可痛心的。 我辈改革社会，当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人知道前途无有止境，奋力做去，社会才能日益进化。并且有了公共的目标，大家向之而趋，步骤一致，社会才不至纷乱。 《礼记》上有《礼运》一篇，本是儒家的书，又有人说是道家的思想，书中提出大同的说法，至今两千多年，并未实现。当日著书的人，明知其不容易实现，而必须这样说者，即是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数千年后之人，向之而趋。也即是绘出一个房子的样式，使后人依照这个样式修造，经过若干年，这个完整的房子，终当出现。著《礼运》的人，虽然提出此种目标，而实际上，则从小康下手，一步一步地做去。至于释迦佛所说的境界，更非历劫不能到，然而有了此种目标，学佛的人，明知今生不能达到，仍不能不苦苦修习。东方儒释道三个教主，眼光之远大，岂是西洋斯密士一类学者所能梦见，有了西洋这类目光短浅的学者，才会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直接间接死了数千万人。大战过后，仍不能解决，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如不及早另寻途径，可断跟着又要第三次大战，第四次大战。 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少壮军人，真是瞎子牵瞎子，一齐跳下岩。我国自辛亥革命，至今已二十五年，政治和经济，一切机构，完全打破，等于旧房子，全行拆掉，成了一片平地，我们应当斟酌国情，另寻一条路来走。如果盲目地模仿西洋，未免大错而特错。 房子是众人公共住的，我们要想改修，当多绘些样式，经众人细细研究，认为某种样式好，才着手修去。不能凭着一己的意见，把众人公住的房子，随便拆来乱修。我心中有了这种想法，就不揣冒昧，先绘个样式出来，请阅者严加指驳，将不合的地方指出；同时就说“这个办法，应当如何修改”，另绘一个样式，我们大家斟酌。 本书前四章是理论，第五章是办法，有了这种理论，就不能不有这种办法。十八年刊行之本，有吴郝姚杨四君的序文。本年四月再版《厚黑学》，已刻人，兹不赘刻，我有自序一首，也删去。第六章《各种学说之调和》，中间删去数段，其余一概仍旧，未加改窜。现在我觉得办法上，有许多地方，应该补充和修改，将来写入《厚黑余谈》，借见前后思想之异同。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李宗吾，于成都 公私财产之区分 我们要想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当研究的，就是世界上的财物，哪一种应当归诸社会公有，哪一种应当归诸个人私有，先把这一层研究清楚了，然后才有办法。兹将我所研究者分述如下： 第一项，地球的生产力：地球上未有人类，先有禽兽。禽兽渴则饮水，饥则食果实，那个时候地球上的天然物，是禽兽公有的，即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地球是禽兽公有物。随后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了，也如禽兽一般，渴饮饥食，地球上的天然物，归人类所有。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地球是人类公有物，任何人都有享受地球上天然物的权利。后来人类繁兴，地球上的天然物不够用，才兴耕稼，把地球内部蕴藏的生产力，设法取出来，以供衣食之用。于是大家占据地球上面一段，作为私有物，就有所谓地主了。地主占据之方法有二，最初是用强力占据，后来才用金钱买卖。无论哪一种都是把地球的生产力攘为私有，我们须知这地球的生产力是人类的公有物，不惟不该用强力占据，并且不该用金钱买卖，不惟资本家不该占有，就是劳动家也不该占有。为什么劳动家不该占有呢？例如，我们请人种树，每日给以工资口食费一元，这一元算是劳力的报酬，所种之树，经过若干年，出售与人，得十元百元或千元，我们所售者，是地球内部的生产力，不是种树人的劳力，因为他的劳力，是业已报酬了的。当初种树的工人，即无分取树价之权。地球是人类公有物，此种生产力，即该人类平摊，故我主张的第一项，即是地球生产力应该归诸社会公有。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第二项，机器的生产力：最初人民做工，全靠手足之力，后来机器发明，它那生产力就大得了不得。我们川省轿夫担夫的工价，大约每日一元，如用手工制出之货，每日至多不过获利一元，这一元算是劳力的报酬；如改用机器，一人之力，可抵十人百人千人之力，所获之利，十元百元或千元不等。这多得的九元，或九十九元，或九百九十九元，是机器生产力的效果，不是劳力的效果，也应该人类公有，不该私人占有。就说工人劳苦功高，有了机器，莫得劳力，它的生产力不能出现，我们对于工人，加倍酬报，每人每日给以二三元，或四五元罢了，所余的五元，或九十五元，或九百九十五元，也应该人类平摊。被资本家夺去，固是不平之事，全归工人享用，也是不平之事。因为发明家发明机器，是替人类发明的，不是替哪个私人发明的。犹之前辈祖人遗留的产业一般，后世子孙，各有一份，我们对发明家，予以重大的报酬，他那机器，就成为人类公有物。现在通行的机器，发明家早将发明权抛弃了，成了无主之物，他的生产力，即该全人类公共享受。故我主张的第二项，即是机器生产力应该归诸社会公有。 上面所举种树人及在工厂做工之人，是就劳力之显著者而言，若精密言之，则种树时尚有规划者，种后有守护者，砍售时有砍者售者，工厂中亦有经理监工售货种种劳工，除去此等人之报酬外，才是纯粹的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才应归社会公有。 第三项，人的脑力体力：各人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即算是各人的私有物。身体既是各人私有物，则脑之思考力和手足之运动力，即该归诸个人私有，不能把它当做社会公有物，不能说使用了不给代价。故我主张的第三项，即是各人的脑力体力应该归诸个人私有。 我们把上面三项的性质研究清楚了，就可定出一个公例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是社会公有物，不许私人用强力占据，或用金钱买卖。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如果要使用它，必须给予相当的代价。” （1)斯密士的学说，律以上述公例，就发现一个大缺点，各工厂除开支工资而外，所得纯利，明明是机器生出来的效果，乃不归社会公有，而归厂主私有，这就是掠夺了机器的生产力，是极不合理的事。又田地中产出之物，地主把它划作两部分，一部分归佃农自用，这是劳力的报酬，是很正当的；另一部分，作为租息，由地主享用，这一部分明明是使用地球的代价，乃不归社会公有，而归地主私有，这就是掠夺了地球的生产力，也是极不合理的事。斯密士的学说，承认厂主有享受纯利之权，承认地主有享受租息之权，犯了夺公有物以归私之弊。有了这个缺点，所以欧美实行他的学说，会造成许多资本家，会酿出劳资的大纠纷。 (2)孙中山的学说，律以上述公例，就觉得他的学说是很圆满的，是与公例符合的。阅者如果不信，试取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反复熟读，再遍览他的著作及一切演说词，无论如何，总寻不出他夺私有物以归公的地方，也寻不出夺公有物以归私的地方。 人性善恶之研究 大凡研究古人之学说，首先要研究他对于人性之主张，把他学说之出发点寻出了，然后才能把他学说之真相研究得出来。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非先把人性研究清楚了，是无从评判的。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二说对峙不下，是两千余年未曾解决之悬案。所以中国学术史上，生出许多纠纷，其实二说俱是一偏之见。宋以后儒者，笃信孟子之说，一部宋元明清学案，触处皆是穿凿矛盾，中国如此，欧洲亦然。因为性善说性恶说，是对峙的两大派。所以经济学上就生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派，一派说人有利己心，一派说人有同情心，各执一词，两派就纠纷不已了。 斯密士认定人人都是徇私的，人人都有利己心，但他以为这种自私自利之心，不惟于社会上无损，并且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人人有贪利之心，就可以把宇宙自然之利开发无遗，社会文明就因而进步，虽说人有自私自利之心，难免不妨害他人，但是对方也有自私自利之心，势必起而相抗，其结果必出于人己两利，各遂其私之一途。他全部学说，俱是这种主张，他不料后来资本家专横到了极点，劳动家毫无抵抗能力，致受种种痛苦。他的学说，得了这样的结果。 社会主义之倡始者，如圣西门等一流人，都是悲天悯人之君子，目睹工人所受痛苦，倡为共产之说。他们都说：“人性是善良的，上帝造人类，并没有给人类罪恶痛苦，人类罪恶痛苦，都是恶社会制成的。”我们看他这种议论，即知道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以性善说为出发点。 孟子主张性善，他举出的证据，共有两个：（1)“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2)“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这两个证据，都是有破绽的。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我们可以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她的亲生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小儿见了，就伸手来拖，母亲如不给他，把糕饼放在自己口中，小儿就会伸手，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入他的口中。请问孟子，这种现象算不算爱亲呢？孟子又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说法，我也承认，但是我要请问孟子，这句话中，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是何道理？又孟子所举的证据，是孺子对于井，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那个时候，我是立在旁边，超然于利害之外。请问孟子，假使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请问此刹那间发出来的念头，究竟是恻隐，还是怵惕？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是有怵惕而无恻隐，恻隐是仁，怵惕断不可谓之为仁，怵惕是惊惧的意思，是从自己怕死之心生出来的。吾人怕死之心，根于天性，乍见孺子将入井，是猝然之间，有一种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我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心中连跳几下，这即是怵惕。我略一审视，知道这是孺子死在临头，不是我死在临头，立即化我身而为孺子，化怵惕而为恻隐。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先有我而后有孺子，先有怵惕而后有恻隐，天然顺序，原是如此。怵惕是利己之心，恻隐是利人之心，利人心是利己心放大出来的。主张性善说者，每每教人把利己心铲除了单留利人之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无有我，焉得有孺子？既无怵惕，焉得有恻隐？ 研究心理学，自然以佛家讲得最精深，但他所讲的是出世法，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世间法。佛家言无人无我，此章是研究人我的关系，目的各有不同，故不能高谈佛理。孟子言怵惕恻隐，我们从怵惕恻隐研究起就是了。怵惕是利己心，恻隐是利人心。荀子知道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恶说，孟子知道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说。我们可以说：荀子的学说，以怵惕为出发点；孟子的学说，以恻隐为出发点。王阳明《传习录》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上说来。”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有无源头，我们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讲之恻隐，则确非源头。怵惕是恻隐之源，恻隐是怵惕之流，王阳明所下“源流”二字，未免颠倒了。 孟子的学说，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但“怵惕”二字，他是看清楚了的。他知道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因教人再扩而充之，以达于四海，其说未尝不圆满。他的学说，纯是推己及人，所以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王如好色，与民同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己”字的代名词，孟子的学说，处处顾及“己”字，留得有“己”字的地位，本无何种弊害，惜乎他的书上，少说了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传至宋儒，就误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动出来，即是恻隐，以“恻隐”二字为源头，抹杀了“怵惕”二字。元明清儒者，承继其说，所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不免损伤“己”字，因而就弊端百出。 宋儒创“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恻隐”二字，把它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说不清，有时把怵惕也认为人欲，想设法把它除去，成了“去怵惕存恻隐”，那就坏事不小了。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不知死之可畏，这可算是去了怵惕的。程子是主张去人欲之人，他发此不通之论，其病根就在抹杀了“己”字。这是由于他读孟子书，于“怵惕恻隐”四字，欠了体会的缘故。张魏公苻离之败，死人无算，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夸其父心学很精，这也算是去了怵惕的。怵惕是恻隐的根源，去了怵惕，就无恻隐，就会流于残忍，这是一定不移之理。许多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谈笑自若，就是明证。 据上项研究，可知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煮饭者是火，烧房子者也是火一般。宋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做截然不同之二物，创出“去人欲”之说，其弊往往流于伤天害理。王阳明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立即把它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传习录》中又说：“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座者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很有涵养的人，他平日讲学，任人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地解说，从未动气，何以门人这一问，他会动气了？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人之误点指出？何以又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为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做一事，独不能把天理、人欲看做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他的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 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即是把无理认做人欲，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它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什么东西去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厉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愤然作色了。宋儒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是剜肉做疮的工作。 我们如果知道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同是一物，即知道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截然两事。斯密士说人有利己心，是以怵惕为出发点，讲共产的人，说人有同情心，是以恻隐为出发点，前面曾说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因而知同情心是利己心之放大形，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之放大形。 据我的研究，人性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善恶”二字，都是强加之词。我举一例，就可证明了：假如有友人某甲来访我，坐谈许久，我送他出门去后，旋有人来报，说某甲走至街上，因事与人互殴，非常激烈，现刻正在难解难分之际。我听了这话，心中生怕某甲受伤，赶急前往救援。请问这种生怕某甲受伤之心，究竟是善是恶？假使我们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此种心理即是性善的明证。因为某甲是你的朋友，你怕他受伤，这即是爱友之心。此种心理，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自然流出，人世种种善举，由此而生，古之大圣大贤，民胞物与，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现在所谓爱国，所谓爱人类，也是从此念扩充出来。此种心理是维持世界和平之基础，你应该把它好生保存，万不可失掉。”假如我们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此种心理，即是性恶的明证。因为某甲是人，与某甲相殴之某乙也是人，人与人相殴，你不怕某乙受伤，而怕某甲受伤，不去救某乙，而去救某甲，这即是自私自利之心。此种心理，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自然流出，人世种种恶事，由此而生。欧洲大战数年，死人无算，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日本在济南任意残杀，也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此种心理，是扰乱世界和平之根苗，你应该把它铲除净尽，万不可存留。”上面所举之例，同是一事，两面说来，俱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性善性恶之争，就数千年而不能解决。因为研究人性有两说对抗不下，所以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对抗不下。 据我的研究，听见友人与人斗殴，就替友人担忧，怕他受伤，这是心理中一种天然现象，犹如磁电之吸引力一般，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只能名之日天然现象罢了。我们细加考察，即知吾人任发一念，俱是以“我”字为中心点，以距我之远近，定爱情之厚薄。小儿把邻人与哥哥相较，觉得哥哥更近，故小儿更爱哥哥。把哥哥与母亲相较，觉得母亲更近，故小儿更爱母亲。把母亲与己身相较，自然更爱自己，故见母亲口中糕饼，就取来放在自己口中。把朋友与别人相较，觉得朋友更近，故听见朋友与别人斗殴，就去救朋友。由此知人之天性是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与磁电的吸引力相同，此乃一种天然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我所说小儿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和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少长敬兄的现象，俱是一贯的事，并不生冲突。孟子看见小儿爱亲敬兄的现象，未看见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故说性善；荀子看见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未看见爱亲敬兄的现象，故说性恶。各人看见半截，就各执一词，我们把两截合拢来，孟荀两说，就合而为一了，现在所讲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就联为一贯了。 古今学说之冲突，都是由于人性之观察点不同，才生出互相反对之学说，其病根就在对于人性，务必与它加一个“善”字或“恶”字，最好是把“善恶”二字除去了，专研究人性之真相。如物理学家研究水火之性质一般，只要把人性的真相研究出来，自然就有解决的方法。假如研究物理的人，甲说水火性善，乙说水火性恶，问他们理由，甲说水能润物，火能煮饭，是有益于人之物，是谓性善，乙说水能淹死人，火会烧房子，是有害于人之物，是谓性恶，像这样的说法，可以争辩数千年不能解决。不幸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其争辩的方式，纯是争辩水火善恶之方式，所以两说对峙两千余年而不能解决。物理学家，只是埋头研究水火之性质，用其利，避其害，绝不提及“善恶”二字，此种研究法，我们是应该取法的。 著者尝谓小儿爱亲敬兄，与夫夺母亲口中食物等事，乃是一种天然现象，与水流湿火就燥的现象，是一样的，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我多方考察，知道凡人任起一念，俱以“我”字为中心点，曾依孟子所说性善之理，绘出一图，又依荀子性恶之理，绘出一图，拿来照规之，两图俱是一样，两图俱与物理学中磁场现象相似（见拙著《心理与力学》），因臆断人之性灵和地球之引力，与夫磁气电气，同是一物。我们把地球物质的分子解剖之，即得原子；把原子解剖之，即得电子。据科学家研究，电子是一种力，这是业已证明了的。吾身之物质，无一不从地球而来，将吾、身之物质解剖之，亦是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是归于一种力而后止。吾人的身体，纯是电子集合而成，所以吾人心理的现象，与磁电的现象绝肖，与地球的吸引力也绝肖。 人有七情，大别之只得好恶二者，好者引之使近，恶者推之使远，其现象与磁电相推相引是一样的。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与人类男女相爱，同业相嫉是一样。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情的混合物，只算有知、情二者。磁电相推相引，是情的作用。能判别同性异性，是知的作用。足知磁电之性与人性相同，小儿生下地即会吸乳，与草木之根能吸取地中水分，是一样的。小儿见了食物，伸手取来，放在口中，其作用与地心遇着物体就吸，是一样的。小儿有了这种天然作用，小儿才能生活。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地球有了这种天然作用，地球才能成立。小儿夺取食物，固然是求生存，地心吸引物体，草木之根吸取地中水分，与夫磁电之相推相引，都是求生存的现象，不如此，即无磁电，无草木，无地球，无人类了。基于此种研究，可知孙中山说“生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真是不错。 物理种种变化，逃不出力学公例。人为万物之一，故吾人心理种种变化，也逃不出力学公例。著者用物理学规律去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的变化，处处是循着力学轨道走的，可以一一绘图说明。于是多方考察，从历史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常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四洋哲学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似觉处处可通。我于是创了一条臆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曾著一文，题曰：《心理与力学》。所有引证及图解，俱载原作，兹不备述。我于绪论中，曾说：“治国之术，有主张用道德感化的，其说出于孔孟，孔孟学说，建筑在性善说上，性善说有缺点，所以用道德治国，会生流弊。有主张用法律制裁的，其说出于申韩，申韩学说，建筑在性恶说上，性恶说有缺点，所以用法律治国，也会生出流弊。我主张治国之术当采用物理学，一切法令制度，当建筑在力学之上等语，我因此主张国家所定制度，当使离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犹如地球绕日一般。地球对于日，有一种离力，时时想向外飞去，日又有一种引力，去把地球牵引着，二力平衡，成椭圆状，所以地球绕日，万古如一，我们这个世界，就因而成立了。国家一切制度，当采用此种原理，才能维持和平。例如，甲女不必定嫁乙男，是谓离力，而乙男之爱情，足以吸引她，是谓引力；乙男不必定娶甲女，是谓离力，而甲女之爱情，足以吸引他，是谓引力。二力保其平衡，甲乙两男女之婚姻遂成，故自由结婚之制度，是具备了引离二力的，是为最良之制度。中国的旧婚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只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故男女两方均以为苦。又如，欧洲资本家专制，工人不人工厂做工，就会饿死，离不开工厂，缺乏了离力，故酿成劳资的纠纷。”本书第五章，主张做工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力。对于做工者，优予报酬，使人见而生羡，这是一种引力。二力保持平衡，愿做工者做工，不愿做工者听其自由，社会就相安无事了。 著者著了《心理与力学》过后，再去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觉得他的学说处处与力学公例符合。他讲民族主义说：“世界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我们中国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应该设个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力量。”他处处提出“力”字。又《孙中山演说集》讲五权宪法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这两个力量，好比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样，离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离开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吸收向内的，如果离心力过大，物体便到处飞散，没有归宿；向心力过大，物体愈缩愈小，拥挤不堪。总要两力平衡，物体才能够保持平常的状态。政治里头，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紧，便成专制，中外数千年来，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冲动。”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同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如果物体是单有离心力，或者是单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态的，总要两力相等，两方调和，才能够令万物均得其平，成现在的安全现象。”这简直是明明白白地引用力学公例。 《民权主义》第六讲说：“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关，就是像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像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做机器，把人民当做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此平衡。”这就是孙中山把力学上两力平衡之理，运用到政治上的地方。 他又说：“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像火车轮船，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蒸汽推动活塞前进以后，再把活塞推回，来往不息，机器的全体，便运动不已。人民有了这选举、罢免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这好比是新式的机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用机器的自动。”推出去是离心力，拉回来是向心力，这也是应用力学原理的地方。这类话很多，不及备引。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什么政治哲学家，还没有见到，都没在说出。”我们试把《大学》这段文字拿来研究，格致诚正，是我身内部的工作，暂不必说，今从我身说起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试绘一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家，第三圈是国，第四圈是天下，层层放大，是一种离心力现象。“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层层缩小，是一种向心力现象。这种现象，与磁场现象绝肖。孟子的学说，由怵惕扩充而恻隐，再扩充之以达于四海，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层层放大。孟子主张爱有差等，即是大圈包小圈的现象，孟子的学说，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的。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个人而无社会，照上面之法绘出图来，只有第一圈之我，我以外各圈俱无。墨子爱无差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有了社会，却无个人，如果绘出图来，只有天下之一个大圈，内面各圈俱无。吾人的爱情，如磁气之吸引力一般，杨墨两家的学说，绘出图来，均与磁场现象不类，可知他们的学说，是违反了天然之理。孟子因为杨墨的学说不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故出死力去排斥他。因为孔子的学说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故终身崇拜孔子。现在欧洲讲个人主义的和讲社会主义的，都是落了杨墨两家的窠臼，把两主义看做截然不相容之二物，孙中山不取他们学说，返而取《大学》的说法，真是卓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他说：“外国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们的法律，对于父子弟兄姊妹夫妇，各个人的权利，都是单独保护的。打起官司来，不问家族的情形是怎么样，只问个人的是非怎么样。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便是空的。”我们把它绘出图来，只有内部一个“我”字小圈和外部一个“国”字大圈，不像《大学》那个图层层包裹，故孙中山说它中间是空的。孙中山又说：“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我们细绎“一级一级的放大”这句话，俨然把磁场现象活画纸上，我们由此知，孙中山的学说，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的。 中国的旧家庭，以父子弟兄叔侄同居为美谈，这种制度是渊源于儒家之性善说。欧洲社会主义倡始者，如圣西门诸人，都说“人性是善良的”，与儒家之学说相同，故生出来的制度也就相同。福利埃主张建筑同居舍，以一千六百人同居一舍，其制尤与中国家庭相似。讲共产的人，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国圣贤所创的家庭制，即是想实行此种主张，一家之中，父子弟兄叔侄，实行共产，能读书的读书，能耕田的耕田，能做官的做官，其余能做何种职业，即做何种职业，各人所得之钱，一律归之公有，这即是“各尽所能”了；一家人的衣食费，疾病时药医费，儿童的教育费，老人的赡养费，一律由公上开支，这可谓“各取所需”了。我们试想，以父子兄弟叔侄骨肉之亲，数人以至数十人，在一个小小场所，施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组织，都还行之不通，都还要分家，何况聚毫无关系之人，行大规模之组织，怎么会办得好？中国历代儒者，俱主张性善说，极力提倡道德，极力铲除自私自利之心，卒之他们自己的家庭，也无一不是分析了的，这都是由于性善说有破绽的缘故。 孙中山的理想社会则不然，他主张的共产，是公司式的共产，不是家庭式的共产。他建国方略之二，结论说：“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民国十三年，一月十四日，他对广州商团警察演说道：“民国是公司生意，赚了钱，股东都有份。”又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都是应该有权力来管理公司事务的。”十三年三月十日，对东路讨贼军演说道：“把国家变成大公司，在这个公司内的人，都可以分红利。”又说：“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由此可知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是公司式的组织，绝非家庭式的组织，现在欧美的大公司，即可说是孙中山主义的试验场所。欧美各公司的组织法，比中国家庭的组织法好得多，这是无待说的，所以我们讲共产，应当来欧美公司式，不当采中国家庭式。家庭式的共产制，建筑在性善说上，带有道德作用和感情作用，公司式的共产制，是建筑在经济原则上，脱离了道德和感情的关系。欧洲人的家庭组织，与中国人不同，他不知中国家庭之弊，故理想中的社会走入了中国家庭式的轨道，孙中山是中国人，深知旧式家庭之弊，所以他的理想社会，采取欧美公司式，真可谓真知灼见，现在崇拜欧化的人，一面高呼打倒旧家庭，一面又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家庭式共产制度，未免自相矛盾。 孙中山民生主义，是建筑在经济原则上，脱离了道德和感情的关系，我这话，是有实证的。《民生主义》第四讲说：“洋布便宜过于土布，无论国民怎么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或者一时为爱国心所激动，宁可愿意牺牲，但是这样的感情冲动，是和经济原则相反，是不能持久的。”我们读这一段文字，即知孙中山对于人性之观察……惟公司式的共产则不然，股东中有在公司中办事的人，予以相当的报酬，不愿在公司中办事的人，听其自由，如此则“有所能而不尽”，也就无妨于事了。股东要需用公司中所出物品，由各人拿钱来买，自然不会有“取所需而无厌”的事，这就是公司式的共产远胜家庭式共产的地方。中国的旧家庭，往往大家分小家，越分越小，欧美的公司，往往许多小公司，合并为一大公司，越合越大。中国旧家庭，数人或十数人，都会分裂，欧美大公司，任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都能容纳，我们把这种公司制扩大，使它容纳四万万人，就可成为全国共产，再扩之能容纳十五万万人，就可成为世界共产，这即是大同世界了。 我把中国的旧家庭，看做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试验场所，把欧美的大公司，看做孙中山主义的试验场所，就试验的结果，下一断语曰：“公司式的共产制可以实行，家庭式的共产制不可实行。”将来我们改革社会，订立制度的时候，凡与中国家庭制类似的制度，都该避免，遇有新发生的事项，我们即在欧美公司中搜寻先例，看公司中遇有此类事项，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如此办去，方可推行无阻，著者有了此种意见，所以第五章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公司制的办法。 我著《心理与力学》，创一臆说曰：“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此发表后，很有些人说我是牵强附会的，后来我曾经考得：欧洲十七世纪时，有白克勒者，曾说：“道德吸引，亦若物理之吸力。”他尝用离心力和向心力，以解释人类自私心和社交本能。又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初，曾有人用牛顿之引力律，以解释社会现象。可知我所说的，古人早已说过，并不是何种新奇之说。又我主张性无善无恶，这个说法，中国告子早已说了的，告子说：“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动作，纯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我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算是把告子和白克勒诸人之说，归纳拢来的一句话，既是中外古人，都有此种学说，我这个臆说，或许不会大错。我用这个臆说去考察孙中山的学说，就觉得他是深合宇宙自然之理的，他改革社会的办法，确与力学公例符合。兹再举两例如下： 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他说：“令人民自己报告地价，政府只定两种条件，一是照原报的价抽税，一是照价由政府收买。这个办法，可使人人不敢欺蒙政府，不敢以多报少，或以少报多，效用是很妙的。因为人民以少报多，原意是希望政府去买那块地皮，假设政府不买，要照原报之价去抽税，岂不受重税之损失吗？至于以多报少，固然可以减轻税银，假若政府要照原价收买，岂不是因为减税，反致亏本吗？地主知道了这种利害，想来想去，都有危险，结果只有报一个折中的实价，法则之善，是再无有复加的。”（见《孙中山演说集》第一编《三民主义》）他这个办法，即是暗中运用力学原理。地价报多报少，可以自由，这是离心力，但是报多报少，都怕受损失，暗中有一种强制力，即是向心力，两力平衡，就成为折中之价了。孙中山讲民权主义曾说：“机器之发动，全靠活塞，从前的活塞，只能推过去，不能推回来，必用一个小孩子，去把它拉转来，后来经一个懒孩子的发明，逐渐改良，就成了今日来往自如的活塞，推过去了之后，又可以自动地拉回来。”这是由于从前的机器只有推出去的离心力，没得拉回来的向心力，后来经懒孩子的发明，把二力配置停匀，机器就自能运动不已，不需派人拉动了。外国对于地价一层，设专官办理，不时还要发生诉讼之事，就像从前的活塞要派小孩子拉动一样，偶尔管理不周，机器就会发生毛病，这是由于此种制度，未把二力配置停匀之故。孙中山定地价的法子，内部藏有自由和强制两个力量，这两个力量是平衡的，所以不需派人去监督，人民自然不会报多报少，真是妙极了，非怪他自己称赞道：“法则之善，无有复加。” 更以孙中山之考试制言之，中国施行考试制的时候，士子愿考与否，听其自由，这是离力，考上了有种种荣誉，使人歆羡，又具有引力，二力是平衡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士子，政府不消派人去监督他，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发愤用功。现在的学生，若非教职员督课严密，学生就不会用功，就像从前机器中的活塞，要派一个小孩子去拉动一般。现在各省设教育厅，设省视学，各县设教育局，设县视学，各校又设校长和管理员，督促不可谓不严，而教育之窳败也如故，学生之嬉惰也如故，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想见了。孙中山把考试制采入五权宪法，厘定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可算特识。 综上所述，可知孙中山主义，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其观察人性，绝未落性善性恶窠臼，我们用物理学的眼光看去，他的主张，无一不循力学公例而行，无一不合科学原理。 世界进化之轨道 大凡一国之中，每一制度俱与其他制度有连带关系，我们试把古今中外会通视之，即知每一时期的制度都有共通的性质，都与那个时期的情形相适应，犹之冬寒夏暑一般，每一时期的饮食衣服，俱与那个时期气候相适应。我们如想改革社会，应当先把世界进化之趋势审察清楚，一切设施才不至违背潮流。前一章，人性善恶之研究，是置身在斯密士和孙中山学说之内部，搜寻它的立足点，这一章，是站在他们学说之外部，鸟瞰世界之趋势。譬如，疏导河流者，必须站在河侧高山之上，纵览山川形势，与夫河流方向，才知道何处该疏漏，何处该筑堤。兹将我所研究者，拉拉杂杂地写它出来。我这种研究，有无错误，还望阅者诸君指正。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到了春秋的时候，只有二百几十国；到了战国的时候，只有七国；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就成为一统。以后虽时有分裂，然不久即混一，仍不害其为一统之局。欧洲从前，也是无数小国，后来也是逐渐合并，成为现在的形势。由此知世界的趋势，总是由数小国，合并为一大国，由数大国，合并成一更大之国，渐合渐大，国数亦渐少，由这种趋势观去，终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现在国际联盟，是全球混一的动机，发明了世界语，是世界同文的预兆，这种由分而合的趋势，我们是应该知道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们熟察宇宙一切事变，即知道社会进化是以螺旋线进行，不是以直线进行。螺旋式的状态，是纵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例如，现在列强并峙，仿佛春秋战国一般，但是现在范围更广大，文化更进步，这就是螺旋式的进化。古人每说：“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可知他们已窥见这种回旋状态，但他们不知是螺旋形，误以为是环形，所以才有“循环无端”之说。假使宇宙事事物物之进行，都是循着一个圈子，旋转不已，怎么会有进化呢？我国古来流传有循环无端的谚语，所以才事事主张复古，这都是由于观察错误所致。古人说：“天遵循环。”今人说：“人类历史，永无重复。”我们把这两说合并拢来，就成一个螺旋式的状态了。 我国的兵制，可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战国的时候，国际竞争剧烈，非竭全国之力，不足以相抗，故那时候行征兵制，全国皆兵，这算是第一个时期。后来全国统一了，没得国际的战争，虽间有外夷之患，其竞争也不剧烈，无全国皆兵之必要，故第二个时期，就依分工之原则，兵与民分而为二，民出财以养兵，兵出死以卫民，就改行募兵制。现在入了第三个时期，欧亚交通，列强并峙，国际竞争剧烈，非竭全国之力，不能相抗，又似有全国皆兵之趋势。但务必强迫人民当兵，回复第一时期的制度，社会上一定纷扰不堪。这个时期的办法，应取螺旋进化的方式，参用第一时期的征兵制而却非完全征兵制，把募兵制与全国皆兵之制，融为一致。平日用军事教育训练人民，即寓全国皆兵之意，有事时仍行招募法，视战事之大小，定招募之多寡，规定每省出兵若干，由各省酌派每县募若干，再由各县向各乡村分募，以志愿当兵者充之。我国人口四万万，世界任何国之人口，俱不及我国之多，故与任何国开畔，均无须驱全国之人与之作战，只须招募志愿当兵之人，已经够了。鼓之以名誉，予之以重赏，自不患无人应募，且此等兵出诸自愿，其奋勇敌忾之心，自较强迫以为兵者热烈得多。否则把那些怯懦无勇的人，强迫到军中来，凑足人数，反是坏事不小。这个办法，可用力学公例来说明。当兵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力；当兵者享美名，得厚赏，又足以使人欣羡，是为一种引力。二力保其平衡，愿当兵者与不愿当兵者，各得所欲，社会上自然相安。又战事终了之后，解散军队，最为困难，如用上述招募法，事平后，由原籍之省县设法安插，就容易办理了。 我国婚姻制度，也可分为三个时期。上古时男女杂交，无所谓夫妇，生出之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个时候的婚制，只有离心力而无向心力，是为第一个时期。后来制定婚制，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夫妇间即使有非常的痛苦，也不能轻离，是为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这是第二个时期的婚制。到了现在，已经是入了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是结构自由，某女不必定嫁某男，而某男之爱情足以吸引她，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之爱情足以吸引他，由离心向心二力之结合，就成为第三时期的自由婚制。此种婚制，本来掺得有一半上古婚制，也是依螺旋式进化的，许多青年男女，看不清这种轨道，以为应该回复上古那种杂交状态，就未免大错了。 欧洲人民的自由，也可分为三时期。上古人民，穴居野处，纯是一盘散沙，无拘无束，极为自由，是为第一个时期。中古时，人民受君主之压制，言论思想，极不自由，是为第二个时期。自法国革命后，政府干涉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是为第三个时期。以力学公例言之，第一时期，有离心力而无向心力；第二个时期，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第三时期，向心离心二力，保其平衡。从表面上观之，这第三时期中，掺有第一时期的自由状态，似乎是回复第一时期了，而实非回复第一时期，乃是一种似回复非回复的螺旋状，态。卢梭生当第二时期之末，看见那种回旋的趋势，误以为应当回复到第一时期，所以他的学说，完全取第一时期之制以立论，以返于原始自然状态，为第一要义。他说：“自然之物皆善，一人人类之手，乃变而为恶。”他的学说，有一半合真理，有一半不合真理，因其有一半合真理，所以当时备受一般人之欢迎，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所以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酿成非常骚动的现象，结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干涉，卒至政府干涉的力量，与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社会方才安定，此乃天然之趋势。惜乎卢梭倡那种学说之时，未把这螺旋式进化的轨道看清楚，以致法国革命之初，冤枉死了许多人。 人类分配财产的方法，第二章内，曾经说明，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地球上的货财，为人类公有；第二个时期，把地球上的货财，攘为各人私有；第三个时期，公有私有，并行不悖。到了第三时期，俨然是把个人私有物分出一半，公诸社会，带得有点回复第一时期的状态，实际是依螺旋式进化，并非回复到第一时期。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们把时代划分清楚，就知道何种学说适宜，何种学说不适宜。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第二时期之末，将要入第三时期了，斯密士自由竞争的学说，达尔文优胜劣败的学说，都是第二时期的产物，故施行起来，能生效，其说能耸动一时，但律以第三时期，则格不相入。所以斯密士之学说，会生出资本家专制之结果，达尔文之学说，会生出欧洲大战之结果，穷则变，因而产出共产主义，以反对斯密士之学说，产出互助论，以反对达尔文之学说。这共产主义和互助论，宜乎是第三时期的学说了，而却又不然，因为第三时期之学说，当折中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 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确是第三时期的人应当行的轨道，惜乎克鲁泡特金，发明这种学说，是旅行西伯利亚和满洲等处，从观察动物和野蛮人生活状态得来的，他理想中的社会，是原始的状态，换言之，即是无政府状态。因之他极力提倡无政府主义，他的学说，也是有一半可取，有一半不可取。 我们会通观之，凡是反对第二时期制度之人，其理想中的社会，俱是第一时期的社会，中国人之梦想华胥国、梦想唐虞，与夫欧洲倡社会主义的人、倡无政府主义的人、倡民约论的人，俱是把第一时期的社会，作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俱是走入相同的轨道，他们这些人，都说人性皆善，也是走入相同的轨道，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此外凡是不满意现在制度的人，其理想中的社会，无一不是原始状态，例如，打倒知识阶级，与夫恋爱自由等说法，都是回复原始时状态。我们用这种眼光，去研究现在各种学说，孰得孰失，就了如指掌了。 孙中山的学说，是公有的货财和私有的赀财并行不悖。他主张把那应该归公有者，归还公家，似乎是回复第一时期了，然而私有权仍有切实之保障，则又非完全回复第一时期。这种似回复非回复的状态，恰是依着螺旋进化的轨道走的。 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当知我国情形与欧美迥然不同，我国未通商以前，无论谁贫谁富，金钱总是在国内流转，现在国内金钱，如水一般，向外国流去。例如，外国运洋纱洋油，到中国来卖，我们拿金钱向他买，不久衣穿烂了，油点干了，金钱一去，永不回头，这是一种变相的抢劫。我国现在的情形，犹如匪徒劫城，全城之人，无一不被动，不过受害有轻重罢了。我们对付外国劫城，当行坚壁清野之法，不购外货，使他无从掠夺，才是正办。外国工人，受欧美资本家之压迫，我国人民，也受欧美资本家之压迫，彼此的敌人是相同的，我国抵制外货和外国工人罢工，乃是一贯的策略，欧美工人攻其内，我们防堵于外，那些大资本家，自然就崩溃了。孙中山主张收回关税，以免外货之压迫，即是坚壁清野的办法，所以孙中山主义，在我国是很适宜的。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掠夺机器生产力得来，换言之，即是掠夺了全人类的劳力，他并莫有掠夺自己厂内工人的劳力，因为厂内工人，他给了相当的工价，就不能坐以掠夺之罪，唯有他把厂内制出之货，销售于世界各国，全世界的人，就受其掠夺了。例如，我国人口四万万，男女各半，我国女子，自古以纺织为业，自从洋纱洋布输入中国，女子纺织之事，遂至绝迹，这就是掠夺了二万万女子的职业，虽有劳力，无所用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知欧美工业发达，全人类的劳力，都被资本家掠夺了，所以凡是由机器生出来的纯利，必须全人类平摊，在道理上才讲得通。 世界上的金钱，与夫一切物品，都是从地球中取出来的，我们人类，如果缺乏金钱，抑或想享受愉快的生活，只消向地球索取就是了。不料欧洲那些讲强权竞争、优胜劣败的学者，只教人向人类夺取，不知向地球索取，真可谓误人误己。地球是拥有宝库的主人翁，人类犹如盗贼一般，任你如何劫压，主人毫不抗拒。欧洲大战，杀人数千万，恰像一伙劫贼，在主人门外，互相劫杀，你剥我的衣服，我抢你的财物，并不入主人门户一步，闹到一齐受伤，遍体流血，这伙劫贼，才讲和而散。地球有知，当亦大笑不止，推原祸始，那充当群盗谋主的达尔文，实在不能辞其责。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劫夺地球的策略。 世界的纷争，实由机器生产力和地球生产力不相调协，才酿出来的。欧洲工业国，机器生产力，发达到了极点，不能不在国外寻销场、寻原料，所以酿成大战；而世界之农业国，则地中生产力，蕴藏而不能出，货弃于地，殊为可惜，有了这种情形，农业国，工业国，就有通功易事之必要了。无如列强专以侵夺为目的，迷梦至今未醒，奈何奈何！ 列强既执迷不悟，我们断无坐受宰割之理，也无向他摇尾乞怜之理，只有修明内政，准备实力，与之周旋，一面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仿苏秦联合六国的办法，去对付五大强国即是了，以修明内政为正兵，以联合弱小民族为奇兵。苏秦的方法，是“秦攻一国，则五国各出锐师以挠秦，或救之，有不如约者，五国共攻之”。现在五大强国是秦人，世界弱小民族是六国，我们把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互相策应，多方以挽之，这个办法，有种种胜算：（1)世界弱小民族人数多，各强国人数少；(2)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容易联合，各强国利害冲突，举动不能一致；（3)弱小民族大概是农业国，列强大概是工业国，他们的原料和销场，尝仰给农业国，可以说强国人民的衣食，仰给予弱小民族，弱小民族的衣食，不仰给予他们。以上三者，皆是弱小民族占优胜。我们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向列强进攻，予他一个重大打击，其入手方法，即是不供给他的原料，不购他的货物，采用甘地的办法，为大规模之组织，列强能悔祸固好，如可开衅，我们就一致动作起来，明知世界大战终不能免，不如我们先动手，经过一次大战，然后才有和平之可言。这是弱小民族，生死关头，断无退让之理，等到各强国创痛巨深，向弱小民族求和的时候，才提出最平等之条件，与之议和，农业国出土地和工人，工业国出机器和技师，所得利益，按照全世界人口平均分摊，不达到此项目的，决不与之妥协。只要弱小民族能够努力，大同世界，未必不能实现。此种办法，是顺着进化轨道走的，这种轨道孙中山看得极清楚，他主张联合弱小民族的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去攻打列强的二万万五千万人，就是顺着这轨道走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第六部 中国学术之趋势 第六部 中国学术之趋势 自序 我生平喜欢研究心理学。于民国九年，作一文曰：《心理与力学》。创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有了这条臆说，觉得经济政治外交，与夫人世一切事变，都有一定轨道，于是陆陆续续，写了些文字，曾经先后发表。 后来我又研究诸子百家的学说，觉得学术上之演变，也有轨道可循。我们如果知道，从前的学术是如何演变，即可推测将来的学术，当向何种途径趋去，因成一文曰：《中国学术之趋势》。自觉此种观察，恐怕不确，存在箧中，久未发表。去岁在重庆，曾将原稿交《济川公报》登载，兹把它印为单行本，让阅者指正。 我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闻者尝驳我道：“我的思想，行动自由，哪里有什么规律？”殊不知我们受了规律的支配，自己还不觉得。譬如书房里，有一鸟笼，鸟在笼中，跳来跳去，自以为活动自由了，而我们在旁观之，任它如何跳，终不出笼之范围。设使把笼打破，鸟在此室中，更是活动自由了，殊不知仍有一个书房，把它范围着。汉唐以后的儒者，任他如何说，终不出孔子的范围，周秦诸子和东西洋哲学家，可说是打破了孔子范围，而他们的思想，仍有轨道可循，既有轨道可循，即是有规律。 自开辟以来，人类在地球上，行行走走，自以为自由极了。三百年前，出了一个牛顿，发明地心引力，才知道：任你如何走，终要受地心引力的支配，这是业已成了定论的。人类的思想，自以为自由极了，我们试把牛顿的学说扩大之，把它应用到心理学上，即知道：任你思想如何自由，终有轨道可循，人世上，一切事变，无不有力学规律行乎其间，不过一般人习而不察，等于牛顿以前的人，不知有地心引力一样。 我写文字，有一种习惯，心中有一种感想，即写一段，零零碎碎，积了许多段，才把它补缀起来，成了一篇文字。此次所发表者，是把许多小段，就其意义相属者，放在一处，再视其内容，冠以篇名。因此成了四篇文字：（1)老子与程明道（程颢）；(2)宋学与蜀学；（3)宋儒之道统；(4）中西文化之融合。总题之曰：《中国学术之趋势》。 写文字是发表心中感想，心中如何想，即当如何写，如果立出题目，来作文字，等于入场应试，心中受了题之拘束，所有感想，不能尽情写出，又因题义未尽，不得不勉强凑补，于是写出来的，乃是题中之文，不是心中之文。我发表这本书，本想出以随笔体裁，许多朋友说不对，才标出大题目、小题目，我觉得作题目，比作文章更难，文章是我心中所有，题目是我心中所无，此书虽名《中国学术之趋势》，而内容则非常的简陋，对于题义，发挥未及十分之一，这是很抱歉的。 我写文字，只求把心中感想表达出，即算完事。许多应当参考的书，也未参考，许多议论，自知是一偏之见，仍把它写出来。是心中有了这种疑团，特发表出来，请阅读赐教，如蒙指驳，自当敬谨受教，不敢答辩，指驳越严，我越是感谢。 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二日，李宗吾，于成都 老子与诸教之关系 一、中国学术分三大时期 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以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 《老子》一书，当分两部分看，他说致虚守静、归根复命一类话，是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是世间法，孔子以仁治国、墨子以爱治国、申韩以法治国等，皆是以正治国。在吴司马稷苴，是以奇用兵，这都是走的世间法这条路。《老子》一书，是把世间法和出世法，一以贯之，两无偏重。所以提出老子，可以总括周秦学术的全体。 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愈传愈盛，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成为两大派，相推相荡，到了程明道出来，把二者融合为一，是为宋明之理学，名为儒家，实是中国和印度两方学术融合而成的新学说。程明道的学说出来后，跟着就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程伊川（程颐）和朱子（朱熹），一派是陆象山（陆九渊）和王阳明（王守仁）。所以宋学，要以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 从周秦至今，可分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这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说融合时期。学术之进化，其轨道历历可循，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二、《老子》一书是周秦学派之总纲 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个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大家都去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是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周秦诸子，都是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是以老子为最多。 老子是道家，道家出于史官，我国有史以来，零零碎碎的，留下许多学说，直到老子出来，才把它整理成一个系统。他生于春秋时代，事变纷繁，年纪又高，眼见的事又多。身为周之柱下史，是国立图书馆馆长。读的书又多。他自隐无名，不问外事，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所以能把宇宙真理发现出来。 老子把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了它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曰：《道德经》。德者有得于心也，根据以往的事变，就可以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他见到了真理的全体，讲出来的道理，颠扑不破，后人要研究，只好本着他的道理，分头去研究。他在周秦诸子中，真是开山之祖。诸子取他学说中一部分，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就独成一派。 前乎老子者，如黄帝，如太公（姜子牙），如鬻子（鬻熊）、管子（管仲）等，《汉书·艺文志》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之前驱，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地解释，呼老子为圣人，可见非之学也出于老子。至吕不韦门客，所辑的《吕氏春秋》，也是推尊黄老。所以周秦时代的学说，彻始彻终，可用老子贯通之。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详详细细地研究，只能说研究得精细，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 至于老子年代问题，有人说：孔子问礼于老子，为春秋时人，著《道德经》之老子，为战国时人，是两人，不是一人，这层不必深问，我们只说《道德经》一书，可以总括周秦学术之全体。其书出现于周秦诸子之前，是诸子渊源于老子，出现于周秦诸子中间，或在其后。我们可说：《道德经》可以贯通诸子，而集周秦学术之大成，无论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甚或生在嬴秦时，其为周秦学术之总代表则一也。 关于老子姓名问题，有种种说法，甚有谓老子姓老者。我想不必这样讲，古人的名字，有点像字学中之反切法，用两个字，切出一个字，举出其人之两个特点，即知其为某人，名字之上，不必一定冠以姓，如祝是名之上冠以官。行人子羽，是字之上冠以官。东里子产，是字之上冠以地，叔梁纥，是名之上冠以字。司马迁是史官，故称史迁，曾受腐刑，又称腐迁。其他如髯参军、短主簿，是官职之上，冠以形貌，只要举出两个特点，即可确定其为某人。大约老子耳有异状，故姓李名耳，他是自隐无名的人，埋头研究学问，世人得见他时，年已老矣，人人惊其学问之高深，因其须发皓然，又是一个大耳朵，因呼之为老聃，聃是生前的绰号，不是死后之谥，他不是生而皓首，乃是世人得见他时，业已皓首了。一般学者，闻老子之名，都来请教。孔子也去问礼。各人取其学说之一部分，发辉光大之，就成为一家之言，发表出来，尽是新奇之说，人人都去研究。老子自隐无名，其出处存亡，世人也就不甚注意了。犹之四川廖平与康有为说一席话，康本其说，跟着著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震惊一世，而廖之书尚未出也，其人亦不甚为世注意。老子年龄，比孔子大二三十岁，孔子是七十几岁死的，老子修神养身，享年最高，或许活到二百多岁，著《道德经》时，已入了战国时代，这也是可能的事。 三、无为之意义 老子的“无为”，许多人都误解了。《老子》一书，是有为，不是无为。他以为要想有为，当从无为下手，所以说“无为则无不为”。他的书，大概每句中，上半句是无为，下半句是有为。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要想勇当从慈做起走。要想广，当从俭做起走。要想成器长，当从不敢为天下先做起走。慈与俭，不敢为天下先，是无为；能勇，能广，能成器长，即是有为。老子洞明盈虚消长之理，阴阳动静，互相为根，凡事当从相反方面下手，如作文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写字欲左先右，欲右先左一般。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我无为；能使民化民正，能使民富民朴，是有为。“弱胜强，柔胜刚。”弱柔是无为，胜强胜刚，是有为。老子书中，这类话很多，都是“无为则无不为”的实证。 老子所说的无为，是顺其自然，我无容心的意思。当为的就为，当不为的就不为，如果当为的不为，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这叫做有为，算不得无为。王弼注老子，就是这种见解。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说道：“须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注二十九章说道：“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谛。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韩非本作恃，按作辅义较长）。即是《阴符经》所说：“圣人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制之。”（现在的《阴符经》，虽是伪书，但说的道理不错。）也即是《易经》所说：“裁成天地之体，辅相天地之宜。”曹参为相，日饮醇酒，诸事不为，只可谓之“不辅万物之自然”，“不裁成天地之道，不辅相天地之宜”，“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不制之”。黄老之道，岂是这样吗？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未发动，或才发动，就把它弄好了。犹如船上掌舵的人，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只须轻轻地把舵一搬，那船就平平稳稳地下去了，这叫做无为。即是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何尝是曹参那种办法呢？文景行黄老，只是得点皮毛，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工作，未免缺乏，所以不无流弊。但政治之修明，已成为三代下第一，黄老之道之大，也可想见了。 四、“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之意义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连贯而下的。天地化生万物，有一定规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谓道，吾人懂得这个规律，而有得于心，即为德，本着天地生物之道，施之于人即为仁。仁是浑然的，必须制裁之，使之合宜，归为义。但所谓合宜，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把合宜之事，制为法式，是为饰文，即为礼。万一遇着不守礼之徒，为之奈何？于是威之以刑。万一有悖礼之人，刑罚不能加，又将奈何？于是临之以兵。我们可续两句曰：“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由道德以至于兵，原是一贯而已。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见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学。韩非学于荀卿（荀子），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专讲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申韩之刻薄寡恩，来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我真要为老子叫屈。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是顺着次序说的，韩昌黎（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存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把道德放在仁义之下，就算弄颠倒了。 老子说：“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句话很受世人的痛骂，这也是误解老子。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这是天然的趋势，等于人之由小孩而少年，而壮，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于说：“失孩而后少，失少而后壮，失壮而后老。”他看见由道德流而为礼，知道继续下去，就是为刑为兵，故警告人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等于说：“夫老者少壮之终而死之始也。”这本是自然的现象，说此等话的人，有何罪过？ 要救死只有“复归于婴儿”。要救乱只有“复归于无为”。吾人身体发育最快，要算婴儿时代，婴儿无知无欲，随时都是半睡眠状态，分之修养家，叫人静坐，却用种种方法，无非叫人达到无知无欲，成一种半睡眠状态罢了。婴儿的半睡眠状态，是天然的，修养家的半睡眠状态，是人工做成的，只要此心常如婴儿之未孩，也就可以长生久存了。我们知：复归于婴儿，可以救死。即知：复归于无为，可以救乱。 国家到了非用礼不可的时候，跟着就有不礼之人，非用刑不可，跟着就有刑罚不能加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礼之时，乱兆已萌，故曰：“乱之首。”然则为之奈何？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乱机虽动，用“无为”二字，即可把它镇压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这个话不是空谈，是有实事可以证明。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延至嬴秦，人心险诈，盗贼纵横，与现在的时局是一样的。始皇二世，用严刑峻罚，其乱愈甚。到了汉初，刘邦的谋臣张良陈平，是讲黄老的人，曹参相惠帝用黄老，文景也用黄老，而民风忽然浑朴，俨然三代遗风，这就是实行“镇之以无名之朴”。人民就居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足知老子所说“复归于无为”，是治乱的妙法。“复归于婴儿”，可以常壮不老；“复归于无为”，可以常治不乱。 由道流而为德，为仁，为义，为礼，为刑，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屡言兵，他连兵都不废，何至会废礼？他说：“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强天下。”又说：“夫慈以战则胜。”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际，顾及“道”字“仁”字，即是顾及本源之意。用兵顾及“仁”字，才不至穷兵黩武；用刑顾及“仁”字，才能衰矜勿喜，行礼顾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间，不至徒事虚文；行仁义顾及道德，才能到熙熙浩浩的盛世，不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我们读老子一书，当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际，都顾及本源，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为主。”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是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为主。”老子明知：“兵之后必有凶年。”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礼之后，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礼。吾故曰，老子不废礼。惟其不废礼，以知礼守礼名于世，所以孔子才去问礼。老子知兵之弊，故善言兵，知礼之弊，故善言礼。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用刑用兵，只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风也可复归于朴。庄子曰：“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于逍遥之虚……逍遥无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于刑，托宿于兵，以达无为之域。我们识得此意，即知老子说“失义而后礼”，“礼仁忠信之薄”，与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同是一意。 五、绝圣弃智之作用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等语很受世人的訾议，这也未免误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绝圣弃智，本着个人的意见做去，得出来的结果，往往违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并且害得很深。例如“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话，就是害的这个病，洛蜀分党，也是害的这个病。他们所谓理，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戴东原（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作为圣贤立言之意……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又曰：“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东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绝圣弃智，必不会有这种弊病。 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顺天而动，如四时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庄子》一书，全是发挥此理，苏子由（苏辙）解老子说道：“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赡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六亲方和，孰非孝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尧非不孝而独称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不如相忘于江湖。”子由这种解释，深得老子本旨。昌黎（韩愈）说老子小仁义，读了子由这段文字，仁义乌得不小。嬴秦时代，李斯赵高，挟智术以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伪”的实证。汉初行黄老之术，民风浑朴，几于三代，即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实证。 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喻之于口，只可行之于己，而不能责之于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非不欲言也，实不能言也，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重言“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所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言绝肖。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子由识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李贽）称之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 要窥见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正常人自然做不到，我们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这拿来怎样办呢？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最适用的法子，这个法子，即是孔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孔门教人，每发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以为对的即是善，认为不对的即是恶。恶的念头，立即除去，善的念头，就把它存留下，这即是大学上的诚意功夫。这种念头，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们最初发出之念，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可说是径从宇宙本体发出来的，我把这个念头，加以考察，即与亲见宇宙本体无异，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法子，岂不简单极了呢？有了这个法子，我们所做的事，求与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难了，所难者，何者为善念，何者为恶念，不容易分别，于是孔门又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把眼前所见的事，仔细研究一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把它分别清楚，随着我心每动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这就是格物致知了。孔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简单，愚夫愚妇，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诸儒，把它解得玄之又玄。朱子无端补入格致一章，并且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直是禅门的顿悟，岂不与中庸所说“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相悖吗？我们把正心诚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问心无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六、盈虚消长之理 老子的学说，是本着盈虚消长立论的，什么是盈虚消长呢？试作图说明之：如图由虚而长，而盈，而消，循环不已，宇宙万事万物，都不出道德轨道。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以人事言之：国家之兴衰成败，和通常所谓“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贫贱”，都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老子之学，纯是自处于虚，以盈为大戒，虚是收缩到了极点，盈是发展到了极点。人能以“虚”字为立足点，不动则已，一动则只有发展的，这即是长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则“消”字即随之而来，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书中所谓：“弱胜强，柔胜刚”，“高以下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强梁者不得其死”，“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藏必厚亡”，“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种种说法，都是本诸这个原则立论。这个原则，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等于瓦特发明蒸汽机，各种工业都适用。 七、老子之兵法 老子把盈虚消长之理，应用到军事上，就成了绝妙兵法。试把他言兵的话，汇齐来研究，即知他的妙用了。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善者果而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与之，以慈卫之。”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又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可知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以慈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恐敌人的人民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我才起而战之，即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虽是起而应之，却不敢轻于开战，“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我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宝了。我既不开战，而敌人必来攻，我将奈何？老子的法子就是守，故曰：“以守则固。”万一敌人猛攻，实在守不住了，又将奈何？老子就向后退，宁可退一尺，不可进一寸，万一退到无可退的地方，敌人还要进攻，如再不开战，坐视我的军士，束手待毙，这可谓不慈至极了。到了此刻，是不得已了，也就不得不战了，从前步步退让，极力收敛，收敛到了极点，爆发出来，等于炸弹爆裂。这个时候，我的军士，处处是死路，惟有向敌人冲杀，才是生路，人人悲愤，其锋不可当，故曰“哀者胜矣”。敌人的军士，遇着这种拼命死战的人，向前冲是必死的路，向后转是生路，有了这种情形，我军当然胜，故曰“以战则胜”。敌人的兵，恃强已极，“坚强者死之徒”，他当然败。这真是极妙兵法，故曰：“以奇用兵。”韩信背水阵，即是应用这个原理。 孙子把老子所说的原理，推演出来，成书十三篇，就成为千古言兵之祖。孙子曰：“卑而骄之。”又曰：“少则逃之，不若则避之。”又曰：“不可胜者守也。”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又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又曰：“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又曰：“投之无所往，请剧之勇也。”又曰：“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又曰：“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又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凡此种种，我们拿来与老子所说的对照参观，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都是初时收敛，后来爆发，孙子曰：“将军之事静以幽。”“静”字是老子书上所常用，“幽”字是老子书上“玄”字“杳”字“冥”字，合并而成的，足知孙子之学，渊源于老子。所异者：老子用兵，以慈为主，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被敌人逼迫，不得不战，战则必胜；孙子则出于权谋，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以激战胜之功，把老子“以奇用兵”的“奇”字，发挥尽致。开始凡是一种学说，发生出来的支派，都有这种现象，即是把最初之说，引而申之，扩而大之，惟其如此，所以独成一派。老子的清静无为，连兵事上都用得着，世间何事用不着。因为老子窥见了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的学说，无施不可。 八、《史记》老庄申韩同传之原因 韩非主道篇曰：“虚静以待令。”又曰：“明君无为于上。”这虚静无为四字，是老子根本学说，韩非明明白白提出，足见他渊源所自。其书曰：“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无穷之令。”又曰：“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于道德，而不出于爱恶。”可见他制定的法律，总是本于自然之理，从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并不强人以所难。他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斗，故贤者劝赏，而不肖者少罪。”可见他所悬的赏，只要能够努力，人人都可获得，所定的罚，只要能够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曰：“明君之行赏也，暧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若雷霆，神圣不能解也，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嬖而必诛。”事事顺法律而行，无一毫私见。他用法的结果是：“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淡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上下交顺，以道为舍。”这是归于无为而止。 老子讲虚静，讲无为；韩非也是讲虚静，讲无为。黄老之术，发展出来，即为申韩，申韩之术，收敛起来，即为黄老。二者原是一贯。史迁（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即是这个道理。后人不知此理，反痛诋史迁，以为韩非与李耳同传，不伦不类。试思史迁父子，都是深通黄老的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难道对于老氏学派，还会谈外行话吗？不过韩非之学，虽是渊源于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扩而大之，独成一派。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韩非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同是“无为”二字，在老子口中，何等恬适，一出韩非之口，而凛然可畏，惟其如此，所以才独立成派。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庄子与韩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径绝端相反，而皆本之于无为。庄子事事放任，犹可谓之无为，韩非事事干涉，怎么可谓之无为呢？庄子是顺应自然做去，毫不掺加自己的意见，所以谓之无为。韩非是顺应自然，制出一个法律，我即依着法律实行，丝毫不出入，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故韩非之学说归于无为，因为他执行法律时，莫得丝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议亲议贵这类办法，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 韩非说：“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见他立法是持大体，并不苟细。汉高祖用讲黄老的张良为谋臣，入关之初，“除秦苛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苛法”是捕鼠之物，把他除去，自是黄老举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设柙股虎，用的是申韩手段。我们从此等地方考察，黄老与申韩，有何冲突？ 九、老子与其他诸子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孔子尝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之兼爱，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节用，即是老子之俭。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揣摩期年，然后才出而游说，古阴符不传，他是道家之书，大约是与老子相类。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话，激动人不平之气，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予”等语，为后世阴谋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列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之学，即使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神仙、讲符箓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 汉朝汲黯，性情刚直，其治民宜乎严刑峻法了，乃用黄老之术，专尚清静。诸葛武侯，淡泊宁静，极类道家，而治蜀则用申韩。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根本上是共通的缘故。孔孟主张仁义治国，申韩主张法律治国，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其实是一贯的。诸葛武侯说“法行则知恩”，这句话真是好极了，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走，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义。子产治郑用猛，国人要想杀他，说道：“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来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说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他临死前还说为政要用猛，可见猛的宗旨，至死不变，而所收的效果，却是惠字，《论衡》载：“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又讲：“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关键，只有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严，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其实最慈惠者，莫如申韩。申子之书不传，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对照读之，当知鄙言之不谬。 韩非之学，出于荀子，是主张性恶的。荀子以为人性恶，当用礼去裁制他。韩非以为礼的裁制力弱，法律的裁制力强，故变而论刑名，由此可知：黄老申韩孟荀，原是一贯。害何种病，服何种药。害了嬴秦那种病，故汉初药之以黄老，害了刘璋那种病，故孔明药之以申韩，儒者见秦尚刑名，至于亡国，以为申韩之学，万不可行，此乃不知通变之论。商鞅变法，秦遂盛强，迨至始皇，统一中国，见刑名之学，生了大效，继续用下去，犹之病到垂危，有良医开一剂芒硝大黄，服之立愈，病已好了，医生去了，把芒硝大黄作为常服之药，焉得不病？焉得不死？于芒硝大黄何尤？于医生何尤？ 十、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之原因 《礼记》上，孔子屡言：“吾闻诸老聃曰。”可见他的学问，渊源于老子。至大限度，只能与老子对抗，断不能驾老子而上之。《史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这种惊讶佩服的情形，俨如虬髯客见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样。《虬髯客传》载，道士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虬髯也就离开中国，到海外扶馀，另觅生活。孔子一见老子，恰是这种情形。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莫得孔子说的，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走了。老子学说，虽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详，他专言道德，于仁义礼三者，不加深论。孔子窥破此旨，乃终身致力于仁义礼，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条分缕析地列出来。于是老子谈道德，孔子谈仁义礼，结果孔子与老子，成了对等地位。孔子是北方人，带得有点强哉矫的性质，虽是佩服老子，却不愿居他篱下。这就像清朝恽寿平，善画山水，见了王岩谷的山水，自量不能超出其上，再画得好，也是第二手，乃改习花卉，后来二人竟得齐名。孔子对于老子，也是这样。他二人一谈道德，一谈仁义礼，可说是分工的工作。 《论语》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何以不言性与天道呢？因为性与天道，老子已经说尽，莫得孔子说的了。何以故呢？言性言天道，离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业已探骊得珠，孔子再说，也不能别有新理，所以就不说了。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请问致的是什么？守的是什么？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学案，“虚”字“静”字，满纸都是，说来说去，终不出“致虚守静”的范围，不过说得比较详细罢了。老子书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如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长久，而况于人乎。”“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这一类话，即把天地化生万物，天人感应，天道福善祸淫，种种道理，都包括在内，从天长地久，说至天地不能长久，就叫孔子再谈天道，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只好不说了。老子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见到了的，他赞周易，名此物曰太极，曾极力发挥，惟理涉玄虚，对门人则浑而不言，故大学教人，从诚意做起走。 性与天道，离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讲的。何以见得呢？一般人说宋儒是得了孔子真传的，朱子是集宋学大成的，朱子毕生精力，用在《四书集注》上，试拿《集注》来研究，“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章，朱子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提出“自然”二字吗？《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岂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吗？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则导之……程子（程颐）曰，此章专为智而发。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归为大智。”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足见性与天道，离却“自然”二字，是讲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说尽，宜乎孔子不再说了。 十一、三教异同之点 春秋战国时，列国并争，同时学术界，也有百家争鸣，自秦以后，天下统一，于是学说随君主之旨意，也归于统一。秦时奉法家的学说，此外的学说，皆在所排斥。汉初改而奉黄老。到了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此以后，专奉孔子之学。而老子的学说，势力也很大。孔老二教，在中国成为两大河流。随后佛教传入中国，越传越盛，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个区域内，相推相荡，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天然有合并的趋势，于是宋儒的学说，应运而生。 我们要谈宋儒的学说，须先把三教异同研究一下。三教异同古人说的很多，无待我们再说，但我们可补充一下：三教均以返本为务。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还不能终止。孟子又曰：“孩提之事，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为止。老子一书，屡言婴儿，请问孟子之孩提，与老子的婴儿，同乎不同？答曰：不同。何以故呢？孟子所说之孩提能爱亲敬兄，大约是二三岁或一岁半岁。老子曰：“如婴儿之未孩。”说文：孩，小儿笑也。婴儿还未能笑，当然是指才下地者而言。老子又说：“骨弱筋柔而握固。”初生小孩，手是握得很紧的。可见老子所说的婴儿，确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说的孩提知爱知敬，是有知识的。老子曰：“常使民无知无欲。”是莫有知识的。可知老子返本更进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婴儿为止。 但老子所说的虽是无知无欲，然犹有心；故曰：“圣人当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释氏则并心而无之，以证入涅槃，无人无我为止。禅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面目”。竟是透过娘胎，较老子的婴儿更进一步。他们三家俱是在一条线上，我们可作图表示，如图：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氏由丁返至甲。我们可呼此线为“返本线”。由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要说他们不同，他三家都沿着返本线向后而走，这是相同的。要说他们相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老子返至乙点而止，释氏直返至甲点方止，又可说是不同。所从三教同与异俱说得去，总看如何看法。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两屋，直至“意”字，从诚意做起走。但是有意就有我，老子以为有了我即有人，人我对立，就生出许多胶胶扰扰的事，闹个不休。有我即身，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倘若无有我身，则人与我浑而为一，就成了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再不会有胶胶扰扰的事。故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子书上种种讥诮孔子的话，与夫老子谓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等语，都是根据这个原理。试问如老子所说，是个什么境界呢？这就是所说的“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了，也即是“婴儿未孩”的状态，自佛学言之，此等境界是为第八识，释氏更进一步，打破此识，而为大圆镜智，再进而连大圆镜智也打破，即是心经所说“无智亦无得”了。 据上面所说，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则又不然，佛氏说妙说常，老子曰：“复命曰常。”又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孔子毋意必固我，又曰：“无可无不可。”佛氏所谓法执我执，孔子何尝莫有破呢？但三教虽同在一根线上，终是个个独立。他们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须追寻至父母未生前，连“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说是要出世，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也就不详加研究了。孔门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工作上，人事之发生，以意念为起点，而意念之最纯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从孩提之童研究起来，以诚意为下手功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宗旨，即是想治世，所以关于涅槃灭度的学理，也就不加探讨了。老子重在窥探造化的本源，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虚而逍遥之妙，故而像一初生之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他说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个“中”字，即指乙点而言，是介于入世出世之中。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诗》、《书》、《易》、《礼》，《春秋》，可算说得很多了。老子却不愿意多说，只简简单单五千多字，扼着乙点立论，含有“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意思。他的意思，只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为一，揭出原理，等人自去研究，不愿多言，所以讲出世法莫得释氏那么精，讲世间法莫得孔子那么详。综而言之，释氏专言出世法，孔子专言世间法，老子则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打通为一，这就是他三人立教不同的地方。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后，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他是用致虚守静的功夫，步步向内收敛，到了归根复命，跟着又步步向外发展，所以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彰，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子之学，得之于老子，其步骤是一样。《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步步向内收敛。“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是步步向外发展。老子归根复命的工作，与佛氏相同，从“修之于身”，以至“修之于天下”，与孔子相同，所以老子之学，可贯通儒释两家。 北方人喜吃面，南方人喜吃饭，孔子开店卖面，释迦开店卖饭，老子店中，面和饭皆有，我们喜欢吃某种，进某家店子就是了。不能叫人一律吃面，把卖饭的店子封了，也不能叫人一律吃饭，把卖面的店子封了。卖面的未尝不能做饭，卖饭的也未尝不能做面，不过开店的目的，各有不同罢了。儒释道立教，各有各的宗旨，三教之徒，互相攻击，真算多事。 十二、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而成 最初孔老二教，迭为盛衰，互相排斥。故太史公说：“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到了曹魏时，王弼出来，把孔老沟通为一，他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无累便谓其不复应物，失之远矣。”（见《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冲和以通无”，指老氏而言。“哀乐以应物”，指孔氏而言。裴说：“应物而无累于物。”就把孔老二说，从学理上融合为一。王弼曾注《易经》和《老子》，《易经》是儒家的书，《老子》是道家的书，他注这两部分，就是做的融合孔老的工作，这是学术上一种大著作，算是一种新学说，大受一般人的欢迎，所以开晋朝清谈一派。 人情是厌故喜新的，清谈既久，一般人都有点厌烦了，适值佛教陆续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在学术上另开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欢迎，到了唐时，佛经遍天下，寺庙遍天下，天台、华严、净土各宗大行，禅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兴之唯识宗，可算是佛学极盛时代。唐朝自称是老子之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道教因之很盛。孔子是历代崇奉之教，当然也最盛行。三教相荡，天然有合并的趋势。那个时候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学，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却不曾把此融合为一，直到宋儒，才把这种工作完成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戴东原（戴震）谓：“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子自老子，谈老子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家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这本是诋斥宋儒的话，但我们从这个地方，反可看出宋儒的真本事来，最当注意的是“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二语，老释和孔孟，大家认为是截然不同之二派，宋时就把他们融合为一，创造力何等伟大。 在宋儒尽管说他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学说俱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弃而不居，自认孔门嫡派。这即是为“门户”二字所误。惟其是这样，我们反把进化的趋势看出来了。儒释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该合并，宋儒顺着这个趋势做去，自家还不觉得，犹如河内撑船一般，宋儒极力欲逆流而上，自以为撑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还看不出天然的趋势，惟其极力反对三教合一，实际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这才见天然趋势的伟大。宋儒学说，所以不能磨灭掉，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为人诟病者，在里子是三教合一，面子务必说是孔门嫡派，成了表里不一致。我们对于宋儒，只要他的里子，不问他的面子，他们既建树了这样大功，就应替他们表彰。 宋儒融合三教，在实质上，不在字面上。若以字面而论，宋儒口口声声，诋斥佛老，所用的名词，都是出在四书五经上，然而实质上却是三教合一。今人言三教合一者，满纸是儒释道书上的名词，我们却不能承认他们把三教融合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譬如吃饮食，宋儒把鸡鱼羊肉，米饭菜蔬，吃下肚去，变为血气。看不出鸡鱼羊肉，米饭菜蔬的形状，实质上却是这些东西融合而成。他人是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吐在地上，满地是鸡鱼羊肉米饭菜蔬的细颗，并未融化。我们把融合三教之功，归之宋儒，就是这个道理。世间的道理，根本上是共通的，宋儒好学深思，凡事要研究彻底，本无意搜求共通点，自然把共通点寻出，所以能够把三教融合。 由晋历南北隋唐五代，而至于宋，都是三教并行。名公巨卿，大部研究佛老之学，就中以禅宗为尤盛。我们试翻《五灯会元》一看，即知禅宗自达摩东来，源远流长，其发达的情形，较之宋元学案所载的道学，还要盛些。王荆公尝问张文定（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轲亚圣，自后绝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孟子上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南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雷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见宋《稗类钞宗乘》），佛教越传越盛，几乎把孔子地盘完全夺去，宋儒生在这个时候，受儒道的甄陶孕育，所以能够创出一种新学说。 周敦颐的学问，得力于佛家的寿涯和尚和道家陈抟的太极图，这是大家知道的。程伊川说：“程明道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宋史说：范仲淹命张横渠读《中庸》，读了犹以为未足，又求诸老释。这都是“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缘故。明道和横渠，都是“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试问：他二人初读孔子书，何以得不到真传，必研究老释多年，然后返求诸六经，才把它寻出来？何以二人都会如此？此明明是初读儒书，继续佛老书，涵泳既久，融会贯通，心中恍若有得：然后还向六经搜求，见所说的话，有与自己心中相合者，就把它提出来组织成一个系统，这即是所谓宋学了。因为天下的真理是一样的，所以二人得着的结果相同。 著者往年著《心理与力学》一文，创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曾说：“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有形有状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把耳濡目染、无形无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心。”宋儒研究儒释道三教多年，他们的心，已经成了儒释道的化合物，自己还不觉得，所以宋学表面上是孔学，里子是儒释道融合而成的东西。从此以后，儒门就不淡泊了，就把人收拾得住，于是宋学风靡天下，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传诵不衰。他们有了这种伟大工作，尽可独立成派，不必依附孔子，在他们以为依附孔子，其道始尊，不知依附孔子，反把宋儒的价值看小了。 十三、宋学含老学成分最多 宋学是融合三教而成，故处处含有佛老意味。其含有佛学的地方，前人指出很多，不必再加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宋学所含老氏成分，特别浓厚。宋儒所做的功夫，不外“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八字。天理者天然之理，也即是自然之理。人欲者个人之私意。宋儒教人把自己的私意除掉，顺着自然的道理做去，这种说法，与老子有何区别？所异者，以“天”字代“自然”二字，不过字面不同罢了。 一、迂老自述(李宗吾自传) 第二编 李宗吾自述 一、迂老自述（李宗吾自传） 我自发明厚黑学以来，一般人呼我为教主，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许多人都教我写一篇“自传”而我却不敢，何也？传者传也，谓其传诸当世，传诸后世也。传不传，听诸他人，而自己岂能认为可传？你们的孔子，和吾家聃大公，俱是千古传人，而自己却述而不作。所以鄙人只写“自述”，而不写“自传”。众人即殷殷问我，我只得据实详述，即或人不问我，我也要絮絮叨叨，向他陈述，是之谓自述。 张君默生，屡与我通信，至今尚未识面，他叫我写“自传”，情词殷挚，我因写《迂老随笔》。把我之身世，夹杂写于其中，已经写了许多，寄文上海《宇宙风》登载。现在变更计划，关于我之身世者，写为《迂老自述》，关于厚黑学哲理者，写入《迂老随笔》。我之事迹，已见之《迂老随笔》及《厚黑丛话》者，此处则从略。 我生在偏僻地方，幼年受的教育，极不完全，为学不得门径，东撞西撞，空劳心力的地方，很多很多，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所以我之奇怪思想，渊源于师友者少，渊源于我父者多。 我李氏系火德公之后，由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迁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现在长乐县改名五华县，嘉应直隶州，改名梅县），时则南宋建炎二年也。广东一世祖敏公，二世祖上达公……十五世润唐公，于雍正三年乙巳，挈家入蜀，住隆昌县萧家桥，时年六十一矣。是为人蜀始祖，公为儒医，卒时年八十二，葬萧家桥，后迁葬自流井文武庙后之柳沟坝。 二世祖景华公，与其兄景荣，其弟景秀三人，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迁居自流井，汇柴口，一对山，地名糖房湾。故我现在住家仍在汇柴口附近。景华公死葬贡井清水塘。相传公在贡井杨家教书，于东家业内觅得此地，东家即送与他。公自谓此地必发达，坟坝极宽，留供后人建筑，坟坝现为马路占去，余地仍不小。 三世祖正芸公，也以教书为业，生五子，第二子和第四子是秀才，长子和第五子之子，也是秀才。第三子名煊，字文成，是我高祖，一直传到我，才得了一个秀才，满清皇帝，赏我一名举人，较之他房，实有逊色。煊公子孙繁衍，五世同堂，分家时，一百零二人，在汇柴口这种偏僻地方，也算一时之盛，因为只知读书之故，家产一分再分，遂日趋贫困。 煊公长子永枋，为我曾祖，广东同乡人，在自流井修一庙，日南华宫，举永枋公为总首监修，公之弟永材，以善书名，庙成，碑文匾对，多出其手，光绪中，毁于火，遗迹无存，先人著作，除族谱上，有诗文数首外，其他一无所有。距汇柴口数里，有一小溪，曰会溪桥，碑上序文，及会溪桥三大字，为永材公所书，书法家赵松雪、见者皆称佳妙，所可考者，惟此而已。自井世家，以豆芽湾陈家为第一，进士翰林，蝉联不绝，我家先人，多在其家教书，而以永材公教得最久。我父幼年，曾从永材公读。 自井号称王李两大姓，有双牌坊李家、三多寨李家……吾宗则为一对山李家，而以双牌坊，三多寨两家为最盛。民国元年，族弟静修，在商场突飞猛进，大家都惊了，说道：“这个李静修，是从哪里来？”陈学渊说道：“这是一对山李家，当其发达时，还在我们豆芽坝陈家之前。”民国二十八年，我从成都归家，重修族谱，先人遗事，一无所知，欲就学渊访之，不料已死，询之陈举才，云：但闻有李永材之名，他事则不知。记得幼年时，清明节，随父亲到柳沟坝扫墓，陈星三率其子侄，衣冠济济，也来扫墓，其墓在润唐公墓之下。我辈围观之，星三指谓其子侄曰：“此某某老师之祖坟也。”旋问族中长辈曰：“某老师是你何人？某老师是你何人？其后嗣如何？”长辈一一答之，大约是星三及其先辈受益最深之师，才殷殷若是。今已多年，对答之语，全不记忆，其所谓某老师者，除永枋公外，不知尚有何人，先人遗事淹没，可胜叹哉！ 永枋公在汇柴口开染房，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将及店门，必庄摄其容乃敢过，公见之，亦唯温语慰问，从未以疾言厉色加人。公最善排难解纷，我父述其遗事颇多。年七十，易箫时，命家人捧水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之，乃凭几而卒。我父为永枋公之孙，幼年在染房内学生意，夜间，永枋公辄谈先人逸事及遗训。我父常举以教我，我读书能稍知奋勉，立身行己，尚无大过者，皆从此种训话而来。我父尝曰：“教子婴孩，教妇初来。”又曰：“教子者以身教，不以言教。”诚名言也。 我家族谱字辈，是“唐景正文永，山高世泽长。”“文”字辈皆单名火旁，而以“文”字作号名。我是“世”字辈。我祖父乐山公，务农、种小菜卖，暇时则贩油烛或草鞋，沿街卖之。公身魁梧，性朴质，上街担粪，人与说话，立而谈，担在肩上，不放下，黯者故与久谈，则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公夜膳后即睡，家人就寝时即起，不复睡。熟睡时，百呼不醒，如呼盗至，则梦中惊起，公起整理明日应卖之菜，毕，则持一棍往守菜圃，其地在汇柴口，蒲家坝大路之侧，贼窃他人物经过，公见即奔逐之，贼畏甚，恒绕道避之。年终，割肉十斤，腌作新年之用。公自持刀修割边角，命祖母往摘萝卜做汤，嘱曰：“大者留以出售，小者留俟长成，须一窝双生，而又破裂不中售者。”祖母寻遍园中，不得一枚。及汤熟，公自持瓢，盛入碗，复倾入锅中，祖母询之，则曰：我欲分给工人及家人，苦不能遍也。数日即病卒，祖母割腌肉一方献台前，见之即大泣，自言泪比肉多。我祖父以世家子，而穷困如是，勤苦如是，其死也，祖母深痛之，取所用扁担藏之曰：“后世子孙如昌达，当裹以红绫，悬之正堂梁上。”此物咸丰庚申年毁于贼。祖母姓曾，固高山寨（距一对山数里）富家女。其父以一对山李氏为诗礼之家，故许字焉，归公后，挑水担粪，劳苦过贫家女，每归宁，见猫犬剩余之饭，辄思己家安得此剩饭而食之。先父母屡述以诫不肖弟兄曰：“先人一食之难，至于如此，后世子孙，毋忘也。”不肖今日，安居坐食，无所事事，愧负先人多矣！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乐山公生我父一人，父名高仁，字静安，先祖没后，即归家务农，偕我母工作，勤苦一如先祖。家渐裕，购置田地，满四十岁，得病，延余姓医生诊之。余与我家有瓜葛亲，握脉惊曰：“李老表，你怎么得下此病？此为劳瘁过度所致，赶急把家务放下，当如死了一般，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我父于是把家务全交我母，一事不管。我父生二女，长女未出阁死，次女年十余，专门侍疾，静养三年，病愈，六十九岁乃卒。 父养病时，寻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这类书来看，看毕无书，家有《四书》的讲书，也寻来看。我父胞叔温山公学问很好，一日见父问曰：“你在家做些什么？”答曰：“看《四书》的讲书。”温山公大奖之，我父很高兴，益加研究。 我弟兄七人，我行六，三哥早卒，成立者六房，父命之曰“六谦堂”。除我外，弟兄皆务农，唯虹弟后来在汇柴口开机房，有点商性质。 我父生于道光乙未年八月，光绪乙亥年八月，满四十。我生于己卯年正月，正是我父闭户读书时代所生的，故我天性好读书。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发愤读书。苏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弟兄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的。苏老泉二十七岁，发愤读书，生出两位文豪；我父四十岁，发愤读书，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我父同苏老泉发愤读书，俱是乙亥年，我生于己卯，与子由同，事也巧合。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为文淡泊汪洋，好黄老之学，所注《老子解》，推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归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之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无名师指点，为学不得门径，以是有愧子由耳。 我父病愈时，近邻有一业，欲卖与我父，索价甚昂，我父欲买之而苦其价之高，故意说无钱买，彼此钩心斗角，邻人声言，欲控之官，说我父当买不买，甚至把我家出路挖了，我父只有由屋后绕道而行。卒之此业为我父所买，买时又生种种纠葛。我七弟生于辛巳年正月廿五日，正是我父同邻人钩心斗角时代生的，世本为人，精干机警，我家父母死、哥嫂死，丧事俱他一手所办。尝对我说道：“我无事，坐起，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好在家中死几个人，有事办，不然这日子难得过。”此虽戏言，其性情已可概见。据此看来，古人所谓胎教，真是不错，请科学家研究一下。 我自有知识以来，即见我父有暇即看书，不甚做工，唯偶尔拉甘蔗叶，或种葫豆时盖灰，做这类工作而已。工人做工，他携着叶烟杆，或火笼，挟着书，坐在围土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看书，所以我也养成这种习惯，手中朝日拿着一本书。每夜我父在堂屋内，同家人聚谈，我尝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看书，或倚神龛而看。我父也不问我看何书，也不喊我看，也不喊我不看，唯呼我为“迂夫子”而已。我之喜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想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为一种嗜好。我看书是不择书的，无论圣经贤传，或是鄙俗不堪的唱书小说，我都一例视之，拿在手中看。我有此嗜书之天性，假令有名师益友指示门径，而家中又藏有书籍，我之成就，岂如今日？言念及此，唯浩叹而已。 我父每晨，必巡行田垅一次，尝说：“田塍，土边，某处有一缺口，有一小石，我都清清楚楚的。”又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山上做工情形，我都知道。”我出外归来，尝问我：“工人做至何处？”我实未留心看，依稀仿佛对之，他知我妄说也不斥责。 我虽生长农家，却未做工，只有放学归来，叫我牵牛喂水，抱草喂牛，种葫豆时，叫我停学在家，帮着丢葫豆，或时叫我牵牛赴邻近佃户家，碾米碾糠，我亦携书而往。我考得秀才时，照例宴客，佃户王三支，当众笑我道：“而今当老爷了（乡间见秀才即呼老爷），如果再拿着书，在牛屁股后面走，我们要不依你的，老爷们都跟着牛屁股走，我们干什么？”但是我碾米碾糠时，还是携书而往。 我父所看之书，只得三本：（一）《圣论广训》（此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童生进场考试，要默写，名为默写，实则照书誊）。钱塘《朱柏庐治家格言》，这是我父养病时，请徐老师誊的，字甚工楷。（二）《刿心要览》，我查其卷数，是全部中之第三本。中载古人名言，分修身、治家、贻谋、涉世、宽厚、言语、勤俭、风化、息讼九项，我父呼之为格言书。（三）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一夕，书以训子者，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甚看。椒山奏折及遗嘱亦少有看，所常常不离者，则在前二种，此外绝不看其他之书。我细加研究，始知我父读书，注重实用。《三字经注解》，及椒山奏折，只可供谈助，椒山遗嘱虽好，但说得太具体，一览无余，不如前二种之意味深长。我父常常读之，大约是把他当做座右铭。我父光绪癸卯年正月初九日得病，十五日去世，初九日还在看此二书。 最奇者，我生平从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他读的《圣论广训》及《朱柏庐治家格言》，是徐老师用朱笔圈断句，其他三书，俱是白本，我父未圈点一句。所以我生平不但未见我父写过一字，就连墨笔画的圈圈，都未见过一个。我们弟兄六人，随时都有人在侧，无论写什么，他都喊儿子动笔，我看他吃饭捏筷子，手指很僵硬，且有点发颤，大约是提笔写不起字。 我父常说：“唐翼修著有《人生必读》书。”我考试到叙府，买得此书，送在他面前，他也不看，还是喊我拿《圣论广训》和格言书来，揣其心理，大约是谓：只此二书已够用了，其他皆是赘瘤。 我父常常说道：“你的书读蹿皮了，书是拿来应用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你读成‘书还书，我还我’去了。”我受过此种庭训，故无事时，即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因而著出《厚黑学》与《心理与力学》等书，读者有说我熟透人情的，其实不然。我等于赵括谈兵，与人发生交涉，无不受其愚弄，依然是“书还书，我还我”。 我父又说：“书读那么多作甚？每一书中，自己觉得那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其余不合我心的，可以不看。”所以我父终身所读之书，只得三本，而三本中，还有许多地方，绝未寓目。常听他曼声念道：“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圣论广训》中语）“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生贫贱（《刿心要览》中语）。应箕应尾，你两个……”（椒山遗嘱中语，应箕应尾，是椒山之子）我父常常喊我近前，讲与我听，我当了秀才，还是要讲与我听，我听之津津有味。我此次归来，将《刿心要览》寻出细读，真是句句名言，我生平做事，处处与之违反，以致潦倒终生，后悔莫及。 我读书的方式，纯是取法我父，任何书，我都走马观花地看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得着新书，把序文看了，前面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细看，寻着一二句合我之意，就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一而二，二而三，推究下去，我以为：世间的道理，为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心中之道理而已。世间的书读不完。譬如：听说某家馆子菜好，我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道菜来吃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逐一吃完？又好像在成都春熙路、东大街、会府等处游玩，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它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又把它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样样皆合用，岂能把街上店子之物，全行购归？我这种说法，纯是本之我父，因此之故，我看书，入理不深，而腹笥又很空虚。 我在亲友家耍不惯。但只要有几本书，有一架床，我拿着书，卧在床上，任好久，我都住得惯。其书不拘看过的、未看过的，或是曾经熟读的，我都拿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看。我一到他人室内，见桌上有书，即想翻来看。不过怕人讨厌，不好去翻罢了。但是我虽这样喜书，而家中储几书柜的书，成都有几书柜的书，许多都未曾细看过，这是由于我读书是跑马观花，每本打开来，随便看一下就丢了，看了等于未看。 我幼年苦于无书可看，故喜欢购书，而购得来又不细看，徒呼负负，近年立誓不购书，而性之所近，见了就要买，买来又不看，将来只好把家中的书，及成都的书，搬来做了宗吾图书馆，供众人阅读好了。 亡弟之子泽新，对我说：“我见着书，心中就糊涂，一进生意场中，心中就开朗。”我的性情，恰与相反，提着家中事务，心中就厌烦，一打开书，心中就开朗。我请客开不起菜单子，而家中小孙儿、小孙女都开得起。赴人宴会归来，问我：吃些什么菜，我无论如何记不全。身上衣服，尺寸若干，至今不知道，告诉我跟着就忘了。上街买物，分不出好歹，不敢还价，想买书就买得来，而买笔又买不来。别人读我《厚黑学》，以为我这个人很精明，殊不知我是糊涂到了极点。到而今迂夫子的状态，还莫有脱，朋友往来，我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音乐一门，我完全不懂，戏曲中，有所谓西皮二黄，我至今弄不清楚，我当省视学，学生唱歌按风琴与我听，我只好闭目微微点头，假充内行；名人字画，我分不出好歹，别人评得津津有味，我不敢开腔，不敢说好，怕人追问好处安在。我幼年订古姓女，其叔古威侯，是威远秀才，以善书名。我家接一位关老师，见着我的字说道：“你这笔大挥，将来怎么见你叔丈人？”好在此女未过门即死，我未在古府献丑。后来从刘建侯先生读，他一日进我房中，见案上写的卷格小字，堆有寸多高，他取来一看，叹息道：“你也可算勤快了，怎么字还是这样？”我听了凄然泣下。阅卷者常常批“字太劣”或“字宜学”。雷铁崖常说我：“你那个手爪印确该拿来宰。”我天性上，有这种大缺点，岂真古人所谓“予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耶。 我从师学作八股，父亲命我拿与他看，他看了说道：“你们开腔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尧有九年之水患，汤有七年之旱灾（二语出《幼学琼林》，是蒙塾中读本）。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几个月不晴，就喊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地希望？”我听了很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怪议论？”总想：他的话也有道理，我把这个疑团，存诸胸中，久之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净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不再出一个圣人？”由此推寻下去，方知圣人构成，有种种黑幕。因此著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把疑团打破，惜其时我父已死，未能向他请问。 我父常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何以书上说的“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征诸实事，完全相反？怀疑莫释，就成了发明《厚黑学》的根苗。 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于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 我父一日问我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我听了，茫然不能答，他解释道：“此时应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我听了很诧异，心想：“我父怎么莫恻隐心，纯是为己之私？这是由于乡下人书读少了，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读者所笑？”但当面不敢驳他，退后思之，我父的话，也很有道理，苦思不得其解。民国九年，我从成都辞职归家，关门读了一年的书，把这个问题，重新研究，才知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种破绽。盖怵惕者，我畏死也，恻隐者，怕人之死也。乍见孺子将入井，恍如死临头上，我心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细审之，此乃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把我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此乃人类天性也。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只是著书时，为行文简洁起见，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创出的学说，就迁谬百出了。我父的议论，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我著《心理与力学》把此种议论载上去。张君默生来信说：“怵惕恻隐一释，为千古发明。”殊不知此种议论，是渊源于我父。 我父上街，常同会溪桥罗大老师维祯、谢家坝谢老师文甫等在汇柴口茶馆吃茶，他二人俱在教私塾，上面尧舜禹汤的问题，和孺子入井的问题，未知是我父发明的，抑是同罗谢诸人研究出来的。我父尝因讲《四书》，挨了两耳光，他却深以为荣，常向我弟兄讲述，我把事实详述于下：永枋公生五子，长子青山，父子俱死，惟其妻尚在，住糖房湾老屋；次子乐山，即我祖……第五子韫山，某年青山之妻死，其孙世兴等，邀请族人至家，人到齐，世兴等三弟兄披麻戴孝，点烛祀神毕，把棺材打开，大呼：“阿婆呀！你要大显威灵呀！”把堂叔学山抓着，横拖倒曳，朝街上走，我父不知是何事，跟着追去，彼时年已五十余矣，又值冬天，穿着皮袍子、鸡婆鞋，跑又跑不得，急喊：“过路的，与我拦住！”问之才知是学山欠钱不付，无钱办丧，拖住张家沱滚水，否则赴自井分县喊冤。我父问明所欠若干，即说：“此款由我垫出，丧事办毕再说。”世兴等此举，全是韫山公之主张，我父不知，一日同韫山公在汇柴口吃茶，谈及此事，我父说：“世兴等对于叔祖，敢于这样侮辱，真是逆伦。”韫山公厉声曰：“怎么是逆伦？学山欠嫂子之钱不付，世兴等开棺大呼‘阿婆’，是替死者索账，这是嫂子向他要钱。不是侄孙向他要钱。汤伐桀，武王伐纣，孟子都不认为臣弑君，世兴怎么是逆伦？”我父说道：“幺叔！这章书，不是这样讲的，孟子虽然这样说，但仍朱子注这章书曾说：‘必要有桀纣之暴，又要有汤武之仁，才不算臣弑君，否则是臣弑君。’所谓‘有伊尹之志贝必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学山无桀纣之暴，世兴等无汤武之仁，怎么不是逆伦？”韫山公是饱学先生，被我父问得哑口无言，站起来，给我父两耳光，说道：“胡说！”我父常对我说：“偏偏这章书，我是仔细看过，道理我也仔细想过，所以幺公被我问穷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父尝说：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我曾查韩魏公及唐翼修所云，系出《人生必读》书内，《刿心要览》中无之）故我父每日从鸡鸣即起，我自有知识以来，见他无一日不如此，虽大雪亦然。然时无有洋火，起来用火链敲火石，将灯点燃，用木炭在火笼中生火烤之，用一小土罐温酒独酌，口含叶烟，坐到天明，将本日工人应做的活路，及自己应办的事详细规划定。父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盖实行此语也。我与父亲同床睡，有时喊我醒，同我讲书，谈人情物理，有时喊我，我装做睡着，也就算了。可知他独坐时，都在研究书理。但他在灯下，从不看书。我母亲引着小兄弟，在隔壁一间屋睡，有时把我母喊醒，用广东话，谈家务及族亲的事。此等情景，至今如在目前。我父亲早起，我见惯了，所以我每日起来颇早。曾国藩把早起二字说得那么郑重，自我看之，毫不算事。我父曰：“以身教，不以言教。”真名言哉！ 我父亲起居饮食，有一定的，每晨，命家人于火锅开时，用米汤冲一蛋花调糖吃。人言米锅内煮鸡蛋吃，最益人，我父不能食白蛋，故改而食此。半少午，吃几杯酒，睡一觉，无一日不然，不肯在亲友家宿，迫不得已留宿，即在温山公家宿，锰山公都要预备。同学曾龙骤娶妻，我祖母姓曾，是亲戚，我父往贺留宿，与雷铁崖同一间屋，我父鸡鸣起来，独坐酌酒，把铁崖呼醒谈天。后铁崖向我说道：“你们老太爷，是个疯子，天未明，即闹起。”一般人呼我为疯子，我这疯病，想是我父遗传下来的，后来铁崖留学日本，倒真正疯了（事见拙著《厚黑丛话》）。 我父尝对我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所以我父生平与人交涉，无一次失败，处理家务，事事妥当。工人做工时间，无片刻浪费，这都是得力于早起独坐。我父怕工人晏起了，耽搁工作，而每晨呼之起，又觉得讨厌，他把堂屋门做得很坚实，见窗上现白色，再开歇房小门一看，天果然亮了，即把堂屋门砰一声打开，工人即惊醒。 我父见我手中常拿一本书，问我道：“这章书怎么讲？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朝日读书，不理家务，犹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莫得，岂不饿死了？”一连问了几回。后来我把答案想起，他再问。我说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于何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个车儿，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都忍心要卖他的，叫孔子出门走路，可见颜路平日找钱之法，无微不至。颜渊有了这种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这种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家务出脱。”我父听了大笑。从此以后，再不叫我讲这章书了。近日颇有人称我为思想家，我闭目回思，在家庭中讨论这些问题，也是渊源之一。 我父购的基业，在离汇柴口数里张家山附近，由张家山前进数里，有位王翰林，名荫槐，字植青，与宋芸子同榜，王得编修，宋得检讨。王之父名瑞堂，与我父同当苍首，植青妹，嫁与杨姓，与我家边界相连，我往杨家，见植青书有一联云：“观书当自出见解，处世要善体人情。”这二句，我常常讽诵，于我思想上很有影响。 我所引以为憾者：家庭中常常讨论书理，及人情物理，而进了学堂，老师初则只教背读，继则只讲八股，讲诗赋，有些甚至连诗赋都不讲，只讲八股，像我父所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叫我看书，只看《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这类庸俗不堪之书，其高者，不过叫我读二十四史，读古文而已。其他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等，提都未提过。迄今思之，幸而未叫我研究说文经解，不然我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当日因为八股试帖，不能满我之意，而其他学问，又无人指示门径，朝日只拿些道理，东想西想。我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我，而其书中要紧之点，我却记得，马越跑得快，观的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说，而独成一说，而“厚黑学”三字，于是出现于世。要想当厚黑教主第二者，不妨用这种方法干去。 八股文规律极严密，《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等书，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是受过这种训练的。朋辈中推我善做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他联合来成为一片。故我著书谈理，带得有八股义法。因此我在《迂老随笔》中，曾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八股时代，有所谓考课，是用以津贴士子的，自井分县，有四季课，富顺县城，有月课，（自井离县九十里，专人下去，得题飞跑回井，把文作起，连夜送进城）自井文武庙鸿文书院，及贡井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我读书，米是家中挑，靠考课得奖金，作零用及购书之费。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每一题到手，我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本来清朝功令，四书文必遵朱注，及到末年，藩篱渐破）。即使遵朱注，也把众人应说之话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例如下： (1)有一次，月课题，“彼恶敢当我哉”。我暗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刀研案，起兵拒之，那个意思，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分作六比，其时我已买些《战国策》这类书来看，大旨言：“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2)又一次，月课题，“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作了两卷，（甲）第一卷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姐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温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我若不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乙）第二卷：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黾斋一段，不是曾说“孝哉即是人言”吗？因此我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门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若曰：“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真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正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若曰：“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可字。朱注，明明说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我这种说法，显与朱注违背。 这三本卷子，都被取录，我未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使有也是暗合。我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股文本是对偶，我喜欢写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算完事，又另换一本，这个方法，又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至于作策论，那更可由我乱说了。我生平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无有新异的文字，我是不喜欢写的。不过昔年是作八股，作策论，今则改作经济、政治、外交等题目罢了。张君默生信来，称我为大思想家，误矣！误矣！ 我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问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做工，他尝对我说：“家中命我割青草，挑在盐涌井去，每挑在一百斤以上，硬把我压够了。看见民心挑行李进学堂，有如登仙。”他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免去做工，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负，因彼时其家实在无力担负二人读书之费，故铁崖考课，每次至少都要作两本，而民心则可做可不做，使彼时无所谓月课，则铁崖将在家中做工修老矣。其留学日本，则系岳家出银五十两作为路费，到日本纯以卖文为活。 民心天资较铁崖为高，铁崖则用死功，作文“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说他文笔笨拙，他说我文笔轻浅，彼此两不相下。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长或数百言，等于作一篇文章，无一日间断，及留学日本，把笨拙脱去，遂大有文名，而我则轻浅如故，且日趋俚俗。铁崖死矣，使其见之，不知作何评语。 庚子年应县试，我与雷氏弟兄同路，在路上民心向我说道：“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莫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名曰“案首”，俗呼为“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哪知后来县试案首就是我，府试案首，就是民心，可见凡人不可妄自菲薄。铁崖县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到院试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一千数百人，入学定额，廿四名。 我买部李善注《昭明文选》，点看了半年。县试头场题目，是“而不见舆薪，至舆薪之不见”。我作起文来，横顺都要成韵语，我也就全篇作韵语，不料榜发竟到第七，以后我循规蹈矩地做，终场竟得案首。后来富顺月课，有一次，题是“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我作了两卷，第一卷循规蹈矩地作，第二卷全篇作韵语，第一卷是用心作的，第二卷是信笔写的。后来第一卷摈落，第二卷反被取录。此卷至今尚在。文章本是要不得，我所以提及者，见得我在八股时代，作文字，常常破坏藩篱，所以今日著书也破坏藩篱。是之谓：“厚黑学出于八股之官。”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雷民心应县试，前几场本是前十名，第四场出一题，“陈平论”，民心数陈平六大罪，六出奇计，每一计是一罪，在那个时代，应试童生，有不知陈平为何人者，民心能这样做，也算本事。哪知县官看了，说道：“这个人如此刻薄，将来入了学，都是个包揽词讼的滥秀才。”把他丢在后十名。阅卷者，是叙府知府荐来的，府试时回府阅卷，府官见了民心之卷，说道：“此人文笔很好，如何列在后十名！”阅卷者说道：“他做陈平论，县官如何说，我争之不得。”县试之卷，照例应申送府，府官调来一阅，大加赞赏，因而取得案首。可算奇遇。科举废除久矣，而我絮絮言之，有如白发宫人谈天宝遗事，阅者得无窃笑耶？然使当日我辈不做这类翻案文字，养成一种能力，我今日也断不会成为教主。 光绪丙戌，我年八岁，从陈老师读，陈为我家佃户，是个堪舆先生，一直读了四年。庚寅年，从郑老师读，陈郑二师，除教背读外，一无所授。辛卯年，父接关海洲先生来家，教我们几弟兄，关是未进学之童生，年薪五十串，以彼时米价言之，五十串能买十石米，我写此文时（民国卅年四月）米十石，需法币八千数百元，故在彼时，亦算重聘。后来我当了秀才，某富室欲聘我，年薪七十串，我欲应之，因入高等学堂肄业未果，彼时教师之待遇如是。 关师教法，比陈郑二师为好，读了两年，作八股由破承而至入手，算是成了半篇，试帖诗能作四韵，关师教书，虽不脱村塾中陈旧法子，但至今思之，我受益之处，约有三点：（1）每日讲《龙文鞭影》典故四个，要紧处，用笔圈出，次日闭着书回讲，圈者须背得。我因而养成记典故之习惯，看书紧要处，即圈出熟读。（2)每日讲《千家诗》，及《四书》，命我把槐轩《千家诗注解》，《四书备旨》，用墨笔点，点毕送他改正。我第一次把所点《千家诗》，送他看，他夸道：“你居然点断了许多，错误者很少，你父亲得知，不知若何欢喜。”我听了愈加奋勉，因而养成看书之习惯。到了次年，我不待老师讲解，自家请父亲与我买部《诗经备旨》来点。（3)关师在我父友人罗大老师处，借一部《凤洲纲鉴》来看，我也拿来看。我生平最喜看史书，其发端即在于此。关师又在别处借一部《三国演义》，我也拿来看，反复看了几次，所以我后来发明厚黑学以孙曹刘为证。但所举者，是陈寿《三国志》材料，非演义中材料。关师有一次出试帖诗题，题目我忘了，中有雪字，我第一韵，用有同云二字，他在同字上，打一大叉，改作彤字；说道：“‘彤云密布，瑞雪纷纷’（《三国演义》中语），是这个彤字。”我说道：“我用的是《诗经》‘上天同云，雨雪零零。’”他听了默然不语。壬辰年终，关师解馆，我因病父命辍读。 我六岁时，因受冷得咳病，久不愈，遂成哮喘病，遇冷即发，体最弱，终年不离药罐，从关老师读，读几天声即哑，医数日好多了，一读即哑，所以我父命我辍读养病。癸巳年，父命四兄辍读务农，把五兄送在汇柴口茂源井（现名复兴井），七弟在家，从一个姓侯的老师读，我此时总算废学了。但我在家，终日仍拿着一本书。一日，午饭后，大兄见我在看书，就对父说道：“老六在家，活路也不能做，他既爱看书，不如送进学堂，与老五同住，床铺桌子，也是有的，向老师说明，这是送来养病的，读不读，随便他，以后学成随便送点就是了。”彼时我家尚充裕，这种用费，我父也满不在乎，就把我送去。这算是我生平第一个大关键，在大兄不过无意中数语，而于我的前途关系很大，否则我将以农人修老矣。 刘老师共三人，是三叔侄，叔公之名已忘去，学生呼之为刘二公，是个童生。叔爷名刘应文，号重三，后改为焕章，是个秀才（后乙未年考得察生），学生呼之为七老师。侄儿名刘彬仁，号建侯，也是秀才，学生呼之为建侯老师。刘二公的文笔，是小试一派，七老师是墨卷一派，建侯老师，善写字，娴于词章，尝听见他在读“帝高阳之苗裔兮”、“若有人兮山之阿”等等，案头放有手写蝇头小楷《史记著华录》全部，论文高着眼孔。学生的八股文，是刘二公和七老师分改，诗赋则建侯老师改，建侯老师高兴时，也拿八股去改。背书则随便送在那个老师面前都可。我本来是养病的，得了特许，听我自由，但我忘却了是养病，一样地用功，一样地作八股、作诗赋，但不背书而已，读书是默看，不出声。学堂大门，每扇贴一斗方红纸，一扇写的是：“枣花虽小能成实，桑叶虽粗解作丝，唯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一扇写的是：“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建侯老师写的，我读了非常感动，而同学中华相如（号相如，今在自井商界，颇有名）等，则呼我为老好人。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我在《厚黑丛话》中曾说：“父亲与我命的名，我嫌他不好。”究竟是何名，我也可说一下。我自觉小时很醇谨，母亲织麻纺线，我依之左右，母亲叫我出去耍，也不去，说我很像女孩子。而父亲则说我小时（大约指一二岁言）非常的横，毫不依理，见则呼我为“人王”，我父把人王二字，合成一全字，加上派名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我命中少金，父亲加上金旁，成为世铨。我在茂源并读书，请建侯老师与我改号，他改为秉衡。乙未年，清廷命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四川总督（后未到任），刘七老师对我说道：“你的号，与总督同名，可把它改了。”七老师也会算命，他说我命中少木，并不少金，我见《礼记》上有“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之语，就自己命名世楷，字宗儒（后来才改为宗吾），七老师嫌李世楷三字，俱是仄声，改为世权，我不愿意，仍用世楷。余见《厚黑丛话》。 最值得研究的，我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我自觉在行为上，处处循规蹈矩，而作起文字来，却是横不依理，任何古圣先贤，我都可任意攻击。《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两篇文字，不说了。我著《考试制之商榷》，提出一种办法，政府颁行的教育法令，不合我的办法，我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我著社会问题之商榷，创出一条公例，斯密士不合我的公例，我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这有点像专制时代的帝王，颁出一条法令，凡遇违反法令者，都拿去斩杀一般。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岂有生之初，我即秉此天性耶？一般人呼我为教主，得无教主之地位与人王相等耶？释迦一出世，即说：“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我得无与之相类耶！故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署名曰“独尊”。然则教主也，人王也，盖一而二，二而一也。 我们这个地方的习惯，某处有私馆，就把子弟送去读，时间大概是正月二十几，到了二月底，或三月间，老师才请众东家，来议修金，名之曰“议学”。议学之时，众东家你劝我，我劝你，把修金说定，开单子与老师送去，老师看了无话，就算议定了。学生数十人，最高额是十二串，我五兄（名世源）出了最高额。议到我名下，我父声明这是送来养病时，随便写了几串，把单子送与老师看，老师传话出来，说：“全堂中惟有李世铨读得，应该比李世源多出点。怎么才出这点。”我父也就写了十二串。老师这样重视我，很出我意料之外，精神上很受一种鼓动。 我觉得教育子弟，不在随时责斥，责斥多了，使他精神颓丧；不在随时劝勉，劝勉的话太多，成为老生常谈，听者反不注意；也不可过于夸奖，奖之太过，养成骄傲心；总在精神上，予之以鼓动，而此种鼓动，不知不觉，流露出来，乃能生效。建侯老师呼学生必缀以娃娃二字，如云华上林这个娃娃、李世源这个娃娃等等，对学生常出以嘲弄态度，独对于我无此种态度，不过呼我之名，仍缀以娃娃二字罢了。有夜，三位老师都睡了，学生还在嬉笑，建侯老师在床上高声问道：“那么夜深，你们还在闹，不知干些什么！及听见有李世铨这个娃娃在，我也就放心了。”这些地方，很使我自尊自重。 刘二公人甚长厚，七老师性严重，建侯老师，对刘二公常常嘲弄之，对七老师则不敢，但不时也要说一二句趣话。有一次，宴会归来，建侯老师对七老师说道：“今天席上，每碗菜来，二公总是一筷子两块三块，独于端碗肉圆子来，二公用筷子，把一个圆子夹成两半个，我心想：二公这下，怎么这样斯文了。那知他把半个圆子，搭在一个整圆子上面，夹起来，一口吃了。”我听了，非常有趣，我生性朴讷，现在口中和笔下，随便都是诙谐语，自然有种种关系，才造成这样的，建侯老师，也是造成之一。 我做文章，很用心，得了题目，坐起想，站起想，睡在床上想，睡在板凳上想，稿子改了又改，一个题，往往改两三次稿，稿子改得稀烂。而今写报章杂志文字，却莫得那么费力了，读我文章的人，有说我天资高，其实是磨炼出来的，天资并不高。五兄往往叫我代笔，我就把不要的稿子，给他誊去缴，次年，甲年，五兄辍读务农，七弟同我在茂源井读一年。 甲午年，我往罗大老师家，把《凤洲纲鉴》借来看，同学王天衢见了，也买一部来看，建侯老师看见，责之曰：“你怎么也看此书？李世铨这个娃娃，是养病的，才准他看，此等书，须入了学，方能看。我若不说，别人知道，还说我是外行。”此话真是奇极了，于此可见当时风气。 王天衢的父亲，是井灶上的掌柜，甚喜欢读书，期望其子甚殷，训教很严。一日到学堂来，我等在天衢房中耍，他父亲见着很客气，我等要走，天衢悄悄说：“必不可走，一走了，我就要挨骂。”及我等一转背，其父即骂道：“你个杂种……”天衢尝对我说：“我宁去见一次官，不肯见我父亲。”后隔多年，我遇着天衢问道：“你们老太爷的脾气，好点莫有？”他说道：“也莫有什么，不过他老人家，每日早膳后，照例要做一坛法事罢了。”后来天衢卒无所成。由此可见，我父对我，不甚拘束，真是得了法的。我悟得此理，故著《心理与力学》，曾说：“秦政苛虐，群盗蜂起，文景宽大，民风反浑朴起来，官吏管理百姓，要明白此理，父兄管理子弟，要明白此理。”这是我从经验上得来的，然则父兄对于子弟，竟可不管吗？我父有言曰：“以身教，不以言教。”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我的心，随时都放在书理上。有一次，建侯老师率众学生往凤凰坝某家行三献礼，老师同众学生，在茶馆内吃茶，我一人在桥头上独步徘徊，回头见老师同众人望着我笑，我不知何故，回到茶馆，悄悄问华上林：“老师笑我何事？”答曰：“老师说你很儒雅，将来一定会入学。”我当日本把秀才看得很高，听了不胜惊异。 晚上行三献礼，照例应讲书，死者是祖母，建侯老师登台讲“孝哉闵子骞”一章，把闵子的事讲完，跟着说道：“后数百年而有李密者……”这明明是用太史公《屈贾合传》的文法，我站在台下听讲，老师讲至此处，目注于我，微作笑容，意若曰：“此等文法，众学生中，只有你才懂得。”此事我当日印象很深，老师形态，至今宛然在目，这都是精神上予我一种鼓励。 建侯老师的文章，注重才气，选些周犊山及江汉炳灵集的八股，与我读。一日，我对罗大老师说：“我在读江汉炳灵。”他说：“这些文章，小试时代，不可读，读了花心，做起文章，就要打野战。”于此又可见当时风气。我又说：“我现在买有部《书经体注》，自己点看，唯有禹贡水道，真不好懂。”他说道：“你当然懂不得，如果要懂得，须看《禹贡锥指》。”《禹贡锥指》，是清朝有名的著作，他曾看过，可见也不孤陋。我订古姓女，未过门即死，罗大老师有意把他的女订于我，我五兄很赞成，说他家藏书很多，借此可看些书，不知何故我父不愿意。 罗大老师之弟罗二老师，号德明，学问比他更好。二老师吃鸦片烟，睡在烟盘子侧边，学生背《四书》、《五经》，错了一字，他都知道。背《四书朱注》，错了一字，也都知道。（其时考试，《四书》题，要遵朱注，童生进场，片纸不准夹带，只好都背得。）不但此也，庚寅年，我五兄在他塾中读，夜间讲《诗经》，点一盏清油灯，命学生照着书，他在暗处坐起讲，口诵朱注，说道：“你们看书上，是不是这样？”学生看之，也莫有错，可见他是用过苦功的。壬辰年，我家关老师因病耽搁一个月，我父请罗二老师代教，我们要读八股，他就把昔人作的八股默写一篇出来，熟读了，又默写一篇，试帖诗亦然。其时已五六十岁了，不知他胸中有若干八股，有若干试帖诗。而他弟兄二人，连一名秀才，都莫有取得。二人都是我父的好友，会着即谈书。 我在茂源井共读了两年，甲午年某月，学堂中忽纷传有鬼，某生某生，听见走得响，伙房也看见。建侯老师得知，说道：“你们这些娃娃，真是乱说，哪里会有鬼。”因此众人心定，鬼也不见了。年终解馆，前一夕，师徒聚谈，建侯老师说：“这个地方，很不清净，硬是有鬼，有一夜，响起来，我还喊‘七爷！你听！’我口虽说无鬼，心中也很怕。”其时我正读《凤洲纲鉴》，心想，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石围棋别墅，埋然若无事者，也不过等于建侯老师之口说无鬼，于此深悟矫情镇物之理。后来我出来办事，往往学建侯老师之口说无鬼。 二、我的思想统系 二、我的思想统系 民国元年，我发表《厚黑学》，受的影响真是不小，处处遭人疑忌，以致沦落不偶，一事无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才与我相忘于无形。但是常常有人问我，发表此文，动机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愤时嫉俗，有意同社会捣乱，抑或意在改良社会，特将黑幕揭穿。我说：“我写此文，最初目的，不过开玩笑罢了。” 满清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学堂肄业，与同班友人，张君列五，（名培爵，民国四年，在北平殉义，重庆浮屠关，有衣冠墓）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毕业，列五对我说道：“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很高兴，就用归纳法，把历史上的英雄（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一一考察，寻他成功秘诀，久之，无所得。宣统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彼时中学校长名曰监督）一夜卧在监督室，偶然想及曹操、刘备几个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学发明了。每逢朋友聚会辄讲说之，以供笑乐。友人王君简恒云：“你说的道理很不错，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着你的说法，埋头做去，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更不可形诸笔墨，否则于你种种不利。”雷君民心也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后来我不听良言，竟把他发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义，重庆响应，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成都跟着反正，成渝合并，列五赴省，退居副都督，专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君绪初上省，其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办一报曰《公论日报》。我住报社内，社中人，叫我写点文章，我想不出什么文章，众人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我初时很迟疑，绪初说：“你可以写出，我替你作一序。”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简恒民心诸人，俱呼之为“廖大圣人”。我想，圣人都说写得，当然写得。就写出来开玩笑，哪知所生影响，果不出简恒民心所料。 我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独尊”二字，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以为我会如何如何，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反成了天地鬼神，临之在上，置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动念，自己想道：“像这样做去，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真把我误了。 后来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上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即成为“忍辱负重”，黑字即成为“刚毅果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奈悟得时，年已老矣，机会已过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立说，将此秘诀传之于人，所以才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反反复复，说明此理。我是生性好辩的人，《厚黑学》，是以荀子“性恶说”为立足地，许多人以孟子“性善说”来驳我，我说道：“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今试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她亲生的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拿糕饼一块，小孩一见，即伸手来拖，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会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坐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只要全世寻得出一个小孩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让孟子的‘性善说’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无一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非成立不可。”我口虽这样说，然而心中也自怀疑，小孩的天性，何以会这样呢？ 后来见小孩见着木头石块和铜铁等物，都取来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现象，岂不等于地心吸力，把外面任何物件都朝内部吸引一般？因忆在学堂时，教习讲心理学，曾说：“人是莫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识，都是从外面来的。例如：看见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经闻过，看见盐知是咸的，是我曾经尝过，某种事该做，某种事不该做，是我曾听某人说过，抑或在书上见过。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从耳入者，仍从耳退出去，从目入者，仍从目退出去，其他从嗅觉味觉感觉入者，一一从其本来路退出，此心即空无所有了。”又忆《圆觉经》云：“一切众生，自元始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从此着想，就觉得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同。牛顿说：“地心有引力，能将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地球。”我们何妨说：“人心也有引力，能将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心。”我于是把牛顿的公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人事上来，果然处处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宋儒的“去私说”，绘为甲乙丙三图而细玩，才知人心现象纯是“万有引力”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民国九年，著一文曰：《心理与力学》，载入《宗吾臆谈》内，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后来扩大为一单行本，此书算是我思想之中心点。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人事千变万化，不外人与人接触生出来的，一个我，一个人，是为数学上之二元，一个x，一个y，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种线：（1)二直线，(2)圆，(3)抛物线，(4)椭圆，(5)双曲线。人世一切事变，总不出此五种线。我详加考察，认为人与人不相冲突之线，只有四种，直线两种，曲线两种，除此四线而外，任走何种路线，皆是冲突的，至于世界进化，则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间，三曰时间，其轨道则为三元中之螺旋线。我们每做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至与人冲突；主持国家大政的人，规定法令制度，也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至处处窒碍。 达尔文倡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倡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我们应改行合力主义，如射箭然，悬一箭垛，支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冲突，而又不相倚赖，则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互竞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学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则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我们讲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据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之政府，是为政治上之合力，例如经济也，外交也，亦须取合力主义，不如是则世界永不太平。自有历史以来，皆是人与人相争，其力线是横的，我们应取纵的方向，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世界人，向之进攻，把它内部蕴藏的财富，取出来，全人类平分，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著者本此主张，曾作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民国十六年载入《宗吾臆谈》，十八年扩大为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二十五年，我写《厚黑丛话》，内面会涉及国际问题。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我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供参考，我打算写一篇《外交私议》，方着手写，“七七”事变发生，乃改写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册，日《制宪与抗日》。这些书现已售罄。此外我还写有《中国民族之特性》和《从战国说起》等文，在日报上发表，现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写一本《中国主义》，现已不想再写，兹把各种文字的大意，分经济、政治、国际三方面写出来就是了。 （甲）关于经济方面：我们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地球就为人类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由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钱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变以前，请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资伙食，至多不过大洋二元（抗战期中，生活程度高涨，是暂时现象，当以事变前为准），假令我们请工人，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于地球之生产力，地球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相当之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劳动家买去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大洋二元，这算是劳力之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于机器之生产力，非工人之劳力也。当初发明机器之人，业将发明权抛弃，机器成为人类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旧日归诸厂主所有，是为侵占了公有物，我们应该收归公有，给工人以相当代价。由机器生出之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劳力既得代价，即与普通人无异，所以“劳工专政”之说，是不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发出来，有两种力：一日，脑之思考力，二日，手足之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私有物，社会上欲使用之，非出相当代价不可，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于上面之研究，概括为二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是社会公有物，脑力和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我们持此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斯密士主张营业自由，个人之脑力和体力，可以尽量发展，这层是合理的，而他同时主张有金钱的人可购土地以收佃租，可购机器以开工厂，这就未免夺公有物以归私。 我们本着中山先生遗愿，定出一原则曰：“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可私有。”将现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之工厂，一律收归公有，就成为“共将来不共现在”了。但是全国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我们首先定出一条法令，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确后，取消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径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可供一切应用。 银行月息多少，依现情为准，兹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说明。存入银行，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矣。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和乡村银行，川省有场而无村，则设场银行，银行法既确定，即着手收买。 (1)私人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2)使用机器之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员工人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其手工业之工厂则听之。 (3)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抑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人不是佃户，也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4)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盖价值之高低，公家操纵在手，取多取少，可适合国家之需要，无须多设机关，多用冗员，向销售者琐琐征取，徒滋中饱营私之弊，而阻商业之发达也，执简驭繁，固应如此。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五士，值百抽百。 综计收归国有者，凡四项：(1)银行，(2)使用机器之工厂和公司，(3)土地，（4)国际贸易。自学理言之，土地和机器，当然收归国有，银行和国际贸易之归公，则本于中山先生“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之主张。至其他私人资本，应当如何节制，则俟此四者办到后，再酌量而行之。 上面四者，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实施时，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对于壮年人，当视其过去工作情况，分别酌发，以防怠工等弊）因为人民既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之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之生存权。法国革命，是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孙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1)需要即生存，(2)安适，(3)奢侈。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我们发给生活费，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中山先生说：“生存为社会中心。”人人能生存，重心即算稳定。 旧日贫富悬殊，我们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则富者削低一级，全国人民，一律发给生活费，则贫者升高一级，高低二级之间，为人民活动余地。语云：“饥寒起盗心。”我们发给生活费，社会上可减少许多罪恶，衣食足而礼义兴，风俗可日趋醇厚，学问家不忧衣食，可专心深造，事业家无内顾忧，可一意图功。如此则社会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会，犹如医病，有病之部分，该治疗，无病之部分，不可妄动刀针。我们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之处，加以治疗，其余则悉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之处，不动刀针，如此办去，就与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适合了。 世界富豪，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其父为富人，承受有遗产外，其余如煤油大王洛克依兰，钢铁大王卡匿奇，铁道大王福介舍尔，汽车大王福特，商业大王瓦纳迈尔，铜山大王章洛克，砂糖大王斯布累克，法国大银行家劳惠脱，美国大富豪休洼布等，无不由赤贫之子起家。我们把上述四者收归国有，这些大王，就无从出现了。欧美之银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养成了雄厚之势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国尚无此种大王出现，然而业已萌芽了。为尴弗榷，为蛇奈何，韩非曰：“设押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订立法令规章者，如果对于鼠则防之唯恐不周，对于虎则纵之而不过问，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我们规定：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家经营，即所以防虎也。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大凡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须注及五百年后，否则施行一二百年，又要来一个第二次改革，国家所受牺牲，也就不小了。现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归国家，而移转佃农手中，并允许私人集资开设银行，开设使用机器之工厂公司，抑或经营国际贸易，即是发生流弊之根源，负有改革之责者，幸思之！思之！又深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走。孔子死后，两千余年，大同尚未出现，其学说之价值，不唯不灭，反益觉其伟大，何也？悬出一个目标，使人望之而走，数千年俱走不到，数千年后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达尔文、尼采和斯密士诸人，所创学说，行之数十年，或百余年，即处处碰壁，无路可走，只好彼此打战。规划国家大计，犹如修一大房子，须先把全部式样绘出，按照修之，即说财力不够，可先修某部分，次修某部分，最终就成一个很好的房子。 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天生万物，除了水平面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果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主权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中立足点平等，不是从上面压下去，成为平头的平等。我们把此种原则，适用到经济方面，不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使国中贫富相等，而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使各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之不同，所得之报酬即不同，或富或贫，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向上心，而国家可日益进步。犹之水然，地势高下不平，就滔滔汩汩，奔趋于海，一若平而不流，即成死水。 斯密士倡营业自由之说，认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种自私心，就可把世间利源尽量开发出来，其说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创始者，如圣西门诸人，皆谓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而社会主义之发生，根本原于性善说，故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冲突，不外性善说，和性恶说之冲突。我们知道：“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即是会善恶而为一。所以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即应将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一之，才合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 （乙）关于政治方面：我国辛亥革命而后，改为民主共和国，意欲取法欧美，这是一种错误。我们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专制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每人各执一块，我们只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伤各省，转伤各县，以及乡村照办，其办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国，以乡村议会，为人民的军机处，乡村议员，为人民的军机大臣，川省有场而无村，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即提交场议会，经场议员议决了，即提交区议会，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了，即施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与君主专制国，恰成一反对形式。 君主专制时代，军机大臣议决之案，须奏请皇帝批准，方能施行。民主共和时代，国会议决之案，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国会议决之，大点的事，由各省议会议决行之，再大的事，由各县议会议决行之，顶大的事，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最困难的，是如何才能使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投票，直接发表意见，不致为人操纵舞弊，这就大 费研究，而办法就不得不麻烦了。然而我们要想直接行使民权，这种麻烦，是无法避免的。 第一要紧的，是整顿户籍，每县分若干场，场之下分若干保，每保分若干甲，每甲辖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权，一生下地，而取得此权，投票时，以家长为代表，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联二票，记名投票，甲长亲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决，某乙家八票否决……榜末合计，本甲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对无误后，甲长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第二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榜末合计，本保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将榜送之区长，由是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最终以多数决定。此就关于全国之大事言之，关于省县市之事，仿此办理。 我国人民，对于国事向不过问，要他裁决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须训政。训之者何人呢？在他省为乡村议员，在吾川则为场议员。场议员，一方面为军机大臣，一方面又为太师、太傅、太保。凡是场议员，其知识当然比农民为高，对于国事能明了，每当裁决大政时，就白场议员公开讲演，使众人了解真相，应投可决票，或否决票，由各人自行判断，归家书票，等候甲长来取。以川省习惯言之，每三天赶场一次，乡村农民，无事都要赶场，场上发生一事，顷刻传遍全场，有未赶场者，亦可转相告语。所以施行此种办法，在川省尚无何种困难。议会设立在场上，人民有议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可向议员请问，于人民很便利。以上系人民行使创制权、否决权之实施办法。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选举大总统，由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选举，投票时，也以家长为代表，每票举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认为可当大总统者只有一人，或二人，则票上只写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上写赵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则赵一等即为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写钱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则钱二等即为各得八票，用联二票，甲长亲到各家将票收齐后，即列榜书明：某甲家举赵一等三人，某乙家举钱二等二人……榜末合计，赵一共若干票，钱二共得若干票……各家持存根，查对无误后，由甲长将榜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赵一得若干票，钱二得若干票……第二甲，孙三得若干票，李四得若干票……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由保而区，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以最多数之一人为大总统，次多数之二人为副总统，大总统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经全国人民总投票撤职，即以副总统代理，以凑满四年为止。第一任大总统于某年某月某日就职，以后每满四年，于该月该日，新任大总统，必须就职，旧任大总统，得票最多数，可以连任。 人民欲弹劾大总统者，向场议会提出弹劾案，经场议员议决，以全场名义向区议会提出，区议会议定，以全区名义，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弹劾案成立，送交大总统，令其自行答辩，由国会将弹劝案，及答辩书，加具按语，刊印成册，发布全国，由人民裁决之。对于大总统，或留任，或免职，仍总投票，层层发榜，取决于多数。省长、县长，以至保长、甲长。人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亦参酌此法办理。 大总统违法，经人民总投票，正式免职后，可以交付审判，处监禁，处枪毙，都是可以的。独是未经正式免职以前，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之命令，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有敢违反者，大总统得依法制裁之。 凡办事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我们一眼看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则从一村一场办起走，我国人民，向来不问政治，然而也有办法。我们规定，中央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区之下设场银行，人民有钱者，应存之本场银行，又规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归各场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场场长投佃。如此则人民因其有切身关系，自不得不起而过问了。场银行行长，由政府委任，副行长和场长，由人民投票选充，不称职者，投票撤换，则选举权，罢免权，人民自能行使了。银行办法大纲，和收买土地，承佃土地办法大纲，由政府规定，其细则由人民共同规定，有不合处，共同修改，则创制权，否决权，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权，以本场为见习之地。有旧式县长，监督其上，自不至发生流弊；即生流弊，亦易救正。 每年应纳租税，总数若干，责成场长缴纳，其整理土地，所得盈余，归各场公用。各场办好了，联而为区，土地收归全区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区公用，区银行副行长和区长，由全区人民公举，再进则联而为县，土地归全县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县公用，县银行副行长和县长，由全县人民公举。由是而省，而全国，及至土地收归全国公有，大总统由全国人民公举，则中华民国之宪法，即告完成。倘能再进而将土地收归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总统，由全世界人民公举，则世界大同矣。 银行、工厂、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尚属容易，惟乡土地，纠葛万端，故第一步，当收归各村各场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处理，政府握定大纲，自会厘然就绪，只要各村各场办好，则基础稳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国，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君主时代，知县有司法权，我们即当以司法权界之县长，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为司法官，司法官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民负责，审判不公，人民弹劾县长，撤换县长就是了。昔日衙门黑暗，人所尽知，今之司法机关，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见，而法庭调查之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当以调查和调解之责，加之场长和区长，人民有争执事件，诉诸场长，场长调查明白，予以调解，如不服诉诸区长，场长应将调查所得，及调解经过情形，备文送之区，再调查，再调解，如不服，诉诸县长，区长备文送之县，如仍不服，诉诸省，诉诸中央。场长区长，可依本地习惯法处理，县以上，则以国家法律解决之。 人民对于任何机关，如有疑点，都可自请往查，假如：某甲对于国际贸易局，或中央银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场议会提议，该局或该行，有某点可疑，我要亲往彻查，场议会询明议决，即向区议会提议，本场拟派某甲往查某事，区议会开会议决，即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国会开会议决后，即行知该局或该行，听候彻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弹劾案。如无弊，即中央报纸声明，我所疑者某点，今日查明无弊，倘不提弹勒案，又不声明无弊，则某甲应受处分。倘某甲声明无弊，嗣经某乙查出有弊，则某甲亦应受处分，其他省县市所辖机关及工厂等，仿此行之。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之冲突，仍是性善性恶问题之冲突。我们既知人性是浑然的，无善无恶，所以我们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一之。上述的办法，如能一一办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俨然专制国的皇帝，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去留之权，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合而为一。 中山先生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中山先生把物理学的原理运用到政治上，是一种新发明。物理上，离心力，向心力，二者互相为用，故政治上也是放任与干涉，二者互相为用。从前欧洲国家，对于工商业，行干涉主义，以致百业凋敝，斯密士起而著《原富》一书，力持放任主义，欧人行其说，骤致富强，无如放任大过，酿成资本家之专横，社会上扰攘不安。我们运用中山先生两力平衡之理，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强制行之，此所谓专制也。私人生活，与夫劳心劳力之营业，一切放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此所谓自由也。两力平衡，自然安定。 黄老是放任主义，申韩是干涉主义，二者皆是医国良药，用之得当，立可起死回生，赢秦苛虐，民不聊生，汉承其后，治之以黄老，刘璋暗弱，刑政废弛，孔明承其后，治之以申韩，因病下药，皆生了大效。我国今日，病情复杂，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刘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险诈，道德沦亡。应当黄老申韩孔孟，三者同时并进：以申韩之法，治贪官污吏，悍将骄兵，奸商贵族；以黄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风俗；孔孟之书，更不可少。果如此，则中国之病，自霍然而愈。 （丙）关于国际方面：现在的五洲万国，是我国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古之春秋战国，是今之五洲万国的缩影。我辈欲推测将来国际上如何演变，当先研究春秋战国如何演变，果想解决现在国际的纠纷，当先研究春秋战国之纠纷是如何解决。 世界是以螺旋式进化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春秋时二百四十国，战国时七国，到秦始皇时，天下就一统了。历时越久，国数越少，国之面积越大，这即是螺旋式进化。“竖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竖的方面者，时间也，横的方面者，空间也，照这样趋势看去，现在的五洲万国，势必混合为一而后止。所异者，古时是君主时代，嬴秦混合为一，是一个人做皇帝，将来五洲万国，合而为一，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做皇帝，而为大同之世界。 目下世界大战，一般人很抱悲观，殊不知：这正是世界大同之预兆。如：数个泥丸，放在盘中，不相接触，永久是个个独立。我们取而挤之捏之，就成为一个大泥丸。战国七雄，竞争剧烈，此挤之捏之也，跟着嬴秦之统一出现。今之五洲万国，竞争剧烈，亦所谓挤之捏之也。我们看清此种趋势，顺而应之，才不至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 将来地球这个东西，一定是收归全人类公有的，一定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的。我们顺应此种趋势，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去。土地一层，始而收归一场一区公有，继而收归一县一省公有，终而收归全国公有。对于政治一层，所有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四权，始而行使于本场本区，继而行之于本县本省，终而行使于中央，公举一个大总统。我国的宪政，即算完成。我们办到这步，再看国际十八万万人，公举一个大总统，世界就大同了。世界趋势，显然如此，彼希特勒也，墨索里尼也，日本军阀也，不过昙花一现，终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而已，犹江河之奔流入海，而欲以人力障塞之，无非多杀人畜，多毁田庐禾稼，而其奔流入海，则依然如故也。 我们把国际趋势看清楚了，再检查世界上产生的各种主义，何者与这种趋势适合，何者不适合，兹讨论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区，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国。印度地偏热带，西洋地偏寒带，中国则介居温带，三方气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产出之主义，亦遂不同。温带折中寒热二带之偏，故中国主义，能够折中西洋主义和印度主义之偏。 寒带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时时思征服自然，因而产出侵略主义；热带天然物丰富，生活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产出不抵抗主义。请问：我国产出的，是何种主义？要答复这个问题，当先研究我国对于自然，是何种态度？《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所谓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对于自然，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制裁之，因而产生之主义，由孔老以至孙中山先生，盖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也。此由中国古人，生居温带，仰观俯察，创出学说，适应环境，不知不觉，遂有以折中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亦有生居温带者，而不能发生同样之主义，则由其人缺乏仰观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之主义为主义也。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尽人皆知，老子言无为，孔子言仁义，当然不侵略，而两家之书，皆屡屡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孔子曰：“我战则克。”所谓克也，胜也，皆抵抗之谓也。 战国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之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此抵抗之说也。又曰：“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此不侵略之说也。墨子非攻，当然不侵略，同时墨子善守，公输九攻之，墨子九御之，公输之攻已穷，墨子之守有余，则又富于抵抗力。二人的主张，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过宣传主义时，杨子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爱，偏重在不侵略罢了。战国纷乱情形，与现在绝似，其时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一般学者研究，觉得舍了杨朱主张，别无办法，所以“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局，也觉得舍了杨墨主张，别无办法。 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而孔子则曰：“我战则克。”正是所谓善战者，这两说岂不冲突吗？只要知道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冲突了。孔子尝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他说的“我战则克”，是就抵抗方面言之。孟子把那些“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极点，他说“善战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面言之。拿现在的话来说，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等于说：“旧本军阀，一律该枪毙。”孔子曰“我战则克”，等于说：“抗战必胜。” 中国崇奉儒教，儒教创始者为孔子，发挥光大之者为朱子。孔子学术，本与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遂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称之曰：“民到于今受其赐。”推崇备至，何也？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祸，隆兴元年，朱子初见孝宗，即言：“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当立即断绝和议。”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国主义，是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任便发出的议论，无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秦皇汉武开边，历史家群起而非之，为其侵略也；汉弃珠崖，论者无不称其合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议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岳飞受万人崇拜，为其能抵抗也。唐人诗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直不啻为墨索里尼之远征阿比西尼写照；又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更不啻为希特勒之侵夺四邻写照；至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俨然是痛骂日本少壮军人。此皆我国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现，及至受人侵略，则又变成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祸，陆放翁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云：“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世上俗儒宁辨此，高堂当日读何书。”直是斥南宋诸儒只讲理学，不谋恢复。临死示儿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国诗人，这类作品很多，我们要想考察民族性，要从哲学家、教育家的学说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来，至于政治舞台的人，时或发生变例，秦皇汉武之侵略，秦桧之不抵抗，皆变例也。 西洋人性刚，印度人性柔，中国古人，将刚柔二字处置得恰好。《易经》一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泰卦内阳而外阴，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山在地下，既济水在火上，无一非内刚外柔之表现。孔老为中国两大教主，老子被褐怀玉，孔子衣锦尚纲，皆深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尘，而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皆外柔内刚之精神也。我国受此种教育数千年，养成一种民族性，故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此外柔之表现也；一旦义之所在，奋不顾身，此内刚之表现也。唯其外柔也，故“九一八”以来节节退让，若无抵抗能力；惟其内刚也，故卢沟桥事变而后，全国抗战，再接再厉，为世界各国所震惊。我国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丑胡也，辽金也，蒙古也，满清也，虽肆其暴力，侵入我国，终而无一不被驱出，故我国对日抗战，其必胜盖决然无疑者。 西人倡天演竞争之说，知有己不知有人，盖纯乎利己主义也。印度教徒，舍身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己，盖纯乎利人主义也。中国主义则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盖人己两利也。印度学者，开口即说恒河沙数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国因以灭亡。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讲个人主义者，看不见国家和社会，于是乎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因而生出种种纠纷。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一个浑然之物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这种主义，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实行其主义，而至于亡国；西洋实行其主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之昭著，既已如此，而今只有返求之中国主义。中国主义者，大同主义也。我们应将这种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使世界各国一齐走入中国主义，才可以树大同之基础，而谋永久之和平。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纯是“武力战争”。而我国则发明有一种最高等战术，曰“心理战争”。三国时，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是“心理战争”学说之起点，而其原理，是自战国时已发明了。《孟子》一书，纯是讲“心理战争”。其言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如此之语，不一而足，皆心理战争之说也。曰：“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以秦楚之甲坚兵利，而曰制挺可挞，岂非怪话？而孟子深信不疑，决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后，不及百年，陈涉吴广，揭竿而起，立把强秦推倒，孟子的说法，居然实现。嬴秦之兵力，推灭六国而有余，陈涉等乌合之众，振臂一呼，而一统之江山，遂土崩瓦解，不败于武力，而败于心理，孟子有知，当亦掀髯大笑。 春秋时，兵争不已，遂产出孙子的“兵战哲学”。战国七雄，运用孙子学说，登峰造极，斗力斗智，二者俱穷，于是又产出孟子的“心战哲学”。惜乎，当时无人用之！现今的形势，绝像战国七雄时代，我们正该运用“心战”之说。问：如何运用？曰：只需把中国主义发扬出来就是了。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主义，一发扬出来，一定倾心悦服，就成了“心战”妙用。 我国业已全面抗战，应当于“武力战争”之外，再发动一个“心理战争”。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请世界学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军，敌人“攻城”，我们“攻心”，全世界倾心此种主义，是对于敌人取大包围，敌人国内之人民，倾心此种主义，是为内部溃变。日本军阀，自然倒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自然倒毙。 凡是一种大战争，必有一定的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洋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应该把他变成中国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只要中国主义一战胜，世界大同之基础，就算确定了。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是西洋主义盛行时代，下半世纪以后，是中国主义昌明时代，就进化趋势观之，盖决然无疑者。 现在五洲万国，纷纷大乱，一般人都说：“非世界统一，不能太平。”战国情形，也是如此。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即是说：“要统一才能安定。”但统一之方式有二。梁襄王问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一之。”这就是“非武力的统一”。主张“武力统一”者，是用一个“杀”字来统一，说道：“你不服从我，我要杀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从，故“杀”字能统一。主张“非武力的统一”者，是用一个“生”字来统一，说道：“你信从我的主张，你就有生路。”人人贪生，自然信从，故“生”字也能统一。人之天性，喜生而恶杀，主张“杀”字统一者，人人厌弃，主张“生”字统一者，人人欢迎，孟子学说，惜乎无人用之。后来赢秦统一，是用“杀”字统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者德意日三国，正循着亡秦途径走去，我们正好运用“生”字统一之学理，乘其弱点而推陷之，兵战心战，同时并进，德意日三国，不败何待？ 中西主义，极端相反。西洋方面，达尔文之弱肉强食，尼采之超人主义，与夫近今的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建筑在“杀”字上面；中国方面，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杨朱为我，墨翟兼爱等等，都是建筑在“生”字上面。我们读达尔文、尼采诸人之书，满腔是杀机，读孔孟老庄和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医生用药，相反才能相胜，方今西洋主义盛行，无处不是杀机，应当用中国主义救疗之，以一个生字统一世界。 西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走，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洋人著书做事，注重“于身有益”四字；中国人著书做事，注重“问心有愧”四字。达尔文讲竞争，倡言“弱肉强食”，尼采讲超人主义，倡言“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西人群起信从，为其“于身有益”也；中国绝无此等学说出现，为其“问心无愧”也。西人在物质上求愉快，中国则在精神上求愉快，西人以人剧场跳一场为乐，中国则以读书为乐，为善为乐，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为乐，故中国文化，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子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二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犹之修房子，把地面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西人学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间建筑，造成的房子，终归倒塌。所以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国际上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洋主义，遂告破产。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孟子复生，亦不能否认，但孟子学说，一达到生存点，即截然而止，其言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饥不寒，即教以礼让，推行王道。达尔文盛言“优胜劣败”，超出生存点以上，成为无界域之竞争，其弊至于消灭他人之生存权，以供一己之欲壑。尼采学说，继之而起，几不知公理为何物。德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从而信之，墨索里尼和日本少壮军人，又从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纷纷大乱了也。 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由此知：中国主义，有两个原则：（1)人人争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为限；(2)人人争优胜，以不违背公理为限。我们把此种主义发扬出来，全世界恍然觉悟，知道：舍了中国主义，别无出路，此即“攻心”之法也。 中国主义，沉埋已久，应当聚全国学者，尽量开掘之，整理之，去其不合现情者，撷其精华，成为系统，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从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为必大大的流血，只因主义完善，宣传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此心理战胜之先例也。 世界纷纷大乱者，病根有三：（1）经济方面。（2）政治方面，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互相冲突。（3）国际方面，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互相冲突。我们一面抗战，一面制定宪法。宪法内容：（1）经济方面，国中的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一律收归国有，其他经济上之组织，悉仍其私。（2）政治方面，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行使四权，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健的合力政府，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融合为一。（3）国际贸易，收归国家经营，人口出口，两相平衡，人超则为外国掠夺我国，出超则为我国掠夺外国，今定为出人平衡，无掠夺者，亦无被掠夺者，国与国即相安无事。宪法制成，一面实行，一面昭示万国，世界人士，正寻不着出路，一旦见中国主义之完善，一定跟着走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三个恶魔，不打自倒，这即是心理之战胜。 孙中山先生，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国难严重，三者当同时并进，对日全面抗战，是为军政。在抗战期中，制定宪法，从一村一场，实行起走，是为宪政，村议员，场议员，负训练人民之责，是为训政。一村一场办好了，扩大为区，再扩大为县，为省，为国，迫及扩大为国，宪政即算完成，将来如能扩大于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国际战争有三种：(1)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2)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战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战争。上次大战，属于第一种，这次大战，属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另外还有第三种，隐藏着跃跃欲动。若不将这三种问题同时解决，恐怕第二次大战终了后，跟着又要发生第三次大战。威尔逊于上次大战之末，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就是预防第二种战争，可惜未能实现。巴黎和会，特订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之第十三章，就是预防第三种战争，可惜不彻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列强对弱小民族不平等，资本家对劳工不平等，军阀对平民不平等。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我们本三民主义，制出一部宪法，国与国立于平等地位，而本国的人民，在经济上，在政治上，立足点也平等，这三种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们把这部宪法宣布出来，即成了我国的“抗战宣言”，也即是预定的“战后和约”。倘若世界各国也走上这条路，国际上三种战争之祸根，即彻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种形势，管仲“九合诸侯”的政策，应运而生，有了战国那种形势，苏秦“联合六国”的政策，又应运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义”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帜，把全国之力线集中“尊周”之一点，然后向四面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齐桓公遂独霸中原。后来晋文称霸，亦沿袭其策，连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这个政策，直贯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战国，情形变了，周天子纸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说不上，楚在春秋为夷狄之国，此时更不能说“攘夷”的话，于是苏秦引锥刺股，揣摩期年，从学理上研究出“合纵”之策，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发出六根力线，取纵的方向，向强秦攻打，此种政策，一经告成，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战国策》曰：“当此之时，天下之人，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决于苏秦之策。”又曰：“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战国时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苏秦的政策能够风靡一时，岂是莫得真理吗？无奈他莫得事业心，当了纵约长，可以骄傲父母妻嫂，就志得意满，不复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苏秦之“合纵”，才生出张仪之“连横”，连横成功，而六国遂灭，可以说：苏秦的政策，贯穿一部《战国策》。苏秦的事，可分两部分看：自引锥刺股，至当纵约长，是学理上之成功；当纵约长以后，是实行上之失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说苏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国之不能实行。三国时，鲁肃和孔明，主张孙刘联合，原是抄写苏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听说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二人实行联合了，正在写字，手中之笔都吓落了，这个政策之厉害，可想而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三、怕老婆哲学 三、怕老婆哲学 大凡一国之成立，必有一定重心，我国号称礼教之邦，注重的就是五伦。古之圣人，于五伦中，特别提出一个“孝”字，以为百行之本，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全国重心在一个孝字上，因而产出种种文明，我国雄视东南亚数千年，良非无因也。自从欧风东渐，一般学者大呼礼教是吃人的东西，首先打倒的就是孝字，全国失去重心，于是谋国就不忠了，朋友就不信了，战阵就无勇了，有了这种现象，国家焉得不衰落，外患焉得不欺凌？ 我辈如想复兴中国，首先要寻出重心，然后才有措手的地方。请问：应以何者为重心？难道恢复孝字吗？这却不能，我国有谋学者，戊戌政变后，高唱君主立宪，后来袁世凯称帝，他首先出来反对，说道：“君主这个东西，等于庙中之菩萨，如有人把他丢在厕坑内，我们断不能洗净供起，只好另塑一个。”他这个说法，很有至理，父子间的孝字不能恢复，所以我辈爱国志士，应当另寻一个字，以代替古之孝字，这个字仍当在五伦中去寻。 五伦中君臣是革了命的，父子是平了权的，兄弟朋友之伦，更是早已抛弃了，犹幸五伦中尚有夫妇一伦，巍然独存。我们就应当把一切文化，建筑在这一伦上，全国有了重心，才可以说复兴的话。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孝，所以古时的文化建筑在孝字上。世间的丈夫，无不爱其妻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的文化，应当建筑在怕字上。古人云：“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故孝字可以为全国重心，同时可说：“天下岂有无妻之国哉？”故怕字也可以为全国重心。这其间有甚深的哲理，诸君应当细细研究。 我们四川的文化，无一不落后，唯怕学一门，是很可以自豪的。河东狮吼，是怕学界的佳话，此事就出在我们四川。其人为谁？即是苏东坡所做《方山子传》上的陈季常。他是四川青神人，与东坡为内亲；他怕老婆的状态，东坡所深知，故作诗赞美之曰：“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四川出了这种伟人，是应当特别替他表扬的。 我们读《方山子传》，只知他是高人逸士，谁知他才是怕老婆的祖师。由此知：怕老婆这件事，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也可说：因为怕老婆才成为高人逸士。《方山子传》有曰：“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俨然瞽瞍底豫气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亦无不是的妻子，虞舜遭着父顽母嚣，从孝字做工夫，家庭卒收底豫之效；陈季常遭着河东狮吼，从怕字做功夫，闺房中卒收怡然自得之效，真可为万世师法。 怕老婆这件事，不但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并且要英雄豪杰才做得来。怕学界的先知先觉，要首推刘先生，以发明家而兼实行家。他新婚之夜，就向孙夫人下跪，后来困处东吴，每遇着不了的事，就守着老婆痛哭，而且常常下跪，无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他发明这种技术，真可谓度尽无边苦海中的男子。诸君如遇河东狮吼的时候，把刘先生的法宝取出来，包管闺房中呈祥和之气，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君子曰，刘先生纯怕也，怕其妻施及后人；怕经曰“怕夫不匾，永锡尔类”，其斯之谓欤！ 陈季常生在四川。刘先生之坟墓，至今尚在成都南门外。陈刘二公之后，流风余韵，愈传愈广，怕之一字，成了四川的省粹。我历数朋辈交游中，官之越大者，怕老婆的程度越深，几乎成为正比例。诸君闭目细想，当知敝言不谬。我希望外省到四川的朋友仔仔细细，领教我们的怕学，辗转传播，把四川的省粹变而为中华民国的国粹，那么，中国就可称雄了。 爱亲爱国爱妻，原是一理。心中有了爱，表现出来，在亲为孝，在国为忠，在妻为怕，名词虽不同，实际则一也。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忠孝，同时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怕。乡间小民，往往将其妻生捶死打，其人率皆蠢蠢如鹿豕，是其明证。 旧礼教注重忠孝二字，新礼教注重怕字，我们如说某人怕老婆，无异誉之为忠臣孝子，是很光荣的。孝亲者为“孝子”，忠君者为“忠臣”，怕老婆者当名“怕夫”。旧日史书有“忠臣传”，有“孝子传”，将来民国的史书，一定要立“怕夫传”。 一般人都说四川是民族复兴根据地，我们既负了重大使命，希望外省的朋友，协同努力，把四川的省粹，发扬光大，成为全国的重心，才可收拾时局，重整山河，这是可用史事来证明的。 东晋而后，南北对峙，历宋齐梁陈，直到文帝出来，才把南北统一，而隋文帝就是最怕老婆的人。有一天独孤皇后发了怒，文帝吓极了，跑进山中，躲了两天，经大臣杨素诸人，把皇后的话说好了，才敢回来。兵法曰：“守如处女，出如脱兔。”怕经曰：“见妻如鼠，见敌如虎。”隋文帝之统一天下也宜哉！闺房中见了老婆，如鼠子见了猫儿，此守如处女之说也；战阵上见了敌人，如猛虎之见群羊，此出如脱兔之说也。《聊斋》有曰：“将军气同雷电，一人中庭，顿归无何有之乡；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寝门，遂有不堪问之处。”惟其人中庭而无何有，才能气同雷电，惟其到寝门而不堪问，才能面若冰霜，彼蒲松龄乌足知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隋末天下大乱，唐太宗出来，扫平群雄，平一海内。他用的谋臣，是房玄龄。史称房谋杜断。房是极善筹谋之人，独受着他夫人之压迫，无法可施，忽然想到：唐太宗是当今天子，当然可以制服她，就诉诸太宗。太宗说：“你喊她来，等我处置她。”哪知房太太几句话，就说得太宗哑口无言，私下对玄龄道：“你这位太太，我见了都害怕，此后你好好服从她的命令就是了。”太宗见了臣子的老婆都害怕，真不愧开国明君。当今之世，有志削平大难者，他幕府中总宜多延请几个房玄龄。 我国历史上，不但要怕老婆的人才能统一全国，就是偏安一隅，也非有怕老婆的人不能支持危局。从前东晋偏安，全靠王导、谢安，而他二人，都是怕学界的先进。王导身为宰相，兼充清谈会主席，有天手持麈尾，坐在主席位上，正谈得高兴，忽报道“夫人来了”，他连忙跳上犊车就跑，把座柄颠转过来，用柄将牛儿乱打。无奈牛儿太远，麈柄太短，王丞相急得没法。后来天子以王导功大，加他九锡，中有两件最特别之物，曰“短辕犊”、“长柄座”。从此以后王丞相出来，牛儿挨得近近的，手中座柄是长长的，成为千古美谈。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王丞相对于他的夫人，真可谓孤臣孽子了，宜其事功彪炳。 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围棋别墅，不动声色，把苻坚杀得大败，其得力全在一个怕字。“周婆制礼”，这个典故，诸君想还记得，谢安的太太，把周公制下的礼改了，用以约束丈夫。谢安在他夫人名下，受过这种严格教育，养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习惯，苻坚怎是他的敌手。 苻坚伐晋，张夫人再三苦谏，他怒道：“国家大事，岂妇人女子所能知？”这可谓不怕老婆了，后来淝水一战，望见八公山上草木，就面有惧色，听见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他胆子怯得个这样，就是由于根本上欠了修养的缘故。观于谢安、苻坚，一成功，一失败，可以憬然悟矣。 有人说外患这样的猖獗，如果再提倡怕学，养成怕的习惯，日本一来，以怕老婆者怕之，岂不亡国吗？这却不然，从前有位大将，很怕老婆，有天愤然道：“我怕她作甚？”传下将令，点集大小三军，令人喊他夫人出来，他夫人厉声道：“喊我何事？”他惶恐伏地道：“请夫人出来阅操。”我多方考证，才知道这是明朝戚继光的事。继光行军极严，他儿子犯了军令，把他斩了，夫人寻他大闹，他自知理亏，就养成怕老婆的习惯。谁知这一怕反把胆子吓大了，以后日本兵来，就成为抗日的英雄。因为日本虽可怕，总不及老婆之可怕，所以他敢于出战。诸君读过希腊史，都想知道斯巴达每逢男子出征，妻子就对他说道：“你不战胜归来，不许见我之面。”一个个奋勇杀敌，斯巴达以一蕞尔小国，遂崛起称雄，倘平日没有养成怕老婆的习惯，怎能收此良果？ 读者诸君，假如你的太太，对于你，施下最严酷的压力，你必须敬谨承受，才能忍辱负重，担当国家大事，这是王导、谢安、戚继光诸人成功秘诀。如其不然，定遭失败。唐朝黄巢造反，朝廷命某公督师征剿。夫人在家，收拾行李，向他大营而来。他听了愁眉不展，向幕僚说道：“夫人闻将南来，黄巢又将北上，为之奈何？”幕僚道：“为公计，不如投降黄巢的好。”此公卒以兵败伏法。假令他有胆量去迎接夫人，一定有胆量去抵抗黄巢，决不会失败。 我们现处这个环境，对日本谈抗战，对国际方面，谈外交手腕，讲到外交，也非怕学界中人不能胜任愉快。我国外交人才，李鸿章为第一。鸿章以其女许张佩伦为妻，佩伦年已四十，鸿章夫人嫌他人老，寻着鸿章大闹。他埋头忍气，慢慢设法，把夫人的话说好，卒将其女嫁与佩伦。你想：夫人的交涉都办得好，外国人的交涉，怎么办不好？所以八国联军，那么困难的交涉，鸿章能够一手包办而成。 基于上面的研究，我们应赶急成立一种学会，专门研究怕老婆的哲学，造就些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用。旧礼教重在孝字上，新礼教，重在怕字上。古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今后当求烈士于怕夫之门。孔子提倡旧礼教，曾著下一部《孝经》，敝人忝任黑厚教主，有提倡新礼教的责任，特著一部《怕经》，希望诸君不必高谈“裁矗”，只把我的《怕经》早夜虔诵百遍就是了。 教主曰：夫怕，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怕。 教主曰：其为人也怕妻，而敢于在外为非者鲜矣。人人不敢为非，而谓国之不兴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怕妻也者，其复兴中国之本屿！ 教主曰：唯大人为能有怕妻之心，一怕妻而国本定矣。 教主曰：怕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为人妻止于严，为人夫止于怕。家人有严君焉，妻之谓也。妻发令于内，夫奔走于外，天地大义也。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教主曰：大哉妻之为道也，巍巍乎唯天为大，惟妻则之，荡荡乎无能名焉，不识不知，顺妻之则。 教主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怕妻，而不知为怕者众矣。 教主曰：君子见妻之怒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必诚必敬，勿之有触焉耳矣。 教主曰：妻子有过，下气怡声柔色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长；三谏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妻子怒不悦，挞之流血，不教疾怨，起敬起畏。 教主曰：为人夫者，朝出而不归，则妻倚门而望，暮出而不归，则妻倚间而望。是以妻子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教主曰：君子之事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入闺房，鞠躬如也。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妻忧亦忧，妻喜亦喜。 教主曰：谋国不忠非怕也，朋友不信非怕也，战阵无勇非怕也。一举足而不敢忘妻子，一出言而不敢忘妻子。将为善，思贻妻子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妻子羞辱，必不果。 教主曰：妻子者，丈夫所指而终身者也。身体发肤，属诸妻子，不敢毁伤，怕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妻子，怕之终也。 右经十二章，为怕学人道之门，其味无穷。为夫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新礼教夫妻一伦，等于旧礼教父子一伦，孔子说了一句“为人止于孝”，同时就说“为人父止于慈”，必要这样，才能双方兼顾。所以敝人说“为人夫止于怕”，必须说“为人妻止于严”，也要双方兼顾。 现在许多人高唱“贤妻良母”的说法，女同志不大满意，这未免误解了。“贤妻良母”四字，是顺串而下，不是二者平列。贤妻即是良母，妻道也，而母道存焉。人子幼时，受父母之抚育，稍长出外就傅，受师保之教育，壮而有实，则又举而属诸妻子。故妻之一身，实兼有父母师保之责任，岂能随随便便，漫不经意吗？妻为夫纲，我女同志，能卸去此种责任吗？ 男子有三从，幼而从父，长而从师，由壮至老则从妻，此中外古今之通义也。我主张约些男同志，设立“怕学研究会”，从学理上讨论；再劝导女同志，设立“吼狮练习所”，练习实行方法，双方进行，而谓怕学不昌明，中国不强盛者，未之有也。 六十晋一妙文 鄙人今年（民国二十八年）已满六十岁了。即使此刻寿终正寝，抑或为日本飞机炸死，祭文上也要写享年六十有一上寿了。生期那一天，并无一人知道，过后我遍告众人，闻者都说与我补祝。我说：“这也无须。”他们说：“教主六旬诞颂，是普天同庆的事，我们应该发出启事，征求诗文，歌颂功德。”我谓：“这更勿劳费心，许多做官的人，德政碑是自己立的，万民伞是自己送的，甚至生祠也是自己修的。这个征文启事，不必烦诸亲友，等我自己干好了。” 大凡征求寿文，例应补叙本人道德文章功业，最要者，尤在写出其人特点，其他俱可从略。鄙人以一介匹夫，崛起而为厚黑圣人，于儒释道三教之外特创一教，这可算真正的特点。然而其事为众人所共知，其学已家喻户晓，并且许多人都已身体力行，这种特点，也无须赘述。兹所欲说者，不过表明鄙人所负责之重大，此后不可不深自勉励而已。 鄙人生于光绪五年己卯正月十三日，次日始立春，算命先生所谓：“己卯生人，戊寅算命。”所以己卯年生的人，是我的老庚；戊寅年生的人，也是我的老庚。光绪己卯年，是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爱因斯坦生于三月十九日，比我要小一点，算是我的庚弟，他的相对论震动全球，而鄙人的《厚黑学》仅仅充满四川，我对于庚弟，未免有愧。此后只有把我发明的学问努力宣传，才能不虚此生。 正月十三日，历书上载明：“是杨公忌日，诸事不宜。”孔子生于八月二十七日，也是杨公忌日，所以鄙人一生际遇，与孔子相同，官运之不亨通，一也，其被称为教主一也。天生鄙人，冥冥中以孔子相待，我何敢妄自菲薄！ 杨公忌日的算法，是以正月十三为起点，以后每退二日，如二月十一日，三月九日……到了八月，又忽然发生变例，以二十七日为起点，又每月退二日，又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三日……到了正月又忽然发生变例，以十三为起点。诸君试翻历史书一看，即知鄙言不谬。大凡教主都是应运而生，孔子生日即为八月二十七日，所以鄙人生日非正月十三日不可。这是杨公在千年前早已注定了的。 孔子生日定为阴历八月二十七日，考据家颇有异词。改为阳历八月二十七日，一般人更莫名其妙。千秋万岁后，我的信徒，饮水思源，当然与我建个厚黑庙，每年圣诞致祭，要查看阴阳历对照表，未免麻烦。好在本年（民国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为厚黑教主圣诞。将来每年阴历重九登高，阳历重三日入厚黑庙致祭，岂不很好。 四川自汉朝文翁兴学而后，文化比诸齐鲁，历晋唐以迄有明，蜀学之盛，足与江浙诸省相坍。明季献贼践蜀，杀戮之惨，亘古未有。秀杰之士，起而习武，蔚为风气。有清一代，名将辈出，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无一不有。嘉道时，全国提镇，川籍占十之七八。于是四川武功特盛，而文学则跃焉不振。六十年前，张文襄建立尊经书院，延聘湘潭王壬秋先生来川讲学，及门弟子，井研廖季平，富顺宋芸子，名满天下，其他著作等身学者，指不胜屈，朴学大兴，文风复盛。考《湘绮楼日记》，己卯年正月十二日，王先生接受尊经书院聘书，次日鄙人诞生，明日即立春，万象更新，这其中实见造物运用之妙。 帝王之兴者也，必先有为之驱除者；教主之兴也，亦必先有为之驱除者，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孔教之兴，已二千余年，皇矣上帝，乃眷西顾，择是四川为新教主诞生之所，使东鲁圣人，西蜀圣人，遥遥相对。无如川人尚武，已成风气，特先遣王壬秋入川，为之驱除，此所以王先生一受聘书，而鄙人即嵩生岳降也。 民国元年，共和肇造，为政治上开一新纪元，今为民国二十八年，也即是厚黑纪元二十八年。所以四川之进化，可分为三个时期：蚕丛鱼凫，开国茫然，毋庸深论，秦代通蜀而后，由汉司马相如，以至明阳慎，川人以文学相长，是为第一期，此则文翁之功矣。有清一代，川人以武功见长，是为第二时期，此张献忠之功也。民国以来，川人以厚黑学见长，是为第三时期，此鄙人之功也。 民元而后，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努力工作，把四川造成一个厚黑国，于是中国高瞻远瞩之士，大声疾呼曰：“四川是民族复兴之根据地！”何想，要复兴民族，打倒日本，舍了这种学问，还有什么法子？所以鄙人于所著《厚黑丛话》内，喊出“厚黑救国”的口号，举出越王勾践为模范人物。其初也，勾践入吴，身为臣，妻为妾，是之谓厚。其初也，沼吴之役，夫差请照样的身为臣妻为妾，勾践不许，必置之死地而后已，是之谓黑。“九一八”以来，我国步步退让，是勾践退吴的方式，七七事变而后，全国抗战，是勾践沼吴的精神。我国当局，定下国策，不期而与鄙人之学说暗合，这是很可庆幸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余岂好讲厚黑哉？余不得已也。 鄙人发明《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而今而后，当努力宣传，死而后已。鄙人对于社会，既有这种空前的贡献，社会人士，即该予以褒扬。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当兹教主六旬圣诞，应该作些诗文，歌功颂德。自鄙人的目光看来，举世非之，与举世誉之，有同等的价值。除弟子而外，如有志同道合的逸伯玉，或走人异端的原壤，甚或有反对党，如楚狂沮溺，微生亩诸人，都可尽量地作些文字，无论为歌颂，为笑骂，鄙人都一敬谨拜受。将来汇刊一册，题目《厚黑教主荣录》。千秋万岁后，厚黑学如皎日中天，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荣。中华民国万万岁！厚黑学万岁，厚黑纪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李宗吾谨启。是日也，即我庚弟爱因斯坦六旬晋一之前一日也。 林语堂说厚黑学 第三编 名家谈李宗吾 林语堂说“厚黑学” 近人有个李宗吾，四川富顺自流井地方人，看穿世态，明察现实，先后发布《厚黑学》、《厚黑经》、《厚黑传习录》，著书立说，其言最为诙诡，其意最为沉痛。千古大奸大诈之徒，为鬼为蜮者，在李宗吾笔下烛破其隐。 世间学说，每每误人，惟有李宗吾铁论《厚黑学》不会误人。知己而又知彼，既知病情，又知药方，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受厚黑之牺牲者必少。实行厚黑者，无便宜可占，大诈大奸，亦无处施其技矣！于是乎人与人之间，只得“赤诚相见”。英雄豪杰，攘夺争霸，机诈巧骗，天下攘攘，亦可休矣！李先生之《厚黑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显哉！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此时此境，我论此学，作此文，岂徒然耶？ 李氏于1943年冬抗战时期，死于成都。抗战时期，李氏著作，风行西南，人手一册。咸谓意味无穷，全面妙言快语云。 李氏死了。要知李氏发布《厚黑学》，是积极的，并非消极的，不只是嬉笑怒骂而已；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烛破奸诈”，引人入正！他在《厚黑学》自序里有言： 最初民风浑朴，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厚又黑，众人必为所制，而独占优势。众人看了，争相仿效，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独有一人，不厚不黑，则此人必为街人所信仰，而独占优胜。譬如商场，最初商人，尽是货真价实，忽有一卖假货者，掺杂其间，此人必大赚其钱。大家争仿效，全市都是假货，独有一家货真价实（认清目标），则购者云集，始终不衰、不败。 世乱正殷，“英雄豪杰”满天下，出卖灵魂，认贼作父，表面糊上一层仁义道德，爱国救民，动人听闻，一究其实，心之黑，脸之厚，较三国时曹操、刘备、孙权，尤有过之。正义沦亡，是非不辨，无法无天，以枪杆武器作后盾，大行其厚黑之道。小焉者，只图自己衣食，乃为人工具，为人傀儡，摇旗呐喊，人云亦云，厚颜事人，跟了人家亦步亦趋，帮凶与帮闲，不是黑，便是厚，天下扰攘，国乱民困，厚黑猖獗。 李宗吾（别署“独尊”、“蜀尊”）厚黑学之发布，已有三十多年，厚黑学一名词人多知之。试对人曰：“汝习厚黑学乎”，其人必勃然大怒，认为……此即李宗吾发布厚黑学之精髓处，收效如何？不言可知！ 大哉孔子！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圣人绝了种，怪事也！然则近代之新圣人，其惟发布厚黑学之李宗吾乎！ 许悼云眼中的李宗吾 许悼云眼中的李宗吾 李宗吾一生，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厚黑教主”，以为他提倡做人要“面厚心黑”，却也有人深知“厚黑学”里寓针砭于嘲讽人类社会，不论在哪一文化体系，其实都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圣哲们为我们界定了善恶是非的意义，盼望人间有规范约束。实际的情形，人类还是不脱自私自利的兽性，大多数人不会掩饰，遂以愚陋卑鄙见之于言行，倒也不脱原形。与此等人相处，一见即有戒心，是以此等人，正如路旁的污泥，避之则吉，不成大患；另有一些人，貌忠信而居心险恶，则是道路上的陷坑，防不胜防。李宗吾所谓“厚黑”之人，即是此辈，李宗吾的厚黑学理论，发之于二十世纪的前半段。那时的中国，文化已在崩溃之时，本已腐烂，更何况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一百多年来，中国在救亡与寻找新方向的双重压力下，各种价值观纷至沓来，令人迷惘。这是一个礼坏乐崩的局面。不少人浑水摸鱼，居然可以腾达得意，他们看上去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其实是借了黑森林掩藏豺狼虎豹的真面目，吞噬攫夺。李宗吾的厚黑学，则是燃犀烛隐，揭了黑森林中的勾当而已。狂狷之士，自从楚狂接舆以来，何时无之？只是在文化交替时，世间没有了规范约束，更多狂生狷士。李宗吾居狂狷之间，狂不足以挑战，捐不足以自隐，于是嘲世，洁身有所不为。蒋介石禁他的著作，他还居然能老死牅下，若晚生数十年，抑或多活数十年，恐怕是狂者不能不殉身，狷者也难余生了！李宗吾常以三国人物比喻“厚黑”，为此想起击鼓骂曹的祢衡，及不能全身而退的孔融。今日之世，他们也都不能有存活的机会！李宗吾在厚黑学之外，还有学术思考及改革理想，对于荀孟之间，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社会进化论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种种矛盾之处，李宗吾均有其调和的构想。若从辨证论的角度入手，李宗吾的阐释，仍颇多可以发挥的空间。可惜世人只记得他的厚黑学，却未在这一方面多加注意。于是，李宗吾终于被他同时代的人忽略，也更为后人遗忘了！ 南怀瑾谈李宗吾 南怀瑾谈李宗吾 有一次，厚黑教主对我说：我看你这个人有英雄主义，将来是会有所作为的。不过，我想教你一个办法，可以更快地当上英雄。要想成功、成名，就要骂人，我就是鸟人骂出名的。你不用骂别人，你就骂我，骂我李宗吾浑蛋该死，你就会成功。不过，你的额头上要贴一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纸条，你的心里要供奉我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牌位。 李宗吾的厚黑学，听说现在还很畅销，台湾、香港、大陆，很多人都喜欢看。但是，现在的读者可能不大了解书的历史背景，了解李宗吾的人恐怕就更少了。李宗吾是四川人，自称厚黑教主。所谓厚黑，脸厚皮黑也。我同李宗吾还有一段因缘，在我的印象里，李宗吾一点也不厚黑，可以说还很厚道。 我同李宗吾认识大约在抗战前期，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那时，我在成都。成都是四川的首府，不像香港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节奏那么快。在我的印象里，大家都很悠闲，到现在，我对成都还很怀念。 我从浙江辗转来到成都，才二十出头。我们这些外省人被称为下江人或足底人。那时我一心想求仙学道，一心想学得飞剑功夫去打日本人。所以，我经常拜访有名的、有学问的、有武功的人。 那时成都有一个少成公园，里面有茶座、有棋室。泡上一壶茶，坐半天一天都可以，走的时候再付钱。中间有事离开一下，只要把茶杯盖反过来放，茶博士就不会把它收掉。没有钱的不喝茶也可以，茶博士问你喝什么，你说喝玻璃，就会送来一玻璃杯的开水。这种农业社会的风气现在大概不会再有了。 少成公园是成都名人贤士、遗老遗少聚会的地方，经常可以看到穿长袍、着布鞋的，各种各样古怪的人。这些正是我要找的人，所以，我就成了少成公园的常客。在这些人面前，我还是个孩子。我穿一身中山装，又是浙江人，蒋介石的同乡，开始时，他们当中有的人对我有点怀疑，这个家伙可能是蒋老头子派来的。慢慢地，他们了解了，我只是想求学问道，也就不怀疑了，好几个人还成了我的忘年交。 有一天，我正在少成公园里同几个前辈朋友喝茶下棋。这时，进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背稍稍有点驼，戴一顶毡帽，面相很特别，像一个古代人。别人见他进来，都向他点头，或打招呼。我就问梁老先生这位是谁。梁老先生就说，这个人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厚黑教主李宗吾，在四川很有名的。梁先生就向我讲起李宗吾的故事。我说我很想结识，请先生引荐。梁先生就把我带过去，向李宗吾介绍，这位南某人是足底人，是我的忘年交。我赶紧说：久仰先生大名。其实我是刚刚听到他的名字，这种江湖上的客套总是要的。 于是，厚黑教主请我们一起坐下喝茶聊天。所谓聊天就是听这位厚黑教主在那里议论时事，针砭时弊，讲抗日战争，骂四川的军阀，他骂这些人都不是东西。这是我第一次结识厚黑教主，后来，在少成公园的茶馆里常常能见到他。 有一次，厚黑教主对我说：我看你这个人有英雄主义，将来是会有所作为的。不过，我想教你一个办法，可以更快地当上英雄。要想成功、成名，就要骂人，我就是骂人骂出名的。你不用骂别人，你就骂我，骂我李宗吾浑蛋该死，你就会成功。不过，你的额头上要贴一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纸条，你的心里要供奉我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牌位。我没有照他这个办法办，所以没有成名。 有一次，我就对他讲，老师，你就不要再讲厚黑学了，不要再骂人了。他说，不是我随便骂人，每个人都是脸厚皮黑，我只不过是把假面具揭下来。我说，听说中央都注意你了，有人要抓你呢。他说，兄弟，这个你就不懂了，爱因斯坦与我同庚，他发明了相对论，现在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而我在四川、在成都都还没有成大名，我希望他们抓我，我一坐牢，就世界闻名了。 李宗吾后来没有被抓，也没有世界闻名，他曾经对我说：我的运气不好，不像蔡元培、梁启超那样。不过，他的厚黑学流传了半个多世纪，还有那么多的人喜欢读，恐怕是他自己没有预料到的。他那个厚黑教主完全是自封的，他也没有一个教会组织，也没有一个教徒，孤家寡人一个。当年，他的书很多人喜欢读，但许多人不敢和他来往，怕沾上边，我不怕，一直同他来往。 过了一两年，我的一个朋友，在杭州认识的和尚去世了，他死在自流井，就是现在的自贡。我欠他的情，自流井一定要去一趟。我的好朋友钱吉，也是个和尚，陪我去。我们走了八天，从成都到自流井，找到了那个朋友的墓，烧了香，磕了头。从自流井到成都，还要八天，我们身上的盘缠快没有了，正在发愁，我突然想起：厚黑教主李宗吾的老家就在这里，李宗吾是个名人，他家的地址一打听就打听到了。他家的房子挺大，大门洞开。过去农村都是这样，大门从早上打开，一直到晚上才关门，不像现在的香港，门都要关得严严的。我们在门口一喊他，里面迎出来的正是厚黑教主。他一看见我，很高兴，问：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来看一个死人朋友。他误解了，以为我在打趣他，说：我还没有死啊！我赶紧解释。他看我们那个狼狈相，马上安排做饭招待我们。现杀的鸡、从鱼塘捞出来的活鱼、现成的蔬菜，吃了一顿正宗的川菜。酒足饭饱之后，我就开口向他借钱，我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回成都没有盘缠了。他说：缺多少？我说：十块钱。他站起来就到里屋拿出一包现大洋递给我。我一掂，不止十块，问他多少，他说二十块。我说多了，他说拿去吧，我说不知什么时候能还，他说先用了再说。从我借钱这件小事来看，厚黑教主的为人道德，一点儿也不厚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饭后聊天的时候，他突然提出来叫我不要回成都了，留下来，我说留下来干什么，他说：你不是喜欢武功吗？你就在这里学，这里有一个赵家坳，赵家坳有一个赵四太爷，武功很是了不起。他接着向我介绍赵四太爷的情况，赵四太爷从小就是个瘸子，但是功夫很好，尤其是轻功，他穿一双新的布底鞋，在雪地里走上一里多路的来回，鞋底上不会沾上一点污泥。他教了一个徒弟，功夫也很好，但这个徒弟学了功夫不做好事，而干起采花的勾当，就是夜里翻墙入室，强奸民女。赵四太爷一气之下，把这个徒弟的功夫废了，从此不再授徒传艺。厚黑教主觉得赵四太爷的功夫传不下来，太可惜了，就竭力鼓励我留下来跟他学。我说他都停止收徒了，我怎么能拜他为师？他说你不一样，因为你是浙江人，赵四太爷的功夫就是跟一对浙江来的夫妇学的，我推荐你去，他一定会接受。他说：跟赵四太爷学三年，学一身武功，将来当个侠客。他还提出，这三年的学费由他承担。我看他一片诚意，不好当面拒绝。学武功挺有吸引力，只是三年的时间太长了，我说容我再考虑考虑。当晚，我和钱吉回客栈过夜。第二天一早，李宗吾来到客栈，还是劝我留，我最后还是拒绝了，他直觉得遗憾，说“可惜，可惜”。我又回到了成都。 不久，我到峨眉闭关三年，同外界断绝了联系，对外面的世事沧桑都不了解。只有从山下挑米回来的小和尚，偶尔带来一点新闻。和尚是方外之人，对抗战不是太关心，所以听不到这些方面的消息。有一天，小和尚回来说：厚黑教主李宗吾去世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借他的二十块现大洋也没法还了，我就每天给他念金刚经，超度他…… 后来听说他死的时候很安详，也算寿终正寝了。 柏杨论厚黑教主 柏杨论“厚黑教主” 天下有很多“奇缘”的事，使人无法解释，柏杨先生之得来《厚黑教主传》，便属其中之一。这本《厚黑教主传》和《厚黑学》，都是绝版书，曾经托许多朋友代觅一读，以便大开茅塞，结果全归失望。不料前天忽然接寒爝先生电话，告曰：“你下午在家等我，我有一本好书可供你。”届时驾至，原来是他以五百元代价在书摊购得之《厚黑教主传》也。大喜，留吃晚饭，以示谢意。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盖世奇才，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是如何沉重。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做事，比柏杨先生不知高级多少，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 在全部《厚黑学》和传记之中，有两点值得大书特书，国人不可不知焉。 一是，他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道德仁义，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识李宗吾否？”你就放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他……” 二是，有一个道貌岸然之官，闻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学而义愤填膺，写了一本《薄白学》，在成都报上发表，痛斥李宗吾先生狼心狗肺，贻害苍生，结果，该官因贪污渎职，奸淫扰民，被处死刑，其尊头悬在少成公园，以观其薄白学之风行于世焉。 这两件事，给我们很多启示，现在且介绍一二，此中学问甚大，不可等闲视之也。 在全部厚黑学中，李宗吾先生以谈三国英雄开始，他曰……（参看本书第一编。） 以上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原文，接着他便追溯而上，而举楚汉的事来证明。盖项羽先生不厚不黑，所以失败，刘邦先生既厚且黑，故能成功。刘邦先生的心肠之黑，是与生俱来，可谓“天纵之圣”；至于脸皮之厚，还需加点学力，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先生，张良先生的业师，是那位圯上的老人，衣钵真传，彰彰可考，圯上受书一事，老人的种种作用，无非是教张先生脸皮厚也，张先生拿来传授刘先生，一指点即明。试问不厚不黑的项羽先生，怎能是他的敌手乎？韩信先生能受胯下之辱，可说是脸皮很厚，无奈他的心肠不黑，偏偏系念着刘邦先生“解衣推食”之恩，下不得毒手。后来长乐宫内，身首异处，夷及三族，都是咎由自取。范增先生千方百计想教项羽杀死刘邦先生，可以说心肠很黑，无奈他脸皮不厚，一受离间，便大怒求去，结果把自己的老命和项羽先生的江山一起送掉，真是活该得很也。 李宗吾先生结论曰：他把这些人的故事，反复研究，才将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发现出来，一部廿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故他以“厚黑教主”自居，努力说法，普度众生。 有“学”便有“经”。经，在国人眼光中的地位，尊严万分，李宗吾先生乃奉天承运，发明了《厚黑经》，以阐扬《厚黑学》焉。 除了《厚黑学》、《厚黑经》，李宗吾先生还著有《厚黑传习录》问世。共包括三大项目，一曰“求官六字真言”，二曰“做官六字真言”，三曰“办事二妙法”。他首先严肃地指出发扬厚黑学的必要，并举出几个伟大的例子，然后假托一个想求官做的人向他问业，乃授之以上述的三套法宝。 法宝之一为“求官六字真言”。六字者，“空”、“贡”、“冲”、“捧”、“恐”、“送”是也。 李宗吾先生曰，只要做到六个字，包管发生奇效。 一介平民，如果想当官的话，自然要靠本闲话所推荐的“求官六字真言”，一番努力之后，把官——无论是市长也好，部长也好，县长也好，委员也好，主任也好，反正是，既把官弄到了手，则必须懂得保官之道，否则一年半载，垮了下来，岂不前功尽弃乎？李宗吾先生有鉴于此，在《厚黑传习录》中，除了发明上述的“求官六字真言”外，还发明了“做官六字真言”。 做官六字真言者，“空”、“恭”、“绷”、“凶”、“聋”、“弄”是也。 李宗吾先生《厚黑传习录》三大法宝中的“办事二妙法”，内容更为精彩，非有绝世之姿，恐怕真有点领会不动也。 二妙法者，一为“锯箭法”，一为“补锅法”。 厚黑学发展到传习录，可谓登峰造极。但到抗战中期，李宗吾先生把传习录内容更加扩大为四，一曰厚黑史观，二曰厚黑哲理，三曰厚黑学的应用，四曰厚黑学发明史。其立论的形式是自由自在，想说啥就说啥，口中如何说，笔下如何写，或谈学术，或追述平生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地写一段，或短短写几句，不受任何限制。下笔时候，如引用某事件或某典故，偏偏历史上从没有这种事件或从没有这种典故，那怎么办乎？李宗吾先生率然曰：“我就自己捏造一个。”盖思想家与考据家不同，思想家只是说出他的见解，凭空难以开口，不得不顺手牵羊，以增力量，连孔丘先生都得托古以求改制，何况比孔丘先生更大的思想家李宗吾先生乎？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除了以上正正经经的“学”、“经”、“录”，三大著作之外，平生好写梯突文章，或用杂文体，或用小说体，无一篇不嬉笑怒骂。故有人曰：“厚黑教在世，是天地间一大讽刺。”是非常不错的也。盖他不但讽刺世人，亦讽刺自己，不过当他讽刺自己的时候，更也是恶毒地讽刺世人。“厚黑”一词，明明用以揭世人的底牌，他却一身独当，曾有人质问之曰：“你为啥骂人乎？”他答曰：“我怎敢骂人，我骂我！”于是，正人君子便不得不闭起嘴来也。 除了“学”、“经”、“录”三大著作之外，他还有《怕老婆的哲学》一文，并附“怕经”，以比儒学的孝经，这种对圣崽们的冒犯，可说是尖锐至极。他自己怕不怕老婆，我们不知道，但他却是极力提倡朋友们应设立“怕学研究会”的，其见识诚高人一筹。 《怕老婆的哲学》内容是说，大凡一国的建立，必有一定的重心。中国号称礼仪之邦，首推五伦，古之圣人，于五伦中特别提出一个“孝”字，以为百行之本，所以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全国重心，建立在“孝”上，因而产出种种文明。然而自从欧风东渐，“孝”先垮台，全国失去重心，国家焉得不衰落乎？李宗吾先生曰：五伦之中，君臣是革了命的，父子是平了权的，兄弟朋友更是早都抛到九霄云外，所幸尚有夫妇一伦存在，我们应当把一切文化，建立在这一伦之上。天下儿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文化，应当建立在“怕”上，“怕”自然成为全国重心也。 李宗吾先生曰：怕学中的先进，应首推四川。宋朝的陈季常先生，就是鼎鼎有名的怕界巨擘，河东狮吼的故事，已传为怕界佳话，故苏东坡先生赞之以诗曰：“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陈季常先生并非泛泛之徒，乃是有名的高人逸士，而高人逸士，却是如此的怕老婆，可见怕老婆一事，乃天经地义者矣！ 李宗吾先生曰：时代更早的，还有一位久居四川的刘备先生，他对怕学一门，可说是发明家而兼实行家，新婚之夜，就向老婆下跪。后来困处东吴，每遇不得了事，就守着老婆痛哭，而且以下跪为家常便饭，无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发明的这一套办法，真可说是渡尽无边苦海中的男子，凡遇着河东狮吼的人，可把刘先生的法宝取出来，包管顿呈祥和焉。 李宗吾先生更用史事来证明，东晋而后，南北对峙，历宋齐梁陈，直到隋文帝出来，才把南北统一，而隋文帝就是最怕老婆的人。有一天，独孤皇后大发脾气，杨坚先生便跑到山上躲避，躲了两天，经大臣杨素先生把皇后劝好了之后，才敢回来。怕经曰：“见妻如鼠，见敌如虎。”杨坚先生之统一天下，谁曰不宜耶？ 李宗吾先生不但从历史上探讨出怕老婆哲学的基础，而且从当代政治舞台人物身上去考察，获得此结论曰：凡官级越高的，怕老婆的程度也越深，官级和害怕的程度，几乎成为正比。于是，由古今事实，厚黑教主乃归纳出若干定理，名之曰“怕经”，以醒后世。 李宗吾先生之能够寿终正寝，而未被绳捆索绑到公堂，岂真是天眷之也欤？ 李宗吾先生笃于友情，道义千古，他一生不轻易推许人，择友也十分慎重，可是交友之后，却以生死相许。他有两个最知己的朋友焉，一位是革命先驱张列五先生，辛亥光复后，被推为四川第一任都督，后充总统府顾问，被袁世凯先生所杀。李宗吾先生曰，此人赤胆忠心，有作有为，如他在世，四川决不会闹得乌烟瘴气。一位是理学家廖绪初，先任审计院长，后见国事日非，郁郁而死。李宗吾先生曰，此人做事，公正严明，道德之高，每使敌党赞叹不止，如他执政，世间哪有贪污乎？李宗吾先生生平未了的心愿便是没有为他的这两位仁友作一个传。当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最猛烈时，他还数次给《厚黑教主传》的作者张默生先生去函，说到“张列五的衣冠冢在浮图关，此时想必成为伪土！”其慎重择交如此，其敦笃友谊如此，谁能相信“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是出自他手耶？伤心人以冷笑代呜咽，呜呼！ 李宗吾先生于1943年9月28日，病逝于自流井本宅（亦即新定的孔子诞辰之日，岂冥冥中自有主者耶）。五月间他的身体还很好，后来忽得中风不语之症，终于不治。次日，成都各报即用“厚黑教主”的称谓，刊布他逝世的专电，自流井各界人士亦为他开追悼会，备极哀荣。我们且抄几副当时的挽联，作为介绍教主的结束，也作为盖棺的定论。至于他的二子，早已先他去世，但孙儿孙女当时已长大，教主有灵，对家事可以安心。然而，对于国事，一塌糊涂如故，他能不再狂歌以当痛哭乎？ 任瑞如先生挽曰——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 李坚白先生挽曰—— “寓讽刺于厚黑，仙佛心肠，与千正言先后辉映；致精力乎著述，贤哲品学，拟念四史今古齐名。” 杨仔耘先生挽曰—— “品圣贤常作翻案，抒思想好作奇谈，孤愤蕴胸中，纵有雌黄成戏谑；算年龄逊我二筹，论学问加我一等，修文归地下，莫将厚黑舞幽冥。” 李符亨先生挽曰—— “定具一片铁石心，问君独尊何在，试看他黑气弥天，至死应遗蜀酋憾；纵有千层桦皮脸，见我无常倏到，也只有厚颜入地，招魂为读怕婆经。” 其婿杨履冰先生挽曰—— “公著述等身，愤薄俗少完人，厚黑一篇，指佞发奸挥铁笔；我惭为半子，贪贤郎皆早世，嫠孤满目，临丧进泪洒金风。” 教主的家世 第四编《厚黑教主传》 ——张默生（李宗吾挚友）著 教主的家世 大概在南宋年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崛起一个姓李的人家，家长李子敏和他的儿子李上达，创家立业，慢慢家道兴旺。子孙繁衍，就成了一方有名的氏族。后来代代相传，传到第十世上，有位名叫李润唐的，于清代雍正三年，携眷迁到四川来，先住隆昌萧家桥，后迁富顺自流井，遂在那里落籍了。四川自明末连年战争蹂躏以后，地旷人稀，湖广一带的人民，都纷纷迁来居住；这个李姓人家的迁居，当亦不外此种原因。自李润唐入川以来，家道又慢慢兴旺，子孙繁衍，传到第八代上，出了一颗思想界的彗星，读书穷理，好立异说，那便是以“面厚心黑”创教立宗的李宗吾氏；这人自民国以来，已成为四川的名人了。 我因为避寇入川，得读李氏的许多著作，由彼此通信，而得相晤识，而结为好友，始尽知他的生平行事和言论思想。他并不是像外间所传的虚妄怪诞，立意在惊世骇俗的人。他的为人，既不面厚，也不心黑；但他偏偏提倡“厚黑学”，偏偏自称为“厚黑教主”，这种“反话正说”的作风，究竟是所为何来？世人不必笑他骂他，应当先加以深切的反省才是。释迦并不应该入地狱，耶稣并不应该钉十字架；但释迦偏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耶稣偏说：“凡不背着十字架走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又是所为何来？我们同样是应该加以反省的。至于李氏的谈教育、谈政治、谈学术思想等，都是一本正经的立论；不过他的思想有些奇僻，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言近人之所未言，于是一般传统的学者，就骂他是旁门外道罢了。如今李氏已作古人，再不要怕他放言高论了；可是他一生的行事，尚为世人所不尽知，生前的言论思想，也有许多是被忽略的。我为纪念这位亡友起见，不惜多费笔墨，作此《厚黑教主传》，好教世人借以评定他的功罪。 李宗吾氏，生于光绪五年（一八八○年）正月十三日。“宗吾”二字，不是他的原名，这是他后来一再改定的。他的名号几经改变：当他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蛮横，毫不依理，见者呼为“人王”；他的父亲就把“人王”二字，合为“全”字，加上辈名“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他命中少“金”，就加上金旁，成为世铨。后来私塾先生又说他命中少“木”，并不少“金”。他也正嫌父亲为他命的名不好，便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这是表示信从孔子的意思。二十五岁时，思想大变，对于儒教颇不满意，心想与其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因改字宗吾。他常说：“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以后宗吾字行，而世楷的名字，就几乎无人知道了。 宗吾兄弟七人，姊妹二人。在兄弟中他是行六，三哥早死，其余六房均得成立，他的父亲命名为“六谦堂”。除他一人外，兄弟皆务农；惟他的七弟后来开机房，略具商业性质。宗吾是相信遗传和胎教的，他说他之好读书，是决定在先天的，因为生他的那几年，正是他父亲闭户读书的时候。并且他还引苏氏父子为证，他说：“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考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日。他们弟兄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生的。历史上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的，只有老泉一人，生出两位文豪；四十岁才发愤读书的，只有我父亲一人，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好黄老之学，所著《老子解》，推为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归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的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为学不得门径，未免有愧子由了。”他说他的奇怪思想，也是禀自他的父亲；实则他家一连几代，个性都有点特殊。我不妨先追溯到他的曾祖说起，来剖视一下他的血统看看。 宗吾的曾祖，名永枋，性格异常严肃，虽是一位开染房的老板，可是道貌岸然，无人不敬畏他。凡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如果走到他的店门，立即屏气敛容，才敢经过。但他对人，并无疾言厉色，仍是具着一副慈祥温和的态度。生平从未做过亏心事，享寿七十岁；临死之前，命家人捧水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理，然后凭几而卒。 宗吾的祖父，名乐山，一生务农，兼种小菜出售；暇时，则贩油烛及草鞋，沿街叫卖。身形魁伟，性情朴质，上街担粪，有人和他说话，他必站立对答，粪担在肩上，不知放下；遇见狡猾的人，就故意拿他开心，久谈不止，他便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引得满街人捧腹大笑。他于晚饭后即睡，及至家人就寝时，他已睡醒了，以后即不再睡。睡熟时，呼亦不醒，如呼“强盗来了”即惊然而起。他于晚睡之后，即整理明日应卖小菜，整理完了，便手持一棍，往守菜圃。菜圃临近大路，贼人偷得东西从此经过的，往往被他夺下，交还失主。所以贼人非常怕他，常常绕道而行。家中平日是舍不得吃肉的，到了年终，他才割肉十斤，准备腌起。自己持刀修削边角，削下来的约有半斤，便命他的妻子去拔萝卜做汤；并切切嘱她道：“大的留着出售，小的留待长成，须择一窝双生和破裂不能卖的，才可拔来。”他的妻子找遍圃中，不得一枚，他才忍痛允许拔来使用了。汤熟，他亲自持勺，盛入碗内，又倒在锅中，再盛再倒，再倒再盛。他的妻子问道：“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我想分给家人和工人，苦于不能公平普遍啊！”这事过了不久，即一病而死。他的妻子割肉一方，献于灵前，一见即痛哭，自言“泪比肉多”！又因痛惜不已，即取他生前所用的扁担珍藏起来，并且说：“后世子孙如昌达，当用红绫包裹，悬挂正堂梁上，永留纪念！”据说这条扁担经他的子孙保留到一九二○年被贼人毁坏了。他的妻子曾氏，是高山寨富家女儿，出嫁以后，终年陪着丈夫劳作，挑水担粪，从无劳怨。有时归宁，看见猫犬剩余的食物，即暗暗想道，我家怎能得到这样的剩饭而食呢？宗吾幼时，听到他的父母屡次述及此事，告诫他们兄弟说：“先人这样穷困，这般勤苦，一食之难，竟到如此地步，做儿孙的千万不可忘记啊！”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字静安。他原是在外学生意的，自父亲去世后，便归家务农，与他的妻子共同操作、终日勤劳的情形，一如他的父母。常常取出他的父亲遗留的扁担，以作警戒，因而家道渐裕，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四十岁上，因劳致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下，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便把家务完全交付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始得痊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的机会。先寻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四书》讲章来，他一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便是“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书全不看了。哪三本书呢？一是《圣谕广训》，这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的，后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二是《刿心要览》，还只看全书中的一本，中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名言，他呼之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夕，书以训子的，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常看。就是那三大本书中，还只有前二书是他手不释卷的，临死前数日，犹阅读不忍放下。他常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他最爱高声朗诵的，在《圣谕广训》中，有这两句：“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在《刿心要览》中，有这几句：“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贫贱。”他读书固然是如此之少，而平生从未写过一个字，尤是稀奇。当宗吾七八岁时，发生一件急事，他父亲便叫他拿笔墨来，想要写信；等他拿来了，他父亲又说不写了。但是宗吾偏说：“我的奇怪思想，是发源于我父；读书的方式，也取法于我父。”这事，入后当加以证明。 宗吾的父亲自大病之后，即不敢再做笨重的工作，不过偶尔扯扯甘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盖灰罢了；但有暇即看书，自然是他心爱的那几本书。每当工人到田里做工时，他便携着叶烟杆，或火笼（一种烤手炉），挟着书，坐在田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自己看书。他对于农事，异常内行，每晨必巡视田垄一次，常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在田间工作的情形，我都知道。”当家人自田间归来，他常问：“工人做到何处了？”如果因未留心，对答得不确实，他便笑着道：“不要瞎说！”他一生注重早起，他说曾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的。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因此，他虽不像父亲那样早起，但他总是鸡鸣即起，无一日间断，就是隆冬大雪，亦无不如此。那时还没有火柴，他每晨起来，便用火镰敲火石，将灯燃着，随即以木炭生着火笼，温酒独酌，然后口含叶烟，一直坐到天明。这时，便将工人应做的工作，及自己应办的事，一一规划妥当了。所以他处理家务，都是有条有理；工人做工，时间也无片刻的浪费。他怕工人起晚了，耽误工作；而每晨呼喊他们，又觉得讨厌；于是他把堂屋门做得很紧，一见窗上发了白色，即把堂屋门砰一声打开，工人自然也就惊醒了。 他因为爱早起，好思考，所以生平与人交涉，没有一次失败。他常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当他病愈之后，邻居有一宅院想要卖给他，他也很想买，但是苦于索价太高，就故意对卖主说：“价钱太高，我买不起。”可是彼此钩心斗角，牵牵连连，总不肯把此事放过。邻人怨他当买不买，声言要到官府控告，他也不理；甚至把他家的出路掘了，他就由屋后绕道而行，也不与邻人计较。结果，那处宅院，还是卖给了他；买时又生种种纠葛，他仍收到最后的胜利。宗吾对我说，他的七弟世本，便是他父亲与邻人钩心斗角时生的。果然世本为人处世，精干机警，后来他的父母死、哥嫂死，丧事都由他一人包办，办得条条有理。世本还对人说：“我无事，坐起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幸而家中死了几个人，还算有事可办；不然，这日子真难过啊！”于是宗吾又据以证明他的遗传及胎教之说，他希望科学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死时，享寿六十九岁，那时已成小康之家了。 广东人的祖宗观念、乡土观念，以及团结的精神，是很强的。李家自迁蜀以来，对于原籍的先人坟墓，和同族的安全，仍是深深地纪念着的。所以有时他们还派人赴粤扫墓，并慰问同族的父老子弟。在四川更是设有宗祠。宗祠的设立，据说是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于是他们相约：凡广东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会，叫做“棒棒会”，有来欺凌的，就一齐同他们拼命。以后有人说棒棒会是违法的，才改立宗祠。广东人入川的，嫁女娶媳，必择广东人；偶然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门也必须学说广东话。家庭及亲戚往来，更要说广东话，否则就叫卖祖宗。李家自润唐至宗吾一辈，已迁来八世了；但他兄弟姊妹九人，都是和广东人结亲的。有这样强烈的民族性格，再加以代代相传的个性血统，假若我们相信遗传学的话，则产生出一位富有奇怪思想的李宗吾，就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迂夫子和老好人 “迂夫子”和“老好人” 宗吾到了八岁才开始入塾读书。这时，因为父母的勤劳操作，又加几位哥哥的帮助，家道已渐见宽裕，故他自幼即未做过农田的工作。只有放学归来时，叫他抱草喂牛，牵牛饮水；种胡豆时，叫他停学在家，到田里撒种；或有时叫他牵牛到邻近佃户家帮助碾碾米罢了。笨重的工作，他是没有做过的。在他入塾以前，他已识字不少，因他父亲常常把自己所喜欢的三本书拿来教他。他天资颇高，一教便会，所以到正式入塾时，他已把父亲终身爱读的三本书读完了。 他初从一位姓陈的先生读，陈是他家的佃户，是个堪舆先生，他从他一直读了四年。后从一位姓郑的先生读，又读了一年。这两位先生，除教他背书外，一无所授。后来他父亲请了一位关先生来家，教他们几弟兄读书。这位关先生，名海洲，虽是一位未进学的童生，但学问却不错。教书的方法，也比陈郑二师好得多。读了两年，就开始学作八股文试帖诗了。他开始作八股，即能由破承起讲，而至入手，算是成了半篇；作试帖诗，亦能作四韵；很快的时间，就可作满篇了。他从关师二年，得的益处不少。据他后来自称：“关师教书虽不脱村塾中陈旧的法子，但至今想来，受益之处，约有三点：（一）每日讲龙文鞭影典故四个，要紧处用笔圈出，次日合起书回讲，圈出的必须背得，我因而养成记典故的习惯，看书时遇要紧处，便用笔圈出熟读。（二）每日讲《千家诗》和四书，命我把槐轩《千家诗注解》及《四书备旨》，用墨笔点句，点毕送他改正。我第一次把所点的《千家诗》送他看时，他夸奖道：你居然点对了许多，错的很少，你父亲得知，不知若何欢喜。我听了，愈加奋勉，因而养成看书点书的习惯。到了次年，不待老师讲解，就请父亲为我买部《诗经备旨》来点。（三）关师借一部《凤洲纲鉴》来看，我也拿来看，我生平最爱看史书，其发端即在于此。关师又借到一部《三国演义》，我也拿来看，反复看了几遍，甚为得意。所以我后来发明‘厚黑学’时，便首先举孙曹刘为证；但那是陈寿《三国志》的材料，非演义中材料，不过最初的印象，是由于《三国演义》。”这是他深深感念于关师的。关师到了后来，有些教不了他了。有一次命一试帖诗题，中有“雪”字，他第一韵用有“同云”二字。关师在“同”字上打了一个“x”，改作“彤”字，说道“彤云密布，瑞雪纷纷”，是这个“彤”字。但关师所引，是出自《三国演义》上的。于是他回道：我用的是《诗经》上“上天同云雨雪纷纷”的“同云”。关师听了，默然不语。以后这类的事，常常发生。关师自觉不能胜任，因而解馆；他也在那时病了，父命辍读，是年他十四岁。 宗吾自六岁时，因受冷而得咳嗽病，经久不愈，遂成哮喘症，遇冷即发。因此身体最弱，终年不离药罐。从关师读时，读几天，嗓音即哑，医数日，好了，一读又哑。所以趁关师自行解馆时，他的父亲便命他辍读养病了。不过到这时，他已养成自己看书的习惯了，虽是在养病时期，但手中却不离书本，不惟白天看书，夜间也看书。每夜，父亲在堂屋里同家人聚谈，他便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看书，有时或倚着神龛阅览。他那时的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为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了一种嗜好的样子。所看的书，也不加选择，无论是圣经贤传，或是鄙俗不堪的唱本小说，他都一律看待，都看得津津有味，不肯放手。他父亲对于他的看书，完全取放任主义，不为他选择应读何书，也不问他看何书，既不催他看，也不禁他看，不过常常喊他为“迂夫子”，他也很喜欢这个绰号。那时，他父亲命他的四哥辍学务农，把他的五哥送到茂源井一家刘姓所设的私塾去读，家中虽然也请了一位姓侯的老师，但只是为他的七弟请来发蒙认字的，谈不到什么学问。他不管这些，他只知不分昼夜地自行看书罢了。后来，他的大哥见他终日书不离手，就对他父亲说：“六弟在家，活路也不能做，他既爱看书，不如仍将他送进塾中，与五弟同住，可向老师说明，这是送来养病的，读不读，随便他，以后送点学钱就是了。”他父亲赞同这种意见，就把他送进了刘姓的私塾里。他对这事曾说：“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大关键！在大哥不过是无意中的几句话，而对于我的前途关系极大，否则我以农人终老了。” 那家刘姓的私塾，有老师三位，是三辈人。祖辈之名已忘去，学生呼为刘二公；父辈之名为刘应文，号焕章，是个秀才，学生呼他为七老师；子辈之名为刘树仁，号建侯，也是个秀才，学生呼他为建侯老师。刘二公的文章是小试一派；七老师是墨卷一派；建侯老师善书法，娴于词章，论文眼力极高。学生的八股文，是刘二公和七老师分改；诗赋，则由建侯老师批阅。建侯老师高兴时，也拿八股去改。背书则随便到哪位老师面前俱可。宗吾本来是去养病的，得了特许，听他自由；但他到了这种读书环境，竟忘记自己是在养病，一样地用功，一样地作八股诗赋，只是不背书罢了。他还记得当时塾中的大门上，每扇贴有一斗方红纸，一扇写的是：“枣花虽小能成宝，桑叶虽粗解作丝；唯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一扇写的是：“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他读了，非常感动，就更加用功。对于所有同学，都倍致友爱。因此，又获得一个绰号，叫做“老好人”。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自流井那一带的习惯，是某处有私塾，家长就把子弟送去读书，时间大概在正月二十以后。到了二月底，或三月间，老师才请众家长来议脩金，叫做“议学”。议学时，老师避去，众家长你劝我，我劝你，把脩金议定，然后开列学生姓名及所认钱数为老师送去。老师看了无话，这惰金就算议定了。当三位刘老师议学时，学生数十人，最高额是十二串，宗吾的五哥世源，出了最高额；议到宗吾的名下，他的父亲便声明是送来养病的，就随便写了几串。等到把脩金清单送与老师，老师传话出来说：“全堂中唯有李世铨（宗吾初名）读书最好，应该比李世源还要多出些，怎么才出这点呢？”于是他的父亲也就改写十二串。老师对他这样重视，殊出他意料之外，所以在精神上受到一种很大的鼓励。 建侯老师，每呼学生，必缀以“娃娃”二字，有时还出以嘲弄口吻；独对于宗吾，则无此态度，不过呼他名时，仍缀以“娃娃”二字罢了。一夜，三位老师都睡了，学生还在嬉笑。建侯老师在床上高声道：“你们哪些娃娃还没有睡？”众人举名以对。次日，建侯老师说道：“那么夜深，你们还在闹，不知干些什么？及听见有李世铨这个娃娃在，我也就放心了！”这些地方，又很能使他自尊自重。 在三位老师中，刘二公人甚忠厚，七老师严重自持，而建侯老师则性情诙谐。他不惟对学生加以嘲弄，即对刘二公也常开玩笑；只有在七老师面前，不敢放肆，但有时也不免要说一二句趣话。一次，他们宴会归来，建侯老师便对学生道：“今天席上每碗菜来，二公总是一筷子夹两块三块；后来端上一碗肉圆子，二公才用筷子把一个夹成两半。我心想：二公为什么忽然这样斯文了？哪知他把半个圆子搭在一个整圆子上，夹起来一口吃下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而宗吾听了，也觉得非常有趣。他本来是生性朴讷的，后来他的口中和笔下，常常诙谐百出，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据他说，建侯老师，却是影响他的原因之一。 那个私塾中，规定五天作文一次，叫做“课日”。宗吾对于作文章，格外用心：得了题目，坐着想，走着想，睡在床上想，睡在板凳上想，必待想好，才肯下笔。写出的稿子，改了又改，一个题目，往往起两三次稿，稿子还是改得稀烂；但老师批阅的结果，常为全塾之冠。他的五哥往往叫他代笔，他就把不要的稿子，交给他誊，仍不时被老师大加称道。一年之后，他的五哥辍读务农；而他的七弟，又来和他同读一年。 他越来越被老师赏识起来，尤其是建侯老师。那时宗吾正看《凤洲纲鉴》，这已是第二遍了。同学王大衢见他看这书，也买了一部来看。建侯老师见了，就责他道：“你怎么也看此书？李世铨这个娃娃，是养病的，而且学力也高，才准他看。此等书，要进了秀才方能看；我若不说，让别人知道，还说我是外行哩！”这是科场时代的风气，但于此也可见宗吾之被赏识的一斑。 他那时的心思，随时都放在书理上，且学且思，且思且学，尤其偏重在思考的功夫。有一次，建侯老师率领学生到凤凰坝某家行“三献礼”（类似吊唁）。老师同众学生在茶馆内吃茶，惟宗吾一人在桥头上徘徊独步。他回头看见老师和同学正望着他笑，他不知何故，回到茶馆，悄悄问一同学道：“你们方才为何笑我？”答道：“老师说你很儒雅，将夹一定可以进学。”他听了这话，虽然口中尽是谦逊之词，但心中却在想：这莫非是孟子所说“睟然见于面，盎于背”的缘故吗？他在当日，本把秀才看得甚高，不敢妄想，所以听了这话，不免惊异起来。 晚上行“三献礼”时，照例应讲有关孝道的书，这是四川的风俗。那家的死者是祖母，建侯老师登台讲《孝哉闵子骞》一章，他把闵子的孝行说完，跟着即说“后数百年而有李密者”云云，这明明是运用太史公《屈贾列传》的笔法。宗吾站在台下听讲，老师讲至此处，即目注于他，微作笑容。老师的意思，是说：“此等文法，众学生中，只有你一人才懂得。”这一件事，他得到的印象最深，老师的形态，他说数十年后，犹宛在目前，这都是精神上给予他的极大鼓励。 自流井有罗氏兄弟，宗吾称他们为罗大老师罗二老师者，和他的父亲是好友，学问都极好，二老师尤称博闻强记，他也时时向他们请教。当时，建侯老师的文章，注重才气，给学生们选文，也是随他的性之所好。他所选给学生读的，是名八股家周椟山的文章，是张之洞所提倡的《江汉炳灵集》的八股。一日，宗吾即问罗大老师说：“我正在读《江汉炳灵集》的文章，究竟合适不合适？”他说：“这些文章，好是好，但小试时代不可读，容易把心读乱了，做起文章来，就要打野战。”这又是科制时代的一种风气。宗吾又问：“我现在买有一部《书经体注》自己点看，唯有《禹贡》的水道，真是难懂，不知看何书为宜？”他说：“《禹贡》的水道，你只看这种注，当然懂不得；如果要懂得，须看《禹贡锥指》。”《禹贡锥指》是清朝有名的书，可见罗大老师并不孤陋。宗吾常向罗大老师请教，得到许多益处；罗大老师也爱宗吾的才学，就想把女儿许给他。宗吾幼年，原定有古姓女，其叔古威侯，以善书闻名，宗吾的字写得太坏，怎样写也写不好。某老师见着他的字，就说：“你这笔大挥，将来怎么见你的叔丈人？”好在古姓女未等出嫁即死，宗吾才免得向古府去献丑。可是字虽写不好，但他嗜书成癖，这时尤甚，他知道罗家藏书甚多，所以一听见罗大老师有意将女儿许给他，就非常高兴，他当时心里想：不管他的女儿怎样，就只为借此可以多看些书起见，他的女儿也是可以娶的。但他父亲不愿做这门亲事，白白使他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罗二老师，也是他时常请教的一位先生。罗二老师嗜吸鸦片，自己设有私馆，终日睡在烟盘子侧边，不肯起来，学生背四书五经。他就卧在床上听，背错一字，他都知道。背四书朱注，偶错一字，他也知道。他夜间为学生讲书，命学生在灯下看着，他在暗处讲解，口诵各书小注，且讲且问学生道：“你们看书上是不是这样？”当然是一字不会错的，该便是罗二老师的本领。一年，宗吾所在的塾中，因为老师病了，请罗二老师去代教，学生要读八股、他就把昔人的佳作默写一篇比来：读熟了，又默写一篇，试帖诗亦然，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时他已五六十岁了。不知他胸中蕴藏有若干八股、若干试帖诗？但他们兄弟二人，连一名秀才没有取得，这又是科制时代的一种实例。 宗吾在三位刘老师门下，共读了两年。次年的某月，学屋中忽然纷纷传说有鬼，某生某生都听见过，伙房也看见过，一时吓得他们惊慌失措。建侯老师得知，便说道：“你们这些娃娃，真是乱说，哪里会有鬼？”因此，学生才心定，鬼也不见了。年终解馆的前夕，师徒聚谈，建侯老师才说：“这些地方很不清净，硬是有鬼！某夜响起来，我还喊七爷你听；我虽口说无鬼，心中也是很怕。”那时，宗吾正看史书，心中在想：“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石围棋别墅，坦然若无事者，也不过等于建侯老师的口说无鬼。”于是他深悟到“矫情镇物”的道理，后来他出而办事，往往学建侯老师的口说无鬼。 三位刘老师散学以后，就离开茂源井，各在一处设教了。宗吾又专从七老师读，自十七岁至二十岁，一直读了四年。七老师对于学生用功，逼得很紧；改文尤其用心，并且改得很好。他为学生改文，往往坐至半夜，还是一灯荧然，尽在焦眉愁眼地改个不休。他改过的文章，有通篇只留几句的，至少也要改一大半，每批云：“将改处细玩。”又云：“须多读多看。”那时的塾师所谓多读多看，就是多读八股文章，多看四书朱注，乃是为考秀才用的。但这时宗吾看书，已越过了这种范围，可说是于书无所不窥的了；对于老师所改的文字，也不愿仔细去看。他心中在想：“老师改得再好，总不如古人的好，与其看你的，不如读古人的。”所以他后来做校长时，每对国文教员说，善改不如善留，若是改多了，不惟教员吃苦，反减学生的兴趣，这是他从七老师方面亲身经验来的。可是他对七老师的人格，却异常敬佩。到了第四年，七老师便很郑重地对他说：“你在我的名下读久了，我也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心得，可以启发你；你最好转到书院去读，以便增广见闻。”其时宗吾的脩金，已经增至二十四串了。七老师不顾自身的利益，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宗吾毕生感念不忘的。于是他于二十岁的下半年，即转入自流井三台书院，从李济平先生读；次年又转入自流井炳文书院，从卢翊廷先生读，这样，便结束了他的私塾时代。 思想开始要飞翔 思想开始要飞翔 宗吾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常常以开玩笑的态度，自称为八股专家。如他在《迂老随笔》中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在《厚黑丛话》中说：“国人见国势日危，主张保存国粹，主张读经，这算是从根本上治疗了。八股，是国粹的结晶体；我的厚黑学是从八股出来的，算是国粹中之国粹，根本中之根本。”又说：“中国的八股，有甚深的历史，一般文人，涵濡其中，如鱼在水，所以今人文字，以鼻嗅之，大都有八股气，酸溜溜的。章太炎文字，韩慕庐一类八股也；严又陵文字，管韫山一类八股也；康有为文字，《十八科闱墨》一类八股也；梁启超文字，《江汉炳灵集》一类八股也；鄙人文字，小试场中截搭题一类八股也；当代文豪，某某诸公，则是聊斋上的贾奉雉，得了仙人指点，高中经魁之八股也，‘诸君莫笑八股酸，八股越酸越革命！’黄兴、蔡松坡，秀才也；吴稚晖、于右任，举人也；谭延闿、蔡元培，进士翰林也。我所闻知的同乡同学，几个革命专家，廖绪初，举人也；雷铁崖、张列五、谢慧生，秀才也。猗欤盛哉！八股之功用大矣哉！”此外他也有比较郑重的说法，如说：“八股文规律极严。《四书备旨》、《四书味根录》等，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受过这种训练，故作出的文字，罅漏较少。朋辈中，惟我最善作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它联合来，融成一片。故我著书谈理，颇能自圆其说。”我们不管他是“正话反说”，或是“反话正说”，或是“正话正说”，要之，他对于八股文章，确实是有一段功夫的。 他学八股文，开始于十四五岁，不久即能满篇，遂而参加“考课”。考课是八股时代的名词，是政府用以津贴士子的，也可说是牢笼士子的；但那时的读书人，想有出头之日，也只有遵循这条道路。自流井是富顺的分县，一年有四季课；富顺县城，则有月课；自流井的鸿文书院及贡井的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宗吾在私塾及书院读书，米是由家中挑去；惟靠参与考课，得些奖金，作为零用及购书之费。这样，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他每一题到手，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本来清朝的功令，四书文必遵朱注，及到末年，藩篱渐破，才得以发挥他的自由思想。间或也遵朱注，但他必把众人应说的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例如下： （一）有一次，月课题是《孟子》上的“彼恶敢当我哉”一句。他便暗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剑击案，起兵拒之”的情形。他的意思，是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分作六比。那时他已读过《战国策》，对于战国的情势已相当明了。大旨是说：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二）又一次，月课题是《论语》上的“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章。他把这题作了两卷：第一卷是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陈（同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就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吗？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若不即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吗？第二卷的立意，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黾齐一段，不是曾说“孝哉”二字是别人说的话吗？因此，他便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子的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为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即该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真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亦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原文“可”字。按朱注明明说：“蘧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他这种说法，就显然与朱子违反。 这三本卷子，当时全被录取。他说，他未曾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是有之，也是暗合。他每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股文，本是对偶；而他偏偏欢喜作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出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另换一本。他说这个方法，既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所以每战必捷。后来改试策论，那更可以由他发挥了。他当时所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没有新意的文字，他是不肯作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宗吾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是炳文书院的同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工作。他常对宗吾说：“家中命我割青草，挑到咸涌井去，每挑在百斤上下，真是把我压够了！”他见民心挑行李，进书院，有如登仙，于是苦苦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才得以免去工作。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负，因当时他家实无供给二人读书的力量，所以铁崖考课，每次至少要作两本卷子，而民心则可作可不作。假若当时没有所谓“考课”的话，则铁崖只有在家以做工终老了。以后他留学日本，还是由他岳家出银五十两作路费；到日本后，则纯以卖文为生。民心的天资较高，铁崖则靠用功，作起文章，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宗吾说他文笔笨拙，他就说宗吾文笔轻浅，彼此各不相下。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长或数百言，等于作一篇文章；及留学日本，遂把笨拙气脱去，就大有文名了。 某年，宗吾与雷氏兄弟到县中去应试，在路上他们就说：“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没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为案首，俗呼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后来县试案首，就是宗吾；府试案首，就是民心；铁崖则县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他们到了院试，都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有一千数百人，入学的定额是二十四名，可见想要考取秀才，也是不容易的。 雷民心应县试时，前几场本是前十名，到了第四场，题为“陈平论”，民心便数了陈平的十大罪。在那个时代，应考童生，甚有不知陈平为何许人的，而民心竟能数出十大罪，也算是颇有本领；哪知县官看了他的卷子，就说：“这个人如此刻薄，将来进了学，一定是个包揽词讼的烂秀才，把他丢在后十名好了。”当时阅卷的人，是叙府知府荐来的；府试时，他仍回府阅卷。府官见了民心的卷子，就问：“此人文笔很好，为何把他列在后十名呢？”那位阅卷人答道：“因他作了一篇《陈平论》，县官说他刻薄，我力争无效呢！”按县试的卷子，照例应该送府。府官调来一阅，不禁大加赞赏，因而取得案首。倘非县试被摈斥，他也未必取得案首，可称奇遇。这都是宗吾和他当年的八股朋友，爱作翻新文字的效果。 宗吾因着读《昭明文选》，就想试作骈体韵文，也想花样翻新地干一下。一次，在县试的头场，题目是《孟子》上的“而不见与薪”至“与薪之不见”一段，于是照作起来，全篇都成骈体韵语，据他说，这是等于开玩笑的；不料发榜时，竟列为第七。以后他便循规蹈矩地作去，终场才得案首，他就是因这次成绩，到院试时入学的。又一次，在富顺月课，题目是《孟子》上的“使弈秋诲二人奔，其一人专心致志”两句。他作了两卷，第一卷是循规蹈矩作的，第二卷又全篇用起韵语来，前者是用心作的，后者是信笔写的。哪想第一卷摈落，第二卷反被录取了。得的批语，是“古音古节，文有赋心”。实则令他暗中好笑，他常常是在这样玩弄着主考官的。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八股时代，无论在思想上，在文字的形式上，已是常常冲破藩篱的。宜乎他后来所著各书，就愈是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了。 可是他这种奇僻思想，他一再地对人声明，说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不是曾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于是他便采取了这种读书方式，任何书都是跑马看花地读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就是了。所以他每得到一部新书，先将序文看完了，前面再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必细看；但是寻着一二句合他的意思，他就口诵心维，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究下去。他因此所获的心得，便以为世间的道理，乃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我心中的道理罢了。世间的书是读不完的，譬如吃菜，听说某家馆子的菜好，就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样尝尝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一一吃完呢？又如到商店中游逛，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它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再把它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件件都能合用；岂能把所有商店中的货物，全行购归呢？他因为采取这种读书方式，固然不容易成为一位专门学者，但他因此却不受书籍的拘束，往往“读书得间”，每发前人之所未发。 他从师初学八股时，父亲命他拿文章来看。他父亲看了，便说道：“你们开口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试问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呢？尧有九年的水患，汤有七年的旱灾，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是几个月不晴，就喊着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呢？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地希望，并且还以不生在那时为恨呢？”他当时听了，非常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这样怪议论呢？但仔细想来，也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便把这个疑问，存在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以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便不再出一个圣人呢？由此推寻下去，觉得一部廿四史，就有不少破绽，不但尧舜禹汤这些圣人可疑，就连孔子这个圣人也可疑。直到他后来作出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算把这个疑团打破。但他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父亲当年的启示之功。 他父亲一日问他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他听了，茫然不能致答。他父亲接着解释道：“此时应该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他听了，更觉诧异，心想，父亲怎么没有恻隐之心，纯是为己之私呢？这是由于乡下人读书读少了，满腔子私欲，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吗？但当面却不敢驳他。退后想来，又觉得他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苦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重加研究，才发觉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个大破绽。为什么呢？怵惕，是自己怕死；恻隐，是怜人之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恍如死临头上，心中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转念之间，知道这是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刻把自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这是人类的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可惜著书时，也许是为行文简洁起见，又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这样一句话：“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啊。”于是后人便寻不出恻隐的本根了。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由此创出的学说，怎能不迂谬百出呢？因此，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议论，原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所以他后来著《心理与力学》，讨论到人性论时，就把这种议论写上去。这又是他父亲的一大启示。 他们父子二人，在家常常讨论书中的道理。有一天，宗吾正拿着一本《论语》，他父亲要过来，翻了翻，就指着问道：“这章书怎么讲？”就是“子曰：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章。他父亲接着发出问题道：“颜回终日读书，不理家务，还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饿死吗？”他父亲一连问了几回。他慢慢把答案想起了，他父又问，他就答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所以不患匮乏。于何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车，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他都忍心要卖他老师的车，叫孔子出门徒步而行，可见平日颜路找钱的方法，是无微不至的。颜渊有了这样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那般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已有的家业出脱光了呢。”他父亲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里边是大有文章的，宗吾是只知读书，不能做工的人；他的父亲呢，既勤且俭，是一位治家的能手。在他父亲问时，问得有意思；不料他的回答，答得更有意思。真可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他们父子常常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他善用思考的原因之一。 此外，他们父子讨论的问题还多，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及一一细述。要之，他的奇异思想，确实是导源于他父亲的不少，并非像世人故意宣扬先人的懿德者可比。自他入了私塾以后，老师初则只教背书，继则只讲八股诗赋，有些老师甚至连诗赋都不讲，专讲八股。像他父亲所说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老师提倡看的书，只是《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之类。高明一些的老师，也不过叫他读四史读古文罢了。至于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种情形，在当时他还常常引以为恨；以后他仔细想来，幸而未叫他研究说文经解，否则他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八股诗赋，既不能使他满意，而说文经解等书，又无人指示，不得门径而人，所以只好拈出一些问题，东想西想。他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中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他；而书中的要紧所在，他却记得。因此，马越跑得快，他看的花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家，而独成一说，他后来的一切著作，都是这样慢慢酝酿成的。所以他自父亲方面受到若千启示之后，他的思想就开始飞翔，虽在专制君主的科第功令限制之下，他还是时时想要脱颖而出的。 不知其人视其友 不知其人视其友 宗吾的思想，这时益见解放，因为康梁主张变法维新的书报，已风行天下，给予他的启发不少。并且，除了经史文章以外，尚可自行研究格致数理的新籍。中西文化的交流，新旧学问的演变，那时的全中国，已萌动起来。本来就好翻新立异的宗吾，处在这种时代，更使他有英雄用武之地了。 宗吾在炳文书院，一共住了四年，可说是他在学问上的潜修时期。山长卢翊廷先生，是当时的八股名家，学识也极为渊博，不过那时已渐由八股改行“策”、“论”、“义”了。书院中的生活，每日由山长规定时间开讲，大部分的时间是由学生自修看书，或是同学互相研究，遇有不明了的地方，或是发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再请山长解答。每五天定为“课日”，还是像私塾中一样，或作八股，或作诗赋，或作策论义，由山长临时指定。富顺县及自井分县的“月课”或“季课”，书院的学生，也是照常参加。宗吾的思想，这时益见解放，因为康梁主张变法维新的书报，已风行天下，给予他的启发不少。并且，除了经史文章以外，尚可自行研究格致数理的新籍。中西文化的交流，新旧学问的演变，那时的全中国，已萌动起来。本来就好翻新立异的宗吾，处在这种时代，更使他有英雄用武之地了。 当时书院的学生，有凛广生、秀才、并童生不等，约只四五十人。且在数年之中，还很有几位考中举人的。宗吾是人书院的第二年，年二十三岁，才考取秀才的，这也因为他蔑视功令的限制，所以终不能登入高第；但他也无所惋惜。他的同学中，那时已有不少人潜伏下革命的思想，当然他也不能例外。其中如雷铁崖雷民心兄弟，廖绪初、张易吾、谢伟虎、李小亭诸人，是他至好的朋友，后来均曾献身革命事业，都是卓卓有声的人物。 雷民心，后来与宗吾一同考入高等学堂，参加创办叙属旅省联合中学，暗中策动革命，今尚健在。其兄铁崖后留学日本，同屏山邓亚琛等，在东京办鹃声报，时在民报上发表文字，又同张荔丹人南社做诗人，更在南洋光华等报社任主笔，极力鼓吹革命，颇得华侨信仰。后来，因不满意于革命同志所为，就跑到西湖白云庵去做和尚，曾屡为宗吾来信，附有许多诗篇，满腔悲愤，痛不可遏；他要求宗吾和他的诗，宗吾是不喜作诗的，但也勉强和了他数首，其中有用杜工部《招君咏》原韵的一首云：“空阶斜月锁柴门，老屋荒烟绕半村。四野鸡声孤剑啸，中宵蝶梦一灯昏。秦庭笑洒荆轲血，蜀国哀啼望帝魂。青史有名甘白刃，留芳遗臭且无论。”旋得他复信，对于末二句，大发议论，历叙在西湖的状况，又言患病，极尽潦倒抑郁之苦，信中有云：“……循钱塘江……至岳王坟……见古柏南枝，则又长吁而返。……病中穷鬼，视钱如命，何来宵小，窃我青蚨！……古佛无言，寂坐上方，吹灯就枕，梦我黄粱。”此时他早已入疯狂状态了。一次，川籍留日学生归国，同乡饯别，正在欢呼痛饮时，他忽然放声大哭，向众人叩头道：“请诸君不要这样高兴，现在国势……希望……”又泣不成语，闹得众人不欢而散。辛亥革命成功，南京开会追悼黄花岗烈士，他又作诗，中有句云：“高牙大纛不军幕，荒草斜阳烈士坟！”终以疯狂而死。死前，曾至自流井故乡，手中抱一酒瓶，且走且饮，见旧日熟人即问：“你做不做官？哈哈哈！”其狂态可以想见。死后，南京政府因他以文字鼓吹革命，其功甚大，正议从厚抚恤；不意某君起而反对说：“他跑到西湖去做和尚，这就叫做不革命！”因此，仅得恤金三千元，为其子女学费了事。宗吾说：“此君想即是高牙大纛的将军了。” 廖绪初，自流井人，与宗吾同学的后四年，由副榜而中癸卯科举人。不久，即加入同盟会，与张列五等同办旅省叙属中学，实则是革命的根据地，炸弹及秘密文件，均藏校内。他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朋辈呼他为“廖大圣人”。川人初闻革命之说，甚为骇怪；继知绪初加入，遂深信不疑，革命势力，为之一振。他办叙属中学时，以身作则，管理最严，丝毫不肯苟且。他的业师王某，和旧同学戴某，来校肄业，执学生礼。犯规一律悬牌斥退。对于党的信仰，尤为坚定，所以又被人呼为“党痴”。他办事的坚苦卓绝，持身的廉洁公正，每使异党的人，也不禁倾服。有一共和党健将某君说：“只要国民党人，尽都像绪初，我还有什么话说！”民国初年，他任审计院次长，所有器物，都是由都督府领的，裁撤时一一退还都督府。外有新购零星小物，他便令院中同事照原价购买，以款交还公家。剩下的洋灯茶碗，及其他不适用之物，则由他全行购买，运回家中。这恐怕是移交案中之史无前例的了。据宗吾说：绪初任次长时，他充科长，他们是隔房而居的。一次，听见绪初在室中拍案大骂，旋见某君即仓皇从他的室中奔出，绪初在后面逐骂不休，直追出大门乃止。随即入宗吾室中说道：“某人真是岂有此理！他向我说某人可为县长。请我向民政长介绍。他见我唯唯否否，接着又说：‘事情若成了，愿送四百两银子。’我听了登时把桌子一拍，骂道：‘胡说！这类的话，都可向我说吗？’他遂而嬉笑着说：‘算了算了，不说也罢。’起身就走。我气愤不过，所以追去骂他一顿。”宗吾说：“你不替他说就是了，何必使他难堪呢？”他说：“这类人不痛痛地骂他一顿，将来还不知干些什么事呢！我非对民政长说不可，免得用了这类人，出来害人！”此后宗吾和绪初相处十几年，从未听他重提此事。宗吾对这事批评道：“怒骂某君，足见其刚正；终身不提此事，又见其盛德。”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还有一事，也至为感人。绪初是一九二二年死的，死前数日，宗吾去看他，其父便说：“绪初的病，系为党中某事失败而起，看见报纸，就愤恨不已，病益加重。已嘱家人不拿报纸给他看了。”宗吾见了绪初，就说他的病，由过劳所致，总宜善为休养。他说：“劳碌尚是小事，惟党事败坏，精神上大受痛苦，今日之病，实由于此。”次日临别，他就向宗吾说：“我现在尚有一事未了。”宗吾即问何事，他于床头取出一表，指着说：“就是此事。这是富顺范秋岚的遗物，秋岚革命，在西藏被赵尔丰捕杀，表落某手，经隆昌黄容九等，辗转取得，托我转交范子。以作纪念。数年未见范子，甚是抱歉！某年曾见某人，想托他，恐交不到；现在你能替我交到吗？”宗吾见绪初自知不起，等于托孤寄命，即慨然答道：“交得到。”他又问：“你如何交法？”宗吾答：“我如进富顺城，即找到范子亲手交给他；如不进城，陈文垓在城内做生意，即托他转交。”他点首说：“文垓这个人，倒可以信得过。”于是双手将那表交给宗吾道：“此后即由你负责了！”其临死犹丝毫不苟如此。他的事迹甚多，宗吾另有专文记录，此处不及详述。 张易吾，也是自流井人，惟他的事迹不详；但知他后为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即在厅长任内，以勾通革命的罪名，为张宗昌所杀。当审讯时，易吾一语不发，两手被打得血肉模糊，仍是若无其事；临刑时，从容就义，面无改色。所以当时主事的人，无不众口一词地说：“真是一条好汉！” 谢伟虎，荣昌人，后来一面教书，一面奔走革命，时常化名，出没无定。于光绪三十四年被捕，解往叙府，发交宜宾县审问。县知事赵国泰是翰林出身，品学兼优，很想为伟虎开脱，审问时，屡次暗示他，说道：“你的事，大约是那样吧？……”他回道：“不是，是这样的！……”直供无隐，卒定斩罪。赵知事临斩回来，走进二堂，把顶帽取下丢了，很愤慨地说：“这种人才，都拿来问斩，国家还干什么，这个官我不做了！”是日有人请他宴会，他也不去，跟即辞官返里了。反正后，南京政府追赠伟虎为左将军。 李小亭，宜宾人，与宗吾为同榜秀才，后追随国父奔走革命，联俄容共，曾参与机要。后受嫌疑，被通缉，隐匿十余年，七七抗战后，始将通缉令取消。因宗吾后来发明厚黑学，小亭送他诗中有云：“玄之又玄玄乃黑，含德之厚厚不测；老子手写厚黑经，世俗强名为道德！……”宗吾对于诗中三四两句，认为妙极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厚黑学’三字，宜以何字作对？”他说：“应对以‘道德经’三字。李老子的‘道德经’，和李疯子（他亦有此外号）的‘厚黑学’，不但字面可以相对，实质上，二者原是相通的。”因此他后来常常将二者加以征验，这是他和小亭的会心处。 在炳文书院时代，宗吾和这些同学们，相与期许的，绝不是功名富贵；相与切磋的，也不是师承道统；然则他们的抱负究是什么呢？不知其人视其友，我们看了以上诸人离开书院不久即开始的种种作为，就可知道当年他们用力之所在了。 革命舞台上的丑角 革命舞台上的丑角 宗吾在高等学堂时代，即和以上所举的这一班同学结为至友，像列五的宽宏大度，简恒的精干笃实，绶青的坦白真诚，泽溥的公正廉洁，此外还有许多同学，共同研究学问，共同兼办教育，共同努力革命，造成了当年宗吾所处的环境。虽然他在这群人中，似乎是以“丑角”出场，但在他后来所写的文字中，对于这些朋友们的所行所为所遭遇，常常追念不已，涕泣而道，则当年宗吾的深心抱负，也就不言而喻了。 宗吾于光绪二十七年考取秀才，次年赴省补行思正两科乡试。闱后，他同雷民心及县中数人，便考取四川高等学堂。因该校总理胡雨岚先生赴日本考察，迟了一年才开办。二十九年，宗吾与雷铁崖、雷民心、张荔丹、曾龙骧数人，在乡间共同看书，没有从师。到了冬间，高等学堂开办，宗吾遂赴省入学，三十年春始正式上课。 校中设甲乙两班为普通班，三年毕业。附设速成师范一班，一年半毕业。优级理科师范一班，四年毕业，宗吾就是入的这一班。这一班，是由中西算学馆的学生，及其他曾经学过算学者，加以考试编成的，共选取三十二名。宗吾虽取入是班，其实他并未从师范学过算学。在家庭中，他曾学过“七盘清”、“斤求两”之类；从刘七老师读书时代，他曾买了一部“中国旧式算学书”，其中九章算法及开方等，他也逐一研究过。但都是珠算，而非笔算。在炳文书院时代，才买了一部笔算书，叫做《数学启发》，自行研究，全部都已了然。他在乡间同雷氏兄弟等共同看书时，又买了一部《中西算学大成》，及其他讲代数的书来研究。这是未入学堂以前自修的情形。那时懂得算学的人很少，凡入理科师范班者，众人皆刮目相待。他赴省乡试时，见中西算学馆的学生，把《代数备旨》和《代形合参》中，有问题而无答案的，解释出来，刊印发卖，心中非常羡慕。及入高等学堂，竟得与这些人同班，真是无限的高兴。 他第一次上课时，日本教习池永演说道：“要造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上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俱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罢了。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硬硬地塞入学生的脑筋里。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予学生的，那便等于以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学生就永远不如先生；但事实上则不然，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的，这即是由于学问乃人人脑中所固有的缘故。要之，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让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这时他刚刚改字“宗吾”，正要谋思想的独立，所以听了池永的这种演说，得的印象极深，觉着这种说法，比朱熹所说“学之为言效也”，精深得多了。他说池永这演说，于他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阅读报章，看见“日本”二字，就觉得刺眼；凡是日本人的名字，也觉得讨厌；独有池永先生，他始终是敬佩的。他说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永远留在他的脑中。 自此以后，他便把教习口授的，写在一个副本上，封面大书“固囊”二字。许多同学不解，就问他道：“这‘固囊’二字，是何意义？”他说：“并无意义，是随便写的。”实则这“固囊”二字，他自己不说明，恐怕后来的考证学者，也是无从索解的。于是他自己下一定义说：“‘固囊’者，脑是一个囊，副本上所写，皆囊中固有之物也。”所以题此二字，以作他当时的座右铭。不过他因着过于相信这种看法，据说还是失败了的。例如池永教授理化，开始讲水素和酸素，他就用“引而出之”的法子，在脑中搜索，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想，看能不能引出点新鲜东西来。以后凡遇先生所讲的，他都这样地想去。哪知他这样去工作，真是等于王阳明的格竹子，干了许久许久，毫无所得。于是废然思返，长叹一声道：“今生已过也，再结来生缘！”这是觉得科学这门东西，于他是失望了。他从前深恨八股文字来束缚人，一听见废科举，兴学堂，欢喜极了，把家中所有的四书五经，与夫诗文集等，一火而焚之；及在学堂内，住了许久，终日“固囊、固囊”，也固不出什么道理来，于是又想从学术思想方面悟入。一次，他买了一部《庄子》来研究，同学雷民心见了诧异道：“你研究这个干什么？”他说：“民心，科学的部门，你我今生还有希望吗？科学是茫茫大海的，就是自己心中想出许多道理，也没有充分的仪器来供我们试验，还不是等于空想吗？在目前的学堂中，充其量，不过在书本上，得点人云亦云的知识，有何益处呢？只好等儿孙辈再来研究，你我今生算了！因此我打算仍在中国古书中，寻一条路来走。”民心听了，也同声叹息。初期学校的书本教育，不能满足有思想的青年，于此可见。但后数十年的教育如何呢！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他在校时，除了不愿只在书本上学习理化外，对于数学一门还是研究得很精的。他的心思缜密，据他自己说，乃是因为研究数学磨炼所得。不过在校的后二年，他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博览有关学术思想一类的书籍。他以为很多的学科，都是可以自修而通的，像按着钟点上课的制度，实在无聊。这便是他后来想要改革学制解放学校的起因。同时他自改字“宗吾”后，已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只是“厚黑”二字还点不出来，可以说他在校四年，正是“厚黑学”孕育的时期。 那时他们叙属的同学，一面在校肄业，一面创办一旅省叙属中学。当时发起者，有陈本初、张列五、王简恒、杨泽溥、雷民心及宗吾等十余人。先推陈本初主持校政，其人有毅力，有担当，不幸病故。继由张列五接充，聘廖绪初为学监，叙属中学的发展，张廖二人的功绩最大。廖虽名为学监，实则校长、教务、文牍、书记、会计、庶务，全由他一身负担。张则为四川同盟会的领袖，当时与谢慧生不相上下，以后谢慧生逃往陕西，川省同盟会遂由张列五主持。所谓叙属中学者，实即川省的革命机关，凡秘密文件，都在校中油印发布。叙校的一批发起人，皆因列五绪初的关系，先后加入同盟会。宗吾的朋友中，列五、绪初是他极端佩服赞不绝口的两位，此外王简恒、谢绶青、杨泽溥，他也称道不止。现在将这几位高等学堂的同学略加介绍： 张列五，隆昌人，与宗吾同人优级理科师范班。同时创办叙属中学，作为革命机关，领导全川党人，图谋独立，屡次发动各地同志起事，或联络袍哥军队，且仆且起，不遗余力，任劳任怨，在所不辞。一次，趁南校场开运动会时，想刺杀护理总督赵尔丰，谢慧生到高等学堂请列五届时到场指挥，炸弹由叙校学生送来。慧生去后，列五约宗吾入寝室谈些事，宗吾把窗子撑开，见斜日在天，想起嵇康临刑，顾视日影之事，宗吾便说：“列五，你要多看一下天色和日光，恐怕你要与它分别了。”他摸着颈项笑道：“我这颈项，数日来常常发痒，大约怕会有那桩事，将来我解往杀场时，你去不去看我？”宗吾说：“我一定去看，但是袍哥说的话，要值价点（即硬气之意）！”列五说：“这是当然的！砍头的事，我是学过的，凡刽子手杀人，是犯人跪在地下，前面一人，拿刀一晃，犯人头一埋，后面即一刀砍下。我们有几人，平日练习，一人坐在地上，打一盘脚，两手掌相叠，平放面前，一人拿刀在前面一晃，坐地者用力把颈项一硬，脑壳向后一撑，后面的刀砍来，脑壳恰落在自己手中捧着。所以我是练习过的，你不必过虑。”说毕一笑而散。同列五练习的，有谢伟虎，闻伟虎被捕临刑时，态度很豪爽，笑向列五说：“你如不幸被戮，临刑时，也能这样吗？”列五应道：“当然要这样！”可见列五牺牲的决心，是早已抱定的。刺赵的事，因炸弹未运到，不曾得手。未几事泄。杨莘友被捕，谢慧生逃往西安，川省党务，遂归列五主持。他维护党人，无微不至。宣统三年，四川因铁路事件，官绅意见不合，总督赵尔丰逮捕士绅，纵兵屠掠。列五大恸，于是奔走密谋，预备大举。即于是年十月二日与杨庶堪谢慧生辈，逐除伪吏，光复重庆，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当时清廷又遣端方入川，列五即以计诛之。不久，成都亦反正。云南都督蔡松坡拟遣兵入川，不承认成都军政府，尊列五为四月都督，屡次来文，愿助他统一四川，列五坚不接受。旋即派遣代表，力谋与成都军政府合并。滇黔两都督，又电推列五为川滇黔北伐军总司令，他也婉言辞谢了。成渝合并条约，原定正副两都督，在省投票公决，列五由渝赴省途中，即通电推尹昌衡为正都督，而自己甘居其副。后因车民分治，列五便改任民政长。袁世凯调他人京，许多人劝他不去，他不听，解职北上，袁即聘他为政治顾问。后见袁有异图，遂辞职，变姓名，匿名天津织袜，终被袁世凯逮捕入京枪杀。 列五被捕入京，交军政执法处。其时隆昌黄肃方，也因革命关系，拘禁在执法处，后得释放。肃方乃对宗吾报告当时的情形：原来列五在天津织袜，与邹汉卿、魏荣权及陈某同住，袁世凯的侦探李某，串通陈某，介绍与列五相识，愿出款入股，将袜厂扩充办理。一日李某约往某处会饮，商议扩充办法，上了电车，李某递了一卷纸给列五，说道：这是我拟的章程，请你暂行拿着，我下去买点纸烟等物，列五接来，也未开视，顺便交给邹汉卿，插在衣包内。到了开车之时，李某还未来。及电车开到站口，许多军士围着搜查，搜出纸卷，乃是图谋暗杀袁世凯的文件，就把列五同邹汉卿、魏荣权和陈某，一并逮捕。又列五在天津时，旧日学生，有些去找他，他就留他们在厂中，供其食宿，也被捕入京。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到了鞠讯的时候，列五纯为别人辩护，关于自己的事，则不置一词。对于所捕的学生，则说：“这些学生，晓得什么？”学生因此得释，并且也为肃方极力辩护，问官说：“别人的事，你不必管，你说你自己的事就是了。”列五对于自己的事，仍是不辩，只是替肃方开脱，所以肃方也得释放。 宣布死刑时，列五站在一旁，负手于背，微笑不语。同时，邹汉卿、魏荣权及陈某，也宣布死刑。陈某大惊，说道：“当初许我的官，叫我这样办，如今连我都要枪毙吗？”列五呼其字说道：“某人，不必说了，今日之事，你还在梦中。”看守所长某君，与列五很相得，前夜，二人曾谈至夜深，次日忽提出来枪毙，列五看见他，举手说道：“我们请了！”某君一见，即回头大哭。列五见兵役站在两旁，仍如平日一般，从从容容地向兵役左右招呼，说道：“请了，请了！”兵役也有不少下泪的。是日风卷黄沙，天地晦瞑，为多年所未有。囚车至刑场，列五下车，仰天四顾，说道：“今日天变，未必还是因为我们吗？”独立徘徊许久，兵士催他道：“张先生，快走吧！”列五回头笑道：“已经到了此处，还有什么话说？你们忙什么？”又站了一会，才慢慢地走进去。兵士在后，以枪射击，立毙，流血非常之多。这个兵士，常对人说：“我经手枪毙的人很多，从未见过这样从容的，视死如儿戏，真是异人！” 宗吾常对人说：“列五温文尔雅，同学们都说他像戏剧中的小生；后来始知其娴于拳术，能敌数人。他家尚有石弹二枚，即其练拳时所用。但他在学堂时，并未说曾习拳术，只对我说：‘星期日，常同友人到野外练习手枪，务期左右前后，四方都能命中，尤要在反手射击；练好后，一旦敌人追来，一面跑，一面可以反手射击追者。’” 宗吾和列五同班时，既然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就常常和他研究将来出而办事，究竟可不可用权术。列五说：“办事应从正当的路做去，万一正路走不通，也可参用权术，但有一定的界限。”宗吾问：“什么界限？”列五说：“事过之后，公开出来，众人都能见谅，甚或受了权术的人，也能相谅，这样的权术，就可以用；如果公开不得，宁肯失败，不可妄用。”我们于此，也可知列五的为人了。 王简恒，是宗吾的同乡，也是高等的同学。宗吾曾说，在他的同乡同学中，讲到办事才，以简恒为第一；雷民心也常称他为“大办事家”。他为人刚正不阿，自爱自重。他于当时的一般朋友中最佩服而且最敬畏的是廖绪初。他曾说：“绪初做事，丝毫不苟，就其行谊而论，贤人中寻不出，简直是一个圣人！”“廖圣人”的绰号，就是由简恒开始喊起的。当时他们所一致推戴的，自然是张列五；但简恒私自评论起来，还是说廖胜于张。一次，他对宗吾说道：“你们一般人，都推张列五，说他会说话，其实他不如廖绪初。列五谈话，是从表面上过，只是说得漂亮，绪初则见理能深入。你们不信，可以试验：每逢议事，列五所说，本是对的，你故意与他驳转去，他就随着你的话滚；惟绪初则不然，说话是格格塞塞的，可是他见到的地方，任你如何驳，他始终坚持不变。”后来列五做了都督，做了民政长，他还是说他不如绪初。宗吾就替列五解释说：“他不坚持己见，正是量大的表现，正是堪为领袖的作风。”简恒虽亦承认这种看法，但他对于绪初，总是特别信服的。后来简恒做了富顺中学监督，并兼高等小学的校长，绪初适任富顺县视学，宗吾任中学的教习，有一天简恒笑向宗吾说：“我近来穷得要当衣服了，小学校长的薪水，我很想支来用，照公事说，是不生问题的。就是县中人攻击我，我也不怕；最怕的，是廖圣人酸溜溜地说道：‘这笔款似乎可以不支吧！’你叫我这个脸放在何处？只好仍当衣服算了。”宗吾常对人说：“此虽偶尔笑谈，而绪初之令人敬畏，简恒之勇于克己，亦可见一斑。” 宗吾把“厚黑学”的道理，孕育了好久，自己还不敢决定对与不对，适逢简恒来看他，宗吾便把所见的道理，说与他听，请他批评。他听了，就说道：“宗吾，你说的道理，一点不错；但我要忠告你，这些话，切不可拿在口头说，更不可见诸文字，你尽管照你发明的道理，埋头去做，包你干出许多事，成一个伟大人物。你如果在口头或文字上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反有种种不利。”即此亦可见简恒的为人。但宗吾未听他的劝告，竟将《厚黑学》发表了。并且还常常开简恒的玩笑，说他主张“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足见其深藏若谷，是得了“黑”字诀，可以称他的高足了。 一九一二年，张列五为民政长，简恒到了成都，列五就委他出任县长，他不肯干，旋回到自流井故乡。一九一四年，讨袁之役，重庆独立，富顺响应，众推简恒为行政长。事败，富顺廖秋华、郭集成、刁广孚被捕解至泸州，廖判死刑，郭刁破家得免。简恒东藏西躲，昼伏夜行，受雨淋得病，缠绵至次年而死，身后非常萧条。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谢绶青，四川中江人，自幼颖悟过人。精于数学，年十六即为秀才，后考入高等学堂，与列五宗吾同班，彼此交情最深。因他年龄最幼，同学们都呼他小弟弟。当时列五宗吾已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但因他口快心直，怕他于无意中泄露，许多事都不肯告诉他。例如慧生列五策动炸赵尔丰的那一次，宗吾绶青皆同在一室，列五想和慧生密商，即先请宗吾把绶青调开。一人邻室，绶青就与宗吾高谈阔论起来，接着便放浪形骸地说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宗吾正想故意和他拖延时间，就对他说道：“绶青，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你我够得上遗臭万年吗？挂名青史，谈何容易？一部二十四史，挂名其中的，究竟有若干数目，无从统计，我想，至多不过一百万人罢了。我国号称四万万人，每一百年中，这四万万人可以说死得净尽，请问五千年中，有若干四万万人？而挂名青史者，乃不过一百万人，此百万人中，除去因事连带书及，姓名附见者外，经过史臣详列事实的，至多不过十万人；事迹彪炳的，不过万人；其为文人学士所共知，不翻书本即能信口举出的，大约不过千人；此千人中，无论好人坏人，为妇孺皆知的，不过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又须借稗官小说的吹嘘，戏台上的扮演，且有子虚乌有的人物，掺杂其间，你我有何本事，可以厕身此数十人之中？为好人困难，为坏人也不容易。是猛虎方能噬人，小犬一张牙，已被人踢出数步之外了，虽欲害人，其何可得？你我莫说万年，要想在偌大的中国，遗臭三日，恐怕也不可得吧！”绶青听了，也只好叹息，而列五与慧生已把事情商量完了。 及至清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川中党人，就想乘机起事，绶青闻之大喜，也就要求入党，参与密谋了。反正后，列五为四川副都督，绶青在成都《公论日报》社闲居。一日列五问宗吾道：“听说绶青来省已久，为何不来见我？”宗吾答：“他还未得工夫。”列五笑说：“不是！他是讲气节的，我未先去看他，无怪他不来，我是真不得闲，绝不敢疏慢故人，请为代致歉意，彼此至交，千万不要如此计较！”宗吾把此意转达了他，他才去看列五。不久，他便先后在审计院和财政司任事。 讨袁军失败后，绶青抑郁无聊，日与友人借酒浇愁。一夜宗吾宿成都第二小学内，二更后全校寂无人声，忽闻绶青大醉独归，入邻室大哭，且哭且骂当局捕杀党人，声达校外，宗吾要去劝阻，又怕更激其怒，因此作罢。他一直哭骂至四更，才酣然睡去。次日问他，他茫然不知。时列五在天津，宗吾去信提及绶青的近况，列五复函有云：“绶青放浪于酒，固谓借浇块垒，究与祈死何异？况绶青酒后狂骂，甚易招尤，事会之来，岂有终极？此身摧折，悔何可追？还望足下忠告之！”宗吾即以此函交阅，终不能改。 绶青性极诚笃，待人恳挚而冷峭，常诵“科头箕踞长松下，冷眼看他世上人”二语，诵时抱膝、闭目、摇首，别人笑他，他也不管。因此，许多人都说他不谙世故，没有办事才；但他历任富顺、叙府、中坝、遂宁、成都、县立联立省立各校教员，却能循循善诱，使学生倾服。在潼川中学做校长一年，即卓著成绩，大家才知道他的才能。民九以后，益郁郁不快，沉酣于酒，或终日不进一餐，又数年，竟抑郁以死。 杨泽溥，也是宗吾的同乡同学，他的生平行事，不甚知悉，只举一事，即可见其为人。民国初年，泽溥奉委为雅州关监督，临行前一夕，他备有几肴菜，请宗吾同绪初等小酌，他很客气地说道：“此去一切事当如何办理？请诸先生赐教。”其时宗吾发表《厚黑学》不久，首先说道：“此等事有何办法？一言以蔽之曰：‘拿钱而已！’你依着我发明的那种学问，放手做去就是了。”泽溥惊然说：“不敢！不敢！”绪初皱眉说道：“宗吾，你只知开玩笑！真是！”后泽溥解款回省，就对宗吾说：“西征兵至雅州哗变，到处抢劫，城内有哥老会首领，我赶急请他来，他拖一把高椅子坐在门口，乱兵至，即麾之去，公款无丝毫损失。次日，我办鱼翅席酬谢那位首领，但此等费不能支用公款，只好自垫。”宗吾说：“泽溥，你干些什么？财神菩萨进门，你都要驱他出去吗？乱兵不来，还该磕头请他们来，只要他们进来走一遭，即可报十万八万的损失，终身就吃着不尽了。我发明的学问，至好的朋友先不照着去干，将来我这一个教还能行得通吗？”其时雅州关薪棒微薄，泽溥携眷而往，又时时资助故旧，交卸时欠了公款八百元，友人刘公潜在浚川源银行替他借贷，未几即病卒，贷款累公潜偿付。他死时一无所有，同人集资棺敛，并资助其妻女扶榇回富顺，宗吾曾抚其尸而哭道：“泽溥！泽溥！别人做官，朋友亲戚都沾光；你做官回来，睡在地下骗我们吗？”以后若干年，有宗吾的一位友人方琢章对他说：“雅州关的关税，自民元至今，以泽溥任内，收入最丰。”宗吾叹息道：“公家的收入固然是多了，又谁知当年经手者的状况一至于此呢！” 宗吾在高等学堂时代，即和以上所举的这一班同学结为至友，像列五的宽宏大度，简恒的精干笃实，绶青的坦白真诚，泽溥的公正廉洁，此外还有许多同学，共同研究学问，共同兼办教育，共同努力革命，造成了当年宗吾所处的环境。虽然他在这群人中，似乎是以“丑角”出场，但在他后来所写的文字中，对于这些朋友们的所行所为所遭遇，常常追念不已，涕泣而道，则当年宗吾的深心抱负，也就不言而喻了。 《去官吟》与《厚黑学》 《去官吟》与《厚黑学》 宗吾发现了这种“厚黑”的秘诀，当夜即为之喜而不寐。于是他由三国时代推上去，推到刘邦张良，推到孙武商鞅，推到黄石公姜太公；更由三国时代推下来，推到司马氏父子，推到唐太宗，推到明太祖，推到张居正，甚而推到曾国藩胡林冀：他们这些人，有的长于厚，有的长于黑，有的厚黑兼长，所以不愧为历史上的显赫人物。 宗吾在高等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年底，以最优等毕业，清廷还奖了他一名举人。三十四年及宣统元年，在富顺中学做教习。二年及三年，改充富顺中学的监督（校长）。于三年暑假时，被四川提学使司委为四川小学教员检定委员，同委者有同学李古香由伯芬二人。他们刚把成都华阳二县检定完了，就发生了铁路风潮。他们三人到双流县去检定时，正遇着“保路同志会”在围城，这便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他们因不能进城，就折返成都去了。其时总督赵尔丰与“保路同志会”大事为难，并逮捕与保路有关的士绅，张澜（字表方）即曾被捕入狱，因此激怒了全川的党人。于是张列五谢慧生杨庶堪等率领同志，在重庆揭举义旗，驱逐伪吏，于十月初二日宣布独立，众推张列五为蜀军政府都督。十月初七日，成都亦响应反正，推蒲殿俊为四月都督。十八日成都兵变，杨萃友（宗吾高等学堂的同学）出任巡警总监，捉住扰乱治安的人，便就地正法；他出的告示，是模仿张献忠七杀碑的笔调，连书“杀杀杀”字样，秩序因以恢复。不久，成渝两军政府宣告合并，张列五力推尹昌衡为四川正都督，主持军政；而自居副都督，主管民政，于是四川革命统一。这些事都是宗吾亲见目睹的。但他虽是同盟会的同志，却未参加实际工作，他见革命大业既已告成，许多同志好友，亦各膺重任，他便偷偷地回自流井去了。 宗吾回去不久，张列五便于一九一二年正月，打电到自流井，请宗吾和廖绪初即日起程赴省，他们二人也只好应命前往。当时民政方面，新设一个审计院，列五的意思，是打算委绪初为院长，委宗吾为次长。他们到后一再谦辞，乃改委尹昌龄为院长，绪初为次长，宗吾为第三科科长。他们这位绰号“圣人”的次长，前文已经提及，是坚苦卓绝，以廉洁自持的。其时，尹昌衡奉命西征，临行时召开大会，正副两都督讲话时曾提到军费不足的情形，绪初便登台讲演，大旨是说：军饷支绌，即应裁减浮费，例如各机关的次长一职，都应该裁撤。……话犹未毕，列五便起而说道：“廖先生的意思很好，我们改日讨论，今天我还有话要说……”就这样混过去了。事后，列五就对宗吾说：“绪初太不识时务了！他自己肯牺牲次长不当，敢保别人也都愿意陪着牺牲吗？这类话如果听他说下去，立即要出事，我才把他的话打断了。”但绪初既说过这话，跟即呈请辞职。院长见了很诧异，也不到院办公了，声言绪初不复职，他也决定辞职，而绪初则务要贯彻他的主张。闹得列五无法，乃将绪初降为科长，兼任次长职务，支科长薪俸，方才了事。后来审计院裁撤时，绪初又有令职员购买器物，以款缴还公家的奇事。宗吾常常对人说：绪初这种廉洁的风范，使他十分感动。 宗吾受了这种感动，所以当审计院裁撤后，财政司委他为重庆关监督，他立即把委任状退回去；该司又命刘公潜（宗吾高等学堂的同学）前去劝驾，他也未就。当时很惹得一般人怪异：为什么这样的优缺，他偏偏不干呢？以后又委他为四川官产竞卖经理处的总经理，他才应命了；不过他非要求减薪不可，当时的薪水是二百元，直到为他减至一百二十元，他才肯就职。他常对人说：“当时我还不知道银圆是用得的，可算害了幼稚病；幸而重庆关的监督没有就，否则不知还要闹些什么笑话！”他就职竞卖处以后，因着某种关系，官产不能竞卖，改委他为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听说又因某种关系，官产也不能清理，于一九一三年冬，乃将此机关干脆裁撤，于是他顿觉“无官一身轻”，就打算回家安守田园去。可是路费无着，便写信向同乡陈健人借银圆五十元，以作归计。陈回信说：“我现无钱，好在为数不多，特向某某人转借，凑足五十元与你送来。”信末附一诗云： 五十块钱不为多， 借了一坡又一坡。 我今专人送与你， 格外再送一首歌。 宗吾读了，诗兴勃发。不可遏止，立复一信道：捧读佳作，大发诗兴。奉和一首，敬步原韵，辞达而已，工拙不论。君如不信，有诗为证： 厚黑先生手艺多， 哪怕甑子滚下坡。 讨口就打莲花落， 放牛我会唱山歌。 诗既成，余兴未已，又作一首： 大风起兮甑滚坡， 收拾行李兮回旧窝， 安得猛士兮守炒锅。 他走出成都东门至石桥赶船，望见江水滔滔，诗兴又来了，再作一首： 风萧萧兮江水寒， 甑子一去兮不复还！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就这样两袖清风，一面唱着《去官吟》，一面顺路回自流井去了。 一九一四年正月，教育司委他充任富顺县视学（即后来的教育局长），到任方十天，又奉省电。及抵省，始知己被委为省立第二中学校长了。省立二中，设中江油县中坝地方，是新添的学校，他便奉令前往开办。在校二年，卓著成绩（此校后迁绵阳，改为省立绵阳中学）。一九一五年调他任省视学（即后来的省督学）。一九一八年，廖绪初任省长公署教育科长，宗吾任副科长。一九一九年冬，绪初欲辞职恐当局不允，就托故请假归家，行至龙泉驿，上一辞呈，当局慰留不得，即命宗吾暂代；宗吾不惟不干，连自己的副科长也坚意辞去了。因此，一九二○年，他才得以在家作潜修的工夫。这一年，在他的思想上，是一重大关键。他的思想，可分破坏建设两部分：破坏部分的《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是发生于前清末年；建设部分的思想，就开始于一九二○年。 我们于此要谈谈他的“厚黑学”： 我在上文，不是说他在高等学堂时，已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了吗？他自己也说是在校四年，正是“厚黑学”孕育时期。例如他和张列五讨论“权术”问题，那便是厚黑学理在他心里作怪。张列五也看出他有些本领，一日，就对他说：“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当时他也颇自期许，心想，英雄豪杰的成功，必有秘诀。遂取历史上的名人，加以研究，并用归纳法，去寻求他们的秘诀，久之无所得。宣统二年，他做富顺中学监督，一夜卧在床上，忽然想起曹操刘备孙权几个人，不禁恍然大悟道：“所谓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他以为曹操的特长，全在心肠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肠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刘备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奔西走，寄人篱下，恬不知耻；而且生平善哭，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脸皮之厚，也算达于极点了。孙权也有“厚黑”的本领，他本和刘备同盟，忽然袭取荆州，此之谓黑；无奈他黑不到底，跟即向蜀请和。他本与曹操争相称雄，忽然在曹王驾下称臣，此之谓厚；无奈他厚不到底，跟即与魏绝交。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具，也不能不算一个英雄。他们三人，把各人的本领施展出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时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宗吾发现了这种“厚黑”的秘诀，当夜即为之喜而不寐。于是他由三国时代推上去，推到刘邦张良，推到孙武商鞅，推到黄石公姜太公；更由三国时代推下来，推到司马氏父子，推到唐太宗，推到明太祖，推到张居正，甚而推到曾国藩胡林翼：他们这些人，有的长于厚，有的长于黑，有的厚黑兼长，所以不愧为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此外他又在二十四史的人物中，横推竖推，有多大的“厚黑”便成多大的人物，几乎无一不合。“厚黑学”到了此时，可说由孕育时期而至成形了。但他还不能完全信得过，就常常向知己的友人讲这种道理，请他们批评，看可不可以发表。首先就遇着王简恒严切地警告他，说道理是不错，但不可讲在口头上，更不可形诸文字。以后雷民心，也说这种道理是“做得说不得”的。此外还有别的友人也是谆谆地劝告他，不可形诸言语文字。他受到良友的劝诫，于是就暂把这种道理压在心头了。 直到一九一二年，他到了成都，和同学廖绪初谢绶青杨仔耘诸人，住在《公论日报》社内，报社请他写稿，他们就再三地怂恿他，请把“厚黑学”写出来发表，绪初并对他说“如果你写出来，我还可为你作一篇序”。宗吾想：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朋辈呼他为“廖大圣人”，他都说可以写出发表，当然是无问题的。于是逐日写去，而《厚黑学》便诞生于世了。不过初期的《厚黑学》，并不像后来流传的本子，没有所谓《厚黑经》及《厚黑传习录》之类，那只是标题为《厚黑学》的短篇而已。文字是用的古文体，这在宗吾的所有著作中，是仅有的体裁。今为保留这篇《厚黑学》的原形式起见，也可让读者看看这位厚黑教主的古文笔法如何，将全文照录于下： 吾自读书识字以来，见古之享大名膺厚实者，心窃异之。欲究其致此之由，渺不可得：求之六经群史，茫然也；求之诸子百家，茫然也；以为古人必有不传之秘，特吾人赋性愚鲁，莫之能识耳。穷索冥搜，忘寝与食，如是者有年。偶阅《三国志》而始憬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三国英雄，曹操其首也，曹逼天子，杀皇后，粮罄而杀主者，昼寝而杀幸姬，他如吕伯奢、孔融、杨修、董承伏完辈，无不一一屠戮，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心之黑亦云至矣。次于操者为刘备，备依曹操、依吕布、依袁绍、依刘表、依孙权，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稗史所记生平善哭之状，尚不计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类。又次则为孙权，权杀关羽，其心黑矣，而旋即碑和，权臣曹丕，其面厚矣，而旋即与绝，则扰有未尽黑未尽厚者在也。总而言之，操之心至黑，备之面至厚，权之面与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故曹操深于黑学者也；刘备深于厚学者也；孙权于厚黑二者，或出焉，或入焉，黑不如操，而厚亦不如备。之三子，皆英雄也，各出所学，争为雄长，天下于是乎三分。追后，三子相继而，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奄有众长，巾帼之遗而能受之，孤儿寡妇而忍欺之，盖受曹刘诸人孕育陶铸，而集其大成者，三分之天下，虽欲不混一于司马氏不得也。诸葛武侯天下奇才，率师北伐，志决身坚，卒不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王佐之才，固非厚黑名家之敌哉！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吾于是返而求之群籍，则向所疑者，无不涣然冰释。即以汉初言之，项羽喑哑叱咤，千人皆废，身死东城，为天下笑，亦由面不厚，心不黑，自速其亡，非有他也。鸿门之宴，从范增计，不过一举手之劳，而太祖高皇帝之称，羽已安坐而享之矣；而乃徘徊不决，俾沛公乘间逸去。垓下之败，亭长舣船以待，羽则曰：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噫，羽误矣，人心不同，人面亦异，不一审他人所操之术，而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沛公之黑，由于天纵，推孝惠于车前，分杯羹俎上，韩彭菹醢，兔死狗烹，独断于心，从容中道。至其厚学，则得自张良，良之师曰圯上老人，良进履受书，顿悟妙谛，老人以王者师期之。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尽得其传。项王愤与挑战，则笑而谢之，郦生责其据见长者，则起而延之上坐；韩信乘其困于荥阳，求为假王以镇齐，亦始怒之，而终忍之，自非深造有得，胡能豁达大度若是？至吕后私辟阳侯，佯为不知，尤其显焉者。彼其得天既厚，学养复深，于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廓而清之，剪灭群雄，传祚四百余载，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胯下之辱，信能忍之，其厚学非不优也。后为齐王，果听蒯通之说，其贵诚不可言。奈何拳拳于解衣推食之私情，贸然曰，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三族，有以也。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沛公破咸阳，系子婴，还军灞上，秋毫无犯，增独谓其志不在小。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既而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增大怒求去，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夫欲图大事，怒何为者！增不去，项羽不亡，苟能稍缓须臾，阴乘刘氏之敝，天下事尚可为；而增竟以小不忍，亡其身，复亡其君，人杰固如是乎？ 夫厚黑之为学也，其法至简，其效至神，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沛公得其全而兴汉，司马得其全而兴晋；曹操刘备得其偏，割据称雄，显赫一世。韩信范增，其学亦不在曹刘下，不幸遇沛公而失败，惜哉！然二子虽不善终，能以一得之长，显名当世，身死之后，得于史传中列一席地，至今犹津津焉乐道之不衰，则厚黑亦何负于人哉？由三代以迄于今，帝王将相，不可胜数，苟其事之有济，何一不出于此？书策俱在，事实难诬。学者本吾说以求之，自有豁然贯通之妙矣。 世人论者，动谓成败利钝，其权不操于人，而操于天。不知惟厚惟黑，为人力所能尽。吾人处世，当竭其所能尽之力，以战胜乎不可必之天。而天降祸于吾也，吾必反躬自省，吾行而未修乎，吾则改图焉，吾行而已至乎，吾则加勉焉；所造果精，彼苍自退而听命。若浅尝辄止，而归咎于厚黑之无灵，厚黑岂任受哉？天之生人也，予以面而厚即随之，予以心而黑即随之，面与心先天也，厚与黑根于先天者也。自形式观之，块然一面，广不数寸，藐乎一心，大不盈掬，精而察之，其厚无限，其黑无伦，举世之富贵功名宫室妻妾衣服典马，靡不于此区区间求之自足，造物之妙，诚有不可思议者！人之智慧，有时而穷，人之精神，有时而困，帷天斌厚黑，与生俱生，阅世愈多，其功愈著。得其道者，磨之不薄，洗之不白。面可毁，心可死，而厚黑之灵，亘万古而不可灭，则知人票于天者富，而天之爱乎人者笃矣。 世之衰也，那说充盈，真理泪没，下焉者，诵习感应篇阴笃文，沉迷不返；上焉者，扭于礼义廉耻之刁，破碎吾道，弥近理而大乱真。若夫不读书不识字者，宜乎至性未漓，可与言道矣；乃所谓善男信女，又幻出城煌阎老牛头马面刀山剑树之属，以慑服之，搏束之，而至道之真，遂隐而不见矣。我有面，我自厚之；我有心，我自黑之，取之裕如，无待于外。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薄其面而为厚所赋，白其心而为黑所欺，穷史终身，一筹莫展，此吾所以叹息痛恨上叩亨苍而代诉不平也。虽然，厚黑者，秉弃之良，行之非艰也。愚者行而不著，习而不察；黠者阳假仁义之名，阴行厚黑之实。大道锢蔽，无所遵循，可哀也已！ 有志斯道者，毋忸怩尔色，与厚太忒；毋坦白尔胸怀，与黑违乖。其初也，薄如纸焉，白如乳焉。日进不已，由分而寸而尺而寻丈，乃垒若城垣然。由乳色而灰色而青蓝色，乃黯若石炭然。夫此扰其粗秀者耳；善厚者必坚，攻之不破；善黑者有光，悦之者众。然扰有迹象也：神而明之者，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而常若不厚不黑，此诚诣之至精也。曹刘诸人，尚不足以语此。求诸古之大圣大贤，庶几一或遇之。吾生也晚，幸窥千古不传之秘，先觉觉后，舍我其谁？亟发其凡，以告来哲。君子之道，引而不发，跃如也。举一反三，责在自悟。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闻吾言而行者众，则吾道伸；闻吾言而笑者众，则吾道绌。伸手绌乎？吾亦任之而已。 他把这篇文字写出来，果然廖绪初就为他作了一序，以后谢绶青也为他写了一跋。当时他未用本名，是用的别号“独尊”二字，盖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绪初也是用的别号，取名“淡然”。廖的序云： 吾友独尊先生，发明“厚黑学”，恢诡谲怪，似无端崖；然考之中外古今，脸诸当世大人先生，举英能外，诚宇宙间至文哉！世欲业斯学而不得门径者，当不乏人。特劝先生登诸报端，以飨后学。异日将此理扩而充之，刊为单行本，普度众生，同登彼岸，质之独尊，以为何如？民国元年，三月，淡然。 谢的跋云： 独尊先生《厚黑学》出，论者或以为讥评末俗，可以导人为善；或以为凿破混沌，可以导人为恶。余则曰：“厚黑学”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如利刃然，用以诛盗贼则善，用以屠良民则恶，善与恶何关于刃？用厚黑以为善则为善人，用厚黑以为恶则为恶人，于厚黑无与也。读者当不以余言为谬。谢绶青跋。 于是“厚黑学”就从此问世了。果然不出王简恒雷民心诸人所料，《厚黑学》发表出来，读者哗然，他虽是用的笔名，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李宗吾作的。“淡然”二字，大家也晓得是廖绪初的笔名。但“廖大圣人”的称谓，依然如故；而宗吾则博得了“李厚黑”的徽号。当时，他也曾后悔不听良友的劝告；继而以为此事业已做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倒不如把心中所蓄积的道理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任凭世人笑骂好了。于是又采用四书的文句，写了一篇《厚黑经》，袭取宋儒的语录体，写了一篇《厚黑传习录》，在他的传习录中，又特别提出“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及“办事二妙法”三项，加以详说，以为古今来的“官场现形”绘出一逼真的写照，而自己便索性以“厚黑教主”自命，甘愿一身担当天下人的罪恶，大有耶稣背十字架的精神，笑骂也由他，杀戮也由他，却不能动摇教主的尊严。同时，他还写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抨击儒家的四书五经和宋元明清学案，这篇文章，当时虽未发表，但知道的人却不少。于是社会上对他的非议，就日甚一日了。当廖绪初任省长公署的教育科长时，宗吾任副科长。其时各校的校长，各县的县视学，任免之权，操诸教育科。凡是得了好处的人，都称颂说：“这是廖大圣人的恩赐呀！”如有被免职的，被记过的，要求不遂的，预算被核减的，他们便对人说：“这一定是李厚黑从中玩的把戏！”简直成为“善则归廖绪初，恶则归李宗吾”了。若说是绪初把得罪人的事情向他身上推卸吗？则又不然，有人向绪初说及宗吾的坏话，他立刻便说：“某某事是我主张办的，某人怪李宗吾，你可叫某人来，我当面对他说，与宗吾无干。”无奈绪初越是解释，众人越说绪初是圣人，你看，李宗吾干的事，他还要替他受过，非圣人而何？李宗吾能使绪初这样做，非大厚黑而何？虽然宗吾后来也博得圣人的徽号，不过圣人之上，还冠有“厚黑”二字罢了。 他既已发表了这种学说，便收不住马了，独居即思考厚黑，见人即讲说厚黑，甚且把他的朋友们一一加以分析，看谁是厚，谁是黑，谁是厚黑兼备。相传人的颈子上，都有一条刀路，刽子手杀人，顺着刀路砍去，一刀就把脑壳削下。所以刽子手无事时，与人对坐闲谈，就留心看你颈上的刀路。他自发明了“厚黑学”之后，遇事遇人，无不拿出厚黑的尺度去衡量一番，这便是用的刽子手看刀路的方法。他说，滔滔天下，无在非厚黑中人，平日与朋辈往还之际，若是本着他的法子去研究，包管生出无限趣味，比读四书五经二十五史受的益处还多。 因此，他遇着人想在他身上行使厚黑，叨叨絮絮，说个不休；他便瞪起眼睛看着那人，一言不发。于是那人便脸红起来，扑哧一声笑道：“实在不瞒你，先生，当学生的真是无法了，只有在老师名下，行使点‘厚黑学’。”他便说：“可以！可以！我成全你就是了！”关于这类的事，他有一种说明：俗语“对行不发货”，奸商最会欺骗人，独在同业前不敢弄假。他苦口婆心，劝人研究“厚黑学”，意在使大家都变成内行。假如有人想玩弄点厚黑把戏，不妨说明了来干，如此则施者受者，可以心安而理顺。 他说，“厚黑学”这门学问，就等于拳术，想学就要学得精；否则不如不学，安分守己，还免得挨打。若仅仅学得一两手，甚或连拳师的门也未拜过，一两手都未学得，远远望见有人在习拳术，自己就要向前伸手伸脚，怎能不遭人痛打呢？所以有人问他道：“你的‘厚黑学’，怎么我拿去实行，处处失败呢？”他问：“我著的《厚黑丛话》，你读过没有？”答：“没有。”又问：“《厚黑学》单行本，你读过没有？”答：“没有。我只听说你的主张：做事离不得面皮厚，心肠黑，我就试照这话去行。”他冷笑说：“你的胆子真大！听见‘厚黑学’三字，就拿去实行，仅仅失败，尚能保全一条性命，还算是你的造化呢！”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他又说，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唯有“厚黑学”最特别，知也难，行也难。此中的玄妙，等于修仙悟道的口诀，古来原是秘密传授，黄石老人因张良身有仙骨，半夜三更传授给他，张良言下顿悟，老人即以王者师期许他。无奈这门学问太精深了，所以《史记》上说：“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良叹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见这门学问，不但明师难遇，就是遇着了，也不易领悟。苏东坡曰：“项羽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帝忍之，养其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衣钵真传，彰彰可考。所以他打算做一部《厚黑学师承记》，说明此中的传授渊源，使人知道黄石公这类人，才能传授；像张良刘邦这类人，才能领悟。——此之谓“知难”。再则刘邦能够分一杯羹，能够推孝惠鲁元下车，其心地之黑还了得吗？独至韩信求封假齐王，他忍不住了，怒而大骂；倘非张良从旁指点，就几乎误事。勾践入吴，身为臣，妻为妾，其面之厚还了得吗？沼吴之役，夫差遣人痛哭求情，勾践心中不忍，意欲允之；幸而范蠡悍然不顾，才把夫差置于死地。你想，就凭刘邦勾践这类人，事到临头，还须军师指挥督率，才能成功。——此之谓“行难”。 因此，他就把“厚黑学”的施行，分出三种步骤：第一步，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这三步功夫，也可说是上中下三乘。他说他是随缘说法，时而说下乘，时而说中乘，时而说上乘，时而三乘会通来说，听者往往觉得他的话互相矛盾，其实是始终一贯的。他讲“厚黑学”，虽是五花八门，东拉西扯，但仍是滴滴归源，犹如树上的千枝万叶，千花百果，都是从一株树上生出来的，枝叶花果之外，另有树的真生命在。所以他常引证《金刚经》道：“若以色见我，若以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他更说：厚黑二者，是一物的两面：凡黑到极点者，未有不能厚；厚到极点者，未有不能黑。举例来说：曹操的心至黑，而陈琳作檄，居然容他得过，则未尝不能厚；刘备的面至厚，而刘璋推诚相待，忽然把他灭掉，则未尝不能黑。可见在根本上说，二者是互相贯通的：“厚”字翻过来，即是黑；“黑”字翻过来，即是厚。从前有个权臣，得罪出亡，从者说道：“某人是你的故人，他平日对你很好，何不前去投他？”答道：“此人对我果然很好！我好音，他就遗我以鸣琴；我好佩，他就遗我以玉环。可是他平日既见好于我，今日必以我见好于人，若是去见他，他一定把我缚献于君了。”果然此人从后追来，把随从的人，捉了几个去请赏，这就是面厚变而为心黑的明证。有人问他：也有心黑变而为面厚的吗？他说：有！有！《聊斋》上马介甫那一段，所说的那位太太，就是由心黑一变而为面厚的明证。不过此中有一条公例：“黑”字专长的人，黑者其常，厚者其暂；“厚”字专长的人，厚者其常，黑者其暂。 他如此这般地大说其法，自称教主，自然是惊世骇俗，只有令人怪异。于是友人就善意劝他道：“你的怪话少说些吧！外面许多人指责你，你也应该爱惜名誉。”他说：“吾爱名誉，吾尤爱真理。话之说得说不得，我内断于心，在未说出未下笔之先，我必审慎考虑；既已说出，即听人攻击，我并不答辩。但攻击者说的话，我仍细细体会，如能令我心折，我还是加以修正的。”有时友人不客气地责他道：“你何必天天说这些鬼话呢？”他说：“我是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什么？但我发表的许多文字，又可说‘人见之则为人话，鬼见之则为鬼话’，亦无不可。”如有人对他说：“某人对你不起，他如何如何。”他便说：“我这个朋友，他当然这样做；如果他不这样做，我的‘厚黑学’还讲得通吗？我所发明的是人类的大原则，我这个朋友，当然不能逃出这个原则。”也有人为他提倡“厚黑学”，当面骂他是个坏人；他即还骂他道：“你是宋儒！”听者不解他的意思，还以为得胜而去。接着他便自加说明道：“要说坏，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坏人；要说好，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圣人。就‘宋学’而言，宋儒是圣人，李宗吾是坏人；就‘厚黑学’而言，李宗吾是圣人，宋儒是坏人。故骂我为坏人者，其人即是坏人，何以故？是宋儒故。” 他这样的嬉笑怒骂，毫无顾忌，自然得罪了社会，尤其得罪了以卫道自命的大人先生。据说有一位关心世道的军人，首先出来对他声罪致讨，并著一《薄白学》，在成都某报纸连续发表，满口的道德话，对于厚黑学说，大肆攻击，并且说道：“李宗吾呀，赶快把你的厚黑学收回去吧！”但他读后置之不理，许多人劝他著文驳辩，他便说：“这又何必呢？世间的学问，各人讲各人的，信不信，听凭众人。譬如粮食果木的种子，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彼此无须争执，只是把它种在土里，将来看它的收获就是了。”他们就说：“你不答辩，可见你的理屈，是你的学说被他打倒了；我们如今不再奉你为师，要去与他拜门，学‘薄白学’去。”他说：“你们去向他拜门，是很可以的，但是我要忠告你们几句话：《厚黑经》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国；苟不厚黑，箪食豆羹不可得。’将来你们讨口饿饭，不要怪我！”后来那位“薄白学”的发明家，因着有贪污横暴的事实，他的脑壳被人截下来，挂在成都少城公园的纪念碑上示众若干日，人人反大为称快，这真是一件怪事了！ 如今我们再反观一下厚黑教主的操行如何呢？他以为“薄白学”是可以藏在心里去实行，不必拿在口头上说的；“厚黑学”也是可以藏在心里去实行，绝不许拿在口头上说的。当年王简恒雷民心所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话，他承认是至理名言。但他既把“厚黑学”公然发表了，而且还逢人对人地强聒不休，于是就又变出了一条公例，那便是“厚黑学”是“说得做不得”的。所以自他发表了《厚黑学》以来，反成了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每想做一事，刚一动念，自己就想道：“像这样做去，别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去。你想，重庆关的监督，是何等的天字第一号的肥缺呀！但他不肯干，即使有人劝驾也不干。官产竞卖处和官产清理处的经理处长，也不能不说是发财的机会吧！但前者他要求减薪，后者被裁撤时，落得没有归家的路费。于是他自己解嘲说：“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呀，‘厚黑学’呀，你真是把我误了！” 他对于“厚黑学”的见解，约分前后两期。前期的“厚黑学”，大略如此；后期的“厚黑学”，是他思想发展后的另一种看法，等到若干章以后，再为叙述。 心理与力学 心理与力学 他以为“厚黑学”与“心理学”有关，乃追寻中外心理学诸书来阅读，久之亦无所得。他既陷于茫然无所适从，于是索性将古今人的说法，尽行扫去，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一日，他在街上行走，忽然觉得人的天性，以“我”字为本位，仿佛面前有许多圈子，将“我”围住，层层放大，有如磁场一般；而人心的变化，处处是循着力学规律走的。 我们千万不可忘记，一九二○年，是宗吾思想发展史上的新纪元。他的“厚黑学”，实在说，是渊源于荀子性恶说的，在学理上，也不能说是没有根据；但在这时，他自己也觉得这种根据的不满足了。一日，他与同学曾圣瞻在茶馆内闲谈，圣瞻就向宗吾道：“朋辈中要算你的思想最锐敏，你何必老是用在开玩笑的方面呢？应该好好地研究一种学理，如果有所发明，也是朋辈的光荣啊。”他对这话深为感动，又从“厚黑学”做进一步的研究。他以为“厚黑学”与“心理学”有关，乃追寻中外心理学诸书来阅读，久之亦无所得。他既陷于茫然无所适从，于是索性将古今人的说法，尽行扫去，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一日，他在街上行走，忽然觉得人的天性，以“我”字为本位，仿佛面前有许多圈子，将“我”围住，层层放大，有如磁场一般；而人心的变化，处处是循着力学规律走的。他从古今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西洋学说上，四方八面，印证起来，处处觉得可通。在这时候，大有禅宗顿悟的光景。其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传至中国，他将爱氏的学说，和牛顿的学说，应用到心理学上，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就在这一年中，写一专论，标题为《心理与力学》，将人世一切事变，悉用力学和数学来解释。后经十余年的研究，补充整理，才扩大为一专书问世，此书就算是他思想的中心。 当时，他既创出这一臆说，便想使之成为公例。他首先从孟荀的“人性论”研究起，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他说这个说法，就是有破绽的。试任请一位当母亲的，把她亲生的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如母亲抱着他吃饭，他就伸手来拖母亲的碗，若不提防，就会把碗打碎，这种现象，何尝是爱亲？又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小孩见了，就伸手去夺，如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他立刻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他的口中，这种现象，又算不算爱亲？当小孩在母亲怀中吃东西的时候，哥哥走近前，他就推他打他，这种举动，又何尝是敬兄？五洲万国的小孩，无一不如此，事实上既有了这种现象，孟子的性善说，岂不是显然有破绽吗？然则孟子所说的“孩提爱亲，及长敬兄”，究竟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要解释这个问题，只好用研究物理学的法子去研究，盖人的天性，以“我”为本位，我与母亲相对，小儿只知有我，故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在自己口中。母亲是哺乳我的人，哥哥是分我食物的人，把母亲与哥哥比较，觉得母亲与我更接近，所以小儿就爱母亲。稍长的时候，与邻人相遇，把哥哥与邻人比较，觉得哥哥与我更接近，自然就爱哥哥。由此推之，走到异乡，就爱邻人；走到异省，就爱本省人；走到外国，就爱本国人，其间有一定的规律。他的规律，是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可见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内部藏了一个“我”字，不过没有说明出来；若是补个“我”字进去，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图一，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亲，第三圈是兄，第四圈是邻人，第五圈是本省人，第六圈是本国人，第七圈是外国人。这个图，就是人心的现象。这个现象，很像物理学上所讲的磁场一般，其规律与地心引力相似。由此知人的心性，与磁电相同，与地心引力相同，故牛顿所创的公例，可适用于心理学。 但图一是否正确，还须加以考验：假如暮春三月，我们约同二三友人，出外游玩，看见山明水秀，心中非常愉快；走至山水粗恶的地方，心中就不免烦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山水是物，我也是物，物我本是一体，所以物类好，心中就愉快，物类不好，心中就不愉快。又走至一个地方，见地上许多碎石，碎石之上，落花飘零，心中对于落花，不胜悲感，对于碎石，则不甚注意。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石是无生之物，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所以常常有人作落花诗、落花赋，而不作碎石歌、碎石行；古今诗词中，吟咏落花，推为绝唱者，无一不是连同人生来描写的。假如落花之上，卧一将毙之犬，哀鸣宛转，入耳惊心，立把悲感落花之心打断。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花是植物，犬与我同是动物，故不知不觉，对于犬特表同情。又假如途中见一狞狰恶犬，拦着一人狂噬，那人持杖乱击，当此人犬相争之际，我们只有帮人之忙，断不会帮犬之忙。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犬是兽类，我与那人同是人类，故不知不觉，对于人更表同情。我与友人分手归家，刚一进门，便有人跑来报道：你先前那个友人，走在街上，同一个人打架，正在难解难分；我听了立即奔往营救，本是人与人打架，因为友谊的关系，故我只能营救友人，不能营救那人。我把友人拉至我的书房，询问他打架的原因，正在倾耳细听，忽然房子倒下来，我先急忙跳出门外，回头再喊友人道：“你还不跑出来吗？”请问一见房子倒下，为什么不先喊友人跑，必待自己跑出门了，才回头来喊友人呢？这就是人的天性，以“我”为本位的明证。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我们把上述事实，再绘如下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第四圈是犬，第五圈是花，第六圈是石。其规律，是“距我越远，爱情越减，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此图与前图是一样的。此图所设的境界，与前图全不相同，而得出的结果，还是一样，足证天然之理，实是如此。今再总而言之：凡有二物，同时呈于吾前，我心不假安排，自然会以“我”为本位，视距离我的远近，定爱情的厚薄，正与地心引力，电磁吸力，无有区别。 孟子主张性善，还有一个证据，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其中的破绽，就在文字上都可看得出来。他上文明明提出“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只说“恻隐”不说“怵惕”了呢？这就是一个破绽。怵惕是惊惧的意思，其源出于“我”字。当乍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心目中共有三物，一是“我”，二是“孺子”，三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之物。见孺子将入井，突有一“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所以会怵惕，接着便向孺子表同情，不能向井表同情；但必须先有我，才有孺子，因为我怕死，才觉得孺子入井是不幸的事。假如我不怕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事，不会起怵惕心；看见孺子将入井，当然也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事，断不会有恻隐心。没有我，即没有孺子；没有怵惕，即没有恻隐。孺子是我的放大形，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孟子教人把恻隐之心扩充起来，本是很好的；只是少说了这样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于是就引起后人的误会，生出流弊来。尤其是后来的宋儒，未能察出此点，以为“恻隐”是人性的本源，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一切议论，以“恻隐”为出发点，不以“怵惕”为出发点，就未免泯灭人性了。他们的学问，以去人欲存天理为人手功夫，于是竟把“怵惕”认为人欲，想尽法子去铲除，那便是去怵惕存恻隐了；殊不知怵惕是恻隐的来源，把怵惕去了，怎么会有恻隐呢？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专做“去怵惕”的工作，门人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水，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张南轩的父亲张魏公，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他父亲的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程子自己，自然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无怪戴东原说宋儒是“以理杀人”。 人类的心理，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力有离心向心二种：第一图层层向外发展，是离心力的现象；第二图层层向内收缩，是向心力的现象。孟子站在第一图里面，向外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孩提爱亲，稍长爱兄，再进则爱邻人，爱本省人，爱本国人，层层放大，如果再放大，还可放至爱人类爱物类为止，因断定人性是善的，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善性扩充起来。荀子站在第二图外面，向内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看见花就忘了石，看见犬就忘了花，看见人就忘了犬，看见朋友就忘了他人，层层缩小，及至房子倒下来，赤裸裸地只有一个“我”，连至好的朋友都忘去了，因断定人性是恶的，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恶性抑制下去。实则这种现象，无关于性善性恶，只须假定“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把牛顿的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心理学上，把心理物理，打成一片去研究，岂不简便而明确吗？何苦将性善性恶的名词，哓哓然争论不休呢？ 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所说的“怵惕恻隐”，内部俱藏有一个“我”字；但他总是从第二圈说起，对于第一圈之“我”，则略而不言。杨朱取“为我”，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但他却专在第一圈上用功，第二圈以下各圈，则置之不管。墨翟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们两家，都不知道：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些差等的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 至于宋儒“去私”之说，也应当加以分析的研究。私对公而言，二者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假使只知有我，不顾妻子，环吾身画一个圈，妻子必说我徇私；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环妻子画一个圈，而弟兄在圈之外，弟兄又说我徇私；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环弟兄画一个圈，而邻人在圈之外，邻人又说我徇私；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环邻人画一个圈，而国人在圈之外，国人又说我徇私；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环国人画一个圈，而他国人在圈之外，他国人又说我徇私；这只好把“国人”这个圈撤去了，环人类画一个大圈，才可说是“公”。但还不能说是公，假使世界动植矿都会说话，禽兽一定说：“你们人类为什么要宰杀我们？未免太自私了。”草木问禽兽道：“你为什么要吃我们？未免太自私了。”泥土沙石问草木道：“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吸取养料？未免太自私了。”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你为什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你地心未免自私。”太阳又可以问地心道：“我牵引你，你为什么不拢来，时时想向外逃走？并且还暗暗地牵引我，你地球也未免自私。”再反过来说，假令太阳怕地球说它徇私，它不牵引了，这地球早不知飞向何处去了。地心怕泥土沙石说它徇私，也不牵引了，这泥土沙石立即灰飞而散，地球也就立即消灭了。这样推想起来，即知道：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通常所谓公，是画了范围的，范围以内的人谓之公，范围以外的人仍谓之私。又可知道：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私”字之除不去，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如果除去了，就会无人类，无世界。宋儒“去私”之说，如何行得通？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请问私字既然是除不去，而私字留着，又未免害人，应当如何处置呢？答曰：这是有办法的，人心之私，既是通于万有引力，我们用处置万有引力的法子，处置人心的私就是了。就如所绘三图，大圈小圈层层包裹，完全是地心引力现象，厘然秩然，我们应当取法它，把世间一切事物，安排得厘然秩然，像天空中众星球相维相系一般，而人世就可相安无事了。 次从古人事迹上求心理的轨道： 他说：人心虽是不可测度，但从他所做的事上，即可把他的心理考察出来。一部二十四史，是人类心理留下来的影像，我们取历史上的事迹，本力学规律，把它绘出图来，即知人事纷纷扰扰，皆有一定的轨道。作图之法，例如心中念及某事，即把那事作为一个物体。心中一念及它，即是心中发出一根力线，与之联结。心中喜欢它，即是想把它引之使近；如不喜欢它，即是想把它推之使远。从这个相推相引之中，就可把轨道寻出来。 孙子说：“吴人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是舟将沉下水去，吴人越人，都想把舟拖出水来，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平日的仇人，都会变成患难相救的好友。凡是历史上的事，都可本此法，把它绘图研究。 韩信的背水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汉兵被陈馀的兵所压迫，前面是大河，是死路，唯有转身来，把陈馀的兵推开，才有一条生路，人人如此想，即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乌合之众，可以团结为一。其力线的方向，与韩信相同，韩信就坐收成功了。 张耳陈馀，称为刎颈之交，算是至好的朋友，后来张耳被秦兵围困，向陈馀求救，陈馀畏秦，不肯应援，二人因此结下深仇，这是张耳将秦兵向陈馀方面推去，陈馀又将秦兵向张耳方面推来，力线方向相反，所以至好的朋友，会变成仇敌。结果，张耳帮助韩信，把陈馀杀死在泜水之上。（图六） 嬴秦之末，天下苦秦苛政，陈涉一呼，山东豪俊，群起响应，无人从中联络，自然结合起来。这是众人受秦的压迫久了，人人心中都想把它打倒，利害相同，心理相同，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不消联合，自然联合。（图七） 刘邦项羽，起事的时候，大家志在灭秦，目的相同，成了合力线，所以异姓之人，可以结为兄弟。后来把秦灭了，目的物已去，现出了一座江山，刘邦想把它抢过来，项羽也想把它抢过来，力线相反，异姓兄弟，就血战起来了。 当项羽称霸的时候，刘邦心想：只要把项羽灭了，我就好了！韩信彭越也想：只要把项羽灭了，我就好了。他们思想相同，自然成为合力线，所以垓下会师，立把项羽扑灭。项羽既灭，他们君臣，更无合力的必要，彼此的心思，就趋往权力上去：但权力这个东西，你多占了，我就少占，我多占了，你就要少占，力线是冲突的，所以汉高祖就杀起功臣来了。 唐太宗取隋，明太祖取元，起事之初，与汉朝一样；事成之后，唐则兄弟相杀，明则功臣族灭，也与汉朝无异。大凡天下平定以后，君臣力线，就生冲突，君不灭臣，臣就会灭君，看二者的大小，定彼此的存亡。李嗣源佐唐庄宗，灭梁灭契丹，庄宗之力，制他不住，他就把庄宗的天下夺去了。赵匡胤佐周世宗，破汉灭唐，嗣君之力，制他不住，他也把周之天下夺去了。这就是刘邦不杀韩彭诸人的反面文字。 汉光武平定天下之后，邓禹耿弇诸人，把兵权交出，闭门读书，这就是看清了光武的路线，先行让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就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线，明白说出，叫他们自家让开。究其实，汉光武宋太祖的心理，与汉高祖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汉高祖性情残忍，也不能说汉光武宋太祖度量宽宏，只能说，这是一种力学公例。 岳飞想把中原挽之使南，秦桧想把中原推之使北；岳飞想把徽钦二帝迎之使南，高宗想把徽钦二帝推之使北，高宗与秦桧，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其方向恰与岳飞相反，岳飞一人之力，不敌高宗秦桧的合力，故“三字狱”成，岳飞不得不死。 历史上，凡有阻碍路线的人，无不遭祸。刘先帝杀张裕，诸葛亮请其罪，先帝说：“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芳兰何罪？罪在生非其地。赵太祖伐江南，徐铉乞缓师，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酣睡何罪？罪在睡非其地。古来还有一件奇事：狂矞华士兄弟二人，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这明明是空谷幽兰，明明是鼾睡自己榻上，宜乎可以免祸了；太公至营丘，首先诛之。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太公在那个时候，正想以爵禄驱使豪杰，偏偏有两个不受爵禄的人，横亘前面。这仍是阻碍了路线，如何容得他们？太公是圣人，狂矞华士是高士，高士阻碍了路线，圣人也容他不过，这可说是普通公例了。 逢蒙杀羿，是先生阻了学生的路；吴起杀妻，是妻子阻了丈夫的路；汉高祖分羹，是父亲阻了儿子的路；乐羊子食羹，是儿子阻了父亲的路；周公诛管蔡，唐太宗诛建成元吉，是兄阻弟之路，弟阻兄之路。可见力线冲突了，就是父子兄弟夫妻，都要起杀机的。王猛见了桓温，即仕苻秦，殷浩不明白这个道理；范蠡灭了吴国，即泛舟五湖，文种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都遭失败。此外如韩非囚秦，子胥伏剑，嵇康见诛，阮籍免祸，我们试把韩非诸人的事实言论研究一番，又把杀韩非的李斯，杀子胥的夫差，以及容忍阮籍、诛戮嵇康的司马昭，各人心中注意之点寻出，考察他们路线的经过，即知道或冲突，或不冲突，确有一定不移的公例，存乎其间。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道理本是对的，但他在当日，因这三句话，得了重谤。我们今日读了，也觉得他是盛气凌人，心中有些不舒服，假使我们生在当日，未必不与他冲突。陈宏谋说：“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这三句话的意义，本是与王安石一样，而我们读了，就觉得这个人和蔼可亲。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王安石仿佛是横亘在路上，凡有“天变”、“人言”、“祖宗”，从路上经过，都被他拒绝转去。陈宏谋是把“己”字、“人”字、“数”字，列为三根平行线，彼此不相冲突。我们听了王安石的话，不知不觉，置身“人言不足恤”的那个“人”字中；听了陈宏谋的话，不知不觉，置身“毁誉听之于人”的那个“人”字中。我们心中的力线，也是喜欢人家相让，不喜欢人家阻拦，所以不知不觉，对于王陈二人的感情就不同了。如果悟得此理，应事接物，必有无限受用。 再次，则按照力学及磁电学的规律，说明各种心理的轨道： 他说：我们把物体的分子，加以分析，就得原子，把原子加以分析，就得电子，电子是一种力，这是科学家已经证明了的。人是物体中的一种，我们的身体，是电子集合而成，身与心本是一物，所以我们的心理，不能逃力学的规律，不能逃磁电学的规律。 磁电的作用，是相推相引；人的心理，也是如此。人有七情，大别之只有好恶二种。心所好的东西，就引之使近，心所恶的东西，就推之使远，其现象与磁电相同。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情”的混合物，只算有“知”、“情”二者。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它相推相引的作用，是“情”的现象，能够判别同性异性，又含有“知”的作用，可见磁电也是有“知”、“情”的。人类男女相爱，是异性相引；同业相嫉，是同性相推。阳电正在需要阴电的时候，假使再来一个阳电，要分它的阴电，它自然要把它推开，阴电推阴电，其理亦同，犹如小儿吃东西时，见他哥哥来了，用手推他打他是一般。至于阴阳电相遇，各遂所欲，自然相吸相引，其现象也与人性一样。 宇宙间无论有形之物，无形之物，都含有向内牵引之力，通常所称的心，是由于一种力，经过五官出去；把外边的事物，牵引进来，集合而成的。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我注目视之，即是一种力从目透出，与那个物联结。我将目一闭，能够记忆那物的形状，即是此力把物拖进来绾住了。我们把心中所有的知识，一一细考其来源，即知无一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其经过的路线，不外眼、耳、鼻、舌、身，虽说人能够发明新理，但是仍靠外面收来的知识作基础；犹之建筑房屋，全靠外面购来的砖瓦木石一般。假如把各种知识的来源查出了，从目进来的，令它仍从目退出去，从耳进来的，令它仍从耳退出去，其他一一从来路退出去，我们的心，即空无所有，只有一团浑然的力。 我们细察己心，种种变化，都是依着力学轨道走的。狂喜的时候，力线向外发展；恐惧的时候，力线向内收缩。遇着意外变故，欲朝东，东方有阻，欲朝西，西方有碍，力线转折无定，心中就成慌乱之状。对于某种学说，如果承认它，自必引而受之，如果否认它，自必推而去之。遇一种学说，似有理，似无理，引受不可，推去不能，就成狐疑态度。人心推究事理，依直线进行之例，一直前进，推至甲处，理不可通，即折向乙处，又不可通，即折向丙处，此心之曲折，与溪水的迂回相似。水本是以直线进行的，虽是迂回百折，仍不出力学公例；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此外尚有种种现象，细加研究，终不外推之引之两种作用。有时澄心静坐，万缘寂灭，无推引者，亦无被推引者，如万顷深潭，水波不兴，即呈一种恬静空明之象。此时之心，虽不显何种作用，其实千百种作用都蕴藏于内。人的心理，与磁电相通，电气中和的时候，毫无作用，一起作用，其变态即不可思议，如能明白磁电之理，则人的心理就可了然了。 人人有一心，即人人有一力线，各力线俱向外发展，宜乎触处冲突，何以平常时候，冲突之事不多见？这是因为力线有种种不同的缘故。有力与力不相交的，此人做甲事，彼人做乙事，各不相涉。有力与力相消的，例如有人起意想害某人，旋想他的本事也不小，我怕惹不了他，因而中止。有力与力相合的，例如抬轿的人，举步的快慢，自然能够一致。有力与力相需的，例如卖布的与缝衣匠，有布无人缝，有人缝无布卖，都是不行的，相需为用，自然彼此相安。又有大力制止小力的，例如小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父母忽命他做某事，他心中虽是不愿，仍不能不做，这是父母之力，把他的反对力压服了。又如交情深厚的朋友，小有违忤，也能够容忍，这是因为彼此间的凝集力很大，小小冲突之力，自然不能表现。更有大力吸引了小力的，如有一人，吸引力特大，他能够把前后左右的人，吸引来成一小团体，成了团体后，由合力作用，其力更大，又向外面吸引，越吸引越大，就可以风行天下了。我们仔细考察，即知人与人相接，力线交互错综，如网一般，有许多线，不惟不冲突，反是相需相成，人类能够维系，以生存于世界，就是这个道理。 人世一切事变，都是人与人接触而生的。一个人，一个我，可假定为数学上的二元；一个y，一个x，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种线：（一）直线；（二）圆；（三）抛物线；（四）椭圆；（五）双曲线。人事千变万化，总不外人与人相接，所以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五种轨道。前面所举历史上的例子，皆属乎“二直线”、由“我”为中心所绘的三个圆圈，则属于“圆”。此外还有抛物、椭圆、双曲三种，说明如下： 什么是抛物线呢？我们向外抛出一石，这是一种离心力；地心引力，吸引此石，是一种向心力。石的离心力，冲不破地心吸力，终于下坠，此石所走的路线，即是抛物线。弱小民族，对于列强所走的路线，就是抛物线，例如印度人民想独立，这是对于英国生出一种离心力；而英国用强力把他们制伏下去，冲不破英国的势力范围，这等于抛出之石，冲不破地心引力，终于坠地一般。 什么是椭圆呢？我们抛出之石，假定不受地面阻挡，此石会绕过地球，仍回到我之地位，而旋绕不已，成为地球绕日状态，这种路线，叫做椭圆，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结合而成。自数学上而言，有一点至两定点的距离，其和恒等，此点的轨迹，名曰椭圆。所谓其和恒等，也就是其值恒等。例如买卖之际，顾客交出金钱，店主交出货物，二者之值相等，即可看做一物。这是顾客抛出一物，绕过店主，回到他的本位；在店主方面看来，也是抛出一物，绕过顾客，回到他的本位，成一种椭圆形，买卖两家就心满意足了。顾客有金钱，不必定向某店购买，这是离心力；但某店中的货物，足以引动顾客，又具有引力。店主有货物，不必定卖与某客，这是离心力；但某客怀中的金钱，足以引动店主，又具有引力。此引力离力的结合，顾客出金钱，店主出货物，各遂所欲，交易乃成，是为椭圆状态。又如自由结婚，某女不必定嫁某男，而某男的爱情，足以吸引她；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的爱情，足以吸引他，引力离力，保其平衡，也是椭圆状态。 地球绕日，引力和离力，两相平衡，成为椭圆状态，故宇宙万古如新。社会上一切组织，必须取法这种状态，才能永久无弊。我国婚姻旧制，由父母主持，一成夫妇，终身不改，缺乏了离力，所以男女两方，有时感到痛苦。外国资本家专横，工人不入工厂做工，就会饿死，离不开工厂，缺乏了离力，所以要社会革命。至若有离力而无引力，更是不可。上古男女杂交，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是缺乏了引力。我国各种团体，有如散沙，也是缺乏了引力。所以政治家创立制度，不可不把离心向心二力，配置均平。 什么是双曲线呢？有一点至两定点的距离，其差恒等，此点的轨迹，就叫做双曲线，其形状，有点像两张弓反背相向一般。凡两种学说，或两种行事，背道而驰，即可称为走入双曲线的轨道。例如性善说和性恶说，恰相反对，双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越讲越精微，相差越远，犹如双曲线越引越长，相离越远一样。究其实，无非性善性恶之差，是谓其差恒等。又如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二者是背道而驰的；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二者也是背道而驰的，凡此种种，皆属乎双曲线。 我们把各种力线，详加考察，即知我与人相安无事的路线有四：（一）不相交之线，我与人目的物不同，路线不同，各人向着目的物进行，彼此不生关系。平行线，是永远不相交，有时虽不平行，而尚未接触，亦不生关系。（二）合力线，我与人利害相同，向着同一目的进行，如前面所说的吴越人同舟共济者是。（三）圆形，宇宙间事事物物，天然是排得极有秩序的，凡事都有一定的范围，我与人有一定的界限，倘能各守界限，你不侵我的范围，我不侵你的范围，彼此自然相安。（四）椭圆形，凡属权利义务相等之事，皆属乎此种，此四线中，第一第三两种线的结果，是利己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于己。第二第四两种线的结果，是人己两利。我们每遇一事，当熟察人己力线的经过，如走此四线，人与我绝不会发生冲突。 此外，他更说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多藏有力学原理，而加以引证。然后下一结论道：宇宙之力，是圆陀陀的，周遍世界，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吾人生存其中，随时都可以发现其理。有人看见一端，即可发明一条定理：例如看见苹果坠地，即发明万有引力；看见壶盖冲动，即发明蒸汽机；看见磁铁的功用，即发明指南针；看见死蛙运动，即发明电气。所有种种发明，可说是同出一源。因为苹果坠地，是力的内敛作用；壶盖冲动，是力的外发作用；磁气电气，是力的外发内敛两种作用。达尔文看见宇宙之力，向前发展，如水在河中，能适应环境，就创出“进化论”。又见进化中所得着的东西，能够借收敛作用，把持不失，就说有遗传性。此外种种科学，与夫哲学上的种种议论，都是从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生出来的。譬如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果，有人在树上摘下一花，又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枝一叶，为物虽是不同，其实都是在一株树上摘下来的。所以百家学说，归于一贯；中西学问，可以相通。——这便是宗吾在一九二○年的一种大收获，也是他的思想由破坏而走到建设方面的转折点。 吊打校长的奇案 吊打校长的奇案 宗吾于一九二一年，再任省视学，即逢到一个离奇的案件，命他彻查。那个案件是四川混乱局面中教育上的重要文献，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动态；同时，也可以看出宗吾办事的真本领。他充当省视学数次，前后任职近十年，我们举出此一事，更可以见出他充任此职时的作风了。 那个案件是这样的：川北遂宁省立第三师范校长王某，奉委到校接事，被学生痛打一顿，禁闭起来；接着又倒吊起来，再打一顿；后由当地驻军范司令营救出来。于是一场大波，遂轩然而起。 四川自改元以来，军政极端混乱，无论大小官吏，及各校校长，委任之权，并不完全操诸省政当局。即如省立学校的校长一职，驻军可以委任，道尹可以委任，甚至县长也可以委任。这位被禁闭被两次吊打的王校长，是由嘉陵道尹黄肃方委任的。他到校被打被关起之后，遂宁县知事，同管狱员李某，即到校对学生说道：“新校长来接事，你们不要他接也罢，为什么不放他出来呢？”学生说：“校中没有所谓新校长，只来一个偷儿，已经被我们捉住，随后即与知事送去。”那位知事，是一位老宦场，说话时总是自称“本知事”字样，学生笑道：“起初不知你贵姓，如今才知你姓本，你这个本知事……”对他百般讥嘲，他也只得退出。其时王校长拘禁在会客室的隔壁，听见知事说话，就想呼喊，看守他的学生，把木棒高举起来说：“你喊，立刻把你打死！”知事出来后，又请各机关首长，前往请把校长释放，学生不允。这时知事只得电呈道尹，道尹立即复电，令他率队入校，将校长救出。不料复电一到县，即被校中探知了。于是他们连夜准备，校中本有木棒哑铃，及练习兵操的废枪若干支，又教职员中某甲有手枪一支，都一齐准备应战了。 次日，知事的队伍一到，学生便提起木棒哑铃一齐打上去，队丁即用枪筒还击，接着学生方面督战的人喊道：“向前夺枪啊！”队丁见势不好，枪声响了，于是“乒乒乓乓”地打起来。知事听见枪声大作，也唬慌了，就急命退兵，但双方已多有负伤，血淋淋地躺了一地，只好抬入医院。学生见同学负伤，愤怒极了，于是又把王校长拖出来，指着他说道：“因为你要做校长，才闹得这样！”接着用袍哥的话说，“拿来把他称起！”称起者，吊起之谓也。随即反缚两手，从背后吊起，这种方式，俗呼为“打鸭儿扑水”。吊起即打，打后重行禁闭。其时学生把守校门，断绝交通，教职员一律禁止出外，延至半下午，遂宁各机关不得消息，恐校长有生命危险，乃请驻军范司令营救，范司令带队入校，声言非将校长交出不可，学生不得已，才将校长交范司令带去。 学生将校长交出后，遂即办一公函与范司令道：“王某来校接事，因为声望不孚，我们否认他，他跑在知事衙门住了许久，怂恿知事率队来校，枪伤多人，我等义愤填膺，奋不顾身，立将该王某当场捕获，兹特送交贵司令，请予从严惩办。”于是王校长遂由拘禁室的囚徒，变而为战场上的俘虏了。然而学生的妙计尚不止此；当王校长第一次被打时，他的私章被学生搜去，即替他撰些电文，呈报上峰，并通电各处，弄得军政各机关及社会人士，均莫名其妙，及至送交范司令后，又替王校长发出通电云：“某读书有年，粗知自爱，校长不当，何关荣辱？不谓知事记恨学生，率队到校，枪伤多人。特电声明，用免牵累。”学生的计策，已经很妙了，哪想还有更妙的呢！ 该校修身教员邬某，是遂宁高等小学的校长，开枪的那一天，他适来上课，随后知事的队伍即到，及至队伍退去，他知本日不能上课了，就要回去。不意刚出校门，学生在后呼道：“邬某你转来！”他也只得转回，学生便对他说：“你是知事的侦探！你一到，知事的兵也到，这些兵就是你带来的！”大家喊：“把他扣留起！”于是邬某又失却自由。学生一面拍案，一面指着自己的鼻梁骂道：“邬某，你以为老子们好惹吗？老子们里头棒老二（土匪）都有，你晓得吗？”高小教职员来校，请求释放他们的校长，学生不允。直到下半天，王校长被范司令索去了，学生忽然又向邬某说：“我们误会了，此事与你无干，很对不起！”邬某方欲起身要走，学生说：“不忙走，还要开教职员联合会，请你也参加。”邬某即以高小校长的资格与会，把高小来接校长的那些人，连同本校教职员，开了一个联合会。教职员中某甲口撰电文，请邬某笔录，大意是说：王校长如何卑污，黄道尹如何违法，某知事如何蛮横，学生如何受屈，我辈旁观者清，义难坐视，特将真相陈明，以彰公道。此电用教职员名义发出，由邬某以遂宁高小校长领衔，命人回校将校印及私章取来印了，邬某方得脱身回校。 学生跟即发出许多印刷品，请求各界主持公道，请求各县父老援助。成渝各报揭载该校风潮经过，大旨与教职员通电相同。其时杨省长下野，由政务厅长向楚暂代，却不能对外发布命令；遇有非办不可的案件，则用快邮代电行之。遂宁此案，只好函请嘉陵道尹办理。但经此真相淆乱，省议会提案弹劾黄道尹，并派代表质问向厅长，学生受此冤屈，为何置之不理？京沪同乡会亦来电质问黄道尹，并言速将某知事及王校长送交法庭惩办，否则就要宣布他的罪状于全国。当时，重庆又成立各军联合办事处，主持川政，学生即分派代表赴成渝两地呼吁，宗吾正赋闲家居，研究他的“心理与力学”，不意省方竟委他为嘉陵道的省视学，于是这件纷如乱丝的奇案，就落到他的头上来了。 此案便是厚黑教主试验他的本领的时候了。他任职后，即出省查学，省署教育科长曾浴春即对他说：“省立三师的风潮，黄道尹和王校长时时有文电来省，牛头不对马面，真相不知如何，此案已委黄道尹查办，你于查学之便，不妨去调查一下。”他出省行至龙泉驿，前面来了两个学生，看见他行李上的标记，即问他道：“你是不是省视学李先生？”他答道：“我即是李宗吾。”学生说：“我们是三师学生的代表，校中听说先生重任省视学，素知先生办事认真，主张公道，我们受了黄道尹王校长的蹂躏，非先生来，我们的冤是不能申的，所以特派我二人前来欢迎，并到省署议会请愿，今既相遇，请从速前往！”他答应了，二生仍向省垣而去。 他行至乐至县，正遇该县学款发生纠葛，即劝学所的产业，被强有力者佃去，又转佃于别人，从中获利数倍，已有多年了。历任主持县教育者，亦无如之何。他过这县，便与县视学蒋恕凡商议，议定章程，呈上峰核准，投票竞佃，结果增加学款四五倍。当他正在乐至县召集学界人士开会讨论章程的时候，省立三师又派学生前来催往。他开会一毕，即前往遂宁，竟把行李搬入校中住起，从此就身落虎口了。 校中既陷入无政府状态，学生便成立一个自治会，主持全校事务。校中教职员，一律隶属于自治会之下，教职员出进，非向自治会请假得允，不许外出。有位张姓教员，家有病人，向自治会请假五次未允，竟不得归。宗吾到校后，即有教职员多人，向他诉说当局如何黑暗，学生如何受屈，接着学生又来诉说。其时遂宁知事已经重庆联合办事处撤任查办，尚住县署内，听见宗吾来查此案，便命人来说：“明早定准起身赴重庆，请今晚到署一谈。”他因时间已晚，恐回来校中关门，答应明日早膳后去会。 次日早起，学生即派代表来说：“我们要开欢迎会，请先生去一下。”他说：“查学是我的职务，不能说欢迎才查，此种会我不能到。”学生又说：“我们有话陈述。”他说：“好，那我可以到会。”他走到讲台上，学生纷纷向他诉说冤屈。他说：“你们既是这样说，我就照这几点查去，将来自有正当解决，此时照常上课就是了。”此后校中即雍雍肃肃照常上课，秩序良好。 他跟即到县公署去会某知事，新知事姓赵，他说旧任业已上船，此时赶去，还能会面。他赶至船上，旧任说：“你来得恰好！我的队丁受伤若干人，学生只有一人是枪伤，余均木器伤。这是混打之际，学生开枪误伤自己人，反诬说我的队丁开枪，因受撤任处分，我当赴重庆申诉。”他诧异道：“据我所闻，学生打校长是实，开枪则是队丁，学生哪有枪来？”知事说：“有外国医生可证，医院伤单注明是土炮伤，县公署哪得有土炮？我已把伤单取下，带到重庆与学校打官司就是了。” 他立刻回到县署，对赵知事说：“此案太离奇了！此事本是委黄道尹查办，但黄道尹已被学生攻击得体无完肤，将来不是委省视学复查，即委新知事复查，抑或双方会查，都说不定。学生方面太厉害了！查此案者一定不得好结果；但我总是抱定排难解纷的宗旨做去，结果好坏，听之而已。此时我们可先结一密约，关于此案要点，我们即可着手查去，将来委我二人会查不说了，如单委你查，你的复文中即书明我是证人，如单委我查，我的复文中即书明你是证人。此事旧知事如何如何说，我们可到医院查去。” 赵知事允诺，即同赴医院去了。据外国医生说：“学生队丁抬入医院的有若干人，均系木器伤，轻重不等；唯有一学生的脚上，受了子弹的擦伤。”宗吾问：“是不是土炮？”他说：“分不出是否系土炮，但知为一颗子弹擦伤。”宗吾问：“为何伤单上填为土炮？”他说：“并无其事。”遂入房中，取出英文伤单，解释给二人听。宗吾问：“除了这伤单外，曾否有中文伤单，或英文伤单，交与看护妇或贴在病人室中？”答：“只写此一张存在我的房中。”又问：“旧知事曾来过医院吗？”答：“不曾来。”又问：“县署曾派人来询问过吗？”答：“亦不曾派人来。”问答完毕，宗吾即与赵知事分手回校。 不意到了第三日，宗吾几乎挨打，是日，学生请他上讲堂，问他查得的情形如何，他说：“尚未查明，等到查明后再说。”学生要求说：“将来你回复的呈文，须先拿给我们看过，方能缮发。”他说：“这就奇了！我们查案子的人，政府授予全权；如果查报不实，你们可以依法起诉，在未呈复以前，慢说学生不能过问，就是省长也不能过问，他委我出来查案，我查错了，可以撤职，可以交法庭，可以判坐监狱；独不能叫我先把呈稿拿与他看，再发下来命我缮呈。”学生哗然说：“那倒不行！我们受此冤屈，业已对你说得明明白白，一切证据，也都检与你看了，你还说未查明白，这显系袒护王某（即王校长）！呈文不经我们看过，由你呈复上去，我们的冤还能申吗？今天非先说清楚不可！”接着学生纷纷起来喊道：“那不行！那不行！”他见当时的情势，学生快要向他动武了，随即说道：“你们的意思，我完全了解，权且坐下听我说。” 他接着对全体学生说：“此案有两个要点：（一）你们说知事开枪，知事说你们开枪。（二）王某说你们打了他，你们说没有打他。只要把这两点查明，全案即算解决，其他皆是闲话，可以不管，我已经同赵知事如何结约，旧知事如何说，外国医生如何说，足见知事开枪是实，第一点总算是已经查明。只有第二点，我同赵知事查明后，再商量如何解决，总是朝息事宁人方面做去。至于今日你们疑我的原因，我也知道，我在校中查寝室，查自习室，查讲堂，事事都查，唯独有个受伤的学生卧病在床，我没有去看，队丁开枪，校门上有个子弹孔，也未去看。你们因疑我袒护王某，殊不知二者我都是清清楚楚的，校门上那个子弹孔，外面入口小，内面出口大，足证队丁向内射击，我业已看见了的。其所以未请校中人领导去看者，也有个原因：我既同赵知事结有密约，关于案中要点，即当共同负责，我既去拜见了他，他也应来回拜我，我等他来时，才请校中人领导去共同查看，共同判断。今日你们既有疑于我，我也不必多说，你们可派人拿我的名片去请赵知事来，让他径上讲堂，请他把我和他谈的密话，和同到医院查明的情形，向你们宣布就是了。”说毕，他即退下讲台。 不久，赵知事来了，一直走到讲堂上，他便对赵知事说：“我在县署说的话，和同到医院查询的情形，已向学生全行说出了，请你当众再说一遍，看与我说的符不符。”赵知事一一说毕，宗吾又问道：“当日我对你说查办此案应抱何种宗旨？”赵知事说：“你说应抱排难解纷的宗旨。”宗吾便向学生说：“现在你们可明白了，难道我还有意陷害你们吗？本来我们查案的人，不应将内容宣布出来，因为你们既有疑于我，也不妨暂把查明的这一半告诉你们，其余的一半，我再同知事会查，你们不必过问，此案既委黄道尹查办，我们不能从他手中抓过来办，此事总是将事实查明，随后再说好了。我可忠告你们几句话：此事闹得这样大，总要想个解决的法子，我同赵知事既抱定排难解纷的宗旨而来，除了我二人，恐怕别人解决不了，你们总是安心上课，听候办理就是了。”学生遂无异说，这个难关，也竟安然渡过。 事后，他探知学生欲勒逼他依着他们的意思，作一呈文呈报上峰，如不允许，就打他一顿，把他同黄道尹王校长旧知事视为同一阵线的人，同样地攻击，免得他站在第三者方面说公道话。他们定下了这种计策，才派人欢迎他来校，初时对他很客气，这是所谓先礼后兵的作风；继而见他的态度，似乎于他们不利，遂准备动作；及至他到讲台上宣布出来，所谓外国医生伤单啦，所谓排难解纷啦，都是于他们有利的，他们的气愤才消下去了。又加他在外面还结有一个攻守同盟的人，坐在衙门里面，是不受威胁的，古人云：“卫青不败由天幸。”他之不挨打，也真是天幸。他同赵知事结有密约，及到医院查伤单，也不过是就事办事；哪知到了后来，竟成了他的护身符。 从此以后，学生就与他讲亲善了，并且向他道歉说：“我们不知先生这样爱护学生，语言冒犯，要请先生原谅！”他说：“这算什么！怎说得上‘冒犯’二字？我从前办学校，那些学生闹起事来，再三开导都不听，哪能像你们一说就明白？”从此以后，他也与他们讲亲善，颇为融洽。该校的经费，是按月在遂宁征收局拨领，风潮起后，黄道尹电伤征收局停发。他与赵知事合衔，请黄道尹转令照常发给，学生更是喜欢。 他初到校时，每请监学来说话，监学只二人，来时必掺加两个教员，他很诧异。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他们一切办法都是布置好了的，见省视学如何说，他们即如何答，教职员为避嫌计，怕人说他私见省视学，说出真情，所以一来就是四人。他得知此情，心想：“你们要避嫌，我偏要你们避不了。”因此他每日查学回来，就同教职员谈天，几个人在一处他也去，一人在房内他也去。有时也在教员寝室里，拿一本书躺在床上看，教员上课去了，他就睡一觉，与他们相忘于无形。有时又跑到学生寝息室，东谈西谈，一大群学生他也去，一个学生独处他也去。过了不久，教员学生也能单独到他的室中去闲谈了。 他表面上虽是装得坦然无事，而心里却是时时戒严，怕学生跑来打他。一晚，他业已睡了，忽然有人叩门，他问：“何人？”外面答：“我是学生。”他心里着急道：“完了，来打我了！”只得披衣起床，将灯燃着，一开门，进来两位学生，他问：“有什么事？”一生说：“校中没有校长，先生就如同我们的校长，我二人有点事请先生裁判一下。我同他赌钱，他输了七八串，我一让再让，只让他还我三千五百文。他约期几次未付，最后约定今天付，他仍是不付，我才把他的被条抱走了，请省视学裁判一下，看是谁的不对。”另一生说：“我欠他钱，并非不付，实在是弄不出钱来，我今天借了几处，都未借得，将来无论如何，是要还他的。今夜他把我的被条抱去，叫我怎么睡呢？”他听了二人的话，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就对先说话的学生道：“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今夜你先把被条还他，明天我请监学与你们裁判，如果此钱无着，你从我手中来取三千五百文就是了。”二人随即退去。次日，学生自治会听说这事，认为有损大家的名誉，就用学校的名义把二生斥退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他是发明“厚黑学”的人，教职员有时问及，他就向他们大谈特谈，听者皆大欢喜。有一天，他对他们说：“校长是很容易当的，校长的资格，主要的条件，是不讲气节。省立学校的校长，我也当过，上课有教员，排功课有教务，管理学生有监学，造报预决算有庶务会计，办公事有文牍，其他杂务书记，莫不有人。校长大可一事不管，整日睡觉，月支一百元（当时的校长薪数）。请问校长是来干什么的呢？是来受气的。教员教错了怪校长，功课排错了怪校长，学生不守规怪校长，以及账目上有错，公文上有错，厨房饮食不好，下至地上未扫干净，无一不怪校长。教职员有气，学生有气，甚至杂役有气，都可从校长这个地方发出去，他就等于泄水的阴沟，如果校长也要讲气节，那就糟了！我当校长时，每逢教职员发生事故，我就说道：各位先生不要闹，我是不讲气节的，我来与你赔个礼，我先前当教员时，也像你们这样讲气节；而今干了这种营生，说不得了，这种气我受了就是，你们再不听，我要咒你们将来也是当校长下场。”次日，有位历史教员对他说：“你的话真是不错！今日早餐时，某某两教员，因小有口角，几至决裂，假使有校长在，两句话即可了事；没有校长，气就没得泄处。”他说：“岂但校长？你是研究历史的，汉文帝致赵佗书，第一句：‘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开口就说：‘我是小婆子生的！’赵佗见了，惶然大恐，知道汉文帝是不讲气节的人，立把帝号削去。所以只要不讲气节，就可以治天下而有余。”他常常在校内说这种怪话，因而职员学生都与他处得很好，而案中真相，也就被他查得清清楚楚了。 风潮的发生是这样的：原因虽很复杂，而主动者全是教职员中的某甲。最初他曾为此校校长，宗吾到校时，某甲亲口对他说：“我当此校校长时，有同学某乙，穷途流落，他来见我，身上只穿单衣一件，我即留他做教务，他办事也很认真，他要嫁女，我借钱给他，并聘他的女婿做教员，荐他的女儿任遂宁女校校长，又聘他的儿子来校任某事，我之对乙，可谓仁至义尽。后来川省政变，军界某公至重庆，由遂宁经过，乙即竭力钻营，某公遂委乙为校长，来接我的事，我不交，乙又串通一些兵来，把我弄去看管，甚至殴辱我，力逼我把事交了。学生不齿乙之所为，驱他出校，才生出种种风潮。”甲之言如此，可惜宗吾到遂宁时，乙已他去，不知乙又有何说法，乙接事以后，即聘同学某丙为教务，丙又想当校长，学生就闹起风潮，驱乙拥丙，省中无主，遂宁知事即委丙为校长。丙接事后，又聘甲任教务，甲寻报复，对乙痛加攻击，说他交代不清，但乙亦健者，双方遂大起冲突。 就在这时候，黄道尹便委王某为校长。王校长并未另约教职员，只带一庶务前来接事。丙见王的名片上是省立三师校长头衔，就大为诧异，便出来问道：“校长是我！怎么是你？”王立即取出委任状与他看，丙说：“这是省立学校，怎么道尹能委校长？”王问：“你这个校长是哪里委的？”丙说：“学校起了风潮，县知事请我维持现状，已呈请上峰加委去了。”王问：“委状到了没有？”答称：“尚未到。”王说：“然则你这个校长是县知事委的！省立学校校长，道尹不能委，县知事反能委吗？”丙搪然语塞，但是不能交代，王只得觅旅馆住着。 丙往见县知事，知事说：“你不必交代，有我做主，王某来接事，不要理他。”王既不能接事，便在遂宁接洽机关法团，意欲请其援助。其时，乙虽去职，尚在城内，王与乙曾一度晤面，校中遂宣传有王己聘乙任教务之说。于是教职员学生大起恐慌，心想乙若回校，我们还了得吗？这就是王校长挨打的根由。当时校中相约：所有教职员学生一律不许去会王某。修身教员邬某是高小校长，王曾去拜会他，他到王寓回拜，众人就说他破坏公约，所以后来被认为是侦探，扣留起来。 王在遂宁住了许久，不能接事，重返道署，黄道尹打电与某公说明情形，某公电令知事，饬丙移交，措辞非常严厉。知事得电，才知王亦来历不小，心下慌了，就对王说：“你到校接事，丙敢不交，我逮捕他就是了。”丙得知此息，即带着校印，率全校学生到安岳去旅行。王校长奉令借县印入校视事，丙知大势已去，乃携带校印到成都去了。全体学生交由甲及教职员率领回校。行至离城三里的广德寺时，甲集合学生演说，末后说道：“你们一入校，抓住王某即打，打死了有我负责！”于是整队回校，学生闯入办公室，抓住王校长即打，王带去的庶务，也被捆起毒打。知事电禀道尹，遂发生枪伤学生之事。 此案王校长真是冤枉极了。所有一切神出鬼没之计，都是出自某甲。此人可称盘盘大才，听说任何事来，他立即有办法，撰拟电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他把鸦片烟盘子摆起，学生聚在床前说说笑笑，要发通电，他躺在烟盒侧边，一面口念，一面笔录，就可成一极有力量的电文。直到宗吾到校时，他才把烟盘撤去。甲曾对学生说：“当今之世，读书何用？事情闹翻了，我帮你们各人买一杆枪去办招安军。”他之所以敢打王校长，并派人欢迎宗吾到校，而且预备打他，原来是有这条道路。 宗吾在校住了好久，学生已知他深悉底蕴，但不便向他承认打王校长之事，只是与他亲善，好替他们设法开脱，并且还托人代为求情。正当这个时候，忽传重庆各军联合办事处委李宗吾查办，他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万一重庆的公事到了，学生叫他将回复的呈文拿出来看，如何得了？于是他就对校中声明，说潼南有一案件，出省时就奉委查办，如今再不能迟延了。学生听了来留他道：“重庆方面已委先生查办此案，怎能他去呢？”他说：“潼南那件案子搁置太久了，好在离此地不远，案情也简单，很快即可结束。重庆公事一到，即专人与我送去，我即回来。不过我告诉你们：旧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我已查明是诬枉的；只是王校长一口咬定说你们打了他，你们从速提出证据，证明未曾打他，我才好办。”学生说：“有证据！”遂检出京沪同乡会的来电，成都报上的批评，省议会的提案，遂宁教职员联合会的通电；又范司令来校将王校长取去后呈报各军联合办事处的呈文，报纸上俱已揭登。学生说：“先生根据这些证据，即可以呈复了。”他说：“这些证据，我可留作参考；但王校长现有很强硬的证据，你们还须收集些更强有力的证据来，才可以抵对，将来我总是根据证件来说话的。”学生遂去。 但此案他以为最困难之点，就是内容尽管查得清清楚楚，却不能获得实据。凡告诉他的人都这样说：“我把真情详细告诉你，但是公文上可不能把我牵进去，他们学生是不好得罪的！你如果把我牵进去，我就具呈声明没有这样说。”这层就把他难住了。他想了许久，忽然想出文章，就跑到高等小学，把邬校长请在密室，对他说道：“此案真相，我已查明，实对你说，我呈请上峰，首先把你撤职归案，送交法庭讯办！”邬一听慌了，就问：“你怎么这样干法？”宗吾说：“不这样干叫我怎样干？此案我已查得明明白白，只有你领衔发的那个通电，在中间作怪，不把你逮交法庭，我所查皆是白费。”邬说：“你不知道我是受了威胁的吗？”宗吾说：“我是明明知道的，如今我要自行解脱，也顾不得你了。我当省视学，这种案情都查不清，能不受处分吗？发通电时，你固然受威胁；脱离出校后，你为何不通电声明呢？把你逮交法庭，难道还算冤枉了你吗？”邬慨然说道：“本来学生这样无法无天地干法，如果让他们得胜，世上还有公理吗？我置身学界，本该挺身出来，维持正义，无奈川局这样混乱，请问政府能够办得彻底吗？若是办不彻底，我出而作证，像他们这样厉害，我岂无生命危险吗？省视学如能保证此案彻底严办，我出来作证就是了。”宗吾说：“你的话说得不错，现在的政府我也不敢保证。你先写一张证明书与我，我以人格担保绝不披露。我把他们的黑幕揭呈政府，他们倘敢狡赖，我就把他们拖到法庭，和他们对质。如果头一堂辩诉不清，第二堂我才把证明书呈出来请你到案。”邬说：“省视学既肯这样负责，我出具证明书就是了。”他提起笔来，原原本本写了一大篇，签名盖章，当即交与宗吾。宗吾得了这个东西，如获异宝，随即宣称次日起身赴潼南。 次日，他把行李先担入知事衙门，就对赵知事说：“我是省视学，无须奉令，即可查报此案，我负责报上去，请你做个证人就是了。王校长现住征收局内，请你派人约他来，我要向他讲几句话；前知事到校叫学生释放校长，有个姓李的管狱员同去，也约他来！”二人到后，也当着赵知事问了当日情形。又对知事说：“请派你的文案同我到范司令营部去一下，并请把遂宁各机关法团人员请到县署来，等我往营部回来开会。”他同文案便到营部去了，范司令因事去重庆，书记官出来接见。宗吾问及当日情形，书记官细说一番。宗吾又问：“实情既是如此，何以你们司令呈报上峰的措辞全与事实违反呢？”因把成都报纸检与他看。他说：“呈文是我起稿，哪里是这样？”他也检卷与宗吾看，宗吾便照抄下来。他回到县署，各机关法团的人士业已到齐，遂问及当日的情形，各人说得吞吞吐吐的。宗吾便说：“此案我已查明，先让我说，看看有错无错。”于是他说当日学生把校长打了关起，知事去说不放，转请各位先生去说，各位先生到校如何说，第二次学生又把校长吊起打，各位恐校长有生命危险，才请范司令营救，情形又如何。他说完后，就问看他说得对不对。众人答道：“丝毫不错！”宗吾说：“既无有错，我就宣布结论了。此案重要之点有二：前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是诬枉的；王校长说学生打了他是确实的。真相既是如此，学生反而文电纷驰，痛骂黄道尹，请严办王校长，试问王校长能甘心吗？黄道尹受得下这种侮辱吗？此案肇事诸人，惩办不惩办，抑或办轻办重，尚在其次。道理总要放端正。我主张把事实弄明白，在公事上我替学生说几句好话，黄道尹王校长是我的老友，我以私人资格从中调停，我的呈文将来要披露，各位可以看见，我是不欺哄人的。学生种种证据，我都收集全了，此时暂不宣布；伙同动作的人，许多向我悔罪输诚，并且出证明书交我保存。请各位先生转告他们，以后干这类事，手段还要高明。第一，证据不要被人拿住；第二，自己的团体要结紧，不要中途解体。请他们安分守己，听候解决，李省视学自可笔下超生。如果敢于捏造黑白，妄发文电，拿对付黄道尹王校长的手段对付我，我是不受的！”大家听了他这一席话，无不口服心服；而他在校所受的闷气，也得以发泄了不少。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散会后，他即起身要走，知事留他多住一天，他不肯，一出衙门，他便催着轿车赶紧走，一气走了六十里才歇宿。次日到了潼南，潼南人对他说：“闻某军队中人言，川北有个学校派人来交涉，全校学生愿一齐来当兵，校长当团长，交涉尚未办妥云云。”足证某甲叫学生买枪办招安军，并非虚语。 他一到潼南，便将此案真相，上呈省府了。开始叙述学生队丁伤若干人，受伤情形如何，到医院查得情形如何，校门上弹痕系由外入内，足知队丁开枪是实。现可考查者，一枪打得甚高，从校门上方穿入，一枪甚低，从学生膝下擦过，又知队丁是开枪恐吓。如果有意射击，学生岂能幸全？关于校长被殴，则说，初时请人坚不肯言，他告以此案不到法庭绝不将告者姓名披露，于是校内外诸人始尽情报告，并有出具证书交他执存者。以后他便将查得的情形，一一叙述。叙毕，则附以个人的意见道：惟念青年俊秀，大都可造之才，一涉法庭，悔将莫及，务恳厅长商明黄道尹曲予矜全。但求曲直是非，昭然共喻，不必依刑律，严法相绳。他日者，该生等学业有成，皆出厅长玉成之赐。倘该生等必欲颠倒是非，不承认有殴辱校长之事，即请将此案移交法庭，视学当亲赴法庭与该生等对质，如有虚诬，甘受法律上之处分，无有异词。又言：“某知事措置乖方，既已撤任，似可免于深究。校长丙抗不移交，酿成重变，推寻祸首，咎无可辞；惟该员由安岳径赴成都，校中一再殴辱校长，实未与闻。王校长学识优良，经验宏富，应请优予调用，俾展所长。校长一职，另简贤员，用资整理。” 他的呈文中，虽将一切内幕全行揭露，但总是略掺游移不定之词。如叙某乙倾陷某甲之事，则云：“某甲口称，真相如何，无从悬揣，且事在案外，未予彻查。”又云：“校中一再殴辱校长，历询诸人，佥称某甲主使，所有虚称事实及伪造文电，皆其所为；惟学生并未出头证明，是否不虚，尚难确定。”末云：“伏望厅长刀斩乱丝，从兹了结，若予彻究，徒快私仇，辗转牵连，将无底止。彼三人原系同学好友，昔为胶漆，今为仇雠，各人所受痛苦，略足相当；或者大梦同醒，言归于好。最难堪者，黄道尹苦心维持，反遭痛诋；王校长老成硕望，既蒙奇辱，又受奇冤。光怪陆离，一至于此！负重伤者，卧床未起，抱不平者，攘臂而兴，万口喧腾，几至天翻地覆，现相如彼，真相如此，视学彻查案情，太息不已，不觉私心弥痛，吐词弥繁，而献计遂弥拙也。”这是他深知时局混乱，办不彻底；只好这样措辞，便于收拾。 此案发生后，报纸上的批评，省议员的质问，都说黄道尹王校长太野蛮了，都替学生抱不平，自省署收到他的呈文，抄付报馆披露后，社会人士才明白此案真相。当时成都川报，对他彻查此案，刊为重要新闻，大标题为《遂宁师校燃犀录》，小标题为《李省视学铁面无私》。后来他见到川报的主笔，对于“铁面无私”四字加以修正道：“我对于此案，无私则有之，铁面则未也；假使包龙图处此，断不会说‘曲予矜全’，也不会说‘是否不虚，尚难确定’的字样吧。” 事后闻知他离遂宁后，某甲对首要学生说：“李省视学居心叵测，你们可赶快走开，我也要回家去了。”不久，学生在报上见到宗吾的呈文，要打通电攻击他，开会讨论，竟无从着笔，因文中所叙，皆属事实，究竟省视学所获证据是何物，出具证明书者是何人，皆不得而知；且文中只把殴打校长一层说得确确实实，究竟行凶者何人，亦未指出姓名，谁肯出头对质？因此讨论几天，不得结果而散。 省府关于此案的办法，是另委校长，令其查明行凶学生；一面命宗吾交出证据，以便送交法庭；一面令黄道尹查明主使者，逮捕归案。后来黄道尹查复，请通缉甲丙二人，此二人终未缉获，宗吾的证据也未交出，随后二人的通缉令也取消了。当他们通缉令未取消时，丙忽然致宗吾一信，说他查得很公道，真是有口皆碑。丙的心意必是这样：我正要设法取消通缉，请你不要出来说话，你的呈文中本与我留得有开脱的路子，我就朝此路走去，总是不违背原案，不说你查错就是了。宗吾接得此信，也未管他。 新任校长查复说道：“殴辱王校长，是某某四生，业经学校斥退，惟该生等是受人嗾使，请恩施格外，免究余罪。”要问这四生是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还该记得那两位赌钱的学生吧，新校长呈复开除的就有这两位。此外两位，一位是因到王校长的寓中，去报告校中的内容，被学生自治会用学校的名义早已斥退了的；一位是因某种事件，早经丙校长任内斥退了的，这四位早经斥退的学生，竟成了殴辱校长的凶犯，真是千古奇冤！但是这含冤的四生，却不知他们在名义上又被开除一次，所以此案自始至终，无一不奇，可说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第一奇案。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关于此案中的甲，这里还当予以特写，宗吾对于此人，是极端钦佩，极端畏惧的。今借宗吾自己的话，来看看这位教育界的英雄吧。宗吾说：“我在遂宁县署会议席上说殴辱王校长者手段欠高明，这是瞒心昧己的话，是我辈宦场中人敷衍面子的话。其实甲高明极了，我遇着他真是怕死了！我由潼南转到某县，正是他的故乡。我住在劝学所，听说他回来了，在各机关来来往往，谈及此事，兴高采烈。此时报上已把我的呈文披露，我很怕他跑来打我。有一天，我下乡查学，问轿夫道：‘你们认识甲否？’轿夫答：‘怎么不认识呀？他很文雅的，曾任县中某某等职。我们抬他的轿子，小钱给得很多，待人真好！手下的弟兄，一呼就是千多人。’我一听，骇极了！才脱虎口，又入虎穴。从此不敢下乡，终日躲在劝学所，外面不露声色，里面却是提心吊胆。因说暑假将临，我要回富顺视察一周，顺便回家休息。声言某日起身，取道资州而行，并把轿子雇定；起身之日，临到上轿，又对轿夫说，省中有事，我要回省，不回富顺了，轿钱照样算结，我就转道向省而去。心想：报上披露的呈文，说我获有证据，万一甲命手下弟兄在路上装作匪人拦截住我，打我一顿，把我的行箧挑去了，然后他再向我索证据，叫我如何应付？我转道走了六十里，到一镇上，住在一个小学内，称病不走。心想你在资州路上等我，我已经改道了，即使探知赶来，我已住在学校内了，其奈我何！住了几天，我又怕他派人在赴省的路上等我，一日清晨起来，我口称病已好了，仍回富顺，直向资州走去，到了资州，心才放下，才算真正出了险地。甲把一个厚黑教主骇得这样，也就可以不朽了。甲是否有此心，不得而知；如果他知道我当时的心理，也必失笑。我说这话，是证明我说他手段欠高明，实是瞒心昧己的话。我以后常常探询某甲的起居，听说他在故乡很好，何时我们睹面煮酒侈谈往事，或许他会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我每听人提起此公大名，就震惊不已，大有闻雷失箸光景。平心而论，此公的本领，比我大多了，我之所以未失败者，‘天幸’二字救了我。昔人云：‘天下奇谋妙计，无过脚踏实地。’此公谋非不奇，计非不妙，所惜者未脚踏实地；我则谋不能奇，计不能妙，但处处脚踏实地做去：这是我二人的不同。” 宗吾对于“吊打校长的奇案”，作了如此结论，我们也可借此窥见他办事的态度了。当年张列五对他说的“权术公开”四字，他认为可补圣经贤传所未及，是牢牢记在心头的。他查办此案，不免略掺“权术”，但事后公开出来，就让甲乙丙三人批评一下，再请当日参加此役的人也批评一下，在他当日的处境，是不是可以获得原谅与同情呢？ 至于他经常的查学态度，他认为省视学的职务，是在整顿教育。大凡地方上办学的人，哪个不想办好呢？其所以办不好的缘故，总有他的困难，查学的人就应该帮助他去解决其中的困难。所以每遇办学的人，自己心中须先想道：我是来帮助他的，不是来捉强盗的。许多省视学专门搜索办学者的隙缝，以弹劾几个人为精明，未免有失设置省视学的本旨。因他有此看法，所以他查学多年，从不主张轻易更换人，遇着失错的地方，他便对当事人说：“某某几点，你可以改正，继续办下去；我二次查得你不知改进，非据实纠举不可。”他觉得这样办，比另行换人收的效果大得多，若有非换人不可者，他就秘密对当事人说：“你不能再干下去了，可递个辞职书与我，公事上我为你敷衍面子，否则我只得呈报上去，请明令撤换了。”如他得到辞职书后，即报上去说：“某人去志坚决，我再三慰留，他也不肯打消辞意，请另简贤能接替为便。”其有人被攻击者，他就说：“趁我在此，约集机关法团及地方官到场，将经手款项清算明白，免得去职后再受人攻击，为学务上多添纠纷。”这类的事，不能悉举。他多年来查学的报告，四川教育厅都有案可稽，都不失为一纯教育家的风度。唯有像“吊打校长的奇案”这类事件，他才肯掺入事后可以公开的“权术”进去。 只要打不死，又来! “只要打不死，又来！” 一九二二年，宗吾同省视学游子九奉命赴各省考察教育，见到南北各省学校办理的成绩，比较上虽不无优劣的差异，但同在现行教育制度束缚之下，是不会有理想的发展的。因此他考察归来，即力主实行考试制，以救其弊。一九二三年下学期，成都开“新学制会议”，他便同几位省视学，及会员多人，提出考试案，开会讨论，未蒙通过。会毕，他即单独上一呈文，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即后此十年教育部才颁令全国的会考制度。他于呈文中列举理由十六项，并请在原籍富顺试办，经省署核准，委他为主试委员，一九二四年暑假举行，后来推广于川南各县。一九二五年年假，叙州府联立中学学生毕业，他复为主试委员，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他拖出寝室，痛打一顿。据他说，打时秩序非常之好，全场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他也默不做声，学生只是打，他就只是挨，学生打够了，临走，骂道：“你这个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他躺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学生走后，他请宜宾知事来验伤，将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又请该校邓校长到床前，他便口授电文，由邓录出，呈报上峰，历述经过情形，末云：“自经此次暴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历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疗养稍愈，即宣布继续考试，他裹伤上堂，勒令全体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人不到，就是打他的学生也无例外；但场规较前更加严厉了，学生也只得规规矩矩地考下来。事后，他特作一书，叫做《考试制之商榷》，说明考试的必要，尤其注重学制的改革，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他常常对人说：“不经这一次痛打，我这本书是作不出的，所以对于该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谢！” 他以为这次的挨打，是十分应该的，因为当时各地的学生，都在运动废除考试，而他偏偏主张严格考试，又不曾宣布详细的理由，哪能不挨打呢？自经这次苦打以后，他才得了一种觉悟，凡事固然重在实行，尤其重在宣传，他之所以被打，是由于一般人对考试制怀疑，所以才生出反对的事来。王安石的新法，本来是对的，当他在鄞县做官的时候，曾经试办过，人人都称便利。但他做了宰相，把他的新法推行天下，就遭了一个大大的失败。要说他没有毅力吗？他是“天变不畏，人言不恤”的，其担当宇宙的气概，是古今不可多得的人物。要说他的新法不好吗？他死去以后，他的法子几乎完全被人采用，还有许多法子一直行到今日，不过把名称改一下或把办法略略修正一下就是了。然则王安石何以当时会失败呢？这就是他少了一层宣传的手续。当时的名流，如司马光苏东坡诸人，都不能了解，一齐反对他，彼此各走极端，结果两败俱伤，不但人民吃亏，国家吃亏，反种下后来亡国的因素，真可说是不幸之至！假使王安石不亟亟实行，先从宣传入手，把他的法子提出来，听人指驳，取消那种执拗态度，容纳诸贤的意见，把那法子酌量修改，诸贤也不泥守祖宗的成法，把那法子悉心研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然后折中一致，大家同心协力做去，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宗吾心中有了这个见解，所以他把主张考试的意见，就发表了出来。 他主张施行考试制，并不专在考试的本身，是想借着这种制度，以求教育的普及，和造就真实的人才。他对于现在法定的学校，主张有两种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并不必限定年龄，使为工为商为农的，及早年失学的，都给他们一条出路；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拘守那种死板的办法，可随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但有了这两种解放，自然呈现一种纷乱的状态，再设立一种考试制度于其上，悬出一定的标准去考试，于是参差之中，就寓于划一之制了。 他说：人的本性，原是不齐的，现在的学校，处处求整齐划一，他以为“整齐划一”这句话，是戕贼个性的名词。古时有个强盗，捉住人即按他在铁床上，身比床长的，把他截短点，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长点。现在的学校，注重学年制，学年一满，就可毕业，资质高的，把他按下去，资质劣的，把他拖起来，究竟学生感不感到痛苦，办学的人是不管的，而且美其名曰“整齐划一”，试问这与铁床主义，有何区别？青年个性，如此被戕贼的，就不知有若干了。 现在的学校，是按钟点授课。本日应授的功课，即使学生业已了解，钟点一到，还是叫他们上堂听讲；其有程度太差，听了茫然不解的，也要叫他们上堂听讲。因为不如此，就不算整齐划一了！牺牲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去换取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这便是现行制度。实则所说的三年毕业四年毕业，并不是所习的学业，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毕，不过是讲堂上规定了若干钟点，必须去坐满罢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或是四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现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按现在学校的组织法而言，管理人对于形式上负责任，铃子一响，只要他能把学生弄上讲堂，他的责任就算尽了；教员对于时间负责任，只要他每点钟能在讲堂上讲过五十分钟或讲过四十分钟，他的责任也就算尽了。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本是很好的教授法，但如今用不着了，铃子一响，就须上堂听讲，不愤者也要启，不悱者也要发，学校的组织如此，怎么会不生流弊呢？ 拿斯密士的“分工原理”研究一下，就知道学校内的学生损失的劳力和时间，真是不可思议了。据斯密士的调查，一个人做针，每天只能做二十枚；倘把做针的工作分开来，一个人拉，一个人截，一个人钻，一个人磨……共分为十八人，每天可做八万六千枚，平均每人每天做四千八百枚，所得成绩增加二百多倍。现在学校的组织，每日要学几种学科，每科以一点钟为限，这就像一人做针，时而拉，时而截，时而钻，时而磨是一样，当然有许多劳力和时间，作为无益的消耗了。虽说学生肄习各种学科，与做针的情形不同；但明白了这个原理，就知道每点钟改习一种学科，是最不经济的。中学校应习的各科不该同时并进，所有各科学习的先后，和学习的时间，都应该酌量变通，取消那每天学习五六科的办法，所得的效果，一定要增加许多。 若取一种未经学习过的学科，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着不了解的地方，往往钻研许久，都不了解，一经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时发生了兴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释手，进行非常之快，比那教师讲授的速度，真有天渊之隔，而且是自己钻研得来的，心中也格外畅快。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时用猛火，到了沸腾后，改用微火，只要能够保持沸腾的温度，虽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与猛火无异。凡人看书，有时发生兴趣，津津有味，这就是煨肉到了沸点的时候，就该一直看下去，这是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时无故把它放下，隔许多时候又来看，自己也觉得兴趣没有先前那样好，看下去就较为艰难了，这便是煨肉停了火的缘故。必要耐心再看许久，方才发生兴趣。若把平日自己看书的经验，下细思考一番，就可发现学校每一点钟换习一科的弊病了。 例如学校内，学生上讲堂，听教员讲某种学科，初时一二十分钟，还没有什么趣味，这就是因为煨肉的水还是冷的。入后越听越有趣味，就是到了沸点的时候了。忽然铃子一响，改授他科，这就像肉还未煨好，就把罐子提开，改为煮饭一样。学生又要经过一二十分钟，才能发生兴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钟点又到了，又须改授他科，这就是饭还未熟，又改而炒菜。每天学习五六科，改变五六次，结果时间耗费了，精力也疲倦了，所受的益处，依然没有好多。 有人说：“每日功课，难易相间，才不亏脑力；每一点钟换一种学科，使脑筋变换，才不受损伤。”宗吾对于这个说法，也有点怀疑。请问世间的事何者为难？何者为易？依他的解释：（一）前进无阻则易，前进有阻则难，所以行平直的路易，行崎岖的路难。（二）顺其习惯则易，违其习惯则难，所以读书人以写字为易，挑担为难，而劳工则以写字为难，挑担为易。当学生学习某种学科，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如果听他一直做下去，岂不是前进无阻吗？忽然换一种学科喊他去学，这就像行路的人，正在顺利前进时，忽然有了障碍，不得不折而他走是一样。又学生正在发生兴趣时，顺着他的惯性让他前进，自然是很便利的；为什么要改授他科，阻止他的惯性呢？这明明是化易为难，何尝是难易相间？我们也只能讲明这个道理，使学生自择其所谓难所谓易，不能钻入学生的脑中代择其所谓难所谓易。学生习某科，他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当纯由学生自动。教师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可强制他。这样学生的进步，自然很快，脑筋也不会损伤。 工场的管理法，是以最少的消耗收最大的效果为原则，对于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俱有精密的计划。金钱材料，不能妄费，自不必说；就是工人的劳力，与做工的时间，都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不使他有丝毫的虚耗。如果用管理工场的眼光，来考察现在的学校，他那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的虚耗，真要令人惊骇不已，几乎无一个学校不是以最大的消耗收最小的效果，无怪乎教育日形退化。 现在的学制，劳力与时间的虚耗，既如上述，至于金钱材料的虚耗，更是所在多有。例如，各学校的仪器标本，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为什么不把它公开，使一般人都享受利益？这就是材料不经济的地方。从前书院的山长，得了几百串钱，那全书院的学生数十个，或是百多个，都由山长一人去教，此外没有一个冗员；现在教育上的组织，就是拿钱的人多，教书的人少。教育厅设厅长、科长、科员、几十个人，是拿钱不教书的；省设省视学若干人，是拿钱不教书的；各县设教育局长视学员，是拿钱不教书的；各中小学校校长，多半未担任功课，是拿钱不教书的。从前书院时代，学生的品性，由山长负责，未另支薪，现在把它划分出来，每校设管理员数人，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从前山长优厚，但他们可无须教书，实际上在教书的只有所谓教员罢了，此外还有文牍、庶务、会计、书记等，都是拿钱不教书的。至于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员或学董，都支所谓车马费，也是拿钱不教书的。拿钱不教书的人有如此之多，教育经费哪能不支绌？用了那么多的金钱，费了那么大的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倘把所有的组织细加考察，无在不是荆棘丛生，诸多窒碍，维新之初，手订学制的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 其次则谈到学校以外的情形：从前科举时代，自然是弊病不少；但那个时代，却有一个极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读书，就有书可读。国家衡文取士，只问学业，不问贫富，试场之中，贫如乞丐的，富同王侯的，是一样待遇，无丝毫的区别。现在学校的组织，完全是家资富裕的占便宜，学校的等级越高，所需的费用越多，于是高深的学问，就成为家资富裕的私有物了。贫苦人家的子弟，是终身得不到高深学问的；即使实行义务教育，也不过得点粗浅知识罢了。 但就全人民而论，贫穷的人多，富足的人少。现在的学制，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入学的机会，贫家子弟，是在摈弃之列，立法未免太偏枯了。我们实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贫家子弟，多半奋勉，中国历史上，许多名儒硕学，都是从贫寒的家庭出来的。若照现在的学制，继续行下去，国家必要少出许多人才，无形之中就是受了极大的损失。 从前科举时代，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行使考试时，对于此等人，与在书院肄业的人，同样待遇，没有什么歧视之心。现在学校的组织，定要身在学校之内，住上若干年，才能承认他是某某毕业生；至于校外自修的，任他学问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依然把他当做弃材。若把科举时代名人的历史一查，在他们未遇之时，有教学糊饭口的，有充当书佣的，有务农下力的；假若这些人生在今日，可以断定他们永无出头之日。现在充当小学教师和充当书记的一流人物，要想得个硕士博士，是终身不可能的，这不能不说是学制上的缺点吧。 宗吾既见到现行教育制度的诸多缺点，于是就想出一种补救的办法。他以为学校中的学科，大半是可以自修的，最好让学生自动去研究，教员可处于辅导的地位，不必死守学年制和钟点制，但为要考查他们的成绩，自当予以严格的考试。可是那些在校外自修的，也不可遗弃他们，只要他们的学力，和某一学校阶段的程度相当，亦应准其参与考试，考试及格，即当与在校学生同等待遇。因此他所主张的考试制，有两个目的：一是杜绝学校的积弊，使天才优越的学生不受学年制的限制，而程度较低的学生，不能侥幸毕业；二是把学校开放了，使校外学生，亦能参加毕业考试，方可多造就一些人才。似此，则消极积极两方面，都可以顾到了。但他的意思，尤重在后一目的，他是以“求学自由”四字为主旨的，因此，现在学校的组织，非设法解放不可；欲求解放，非先把考试制确立了不可。 他主张举行毕业考试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准其与考，正是想弥补上面所说的缺点，使家务贫寒资质可造的学生，不至成为弃材；并且校内学生见有校外自修的与之竞争，万一成绩不及他们，岂不为人非笑？自己也就不能不用功了。所以考试时加入校外的学生，不惟不能妨害校内的学生，并且可以催促他们用功，同时可以成就校外的寒士，一举两得，又何苦而不为呢？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他竞争，恐怕相形见绌，自然也就不能不力加整顿了。 他这种主张，当时也生出许多疑难的问题，但他都一一地予以解答： 有人说：从前的科举，注重文字，是可以自修的；现在的学科，有许多非经讲授，是不易了解的，还有许多注重实验，并不是课本上的知识，是更不能自修的。他说：这种见解，他是承认的，他从前也虑及此，所以他上的主张考试的呈文中，即说得多设补习学校，并可于适中地点，设公共理化室，图书标本室，专聘教师，常住其中，许人自由请问等语，也就是救济这种缺陷。他以为中学的课程，很多是可以自修的，间或有不了解的地方，只要有人指示门径，仍然可以循序进行的。他的主张，是先把考试制确定了，并且把校外自修生准其与考一层也确定了；然后基于考试制上，再想出种种方法去扶助它就是了，现在的学校，各置仪器标本一套，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这是很不经济的。依他的意见，可以各校共同置购，放在适中的地方，各校先在校中把理论讲明白了，到了规定的时间，由各校把学生引到那个地方去实验，如此办法，一套标本仪器，可供几个学校之用；并且还可以把它开放，使校外之人，也能享受这种利益。如果有了这种设备，又有指导者居住其中，那些贫苦子弟，可以一面谋他的生活，一面抽暇自修，遇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向人请问，倘若无人请问，就可赴公共场所请指导人指示，又有仪器标本可供实验，所得的知识，即与在校的无异。自己把学问造好了，与在校学生受同样考试，所得的结果，亦与在校者无有区别。如此办法，那些贫家子弟，有出身之路，有求高深学问的机会，于文化上是很有增进的。 有人说：依照这种办法，那个指导员就难以物色了，他必要学问极高深，又必须各种学科无所不通，各种书籍无所不览的，方能胜任。他说：这也不必虑及，此事着手之初，可先就中学的课程，分科聘请专员，负指导之责；并可先把教科书标示出来的，指导员对于这几部教科书，负充分指导之责，若来问的人，出了范围以外，指导员如能了解，不妨先说与他听；如不了解，就可谢绝他。如此办去，只消能够充当中学教师的，就可充当指导员了，此项人才，又有什么难以物色呢？先把中学程度的一步办到了，中学以上的各科，再慢慢想法子去办。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有人说：照你这样的办法，私塾学生也可毕业，现在的学生，岂不尽向私塾去了吗？学校内还招得到学生吗？他说：施行考试时，所考的是学校内应授的学科，并不在其他书籍中出题目，私塾如不改良，它的学生断不会侥幸及格，自然学生不会到它那里去，即使去了，也是要回来的；如果它的学生考试能及格，可见他的私塾，业已改良，与学校无异，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国家兴设学校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才，现在有私塾也在帮助造就，不支公家款项，造出的学生，又能合格，应当奖励之不暇，又何必阻止它呢？如果私塾尽都改良了，学校的学生，全体都向私塾去，也是无妨的，正好把造就人才的事，让与私塾去办，国家只消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私塾的学生就是了。所有办学校的款项，可移来办平民学校，教育无力入私塾的学生，或是去办高级的学校，教授私塾所不能教的学科，岂不是很好吗？所以私塾发达，是很好的事，并不是悲观的事。但他所说的私塾，是包括私立学校，未向政府立案者在内，不仅仅是指乡村的私塾。 他又说：现在学界中的争端很多，穷原竟委，细细推寻，可断言有一大半是由于位置上的关系。这也无怪其如此：全省教育局长、与夫校长教员，位置是有限的，具有局长、校长、教员的资格者，又是很多的，并且这种人才是逐年增加，实在是消纳不完；兼之实业不发达，各项人才没有出路，只有汇集于教育之一途，怎能不起争端呢？现在公家所办的学校，颇为人所诟病，富厚之家，每出重金延师训读，所苦的就是得不到毕业证书，如果施行考试制，私塾学生，与在校学生，同样地可以毕业，那些家资富有的人，把各项人才礼聘去充当教师，也就可以消纳了。或者自己约集几个朋友，组织私立学校，征收学费自行办理，无形之中，又增加了许多学校，对于社会也是很有利益的，这类私立学校，互相竞争，大家都想办好，自然教育事业就发达起来。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它竞争，恐怕相形见绌，就不能不整顿内容，于是公家的学校自然可以好起来。有了那些具有校长教员资格的人，去充当私家教师，那些腐败的塾师，也就被天然淘汰了。 他查学所到的地方，往往有些校长对他说：“本年招收新生一班，投考的有数百人，我选取了几十名，其余很有些程度好的，因为额满了，都未收入，我这班学生，程度很整齐。”他听了这话，口虽不言，心中不免纳闷。因为政府是要行强迫教育的，不就学的，还要勒令就学，为什么想来就学的，反而叫他们废学呢？调查未考取的那些学生的去路，除废学而外，有往别处寻学校入的，也有投入私塾的，幸而尚有私塾这条路，不然，废学的就更多了。 有人说：“现在学校内，教授各种学科，与中国旧学不同，不能不分班教授，每班程度不能不整齐，所以招收学生，不得不加以限制。”他说：“程度整齐，固然好；就是程度不齐，也未见得没有办法。现在学校内的国文、历史、地理等科，中国旧学是有的；现在学校内的英文，是外国字外国音，从前讲说文讲音韵的，是研究古字古音，都是一样的艰难；理化等科，也未见得比经学词章艰深好多；至于数学一科，从前的经师也有精通的，并且程度很高，看他们所著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时的老师学生，并未取现在的形式，居然能够把学生教得好，这岂是没有办法吗？” 有人说：“你既如此主张，我如果充当中学校长，定要聘你做教员，教一百个程度不齐的学生，请你去教授，看你有甚么办法？”他说：“这件事我能够担任，你把学科排定了，并规定学期之末，学生程度要教至某个地方为止；到学期满了你来试验，如果学生达不到限定的程度，我受罚就是了；至于教授的方法，可以听我自由，你不必过问。”那人又问：“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惟其参差不齐，就更有办法了。我提倡学生看书，养成自修的能力，只须指示门径，说过大概，叫他们自己研究，互相切磋，有不了解的，先问同学，再不了解，才来问我。如此辩理，那程度高的学生，就成为我的助教了，人的天性，是喜欢为师的，程度高的学生，有人向他请问，他一定乐于讲解，每与人讲解一次，犹如自己复习一次，于他也是很有益处的。当教师的，只立于考察地位，考察各生是否了解，某生的指导有无错误，如有不合，即予指正。再者，学生的通性，大都喜欢问同学，不十分肯问教师，其有来问教师的，已经是苦心思索，不得其解，这等人即是孔子所谓愤悱的人，只消就他怀疑之点，略加指点，他就会恍然领悟，无须多费言辞。我用这个法子做去，即使一百个学生，有一百等程度，教起来也不费好大的气力。” 有人说：“整顿教育，当从各方面进行，不单是一个考试制，就能整理好的。”他说：“我当省视学十余年，所有查学报告，无一篇不谈整理的方案，考试制仅是整理方案中的一种，我并不是不知道。实则现在教育上的病状甚多，凡热心教育的人，不妨分途治疗，或治内病，或治外伤，或治一切杂症，我于各症中担任小小的一种，大家悬壶问世，我想教育上的病症，或有医好的希望。” 有人说：“东西各国，教育方法很多，为何舍去不谈，只谈考试呢？”他说：“教育家有良好的整顿方法，尽管办去，东西各国的教育法，尽管采用，考试制于其他方法并无妨害。像现今的学制，有了部令限制，眼见许多良好的办法，也行使不出来。且各人的见解不同：甲所谓良好的，乙未必以为良好。我敢断言：任何教育家上台，制出一部教育法令，都不能尽满人意。既是这样，就不如索性把现行学制打破了，使全国的教育家，把各人心中所谓良好的办法，拿出来实行，分头并进，教育才能尽量发展。我所说的考试制，对于各种主张，均能容纳，可再设比喻来说明：假如有城一座，我们想攻下它，所有进攻的路，东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轰击，或是肉搏而上，或用飞机，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总以攻入城内为胜。毕业考试，就是考查他攻入没有。至于进攻的路线与攻取的方法，应由前敌将士考察地势，侦探敌情，自行选择；当主帅的，只严令各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对于教育的主张，就是如此。” 有人说：“关于考试的法子，应当讨论的地方很多，何故忽略不谈？”他说：“考试的法子，自应详加讨论，这是不待说的，施行考试，有种种流弊，也是当然的事。我的意思，是先把考试制确定了，才能讨论考试的法子和救弊的方法。现在考试制尚未确定，故只说明原则，未说到具体的办法。大体说来，现在学校的考试，仅出简单题目，既不足以借此考验出某些学生的真实学问，又容易使某些学生生出侥幸的心理；将来的考试，问题宜多，时限宜宽，并须采用测验的方法，以期精密。关于博物理化等科，当罗列标本仪器，令学生详细说明，实地试验，如此则考试时，非确有心得的学生，即不能及格，侥幸的弊病，也就无从发生了。不过这仍是一种原则，将来考试制实行时，还须做精密的研讨，总以使学生不冤屈，不侥幸，才合乎考试的理想。” 有人说：“考试制，只能考查学生的知识，不能考查学生的操行，施行此制，未免把德育方面抛弃了。”他说：“考试制固然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可是现在学校中的办法，也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要想学生有良好操行，首先要改变学生不正当的心理。改变心理的方法，在不断地予以暗示，教师人格高尚，即是一种很好的暗示。耶稣的教理，并非如何精深，是他的人格足以感化人，他的毅力足以转移人，才造成了全世界无量的信徒。现在的学校内，对于学生的操行，不用耶稣传教的法子，去行商鞅秉国的政策，并且是秦始皇钳制人民的办法。所以遇有可乘之隙，学生中有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应者四起了。全国学潮的根源，就在于此。” 他把以上的种种疑难，一一加以辩解，然后他在文化进步的阶段上，又给予考试制一种评价。他说中国比欧洲开化得早，当然也比欧洲进化得多，我们考察欧洲的社会，如果把近代的物质文明部分除去，单看它的组织法，就可见出它社会进化的程度了。欧洲政治上的许多制度，如征兵制，如选举制，中国都曾施行过。后来渐渐进化，那些设施就渐渐弃去，其间蜕化的痕迹，都是彰彰可考，由选举而变为考试，是进化必经的阶段。美国近三十年来，也施行考试制度了。美国的考试制度，和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都是学英国的。英国的考试制度，又是学中国的（见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欧美正在向着考试制那条路进化，我们反把考试制废除了，退转去行选举制，违反了进化原则，所以选举省县议员的时候，就弊病丛生了。 他说：中国的考试制，发源最远，汉朝对策，固然是考试；其实战国的游说，也是一种考试，不过是人君当面口试罢了。我们可以说：战国重游说，是考试的起点，后来越久越进化，于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了，进化较后的欧美，自然要来取法。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出一个进化的痕迹：周初学制，区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几个阶段，以次递升，肄业年限，是有定时的，政府用人，自然也是选用毕业生。最奇的，是那种学制刚刚破除，继之而起的，便是考试制的出现，可见考试制，正是替代那种学制的。所以他主张施行考试，不问肄业年限，不问曾否入校，一律以程度为准。 他说：现在要整顿教育，只有把那中断了的考试制，继续施行下去，才能铲除现在的积弊，才能企图将来的发展，今人一闻“考试”二字，依心理上的联想作用，就想及八比试帖，认为这个法子，陈腐不堪，其实大错了，考试是一事，八比试帖是一事，八比试帖可说是腐败，考试断不能说是腐败。现在的学校，如果不教科学，仍教八比试帖，还是腐败不堪的。可见腐败与否，全在学科上，不在形式上。有人说：“依你的主张，莫非要把现在的学校一齐废了吗？”他说：现在中国的学校，已经有若干年的历史，哪有废去之理？他是主张学校与私塾，二者并存，愿进学校的进学校，愿进私塾的进私塾，愿自修的听其自修，统以考试制汇其归就是了。 他所主张的考试制，经他从各方面加以说明，并且著为专书，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不久便得到教育界的赞同。我们应当知道他对于考试制的一切理论，乃含有他所说的“力学公例”。人类都是求上进的，政府既施行了考试制，准许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与在校学生，一律参与考试，考试及格，即发给毕业证书，使贫苦有志的青年，也同样地有了出路，自然他们对于考试制度，即不禁生出向往之心，这便是所谓“向心力”的作用。人类又是不愿受拘束的，他主张学校中应打破学年制钟点制，在规定的学科之内，提倡自由研究的精神；同时，除正式学校外，不干涉私塾的设立，使校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研究，这便是所谓“离心力”的作用。他以为制定法令制度，定要把路线看得清楚，又要把引力离力二者，支配均匀，才能推行无阻，我国纷乱不已，实由于许多法令制度，违反了天然的规律，引力离力，支配不均。他见全国学校，日趋窳败，主张彻底改革，拟有几种办法，考试制便是其中的一种，每种办法，都是把引力离力支配均匀的，所以这其间仍适合于“力学公例”。 他主张的考试制度，实在说，就是开放学校。下手从小学开放起，所以就从小学考试起，小学收了效，再开放中学，由是以至于大学。一九二四年暑假，他在富顺试办，中学修业年满者，方能与试；小学则不分私塾与学校，只要程度及格，即给予毕业证书。这是因为小学考易办，中学则较难，各校办法参差，教科书多不一致，且集合多数学生于一处，一校学生借故闹事，势必波及全体，考试制难免不发生动摇，不如先每校分考，由考试委员酌量办理，即使一校闹事，与他校无关。等到考试制基础稳固了，各中学渐归划一了，再举办中学会考，仿照小学的办法，自修生和私塾生，也能参与中学考试了。依此类推，以至于大学，均可借考试而予以开放。他以为这种办法，果然能通行全国，在十数年之内，即可为国家多造就许多人才，毫无疑义。一九二五年二月，四川省署根据他的呈请建议，制定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例，通令办理，于是各县就逐渐推行了。我们知道国家颁行的中学会考制，是一九三四年才实行的，于此可见四川的会考制，几乎早过国家颁布的法令十年，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了。但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时，同时即取消小学会考，于是成都华阳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以川省小学会考，颇收成效，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奉指令姑准再办一年。一九三五年，四川省政府咨教育部，胪举理由，请予保留，结果又准再办一年。到了一九三六年，各县遂一律奉令停止小学会考，也未另办私塾学生的考试，宗吾不禁慨叹道：“我在川省教育界遗留的痕迹，就算完全肃清了！”不但如此，到了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之间，竟有好几省的省政当局，连他所著的《考试制之商榷》一书也下令禁止起来，至此，则他主张改革教育制度的苦心，不惟无功，反而有罪了！ 一次试验，一种计划 一次试验，一种计划 宗吾在省视学的任内，可说是无时无刻不在为教育上想办法。上面是说他主张考试制的建立，各学程毕业考试，无论是在校的，不在校的，一律准他们参与考试，由政府委派专员，主持此事。但他并非只知重视毕业考试，而不注重平时。平时的考试，他是更为看重的，因此他作了一篇《学业成绩考查会之计划》，首先请求在他的故乡自流井试办——其实自流井也在他的视学区域之内。他设立的学业成绩考查会，是约集地方教育界人士，筹备经费，每月会合在校学生，及私塾自修学生，按照部定科目，会考一次，及格者从优给奖，鼓励学生的兴会；而贫生得奖，更可以缴纳学费，或购置书籍，不致因贫废学。考试科目，及所用教科书，均先期公布，使私塾自修学生，预为肄习。张榜时注明肄业地点，及校长或塾师的姓名，以资比较，使学校与私塾，互相竞争。这是办法的大概。 此项办法，是重在提倡私塾，并借以警觉正式学校。但是还有困难的地方，因为国文国语等科，私塾教师大半能教，其他各科也有能教的，唯有工用艺术、象形艺术、音乐体育等科，如其要考，则私塾一向无此科目，一定考不及格，学生就会绝迹不来，有失提倡私塾的本旨，如其不考，则公家所办的学校，就会把这些科目抛弃。于是他主张先把这些科目指定范围，明白宣示。例如第一次考试象形艺术，通告上规定作四个图，考试时可择试一图；工用艺术，规定做两种物件，音乐规定两首歌，体操规定某某段，考试时择试其一，这样各私塾也就可以按照学习。第二次又另行规定几种，过了数次之后，把私塾引上路了，通告上又把这些科目改为某科用某种教科书，私塾就不感困难了。同时，还聘有私塾指导员，巡回指导。考试算学时，并考试珠算，规定用旧式算盘书，取其私塾教师及学生父兄，多能指导，而且便于实用。考试科目，有必考的，有择考的，可由主考人临时酌定，不让学生事先知道。试场外摆列桌子数张，分派教员数人，专司非笔试的考试，如学生交卷出来，即命他在某处打算盘，某处讲故事，某处唱歌等。试卷用弥封，无论及格与否，批阅后一律发还。榜上注明某某先生评阅某科，所以阅卷的先生，也十分认真。每次以平均满六十分为及格。后来发现一个弊病，有的学生投考几次，因见榜上无名，就兴味索然，不想来考了。因此，他和与事人商量，把那六十分以下的，再择些出来，列为副取，也略为发奖。如此用钱不多，取录一批人，这些人回去，一定要用功，想着下次考入正取。这就好像彩票的对尾，凡是买彩票得了对尾的人，下次还想再买。 经他如此试办之后，所有自流井一带的学校私塾的教师学生，无不兴奋起来，教者尽心教，学者也努力学。当时有许多人向他说：“你这个法子真好！我们是外行人，不经这一考试，家中的老师究竟好不好，我们怎能知道？”于是教师学生及家庭的心理，就可窥见一斑了。他以为教师与学生，不必用法令强迫他，或是派人去督促他，他们自己是知道着急的；但是把学生的竞争心提倡得过高了，于青年的脑力也有妨害，又当随时告诫教师，使他们注意，他又向坊间去调查，问他们教科书销售如何，他们都说一连销去好几批了，购者还是络绎不绝，于是他知道私塾是改良了，从教科书销数的增加，便是经书杂书减少的明证。 当时自流井的教育经费，是很不充足的，各校教员的待遇，自然也很微薄。他便特许各校的小学教师，自由征收学费，并可仿照先年议学金的办法，随家境的贫富，定出钱的多寡，有人说：“教员收费应加以限制吧，否则他们会任意多收的。”他说：只规定极贫的学生免征一条就是了。他们有钱之家，是担负得起的，我们何苦替他们俭省，使教师们饿着肚皮去教他们的子弟呢？但是教师征收学费，他自己也会酌量情形；如果取多了，学生会往私塾去，他校中无人来学，于他是很不利的。他以为教师越认真，来学的越多，教师的收入就越增加，劳力与报酬成正比例，这是一种天然的奖金。公家给教师奖金，还有考核不公的毛病；唯有这种天然奖金，教师如不能得，只有怪自己，不能怪他人。因此，他主张与其筹款奖励教师，不如筹款奖励学生，学生得奖，教师得名，教师有了名誉，天然的奖金，即随之而至。他所主张的成绩考查会，正是公家拿钱奖励学生的，但学生又拿钱去缴纳学费，仔细推寻起来，公家的钱还是人于教师之手，不过由学生方面周转一次罢了。学生想得奖，非认真用功不可；教师想增加收入，非认真教授不可。其实公家出钱是一样的，但多此一番周折，效果就迥然不同了。 他这种成绩考查法，是提倡私塾与学校竞争。学校对于私塾，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如果私塾学生，占了优胜，学校就没得面子了。学校的教员，报酬虽是微薄，总是得了公家的钱；私塾未得公家一文，而其成绩反在学校之上，相形之下，未免太难为情。所以实行这种办法，各学校是特别戒严的，自然成绩就好起来。凡当塾师的，只要他的学生考取了，他就要称赞现行教科书的好处，表彰他自己的本领，这种塾师，也就变成改进教育的劝学员了。假使私塾发达起来，人人都愿送子弟人私塾，就不妨把小学教育，让给私塾去办。剩下的学款，可以拿来办平民读书处，教授力不能入私塾的学生；或是办师范学校，储备私塾教师；或是增加每月考试的奖金；或是添设公共实验所及公共导师。到了这种地步，就无妨承认私塾是小学教育的主体，公家只是设法补助私塾的不及就是了。 当时四川各县私塾的数目，大约十倍于初小学校。全县私塾的学金，和供给先生的伙食费，合计起来，大约也是十倍于全县初小学校的经费。他以为兴设学校，筹款既很困难，私塾中藏有这样大的一笔款，就该设法使它发生好的作用。学校与私塾的区别：一是照章教授，一是不照章教授。若是想出方法，诱导各私塾，也肯照章教授，便是凭空添了十倍的学校。私塾中藏有巨款，仿佛山中藏有金银矿一般；如此每月的考试奖金，也不过是开矿的一点费用罢了。因此可以说，他所举办的那个成绩考查会，犹如设立一个大规模的小学校，那些私塾，可认为是他们的分校。分校的校舍校具，薪金伙食，都由学生自备；唯有举行月终考试时，学生来本校试验一次。他从此着想，实觉得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可说是用少数的金钱，收到最大的效果。——这是他在自流井举行“学业成绩考查会”简要的叙述。 此外他对于平民教育，也是计划周详，当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选举董事，宗吾被选为董事之一。会中希望他发表意见，他便作了一篇《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那篇文字，可以说是补《考试制之商榷》及《学业成绩考查会之计划》所未及的。 他看到当时有些地方，私塾日益发达，许多家庭都甘愿出钱把子弟送入私塾，学校日益退化，以致学生寥寥，有名无实。依他的意见，各地有名无实的那些初级小学，不妨改为平民学校，内容可取私塾的组织，个别教授，有读整天的，有读半天的，有读一二小时的，有来问字的，均可听其自便。每逢赶场的日期（“场”即四川乡镇中交易的处所，每隔几日，人民前往买卖，名曰赶场），教师并可兼负讲演的责任。筹措学款，既是非常艰难，即不妨把平民教育、社会教育、通俗教育及义务教育等项，合为一起办理。一般贫民，并非不知读书的好处，实在是为生活所迫，要谋衣食，不能来读。若是有这样的一种平民学校：听人民来去自由，一面谋衣食，一面来读书，学者不感困难，自然就容易推行了。初级小学的弊病，在分班教授，按钟点授课；民间早膳午膳，早晚不一，学生来校，自然先后不齐，又学生常常耽误时间，缺课甚多，也是补不胜补。各家父兄，见课本中有许多未教，就很不满意，因之把子弟送入私塾，而私塾的组织，恰能弥补这种缺陷，这也是私塾发达的原因之一。所以他主张初级小学的内容应该改组，平民学校也应该改组。通常的平民学校，大半是夜间授课，因为做工的人，到了夜间才得暇；但情形各有不同，白日也有得暇的。如果平民学校的教师，白日夜间都在校内，来学的人就很感便利了。 他以为平民教育，应该扩大办理，教育一般民众，不仅仅教不识字的人。吾国人民，除一字不识者外，有读过一二年书的，有读过三四年书的，还有些人读书虽多，对于时局却茫然不知，其程度是参差不齐的；兼之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些是有职业的，有些是无职业的，种种情形，也是万有不齐。因此供给人民所读的书籍，也应该万有不齐，方能与他们相应。民间通行的读物，都是印版书；唱本戏本一类的，他们尤其喜欢看。主持平民教育的机关，就应该顺着这种趋势办法，多征集些著作品，或白话的，或浅近文言的，都不必拘定，总以富于趣味为主。通行的唱本戏本，字迹非常恶劣；但因为富于趣味，词句浅显，只要读过一两年书的人就能看，间有不认识的字，也可以意会。因此编著平民读物的人，或用教科书的体裁，或用戏本小说的体裁，或用功世文、三字经、四字经，以及其他各种体裁，当应有尽有。更可把外国压迫我国的情形，诸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实，和其他应该知道的常识，分别编入，把字迹刻端正些，发交卖唱本戏本的人，沿街售卖，并派人讲演。人民纵有不认识的字，有不了解的意义，但有了问难的地方，他们读起来，一定很有趣味，辗转传播，如此人民的程度，自然就培养起来了。 他主张各街宣讲“格言”的人，和在茶馆内说“评书”的人，应该由教育局把他们召集起来，传习改良，授给他们一些新知识，把应该供给民众的读物，叫他们拿去传播，讲给众人听，这等人的语言态度，与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们说的话，众人都肯听；若是上流社会的人去讲，反觉得是异言异服了，所说的话，必不能深入人心，这就好比孔子出游时所发生的一段故事一样：当年孔子出游，他的马吃了农人的禾苗，农人把马牵去，孔子叫子贡去要，子贡百般解说，农人坚不肯还；孔子又叫马夫去要，马夫几句话，说得农人欢欢喜喜，就把马送还了。因为子贡与农人，知识不相等，说的话是隔阂的；马夫与农人，知识很接近，一说就投机。所以教导民众，不可不明白这道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他以为现在阻碍文化的，就是教科书有版权一事。我们中国，本来是读书很自由的；改行学校而后，订出种种法令，有了许多限制，读书就不自由了。从前无所谓版权，如今所用的教科书，概有版权，人民不能自由翻印，于是购书也不自由了。外县购置教科书很难，往往有钱也买不到书。他查学所见：有些初小教师，手写教科书，拿与学生读的；又有命大学生帮助小学生抄写的，这就是“版权”二字生出来的现象。有了这种制度存在，教育怎么能够普及？所以他提倡平民教育，首先要自编书籍，放弃版权；促进会再征集各种读物，加以审查，认为合格，即刻成木板或铅印，把著者姓名印上，予以名誉上的报酬；把所有书籍的名目，公布出来，各处要购某种，只要寄函到会，会中雇有工人代印，只取纸本，不取工资版费，如有愿翻印的，那就更好了，其刊版的用费，除募集外，并请求公家筹拨巨款；再则劝人捐资刊版，把捐者姓名，附刊版末。果能照此办去，则历年越久，存储的版片越多，各种书籍都有，就与万有不齐的程度相适应了。 他以为现行学制，处处都是束缚人的，因主张彻底改革。他认为施行教育，应该有三种方式：一是正式的学校，即现在的小学中学专科大学；二是私塾，即是现在有一般人，不愿把子弟送入学校，愿送人私塾，也应该听其自便；三是平民学校，有些人不能入学校，又不能入私塾，就设这种平民学校去容纳他们。另外再设一个考试制，立于其上，有来应考的，不管他男女老少，只看他的程度，到了某个地步，就发给他某种毕业文凭，如此办去，才可以多造就些人才。尤其现在的时代，是民众的势力，指导民众，如得其道，自然有很大的利益，如不得其道，发生出来的弊害也是无穷的。所以他希望热心救国的人，借平民教育，为指导民众的机关，使民众洞明事理，庶可为国家民族尽人民一分子的天职。 别有怀抱 别有怀抱 我在前面介绍的可以作宗吾一生思想中心的那篇《心理与力学》，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他才肯拿出来交给成都《新四川日刊》连续发表。在以前，大家都知道他是讲“厚黑学”的，知道他是为坚决主张施行考试制度几乎被学生打死的。他虽是对世界风行的学说颇有研究，对解决社会问题颇有独见，对改革教育制度尤具苦心。即对自身担任的省视学一职，也是求着如何做到合理的地步；但是这一切一切，当时的人是不能了解他的。他们所揣想他的，必以为此人是诡计多端，否则也是一位玩世不恭者。他查学所到的地方，无不是尽心尽力，去帮助办学的人解决困难，或是鼓励他们热心教育；但得到的报酬，往往是被呈控，被发攻击的传单，第一大罪，就是说他讲“厚黑学”。由此而推演下去，便说，他既是提倡面厚心黑，他自己必首先是面厚心黑，他既是面厚心黑，更何事而不可为呢？于是由第一罪状，而第二罪状……以至于十大罪状，是不难罗织成的。大概这些可笑的情形，如今四川省府和教育厅还有案可稽吧。但自他的《心理与力学》发表以后，一般知识界的人士，就对他忽然改观了。同时在这一年中，他把历年来经研究所得写出的文字，刊印一单行本，叫做《宗吾臆谈》。臆谈者，只是他自己的一种臆说，不敢说是定理，让学术界及社会人士给他一种严厉的批评；但很少是对他不佩服，不心折，而更有若何訾议的。那本书所收入的文字，除已经差不多算是定本的《厚黑学》外，更有《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心理与力学》、《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考试制之商榷》、《学业成绩考察查之计划》、《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若干专论。关于前两种的要点，我已写入《厚黑教主别传》中，不再赘述。以下各篇的要点，就是我在以上各章中业已介绍了的。其中《心理与力学》和《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后来都加以研究扩充，刊为专书，流传于世。前者几经修正，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一九四二年），才算成为定本。后者于修正后，改名为《社会问题之商榷》，这书他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所以在他临死的前二年，更写了一篇专论《改革政治经济之我见》，来替代此书。《考试制之商榷》后来也略加修正，附有若干文件，刊为专书流行。我们可以说，一九二七年，才是整个的李宗吾向社会人士正式揭幕的一年。 这时他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平日体质又不甚健康，省视学的职务，是终年奔波劳碌的，计他自一九二一年再任省视学，算来已六七年了，很可找个机会休息一下，他自问对于教育上的意见，可说是贡献的已不算少；假使全省的教育界人士，上下调协，采纳他贡献的种种方案，一齐动员起来，文盲的扫除，中小教育的发展，必是不难实现的。就是单照他在自流井试行的学业成绩考查办法，各县一齐仿行起来，也是很容易做到教育普及的。他肯出而再任省视学的目的，也无非是借着身在其位，即可以谋其政，庶乎可以把他的教育意见贡献出来，让大家由研究而至于实施。尤其主要的，他以为闭门造车，固然是不能合辙；但完全模仿欧美的办法，也未必适合于国情。因此，他也要借着这视学的职务，可以到各地去考察现行教育的实际情形，何者宜提倡，何者宜改革，何者立刻即办，何者逐渐进行，然后再按此时此地的需要，来决定教育上的实施方案。所以我在前面所列举他的种种主张，种种办法，既不中，又不西，既不守旧，又不趋新；也可以说是亦中亦西，亦旧亦新；这正可反映中国教育在过渡时期的实际需要来，因为他的主张和办法，不是由“闭门造车”得来的，也不是由模仿欧美得来的。就凭他在教育上的一些贡献，一段努力，或者说是一种功绩，也应让他略资休息了。 适逢他的许多著作正在他想要倦勤的时候公表于世，突然惹起了各界的重视，于是这方面也要拉他，那方面也要争他，都被他一概谢绝。可是他的谢绝，并不是自高身价，也不是沽名钓誉；他是看到世事不可为了，自问没有力量出来担当大任，甚且在现实政治的旋涡中，即想洁身自好也是很难保持的。他自民国初年，即已绝意政途，如万不得已，出任政治上的工作，也只有请求担任低级的职务，这层我在前面已是叙述过了。在这方面说，他的心理，实在和人家不同：人家做官，是愿意越做越大；他做官，是愿意越做越小。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这种态度，是消极的，不革命的；但是他孤掌难鸣，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半都死去了，黑暗势力越来越大，所以他自忖爝火之光，是不易冲破黑暗的。他早已看惯各省军阀们的全武行带打，更看惯四川一省的蛮触相争，这些英雄好汉们，看起来是剑拔弩张，有不可一世之概，其实对国家的兴建上，是消极而又消极，破坏而又破坏的。至于举国的政治人物：有的则唯恐天下不乱，借以朝秦暮楚；有的则托庇在枪杆之下，足以逞快一时；此外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只因他看惯了这些现象，所以才有《厚黑学》的出世。《厚黑学》出世了，他也只有退出局外，冷眼作壁上观了。但他对于人民大众，青年学子，依然是不失望的，所以才有十余年来在教育上的一番努力。他在这种培养国本的事业中，不惜被打，被控告，被发传单，他仍是兴致勃勃地干去，一直到他在教育上的主张和办法，统统贡献出来为止。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他先后充任刘文辉刘湘部中的顾问及编撰委员；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又改任省府的政闻编审委员。我们看他数十年来的做人、为学，以及平日的抱负，他岂是想借着一时显赫的军人有所贪图吗？古来的高士，原有隐于朝、隐于市、隐于山林的不同。隐于山林的人，多半是矫俗立异，自高而卑人，还有“身处江湖之上，而心在廊庙之中”的，这等人可说是隐而不隐；隐于市的人，那是愿意“和光同尘”，既不矫俗，也不立异，但他过去的一段生平，总不能为众人所忘，这等人，仍可说是隐而不隐；唯有隐于朝的人，权且处在一种清闲的位置，在一般人看来，他还是做官，不用另样的眼光去看他，在当权的人看来，以为这个人还算就范，也不怎样地疑忌他，但他本人则正是“身处廊庙之中，而心在江湖之上”的，这等人，可说是隐而不隐，不隐而隐，是谓之真隐。宗吾当时处身的方式，当是属于这一类吧。他本是好主张好做计划的人，但他在二刘的军部中，不声不响，没有听说他做过什么主张，出过什么计划，于此就可以看出他的心迹了。 他那时也不愿交朋友，只和几个洁身自爱的熟人，还有来往，经常是独自一人，坐坐茶馆，游游公园的，听当时的成都人谈：宗吾在茶馆中，往往一坐半天，闭目凝神，似乎在作遐想，也不知他想些什么。有时在公园中的树阴遮蔽处，独自一人在散步，见有熟人来，则好似不经意地掩藏起来，真是游魂般的生活。据我所知：他那时似乎有一位好友，就是全国闻名的“姑姑筵”餐馆的老板兼厨师黄敬临老先生，此人真可说是隐于“庖刀”者，不信，有宗吾为他撰的《食谱》序为证： 我有个六十二岁的老学生黄敬临，他要求入厚黑庙配享，我业已允许把他写入《厚黑丛话》。大家想还记得，他在成都百花潭侧，开一“姑姑筵”，备具极精美的肴馔，招徕顾主，大家或许光顾过。昨日我到他公馆，见他正在凝神静气，楷书《资治通鉴》，诧异道：“你怎么干这等事？”他说：“我自四十八岁以后，即矢志写书，已手写十三经一遍，补写《新旧唐书合钞》、《李善注文选》、《相台礼记》、《坡门唱和集》各一遍；现在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以完夙愿。”我说：“你这种主意就错了！你从前历任射洪、巫溪、荥经等县知事，我游迹所至，询之人民，你的政声很好，以为你一定在官场努力，干一番惊人的事业；归而询知你退为庖师，自食其力，不禁大赞曰：真吾徒也！特许入厚黑庙配享。不料你在干这等生活！须知古今干这一类生活的人，车载斗量，有你插足之地吗？庖师是你的特别专长，弃其所长而与人争胜负，何苦乃尔！鄙人所长者是厚黑学，故专讲厚黑学；你所长者是庖师，不如把所写十三经《文选》与夫《资治通鉴》等，一火而焚之，撰一部《食谱》，倒还是不朽的盛业。” 敬临闻言，颇以为然，说道：“往年在成都省立女子师范，充任烹饪教师，曾分：熏、蒸、烘、爆、烤、酱、炸、卤、煎、糟十门，教授学生，今打算就此十门，条分缕析，作为一种教科书，但兹事体大，苦无暇晷，奈何！”我说：“你又太拘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为你计，每日高兴时，任写一二段，以随笔体裁出之，积久成帙，有暇再把它分出门类；如不暇，既有底本，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倘不及早写出，将来老病侵寻，虽欲写而力有不能，悔之何及！”敬临深感余言，乃着手写去。 敬临的烹饪学，可称家学渊源。他的祖父，由江西宦游到川，精于治馔，为其子聘妇，非精烹饪者不合选。闻陈氏女在室，能制咸菜三百余种，乃聘之，这便是敬临的母亲。于是以黄陈两家烹饪法冶为一炉。清末，敬临宦游北京，慈禧后赏以四品衔，供职光禄寺三载，复以天厨之味，融合南北之味，敬临之于烹饪，真可谓集大成者矣。有此绝艺，自己乃不甚重视，不以之公诸世而传诸后，不亦大可惜乎？敬临勉乎哉！ 古者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我尝笑：孔庙中七十子之徒，中间一二十人有言行可述者外，其大半则姓名亦在若有若无之间，遑论功德？徒以依附孔子末光，高坐吃冷猪肉，亦可谓借且滥矣。敬临撰《食语》嘉惠后人，有此功德，自足庙食千秋。生前具美馔以食人，死后人具美馔以祀之，此固报施之至平，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人贵自立，敬临勉乎哉！ 孔子平日饭蔬饮水，后人以其不讲肴馔，至今以冷猪肉祀之，腥臭不可向迩。他日厚黑庙中，有敬临配享，后人不敢不以美馔进。吾可傲于众曰：吾门有敬临，冷猪肉可不入于口矣！是为序。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李宗吾，于成都由宗吾这篇文字看来，敬临非一当代的奇人而何？他曾蒙慈禧太后的赏识，曾历任各县的知事，而且政声很好；忽然由士大夫阶级，一退而为厨师，若不是别具怀抱的人，可以断言他万万不能，他做了厨师以后，竟于事务之暇，一连楷书十五年的古籍，而犹不中辍，这种修养功夫，更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计他所抄各书，如连《资治通鉴》已抄完的话，当不下数千万言。以这样具有毅力的人物，在过去又有政治上的经验，倘若出而为国家社会做任何的事业，还怕没有成绩吗？但他甘心退而开饭馆，为厨师，这不能说与时代环境没有关系吧。宗吾不结交王公大人，不和趋炎附势的世人为友，独对敬临大为赏识，一隐于朝，一隐于市，真可谓无独有偶了！ 宗吾在那几年中，身子是清闲的，但脑子绝不是清闲的。他天天在研究，天天在思考。他继续研究他的“心理与力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学术，研究民主政治等。当中央定期召开国民大会时，他又研究制定宪法问题；抗战军兴，他更草拟抗日计划。他在茶馆中闭目凝神，在公园内独步徘徊，正是思考他研究的种种问题。不知他几经酝酿，才又写出了以下的文字：（一）《厚黑丛话》，刊为单行本；（二）《中国学术之趋势》，刊为单行本；（三）《达尔文学说之修正》、《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经济政治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这三篇是《心理与力学》一书的补充，合刊单行本；（四）《制宪私议》、《抗日计划之商榷》，合刊单行本，书名为《制宪与抗日》。这是他在十年清闲的岁月中，另一阶段的大收获。我想在以下的各章中，将他这些作品的内容，扼要地介绍出来。 厚黑学变质了 “厚黑学”变质了 宗吾所讲的“厚黑学”，原分前后两期。前期的“厚黑学”，是从暴露人类的罪恶方面立论，是摘奸发伏的一种看法，是官场现形的内在原理，其立论的方式，可说是“反话正说”，不惜自居为厚黑教主，而以己身担当了天下人的罪恶。后期的“厚黑学”，是从鼓励人类的行为向善良方面发展立论，他把“厚”字解释成“忍辱负重”，把“黑”字解释成“刚毅果断”，可说是“借题发挥”，厚黑学到了后期，虽是袭用原来的名词，但已可说是有些变质了。这种变质的原因，想是他觉得前期的说法，得罪了社会，受到了许多的非议，虽是把面厚心黑的罪恶自己担当了起来，但是社会人士总不免有些心凉，所以在一般的舆论上，依然是不肯饶恕他的。他受不住舆论的攻击，于是就与社会妥协了，这当是“厚黑学”变质的一种原因。其次，他最初是相信“性恶论”的，自从他打破了性善性恶的偏见，发现了“心理变化是循力学规律而行”的，于是便决定一种力量，只看它发展的方向如何，才可以断定它的价值；厚黑的行为，根于心理的变化，所以厚黑的价值，也全视其发展的方向而定。当年谢绶青为《厚黑学》作的跋语说：“‘厚黑学’……如利刃然，用以诛盗贼则善，用以屠良民则恶，善与恶何关于刃？”此种看法，到后来他是承认了的，所以他对“厚黑”二字的诠释，也不能不随着改变。再则他对张列五“权术公开”的主张，是深深服膺的；施行厚黑，如果是一种权术，在施行过后，必须能公开出来的，才不是罪过。有此几种原因，“厚黑学”的变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厚黑学”当有三种看法：一是“做得说不得”，一是“说得做不得”，一是“做得也说得”。古今来的大奸巨恶，以及世上一般坏心肠不要脸的人，是实行的第一种；宗吾自发表《厚黑学》以后，便时时避免做出丢德丧行之事，是实行的第二种；到了后来，他才觉得施行厚黑也不妨，只看你的动机如何，效果如何，这便进入第三种看法了。 于是他很郑重地说道：“就人格言之，我们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图谋一己之私利，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尚。就成败言之，我们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越厚黑，越失败；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越厚黑，越成功。何以故呢？凡人皆以‘我’为本位，为我之心，根于天性，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势必妨害他人之私利，越厚黑则妨害于人者越多，以一人之身，敌千万人之身，焉得不失败？人人既以私利为重，我用厚黑以图谋公利，即是替千万人图谋私利，替他们行使厚黑，自然得千万人之赞助，所以必能成功。我是众人中的一分子，众人得利，我当然也得利，不言私利而私利自在其中了。从道德方面说，攘夺他人之私利，以为我有，是为盗窃行为，故越厚黑，人格越卑污。若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是牺牲我的脸，牺牲我的心，以救济世人，视人之饿，犹己之饿，视人之溺，犹己之溺，此即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故越厚黑，人格越高尚。” 他曾举胡林翼的故事为例。胡林翼曾说：“只要有利于国，就是顽钝无耻的事我都干。”相传林翼为湖北巡抚时，官文为总督，有一天，是总督夫人的生日，藩台去拜寿，手本已经拿上去了，才知道是如夫人的生日。立将手本索回，折身转去，其他各官，也随之而去了。不久，林翼到来有人告知此事，他听了，伸出大拇指道：“好藩台！好藩台！”但他说毕即取出手本递上去，自己竟红顶花翎地进去拜寿；众官听说巡抚也来拜寿，又纷纷地转回了。次日，官妾来巡抚衙门回谢，林翼就请他母亲好好招待，官妾竟拜胡母为干娘，林翼为干哥哥。此后，林翼在军事上有应该与总督会商的事，就请干妹妹从中疏通；官文稍有迟疑，其妾便聒耳说道：“你的本事，比胡大哥差得多，你还是依他的话去做就是了。”因此，林翼办事，非常顺手；官胡交欢，关系满清中兴甚大。试想林翼肯干此等事，他的脸皮真算是厚了；但众人不惟不说他卑鄙，反引为美谈，何以故？心在国家故。 他又举徐阶的故事为例。严世蕃是明朝的大奸臣，后来皇帝把他下在狱中。众臣合拟了一个奏折，历数世蕃的罪状，如杀忠臣杨椒山沈炼等，把稿子拿给宰相徐阶去看。徐阶看了就问道：“你们是想杀他，还是想放他呢？”众人说：“当然想杀他！”徐阶说：“这奏折一上去，我敢断定皇上立即把他放出来！何以故呢？世蕃杀这些人，都是巧取上意，使皇上自动地要杀他们。此折上去，皇上就会说：杀这些人明明是我的意思，怎么诬在世蕃的身上呢？这样，岂不立把世蕃放出吗？”众人问：“如何办才好呢？”徐阶说：“现在皇上最恨的是倭寇，就说他私通倭寇好了。”于是徐阶关起门把折子改了递上去。在先，世蕃在狱中探得众人奏折的内容，就对亲信说：“你们不必担忧，不几天我就出去了。”后来折子发下，说他私通倭寇，世蕃大惊道：“完了！完了！”果然把他杀死。试想世蕃罪大恶极，诚然该杀，但不曾私通倭寇，可谓死非其罪。徐阶设此毒计，他的心肠可说是黑极了；但后人都称他为有智谋，不说他阴毒，何以故？为国家除害故。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因此他在这时极力提倡“厚黑救国”，尤其当着国际形势日趋恶化而不讲信用不顾正义的时候。他最爱举的例子，是越王勾践的故事，他说：“厚黑救国，古有行之者，越王勾践是也。会稽之败，勾践自请身为吴王之臣，妻入吴宫为妾，这是厚字诀。后来举兵破吴，吴王遣人痛哭乞情，甘愿身为臣，妻为妾，勾践毫不松手，非把他置之死地不可，这是黑字诀。由此知厚黑救国，其程序是先之以厚，继之以黑，勾践往事，很可供我们参考。”除此以外，他更列举太公的佐周伐殷，管仲的尊王攘夷，苏秦的合纵六国，张良的扶汉灭楚，以及近代国际上的钩心斗角，无一不是实行厚黑，他都不惮烦琐地引证说明。于是他不辞以厚黑教主的资格，向四万万人宣言道：“勾践何人也……予何人也，凡我同志，快快地厚黑起来吧！何者是同志？心思才力，用于抵抗列强者，即是同志。何者是异党？心思才力，用于倾陷国人者，即是异党。”因此他大声疾呼提倡“团结御侮”，譬之射箭，精研“厚黑学”，就是练习射箭。从前是关着门，父子兄弟，你射我，我射你；现在应当以列强——尤其是日本为箭垛子，四万万支箭支支都向同一箭垛子射去，才有得救的希望。他所说的“厚黑救国”，便是如此。 他说他把各国外交史，研究了多年，才把列强对外的秘诀，发现出来。其方式不外两种：一是劫贼式，一是娼妓式。他们时而横不依理，用武力掠夺，等于劫贼的明火抢劫，是谓劫贼式的外交。时而甜言蜜语，曲结欢心，等于娼妓的媚客；结的盟约，毫不生效，等于娼妓的山盟海誓，是谓娼妓式的外交。 当时有人问他：日本以何者立国？他答道：以厚黑立国。娼妓之面最厚，劫贼之心最黑，大概日本军阀的举动，是劫贼式，外交官的言论，是娼妓式。劫贼式之后，继以娼妓式，娼妓式之后，继以劫贼式，二者循环互用，而我国就吃不消了。但娼妓之面固厚，而毁弃盟誓，则是厚中有黑；劫贼之心固黑，而不顾唾骂，则又是黑中有厚。他一面用武力掠夺我们的土地，一面又高谈中日亲善，娼妓与劫贼，融合为一，是之谓大和魂。 又问：我国当以何者自救？他答道：“当以厚黑自救。即是日本以厚字来，我以‘黑’字应之，日本以‘黑’字来，我以‘厚’字应之。譬如娼妓艳装而来，我即开门纳之，但缠头费丝毫不出，如果服侍不周，把她衣饰剥了，逐出门去，这便是以‘黑’字破其厚。日本横不依理，以武力压迫，我们就用张良的法子来对付，张良纪上受书，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他面皮厚罢了；楚汉战争，高祖用张良计策，睢水之战败了，整兵又来，荥阳成皋败了，整兵又来，卒把项羽逼死乌江。若用这个法子对付日本，便是以‘厚’字破其黑。厚黑与救国融合为一，是之谓中国魂。” 他在后期大谈其“厚黑学”时，是在“九一八”以后，见日本侵华益急，吾国岌岌可危，而当时所谓国际联盟者，无非是列强讨论分赃的一种机关。他们对于弱小民族，可说是“阎王不嫌鬼瘦”的；况且像中国这样“弱而不小”的国家，还更足以惹动列强的垂涎呢！国际间的假仁假义，万不可轻于信赖，某一国的强取豪夺，是必须思患预防的。因此，他当时所谈的“厚黑学”，多不出“厚黑救国”的范围。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战国时代的放大形。战国时代的国际间，都是实行厚黑的；现在的国际间，更是实行厚黑的。能厚黑者富强，不知厚黑者弱亡。只要有国际的存在，“厚黑学”便是自救自存的至宝，一切国际上好听的名词，都是骗死人不偿命的。他把战国时代的国际情势，和二十世纪的国际情势，都加以详细的分析，越发证明了这种道理。 请看他拆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的一幕吧： 他说，美国参战之初，威尔逊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可说是弱小民族的一种福音。当巴黎和会初开时，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把威尔逊当做救世主一般，以为他们的痛苦可以在和会上解除了；哪知英国的劳合乔治、法国的克里蒙梭都是精研“厚黑学”的人，而克里蒙梭绰号“母老虎”，尤为凶悍。他初闻威尔逊鼎鼎大名，还有些畏惧；及至见面以后，才知黔驴无技，就时时奚落他，甚至说道：“上帝只有十诫，你今提出十四条，比上帝的还多了四条，只好拿到天国去行使吧！”威尔逊听了，也只好忍受。后来意大利全权代表下旗归国，日本全权代表也要下旗归国，就把威尔逊吓慌了，于是俯首帖耳，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而“民族自决”的问题，遂成泡影。 他说，假使他是威尔逊的话，他就装痴卖呆，听凭他们奚落，坐在和会席上，一言不发，直待意大利和日本的代表退席之后，就猝然站起来，大拍桌子道：“你们要这样干吗？我当初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经你们认可，我美国才参战；而今你们竟这样干，使我失信于美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弱小民族，那么我只好领率全世界弱小民族，向你们英法日意决一死战，才可见谅于天下后世。你‘母老虎’说我这十四条应拿到天国去行使，你看我于短短的时间，要用鲜血染红这个地球，就从这鲜血中，现出一个天国来，给你‘母老虎’看看！”说毕，立刻退出和会，就用《厚黑学》中所谓“办事二妙法”中的“敲锅法”，把锅敲破了再说。三十分钟内，通电全世界，叫所有弱小民族，一致起来，对列强反戈相向，由美国指挥作战，这样一来，请问英法敢开战吗？因为当时的情势是这样的：德国的战斗力并未损失，他所感痛苦的，是食粮被列强封锁了，只要接济他的食粮，单是一个德国，已够英法对付。再则大战之初，英法答应殖民地许多权利，弱小民族才抛弃旧日嫌怨，一致赞助，印度的甘地，还叫他的党徒帮助英国，他们如此作为，原想大战结束，可以抬头，哪知堂堂的和会席上，列强竟自食其言！弱小民族，正在含血喷天，有了威尔逊这样的主张，它们在战地上，还有不立即倒戈的吗？况且美国是生力军，国家又富，英法已是筋疲力倦，如果实行开战，可断定在一星期之内，即把英法打得落花流水。这样的情势，试问英法敢打吗？如果请求不打，除非十四条原则，条条实行，并须加点利息，格外再增两条。何以故呢？因为你英法诸国，素无信义，明明是承认了的条件，还要翻悔，所以十四条之外，非增两条以资保障不可。威尔逊果肯这样干去，难道“民族自决”的主张，还怕不能实现吗？无奈威尔逊一见意日两国的代表下旗归国，手忙脚乱起来，就用“锯箭法”了事，竟把千载一时的机会失去，岂不可惜！不久，箭头在里面陆续发作，我国东北四省，无端失去，阿比西尼亚，也无端遭受意大利的摧残，而世界第二次大战，就不得不爆发了。凡此种种，都是由于威尔逊在和会席上，少了拍桌子之故。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接着他又分析下去：上述的办法，以威尔逊的学识，难道见不到吗？ 就算威尔逊是个书呆子，不懂得厚黑的道理；但同着威尔逊赴会的，有那么多的专门人才，那么多的外交家，一个个都是在厚黑场中来来往往的人物，难道这种粗浅的厚黑技术也不懂得吗？于是他下一判断说：他们懂是懂得的，只是不肯这样干呢！其原因，就是弱小民族是被压迫者，美国是压迫者之一，根本上有了这种大矛盾在。日本是精研“厚黑学”的，他窥破威尔逊有些弱点，就在和会上提出“人种平等”案，朝着他的弱点攻去，意思是说：“你会唱高调，我唱的高调，比你更高！”这本是“厚黑学”的妙用，果然把威尔逊制住了。然而威尔逊竟是天禀聪明的人，他是深懂得厚黑哲理的。他明知“民族自决”的主张，为列强所不许，也为本国所不许；但不妨大吹大擂起来，闹得举世震惊，这即是《厚黑学》中所说的“敲锅法”。先把锅的裂痕，敲得长长的，趁势大出风头；及至意大利和日本的代表，要下旗归国，他就马马虎虎了事，这即是《厚黑学》中所说的“锯箭法”。有此一着，威尔逊可以昭告世界曰：“民族自决之主张，其所以不能贯彻者，非我不尽力也，其奈环境不许何！其奈英法意日之不赞成何！”这就好像外科医生对人说道：“我之只锯箭杆，而不取箭头者，非外科医生不尽力也，其奈内科医生袖手旁观何！” 他继此而再事追究：威尔逊是个老教书匠出身，是一个书呆子，何以懂得“敲锅法”、“锯箭法”呢？经他多方考察，才知他背后站有一位军师豪斯大佐，是著名的阴谋家，是威尔逊的灵魂。威尔逊得被选为总统，他出力最多；威尔逊的阁员，大半是由他推荐的。所有美国绝交参战啦，山东问题啦，都是此公的主张，他专门唱后台戏，威尔逊不过是登台的傀儡罢了。但威尔逊之听信此公，等于刘邦之听信张良。我们既承认刘邦为厚黑圣人，就呼威尔逊为厚黑圣人亦非过誉。一般人都以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是失败了的；殊不知他的失败，正是他的成功。他当美国第二十八代的总统，试问从前二十七位总统，彰彰在人耳目的，究有几位？恐怕除了华盛顿林肯二人鼎鼎大名而外，就要推威尔逊了。任人如何批评，他总算是历史上的有名人物。问其何修而得此？无非是善用“敲锅法”、“锯箭法”罢了。假使他不懂点“厚黑学”，不过混在从前的二十几位总统中间，姓名若有若无，“威尔逊”三字安得赫赫在人耳目？由此知“厚黑学”的功用：成则建千古不朽的伟业，败亦可留大名于宇宙的。 宗吾对于列强的对策，是主张组织“弱小民族联盟”的。他说当时的巴黎和会，聚世界厚黑家于一堂，钩心斗角，仿佛一群拳术家，在擂台上较技，我们站在台下，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当用何种拳法才能破他们，但是台上人反漠然不觉。当初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的主张，大得弱小民族的欢迎，而深为英法日意所不喜，足知“民族自决”四字，可以击中列强的要害。及至日本提出“人种平等”案，威尔逊就哑口无言，而“民族自决”案，也无形打消，足知“人种平等”四字，又可击中欧美人的要害。似此，我国如出来提倡“弱小民族联盟”，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案，和日本的“人种平等”案，合一炉而冶之，岂不更足以击中他们的要害吗？ 宗吾关于“厚黑救国”的言论，在这里是说不完的。此外，他更谈到思想的独立，谈到“厚黑”的面面观，谈到他作书的文体，谈到许多好友的种种情事。这些妙趣横生的文字，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华西日报》上，每天发表一二段，积若干字即刊印一册，至次年五月，共刊印三册，以后又加以增删，即为合订本，这便是他有名的《厚黑丛话》。这丛话，他本想无限止地继续写下去，将他的观察所及，无论是上天下地，物理人情，统统用随笔式的体裁把它写出来；不意正在按日发表的时候，四川省政府突然奉到中央的命令：“严予禁止，以遏乱萌！”于是《厚黑丛话》就只得中断了。但只就发表的部分看来，已是峦峰重重，群壑竞秀，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的。 他在前期发表的《厚黑传习录》，是记载他与众人的谈话；此次的丛话，是把传习录的范围扩大了，内容包括四种：（一）厚黑史观；（二）厚黑哲理；（三）“厚黑学”的应用；（四）“厚黑学”发明史。其立论的方式，完全是自由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或谈古事，或谈时局，或谈学术，或追述平生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地写一篇，或短短地写几句，或概括地说，或具体地说，总是随其兴之所至，不愿受任何的拘束。他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如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而案头适无此书，就用苏东坡“想当然耳”的办法，依稀恍惚地写去，以免打断兴趣。他说写这类文字，和讲考据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种见解，凭空无从说起，只好借点物事来说，引用某事某说，犹如使用家伙一般，把别人的偶尔借来用用就是了。若无典故可引，就杜撰一个来用，亦无不可。这好比庄子的寓言：是他心中有一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来立论，只求把胸中所见表达出来；至于鲲鹏野马是否有此物，渔父盗跖是否有此人，他是一概不问的。 他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所以他说：“宇宙真理，明明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自己可以直接去研究，无须请人替我们研究。古今的哲学家，乃是我和真理中间的介绍人，他们所介绍的，有无错误，不得而知，应该离开他们的说法，直接去研究一番才是。”有一个朋友，曾读到他丛话中的文字，就对他说：“这些问题，东西洋哲学家，讨论的很多，未见你引用；并且学术上的专有名词，你也很少用；可见你平时对于这些学说，还是欠研究的。”哪想他听了这话，也不答辩，反把平日所作的文字检出来，凡引有哲学家的名字，及学术上的专有名词，竟尽量删去。如果名词不够用，他就自行杜撰，直抒胸臆，一空依傍。偶尔引有古今人的学说，总是用自己的斗秤，去衡量古今的学说；不是用古今人的斗秤，来衡量自己的学说。换言之，乃是他去审判古今的哲学家，不是古今的哲学家来审判他。因此，他常对人说：“中国从前的读书，一开口就是诗云书云，孔子曰，孟子曰；戊戌政变以后，一开口就是达尔文曰，卢梭曰；后来又添些杜威曰，罗素曰，纯是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样，自己也不伸头去窥察一下，未免过于懒惰了！假如驳我的人，引了一句孔子曰或孟子曰，即是以孔子孟子为审判官，以四书五经为新刑律，叫我来案候审；引了一句达尔文诸人曰，即是以达尔文诸人为审判官，以他们的著作为新刑律，叫我来案候审。像这样的审判，我是绝对不到案的。”有人问他道：“要谁人才能审判你呢？”他说：“你就可以审判我。以你自己的心为审判官，以眼前的事实为新刑律，例如说道：李宗吾，据你这样说，何以我昨日看见一个人做的事不是这样？今日看见一只狗也不是这样？可见你说的道理不确实吧！如果能够这样地判断，我任是输到何种地步，都要与你立一个铁面无私的德政碑。”他这种独立自由的意思，充满了他的《厚黑丛话》中。但他并不是野马狂奔，却有他一定的观点和原理，那便是他本店自造的《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请看他自己的说明吧： 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社会就成为透明体，既把社会真相看出，就可想出改良社会的办法。我时于经济、政治、外交、与夫学制等，都有一种主张，而此种主张，皆基于我所谓厚黑哲理。我这部丛话，可说是拉杂极了，仿佛是一座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是极不规则的；惟其不规则，才是天然的状态。如果把它整理得厘然扶然，极有规则，就成为公园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参加了人工，非复此山的本来面目了。我把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使山的全体显现，有志斯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补充之，冗芜者删削之，错误者改正之。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处房子也好；抑或捉几个雀儿，采些花草，拿回家中赏玩也好；如能大规模地开采矿物，则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点药去医病，捡点牛犬粪去肥田，也未尝不好。我发明“厚黑学”犹如瓦特发明蒸汽，后人拿去纷纱织布也好，行驶轮船火车也好，开办任何工业都好。我讲的厚黑哲理，也是无施不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有能得我之一体，引而申之，就可独成一派，孔教分许多派，佛教分许多派，将来我这厚黑教，也要分许多派。 返本线的发明 “返本线”的发明 一九三六年七月，宗吾又刊一书，叫做《中国学术之趋势》，内容包括四大篇：（一）老子与程明道；（二）宋学与蜀学；（三）宋儒之道统；（四）东西文化之融合。每篇又各分若干段，以成此书。他在序文中说：“写文字是发表心中感想，心中如何想，即当如何写，如果立出题目来做文章，等于入场应试，心中受了题目的拘束，所有感想，即不能尽情写出；又因题义未尽，不得不勉强凑补，于是写出来的，乃是题中之文，不是心中之文。我写此书，本想出以随笔体裁，许多朋友说是不妥，才标出大题目小题目。 我觉得做题目，比做文章更难，文章是我心中所有，题目是我心中所无，此书虽名为《中国学术之趋势》，而内容则非常简陋，对于题义的发挥，未及十分之一，这是很抱歉的。”可见他即便讲述具有体系的学术，仍是抱有他一贯的自由作风，这是与近代流行的教科书式的著作有些不同的。 我们当还记得他发明的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于是他想适用这条公例，觉得学术上的演变，也有轨道可循，如果知道了从前的学术是如何演变，即可推测将来的学术当向何种途径发展。他说：“自开辟以来，人类在地球上走来走去，自以为自由极了，三百年前，出了一个牛顿，发明地心引力，才知道任你如何走，终要受地心引力的支配。人类的思想，自以为自由极了，若试把牛顿的学说扩而大之，应用到心理学上，即知道任思想如何自由，终有轨道可循。人世上一切事变，无不有力学公例行乎其间，不过一般人习而不察，等于牛顿以前的人，不知有地心引力一样。”因此，他对于中国学术的趋势和世界学术的交流，也是持此看法的。 他说：我国已往的学术有最发达的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带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汉宋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此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学术的进化，其轨道是历历可循的。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他说，《老子》一书，是周秦学派的总纲，诸子书是细目。诸子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加以发挥，只能说他们研究得精细，却不出老子的范围。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座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于是大家相约上山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然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作河图洛书的，是偶尔拾得珍宝的人；周秦诸子，是相约上山开 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要以老子为最多。老子把宇宙真理、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它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曰《道德经》。根据已往的事变，就可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在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学，韩非学于荀子，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又讲“法术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法术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是申韩的刻薄寡恩，渊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法术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实不能不为老子叫屈。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的“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字即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温、良、恭”三字，比“慈”字较为具体：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的“兼爱”，即是老子的“慈”；墨子的“节用”，即是老子的“俭”。老子言兵：“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说：“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经》，此书是道家之书，也与老子相类。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的话，激动六国君主的不平之气，暗中即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与”等语，为后世阴谋家兵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子、列子、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往往互相诋毁，独没有诋毁老子的，即使诸子之学，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静功，讲符箓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春秋战国时，列国并争；同时学术界也是百家争鸣。自秦以后，天下统一；学说也随君主之意归于统一。秦时，奉法家的学说，此外的学说皆在所摈斥。汉初，改而奉黄老，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从此即专奉孔子之学；但老子的学说，势力仍是很大。于是孔老二教，在中国成为两大河流。以后佛教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就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个区域内，相推相荡，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天然有合并的趋势，于是宋儒的学说应运而生。 要谈宋儒的学说，须先把儒、释、道三教的异同，加以研究。三教异同，自然古人说得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即是三教均以“返本”为务。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还不能终止，于是他又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为止。“老子”一书，屡言“婴儿”，婴儿是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说的孩提，知爱知敬，是有知识的；老子所说的婴儿，是无知识的。可知老子返本要进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无知无欲的婴儿为止。但老子所说的，虽是无知无欲，然犹有心，故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释氏则并此心亦无之，以证入涅槃，无人无我为止，禅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面目”，竟是透过娘胎，较老子的婴儿，更进一步。儒、释、道三家俱是在一条线上，如图所示：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家由丁返至甲。宗吾呼此线为“返本线”。由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要说他们不同，他们三家都是沿着返本线向后而走，这是相同的；要说他们相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老子返至乙点而止，佛家直返至甲点方止，又可说是不同。所以三教的同与异，都可以说得过去，总看如何看法。 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则又不然。佛氏说妙说常；老子亦说，“复命曰常”，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佛氏主张破我执破法执，孔子亦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氏所谓我执法执，孔子又何尝不能破呢？但三教虽同在一线上，终是个个独立，他们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须追寻至父母未生以前，连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既是要出世，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也就不详加研究了。孔门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尽力，人事的发生，以意念为起点，而意念之最纯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从孩提之童研究起。以诚意为下手功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的宗旨，既是想治世，所以关于涅槃灭度的学理，也就不愿深究了。老子意在窥探造化的本源，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妙理，故取象于初生的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他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此“中”字，即指乙点而言，是介于入世出世之中的。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诗》、《书》、《礼》、《乐》、《易》、《春秋》可算说得很多了。老子却不愿多说，只简简单单的五千多字，扼着乙点立论，含有隐而不发的意味。他的意思只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为一，揭出原理，让人自去研究，不愿多言，所以讲出世法没有佛氏那样精，讲世间法没有孔子那样详。总而言之，佛氏专言出世法，孔子专言世间法，老子则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打通为一，这就是儒、释、道三教的不同之点。 人情是厌故喜新的，魏晋时代清谈既久，一般人都有些厌弃了，适值佛教陆续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在学术上另开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欢迎。到了唐朝，佛经遍天下，寺庙遍天下，天台华严净土，各宗大行，禅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兴的唯识宗，可算是佛学极盛的时代。唐朝自称是老子之后，遍尊老子为“玄元皇帝”，所以道教很盛。孔教是历代所崇奉的，当然也很盛行。三教相推相荡，天然有合并的趋势。那时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学，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却不曾把它融合为一。直到宋儒，尤其是程明道，才把这种工作完成了。 程明道以前，虽有孙明复、胡安定、石守道、周濂溪诸儒，做宋学开路的先锋，但那只算是萌芽时期；到了明道，才吸取三教的精华，以老子思想为主把它组织成一个系统，成为所谓“宋学”。以后的程、朱、陆、王学派，都是从明道分支的。明道为宋学之祖，等于老子为周秦诸子之祖，而明道之学，即大类于老子。明道之学，既近于老子，所以赵宋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学治世”，二者俱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径。宋儒本没有居心要走入老子的途径，只因宇宙真理实是这样，不知不觉就走入这个途径。由此知老子之学，不独可以贯通周秦诸子，并且可以贯通宋明诸儒。极而言之，即说老子之学贯通中国全部学术也不为过。 在宋儒尽管说他们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的学说俱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弃而不居，自认为孔门嫡传，这是为“门户”二字所误。惟其是这样，我们反把进化的趋势看出来了。儒、释、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该合并，宋儒顺着这个趋势做去，自家还不觉得，犹如在河内撑船一般，宋儒极力想逆流而上，自以为撑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还看不出天然的趋势；惟其极力反对三教合一，实际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这才见天然趋势的伟大。宋儒学说所以不能磨灭者，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为人诟病者，在里子是三教合一，面子偏说是孔门嫡派，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了。 宋儒的学说，原具一种革命精神。他们把汉儒的说法全行推倒，另创一说，是具备了破坏和建设两种手段。他们不敢说是自己特创的新说，仍然托诸孔子，名为复古，实是创新。马丁·路德的新教，欧洲的文艺复兴，俱是走的这种途径。宋儒学说带有创造性，所以信从者固多，反对者亦不少，大凡新学说出世，都有这种现象。 不过宋儒也有很大的短处，就是门户之见太深，以致发生许多纠葛。其门户之见，共有二点：（一）孔子说的就对，佛老和周秦诸子说的就不对。（二）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别人说的就不对。合此两点，就生出自韩愈以来杜撰的“道统”之说。程朱一般人，生怕这个道统被别人分去，就拼命地排斥异己，以致他们的徒子徒孙都染有这种恶习，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在争詈不已。此中的病根就是缺少了一个“量”字。宋儒的才德二者俱好，惟于“量”字最缺乏。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斥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如果不存门户之见，把气量放宽，来鸟瞰学术上的分合之迹，倒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老子书中，常常援引古说，可见他也是述而不作的人，其学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种外道，经过释迦的一一研究，然后另立一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宋儒之学，照以上所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然一种学说独成一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子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入中国，又分若干派。单即宋儒所说的佛学禅宗说，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两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的门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着就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地研究，才能把宇宙的真理研究出来。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其汇归于一，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只要以探讨真理为归，不过于存主观的见解，无论是由分而合，或是由合而分，这在学术上说都是有功的；唯有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是要不得的。 吾人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方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这样，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势。等到融会贯通之后，再分头研究，去做由合而分的工作。 但是要做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并不是没有宾主之分，一味地将中西文化杂糅在一起，使人发生龃龉，以致影响我们的思想行动，无所适从，如近几十年来的混乱现象，这是不足取的；而是应当以我们数千年来深入人心的民族文化为重心，或采取他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或吸收他人之精英，以丰富吾人之生命。从前有个故事：鲁国有个男子独处，邻家有一寡妇亦独处，夜雨室坏，妇人来求托庇，男子闭户不纳。妇人说：“你何不学柳下惠呢？”男子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这事被孔子听见了，就赞叹道：“善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还有九方皋相马，并不取其皮相，是在牝牡骊黄之外。吾国先哲，师法古人，也是遗貌取神，为我国学术界最大特色。画家书家无不如此。我们本此精神，去采用西洋文化，就有利无害了。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我国，我国尽量地研究，如以修改或发挥的所有天台、华严、净土诸宗，差不多成了中国化，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欢迎。就中国最盛行的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唯有唯识一宗，带印度色彩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乎失传。从此可见印度学说传入中国，越是中国化的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的就不盛行，或至绝迹。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是采取印度文化的方法，使其一一中国化，好比药料之有炮制法，把那有毒的部分除去，单留有益的部分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事先经过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地采用，中西文化自然可以融合。本此原则，我们今后应走的途径，就可以决定了。 西洋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等科。中国的古人，行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制定各种制度，同是窥见自然之理，一则用之物理上，一则用之人事上，双方文化实有沟通的必要。 中国的古人定的制度，许多地方极无条理，而又极有条理，如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爱物，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隐然有磁电感应之理，不言权利义务，而权利义务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生趣盎然。西洋人则人与人之间划出许多界限，父子夫妇间的权利义务，俱用簿计学的方式计算，权利义务分明，生趣就减少了。所以西洋的伦理，应当灌注以磁电，才可把冷酷的气氛改变；但中国则未免太浑沦了，又当参酌西洋组织。果然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学问就如开矿一般，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各开一个洞子，向前开采。印度人的洞子和中国人的洞子首先打通；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分途研究，或从人事上研究，或从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干派，各派都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西印三方学说，应该融会贯通，人事上的学说与物理上的学说也应该融会贯通。吾人生于斯世，即当顺应潮流，做这种融合的工作，融合以后，不妨再分类研究。像这样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过若干次，才能把这个浑然的东西，研究得毫发无遗，依旧还它一个浑然的。 冲突是融合的预兆，无所谓冲突即无所谓融合。譬如几个泥丸放在盘内，不相接触，可谓不相冲突了；然而这几个泥丸是永久独立不能合并为一的。如把它们合在一处，挤之捏之，这几个泥丸就可合为一个了。现在国际竞争剧烈，与战国七雄时代相似。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旧有学说发生冲突，如南北朝、隋唐时代佛学传入中国相似。一般人看见这些冲突情形都很悲观；不知这正是几个泥丸挤之捏之的时候，乃是世界大同的动机，是东西学说融合的动机。所不同者，秦皇统一战国之后是有一个君主高踞其上；将来世界大同是把君主换作民主的，宋儒的理学虽能融合众说，但其学说的推行是仗君主威力，强迫人民信从，将来中、西、印三方学说融合，是学者自由研究的结果，并非强人信从。国际上、学术上这种现象都是天然的趋势，非人力所能反抗，如水之东流入海，即使要反抗，也是万万无效的。如果看清楚这种趋势做去，才不致违反潮流。 但中西文化的冲突，其病根有应归咎于西洋的地方。例如，西洋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洋人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洋人培养身，中国人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斯密士倡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的。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追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很少寻得出像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的学说，只有庄子书中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神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减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就好比建筑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西洋人自由竞争等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面建筑，基础不稳固。所以国际上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将来算总账，还不知要流多少血！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我们再把前面所绘的“返本线”一书，就更可把中西文化的优劣看出来。吾国儒家主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的心理，在家庭中培养好，然后扩充出去，以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了。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径到“国”字，中间缺少一个“家”字，即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诚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所以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的世界了。 讲近代物质文明，中国诚然万万不及西洋；但从社会伦理部分来说，则以上诸点，确乎中胜于西。此等之处，应该西洋效法中国，不应该中国效法西洋。 最后，他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上，主张中国学说可救西洋印度之弊。他是以老子为中国学说代表的，前面已说过了。他认为西洋所讲是极端的世间法，印度所讲是极端的出世法，老子所讲则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开辟了康庄大道。如把这种学说，发扬而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为一。 以“返本线”言之：西洋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己”点或“庚”点止，绝不回顾。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是绝不回顾。老子从“丁”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所说“归根复命”一类话，与印度学说相通。所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没有印度那样精，讲世间法没有西洋那样详，但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西洋的学问重在分析，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洋人无论何事，都是各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就“返本线”看来，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上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己”点（国），其余各点，也未看见。他们既未把这根线看通，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也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的，所以倡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二语出《礼运》，或以为道家之说，故浑言孔老），这样，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但嫌其浑沦疏阔；西洋人研究得很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洋人所研究者，以中国的看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其实，西洋人讲竞争，讲超人，都是末流之弊。至若希腊三哲，何尝不是孔老一流人物？中国号称儒、释、道三教并行，但今之和尚道士、秀才举人，何尝有几分与释迦孔老相类？其末流也是与西洋一样。世界种种冲突，是由思想冲突来的，而思想的冲突，又源于学说的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而言，则释迦、孔子、老子和苏格拉底诸人，固无所谓冲突。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宋明诸儒学说、西洋近代学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是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的思想一致，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以上是宗吾《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的扼要介绍。此外他在本书中，详述“宋学”与“蜀学”的关系，说二程的学说，深受当时蜀学的影响，尤其是程伊川的“易学”，是受了箍桶翁和卖酱翁的启示，才别有会心。同时，四种道教和佛教也是盛极一时，二程当深有所濡染，所以他们后来能做出三教融合的工作。再则蜀主孟昶在当时提倡文化的热心，与夫政治的清明，可谓甲于天下。苏子由对于老学的研究也是前无古人。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当时的四川可称为此后中国文化的摇篮。宗吾对于这些问题都加以考证和说明，这是国内一般讲学术史的人不曾注意的。 至于他提出以老子来贯通中国的全部学说，西洋和印度的学说各走极端，唯中国学说可以济二者之弊这种观点，是否也是太偏，太主观，我在此不愿批评；批评的责任，希望读者负起来吧。 和达尔文克鲁泡特金开玩笑 和达尔文克鲁泡特金开玩笑 宗吾每有一假设要提出，总是深思熟虑，反复研究，必须自己信得过了，才写成文字，以期建立他的假设。更从四方八面，去取得印证，无论是正面的意见，或反面的意见，他都虚心地加以研究，而为批判地接受与扬弃，经过一再的补充，然后才著为专书。他的许多著作，都是这样慢慢完成的。单说《心理与力学》一书：最初仅是一篇较长的论文；到了一九二○年，就补充了许多；直至一九二七年，才公表于世；等到正式印为专书时，已是一九三八年了。在此书出版的前几年，经他研究所得，更加了三章；到了一九四二年，又加了一章；如果他不早死去，恐怕至今还在有加无已呢！但他并不是像“老娘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添加，他的千言万语，无在而非为证成他所假设的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他最后添加的一章，此处暂不述及；今将第二次添加的三章，介绍如下： 第一为《达尔文学说之修正》。 他说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飞禽走兽，都研究完了，得出几种结论，科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独不知达尔文实验室中，有个高等动物，却未曾研究，所以他的学说，就留下不少破绽。那个高等动物，就是达尔文本身。达氏既把人类社会忽略了，即不妨就拿达氏来做标本，再加一番补充研究。于是他便用最有兴趣的文字，设想达氏自生下地来，一直到他老死，其心理与行为的发展，即以达氏自己的学说，来反击达氏的学说，依次得出人类社会中的五条公例： （一）同是一个人，知识越进步，眼光越远大，竞争就越减少。 （二）竞争以生存为界域，过此界域，就有弊害。 （三）同是一国的人，道德低下者，时于同类，越近越竞争；道德高尚者，对于同类，越近越退让。 （四）竞争之途径有二：一是向外用力，进攻他人；一是向内用力，返求诸己。向外用力者，与他人之力线是冲突的；我与人二力不等，则一胜一负；二力相等，则两败俱伤。向内用力者，与他人之力线是不冲突的；我与人用力相等，则并驾齐驱；一人用力独深，则此人即占优胜。 （五）凡事以人己两利为原则，二者不可得兼，则当利人而无损于己，抑或利己而无损于人。 根据上述五条公例，就觉得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字，应该修正。正为达氏的公例，是从禽兽社会得来的，律以人类社会，处处矛盾。达氏的公例，如果用于禽兽社会中，当然可以不管；如今竟公然用到人类社会来了，基于这种学说，造出的世界，是人类互相残杀的世界，故非加以驳斥不可。 达尔文说，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争；但从各方面考察，觉得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让。因为人类进化，是由于合力，彼此能够相让，则每根力线，才能向前进行，社会才能进化。譬如，我要赶路，在路上飞奔而走，见有人对面撞来，就当侧身让过，方不耽误行程。如照达尔文的说法，则是见人对面撞来，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沿途有人撞来，沿途推翻，遇着行人挤作一团，就从中打出一条血路，向前而行；试问世间赶路的人，有这种办法吗？如果要讲“适者生存”，必须懂得这种相让的道理，才是适者，才能生存。 由达尔文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由我们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试入森林一看，既见各树俱是枝枝相让，叶叶相让，所有树枝树叶，都向空处发展，彼此抵拒冲突者极少。树木是无知之物，尚能彼此相让，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的本性，因为不相让，就不能发展。凡属生物皆然，满山禽鸟和鸣，百兽聚处，都是相安无事之时多，彼此斗争之时少。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生物界相让者其常，相争者其变。”达尔文把变例认为常例，似乎不对。树木的枝叶，如果抵拒冲突，纠结一团，此种树木，必不繁荣。欧洲大战，是人类纠结一团。依达尔文的学说，此种现象，叫做进化，未免讲不通。 依达尔文的说法，凡是强有力的，都应生存，但从事实上看来，反是强有力的先消灭。洪荒之世，遍地是虎豹，它们的力量比人更大，宜乎人类战它们不过，何以虎豹反几乎绝迹？欧战前，德皇势力最大，宜乎称雄世界，何以反遭失败？民国初年，袁世凯势力最大，宜乎统一中国，何以后遭失败？有了这些事实，所以达尔文的说法，就应予以修正。我们细加推究，既知虎豹的被消灭，是由于全人类都想打它；德皇的失败，是由于全世界都想打他；袁世凯的失败，是由于全中国都想打他。思想相同，就成为方向相同的合力线。虎豹也，德皇也，袁世凯也，都是合力打败的。于此可以说：“生存由于合力。”懂得合力的就生存，违反合力的就消灭；懂得合力的就优胜，违反合力的就劣败。像这样的观察，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反在天然淘汰之列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达尔文的误点，可再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向人说道：“生物进化，犹如小儿身体，一天一天地长大。”有人问：“小儿如何会长大？”答：“只要他不死，能够生存自然会长大。”问：“如何才能生存？”答：“只要有饭吃，就能够生存。”问：“如何才有饭吃？”我们还未及答，达尔文从旁答道：“你看见别人有饭，就去抢，自然就有饭吃，越吃得多，身体越长得快。”试思达尔文的答案，有错无错？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达尔文说生物进化没有错，说进化由于生存没有错，说生存由于食物也没有错；惟最末一句，说食物由于竞争（抢）就错了。只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就对了。怎样修正呢？就是通常所说的“有饭大家吃”。 平情而论，达尔文一味教人竞争，固有流弊；我们一味教人相让，也有流弊。如何才无流弊呢？于此可再定出一公例：“对人相让，以让至不妨害我之生存为止；对人竞争，以争至我能够生存即止。” 达尔文的学说，可分两部分来看：他说的“生物进化”，这部分是指出事实；他说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部分是解释进化的理由，事实没有错，理由错了。一般人因为事实不错，遂误以为理由也不错；殊不知进化的原因多端，相争能进化，相让能进化，不争不让，反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其或具备他种条件，也未尝不能进化。达尔文置诸原因于不顾，单以竞争为进化的唯一原因，而流弊遂无穷了。兹断之曰：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等于牛顿发明“地心引力”，是学术界千古的功臣；唯有他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就不免有语病，应加修正。 第二为《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 他说克鲁泡特金的误点，也与达尔文相同。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的状况，律之人类社会，故其说有流弊；克鲁泡特金因为要指驳达尔文的错误，特在满洲及西伯利亚一带，考察各种动物，与原始人类状况，发明互助说，以反驳达尔文的互竞说，他能注意到人类，算是比达尔文较胜一筹了；然而原始人的社会与文明人的社会毕竟不同。克鲁泡特金以文明人的资格，去考察原始人的社会状况，故所得的结论不能没有流弊。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也可分两部分来看，他主张“互助说”不错，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就错了。 禽兽进化为人类，故人类具有兽性，然既名为“人”，则兽性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性，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未免把人性这一部分忽略了。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故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然既成为文明人，则原始状态之外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禽兽有竞争，无礼让，人类是有礼让的，达尔文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原始人类，浑浑噩噩，没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文明人则有组织、有政府，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 凡物体，每一分子的性质，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社会是积人而成的，人身是社会的一分子，若把身体的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治国之道，采用互竞主义固有流弊，采用互助主义也有流弊，故必须采用合力主义。人身的组织，即是合力主义。身体是由许多细胞构成，每一细胞都有知觉，等于国中的人民，大脑则等于中央政府。全身神经，都可直达于脑，等于四万万人每人的力线都可直达中央，成为合力的政府。目不与耳竞争，口不与鼻竞争，手不与足竞争，彼此之间，非常调协，故达尔文的互竞主义用不着。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个个独立，自由表现其能力，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也用不着。目尽其视之能力，耳尽其听之能力，口鼻手足亦各尽其能力，如是把各种能力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健全的身体，这便是合力主义。 国家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人身亦然。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脚政府报告脑政府，立派右手来，把蚊子打死。万一右手被蚊子咬了，自己无法办理，报告脑政府，立派左手来，把蚊子打死。有时睡着了，脑政府失其作用，额上被蚊子咬，延髓脊髓政府就代行职务，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脑政府还不知道。耳鼻为寒气所侵，温度降低，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输送血液来救济，于是耳鼻就呈红色。万一天气太寒，输送了许多血液，寒气仍进退不已，各地方政府协商道：“我们再输送血液去，仍无济于事，只好各守防地，把应该输送到耳鼻的血液，与它截留了。”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 人身有中央政府，有省市县区各种政府。脑中记忆的事，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施行催眠术的人，是蒙蔽了中央政府，在省市县区政府，调阅旧卷，所以人在催眠中，能将平日所做的事说出，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疯人胡言乱语，这是脑政府受病，中央政府失了作用，省市县区政府，乱发号令。所以疯人说的话，都是他平日的事，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故话不连贯。夜间做梦，是中央政府休职，各处政府的人，跳上中央舞台来了。人一醒来，中央政府复职，他们立即躲藏；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故梦中之事，也能略记一二。我们可以说：疯狂和做梦，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古来亡国之时，许多人说要死节，及到临头，忽然战栗退缩。因为想死节，是出于理智，从脑中发出，是中央政府发的命令；战栗退缩，是肌肉收缩，是全国人民不愿意。文天祥一流人，慷慨就死，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人民与中央政府，业已行动一致了。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及至美色当前，又情不自禁，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情不自禁是身体其他部分的主张。我们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后即无须注意，自然会朝前走去，这即是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后，人民依着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那就不胜其烦了。古人作诗，无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大醉后写出“之”字，往往比醒时更好，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遇有事来，不须中央指挥，人民自动做出之事，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心理学书上，有所谓“下意识”者，盖指脑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由上看来，可知身体的组织，与国家的组织是很相同的。反观吾身，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即知道创立一种学说，必使理智与情欲相调协。不能凭着脑子的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也不能放纵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的裁判。建设一个国家，必使人民与政府调协，不能凭着政府的威力，压制人民。而为人民者，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的行为。人身的组织，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故脑为神经的总汇处，与五官百骸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因此每一人民的力线，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中央为全国力线的总汇处，政府与人民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如能这样办理，即是合力主义，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而与天然之理相合。 第三为《经济政治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 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的问题，他一生讨论的最多，发表的文字亦最多，并且著有几种专书来详论此事。这些大问题，留待后面再说。他这篇文字只是说政治、经济、外交应采用合力主义。所重者，在“应采用合力主义”一事，对于政治、经济、外交并未详说。这一篇文字放在《心理与力学》一书的最后，可以说是那书的结论，也可以说是“力学公例”的应用。他既认为“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则吾人每做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至与人冲突。至于主持国家大政的人，制定法令制度，尤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至处处窒碍。民主国家的一切事务，是全民之事，不是少数的几个领袖之事，所以欲思国家富强，必须将全民的力量一齐发挥出来，才能奏效。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他的合力主义。 他说，达尔文的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唯有合力主义，如射箭一般，支支箭都向箭垛射去，彼此不相冲突，又不相倚赖，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互竞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但其政府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为一个极强健的政府，是为政治上的合力。其他如经济外交，亦须取合力主义，讲经济，则须发动全国的人力物力，照一定的计划，而为财源的开发；谈外交，亦须实行国民外交，不许列强有不平等的待遇，以致演出种种丧权辱国之事。在国际间，利害相同的国家，也要取合力主义。等到国际间的矛盾减少了，更可合全世界的人力，悬出这个地球为目的物，一齐向它进攻，把它内部蕴藏的财富，继续不断地取出来，全人类平均分配，是为合力主义的终点。 满腹经纶 满腹经纶 宗吾本着他所倡的“合力主义”，曾写了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于一九二七年刊入《宗吾臆谈》，一九二九年扩大为单行本，名为《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九三七年，政府定期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他便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继此文之后，他正想写一篇外交私议时，而“七七事变”突起，他就改写了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亦在《华西日报》连续登载。这两篇文字，即于是年九月合刊一册，名为《制宪与抗日》，关于制宪部分，他特别注重经济与政治两项，也可说是他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结论。关于抗日部分，除了抗日计划外，更涉及外交问题和民族问题等。今先将《制宪私议》的要点介绍于下： 他以为规划国家大计，犹如建筑一个大房子一般，须有全部计划，先把图样绘出来，然后才可按照图样逐步兴建，倘若没有全部计划，随便建筑几间来住，人口添多了，又随便添筑几间，人再多，就再添筑，结果必是杂乱无章，拥挤不堪。要想继续住下去，无奈人口太多，实在挤不下；要想拆除别筑，那就费事太大了。西洋的资本帝国主义，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因此，我们此次制宪应当仔细斟酌，不能照抄欧美宪法，瞎子跟着瞎子走，一齐跌入陷坑。 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要看到五百年以后，断不能为数十年计，或一二百年计。亚当·斯密著《原富》一书。缺乏此种目光，行之未及百年，即弊害百出，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由资本主义的盛行，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假使他的目光能注意到今日，或许不至倡出那种说法。孔子《礼运》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这即是先把全部房子式样绘出，一步一步地建筑，孔子死了二千多年，他理想的世界尚未出现，其学说的价值不惟不因之而损，反愈见其伟大。他悬出一种目标数千年俱走不到，于是数千年以后的人俱有路可走，不像亚当·斯密、达尔文诸人的学说，行了数十年，百十年，即无路可走，处处碰壁，非打仗不可，而且打了仗还是不能解决。所以我国此次制宪，须有远大的计划，即使中间有几部分一时不能实行；但既垂为宪法，定出了目标，大家望着走去，步法才不至紊乱，才不至彼此相碰。 先谈政治方面： 他以为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专制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合伙做一个皇帝，现在就要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饬各省，转饬各县，以及各乡村照办，其办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国以乡村议会为人民的军机处，乡村议员为人民的军机大臣，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即提交村议会，经村议员议决了提交区议会，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了，即施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的，与君主专制国恰成一反对形式。 君主专制时代，军机大臣的议决案，须奏请皇帝批准方可施行。民主共和时代，国会的议决案，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国会议决施行；大点的事，由各省议会议决施行；再大的事，由各县议会议决施行；顶大的事，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 民主共和国，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不过把君主的办法，一一拿在人民的手中去行使罢了。君主时代，知县有司法权，今后仍当以司法权授予县长。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为司法官，司法官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民负责，如审判不公，人民弹劾县长撤换县长就是了。昔日衙门黑暗，是人所尽知的；但现在的司法机关，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见；而法庭调查的结果，适得其反。今后当以调查或和解的责任加之村长和区长。人民有争执事件先诉诸村长，村长调查明白，即予以调解，如不服，诉诸区长。村长应将调查所得，及调解经过情形，备文送之区长。区长即当再调查，再调解，如不服，诉诸县长。区长又备文送之县长，如仍不服，诉诸省，诉诸中央。村长区长可依本地习惯法处理；县长以上则当按国家法律来解决。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非将两种主义融合为一，冲突是不能免的。中山先生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冲突，仍是性善性恶问题的冲突。但人性是浑然的东西，无善无恶，所以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一之。上述的办法如能一一做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为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权内所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俨然专制国的皇帝一般，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的去留，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可融合为一了。 次谈经济方面： 他以为要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后来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了，地球就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银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了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何以故呢？假令有人雇工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于地球的生产力。地球既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应由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劳力相当的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劳动家买去耕种，同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此数，这算是劳力的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于机器的生产力，不是出于工人的劳力。当初发明机器的人，业将发明权放弃，机器便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应由全人类平摊。旧日归厂主所有，是侵占了公有物。所以应该收归公有，工人做工，给以相当的代价；由机器生出的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又发出两种力，一是脑中的思考力，一是手足的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的私有物。社会上想使用它，就应出以相当代价；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加以侵犯。 基于上面的看法，即可定出一条原则：“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归社会公有，脑力和体力，归个人私有。”依据这个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按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现在可定出一条原则：“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能私有。”于是将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的工厂，一律购归公有。但是全国的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于此当首先定出一条法令曰：“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明后，取消其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径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即可供一切应用。至银行月息多少，视随时情况而定。如假定存入为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以下设区银行和村银行，银行法既已确定，则应属公有的财物，即可着手收买。 （一）私立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二）使用机器的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工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 （三）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人不是佃户，亦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四）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五十，或值百抽百。至外货何者该买，何者不该买，国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两相平衡，我国与外国，两得其益。 以上四者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因为人民既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的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法国革命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一）需要，即生存；（二）安适；（三）奢侈。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生存为社会重心，人人能生存，重心才能稳定。 改革社会犹如医病，有病的部分应当治疗，无病的部分不可妄动刀针。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的部分加以治疗；其余可悉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的部分不动刀针。如此办去，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就可实现了。 中山先生屡次说：“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我们都是这公司内的股东。”这种说法再好没有了！那么，如今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即是四万万五千万股东，以一个人为一股，国中生了一人，即新添一股，死了一人，即取消一股，其股权是很分明的。发给生活费是各股东按年所分的红息；服务社会者，或劳心，或劳力，给予相当代价，即是股东在公司内服务，于分红息之外各得相当报酬。像这样的组织法，不但是取法公司制，并且是从天然界取法来的。说明如下： （一）取法人身分配血液之法：身体上某部分越劳动，血液的灌注越多，弥补消耗之外，还有余剩，因之越劳动的部分越发达，这就是人体奖励劳动的方法；准此，对于国中的劳动者就应该从优报酬。吾人身上还有许多无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即是无用的东西，但既已生在身上，也不能不给以血液，不过因其不工作，灌注的血液较少，所以男子之乳渐渐缩小；准此，对于国中的任何人一律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止，不劳动者待以不死就是了。饮食从总口入，便溺从总口出，饮食在腹中如何消化，如何运转，脑筋全不知道；准此，国际贸易，由政府支配，国内贸易， 听人民自由经营，不必过问。 （二）取法天空分配雨露之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晒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其中的水蒸气取出来，变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洒下，不惟干枯之地，蒙其泽润，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雨露，也一律散给；最妙的是把草木所含的水分蒸发出来，又还给它，一转移间，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了。并且枯枝朽木也同样散给，不因其没有生机就剥夺了享受雨露之权。洒在地上之水，听凭草木之根吸取，无所限制，吸多吸少，纯是草木自身的关系，自然界固无容心于其间。准此，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的收入，原是从人民身上取出来的，除公共开支而外，不问贫富老幼，不问劳动与否，一律发给生活费，而国中致富的机会人人均等，这即是取法雨露的无私。 有人虑及遗产制，可以发生资本家，那是不相干的。美国的银行大王、汽车大王、煤油大王、商业大王诸人，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外，都是赤贫之子；而摩尔根之致富，并未依赖遗产。他们之所以致富，全靠个人的努力，从事于经营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而来。宪法上如把四者定为国家公有，私人不得买卖，这些大王，自然无从产生，这才是根本办法。 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公有，大资本家无从产生，是富者削低一级；人人有生活费，不至冻馁而死，是贫者升高一级。两级中间为人民活动的余地。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不主张平头的平等，而主张立足点平等；因之经济上的组织不应主张平头的平等，使全国人贫富相等，而应主张立足点平等，使全国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的不同，所得的报酬即不同，或贫或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的向上心，社会才能日益进化。犹如地势高下不平，水便滔滔汩汩，奔趋于海，若平而不流，就成为死水了。 宗吾在《制宪私议》中，对于政治经济的主张，大概如上。他说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其权限仅属制宪，故只能谈及政治与经济，不能谈及外交，然他又说，如果舍去外交不管，则制出的宪法无论如何是不能实行的。因此，他于《制宪私议》草成之后，又想作一篇《外交私议》，以备采择。 也许不尽是纸上谈兵吧 也许不尽是纸上谈兵吧 宗吾打算写的《外交私议》，前面已经说过，因“七七事变”突起，他便改写成《抗日计划之商榷》了。在这篇计划书中，为配合抗战的顺利，同时也谈到了外交——战时外交。他更谈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自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是“抵抗而不侵略”的民族，也一并将这种态度昭告于世界。他自“九一八”以后，即大讲其“厚黑救国”的种种理论，以为世界战祸，一触即发。若不思患预防，则事变之来，必有措手不及之势。因此，他在数年之内，无论是脑中所想的，口中所说的，以及笔下所写的，都是关于如何救国家、救民族的问题。此次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端挑起了侵华的战争，立刻便激发他平日胸中所蓄，由空泛的理论步入了实际的问题。他不再开玩笑了，他严肃起来了，他把中日情势和世界全局，作了一番彻底的观察，于是而有《抗日计划商榷书》的问世。这篇《计划书》，据说是随着“七七”的第一声炮响，跟即以笔杆应战，那时正是挥汗如雨的天气，但他不顾一切，在数昼夜之中手不停挥地把数万言的《计划书》一气呵成了，他把这篇文章和《制宪私议》合刊的意思，就是认为“制宪”与“抗日”是不能分开的。必须制定宪法之后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以对抗我们的敌人。这样，才可以说到抗战与建国同时进行，而中华民族才可以从抗战中强壮起来。所以他这篇《抗日计划书》是处处顾到内政与外交的。读者如欲评判他的得失，即当留意以下数事：第一，我们不可忘记这篇《计划书》是在抗战的最初期写成的；第二，我们人人心中自问当抗战初起时，究有如何的计划；第三，政府在当时所表现的，究有如何的抗战国策；第四，在当时全国的报章杂志上，更有些何等高见的此类文字。如果把这些情形一一回想一番，然后再来评判这篇《抗日计划书》的得失，就不至掩没他的苦心了。那篇《计划书》的大意是这样的： 这次中日战争，算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起点。第二次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意义迥乎不同：第一次大战，是列强彼此争殖民地，争市场，因而发生冲突；第二次大战，是强国侵略弱国，弱国起而抗御，并要求解放的战争。中山先生讲民族主义时，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对压迫者作战，而今果然开始了，所以我们此次对日作战，在本国内，则应全民抗战，在国际上，则应本着中山先生的指示，组织一个弱小民族联盟，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号，使前次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于此次大战中实现出来。中山先生又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此才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基于这种训条，我们又该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对日作战的意义扩大，使全世界人知道我们对日作战是为人类要求平等而战，是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抗战的开始者，不是两国间普通的战争。我们把此次抗战的意义弄清楚了，抗战与外交双管齐下，拟具整个计划，昭告全世界，使参加第二次大战的民族循着正当的途径走去。使一战之后世界永久和平，才不至重蹈第一次大战的覆辙，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无丝毫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胎于第一次大战中早已种下。第一次大战，英法诸国倡言主张公道，打倒德国的强权，许给殖民地以自由，要求助战；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弱小民族信以为真，一致奋力，把德国打倒了，哪知“巴黎和会”列强食言，不惟所许的自由得不到，反增加了许多压迫，弱小民族才知道是受骗了。如果第二次大战发生，要想弱小民族再来帮助，这是不可能的，或许还会反戈相向，故英法诸国提心吊胆地恐怕大战发生。日本窥破此点，“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顾，阴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只好听他。阿比西尼亚之役，西班牙之役，意、德都是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也只好诸多迁就，避免大战发生。正义既不能伸张，于是讲强权者遂愈无忌惮。英、法诸国所主张的集体安全制，等于满载而归的强盗劝导初次出马的强盗放下刀杖、充当良民，宜乎德、意、日三国对于英法等国诸多不满，主张殖民地重行分割。所以说，第二次大战的祸胎是第一次大战种下来的，是英法诸国自身有惭德生出来的。因此，若要主张公道的话，从英法诸国口中说出，就要受法西斯国家的指责；即使勉强说出，也是理不直、气不壮，必须从中国口中说出，才能理直气壮，才足以召号世界。 要想世界永久和平，只有把第一次大战种下的祸胎连根拔尽，催促威尔逊的十四条原则实现，才能奠定和平的基础。英、法诸国在第一次大战中对于弱小民族是失了信的；应由我国出来，把威尔逊的旧事重提，劝导弱小民族起来帮忙，把专讲强权的国家抑制下去；一面要求英法诸国履行威尔逊的原约，这本是他们亲口允诺的，只因后来食言，以致第二次大战爆发，岌岌不可终日，英、法诸国未必不后悔；所以我们旧事重提，英、法诸国亦必乐从、同情于我们的主张。历史是有连续性的，第二次大战是承袭第一次大战而来，故第一次大战未完的事件，应于此次大战中了结清楚。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所以不能成功，是由于他本身是美国总统，美国是列强之一，与弱小民族立场相反，对于弱小民族只能表示一种同情，不能挺身相帮。弱小民族本身利害自己不能解决，旁观者将奈之何？而弱小民族又是一盘散沙，没有负责的领导者，所以威尔逊的理想是无从实现的。我国在弱小民族中，弱则有之，小则未也，是一个天然的领导者，与全世界的弱小民族立场相同，利害相同，此次由我国出来，当一个“威尔逊”，必定成功。弱小民族力量诚然是小的，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可以解决本身不可避免之事，好比全身毒菌非溃而成疮不能泄出。依进化趋势看去，此次大战，当为人类战争的总结束。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正是预备办理结束事宜的。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仅仅行威尔逊主义还不够，必须加之以孙中山主义，才能使世界永久和平。中山主义是集中国主义的大成。中国主义决定于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民族性又决定于所处的天然环境。世界分温、热、寒三带，西洋地偏寒带，印度地偏热带，中国地居温带。温之云者，寒、热二者合并而成者也。故中国人性情和平，无论说话做事，都带一种温和态度，不走极端。寒带天然物很少，生于此地之人不努力奋勉即不能生活，故时时想征服天然界。热带天然物丰富，生活的需要不患不足，故生于此地之人对于天然界则取放任态度。中国介居二者之间，则另有一种办法，《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对于天然界，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裁成之。这种办法俨然是融合西洋和印度办法而成的。至中至正，这即是中国主义。故中国文化发扬出来可以把西洋文化、印度文化融合为一。西洋以征服天然为务，因而产出侵略主义；印度以放任天然为务，因而产生出不抵抗主义。中国的主义则为“抵抗而不侵略”，证之以数千年的历史，证之以古先圣哲的言论，无不如是。中山主义更是继承这种精神，把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加以融合的。目前政治经济上的种种问题，用他的学说即可以得到一种总解决。在政治方面，是把独裁主义与民主主义融合为一；在经济方面，是把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融合为一。世界各国只要把中山主义实行做去，一切问题就可得到合理的解决了。 第一次大战，慢道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世界和平还是不能永久的，这有事实可证明：第一次大战告终，和议方始，全世界把威尔逊看做救世主一般，欢迎的热烈达于极点；而战胜国的劳工反暴动起来。美国人民要暴动，威尔逊调兵弹压方才平息。意大利战胜回国的兵士，戴起徽章，横行都市，因而产出专制魔王墨索里尼。英国的矿工、铁路工人、轮船水手结成三角同盟，布起阵势，预备随时和政府决战，害得首相劳合·乔治乘着飞机今日回伦敦弹压，明日赴巴黎开会，一夕数惊，疲于奔命。法国首相克里蒙梭是欧战中出力最大的一位角色，巴黎和会充当主席，为法国增光不少，反遭国人行刺，几乎把七十八岁的老命送掉，巴黎市民也曾有一次大大的示威运动。其余各国大大小小的罢工差不多每星期总有一两起。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战到了第三年，一般劳工都觉悟起来，说道：“我们何苦替资本家拼命呢？”于是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一方面举出代表，在中立国交换意见，主张言和。及到大战终了，劳工觉得白白牺牲，未免不值，所以发生暴动。巴黎正在开会，而各国劳工也举出代表在瑞士的熊城开会，因此之故，和会上才特订一个《劳工规约》。所以巴黎和约，不仅是对敌人德国议和，并且是对本国中的劳工议和。从此看来，即使威尔逊的计划成功了，弱小民族实行自决了，列强国中的劳工，对于资本家，还有一番大流血。我们这次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是谋世界永久和平的，只要把中山主义宣扬起来，这劳资问题也就附带解决了。人世战争的祸胎才算连根拔尽。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为推行中山主义的总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列强国中被压迫的劳工集合在一根战线上，其平等的方式有二：（一）把全世界弱小民族提高来，与列强平等；（二）把列强国中的资本家降下去，与他本国中的人民平等。所谓与本国中人民平等者，即《制宪私议》中所说致富的机会相等，不是那种平头的平等。我们把宪法公布出来，使日本人知道我们是对日本的军阀和资本家作战，不是对日本的平民和劳工作战，中日战争才容易解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知道了中山主义的好处，自然会跟着我们的主义走来，至少也可同情我们。我们这部宪法就成了世界公共适用的宪法。把宪法制好了，悬出一定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同世界弱小民族就依此目标作战，使一战之后永久和平，人类相互间不致再发生战事，这部宪法，又成了第二次大战预定的和约。像这样的作战，才算是有计划、有主义。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的人民和列强国中的劳工一齐奔集在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互相厮杀，真不知所为何事！所以我国此时，应将所谓对日抗战啦，宣传中山主义啦，制定宪法啦，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啦，四者同时并进，合一炉而冶之，才是正当办法。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国际上的情形是变化莫测的。我们先把自己脚跟立定，再看国际情势如何变，就如何应。以此时情形而论，中、苏二国的关系恰是三国时蜀、吴二国的关系，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实有联合的必要。我国主张联合弱小民族，苏联也主张联合弱小民族，但我们并不与苏联争取领导权。苏联与我国虽说手段不同，而对于打倒帝国主义则目的相同。弱小民族任便加入哪个集团，都是可以的。 世界上英、苏、美、法、德、意、日成了两个集团：德、意、日三国成为一个法西斯集团；英、苏、美、法四国成为一个集体安全集团。我国同弱小民族另成一个三民主义集团。把世界剖为三个集团，这又是魏、蜀、吴三国的形势。法西斯集团主张侵略，是我们的敌人；集体安全集团主张维持世界和平，是我们的友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这个集团与英、苏、美、法集团等于蜀、吴二国，有联合的必要。我们把中国主义宣布出来，世界弱小民族信从中国主义的加入中国集团；信从西洋主义的，加入英、苏、美、法集团。这两个集团同向法西斯集团进攻，不言互助，而互助自在其中。 就现在的局势看来，德、意、日三国仿佛摆下了一个“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西方的德、意，则东方的日本应之，击东方的日本，则西方的德、意应之。他们把这种长蛇阵摆下了，就可掠夺中、苏两国的地方，就可掠夺英、法等国的属地，这是他们的阴谋。这种阴谋一揭开，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到了那时，我们三民主义集团，围攻日本，英、法那个集团，围攻德、意，使他首尾不能相救，苏联东西兼顾，美国为后方粮台，那条长蛇，一击就毙。须知国际上的或离或合，纯以利害为转移，利害相同则合，利害相反则离。现在国际局势已明白摆起了，我们无须同苏联定约，无须同英、法、美诸国商量，也无须强拉弱小民族加入我们这个集团；只消把中国主义昭告世界，就全国总动员，同日本抗战到底，弱小民族自然会参加我们这个集团，英、苏、美、法自然会朝着我们预定的路线走去，这是决然无疑的。而且人贵自立，即使无人与我国联合，我国单独对日作战，不过牺牲较大，时间较长，最终的胜利，决然属于我国，是之谓自力更生，是之谓自主外交。 国际上的情形，任它如何变化，我们总是抱着一定的国策做法——抱定中国主义做去。此时英、美诸国，仿佛是同情我国；然而他们同日本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将来同日本妥协，阻碍我们收复东北四省，不是不可能的事；抑或把我国某某等处，划为国际共管；甚或列强联合起来，向弱小民族进攻，都是不可知的事。我们总是埋头去干弱小民族联盟的工作。英、美诸国能主张公道，抑制专讲强权的国家，我们这个“弱联”就同他们联合，一致行动；如或列强联为一气压迫弱小民族，那么，全世界就明明白白划为两根战线，我们就依着中山先生指示的途径，纠合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向压迫者的列强进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组织“弱联”是我国唯一的出路，无论如何困难，都应该做去；再困难，总没有中山先生在满清时组织“同盟会”那样困难。以中山先生在满清革命的精神，用以革列强之命，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我们现在所以受日本欺凌者，全是失去此种精神之故。所谓“依赖列强”，不啻是“畏惧日本”的代名词，这种心理，就是胸中早已为“强权”二字，所慑服了。中山先生敢于革满清之命，正是胸中只有“正义”二字，没有“强权”二字，这即是孟子书上所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之谓中国主义。如果英、美等国赞成我国抵抗日本，我们就抵抗日本，不赞成抵抗，就不抵抗，他们借口调停，阻止我们收复东北四省，我们就接受其调停，抑或主张某某地方由国际共管，我们就交出共管，那么，不惟是中山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主义的罪人。 有人问：抵抗而不侵略既是我国的一贯主张，为什么日本侵略起来，我国毫无抵抗能力呢？此种主义，以何因缘，消失净尽？他说：这可用力学公例来说明，依物理学的说法，凡是铁条皆有磁力，通常的铁条发不出磁力，是由于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之故，只消把磁石在铁条上引导一下，南北极分子排顺，立即发出磁力来，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本有极大的抵抗力，只因连年内战，分子凌乱，所以抵抗力发不出来。而今内部统一了，悬出日本为目标，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射日本，等于四万万五千万支箭向同一箭垛射去，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内部自然莫得纷争，对外自然有极大的抵抗力。 大凡列国纷争之际，弱国惟一的办法是联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已经成了历史上的铁则。像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苏秦，楚汉时的张良郦食其，三国时的诸葛孔明，都是这种主张。齐桓公汉高祖是成功了的；六国联合，最终为秦所灭，是失败了的；吴蜀二国最终为魏方的司马氏所灭，也是失败了的。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凡联盟集团中，有负责的首领就成功，无负责的首领就失败。”齐桓公和汉高祖，是集团中负责的首领，战争的责任，一肩担起，对敌人作正面的攻击，其余联盟的人从旁协助，故能成功。至若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则地位平等，没有负责的首领，所以有“连鸡不能俱栖”之说。吴、蜀二国亦然。蛇无头而不行，致遭敌方各个击破。现在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我国是天然的首领，等于齐桓公汉高祖一般。战争的责任由我们一肩担起，对日本为正面的攻击，其他联盟者，从旁协助，是为有头之蛇，日本不败何待？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有人问：我们可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难道日本不能组织强国联盟，与德、意联盟；且或进而与其他列强联合，一致向弱小民族压迫吗？他说：日本想是这样想，其他强国，也未尝不这样想；但是这种联盟，即使组织起来，也断难持久。何以故呢？列强联盟，恰犯了当时六国联盟“连鸡不能俱栖”之弊。兼之列强与列强有矛盾，列强与自己的殖民地又有矛盾。而“弱联”方面，以我国为首领，只要坚持到底，抗战到底，他们那个联盟自然会破裂。为列强计，反是与弱小民族联合，还少些矛盾，而于他们有种种利益。我们须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强国对强国作战，弱小民族牵入旋涡，而居于被动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弱小民族对侵略的国家抗战，其他强国牵入旋涡，而居于被动地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截然不同的地方。这种趋势，英、美诸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卢沟桥战事发生，他们很想从中调停，就是生怕牵入旋涡之故；然而大势所趋，他们欲不入旋涡而不能。何以故呢？请问日本能自动退出东北四省吗？既不退出，请问我国能甘心、战争能幸免吗？战争既不能免，他们能逃出旋涡吗？他们倒是眼光放远点，与我们的“弱联”，取一致行动，和平的曙光，或可早点出现。 他以为对日抗战，当应用三种战争：全民抗战，是为武力战争；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施以经济制裁，是为经济战争；将中国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是为心理战争。这三种战争，必须同时发动，才可战胜日本。讲到武力战争，又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战斗的精神，一是战斗的经验，一是战斗的器械。前二者，我国俱占优势；惟有器械一项不如日本。因此当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换句话说，就是“斗智不斗力”。必须一面采取持久战，把阵地战和游击战，交互运用；一面必须组织“弱联”，宣传中国主义，把中国主义，把心理战争、经济战争，同时发动起来，才能把日本在国际上的矛盾，本国中的矛盾，完全暴露，相持越久，日本的败着越多。最终就成了垓下的项羽，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他在《制宪私议》上所说事项，多与国际战争有关系，因为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原是一贯之事，那篇文内主张：“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每村各设银行，全村粮税若干，责成村长收缴。”这种主张，如果见诸施行，在长期抗战中，即可把各村银行之款，提作战费，而以该村粮税为担保品，于全国有大益，于私人亦无伤。 他在《制宪私议》上主张：“工厂由国家设立，工厂以供给需要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的，多设小工厂，分布乡间，便于人民做工。”此项办法，在战争中极有利。外国工厂是大规模的组织，多设都市，一遭轰炸，所损实多；我们的小工厂分设乡间，依山临水，飞机轰炸不易，即遭轰炸，损失不大。 再则长期抵抗，全国各处都有被轰炸的可能，此项战争，目的在求国际上的自由平等，是为全国人谋利益，为子子孙孙谋利益，不能使一部分人独蒙牺牲。应由国家设置战时保险公司，由人民纳资保险，一遭轰炸，验明后立予赔偿。但国家哪里有钱来赔呢？其办法，由银行登记某人存款若干就是了，等于替全国人和子子孙孙借一笔债款，牺牲就平均了。国家可收入一宗保险费，以作战费，较之劝募救国公债，更必踊跃输将。私人资财保了险，就是实行焦土抗战，人民也无不乐从。我们即可用俄人在莫斯科困拿破仑的法子，将重要的市镇，于适当时自行炸毁，使敌人攻占后无地可居，如此于人民无损，于国家极有利。 他在《制宪私议》上主张行募兵制，不行征兵制，理由是募兵制较征兵制为进步。他以为兵制可分三个时期：我国古代行征兵制，后来进化为募兵制，将来再进化，则征兵制与募兵制合而为一。平时以军事训练全国人民，需兵时中央酌派各省出兵若干，各省酌派各县出兵若干，此之谓征兵制。各县分区招募，以志愿当兵者充之，此之谓募兵制。鼓之以热诚，奖之以厚赏，自不患应募无人。此等兵，出诸情愿，勇气自必百倍。战事毕，遣回原籍安插，编遣也不困难。我国辛亥而后，内战二十余年，死人数百万，几等于以军事训练全国，编余的军官士兵遍地皆是。此时对日作战，只须厚给薪饷，招募曾充兵役者，略加部勒，即可作战。将来战事延长，再按照征兵募兵合而为一的原则做去，方与情事相合。 对日本长期抗战，当有一种长期计划。勾践沼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们抗日，则当定为若干年建设。古者寓兵于农，我们则寓抗战于建设之中。军事是变化无定的，我们如能一气收复失地，固然很好；万一战事延长，而又归于沉寂，即当趁此大举募兵，用以筑路开垦等，处处以兵法部勒，随时可用以攻击敌人，而又不积极作战，成为一种“盘马弯弓故不发”的姿态，使敌人不得不多调些兵来防堵。这样地相持若干年，敌人自然闹得民穷财尽，自身矛盾百出。机会到了，即突起猛攻，一举而收复东北四省，进而收复台湾，把敌人在各地的一切建设，及所投之资，概行没收，以补从前的损失。 他在《制宪私议》上规定：“国际贸易，由国家经营。”这也是一种战略。我们在抗战时期，列强中赞助我们的，我们可多购它些货物，多卖给一些原料；其赞助日本的，我们就不买它的货物，不卖给它原料，使列强不得不赞助我国。我们把东北四省、台湾收复之后，如高丽、琉球尚未独立，我们仍与日本经济绝交。因为此二国，先年是我们的属国，我们不能保护它，致为日本所灭，这是我国的惭德，所以必须扶助它们独立，才算尽了我国的责任。 现在国际上，只讲利害，不讲正义。我国与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列强与弱小民族，利害相反。例如威尔逊高呼“民族自决”，似乎是主张正义了，其实不然，美国的国家，完全为银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几个大资本家所操纵，总统是他们的傀儡。第一次大战之初，美国的资本家借债与协约国，后来眼见协约国要败了，深恐债款无着，才怂恿政府出来参战。所以威尔逊高唱人道主义，表面上很好听，骨子里是替几个资本家收账的。此次中日战争发动了，日本是美国的大债主，如果打败了，债款必归无着，所以美国虽同情我国，也不愿日本打大败仗。并且日本一败，东北四省被我国收回，高丽、琉球也会独立，其他委任统治的地方也保不住，日本就有退回三岛，变成小国的危险。英国情形大与日本相类，如果此例一开，英国属地纷纷独立，最终也只剩有英伦三岛，这种事势的演变是很有可能的，英国人士早见及此，所以处处袒日。总之，世界列强与弱小民族是立于利害相反的地位，这种情形，我们不能不看清楚。 中山先生革命，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国难当前，应三者同时并进。对日全民抗战，是为军政；在抗战期中，制定宪法，从乡村施行起，是为宪政；乡村议员训练人民之责，是为训政。乡村的宪政办好了，扩大为区，再扩大为县，为省，为国。等到扩大为国时，大约中日战争已告结束，宪政就算完成。将来再扩大于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最后他说：孔子主张“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所以中国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西人呼中国为“睡狮”，生怕它醒了，这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狮子是吃人之物，我国岂干此等事？我国乃“卧麟”，而非“睡狮”。麟是不践生虫不履生草的仁兽，因它闭目高卧，于是豺狼出没，狐兔纵横，闹得不成样子；只要它一醒了，昂首挺步，百怪潜形，就顿成祥和的世界，从前西狩获麟，孔子见了，泣下沾襟，曾作一首《获麟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兮；今非其身，来何求兮？麟兮麟兮，我心忧兮！”想孔子在天之灵，无时不盼望世界大同。果能由此次大战，得到“民族自决”，得到“人类平等”，实现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大同社会，则我们每年孔子庙中的春秋二祭，可高唱一首《祥麟歌》，其词曰： 大同世兮，祥麟游兮； 今已大同，又何求兮？ 麟兮麟兮，永无忧兮！ 华族至上，想入非非 华族至上，想入非非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川省政府改组，政闻编审委员会裁撤，另成立一编译室。该室的编制仅有编译五人。宗吾亦为其中之一。不久，因为紧缩编制，改为编译三人，于是宗吾便被人挤下台了。此事，新近得到一位当年与宗吾同事的徐庆坚君来函有云： “当时紧缩编制改为三人，某君趁机设法改调，某君趁机兼任新检所主任。编译室主任某君，则兼一机关报社长；愚则兼另一机关报总编辑。名为五员，实仅存四。此四者中，宗吾先生脸厚不如某主任，心黑不如某新检所主任；愚则所谓因缘时会，靠土著饭碗团体帮忙不能走者；宗吾先生，遂不得不挂冠而去矣。” 至此，前章所谓宗吾隐于朝者，又须痛痛快快地隐于山林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宗吾满六十岁，发表了那篇梯突滑稽的《厚黑教主六旬晋一征文启》（见《厚黑教主别传》）。四月，他便由省垣回到自流井故乡去了。我开始读他的几种著作，并冒昧给他写信，就在他回家数月以后的当儿；可是一直到次年春季，才将他从不给生人写信的旧例打破了，竟蒙他回复了我。接着我们来往的信件便一天一天地多起来，由彼此争论，到彼此谅解，以至于彼此会晤结为好友，据他自己说，他晚年的家居生活，除从事于研究著述外，大半的时间都消磨在和我的通信中。他那时正在研究“中国民族性”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心理与力学”的问题。 他对于中国民族性的看法，仍不外以上所说的“抵抗而不侵略”的大原则。他的出发点，自然是着重于天然环境，即强调他的地理气候之说。更想从古今的历史中寻获翔实的例证，从古先圣哲的著述里，援引充分的理据，打算写成一部巨著。不过这部书终未写成，我所见到的仅是一篇数 千字的论文，题为《中国民族性之研究》。在那篇文章里，他特别举出由中国民族性所形成的中国主义，约有六大特色： 第一，他说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的；如果不明白这一层，读古人之书，就觉得矛盾百出。例如，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孔子说：“我战则克。”这不是明明矛盾吗？要知道：孔子的说法，是就抵抗而言；孟子的说法，是就侵略而言；则孔孟的学说，自然就无冲突了。中国古人倡出“抵抗而不侵略”的学说，经过数千年之久，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的人民任便发出的议论，作出的诗歌，无在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汉弃珠崖，论者称其合于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议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秦皇汉武开边，意在侵略，是中国民族的变态，所以很受历史家的讥评。唐人诗中亦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些沉痛的呼声，正是为侵略者痛下针砭。及至受人侵略，则诗人的态度又改变了。南宋受金人侵略，陆放翁临死示儿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则又力主用武。明胡宗宪督讨倭寇时，幕客沈明臣作《饶歌》十章，中有句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说：“何物沈生，雄快乃尔！”这更是歌颂战斗的精神。像这种“抵抗而不侵略”的主义，是中国主义的第一特色。 第二，他说中国主义是内刚而外柔的。《易经》书是中国哲学的总纲，全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例如，“泰卦”是内阳而外阴，“明夷”是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则山在地下，“既济”则水在火上，无一不是内刚外柔的表现。孔老为中国的两大教主，其立教主旨，一一与易理相合，老子则被褐怀玉，孔子则衣锦尚纲。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孔子则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句句都是外柔内刚的精神。我国数千年以此立教，自然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这便是外柔的表现；一旦正义所在，勇气奋发，不顾身命，这便是内刚的表现。我国民族性既然如此，故我国对日抗战，最后胜利是决然无疑的。这种外柔内刚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二特色。 第三，他说中国主义是人己两利的。西人主张天演竞争，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这纯是利己主义，印度教义以舍身救世为主，知有人而不知有己，这纯是利人主义。中国主义则不然：纯乎利己、孜孜为利者，是孟子所深斥；纯乎利人、从井救人者，亦为孔子所不许。儒家的主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人己两利的主张，是中国主义的第三特色。 第四，他说中国主义是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印度学者所讲的是出世法；西洋学者所讲的是世间法；中国学者所讲的也是世间法。但西洋近代流行的各种主义互相冲突，纷争不已，成为互不相容的几件事物。而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于是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冲突。其言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俨然将人、己、物、我成为一个浑然的整体。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四特色。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第五，他说中国主义是仁义与功利融合为一的。印度教徒满腔子是慈悲，绝口不言功利；西洋科学家满腔子是功利，几不知仁义为何物。而中国学说，则能将仁义与功利融合一致，欲求功利，当从仁义着手。《孟子》全书即是发明此旨。如说：“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必为政于天下矣。”行文王之政，就是行仁义；为政于天下，就是尚功利。欧人主张武力统一，是用一个“杀”字统一世界。孟子则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是用一个“生”字统一世界。其说绝精，细读自知。这种仁义与功利融合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五特色。 第六，他说中国主义是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并重的。印度教徒乞食为生，不事货财；欧美富豪好货贪财，骄奢淫逸。伦敦也，巴黎也，纽约也，以及日本之东京也，可说是拿弱小民族的血肉建成的。而我国孟子则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又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孟子复生，亦不能否认；但孟子的学说，一达到生存点，即截然而止。而达尔文则盛倡“优胜劣败”，成为无界域的竞争。世界列强一得到达氏之说，就像疯狂一般，向弱小民族掠夺，势不致列强胀死、弱小民族饿死不止。我国古人早见及此，所以说：“衣食足而礼义兴。”一达到不饥不寒，即教之以礼义。故信从印度主义，不免饥寒；信从西洋主义，蔑弃礼义；这两者的偏颇极端，中国学说最能折中起来，是为中国主义的第六特色。 以上的六大特色，据他说，是由于中国的民族性自然形成的。而民族性的形成，又是因为中国地处温带，故与热带寒带的人迥乎不同。因而中国主义也就与印度主义、西洋主义迥乎不同。温带上气候适中，故其主义也适中。因此，他说中国主义具有融化印度主义和西洋主义的能力。例如，《大学》一书所讲的是格致、诚心、修齐、治平的道理。从前印度学说传 入中国，与这种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经过周程陆王诸人出来从格致诚正上用功，就把中国学说和印度学说融合为一了。这是学术史上的大工作。近今西人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等主义，传入中国，又发生冲突。我们应该努力工作，把古人所讲的修齐治平与之融会贯通，如能完成此种工作，则中西印三方面文化，就能融合为一；而世界大同的基础，也就算确定了。 他更说：从前印度佛学传入中国，我国的人士尽量采用它、修改它、发挥它，于是所有禅宗、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一一中国化，大得一般人的欢迎。今之西洋主义传入中国，往往扦格不通，流弊百出，就是因为未经过“中国化”的缘故。所以今后采纳西洋文化，应当用采纳印度文化的方法，使亚当·斯密、达尔文诸人的学说，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制法，把那有毒的一部分除去，单留下有益的这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的生存。亚当·斯密发展个性不错，错在因发展个性而妨害社会。若去其害，存其利，就对了。其他如克鲁泡特金诸人的学说，也一一用此法炮制，则西洋学说，也就一一中国化了。既已中国化，即可通行于世界。何以故？因为温带上的学说，固足以救热带上寒带上学说之偏哪！ 宗吾的另一研究对象更是“性灵与磁电”的问题。这个问题仍是他对于“心理与力学”研究的继续，也可说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他自从倾向“性恶论”，大胆地提出“面厚心黑”之说，仍是在“人性论”上做继续不断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不仅否认了“性善说”，亦同时否认了“性恶说”；至于“性善恶混说”、“性有善有恶说”，以及“性有三品说”，他也完全否认了。以后他发现人的心性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但是却有一种“力”。此“力”能推能引，与物理的现象并无不同，于是而有《心理与力学》一书之作。时至今日，他更创一假设：“人的性灵，从地球的磁电转变而来。”如果这一假设，将来得到确切的证明，则可有科学与玄学之争，唯物与唯心之争，就成为徒然多事了。但他为学力与年龄所限，不能把这一假设予以确切的证明，这是他无可奈何的事。他曾亲自对我说过，他只能用“想当然耳”的说法，写成《性灵与磁电》一文，让今后的学者或推翻或证成好了。那篇文章的概要如下： 他以为物质不灭、能力不灭是科学上的定律。依此理，吾人一死，身体即化为地球上的泥土，同时性灵亦当化为地球中的磁电。如此则肉体性灵生有自来，死有所去，而物质不灭、能力不灭之说就可以讲得通了。世言人能成仙成佛，或许是用一种修养力能将磁电凝聚不散的缘故。又有说“冤魂不散”者，当是一种嗔恨心能将磁电凝住；及至冤仇已报，嗔恨心消失，磁电无从凝聚，其鬼即归消灭。 有了“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这条假设，则灵魂存灭问题也就可以解答了。吾人一死，身上的物质退还地球，灵性化为磁电，则灵魂即算消灭；但是吾身虽死，而物质尚存，磁电尚存，亦可说是灵魂尚存了。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或许是这种道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禅家最重“了了常知”四字。吾人静中，此心明明白白。及至事务纷乘，此明明白白之心，即消归乌有。学力深者，事务纷乘，此心仍可明明白白，是谓“动静如一”。但是白昼虽明明白白，晚间梦寐中则复昏迷。学力更深者，梦寐中亦明明白白，是谓“梦寐如一”。学力极深者，死了亦明明白白，是谓“死生如一”。到了死后亦明明白白，则即说是灵魂永存，亦未始不可。 《楞严经》说：“如来从胸卐字，涌出宝光，其光昱昱，有千百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克编。”这种宝光当即是电光。阿难白佛言：“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尝自思维，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浊，腥臊交遘，脓血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这是说释迦修养功深，已将血肉之躯变而为磁电的凝聚体了，故能发出宝光，遍达十方世界，佛氏有天眼通天耳通之说。现在无线电发明，已可证明这种道理。释迦本身即是一具无线电台，将来电学进步或可证明佛经所说一一不虚，这“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的假设，或亦可以证实了。 老子言道，屡以水为喻；佛氏说法，亦常以水为喻。我们不妨以空气为喻，所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灭，无古今，无边际，无内外，种种现象，空气是具备了的。倘再进一步，以中和磁电为喻，尤为确切。若是进一步，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用以读佛老之书，觉得处处迎刃而解。 吾人自以为高出万物，这不过人类自己夸大的话，实则人与物同是从地球生出来的，身体的元素无一非地球中的物质。自地球看来人与物并无区别，仿佛父母生二子，长子曰“人”，次子日“物”，不过长子聪明，次子患瘫病而又聋哑罢了。人身的物质和地球的物质都是电子构成的。吾人有灵魂，地球亦有灵魂；地球的灵魂，就是磁电。通常所说的地心引力，即是磁电吸力的表现。地球的物质变为植物，同时地球的磁电即变为植物的生机。吾人食植物，物质变为吾身的毛发骨肉，同时磁电即变为吾人的性灵。由泥土沙石变而为植物，变而为毛发骨肉，愈变愈高等；同时由地球的磁电变而为植物的生机，变而为吾人的性灵，也是愈变愈高等。虽经屡变，而本来的性质仍在，所以吾身的元素与地球的元素相同，心理的感应与磁电的感应相同。惟是既经屡变，吾身的毛发骨肉与地球的泥土沙石不能无异；吾人的性灵，与地球的磁电不能无异。何以故？在地球为死物，在吾身则为活物。所以用力学规律来考察人事，就当活用，不能死用。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所说的“道”，即释氏所说的“真如”。释氏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器，都是由真如不守自性，变现出来的。”其说与老子正同。真如者，空无所有也——实则非空非不空；老子所说的道，也是如此。忽然真如不守自性，变现为中和磁电，由是而变现为气体，回旋于太空之中，几经转变，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依次生出了。由是而生植物，生动物，生人类。佛氏所说“阿赖耶识”的状态，与中和磁电的状态最相似。此二者都是冲漠无联，万象森然，也即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我们可以说：真如变现出来，在物为中和磁电，在人为阿赖耶识；犹之同一物质，在地球为泥土沙石，在人则为毛发骨肉。今人每谓人之性灵与磁电迥不相同，犹之无科学知识的人见了毛发骨肉，即说与泥土沙石迥不相同是一样。中国磁电是真如最初变现出来的，真如不可得见，我们读佛老之书，姑以中和磁电，模拟“道”与“真如”的状态，也可得其仿佛了。 我们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则佛的诸多说法，与夫宋儒所谓“如鱼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样”，明儒所谓“盈天地皆心也”等说法，都可不费烦言而解。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广成子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说：“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这都是阿赖耶识的现象，也即是磁电中和的现象。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呈相推相引的作用，而纷纷纭纭的事物就起来了。所以要研究人世事变，当首先造一臆说曰：“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但研究磁电又离不得力学，于是更造一臆说曰：“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有了这两个臆说，纷纷纭纭的事物，才有轨道可循；而世界分歧的学说也可以汇归为一。 以上便是那篇文章的大意。那篇文章后来即作为《心理与力学》的第一章。他所以如此这般穷索冥究，是想为他的《心理与力学》建立本体。必须有此造诣，则“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说法，才不算无根之言。所以我说：这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但他的才华，他的精力，到此地步，已可说是发泄尽了。 盖棺尚待论定 盖棺尚待论定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我与宗吾在青木关相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为止，中间的一段生活，我已把它写入《厚黑教主别传》那篇文章中了，此处不再赘及。我今只将遗漏的地方补述一二，以作本传的结束。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会的时候，他对于抗建大业，具着充分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岁月又鼓舞焕发起来。他自己竟然忘却了年迈体弱及其他种种条件，曾对我说：“我此次外出，暂时不拟返里，打算自费到美国去，宣传我们的‘中国主义’，让彼邦人士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立国的精神，或者借此唤起他们的同情，来帮助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也算尽了所谓国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责任，你以为如何？”我当时不便打断他的兴致，只好漫然应之。其实他当时的壮志是为爱国的热情所激，完全不顾事实的话。第一，他仅是小康之家，怎能担负起游美的用费？第二，政府正在讨厌他妄言惑众，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发给他出国护照？第三，他不通英语，他的经济条件未必即能携带翻译，究竟凭着什么去作宣传或讲学？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连三地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用委婉的言辞，才把他的意念暂时打消了。 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他们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发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成，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无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他到重庆约有半年之后，就渐渐地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冷落、孤独。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读书太少，不能与当代学者并驾齐驱。他这种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书信中。当时有人见到他这样信件的，就笑着说：“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对他的看法，则以为这是他的进步，是他能虚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干年，他或者把过去大胆所假设的予以证成或推翻，而有更精深的著作出来。 他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回到北碚来，我们又相聚了。这次我们相处的时日较多，几乎无所不谈。他还是一味地自谦，说自己读书太少，见闻不广，而又叹时不再来，所谓“老大徒伤悲”了！我当时对他说：“我们中国近代的读书人，像老先生的成就已很不小了；尤其是戛戛独造的精神，试问海内究有几人？就凭你所提出的若干假设，将来有人为你证成一二，也就足以不朽了。宇宙真理的发现，何必由老先生一身独担呢？”他听了这话，仍是苦笑着摇摇头，叹息不已。 有一次，我问他：“你对于政治、文化、学术有什么究极的看法吗？”他说：“我在《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书中，最末的一章差不多可以答复这个问题，虽然是十年前的一种见解，但直到如今，我的看法还是依然如故。这莫非是我不能进步的表现吗？哈哈哈！” 好了，现在我把那一章撮录于下，以作他自己思想的总介绍吧：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穷原竟委地考察，实在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宗教家之利人主义，进化论派之利己主义，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均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了。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都可调和为一。性善与性恶，可以调和为一；利人与利己，可以调和为一。……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觉得无不可以调和，兹举两例于下： 甲。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可以调和为一的。兹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做卧房，某处做厨房，某处做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要审度屋宇之形势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以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的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的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种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下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就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若在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你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究，即知鸡与蛋原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乙。古人说：“非知之艰，行之为艰。”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这两说也可以合而为一的。古人因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实行，就对他说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艰难的，你们总是重趋实行就是了。孙中山研究出来的学理，党人不肯实行，就对他们说道：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经把艰难的工作做了，你们赶快实行就是了。古人和孙中山，都是注重在实行，意思是一样的，并无冲突。“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二语，出在《尚书》，是傅说对武丁所说的。傅说原是勉励武丁实行，并没有说事情难了叫武丁莫行。原书俱在，可以复按。我们从此着想，就可以把傅说“知易行难”之说，和孙中山知难行易之说，调和为一。至于“难易”二字，乃是两相比较的形容词，与长短大小等字相类，行文说话时，往往用这类比较字眼，抑扬高下，以助文气或语气，于实际的道理上，并无何种关系。我们如果不明此理，认真在“知行”二字上，搜寻难易，要批评傅说和孙中山的是非，这就像听见三岁小儿说我们的身又长又大，巨无霸（东汉时的巨人）说我们的身体又短又小，我们就疑惑起来。究竟我们的身体，是长是短，是大是小，聚些人来研究，以定三岁小儿和巨无霸之是非，这就未免太无谓了。宇宙之内，只要有二物可以作比较，就可生出长短大小之差；只要有二事可以作比较，即可生出易难之差。比较的事物，可以随意取舍，无有一定，因之长短大小难易之分，也无有一定。天下事，无所谓难，无所谓易：寻件难事，与之比较，就成易事；寻件易事，与之比较，就成难事。发明轮船火车的人，费了无限心力，方才成功，发明之后，技师照样制造，是很容易的，这是“知难行易”。初入工厂的学生，技师把制造轮船、火车的方法传授他，学生听了，心中很了然，做起来却很艰难，这是“知易行难”。这类说法，都是从比较上生出来的。拿发明家和技师比较，则发明家难而技师易；拿技师和学生比较，则技师易而学生难。同是“知”字，孙中山是指发明家发现真理而言，傅说是指学生听讲时心中了解而言。同是“行”字，孙中山是指技师的工作而言，傅说是指学生的工作而言，我们试取孙文学说读之，他举出的证据，是饮食作文用钱等十事，修理水管一事，与夫他自己革命的事实，凡此种种，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我们从这个地方研究，就可把孙中山和傅说的异同寻出来。孙中山拿发明家之“知”，和技师之“行”比较，故说“知难行易”；傅说拿讲堂上听讲之“知”，和手工场中实地工作之“行”比较，故说“知易行难”。孙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是发明家时技师说话，故说“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之位，他训诫武丁，是技师对学生说话，故说“知易行难”。二说俱是勉人实行的。故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可以调和为一。世间的事，可分两种，有知难行易者，有知易行难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论就圆满了。 著者把性善性恶，利人利己，唯心唯物，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加以研究之后，乃下一结论曰：“无论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双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经过长时间之争辩，仍对峙不下者，此二说一定可以并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们把两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 宇宙事物，原是滋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滋生出无数个，越滋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掺得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探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从它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此木与彼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之，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至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它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木与草相同。再进之，草木和禽兽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我们明白此理，即知世间种种争端，无不可以调和的。有人问我道：你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请问各种学说，由同而异，又由异而同，是属乎力学公例之哪一种？我说：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任它如何变化，却无一不是循力学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来作比喻的，都可说是与力学公例符合。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中国人研完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中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将来中西学说，终必有融合之一日，学说汇归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趋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动机。现在世界纷争不已，纯是学说分歧酿出来的。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纷争，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学说之一致。所谓一致者，不在勉强拉合，而在深索本源，只要把它本源寻出来，就自然归于一致了。所以我们批评各家学说，务于不同之中，寻出相同之点，应事接物，务于不调和之中，寻觅调和的方法，才不至违反进化之趋势。不是我们强为调和，因为它根本上，原自调和的。我看现在国中之人，往往把相同的议论，故意要寻它不同之点，本来可以调和的事，偏要从不调和方面做去，互相攻击，互相排挤，无一事不从冲突着手，大乱纷纷，未知何日方止！ 现在各党各派，纷争不已，除挟有成见，意气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纷争，实由于学说冲突酝酿出来的。要调和这种纷争，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崇拜的学说，彻底研完。又把自己所反对的学说，平心观察。寻觅二者异同之点，果然反复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寻出来，彼此之纷争，立归消灭。因为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所得的结果，必定相同。假使有两个人所得的结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彻底，或是二人俱不彻底。如果彻底了，断无结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趋于一致，自然就没有纷争了。 在我个人的主张，可把各种主义，公开研究，听人尽量地怀疑和批评，然后才把真理研究得出来，全国思想才能统一。有人驳我道：现在是训政时期，如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听人怀疑批评，则是对于孙中山失了信仰，即是失去全国重心，中国怎能立国？我说：理论和事实，本可分开的，怀疑批评，乃是理论上之事，未即措之实行。现在全国隶属于“三民主义”之下，政治上一切设施，当然照着孙中山的办法做去，不能任意变更。至于学理上之讨论，尽可听人自由。到了讨论终结，全国人都认为孙中山主义不适宜，一致请求变更，我们又何不可变更之有？未达到全国人请求变更的时候，当然遵循孙中山主义进行，如有违反“三民主义”，做政治上之行动者，当然严予制裁。据我的观察，现在各种主义，如不由于公开研究之一途，思想之纷乱，是无有穷期的，因国内之争端，和人民所受之痛苦，也就无有底止了。……世间虚伪的学说，才怕人怀疑和批评。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说：“不信吾教，请试吾刀！”注《太上感应篇》的人说：“有人毁谤此书，定遭冥谴。”因为这两种书所说的道理，经不得研究，生怕人怀疑和批评，无可奈何，才出于威吓之一途。至于牛顿和爱因斯坦诸人的学说则不然，任人怀疑，任人批评，信从与否，听人自便，结果反无人不信，无人不从。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深思了。世间的道理，愈怀疑则研究愈深，愈批评则真理愈出。孙中山的学说，是不怕人怀疑的，是不怕人批评的，经一番攻击，增一番鲜明。我们尊崇孙中山，当以事牛顿和爱因斯坦之礼事之；不当以事关圣帝君和太上老君之礼事之。如果说他的学说，不许人怀疑，不许人批评，无异于说《三民主义》一书，所含的真理，与《觉世真经》和《太上感应篇》相等，名为尊崇孙中山，实则污蔑孙中山了。 主义是相对的，不是绝时的。有了三民主义，就有非三民主义。各种主义，纷然并立，仿佛世界各国纷然并立一样。有了国界，此国与彼国，即起争端。有了主义，此党与彼党，即起争端。世人只知爱国主义是狭小的，殊不知崇奉一种主义，也是狭小的。将来世界各国，终必混合为一而后止；各种主义，也是融合为一而后止。无所谓国，无所谓主义，国界与主义，同归消灭，这就是大同世界了。作者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强，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主张各种主义，公开研究，也可说是顺着大同走的。 至于学术思想，我是绝时主张独立自由的，这已可从我上面的话看出来。中国政治界的君主，和学术界的圣人，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推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皇帝在朝廷上盘踞起，圣人在各人心坎上盘踞起。皇帝蹂躏民意，圣人蹂躏思想。中间有点区别者，皇帝的专横，是皇帝自己做出来的，应由皇帝负责。圣人的专横，是后人借孔子招牌做出来的，孔子不能负责。后来皇帝之威权剥夺了，英、法、德、俄、美、日诸国就闯进来，执行皇帝的任务，成了变相的皇帝，一般人就以事皇帝之礼事之。同时孔子之威权也剥夺了，卢梭、达尔文、杜威、罗素诸人闯进来，执行孔子任务，成了变形的孔子，一般人就以事孔子之礼事之。大清皇帝倒了过后，把一个大皇帝之权，剖为无数小块，分给国中赫赫有权的军人，成为许多小皇帝。至圣孔子倒了过后，把一个大圣人之权，剖为无数小块，分给国中赫赫有名的学者，成了许多小圣人。军阀蹂躏民意，学阀蹂躏思想。军阀背后，有外国的帝国主义；学阀背后，有外国的哲学家。小皇帝之命令，是绝对威严，不许违抗，如有人违抗了，他就要把你重惩。小圣人之议论，自认为绝对之是，不许人匡补，不许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如果有人怀疑了，他就在报章杂志上，把你痛骂。政治界一切现象，与学术界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皇帝大圣人专权时期，这是过去的事；第二个时期，是小皇帝小圣人专权时期，这是现在的事；将来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学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时期。我尝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这一篇大议论，便是这一颗思想界的彗星所放射的光芒。可惜这光芒，慢慢地暗淡了，慢慢地消灭了！如果这彗星是有周期性的，也许经过若干时日，还有重光的时候。如今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是与世长辞了；但是他彗星般的思想，于人事物理诸方面，未必无启示的作用吧！历史学家常说的话：“盖棺即可论定。”我对于这位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则以为“盖棺尚待论定”。 宗吾先生死后的次日，成都各报即用“厚黑教主”的称谓，刊布他逝世的专电。再过若干日，自流井各界人士为先生开追悼会，收到的挽联，亦多从“厚黑教主”立论。不料他生前用以自嘲嘲人的戏词，竟成为他身后的谥号了。今录当时的挽联数事，以殿本传：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 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 ——汪瑞如 寓讽刺于厚黑，仙佛心肠，与五千言后先辉映； 致精力乎著述，贤哲品学，拟念四史今古齐名。 ——李坚白 品贤豪常作翻案，抒思想好作奇谈，孤愤蕴胸中，纵有雌黄原戏谑； 算年龄逊我二筹，论学问加我一等，修文归地下，莫将厚黑舞幽冥。 ——杨仔耘 定具一片铁石心，问君独尊何存？试看他黑气弥天，至死应遗蜀猷憾； 纵有千层桦皮脸，见我无常倏到，也只得厚颜入地，招魂为读怕婆经。 ——李小亭 公著述等身，愤薄俗少完人，厚黑一篇，指佞发奸挥铁笔； 我渐为半子，念贤郎皆早世，嫠孤满目，临丧迸泪洒金风。 ——杨履冰 厚黑教主别传 厚黑教主别传 我与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相遇，真是一种因缘！凡在吾人的想象中预料不到而偶然遇到的事，这便叫做“缘”。我真想不到今生会到四川来，想不到在四川富顺地方有以“面厚心黑主义”创教立说的教主，想不到我和这位教主首先通起信来，想不到从不给生人回信的教主竟破例答复了我，想不到我劝他不讲“厚黑”，他越是大讲其“厚黑”而且讥讽我，想不到他拒绝我和他通信，我偏要和他通信而感动了他，最后尤其想不到的是已经多年未出山的教主，居然从自流井冒着大雨到青木关来拜访我，我们一连彻谈几昼夜，终于结为志不同道不合的好友。这一段在抗战流亡时期的因缘大事，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 抗战军兴，我是随着教育部携眷入川的。先住重庆，后住青木关。在二十八九年之间，我连丧三子。当第二次丧子时，心中已悲痛万分，朋友们劝我往北碚温泉一游，借遣愁怀。但是隐痛在抱，纵有佳山水亦无心观赏，终日只是闷坐旅馆中，或者蒙被大睡。睡起无聊，便到书店中去翻看，一眼触到了《厚黑学》的书名。当时心中很觉奇怪：《厚黑学》是讲什么的呢？是不是有关于物理一类的书呢？受了好奇心的促使，拿起打开一看，看了序文目录，又看了几段正文，很像是愤世嫉俗之作。他说往古来今的所谓英雄豪杰，无不是面厚心黑；得其一偏的人，也足以称雄一世；人物的大小，全看他的厚黑程度而定。他先举出三国的英雄为例，他说： 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肠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肠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 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国演义》的人，更把他写得惟妙惟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所以俗语有云：“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也是一个大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称双绝。当着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肠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一堂晤对，你无奈我何，我无奈你何，环顾袁本初诸人，卑卑不足道。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此外还有一个孙权，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袭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肠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丕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着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时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后来曹操、刘备、孙权相继死了，司马氏父子乘时而起，他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熏陶，集厚黑学之大成。他能够欺人寡妇孤儿，心肠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帼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我读史见司马懿受辱巾帼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归司马氏矣！”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天下就不得不统一。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土寸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我看了这一大段，已觉新颖可喜说得痛快。接着他又追溯上去，更举楚汉的事来证明。大意是说项羽不厚不黑，所以失败；刘邦既厚且黑，故能成功。刘邦的心肠之黑，是与生俱来的，可说是“天纵之圣”；至于脸皮之厚，还加了一点学力。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张良的业师，是那位圯上老人。他们的衣钵真传，是彰彰可考的。圯上受书一事，老人的种种作用，无非是教张良的脸皮厚罢了。张良拿来传授刘邦，一指点即明，试问不厚不黑的项羽，哪能是他的敌手呢？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可说是脸皮很厚；无奈他心肠不黑，偏偏系念着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下不得毒手，后来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三族，这是咎由自取。范增千方百计想教项羽杀死刘邦，可说是心肠很黑；无奈他脸皮不厚，一受离间，便大怒求去，结果把自己的老命和项羽的江山一齐送掉，真是活该。 他说，他把这些人的故事，反复研究，就将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发现出来。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可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得其全，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得其偏，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各得其偏，不幸生不逢辰，偏偏与厚黑兼备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致同归失败。但他们在世的时候，凭着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显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得了一席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是不负人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当时，我越看越有味，舍不得放手，于是就买了一本，回到旅馆一气读完。这本小册子，包括《厚黑学》、《厚黑经》及《厚黑传习录》三部分。末后还附了《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一篇。《厚黑经》是采用四书文体而作的。例如： 李宗吾曰：“不薄之谓厚，不白之谓黑，厚者天下之厚脸皮，黑者天下之黑心子。此篇乃古人传授心法，宗吾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世人。其书始言厚黑，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厚黑，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面与心。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天命之谓厚黑，率厚黑之谓道，修厚黑之谓教。厚黑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惧乎其所不黑，莫险乎薄，莫危乎白，是以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厚黑，天地畏焉，鬼神惧焉。” 李宗吾曰：“厚黑之道，本诸身，征诸众人，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李宗吾曰：“天生厚黑于予，世人其如予何？” 李宗吾曰：“刘邦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曹操斯可矣；曹操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刘备孙权斯可类。” 李宗吾曰：“如有项羽之才之美，使厚且黑，刘邦不足观也已。” 李宗吾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国；苟不厚黑，箪食豆羹不可得。” 李宗吾曰：“有失败之事于此，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厚；其自反而厚矣，而失败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黑；其自反而黑矣，而失败犹是也，君子曰：反对我者，是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用厚黑以杀禽兽，又何难焉？” 不过也有一种变体，就是在经文上下，自加说明的。例如： 宗吾曰：“不曰厚乎，磨而不薄；不曰黑乎，洗而不白。”后来我改为：“不曰厚乎，越磨越厚；不曰黑乎，越洗越黑。”有人问我：“世间哪有这种东西？”我说：“手足的趼疤，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尘埃的煤炭，是越洗越黑。”人的面皮很薄，慢慢地磨炼，就渐渐地加厚了；人的心，生来是黑的，遇着讲因果的人，讲理学的人，拿些道德仁义，蒙在上面，才不会黑，假如把它洗去了，黑的本体自然出现。 有一种天资绝高的人，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就实力奉行，秘不告人。又有一种资质鲁钝的人，已经走入这个途径，自己还不知道。故宗吾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厚黑者众也。” 他的《厚黑传习录》又包括三部分：一是求官六字真言，二是做官六字真言，三是办事二妙法。他首先说出“厚黑学”传习发扬的必要，并举出几种有趣的例子，然后假托一位想求官做的人来向他问业，于是他传授了这三套法宝。 所谓“求官六字真言”，是“空”、“贡”、“冲”、“捧”、“恐”、“送”六字。他说明“空”即空闲的意思，分两种：一指事务而言，求官的人，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工不商，不农不贾，书也不读，学也不教，一心一意，专门求官；二指时间而言，求官的人，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又来，今年不生效，明年又来。“贡”字是借用四川的俗语，其意义等于钻营的“钻”字，他下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无孔也要入。”求官要钻营，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当取出钻子新开一孔。“冲”即普通所谓“吹牛”，冲的功夫有两种：一是口头上，二是文字上。口头上又分普通场所，及上峰的面前两种，文字上又分报章杂志，及说帖条陈两种。“捧”就是捧场的捧字，戏台上魏公出来，那华歆的举动，是绝好的模范人物。“恐”是恐吓，如把“捧”字做到十二万分，还不生效，这就少了“恐”字的功夫。 凡是当轴诸公，都有软处，只要寻着他的要害，轻轻点他一下，他就会惶然大吓，立即把官儿送来。最要紧的，用“恐”字要有分寸，如用过度了，大人们老羞成怒，作起对来，岂不与求官的宗旨大相违背吗？“送”即是送东西，分大小两种：大送，把银钱钞票一包一包地拿去送；小送，如春茶、火腿，及请吃馆子之类。所送的人分两种：一是操用舍之权的人，一是其人虽未操用舍之权，而能予我以助力者。他说这六字做到了，包管字字发生奇效。那大人先生，独居深念，自言自语道：某人想做官，已经说了好多次（这是“空”字的效用）；他和我有某种关系（这是“贡”字的效用）；其人很有点才具（这是“冲”字的效用）；对于我很好（这是“捧”字的效用）；但此人有点坏脾气，如不安置，未必不捣乱（这是“恐”字的效用）；想到这里，回头看见桌上黑压压的，或者白亮亮的，堆了一大堆（这是“送”字的效用），也就无话可说，挂出牌来，某缺着某人署理。求官到此，可谓功行圆满了。于是走马上任，又要实行做官六字真言。 所谓“做官六字真言”，是“空”、“恭”、“绷”、“凶”、“聋”、“弄”。他说明此“空”字即空洞的意思，一是文字上：凡是批呈词，出文告，都是空空洞洞的，其中奥妙，很难细说，多阅各机关的公事文件，就可恍然大悟；二是办事上，随便办什么事情，都是活摇活动，东倒也可，西倒也可，有时办得雷厉风行，其实暗中藏有退路，如果见势不佳，就从那条路抽身走了，绝不会把自己牵挂住。“恭”就是卑躬折节胁肩谄笑之类，分直接间接两种：直接是指对上司而言，间接是指对上司的亲戚、朋友、丁役及姨太太等而言。“绷”是恭字的反面，普通指对下属及老百姓而言，分两种：一是仪表上，赫赫然大人物，凛不可犯；二是言谈上，俨然腹有经纶，盘盘大才。实在说来，“恭”字对饭碗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上司；绷字对非饭碗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下属和老百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凶”是凶狠，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人亡身灭家，卖儿贴妇，都不必顾忌；但有一层应当注意，凶字上面，定要蒙一层道德仁义。“聋”就是耳聋，“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聋”字中包含有“瞎”字的意义，文字上的诋骂，也要闭着眼睛不看。“弄”即弄钱之弄，常言道，千里来龙，此处结穴，前面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个字而设的。“弄”字与求官之“送”字是对照的，有了送，自然就有弄。 所谓“办事二妙法”者，一是“锯箭法”，一是“补锅法”。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杆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呢，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现在各机关的大办事家，多半采用这种法子。例如批呈词：“据呈某某情，实属不合已极，仰候令饬该县长，查明严办。”“不合已极”四字，是锯箭杆；“该县长”是内科；抑或“仰候转呈上峰核办”，那“上峰”又是内科。再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情我很赞成，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三字，是锯箭杆，“商量”就是内科。这便是所谓办事上的“锯箭法”。有人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乘主人不见的时候，用铁锤把裂痕敲长了，就说这锅破得太厉害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讨价自然更大。及至把锅补好，主人与锅匠，皆大欢喜而散。郑庄公纵容共叔段，使他多行不义，才举兵征讨，就是用的“补锅法”。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很多的。有人说：“中国变法，有许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坏了来医。”这是变法诸公用的“补锅法”；在前清的宦场中，大概是用“锯箭法”；民国以来，是“锯箭”、“补锅”二者互用。 他把“厚黑学”讲完了，特别告诉读者一个秘诀道：“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道德仁义，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得李宗吾否？’你就放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认他不得。’口虽如此说，而心中则恭恭敬敬地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位’。果然这样做，包管你干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举世所钦仰。所以我每听见有人骂我，就非常高兴，说道：吾道大行矣！” 他在末后附录的《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一篇，是他对圣人发生了怀疑，想进而寻出他的破绽来。他以为三代以上有圣人，三代以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的怪事。通常所称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把他们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世各学派的始祖，这其中的破绽就可寻出来了。于是他便一一加以研究分析，认为其中有很大的黑幕，然后他结论道：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没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没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我只说除了孔子，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子并没有压制我们，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无如后来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踞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前时有人把孔子推开了，同时外国的达尔文诸人就闯进来，盘踞学者心上。天下言论又折中于达尔文诸人，成了变形的孔子，执行圣人的任务。我不知我国学者的思想，何以不能独立以至于此？如果达尔文诸人去了，学术界又会有变形的孔子出来，继承圣人之位。像这样下去，宇宙真理怎么研究得出来？我们须知，中国圣人可疑，外国圣人亦可疑。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平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诸人高居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居孔子达尔文诸人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以上便是那本《厚黑学》内容的大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才不惮烦琐地写在这里。而且这是我们两人后来结缘的起因，特别是我们两人彼此争论的焦点，故不得不大书而特书。在那时，我个人的遭遇很惨，正在怨天尤人，对于诸多事都看不上，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资本家压迫劳动者，做官的榨取老百姓，聪明人欺凌愚拙者，好人不得好报，恶人坐享安乐……种种的事象，都使我愤恨，使我苦闷。忽然见到这揭穿人类史上大黑幕的著作，使我的愤恨苦闷，得以发泄舒畅，自然对于著者不禁生同声相应之感。接着我又购得他的其他著作数种，拿来研究。其一为《中国学术之趋势》，其二为《考试制之商榷》，其三为《心理与力学》。我费了数昼夜之力，把三书又统统读完了。《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是以老子学派思想统贯百家的，他很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时时有新材料的发现，尚为国内学者所未注意到的。例如二程的思想，不惟源出河南，而亦受当时蜀文化的影响很重，便是一例。不过这书在我看来，太主观，太单调，不算什么了不起的著述。《考试制之商榷》一书，则对于教育上的贡献极大。他是因力主考试，充主考委员，几乎被学生打死的；但他坚持他的主张，不稍改变，终于使四川的会考制，比国家颁布的早过十年。他所主张的会考制有两种意义：一因各校内容腐败，学生的成绩不好，非借严厉的考试以救其弊不可；二因现行学制过于拘束，贫苦有志的青年，往往不得入学，非予以彻底解放不可。所谓彻底解放，即是允许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与学校肄业期满的学生，均可参加各级学程的毕业考试，而取得同样的资格。书中的理论及办法都经煞费苦心，为今后教育上最值得重视的意见。《心理与力学》一书，可说是一部杰作。据著者自序中说：“我这《心合理与力学》一书，开始于一九二○年，今为一九三八年，历时十八载，而此书渊源于《厚黑学》，我研究‘厚黑学’，始于前清末年，可以说此书之成，经过三十余年之久。记得，唐朝贾岛作了两句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自己用笔批道：‘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我今日发表此书，真有他这种感想。”可见他对于此书是十分自负的。全书共分十章，归纳起来，约得六部分：（一）人性论；（二）心理运动的轨迹；（三）世界进化的轨迹，（四）达尔文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修正，（五）我国古哲学说含有力学原理；（六）经济政治外交应采合力主义。他的唯一公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全书各章所论，均为证成此公例而发，意在打通科学与玄学的障壁，也可以说应用此公例，一切上天下地人事物理的种种现象，都可借以说明的。有一位川大物理学教授江超西先生，为此书作序，竟许为世界学术上的第三次大发明。序中有云：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谓地心有引力，能将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地球，因创出力学三例，是为学术上第一次大发明。爱因斯坦将牛顿之说扩大之，谓有形无体之光线，亦受吸引，天空中众星球能将直线进行之光线，吸引之成为弯曲形状，因创出相对论，是为学术上第二次大发明。先生将爱因斯坦之说再扩大之，谓人心亦有引力，能将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心，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故牛顿三例，爱因斯坦相对论，均适用于心理学，因创一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可谓学术上第三次大发明。 我看了这三种书以后，又觉得他是对于教育、学术及哲理很下过苦心的人；尤其是《心理与力学》一书，可称为近几十年来国内思想界仅有之作。他既有此成就，又何必天天在报纸上大倡其“厚黑”之学，而且自称是“厚黑教主”，反予恶人以厚黑的伎俩，以捉弄于人间呢？就按他自己说“厚黑学”是“心理与力学”的渊源吧，但是后者的价值已比前者不知高过若干倍，它可以说已从黑暗的地狱界，超入光明之域了，更何必依恋其骸骨而不忍放弃呢？当时，我从他几种著作的字里行间，已约略窥见他的为人了，他是既不厚，又不黑，甚且还是具有一副菩萨心肠的人。只因他抱负甚大，而不得发展，他又不肯厚着脸皮，黑着心肠，在厚黑的场合中，与面厚心黑的人钩心斗角；于是他愤而揭穿此千古的黑幕，好比燃犀照鼎，使宇内的魑魅魍魉丑态毕现，教人有所警惕防范的意思。可是他似乎又怕遭人忌恨，所以就索性自称为“厚黑教主”，意谓“我就是头号坏蛋”，以作“现身说法”的故智，可见他在这方面不惜自我牺牲，未免用心良苦了。大概他采取这样的说教方式，其所得的结果必是副作用，除了自己落得一个“坏蛋头衔”，更替一般恶人“为虎傅翼”外，不会有丝毫益处的。他此后提倡考试制，期望改革学制，想必是“厚黑学”碰壁之后，才又拿出他的正面主张——教育，借此来赎他的妄言之罪吧？他更进而研究中国学术，研究西洋许多哲人的学说，终于归宿于人类的“合力主义”，来为普遍受教育的人士指出一努力的方向吧？但他所倡的“厚黑学”，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先入为主了，此后纵有真理的发明，人家也必以为还是“厚黑”的老调，总不肯别具只眼精心去追究的。况且他的几种著作中，每每好提到他的“厚黑学”，好像非此不足以“开宗明义”似的，于是他充满了真理的许多著作，“厚黑学”也成了眼中的微翳。似此，一面发现真理，一面又自行掩蔽起来，结果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不能不替他惋惜，不能不为真理叫屈。本此一点动机，我便很冒昧地给这位厚黑教主写信了。 我的信是寄给成都《华西日报》转递的，因为我不知道教主的住处，可是他的另一著作《厚黑丛话》是由《华西日报》连载的，所以只好如此办。哪知我的信发走之后，宛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在这期间，我又读他的《厚黑丛话》，见到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去年（一九三五年）吴稚晖先生在重庆时，新闻记者友人毛畅熙君，约我同去会他，我说：我何必去会他呢？他读尽中外奇书，独莫有读过《厚黑学》，他自称是大观园中的刘姥姥，此次由重庆到成都，登峨眉，游嘉定，大观园中的风景和人物，算是看过了，独于大观园外面，有一个最清白的石狮子，他却莫有看见。欢迎吴先生，我也去了来，他的演说，我也听过，石狮子看见刘姥姥在大观园进进出出，刘姥姥独不知道有石狮子，我不去会他，特别与他留点憾事。”他既如此孤傲自负，像我这“不见经传”的无名下士，就更不值得教主挂齿了，因此我就把盼望他回信的念头，完全打消。不料半年以后，忽然从自流井寄来一信，封面书“李宗吾缄”，这一喜，非同小可，急忙拆书一观，使我尤觉荣幸！原来他是从不与生人通信的，据他说这次与生人通信，是他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啊！他的信中说：我的信由《华西日报》转到后，看了非常高兴，但是不能破坏他的老信条，虽然把我的信一连读了几遍，仍是决定不复。可是每有朋友去访他，他便禁不住把我的信拿给他们看。他们看的结果，都是异口同声地说：“这样热情的来信，千万不可辜负人家的盛意，非答复不可！”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朋友的劝促，他说他有些矜持不住了，这是他迟至半年以后终于破例复我信的一段内幕。我当即报以长函，仍是很委婉地劝他不要再讲“厚黑学”，从此我们便书信往还，越来越勤，意见虽然不能一致，但很可以说是够得上较亲切的朋友了。我记得他第二次的来信，对我一面认为知己，一面仍是语带讥讽。那信中有云： 得手教，有曾托蓉地友人及部中督学代为访问迄无消息闷损无已等语，读之不胜知己之感，大有《随园诗话》所谓“自笑长吟忘岁月，翻劳相访遍江湖”光景。其实足下来书，早已得到；所以迟迟不复者，则由弟生平不善书，不善作文言文，更不娴尺牍，绝少与生人通音信。惟遇相熟之友人，则提笔乱写，其字迹之潦草，等于作文之草稿，有时字句未写通，有错字别字，我也不管，只求把我的意思使读者了然就是了。因为惟恐读者不了然，有时语意重复，说了又说，我尝说，李宗吾本来就不通，未必我把此信写通了，人家就说我通了吗？足下来信，字与文很漂亮，见了生愧，迟迟不敢回信，以来信示友人，友人屡谓我此种盛意不可不复，所以才勉强写了一信；及得复书，情殷语挚，谨把先生作为我平日相熟友人一般，通信随意乱写，请恕我潦草之罪，读毕即焚去，幸勿示他人，致成笑柄。 至于说到“厚黑学”的话，他最初还很客气地说：“此中实有深意，有缘拜谒，当详言之。”以后他大概嫌我“强聒不舍”，未免讨厌；而且我还拜托自流井蜀光中学的一位教员孙柏蔚君，接二连三地去访问他，也是劝他不讲“厚黑学”，他必以为更是“岂有此理”了，于是突然来了这封嬉笑怒骂的信： 手教读悉，昨日孙君复来舍畅谈，极感相爱之殷，当托孙君代达鄙意，然恐其语焉不详，故复敬上此函。先生劝我不必再谈厚黑，此为不可能之事。劝我不谈厚黑，等于劝孔孟不谈仁义，劝韩非不谈法术，劝程朱不谈诚敬，劝王阳明不谈致良知，试问能乎不能？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于成都《公论日报》，当时本用一笔名“独尊”（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然而读者无不知其为我，于是“李宗吾是厚黑先生”之语，随处可闻。当时颇为一般人所注视，每举一事，辄恐李某揭穿之，何尝不“到处都阻碍”（我去信中语）？而我则与之淡然相忘。迄今二十余年，人尽知李宗吾黔驴无技，亦与我淡然相忘。今若舍去厚黑不讲，岂非做贼心虚，故示人疑乎？欲求“到处不阻碍”，反成了“到处皆阻碍”，故不如赤裸裸地说道，“我是厚黑先生”，知我罪我，任之而已。道之行与不行，亦任之而已。鄙人行年六十有二，老夫耄矣，无能为矣。孔子到了这样年龄，也只有退而写作，而犹欲有所建白，亦可谓不安分之至类。来教云：“此时环境须先要打通，否则到处都有阻碍。”打通于我何益？阻碍于我何损？足下以此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亦惟心领盛意不敢奉行耳。古人云：“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如足下云云，岂不成为“作德心劳日拙”乎？然爱我至此，则终身感激无已！ 再有忠告者，足下年方壮盛，前途正远，幸勿常常齿及贱名；否则见者皆谓张某是李宗吾一流人，则终身事业付诸东流矣。“此时环境须先要打通，否则到处都有阻碍。”足下良笺，谨以还赠。打通之法为何？曰：逢人便骂李宗吾是坏人而已。果能循此行之，包管足下随处皆不阻碍。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足下左右，有所谓“下士”、“下下士”，以吾之慧眼观之，皆“上士”也，皆“上上士”也，足下何迷而不悟乎？即退一步言之，彼等皆为不识太行山之人，然而吾道之传，正在此辈。孔子门下，岂非有所谓“参也鲁”乎？卒之，一贯之传，厥为曾子，而聪明善悟之子贡不与焉。足下盖吾道中闻一知二之子贡也，而鄙薄“下士”、“下下士”，以为不识太行山，吁，足下误矣！将来鄙人衣钵之传，绝不在足下，当于“下士”及“下下士”中求之。此是足下自绝于吾道，吾固无容心于其间也。 总之，足下所走者是孔子途径，鄙人则是释迦耶稣行为。来书所谓某先生某先生者，亦犹《论语》上所谓鲁哀公季康子请人也。孔子不幸而遇鲁哀公季康子，足下幸而遇某某两先生，孔子有知，当亦羡煞！鄙人悼叹苦海中人沉沦不返，教之以“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锯箭法”、“补锅法”，使一切众生，同登极乐国，同升天堂，此释迦耶稣之用心也。嗟乎默生，道不同不相为谋，亦惟有“还君明珠双泪垂”而已！ 昨日孙君详谈足下身世，以不肖之判断，足下绝不可入政途，还是从事著述研究学问好了。宋之王荆公，是一个学者，一入政界，卒无成绩可言；今之梁任公，著《新民丛报》时，是何等声光，一当总长，成绩安在？我与足下，有同病，愿深思之！深思之！八股先生有言曰：“一卷可传，夭札亦神明之寿。”默生，默生，盍归乎来！ 足下同尊夫人轮流抄录鄙人著作，心感之余，无以为报，谨将旧作之《怕老婆的哲学》一文随函附呈，足下可庄录一遍，敬献尊夫人妆次，较之刺血写《般若经》献之我佛如来，功德万万倍也。好，不写了。鄙人一面写，一面吃酒，现已醉了，改日再谈。 当我读着这封信时，心中不禁勃勃跳动，觉得此老真不容易对付。我越是劝他不讲“厚黑学”，他越是坚持非讲“厚黑学”不可，并且竟以释迦耶稣自比，更俨然以教主的面目出现了。我以极诚恳的善意劝他，他反视为不入耳之言，并且以嘲笑的口吻来反击我，这当是他惯用的厚黑伎俩了。可是他又一本正经地劝我绝不可入政途，当从事研究学问，而又自承是与我同病，望我深思而又深思。他是正话反说呢？还是反话正说呢？真叫人一时捉摸不定！他说他倡“厚黑学”，“此中实有深意”，也或许是有深意吧。反正我既已认定他为我那时探究的对象，他纵然向我提出“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也是不肯放过他的。因为我自幼就具着一副强烈的好奇心，我曾为观察一种昆虫的全部生活，竟耗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何况是为彻底认识一位创教立宗的堂堂教主呢？所以我不独用抛砖引玉的方法，想从他大量的回信中，去探究他的为人；同时，我又托那位孙君前去访问他，希望对他有一种亲切的观察和意见的交换；除此以外，我又请他写一自传，纵不为他人作打算，亦当为其厚黑之徒有所法式。总而言之，我不管他对我如何，我却必欲一探其底蕴。 如今先说说孙君访问的情形吧。一九四○年三月，孙君接到我的请托信后，即照我所开列的地址汇柴口小竹湾往访教主，但小竹湾的地名，汇柴口的居民是无人知道的，于是怅惘而返。同时，我也函知教主，说将有蜀光教员孙君前去拜访，并代我致意。结果，还是教主往访孙君，他们二人才得以会晤了。孙君首先问他：“小竹湾何以无人知道呢？”他说：“这是我为自己住处新起的名，他人当然不会知道，若问李宗吾嘛，也只有一茶馆一油房可以知道我。”孙君说：“这不像拿撒勒人不知道耶稣吗？”他笑着点点头，不禁又大笑起来。当时孙君所得的印象，其人为瘦削的中等身材，须发已斑白了；但满面红光，极为健谈，而且每一谈吐，诙谐百出，又迹近玩世；态度平易近人，似得老子和光同尘之旨。孙君称道他颇似苏东坡，他说：“我生性如此，像程伊川的岸然道貌，我是办不到的。”是日，略谈而别。 数日后，孙君到他家中，打算完成我付托他的使命。见到教主的宅院不大，面山临溪，颇为幽雅，绝无市井的气氛。落座以后，二人便对谈起来： 孙君问：“先生能否暂将‘厚黑学’收起不讲，专在文化学术方面多加发挥与著述，以飨国人？” 教主说：“这是办不到的！十年以来，已有很多朋友劝我不必再谈厚黑，拿来应用就是了。殊不知‘厚黑学’是‘说得做不得的’，我既不能应用，就不能不讲；不讲，心中反而难受。若想劝我不讲‘厚黑’，无异于劝公孙龙不讲‘白马非马’，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本着‘说得做不得’的信条，尽量发挥厚黑哲理来创教立说，试问这样无冕王，唯我独尊，有谁能比得我的优游自豪呢？且古今真理，只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孟的仁义，老子的道德，墨子的兼爱，杨子的为我，申韩的法术，施龙的形名，佛耶的慈悲博爱，和李宗吾的厚黑，均是一个真理，不过说法不同罢了。若是各有发明，各立一说，不相假借，便是各有千秋。这样，比起及身得志的人，我觉得尤胜一筹，又何必用世呢？贵友张默生君屡次来信劝我不讲厚黑，怕我前途有阻碍；我想当年耶稣基督尚肯以身殉教，区区阻碍，又何足以使教主不谈厚黑呢？默生此举，可谓‘作德心劳日拙’！可是默生一向是研究哪种学问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孙君说：“我知道他一向研究先秦诸子，尤好庄子；此外研究的方面很多，近十余年来，据说他在研究‘态学’，他也是个怪人。” 教主说：“庄子一是非，齐物论，只是憧憬神人至人，想入非非，绝不是厚黑道中人物。且默生研究的态学，‘态’为心理的表面象征，还未入到心里深处；我的‘厚黑学’是建筑在心理学上，‘心理变化，又循力学公例而进行’，默生尚未及此，所以也不是厚黑道中的人物。况且默生大大地为李宗吾捧场，斥骂李宗吾者为‘下士’、‘下下士’，为不识太行山，所见正是反面，是吾道中的大忌。盖大骂李宗吾者，才是真正厚黑信徒，以是更知默生之不厚不黑了。既是不厚不黑，就绝不宜涉足政途，还是我行我素，努力研究学问好了。若必欲一问世者，除非有武王其人，以默生为周公，以柏蔚为召公，则李宗吾亦将不辞老而一为姜太公；可惜无其人非其世了！惟其如此，何如畅谈厚黑哲理，以备传诸其人之为得计呢？至于目前的抗建大业，已有中枢当代名公巨卿，一肩承当起来了；吾辈亦只好学虬髯客之避李世民，纵不能于海外另创扶余，亦可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已。” 孙君问：“默生来信，称道先生满腹经纶，是当代的一位诸葛孔明呢！先生自忖以为如何？” 教主笑着答道：“孔明何足道哉！他的名士气太重了！单即用兵而论，他犹不及先帝，先帝不过借他来慑服头脑简单的关张赵黄诸人罢了，实则他尚被先帝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不然，伐吴之役，先帝何以不使孔明而自将呢？且孔明用马谡守街亭，实为失着（当用魏延)；军败而斩马谡，尤为大失着。蜀之穷蹙以亡，斩马谡时，已启其因了。孔明无能为如此，何足道哉！” 孙君问：“先生看，古今来谁是可取法的呢？” 教主说：“我不是说愿一做姜太公的话吗？实则千古可取法者，惟此一人。太公年至八十，尚能佐周克商，已是亘古奇迹。厥后苏秦诵其阴符，而合六国；张良用其兵法，而灭秦楚。试问：厚黑远祖，舍太公还有何人呢？鄙人实是他百代的徒孙，想抉发出这千古不传的秘诀，以光前裕后的。” 孙君问：“先生治学的门径，可以见告吗？” 教主说：“我平生治学，实得力于八股义法的‘截搭题’，那是很合乎辩证法的逻辑的。我的《厚黑学》及一切著作，都是从此中推衍而出的。” 孙君问：“先生莫非是说笑话吧？” 教主说：“不是笑话，我确是得的这一套八股法宝。如若不信，就请以后对于八股义法多下一些工夫好了。” 孙君对于他的话半信半疑，也未加深究。于是又问他道：“先生的著作，出版的，未出版的，一共有若干种？” 教主说：“出版的，有《厚黑学》、《厚黑丛话》、《宗吾臆谈》、《社会问题之商榷》、《考试制之商榷》、《制宪与抗日》、《中国学术之趋势》、《心理与力学》、《孔子办学记》、《吊打校长之奇案》、《孔告大战》、《怕老婆的哲学》十余种；现在正写的及已写成尚未发表的，还有《中国民族特性之研究》、《政治经济之我见》、《叙属旅省中学革命始末记》、《性灵与磁电》、《迂老随笔》种种。谈正经道理的，有《社会问题之商榷》、《考试制之商榷》、《制宪与抗日》、《中国学术之趋势》、《心理与力学》五书。其余的正经作品，因尚未问世，暂可不谈。惟《制宪与抗日》一书，去岁曾为黔鄂两省当局所取缔；我不知检查者，持何尺度？有何高见？《考试制之商榷》一书，前年亦遭取缔，幸经上书自剖，始得以大白。《中国学术之趋势》及《心理与力学》，均系研究初步，还不敢视为定论。至厚黑诸种《孔子办学记》、《孔告大战》、《吊打校长之奇案》、《怕老婆的哲学》，都视为开玩笑性质，亦无不可。将来谈民族性，谈政治经济，谈性灵与磁电，又须费一番苦思。其实我已老了，还著作什么书呢？真可谓不知自量。” 孙君问：“先生这一段话，与谈厚黑的作风不同，是很正经的。这样，使想读先生著作的人，可以知道各书立言的态度，这是很有益的。我现在还要请问的，因受默生之托，不惜‘打破砂锅问到底’，先生已往的资历，及目前的身世境遇如何？” 教主答道：“我早年受教于富顺名八股家卢彖家先生之门，后入成都高等学堂习数理，曾加入同盟会。民国以来，充督署科长，全省官产清理处处长，擢为重庆海关监督未就。后长富顺县中，绵阳省中。再任省督学多年，曾出川考察各省教育。北伐后，入省府任编纂委员，去年始解职归家。我自幼生于穷家，经一生奋斗的结果，已小有积蓄，现在市宅一所，水田三处，收租百石，生活尚称小康。生有二子，长子甚有能干，曾任富顺教育局长，及自贡中学校长；次子曾在成都工业专校读书。不幸两子均于近年中先后死去。现有老妻寡媳及三孙四孙女，请有塾师，就家中教读。这便是我的大概情形。” 以上是孙君和教主会见后来函的叙述，我把它撮录于此。他的信中还说：前年春，吴稚晖老曾寄他两函：一是批评《厚黑学》的，大意谓：“厚黑二字，人人心中有之，只是人人笔下不便写出。今经李先生道破，恐厚黑者，益将无忌惮，而厚黑牺牲品亦必加多矣。虽然，吾快吾意，亦管不了许多也。”另一函，是批评《心理与力学》的，大意谓：“李先生目光锐利，读书奇博，《心理与力学》实为最惊奇之发明，尤其前半部，真万古不磨之论。入后，则如通灵宝玉，只有玉之价值，不若清白石狮之古朴，未免曲说回护矣。”刘芦隐亦有七律赠他，可称精心之作，惜已不记其辞了。又说：教主藏书甚富，家中有书三大橱；但据他自己说，尚不及蓉寓所有的三分之一。又说：教主不吸烟，大约每饭必酒，两次谈话，均有酒气阵阵扑面而来。 到了这时，我对于厚黑教主，可说是认识到十之七八了。不过我还不满足，就再三函催他写自传，请他写得越详细越好，让他把全部生活一一地自供出来，但他回信不肯，只允许写一《迂老随笔》，权代自传，将来写出后，让我从他的字里行间去揣测他的为人好了。果然不久就将写成的《迂老随笔》寄来一批，所谓迂老者，乃是由他幼时两个绰号合并而成，“迂”是“迂夫子”，是他父亲送给他的；“老”是“老好人”，是同学送给他的，故合称“迂老”并且自撰一联云：“皇考锡嘉名曰迂夫子，良友赠徽号为老好人。”他说年来与朋友写信，也自称“迂老”，生以为号，死以为谥，故此次所写文字，即题曰《迂老随笔》。最可笑的，他说学者可以写自传，教主则不能写自传，他在厚黑界中的地位，等于儒教的孔子，道教的老子；孔子有自传吗？老子有自传吗？倘若不知自重，妄自菲薄，随着世俗的学者也写起自传来，舍去教主不当，降而与学者同列，岂不为孔老窃笑吗？谁若再请他写自传，他先有一难题请你去做，就是必须按照八股义法写“枯窘题”的手法，为他补写一篇祝寿的文字。他说他是生于光绪己卯年正月十三日，一九三九年满六十岁，他自己作了一篇征文启，切着正月十三日立论，此文正月十二日用不着，十四日用不着，其他各月生的更用不着，定要光绪己卯年正月十三日生的才用得着，而且那年正月十三日非产生一位教主不可，这就是所谓做“枯窘题”的手法。谁若按照这种限制替他作一篇征文，他即遵命详详细细地写一篇自传；如其不然，他只把那篇征文启公布出来就是了，自传是不能写的。他那篇妙文如下： 鄙人今年（民国二十八年）已满六十岁了，即使此刻寿终正寝，抑或为日本飞机炸死，祭文上也要写享年六十有一上寿了；生期那一天，并无一人知道，过后我遍告众人，闻者都说与我补祝。我说：这也无须。他们又说：教主六旬圣诞，是普天同庆的事，我们应该发出启事，征求诗文，歌颂功德。我谓：这更勿劳费心，许多做官的人，德政碑是自己立的，万民伞是自己送的，甚至生祠也是自己修的。这个征文启事，不必烦劳亲友，等我自己干好了。 大凡征求寿文，命名例应铺叙本人道德文章功业，最要者，尤在写出其人特点，其他俱可从略，鄙人以一介匹夫，崛起而为厚黑圣人，于儒、释、道三教之外特创一教，这可算真正的特点；然而其事为众人所共知，其学已家喻而户晓，并且许多人都已身体力行，这种特点，也无须赘述。兹所欲说者，不过表明鄙人所负责任之重大，此后不可不深自勉励而已。 鄙人生于光绪五年己卯正月十三日，次日始立春，算命先生所谓：己卯生人，戊寅算命。所以己卯年生的人，是我的老庚；戊寅年生的人，也是我的老庚。光绪己卯年，是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爱因斯坦生于是年三月十九日，比我要小点，算是我的庚弟。他的相对论，震动全球，而鄙人的厚黑学仅仅充满四川，我对于这位庚弟，未免有愧。此后只有把我发明的学问，努力宣传，才不虚生此世。 正月十三日，历书上载明：是杨公忌日，诸事不宜。孔子生于八月二十七日，也是杨公忌日，所以鄙人一生际遇，与孔子相同，官运之不亨通，一也，其被称为教主，一也。天生鄙人，冥冥中以孔子相待，我何敢妄自菲薄！ 杨公忌日的算法，是以正月十三日为起点，以后每月退二日，如二月十一日，三月初九日……到了八月，忽然发生变例，以二十七日为起点，又每月退二日，如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三日……到了正月，又忽然发生变例，以十三日为起点。诸君试翻历书一看，即知鄙言不谬。大凡教主都是应运而生，孔子生日既为八月二十七日，所以鄙人生日非正月十三日不可。这是杨公在千年前早已注定了的。 孔子生日定为阴历八月二十七日，考据家颇有异词。改为阳历八月二十七日，一般人更莫名其妙。千秋万岁后，我的信徒，饮水思源，当然与我建个厚黑庙，每年圣诞致祭，要查看阴阳历对照表，未免麻烦。好在本年（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是阳历三月三日，兹由本教主钦定阳历三月三日，为厚黑教主圣诞。将来每年阴历重九日登高，阳历重三日入厚黑庙致祭，岂不很好？ 四川自汉朝文翁兴学而后，文化比诸齐鲁，历晋唐以迄有明，蜀学之盛，足与江浙诸省相埒。明季蜀地，征战频仍，秀杰之士，起而习武，蔚为风气。有清一代，名将辈出，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无一不有。嘉道时，全国提镇，川籍占十之七八。于是四川武功特盛，而文学则蹶焉不振。六十年前，张文襄建立尊经书院，延聘湘潭王壬秋先生，来川讲学，及门弟子，井研廖季平，富顺宋芸子，名满天下；其他著作等身者，指不胜屈，朴学大兴，文风复盛。考《湘绮楼日记》，己卯年正月十二日，王先生接受尊经院聘书，次日鄙人即诞生，明日即立春，万象咸新，这其间实见造物运用之妙。 帝王之兴也，必先有为之驱除者；教主之兴也，亦必先有为之驱除者。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孔教之兴，已二千余年，例应退休，皇矣上帝，乃眷西顾，择定四川为新教主诞生之所，使东鲁圣人，西蜀圣人，遥望对峙。无如川人尚武，已成风气，特先遣王壬秋入川，为之驱除，此所以王先生一受聘书，而鄙人即嵩生岳降也。 民国元年，共和肇造，为政治上开一新纪元。同时，鄙人的《厚黑学》，揭登《成都日报》，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故民国元年，亦可称厚黑元年，今为民国二十八年，也即是厚黑纪元二十八年。所以四川之进化，可分三个时期：蚕丛鱼凫，开国茫然，毋庸深论，秦代通蜀而后，由汉司马相如，以至明杨慎，川人以文学相长，是为第一时期，此则文翁之功也。有清一代，川人以武功见长，是为第二时期，此则张献忠之功也。民国以来，川人以厚黑学见长，是为第三时期，此则鄙人之功也。 民元而后，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努力工作，把四川造成一个厚黑国，于是国中高瞻远瞩之士，大声疾呼曰：“四川是民族复兴根据地！”你想，要想复兴民族，打倒日本，舍了这种学问，还有甚么法子？所以鄙人于所著《厚黑丛话》内，喊出“厚黑救国”的口号，举出越王勾践为模范人物。其初也，勾践入吴，身为臣，妻为妾，是之谓厚。其继也，沼吴之役，夫差请照样的身为臣，妻为妾，勾践不许，必置之死地而后已，是之谓黑。“九一八”以来，我国步步退让，是勾践事吴的方式。“七七事变”而后，全国抗战，是勾践沼吴的精神。我国当局，定下的国策，不期而与鄙人的学说暗合，这是很可庆幸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余岂好讲厚黑哉？余不得已也。 鄙人发明“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而今而后，当努力宣传，死而后已。鄙人对于社会，既有这种空前的贡献，社会人士，即该予以褒扬。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当兹教主六旬圣诞，应该作些诗文，歌功颂德。自鄙人的目光看来，举世非之，与举世誉之，有同等的价值。除弟子而外，如有志同道合的蘧伯玉，或走入异端的原壤，甚或有反对党，如楚狂沮溺、荷蒉、微生亩诸人，都可尽量地作些文字，无论为歌颂，为笑骂，鄙人都一一敬谨拜受。将来汇刊一册，题曰：《厚黑教主生荣录》。你们的孔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鄙人则只有生荣，并无死哀。千秋万岁后，厚黑学炳焉如蛟日中天，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荣。厚黑纪元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李宗吾谨启。是日也，即我庚弟爱因斯坦六旬晋一之前一日也。 读了这篇妙文，我失望了，他已自据着坚固的壁垒，不许我向前进攻了。我既不能写八股文，自然就不能照题完卷；就休想得到他详细的自传；得不到他详细的自传，那就更不必奢望他全体现形了。再说，我为他一再去信，又请孙君就便访问他，无非是劝他不讲“厚黑学”；但如今看来，他已公然自上尊号，改历纪元，钦定诞辰，还说是宣传厚黑，死而后已，很显然的，这个厚黑教主的宝座，他已认定坐稳了，我若劝他不讲厚黑，这不是有意想取消他的尊号吗？他哪能让你趁隙攻入。再看他告诉孙君的话，和答复我的信，都把我们的劝告，当做“不入耳之言”，并且说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来，可见他是步步为营，时时设防的。现在他又若有意若无意地揭示出这种难题，他必料知后生小子不会作八股文，仅仅拿出这一点小手法，以后就不至再向老子开玩笑了。他确实料得不错，我为这事犯了大难，连复信都不知如何措辞。我在反复思维：一方面惊叹他的老辣，使人无虚可趁；一方面惭愧自己的幼稚，太不度德量力；然而骑虎难下，又不容就此罢手。难道我要向他递降表称弟子吗？不，绝不！这违反我的初衷。将于复信中避免“厚黑”二字不谈吗？这又是默认失败，太不成话。我一连为这事想了几天几夜，总是在想如何应付他的法子，以便就此下台。最后我想只有变更战略，作以退为进的攻势，或可以转败为胜。当时，我立定了几个要点：第一，承认他配充厚黑教主，因为他有背十字架的精神；第二，咬定他不厚不黑，而偏要讲厚黑的所以然；第三，根据他所提出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不再劝他不讲厚黑，让他去过厚黑之瘾好了。计划已定，我便复了他下面的一信： 厚黑教主外传 厚黑教主外传 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地啼。 人家讨嫌我， 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地讨人家的欢喜。 胡适《乌鸦》 这首诗，是几乎三十年前作者自行编入《尝试集》里的。在当时，胡博士显然是借这不讨人喜欢的“乌鸦”以自喻；时至今日，作这首诗的人与其留以自喻，倒不如拿来移赠厚黑教主更为适当。因为厚黑教主的一生言论，的确是不讨人喜欢的。上自圣贤豪杰，下至市井小人，他都毫无容赦地去揭穿他们的面皮，洞照他们的心迹，使人世间的魑魅魍魉一齐现形。他如此这般地哑哑而啼，真把人叫得冒火，叫得心焦。所以说，他才是真真的一只乌鸦！ 我现在还想送他这样的一首诗： 咕咕喵， 咕咕喵， 哈哈哈哈…… 咕咕喵， 咕咕喵， 哈哈哈哈…… 要问这又是什么诗？这就是“猫头鹰诗”。咕咕喵，是猫头鹰在叫；哈哈哈哈……是猫头鹰在笑。我们故乡人说：“不怕猫头鹰叫，就怕猫头鹰笑！”传说：猫头鹰叫，固然是不甚吉利，却还没有什么；而猫头鹰笑，就非死人不可，或是预示着极大的凶兆。厚黑教主一生的冷笑，每每使人毛骨悚然戒惧不安，好像听见猫头鹰的叫与笑一样。所以说，他不仅是一只乌鸦，更是一只猫头鹰！ 再就他是“一颗思想界的彗星”来说，他也是应该受到天怒人怨的。彗星俗名扫帚星，它一出现，就预示着天变人祸。不但愚夫愚妇怕它，王公大人怕它，就是精研科学的天文家们，也都警觉起来注视它的行动；假使其他星球上也有人类的话，他们惶恐惊怪的程度，想也不亚于斯世。因为它在自然界，不肯遵循自然律的轨道，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横冲直撞，所以人事界对它也无从作如理的测度，是以可怕。思想界的彗星，在新旧思想界所起的作用，亦复如是。厚黑教主的思想，不遵传统，不安故常，也不信从中外时人的意见，无论对于天道人事，他只是一意孤行，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像这样的叛逆思想，不是一颗彗星是什么？宜乎招惹得天怒人怨，被社会认为是不祥之物了。 我既为这位“不祥之物”，一再地写成正传与别传；现在仍想把一些弃之可惜的材料，再来找补一番，写成《厚黑教主外传》，作为本书的附录。 厚黑教主生平好为滑稽文字，或用杂文体，或用小说体，无一篇不是嬉笑怒骂，语含讽刺。有人说：厚黑教主的在世，是天地间一大讽刺，我亦云然。他不独讽刺世人，有时也讽刺自己。不过当他讽刺自己的时候，更是恶毒地讽刺世人，这是他一贯的伎俩。例如他倡“厚黑学”，明明是借以痛骂世人的，但他偏偏一身独当，自居为厚黑教主，而有《厚黑经》、《厚黑传习录》的写作。如果有人质问他：“你为什么骂人呢？”他必然回答道：“我怎敢骂人？我是骂我自己。”试问你对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本篇首先要介绍的是他所著的《怕老婆的哲学》一文，仍是袭取的这种故智。他著此文的动机，想是鉴于吾国的伦常，日趋乖舛，所谓五伦，几乎是破坏殆尽的，社会上无非是些“好货财私妻子”的东西；但他却不像道学家们的一贯作风，说什么“世风不古，江河日下”的慨叹之词。他竟喊出“怕老婆”的口号，加以提倡，而且著为专论，名之曰哲学，末附“怕经”，以比儒家的“孝经”，这种讽刺，真可说是恶毒极了！他自己怕不怕老婆，我们不甚知道；但他曾极力主张当约些男同志，设立“怕学研究会”，共相研讨，俨然以怕学研究会的会长自居，这不又是一种现身说法吗？ 他那篇自称哲学的文章，大意是说：大凡一国的建立，必有一定的重心，我国号称礼教之邦，首重的就是五伦。古之圣人，于五伦中特别提出一个“孝”字，以为百行之本。所以说：“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全国重心，建立在一个“孝”字上，因而产出种种文明，我国雄视东亚数千年，并不是无因的。自从欧风东渐，一般学者大呼“礼教吃人”，首先打倒的就是“孝”字，全国失去重心，于是谋国就不忠了，朋友就不信了，战阵就无勇了。有了这种现象，国家焉得不衰落，外患焉得不侵凌？因此必须另寻一个字，作为立国的重心，以替代古之“孝”字，这个字仍当在五伦中去寻。我们知道：五伦中君臣是革了命的，父子是平了权的，兄弟朋友更是早已抛弃了的；所幸五伦中尚有夫妇一伦存在，我们应当把一切文化，建立在这一伦上。天下的儿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孝，所以古时的文化，建立在“孝”字上；世间的丈夫，无不知爱其妻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的文化，应当建立在“怕”字上。于是怕老婆的“怕”字，便不得不成为全国的重心了。 他说怕学中的先进，应该是首推四川。宋朝的陈季常，就是鼎鼎有名的怕界巨擘，河东狮吼的故事，已传为怕界的佳话了。所以苏东坡赞以诗曰：“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是形容他当时怕老婆的状态，真是魂灵无主，六神出窍的。但陈季常并非阘茸之徒，他是有名的高人逸士。高人逸士都如此的怕老婆，可见怕老婆一事，应当视为天经地义的。东坡又称述他道：“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这是证明了陈季常肯在“怕”字上做工夫，所以家庭中才收到这种良好的效果。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时代更早的，还有一位久居四川的刘先主，他对于怕学一门，可说是以发明家而兼实行家，他新婚之夜，就向孙夫人下跪，后来困处东吴，每遇着不了的事，就守着老婆痛哭，而且常常下跪，无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发明这种技术，真可说是渡尽无边苦海中的男子。凡遇着河东狮吼的人，可把刘先主的法宝取出来，包管闺房中顿呈祥和之气，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 他更从史事来证明：东晋而后，南北对峙，历宋、齐、梁、陈，直到隋文帝出来，才把南北统一，而隋文帝就是最怕老婆的人。有一天，独孤皇后发了怒，文帝怕极了，跑到山中，躲了两天，经大臣杨素诸人把皇后劝好了，才敢回来。怕经曰：“见妻如鼠，见敌如虎。”隋文帝之统一天下，谁曰不宜？ 隋末天下大乱，唐太宗出来，扫灭群雄，平一海内，他用的谋臣是房玄龄。玄龄也是一位最怕老婆的人，他因为常受夫人的压迫，无计可施，忽然想道：太宗是当今天子，当然可以制伏她。于是就向太宗诉苦，太宗说：“你喊她来，等我处置她。”哪知房太太几句话就说得太宗哑口无言，便私下对玄龄道：“你这位太太，我见了都怕她，此后好好地服从她的命令就是了。”太宗见了臣子的老婆都害怕，真不愧为开国明君！ 我国历史上，不但要怕老婆的人，才能统一全国；就是偏安一隅，也非有怕老婆的人，不能支持危局。从前东晋偏安，全靠王导、谢安出来支持，而他们两人，就都是怕学界的先进。王导身为宰相，兼充清谈会的主席，有天手持尘尾，坐在主席位上，谈得正起兴时，忽然报道：“夫人来了！”他连忙跳上犊车就跑，弄得狼狈不堪。但他在朝廷中的功劳最大，竟获得天子的九锡之宠。推根归源，全是得力于怕字诀。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围棋别墅，不动声色，把苻坚杀得大败，也是得力于怕字诀。因为大家知道的：谢安的太太，把周公制定的礼改了，拿来约束她的丈夫，谢安在他夫人的名下，受过严格的训练，养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习惯，苻坚怎是他的敌手？ 他如此主张怕老婆的重要，自不免启人之疑。所以有人问他道：外患这样严重，如果再提倡怕学，养成怕的习惯，敌人一来，以怕老婆的心理怕之，岂不亡国吗？他说：这却不然，从前有位大将，很怕老婆，有天愤然道：“我怕她做甚？”传下将令，点集大小三军，令人喊他夫人出来，打算以军法从事。他夫人出来，厉声问：“喊我何事？”他惶恐伏地道：“请夫人出来阅兵。”此事经他多方考证，才知道是明朝戚继光的事。但他并不觉得奇怪，继光虽然行军极严，他儿子犯了军令，就把他斩首，可是夫人寻他大闹，他自知理屈，不敢声辩，就养成怕老婆的习惯；谁知这一怕反把胆子吓大了，以后日本兵来，他都不怕，就成为抗日的英雄。因为日本虽可怕，总不及老婆的可怕，所以他敢于出战。凡读过希腊史的人，想都知道斯巴达每逢男子出征，妻子就对他说：“你不战胜归来，不许见我之面！”一个个奋勇杀敌，斯巴达以一蕞尔小国，遂崛起称雄；倘平日没有养成怕老婆的习惯，怎能收此效果呢？ 他不但由历史上证明了应当怕老婆的至理名言，而且他更从当代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去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官级越高的，怕老婆的程度越深，官级和怕的程度，几乎成为正比例。于是由古今的事实，又归纳出精当的定理，而特著“怕经”若干条，垂范后世。 教主曰：夫怕，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怕。 教主曰：其为人也怕妻，而敢于在外为非者鲜矣。人人不敢为非，而谓国之不兴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怕妻也者，其复兴中国之本放！ 教主曰：惟大人为能有怕妻之心，怕妻而国本定矣。 教主曰：怕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为人妻止于严，为人夫止于怕，家人有严君焉，妻子之谓也。妻发令于内，夫奔走于外，天地之大义也。 教主曰：大哉妻之为道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妻则之，荡荡乎无能名焉！不识不知，顺妻之则。 教主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怕妻，而不自知为怕者众矣。 教主曰：君子见妻之怒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毕诚毕敬，忽之有触焉耳矣。 教主曰：妻子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畏；三谏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妻子怒不悦，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畏。 教主曰：为人夫者，朝出而不归，则妻倚门而望；暮出而不归，则妻倚闾而望。足以妻子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教主曰：君子之事妻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入闺门，鞠躬如也。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妻忧亦忧，妻喜亦喜。 教主曰：谋国不忠非怕也，朋友不信非怕也，战阵无勇非怕也。一举足而不敢忘妻子，一出言而不敢忘妻子。将为善，思贻妻子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妻子羞辱，必不果。 教主曰：妻子者，丈夫所托而终身者也。身体发肤，属诸妻子，不敢毁伤，怕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妻子，怕之终也。 上经十二章，据他说：“为怕学入道之门，其味无穷。为夫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最后，他对于今后的历史家，尚有此建议：旧礼教注重“忠孝”二字，新礼教注重“怕”字，我们如说某人怕老婆，无异誉之为忠臣孝子，是很光荣的。孝亲者为“孝子”，忠君者为“忠臣”，怕妻者当名“怕夫”。旧日史书，有“忠臣传”，有“孝子传”，将来民国的史书，一定要立“怕夫传”。 许多人读了他的《怕老婆的哲学》和《厚黑学》，还觉得有些趣味；惟前者附有《怕经》，后者附有《厚黑经》，只知套用些四书和孝经的文句，未免令人感到无聊。这话被他听见了，他立时予以答辩道： “昔人说，世间哪得有古文？无非换字法、减字法罢了。譬如有人请你作寿序或墓志，你就信笔写出一篇文字，然后把文中的俚俗字，换为典雅字，再将闲冗长句尽量删短，就成了一篇简雅的古文。我们也可以说，世间哪得有真革命呢？所谓革命，就是革名词，不革实质，无非是挖字法、嵌字法罢了。清末以来，革命党抛却千千万万头颅，考其实效，也不过把皇帝革成大总统，总督、巡抚革成督军、省长，其他种种名词，改变一下，革命即算成功，实质则依然如故。世间许多书，都是名词变，实质不变。即如我李宗吾是个八股先生，这是实质。假如满清时，有人举发说‘李宗吾是革命党’，上峰委员查办，查办员复称：‘查得李宗吾品行端方，学术纯正，断不会革命。’到了民国，又有人举发说：‘李宗吾反革命’，上峰委员查办，查办员复称：‘查得李宗吾品行端方，学术纯正，断不会反革命。’品行端方，学术纯正，实质全没有变，在满清时不革命，在民国就曾革命，岂非奇事？世上又有一种人，品行实在不端方，学术实在不纯正，在满清则为忠君爱国的正人君子，在民国则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岂不更奇？究其实，无非是表面名词变、里面实质不能变罢了。只要悟得此理，包管你受用不尽。例如，你当了官吏，有人冒犯了你，你就捉他来，痛打一顿，这本是专制时代的野蛮办法，而你口中不妨说道：‘而今是民主时代了，你这种扰乱秩序的人，君主时代容得过，民主时代断断容不过！’这无非把‘君主’二字挖下，嵌入‘民主’二字罢了；闻者必称赞你深谙法治，有民主时代的精神。所以说，挖字法、嵌字法，是革命家的秘诀。我把这种秘诀，应用到著作上，《怕经》十二章是如此，《厚黑经》全部也是如此，是之谓‘革命式的文字’，又有何人敢说‘革命’是无聊呢？” 其次要介绍的，是他著的《孔子办学记》。这是一篇小说体裁，借孔子的办学，来讽刺现在人的办学。我想他是鉴于全国的各大都市中，有许多的冒牌教育家，专意投机取巧，想借创办学校的名义，以图发财，或是另有其他作用，以夤缘富贵，于是他禁不住要笑骂了。 那篇小说，开首是叙述孔子周游列国，官运很不亨通，不惟枉送盘费，并且遇着匡人桓魋，几乎性命不保。一般老腐败，如长沮、桀溺、荷蒉、微生亩诸人，还对他冷嘲热骂。心想：“做官一事，与我无缘，不如回家休息，消遣余年。”于是收拾行李，回到山东曲阜原籍去了。哪知回到家来，满目凄凉，儿子伯鱼死了，媳妇改嫁了，丢下小孙儿，乳名“汲娃子”，时时寻娘觅乳，哭得他老人家心肝俱碎。孔大先生孟皮，年纪已老，兼有脚疾，不惟不能挣钱养家，还要消耗些医药费。兼之侄女儿，许嫁南宫适，自己的女儿，许嫁公冶长，一切妆奁，也得他去设法，试想如何担负得起呢？他虽做过中都县知事，无如读书人初次做官，不懂弄钱的方法。后来升任鲁司寇，政费无着，只靠卖些状纸费，来维持伙食。所以他回到家来，真是宦囊如洗，两手空空。他老人家偌大年纪，按常理论，已经是“非肉不饱、非帛不暖”；而今说不得了，只有吃些蔬食菜羹，聊以充饥；茶叶买不起，茶炉烧不起，口渴了，只有喝点白水：这就是读书人的下场！ 好在他是“时中之圣”，惯会看风使帆，忽听朝廷施行新政，兴设学堂，许多人都是办学兴家的，他于是买本钦定章程一看，恍然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接着就照章立案，设立一个“孔氏私立学校”，招生广告贴出来，内有规则若干条，最末一条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是缴了费，就可入校听讲，并不受入学试验。鲁国一般青年听了，不胜惊喜道：“他老先生也要办学校了，他曾周游列国，与列国之君，都有交情，鲁君与季康子诸人，也常来请教，若是在他的学校中毕了业，向他求封荐书，还愁没得事干吗？”于是争先恐后，前来报名，陆陆续续报了三千多人，孔子自然是来者不拒，全行收容。照例应该延聘教员，分科讲授。孔子心想：而今教员难聘，第一怕他谋篡校长的位置，第二薪水一项也难得讲，不如即照学界通例，任用私人吧。于是把自己的旧学生，全行位置下去，凭各人的专长，担任应授的科目，而孔氏私立学校便正式开学了。 自开学之日起，直至学校办倒止，学校的行政，课程的讲授，无不笑话百出；校长与教员，教员与教员，学生与师长，学生与学生，直同一出大闹剧。现在学校中的怪状，孔氏学校，也无一不有。其中的材料，纯是取自《论语》。作者系采用八股文中“截搭题”的手法，任意拉扯，任意传会，字义讹串也不管，时代错误也不管，可谓极尽梯突滑稽之能事。现在且把学校将要倒闭的几段照写下来，以见一斑： 孔子创办学校之初，学科的分配：修身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是宰我、子贡；法制经济是冉有、子路；国文是子游、子夏；格致是曾子；数学是冉有兼任；体操是子路兼任；历史音乐，是孔子自任。后来各科教员，死的死，走的走。好在孔子这个校长，是万能校长，教员一缺，就由校长代授。如今除语言一科外，其余各科，尽是孔子兼授，校中只剩半个教员。怎么教员会有半个呢？全校教员，只有宰我一人，他每日昼寝，到了上课时间，还要校长到寝室去喊他起来。每点钟至多不过讲三十分，就下堂睡觉，故名之曰“半个教员”。校中学课，既不认真，自然也就松懈起来。学生终日美酒佳肴，猜拳行令，而对校长，感情甚好，“有酒食，先生馔”。随时邀请孔子，孔子也很客气，“有盛馔，必变色而坐”。师徒之间，相忘无形。不时又邀孔子下棋打牌，初时还是学生来约校长，久之，孔子觉得有趣，每日早膳后，就向学生说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吃饱了饭，莫得事干，这个日子，真难得过！“不有博弈者乎？”未必你们箱箧中，围棋象棋，麻将扑克，都没得吗？“为之”，拿出来玩一下，“犹贤乎已”，总比闲着莫事要好些。像这样干下去，校中自然相安无事，不料校外訾议蜂起，甚且还有编些歌谣骂他们的。…… 孔子当初本是专心办学，不讲甚么主义，他对于各种学科，无一不通，惟经济一门，缺少研究，才聘曾子讲授，他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人，曾子授课，他不时也去听讲。有天曾子在黑板上写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因用教鞭指着说道：“严者，侯官严复也，他译了一部《原富》，名满海内，全国学人，目有视，视严复，手有指，指严复，直算经济学泰斗！”孔子听了心中想道：严复精研经济学，译了一部《原富》，我曾当高等法院院长（鲁司寇），深通法制，何妨专讲宪法，著书问世？因此著了一部宪法书，名曰《原宪》，又恐读者不了解，复著宪法问答若干条，所以孔氏丛书中，至今还载有：宪问第十四，凡四十七章。孔子生平第一个知己，是季康子，彼此相遇，即说道：“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南海北海，莫不皆然。”于是孔子称孔圣人，季康子就称康圣人。孔圣人称孔北海，康圣人称康南海。孔圣人饭蔬饮水，三月不知肉味；康圣人更进一步，终身不茹荤，像一个吃长素的和尚，一般人又呼之为“康长素”。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专讲无为；康圣人极力反对，专讲有为，因此自名曰康有为。有天孔子同季康子谈及国事，康诰曰：“做新民。”康圣人告诉他，不如办一个“新民报”，因此就开一个报馆，名曰《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就成为立宪党的中坚分子，此第一变也。 其时孙中山先生，正讲革命，孔子听见，便骂道：“天之将丧斯文也！”这个孙文，无父无君，是该遭天谴的！就著了一部《春秋》，讲明君臣大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及至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他知道：革命是应时势之需要的，就改著一部《易经》，说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武字影射“文”字，《诗经》上有“于赫汤孙”之语，故用汤字影射“孙”字，即是说：“孙文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这种影射法，是老人家读《儿女英雄传》，见用“纪献唐”三字，影射“年羹尧”三字，模仿他的笔意，才有这种妙文。因此他又自称孙文信徒，常常借着孙文的招牌，到处会朋友，故曾子修孔子年谱，大书曰：“君子以文会友。”所以孔子又成为革命党的中坚分子，此第二变也。 够了，够了，我不照原文引下去了。孔氏学校如此胡闹，也离“关门大吉”不远了。 此外，他还想写一篇小说，题目是《孔告大战》，可是并未完成。我所见的，仅是全篇的第一回，材料是取自《论语》及《孟子》，仍是一味地胡扯乱道，看不出什么寓意。但据他说，当年的八股文——尤其是八股能手，就是用的这等伎俩。那么，这篇小说，也可以说是讽刺八股文及惯好附会的文章作者了。“孔告大战”，是这样引起的： 记得清朝末年，重庆《广益丛报》，载有一篇《瞽瞍控舜的呈文》，历数舜的十大罪状，俱是证据确凿，有书可考。事隔多年，只约略记得点影子。说舜串通四岳，窃夺帝尧之位，这种大罪，是无待言的。最妙的，是说：“舜欺我年老，将我的眼珠子挖去，嵌入他的眼中，所以我成了瞎子，他成了双目重瞳，大罪一。娥皇女英，是舜的祖姑，有族谱可考，他霸占为妻，大罪二。尧之时，天下共是十二州，故尧典曰：肇十有二州。舜使益掌火，烧灭了三州，故禹贡上只有九州，大罪三。……”全文妙趣横生，可惜记不清楚了。其时，某报还作了一篇小说，说唐三藏偕同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往外国留学，如何如何。又有人作一篇小说，说孟子往东天取经，途中遇着告子，手执“杞柳”，口吐“湍水”，孟子杀他不过，求救于曾子；曾子手执“慎终锤”，身骑“民德龟”（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也战告子不过，求救于孔子；孔子手执“伤人壶”，身骑“不问马”（伤人乎，不问马），也被告子杀得大败。忽然半空中飞来一人，身骑“犹病猪”，大呼道：“我乃姓尧名舜是也！”（尧舜其犹病猪）遂将告子降伏。我想：孔子是我国的大教主，岂能轻易战败？当日必有一番恶战，乃补做这篇《孔告大战》，特笔录出来，借博一粲。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小说的正文，系从孔子接得曾子的告急文书开始，于是连忙点集三千人马，七十二员大将，浩浩荡荡，杀奔告子大营而来。告子听得孔家人马到了，立即引兵应战，双方使用的武器、车马和披挂穿戴，以及战事上的种种名词，都是截取《论语》、《孟子》的成语，而作谐音的应用。今写出战事紧张时的一段来看： 孔子大怒，忙在身旁取出一道灵符，名曰：“伤人符。”向空中一展，大呼道：“六丁六甲何在？”只见半空飞来一人，身骑“不问马”，大呼道：“我乃厩焚子是也。”（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只见厩焚子，驱着火龙、火马、火鸦、火鼠向告子大营，放火烧来，告子见了，连忙口吐湍水（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将火扑灭。只见那湍水流出来，滔滔不已，霎时之间，“可使过颡”、“可使在山”，将孔家人马，淹困水中。孔子见了，说道：“不要紧，待为师念动避水真言，颜渊你可领着人马，从水中钻出。”于是孔子口中，念念有词：“呀呀呸！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颜渊正埋头一钻，被告子看见，大声道：“往哪里走！”用手一指，那水忽然变成铜墙铁壁一般。砰的一声，颜渊跌在地下，抬头一看，那水已有千百丈高，颜渊喟然叹曰：“这水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吾其死矣！”孔子到了此时，也无计可施。子路正负伤卧在地下，大声叫道：“我有冯河的本领，无奈身受重伤，不能为力。夫子！你有乘桴浮海的法术，何不拿出来行使呢？”一言把孔子提醒，乃率领众弟子，浮出水面而走，又命冉有、子贡断后。告子领着人马从后赶来，冉有、子贡举起大刀，做着要砍下的姿势，连做两遍；告子见了惶然大恐，乃抱头鼠窜而逃。众家弟兄见了，莫名其妙，围看冉有、子贡问道：“师兄，我们尼山学道，一十八般武艺，件件学全，从未见这种杀法，你们究从何处学来？”二人笑道：“此在兵法中，特诸君不悟耳！兵法不云乎：冉有、子贡，侃侃如也。”闲话休提，孔子回到营中，见人马折去大半，十分悲伤。……传下将令，叫宰予前来吩咐道：“全营将士，疲困已极，今夜应该让他们好好安息，明日再行大战。最可虑的是告子趁夜劫营。你是白天睡了觉的（宰予昼寝），今即派你巡夜去吧。”孔子吩咐已毕，就低下头“曲肱而枕之”，呼呼睡去。 厚黑教主的生性，本是很朴讷的，幼时不言不语，呆头呆脑，对于同 学也是以谦让为本。所以他的父亲呼他为“迂夫子”，同学之间，就称他为“老好人”。自从他在私塾中受了建侯老师好开玩笑的影响，他才慢慢地诙谐起来。最初，还只是开玩笑的性质，继而于开玩笑中带有讽刺，终则嬉笑怒骂一发而不可遏止了。他这种作风，不但表现在语言文字之中，就是他自己的行动也往往充满了这种气氛。 他幼年时，本是终日不离药罐的。除了哮喘症外，四肢也不甚灵动， 有时穿衣服都要人帮忙，登楼不能上梯，大便不能蹲下。每次洗澡，母亲见他骨瘦如柴，就不禁放声大哭起来。当他在炳文书院读书时，同学们都说他活不长久。雷铁崖、雷民心弟兄，就主张活祭他。但他却并不悲观，仍是悠游自得。他因为乡间庸医替他治不好病，就想自行研究医书，自行治疗。于是买了些陈修园、徐灵胎、喻嘉言诸人的医书来看，哪知越看越 不懂。心想：“我这样地用心研究，都弄不清楚；世上的医生，连字都认不得好多，怎么能读过医书？我之不为庸医杀死，真是万幸！”于是废然思返，把医书丢了，自然不再吃药，而身体反慢慢健壮起来。从此以后，得了病照例不吃药。他的主张是宁死于病，不死于药。中间只有一次几乎破例：他在高等学堂时，腿上生一疮，好像是疔疮，学堂内种有菊花，他把菊花叶嚼来贴敷。同学陆逵九懂得医学，见他面有病容，就叫他伸出舌头来看，惊道：“你的舌苔都黑了，还不赶紧医治？”说得他毛骨悚然，就请为他开方。他在校是向不请假的，这时也只得请假调养。在寝室睡了一会儿，心想：“我哪里会有病？何致舌苔会黑？”于是恍然大悟，寻着陆逵九说道： “我除了腿上生疮以外，自觉毫无病状，我的舌苔发黑，是不是因为嚼菊花叶的缘故？”陆逵九叫他伸舌一看，连说：“不错！不错！”二人相视而笑，但并非莫逆于心。这是他用行动来讽刺国医的。 四川讲静功的派别甚多，如同善社、如刘门、如关龙派、如吴谯子派等，他都曾拜门称弟子。其中有讲静功的一书，名为《乐育堂语录》，是丰城黄元吉来川讲道时所著，各派讲静功的人都奉为天书，自然他也仔细地拜读过。他初以为讲静功总比服药好得多，但他试验的结果如何呢？据他说，从未坐过三十分钟之久，越想静坐，心思越乱，强自镇静，则如受苦刑。哪一派的方法他都试验过；哪一派的方法，他都试验无效。这是他用行动来讽刺静功的。 他学国医不成，学静功不成，于是又想练拳术。他先学拳术家的气功，继而又学太极拳。他于二者所得的经验：气功一门，他认为无非装模作样，是违反自然的动作。太极拳一门，动作不甚激烈，似乎比较相宜；但他只学习不久就弃去了，因为其中仍有一定的规律，他是不耐拘束的。最后他自己发明了一种拳术，名之曰“无极拳”。据说，他是把气功和太极拳融合为一，随意动作，师其意而不泥其迹，略略掺入些黄帝内视法、天隐子存想法，并会通庄子所说“真人之息以踵”的道理，而成此拳法。他说这种拳法，睡时、坐时、读书作文时、与人谈话时均可行之。他说将来如把这种拳术传出来，不但为厚黑教主，并可称为无极祖师。及至我们会面时，我问他无极拳的详情，他笑着说：“既名无极拳，还有什么说的呢？无非是恍兮惚兮，玄之又玄而已。”他这段学拳的历史，不知又是讽刺自己的无恒呢？还是讽刺堂堂的国术呢？ 他既是如乌鸦般地叫来叫去，如猫头鹰般地且叫且笑，哪能不令人生厌、令人痛恨？所以关心世道的人士，深怕他的学说流传开来，毒害社会，著文批斥他的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中痛骂他的也有。我还记得五年前有个天主教的某主教，就在公开讲演时痛骂他过。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他立时出马应战，曾写了这样标题的一封战书：《厚黑教主某答天主教主教某书》。全文情节已记不清了，无非是狠毒的讽刺。只记得开首有这样的话：“我是厚黑教的教主，你是天主教的主教，主教比教主是低一级的，你们天主教既然最重阶级，你竟敢以主教的身份，批评我教主的学说，你也未免太不自量了！”云云。当时他想送登报章，经我一再劝阻，他才把战表撤回。近年有位沈武先生，著有《厚黑学批判》一书，对于“厚黑学”予以无情的痛击，可惜教主已看不见了，孰是孰非，只好让第三者去公断吧。 教主辞世，已三年有半了，他的墓木想已拱把了，孤魂野处，谁可同调？遥意月暮鸦飞，夜半鸮啼，不知足以供慰安否？我今赓唱前歌，用吊厚黑之灵： 咕咕喵， 咕咕喵， 哈哈哈哈…… 第一章 厚黑为人 第五编 历史上的厚黑名人 第一章 厚黑为人 在历史上，很多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全凭自己的“厚黑为人”。曹操刘备等三国枭雄自不必说，乃至于当时朝廷的一些宦官外戚，也都是凭借着自己的“厚黑为人”而“名遗千古”的。 “黑”老大曹操 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了。 1.将计就计 孙权擒杀关羽之后，正志得意满，其主要谋士张昭求见。孙权问他有什么事，张昭严肃道：“咱们的大祸不远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孙权不解其意。 张昭道：“您杀了关羽父子，关羽是刘备结义的兄弟，曾誓同生死。现在，刘备已拥有两川之兵，更加上诸葛亮的谋略，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将领的英勇，一旦刘备知道关羽父子遇害，能善罢甘休吗？一定会起倾国之兵，奋力报仇。我恐怕东吴难于抵御了！” 孙权恍然大悟，大惊失色地连连跺脚：“哎呀，我是大大失策了！可事已至此，应该怎么办？” 张昭说：“您不必忧虑，我有一计，可转危为安。”接着就详细讲述了此计内容，“现在，曹操拥百万大军，虎视华夏。刘备要兴兵报仇，必定要与曹操讲和。假如两处联兵而来，我们就危险了！所以，我们可先派人把关羽的头送给曹操，以明白显示我们之所以擒杀关羽是曹操的指使。这样，刘备必恨死曹操，西蜀之兵也就不会攻我们，转而攻曹操。我们则坐山观虎斗，然后从中取事。这才是上策。” 孙权同意张昭的计策，马上派使者把关羽之头盛入木匣中，送到曹操那里。 曹操因为不久前关羽水淹七军，又大挫曹仁，正坐不安席，看到关羽头颅送到跟前，顿觉解除了心中大患，十分高兴：“云长已死，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啦！” 曹操话音未落，阶下一人站出来大声道：“这是东吴嫁祸于我们的好计！” 曹操定睛看，原来是主簿司马懿，忙问他为什么如此说。 “当年刘、关、张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现在东吴杀了关羽，怕刘备报仇，所以才把关羽首级献给您，以使刘备迁怒于我们，不再攻打东吴，而跟我们算账。东吴却想在我们和刘备两败俱伤时，坐收渔翁之利！” 曹操一拍额头：“你说得有道理，我该怎么办？” 司马懿献计道：“这很好办。大王可以把关羽首级配上香木刻成的身躯，然后以大臣之礼隆重安葬。这样一来，刘备就不会恨我们，只会恨东吴而尽全力东征了。我们却可以观其胜败：刘备胜则也攻东吴，东吴胜就同东吴一起灭刘备。这两处只要有一处被我们消灭，余下那一处也就不会长久存在了。”曹操大喜，立刻召见东吴使臣，收下木匣，又命工匠迅速刻一香木躯体，与关羽头颅配在一起。一切俱备后，曹操率领文武百官，大供牺牲，以王侯之礼隆重为关羽送葬。曹操还亲自在灵前拜祭，并追赠关羽为荆王，委派专门官员长期守护关羽之墓。这种葬礼，在魏国可以说绝无仅有；以曹操的身份和人格，对关羽的尊崇礼敬，也可以说无以复加了。 刘备闻知，果然只恨东吴，发誓要倾国出动，与东吴不共戴天。 由此可见，孙权本想嫁祸于曹操，但被技高一筹的曹操识破，于是曹操将计就计厚葬关羽，使孙权的计谋破产。 2.见机行事 随机应变，相机而行，这一谋略的实质是当事物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时，我们要能够随着时间、地点、主客观条件等变化而机智地做出相应的选择，掌握主动，把握成功的机会，曹操对这一计谋可谓运用得得心应手。 董卓收服猛将吕布后，威势更盛，并于当年（189年）九月废汉少帝刘辩为弘农王，而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然后，董卓自任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第二年，董卓又派部下鸩杀少帝（弘农王），绞死唐妃，甚至夜宿御床，篡位之心毕露无遗，他的行为激起了朝臣的普遍愤恨。 渤海太守袁绍与司徒王允秘密联络，要他设法除掉董卓。但文弱书生出身的王允面对骄横的董卓无计可施。思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他便以庆祝生日为名，邀请群臣到自己家中赴宴，商讨计策。 席间，酒过数巡，王允突然掩面大哭。众官惊问：“司徒贵诞，为何悲伤？”王允说：“今日其实并非我的生日，因想与诸位一叙，恐怕董卓疑心，所以托言生日。董卓欺君专权，国将不国。想当初高皇帝刘邦诛秦灭楚，统一天下，谁想传至今日，大汉江山即将亡于董卓之手！” 王允边说边哭，众官也皆相对而泣。惟骁骑校尉曹操于座中一边抚掌大笑，一边高声说：“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吗？”王允闻言大怒，对曹操说：“你怎么不思报国，反而如此大笑呢？”曹操回答说：“我不笑别的，只笑满朝公卿无一计杀董卓！我虽不才，愿即断董卓之头悬于国门，以谢天下。”王允肃然起敬说：“愿闻孟德高见！”曹操说：“我近来一直在奉承、交好董卓，就是为了找机会除掉他。听说司徒您有宝刀一口，愿借给我前去相府刺杀董卓，虽死无憾！”王允闻言，即亲自斟酒敬曹操，并将宝刀交付曹操。曹操洒酒宣誓，然后辞别众官而去。 次日，曹操佩着宝刀来到相府，见董卓在小阁坐于床上，吕布侍立于侧。董卓一见曹操，便问他为何来得晚。曹操回答说：“乘马羸弱，行动迟缓。”于是，董卓即让吕布去从新到的西凉好马中选一匹送给曹操。吕布领命而出。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即想动手，但又怕董卓力大，难以制伏。正犹豫间，董卓因身体胖大，不耐久坐而倒身卧于床上并转面向内。曹操见状急忙抽出宝刀，就要行刺。不料董卓从衣镜中看到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道：“曹操干什么？”此时吕布已牵马来到阁外。曹操心中不免暗暗发慌，他灵机一动，便表情镇静地双手举刀跪下说：“今有宝刀一口，献给恩相。”董卓接过一看，果然是一把宝刀：七宝嵌饰，锋利无比。董卓便将宝刀递给吕布收起，曹操也将刀鞘解下交给吕布。然后，董卓带曹操出阁看马，曹操趁机要求试骑一下。董卓不假思索便命备好鞍辔，把马交给曹操。曹操牵马出相府，加鞭往东南而去。 吕布见曹操乘马远去，便对董卓说：“刚才曹操似乎有行刺的迹象，及被发现，便佯装献刀。”在吕布的提醒下，董卓也觉得曹操刚才的举动值得怀疑。正说话间，董卓的女婿李儒来到。李儒是董卓的谋士，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一听董卓介绍曹操刚才的所作所为，便说：“曹操妻小不在京城，只独居寓所。今差人请他来，他若无疑而来，便是献刀；若推托不来，必是行刺，便可逮捕审问。”董卓即依照李儒的主意，派遣四个狱卒前去传唤曹操。良久，狱卒回报说：“曹操根本不曾回寓所。他对门吏声称丞相差他有紧急公事，已纵马飞奔出东门去了。”李儒说：“曹操心虚逃窜，行刺无疑。”董卓大怒，便下令遍行文告，画影绘形，悬赏通缉曹操。 可见，曹操在行动前早已想到失败后要怎样全身而退。相机行事最关键的是在紧急关头灵活机智，使自己得以保全性命。由此可见，曹操是一个全身成事的英雄，而不是一个舍身取义的莽汉。事情的成败，都有主客观许多因素，只有把握住最有利的条件和机会，选择最恰当的方式，才能成功。 3.坐收渔翁之利 袖手旁观、隔岸观火，这一谋略就是充分利用敌方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坐享其成。这就要求使计者对事物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必须非常熟悉了解对方的情况，而曹操两次使用此法，真可谓深谙此计。 袁绍临终之时，由其妻刘氏及谋士审配、逢纪操纵，立三子袁尚为大司马将军，统领冀、青、幽、并四州之地。其长子袁谭深为不满，欲与袁尚一争高下。恰在此时，曹操乘连胜之威，进攻黎阳。袁谭迎战大败，只好派人向袁尚求救。袁尚只拨5000兵相助，且在半路上被曹军全部截杀。此后，袁尚即不再增派援兵，意欲借曹操之手除掉其兄。袁谭大怒，便欲投降曹操。消息传到冀州，袁尚担心袁谭降曹后并力来攻，便亲自率领大军去黎阳救助袁谭。袁谭闻讯大喜，遂打消了投降的念头。不久，袁熙、高干也领救兵来到黎阳城下。四支兵马并在一处，仍然不是曹操的对手，黎阳很快就被曹军攻破。袁氏兄弟与高干只好弃城逃走。曹操引兵追赶，袁谭与袁尚退入冀州坚守；袁熙与高干则在城外下寨，以成犄角之势。曹军连日攻打，一时难以奏效。这时，谋士郭嘉向曹操献“隔岸观火”之策说：“袁绍废长立幼，而袁谭、袁尚二人势力相当，各树党羽，互相争斗。如果进攻太急，他们就会团结一致对付我们；如果暂缓攻击，他们之间就会相互争斗火并。我们不如举兵南向，做出南征刘表的姿态，以便等待其内部发生变乱。当其内乱发生后，再进击他们，可以一举而平定河北之地。”曹操认为很有道理，便留下贾信守黎阳、曹洪守官渡，自率大军向荆州进兵。事情果如郭嘉所料，曹操撤军不久，袁谭与袁尚即大动干戈。袁谭敌不过袁尚，便派人向曹操求救。曹操乘机挥军北向，首先打败袁尚、袁熙，后又消灭掉袁谭和高干，从而一举平定了河北。 袁熙、袁尚被逐出冀州后，引兵连夜奔往辽西投依乌桓去了。曹操用郭嘉之言，以田畴为向导，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轻军千里往袭，在白狼山与袁氏兄弟及乌桓王冒顿的大军相遇。两军大战一场，冒顿大败被杀，袁熙、袁尚率数千人逃向辽东。曹操并不追赶，退军易州，按兵不动。大将夏侯渊说：“辽东太守公孙康，久不宾服。现在袁熙、袁尚又前往投靠，必为后患。不如乘其未动，火速往征。”曹操笑道：“用不着劳烦诸位虎威，几天之后，公孙康定会自动将二袁的脑袋送来。”众将都不相信。然而，不久之后，公孙康果然派人将袁熙、袁尚的首级送到。曹操大笑道：“不出郭嘉之料！”原来，郭嘉在征乌桓途中染病在身，不得已只好留下治疗。临终之时，他写下一封信给曹操，授计说：公孙康一直担心被袁氏吞并，今袁熙、袁尚前去投奔，心中必然怀疑。如果我们派军攻打，他们势必并力迎击，急切中难以得手；如果暂缓出兵，公孙康与袁氏兄弟就会互相火并。事情正如郭嘉分析的那样，公孙康听说袁熙、袁尚将要来投，当即与手下人议定：若曹操前来征讨，便留下他们，合力抗曹；否则，就将他们骗入城中杀掉，献给曹操。这是因为当年袁绍曾有吞并辽东之心，公孙康不仅一直耿耿于怀，而且也担心袁氏兄弟前来投靠是假，欲鸠占鹊巢是真。而袁氏兄弟也的确如公孙康所担心的那样，企图寻机杀掉公孙康等人，以辽东数万骑兵与曹操抗衡，收复河北。所以，当细作回报说曹操屯兵易州，并无下辽东之意时，公孙康立即设计将二袁杀掉，并且派人将首级送到易州。 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即除掉了袁熙、袁尚，又使公孙康自动归服。真可谓一石击二鸟，何乐而不为。 4.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是指自己不出面，利用别人去害自己想害的人。曹操就运用此计，想假手刘表来杀祢衡，而刘表识破此计，又令黄祖杀了祢衡，刘表只做了个“二传”，这样就更淡化了曹操的谋算。 曹操招安张绣之后，听纳贾诩的建议，打算找一位有名望的人去招安刘表。孔融荐出祢衡。谁知祢衡恃才自傲，将曹操的手下贬损一番。当时张辽在一旁，抽剑要杀祢衡。曹操制止说：“我正缺少一个鼓吏，早晚朝贺享宴，可令你担任这个职责。”祢衡也不推辞，应声而去。张辽说：“此人出言不逊，为何不杀了他？”曹操说：“此人素有虚名，远近皆知，今天杀了他，天下人必然说我不能容人。他自以为有能耐，所以令他为鼓吏来羞辱他。” 第二天，曹操大宴宾客，令鼓吏击鼓。祢衡一身旧衣而入，击《渔阳三挝》，音节殊妙，深沉辽远，如金石之声。座上人听着，莫不慷慨流涕。左右人喝道：“为何不更衣？”祢衡当着他们的面脱下旧衣服，裸体而立，赤身尽露，客人皆掩面。祢衡慢慢穿上裤子，脸色不变。曹操叱道：“庙堂之上，为何这般无礼？”祢衡说：“欺君罔上才叫无礼。我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而已。”曹操说：“你清白，那谁污浊呢？”祢衡道：“你不识贤愚，眼浊；不读诗书，口浊；不纳忠言，耳浊；不通古今，身浊；不容诸侯，腹浊；常怀篡逆之意，心浊。我是天下名士，你把我用作鼓吏，这像阳货轻贱孔子。”曹操指着祢衡说：“令你去荆州做说客，如果刘表来降，就封你做公卿。”祢衡不肯去，曹操便命备三匹马，令二人挟持着他而去，并叫文武官员在东门外为之置酒送行。 祢衡到荆州，见刘表之后，表面上颂扬刘表的功德，可实际上尽是讥讽。刘表不高兴了，让他去见黄祖。有人对刘表说：“祢衡戏谑主公，为何不杀了他？”刘表说：“祢衡多次羞辱曹操，曹操不杀他，是因为怕因此失去人望，所以叫他当说使到我这里来，要借我的手杀他，使我蒙受害贤的恶名。我如今让他去见黄祖，让曹操知道我刘表有见识。”众人皆说好。 祢衡至黄祖处，共饮，皆醉。黄祖问祢衡：“你看许都有什么人？”祢衡说：“大儿孔融，小儿杨修。除此二人，别无人物。”黄祖说：“我像什么呢？”祢衡说：“你像庙中的神，虽然受祭祀，遗憾的是不灵验！”黄祖大怒，说：“你把我比成是土木制作的偶像了！”于是杀了祢衡。祢衡至死骂不绝口。曹操得知祢衡受害，笑着说：“腐儒舌剑，反自杀了！” 曹操既想杀祢衡，又不愿担害贤之名，不让自己招贤纳士的大计因之受半点儿损害。经过几番唇枪舌剑的交锋，曹操知道祢衡这种人肯定会被达官显贵所嫉恨，所以他便派祢衡出使刘表，企图以刘表无谋无量杀死祢衡，使自己毫无损失地解除心头之恨。刘表识破了曹操的如意算盘，竟然也容忍了祢衡的讥讽，但他令祢衡去见黄祖，最终将祢衡置于黄祖的刀下。 5.嫁祸于人 嫁祸于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有祸，转嫁他人，使自己逃脱罪责；另一种是自己无祸，而欲加罪于自己的仇人，故意制造一些罪名转嫁到他人的头上。曹操在解决缺粮问题时以小斛散粮激起众怒，后来只好嫁祸于人，以平众怨。 曹兵17万人每日耗费的粮食数量浩大，诸郡又连年饥荒干旱，接济不上。曹操想催促军队速战速决，李丰等却闭门不出。曹军相持了一个多月后，粮食将要用完，只得写信给孙策求救，借了粮米十方斛，仍不能满足支配。 一天，管粮官任峻部下的仓官王垕前往禀报曹操说：“如今兵多粮少，应当怎么办？”曹操回答说：“可以用小斛分发军粮，暂且救一时之急吧！”王垕说：“兵士倘若怪怨起来该如何是好？”曹操说：“这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王垕依照曹操命令，以小斛分发军粮。曹操暗中派人到各营寨去听风声，各营寨怨声载道，都说丞相欺骗了大家。曹操于是密召王垕入帐，对他说：“我想向你借一件东西，以此息众怒，你可不要吝惜。”王垕说：“丞相想借什么东西？”曹操说：“我想借你头用以示众！”王垕大惊失色，说：“我实在无罪！”曹操说：“吾也知道你无罪，但是如不杀你，军心就难以稳定。你死后，你的妻子儿女我会替你照顾，你就不必多虑了。”王垕再想申辩时，曹操早就呼喊出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罢；然后把王垕的人头悬挂在高竿上面，并贴出告示：“王垕故意用小斛散发粮米，盗窃官粮，谨按军法，斩首示众。”于是众怨开始缓解。 曹操通过嫁祸于人的手段，博得了大多数士兵的认可，让士兵在心理上认为曹操无过。通过此计，把士兵由于小斛散粮对自己产生的怨恨，转化为对王垕个人的怨恨，从而转移了士兵的注意力，达到了平息众怨的目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厚”老大刘备 刘备，他的特长全在于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且生平善哭，作《三国演义》的人，更是把他写得惟妙惟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所以俗语有云：“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也是一个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称双绝；当着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子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一堂晤对，你无奈我何，我无奈你何，环顾袁本初诸人，卑鄙不足道，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刘备先生是郭知熠先生的超级厚黑学里面的重要人物。在超级厚黑龙虎榜上，刘备先生的排名仅次于武则天女士，屈居第二位。 刘备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刘备的世界里，朋友是极端重要的，而妻子，相对来说，就不过是他身上的一件衣服而已。想来做刘备的妻子应该是很可悲的，因为一件衣服对于刘备来说又有多少价值可言？想穿就可穿在身上，不想穿就搁置一旁，穿旧了自然可以换上新装。 不过，郭知熠先生要在这里指出的是，这种观念其实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延伸。刘备先生在这里的贡献不过是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而已。这个比喻是如此形象，以至于刘备死后这么多世代，都有人为这个比喻而不间断地喝彩。 在封建时代里，妻子确实就好像男人身上的一件衣服。一个男人可以天经地义地拥有三妻四妾，但一个女人恐怕改嫁一两次就会遭社会的白眼。甚至在有些地方，女子改嫁是被禁止的。女人的命运就完全被掌握在她所嫁的男人之手中。 这个情形可以和封建君臣关系相比较：我们说妻子是男人之衣服的时候，难道臣子不是君王之衣服？一个臣下，对君王要毕恭毕敬，三叩九拜，但当君王弃之时，又有多少顾忌？所以，郭知熠先生把刘备的这个名言，发挥一下，应用在君臣之关系上，也是极端妥帖的。 其实，刘备倒是说了一句大实话。对于刘备来说，关羽、张飞等等朋友的重要性要远远地超过他的任何妻子。刘备的江山需要他的这些朋友来帮忙支撑。没有这些人，也就没有刘备之江山。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刘备失去了一个妻子后，他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另外一个。可是，他的那些亲如手足的朋友可不太容易被替换。且不说其他的，能找到有如此武功之人就绝非容易。这个事实刘备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刘备说出这番话时，不仅仅是为了讨好关羽、张飞这帮人，以安其心、以感其心，也是他自己内心深处之思想的真实流露。 关于刘备的这段话，郭知熠先生在《超级厚黑学》里有一段专门的评论。笔者以为可以引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尾。 “刘备有一句名言：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手足者，不可或离，而衣服，自然是可以随时更换的。你可以从此看出这个人的虚伪程度。当然刘备看重朋友而轻妻子是有理由的：女人们除了能给他生孩子以外，不能做别的什么事，而朋友却能为他打江山。妻子对刘备也许真的就是一件衣服，最多只有哪件衣服合身哪件衣服不合身的问题。或者说，妻子对刘备不过是一架生孩子的机器。事实上，刘备一生不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到，刘备每有危难之时，总是抛开家眷自己先逃命。” 可是，世上的女人却瞎了眼，心甘情愿地跟随刘备，心甘情愿地做他身上的衣服。孙权的妹妹孙尚香嫁谁不好，却偏偏愿意嫁给比她大几十岁的半老头刘备。 在刘备兵败逃至白帝城之后，孙尚香还以为刘备被烧死，哭哭啼啼地跑到江边为他祭奠，祭奠完后投江殉情。看来刘备把孙尚香当作他身上的衣服，而孙尚香却一点也没有把刘备当作她身上的衣服的意思。否则，孙尚香也不会为刘备殉情了。 笔者以为，孙尚香以如花似玉之身，为刘备殉情真是太冤枉了。刘备从来就没有重视过妻子，因为女人只是他身上的衣服。因此，孙尚香自杀真是不值得。笔者一向反对以任何理由自杀。当然更是反对这种不明不白的自杀方式。也许孙尚香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坚信一女不事二夫，她情愿以一死而全名节，做一个世世代代受人崇拜的烈女。笔者曾在前面提到过封建礼教就是吃人，一点也不假。可以想象，孙尚香在准备投身大江的时候，还觉得一千个应该、一万个愿意。多么可悲而又多么可怜的女人哪。 厚黑兼备者孙权 孙权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夺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丞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着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开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时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公元200年，孙策中箭致死，临终时，孙策将孙权托付给了张昭，然后又将印信交给了孙权，对他说：“如果论率领江东将士征杀疆场，和天下豪杰逐鹿中原，你比不上我。但是如果论知人善任，合力稳定江东，哥哥我又不如你了。现在大任已经落到你的肩上，你自己好好努力吧。”孙策死的时候也很年轻，仅仅二十六岁，而孙权也没有辜负哥哥的希望，在二十七岁时联合刘备在赤壁大战中大败曹操，奠定了自己的霸业。 孙权继承父兄大业之初，政权很不稳固，当时的统治区域虽然已经包括了江东六郡，但并没有完全稳定，再加上孙策刚死，许多人想投靠新主子。危难之际，文臣张昭和武将周瑜齐心协力说服了大家一起辅佐孙权，说孙权完全能担当复兴江东的重任。政权终于初步稳定了下来。 紧接着，孙权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继续稳固自己的地位，并看准时机来扩充领地。哥哥孙策以前任命的庐江太守李术在孙策死后不再听从孙权的命令，显露出反叛之心，还明目张胆地收留包庇叛将。孙权命他交出，李术却狡辩说：“如果你有德有才，那大家一定会听从你调遣的。如果没有德，那大家肯定会离开你另投别处。我现在不能从命。”公开和孙权作对。 为了彻底除掉李术，孙权周密谋划。他预料到李术将来被攻伐时肯定会向北面的曹操求救，于是就先下手，写信给曹操。信中重提李术以前杀掉曹操的扬州刺史的旧事，以引起曹操的嫉恨，然后说李术的本性狡诈凶残，毫无信用。现在我要兴兵讨伐他，希望曹操不要听信李术的诡辩之词，给他派援兵。孙权这封信很绝，可谓一箭双雕：一是堵死了李术的退路，二是堵住了曹操出兵的借口。准备工作做好了，孙权便开始动手了。 等孙权的军队将李术围困在皖城后，李术果然不出孙权所料，急忙向曹操求救兵。曹操恨他反复无常，拒绝出兵。李术终于被孙权诛杀。 平定了李术，孙权又平定了一次内部的叛乱。他的堂兄孙辅担心孙权年轻无能，无法保住江东，自己与其等死，不如先投靠曹操，然后自己来做江东之主。没想到送信的人并没有和他同流合污，而是直接将信送到了孙权那里。孙权先是不动声色，然后叫上张昭一起去找孙辅。见了堂兄，孙权笑着说：“兄长是不是享乐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为何私自招引别人来江东？”一开始孙辅不肯承认，等孙权将他给曹操的书信拿出来后，就再也无法抵赖。张昭一见，也异常恼怒。孙权将孙辅抓了起来，考虑到兄弟情谊，没有要他的性命，而是将他监禁起来。对于他的属下，孙权毫不手软，基本上都处死了，手下的兵士则分给了众将充实军力。 在辅佐孙权的大臣们中，除了张昭和周瑜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鲁肃。他对于孙权就好像诸葛亮对于刘备一样，他也曾经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那样为孙权分析过天下大势：“现在的汉朝已经无法恢复元气了，但是曹操也很难短期内将他清除。现在将军您最重要的是安定自己的后方，以便对抗曹操。稳固自己的领地之后，再等待有利时机，四处征讨，最终将长江两岸广阔的领地据为己有。到那时便可以称帝号令天下了。这其实就是当年汉高祖曾经创立的功业。” 孙权听从了鲁肃的谋略，开始稳固江东，适时地出击，扩充领地。首先他解决了山越人骚扰的问题。山越人是秦汉时期百越的后代（百越就是古时候生活在现在江南和华南，以及西南的广西和云南的少数民族，现在的“越南”一名就是在百越之南的意思），为了逃避原来苛重的赋税，逃进山林中，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和社会，拒绝向孙权政权交纳租税。起初，孙权派兵镇压，但收效不大。为了集中兵力对外用兵，解除后顾之忧，孙权调集重兵开始对付山越人。大将吕范、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等领兵合围，逐渐将山越人的领袖抓获，对其他山越人则区别对待：强壮的青年人充实军队，老人、妇女统一管理，从事农业生产。孙权集中兵力终于解决了山越人的问题，后方得以彻底稳固，这为他下一步对外用兵奠定了基础。 解决山越人之后，孙权开始进攻割据在长江上游的江夏太守黄祖。黄祖匆忙备战，他先将两艘大船横着排在江面上，船上有上千将士，准备用弓箭击退孙权的战船。同时，又用大绳拴上巨石沉到江里，以此来固定大船。这样，两艘大船如同水上的城墙一样横断了长江。 孙权的江东水军并没有畏惧，将军董袭率领敢死队，每人身上穿双层甲胄，猛冲到了黄祖的大船边，董袭用刀砍断了两根拴巨石的大绳。面对江东水军的强大攻势，黄祖赶忙派将迎战，结果被杀。黄祖只好败退，最后还是被追杀丧命。战胜了黄祖后，孙权将夏口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无耻流氓刘邦 史记载：项羽问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请问“笑谢”二字从何生出？刘邦见郦生时，使两女子洗脚，郦生责他倨见长者，他立刻辍洗起谢。请问起谢二字，又从何生出？还有自己的父亲，身在俎下，他要分一杯羹；亲生儿女，孝惠鲁元，楚兵追至，他能够推他下车；后来又杀韩信、杀彭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请问刘邦的心子，是何状态？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刘邦天资既高，学历又深，把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除净尽，所以能够平荡群雄，统一海内，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他那厚黑的余气，方才消灭，汉家的系统，于是乎才断绝了。 中国史料记载得最清楚的抗争，发生在刘邦与项羽之间。 公元前2世纪秦朝覆灭之后，为了争夺主宰中国，他们之间展开了厮杀。起初，项羽占据各方面优势。他拥有最精良的军队，大半个中国早已在他的控制之下，他是一位伟大的武士和杰出的战略家。 在历时三年的征战中，项羽打了无数场战斗，只输了一场。 可是，就这一场失利，使他最终将胜利送给了一个人，此人除了实践厚、黑之道以外，各方面都不如他。 在早先多次征战胜利中，有一次项羽生擒了刘邦，王位已经落入了项羽的掌心，谁知他竟然让它溜掉了。由于他承认自己钦佩刘邦是一位了不起的武士，以及出于他自己作为一个军人的自尊心，项羽没有处死这位被自己战败的敌人，反而赐给他住处。 这种错误的行径给刘邦提供了逃跑的机会，随后他重整兵力，东山再起，征服了项羽的千军万马。 表面上看来，项羽的宽恕也许似乎是一种高尚的举动。 可是，真正的高尚之举应该驱使项羽一旦有机会，就置刘邦于死地。假如他这样做了，他就会结束中国多年的战乱，以及数百万庶民百姓所蒙受的罄竹难书的苦难。项羽自己就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原先才发动了这场腥风血雨般的内战。他的双手已经沾满了十万人的鲜血，杀了刘邦只不过再多沾一个人的鲜血。在这种关头，他摒弃自己的目标是不恰当的。中国人民只想看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马上死去，他们并不关心谁统治中国，他们仅仅希望结束这场灾难深重的战争。 项羽遭受惟一一次失败之后，正是同样的军人的自尊心，阻止他返回故乡重整旗鼓。他断送了如此众多的乡亲们儿子的性命，无颜去见他们，自刎身亡。 刘邦的三军统帅韩信形容项羽的弱点时说，他具有妇人之仁、匹夫之勇。战场上的项羽毫不留情地杀人，可是当他面对被自己打败的敌人的时候，他抛弃了自己的目标，躲避在他自己虚假的高尚形象之中，使自己的弱点成为一位又一位伟大的武士那种“贵人行为理应高尚”之举。 刘邦不具备顶羽的造诣，但是他也未受到项羽任何自尊心的妨碍。在他们发生冲突的年月里，刘邦一次又一次地败在项羽的手下，可是他从不为自己重返家乡征兵募马而感到耻辱。他的心也比项羽更黑。他可以干任何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所需要的事情，毫不顾忌给别人造成的损失。 当项羽感到胜利在最后一场战斗中悄悄失去的时候，他下令将成为他阶下囚多年的刘邦的父亲押上来，绑在一锅烧得滚开的油锅前面。刘邦被喝令撤回自己所有的将士，否则他将眼睁睁地瞅着自己的父亲被油锅活活地煮死。刘邦扬鞭催马来到阵列前，大声喊道：“项将军，我们曾经是歃血为盟的把兄弟。我的父亲也是你的父亲。倘若你要煮我们的父亲，请给我留一杯肉汤。” 刘邦的厚、黑之道不是为自己的敌人预备的，他最亲近的同伙也成了他的受害者。在同项羽的征战中，刘邦得到了三位才华卓绝的谋士的鼎力相助，他们是韩信、萧何和张良。主要是通过这些人的努力，统治中国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汉朝，才得以建立。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登上天子地位的平民，刘邦不允许任何怀抱雄心壮志的人萌生使自己成为中国皇帝的念头。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刘邦发现有必要铲除自己昔日的战友。 张良深谙人的本性。最终战胜项羽之后，他明智地向皇帝告假，来到山中过着幽居的生活。他知道假如自己留在宫中，在南征北战的岁月中使他对刘邦有用的那种才能，这会儿将使他必死无疑。 刘邦的三军统帅韩信，忠心耿耿、无时无刻地为他效犬马之力。打败项羽之后，刘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韩信成为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有权势者。他的军队将刘邦推上皇帝的宝座，他们也能轻而易举地废黜他。可是，韩信忘不了是刘邦使他摆脱了钻人裤裆的耻辱，给予他做一位大将军的机会。他不愿自己陷入一场同多年恩人之间的生死决斗之中。与此同时，宫廷中别的密谋推翻刘邦的人也与韩信套近乎。 当刘邦邀请韩信进宫赴宴时，韩信将疑虑抛在脑后，离开了自己安全的军营。这种信任的结果是，韩信一进宫，这位皇帝就把他剁成了肉酱。 在战争年代，萧何的工作是跟在军队的后面，负责治理被征服的领土。最终胜利之后，刘邦让他当宰相。萧何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治国人才。他创立了通过一套系统的权限和职责来治理政务的规章制度。这种官僚管理机制，至今仍然为世界范围内的各国政府所使用。 由于萧何治国有效而且公正，他深受人民的爱戴，刘邦对此提心吊胆、忧心忡忡。这位皇帝找了个借口，将他打入大牢，直到他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精神潦倒，再也构不成威胁的人时，才把他放出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刘邦老兄逃起命来是不管不顾家里人的。这一习惯在当了汉王之后还没改回来，有一回到项羽老家彭城抓了一堆美女后，以多打少反被长途奔袭而来的项羽杀得片甲不留。逃命时竟然从车上把自己两个儿女推下车去以让车驾跑得更快——这两个孩子一个是鲁元公主，一个是汉惠帝。这么一套作风，也只有出身市井的刘邦能干得出来，确实有气魄。当时他多大了？五十左右的人了！ 易中天说刘邦上台是“出身差、运气好”，这一点确实没错。但在谈到“杀县令”后推他为头儿举旗反秦时，易中天认为萧何、曹参是文人，不敢带头，“刘季，反正是一个浑小子、愣头青，出了事他担着”。此论倒未必——此时刘邦在沛县的名声绝对不是像易中天先生说的那样——只是个浑小子、愣头青，相反，他在当地的影响力绝对不一般。 当时刘邦手上已经有几百号人马——这可不是一般“亭长”所能有的啊！再者，县令都怕刘邦“恐其有变，乃闭城固守”，一个县里怎么也会有公安局、派出所等武装力量吧，正是因为觉得这些武装打不过刘邦的人马，才关起门来自保。而这时，萧何等人早已经跳到刘邦那头，和自己对着干了——那刘邦只是个无赖等级的黑社会吗？ 从年龄上看，刘邦去世于公元前195年，这时候离陈胜吴广起义的公元前209年只有14年时间。他生于公元前256年，起义时已经48岁。这在古代已经算是比较老的了，接近半百（即使按生于公元前247年来算，也已经有38岁）。从小就在乡里混，一直混到这么大了，加上有老丈人撑着，角色比“贺钱万”时又要牛许多。 从交际圈方面来说说，《汉书》的“张耳列传”里，我们看到这么九个字：“高祖为布衣时，尝从耳游”，张耳是个什么角色呢？汉书这么记载：“秦灭魏，购求耳千金”，就是说，秦灭魏后，发现张耳与信陵君有旧（信陵君，战国四公子，政治、军事才能杰出），就出赏金一千要张耳的脑袋，不是一般的角色。刘邦“从耳游”，由此足见刘邦的交际圈绝不是普通的无赖之人，至少，他在和这些朋友交往的时候，知识、办事等方面得到了很大提高。 《汉书·楚元王传》里头记载了这样一事：刘邦还没起事前，“常避事”，也就是说常到别的地方避一避，避什么呢？显然是这黑社会头子犯了事，官府追查，出去避风声了，应该不是小小市井无赖所做的小事情，比如吃白食打欠条啥的，这类小事对刘邦来说应该不至于出去避难。避到哪儿呢？原来是避到他大哥家里去了。他大哥已经死了，大嫂对小叔子经常带一大帮人来吃喝很是不爽，于是有一次就假装说东西已经吃完了，这样就把刘邦的一帮朋友们给“赶”走了。后来刘邦发现嫂子是在骗他，心里留下了疤痕。 在当上皇帝后，惟独不封他大哥的儿子。老爹出来说话，刘邦解释说：我不是不想封大哥的儿子，只是他老娘实在是不配为长者。所谓“长者”，就是指嫂子应该对自己宽容一些。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刘邦身上的“骨”气。这一点也是混黑社会的必备条件之一，不是无赖之人所有的。 贪婪凶狠的董卓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他性格粗野、勇猛而有智谋。年轻时曾游历羌族各部，与羌人各豪帅结交为友。后来回乡务农，豪帅有来投奔的，董卓便杀掉耕牛相款待，与他们欢宴为乐。豪帅为其美意所感动，回去聚敛了千余头牲口送给他，从此以“健侠”知名远近。凉州地方官任用他为州兵马掾，经常巡行边寨，追捕盗贼。 后来，董卓靠镇压羌人和黄巾起义青云直上，步步高升。先是提拔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成了地方上最高的军政长官。灵帝时，命为中郎将、破虏将军、前将军。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征他到朝廷任少府，他不愿放弃手中兵权，寻找借口，不肯就职。 灵帝死后，外戚与宦官的斗争愈演愈烈。外戚大将军何进杀掉宦官头蹇硕。 为了铲除宦官势力，还密召董卓入京。正在这时，宦官杀死何进，豪族地主袁绍举兵发动政变，将宦官一网打尽。于是，董卓带兵进入洛阳。 董卓刚进洛阳时，步骑兵加在一起不过三千人，自嫌兵少，怕不能为众人所服，先后吞并了何进兄弟和执金吾丁原的军队，专擅东汉朝政。他废除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汉献帝），并逼走袁绍等人。迁为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不久，又晋升为相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封母为池阳君，设官置员。 当时的洛阳城中，达官贵戚的住宅一家连着一家，金银财宝无数，家家殷实富足。董卓把士兵撒出去，破门而入，奸淫掠取妇女，抢劫财物，管这叫“搜牢”。只搅得满城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到何皇后下葬的时候，打开灵帝陵墓，董卓将其中埋藏的奇珍异宝，尽数席卷而去。还奸淫公主，掠取宫人为妻，滥施刑罚，稍有触犯，必死无疑。百官群僚，人人自危。 董卓军的烧杀抢掠，激起了朝野内外的一致反对，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贼。这时，黄巾的余部郭太等人又在西河白波谷揭竿而起，攻城略地，有十余万之众。董卓派遣中郎将牛辅去镇压，不能退。又得知东方兵起，董卓怕腹背受敌，便毒杀弘农王，挟迫献帝迁都长安，同时将洛阳城中数百万口人赶到长安。老百姓在前边走，董军在后边驱赶，人们挤在狭窄的路上，互相践踏，死尸积满道路。董卓则屯留在毕圭苑中，一把火把宫庙、官府、民居烧个精光，二百里之内不见活口，一片废墟。还派吕布掘开各朝皇帝陵及公卿以下的祖坟，没收其全部珍宝。 这时，长沙太守孙坚亦率领豫州各郡地方兵讨伐董卓。董卓先派部将徐荣、李蒙四处抢掠。徐荣偶然在梁地与孙坚遭遇，与孙坚交战，打败孙坚，活捉颍川太守李旻，把他扔进汤锅煮死。董卓俘获的义兵士卒，都用布匹包裹得严严实实，大头朝下地立在地上，用滚烫的热油把他们灌死。 董卓登临相位，贪心仍不能得到满足。他授意朝廷派光禄勋奉皇帝之命拜自己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于是率人回到长安。百官在路上迎拜，董卓便僭越皇帝车骑、服饰，乘坐用黄金装饰的车，青色的华盖，车箱长六尺，宽八尺，当时人称之为“竿摩车”，是说董卓的服饰与天子差不多。并任命弟弟董旻为左将军，封鄂侯，侄儿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个个手握兵权。于是，董氏宗族内外，并居高位。他的子孙虽然还是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男的都要封侯，女的为邑君。 董卓数次与百官置酒高会，纵情淫乐。为防不测，便在长安东面建筑堡垒用来自己居住。又在郡县修建坞堡，高厚七丈，号称“万岁坞”。里面储备的粮食足够吃用三十年。他不无自豪地说：“事成，可以拥有天下；不成，守此足可以了却终生。”一次，董卓巡行坞堡，公卿以下在横门外为他饯行。董卓叫人布设帐幔，在里面饮酒。为杀鸡给猴看，命手下人把诱降来的北地造反者数百人，当众杀掉。先割掉他们的舌头，再砍断手脚，然后抠出眼珠，扔进大锅中活活煮死。有还没死的，在杯案间挣命地爬滚，其状惨不忍睹。与会者吓得六神无主，心惊肉跳，手中的筷子和勺都吓掉了，可董卓泰然自若，照饮不误。诸将言语稍有差错，二话不用说，立斩于前。 这时，太史观察气数，说要有一位大臣被杀。董卓心里有鬼，怕遭天谴，便指使人诬告卫尉张温与袁术暗中勾结，在街面上把他活活打死，充当自己的替罪羊。很久以前，张温率军驻屯美阳，令董卓与边章等人与黄巾军开战，无功而还，张温召见董卓，董卓别别扭扭地不马上去见，后来虽然去了，却又出口不逊。当时，孙坚做张温的参军，劝张温杀掉董卓。张温说：“董卓威名远扬，我要依靠他向西进军。”孙坚说：“明公亲率王师，威震天下，为什么要依赖于董卓呢？”孙坚说：“古时的名将，以权威治军，未有不临阵斩将以显示权威的。所以有齐将军司马穰斩监军庄贾、晋大夫魏绛斩晋侯弟弟杨干的事。今天若放过董卓，损害自己的威权，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啦！”张温当时没有听孙坚的话，但董卓却记恨在心，如今被董卓借故杀死，不幸为孙坚所言中。 越骑校尉伍孚，对董卓的凶残狠毒气愤不过，下决心要亲手杀了他，便在上朝时怀揣佩刀见董卓。伍孚说完事辞去，董卓起身送到阁门，把手搭在伍孚的背上，伍孚趁势抽出佩刀行刺他，但没能刺中。董卓奋力挣扎才逃脱，急喊左右的人抓住并杀死伍孚，还破口大骂他：“你这个贼子要造反不成！”伍孚咬牙切齿地说：“我恨不能在街市上将你这个奸贼五马分尸，以谢天下！”话未说完，倒地而死。 这期间，司徒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正密谋除掉董卓。有人在一块布上写个“吕”字，背着行走于市，一边走一边唱道：“这是布啊！这是布啊！”有密探将此事报告董卓，董卓不警觉，不知道“布”字指的是吕布。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献帝大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群臣。董卓身穿朝服登车，忽然间马受惊狂奔，车陷在泥淖中，弄得满身是泥，又返回家中换上衣服。他的少夫人以为不吉利，劝他不要上朝，董卓不听，仍去上朝了。于是布兵夹道，从壁垒到宫殿，左边是步兵，右边是骑兵，里三层外三层，令吕布等护卫前后。这之前，王允与士孙瑞将此事密奏皇上，皇上让士孙瑞起草诏书交给吕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吕布率同心同德的勇士十余人，穿上卫士的衣服在北掖门内等待董卓来。董卓刚到，马惊吓得不行，像是怕什么东西要掉头回走。吕布劝董卓往前走，于是就进了北掖门。这时李肃从人群里窜出来，用戟刺杀董卓，董卓衣服里边穿着铠甲，只伤了胳膊掉下车去，左右环顾，没好气地大叫道：“吕布在哪儿？”吕布道：“奉御旨讨伐贼臣。”董卓大骂说：“你这个狗娘养的，竟敢如此放肆！”吕布应声持矛刺杀董卓，挥刀砍死了他。主簿田仪和董卓的奴仆上前扑尸。吕布又杀死他们。这时，全军上下皆呼万岁，黎民百姓在路上载歌载舞。长安城中仕女卖掉珠玉衣饰买酒肉相庆贺的，满街都是。 董卓死后，朝廷派皇甫嵩攻打留守在郡坞的董卓的弟弟董旻，杀了董氏兄弟的母亲、妻子和男女老少，满门抄斩，又把董卓的尸首摆在大街上示众。那时天气刚转热，董卓一向很胖，肥油流了一地，看守尸体的官吏点火放在董卓的肚脐眼里，像点灯一样，照亮远近，如此着了一整天。袁绍的门生又把董氏的尸体收拢在一起，烧成灰扬在道上。坞堡中藏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绫罗绸缎、奇珍异宝堆如小山。 心狠手辣的赵高 秦始皇死后，少子胡亥登上了皇帝之位，史称秦二世。二世皇帝荒淫残暴，穷奢极欲，比他老爸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天，二世待腻味了，召赵高进宫来商量点事。他问赵高：“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好像六匹骏马拉着车子，撒欢儿地跑过门缝似的，转瞬即逝，太没意思了。如今，我已君临天下，天老大我老二，别的都不在乎，只想随心所欲，尽情享受，长保天下，极尽天年。你有何高见？请慢慢道来。”赵高闻听此言，正求之不得，借机以售其奸：“陛下说的都是大实话。这是英明的君主所愿意实行的，昏聩的君主所严令禁止的。臣今掏出肺腑之言，甘冒杀身之祸，希望陛下留心听着点。昔日沙丘废嫡立庶之谋，诸公子及各位大臣都对此心存疑虑，诸公子都是陛下的亲兄弟，大臣又是先帝安排的。如今陛下即位不久，这帮人都口服心不服，怕是要变为祸乱。蒙恬虽然死了，但他弟弟蒙毅率兵在外，是个很大的威胁。我每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就怕不能寿终正寝。陛下又怎能心安理得地享受您的快乐呢？” 二世一听，有点懵了，赶紧问道：“那怎么办才行呢？”赵高说：“依我之见，应该制定严刑峻法，实行有罪者连坐，以至于满门抄斩，借此消灭大臣而疏远骨肉；另一方面，要极力使穷人富起来、卑贱的人显贵起来。把先帝那些元老大臣斩尽杀绝，重新安置提拔陛下亲信的人而亲近他们。这样打击一大批，抬举一大批，新人沾光得了好处，必然感恩戴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尽情享乐了。” 胡亥对赵高的这套办法十分欣赏，完全赞同，便着手制定更加严苛的法律。于是对群臣及诸公子罗织罪名，然后交由赵高审讯定罪。先杀了赵高最痛恨的蒙毅等文臣武将，接着把十二个公子拉到咸阳街市上枭首示众，十个公主在杜邮（今陕西咸阳市东）被五马分尸，其状惨不忍睹。财产没收充公，被株连者不计其数。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囚禁在内宫，将闾仰天长叹，大呼冤枉，兄弟三人皆流泪痛哭，拔剑自杀。公子高想逃走，又怕株连三族，只好上书二世，要求为秦始皇陪葬。胡亥见奏书大悦，召赵高让他看，并说：“要求得还挺急呢。”赵高得意地说：“人臣忧虑如何死法尚且来不及，哪有闲工夫谋划政变的事呢！”胡亥准许公子高的请求，赐钱十万将公子高葬在骊山脚下秦始皇陵墓，这算是格外开恩了。 朝廷大臣和公室诸子已被打杀殆尽，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呢？请往下看—— 赵高害死李斯后，取而代之当了丞相。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全都交给赵高全权处理。赵高的贪心并未因此而满足，他想挑起天下大乱，于乱中夺取最高政权。他唯恐群臣不服，想先试探一下。一天，赵高牵来一头鹿进献给秦二世，说：“这是一匹马。”秦二世笑着说：“丞相搞错了吧？这分明是一头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就挨个问左右的大臣，有的缄口不言，有的说是马以逢迎赵高。而说鹿的人就倒霉了，赵高在暗中将他们逐一杀戮。过后，群臣都惧怕赵高，再也不敢不顺着他说了。 赵高曾多次在二世面前下保证：“关中的盗贼成不了大气候。”说此话时，项羽俘虏了秦将王离，攻下钜鹿向前进兵，章邯等秦军步步退却，上书请发救兵，燕、赵、齐、楚、韩、魏皆自立为王，自函谷关以东，大多背叛秦朝以响应诸侯，诸侯部率领民众转向项羽。沛公刘邦率数万人攻破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派人与赵高私下联络，赵高怕二世动怒，危及自家性命，便推说有病，不再朝见。 在此之前，二世梦见白虎撕咬他的左骖马，心中怏怏不乐，找人占梦。占卜人说：“这是泾水在作祟。”二世在望夷宫斋戒，想要祭祀径水，同时派人以盗贼事责备赵高。赵高慌了神，便私下里与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弟弟赵成谋划，打算废掉二世，拥立公子婴。赵高让郎中令为内应，诈称望夷宫里有贼，令阎乐率吏卒千余人到望夷宫门前，将守卫宫门的卫令仆射五花大绑，说：“有贼人进入里面，为什么视而不见？”卫令辩解说：“四周都有兵牢把守，贼人怎敢闯宫？”阎乐不容分说杀了卫令，带兵进入，一阵乱射，郎官、宦官惊慌失措，有的逃跑，有的格斗，格斗的丧了命，死了好几十人。阎乐与赵高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同时进入宫中，指挥兵车向皇上的帷幄射箭。二世大怒，召唤左右的侍从，却都吓得屁滚尿流，不敢上前格斗。只有一个宦官待在身边不敢离去。二世对他说：“你为何不早告诉我，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宦官说：“臣不敢说，所以才能保全性命。若让臣早说，早就被杀死了，怎能活到今天？”阎乐走近二世跟前，历数他的罪状说：“足下骄横恣纵，滥杀无辜，天下人都背叛足下，足下你自己想个办法吧。”二世尚存一线希望说：“能见丞相一面吗？”阎乐说：“别净想好事啦。”二世退一步说：“我情愿去做个郡王。”阎乐不答应。二世又说：“愿为万户侯。”阎乐还是不答应。二世又说：“愿与妻子去当一般老百姓。”阎乐说：“臣奉丞相之命，为天下人除掉你，你说得再多，我也不敢上报。”于是，阎乐挥兵上前，二世被迫自杀身亡。 第二章 厚黑处事 第二章 厚黑处事 杨、李狗咬狗一嘴毛 为人处世，高明的手段往往胜过能力的大小。正如很多历史人物一样，要想有所成就，没有一点厚黑之手腕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各种各样的厚黑处事之例就赤裸裸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妨从中窥探自己身处的境地。无论是自保还是进取，都可以从中获得裨益。 唐朝大奸李林甫与杨国忠之间的关系，在权力欲的驱动下，经过了勾结、交恶和争夺几个阶段。杨国忠刚入朝时，羽翼未丰，不得不在李林甫幕下充当打手，制造了“韦坚狱案”和“杨慎矜狱案”。事后，李林甫曾拍其背说：“合作得很愉快！” 可时间不长，随着地位的上升，杨国忠的权力欲不断膨胀，不甘心再寄人篱下，要做人上人，开始觊觎李林甫手中的相权了。 对李林甫来说，当初拉拢杨国忠，意在打倒太子，保护自己，他看中的是杨国忠有靠山，但误认为他没有什么能耐，只能充当打手而已。通过杨国忠对一系列冤案的处理，他觉得原来的看法错了，这个人不简单，尤其在施展阴谋诡计方面，其狠毒绝不亚于自己。 “他也挺会琢磨人。”李林甫这样说。他喜欢把玩弄或施展阴谋称为“琢磨”。根据长期官场斗争经验，他意识到杨国忠的危险，特别是杨国忠现正步步高升，威权日重，已经成为自己的直接威胁，没办法，还得伺机铲除他。 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杨国忠初时依附李林甫，只是想把他作为一块向上爬的垫脚石。现在自己羽翼渐丰，李林甫的存在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已成为自己向上爬、进一步扩大权力的障碍。 勾结早已过去，交恶已经开始，争夺角逐随之展开。杨国忠对李林甫主动攻击，李林甫穷于招架，自叹“老身已朽”，一些见风使舵的“能手”纷纷观测风向，寻找避风港。依附李林甫多年的原京兆府法曹吉温，这时已改投杨国忠门下，并积极献策，奏请皇帝任命杨国忠兼兵部侍郎一职。 杨国忠打击李林甫所采取的手法是，剪其羽翼，断其膀臂。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六月，在杨国忠、曹吉温的策划弹劾下，李林甫的亲信、京兆尹萧灵坐赃左迁汝阴太守。第二年四月，李林甫的另一亲信、御史大夫宋浑坐赃巨万，又被贬流潮阳。同年十月，杨国忠替武则天的幸臣张易之鸣冤叫屈，玄宗言听计从，恢复了张易之的爵位。由此可见杨国忠说话的分量和他在玄宗心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也使得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李林甫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心腹王。 王曾在韦坚等人的冤狱中，受李林甫指使，与杨国忠一起出谋划策，是杨国忠的重要合谋者。他因日受恩宠，渐至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并领二十余使，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其权势不在杨国忠之下，所以特别为杨国忠所忌恨。恰在此时，王的弟弟、户部郎中王与刑密谋作乱，准备胁迫右龙武军万骑，烧毁诸城门，捕杀李林甫、杨国忠等，但未及举事就败露了。杨国忠借此大做文章。因此事关系重大，一向不大过问政事的玄宗，这时也临朝召见身任京兆尹的王，要他追捕作乱者。王因担心牵连弟弟王，有意拖延时间，先暗中通知其弟避去，然后发兵围捕刑，自己则与杨国忠随后才赶到刑家。 刑率部属抵抗，其中有人相告说：“不要与大夫（指王）相斗，不要伤及大夫部下。” 这话被杨国忠的亲信听到，报告给杨国忠，杨国忠如获至宝。接着宦官高力士又率四百兵车前来助讨，刑为乱兵所杀，余党尽擒。叛乱平息后，杨国忠赶忙去见玄宗，以刑党徒临阵对话，告王参与谋乱。玄宗知王受朝廷重用，不太相信杨国忠的话。这时李林甫也亲自出马，在玄宗面前替王辩护。玄宗密令杨国忠把这个意思暗示给王。杨国忠本来就想借故铲除王，所以他并没把玄宗的意思转达给王。王在未知帝意的情况下，竟然说：“弟为先人所爱，义不欲舍而谋存。” 玄宗闻王竟表示与王共存亡，非常生气，再加上趋附杨国忠的左相陈希烈力主应以大逆之罪严惩，所以事态的发展对王非常不利。待王修表上奏时，已递不上去了，因为玄宗已给陈希烈和杨国忠下令将王收入监牢。王忙带表求救于李林甫，李林甫已知情势不可挽回，无可奈何地说：“事情已经晚了。” 经审问，王否认王参与谋乱；但王自己谋反罪成立，被乱杖打死。王虽无谋乱证据，终因杨国忠、陈希烈从中活动，亦以连坐而赐死，诸子被杀，家属流配远方，财产籍没。 杨国忠搞掉了王，还接管了王的御史大夫、京兆尹等职。就事情本身而言，刑谋乱事应已了结，但杨国忠的目的是除掉李林甫，故仍抓住此事不放。表面上是继续追查刑之案，实际上矛头直接指向李林甫。他利用审讯与王兄弟有牵连的人，命他们供出李林甫与阿布思的关系。 原来，李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单于副大都护时，其下属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突厥人）在征讨契丹时叛走漠北，李林甫被迫引咎辞去节度使一职。此事与刑、王兄弟毫无关系，杨国忠借题发挥，穷追不舍审讯逼供多人，李林甫过去的丑事被揭个底朝上。杨国忠不断把情况上奏玄宗，由此玄宗开始厌恶和疏远李林甫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李林甫目睹自己的亲信一个接一个地被除掉，而且搞到自己头上来了，他怎肯坐以待毙，决心伺机反扑。正好在这时，南诏主阁罗凤因不堪唐朝边将欺凌，举兵拒唐。杨国忠所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与之交战，遭致大败，损失惨重。为扭转局势，玄宗命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不久，阁罗凤臣服吐蕃，与唐朝冲突加剧，威胁边境安宁。李林甫马上抓住此事攻击和指责杨国忠无能。杨国忠不得不故作姿态，要亲自赴镇处理，以便向玄宗表明自己对边境事态的关切，并堵住李林甫的嘴。李林甫感到这正是铲除杨国忠的绝好机会，因而急忙奏请皇上准许杨国忠赴镇。 杨国忠本来只是做做姿态，没料到弄假成真，生米做成熟饭，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了。临行，杨国忠向玄宗哭诉，说李林甫这是借机打击排斥自己。杨贵妃也出面帮他说情。玄宗竟然轻信，安慰杨国忠说：“处理完军务就立即回来，我在这儿扳指头等你。”过了数月，玄宗果然召回了杨国忠。 杨国忠一回朝，李林甫便有穷途末路的感觉，像斗败的公鸡，只有被宰杀的份儿了。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他一下子病倒在床。杨国忠闻知，马上到李林甫家探视，实际上是察看虚实。他见李林甫卧床不起，病得不轻，不由得喜上眉梢。李林甫自觉斗不过杨国忠，且来日无多，不禁流下眼泪，说：“林甫将死，公必继为宰相，以后多辛苦啦！”杨国忠听李林甫这个老狐狸说出这话，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怕中他的奸计，所以心中非常紧张，急得满头大汗，半天不敢答话。不久，李林甫死去。杨国忠取而代之担任右相，兼吏部尚书。 杨国忠除去了心头大患，夺取执政大权的目的达到了。可他对李林甫还是耿耿于怀，恨不得鞭尸解恨，仍然翻出旧账，硬说李林甫与阿布思曾勾结谋反。杨国忠专找那些曾受过李林甫迫害的人出来作证。结果，李林甫罪名成立，人虽已死，仍被追夺官爵，贬为庶人，诸子被贬谪岭表，让李林甫死后也不得安宁。 杨国忠、李林甫的交恶与争夺，人们说是狗咬狗的斗争。据传，杨国忠死后变成“洋狗”，李林甫死后变成“狸狗”，两下还在撕咬。最终，洋狗咬死了狸狗。 严嵩父子专权乱政 严嵩专权，拉他的儿子严世蕃做帮凶。严世蕃相貌丑陋，心肠歹毒，且又狂妄自大，其凶狠奸贪不在其父之下。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凭借老子的权势青云直上，官至工部侍郎。随着严嵩的一天天老朽昏聩，他越来越离不开他的儿子，世宗皇上的咨询御札，一概由严世蕃奏答，后来，严嵩又让他代办公务，参与国家机要。内阁首辅的宝座由严嵩一人坐，而朝中大权由父子二人把持，当时朝中上下称他们父子为“大丞相、小丞相”。 严氏父子专权乱政达二十年之久，祸国殃民、迫害忠良、招财纳贿，坏事做绝，激起了朝中大臣们的强烈不满，多年来，弹劾不断，但昏庸的世宗执迷不悟，不但对朝臣们的弹劾充耳不闻，还一味包庇严氏父子，客观上纵容了他们的罪行，使他们父子得以继续为害百姓。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的老婆欧阳氏因病去世，按照封建礼制的规定：身为儿子的严世蕃应离职回籍守孝三年，叫做“丁忧”。但是，严嵩一天也离不开儿子，他怎能让严世蕃回老家？于是他便找了个借口，向世宗求情，将严世蕃留在京城，而让他的孙子代为“丁忧”。严世蕃虽然被留下了，但因他重孝在身，不便入值西苑，所以，公务上的事情还是帮不了严嵩什么忙。没有了儿子的帮助，严嵩深感力不从心，往往将公事处理得一塌糊涂，对于皇上的御札下问，多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有时急得严嵩团团乱转，一筹莫展，最后只好派人回家询问儿子严世蕃。 严世蕃虽然在家“守孝”，却一点儿不守孝道，整日里大吃大喝，听歌观舞，他有二十七个妻妾，个个珠围翠绕、脂红粉香，严世蕃左拥右抱，和她们寻欢作乐。严嵩派人来询问御札之意，严世蕃自然没有心思琢磨世宗的御札，通常草草作答，语多隔膜，甚至前言不搭后语，使得严嵩大为光火；有时严嵩不得已自己写奏答，更是驴唇不对马嘴，令世宗很不满意。此时已是严嵩执政的晚期，他们父子手中的权力过重、势力过强，大有阴云蔽日之势，世宗心中早已有所猜忌。 这时，世宗正宠信着方士蓝道行，把他看作神仙一般，不说是言听计从，对他的话也是看得很重的。而严氏父子偏偏把他得罪了，蓝道行就打算在世宗面前告严氏父子的状。有一次，世宗问蓝道行：“天下何以不治？”蓝道行乘机以仙人的身份回答说：“严嵩父子，弄权专政，奸人不去，病国妨贤。”世宗又问：“如果是这样，上仙何不降灾诛杀他们？”蓝道行神秘地一笑，说：“留待皇上正法。”世宗一听，心有所动，“仙人”既然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世宗便从此产生了除掉严嵩父子的念头。 不久，御史邹应龙又上疏弹劾严嵩父子，列举了父子二人的种种罪状，其后，又有徐阶推波助澜，力劝世宗处分严嵩父子。终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世宗下旨令夺去严嵩的一切官职，并发配回江西老家；严世蕃也被谪戍雷州卫。另外，严嵩的两个孙子及几名私党也都被遣戍边。 严世蕃在谪戍雷州的途中，逃跑回家，在家中躲了一阵子，见无人追问，他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开始四处活动。他伙同严嵩的死党、也是在戍边途中私逃的罗龙文，网罗党徒，招纳叛卒，夺人子女，劫掠民财，勾结倭寇，图谋不轨，半年之内，就作案二十七起，情节恶劣，气焰嚣张，真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严世蕃还役使工匠四千人，大造私第，修建亭台园林，雕梁画栋，穷奢极侈，排场、气势，一如往昔。严府的豪奴悍仆，仍旧挟持相府余威，凌辱官民，为非作歹。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月，御史林润又上疏弹劾严世蕃。世宗听说严世蕃逃跑回家，继续作恶，勃然大怒，下旨将严世蕃逮捕治罪。 严世蕃这次虽被关进了狱中，却并不害怕，他知道邹应龙和林润在奏疏中只揭发了他招财纳贿和聚众为逆这两大罪状，他极为了解世宗的秉性，就在他旧日的心腹来狱中探望他时，他对心腹说：“邹应龙和林润参劾我两条罪状，都不算什么。招财纳贿，自古有之，就是当今皇上，也未治过多少贪官；至于说聚众为逆，还无真凭实据，大可不必过虑。我想沈炼和杨继盛两案，廷臣经常谈论，算作我家人命案，可是他们的奏疏中并未提及，现在烦请各位在外多加宣扬，就说沈、杨两案不加入，怎能扳倒严氏？他们听了信以为真，再去上疏，那时我便可以出狱了。”他的心腹不明白个中蹊跷，就问他：“沈、杨两案若再加入，罪行愈重，怎么还可以出狱？”严世蕃说：“沈、杨被杀，虽由我父拟旨，终究是皇上批准，若重新提及，必然触怒皇上，皇上便会加罪于他们，那时我不就可以出狱了吗？”心腹们听了频频点头，依计而行。 果然，一经严世蕃的心腹当众游说，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纷纷中计。 事情要追溯到嘉靖三十年(1551)，锦衣卫沈炼上疏世宗，历数严嵩祸国殃民、欺下媚上、贪赃枉法十大罪状，请求世宗诛戮奸臣，以谢天下。奏疏呈上后，沈炼被以“诋诬大臣”的罪名遭受廷杖之刑，并谪佃保安。在保安教习乡中子弟时，他把严嵩和李林甫、秦桧相提并论，大加贬抑，严嵩知道后，恨之入骨，便诬陷沈炼图谋反叛，把他逮捕处死，沈炼的两个儿子也被杀害。 继沈炼上疏之后，刚刚升任兵部武选司郎中的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奋笔写了一份《请诛贼臣疏》，冒死上疏。杨继盛在奏疏中也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五大奸计，请求世宗讯拿严氏父子，以正国法；或将其逐出朝廷，削籍为民，以全国体。严嵩看到后，却反咬一口，诬陷杨继盛目无君上、阴谋反对世宗，挑拨得皇上大动肝火，将杨继盛投进监狱。严嵩指使他的爪牙对杨继盛进行严刑拷打，杨继盛在狱中关了三年，备受杖笞拶夹之苦，大腿上的肉被打成了碎片，整个人血肉模糊，体无完肤。剧烈的创痛常常使他半夜醒觉，他就打碎瓷碗，用破碗片刮去腐肉和脓血，狱卒看得毛骨悚然，而他却神态自若。就这样，严嵩把杨继盛折磨得差不多了，又用奸计将他处死。 黄光升等人以为机会终于来了，便把沈、杨两案加入奏疏中，准备上奏世宗，重审旧案，严办严嵩父子。上奏前，他们把奏疏拿给徐阶过目，徐阶一看，大吃一惊，说：“诸位是想替严世蕃脱罪吗？”黄光升等人面面相觑，不解其意，说道： “小严一死，尚不足抵罪，怎能替他脱罪？”徐阶便说：“各位弄错了，沈、杨被杀，虽是严嵩父子所害，但终是皇上批准，此疏上奏，无异于归罪皇上，皇上震怒，各位必然获罪，而小严反倒会逍遥法外了。”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十分佩服徐阶的眼光。于是，徐阶把黄光升等人引入内室，屏退家人，挥毫修改奏疏。第二天，奏疏送进宫中，世宗看后，感到严世蕃罪恶滔天，立即命令将他送交都察院、大理寺和锦衣卫会审定罪。 而严世蕃在狱中听说黄光升等人中了自己的奸计，不禁大笑，拉着罗龙文的手说：“我等且尽情畅饮，不出十日，定可出狱，那时再找徐阶、邹应龙和林润算账不晚！”他做了一晚的如意美梦。不料，第二天就被提审，徐阶将奏疏草稿扔给他，严世蕃一看，当即吓得瘫软在地，和罗龙文抱头大哭，悲叹道：“此番休矣！”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世宗降下圣旨：将严嵩削籍为民，将严世蕃和罗龙文绑赴西市斩首。京城中的百姓听说这个消息，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呼朋唤友相邀着来到西市观刑，看到往日不可一世的恶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严世蕃临刑前，家人捧过纸笔，让他写封家书，算作遗书。他接过纸笔，只是流泪不止，浑身筛糠般颤抖着，怎么也写不成一个字，往日作威作福的劲头早已无影无踪。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严世蕃被斩首后，其家产全部抄没，严嵩也落得无家可归，只得寄食墓舍，晚景凄凉。两年后，他最终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恶虎刘瑾恶贯满盈 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正月，不满十六岁的朱厚照继承皇位，成为明朝第十一位天子。皇帝新承天命，总要恩赐臣子，晋封官员，武宗加封了顾命大臣刘健、谢迁、韩文等人，又任命宦官刘瑾为五千营总监军。 诏书一下，满朝文武大臣顿时议论纷纷。晋封刘健等人，群臣倒是心服口服，而对刘瑾的任命，大臣们深感忧虑。刘健马上联合了谢迁、韩文等老臣，联名上疏，要求收回提拔刘瑾的诏命。奏章送进皇宫，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原来武宗年轻无知，又喜好嬉戏玩乐，奏章都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处理，武宗根本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乐得悠闲。而司礼监的太监们大多与刘瑾相互勾结，朋比为奸，他们见到刘健等几位重臣的奏章，当然就偷偷扣押下来，并暗地里密告给刘瑾。 过了半年多，内阁大学士刘健和户部尚书韩文等几位大臣，又联合朝中六部九卿大臣联名上疏，并发动满朝大臣签名，再一次弹劾刘瑾。刘健等勋臣在奏章中直言揭露了刘瑾专断横行、大权独揽、收受贿赂、扰乱朝纲的罪行，同时也揭露了刘瑾的本来面目。 刘瑾本姓谈，陕西兴平县人，原是一个市井无赖，因为在市面上实在混不下去了，便请人阉割了自己，并投靠了一个姓刘的太监，认为义父，从此改了姓氏，改名为刘瑾，凭着一点心机和野心，苦心钻营，找了个机会得以入东宫侍奉太子朱厚照。他知道太子是未来的皇上，只要博得太子欢心，自己将来就是功臣。他想方设法投其所好，处处讨好太子，哄着年幼的太子玩尽花样。后来，刘瑾又逐渐积蓄力量，私结党朋，与宦官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结成死党，号称“八虎”，在宫中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武宗即位后，刘瑾凭着侍奉皇上十几年的功劳、苦劳，深得宠爱，一再加官晋爵，更有机会从中弄权，干预朝政。 这次，刘健等人不容刘瑾党徒从中插手，他们当廷进谏，劝武宗以国事为重，不以私情为念，要求严惩“八虎”，为国除害。 看了奏章，武宗龙心郁闷，感到极其为难，一方面是父皇临终托孤的辅政大臣及绝大多数朝官，另一方面是十几年来寸步不离左右、尽心尽力侍奉他的刘公公，不杀刘瑾，群臣不答应，杀了刘公公，他又实在舍不得。武宗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急得他不进御膳，只是哭哭啼啼。后来，身边侍臣给他出主意，采取折中办法：把刘瑾等人暂时遣送南京，不交刑部法办，这样，既可以稍息满朝文武的怒气，又不会伤害刘瑾。 第二天，武宗临朝时，亲自向大臣们讲情，希望各位大臣暂时宽恕刘瑾，将来再做处治。顾命大臣刘健、韩文，司礼监太监王岳、李荣、徐智等人据理力争，义正词严，不许武宗姑息养奸，迫使武宗不得不做出决定：次日早晨处死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朝臣们闻听此信，奔走相告，互相贺喜说：“这次总算为国除了此害。” 岂料，刘瑾安插在朝中的私党——吏部尚书焦芳得到这个消息，连夜派人密告刘瑾，让他快想对策。此时“八虎”成员正聚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计策，听了焦芳的密告，都吓得面无人色，伏案痛哭。还是刘瑾先镇定下来，他冷笑一声，阴沉地说：“找皇上去！” 刘瑾等八人闯进武宗寝宫，跪在御榻前放声大哭，叩头不止，高喊饶命。武宗见此情景，心早就软了，立即安慰他们。 刘瑾见武宗可欺，就说：“都是司礼监王岳等人心怀不轨，见陛下恩宠奴才，心生嫉妒，搬弄是非，想把我们置于死地，他好独揽大权。刘健、韩文等老臣，倚老卖老，欺负皇上年幼，企图挟制陛下，肆意横行，为所欲为。” 刘瑾狗急跳墙反咬一口，却十分奏效，武宗当即动怒：“朕为一国之君，岂能受制于人？”在刘瑾等人的鼓动下，武宗提笔草拟诏书，撤销王岳等人的司礼监职务，放逐到南京，命刘瑾独掌司礼监，提督禁军；又命丘聚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并擢升焦芳为文渊阁大学士，掌握内阁实权。 第二天早晨，刘健、韩文等文武官员兴致勃勃地进宫早朝，准备圣旨一下，立即将刘瑾等人拿下，当他们走进朝堂，见刘瑾等人面带得意之色，便觉得有些奇怪，等到宣读圣旨，才知道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眼见大势已去，刘健等人长叹一声，纷纷上表辞官。武宗早觉得他们的忠言相谏甚是逆耳，便顺水推舟降旨应允。 朝臣们深感寒心，上书苦谏，都被武宗固执地一一驳回，有的甚至因此被捕入狱。刘瑾也趁机大开杀戒，残害忠良。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蒋钦，薄彦徽等人上疏力谏，写有“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留”等语，都被刘瑾派爪牙抓到北京，重重定罪。戴铣被当场打死在大堂之上，蒋钦坚贞不屈，惨死在狱中。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通过这次风波，刘瑾不仅除去了异己，而且大权稳操，在朝廷重要机构中，他都安插了自己的死党，又设立了内厂，由自己亲自督率，侦缉持不同政见之人，大搞特务统治。没过多久，刘瑾便权倾朝野，红极一时，集朝廷、宫内、军队、特务等大权于一握，并操起屠刀，开始了白色恐怖的统治。 他首先对曾经弹劾他的宦官王岳、徐智等人下毒手，派特务刺杀了他们。 然后，刘瑾又把屠刀指向起草奏书、上告过他的户部尚书韩文。韩文为人忠正，为官廉洁，又是前朝老臣、顾命大臣，就是武宗也对他敬畏三分，想诬陷他 并不容易。刘瑾派特务日夜跟踪，明察暗访，不惜一切手段寻找陷害韩文的机会，终于，在户部向内府输运的银子当中发现了假银，刘瑾以此为借口，弹劾韩文玩忽职守，治吏不严，不能防奸，撤销了他户部尚书的职务，接着，又妄定罪名将韩文逮捕入狱。另外一位为韩文起草奏书的户部郎中李梦阳，先前被刘瑾陷害贬了官，流放到边远地区，不久也被捕入狱。韩文与李梦阳在狱中受尽折磨，就连他们的亲属也没被放过，有多人遭受株连被罢了官。 眼看宦官当道、特务横行，忠臣义士痛心疾首，无私无畏，仗义直言。兵部主事王守仁见刘瑾不择手段陷害忠良，愤然上书，痛斥刘瑾误国欺君、为非作歹。刘瑾看后，矫旨逮捕了王守仁，施以酷刑，打个半死，然后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那是一个边远地区，人迹稀少、地势偏僻，王守仁心里很清楚刘瑾的用意。果然，他刚一出发，就发现有人跟踪，为防惨遭暗害，他每天日出三竿才上路，太阳刚偏西就投宿，使跟踪他的特务无从下手。可是，过了钱塘江，就进入了荒僻崎岖的山区，山高路险、树木蔽日，想逃脱特务的毒手实在困难，王守仁走投无路，便写下一首“绝命诗”，假造了一个投江的现场，随即逃入武夷山，隐名埋姓，过起野人般的生活，这才得以保全性命。 心狠手辣的刘瑾恨不得将朝中反对他的异己一下子赶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他假造圣旨拟定奸党名单，又假借钦命宣读奸党的“罪过”。刘瑾召集群臣入宫，令他们跪在金水桥边，向他们大施淫威，信口胡说，指责朝臣的“过失”。群臣跪在地上，羞愤难当，却又敢怒不敢言，很多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摧残，事后纷纷递交辞职书。刘瑾更是正中下怀，马上趁机安插自己的党羽、亲信。不久，刘瑾的爪牙几乎遍及全国。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的一天，武宗早朝完毕，乘坐御辇回宫，在御道上发现一封匿名揭帖，帖中历数刘瑾几大罪状。武宗看后，将信将疑。刘瑾看后，咬牙切齿，立即矫旨将朝中文武大臣全部拘到奉天门外，让他们跪在烈日之下。一跪就是一天，三百多人当场有一半以上中暑，十多人昏倒，三人死亡。当晚，刘瑾又把他们关进锦衣卫监狱，直到查出写揭帖之人，才将朝臣放回。 刘瑾当权的这几年中，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刘瑾一手遮天，气焰嚣张，迫害忠良，索贿受贿，卖官鬻爵，有一次从党徒刘宇手中接受黄金一万两的贿赂，当即提升刘宇为兵部尚书。地方官员如果想升职或调迁，必得送他两万两白银，才能如愿以偿。有些官员因没钱行贿，不仅难保乌纱，还会大祸临头，被迫自杀。 因为要向刘瑾行贿，各地官员争相搜刮民脂民膏，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逼得百姓背井离乡，家破人亡。 就在这黑城压城城欲摧之际，刘瑾终于恶贯满盈，“气数”殆尽。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激励张永反戈一击，控告刘瑾谋反，武宗下旨逮捕刘瑾，籍没家产。这一下便从刘瑾家中抄出黄金二十四万锭零五万七千八百两，白银八百万锭零一百五十三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八爪金龙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件，战甲千副，弓弩五百，其余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另有两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连武宗看了，也吓得目瞪口呆。 武宗下令将刘瑾处以极刑，刘瑾被押赴刑场之日，百姓欢呼不已，拍手称快：终于除了一大祸害！ 一场“黑吃黑”的丑剧 奸人结党，没有永久的同盟，他们总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相互利用，一旦其中一方的目的达到、羽翼丰满，便不肯再与党朋平分秋色，于是巧使奸计，上演黑吃黑的丑剧。 温体仁自从觊觎阁臣以后，便把入阁掌权作为自己的最大野心，千方百计伺机夺权。他与周延儒相互勾结，通过钱谦益事件打开缺口，一路杀向阁臣的要位。但是，温体仁在钱谦益事件中虽然露尽嘴脸，出尽风头，却没能抢得头彩，仅让周延儒渔翁得利，当上了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温体仁再次勾结周延儒，两人一明一暗，竟利用后金的反间计害死了大将袁崇焕，并使宰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浩等当权派连坐遭殃，从而又排除了一批障碍，他们通往野心之巅的道路更加平坦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温体仁通过钱谦益、袁崇焕两案兴风作浪，铲除了一大批异己势力，不仅大耍了个人威风，而且骗取了皇上的好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进入内阁做好了准备。 在数次争夺权势的斗争中，温体仁锻炼得更加阴险狡狯，从此，他不断变换伎俩，玩弄阴谋手段，连拉带拽、拍打结合，以实现其向上爬的个人野心。温体仁把比自己得宠的周延儒当做向上爬的藤蔓，紧拽不放，二人时常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排挤朝臣，温体仁是指望周延儒引荐、提拔他。终于，在周延儒的帮助下，温体仁于崇祯三年六月混进内阁，兼任了东阁大学士。随后，温体仁、周延儒又合伙诬陷了韩扩，排挤了成基命，使周延儒当上了内阁首辅，大权在握，一时间权倾朝野。而温体仁此时羽毛未丰，他还要借周延儒之力发展自己，他紧紧跟在周延儒的屁股后边摆尾讨好，极尽巴结逢迎之能事。 进入内阁，温体仁的权力欲越发强烈，他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势拉帮结伙，在政府要害部门安插党徒、培植亲信，另一方面极力讨好崇祯皇帝，他利用内阁地处禁密的条件，与皇帝见面多的机会，拼命表现自己，在崇祯面前装出恭顺谨慎、正派无私的样子。他要任用自己的亲信时，并不是自己向皇上直接提出，而是暗中指使亲信“发端”，等到皇上向阁臣询问意见时，他再加以吹捧，假装提名与自己无关，给皇上留下一个不结党不营私的印象。他如果想排挤某人，也是唆使同党出来弹劾，他在皇上面前假意讨情，说些听起来宽容、实际上皆是激怒皇上的话，以软刀子杀人，置仇人于死地而后快。 不久以后，温体仁在朝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此时，他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便把位居自己之上的周延儒当做主要敌人，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一切代价要取而代之。受袁崇焕一案牵连而被捕入狱的钱龙锡，心里一直不服，多方求人上疏申辩，有人替他向周延儒、温体仁求情，周、温二人都各耍两面派手段，当面承诺，实际上根本不在皇上面前提及此事。为了假装对老臣的关心，周延儒跑到监狱中看望钱龙锡，假意表示同情。当钱龙锡当面求他向皇上说情，周延儒支吾说崇祯帝盛怒未息，自己无能为力。温体仁听说周延儒去过监狱探望钱龙锡，他也马上跑去假意慰问，还表示说如果钱龙锡有什么要求，他一定尽力而为。钱龙锡说起周延儒之言，叹息自己今生今世永无出头之日。温体仁听后，尖嘴一努，笑了笑说：没有的事，皇上根本不甚怒也。因此，钱龙锡对周延儒非常反感，把他看作奸佞小人，与钱龙锡相好的官员听说此事，也都十分憎恨周延儒。周延儒也算是一个弄权成性、阴险狡诈的阴谋家，这次却被他的“自己人”温体仁狠狠踹了一脚，而他本人却一直蒙在鼓里。 温体仁不动声色，暗中使绊，悄悄进行排挤周延儒的活动。表面上温体仁还和从前一样巴结周延儒，他借关心、讨好周延儒之名，监视周延儒，打探他的隐私，布置好罗网，只待时机一到，便整垮周延儒。 崇祯六年，农民起义如风起云涌，已遍及了北方各省，加之后金势力不断扩张，频频入关侵扰，明朝廷陷于一片战火硝烟之中，内外交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身为内阁首辅的周延儒，位居要职，把握朝政，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却在他主持朝政期间毫无建树，国家面临危难，他只是束手无策，一些大臣对他极为不满，纷纷上疏弹劾，认为宰辅不得其人，误国误民，要求皇上罢免这个庸才。 温体仁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一边煽动内侍大造不利于周延儒的舆论，一边暗中唆使言官弹劾周延儒，他给周延儒定了几条罪状：一是周延儒纵容子弟为害乡里，激起民愤，逼民造反；二是周延儒荐人不当，玩忽职守，以致国土沦陷，百姓遭殃；三是周延儒暗通盗贼，接受巨盗神一魁的贿赂。这些小题大做、夸大其词的弹劾并没有引起崇祯的重视，温体仁眼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再度唆使亲信党徒上疏弹劾，找了个特号的大帽子扣在周延儒头上，告发他结党营私、任用亲信，目无礼法、诽谤圣上。这下可触到了崇祯的痛处，当即天威震怒，下诏逮捕了周延儒的亲信爪牙，严加拷问；周延儒也受到了崇祯的冷淡。周延儒一下子跌进了四面楚歌的狼狈境地。凭着多年来暗算别人的经验，他知道这回是遭了别人暗算，周延儒四处活动，托人说情，想挽回惨败的局面。他首先想到找温体仁帮忙，将解脱危难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而温体仁不是闭门不见，就是支吾搪塞，暗地里还雪上加霜，将替周延儒讲情的人尽行贬黜。周延儒怎能知道，正是温体仁一手导演了这幕“黑吃黑”的丑剧，弄得他身败名裂，下场凄凉。 最后，周延儒山穷水尽，在一片攻击声中只好向崇祯帝上疏，托病乞归、辞官下野。温体仁自然成了内阁首辅的接班人，登上了人臣权力的顶峰。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温体仁当政八年，这在十七年换相五十次的崇祯朝实属不易，温体仁凭着善于揣摸帝意、迎合帝心的本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窃取了国家大权，为非作歹，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的败亡，而他本人也落了个千古骂名。 温体仁借刀杀人 古往今来，所有的阴谋家与野心家都抱定一个宗旨，那就是大权在握，呼风唤雨，显示个人的极度权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可以玩弄阴谋，可以寡廉鲜耻，可以损人利己，可以六亲不认，甚至可以牺牲无辜者的生命、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这些人眼中，一切都是手段，只有权势是目的。他们在这种病态的心理支配下，干出了一桩桩罪恶的勾当，从而也留下了遗臭万年的恶名。 卑鄙龌龊的温体仁，虽然与历史上的大奸大恶如秦桧、魏忠贤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他似一只蛀虫，蚕食着明崇祯朝廷，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他同样为了个人权力欲的满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以无辜者的鲜血染红自己的登天之路。 明末名将袁崇焕在熹宗朝时奉命监军辽东，他胆略过人、精通兵法，治军严谨、处事得当，到任后很快重振宁远、辽东等边地城防，使昔日风雨飘摇的城镇壁垒森严、固若金汤，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商贾可以安心买卖。在粉碎了后金的几次军事骚扰后，辽东地区的局势更加稳定了，袁崇焕因此深得民心，被百姓看作庇护神。朝廷上下也都交口称赞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将他和他的将士们喻为“辽地长城”。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适逢努尔哈赤领兵攻打宁远，袁崇焕组织兵力奋勇抗敌，大败金兵，取得了“宁远大捷”。就在这次战役中，努尔哈赤被明军的流炮击中，身负重伤。金兵抬着负伤的太祖皇帝仓皇北逃，回到黄龙府后不久，努尔哈赤终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从此，后金对袁崇焕既闻风丧胆，又恨之入骨。皇太极即位后，在夺取天下的壮志之外不忘报杀父之仇，他发誓一定要除掉袁崇焕。一年后，崇祯帝登基，这位明朝的新皇帝生性多疑、好猜忌，且又自以为是，朝野上下因此弥漫着一种危机感。皇太极敏锐地发现这是个可利用的时机，打算使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军队再次出动，却避开与明军正面交锋，绕过明军防备严密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然后由喜峰口入关，直驱京畿地区。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部众日夜兼程赶回京都保驾。袁崇焕命令大军在左安门外安营扎寨，严阵以待，密切观察后金兵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拼死抗敌。 此时的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朝廷命官们惊恐万状，相互埋怨；市井百姓则唉声叹气，听天由命。崇祯三天两头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布置防卫以备不测。可是，崇祯朝廷如临大敌、惊慌失措，而后金只是按兵不动；崇祯君臣越是不知道皇太极的葫芦里到底装些什么药，就越是心神不定、疑神疑鬼。其实，皇太极表面上按兵不动，背后却正在大做文章。他派奸细混入城中，到处放风说袁崇焕暗通后金，图谋不轨；此番后金起兵，已与袁崇焕秘密约定：里应外合，推翻大明。金人又收买了两个汉奸，跑到官府做假证，一个告发袁崇焕曾托他给皇太极捎过信，另一个谎称自己知道袁督师勾结后金叛国谋反的全部事实。官府竟然问也不问就信以为真，立即煞有介事地汇报给朝廷。 金兵入关时顺便捉住了两个太监，皇太极正好利用他们实现自己的反间计。他先是叫部下在关押太监的帐外窃窃议论袁崇焕之事，说袁崇焕与后金订约，不久大功即可告成。故意让两个太监“窃听”了去。然后又创造条件让他们“越营逃跑”。果然，两个“死里逃生”的宦官自以为刺探到了绝密情报，逃回京中后立即向崇祯皇帝密奏了袁崇焕通敌的假情报。崇祯这段时间总是听说关于袁崇焕投敌谋反的风言风语，听了两个太监从敌营中刺探来的情报，心中的疑云更重了。就在崇祯将信将疑之际，心如毒蝎的温体仁乘机落井下石，两次密奏崇祯，劝他赶快逮捕袁崇焕。 温体仁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地想除掉袁崇焕呢？细说起来，袁崇焕与温体仁并没有什么太深的个人恩怨。一个是领兵在外的武将，一个是弄权朝中的文官；袁崇焕也没有机会参与朝中的党争，自然没有得罪过温体仁。 但是，透过这些表面现象透视温体仁的内心，也就不难理解他的居心何在。一年前，通过钱谦益事件，温体仁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为自己爬上高位奠定了基础。但是，那次事件并没有给他带来实在的好处，由于握有朝中实权的宰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等人替钱谦益辩护，斥责他居心叵测，用意不良；随后又有一些朝臣上疏弹劾他的不法行为，温体仁没能实现其挤入内阁的野心。因此对钱龙锡等人怀恨在心，伺机陷害。袁崇焕投敌反叛的谣言一起，温体仁立即紧抓不放，他知道，钱龙锡、王洽十分器重袁崇焕，事事支持、维护袁崇焕，温体仁便想以袁崇焕事件为利箭，狠狠射向钱龙锡等人，从而铲除异己，为自己夺取大权扫平道路。温体仁打着“尽忠”、“报国”的旗号向崇祯大进谗言，怂恿皇上惩办袁崇焕，同时又提及钱龙锡、王洽等人包庇、袒护袁崇焕，诬告他们实为一党。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果然以通敌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袁崇焕，从而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使朝廷平白损失了一员大将，毁坏了边防长城。而温体仁通过袁崇焕冤案一箭双雕，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崇祯的信任，而且铲除了异己势力——钱龙锡被罢斥戍边，王洽死于狱中。 如果说崇祯皇帝出于维护王朝利益的动机冤杀了袁崇焕，是失于明察，以封建君主的标准衡量，崇祯不是一个明主圣君。而温体仁为了争宠夺权的一己私利，置国家安危、民族存亡于不顾，诬陷袁崇焕，为敌人的奸计推波助澜，成为误国误民的罪人。无论用何种标准来衡量，温体仁都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奸佞之臣。 邢恕弃明投暗 宋代三百年，不乏贤士明哲，但奸佞之臣亦非鲜见。一旦小人得志，便以其狡谋，屡设奸计，误国误民。邢恕便是其中的一个。 邢恕，字和叔，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他自幼博览群书，精通典籍，古今成败故事尽在胸中，每每高谈阔论，口若悬河，颇有战国时游说于七国之间的纵横家气度。后来又师从当时的著名哲学家程颍，写得一手好文章，一时贤士争相与之交往，他也经常出入当时朝廷重臣司马光、吕公著等门下，不由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邢恕这个人天性反复、善为表露，外持正论却内藏奸猾。 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9—1077年），邢恕考上进士，补为永安主簿。经吕公著推荐任崇文院校书。邢恕很不知足，就对王安石的儿子王滂讲了一大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的弊端。王安石大怒，想要处置他，谏官也上疏神宗说邢恕本是新科进士，未历官即处馆阁，多有不妥，于是二罪归一，邢恕被赶出朝廷，出任延陵县的知县。不久延陵县被撤销了，邢恕也没被另调他职，变成了“无业游民”，游荡在陕、洛之间，一去便是七年。 这七年，邢恕心中自然憋了一股无名火。好在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七年后，朝廷又忽然想起了他，恢复其官为校书。吴充又任用他为馆阁校勘，不久又迁为历史馆检校、著作佐郎。公元1082年，蔡确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与吴充有隙，于是公报私仇，把吴充所任用的人通通驱逐下台。邢恕心里犹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食不安，睡不稳。每日深居府第，不敢出门，生怕让蔡确撞着，给他提了醒。偏在这时，神宗皇帝读了一篇邢恕所写的《送文彦博诗》，而且还在蔡确面前称赞该诗文辞清丽，颇具功力。蔡确何等人也？立刻升邢恕任员外郎。邢恕不知内中根由，一时感激涕零。蔡确又看出皇帝有复用司马光及吕公著之意，回想当年邢恕未及第时便常出人此二公之门，于是又掉过头来巴结邢恕。邢恕也以蔡确为靠山，深自附托，为蔡确出谋划策，收召名士，在政事上提一些“改革”的建议，二人越发情投意合，仿若素交。 神宗元本五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龙体欠安，有不祥之状。当时神宗的儿子延安郡王赵熙刚刚八岁。邢恕和蔡确商议欲另立皇储。二人设下一计，邢恕偷偷对宣仁太后的内侄高公绘、高公纪说：“我家后花园里，有白桃树近日开花，道书上说此花可治皇上的贵恙，两位可否到寒舍一见？”公绘、公纪不知其中有诈，听说能疗上疾，毫不犹豫地驱车而往。一进邢府，便要去花园看花，不料邢恕忽然神秘兮兮地牵住二人的手说：“邢某请二位来舍下，并非看花，是奉蔡相之命结心腹之交。如今皇上的龙体欠安，延安郡王尚在年幼，我们应早做定夺。某以为雍王、曹王皆有道贤王，公以为如何？”至此，公绘、公纪才恍然大悟，公绘当即严辞驳斥，道：“你怎么如此对我讲话？难道你要让我犯灭族之罪吗？”说罢拂袖疾行而出。邢恕恼羞成怒，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于是反咬一口，四处说宣仁太后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密谋欲废太子延安郡王，另立雍王为帝。又让蔡确以约王珪同探上疾为由故意提皇上有疾、太子尚小一类话，套王珪的心里话，然后又命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执剑隐伏其外，只等王珪不慎说出什么，便立刻冲出来，以谋反之名杀了他。王珪却只是说：“皇上自有子嗣，何况延安郡王已被封为太子，我等怎有他意？”邢恕闻听气急败坏，计无可施，只好换一副嘴脸，自称是定策拥立延安郡王的功臣，四处招摇。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其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邢恕因“定策有功”迁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邢恕不甘寂寞，又引经据典为公绘拟写奏折，乞尊崇朱太妃，为高氏异日打算。宣仁太后阅罢奏折，颇感惊讶，问公绘：“你平素不多识字，如何写出这等文章？从实讲来！”公绘不敢隐瞒，具实以奏。太后一怒之下将邢恕黜为随州知府，后又改为汝襄、河阳知府。 哲宗绍圣初年（公元1094年），章惇、蔡卞得政，力排元祐党人，引恕自助，召为刑部侍郎，再迁吏部尚书兼侍读，旋改御史中丞。老实说邢恕是个颇不知好歹的家伙，一下爬上来又反诬宣仁太后当年有废哲宗之谋，并引用司马光所说的北齐娄后宣政故事以做佐证。又让宣仁太后的伯父高速裕之子高士京追讼他父亲生前，王珪曾和他哥哥高士充谋议拥立雍王，遭到高遵裕的反对。还让蔡懋上疏弹劾文及甫和拟隐辞，历诋梁涛、刘挚曾阴图不轨。又给司马光、吕公箸加了一大堆罪名。章惇命蔡京在同文馆设狱，组织万端，详察此事，结果毫无所得，绝属子虚乌有。邢恕却毫无愧色，怡然自得。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邢恕不仅会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上谤君后，下诬忠良，也会装模作样地取悦皇上。有一次在经筵读宝训，讲到仁宗皇帝谕辅臣说人君如修举政事，“则日月薄食、星文变见为不足虑”，邢恕说：“上皇所言虽合《荀子》之说，然而自古帝王谁肯说自己是不修政事之人，果真如此，则天变遂废了。”哲宗对邢恕颇为嘉赏，但章惇恐他出了风头夺了己位，寻了个借口，又将他贬为汝州知府，不久又迁徙到应天府，后来又迁为南安军知事。 徽宗即位，蔡京专权，又起用邢恕为鏖延经略安抚使，不久又改为径原经略安抚使，擢至龙图阁学士。恰好逢西夏人南侵，蔡京又任用他为西北边帅。邢恕网罗罪名很有一套，领兵杀敌却是一窍不通。他一会儿建筑萧阁，一会儿用车战法，一会儿又改熙河造船，计谋迂诞，根本行不通。转运使李复直言不讳地说邢恕的计谋简直如同儿戏。徽宗也很恼恨他的乖张战术，无奈蔡京力荐其“贤”，不得罢免。可惜邢恕自己不给自己争气，边关日见吃紧，报急的文书日至京师五六次，蔡京也慌了手脚，贬逐邢恕为太原知府，后又徙永兴、颍昌、真定，最后夺了他的职。 蔡京挂羊头卖狗肉 蔡京本是被朝廷贬逐之臣，一朝得势，天下人无不拭目以待，想看看他是如何绍述先帝之志，谋复新法，整治黎民的。 然而事实上，所谓“绍述”，不过是罩在蔡京唯权是营本质之下的一面幌子罢了。蔡京阴托“绍述”，把持权柄，钳制天子，残害异己。他走马上任后，立刻禁元祐之法，援用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的旧制，设置讲议司，自任提举，任用他的党羽吴居厚、王汉之等十几人做僚属，对于较重大的政事，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每一件事，以其中三人做主，凡有所举措，都由他们来定夺。并采用冯懈、钱通的建议，废黜了元祐皇后。 按照宋初之制，凡是诏令都由中书门下议定，而后命学士起草。到了熙宁年间，有的内降手书便不用中书门下共议，大概是某位大臣伪作。到了蔡京秉政时，他担心有人在背后对自己有所非议，因此御笔密进，而请求徽宗亲自手书诏令，称作御笔手诏，违者按罪处罚。无论事情大小，他都托称御笔手诏，甚至于偶尔伪造旨意，群臣也不敢说什么。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官名，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自称公相，统领三省。 元祐年间，蔡京曾投靠保守派而未得逞，不禁恼羞成怒，一直怀恨在心，他任相后立刻把元祐党人贬谪诛杀殆尽，还感到意犹未尽，又命人把元祐党人按罪名划分等次，司马光位居其首。然后又让徽宗把“奸党”的名字御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还自书大碑，遍颁全国。同时还极其荒诞地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划分标准把哲宗的旧臣分成正上、正中、正下与邪上、邪中、邪下六类，结果有五百四十多人被列为邪党，简直是贼喊捉贼。 蔡京一边积极地排除异己，一边广泛地安插亲信，拉拢朝士、广布党羽。他擢升童贯为节度使，继而为检校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封太傅。对杨戬、蓝从熙、谭棋、梁师成等人也毫不吝啬地贿人私恩。外人尚且如此，亲戚子侄自不必言。儿子蔡攸官至三公，蔡侩拜礼部尚书，蔡叙当了驸马爷。蔡京以绍述之说为自谋之计，从侍从至执政，从监司到帅臣，无处不用他的门人、亲信，使本来就腐败不堪的北宋官僚机构更加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蔡京也深知兵权士心对自己非常重要，于是建澶州、郑州、曹州、拱州为四辅，各地屯兵两万，派他的亲家做郡守。为了笼络军心，把禁卒的月钱由五百增到五千，这当然要转嫁到穷苦百姓的身上。蔡京阴托“绍述”而采取的改革措施还远不及此。他罢停了科举法，令各州各县都仿太学三舍考选，在城南建辟雍外学，以待四方之士。又推行方田法。方田法是仁宗朝施行的一项谋图增加税收的措施，神宗时被王安石定为新法之一。蔡京认为方田法有利于搜刮财帛，取悦皇上，就竭力主张恢复此法。一时全国租税混乱，人民负担急剧加重。蔡京还推行复榷茶法，在荆湖、江、淮、两浙、福建等七路实行复榷茶之制，规定生产茶的州郡随所置场，禁止商人园户私下买卖，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照旧。后来又增加了增损茶法、合同场法等等繁多的名目，民听眩惑，而且非产茶区也要负担茶课。茶法屡变，茶价日长。从崇宁元年到政和六年，十四年里收息竟从五百万缗翻到一千万缗，百姓所受的苦难和沉重的剥削可想而知。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更盐钞法。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又实行更盐钞法，设置买钞所在榷货务，让商人们先存钱到榷货务，然后换新钞去产盐州取盐，旧钞全部作废。而新钞的价值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而且有些榷货务没有新钞，原先的钱通通化为乌有，有的人家辛劳奔波几十年存下的钱全部报废，早晨还是富户，晚上就要走进乞丐之群，投水上吊的不计其数。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一章 为人处世厚黑学 第六编 活学活用厚黑学 第一章 为人处世厚黑学 厚黑学是一种通赢的智慧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成就一番大业的，往往都是一些厚黑之辈。项羽绝对是盖世英雄，力能扛鼎，带兵打仗也天下无敌，但是他偏偏脸皮不如刘邦厚，心肠不如刘邦黑，最后落得个兵败自杀、身死乌江的悲惨下场；诸葛亮堪称天下无双的奇才，但是遇到了司马懿这样的厚黑高手，也只能多次北伐无功而返，最后病死军中……历史给我们留下无数遗憾，许多人之所以没有成功，不是因为没有才能，而是因为不够厚黑。实际上，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在哪个领域，你都需要运用厚黑的智慧和手段去将某些阻力清除，才能达到目的。正因为如此，厚黑教主李宗吾说：“古今成功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是面厚心黑的。”厚黑，正是成功者们都具有的共同特质。 厚黑是一种必要的生存和竞争的技能。成大事者，在必要的时候，就要不拘小节，不能顾虑太多，尤其不能为世俗的道德清规所束缚。历史的经验是，在每次竞争的时候，结果往往是那些脸皮厚一点、手段黑一点的人获胜。很多人在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的时候，常常后悔自己当初脸皮不够厚、心不够硬，但是失败就是失败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厚黑学并不是要我们学会如何去厚颜无耻、心狠手辣地干坏事，它只是现实中一种必要的手段或方式而已，对错不在于手段本身，而在于人用它来干什么。尽管有时候，厚黑和卑鄙可能很接近，但是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概念。厚黑学是助你在各个方面都成功的智慧，而不是“小人”的可耻的标签。尤其是当你处在很多竞争者都在运用厚黑之道的环境中时，你要是不懂厚黑的话，就难免会成为别人前进路上的踏脚石；要想成功，你就只能比别人将厚黑学运用得更多更好。 用厚黑学的观点来看，人生处处都是战场，我们时刻都面临着挑战。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每个人都时刻站在一种战斗序列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处在明争暗斗之中，稍一疏忽就会被人运用权谋加以构陷、挤倒，甚至消灭。身处这样的险恶环境，只有充分运用厚黑智慧，才可以发挥我们自己权谋的巨大威力，让我们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实际上，厚黑这种智慧如同一把利刃，它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在必要的时候，它就亮出耀眼的刀锋。政治家可以利用它纵横捭阖，军事家可以利用它运筹帷幄，商人靠它发财致富，读书人靠它出人头地……因此，无论我们的身份如何，厚黑学都是我们所必须知道的学问。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你就必须妥善地处理好你所管理的事务，让自己的管理发挥最大的作用。但是，很多人都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何等之难。但厚黑学却能够让管理变得很轻松。你必须学会运用背靠大树、不耻下问、忍辱负重的坚忍术，杀一儆百、以毒攻毒、制面无私、除恶务尽等立威术，以及忍与伸、捧与杀、沉与浮、赏与罚的对抗术；在未看清是非曲直之前，不妨先装装糊涂，而不可装聪明轻举妄动；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于对全局的考虑，需要使用一点模糊的领导术，面对危难则要能屈能伸，能柔能刚，亦宽亦严，亦恩亦威，这样方显领导本色，也才能真正树立自己的权威。只有运用这些厚黑术，你管辖范围内的人才会服从你，才会更加敬重你，你也才会成为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 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就必须在经商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手段，才不会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中被对手打倒。自古商场如战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代商战中竞争更为残忍和激烈，要想在角逐中获胜，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懂得现代商战中的经营之道、运作之术、制胜之法，而这些方法都与厚黑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纵观古今中外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经营谋略，无不渗透着厚黑的辩证哲学。比如，经商要同时学会使用“软”、“硬”两手：守业、合作、谋利、分享成果时，需要“软”道；创业、投资、竞争、垄断、兼并时，则离不开“硬”术。守业需要耐心，与人合作讲求诚信，谋求利益应取放有度，赢得客户更要懂得让利于人……这些厚黑学智慧在经商方面的运用，告诉你一种崭新的经营智慧。 即使仅仅是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同样需要学会用厚黑学中的学问来指导我们处世做人。人生在世，每时每刻都不离开与人打交道，而待人处世的方法则尤其不可忽视。世事如井，我们必须先探得其中深浅，才能达到如鱼得水的境地。尤其当身处世事变迁的社会中，世事纷繁、人心险恶，为人处世举步维艰，要做到让自己的人生更为完美就越是困难。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运用厚黑智慧，让自己的脸皮变得再厚一点、心再黑一点，真正做到“左右逢源”、“八面玲珑”、“随机应变”，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只有充分运用厚黑智慧，才能获得成功。 此外，厚黑学在我们的职场事业中，甚至在情场上也都大有作用，可以说，它早就是，甚至以后也还将是一种真正通赢的智慧。厚黑学就是这样一门精妙的智慧：它让我们真正发现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寻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进而实现自己的理想。 睁大眼睛寻找贵人 胡雪岩是晚清混乱局势中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纵观胡雪岩的一生，其成功之处归结为精于厚黑上。他能在乱世之中，方圆皆用，刚柔并济，懂得如何积累人脉资源，并利用它为自己的商业经营铺路。 胡雪岩自幼家境贫穷，从小就被迫外出谋生。在商贾云集的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做学徒的日子非常清苦，但胡雪岩干活从不吝惜体力，而且从不跟师兄弟们计较，从扫地、擦桌到沏茶、倒水，甚至连洗刷便壶之类一般人都不愿意干的差事他也争着干。再加上他生得眉清目秀，又绝顶聪明，能言会道，人缘也好，所以在钱庄内，从柜上师傅到普通伙计都十分喜欢他。 一次，胡雪岩在一个酒馆，看见掌柜正在驱赶一个落魄书生，便上前探问原因。原来那书生身无分文却还想喝酒，因此掌柜不允。他当即替那书生付清所欠的酒钱，并要了几个小菜与那位书生一同小酌，席间才知道，落魄书生叫王有龄，福州人氏。王有龄的父亲是个候补道，分发浙江，在杭州住了许多年，一直没有担任过什么实职，最后在杭州郁郁而终。王有龄的父亲在临死前，见儿子科考无望，于是变卖了一些值钱的东西，为儿子捐了一个“盐大使”的官衔。可是为了安葬老父，王有龄已倾其所有，没钱再去打点官府，只落得整日饮酒消愁，流落街头。胡雪岩听后，隐隐觉得王有龄确有做官的机缘，只是目前无人相助。他心中一动，便问：“公子有何打算？” 王有龄仰天叹道：“胡贤弟有所不知，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发给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想补缺，必须进京打点吏部，称为‘投供’，然后才能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去候补。眼下自己无钱进京投供，哪有机会补缺？只是这进京打点一趟，少说得要四五百两银子，愚兄哪儿来那么多钱？” 胡雪岩不动声色地问：“倘若王公子有了500两银子，一定能做这个实职吗？” 王有龄道：“不瞒胡贤弟，家父生前学生何桂清正由户部员外郎放江苏学政，最近因公务路过杭州，有他相助，我想做这个官不成问题。” 胡雪岩听后也不再隐瞒心中想法，当即掏出一张500两的银票放在了王有龄的手中。又端起一杯酒道：“听公子一席话，对公子英雄落难之遭遇深表同情，今日萍水相逢，算是前生有缘。来，干了这一杯。” 王有龄与胡雪岩举杯一饮而尽，这一饮正是胡雪岩日后事业的转机。胡雪岩回到钱庄，把自己将500两银票资助了他人的事禀告了钱庄老板，同时表示自己会努力偿还这笔挪用的“公款”。钱庄老板虽然心有不满，但念胡雪岩助人心切，且颇有办事能力，也就作罢。后来，王有龄果然成为朝廷要员。在他的一路关照下，胡雪岩不但还了欠钱庄老板的500两银子，还很快地独立开店经营生意并不断地将生意做大。 晚清时期，衣食丰裕的五口之家一年的花费也不过百十两银子。若按今天的物价计算，500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近10万元。对于一个店铺伙计而言，这些挪用的银子也许要用其半生的心血来偿还。然而，别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胡雪岩却果敢地做了。目光远大的他用惊世骇俗的投资，为自己修筑了一条平步青云的商路。 人生在世，谁都希望结识一些能够呼风唤雨的贵人。但因大多数贵人身居要位，炙手可热，凡人要想结识他们简直难于上青天。这时，我们不妨学学胡雪岩：识贵人于落难之时。如果你认为对方是个落难贵人，就应及时结识，多多交往。或者乘机进以忠告，指出其所有的缺失，勉励其改过行善。如果自己有能力，更应给予适当的协助，甚至施予物质上的救济。而物质上的救济，不要等他开口，应随时取得主动。有时对方虽很急着要，却又不肯对你直言，或故意表示无此急需。你如得知情形，更应尽力帮忙，并且不能有丝毫得意的样子，一面使他感觉受之有愧，一面又使他有知己之感。寸金之遇，一饭之恩，都可以使他终生铭记。日后如有所需，他必奋身图报。即使你无所需，他日否极泰来，他也绝不会忘了你这个知己。 广结人缘事竟成 1.好的人缘是成功的前提 中国人成功靠人缘。没有好的人缘，不知要失去多少成功的机会、干多少事倍功半的事情。缘是一根无形的磁力线，彼此的情，全赖缘才得以相通。联结人缘，必有主动的一方。你取得主动的地位，你就是有结缘的方法，别人的情，就会向你播撒。建立了大家对你的人缘，人人都愿意为你所用，你才能成为无往而不胜、所求无不遂愿的会办事能办事的人。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2.善结师缘，有助进步 许多人认为依靠自己学习、读书，很难进步。但如亲近贤能的师友，彼此探讨学习君子之道，可以养成高贵的人格，在处世待人接物上，就没有不周之处。古人有欲成大志者，必先拜访名师，求师的目的是为了养成高贵的人格，使人际交往做到有礼有节、周到圆满，有利于自己人生的进步。 3.乐于倾听，善于倾听 世界上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因此，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集合众智，就成为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既然自己并非万能，不可能知晓一切事物，就需要用别人的忠告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要结好人缘就要培养乐于倾听、善于倾听的谦虚心胸。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每个人都需要用谦虚的心胸来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如此，则人人都会视你为知己。 4.有道君子善择良缘 有道的君子，居家必选择风俗淳厚的乡里，出外交游必亲近学博行洁的贤士。环境对人的发展影响极大，昔日孟母择邻三迁，实有必要。 5.宽容大度，理解体谅 俗语说“千人千面”，而人心的差异和区别，则又胜过人的面孔。所以凡事要尊重别人的特点，不应该以自己的标准去评价别人，衡量一切，应该多为他人着想，凡事忍让，尊重他人的存在价值，彼此和睦相处。唯有如此，个人的智慧、潜能，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交际范围才会越来越广。 6.融会贯通，左右逢源 对世间人情进行细微观察，将所学彻底融会贯通，便能灵活运用于世间各种情态，使人格亦可达于真善美的完美境界。长此以往定能有益于处世能力的提升，使自己的人际关系左右逢源。 7.摒除私欲，不图私利 为了求生存，人们难免有私心或私欲，完全没有私心的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达到，一般人是无法企及的。但是，我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时，千万不能使自己成为私心、私利或私欲的奴隶。这是因为私心本来是出于私欲和私利而考虑的，实际上往往事与愿违，私心过重的人最后总是自食恶果。 8.保持热情，洞察世事 目光短浅，只盯着眼前，常会失去结交君子的机会，只有把目光放远，才能于纷繁中看出事物的规律，进而才能得到别人的真正友情。善于对事物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会激起你对人的热情，增加对社会的了解，培养出远大的眼光及洞察世事的能力。 9.识破虚假，看清真貌 看人要看到真实的人，要多听其言、察其色，不要主观。观察事物，要看清它们的真实面貌。这样，无论是对己对人，还是对事对物，就会有正确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又必须以明察秋毫为前提。如今社会上的种种龃龉冲突，就是因为有些人缺乏率直的心胸，对人和事物的观察有误所致。 10.明辨好坏，认清价值 作为朋友，对于别人的好建议，会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以感谢的心情接受，进而实行；二是意见相反，并不接受；三是断然拒绝，并怀疑别人的好意。而后两种都是对朋友有害的，处世时最好做到能分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又能用感谢的心情接受别人的好意见。这样，对个人有益，给予朋友的是愉快。 11.心存仁厚，博爱互助 当今世界，看别人洋相的人多，幸灾乐祸的人多，真心诚意帮助别人的人少。其实，世间不仅人人需要帮助，人性中也有帮助别人的天性。要广结人缘，就要无私、平和地看待一切人和事物，就要怀有爱心和恻隐之心，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如此，你的爱心和恻隐之心，就会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朋友就会越来越多，人缘也会越来越好。 12.遇事冷静，泰然处世 许多人失去朋友，常是因为遇事脾气火暴，引起争吵而导致关系破裂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处世中的冷静十分重要。过去，身经沙场的人，都经过历战争的紧张和激烈，在那种生死关头，要保持头脑冷静确实不易。现代生活中，虽然已经很少战争，但造成紧张的情形还是多之又多；培养沉着冷静、泰然处世的风范，进而能用冷静的态度观察和判断一切事物，仍然十分必要。一个人之所以失去冷静，是因为心中有杂念，如果能做到冷静、无私，那么处世就十分圆满了。 13.虚心求教，随时反省 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学习的机会，关键看你能否有虚心求教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在平常空泛的谈话中，也可以得到一些知识和经验。如果没有这种虚心求教的态度，就不会随时随地反省、检讨自己，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也不能发现别人的长处，更会失去良师益友。 14.积极灵活，随机应变 人生难免坎坷和挫折，一些人遭逢此种境遇，往往一蹶不振，甚至就此了却生命。这种固执、不变通的心态，不可能拥有机动灵活的心胸。只有临危不乱，随机应变，及时调整自己的看法和做法，无论失败和打击有多大，都能重整旗鼓、从头再来。 心胸广阔，宽容为本 常言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往往一个强者的倒下，不是死在敌人的手中，而是败于自己不能战胜自己狭隘的心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比较开阔的眼界，不能心平气和地看问题，他就会陷入某种心结，而这种小心眼会导致一个人急火攻心。所以，古人才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之劝诫。厚黑学认为，心胸的狭窄，往往会置人于促狭昏暗之中，摆脱不了某种其实无所谓的事情的纠缠。这样会使你整天消耗在无益的小事情上，郁郁不可终日。 古时候，有个年近古稀的老宰相，娶了个名叫彩玉的小媳妇。彩玉年方二九，长得如花似玉。自从嫁给这位老宰相，虽说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她总是闷闷不乐，暗暗埋怨父母不该把她嫁给一个老头子。 一天，彩玉独自到后花园赏花散步，碰上了住在花园旁边的年轻帅气的家厨；这位赵姓家厨做得一手好吃的祖传圣旨骨酥鱼。在古代。没有延缓衰老、养颜美容类的药品和保健品，达官贵人的家眷要养颜美容全靠食疗。圣旨骨酥鱼不仅骨刺全酥，想要怎么吃就能怎么吃，而且圣旨骨酥鱼汁是保持年轻貌美的极品，且获得过十二道圣旨的御封。彩玉和年轻的家厨相谈甚欢并由此一见钟情。从那以后，彩玉常常偷偷地到后花园里同赵姓家厨相会。有一回，彩玉对赵厨说：“你我花园相会，好时光总让人觉得缠绵难分。我有一计，可使咱俩天天都在一起相处。”赵厨问是什么妙计，彩玉就如此这般地说出了自己的主意。 原来，老宰相恐怕误了早朝，专门养了一只“朝鸟”。这只鸟天天五更天就叫，老宰相一听到鸟叫，就会起身上朝。彩玉便让赵厨四更前就来用竹竿捅朝鸟让它提前叫，等老头子一走，他俩就可团聚了。 这天，老宰相听到朝鸟的叫声，连忙起身。等来到朝房门外，刚好鼓打四更。他想，这鸟怎么叫得不准了？就转身回了家。当他走到自家的房门外，听到彩玉说：“以后早点来捅一下朝鸟。”停了一会儿又说：“你真像你做的圣旨骨酥鱼，虽然我每天吃，但还是天天吃不够，在我心里你新鲜得就如一枝花。”赵厨说：“你活像粉团，却配了一块老姜。”宰相听到这里，气得浑身发抖，但并没有声张，转身又上朝去了。 第二天正是中秋佳节，老宰相有意把彩玉和赵厨叫到一起，在后花园牡丹亭中吃酒赏月。酒过三巡，月到中天，老宰相捋了捋胡子说：“今晚咱赏月作诗，我先作，你俩也要按我的诗意接上几句。”说罢就高声吟道：“中秋之夜月当空，朝鸟不叫竹竿捅。花枝落到粉团上，老姜躲在门外听。” 赵厨一听，自知露了馅，赶忙跪在桌前，说：“八月中秋月儿圆，小厨知罪跪桌前。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 彩玉见事情已经挑明，也连忙跪倒在地，说：“中秋良宵月偏西，十八妙龄伴古稀。相爷若肯抬贵手，粉团刚好配花枝。” 老宰相听了哈哈大笑说：“花枝粉团既相宜，远离相府成夫妻。两情若是久长时，莫忘圣旨骨酥鱼。” 彩玉和赵厨听了，连忙叩头谢恩。从此，“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典故便在民间流传开了。 这位宰相的宽容与忍让成全了一段佳缘，这难道不是忍让之美吗？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凡是供有弥勒佛的寺庙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副对联。这副对联是讲度量的，人能达到能容天下万事万物的度量，其思想便进入“禅”的高层境界了。度量，是对他人长处、短处和过错的一种包容。度量大，能得人心、能团结人，收纳众谋，以成其强大，对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十分有益。 东汉时期，班超一行在西域联络了很多国家与汉朝和好，但龟兹恃强不从。 班超便去结交乌孙国。乌孙国国王派使者到长安来访问，受到汉朝友好的接待。使者告别返回时，汉章帝派卫侯李邑携带不少礼品同行护送。 李邑等人经天山南麓来到于阗，传来龟兹攻打疏勒的消息。李邑害怕了，不敢前进，于是上书朝廷，中伤班超只顾在外享福，拥妻抱子，不思中原；还说班超联络乌孙，牵制龟兹的计划根本行不通。 班超知道了李邑从中作梗，叹息说：“我不是曾参，被人家说了坏话，恐怕难免见疑。”他便给朝廷上书申明情由。 汉章帝相信班超的忠诚，下诏责备李邑说：“即使班超拥妻抱子，不思中原，难道跟随他的一千多人都不想回家吗？”遂颁诏书命令李邑与班超会合，并受班超的节制。汉章帝又诏令班超收留李邑，与他共事。 李邑接到诏书，无可奈何地去疏勒见了班超。 班超不计前嫌，很热情地款待李邑。他改派别人护送乌孙的使者回国，还劝乌孙王派王子去洛阳朝见汉帝。乌孙国王子起程时，班超打算派李邑陪同前往。 有人对班超说：“过去李邑毁谤将军，破坏将军的名誉。这时正可以奉诏把他留下，另派别人执行护送任务，您怎么反倒放他回去呢？” 班超说：“如果把李邑扣下的话，那就显得气量太小了。正因为他曾经说过我的坏话，所以更应让他回去。只要一心为朝廷出力，就不怕别人说坏话。如果为了自己一时痛快，公报私仇，把他扣留在此，那就不是忠臣的行为了。” 李邑知道后，对班超十分感激，从此再也不诽谤他人了。 由此看来，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宽容不失为一剂利人亦利己的良药。 与人为善，亲疏有度 厚黑学在交友上立足于善和真诚，而不是立足于实用。当今商潮涌起，商品原则浸入人与人的关系。许多人交友的原则只有一条，即“有用”，于是结交有权的人、结交有钱的人、结交有关系的人，对于那些无权、无势、无钱的人，他们则给予轻视。说到底，这种交友原则是从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出发，是一种要“占便宜”的交友论。而厚黑学的交友之道并不是看重利，不是为了利益，而强调的是情与善。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与人为善是一种崇高的道德修养，我国人民历来把它视为君子美德。 与人为善的道理很简单，做起来却并非易事。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吕不韦如何为人处世、如何登上权力之巅的，他的故事将印证“与人为善”的重要性。 吕不韦是卫国濮阳人，出生在一个珠宝商人家庭。成年以后，吕不韦奔走于各国，经营珠宝。后来他到了韩国，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富。吕不韦生活在战国时期，其时农业、手工业、商业兴旺发达，商人活动频繁。有些商人主张用兵家之道来经商，吕不韦却用经商之道来从政。 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吕不韦经商来到赵国都城邯郸，巧遇秦国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吕不韦觉得异人将是有用之人。异人是秦国安国君之子、秦昭王之孙，安国君此时已被确定为太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不是长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安国君宠爱。异人被派往赵国当人质，因秦赵经常发生战争。异人在赵国处境危险，饱受赵国人的白眼，他的日用起居车辆都很简陋，确实是位落难公子，注定将来没有什么大出息。 吕不韦依据生意经上的“人弃我取”的原则，认为异人是个奇货可居的对象，是一个可以收买并进行政治投机的对象，而关键在于重新塑造异人的形象，巩固异人的地位，才可有用。吕不韦于是回家与父亲商量此事。 吕不韦问他父亲：“耕田能获几倍的利？”吕父说：“可获十倍的利。”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能得几倍利？”吕父说：“百倍的利。”吕不韦追问：“助立一国之主，能得多少倍利？”吕父说：“无数的利。”吕不韦吃了定心丸，便一五一十地对吕父说：“现在努力耕田，不能保证吃饱穿暖；而帮助立一国之主，得到的好处却无尽，并且可以传之后世。这种大有利可图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我主意已定，决定助异人一臂之力。” 吕不韦特地拜访异人，谦虚地客套一番后，说：“我能助你飞黄腾达，身价百倍。”异人认为吕不韦在开玩笑，便也以玩笑的态度说：“你还是自己去抬高身价，然后再来帮助我吧！”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只有使你先发达了，我才能发达。”两人一来一往地对答，异人明白了吕不韦话中有话，便请他坐下来畅谈。吕不韦说：“秦王老了，安国君做了太子。听说你父亲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只有华阳夫人能立继承人，可她又没有儿子。你们兄弟二十多人，你排行中间，又不受宠爱，长时间在赵国做人质。即便你祖父秦王死了，你父亲安国君做了秦王，你也没有希望同你的那些兄弟争立太子。”异人说：“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你有什么高招呢？”吕不韦说：“你现在很困难，景况不妙。你客居此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孝敬长辈与结交宾客。我虽不富裕，但可以拿出千金，西游秦国，走走门路，讨好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你为继承人。”异人听了喜出望外，叩头便拜，发誓说：“如果实现了你说的计划，我愿意同你共享秦国。” 吕不韦当场拿出五百黄金，送给异人，让他广交宾客。随后吕不韦开始实行他的计划，又花五百黄金，购买了一批奇珍异宝，自己带着它们前往咸阳。 吕不韦设法见到了华阳夫人的姐姐，通过她把宝物献给华阳夫人。吕不韦又在华阳夫人面前大夸异人在赵国如何贤明、如何广交宾客，并且特别强调异人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一提到太子和夫人就眼中流泪。华阳夫人被打动了，对异人产生了好印象。 吕不韦又请华阳夫人的姐姐说动华阳夫人，并预先准备了一套说辞，针对华阳夫人的心病，层层深入。华阳夫人的姐姐按照吕不韦的说辞去劝华阳夫人说：“我听说，女人靠姿色得宠，到了红颜衰残时，受到的宠爱就会淡薄。只有趁受宠之时，确立自己的儿子为王位继承人，即使丈夫去世之后，自己也不会失势。现在夫人侍奉太子，非常受宠，可惜没有儿子。何不趁机在众位公子中物色一个既能干又孝顺的立为继承人，并认他为儿子呢？这样，你丈夫在世时，你受到尊重，万一丈夫死后，你认的儿子继位为王，你终生也不会失去权势。如果不抓住目前你受宠的时机奠定牢固的基础，等到宠衰色退时，即使你想说一句话，恐怕也没人听你的了。现在异人本事大，而且他知道自己排行居中，照常例是不能立为继承人的，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现在他主动来投靠夫人，你如果立他为继承人，他定会感激不尽，夫人你在秦国的地位便永远不会动摇，你一辈子都能在秦国受到尊重。”华阳夫人果然被说动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华阳夫人侍候太子安国君时，便主动提出让异人做继承人。她流着泪说：“我有幸能到后宫充数，不幸没有儿子。希望能把异人立为继承人，让我将来有个依靠。”安国君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与她刻玉符为凭证，立异人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不断送钱财给异人，并聘请吕不韦担任异人的老师。 异人回到秦国去见华阳夫人时，吕不韦知道华阳夫人原籍楚国，便让异人穿楚服进见。华阳夫人见了异人非常高兴，当场让他改名为子楚。不久，子楚作为安国君的继承人这个消息便在诸侯国中传开了。 吕不韦在邯郸养了一个美貌的歌舞姬，现在这个女人已经怀孕了。一天，子楚到吕不韦家喝酒，见到她后，便为吕不韦敬酒，要求吕不韦割爱。吕不韦便把她送给了子楚，子楚随即把她立为正夫人。后来这个女人生下一子，取名政，他便是后来的秦始皇。 秦昭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52年），秦赵关系紧张，赵国想杀掉子楚。子楚和吕不韦商量，用五百黄金贿赂了看管子楚的官吏，子楚于是逃进秦军中，回到秦国。次年，秦昭王死，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当了王后，子楚成为太子。 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安国君登上王位仅三天就死了，子楚继位，他被称为秦庄襄王。按照子楚与吕不韦当初的契约，吕不韦任丞相，封为文信侯，拥有河南十万户食邑。 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就死了，由其子嬴政继位为王，他后来被尊为秦始皇。 嬴政尊奉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从秦庄襄王继位到嬴政22岁亲政以前，秦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掌握在吕不韦手中。 吕不韦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注重起用老臣宿将，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稳定国内统治秩序。任相之初，他委国事于大臣，并不独揽大权，注意起用秦昭王以来的一些老臣宿将，如老臣蔡泽因受人攻击，被迫告老称病，吕不韦请他出山，参与朝政。王鲍、蒙骜这些昭王的名将也被吕不韦委以重任，发挥才干。 吕不韦还招收和选择人才，而这又给他带来了成功。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强调举荐贤人的作用：“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他亲自提拔了一些杰出人才，如李斯、甘罗。年仅12岁的甘罗因有奇才，即被吕不韦破格重用，为秦立下了大功。 吕不韦任相期间，灭东周、伐三晋，屡战屡胜，兼并了大片土地，为秦王嬴政最后消灭六国做好了准备。后因“嫪毐事件”，吕不韦被秦王嬴政罢黜相位，随后吕不韦被流放蜀地，最终被迫服毒自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吕不韦由一个普通的商人跻身于权力顶峰，这里面有许多因素，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帮助了秦国落难公子异人；异人返秦后继承了王位，反过来回报了吕不韦。尽管吕不韦当初帮助异人纯粹出于政治投机，但其独特的政治眼光却不能否定。放眼看来，富商千千万万，却极少有人能像吕不韦这样纵横驰骋于政坛。 吕不韦因帮助异人，而两任秦国丞相，主持朝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为秦统一中国准备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基础。他的这种为人处世是成功的，特别是就他个人来说。而现在的人们如果也能够如吕不韦那样，用独特的眼光、独特的手段去帮助独特的人，也会有收获的。 亲和疏是人际关系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一生就是纠缠在各种各样的亲疏关系的矛盾之中，而辩证地协调好各种关系，你就会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反之则矛盾重重，大小瓜葛、种种纠纷缠绕不断。在亲疏关系上，厚黑学的观点是要做到顺其自然。首先要确定亲疏标准，而后视其情况，当亲则亲，当疏则疏，不要着意于在人际关系中谋求点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太功利了。古人择友极重投契。今人的处世观念与古人当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交友重诚重真，注重道义相规、患难相助，注重择贤而从的精神，到什么时候也是值得推崇的。以利害为基础的友谊不可能长久，欲得反失。“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交友本是人生雅事与乐趣，切不可把它作为谋取财利的手段，否则很可能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人们几乎每时每处都要同大大小小握有权力、拥有势力的人打交道。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谐，就是不以权势大小来决定与之亲、疏、远、近。亲权势者，疏无权无势者，那是势利眼。亲权势大的，疏权势小的，等于从中挑拨，必导致权势相争。两者取其中，“公事公办”，不搞拉拉扯扯那一套；也不要把精力和心思花费在研究某某“背景”之上。以权势视其亲疏，实则是亲一时，疏一世。凡是这样“套”来的亲，没有长久的，硬“攀”不亲。因为权势本身就不是永恒的，而是无常的，那么以此为筹码的亲疏一定不会长远，所以真正做到不以权势为标准来决定亲疏远近，十分了不起，那是真正“禅”透了，想开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不以权势作为取舍标准，不等于见官就躲，敬而远之。不要以权交友，也不必见官就退避三舍。比较恰当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当亲则亲。 量宽福厚，器小禄薄 厚黑学认为，量宽福厚，器小禄薄。古人曾说，一个人“无远视、无卓见、无气节、无笃实、无文雅”的原因，在于“多躁者，必无沉潜之识；多畏者，必无卓越之见；多欲者，必无慷慨之节；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多勇者，必无文学之雅。慎而戒之，戒躁、戒畏、戒欲、戒言、戒勇，是为策略”，这样就会达到“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 一个人的名望、地位能代替，而一个人的举止气质则不可以代替。荀子告诉人们，长者的风范是这样：所戴的帽子高大，衣服宽敞，面色温和，庄庄重重的，严严肃肃的，宽宽舒舒的，大大方方的，开开脱脱的，明明朗朗的，坦坦荡荡的。清代的张英有长者的风范，“千里来信为堵墙”之事，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美好的传说。俗话说：“若要好，大让小。”对一些小事或意气之争听而不闻，付之一笑，有这种气度，就显示出君子的风度来。 康熙年间的某一天，一骑快马跑进宰相府。并不是天下出了什么大事，而是宰相张英收到一封来自安徽桐城老家的信。 原来，他们家与邻居叶家发生了地界纠纷。两家大院的宅地，大约都是祖上的产业，时间久远了，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想占便宜的人是不怕糊涂账的，他们往往过分自信自己的铁算盘。两家的争执顿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肯让出一丝一毫。由于牵涉宰相大人，官府都不愿沾惹是非，纠纷越闹越大，张家只好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张英。 张英大人阅毕来信，只是释然一笑，旁边的人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只见张大人拿起笔，一首诗一挥而就。诗曰：“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随即交给来人，命其快速带回老家。张家人一见书信回来，喜不自禁，以为张英一定有一个强硬的办法，或者有一条锦囊妙计，但家人看到的却是一首打油诗，均感败兴得很。后来一合计，确实也只有“让”这唯一的办法了。房地产是很可贵的家产，但争之不来，不如让三尺算了。于是立即将墙垣拆让三尺，大家纷纷交口称赞张英和其家人的旷达态度。 “他家宰相肚里能撑船，咱们也不能太落后。”宰相一家的忍让行为，感动得叶家人热泪盈眶。全家一致同意也把围墙向后退三尺。两家人的争端很快平息了，从此，两家宅院之间空出了一条巷子，有六尺宽，有张家的一半，也有叶家的一半。这条一百多米长的巷子很短，但留给人们的思索却很长很长。张英乃位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权势显赫，如果在处理自家与叶家的矛盾时，稍稍打个招呼，露点口风，必然会发生自下而上的倾斜，叶家肯定无力抗衡；再进一步，若是通过地方政府，不顾法律地搞行政干涉，叶家更会吃不了兜着走。这样，有形的尺寸方圆的土地是到手了，产业也庞大了，但无形中准会失去许多许多。兴许余波还会从桐城一下子震荡到京城，京城里的影响可大着呢！ 就算是张英旷达忍让，如果叶家人不予理睬，那条巷子也就只有三尺宽。三尺宽的巷子，也总是一条通道，通则通矣，事情通了，人也通了，路也通了，却有些不够完美。完美是感觉出来的，六尺不比三尺宽多少，但如果人们置身其间，会发现这是一条多么宽广的人间道路。互相忍让，天地才会更宽广啊！ “让他三尺又何妨”——说得真好！试想，如果当初张英不是劝说家人退让，而是借势压人，或怂恿家人与对方抗争，那结果又会怎样？由此可见，宽容豁达，不仅是为官之道，更应该是我们的为人之本。 现实生活中，亲朋邻里同事之间，有时也会因一点小摩擦便互不相让，有时甚至横刀相向。试想，与我们的生命相比，那些小小的矛盾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永恒的时间面前显得多么脆弱和不堪一击！ 但愿人与人之间多一分理解和宽容，少一分冲动和遗憾！ “让他三尺又何妨”——当你面对矛盾与摩擦时，不妨想想这句话，它会帮你作出理性的选择！ 让人三尺并不是一种懦弱的表现，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该让的时候就让一下，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太斤斤计较，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后果。下面这个例子就是因为邻里纠纷而引发的流血事件。本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因为双方的太过计较，最终导致了两个家庭的破裂。 清明过后正是棉花播种的季节，而导致无棣县余家巷乡后张仓村村民张景义与张景奎争执的那二分耕地的归属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自去年起本是相邻的两家，因地界偏差问题产生矛盾，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这天张景义带着家人在那二分地里刚播下棉种，张景奎即率全家赶来制止，双方由争吵发展到殴斗。先是拳打脚踢，后升级到棍棒相加、铁锨舞动，并最终以张景奎被铁锨铲中头部致死而告终，而张景义之子张中超也因故意杀人罪被依法逮捕。一场殴斗虽然让当事人解了一时之气，却让双方都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也随之破碎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当初仅仅为了争那二分耕地，却以生命作偿，相信这个结局是双方均始料未及的。也许当初双方要争的确是那二分耕地，而后来却仅仅是为了争一口气，两家的宗旨都是不向对方低头，不在人前失面子，从而使矛盾一再升级。想一想，那种“不蒸包子蒸（争）口气”的心态曾让多少人因斗气而丧失理智，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在现实生活当中，常见到同事之间、邻里之间和夫妻之间，为了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引起争端，以至于恶言相向，拳脚相加，甚至于诉诸法庭，到最后两败俱伤。旁观者都会为之惋惜，认为这样做太不值得。其实，只要当事人冷静下来，理智地对待，有一点宽容精神，再大的事情也会化干戈为玉帛的。须知“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 得饶人处且饶人 古人云：冤冤相报何时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一种宽容，一种博大的胸怀，一种不拘小节的潇洒，一种伟大的仁慈。为人处世，当以宽大为怀。生活在相互宽容的环境中，是人生的幸福，会使你忘却烦恼，忘却痛苦。 宽容是一种处世哲学，宽容也是人的一种较高的思想境界。学会宽容别人，也就懂得了宽容自己。 一女子在行路中吐了口痰，因风把痰刮到了一个小伙子的裤子上。该女子看到后慌忙道歉，并从包里掏出纸巾要擦去小伙子裤子上的痰渍，但小伙子恼怒地不肯让她擦，并声称：“你给我舔干净！”女子再三赔礼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让我给你擦去好吗？”但他执意不肯，非让她去舔。这样争执不下，街上围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跟着起哄吹哨笑闹着。最后女子大怒，从包里掏出一沓钱来，大约有一两千元，当场喊道：“大家听着，谁能把这个家伙当场摆平了，这些钱就归谁！”话音刚落，人群中闪出两个健壮的男人，对着那不依不饶的小伙子就是一顿拳脚。但见他最终被踢翻在地分不清东南西北，待站起来寻找那女子时，那女子和打他的人早已无影无踪…… 不给别人台阶下，最后自己也会没有台阶可下。所以，做人要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人留个台阶，也是给你自己留条退路。人不讲理，是一个缺点；人硬讲理，是一个盲点。理直气“和”远比理直气“壮”更能说服和改变他人。 一位高僧受邀参加素宴，席间，发现在满桌精致的素食中，有一盘菜里竟然有一块猪肉。高僧的徒弟故意用筷子把肉翻出来，打算让主人看到，没想到高僧却立刻用自己的筷子把肉掩盖起来。过了一会儿，徒弟又把猪肉翻出来，高僧再度把肉遮盖起来，并在徒弟的耳畔轻声说：“如果你再把肉翻出来，我就把它吃掉！”徒弟听到后才不敢把肉翻出来了。 宴后，高僧辞别了主人。归途中，徒弟不解地问：“师傅，刚才那厨子明明知道我们不吃荤的，为什么把猪肉放到素菜中？徒弟只是想让主人知道，处罚处罚他。” 高僧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如果让主人看到了菜中的猪肉，盛怒之下他很有可能当众处罚厨师，甚至会把厨师辞退，这都不是我愿意看见的，所以我宁愿把肉吃下去。”为人处世固然要“得理”，但绝对不可以“不饶人”。留一点余地给得罪你的人，不但不会吃亏，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每个人的价值观、生活背景都不同，因此生活中出现分歧在所难免。大部分人一旦身陷斗争的旋涡，便不由自主地焦躁起来。一方面为了面子，另一方面为了利益，因此一得了“理”便不饶人，非逼得对方鸣金收兵或投降不可。 然而，“得理不饶人”虽然让你吹响了胜利的号角，但却也会成为下一次争斗的前奏。因为对方虽然“战败”了，但为了面子或利益他自然也要“讨”回来。 在日常生活中，厚黑学提醒人们：留一点余地给得罪你的人，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少讲两句，得理饶人。否则，不但消灭不了眼前的这个“敌人”，还会让身边更多的朋友疏远你。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放对方一条生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为对方留点面子和立足之地。这样做并不是很难，而且如果能做到，还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如果你得理不饶人，让对方走投无路，就有可能激起对方“求生”的意志。而既然是“求生”，就有可能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这将对你自己造成伤害。放他一条生路，他便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他也会心存感激，就算不如此，也不太可能与你为敌。这是人的本性。况且，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小，变化却很大，若哪一天两人再度狭路相逢，届时若他势强而你势弱，你想他会怎么对待你呢？得理饶人，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 要做到忍让，就必须具有豁达的胸怀。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时，不能对他人要求过于苛刻，应学会宽容、谅解别人的缺点和过失。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气量，不能心胸狭窄，而应宽宏大度。特别是在小事上，如果宽大为怀，尽量表现得“糊涂”一些，便容易使人感到你通达世事人情。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一位住在山中茅屋修行的禅师，有一天在皎洁的月光下到林中散步，当他走回住处时，看到自己的茅屋有小偷光顾；找不到任何财物的小偷要离开的时候在门口遇见了禅师。原来，禅师怕惊动小偷，一直站在门口等待，他知道小偷一定找不到任何值钱的东西，早就把自己的外衣脱掉拿在手上。 小偷遇见禅师，正感到惊愕的时候，禅师说：“你走老远的山路来探望我，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回呀！夜凉了，你带着这件衣服走吧！”说着，就把衣服披在小偷身上。小偷不知所措，低着头溜走了。禅师看着小偷的背影穿过明亮的月光，消失在山林之中，不禁感慨地说：“可怜的人呀！但愿我能送一轮明月给他。”禅师目送小偷走了以后，回到茅屋赤身打坐，他看着窗外的明月，进入空境。 第二天，他在阳光温暖的抚触下，从极深的禅室里睁开眼睛，看到他披在小偷身上的外衣被整齐地叠好，放在门口。禅师非常高兴，喃喃地说：“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 这就是人心受到感召的力量和改变。也许有人认为克制忍让是卑怯懦弱的表现，其实，这正把问题看反了。古人说得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头脑简单的无能之辈，才会为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而能放手时则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才是心胸豁达、雍容雅量的成功者所应具备的高贵品性。 人心莫测，处世难 1.虚怀若谷，待人以善 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个年迈的神仙，他掌握着智慧，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准确无误地答出来。 有一天，村里的孩子王把孩子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我有一个好主意，我问的问题，那老家伙肯定答不出来。我捕到一只小鸟，我把它捂在手里，问那老家伙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他回答是‘活的’，我就假装不知，悄悄掐死它；如果他回答是‘死的’，我就让小鸟飞走。” 于是，一群孩子拥到神仙那儿，孩子王问神仙：“老神仙，你知道我手里的小鸟是活的还是死的？” 神仙沉默片刻，开口说：“孩子啊，这个答案握在你的手里。” 是呀！今天的人们如何对待朋友和他人呢？你能不能待人以诚，答案就在你的手中。为什么呢？你自己有思考的权利，你厌恶他人，批判他人，责备他人，支配你这些行为的是你自己。视而不见他的缺点，或者寻找他人的优点，也全凭你自己。令人可笑的是，我们总是希望他人身上一点缺点都没有。在我们的心目中，总是有一幅同事、恋人或朋友的十全十美的画像。当这些画像与现实中的他们稍有不同时，哪怕是小小的缺憾，也会在我们的心里涌出愤慨，因为“完美的形象”被破坏了。 威尔·罗杰曾经这样讲过：“我至今没有遇到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因为每见到一个人，我总是设法赶走使自己产生厌恶心态的情绪，寻找他身上让人喜欢的部分。” 请努力地寻找他人身上的优点吧。从宽容他人中获利的，并非别人而是你自己。这时，你会发觉你很幸福，更喜欢自己，更深深地享受人际关系和谐带来的欢乐。相反，如果你没有宽容的胸怀，不满、空虚、凄惨就会趁机而入，最终侵蚀到你的肉体和心灵。 2.以心换心，真情可鉴 有人常说“人心难测”，现在人与人之间彼此不敢信任的情况很多，这是全社会的共同倾向。到目前为止，各种战事仍在世界各个角落进行着，不只是有武器的战争，也包括了心理的战争。这些都会消耗人类大量的物资与精神力量，使人心疲惫，影响到人们的相互信任。解除“人心难测”的恐惧首先大家应该彼此信任，彼此谅解才对，例如一事当前有主见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太过分的话，反而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应该设法用明智的方法去解决。首先是把问题说出来，摆到桌面上，而不是用争斗、陷害等不良的方式来表达。上天赋予人以语言功能，正是有此作用；其次是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世事中的许多纷争，只要彼此置换一下位置，同时又不要蛮不讲理，问题就都能解决。 3.善解人意其实不易 古语说，人们寻求他人的理解，就像花儿渴望阳光那样迫切。 理解人是很重要的。在和他人愉快的交往中，理解人和向他们传达你的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家庭中，由于对于理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导致家庭崩溃的情形比比皆是。在漠视理解、强行扩张自己的欲望之时，男人和女人都不知道把爱和尊重弄到哪儿去了。“我在家里全然不被理解。”这司空见惯的牢骚话，是我们应极力避免的。 你的丈夫或妻子平时经常这样唠叨吗？“我知道我不好，也明白以前对你太苛刻了。可是，在你躲着我、三天两头也不说话之前，你难道就不能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吗？对我来说，心情沉重是当然的。月月支出吃紧，家务做也做不完，被孩子们搞得焦头烂额，我总是腰酸、头痛得要命。求求你，在无视我的存在之前，能不能理解我的苦处？” 第二章 职场厚黑学 第二章 职场厚黑学 造势是胜出的关键 《百战奇法·弱战》云：“凡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须多设旌旗，倍增火灶，示强于敌，使彼莫能测我众寡、强弱之势，则敌必不轻与我战，我可速去，则全军远害。”“虚张声势，贵在布局。”可以说，不同的人，常常采用不同的办法为自己壮大声威。厚黑宗师李宗吾说，做人要“赫赫然大人物，凛不可犯”。诚然，“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谁的“势”与“气”强大，谁就稳操胜券。这样才能压住对手，让人尊重乃至对你臣服。 清代，有一位外国的使者来拜访康熙皇帝，但是这位使者拒绝给皇帝下跪，因为下跪在他们国家看来是最屈辱的事。大臣知道了这事十分烦恼，既不能强迫使者，但又不敢对皇上不恭。后来，有位大臣想出来了一个办法，在上朝的时候，带着这位使者在紫禁城里面转了一大圈。使者被刚才看到的高大的城墙和庄严的宫殿的气势威慑住了，走到太和殿看到了皇上坐在金殿上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就跪下了。 大臣是高明的，他利用建筑物的气势彻底地击垮了使者的傲气。不难看出，气势往往会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能在无形中挫人锐气，让对手臣服。 三国时期，曹操领兵分八路进攻樊城，刘备弃城而走，曹操率大军紧追其后。在千军万马中，赵云（字子龙）单枪匹马救出幼主阿斗，直穿曹兵重围，往长坂桥而走，曹将文聘引军追赶。赵云来到桥边，已是人困马乏，始见张飞挺矛立于桥上，赵云大呼：“翼德快快救我！” 原来张飞为接应赵云，带领二十余骑来到长坂桥。张飞见曹军成千上万的兵马杀将过来，他心生一计，命所有士兵到桥东的树林内砍下树枝，拴在马尾巴上，然后策马在树林内来回驰骋，冲天的尘土使人以为有重兵埋伏。 张飞则亲自横矛立马于桥上，向西而望。 曹将文聘带领大军追赵云到长坂桥，只见张飞手持蛇矛，立马桥上，便勒住马，不敢近前。不一会儿，曹将曹仁、李典、张辽、许褚都来到长坂桥，见张飞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都担心是诸葛亮用计，谁也不敢向前。 曹操得到报告，赶紧催马由后军来到桥头。张飞站于桥上，隐隐约约见后军有青罗伞盖、仪仗旌旗来到，料到是曹操起了疑心，亲自来阵前查看。 张飞等得心急，大声喝道：“我乃燕人张翼德，谁敢来与我决一死战！”声音犹如巨雷一般，吓得曹兵两腿发抖。 曹操赶紧命左右撤去伞盖，环视左右将领，说：“我以前曾听关云长说过，张飞能于百万军中取上将头颅如在囊中取物那么容易。今天遇见，大家千万不可轻敌。”曹操话音刚落，张飞又圆睁双目大声喊起来：“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一死战！” 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自己已是心虚。于是，曹军众将一起往西奔逃而去。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 从实力上说，曹操比张飞要强得多，但强大的曹操却被张飞吓跑了，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张飞在气势上占了上风。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不妨也给自己营造一种气势，这样，往往能让对手仰视，获得更多人的拥戴。 在美国的一系列竞选中，采用“造势”的办法让自己胜出已是屡见不鲜了。可以说谁造的势大，谁造的势巧，谁就有可能击败对手，成为最后的赢家。 据有关报道，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善于造势，他把起点定在费城近郊的威尼坞车站。民众引颈热烈期待，奥巴马乘坐的“改变”号火车缓缓驶进车站。民主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奥巴马走出车厢，站在车尾露天月台上，很熟练地演讲起来了。 奥巴马挥手向月台下的民众致意，不少粉丝发出尖锐的叫声，有女子大喊“我爱你”，也有人大喊“总统先生”。奥巴马说：“我们将一起改变华府，终止政客游戏，这是我们的时代，不能让麦肯带美国走回头路！” 宾州幅员不小，希拉里等人搭飞机、坐巴士赶场，颇受舟车劳顿之苦；奥巴马则遵循传统，包租一列宾州火车，随着延伸到各地的路线，深入城乡进行拉票，安稳的火车之旅让随行人员和媒体都轻松了不少。 政客上台如明星亮相，必须要营造出场气势。奥巴马聪明地利用宾州交通优势，火车铁轨高伏于地面，露天月台居高临下，堪称天然自成的舞台。郊区车站附近多为空地或公园，形成地势较低的台下。 奥巴马包租宾州政府经营的septa火车。每回奥巴马的“改变”号进站时，火车会两短一长地鸣笛，有异于平常火车的鸣笛声，这时人们就知道奥巴马来了。宾州火车系统配合奥巴马的行驶路线，适度机动调拨月台，让奥巴马能够顺利开讲。 威尼坞车站位于郊区，当地为传统的美国小城镇，族裔以白人居多，收入在中等水平以下，却有许多奥巴马的支持者。泰瑞在镇里的杂货店工作，她带着两个小孩，曾起个大早到车站抢位置，只为一睹奥巴马的庐山真面目。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一群穿着支持奥巴马的运动衫的中年白人男子，在带领者的指挥下，齐声大喊“yes，we can”。这引起奥巴马的注意，他微笑着挥手致意，让这群白人男子乐翻了，口哨声此起彼落。 由这个例子中，造势的作用可见一斑。奥巴马最后之所以能胜出，很大原因是他的造势吸引了美国民众的眼球，从而很好地宣传了自己。可见，造势能让自己的优点、实力放大很多倍。 背靠大树好乘凉 职场上有一句话，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确，在你的背后，要是有个显赫人物为你撑着，你的人生旅途自然畅通无阻。这就要求你要有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睛。 清朝康熙帝在位时，当时最大的奸臣是明珠。明珠幼年在宫中当过侍卫，与康熙的关系比较接近。正由于这层关系，明珠仕途一帆风顺，鼎盛期官至兵部尚书。 吴三桂自请“撤藩”，朝中大臣多有慰留之意。明珠附和康熙的意见，主张下旨“撤藩”，看看吴三桂敢不敢反。从此以后，康熙更是对明珠欢喜不已。 明珠得势以后，与其最亲密的走狗余国柱开始大肆卖官，中饱私囊。凡是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重要位置一有空缺，他们便向有意者大肆索贿，直到满足他们的欲望为止。日子久了，明珠的财富也就堆积如山了。 而且，明珠还进一步控制那些检察官员，进而钳制百官。他将所有新上任的检察官员找来，令他们订下密约，答应所有向皇帝上的奏章，事先一定拿来给自己过目。 这样，明珠不仅得宠于皇上，控制百官，还控制着整个检察机构。国家机构对他已然没有任何约束力，明珠一时间权倾朝野。 宠臣太过，就必然会为患于朝廷。大智如康熙者，不曾明眼辨奸，实为憾事。 等到明珠最终被人告发了，康熙也仅仅是免去他的大学士之职，并且，还是很不忍心的。过了不久，康熙又把他召回身边，充任“内大臣”！ 明珠是个可憎可恶之人，我们可以从他成功的背后去寻找答案。要不是有康熙这棵大树为他挡住烈日、挡住狂风、挡住暴雨，他早已是满朝文武的众矢之的，身首异处了。 明珠的官道畅通之法，不可为我们所效仿；但是，我们也可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如果在你的工作中，遇到那些十恶不赦之人，而他们又羽翼丰满、势力强大，要铲除他们，你也只有背靠大树才能达到目的。 在政界和商界交往中，把极有号召力的旗号拉扯过来，当成虎皮，用来骗人和吓人。这是一种官场上的“厚黑”恶习，其根本目的是借局布势。特别是当某些人的力量很弱小、无力形成强大的声势时，常可以借助别人的旗号，布置成有利于自己的阵势。例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项梁接受谋士范增的建议，找来已落魄成牧羊童的楚王之孙，尊为楚怀王。楚怀王的出现，激起老百姓对秦朝统治者的反抗情绪，起义军人数倍增，形成了埋葬秦朝的强大声势。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拉大旗做虎皮。在日常生活中，拉大旗做虎皮何止在政治领域中经常运用，就是在今天的商界也司空见惯。 有一位美国出版商，在总统身上大做文章，不仅推销掉积压的图书，而且还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一次，该出版商为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图书卖不出去而发愁，忽然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过了几天，他通过朋友送给美国总统一本样书。后来，总统看到了这本书，只浏览了几页，便漫不经心地说：“这本书不错。”出版商闻讯，利用总统这句话大做广告，一个月内就把积压图书全部卖光了。 不久，又有一批图书积压在库。该出版商因尝到了甜头，又给总统寄去了一本样书。这一回，总统不给面子，评论说：“这本书糟透了！”于是，该出版商在广告中大肆宣传：“本公司现出售一本总统认为很糟糕的书！”不久，该书即销售一空。 几个月后，该出版商又遇到了图书积压的难题，他像之前一样如法炮制，寄给总统一本样书。这次总统学聪明了，干脆对他的书一言不发。于是，该出版商在广告中写道：“这里有一本总统难以评价的书出售！”结果，所剩图书顷刻售罄。 体会上意，顺时应变 想要得到上司的“恩宠”，必须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因此，封建官场中的那些权臣，都非常精通帝王心理，观风雨听召唤，体会上意，顺时应变。纵观古代的厚黑者，他们可能治世无能，但却媚人有方，专会在小处着眼虚处做功，单拣好听的说，挖空心思迎合上意。 北宋的童贯善于察言观色、拍马奉迎的本领，到宋徽宗即位后便发挥得得心应手、淋漓尽致。他瞅准机会，一拍即准，终于在徽宗时期发了迹。童贯主持枢密院，掌握兵权达20年，与宰相蔡京互为表里，狼狈为奸，权势之大，其实还在宰相之上。蔡京是男人，被世人称为公相；童贯是阉人，所以人们称他为“媪”相。 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自认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了，就派遣童贯四处搜罗天下名画，以供他观赏摹画。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童贯办这一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谙人情世态的官场老手，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顾其他理性的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于脑后。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历史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宋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欣赏。 不久，童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当时在开封府任职的蔡京又积极响应，迅速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绍圣年间，哲宗又恢复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没有定轨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徽宗刚刚即位时，被向太后赶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贯此次来到杭州，便与蔡京结交起来，没想到二人竟是一见如故，十分投机，童贯就想借此机会荐举蔡京。 恰巧，蔡京精于书法，还通绘画。童贯就利用蔡京的这一特长，每次送给徽宗的书画中都带有蔡京的作品，并附上吹嘘蔡京的奏章。徽宗见了蔡京的书画，本就喜欢，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就决定拜蔡京为相。正巧，朝内新、旧两派斗争不休，徽宗即借调和两派关系之因由，免了宰相韩彦忠，于公元1102年7月，任蔡京为宰相。 如果说和珅的发迹开始是偶然的机遇和肚里的墨水在起作用，那么，和珅的不断荣升靠的则是他的“为人狡黠，善于逢迎”。 大家知道，乾隆晚年踌躇满志。他认为自己的成就超过了父辈，自满的情绪日益膨胀，进而好大喜功，而狡黠的和珅便处处加以逢迎：乾隆自命风雅，作诗吟赋，和珅便在诗赋上下工夫；乾隆好虚荣，讲排场，他就陪伴乾隆巡幸江南、游览避暑山庄等胜地，且不惜重金大兴土木，扩建圆明园、避暑山庄，甚至为乾隆帝的退位做好了准备，修建了宁寿宫；乾隆生喜古董，雅爱收藏，和珅便挖空心思罗致进奉；乾隆笃信佛教，和珅便进献金佛。肉麻和有趣的是乾隆咳嗽之时，和珅还殷勤地捧上痰盂，供他唾痰之用。凡此种种，无不迎合乾隆的心意，当然也就赢得无比的宠幸，乾隆将自己最喜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便是一个证明。而当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从旁观察的结论是，乾隆对自己儿子的爱护，远不如对和珅的宠幸。 乾隆很喜爱文史，对文史的整理工作很重视，他想给后世留下经典著作。和珅学问不大，但对一部“四书”读得滚瓜烂熟，因为乾隆喜爱“四书”，不时提一些“四书”的问题，不管是在銮舆内，还是散步时，乾隆随时都会提问，而和珅总是脱口而出，并有独到见解。于是乾隆认为和珅很有学识。和珅靠这本事在担任了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监督之后，又被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最后还充会了《四库全书》馆正部裁，兼藩院尚书事。这样一来，和珅就成了最有“学问”的大臣了。 刊印二十四史时，乾隆非常重视，常常亲自校核，校出一处差错来，便觉得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心中很是痛快。 相传和珅和其他大臣为了迎合乾隆的这种心理，就在抄写给乾隆看的书稿中，故意于明显的地方抄错几个字，以便让乾隆校正。这样做便显示了乾隆学问深，比当面奉承他更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皇帝改定的书稿，别人就不能再动了，但乾隆也有改不到的地方。于是，这些错误就传了下来，今天见到的殿版书常有讹处，有不少就是这样形成的。 和珅此人工于心计，头脑机敏，善于捕捉乾隆的心理，总是选取恰当的方式，博取乾隆的欢心。他还对乾隆的性情喜好、生活习惯进行观察和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乾隆的脾气、爱憎等了如指掌。往往是乾隆想要什么，不等乾隆开口，他就想到了；有些乾隆未考虑到的，他也安排得很好。 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耀眼 做下属的，没有哪个人不想得到赏识的，殊不知这里面都潜伏着无数的危机。因此，古代大臣中的一些智者，总注意把握住一个分寸，不让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令自己君上的形象显得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而要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干出几件不大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使君上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而释疑化妒，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 萧何是最早支持并参与刘邦起事的亲信，在后秦灭楚兴汉的事业中立有大功。刘邦在论功行赏时，将他排在功臣之首，并给了他可以佩剑穿履从容入宫朝见的特殊待遇，以示恩宠。 后来韩信被诬谋反，当时刘邦率兵出征在外，是萧何为吕后设计除掉了韩信，解除了刘邦心头大患，萧何由此从丞相提升为相国，封地增加了五千户，还给了五百名士卒做他的警卫。朝中大臣无不向他表示祝贺，只有一个叫召平原的秦朝遗老独去致哀，对萧何说：“你不日将有大祸临头了，如今主上风餐露宿转战于外，而足下坐镇京师，并未立有战功，主上之所以给你增加封地，设置卫队，是由于韩信刚刚谋反，主上对你心存怀疑，以此加以笼络，并非是对你的宠信。请足下让出封赏不要接受，并将自己的家产拿出来资助前方军队，主上必然高兴。”萧何认为他说得十分有理，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又过了一年，英布谋反，刘邦又一次率兵出征，却从前线一再派回使臣打听萧何在干什么。萧何在京师尽心尽责地安抚百姓，筹备粮草，输送前线，如同他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又有人对萧何说道：“足下不久将有灭族的大祸了。足下如今位为相国，功列第一，官不可再升，功不可再加，可足下自入关中十几年来，甚得民心。如今主上派使臣来打听足下的情形，是担心足下名声太大，对他构成威胁。足下何不到处压价买田，高利放债，使民有怨言？只有如此，主上才会对你放心。”萧何听从了他的意见照做了，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当刘邦班师回朝时，老百姓纷纷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刘邦一点儿也不怪罪萧何，反而将老百姓的状纸交给萧何，笑着对他说：“你自己处理吧！” 萧何是刘邦的贫贱之交，刘邦亲口将他封为第一功臣，为什么刘邦对他还相信不过呢？这是因为政治斗争是一个不断地一分为二的裂变过程。当年项羽、刘邦共同对付秦朝，秦朝灭亡了，项羽、刘邦这一对盟友翻了脸，打了起来；项羽被消灭了，刘邦集团内部又发生了裂变，中途入伙的韩信、英布又被刘邦视为异己的力量；韩信、英布垮台了，刘邦的核心集团又该找出新的打击对象了。萧何树大招风，自然首当其冲。萧何虽然不断地自毁名声，却并未能消除刘邦的猜疑。就在刘邦将状纸交给萧何的同时，因萧何顺便请求将皇家花园中的荒废土地拨出一些交给百姓耕种，刘邦立刻变了一副面孔，说萧何故意讨好百姓，将他收进监狱。刘邦之类最高掌权者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盘剥百姓，结怨于民，那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段，他不仅不会管，还会加以纵容；你要真正想替百姓办一两件好事，说一两句公道话，而影响了他的权威、名声，他便非要整治你不可。 所以，干些蠢事、坏事，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也不失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魏国曹丕当了皇帝以后，对他的兄弟们十分刻薄，防范也十分严密，虽然这些兄弟们都被封为“王”，却都是徒有其名。他们全都被打发到远离首都的封地，不许随便回到首都来；每个人手下只有百十名老兵作为守卫，使他们无法凭借武力作乱；还派了官员来监督他们，有点儿小错就被上报朝廷，遭到谴责。 只有北海王曹表，为人谨慎，勤奋好学，没有任何过错。那些监督他的官员说：“我们奉皇帝的命令来监督大王的行动，有过错就应当举奏，有善行也应该据实报告。”于是联名写了份报告，称赞曹表的美好品德。 曹表一听到这个消息，吓得大惊失色，指责官员们说：“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任何人都应该如此的，而你们却报告了朝廷，这岂不是给我增加麻烦吗？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好品德，朝廷自然会知道，你们这样联名上书，只怕要适得其反了！” 曹表曾对儿子说：“与其因受到宠爱而遭受灾祸，不如贫贱而无灾无难。”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并让妃妾们亲自动手纺线织布，如同平民之家一样，因此他得以保全性命。 切忌抢上司的风头 在工作中经常会有一些比较艰难而且费力不讨好的任务。一般情况下领导也难以启齿对下属交代，只有靠一些心腹揣测领导的意思，然后硬着头皮去做。做好了，领导心里有数，但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表扬；做得不好，领导怪罪，下属承受着，到时候领导自会“认账”的。可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不能护驾反而出卖领导的人，领导就不会饶恕了。 某家工厂有位生产线科长老陈，个性温和，工作勤奋，与同事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次，因为货源来不及补足，造成产量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厂长非常生气，在开会时宣布要扣除生产科全体员工当月的奖金。 散会后，老陈并没有解释生产为什么会延误，只是诚恳地对厂长说：“这一切都不关生产科其他同事的事，是我自己指挥不当才造成的。这事应该由我独自来承担，请扣除我个人当月工资和全年奖金作为处罚。”厂长同意了老陈的要求。 生产科的员工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于是他们主动加班，决心下个月超额完成生产目标。在他们的同心协力及辛勤努力下，第二个月的产量果然超过生产目标。厂长非常高兴，立即宣布加发奖金给生产部门。 老陈将奖金都分给了员工，自己分文未取，他对员工说：“这些奖金是大家的辛劳所得，是属于大家的。”老陈推功揽过，不但赢得了生产科同事的拥护和赞赏，同时也为公司创造了佳绩。 推过揽功的人，较不受欢迎，为人所摒弃；而豁达超然、不计较个人名利的人，反而能拥有威信，为人所尊重。《道德经》上有一句话：“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聪明的人，平时却像个呆子，虽然能言善辩，却好像不会说话一样，言外之意就是说人要匿强显弱，大智若愚。 上面这则故事是典型的“揽过”，就是主动将过错扛在自己肩上。让我们再来看一则“推功”的故事，就是把功劳让给别人，尤其是让给自己的上司。李泌在唐代中后期政坛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气的人物。他侍奉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皇帝，在朝野上下很有影响。 唐德宗时，他担任宰相，西北的少数民族回纥族出于对他的信任，要求与唐朝讲和，联为婚姻，这可给李泌出了个难题。从安定国家的大局考虑，李泌是主张同回纥恢复友好关系的；可德宗皇帝因早年在回纥人那里受过羞辱，对回纥怀有深仇大恨，坚决拒绝。事情僵在那里。正巧在这时，驻守西北边防的将领向朝廷发来告急文书，要求给边防军补充军马，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经空虚得没有这个力量了，唐德宗一筹莫展。李泌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便对德宗说：“陛下如果采用我的主张，几年之后，马的价钱会比现在低十倍！” 德宗忙问什么主张，他并不直接回答，先卖了个关子，说：“只有陛下出以至公无私之心，为了江山社稷，屈己从人，我才敢说。”德宗说：“你怎么对我还不放心！有什么主张就快快说吧！”李泌这才说：“臣请陛下与回纥讲和。”这一主张果然遭到了德宗的拒绝：“别的任何主张我都能接受，只有回纥这事，你再也不要提了。只要我活着，我绝不会同他们讲和，我死了之后，子孙后代怎么处理，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李泌知道，好记仇的德宗皇帝是不会轻易被说服的，如果操之过急、言之过激，不仅办不成事情，还会招致皇帝的反感，给自己带来祸殃。他便采取了逐渐渗透的办法，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多达15次的陈述利害的谈话，才算将德宗皇帝说通。李泌又出面向回纥族的首领做工作，使他们答应了唐朝的五条要求，并对唐朝皇帝称儿称臣。这样一来，唐德宗既摆脱了困境，又挽回了面子，十分高兴。唐朝与回纥的关系终于得到和解，这完全是由李泌历经艰苦，一手促成的。唐德宗不解地问李泌：“回纥人为什么这样听你的话？”李泌恭敬地说：“这全都仰仗陛下的威严，我哪有这么大的力量！” 听了这样的话，德宗能不高兴吗？能不对李泌更加宠幸吗？如果是一个浮薄之人，必然大夸自己如何声威卓著，令异族畏服，显示出自己比皇帝都高明，这样一来必然会遭到皇帝的猜疑和不满。 将自己辛苦得到的成绩归于他人，是有点儿舍不得，心里难以平衡。可是你细想一想，你做出了成绩，谁来表彰你，谁来给你发奖金，不都是你的领导吗？你把功劳给了他，他会亏待你吗？如果你非要从狼嘴里夺肉，大饱了口福之后又怎么办呢？只怕是连命都保不住了，那么你苦心得到那块肉还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下属，不仅要善于推功，还要善于揽过，两者缺一不可。因为大多数领导愿做大事，不愿做小事；愿做“好人”，而不愿充当得罪别人的“坏人”；愿领赏，不愿受过。在评功论赏时，领导总是喜欢冲在前面；而犯了错误或有了过失后，一些领导却想缩在后面。此时，就需要下属出面，代领导受过或承担责任。 小张是某县委办公室的科员，经常会遇到上访者要求见领导解决问题的事情。领导精力有限，如果事事都去惊动领导，势必影响领导集中精力做好全局工作。 每当有来访者吵闹着要见领导时，小张总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勇敢地站出来，分清情况，解决纠纷，进行协调，必要时还使用强制手段把问题处理好。经常能够独自解决一些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的事件，不怕得罪人。对一些重大问题也是先调查清楚，安抚好上访者之后，再向领导请示，从不让领导直接面对棘手的问题。无论大事小情他总能处理得有条不紊，众人心服，同样也获得了领导的赞扬。 大凡领导，管辖范围的事情很多，但并不是每一件事情他都愿意干，都愿意出面，都愿意插手。这就需要下属在关键时刻能够出面，代领导摆平，甚至出面护驾，替领导分忧解难，这样必能赢得领导的信任和赏识。 像小张这样的下属，哪个领导能不需要呢？这就是领导所赞美的实干家，他比整天跟在领导后面只知道看领导脸色行事，遇到点儿大事就往领导后面跑的人要好得多。 一家饭店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公众的投诉。电视台记者在这家饭店采访时，最先碰到了该饭店经理的助理小王。小主最怕这种阵式，怕被别人逼问，就对记者推卸道：“这件事我不清楚，我们经理正在办公室，你们有什么事直接去问他吧！”这下可好，记者闯进经理办公室，把经理“逮”了个正着。经理想躲也躲不开了，又毫无心理准备，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采访。事后，经理得知小王不仅没有给自己挡驾，还把自己给推了出来，很生气，便把小王炒了鱿鱼。 明智的部属，应懂得如何适时地把自己的功劳归于老板。虽然这样做会有委屈自己和逢迎拍马之嫌，但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是部属而他是老板呢？做老板当然要光彩夺目，而部属相比之下自然应黯淡些，如果不是如此而是相反，那老板自然容不下你。 刘局长的司机近年来逐渐发福，而刘局长则是一直保持瘦削的身材。每次外出办事，很多人一见面就会把司机认做领导，而把刘局长本人认做是司机，这让刘局长和司机都非常尴尬。虽然每次司机都走在刘局长的后面缩手缩脚，但是还是不断被人认错。不久，刘局长就换了司机，新来的司机比刘局长更加瘦削。 刘局长的司机之所以被局长换掉，就是因为他在众人面前抢了领导的风头，这让刘局长非常尴尬，自然也非常生气。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需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不能比你的领导更优秀、更引人注目。例如，你的穿着装扮比老板更胜一筹，把别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你身上而忽视了老板，你想你的老板心中会舒服吗？更有甚者，某些人眼光拙劣，把做部属的当做老板，却把老板当做随从，那老板肯定会把你打入冷宫。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老板应该穿得比部属名贵些、漂亮些。 特别是同性之间，做部属的穿着比老板还豪奢名贵，那老板必定很不舒服。尤其是女性上司，女性都对服饰特别看重，别人不经意间的赞扬或批评，都能引起其注意。如果你的老板很讲究服饰仪表，做部属的也要注意服饰的整洁得当，但不要抢了老板的风头；如果你的老板不太看重服饰，那你在穿着上“过得去”便行了。 又如，在公共场合抢着说话也不太适合。当部属和老板出现在公众场合，老板不太爱说话而部属却滔滔不绝，引起众人的赞赏和掌声，则这位部属离被炒之日不远矣。在这些公共场合，你把别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你这里，把老板的“风头”都抢光了，老板能不嫉妒你吗？所谓言多必失，做部属只能“屈居第二”，附和着老板即可。 再如，你的人缘很好，工作能力强，但如果有些同事在老板面前太过表扬你，说你的才华超过老板。说这种话的同事也许是真糊涂，也许是别有用心的假糊涂，此时你就得小心了。老板希望部属个个精明能干，能独当一面，但不希望部属比自己强，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 总的来说，有出风头的机会应尽量留给老板，千万别做抢风头的蠢事。刘辉是刚到银河公司的职员，短短两个星期后，他发现他的顶头上司的工作实际极其简单。有一天，当上司正在为一项任务发愁时，刘辉主动请缨：“主任，这件事太简单了，我在学校经常接触这方面的东西。” 刘辉本来以为上司会对自己大加赞赏，没想到主任冷冷地抛过来一句：“是吗？我倒没发现原来你这么能干。”然后拂袖而去，剩下刘辉一个人半天也没回过味来。 相比之下，李军就显得聪明多了。当李军的上司为一个问题烦恼时，李军并没有像刘辉一样大大咧咧地说出由他来完成的话，而是以关心的态度表示愿意和上司一起思考，解决问题。他还找来一些资料，与上司一起寻找解决方法。结果，如李军“估计”的一样，上司比他先从资料里找出了答案。问题解决后，李军明显感觉到上司和自己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上司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李军比刘辉聪明的地方在于他既达到了解决问题的目的，又为上司保全了面子。在上司面前，李军并没有丝毫炫耀的意思，表现出的只是想替上司分忧的热情。 对于上司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无论你本人多么有能力，也决不可擅自做主，私下处理，抹了上司的面子。如果你比上司聪明，就要表现出相反的样子，让他看起来比你聪明干练。你可以故作天真，使表面上看起来你更需要他的经验。有时还可故意犯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才有机会寻求他的协助。上司们可是非常重视这样的请求。如果身为上司无法恩赐他的经验于下属，他可能就会赏给你他的恶意。如果你的点子比上司的想法更富创意，尽可能以公开的姿态将这些点子划归他名下，让大家都看清楚，你的建议不过是对他的意见的回响。如果你天生就人缘好、慷慨大度，小心不要成为遮蔽他光华的那片乌云。因为他必须看起来是众人围着的太阳，散发着光辉。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宁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这是厚黑者的哲学。战国时候，张仪和陈轸都投靠在秦惠王门下，受到重用。不久，张仪便产生了嫉妒心。因为他发现陈轸很有才干，比自己强得多，担心日子一长，秦王会冷落自己，喜欢陈轸。于是他便找机会在秦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进谗言。 一天，张仪对秦惠王说：“大王经常让陈轸往来于秦国和楚国之间，可现在楚国对秦国并不比以前友好，但对陈轸却特别好。可见，陈轸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他自己，并不是诚心诚意为我们秦国办事，听说陈轸还常常把秦国的机密泄露给楚国。作为大王您的臣子，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不愿再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做事。最近我又听说他打算离开秦国到楚国去。要是这样，大王还不如杀掉他。” 听了张仪的这番话，秦王自然很生气，马上传令召见陈轸。一见面，秦王就对陈轸说：“听说你想离开我这儿，准备上哪儿去呢？告诉我吧，我好为你准备车马呀！” 陈轸一听，感觉莫名其妙，两眼直盯着秦王。但他很快明白了，这里面话中有话，于是镇定地回答：“我准备到楚国去。” 果然如此！秦王对张仪的话更加相信了，于是慢条斯理地说：“那张仪的话是真的。” 原来是张仪在捣鬼！陈轸心里完全清楚了。他并没有马上回答秦王的话，而是定了定神，然后不慌不忙地解释说：“这事不单张仪知道，连过路的人都知道。从前，殷高宗的儿子孝己非常孝敬自己的后母，因而天下人都希望孝己做自己的儿子；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对吴王忠心耿耿，以至于天下的君王都希望伍子胥做自己的臣子。所以，俗话说，出卖奴仆和小妾，如果左右邻居争着要，这就说明他们是好仆好妾，因为邻里人了解他们才买；一个女子出嫁，如果同乡的小伙子争着要娶她，这就说明她是个好女子，因为同乡的人了解她。我如果不忠于大王您，楚王又怎么会要我做他的臣子呢？我一片忠心，却被怀疑，我不去楚国又到哪里去呢？” 秦王听了，觉得有理，点头称是，但又想起张仪讲的泄密的事，便又问：“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将我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呢？” 陈轸坦然一笑，对秦王说：“大王，我这样做，正是为了顺从张仪的计谋，用来证明我是不是楚国的同党呀！” 秦王一听，却糊涂了，望着陈轸发愣。 但陈轸还是不紧不慢地说：“据说楚国有个人有两个妾。有人勾引那个年纪大一些的妾，却被那个妾大骂了一顿。他又去勾引那个年轻些的妾，年轻的妾对他很友好。后来，楚国人死了。有人就问那个勾引他的妾的人：‘如果你要娶她们做妻子的话，是娶那个年纪大的呢，还是娶那个年纪轻的呢？’他回答说：‘娶那个年纪大些的。’这个人又问他：‘年纪大的骂你，年纪轻的喜欢你，你为什么要娶那个年纪大的呢？’他说：‘处在她那时的地位，我当然希望她答应我。她骂我，说明她对丈夫很忠诚。现在要做我的妻子了，我当然也希望她对我忠贞不二，而对那些勾引他的人破口大骂。’大王您想想看，我身为楚国的臣子，如果我常把秦国的机密泄露给楚国，楚国会信任我、重用我吗？楚国会收留我吗？那么，我是不是楚国的同党，大王您该明白了吧！” 秦惠王听陈轸这么一说，不仅消除了疑虑，而且更加信任陈轸，给予他更优厚的待遇。 陈轸遭遇张仪这样的小人时，并不与张仪发生正面冲突，而是用巧妙的一席话，既击破了谗言，又保全了自己，而且还没有加深张仪对自己的进一步忌恨，可谓收到了“一箭双雕”的神奇功效。试想，如果陈轸公然与张仪撕破脸皮，进而对簿公堂，只会中了张仪的奸计——因为在本已心存怀疑的秦王面前，无论他如何强辩都只会越描越黑。因此，对待谗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迎头去“硬碰”，而是用巧言妙语去击破它。正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是这个道理。 不动声色打打太极 面对咄咄逼人的攻势，以柔克刚的太极推手能把对方的劲道化解于无形。避其锋芒、旁敲侧击，看似平静的回答能起到“无招胜有招”的效果。 1.有意曲解 曲解含讽即在词语的含义上做文章，也在词语的转义上做文章。1984年，里根为了竞选总统，与对手蒙代尔进行电视辩论。 在辩论中蒙代尔自恃年轻力壮，竭力攻击里根年龄大，不宜担此重任。里根回答说：“蒙代尔说我年龄大而缺乏精力，我想我是不会把对手年轻、不成熟这类问题在竞争中加以利用的。” 这一绝妙的回答立即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最后，选民们接纳了里根。蒙代尔在电视辩论中只是说“里根年龄大，不宜担此重任”，并没有说自己“年轻，不成熟”。里根的奇招就在于对蒙代尔的有意曲解进行嘲讽。表面是说不会利用对手“年轻、不成熟”的情况，实际正是在于揭露对手“年轻、不成熟”的情况，以守为攻，以柔克刚，终于达到赢得辩论且赢得选民的目的。 威尔逊任新泽西州州长时，他接到来自华盛顿的电话，说新泽西州的一位议员亦他的一位好朋友刚刚去世了。威尔逊深感震惊和悲痛，立即取消了当天的一切约会。然而几分钟后，他接到了新泽西州的一位政客的电话： “州长，”那人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希望代替那位议员的位置。”“好吧，”威尔逊对那人迫不及待的态度感到恶心，他慢吞吞地回答说，“如果殡仪馆同意的话，我本人是完全同意的。”正沉浸在好友议员去世悲痛中的威尔逊，突然接到迫不及待地想顶替死者担任议员的政客的电话，便有意曲解“位置”一词，将政治家觊觎的“议员位置”转义为“殡仪馆的位置”，用诙谐的幽默，表达了对这位新泽西州政客的反感与嘲讽。 2.模糊语言，似答未答 南齐时，有位著名书法家叫王僧虔，是晋代王羲之的四世族孙。他的行书楷书继承祖法，造诣颇深。 当时南齐太祖萧道成也擅长书法，且自命不凡，不乐意自己的书法逊于臣子。 一天，齐太祖提出要与王僧虔比试书法。写毕，齐太祖傲然问王僧虔：“你说说，谁第一？谁第二？” 王僧虔既不愿贬低自己，又不愿得罪皇帝。他眉头一皱，说：“臣的书法，人臣中第一；陛下的书法，皇帝中第一。” 太祖听了，只好一笑了之。 皇帝要比书法，而且还问谁好，这本身就是一个出奇的、难以回答的问题。 谁第一、谁第二，对于一个争强好胜的人，特别是一个争强好胜的皇帝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乃至要命的问题。如实说自己第一吧，开罪皇帝难免不起祸端；说皇帝第一吧，又有慑于皇权、趋炎附势之嫌。 “臣的书法，人臣中第一；陛下的书法，皇帝中第一。”对奇问作奇答，似回答实未答，模糊应对，出奇制胜。 所以，就连皇帝也只好“一笑置之”。 3.笑声中表达观点 这在针锋相对的论辩中具有奇妙的功效，不仅可增强说服力，巧妙地反驳对方，而且会赢得听众的兴趣和赞同。论辩当然主要是为了探求真理，但也是为了比赛技巧和口才，所以它应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娱乐性。观众很想从双方的论辩中获得愉悦。因此，高明的论辩者应该满足观众的心理欲求，尽力使自己的语言机智幽默、妙趣横生，以便获得最佳效果。 在1988年度亚洲大学生论辩会上，复旦大学队和对方论辩“庞大的人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负担”时，有个队员笑着说：“广播局现在在外面准备了两百人的茶点，如果现在的人数急剧增加到一千人的话，那我可能就吃不着了。”这话引起观众满堂笑声，报以热烈鼓掌。 论辩中很需要这一类反应机敏的幽默语言。它不仅能以调侃、轻松的态度反驳对方，活跃气氛，而且能在观众和评委面前表现出一种洒脱自如、才华横溢的自我形象。但须注意幽默不同于滑稽，也不同于讽刺，而是一种言简意赅、饶有情趣的传递艺术和豁达而机敏的做人的风度。 1990年亚辩赛中，南京大学队与澳门东亚大学队对垒。南大队的战略要“避虚就实”，准备的实证资料比较多，因此很容易造成论辩风格上过于严肃的情况。针对这一点，他们在赛前设想了一些生动、诙谐的语句，在赛场上达到了挥洒自如、机智幽默的境界。如他们在说明了新加坡在1985年经济衰退时召开了有1000多位学者参加的“经济对策研讨会”后，马上接上一句：“如果儒家思想真有对方所说的功效，那么他们召开的不就应该是儒家思想研讨会了吗？”在指出四小龙都奉行“出口导向战略”时，连带着加一句：“如果儒家思想能够推动经济的快速成长，那么其他国家只要多进口几本《论语》、《孟子》，保证人手一册，经济快速成长不就十拿九稳、万事大吉了吗？”这些话引起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还有，当时对方指出：“儒家思想提倡‘返本以开新’，它本身是发展的啊！”南大队马上接着说：“它是发展的，不过让我们看看它是怎样发展的——孔子说‘男女授受不亲’，孟子发展了，提出‘嫂溺，叔可援之以手’。可是这种发展还是无助于经济快速成长啊！”对方又指出：“儒家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和齐家虽然不能推动经济成长，可是它也有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啊！”南大队员则不紧不慢地反驳道：“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儒家所谓的天下大治吧。按照孔子的说法，无非是行周代的礼法、乘商代的车子、戴夏代的帽子，再来上一段尧舜时代的歌舞，这怎么能带来经济快速成长呢？”一阵掌声过后，这位队员又说：“据我们所知，新加坡用的是公元历法，爱乘的是奔驰和三菱牌轿车，并且没有戴帽子的习惯，这怎么能说是儒家的天下大治呢？”一席话博得了台下一片掌声和笑声。凡此种种，都对这场论辩取胜起了不少的作用。 在决赛中，复旦队的一个队员讲：“‘父母在，不远游’，这是纯粹的儒家思想吧？如果照此办理，我们还会来到新加坡吗？”这句话寓哲理于谈笑之间，效果甚佳。但台湾大学队立刻反击道：“对方同学不要断章取义。《论语》中的下句是：‘游必有方。’”这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显然对复旦队不利，但复旦队又不能不作答复。这时复旦队一个队员反应机敏，“就地取材”说：“至于‘游必有方’嘛，游来游去不要成为乌节路上的游离少年啊！”乌节路是新加坡的商业繁华街，游离少年是对那些不服管教的少年的总称。因为当地观众对这些十分熟悉，这句“就地取材”的话既切中要害，又幽默风趣，因而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显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奇妙作用。 4.动作代替语言 用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不置言语，此技巧多用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不愿多说的论辩当中。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时，《先锋论坛报》的一位记者去采访他，请总统谈谈四次连任的感想。罗斯福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很客气地请记者吃“三明治”。记者得此殊荣，便高兴地吃了下去。总统微微笑着请他再吃一块。他觉得这是总统的诚意，盛情难却，就又吃了一块。当他刚想请总统谈谈时，不料总统又请他吃第三块，他有些受宠若惊。虽然肚子里已不需要了，但还是勉强把它吃了。这时罗斯福才微笑着对记者说：“现在，你不需要再问我对于这第四次连任的感想了吧？因为你刚才已感觉到了。”此谋运用得当，可收出其不意、高人一筹的效果，减少了许多纠缠不清的语言麻烦。英国人约瑟夫·艾迪生讲过这样一句话：“假如把人的智力平面展开，智者与愚人的智力之间，我们仅能见极微小的差异。这差异在于前者懂得如何选择谈话的材料，而后者只是把他的想法点滴不漏地转为言语。”大语不言的高明处就在于它能把表达意思的动作作为“谈话的材料”，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点滴不漏地转变为言语。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美国总统林肯早年当律师时，有一次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出庭，他发现原告律师在法庭上将一个简单的论据翻来覆去地陈述了两个多小时。他站起来，先把外衣脱了放在桌上，然后拿起玻璃杯喝了一口水；接着重新穿上外衣，然后又喝；再将外衣脱下，再喝一口水……这样的动作反复进行了五六次，旁听群众见此状况，立即明白了林肯的用意，突然爆发出一阵会意的大笑，接着林肯才发表他的辩词。林肯用这些重复的动作，狠狠地回敬了对方律师论据的不足，胜过千言万语，使自己先胜一筹，处于优势。 运用这一谋略，可在论辩中控制论辩对象，赢得论辩的胜利。美国大律师赫梅尔在接受一家保险公司的委托，调查一起保险赔偿案件时，发现原告所称他的肩膀被摔下来的升降机轴打伤，至今右臂仍抬不起来的事实有诈。赫梅尔就在法庭上巧妙地运用这一谋略，机智地戳穿了原告的谎言。他说：“请给陪审员们看看，你的右臂现在能举多高？”赫梅尔要求原告举起受伤的右臂，原告慢慢地将手臂举到齐耳的高度，显得很费劲的样子，以示不能举得更高了。“那么，你在受伤前能举多高呢？”赫梅尔突然出其不意地问。原告不由自主地将手臂举过了头顶。这一下，引得旁听的群众哄堂大笑。陪审员们醒悟过来：原告第一次举手是假的！ 美国一位大学校长运用实际表演法作报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一次集会时，校长面容严肃，戴方帽、穿礼服地登上台，只讲了几句开场白，就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写着什么，然后把笔记本丢在地上。又掏出香蕉吃，把皮随手扔掉。接着是嚼糖果、花生，最后竟把泡泡糖的渣也吐在台上，还用脚踩了踩。 在学生们再也看不下去时，校长开口了： “各位同学，大家已经看清楚什么是不道德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共同维护校园的整洁。报告完毕。” 某厂正在举行一次演讲比赛。这时，一位女选手走上台。“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论坚守岗位》。”女选手嗓音甜润，吐字清晰。 突然，她停止了演讲，走下讲台，径直向会场外走去。台下的听众面面相觑，先是小声议论，继而喧声四起。 几分钟后，她才慢腾腾回到台上，面对被激怒了的听众们，充满激情地说： “如果我在演讲时离开讲台是不能容忍的话，那么，工作时间纪律松弛、玩忽职守、擅离生产岗位，难道就不应该谴责吗？我的演讲完了。”人们沉默了一会儿，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同事相处要多个心眼在职场中，同事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也很难处理。同事之间存在着各种合作和竞争的矛盾，十分微妙而复杂。职场厚黑学认为，要让自己在职场之中成功立足，既要与同事很好地相处，同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最为重要的是要小心谨慎，有时还要运用一些必要的厚黑之道。和同事相处，不可小心眼，但是也必须多个心眼；绝不可意气用事，必须冷静一些、理智一些。说话小心些，为人谨慎些，避开生活的误区，使自己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牢牢地把握住在职场中的主动权，都是十分有益的。必须尽可能地把脸皮磨厚，利用厚脸来有效地保护自己。即使对方有意攻击和指责自己，必要时也要忍耐下来。唐朝武则天时，尽管很多唐朝宗室和唐室的股肱大臣都被武则天加害，但还是涌现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且能保存自己，娄师德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是有着“台辅之气”的文臣，而且是当时抵抗吐蕃入侵的著名将领，是不可多得的文武能臣。武则天倍加赏识，曾经将其升至宰相，又委以全权处理边境事务的重任。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娄师德不但成功明哲保身，而且还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国于己都算成功。 娄师德胸怀宽广，对待同僚的态度极为温和。娄师德身长八尺，方口薄唇，即使冒犯他也不计较。一次，时为纳言（侍中）的娄师德和内史令（中书令）李昭德一起入朝。娄师德长得胖，所以走不快。李昭德性子急，走得快，一次又一次地等待娄师德，后来不耐烦了，就回头对娄师德说：“都是被你这个乡巴佬耽搁了。”娄师德却笑着说：“我不是乡巴佬，那谁是乡巴佬啊？” 娄师德升为宰相后，有一次要巡察屯田。出行的日子已经定了，部下随行人员已先起程。娄师德因脚有毛病，便坐在光政门外的大木头上等马。不一会儿，有一个县令不知道他是宰相，在自我介绍后，跟娄师德并坐在大木头上，娄师德也并不介意。县令的手下远远瞧见，赶忙走过来告诉县令，说：“这是宰相啊。”县令大惊，赶忙站起来赔不是。娄师德却开了个玩笑，将这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一笑了之。 娄师德的忍让最为有名的是“唾面自干”的典故。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前，娄师德说：“我的才能不算高，现在做到了宰相。你现在又去做很高的地方官。这有点过分了，人家会嫉妒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保全性命呢？”他的弟弟说：“从今以后，即使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脸上，我也不敢还嘴，把口水擦去就是了。以此自勉，请你放心。”娄师德说：“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人家用口水唾你，是人家对你发怒了。如果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不满。不满而擦掉，人家就更加发怒。最好是让唾沫不擦自干。”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第三章 经营厚黑学 第三章 经营厚黑学 诚信是经营中的最“厚”法则 厚黑经营学认为，诚信是经商之本，诚可取信，信是获利之源，诚信就是经营中的利器，诚信就是财富。俗话说“无商不奸”，很大程度是指在商业经营时运用谋略和计策来击败对手，而不是指在运营生产中的欺骗手段。真正的商人是以诚信起家的。在商场竞争时，运用谋略和计策，有时的确能够取得一时的战果，但要取得根本性的“胜利”，无论是在商业中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还是对待顾客，却都离不开“诚信”二字。一个成功的商人总是具有诚实、公正、坚毅等难能可贵的品德。因此，只有以诚信赢得人们的支持和信任，才是最大的商业“厚”道。 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化形成热潮，港产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打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引起国际商界的重视。李嘉诚经营的长江塑胶厂经历过濒临倒闭的危机后，焕发生机。李嘉诚的信誉有口皆碑，银行不断放宽对他的贷款限额；原料商许可他赊购原料；客户乐意接受他的产品，派送大笔订单给他。订单如雪片飞来，工厂通宵达旦地生产，营业额呈几何级数增长。 1957年年末，长江塑胶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嘉诚的事业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并不因此而满足。当时，香港的对外贸易基本上为洋行垄断，而华人商行的优势，是在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禁运，香港华人商行的出口途径，基本限于东南亚。但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却仍在欧美。因此，李嘉诚无时不渴望将产品打入欧美市场。 就在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来到李嘉诚面前。有位欧洲的批发商慕名前来长江公司。该批发商的销售网遍及西欧、北欧，那是欧洲最主要的市场。他对长江公司的塑胶花赞不绝口，认为他们的款式齐全、质优美观。在参观完长江公司的工厂后，他对能在这样简陋的工厂生产出这么漂亮的塑胶花甚感惊奇。这位批发商对李嘉诚说：“香港的塑胶花，品质、品种，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价格却不到欧洲产品的一半。我是打定主意要大量订购香港的塑胶花。但你们现在的规模，满足不了我的数量。李先生，我知道你的资金发生问题，我可以先做生意，条件是你必须尽快就找到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担保。” 尽管根据塑胶花的市场前景，以及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来说，担保的风险微乎其微，然而，一天的时间之内，李嘉诚却无法找到合适的担保。无奈之下，李嘉诚只有去见批发商。他拿出九款样品，放在批发商面前。他实在太想做成这笔交易，为此，他和设计师通宵达旦，连夜赶出九款样品，期望用样品打动批发商。若批发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看能否宽容一点儿，双方寻找变通方法；若不成，就送给批发商做留念，争取下一次合作的机会。 批发商全神贯注，对着这些样品足足看了10多分钟，尤其对那串紫红色葡萄爱不释手。看得出来，批发商对这些样品十分满意。同时，他更欣赏李嘉诚的办事作风及效率。他之前只表露出想订购3种产品的意向，结果，在不到一天时间，李嘉诚就拿出9款别具一格的极佳样品。但是，欣赏归欣赏，更重要的问题是，谈生意就必须拿出担保人亲笔签字的信誉担保书。李嘉诚只能直率地告诉批发商：“承蒙您对本公司样品的厚爱，我和我的设计师，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总算没有白费。我非常希望能与先生做生意。可我又不得不坦诚地告诉您，我实在找不到殷实的厂商为我担保，十分抱歉。” 批发商听到消息后，并未表示出吃惊和失望。他说道：“李先生，我这次来香港，就是要寻找诚实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互利互惠。我知道你最担心的是担保人。我坦诚地告诉你，你不必为此事担心，我已经为你找好了一个担保人。”李嘉诚愣住了，哪里有由对方找担保人的道理？批发商接着说道：“这个担保人就是你自己。你的真诚和信用，就是最好的担保。”听到这里，李嘉诚舒了一口气，两人会心一笑。接着，谈判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很快签了第一批购销合同。按协议，批发商提前交付货款，基本解决了李嘉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问题。这位批发商主动提出一次付清，可见他对李嘉诚信誉及产品质量的充分信任。 经过这次本无希望、但最终如愿以偿的合作，李嘉诚对诚信经营更加坚信不疑。从此之后，长江公司的塑胶花牢牢占领了欧洲市场，营业额及利润成倍增长。1958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达1000多万港元，纯利100多万港元，李嘉诚也因此赢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当代著名投资家索罗斯极为重视人品的高下。他认为，许多投机商，包括一些暂时很成功的投机商，其实并没有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事业。在选用人才方面，他也喜欢聘用那些诚实的人，而那些为人自私、不够诚实的人，尽管可能很聪明，他也会把其辞退。对那些赚钱高手，如果得不到索罗斯的信任，或是他觉得这些人的人品不可靠，他就绝对不会找他们做他的合伙人。一次，垃圾债券大王麦克·米尔被起诉，垃圾债券业务出现真空。索罗斯很想进入这一黄金领域，为此还约谈了好多位曾在米尔手下做过事的人，想请他们做合伙人。但是索罗斯发现，尽管他们积极进取又聪明能干，也很有投资天分，但都有同样一个特点，那就是都忽视道德。因此，他最后放弃了这些人。他觉得他们团队有这些人参与他会感觉很不可靠。索罗斯的团队里曾经有人私自在一处债券上投资了1000万美元，结果虽然投资赢了利，但最后索罗斯却解雇了这个合伙人。他认为，投资作风完全不同的人在他的团队里都可发挥用场，但诚信却是最重要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弱肉强食是市场的最高法则 商场如战场，二者有着最大的共同点——仅以成败论英雄。商场，向来是争夺利益最激烈的地方。谁能技高一筹，谁就能赚钱，就能稳坐钓鱼台。在这个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也许你昨天还在商界叱咤风云、风光无限，一不小心、一个失误就能让你在明天黯然“下岗”、风光不再。商业竞争最后的结果必定是你死我活，弱肉强食是最高的原则。如果我们实力不如别人，手段不够高明，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肥肉，会被别人毫不客气地吃掉。市场不相信眼泪，市场竞争与懦夫无关。即使我们暂时是弱者，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也应该做到脸厚心黑，这样，我们才会具备勇气去拼杀，才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威廉·拉道夫·赫斯特是20世纪初世界最大的报业大王，人们给他冠以一代“报业怪杰”的称号。这是一位十分复杂、充满争议的人物。他作风大胆，能量巨大，天赋惊人，以及所创造发明的使报章打开销路的一系列怪招，都为后世人所惊叹。直到如今，熟悉新闻历史的人们仍津津乐道当年初出茅庐的赫斯特，是如何给另一位当时著名的报业巨子——普利策带来无限痛苦和烦恼的。 1887年，赫斯特的父亲乔治把经营《旧金山考察家报》的大权交给了24岁的赫斯特。当时，普利策经营的《纽约世界报》以内容丰富和新颖刺激吸引了众多读者，是纽约销量最大的报纸。初涉报业，赫斯特就开始学习和模仿普利策的办报方式，对报纸的版面设计作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并聘请了众多新闻好手加盟，把《旧金山考察家报》办得有声有色。 1891年，乔治病逝，赫斯特继承了大量金矿和银矿股票。为了在报业上出人头地，他卖掉部分股票，获得75万美元巨额现金。从此，赫斯特凭借强大的财力后盾，运用他惊人的胆量和才能，开始了在报界纵情驰骋的一生。1895年，赫斯特以18万美元收购了纽约的《晨报》，将它改名为《纽约日报》，并把《旧金山考察家报》的能干之士都调来纽约，全力经营这份新报纸。赫斯特此举，直接表明向普利策发起了挑战。 最好的进攻手段，就是先从敌人内部下手。《纽约世界报》的著名漫画家鲍尔斯、剧评家达尔等都先后被赫斯特高薪挖走。1896年1月，《旧金山考察家报》故意租用当时《纽约世界报》的大本营——世界大厦作为它的东岸办事处。由于写字楼的关系，《旧金山考察家报》与《纽约世界报》的工作人员来往极为密切。赫斯特让他的工作人员在一夜之间，用高薪作“饵”诱使《纽约世界报》全体要员倒戈。于是，一场由赫斯特导演的戏剧发生了。第二天，《纽约世界报》的精英们摇身一变，全部成为《纽约日报》的人马，其中包括普利策的得意猛将默利尔·高德。正是由于高德的功劳，《世界星期报》一年内即打破45万份大关，这份每年才出版52次的世界报星期刊，其盈利和每年出版333次的世界报母版相差无几。而这么能干的高德，竟将自己在《纽约世界报》的一切资源一起带往了《纽约日报》。 这对于《纽约世界报》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一夜之间，普利策发现人去楼空，对赫斯特这种疯狂式的、毫无职业道德的抢夺，这位素来稳重的报坛领袖大为恼火。起初，他软磨硬泡地劝回了高德等人，但令人遗憾和愈加愤怒的是，他们只回来了一天，赫斯特就又用更高的薪金把他们“挖”走了，这样一来，《纽约世界报》便处于全线瘫痪的状态。被逼无奈之下，普利策只好用同样的办法从《太阳报》挖来主编布拉斯本，让他重组《纽约世界报》的编辑工作，《纽约世界报》这才重振雄风，再一次超过了《纽约日报》。 要做生意先做人 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行事之本。商场中是最要讲究信用的，没有信用，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生意最终不可能长久。因此，胡雪岩在其经商生涯中，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生意失败，还可以重新来过；做人失败，不但再无复起的机会，而且几十年的声名，付诸东流。”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也应该是一个讲信义之人。比如胡雪岩，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仗义守信的成功商人，也可以说他的仗义守信，正是他能够获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胡雪岩的仗义守信从下述这件事情上可略见一斑。胡雪岩的钱庄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户。傍晚时分，一名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很沉重的麻袋，指名要见“胡老板”。 等胡雪岩被从家里找来，这名军官把姓名和官衔报了出来：“我叫罗尚德，钱塘水师营十营千总。”然后，把麻袋解开，只见里面是一堆银子，有元宝，有散碎银子。随后他又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放在胡雪岩面前。 “胡老板，我要存在你这里，利息给不给无所谓。” 听了这句话，胡雪岩大为感动，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竟然如此信任自己。不过胡雪岩心想，以罗尚德的身份、态度和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这笔存款既可能是一笔生意，也可能是一个麻烦。 随后，胡雪岩了解到罗尚德是四川人，家境相当不错，但从小不务正业，是个十足的败家子，因而把父母气得双双亡故。罗尚德从小订过一门亲，女家也是当地一个财主，好赌的罗尚德不时伸手向岳父家要钱，前后共用去岳父家一万五千两银子。后来女家见他不成器，便提出退婚，并说如果罗尚德肯把女家订婚时的庚帖退还，他们可以不要这一万五千两银子，另外再送他一千两银子。不过希望他今后能到外地谋生，免得在家乡沦为乞丐，给死去的父母丢脸。这对罗尚德是个刻骨铭心的刺激，他撕碎了庚帖，并且发誓说，做牛做马，也要把那一万五千两银子还清。罗尚德后来投军，辛辛苦苦13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自己省吃俭用，积蓄了这一万多两银子，如今已经接到命令要到江苏与太平军打仗，没有可靠的亲眷相托，因而拿来存入阜康钱庄。他将银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来是因为他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他的同乡刘二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胡雪岩，而且只要一提起来就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累赘。 得知罗尚德的具体情况，胡雪岩心里盘算了一下，说道：“罗老爷，承蒙你看得起阜康，当我是一个朋友，那么，我也很爽快，你这笔款子准定作为三年定期存款，到时候你来取，本利一共一万五。你看好不好？” “这，这怎么不好？”罗尚德惊喜不已，满脸的过意不去，“不过，利息实在太多了。” 罗尚德非常感动，回到军营后讲述了自己在阜康钱庄的经历，使阜康钱庄的声誉一下子就在军营中传开了。许多军营官兵把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饷甘愿“长期无息”地存入阜康钱庄。当时胡雪岩的钱庄是新开的，根本没有多少资金流通，可以说军营中官兵的这些存款成了阜康钱庄的“第一桶金”。 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胡雪岩的做人的确是仁义尽至，讲信用讲到了家。罗尚德在战场上战死前，委托两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转至老家的亲戚家。罗尚德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阜康钱庄在证实了他们确是罗尚德的同乡后，没费半点儿周折，就为他们办了手续。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看到胡雪岩仗义而守信用的人品。 记得一位伟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另外，民间也有一句“善始善终”的老话，讲得无非都是做人贵在坚持到底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对于生意人来说，一时一事讲信用并不难，难的是始终如一地讲信用，特别是在自己处于困境的情况下，就更是考验一个人是否讲信用的关口。 胡雪岩做人讲信用，可说是始终如一。在顺利的时候讲信用，在困难的时候仍然坚持讲信用。比如在已经开始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胡雪岩还大包大揽，答应为左宗棠办两件事情：一件是为他筹饷，一件是为他买枪。 不过，胡雪岩虽然答应下这两件事情，但实际做起来却非常棘手。棘手之处首先还是一个“钱”字。本来胡雪岩可以向左宗棠坦白陈述这些难处，求得他的谅解，即使推脱不了这两件事，至少也可以获准暂缓办理。但他却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呢？胡雪岩知道左宗棠虽然入了军机处，但事实上已经老迈年高，且衰病侵扰，在朝廷理事的时日不会太多，自己为他办事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了。自结识左宗棠之后，他在左宗棠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因而也深得左宗棠的信任。他不能让人觉得左宗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仰仗了，自己也就可以不为他办事了。更重要的是，“为人最要紧的是收缘结果，一直说话算话，到临了失一回信用，且不说左大人保不定会起疑心，以为我没有什么事要仰仗他，对他就不像从前那样子忠心，就是自己也实在不甘心，多年做出来的牌子，为一件事就砸掉了”，实在是不划算。胡雪岩在对左宗棠的态度上，至少有两点很值得我们钦佩： 第一点，决不用完就扔，过河拆桥。胡雪岩结识左宗棠，从他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说，是将左宗棠作为可以利用、倚靠的官场靠山来“经营”的，他也确实从这座靠山上得利多多。但是，胡雪岩也绝不仅仅将左宗棠作为能靠就靠、靠不住就弃之而投他的单纯靠山，因而即使自己已经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他也要全力完成左宗棠交办的事情。从个人品德上来说，这不能不让人敬佩。 第二点，维持信用，始终如一。胡雪岩一生注重信用，绝不肯到最后为一件事使其信用付之东流，因此，即使到了真正是在岌岌可危的时候，仍勉力支撑宁可支撑到最后一败涂地，也要保持自己的信誉和形象。 胡雪岩认为，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这两点其实都非常重要，因而特别注意坚持自己的信用。 一个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桩具体生意运作过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贯的信誉状况。生意人的信誉形象是由他一贯守信建立起来的。而且建立信誉形象难而破坏信誉形象易，一次的信用危机，足以使一辈子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誉形象彻底坍塌。这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不能不时刻注意的。 投资留有余地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经商首要的一条就是认清发展趋势。 比如股市上，有很多赚了还想赚更多的人，可谓是“贪得无厌”，高了想要更高，原来赚了一点儿钱，想要再多赚一点儿，结果来个重大利空，股价暴跌，连本都赔光。这就是对市场情形没有分析的原因。 对此，商业成功人士告诫道：“不要一步走到头，投资要留有余地，要学会急流勇退。” 急流勇退并不是要投资者赚了钱后就退出股市，从此不再涉足股票市场，而是说投资者在赚了一点儿钱后，就要看看市场处于怎样的形势，如果对市场没有信心，或感觉市场准备发生重大转折时，就及时止步。如果为了坚持卖在最高点，一再错过出场的时机，结果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最后套牢在最高点。 在股市上，能够做到急流勇退的并不多，做到这一点确实也不容易，但可以通过训练习惯这种投资作风。索罗斯总结了两种训练急流勇退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强迫自己在大幅获利的时候脱手一部分股票。比如，你有20万美元的股票，当出现获利时，你不想全部抛出，可先出手一部分。你不要期望所有的股票都能卖在最高点，谁都希望这样，但很少能达到这种境界。因为你已经先出手了一部分，当股价达到天价，开始下跌时，你就比较轻松，不必担心获利大幅减少。 第二种方式：利用调节弱势股降低持股比例。如果大势在高档，但还是舍不得卖出持股，可通过调节手中的弱势股来降低持股比例，以免高档反转时伤得太重。每一个阶段都有主流个股，到高档才开始涨势的弱势股。这时可将手中的明显转为弱势的股出清，保留相对长期低者，这样，即使盘势反转，也不用担心手中持股太高了。 只要经常这样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脑中就有急流勇退的观念。当看到市场形势不利时，就能够坚决地从市场撤出，另寻商机。 薄利也能厚谋 很多人也许听说过哑巴卖刀的故事：哑巴由于无法叫卖，只得坐在地上用刀一截截地切铁丝，人们看到他的菜刀如此坚硬、削铁如泥，便纷纷购买，一抢而光。 在19世纪末，英国北部里兹市，有一个年轻人也是用类似的方式来售货的，所不同的是，他并非天生的哑巴。 这个年轻人名叫马克斯，是波兰犹太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他的母亲因为难产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马克斯是由他的姐姐抚养大的。19岁时，他已长成一名强壮的青年，强烈的责任感使他觉得不能再依赖家人生活了，必须自立自强。于是，在1884年，他毅然离开家乡，只身闯入英国碰运气。 当他到达里兹城时，已经身无分文了，而且语言不通。值得庆幸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犹太人，他们很乐意接济新来的本族人。有个叫杜赫斯特的犹太富商，专做批发百货生意，他觉得马克斯为人忠厚，却因不懂英语，很难找到职业，便主动借给这个青年人五英镑，要他做点儿小买卖维持生活。 当时，五英镑可不算个小数目，马克斯决定用这笔资本做小商贩，刚好杜赫斯特是百货批发商，取货不成问题。 由于马克斯不懂英语，售货时不好讨价还价，所有货物的售价清一色为一便士，并打出招牌“不要问价钱，每件一便士”，以此招揽顾客。 他的经营方式也与众不同，别人都是想尽量把手边的货卖掉，而马克斯总是收集各种好货色放在摊上，然后以同样的价钱出售，并用开架的陈列方式，让顾客任意挑选货物。不久就树立了品质优良、价格公道的形象，很多顾客都来光顾马克斯的露天摊位。 两年后，马克斯的生意有了一定的发展，他又将“便士市集”开到约克郡和兰开夏，并聘请一批女孩子当售货员，他自己则奔跑于各地。由于业务发展太快，马克斯越来越感到资金与能力均不足以应付目前的形势，要求批发商杜赫斯特与之合股，这时他所欠的五英镑早已还清，对方已不再是债权人了。 杜赫斯特无意去做零售商，就把自己的理账员斯宾塞介绍给马克斯，斯宾塞投资300英镑，加入“便士市集”成为合股人。 斯宾塞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具有相当灵活的经营头脑，在他的策划之下，“便士市集”业务发展更加迅速。 到了1903年，“便士市集”及零售商店激增至36家，商店已经打出“马克斯·斯宾塞”的招牌，在伦敦闹市也设立了一家百货店。 多年后，斯宾塞和马克斯先后去世了，身后留下了“马克斯·斯宾塞”公司，以及那一套独有的经营传统——薄利多销，物美价廉。 马克斯的后辈们成功地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 1972年，西夫勋爵就任该公司董事长，他向公司的全体员工说：“如果我们公司商店卖的这些东西的质量，达不到可供我和我的家人吃或穿的水平，那就不能拿出来卖。” 为了保持这种信誉，并且区别于其他零售商，他们给公司出售的商品都挂起了“圣·米歇尔”的商标。全公司的260多家分店中，清一色都是这个牌子的商品，而在其他的任何一家商店中，“圣·米歇尔”的商品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马克斯·斯宾塞公司的商店至今都不给顾客开发票，顾客退货也无需发票，因为店方根本不会问你为什么要退。 公司并不像大多数零售商那样，从供应商手中购买成品，而是靠自己拥有的百名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与制造商合作，对商品设计、原料选择、生产工序以及质量检验等方面进行研究，按公司的要求进行生产，以确实保证“圣·米歇尔”商品的优越性。 他们都自豪地宣称：“我们是第一家要求制造商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而不是他们生产什么我们就进什么货的公司。” 马克斯·斯宾塞公司对外从不靠广告宣传，但他们的声誉和名望却不告而知，在英国无人不晓。 一次，一个电视记者在公开场合采访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问她的内衣从哪儿买的，首相说：“怎么啦，当然是马克斯·斯宾塞，人人都上那儿买东西，不是吗？” 从事广告业务20多年的广告公司主席米勒认为，马克斯·斯宾塞公司的名声确实很响亮，这从广告的角度是反常现象。其实，有了优质的商品，有了响亮的牌子，他们当然不需要花冤枉钱去做广告了。 确实如此，倘若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你的商店川流不息，最有效宣传方法就是口碑。只有当口碑不能快速传递商品的动态时，才真正需要广告。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斯·斯宾塞公司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摆脱了地摊集市和小本经营的地位，成为雄踞世界著名工商企业之列的大公司。 慎重选择合作伙伴 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寻找合伙人，是个重大的步骤。俗话说：“生产好做，伙计难寻。”在现代大企业中，由几个人合伙经办一个企业，是不多见的。因为各人的素质和其他情况不一样，能够合到一起，互相配合得很好，非常不容易。 美国商人里杰德·沙玉首创“邮寄货物”的经营方式，深受顾客的欢迎，一举成功。 美国幅员辽阔，这种新的经营方式一定会为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它的发展前途是远大的。于是沙玉结束了运送代理业务，很快办起杂货店，按照这种新方式经营起来。 沙玉的事业虽然进展不错，但也有它的局限性。最大的障碍是资本太少，只能局限在有限的几种商品上。同时邮寄货物这种经营，不像技术那样可以申请专利，别的企业家很快就会仿效开来。他如果继续这样小本经营下去，是很可能被人挤垮的。因此，急需扩大经营规模。沙玉看清了这一点，就决定物色一个合伙人，用扩充实力的办法达到迅速发展的目的。 沙玉对于合伙人的选择非常慎重，前后经过了近五年时间，才最终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伙伴。 这个人叫罗拜克。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思想新颖，在经营上敢于创新，同沙玉很合得来。两人相识后，携手办起了沙玉·罗拜克公司。 两人通力合作，亲密无间，使公司的业务扩展得很快。第一年的营业额，就比沙玉一人经营时增长了十倍，创造了近四十万美元的纪录。第二年的增长更加惊人，以致他们两人都感到事业膨胀过大，力不从心，难以驾驭了。 第二年快结束时，营业额已超过了百万，而且还呈现继续扩展之势。对经营这样巨额的业务，他们确实有些茫茫然了。 他们殚精竭虑，最后商量出来的解决困难的办法是：再请一位高明的人来经营。他们议定的原则是：“从乱石堆里寻找黄金。”也就是说，要从普通的小商人中，物色一个能当大任的人物来。 两人计议已定，便处处留意，但过了许久，也没有发现他们心目中的这种人才。可见在乱石堆中要找到黄金，毕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又过了一些时候，终于有一块“金子”在他们面前闪着金灿灿的亮光了。一个贩卖布匹的小商人，突然闯进了他的搜索圈。 一天，沙玉下班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放着一块衣料，叠得整整齐齐，显然是新买的。衣料并不高贵，为什么要买它呢？他合中纳闷，就去问他的夫人。 原来有一个叫路华德的贩卖布匹的小商人，告诉沙玉夫人，说在今年的游园会上，瑞尔夫人和卞泰杰夫人，都会穿上这种花式的衣服。每年感恩节的头一天举行游园会，是当地的风俗，这一天是妇女们展示自己服装的好机会。瑞尔夫人和卞泰杰夫人都是当地社交场中最出名的人物，而且是当地妇女服装潮流的领导者。只要她们两人带头穿戴什么，别的妇女就会跟着她们学。当夫人以神秘的口气告诉沙玉，说卖布的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时，沙玉顿时觉得，这不过是卖布人的经销把戏而已。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不过在当时，沙玉还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甚至有一天，一个布贩到他店里把这种花式的衣料全买走了，也仍未引起他的特别注意。这种布料已积压了很久，他为能够把这批陈货全部卖出去而感到高兴。 到了游园会那天，会上人山人海，十分热闹。人们的衣着都打扮得很入时，尤其是女人们的新式服装，把游园会的气氛烘托得更加热烈。但人群中特别显眼的，还是沙玉夫人和那两名有影响的瑞尔夫人、卞泰杰夫人穿的那种花式衣料服装。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她们。这三位太太，这天可是出尽了风头。 游园会结束的时候，许多女人都拿到一份广告，上面写着：瑞尔夫人和卞泰夫人所穿新衣料本店有售。词句虽然简朴，却抓住了女人们的心理，给她们带来一个重要信息。 沙玉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回想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断定这一切全是那个小布商一手安排的。他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起来：这个人的推销手段真是够高明的。 第二天，沙玉同罗拜克一起找到路华德的店铺。 原来这个路华德，就是经常到他们店里贩卖布匹的小商人。他们彼此已认识多年，但从未深谈过。现在认真一看，才发现此人有一种异样的气质和神采，他们已被他吸引了。 三人在一家咖啡馆开始交谈。沙玉单刀直入说明来意：请路华德主持沙玉·罗拜克公司的经营业务。这对路华德来说，的确有些突如其来，他从没有想过这种事。经过三天考虑，他接受了沙玉和罗拜克的任命，就任了公司总经理。 路华德上任后，首先大力推行“质量管制”。 对零售商来说，要做到商品质量全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决定商品质量的是制造厂家的事，而商人只是管销售的，无法控制商品的好坏。但是，消费者往往把商品质量好坏的责任同销售商店联系在一起，出了问题，总是来找商店调换，而不会去直接追究厂家的责任。沙玉·罗拜克公司是以邮购为主的商业企业，若大量调换不合格产品，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以致影响整个公司的业务和信誉。 路华德上任不久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影响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于是决心加以改革。他的理想目标是：凡是从沙王·罗拜克卖出的商品，都是“货真价实”的。 为实现这一目标，路华德采取的措施是，他邀请有关的厂家开会，提出严格的条件：凡是劣等产品调换费用概由厂家负担；产品不合格率超过0.02%者，公司拒绝再出售它的产品，并向消费者公开说明拒售的理由和经过。 这时，几个厂商认为路华德的措施太苛刻了，他们联合起来加以抵制，并以拒绝供货相威胁，一度使公司业务受到很大损失。 此事关系重大，路华德忐忑不安地征求两位老板的意见。 沙玉仔细地了解了全部情况，风趣地对路华德说：“你这阵子已经够辛苦的了，如能少卖几样东西，不是也可以轻松一下吗？”两位老板对路华德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在面临事业成败的重要关头，做老板的能以这样的态度支持他的经营者，是很难得的。路华德深受感动，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沙玉·罗拜克公司办成超一流的大公司。他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拼命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为公司立下了大功。 在路华德的出色管理下，沙玉·罗拜克公司声誉日隆，十年以后，营业额竟增长了600多倍，年售货额达70亿美元，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 正确对待利益分配 孔子说：“私惠不归德。”意思是私心惠己不道德。所以，他强调：“货不必藏于己，利不必为己。”这就是说：天下财货不能尽为一人或少数人所占据，人也不能一门心思只为自己谋私利。他又倡导：“仁人君子应该乐分施。”这就是孔子所提出的限制“自取之心”的思想主张，它表现出利他、利群的高尚情操。 如何对待和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群体利益的关系，也是人生价值观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任何时代的人都不能离群索居，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我国的古哲先圣大都强调个人私利应当服从社会公利，提倡利他、利群主义，表现了中华民族为他人奉献的高尚品质。 商业是一种求利性活动。孔子及其他古代先哲关于限制自取之心的思想，有助于我们选准合理的商业行为坐标。 陈茂榜在我国台湾一代成功的大企业家中，无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他不仅一手创办了声宝企业集团，而且在台湾工商界也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和党、政、军的关系也极其密切。他历任台湾省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工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新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等职。他在台湾政坛上也颇为活跃，曾任台北市议会议员、台湾省议会议员；同时他也担任了一系列职务，如台北市进出口工会会长、台湾桌球协会理事长及《台湾日报》发行人等。所以说他不仅成功地办了企业，在公共关系上他也是成功的。 陈茂榜信奉“和为贵”，他可以不眨眼地抛出数百万元，但从不喜欢买名贵衣装，他不喜欢炒股也不喜欢赚取投机财，他的人情味很浓，不忘旧交。对跟随他创家立业的人关照有加，如原声宝集团总经理石栖耀追随他30年，在任总经理时曾为声宝集团出过大力，退休后补提为副董事长，陈茂榜甚至许诺今后由他取代自己的董事长的职务。 陈茂榜终于在台湾树立了一个独特企业家的形象。 商业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事业，同样要发展和完善自身，尽心养性，超越自我，在从商意识上跨越狭隘自私的境界，正确对待利益分配，以达到乐商忘我的至善境界。 胆识、才气、运气是成功的法宝 西方有一个说法：一等人才做商业，二等人才做政治。这句俗语充分说明了经商者的素质是十分重要的。而在这方面，李嘉诚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 自从1950年开始创业至今的李嘉诚，可以说是集胆识、才气加运气于一身。在这充满了风风雨雨漫长的四十余年奋斗生涯里，身经百战的李嘉诚领导他的李氏财团，平安度过危机四伏的重重险关，冲出了一条血路。今天的长江实业集团，已成为在香港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型综合性财团。李嘉诚控制的上市公司市值，在香港各大财团中一直占居首位。1991年3月，根据香港联交所公布的资料，李嘉诚财团属下的上市公司市值，高达1206.3亿港元，占全港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4.8%，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十大盈利最高的上市公司当中，和记黄埔、长江实业和香港电灯分别为第三、第七、第八位。不仅如此，其每年向港府交纳的所得税项，大致占港府公司所得税收入的5%，成为港府一个重要且稳定的税务来源。并且，多元化的李氏财团所经营的房地产、航运服务、通讯服务、电力供应以及零售贸易，都对全港的整体经济起着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 李嘉诚遇事沉着冷静、善于应变，不愧是一个集胆略才华于一身，有着远见卓识和高度责任感以及决策能力极强的企业家。 “我的所有决定，都必须按照现实的情况作取舍，在必要的时刻，及时做出对公司、对股东最有利的决定。”李嘉诚说到了，也做到了。 1980年，被李嘉诚提升为副总经理的盛颂声，在回答记者关于“长江实业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终能脱颖而出，原因何在”的问题时说道： “靠李嘉诚先生的决策和长江实业同仁上下齐心的苦干。李嘉诚先生决策快速而准确，这么多年来从没有看错过人，没有做过错误的决定。长江实业盈利近十亿港元，这么大的生意，公司的工作人员总数不足200人。李先生每天总是八点多钟到办公室，过了下班时间仍在做事，公司同仁也都如此，这就使长江实业成为一家最有冲劲的公司。事业有成之后，李嘉诚又尽量宽厚待人，使得和他合作过的个人、集团，全赚得盘满钵满。这便奠定了长江实业今后作更大发展的基础。”这段话可看做是对李嘉诚经商素质的高度评价。 冒最大的险，赚最多的钱 近年来，一些成功的企业在营造鼓励职员进取、创新精神时，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念相悖的思想。例如，对企业聘用的人员，尤其是管理人员，如果在聘用一年内不犯“合理错误”，将被解雇。这里所说的“合理错误”，是指受聘在企业中担任经营、管理的人员，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冒风险。如果受聘员工不犯这种“合理错误”，则说明这个人缺乏创造性，更没有竞争力。一个平庸保守、不敢冒任何风险的人，在工作中丧失的机会要比捕捉到的机会多得多，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将无可估量，是绝对不可能有所建树的。 汤子敬是民国初年重庆工商界闻名遐迩的百万富翁。他的精明及敢于冒险的精神，颇值得今天的企业家们学习和借鉴。 从多年的经营实践中，汤子敬获得的经验是：企业开得越多越保险。用他的话说：“十个海椒总有一个是辣的。”这个企业亏了，那个会赚，互为扶植，使整个集团立于不败之地。在经营过程中，汤子敬敢于冒险的事例很多，下面随意列举几个：1893年，川东一代起义军反清，声势浩大，一般布匹商人手足无措，纷纷抛货换钱。而汤子敬却估计清朝不会马上垮台，于是大胆大量套购别人抛售的货物，待价而沽。结果起义军失败后，布匹行市看涨，汤子敬名利双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牛羊皮滞销，原料价格大跌，虽处战乱之中，汤子敬果断决定大量收购囤积皮料。战争结束后，又高价卖出，赢利数十万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局势动荡，民族工商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时有企业倒闭关门。每当汤子敬看到有企业要垮台时，便挺身而出，大力扶持。在别人看来，这等于把钱往火里扔，但汤子敬不怕冒险，改组并救活了一个又一个企业之后，把资金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企业。 英国的劳埃德保险公司是世界保险行业中名气最大、信誉最隆、资金最厚、历史最久、赚钱最多的保险公司，它每年承担的保险金额为2670亿美元，保险费收入达60亿美元。 “敢冒最大的风险，去赚最多的钱。”一直是劳埃德的宗旨，其最大的自豪就是其开拓创新精神，这就是能敏捷地认识并接受新鲜事物。现任劳埃德总经理说，劳埃德的传统就是要在市场上争取最新保险形式的第一名。1866年，汽车诞生了，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满足客户的要求，劳埃德在1909年率先承接了这一形式的保险，在还没有“汽车”这一名词的情况下，劳埃德将这一保险项目暂时命名为“陆地航行的船”。 劳埃德还首创了太空技术领域保险。例如，由美国航天飞机施放的两颗通讯卫星，1984年曾因脱离轨道而失控，其物主在劳埃德保了1.8亿美元的险。劳埃德眼看要赔偿一笔巨款，就出资550万美元，委托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的宇航员，在1984年11月中旬回收了那两颗卫星。经过修理之后，这两颗卫星已在1985年8月被再次送入太空。这样，劳埃德不仅少赔了7000万美元，而且向它的投资者说明：从长远看，卫星保险还是有利可图的。 企业发展，以人为本 财富人人都爱，但发财的途径却不相同。企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只有上下同心，广结人缘，才能财源广进，无往不胜。施以仁慈，以德报怨，是赢得顾客的良招。 企业发展，以人为本，当经济不景气或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大量裁员是许多企业常用的做法，但这种被称为“减量经营”的方法并不是每个企业克服困境的唯一办法。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就非常反对采用这种方法。 有人说，松下先生确实是一个天生的人道主义者，他那种重视人类的心意和尊重人类的精神，全部表现在一贯的人事政策上。一般来说，担当公司领导职务的企业家，自然希望公司愈来愈好，为了公司的发展，就要在人事政策上下工夫。因为公司的繁荣和人才的培育是不可分的，所以为了衡量每个员工的能力和向心力，企业就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松下先生也同样是为了使公司更好而培育人才，但他最先想到的是，为了这个职员本身的前途，必须将他的能力发挥出来。 从松下公司采取的人才措施和方法的表象上看来，或许没有什么不同，但每个公司的主管对人基本上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员工是相当敏感的，因此，在人才的培育上是有重大的影响的。 我们也常可见到一些公司总裁，虽然嘴里说“人是最重要的”，但一遇到公司的员工过多，就以不尊敬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相反地，要是遇到员工不足，就把那些仅有的员工捧上天，生怕他们辞职不干，不敢施以严格的训练。因此，他们就不会考虑这个员工本身的前途，更不会去引导他发挥自己的能力，而松下幸之助则恰恰相反。 在企业界，“减量经营”这句话是用来代替过去的高度成长经济的。裁减多余的人员，维持适当的规模，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所谓的经营之道。但是，身为公司的总裁，对随意解雇员工，或制定裁员政策，如果一点儿也不会感到痛心，真令人怀疑这个企业是否能成功地培育人才。 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大量雇用员工；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便予以解雇，这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这种作风，却无法培育出像松下电器公司所要求的：员工和公司要成为一体，并且各同事之间都要有集体荣誉感。如果公司方面只考虑公司的利益和方便，而不顾员工的想法，甚至觉得牺牲他们都可以，那么员工方面当然也不会存有和公司共存亡的想法，更不会认真工作。 松下先生一向有“企业的最大财产就是人”的信念，并且正因为认为员工是财产，所以不可以随便裁减。 从另一个角度讲，松下先生的“企业的最大财产就是人”的理念正是来源于他那种“万事拜托”的感恩心态。可以说，注重情感投入正是松下幸之助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 万事拜托，学会感恩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注重情感投入而获得成功的例子层出不穷，松下先生依靠“万事拜托”的感恩心态，使自己的公司由几十个人发展到闻名全球的“松下帝国”，就是其中的一例。 松下先生那种“万事拜托”的感恩心态具有很大的力量，这种领导艺术和管理艺术的实质就在于它确立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健康、和谐的关系，确立了企业及其未来与每个员工之间生死攸关的关系。松下认为，企业犹如一个大家庭，它的兴衰荣辱与其中每个成员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企业成功了，固然有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功劳，但也有普通员工的汗水和心血。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和企业家，必须具有对下属和员工的感恩心理，真心地感激自己的下属和员工：没有他们，就没有自己的成功。只有这样，才能把下属和员工维系在企业这个大家庭之中，同呼吸、共命运，为企业的兴旺发达赴汤蹈火。松下先生对下属和员工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去发号施令，而是以“请”的心态，以“万事拜托”的心态，去与下属和员工相处，使下属和员工们感到，公司就是自己的家，自己是公司的主人。这样下属和员工才能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献给公司。 现在，有的企业经营者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这是严重存在于我国各类管理干部中的一种不良倾向。特别是，由于中国是个封建宗法权力制度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官贵民贱、官尊民卑、唯上是从的观念根深蒂固。受这种权力本位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形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定势：领导就是比一般人高一等，作为领导者就是向下级发号施令，而下级则必须服从命令；如果有了成绩自然要归功于领导，与下属无关或者关系不大；一些领导者对下属或员工只是“命令”，而很少用“请”字，认为下属和员工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根本不需要什么“感恩心态”；一些领导者很少深入到员工中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他们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与沟通。因此，在许多企业和单位，领导者与下属及员工之间没有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下属的积极性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员工也没有将自己的命运与企业（单位）的命运维系在一起，领导者、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也没有形成同舟共济的良好关系，这样的企业一旦遇到金融危机，就会树倒猢狲散，成为一盘散沙，这是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警惕的。 可见，感恩心态、情感投入，也是领导者成功的不可缺少的秘诀之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钱财，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也都希望拥有。发财致富，无可非议，应记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但有些人却老认为：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于是不择手段，谋财害命，损他人，损国家，取不义之财。这种小人见利忘义，其手法不外乎如下几种： (1）宰。 从“宰客”的对象上看，除了“宰生”、“宰公”外，“宰熟”现象也屡见不鲜。从“宰客”实施的地点看，暴利往往集中在歌舞厅、大酒店和精品屋。 (2)除明刀“宰客”外，牟取暴利的另一手段就是“骗你没商量”。 1挥泪甩卖。某厂一位中年女工实在挡不住一件夹克“原价880元，现价380元”的诱惑，终于咬牙买下来，作为丈夫的生日礼物。过了两天，她偕同丈夫逛街，却在另一家服装店看到同类夹克标价150元。 2诱你上钩。当各种花样翻新的“血本甩卖”等欺骗手段被舆论披露得失去功效以后，一招“不讲价”又流行开来。“此柜台商品不讲价”、“本店商品不讲价”的标牌几乎爬满各家店柜，这既可在消费者心理上形成货真价实的错觉，便于诱人上钩，又可免去老板的口舌之劳。有位外地顾客在某商场发现一台样式别致的收录机，售货员看出他对收录机情有独钟，便热情地说：“我们这儿是全市最低价，所以不讲价。”谁知买下来后，那顾客经过又一商场时，发现同模样的收录机仅仅标价348元，看看自己手中那台700元买来的机子，不禁哭笑不得。 3假冒伪劣。《中国消费者》杂志披露：某年全国共查获各类假冒伪劣商品价值达25.8亿元人民币。某省有个县的技术培训中心，曾在一家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刊登这样一则广告：“您想致富吗？普通白酒改名酒的技术是你致富的捷径。此项技术操作简单，成本低，投入百元即可获利万元……”据说，广告见报后，参观学习者还需挂号等待。这“技术”是什么？从市场上买回二三元一瓶的劣酒，换上名牌商标和瓶子，转手就能卖五六十元一瓶。一个夫妻作坊，一天就能“生产”几千瓶这样的“名酒”，只要倒腾出去，一夜间就成富翁。 (3)蒙。除了明宰、暗骗外，“得蒙且蒙”亦是牟取暴利者惯用的伎俩。 1瞒天过海。报载，不久前某市工商部门对全市26家商场的一次抽查结果，却为善良的“上帝”敲了警钟：在72种日常用品和食品中，数量完全符合标准的不足31%，其中有85%的罐装、瓶装食品斤两不足；而诸如味精、胡椒粉、香油、快餐面、挂面、麦乳精、奶粉等日常副食品足斤足两的寥寥无几。 2笑里藏刀。一日，某工厂青工小姜，走进时装店购西服，货主——一位漂亮的小妞忙凑过来帮他试穿：“你用镜子照照，这穿出去多笔挺、多潇洒，老妹我都不敢和你站在一起了！”并故意用纤纤细手抚摸小伙子的身体。“俏妞”又说：“您的女朋友一定也很亮丽，何不出手大方地也给‘亲爱的’捎件新款丝质旗袍呢？你看我这身咋样？”说着撩起开得很靠上的袍衩，露出雪白的大腿……小姜既受宠若惊又有些飘然若醉，连价都没还就掏出1180元买走了西服和旗袍。他哪里知道这“俏妞”的手法竟足足地宰了他680元。 人人都想发财，但如何发财，也应讲究发财之道。小人发财取不义之道，这种歪门邪道不可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道应该是正道：勤劳致富。 历史上有这样一则故事。齐国国王派人送了一百斤金子给孟子，孟子拒绝了。第二天，薛国又送来五十斤金，他却接受了。孟子的学生陈至秦十分奇怪，问道：“如果说昨天不接受齐国的金子是对的话，那么今天接受薛国的金子就应该是错的；反过来，如果今天是正确的，那么昨天就是错误的。这里有什么道理呢？”孟子说：“在薛国的时候，当地发生了战争，国王要我为之考虑设防的事，所以我应该接受我劳动所得的报酬。至于对齐国我没有做什么事，却赠金给我，显然是想收买我，你哪里见过君子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呢？所以，或辞而不受，或受而不辞，在我来说，都是根据道义来确定的。” 第四章 官场厚黑学 第四章 官场厚黑学 实力至上，权力不相信眼泪 权力，说到底，是一种基于实力的强制力、操纵力和控制力。政治人物如果失去权力，也就等于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在厚黑学看来，获得并固守权力的秘诀无非两个字：厚黑。所谓“厚”，具体而言，权力的获得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培厚实力的过程，它需要谋求权力的人在个人心理、社会影响、经济基础、军事力量等种种方面的充分准备和积累。只有具有深“厚”实力，才能真正获得权力；所谓“黑”，主要是体现在权力的交接和转移过程中，这个过程是新力量崛起，旧势力消亡的过程。由于利益的争夺，整个过程必将是流血的惨烈斗争。任何参与权争的一方，如果不黑，必将失败。而这种种权谋手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都和自己的实力有很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暴力强权决定了一切。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当时起义军中有一个叫朱温的士兵，十分英勇善战。朱温屡立战功，地位渐渐升迁。在黄巢军中无法混下去时，为了生存，也为了富贵前途，他听从谋士谢瞳的计策背叛黄巢而投降了唐朝廷，唐僖宗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兼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 后来，朱全忠与沙陀族李克用等联兵成功镇压黄巢起义军。朱温以少胜多，击败唐蔡州黄巢的继承人秦宗权。紧接着，朱温又将兵锋指向了淮南地区。经过多年的征战，朱温扫清了一个个对手，完全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大地，超过李克用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 从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到天复三年（903年）正月，唐朝宫廷发生严重变乱，朱温乘机率兵7万由河中攻取同州、华州（今华县），兵临长安近郊。经过多次征战，朱温清除了多股异己势力，并成功地把唐昭宗从军阀手里解救出来。唐昭宗回到长安后，成了朱温的傀儡。不久之后，朱温杀宦官700多人。朱温则被任命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正元帅是皇子），晋爵为梁王，并加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荣誉头衔，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5首《杨柳词》，以示表彰。 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朱温上奏，请求皇帝迁都洛阳（今属河南），皇帝被迫同意。当昭宗的车马到达华州的时候，夹道欢迎的百姓都大喊“万岁”。皇帝边哭边对他们说：“不要再喊万岁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的主人了！”然后又对他的侍臣说：“我现在这样漂泊无依，不知道以后会落得个什么样的结局。”朱温把昭宗左右的200多个太监宫女全部杀死，把自己选来的形貌和年纪相似的亲信安排在皇帝身边。昭宗一开始没有看出来，后来才慢慢发现自己身边已经都是朱温的人了。 迁都洛阳后，朱温还是担心昭宗有朝一日会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就让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把昭宗杀了。然后以皇后的名义，立李柷为皇帝，李柷就是唐哀帝。为了掩人耳目，他在事前带兵离开洛阳到河中前线去讨伐投靠李茂贞的杨崇本。回到洛阳后，朱温演了一出戏，他听说朱友恭等人把昭宗杀了，装做十分吃惊的样子，一边趴在地上一边哭着说：“这些奴才辜负了我，他们要让我背负万世恶名。”到洛阳之后，又趴在梓宫大哭了一场，在见到皇帝时，辩说这不是自己的意思。随后，他就把朱友恭和氏叔琮等人杀了灭口。天祐二年（905）二月，朱温把李裕等昭宗的9个儿子杀了。六月，又杀了裴枢、独孤损等朝臣30多人，并把他们的尸体投到黄河中，说是要让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成为“浊流”。 天祐二年（905年）十一月，哀帝任命朱温为相国，划宣武等21道作为他的封国，又加封九锡。这本来是柳璨等人为朱温正式称帝铺设的一块跳板，可是朱温耐不住性子，认为柳璨他们还是为李唐朝廷考虑，有意拖延时间寻找机会，于是不接受这些封号，并先后把蒋玄晖、柳璨等人杀了，进一步加快了夺权的步伐。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之后，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又把汴州改名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作为东都，把唐朝原来的东都洛阳作为西都。年仅17岁的哀帝被降为济阴王，实际上是被软禁了起来，次年二月，朱温又干脆把他给杀了。 明太祖朱元璋生前希望利用家族力量维护王朝统治，先后分封23个儿子为亲王。这些亲王出镇地方，各立王府，设置官属，都可以统兵，拥有一支护卫军队，少的3000人，多的有近2万。在这些亲王之中，被分封在北方边塞的9位“塞王”所统率兵力最雄厚。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于是朱元璋立太子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他就是建文帝。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建文帝登基之后，整个心思都放在如何消除诸王的威胁之上。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但建文帝想做一个符合儒家教条的完美君主，一举一动都要讲究名分。当时，诸藩之中最为危险、力量最大的，就是燕王朱棣。然而，朱棣平时举动谨慎，没有道德上可指责的地方，拿他开刀名不正言不顺。其他诸王则大都作恶多端，名声很坏。于是建文帝决定“先除枝叶，再除根本”。他利用诸王平日里的诸多劣迹，先后废黜了燕王的同母弟周王朱等5位藩王，并同时于北平周围部署兵力监视朱棣。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建文帝密令逮捕朱棣，不料朱棣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并援引《皇明祖训》，以“清君侧”，诛朝中“奸臣”齐、黄等人为名，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起兵反抗朝廷。由于朱棣自称“靖难”，即平定朝廷祸难，因此史称“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一开始，由于北方的许多将领都是燕王的旧日下属，所以投降燕王的很多。建文帝先后起用老将耿炳文、李景隆为统帅平叛，但是都被朱棣击败。由于燕军强大的攻势，建文帝曾想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同燕王议和，被拒绝。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投降，朱棣率军进抵金陵，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等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建文帝下落不明。历时4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实现野心也要“名正言顺” 大凡成大事者都有惊人的野心，但晓得历史潜规则的人知道控制勃勃雄心，不轻易在条件不具备时就显露无遗。唯有在一切都“水到渠成”之时，野心才能真正实现，所以凡事不必操之过急，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 武则天本是唐高宗的爱姬。公元683年，唐高宗因旧病复发而不治身亡。继位的唐中宗李显品性庸儒，毫无主见，凡事都对母亲武则天言听计从，这样执政大权便渐渐落入了武则天的手中。 昔日唐高宗在位时，因病常把大小政事多半委托给皇后处理，自己落得个清心养性，武则天也渐渐掌握了朝中大权。 高宗一死，继位的又是武则天的儿子，要想废黜只是一句话而已。这样，武则天便不禁野心萌动，想要尝试一下当女皇帝的滋味。然而，在一个夫权为上的男性社会里，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要想撼动又谈何容易。 中宗被废后，武则天曾故意试探性地问群臣：“此后应由何人承续帝位？” 宰相应声答道：“就立豫王李旦为帝。” 李旦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所生的最小的儿子。其他人也都众口一词，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武则天自己想要过一把当皇帝的瘾。群臣的意见让武则天心凉了半截，但也给她打了一针清醒剂，她知道，自己现在做皇帝还不是时候。无奈，她只好暂立豫王李旦为唐睿宗，做了个挂名皇帝。 然而即使这样，仍有不少大臣屡屡站出来劝谏，要武则天尽早把权力还给皇帝李旦。大唐李敬业甚至招集十余万兵马，发誓要杀掉这个想篡夺大唐江山的女子。 大文豪骆宾王也挥毫抒愤，写出了力透素纸、千古名扬的《讨武檄文》，追随李敬业麾下，兵败后不知所终。之后仍有许多州县的一大批刺史起兵讨武…… 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武则天心里明白，虽然此时在朝中说句话她就能坐上皇帝的宝座，但众人不服，民心不稳，这样的女皇做不长久，也可能在历史上留下恶名。于是，她放眼前途，决定费些时间大造声势，设法改变人们的观点，改变民众对女人尤其对她这个不一般的女人的敌视态度。 首先，武则天表面上装作归政于李旦，暗地里却让李旦写表坚决推辞，而自己则好像是迫不得已才临朝，掌握皇权。接着，她又让侄子武承嗣派人在石头上刻上“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涂成红色，扔进洛水，再由雍州人唐同泰取来献给朝廷。武则天亲祭南郊，告慰神灵，称此石为“授圣图”，改洛水为永昌水。封洛水神为显圣侯，给自己加号圣母神皇，封唐同泰为游击将军，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拜洛受瑞仪式，使人以为她当皇帝乃是奉循上天的旨意的。 而后，武则天又暗使高僧法明杜撰了《大云经》四卷，遍送朝廷内外。《大云经》中在醒目的位置称武则天本是弥勒佛的尘世化身，理当代为主宰唐朝。武则天便令两京诸州官吏使百姓大读特读，并专门建寺珍藏。 此外，武则天又令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的百姓900余人，来到朝廷上表，恳请武则天亲临帝位。武则天佯装不答应，却又马上把傅游艺提升为给事中。如此升官捷径，哪个不会效法？于是，百官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竞相仿效傅游艺，上表奏请武则天当皇帝。有一次上表者竟多达6万余人。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如此大造舆论，都觉得武则天做皇帝已是上应天意下顺民心，势所必然。百官群臣也乐得顺水推舟，请求武则天早日登基。就连空头皇帝李旦竟也认为自己这个皇帝是抢了母亲的位，亲自上表请求姓武。 时机成熟之后，武则天这才废了李旦，亲自登基为帝，反对者声息皆无，她这个皇帝也就做稳了。 内外兼修，争做完人 世上没有完美的存在但却有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对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们称之为“完人”。以曾国藩为例，让我们看一看历史人物是怎样追求做“完人”的： 1.崇尚刚直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做就要做充满刚直之气的大丈夫。 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秉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江氏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境也渐渐兴旺起来了。江氏也特别贤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说是不怕脏累，任劳任怨。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家人的所有衣物都是她亲手缝制的。 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多，但是，读书、务农、经商、为官样样可做，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孩子们在外面闯荡，还担心什么贫苦呢？从她的言语可以看出，母亲江氏对曾国藩品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2.树立最高思想 曾国藩的最高理想是“立言、立功、立德”，这三件他都做到了。 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天下传阅，尤以《家书》影响最广，成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头读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强横行、各方势力你争我夺的局面下竭尽职责；立德，他内外兼修，誓做完人，并事事以身作则，重视身教。 正因为如此，后世给他的头衔不胜枚举：“中兴名臣”、“处世楷模”、“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除此之外，曾国藩对志向的追求也很执著。他认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有原则有操守，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 丙戌年有病时，他怕一下子病死家中，违背了自己的初志，失信于世人。后来复出，意志更加坚定，倘若再有什么不测，也没有留恋和后悔的事情了。 3.主张本志不可移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以恒看做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绝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无论何时，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有志贵在有恒，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由此可知，对于“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样道理，这世间芸芸众生，想当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却鲜而有之，完美在于心，在于志向而不在于一念之间。 打一巴掌揉三揉 厚黑者特别赞赏遵循恩威并济的用权规则，他们将此作为要人信服的法宝。中国古代历代帝王对人治之术最有心计的，莫过于恩威并施、刚柔相加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大棒加胡萝卜”、“打一巴掌揉三揉”的政策，而许多帝王都懂恩威并举的道理，也多次运用于自己的统治之中。 唐太宗去世前夕，曾故意把已经负有辅佐太子重任的宰相李绩贬职。他告诉太子道：“李绩是有能力辅佐你的，但他是我手下的功臣，是前朝元老，而你跟他并没有什么恩爱相联，因此，他难免会摆出桀骜不驯的样子，使你难于驾驭他，所以我才故意贬谪他。你即位后，可即刻让他官复原职，他便会对你感恩戴德，忠实地效命于你。” 果然，唐太宗去世后，太子李治即位的当日，就让李绩复任宰相，由此，李绩对新皇帝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忠心耿耿、不存二心。 无独有偶，汉代大将卫青不斩败将的故事也说明了他的高明。 有一年，汉武帝派卫青出兵定襄，部将苏健、赵信两军共3000多骑兵个个具有非凡本领。一日，他们突然与单于的部队遭遇，经过一日激战，3000多骑兵几乎全部战死，赵信也投降了单于，只有苏健只身逃回汉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一时间议论纷传，都道苏健必死无疑。更有议郎周霸对卫青进言道：“自从大将军出兵以来，还未曾斩过部将，今天苏健损失了这么多人马，还一个人逃了回来，以卑职愚见，应将其斩首示众，昭示全军，以显示将军的威严和治军有方。” 但军中一个叫安的长史却竭力加以劝阻，他说千万不可如此做！想苏健以数千人马抵抗数万敌军的围攻，奋力苦战一天，士卒悉数战死，他仍不敢有二心，可见其忠焉，如今他死里逃生，拼死逃回营中，如果反而被斩，这无异于告诉众人，今后如打败仗，千万别跑回来，干脆投降敌人。所以千万不可杀他。 卫青听了这番陈述，心中深以为然，于是说道：“我卫青将真心诚意地待他，让他留在军中，我不怕会因此失去威望。周霸劝我斩杀部将来显示威仪，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心愿。再者，虽然大将军有权斩杀部将，但以我之被皇上宠幸，也不该在城外擅自诛杀部将。将他送往皇上那里去，让皇上亲自发落他吧！这样形成大臣不敢专权的局面，不是更好吗？” 左右的人听了这番话，深为卫青的深明大义和忠诚所感服，更加钦佩卫青的为人和仁慈，莫不肃然以对。 于是，卫青将苏健囚禁起来送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果然不久就赦免了他的罪。 卫青不斩部将，说明他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懂得治军与治人之术的统帅。 先扮“黑脸”，再扮“红脸” 作为一个领导者，管理好下属是你最基本的工作。只有这样才会使你更出色地完成工作，而你的工作出色便是得到更高的领导赏识的最大资本。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聪明的古人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对待下属绝不能只是板起面孔教训，要知道人是有一种逆反心理的，那样做只怕恰好会弄巧成拙。更不要做老好人，在下属面前没有一点领导的姿态，那样下属对你没有丝毫敬畏，你恐怕也就很难控制自己权力范围内的局面，起不到一个领导的作用。你的上司将不得不考虑是否需要换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代替你。最好的办法是恩威并施，“打一巴掌，再给一个甜枣”，既让下属受到应有的惩罚，又得让他感恩戴德。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有名的贤相。他不但有文韬武略，而且极有人缘，使得全军上下无不认为其有情有义。“诸葛亮三气周瑜”本来对吴蜀联盟极为不利，直到周瑜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无奈悲叹中死去，吴蜀联盟极有彻底破裂的可能。但是，诸葛亮亲自去为周瑜吊孝，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那感人肺腑的悼词催人泪下，连旁边守孝的兵士都为其言辞感动得泣不成声。见此情景，谁又会记起周瑜恰恰是被眼前这位哭得死去活来的吊唁人气死的呢？不知情的一定会以为二人乃挚友，并为他们感天动地的友谊而惊叹不已，通过这种途径，诸葛亮不仅保全了自己，还保住了吴蜀联盟。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事，就是典型的先扮“黑脸”，后扮“红脸”，先给“大棒”，后赐“胡萝卜”的例子。 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北伐，迅速攻下了天水、南安、安定三郡。收降了姜维，一时大震关中。他派马谡率军守街亭，迎击魏军，并为马谡制定了作战部署。谁知马谡自恃饱读兵书，不依丞相之计，终于失了街亭，大败而归。 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诸葛亮与马谡私交甚厚，但马谡失了街亭，依军法当斩，诸葛亮便狠着心下令处死了马谡。执法后，诸葛亮又挥泪亲自祭奠，写下一篇感人至深的祭文，令兵士们大为感动。 诸葛亮作为一国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然应当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否则就很难树立威信，很难令众人臣服。但从个人角度讲，他和马谡交情又很深，如果一斩了之，肯定会被认为六亲不认，在这样的人手下当差，没准哪天犯个小错便被就地正法，因而人们很可能就开始畏惧、疏远他。但他亲自哭祭，以祭词晓之以理，以眼泪动之以情，效果就不同了。士兵们就会觉得，丞相是个重情义的人，杀马谡是因为万不得已，是因为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这反而更体现出丞相的可贵品质。就这样，既树立了威信，严明了法纪，又不伤人情，可谓两全其美。 在现实生活中，你不妨学学诸葛亮，先扮个“黑脸”，再扮个“红脸”，合理处理公正和人情的关系。 容人并适当制约 厚黑者深知物极必反的道理，因此，他们在待人的宽严方面绝不走向极端，而是精于调剂，适当用容人与制人的手法让对手心服口服。 唐朝的娄师德是世家公子，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后来他的弟弟到代州去当太守，上任以前，向他辞行。 娄师德说：“娄家世代受朝廷恩惠，我们两兄弟现在都出来做官，一般人会批评我们世家公子飞扬跋扈，你出去做官，千万要认清这一点，多多忍耐，不要为我们娄家丢人。” 他弟弟说：“这一点我知道，就是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就自己擦掉算了。” 娄师德摇摇头说：“这样做并不好啊！你把它擦掉，还是违其怨，给人家难堪哪！有人朝你吐口水，你就让它在脸上自己干好了。” 这段对话告诉我们，要想成常人之所不能成，必须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中，对此做出最精彩阐释的，无过战国时期的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回到齐国登上王位后，决定任用鲍叔牙为相，并下令捉住管仲，准备开刀问斩。 这时，鲍叔牙却推荐管仲为相，自己情愿当副手。齐桓公想不通，鲍叔牙对他说：“那时我与管仲都是各为其主，管仲射您的时候，他心中只有公子纠。管仲强我千倍，如果您想富国强兵，成就霸业，非用管仲为相不可。您要是重用他，他将为您射得天下，哪里只射得衣带钩呢？” 于是，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对内实行经济、政治、军事诸多方面的整顿改革，对外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使齐国由乱而治，称雄于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齐桓公之所以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是因为他深知个人感情应服从于定国安邦的大计。这是大义。 南宋休宁人程卓担任嘉兴太守时，有人伪造官府副职衙门的空白公文卖给不法之徒，用来作为契约证券使用。这种东西流传得很广，书吏们办公时发现了这件事，认为是重大问题，要不论真假，都一一追查验看，这样所罚没的钱财可增加地方不少财政收入。 程公说：“这不过是伪造者的罪责而已，如果一一追查检验，本地百姓就一齐受到骚扰。我认为还是安定民心更重要，增加收入的事倒在其次。” 他于是向百姓宣布，凡有误买假文书者，允许自己陈报，并立即给换盖真的官印，逾期不来申报者，使用时被发现就要一律没收。凡持假文书者闻讯都自动前来更换，全郡安然，没有发生动荡。 由此可见，懂得容人只是宽的一方面，同时还必须辅以一定的制约措施，容中有克。适当的克制是必要的，如无相应的制约措施，就把大权轻易交出去，很容易造成悲剧。 适度的宽容比硬性的批评更能维护一个人的尊严，也更有益于其迷途知返。 慎用“妇人之仁”，去身后之忧 在厚黑处世中，“妇人之仁”往往成为一个人最大的负担，甚至是致命伤！比如面对不怀好意的借债者，你出于“妇人之仁”而在他的哀求之后借给他钱，结果却一毛钱也要不回来。一个人的恶行因为你的“妇人之仁”而获得了宽容，结果你的“妇人之仁”不但没有感化他，反而让他重新有机会犯下恶行，对你自己或别人也会造成伤害。此外，你的“妇人之仁”会成为你的弱点，成为人人想利用的目标，在眼泪、温情、请求、孩子似的无辜与可怜之下，你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自视爵高位显，趁齐国内乱，帮助太子昭当上了齐国的国君。宋襄公想借助楚齐的威力压服不买他账的众诸侯，然后再借诸侯之力压强楚。宋襄公派人重贿楚国，约定次年春会盟于位于齐国的盂上之地，齐孝公因为是靠宋襄公的帮助上台的，只好答应按时到会。 会盟期到，宋襄公的弟弟目夷建议宋襄公带些军队前往，不要对强楚掉以轻心。宋襄公为了表示自己很讲“信义”，不仅没有听目夷的话，还怕目夷在他走后暗地派兵前往护驾，便带着目夷一同赴会。果然早就有图霸之心的楚国竟然兵围盟坛，俘虏了宋襄公，并且挟宋襄公向宋国攻来。 好在目夷已趁乱从盂上之地逃回宋国，并且抓紧进行了布置，做好了抗楚的准备。当楚军压境之时，目夷继任宋国国君。楚王大为光火，下令攻城，结果连攻了三天，也没攻下来，只好撤兵放人。 按说，当宋襄公身陷囹圄、国势危难之时，目夷毅然挑起捍国卫土的重任，就任国君之位，以其出色的才智和勇敢，粉碎了楚国吞并宋国的阴谋，就应该心安理得地把这个国君当下去，可才智出众的目夷脸不厚心不黑，当听说宋襄公被释放后，马上派人把宋襄公接回宋国，仍旧让宋襄公当宋国的国君，自己重居臣位。 目夷的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因为目夷当国君对宋国来说，比宋襄公要有利得多，可他竟然为了自己的“名声”和面子，而不顾国家之利，让一个满口空讲“仁义道德”的家伙重新执掌国家大权，这就是典型的“妇人之仁”。 再比如楚汉之争，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情，项羽在关键时刻，却来了个“妇人之仁”，放了刘邦一马，“放”的结果是虎归山、龙入海，结局只能是“霸王别姬”。所以《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宗吾先生曾说：“我发明厚黑学，一般人未免拿来用反了，对列强用厚字，摇尾乞怜，无所不用其极；对国人用黑字，排挤倾轧，无所不用其极，以致把中国闹得这样糟。我主张翻过来用，对国人用厚字，事事让步，任何气都受，任何旧账都不算；对列强用黑字，一点儿气都不受，一切旧账，非算清不可。”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杀鸡儆猴 “治乱世，用重典；治乱军，用严刑。”孔子诛少正卯，虽然不合情理，但权术好诈，却因这一刀而使得权臣畏惧，市井安然；孔明于挥泪斩马谡之时说：“昔孙武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纷争，兵交方始。若废法何以讨贼，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这就是平乱与治乱的权术，是杀鸡儆猴的妙用。 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他还把“赏罚严明”作为判断军队战斗力和战争胜负的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主张从严治军。孙武在被伍子胥推荐给吴王之后，他对自己治军充满信心。他对吴王说：“虽妇人女子，奉吾军令，亦可驱而用之。”吴王遂把后宫宫女三百人，交给孙武操练。 孙武以吴王的宠姬二人作为队长，并对吴王说：“然军旅之事，先严号令，次行赏罚，虽小事，不可废也。请立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谕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质刀戟，列于坛上，以壮军容。”孙武吩咐宫女，分为左右二队，命右姬者管辖右队，命左姬者管辖左队，各披挂持兵，以示军法：一不许混乱队伍，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违背约束。次日五鼓，三百宫女个个披甲执盾齐集于演兵场。左右二姬顶盔束甲，充做将官，分立两边，伺候孙武升帐。孙武登台区划绳墨，布成阵势。令传谕官将黄旗两面分授二姬，令擎为前导。众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伍，十人为总，各要步迹相继，随鼓声进退，向左向右，步伐不乱。传谕毕，令二队都伏地听令。 少顷，孙武下令：“闻鼓声一通，两队齐起；闻鼓声二通，左队右转，右队左转；闻鼓声三通，名一挺剑为争战之势。听鸣金，然后剑队而退。”众宫女都掩口嬉笑。鼓吏鸣鼓一通，宫女或起或坐。 孙武站起来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使军吏重申前令。鼓吏再鸣鼓。宫女都起立，东歪西斜，仍然嘻嘻哈哈。孙武于是卷起双袖，亲自击鼓，又重申前令；左右二姬与宫女们还是嘻嘻哈哈。孙武大怒，圆睁双目，喊：“执法何在？”执法者前跑。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约束再三，再不用命，士之罪矣。于军法当如何？”执法说：“当斩！”孙武说：“士难尽诛，罪在队长。”遂对左右说：“可将女队长斩首示众。”左右见孙武发怒，不敢违令，便将左右二姬绑缚。 吴王闻知自己的宠姬将被斩，赶忙派人领命去救。孙武说：“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虽君命不得受。苟徇君命而释有罪，何以服从？”于是将吴王宠爱的左右二姬斩首于军前。两队宫女见状，无不胆战心惊。孙武在队中再选两人，充做左右队长，再申令击鼓：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战，鸣金收军。谁也不敢违令，自始至终，都符合军令要求。于是派执法报告吴王：“兵已整齐，愿王观之，唯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 严明执纪、严明执法才会有权威，令不行，禁不止，权威不存。 治军如此，驭人又何不如此呢？ 所谓“杀鸡儆猴”，即是“杀一儆百”，有威胁恫吓之意，这是权术，是驭众手段。在意见纷纭、工作受到许多阻挠的时候，为使步骤划一，法令贯彻执行，非以严厉手段对付不可，此之所谓“不以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的解释。 做领导立威的九大原则 凡事都要有规矩，有统一的标准，这是不乱纲纪、不偏离目标的重要方法。一旦有了法，则可以直言管理，严格要求，保证各层次的人才都按照一致的步伐前进。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执法必严。有些人认为立法要严，执法要宽松，法无情，人有情。这听起来很对，但实际上是以情代法或者说是以情废法。所以，应该改为立法适情，执法无情，以避免任何人以身试法。此处所说之法，就讲的是管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1.管人以威 要使领导者的威信建立在人的心中，这样即使用人时，把他指使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也不会违背或背叛领导者的旨意。这种威信绝非威严、严厉所能奏效，它靠的是领导者平日行动中的凛然正气所感染，靠的是领导者经常对属下的爱护之心所熏陶。孟子曰：“君子以仁有心，以礼存心。”意即君子是用仁爱和礼仪来铸造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样才能使人不违背。 2.以暴制暴 与小人相比较，悍将不但无德，而且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清代的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要开口就说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当年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他是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但陈国瑞却不怕僧王，而是打心底里佩服僧格林沁。在他的指挥下屡打胜仗，这足以说明以暴制暴——恶管术的效果。 3.以严制狂 聪明的领导人，对于狂妄的下属能够采用威严的管理方法，加以制伏，他们采用的就是以严制狂——威管术。 清代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猛将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任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 但是，陈国瑞的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褪去其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就这样，曾国藩以软硬兼施的办法，剃了陈国瑞这个刺头。 4.管人不能徇私枉法 春秋时，公孙仪任鲁国的宰相，他很喜欢吃鱼，国内的人都争买鱼献给他，公孙仪一概不接受。他弟弟问他：“你既喜欢吃鱼，为什么又不要呢？”公孙仪回答：“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必然要按别人的意愿办事，那就可能触犯法律；触犯法律，就会被免去宰相；免去宰相，虽然喜欢吃鱼还会有谁给你呢？不接受鱼而不被免去宰相，这样，虽然没有要人家的鱼，但却能长久地自己买鱼吃。” 这样清醒，实属不易。他很辩证地认识到只有不吃别人的鱼，才能真正长远地靠自己吃鱼。世上有多少人都没有公孙仪这份智谋。在小利面前，贪心过剩，结果被别人牵住了鼻子。特别是一些已取得一定地位和成功的人，由于权力和影响超出常人，所以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就会对你曲意逢迎，投你所好。如果贪图小利，成了别人的工具，那么违法乱纪就在所难免了。 5.依法行事，按律施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颇具才华的女皇帝。她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太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又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把她立为皇后，并参与朝政。李治死了，她废掉李治的儿子唐中宗与唐睿宗，干脆自称圣神皇帝，并改国号为周。在她统治的年代，虽然还能继承唐太宗的某些善政，并进行了一点改革，但由于自己是女人当皇帝，唯恐有人不服捣鬼，于是广设特务，提倡告密，任用酷吏，屡兴大狱，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一时宗室、朝臣，乃至一般的平民百姓被冤死的很多。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当时大部分执法官员都“竞为深酷”，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无辜，借此邀功要赏，但是，就有那么一位李日知却认定了办案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这个“死理儿”，不怕死、不信邪、不求官、不爱财，留下一股人间正气。李日知是河南荥阳人，当时任司刑承，量刑一贯平恕准确，从不草菅人命。但是，当时酷吏横行，民命如草，司刑少卿胡元礼就是这种酷吏中的一个。有一次胡元礼要杀一个人，李日知依法判定用刑过重，不同意处死，胡元礼当然不干，两人这样反复争论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定案。胡元礼气极了，咆哮道：“只要我胡元礼不离开刑曹，这个人就休想活命！”李日知听说后也不示弱，他严肃地讲：“如果我李日知还有负责目前的工作，这个人就不能处死！”最后两个人各自向上陈述了自己的道理，由于李日知言之有据，难以反驳，最后还是没有能按胡元礼的意思屈判那人死刑。依法行事的管理原则终于发挥了作用。 6.必须有做“坏事”的能力 有些时候，为了胜任工作，领导必须有做“坏事”的能力。当某种情况可能会失去控制，造成灾难，为了维持秩序、避免混乱，领导必须有牺牲无辜者的决心与勇气。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者，有时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大众的利益，必须对某些人进行残酷的处置。这种情形，虽然有时成为野心家为非作歹的借口，但常常的确是迫不得已的。中国历史上，被儒家尊为圣人的周公旦，便有杀害同胞兄弟管叔、蔡叔的记录；汉高祖刘邦，在项羽以其父亲的生命作威胁时，却以“请分一杯羹”来应付。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现代管理中，公司的经营者，在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常会动用牺牲创业伙伴及创业时高级干部的策略。尽管这些人劳苦功高，但为了公司的成长和管理制度上的健全，这种牺牲有时也的确是必要的。虽难免让人有“狡兔死走狗烹”之议，却也是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残酷面。 7.宁让人畏，不让人敬 让人敬畏的领导远比让人敬爱的君王来得安全。人们通常会去损害自己所爱的人的利益，却不敢去偷占自己所害怕的人的便宜。因此，只懂得用爱来施恩的领导，经常会过分相信下属对他的支持，由于判断上的误差，而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8.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领导人为制止动乱形势的必要政策，最好严厉而果断，将反对者的意志彻底镇压，但绝对不可实施太久，否则会使敌对势力再度滋生反抗的勇气。朱元璋出身民间，在创业伙伴间缺乏崇高的君王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在建立政权后，曾对功臣展开大屠杀，以彻底压制各派系的势力，终于建立了三百年的大明政权。而明末的崇祯皇帝却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对李自成、张献忠等既缺乏一贯的剿讨政策，也提不出安抚的具体方法；对清人的政策更是在和与不和之间举棋不定，反使抗清名将袁崇焕等先后冤死，终致李闯王攻入皇宫，他却不得不自缢于煤山。 9.鲶鱼效应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功的管理者，都具有“管人”的本领，都具备善于利用“人”这个特殊资源的本领，他们都能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 许多企业基本上由以下三种人组成：一是不可缺少的干才，约占20%；二是以公司为家辛勤工作的人才，约60%；三是整日东游西荡、拖企业后腿的蠢材或废才约占20%。如何使第三种人减少，使第一、第二种人增加呢？采用“鲶鱼效应”。 过去渔人捕沙丁鱼，总是将鱼放入鱼槽运回码头。抵港时，如果鱼仍然活着，卖价要比死鱼高出许多，因此渔民们千方百计让鱼活着返港。但除了一艘渔船总能带着活鱼返港外，其他各艘渔船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而带活鱼返港的这艘船的船长从不公开自己成功的秘密，更不让人参观他的鱼槽。直到他死后，渔民打开鱼槽，才看到里面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而已。 为什么放进一条鲶鱼，就能使其他鱼都活着呢？原来，鲶鱼是食肉鱼，它被放进鱼槽后，自然会四处游动到处找小鱼吃，而大量的沙丁鱼发现多了一个“游动杀手”，自然也加速游动，这样一来，沙丁鱼就一条条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其实用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公司，如果人员长期固定，就缺乏了新鲜感和活力，容易产生惰性。因此有必要找些外来的“鲶鱼”加入公司，制造一种紧张气氛，这样，企业自然而然就生机勃勃了。 把握时机巧进退 春秋时的范蠡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他辅佐越王勾践二十年，使越国强大，最后灭掉了吴国。越王勾践因为他功勋卓著，要拜他为上将军。范蠡知道越王心胸狭窄，可以共度患难但不能同享富贵，便坚持不受，并悄然离开越国，更名经商，富甲一方。 范蠡离开越国时，曾遗书一封给共过事的大夫文种，劝他尽早离开越王，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但文种并没有听从劝告离开越国，而只是称病不朝，以为我不管事便可无事。果然，没过多久，越王便听信谗言，找借口逼文种自杀了。 越王可与人共患难，患难之时做其臣下便可身安，但他不能与人共享乐，因此患难之时一过，他的赐官加爵，便是加灾施祸。范蠡审时度势，及时身退，不求一时富贵，也远避了杀身之祸；文种不知，最终虽事业有成却性命不保，到死也只能留下说不出的遗憾。 张良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张良却未像萧何那样遭受锒铛入狱的凌辱，也未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关键是他在成功时急流勇退，在辉煌时甘于退向平淡。自从汉高祖入主关中，天下初定，张良便托词多病，闭门不出，隐居修炼养身之术，研习黄老之学。汉高祖剖符行封，特意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张良只选了个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他曾说道：“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留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游。”他看到帝业建成后君臣之间的“难处”，欲以退让来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他极少参与谋划，堪称“功遂身退”的典型。 战国时的范雎用“远交近攻”的谋略辅佐秦昭王，屡建奇功，拜为相国，封应地，号应侯，成为秦昭王最信任的人。后来，他举荐的郑安平和王稽先后叛国通敌，根据秦国法令，举荐者也应治罪。虽然秦昭王考虑到范雎的功劳很大没有治他的罪，但范雎自己心里感到不自在。这时，燕国人蔡泽来到了秦国，求见范雎。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蔡泽见到范雎后，气宇轩昂，谈吐不同凡响，范雎不得不服。蔡泽对范雎说：“人们常说，太阳运行到中天便要偏西，月亮圆满便要亏缺。物盛则衰，这是天地间的自然规律。你现在功劳很大，官位到了顶点，秦王对你的信任也无以复加，正是退隐的好时机。这时退下来，还能保住一生的荣耀，不然的话，必有灾祸。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想当年，商鞅为秦孝公变法，使秦国无敌于天下，结果却遭到车裂而死的下场。白起率军先攻楚国，后打赵国，长平之战杀敌四十万，最后还是被迫自杀。又如吴起，为楚王立法，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后来却被肢解丧命。文种为越王勾践深谋远虑，使越国强盛起来，报了夫差之仇，可最终还是被越王所杀。” 范雎听后不禁悚然动容。蔡泽稍稍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四个人都是在功成名就的情况下不知道退隐而遭受的祸患。这就是能伸而不能屈，能进而不能退啊！倒是范蠡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超脱避世，做了被人称道的陶朱公。我听说，以水为镜，可以看清自己的面容，以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祸福。《周书》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你何不在此时归还相印，让位给贤能的人，自己隐居山林，永保廉洁的名声、应侯的地位，世世代代享受荣耀呢？” 蔡泽的话终于说服了范雎。于是，他待蔡泽为上客。过了几天，范雎向秦昭王介绍了蔡泽，说服昭王拜蔡泽为相国，自己托病归还了相印。就这样，范雎急流勇退，离开了相位。 楚国派昭阳领兵攻打魏国。昭阳在襄陵击败魏军，连克八城，随后又移兵进攻齐国。 齐王对此很忧虑。恰好秦国的使者陈轸到齐国，齐王就问他怎么办。陈轸说：“大王不必担心，让我去劝楚军退兵好了。” 陈轸去到楚军军营，对昭阳说：“我很想知道楚国的法律对于破敌杀将者如何封赏？” 昭阳说：“如果官位已经是上柱国了，就封爵位为上执珪。” 陈轸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吗？”昭阳答：“只有令尹了。” 陈轸说：“如今您已经是令尹，属于一国之中的最高官位了。我打个比方：有个人给门客们送了一壶酒，门客们说：‘几个人喝一壶酒，不够喝，不如大家在地上画蛇，谁先画好，谁就一个人喝酒。’过了一会儿，有个门客说：‘我先画好蛇了。’他拿起酒，又说：‘我可以给蛇画些足。’等他加画好蛇足之后，另一个人已经将酒夺过来喝掉了，并且对他说：‘蛇本来就没有足，你给它添上足，就不是蛇了。’如今您已官至令尹，辅佐楚王，进攻魏国，破敌杀将，论功劳谁也比不上您，您的官位高得不可能再提拔了。您竟然又移军进攻齐国，打胜了不可能再升官，打败了却会身败名裂，对楚国也没有好处。这就等于画蛇添足一样。不如早点儿撤军而去，给齐以德惠，这才是保全名利的‘持满之术’啊。” 昭阳认为有道理，就领兵撤退了。 可见，在适当的时机做出适当的选择，把握“进”与“退”的辩证关系，正是做人和当领导的必备心术。 小心谨慎，防人暗算 颜真卿，历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也是唐代最为杰出的忠贞大臣。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河北二十余郡望风而降，唯有他以一座小小的平原郡城，孤军抵抗，誓不降贼，成为抗击叛军的中流砥柱，赢得唐玄宗极大的赞叹。此后，他历经唐肃宗、代宗和德宗数朝，官至太子太师，德高望重，天下景仰。然而，这样一位名震天下的颜真卿，却对宰相卢杞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本来，颜、卢两家曾是世交，父辈曾携手并肩浴血沙场，为刎颈之交，但即使如此，卢杞在自己羽翼丰满之后，却再也容不下这样的老前辈。最初，卢杞想把颜真卿挤出朝廷，便问他：“想安排你去外地任职，你看哪里对你比较合适？” 颜真卿在朝堂中当众回答说：“我这个人由于性情耿直，一直被小人所憎恨，遭到贬斥流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如今我老了，希望你能有所庇护。当年安禄山杀害了你的父亲，将首级传到我那里，以威胁我投降，我见到你父亲脸上的血迹，不敢用衣巾擦拭，而是用舌一一舔干净的，难道你还不能容下我吗？” 几句话说得卢杞脸色绯红，心中却更痛恨了。不久，割据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叛朝廷，自称天下兵马都元帅，气势汹汹，很快便攻下了汝州，引起朝野很大的震动。德宗问卢杞如何平息叛乱，脸厚心黑到了极点的卢杞，决心利用这个机会除掉颜真卿，便对德宗说：“李希烈是个年轻的悍将，恃功傲慢，他的部下不敢阻止他。如果朝廷能派出一位儒雅重臣，向他宣示陛下的恩德，陈述逆顺祸福的道理，李希烈必然会革心悔过，这样就不必大动干戈而将他收服。颜真卿是四朝重臣，忠直刚强，名重海内，人人敬服，他去最为合适。” 表面上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完全是为了迅速平叛，丝毫也没有陷害颜真卿之意。因而不辨忠奸的德宗皇帝完全听从了他的意见，朝中有识之士无不为之震惊。有人劝告颜真卿说：“你这一去必然会遇害，最好暂且留下来，看一看朝廷会不会有新的平乱措施。”颜真卿慨然道：“国君之命，怎么能够不从？”还有人甚至上书朝廷说：“让一位元老重臣去送死，这是国家的耻辱！请将颜真卿留下吧！”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第五章 口才厚黑学 第五章 口才厚黑学 善辩之术 鞋店老板做生意的方法是，若客人试穿皮鞋时，发觉新鞋紧了些，老板便会立刻解释：“这样才合适，因为品质良好的皮鞋，在穿着的当中，会适度地放松，很快便能适合你的脚。”若新鞋太松的话，老板又会说：“这样才合适。因为品质好的皮鞋，在穿着的当中，会适度地收紧，很快就能适合你的脚。”如果新鞋很合脚，老板立刻会高兴地说：“啊，这双鞋你穿最适合了，因为品质好的鞋，是不会过紧或过松的，并且形态永远不会改变。” 这是做生意的要诀，大部分的生意人都使用这种善辩的技巧，而大量销售其产品。 另外，百货公司卖领带的专柜也是充分地利用善辩之术。 卖领带的专柜小姐所接受的职业教育是，若发觉顾客在换领带或注视领带时，就尽力劝顾客购买。如果是年轻男士在看华丽鲜艳的领带时，便说：“先生，你真有眼光，年轻人结这种华丽鲜艳的领带，是最适合了。” 若他是注视朴素的领带，则说：“年轻人打朴素淡雅的领带，看来反而高雅大方。” 如果是中年男士选择华丽的领带，就劝说：“这领带一点儿也不鲜艳，像您如此年纪打这种领带，一定显得高贵庄重。”反之，中年男士是选择与年龄相配合的领带时，则说：“这领带很适合你，太过于鲜艳的颜色，看来反而显得庸俗，显不出您的高贵气质。”往好的方面解释，店员对顾客的建议，可使顾客对自己的眼光产生信心，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服务。 因此，优秀的推销员能够一面观察顾客的表情，一面随机应变地谈话。 当推销价格高昂的产品时，说：“价钱虽贵了些，但很耐用，所以，计算起来还是蛮便宜的。”若是推销廉价的产品时，便说：“反正在使用的当中会感到厌腻的，所以，若买了太昂贵的产品，你会舍不得去弃旧换新。” 推销流行的商品时，会说：“这新型产品能使您变得更年轻。”但推销旧商品时，则强辩说：“因旧型商品长期使用的缘故，会使人产生习惯，所以，您还是购买旧型商品吧。” 数据也能唬人 有一则广告是这样宣传的：“今后，办公室的面积每一年都会狭窄12%。” 结果，撰写这篇广告的作者获得“广告创作奖”。由专家的立场来看这篇广告，认为它是优秀的广告，而出资制作广告的客户是家具商。 这个广告的意思是，由于公司业务扩大，职员逐年增加，或保存资料的增加，造成办公室的面积每年狭窄12%，因此，企业家们应该与家具行协调，有效率地计划办公室的规格。 这里所谓的12%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撰写广告的作者到底根据什么资料计算出来的呢？他又是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方法获得？皆未清楚地说明，因此，这里所谓的12%就毫无意义了。若由于职员增加，办公室的面积每年皆狭窄12%，则5年后，办公室变成原有的一半大，10年后，仅有原先面积的1/4大，如此一来，因面积变狭窄而困扰的公司一定有许多，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办公室每隔5年就必须扩展两倍才能营业，以致全国的公司都为此事而感到困扰不已。 当然，这个比例数字只是采用有利于提供广告的客户，至于不利之处，则删除不采用；所以，我们应该用打折扣的眼光去看这广告，才不会被它欺骗。 另外，对于来历不明的学术用语，应该存有怀疑的态度较好。记得不久前，新出品的某化妆品，到底它所含的化学成分是什么呢？笔者因对其产生了好奇心，于是翻查了三本词典，却找不出它所含的成分。 魔力语言 有位评论家认为将“以眼还眼与以牙还牙”这句话解释为：若被对方打的话就反打对方，对方欲谋杀自己，则也反杀回去。这种攻击性报复思想是严重的误解，“以眼还眼”的本来意义是，打别人则被人打，作为偿还的代价，不论对方如何，都应给予正当的损害赔偿。 近代法国哲学家弗尼尔女士曾说过一句名言：“女人并不是初生时就为女人，而是靠后天的培养才能具备女人的风味。” 换言之，她的主张是说：女人在出生时并未具有女人的风味，而是自有历史以来的世界文明，才创造出女人的风味及状态。例如，有位父亲向男孩说：“男人应该站着小便，和女人蹲着小便是不一样的。” 无论男人或女人，在出生时都同样是张白纸：但后天的培养环境却有明白的规定，认为男性应该健壮聪明，女性应该柔弱娇美。于是因后天环境，才将女人塑造为具有女性化特质的人。 与故事名言相似的是谚语。当然，这些谚语中也有许多矛盾之处，或许各位皆已知道。例如因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谚语，于是大家就睁大眼睛来提防所有人；但另外也有“社会是温暖”的主张，这两句话间充满了很大的矛盾。众人因“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谚语而全力以赴地工作，盼望以后的日子能悠闲地度过；但另外也有“有完美的结果，则一切都是完美的”的主张。类似这种内容完全相反的谚语还有许多，真是不胜枚举。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谚语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而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因为只是看事情的某一面而产生一句谚语，若从另一角度去看，又会有另外的事实出现，于是又产生了另一句谚语，这是极自然的事。故事名言也是如此，但事实上，因故事名言较具有冲击和说服力，所以，比谚语更具效果。 当某人提出歌德所说的名言，或举世闻名的名人所说的话时，连睡着的人都会立刻清醒，赶忙拿出纸笔记录。名人的言语及故事、名言，本来只不过是一面的真理，但被提出来之后，仿佛变成很普遍的真理，且具有艺术的效果，因此，诡辩家皆不会忘记这种效果，而充分加以利用。 有位操守不太清廉的官吏说：“过于清洁的水中是没有大鱼的，哈哈……” 换言之，他是认为操守清廉的人，无法成为大人物，而且还轻蔑地哈哈大笑，仿佛贪污不清廉之事都可借古话而抹杀，让人认为真的是如此。 有些下级职员也会如此说：“先有伯乐才会有千里马。”将一切责任都推给上司，认为上司无管理能力，所以，他才不能充分发挥才能。这句话意味着：伯乐具慧眼能分辨良马。有伯乐的眼光，才能产生跑千里的名马，因此，不是先有良马的存在，而是先有伯乐才会有良马。 又如建设工程迟迟不能完成，被众人攻击时，便借“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句名言，而巧妙地躲开攻击。又如职员想骂上司时，可借林肯的名言：“林肯曾说过，年逾四十岁后，人应该对自己的脸相负责，我们上司的脸相不好，表示他的心地也不善良。” 话中有话 我们经常需要向别人表达一些不太好说的意思，比如请求、谈判、批评等等，这些话之所以不容易说出口，是因为人类具有自尊心，谁都不愿意遭到拒绝、指责和冷遇，因为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高自大的小皇帝，他认为自己应该是最好的，一旦现实与心愿不符合，不可一世的自尊就会受到挫伤，从而转变成悲伤、仇恨、鄙视、嫉妒等恶劣的情绪，并且早晚会表现出来。 因此，这些话说不好就会得罪人，为自己招来敌人和灾祸。 好在语言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一样的意思可以用多样的话说出来，而斤斤计较于自尊心的人听到用不同的说法讲出的同样意思，也会有不同的反应。这种情况使口才技巧大有用武之地，也向我们证明，人类作为高等动物所独有的自尊，那是多么愚蠢的一种心理，因智者利用这种幼稚的心理可以把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你要批评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如果直言不讳，显然会令他难堪。人是最自私最狂妄的，别以为他会认真接受你的意见，即使因为你是他的上司，他不得不在表面上服从，但在心中肯定是不服气的，还会由此认为你眼光低劣，或出于私心打击羞辱他，于是，他会成为你潜在的敌人。不但他没有改正错误，而且还对你构成危险，这真是得不偿失。 但是，你可以换个说法，找出他的文章中一些可取之处，先满足他的自尊心，待他兴高采烈地视你为知音的时候，再把批评化为建议提出，这样他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意见，还对你很欣赏。你可以这样说：“我一看开头就想看下去，我发现你一贯擅长把文章开头写得引人注目，勾起人的好奇心。要是结尾不是这样写，而是换一种思路，可能就更能与开头相呼应了，你说呢？” 既然没有触及自尊心，那么他当然会冷静虚心地考虑你的意见：人最计较的不过是可怜的自尊心，最怕最恨被人否定，一旦如此，就不能再保持冷静。对着一个头脑发热、面红耳赤、心中怀恨的人，能有什么道理好讲？ 不但要注意说法，还要注意说话的场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讲什么话，这是需要考虑周全的。比如有的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年轻女性在场的情况下受到否定，这大约是从动物祖先雄性在雌性面前争宠的本能中遗传来的。 说什么固然重要，但怎么说更为关键，人的情欲常常蒙蔽了人的眼睛，使他看不透语言背后的语言，而只能最浅薄地从对方的用语上来理解。 因此完全可以表面上说他爱听的话，而把真正意图隐藏在这些话里，也就是话里有话，让他心甘情愿被你所用。 比如，有的人受了小流氓的欺负，就去找自己认识的另一个小流氓说：“那个人知道我跟你是朋友。当时我以为他肯定不敢惹你，就反复告诉他说我是你的人，没想到他还是把我打成这样。我知道你一向是讲义气的，不过我劝你别为这事去找他，免得吃亏。我自己挨打无所谓。”这一番话，有吹捧、有激将、有暗示，一语双关，话里有话，既满足其自尊心，又刺激其为维护自尊心而战，巧妙地把矛盾转到了两个小流氓身上。真是厚黑语言妙用。让两个原本没矛盾的小流氓为了所谓名声而打得头破血流时，挑拨者却在偷笑，既报了挨打之仇，又不会付出任何代价，只是动动嘴而已，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拒绝别人有窍门 在你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很可能也会遇到下列的情形：一个熟人来缠住你，非要跟你借钱不可，但你知道，如果借给他便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一个熟悉的商人向你兜售物品，而你明知买下了就要吃亏……诸如此类的事你必定加以拒绝，可是拒绝之后，就要断绝交情，引人恶感，被人误会，甚至种下仇恨的因素。 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唯一方法便是要运用些智慧，请看下面的例子： 在德国某电子公司的一次会议上，公司经理拿出一个设计的商标征求人家意见。 经理说：“这个商标的主题是旭日，这个旭日很像日本的国徽，日本人民见了，一定乐于购买我们产品。” 营业部主任和广告部主任都极力恭维经理的构想，但年轻的销售部主任说：“我不同意这个商标。”经理听了感到很吃惊，全室的人都瞪大眼睛盯住他。 年轻的销售部主任没有同经理争论那个带红圈圈的设计是否雅观，而是说：.“我恐怕它太好了。” 经理感到纳闷，脸上却带着笑说：“你的话叫我不理解，解释来听听？” “这个设计与日本国徽很相似，日本人喜欢，然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会想到这是日本国徽，他们未必会喜欢。” “天哪！你的话高明极了！”经理叫了起来。向有权威的人士表示反对或拒绝，你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还要注意技巧。年轻主任先说一句“我恐怕它太好了”，便不会引起经理的不快，使他不失体面。后来他以更充分的理由，提出反对经理的意见，经理也就不会感到下不了台了。 这里列举几种既恰到好处，又不失礼节的拒绝方式，供您借鉴： 1.尽可能以最为友好、热情的方式表示拒绝 一位青年作家想同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交朋友，以期今后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携手共进，作家热情地说：“今晚6点，我想请你在海天楼餐厅共进晚餐，我们好好聚一聚，你愿意吗？”事情真凑巧，这位教授正忙于准备下星期学术报告会的讲稿，实在抽不出时间。于是，他亲热地笑了笑，又带着歉意说：“对你的邀请，我感到非常荣幸。可是我正忙于准备讲稿，实在无法脱身，十分抱歉！”他的拒绝是有礼貌而且愉快的，但又是那么干脆。 2.避免只针对对方一人 某造纸厂的推销员上某大学推销纸张，推销员找到他熟悉的这个大学的总务处长，恳求他订货，总务处长彬彬有礼地说：“实在对不起，我们学校已同某国有造纸厂签订长期购买合同，学校规定再不向其他任何单位购买纸张了，我也应按照规定办。”因为总务处长讲的是任何单位，就不仅仅针对这个造纸厂了。 3.让对方明白你是赞同的 黄女士在民航售票处担任售票员工作，由于经济的发展，乘飞机的旅客与日俱增，黄女士时常要拒绝很多旅客的订票要求。黄女士每每总是带着非常同情的心情对旅客说：“我知道你们非常需要坐飞机，从感情上说我也十分愿意为你们效劳，使你们如愿以偿，但票已订完了，实在无能为力。欢迎你们下次再来乘坐我们的飞机。”黄女士的一番话，叫旅客们再也提不出意见来了。 除上述三种拒绝的方式外，还有如：在拒绝对方的要求时，同时指出应该怎样努力才能达到要求，以有说服力的事实诱使对方否定自己原来的要求等等。拒绝方式多种多样，需在实际的语言交往时灵活运用。 正话反说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常常需要通过讲道理来说服别人。李宗吾认为，有些话直接说可能会使对方不能接受，为了避免尴尬，不妨正话反说。说出来的话，所表达的意思与字面意思完全相反，就叫正话反说。如字面上肯定，而意义上否定；或字面上否定，而意义上肯定。这也是产生幽默感的有效方法之一。使用这种方法能够在不直接指明对方错误的基础上，使他们自我反省并认识自己的错误。 汉武帝刘彻有位乳母，在宫外犯了罪被官府抓了，并禀告汉武帝。汉武帝十分为难，毕竟是自己的乳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自己是被其用乳汁养大的。但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不处置她，有失自己天子的尊严，以后何以君临天下。思来想去，汉武帝决定以大局为重，依法处置自己的乳母。 乳母深知汉武帝的为人，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便想起了能言善辩的东方朔，请求东方朔帮自己一把。 东方朔也颇感为难，他想了想说：“办法也有，但必须靠你自己。”乳母急切地问：“什么办法？” 东方朔说：“你只要在被抓走的时候，不断地回头注视武帝，但千万不要说话，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乳母虽不解其中玄机，但还是点了点头。 当传讯这位乳母时，她有意走到武帝面前向他辞行，用哀怨的眼神注视着武帝，几次欲言又止。汉武帝看着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有心想赦免她，又苦于君无戏言，无法反悔。 东方朔将这一切看在眼中，知道时机成熟了，便走过去，对那位乳母说：“你也太痴心了，如今皇上早已长大成人，哪里还会再靠你的乳汁活命呢？你不要再看了，赶紧走吧。” 武帝听出了东方朔的话外之音，又想起了小时候乳母对自己的百般疼爱，终于不忍心看乳母被处以刑罚，所以法外开恩，将她赦免了。 东方朔一番反弹琵琶终于救了乳母。 在一些广告宣传中，用正话反说的方法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有一则宣传戒烟的公益广告，上面完全没提到吸烟的害处，相反地，却列举了吸烟的四大好处：一、节省布料。因为吸烟易患肺痨，导致驼背，身体萎缩，所以做衣服就不用那么多布料。二、可以防贼。吸烟的人常患气管炎，通宵咳嗽不止，贼人以为主人未睡，便不敢行窃。三、可防蚊虫。浓烈的烟雾熏得蚊虫受不了，只得远远地避开。四、永葆青春。不等年老便可去世。 这里说的吸烟的四大好处，实际上是吸烟的害处，却正话反说，显得很幽默，让人们从笑声中悟出其真正要说明的道理，即吸烟危害健康。 正话反说的幽默技巧当然不仅可以用到广告宣传中，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这种幽默技巧也有广泛的使用空间。 一次，丘吉尔为了出席在宫殿举行的演讲，超速开车，以致被一名年轻警员逮住了。“我是丘吉尔首相。”丘吉尔不慌不忙地说。“乱说，你一定是冒牌货！”警官这么一说，大英帝国的首相当即谢罪，他说：“你猜对了！我就是冒牌货！” 这样一来，警官面露微笑，放过了这位世界上著名的伟人。 丘吉尔在一本正经地表明身份的时候，被警官怀疑。然后，他就换了一种方式，正话反说，这样反而使警官摸不清虚实，使得警官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放过了他。 当我们需要表达内心的不满时，也可以使用正话反说的幽默技巧，让别人听起来顺耳一些。 杰克和他的情人想喝咖啡，但端上来的咖啡只有半杯，这时杰克笑嘻嘻地对咖啡店主人说：“我有一个办法，保证叫你多卖出三杯咖啡，你只需要把杯子倒满。” 杰克巧妙地运用正话反说的幽默来表达失望感，却不致给对方带来难堪。也许杰克并没有喝到满满一杯咖啡，但杰克一定会得到友善、愉快的服务，咖啡店主人或许还会请杰克下次再光临该店。 这种正话反说的幽默技巧不仅被现代人广泛使用，其实古代的智者就已经能够熟练运用这一技巧了。 秦朝的优旃是一个有名的幽默人物。有一次，秦始皇要大肆扩建御园，多养珍禽异兽，以供自己围猎享乐。这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但大臣们谁也不敢冒死阻止秦始皇。这时能言善辩的优旃挺身而出，他对秦始皇说：“好，这个主意很好，多养珍禽异兽，敌人就不敢来了，即使敌人从东方来了，下令麋鹿用角把他们顶回去就足够了。”秦始皇听了不禁笑了，并破例收回了成命。 优旃的话表面上是赞同秦始皇的主意，而实际则是说如果按秦始皇的主意办事，国力就会空虚，敌人就会趁机进攻，而麋鹿用角是不可能把他们顶回去的。这样的正话反说，因为字面上赞同了秦始皇，优旃足以保全自己；而真正的含义，又促使秦始皇不得不在笑声中醒悟，从而达到了他的说服目的。 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在他争得中原霸主地位后，开始沉溺于酒色之中，没有当年争夺霸权时的那种锐意进取精神了。 一次，楚庄王得到一匹身躯高大、色泽光鲜的骏马，心里高兴极了，从此一心扑在这匹马身上，嗜马如命。不料事与愿违，没过多久，这匹马便死了。楚庄王非常痛苦。为了表达他对爱马的真情，决定为马发丧，金殡玉葬，以大夫礼葬之。 楚庄王的决定一发布，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许多忠直之士以死相谏，但楚庄王主意已定，谁也无可奈何。正当群臣摇头叹息之际，突然从殿门外传来号啕大哭之声，楚庄王惊问是谁，左右告之是侍臣优孟。于是，楚庄王立即传令优孟觐见，问道：“爱卿，何故大哭？” 优孟一边擦眼泪，一边哭哭啼啼地说道：“堂堂一个楚邦大国，有什么事情办不到，有什么东西得不到？大王将自己所爱之马以大夫之礼下葬，不但不过分，而且规格还嫌低了。我请大王应该将爱马以国君之礼葬之，赐以玉雕棺材、好木头做的棺椁，而且要全国老幼抚土掩埋，通知邻国来吊唁。这样让诸侯们也好知道大王您看重马而轻于人，这不是很明智的举动吗？” 优孟的话音刚落，群臣一片哗然，以为优孟之说，十分荒唐。楚庄王一听，却沉默不语，细细品味优孟话中的真意。寻思良久，低着头慢慢地说：“我说以大夫之礼葬之，确实太过分，但话已传出，现在能怎么办？” 优孟一听，马上接口道：“我请大王将死马交给厨师，用大鼎烹饪，放上调料，煮熟后，马肉让群臣饱餐一顿，马骨头以六畜之礼下葬。这样，天下人以及后世就不会笑话您了。” 楚庄王找到了一个台阶下，群臣大吃了一顿马肉，事情也就此了结了。优孟的一席话，劝阻了楚庄王荒唐的行为，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大臣劝谏不成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掌握正话反说的技巧。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在客客气气的社交谈话中，直话直说是致命伤。一个人只有注意说话时的环境，做到正话反说，才能取得良好的说话效果，那些不看场合乱说话的人难免要碰钉子。 旁敲侧击点到为止 在想方设法去触动对方心灵时，不一定非冒很大风险，完全可以采用一个低风险的策略——“旁敲侧击”。 旁敲侧击，抓住对方的一些“要害”，要隔层纸，不一语点破，点到为止，对方的心理防线无形之中就会被攻破。 裴旻是唐朝开元年间东都洛阳的一位将军，剑法超群，没有几个人能超过他。 裴旻不仅剑舞得好，而且酷爱书画。一次，他家有亲人亡故，为表达对死者不尽的哀思，他想请人在天宫寺绘制一幅壁画，一来为亲人超度亡灵，二来也暗合了自己的嗜好。于是，他遍访各地，但一直未找到合适的画师。事有凑巧。一日，他来到天宫寺，巧遇画家吴道子和书法家张昶，裴旻高兴得手舞足蹈。 他热情地迎上前去，主动报上姓名，盛情邀请两位艺术家到一家酒店“便宴”。这二位也不推辞，口呼“幸会”，脚也毫不犹豫地迈向酒店。 席间，裴旻虚心请教画坛之事。吴道子像是遇到知己，大谈起画坛境况。裴旻直点头，大叫深刻、精辟，很受启发。 酒过三巡，裴旻道出了自己的心事，并分别给两位艺术家送上玉帛十匹、纹银百两，作为作画、题字的酬礼。 哪知两位艺术家笑意全消，立刻冷若冰霜，拂袖而去。 裴旻见状，心想：大概是两位艺术家嫌这些报酬太低，有辱“大师”名声，给他们如此微薄的报酬，太少、太不像话了吧。 他立即带着痛改前非的诚恳表情拦住二人，赶忙赔礼道歉：“两位先生莫嫌钱少，我这是分期付款。等画作好之后，我再补齐。” 吴道子听罢，怒从心头起：“裴将军不是太小看人了吗？”说罢，气呼呼地转头就要走。 裴旻觉得十分难堪。他想，论社会地位，我不比你们低，我是将军；论本事，也是各有所长，说不上谁高谁低。你画画得好，字写得棒，我的剑术亦堪称一流。今天我屈尊求画，反在这公共场合受到冷落，好生尴尬。裴旻不禁怒气上升，一时难以压下。 裴旻有个“毛病”，一怒就要舞剑。这大概是战场上培养出来的条件反射。只见他脱掉孝服，拔剑起舞，身子左旋右转，宝剑上下翻飞。吴、张二位看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在场围观的游人，个个惊得目瞪口呆，竟都忘了叫好。 裴旻一边挥剑狂舞，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什么大师！什么书圣、画圣！我看是欺世盗名，徒有其表！光会舞文弄墨，描些香草美人，于世道无补，甚至不能助我尽一份孝心……还不如咱手中这把剑，可以斩妖驱邪，换来人间太平。有能耐来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吴道子、张昶听着，面面相觑，不禁汗颜。看罢舞剑，上前与裴旻长时间地热情握手、拥抱。 “刚才不是我们故意使你难堪，实在是我们太厌恶铜臭。我们绝不为了钱而出卖艺术。”说罢，吴道子灵感大发，挥动如椽大笔，在画壁上舞墨作画，一气绘成了一幅巨型壁画。这就是吴道子平生最得意的《除灾灭患图》。 交谈中，难免要试图使他人接受自己的建议或意见，如果此时说话不当，有时别人并不应允，如果运用直截了当的请人办法，他们也会一再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巧用侧面突袭则会起到平时难以起到的作用。 李宗吾认为，点拨关节，由对方自己推想后果，可以达到很好的“旁敲侧击，触动心灵”的目的。因为，结论不是你强加对方的，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由不得对方不相信。 楚灵王于周景王七年召开诸侯大会后，为了向各诸侯国展示自己兵力强盛，两次攻打吴国，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大兴土木，欲以物力夸示于诸侯。他修建了一座宫殿，名叫章华宫，占地四十里，非常雄伟。周景王十年楚国邀请鲁昭公前来祝贺章华宫落成。 前去邀请的大夫启疆说：“鲁国国君开始还不肯来，我再三向他叙说他与我国大夫婴齐的旧情，又以讨伐相威胁，他害怕被攻打才来的。鲁君对礼仪很熟悉，愿主公多多留意，不要被鲁人笑话。” 楚灵王问：“鲁君相貌如何？” 大夫启疆说：“白面皮、高身材，留着一尺多长的胡子，可谓一表人才。”楚灵王暗中选了十名大汉，都留着长胡子，让他们学习鲁国的礼仪，作为鲁昭公的陪同。鲁昭公乍见之下，十分吃惊。又见章华宫华丽壮观，夸赞之声不绝于耳。 楚灵王十分得意，问：“贵国亦有这样的宫殿吗？” 鲁昭公忙躬身回答：“敝国小得很，比不上贵国万分之一。” 楚灵王更得意扬扬，遂下令在章华宫中宴请鲁昭公。宴毕，楚灵王一时兴起，便将楚国兵库中的镇库宝弓，一只名为“大屈”的弓赠给鲁昭公。第二天，楚灵王酒醒后就后悔了，他舍不得此弓被别人拿走。 启疆说：“主公放心，我能使鲁君把此弓还给您。” 启疆到公馆拜访鲁昭公，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对鲁昭公说：“我国国君昨日宴请时，赠给君王什么东西没有？” 鲁昭公拿出了大屈弓。 启疆见了，佯装毕恭毕敬的样子，向鲁昭公祝贺。鲁昭公说：“一只弓有什么值得祝贺的。” 启疆说：“这只弓可谓名扬天下，齐、晋、越三国，都曾派人来索求它，我国国君都未答应。现在把这弓赠给君王，他们三国将向贵国索求了。贵国应加强防御，小心地保护着这只宝弓。这还不值得祝贺。” 鲁昭公说：“我不知道这是只宝弓。要知道这样，怎敢接受呢？”于是，便把大屈弓还给楚国。 侧面突袭，务必找到能击中对方的要害，迫使他就范。在李宗吾看来，启疆所用的就是“旁敲侧击”之法，巧妙地利用宝弓的名气与大国的实力，表面上是在恭维鲁昭公，而实质上却是在吓唬他，从而达到为楚灵王“要回大屈弓”的真实目的。 又打又拉，唱好红白脸 在京剧里，演员面部化妆，以各种人物不同，在脸上涂有特定的谱式和色彩以寓褒贬。其中红色表示忠勇，白色表示奸诈。不同的脸谱显示了不同的角色特征。关系学中红白脸相间借用京剧脸谱的名称，但它要比京剧中简单化的脸谱复杂得多。它是宽猛相济、恩威并施、刚柔并用的综合，是一种高级厚黑术。 高明的厚黑之人深谙此理，为避此弊，莫不运用红白脸相间之策。有时两人连档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更高明者，可像高明的演员，根据角色需要变换脸谱。今天是温文尔雅的贤者，明天变成杀气腾腾的武将。历史上不乏此类高手善用此法之例证。 三国时期，蜀国南方诸夷发动叛乱。蜀相诸葛亮深知南中之事，不仅关系到蜀汉后方的稳定，同时也关系到北伐大业，就下决心亲自率军远征。此次出兵，诸葛亮兵分三路，沿途平定零星叛军，主力行至益州郡。孟获为叛军头领，为少数民族首领，在南中地区很有威信和影响。当诸葛亮听说孟获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在南中各个地区的部族人民中很有威望，想到如果把他争取过来，就会更好地解决少数民族和蜀汉政权的关系，消除南中时常叛乱的根源，会使蜀国有一个安定的大后方。诸葛亮深知孟获的个性，应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可专用武力，而应注意征服他们的心。于是，他决定唱一次红白脸，下令只许活捉孟获，不得伤害。 当蜀军和孟获的部队初次交锋时，诸葛亮授意蜀军故意退败，引孟获追赶。孟获仗着人多势众，只顾向前猛冲，结果中了蜀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自己也做了俘虏。当蜀军押着五花大绑的孟获回营时，孟获心知此次必死无疑，便刁钻使横，破口大骂。谁知一进蜀军大营，诸葛亮不但立即让人给他松了绑绳，还陪他参观蜀军营寨，好言劝他归降。孟获野性难驯，不但不服气，反而倨傲无礼，说诸葛亮使诈。诸葛亮毫不气恼，放他回去，二人相约再战。 孟获回去之后，重整旗鼓，又一次气势汹汹地进攻蜀军，结果又被活捉。诸葛亮劝降不成，又一次把孟获送出大营。孟获是个犟脾气，回去又率人来攻并同时改变进攻策略，或坚守渡口，或退守山地，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诸葛亮的控制。一次又一次遭擒，一次又一次被放。 到了第七次被擒，诸葛亮还要再放他走，孟获流着泪说：“丞相对我孟获七擒七纵，可以说是仁至义尽，我打心里佩服，从今以后，我绝不再提反叛之事。” 结果，诸葛亮唱的这次红白脸使孟获回去之后，说服各个叛乱部落全部投降，南中地区重新归属蜀汉控制。自此，蜀国的大后方变得稳定，南方各族人民也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统治者需应付的事、对付的人各式各样，所以，只有一手是不行的。红白脸相间也就是一文一武、一张一弛，既有刚柔相济，又恩威并施，各尽其用。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只能解决与人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无法无天；对人太严格了，则万马齐喑，毫无生气，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两全。 最善用红白脸相间术的高手要数清朝的康熙皇帝了。清初，汉族作为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政治地位非常低下，备受满族人歧视。这种民族歧视的存在，使不少汉族官员心怀怨恨，苟且推诿，不肯尽心为朝廷效力。康熙为了安抚汉族官员，从形式上消除了明显的歧视，一再声称“满汉皆朕之臣子”，宣布“满汉一体”划一品级，满汉大小官员只要职位相同，其品级也就相同。官员的一视同仁极大地减少了汉族官员的不满。康熙还大批任用汉官担任封疆大吏。 康熙对他所信任的汉族大臣，往往也能推心置腹，深信不疑。康熙曾非常信任儒臣张英，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军国大计以及生活琐事，时人评论说他们“朝夕谈论，无异生友”。康熙还强调“君臣一体”，时而还邀请汉族大臣到禁苑内和他一起游玩、垂钓。受邀请的大臣自然将此视为莫大的荣幸，从而对康熙更忠心耿耿了。 但是，康熙对汉族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也还有防范和高压的一手。他经常用一些心腹之人监视地方官吏和当地人民。他们这些人不断用密折向康熙报告各地的民情和官场情况，督抚等大员的举动更是监视的重点。 残酷无比的文字狱就是起始于康熙年间。明朝灭亡后，有不少的明朝遗民对清政权表示不满，他们使用种种手段发泄对清政权的不满，其中发表文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式。康熙对他们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镇压措施，从清查对清朝不满的明朝遗民开始，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活动。许多人因此而被株连，成百上千的人被投入监狱，甚至死去的人也未能逃脱处罚。一时间恐怖气氛弥漫全国，人人噤若寒蝉不敢稍微流露一丝对朝廷的不满。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君主，康熙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英明果断、文武双全。对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实行的是恩威并施，又拉又打，以拉为主，而又加以防范的政策。这才制止了汉族士大夫们的分裂倾向，从而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清朝由此迅速强盛起来，进入鼎盛的康乾盛世时期。 康熙就是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也靠着他本人红白脸相间的韬略雄才，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英明的皇帝。 明智的上司和明智的下属都应明白：这毕竟是策略和手段，是谁都可以使用的，究竟谁更高明那得看谁更会唱红白脸了，一切都是一出戏而已。 放长线钓大鱼 “放长线方能钓大鱼”首先体现了时间上的延长和速度上的放慢。在李宗吾看来，说服对方合作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说话双方心理较量的过程，而这种时间上的延长和速度上的放慢，其目的正是在“延长”和“放慢”中实现主动权的转换，以便在这种较量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运用“放长线方能钓大鱼”这一说话办事技巧时，一定要懂得“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善于放长线钓大鱼的人，看到大鱼上钩之后，总是不急着收线扬竿，把鱼甩到岸上。因为这样做，到头来不仅可能抓不到鱼，还可能把钓竿折断。他会按捺心头的喜悦，不慌不忙地收几下线，慢慢把鱼拉近岸边；一旦大鱼挣扎，便又放松钓线，让鱼游窜几下，再慢慢收钓线。如此一收一放，等到大鱼筋疲力尽、无力挣扎时，才将它拉近岸边，用提网兜拽上岸。 求人办事也是一样，如果逼得太紧，别人反而会一口回绝你的请求。只有耐心等待，才会有成功的喜讯。 有一位小企业的董事长，就是一个办事有“手腕”的人，他为了能够长期承包电器公司的工程，常对公司的重要人物施以小恩小惠，因而他的业务不断。而且，他不仅奉承公司要人，对本单位的年轻职员也殷勤款待，这使他赢得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事前，他想方设法将电器公司中各员工的学历、人际关系、工作能力和业绩，做一次全面的调查和了解，认为这个人大有可为，以后会成为该公司的要员时，不管他有多年轻，都尽心款待。这位董事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日后获得更多的利益做准备。 这位董事长明白，十个欠他人情债的人当中有九个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他现在做的虽是“亏本”生意，但日后会利滚利地收回。 所以，当他自己所看中的某位年轻职员晋升为科长时，他会立即跑去庆祝，赠送礼物。同时还邀请他到高级餐馆用餐。年轻的科长很少去这类场所，因此对他的这种盛情款待也倍加感动，心想：我从前从未给过这位董事长任何好处，并且现在也没有掌握重大交易的决策权，这位董事长真是位大好人！无形之中，这位年轻科长就产生了一种感恩图报的意识。 正在受宠若惊之际，这位董事长却说：“我们公司能有今日，完全是靠大家的抬举，因此，我向你这位优秀的职员表示谢意，也是应该的。”这样说的用意，是不想让这位职员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这样，当有朝一日这些职员晋升至处长、经理等要职时，还会一直记得这位董事长的恩惠。在生意竞争十分激烈的时期，许多承包商纷纷倒闭，而这位董事长的公司却仍旧生意兴隆，其原因就在于他平常关系投资多。 这位董事长“放长线”的手腕，确实有“老姜”的“辣味”，但这也揭示了，人在交友办事时要有长远的眼光，尽量少做临时抱佛脚的买卖，要注意有目标的长期感情投资。同时，放长线钓大鱼，慧眼识英雄，这样才不至于将心血枉费在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庸才身上，日后收不回本。 在李宗吾看来，在运用厚黑术的过程中，如果能克服“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的心理，不仅可以建立信誉，也可以逼人就范。运用“放长线方能钓大鱼”的说话办事技巧，最大的好处是使对方摸不清你的用意，等到摊牌时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某家里来了贵客，父亲叫儿子去附近小店买一瓶五粮液。待酒买回，父亲发现酒是假货。于是把酒揣在怀里，去了小店。 这位父亲并不急于兴师问罪，而是让店主拿过一瓶五粮液来，仔细看了很久，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年头假货太多了。不知道这瓶酒是不是假的！”店主说：“你放心，我这店里绝对没有假货！”这位父亲依旧叹息：“唉，我上次在市中心一家店铺里买了一瓶。店主也向我打包票说绝对不是假的。谁知打开来一品，你猜是什么，是两块五一斤的二锅头掺的水。” “你怎么不去找他？”店主问。父亲苦着脸说：“已经过了好几天，打开瓶喝时才发现的，太晚了，这时去找他，他会认账吗？”店主惋惜道：“你当时发觉就好了，他敢不认账！” “要是当时发觉他不认账，我又能怎么办呢？”父亲认真请教。店主指教说：“找工商局去呀！人赃俱在，他敢不认账，还不让工商局罚垮他。他敢不退吗？” 见时机已到，这位父亲朝躲在一边的儿子一招手，从怀中取出那瓶假五粮液来：“那好！你看该咋办吧！” 这位父亲在这里使用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法，达到了一种“请君入瓮”的效果。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说话中自己已掌握了足以成功的有力证据，但却因为时机不成熟或因环境不适宜而不便抛出，为此，采取一些措施，一步步地把话说出来，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以黑制黑，巧设圈套请君入瓮 李宗吾认为，如果对方总想高人一等，压人一头，而且蛮横无理，强词夺理，为了占据有利地位，他们甚至用荒谬的理由、毫无根据又极具挑衅性的提问来反对你。面对这样的对手，如果过于强硬，对方一定不会合作，甚至会激发矛盾；如果你过于软弱，对方一定不会把你放在眼里。最好的应变方法，就是有理、有力、有节地运用“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说话技巧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有一个吝啬的老板叫伙计去买酒，伙计向他要钱，他说：“用钱买酒，这是谁都能办到的，不花钱买酒，那才是有能耐的人。” 一会儿，伙计提着空瓶回来了。老板十分恼火，责骂道：“你让我喝什么？” 伙计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从有酒的瓶里喝到酒，这是谁都能办到的；如果能从空瓶里喝到酒，那才是真正有能耐的人。” 显然，老板想不花钱喝酒的言行是不适当的，而如果伙计不知如何机智应对的话，或者可能遭到老板的严厉斥责，或者自己贴钱给老板买酒。 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无理的提问，这种场面往往让人很窘迫，这时你必须使点“厚黑口才”，学习些应对的方法和技巧，你就会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地化解尴尬的场景，从而把自己从窘境中解救出来。 在李宗吾看来，在交谈中别人的挑衅往往是刹那间的，如果缺乏镇静，那只能是手足无措，唯唯诺诺听之任之。如果能在心理上保持平衡与稳定，神色不改，镇静自若地面对出现的问题，就有可能巧妙机智地应付过去。 例如，春秋时期，楚国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为了改善关系，齐王派晏婴出使楚国。晏婴到达楚国，楚王就传令楚人，尽量羞辱晏婴。见晏婴过来了，前来迎接的礼宾官员命令士兵打开城门旁边的侧门。晏婴站在正门前，士兵指了指小门说：“先生，您请进吧！”晏婴轻蔑地笑了笑说：“这纯系狗洞！出使狗国的人，才走狗洞！”楚国官员反被羞辱了一通，只好命令士兵把正门敞开。 楚王接见了晏婴，不屑一顾地问：“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婴夸张地说：“我的故国齐都，名唤临淄，说大，确实不大，只有几百闾人家，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把袖子甩开，能盖住太阳！如果每个人挥一把汗水，无异于下一场大雨！国都的大路上，人如潮涌，怎能说没人呢？” 楚王又接着冷嘲道：“齐国既然人多势众，为什么选你来出使我国呢？”晏婴接着楚王的话说道：“是的，诚如大王所说，齐国派出使者，是经过谨慎选择的：水平高的，出使上等国家；水平低下的，出使下等国家。我晏婴水平不消说了，只好出使到贵国来了。” 楚王本想羞辱齐国使者晏婴，却反倒被晏婴所羞辱。其实，当涉及尊严的问题时，是绝不能让步的。 在李宗吾看来，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别看他们张牙舞爪、趾高气扬，其实他们非常无知，有的甚至是不学无术之流。对于这种人只要你抓住了机会，找准部位，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就一定能打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反驳别人的不适当言行可采用这样一些技巧： 1.比对方更荒谬 一位记者向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说： “你很富有。据说你的财产达30亿美元！” 显然，这一提问是针对蒙博托本人政治上是否廉洁而来的。对于蒙博托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严肃而易动感情的敏感问题，蒙博托听了后哈哈大笑，然后反问道： “一位比利时议员说我有60亿美元！你听到了吧？” 记者的提问显然是认为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不廉洁，但并没直说，而是用引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蒙博托如果发脾气，正颜厉色地驳斥，则既有失风度体面，又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心平气和地解释恐怕也行不通，谣传的事情能够三言两语澄清真相吗？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于是，蒙博托除了用“哈哈大笑”表示不屑一顾以外，还引用一位比利时议员的话来反问记者，似乎在嘲弄记者的孤陋寡闻，但实际上是以更大的显然是虚构的数字来间接地否定了记者的提问。 2.委婉点拨 19世纪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罗西尼对自己的创作非常严肃认真，非常注意独创性，对那些模仿、抄袭行为深恶痛绝。 有一次，一位作曲家演奏自己的新作，特意请罗西尼去听他的演奏。罗西尼坐在前排，兴致勃勃地听着，开始听得蛮入神，继而有点儿不安，接着脸上出现了不快。 演奏按其章节继续下去，罗西尼边听边不时把帽子脱下又戴上，接连好几次。演奏者看到他奇怪的动作和表情，就问他：“这里的演出条件不好，是不是太热了？”“不，”罗西尼说，“我有一见熟人就脱帽的习惯，在阁下的曲子里，我碰到那么多熟人，不得不频频脱帽了。” 艺术贵在独创，这样才能形成带有个性特征的风格乃至形成流派；抄袭与模仿，则只能在艺术巨匠的浓荫中苟且偷生，毫无建树。因此，要反对单纯的模仿，更要杜绝抄袭行为。罗西尼对模仿、抄袭行为的深恶痛绝源于此。然而，直接的指责恐怕会使对方十分难堪，罗西尼便用体态语言及其说明来委婉地表示“在阁下的曲子里我碰到那么多熟人”，言外之意是你抄袭了他们的作品。虽然没有明说，那位作曲家的脸一定会涨得通红！ 3.循循善诱 伟大的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象征沙皇反动统治的皇宫被革命军队攻占了。当时，俄国的农民们打着火把嚷着要点燃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将皇宫付之一炬，以解他们对沙皇的仇恨。一些有知识的革命工作人员出来劝说，但无济于事。 列宁得知此消息，立即赶到现场。面对义愤填膺的农民，列宁很恳切地说：“兄弟们，皇宫是可以烧的，但在点燃它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说，你们看可以吗？” 农民们一听这话，认为列宁并不反对他们烧，立即允诺道：“完全可以。” 列宁问：“请问这座房子原来住的是谁？” “是沙皇统治者。”农民们大声地回答。 列宁又问：“那它又是谁修建起来的？” 农民们坚定地说：“是我们人民群众。” “那么，既然是我们人民修建的，现在就让我们的人民代表住，你们说，可不可以呀？” 农民们点点头。 列宁再问：“那还要烧吗？” “不烧了！”农民们齐声答道。 皇宫终于保住了。 迁怒于物往往是情感朴直、思维简单的一种表现，解决这样的问题，关键在于疏导。面对激动的群众，列宁几句循循善诱的问话，理清了群众思路，提高了其思想认识，保住了皇宫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他采取的方法是，首先，理解和赞同群众的观点，这样争取了引导群众的时间和机会；其次，正本清源，使农民们懂得，皇宫原来是沙皇统治者居住的，但修建者却是人民群众；如今从沙皇手中夺过来，归还人民群众，就应该让人民代表住，这个道理是可以服人的，因此农民们点了头。最后一问，是强化迂回诱导的结果，让群众明确表态：“皇宫不烧了！”从而完全达到了目的。 4.针锋相对 有一位女作家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后引起轰动，一时成为最畅销的热门书。有个评论家曾向女作家求婚遭到拒绝，怀恨在心，经常在评论中旁敲侧击地贬低这个女作家的才干。有一次文学界举行聚会，许多人当面向女作家表示祝贺，称赞其作品的成功。 女作家一一表示感谢。忽然，那位评论家分开众人，挤到前面，大声向女作家说道： “您这部书的确十分精彩，但不知您能否透露一下秘密。这本书究竟是谁替您写的？” 女作家还陶醉在众人的赞扬声中，冷不防他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在她一愣的刹那，已有人偷偷发笑了。女作家立即清醒地估量了形势，问题以外的争吵于己不利，她马上镇静下来，露出谦和的笑容，对评论家说道：“您能这样公正恰当地评价我的作品，我感到十分荣幸，并向您表示由衷的感激！但不知您能否告诉我，这一本书是谁替您读的？” 评论家的问话，用意十分明显；而女作家的反问，同样针锋相对，潜台词是说：你从来不认真读别人的作品，所做的评论无非信口雌黄。连书都不读的人，有什么资格做评论！巧妙的反问，使评论家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处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一次国际会议期间，一位西方外交官对我国外交官挑衅说：“如果你们不向美国保证：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显然就是没有和平解决的诚意。” 面对这种挑衅性的无稽之谈，我国代表回答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采取什么方式解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无须向他国做什么保证。”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反问道：“请问，难道你们竞选总统也需向我们做什么保证吗？” 这针锋相对的反诘，使对方无言以对，讨了个没趣，满脸窘态。 第六章 推销厚黑学 第六章 推销厚黑学 不惧拒绝 “推销，从被拒绝时开始。”这是有名的推销保险专家、被称为世界第一的雷德曼的一句名言。确实如此，一名推销员若因客户一句微不足道的反驳的话就退却，那简直太窝囊了。 推销手段的高明之处，即在于即使被拒绝也要强行突破，并设法跳进对方的口袋，掏出对方的钞票。推销高手们使用的方法就是，即使被拒之门外，也毫不退缩，反而厚着脸皮对他说：“你只要听我说最后几句话”、“给我5分钟就够了”等等，既而提出让对方容易接受的限定条件。此时，除非客户已有那种商品，或确实已经不需要你的服务，或他确实太忙，否则若他无明确拒绝你的话，则一经你提出这类限定条件，便会妥协，听你这“几句话”，给你这“5分钟”。一旦这一关先被突破，你就成功一半了。别说是5分钟，10分钟、20分钟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只要你能打动他的心，让他与你成交并不是很难的事。 前面所说的“限定条件”，其实只是一个幌子，是为了让对方能够接受你的要求所做的一种缓冲。在人的警戒心被突破之后，就会显得格外脆弱。 原来只是让一步，到最后你能让他退百步。在向人借贷时，如果一开始说要借100万，一定会将对方吓倒，让自己吃顿闭门羹。因此一开始只能说一千、一万，以解除对方警戒心，在对方表示愿意答应要求后，再缓缓引出你的志向、你的需要，他便不会一口回绝。这是一般人所具有的弱点，当你能够做到突破对方警戒心时，事情差不多就成功一大半了。 小小技巧赚大钱 有一位杂志社编辑，他对说服那些作家很有一套，不论那些人如何繁忙，他也有办法使那些人答应为他写稿。本来他的口才并不属一流，但奇怪的是，那些作家在他面前，却无法拒绝他的要求。 “当然我知道你很忙。就是因为你很忙，我才无论如何请你帮个忙，那些过于空闲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总不见得会比你的好。” 据他所说，这种说法从未曾失误，一般来说，当对方已有很充分的拒绝理由，想让他接受你的请求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你事先也知道他们会用这些理由来拒绝你，你反而裹足不前的话，会更增加他对抗的意念，于是当时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也别说什么说服了。但若能运用前述那位编辑先生说的那套，先给对方来个高帽子，会使他无法拒绝；也就是巧妙地让对方的“不”成为“是”的一种说服技巧。 这种心理技巧最适合于用在化妆品的促销上。当推销员在拜访一位顾客之前，他们心里早有被对方拒绝的准备。有些顾客可能说：“你的东西我已经有了，现在暂时不需要。”婉言拒绝。此时你若处理不好就可能会惹怒对方，如果你说：“你说得很对，况且你的皮肤一看就知道无需化妆也好看的！”听到这句话，相信没有一个女人是无动于衷的，接着你又说：“但是为了防止日晒……”不待你说完，对方的荷包已开启。 坐得住冷板凳 说服的第一步，就是引起他人的兴趣。譬如初次见面的推销员与顾客，无特别关系的男女，或是相互间没有情义的人，如果你说“请你买下好吗？”根本引不起他的关心。若为提高工作效率，多数推销员都会先选择与自己有关系或有情义的人，因为他们不愿再领受那种被拒绝的滋味。 但要说服一个毫无关系的人，最好是让他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不理会他，他着实可怜。”有了这种心理负担后，他便不会轻易拒绝你。进一步说，就是以情义纠缠不放，以热忱来感动对方，即使铜墙铁壁般的心，也有软化而迁就的一天。 当一个人一再被他人纠缠时，他自然要产生心理负担，他就会因同情而软化。但这种三番两次的纠缠，有时也会有反作用。譬如说“这家伙真讨厌”等，他的态度反而会更加强硬，但如果因此而退却，那就是你的失败。你若再露出不悦的神色，或恶言相对，那也必定前功尽弃。 此刻你最好是向他说声“对不起”就离去。对方会因为你的客气而对刚才的冷漠感到歉意。如果对方真有这种心理反应，就等于是接受了你的推销。 有一位名歌手娶了一位美丽的美国妻子，婚前他几乎每天给她打一通国际越洋电话，从未间断，终于打动了她的心。当时这位歌手是否有意在说服她呢？而那位女子由于每天接到国际电话便产生了情义，使她不好拒绝对方，然后便逐渐变成为爱情。这一类做法或许很多人也使用过，各位不妨也试一试。 主动示弱 报纸曾经刊载一则新闻，有一名45岁的教师上了一名西装黑市贩子的当。某日他在街上走，有辆小型货车突然停在身旁，起初以为是问路，不料却是向他推销廉价西装的，其价格是百货公司的二至三成。这位受害者认为世上哪有这等好事，便不予理会，但这个黑市生意人此时将音量放得更低，说：“说实在的，朋友，如果我将这批货带回去对公司不好交代，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救救我，发发慈悲吧！”于是，这位教师相信了他的话，以1500元与他成交。待拿回去仔细一瞧，才发现这是件随便一个人都看得出的劣质西装。此时，教师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十分懊恼，但已后悔莫及。 任何人对过于夸张的辞令，开始时都不予理会，而此时若对方说句“因为这东西有点小瑕疵”而自动道出缺点的话，便让人感觉到“若真是如此就值得相信”，于是他就上当了。而这也如百货公司制造一些有关瑕疵的说法来吸引顾客的性质一样，以巧妙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存货。 人心都是脆弱的，虽然对明显的谎言不会相信，其中有1％的真实性，则其余的99%纵使是谎言也毫不在意，而奇怪的是，这种现象智商愈高的人愈容易受骗。 这一类的技巧可应用在各种场合，譬如说媒时，如果你说“这位男子是某一名牌大学毕业的，身材挺高，品性也很好！”诸如此类十分普遍的说法，恐怕是引不起对方的兴趣，倒不如一开始就说：“他虽然不是一个美男子……”如此轻描淡写就足够了。来个反面强调，对方反而会相信你的话。 使用策略 有经验的谈判人员往往把市场价格上涨看做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可以做成许多生意，而不必按部就班、逐条逐项地去谈合同。 这些谈判老手成功的秘诀就是在价格问题上做文章，利用市场价格预期的上涨趋势，制造“价格陷阱”，在谈判中诱使对方上钩。 例如，卖方对买方说：“我们双方是老关系了，对于贵方的利益，我方理当给予特别关照。现我们已获悉，今年年底前，我方经营的设备市价将要上涨。为使你们在价格上免遭不必要的损失，我方建议，假如你方打算订购这批货，并希望在半年到一年内交货，就可以趁目前价格尚未上涨的时机，在订货合同上将价格条款按现价确定下来，这份合同就具有价格保值作用，不知贵方意下如何？” 若此时市价确实有可能上涨，这个建议就会很有诱惑力。 为使买方相信这是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卖方又补充说，这事若能尽早定下来，对于卖方妥善安排生产，确保准时交货也十分有利。见买主此时仍半信半疑，卖方又说：“所要签的合同目的只是为了价格保值，如果签了以后又觉得不合适，可以随时撤销合同。当然，若正式决定撤销合同，必须提前90天通知我公司，以便我方对供货问题另做安排。” 买方听后，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同意签署这份“价格保值合同”。卖方的策略至此得以实现。这个策略看起来似乎照顾了买方利益，其实不然。为什么呢？ 第一，在上述情况下，买方在签署合同时，往往没有对包括价格在内的各项合同条款从头到尾地进行仔细认真的谈判。在许多情况下，买方实际只是在卖方事先备好的标准式样合同上签字，很少能做大的修改和补充。 第二，由于合同订得仓促，很多重要问题都会被忽视。 比如，与所订购设备有关的其他配套元件或技术服务等，买方是否都需要一揽子订购？若需要，那么由卖方提供的供应方式、供货数量等，是否符合买方的最大利益等。 这些问题往往被忽视，其结果常常会造成买主附带地买进一些并不十分需要或条件并不优惠的产品，或签了一份租金过高的租赁合同。其实，若经过仔细比价、认真谈判、从容考虑、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这类失误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三，买方谈判人员签订这种价格保值合同时，为抓住时机，常常顾不上请示上级同意而“果断”拍板，由于合同的执行要等一段时间以后，一些潜在问题暂不会暴露出来，因而往往不会引起买方上级的注意。但是，一旦问题在某天暴露出来，其结果必然是惨痛而无可挽回的。 从众效应 好恶感常常支配我们的言谈举止。 好恶是人类的本能，超越理论的范围，像“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样，喜爱的人就是没理由地喜爱，而且，我们也看过许多殉情事件，要是这份恋情不能实现，倒宁愿去死。在商界中，可以让好恶量化而加以测定。一旦制作了某种商品的设计，随着设计的不同，就会有好恶的产生，而较受欢迎的商品价格一定较贵，可是，不畅销的话，就谈不上受欢迎。既然畅销，那么它的价钱一定能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本田汽车很畅销，口碑很好。当时，同等级汽车的价钱大约是20万时，听说本田车的价钱是25万以上，虽然如此，却仍很畅销，甚至等上几个月还买不到呢！ 相反地，有的商品即使制作得再努力，仍不受欢迎。不受欢迎的东西，即使免费奉送，也没人要。 一见钟情 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人买商品考虑的是品质”。可是，不知不觉中，事情改观了，“人以印象来挑选商品”。 最初察觉事情改变的是美国的购买心理学者阿理特·丘比特。这是他在替象牙肥皂调查不畅销的原因时发现的，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当时，象牙肥皂是高级品，品质很好，因此大家推测它应该可以畅销，可是销售的情形却很差，于是他们急于探讨“为什么不畅销”的原因。 丘比特快速地展开调查，才发现克什米阿布卡肥皂非常畅销，竞争激烈。于是他便询问消费者：“为什么不买品质较好的象牙肥皂呢？”当中有一位消费者的说法特别引起丘比特的注意。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象牙肥皂确实很不错，可是我比较喜欢克什米阿布卡肥皂。”丘比特于是把“受欢迎的”称为“印象”。只要制作印象好的，就一定能畅销。 这个想法在美国造成很大轰动，引起很大反响，因为它彻底推翻了从古至今流传的广告观、贩卖观的说法，换句话说，他主张“即使品质好也无法畅销”。 这种看法在我国南方也相当受瞩目。 “象牙肥皂是很不错的肥皂”，这是理性的说法；“但是我较喜欢克什米阿布卡肥皂”，这就是感情的说法。在贩卖中包含两种方子，一种是理性，另一种是感性，而偏向“感情贩卖式”的商品较多。人类有“尊重理性，轻视感情”的倾向。因此，无法体会“大众是以感情来购物”的事实，结果只能感叹为什么不畅销呢？ 很遗憾，即使到今天，大家还是无法理解“印象不好的商品不会畅销”的说法。事实上，这种是现象客观存在的。 印象好时，商品会畅销，商品不畅销，一定是给人的印象不好，而印象不好，乃是由设计及广告等所引起。因此，大家不可不重视商品设计。 无理要求有“理” 某公司职员向上级提出调整工资及每周休息两日等极其现实具体的要求。如果你是负责人，你会如何处理呢？此时你若将这些问题一一作答，则极可能会上了他们的当，甚而使对方得逞。但一位聪明的经营者，他是不作正面答复的，而是巧妙地躲避正面的问题，并以基本问题来搪塞，譬如：“各位提的都是些切身的问题，我也深深了解问题的重要性，但可否请各位再将眼光放大，看得更远一些。因为各位皆为本公司的职员，也可以说是靠公司生活，而公司也是非常希望尽量改善各位的生活，但如果一定要按照各位的要求做的话，公司很可能会站不住脚，若真有这种后果，各位的生活会成问题，难道各位想见到这一事实吗？各位再想想，目前社会的经济情况十分恶劣，还要公司提高待遇吗？希望各位能稍作忍耐，各位今日所提的问题也是公司早已考虑过的。”如此将长远的基本问题来代替眼前的要求，自然对方会逐渐软化下来。 这不仅是在公司，甚至亦可在家庭中运用。当孩子提出提高零用钱的问题时，一般孩子不能了解家庭经济的情况，只懂得每人有钱花即可。此时你就得避重就轻地向他们解说有关他们自己未来的各种费用，之后，他便不敢再作无理的要求。 如此我们便可知道，凡对方提无理要求时，就需避开对方的问题本身，而用基本问题来转移，所谓基本问题即是长远的问题。 第七章 人情世故厚黑学 第七章 人情世故厚黑学 厚黑学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善解人意。所谓的善解人意，就是要善察言观色，揣摩人心，“想对方之所想，急对方之所急”。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之上，那些能得领导欢心的人，往往能够被更快地提拔，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奖赏。而取悦领导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要善解领导之意，善于领会上司的意图。一个精于窥伺上司意图的下属，不仅特别注意他的领导的言行，而且能够抢先一步，将领导想说而未说的话先说了、想办而未办的事情先办了，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这样一来，领导自然会十分喜欢他，从而使他有更多被提拔和奖赏的机会。 任何人都喜欢被奉承、被吹捧。领导们也总是标榜自己好忠正、恶谄媚、近忠贤、远小人的，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他们的一些言行可能掩藏着他们的真实想法。如果给你一个热脸，你就贴过去，可能会烫伤你自己。只有那些善于揣摩上司真实意图的人，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退则保全自己，进则迎合领导的喜好，让自己取得职场上的成功。 历史上汉元帝执政时期，是西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当时，朝廷有外戚、宦官和儒家等三种势力相互对峙，明争暗斗，朝廷混乱而且腐败。汉元帝为人懦弱，始终依赖宦官，而宦官和外戚相互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结成朋党，把持朝政，正直的大臣难以在朝廷立足。 但为了赢得天下儒士的拥戴，汉元帝却装做十分好儒，并且延揽大批当时较为著名的儒学之士入朝为官，参与政事。事情表面看来令人振奋，不过，聪明人都知道，皇帝只是拿儒生来“装点门面”、让自己得到一个爱贤的美名而已。著名儒家学者贡禹入朝后，元帝也同样向他征求意见。贡禹装做思考了很久，煞有介事地提了一条，即请皇帝注意节俭，将宫中的众多宫女放掉一批，另外最好少养一些马。这看来似乎是有益的建议。但实际上，汉元帝本来就很节俭，而且很早就已经将许多节俭的措施付诸实施了，其中就包括裁减宫中多余人员及减少御马的数量，而贡禹只不过将皇帝已经做过的事情再重复一遍。不过，对于这条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意见，皇帝居然龙颜大悦，表示乐于接受，还对贡禹大加赏赐。 说到揣摩上司的意图，乾隆时代的和珅可谓个中翘楚。和珅“少贫无籍，为文生员”，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才被擢为御前侍卫。自此之后，和珅便深得乾隆的宠信，步登青云，后来任军机大臣长达20年之久。和珅的官场履历，在清代官宦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和珅总是能够准确地揣摩出皇帝的许多真实想法。他曾对乾隆皇帝进行过细心的观察和研究，从而总是能够准确地掌握乾隆的心理变化和喜怒哀乐，甚至能够从其一言一行中猜出皇帝的真实意图。 和珅知道皇帝喜爱的是什么，于是也总是能让自己的各种行为得到皇帝的认同。乾隆皇帝喜欢吟诗作赋，和珅早年就下工夫收集乾隆的诗作，并对其用典、诗（词）风、喜用的词句了解得一清二楚，有时能够加以唱和，十分讨乾隆的喜欢。乾隆是个重情义之人。乾隆的母后去世时，乾隆痛彻心扉，每日垂泪。和珅并不像其他皇亲国戚、官宦臣下那样一味地劝皇上节哀，他只是默默地陪着乾隆跪泣落泪，不思寝食，几天下来，整个人面无血色，形容枯槁，好像比皇帝更为悲戚。如此能与皇帝同感共情的人，朝中除和珅之外，别无他人。乾隆是一个非常诙谐的人，平时喜欢与臣下开玩笑。因此，和珅经常给乾隆讲一些市井俚语、乡间笑话，令皇帝龙心大悦，这也不是一般军机大臣所能做到的。 和珅长于揣摩，有时似乎能够钻到乾隆的大脑里去，准确猜出乾隆的想法。史书载，一次乾隆出游，半途中忽命停轿，但是却不说缘由，臣下都很着急。和珅闻知后，立即让人找到一个瓦盆递进轿中，结果甚合上意，皇帝溺毕便继续起驾。按照惯例，每次京城附近的科举考试，都是由皇帝自“四书”中钦命考题。他先让内阁先送来一部“四书”，出完题后归还内阁。乾隆三十年（1765年）考试时，皇帝命题后，仍旧令内监将“四书”送还内阁。和珅问起皇上出题的情况，内监不敢多言，只说皇上将《论语》第一本从头至尾翻了一遍，才微笑着欣然命笔。和珅沉思片刻，知道皇上一定是从“乙醯焉”一章中出题。因为乙醯两字含有“乙酉”二字，与这一年的年号相合。于是，和珅让他的弟子有针对性地准备，结果正如和珅所料，和珅的学生全部高中。此事足以看出和珅揣摩功夫非同寻常。 乾隆做太上皇时，曾有一次共同召见嘉庆帝与和珅。两人入室之后，乾隆坐在龙座上闭着眼睛，只在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道是哪种语言。一会，乾隆忽然问道：“这些人是什么姓名？”嘉庆不知怎么对答，和珅却高声应答：“高天德、苟文明。（此二人都是白莲教的起义领袖）”嘉庆听后莫名其妙，乾隆却满意地点点头。此后，嘉庆召和珅问起此事。和珅说：“太上皇所诵读的是西域秘密咒。被诵这种咒语的人虽在数千里外，也会无疾而死，或大祸临头。奴才听闻太上皇诵这种咒语，料想所诅咒的者必是叛匪教首，所以就知道是那二人。”嘉庆听后，恍然大悟，并自叹不如。 忠诚比能力更重要 对绝大多数领导而言，判断下属好坏的关键，往往在于其能够循规蹈矩，彻底奉行领导的意志，而至于能力，倒是在其次。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完全死忠于自己的人，才不会给自己造成威胁。对他们来说，忠心才是第一，能力不是问题。反过来说，从某种程度上，那些能力高而自由意志太强的下属，正是领导们的大忌。领导者们正是处于这样的两难之中：太能干的下属不敢用，用了又不敢充分授权。经过对利害关系的仔细斟酌，他们一般都会把真正的权力下放给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却绝对忠于自己的下属。因此，厚黑学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下属来说，如果你想得到领导的欢心，赢得他的信任，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无论你才能有多高，千万要显得对领导忠心。 卫青是西汉武帝时期的重要将领，他率军与匈奴作战，屡立战功。后来，他成为汉朝最高军事将领——大将军，并被封为长平侯。尽管如此，但卫青从不结党干预政事，从不越权。汉武帝刻薄寡恩，杀大臣如杀鸡，卫青自然在他手下战战兢兢，冷汗直流。但是，卫青却最终从容逃过大劫，无灾无难地以富贵终老。 一年，卫青率大军出击匈奴，右将军苏建率几千汉军和匈奴数万人遭遇，汉军全军覆没，只有苏建一人逃回。卫青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处置苏建。大多数将领建议杀苏建以立军威。但卫青却认为，作为人臣，自己没有权力擅自专权，在国境之外诛杀副将。于是，最后把问题交与汉武帝处理，也借此显示自己不敢专权恣纵。武帝把苏建废为庶人，对卫青也更加宠信，而苏建也对卫青的不杀之恩感恩戴德。 仅从这次卫青处理苏建事件的手腕上，就可以看出卫青的高明智慧。卫青虽立有大功，却从不恃宠而骄，从来都是谦虚谨慎，一味顺从武帝旨意，从不越权，以免被武帝猜疑。一般诸侯往往都招贤纳士，但卫青深知武帝不满意诸侯王这么做，于是从不敢招贤纳士。正因为处处注意、时时小心，卫青才可以做到功高而不震主，手握重兵而帝不疑，最终能够富贵尊荣、寿终正寝。 南北朝时期，宋明帝刘彧因为从侄儿刘子业手上抢来江山，得位不正，难以服众，所以一上台就为应付各地造反兵马搞得焦头烂额。处于这样的危急关头，自然需要大量的军事人才。吴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遂自荐，而且一出马就为宋明帝立下了大功。 吴喜本是文人，曾任河东太守。他性情宽厚，在任期间，秉公执法，广施仁政，因此很受百姓爱戴，人们都称其为“吴河东”。由于吴喜深受百姓拥护，所以早年的流民造反，都被他打败。在平叛藩王率领的三千大军时，吴喜只带了数十人，经过一番诚恳的劝说，就让叛军自动归附了。从这一点来看，吴喜的才能丝毫不亚于古代那些著名的文臣武将。而这次吴喜向刘彧自荐平叛，刘彧也只给了他区区不足三百兵马。可没想到，吴喜一进入敌人的地盘，当地百姓一听吴河东来了，竟望风归顺。这样，吴喜不但轻易平定了叛乱，而且还生擒了76个士兵和叛将，除了当场斩首了17个首恶外，其余的人全被吴喜赦免了。 按道理说，刘彧刚即位，就得到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应该感到万幸才是，但是事实却并不如此。吴喜非但没有因为建立了大功而得到刘彧的宠爱，反倒为自己埋下了杀机。问题出在吴喜出征时曾对刘彧说，抓到叛将，不论首从，他都将就地正法，以正纲纪。刘彧嘴上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心中却暗暗叫好，因为他也正希望吴喜这么做。不料，最后吴喜却违背了他的意志，未经他的同意就私自赦免战俘。刘彧认为，吴喜这么做，无非是想获取人情、笼络人心罢了，这种人势必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威胁，岂能容他？！果然，没多久，刘彧就找了一个借口，将吴喜赐死了。 唐朝大将李功，战功赫赫，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在唐太宗的武将中的地位，仅次于李靖。不消说，这样的一位重臣，太宗自然格外器重。李功晚年得了一种名为“心悸”的病症，太医说用人须和药，或许能够治好。太宗便立即剪掉自己的胡须，烧成灰送去给他治病。李功知道后，当场感激得伏地痛哭，激动到把指头咬破，流出血来。 然而，同样是那位曾为李功断须治病的太宗，在临死之前却给太子李治留下遗言说：“现在能帮你安定天下的武将，除了李功之外，别无二人。但是你对他没有恩，我恐怕他对你怀有异心。我现在把他外放，如果他立即起程，你登位后，就马上把他召回，这样你就算是有恩于他了，他也必定会感激于你，为你效命。如果他有半点儿犹豫的话，就表明他有异心，你必须赶紧杀了他，否则后患无穷。”幸亏李功聪明，他很快便明白了个中奥妙，因此一接到命令，连家也不回，就立刻走马上任，这才保住了一条老命。 永远不要盖过上司的光芒 一般来说，身为领导者，都有非常强的尊严和成就感。他们总是力图让手下的人们相信，自己永远是真理的化身和正确的象征，他们的能力超乎常人。他们希望过错罪责等都由属下去承担，而功劳则永远属于自己。也就是说，上司不但希望自己在权位方面高高在上，在功劳和能力方面也是要唯我独尊的。一旦领导认为自己下属的功劳和能力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权威的时候，那么就会毫不犹豫地对他进行打压，或者干脆把他铲除。 职场厚黑学最为重要的经验之一是，作为下属，绝对不能跟上司抢镜头。如果你忘了自己作为下属的身份，总是把本该属于上司的光辉硬往自己脸上贴，或者让自己的功劳或才能盖过上司的光芒，老做一些“越位”的事情，那么你的职场生涯可能就要遭遇不顺。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上司留足面子，甚至主动将自己的功劳让给上司，或者在上司面前收敛才华，以让上司感觉自己光辉耀眼。这不仅是对上司应有的尊重，而且是职场中必不可少的生存策略。 历史上不乏功高盖主而最终被诛的例子，韩信可以算是最为著名的一个。韩信是西汉开国重要功臣，为汉高祖第一大将。作为统帅，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他为刘邦打下了大半个天下。刘邦正式登基为汉高祖后，对韩信“连百万之兵，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天才，也心悦诚服，自叹弗如，将其列为“开国三杰”（张良、萧何、韩信）之一。 对于自己的不世之才，韩信自己也丝毫不加掩饰。刘邦曾与韩信谈论将领们才能的高下，刘邦问：“你看我能率多少军队？”韩信说：“陛下不过能率十万大兵。”刘邦问：“你呢？”韩信说：“我则多多益善。”刘邦笑着说：“多多益善，那你怎么被我擒住了呢？”韩信说：“陛下是不能率领军队，但却善于驾驭将领。” 韩信有这样杰出的军事才能，且不知道加以掩饰，让刘邦早就感到他对自己的威胁。早在韩信被拜为大将军的时候，刘邦便对其有所疑忌。但他一方面巧妙地利用韩信攻城略地，为汉王朝的开创立下战功；另一方面，待自己实力雄厚之后，便开始防范和贬低韩信。早在楚汉战争时，每当韩信大胜之后，刘邦便会抽调其精兵。虽然迫不得已封其为齐王，但当消灭项羽之后，刘邦立即夺取了韩信的兵权，后来，高祖又改封韩信为楚王，使其远离根基深厚的齐地。 天下平定之后，刘邦更加感觉韩信的存在是对自己的威胁。他发现天下之大，自己独惧韩信一人，这不仅因为他的功劳有超过自己的嫌疑，而且在军事才能上，他也远远地超过了自己。高祖六年（前201年），有人密告韩信收留了楚将钟离昧，蓄意谋反，刘邦想发兵征讨，但苦于不是韩信的对手而作罢。韩信如此棘手，越发让刘邦打定主意除掉韩信。后来，刘邦终于依陈平之计，以巡视云梦泽为名，将韩信乘机拿下。尽管查无实据，他还是将韩信降为淮阴侯，控制于京城之中。高祖十年（前197年），阳夏侯陈豨谋反，自立为王，高祖率大军征讨。韩信与陈豨秘密约定，里应外合。事泄，吕后和萧何设计骗取韩信入宫，并将其杀害，随之，将其三族捕杀殆尽。 三国时期，魏国杨修才思敏捷，聪颖善辩，得到曹操赏识器重，被委以“总知外内”的主簿，成为曹操身边的一位高级幕僚谋士，算得上一位重臣。照理来看，杨修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明。但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位重臣却过于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导致了被诛杀的结局。 曹操曾经在许昌建造花园。在动工前，工匠们请曹操审阅花园工程的设计图纸，曹操看了之后，什么也没说，只在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工匠们不解其意，就去问杨修。杨修说：“丞相嫌园门设计的太大了。”于是工匠们按照杨修的提示修改了方案。曹操见改造后的园门，非常高兴，问工匠们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心意的，工匠们说多亏了杨主簿的指点。曹操口中称赞杨修，心里却嫉恨杨修的才华。 一次，曹操与杨修骑马同行，路过曹娥碑，见碑上镌刻了“黄绢”、“幼妇”、“外孙”、“齏臼”8个字，曹操问杨修是否理解这八个字的意思。杨修正要回答，曹操说：“你先别讲出来，我先想想。”等走了30里路以后，曹操说：“我明白了。你说说你的理解，看我们是否所见相同。”杨修说：“黄绢，就是色丝，合起来是‘绝’字；幼妇，就是少女，合起来是‘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合起来就是‘好’字；齏臼，就是受辛（古代的那些调料主要是辛辣的东西，所以说用来盛装和研磨调味料的器具齏臼是‘受辛’），合起来就是‘辞’（‘辤’同‘辞’）字。这8个字是‘绝妙好辞’4字，是对曹娥碑碑文的赞美。”曹操惊讶地说：“你的才华和思维，比我快过30里啊。” 曹操在平定汉中时，连连吃败仗。想要进兵，却怕蜀将马超在那拒守；想要收兵，又怕蜀兵耻笑。正在犹豫间，厨师送上来鸡汤，曹操看见碗中有鸡肋，沉思不语。这时有人进军账，禀请夜间应该行什么口令，曹操随口回答：“鸡肋！”杨修听见令传鸡肋，于是让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魏。将士们很奇怪，问杨修是怎么知道魏王要回师的，杨修说：“鸡肋这东西，吃了没什么味道，扔了又觉得可惜。现在我们继续进军不能取胜，退兵又怕人家笑，老待在这也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早点儿回家。魏王班师就在这几天，可以提早准备行装，以免到时慌乱。”曹操早就忌恨杨修才能高于自己，这次又见他猜透了自己的心事，便以扰乱军心定罪，杀了杨修。杨修死时年仅34岁。 因为同样原因被曹操所杀的还有祢衡。祢衡很有才辩，很聪明，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聪明，喜欢侮辱权贵。在评论曹操和他手下人的时候，祢衡说“大儿孔文举（孔融），小儿杨德祖（杨修）”，也就是说，他只看得起这二人，其他人，包括曹操在内都不足道。结果，承蒙他看得起的二人都被曹操给杀了，连他自己也被曹操用借刀杀人之计所杀。 在领导面前不妨装装“嫩”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上司说错话或做错事的时候，聪明的下属是不会、也不敢指出来的，否则，大多数领导一定会反过来教训一顿：“怎么！当我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你是不是存心让我难堪？”即使他没有这么说，也一定会心中不悦，你给他的印象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说不定哪天他还会找你麻烦。 尽管人们口头都说“人尽其才”，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任何上司都有获得威信、满足自己虚荣心的需要，他们不希望部属超过并取代自己。因此，职场厚黑学主张，身为下属，如果你想恭维讨好你的上司，不妨把自己表现得比上司“外行”一些或水平更低一些。聪明的部属在和上司相处时，总是会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实力，以假装的愚笨来反衬上司的高明，力图以此获取上司的青睐和赏识。当上司陈述某种观点的时候，他总是会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拍手称好；当他对某项工作有了好的可行之方时，不是直接阐发意见，而是在私下或用暗示等办法及时告诉上司。同时，再抛出与之相左、甚至是很“愚蠢”的意见，让好主意从上司嘴里说出来。这样的下属，上司多半倍加欣赏，对其情有独钟。当然，装“嫩”充傻也是要注意场合和时机的。 商纣王时期的箕子可算是装“嫩”充傻的鼻祖。箕子曾任太师，辅佐朝政，不料纣王昏庸无道，没日没夜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箕子劝谏了很多次，他都不听。纣王白天也关窗点灯，把白天当做夜晚，最后竟然忘了日期了，问一问身边的人，他们也都陪他喝酒喝得糊里糊涂、不知时日。于是，纣王派人向箕子去打听。箕子心想：“身为天下之主都忘记了日期，国家就很危险了。他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我就更危险了。”于是便推辞说自己也喝醉了酒，不知道日期。纣王如此昏庸，有人劝箕子离纣王而去，箕子不忍，而是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常常又哭又笑。商纣以为箕子是真疯了，于是把他关了起来。而箕子也借此保全了自己。 韩擒虎是隋朝开国功臣，在平定陈国的战争中，他首先攻入陈国都城金陵，俘获陈后主。胜利后，他将自己在战争中的种种谋略、战术加以总结，写出一本书，书名题为《御授平陈七策》，意思是说这些战略、战术都是皇帝陛下教的，而平陈一战的辉煌胜利也是在皇帝的亲自指挥和部署下取得的，自己即便有功劳，也仅仅是有执行了皇帝的意旨的苦劳而已。韩擒虎把此书献给隋文帝，皇帝见到后，十分高兴，不但要他将此书留着写进自己的家史中，并且授以高官，赏以厚禄。韩擒虎此次谄媚可谓十分成功，一举两得，名利双收。 薛道衡是隋初大文豪，隋文帝时就备受皇帝信任，担任机要职务多年。当时的许多名臣如高颖、杨素等，都很敬重他；皇太子杨勇及诸王都以和他结交为荣。隋炀帝杨广虽然是个暴君，但是却也颇有文才，很喜欢做诗，即位后，延揽文人入朝，薛道衡也是其中之一。但杨广重视文人，一是因为他们跟他有同好；二是因为他想要用他们来表现自己比天下文人更有才华。隋炀帝极其自负，他曾对别人说：“别人总以为我是承接先帝而得帝位，其实论文才，帝位也该属我。”一次，杨广作了一首押“泥”韵的诗文，命大臣们相和，别人写的都很一般，只有薛道衡所和的《昔昔盐》最为出色，其中“空梁落燕泥”一句，将人去室空的冷落景象描写地细致入微，堪称传神。隋炀帝闷闷不乐，十分忌恨，后来终于忍不住，找了个理由把薛道衡杀了。在杀他时，杨广还带着几分嘲弄的语气说：“你还能再作出‘空梁落燕泥’吗？” 和薛道衡一样，鲍照是南北朝的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才曾被“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所仰慕，可见文才之高。鲍照曾在南朝宋孝武帝刘骏朝中担任中书舍人。刘骏也喜欢舞文弄墨，而且自以为天下第一，别人谁也比不了他。鲍照明白他的心思，于是在写诗作文时，故意写得粗俗不堪，以满足刘骏的虚荣心，以至于当时有人怀疑鲍照江郎才尽。 在中国古代无数的诗人中，诗歌产量最多的并不是李白、杜甫，也不是苏轼、陆游，而是自认为文治武功独步千古、自号“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身为日理万机的天子，乾隆生平竟然作诗10万余首，这种产量可算是空前绝后的世界纪录。不过，这并不代表乾隆真的有才，而是他自认为如此。为了迎合他的美梦，乾隆的臣属都想尽办法，其中就不乏装“嫩”之臣。《二十四史》中的《明史》，原本在康熙、雍正两朝就大抵编撰成书，乾隆朝已经进入了校勘阶段。乾隆喜欢附庸风雅，除了做诗外，还经常在刊印之前，亲自参加校勘，以显示自己的学问。明史馆的人为了让他开心，便经常在明显的地方故意写错几个字，让他来改正。像《明史》这样重要的著作，在印行之前，自然已经由无数专家学者悉心校正过，这时候还有错误让乾隆校出来，无形中显示出他的学问确实超过了那些专家学者的水准，乾隆心中自然会飘飘然。龙颜既然大悦，身为他的臣属，自然也就过得平安幸福了。 精习“求官六字真言” 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详细解释了“求官六字真言”的含义：所谓的“空”，有两种意思，一是就事务而言，求官之人一定要把所有事都放下，不做工不经商，不务农不做生意，书也不读，学也不教，一心一意专门求官；二是就时间而言，指求官的人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再来；今年不生效，明年再来。“贡”是借用的四川俗语，其意义相当于钻营的钻字。求官要钻营；有孔必钻，无孔也要钻。有孔的要扩而大之，没有孔的，可以新开一孔。“冲”就是所谓的“吹牛”，尽量展现、甚至夸大自己的真才实学和能力。冲的功夫有两种：一是口头上；二是文字上。口头上又分普通场所及上司的面前两种，文字上又分报章杂志及说贴条陈两种。“捧”就是吹捧上司。“恐”是恐吓的意思。当然，在用恐字的时候，要有分寸。“送”就是送东西，要注意送礼的多少和对象。如果我们能将求官六字真言一一做到，就能字字发生奇效。求官到了这种境界，可以称得上是功行圆满了。 西汉武帝即位初年，大行儒政，并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参与国事。各地儒生纷纷上书应聘，竞相争夺官位。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东方朔颇有才干，他也给汉武帝上书，想要有所作为。但是他料想，要在这群为数众多的求官者中脱颖而出，吸引皇帝的注意力，不用点特别的技巧不行，于是东方朔就写了一封加长版的“简历”，不但自我介绍，还大谈自己的治国良策。这封文书用了3000片竹简，要两个人才扛得起来。汉武帝读到后，饶有兴趣，读了两个月才读完。在文书中，东方朔自我推荐说： “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抚养才长大成人。我13岁才读书，勤学刻苦，仅仅3个冬天，我所读的文史书籍已够用了。15岁时学击剑，16岁学《诗》、《书》，一共读了22万字。19岁时，我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摆布，已经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征鼓。这方面的书，我也读了总共44万字。如今我已22岁，身高9尺3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像编排的贝壳；我勇敢如孟贲，敏捷如庆忌，廉俭如鲍叔，信义如尾生。我就是这样的人，够得上做天子的大臣吧！” 汉武帝读了东方朔自许自夸的推荐书后，赞赏他的气概，于是加以擢用，但也只是让他待诏于公车署中，俸禄不多，也很少能得到皇帝的召见。才高气傲的东方朔很不满意这样的处境，于是打算再求官职。一天，他出游都中，见到一个侏儒，心生一计，恐吓他说：“你的死期要到了！”那侏儒忙问他为何，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毫无用处，你不能耕作，也不能做官治理百姓，更不要说到前方去作战。像你这样无益于国家的人，活在世上只是糟蹋粮食，所以皇上决定把你们一律杀掉。”侏儒听后，吓得大哭起来。东方朔对他说：“你先不要哭，皇上来了之后，你去叩头求饶就是了。” 不一会儿，武帝果然乘辇车经过，那个侏儒便号泣叩首，使劲儿磕头求饶，甚至伤心。武帝不解其故，问他为何哭得如此悲切。侏儒回答说：“东方朔说，皇上要把我们这些矮小的人都杀掉！”武帝问东方朔为何这么说。东方朔回答道：“臣活着要说，死了也要说这些话。侏儒们身长只有三尺多，有一袋米的俸禄，钱二百四十。而我身高九尺，却也只拿到那么多。同样的俸禄，侏儒们自然能够吃饱，而我却饿得发慌。陛下您是诚心广求人才，如果您认为我讲的话是对的，是个人才，就请加以重用；如果不是，就请罢退我，不要再让我浪费粮食了。”皇上听了哈哈大笑，立即任命他为待诏金马门，这样见到皇帝的机会就多了些。自此以后，东方朔便慢慢在官场之中崭露头角。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古代官场大多十分腐败，求官历来都靠后台，走后门。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反倒不如求人写封推荐信来得迅速。晚清时，军机大臣左宗棠刚正耿直，从来不给人写推荐信，他认为，只要一个人有真本事，自会有人用他。黄兰阶是左宗棠已故好友的儿子，曾一度在福建候补知县多年也没有候到实缺，郁闷之余，看到很多人都靠大官写信推荐，于是也找到左宗棠，希望他能写一封推荐信给福建总督。左宗棠见了故人之子，十分客气，但当黄兰阶提出自己的请求时，左宗棠立即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然后几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求信不成，黄兰阶觉得又气又恨，但又无可奈何。离开左府，他闲踱至琉璃厂看书画散心，并思考应对之策。无意之中，他见到一人学写左宗棠字体，十分逼真，便灵机一动，想出来一条妙计。他让此人写了柄扇子，然后落了左宗棠的款名，然后便拿着扇子回到福州。在参见总督的那一天，黄兰阶手摇纸扇，大摇大摆地走到总督堂上。总督见了很奇怪，问：“都立秋了，老兄怎么还拿着扇子摇个不停。” 黄兰阶把扇子一晃，说：“不瞒大人，外边天气其实并不热，只是这柄扇，乃是父亲故交左宗棠大人亲送我的，所以舍不得放手而已。” 这位总督原本以为黄兰阶没有后台，所以候补几年也没任命他实缺，不想他却有这么个大后台。他寻思道，左宗棠天天跟皇帝见面，如果遭到他的恼恨，只消在皇上面前说上半句坏话，自己可就吃不住了。半信半疑中，他要过黄兰阶扇子仔细察看，发现上面的确是左宗棠的笔迹，便将扇子还与黄兰阶。第二天，他就给黄兰阶挂牌任了知县。 在这位总督的照顾下，再加上黄兰阶本人的确有些本事，不到几年，他就升到四品道台了。总督一次进京，见到左宗棠，讨好地说：“大人故友之子黄兰阶，如今已经在当了敝省的道台了。”左宗棠笑道：“是吗？我就说只要有本事，自有识货人。看来，老兄就很识人才嘛！” 与同事相处要多个心眼 在职场之中，同事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也很难处理。同事之间存在着各种合作和竞争的矛盾，十分微妙而复杂。职场厚黑学认为，要让自己在职场之中成功立足，既要与同事很好地相处，同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最为重要的是要小心谨慎，有时还要运用一些必要的厚黑之道。和同事相处，不可小心眼，但是也必须多个心眼；绝不可意气用事，必须冷静一些、理智一些。说话小心些，为人谨慎些，避开生活的误区，使自己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牢牢地把握住在职场中的主动权，都是十分有益的。必须尽可能地把脸皮磨厚，利用厚脸来有效地保护自己。即使对方有意攻击和指责自己，必要时也要忍耐下来。 唐朝武则天时，尽管很多唐朝宗室和唐室的股肱大臣都被武则天加害，但还是涌现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且能保存自己，娄师德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是有着“台辅之气”的文臣，而且是当时抵抗吐蕃入侵的著名将领，是不可多得的文武能臣。武则天倍加赏识，曾经将其升至宰相，又委以全权处理边境事务的重任。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娄师德不但成功明哲保身，而且还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国于己都算成功。娄师德胸怀宽广，对待同僚的态度极为温和。娄师德身长八尺，方口薄唇，即使冒犯他也不计较。一次，时为纳言（侍中）的娄师德和内史令（中书令）李昭德一起入朝。娄师德长得胖，所以走不快；李昭德性子急，走得快，一次又一次等娄师德，后来不耐烦了，回头对娄师德说：“都是被你这个乡巴佬耽搁了。”娄师德却笑着说：“我不是乡巴佬，那谁是乡巴佬啊？” 娄师德升为宰相后，一次巡察屯田。出行的日子已经定了，部下随行人员已先起程。娄师德因脚有毛病，便坐在光政门外的大木头上等马。不一会儿，有一个县令不知道他是纳言，自我介绍后，跟娄师德并坐在大木头上，娄师德也并不介意。县令的手下人远远瞧见，赶忙走过来告诉县令，说：“这是宰相啊。”县令大惊，赶忙站起来赔不是。娄师德却开了个玩笑，将这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一笑了之。 娄师德的忍让最为有名的是“唾面自干”的典故。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前，娄师德说：“我的才能不算高，现在做到了宰相。你现在又去做很高的地方官。这有点儿过分了，人家会嫉妒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保全性命呢？”他的弟弟说：“从今以后，即使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脸上，我也不敢还嘴，把口水擦去就是了。以此自勉，请你放心。”娄师德说：“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人家用口水唾你，是人家对你发怒了。如果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不满。不满而擦掉，人家就更加发怒。最好是让唾沫不擦自干。” 李义府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的大臣，曾经官至右相，可谓位极人臣，权倾一时。但是根据史书记载，这位当朝宰相并不是一位谦谦君子，而是一位小人。他看上去温和恭谦，和人说话时，也往往微笑平和，也常常恭维他人，但实际上却阴险诡诈。在他当权时，排斥异己，对那些稍与自己的政见不合者都进行陷害和诬构。当时人们都说李义府笑中带刀，由于他表面上柔和，背地里害人，因此人们称之为“李猫”。李义府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很为百官所痛恨；但是皇帝和一些大臣却始终被蒙在鼓里，还以为他是谦谦君子。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李义府之后的李林甫更是一位花言巧语、“口蜜腹剑”的高手。李林甫迎合玄宗的意旨自然不用说，他还尽力谄媚结交玄宗亲信的宦官和妃子。就是和一般人接触，李林甫也总是在外貌上表现出和人很友好，非常合作，尽说好听的、善意的话。可是实际上，他的性情和他的表面态度完全相反，他竟是一个非常狡诈阴险，常常使坏主意来害人的人。李林甫和李适之都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一次，李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上有金矿，开采出来的话，可以富国。皇帝还不知道这件事呢！”第二天，李适之就将这件事情上奏。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说：“这事我早就知道。不过陛下是在华山诞生的，那是王气所在之地，不能开凿，所以我也没说。”玄宗一听，认为李林甫才是真正忠爱自己的，而李适之即使不是图谋不轨，至少也是冒冒失失，因此对他极为不满。从此之后，皇帝对李适之渐渐疏远，一直到其被陷害致死。李林甫十分奸邪，且又极其工于心计，而作为一个诗人，李适之就多少有些大大咧咧。这样，谁胜谁负，自然就容易预料。 与其同时在位的张九龄，也为人耿直忠贞。一次，唐玄宗想要破例提拔大字不识几个的牛仙客，张九龄认为玄宗这样做恐怕难孚众望，于是约同是宰相的李林甫一起到玄宗面前据理力争。李林甫当面表示赞同，但在晋见玄宗之后，却哼哼哈哈，几乎不置一词，在事后又私下讨好牛仙客。当玄宗重用牛仙客的主意已定之后，李林甫一面在暗地里攻击张九龄不识大体，一面又在玄宗面前鼓吹，说：“天子用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人称“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手段，可以说运用得淋漓尽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众人尤其是皇帝都被他所欺骗，他也一直在朝中做了19年的官。 新官上任要确立自己的威严 “有权则威”，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威严是必不可少的。威严是权力最为重要的特点，领导需要依靠它来驾驭属下。身为领导者，除了必要的宽厚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威严，以威严建信誉。对于属下要求要举止庄严，办事严谨，有法必依，有法必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要精心地培养他们，使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于已经掌握的知识与本领，不会因松弛懈怠而导致工作失误，更不会因虚度时光而后悔自责。为官没有威严，那么下属就会无所畏惧，无所畏惧则会乱来。这正是《厚黑学》总结出的管理经验。 威严非常重要，对于那些新来乍到的新官而言就更是如此。然而，地位和权力并不等同于威严，为了取得权威、增加权威，便不得不人为地去树立。人一当官，不苟言笑，满脸的肃杀之气，动不动吹胡子瞪眼睛，骂人训斥人，人们就害怕他。大凡初做领导的人都有“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无非是杀鸡儆猴，树立做领导的威严。当然，做领导除威风八面之外，还要有具体的立威措施，把威严贯于管理之中才能威得久，威得大。 春秋齐国景公执政时期，强大的晋国出兵攻击齐国的阿、甄之地，燕国入侵河上，齐国的军队吃了败仗。为了扭转败局，急需选拔和任用智勇双全的将领。时任相国的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大军事家司马穰直，说他“文能服众，武能威敌”。于是齐景公立即召见司马穰苴，请他谈论有关治军、用兵的方略和法则。司马穰苴在军事上的杰出见解，让齐景公深为折服，于是齐景公拜之为将军，带兵迎击燕、晋的军队。 尽管得到了得到齐景公的认可，手握全国兵权，司马穰苴也并没有得意忘形，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在部队中的权威问题。他对齐景公说：“我出身卑贱，您把我从乡里提拔上来，让我的职位在大夫之上，一时之间，士卒还不拥护我，百姓还不信任我，我实在是人微权轻。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希望你能派一个亲近的大臣，且在全国享有威望的人来做我的监军。”齐景公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自己的亲信大夫庄贾前去担任监军。 司马穰苴与庄贾约定：“明日中在辕门相会。”第二天，穰苴便提前到达，并让手下人把计时的沙漏准备好。不料这庄贾平日骄纵惯了，一旦身为监军，那就更加不可一世，他想既然自己是监军，大将军自然要让自己三分，所以不急不忙。当时，亲朋好友来送他，他就和众人一起饮酒作乐，直到傍晚才来到军中。穰苴质问他：“为什么迟到？”庄贾轻描淡写地说：“亲戚和同事来送我，所以耽误了一会儿。”穰苴慷慨陈词道：“作为一个将领，接受了任务就要忘记小我之家，执行军法就要忘记私人感情，冲锋陷阵就要忘记个人安危。如今大敌压境，举国骚动。士卒风餐露宿于边境，国君寝食不安，百姓的命运，都操在你的手里，你怎么敢随随便便就因为个人的事情而耽误军务呢？！”于是召来军法官问道：“按军法误了规定时限而迟到的，该怎么处理？”军法官说：“应该斩首。”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庄贾害怕了，急忙派人飞马急报齐景公，请齐景公救他。然而，还未等到他派去的人回来，穰苴就已经把他斩了，并在军中示众。全军将士都大为惊惧，无不慑服。齐景公急忙派遣使者来救庄贾，慌乱之中，车马奔驰进入军中。穰苴又问管军法的人：“在军中跑马，按军法该如何处置？”管军法的军官回报说：“当斩。”穰苴说：“君王之使不可杀。”于是就把使者的仆人，以及车的左驸、马的左骖也都斩了。此举一出，三军震撼，再没有人敢瞧不起新任统帅司马穰苴了。 三国时东吴的黄盖曾经做过石城县县官。他听说石城县的下属官吏们特别难指挥，于是就安排两个人当主管，分别管理各部门事务，并告诉他们说：“我是靠打仗立功才当官的，不擅长管理。现在外来侵犯的敌人还没打败，我负责领兵打仗的军务，县里一切公文案卷就委托给你二人了。你们要管理好各部门，纠正并处分犯错误的人。你们各负其责，遇事最好按我交代的办。如果你们刁奸欺骗，我绝不只是用鞭子抽你们，而是要从严处置。希望你们都尽心尽力，不要在众人之先受处分。”两人听了，起初都勤勤恳恳地办公事。而黄盖也对这些事情也从来不闻不问，时间长了，两位主管认为黄盖根本不看公文案卷，就慢慢营私舞弊起来，对下面也放任自流。黄盖对此心知肚明，于是把全县所属的官吏们都请来赴宴，正当大家吃到兴头上时，黄盖把两位主管叫来，当着众人的面把一件一件违法徇私的事问他们。两人张嘴结舌，说不出话来，磕头请罪。黄盖说：“我已经告诫过你们了，决不会用鞭子抽你们，这不是说假话。”说完就把两人的头砍了。这件事震惊了全县，下属官吏们此后都战战兢兢、安分守己。 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新登帝位的雍正偶然间发现一本文书中落了一个字，此时他正急于建立自己的权威，于是把大臣们都找来，并训诫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小事就可以疏忽。抄写漏字虽然是文书官员的事情，但如果你们肯用心细问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如果大学士把责任推给学士，学士推给侍读，侍读再推给中书，那么我也可以把过错都推给大学士。类似这样的小错不断，就会让天下的人都怀疑朕和大学士平时连奏折都不看，这还了得？”同年九月初五，雍正参加一次祭祀活动，无意中发现端门前新设立的更衣帐房内油气蒸熏，气味难闻，于是龙颜大怒，斥令主管工部的廉亲王允祥以及工部侍郎、郎中等人在太庙前跪了整整一夜。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某一天，雍正升殿，见到刑部官员李建勋、罗檀在群臣还没有落座的时候，也不行礼就坐下了，当即下令将李、罗两人拿交刑部问罪，并告诫百官说：“朕见这几年上朝的礼节执行得很松弛，这是个不好的苗头，必须狠抓。今后如果再有类似的失礼事情发生，我就要杀了这两个人了，到时候可别说是我要杀人，而是你们杀了他俩。” 识人在先，善用在后 人们都说“人尽其用”，但是，不会识人，又谈何用人？因此，厚黑学强调，在用人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了解，识人是用人的第一步。古语有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为各种原因，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往往隐没在人群之中，得不到重用；即便被用了，却往往没有被用到合适的地方，或者大材小用。这就是不识人的结果。 春秋时期，卞和前后两次献和氏璧给楚王，但是皆被认为是以假欺君，先后被砍去双脚。人才就与和氏璧一样，之所以不被重视和重用，多半不是因为没有才华，只是用才者常常被诸多表面现象所迷惑，进而不识。厚黑学告诉我们，在识人时，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其高低，因为人的兴趣、爱好、观点各有差异，以一己之见来判断某人是否为贤才，一定会失之偏颇。 三国时期，刘备在未得诸葛亮之前，在识人标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他往往只以个人的喜好作为识人标准，凭个人的印象和臆测来选识人才，其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世不二出的武将，但是文臣仅有孙乾、糜竺之辈。他也常叹自己思贤若渴，身边无人才，以至于流落天下。第一次见到“水镜先生”司马徽时，他竟无端埋怨说：“我刘备也曾只身探求深谷中的贤士，但是却没有见到什么真正的人才。”司马徽批驳了刘备的观点，他说：“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怎么能说无人才呢？”继而又向他指出，他当时所处的荆襄一带就有奇才，应该去求访。刘备恍然大悟，这才有了后来的多次邀约诸葛亮出山相助。 刘备后期最为器重的人才，除了“卧龙”诸葛亮之外，就是道号“凤雏”的庞统。庞统早年便与诸葛亮齐名于荆州。时人评价他们的经典之语是：“卧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由此可见，庞统也怀有经天纬地之才。然而在诸葛亮成为刘备的军师之时，庞统仍然怀才不遇。吴国都督周瑜帮助刘备攻取荆州时，庞统仅为掌管区区一郡人事的功曹。周瑜去世后，庞统送葬到吴地。吴人多闻其名，因此，当他要西返荆州时，众多知名人士齐会昌门，为他送行。在聚会上，庞统一针见血地评论当时人物，他说：“陆绩可以算是驽马，有逸足之力；顾劭可以算是驽牛，能负重致远。”接着，他又对全琼说，“你好施慕名，虽智力不多，也不失为一时之选。”顾劭去见庞统，并问他：“您有善于知人之名，你说说，我和您相比，怎么样？”庞统说：“讲到陶冶世俗，甄别人物，我自然比不上您，但是，如果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我可就比您强一点儿了。” 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庞统来投，但是刘备见他其貌不扬，并未重用，仅仅以从事守耒阳令任之。庞统在任不理县务，政绩不佳，被免官。刘备更加认为他名不副实。但吴将鲁肃写信给刘备，推荐庞统，说庞统之才不止百里，如果让他做治中、别驾等官职，才能稍微施展他的才能。诸葛亮也向刘备极力推荐庞统。于是，刘备再次召见庞统，并和他纵论上下古今，这一次深为折服，于是对他大为器重，并任命他为治中从事。此后，刘备倚重庞统的程度仅次于诸葛亮。 庞统正是实现隆中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他的加盟，为刘备集团提供了进一步飞跃的契机。在当时的情况下，进占益州和巩固荆州是同等重要的大事。要同时完成这两件大事，必须要有诸葛亮一流的人才协助刘备才行。综观刘备早期的谋臣团，糜竺、孙乾、简雍、伊籍等人，都是人才，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实非其所长。而庞统不但学识渊博，善于鉴别人物，而且有运筹帷幄的本领，正适合协助刘备进占益州。实际上，在入川过程中，庞统也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不但协助刘备作出了几次意义重大的正确决策，而且以其独有的聪明才智，使刘备摆脱了信义宽仁等观念的束缚，为日后平定西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晚清时期，李鸿章所率淮军收罗了不少猛将，一次，李鸿章想让自己的老师曾国藩给他们“相相面”，看看他们的潜力。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悄悄地来到淮军营地。淮军的将士们不知道将帅的到来，有的赌酒猜拳，有的倚案看书，有的放声高歌，有的默坐无言。其中独有一人袒着肚子坐在南窗之下，左手端《史记》，右手端酒，诵读一篇，便饮酒一杯，有时还情不自禁地长啸起身，大有旁若无人的情景。在回来的路上，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众位将领都可以立大功，任大事，但是成就最大者，就是那个裸腹读书之人。 此人就是后来成为淮军名将的刘铭传。淮军自程学启死后，刘铭传成为诸将之首，也成为曾国藩部下的主力。由于多次在和捻军战斗中的杰出表现，后来被提升为直隶提督。曾国藩离开徐州担任直隶总督之后，刘铭传最终以“河防之计”，将“太平天国”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刘铭传战功显赫，是这次胜利的第一功臣，朝廷下令封其为一等男爵。曾国藩去世后，刘铭传又多次担任要职，他还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提议兴修铁路的政府高级官员，而他在中法战争和保卫台湾等战争中所作的贡献，也都证明了曾国藩对他的鉴别和期待。 唯才是举，要猛兽不要病猫 世上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人的人不能正确使用。厚黑学主张，选人用人的正确程序应该是，正确地考察、准确地评价一个人，进而对使用这个人的风险进行评估，并使他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历史上任何一个成功的领导者，都有求贤若渴的胸襟。他们在考量部属的时候，唯一的标准就是是否有才干。有才干者加以重用，没有才干者则宁愿弃之不用，至于身份、出身、经验等方面的外在因素，一般都不怎么重视。人总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真正能够为我所用才是最重要的。反过来说，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即使地位再高、出身再好，也宁愿不用。 汉高祖刘邦，给人的印象总和流氓无赖、阴诈小人分不开。他文不能文，武不能武，30多岁了，还仅仅当了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然而，正是他打败了天下无双的项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汉朝。他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几乎称得上是古今中外几千年来最懂得用人的权谋家。 刘邦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在一次庆功宴上，他对群臣说：“得失天下的原因，须从用人上说。试想：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坐镇国家，抚养百姓，我不如萧何；统百万雄兵，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当今英杰，我能委以任用，所以能得天下。而项羽有一个范增，尚且不知道加以运用，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由于自己出身平民，刘邦用人也从来不拘身份、地位，总是能够唯才是用，甚至不在意对方原来是自己的敌人。张良原是韩国贵族，曾结交刺客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后来，他向刘邦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韩信等军事力量的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彻底消灭楚军，这些建议均为刘邦所采纳。萧何曾是沛县小吏，他参加辅佐刘邦起义，当起义军进入咸阳时，不但及时规劝刘邦不能贪图享乐，而且及时取出秦政府的律令图册，很快地熟悉了各种法律条文和全部山川险要、郡县隘口等情况，为以后刘邦治理关中打下坚实基础；他还举荐韩信为大将；楚汉争霸时，他以丞相身份留守关中这一战略要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兵源粮草，使刘邦终于能够取胜。韩信则原是贫穷潦倒的流浪汉，他曾在项羽手下做一名管粮草的小官，投向刘邦后他才被重用，并用兵如神，屡建战功，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关键人物。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第八章 情场厚黑学 第八章 情场厚黑学 花样翻新，浪漫与惊喜不断 人们都喜欢惊喜和浪漫，尤其是女人。爱情，绝不是单调重复的行为，而是在花样迭出、浪漫和惊喜不断中产生、坚固。从浪漫的行为中，情人能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欣赏和崇拜，求证了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重要性。浪漫的行为把情人置于特殊的、被呵护的角色中，让女人变得更加美丽，帮助女人找回女性化的一面；也可以让男人变得更加男人。因此，营造浪漫，可以让爱情持久浓烈、幸福。无论在任何阶段，情人间的浪漫一直以来都很重要，它是使双方相互吸引、维持夫妻感情的重要条件。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的婚姻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结合之一。尽管马克思是一位严谨的思想家，但是在爱情上却很浪漫，一点儿也不呆板，常常十分让燕妮感到惊喜。他还曾经为了燕妮而去学习浪漫主义和诗歌，他的所有诗歌几乎全都是献给燕妮的。当燕妮收到诗集的时候，感动地掉下了眼泪。而马克思向燕妮表白的方法，也是浪漫爱情的典范。 燕妮和马克思最早在孩童时候就一直是朋友。燕妮有着深褐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在特利尔备受注目，甚至被选为舞会女王。马克思也早就倾心于他。在一个美丽夕阳的下午，在一条幽静的小路上，马克思和燕妮并肩散步。晚霞把燕妮的头发照得金灿灿的，比往常更加美丽。在这样的诗情画意之中，马克思突然停下和燕妮探讨的哲学问题，好像想起了一件事情似的。他深情地看着燕妮的脸庞，缓慢而坚定地对燕妮说：“燕妮小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燕妮十分惊喜和兴奋地问道。 “我已经有了一位心上人。”马克思说。听到这话，燕妮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而马克思仿佛没有看到她脸上的变化。 “噢，她，她是谁？”燕妮强迫自己镇定了下来，但是还是有些语无伦次。这太出乎她的意料了。 “嗯。你或许认识她呢！”马克思神秘地冲燕妮笑了笑，并把一个小盒子递给她，说，“这是她的相片。” 马克思好像是很不经意地把这个盒子递给她看，但此时燕妮接过盒子的手，却有些冰凉。而马克思彬彬有礼地找了个借口，与燕妮分开了。 燕妮想要弄清楚到底马克思爱上了谁，于是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可是，当她一打开盒子后，她的脸马上红了。因为小盒子里什么相片也没有，只有一面圆圆的小镜子，镜子里映出的正是燕妮漂亮的脸庞。 燕妮笑了。从此，便开始真正和马克思踏上爱程。 聪明美丽的莉莎在美国的一家旅行社工作。她和年长近20岁的男友情定一生，也算得上是一则传奇。 3年前，莉莎因公出差到巴黎。那时，她和男友才相识3个月，还处在情感的试探期。她最困扰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年龄问题，这个男人尽管很稳重，但是多少有点儿缺乏激情。这段出差的时间，她正要好好考虑一下他们之间的感情。在机场和男人依依不舍地话别之后，她就一个人坐上了飞往巴黎的飞机。 到了巴黎之后，莉莎先去见了客户，然后到自己下榻的宾馆休息。一开房门，就见到一大盆她最喜欢的香水百合和一张来自男友的传真。她非常高兴，关上门刚看完信，电话铃声就响起来了。电话是男友打来的。两人情话绵绵地说了很之后，莉莎对男友说：“很晚了，而且是越洋电话，电话费很贵，我们改天再聊，好吗？”那边却说：“可是，我现在就想见你。” 莉莎当然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因此又安慰了一下男友，才好不容易挂了电话。刚挂完电话，就有人按门铃。莉莎一开门，却见男友已经站在门外，她又惊又喜。原来，他们分开之后，男友就搭了另一班飞机也到了巴黎，而且还比她早住进饭店。这份意料之外的惊喜，让本来心中对彼此年龄的差距有些疑虑的莉莎完全“缴械投降”了。 花言巧语展望美好未来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结婚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慢慢变淡，甚至导致最后不欢而散的事例也有很多。因此，对恋爱中的人们——尤其是天生安全感就不强的女人来说，她们都希望能和自己的对象天长地久、永远相爱，未来会怎样，是一个影响她们对现在的爱情进行考量的重要因素。但是，这毕竟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未来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谁也无法保证以后究竟会如何。尽管如此，未来怎么样，其实跟现在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为了让女人放心，厚黑学仍然鼓励男人尽可能地向女人许诺，让她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样两人才会同时在现在就开始积极地营造爱情，更加有希望达到未来的目标。 小张本来是个说话很客观的人，即使在热恋的时候，也不愿意讲一些看上去很不理智的誓言。但是，像大多数女人一样，他的妻子也很喜欢那些听来有些肉麻的情话，尤其是对未来的许诺。在结婚前，妻子就要求小张发誓会永远爱她，否则就要和他绝交。为了讨妻子开心，小张也不得不学会讲这样的话了。开了这样的先例，小张就对这些东西习以为常了：既然她听得高兴，那就索性多讲些吧，反正自己又没有什么损失。 小张本来认为，结婚之后，女人对这些东西应该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而不再热衷，但是没有想到妻子对誓言还是乐此不疲。稍有不同的是，妻子似乎已经认识到现在的男人普遍“花心”，因此不再要求他说“永远爱你”之类的话，而是改为“只爱你一个人”。一开始，小张还没有适应，但是时间长了，他也就脱口而出了。而每次听到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妻子的脸上就露出满意和幸福的神情，也表现得比往常更加温柔。 不久前，妻子忽然心血来潮，把自己保持了10多年的“清纯式”发型给烫了，尤其是本来小张十分喜欢的“刘海”，也被她毫不留情地“毁掉”了。妻子回来之后，小张坦诚地说“我不喜欢”，她就立刻满脸不高兴：“别人说不好看没关系，你怎么也这么说？！”见妻子生气了，小张立刻改口说：“其实，也不是不喜欢，关键是我老婆变得比以前更加漂亮了，我一下子还真不习惯。而且，就算真不好看，只要是在你的身上，就永远是最漂亮的！”她紧绷的面容很快就舒展了。不过，第二天下班回来之后，妻子看起来闷闷不乐的样子，原来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一致认为她新换的发型不好看。小张鼓励她说：“因为他们嫉妒才这么说你的呢！”妻子很是受用，但是却还是半信半疑，问道：“到底是真的好看，还是假的好看？”小张认真地说：“好看就是好看！”又紧接着补了一句：“我发誓，我永远只爱你这种发型。” 有一天，妻子突然心血来潮，对小张过去的罗曼史发生了兴趣。她和颜悦色地对小张说：“你过去交了多少女朋友？你跟我谈谈嘛！我保证既往不咎。”小张当然知道，尽管她表面上装作很不在意，但是一旦说出来，保不住她又要吃醋撒泼，于是对她说：“我发誓，在认识你之前，我其实就已经预感到你的出现，就决心只爱你一个人了、而在认识你之后，这种信念就更加坚定了！”明明这是一句谎话，但是妻子听后还是高兴至极，满足地笑了。 多听了小张的山盟海誓，妻子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一直很融洽。 读透男（女）人心，击中软肋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薄弱点和敏感带，厚黑学一直注意这一点，并主张加以利用，更快更有效地成事。在情场也是这样。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在心灵的某个方面容易被感动。因此，如果在情感上有求于人，可以紧紧抓住对方的这一特点，进行感情上的攻势，这样更加容易达到目的。 老舍在33岁时就已经是文坛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了，但是还是单身一人，尚未成婚，连女朋友都没有。当时，朋友们见他与胡契青性格、爱好都比较接近，就轮流请他俩吃饭。赴宴三次后，老舍自然心领神会，就给胡契青写出了第一封信：“我们不能总靠吃人家饭的办法会面说话，你和我手中都有一支笔，为什么不能利用它——这完全是属于自己的小东西，把心里想说的话都写出来。”这封信写得很诚恳坦率，胡契青看了之后，和老舍相约，每天都给对方写一封信。 胡契青当时十分爱干净，手巧爱做衣裳，每天差不多都换一身衣裳。老舍在信中说：“……我可没钱供你，看来，你跟我好，就得牺牲这衣裳。我不能像外国人似的，在外面把老婆捧得老高，回家就一顿打。我不会欺负你，更不会打你，可我也不会像有些外国男人那样，给你提着小伞，让你挺神气地在前头走，我在后头伺候你。”这些十分诚恳的信，让胡契青慢慢对老舍加深了了解，认为他就是自己要找的那种实在、真诚且很平等的对象，就被打开了情感的闸门。最后，两人相伴于人生旅途上。 有位连长的妻子，农忙之后来部队探亲。在来部队之前，她想要痛痛快快地向丈夫诉苦，说她是怎么早晚不得休息地拉扯孩子的，她是怎么样带着病弱的身子在田中忙种忙收的；她是怎样细心周到地照顾公婆的，她是怎样无故地受到婆婆的责怪和小姑的谩骂的……总之，她有太多的烦恼、委屈和不平，想要对丈夫倾诉。不料，当丈夫带着训练场上的一身尘土，领她走进他们的小屋时，在她耳边轻声细语地说：“没有你，我寂寞得不行。”一句话，把她说得鼻子一酸，所有的抱怨都一下飞到九霄云外，含泪的眼里立刻就闪烁着幸福甜蜜的光亮。 胆大心黑，花开堪折直须折 爱情和婚姻关系到人一辈子的幸福，因此在爱情的问题上的确需要谨慎对待，不应该鲁莽行事。但是古人说：“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在对待爱情的问题上，也不能过于谨小慎微，以至错失良机。一般人在需要“折枝”的时候却停顿下来，有两个方面的顾虑：一是怕对方对自己没有好感，拒绝自己，自己下不了台，也因此起到反效果；二是周围的环境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作出妥协和退步。其实，人生茫茫，遇到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另一半是很不容易的，应该抓紧时机好好把握。即便对方拒绝，充其量不过说明自己的判断不是很准确，也不一定对方是在考验你。至于环境的压力，就更加不用加以考虑了，因为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如果凡事都要瞻前顾后，缩头缩尾，想要等到事情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才敢去做，很容易失去良机。等到爱情过于“成熟”，有时时机也已经错过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汉代的大辞赋家司马相如，以文才闻名海内。有一年，司马相如外游之后返回自己的家乡四川，在经过临邛的时候，曾受当地富商卓王孙的邀请，在他家里做客，结识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卓王孙本是个附庸风雅之人，司马相如碍于情面，不得不前往赴宴，但也不加理睬。卓王孙一见其穿戴，也很有瞧不起之意，认为他是一个放荡无礼之辈。 但是司马相如却丝毫不顾，在宴会上，他只顾和别的客人谈笑，把宴会的主人卓王孙晾在了一边。正吃饭期间，司马相如听到内室传来凄婉的琴声，司马相如立即停止了说笑，侧耳细听起来。卓王孙本来被司马相如晾在一边，毫无意思，这时见琴声吸引了这位狂士，于是一个劲儿地夸耀卖弄说这是自己的爱女卓文君所奏。司马相如早已痴迷，忙向卓王孙请求，让卓文君出来相见。卓王孙本来不同意，但经不住司马相如的再三请求，就勉强同意了。 等司马相如见了卓文君之后，两眼直勾勾地愣在那里。他万万没有想到俗不可耐的卓王孙，竟然有如此美丽高雅、出尘脱俗的女儿。于是，他非常情不自禁但有礼貌地向卓文君要过琴来，弹了一曲《凤求凰》，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卓文君怦然心动，她本来也十分仰慕司马相如的才华，见面之后也见他相貌堂堂，于是两人一见钟情，并一起逃回成都。 卓王孙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又骂女儿不守礼教，又骂司马相如是衣冠禽兽，发誓不准他们再踏入家门。而卓文君随着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后才发现，原来司马相如虽然名声在外，但家里却十分贫寒，有时甚至连生计都无法维持。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返回临邛，把自己的所有家当全部卖了，在离卓府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屋子，开起了一个小酒铺。司马相如穿上伙计的衣服，像个酒保一样擦桌椅、搬物件；卓文君也穿着粗布衣裙，忙里忙外地招待客人。酒铺刚一开张，就来了很多人，纷纷前来目睹这两位远近闻名的落难夫妻的“风采”。 很快，临邛城里人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卓王孙在当地很有名气，非常重视自己的脸面，十分顾忌风言风语，竟然一连好几天都没敢出门。有几个朋友劝卓王孙承认他们的关系。卓王孙虽然气得吹胡子瞪眼，却无可奈何，只好承认司马相如是他的女婿，还分给司马相如夫妇一大笔钱财。司马相如夫妇大喜，带上钱财回成都生活去了。 英王爱德华八世与沃利斯·辛普森的爱情故事也很有名。1931年，已经两度结婚的沃利斯与当时还是亲王的爱德华结识，并经常参加亲王的各种活动。沃利斯外表并不太出众，因此一开始，爱德华对她这并没有多大的关注，但是后来经过慢慢地了解，爱德华被这个37岁的女人深深迷住了。沃利斯解释了两人相爱的原因：“唯一能说明他对我感兴趣的原因，也许在于我那美国人的独立精神、直率、幽默感，以及我对他和与他有关的每件事的乐观或好奇……他是孤独的，也许我是第一个洞察他内心深处孤独感的人。” 1936年元月，爱德华继位，成为英国国王。但王位却没有减低他对沃利斯的爱，他还是向王室宣布要和沃利斯结婚。此时，沃利斯已经与丈夫先行离婚。然而，爱德华八世的决定却遭到朝野一致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一个结过两次婚的女人成为王后。顶着来自皇室、首相以及新闻界的各种压力，爱德华八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以逊位来成全自己的爱情。就这样，爱德华八世逊位而成为温莎公爵，并已经永远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1937年，他们终于在法国成婚。爱德华对沃利斯说：“我丝毫不后悔。我只知道幸福永远维系在你的身上。” 眼泪攻势与苦肉计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喜欢哭的孩子，一般都是获得父母最多抚爱的孩子，所以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哭，有时候并不是软弱的表现，厚黑学能够巧妙地把这一方法转为一种富有心机的处世办事的手段。同样的，在情场之中，用你的眼泪或其他类似的方法激发情人的同情心，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有人总结女人们对付男人的方法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种手段尽管有些过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用。 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是前博阿尔内子爵夫人，一向生活不检点，对拿破仑毫无忠贞可言。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埃及战场浴血奋战时，新婚不久的她却在与一个叫夏尔的中尉私通。她以为拿破仑会战死在阿拉伯的沙漠中，于是不再等他回来，竟然开始安排后事。 1799年10月，拿破仑从埃及回到法国，并受到人们热烈欢迎。拿破仑成了欧洲最知名的人物，法国的救星，其前程无法限量。消息传到巴黎后，约瑟芬惊呆了，并开始后悔了。为了得到拿破仑的谅解，约瑟芬坐着马车，长途跋涉，亲自去法国南部的里昂迎接拿破仑。她想在拿破仑与家人见面之前见到他，并趁着他的兴奋千方百计地蒙骗住他，不使自己的丑事暴露。 其实，拿破仑早就对妻子的不贞有所耳闻，当时，他暴跳如雷，并早已下定决心与其离婚。因此，等她好不容易到达里昂时，拿破仑已从另一条路去和巴黎的家人会合了。因此，约瑟芬不得不日夜兼程地赶回巴黎。拿破仑早已吩咐仆人不让约瑟芬再进家门。约瑟芬千方百计勉强进了门之后，壮着胆子去见丈夫。她来到拿破仑的卧室门前，轻轻敲门，没有回答。转动门把手，也无济于事。她再次敲门，并温柔而哀婉地呼唤，拿破仑仍然没有理睬。她失声大哭，拿破仑还是无动于衷。她哭着，用双手捶打着门，请求他原谅，承认自己因一时的轻率、幼稚而犯下了错误，并提起他们以前的海誓山盟，说如果他不能宽恕，她就只有一死，但这仍然打动不了拿破仑。 约瑟芬哭到深夜，知道哭已经无济于事，于是不再哭了，开始想其他办法。她忽然想起孩子们。拿破仑非常疼爱她为他生的两个孩子——奥当丝和欧仁，倘若孩子们求他，他可能会改变主意的。约瑟芬认为，这就可能是打动拿破仑的最好办法。孩子们来了，天真而笨拙地哀求着。人心都是肉长的，约瑟芬这一招终于成功。拿破仑尽管已经知道约瑟芬已背叛了他，然而她的哭声在他的脑海里泛起他们相爱时的美好回忆。于是，奥当丝和欧仁的哀求声最后冲破他心中设下的防线，房门终于被打开，拿破仑最终和约瑟芬重归于好。后来拿破仑登基时，约瑟芬成了皇后，荣耀至极。 李洁和她丈夫结婚15年了，家庭生活尽管十分平淡，但也十分和睦。然而最近却出了问题。丈夫在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当经理。他的新秘书是一位甜美的女大学生，因为工作的原因，日久生情，两人竟然相互产生好感，最后甚至发展到了相恋的程度。除了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亲密接触”外，丈夫还常常把休息时间也搭进去了。李洁十分敏感，她观察到在丈夫身上发生的一些细微变化。经过暗地里调查，她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一个星期天，正在厨房炒菜的李洁听到丈夫关着门在房间里接手机，早已心知肚明的她悄悄到房门口。尽管丈夫的声音很小，她还是听出了“不见不散”四个字。丈夫出来后，说要出去一趟和一个客户见面，然后穿上西服，打好领带。李洁站在丈夫的身后，静静地看着丈夫。尽管她很想从背后把丈夫抱住，但她明白，她抱得住他的身体，却抱不住他的心。 就在这时，李洁发现丈夫西服的肩上裂开了一条窄缝。她趁机让丈夫把西服脱下来，自己用针线给缝上。李洁坐在床上，一针一线地给丈夫缝西服，缝得很仔细。突然，她“哎哟”了一声，原来是手指被针扎了一下，鲜血直往外冒。丈夫一阵心疼，一伸手将她的指头捏住，放到自己的嘴里，拼命吮吸。李洁紧紧地抱住丈夫，一句话也不说，泪水却无声地滑落。丈夫温柔地说：“扎得很疼吗？”李洁说：“不疼。”说完之后，她把西服给丈夫穿上，亲了丈夫一下，含着泪笑着说：“约你的人还在等你呢！快去吧！”而丈夫看着满脸泪水的李洁，真诚地说：“今天的约会我决定取消了。” 不到山穷水尽绝不撒手 情场之中，有些人不怕清高或脸皮薄的人，最怕那些不到山穷水尽绝不撒手的人。因为他们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钻每一个空子，必须等到对方完全不给任何机会，才肯放过他（她）。其实，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在情场中获得成功的人，全都具有这样的品质。他们相信，即使对方对自己的关紧了大门，总还有那么一扇窗户可以爬进他（她）的心房。 卓文君为了神圣的爱情，不顾众人非议，和司马相如私订终身之后，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是后来，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情分却逐渐淡化了。尤其当自己被举荐到京城做官后，司马相如赏尽如云美女，又加上官场得意，竟然产生了弃妻纳妾之意。可怜卓文君独守空房，日复一日地过着寂寞的生活。不过，一首《白头吟》“……闻君有二意，故来相决绝。愿得一人心，终老不相负……”却表达了她对爱情的执著。 一天，司马相如给妻子送去了一封只有13字的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聪明的卓文君读后，泪流满面。一行数字中少了一个“亿”，“无亿”岂不是夫君对自己“无意”的暗示？她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回了一封信： “一别之后，二地相悬。虽说是三四月，谁又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相思，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道不完，百无聊赖十凭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仲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秉烛烧香问苍天，六月伏天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红似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瓣。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做男。”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司马相如看完妻子的信，在惊叹妻子的才华之余，遥想昔日夫妻恩爱之情，羞愧万分，从此不再作遗妻纳妾之想。 象征派诗人戴望舒，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罗曼史。 有个女大学生长得相当漂亮，人也很聪明，不少男士纷纷追求她。戴望舒暗生情愫，也加入了追求的队伍，可是却一直无法获得女学生的青睐。尽管碰了很多次钉子，戴望舒还是坚持把情书寄给那女学生，从不间断。一开始，女学生见是戴望舒写来的信，往往连封口也不拆，就投进了纸篓。久而久之，便偶尔拆开来看，但却从来不写回信。尽管从来收不到她的回信，戴望舒依然安之若素，把给女学生写的情书当做日常必做的功课。 那时的戴望舒在文坛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地位。报刊编辑只要是收到戴望舒寄来的稿件，总是文不加点，立即编发。有一次，戴望舒把写好的情书和一篇稿子同时发出，可是他却把它们装错了信封。女学生见收到的是一篇稿子，尽管十分欣赏戴望舒的才气，但仍然莫名其妙，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而报馆编辑接到那封“情书”后，却照旧文不加点，立即发了出来。写给自己的情书被公开出版了，让女学生一方面觉得面子攸关，另一方面也被戴望舒一往情深的诚意所感动，最后终于和戴望舒结成伉俪。 缠而不赖“泡蘑菇” 出色的办事人员，通常具有许多人们所不具备的素质，而忍耐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所谓好事多磨，这个“磨”字就可以理解为忍耐。一般来说，忍耐所表现的是对对方处境的理解，是对转机到来的期待和对求人成功的自信，有了这种心境，你就能在精神上使自己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能够方寸不乱，调动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想方设法去突破僵局。即使消耗一定的时间也是值得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磨”也可以理解为“泡蘑菇”，“泡蘑菇”消耗的是时间，而时间恰恰是一种武器。时间对谁都是宝贵的，人们最耗不起的是时间。所以，如果你以足够的耐心，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与对方对垒时，便会对对方的心理产生震慑。以“泡”对“拖”，足以促其改变初衷，加快办事速度。所以，你要沉住气，耐心地牺牲一点儿时间，反而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某学院校舍建设急需20吨沥青，校方派一位助理到物资部门申领；但负责此事的处长推说工作忙，要等两个月才能提货。助理非常着急，他怎么能等两个月呢？当他了解到仓库里有现货，只是因为自己没“进贡”人家才拖他时，更是怒从胸来。 但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思索解决办法。他手头一无钱二无物，再说他不想来那一套。他决心和处长“泡”。 从第二天起，他天天到处长办公室来，耐心地向处长恳求、诉说。处长感到烦，不理睬他。处长不理，他就坐在一边等。一有机会就张口，彬彬有礼，不吵不闹，恳求诉说。处长急不得火不得，推不起赶不跑。“泡”到第五天，处长就坐不住了，他长叹一声：“唉，我算服你了。照顾你这一次，提前批给你吧！” 有没有足够的耐心，还与人们的自尊心强弱有关。 有些人脸皮太薄，自尊心太强，经不住人家首次拒绝的打击。只要前进一受阻，他们就脸红，感到羞辱，气恼，要么与人争吵闹崩，要么拂袖而去，再不回头。这些人看起来虽然很有志气，但却是没有能力办成大事的失败者。 当然，“泡蘑菇”除了有耐心之外，还要具有一定的方法和原则。例如，你可以不厌其烦地登门拜访，申诉你的理由和要求，但别指望很快就能得到答复和处理，你要有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 “泡蘑菇”时，态度要诚恳，语气应平和。即使受了冷遇，碰了钉子，或者处理者发了火，你也要沉住气。只要问题能处理，受点儿委屈也值得。你依然要心平气和地陈述你的看法。 “泡蘑菇”时，要注意用语的分寸，多用恳请语气，千万不可用“怎么还不处理呀？”“不是说今天就给我答复吗？为何讲话不算数？”“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解决？”“这个月底前必须处理！”等等的责问句或命令句。如果改换另一种询问口气，可能效果会好得多。 在上门拜访、“泡蘑菇”的时间间隔上，要注意越来越短，次数上要越来越频繁，以造成处理者的紧迫感。频频催问很可能引起对方的烦躁，这不要紧，只要你是有理有节，就没有关系；只要你坚持不懈，就会带来转机。 据说，一位被领导穿小鞋的受害者向上一级领导告状之后，这位上级领导不想过问，受害者于是频频催问，以至于连这位领导的妻子也嫌烦了。她对丈夫抱怨道：“这个人怪可怜的，天天来，烦人不？你就给他解决算了。”这位领导想想也是，因此，才下了决心，处理了这一问题。你瞧，“泡蘑菇”这事还真非得有慢功夫不可。 顺着哄着捧着 吹捧对方，首先可以把他美化成道德上的“完人”，比如说他人品有多么的好，有多么的讲义气，这就让他拒绝你的时候很困难，甚至不好意思开口拒绝你。其次可以把对方标榜为能力上的“超人”，那么分内的小事自然不在话下。夸大某人的能力，这些话他听了自然会很高兴。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美国黑人富豪约翰逊决定在芝加哥为公司总部兴建一座办公大楼，出入无数家银行，但始终没贷到一笔款。于是决定先上马后加鞭，设法将自己的200万美元凑集起来，聘请一位承包商，要他放手建造，自己想方设法筹集所需要的其余300万美元。 建造工程持续施工到所剩的钱仅够再花一个星期的时候，约翰逊和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个主管在纽约市一起吃晚饭。约翰逊拿出经常带在身边的一张蓝图准备摊在桌上时，保险公司主管对约翰逊说：“这儿我们不便谈，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 第二天，当约翰逊断定大都会公司很有希望给他抵押借款时，他说：“好极了，唯一的问题是今天我就需要得到贷款的承诺。” “你一定在开玩笑，我们从来没有在一天之内给过这样贷款的承诺。”保险公司主管回答。 约翰逊把椅子拉近说：“你是这个部门的主管。也许你应该试试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权力把这件事在一天之内办妥？”对方微笑着说：“你这是逼我上梁山，不过，还是让我试一试看。”他试过以后，本来他说办不到的事儿终于办到了，约翰逊也在钱花光之前几个小时回到了芝加哥。 这里的关键是务必找到并击中对方的要害，迫使他就范。就这件事儿来说，要害就是那位主管对他自己权力的尊严感，他受到极大的夸奖之后，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种顺从这种夸张的心理，并且会有强烈的欲望要把这种夸张的东西变成现实以证明自己的能力。 某工程机械制造厂的科长对他的一个部属说：“小齐，你看起来气色蛮好的嘛，听说最近挺清闲的？你看人家小贾多忙，在这个社会上，总是能者多劳。不过听说你的英文很棒，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帮我翻译一篇稿子，这个礼拜就要！” “这礼拜？我恐怕要跟你说声抱歉。下星期一我有一个考察，必须准备一些相关资料，恐怕没时间为你翻译，科长不也是大学毕业吗？我看根本不用托我嘛，反正连正职的工作我都做不好，就别说翻译这么重要的事情了。” “啊，我知道了，算了，不求你也罢。” 上面的科长是在求人办事吗？找下属替自己翻译，是要去“说服”而不是“贬低”他。拿对方同别人相比，言辞间流露出批评之意，甚至还抨击对方工作没做好。如此一来，对方怎么还会想替你做事？这实在是个说话糟糕透顶的科长。 事实上许多人都是这个样子，伤害了他人的自尊，却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碍于上司下属的关系，对方即使受到伤害，也不至于当场和你翻脸；但长期下来，下属心中对于上司的不满久而久之也会忍不住溢于言表了。 如果那位科长像下面这样说话就不会碰壁了：“小齐，你最近有空吗？听说小贾最近很忙，知识经济时代嘛，总是能者多劳啊。下周你又要外出考察，你现在一定很忙吧！我听人说你的英文很不错，不知能否抽空帮我翻译一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这个星期就急着要的，你看行吗？” “这周就要吗？科长您都不敢掉以轻心，看来这篇翻译想必非常重要。虽然不知是否能让您满意，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听了上面的话，小齐一定会接受。 “我就知道你绝对没问题，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了，那就拜托你啦！”如此和气又尊重的请托，谁会忍心拒绝呢？这是由于对方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无论是谁，对自身的东西都会有一分自豪、珍惜之心。尊重这份感情，也就能赢得对方的信赖。下属若能在工作上得到上司的肯定，就很容易产生“甘为对方赴汤蹈火”的情感，而伤害对方的自尊可说是求人办事的一大禁忌。 恭维并非小人之计，虚心的恭维会让人难以抵抗。当别人称赞自己时，自己会做出一副谦虚的样子，但心里却由衷地感到高兴，同时也会对称赞自己的人有一种好感。所以，要达到说服他人的目的，不妨先恭维他一番，但要注意的是，不要借贬低别人来恭维对方，否则会让人觉得你是“小人之心”，不怀好意。 对方喜欢什么你就给什么 俗语说：“人心隔肚皮。”意思是指不容易知道别人的真正意向，但研究精神分析学的人却认为人心是“包着几层皮”的。 他们认为最内层是“自我”，即一切为自己打算作出发点。自我的外层，是“下意识”。这两层的外表，大概要包上四五层的“皮”，你很难发现它的真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不必像精神分析家那样研究到对方的“最深层”，但最低程度应该替对方想一想，只要你站在对方的立场稍加推敲，你就可以把对方的内心“思过半矣”。 投其所好是目前许多人都善于运用的交际术之一。比如，某人喜欢看电影，或对某人特别崇拜，若去找他，一开始就大谈电影和介绍某人的情况，他定会喜欢的。等到他心花怒放时，内心所有的皮都被剥开，一切就容易解决了。但这不要和“拍马屁”混为一谈。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社会上有许多人常用满口的奉承话来应付朋友，他们常对他人的事务或嗜好表示意见。比方某人知道你是做印刷生意的，他就为了迎合你的兴趣，大讲其印刷经；当他知道你是喜欢钓鱼时，就大讲其钓鱼之道。晓得运用这种方法的人，自然都是逢迎能手。但是要注意，这种做法，往往会引起别人的憎厌，理由很简单，你所讲的对方未必都会有同感！ 你要得到别人的合作，需要了解别人的意愿，因为对方的感受和投入程度决不会与你相同。假如你自己不吸烟，甚至对烟味极度讨厌，这不过是你个人的感觉，但你吸烟的朋友可能同意你的感觉吗？如果他们也和你一样厌恶烟味，他们就不会吸烟了。因此，你向那些吸烟的朋友表示你厌恶香烟是没有效果的，你只要说“不吸烟”就够了。 有家百货公司，他们的职员要受到特别训练。比方说，有一个客人来购西服，选来选去，选中了两套，但他只想买其中的一套，所以，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套。这种情形是常有的，顾客的心理，并不是考虑两套西服的品质如何，只不过是难以取舍罢了。 如果这时售货员这么说：“我以为这一套比较好，因为色泽和质地都更适合你。”客人听到你这么说，保证会买下这一套的。这就是掌握了顾客心理活动变化的效果。 还有，他们绝不会向顾客说：“这件东西比较便宜。”而会婉转地说：“这件东西比较耐用。”或“实用”之类的话，借以掩饰顾客的“贪便宜”的自卑感。 其实，贪便宜的心理人人都有，我们在应酬上要讨取别人的好感，不妨偶然向别人施舍点儿小便宜。好好地利用这种心理去应酬，也是一条成功的路径。这并不是诡诈，正当地运用起来，并不比其他方法逊色。 不吝赞美不惜吹捧 李宗吾认为，对赞美的渴求源于人的本性，具有无穷的力量。人不仅需要物质需求。更重要的还有精神需求。赞美给予人们的不仅仅是自尊心，还能给人以自信和力量，这种精神的力量是无法用其他东西所代替的。 说一句简单的赞美话，实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要你愿意并留心观察，处处都有值得赞美的地方。适时说出来，会让你的事情办得顺风顺水。 法国总统戴高乐1960年访问美国时，在一次尼克松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尼克松夫人费了很大的劲布置了一个美观的鲜花展台：在一张马蹄形的桌子中央，鲜艳夺目的热带鲜花衬托着一个精致的喷泉。精明的戴高乐将军一眼就看出这是女主人为了欢迎他而精心设计制作的，不禁脱口称赞道：“女主人为举行一次正式宴会要花很多时间来进行这么漂亮、雅致的计划和布置。”尼克松夫人听了，十分高兴。事后，她说：“大多数来访的大人物要么不加注意，要么不屑为此向女主人道谢，而他总是想到和讲到别人。”事后，在以后的岁月中，不论两国之间发生什么事，尼克松夫人始终对戴高乐将军保持着非常好的印象。可见，一句简单的赞美的话，会带来多么好的反响。 马克·吐温曾说过：“一句精彩的赞词可以代替我十天的口粮。”渴望得到赞美是每个人内心中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恰到好处地赞美别人，自然会得到别人的回应与赞美。 在许多场合，适时得当的赞美常常会发挥神奇的功效。林肯曾经说过：“人人都需要赞美，你我都不例外。”在人与人之间，无论是朋友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还是领导与下属之间，互相赞美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给员工陈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他还是一名见习服务员的时候，常常对生活不满意。特别是上班的第一天，他在杂货店里忙活了整整一天，累得筋疲力尽。他的帽子歪向了一边，工作服上沾满了点点污渍，双脚越来越疼。他感到疲倦和泄气，似乎觉得自己什么也干不好。好不容易为一位顾客列完了一张烦琐的账单，但是这位顾客的孩子们却三番五次地要更换，他已经忍耐到了极限。这时候，孩子们的父亲一边给他小费，一边笑着对他说：“干得不错，你对我们照顾得真是太周到了！”突然，他就感觉到疲倦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后来，当经理问到他对头一天的工作感觉如何时，他回答说：“挺好！”正是顾客那几句赞美的话把一切都改变了。 赞美就像是照在人们心灵上的阳光，没有阳光，我们就无法发育和成长。赞美不仅是一种悦耳的声音，更是一种力量，一种可以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强大力量。 古时候有一个说客，当众夸下海口说：“小人虽不才，但极能奉承。平生有一愿望，就是要将1000顶高帽子戴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送出了999顶，只剩下最后一顶了。”有个长者听后摇头说道：“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说客一听，忙拱手道：“先生说得极是，不才从南到北，闯了大半辈子，但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委实没有！”长者顿时手拈胡须，洋洋自得地说：“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啊！”听了这话，那位说客立即哈哈大笑：“恭喜恭喜，我这最后一顶帽子刚刚送给先生你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虽然这只是一则笑话，但它却有深刻的寓意。其中除了那位说客的机智外，更包含了人们无法拒绝赞美之词的道理。 有一点应当明确，赞美不等于奉承，欣赏不等于谄媚。恭维与欣赏领导的某个特点，意味着肯定这个特点。只要是优点、是长处，对集体有利，你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你的赞美之情。领导也需要从别人的评价中，了解自己的成就以及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当受到称赞时，他的自尊心会得到满足，并对称赞者产生好感。你的聪明才智需要得到赏识，但在他面前故意显示自己，则不免有做作之嫌。领导会因此认为你是一个自大狂，恃才傲慢，盛气凌人，而在心理上觉得难以相处，彼此间缺乏一种默契。学会说赞美的话，当你托人办事时，你将会领悟到其中的妙用。 难言之事巧开口 当我们遇到麻烦事想求助他人时，会不知怎么开口，毕竟有些不好意思。而事实上，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厚黑口才技巧，就不会觉得开口是件难事了。难言之时如何开口，以下几点对我们可能有所帮助。 1.借他人之口替自己说话 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和杨虎城频繁晤面，都有心对蒋介石发难。可在对方没表明态度之前，谁也不敢轻易开口。时间越来越紧，可双方都是欲说还休。杨虎城手下有个著名的共产党员叫王炳南，和张学良也都是旧识。在又一次晤面中，杨虎城便以他投石问路，说道：“王炳南是个激进分子，他主张扣留蒋介石！”张学良及时接口道：“我看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于是，两位将军开始商谈行动计划。 2.在幽默的玩笑话中道出实事 庄重严肃的话题会使人紧张慎重，而轻松幽默的话题，往往能引起感情上的愉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能把庄重严肃的话题用轻松幽默的形式说出来，这样对方可能更容易接受。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两次提出合理化建议，使生产成本分别下降10%—20%。领导非常高兴，对他说：“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 这名大学生当然知道这句话可能意义重大，也可能不值一文。他想要点儿实在的，便轻松一笑，说：“我想你会把这句话放到我的薪水袋里。”领导会心一笑，爽快应道：“会的，一定会的。”不久他就获得了一个大红包和加薪奖励。 面对领导的鼓励，大学生如果不是这样俏皮，而是坐下来认真严肃地提出加薪要求，并摆出理由若干条，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3.转个弯子，套出对方的话 有时，一些话自己说出来显得很难为情，这时，诱导对方先开口无疑是好办法。 李某准备借助于好友刘某的路子做笔大生意，在他将一笔巨款交给刘某的第二天，刘某暴病身亡。李某立刻陷入了两难境地：若开口追款，太刺激刘某的亲人；若不提此事，自己的局面又难以支撑。 帮忙料理完后事，李某对刘的妻子说：“真没想到刘哥就这么突然地走了，我们的合作才开始啊。这样吧，嫂子，刘哥的那些关系户你也认识，你就出面把这笔生意继续做下去吧！需要我跑腿的时候尽管说，吃苦花力气的事情我不怕。” 看他丝毫没有追款的意思，还豪气冲天，义气感人，刘的妻子很是感动。其实他明知刘妻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思干下去，话中又加上巧妙的提醒：我只能跑腿花力气，却不熟悉这些门路；困难不小而且时不我待。 结果呢？刘妻反过来安慰他道：“这次出事让你生意上受损失了，我也没法干下去了，你还是把钱拿回去再找机会吧。” 4.用商量的口气 用商量的口气把要求办的事儿说出来不失为一种高明的办法。如：“能快点把这事儿给办一下吗？” 在向别人提出建议时，如果从对方话语中看出人家可能不具备有关条件或意愿，那就不要强人所难，这样也显得很有分寸。 5.采用婉求、诱导法 美国《纽约日报》总编辑雷特想找一位精明干练的助理，他把目光瞄准了年轻的约翰·海。当时约翰刚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卸任外交官职，正准备回到家乡伊利诺伊州从事律师事务。 雷特请他到联盟俱乐部吃饭。饭后，他提议请约翰·海到报社去玩玩。在这期间，雷特从许多电讯中，找到了一条重要消息。那时恰巧国外新闻的编辑不在，于是他对约翰说：“请坐下来，帮我为明天的报纸写一段关于这消息的社论吧。”约翰自然无法拒绝，于是提起笔来就写。社论写得很棒，于是雷特请他再帮忙顶缺一星期、一个月，渐渐地干脆让他担任这一职务。约翰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回家乡做律师的计划，而留在纽约做新闻记者了。由此人们总结出一条求人办事儿的规律：央求不如婉求，劝导不如诱导。 6.变相“要挟” 一位老师是个非常热心的教育家。有一天，她到附近的图书馆去，想借一些有关教育的书籍。她询问图书馆内的管理员：“一个礼拜能否借25册书？” 图书馆的管理员告诉她：“一个人一次只能借走两册，这是无法通融的。因为要借书的人太多了。” 这位老师听了这些话后，很激动地说： “我知道，那么，以后我每周都带学生来，让他们每人都借一本。”原来很顽固的图书馆管理员，听了她的话后，突然改变了态度，取消了原来的规定。 在这件事中，最令人痛快的莫过于，当这位老师提出要让每一个同学来借书时，图书馆管理员就打破了要遵守规定的规则。图书馆管理员虽然知道应该遵守规定，但他又厌恶繁杂的工作，对工作不热心，所以才作出上面的决定。 第九章 低调隐忍厚黑学 第九章 低调隐忍厚黑学 忍是天下人修养的第一功 自古以来，都把忍辱负重称为担当大任的美德。纵观古今成功人士之道，无不因忍而成就事业。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在自己的成功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忍受莫大耻辱。例如初办团练时，一日，绿营之兵与湘勇哄闹，至黑夜闯入国藩行台。国藩亲自告知巡抚，巡抚不理，曾国藩只好第二日将兵营迁之城外，以避绿营乱兵。有人问其故，国藩叹曰：“大难未已，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意思是说，大敌当前我怎能为个人利益而泄私愤呢？ 后来，曾国藩这样总结其忍辱负重之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秘诀，自出道以来，无不遭求屈辱。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城的权贵们所唾骂，癸丑、甲寅年间被长沙的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年间又被江西人所唾骂，以后又有岳州、靖江、湖口三次打败仗，都是打脱牙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和着鲜血往肚里咽。”正是靠了这种忍让，曾国藩终于修成了官道上的正果。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确，不要说十之八九，其实人生有时甚至事事都不能顺我们的心意。想要生存在这个反复无常的世界里，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习曾国藩的“忍辱负重”之术。 忍辱负重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唐朝第三个皇帝高宗即位后，一直受到皇后武则天的限制，因而抑郁寡欢。有一次，高宗在巡幸途中，遇到一家好几百人同堂的大家族，大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没有任何风波，十分和睦，这在当时实在少有。因此，高宗特地去拜访这个家庭，向他们请教家族和睦的秘诀。 于是族长取来纸和笔，连写了一百多个“忍”字给高宗看，意思是讲，大家族和睦的秘诀除了“忍”字以外别无他法。高宗看后深有同感，给予这个家族莫大褒赏。 看来人与人和平相处的秘诀在于一个“忍”字，俗话说百忍成金。不仅如此，“忍”还是避祸做官的好办法。 曾国藩说“傲为凶德”，特别是文人做官大多为所谓的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风节本来是守于己的，而傲气则加于别人。由于过于骄傲，造成君臣不和、朝廷纷乱必为祸害。曾国藩在检讨自己的缺点时，认为自己“忍”得不够，说自己有三大过错：平日不取信、不尊敬别人，相对傲慢太甚，这是一；平时一句话不对劲，就怨恨无礼，这是二；抵触分歧之后，别人反而恢复平静易顺，他却反而悍然不近人情，这是三。有此三点，曾国藩更注重“忍”字之术，注意自己的心态修养，时时为自己敲起警钟。 曾国藩这样做，是有其深刻考虑的，因为历史上因不能忍辱负重而导致危险的事例太多了。 唐朝时，唐太宗在庆善宫举行宴会，同州刺史尉迟敬德被邀请参加。但他一看自己的上座有人，便很生气地质问说：“你有什么功劳，竟坐在我的上手？” 任城王李道宗席位安排在他的下手，就来劝解他。尉迟敬德不但不听，反而举拳头殴打李道宗，李道宗的眼睛几乎被打瞎。 唐太宗很不高兴地让宴会停止了。他对尉迟敬德说：“我本想和你共富贵，然而你做官后好几次犯法。我这才明白像韩信、彭越那样被剁成肉酱，并不一定是汉高祖刘邦的错呀！”尉迟敬德听到这种极其严厉的警告后害怕了，以后就学会了忍让，并能够克制自己了。 由此可见，“忍”功是天下修养第一功。要做到不自满，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忍”的问题。所以，无论你位有多高、权有多大，都必须学会忍让，切不可因一时之怒气而毁掉你的大好前程。 做事有显有藏 在宗吾先生看来，运用“神龙见尾不见首”这一处世技巧，并不是说把自己彻底裹藏起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如何厚黑行世？“神龙见尾不见首”中所谓“见”与“不见”，说的就是“有显有藏”，想让别人看见的部分就显露出来，不想让别人看见的部分就隐藏起来。实质上就是一个形象包装的问题。生活中我们总能发现舍长就短，终生遗憾的悲剧。而那些自知程度较高、对自身长短利弊了如指掌的人，就不同了。 汉武帝的一位宠妃李夫人重病不起，汉武帝亲自前往探病。李夫人蒙被致歉道：“臣妾久病在床，样子难看，不能见皇上，看我现在的病情，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我想把我的儿子和兄弟托付给陛下，请陛下多加关照。”汉武帝说：“你的嘱托我一定照办，请放心吧！但你病到这个地步，还是让我看一看吧。”李夫人说：“女人不把容貌修饰好，不能见君王、父亲，臣妾不敢破这个先例。”汉武帝说：“爱妃只要见我一面，我会赐给你千金，而且封你的兄弟做高官。”李夫人却说：“封不封官，那是陛下您的事，不在于见不见我一面。” 汉武帝又请求李夫人让他见上一面，李夫人索性转向内侧，抽泣着不再说话。没有办法，汉武帝只好无奈地站起身离开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汉武帝走后，她的兄弟李广利责怪姐姐说：“既然你托付兄弟儿子给皇上，为什么不见皇上一面呢？难道你怨恨皇上吗？”李夫人解释说：“我们女人是用容貌去侍奉人的，我们的长处是长得漂亮。一旦容貌衰退，就不招人喜欢了。皇上不喜欢你，自然恩断义绝。皇上之所以还恋念着我，那是因为我过去容貌好看。如今，我久病貌衰，一旦被皇上看见，必然遭到皇上的厌恶和唾弃，他怎么还能思念我而厚待我的兄弟儿子呢？”不久，李夫人病故。想起往日的缠绵，汉武帝对她思念不已，因此对李夫人的兄弟也很关照。 这位李夫人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就是自己的美貌。尽管久病之后，美貌早已不复存在，但在皇上心中的美好印象却还是与往常一样。为了保住这个虚幻的优势，她便采取了蒙被子说话，不让皇上看见丑脸的方略，最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种厚黑策略，实为一般人所不能及。 在处世中，假若能将自己的缺点明白地表示出来，往往更能得到别人的信赖。但这并不是说要将自己的缺点一五一十地全都说出来，因为这样做不但得不到上述的效果，反而会破坏自己的形象。这就是厚黑中的“藏”招。那厚黑中的显招又是什么呢？ 日本大企业家福田先生在做服务生的时候常常被老板小松先生责骂。但福田也因为他每次的责骂而得到一些启示，学会一些事情，所以福田当时总是“主动地”寻找挨骂。只要遇见了小松先生，福田绝不会像其他怕挨骂的服务生那样逃之夭夭，总是恰到好处地把握机会，立刻趋身向前向小松先生打招呼，并态度诚恳地请教说：“早安！请问社长，您看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吗？” 就这样，福田每天主动又虚心地向小松讨教，持续了两年。有一天，小松社长对福田说：“我长期观察，发现你工作相当勤勉，值得鼓励，所以明天开始我请你担任经理。”就这样，19岁的服务生一下子便跳升为经理，在待遇方面也提高很多。 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谁也不愿意让人数落，所以在被别人训斥的时候，即使不会当场发作，脸上也总是火辣辣地发烧。宗吾先生却认为：对于上司的骂，绝对要保持顺从的态度。虽然不必做到像应声虫一样唯唯诺诺的地步，但最起码，脸上也应该露出反省的表情，并以坦率诚恳的语气向上司道歉。挨骂之后，最重要的是应尽快改正错误，无礼的反抗态度只会使自己受伤害。 低调才能保全自己 在厚黑者看来，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机巧、险诈、说谎、欺骗、逞能、阴谋、斗争，而老实、忠厚、善良、退让、柔弱等美德都逃得无影无踪了。彼此逞能，暗算代替了友情；彼此都以为自己聪明，所以，彼此都愚蠢；彼此都想来占对方的便宜，所以，到头来大家都挖了自己的墙脚。 其实，低调绝不是无用，不等于懦弱；相反，低调才能成就大事，才能保全自己，战胜他人。我们来听一听老子与商容的一段对话。 商容是殷商时期的一位贵族，也是当时一位很有学问的人，老子就曾从他那求过学。当他生命垂危的时候，老子来到他的床前问候说：“老师您还有什么要教诲弟子的吗？” 商容说：“我的思想你已完全掌握了，现在我只想问你，人们经过自己的故乡时要下车步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老子回答说：“我想这大概是表示，人们没有忘记故乡水土的养育之恩吧。” 商容又问道：“走过高大葱翠的古树之下，人们总要低头恭谨而行，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老子回答说：“也许是大家仰慕它顽强生命的缘故吧。” 商容张开嘴让老子看，然后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老子大惑不解地说：“当然还在。” 商容又问道：“那么我的牙齿还在吗？” 老子说：“已全部掉光了。” 商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老子，说：“你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吗？” 老了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想这是刚强的容易过早衰亡，而柔弱的却是能长存不坏吧？” 商容满意地笑了笑，对他这个杰出的学生说：“天下的道理已全部包含在这三件事之中了。” 低调就是一种显示为柔弱，但有时是比刚强更有力的策略。 唐朝大将郭子仪一生活得像模像样，有头有脸，其实就得益于这四个字：“低调做人”。 功高权重的郭子仪，更加被宦官们视为眼中钉。代宗大历二年十月，正当郭子仪领兵在灵州前线与吐蕃军拼杀的时候，鱼朝恩却偷偷派人掘了他父亲的坟墓。当郭子仪从陉阳班师回朝时，朝中君臣都捏了一把汗，怕他回来不肯和鱼朝恩善罢甘休，会闹得上下不安。郭子仪入朝的那一天，唐代宗主动提了这件事，郭子仪却躬身自责，说：“臣长期带兵打仗，治军不严，未能制止军士盗坟的行为。现在，家父的坟被盗，说明臣的不忠不孝已得罪天地。”君臣们听了，都由衷地佩服郭子仪坦荡的胸怀。 郭子仪心里明白，自己功劳越大，麻烦就越大，就是当朝皇帝代宗，也会对自己有所顾忌。所以他处处谨慎小心，以求自保。每次唐代宗给他加官晋爵，他都恳辞再三，实在推辞不掉，才勉强接受。广德二年，唐代宗要授他“尚书令”，他死也不肯，说：“臣实在不敢当！当年太宗皇帝即位前，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后来几位先皇，为了表示对太宗皇帝的尊敬，从来没有把这个官衔授给臣子，皇上怎能因为偏爱老臣而乱了祖上规矩呢？况且，臣才疏德浅，已累受皇恩，怎敢再受此重封呢？”唐代宗没法，只得另行重赏。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郭子仪爵封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汾阳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进出出，而郭子仪不允许其府中的人对此加以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军官要调到外地任职，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正在梳妆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一旁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毛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郭子仪，回家后，他禁不住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来谈论。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他的几个儿子听了却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决定对父亲提出建议。 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听了哈哈一笑，几个儿子哭着跪下来求他，一个儿子说：“父王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重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进入内宅。孩儿们认为，即使商朝贤相伊尹、汉朝的大将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 郭子仪听了这些话，收敛了笑容，对他的儿子们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全家的性命。” 儿子们感到十分惊讶，忙问其中的道理。 郭子仪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而没有看到这声势有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要急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再说，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容纳我郭府1000余口人的隐居地呀。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添油加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郭子仪所以让府门敞开，是因为他善于忍受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因此即使在自己功勋卓著的日子，也时时做好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危险。 退一寸，进一尺 在厚黑者的人际交往中，让步是一种常有的现象。在他们看来，让步不是懦弱、或失去人格的表现，而是一种修养、一种艺术。诚然，许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可真到做时又往往不肯让步了。那么让步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美国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戴尔·卡特逊在纽约举办训练班时，租用的是一家大饭店的大礼堂。训练班办至中途，他忽然接到通知，要他付比原来多3倍的租金。后来打听到，原来是饭店经理为了赚更多的钱，打算把场地出租给另外的人举办舞会或晚会。 卡特逊找到了饭店经理，对他说：“假如我处在你的地位，或许也会写出同样的通知。你是这家饭店的经理，你的责任是让饭店尽可能地多盈利。你不这样做的话，你的经理职位就难保住。大礼堂不出租给讲课的，而出租给举办舞会、晚会的，那你可以获大利了。因为举行这一类活动的时间不长，他们能一次付出很高的租金，比我这租金当然多得多。租给我，显然，你吃亏了。” 卡特逊松弛了对方的戒备情绪，缓和了气氛之后，继续说：“但是，你要增加我的租金，结果将会是降低收入。因为，实际上等于你把我赶跑了。由于我付不起你所要的租金，我势必再找别的地方举办训练班。要知道，这个训练班吸引了成千的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中上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到你的饭店来听课，实际上起了免费为饭店做活广告的作用。可以这么说，你即使花5000元钱在报纸上登广告，也不能邀请这么多人亲自到你的饭店来参观，可我的训练班给你邀请来了，这难道不合算吗？”在卡特逊的说服下，饭店经理放弃了增加租金的要求，让训练班继续办下去。 以退为进的策略在商场也是很管用的。 某电器公司推销员小王，想去老客户那儿再推销一批新型发动机。谁知才到一家公司，该公司的总工程师劈头就是一句： “还想我们买你的发动机？” 一了解，原来他们购买的发动机发热过高。小王无法知道详情就退一步说：“先生，我的意见和你相同，如果发动机发热超标，别说买，还应该退货。” “当然。”总工程师缓和多了。 小王乘机问道：“按标准，发动机的温度应该比室内温度高出40c，是吗？” 总工程师答道：“但你们的产品已经超过这个温度。” 推销员小王反问道：“车间温度多少？” 当听说也是40c时，推销员转退为攻：“好极了！车间是40c，加上应有的40c，就应该是80c左右，如果用手触摸会烫伤啊！” 总工程师点头称是，小王立即补上：“今后可不要用手去摸发动机了，放心，那是完全正常的。”结果小王又做了第二笔生意。 以退为进的策略有时候会提高你的声誉，而你所要付出的却极少极少。 清朝康熙年间的某一天，一骑快马跑进宰相府。并不是天下出了什么大事，而是宰相张英收到一封来自安徽桐城老家的信。 原来，他们家与邻居叶家发生了地界纠纷。两家大院的宅地都是祖上的产业，时间久远了，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想占便宜的人是不怕算糊涂账的，他们往往过分相信自己的铁算盘。两家的争执顿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肯相让一丝一毫。由于牵涉到宰相大人，官府和旁人都不愿沾惹是非，纠纷越闹越大，张家人只好把这件事告诉张英。 张英阅过来信，只是释然一笑，旁边的人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只见他挥起大笔，一首诗一挥而就。诗曰：“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交给来人，命快速带回老家。 家里人一见书信回来，喜不自禁，以为张英一定有一个强硬的办法，或者有一条锦囊妙计；但家人看到的却只是一首打油诗，都很失望。没办法只好咬牙将垣墙拆让出来三尺。这件事瞬间便传为美谈，在张英家乡传播起来，大家都交口称赞张英和他家人的旷达态度。张英不费半分力气便收买了不少人心。 特殊时期要低头 为人处世“非有城府，不足以立世”。城府深的人含蓄，不动声色，或者对外传递的是不真实的信息，这样的人最可怕，别看他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可真要到关键时候绝对是个厉害角色。示人以懦，不但可以自保无虞，而且最容易达到想要得到的目的，因为别人了解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对你毫无防备，你乘虚而入很容易就能获得主动。 《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刘备投奔曹操后，两位乱世英雄，都各自打着算盘。刘备在住所后院辟了一块菜地，每日亲自浇灌，放下身段，夹着尾巴，让人觉得：我不过凡夫俗子，没有野心，您曹操还是不要算计我了吧！关羽、张飞两位诚实直爽之人，哪里懂得刘备的思想。所以当二人劝说主公应当留心天下大事而不应该学种菜这种下贱的活时，刘备总是说：“这不是两位兄弟所知道的。” 一天，关羽和张飞都不在，曹操就派人来请刘备过去。刘备大吃一惊，但又没有办法，只得随来人入府拜见曹操。曹操绵里藏针地说：“您学种菜可真不容易呀！” 刘备说：“没有事消遣消遣罢了！”曹操就邀刘备来到小亭里，见里面诸物齐备，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于是二人对坐，开怀畅饮。 酒喝到半醉时，忽然天上阴云漠漠，骤雨将至。这时随从说天边挂着长龙，并指给二人看，曹操借题发挥，便问： “您知道龙的变化吗？” 刘备说：“知道得不太详细。” 曹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身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现在正是深春时节，龙能够顺应时节而变化，就好像人得志了纵横四海一样。龙作为动物，可用世上的英雄来打比方。您长期以来，游历四方，一定知道当世英雄。试着说说吧！” 刘备说：“我是肉眼凡胎，哪里能认得英雄呢？” 曹操说：“您就不要太谦虚了吧！” 刘备仍然装糊涂：“我得您的庇护，做了朝廷官员。天下英雄，真的不知道。” 曹操说：“那么，既然您不知道他的长相，也应该听到他的名字吧？” 再装糊涂看来是没有办法了。于是刘备举出淮南袁术、河北袁绍、刘表、江东孙策、益州刘璋、张绣、张鲁、韩遂等一干人，却都一一被曹操否定。 刘备只好说：“除这些人之外，我实在不知道了。” 曹操说：“所谓英雄，是指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人啊！” 刘备说：“那么，谁能称做这样的英雄呢？” 曹操用手指了指刘备，又指指自己，说：“今天下英雄，只有您与我罢了！” 曹操看似不经意的话，其实不仅是一种试探，更包藏着杀机。且不说刘备正在曹操的府上，即使在外边，如果证实了曹操的推测，他也不会放过刘备的。这真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刘备听后大吃一惊，到底被曹操识破真面目了。那么，自己“放下身段”的招法是不是没有瞒过奸雄曹操呢？而这时默认或辩解，都无济于事，慌乱之中，手中的汤匙和筷子掉到地上。恰在此时，大雨将至，雷声隆隆，他随即从容不迫、不动声色地俯下身子，捡起来汤匙和筷子，又不紧不慢地说：“雷声一震竟有如此大的威力，我的匙筷都掉了。” 曹操笑着说：“男子汉大丈夫也害怕雷吗？” 刘备说：“怪人见到迅雷风烈还变色，我怎么能不害怕呢？” 一句话就把听到曹操的话而吃惊落匙的原因轻轻掩饰过去。自此曹操认为刘备胸无大志，必不能成气候，也就未把他放在心上，刘备从而也避免了一场祸患。刘备在煮酒论英雄中的对答非常聪明，用的就是方圆之术。在曹操的哈哈大笑之中，巧妙又看似随意地让曹操解除了对他的怀疑和嫉妒，最后才能如愿以偿地逃脱虎狼之地。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至于三国后期的司马懿，更是个里中高手。他佯装成快要死的人，瞒过了大将军曹爽，达到了保护自己、等待时机的目的。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统一了天下。这正是“鹰立似睡，虎行似病”。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阴符经》上说：“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它告诉我们，善于伏藏是事业成功和克敌制胜的关键。一个不懂得伏藏的人，即使能力再强，智商再高，也难以战胜敌人。这便是藏巧于拙，低调做人的重要性。 伏藏的智谋有几种：委婉和顺但不因循，称作委蛇；隐藏起来不显露，称作谬数；欺骗敌人，使自己不受损失，称作权奇。若不婉顺，那么事情就受阻；若不隐藏，就有危险出现；若不欺骗，就可能被敌人消灭。 过分善良的人往往不懂得这一点，以为天下人都同自己一样善良。结果，以善良待人，反被邪恶伤害，成了邪恶的牺牲品。即使不以打击对方为目的，为了不遭对方打击，也不应天真善良地将自己暴露无遗，毫无还手余地。 善良诚可贵；善于在险恶世道中保存这份善良，更为可贵。 一位企业老总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说：“五年打基础，五年打天下，用他十年或二十年，终有一天，在哪里积累就在哪里成功。”这里的积累，可以说就是一种伏藏。 伏藏的内容又可分为两层：一是藏拙。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伏藏，也是最常用的。藏住自己的弱点，不给对方乘虚而入的机会，露出自己的长处，给对方以有力的威慑。而另一种，也是更为高明的，即“藏巧”。一个人过于显露出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往往会使自己不利，甚至招来外力的攻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因为这样可能会使对手容易摸清你的虚实，提前准备好防范措施和对策，或者激起某些人的妒忌等不便说明的心理。 嘉靖中期，夏言为朝廷的重臣，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深为皇帝所器重。 当时严嵩在翰林院任低级职务，与当时担任北部尚书的夏言是江西同乡。严嵩打听到夏言是江西同乡，就想利用这层关系设法去接近夏言，但几次前往夏府求见都被轰了出来。 严嵩不死心，准备了酒宴，亲自到夏言府上去邀请夏言。夏言根本没有把这个同乡放在眼里，随便找了个借口不见他。严嵩就在堂前铺上垫子，跪下来一遍一遍地高声朗读自己带来的请柬。 夏言在屋里终于被感动了，以为严嵩真是对自己恭敬到这种境地，开门将严嵩扶起，慨然赴宴。宴席上，严嵩特别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使出浑身解数取悦夏言，给夏言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从此夏言很器重严嵩，一再提拔他，使他官至礼部左侍郎，获得了可以直接为皇帝办事的机会。几年后，已任内阁首辅的夏言又推荐严嵩接任了礼部尚书，位达六卿之列。夏言甚至还向皇帝推荐他接替自己的首辅位置。 严嵩是极有心计的人，不露一丝锋芒，耐心地等待时机，对夏言仍是俯首帖耳，只是暗中在寻找、制造机会，以便将夏言一下子打倒。 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有一次他下令制作了五顶香叶冠，分赐几位宠臣。夏言一向反对嘉靖帝的迷信活动，不肯接受。而严嵩却趁皇帝召见时把香叶冠戴上，外边还郑重地罩上轻纱。皇帝对严嵩的忠心大加赞赏，对夏言则很不满。而且夏言撰写的青词也让皇帝不满意，而严嵩却恰恰写得一手好青词。严嵩也利用这个机会，在写青词方面大加研究，同时还迎合皇上的心意，给他引荐了好几个得道的“高人”。皇帝越来越亲近严嵩而疏远夏言。 又有一次，夏言随皇帝出巡，没有按时值班，惹得皇帝大怒。皇帝曾命令到西苑值班的大臣都必须乘马车，而夏言却乘坐小车。 几件事情都引得皇帝不高兴，因此，皇帝对夏言越来越不满。严嵩眼看时机已到，马上一改他往日的谦卑，勾结皇帝所宠幸的道士陶仲文，一起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夏言许多坏话。 一天，当严嵩单独去见皇帝时，皇帝与他谈及夏言，并对他们之间的不和略有询问。皇帝的话，似乎勾起了严嵩的什么难言之隐，只见严嵩全身颤抖，匍匐在地，痛哭不已。 皇帝见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猜想他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冤屈，怜悯之情骤生，连连催问。看见皇帝怜悯，严嵩反而变得号啕痛哭起来了。 皇帝在一边既动情又义愤地安慰他：“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有朕为你做主，有话尽管说，不要害怕。”这下严嵩才装出深受鼓励后已无顾虑一般，将平时所搜集到的所谓夏言的种种罪状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地一一哭诉出来。皇帝闻听，便对夏言由不满变得恼怒起来，马上下令罢免了其一切官职，令严嵩取而代之。 严嵩的伏藏虽是反例，却足可以警示后人伏藏的重要性。我们伏藏的目的不是为了害人，却可以自保。如果建功立业的时机不够成熟，装糊涂、藏机锋可谓是上上之策。 懂得忍让才能成大事 忍让，是一种大智大勇的表现，它不计较一时的高低，眼前的得失，而是胸怀全局，着眼未来；忍让，是一种修养，它面对荣辱毁誉，不惊不喜，心静如水；忍让，是一种美德，它以宽广的胸怀，无私的心灵去容纳人、团结人、感化人。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越王勾践就是利用忍让，最后成就了大事。越国被吴国打败之后，越王勾践和王后及大臣范蠡都沦为了吴国的阶下囚。越王勾践为了实现重建越国的宏图大志，他忍气吞声给吴王喂马，当低三下四的马夫。他的妻子为吴王献歌跳舞，甚至陪吴王睡觉。越王勾践为了博取吴王的信任，争取早日回到越国，在吴王生病时曾多次尝吴王的屎以辨病情。最终，越王勾践博得了吴王的信任，被释放回到了越国。在吴王放他回国后，他又重整旗鼓，选美女送给吴王。西施不负越王勾践的重托，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迷惑吴王的任务，并画出吴国的地形图，十分巧妙地把地形图送到了越王手里，吴国最终被越国打败了。 智者就要懂得学会忍天下难忍之事。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忍一忍消灾解难，退一步海阔天空。生活的智者知道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达尔文曾经说过：“人要发脾气就等于在人类进步的阶梯上倒退一步，愤怒是愚蠢的开始，以后悔而告终。”只要你学会忍让，即使再高明的激将法，在你的面前都会失去它的效力。 《菜根谭》中指出，“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尝。此是涉世一极安乐法。”这句话旨在说明谦让的美德。凡事让步，表面上看好像是吃亏，但事实上由此获得的必然比失去的多。 忍让是一种豁达的挚爱，就像是一泓清泉浇灭哀怨嫉妒之火。忍让可以化冲突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忍让还是一种高尚的品德。别人冲撞了你，内心也会感到不安。你如果以忍让待人，自然也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拥戴。 曾有过一则这样的新闻：在一次上班路途中，某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碰到一位挑衅的乘客，那位乘客有意把一口痰吐在了用来买票的纸币上，然后扔在车厢地板上，其他乘客在谴责这个乘客的同时，也同样在悄悄地注视着售票员。只见售票员把那张钞票捡了起来，然后用餐巾纸擦去上面的痰沫，接着微笑着把钞票递给了那位乘客。 这位售票员表现出来的这种忍让精神是多么可贵！在谴责那位不道德乘客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钦佩这位售票员。或许有人会对售票员的此举感到不理解，感觉售票员对这种人就应该以牙还牙。试想，如果售票员真的睚眦必报，也对他吐上一口，甚至再将那位乘客大骂一番，这样势必会形成车内“龙虎斗”的局面。而这位售票员所做的就恰恰相反，在受到侮辱的情况下，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而且依然以礼相待，用微笑来表示了公交售票员的诚挚无私，做到了以情感人。最终不但赢得了乘客的赞扬，也让那位没礼貌的乘客自惭形秽，真诚地向售票员道了歉。我们不能说这位售票员这种“忍”的行为是软弱的；相反，它应该是一种最高尚的表现。 从上述的几个事例中，我们能够看出：忍让不等于软弱，忍让是理性的以柔克刚，以退为进。而那些能忍者，一定是有坚强的意志，坚忍的性格，一定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最终也一定会赢得大家的拥护和尊敬。 善用色变来保护自己 福祸的初始如果可以被觉察到，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预防，并在危险没有形成的时候就避开它。这是需要大智慧的。通常人们都是在危险萌芽的时候茫然不知，而在危险来临的时候束手无策。若是掌握了柔与忍的做人哲学，在平时就能够谨慎处事，小心做人，敏感地觉察到事物的变化，那就可以把灾祸化于无形了。 自古以来，为人臣子的对于君王来说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了是杀敌防身的利器，用得不好了就是夺权篡位的逆贼。所以当君主的对于战功、军权过大的臣子都免不了猜忌，有时候也难免要杀死有功之臣以防他谋位篡权。 汉朝萧何的功劳很大，有个门客就对他说：“满朝之中您的功劳最大，已经没有什么封赏配得上您了。而且您还得到百姓们的拥护，现在皇帝在外打仗，还几次问起您在做什么，他这是怕您谋反啊。”萧何深以为然，他就按照门客的计策，多买田产多置房宅，还做了一些损害自己声誉的事情。等汉高祖回来时，看到百姓拦路控告萧何，反而十分高兴。 商纣王宠信妲己，沉湎于歌舞酒宴之中，对那些忠言直谏的人就施以炮烙的刑罚。臣民们都感到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人们甚至相信妲己是狐狸精变的，她来到世上就是要让纣王亡国。 有一天，因为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纣王忘记了此刻是何年何月何日。他就问宫中的侍从：“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怎么连日子也记不住了？” 侍从回答说：“小的也忘记了。总之，千秋万岁，都是大王的好日子。” 纣王说：“你去问问箕子，看他知不知道。” 箕子是纣王的叔父。他性情耿直，很有才能，在朝中担任太师辅佐朝政。他看见纣王用象牙筷子，就叹息说：“用了象牙筷子，就要有玉做的碗来配，有了玉做的碗，吃的东西就会追求珍奇。这就是奢华的开始啊。” 当侍从去问箕子的时候，他正在和朋友议论朝政，人人满腹心事，脸色阴沉。听了侍从的问话，箕子十分不解：“这……怎么想起问这个？” 侍从说明了情况，说：“大王记不得了，小人也记不得了，大王就让小人来问太师，说太师是一定记得的。” 箕子怔了半晌，最后才说：“你回去告诉大王，就说我喝了酒，也不记得了。” 侍从依言回去复命。 朋友问箕子：“你怎么会连日子都记不得了？” 箕子长叹一声：“度日如年，何尝不记得？只是身为一国之主，连日子都记不得了，那国家也就危在旦夕了。可是国主都不记得，下面的人也都不记得，却只有我知道，那我的危险也就要来临了。” 后来，纣王变得越发荒淫残暴，箕子多次劝谏，纣王就把他关了起来。周武王灭纣后，放出了箕子，问他如何才能得到商朝百姓的拥戴，箕子说要施仁政，多安抚。但是他自己却不愿做周朝的臣子，就远渡朝鲜，在那里建立了国家。 箕子的做法和王翦、萧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采用的是韬晦的办法，用的是柔忍的做人策略，从而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不做出头鸟 有很多鸟，只有一只鸟露出了它的头，别的看不见头，所以只能打那只能看见头的。因而精于厚黑的人认为，凡事好出风头的人往往成为众矢之的。 很多人并不明白在位高权重者面前显示自己的聪明智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枪打出头鸟，这往往只能招来杀身之祸，岳飞就是这样一位。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文武双全的儒将。曾有人把他和范仲淹并提，称赞说：文人如范仲淹，始足以讲武；武将如岳鹏举，始足以谈文。 提到岳飞之死，人们没有不归罪秦桧的。在西子湖滨岳飞的坟墓旁边，就长跪着秦桧的铁雕像，并写有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但实际上，岳飞的死，我们第一要骂宋高宗自毁长城，第二要从岳飞自身找原因，第三须骂秦桧这个帮凶。下面我们从岳飞和韩世忠等将领的比较来分析一下。 宋高宗自毁长城，并不是头脑发昏，而是由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传统决定的。宋代吸取唐代武将拥兵自重、导致安史之乱的教训，开国后即以重文轻武为传统。北宋如此，南宋亦然。虽经靖康之祸，充分暴露出这种政策的缺点，宋高宗并不觉悟，对一般武臣反而猜忌得更厉害了。 在这种传统政策之下，像岳飞这样杰出的人才，正是当道者所特别要防备的。另一方面，岳飞不懂得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知非不处的策略，处处为宋高宗所不容。岳飞将屈死是当时必然的结果，因为他不自觉地身处“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危险之中。 岳飞不贪财。宋代的将领，很少有不贪财的，特别是南宋初年的大将们，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只有岳飞是例外。宋高宗经常纵容诸将贪财，奖励诸将贪财，用意就在于使诸将腐化而丧失在政治上进取的志向。 当时贪财已成为风气，就连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 韩世忠被罢官之后，闭门谢客，绝口不再谈打仗的事。他常常骑着驴、饮着酒，后面跟着一两个童仆，在西湖一带游乐，并找人商议购买新淦县的官田营利。宋高宗闻之大喜，就把这片田赐给他，并御笔亲书，给他的村庄起名叫旌忠。 每个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心微笑，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韩世忠的买田的用意：高宗不能与英雄豪杰推心置腹，深疑诸将有野心，有功之臣如果不能顺从他的心意，就难免招致杀身之祸。 岳飞死后被抄家，仅有现金一百余串，其他布帛粟麦等项，合计不过值九千余串钱。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一点，与同时代诸将真有天渊之别。 宋高宗曾要为岳飞营建私第，他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美人金屋，丝毫不在他的念中，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一个不贪财而且不好色的人，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了。这当然又构成了岳飞的危机之一。 岳飞得民心。他治军非常严厉，他的军队纪律极好。如果路过某地不得已借住民房，第二天一定要先替房主把门宇打扫干净，盆碗洗涤停当才动身走。有一次，他部队的一个士兵取用民间一缕麻来束马革，他立刻把这兵士斩首示众，毫不姑息。他军中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口号，真可谓秋毫无犯了。所以在他死后，金使刘陶来访，还向宋朝官员称赞他的军队的纪律。但这又能怎样呢？岳飞还是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入狱冤死。 临危隐退 宗吾先生的厚黑讲究一个“隐”字，并非常人所知的“避世隐居”、“隐退回避”，而是一种进攻的手段。之所以要“隐”，最主要的功能是躲避小人的陷害。 也许有人认为，对于小人，我可以“敬鬼神而远之”。宗吾先生认为，这只能是说说而已。小人之所以被称为小人，就是因为人品差，气量小，不择手段、损人利己之恶徒。谁都不愿意与小人打交道，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又总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小人。因为那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鼠辈小人，他们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我们周围所有大大小小的利益，随时准备多捞一份。为此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用各种手段来算计别人，真是令人防不胜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背后给你一刀。 战国时期的商鞅便因不懂厚黑“隐”字诀，英雄一世，最后却落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商鞅本来是卫国人，来到秦国后，通过宠臣景监的荐举，秦孝公多次同商鞅长谈，发现商鞅是个难得的治国奇才，便“以卫鞍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秦孝公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君主，商鞅提出的一整套富国强兵的办法，也正好符合他的愿望。 然而，正当商鞅在秦国功勋卓著的时候，他的心情却反而感到孤寂和迷惘。于是，他去请教一个名叫赵良的隐士。他对赵良说：“秦国原本和戎狄相似，我通过移风易俗加以改正，让人们父子有序、男女有别。这咸阳都城，也由我一手建造，我的功劳能不能赶上从前的百里奚呢？” 赵良直率地说：“百里奚一得到信任，就劝秦穆公请赛叔出来做国相，自己甘当副手；你却大权独揽，从来没有推荐过贤人。百里奚在位六七年，三次平定了晋国的内乱，又帮他们立了新君，天下人无不折服，老百姓安居乐业；而你呢，犯了轻罪，反而要用重罚，简直把百姓当成了奴隶。百里奚出门从不乘车，热天也不打伞盖，平时很随便地和大家交谈，根本不要大队警卫保护；而你每次出外都是车马几十辆，卫兵一大群，前呼后拥，老百姓吓得唯恐躲闪不及。你的身边还得跟着无数的贴身保镖，没有这些，你敢挪动半步吗？百里奚死后，全国百姓无不落泪，就好像死了亲生父亲一样，小孩子不再歌唱，舂米的也不再喊着号子干活，这是人们自觉自愿地敬重他；你却一味杀罚，就连太子的老师都被你割了鼻子。一旦主公去世，我担心有不少人要起来收拾你，你还指望做秦国的第二个百里奚，岂非可笑？为你着想，不如及早交出商于之地，退隐山野，说不定还能终老林泉。不然的话，你的败亡将指日可待。” 但是商鞅不听赵良的规劝，没有“退隐山野”。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立即诬告“商君欲反”，并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邑，秦发兵攻打，商鞅被杀于渑池。秦惠王连死后的商鞅也不放过，除了把商鞅五马分尸外，还株连九族。 小人是琢磨别人的专家，敢于为芝麻大小的恩怨付出一切代价，因此在为人处世中如何与小人打交道，还真得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才行。怎么办呢？宗吾先生说：如果你不想把自己降低到与小人同等的地步，也不想与小人两败俱伤的话，那就把脸皮磨厚点，或者睁只眼闭只眼，不理了事。一句话，别得罪小人。而如何才能做到不得罪“小人”呢？那就要学习“隐”字诀。 商鞅本来也算得上是个厚黑之士，黑起来甚至连太子老师的鼻子都敢割掉，可他却没学好厚黑“隐”字诀，最后落得自寻死路。 能屈能伸 人们常用“人洞能钻，狗洞能爬”来形容厚黑者，毫无疑问，能屈能伸是成事大智慧。 春秋时期，南方的吴国和越国经常打仗。吴王夫差的父亲死在越军的箭下，为了给父亲报仇，夫差苦练了两年多的兵，终于亲自率兵打败了越国军队。 越国国君勾践派大臣文种去向夫差求和，愿意投降；同时又遣人暗地贿赂夫差的大臣伯，请他在夫差面前讲情。结果夫差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到吴国做奴仆。 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到了吴国。夫差让他们住在他父亲坟墓旁的石屋里，给他喂马。勾践非常顺从，不但喂马，夫差坐车出门，他给夫差牵马；夫差病了，他亲自侍奉，非常周到。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他们回越国了。 勾践回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生怕安逸的生活消磨了斗志，就用千柴草当褥子，还在吃饭的地方挂了一个苦胆。每逢饭前，先尝尝苦胆的味道，同时问自己：“你忘记耻辱了吗？”这就是历史上的“卧薪尝胆”。勾践亲自参加耕种，他的夫人织布，以此鼓舞百姓勤劳耕作；他改革内政，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好让自己的国家变成强国，不再受欺负。 此时的夫差骄傲极了。勾践为了麻痹他，经常给他进贡财宝，还选了一个叫西施的绝色美人献给他。夫差非常满意，极其宠爱西施，而对勾践完全丧失了警觉。他手下的大将伍子胥屡次劝他，他不但不听，反而讨厌伍子胥，最后干脆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宝剑，逼迫伍子胥自杀了。 又过了几年，越国暗中强大起来，勾践见时机成熟，就向吴国大举进攻，夫差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时才想起伍子胥的劝告，简直后悔至极。他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就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脸，自杀身亡了。 越王勾践如没有当年的尺蠖之屈，就只能为夫差所杀，绝不会有后来的兴越灭吴；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才在后来贵为王侯；刘备于艰难时寄身曹营，才有后来的三分天下。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就是这个意思。 心怀大志的人，始终注视着远大的目标，从不计较一时的荣辱，不在乎小人或政敌的挑衅。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势下，切不可意气用事、硬打硬拼，而应以理智控制自己，以机智战胜对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忍是大智，小忍得来的是大谋，历代谋臣皆善此道。唐代名臣郭子仪是四朝红人，权倾朝野。他为官的诀窍就在于忍和慎。 鱼朝恩是皇帝身边的宦官，此人虽无才，但会溜须拍马，所以得到皇帝宠幸。他对郭子仪的才干和权势十分妒忌，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诽谤攻击郭子仪，却没有成功，愤怒之下，竟暗中指使人盗郭家的祖坟。 郭子仪知道这是鱼朝恩的卑劣伎俩。当时他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着大唐帝国的兴亡，连皇帝都敬让他三分，要除掉一个鱼朝恩，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可当他从前线返回朝廷时，却对皇帝说：“……我家祖坟被掘，这是臣不忠不孝，获罪于上天的结果，并不是他人故意破坏。” 在中国祖坟被挖，历来被视为奇耻大辱，而郭子仪却能隐忍不发，足见他气度之大。也正因为他能屈能伸，能忍能让，他才能在那个奸佞横行、国君昏弱的时代，逢凶化吉，渡过一次又一次政治险滩，享尽富贵，最后安然辞世。 打掉牙和血吞 自古以来，厚黑者就用“忍”以谋生存，在自己羽翼未丰、战机未到之时，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从而保存自己，以谋发展。 刘秀是汉朝宗室后裔。虽说祖上是南阳豪族，但到他这一代已破落了。王莽当皇帝时，刘秀还是个少年。20岁那年前后，刘秀走上社会，先是到太学学习，结交了一批朋友。直到身边的盘缠用尽，刘秀才回到家乡。无奈他大哥手下的人打家劫舍，牵连到他，使他莫名其妙地在牢里吃了一桩冤枉官司。 刘秀出狱后不久，他的老乡李通、李轶兄弟找到他，给他看一条神秘的谶语：“刘氏当兴，李氏为辅”。谶语在当时的社会有一定的神秘性、权威性。刘秀早就看出这个社会已又面临着一场震荡的考验，这正是重建汉室的好机会。于是，在和李氏兄弟商议之后，征得大哥的支持后，便纠集了一批人分别在新野、宛县举兵。然后，他们找到了新市、平林农民起义势力的将领王凤、陈牧等人，两支队伍实现了联合。 由于王莽政权大失人心，人们又把重建汉室作为奋斗目标。这支队伍建立起来，也希望能推举一个姓刘的当皇帝。按功劳、能力而论，刘秀的大哥最有资格当选，可是新市、平林那些农民军将领们并不希望找一位有能力的人来做皇帝。由于他们势力大，最终让另一位宗室、能力平庸的更始将军刘玄当了这支队伍的皇帝。 接着，刘秀成功地指挥了一场极其漂亮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昆阳大战。按理说，这场战役扭转了反莽势力军事斗争的被动局面，把王莽官军的主力消灭殆尽，刘氏兄弟理应受到重用。可是，刘玄和几位农民领袖竟把刘秀的大哥给杀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刘秀表现得极其冷静。他知道这时他的命运还操纵在人家手里，还不是报仇的时候。所以当他回到宛城后，在刘玄面前连称自己有罪，说是自己没有劝导哥哥，以致犯下死罪。新市、平林那班将领本来估计刘秀会来报仇，想趁机把他也杀了，没想到他前来请罪后便不再说什么。别人来劝慰刘秀时，他也口口声声只说自己有罪，丝毫不提他在昆阳大战中立下的战功。 刘秀简单地料理了大哥的丧事，言谈、举止和平时一样。白天对人谈笑风生，夜里却暗中饮泣，把大半个枕头都哭湿了。他手下的冯异有一次看到了这个秘密，劝他节哀，他仍说：“不许胡言。”幸而冯异对他确是一片真心，他向刘秀分析刘玄政权已完全失去人心，如果能另拉一支队伍，大业必成。 机会终于来了。刘玄想派一个有能力的大将去河北扩充势力，宗亲刘赐建议让刘秀去。本来刘玄等人对此并不放心，但经刘赐鼎力说服，刘玄等人最终同意刘秀被派往河北。 果然，刘秀一到河北一带，如鱼得水。他每到一地，都以汉朝重建者的身份广揽人心，同时广泛搜罗大小官吏，任用贤士，释放囚犯，因而大得人心，从而展开了中兴汉室的宏图大业。 假如刘秀在大哥被杀后，不采取韬光养晦、委曲求全的策略，他的结局绝不会比他大哥好多少。正是由于刘秀在突发事件面前处变不惊，以韬晦之计保全自己，耐心等待时机，才赢得了重展宏图、再建汉朝的机会。 夹起尾巴做人 在厚黑者看来，“夹起尾巴做人”，也就是将自己的真正志向和动机隐藏起来，谨言慎行，以谦恭的态度来对待他人。 夹起尾巴做人，有双重功能。从消极的角度看，它具有抵挡外来侵害，保护自己的功能。 生逢乱世的魏晋名士阮籍，很善于运用“夹尾巴”心术保全自己。 魏晋时期，政权交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有名的读书人都遭杀身之祸。为此，阮籍一心饮酒，全然不问政事。司马昭曾想为儿子司马贵向阮籍求婚，阮籍一醉60天，司马昭因为无法和他讲话而作罢。钟会几次去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想以此罗织他的罪名，阮籍居然因为大醉不作回答，最终得以免祸。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第十章 难得糊涂厚黑学 第十章 难得糊涂厚黑学 做个糊涂的精明人 聪明外露，不如智慧深藏：韬光养晦、大智若愚、做个糊涂的精明人——这往往是古代厚黑者奉行的做人准则。 刘禅一生真是幸福，他父亲刘备善于识人、使唤人，给他选了一批以诸葛亮为代表的优秀人才辅佐他。 刘备在给刘禅的遗嘱中说：“汝父德薄，不可效也。”大概是指伐吴一事告诫刘禅。阿斗17岁即位后，遵照刘备的遗训，尊奉诸葛亮如父亲，大小政事悉数委托诸葛亮。诸葛亮拥有刘备在世时所没有的大权，对内掌权，对外用兵。阿斗从来不曾掣肘，不曾怀疑。 刘禅心知：“大树底下好乘凉。”自己既然没有治国安邦的本事，就别去干扰“相父”了，只做一些礼节性的事务吧。 别小看这个动作。换了别的国君，大可因嫉妒而萌生杀意，大可因听信谣言而排挤诸葛亮，大可因嫌诸葛亮啰唆而将他撤职，大可为了让自己掌有大权、为了让宠信的宦官呼风唤雨而这样那样。但阿斗没有。不像曹操忌杀谋士，不像孙权会羞辱老臣，阿斗无能，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事情交给诸葛亮。而这样也就够了。 刘禅信任诸葛亮，也信任“相父”举荐的贤臣，如蒋琬、费袆、董允、郭攸之等人。在北伐期间，这些人为诸葛亮巩固后方，使他无后顾之忧。诸葛亮死后一直到公元251年，蜀国平稳无事，都是这些人的功劳。诸葛亮死后17年，国家大政方针都不曾改变，也就是说刘禅并不因为诸葛亮过世而别出心裁，妄动胡为。等到诸葛亮荐举的继任者相继去世，宦官董皓才开始专权，此时已是公元258年，离亡国只有5年时间了。 刘禅投降后，还有个“乐不思蜀”的典故。也正因为他没心没肺，麻木不仁，随遇而安，只要在物质上满足，便什么都无所谓了，才使得司马炎对他十分放心，封他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奴婢百人。此后又过了7年的快活日子，才去世了。 刘备奔波一生为什么？司马懿装疯卖傻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活着，为了君临天下！刘禅傻人有傻福，别人千方百计努力争取的，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难道对我们没有什么启发吗？后世人中十有八九对刘禅嗤之以鼻，自然许多老板也不愿沦落到那种地步。 人有聪明和糊涂之分。聪明人明察秋毫，反应敏锐，把大大小小的事都记在心里，总要找到解决办法才肯罢手，往往心力交瘁，筋疲力尽；糊涂人把什么事都能看开、看淡，反应迟钝，反而活得潇洒自如、轻松自得。 实际上，生活中的许多事不必看得十分真切，更不必都装在心里。正所谓难得糊涂是解脱烦恼的最好办法。只有这样，你才可以集中精力去想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将精力耗费在如何应对别人上。有些人活得累，事业无成，就是把太多的心思用在别人身上，轮到自己做事时，反而没有精力了。 苏轼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真正精明的老板往往让自己表现得十分糊涂，他们深知这才是智慧人生。 糊涂老板以无招对有招，无为而治，一切顺其自然，放手让其发展。该精明时目光如电，该糊涂时不会顾及自己的面子、地位和权势。同样是治理，“聪明”老板事无巨细，披星戴月，事必躬亲，费力伤神；糊涂老板垂拱而治，不管不问，调动了周围人的智慧，以一己之力，发挥了众人之力。 “糊涂”是人的一种韬略和智慧，可以认清大方向，顺势而为，做大事和烹小鲜。 生活中，那些看似糊涂的老板，实际上是真正精明的老板。他们总会在用人问题上下工夫，放手让员工去创造、去发展，自己做个清闲自在的糊涂人。员工们也喜欢这样的老板。人是需要尊严的，这种需求有时会高于物质、金钱的需求。老板给了员工信任，尊重了员工的人格，员工便会死心塌地跟定老板。因为现在找到一个信任自己的老板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公司遭到困境，他也会舍不得离开。像这样的企业上下一心，怎么会不蒸蒸日上呢？ 装聋作哑息事宁人 应变，不一定就是快人快语、一语中的而解决问题。在某些时候你不作反应、装聋作哑，反倒是一种最恰当的处世技巧，事情反倒可能解决得更圆满而不露痕迹。 战国时期，楚庄王亲自统率大军出外讨伐，结果大获全胜。为了庆贺赫赫战功，楚庄王大宴群臣。文武百官谈笑风生，无不喜形于色。楚庄王举杯祝贺，与众卿同欢共乐，并召来嫔妃和群臣同席畅饮。 此时，钟鼓齐鸣，歌舞不断，人们猜拳行令，兴致极高，不知不觉日落西山。可是庄王兴犹未尽，遂命点起蜡烛夜宴，又命宠妃许姬斟酒助兴。不巧，忽然刮来一阵大风，蜡烛都被吹灭。黑暗中，一个人趁着混乱，竟然拉住了许姬的衣袖。许姬恼怒，又不便声张，挣扎之中衣袖被撕破。直到她机警地扯断那人帽子上的缨带，那人才惊慌地溜掉。许姬走到楚庄王跟前，附耳汇报了实情，并请楚庄王查办那个色胆包天之人。 楚庄王听罢，沉吟片刻，吩咐左右先不要点蜡烛，然后命令众卿解开缨带，摘下帽子，纵情畅饮。群臣闻言，纷纷解开缨带，摘下帽子，这时楚庄王才命人掌灯点烛。在烛光之下，但见群臣绝缨饮酒，已无法辨认谁的缨带被扯断了。楚庄王就像没发生这件事一样，与众人饮至深夜方散。后来，楚庄王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又过了几年，楚庄王出兵攻打郑国，命襄老为前军统帅。襄老回到营地后，召集属下商讨策略。其部将唐狡请命，愿为大军开道，不获全胜不返营。于是，唐狡只带几百名亲兵，连夜奔袭而去。由于唐狡骁勇善战，晋军被杀得落荒而逃。楚庄王的后续大军竟一路未遇到一个阻兵，直取郑国都城荥阳。 庆功会上，楚庄王称赞襄老用兵神速，勇敢非凡。襄老却说：“实非老臣之力，而是部将唐狡孤胆制敌的功劳。” 楚庄王遂召见唐狡，并当众加倍赐赏。唐狡忙跪下道：“臣受君王之恩赐已经很厚了，哪敢再领赏呢？”楚庄王惊讶道：“寡人并不认识你，怎么说受过我的赏赐呢？”唐狡满面愧色，低声谢罪：“绝缨夜宴扯住美人衣袖的就是我。大王不追究我的死罪，我一直感激你，没有一天忘了这事。所以这一次我率军进攻，是准备以死相报。” 在场的大臣听了，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当日楚庄王命令人们解缨摘帽，一时间对楚庄王的宽宏做法都非常敬佩。襄老不禁赞叹道：“倘若当初君王不能容人之过，谅解别人，而是在夜宴上明烛治罪，又怎能得到唐狡拼力死战呢？” 无独有偶，唐代宗算不得一个明君，但他也曾以不变应万变的说话方式，施展装聋作哑术，平息了一件不大不小的纷争。 唐代宗时，郭子仪在扫平安史之乱中战功显赫，成为复兴唐室的元勋。因此唐代宗十分敬重他，并且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瑷为妻。这小两口都自恃有老子做后台，互相不服软，因此免不了口角。 有一天，小两口因为一点儿小事拌起嘴来。郭瑷看见妻子摆出一副臭架子，根本不把他这个丈夫放在眼里，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仗着你老爸是皇上！实话告诉你吧，你爸爸的江山是我父亲打败了安禄山才保全的，我父亲因为瞧不起皇帝的宝座，所以才没当这个皇帝。”在封建社会，皇帝唯我独尊，任何人想当皇帝，就会遭到满门抄斩的大祸。 升平公主听到郭瑷敢出如此狂言，感到一下子找到了出气的机会和把柄，立刻奔回宫中，向唐代宗汇报了丈夫刚才这番图谋造反的话。她满以为，皇父会因此重惩郭瑷，替她出口气。而唐代宗听完女儿的汇报，不动声色地说：“你是个孩子，有许多事你还不懂得。我告诉你吧，你丈夫说的都是实情。天下是你公公郭子仪保全下来的，如果你公公想当皇帝，早就当上了，天下也早就不是咱李家所有了。”并且对女儿劝慰一番，叫女儿不要抓住丈夫的一句话，乱扣“谋反”的大帽子，小两口要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在皇父的耐心劝解下，公主消了气，主动回到了郭家。 这件事很快被郭子仪听到了，可把他吓坏了。他觉得，小两口打架不要紧，儿子口出狂言，几近谋反，这着实叫他恼火万分。郭子仪当即令人把郭瑷捆绑起来，并迅速到宫中面见皇上，要求皇上严厉治罪。可是，唐代宗却和颜悦色，一点儿也没有怪罪的意思，还劝慰说：“小两口吵嘴，话说得过分点儿，咱们当老人的不要认真了。不是有句俗话嘛：‘不痴不聋，不为家翁’，儿女们在闺房里讲的话，怎好当起真来？咱们做老人的听了，就把自己当成聋子和傻子，装做没听见就行了。”听到老亲家这番合情合理的话，郭子仪的心里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顿时感到十分轻松，眼看着一场大祸化作芥蒂小事。 小两口关起门来吵嘴，在气头上，可能什么激烈的言辞都会冒出来。如果较真儿，就将家无宁日。唐代宗用“老人应当装聋作哑”，来对待小夫妻吵嘴，不因女婿讲了一句近似谋反的话而无限上纲、大动杀机，而是化灾祸为欢乐，使小两口重归于好。他的这笔利弊得失的账算得很明白。有些事情，你非要硬去较真儿，就会愈加麻烦；相反你若装痴作聋，来他个“难得糊涂”、“无为而治”，也许会有满意的结果。 卖傻装憨 为人处世之道很奇妙，拙与巧的关系有时是互动的、互补的，巧中含拙，拙中见巧，此为厚黑“巧拙”术。真正的大巧也就不是巧，同时也无一不是巧，是无法形容的一种境界。有许多极为聪明的人，常会做出一些极为笨拙的事。这是一种故意“卖傻装憨”，在其背后，其实是绝顶的聪明。历史上有这种厚黑修养者往往能干一番大事业。 历史上“安史之乱”主要人物安禄山就是善用“巧拙”术的人。他早就有心反唐，但在发起攻击之前，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来进行“卖傻装憨”，可谓用心良苦。 安禄山故意装出憨直、笃忠的样子，赢得唐玄宗百般信任，对他毫不防备。公元743年，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入朝时玄宗常常接见他，并对他特别优待。他竟乘机上奏说：“去年营州一带昆虫大嚼庄稼，臣即焚香祝天：我如果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否则请赶快把虫驱散。下臣祷告完毕，当即有大批大批的鸟儿从北飞下来，昆虫无不毙命。这件事说明只要为臣的效忠，老天必然保佑。应该把它写到史书上去。”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如此可笑的谎言，唐玄宗竟信以为真，并更加相信他憨直诚笃。安禄山常对唐玄宗说：“臣仰蒙皇恩，得极宠荣，自愧愚蠢，不足胜任，只有以身为国家死，聊报皇恩。”唐玄宗甚喜。有一次正好皇太子在场，唐玄宗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故意不拜，殿前侍监喝问：“禄山见殿下何故不拜？”安禄山假装吃惊地问道：“殿下何称？”唐玄宗微笑说：“殿下即皇太子。”安禄山复道：“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又是什么官？”唐玄宗大笑说：“朕百年后，当将帝位托付，故叫太子。”安禄山这才装做刚刚醒悟似的说：“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罪该万死。”并向太子补拜，让唐玄宗感其“朴诚”，大加赞美。 公元747年的一天，唐玄宗设宴。安禄山自请以胡旋舞呈献。唐玄宗见其大腹便便竟能作舞，笑着问：“腹中有何东西，如此庞大。”安禄山随口答道：“只有赤心。”唐玄宗更高兴，命他与贵妃兄妹结为异姓兄弟。安禄山竟厚着脸皮请求做贵妃的儿子。从此安禄山出入禁宫如同皇帝家里人一般。杨贵妃与他打得火热，唐玄宗更加宠信他，竟把天下一半的精兵交给他掌管。 安禄山的叛乱阴谋许多人都有察觉，一再向唐玄宗提出。但唐玄宗被安禄山“卖傻装憨”所迷惑，将所有奏章看做是对安禄山的妒忌，对安禄山不仅不防，反而予以同情和怜惜，不断施以恩宠，让他由平卢节度使再兼范阳节度使等要职。 安禄山并不是一个真正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后来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目光短浅的无赖之徒，竟然把大唐皇帝打得溃退千里，也足见“卖傻装憨”计谋的效力了。可见，在自己势单力薄之时，用此法来得到别人的信赖亦能奏效。 人生活在社会中，面对的是纷繁多变的世界，与之打交道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物，要想立身于世，不得不精明些。但是，精明技巧要因人因地而异，有时候就不能显得太聪明。 巧把糊涂当聪明 人生是个万花筒，人们在变幻之中要用足够的聪明智慧来权衡利弊，以防莫测。但是，厚黑者认为，人有时候不如以静观动，守拙若愚，这种做人的艺术其实比聪明还要胜出一筹。也就是说聪明是天赋的智慧，糊涂是聪明的表现，人贵在能集智与愚于一身，需聪明时便聪明，该糊涂处且糊涂。孔子论人，以知、仁为别，正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为：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聪明之躯别糊涂，大抵如此。 “难得糊涂”是郑板桥先生的至理名言。他将此体系晋升为：“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做人过于聪明，无非想占点儿小便宜；遇事装糊涂，只不过吃点儿小亏。但“吃亏是福不是祸”，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歪打正着，“吃小亏占大便宜”。有些人只想处处占便宜，不肯吃一点儿亏，总是“斤斤计较”，到后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郑板桥说过：“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世上最可悲悯的人，他们往往自我感觉不错。古人所谓“贼是小人，智是君子”，正是那些具有君子的智力却持小人之贼心的人，他们最大的敌人即是他们自身。做人与其聪明狡诈，倒不如糊里糊涂却敦厚。 郑板桥以个性“落拓不羁”闻于史，心地却十分善良。他曾给其堂弟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愚兄平生谩骂无礼，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为美，未尝不啧啧称道。囊中数千金，随手散尽，爱人故也。”以仁者爱人之心处世，必不肯事事与人过于认真，因而“难得糊涂”确实是郑板桥襟怀坦荡无私的真实写照，并非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毫无原则、稀里糊涂之人。糊涂难，难在于人私心太重，眼前只有名利，不免斤斤计较。《列子》中有齐人攫金的故事。齐人被抓住时官吏问他：“市场上这么多人，你怎敢抢金子？”齐人坦言陈辞：“拿金子时，看不见人，只看见金子。”可见，人性确有这种弱点，一旦迷恋私利，心中便别无他物，唯利是图。用现代人的话说：掉进钱眼儿里去了！ 在生活中有的人财迷心窍，将发财视为人生的理想和生活的动力。要知道，财富能够使人幸福，也能够给人带来灾祸。“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悲剧令人警醒。 秦汉时期的著名谋略家陈平年轻时，在一次战役中失败后，独自一人带着宝剑逃亡。摆渡陈平过黄河的船夫见他狼狈的样子，猜到他是逃亡的将士，认为他身上一定带了不少金银财宝，顿起杀机。陈平看出了船夫的企图，虽然很害怕，但仍然沉着应付，主动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帮船夫撑船。船夫见他没有财宝，便打消了杀人的念头。 再如一船夫送一个客人过长江，见客人用黄色的金杯喝酒，起了歹意。其实，客人用的是黄铜杯子，根本不是金杯。客人对船夫异样的眼光也有所察觉，于是为了防止万一，随着船的颠簸故意将杯子扔进江水。船夫见失落了金杯，感到十分惊讶和惋惜。客人趁机解释说：“这是一只黄铜杯，掉到江里没什么可惜的。”客人的机智使他免去一场杀身之祸。 在不便直言的情况下，委婉地点拨几句，让听者明白自己话里的真实意图，这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很贤惠，有时还帮助唐太宗处理政务。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厚葬了她，并将陵墓命名为昭陵。为寄托深深的思念之情，唐太宗还令人在宫中搭建了一座很高的楼台，稍有闲暇便登上楼台远眺昭陵。 一天，唐太宗带领宰相魏征等大臣一起登上楼台。眺望了一会儿，唐太宗问魏征：“爱卿看到昭陵了吗？”魏征揉揉双眼，看了半天，说道：“皇上，臣老眼昏花，实在看不见啊！”唐太宗心想：岁月不饶人，魏征真的是老了！于是，他很有耐心地指给魏征看。魏征又看了看，对唐太宗说：“臣刚才以为皇上是让我看献陵（唐高祖李渊的陵墓），若是看昭陵，臣还是能看见的。” 唐太宗听了，深感惭愧，下令拆除了宫中的这座楼台。 在这里，魏征借口自己眼花，点出了唐太宗父亲的陵墓名称，暗中告诫唐太宗：他更应思念作为开国元勋的父亲。魏征虽然以直言相谏而闻名，但他也深知不能过于冒犯皇上。唐太宗心照不宣，明白了魏征的用意，立即改变了以前不恰当的做法。 老子推崇“糊涂”。他自称“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而作为老子哲学核心范畴的“道”，更是那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似糊涂又非糊涂、似聪明又非聪明的境界。人依于道而行，将会“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即大智若愚。“智”与“愚”是辩证的观点。《列子·汤问》里愚公与智叟的故事，就是智愚的范本。庄子说：“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人只要知道自己愚和惑，就不算是真愚真惑。是愚是惑，各人心里明白就行了。 不显露自己的聪明 《道德经》上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平时看起来却像个笨拙的人，虽然能言善辩，却好像不会说话一样。言外之意也就是说人要匿强显弱，大智若愚，灵活处世，机巧做人。 李泌侍奉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四代君主，在朝野上下很有影响。 唐德宗时，李泌担任宰相。西北的少数民族回纥出于对李泌的信任，要求与唐朝讲和，结为婚姻。这可给李泌出了个难题。 从安定国家的大局考虑，李泌是主张同回纥恢复友好关系的。可是唐德宗因早年在回纥人那里受到过羞辱，因此对回纥怀有深仇大恨，坚决拒绝讲和。 正巧在这时，驻守西北边防的将领向朝廷发来告急文书，要求给边防军补充兵马。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经空虚得没有这个力量了，唐德宗一筹莫展。 李泌觉得这是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便对唐德宗说：“陛下如果采用我的主张，几年之后，马的价钱会比现在低十倍。” 唐德宗忙问是什么主张，李泌不直接回答，先卖了个关子，说：“只有陛下出以至公无私之心，为了江山社稷，屈己从人，我才敢说。” 唐德宗说：“我当然会以国事为重。快说吧。” 李泌这才说道：“臣请陛下与回纥讲和。” 唐德宗果然断然拒绝：“别的什么主张我都能接受，唯有与回纥讲和这件事，你再也不要提了。只要我活着，就决不会同他们讲和。我死了以后，子孙后代怎么处理，那是他们的事。” 李泌知道爱记仇的唐德宗是不会被轻易说服的。如果操之过急，言之过激，不仅办不成事情，还会招致唐德宗的反感，给自己带来祸殃。他便采取了逐渐渗透的办法，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多达15次的陈述利害的谈话，才算把唐德宗说通。 李泌又出面做回纥首领的工作，使他们答应了唐朝的五条要求，并对唐朝皇帝称儿称臣。这样一来，唐德宗既摆脱了困境，又挽回了面子，十分高兴。而唐朝与回纥的关系终于得到了和解。 可以说，这全是由李泌一手促成的。 唐德宗十分不解地问李泌：“为什么回纥人这么听你的话？” 如果是一个浮夸之人，必然会大讲自己如何声威卓著，令异族畏服。但是李泌却是一个处世经验丰富的人，他对自己的功劳一字不提，只是恭敬地说道：“这全都仰仗陛下的威灵，我哪有这么大的力量！” 唐德宗听了非常高兴，也就更加信任李泌了。 身处夹缝，委曲求全 林语堂说，世间学说，每每误人，唯有厚黑学绝不会误人，就是走到了山穷水尽，当乞丐的时候，也比别人多讨点饭。到了身处险地时，该厚黑装糊涂时，千万别“精明”。不要忘记曹雪芹对精明的王熙凤的判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为厚黑“装”字诀。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刘备靠“厚脸”建立起来的蜀汉王朝只统治了42年，就被魏国灭掉了。后主刘禅做了俘虏，他的一家和蜀国的一些大臣，都被东迁洛阳。刘禅到了洛阳，司马昭便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50多人封了侯。有一天，他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蜀汉的大臣参加。宴会中，还特地安排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 一些蜀汉的大臣看了这些歌舞，想起了亡国的痛苦，伤心得差点儿掉下眼泪。只有刘禅咧开嘴看得挺有劲儿，就像在他自己的宫里一样。司马昭在宴会后，说：“刘禅这个人没有心肝到了这步田地，即使诸葛亮活到现在恐怕也没法使蜀汉维持下去，何况是姜维呢！”过了几天，司马昭在接见刘禅的时候，问刘禅说：“你还想念蜀地吗？”刘禅说：“在这里很快乐，不想念蜀地。”这就是“乐不思蜀”成语的由来。 跟随刘禅来到洛阳的都正听说这事儿，连忙求见刘禅，说：“如果以后晋王（指司马昭）还这么问你，你应该流着眼泪回答说：‘父母亲的坟墓都远在蜀地，一想起这事儿，心里就难过，没有哪一天不思念蜀国的。’然后你就闭上眼睛，作出深沉思念的表情。”不久，司马昭又问刘禅想不想蜀国，刘禅就如都正说的那样对答，然后闭上眼睛。司马昭说：“怎么竟像是都正说的话呢？”刘禅吃惊地睁开眼睛，傻里傻气地望着司马昭说：“对，对，正是都正教我的。” 司马昭不由得笑了，左右侍从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司马昭这才看清楚刘禅的确是个糊涂人，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没有打算杀害他。就这样，刘禅活到了公元271年，在洛阳去世。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下场的南唐后主李煜，作为亡国君主被俘到汴京，就似乎“聪明”得不合时宜。宋太宗派人监视他，发现李煜写了许多怀念故国的词，又后悔不该杀了替他保江山的大将。宋太宗觉得这李煜“贼心不死”，就用毒药把他毒死了。 当然谁都知道刘禅是烂泥扶不上壁的阿斗，他的糊涂是率真的表现。但是他由于糊涂所换来的东西却值得我们深思。有时候，就算再有实力的人，在别人眼下，就应该学会低头，否则就会落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下场，这样受到毁灭的当然是自己。所以，我们在驰骋职场时，凡事都不能精明过头，受不得半点委屈，这样做只会为自己树立更多的对立面，招来更多的敌意。所以在宗吾先生看来，刘禅的木讷无情，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谁知是真扶不起来的白痴，还是为了保全身家性命的一种韬晦与心机呢！ 当然，这里所说的“糊涂”，是该糊涂时别明白，并非一味地“糊涂”，适度的清醒和争执还是很必要的。最好达到“大事不糊涂”的境界。 宗吾先生强调的是如何合理地运用厚黑“装”字诀，做人、做事、做官都不能太“认真”，该糊涂时就糊涂，只要不是原则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尝不可。然而，现实中更多的人往往是大事糊涂，小事反而不糊涂，特别在意小事，斤斤计较。于是，在他们的眼里，社会总是一团漆黑，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尔虞我诈。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批“封王”中最年轻的军事将领，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他同杨秀清、韦昌辉等同为洪秀全的重要辅臣。在天京（即南京）事变中，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叛乱，成为洪秀全的首辅大臣。之后，洪秀全大肆建造华丽宫殿，隐居深宫夜夜笙歌，将朝政全权委托给无能的洪氏兄弟，以牵制石达开，矛盾日益激化。从当时的情形看，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诛洪自代，形势的发展需要石达开那样的新领袖，因为此时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攻打太平军，如果不这样做，太平天国迟早都会断送在洪氏兄弟手里。 公元1857年6月2日，石达开选择率部出走，认为这样既可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进行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又可以避开和洪秀全的矛盾。 石达开率大军到安庆后，如果按照他原来“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安庆作为根据地，向周围扩充，在鄂、皖、赣打出一个天地来。安庆离南京不远，还可以互为声援，减轻清军对天京的压力，又不失去石达开原在天京军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是石达开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去做，他决心和洪秀全分道扬镳，彻底决裂，舍近而求远，去四川自立门户。 这就是决策错了，大事犯了糊涂，所以石达开虽然拥有20万大军，英勇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12个省，震撼半个南中国，历时7年，表现了高度的坚韧性，但最后还是免不了一败涂地。 在宗吾先生看来，石达开这种做法是悟不出厚黑“装”字诀的真谛，不足以为厚黑教徒所效法。该糊涂时则过分计较，总是要求自己的对方是完美的，社会是一尘不染。不该糊涂时又不能决断，过于迂腐。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把装傻当做解脱之法 “装傻”是一种临危之时隐其锋芒、韬晦待机的应变战术。运用这种战术的分寸在于“装假”必须“成真”，必须做到天衣无缝，才能真正起到欺瞒对方，保护自己的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开创大明基业之后，为了加强宗族势力，他把自己的14个儿子全部加封为王。明太祖驾崩后，因皇太子朱标早死，就由长孙允炆即位，即建文帝。建文帝一登基，即感到了10多位皇叔的威胁。于是他开始了大规模的“削藩运动”，把各位皇叔一个个剪除羽翼，有的流放，有的借机杀掉。最后只剩下燕王和宁王两个，因他们环境特殊，又因一时尚未找到借口，便暂时存留下来。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四子，为人骁勇善战。他也颇感自危，决意伺机行动，只是力量不足，只好暂时忍耐。建文帝也顾虑朱棣拥兵在外，又勇悍多谋，也不敢轻易下手。 朱棣为使皇帝不疑他有变，便诈癫扮傻，甚而溜出王府，在街市上奔走呼号，抢夺酒食，说话颠三倒四，有时竟仰卧街头，整日不醒。建文帝派遣谢贵前去探病，当时，正逢盛夏天气，只见朱棣穿起皮袄，围炉而坐，还直喊天气太冷。但葛诚却密报朝廷，说燕王实是诈病，切勿被他瞒过。于是建文帝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密令燕京守将张信下手捉拿朱棣。 张信一直是燕王的亲信，接到密令后十分为难。他的母亲知道底细后，则劝他不可忘恩负义。张信就去见朱棣，朱棣仍在装疯。张信说：“殿下快不要这样。有什么，便对老臣直说无妨。”朱棣说：“我已经病得不行了。”张信便把建文帝的手谕拿出，以实相告。 于是，燕王急召军师道衍入室，共商救急之计。当晚设宴，预作埋伏，将内奸谢贵及葛诚一并擒住。燕王朱棣愤愤地说：“如今在籍的普通百姓，尚且知道兄弟、宗族互相体恤；我身为皇叔，性命却朝不保夕。朝官如此待我，遍天下还有何事干不出来？”他扔掉手中拐杖，长叹一口气说，“我哪里有病，都是你们这帮奸臣逼出来的！”于是令人把谢贵等人斩首。朱棣随即起兵，直向南京讨伐建文帝。经过四年征战，终于获胜，登上皇位，定都北平。这就是历史上的明成祖。 揣着明白装糊涂 痴者，傻而愚笨也；癫者，精神错乱也。假痴不癫，就是故作不知，装聋作哑，而内心却异常清醒，精神一点儿也不错乱。 在厚黑学中，假痴不癫是一种应变术。当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表面上装疯卖傻，以掩饰自己的目的，避免对手对自己的警惕和陷害，以敛翼待时。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了保住江山，对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奸贪舞弊、严重损害皇朝利益的行为，无情打击，重刑惩治。其用刑的野蛮残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帝王。为了免遭杀戮，有的官僚不得已装疯卖傻，以逃避惩治。 御史袁凯惹怒了朱元璋，怕被杀头，便假装疯癫。朱元璋说疯子是不怕痛的，叫人拿木钻刺他的皮肤，袁凯咬牙不吭声。回家后，自己用铁链子锁了脖子，蓬头垢面，满嘴疯话。朱元璋还是不相信，派人去探察。袁凯瞪着眼对来人唱“月儿高”的曲子，趴在篱笆边吃狗屎。朱元璋听了使者的回报，才不追究。实际上朱元璋又受了骗。原来袁凯知道皇帝不相信自己疯了，会派人来侦查，便预先叫人用炒面拌糖，捏作狗屎状，散在篱笆下。当来人一到，他便大口大口地吃，这才救了一条老命。 明朝嘉靖年间，奸相严嵩专权，在全国各地广植党羽，浙江总督胡宗宪就是其中的一个。胡宗宪的儿子胡衙内依仗父亲的权势，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有一年秋天，胡衙内带领几个随从自杭州出发，溯富春江而上，一路 上游山玩水，作威作福。所经府县的官员惧怕胡宗宪的权势，无不殷勤招待，宴请送礼，把胡衙内伺候得舒舒服服，捧得晕晕乎乎。 然而，当胡衙内来到淳安县时，却是另一番光景：到城门时仍没有人来接，住进馆驿后知县也未露面。胡衙内不由得勃然大怒，喝令将馆驿的小吏捆绑起来，拿起马鞭边打边骂“小爷从杭州出来，一路上哪个不巴结？知府大人还低三下四地为我牵马呢！只有你们这个小小的淳安知县不肯出来迎接小爷。待我回去禀报我老子，定叫你们一个个脑袋搬家！” 早有人将此事报告给知县。淳安县的知县就是有名的清官海瑞。海瑞闻报，肺都要气炸了，恨不能马上派人去抓胡衙内，但转念一想：他老子毕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公开作对，未免要吃亏。海瑞考虑片刻，终于想出来一条假痴不癫的妙计。 于是，海瑞带领一队捕班直奔馆驿。进门后，海瑞用手指着正在打人的胡衙内，喝道：“把这个恶棍捆起来！”胡衙内满不在乎地说：“我是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我看你们谁敢来抓我？” 海瑞冷笑道：“你是何方恶棍，胆敢冒充胡总督的公子？胡总督乃国家一品大臣，时时体恤民情，处处爱护百姓，他的公子定是文质彬彬的青年，怎么会是你这样的花花太岁。来人，将这个冒牌货抓起来，先掌嘴五十！” 捕班不由分说把胡衙内捆上，几个嘴巴下去，胡衙内便满口流血，两腮赤肿，刚才的威风荡然无存。 这时，捕班又从胡衙内的行李中搜出许多银子和贵重物品。海瑞沉着脸问道：“这些赃物从何而来？”胡衙内耷拉着脑袋说：“都是沿途的官员送的。” 海瑞说：“如此看来，你肯定是个冒牌货了。若是胡公子出游，每到一处必定访古问幽，决不会像你这样索要金银珠宝。你骗得过别处官员，骗不过本知县。你竟敢冒充胡公子胡作非为，败坏胡总督的名声，该当何罪？” 胡衙内一看海瑞动了真格，再也不敢吱声了，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请求海瑞饶恕。 几天后，海瑞差人将胡衙内押解到浙江总督府，并给胡宗宪写了一封亲笔信。胡宗宪拆开海瑞的信，只见上面写道： “属县近来查获一名冒充总督公子的诈骗犯。该犯以胡公子之名到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骗得数千银子和甚多珍宝。属县知道老大人教子甚严，府上公子每日苦读，怎能有闲出游？如若出游，定是求贤拜师，瞻仰古迹，怎能专门搜罗金银珠宝？属县由此一眼将其识破，及时抓获，所骗赃物，一律充公。特将该犯押往总督府，请老大人予以严惩！” 胡宗宪看完信，又瞧了瞧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儿子，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毕竟自己的儿子做了错事，把柄又掌握在海瑞手里，平日八面威风的胡宗宪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埋怨儿子几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以愚对智，以拙对巧 在厚黑经中有言：“破除天下的大巧就得用大拙，破除天下的大伪就得用大诚，破除天下的大奇就得用大正。制服天下的大变以至于不变，限制天下的大谋以至于不谋，抑制天下的大争以至于不争。所以，这就宜当守住拙、守住诚、守住一、守住愚、守住让。随其自然，返璞归真，如同婴孩的初生状况，如同万物的生长，如同水到渠成，无可阻挡，也不可强求。” 北宋初年，南唐派使者前来纳贡，所派的使者是江南名士徐铉。江南有三个名士——徐铉、徐错、徐熙，号称“三徐”。三人均以学识渊博、见多识广、能言善辩闻名于北宋朝廷，其中又以徐铉名声最大。 这一次，南唐来朝贡，宋廷照例要选派官员做押伴使，去接受贡品。满朝文武都知道徐铉博古通今，都怕因为自己学识不及而丢面子，所以生怕被选为押伴使。宰相也不知究竟选谁最好，就向宋太祖请示，太祖说：“你暂且退下，让我亲自来选吧。” 宋太祖让宦官传旨，要殿前写出10个不识字的殿中侍者的名字呈报上来。名单写好，太祖御笔一挥，点了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并说：“就让这个人去吧。”满朝文武见了都大吃一惊，连宰相也不明其意，只得遵旨照办，催促那个被点中的人赶快动身。 那个殿中侍者不知道皇上为什么派他去做使臣，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又不敢问，只好执行任务。他一到船上，徐铉就滔滔不绝地和他谈论起来，说古道今，词锋如云，周围的人都对徐铉的能言善辩惊叹不已，夸他不愧为江南名士。可侍者根本听不懂徐铉谈的是什么，当然无言以对，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徐铉不了解他学问的深浅，心想不能在宋人面前丢脸，于是，越发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一连几天，徐铉已经口干舌燥，疲惫不堪，能说的都说了，侍者始终未与他论辩，徐铉也觉没趣，就不再吭声了。 宋太祖选愚对智的做法，是与常人不同的。如果让智者对智者较量，谁也不会服谁，难说胜负；而让愚者对智者，智者没有对手，也就没有胜负可言。 从这里，便会明白古代有用一愚而制服大智，用一拙而败名将的情况。如果以谋为谋，便不以谋为谋；如果以用为用，便不以用为用。不谋之谋，不用之用，又有哪个人能知道他的谋、他的用呢！直截了当地说，要想守住自己，不如用真诚，要想对付敌人，不得不用诡计；要想守住自己，不如抱守信一，要想对付敌人，不得不用万变；要想守住自己，不如用愚笨，要想对付敌人，不得不用智慧。 不妨来一招“糊涂”法 在形形色色的人里，怎样才能明辨是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里不妨教你一招糊涂大法，即宁可装糊涂不行动，而不可装聪明轻举妄动。的确，无论做领导、经商，还是为人处世，有时候装疯卖傻、以癫惑人倒能办成大事。 据清朝，魏息圆的《不用刑审书》记载，广东省有个绰号叫做“颠梅”的知县，判案经常独出心裁，打破常规，出奇制胜。下面是他以癫惑人的手法，判明一件冤案的故事。 有一天，一位平民从海外回来，带了许多银子，天黑赶路怕碰上强盗打劫，便把银子全部埋在距本村十里坡的大榕树下，趁着月色赶回家中。叫门多时，妻子才出来开门迎进。洗漱睡下后，妻子问道：“夫君奔波海外多年，得了多少银子？”丈夫答道：“这回出门数年，赚得纹银五百多两，黑夜途中恐遭劫，只好埋在十里坡的大榕树脚下，明日白天便可取回来。”次日早起，丈夫赶去起银，开院门时，院门却是虚掩着，以为是自己昨晚忘记插门，便没有多疑，径直去大榕树下取银子。可是到了榕树下一看，埋银子的地方已扒开一个坑，银子早不翼而飞了。他瘫软在树下痛哭一场，本想回家告诉妻子丢了银子，又怕妻子说自己昨晚吹牛、撒谎骗人，于是跑到县城报案。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听完这个埋银丢银的经过后，“颠梅”知县问道：“你外出多少年？”答道：“出门四年。”知县又问：“家中有些什么人？”答道：“只有妻儿二人，儿子今年四岁多，是我出门前生下的。”又问：“家中有奴仆吗？”答道：“没有，一切家务由妻子操持。”又问：“昨晚回家碰见了谁，说起银子的事吗？”答道：“没有，我半夜回家，孩子已经睡着，只是对妻子说过把银子埋在十里坡大榕树脚下，可我去取银子时，妻子尚未起床，孩子也在睡懒觉。”又问道：“你回家时，妻子高兴吗？”答道：“态度倒也平常。”知县又问道：“你仔细想想，家中有什么异常现象没有？”答道：“没有。”知县最后说道：“果真如此，你的案子我也难以搞清楚了。”那个丢银人沉思了一阵，说道：“今早我出院门时，院门却是虚掩着，我记得昨晚好像插上的，这是否算是异常情况？”知县听其一说，佯怒拍案大喊：“千怪万怪，都怪那棵树！你把银子寄放在那里，它却没有替你保管好，而被人偷了去！此树罪该万死。”于是命令衙役前去拔掉那棵树，并且嘱咐，拔不动就用大锯去锯，锯倒运回来，我要亲自审问那棵树！回过头来又问丢银人：“你来告状，你的妻子知道吗？”答道：“不知道。”知县告诉他：“你回家去把孩子抱来，装做路人来看县官开堂审树。”说完哈哈大笑。这真是古今奇闻怪事，大家都好奇起来，争先恐后从四面八方赶到县衙大院看热闹。 知县开始审树了，只见大树倒放在院子中间，众人挤了满院。知县早把丢银人安排在审台跟前，抱着孩子佯作看热闹。然后命令众人，一个跟一个地从审台前经过，人们莫名其妙，只好乖乖地像向遗体告别一样慢慢走过。突然丢银人的孩子向迎面走来的一个男人喊道：“叔叔抱我，叔叔抱我！”那男人装聋作哑便想溜走。知县叫住那个男人，问道：“你认识这小孩儿吗？”那男人摇头说：“不认识。”知县命令那男人去抱那孩子，孩子却欢喜地伸手求抱，状甚亲密。知县让丢银人问其孩子：“这个叔叔你在哪里见过？”小孩儿答道：“这是我家叔叔。”又问：“叔叔喜欢你吗？”答道：“喜欢！”又问：“叔叔喜欢妈妈吗？”答道：“喜欢！”知县听完孩子的答话，指着那男人喝道：“就是你盗窃了大树脚下的银子，赶快从实招来！”那男人矢口抵赖。知县训斥道：“你放聪明点儿！前天晚上你在丢银人家里偷听到他们夫妇说话后开门出院，便去大树底下取走了银子，赶快从实招来。否则两罪并罚，严惩不贷。”那男人见事已败露，又怕激怒知县，追究奸情就更麻烦了，只好老老实实招供并如数交出全部银子。知县为了维护丢银人夫妻关系就没有再过问奸情之事。 结案后，众人有些不解。知县说：“我从丢银人讲述的经过中，觉察到有人偷听到他们夫妻的谈话，从丢银人说早上出去时门是虚掩着的，判断此家半夜有人出门，而这个人又是丢银人回家之前就待在院子里的，大有奸夫之赚，究竟是谁，只有叫小孩儿来认。撒谎审树，不过是以癫惑人。为了制造一种奇闻。因为越是奇闻就会招来好奇的人前来看热闹，犯了法的人更关心审案的事，必然要来看个究竟，这就给小孩儿提供认其母‘相好之人’的场合和对象。”一席话说得大家恍然大悟。 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一个古代司法中判官用癫惑人的方法判案的故事，看起来和做官没多大关联，其实，为官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在历代帝王将相中，好多人不就是用它把江山坐稳坐大的嘛！ 难得糊涂与糊涂难得 所谓糊涂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看不明白弄不清楚，因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另一种则是看得明白弄得清楚，但却不便于直截了当，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一定的糊涂战术。确实，在生活或工作中，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明明白白的，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于某种特别的考虑，说得含含糊糊一点儿效果反而更好。 清朝的嘉庆皇帝，登位后对前代留下的一些遗留问题进行清理，还准备破格提拔几位曾为父王作过贡献却被奸臣排挤、打击的官员。但这破格提拔的事在清朝历代尚无先例，群臣反应不一。嘉庆拿不定主意，便问老臣纪昀。纪昀沉吟良久，说：“陛下，老臣承蒙先帝器重，做官已数十年了。从政，从未有人敢以重金贿赂我；为了撰文著述，也不收厚礼，什么原因呢？这只是因为我不谋私、不贪财。但是有一样例外，若是亲友有丧，要求老臣为代题主或作墓志铭，他们所馈赠的礼金，不论多少厚薄，老臣是从不拒绝的。” 嘉庆听完纪昀一席话感到莫名其妙，进而想一想，才点头称许，于是下定破格提拔这批官员的决心。 其中是何原因，原来纪的用模糊之法，提出自己赞成皇上应该放下包袱，大胆去做的建议。纪昀的这番话听起来言不及义，但细究起来里面大有文章。既然为官清廉，何以对亲友之丧事点主、作铭所得概不拒绝呢？为祖宗推恩无所顾忌之故也。您嘉庆皇帝破格提拔曾为先帝作过突出贡献的官员，本来也是为祖宗推恩，弘扬先帝的德化，还有什么顾忌的呢？这不正和我纪昀为别人点主、作铭不推却馈赠，好让死者的后人为死者尽孝的道理一样吗？嘉庆皇帝聪慧，哪能悟不出纪昀的话中话呢？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纪昀为何如此含含糊糊呢？出于两种考虑：其一，虽然建议破格提拔这些官员，但没明说，此意见倘若被采纳，是成是败，名义上自己都没有介入，皇帝也好，其他人也好，抓不着把柄；其二，嘉庆皇帝秉性聪明，而且有好自作主张的特性。不说吧，自己的意见皇上不清楚，而且皇上会不高兴。倘若说白了，恐有教导皇帝、不自量力的忌讳，起副作用。不如用此模糊之法，让皇帝自己“悟”出道理来，既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又迎合了皇帝好自作主张的秉性。纪昀此举，真是一次一举两得的糊涂。 在科学研究中，“模糊”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思维，它的基础是模糊数学。凡反映事物属性的概念的外延不清晰，事物之间关系不明朗，难以用传统的数学方法来量化考察，即是“模糊”。模糊思维的特征就是承认思维的模糊性，它遵循“亦此亦彼”的模糊逻辑，突破传统逻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界限，为人们解决模糊事物中间的问题开拓了广阔天地。 纪昀这条建议的提出，考虑了太多的把不准的复杂因素，于是他宁愿答非所问地模糊它一下，收到了“非模糊”参谋不会有的好效果。 当然，模糊之法不可滥用。严格地说，模糊参谋法乃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需要模糊的时候也来模糊它一下，就会弄巧成拙，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模糊参谋不等同于模棱两可。参谋的看法、见解都应该包含在模糊语言之中，并且有可能被对方正确理解，不至于产生歧义。纪昀的一番话貌似文不对题，含含糊糊，其实他真正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很清楚的，纪昀早已算定他的参谋对象能悟出来。 要学会急流勇退 都说职场如战场，不错，职场就是战场，身在职场中，就应该遵循一些做领导的“规则”：居安思危，急流勇退。 越王灭吴以后，越王勾践循吴王夫差故辙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一时号称霸主。勾践的霸业，与范蠡、文种的忠心效劳、协力深谋是分不开的。徐州会盟后，范蠡便担任了上将军这个最高军事指挥职务。范蠡觉得自己的地位太高了，大名之下，不宜久留，于是班师回国后，向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书说：“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主公在会稽受辱，我没有殉国，是为了灭吴报仇，今既已雪耻，我请求接受在会稽时应得的惩罚。”勾践看了范蠡的辞职书，先安慰他说：“回去后，我把越国分给你一半。”接着又威胁范蠡说，“如果不听我的话，就杀掉你。”范蠡心里想：“你按你的权力行事，我按我的意愿行事。”晚上，范蠡收拾了细软珠玉，带着家眷和随从人员，不辞而别，乘船飘海而走，再也没回来。 范蠡乘船经五湖（今太湖）入海，到达齐国后，立即派人给在越国担任相国的文种送去一封信。范蠡和文种都是楚国人，年轻时就是好友，后来两人都到了越国，在勾践手下共事几十年，互相支持帮助，感情更加深厚。范蠡在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这个人可以共同患难，不能共同安乐，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呢？”文种看了信以后，内心很矛盾，他舍不得相国这个高官厚禄，认为勾践对他这样功高望重的老臣不会有什么猜忌；同时又觉得范蠡的警告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时有人在勾践面前进谗言，诬告文种要作乱。原来，勾践在报了会稽之仇并完成霸业之后，就开始妒忌和畏惧文种的才能，他听到谗言后，认为正好有理可诛，便随函赐给文种一把利剑。文种只见勾践信中写道：“你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只用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还有四种你掌握着，请你用那四种到地下去为我先王效劳吧！”文种长叹一声说：“真后悔没听范蠡的话。”于是伏剑自杀。 范蠡到齐国定居后，改名换姓，在海边开荒种地。全家人勤劳耕作，齐心经营自家产业，没有几年，他家财聚积几十万，成为当地有名的巨富。齐国国君听说他很有才能，就任命他为相。范蠡感慨地说：“我在家从事生产能够积攒千金，做官能够做到上卿相这样的高位，本来是平民百姓的我，算是达到顶点了。久受尊名，这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于是他把相印交给齐君，又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好友和乡里人，只带着少量贵重珍宝，和家人默默地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走向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范蠡带着全家到了陶（今山东定陶北），他认为这里交通方便，位置适中，便于客商云集，可以谋生致富，于是又更名换姓，自称陶朱公，在这里定居下来。范蠡父子辛勤耕种田地，饲养牲畜，从事商业活动，生意兴隆。几年之间，又积累了百万家财，成为天下巨富。 范蠡三迁，每次都有荣名，而他成名于天下，正是他居安思危，急流勇退，善于把握时机，勤苦自励，不贪图功名利禄的结果。 当差时必须厚脸办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历来只有“事不过三”之说，可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官场偏无“事不过三”之说，这就是厚脸当差，厚脸办事。只有如此，你才能在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十一章 交友厚黑学 第十一章 交友厚黑学 求人办事，厚颜弃面 与人打交道，面子问题很重要。中国人自古好面子，读书人更好面子，一事当前，面皮薄，该开口的不开口，该要求的不要求，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拒绝的不拒绝，结果失去了大好时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有一种说法叫“面子杀人”，意思是说，有时候为了面子，可能伤害了自己，甚至牺牲了自己。 张老师酷爱收藏书籍，每天必围着书架转上几圈，以手拭去书上的灰尘，选几本心爱的书籍，靠在沙发里一坐读起来，其乐无穷。某日，好友李某到来，见其藏书，大加称赞，并择架上一书要借走。此书乃张老师最珍贵的书籍之一，但碍于情面又不好不借，张老师仔细叮咛李某三天后归还。但三天后见李某又不好意思开口追要，于是拖了一天又一天，直至有一天张老师终于按捺不住，遂登李某之门索要，而李某却瞪着眼珠子说：“我什么时候借你的书了，有凭据吗？有借条吗？”张老师终于尝到了“面子杀人”的滋味。 马某自小与林先生熟识。林先生开公司后，马某找到林先生说自己的儿子没有工作，希望林先生公司给安排份工作。林先生明知马某的儿子不争气，但念在多年故友的面子，就让马某的儿子来公司帮忙。谁知，马某的这个儿子不但好逸恶劳，而且坑蒙拐骗，不仅工作干不好，还借公司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给公司造成上万元的经济损失。林先生一气之下将马某的儿子开除出公司。但没想到马某却造他的谣，说他的公司有问题，自己的儿子是为了不变坏才自动离开公司的。林先生至此后悔不已，但无计可施。 有的人因为自己的无知而犯了错误，别人给他指出来，他却因为面子关系不愿承认，为了面子即使是牺牲一些利益也要坚持错误。这种人的“面子”的确昂贵得很。过去楚地的人不认识生姜，看见生姜就对人说：“这东西是树上结的。”知道的人告诉他：“你说错了，生姜是长在土里的。”这位楚人出于面子的考虑，固执己见，并和人家打赌说：“我敢用驴跟你打赌，然后咱们以十人为限，如果这十人都说生姜是土里长的，我的驴就归你。”于是他们就去向遇见的人请教，结果一连问了十个，十个人都说生姜是长在土里的。这回楚人没话说了，但他却对打赌的人道：“没办法，这十个人真没见识，现在我的驴归你了，可是要知道，姜还是树上长的啊！”楚人不晓得生姜长在哪里，他说生姜长在树上其实并无把握的，只不过“铁嘴钢牙”罢了。可见，他的死硬到底，并非是坚信自己的论断，而是宁可输驴而不输口。因为在他看来，面子比驴更重要。 某厂的会计在审核一张出差单据时发现，供销科小张的报销费中有三千多元属于不应报销的，于是予以驳回，不予报销。但过了两天，负责财务的张副厂长(小张的叔叔）找到会计说：“算了，给他报了吧，这事我知道。”会计说：“张厂长，这不符合财务制度啊。”张副厂长把脸一沉说：“怎么，我负责财务，我说的话，你都不听了吗？你看着办吧。”会计考虑了几天，还是违心地给小张报了账。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小张与会计是同事关系，而张副厂长却是会计的顶头上司，俗话说“船大还能漫过水去”、“胳膊怎能拧得过大腿”，因此，会计在关键时刻顶不住，做了违心的事。 马群是个刚被提升的局长。当他乘坐的专车第一次开进单位的大院时，门卫把车挡在了门外，直到司机和门卫解释了好几分钟，才放车进门。马群从心理上就对这个门卫产生了反感，果然，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将单位的门卫撤换了。心理学家是这样解释他的行为的：作为新提升的局长，他从心理上给自己塑造了一个新人形象，并希望人人接受这一形象，一旦这一形象不被人们接受，他便会产生恼怒和嫉恨心理，这也是一种情商病。犯这种病的人一旦地位变动就要发作，“面子”随着“位子”的变化而变化是这种情商病的主要特征。 能伸能屈，求人不难 对于正常人来说，要面子并非缺点；相反，在某些时候倒是必要的。如果一个人连一点儿面子都不讲了，那倒是一个奇怪的现象，甚至是十分值得担心的事情。但是，爱面子如果到了可以牺牲原则，固执己见到了不分是非的地步，那就不正常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种人，他们在和同事们学习、研究问题的时候，一旦自己提出了一个意见和想法，别人就只有赞成和同意的份儿，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他就非要跟人硬顶到底不可。总之，说来说去，只有他的道理对，别人只能按他的道理办，否则就是折了他的面子。 自然，有的人也会稍微策略一些，他们或许不会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硬说自己的道理和办法对，但心理上却拒绝外来意见，只想依着自己性子办。总之，他们都是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脸面，至于效果如何则不管不顾。 对于这些人来说，有时他们也并非百分之百地认为自己的看法和办法正确，或百分之百地知道对方的建议错误和无用。甚至还可能百分之百地知道自己的意见和办法不灵或不佳，而确实知道人家的建议百分之百地胜过自己，但这些都不足以使他从善如流，屈己从人，或者稍稍吸收一些别人的长处，关键就在于他们不肯牺牲自己的面子。 人一旦把面子看得比真理还重要，那就变得十分荒唐可笑了。 有这样一则故事：以前有个盲人，由窄窄的板桥上通过一条干涸了的小溪，一失足由桥上滑了下去，幸亏两手抓住了板桥上的横木，拼命挣扎，又喊又叫，自以为一失手必然要落入深渊，活不成了。过路的人看到以后，就好心地告诉他说：“没关系，只要一撒手，你就脚踏实地了。”可盲人却根本不相信，觉得有眼睛的人一定是在故意捉弄他，想出他的丑，于是照样抓着横木大声号叫，直到实在支持不住，失手坠落到地上的时候，才知道过路人说得是真的。 这个盲人，自己不能看见道路，如果能够正视这一点，请明眼人带路，不顾及面子，顶得上去，这固然很好，但既然已经失足了，能退得下来，听从别人劝告也好，可以稳稳当当地行走，但他既顶不上去，又退不下来，那就荒唐可笑了。 在当今社会，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加快致富，人们背井离乡奔向开放和繁荣的地方，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而固守乡土、足不出户、谨小慎微、害怕变化等等观念和心态，反倒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然而，很多人一方面不甘于目前的工作及生活环境中，他们或者是不适合自己的工作，或者不喜欢目前的环境，认为没有发展余地，理智告诉他们“应该退下来”另谋发展，但他们却害怕离开现在环境后状况会更恶化，因此，处于一种“退不下来”的状况；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硬着头皮在现有的工作环境中继续努力地干下去，处于一种“顶不上去”的状态。这样的人在现在生活中实在是太多了，这两种状态维持时间越长，浪费的时间和遭受的痛苦越多。 看过《田中角荣传》的人也许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田中角荣年轻时曾经干过给房顶铺瓦的体力活，一次不小心踩碎一块瓦，被工头撞见，好生奚落、责备，田中角荣一怒之下踩碎好多块瓦，头也不回地辞职而去。这个故事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道理：一种工作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工作不适合自己，或者自己不适合工作，以及自己不适合某一工作环境时，唯有个人寻求其他发展机会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当一个人进也不能，退也不是，想走走不了，想待又待不下去之时，他们心理就会发生负面的变化。单位里的人际关系复杂，干不了事和不干活的人多了，这人看着那人不顺眼，这部门看着那部门轻闲，这人看着那人多挣了钱，以及甲议论乙、乙评论丙，丙又见到子、丑、寅、卯就烦，以至于天长日久，有些人心理都发生异变，整个单位里都见不到一个顺眼的人。这种状况使人感觉活着真累！ 对于“顶不上去，退不下来”的情商病症，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治病呢？ 1.硬顶法 所谓硬顶，就是要明确坚决要顶的决心，一而再、再而三地顶住，绝不半途而废。 宋代时，有一次赵普向太祖推荐一位官吏，太祖没有允诺。赵普不为此尴尬，第二天临朝又向太祖提出这项人事任命请太祖裁定，太祖还没有答应。赵普仍不死心，第三天又提出来。连续三天反复地提，同僚也都吃惊，赵普何以脸皮这样厚！太祖这次动了气，将奏折当场撕碎扔在了地上。但赵普自有他的做法，他默默无言地将那些撕碎的纸片一一拾起，回家后再仔细地重新粘好。第四天上朝，话也不说，将粘好后的奏折举过头顶，立在太祖面前不动。太祖为其感动，长叹一声，只好准奏。 2.硬退法 所谓硬退，就是咬定牙关，一定要退下来，不管有多难，都要硬退，因为退下来后，活动余地更大，选择更多，须知“退一步海阔天空。” 北京某厂技术科长郭某，设计的产品曾多次获奖，对厂里贡献很大，厂里也奖励过他一套房子。后来厂领导怀疑他私自为外厂干活，撤销了他的科长职务，还把他调到了与技术无关的岗位。郭某因不能发挥特长，这时“顶”当然是没有办法“顶”了，只有想退路了，于是他要求调到某三资企业，厂里坚决不放。因为此时的企业正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境地，专业队伍很不稳定，厂里认为同意郭某调走会使更多的技术人员外流，而不安排郭某的工作也只是暂时的，以后还是要用的。这时郭某就采取硬退之法，说什么也不愿再干，一方面申请人事仲裁，另一方面积极去三资企业说明并联系工作，厂里一看，只好在仲裁令下达后放他走人。 3.进退两全法 此法一方面考虑到别人的面子问题，使别人能“退”；另一方面又坚持自己的原则，使自己能“顶”，这种方法更适合于素质较高的当事人及事情尚有余地的情形。如太史公司马迁的著作《史记·滑稽传》记载：战国时期，齐威王荒淫无度，不理国政，好长夜之饮。由于上行下效，僚属们也全不干正事了，眼看国家就要灭亡，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却没有人敢去进谏，最后只好由“长不满四尺”的淳于髡出面了。但是他并没有气势汹汹、单刀直入地向齐威王提出规谏，而是先和他搭讪聊天。他对齐威王说：“咱们齐国有一只大鸟，落在大王的屋顶上已经三年了，可是它既不飞，又不叫，大王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齐威王目前虽然荒淫好酒，但是他本人却不是一个同夏桀、商纣一样坏进骨子里去的人物，所以一明白淳于髡的隐语之后，他就被刺痛并醒悟了，于是很快回答说：“我知道。这只大鸟它不鸣则已，一鸣就要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即将冲天。你就等着看吧！”说毕立即停歌罢舞，戒酒上朝，切实清理政务，严肃史治，接见县令长72人，赏有功人，杀有罪人。随后领兵出征，打退要来侵犯齐国的各路诸侯，夺回被别国侵占去的所有国土，齐国很快又强盛起来。 求人做事，难得糊涂 做人难得糊涂，可有的人在这方面却无与伦比。《水浒传》中的林冲，已被人多次算计，还要诚信地赴约误入白虎堂，甚至到了黑松林还要说“无冤无仇，望祈饶命”的痴话，这是由于老实到了愚蠢的地步。而三国时期的刘备装呆作痴，则是谋略上的韬光养晦大师。刘备处在低谷时期，只有暂时投向走红运的曹操。而他暗地又参与了灭曹的组织，只好装痴，将自己的计划隐藏到深处，屈做一菜农。不然稍稍露出蛛丝马迹，就会遭杀身之祸。 曹操击败吕布，夺取了徐州，刘备因自己势单力薄，只好隐藏下自己独展宏图的宿愿，暂时依附于曹操。 曹操原本对刘备不放心，消灭吕布后，派人镇守徐州，把刘、关、张一同带回许都。既然刘备归顺于他，也就得给些甜头，于是曹操带刘备进见献帝，论起辈分，刘备还是献帝的叔叔，所以后来人家叫他“刘皇叔”。刘备原先就是豫州牧，这次曹操又荐举他当上了左将军。曹操为了拉拢刘备，对他厚礼相待，出门时同车而行，在府中同席而坐。一般人受到如此的礼遇，应该高兴，刘备却恰恰相反，曹操越看重他，他越害怕，怕曹操知道自己胸怀大志而容不下他，更怕“衣带诏”事发。原来，献帝想摆脱曹操的控制，写了一道讨灭曹操的诏书，让董承的女儿董贵人缝在一条衣带中，连同一件锦袍一起赐给董承。董承得到这“衣带诏”，就联合了种辑、吴子兰、王服和刘备结成灭曹的联盟。因为此事关系重大，一点儿风声也不能透漏。于是，刘备装起糊涂，在后花园种起菜来，连关羽、张飞都摸不透大哥为什么变得这么窝囊。 宋代苏洵曾写道：“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为个人谋利益则思维狭隘，为天下谋利益则思维开阔。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个人私利考虑得多，就必然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许多人的利益之上，思维基础的变化必须导致思维结局的变化。所以，只有思维开阔，不受私利的狭隘观念所限制，才能使一个人的思维清醒、正确、明智。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奉命讨捕群盗。对于一般的盗寇如毋端儿、敬盘陀等，都能手到擒来，毫不费力；但对于北邻突厥，因突厥自恃有铁骑，民众又善于骑射，却是大伤脑筋。经多次交战，李渊败多胜少，突厥兵更是肆无忌惮，李渊视之为不共戴天之敌。 公元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突厥竟用数万兵马多次冲击太原城池，李渊遣部将王康达率千余人出战，几乎全军覆灭。后来巧使疑兵之计，才勉强吓跑了突厥兵。更可恶的是，盗寇刘武周，突然进据归李渊专管的汾阳宫（隋炀帝的离宫之一），掠取宫中妇女，献给突厥。突厥即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另外，在突厥的支持和庇护下，郭子和、薛举等纷纷起兵闹事，李渊防不胜防，随时都有被隋炀帝借口失责而杀头的危险。 人们都以为李渊怀着刻骨仇恨，会与突厥决一死战。不料李渊竟派遣谋士刘文静为特使，向突厥屈节称臣，并愿把美女玉帛通通送给始毕可汗！ 李渊的这种屈节让步行为，就连他的儿子都深感耻辱。李世民在继承皇位之后还念念不忘：“突厥强梁，太上皇（即李渊）……称臣于颉利（指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李渊却“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屈节让步虽然样子上难看一点儿，但他深知能屈能伸方可成为大丈夫。 原来，李渊根据天下大势，已断然决定起兵反隋。要起兵成大气候，太原虽是一个军事重镇，但不是理想的发家基地，必须西入关中，方能号令天下。西入关中，太原又是李渊大军万万不可丢失的根据地。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太原，顺利西进呢？ 当时李渊手下兵将不过三四万人马，即使全部屯住太原，要应付突厥的随时出没，再加上又要追剿有突厥撑腰的四周盗寇，已是捉襟见肘。而现在要进伐关中，显然不能留下重兵把守。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和亲政策，让突厥“坐受宝货”。所以李渊不惜屈节让步，俯首称臣，且亲写手书：“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贵国和亲，如文帝时故例。大汗肯发兵相应，助我南行，幸勿侵暴百姓。若但欲和亲，坐受金帛，亦唯大汗是命。”与突厥约定，共定京师，则土地归我唐公，美女玉帛则通通献给可汗。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退一步海阔天空。唯利是图的始毕可汗果然与李渊修好。在李渊最为艰难地从太原进入长安这段时间里，李渊仅留下第三子李元吉率领少数人马驻扎太原，却从未遭过突厥的侵犯，依附突厥的刘武周等也收敛了不少。李元吉于是有能力从太原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人员和粮草。等到公元619年，刘武周攻克晋阳时，李渊早已在关中建立了唐王朝。此时的唐王，己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拥有了新的幅员辽阔的根据地，刘武周再也不是李渊的对手了。李渊派李世民出马，不费多大力气便收复了太原。 再一重要原因，由于李渊甘于屈节让步，还得到了突厥的不少资助。始毕可汗一路上送给李渊不少马匹及士兵，李渊又乘机购来许多马匹，这不仅为李渊拥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奠定了基础，而且因为汉人素惧突厥兵英勇善战，李渊军中有突厥骑兵，自然凭空增加了声势。 李渊屈节让步的行为，虽为不少人所不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策略，它使弱小的李家军既平安地保住后方根据地，又顺利地西行打进了关中。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儿看，突厥在后来又不得不向唐求和称臣，突厥可汗还在李渊的使唤下顺从地翩翩起舞呢！ 由此看来，暂时的屈节让步，往往是赢取对手的支持，最后不断走向强盛的一条有用的妙计。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论至德者不合于俗。”这是秦国嬴政读《商君书》一开始就看到的两句话。这两句话对他影响特深，使得这个本来就心理阴暗、性格孤僻的嬴政，在接受秦国传统文化熏陶后，变得更加冷漠、残酷，对一切人都不信任，对众人都仇视，唯一追求的就是个人的功利。为了个人目的，他可以忍耐旁人无法忍受的压力，在长达数年之久的秦王之位上，甘心坐冷板凳，眼睁睁地看着吕不韦在身边颐指气使地发号施令。他甚至视而不见地任凭吕不韦之流出入自己母亲的后宫，眼看着他们在母后的床笫间恣意欢乐。但是，这种压抑的性格，潜藏着令人们想都没想到的仇恨，一旦得志他会像豺狼一样吃掉任何一个人。说他“居微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简直恰当极了。 不过，在秦王摄政之前，他必须保持沉默，必须装聋作哑，装得什么也不懂，任凭吕不韦摆布。尤其是《吕氏春秋》公布后的一段日子里，嬴政似乎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没说一句评论的话，甚至没有任何表情。令吕不韦捉摸不透。 事实上，嬴政这些日子紧张极了。下朝以后他匆匆忙忙回到后宫，顾不得和宫女们嬉闹，就伏在案上阅读《吕氏春秋》，他急于弄清吕不韦这部书里写的是什么内容以及他要干什么。 “咚咚”，宫中巡夜的卫士敲着警器已经走过三遍，滴漏刻示标出已是夜大半的时刻。可是秦王的寝宫内还亮着灯光，嬴政从晚饭后一直伏在案上看《吕氏春秋》。他的眼睛从简上掠过，脑海里翻江倒海似的掀起波涛。书中所写的内容，有的使他拍案赞赏，有的则令他愤怒发指，不知不觉已到深夜。宫女、侍卫们偷偷地看了几次，谁也不敢请他睡觉，他们都纳闷，究竟是什么吸引秦王如此动情。 “好！说得好。”忽然听到嬴政大叫，下人忙进来看，谁知嬴政原来是看书入神自言自语，高兴得大叫。他看到的是《有始览·谨听》中的一段文字：“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 当时东、西周均被秦所灭，挂名的“天子”确实“已绝”，年轻的秦王嬴政俨然以未来的天子自居，当然欣赏这种重新建立以“天子”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新秩序的言论和主张，所以对于战争实现统一的目的理论也由衷地赞成。同时，他对于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统一大业，也颇赞赏，比如《孟秋纪·禁塞》中所写的：“故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唯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 这里说的“义兵”就是指消灭各诸侯国割据、实现统一的秦军。《吕氏春秋》中还明确提出：战争胜利后要建立统一的政权、统一的法令。《审分览·不二》中所写的：“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吕不韦当政期间进行了统一战争，正是《吕氏春秋》中提出的上述主张的具体实践。看到这里，秦王嬴政知道了，在主张用武力消灭各诸侯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政府方面，吕不韦的想法和自己是一致的。 厚黑求人，办事十一招 在求人办事方面，新处世学有一套较好的办法。 1.谦虚 在表达有关意思时不用“我”而使用其他比较谦虚的自我称号，以免盛气凌人，令人反感。比如：“晚辈失礼了，这点儿小事还要打搅先生。” 表示谦虚，这也是礼貌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尤其需要如此。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2.尊重对方 在表达有关意思时，使用指代词等把时间、地点等方面的视点推远。例如：“那种事情用不了你多大劲儿。” 细细体会，使用指代词确实比使用近指代词显得婉转一些。 3.暗示自己非办不可 就是在表达有关意思时把有关规定讲述一下，而不使用直接指明对方的话语。例如： “上头规定这事由我负责，所以我非求你不可。”在为公务求人时，陈述规定是一种比较通行的做法。这比以个人的口气发号施令要礼貌得多。在平常规劝人的时候，这种方法有时也适用。 4.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 在提出请求、愿望等时，表示自己将对人非常感激，并且会铭记人家所做的一切。例如：“如蒙鼎力相助，我们将不胜感激。”“你的大恩大德，我们终生不忘。” 尊重别人的劳动，特别是重视别人对自己的帮助，这是人际交往的一条重要原则，应该在语言中表达出来。 5.表达自己左右为难的心态 就是使用自相矛盾的话把有关意思表达出来。例如：“我本来不想跟你提这事，可还是提了。” 回答人家的问话，有时表示肯定不好，表示否定也不好，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比较合适。 6.用“反语”督促对方办事 使用反语来表示亲密的揶揄、暗暗的责备等，以免话语过分呆板，令人感到不大自在。例如：“你真会开玩笑！”（实际上对方不开玩笑）。“朋友找你帮忙，看你多热心！”（实际上他很冷漠。） 反语要是使用得当，可以打破僵硬的对话气氛，密切双方关系并显得比较轻松愉悦。 7.向对方讨个主意 通过反问式修辞问句把有关意思表达出来，以免直陈己见，显得缺乏涵养。例如：“我能怎么办呢？”（比较：事情太糟了，我什么办法也没有。） 在有些语言场合，使用反问式的疑问句确实比直陈胸臆要委婉、得体一些。 8.间接地表达看法 就是使用含有多种解释的话语，把有关看法间接地表达出来，以免直接与对方产生分歧，例如：“这可是一种见仁见智的事情。”（你说好也行，你说不好也行。） 对某件事发表意见，在不清楚对方观点和态度的情况下，最好不要随意表态。含糊一点儿，灵活一点儿，则可能更好些。 9.“含沙射影”地说明看法 就是用不点名道姓的办法把有关意思表达出来，以免叫人面子难下。例如：“好像有人在上面卡我们。”（比较：这事是你干的。） 在遇到有人故意刁难，请求对方高抬贵手时，不把事情点破，尽量照顾人家的面子，是非常有益的。 10.将大事简单化 就是使用笼而统之的话把有关建议或要求表示出来，避免呼来喝去，令人反感。 叫人做事，有时只要讲讲必要性就可以了。如果加一点儿鼓励的词语，效果则更好。 11.诉苦以求助的方法 就是使用说半句留半句的方法把有关想法或要求表达出来，做到点到为止。例如：“我们公司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你们一下子收这么多卫生费……” 直截了当阻止别人做某事是颇为令人恼火的，有时只要把不好的可能性稍稍点一点，人家就可能明白了。 黑脸无情，当断则断 生活中，人人都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力求实现自己设计的目标或理想。假如有人反对你的做法，你可能就会放弃自己原来的想法。这样一来，你原来设计的目标恐怕是永远也达不到了。 你应该知道你永远无法做到令每一个人满意。事实上如果你能取悦于50%的人，那说明你已经做得相当好了。要知道，在这个世界里，至少有一半的人不理解你所说的一半以上的事情。认清这个事实，你就不必立刻改变主意以求别人的赞同。一旦你了解了这些，你便不会因此否定自己，弃绝自己的主意，你就可以做个快乐的人。林肯曾经说过：“如果我要一一回答别人对我的责难，也许就没有时间做事了。我总是尽我所知道的努力去做，尽我所能做到的努力去做。而且我决定一生都要这样做。要是最后事实证明我是对的，那么别人对我的中伤将会不攻自破。要是事实证明我是错的，那么就是有十位天使替我作证也是徒劳无益的。” 因此，走你的路，至于别人，爱谁是谁！下面是你在社会生活中应注意的15个方面。 1.做事要有目的性。能清楚认识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才会使人更加信赖你。 2.做事要当机立断，不可前怕狼、后怕虎，顾虑重重。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很难赢得别人的信赖。 3.做事不要草率、冒失。人们不愿意与冒冒失失的人共事，对这样的人总不放心。 4.要有自制能力，善于克制自己的冲动。关键时刻控制不住自己必然会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烦。人们最怕与缺乏自制力的人打交道。 5.做人要能吃苦，切忌骄气十足。过分娇惯自己会养成自私自利和懒惰的坏毛病，不会得到他人的好感。 6.不做见利忘义之人。如果你始终怀着利禄之心与人交往，将永远得不到一个真正的朋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7.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并以此指导你的言行。有了一定的生活原则和目的，你才能摆脱空虚，扎扎实实地投入生活，也才能与人愉快地交往。 8.富有创造性，有独到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人往往成为人际交往中的领袖人物。 9.要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 10.不必觉得自己理亏。既然你讨厌他，就不怕得罪他。 11.直截了当地说。说你正在赶做一件事，抽不出时间陪他。 12.装着没看见。当你发现他正向你走来，就装着没看见而走开，以免目光相接，让他觉得你欢迎他。 13.先发制人。如果你知道了他要来找你，你就先去拜访他，这样你就占了主动地位，可以适时地结束谈话。 14.不要停下手上的事。对方会认为你很忙，就会识趣地不做打扰了。 15.声东击西之计。你不妨说：“你来得正好，我带你看一样东西。”然后带他去看庭院新种的花草，看完后对他说声“再见”，转身就走。 敢于拒绝，勇于说“不” 最没有意思、也最浪费时间的事情，莫过于勉勉强强和一个你讨厌的人来往了。要你拿出勇气来，当面和他摊牌：“咱俩吹了，你别再找我了好吗？” 若想在日常生活里应付自如，你可以对你的“他”说下列任何一句话—— “我一点儿也不想听你说这些话。” “你这种话对我可没作用。” “这种话真使我恶心。” “以后再说吧！” “这种事儿我也知道。” 当然，这五句中，以第一句最有效果，但须因时因地因对象而妥善运用，对方虽不致狼狈而退，也会知趣地自找台阶，鞠躬下台。 黑脸无情，拒绝有术 对于那些绝对不能办的事，必须斩钉截铁地予以回绝，而拒绝的方法则有多种： 1.直面拒绝术 办事都要讲究原则，不符合原则的事儿坚决不能办。如果某人向你提出的要求是不符合原则的，你就不答应给办，这就叫坚持原则。不论什么样的关系，该拒绝的一定要拒绝。 2.委婉拒绝术 本法是希望对方知难而退。著名作家钱钟书在电话里对想拜访他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3.转移拒绝术 转移重心，改变话头是拒绝的一种艺术。历史上著名的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转移拒绝术的体现。 4.补偿拒绝术 对一些要求拒绝后，可适当予以补偿。别人所托之事千奇百怪，对于违背原则之事，应在讲明道理之后，帮助他想一些别的方法作为替补。因为一般的人都有一种补偿心理，如果你想的办法不很理想，但你已经尽力了，对方的情感便得到了满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失望感；如果你的办法帮助别人圆满解决了问题，那别人会更满意。 5.打断拒绝术 有位主管，当她不想听人啰唆，或想拒绝那登门拜访的推销员时，便在对方正说得津津有味时，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我去一下卫生间。”如此两三次以后，对方哪有“口味”再讲下去？ 另外运用下列词语，也可使对方知难而退。 （1）切断对方话题：“啊！是什么？”“请再说一次！”“请等一等！”…… （2）转换对方话题：“是那样吗？”“话可不能这么说……”“难道没有例外？”“有时候……” 人与人之间，如果用上敬语的话，那就疏远了。 6.模糊拒绝术 生活中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提出某种要求时，对方既不马上反对，也不立即赞同，而是耐心细致地与你谈些与主题有关但又模模糊糊的问题，整个谈话像笼在烟雾之中，最后你都不明白自己是怎样被拒绝的。这一计谋，称之为“模糊拒绝术”。 1864年，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时代。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之后，又对日本虎视眈眈，他们用武力要挟日本签订割让日本彦岛的条约。日本方面派高杉普任谈判代表。高杉普作曾到过中国，亲眼见到中国国土被列强割据的惨状。因此，为了国家的安危，他决心尽自己的能力与列强在谈判桌上周旋。在签字仪式上，他为了拖延时间，便滔滔不绝地说：“我日本国，自从天照大神以来，就……”把日本的历史一一述说出来。历史文字一般艰深难懂，假若再译成其他语言，则更加费时费力。因此高杉普作的这一做法，使翻译大感头痛，很多地方不知如何用英语表达。而西方列强代表听得更是云山雾罩。谈判最终无法分出谁胜谁负，签字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日本国土终于得以保全。 高杉普作可谓是将拒绝的计谋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在国家安危受到威胁时，机智镇定地用“模糊拒绝法”挽救了国家。 7.折中拒绝术 有些缺乏交际经验的领导，往往习惯于运用单向思维来考虑和处理同事提出的要求，因此，尽管有时候他们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却引起了同事的反感。 在交往中，他们忘记一条基本原则：同级相处，并不单纯为了追求“正确”，更多的时候，应该在追求“正确”的同时，兼顾“合作”和“情面”。譬如，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同事之间进行类似的对话：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李主任说：“明天您能抽两个人，帮我们科室核对一下生产成本吗？” 张科长说：“不行，我这儿实在抽不出人来了。真对不起。”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张科长做出的决定可能是正确的，而且他也很注意交谈的方式，十分礼貌地回绝了同级的请求，但是却仍然引起了李主任的不快和反感。究其原因，显然并不在于他的交谈方式是否得当，而在于他纯粹采用了单向思维的方式，直接地在“行”与“不行”之间进行抉择。这样做，势必使自己在处理与同事的关系时，回旋的余地很小，也很难做到既追求“正确”，又兼顾“合作”与“情面”。在这种时候，倘若换用多向思维来考虑和处理同事的要求，其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张科长完全可以在下列两种方式中，任选一种方式，来巧妙地回答李主任—— （1）折中方式（满足对方）：“好，我设法抽出一个人给您，另一个人请您向别的科室求援，行吗？真对不起。” （2）缓解方式（逐步满足对方）：“我可以抽出两个人给您，不过得过几天了。如果您急等着久用，我明天先给您派一个人，五天后再给您派去另一个人，行吗？真对不起。” 要想让讨厌的人自动离开，不妨就多用用这些词语吧！ 拒绝的艺术 作为普通人，虽然求人的机会多，被人求的机会少，仍要掌握拒绝的方法，排除因干违心的事所带来的烦恼、失望和内疚，增强人格的独立性。具体的方法是： 1.回想一下自己生活中是否常被以下一种或几种令人讨厌的情况烦扰 （1）别人随意占用你的时间，使你觉得无法支配自己。 （2）你内心不愿与某人交谈，但你还是敷衍着。 （3）由于无法摆脱，你只得陪着同伴参加自己不喜欢的活动。 （4）明知对方提出的要求违反道德或违反公司纪律，你还是不情愿地帮了忙。 （5）由于无法推辞，买一些你并不称心的东西。 （6）接受那些你实际上不愿去的邀请（例如你在做功课时，有人邀你去打牌）。 如果这些情况经常发生，并且事后总使你感到不安和内疚，那么你就应勇敢地正视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2.刨根究底地想一想，你为什么害怕拒绝他人的要求 你把原因找出来以后，可以根据这样一条原则——拒绝他人某些要求是合情 合理的，来判断自己应该怎样做。你应该对各种要求进行分辨，弄清楚什么是你的确有义务去做的。下次再遇到你不愿接受的要求，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 3.用合适的拒绝语可使拒绝的效果更好 一个人并没有一定要向别人解释的义务，找借口拒绝有时会弄巧成拙。 你应在纸上写下一些适合自己的拒绝语，如： “不，我觉得那样做不行，很抱歉。” “我不想参加那个聚会，很感谢你的邀请。” “很抱歉，我不想把我的客户名单借出去。” “对不起。我不想说出那个特殊的原因。” “我愿意和你们一起玩扑克，可现在不行，我想独自做些事。如果你们星期六晚上想玩，我一定来。” 将你写下的拒绝语出声地读两遍，如此这样多次，就可以轻松说出拒绝的话了。 恰当把握，拒绝时间 再也没有像“不”这么难说出口的字眼儿了。因为说“不”，可能会将别人的好意一下子推翻掉，而说法错误时，人际关系也可能弄僵。很多人都会觉得拒绝别人很难，拒绝时却又含糊其辞，虽然最终勉强答应了别人，却因优柔寡断而让对方焦躁不安。 有时想要说“谢谢你的好意”来拒绝，结果却碍于情面什么都说不出口。 因此要拒绝别人，一定要抓住时机。请看下面的例子—— 王经理在会议中提出白小姐的企划案，受到总经理的褒奖。王经理心里非常高兴，决定要请大家去聚餐。 王：“白小姐，你提出来的新人研习企划案非常好，总经理也很欣赏。” 白：“谢谢！努力还是有价值的。” 王：“我很高兴，怎么样？今天大家想要去庆祝一下，刚好我也有空儿，你一定要去，今天我请客。” 白：“真是太好了……可是，经理，真抱歉！今天我已经和朋友约好要去听音乐会，票都买好了，这次的票还蛮贵的，实在是很遗憾！” 王：“那，那就没有办法了！” 白：“下次我一定挪出时间。谢谢你了！”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到了白小姐良好的表达技巧，其中包括三个要点：一是拒绝之前先肯定，当听到经理的提议后说：“真是太好了……”；二是明确充分地说明今天不能赴约的原因：“已经约好了去听音乐会……票还蛮贵的”；三是表示诚意与感激：“下次我一定挪出时间，谢谢你了”。 如果白小姐换一种方式，犹犹豫豫、含含糊糊地说：“这个……我……今天可能……”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今天不行，今天我有约会了。”或者是勉强答应下来，这种方法要么给对方造成伤害，要么破坏自己的心境和计划，处在白小姐的位置，都是很不利的。 拒绝理由，说得充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1.用制度回绝不合理要求 某公司的一位普通职员鼓着勇气走进上司的办公室说：“对不起，我想该给我加薪了。我认为应该给我加了。” 上司这样回答：“你确实应该加薪了，但是……”“但是”的双关语就是“停止这种想法吧！”他把文件推到桌子一边，指着玻璃板下的一张印刷卡片，不慌不忙道，“根据本公司职务工资制度，你的工资是你这一档中最高的了。” 职员泄气了：“哎，我忘记我的工资级别了！”他退了出来。几个打印出的制度就使他放弃了他本应得到的东西。他实际上是在想：“怎么不能够推翻那张压在玻璃板下的印刷表格呢？”而也许上司正希望他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2.用有力的质问使其心虚 反诘犹如拳击场上拳手的发力，连珠炮般的反诘往往能置对手于哑口无言的境地。 一天，马骅和他的好友陈琳一起咏读千古名篇《滕王阁序》。当他们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禁不住拍案叫绝。陈琳叹息说：“王勃这样的一代才子，可惜二十来岁就遇难了，智力早熟的人都是早亡的啊！” “怎么智力早熟的人都是早亡的呢？”陈琳再次质疑道。 “不对。很多智力早熟的人并不是早亡的。例如，比王勃晚100多年的白居易，五六岁能作诗，9岁就能通声律，却活到74岁。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10岁入大学，14岁就毕业于哈佛大学，也活到70岁。他们不都是智力早熟的人吗？但他们并不都是早亡的呀！”马骅用质问式的论证说服了陈琳。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如能巧妙地运用反诘设问的方法使对方猝不及防，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反诘技巧一般多采用设问。反诘设问可以因事、因地、因对方的矛盾的不同情况具体发问。发问者要创造对自己发问的有利条件，因为发问是采取占据主动的一种方法，对了解、掌握对方的心理、意图起很大作用。有人大致归纳出，发问可以创造下列有利条件： （1）让对方关心自己。 （2）搜集有关对方的情报。 （3）使自己能够了解对方所关心之事。 （4）经过发问，可引发对方思考问题的动机。 （5）诱导对方得出结论。 当然，由于发问方式的不同，对方的答案也会有所变化；假如你能懂得掌握发问的技巧，就能有效地控制住对方的心理。 3.用骂声说出道理来 全国解放后，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陈毅给傅作义让出房间，并代表上海市委赠送他两辆名牌小轿车。这事很快传了出去，在部队中引起强烈不满。待陈毅回到上海，办公桌上已经堆了厚厚一沓信，都是对这件事提意见的。 怎么做这些老部下的思想工作呢？他召集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往台上一站，就“骂”开了。 “同志们，我的老兄弟们，要我陈毅怎么讲你们才懂啊！我陈毅不住北京饭店，照样上班，照样‘骂人’！他可不一样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傅先生在讲台讲了半个小时话，长沙那边就起义了两个军，为我们减少了很大的伤亡！让傅先生住了北京饭店、有了小汽车，他就会感到共产党是和他真心交朋友的。”他越讲越激动，用指节“咚咚咚”地敲着桌子，“我把北京饭店让给你住，再送给你十部小汽车，谁能起义两个军？怎么不吭声呢？”停了一会儿，他又心平气和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有太平洋那样宽广的胸怀和气量，不要长着一副周瑜的细肚肠噢！依我看，要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还是那句老话：团结的朋友越多，就越有希望！” 从会场里走出来，同志们都感到很轻松。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挨了陈总的‘熊’，弄清了道理，‘熊’得也舒服！” 当然，对于那些突如其来的请求，也不能一概敷衍了事，而应预先有充分的思考时间，特别是多假设一些难度较大的棘手问题来思考，并准备好应答策略。对没有清楚了解真正含义的问题，千万不要随意回答。对一些不值得回答的问题，或一些不便回答的问题，最好的回避办法是：顾左右而言他。同时，也可用“资料数据不全”或“需要请示领导”为借口，拖延或拒答。把握应答的范围，对只需作局部答复的问题，决不“全盘托出”。回答难以回答的问题，其技巧往往在于给对方提供的是一些等于没有答复的答复。 说服对方，支持自己 要说服反对你的人，与他争吵是没有用的。你的语气即使像暴风骤雨，也不能把他的心扉打开。而有时候，使用和风细雨般的暗示说服方法，或使用一些小小的计谋，就可以诱导他在不知不觉中答应你。 工程师老李与一个刚愎自用的工头曾经有过一起合作的经历。有一次，老李想在其负责的工段更换一个新式的指数表，但他想那个工头必定会反对的，于是老李就略施小计。他回忆说：“我去找他，腋下挟着一只新式指数表，手里拿着一些征求意见的文件。当我们讨论这些文件之时，我把那只指数表从左腋换到右腋地移动了好几次，终于他开口了：‘让我看一看。’‘哦，你看它做什么，你们部里又不用这个。’我装做很勉强的样子将那指数表递给他，当他审视的时候，我就随便地但又非常详细地把这东西的效用说给他听。他终于喊起来：‘我们部里用不到这东西吗？天哪，这正是我早就想要的东西！’”老李就这样采用激将法，欲擒故纵，结果很巧妙地达到了目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有许多办公室人士常常认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其实仔细找一找原因，原来根源在于自己没有明了“怎样让人采纳自己意见的方法”。老李的做法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上司是一个目光短浅、思想保守的人，我们要向他提建议，就得先思索一下，我们向他贡献意见的方法错了没有。 凡是领袖人物，都明白要别人采纳自己的主意，通常是得不到任何报酬的，而且当时也没什么愉快而言，而以后得到的亦只是一种能力——驾驭的能力。但有才干的人常常情愿牺牲自己的虚荣心，而求得自己的主张被采纳并付诸实施。他们所高兴的，只是看到自己的主意受到信任、采纳和实施，而不在乎以谁的名义发表、实施。 拒绝别人的要求，一是因为自己不能满足对方的要求，二是因为不愿意去做某件事。拒绝是一种逆势状态，话一出口，很容易使对方失望或不满，但又不能一味迁就对方，事事点头，因此拒绝的艺术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要学会委婉的拒绝，即学会不使人反感的拒绝，学会幽默的拒绝，一句话，要讲究拒绝的语言艺术。 当对方求上门来时，如果你真的能力有限，就坦率地说你办不到，并向朋友解释清楚你有什么困难，即使答应了也做不到。或者是明说这种要求有什么不合理，同时告诉对方，你之所以坦诚相告，是因为你珍惜彼此的友谊，不想破坏它。你拒绝的语言力求简洁，不必多加评论，不要皱眉或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另一种办法是如果事先知道对方要来，先想好怎么说，免得到时语无伦次。万一朋友翻脸，也不要激动，既然是朋友，就不要跟他计较。 当然，如果能够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告诉别人你的心意，那就太好了。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生于1792年2月29日，因为每四年才有一个闰年，所以等他过第18个生日时，他已72岁。在过生日的前一天，一些朋友来告诉他，他们集资了两万法郎，要为他立一座纪念碑。他听了以后说：“浪费钱财！给我这笔钱，我自己站在那里好了！” 罗西尼本不同意朋友们的做法，但他没有正面回绝，而是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给我这笔钱，我自己站在那里好了！”含蓄地指出朋友的做法太奢侈，点明其不合理性。 糊涂中屈，糊涂中伸 有的人外表似乎固执自守而内心却世事通达，才高八斗；有的人外表道貌岸然而内心却空虚惶恐、底气不足。 人生是个万花筒，在变幻之中要用足够的聪明智慧来权衡利弊，以防莫测变化。但是，人有时候不如以静观动，守拙若愚。这种处世的艺术其实比聪明还要胜出一筹。聪明是天赋的智慧，糊涂是聪明的表现，人贵在能集聪与愚于一身，需聪明时便聪明，该糊涂处且糊涂，随机应变。 老子大概是把糊涂处世艺术上升至理论高度的第一人。他自称“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而作为老子哲学核心范畴的“道”，更是那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似糊涂又非糊涂、似聪明又非聪明的境界。人依于道而行，将会“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即大智若愚。中国人向来对“智”与“愚”持辩证的观点，《列子·汤问》里愚公与智叟的故事，就是我们理解智愚的范本。庄子说：“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人只要知道自己愚和惑，就不算是真愚真惑。 是愚是惑，各人心里明白就宽慰了。 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宁武子即宁俞，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他辅佐卫文公时天下太平、政治清明。但到了卫文公的儿子卫成公执政后，国家内乱，卫成公出奔陈国。宁俞则留在国内，一面仍是为国尽忠，表面上却是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这是明哲保身的处世方法。因为身为国家重臣，不会保身怎能治国？后来周天子出面，请诸侯霸主晋文公率师入卫，诛杀佞臣，重立卫成公，宁俞依然身居大夫之位。这是孔子对“愚”欣赏的典故，他很敬佩宁俞“邦无道则愚”的处世方法，认为一般人可以像宁俞那么聪明，但很难像宁俞那样糊涂。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政治倾轧中，糊涂是官场权力杂耍的基本功。仅以三国时期为例，就有两场充满睿智精彩的表演，一是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刘备佯装糊涂得以脱身；二是曹、马争权时司马懿佯病巧装糊涂反杀曹爽。后人语云：“惺惺常不足，蒙蒙作公卿。”苏东坡聪明过人，却仕途坎坷，曾赋诗慨叹：“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为官可以愚，但为政须清明，不可混淆。 “难得糊涂”是糊涂学集大成者郑板桥先生的至理名言，他写道：“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做人过于聪明，无非想占点儿小便宜；遇事装糊涂，只不过吃点儿小亏。但“吃亏是福不是祸”，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歪打正着，“吃小亏占大便宜”。有些人只想处处占便宜，不肯吃一点儿亏，总是斤斤计较，到后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郑板桥说过：“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在我看来，世上最可悲悯的人，往往自我感觉不错，正是古人所谓“贼是小人，智是君子”之人，是那些具有君子的智力却怀持小人之贼心的人。为人处世与其聪明狡诈，倒不如糊里糊涂却敦厚。 第一章 为官要知为政之体 第七编 曾国藩官场厚黑镜鉴 第一章 为官要知为政之体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 曾国藩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可见“明”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明”字诀是曾国藩处世字诀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也是中国古代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探讨不休的话题，并不断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所谓“明”，其本意是明亮，与“暗”相对而言。但在曾国藩的“明”字诀中，“明”字更多的时候是指其他意思。如在治国理民方面，应该晓明大体、明达公正，还需要有先见之明；在为官从政方面，要明察秋毫、聪明机敏，适当的时候还要明哲保身；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要有识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方；在修身养性方面，应该知晓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 简而言之，曾国藩的“明”字诀，就是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于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作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己，以尽一个儒学信仰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应该说是曾国藩“明”字诀中最主要的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认为担当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够晓明大义的话，就犹如凡夫俗子一样，难以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对事物有明确透彻的认识，当然也就成不了大事。 晓明大体对不同的人来说，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主宰万民、君临天下的一国之君来说，晓明大体就是要善于用人，远离奸佞，任用贤良之材治国理民，而不能任人唯亲；人君不能善用贤良，贤良之材就会心生怨怼；天下生怨，国家就会亡在旦夕。 东汉章帝时期的马太后就称得上是一位深明大义、晓明大体者。东汉时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后马氏为太后，并打算对几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马太后极力反对。 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因为不封外戚导致的“天怨”，再次上书要求加封外戚。马太后见到这种情况，立即下诏说：“凡是上书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于我，以便得到好处。从前王氏五侯，同时受封，黄雾四起，也没有听说迎来及时雨。先帝慎防舅氏，不准他们在重要的位置担任官职，我又怎么能够违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后的诏书，觉得太后对几位舅舅太过严厉，就再向太后求情。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章帝说：“我曾经观察过富贵人家，他们禄位重，就好比结实的树木，因此根必然会受到伤害。人们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温饱。而你的舅舅们受到皇室恩宠，吃的穿的无不具备，他们所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还能不满足吗？再给他们封侯就有些过分了，这样对他们是没什么好处的。” 章帝听了，非常感慨，从此不再提此事。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专权外戚那样的祸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的趋炎附势，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枢也”；“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日知人善任，二日善乱敌情，三日临阵胆识，四日营务整齐”。即要求将帅既要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做仁爱的好官 1.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对这句话，曾国藩的理解是：知道了仁爱二字，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它，也会失去它。知道了它，心中的仁能守住，不是庄严而谨慎地对待它，行动也就没有礼规，也就不是好的了。 守住了仁爱，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严，人的仪表。行动有礼节，就能看到人的规范与法道。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圣人的风范与气象。 据传，有一次，湘乡县城新建码头竣工，按惯例须以“三牲”祭祀，但这次祭祀却没有杀猪宰羊，而是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斩杀16人祭之。此事传出，乡人对曾氏家族恨透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亲去世回到湘乡。回家后他很快得知弟弟曾国潢杀人逞凶，遭到了老百姓的怨恨。曾国藩非常生气，他正要冲过去狠狠教训弟弟一番，突然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诸事均由国潢照料，并且父亲尸骨未寒，刚一回家便责骂国潢实在不妥。于是站住了，按捺着怒火一时未发。 这天中午，曾国藩向欧阳夫人要了一根锥子，等到曾国潢睡午觉时，他走过去用锥子猛刺弟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被褥。曾国潢从睡梦中惊醒，痛呼：“残暴！残暴！”曾国藩厉声说：“为何如此大呼小叫？”曾国潢回答：“痛死我也！”曾国藩道：“我只用锥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杀的那些哥老会众，他们就不痛吗？”曾国潢这才明白哥哥此举原来是在教训他。经历此事，曾国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骄横暴虐的毛病，在当地做了大量的义举善行。 这个故事虽然只载记于野史，但说明了曾国藩爱民之心是有口皆碑的，并且这种爱是他的修养的重要功课。他说：“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何以异哉？” 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拖着病痛的身体赴直隶领导练兵、饬吏、治河等事，那年华北大旱，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难过。曾国藩在永清、固安一带查阅永定河工程，见“麦稼既已全坏，而稷粱不能下种”的严重灾情，心情非常沉重，“念百姓遭此旱灾，殆无生理”。可自己能做什么呢？一是向朝廷如实反映，尽快赈灾；二是节衣缩食，搭救穷人；三是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这一年，曾国藩清理结案的直隶多年积下的案子达41000余件，“多年尘牍，为之一清”。 当儿子曾纪泽为父亲的身体担忧时，曾国藩回信说：“亢旱焦灼，其忧有甚于病耳”，意思是说忧旱情甚于自己的病情。曾国藩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其思想境界，无论从儒家，还是从道家，都能找到其心灵皈依的精神底蕴。 儒家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了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慑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再来看道家对“官与民”关系的观点。老子说：“以百姓心为心。”一个人如果能够爱护天下像尊重自己的身体一样，便可以暂时寄身于天地之间：一个人如果爱护天下能够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便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来进行管理了。 曾国藩从儒道思想中总结出官与民之间的纽带是“爱”，于是发出“爱民为第一义”的心声。他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如果不得已而打仗，就得“树兵勇正气，不犯民众秋毫”，要求部属们“不吸烟，不扰民，二者是吾辈办事根本”。 他还编写了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第一扎营不要懒，全靠官兵来做主。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与碗。莫派民夫来探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土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曾国藩，湘军的胜利难道不与“爱”字功夫有关？ 我们再来看几封曾国藩的家书。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我从前在江西，之所以郁郁不得志，第一，不能干预民众的事情，有剥夺民众的权，没有施惠于民众的地位，满腹仁爱的心思，没有地方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属省里的文武官僚，接见有稽查，语言有监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属地方绅士与我通往来，便因此受到责咎。因为以上三点，便郁郁不乐，没法施展，然而，这只是不适宜驻扎省城，生出的许多烦恼罢了。弟弟现在不驻扎在省城，除了接见官员这件事，没有必要讨论以外，其他爱民和联络两件事，都应该实实在在去做。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现在军饷很是充足，凡属抽厘金和劝捐款这些，都下决心停止。士兵骚扰百姓的事，严加禁止。那么我过去一腔爱民的诚心，弟弟可以为我表达一二了。我在江西，绅士们为我劝捐了八九十万，没有能够为江西消灭敌军、安抚百姓。今年奔丧太快，若忽然不辞而别，弃置绅士们不加理睬，这是我很后悔的。如果奔丧迟走几天，与绅士们多商量，那才妥当。弟弟应当弥补我这个缺憾，凡与绅士书札往来，或者接见畅谈时，都说江西绅士对待兄长很宽厚，家兄愧疚很深这类的话。” 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我不因为弟弟得官阶而高兴，而喜欢弟弟做官吏的才能过于带兵的才能，将来或者可以做一个刚正廉明的官长，切实做几件对老百姓有实惠的事情，那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长兄的幸运！” 不过对于“爱”，曾国藩认为如果功夫不够，也会出现负面影响。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曾国荃说：周济受害士绅、百姓，不是泛爱博施，只偶见一家之中，杀害几口人的，流转迁徙，回来缺吃的，房屋被烧，流离失所的；或给数千金，以应急需。先祖星冈公说：“救人要救急难中没有的人。”星冈公还说：“随缘分布施，专以眼睛亲见的为主。” 关于这一点，曾国藩进一步阐述道：“施仁的方法，如果没有亲见，而泛泛地去找受害人救济，与造册发贩二样，那么带兵的人专干沽名的事，一定被地方官所惑，并且有挂一漏万的忧虑。弟弟的见解，切中事理，我是因为过去湖口绅士受害的惨况，没有力量救济，所以推而达于吉安，不是叫弟弟无缘无故去做沽名钓誉的事。” 爱要真实，也就是心中要守住“仁爱”，这样权力再大，也会把百姓装在心里。爱还要掌握方法，不能因“偏爱”、“错爱”引起纷乱与不安。爱是自然的情感表达，不求回报，尤其不可沽名钓誉。这是“爱”字功夫给我们的启示。 2.把下属看做自己的亲人 人际关系，包括上下属关系是双向的，爱人的人，别人会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尊敬他。总而言之，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往往就会用同样的态度或方式对待你。领导者要想受人敬爱，必须首先敬爱他人。 曾国藩做官，时刻注重一个“爱”字，知道上级与下级是“两端”关系，而最好的相处方式是找到结合点，即“执其两端，用其中”。 他说，一个富贵的家庭待人接物应该宽容仁厚，可是很多人反而刻薄无理，担心他人超过自己，这种人虽然身为富贵人家，可是他的行径已走向贫贱之路，这样又如何能使富贵之路长久地行得通呢？一个聪明的人，本来应该保持谦虚有礼、不露锋芒的态度；反之如果夸耀自己的本领高强，这种人表面看来好像很聪明，其实他的言行跟无知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他的事业到时候又如何不受挫、不失败呢？ 曾国藩深知，要提高士气和战斗力，上对下就得关爱，以关爱赢得尊重，让士兵在感激中迸发顽强杀敌的勇气。 他说：“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奠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弃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近代反袁复辟著名将领蔡锷选编《曾国藩治兵语录》，评点道：“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 曾国藩以诸葛亮的人格为明镜，诸葛亮是读书人带兵打仗，自己是带兵打仗的读书人。当时不少人确实把曾国藩比做诸葛亮，曾国藩表面上不敢把自己比做诸葛亮，但内心却是学习诸葛亮的“静”、“爱”、“忍”等等功夫。诸葛亮说为官为将者，如果不去爱自己的部属，那么是很难取得胜仗的，“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 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 曾国藩发现塔齐布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反遭副将德清所忌和提督鲍起豹的羞辱。因此，专折上奏，弹劾德清，同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连续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参将、副将，直至取代鲍起豹而任提督，成为湘军前期的一名主要将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塔齐布任提督时，“受印日，士民聚以观，叹诧国藩为知人”。塔齐布也知恩图报，尽心尽力地为曾国藩打赢了几场大仗，尤其是在关系到湘军存亡的湘潭、岳州两仗，塔齐布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呕血而亡。曾国藩为之黯然神伤，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领高级将领和幕僚离开老营抵达九江营地，向塔齐布奠灵沉痛追悼。接着，派副将玉山带300兵士护送灵柩至南昌公祭，公祭之后，再由守备长春护送回原籍安葬。 接下来，曾国藩上奏朝廷，详细奏述塔齐布在湘军创建中的功勋及诸多成绩，并请在长沙建专祠。曾国藩还亲自为“塔公祠”撰写楹联：“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彰曾荐郭汾阳。”又吩咐从湘勇内银钱所拿出两千两银子，送给塔齐布的老母。曾国藩对塔齐布的功勋如此称颂褒奖，对其后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帖，使湘军将官士兵十分感动。 咸丰八年，曾国藩在浙江办军务，白天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晚上看书、写日记。四月初九日晚，曾国藩大概看了一个时辰的《左传》和一个时辰的《史记》，侍从康福什么时候来还书，并站在书架旁选其他书，曾国藩并不知道。他看见康福后说了一声：“你过来。”然后分别打开《左传》和《史记》中插书签的那一页，对康福说，“这是我今夜重温的两段，你读读吧。” 少年失去双亲的康福没有接受过私塾教育，但他受家传棋艺的影响，围棋下得不错，咸丰三年曾国藩回籍时无意中发现了他，便把他留在身边，培养成为一名亲信。这些年来，康福在曾国藩的教育下，已成长为一个有谋有勇的人。康福接过老师的书，按圈点的内容看了起来： 郑国曾经派子濯孺子去攻打卫国，战败，便逃跑，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拉不了弓，我活不成了。”又问给他驾车的人说：“追我的是谁呀？”驾车的人回答：“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说：“我死不了啦。”驾车的人不明白：“庾公之斯是卫国的名射手，他追您，您反说您死不了啦，这是什么道理呢？”子濯孺子回答说：“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又是跟我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个正派人，他所选择的学生、朋友一定也正派。”这时，庾公之斯追了上来，他见子濯孺子端坐不动，便问道：“老师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我今天病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我不忍心拿您的技巧反过来伤害您。但是，今天我追杀您，是国家的公事，我也不能完全放弃。”于是，瘐公之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了几下，把箭头敲掉，用没有箭头的箭向子濯孺子射了四下，然后回去了。 康福看完这则故事，抬头看了一眼曾国藩，心想老头子为什么要我看这个故事？见曾国藩正在写信，康福又读起《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爱兵的故事： 战国时兵家吴起善用兵，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吴起治军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爱兵如子，因而深得人心，得到广大将士的尊重。 有一年，吴起统率魏军进攻中山国，军中有一个青年士兵的身上长了毒疮，痛得他满地打滚。吴起看到后心急如焚，他听人说毒疮里的脓血不排出来，病是好不了的。出征途中，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要想排出脓血只能用嘴巴去吮吸。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吴起不顾毒疮的又脏又臭，亲自用嘴巴吮吸毒疮，脓血排尽了，士兵得救了，这个士兵感动得热泪滚滚。吴起为士兵吸毒的事情，在军营中传为佳话。 由于吴起爱兵如子，治军有方，公元前409年，吴起率兵讨伐秦国，所向披靡，一连攻克五个城池，夺得了西河地区。以后，在他镇守西河的27年间，先后率军与诸侯大战76次，全胜的就有64次，这与他体贴下士、治军有方是分不开的。 就在康福读书的时候，曾国藩手不停歇地写着致前线指挥曾国荃的书信： “你目前名望正高，务必要坚持不懈，有始有终。治理军队的道理，能战争是第一要义。如果围攻半年，一旦被敌人冲突，不能取胜，或者受到小挫折，那么你的名声一个早晨的时间便下落了，所以说探骊的方法，是以会战斗为得珠。能爱民为治军第二要义。希望弟弟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一直到底决不松懈，那不仅为我补救了从前的过失，也可以为我父增光于九泉之下……” 其实，曾国藩这一“爱”字功夫，道理是非常浅显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上下级之间有没有爱，决定了其工作配合是否默契，是否有效率，合作事业是否长久，是否成功。 “任”字当头躬身入局 如果把活着当成一种责任，会很容易就感觉到疲累，但若把世界当做是自己的，把小我放进大我里，那么为此而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凡办大事的人不会一味计较自己失去的，会先认清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自己肩头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1.以天下为己任 曾国藩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责任，并且以此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心中充满了物欲，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自私成风，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儿事情。于是那些有责任感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社会责任感，反对自私自利，挺身承担各种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耻的事情，把躲避看做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全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2.执著于躬行践履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这就是把责任感与具体行动相结合。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认为做应做之事，说应说之话才是本分的事情。他还以此教育弟弟回顾历朝士大夫的兴衰，多应以此为鉴。这也是完善自我，振兴家业的根本。 曾国藩还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问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夫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在他的眼里，表面功夫是没有效果的，是一种极不可取的处世态度。 正因如此，曾国藩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众人认可。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不光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更是由于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时期，相安无事，每个人都浑浑噩噩的，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却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从容指挥。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与他‘以国为己任’的忠心有关联的。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像曾国藩这样挟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的人吧？”这里的“宏毅”也是从不做看客，而是由内在责任心驱动下的坚持到底。 正是因为这种以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和胸怀，使曾国藩出类拔萃，坚强谦谨，志向上坚贞脱俗，处理公务，待人接物都鲜有差池，写过的书籍卷稿人人看来皆有获益。这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他心中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应做的所有事情都当做责任来对待。 3.做人当自强 曾国藩说：人当自强，自强为国。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有因此而大兴的，也有因此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等人，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 由此看来，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或者说想获得永久强势的人，要学会先从品质上变强。集责任感、谦虚、仁义三种品质于一身。光是形似而忽略实质是行不通的。 4.自我肯定，自我超越 曾国藩认为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首先要做到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不能只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别人，而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同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说，真正的征服是品格上的敬佩，是精神上的榜样。 一个想不断变强的人首先要做到自我超越。而这种超越需要你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坚决更强烈地征服自我，由此，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行。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善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由此可知，世上的成功者、强者无一不是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有责，对他人有义，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人。他们多能以广大的胸怀，出众的品质，成为人人佩服崇拜的对象。其实，想成为这样的人说难也不难，首先就看自己是否懂得了“任”这个字。 挺膺负责，成事可冀 生于人世即行人道，立于天地间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理学倡导的观点。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这似乎就是曾国藩的平生缩影。 1.事必躬亲，挺膺负责 曾国藩以书生起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救国，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传曾国藩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老翁请一位贵客到家中做客，并准备留这位贵客吃饭，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近中午了，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 老翁急忙出门，赶了过去。他对挑京货担子的人说：“老哥，我家里来了客人，正等着这些菜回去做饭。请你行个方便，往水田里让一让，等我儿子过来，你老哥也就过去了。” 那个挑京货担子的人说：“你儿子怎么不下水呢？”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上一点儿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反叫我让路呢？” 老翁见不能说服此人，便挺身过去说：“来！来！这样吧，我下到水田里，你把货担子递给我，我顶在头上，你侧着身子从我儿子的身边过去，我再把担子交给你。这样行吗？”老翁说着就脱下鞋袜准备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举动，觉得过意不去，就说：“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费事，我就下在田里，你把担子递给我。” 这位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场纠纷，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老翁能换位思考，把关怀他人当成自己应做的事情，所以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同。 2.积极入世，敢于进取 曾国藩主张积极入世，充满着对国家、文化的使命感。他非常钦佩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认为身为臣子理当心系万民，为国家排忧解难，任国家驱使，不计个人荣辱名利。曾国藩以郭子仪为榜样，树立了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使自己成为一代名臣。 当太平军崛起，清廷面临危亡时，曾国藩挺身而出，编练湘军。功成之后，又奉命剿捻。剿捻不力，他不放弃，自愿留营效力。他回两江总督任上，依旧尽职尽责，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后来他接任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因为恐怕激怒洋人，导致战争，退让较多，引起全国公愤，人人都视之为“卖国贼”。 俗话说：“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国藩的功过是非不是简单的好与坏，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掺杂其中。后来李鸿章办理，基本上维持原议。如丁日昌所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曾国藩勇于任事，挺身入局，抛开其动机不说，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很有才能，很快便沉着应对了。他采用了下臣的“以汉人治汉人”的建议。鉴于曾国藩的名声，咸丰皇帝的将点到了他的头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自古忠孝难两全，从内心来讲，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只是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处在守丧期，不宜回应，于是表示：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甚至搬出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冲动，也无法推辞了，于是投笔从戎。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于肩上，他在感到充实的同时也心情凝重起来。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是，实实在在地说，他绝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摆在他面前的情况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建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需要的钱饷又从何而来……太多问题困扰着他了。面对重重困难，曾国藩在一步一步地前进。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已经腐化了的、没有战斗力的部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曾国藩想循序渐进，咸丰帝却已经急不可待，要曾国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军。白手起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他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率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 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自吹自擂的书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下令曾国藩出兵。 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继续上奏，大意是说：臣自知学问少见识也少，但确是忠诚不贰的，成败利弊对于臣来说没有什么；但皇上责备臣了，臣就一定会警醒。臣只是认为与其以后毫无功绩受欺君之罪，不如现在据实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弃丧带兵被人嘲笑，后又大言不惭被人嘲笑，臣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臣每晚都焦急忧愁难以入睡。所以恳请皇上体谅臣的进退两难和谨慎行事，不要再责怪微臣了。臣自当为国竭尽心力，绝不狂妄自大，更不会临阵退缩的。 曾国藩的这一片血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可见，只有把万事装进心里，再与自己的志向相结合，才能顺势而发掌控大局，否则只会徒劳无功。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国藩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我家仍靠耕田为业，不可靠他（做官）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决不食言！” 1.做官不贪图钱财 曾国藩在京做官14年，俸银极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乡。曾国藩不贪图钱财，也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且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一生为官且位高权重，但终身俭朴，过着清淡的生活，他曾说：“我做官20年，从不敢沽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朴节约可以，稍稍丰盛也可，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不愿的。”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汤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叫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 2.曾家收礼仅一次 据曾国藩的女儿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冀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 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13次，均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番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而李鸿章更是对黄翼升赞赏有加，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面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翡翠镯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件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 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矛盾，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3.“一品宰相”曾国藩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戏称他为“一品宰相”。 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娶媳也同样如此。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侄女嫁事之用。”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不贪财，不苟取”，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世之道也的确如此。得自己应得的，争取自己想争取的。有所得无所贪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为人通晓世故，很能为别人着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曾国藩获悉后秘密派轮船迎接她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他又每月出银20两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将他们安排妥当才放下心来。 过了几年，邵夫人和她的长子相继病故，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要送灵枢回老家。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照顾，便让夫人收其为义女。这样，邵家小女儿便可在两江总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的悉心照料。 曾国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事实证明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频生、变化不定，他也从未改变过。 4.交友贵在有雅量 曾国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贵雅量，从中受益不少，他认为：以德求变的立世方法，由于天生资质不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进步，所以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来让自己不断进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于友情极为珍惜，谨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够宽阔，气量狭小的话，那么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他于我有益，都应广泛采纳用以培养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词、劝谏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从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只会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对于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见解与自己不同，也应该抱一种容纳的心态来面对。在交流过程中自然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这样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理学大师，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的品德，并将其转化在待人处世上。他在为官期间体恤民情，甚至在咸丰年间，多次为民众冒死直谏。他说：“做官不为民众着想，不爱民众，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书、诗词中都反映了他爱亲人、与邻里和睦相处的心愿。 曾国藩一生宁可自己吃亏也从不占他人便宜。这看似守旧的思想，实则包含了为人处世的大智慧。接受好处犹如给人把柄，后患无穷。拿别人的、用别人的终究是要还的，不以物抵也会用其他方式相抵。 所以，不贪心的人没有人情债，没有人情债的人才会活得更轻松。 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 1.心怀天下之志 曾国藩就是一个心怀天下之志的人，他在京都任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可见，他对时务的关心更甚他人。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他眼光长远，凡事皆有准备，所以书生带兵还能报捷绝非是幸运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么来之不易了。 2.危难之际忠君体国 曾国藩身为臣子，能恪尽职责，忠君体国，这一点可以于国家危难之际体现。 (1）直谏流弊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他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西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 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咸丰帝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直谏流弊，这其中就有曾国藩。他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生疾苦与军事外交。目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就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内容大致是推荐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议在官员中树立学习风气，提高自身修养；考察官员时推荐“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谏，陈述忠言。他还对官员的腐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朝廷正值用火之际，应该设立完善的举荐制度广纳天下英才。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曾国藩上的其余各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切要的问题，也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时的利弊，都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他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可用的后备资源不足；一个是军队精干力量的匮乏。 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认为，医者在治疗痈病时，会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来，军队中能力差体质弱的士兵，也应该适量地优胜劣汰，再加以强化训练。这就好比忍痛割腐长新，否则，是无法改变武备废弛的现状。其后，他又说明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家书报国 曾国藩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所写的家书、日记中。他写在家书里的报国之愿大意为：我现在身居高位，想忠诚为国，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所以不会阿谀奉承来换取皇帝的喜欢，这样做会让祖宗蒙羞的，也会辜负长辈的教诲与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将之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的思想，他在家书中讲道：“天下纷纷，沅弟断不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3)“忠”、“勤”二字当先 曾国藩忠诚体国除去其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之外，还有其识见之原因。他对“忠”、“勤”二字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开国创业之初，大多能人所创的丰功伟业都是顺势之举，人事的作用相对较小。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时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对一半。若以人事和命运抗争，只能以“忠”、“勤”二字当先。乱世之中，多是虚伪奸佞的小人，只有绝对忠心的人才能克制他们。当人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出类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尽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劳的人也不必有过人的精神，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综上所述，曾氏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发展的时代中，现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从自己的每一天开始吧。 第二章 为官要知为人之道 第二章 为官要知为人之道 做清醒之人，自省己过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改之，过而无恐。过错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清醒明智的人；知错不改的人，往往一事无成。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这是千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现实中的很多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别人指出的时候仍旧不知道悔改，甚至巧舌如簧，这种人永远不会有进步。正视缺点和不足，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样才会有所突破，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并坚决彻底地改正和执行。 1.正视自己的不足 曾国藩的性格一生发生过多次转变，早期个人修养也并不深厚，一遇不顺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情很不稳定。与人交往时善于言谈，爱出风头。但他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他认为，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的修身养性至关重要。因此便下定决心改变这种性格，但却屡有反复。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且词气虚矫。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强辩，谈文说理，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其实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天后，朱廉甫前辈与部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的话，过后又十分后悔。 由此可知，认识只是一个开始，实际行动才是关键所在。他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2.改变自己从内在开始 与人交往要怀着一颗真诚、谦逊之心。不需要客观的抑制，真正的改变应该是从内在开始的。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很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所以，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曾国藩深受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和完善自我。 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两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怒不可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虽然友人多次劝阻，他仍然放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又很后悔，又检讨了自己。从此以后，他日渐成熟，逐渐地改掉了自以为是的毛病，与人交往时，他懂得给人留面子，削弱自身的锋芒。 对于自己的言行，他认为一切事情都需要每天检查，一天不查以后有问题再补救就难了。他逐日检点，事事检点，严格要求自己，把检点自己视为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曾国藩的一生就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的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刻。 3.常常反省，勇于改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而犯错之后如何用正常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才是正确的选择。曾国藩认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这样才会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 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从不虚伪地遮掩和找借口，并且可以积极地去改正。心里踏实，纠结也少了，做事也顺利许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饰就有多少丑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他认为，人的欲念太重，过分追求某些东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现自己就容易言辞不当，惹人厌烦；过于认可自己就容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此二者都应该常加克制，他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将这二者清扫干净。 他认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检点，戒除自满需要把自己放置于世界之中，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平衡。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叹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他认为苍穹之中，自己只为沙粒，为尘埃，不足提起。所以一个人成就再大也没什么好骄傲自满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为了改掉自己的缺点，曾国藩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与决心，不仅对他一生的性情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他能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就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不断完善自我。他不仅每日自我反省，还主动从亲友处吸取建议，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誓做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思想和行为值得我们去学习，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为人处世应该注意的环节。 雕琢性情，锻造气质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中，“静”的含义为：放下万物，心无杂念、豁达光明的心境。 曾国藩一直学习古代先哲的智慧，并能不时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为鉴，以圣贤为镜，用各种方式雕琢自己的内在性情。 1.静是一种境界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以你现有水平，要每日多读书培养气质内涵，日积月累就会有所长进，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再加上精良的装修功夫才能成为华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无主呢？内在的修为是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呀。” 这封信虽是写给弟弟的，可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灵写照？ “静”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游，既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小桥流水。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著、顺物自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是一种无边的恬静和无牵无挂的快乐，似乎已经达到了终极的满足，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会觉得辛苦了。 2.超凡的心境要培养 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任何环境下都做得到。或者说是否做到不在于环境条件，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体会：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许无妨碍，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了解，所以经常主动寻找快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培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的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 当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于封面上题17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 在上面的案例中，他不怒反乐，说明曾国藩良好的性情与气度。由此可见，性情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3.拥有良好的心境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承认或推崇，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为人处世的高人之处。 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意志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 因而，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很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心静自然平和，平和之后改进也能很好地进行，这三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自东汉以来，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静坐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心静很重要，圣贤们都能做到这一点。王阳明正是因为有这功夫所以才不动心。若心不能静，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彻底，即使找到缘由也不明其理，无从下手，因为心是浮躁的。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扰住心，精神也没有安静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会感到快乐。曾国藩是想让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后的一系列行为都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拥有良好的心境之后，即使遭遇不幸，也能顺气自怡，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廉而不欺，立身之本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骄傲自满的人，总把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相比，自我满足，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1.谦虚使人进步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自身的充实和完善皆由好心态开始。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 《说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汜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由此可见，谦逊美德能使人获益良多，拥有谦逊就拥有了福气。 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谦虚之人必为低调之人，不招人厌恶，不引祸端，即使有祸也能避过。 2.谦虚的具体表现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唯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3.以谦立身，人生更辉煌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是“谦”字。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当然凡事皆有度，不可夜郎自大却也无须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因为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轻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的体现。 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也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 改过迁善，而后兴家 如果把人生比做一项浩大的工程，起步时候的积累是很重要的。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缺点毛病就好比是“豆腐渣”工程，完善的人格就好比真材实料的地基。人生是高耸入云还是毁于一旦差别就在于此。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参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心悦神爽，而后有骄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只要想改过就一定有方法。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三类： 1.戒多言 每个人都有由青涩到成熟的过程，曾国藩也不例外。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但耿直的性格使他“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他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言谈，但就是难以改过。他认为自己虽然言辞犀利但多为好意，因此想改却深感迷惑，不知从何下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诚心待友，交人交心，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认为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龌，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世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错，认为自己平日都以忠言对人，但却常常惹人不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平日里不够敬友；二是一生气就任性无礼；三是别人给台阶下，自己还不领人情。今后恶言不可从嘴里轻易说出，气别人也气自己，谨记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即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还说儿子与人交友，眼里只看见别人的不对却看不见自己的不足，所以常会和朋友有矛盾、别扭的地方。应该立即改正并向友人致歉。况且从养生之道讲，一喜一怒，情绪不稳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还是怠慢了同学，事后又后悔了很久。 每个人在检查自身毛病的时候常会物极必反。凡事有度，对待自身的缺点不能坐视不管也不可紧张过度，找到方法，一一更正就是了。当曾国藩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后，在处世待人方面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 2.戒怒 历来性格开朗之人多有脾气。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也属于一遇火就着的个性。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他在日记中说自己每日总是“忿”字、“欲”字往复，想按捺住，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像火山喷发一样难挡。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世之圆通，还是经过很多事、用了很长时间才达成的。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年）再次出山后，他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可见，经世事、受磨炼才能慢慢塑造良好的性格，光有心是不够的。 3.戒贪妒之心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若追求过分，就会滋生贪欲和妒忌之心。 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嫉妒之心；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不嫉妒别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不贪求才能获得真正有益的东西。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人心中的私物就是发展的羁绊，只有放下物欲和嫉妒才能更正自己的缺点，弥补不足，获得长远的发展。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多种办法，把自我反省与找人监督相结合，对待自己的缺点他从没手软。 “戒多言，戒怒，戒贪欲”，曾国藩用这三点改正了自己的缺点，迈出了完善人生的第一步。缺点人人都有，但剔除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也可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 义字当先，自有生者强 “强行者有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都是在说，骨子里坚强勇敢的人是有志向懂自强的人。这也是人们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这种人格表现在事业上，被称为豪杰，表现在为人风范上，被称为君子。 曾国藩是一位封建官僚，历来被称为顽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然而正是因为他受过纯正的传统文化洗礼，所以在他身上，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精神。虽然他的成就远不能与古代圣贤相媲美，但在人格修为方面也曾被誉为“圣相”，足见其出众。曾国藩以书生身份成为名将，由文而武，亦文亦武，所谓“出将入相”，正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 1.豪杰人格 儒家理想中的人格，主要以“温、良、恭、俭、让”为特征，塑造出来的人物，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尽管它包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但总的来说，缺少一种豪迈劲头。于是，儒家又提出了第二个层次的人格模式作为补充，即豪杰人格。 所谓豪杰，是一种杰出、俊伟的人格形象，是大智大勇之人。力勇过人谓之豪，德智非凡谓之杰。与君子形象相比，这种人以天下为己任，敢作敢为，带有雄壮、伟岸的色彩。曾国藩就是最好的代言人。总体上说，豪杰人格具有下列特点： （1）义字当先 礼多为旧制，而义者宜也，宜于时宜于势，崇义比守礼更符合时代的发展。豪杰之士有着极强的原则性和正义感，不受礼节的拘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是从。豪杰之士不会用古板态度面对制度和规矩，而是坚持更高意义的信，信于心，信于义。 (2)大仁大义，个性十足 豪杰比君子更注重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不把服从作为美德。豪杰只以义为贵，只服从于义，就是富贵、权势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改变他的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是豪杰维护的最高价值，绝不容许有任何侵犯。由于相信义的力量，豪杰有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只要坚信自己拥有义、符合义，虽有千万人反对、阻挠，豪杰也能勇往直前，表明豪杰具有极强的信心。 (3)钢铁意志 豪杰之士有着刚毅的意志、宽广的胸怀和凛然的正气。因为他们具有远大的志向和恢宏的气魄，以志帅气，故能“持其志，无暴其气”，有一种广大、刚强、正义凛然的精神。因而，豪杰之士有极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 (4)历史责任感强烈 豪杰之士以义为生命的价值所在，自觉地坚定不移地实践义，比君子具有更加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种人格形象，自觉地把救世利民、行仁义于天下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越是危难之世，越显英雄本色。因而，豪杰不相信任何救世主，把救世救民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豪杰之士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把一切挫折、困顿都看做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炼，认为只有吃大苦、耐大劳，才能立大志、成大业。 总之，豪杰人格是一种英雄气象。君子注重内在的修养，豪杰则侧重向外的济世利民，把自己的志向与国家民族利益相结合，对“匹夫有责”有自己的一番理解。所以说，豪杰比君子具有更加强烈的感召力，许多对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心中对自己的定位都是如此。 2.创业于世需要阳刚之气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转折时代，要达到自己救国安民、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更大，需要牺牲的东西也更多。曾国藩自己很清楚这个道理。他认为，以往的圣人豪杰之所以能够完成自己的志向，都是排除了万难之后的结果。正所谓“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要立身于世，创业于世，一定要具有“阳刚之气”。曾国藩分析道：“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因此，“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曾国藩相比于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可算是事机颇顺，无论科考中举仕途升迁，都没有经过太多波折。但他能成就大业，仍然遭受过无数磨难。仅陷入绝境、濒于自杀的情况就有数次，而军事败绩、遭谗被陷、众人猜疑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后来他总结说，平生长进，全在遭受折辱之时。 这种时候，志向会更明确，意志也会更坚决。终有所成之后都会感叹：坚强不屈是成功之根本。 第三章 为官要懂处世之法 第三章 为官要懂处世之法 静观风云，洞察秋毫 每个人都不免有私心，这是不分地位不分对象的。但是面对权势和利益的诱惑，在自己没有考虑周全且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前进，就有可能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 中国历史上因功高震主而惹上杀身之祸的事件屡见不鲜，没有帝王不在乎自己的皇位，因为在乎所以忌讳，所以一些功臣总是想方设法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 1.清王朝的“君为臣纲” 清朝以满洲贵族起家，联合蒙古贵族，对人数众多的汉人实行统治。鉴于唐末藩镇割据和历代权臣篡位的教训，自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防止地方大吏拥兵自立，对抗中央。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虽采取一些措施，如实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员与汉员缺额对等，地方官旗员与汉员参用，吸收一部分汉族士绅参加满洲贵族为主的各级政权，但满汉藩篱坚固，民族歧视明显。这无疑会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又是清王朝对待汉族官绅民众的根本方针，绝对不可能改变。因为满洲贵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旗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给他种种特权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达到利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 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既能保持其特权地位，又能模糊汉人民族意识的目的，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在采用哪一学派的思想作为本王朝的统治思想方面做了认真的选择。 由于程朱理学特别注重伦理道德，将三纲五常强调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为纲中之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尤为适合满洲贵族的口味，所以几经审慎地考虑，决定采用程朱理学作为他们对全国官绅民众实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清初的几代帝王都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推崇和倡导程朱理学，尤其大讲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以保证汉族地主阶级对清王朝的忠心。 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于种种原因，对地方大吏尤为加意防范。他们把各省的兵、政、财、人及司法各权分开，地方官员各负专责，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大权独揽。 就兵权而论，清朝的主要武装是八旗与绿营，无论驻扎京师抑或分驻各地，兵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他们在内心对汉族总是有一种戒备心理、猜忌心理，是从不信任的，所以尽管曾国藩对清政府极其卖力，但清政府在起初并未给他以实权，他还得不到粮饷供应，处境十分不利。后来迫于形势，才不得已将四省军务交其节制。曾国藩的势力壮大了，却也犯了清统治者的大忌。 2.曾国藩曲意示忠 在攻克天京之后，曾国藩之势力如日中天，广收利权，遍保部下，一时朝野之官多出其门，咸丰皇帝对于曾国藩是一面高兴，一面忧虑。据说曾国藩光复武汉以后，咸丰帝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成一番大事。”咸丰帝身边的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之职开缺，丁忧在籍，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听了这话，咸丰帝紧皱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看来如果曾氏不急流勇退，其灾难是很难避免的。 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曾国荃所统由两万余人增至五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其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沼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收复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憎，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祯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祯，裁抑曾国藩。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祯、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 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职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辞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意思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 历经宦海沉浮，曾国藩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有四计：逆来顺受，以死效忠，缓施以时，委婉言求。总之避免正面冲突，旁敲侧击，以柔克刚，曲意示忠。这几招能使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住脚，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高标处世，低调做人 低调是一种风度，高标是一种气魄。 做事开张，做人收敛，这一点是中庸思想中处世之道的核心。它不仅仅是体面生存和尊严立世的最重要根本，也是一个要做大事业者的最佳状态。同时，开张必须以收敛为基础，因为收敛可以使人能处顺境也能处逆境，既可深自收敛又可勇猛精进，这实在是一种最智慧最通达的处世之道。 为人收敛，不光是哲学上和个人修养上的一种体悟，更是避祸消灾的重要法门。在曾国藩的家书里曾提到过两个人，一个是嘉王赵颓，另一个是沈万三。将这两个人的经历对比着看，一定给了曾国藩很大的触动。 嘉王赵颓，是宋神宗的亲弟弟。他从小就好读古书，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看到不平之事，就要发表言论，后来还数次上疏议论朝政，在当时很有影响，人们对他褒贬不一。这时，他的心腹劝他说：“您是天子的弟弟，不好声色犬马，一心致力于典籍，这自然是好的品德。可是您多次议论朝政，皇帝和太后都会不安啊。”嘉王猛然醒悟。从此，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专门研究医书，并和他的部属成天忙于研究药方。朝廷后来专门下诏称赞他，还对他进行了褒奖。 沈万三的遭遇显然就悲惨得多了。 明朝时，沈万三是金陵巨富，虽王侯而不能及。朱元璋攻下金陵后，打算扩大外城，然而当时正值战乱，国库空虚，主管工程的大臣叫苦不迭，表示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沈万三这时出面了，为了和朱元璋搞好关系，他表示愿意承担工程总费用的一半。他和政府方面同时开工，由于财大气粗，沈万三比朱元璋的官方工程队还早三天完成了任务。之后，朱元璋赐给他酒宴，慰劳他说：“古代有素衣天子，号曰素封（无官无爵而有资财的人），您就是这样的人啊。”其实朱元璋心里并不高兴，居然比官方工程队还快，他对沈万三的富裕既厌恶又嫉恨。 沈万三当时有一块田地，正靠近湖边，为了保护自己的田地不受水淹，他便在湖边新修了一道石堤。朱元璋讨厌他太富，居然连自己这个皇帝也比不上他，于是明太祖一点儿也没留情面，单独对沈万三的田地抽税，每亩九斗十三升，赋税高得吓人。 其实，朱元璋心里早就想杀沈万三了，只是一时找不到理由。忽然有一天，恰好沈万三用茅山石铺苏州街的街心，朱元璋这下可有了借口了——以茅山石为心，“茅心”者，“谋心”也，此乃叛逆之举。不由分说，朱元璋当即给沈万三定了一个谋反罪，杀了他，还查抄了他的家产，将其全部充公。 沈万三死得真冤枉，他非但没有犯法，而且还为皇帝出了力，却反而被杀，你说可不可悲？这样的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如此复杂纷纭的人世，聪明显得多么可笑和幼稚、多么不值一提。而在此时，“憨”、“拙”、“直”、“朴”这些本与聪明无缘的字眼，却会显露出一种闪光的高超智慧。 以史为鉴，以自己过去的经历为鉴，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之后，变得更加稳重低调，更加“憨”、“拙”、“直”、“朴”，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甚至对于手中的权力，他也常常辞让。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的声望已无人可比，长江水面上迎风招展的无不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全然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更加处处收敛，慎之又慎。从他给弟弟写的家书上看，那时的他不但没有踌躇满志，反而是充满了忧虑。他谆谆告诫弟弟说：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曾国荃）所统近两万人，季（曾国葆）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管仲）云：斗解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曾国藩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概”是什么？这个“概”字就是大概的概。据查，“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实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了上面会凸出一个尖来，然后就用这种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就叫做概。曾国藩说，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素来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了，这就是自律。其实，曾国藩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要见好就收，要急流勇退，要学会“自概”。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曾国藩时刻不忘记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尽心尽力地消除隐忧。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他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停职回家反省。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曾国荃道：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迭，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类似这样的言辞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诫弟弟常怀谦退，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这种收敛低调的做人方式，曾国藩将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时，打算在家乡建一座富厚堂，以作“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富厚堂建成了，他一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于是感到非常不安，从来就不进富厚堂的大门。并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他说： “富升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座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违还……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推书籍尚思添买耳。” 此后十多年，曾国藩一直住在他的总督府，直到死在任所。 在教子家书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还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华，尚俭”。 曾国藩的收敛和守拙的功夫，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绝对没有过时。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人生智慧。一个人过于显露出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过张扬，往往会对自己不利，甚至会招来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样可能使对手容易摸清虚实，提前准备好防范措施和对策，或者触动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说明的心理。老子说过“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这才是一个人成熟、智慧的标志。不显露、炫耀才华，固守柔顺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低调自守，这样的人其实是会有好结果的。 曾国藩身为三军统帅，做着“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稳慎，如此谦恭，但却能善始善终，永立不败之地，可见亦非等闲之辈，也绝非浪得虚名。 争心不可过重 争与不争学问极大，猛争者不一定得势，不争者不一定不得力，此为辩证学问。曾国藩说：“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他处世常讲退让，而事关原则大事却不能不争，但是在争的过程中，有时也讲“退”。他因军饷问题与沈葆祯闹翻一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主力集中在南京一带，太平天国的军队也正好集中在这里。江、浙地区本是富庶之区，但因连年战火，生产停顿，粮食歉收，饥民成群，有的地方连饥民也不见，遍地棒莽，“常竟日不见烟火，不逢行人”。这样一来，不要说无钱购粮，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南京城下仅曾国荃、鲍超的军队就达七万余人，每天最少也要吃十万斤粮食，哪里去弄这么多的粮食？曾国荃没有办法，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都不够，只能煮粥度日。曾氏兄弟不断向四处呼吁供给湘军粮食，说再这样下去，湘军就要溃散了！ 为此，曾国荃通过曾国藩向李鸿章借粮，李鸿章的淮军也不宽裕，只能将发霉的大米运来一些。曾国藩见状大骂李鸿章没有良心，下令将坏米还给李鸿章。幕僚立即劝他：“粮食不可退，有米总比无米强，退回上海将与少荃失去了和气！”后来，他们把霉米卖给饥民，得款买了好米，才没和李鸿章闹翻。 正因为饷项、粮食供应困难，南京城下的湘军开始四处抢劫，本来曾国荃部湘军就是抢掠成性，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他们不仅成群出动，抢劫乡村居民，劫掠肆市，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而且到处抢劫妇女，虏入营盘奸宿。太平军粮食奇缺，就把南京城内的百姓放出城来，妇女儿童放出者更多，大批妇女一出江东桥，就被城外的湘军掠去，无一幸免。 为此，幕僚赵烈文建议曾国荃出面制止，曾国荃表示：“我欠各营的粮饷太多，勇丁们连粥也吃不够，没有脸去见各部将领，哪有理由再去管这些事？若再不破城，军队便要瓦解了！” 赵烈文素以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著称，听了曾国荃的话却也无话可说。不久，萧庆衍部果然发生了闹饷事件，曾国荃向曾国藩问计，曾国藩劝他：“事因欠饷缺粮而起，只宜多加慰抚，不可过绳以法，免得功亏一篑！” 军饷问题越闹越紧张，这时发生了曾国藩与沈葆祯的重大矛盾。 沈葆祯，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则徐之婿，道光朝进士。咸丰五年（1855年）任九江府知府时，因九江为太平军所占，到曾国藩湘军充营务处会办。后再任江西广信府知府，太平军杨辅清部攻打广信，沈葆祯与夫人坚守城池，力战胜之。曾国藩上奏极言沈葆祯夫妇共同抗敌，谓“军兴有年，郡县望风逃溃，唯沈某能独申大义于天下”等，清廷闻报，加沈葆祯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大举进兵安徽，围攻安庆，上书请沈葆祯来安庆会办军务，朝廷下旨准其所请。安庆被湘军收复后，慈禧、奕䜣主持政务，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四省军务，曾国藩保奏沈葆祯为江西巡抚，两人由上下级关系变为同僚。 从沈葆祯仕途经历看，他与曾国藩数度共事，一同抗击太平军，他的两次升官，也与曾国藩的保奏大有关系。但是，当沈葆祯就任江西巡抚后，曾国藩令湘军东进，左宗棠进兵浙江，朝廷令江西省供应湘军与左宗棠的军饷。而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则派李世贤、杨辅清部入江西，以断绝湘军与左宗棠的粮道。沈葆祯见太平军大举人江西，湘军进攻天京城又无力顾及江西，乃亲赴广信督防，抵御太平军。同时建立了一支江西本省的军队，还广调清军去江西参与防卫，如江忠义的精捷营、席保田的精毅营、王文瑞的老湘营、王德榜的长左营、张岳龄的平江营、王沐的继果营、韩进忠的韩字营、刘胜祥的祥字营、刘于浔的水师营、段起的衡字营等。 由于江西军队的扩增需要大笔军饷开支，沈葆祯遂上奏清廷，停止供应湘军军饷，包括原来供应曾国荃大营的协饷、江西漕折银、九江关洋税银、江西厘金等，这些银两都是朝廷批准供给湘军的。在湘军军饷奇缺、雨花台各营岌岌可危之际，沈葆祯却截留了所有的供应，这一下激起了曾国藩的怒火。 曾国藩在江西驻兵多年，因军饷问题，吃尽了苦头，也看够了江西巡抚的眼色。咸丰八年（1858年）他再度出山，江西巡抚毓科等同他的关系好转。咸丰十年（1860年）他担任两江总督后，便奏明把江西的上述各项收入均归他提做湘军军饷。他所以奏准让沈葆祯任江西巡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沈葆祯与他多年合作，可以作为湘军的可靠支持者，谁料想沈葆祯一上台来便断了他的后路。 沈葆祯在江西扩建军队也是出于公心，但银子只有那么多，江西用了湘军就没有，但从缓急程度着想，雨花台的曾国荃大营是迫不及待的。开始，曾国藩看到湘军军饷一天天困难，想出釜底抽薪的办法，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一封私信，让他解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雨花台湘军，以解眼前之急。蔡锦青不敢违意，便向南京运银，谁知被沈葆祯发现了，把蔡锦青大骂一顿，勒令他追回款项，否则就罢他的官。沈葆祯是蔡锦青的顶头上司，蔡锦青得罪不起，只好乖乖地原数追回了寄出的银子。 曾国藩、沈葆祯争饷之事发生时，曾国藩位高权重，但并没有表现出一种骄蛮之气。事情发生后，他又多方考虑，委曲求全，拒绝了下属要参劾沈葆祯的意见。但是，对于金陵围城之军的困难不能不顾，对于沈葆祯告他“贪得无厌”的骂名也不能不辩。 于是，曾国藩最终拟了一个《历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多户部所奏不实》的折子，他写道：今“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广揽利权。如臣虽至愚，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致奇祸！”折尾恳求朝廷派大臣前来主持江南大局，放他回家养病，现在“兵弱饷细，颠覆将及”，一旦发生重大变故，他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关于争饷之事，曾国藩也在多篇日记中，反复记载对此事的苦恼：一怕缺饷，金陵士兵哗变，功败垂成；二怕自己位高权重，别人疑其专擅；三怕与江西争饷，败了饷缺兵溃，胜了得到专权恶名。所以，还是以“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最为稳妥。 沈葆祯知道曾国藩上奏要求“引退”，自己也赶紧上了个奏折，陈请开缺，“以养老亲”。 双方的奏折上达清廷，慈禧自然不会让他们在这紧急关头回家休息，只好下旨把江西的厘金一分为二，使他们各得其半，并把购买轮船的退款50万两拨给曾国藩使用，以解其纷争。 此外，清廷为保证湘军的围城粮饷，又指拨淮北盐厘每月八万两，从湖南拨粮优先保证围城湘军，还拨安徽、河南等省士绅的捐款数十万两。这些钱粮一下子缓解了湘军的困难，保证了供应。曾国藩、沈葆祯二人同时撤销“告退”，结束了轰动一时的争饷闹剧。湘军因祸得福，加紧了攻城的步伐。 大是大非面前的权变之策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的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咸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至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 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 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须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须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惊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话。 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然而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昵？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慎重行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两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奢侈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迁腐久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信说：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在曾国藩上书咸丰的缺失之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 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己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着实大了许多。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其中有两个例子比较典型。 一是同治时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而肆无忌惮，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而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免与太监相结交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世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国藩处世一向谨慎，尤其是晚年，唯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另一例是曾国藩对清廷处理苗沛霖一案的态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员，后为团练首领，以布政使衔任川北道员，后举兵围攻寿州城，曾国藩把这看成是“天下之变也”。事情发生后，寿州富绅孙家泰、练总徐立壮为抗苗沛霖，竟引捻军相助，曾国藩说这是“变中之变也”。清廷得报后，又令李世忠秘设圈套，设法将苗歼灭，曾国藩称之为“变中之又一变也”。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小利小惠的情况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之外，恐怕与曾国藩入局与避局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吧。 不拘泥于全国化的规则与方法 若想做事做大做强，求得发展，非一日之功，而是个逐步积累的过程，需要与时代的节奏同步。也就是说在时势变化时，要跟得上“节拍”，以变应变，寻找出路，不然自己会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曾国藩在做事上又有了“变”字功夫。他说，必须顺应时势善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这是成大事者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 曾国藩知道自己想要成功就应审时度势，顺势而变才行。他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但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引来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更大的成功和成名。 有些人这样评价曾国藩：“其一生善变，书字初学柳宗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黄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曾国藩习字善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庸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话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为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义变而为申韩。尝自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里说的是他学问上善变。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北熊认是这么评价曾国藩的：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变”字功夫。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处世之道。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所体现。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反映了他深谙各家学说的“变”字功夫。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指点，以致在理学素养上有了巨大的进展，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建立起为人处世的各种“功夫”，包括“变”字功夫。 儒家所说的“身心修养”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处世（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曾国藩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是洋务运动的促进派。 儒家的“自强不息”是一种“变”与“化”的过程，但曾国藩意识到如果只信奉儒家，思想一定会有所缺失，“变”与“化”也仍旧是僵死的，所以，他在对待太平军和捻军的镇压上，以及湘军管理的问题上，做出的一系列主张措施，表现为对法家“严峻刑法”思想的“时用”。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狠”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的土匪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得让位于“严峻刑法”的法家思想。 曾国藩的“变”字功夫，好像是对他其他功夫的反动，其实不然，儒道两家都提倡“变化”，荀子有“逆取之法”，强调的就是“变”；庄子说：“化则无常。”即顺应变化就不执滞常理。做事如果不善变化，是很难成功的。变化是权宜之计，也是应对之策。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写信给魁联，说：“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十天之内已处斩了五个人。世风不厚之后，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恶人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子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哪怕只能起一丁点的作用，也要用残酷的措施来挽回这败坏已久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在为官方面，地位越高，越倾向于“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 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时期，曾国藩有不同的应对办法，说明他善于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充实“变”字功夫。后来容闳称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典型人物”。 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才使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人物之一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凡是成大事者，均有识时务、谋深计的功夫，这是他们成功的两大砝码。初尝成功的甜头就忘乎所以，不栽跟头才怪；一受打击就没劲儿了，抹着眼泪暗自叹息，这种人也成不了大业，因为泪眼朦胧，物象不清。 第四章 为官要善用人之术 第四章 为官要善用人之术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这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他将此计传授给李鸿斓时说：“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也是同样的意思。 曾国藩认为，人才是根据求才者的智识高低而出现的，需要用才者善于鉴别、善于使用。用人就像用马，如果得到千里马却不认识，或者即使认识了，却不能充分发挥它的能力，那当然就只会喜欢那种衰弱无力的马而抛弃雄壮剽悍的骏马了。知人善用是曾国藩人才观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而且，凡具一技之长者，曾国藩都要广为延揽，在使用时更是小心谨慎，尽可能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慎用人才的一个基本内容是量才器使，才尽其用，但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要知道如何去认识人。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他指出：古人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这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他要求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 有关知人善用，曾国藩重用容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曾国藩曾重用并委派容闳赴欧美采购机器。这位广东香山县人，自幼接受西方教育，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后入美国籍。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都向曾国藩举荐过。尽管容闳到过太平天国和天京，还向干王洪仁阡上书，提出过发展资本主义的七项建议，以后又与太平天国多次做过茶叶生意，曾国藩对此却并不怪罪。 曾国藩接连三次发出邀请。36岁的容闳初次登上总督衙署大门，次日便受到了曾国藩的接见。 曾国藩在了解容闳的经历和学识以后，认为他确是个既了解西方又有胆识的人才。在问及当前对中国最有益、最重用的事情当从何处着手的问题，容闳答以莫过于仿照洋人建机器厂，尤需先办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曾国藩十分赞许，及时拨发巨款，委派他赴欧美采购机器。 多年来一直在异国他乡做着中国富强之梦的容闳，受命之日，十分感奋。一年后他从美国采购来的机器，就安装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中，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还有一次，那是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曾国藩收到学生李鸿章的一封书信。 在信里，李鸿章向恩师推荐了三个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在老师的帐前效力。曾国藩放下学生的信，照例背着双手出去散步。 黄昏的时候，曾国藩刚刚回府第，家人立刻迎了上来，低声告诉曾国藩，李大人推荐来的人已经在庭院里等待很长时间了。曾国藩挥挥手，示意家人退下，自己则悄悄走了过去。 这时，只见大厅前的庭院里站了三个年轻人，曾国藩就悄悄地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地方停了下来，暗暗观察这几个人。只见其中一个人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剩下的那个年轻人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 曾国藩又观察了一会儿，看云的年轻人仍旧气定神闲地在院子里独自欣赏美景，而另外两个人已经颇有微词。 曾国藩继续观察了一会儿，胸有成竹地悄悄回到房间里。 很快，曾国藩召见了这三个年轻人，和他们攀谈起来。渐渐地，曾国藩发现，不停打量自己客厅摆设的那个年轻人和自己谈话最投机，自己的喜好习惯他似乎都早已熟悉，两人相谈甚欢；相比之下，另外两个人的口才就不是那么出众了。不过，那个抬头看云的年轻人虽然口才一般，却常常有惊人之谈，对事对人都很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说话过直，让曾国藩有些尴尬。 谈完话之后，三个年轻人纷纷起身告辞。曾国藩待他们离开之后，立刻吩咐手下对三个人安排职位。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并没有把和自己谈得最投机的年轻人委以重任，而是让他担了个有名无权的虚职；很少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则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最让人惊奇的是，那个仰头看云、偶尔出言顶撞曾国藩的年轻人被派去军前效力，他还再三叮嘱下属，这个年轻人要重点培养。 在大家实在想不通时，曾国藩说出了用人的秘诀：“第一个年轻人在庭院里等待的时候便用心打量大厅的摆设，刚才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他对很多东西不甚精通，只是投我所好罢了，而且他在背后牢骚发得最厉害，由此可见，此人表里不一，善于钻营，有才无德，不足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遇事唯唯诺诺，谨小慎微，沉稳有余，魄力不足，只能做一个刀笔吏。最后一个年轻人不焦不躁，竟然还有心情仰观浮云，就这一分从容淡定便是少有的大将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显贵他能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有见地，这是少有的人才啊！”曾国藩一席话说得众人连连点头称是。 “这个年轻人日后必成大器！不过，他性情耿直，很可能会招来口舌是非。”说完，曾国藩不由得叹息了一声。 那个仰头看云的年轻人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厚望，在后来的一系列征战中迅速脱颖而出，受到了军政两界的关注，并因为战功显赫被册封了爵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垂暮之年，毅然复出，率领台湾居民重创法国侵略军，从而扬名中外。他便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不过，正如曾国藩所言，性情耿直的刘铭传后来被小人中伤，黯然离开了台湾。 作为领导，知人善任是最起码的要求。他懂得用眼睛所见来纠正耳朵所闻的讹误。而不善于了解人的人，却用耳朵所闻来代替眼睛所见的事实。过去人们在评论人才时，要是一人说好，大家都说好，要是一人说不好，大家也都说不好，这样得出的结论未必真实可信。 知人是对人才实施科学管理的重要环节，知人是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也是激励人才奋发进取的有效措施。 将人才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运筹帷幄，靠帅才；决胜疆场，靠将才。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毕竟有限，事事能干的人，自古就没有。况且，即使有这种事事能干的人，那么他的精力也不可能面面兼顾。所以，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不是表现在己有所长上，而是表现在能用人之长上。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在识别人才之后，曾国藩还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对此，曾国藩曾说：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故世不患无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 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窒穴、嫠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才必须“器使而适用”，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守大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用其所长，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此评价较高，他说：“曾（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曾国藩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合适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的能力和功效。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个绿营守备，旋升用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每次见他早早到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就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 曾国藩对这位身材高大，面赤身红的满族军官感到很奇怪。后来，曾国藩便把他叫到自己帐中，与之相谈，大为赞赏。接着，又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且能团结士卒。曾国藩退而叹息道：绿营兵有这样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 但是，此时的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伤。操演之期，从来不到操场督练，只管自己在署宫中偷闲，养习花木。因此，他极为忌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而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塔齐布。 这件事被曾国藩知道之后，曾国藩便上疏弹劾副将清德，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曾国藩向朝廷担保说：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果然，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最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可见曾国藩后来对其的注重。 咸丰四年（1854年），塔齐布以收复湘潭有功，升任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塔齐布位至大帅后，遍赏提标兵，收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死力。每当深夜，呼亲卒相语家事，说到悲痛事，相对泣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即下令退了回去。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这年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 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后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后被一位乡农带回家中。 次日，各军见到塔齐布仍未回来，于是以为塔齐布已经遇难，士卒们哭作一团。而曾国藩也因此悲痛不已。直到三更时分，一位乡农将塔齐布送回，士卒们才转忧为喜，大声欢呼。曾国藩、罗泽南听到塔齐布平安回营，都翻身跳将起来，光着脚就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泪倾诉劳苦。这时，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评价一个人才，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塔齐布平时虽然看似有愚憨、无能之态，但一到战场便摩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势。尤其好单骑逼近敌垒，以侦视虚实，因此几次都陷入危境，之后才转危为安。 正所谓知人善任，曾国藩既要对上等人才加以引导、提拔，也要对下等人才加以勉励和推荐。曾国藩的知人之明，既表现在知道人的长处，还表现在知道他的短处。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长处在聪明、有才华，短处在于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过于外露，正如曾国藩所说的“神采外腾”。所以曾国藩有意磨炼，使他能尽展其才，扬长避短。对于其他部下，他在指出其优点时，也一并指出其短处，加以告诫。 对于淮军名将郭松林，曾国藩则评价说：“郭公治事气足，而才不长，顿欠条理，难将多人，仍恐不可独当一面。”郭松林后来参与围剿捻军，轻敌冒进，结果兵败身死。而对于李元度，曾国藩一直提心吊胆，因为他知道“次青实不能治军”，李元度却不服，率军独当一面，后来在徽州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在评价刘铭传时，曾国藩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谋蓄”，因此责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蓄也”。 曾国藩评价降将陈国瑞，说他“气矜太甚，又其部下诸将不乐为用，终难独当一面”。评价另一位部将时却说：“用兵之道，知人之明，实非所长。”果如其言，陈国瑞因过于骄纵，终被流放，另一人也未有大功。 评价李鸿章之弟李昭庆，曾国藩说：“未尝多历艰苦，恐其视事太易。”李昭庆随曾国藩剿捻，总理营分，也无大建树，最后只升到记名盐运使，与他的两位兄长简直是天壤之别。 曾国藩对鲍超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曾对鲍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认为鲍超有几个致命弱点： （1）贪利 “春霆（鲍超）于‘利’字素看不薄，颇有不服众心之处”，“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财无制。”因为他贪心，所以部下统领、营官、哨官惯扣勇粮，终致引发金华兵变。 （2）贪名 曾国藩在给河南巡抚李鹤年的信中说：“春霆素好美名，好小殷勤，若于奏疏中偶说好话，渠感之最深，或送高丽参及鞍马、衣服等事，渠亦历久不忘。阁下若于此等小事稍一留心，则大事最易商量，断不龃龌矣。”这样的人贪小失大，很难办成大事。 （3）有勇无谋 咸丰十一年（1861年），鲍超奉命与多隆阿并肩作战，令曾国藩很伤了一回脑筋。因鲍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多隆阿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曾国藩不得已派左宗棠前往调停，说：“鲍公勇多谋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万！千万！性命攸关，不可客气。” 他进一步分析说：“春霆之才，善于战守而不善于料理外事；惯于平原而不惯于深山穷谷；宜于坐营而不宜于屡次移动……” 因此，曾国藩只将他作为冲锋陷阵的猛将，从不让他兼管地方政务，鲍超最后也只做到提督。 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 一个人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别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 春秋战国时期，最激烈精彩的不是战争，而是对人才的争夺。人才的得失直接导致王朝的兴衰，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殷纣王杀比干，而致殷并于周；陈灵公杀泄治，而使陈亡于楚；弱小的燕国得到了乐毅，遂破强大的齐国……” 刘邦与项羽的胜败，也是得人用人的经典之例，拿刘邦自己的话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子房、萧何、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因此，刘邦战胜项羽得到天下当上了汉朝开国皇帝。 通读历史，曾国藩很有感触，于是在他的《杂注》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打江山创事业一定要有基础，你的宅基有多大，事业基础就有多大，就像房间一样，你盖得有多大，庇护你的人就有多少。所以，基础的打造非常重要。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才的舞台。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曾国藩的盖世功业，与他在身边聚集起能够和太平天国相对抗的人力资源密不可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曾国藩非常注重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因为他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他知道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所以不敢以功名自居，应当思考怎样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曾国藩自认为自己属于“中才”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曾国藩常以各种形式征求幕僚们的意见。 当然，曾国藩深知什么时候该借人，什么时候不该借人，可谓睿智。“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古代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不是，他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因为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他在暗中也是使着“借”字诀的。 曾国藩24岁以前，他的足迹从未踏出过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在湖南家乡，除郭嵩焘、刘蓉等，也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以后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 曾国藩在打造湘军之初，势单力薄。在给刘蓉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意指刘蓉必须过来，希望每天闻一闻你脚丫子的味道，还有郭嵩焘必须要加盟到我这里，要在一起共事，要支持他的事业。 曾国藩所打造的湘军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政府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 这样一来，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到后来，湘军便有了很浓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就连朝中都有人怅然说过这样的话，大意也是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湘军，但曾氏一纸手令，部属便为之千里驱驰，曾国藩的声望可见一斑。后来，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式来巩固自己事业的根基。其中最有名的是与他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刘蓉、罗泽南、郭嵩焘等人，都与他结为了亲家，从而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的一层更坚固的关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李元度、李鸿章等也都是曾国藩的生死之交，最后亲上加亲成了亲家，有如一家。 拥有这些人才组成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最终成就自己的功业，他身边的这些人能够成为基干力量是关键，他的合纵连横之术才是其事业最终发展的保障。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智慧超群，他总是有缺点的，而那些笨人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尤其他认为自己属于中等之才，或接近于笨人一类，因而更注意汲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在同自己的幕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每遇大事决断不下，曾国藩就会以各种形式向大家征求意见，而幕僚们也经常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比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的关键。著名的湘潭大捷，与李元度、陈士杰的出谋划策也分不开。 再如，咸丰十年（1860年），正值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令鲍超北上勤王。 这给曾国藩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鲍超是眼下战场的主力，现在正是要命的节骨眼，如果他此时北上，湘军的战斗力就会减少一半，恐怕再难与太平军对峙，多年的成果可能都要毁于一旦；但如果不去又万难找出借口：还有什么事比勤王更重要呢？曾国藩让幕僚们各抒己见，最后终于得出一个“按兵请旨，且勿稍动”的策略，躲过了一次危机。 还有，如采纳容闳的意见，支持民族工业，派留学生出国，在后世留下了洋务派领袖的美誉。 上面的例子无不证明，正是因为善于利用众人的智慧才成就了曾国藩的成功大业。 当然，要建立强有力的关系网，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对别人有用、有价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交往。 曾国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抵达权力巅峰的过程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有两点：一是善于建立各种关系，一是平时也不忽略加强自身各方面的训练和积累。 虽然说，如果没有穆彰阿等人的提携和引荐，曾国藩就是再有过人之才，他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但是，如果没有曾国藩十年如一日地对自己的刻苦提高，也就不会有人来举荐他；而且即使有很多人来举荐他，效果也绝对不会这样好。所以，机会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们在看重善于与人交际的同时，也应重视平时的刻苦积累和努力上进。要建立起一个优质的人才库，仅有慧眼识人的才能是不够的。作为一名领导者，他必须要有强烈的求才若渴的愿望，并用虚心和诚心感动人才，这样方能用人如器，让藏龙腾飞，让卧虎猛跃。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用人有很大的学问，在曾国藩看来，用人是否得法，直接关乎事业的成败。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称羡的成就，与他的用人治人之法是密不可分的。古人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关于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曾国藩虽也主张不拘一格，然而，在曾国藩的眼里，以下这两种人却是不会被他重用的。 1.夸夸其谈的人 曾国藩瞧不起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说过：“长傲多言为凶德。”多言是傲的一种表现，人一骄傲必然会流于虚伪，难成大事；好议论他人、讥评时人同样容易让人生厌。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不怕成不了大事。 与人相处，一个人如果总是自以为是，时时都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 夸夸其谈的人，往往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比较少；但当他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有异性朋友在，话就更多，甚至于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这样的人最容易招致他人的厌恶。 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也特别钟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密室，平常也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十大儒，他们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招纳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地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实际的职位。 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无意中看到一首《不动心说》的诗，是某位老儒所写，这位老儒，就是外人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话：“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 李鸿裔看到这里，忍不住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 曾国藩送走客人，回到书房，看到新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了。 曾国藩令人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最后在秦淮河上的花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字问道：“是你干的吧？” 李鸿裔只好老实地回答：“是。” 曾国藩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往往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伏在这里边了。” 李鸿裔敬畏地接受了这番教诲，从这以后，他就慢慢地收敛了自己，再也不敢大言放肆了。 2.轻薄的人 一个人最忌的就是轻薄浮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之后，就会使人感到俗不可耐，甚至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健，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 “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苞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曾国藩在其人生经历中，最反对那些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人，他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接济和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当时的形势可谓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这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苦难的时候。一天，他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四处询问，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一定的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妥善保留。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地指出了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个字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更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 至于妄断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这样规劝有关人士： “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 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而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为人、为官、治世、为政如能戒此三端，必当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