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回旋处》 (一) “学习大寨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 公社屋顶喇叭里的歌曲突然中断，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响起：“社员同志们注意啦！为了贯彻落实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省委向各地、县下派了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今天，省委办公厅领导郑维民带领工作队到了我们古城公社，我代表广大贫下中农表示热烈欢迎。” 这是黄河边上一个普通的村子，公路穿街而过，路边是老百姓低矮的土房，房前屋后的树木由于缺水长得半死不活。公社大院建在山坡上，前一排是办公室，后一排是宿舍和食堂。房子虽然不多，但院子很大，南边菜地长满了荒草。刚才在喇叭里嚷嚷的是公社一位姓韩的副书记，从工作队一到，他就跑前跑后地张罗。和喇叭里热情的气氛相反，古城的街上冷冷清清，少有生气，只有几个拖着鼻涕、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公社门口探头探脑。 公社大院，一辆大客车“隆隆”轰鸣。十几个工作队员围成一圈，正在听工作队长郑维民主任讲话：“同志们，刚才我们受到了公社领导的热情款待，大家吃饱喝足，马上就要进村开展工作了。”郑主任五十多岁年纪，个子不高，身体微微发福，白胖脸，上身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下身蓝卡几布裤子，脚套一双解放鞋。虽然是一副老干部模样，但慈祥和善的面孔让人感觉没有一点架子。 “关于我们工作队的任务，来前我们已经学了文件，进行了认真讨论，应该说都比较明确了。”郑主任讲着一口带山西味的普通话，左手捏着一顶旧鸭舌帽，右手比划着，加重语气：“现在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是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大寨经验重要的一条是战天斗地、大干苦干。目前，正是秋收大忙，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切实做到‘三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大家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圆满完成省委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郑主任扭头询问身旁的李渭生：“你还有什么意见？”李渭生是机关保卫处的负责人，三十五、六岁年纪，大高个，国字脸，一双小眼上架了副黑边眼镜，大嘴巴，厚嘴唇，脊背微驼。这时他习惯地抬抬眼镜，一本正经地说：“我简单补充一句，农业学大寨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寨这个典型就是七斗八斗斗出来的。我们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时刻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抓纲带目，把学大寨的过程变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过程，进一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李渭生讲得慷慨激昂，工作队员们却显得无精打采。是啊，正午的太阳白花花地晒着，谁有心思听他唱高调。郭永明忍不住嘀咕：“行了，快点宣布安排名单吧。” 李渭生冲郭永明一瞪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训斥道：“就你着急，急着进村抢媳妇呀？” 大家“轰”一声笑了。袁芳拽了郭永明一把，斜眼训斥：“没有眼色，自讨没趣！”外号叫“何大炮”的何玉亮逗趣：“你可不敢去抢啊，你去抢小袁非把你的耳朵揪下来不可。”这一下大家更乐了。有人吵吵：“快宣布名单吧。别让大伙儿在这儿干晒着。”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对，快说谁去哪儿吧。” “好，好，下面就把分配名单念一下。我们工作队17个人，分成两个工作组，分别进住古城公社的河湾村和上滩村，河湾村由郑主任亲自坐镇，我去上滩，跟郑主任去河湾村的有王先民、何玉亮、李有财、魏慧、郭永明、钱光远、何丽、张淑芳，其余的跟我去上滩。听明白了吗？” 郭永明一听急了，直着脖子嚷：“老李……老李……”李渭生造反起家，虽是保卫处负责人，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处级干部，但他就喜欢叫他“李处长”，这会儿见郭永明这样喊，脸马上阴沉了下来。 “噢……李处长，”郭永明急忙改口：“李处长，让我跟你到上滩去吧。” “你到上滩干嘛？记住了，你到古城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找媳妇谈对象的，别成天黏黏糊糊，要注意影响。” 郭永明悻悻地缩回脖子，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一百个不高兴。他和袁芳恋爱一年多了，这次下乡，满心想住到一起有个照应，谁知李渭生却把他俩变成了牛郎织女。 郭永明一脸沮丧，袁芳也神情忧郁。有人嘻嘻哈哈起哄： “可别让小郭得了相思病啊！” “小心小郭哭鼻子呀！” 上滩靠近公路，车可以直接开到村里。河湾则在古城以西八里，行李要靠自己翻山越岭扛过去。看来当地干部对工作组并不怎么欢迎，中午大队人马到达时，只有这个姓韩的副书记出来应酬，郑主任所说的“热情款待”，只不过是一人两碗羊肉面片。 上滩和河湾就更不象话了，都是大队书记只身一人骑个自行车前来“迎接”。《暴风骤雨》里的肖队长进村时，还坐着四匹马拉的大车。现在倒好，眼看国庆25周年了，省里的工作队来还得自己扛行李，真是有点今不如夕。 李渭生领着去上滩的工作队员高高兴兴上车了，袁芳从车窗伸出头，可怜巴巴地望着郭永明，郭永明懊恼地差点掉下泪来。刚才他悄悄打听过，河湾到上滩，走近路也有十二、三华里，一个来回差不多需要半天。他和袁芳虽不像牛郎织女隔条天河，但总不如在一个村里见面方便。 心情郁闷，加上赤日炎炎，人越走越累，肩上的行李重如千斤。当时考虑在乡下要呆四个来月，古城离省城一百五、六十公里，交通不便，所以被褥、皮大衣加上秋冬换洗衣服以及洗漱用品等等都带来了，加起来足有二、三十公斤。大队书记的自行车驮上了郑主任的行李，两个车把上嘀里嘟噜挂了五、六个提包。到河湾的这伙人里，除打字员何丽外，就属郭永明年轻，他无论如何不能跟别人抢那辆自行车，只能一手拎包，一手扛着行李，跟着大家一步一步向前挪。 出了古城不远就是一条大沟，深二、三十米，沿沟坡开出一条勉强能走一辆马车的小路，大队书记说，这是通往河湾的唯一大道。 大队书记姓冶，叫冶占祥，四十来岁年纪，中等个子，黑黝黝的面孔，上身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下穿黑布裤子，光脚蹬一双黑布鞋，两眼不大但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个精明能干的角色。这时他推着满载的车子，略带欠疚地说：“正是农忙，社员们都下地了，公社的通知晌午才到，没来得及叫人。嗨，你看这事弄得，真对不住了。” 郑主任一手拎包，一手帮何丽提着牙具网兜，声音爽朗地笑道：“这有什么，当年行军打仗，一天走一、二百里，行李、武器不都得自己背着。” 大家气喘吁吁地爬上沟坡，眼前是漫无际涯的黄土，纵横绵延的沟壑，第一印象就是个荒凉的穷地方。顺着山路往前，又翻过一个山梁，张淑芳首先吃不消了，把肩上的行李一扔，大口喘着气嚷嚷：“太热了，受不了，我得歇一会儿。” 郭永明、何丽、王先民也纷纷叫唤：“歇会儿吧，歇一会儿再走。” 冶支书看看这伙人的狼狈相，有些同情地建议：“要不，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回村给咱找辆车。” “算了，算了，统共七、八里地，抬脚到了。”郑主任头上沁着汗珠，脸色通红，伸手扒下褂子，只穿一件衬衣，用手里的鸭舌帽扇着风，依然兴致勃勃。 目前正值秋收季节，坡上的地大块一两亩，小块不到半分田，小麦、青稞、豆子稀稀拉拉，高不过膝。远处，几群人正在挥镰收割，几辆驴车、马车装着收获后的麦捆驶向麦场。 冶支书手指前方绿树掩映下的村庄，说：“那就是河湾村，紧靠黄河，全村200来户，700多口人，6个生产队，共有水浇地100多亩，山地1700多亩，人均两亩半地，去年人均口粮不到400斤。"他指指着眼前的庄稼，叹了口气，说：“这些地土质都不错，就是浇不上水，完全靠天吃饭。住在黄河边，眼看河水哗哗流，可地里庄稼旱得冒烟，干着急没办法。遇到风调雨顺一亩地打个一百五、六，碰上天不下雨就可能颗粒无收。” 郑主任看着眼前的庄稼，听着冶支书的介绍，目光深沉，若有所思。 大家咬牙继续往前赶，曲曲折折，终于下到滩里。眼前一片翠绿，生机盎然。这是一条狭长的河滩地，滩内垂柳含烟，绿杨叠翠，溪流淙淙，百鸟齐鸣。尤其是社员房前屋后的苹果、梨等果树，硕果累累，煞是喜人。再看路边的麦子，长得足有齐腰深，麦杆挺直，麦穗沉甸甸的，一片丰收景象。 “这就是咱大队的水浇地，平均亩产600多斤，肥料足了还可以打七、八百，只是少了点，才100多亩，如果再能增加二、三百亩，群众的吃饭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果树的收益怎么样？我看这儿梨树、苹果树不少。”何玉亮探头打听。 “果树没多少，收成不行，卖不了几个钱。”冶支书警惕起来，言语也显得含混。 大队部很不象样，几间土坏房是粮食、农具仓库，隔出两间当办公室，里面除了两张破桌子就是几条长凳。墙上蛛网密布，窗户上没剩几块玻璃，一看就知道很久没人呆过。 “你们就把这儿当办公室吧，公社答应给个炉子、两吨煤，我再叫人把玻璃装上。”冶支书一边手忙脚乱地打扫，一边气恼地嘟囔：“唉，公社来的通知也没有说明白，你们的住家都没有安排。大家先歇歇，我给咱抓紧落实去。” 冶支书从下午2点跑到接近5点，跑得满头大汗，才安顿了四家，剩下郭永明、何玉亮一直落实不了。郭永明急不可待，跟着冶支书屁股跑。街里的社员见到他们，一个个神情紧张地东躲西藏。 冶支书闯进一家院子，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不等开口就嚷嚷：“占祥，我家里伺候不了，家里娃娃多……你还是另找人家吧。” 冶支书心犹不甘，说：“工作组吃派饭，就是晚上睡个觉，用不着你伺候。” 那大婶头摇得象拨浪鼓，继续推辞：“我家人口多，住不下，你还是另找吧。” 冶支书神色狼狈地退出来，迎面碰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立即伸手吆喝：“唉，唉，秋苹，秋苹，安排两个工作组住你家，行吗？” 那妇人头都不回，一边紧跑，一边回答：“我家祥义说了，不行，家里窝囊的像猪圈，住不成啊。” 冶支书满脸涨红，郭永明也十分尴尬。 冶支书拍拍脑袋，自言自语：“实在不行，住喇昌才家吧，小俩口，娃娃还小，行，肯定没问题。”他扭头对郭永明说：“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给咱说去，估计问题不大。” 冶支书估计得没错，不一会儿他颠颠跑回来，说：“行了，就住喇昌才家，在村子中间，离大队部又近，很方便。” 在太阳落山的时候，郭永明、何玉亮把行李拎进喇昌才家。喇昌才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却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小两口对新来的工作组没有显露出多少热情，指指北屋，“就住这儿吧，屋里脏，你们别笑话。” 两人拎行李进屋，迎面墙上一张毛主席像，堂屋一个未上漆的躺柜，柜角一套《毛选》。东屋一盘土炕，一个小桌，两条木凳，墙上黑糊糊的，木条窗户没有窗户纸，屋里屋外气温差不多。两人拉开铺盖，四十多岁的何玉亮显然累了，水都没喝一口就躺下休息。郭永明坐不住，走到院里东瞧瞧、西看看。这是个面积不小的院子，北屋四间，东屋西屋各两间，小两口带孩子住在西屋，都是多年前的土坯房。南面约半亩多地荒着，只有三棵苹果、两棵梨树挂着果。屋角养着五、六只鸡，挨着东屋的猪圈空空如也，看来小两口日子过得一般。郭永明想跟主人谝谝，但小两口象是存有戒心，见面咧嘴笑笑，一句也不多言。 天黑的时候，男主人拎来炕桌，手里捏着两双筷子，说：“工作组，庄稼人的饭，凑合着吃点。”在昏黄的灯光下，郭永明这才仔细打量这个小房东，只见他中等个子，清瘦黢黑的面皮，灰头土脸，一看就知道是个肯下力干活的农民。 菜端上来了，一盘炒鸡蛋，一盘大头菜，一盘洋芋丝，几个馍馍。“哎呀，搞这么多，太客气了。”何玉亮盘腿坐在炕上，热情邀请：“来，上炕，一快儿吃吧。” “不啦、不啦，我们身上脏，别把你们的行李弄脏了。” 郭永明下炕生拉硬拽，“来、来、来，一起吃，边吃边谝，我们初来乍到，也想听听村里的情况 。” “不、不，你们吃，你们吃。”男主人使劲挣脱郭永明，象逃一样扭身跑了。 吃罢晚饭，天黑透了，房东小两口进了西房，连电灯都不开。郭永明本想找房东熟悉熟悉，一看如此只好作罢。躺在炕上无聊，两人决定去看看郑主任。 郑主任住在大队贫协主席喇玉利家里。这个喇玉利，五十七、八岁年纪，但看上去像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腰弯背驼，牙齿快掉光了，须发雪白，干巴精瘦，抽着旱烟，一副纯粹的老农民形象。老人的老伴比他小十多岁，怀里抱着一个不足三岁的女儿。可能由于饱经风霜，看上去也在六十开外。 此时郑主任正盘腿和房东闲谝，从老人略带羞涩的介绍中，郭永明知道了，老两口有一儿三女，两个大丫头出嫁了，儿子也娶了媳妇。三年前，老两口又添了一个小女儿，虽不满三岁，但聪明乖巧。老汉说：“就只当一个小把戏养着，让我们老了寻个开心。” 老人面目慈祥，和郑主任很投脾气，俩人一见如故，如老朋友一般。也难怪，郑主任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刚解放时就当乡党委书记，以后当过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农林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被打倒，去年才在省委贺书记提议下解放出来，担任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大半辈子和农民打交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通”。 郭永明、何玉亮脱鞋上炕，几个人围着炕桌，喝着酽酽的茯茶，真像一家人一样。 “粮食够吃吗？”郑主任问。 “吃个七、八成吧。”老汉说：“年年缺一、两个月的粮食，得用麦子到山里换点洋芋，糠菜半年粮，勉强糊口吧。我们这种家庭算是好的，老伴、儿子和我三个整劳力，只有这么个尕丫头吃闲饭。其他社员就不行了，常年饿肚子，生产队里干一天，不如母鸡下个蛋。”老汉摇着头，伸出一个巴掌，“ 一个工分才5分钱。辛辛苦苦干一年，还养活不了一家人。”他呷一口茶水，说：“别看我们紧靠黄河，可主要的困难是缺水，坡里的庄稼，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年成好了多收点，年成不好就只能收把草。” 何玉亮有些不解地问：“你老两口加儿子小两口不是四个劳力吗，怎么你说才三个呢？” 郑主任朝何玉亮摆摆手，说：“建国的媳妇回娘家去了。” “怎么回事？” “有点小情况，问题不大，算了，别说了。”郑主任扭头对郭永明说：“你给李有财、小钱、小何他们说一声，明天咱们都下地和社员一起割麦子。” 郭永明、何玉亮接受了任务，打着手电摸到两个女同志的住处。刚进院子，就听西屋炕上吵吵嚷嚷，进去一看，张淑芳、何丽、李有财、魏慧正在打扑克，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带着个八、九岁的丫头在炕下观战，一个个都是喜笑颜开。何玉亮是个扑克迷，从张淑芳手里抢过牌来就窜到炕上。郭永明对打牌没有兴趣，向张淑芳转达了郑主任的指示，就溜达着欣赏起墙上镜框里的照片来。这家的摆设不同一般，吊着顶棚，装着日光灯，红漆躺柜，描花绘鸟的炕柜，东屋卧室里，大衣柜、五斗橱、写字台、缝纫机一应俱全。张淑芳介绍，女房东姓胡名雪燕，丈夫姓冶，是县水利局的局长，她县城乡下两头跑，是村里少有的明白人。郭永明仔细打量女主人，只见她穿着银灰小翻领外套，蓝的确良裤子，花袜子套一双浅跟皮鞋，还真有点城里人的打扮。 趁着何玉亮打牌，郭永明又去通知王先民和钱光远。他俩住在一个姓冶的小学教师家里，冶老师有二十七、八岁年纪，瘦小精明，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当民办教师，至今十来年了，但仍然一身农民打扮。只是他的家里，除了贴着毛主席像外，还有两张地图，几张样板戏剧照，使得这小土房洋溢着少许文化气息。 “工作组，你住谁家？”冶老师问。 “一个姓喇的，叫喇昌才，小两口很年轻。” “喇昌才，你怎么住他家了？” “怎么啦？” 冶老师诡秘一笑，摇头不答。 王选民帮腔：“怎么回事？咳，你有啥说啥，跟我们还有啥不好说的。” 冶老师手指头在炕桌上画着字，吞吞吐吐地说：“要说起来真也没啥，就是他成份高点” “啥成份？”郭永明瞪眼追问。 “出身富农，不过说起来，他才二十多岁，这成份不成份……” 郭永明怒不可遏，气恼地一拍桌子，说：“这冶支书怎么搞的，让我们住到地富家是啥意思？不行，我得找他去……”郭永明站起身，拔腿要走。 “哎、哎，小郭。”王选民叫住他，指指手表，“九点多了，有事明天再说。” 郭永明急急忙忙找到何玉亮，何玉亮一听也急了，把牌一摔，瞪眼骂道：“这个冶占祥混蛋嘛，让我们住到富农家里。他妈的，怎么不叫我们住到四类分子家里去？” 张淑芳、李有财几个也议论纷纷，忿忿不平。 房东胡雪燕说话了，“冶支书也有他的难处，没处安顿嘛。” “难道我们是瘟神、魔鬼，我们来你们不欢迎？”何玉亮开始显露出大炮脾气。 “欢迎，哪能不欢迎呢？说实话，喇昌才除了成份高点，其它还都不错。”女房东红着脸辩解。 待郭永明、何玉亮返回喇昌才家，院子一片寂静。闩上大门，何玉亮拉开铺盖倒头便睡，还没有关灯就已打起了呼噜。郭永明心中却莫名地紧张，钻进被窝总也放心不下。黑洞洞的屋子似乎是个魔窟，那个小房东象个随时向他们下手的“魔鬼”。他不敢合眼，害怕一闭眼就有意外发生。他心里咒骂这个冶支书是个糊涂蛋，没有一点政治头脑和阶级斗争观念，省里的工作队怎么能住到富农家里呢？地富反坏对党的干部有刻骨仇恨，住到这些人家里岂不是羊入虎口。想到这里，郭永明惶惶不安，跳下地从屋外拎了一把铁锹放到炕头，为了保险，又用板凳死死顶住门扇，这才钻进被窝，熄灯睡觉。尽管做了这些防范，但郭永明心里仍不踏实。外面起风了，秋后的山村夜里很冷，没有糊纸的窗户呼呼直响，冷风灌进屋子冻得人直打哆嗦。郭永明一是因为害怕，二是因为天冷，躺在炕上很久很久睡不着，脑子里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是恋人袁芳。袁芳是机关秘书一处的内勤，模样在机关大院凤毛麟角，高挑个头，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皮肤白嫩，身材苗条，两条齐腰大辫子。郭永明对他心仪已久，直到去年夏天，经张淑芳牵线，才和她确立了恋爱关系。一年多的接触，郭永明喜欢她的美丽、精干、泼辣、大方，然而也隐约感到她的自私、任性、虚荣、势利。漂亮的姑娘一会儿天真单纯，一会儿满腹心机，心思复杂的就象一团乱麻，让人摸不着头脑。表现在俩人的关系上，忽冷忽热，就像天上的云彩变幻不定。郭永明心里总不踏实，时刻有种莫名的危机感。现在袁芳去了上滩，不知她住在哪里，情况怎样…… 第二天来不及吃早饭，郭永明就去找冶支书兴师问罪，冶支书红着脸“嘿嘿”笑着，尴尬地解释：“让你们住到那儿是不太合适，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嘛。可这不是不好安排吗？好吧，我马上再去找找看，尽量让你们满意。” 吃过午饭，冶支书领着郭永明、何玉亮来到社员冶光洪家。这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中等个头，身材削瘦。媳妇长得瘦小苗条，衣服补丁落补丁 ，眼看入冬了，仍穿着一件象鱼网似的毛衣。一见面，两口子就侃侃而谈。那冶光洪说：“工作组来到河湾，我们高兴得很。你们都是大人物，我们小小老百姓，巴结都巴结不上，能住到我家，我们也跟着沾光。俗话说，承相的门童七品官，我跟上工作组，你冶占祥见我都害怕。”那媳妇的嘴也很厉害，明显带点讽刺的味道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工作组。你们都是住高楼大厦的人，能住到我们乡里来，跟我们一起吃洋芋蛋，我们心里激动的很。可就是我们家里穷，房子脏，你们可别见怪。” 两口子说话的功夫，拴在墙角的那条大黄狗呲着牙“汪汪”狂吠，冶支书过去踢了它一脚，瞪眼教训：“你们也别净说好听的，工作组住在你家，你们要伺候好，天天把水烧上，茶沏上，天冷了把炕烧上，白天把门锁好，别丢了东西……” “哎呀，大哥，你不说我还没想到这一点，工作组这儿都是值钱的东西，真要丢了我们可赔不起。你看看，我这院墙这么低，一骗腿儿就进来了，我怕人偷才养了这条狗。这晚上有人还好说，白天都下地了，光这狗可看不住啊，你是不是……” “行了，行了。”冶支书一瞪眼，说：“你还挺会顺杆爬哩，刚才还说高兴啊、欢迎啊，这会儿功夫就变狗脸啦。少废话，人就住这了。”他扭头对一脸尴尬的郭永明、何玉亮说：“这是我家兄弟，成份好，八辈贫农，你们就放心住这儿吧。”回头又对冶光洪吼了一声：“伺候好啊，伺候不好小心我收拾你。” 冶光洪家真是穷得可以，三间北屋，两间西屋。家里有两儿两女4个孩子，大儿子十来岁，大姑娘七、八岁，小儿子四、五岁，一个小女儿还抱在怀里。院里脏得像个猪圈，炕上铺条线毯，几床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破被子堆在炕上。干打垒的院墙一米多高，面积将近一亩的院子只种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小苹果树，连点青菜也懒得种。房东家条件差点还无所谓，只是这两口子说话夹枪带棒，弄得郭永明、何玉亮心里很是别扭。 就在郭永明他们搬来的那天，房东冶光洪把狗放开了。那条狗似乎也懂得主人的心思，一见郭永明他们出门，就窜过来狂吠，那房东竟然象瞎子、聋子，不管不问，吓得郭永明、何玉亮轻易不敢出门，连上茅房手里都得掂根棍子。特别令人恼火的是晚上，如果喝多了水晚上起夜，那狗平时不知猫在哪里，待他们一开房门，就猛窜出来，有几次郭永明险些被它咬住。晚上工作组开会学习，回来时房东已经睡了，那狗东西堵住院门“嚎嚎”乱叫，抡棍子撵都撵不开，气得何玉亮扯着嗓子大叫：“冶光洪，你小子听着，趁早把你的狗拴起来，它再胡叫乱咬，小心我把它打死炖肉吃。” 那冶光洪显然不相信何玉亮真会下手，依然我行我素。这天晚上，郭永明跟何玉亮去找王先民、钱光远打牌，夜里十一点多才回来。推推篱笆，没有动静。俩人正在庆幸，谁知没走两步，那条狗“汪汪”两声向何玉亮猛扑过来，郭永明手疾眼快，抡起棍子向狗打去，“嚎--”那狗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接着打了个滚，哀鸣着钻进黑暗中。 “坏了，我把狗打伤了。”郭永明后悔不已。 “打伤了，打死才活该呢。”何玉亮不管不顾，扯着嗓子嚷嚷。 第二天一早，郭永明还没起床，冶光洪就在院子 (二) 工作队员每天跟社员们一起参加秋收。九月的天气，烈日似火，秋老虎逞威，人钻进麦田、青稞地里弯腰收割，不一会儿就腰酸背痛。尤其令人难受的是麦芒和汗水拌到一起，浑身剌挠的令人心烦。社员们对一年的劳动成果非常珍惜，力求快打快藏，颗粒归仓。郭永明从小在城市长大，哪儿干过这样的苦活，几天下来身体象要散了架似的。可郑主任似乎不知疲倦，尽管年纪大了，动作慢了，但他弯腰挥镰，俨然是个纯粹的老农，并且边干边和社员喧着谝着。他说，这正是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加强和群众联系的绝好机会。郭永明却牢骚满腹，心里骂道：“郑主任真是个老糊涂，我们是省里来的工作组，不是派到农村干活的劳动力。学大寨要抓大事，抓路线斗争，这老头可倒好，进村以来没开过干部会，只是一味跟着社员干活，真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郭永明非常想念女友袁芳，几天不见她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知袁芳又有什么变化。谈对象就要趁热打铁，就得多接触，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到她的身上。可现在别说贴到身上，就是见她一面都是件困难的事情。袁芳可是机关里数得着的美人，觊觎她的年轻人为数不少，稍不留神就可能让别人捷足先登。郭永明心烦意乱，手中的镰刀似乎也不听使唤，一不留神，镰刀割到左手食指上，顿时血流如注。“哎吆！”郭永明痛得紧皱眉头，身边的张淑芳跑过来，掏出从机关卫生室带来的药棉、纱布，细心为他包扎起来。 下地想偷懒找不到借口，现在手负伤了，想瞌睡正好送来个枕头。第二天早上，郭永明装出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对郑主任说：“手痛的厉害，一晚上没睡好，是不是感染了，别是破伤风吧，我想到公社卫生院看看……”郑主任瞅瞅郭永明的手，皱着眉，带有几分怀疑地口吻，说：“去医院看看也好。手上割个口子，没啥要紧的，早去早回啊。” 得到郑主任的赦令，郭永明早饭都没有吃，从房东家拿了块馍馍就上了路。 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由于担心袁芳下地或出门找不到，郭永明不顾山路崎岖，几乎一路小跑，十几里路程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待他几经打听找到袁芳的住处时，只有机关档案处的于彬彬一个人坐在炕上看长篇小说《李自成》。于彬彬约十八、九岁，长得小巧玲珑，青春秀丽，和她的名子一样，性格内向，文质彬彬。看到郭永明进门，咧嘴笑笑，问：“找袁芳的吧？” 郭永明边擦汗水边喘粗气，问：“她哪儿去啦？”于彬彬把嘴一撇，说：“一大早张晨就把她叫去了，你到他那儿看看吧。” 袁芳果然在张晨那里，郭永明找上门时，李渭生领着他俩正准备出门，张晨肩上还扛着一杆小口径步枪。 李渭生一见郭永明，没好气地教训：“没事不在河湾呆着，到处乱跑什么？” “几天不见领导了，特别想念，过来汇报汇报，看看领导有什么指示。” “你别油嘴滑舌了，想领导是假，想小袁才是真呢。”保卫处的张晨笑着招呼。 袁芳对郭永明的到来有点意外，笑盈盈地问：“你怎么来了？” “昨天割麦子割破了手，想到公社卫生院包包，顺便过来看看你们。” “割破了手，伤得重吗？”袁芳十分关心。 “割了个大口子，差点把手指头削下来。”郭永明故意夸大其词。 “那你怎么不赶快去卫生院？” “我、我想……”郭永明涨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建议：“如果你没什么事，咱俩一起去吧。” “哎呀，李处长约我一起去后山呢。”袁芳扭头看看李渭生，又望望郭永明，犹豫不决，“要么，要么……” “小郭，你别在这儿装模作样，镰刀能割多大口子，你就直接了当说想来玩玩就是了。”李渭生一边讥笑他，一边扯着他的袖子，说：“走，走，去什么卫生院，跟我们一起到后山打猎散散心。” “打猎？”郭永明这才注意到张晨身上背着鼓鼓囊囊的挎包、军用水壶；袁芳则用网兜拎着钢精锅和塑料布，一副准备在外野炊的样子。 “如果伤不要紧就一起去吧，听说后山那边是个原始森林，漂亮的很。”袁芳在一旁鼓动。 “走、走，一起去，你去保护着袁芳，别叫狗熊把她拖跑了。”张晨还在开玩笑。 郭永明本想单独约袁芳去古城，现在看她对打猎更有兴趣，只好顺从女友的心思。 出了村子，顺着一条山沟往里钻。李渭生和张晨在前，郭永明和袁芳拎着网兜跟在后面。 “这几天你们在忙什么？”郭永明问。 “没啥忙的，白天社员们忙着收秋，找不到人，只能晚上开开会。进村的头天晚上，李处长召开了党员会议，第二天晚上开了大队、生产队干部会，接着把村里的四类分子叫到一起，李处长给他们训了话。” “村里有多少四类分子？” “有一户地主，老地主早死了，地主的儿子今年才三十多岁。两户富农，另外有几个坏分子，都是小偷、投机倒把一类的，没多大油水。” “村里有多少户人家？” “大约不到200户，600多口人，水浇地200多亩，山地1000来亩，人均口粮400多斤，在古城算是经济条件最好的村子。”袁芳反问道：“你们这几天都在干什么？” “嗨，别提了，进村第二天，郑主任就叫大家跟社员一起割麦子，还要求边劳动边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白天累一身臭汗，晚上还得学习。” “学什么？” “学《毛选》，学省委的文件，学了还要讨论，交流情况。郑主任还写了个工作计划，下一步准备召集村里党员开会，研究学大寨、平整土地，进行水利建设。嗬，郑主任决心可大了，说要在这四个月里，真正给群众办点实事。老头子这么积极，我们就得跟着受累。” “跟你们比，我们舒服多了，白天游游逛逛，打牌下棋，晚上想访贫问苦吧，社员们早早就睡觉了，这不，闲着没事，李处长领着打猎去，也是为了消磨时间。” “嗨，真该到你们上滩来，省得跟着郑主任受罪。” “算了吧，秋收很快结束了，忙过这阵就好了。” “俩村离这么远，想见你一面也不容易。今天我还是撒了个谎跑来的，以后总不能老这样吧。” “老见面也没有多大意思，偶尔见见就行了。” “可我心里老想着你，晚上做梦都梦到你……” “算了，算了，别肉麻了，我们不是来谈情说爱的，你有那个心，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跑多了让人笑话。” “行、行，我听你的，不过，我就是担心……”郭永明没说下去，其实他是担心袁芳变心。 “担心什么，老老实实做你的工作就是了。” 郭永明无言可对，默默跟着向前走。眼前山峦起伏，荒山秃岭，看不到一点绿色，连麻雀都很少见。这种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能有啥象样的猎物。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艳阳高照，晒得人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带来的水快喝完了，也看不到袁芳说的那“风景优美”的地方。正在郭永明垂头丧气的时候，他们拐过一个山角，忽见前面山峰林立，群山巍峨，眼前独特的丹霞地貌让郭永明看呆了。 袁芳指着前方惊叹：“啊，你看那座山像不像个骆驼？” “这个才像呢，像个蹲在山上的石猴。” “哟，这像一群仙女、仙女聚会…… “嗬，这像一尊坐佛，嘿，真是太像了……” “那像座城堡……” 奇特的景色如鬼斧神功，令人感叹不已，说这里“风景优美”，的确名不虚传。只见眼前的山体如柱如塔，似壁似堡，形态各异；奇峰似人似兽，如笋如剑，惟妙惟肖；置身其中，如同进入云南的石林一般。令人称奇的是，这里还有着不同于山外的小气候，空气湿润，植物生长茂盛。山上松柏秀丽，山下流水潺潺，鸟语花香，景色幽静。绿树丛中，三三两两散居着一些农民，在山间开垦出的小块农田中耕作，房前屋后一些果树红的、黄的果子压弯了枝头。此时正值金秋，漫山霜叶鲜红，山下庄稼金黄，俨然是一幅色彩斑澜的美丽画卷。秀美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郭永明的烦恼一扫而光，心情格外舒畅；袁芳像只快乐的鸟儿，一会儿指指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嘴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李渭生、张晨的兴致也很高，端着枪时而瞄准枝头的画眉，时而射向崖头的鹁鸽。张晨向郭永明介绍，听老乡说，山里还有鹿、麝香、石羊，至于野兔、旱獭等就更多了。一杆枪一会儿转到张晨手里，一会儿被袁芳抢去，郭永明也心里发痒，跃跃欲试。山里鸟儿的确不少，偶尔也见到野兔、山鸡一类的动物，只是几个人的枪法太差，子弹浪费了不少，依然是两手空空。郭永明心里发笑，“还是干保卫的人呢，连枪都打不准，真有敌情还不得当了俘虏。”相对来说，郭永明的枪法好些，用了十几发子弹，打下了两只鸽子。眼见太阳偏西，几个人跑跑颠颠，早已饥肠辘辘。尤其是袁芳，筋疲力尽，两腿沉得迈不动步子。郭永明心痛女友，几次建议找个地方歇歇。李渭生看俩年轻人实在走不动了，才找了一片靠近溪水的林地，吩咐郭永明在附近找点柴火，他领着张晨又钻进了林子。 袁芳身体像散了架一样，一屁股坐在草地上。郭永明早上就没有正经吃饭，现在饿得眼冒金星，但还是挣扎着到林子里找柴火。林深树密，树枝遍野，不一会儿就捡了一抱。回到小溪边，袁芳还在那儿坐着愣神。郭永明从网兜里掏出塑料布，又从附近搬来几块石头支起钢精锅，点起火来烧了点开水。四个人只带了一小壶水，大家的嗓子早冒烟了。 两个人烧好开水喝着等着，许久，李渭生、张晨才跑回来，把手里的猎物往地上一扔，紧张地催促：“打了两只山鸡，快点收拾收拾。”郭永明拎起来一看，诧异地问：“这，这不是家鸡吗？你们在哪儿打的？”李渭生俩眼一瞪，“胡说，明明是山鸡，家鸡怎么会在林子里钻着？”张晨也说：“没错，没错，是山鸡。别罗嗦了，快把老子饿扁了，抓紧收拾收拾炖起来。” 郭永明仍然不解，扭头看看袁芳。袁芳似乎看出了其中的奥秘，推推郭永明，说：“这山鸡跟家鸡长得真像，你们不说还真看不出来。” 李渭生、张晨坐在塑料布上歇息抽烟，郭永明一边汤毛破肚，一边还嘟囔：“这是什么山鸡呀，明明是老乡养的家鸡嘛。”袁芳狠狠瞪他一眼，压低嗓音说：“人家说山鸡就山鸡，你较什么真呐。” 两只鸡连同两只鸽子下了锅，一会儿功夫，肉煮熟了，香味四溢。四个人围着锅大吃大嚼，张晨从挎包里掏出一瓶白酒，有意炫耀说：“这还是我舅给我的，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郭永明知道，李渭生、张晨和省委 x副书记是特殊关系。文化大革命前， x副书记在化工总厂当副书记，李渭生是他的勤务员，以后x副书记率先站出来支持李渭生等人造反，被结合进省革委会，后又担任了省委副书记，李渭生随他调进机关，当上了保卫处负责人。张晨是x副书记的亲外甥，是李渭生从 x县农机厂调来的。两个人仗着x副书记的关系，在机关里飞扬跋扈，是一般人不敢惹的硬茬子。 此时一只碗里倒满酒，几个人你一口我一口。袁芳自称不会喝酒，只象征性地抿抿，郭永明怕喝了酒回去挨郑主任的批评，喝了几口就再不敢端碗。李渭生、张晨则喝酒吃肉，甚是酣畅。半瓶酒下肚，李渭生的脸发红了，硬着舌头吹嘘：“批林批孔主要是反复辟、反回潮，我看就是第二次造反，第二次夺权，打倒搞复辟、搞回潮的走资派。前一段牛司令指挥我们这些老造反采取了几次行动，造成了一定声势。省委贺书记坐不住了，拼命压制，把矛头对准咱 x书记，说他是牛司令的后台。这次单位派我出来，实际是贺书记的主意，目的是想捏断牛司令和 x书记的联系。说实话我本不想下来，x书记说，反复辟、反潮流，农村也是一条重要战线。x 书记是想把这儿当成他的一个点，让我们有事向他汇报。” 张晨这时喝得醉眼惺忪，撇着嘴咧咧：“来之前我舅说了，学大寨要抓住大寨的‘三条经验’，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主要是抓阶级斗争，首先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治得服服帖帖，老老实实。” 李渭生问郭永明：“你们大队有多少四类分子？” 郭永明摇摇头，答：“不知道。” “有多少党员？” “还没开过党员会呢。” 张晨撇撇嘴，说：“这老郑还是老毛病，唯生产力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李渭生冷笑一声说：“什么埋头拉车？他这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在农业厅带头刮‘单干风’，搞包产到户，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现在带领工作组，进了村不抓阶级斗争，不搞批林批孔，只是一味地埋头割麦子，这不是方向路线问题吗？” “嗨！”张晨叹了口气说：“人家现在是工作队长，再怎么说，工作上咱也得听他的。” “屌！什么狗屁队长，我们只听 x书记的，他要是搞复辟回潮，老子就跟他对着干。” 李渭生、张晨一唱一和，大放厥词，把郭永明、袁芳听得心惊肉跳。 下午快四点了，几个人酒足饭饱，正准备收拾东西打道回府，忽然从林子里钻出六、七个人来，领头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虎着脸走来，看看地上的鸡骨头，扭头大叫：“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李渭生、张晨的脸更红了，慌忙站起身来。 三男四女七个老乡围上来，中年妇女用脚拨拨地上的鸡骨头，怒声质问：“你们怎么把我家养的鸡煮着吃了。” “谁吃你家鸡啦？胡说八道、诬赖好人呐。”李渭生说。 “我们吃得是在林子里打得鸽子、山鸡……”张晨也在抵赖。 那中年妇女怀疑地向四周看看，一个十多岁的姑娘在溪边叫起来：“阿妈，就是我们家的鸡，这鸡毛还在呐。”一边叫，一边抓着一把鸡毛举过来。 郭永明、袁芳对视一眼，心中叫苦，“当时怎么没想到把鸡毛藏起来呢。” 人脏俱获，李渭生仍然拒不认账，“我们没见过你家的鸡，这鸡是我们从山外买的……” “你咋这么不要脸呢，这鸡烧成灰我都能认得。少废话，赔我家的鸡。”小姑娘说话咄咄逼人。 “对，赔我们的鸡！ “赔，叫他们赔！” 几个人气势汹汹，不依不饶。郭永明、袁芳吓得脸色发白，眼睛瞅着李渭生、张晨，不知怎么办才好。 李渭生、张晨这时反而镇静了，一是俩人都是造反派，前些年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现在哪把这几个老乡放在眼里；二是俩人刚喝过酒，酒壮英雄胆，说话更是盛气凌人。只见李渭生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那妇女，大吼一声：“他妈的，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无凭无据，想讹人是吧？告诉你们，不要做梦。” 张晨更是把手里的枪一端，张嘴骂道：“妈的x，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干什么的！活得不耐烦啦？你们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我还不信治不了你，说，你们是哪个村的。” 两个人张牙舞爪，横行霸道。老乡中那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一看势头不对，一手拽那妇女，一手拉住丫头，悄声劝道：“算了，算了，这些人咱惹不起，就当丢了算了，走吧，回去吧。” 那小丫头心犹不甘，含着泪，咬着牙骂道：“谁吃了我家的鸡，让他得瘟病，变成狗、猪，不得好死。” “死丫头你骂谁呐？”张晨跳过去要抓小姑娘。 “我们又没骂你，我们骂偷吃我家鸡的贼。”中年妇女毫不示弱。 “行了，行了，咱大人不记小人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李渭生也担心事情弄大了不好收场，所以拉住张晨，就坡下驴，说：“走，走，咱也该回去了。” 在老乡们的怒视下，几个人狼狈地钻出林子。在返回的路上，张晨冲袁芳说：“今天都是为了你俩，要不是你们喊累喊饿，李处长怎么会打人家的鸡呢。” “张晨，少胡说八道，咱打的是山鸡，他们丢了鸡跟咱有什么相干。” “对，对。”张晨一吐舌头，说：“我们打得是山鸡，是山鸡。” 郭永明暗自发笑，真想不到李渭生是这样一个不要脸的无赖，颠倒黑白还振振有词，这种人真是太可怕了。不过，他又觉得庆幸，多亏李渭生、张晨能装腔作势，要不然，今天不赔鸡恐怕就很难脱身。 然而，郭永明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上午，山里那个老汉领着那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找到了郑主任。 郭永明以负伤为由，今天没有割麦，只是跟在郑主任屁股后面扎麦捆。郑主任戴一顶草帽，脖子里搭条手巾，乍一看，跟当地老乡没什么两样，真看不出他是个行政十三级的高级干部。在他身边的是小房东喇建国。小伙子二十多岁年纪，体格健壮，眉清目秀，干起活来虎虎生风。这几天，郑主任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已经跟十几个党员一一见了面。这时他和团支书喇建国低声谝着，说得都是村里的事情。 郭永明正在装车，突然，看到远处冶支书领着一男一女爬上坡来，定睛一看，却是昨天在山里遇见的那个老汉和那个厉害妇女。郭永明心里发毛，知道来者不善。昨晚回到河湾，郑主任就没好气地问：“到公社卫生院包包手怎么用了一天。”郭永明骗他：“到上滩去了一趟。”郑主任用手指点点他的额头：“噢，看袁芳去了，我猜你就是这个鬼主意。” 郭永明想不到两个老乡会追到这儿来，借口解手忙躲到旁边沟后窥探。只见那一男一女走到郑主任跟前，怒气冲天，你一言我一语诉说昨天的事情。郑主任谦和的脸色逐渐由红变青，突然把手里的镰刀一摔，大叫：“小郭、小郭、郭永明……” 郭永明实在躲不过去了，硬着头皮从沟后出来，慢慢挪到郑主任面前。 “是他，昨天那几个人里就有他。”那妇女指着郭永明的鼻子大叫。 郑主任气极了，冲着郭永明大吼：“小郭，你说，你们昨天吃得鸡从哪儿来的？” “是、是、是李处长他们打得山鸡。” “什么山鸡，明明是我家养的鸡。我们的鸡平时在外散养着，有时也钻到林子里，谁知叫你们抓去吃了。” “不是抓的，是枪打的……” “枪，哪儿来的枪？”郑主任问 “保卫处的枪，李渭生和张晨带来的。” “胡闹，下乡来带枪干什么。”郑主任脸色铁青，追问：“你们到底吃得是什么鸡？” “李处长说是山鸡，我也不知道……” “胡说，家鸡和山鸡能看不出来吗，老实说，是什么鸡？” “看着象是家鸡，不过我说不准。是李渭生、张晨拎来的。” “这个老李是怎么搞的，一点也不注意影响，太不像话了。”郑主任背着手沉思片刻，转身对俩人说：“真对不起，是我管理不严，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样吧，”郑主任边说边拾起田埂上的衣服，从口袋掏出六块钱来，“两只鸡赔你们六块钱，不知道够不够。” 旁边的冶支书和喇建国搭腔：“多了，多了，两只鸡有五块就够了。” “六块吧，你们大老远从公社跑到这儿，算是补偿吧。不光是赔偿，同时我代表工作队向你们赔礼道歉。你们回去给社员们解释一下，昨天是我们的同志喝多了酒，违反了纪律，我们一定严肃批评教育，今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天下午，郑主任带着郭永明去了上滩，走进李渭生、张晨住的北房，几个人正在炕上甩牌，见郑主任进屋，于彬彬把牌一扔就想跑，李渭生伸手拦住：“哎、哎，别扔，别扔。”从炕上敛起牌又塞回去，这才扭头对郑主任说：“你先坐，我们打完这把。”郑主任脸色阴沉，张了张嘴，没有发作，背着手在屋里踱起步来。房子里陈设简单，除了一盘大炕外，就是南墙根一座半旧躺柜。西间主人的卧房，炕上除了几床黑乎乎、脏兮兮的被子外，炕柜上胡乱扔着几件衣服，炕下墙角并排立着几只大缸，分别盛有半缸麦子、青稞、豌豆之类的粮食，从屋里的摆设看，这家的日子过的一般。 李渭生只顾打牌，全然不把郑主任放在眼里。郭永明联想起他昨天的表现，心里很有些反感和气愤。不管怎么说，郑主任是办公厅的领导，是抗战时期扛过枪、解放战争渡过江的老干部，怎么能这么不给面子呢。 好不容易等到一轮牌打完，于彬彬、袁芳甩下牌就跑，郭永明知道郑主任是为什么来的，为了避免尴尬，忙也跟出门去。在院里，袁芳压低嗓子问： “郑主任来干什么？” “不清楚，可能是为昨天的事吧。” “他怎么知道的，你告诉他的？” “纸里能包得住火？今天上午老乡就找上门来了。” “这老乡真狡猾。” “两只鸡，对老乡来说不是个小数。” “李处长不是打的山鸡吗？” “什么山鸡，他们背着牛头不认帐，咱还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哟，你把李处长给端出来了。” “什么我端出来了，实事求是嘛！” “就你看得清楚，别人都是瞎子！？”袁芳怒气冲冲，恶声恶气地教训：“你得罪了李处长，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小郭、小郭。”郑主任在屋里叫。 李渭生、张晨正在汇报进村以来的工作，郑主任盘腿坐在炕上拿着笔边听边记。尽管李渭生他们进村以后并没有做多少事情，但他汇报起来口若悬河，什么召开党员会啦，抓阶级斗争啦，工作组学习文件、访贫问苦以及和社员实行‘三同’啦，等等。郭永明真佩服李渭生说假话不脸红的本事，臭狗屎也能让他说成一朵花。 郑主任不动声色，盯着李渭生，问：“听说你们昨天去后山打猎啦？” “谁、谁说的，胡说八道。”张晨一边抵赖，一边狠狠瞪了郭永明一眼。 “噢，是这样的，郑主任，学习大寨经验，我琢磨怎样兴修水利，扩大上滩的水浇地面积，这水从哪儿来？听社员们说，后山有泉水可供灌溉，我就和张晨、袁芳进山实地考察，恰好郭永明也来了，就一起进山摸了摸情况。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不实地看看就是不行，隔着好几道岭呢，只能是望水兴叹。至于说打猎嘛，也就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情。” “我怎么听说你们把人家老乡的鸡打来吃了，这可是违反群众纪律的问题，不是小事啊。” “胡说，纯粹胡说。”李渭生涨红着脸，唾沫星子乱飞，“我和张晨昨天在林子里打了两只山鸡，小郭可以作证嘛。” “对，是山鸡！笑话，我们连家鸡、山鸡都分不清吗？是谁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张晨百般抵赖。 “后山的老乡都找上门来了，难道人家能无缘无故诬赖你们？” “他家的鸡找不见了与我们有什么相干，说我们吃了他的鸡，谁看见了，谁能证明？”李渭生继续狡辩。 “小郭，你说说，你们昨天吃的什么鸡？”郑主任问。 (三) 秋收进入尾声，不容郭永明他们缓口气，郑主任和冶支书就召开了河湾大队党员大会。会场就在大队部院里。李有才和魏慧住过来以后，冶支书派人对两间办公室进行了打扫整理，修理了门窗，装上了新玻璃，又从公社借来了两张单人床和炉具，李有才、魏慧俩人日子过得倒也安逸。 村里17名党员，加上6个生产队长，在院里围成个圆圈，席地而坐。两条长凳上坐了郑主任、何丽、张淑芳，冶支书被郑主任硬摁在凳子上，郭永明、何玉亮等几个工作队员或垫个砖头、或从社员家带个小板凳挤在人堆里。 来开会的党员大多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有民兵连长冶廷江、团支部书记喇建国、妇联主任万玉梅几个比较年轻。这些人当中，郭永明最熟悉的是喇建国了。自从住到喇老汉家里，每天早晨，郭永明就和郑主任抢着担水、扫院子，晚上，总要和房东一家谝一谝 。郭永明和喇建国年纪相仿，两人一起交流比较多，郭永明发现喇建国心事重重，情绪不高，更令郭永明奇怪的是从没有见过他的媳妇。从旁人嘴里才听说，小俩口结婚两年多了，一直没有生育，为这事小两口常闹矛盾。两个多月前，小两口又吵架拌嘴，媳妇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喇老汉尽管开明，但独生子的生育问题让他吃不下，睡不安，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喇建国和媳妇尽管恩爱，但传宗接代问题的确令他烦恼，媳妇负气回了娘家，他不仅不去赔罪，反而起了离婚的念头。郭永明把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郑主任，郑主任的心情也非常沉重。 党员大会，主要是传达学习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省委领导的讲话中号召全省人民深入批林批孔，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为今明两年实现农业大干快上，建设一批大寨县而努力奋斗。何丽、张淑芳两个女将念得口干舌燥，村里的党员干部个个听得无精打彩，有的甚至眯着眼，耷拉着脑袋打起了呼噜。秋后的太阳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郭永明听着这空洞冗长、枯燥无味的报告，两个眼皮也禁不住打起架来。 “哎、哎，打起精神，好好开会。”郑主任拍手吆喝，大家又都支棱起了耳朵。郑主任举着手里的笔记本，说：“文件念了，上级的精神也听了，农业学大寨，我们应该怎么学，学什么，文件里说了，领导也讲了。我觉得，大寨经验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是大干苦干，战天斗地，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我是山西人，前年我在老家住了两个月，抽空到大寨去了一趟。要说起大寨，过去的条件很差，七沟八梁一面坡，有4700多块地，土地瘠薄，水土流失严重，当地有个顺口溜，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地边白草绣成团，地墙荆棘围了个严。一亩地好光景打不了一百三、四十斤，社员的日子非常艰难。但是大寨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在大队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干苦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设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做法一是治山治水，兴修水利，扩大农田灌溉面积；二是修水平梯田，做到保水、保土、保肥，防止水土流失；三是深翻深耕土地，多施有机肥料。十多年前，大寨平均亩产就达770多斤，从53年到63 年11年中，总共向国家贡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现在，大寨亩产过千斤，给国家作出了更大贡献。我们河湾村和大寨相比，条件比他们好得多，一是我们紧靠黄河，有搞水利基本建设的条件；二是我们土地面积大，荒山多，有土地开发的潜力；三是我们有思想好、觉悟高的贫下中农。大寨能做到的，我们河湾也应该做得到。关健是我们要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快上、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 “郑主任说得对！”不等郑主任说完，冶支书就开始发言：“我们河湾紧靠黄河，自然条件在古城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但咱生在黄河边，眼瞅着黄河水在脚下哗哗流，山上的地旱得张着嘴。村里1800多亩地，不够养活700来口人，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可以说，咱们是背靠黄河讨水喝，捧着金碗要饭吃，不仅没给国家做多少贡献，反而变成了国家的累赘。说起来真是脸红啊，这些年，咱也没少嚷着学大寨，也搞过一些规划和设想，但就是落实不下去，主要是不愿吃苦下力，总觉得咱河湾这个条件，神仙来了也干着急、没办法。说老实话，我从70年当这个支书以来，就想稀里糊涂混日子，哪有什么雄心壮志，哪想着如何改变河湾的面貌？去年地县工作组在咱村，学大寨、割尾巴，搞得社员们怨声载道，我就更灰心了。这次郑主任带工作组来，第二天就找到我，给我介绍大寨经验，介绍省内外的先进典型，给我讲学大寨，要学大寨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精神，只有大干才能大变，轻轻松松学不了大寨，舒舒服服改变不了面貌，听得我心热了，眼亮了。郑主任这些天，一边干活一边和党员干部谈话。大家都感到，我们作为党员干部，不能这么稀里糊涂混日子，应该扑下身子，给河湾广大社员做点什么。过去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大队干部算不了什么官，但也是全村700来口人的主心骨、带头人，我们要把河湾大队带到何方，这个问题希望大家都琢磨琢磨。” 郑主任和冶支书的发言，在党员干部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会场像开了锅一样，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热烈。由于工作组几天来和党员干部谈心、交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多数党员热情高涨，劲头很足，尤其是冶廷江、喇建国，挥舞着拳头嗷嗷叫，恨不得明天就叫河湾变个样。但大队长喇玉柱等人却显得不以为然。喇玉柱快六十的人了，做事沉稳，说话不紧不慢，从58年公社化以后就是河湾的大队长，在群众中说话很有份量，一部分党员也主要看他的态度，他要是没有积极性，河湾的学大寨工作就很难开展。 郑主任、冶支书看来胸有成竹，当天下午，郑主任到公社打电话向单位要了一辆卡车，第二天天不亮，带领河湾大队的党员干部奔赴100多公里外的h县高陵大队学习取经。这个高陵大队过去是拉羊皮不沾草的穷山村，为了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从五十年代开始，大队党支部带领全村男女老少，建水库、修水渠、筑塘坝，植树造林，发展集体经济，成了全省著名的学大寨先进典型。河湾村的党员干部通过参观学习，大开了眼界。高陵人艰苦奋斗、战天斗地，深山修出大寨田，多种经营齐发展。山腰梯田绿戴帽，清清渠水满山绕。山下粮食坡上果，集体个人都富饶。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大队长喇玉柱等人，在回村以后的讨论中，二十多个党员干部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大家摩拳擦掌，一心要在河湾干一番事业。郑主任带领工作组与河湾大队党员干部达成了大干快上、向黄河要水，向荒山要地的共识。 接下来的几天，郑主任带着大队干部翻山越岭，实地调查，研究制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案。治山治水，先要改土。河湾村山势低缓，如果开成梯田，浇上水，就能长出很好的庄稼。水从哪儿来？人们自然而然把目光集中到黄河上。 站在河湾的黄河岸边，郭永明这才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条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黄河。眼前的黄河翻腾着混浊的浪花，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河水挟带着上游的泥沙从西南方向的黄土山峁奔腾而下，遇到河湾村西的红山后拐了一个弯又调头向东。由于水大弯急，隆隆作响的河水在红山脚下翻腾回旋，形成一个接一个巨大的旋涡，水深浪急，波涛滚滚，直到河湾村脚下，水流才变得平缓，河面才变得辽阔。河对岸是一片由黄河千百万年冲刷形成的河谷平原，土壤肥沃，村落密集，地势狭长，田园如画。北岸与南岸虽只隔一条大河，自然环境却如同两个世界。南岸依靠黄河生活富足，北岸瞅着黄河望洋兴叹。 村干部们下到河滩，浪涛轰鸣，浊浪拍岸，河水翻滚着奔腾而下，略带寒意的河风吹得郭永明打了个冷战。脚下是咯咯作响的卵石，大的如牛，小的似卵。冶支书说：“眼前的这片河滩都是乱石窝，足有一百多亩，如果能垫上二尺土，开条渠把水引过来，肯定是旱涝保收的好地。” “就怕黄河发大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喇大队长摇头反对。 “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河滩里有的是石头，咱把围堰垒高点就是了。”民兵连长冶廷江劲头十足。这个小伙子是个复员军人，回到家也整天穿着他那身绿军装。 “解放前来过一次大水，这片河滩大部分都淹了，连东面的地都进了水，要垫土，土方少不了，再说从哪儿拉那么多土呢。”贫协主席喇老汉有些犹豫。 “黄土不是多得是吗？”冶支书说：“西山就是个纯土山，虽然距离远点，但咱们象愚公移山那样，每年垫一点，用不了几年就完成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说话间来到河滩东边的果园，此时香酥梨、冬果梨、“三红”苹果挂满枝头。喇大队长介绍说：“这十多亩果园土层薄，种不成庄稼，栽果树长得还不错。这片河滩地如能垫上土，可以种果树、搞苗圃。现在苗木也很值钱呐。” 郑主任弯腰在地下刨刨，果然挖不到半尺，就露出了河沙。他抬头望望满园红叶的果园，默默地点头。 看完河滩，大家爬上村北的山头，眼前是高低起伏的黄土丘陵，山坡上就是社员的庄稼地，有的坡度至少有三、四十度，千百年来，雨水把这些黄土丘陵冲刷的千沟万壑。大家看了这个岭看那个岭，最后，都把眼睛瞄住了土龙沟。这里山势低缓，土层肥厚，面积有四、五百亩，如能开成像大寨那样的海绵田，即使浇不上水，每亩少说能多打一、二百斤，如果改成水浇地，一亩地打五、六百斤不成问题，这样的话，河湾大队的粮食生产就能打一个翻身仗。 说来说去，关键还是个水的问题。土龙沟距黄河1000多米，抽水扬程五、六十米，如建扬水站，修灌溉水渠，投资巨大，对河湾村这样一个700来口人的穷村，简直是天方夜谭。 “能不能把关沙岭的水引过来。”喇建国突然冒了一句。 喇老汉瞪了儿子一眼，说，“你作梦呢，关沙岭到这儿隔着座红山唻。” “可以在山上搞虹吸，……” “吹牛吧，你该没想着打个山洞把水引过来吧。” “老弟，建国再能吹也吹不过你呀！”喇大队长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笑了。郭永明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才听说，喇老汉父子俩是村里有名的筏子客，常年在黄河上漂流摆渡，直到前几年古城建起了水泥船，父子俩才收了筏。扎筏子要吹皮囊充气，所以人们笑他父子能“吹牛皮”。 笑声中，冶支书拽拽喇老汉，说：“建国说得也是个办法，关沙岭电灌站扬水高程六、七十米，如能引过来，土龙沟这几百亩都能浇上水。” “开玩笑呢！”喇老汉摇着手说：“河湾到关沙岭至少有三、四里路，中间的红山少说有200多米，搞虹吸投资得多大？打山洞，别说咱没钱没物，就是有钱有物，靠咱这200多个劳力，没有十年八年也完不成，何况，还不知要冒多大风险呢。” 郑主任拍拍老汉的肩头，笑笑说：“先别忙着下结论，还是实地看看再说吧。” 大家又爬上高耸的红山，眼前山峦起伏，绵延不断，黄河岸边，全是陡峭的悬崖峭壁，别说是人，就是山羊也很难立足。红山山体像个外表蒙着黄土的元宵，几米厚的黄土下面，全是郭永明在后山见到的那种红色砂砾岩，这也许就是名叫红山的由来吧。 关沙岭电灌站位于红山脚下，黄河拐弯处，这里谷壁陡立，暗礁密布，河深流急，一条二十余米的水泥船上，数条胳膊粗的钢丝绳把船牢牢拴在山体上，两根直径近一米的抽水管将滔滔水流扬到30米高台，再由二级水泵扬到70米高的主干渠。此时正是浇秋冬水的季节，电机隆隆，水流哗哗。电灌站的工人介绍，关沙岭电灌站两级提灌500千瓦，可灌溉五、六千亩，现在只配套三千来亩，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工作组和大队干部一起制定了河湾大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三步走规划，力争用两年时间，第一步在土龙沟区域，开发高产稳产水平梯田400亩；第二步争取从关沙岭电灌站调水，把旱地变成水地；第三步开发河滩地100亩，着重发展林果产业。这个发展规划经各生产队讨论，得到了社员们的普遍欢迎和拥护，全村上下洋溢着一种农业学大寨、大干促大变的革命热情。 初冬季节，河湾大队在村口麦场召开了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冶支书、喇大队长、郑主任及社员代表讲了话。民兵连长冶廷江、团支部书记喇建国组织民兵和青年团员组成了突击队，妇联主任万玉梅组织青年妇女组成铁姑娘队。社员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男女老少齐上阵，在村北土龙沟摆开了战场。每天天刚亮，河湾村街上就出现了一支队伍，姑娘们扛锨，小伙子拉车，浩浩荡荡向工地进发。连老人孩子都上了山，老人支上锅灶为大家烧茶送水，冶老师组织少先队员演节目为大家加油鼓劲。进入冬天，天干物燥，大风肆虐，狂风裹着沙尘，象一条条土龙漫天飞扬，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几天下来，姑娘们的脸吹皱了，手吹裂了；小伙子胳膊、肩膀都脱了皮，工地上的男男女女汗水拌黄土，一个个变成了看不清眉眼的泥塑。 就在土龙沟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省委x副书记来到了河湾村。 这天中午，古城公社韩副书记来下通知，说省委x副书记下午两点到河湾，要求工作组成员、大队干部参加，另请几个社员代表参加座谈。 省委领导来视察，这对河湾来说是件大事，郑主任、冶支书立即作了精心准备。 通知两点到，但大家等到三点也看不到x副书记的影子。郭永明着急，不时到街口张望，直到近三点半，才听到村口的汽车喇叭声。一辆吉普车摇摇晃晃开过来，车门打开，x副书记挪动着肥胖的身子从车上下来，随车的还有秘书侯玉及一个黑脸盘的中年人。x副书记身材高大，挺个肚子，原本白胖的脸现在红的发亮，一看就知道喝多了酒。 “哎呀，都是熟人嘛，老李、魏慧、张淑芳、小何……哎呀呀，这才下来半个多月，怎么一个个跟土猴似的。” 何丽拍拍身上的土，羞涩地解释：“我们成天吃住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听说你两点来，大家都没顾上洗脸换衣服。” “这么说得怪我喽，不过，该做检讨的是公社王书记。”他一指随行的那中年汉子，嘿嘿笑道：“这个王书记，还有李渭生他们，轮番作战，就差捏着鼻子灌了，不是侯玉挡驾，他们非把我灌趴下不可。”x副书记握着郑主任的手，边走边说：“不过，老郑，工作组主要应该抓大事嘛，不是给村里来当劳力。要说劳动，”他拍拍民兵连长冶廷江的肩头，“你们四、五个也不顶他一个。” x副书记走进办公室，左右环顾一番，点点头：“嗯，不错，挺干净。”他伸头看看里屋，炉子上钢精壶冒着水汽，李有才、魏慧的床铺干净整洁。 “谁住在这里？“x副书记问。 李有才答：“我和小魏。” “哎，不是要实行‘三同’吗？你们住在这儿怎么和群众打成一片呐？老郑，不是我较真，这样做不对啊，赶快改过来，住到群众中去，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不要脱离群众嘛。” “好，好，”郑主任木然地点头。 大家分头落座，二十来人，把间屋子挤得满满当当。x副书记坐在靠窗的一张旧圈椅上，大大咧咧跷着二朗腿，伸手从那灰色中山装里摸出一支烟点上，鼻孔里冒出两股浓烟。“x副书记，我先汇报一下工作组这半个多月的工作，然后请大队党支部书记冶占祥汇报一下村里的情况，好吗？” “唔，”x副书记不置可否，只是拿着个打火机，在面前的办公桌上“叭啦、叭啦”地来回磕哒。 郑主任简要汇报进村以来：一是深入群众，和党员干部谈心，了解熟悉情况；二是与党支部、大队干部一道，通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三期建设规划；三是广泛宣传，依靠河湾党支部一班人，通过学习大寨经验，到先进单位现场参观，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全村上下达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苦干实干、治山治水、尽快改变河湾村贫困落后面貌的共识。 x副书记这时仰着头，眯着眼，似听非听。这个x副书记，原来是郑主任的部下。郑主任五十年代末当地委副书记时，他是x县县委书记，五八年大跃进时，他“放卫星”、“搞浮夸”，为完成征购任务，下令把老百姓的面柜都挖空了，人送外号“挖面书记”。“三年自然灾害”时，x县饿死不少人。后来郑主任在x县推行“包产到户”，和他发生了尖锐冲突，在省委贺书记支持下，“挖面书记”被撤了职。然而没过两年，“挖面书记”成了抵制“三自一包”的功臣。文化大革命开始，“挖面书记”是攻击郑主任最凶、最起劲的人。后来，“挖面书记”被结合进省委领导班子，郑主任却进了“五。七”干校。如今，这两个“冤家对头”碰到一起，龙争虎斗，自然会上演一台好戏。 郑主任讲完，x副书记抬抬眼皮，面无表情地“哼”了一声。冶支书接着汇报。介绍到这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时，他小心翼翼地提出：“x书记，按照这个规划，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们村是个小村，统共200多个劳力，全上了工地，我们还动员老人孩子都上阵，能干多少干多少。只是下一步的引水工程，在解决资金、物资方面困难很大。我们村没有多少积累，希望上级领导能帮我们一把，给一点支持。”冶支书闪着期待的目光，x副书记是省里的大领导，来一趟还能不解决点实际问题？ “说完啦？”x副书记睁开眼，直直腰，衿持地端着架子，拿腔拿调地说：“有什么困难，可以向公社反映嘛，可以向县里反映嘛。啊，不过，农业学大寨，主要应该学习人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只想着依赖上级，不能等、靠、要，要靠自己的双手大干苦干嘛。”他看了看郑主任，继续说：“向各地派学大寨工作队，体现了省委的重视，以农业为基础嘛。我虽然不分管农业，但也非常关心，今天专程过来看看，并想把上滩大队作为我的一个点，工作组及大队的工作可以及时向我汇报，我也打算随时随地过来看看。怎么样，工作组进村半个多月了，在贫下中农当中有些什么反映啊？” “没说的，工作组进村以来干得很好。”喇大队长竖起大拇指说：“工作组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带来了大寨的经验，还给我们带来了共产党的作风，真心实意给老百姓办实事。郑主任这么大年纪，这么大的干部，和我们一起摽着膀子干。说实话，开始我对这平整土地修梯田并没有多少兴趣，咱这里就这么个条件，当不了财主，也饿不死人，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还折腾什么呢？工作组给我们介绍大寨经验，带我们去参观高陵大队，的确让我们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论条件，我们比高陵大队强得多，但为什么人家能做到，我们就做不到。差距就在思想上，缺乏大干快上的信心。所以，学习大寨经验，我们全大队上下横下一条心，就是脱几层皮，掉几斤肉，也要打好农田基本建设这一仗。建设好大寨田，不仅要让社员们吃饱肚子，还要争取给国家多作贡献。” “我也说几句。”说话的是冶光洪，郭永明心里一惊，冶支书把这家伙叫来干什么？他家的狗叫我给打伤了，这会儿别趁机告状吧。冶光洪站起来，一手端个烟袋，边比划边说：“要说起工作组，说心里话，刚一开始我不仅不欢迎，甚至有些抵制。冶支书安排工作组同志住我家，我就很不愿意，故意把狗放出来，一心要撵走他们，最后还跟工作组的同志吵了架。经过这些日子开会、学习，加上这半个多月工作组的表现，我感觉，这个工作组和以前的工作组不一样，不是进村挑事捣乱的，而是诚心诚意要给老百姓办事，让咱社员过上好日子。土龙沟整地，红山引水，这些事办好了，咱就能吃饱肚子。所以，我完全拥护工作组，拥护大队提出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计划。同时，借这个机会，我向工作组的何同志、郭同志道个歉。我是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你们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何玉亮急忙站起身来说：“我们也有错，不应该打你家的狗。” 郭永明涨红着脸，忙不迭地表示：“老冶，对不住了，狗是我打的，我应该道歉。” 冶支书摆摆手说：“一条小土狗子，瘸了就瘸了，道什么歉呢，光洪你想要，我家有两条小狗崽，你抱一个去。” x副书记听到这里，指指何玉亮，说：“和群众打架，违犯群众纪律，应该严肃批评。不过，”他顿了顿，又从兜里摸出一支烟来点上，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也不要尽说好听的。我提个问题，现在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你们河湾搞得怎么样啊？工作组进村以来，抓没抓这件事啊？” 郑主任翻翻笔记本，解释说：“在开党员会时，大家学习了有关文件。我考虑，把批林批孔与农业学大寨结合起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活动，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批林批孔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落实到农田基本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去，可能效果会更好。” “批林批孔，批孔批得是谁呀？”x副书记指指冶光洪，“你说说，为什么批孔啊？”冶光洪站起身，红着脸，手挠着头皮，结结巴巴地说：“批、批孔，听大喇叭说，他，他叫孔老二，为，为什么批他，大慨、大慨他搞资本主义吧。” “看看、看看，老郑，连批孔的对象是谁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搞的批林批孔？！”x副书记瞪着眼，似乎来了精神：“批林批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目的是反复辟，反回潮。老郑，学大寨工作组首先要政治挂帅，当前的政治就是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农业学大寨，大寨的根本经验是什么？就是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首先是大批资本主义。怎么样大批资本主义，就是要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学大寨工作中怎么抓阶级斗争？我看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抓农村经济工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比如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黑市交易、瞒产私分、投机倒把等等。我听李渭生讲，上滩大队就有这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很严重。河湾大队恐怕也不少了。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阶级敌人永远也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肯定要作垂死挣扎。如果不抓阶级斗争，不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就会丧失我们的红色政权，就有可能复辟资本主义，我们的贫下中农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治山治水、修梯田、搞水利，又有什么用呢？那地里长得都是资本主义的苗！所以，我们要始终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大事大非问题上，在怎么样学大寨的问题上，我们贫下中农要擦亮眼睛，明确方向。要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狠批农村经济工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只有这样，我们的农业学大寨才能始终走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四) 土龙沟的大战进行了半个多月了。每天天不亮，郑主任和冶支书、喇大队长就招呼社员们起床、出工，工地上妇女们铲土，小伙子推车，老年人砌田坎，喇建国和冶廷江把青年突击队编成两个排，一人带一个，你追我赶，开展劳动竞赛。尽管社员们干劲很大，然而，这种全靠铁锨镐头、人拉肩扛的改土造田，进度却非常缓慢。郑主任时常皱着眉头，从地这头量到地那头，看看这里，望望那里，摇着头，不住地念叨：“进度太慢了，太慢了，这种干法，两年的规划五年也完不成。” 这天中午，在工地上吃了房东从家里带来的冷饭，郑主任要郭永明去公社给单位上打个电话，明天一早他要回省城。随后又叫来喇建国，俯耳说了几句什么，喇建国一脸欢喜，急急忙忙回村去了。 郭永明这段时间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尽管忙忙碌碌，但仍减少不了对袁芳的思念。他几次想借故溜号，但看到郑主任和工作组其他同志都在没日没夜地苦干，也就不得不打消这些念头。现在郑主任安排他去公社，这是和袁芳见面的好机会，于是，他快步如飞，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袁芳的身边。 郭永明穿过村子，刚爬上村东的山坡，喇建国骑着自行车赶了上来。 “小郭，你到哪儿去？” “到古城，给单位打个电话。”郭永明看看喜形于色的小房东，反问道：“你去干嘛？” “我接媳妇回来。” “怎么，接媳妇回来参加大会战呐？” “郑主任说明天回省城，给我们找个大夫查查病。” “是生孩子的事？” “嗯。” “太好了，到省城让大夫仔细查一查，好让你们早点抱上大胖小子。” 郭永明和喇建国合骑一辆车子，风驰电掣，不一会儿便来到古城，两人分手各办各的事情。 郭永明打完电话赶到下滩的时候，老远就听到有人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喊口号。村里正在开大会，郭永明很容易就找来了。会场设在大队部院里，房顶上两只高音喇叭震耳欲聋。 “陈宫山必须老实交待！“ “陈宫山只有老实交待才是唯一出路！” “何玉林必须低头认罪！” “打倒陈宫山、何玉林！”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压抑。主席台上坐着李渭生、公社韩副书记和一个年轻人，数百名群众席地而坐，人群前头，一个五、六十岁的老汉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弯着腰，低着头，主席台两边，十来个背着枪、腰缠子弹袋的基干民兵维持秩序。 “请大家打消顾虑，勇敢揭发，坚决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李渭生手扶麦克风，正在声嘶力竭地进行煽动。会场里，男女老少神情惊恐，鸦雀无声。 “谁接着说，接着说。”李渭生不停地督促，“喂，吴跃进，你不是找我们反映过情况吗，把你知道的给大家说一说。” “吴跃进，一个有人生没人管的二流子，他知道个屁。”有人在下面咒骂。 一个十五、六岁，穿着破破烂烂、邋里邋遢的小伙子惶恐地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支书、大队长和大队会计，把大队果园去年卖果子的1000多块钱都私分了。” “你放屁！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一个六十多岁、戴眼镜的老汉跳起来骂道：“去年果园的收入一半留作集体积累，一半照顾了村里的五保户、困难户，兔崽子，你家还分了50元钱呢，不信，回家问你瘫在炕上的老娘去。” “这孩子真不是个东西！” “真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 会场像开了锅一样，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从现场人们的态度看，不是在开批判会，倒像是在替挨批斗的人评功摆好。 郭永明看见坐在一边的袁芳和于彬彬，赶紧绕过去，伸手拍拍袁芳。袁芳看见郭永明，眉头一皱，瞪着大眼低声说：“你老往这儿跑什么，也不怕人家笑话。”边说边把本子一合，低头跟于彬彬打了声招呼，扭头就走。于彬彬冲郭永明挤了挤眼睛，指指袁芳，轻声说，“抓紧点”。 郭永明追上袁芳，问：“到你住的地方去吧？” “算了，顺街随便走走吧。你有事吗？” “没什么事，今天到公社打电话，顺便过来看看你。十多天不见你，就像过了十来年似的。” “嗬、嗬，你真会夸张，度日如年嘛。” “真的，总想着你，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那你是吃饱了没事干，闲得无聊在那儿瞎琢磨。” “没事干，我们还能闲得住？进村这段时间，天天和社员们一起割麦子、收青棵、挖土推车，一点儿也不比社员少出力。眼下我还是刚从工地跑来的呢。” “难怪你这一身土，跟个老乡没啥两样。哎，我给你说，以后少往这儿跑。上次进山的事，李渭生、张晨对你意见可大了，说你倒闲话，告他们的阴状，是郑主任身边的奸细，你老往这儿跑，对你对我都不好。” “二十多天了，我就来找了你两次，你还嫌多呀？” “以后没事不要来，免得让人说闲话。” “行、行，我尽量争取吧。哎，你们开会批斗谁呐？” “大队书记和大队长。支书叫陈宫山，大队长叫何玉林。” “都是什么问题呀？” “呵，这个大队书记胆子可真不小，去年地县学大寨工作队把自留地、自留树收回集体了，可工作组前脚走，后脚他又悄悄退给了各家。而且，他对社员搞小开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资本主义倾向泛滥成灾。大队长何玉林不仅参与阳奉阴违、欺上瞒下，而且还怂恿他老婆搞黑市交易，偷偷到古城去卖鸡蛋、卖果子。” 郭永明愣住了，他知道，河湾大队也是这样，社员房前屋后的果树，名义上是集体的，其实都归各家各户。摘下来的果子都是偷偷摸摸卖到外面，乡亲们的油盐电费支出主要指着这点收入呢。房东老大娘就偷偷到河对岸卖过鸡蛋，说是攒钱给儿媳妇看病。想到这，他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是几斤果子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怎么是大惊小怪？”袁芳吃惊了，瞪着眼说：“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啊。前些天省委x书记来，明确要求我们抓住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听说，你们河湾也有类似的情况，你们就没当回事？” “怎么能不当回事，河湾那边也在抓，也在批。”郭永明嘴里搪塞着，心里着实对郑主任的做法有些担心。为了避免袁芳追问，他转移话题：“你们农田基本建设开始了吗？” “正在拿规划，李处长说当前要突出抓好阶级斗争，狠批资本主义倾向。下一步，我们一是报告公社党委，改组村支部领导班子，你刚才看到主席台上坐着的那个年轻人了吗？那是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何秋生，前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在部队上就是政治尖子，下一步，李渭生想叫他干大队支部书记。” “就他，一个毛头小伙，能压住阵吗？” “怎么压不住？年轻人有思想，有闯劲，朝气蓬勃。” 郭永明轻轻摇头，凭他对农村工作的了解，这个年轻人肯定是很难胜任的。心里这么想，嘴上继续问：“你们还有什么打算？” “我们打算这两天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组织一个集体资产清缴小分队，把本应收回集体的果子及自留地的收入，统统收回来。” “这、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李处长叫张晨挂帅，当小分队的队长。他是干保卫的，随身带着枪，还有手铐子，谁不老实，就把他铐起来。” 郭永明注意到袁芳脖子上围着一条大红的新羊毛围巾，伸手摸摸，问：“你啥时候买的？” 袁芳扭捏了，说：“哪儿是我买的，是张晨前天去县城买的，回来又说颜色太艳，送给我了。我围着还挺好看，是吗？” “是，是好看。”郭永明讪讪地回答。 “张晨这个人在别人面前牛皮哄哄的，对我倒不错，挺照顾的……” 郭永明听到袁芳称赞张晨，再看看袁芳脖子上那条羊毛围巾，心里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当天晚上，郭永明把自己在上滩的所见所闻向郑主任作了汇报。郑主任沉默许久，叹了口气说：“河湾和上滩情况不同，各有各的做法。不过，我就担心，李渭生这么干，上滩非乱套不可。” “x副书记不是说了嘛，上滩是他的一个点，李渭生这样干，都是x副书记的主意。” “是啊，李渭生是按x副书记指示办的。不过，我、我还是咱们这个工作队的队长，嗨，难，难办呐。” 这天晚上，郭永明眼望着窗外的星星，想了很多、很久。按照全国的大形势，应当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学习大寨经验，大批促大干，批林批孔，同阶级敌人斗，狠批资本主义倾向，郑主任在河湾的做法似乎跟这个精神不大合拍。但他的做法社员们拥护、欢迎，正因为如此，河湾村的农田基本建设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李渭生在上滩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倾向，收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禁止个人市场交易，表面看符合大批促大干的精神，但实际上恐怕没有多少社员拥护和赞成。老百姓如果没有积极性，又怎能治山治水，促进生产，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呢？郭永明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觉得，政治问题太深奥了，谁对谁错还是由上级去评判吧。不管别人如何评价，郭永明从心里敬重这个久经考验、饱经风霜的老头子。郑主任从来不眩耀他的光荣历史，他还是听机关里的同事议论，郑主任是个三八式的老八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出生入死，身上多处负伤，立过许多战功。解放军进军西北时他就当营长了，是个在部队、在地方都响当当的老革命。这次到河湾村，不知他有什么魔力，几天就和社员、村干部混熟了，不管他走到哪里，身边总有社员围着他说笑。贫协主席喇老汉的炕上，几乎天天高朋满座，谈笑风生。郑主任和他们谈生活、谈生产、谈治山治水，谈河湾的发展前景，村里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但只要是剩下他和郭永明的时候，郑主任不是埋头看《毛选》、看文件，就是低头沉思，总显得心事重重，精神疲惫。郭永明想，可能是郑主任年纪大了，过去多处负伤，现在天天跟社员一起出大力、流大汗，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所以，郭永明总是尽量照顾他，给他打洗脸洗脚水，每天到家第一件事是给他沏上一壶香喷喷的热茶。 郑主任带喇建国两口第二天去了省城，隔了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又急急忙忙赶回河湾。郭永明第一次见到喇建国的媳妇，身材苗条，皮肤微黑，是个漂亮俊俏的小媳妇。喇老汉见面就问：“检查的咋样？”儿媳妇脸一红，瞪了喇建国一眼，一扭身进了屋。喇建国却像个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满脸愁容。 “放心吧，老哥，桂英身体没有问题，就是你的建国有点小毛病。大夫说了，问题不大，吃点药调理调理就好啦。”郑主任笑着拍拍老汉的肩膀，“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等着抱孙子吧。” 喇老汉眉开眼笑，拍拍手说：“这就好，这就好，有盼头啦。老郑，你可给我帮了个大忙，我一辈子都感激不尽呐。” 郑主任哈哈笑着说：“你先别客气，等你抱上孙子再谢不迟。” “我和桂英去，就住在郑主任家。昨天下午，郑主任领我们去医院，跑前跑后，连医药费都是郑主任出的呢。” 喇老汉惶恐了，忙说：“怎么能让郑主任破费呢，你这孩子怎么……” “算了算了，花不了几个钱，我这拿工资的比你们日子好过多了，你们攒几个钱不容易，不就是偷着卖点果子、鸡蛋换点钱吗？” “郑主任，好人呐，老天爷保佑你，万事如意！”房东大娘嘴里不住地祷告。 吃罢饭，郑主任让郭永明叫来冶支书和喇大队长，一见面就乐呵呵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给咱要来一台推土机。” “啊！”几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咱们平整土地的土方量太大，光靠锨挖车推进度太慢，昨天我到省学大寨指挥部跑了一趟，他们答应给咱调一台推土机。只是现在各地都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非常紧张，排队都排到春节以后了。省里管事的原来是我的部下，好说歹说才答应十一月中旬调过来。” “太好了，有了推土机就省劲多了。” “一个推土机顶几百个人干活，这样我们的工程进度就快了。”支书和大队长都兴高采烈。 “我们也不能光靠机械。有些活是机械干不了的。所以要把劳力好好安排一下。我考虑：一是尽快把古城到河湾的路修一修，现在连卡车都进不来，更别说推土机了。从明天起，组织全部劳力修路，争取短期内完成。二是调整一下工作计划，先干引水工程。明天我到县里去一趟，请水利局派人测量一下，顺便找找县委的郝书记，我在地委干副书记时他是个公社书记，跟我关系不错，我张口向他要一点资金、物资，他不会不给面子。公社王书记也答应支援一点，咱们自己再想想办法，争取早点把引水工程搞起来。” 第二天，喇大队长领着社员们修路，冶支书和郭永明随郑主任到县里，县委郝书记对老领导很热情，千方百计给河湾引水工程调剂了一部分资金、物资，水利局冶局长听说家乡搞引水工程，立即安排技术人员到现场指导。当天下午，一位姓黄的技术员就带着经纬仪、量绳爬上红山展开测量工作，两天以后拿出了引水工程方案。方案提出从关沙岭引水，共开渠1800多米，其中约有500米从红山的断崖经过，需在数十米高的悬崖上爆破施工。上面是一百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下面是滔滔黄河，既有头顶飞石的危险，又有脚下深渊的恐怖，施工环境十分险恶。这个引水工程建成后不仅可以使河湾大队受益，而且可以使古城包括上滩几个村近1500多亩耕地由旱地变成水浇地。 计划非常宏伟，但工程十分艰巨。河湾村200多个劳力，先是一鼓作气拿下了进村的道路，接着便转移到红山引水工地。 立冬后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寒风呼啸，冷风刺骨，北风卷起漫天雪花，直往人们袖口、脖子里灌。河湾大队的社员已经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一个多月了，高强度的劳动，加上恶劣的天气，使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疲惫。有的人开始“生病”了，今天有人说胃痛，明天有人说头痛，请假的人越来越多，喇建国和冶廷江带领的80多人突击队，到最后只剩下30多人了。不仅如此，社员中风言风语也多了起来，有的说：“这么大的工程，就靠这点劳力，拼了命一冬天也干不完。”有的说：“出力不出力都是10分工，多干少干一个样，谁愿意当这冤大头。”有的说，“在悬崖上爆破开渠，不被石头砸死，也得掉到黄河淹死，工作组这是叫人玩命呢。” 上工的人越来越少，流言蜚语越来越多，大队干部急得团团转，郑主任一连几天也愁眉不展。这天下午，郑主任亲自跑了一趟公社，当天晚饭后，大喇叭里广播：“县电影放映队今晚在村口麦场上放电影！”偏僻山村的社员一年到头看不到几次电影，今天电影送到家门口，全村男女老少自然欢天喜地，没等放映机架好，麦场上已黑压压挤满了人，连周围十里八村的老乡都赶来了。 电影片是郑主任精心安排的，首先放映的是大型纪录片《红旗渠》，说得是五、六十年代，位于太行山麓林县的二十万人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风餐露宿，凭着一双双手，靠一锤一钎，开山劈路，跨壑架桥，历经十年寒暑，硬是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这个纪录片，郭永明以前就看过，今天看起来却特别震憾。他注意到，社员们都看得很认真、很专注，看到激动人心的地方，不少人都在抹泪。接下来放映的是《英雄儿女》，英雄王成、文工团员王芳的事迹以及“风烟滚滚唱英雄……”的主题曲，都深深打动了大家的心。第二天上午在工地上，冶支书召开社员大会，先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愚公移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郑主任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刚才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愚公移山》，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太行山。愚公为了搬掉门前的两座大山，每天挖山不止，而且说自己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昨天我们又看了《红旗渠》的电影，红旗渠的事情也发生在太行山，我们从电影上可以看到，过去的林县，山多地少，石厚土薄，打井无泉，引水无源，当地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鲜血以及生命的巨大代价，历时十年，引漳水到林县，终于为全县二十多万人引来了甘泉。电影里介绍，英雄的林县人民在太行山上劈山开石，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起了152个渡槽，打通了211个隧道，修成了宽8米、高6米、全长71公里的总干渠，以后又修成1500公里长的干渠、支渠。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有80多名英雄儿女献出了生命，250多名民工重伤致残，他们和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王芳一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河湾大队的开山引水工程，当然比红旗渠小得多，但是，同样是兴修水利，为民造福，同样需要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们要象林县人民那样，用我们自己勤劳的双手，重新安排河湾的山河。” 郑主任的讲话，极大地激发了河湾群众的斗志，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了。冬天的河谷，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每天下午，顺河刮起四、五级大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但河湾引水工程却紧锣密鼓，热气腾腾。施工采取两头并进，中间开花，郑主任带队从土龙沟由东向西、喇大队长带人从关沙岭由西向东开挖盘山渠道，冶支书带着青年突击队开山放炮。一时间红山两侧人来车往，悬崖峭壁炮声隆隆。喇建国、冶廷江等青年骨干，腰拴大绳在悬崖上扶钎抡锤，打眼放炮。青年团员还把豪言壮语写在石壁上，“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河湾人民立壮志，誓把山河重安排！” 引水工程开工以来，郑主任拎着锨镐，始终走在群众的前面。眼看着他的脸晒黑了，人累瘦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社员们分成两拨挑灯夜战，无论白天、黑夜，总能看到郑主任的身影，谁劝他都不肯多歇一会儿。社员们看到连老郑都这样拼命，劳动的积极性更高了。 郑主任头几天就感冒咳嗽，加上长时间高强度劳动，昼夜操劳奔波，终于把这个铁汉子累倒了。 郭永明这天从炕上爬起来，发现平时天不亮就起身的郑主任还没有睡醒。老家伙昨天半夜才回来，天天在工地上耗十五、六个小时。像这种干法，连郭永明这样的小伙子都吃不消，何况郑主任这五十多岁的人呢。郭永明不忍心惊动他，轻手轻脚给他打好洗脸水，然后帮房东担水扫地。尽管他蹑手蹑脚，但还是把老家伙吵醒了。郑主任坐起来，哆嗦着手穿衣服，脸色难看的有些怕人。 “郑主任，你是不是病了？”郭永明问。 “有点感冒，没关系，我吃点药。” “不行你就在家歇两天。这些天你都是早出晚归，这么玩命，何必呢？” “我的身体我心里有数，没什么。咱们还得抓紧点，争取早日把引水工程拿下来，等推土机来了，再集中力量平整土地，淤河造田。” “你恐怕也太性急了，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咱这不是两年规划吗？工作组在河湾这几个月，能帮着把水引过来就不错了，你还打算平整土地、治河造田一齐干呐。” “我就是这么个脾气，急性子，自己定的计划总想在自己手里完成。尽管难度很大，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要抓紧时间，我们就能给河湾的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 郑主任不听郭永明的劝阻，挣扎着来到工地。工地上万玉梅带领铁姑娘劈山挖土，运送石料；有经验的老汉们用水泥、石块垒砌防渗渠。郑主任一会儿去前面抡镐，一会儿在后面和水泥、运石料，尽管天寒地冻，但他却大汗淋漓。就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手扶铁锨大口喘气的郑主任突然步履蹒跚，一头栽倒在地上。 “郑主任！” “郑主任！” “郑主任晕倒了！”这消息象炸雷一般传遍了工地，干活的社员纷纷围拢过来。一直担心不离左右的郭永明抱着郑主任，张皇不知所措。张淑芳扒开人群跑过来，俯身看了看，只见他双目紧闭，呼吸急促，便急忙从随身的挎包里找出速效救心丸，嘴里喊：“快，水、水。”有人递过一碗水来，张淑芳徐徐给郑主任喂下，转身吆喝： “快、快，快找个车，赶紧送卫生院。” 工作队员何玉亮俯身大吼：“让我来背！” 郑主任慢慢苏醒了，但意识还不够清楚，挣扎着嚷嚷：“放下我，放下我！”何玉亮那听他的，依然大步流星。妇联主任万玉梅拉着一辆架子车追上来，郑主任被转移到车上，郭永明、何丽、张淑芳等人两边扶着，拼命向古城卫生院飞奔。 郑主任住院了，医生说病人过于劳累引起休克，多亏张淑芳给他服药及时，否则有生命危险。 从这天开始，来医院探望的社员络绎不绝，人们送来鸡汤、鸡蛋以及各种水果，许多人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说郑主任为了河湾的老百姓，差点搭上性命，郑主任是毛主席的好干部，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郭永明留在卫生院照顾病人，尽管郑主任连骂带轰，郭永明也决不离开自己的岗位。才治疗了几天，老头子就嚷着要回河湾，要不是有郭永明盯着，他肯定早跑回工地去了。 这天接近晌午，卫生院门口吵吵嚷嚷拥进一群人来，一进门就打听住院的郑主任。郑主任正打着吊针，听到外面的动静，翻身坐起来。郭永明跑到门口，只见男男女女八、九个人，情绪激动，怒气冲冲。有个体型干瘦、一脸病容的中年妇女脸上挂着泪水、趔趔趄趄径直朝病房走来。 “你们是哪个村的？”郭永明迎上去问。 “我们是上滩大队的。” “我们要找郑主任！” “郑主任正在打吊针，有事改天说行吗？”郭永明不想让他们打扰病人。 “郑主任，要出人命啦！” “郑主任，救救我们吧。” 来人七嘴八舌，嚷成一团。 “小郭，让他们进来，进来。”郑主任在病房吆喝。 “郑主任病得很重，前几天都昏倒了。你们有话好好说，不要这么嚷嚷。” “小郭，你罗嗦什么，快叫大家进来。”郑主任有些急了。 “郑主任，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救救我儿子吧。”那中年妇女一进门，“扑通”跪下，头在地上磕得“咚咚”直响，其他几个妇女也陪着跪到地上。 “哎、哎，这是干什么，快起来。”郑主任趿拉着鞋，一手挂着吊针，一手伸出去搀扶：“小郭，快，快把她们扶起来。” 郭永明使了很大劲把几个妇女拽起来，嘴里埋怨：“有事说事，这是干什么。” 那中年妇女一把鼻涕一把泪，断断续续说明原由。原 (五) 几经催促，直到十二月初，省里支援的推土机才运抵河湾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 推土机司机是个东北汉子，中等个头，健壮的体格，络腮胡子，黑黝黝的脸膛，穿件旧茄克工作服，黑裤子，脚蹬一双高腰翻毛皮靴，身披羊皮大衣，头戴棉帽子，手上一双浸满油渍的白手套，嘴里叨着纸烟。一见郑主任、冶支书便自我介绍：“我姓郭，叫郭松林，省公路工程处的工人。指挥部安排我在这儿干一个月，这段时间，就听你们指挥啦。不过，我看你们这儿工程量不小，要在一个来月完成，够呛。根据其它地方的经验，你们能不能再找个人，我来带带他，咱们采取人歇车不歇的办法，一天能当两、三天使。这推土机别看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操作起来简单，好学。” 一旁围观的钱光远说话了：“这玩艺我会开，在部队农场我开过拖拉机。” 喇建国、冶廷江一伙年轻人也纷纷报名： “让我跟师傅学吧！” “算我一个！” 郑主任知道年轻人都想学点技术，可工地上到处都缺人手，就哈哈笑着说：“我看这样吧，老钱会开，就让他和郭师傅轮班干吧，其他人仍然各就各位，抢时间、争速度，力争早日完成引水和整地任务。” “轰隆隆——”推土机开起来了，钱光远坐在驾驶室里，双手扶着操纵杆，郭师傅在一旁指点，不一会儿，钱光远就操纵自如了。难怪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推土机就是比人工厉害，几十个人一、两天挖不完的土，它来回跑几趟就完成了，土龙沟一个个小山包被大铲刀一铲一铲推到低洼地，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围着看，惊讶的直吐舌头。郭永明也显得非常兴奋，直着嗓子吼起了《海港》唱段：“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一抓就起来，哈、哈……” 李有财、魏慧挨了x副书记批评，应冶光洪邀请，早搬走了。推土机司机郭师傅和钱光远因为半夜倒班，大队便安排他们住在大队办公室，冶支书专门安排了一个妇女，为他们烧水做饭，精心照顾。两人深受感动，干劲倍增，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也毫无怨言。 随着工程不断推进，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开山爆破缺炸药，防渗渠缺水泥，架渡槽缺水泥管，推土机缺柴油。象河湾这样的小村，集体经济薄弱，几乎没有多少集体积累，缺资金、缺物资已经严重影响到工程进度，郑主任、冶支书为这事殚精竭虑，费尽心思。 这天，郑主任叫上郭永明，每人借了辆自行车，一大早便赶去县水利局求援。 郑主任不等病好利索就出院了，这些天日夜操劳，脸更黑了，人更瘦了，头上的白头发似乎也增加了不少。郭永明望着郑主任疲惫憔悴的面庞，心疼地埋怨：“有什么事交给我们就行了，这来回一百多里路，上坡下坡，连我这年轻人都受不了，你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这么拼命干什么？” 郑主任一面使劲蹬车，一边扭头解释：“县里的郝书记不是我的老部下吗？我得去再榨榨他的油水。另外，听张淑芳说，这县水利局的冶局长为人十分谨慎，当初从关沙岭引水，他就不很积极，怕有人说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咱们这次去，得好好开导开导他，让他再支援一点资金、物资，这也是关沙岭提灌的配套工程嘛。” 时值隆冬，寒风呼号。郭永明尽管穿着大衣，捂着棉帽，仍觉得寒风剌骨，北风像刀子一样割得鼻子、脸生疼，手脚麻木了，僵硬得不听使唤。他扭头看看郑主任，头上还戴着那顶旧鸭舌帽，只不过连嘴带鼻子裹着一条咖啡色羊毛围巾，呼出的热气在围巾和他的眉毛上结成了一层白霜，更显得老头儿老态龙钟。郭永明一直埋怨郑主任不该这么拼命。老头儿说，他就这么个脾气，什么事不干则罢，干就干好，一旦认准了，就百折不回。何况河湾这引水整地工程是造福后代、惠及子孙的大好事呢。只不过，郭永明觉得，郑主任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尤其是他否定了李渭生的清缴小分队，批评他乱抓人打人之后，李渭生尽管行动上执行了，但听说第二天，他就领着张晨、袁芳回省城告状去了。x副书记知道后暴跳如雷，大骂郑主任“死不悔改”，还是搞“三自一包”、“唯生产力论”那一套。前几天郭永明又去了一趟上滩，袁芳竟躲着不见面。于彬彬说，袁芳现在和张晨打得火热，几乎形影不离。郭永明不相信袁芳在这么短时间就见异思迁，然而当他在张晨的住处见到袁芳时，她正抱着张晨的脑袋给他掏耳朵。看见郭永明，张嘴就呵斥：“你没事老往这儿跑什么？”张晨则嘻皮笑脸，说：“谢谢你的关心。郑主任对上滩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啊，给我们传达传达。”袁芳更斜眼讥笑：“郭永明你来可以，但要上天言好事，下界报吉祥，千万不能挑拨离间。”郭永明受到这种奚落，失望地离开了上滩。他非常苦恼，袁芳已经彻底被张晨俘虏了，俩人那亲昵的动作已说明了一切。这里除了张晨的小恩小惠外，善于看风使舵的袁芳恐怕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张晨背后的那棵大树。嗨，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太复杂了。这时，郭永明又替郑主任担起心来，皱着眉头问：“听说x副书记批评你在河湾搞‘唯生产力论’，难道咱们真的错了吗？”郑主任眨眨眼，问：“你说呢？” “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倒觉得，河湾的工作，群众欢迎，社员满意。” “对，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我们共产党几十年来出生入死闹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人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群众梦寐以求的好日子。但要过好日子，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像上滩那样，不想办法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整天喊口号、唱高调，搞空头政治，群众能高兴吗？所以，我就认准一个理，作为一名党员，心里就得装着人民，就得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只有老百姓说你们好，你才是好党员、好干部。” 经过郑主任的积极努力，县委及水利局给河湾大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继续给予了很大支持，拨给了一部分工程款和水泥、管材，然而，资金的缺口仍然很大。 到底应该怎么办？冶支书建议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渡过难关。他先后召集党员和大队、生产队干部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向全大队社员借款，在来年的集体收入中逐步偿还。大队党支部号召全村社员群众发扬一心为公、先公后私、先集体后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积极支持红山引水和土龙沟整地工程。在村党支部讨论的过程中，郑主任一直顾虑重重，反复念叨：“群众生活过得这么苦，这么难，咱们还要向他们借钱，不忍心呐。”郭永明心想，这不是没有办法吗？何况通过引水整地，改善生产条件，集体增加了收入，可以逐步偿还嘛。但他没有劝阻郑主任，他知道这老头子体贴群众，不愿看到群众受苦作难。 晚上，房东喇老汉把老伴、儿子、媳妇叫到西屋，嘁嘁喳喳嘀咕了半天，最后老汉提高嗓门说：“我和建国都是党员，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带头。” “建国的病怎么办，你不想抱孙子啦。”老伴似乎不太赞成。 “郑主任托人带来的药不是还有吗？” “还能吃个七、八天吧。”儿子回答。 “这两个多月的药钱都是人家郑主任垫的，总这样下去，你脸上挂得住哇。”这是老伴在抢白他。 “看病的事再说吧，先交集资款要紧。就按我说的办吧。”喇老汉最后下了决心。 第二天上午，在大队会计的办公桌前，前来交款的社员排起了长队，郑主任也站在队伍中间。社员们诧异地交头接耳： “郑主任排队干什么？” “他该不是替喇老汉交吧？” “哪里，喇老汉刚交了350块钱。”“啊，这是怎么回事？” 待轮到郑主任，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来，说：“来的时候带的不多，就剩了500，全交上吧。” 正在埋头登记的大队会计愣了，慌忙站起来拒绝：“借款集资是河湾大队社员的事情，你们工作组不参与，这钱不能收。” “这话就见外了，我现在不就在河湾大队吗？咱们不是在一起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吗？大队党支部做出的决定，我作为党员有义务坚决响应。”郑主任讲得头头是道。 大队会计挠挠头，说：“如果你这么说，我收你20块钱，算是大队借的，待来年再还给你。” “你别罗嗦了，快点记上。这钱也用不着还我，就当我给咱河湾作点贡献。” “郑主任，这、这太多了，是你好几个月工资呢。”大队会计红着眼圈，喃喃地说。 郑主任向大队损献巨款的事很快在河湾传开了，社员群众集资的积极性更高了。郭永明、何玉亮、张淑芳、何丽等也纷纷慷慨解囊，连推土机司机郭师傅也捐献了10块钱。嘴里还不住地声明：“不是俺小气啊，来的时候没带多少钱，早知道有这事俺多带几个。”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工程所需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工地，村里的能工巧匠，在山里建起了石灰窑，在红山根爆破取石，解决砌渠所用的石料。有了推土机的支援，社员们干劲倍增，大家挑灯夜战，从土龙沟到关沙岭一线，灯火通明。大家都坚信，只有兴修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才能多打粮食，社员才能过上好日子。 和河湾村大干苦干的情景相反，上滩的学大寨工作仍冷冷清清。就在郑主任刚出院不久，公社王书记来找郑主任，哭丧着脸说：“上滩的班子瘫痪了，工作组又指挥不动，长此下去必然耽误工作。公社党委经过研究，决定派韩副书记进村帮助工作，协调处理好大队与工作组之间的关系。”郑主任点头同意，并明确表示：“公社党委应当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尽快采取措施，解决上滩大队存在的问题，迅速扭转混乱局面。” 河湾的引水和整地工程齐头并进，进展很快，尤其是推土机的加入，使土龙沟高低不平的山包迅速平整成十多亩、几十亩一块的水平梯田。照这个进度，再有十多天，河湾大队农田改造工程就可顺利完成。郑主任心里惦记着上滩的工作，尽管x副书记声称上滩是他的点，但郑主任总强调，上滩工作的好坏与他有着很大责任。所以，他在操心河湾工作的同时，仍以很大的精力来抓上滩的工作。 这天，郑主任带着郭永明又到上滩。在大队办公室，李渭生和张晨还在下棋，袁芳则一边打毛衣一边伸头观战。看见郑主任进门，李渭生把棋盘一推，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工作组其他人呢？”郑主任问。 袁芳回答：“于彬彬、吴京请假回省城了，其他几个到古城去了。” “人家别的村都在大干快上，你们这儿倒挺清闲。”郑主任话里带着几分挖苦。 李渭生翻翻眼皮，一付玩世不恭的样子，冷笑一声，说：“不清闲没办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被某些人压下去了，革命群众被搞得灰溜溜的，上滩大队大好的革命形势丧失了，资本主义势力猖狂反扑，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也只好……” “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是吗？”郑主任不等李渭生说完，“啪”一拍桌子，大吼道：“你不要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我姓郑的参加革命三十多年，真刀真枪都玩过，还怕你的威胁和恐吓吗？”郑主任双手叉腰，怒声训斥：“李渭生，我再明确告诉你，我是省委派下来的学大寨工作队队长，你是我的下级，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党的组织原则，我作的指示，安排的工作，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反映，但工作中必须认真执行。我的决定如果错了，由我个人负责。在上级党委没有撤销我的队长职务之前，你就得服从我的领导，如果不服从，我有权撤你的职。现在，你给我报告一下，上次我安排的三项工作，你们落实得怎么样啦？” “三项……工作？”李渭生像个斗败的公鸡，张口结舌，瞪着两眼询问张晨和袁芳。这两个人显然也没有放在心上，几个人大眼瞪小眼，半晌，张晨才说：“公社派来了韩副书记，村里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落实情况得问他才行。” 从大队办公室出来，郑主任想去找韩副书记。刚出街口，就见前面的北墙根下，男男女女有二十来个人或蹲或坐在那儿晒太阳。 “郑主任来啦。”大家很尊重这个果断制止李渭生胡作非为的工作队长，一位搂着孩子的大娘递过一个板凳，“郑主任，坐一会儿吧。” “你坐、你坐，我坐在这儿就行。”郑主任一屁股坐在靠墙的一个石头上，从兜里摸出烟来，问：“谁抽烟？”说着，抽出几支，分别扔给那几个端烟锅的男人。 “大家怎么不出工啊？”郑主任问。 “出什么工？老书记被撤了，新书记不愿干，上滩现在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一个中年汉子皱着眉头，无奈地摇着头。 “不出工更好，每天吃饱饭，在墙根底下晒晒太阳，这才舒坦呢。”郭永明认出这正是那个揭发大队干部的二流子， “吴跃进，你这个好吃懒作的二流子，平时不想干活，到分粮食要救济的时候你跑得比谁都快。”搂着孩子的大娘瞪眼训他。 “就是，陈支书那么照顾他，他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真不是个东西。”一位正在纳鞋底的中年妇女撇着嘴咒骂。 “哎，哎，你们怎么冲我来了，我是上了工作组那个张晨的当，他答应给我救济100块钱还没给呢。”吴跃进急赤白脸地解释。 “郑主任，你们俩工作组咋就不一样呢？你在河湾领着社员开山引水，平整土地，干得轰轰烈烈，上滩社员哪个看了不眼馋呐。”一位瘦骨嶙峋的花甲老汉颤巍巍向郑主任直竖大拇指。他指指大队部方向，“你再看看李组长在上滩，批这个斗那个，挖粮要钱，把个好端端的上滩搞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嗨……”老人说不下去了，不住地唉声叹气。 郑主任一脸愧疚，心情沉重地说：“上滩出现这些问题，我作为工作队长也有责任，我现在就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你们说该怎么？” “怎么办？要我看，陈宫山、何玉林本来干得很好，不就是没有收那点自留地、自留树吗，全国、全省这种情况多了，要错也不是单单他俩有错。”一位身穿军大衣、头戴棉帽子、像是个复转军人模样的小伙子气哼哼地说：“你们工作组批完、斗完，把上滩弄得乱哄哄一拍屁股走了，可上滩的社员就吃苦了，大队、生产队的工作瘫痪了，生产没人组织，社员没人领导，明年叫上滩的社员喝西北风啊？” “哪，你的意思是……”郭永明问。 “我的意思很简单，还叫陈宫山、何玉林干。你们可以打听打听，陈宫山、何玉林在群众中的威信怎么样，那可是个心里装着社员没有私心的人呐。” “对，应该叫陈书记、何大队长继续干。” “这俩可是好人，有错也是为了咱上滩的社员。” “他俩干也行，换个年轻有干劲的也不错。” “大伙信得过他们，还是叫他俩干。” 大家一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其中多数人拥护陈宫山、何玉林。郑主任蹲在墙角，皱着眉，眯着眼，边听边默默点头。 公社韩副书记闻讯来找郑主任，在房东家的热炕上，韩副书记谈了他的想法。他说：“进村以来，我分别找村里的党员和大队、生产队干部了解情况，有些同志认为，陈宫山、何玉林背着领导退自留地、自留树，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问题是严重的，工作组对他们开展批判斗争是应该的；有些同志认为，上滩社员的生活比较困难，群众的觉悟还不够高，陈宫山、何玉林迎合了落后群众的意见，是好心做了错事，不应该对他们上纲上线；还些同志认为，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是中央文件允许的，全国农村这种情况十分普遍，陈宫山、何玉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错误。相反是工作组左倾冒进，脱离群众。通过调查了解，多数党员干部认为不应该撤销陈宫山、何玉林的职务，现在，上滩还找不出比他俩更合适的人选。” 郑主任听完韩副书记的意见，迟迟没有表态。郭永明忍不住问： “老韩，你个人意见怎么样？” “我认为应当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恢复陈宫山、何玉林的职务。我准备向公社党委写个报告，请公社党委作出决定。现在主要是怕工作组这边不好接受。” “工作组的工作我来做。”郑主任发话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上滩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必须快刀斩乱麻，扭转当前的混乱局面。不过，”郑主任有些担心，拧着眉头说：“就怕陈宫山、何玉林不愿意，这段时间又是批、又是斗、又是游街示众，俩人肯定伤透了心。真让他俩再度出山，恐怕不那么容易。” “这你放心，”韩副书记表示：“老陈、老何的工作由公社党委来做。这俩人都是上滩的老党员，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本质很好，觉悟很高，尽管受了些委屈，但党委定了的事，他们还是会坚决照办的。说实话，当初收自留地、自留树，连我们公社干部都没有真正想通，也不能完全怪老陈、老何他们自行其是了。” 古城公社党委很快作出了恢复陈宫山、何玉林领导职务的决定。这天下午，郭永明陪着郑主任来到上滩，在大队办公室召开了工作组全体成员会。 这段时间，村里班子瘫痪了，工作组指导工作失去了纽带，原先跟着李渭生闹腾的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何秋生越来越不得人心，在群众的压力下，连他自己也打了退堂鼓。李渭生、张晨一伙成了孤家寡人，在上滩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好在有公社的老韩在村里维持，不然恐怕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 郭永明看得出来，郑主任对上滩的工作尽管很着急，不满意，但也不敢说得过多，这显然是由于投鼠忌器。李渭生是秉承x副书记的旨意，否定李渭生，也就是否定了x副书记。最近一段时间，省里正在开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x副书记指挥派性头子牛司令，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冲击会场，冲击省委办公大楼，围攻省委贺书记。x副书记抓上滩这个点，就是冲着郑主任这个所谓走资派来的。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揪郑主任，目的是为攻击省委贺书记提供炮弹，以实现x副书记“打倒xx省的孔老二”取而代之的目的。郑主任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在工作中有些缩手缩脚就不难理解了。 工作队员到齐以后，郑主任首先宣布了古城公社党委的决定：“上滩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宫山、大队长何玉林，违背上级决定，擅自退还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犯了严重错误，公社党委作出撤销他们职务的决定是必要的。鉴于二人已经承认了错误，决心改正错误，根据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公社党委决定恢复陈宫山、何玉林同志的职务。望二人在今后工作中深刻认识错误，切实改正错误，大干快上，夺取上滩大队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听完公社党委的决定，李渭生、张晨及袁芳一脸愕然。 “复辟、反扑，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反扑！” 李渭生站起身，一边像狼一样来回踱步，一边咬着牙，瞪着眼，晃着拳头嚎叫：“看见了吧，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他突然猛一转身，指着郑主任鼻子叫嚣：“郑维民，还记得文化大革命中你为什么被打倒吧？你追随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现在文化大革命搞了八年了，你仍然死不改悔，支持、纵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陈宫山、何玉林，反攻倒算，灭人民群众的威风，长阶级敌人的志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农业学大寨，其用心何其毒也。” “李渭生！”郑主任猛然一拍桌子，大喝一声：“你不要乱扣帽子。你说的阶级敌人是谁，是陈宫山、何玉林吗？他们给社员分自留地、自留树，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的农业政策，《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生产大队可以拿出5%的土地作为社员的自留地，这个《农业六十条》目前仍然有效，这一点你明白吗？” “什、什么《农业六十条》，我不知道……”李渭生一脸茫然。 “不知道你就不要随便乱打棍子。告诉你，公社社员的自留地，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不能作为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这是《人民日报》社论中早就明确的。” “《人民日报》社论，什么时候？”李渭生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先不说你们批斗陈宫山、何玉林对与不对，单说你们成立什么清缴小分队，随便抓人打人就是极端错误的。我上次叫你们学习一下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式方法的论述，你们学了吗？肯定没有学。”郑主任翻开他的笔记本，找到一页，一字一顿地说：“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李渭生，你在上滩搞得这一套，是在关心群众的痛痒、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吗？许多社员家里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没下顿，你们竟然狠心去挖粮、要钱，你们还有良心吗？还有群众观点吗？”郑主任喝了口水，缓了口气，又说：“你们可能觉得挖粮、要钱是在堵资本主义的路，体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是你们想到了吗？恰恰相反，这样做是在堵群众的活路。毛主席还说过，‘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你们的政策措施不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就会搞命令主义，就会犯左倾冒进、瞎指挥的错误。’毛主席还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切实贯彻到我们的工作中去。” 郑主任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讲得有理有据，斩钉截铁，但对李渭生来说，就如同对牛弹琴。郭永明看到郑主任把李渭生批得直翻白眼，哑口无言，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痛快。真不愧是老八路、老干部，说话办事就是有水平。他对郑主任胆小怕事的印象开始改变，从心里更加敬重这个有水平、有能力的老干部。 晚上，躺在炕上，郭永明充满敬意地问：“郑主任，你懂得真多，对党的农村政策这么熟悉，这么了解，真不简单。” 郑主任“嘿嘿”一笑：“我不是懂得多，而是平时比较关注。我一直干农业，干什么就爱研究什么。这些年我一直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党中央、国务院有些什么精神，报纸广播里有些什么动态，我都搜集起来。前几年我‘靠边站’，本想着用不上了，谁料到还让我带这个学大寨工作队呢。” “国家为什么要给社员留自留地呢？”郭永明问。 “给社员分配自留地，目的是调动国家、集体、社员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这是由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条件决定的。” “为什么呢？” “毛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 (六) 离元旦还有几天的样子，河湾大队在推土机的帮助下，很快完成了近500余亩旱涝保收农田的平整任务，现在就等把关沙岭的水引过来冬灌浇地了。上滩大队的陈宫山、何玉林在公社王书记、韩副书记耐心说服教育下，终于又挑起了上滩的担子。郑主任、王书记亲自出面，召开支部党员会议，大家理顺了情绪，统一了思想，鼓起了大干快上的干劲。郑主任及时把推土机调过去，上滩大队也掀起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 就在这个时候，省委x副书记第二次来到古城。 这天中午，正在引水工地上的冶支书、喇大队长及工作组全体成员接到去公社开会的通知，待大家急急忙忙赶到公社时，一进会议室，就见李渭生神气活现地坐在会议桌旁，大声地和张晨、袁芳说话。郭永明心里一惊，路上已听说省委x副书记到了古城。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现在一看李渭生、张晨张牙舞爪、趾高气扬的样子，似乎就表明了情况对郑主任有些不妙。 “老黄，你不行，才二两你就原形毕露啦。你看、你看，你那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哈、哈、哈……”人还没到，就闻其声，听声音，就知道x副书记到了。 x副书记能喝酒是很有名的，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顿不喝他就难受。这时他浑身酒气，在五、六个人前呼后拥下走进会议室，一见郑主任，嘴里嚷着：“老郑，又见面了。唉呀呀，你黑了、瘦了。这段时间太操心了，太累了，废寝忘食啊。” “你过奖了，这是应该的。”郑主任不动声色。 待人员坐定，x副书记介绍随行人员。那个五短身材，白白胖胖，鼻子上架付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老头儿是地委黄书记，郭永明早就认识他。那位坐在郑主任旁边，精细瘦高像根麻杆的中年人是地委常委、组织部岳部长。还有郑主任的老部下县委郝书记。上滩大队除了工作队员外，支部书记陈宫山、大队长何玉林也参加了会议。他俩已明显感觉到了会议的气氛，坐在墙角默不作声，只是一锅接一锅抽烟。 会议室的炉火很旺，很暖和，但沉闷的气氛却让郭永明脊背发凉。 王书记首先汇报了全公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情况。一共24个大队，个个摆开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战场，平整土地，建设旱涝保收农田；兴修水利，扩大水浇地面积。其中，工程量最大、成效最为明显的是河湾大队。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学大寨工作组的帮助下，全村数百名社员群众，自力更生，大干苦干，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王书记说起河湾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如数家珍，赞不绝口，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工作队长，我们的老领导郑维民同志，年过半百，和社员们同甘共苦，日夜操劳。由于过度劳累，曾经晕倒在工地上。社员们感动啊，心里感激呀，这才是我们党教育出来的好干部……” “喂、喂，老王，”x副书记不耐烦了，敲敲桌子说：“郑维民的情况我很了解，你就不用给他歌功颂德了。你重点说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你们是如何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是如何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促大干的。啊，要抓重点，抓要害，抓本质嘛。” 王书记沉思片刻，接着汇报：“我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组织社员群众学习中央批林批孔的文件材料，学习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实际，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河湾大队……” “你怎么总是河湾大队、河湾大队呀？”地委黄书记说话了，他那像红布似的胖脸慢慢变白了，这时他瞪着眼指指李渭生说：“你为什么不说说上滩大队，我听说上滩大队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批资本主义倾向很有成效嘛。” 王书记脸色一沉，把手中的笔记本一合，两手交叉抱在怀里，往椅背上一靠，不说话了。 黄书记一脸冷笑，带着几分讥讽的口吻训斥：“哎，刚才还滔滔不绝，怎么一说起上滩大队你就变成哑巴啦。” “我来说几句！”公社韩副书记接过话来：“上滩大队在工作组的指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及时发现了大队干部擅自给社员退自留地、自留树等问题，对犯错误的干部开展了深入的批判斗争。但随后成立集体财产清缴小分队，向社员挖粮催款、抓人打人的作法是错误的。要知道，上滩大队许多群众的日子还不好过，交不上粮、交不上钱就抓人、打人，这是共产党的干部能做的事吗？这能不脱离群众吗？！” “姓韩的你不要危言耸听。”李渭生“腾”地站起来，挥着拳头嚷嚷：“阶级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对阶级敌人、对资本主义势力本来就不能手软，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说实话，”他一指会议室墙角的陈宫山、何玉林，“他们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爬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们这些在暗中给他们撑腰、扶他们重新上台、支持他们进行复辟和反扑的黑后台，以及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你们上下串通一气，压制革命运动，采取高压手段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打下去，导致了上滩工作瘫痪，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渭生你不要猪八戒倒打一耙！”公社王书记怒不可遏，严词驳斥：“由于你们在上滩收粮要款，抓人打人，脱离群众，造成班子瘫痪，工作混乱。你们在这儿呆几个月走了，可上滩的老百姓还要生活。为了不影响党的工作，不影响群众利益，公社党委作出恢复陈宫山、何玉林同志职务的决定，这个决定如果有错误，我作为党委书记承担全部责任。” “王玉山呐，你认为重新启用陈宫山、何玉林这种带有浓厚资本主义倾向的人合适吗？”x副书记仰脸质问。 “x副书记，你这话不对！”郑主任开始发言了，“党中央、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自留地、自留树是资本主义倾向呢？又在什么文件中说过要收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呢？” “老郑，你、你这是什么意思？”x副书记瞠目结舌，结结巴巴地反问。 “我的意思很简单，中央没有这种政策！”郑主任说的铿锵有力：“70年北方农业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关于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72年全国林业会议指出，‘鼓励社员在屋旁屋后或者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树，自种自有’。7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不要把政策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这里一个是‘一般不要变动’，一个是‘自种自有’，一个是‘划清正当多种经营与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这难道不是我们指导农村工作应当遵循的吗？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些地方减少自留地，也不过是由原来的7%减少到5%，它就是减到1%也是国家允许的嘛。也有一些地方收回自留地，比如说，山西的大寨，那是由于人家集体经济发展快，粮食生产丰收，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好，消灭了不适宜集体经营的零星的、分散的小块地，这也是由这些先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上滩大队分给社员的自留地是什么？都是些边远、分散、零星、小片地，是不是一定要收回集体？我看留在社员手里也不违背政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为什么是党的生命，因为他和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破坏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遭到群众的反对。上滩工作组前一段采取的挖粮要钱、抓人打人的办法，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且还严重违犯了党的纪律。李渭生，你说说，你在上滩搞得这一切，有那点符合党的农村政策？”“郑维民，你少在这儿卖狗皮膏药，我不懂什么农村政策，我就知道农业学大寨，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李渭生梗着脖子，气焰嚣张。 “你作为党员干部，作为工作组长，不懂党的政策，没有一点政策观念，怎么能做好上滩大队的工作。”郑主任义正辞严，寸步不让。 x副书记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说：“好啦、好啦，都不要争啦。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说私分自留地、自留树是资本主义倾向，郑维民同志说不是，还列举了一大堆材料；我们说陈宫山、何玉林是资本主义倾向的代表，郑维民说他们是维护群众利益的好干部。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哇。我多次说过，大寨经验，最集中的是三条，就是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这二十多年来，大寨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他们早就取消了自留地、自由市场，实行车马归队、劳力归田，一心一意发展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最近，在大寨流传这样一首快板：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斗得敌人垮了台，斗得孔孟之道发了臭，斗得高山低了头，斗得河水让了路，斗得七沟八梁变了样，斗得农林牧副大丰收。大寨人为什么这么爱斗，就是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复辟资本主义。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在现实情况下，资本主义歪风是什么？就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重副轻农’，‘重钱轻粮’，就是工分挂帅’，‘个人发家致富。’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和大公无私、一心为公、巩固集体经济根本对立的，发展下去，就会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学大寨、赶昔阳，大寨、昔阳工作所以搞得好，首先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的结果。郑维民同志刚才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是走资派的阴魂不散，仍然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陈辞滥调。这说明，搞好农业学大寨，首先要排除学大寨的拦路虎，也就是要解决走资派、民主派、老好人、坏人、蜕化变质分子这五种人掌权的问题。这民主派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入党早，资格老，白天干，黑天跑，开口想当年，闭口打土豪，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人。我看上滩的陈宫山、何玉林就是这样的人，而郑维民和古城的老王、老韩是哪种人呢？不是走资派就是蜕化变质分子，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叫他掌握领导权呢？对这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这些顽固坚持修正主义立场的人，应该撤销他们的职务……” 就在x副书记大放厥词的时候，地委黄书记把县委郝书记、地委组织部岳部长叫到门外，低声嘀咕了几句。那个郝书记似乎还争辩着什么，遭到了黄书记劈头盖脸的训斥。三个人阴沉着脸重新回来坐下，x副书记也结束了他那盛气凌人的讲话。 黄书记此时正襟危坐，拿腔拿调地宣布：“为了认真落实省委x副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为农业学大寨扫清障碍，刚才我跟岳部长、郝书记临时碰了个头，决定撤销古城公社党委书记王玉山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责成古城公社党委撤销陈宫山、何玉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在全公社开展对他们的批判。这个决定待县委常委开会予以追认。” “我反对！”郑主任脸涨的通红，一拍桌子站起来，怒声喝道：“河湾大队和上滩大队学大寨运动是工作组指导的，我是工作队长，如果工作中有错误，主要应该由我负责，撤我的职可以，撤王玉山和陈宫山、何玉林的职务我有意见。在河湾、上滩学大寨运动中，我始终是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指导思想是少说空话，多为群众办点实事。在这个问题上，我问心无愧！刚才x副书记说要撤销我的职务，我对你这个省委副书记的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感到可悲，感到可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向省委、向党中央反映。”郑主任神情激动，眼眶中充满了泪水。 公社王书记被撤职了，上滩的陈宫山、何玉林第二次被打倒，这简直是晴天一声霹雳，把古城的干部群众震懵了。尤其是上滩大队，重新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在上滩工地上作业的推土机司机郭师傅几次托人捎话，“活已经干不下去了，还不如趁早转移战场。” 上滩大队的人心散了，公社党委重又派韩副书记住村维持。尽管如此，郑主任仍然放心不下，仔细安排了红山引水工程的收尾后，干脆带着郭永明住到上滩，而且直接住到了老支书陈宫山的家里。那天，俩人一见面，情景就显得特别悲壮。 “郑主任！”陈宫山扑过来，一把抓住郑主任的手，眼泪扑噜扑噜滚落下来。 “老陈！我来打搅你，欢迎不欢迎啊？” “郑主任，是我连累了你，连累了王书记，我心里有愧呀。”陈宫山痛苦地摇着头。 “老陈，你没有连累我，我也没有影响你，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一时也说不清楚。不过，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千方百计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心里没有群众，不管群众死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按照这个道理，咱不管他撤职不撤职，只要咱还是党员，就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就不能打退堂鼓。所以，你和何玉林还应当把大队的担子挑起来。” “公社已经任命何秋生当大队书记，我再出头不合适了。” “何秋生太年轻，在村里没有多少威信，他本人也缩手缩脚。我和老韩给他做做工作，让他先挑起这个头来，你和何玉林给他当当参谋。无论如何，党的事业不能耽误。我建议，今晚上咱们就召开个党员会，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干劲再鼓起来，不管谁当干部，都要领着社员大干社会主义。” 经过郑主任和公社党委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上滩的局势很快又稳定了，各项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展开。 郭永明发现，郑主任依旧忙忙碌碌，似乎并没有把x副书记的威胁放在心上。然而，到了夜深人静，却常见他紧皱眉头，沉思不语。经过几天思考，他开始奋笔疾书，常常一写就熬到半夜。过了元旦，郑主任怀揣厚厚一沓子材料，叫上河湾喇建国小两口，又一次去了省城。待到第二天回来时，脸上堆满了微笑。郭永明心中欢喜，着急地问： “问题解决啦？” “什么问题？” “你的工作问题呀。” “现在形势这么复杂，哪有那么容易解决呢，听天由命吧。” “问题没解决，你高兴什么？” “噢，我高兴什么？是有高兴的事啊。你知道吗，喇建国那小子的病治好了，她媳妇已经怀上啦。” “啊，真的？喇老汉这一家可得好好感谢你呀。” “感谢什么，不过，这一下可就治好了喇老汉多年的心病。” “人家的心病治好了，可你的心病却越来越重了，连我们也一起跟着受传染。” “小郭，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在古城这几个月，你跟着我受了不少苦，但毫无怨言，你们都是好心人，我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 “郑主任，你太客气了，短短三个多月，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一个老八路、老干部的优秀品质，这将是我今后一辈子受益无穷的呀。要说谢，我真得谢谢你，谢谢你的培养教育，谢谢你的言传身教！” 在上滩，郭永明和袁芳见面的机会多了，然而，由于张晨和她形影不离，郭永明却很难和袁芳单独约会。他俩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交谈了，一是郭永明跟着郑主任东跑西颠，顾不上；二是袁芳对他也越来越冷淡，即使碰到一起总也借故躲避。郭永明眼看着心爱的姑娘即将投入张晨的怀抱，他感到伤心、感到委屈，但又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不相信和袁芳一年多的恋情在这么短时间就化为乌有，他不相信袁芳是那种虚荣势利、薄情寡义的小人。他想和她认真地谈一谈，说不定可以柳暗花明，挽回这处在危机中的恋情。这天下午，他听说李渭生带张晨回省城了，晚上便壮着胆子去找袁芳。 袁芳、于彬彬正躺在炕上看书，看到郭永明，于彬彬下炕要走，袁芳伸手拉住，说：“正好，我要去工地上给郭师傅送水，我跟他一起出去走走吧。” 河谷的冬夜分外寒冷，天空繁星密布，弯月象只小船挂在天上，沉静的夜空中，村西推土机的轰鸣声、社员们的说笑声显得分外清晰。上滩大队学习河湾村的做法，组织社员轮流作业，昼夜奋战，推土机人歇车不歇，千方百计加快工程进度，力争一开春，就把关沙岭的水引到新平整的梯田里来。 郭永明提着两只暖瓶默默跟在袁芳身后，待经过村口麦场时，他停下脚，低声建议：“咱俩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袁芳似乎踌躇了一下，扭身向路边的麦垛走去。郭永明紧跑几步，放下暖水瓶，赶紧扒去草堆上的积雪。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田野里、麦垛上的积雪还没有化净，麦草还湿漉漉的。 “算了，天这么冷，站着说几句就行了。”袁芳的话里非常冷淡。 “咱俩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那你就说嘛。” “我、我……”郭永明怔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开口。 “你不说我就要说啦。”袁芳显得不耐烦了，“要我说，咱俩的关系到此为止吧。” “为、为什么？” “不为什么，一是我家里不太同意，二是我觉得咱俩也不太合适。” “为、为什么？” “俺爸爸一直对你们老家没有好印象，说你们那个地方穷，人奸猾，不好相处。” “你、你这都是借口，以前你怎么没说我们老家不好，咱俩刚恋爱的时候你还说我老实，现在怎么说起奸猾来啦？” “我这是泛指，并没有说你。” “你觉得咱俩哪点不合适？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对，惹你生气了，你指出来，我一定改，好不好。” “你也没哪点做得不好，也没惹我生气，我就是觉得咱俩不合适。” “为什么？” “你怎么总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也看见了么，张晨现在一直追我，你和他比起来，我觉得他比你更合适一些。” “他比我合适，他哪点合适，不就是x副书记的外甥吗，你想攀高枝也用不着拐弯抹角。”郭永明气愤地叫起来。 “你也不用大声嚷嚷，说我攀高枝我也不否认，张晨家就是比你家强。我这个人比较实际，谁不想过好日子呢？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看x副书记将来前途远大。你知道吗？他和中央首长有联系，中央首长很欣赏他，明确说他是咱们省正确路线的代表，要不然，李渭生他们怎么会跟得这么紧呢？”袁芳突然压低声音说：“咱俩好了一场，作为朋友，我劝你离郑主任远点。你没听x副书记说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他就是受省委贺书记的器重。不过，我听说，x副书记向中央首长反映咱们省的问题，中央首长很重视，用不了多久贺书记就要靠边站了。现在x副书记说话很管事，今天，李渭生他们回去，就是省委组织部找他们了解情况，听说还准备找我谈呢。” “好、好，你愿意抱x副书记的大腿，我也不勉强。不过，我告诉你，郑主任是个好人，你千万不要鬼迷心窍，助纣为虐。”郭永明悲愤满腔，扭头朝大路走去，扯着嗓子大叫：“好啦、好啦，一切都结束了。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李渭生、张晨回到上滩以后，四处散布流言蜚语：什么郑维民犯方向路线错误啦，什么郑维民破坏农业学大寨啦，郑维民很快要停职检查啦，等等。郑主任听说后，心情更沉重了，神色更冷峻了。郭永明为此忧心忡忡，躺到床上的时候，曾几次劝老头子：“你也到省上跑一跑，找省委领导反映反映。” “没有用，跑也白搭，现在就是这么个气候。”郑主任重重地叹了口气。 “那就由着李渭生他们四处诬蔑你、诽谤你？” “是非曲直自有评说，我相信邪不压正。别理那一套，咱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听拉拉蛄叫还不种麦子了吗？” 那段日子，郑主任像交代后事似的，对工作抓得更紧了，从早到晚河湾上滩两头跑。郭永明担心他再病倒了，象警卫员似的随时跟在他的左右。河湾的红山引水工程正在收尾，冶支书表示，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在工作组撤离前全面竣工。上滩由于推土机帮忙，也平整了300多亩土地，尽管还有数百亩的开发潜力，但因为排队争推土机的太多，过了元旦不久，推土机就被别的地方拉走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郑主任分别召开了河湾和上滩的党员会。郑主任对冶支书、喇大队长说：“红山引水工程完成后，应抓紧上围河造田工程，开春之前，先把围堰搞起来，等到解冻，就利用关沙岭的水和西山的土，挖坡取土，借水淤田。按红山引水渠的流量，每天组织400个劳力，分三班倒，我算了一下，一天就能淤两亩田。现在红山引水渠下游干渠、支渠正在配套，我们要抓住这个空档，抓紧把河淤起来。淤起来的地最好搞成果园和苗圃，通过自己繁育苗木，植树造林，减少水土流失。将来集体有了积累，一是下决心自己搞提灌，进一步扩大水浇地面积；二是争取在西山建个砖瓦厂。农村以后发展了，社员们盖新房子，少不了用砖瓦，这也是多种经营嘛。” 对于上滩的工作，郑主任安排的更细了。一是始终坚持平整土地、开发梯田不放松；二是围河造田，开发黄河荒滩，争取再造五、六十亩良田；三是利用滩大水浅的优势开挖鱼塘；四是发展集体林果，植树造林，绿化荒山。郑主任还分别找陈宫山、何玉林和何秋生谈话，要求陈宫山、何玉林“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力支持何秋生的工作。”何秋生则激动地表示：“经过这几个月的风风雨雨，我明白了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上滩有陈支书、何大队长掌舵，我一定甩开膀子干。” 还有一个礼拜，工作组就该撤离了，郑主任仍和社员们一起战斗在上滩的围河造田工地上。有陈宫山、何玉林当后盾，何秋生指挥社员们抬石头、垒围堰，老人们用铅丝编成笼子，年轻人四处捡石头、填石头。更有许多社员在河北岸的一座小土山上抡镐挥锹，铲土运土。数十辆架子车你来我往，形成了一幅战天斗地的英雄画卷。郑主任像小伙子一样抱起一块块几十斤沉的石头垒围堰，社员们心疼他，把他拽到一边，他又从社员手里抢过铁锹，爬到坡上铲土装车。正干得起劲，突然河堤上驶来一辆吉普车，机关车队的司机小黄挥着手吆喝：“郑主任、郑主任！” 郑主任象有预感似的，一拽身边的郭永明，说：“单位来人了，一块过去看看。” 司机小黄神色木然，勉强笑笑，说：“葛副秘书长来了，在公社等你呢。” “有什么事？”郭永明打听。 “不知道。” 一路上，小黄默默无语，郑主任紧锁眉头，郭永明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象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在公社那间会议室，葛副秘书长正和韩副书记低声交谈，一见风尘仆仆的郑主任，忙迎出去，叫了声：“老郑！”眼里就已经闪着泪花。葛副秘书长也是刚解放不到两年的老干部，跟郑主任是多年的老朋友。 “是不是又让我靠边啦？”郑主任苦笑着问。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停职反省，昨天刚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