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名家一起淡看清朝风云》 第1页 [史学研究] 《和名家一起淡看清朝风云》作者：邢群麟+许长荣【完结】 序一 风云散尽且放歌吟 今人不愿读清史，尤以晚清史为甚，因为翻开来看，不是疮痍的故土，就是丧权的条约，愤懑之情远大于自豪之意。有人说，读汉史宜在山野，与朝阳共赏，感受浩瀚磅礴之气势；读唐史宜在月下，携一壶美酒，酌饮雍容华贵之丰腴；读宋史宜在茶社，捧一盏香茗，品味浅唱低吟之慵懒；而读清史则须在僻室，伴一盏孤灯，慨嘆国雠民恨之悲戚，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描绘的，“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晚清史虽然只是歷史的一段，却因为它的沉重，压迫得其余部分也扭曲了，瀰漫上悲凉的基调。其实一部清史，延绵三百年，屈辱有之，豪情亦有之，假若能够透过荣辱，淡看其中风云变幻，倒也不失为一部波澜起伏、情节紧凑的长篇史话；或者，假设（仅仅是假设）你没读过的话，更像是歷史送给我们的一个色彩艷丽的“潘多拉盒子”。 隐藏在这个神秘盒子之中的，是四种形态各异的风云。 揭开盒子，最先飞出来的是狂风扫颓云。“太祖龙兴破天干，横刀跃马出幽燕”，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凭着刚勐无俦的勇武和灵动无常的韬略在建州搅起一股狂风，将东北大部扫荡殆尽。皇太极和多尔衮巧妙地拨动风向，当这股狂劲的东北风挟着塞外的严寒以暴风雪般的勐烈之势袭来时，遍布中原的颓云消散了，天空明朗了，空气一片清新。余势未减的狂风意犹未尽，继续扫向江南，十日扬州残血飞，三屠嘉定知为谁？狂风扫荡的不仅是颓云，还有缕缕带血的头髮，混杂在风中，渗透在云里，遮蔽了江南。霎时间，南部彤云掩曙霞，北风吹雪无山家。狂风尽，民凋零，新天下。 短暂的静寂后，迎来的是劲风推墨云。黑云翻墨欲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无论这墨云是厚重难撼如三藩，还是隔海笼罩在台湾，无论是源起于蒙疆边地，还是飘荡自西方诸番，都被一股柔韧的劲风如太极般或疾或徐推散开来。捲地风来忽吹散，望江楼下水如天。劲风过处，摧毁的是腐肉，平復的是叛乱，萌动的是新生。一个和平盛世也在劲风中缓缓拉开。 伴随着盛世到来的，是和风戏碧云。中国大地洋溢着一片祥和，和风农业能够因地制宜，并且经营方向也向商品化转变。一时间，市镇繁荣，郡城之户，十万烟火，苕水流碧，舟车辐辏，百货齐聚，商贾云屯。文坛上，蒲松龄、纪晓岚、孔尚任之辈层出不穷，狐鬼情、笔记体、传奇剧等各领风骚。西方的科技也渐渐融入中华，数理精蕴、历法更替，初显博大胸襟。融融的和风轻轻催动天边的碧云，飘到江南，烟雨濛濛，夜流繁华，小桥昨日迎鸾驾，皇帝今日宿谁家？盛世下，阴影里，涌动的是文字狱、康干酷，醉生梦死、游戏日暮。 繁华流溢尽，日暮穷途出。当三代人和华国盛，一朝政败万户惨时，西方的“罡风始送到中华,昔种琪花今已发”，他们的坚船利炮携着另一个世界的罡风袭来。当轰隆的炮鸣惊醒沉醉的繁华，在沿海“洒下”火药的“铁花”时，和风散无影，碧云觅无踪，笼罩在清朝上空的，是令人窒息的阴云。阴云下，大厦朽，政腐化，九州风气，万马齐喑，泱泱中华任人宰杀。鲸吞蚕食下，民怒醒，振华夏，太平天国拨日月，义和团奋勇驱外敌，虎门的硝烟尚未散尽，甲午烽烟又已升腾，兴洋务、施变法，志士的抱负夹杂在雪片般飞来的条约与债务里，终消散在“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慨嘆中。这段风云变幻得如此迅勐，让人瞠目窒息。 然而，千万不要因愤怒和屈辱合上书卷，就像惊慌的清政府想盖上那个由他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一样。压在盒底的天使般纯洁的希望还没有飞出来，就已经偷偷地探出脑瓜，正如清朝的建立是在疯狂扫尽明朝腐朽的基础上一般，中华大地也需要经过一番彻头彻脑的大洗礼，洗掉渣滓，迎来新生。这才是歷史这个“潘多拉”盒子中的真正奥义。 狂风扫颓云，劲风推墨云，和风戏碧云，罡风布阴云，四部风云变幻囊括了一部清史，却掩盖不住其中的沧桑。沧桑多少风云事，回眸一笑空如烟，歷史已然远逝，何必不堪回首？待风云散尽，且放声歌吟，这正是： 青灯如豆，鬓髮似霜，夜览史书，莫论青黄。击节慨嘆，扼腕痛怅；凭栏遥望，风止云藏，吟咏处，秋正凉。 编着者 2007年12月 序二 名人眼中的清朝： 但看风云无关风雅法国歷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歷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像力。”想像力来源于歷史中无尽的风云变幻，这在有清一代得到了充分体现。 对于清朝，许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屈辱，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那么多遭人蹂躏的事件，令人不忍卒读。时间久了，“屈辱”也似乎成了清朝的代名词。一批歷史学家本着公正客观的态度作出评价，在人们眼中却成为夸大清朝功绩的言辞。后来，随着清宫剧的热播，人们对歷史知识的渴求，又出来一批歷史学家批判这些戏说。说来说去，其实，歷史学家对清朝的评价都没有变，唯一改变的是不同时代的大众对清朝的不同认识程度，它总是在歷史学家的标准线左右摆动。
第2页 有人说清朝的皇帝无能，把中国的国土都拱手让与他人，柏杨先生则站在整部中国歷史的高度说：“清王朝……十二个皇帝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的也都属中等才智……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明王朝本世纪（十七）的疆域已萎缩到三百余万平方公里，而且仍继续不断萎缩，内政的改革根本无望，只有越变越坏，如果拖下去，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成为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民族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为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復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具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藉。” 有人说清朝的经济不如明代繁荣，范文澜则在《中国通史简编》明确指出：“清朝前期的封建经济比明朝更繁荣，手工业和商业在明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没有所谓’‘停滞’‘‘‘倒退’‘的意思。” 对于清朝的灭亡，许倬云先生认为：清朝的老化比别的朝代都快，因为清朝是採用部落政治的方式奴役百姓，百姓是皇上的奴才，奴役的方式不会培养人的自发自主自尊的精神，所以这个制度老化得比较快，清朝的文官奴才比较多。这种老化的满清政治制度，没法面对刚刚兴起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力量，就像一个走路都不太稳的老人正好碰上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钱穆老先生则认为：“……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依照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的。” 面对今人对清史的戏说，阎崇年先生指出：“歷史应当受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歷史的惩罚。清朝歷史既有过耻辱，也有过辉煌，我们既不能忘却歷史的耻辱，也不能抹煞歷史的辉煌，清朝兴起与强盛的重要的经验，就是’‘合’‘，国家合，民族合，这是清朝兴盛的主要经验，也是清朝兴盛留给后人的歷史宝鑑。” …… 上述歷史名家的评价，但看风云，无关风雅，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把打开清朝的钥匙，现在，就用这把钥匙打开那一扇扇尘封的大门，随着一枝陋笔，感受一番三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顶着半个光亮的脑瓜，拖着长长髮辫的清朝人为我们演绎的风云变幻吧。 编着者 2007年12月 第一章 盛京－－－－－－回望远去的背景 昔日的盛京，即是如今的渖阳。作为东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渖阳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爱新觉罗氏后人来说，这个城市更有着一层特殊意义，这是他们的先辈统治的大清朝的陪都，也是他们的祖先努尔哈赤一手建设起来、见证着他们祖先荣辱的圣地。 当伪满洲国的溥仪被软禁在长春的宫殿中，让人傀儡般操纵时，遥望渖阳，他是否能够听到祖先无奈的嘆息：300年前的满洲，那是怎样的辉煌啊！ 美女与英雄并非风花雪月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蒙古草原。喀尔喀部首领莽古尔岱的宠妾、刚嫁入一年多的叶赫部大龄女青年（史称“叶赫老女”）——东哥病逝，时年34岁。这本是歷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滴水，却因为一段征战、一个人，而映射出一片歷史洪波。 这段征战，是女真族的统一战；这个人，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歷史学者阎崇年总结出努尔哈赤的十大贡献中，第一条就是统一女真各部，这是努尔哈赤扩张人生雄图的关键一步。统一女真的标志就是踏平海西女真的最大部落——叶赫，而东哥则是叶赫部落的前首领布斋的女儿、新首领布杨古的妹妹——全名叶赫那拉·布喜娅玛拉。歷史的洪流将她推到时代的浪尖上，流溢出古希腊美女海伦般的炫目光华。 努尔哈赤与美女东哥之间没有盪气迴肠的英雄气短，没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有的只是一片金戈铁马的喊杀声和诡谲反覆的政治手段，两个没有交叉点的人生共同导演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歷史，引领着女真族走向统一。 女真民族在12世纪的辉煌时期，曾建立金帝国，征服了中国大半片土地，还活捉了当时宋王朝的徽钦二帝。金帝国灭亡时，进入中国境内的女真人，大部分被歼灭。只有未入关的若干原始部落存在，他们分为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努尔哈赤就是建州女真的后裔。 与11世纪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抗辽建国不同，努尔哈赤并非建州女真的首领，起兵时只有祖传的十三副遗甲，因此他的统一战益发艰难，他首先用了十年的时间统一建州女真，“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胜”。接下来，阻挡他统一脚步的就是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野人女真实力不足虑，海西女真四部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尤以叶赫女真部为最。
第3页 努尔哈赤所属的爱新觉罗氏族与叶赫那拉氏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据说早在元末明初时，叶赫那拉氏族与爱新觉罗氏族之间便发生过一场战争。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为了使叶赫那拉氏臣服，指着大地说：“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是金子的意思）！”叶赫那拉的首领听了一阵大笑，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就是太阳的意思）。”在那场战争中，叶赫那拉氏最后打败了爱新觉罗氏，成为当时女真族最大的部落。 歷史的发展难以预见。叶赫那拉氏族和爱新觉罗氏族总是在敌人与朋友之间徘徊，是敌人的时候，难免要兵戎相见；是朋友的时候，便歃血为盟。是战是和，都视当时的情况和利益而定。这次亦不例外。不过，这次笑到最后的是主角努尔哈赤，叶赫那拉氏的东哥只是他扫平海西女真的一件工具而已。 东哥是名扬塞外的美女，据说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她的美之万一。她也因此成为叶赫部最具杀伤力的政治武器，而且屡试不爽。 东哥短短的一生中换了七个未婚夫，除去十一岁时为父亲夺得海西四部（叶赫、乌拉、哈达和辉发）头把交椅“牺牲”一次外，此后六次许婚都与努尔哈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繫。 首先是海西女真乌拉部首领为其弟布占泰聘娶东哥，东哥的老爹、海西四部首领布斋，为了巩固联盟、组建九部联军攻击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统一让他们倍感威胁——答应了这门亲事。结果，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大败联军，布斋被杀，而以女婿身份参战的布占泰则做了俘虏。 布斋之子布杨古忙祭出将妹妹东哥（此时仅13岁）嫁给努尔哈赤为妻的条件，请求“联姻盟好”。努尔哈赤允诺，取代布占泰成为东哥第三任未婚夫，这也是两个人生距离最近的一刻。 努尔哈赤的允诺，并非贪恋东哥的美色，他早已经认识到东哥不过是一件可怜的政治工具，既然是工具，就要充分发挥她的作用，更何况这件工具不仅对叶赫部有利，也对努尔哈赤的统一大业有利。叶赫部是海西女真的首领，与它为敌相当于同时向海西四部宣战，这对于刚刚崛起的努尔哈赤来说是极不明智的举动，因此，不如顺水推舟，一方面缓和与海西四部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趁机摆平野人女真，壮大自己的势力。基于以上考虑，他释放了布占泰并与之联姻。 但东哥誓死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叶赫悔婚，并以杀死努尔哈赤为条件向各部徵婚。 美女的拒绝并没有让努尔哈赤恼羞成怒，他像一只老谋深算的苍鹰，冷静地观察着各部情况，寻觅攻击的时机。阎崇年先生将努尔哈赤的成功因素归结为“四合”，即“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其实，所谓的“天合”“地合”也都是努尔哈赤苦心经营，伺机而动的结果。 机会让他等到了。几年后，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吉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向努尔哈赤求援，请求努尔哈赤出兵。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叶赫。大敌当前，叶赫惊恐之下，又将东哥（芳龄17）推了出来，对哈达首领说如果哈达倒戈击杀努尔哈赤，就将东哥嫁给他。极具诱惑力的东哥不负众望，成功让哈达倒戈。努尔哈赤以此为藉口，发兵讨伐哈达部，随即灭之。刚荣升为东哥第四任未婚夫的哈达首领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搭上一条小命。 不久，辉发部亦发生内乱，拜音达弒叔自立，众多族人投靠叶赫。拜音达两次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向叶赫索要逃众。叶赫仍以东哥（已25岁）为诱饵，将第五任未婚夫的“爵位”赐予拜音达，后者立刻神魂颠倒，当即撕毁盟约，向努尔哈赤宣战。努尔哈赤找到口实，挥师直捣辉发部，灭辉发，杀掉连婚约都未捂热的拜音达。 海西四部仅存乌拉与叶赫两部，而且乌拉部布占泰与努尔哈赤又有联姻，叶赫感到孤立无援恐慌至极，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东哥（此时已31岁“高龄”），表示要与布占泰重续前缘。痴情的布占泰受宠若惊，马上囚禁建州之妻，并以子女及17寨主之子为质，投向叶赫，唯恐叶赫反悔。色迷心窍的布占泰以为终于搞到了一张登上东哥之舟的旧船票，浑不知握住的是地狱的邀请函。努尔哈赤举兵荡平乌拉部，叶赫以布占泰失国无用，撕掉婚约。身兼第三任和第六任未婚夫两职的布占泰就这样被罢免，眼巴巴地看着近在眼前的美人，郁郁而终。 直到1615年，年已33岁的叶赫那拉氏大龄女青年东哥终于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蒙古喀尔喀部首领莽古尔岱——当然也是政治婚姻，叶赫部为了联合蒙古制衡努尔哈赤——结束了长达21年的单身待嫁生活。可惜，红颜薄命，次年就魂断漠北。 经常与红颜薄命提及的还有一个词：红颜祸水。中外歷史上，红颜祸水的事不胜枚举，与东哥最相似的就是引发特洛伊战争的美女海伦，但东哥的神奇魅力明显有过之而无不及。海伦不过迷住了两人，摧毁了一座特洛伊城，东哥则让众多的女真英豪先后双手奉上性命和城池，前赴后继“拜倒”在其石榴裙下；而且这杯潋滟艷丽的鸩毒远比海伦杀人掠地的速度要快，这才是真正的“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人啊！
第4页 柏杨先生说，任何一个王朝的开国都是一部武力征服的血腥歷史，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建立在森森白骨之上的。女真的统一过程亦是如此。不同的是，因为有了“叶赫老女”徵婚的闹剧，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效果。 东哥“找婆家”的过程，也是努尔哈赤逐步扩张的过程，在这个“充满血腥、欺诈、背叛”（张研、牛贯节语）的过程中，看似东哥是叶赫部的最大政治王牌，其实她也是努尔哈赤的“战争工具”，她就像努尔哈赤的前锋，为努尔哈赤敲开进攻的门。她的绣球抛向哪儿，努尔哈赤的兵戈就指向哪儿，战争就蔓延到哪儿。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典某小镇一间住户的窗内，总是悬挂着一副地图，挂哪个国家的地图，希特勒的炮火就打向哪个国家。这只是传说，而近三百年前的东哥则确实成了努尔哈赤战争的风向标。 与那些被东哥摄了魂魄的英豪不同，努尔哈赤对于这个“战争工具”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她的掌控亦是收放自如，一切以取天下为重。因此，被东哥拒婚，他没有像刘备一样“怒而兴兵”，当东哥最终嫁给莽古尔岱时更没有听从手下的怂恿出兵抢亲。他冷静地说：“我当事人都不急，你们急什么？”当时明朝为了制约努尔哈赤，开始与叶赫结盟，况且东哥的第七任未婚夫是蒙古族首领，若出面干涉，肯定会影响满蒙之间的关系。这个男人的目光不会在一件政治工具上停留，他眼中看到的，只有天下。他要等待更佳的进攻时机。 四年后，风华绝代、风靡万千女真热血青年的“叶赫老女”东哥早已芳魂归天，蒙古与叶赫的盟姻名存实亡，而明朝经萨尔浒一战后自保尚可，已无余力顾及叶赫。此时，努尔哈赤才摆出“将已聘之女另许他人”的藉口，倾全国之师啃掉叶赫这根“硬骨头”。叶赫的做法犹如苏辙在《六国论》中提到的“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并最终引火烧身。 关于建州女真与叶赫部的恩怨，蔡东番在《清史演义》中提到努尔哈赤修祠堂时挖出一个碑，上面写着“灭建州者叶赫”。清朝后来果然就灭在叶赫那拉氏手里，慈禧太后是叶赫那拉氏，光绪的皇后也是叶赫那拉氏。当然，这只是为了增加演义效果而制造出来的噱头。不过，叶赫部的征服在努尔哈赤统一的过程中确实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因此将清朝的兴亡总结为“成也叶赫，亡也叶赫”倒也比较贴切，当然纯属一种歷史巧合罢了。 当东哥绚丽的嫁衣终于尘埃落定、湮没在炎炎烈焰中时，她的命运结束了，但以她的名义而起的战争并没有随她离去，依然瀰漫在叶赫、建州和明朝的上空。努尔哈赤这只浴火的凤凰已经羽翼丰满，下一步，他将锋芒指向腐朽的大明王朝，擎起了敲响朱氏丧钟的巨杵。 “四合”高手努尔哈赤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太子河，华丽的龙舟里，努尔哈赤躺在厚厚的毡毯上，眼望棱窗外的湛蓝天空，身上的毒疽隐隐作痛。“难道这就是天命？”壮志未酬的他心中无限遗憾，虽然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却无法见到攻破燕京的那一刻了，而这，恰恰是他起兵反明时的愿景啊。 “胡儿骑马走边关”，努尔哈赤的天下宏图不会只着眼在严寒贫瘠的塞外，在荡平女真的同时，他已经在觊觎富庶的中原了，只是一直无暇顾及。当明朝联合叶赫对抗建州时，努尔哈赤决定与大明撕破脸皮。于是，便有了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祭天告地，誓师伐明。 与任何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一样，每位征讨者都是搜罗罪状、寻找藉口的高手。“七大恨”中，除去“杀我父祖”的血海深仇外，努尔哈赤又把“叶赫老女”这件过时的政治工具搬了出来，将“援助叶赫，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列为七大恨之一。难怪柏杨先生说除去第一大恨外，“其他六大恨不过一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 努尔哈赤的举动很大，“七大恨”激励着女真儿郎们势如破竹，连下抚顺和清河等四城。这下，大明王朝辽东地区门户大开，明廷举朝惊骇，作出了大举剿灭后金的决定。努尔哈赤迎来了人生第二次大考验——萨尔浒大战。 这场大战以努尔哈赤的胜利结束，歷史在此发生转折，一举奠定了此后后金与明朝的攻守之势。明朝从此一蹶不振，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这场大捷，是阎崇年先生所说的努尔哈赤“天、地、人、己”“四合”集于一身的集中体现。 “天合”包括“大天时”和“小天时”。首先，明朝腐败，这是“大天时”，努尔哈赤再以“七大恨”巧妙地拨动战争的正义天平。其次，当时是阴历三月初一，东北赫图阿拉附近气候寒冷、冰天雪地，明朝军队多是从南方调来的，行进困难，天寒地冻，人飢马饿；而努尔哈赤的部队土生土长，对寒冷的气候已经适应。这就是所谓的“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努尔哈赤占尽大小“天时”，已经握住了战争的主动权。 “地合”主要指地利。明朝的军队有战车，有炮，适合于攻城和平原的远距离作战，萨尔浒山麓道路崎岖，西路几万大军在山沟里无法汇集起来。努尔哈赤就利用这个地势，趁统帅杜松分兵两路的时候，直扑萨尔浒大本营。此其一。其二，北路军在尚间崖、雯芬山和斡珲鄂漠扎营，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其三，努尔哈赤命皇太极等抢占阿布达里岗，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东路明军。这些积极主动的战略部署，让他们充分利用了地利因素。
第5页 “人合”即人心所向。努尔哈赤平时就很注重对人心的拉拢，尤其是勐士与将才。在他与其他部落打仗时，有两个勇士差点将他射杀，城破被俘后，努尔哈赤不但没有杀他们，反而封他们为官，辖户三百。对待盟友努尔哈赤亦是大方，因此很得手下和盟友的信任。而此战中，明调集11万兵马直扑过来，企图一举消灭后金，民族生死关头，更激发了女真勇士的“誓扫明军不顾身”的决心。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民与上同欲也”，而“上下同欲者胜”。 “己合”就是心态好，身心合一。面对气势汹汹、号称47万的明军，努尔哈赤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应战，按照“任它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大捷后，明朝已无兴兵之力。但熊廷弼的“固守不浪战”的政策也让伐明之师暂时难以推进，而身后的叶赫仍旧是努尔哈赤的一块心病，于是利用这个空当回师剿之，并使得自己后方无虞。 纵观努尔哈赤一生的征战史，不难发现，在他“天、地、人、己”“四合”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一颗冷静、沉稳、善于等待、利用机会的心。努尔哈赤的策略很灵活，能战则战，不战则或走或和，伺机寻求更有利的进攻机会。 努尔哈赤的耐心又一次得到回报，明王朝一年之内帝位三次更迭，熊廷弼被排挤罢免，新帅变更对敌方针，努尔哈赤抓住时机，突破了明军辽河防线，连克奉集堡、渖阳、辽阳、广宁等，并于天命十年（1625年）迁都渖阳即盛京。 随着努尔哈赤的征战，后金共迁都三次。努尔哈赤起兵时最早的据点是费阿拉，此城狭小简陋，水源不足，于是便在苏子河与嘉哈河的交汇东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筑造赫图阿拉城。十年后，努尔哈赤在此称帝，建立“大金”。此后，随着战争不断推进，又依次迁至界凡城、辽阳，最后迁至渖阳，称为盛京。 努尔哈赤的三次迁都，是从偏僻贫瘠苦寒之地向便利肥沃昌盛之地的迁徙，也显示了他不断挺进中原的雄心。 在努尔哈赤决定由辽阳迁都渖阳的时候，他遭遇到与北魏孝文帝迁都时同样的窘境，贝勒大臣一致反对，理由是：东京辽阳宫室已经修建，且年景不好，迁都劳民伤财。努尔哈赤说：渖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 努尔哈赤以大战略家的眼光，从政治、军事、民族、物产、交通上分析了迁都渖阳的有利因素，这种思考方式与“四合”相吻合。但诸贝勒大臣还是反对。努尔哈赤索性懒得理他们，带上手下就去了渖阳，贝勒大臣无奈，只好跟着到渖阳。 努尔哈赤力排众议的迁都行动显示了他像北魏孝文帝一样的决心，而他的到来，也促进了渖阳和辽河流域的开发。努尔哈赤在军事扩张的同时也注重经济的发展，他发展採猎经济，发明人参煮晒法，使部民获厚利。他重视采炼业，开始较大规模地採矿、冶炼，尤为重视手工业的生产，包括军器、造船、纺织、制瓷、煮盐、冶铸、火药等。渖阳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人的开发，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并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渖阳最终成为整个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这些都是托努尔哈赤的福。 回眸当年盛京的景致，虽然比不上燕京的雍容繁华，也算得上关外的翘楚之居，在遗留至今的渖阳故宫里，依稀能看得到当年“满洲民殷国富”的盛景。 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在宁远遇到了生平第一个劲敌，他首尝败绩，终结了征战四十三年的不败神话，并身负重伤。更重要的是，一颗高傲的心也在耻辱与遗憾中备受煎熬。 同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太子河中的船上，怀着深深的遗憾，带着如同他的年号——“天命”一般的命运离开了。他的人生幕布缓缓落下，但他未竟的事业仍在延续。 天命汗的草创：八旗制度与满文 “淑勒昆都仑汗（即努尔哈赤）把聚集的众多国人，都平均划一，三百丁编为一牛录。一牛录设厄真一人。牛录厄真以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和村领催四人。四名章京分领三百男丁，编成塔旦。” 这是《满文老档》太祖卷四记载的关于八旗制度的雏形——女真传统牛录制。后来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上，将牛录组编为四个“固山”，即“旗”，创建了后金耕战合一的社会组织：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正式建立了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的一生为满族、为中国歷史作出了重大贡献，阎崇年先生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总结出努尔哈赤的十大贡献：统一女真各部、统一东北地区、创建八旗制度、制定满洲文字、建立后金政权、促进满族形成、丰富兵坛经验、制定抚蒙政策、进行社会改革、决策迁都渖阳。 努尔哈赤的这十大贡献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统一女真部落，进而统一东北地区，出于统治的需要创建八旗制度、制定满洲文字并建立后金政权，这些措施最终促进了满族的形成。而后面的几项则进一步促进了后金的发展，为日后建立清朝、入主燕京奠定了基础。这其中，创建八旗制度，制定满洲文字更具有代表性。
第6页 对于八旗制度的性质，有人说是一种进步，有人则说这仅仅是氏族发展的结果，算不上什么进步。这些我们暂且不管，我们根据八旗制度在女真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来进行判断。与此前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金、元不同，这些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后直接接纳了汉族制度的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骨子里却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直接从氏族部落制度跃至封建制度。而努尔哈赤创立的后金（皇太极时改为清）不同，在接纳汉族封建制度之前，自创了一套颇合自己民族发展的八旗制度。入主中原后的制度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钱穆先生称之为清朝特有的“部族政治”。 努尔哈赤去世前创立的八旗是“满洲八旗”，通过八旗这个纽带，努尔哈赤把原来分散的女真人，统一编制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政治、经济、军事、行政、司法以至于家族，统一到一起，把分散的力量形成了一个拳头，来对付外敌。 后来，皇太极又将归服的蒙古、汉人分编为蒙古八旗与汉八旗。八旗制度施行牛录（汉名佐领）、甲喇（汉名参领）和固山（汉名旗）三级管理体制。以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旗。 八旗制度反映了女真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当时农业已经成为女真的主要生产部门，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工商业的发展、商品交易的频繁，使得满洲民殷国富。八旗兵丁为各部平民，八旗拥有耕地、牲畜或蓄奴数人，负担兵役力役。（张研、牛贯杰） 八旗中最具特徵的是兵民合一制度，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为兵，每个八旗平民都有出征厮杀的义务。各个时期敛丁披甲的比例不一，有时一牛录出五十甲，有时一牛录一百甲，有时一牛录一百五十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数万的军队——八旗劲旅。八旗军队纪律严格、组织严密，当时传言女真人不能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努尔哈赤八旗军队开始有六万人，后来发展到十万人，更是天下无敌了。所以阎崇年先生不吝赞美之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支八旗的骑兵，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骑兵，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具有战斗力的一支骑兵。”在这支骑兵面前，无论是形同朽木的明军，还是李自成的农民军，都仿若一群乌合之众，这是后金、清能够不断取得胜利，最终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以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猎结合的制度，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一方面满足了向外扩张的需要；一方面便于对民众进行统领；另一方面兼顾生产，为战争备足良好的物质与经济基础，恰恰适合了不断扩张的后金政权的战争需要。 张研、牛贯杰认为，努尔哈赤的绝对专权始终以诸贝勒大臣会议为辅助，这既是女真氏族社会民主制的残余，也是努尔哈赤在频繁征战中集思广益而后决策所必需。原则上，八旗的每个旗主互不统属，看似独立，因此有所谓的“八王共治”之说。实际上，这些都是努尔哈赤为各旗主画的一个满足他们参政需求的“大饼”而已。作为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和此后即位的皇太极一直都是八旗的家长和最高统帅，始终将大权握在手中。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对八旗的绝对控制，才是实行专权统治的重要前提。 所以，无论是后金建立前的与努尔哈赤有着生死之交的“五大臣”，还是其后四位年长子侄组成的“四大贝勒”，议政大权始终集中在努尔哈赤家族手中，并日益向最高权力者聚拢。这是歷朝统治者统治之路走向的必然结果。 八旗制度提高了女真人的战斗力，成就了八旗劲旅的功绩，而将这些功绩记载并流传下去则有赖于努尔哈赤的另一项伟创：创制满文。 经过几个世纪的颠沛，女真文已残缺不全，发布政令要么用蒙古文要么用汉语“代言”，使得政令传达诸多不便。努尔哈赤便决定创制满文，于是两位大臣便用蒙古文字与女真语音拼成满文，作为满族统一的文字。有了文字，满族歷史才能得以记载，人文社会的资料才能记录下来。此外，满文后来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樑，阎崇年先生感慨“满文的创制是满族歷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东北亚文明史上一件大事”。 努尔哈赤25岁起兵，68岁故去，44年的金戈铁马将他的人生磨砺得辉煌灿烂，这种光芒经久不灭，以至于三百多年后依然吸引着众人，尤其是西方人的眼光。许多西方学者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的人物是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其实在中国灿若星海的歷史人物中，不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杰出帝王，他们为什么更钟情于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呢？对于这个问题，阎崇年先生认为： “主要原因可能是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都是少数民族，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以汉族为主、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不能不说是个奇蹟。同成吉思汗相比，努尔哈赤的传奇色彩似乎更浓，在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多年的歷史中，建立过两百年以上大一统皇朝的只有西汉、唐、明、清。大清帝国占据中国歷史舞台长达268年，为自秦以来整个中国皇朝歷史的八分之一。而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
第7页 “努尔哈赤在中华文明歷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由他奠基的大清帝国，到康干盛世时，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众多、幅员最辽阔、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国力强盛的大帝国。努尔哈赤作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对清代歷史产生了原生性的影响：既播下’‘康干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 皇太极：聪明的伐木人 1626年，盛京。天命汗努尔哈赤的葬礼。一位明将的到来引起后金国一阵骚乱。 袁崇焕——致死天命汗的仇人竟然来此弔唁！这算不算挑衅？ 就在大小贝勒们恨不得生食其肉时，后金新君皇太极对杀父仇人则坦然待之，并提出与明议和修好的建议。 皇太极害怕了？他究竟在做什么？ 谈到皇太极，顺便提到他那个年代另外三颗具有紫微帝气的明星：明崇祯帝朱由检、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三人代表的三个集团的政治军事角逐中，笑到最后的是皇太极和他的大清集团。阎崇年先生说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绝非偶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对手技高一筹。 向杀父仇人议和修好，这件事就显示了这种技高一筹的战略眼光。 皇太极作出这个决定并非怯敌，而是综合考虑各种政治军事因素的结果。 首先，从努尔哈赤与袁崇焕宁远城楼的一战中，皇太极看到了大明王朝虽然内部已经腐如朽木，但外围仍有道坚固的“长城”需要突破，袁崇焕就是其一。即使能够突破，两强相争，损耗也极大。而此时，左右两边又有明朝的附国朝鲜和虎视眈眈的蒙古，与明直接以硬撼硬并非明智之举。 其次，努尔哈赤后期，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如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汗合居、杀戮诸生等，使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有组织的武装暴动此起彼伏，面对辽东汉民的反抗，努尔哈赤继续执行高压政策，结果矛盾进一步激化，人口逃亡、丁壮锐减、田地荒芜、民不果腹、盗寇横行，使得后金的经济大打折扣。所以，必须争取一段休养生息、调整治理的时间。 最后，则是皇太极谋取大明江山的战略问题。皇太极认为明朝已然是一棵败坏腐朽的大树，与其强力伐之，不如待其内部朽蚀，则唾手可得。这从他后期提出的“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的理念就可看出，对于取明朝，他早已成竹在胸。 聪明的“伐木人”皇太极利用争取到的宝贵时间，开始他层层递进的“伐大树”行动。 第一斧，皇太极“砍”向内政。他改变对内政策，尤其是对待汉民，“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採取安抚政策，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他人，放宽惩治，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民皆大悦，逃者皆止”。此外，他明白任何时候人才都是最关键的制胜因素，重视对汉族文人的提拔，让他们入朝为官。 第二斧，皇太极“砍”向朝鲜。后金的左邻朝鲜一直是明朝的附国，对皇太极来说是潜在的威胁，于是，他两次东征朝鲜。第一次，逼迫朝鲜定下“兄弟之盟”；第二次，利用朝鲜使臣搅乱登基大典的藉口，一直打到朝鲜的王京汉城，朝鲜王吓得龟缩于南部山城，向大清臣服，定下“君臣之盟”，这下，彻底断绝了朝鲜与明朝的关系。 第三斧，皇太极“砍”向蒙古。漠南地区察哈尔部林丹汗日渐强盛，逐渐控制了辽河以西的蒙古部落，并时有东进行动，骚扰后金。皇太极继位后，把林丹汗作为主要征讨对象。他三次向西用兵，将林丹汗驱逐至青海，占领了漠南蒙古。 第四斧，皇太极“砍”向杀父仇人袁崇焕。用反间计借敌手将袁碎尸万段，出了心中那口恶气。 皇太极这“四板斧”，斧斧斫实，每一下都砍在明朝外围，却痛在大明心里。对朝鲜与蒙古的征服，一方面为自己扫除威胁，一方面也切段了明朝的左右两翼，相当于砍掉了一个人的左右助手，完全将明朝孤立起来。 皇太极不是程咬金，不止有“四板斧”的武功，还有谋略中原的智慧。一方面砍掉明朝的旁枝，一方面又施展快如闪电的突袭，五次绕过宁远和山海关，直入中原，甚至抵达北京城下，不断向明朝施压，令明朝军民惊恐万分。 这五次长驱直入，如五把利剑，插向明朝心脏，让死水般的明政府也泛起波浪。 一番大刀阔斧的斫砍之后，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祭告努尔哈赤说：朝鲜已纳贡，察哈尔等部已归服，今为敌国，唯有明国耳。 凭着技高一筹的谋略，皇太极整顿内政，发展经济，战抚兼用，同时试图联络农民军夹击明朝、拉拢山海关守将判明降清，用他的文治武功扫清了大清的左右旁枝，缓缓举起了斫向明朝的巨斧。 第二章 山海关－－－－－－雄天下 马蹄声急 山海关古称榆关，又名临闾关，乃明徐达奉命修建，因其倚山连海，故得名山海关。山海关城楼的匾额“天下第一关”五字，为明代书法家萧显所书，相传，那个“下”字的点不是一起写上去的,而是书者将饱蘸浓墨的笔用弓射上去的。
第8页 作为明长城的东北起点，山海关处冲要之地，把守着中原的大门，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它见证了许多铁骑奔驰、金戈耀日的争夺之战，目睹了无数塞外勇士、中原守卫的浴血之争。这一次，当疾驰的马蹄踏破山海关酣睡的晨梦时，它饱经沧桑的眼中又看到了什么呢？ 看得到的战争 看不见的硝烟 清晨，山海关下。刺骨寒风下，千骑疾奔，冰冻的大地几乎被纷乱的马蹄敲融。队伍前面的将领眉头紧锁，透着书生气质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焦急。后金的女真人屡次突破长城防线，这已不足为奇，然而这次他们竟然直抵北京城下，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念及此，他的内心一阵抽动：宦官当政，朝中腐败，将领们也如此不堪，后金虎视眈眈，我朝险矣！ 这位中年将领就是袁崇焕，前两次击退后金军有红衣大炮（也称红夷大炮）与宁远城楼为依託，这次长途奔袭，等待他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明朝的大树已经被孤立，可以动手砍伐了。但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袁崇焕。 努尔哈赤父子俩与袁崇焕之间的战争一共有四次。前三次直接厮杀，后金均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遭遇战，对阵双方是努尔哈赤和袁崇焕。征战43年、无战不克的努尔哈赤根本没有将这个白面书生般的“小子”放在眼里。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文弱的后生“小子”终结了他的不败神话，并让他身负重伤，以致含恨而终。 袁崇焕的获胜，虽然与其指挥有方、调度得力有关，但更多得益于努尔哈赤的失误。 此役，努尔哈赤最大的失误就是骄傲轻敌：自恃统领着十三万屡经沙场的精兵，而宁远一个孤城，区区几万人马，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驻守，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然而，这一次努尔哈赤有些大意了。 努尔哈赤的轻敌直接导致了第二个错误——攻城战术的错误。由于轻敌，他低估了袁崇焕的鼓舞士气的能力和军事指挥才华，也忽视了宁远城中的11门红衣大炮的作用，採取了类似之前攻城掠地的闪电战术，企图速战速决。然而，红衣大炮的名号不是虚的，女真勇士尚未接近城门，就已经被红衣大炮轰得人仰马翻、尸横遍野。 这时，努尔哈赤的轻敌又导致他犯了第三个错误：以为只要接近敌人，避开大炮的轰击，就能攻上城楼，于是依然指挥军队拼死勐攻。但袁崇焕准备充分，指挥全城军民沉着迎战，你会钻墙，我会补洞。鏖战三日，女真人始终无法攻入城内。进不到城内，女真骑兵再多、再勇勐也发挥不了作用，只能成为明军的靶子。 如果努尔哈赤此时撤兵，驻扎在红衣大炮射程以外，围困袁崇焕，拖上个一年半载，宁远城孤立无援，明朝政府也无力拨来更多的军兵解围，那么，胜利者就是努尔哈赤了。但老年努尔哈赤刚愎自用的性格和女真骑兵来去如风的战术，决定了他不可能採取这种持久战术，更何况，老天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被飞来的炮石击中，身受重伤。后金匆匆收兵。 第一次交手，袁崇焕凭藉三分努力和六分对手失误，外加一分的运气，取得胜利。 第二次交手时，袁崇焕的对手换成了皇太极。皇太极很有自知之明，他吸取老爸兵败的教训，採用围魏救赵的方法，围困锦州，企图引诱袁崇焕出击，再发挥女真骑兵的战斗力歼灭之。不料，辽东明军经过袁崇焕半年多的整治，已今非昔比，皇太极的围困战术不仅引来了宁远的援兵，也将山海关、昌平、宣府各路守军的援兵招了过来，围城者反有被围之势。 匆忙之下，皇太极转攻宁远，虽然在途中成功歼灭了几路援军，但女真勇士也伤亡惨重，皇太极错以为宁远城已无主力，增兵再攻，结果依然攻不下。皇太极明智地选择了撤军。 此番宁锦大战的胜利，袁崇焕的能力才充分显示出来。当然，失败的皇太极并非没有收穫，他清醒地认识到对袁崇焕不能力敌，只能智取。这正是皇太极高人一筹的地方，即使失败，也要输得明明白白。这正是阎崇年先生评价皇太极“善于学习，长于谋略”的充分体现，这在接下来的筹划与实施将袁崇焕这颗眼中钉拔掉的行动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皇太极熟读《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他活学活用，为袁崇焕奉上了两部大戏。 首先上演的是围魏救赵。皇太极学乖了，不再管什么宁远、锦州这些孤城，也不进攻重兵把守的山海关，而是绕过他们，从薄弱处撕破明朝防线。明朝守兵还没反应过来，皇太极已经到达北京城下，这下，慌了手脚的崇祯皇帝连忙调袁崇焕回援，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段。袁崇焕狂奔四百多公里赶到北京城下，已是疲惫至极，但仍在广渠门外击退数倍于己的后金军。第三次交手，袁崇焕依然是胜者。但这个胜利是有水分的。 与上次交手相比，这次皇太极准备充分、谋划得当，而袁崇焕则是仓促迎战，而且是在狂奔四百余里、人马交困的状态下。既然如此，那么皇太极为什么还会失败呢？这里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皇太极可能因为前两次失利的影响，对袁崇焕的进攻心有余悸，见他们奋不顾身地直扑过来，首先在心理上就输了几分。而且由于对袁崇焕的兵力部署不了解，为了防止前后被夹击，只好暂且后退。
第9页 第二种可能，皇太极是故意败给袁崇焕的。因为此时即使倾尽全力也未必能将袁崇焕杀死，而且后金的伤亡也会很大，这样就达不到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除掉袁崇焕。所以，才故意被袁崇焕击“退”而非击“溃”。这样做的好处有二： 其一，增加袁崇焕的功绩，使其被佞臣所妒。 其二，造成袁崇焕以少胜多的假象，为施展下一步计划做铺垫。 皇太极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他为袁崇焕奉献了一场最新版的“蒋干盗书”——借两名太监之口传达袁崇焕与皇太极内外勾结，让崇祯皇帝信以为真，将袁崇焕下狱。达到目的的皇太极围攻北京数日无果后，全军撤退。 有人可能质疑皇太极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周折，目的只是为了拔掉袁崇焕这颗钉子？之所以会有这种疑问，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了解袁崇焕对大明朝的重要作用。 袁崇焕两次挫败后金的大举进军计划，大大鼓舞明军士气，也坚定了许多对昏庸腐败的朝廷失去信心的边关诸将的信心，因此，袁崇焕已不啻为明朝的一道无形的长城。更何况，当时的袁崇焕已经是辽东督师，相当于辽东军区总司令，如若让他长期负责辽东防务，大明的防线将会越来越难以攻破。一个袁崇焕的存在相当于两道阻拦后金入主中原的万里长城，这是皇太极最不想看到的情景。更何况，一旦待明朝喘过气来反扑，形式就更为不利。所以，为谋中原，必先除去袁崇焕。 但是袁崇焕难以力战，只能智取。智取无外乎收买与反间，前者皇太极碰了钉子，只能採用后者。可袁崇焕如今位高权重，且远离京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无论是施展反间还是反间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诱至京城再实施反间。 因此，他们之间的第三场战争胜败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第四场看不见的“战争”——反间战，而由于皇太极的谋划与明政府的昏庸，袁崇焕必败无疑！ 其实，无论针对范增的反间，针对苏秦的反间，针对乐毅的反间，还是蒋干盗书中针对蔡瑁、张允的反间，就其本质而言，都算不上高明，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如皇太极这个反间计一般，幼稚得可笑，但就是这样漏洞百出的反间却屡试不爽，为什么？因为这些反间计招招都打在中计者的软肋上。 在皇太极这个反间计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袁崇焕的功劳太大，他深得军心，而且就在皇帝家门口，这时他对崇祯越重要，意味着他对崇祯的威胁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崇祯不让他进北京城的原因。 中反间计的人一般会很快从敌人的误导中清醒过来，苏秦被反间，连纵被瓦解，六国很快就明白自己被骗了；曹操中反间计，杀掉蔡瑁、张允的一刻也明白过来，但为时已晚；项羽从没有意识到自己中计，因为他的智商不够。崇祯的中计当然与皇太极的撤军让他更加确信情报的准确有关，但袁崇焕是在第二年八月才处斩，中间有半年多的时间让崇祯来仔细推敲反省，而崇祯最终仍未从皇太极设下的圈子里跳出来，则是他手下那帮“闲臣”——因为无事可做，只有落井下石的朝廷权贵、阉党余孽——的“功劳”。因此，皇太极最终能除掉袁崇焕，崇祯皇帝和他们都居功甚伟。 逮捕袁崇焕的负面效应不可估量：总兵祖大寿见统帅无故下狱，便率万余人抛弃京城，亏了孙承宗调度有方，才拉住了这支力量。处斩袁崇焕的影响更是巨大，《明史·袁崇焕传》说：“自袁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朝瞬间自毁两道长城，直接暴露在虎狼一般觊觎北京的皇太极面前。 拔掉了袁崇焕这颗眼中钉，皇太极笑了。少了这个心腹大患，虽然战争会变得很乏味，但扫围打合的目的已经达到，明朝已经彻底成为一株孤立中空、辅根皆断、旁枝尽削的朽木，他可以放手收拾面前的这盘残局了。 松锦大战——大明王朝的绝唱 炮声雷动，铁蹄翻飞，锦州附近的官道上驶来一队人马，为首者手中竟然托着一只碗，碗中承接的自鼻中流出的鲜血，被疾驶的马颠簸得洒满胸甲。他就是皇太极，正在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赶往战事吃紧的锦州。当时是1641年7月，清明两军松锦大战鏖战正酣。 松锦大战是明军与清军之间的最后一场无论从装备还是兵力上都势均力敌的战争，结果清军“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骆驼六十六、甲冑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冑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从此以后，明军不仅毫无还手之力，亦无招架之功，更无法集合出十几万兵马。可以说，松锦之战后的明朝犹如大清砧板上待宰的鱼肉，只有引颈受戮的份儿。 早期的几次战争，清军的人数占优，但装备落后，如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吃到了“红衣大炮”的苦头，努尔哈赤还因此受重伤去世。皇太极非常生气，他说：“昔太祖皇帝攻宁远不克，今我攻宁锦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生气归生气，皇太极从战败当中总结出一条经验：我们的装备不够先进，明军有红衣大炮，我们没有。于是他下令自主研制红衣大炮——因为明朝的红衣大炮主要通过澳门从国外进口的，他没有这个条件。女真工匠真是争气，只用五年的时间，就成功仿造出红衣大炮，皇太极带着这批红衣大炮围城打援，发挥了巨大威力。松锦之战时，清军共配备红衣大炮40余门，数量上与明军基本持平。
第10页 兵力与装备投入均等，实力确不同。清军铁骑骁勇善战，明军士兵单兵作战能力有所不及，所以野战对清军有力，明军志在守不在攻。深谙兵法的大将洪承畴运用“且战且守”战术打的就是防守反击，这样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大大限制了清军实力的发挥。因此，双方在综合实力上也是势均力敌的。 双方综合实力势均力敌，那决胜的关键就在于指挥者的谋略与决策了。 洪承畴一直在国内镇压农民起义，作战经验丰富，亦颇有谋略，这从其前期制定的稳扎稳打的战术上就可以看出。然而，他虽为明军的指挥者，决策却受到后方“大头”们的干扰，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京官因“兵多饷艰”，力主洪承畴速战速决，这与稳扎稳打的战术是完全相悖的，却恰合清军的胃口。不谙前方战况的后方上司这帮“狗头军师”成了清军的“第五纵队”，促成了松锦大战明军的失利。 更何况皇太极的谋略丝毫不逊于对手，而且他是绝对的“一把手”，没人能左右他的决策。于是，他充分施展军事才华，连施四计，和对手共同奉献了一场经典战役，当然，清军是绝对主角。 第一计是“围城打援”。当时山海关外，明朝就剩下锦州、宁远和松山三座孤城。皇太极指挥军队围困锦州，他颇有耐心，在锦州周围筑城屯种，建立围困锦州的基地。而后三月一期，轮番包围锦州，但就是不发起总攻，抽空打你两炮，增加明军的压力，等待和前来救援的明军进行野战，这叫弃短取长，充分发挥优势。果然，锦州被围，崇祯皇帝急拨洪承畴做帅，八个总兵、十三万军队、四万匹战马来救，皇太极成功钓到大鱼。 第二计是“断敌粮道”。为了逼迫对手速战速决，皇太极派人把他们的粮草重地给端了。明军的粮道一断，13万军队人吃不上饭，马吃不上草，官兵意志涣散，加之后路被断，更加恐慌。洪承畴的突围令更使得恐慌大爆发，明军瞬时失去控制，各部纷纷夺路狂奔，正落入皇太极第三计中。 第三计是“巧设埋伏”。皇太极料定明军必退，提前在退路上设下埋伏，痛击明军。一时间，“明兵窜走，瀰山遍野，自杏山以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者不可胜计，海中浮尸多如雁鹜”。吴三桂总兵逃到宁远时身边只剩二十个人，狼狈之极，可见一斑。 第四计是“瓮中捉鳖”。洪承畴仅剩万余兵马，退守到松山城。皇太极立即移营松山城下，挖战壕围困。松山地形中凹，像一个盆地，松山城正处于盆底。洪承畴在皇太极眼中，正好比瓮中闷鳖、釜中游鱼。但他围而不攻，坐待明军自乱。果然，有人叛乱投诚，皇太极里应外合端下松山城，洪承畴成为俘虏，并最终降清。 关于洪承畴降清的过程，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皇太极亲自劝降，以诚动之，有的说皇太极运用美人计，无论哪个说法，都说明了皇太极的计谋和对人才的爱惜。 洪承畴这个人，到崇祯朝时才得到重用，被俘之初，可能也抱着像文天祥一样必死的决心，然而，忠臣不是那么好做的。忽必烈对文天祥的态度绝对不比皇太极对洪承畴的态度差，而文天祥终是不降，洪承畴却降了。这只能说洪承畴自己的决心不大，是个珍惜自己小命的人。关于此点，曾劝降洪承畴的范文程一针见血地指出“（洪承畴）衣服脏了，尚且顾及，何况命乎”，所以他的投降是性格所决定的。 当初汉代名将李陵投降突厥时，是抱有与汉里应外合的诈降之心的，可惜汉武帝太心急，一怒之下诛了李家九族，李陵无奈，只好留在突厥。洪承畴不同，明崇祯帝以为他必以死殉国，对他进行风光大葬，又是追悼会又是全国表彰大会，可以说是隆重之极，而洪承畴终是死心塌地效忠了清朝，为清朝问鼎北京扫清障碍，他用自己的行动结结实实地扇了崇祯一个大耳光。 阎崇年先生认为洪承畴之所以投降是在内心做了番比较的。他在牢里头前思后想，把皇太极和崇祯帝以及农民军做了个比较，他认为皇太极可以算是真命天子，将来会有一番作为。洪承畴一直和农民军打仗，很清楚他们将来不可能统一天下；明朝他也了解，他是三边总督，对明朝的腐败心知肚明，这种腐败之势难以挽回；清朝的情况通过打仗，以及在囚所里所见所闻，也有一些了解，他判断清朝有可能继续发展，进入中原。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在自身性格和政治权衡的共同作用下，洪承畴才做了投降清朝的决定。 阎崇年先生曾夸张地说实现皇太极入主中原这个宏伟志愿的是洪承畴。他将皇太极和崇祯皇帝做了个对比：崇祯皇帝把自己的忠臣、蓟辽督师、着名英雄袁崇焕视同敌人，处以磔刑，自毁长城；皇太极对自己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劝说让你投降，化成自己的力量，然后再用洪承畴等这些降人攻打明朝。一个是把自己的人变成敌人，杀了；一个是把自己的敌人降服，变成自己的力量，成为对手的掘墓人，就这点来说，皇太极比崇祯皇帝高明。 自努尔哈赤兴兵以来，清军与明军有过三次大战。第一次是萨尔浒大战，清军大胜，明军由军事进攻变成退守防御，努尔哈赤则开始施行军事进攻。第二次是沈辽大战，努尔哈赤占领了渖阳和辽阳，标志着明朝在辽东统治的结束。第三次就是松锦大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清朝在辽西统治的确立。现在，在盛京与燕京之间，就只剩下一座山海关了。
第11页 投机分子吴三桂：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 吴梅村一首《圆圆曲》在当时家喻户晓，尴尬得吴三桂无地自容。据说他曾经派人送黄金一千两让作者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删掉或予以修正，吴梅村断然拒绝：“天下皆知，改又何益？”此后，这两句就成为世人对吴藩王的标准评价，将其永远钉在歷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人的笑柄。 吴三桂的降清真的是因为“红颜”之怒吗？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提到，吴三桂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决定投降。他父亲吴襄正好也派遣僕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经过下列一段对话后，吴三桂的态度立刻转变。他问有关他父亲的情形，僕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僕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美丽的爱妾陈圆圆，僕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为朱由检报仇。在答覆他父亲的信上，他慷慨激昂地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联合剿匪。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让人感觉吴三桂似乎真的是为了陈圆圆而沖天一怒，引兵倒戈。 其实，吴三桂开始似乎是很忠于明的。当时在山海关外，明朝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的情况下，吴三桂还能不为清廷的百般劝诱所惑而降，这毫无疑问是他忠于明朝的表现。而等到他退守山海关，南北驿道上羽书往还，信使星驰，两大军事集团都在争取吴三桂。皇太极曾手谕并指使早已降清的吴三凤、祖大寿、祖可法以兄长、母舅名义招降吴三桂，许以“功名富贵”“分茅列土之封”，吴三桂的反应是“答书不从”。李自成也曾派明降将唐通、王则尧等人前往辽东劝降，皆被吴三桂拒绝。 如此看来，吴三桂似乎是抱定效忠明朝的决心了，果真如此吗？ 李自成进攻北京前，崇祯帝曾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火速入京护驾。吴三桂倒是有所行动，但他以宁远民众恐遭鞑靼屠戮为藉口，徙宁远兵民数十万人入关，军民混杂，还有护送老幼，这样的行军速度，能“火速入京护驾”吗？相比之前袁崇焕狂奔四百多公里由宁远至京护驾，我们吴总兵的速度是不是太慢了呢？ 果然，军民缓缓行至丰润，北京城就被李自成攻陷了，吴三桂遂引兵北返，退居山海关，坐观时局变化。正是这一举动，让他成为一位在大顺和大清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大明灭亡了，属于明军的吴三桂立刻成为“自由人”，他驻守在南北咽喉要冲的山海关，向内，他可以外拒清军铁骑；向外，他可以打开中原的入口，引清军直捣燕京。吴三桂在窃喜：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吴三桂这个人，精明机敏，城府极深，遇事很有主张。他在任何场合都能游刃有余，和任何人都能迅速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虽然是名门之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于他的前途大有关碍的人物，他更是善于攀附，于不显山不露水之中赢得他人的好感。天启年间，高起前代皇帝总监辽东兵马，初出茅庐的吴三桂就认这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做了义父；大学士方一藻巡抚辽东以后，吴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结拜兄弟；洪承畴经略辽东之后，他又和洪的亲信幕僚谢四新结为至交，所以歷任边关大吏无不对他宠眷有加。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身处乱世，是不可能没有点自己的想法的。 经过松锦一战后，吴三桂对形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这点上他和洪承畴是一样的，明廷的腐朽他心知肚明，清军的强悍他也是亲身经歷过的，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究竟谁胜谁负，一时间吴三桂还不敢妄下定论，更何况还有一股势力——李自成的起义军也在迅速壮大中，而且实力也不容小觑。吴三桂想得更远，他要让时间证明谁才是更值得他选择的，所以，无论对于李自成的劝降还是皇太极的利诱都拒绝了。这并不代表他对明朝是忠心的，不然他肯定也会像袁崇焕一样在崇祯遇到危难时狂奔至皇帝脚下。 他在耐心地等待，等待三方厮杀将要分出个胜负的时候，等待自己能够把握更大筹码的时候，再决定橄榄枝的抛向。当然，他的内心肯定也有一种野心：说不准还能渔翁得利，乘势做个皇帝呢！ 当崇祯皇帝召他火速入京护驾时，直觉告诉他机会来了。他决定赌一把，拿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赌大明的必败，赌自己能够取得更重的筹码。他把眼光聚焦在山海关——南北咽喉要地上。于是才有了迁徙宁远居民缓缓而行，当大队人马途径山海关时，他曾一度认为自己赌输了，当北京城陷的消息终于传来时，吴三桂长出一口气：李自成你真给哥们争气！立刻调转马头，退居山海关，静观时局变化，坐等机会上门。
第12页 李自成这任新主容不得眼皮底下存在这样的威胁，而清朝自皇太极去世、幼主福临即位后，摄政王多尔衮决定挥师南下，实现“问鼎中原”的目标。两股分别来自北京、盛京的铁流，南北相向，汇向山海关。 吴三桂，手握四五万兵力的自由兵团，瞬间成为可以左右战局的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作用，可媲美楚汉相争时的韩信。当时韩信“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而吴三桂则“为顺则顺胜，为清则清胜”。手握如此重要的筹码，待价而沽的吴三桂知道自己可以卖个好价钱了。 从民族感情上讲，吴三桂可能更倾向于大顺，毕竟同为汉人，而清军是异族野蛮人，投向他们很可能前途叵测。可惜，这些好感都被李自成及其手下的所作所为冲散殆尽。与韩信本身属于汉集团不同，吴三桂其时不属于任何集团，是独立于顺与清之外的，李自成不仅对他没有“解衣推食”之情，反倒有“扣父夺妾”之恨。所以，吴三桂迎清军入关的决定也不武断。何况，吴三桂还有自己的打算，起初，他打算效仿申包胥忍辱负重、求秦復楚，他与多尔衮的书信屡次提到“求助于大清”，而清兵入京后亦宣称是来帮助驱逐“流寇”的，虽然清兵打出这样的口号可能出于诸多政治因素考虑，但也从侧面证明了此点。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他不是申包胥，清军也不是秦军，歷史的洪流是不能阻挡的。清兵接下来的表现却让吴三桂大失所望。用柏杨先生的话说，“流寇”已经被驱逐，应该把房子归还原主人了。可是这位正义凛然的大侠客，不但不把房子归还，反而把自己的家搬过来，坚持说他们就是主人。 这样，吴三桂的请兵之举立刻变质为“降军”之举。 吴三桂此时对自己的前途肯定也是忐忑不安的，所幸此刻多尔衮一方面为了保存实力，一方面为了削弱吴三桂的兵力，催促他向南扫平起义军。吴三桂也知道，自己与洪承畴、祖大寿他们不同，自己拥有一支独立统率的部队，清朝对自己虽然外示优宠，但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实权，留在北京附近只会使自己死得更早，不如乘势南下，一面确立战功，一面扩张自己的势力。最终他的目的达到了，他成为藩王，坐拥一方，恍若土皇帝。当然，代价也是惨重的：除了陈圆圆，他一家包括父亲吴襄在内共38口都被李自成所杀，他本人则成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助满人夺取汉人江山的“汉奸”。 吉林大学的李书源教授，在评价这一段歷史时嘆道：歷史评价有时候真是悖论，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如同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一样，给衰败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因而受到人们肯定。但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却成为千古罪人，钉在了歷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如此，是由于存在着两种评价标准：一是以歷史的发展为尺度，一是以道德为尺度，离开道德尺度，成王败寇，歷史失于涵育人文的作用，而离开了歷史发展的尺度，歷史则又成了难辨是非的一团乱麻。 着名歷史学家李治亭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评价标准：是否符合歷史发展方向，即大一统的标准。正如清朝的大一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一样，对大一统有利的人或事也应该为我们所肯定。当然这只是大方向的把握，在具体问题上还要具体分析。但有一条还是永恆不变的：功者功之，罪者罪之。正如阎崇年先生在谈到正说歷史时讲的那样，只是需要将歷史的真正面貌呈现出来，功罪自有人评说。 第三章 紫禁城－－－－－－兴亡的中轴线 在直升机上鸟瞰北京，你会惊奇地发现，景山犹如一个人像，五官俱全，左右对称。 古老的北京城也是一座对称的城市。从北京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这条长达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以故宫为中心，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汇集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也见证了歷史的沧桑变迁。 17世纪40年代，关乎三个王朝兴亡的中轴线在此摆动，民族与文化冲突的长绳也在此激烈震颤。 谁是“真命天子” 燕京，煤山，寿皇亭旁的古槐下。东方未明，一个太监打扮的人扔掉手中的笔，捧着写满字迹的衣服，站起身来，侧耳倾听，大顺士兵搜索的声音渐渐逼近。时间不多了，他整好衣冠，仰天长嘆。手握树上垂下的三尺套索，突然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古树无语，光秃秃的枝头晃了几晃，又渐渐趋于平静。 其时是1644年3月19日，崇祯自缢，明朝灭亡。 在中国歷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在43天内两易其主，一年之中，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多年中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歷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紫禁城的三位主人依次是大明崇祯帝朱由检、大顺皇帝李自成和大清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三人的更替是有其歷史必然的。 范文澜先生说，明朝崇祯帝即位后，诛灭客、魏，一时颇有振兴朝纲、挽救危亡之势。但是，魏忠贤失败后，阉党仍企图操纵朝政，长期延续的党争并没有消除。加之崇祯帝专擅自用，对文臣多有猜疑，对武将任意杀戮，屡斩败将，臣下为保住脑袋多求避祸，少有谏言。统治集团长期动盪，上下官员贪贿风行，军兵日益虚溃。
第13页 柏杨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朱由检（崇祯皇帝）惯用的伎俩就是用小动作掩人耳目，他最勇敢的事是杀人。他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 他对飢饿的武装群众也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馑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却相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虚心假意地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过的“各位先生”杀掉了。 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好大喜功，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蹟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只有在这种人面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常嘆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即使他在死之前都不忘记用点小伎俩掩人耳目，他在自缢之前留下这样一份遗书：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官冕，以发覆面。认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意思是说：虽然由于我品德不好，上天才降下亡国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髮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柏杨先生分析说：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充分显示了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地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问题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出于民选或由老天爷派下来的，全部由朱由检任用，中国那时有六千余万人口，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选一些“误他”的人当他的政府官员。朱由检要求“逆贼”不要伤害人民，他也知道“逆贼”不会听他的，这种廉价的文章，不过企图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罢了。那些在安塞县荒郊哭泣爸爸妈妈和蹲在地上吃粪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军屠杀的难民饥民，恐怕不会相信朱由检有此悲天悯人的胸襟。 相比之下，大顺皇帝李自成倒是颇受穷苦百姓的拥护，他打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群众基础良好。同时，他也有一定的政治头脑，身边既有像牛金星、李岩这样的智囊，又有如刘宗敏、李过这样的二流将领。而且李自成的为人还算不错，由于清军的连续攻击，大大削减了明军的兵力，当他进攻北京时，守城宦官又大开城门，兵不血刃即进入北京。他可谓占据天时和人和。 然而，自从进入北京，坐上皇帝的宝座，被胜利沖昏头脑的他对形势缺乏清醒的判断，以致作出一系列错误决策。 首先，对外部形势估计错误。大顺攻占北京后取代明朝，此时其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特别是北面的清军和江南的明室残余，构成了夹击大顺的严重形势。但这些并未引起大顺军的领导者们足够的警惕，他们骄躁轻敌，甚至认为山海关是弹丸之地，“不足当京师一角，用脚尖踢倒耳”；江南地区，不需重兵，即可“传檄而下”。强敌压境，大顺政府却忙于筹备李自成做皇帝的登基大典，军士们则竞相“追赃”积财，准备还乡。 其次，内部措施失当。由刘宗敏、李过等向官员、富户“追赃助饷”。明朝官员除被录用外，均交刘宗敏发落，勒令献出金银。勛戚大臣献银不足，即加拷掠追逼，被夹者多至数百人。明外戚周奎（周皇后之父）献银五十万两，仍被夹死。巨商、大贾甚至当铺、饭馆，均被搜掠。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被捆绑追索的人，不绝于道，京城一片恐怖。 对于这些举动，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认为是起义军变质了，范文澜先生则认为起义军并没有变质，而是农民军继承自发起义的朴素传统这一弱点，对内、对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的结果。 这些错误估计和措施导致大顺军心涣散，而且完全丧失了地主阶级的信任——这也是影响吴三桂开关迎清兵的一个因素，失败已在所难免。 再看看清军的举措。其实这场“真命天子”争夺战与其说是福临的胜利，不如说是皇太极及其事业继承者多尔衮的胜利。皇太极的前期经营，围绕“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的方针，将清朝完全孤立，为谋取中原奠定了基础。 在对形势的估计上，相对于明朝政府的耳目塞听、掩耳盗铃和大顺政府的盲目乐观，清朝政府则要高明得多，早在多尔衮进军中原前，清政府首席文臣范文程说：“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提出争夺中原的主要敌手是大顺农民军。清醒的认识让他们能够有针对性地採取适当策略实施行动。
第14页 在人才的笼络上，皇太极和多尔衮软硬皆施，要么诱之以利，如吴三桂等，要么动之以情，如洪承畴等，实在无法拉拢的才用计除去，如袁崇焕等。而且在用人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麾下一帮骁勇之将和智谋之臣如洪承畴、范文程等均死心塌地地为之效命。相比专擅猜忌的崇祯和旗下无大将的李自成，皇太极和多尔衮在用人策略和人才上就占据优势。 在战争的正义性上，清军又打出替明朝“驱逐流寇”，为明朝子民报君父之仇的口号，俨然一副大侠风范。进入北京城内，清军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殡葬崇祯皇帝和皇后，官民戴孝三天等，以示对亡明的尊重；宣布“官来归者復其官”，降清的汉族文武官员，都升级任用；宣布“民来归者復其业”，即恢復汉族地主的田产；宣布按照明朝会计簿租税额，徵收地亩钱粮；宣布文官衣冠，暂用明制。这些政策对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取得一定效果。顺天巡抚宋权就对他的部下说：“我封疆臣，国亡无所属，復故主仇者，即吾主也。” 清朝的这些措施的制定有赖于汉官范文程的贡献，他认为战胜农民起义军的办法“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復其业”，维护汉地原有的封建秩序。无论是皇太极还是多尔衮都相当倚重范文程，对他的建议也能做到欣然採纳。相比之下，专擅的崇祯差得太远了，而李自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他要亲率大军讨伐吴三桂时，谋臣宋献策曾劝阻他：“皇爷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李自成不听，终致失败。 歷史的发展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明朝的灭亡是必然的，紫禁城43天内两易其主是偶然的。偶然的发生，则是许多必然因素不断积聚所致。阎崇年先生指出，清朝的百年大计是清太祖、清太宗定的，把这个事情变成现实的人是多尔衮，而实施者则是他手下的精兵强将，享用者是幼主福临。所谓的“真命天子”，其实还是由人决定的，没有了太祖、太宗的积累，没有了多尔衮的辅政，没有了手下文臣武将的效忠，“天子”终归要如天边的流云般被歷史的罡风吹得烟消云散，不知所踪。 扬州十日不封刀 屠杀的奥义 “清淮流，鞠城下。顾见穹庐张四野，谁言法公真死者！反覆覆，城当復；我买刀，趋卖犊。” 这是清代吴炎、潘柽章合着的《今乐府》中的《芜城嘆》一诗，此诗题为“悲维扬也”，控诉了清兵攻占扬州城后，屠城十日的暴行。 北京的明朝政府被推翻后，陪都南京的文武大臣立福王为新君，是为南明政府，图谋復明。新入中原的清军一路杀来，无论是农民军还是南明军，一概杀之。 1645年4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歷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清军纵兵屠戮，“十日不封刀”。满洲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繁华都市顿成废墟。 据《扬州十日记》记载，屠城时“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復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八十万具。 在清军挥师南下征服汉族的过程中，不仅是在扬州，江阴、大同、湘潭、汾城、广州等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屠戮，这还不包括此后因剃髮令遭拒引起的大屠杀。 在中国歷史上，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一统天下的朝代只有元朝与清朝。这些被汉族称之为异族的“羌胡”之民，每征服一处，都是建立在无数无辜人民的白骨之上的。 世界歷史亦是如此，古罗马的圣火被野蛮人用血腥泼灭之前，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也被灭绝，只有少许线型文字供后人猜测。这些都“归功于”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 相比之下，蒙古与满清的铁蹄与屠刀还算是比较“钝”的，起码汉族的文明保留了下来，汉族也才得以不断地延续下去。也幸亏如此，不然，中国可能也像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那样成为消失的文明了。 在13世纪，蒙古大军的铁蹄在亚洲纵横驰骋时，不论是对待汉族，还是对待其他民族，烧杀抢掠的变相屠城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为了逼敌人投降，蒙古军会以屠城胁迫，不投降的，一旦城破则必进行大肆屠戮。即便是投降的城池，有时也难逃屠城的厄运。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在望风而降后依然遭到蒙古人屠城的大城市就不下五十座，小村庄更不计其数。成吉思汗甚至提出将汉人之地夷为草原牧场，幸亏大臣耶律楚材一番巧言化解，才让汉族化险为夷。满洲军无疑也秉承了蒙古大军的“杀戮”本性，面对无辜的居民，一次次举起带血的屠刀。其实，满清进入北京时，採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安抚民心的，没有丝毫的屠戮趋向，为何一旦南下，就露出狰狞的面目呢？
第15页 有人将之视为民族冲突，但是，民族冲突的高峰是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而不是开始统治时期。为什么在尚未开始统治时就大肆屠戮呢？此时实施屠杀又有什么目的呢？ 首先，屠城是一种野蛮的心理发泄。人潜意识中都希望一切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一旦受到阻拦，难免要心生恼怒，怒而成愤，这是人性。清军在攻城过程中受到阻拦，恼羞成怒，城破之日屠戮居民，以泄心中之愤，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原始人性的体现。 其次，以战养战，补充补给和提高士气。通过屠城抢掠，将居民财物据为己有，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当然，财富的聚集是以文明和经济的破坏为代价的。同时，通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居民获得暂时的心理安慰，从而保持旺盛的斗志。 屠城还能起到一种威慑作用。汉族向来就有“夷夏之防”，对少数民族颇为不屑，从对他们的称唿“南蛮、北狄、东夷、西羌”上就能看出这种蔑视态度。而众多的少数民族一开始却是处于汉族建立政权的压迫之下，难免对汉族心怀怨恨，所以用这种血腥的屠戮来压迫反抗者的神经，提醒他们：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照样被我们像捏死蚂蚁那样轻易杀死。让他们在这种威慑之下乖乖就范，臣服于自己脚下。 范文澜先生指出，歷史上的战争和大屠杀多为民族斗争，在这段时期内，“残酷斗争是一方面，但还有民族融合的一面，斗争与融合同时并进，斗争完了的时候也就是融合完成了，汉族因增添了新鲜血液而进—步发展。从远古传说的炎黄之战和黄帝与九黎蚩尤之战，一直到满洲入主中原，几乎无例外地说明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合的必然过程。 由此看来，在统治开始之前实行异族屠戮多少为民族融合贡献了一点力量。用屠杀的威慑力来增强本民族的影响力，提高本民族的地位，只有两个民族基本持平了，才有融合的可能。虽然效果未必好，但多少能起到作用。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这点作用已经足够了。 当然，我们不是在为屠戮者开脱罪名，这些罪恶是不容找藉口推託的，更何况，他们屠杀的目的并非如此，只是一种由此衍生出来的影响而已。而且，屠城之举也未必都是少数民族所为，未必都是在异族之间发生。 东汉建国时期，那些所谓的大将，个个都是名震当世的屠杀狂。其中名声最为狼藉的莫过于大屠成都的吴汉，他打败公孙述入成都之后纵兵大掠大杀，其累累暴行只能用令人髮指来形容。不过从数量上来讲，吴汉远远比不上耿弇。“弇为将，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焉。”东汉建国初期，天下共设十二州，而每州设六到八郡，每郡中县城亦不过七八，笼统计算也就只有七百多城而已。耿弇一个人就屠了将近一半的城市。当然三百可能只是虚指，但肯定为数不少，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汉族地主阶级在血腥镇压农民起义时，他们的刀下冤魂的数量丝毫不逊色于王朝统一前的屠杀。 因此，无论是怎样的屠杀，最无辜、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最有资格批判这些罪行的也是他们，然而，在封建统治之下，哪里有他们说话的份啊！ 扬州十日屠戮，无辜居民的鲜血换来了统治者的满足，血腥的疆土开拓暂时让反抗者忍气吞声，但是，很快，清朝统治者的贪慾挑起了新一轮的反抗。 剃头刀下的文化冲突 1645年5月的一天，金銮殿上发生了一件趣事。 早朝时候，满汉两班大臣依次入列。忽然，满班大臣中一片骚乱。 原来是一位汉朝官员——明朝降臣孙之獬，不知何时竟然剃髮易服混入满族大臣队列，被满族大臣发现，将其驱逐出来。众满族大臣轻蔑地撇着嘴：小样儿，别以为你扎个小辫、穿个马甲就认不出你来了！ 孙之獬悻悻地回归汉臣队列，不料又被赶了出来：数典忘祖的傢伙，别跟我们站一边！ 尴尬的孙之獬羞得满脸通红，愤然上奏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犹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 孙之獬不知道，他这一“愤然”，导致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锋刃。 蒙元统治中国，衣冠服制仍沿汉俗，并无改变。清军初入北京，採取了一系列安抚民心的措施，“民来归者復其业”，“官来归者復其官”，许多制度依循明制。对于衣冠、髮式的改变也比较谨慎，以致多铎进入南京之时，还曾颁布告示：“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由此可见，最初对于剃头一事，不仅不强迫，而且不允许擅自剃，颇有认为“汉民”不配之意。所以明臣仍冠服如旧，上朝时分为满汉两班。 然而，多铎发布告示还不到一个月，这项政策却发生了180度转变：清政府颁布“留头不留髮，留髮不留头”的强行剃髮令，全体官民，“尽令薙髮，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向逆命之寇，必责重罪”，“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
第16页 是什么原因导致清王朝改变主意，转而强令民众剃髮易服呢？真的是因为孙之獬的“愤然”一奏吗？ 张研、牛贯杰认为，多尔衮拿下南京后，以为高枕无忧，转而以征服者姿态实行民族高压政策，于是向全国颁布剃髮、易衣冠令。 这确实是原因之一，当时清军挥师南下征讨时，竟然出人意料地进展迅速，如狂风扫落叶般，不到一年的时间，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满清基本已控制了整个中原。这大大出乎多尔衮他们的意料，用柏杨先生的话说，“满洲民族大为惊奇，惊奇他们自己的满洲兵团竟是如此的英勇，也惊奇汉民族竟是如此糟透了的懦弱”。这让清政府更加肆无忌惮。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通过上面多铎颁布的告示，不难发现，像孙之獬之类剃髮易服以讨好清王朝的大有人在，这帮归顺的官员别的不会，拍马屁倒是颇见功力，主子换了，立刻入乡随俗，不仅自动剃髮，以示忠贞不贰，而且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比如孙之獬那番慷慨陈词，“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多么愤慨，多么掷地有声啊！再配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诚恳表情，俨然魏徵再世，寇准重生。 这样，一方面，清朝的安抚之策已达到目的；另一方面，汉人的懦弱，汉官员的吹捧，让清政府感觉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国的时机已成熟，疑虑之心尽消，即使没有孙之獬的奏摺，剃髮易衣冠也是早晚的事，孙之獬之陈不过是引发剃髮令的导火索罢了。 然而，清政府高估了汉族人的忍受力，低估了汉民族的伦理观。它以为懦弱的汉人连砍头都那么配合，剃个头髮、换身衣服有什么大不了的。 偏偏是这个大不了的决定把事情闹大了！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说道：“（剃髮令）一下子触发起疲惫不堪的汉人的民族情愫，原来对砍头都驯服得像一群羔羊，忽然间只因为要剃掉他们头上一部分头髮而怒吼如虎。”一位西洋的传教士马丁尼在他的《鞑靼战争记》一书中也写出了他的惊讶： “鞑靼军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顺利地占领绍兴。浙江省南部各县，也很容易地予以征服。鞑靼这时候下令，强迫新近归降的汉人剃髮，于是所有汉人，无论士兵和市民，都愤怒起来，手执武器向鞑靼反抗。他们对国家和皇帝都没有这种热爱，为了保护自己的头髮，却捨生命去抵抗强大的敌人。” 汉人的强烈反抗令清政府出乎意料，在嘉定，平民组成的“乡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清军接连屠杀三次，杀人二十万，才强行镇压下去。在江阴，典吏阎应元率民众浴血奋战，整整固守了八十日，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又遇暴雨城崩，清军才得以攻入城中，江阴人或战死或自尽，无一降者。这就是最具典型性的激烈反抗——“嘉定三屠”和“江阴三月”。 汉人的激烈反抗是有原因的。 剃髮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髮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仅主宰着传统知识分子，而且在千年的岁月里也在下层民众心中扎下深根。 其实在剃髮令颁布之前，与当时江南很多城镇一样，南京投降后，嘉定也曾“结彩于路，出城迎之”，且还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四字贴于门。老百姓对于谁做皇帝，倒是不太计较，反正谁做皇帝都是一样完粮纳税，跟自己本身利益都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你清政府一切按明制进行，我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至于外面说的清军杀人的事，只要不砍我的头就行。老百姓的思维就是这么简单。 然而，剃髮易衣冠令一颁布，事情就大不一样了。在他们看来，易衣冠倒无所谓，换身衣服没啥大不了的，关键是这个剃髮，简直是欺人太甚！“身体髮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剃髮不仅有违传统，而且是一种侮辱，对自己父母、祖宗的侮辱。这可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啊！骂皇帝、杀皇帝都无所谓，但你侮辱我的祖宗就不行了。民众被激怒了，于是，本已逐渐平静的江南又骚动起来。各地地方官和民众纷纷揭竿而起，逐走清政府派来的县令，占据了城市，喊出“宁为束髮鬼，不作剃头人”的口号，摆出一副与清政府决一死战的架势。 所以这场反抗，看似是对“剃头”的反抗，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汉族文化和异族文化两者之间的对抗。随着清军对反抗的血腥镇压，又进一步升级为民族矛盾。刚刚扫平的江南各部，又举起了“反清復明”的大旗，南明鲁王监国政府、隆武政府、绍武政府、永历政府，降清的明军将领，农民大顺军、大西军余部，海上郑成功等，他们之间交错联合，相互唿应，掀起了波澜起伏的抗清斗争。这些接连不断的抗清斗争，曾一度使新立的清政府几乎面临灭顶之灾。年幼的顺治帝惊慌失措，甚至想退回关外，被孝庄皇后严厉申斥了一番。 “乡军”虽声势浩大，人数众多，但毕竟是平民百姓，纯属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更谈不上组织和战斗力了，所以根本无法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满洲铁骑抗衡。野蛮的血腥很快就压制住了激烈的反抗，“远近始剃髮，称大清顺民云”。然而，由此引发的“反清復明”的势力，清军用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才基本肃清。
第17页 张研、牛贯杰在谈到这段歷史时说，这是一个被中原汉族政权长期以民族高压政策欺压的边疆民族反过来夺取中原政权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因其以民族高压政策欺压汉族而举步维艰。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扬州十日”还是“嘉定三屠”，施暴者中都不乏汉人的身影，尤其是在“嘉定三屠”中，“主刀”的将领就是汉人李成栋，这些所谓的“汉奸”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得力助手。柏杨先生因此颇有感慨地说： “回溯12世纪的往事，金帝国以雷霆万钧之力南侵，却只能推进到淮河为止。而它的后裔清帝国，却迅速地把全部中国併吞，主要的原因是，金帝国在开始时便缺少得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的帮助，以致完颜兀朮虽然渡过长江，仍是一支盲目的孤军。而清帝国入关时，已豢养了不少强有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吴三桂更是摇着尾巴送上门的狗。很多重大战役，往往不是满洲人攻击汉人，而是汉奸攻击汉人。” “剃头”一事告一段落，与此事相关的孙之獬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归位”了，他在原籍时遭谢迁之变，城陷，身加三木，至以针穿缝两唇，祖孙五人都被杀死。这么“富有创意”的死法，也算是对他一句话导致江南百万生灵涂炭的一种“报应”吧。 孝庄与多尔衮 清代宫廷第一绯闻 “上寿觞为合卺尊，此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 这是明末遗臣张煌言《建夷宫词》中的一首，讽刺的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庄妃、顺治帝福临之母孝庄文皇后“下嫁”小叔子多尔衮的事。 在清朝遗留下来的诸多疑案中，庄妃与多尔衮之间的关系绝对是曝光率最高的，也是人们谈论最多的，随着一系列有关清朝的电视剧的演绎，孝庄皇后与多尔衮之间的故事被润色得活灵活现，宛若真的一般。真的如此吗？ 皇太极因病猝死——前一天还如平素一样忙碌一天，晚上却在皇后寝宫离世。“储嗣未定”。当时有希望继承皇位的主要有三个人：皇太极长子豪格、第九子福临和皇太极十四弟多尔衮。前后两者都手握重兵，实力不俗。只有中间的福临，虽然颇得皇太极的宠爱，但年纪太小，只有六岁，缺乏实力。八旗中，支持豪格和多尔衮的各占三旗，剩下的两旗则比较中立，只强调支持先帝的儿子，至于哪个儿子倒无所谓。 豪格与多尔衮两个集团在继承人会议上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幸亏济尔哈朗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福临即位，最终得到豪格和多尔衮的同意。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们两人的妥协使得清室内部避免了一场内战，也让幼小的福临不费吹灰之力登上帝位。而庄妃与多尔衮的绯闻也从此开始。 有人认为多尔衮之所以同意让福临即位，是因为多尔衮与福临的母亲庄妃有暧昧关系，甚至有人提出福临是多尔衮和庄妃私通之子的大胆设想。真是“身后是非谁得管，满村尽说蔡中郎”。 在多数人心目中，最有资格登基的莫过于多尔衮。他有胆略，有才干，战功卓越，威望正隆。不少贝勒甚至“跪请”他“即尊位”，说他心里没有点想法，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但不管他内心经歷怎样的挣扎，最终还是扶持幼子福临登上了帝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正是这个事实让许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明明自己可以做皇帝，偏偏让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做呢？这在旁人，尤其是见惯了皇室之间为夺皇权相互倾轧的汉人眼中是一件很令人费解的事。好奇心促使他们凭藉想像力寻找答案：嗯，中间肯定有猫腻儿，说不定…… 这些流言中，最核心的说法就是“下嫁”说，孝庄皇后用“嫁给”多尔衮的条件换得多尔衮对福临倾心戮力的支持。而且，支持这一说法的人还找到许多颇有利的证据：什么孝庄皇太后懿旨，令摄政王多尔衮“出入禁中不避嫌”，“多尔衮多次夜入深宫与太后相商”，顺治帝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等，其中，最有震慑力的“铁证”，就是孝庄太后的昭西陵被划在了皇室风水墙之外。他们认为，连皇族子孙都觉得“颜面尽失”，不肯将她划入风水墙内，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对于多尔衮与庄妃之间的私情，阎崇年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庄妃和皇后、其他妃子住的地方像个四合院，东边屋里能看见西边窗户，多尔衮要是来了还过夜，那多少双眼睛得盯着？这压根不是戏说，是胡说。” 对于以上种种证明两人有私情的“证据”，阎崇年先生逐一进行批驳，最后得出：太后“下嫁”一事确实无。阎崇年先生从许多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文化融合与政治冲突的问题。 自古以来，在婚嫁问题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观念有极大不同。当年王昭君远嫁漠北，做了匈奴单于唿韩邪的妻子。唿韩邪死后，他前妻生的儿子成为新一代单于。汉成帝一道圣旨，命王昭君“从胡俗”，再嫁新单于为妻。王昭君先后嫁了单于父子二人，这按汉人的文化礼仪观念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但千百年来，人们似乎很少提到这一点，王昭君在人们心目中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形象。因为人们看她的文化视角不同，他们用“从胡俗”的眼光看待王昭君再嫁前夫之子，觉得这是胡人的正常习俗，没有什么。
第18页 其实即使在孝庄文皇后前期，她的婚姻状况也颇能“聚焦”中原汉族人的眼球。为了巩固与蒙古的联盟，皇太极一口气娶了孝庄文皇后和她的姑姑、姐姐三人，“姑侄三人嫁一夫”，这在汉族人看来几同乱伦，但由于这是清室入关前的事，在汉人眼里那是“胡俗”，因而并没有遭到“舆论谴责”。即便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衮真有其事，按满人固有的习俗去看它，恐怕影响也没有多严重，至少不会把它看得严重到要“葬到墙外去”的地步。但用汉族文化的眼光去看它，问题就大啦。更何况，还有一个政治因素在中间作梗，为这股“绯闻”摇旗造势。 这个政治因素就是“反清復明”。如上所说，入关以前，庄妃与多尔衮并没有什么“绯闻”，两人之间的事能闹出如此大的动静，明末清初一些具有“反清復明”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居功甚伟。开头那首诗的作者张煌言就是一位反清斗士，他一直坚持“反清復明”立场，顺治年间多次在闽浙沿海一带带兵反清，直到顺治十六年还追随郑成功北伐反清，一直打到长江流域。他以誓与满清不共戴天的情绪写下这首诗，主要目的是大做反清文章，对事情的真实性不会多做冷静求证。 张煌言等抱有“反清復明”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清政府满怀愤恨，眼光自然聚焦在清政府的“黑暗面”，多尔衮与孝庄皇后之间存在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风闻不断的不正当关系有悖于封建汉民的传统观念，正是“炒作”的最佳材料，于是，你写首诗，我撰个文，他编个故事，“下嫁”一事很快被炒得沸沸扬扬。 政治化、情绪化都助长了对这件事的风传和渲染。当然，从更本质的层面看，还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儒家礼教与满人婚俗之间的差异，想造这么大的舆论也造不起来。要说乱，汉族歷代皇室不乏其人。秦始皇的母后乱不乱？武则天乱不乱？但儒家礼教在“文化”上歷来是道貌岸然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异族的人，更不容许你带半点火星。 人们看歷史，常将元、清两朝作比较。成吉思汗威震欧亚，但元朝入主中原不足百年就“夭折”了，以一代天骄的英名开创的伟大朝代何以如此“短命”？教训就在于它没有认真消化吸收汉族文化，没有用汉族文化把自己武装起来，没有把自己融入到汉族文化之中。相比之下，清朝入主中原后能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它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努力消化吸收了汉族文化，并成功地把自己融入到汉族文化中。 这种文化融入，在康熙之后的歷代皇帝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他们完全以汉人的封建礼仪文化为标准，此时，孝庄太后的逝世把难题带出来了。孝庄太后的遗愿是葬在清东陵。康熙与祖母的感情非同一般，他当然知道把孝庄太后葬到皇太极身边可以遏制谣言，但又不好违背祖母的遗愿。然而，清东陵正中间的位置已建了顺治帝的孝陵，左右两边是她孙辈、曾孙辈的陵墓用地，把她老人家安置在哪个位置都不合法度，这个法度，说白了就是汉族的封建礼仪，在汉族文化薰陶中长大的康熙举棋不定，祖母的陵墓问题就这么一直拖到他去世，即位的雍正快刀斩乱麻，就地解决，本意是单独将老太后划归一片，以表示对她的尊重，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落人口实：看看，把老太太单独划在风水墙外，不正是说明“下嫁”一事确为实事，“皇族子孙”都感到“颜面尽失”吗？于是“下嫁”一说更为盛行，有关此类的猜测、记载随着文人的演绎越来越精彩，越来越为人们津津乐道。征服者的尴尬，也算是被征服者在文化上取得的胜利。 有位作家曾撰文说：马背民族某些本色的、质朴的固有习俗，与汉族文化中的儒家礼教水火难容。这些难以相融的东西，势必会在满人消化力极强的消化道内凝结成几块“结石”——昭西陵就是这样一块“结石”。人们只看到清朝消化吸收汉族文化获得巨大成功的一面，却忽视了它为此付出极大代价的一面。 清朝用血腥压迫汉民接受他们“剃头”的文化，在每个人的背后都留下一个小辫，汉民则用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清朝统治者，让他们身不由己融入其中，自觉与他们的祖先文化绝缘，在清东陵里留下一道“隔离墙”。 第四章 畅春园－－－－－－枕着王朝的风雨入眠 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万泉庄平地涌泉，奔腾豸虎豸虎，汇于丹陵沜，沜之大，以百顷，沃野平踌，澄波远岫，绮合绣错，盖神皋之胜区也。 ——清·康熙《畅春园记》 北大西门对面，有两座奇怪的建筑，他们分别是恩佑寺山门和恩慕寺山门，也是现在畅春园仅存的遗物。 畅春园是康熙利用清华园残存的水脉山石，仿江南山水营建的，寓“四时皆春”、“八风来朝”、“六气通达”之意。恩佑寺的前身就是康熙帝在畅春园中的清溪书屋。康熙，这位执政半个多世纪的帝王，晚年的一半时间，就是在这里卧听王朝风雨、宴请耆老重臣的。
第19页 相同的开局不同的结局 1661年，顺治帝出天花，病重即将不治，孝庄太后急忙召开会议，主持讨论子嗣继承问题。顺治帝本人意欲立皇二子福全。突然，有人用蹩脚的中文提出一条建议： “为了避免圣上出天花不治的悲剧重演，应该挑选一名出过天花的皇子即位。” 这句话切中肯綮，孝庄太后心头一凛，决定採纳。托那位德国传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福，已出过天花的玄烨即位。他，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康熙大帝。 康熙即位，子承父业，他不仅继承了顺治的帝位，也继承了顺治登基后的状况。 顺治6岁登基，14岁亲政，康熙8岁登基，也是14岁亲政，但直到16岁除去鰲拜后才真正把大权握在手中。父子俩不仅登基年龄相若，亲政年龄相同，而且在他人摄政的情况下，受窝囊气的时间也基本相等。只不过，摄政之人不同罢了。 父子俩亲政路上的拦路虎分别是“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和辅政大臣鰲拜。 打开中国歷史长卷，纵览歷代帝王的所作所为，有一个共同的亮点，那就是在帝位的继承上的不断摸索，除去那些暴卒和白痴皇帝，帝王们，尤其是那些经过激烈斗争始登帝位的帝王，在帝位继承上都很会总结经验，尽量为自己的继承者扫平道路。 宋太宗赵光义，弟承兄位，还捏造出一个“金匮之盟”来。但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若按“金匮之盟”他只能传位给兄弟，但弟弟哪有儿子亲啊，他当然不愿，于是提前动手，找个岔子就让赵光美去陪兄长赵匡胤了。顺治即位前，虽然皇太极生前颇宠爱他，但毕竟没有明确表示立他为太子，他帝位的继承是为避免两大派相争而捡的便宜，为了防止出现这种不确定的事情，他才在去世前委託太后主持召开“子嗣继承讨论会”，要在离世前亲手敲定继承者。 顺治即位时，年龄尚幼，摄政王多尔衮辅政。在多尔衮辅政的八年里，顺治形同傀儡，过的都是忍气吞声的日子，他是不允许儿子受老爹这份苦的。然而，继承帝位的儿子玄烨年龄亦幼，根本不能处理政务，必须有人辅政。怎么办？顺治思来想去，觉得多尔衮之所以把自己当木偶一样架空，是因为他是宗室亲王，有恃无恐。因此，一定不能把辅政大权交给宗室亲王，而且不能交给一人，必须由几人共同辅政，一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二来也可让他们相互牵制。于是，顺治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鰲拜四位异姓，也是他特别信任的大臣辅佐皇帝执政。并规定凡事需由四人协商一致，然后请示皇帝和太皇太后批准，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得私自上疏或朝见皇帝，不得私自决策大事。 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防止顺治帝年幼时辅政悲剧的重演。做完这一切，顺治以为都为小康熙安排无忧了，安然辞世。 然而，歷史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的，康熙同样遇到与父亲一样的境况。这个一手砸碎顺治帝自认为“无虞安排”的人，正是他视为心腹重臣的鰲拜。 鰲拜出身将门，精通骑射，从其青年时代起就效力军中，屡立大功。他曾跟随清太宗皇太极攻察哈尔部、征朝鲜，均有战绩。皇太极死后，在继承帝位问题上，他与两黄旗将领坚决主张拥立先皇（皇太极）之子，并不惜以武力相威胁，促进了顺治的登基。此后又忠心效忠顺治帝，屡受多尔衮的打击。顺治亲政后，重用鰲拜，鰲拜亦不负圣望，忠心事主，始终不渝。所以才被顺治钦点为四辅政大臣之一。 四辅臣中，索尼位居首位，他是四朝元老，位高望隆，但已年老多病，畏事避祸，在很多事情上往往疏于过问。苏克萨哈属正白旗，原本依附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朝局一变，苏克萨哈出来告发刚刚死去的多尔衮，因此受到顺治重用，在四辅臣中名列第二。正由于苏克萨哈是从多尔衮那边分化出来的，索尼等人都瞧不起他。鰲拜与苏克萨哈虽是姻亲，二人却常常因政见不合而发生争论，宛如仇敌。列名第三的遏必隆出自名门，但为人庸懦，遇事无主见，又属镶黄旗，常常附和鰲拜。鰲拜虽然屈居第四，但由于资格老，功高，常常以气势夺人。在这种情况下，鰲拜虽居四辅臣之末位，却得以擅权自重，日益骄横，开始走上专权的道路。 这样，顺治帝本以为替康熙准备了一个好开局，然而洗来洗去，发到康熙手中的，还是当初老爹登基时的那手牌。歷史把他们父子俩拉到同一个起点上，而他们的人生长跑的成绩却迥然不同：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则成为歷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开创出一代盛世。 父子同命不同运，开局相同，结局却大相迳庭。这里面，除去各种外界因素外，最主要的是两人自身的努力，与父亲顺治相比，在奔赴亲政的路途上，康熙更幸运，表现得也更积极、更主动。 首先在学习上，顺治帝本身“先天不足”，他曾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以致十四岁亲政时，“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而康熙则要幸运得多，他身受了三种文化的影响，他的家庭说满语，他的满族师傅教他说满语，学满文，教他骑射，他的汉族师傅给他讲“四书五经”，他又受到儒家文化的教育，所以他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影响，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薰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康熙的学习从四周岁开始，每天早上到上书房学习，晚上很晚才回来。更重要的是他很自觉、主动地学习知识，无论是严寒酷暑，没有一天中断，“早晚读书，年无间日”，累得吐血了，仍然坚持学习。相比之下，顺治就显得逊色了，顺治幼时贪玩，因此受到孝庄太后的严厉管教，并直接导致了母子二人关系不融洽。
第20页 其次在心态上。同样是被辅政者专权，同样是孤立无援、仰人鼻息，留给顺治的是巨大的心理阴影，这从他在多尔衮死后，追加罪名、挖坟掘墓、毁尸泄愤可以看出来。董鄂妃死后顺治几欲自杀，这也是心态不好的延续，后来崇佛谈禅，心态比以前好了，却矫枉过正，滑入空虚的旋涡。而康熙则要“阳光”得多，鰲拜的专权虽然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也令他极为愤怒，然而，康熙能够制怒，而且把愤怒转化成动力，不动声色地与鰲拜周旋。 一次，鰲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到鰲拜府中探望。他径直来到鰲拜榻前，发现蓆子底下藏有利刃。对此事他不但不加责怪，反而安抚说：“满洲勇士，身不离刃，乃是本色。” 正如张研、牛贯杰所说，决定康熙优良品质和卓越才能的基础，是他在汉文化氛围中，自信为“天子”、唯我独尊的心理状态。就这样，良好的心态使得康熙表面上对鰲拜言听计从，实际上却韬光养晦，不露锋芒，暗地里发奋经营自己的势力。 最后在除去摄政者的战略战术上，顺治帝对除去摄政王多尔衮一直没有什么想法，一方面是多尔衮权倾当朝，功高震主，威赫一时，另一方面，也是年幼、怯懦的顺治一直没有主动去思考这个问题，也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不是多尔衮在壮年暴卒，顺治的傀儡生涯不知到何时才能结束。康熙则不同，其实他亲政时的年龄与顺治相同，都是十四岁，而且当时鰲拜权势正隆，很难对付。康熙没有被吓倒，他制定了良好的战略战术。战略就是上面提到的韬光养晦，不露锋芒，麻痹鰲拜，以免打草惊蛇。战术上则充分贯彻战略思想，以与同龄贵族子弟嬉戏为幌子，暗中筹划并练习制伏鰲拜的办法。结果，在他的精心筹备下，兵不血刃，一举拿下鰲拜，并迅速处理，短短十天之内“声色不动而除巨匿”，权力更迭而不株连，将影响降到最低，波澜不惊地将大权过渡到自己手中。 不可否认，康熙与顺治的不同结局与其所处的环境及外界其他因素关系密切，但最终决定他们成败的是自身因素。 阎崇年先生说，康熙作为清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在清朝前六代皇帝中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 事实证明，康熙承担起了这样艰巨的歷史使命。从其成功夺回大权这件事上，就已经表现出了卓越不凡的才智和决断力。而此后康熙的所作所为，更是他成功担当歷史使命的佐证。 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要撤藩 除掉鰲拜，少年天子康熙开始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思考。这一日，康熙在干清宫内批阅奏章，几封奏章下来，眉头紧锁，他站起身来，在殿内踱来踱去。良久，他拿起笔，在殿内的柱子上写下三件必须解决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三藩。 三藩是指三个在清初立下战功的汉王：平西王吴三桂，驻昆明，辖云南、贵州两省，镇守西南边陲；平南王尚可喜，驻广州，辖广东，镇守南国大门；靖南王耿精忠，驻福州，辖福建，防备在台湾的郑成功反清势力。三藩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独立王国。他们在经济上铸钱煮盐，贩洋开矿，横政暴敛；政治上挟制地方都抚，结党营私。朝廷也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如三藩王“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例如势力最大的吴三桂，他任命，甚至向全国选派的文官武将，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称为“西选”，以至于“西选之官几遍天下”。他们并藉口“边疆未靖”，要挟军需，致使“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 藩镇割据的危害，汉、唐两代最有发言权，实力雄厚的藩王或称雄一方的将领颇让帝王们费了一番脑筋和手脚来治理。看到这种情况，宋代从太祖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通过强干弱枝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兵力与实力。此后自作聪明的朱元璋却故伎重演，又将分封藩王从祖宗口袋里倒腾出来使用，结果却要了明惠帝朱允炆的小命。 有了这些前车之鑑，清政府当然不会重蹈覆辙。柏杨先生说，清政府有一项最进步的措施，皇帝的儿子不一定加封亲王，加封亲王后也不能取得采邑土地，也没有政治性的王府组织。而这三个非皇族的汉奸藩王，却各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局面，显然不是正常状态。连三大汉奸都感觉到，削藩不可避免。 事实确是如此，随着康熙的执政，藩镇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不断激化，他将三藩作为亟待解决的三大心病之一，书于柱上，“夙夜廑念”。 阎崇年先生将康熙处理朝政的态度总结为“勤”和“慎”。康熙“夙夜廑念”正是“勤”政、“慎”政的体现。熟读汉族经史的康熙清楚藩镇割据危害严重，必须除去，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不过，他也知道削藩之事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谨慎处理。因为“中国歷史显示的现象是，每一次削藩，都要引起一次激烈的反抗”。（柏杨语） 清朝之前，歷史上比较典型的“着名”——因失败而名载史册——的削藩行动有两起：汉景帝时晁错提出的削藩，结果引发七王之乱，晁错被腰斩也没能平息战端，最终还是靠武力艰难取胜，勉强挽回些帝王的面子；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明惠帝朱允炆的削藩行动，结果藩没削成，反将自己的帝位削没了，是一次彻头彻脑的失败。
第21页 康熙的削藩行动怎样呢？也很着名，不过不是因失败着名，而是因成功削藩而着名。对比三起削藩行动，康熙的胜利是有其内在根据的。 宋朝的苏东坡写了一篇《晁错论》，指出了汉景帝削藩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削藩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但是，汉景帝的削藩却犯了三个错误：一是选错了削藩的时间；二是选错了削藩的人；三是选错了削藩的方法。他认为要想使此事成功，必须“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 在削藩时间上，无论是汉景帝还是明惠帝，都是在即位不久提出的，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何况是“新君”即位。他们都想好好放把火烧烧，以壮君威，藩镇割据的危害又是那么的刺眼，再加上谋臣在旁边的阿谀奉承，更觉老子天下第一，削你个破藩王有何难？于是脑瓜一热，大笔一挥：削藩。 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末句是“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句话送给上面两位仁兄最合适，为什么？传说鹧鸪的鸣声似乎在说“行不得也哥哥”，咋就行不得呢？因为新君上任，站脚未稳，政治基础不扎实，削藩引起的激烈反抗会对他们的地位造成极大的冲击。 再来看看康熙是怎么办的。对于三藩问题，在十四岁亲政时，颇有心计的康熙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等到真正执政后，更是立即提上日程，将这件事书到柱子上作为“柱右铭”，时时提醒自己，因此，到1673年削藩时，看似康熙才执政四年，实际上已筹备了四年以上，可谓成竹在胸。而且此时，经过康熙四年的治理，清廷上下也大有改善，虽然此前也对三藩的权力进行了一些限制，但没有触动他们的根本，三藩依然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经济、政治的发展，如若让他们继续壮大，治理起来会更困难。就在康熙寻找下手的机会时，机会却自动送上门来。 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以其子尚之信留守广东。康熙抓住这一有利机会，顺水推舟，批准尚可喜退休，但以“藩王见存，子无承袭”的律例，否定了尚之信继承爵位。这就等于说我要削你的“藩”。吴、耿二藩立刻上书试探虚实。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人”，果断下令三藩齐撤。在时间与机会的把握上，康熙做得相当到位。当初晁错主张削藩时也曾提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的口号，但却忽略了削藩时机的把握。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选错了削藩时间。 在用人上，汉景帝选择的是提出削藩口号的晁错。然而晁错此人，若论见识，确实超出了一般的大臣，但晁错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一方面孤僻强硬，缺乏与朝中大臣的沟通，遭到很多官员的反对。另一方面，当七国叛乱，大军压境时，反倒提出让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都城的建议，这一举措又惹恼了景帝。诸侯王造反均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起兵，而很多大臣主张杀晁错安抚诸王，景帝也就顺水推舟牺牲了晁错。明朝朱棣面对削藩，也是打着类似“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兴兵的。明惠帝的手下人才“寂寂”——能臣强将都被朱元璋杀光了，不败才怪呢！ 而康熙呢，撤藩的决定是他深思熟虑，筹备许久后作出的，不是大臣们撺掇的，甚至有些亲信重臣如索额图等反对三藩并撤，康熙是力排众议才作出这个决定的。因此这个政策也是贯穿始终的，不会因此轻易改变。当初，七王叛乱，慌了手脚的汉景帝听了众臣的建议杀死提出削藩的晁错，以换取众王罢兵，结果如意算盘打空了。当吴三桂叛乱伊始，索额图等人也建议将坚持撤藩的人处死，康熙对此的态度是斥责！这就稳住了朝中坚持撤藩的众臣，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地准备撤藩的相关事宜。这正是康熙的高明之处。 在削藩採取的方法上，汉景帝频频出击，抓住机会就削藩，而且居然以为这样就能达到目的，完全没有料到众藩王会联合造反。由于对形势发展预料严重不足，以致慌了手脚，幸亏朝内大将济济，不然，如果像明惠帝那样“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景帝可能也被七王给“削”了。 康熙则不同，提前的思考与筹备让他“知其当然”，他知道最坏的结果就是用武力解决。但如果能不战就解决问题更好。所以首先，他是先礼后兵，撤藩只是对你的试探，如果你接受，正合我意，撤藩的准备工作早已做了周密的安排，自有人为你善后；如果你不接受，那你就只能起兵造反，我也有了动用武力的理由。 其次，康熙发兵不忘先造势，处死留京为质的吴三桂长子、额附吴应雄及其子吴世霖，以“寒老贼之胆”，“绝群臣之望”，“激励三军之心”。在战略安排上，以江西、浙江为东线，分兵驻守江宁、杭州、南昌等重镇，一方面保卫江南富庶之地，一方面阻止叛军打通江西、浙江通道。各个战场既相互唿应，又将叛军分割开来。在战术上，正面派主力针锋相对，并伺机迂迴江西，袭取长沙，断敌粮道。同时，“剿抚并用”，大力对叛军进行分化瓦解。如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招降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对投降的叛军“悉赦以往，不復究治”，“恩养安插”，彻底孤立了吴三桂。
第22页 不仅在削藩的时间选择上，在削藩的用人上、削藩的策略上，康熙都做得很到位，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心态好，对削藩战争的难度有心理准备。他清醒地认识到：若以为三藩为“摧枯拉朽，容易成功，则辞过其实”，显示了他的良好心态，正合了苏东坡分析的“徐为之图”那句话。 但吴三桂打出的“反清復明”旗帜得到了许多原明降官降将、遗老遗少和农民的响应，因为当时正在剃髮令之后，汉人的民族感情沉重而蓬勃，吴三桂的振臂一唿颇能引起他们的民族情愫，于是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割掉辫子响应。清军节节后退，后退到黄河一带，仍不断遭到失败。这还是出乎了康熙的预料。 柏杨先生谈到此处指出，有两个重大的因素使形势不久即行倒转，一是吴三桂的汉奸招牌太过于响亮，不能发出明确的政治号召和建立坚强的领导中心，他既引导满洲鞑靼入关，又杀掉朱由榔全家，使他不能利用明王朝的惯性影响力。二是吴三桂老了，有老年人最容易有的过度小心保守的心理，不敢採取冒险行动。他要求绝对的安全，但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革命和叛变。此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吴三桂的对手是康熙大帝，中国歷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 不错，康熙就是康熙，即使战争出于他的预料，他也能镇定自若、冷静指挥。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事至不惧”。他不断对战争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并採取措施补救。比如为什么天经地义剷除割据势力的正义之师，却在朝野上下、全国各地遭到了如此顽强的抵抗？哦，原来是明朝遗老还没有彻底融入到我大清统治中来。 想通了这些，康熙帝迅速调整统治政策，重用汉族官员，提升他们的地位，如特旨选送汉官张英、高士奇等入值内廷南书房，如在“三藩”平叛、戎马倥偬之际召开的“博学鸿儒科”，亲试博学鸿儒，网罗汉族文人。即使未中、未试者也被特赐内阁中书衔，以示恩宠。同时，又网罗大批明朝遗、老遗少参与纂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一时间，汉族士子纷纷出仕入馆，“遗民自此不世袭”。他的这一措施既为朝廷网罗了人才，又大大赢得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促进了满汉两族的交融。 不难看出，康熙对苏东坡的思想领会最深。他在平三藩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这三条策略，首先筹划了五年左右，想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然后从最弱的藩王尚可喜打开突破口，徐徐图之。最后面临吴三桂势如破竹的造反，不慌不忙，御驾亲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三藩战争整整打了八年，康熙在这八年中越来越成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他一面与大臣共同讨论作战方略，一面抓内政，安抚人心，为取得三藩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经济、政治基础，也为此后的收復台湾、两战雅克萨积累了战争经验，更为此后国家的治理，以至开创一代盛世打开了一扇门。 海峡波涛中的收復之路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首诗是台湾诗人丘逢甲在《马关条约》签订一周年时写的，表达了对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无比悲愤之情。一介书生的丘逢甲尚且如此，不知道拱手让出台湾的清政府心中是否感觉到愧对祖宗基业，要知道当年，他们的圣祖可是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拿下台湾的。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末清初之际，郑成功跨海远征驱逐了荷兰殖民者，不久郑成功病故，其子郑经继位后，着力推行反清抗清的政策，封锁海疆，从而中断了台湾与大陆的往来。 台湾的战略位置也很重要，柏杨先生把它和海南岛比作两只巨拳，保卫着中国的海疆。郑氏后人的这种分裂行为，影响了康熙的统一大业，也大大威胁着清政府东南沿海的安全。因此，从康熙二年到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多次晓以大义，招抚台湾，不料郑氏后人却始终坚持分裂的立场，公然提出“如琉球，朝鲜例”，想将台湾变成属国关系，当十八年的招抚均告失败后，康熙即下令用武力收復台湾。战争只持续了一个多月，就顺利收復了台湾。 这一个多月的战争，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数十年不断努力的结果。为结束分裂局面，消除东南沿海的长期威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战略和策略。这些战略、策略随着两岸形势和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促使台湾郑氏集团放弃武力顽抗的企图，接受清政府的招抚，最终实现了对台湾的统一。 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凝聚了上自康熙皇帝，下至满汉军政大臣们的群体智慧和不懈努力，作为清政府的“一把手”，康熙的决策更是起着主导作用。 起初，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清政府一直谋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力争通过谈判方式实现统一，这是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基本策略之一。为此，从康熙三年（166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復台湾，清政府就和平统一的问题，与台湾郑氏先后进行了十次和谈，前九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清政府使用了武力手段，大兵压境，以战逼和，使和谈取得了成功。
第23页 其实以战迫和的手段是清政府惯用的，早在他们未入中原以前，对待明政府他们採取的就是这种策略，皇太极及其部下数次突破长城，长驱直入，甚至攻至燕京城下，以此逼迫明政府承认后金政府的存在，从而达成和解。当然，由于皇太极不肯接受作为明朝的藩属，而且要求将长城以外三个据点割让给他，这场和解註定不能达成。没想到三十年后，这种情况竟惊人般的重现，不过，这次清政府位置换了，由挑战者变为招抚者，对手也换了，由明朝变成了台湾的郑氏集团。 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取决于你手中掌握多重的筹码。与当时清朝要求与明朝处于同等地位不同，台湾当然不可能要求与清政府同等地位，但它要求像“朝鲜、琉球”一样只是作为清政府的属国，而不併入清朝版图，甚至向外发布舆论“非属（中国）版图之中”，这超出了清政府谈判的底线，谈判只能以失败告终。 此后的数次谈判中，清政府屡次作出重大让步，但对方却得寸进尺，继而向清政府讨要沿海几个地区，面对这种没有诚意的对手，康熙决定动用武力，以战迫和。 其实，康熙先文后武的策略是很严谨的，与当时清政府所处的大背景是相符合的。 康熙初即位时，国家刚将各地的民族暴动压制下去，由于长年的战争，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很虚弱，处于战后百废待兴的建设阶段。更何况清军是陆上骑兵，尚没有形成自己的水师力量，对海峡对面的台湾，只能望洋兴嘆。这时，採用和谈是最明智的方法。 等康熙从鰲拜手中夺过执政大权后，又忙于平定大陆地区的“三藩”之乱，无暇顾及对台湾用兵，因此也只能用和谈拖着。虽然当时郑氏集团也曾串通沿海的耿精忠在三藩战争中窜上岸来，但随着三藩的失败，只能灰熘熘地回去。 清政府为和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了充分的诚意，也作出过重大让步，但前九次和谈都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究其原因，除了郑氏集团的坚持分裂、反对统一的客观因素之外，从清政府主观上讲，主要失误在于其和谈策略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致命威胁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做后盾。清政府与郑氏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尖锐对立的对抗性矛盾。面对这样的对手，要实现统一，武力行动应置于主导地位。但清政府不但没有及早地、迅速地建立起一支占据优势地位、能够威胁郑氏集团生存的水师部队，反而一度在军事上採取消极保守的防御方针，裁撤水师、焚烧战船、收缩防线，搁置武力。在没有必要的军事压力和有效的军事打击能力的情况下，清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和谈使郑氏集团放弃对抗与分裂的立场，当然是达不到目的的。 认识到这一点，康熙迅速调整和谈方针，和谈还是要进行的，但同时必须组建自己强大的水师力量，以战迫和，在战争上越是占据主动，谈判的筹码越大，胜利的天平就会向自己倾斜。这就是康熙的“因剿于抚”、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策略的本质。 “闻颦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下定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之后，就开始考虑清军水师主将的人选问题。台湾四面环海，必须依仗水师才能攻入。满清将士虽然弓马娴熟，但不习水战，当时水师提督万正色虽然擅长海战，战功卓着，但他是武力统一台湾的坚决反对者，无法正确地贯彻康熙皇帝的战略思想，所以必须另选将帅，训练士卒。姚启圣与李光地极力推荐施琅，康熙经过了深思熟虑，接受了他们的推荐，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 起用施琅，是这场战争的关键一招。他的确是攻台主将的合适人选。 首先，施琅生长在海边，自幼随父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精通航海，对海疆的气候、地理等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从军后，转战东南沿海，有丰富的海战经验。其次，施琅通晓兵法、战阵，并一贯主张以武力统一台湾，所以多年来精心谋划对台用兵方略，提出“因剿于抚”的战略方针及一整套实施方案，不但周密完备，而且是切实可行的。再次，施琅是从郑氏军营中反叛出来的，他熟悉台湾郑氏集团内情，他的智勇韬略也一向为郑军官兵所畏惧。他在郑氏集团中的故旧很多，为他争取内应和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最后，施琅不但是武力统一的坚决拥护者，而且对统一充满信心。他指出，清政府对郑氏集团有三个必胜条件，一是“新平三藩”，政治稳定；二是凭藉“天下之财赋”，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三是“以我之众百倍于彼”，军事实力占压倒性优势。这是相当有见地的。 施琅上任以后，积极训练水师，督造战船，选拔将领，全力筹备攻台行动。他提出了尽量避免在台湾本岛作战的方略，建议先取澎湖，逼降台湾，这和康熙“因剿于抚”、以战迫和的策略不谋而合。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发生内乱，实力削弱，清政府看到统一台湾的契机，立即行动。康熙对自己不善海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为了不贻误军机，颁旨授予施琅“相机自动征剿”的自主权。 施琅没有辜负康熙的厚望。凭藉多年海疆活动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对海峡季风规律的掌握，他决定把渡海时机选在夏季的六月。因为冬季北风刚硬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和停泊。澎湖之战，未必能一战而胜，一旦舰船被海风吹散，就很难迅速集结，发起二次进攻。夏季的西南季风则比较柔和，海上风轻浪平，清军船队可编队航行，官兵可免除晕眩之苦，也有利于船队集中停泊，实施下一步作战行动。同时，由于夏季多颱风，按常规此季节不宜渡海，所以敌人防备定然松懈。此时，发动攻击，可使敌猝不及防，取得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奇效。为避开颱风袭击，施琅选定夏至前后二十余日为最佳渡海和作战时机，他凭着多年的航海经验判断，这段时间中风浪最平和，颱风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第24页 在进攻路线的选择上，施琅根据风向和敌方防御情况的情报，决定清军船队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岛）起航，乘六月的西南季风向东穿越台湾海峡，首先夺取地处澎湖主岛以南、郑军防守薄弱的八罩岛。这样就可获得船队的锚泊地和进攻的出发地，占据风向上流的有利位置，向澎湖发起攻击。攻下澎湖后，扼敌咽喉，然后兵锋直指台湾，可顺利实施“因剿于抚”的战略方针。实战证明，施琅对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当施琅率领着三百多艘舰船，雄赳赳地开入澎湖时，在台湾的郑氏家族怎么也没有料到施琅竟然不会害怕颱风，只能仓促应战，很快就败下阵来。 在清军和郑军最后进行决战时，施琅将舰队每50艘左右编排成一组，分若干组向郑军进攻。战斗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打到下午4点，炮火纷飞犹如雨点，樯橹灰飞蔽日，杀声震天……康熙在紫禁城中焦急地等待着台湾的消息，终于等到了前方的加急文书：清军大胜。在此次战役中，清军击沉敌舰两百多艘，击毙敌军军官三百余人、士兵一万两千余人，郑军主力尽失，无法再和清军对抗，残余部队自行散去。郑氏家族终于俯首称臣。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农历八月十四，施琅踏上了台湾的土地，接受郑氏家族的投降，几天之后，施琅又当着台湾百姓的面，宣读了康熙的诏书。康熙保证，只要那些对抗清廷的人能真心悔过，大清既往不咎，一定会好好安排他们归降后的生活。 施琅深谙康熙的“仁政”思想，登岸后即率人到郑成功的庙前进行祭祀，一如康熙到金陵拜遏明孝陵。事实上，施琅的父弟子侄都为郑氏所杀，郑氏归降之初，曾对施琅满怀戒心，认为施琅定会杀害郑氏一门，鞭尸泄愤。施琅用实际行动一次次地告诉郑氏家族，自己不会为了个人恩怨，不顾大局。在告祭完郑成功庙后，施琅命人护送郑氏家族上船，一路予以优待，同时又禁止官兵骚扰民众，宣布免除他们三年徭役，减去十分之四的租谷。在施琅的努力下，台湾的生产很快恢復，施琅不单收復了台湾，还代表康熙赢得了台湾的民心。 如果说平定“三藩”之战，显示了康熙的坚决、果敢与智慧，那么在这场收復台湾的战争中，则充分显示了康熙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的宽大胸襟和用人策略，所以柏杨先生才感慨其为：这个中国歷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台湾收復了，事情却还没有结束，紫禁城内在如何治理台湾上发生了争执。有的大臣认为，台湾面积狭小，没有让清朝的版图扩大多少，不如将台湾居民迁往内陆，仅将澎湖一地作为东南屏障，派人留守。有的认为台湾根本不需要布重兵防守，其四周都是大海，大海就是最好的屏障。有的担心台湾发展好了，当地人难免萌生夜郎自大之心，割据一方，与其这样，还不如放弃台湾。大学士李光地甚至荒唐地认为，干脆就把台湾给荷兰人算了，让荷兰人定时上贡，既能播撒国威，又能获得好处。幸亏康熙皇帝斥责了放弃台湾的言论，不然，台湾早在《马关条约》签订的110年前就已经拱手让人了。不过，清朝官员对台湾的不重视态度显然为后世埋下了隐患。 黄金时代的起点 抽秘无须更骋妍，惟将实事纪耆筵。 追思侍陛髫垂日，讶至当轩手赐年。 君酢臣酬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 祖孙两举千叟宴，史策饶他莫并肩。 ——《圣制千叟宴恭依皇祖原韵乙巳》 这是干隆五十年召开千叟宴时当场题就的诗，其志得意满之情跃然纸上。“祖孙两举千叟宴”一句，透露出他大摆“千叟宴”的举动是从祖父康熙帝那里学来的。夹在祖孙两代的千叟宴之间的，则是被后人称道的“康干盛世”。 柏杨先生将这个盛世称为中国歷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在春秋末期与战国初期，第二个黄金时代在唐代）。康熙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开创者，千叟宴则是康熙盛世的巅峰体现。 康熙是大清建国以来的第二任皇帝，他继位时年仅八岁，距清建国仅十七年。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政治上，大权为鰲拜所控制，国内有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三藩势力拥兵割据一方，台湾和广大边疆地区也没有统一；文化上，满人还未融入汉族，汉人反满情绪强烈；经济上，歷经战争，农商凋零，百废待兴，对外例行例行海禁，闭国自守，无论哪一方面都困难重重。用阎崇年先生的话说：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 年轻的康熙雄才大略，胆量过人，勇敢坚毅地担当起这个重担。他十六岁时就设计智擒鰲拜，收回作为皇帝至高无上的大权，确立了自己的君王地位。随后，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撤三藩特权，并平定三藩叛乱，收復台湾。同时，康熙一方面注重发展经济，任用、拉拢汉族地主，实行满汉融合；另一方面，开放海禁，开设了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海关与外国通商，进出口贸易空前活跃。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加强了对北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管辖和治理。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清朝开始走上盛世之路。到千叟宴时，康熙已经将那个时代课题研究透彻，完成了一份含金量颇高的毕业论文。
第25页 千叟宴不是康熙自我邀功举办的，而是群众贺寿引起的。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康熙六旬华诞，各省百姓及退休官员纷纷赶来京师祝寿皇帝寿辰。康熙一向主张各种庆典不事铺张，一切从简，但被臣民的赤诚而感动，下谕“今岁天下老人为朕六旬大庆，皆从数千里匍匐而来，如何令其空归？欲赐伊等筵宴，然后遣回”。于是便在畅春园宴请诸位老人，诸皇子率皇孙及宗室子弟五十余人，亲执爵觞为老人倒茶，并颁发礼物，以答谢臣民对他的爱戴，并彰显“养老尊贤之至意”，以此进行社会教化。此次宴会行动，也显示了康熙的自豪之情。 康熙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在位六十一年，他文治武功样样出色，武功方面，他剿抚并用，为中国开拓了广袤的疆土，此时的领土，几乎是从明王朝承袭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被柏杨先生称为“第三个黄金时代最伟大的成就”；文治方面，他尊孔重道，笼络人才，治河防汛，调整经济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显盛世繁华。可谓是施武略四海归心，展文韬盛世似锦。 前面提到，康熙在宫中柱子上写下三件事，第一件是三藩，第二件是河务，第三件是漕运。河务和漕运实际上是一件事情，即治河。因此，三藩平定后，康熙重点抓的就是治河。他亲自派侍卫赴黄河而上，一直到黄河源头星宿海，往返行程两万里，绘制了黄河全图，这是中国歷史上第一次经过实际踏勘绘制成的黄河图。这样把黄河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治理起来才能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治河的目的，一是防止洪水泛滥，二是发展水利，以利农业。为使百姓生活安定，康熙在农业治理上，一方面调整政策，减轻徭役，另一方面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增加农业收成，同时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多方面发展经济。临洮、巩昌等地多水草，当地百姓效仿蒙古牧养，虽不可耕种，但亦可维持生计。康熙在张家口、保安、古北口巡行时看到人们开渠引水浇田，有所感悟，遂将宁夏等地“取能引水者数人”，派到多旱的蒙古地区传授技术。敖汉、奈曼盛产谷米，兴安等处的百姓就近贩卖，“均有裨益”。 康熙还积极推进农业经营方式朝着商品化方向转变，如此一来，市镇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江浙为例，棉花种植业和棉纺织业发达是构成江南商品经济的重要因素，棉市的兴衰决定了市镇本身的繁荣与否。明清两代仅松江、太仓两地先后兴起的棉业市镇即达四十余个，其中不少在清初保持着繁荣景况，枫泾镇、洙泾镇、新泾镇等都是如此。江苏苏州府和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府是明清时代蚕桑业基地，因丝织而兴起的市镇有二十多个，其中多是康熙年间发展起来的，也有的市镇明代已经形成，至康熙朝更趋繁华，如南浔、盛泽等镇即是。浙江乌程县南浔镇“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船辐辏”。从市镇总数和市镇居民人数的增长来看，松江府正德年间有44个市镇，康熙年间已增至79个。许多市镇是由乡村聚落快速发展成为地方贸易中心，并且往往成为拥有数千以至上万户人口的大市镇。 农业的这种商业化经营，无形中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加之康熙採取恤商政策，商业、手工业在康熙中后期也蓬勃发展起来。传统丝织业中心苏州，在康熙初期“六门紧闭，城中死者相枕祭”，“机工星散，机户凋零”。到康熙中期，苏州已经面貌一新，“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闾内外居货山堆，行人流水。”汉口“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有一首诗言当时丝市之盛：“初过小满梅正黄，市头丝肆咸开张。临衢高揭纸一幅，大书京广丝经行。区区浔地虽褊小，客船大贾来行商。乡人卖丝别粗细，广庄不合还京庄。”即使在边远地区的东北宁古塔亦“商贾大集”，“街肆充溢”，“货物商贾络绎不绝”。 商业、贸易的发展，吸引了西方商人，他们的涌入也促进了西方科技的传入。康熙时期尚未实行海禁，西方科技随着商人和传教士的涌入逐渐进入中国，并取得长足发展。康熙对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带头钻研学习，由此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一股学习西学的新风气。在这一时期，天文、地理、数学尤为突出。在康熙时期，着名的数学家有梅文鼎、陈厚耀、何国宗、年希尧、明安图等。康熙採纳陈厚耀的建议，组织编纂了《数理精蕴》。这本书基本上吸收了当时所知的全部数学成就，是对中西初等数学的一个全面总结。在天文方面，朝廷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颁用时宪歷。这意味着在中国歷史上第一次抛弃传统法数，而採用西洋天文学体系并按照中国民用歷体例编成历法，作为官方历法首次发生体系变化。此外，它还是中国歷史上第一次在民用歷中採用定气注歷，以太阳在黄道上的实际运行位置决定节气时刻的历法。我国地理学融合西方一些进步因素，在诸如地图、测量、自然地理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 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康熙字典》代表了编纂书籍的最高成就，《聊斋志异》、《桃花扇》、《长生殿》等作品也初显盛世文学的风采。
第26页 《康熙字典》是中国歷史上第一部用皇帝年号命名的字典，也是首部由官方组织编纂的字典，全书42卷，47000余字。它是朝廷于康熙四十九年召集张玉书、陈廷敬等30位学者集体编撰的，歷经6年，于康熙五十五年成书，是《说文》系字书中集大成之作。《康熙字典》吸收了歷代字书编纂的经验，大规模集中了传统字书的编纂整理工作，加上是御敕纂修，问世后影响巨大，其体例亦成后出字书的蓝本。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王渔洋的这首诗道出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影响力。《聊斋志异》是康熙年间的优秀短篇小说集。作者蒲松龄一生悲苦，对社会的黑暗面认识深刻，他运用丰富的想像力，构思奇妙，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个神奇瑰丽的迷人境界。《聊斋志异》创造性地运用了古典文学语言，同时又大量融入了当时的民间语言，形成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不愧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瑰宝，对后市文言短篇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以使人们“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为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为目的写就的《桃花扇》中，作者孔尚任借明末復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抒写了对南明弘光朝代歷史兴亡的感慨。在艺术结构上，他把“离合之情”和“兴亡之感”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宏伟，又细腻严谨。作者还摆脱了生旦团圆的俗套，以张道士撕扇，侯、李二人入道的爱情悲剧，来衬托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 当然，这些文化成就是无法与歷史上文化蓬勃发展时期的贡献相比的。正如柏杨先生所说，这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能力，但它在中国已绝迹了很久，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期，这一百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又举办了一次以缅怀往事为主的“千叟宴”，12岁的弘历（干隆皇帝）以皇孙身份参加，为各位老人执觞斟酒，此次盛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73年后，志得意满的干隆效仿祖父，也举办了一次“千叟宴”。然而，在“千叟宴”后面，则是中国社会内部无法掩盖的各种深刻、尖锐的矛盾。如果说康熙的首次“千叟宴”映射出喷薄欲出的朝阳光辉的话，干隆的最后一次宴会铺满的则是落日余晖，代表着大清已如日薄西山，开始走向衰亡了。 第五章 木兰围场－－－－－－挽弓处 纵横驰骋 河北省东北部，与内蒙古草原接壤之处，有一片水草丰美、禽兽繁衍旺盛的草原。它的前身是清朝皇家猎苑——木兰围场。那时，这里不仅有辽阔的草原，还分布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正是狩猎的绝佳场所。 如今，围场不復存在，原始森林早已被人工林场代替，唯有古朴典雅的七通碑、庙宫合一的东庙宫、富有传奇色彩的练兵台、将军泡子等当年留下的建筑，在青山碧野间缅怀那段旌旗猎猎、弓翻矢鸣、鹰飞鹿奔、叱咤猎场的光辉岁月。 勿以太平忘武备 木兰围场。西风烈，鹿角鸣。 铁蹄踏过，草茎纷飞，马上人紧追不捨，受伤的勐虎眼见无路可逃，转身扑向来人。猎虎者不慌不忙，挽弓搭箭，拉个满月，马尚未稳，箭已飞出。“嗖”的一声，不偏不倚射进老虎的血盆大嘴，势大力勐的鵰翎箭从勐虎的咽喉穿出，带着一蓬鲜血跌落。老虎哀鸣一声，咕咚摔在坐骑跟前，抽搐了几下，口吐血沫而死。 “圣祖神威，凡人无及焉！”身后百官齐唿，山野震盪。 这是康熙帝射杀的第六十八只勐虎。 中国歷史上，好游猎的帝王不少，汉武帝就是其中比较着名的一个。他常“自击熊豕，驰逐野兽”，甚至闹到政务荒疏、人心不安的地步，所以才有司马相如上书谏猎的事。清代皇帝的狩猎，自然也有出于享乐的目的，但在清初，主要还是为了保持满族人入关前渔猎、尚武的习俗，一方面表示统治者不忘本，另一方面也起到锻鍊军队，考察皇家子弟的目的。 女真勇士的威名早在12世纪就已经声震塞外，当时辽国流传过这样的话：女真兵不能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当年努尔哈赤率领女真铁骑扫荡东北时，八旗子弟，特别是居于首脑地位的满洲八旗子弟，自幼苦练骑射，剽悍善战，在统一女真各部族以及迫使蒙族臣服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可以说，满洲八旗的威风是在战场上杀出来的。 然而，这样一个以勇武着称的游牧民族，随着对手一个个被剿灭，在问鼎中原，天下无征战的岁月里，被安逸的糖衣炮弹摧毁，他们骄逸自安，耽于游乐，怠于骑射。在刀剑丛中威风凛凛的八旗健儿，日渐萎靡，战斗力迅速衰退。 康熙年间，北方战乱频仍。沙俄对雅克萨的占领，对喀尔喀蒙古色楞河流域的入侵，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的叛乱，准格尔部的叛乱，以及西南地区对三藩的平叛，八旗官兵的萎靡的战力已凸现出来，甚至有些八旗兵听到吴三桂造反的消息时，吓得落荒而逃。在这种情况下，整饬武备，巩固边防，提高八旗官兵的战斗力，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
第27页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关键在于平时的训练，这个道理，清朝统治者当然懂得，顺治帝曾说过：“我朝以武功开国，频命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可见他对骑射的重视。继位的康熙自幼亦是弓马娴熟，练就一身过硬的马上功夫。这个睿智的帝王稔熟中国歷史，对歷朝歷代的兴亡颇有心得，他认为国之灭亡是因为君主政务不勤，政务不勤的原因是因为身体素质差，为了国家的持久兴盛，必须对贵族子弟尤其是皇族子弟加强锻鍊，免得他们耽于游乐，荒废武功。 但是，八旗兵平时可以组织起来训练，那些皇室贵胄、贵族子弟又该如何加以训练呢？ 由皇帝组织的狩猎活动，遂成为训练这些“金枝玉叶”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清朝的一道独特风景。 这种狩猎四季都有固定的名称：春天的狩猎称“春搜”，夏天的狩猎称“夏苗”，秋天的狩猎称“秋狝”，冬天的狩猎称“冬狩”。在这四种狩猎中，以“木兰秋狝”规模最大，最受皇帝重视。 “木兰秋狝”都是在木兰围场举行。木兰围场，是满语、汉语的混称。木兰系满语，意思是“哨鹿”，即打猎时八旗兵头戴雄鹿角，以木制的长哨吹出雄鹿求偶的声音，引诱母鹿，是一种诱杀的狩猎方法。木兰围场就是“哨鹿的场所”，康熙帝为了锻鍊皇室子弟同时演练八旗军队而开闢的。从这个角度讲，“木兰秋狝”类似于我们现代大学生的“军训”。 开闢出这块“军训基地”的康熙帝以身作则，由于本身就喜爱打猎，自围场设立以后，他几乎年年到木兰进行狩猎。他骑术高超，箭术精准，由于爱之深，练之勤，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猎手。无论骑马还是徒步，在疾驶的马上还是立定射击均能箭无虚发。他晚年曾做过一个统计：“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 他的孙子干隆也曾经说过：“圣祖神勇天锡，力能挽强，并用十二把长箭，臣下罕有及者。曾见圣祖箭无虚发，围中射鹿，率多贯胁洞胸。即勐如虎，健如熊，捷如兔，亦往往一发殪之。” 雍正即位后，终日忙于朝政，埋头批示臣工奏议，处理军政要务，加之性情不喜外出，厌恶围猎杀生，是以在位十三年，没有搞过一次木兰秋狝。结果身体素质较差，他也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个过失，因此生前即告诫“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勿忘家法”。 学者宋连生认为，除了锻鍊皇室子弟，木兰秋狝还是考察并选拔人才的重要机会。每次打猎，大臣要请皇帝首射，皇帝射完后，皇子皇孙随射，然后其他王公贵族等射猎。此时皇帝则回到看城观围。通过观围，察看皇子王孙的骑射技术是否娴熟，是否具备超人胆识，这与是否有能力继承皇位或封王授衔有很大关系。对官吏的考核亦是如此。因此，凡是参加围猎的人，个个表现积极，奋勇当先。 干隆能够从众皇子中脱颖而出，受到康熙的喜爱，就是托木兰秋狝的福。他12岁时有一次随康熙打猎，康熙射倒一只熊后，命干隆补射。干隆刚上马，带伤倒地的黑熊突然人立扑来。干隆毫不惊慌，控辔自若，巧妙躲过伤熊的攻击，因此备受康熙赞赏，说干隆“是命贵重，福将过予”。干隆后来能登上帝位，与他少年时期在木兰秋狝中的英勇表现不无关系，所以，干隆一生都有着难以割捨的“木兰秋狝情结”。他一生共主持48次秋狝，甚至在他80高龄时，还亲自指挥木兰秋狝大典。 木兰秋狝的盛行，成就了清朝皇帝盛世不忘习武的佳话，成就了诸皇子王孙的过人体魄和奋勇争先的能力，这对于上层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很值得自豪的资本。然而，能力的双刃剑在这些个个英豪、人人英武的皇子皇孙背后，勾画出的却是一片“同室操戈”的阴影。 皇族的“素质教育” 谁是我国歷史上写诗最多的人？是陆游？陆游活了85岁，留下诗作近万首，平均3天写一首诗。但陆游并不是我国歷史上写诗最多的人，同是宋代的杨万里，一生写诗两万多首,作品收在《诚斋集》里。但杨万里的两万多首诗也并不能让他荣膺写诗最多的诗人的桂冠，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记载，清朝的干隆皇帝在四库全书成书之际，已写诗39340首。另据郑鹤声着《中国文献学概要》载，干隆御制诗至十余万首，所作之多，不仅为陆放翁（即陆游）所不及，也让所有其他诗人所汗颜。看来干隆当之无愧可算中国古代写诗最多的人了。 干隆像干隆号称“十全老人”，其所擅长的当然不只是写诗了。 干隆自幼就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文化修养很高。干隆的书法从学习赵孟頫入手，心慕手追，身体力行，颇有成就。干隆皇帝还酷爱玉器，现在故宫博物院的三万件玉器，多数为他所藏，干隆为他的儿子后来的嘉庆皇帝起名叫颙琰，琰是美玉的名字。颙琰的十六个兄弟也都以玉器的名字命名。干隆自己则被后人称为“玉痴”。
第28页 干隆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全才的帝王，与他所接受的教育有极大的关系。干隆的父亲雍正非常看重对太子的教育，雍正任命朱轼为太子太保，是因为朱轼在康熙年间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在大臣中具有良好的威信，再加上他认真和正直的品质，得到了雍正的信任。作为帝师的朱轼对弘历的影响重大。朱轼为人为官作风一贯严谨，所以对皇子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有时候雍正都觉得有些过头了。一天，雍正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告诉朱轼，你没必要对皇子管得这么严格，不管你教育得严格不严格，他将来都是要称王的。但是朱轼没有顺势而下，相反，他严肃地告诉雍正：“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 宋连生先生在《大清盛世》中称赞干隆说：“干隆自身文化修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称得上才华卓着。”弘历熟读《诗》、《书》、《易》、《春秋》，研究宋儒性理诸书，并旁通八家之文，他能够在位六十年稳定拓展了“康干盛世”的辉煌局面，朱轼这位帝师功不可没。此外，从干隆身上我们见到了清朝皇帝的一个缩影，与歷代封建王朝相比，清代皇帝虽然在能力上参差不齐，但整体文化修养比较高。而这不得不归功于清朝对皇子的教育。 在教育上，清朝实行的是全才教育，按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讲的话就是素质教育。 清代皇子教育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书法和艺术。作为未来的帝王或王侯，一旦临政理事，良好的书法艺术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代表了整个爱新觉罗家族儒雅文明的形象。康熙皇帝的书法非常出众，拿出他的极品书法代表作的话，完全可以置于一流之列，而他的皇四子胤禛书法也极其出色，康熙曾经当面夸奖过他，称赞为“遒美妍妙”，并自负因为自己在皇子教育中对书法的重视而有了很好的成果，“东宫暨诸皇子皆工书如此，盖唐宋明以来仅见之妙事”。胤禛执政以后，事必躬亲，大小奏摺都硃笔批示，从他留下的手迹中，今人尽可一览其书法的风采。康熙在自己的《庭训格言》中回忆了师傅教他练习书法的过程。他的几位师傅不仅自己擅长书法，而且也精通明朝时书法家的书法艺术特点。他自己承认，之所以书法比其他人要高出一筹，主要是依靠几位师傅的精心指点。 清代帝王对皇子们的读书学习的重视程度，为歷代封建王朝所不及。与前代相比，清代皇子们的读书学习有如下特点：入学年龄早、学习时间长、规矩严、课程多。 清代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是“上书房”，建于雍正初，起初叫“尚书房”，道光年间奉旨改为“上书房”。上书房位于干清门内东侧南庑门向北开，共五间。在清代,皇子凡年届六龄，即入书房读书，一般派满汉大学士一人或二三人为上书房总师傅，并设汉文师傅若干人，主要教授皇子们儒家经典；称为“谙达”的满蒙师傅若干人，均多以贵臣充任。 关于课程的安排，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是这样记述的：首先，“学蒙古语二句”，然后拉弓箭数次，活动一下；接下来学习主课汉语，从早晨六点多钟开始学习，课程有五经、《史记》、《汉书》、《诗赋》等。学习的方法是：师傅读一句，皇子读一句，诵读百遍，然后与前四天所学内容合起来再读百遍。 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放假日少得可怜，只有元旦（夏历正月初一）、端阳、中秋、万寿（皇上的生日）、自寿（自己的生日），“共放五日，余日虽除夕亦不辍”。 清代皇子们除了要学习汉族文化经典四书五经外，还要学习满蒙两种语言文字，并不比我们现在的学子轻松。 清朝皇室之所以如此重视皇子的教育，与康熙有极大的关系。康熙皇帝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薰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薰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康熙是中国歷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帝从自身的经歷懂得了学习对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所以，他十分重视教育，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清朝的皇子教育才能够培养出像干隆这样的全才。 凡事有利则有弊，康熙重视对皇子教育的结果不仅直接提高了清朝皇室的文化修养和整体素质，还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他的儿子们个个能文能武，优秀出色，个个能够独当一面，堪为帝王之才。而这直接导致了康熙末年激烈的皇储之争。 停尸不顾 束甲相争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三国时曹魏的朝堂上，才子曹植面对哥哥曹丕的屠刀，痛苦地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当权力泯灭了人性，兄弟註定要变成死敌。
第29页 唐太宗一生英明神武，攻城拔寨，但他直到临死，对武德九年那场屠杀还耿耿于怀，以至于他一直担心史官究竟会如何记录那场事变，毕竟，那次，他的刀砍向的是自己的手足兄弟。当时他的父亲李渊召他们弟兄三人进宫以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建成、元吉进宫途经玄武门时遭到李世民及秦王府精兵伏击,两人被杀,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样英明神武的康熙虽然自己没有在继承皇位问题上费太大的周章，但他却使其儿子们为争皇位而陷入激烈的争斗。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突然辞世。由于他在垂暮之年并没有指定皇位的继承人选，因而皇位继承问题就成为他身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后雍正的继位，虽然结束了纠葛于皇室内部和众朝臣之间争夺储位的政治斗争，但他的继位却成为困扰着后世的一个歷史疑团。 关于雍正的即位问题，无数的野史版本传得沸沸扬扬。雍正究竟是合法继位还是篡夺皇位？他是否真的篡改遗诏成就自己的野心？这些成为后世对雍正继位疑案争议的焦点。 阎崇年在《清十二帝疑案》中说过：到了康熙晚年，储位未定，康熙预感到，他身后他的儿子之间要有一场厮杀。康熙自己说：将来我百年之后，把我放在干清宫那儿，“尔等束甲相争耳”。 康熙的一生的败笔就是他在立储上的不坚定。康熙22岁时立皇二子胤礽为太子。后来皇太子骄横跋扈，挥霍无度，并在朝廷里结成太子党，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废太子。当时，康熙用四句话十七个字来谴责太子，康熙说这个太子“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史书记载康熙在宣布这个谕旨时“且谕且泣”，宣谕完了之后，由于他心情十分难过，连续七天七夜不思寝食。 康熙本来想借废太子给其他儿子一个警示，但他终究算错了一着，太子位置的空出，恰似把一只羔羊投到飢饿的狼群中，引起了更激烈的争夺。废太子后，皇子们争夺太子位的斗争愈演愈烈。这对康熙的打击很大。废太子后的第二个月，康熙甚至用哀求的口气跟儿子们说，十八阿哥刚死，胤礽的事情又让我伤心不已，身患重病。我现在已经老了，心存畏惧，只盼着能够平平安安得终天年。众阿哥当思我为君父，我如何降旨，你们就如何遵行，安分守己，这才是做子臣的正理。要是你们争斗不休的话，等到哪天我死了，你们还不把我的尸体放在干清宫，然后又像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一样，到时候“束甲相争耳”！ 康熙也曾经考虑过立八阿哥做皇太子，有一次康熙徵询大臣们的意思，大臣们立刻附和，后来在徵询儿子们的意见时，大阿哥说，要是立八阿哥做皇太子的话，我会尽心辅助。康熙一听大怒，这不是除了一个太子党，又出来一个八阿哥党，于是怒斥大阿哥，要把他囚禁起来。后来在众阿哥的苦苦哀求之下，这才作罢。为了制止更激烈的宫廷争斗，第二年不得不重新立胤礽为皇太子。但三年后，由于太子党的威胁，康熙再废太子，并倾向于从其他皇子中选继承人。 康熙说他所找的这个人的标准是一个“坚固可托之人”，说明康熙对谁继位已心中有数。而众皇子中，雍正性格坚毅，治理国家的能力有目共睹。 康熙六十年，康熙谕令胤禛清查京通各仓，并明确表示：若派其他人不一定能办成。随后，康熙又指定胤禛代他去行祭天大典，这就不难看出康熙对胤禛的器重和信赖了。康熙曾多次说胤禛“诚孝”，说明他对这位皇子的人品也十分嘉许。 面对康熙的青睐和激烈的兄弟竞争，雍正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作了精心的准备。阎崇年说：雍亲王根据他自己的理念，根据兄弟之间争夺皇位斗争的教训，根据幕僚们的意见，他总结了四条准则。 第一，诚孝皇父。将来雍正是不是继承皇位，他可以不可以做皇太子，关键是他父亲，得讨好他父亲，怎么讨好父亲？两个字，诚、孝。对父亲要忠诚，要孝顺。果然，这一招很灵，因为雍亲王一直实行诚孝皇父这个策略，深得他父亲的喜欢。 第二，友爱兄弟。雍亲王的兄弟很多，得罪了哪一个，兄弟到他父皇那儿给他奏一本，他也吃不消。他的原则就是友爱兄弟，讨好各个兄弟。 第三，谨慎敬业。父亲教给他很多事情要办，第一，要勤，认真来做。第二，要慎，谨慎来做。别做坏了，珍惜每一件事情，都做成功、做好，让他父亲满意。 第四，戒急用忍。雍正这个人，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康熙多次批评他，雍正就想法来陶冶自己的性格，约束自己的脾气。雍正把父亲教导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总之，雍正对他父皇讲诚孝，对兄弟讲友爱，对工作讲谨慎，对自己要戒急用忍。他的真实意图是不声不响，一步一步地夺取皇位。 康熙所谓的坚固可托不仅仅是能够託付江山社稷，而且能够託付儿子。在太子选择的标准上，治国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将来的皇帝能够给其他兄弟一条活路。虽然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兄弟之间已经成了仇敌，但对于父亲来讲，儿子还都是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第30页 李世民对这一点有深刻的理解。李世民最初立长子李承干为太子，后来又偏爱第四子魏王李泰，由此助长了李泰的狂妄，李承干由此产生了夺嗣之惧，企图发动政变，没有成功，被废为庶人。后来魏王李泰、吴王李恪又为太子之位明争暗斗，加上以前齐王李祐的造反，李世民为防止身后发生兄弟仇杀的悲剧，改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以后的唐高宗。 为什么选择李治为太子？李世民也给了大臣们明确的回答：李治不结党营私，这对于维护朝廷的和谐与团结至关重要。实际上至关重要的原则是他不大可能对自己的兄弟下手。 在这一点上，雍正当时的表现正合乎这个要求。虽然雍正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和之后，在对兄弟和近臣的态度上，表现出两种性格，两张面孔和两副心肠，但这已经超出康熙的意料范围了。 康熙儿子们之间的争斗并没有因为他的死亡和雍正的即位而告终。雍正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得令旨不得进入大内。箭在弦上，形势紧张。后来雍正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皇位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算。 当时大阿哥已成为一只不见天日的死老虎，不足为虑。对于二阿哥即废太子，则命令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他移居幽禁。三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十五阿哥，分别受到牵连，被削爵或幽禁。八阿哥是雍正眼中钉、肉中刺，后削王爵，高墙圈禁，改其名为“阿其那”，意思为“不要脸”，被幽禁多年，受尽折磨，终被害死。九阿哥也同八阿哥落了同样的下场，后来被定二十八条罪状，送往保定，加以械锁，备受折磨后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就是其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雍正继位，即封允祥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被封为果郡王，再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 也许是康熙的儿子们太优秀，或许是因为康熙作为皇阿玛的仁慈，康熙朝皇储的争夺最终还是酿成了兄弟相残的惨剧。就像唐太宗在玄武门事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样，康熙在其儿子的争斗中也严重失职。人无完人，把责任推给康熙或许有求全之虞。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在治国上英明神武的康熙，最终还是被家事弄得焦头烂额。令大清朝臣庆幸的是，在王朝的初期虽然在皇位的承继上经歷了这样的腥风血雨，但宫廷争斗的惨剧没有继续，以后清朝皇位的传递终于能够风平浪静地进行。 第六章 热河行宫－－－－－夏日的盟歌 热河行宫亦称避暑山庄，位于河北承德，木兰围场南。它是清代帝王夏日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与此同时，还担负着另一项歷史重担。 歷史赋予了承德不一样的意义，木兰围场锻鍊着皇族们的筋骨，解决的是皇家内部问题，而紧邻的热河行宫则担负起外交结盟的职能。或许是蒙古贵族不愿再回到几百年前他们曾经失去的王朝故都，或许是清朝统治者不愿用故都的繁华激起蒙古贵族重霸中原的欲望，还有一种说法是蒙古贵族不愿进入北京，因为怕传染上天花，种种猜测的指向，都使得热河行宫成为了满清与少数民族会盟的乐土。 当清朝的统治者和蒙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贵族在这里把酒言欢时，大清的西北边防也在觥筹交错中变得固若金汤。 草原上永远的姻亲 一队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行走在蒙古大漠上，其中的主角是一个13岁的姑娘，她是蒙古族科尔沁部的“公主”，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字叫布木布泰。与所有帝王之家的公主一样，就是政治上的筹码。她也不例外，她此行的目的是要嫁给赫赫有名的后金四贝勒，也是她的姑父皇太极。 当然，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弱小的蒙古姑娘，后来成为影响清朝内政外交几十年的孝庄皇太后。 但她这时只是这起政治婚姻中的配角，在皇太极生前，孝庄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清初满蒙联姻，是一项既定国策。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仅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有封号的就有三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的姑妈）、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之姐）及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后宫统摄一切的是她姑妈，而受到皇太极专宠的则是她姐姐宸妃。 有清一代，十分重视对民族和边远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蒙古部落或因地理相近，或因歷史上的关系，尤其受到重视。 据说满人入关前全族的人还没有明朝的军队人多，清朝当权者深深明白如果没有一个稳固而强大的同盟，要想吞併明朝是不可能的，而蒙古自然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天然的同盟，清朝的统治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上天赐给的机会。 清朝统治蒙古地区达几百年，对蒙古政策既有因袭前代的，也有不同于前代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总结歷代封建统治者对蒙统治的经验，始终把蒙古部落看作是一种政治势力或武装集团。 满人在入关前就和蒙古结盟，他们相互通婚，政治军事上相互支持，后建立蒙古八旗，实现满蒙一体。对此，许倬云先生说：满蒙融合为一体，是中国歷史的大事，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盛时，都曾统一中国北方的草原与东方林木地区，但是，那几次统一，都以强大的武力号召诸部，再以统一的北方挑战富庶的中国。清廷的情形，却是于入关后挟中国的资源为后勤，借漠南蒙古的支持，拓抚漠北，制服准葛尔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大漠南北、东西草原，坚实地凝聚于清廷的领导之下。
第31页 蒙古部落归附清朝有一个过程，清对蒙政策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无论怎么变化，其宗旨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以维护和加强清对蒙古的统治为转移的。 “蒙古部落就像天上的云，云合则能成雨”，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早在天命年间就对蒙古作出的论断，也就是蒙古部落合则能成兵，要想云收雨止，则要使分散的蒙古部落，不能集中到一起。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对于“风气刚劲，习于战斗，恆不肯服属人”的蒙古部落，採用威德并举的方针，化“为患”为“为用”。所以，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推行的总政策是怀柔和武力相结合的政策，并以怀柔为主。作为怀柔的最古老的一种方式当然是“世缔国姻”。 “一去紫台连硕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是杜甫在《咏怀古蹟》中的两句，杜甫的这首诗是用来怀念汉朝因为和亲而远嫁匈奴的王昭君的，中国歷史上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和亲”。不过清朝与蒙古部落和亲与歷史上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如果说前朝的和亲有示弱和单方友好的意思，而满蒙的和亲则主要是利用裙带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清代，从皇帝到一般王公大臣，都与蒙古部落女子成亲。同时，皇女和养女等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贵族的有三十二人。干隆皇帝过生日时，前来祝贺的蒙古王公多是他的晚辈。清朝皇帝通过这种联姻关系，既可以笼络蒙古王公，又可以随时监视其行动。 但这种政策在歷史上也曾出现过危机。顺治时期，为了确保这种关系代代相传，顺治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皇帝亲政当年，就大礼成婚，正中宫之位。本来帝王婚姻，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的喜好与感情则是次要的。但福临恰恰是一个多情种子，他更多以自己的好恶来对待这种关系。他不能容忍皇后的奢侈和嫉妒，坚决要求废后另立。顺治十年八月，孝庄见儿子实在没有迴转余地，只好把皇后降为静妃。为了消除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孝庄又选择蒙古科尔沁多罗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包里出来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反而如痴如醉地恋上了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并准备二次废后。假如福临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蒙关系，于是孝庄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抑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抠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最后，这场闹剧终于随着董鄂妃的逝世和顺治的驾崩而告一段落。 “众建以分其势”这是清朝对蒙古部落分而治之的另一方针。清朝以大漠为界，将蒙古分为漠南内蒙古和漠北外蒙古，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盟旗制。编设佐领，委以官员，各不统属，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猎，即便王公贵族进京朝见也有固定进关道路，不得混杂结队而行。 另外，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还给蒙古王公贵族高官厚禄来笼络蒙古。蒙古的汗、亲王等每年俸银二千两至二千五百两，据干隆三十一年（1766年）统计，清廷对外藩蒙古王公俸银高达十二万两。通过这种手段达到清朝皇帝“世世为天子，尔等蒙古王公亦世世为王，屏藩百世”的目的。清代还设立统治蒙古的管理机构。早期归附满洲的蒙古部落，一般拨入满洲八旗内管辖；后来归附者众，遂于1636年（崇德元年）设立蒙古衙门，蒙古衙门设有承政和参政等官，专门管理蒙古事务，当然清代对蒙古的政策并不仅仅是怀柔，看过电视剧《康熙大帝》的人应记得，电视剧中一段重要的情节就是康熙远征葛尔丹。 1653年，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死，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葛尔丹在内部的争斗中夺取了统治权，并通过兼併漠西蒙古其余各部和控制回部，成了西北草原上的强大势力。 后来葛尔丹勾结沙俄，占领喀尔喀蒙古，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要与清朝相抗衡。1690年，葛尔丹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深入内蒙古境内乌兰布通，距京师七百里。康熙帝下诏亲征，大败葛尔丹于乌兰布通。1697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至宁夏，葛尔丹走投无路，不久死去，“所部尽降，于是阿尔泰山以东皆隶版图”。 蒙古与满清的关系是复杂的，当葛尔丹试图与康熙平分天下的时候，蒙古的另一支则走上了与葛尔丹完全不同的道路。 干隆年间，在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上，蒙古的一个部落艰难地跋涉着。他们踏着积雪，向太阳升起的东方──祖国前进。这就是蒙古的土尔扈特部，他们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17世纪30年代﹐其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不合﹐遂率其所部及部分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牧民西迁至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无主之地。140年后，由于不堪忍受沙皇俄国的压迫，于1771年1月16日，在渥巴锡汗的统率下，毅然举行武装起义，带领16万人东归祖国。到6月，土尔扈特部歷时半年，行程1万多里，歷尽千难万险，付出了人员减半的巨大牺牲，终于回到了祖国。他们献出了永乐八年明朝政府敕封给他们祖先的汉篆玉印，表示回归祖国的诚意。
第32页 清廷对土尔扈特部返归祖国的行动十分重视。干隆帝在热河和避暑山庄多次接见﹑宴请渥巴锡等首领，并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两篇﹐立碑于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同时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对土尔扈特部牧地也作了妥善安排。 作为仅有的两个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满清与蒙古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紧紧联繫在一起，所以，满清在对待蒙古的政策上与对待其他民族截然不同。或许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或许是为了在人数众多的汉族面前不过于孤单，蒙古就成了满清坚定的盟友和坚强的后盾。 天山风雨几多晴 2001年3月，在安徽砀山城西关梨园小区建筑工地，一辆挖土机作业时，在4米多深的地下突然发现一座清代古墓。让人惊奇的是，人们在打开一号棺时，棺内一股奇特、浓郁的香味扑面而出。更令人惊讶的是，棺内一具女尸居然保存完好，就像刚刚入葬时一样。尸体的完好程度在安徽甚至中国整个考古史上都难得一见。 该女子是谁，当时很多人不假思索地得出了答案——香妃。 当然，后来的考古证实，那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猜测。但也说明随着有关香妃电视剧的热播和有关野史的传扬，香妃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歷史上的香妃到底是何许人也？ 在干隆皇帝的四十多个后妃中，有一位回族女子，她就是闻名遐迩的香妃。传说香妃遍体生香，但是否如此，根本无从考证。 香妃诞生在新疆和卓族的一个贵族家庭。新疆，最原始的称唿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左宗棠收復该地之后，西域改称新疆。新疆和卓族是世居叶尔羌的回族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和卓是波斯语的译音，本是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后裔和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西域伊斯兰教封建上层人物也自称“和卓”。所以香妃又叫和卓氏。 新疆在清朝歷史上数经动盪，晴雨难测。干隆年间，清军进军伊犁，二次平定准噶尔叛乱，解救了被准噶尔拘禁的叶尔羌、喀什噶尔封建主玛罕木特的两个儿子：大和卓木、小和卓木。不料两年以后，大小和卓诱杀清朝将领，小和卓自立为巴图尔汗，发动了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叛乱。他们号召各城起兵反清，一时协从的有几十万人，叛军控制了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方。 干隆帝派清军进入南疆（天山南路）平叛。起初，清军出师不利。但由于大小和卓残酷地压迫维吾尔族人民，人民不堪其苦，纷纷逃亡，小和卓亲自屠杀逃亡的士卒。后来，清军两路会师勐攻叶尔羌，大小和卓兵败西逃。他们的部众树起大旗吶喊唿降，“降者蔽山而下，声如奔雷”。此后，图尔都台吉等不愿归附分裂的部落，配合清军，于干隆二十四年，彻底平息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 干隆二十五年，图尔都等五户助战有功的和卓来到北京。干隆令他们在京居住，并派使者接他们的家眷来京，封图尔都等为一等台吉。图尔都27岁的妹妹也被选入宫，册封为和贵人（即香妃）。显然，这是干隆皇帝统一西域后，实行“因俗而制”的政治需要，即政治联姻。 宋连生先生在《大清盛世》中说：干隆对香妃的宠爱，有很浓厚的政治含义，是出于民族关系的考虑。对妃子的宠爱，对其民族信仰的尊重，可以表明皇帝对这个民族的重视。 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盟旗制和伯克制。清末建省之前，曾就额鲁特旧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的实况，设盟旗制。此外新疆大部分地区为维吾尔族居住，清代称为“回部”。自康熙至干隆平定回部诸乱之后，在这些地区不设札萨克，而实行伯克制。清朝还派驻了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贊大臣一人辅之。 新疆一直令清政府比较头痛，尤其到了清朝末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长江中下游流域从此战火不绝。1864年，南疆和北疆几地分别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 1865年1月，在叛清割据政权的邀请下，以安集延人（乌兹别克人）为主体的浩罕汗国派遣军事首领阿古柏等60余人进入新疆喀什噶尔，以帮助巩固政权为名，行篡位夺权之实。在英国等支持下，1871年，阿古柏相继攻取乌鲁木齐、古牧地、木垒、玛纳斯、鄯善等地。1871年7月，俄罗斯军队趁清廷无力西顾，以“回乱未清，代为收復”的名义，也藉机抢占了北疆伊犁。至此，新疆完全脱离清廷控制。 内外交困中的清政府，面对晴雨不定的新疆，既难以割捨，又缺乏收復的信心。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清廷两位主要大臣意见分歧。李鸿章重“海防”，也就是放弃新疆，左宗棠则主张加强西部“塞防”，收復新疆。左公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慈禧太后心里没底，于是她问左宗棠收復新疆需要多少时间，左宗棠的答覆是：“剿抚兼施，一了百了，得五年时间。” 慈禧太后对左宗棠的“一了百了”四字十分欣赏，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第33页 1876年4月，左宗棠以65岁高龄，抬棺西征。左军克服了重重困难，边进军，边植树，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些郁郁葱葱的杨柳被人亲切地称誉为“左公柳”。从甘肃西部直到新疆西陲塔城，在绵延1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上，有一道独特的景观——左公柳。直至今日，千余棵粗大的左公柳还生存在他抬棺西征的路上。 左宗棠以“先迟后速，缓进急战”为方针，展开了收復新疆的军事行动。“缓进急战”的策略主要着眼于解决长距离作战条件下的后勤保障问题，“迟”为后勤，“速”为决战。清军先打驻守乌鲁木齐的白彦虎集团，1876年8月，左宗棠指挥清军发起了北疆战役。清军顺利占领乌鲁木齐，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北疆地区。白彦虎部逃往南疆。 此后，清军“缓进”，以备粮草军需。期间，阿古柏死亡，其集团内部爆发内乱。1877年9月，清军发起南疆战役，刘绵棠率步骑一个月驰驱3000里，一举收復东西四城，南疆全復。 清军收復新疆大部以后，俄军拒绝撤出伊犁，对此左宗棠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于战阵”。最终，曾纪泽推翻已由清使崇厚与俄拟下的约章，俄罗斯同意撤出伊犁。1881年初，中俄正式签订《伊犁条约》。据此，中国收回了对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的主权。至此，新疆全境基本收復。 清政府手中的这团乱麻，终于被理出了一点头绪。王震将军在评价左宗棠时说：“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歷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新疆的另一支武装力量白彦虎部，他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支。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在陕西以清真寺教坊为基础组织，以阿訇为骨干，发动了反清起义，后来被清军击败逃到新疆。左宗棠收復新疆，在清军的追击下，白彦虎率部属约3300余人，退至中亚楚河一线，即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交界处，定居下来。 中国回民在异邦的土地上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繁衍生息，被当地人称为“东干人”。据称，如今90％以上的“东干人”仍然使用着陕甘方言。 当新疆在动盪中走过了清王朝的风风雨雨，当天山雪莲一年一度地开放，香妃的故乡终于在风雨后恢復了宁静。 世界屋嵴上的皇权 珠穆朗玛峰，布达拉宫，需要世人仰望才见的雪域，本来就是适宜灵魂栖居的地方，再加上那种种神秘的传说，还有那神秘的自然风貌，与天相接的西藏，是游离在俗世边缘的净土，这样的净土自然不是俗人所能够统治，所以，就有了在此世和彼世之间不断轮迴的活佛。 “活佛”一词最早出现在元代，藏语称“朱古”，意为“幻化”或“化身”。西藏的佛教是在公元7世纪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传入的。由我国内地传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由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主要是密教。佛教传入西藏后，曾经为苯教所不容，佛教和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来终于战胜了苯教，同时也融合了本教的一些教义、神礻氏和仪式，并形成了自己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后来被人俗称为“喇嘛教”。 公元13世纪，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忽必烈封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西天佛子，化身佛陀”，此后，人们开始称西藏高僧为“活佛”。 公元1283年，噶玛拔希圆寂。噶玛噶举派按教规不能婚娶、依靠嫡亲来继承教权，同时也为了避免师徒传承容易造成自立门户、分散力量的弊端，他的弟子秉承师命，找来一小孩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开创了活佛转世的先河。 用金瓶掣籤的方式来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是清王朝干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设立的制度。到了清干隆时期，西藏一些权贵在活佛转世问题上弄虚作假，以致争权夺利，引发内忧外患。干隆皇帝看到这种情况，遂颁赐一金瓶，要求活佛圆寂后，将候选灵童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唿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的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置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 许倬云先生说：干隆时，清廷设立金瓶掣籤选制，以解决活佛转世时选择灵童的难题，于是清廷的皇权凌驾于教权之上。这一权力顺位的次序，遂使清廷皇权，经由喇嘛教的教权与神治，笼络蒙、藏喇嘛教信徒均奉清廷皇帝为佛法的保护者，不啻加强了清廷为满蒙藏共主的地位。 元明以来，西藏事务都是由西藏宗教上层和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公以及西藏的大贵族操持。皇帝对西藏重大事务也派钦差进藏督办。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直接控制。康熙、雍正、干隆皇帝考虑到对边远蒙古部族的约束，都对西藏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体系採取优抚政策。
第34页 清代对西藏的控制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清代称藏族为图伯特或唐古特，崇德年间达赖及班禅已派人向清朝朝贡，经康熙至干隆，先后平定葛尔丹叛乱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清朝在西藏便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为达赖喇嘛，驻前藏拉萨，掌全藏政令。班禅喇嘛，驻后藏扎什伦布，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在宗教上班禅略低于达赖，在政权上达赖高于班禅。 西藏地势隆起，海拔极高，对其四周邻近地区皆有高屋建瓴之势屏蔽青海、滇、蜀，乃清朝西部边境天然之藩篱；另外，鑑于西藏作为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和中心，以及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等藏传佛教领袖的驻锡地所提供的对蒙藏人民的宗教凝聚力。因此，控制西藏，掌握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对于柔顺、抚绥蒙藏诸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鑑于西藏地方对清帝国的重要，雍正帝决心将其置于朝廷的直接掌握之中。清朝继承了明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五世达赖就与清朝有书信往来。1652年，五世达赖受顺治帝邀请，率领藏官待从3000人亲赴北京。五世达赖进入青海境内时，顺治帝派内务府大臣前往欢迎，并由国库发给口粮，赏给金顶黄轿入都。五世达赖到北京后，住在特为他修建的西黄寺里面。第二年，五世达赖回西藏时，顺治帝又送去有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封他为“达赖喇嘛”。“达赖”是蒙语，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 1713年，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班禅”是梵文，大师的意思，“额尔德尼”是满语，珍宝的意思。这样，清政府确定了达赖和班禅的封号，并规定了以后歷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1727年（雍正五年），清朝还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一人，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长驻西藏，协助地方政府处理政务。这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了。 雍正时期，又把达赖喇嘛移驻内地，对此，川陕总督岳钟琪分析道：“我兵之所以救藏者，原为达赖喇嘛现今在藏起见，是所重在达赖喇嘛，而不独在藏也。设使谆噶尔之人乘虚来藏，一闻我兵两路应援，彼竟仍如从前逃遁，或将达赖喇嘛一併迫胁带往，则口外番彝向背所系，关系甚大。我兵独得一空藏，守之无益，弃之可惜。故臣窃以为取藏犹易，而保护达赖喇嘛甚难。若云遣兵进藏，臣虽无才，尚可仰仗天威，力能身任其责。而兵马未到之先，鞭长莫及，恐不能保达赖喇嘛不失陷于谆噶尔之手”。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关系重大，一旦为其他政权所劫持，清朝自然会失去在西藏问题上的主动权。自清廷立国以来，直至雍正朝结束，准噶尔蒙古对清朝西北边境的威胁始终未能解除，且力图置西藏于其统治之下，曾经劫持过达赖喇嘛。 正如张羽新先生所言，“清政府害怕准噶尔故伎重演，再次劫持达赖喇嘛，造成西藏的动盪，于是将七世达赖移驻川边”。1732年，准噶尔蒙古在额尔德尼石被额附策凌重创，失去了与清朝抗衡的实力。1733年，噶尔丹策零主动提出与清朝和谈。雍正帝鑑于准噶尔蒙古的威胁暂时被解除，因此，准许达赖喇嘛重回拉萨。 有清一代，西藏和内地的关系非常密切。现在北京的雍和宫的英文名称ma temple，因为雍和宫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喇嘛庙，这里原来是皇四子雍亲王的府邸，雍正即位后，改王府为行宫，称雍和宫。干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可以说，雍和宫是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在清代，蒙藏地区的大活佛来到北京，都有一处驻京的行馆。时任雍和宫住持的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向干隆皇帝推荐了数位藏地的格鲁派活佛，参与雍和宫的宗教事务。于是，干隆皇帝将雍和宫及周边的一些院落赐给他们，从而形成了雍和宫的各个佛仓，雍和宫的佛仓曾经成为清中央与藏、蒙地区大活佛联繫的纽带。 第七章 雍和宫－－－－－－螺号声中 争议满地 冬日的清晨，雍和宫敞开厚重的大门，迎接八方游客。 由雍和宫改成的喇嘛庙，由内到外透着一种高贵。这是干隆的得意之作，把祖父赐给父亲的行宫改成喇嘛庙，博得了藏族人心，使得干隆时期的大清江山比任何时候都要稳固。 不过，干隆爱江山更爱享受，这一点不像他的父亲。雍正不仅在争夺皇位这件事上当仁不让，他的专制手段也是别人无法望其项背的。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孤独，缺乏安全感，或许。同时，雍正很勤勉，有人就说这是他想做给别人看，证明他有能力做这个皇帝，因为他的皇位来路不正，也有可能。 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争议，或许正是雍正的存在方式。 一个人的两面性 雍正帝是怎么死的？他的尸体上没有头吗？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荒谬，一代帝王的尸体上怎么会没有头？这就要说到雍正的死因，而这也是歷年来困扰史学家的一个问题。 有人说他是被人砍掉头死的，那敢砍他头的人是谁呢？是一个叫吕四娘的女人。这个女人怎么会如此胆大包天，她与雍正有什么血海深仇吗？按照传说来看，的确是。众所周知，清朝歷代皇帝都非常注重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雍正时期曾经有一个吕留良的文字案，雍正将他满门抄斩了。可是，万有一疏，吕留良的女儿，也有说是孙女，她逃跑了，没有被杀，这个人就是吕四娘。侥倖逃生的吕四娘在外面拜了师，学了一身好武艺，然后想方设法进了宫，伺机杀了雍正，报了家仇。传说中还说，雍正帝没了头，发丧时是做了一个金头放上的，这个金头就埋在了雍正的泰陵。这些当然都是民间传说，专家学者并不贊同这种说法，他们分析：按照当时清朝的严格制度，吕四娘是不可能逃跑的，即使逃跑了，也不可能混进皇宫杀了皇帝。
第35页 虽然专家们否定了这种说法，但雍正皇帝确实死得有些蹊跷。他一生没有得过重病，死前三四天还在处理国家事务，并没有什么徵兆，却突然在一天深夜召见皇子和近臣，当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又过了一两个时辰就去世了，时年58岁。按照当时的情形看，雍正似乎是暴病而亡，但是他生前并无重病，更令人疑惑的是，史书上没有任何关于雍正当时病症、病情的记录，这也是不合常规的，难怪有人要对雍正的死因做各种猜测了。 还有一种民间传说，也很离奇，说雍正是被曹雪芹的恋人竺香玉杀死的。竺香玉原本与曹雪芹相恋，但因为长得漂亮，就被雍正收进宫里。雍正夺人所爱，曹雪芹非常憎恨他，秘密与竺香玉联繫，找机会把雍正杀了。这种说法出自野史，没有什么真实依据，不足为信。 也有学者经考证说雍正是中风而死，但究竟是怎样中风的，中风到了什么程度都不知道，只能看作是一家之言。 目前大家都比较认同的说法是：雍正帝是长期服用丹药中毒导致死亡的。很多帝王为求长生不死，都会请道士炼制丹药。雍正信道教，他就曾请了两个比较有名的道士进宫传授他道术，也帮他炼丹药。据记载，雍正死前的12天派人送炼丹的黑铅达200斤。雍正长期吃丹药，其中含有铅、汞等一些有毒的重金属，最终导致了他的死。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比较科学的，但也不是定论。 2005年金恆源在其出版的《正本清源说雍正》一书中，又对雍正死因一事给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雍正帝在位期间，独断专行、排除异己，使自己处于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境地。执政七年后，雍正的政敌基本上都被剷除了，这时候的雍正帝就比较清闲，于是开始贪图女色。金先生还援引了一条朝鲜使者在给国王报告中的说法，“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概括起来，雍正之死同他多年勤政之累的体力透支有很大关系；同他心神长期不得安宁、夜不能寝、精神不能贯注、惧怕报应有很大关系；更同他长期以来不断服用丹药、体力大量积毒有关；他晚年为求长生加大剂量服用丹药，乃至乱服春药更是导致他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这是金恆源先生的最终结论，也是关于雍正死因的最新说法，即服春药导致了雍正的死。 但金先生的论述中为什么会说雍正长期心神不安、惧怕报应呢？这就要说到康熙末年的继位之争。之所以出现继位之争，康熙帝难逃其咎。这位一世英明的君主，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却有些举棋不定、反覆无常。不过，这也是康熙帝的一片苦心，他只是想为自己留下的大好河山寻找一位合适的管理者。最初的人选是允礽，他是康熙皇帝唯一的嫡子，康熙对他十分疼爱。但是，康熙做了61年的皇帝，允礽就当了30多年的太子，他不耐烦了。一年夏天，康熙出巡塞外时，发现太子允礽竟每晚都在自己的帐篷外转悠，窥视他的动静。康熙大怒，废掉了允礽。 太子被废，其他有条件的皇子就开始行动起来。康熙皇帝一共生了35个皇子，除去夭折的15个也还有20个，这就註定这场争斗会异常残酷。最早行动的是大阿哥允褆。当康熙派他看守允礽时，他非常忠于职守。这倒没什么，但是这样他还不放心，他想把太子置于死地，彻底消除这个威胁。于是，允褆买通了一个喇嘛施行巫术，诅咒允礽。后来，康熙知道了这件事，革去了允褆的爵位，将他圈禁起来。在这场斗争中大阿哥刚出手就失败了。 其实，所有皇子中最有希望的是八皇子允禩。允禩非常有才学，而且为人谦和仁爱，朝中大臣都对他印象很好。但是，这些优点并没有帮了他的忙。当康熙帝得知朝中大臣都在举荐允禩时，认为八皇子是在私结党派，扬言谁再敢说允禩一个好字，“朕即斩之”。允禩也没有希望了。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四皇子胤禛却很低调。他对整个形势作了分析，对自己的定位也非常准确。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优势，所以不如不争，免得落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下场。但是，在康熙面前他还是尽力表现得仁义、孝顺，并且把康熙交给他的每一件事都做得很漂亮。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得到了康熙的赞赏，他曾表扬胤禛说“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并对胤禛越来越信任。在登极六十年大庆时，甚至派胤禛代替自己到盛京三大陵主持祭祀。祭祀先祖是皇室的一件大事，表明了胤禛在康熙心中的重要地位。这就是胤禛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先兆了。 显然康熙帝在位时有种种迹象，胤禛将成为皇室继承人，但是后世对雍正皇帝的继位仍然有种种猜疑，认为他的皇位来路不正。正如易中天先生说：“胤禛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註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了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以至于在他即位之初，他继承人的身份就备受猜疑。 有人说他是篡改了康熙的遗诏。因为康熙临终前曾三次召见雍亲王，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在这三次见面中，康熙都没有向雍正透露他将来会是皇位继承人，这是不合常理的。
第36页 而且康熙五十四年的时候，曾颁布一个诏书，这就是后来的“康熙遗诏”。遗诏的最后是这样一句话：“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极，即皇帝位。”这个遗诏是在康熙死后的第三天才拿出来的，有人认为雍正在这中间做了手脚，后面那句话是他自己加上去的。 另外，雍正即位以后，极力排除异己，很快处理了他的几个兄弟，后来还把帮助他登位的年羹尧和隆科多都杀了，就是要灭口，以免留下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这也说明他有问题。 还有人说雍正的陵墓之所以没有随着他的父亲建在东陵，而另外寻址，就是因为他心里有鬼，死了之后的灵魂愧对他的祖父顺治和他的父亲康熙。 以上说法并没有十分有力的证据，只是一种揣测。但是，不管雍正帝皇位的得来是否合法，他作为一个帝王是合格的。雍正在位虽然只有十三年，比他的父亲和儿子都要短，但是他的勤政、他的功绩都是不可否认的。况且，歷代皇位继承中出现的纷争和杀戮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歷史发展中的客观现象。关于雍正帝的这些纷争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君主。 雍正——疏于哨鹿 勤先天下 在距北京450公里的满、蒙自治区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家猎场——木兰围场，自康熙以来的歷代帝王都要到此巡秋，即木兰秋狝，也称狄秋大典。但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一次也没有到过围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忙。 且不谈雍正的皇位是怎么来的，他又是怎么死的，只说他的勤勉，这是任何专家学者都无法否认的。雍正曾经说自己是“以勤先天下”，这不是自夸。形容雍正勤政的有两个词：朝干夕惕，宵衣旰食。意思是说：清早就穿衣服起床了，很晚才吃点东西，说明他整天都是很勤奋地工作。 这样的工作态度不要说皇帝，就是普通人也很难做到。而且，皇帝的事情是没有人督促的，做与不做全凭自觉，雍正不是一天这样做，他这样做了13年，坚持不懈，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13年间，雍正共处置了六部及各省题本192000余件，每年平均达14700件之多。每日览题本在40件以上，光是在这些题本上的硃批就有8000余字。还有奏摺，雍正期间亲手批阅的奏摺大约在23000～35000本，可见工作之繁重。 除此之外，雍正还要处理各种军国政务，官吏任免、人民生活、农业工商，等等，雍正都要亲自过问，而且以他多疑、敏感的个性又不会找人代劳，只有烦累自己。易中天先生在谈到雍正的勤勉时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雍正五年四月十六日，一天之内，将官员31人，分成11批召见，决定任免补授。而出版的三十册《清代官员履歷档案履歷全编》中，仅雍正朝就占了四分之一！有记载说，雍正期间引见文武官员多达7200多人，而且部分官员还被多次引见。 虽然雍正帝的在位时间比康熙和干隆都短，但是他把有限的时间都用在了治理国家上，使他这短短的十三年变得无限丰盈。 雍正不仅是一个勤勉之帝，还是一个厉行改革的皇帝。樊树志先生说：“用人和理财有方，雍正时期进入了清朝最富庶的阶段。”这是有根据的。雍正刚刚即位时，由于康熙晚年管理不利，官员贪污腐败，国库亏空多达800万两白银。“新官上任三把火”，雍正的雍正通宝第一把火就是惩治官员腐败。一个月内，13道谕旨，一级一级向下传，中央查地方、后任查前任，就连老百姓也被牵涉近来，雍正告诉他们谁也不许借钱给地方官员抵挡亏空，如此强大的力量和周全的措施，古未有之。《清史稿·食货志》曾记载：“雍正初，整理财政，收入颇增。”这就说明雍正的整治很有效果。 整治腐败还有一项政策就是耗羡归公。“耗羡”是徵税时附加的货币损耗费，这也是官员贪污的一个重要来源。雍正规定耗羡归公就是把徵收的这一部分附加税归国库所有，作为“养廉银”，用来奖励清廉的、有政绩的官员，是吏治的一大进步。 再就是强化了皇帝集权，创立军机处，这是属于皇帝的秘书班子，内设军机大臣，具体处理各部事务。雍正还推广了密折制度，就是奏摺可以直接呈送皇帝本人，类似于现在的意见箱、公开电话等，也是一种广开言路的做法。这样，雍正可以很及时地了解下情，也可以使官员之间互相监督，而且避免了偏听偏信、冤假错案的产生。 针对人口增多的情况，雍正取消了人头税，改为摊丁入亩，即将人丁税摊入地亩，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项措施有效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但是这在康熙帝“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又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到干隆时期，清朝人口已达三亿，加重了社会负担，为盛世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雍正为百姓做的另外一件大事是废除了贱籍。这种制度是从宋朝流传下来的，分军籍、民籍和贱籍，民籍是士农工商。贱籍就是贱民，他们的地位非常低下，不能读书，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种身份还世代相传。雍正下令取消贱籍，把原来的贱民编为民籍，社会上就只有军籍和民籍，直到现在我们国家还是有军民之分，不过这已经不代表身份的高低了。这是从雍正时期延续下来的。取消贱籍，毋庸置疑，无论从观念还是从社会现实来说，这都是一种进步。
第37页 雍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康熙晚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他让这些问题继续恶化，清朝的末日也许会来得更早。但是，雍正做得很好。有人说，是因为雍正继位后，很多人不服气。他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是有资格做这个皇帝的，所以才如此努力。或许有这方面的原因，总之，雍正作为一代帝王来说，他为国家、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在的事情。他的努力也为后来干隆的统治打好了基础，使干隆可以坐享半个多世纪的太平盛世。 运转天下于股掌 雍正时期曾有一宠臣年羹尧，此人曾为雍正争得皇位立下汗马功劳。雍正十分清楚年羹尧对雍正赐给年羹尧的酒罈于他的意义，为笼络年羹尧，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另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即使为真情实感，这类话出现在军臣之间也不免让人感觉肉麻。或许是年羹尧相信了雍正的话，他开始有恃无恐、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无所不用其极。雍正最终忍无可忍，遂找藉口撤了他的大将军之职，又将他拘捕进京，令其自裁。 年羹尧真是低估了雍正，或许到死他都不明白，那么宠爱他的皇帝怎么会捨得对他下杀手。学者张研、牛贯杰所着《清史十五讲》中谈到此事，认为：雍正不顾前后偌大反差，横下杀手，是因为他从天子、释主的地位出发，坚信自己有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行使“天杀之权”。其实，不仅是雍正，歷代帝王都对自己手中生杀予夺的权力非常自信，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就是这个道理。特别是清代政治制度中皇权专制的加强，更强化了君主维护自己统治权力的意识。 清代的中枢机构中最有特色的军机处的设立，这是雍正的首创。军机处是皇帝为保持军事机密，越过内阁，径由南书房发出的谕旨。后来，政府的重要政令，就都不再内阁发，而直接转到军机处了。军机处中设军机大臣，人数不定，一般5～7人，由皇帝亲自从内阁大臣中选定。军机处没有正式的衙门，军机大臣经常是陪在皇帝左右，按皇帝的意思拟写机要文书。从军机处发出的上谕均由朝廷直接寄出，然后经各兵部驿站递传，不仅迅速而且极为机密。这样“军机处分割了内阁处理机要政务的职权，而具有皇帝秘书班子的色彩，使其无法形成指挥百官的独立权力”。（张研、牛贯杰）清代之所以如此限制宰相的权力应该是吸取了明朝的经验，使内阁手中不再拥有实权。尽管如此，很多烦琐的例行公事还要由内阁办理，经过内阁的题本量还是很大。但皇帝对经过内阁的题本还要审阅，制度非常严格。 军机处是清朝的中央决策机构，与之相对应的执行机构就是六部、理藩院、翰林院等。 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从名称中可以看出各部职责。清朝六部的官员实行“双轨制”，即尚书、侍郎等职位，满汉各占一半。清代的六部尚书制度同样是从明朝沿袭下来的，但清朝的六部也打下了皇帝专权的烙印。因为皇帝的上谕由军机处直接下传，不经六部，所以六部已经没有权力直接向下发布命令，就失去了其原本作为管理机关的职能，而成为单纯执行皇帝意旨的机构。 理藩院负责少数民族、藩部事务和对外交涉等。翰林院则掌管撰拟祝祭册诰文、编修书籍、经筵日讲及部分科举考试事务等。这些机构及其中下级机构的官吏任免均由皇帝一人认定，而且大小官员任命后都要进见皇帝才可上任，体现了清代政权的高度集中。 另外还有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和掌管皇族事务的宗人府。内务府的官员主要由宦官（太监）担任。鑑于明朝宦官专权的教训，清朝的宦官数量减少了很多，管理制度也非常严格，规定太监最高不能过四品，不能结交外臣，不得干预朝政。顺治时期曾为太监立了一块铁牌，牌上写着：“明朝太监，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辑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鑑诫。”这就明确指出了宦官的危害，要后世子孙引以为戒。 清朝中枢机构以下分直隶、省、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八旗等行政机构。省以下为府、县。省级最该长官为总督、巡抚，总督辖多省，一般不超过三个，巡抚只辖一省。总督巡抚互不统属，前者管军事、后者管民事。省级行政机构还设布政司、按察史，主管民政、财政和刑事等。阎崇年先生总结了清朝省级官员的特点是：总督和巡抚军政合一。这就使得地方官吏可以互相牵制，不易形成地方分裂势力。 省的下一级为府，府的最高长官为太守；其次是县，县级长官为知县。知县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司法审判人员。阎崇年说，这是因为皇帝是一元化的，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家最高行政长官，还是国家最高军事统帅，还是国家最高的祭祀者。所以，清代的皇帝如此，清朝的官员亦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县之令可以为所欲为。学者钱穆在《中国歷代政治得失》中这样评价雍正帝“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的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因此，有些事可能自己还不知道，皇帝就已经知道了，在清朝做官员也并不轻松。即便如此，清朝官员中营私舞弊者比比皆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皇帝精力如何旺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何况中国歷来人情网甚密，就连最不讲情面的雍正帝都无可奈何。
第38页 学者张研、牛贯杰还谈到一位清史专家的观点，他说雍正后定型的中枢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提供了“以皇帝个人之力独揽国家一切繁剧军政事务”的条件，“达到了机构精简、迅捷高效、机密严谨、运转和谐这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境界，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到这时候才可以说达到完备程度”。这种集权在清朝初期，对于满族人巩固统治地位可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高度集权对皇帝来说，进一步强化了其“唯我独尊”的意识，帝王一个人的行为很快会对整个国家产生影响。“遇明君则国兴旺，遇昏君则国衰败”，这就对统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遗憾的是，雍正以后的清朝皇帝都做得不够好。 第八章 江南－－－－烟雨濛濛 夜流繁华 江南形胜，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柳永的一曲《望海潮》道尽江南韵致，引得金国皇帝完颜亮怦然心动，挥鞭南渡，可惜终未能“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四百多年后，康干盛世，三秋桂子仍在，十里荷花怒放，江南的蒙蒙烟雨中，数次迎来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风流皇帝。 当帝王爱上小桥流水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忆江南》 白居易的文字可谓简练之至，仅一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就写尽了江南的美。的确，温婉柔和的江南总是文人笔下的宠儿，品她的小桥流水，贊她的娴静幽雅，这一切都使江南烟雨中多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文才武功俱佳的干隆皇帝也曾多次为嘉兴南湖的烟雨楼赋诗，表达他对这江南美景的眷恋之情。 但是，江南水乡不全是温润的一面，当失去控制的水决堤而出，产生的便只有灾难。所以，对于歷代统治者来说，治理黄河水患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康熙与干隆都曾六次巡视江南。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黄淮冲决为患”的问题，每次南巡，他都会亲临治河工地，看望百姓，并对工程给予指导。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治河工程歷时数十年，终于取得了显着效果，有效遏止了黄河水患，并疏导了运河，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以稳定。 到干隆时期，他自称为了解江南军事、政治、河务、海防情形及百姓疾苦，同时想感受一下皇祖康熙南巡时百姓夹道欢迎的盛况，决定效法先帝，也协同皇太后进行了六次南巡。但干隆南巡除了上述两个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与皇太后一起饱览大好河山。范文谰先生就说过：（干隆）六次南巡均在苏杭之间，“为问民风”显然不足以为“自娱”作辩解。他所体察的民情也只是“有秋无弊病”一类的谀词。干隆帝为粉饰的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后才多少有所醒悟，说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 康熙南巡时主要走水路，沿运河而下，经直隶（今河北）、山东、江浙，最远到苏杭。途中，康熙一向大多住在地方官员的官邸，只在扬州、杭州等地，建造了少量行宫。而干隆南巡时，自北京到杭州建造了三十个行宫。康熙帝南巡时“简约仪从，卤簿不设，扈从者仅三百余人”，“一切需用之物，皆从节俭”，且不可向百姓派取，只由衙门照价採买供给；他下令地方官员不许与扈从官员以戚友送礼，违者“以军法从事”；巡行所经之处，百姓应照常生活，一旦发现随从人员有横行扰民者，从重治罪。康熙还派人把这些措施以张贴告示的方式明示民间，便于百姓监督。六次南巡中，康熙在一地的停留时间不会超过三天，惟恐叨扰百姓。 但巡幸加重百姓负担的情况还是不可避免，一些官员借修建行宫之机敛钱的事时有发生。针对这些问题，康熙说：“百姓足则国家充裕，若期比屋丰盈，必以蠲租减赋，除其杂派为先。”在巡行过程中，他就经常蠲免沿途地区的地丁钱粮。一次南巡时，正好赶上康熙的生日万寿节，民间进献了很多食物，被他以“因阅视河工，巡访风俗而来，非为诞辰”的理由谢绝了。为奖励人才，康熙酌量加增了江南地区的入学名额，起到了笼络知识分子的作用。巡幸所到之处，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纷沓之中有倾跌之虞。康熙就要求：“止于夹道跪迎，毋得紊乱追趋，致有诸患”。他还会询问道路旁百姓的收成情况，安慰灾民，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巡幸过程中，康熙照样处理国家事务。首次南巡时，他规定奏章三日一送，有时内阁送的时间晚了，他就要批阅到深夜。 康熙第六次巡幸结束后三十多年，干隆帝的江南之行也开始了。其实，干隆即位不久时，就想巡游江南美景，但遭到了大臣的阻挠。直到干隆十六年，国力强盛，他的江南之游才终于成行。出发前，干隆帝曾说“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光沛恩膏，聿诏庆典。”意思是，我到江浙地区：巡行，要对百姓多施恩典，让大家共享太平盛世。但是，在此一年前，各省就在为皇帝巡行大做准备，修路、建行宫，还在繁华街市搭建了许多牌楼、彩棚、点景、香亭等，并每隔二三十里设尖营，供皇帝临时歇脚。干隆巡行队伍的船只多达上千艘，所到之处旌旗蔽空，仅拉縴之人就有三千六百之众。一次，皇帝一行来到运河南岸，发现岸上立着一个硕大的仙桃，待船临近，这仙桃忽然烟火四溅，迸裂开来，桃中竟是几百人正在演寿山福海的新戏，此为水路。当巡行队伍在路上行走时，地方官员为避免灰尘扬起，都会安排人“泼水清尘”，还在各桥头村口等地派兵驻守，务必保护圣上安全。
第39页 在江苏，两淮盐商为博皇帝欢心，竟在江南种植梅花万株，以供观赏。干隆游览大虹园时，认为一处景观与北海中的琼岛春阴非常相似，只是遗憾没有塔。大盐商江春得此消息，立即召集工人在一夜之间建造了一座与北海中同样的塔。这些“忠心之举”自然也有回报，干隆就曾诏令“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俾得永远沾受实惠”。还给各盐商在本身职衔的基础上又多加了顶戴一顶，以示嘉奖。自此，盐商自耀富有，官员互竞豪华之风愈演愈烈，所耗钱财无数。干隆曾指出苏杭二府有浮华之风，但他的首次南巡仅国库耗银就达568300两，再加上地方捐助摊派，其数远大于此。后来的五次南巡又一次更胜一次，助长了奢靡之风。各地官员也借迎驾之机，勒索百姓，加重了人民负担。 为享受众人拥戴之情，干隆允许百姓沿途观瞻，并规定，官员对此不得禁止。他每到一处，官员都要穿戴整齐前来接驾，百姓则在道路两旁焚香跪拜。干隆听到百姓山唿万岁，就会龙颜大悦，然后下令减免这个地方的赋税，并赏赐官员“凡有罚俸降级之案，俱准其开復。无此等参罚案件者，各加一级”。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各地官员更是积极为皇帝到来营造太平盛世的表象。 当然，干隆南巡也并非一味游玩，他同康熙帝一样，在各地都不忘批阅奏章，处理国家大事。在山东，他曾连续减免地方赋税，赈济灾民。为体现对人才的重视，他还宣布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增加进士名额。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也表现出仁爱之心，对其嘘寒问暖，多加赏赐，这些做法都很好地笼络了人心。 歷次巡游中，干隆一直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修筑。他曾说过“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江湖要工，所关尤锯”。在修筑浙江沿海塘堤时，有人说要筑石塘，有人说应筑柴塘，干隆亲自视察后发现，筑石塘会毁掉很多百姓的田地，就下令筑海塘，但每年都要装石块保证稳固。 干隆南巡时採取的各项措施，客观上起到了笼络人心、亲近百姓的作用，但是他南巡期间的费用是康熙时候的十倍还多，虽展示了盛世之繁华，但也给清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除去南巡耗费，干隆时期的宫廷生活也挥霍成风。孝圣太后六十大寿时，干隆为她举办了浩大的庆寿大典，“以展臣子祝嘏之诚”“仰承圣母欢心”。整个祝寿过程从准备到结束持续近一年，此时民间由于连年水患，已经发生灾荒。但为给皇太后祝寿，各地还要增加摊派，官吏更是进一步受贿勒索，人民负担日益沉重。 当帝王爱上小桥流水，民间会不堪重负；当奢侈浮华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整个王朝都会倾覆。干隆后期，盛世背后的阴影开始逐渐显露。 荒芜之地托起的盛世 中国明清时期有晋、徽、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类似于现在的企业集团。十大商帮中以晋商和徽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这两大商帮跨明清两朝，纵横商界五百余年，直到清末民初。 努尔哈赤时期，清朝崛起，战争中的军需民用多由晋商供给，清入关以后，晋商中以范姓为代表的八家遂成为皇商，在蒙古商道自在穿行。蒙古商道上的各种贸易也都由晋商经营。晋商中富户的收入，竟足以为请朝廷支援军款，可见其实力雄厚。干隆以后的嘉庆和道光时期，晋商开始发展票号、有利润的放贷。到咸丰时期，国家危难，晋商还曾代理省库、国库，在接济官府的同时赚取了大量财富。 徽商则以盐业为主，经营范围包括四川到江南的大部，与晋商形成南北对应格局。除盐业外，徽商的另一着名行业是典当，同样是操弄资金的金融业务。许倬云先生说“两大商帮的发展史，反映中国清代中叶蓬勃的经济。他们在清末的衰败，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两大商帮从明朝到清朝中期的兴旺，与当时的国家实力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康干盛世”时期，统治者放松了对商业与手工业的限制，实施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社会各阶层的购买力都有所增长，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康熙时期，台湾统一。康熙帝遂下令开放海禁，允许商人出海贸易，并开放广州、漳州、宁波海关，与外国通商。这一措施扩大了商人的贸易范围，晋商的商路踪迹就发展到了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与此同时，康熙时期还放松了对手工业发展的限制，扩大织户规模，允许民间采铜铁矿，允许私营炼铜煮盐等工业。这对于以经营盐业为主，兼营茶、粮、棉、布、丝绸等业务的晋商来说，也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 在封建社会，农民是社会的主体力量，康熙帝对农民也非常照顾。从康熙二十四年开始普免百姓上交的赋税钱粮。先是在直隶、河南、湖北、江南、四川、山东、贵州、福建等9省轮免一周，然后在全国大规模免税。康熙时期全国共有20余省区获此权利，免税总数达1.4亿两白银。这种政策有效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对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治理官吏对农民加派，康熙也想了很多办法。他最初沿袭了顺治时期提前向百姓明示纳税通知单的办法，通知单上明确地列出了该交税的款额，以免官吏私派。但后来，官吏又向农民加派通知单的印费。为避免这一弊端，康熙二十七年，宣布停止刊刻纳税通知单，改为三联限票。此三联一联存州县，一付差役，一给纳户，遏止了舞弊行为。康熙五十一年时还颁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固定了丁银徵收的总额，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负担。
第40页 清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争，黄河泛滥成灾。康熙上任后，为治理水患曾六次巡视江南，亲自沿堤勘察地势，与臣子讨论治河方案，并总结出“上流既理则下流自治”的治河思想，设计了引黄河水入海的具体措施，经过多年的治理，黄淮水患得到了有效控制，出现了“海口大通，河底日深、去路甚速，淮水畅出，黄河绝倒灌之虞，下河等处洼下之区，俱得田禾丰收，居民安晏”的景象。 此外，康熙时期还改革了顺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圈占百姓土地，用以供养皇室、满洲贵族以及八旗将士的弊政，下令停止圈占民间房地的行为，并要求将当年已经圈占的土地还给原来的所有者，逐步改善了圈地之风，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针对盛世人口繁增的现状，康熙採取了鼓励垦荒的政策，并动用财政拨款奖励垦荒流民，为其建造房屋、置备生活及农业用具，规定所垦田地给予本人，“永远为业”。当时，即使在地广人稀的边外，都有人前去垦荒。从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间，全国新增土地近60万顷，新增人口也能够拥有土地，农民大都安居乐业。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康熙还要求驻地官兵就地垦荒，军队垦荒也同农民一样交纳赋税，这种做法既增加了税收又减轻了国家经济负担，一举两得。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山西巡抚穆尔赛在其所辖范围内多加“火耗”，并向属官索礼之事被曝光，这严重违反了康熙制止官员滥征私派、额外苛索的禁令，经调查核实后，穆尔赛被判死刑。不仅对官员要求严格，即使对于皇室一些兴土木之事，康熙都本着节省民力的原则，能俭则俭。 由于康熙多年实施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到雍正帝即位时，地方的存银数量都不多。地方财政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境。雍正五年时就开始由朝廷向地方拨“留储银”以备应急之需。对于这些钱的使用，朝廷有严格规定：官员如要动用“留储银”，应先奏请。各省对于“留储银”的适应和存储情况要按季度造册，上呈户部检查。“留储银”的数量很大，是地方财政经费的重要来源。 农业方面，雍正继续执行康熙时期的垦荒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鼓励措施。要求凡有可垦之地，应由人们自行开垦，官吏不得阻挠或者从中勒索钱财。垦荒作为各地官员政绩的一部分，可作为升职的参考。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鼓励垦荒，这是雍正措施的一个高明之处。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大力垦荒，到干隆时期，大片荒地已较为稀少，只剩了一些未开垦的零星小块。但是，正如学者宋连生说“在大清皇帝中，干隆是个敢于提出新思想的人”。在垦荒这件事上，干隆就制定了比以往更宽松的政策，并加大了鼓励力度。他规定：“凡边省、内地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免其生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对于边疆荒地，干隆则用当地驻兵开垦，“凡驻军在2500人的地方，都要以3／5的人力用来垦荒”。后来，战争平息，各地驻兵减少，不足屯种，干隆就下令可以召集“流人”，分给他们田地耕种。另外还分给商人每户30亩承垦新地，免税6年。干隆甚至开放了前朝封禁的东北地区，将关外闲散旗人迁移过去进行垦荒种地。这一系列措施，很好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垦荒热情，缓解了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带来的社会压力，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干隆效仿康熙帝，多次减免钱粮徵收，还曾四次普免全国钱粮12000余两白银。其减免的规模、次数和数量都超过了前朝。干隆时期还曾用七年时间将全国漕粮普免一遍，后又两次普免天下糙粮，普免金额达1000万两白银。为防备灾荒歉收，干隆朝还通过官储、民储、商储的途径，实行大规模储粮，总数达到1亿石。在灾荒之年，这些储粮能够起到保证民生的作用，体现了干隆作为一代帝王的长远眼光，也使干隆时期国库充盈、国力强盛，所以才有能力支付干隆六下江南的奢华之需。 “康干盛世”延续百余年，是我国封建歷史上最辉煌的一个阶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盛世的形成与康、雍、干三代帝王所採取的连贯性的、目标明确的经济策略密切相关。不管后世对这三代帝王的功过如何评价，他们为促进清朝经济发展制定的种种措施，都体现了政治家的谋略，为清朝近三百年的延续打下了稳固的根基。 清朝文化上的陷阱——文字狱 习习微风翻动书页，扰动读书人的心神，于是他随口吟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他不曾想，他的这句诗以后会流传千古，被人引用的频率甚至超过李太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他付出的代价也太惨重了，他因为这首诗被砍头了，雍正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就这样稀里煳涂地因为文字狱而做了雍正的刀下之鬼。 在西方，当布鲁诺被捆在火刑柱上炙烤的时候，在东方，文人已经在统治者的刀下呻吟了千余年。焚书坑儒只是一个开始。明清时期，当统治者把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统治推向极致的同时，文字狱也被发展到一个新的规模。
第41页 柏杨先生曾经说过：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李自成推翻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清朝坐收渔人之利，成功入主紫禁城。但从汉族传统观念来看，这叫做“干坤翻覆，中原陆沉”，这种思想是清朝统治者不能用武力夺得的。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始于康熙，发展于雍正，到干隆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康熙二年，发生了庄廷龙明史狱。庄廷龙双目皆盲，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很受鼓舞，也想学左丘明写一部传世的史作。于是他出钱购买了明末年间朱国祯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并增补了明末天启、崇祯两代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着作。书中直书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将降清者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南明永历等朝的年号。后来被人告发，当时庄廷龙已死，仍被刨棺焚尸，另外共有七百多人受到株连被杀，还有数千人充军边疆。另外，康熙时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也是由于编写清朝前朝歷史而招祸的。从总体来看，康熙时期的文字狱是有意识的小题大做，其目的是给具有反清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一个暴力的威胁。 清代文字狱中唯一的谋反案件，是发生在雍正六年吕留良、曾静之狱，吕留良是一个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就在家里收子弟教书。他所写的许多诗文和日记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后来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天位”，并採取了反清的实际行动。吕留良早死，曾静与弟子张熙，列举了雍正帝九条罪状，并劝岳飞后裔四川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岳钟琪密报朝廷，将吕留良的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除了加强思想控制外，还有另一个目的，即排斥朝廷中的异己。雍正朝时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是查连惊带吓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凌迟，或流放。其实，查嗣庭之所以被杀，并非因为出了“维民所止”的题目，割去了“雍正”两字的头，因为他原是隆科多的旧属。 柏杨先生在评价清朝文字狱时说：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熘熘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 柏杨先生这里提到了干隆年间的一桩文字狱。干隆皇帝自称“古稀皇帝”，有个名叫尹嘉铨的三品官员，也自称“古稀老人”。干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中，谈到尹嘉铨的文字案时说：“干隆时代的一定办法，就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查抄，这并非看中他的家产，乃是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併治罪。因为干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一两声，非彻底根治不可。”可见清朝文字狱的“莫须有”的荒唐。 到干隆中期，文字狱达到了高潮。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就是这时的代表。孙嘉淦以敢于直言进谏着称，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后来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干隆帝错误的奏稿，假託是孙嘉淦写的。假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干隆帝发现，于是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追查伪稿作者的活动，结果发现全国都在暗中流传。为了避免影响进一步扩大，干隆没有继续追究，只处理几个直接责任人。 干隆帝接受了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于是清代文字狱，在中国古代文字狱史中达到了空前高峰。 在康熙朝，清军入关不久，民族矛盾还很尖锐，作为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稳固清朝的统治确实是有必要的。但康熙以后很多文字狱则是有意的罗织罪名、栽赃陷害了。到了干隆的文字狱，已经不再是针对民族矛盾，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文字狱打击的对象也随着发生变化。到了干隆年间，文字狱的主要打击对象不再是汉族上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也不再是镇压反清力量和排除政府内部的异己势力，而主要为了打击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 干隆即位后，沈德潜的《咏黑牡丹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其中的“夺朱”用的是《论语》里的典故，可“夺朱”被说成是夺了明的天下；“异种”意为“奇异之种”，但也被解为“非我族类”的满族。干隆帝大怒，当时沈德潜已死，就把他的尸体拉出鞭打一通。沈德潜之于干隆，也不是因为“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的《咏黑牡丹诗》，而是因为他把代替干隆修改或捉刀的诗一併收入了自己的集子，戳穿了西洋镜的缘故。
第42页 清朝前中期屡兴文字狱，搞得人人自危，手足无措。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许多知识分子不敢涉及政治，只能埋头考订古书。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的这两句深刻地反映了那时文人做文章只为谋生存，提及文字狱，就面有异色，真是谈虎色变。由于当时朝廷规定揭发检举此类案件者有功，隐瞒不报或办理不力者有罪。一时告密诬陷之风大盛。有些人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告密邀功；有些人挟嫌诬陷，以报私怨，导致文人士子人人自危，唯恐一不小心，陷于罗网。 在清代的文字狱中，被判处死刑的有200多人，受到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不可胜数。文字狱的“罪犯”，上至朝廷大员，下至一般生员、乡愚迂儒，以及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等。 文字狱其实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思想和灵魂的钳制。封建统治者不仅要人民俯首帖耳，而且要他们心甘情愿，无怨无悔。难怪易中天先生感慨道：“专制君主残害他人，真比强盗还要厉害。强盗不过要人钱财，最多谋人性命，专制君主不但要别人的性命，还要别人的灵魂，而且还要说这是为你好，是慈悲为怀菩萨心肠，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从文字狱的本质来看，清朝的文字狱因为其鲜明的民族矛盾而具有独特性，但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段来讲则具有普遍性。文字狱和八股文，是统治知识分子的两条途径，它们并不是清朝的发明，而是从明朝早已经开始。 朱元璋是这两项政策运用得最熟练的人，清朝只不过是承袭了明朝旧制而已。在明朝，因为文字而被杀的数不胜数。比如：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将全寺僧人都杀了。 朝鲜国王李成旦进表笺，有犯上字样，明太祖当即下令将进贡物品全部打回，还要朝鲜交出撰写此文的郑总发配云南。连孟子也遭了殃，明太祖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因为孟子的“对君不逊”难以让他容忍。 但如果说朱元璋这样变态的猜忌是出于他特殊的出身而造成的心理上的阴暗，清朝统治者尤其是自诩为“十全老人”的干隆也步朱元璋后尘，确实是自甘堕落了。 平民的堕落关乎一人一家，君主的堕落则直接造成了民族的悲哀。清朝的文字狱“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鲁迅曾称“清文字狱杀灭了中国人的骨气”。对此，柏杨先生调侃道：“我们想到仓颉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天下文人“入彀中” 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形容清初汉族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再贴切不过了。面对歷史的兴亡交替，清初的文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儒家忠君报国的传统思想使他们左右为难。“忠君”不是要求他们要忠于清朝的君，而是要忠于亡明。他们不愿承认亡国的事实，心中交织着一种破败感、失落感、忧患感。报国使命感又要他们与当权者合作，也就是与清政府合作。 入关以后的清政府在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也陷入了尴尬。王朝的统治要求他们倚重汉族知识分子，但以汉族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风起云涌的“反清復明”运动又让他们对汉族知识分子心怀疑虑。所以，在清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以打击反清思想，但同时又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笼络，使其成为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 满族虽然依靠军事的强势得以入主华夏，但在文化上，他们自己深深懂得，要统治中国，必须要用汉族的文化。从皇太极时起，他就通过一系列政策，积极拉拢和优抚汉族知识分子。 满族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视从入关前就已经开始。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范文程是一个例子。“太宗即位，召直左右”，每逢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有奏事不当之处，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太宗就认可。后来，范文程做到内秘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的开始。 “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为此，皇太极改变了努尔哈赤对明朝生员的屠杀政策，对在满族家中为奴的明朝生员进行考试，择优录用，他们从原来为奴的身份，尽被“拔出”，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又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取中228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
第43页 皇太极优礼汉官的政策深深影响了他后代的皇帝。清朝入关后，为了收买读书人的心，清朝採纳了洪承畴等汉人官僚的建议，採取了一系列政策加强满汉联繫。给崇祯发丧，保留汉人的文化传统，开科取士，确立孔子为文圣人，关羽为武圣人等。 到了康熙，他更加重视汉族知识分子和汉族文化。 康熙本身具有三种血统，父亲是满人，母亲是汉人，祖母是蒙古人，同时他又受三种文化的影响。阎崇年在《清十二帝疑案·康熙》中说，康熙文化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影响，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薰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影响。康熙的学习从五岁开始，虚岁五岁，周岁才四岁，到了上书房学习，就是到学校学习，每天早上入学，晚上很晚才回来，无论是严寒酷暑，没有一天中断。他自己说，早晚读书年无间日，累得咳血、吐血了，仍然坚持学习。他说每日老师给指定这一段要念120遍，然后要背诵120遍，之后再画一段新的继续背，就这样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完全背下来。所以后来康熙对四书随便指出哪一段，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康熙对儒家文化有如此高的造诣，他自然懂得要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必须要弘扬儒家文化，重用汉族文人。 随着清朝的政权逐渐稳固，清政府採取了尊儒重文、挟以武力的文化政策。他们诏封孔子后代并予以官职，恢復科举，诏令举荐“山林隐逸，怀才抱德堪为世用”之士，进一步笼络汉族文人。两开博学鸿词科，对一些硕学鸿儒给予特殊礼遇，比如黄宗羲，虽然坚决不与清政府合作，但是清廷仍予礼尊。 同时，清政府又採取许多方式给文人以荣华富贵，稳定人心。通过开史馆和修《四库全书》，既罗致了天下文人，又加强了意识形态权威和思想控制，让这些学者享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于是文人也就大多接受这种恩宠了，专心做自己的学术，而不再问及世事。清代学术也由经世致用引向考据，沉潜经史，徒发思古之幽情，甚至发展到为考据而考据。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已经为清政府提供了现成的统治工具，那就是程朱理学。清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为此收罗一些理学家，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行天下，将理学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广。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就曾被人们称为“理学天子”，干隆时期更是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同时清廷还採取了一系列表彰程朱、强化理学的方针政策，因为理学所灌输的伦理纲常正是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 在清政府的高压和怀柔政策下，抗清知识分子由悲愤走向避世，他们有的隐身山林，杜门谢客；有的遁入佛门，有的选择了闭门着述，“退而修经典之业”，“穷经以待后王”，如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 歷史总是容易让人忘记，随着老一代遗民隐士的谢世，文人们渐渐忘却或从来就不知道上辈所经歷的亡国之痛，他们在清朝两手文化政策的作用下逐渐开始认同清朝的文化。 清朝採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要措施就是八股取士。柏杨先生说，“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为了保证汉人能积极参与国家的管理，清朝规定：旗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把名额全留给汉人。中央六部的堂官（尚书和侍郎）一律按一满一汉的名额设置，上书房大臣和后来的军机大臣也基本保持满汉平衡。这对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汉族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釜底抽薪的策略。 元朝也採用了科举制度，当时元朝统治者也认识到，採取科举制度是有效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元朝终究没有把这项政策落实到位。而这也成为元朝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自古农业立国，那些家中略有盈余的人多以当官为出路，图个封荫，好光宗耀祖。读书，应试，入仕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三部曲。金庸所在的家族，浙江海宁查家，在清朝时号称“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就表明家庭中有人中过状元、榜眼、探花或者传胪、朝元。这在当地足够荣耀了。戴均衡记叙咸丰同治间民风士习中说：“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胶痒，乡里得而贱之。”可见当时科举风气之盛。 在科举盛行的年代，有过许多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干隆三十五年庚寅科乡试，当时年龄最小的是两名顺天生员，一个11岁，一个13岁。年龄最大的，一个是江西生员李伟，99岁，一个是广东生员张次叔，94岁。干隆四年，广州科举考场上，一位叫梁自适的番禺人到了100岁还上考场。干隆皇帝闻报后，下旨要地方官对这位全国最老的科举考生“格外加恩”，后来又颁旨称赞其“耄年好学”，特赐举人以示褒奖，赏银30两。 可见，当时的汉族读书人忙于在科举考场上拼搏，不仅已经完全没有“反清復明”的意识，相反，已经是完全进入清朝“彀中”了。再后来，清朝将亡的时候，作为清朝遗老遗少的汉族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清初那种恢復汉统的意识，而是权力维护满清朝统治，汉族的文人已经完全被清朝驯服了。
第44页 人口压力：盛世难逃的怪圈 谷数较为初贱祚， 增才十分一倍就。 民数增乃二十倍， 固幸太平滋生富。 以二十倍食一倍， 谷价踊贵理非谬。 谷贵因之诸物贵， 何怪近利居奇售。 这是干隆在1783年写的一首题为《民数谷数》的诗。从诗中可以看出干隆帝对人口增加、米价上涨等问题的思考。清史专家郭成康先生说：干隆已开始把米贵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加以考虑。他的思索，他对当时关于米贵种种说法的辩诘，对于深入探索物价持续上涨的尚未被人认识的奥秘极富启发意义。但是，干隆的思考终究没有跳出那个时代和窠臼，他最后还是把原因归结到了“太平滋生富”之上，并认为这是所有物价上涨的癥结所在，而没有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所以他得到的结论也必然是表面化的。 相信干隆皇帝在得出“太平滋生富”的结论时，还是颇带着几分自豪的。在“太平盛世”光环的笼罩下，人口与物价的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都被弱化了。的确，清朝入关以来，统治者牢记明朝灭亡的教训，大力整顿吏治、全面推行垦荒政策、减免农业赋税、消除边疆隐患、加强思想统治，并且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达到了农业产量增长、财政库存丰盈、疆域扩大、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的强盛局面，使康干盛世成为中国歷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 但是，学者张研、牛贯杰指出：康雍干以垦荒为中心的传统的人口对策，没有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不能开闢吸纳人口的新途径，终究突不破人口发展“计时器倒转”的怪圈。先来看清朝人口增长的一组数字，明末全国人口为1.5亿，经过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鼎革后，清初人口难以统计。但是到18世纪末的干隆时期，人口骤然增长到3亿多。人口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农工商各业发展、经济总量扩大为人口增长带来的有利条件，也有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鼓励的结果。歷史专家高王凌则认为：人口增加是传统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产量的必需。农业集约化经营要求不断投入劳动力，人口增加就成为提高产量的主要生产力来源。另外，一些高产作物的引进也为新增人口提供了食物来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的增长对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相反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日益明显。干隆帝就曾经说过“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还说“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为缓解这种压力，干隆沿袭了康熙时的应对措施，继续开荒垦地，但仅此一项远远不能满足新增人口对土地的需求。因此，干隆时期的很多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更多的人则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乞讨，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人口增加带来的另一个明显变化就是物价的上涨。樊树志指出：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导致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在物价上涨的冲击下，国家收入的另外一项重要来源——炼铜、漕运和盐业的成本也提升很快，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形成了“人口增加——土地减少——物价上涨——工业破产”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再加上康熙时期曾宣布“盛世添丁永不加赋”，导致人口增长虽然很快，但国家赋税收入并没有增长，长期稳定在两千八九百万两上下。另外，清朝官兵的收入百年不变，而从康熙到干隆，物价则上涨了两倍，官兵俸饷均入不敷出，只好各想奇招，贪污受贿者大有人在，吏治腐败，干隆帝对此却态度暧昧，纵容生事，更加重了百姓苦难。 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最终导致了干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樊树志认为“干隆末年、嘉庆初年震动全国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可以看作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的一个标志”。白莲教的主要力量是以前迁移到该地的流民，最初他们依靠开发原始森林生活。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该地区的土地已经超出了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特别是遇到灾年，很多人就会生活无着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以白莲教为共同的精神纽带，聚集在一起闹抢豪绅富户，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 开始时，白莲教採取的是零星斗争的形式，“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树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但随着苦难的加深和白莲教势力的发展，到干隆六十年底，较大规模的起义斗争终于爆发了。这次斗争蔓延湖北、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五省，清政府前后调动了十六省军队、耗银两亿两才镇压下去。这可以看作是人口压力的一个极端案例，但清朝却以此为转折，由盛世走向衰落。自此至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朝有记载的农民运动竟多达二百多起，社会多处于动乱状态。应该说，如此之多的民间动乱与干隆时期没有採取科学的人口对策有重要关系。 范文澜先生说：干隆本只能做守成之君，但他又不甘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为，以树立威信。其实，干隆也算得上是千古一帝，他的文治武功都有很高的水平，如果他能够有康熙一半的注意安民，有雍正一半的勤勉，守住祖宗基业也不是什么难事。虽然他也沿袭祖制，并採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但是，他似乎太想成功，所以看不到社会中阴暗的一面。就像他在晚年写的那篇《十全记》，里面总结了自己即位以来的“十全武功”，即十次对外作战的胜利。但实际上，这十次战役中几乎一半言不符实，有充数之嫌。这件事很好地反映了干隆皇帝渴望名垂千古的心态。
第45页 干隆将盛世勉强维持下来，没有出什么大乱子，主要还是他祖父与父亲打的根基比较牢固。到他的儿子嘉庆帝即位时，大清朝只留下了一个华丽的外壳。嘉庆时期，诸大臣鑑于前朝教训，普遍玩忽职守。也难怪，当奸臣的日子又轻松又安全，忠言直谏却不被相信，身在这样的朝廷只能无作为。一旦懒惰成了惯性，任凭嘉庆磨破了嘴，大臣们还是我行我素，“悠哉游哉”。甚至兵部将大印丢了半年才发觉，就连皇帝的侍卫也经常旷班，并且衣冠不整，可见大清王朝已经沦落到何种境地！ 任何事物都有盛极而衰的过程，清朝也逃不开这个既定的怪圈。经歷了百余年“康干盛世”的大清帝国，最终也只成为歷史的一段华丽记忆。 第九章 圆明园－－－－－－荣辱几度秋 “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此所谓“圆明园”。 始建于康熙时期的圆明园，像是一个妖娆的妇人，她曾于“康干盛世”中静享歌舞昇平，也曾经歷过外敌入侵的硝烟蔽日，还有那场毁灭了她美好容颜与肌肤的大火。当所有的屈辱过后，她已满面沧桑，没有了任何明丽的色彩，那满身焦煳的气味，在空气中无限瀰漫，即使穿过若干年的岁月，也依然浓烈。她还记得自己年轻时的风姿绰约、歷代帝王的宠爱有加…… 往事随风。今天，当你经过她，无须喧譁，无须激动，只请你放慢脚步，睁开心灵的眼睛，注视，然后铭记…… 昇平背后的盛世阴面 干隆帝曾经说过，他的在位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康熙帝，所以在执政满六十年的时候，他想退位了，把皇位让给他的儿子来坐。干隆帝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十全老人”。所以他想在退位的时候举办一个仪式，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自己功德无量、皇恩浩荡。于是，干隆爷的禅位大典，就宴请了全国的高寿之人，请他们到皇宫吃饭。学者纪连海认为：干隆做这件事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此举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道德，尊重老人。第二，皇帝此举那就意味着全国的高寿老者都尊重干隆，别人就更得尊重了。第三，意味着在干隆领导之下的六十年间，人人都得以高寿。 其实，这是干隆帝在向世人证实：在我治理下的国家，社会繁荣，人民生活安定，而且我贵为天子，居然能和平民百姓一起吃饭，歷史上有哪个皇帝能够做到如此亲民爱子呢？所以，我理应是当之无愧的“千古第一完人”。说得直接点，就是在“粉饰太平”。不过，干隆勾画的这种盛世图景，也并非完全是空想。范文澜先生说：“一方面是，他在位期间力图有所作为，继述祖业，因而这时的清朝大体上能保持前朝的国势，并以’‘盛世’‘自诩。” 不可否认，干隆也是一个文治武功都十分了得的皇帝，他曾主持编修《四库全书》、翻译《满文大藏经》等，这对于文化古籍的保存整理都是很重要的贡献。他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相当于全唐两千二百人诗作的总和；他除了会自己的母语——满语外，还精通汉语、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等多种语言；他的书法和绘画在歷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干隆在位期间还修建了颐和园、扩建了圆明园，这对于古典建筑艺术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也是干隆好大喜功、奢侈的表现。为保护浙江沿海地区的农田，干隆帝调拨银两，将原来筑海的柴塘改成石塘，至今，仍然完好无损，这是干隆为老百姓做的实事。 干隆期间还对新疆和西藏加强了管辖，奠定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版图，初步实现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使清朝成为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强盛帝国。但是，正如学者彭勇在《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中所说：“清朝由于长时期浸淫于’‘歌舞昇平’‘的虚假繁荣中，使统治者对朝政的每况愈下放松了警惕。”特别是干隆后期，为了标榜功绩，追求虚名，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当时的吏治腐败也日趋严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风，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最可怕的是，军队也加入了腐化的队列，军官剋扣军饷，士兵则惰于操练，战斗力严重下降。特别是干隆帝的宠臣和珅，他的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復加的地步，富可敌国已经不足以说明他的敛财能力。干隆去世的第五天，嘉庆帝就抄了和珅的家，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抄家清单： 房屋3000间，田地8000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赤金60000两，纯金，1000两一个的大金元宝100个，100两一个的小银元宝56600个，银锭900万个，洋钱58000元，制钱150万文，吉林人参600余斤，玉如意1200余柄，珍珠手串230串，桂圆大珍珠10粒，大红宝石10块，大蓝宝石40块，银碗40桌，三尺有余，珊瑚树11支，纱缎绸罗14300匹，毛呢哔叽20000板，狐皮550张，貂皮850张，又各种粗细皮56000张，铜器和锡器361000件，名贵瓷器10万件。镂金八宝炕床24座，西洋钟460座，四季好衣服7000件，家人606名，妇女600名，总价值达11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库15年收入的总和，这是当时官僚腐败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映了奸臣当道、大肆敛财的黑暗现实。不过，和珅被抄家也有好处，就是这笔财产正好可以弥补一下国库的连年亏空，当时民间就流传着一句顺口熘“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第46页 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各级官员只能是进一步加强搜刮民脂民膏，又由于康熙时期曾实行“盛世添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使社会人口激增，土地却没有相应增加，百姓的生活只能是更加困苦。龚自珍曾对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做了深入、形象的描写：“自干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奸狈獗，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悉暇问年岁！”还有实例，干隆四十九年，直隶全省耕地总面积为677806顷，而怀柔县大地主郝氏一家就有“膏腴万顷”，这是什么概念？ 土地大部分集中到了地主手中，农民只好租种地主家的地，但有些地方的地租率竟然达到了产量的50％，也就是说，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的一半收入要送给地主，而自己的那一半还要缴纳政府规定的各种苛捐杂税，其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对于这些情况，干隆帝并非一无所知，干隆五十五年，礼部侍郎尹壮图就曾上书，希望干隆帝整顿吏治，不料如此忠谏却惹得龙颜大怒，尹壮图落得个降职的处分。有此前车之鑑，后来再也没有人敢在干隆面前说任何关于大清国不好的话了，官员都本着“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因循苟且，谗上欺下，实在是国家最大的灾难。 范文澜先生指出：“干隆帝晚年陶醉于臣僚的一片颂声，又陷于’‘于外事总未经歷’‘的境地，对臣下的谏诤和民间的怨嘆，不免厌听。实际情况是：干隆帝退位前，清王朝的统治已然日益腐败，危机四伏。民间不只兴嘆，而在秘密酝酿着起义风暴的兴起，干隆帝无视这一切，自称为’‘归政全人’‘，而业已形成的种种危难，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嘉庆帝。”的确，在嘉庆帝刚刚登上大位四个月的时候，一场歷时九年、席捲五省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爆发了。虽然这场起义最后被清政府镇压，以失败告终，但是，它揭开了大清朝华丽外衣下的累累伤疤，为这个朝代的覆亡奏响了序曲。自此，曾经鼎盛一时的大清帝国开始一步步滑向灾难的深渊。 东西方发展的龟兔之别 正当大清朝还陶醉在“康干盛世”的昇平世界中醉生梦死时，一直被他们视为《国富论》“外夷小国”的欧美国家却在厉行改革，并提前进入了工业社会。许倬云先生在其所着《万古江河》中谈道：“19世纪前半的世界，已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凡此事件，都已是欧洲政客与商人热烈讨论的课题，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则蒙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在急速地迈向资本主义孕育的帝国主义，更未能预见中国将在这一浪潮中，几乎灭顶。”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几乎遭遇灭顶之灾？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两百年间，西方世界的变化都有哪些？首先是荷兰的若干贸易公司组成了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海上贸易，并由荷兰政府授予海外活动的权利；后来英国也成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并由英国女王授予海外开拓的权利，在亚当·斯密的指导下，三百年后的英国成为势力雄厚的“日不落帝国”。与此同时，亚洲的三个古老帝国除中国外，莫卧儿帝国和奥图曼帝国先后被瓦解，麻木的大清朝却依然在沉睡中，丝毫没有惊醒的迹象。1776年（干隆四十一年），英属十三处殖民地打响了人类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的枪声；11年后（干隆五十二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并快速向世界强国成长；两年后（干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吹响号角，攻占巴士底狱，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发表《人权宣言》，一个法兰西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兴起；普鲁士帝国（即今德国）经过一系列改革也已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可悲的是，干隆与嘉庆两位皇帝竟然对这些巨变毫无察觉，他们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普鲁士帝国这样一个国家，直到后来魏源的《海国图志》写成，中国才有所察觉。就这样，清朝在麻木的幸福感中一步步走向了绝路，却浑然不觉。 那这段时间清朝在做什么？干隆六十年的时候，举行了一场由八十岁以后老人参加的科举考试，各省共报了116个人，年龄最大的有一百多岁。坚持到最后的有92个人，年龄最大的已经有90多岁。最后，这92个人都被封了不同的官职。阎崇年先生认为，这是干隆在借“兴文尊老”之名，行“粉饰太平”之实，这也是一种干隆盛世下危机的一种表现。想想看，90多岁的老人即使为官，他还能做什么？这件事与干隆退位大典时宴请老人是一样的目的，只是这个科举考试的事做得更加过分。这种情况也难怪许倬云先生说：“19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评价由赞美变为轻视。”没有理由不轻视，在西方世界在讲民主、讲人权的时候，清政府还在禁闭大门考八股文。这时候再想到康熙皇帝的那句话：“海外如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真是一语成瀣。 其实，世界曾向中国敞开过大门，但被我们骄傲的大清皇帝拒绝了。干隆五十八年，英国就派了特使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到中国来通商。就在干隆帝要接见他们的时候，出现了“礼仪之争”，干隆帝还是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在要求马戛尔尼。当马戛尔尼表达出此行的目的，干隆帝一听要在北京设通商代表更是大怒，下令立即驱逐，还说：“我天朝上国，物资丰盈，没有必要与你们互通有无。”本来一次很好的对外沟通的机会，就这么失去了。到嘉庆帝时期，英国使臣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同样是因为“礼仪之争”，最后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嘉庆根本不知道，这时候他眼中的“罪尔小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了。
第47页 但是，清政府并非一直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顺治帝、康熙帝期间，中国还曾起用外国人在朝廷任职，并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如汤若望、南怀仁等都相继担任过钦天监的职位。在此期间，西方的历法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二十八年中俄谈判时，康熙帝认识到了地图的重要性，后由传教士白晋等人与中国人员一起，耗时十年，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经过实地编测的地图。而干隆时期的《干隆内府舆图》涵盖范围更广，包括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就使中国长期以来的模煳边界变得清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同样是不可忽视的。18世纪初至18世纪下半叶，欧洲先后有3套关于中国的资料全集问世，内容就是关于中国文化与国情的详细介绍，这些资料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者批判欧洲弊端的借鑑。但是，许倬云先生指出“耶稣会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讯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相对而言，欧洲的启蒙运动却借中国文化为参考数据，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文化现状，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变革”。 但是，西方国家在十七八世纪以后为什么突然飞速发展，而一直领先的中国却在这个时候落伍了，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学者唐德刚在其着作《晚清七十年》中认为：“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者，社会之’‘上层建筑’‘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形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这个原因，说来也简单，就是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积累下来的弊端。皇帝一个人管全天下的事情，可以说是军政一体，难免会独断专行，就像干隆，他明明看到大臣的谏书，说国家吏治腐败，可是他就是不想知道这些事，知道也装作不知道，还说那个大臣是造谣，这也是人的本性，谁都爱听好话。皇帝自己不能辨别真假，这就没办法了，大家只好跟着他一起装，一起歌颂太平盛世。一个国家就在赞颂声中慢慢葬送。 浴火的天堂 提到圆明园，总会平添一抹沉重的色彩，似乎一段刻意忘记的伤痛却总在心头萦绕，躲不开，逃不掉……有时候会很遗憾生在当今这个时代，无缘得见圆明园曾经的惊世繁华，可是，即便时代对了，也不一定能见到，圆明园是帝王之家啊，大清朝六代天子曾经在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国家事务，所以圆明园还有一个名称叫“夏宫”。 圆明园中最出色的是它的水景，园中最大的湖就是福海。福海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相传，东海中有三座神山，山上有仙人和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时期曾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寻仙境、求仙药，福海就是取自“徐福海中求”的故事，寓意皇帝长生不老，大清帝国江山永固。但是，福海并没有改变大清朝的命运。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时，管园大臣文丰因无力抵抗，就跳入福海自尽。让歷史再为我们重现那一幕吧，让我们这些在琐碎生活中日益麻木的心灵再经受一次不应逃避的震撼。 19世纪中期英法等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急需扩大国外市场，并寻求更多的原料产地。而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无疑是他们眼中的一块肥肉。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与资本主义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了被迫打开大门的第一步。英国认为这样就可以把大量商品倾销到中国，中国的黄金白银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人的腰包。但是，他们还是忽略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能力。截止到1850年，英国输出到中国的商品总值比1844年还少了75万英镑。这让英国人很是费解，苦苦思索后，他们把原因归结于通商口岸开放的数量上。于是，1853年，英、美、法相继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但都被清政府拒绝了。没有达到目的，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当然不肯罢休，他们开始寻找机会发动新一轮的侵略战争。 1860年，当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时，被第一次鸦片战争吓破了胆的咸丰皇帝，慌忙带着家人逃到避暑山庄，留下自己的弟弟恭亲王主持议和。侵略者并未受到太大的阻挠就进入了圆明园，这一天是1860年10月6日，圆明园的灾难由此开始。 学者汪荣祖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说：“尽管劫掠在欧洲的殖民歷史里被合理化，视为战争的战利品，但也意味着军纪之荡然无存，只有在军队变得疯狂时劫掠才会发生。”的确，在圆明园中发生的一切只能用疯狂来描述：当天晚上7点，法国侵略军首先到达圆明园，开始抢劫。7日凌晨，英国军队抵达，一个参与侵略的记者写道：“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于是英法军官与士兵疯狂抢夺，每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这时全员秩序大乱，法国兵驻扎园前，法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争夺，遇珍贵不可携者如铜器、瓷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
第48页 这种疯狂行为持续了两天，圆明园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但是，圆明园给侵略者带来了太大的震撼，他们还捨不得离开。10月11日，英军又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10月18日，3500名英军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汪荣祖认为：英国人为什么最终要烧毁圆明园，为的是让咸丰痛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种报復心理。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以后，恭亲王就曾向他们提出严正抗议，加深了英法联军认为清政府非常重视圆明园的印象。10月13日，联军威胁清政府如果不打开城门就要向城内炮击。清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英、法、美的旗帜插上了所有城门。至此，联军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再火烧圆明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事情到后来却发生了转变。 清朝在初期抵抗时曾经抓到一些联军战俘，10月15日，这些战俘被释放。他们诉说了在狱中受到的种种遭遇，还有一部分死在狱中的战俘成了生动的例子。对此，英法联军提出要以焚烧圆明园作为对清政府的惩罚，这个条件没有谈判的余地。于是，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都在火中变成了一片废墟，安佑宫中有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圆明园被焚毁的确使咸丰帝大为震怒，英国人的目的达到了。 这次以后，圆明园内尚存建筑13处。四十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再次火烧圆明园，这残存的13处建筑又遭掠夺焚劫。阎崇年先生说：“第一，圆明园惨遭焚劫，使清朝150年举全国物力、财力、人力和智慧凝聚的皇家园林，被化为一片灰烬。第二，圆明园惨遭焚劫，使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的丰富的宝藏，或被劫掠或被焚毁，这是中国从宋朝以来一千多年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空前的文化灾难。第三，圆明园惨遭焚毁，对清朝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大伤元气，加快了清朝的衰落和灭亡。第四，圆明园惨遭焚劫，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歷史的耻辱。” 圆明园在焚毁前经过了六代帝王的精心建造，园中究竟是怎样的惊世奢华？来看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描述吧。“你可以去想像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雪松木作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祭台、闺房、城堡分布其中，诸神众鬼就位于内；彩釉熠熠，金碧生辉；在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创造出天方夜谭般的仙境之后，再加上花园、水池及水雾瀰漫的喷泉、悠闲信步的天鹅、白?和孔雀。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以宫殿、庙宇形式表现出来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夺目耀眼的宝洞。这就是圆明园……” 这样一个如梦幻天堂般的地方就在熊熊大火中付之一炬了，火烧圆明园给清朝统治者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打击都是无法言喻的。1861年，也就是第一次火烧圆明园以后，咸丰帝就在内外交困中去世了，然后清朝就开始了慈禧当政的时期，这也是清朝歷史上最腐败无能的一段时期。 都是鸦片惹的祸 1997年7月1日零点，中英政权交接仪式如期进行，鲜艷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飘扬在香港上空，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復行使主权，歷经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众所周知，香港被迫与大陆分离，是第一次鸦片战争造成的恶果。当时以道光帝为代表的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就有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的规定。有人说，鸦片战争就是由林则徐禁菸引起的，没有他的严禁，英国也不会挑起战争。这种说法有失偏颇，首先，林则徐并不是禁菸的第一人；其次，当时已经到了不禁不可的地步。早在雍正帝在位时，清政府就开始禁菸，那时候一年流入国内的鸦片是两百箱，到干隆时林则徐期增加到一千箱，这样一直下来，到鸦片战争前，每年流入国内的鸦片增加到一万三千箱，每年外流的白银多达三千万，“若再任由鸦片泛滥下去，则数十年后，中原将无可御敌之兵，也没有充饷之银”。禁菸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针对禁菸这件事，当时的清政府分成了两派，“严禁派”和“驰禁派”。最初，道光帝态度坚决地支持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并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到广州禁菸，给了林则徐很大的权力。当时的林则徐同样踌躇满志，到了广州他宣布：“若鸦片一日不浸，本大臣一日不回。”很有一股破釜沉舟的味道，表现了林则徐禁菸的决心。事实上，他也做得很好，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大概还没有政绩这个词，其实“虎门销烟”就是林则徐的政绩。 在开始禁菸的前半年里，英国并没有反应。当然英国内部的反应肯定是有的，但是用抗议、战争等方式表现出来，歷史上也没有什么记载。这时候的道光帝对于林则徐是很满意的，对于英国他也抱有美好的幻想，这样的海岛小国肯定已经被大清帝国的雄威吓得不敢吱声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当时的英国或许正在为战争积极地做准备。他会这么想也是正常的，试想清朝自皇太极至嘉庆帝以来，什么时候把这些蛮夷小国放在眼里过。所以，当1839年的11月，林则徐下令向进入广东海港的英国商船开炮，击毙英船水手数人以后，道光皇帝还是很高兴，并大力支持林则徐，随后又宣布与英国绝交。
第49页 但是，这件事惹恼了英国人，第二年，他们就开始讨论对华作战的问题。正如学者唐德刚在其着作《晚清七十年》中则提到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鸦片贸易”（opiumtrade）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1840年6月21日，英军就侵入了广州附近海域，遭到顽强抵抗，后又转上浙江镇海，从镇海一路北上到大沽，直逼北京。这个时候，道光帝没有组织兵力全力抵抗，而是以“贪功启衅、误国误民”之罪把林则徐革职，他认为是林则徐禁菸把英军招来的。当时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王鼎进谏道光帝重用林则徐，抵抗英军侵略，道光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既然忠言逆耳，王鼎就选择了尸谏，即自杀。自杀前他写好了奏章，装在衣服里，希望他的自杀可以唤醒道光帝。但是，道光没有康熙帝平叛三藩之乱时的魄力与勇气，大清帝国也像一个进入迟暮之年的老人，周身散发着衰老与死亡气息。林则徐照旧被革职，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与英国谈判。 琦善与英军谈判的结果是，中英双方签订了《穿鼻条约》。条约规定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向英国赔款600万两白银。以此为条件，英军撤回广州。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认为条约有损天朝仪威，下令逮捕琦善，然后对英宣战，并派奕山到广东主持军务。 陈寅恪先生认为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昏庸愚昧是导致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学者孙善根在《道光帝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说“英国侵略者蓄谋已久的殖民战略”，此外，他还指出：“琦善的求降政策与道光帝的天朝’‘宽容的抚夷’‘政策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而不能自拔。”他认为道光帝这次的对英宣战，是一种安抚政策。但是，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英国并非道光眼中的蛮夷之地，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后，开进了珠江。奕山却上报说战争取得了胜利，如此残酷的战争被他视同儿戏一般。而浙江战线的奕经从一开始就迟到了，英军已攻占厦门、定海、定远，姗姗来迟的奕经面对此情景并未做紧急作战部署，而是令人投虎骨入海，以激怒龙王兴风作浪，掀翻英国军舰，又专程赶到关帝庙求籤，以决定何时出兵。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做法得到了光绪帝的大加赞赏！一国之君，昏庸至此，国岂有不亡之理！就在道光高高兴兴地坐在皇宫等待各战线凯旋的时候，却不知半壁江山已尽入人手。 各线作战失败以后，清政府决心向英军求和，并与英国恢復商贸往来。其时英军在广东三元里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抗击，被围在了四方炮台，而最终为他们解围的却是奕山。 求和的结果是，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白银，开放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英国派驻领事，割让香港。 孙善根说，《南京条约》的签订，对道光来讲是痛苦的。他还引了一段记载，“（道光帝）传闻和局既定，上退朝后，负手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嘆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首长嘆，旋入殿，以诸笔草草书一纸，封鋮甚固，时宫门未启，令内侍持往枢廷。戒之曰：’‘候穆彰阿入直以授之，并嘱其毋为祁隽藻所知。’‘盖即喻议和诸臣画押订约之廷寄也。”可以想像，鸦片战争对于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朝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沉重打击，如若自此励精图治，也许会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述：“一个社会的解体，反映这一群体没有了凝聚的共同意识。明代后期颇有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明亡前后，有识之士更对中国文化有过深入的反思。但在清代康、雍之后，一方面思想定于一尊，另一方面烦琐学风占尽知识资源，再加上经济繁荣、生活逸乐，少有人能深刻地思考根本问题。于是，中国只剩下一个依靠习惯反射神经维持的肢体，却没有主导神经中枢的思维能力。”鸦片战争后的清朝统治者们依旧延续着这种“习惯反射神经”来维持统治，全盘之败只是时间上的迟缓而已。 第十章 皇家陵园－－－－－－爬满凋零的梦 山环水抱的绝佳地形、古柏参天的幽静氛围、气势恢弘的园林宫殿、精美巧妙的建筑风格，这一切使清西陵和清东陵处处透着皇家的尊贵与威仪。但无论如何壮观的陵园，却总抹不掉那一丝淡淡的死亡的气息，还有在风中都能捕捉到的伤感。不管是雄才大略的皇太极、开创盛世的康熙、争议不休的雍正、功过参半的干隆，还是垂帘听政的慈禧；也不管生命存在的长短、幸福抑或痛苦，歷代清朝君主死后的去处无非是这样两个地方。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若干年后，帝王的尸体也只剩累累白骨，与百姓无异。就像他们手中的江山，终究还是被歷史抛弃，无法掌握。 “生命的凋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的停滞与浅薄。”歷史曾经这样告诉我们。 “无可奈何花落去” 19世纪中叶，美国军舰开进日本江户，要求开国通商，史称“黑船事件”。当时日本处于德川幕府时代，对外实行“锁国政策”。这次事件过后，日本封建阵营中出现了一批要求革新的势力，并于1863至1869年春开始了倒幕运动，运动成功以后到1873年，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以后的日本逐步走上了富强之路。
第50页 与日本几乎同时，受两次鸦片战争的触动，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也开始求变，他们秉承“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用来抵抗外国侵略。但是，正如学者彭勇所说，“经世派”的改革唿声并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但这种流风遗响，却是整个晚清改革的滥觞。他们敢于议政和倡言改革的风气对稍后崛起的洋务派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洋务运动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层层阻挠，也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并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后来，一批接触过西方文化的新兴资产阶级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指出欲使中国富强，应进行制度、法律等领域的全面改革。但是，改革还未开展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这次战争也是明治维新的日本实力的一次展示。 众所周知，这次战争中国又是惨败，结果就是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当资产阶级维新派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群情激愤，他们的领导者康有为遂上书清政府，陈述变法主张，这就是歷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康有为连续上书三次，才传到了光绪帝手中。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中，光绪帝似乎看到了清朝振兴的希望，所以他决心支持康有为，执行新政。 当时，慈禧太后还握有实权，想实行新政还要经过她的同意。光绪帝本以为慈禧会横加阻拦，但是，慈禧这次的表现让光绪帝既惊讶又高兴，她竟然没有反对，或许慈禧这时也认识到了大清王朝山河破碎，也希望变法能够带来实际的好处，这样对自己的统治有益无害。有了慈禧太后的支持，光绪帝更加放心大胆地进行改革了。他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定国是诏》，这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 戊戌变法的内容非常全面，包括文化教育、经济、军事、社会风习以及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就是废除八股文考试，改试策论；在各省设商务局，促进商业发展；废掉军队中用的弓、刀、矛等传统工具，改用枪炮；改变社会上崇拜鬼神的不良风气。政治方面则开放言路、精简机构、任用新人等，这相对洋务运动来说是一个突破。 但是，就因为戊戌变法的完整，就触犯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他们先是公然反对，发现反对无效后，就跑到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那里诉苦。荣禄也正在害怕光绪帝掌握实权后，自己失去势力，再经守旧派这样一说，他就开始派人散布“皇上病重”和“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又去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对变法一事本来就持一种观望态度，就是既不明显支持也不反对，就是要看光绪到底怎样变，会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结果，竟然传出了这些说法，慈禧当然不能容忍。 1898年9月21日，慈禧与荣禄借天津阅兵之机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在瀛台。戊戌变法从开始到失败只经歷了103天，又称“百日维新”。光绪帝在去瀛台之前,给维新派下了一道密旨,让他们逃难。接到密旨后，康有为逃到了香港，梁啓超到了日本。谭嗣同没有逃，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决心以死抗争。7天后，慈禧下令将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维新派人士处死，这就是歷史上的“戊戌六君子”，也是为维新变法流血的第一批人。 学者袁野分析戊戌变法的失败时说：“从康有为的三本着名着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歷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他是从康有为指导变法的两部理论着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得到这个结论的。康有为在这两部书中的言论较为大胆，他说中国歷代相传的儒家经典都是假的，这在中国几千年遵循孔孟之礼的社会背景中无疑很有冲击力，他希望通过这种说法来颠覆人们的观念，但是有急躁冒进之嫌，遭到了守旧派的极力排斥，给变法带来了很大阻力。杨天石先生认为“康有为的思想是用’‘西学为营养，哺育出来的思想’‘。但是他又披上中国古老学术的外衣”。这就导致中西方思想在结合的时候有些脱节，有点理想化，不是非常符合社会实际。像是一种强行的嫁接，在旧的树枝上绑上新的花朵，希望能够结出果实，结果只能是失败。 彭勇说：“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彻底击灭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趋激烈，错过了最后一次变革维新的机会，同时也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其结果只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戊戌变法是清政府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的、全面的变革，但是由于守旧派的阻挠，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清政府失去了最后一次发展的机会，政府更加腐朽，民间正在策划反清復明的起义运动，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即将走向灭亡。 歷史上唯一的无冕女皇
第51页 在河北省易县梁各庄西有一片风景绝佳的丘陵地，这里就是清朝皇家陵园的所在地——清西陵。在清西陵的众多帝王墓中，道光帝的陵墓是最简约的，虽不失其帝王墓的精巧，但整体所传达的是一种谦卑之气，少了很多帝王所固有的威严与奢华。如果有谁对道光陵墓的简朴心存疑问,就来看他的陵墓上的刻字吧。“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唿！其慕与慕也。”按照清朝规制,皇帝的陵名应该是由下一任帝王写的,但是道光的陵名是他自己在生前就写好的，这句话是道光这位处于清朝歷史转折点的帝王心境的最好写照,他怀念蒙古铁骑从东北入关时横扫千里的浩然雄风，面对自己手下的破败山河，他感觉愧对地下的列祖列宗，所以就连陵墓也要修得谦恭。 没有人知道道光写下这句话时是怎样的心境，反正当他的儿子咸丰帝看到这句话时，就将道光帝的陵墓定名为“慕陵”。但是，咸丰的境况并不比他的父亲好多少，他在位期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侵略战争，还焚毁了六代帝王都居住和修筑过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这使咸丰帝异常痛苦，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他就去世了。自此，清朝开始了慈禧太后执政的歷史。 慈禧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据说，咸丰生前很宠爱她，经常和她一起谈论政事，使她对皇权产生了兴趣。所以，就在咸丰帝刚刚病逝，尸骨未寒之际，慈禧就开始了她的夺权计划。 咸丰死前指定了他的独生子载淳继承皇位，并任命了八个“贊襄政务大臣”，总揽朝政，还把“御赏”和“同道堂”这两枚印章分别交给慈安和慈禧掌握。如果皇帝要发布诏谕，需同时盖上这两枚章才能生效。咸丰想得很周到，他想通过这种办法来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 但是咸丰刚死，慈禧就开始联合咸丰的亲弟弟恭亲王发动政变。当时恭亲王奕䜣还在北京，得知太后意图后，他就要到承德奔丧，但是被八大臣拒绝了，他们要求恭亲王留在北京。奕䜣哪肯罢休，又以手足情深为理由屡次申请，八大臣考虑到人之常情，就允许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给他们设下的圈套，就等着他们伸长脖子往里钻呢！ 奕䜣到了避暑山庄，先在咸丰灵前一番痛哭，那种悲痛真是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哀悼完了，他就要求见两宫太后，八大臣想以叔嫂见面不便为由拒绝，奕䜣就说八大臣可以一块见，这是他的一个策略，他就知道八大臣不会与他一起见两宫太后。最后，八大臣没有与他一起见，他自己见了两宫太后，密谈了两个多小时，政变的计划就敲定了。然后，奕䜣又在承德待了两天，遂回北京做具体部署。 而这边的两宫太后则在与八大臣打时间差，最终他们比肃顺一行早到达京城四天。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就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圣旨，解除了八大臣的职务，并将其逮捕。这就是歷史上的“辛酉政变”。政变以后，慈禧废掉“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是清朝政权体制的一个重大变革。 自此以后的13年里，是清朝的相对平稳期，没有外国入侵，也没有内部起义。可以说，歷史给了大清帝国一个机会。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确实也採取了一些实际措施来进行改革。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官员出国考察，开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国、建工厂开矿山等。通过这些改革，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一些新气象，社会也比较稳定。不过这些事情主要是恭亲王奕䜣在主持，同治帝亲政时已经18岁，第二年就去世了，这些事情都与他关系不大。 其实，同治帝在位期间一直都没有真正亲政，大权还是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这也是同治为什么很早就去世的一个原因。他虽然贵为天子，又有亲生母亲，也结婚成家了，但是这些也都是导致他不幸的根源。他是皇帝，但是他决定任何事情都要看太后的脸色。长期这样，同治心里的愤懑得不到排解，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病，在亲政两年以后，他就死了。关于同治的死因，正史记载是天花，也有人说是梅毒，或者是两症并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 “国不可一日无君”，前一任皇帝去世了，皇室就要安排下一届继承人。但是，同治帝死得太早，他没有留下子嗣。那应该由谁继承皇位呢？在这关键时刻，慈禧太后的威力又一次显示出来了，她选了年仅4岁的载湉入承大统。让一个4岁的孩子做皇帝？这看起来像个玩笑。但慈禧就这么做了，她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可以更长时间地亲政。从这里可以看出，慈禧根本没有为国家民族考虑的全局观念，她似乎认为，皇宫就是我自己家，我是这个家的主人，我想让谁做皇帝谁就做皇帝。 同治帝去世的第二天，光绪帝就进了皇宫，先拜见了两宫太后，又在同治帝灵前祭奠，这样就算是入了皇室大统，做了皇帝。 光绪帝在位期间重复了同治帝的悲剧，他在17岁时亲政。但是，慈禧规定，光绪必须每隔一日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还经常派人监视他的行踪。贵为天子的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眼中不过是一个她实现权力欲望的玩偶与傀儡。或许慈禧太后认为，光绪能够做皇帝，这个权力与地位是自己给他的，所以他就必须要听话。后来的戊戌政变也体现了慈禧的这种心理。
第52页 慈禧的野心导致了光绪可悲的帝王生涯。光绪开始亲政时，中法战争已经过去，清政府“不败而败”，同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贫困加重。但是，到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她还要依照干隆帝为其母亲庆贺七十大寿的规格来办，还大修清漪园，并改名为颐和园，据说共花了700万两银子。而这个时候，北方民间正在闹灾荒，饿殍遍野，灾民成群。这个时候慈禧竟然花700万两银子过一个生日！ 光绪帝在位时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支持“戊戌变法”。但是，“戊戌变法”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慈禧太后就搞了一个“戊戌政变”，杀害了“戊戌六君子”，并把“不听话”的光绪帝囚禁起来，一关就是十年，直到光绪帝去世。 就在光绪帝去世的第二天，慈禧也死了。慈禧虽然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加冕称帝，但是她对清朝的专制统治长达四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命运之神曾经向中国展露笑颜，但都碰了钉子。清朝註定要在腐朽政权的统治中走向灭亡。 溃伤自内而外 “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洪秀全，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这是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为其追随之众描绘的人间“小天堂”，即使最卑微的人都可以穿绸缎。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以后，这种美好生活却成了领导阶层的专利，并最终导致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在1851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将战争的灾难转嫁到人民身上，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当时的洪秀全对社会灾难之深重颇有感受，特别是有一天他在广州街头上得到了一本基督教的《劝世良言》，可以说这本书让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使洪秀全立志推翻清朝统治。洪秀全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把原始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农民渴望平等、平均、太平和反对压迫、剥削等理想结合起来，创立了“拜上帝教”，宣传“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大家应该团结起来，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太平盛世。 1851年1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的信徒，组织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起义。起义军很快攻下永安，并在永安建制，具备了政权雏形。这个时候的太平军士气高涨，他们乘胜北上，又先后攻下了湖南、武昌、南京，于1853年定都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此后，太平军又兵分三路，进行了北伐、西征和东征，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关，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太平天国的政权得到了巩固。 面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政府也行动起来。曾国藩以湘勇为基础、任命儒生知识分子为营官、以同乡和封建情谊为纽带建立起一支湘军。他对湘军的规定非常严格，禁止扰民以及嫖、赌、抽，还经常督促他们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势的军事训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和后来出现的同性质的李鸿章的淮军，就成为反抗太平军的主要力量。学者彭勇说，“清政府藉助地方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其结果是中央集权势力的缩小和地方名流势力的扩张，间接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促使清王朝传统国家统治秩序的崩溃”。这里所说的地方团练就是指湘军和淮军，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没有可用之兵，这也说明了清朝统治的没落。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为维护其在华利益，也与清政府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自己国内的农民起义竟然要藉助外国军队帮忙镇压，真是丢人之极。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太平军如果能够仍像以前那样团结一心、努力抗争，也不是没有胜利的希望。但是，正如何瑜教授所说：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东王杨秀清凭藉自己实力雄厚，竟派人把洪秀全带到东王宫，向其“逼封万岁”，洪秀全则派人诛杀杨秀清。当时的天京城里流传着一首民谣：“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太平天国的反清运动遭遇内讧，最终导致翼王石达开率十多万精锐之师出走，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自此走向衰落。1864年，在清政府的镇压下，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歷代政治得失》中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原因，他认为：但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歷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歷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将儒家着作视为妖书，他还毁坏孔庙，规定大家都要拜上帝，几乎成为一种强制信仰，这必然会导致一些人的反感。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洪秀全所宣扬的思想类似异端邪说，什么天王、天国……这反映出洪秀全并不明白基督教，他只是借上帝之名，表述了自己的想法，而且是很不成熟、很不科学的想法。由于他的倡导迎合了群众的想法，所以能够取得暂时性的胜利，但是他不懂政治，建立政权后，他不知道该怎样治理一个国家。因此，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
第53页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清朝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于甲午战争之后，1899年最先爆发于山东，发展迅勐，“不到三月遍地红”。发展壮大的义和团并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机构，但所有参加者纪律性非常强，而且多为青少年，有很强的战斗力。义和团最初的宗旨是“反清復明”，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后又转为“扶清灭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 当时的清政府对义和团实行了“安抚”政策，利用他们来对付侵略者。八国联军侵华时，曾遭到义和团的痛击。但在侵略者的铁骑下，义和团也伤亡惨重。后来，慈禧太后迫于侵略者的淫威，採取了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但是，英勇的义和团战士仍然坚持以各种形式抗击侵略者，一直斗争到1902年。 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维持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不惜一切代价向侵略者求和，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11国代表，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从此，清朝统治者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傀儡，中国完全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残败江山支离破碎 许倬云先生所着《万古江河》中有一幅19世纪末列强在华范围的示意图，从图上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范围覆盖多半个中国。这是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恶果，也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有力证明。 据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12年清朝灭亡，在这短短的72年时间里，清朝政府同外国政府或外商、国际组织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契约、协约和合约竟多达1175件。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般遭遇，可谓空前绝后。而每一个不平等条约背后，都记载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血与火的残暴手段，来达到他们卑劣目的的过程，也同样记载着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侵略者时的顽强斗争与悲惨命运。“条条和约事可鑑”，在这里我们就对其中对中国影响深重的不平等条约略做梳理，为国人敲一警钟，希望国人身处和平年代依然能够不忘国耻，奋发图强，此乃国家、民族之大幸。 首先，归纳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第一个为鸦片战争后中英双方签订的《南京条约》。此条约的签订日期为1842年8月29日，条约的中英文本均为英方制定，共13款，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分4年交纳，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其次，1843年10月8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驻华公使璞鼎签订的《虎门条约》。该条约共16条，另附“小船定例”3条，主要内容包括：关税自主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即一体均沾；各通商口岸都要英舰停泊，并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 再次，为1858年6月26日，清政府代表桂良、花沙纳与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共56款，另附专条1款。主要内容有：英国人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可在北京租地、租屋，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馆；允许英国传教士进入中国，清政府要一体保护；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为通商口岸；许英商船驶入长江至长江沿岸各口岸经商；英国兵船亦得进入各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物于内地应“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一次缴清；英国享有清政府给其他国家的特权；赔偿英国商民损失及军费共400万两，以此作为偿还广州的条件。 此外，还有1860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1869年签订的《中英新修条约普后章程》；1876年签订的《烟臺条约》；1885年签订的《中英烟臺条约续增条约》；1890年签订的《中英印藏条约》；1898年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4年签订的《中英续定印藏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学者唐德刚在其《晚清七十年》中评论英国的对华政策时说，自1860年的《北京条约》到1901年结束“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签订的四十年间，大英帝国对华政策的纵深发展，竟逐渐从一个面目狰狞、吸血吮髓的母夜叉，变成一个捍卫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强有力的保姆了。虽然在此期间它还是强夺了缅甸（1885）、“租”占了威海卫与九龙（1898），但是较之俄法日之贪婪横暴，则真是“盗亦有道”了。该观点非常之新颖大胆，在他看来英国的这些对华政策，竟然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我国领土完整的作用，笔者不敢苟同。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美国紧随而至，要求中方给予同等的通商条件。清政府本着一视同仁的态度于1844年7月3日，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共34款，主要内容为：美国在通商、外交等方面，享有与英国同等的权利；协定关税；扩大领事裁判权范围；片面最惠国待遇等。
第54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1858年6月18日，美国打着中立的旗号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该条约是美国趁清政府之危获得的侵略权益，也是美国推行合作侵华政策的典型产物。此外还有1868年签订的《中美增续条约》，1894年签订的《中美华工条约》等。 俄国同样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1851年8月6日，中俄双方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条约共17条，主要内容有：伊、塔两处与俄通商后，俄国可专派领事官照管；中俄双方在伊、塔两地通商，彼此两不抽税；俄国商人在伊、塔两地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等。《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以后，俄国就从陆上打开了中国西北的大门。 1857年5月28日，在俄国的威胁恫吓下，中俄双方签订了《瑷珲条约》。俄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领土利益和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以及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1858年6月13日，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通过该条约，沙俄取得了沿海通商权利，并凭藉最惠国待遇条款，一举取得了英、法、美等国日后在中国可能获得的侵略权益。此外，还有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79年的《中俄里瓦几亚条约》、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以及1896年的《中俄密约》等。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俄国掠夺了我国的大片领土。 另外，与法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1844年的《黄埔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84年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以及1885年的《中法新约》。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有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约》、1874年的《中日北京条约》、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1895的《中日马关条约》、《中日辽南条约》、1905年的中日会议《满州善后条约》、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条约》、1918年的《中日军事协定》等。还有1896年与德国签订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1887与葡萄牙政府签订的《中葡北京条约》以及1901年签订的《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从这些不平等条约里，我们再也找不到努尔哈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的豪情和霸气，看不到“康干盛世”巡行江南时的歌舞昇平，唯一的感受就是煌煌大清王朝如小绵羊般任人宰割。有人说，蒙古人剽悍的铁骑终于被汉人的耕牛取代，然后套上枷锁，在鞭子的驱赶下缓慢行进。也有人说，这时候的清朝就像走到了一年的尽头，到了新旧交替的时候。如此抽象看来，整个清朝风云又像极了一齣戏剧，观众还在品味过程的精彩，悲剧的结局却毫无徵兆地上演了，那巨大的落差甚至令人有些懵懂。 清朝用了296年的时间来演绎开始到结束，重复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兴亡交替的过程，像走入了一个既定的魔咒。这是一个并不太短的轮迴，斗转星移，清朝为我们留下了太多传奇、太多疑惑、太多欷歔。 试想，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清朝还会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多少年，如今映照大地的会不会依旧是大清帝国的月光，我们是否仍然穿着满族的衣服在人群中行走，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去参加一次科举考试，求得一世功名？这种生活会不会同样平静而且怡然自得？ 陈寅恪先生认为清朝的灭亡在于统治者对外没有处理好与列强的关系，导致列强步步进逼；对内则没有处理好满汉关系、特别是上层官员中的满汉关系，导致种族之争。二者合起来看，仍然为忽视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本来，干、嘉之后的汉族士大夫，已经认可了清朝这一异族（相对于汉族）统治的合法性，又在文字狱的恐怖下，转而搞纯粹的考据之学。少数跻身于统治集团的汉族文职官员，也是真心为王朝效力的。但到了光绪年间，慈禧等仍然视汉人为异己力量，不敢放心地重用，而搞什么分而治之（如对曾国藩、李鸿章等），过于强调种族之分，忽略了此时满汉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反倒引起了满汉之间的冲突，无疑是自取灭亡。 由此看来，即使没有列强的侵入，清朝的灭亡也在所难免。不错，歷史囊括一切，是不会出现如果的，任何个体都必须跟随歷史的脚步前行，无论强大还是弱小。即使这种跟随会无可奈何、会步履蹒跚，或者会跌倒，甚至是肌体上的阵痛，但别无选择。就像一阵狂风吹来，涤盪万物，这个时候不要迎着风吹来的方向。 清朝灭亡了，歷史昂然前行。 附录 名家简介 陈寅恪（1890～1969），古典文学研究家、史学家。江西修水人。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等，建国前夕由京入粤，后受聘并任教于岭南大学，直至“文革”期间不幸去世。他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着作，内容涉及歷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闢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先生一生撰有：《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寒柳堂集》《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陈寅恪文集》《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等。
第55页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吶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 范文澜（1893～1969），着名歷史学家。浙江绍兴人。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建国后，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着有《中国近代史》（上册）、《歷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歷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中国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中国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对中国歷史尤其是对中国歷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着述颇丰，专着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歷代政治得失》《中国歷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歷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柏杨,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渖阳辽东学院教师。后去中国台湾。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柏杨一生着述丰厚，《柏杨版资治通鑑》在中国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唐德刚,1920年生，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歷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歷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歷史的发展贡献良多。着有《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晚清七十年》等书。另有歷史、政论、小说、诗歌、杂文等多部作品。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国际着名歷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斯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稔熟中西方歷史，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治史。主要作品有《汉代农业》《求古编》《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 阎崇年,1934年4月生，山东省蓬莱市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着名的歷史学者。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着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先后到美国、日本、蒙古、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着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中国歷史大事编年·清代卷》《中国都市生活史》。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戚继光研究论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250余篇。 汪荣祖,原籍徽州，1940年生于上海，抗战胜利后即随父母移居高雄。1961年台湾大学毕业，1971年获美国西雅图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任教31年，曾任美中学术交流协会访问学者，上海復旦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现任中国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谘询委员，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出版中英文专着十余种，包括《史传通说》《史学九章》等；学术论文五十余篇；散文集两本——《学林漫步》与《诗情史意》。
第56页 李治亭,1942年1月生，山东莒南人。1965年辽宁大学歷史系毕业。曾任歷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兼明史。 主要着作有：《清太宗全传》（合着）、《明清战争史》（合着）、《吴三桂大传》《中国漕运史》《清康干盛世》《关东文化》（合着）、《关东文化大辞典》（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主编）、《二十六史精华》（主编）、《吉林省百科全书》（总编）。 主要论文有：《论清太宗在清史中的地位》《中国近代化的曙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清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议歷史人物评价》《文化精神的科学总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东文化论》《清朝逊国九十年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易中天,湖南人，1947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歷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着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着作。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着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其他着作有《帝国的惆怅》和《易中天品评汉代风云人物》等。 张研、牛贯杰,张研，女，1948年出生，祖籍安徽，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着作有《清代经济简史》等。 牛贯杰，1974年出生，山西太原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论文有《论清代的烧锅政策》等。 杨天石，江苏人，笔名有江东阳、苏人、纪文、吴之民、梁之彦等。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学术谘询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同舟共进》编委，《中国哲学》编委。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丹福大学访问学者。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着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合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主编）、《杨天石文集》《寻求歷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南社》《南社史长编》《黄遵宪》《王阳明》《朱熹及其哲学》《朱熹》《泰州学派》《横生斜长集》《民国掌故》（主编）、《中华文化词典》（副主编）、《近代诗选》（合着）等。 孙善根,1962年出生，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毕业，副教授。长期在高校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近代宁波帮与近代宁波社会，出版着作《论近代宁波帮》《宁波帮大辞典》《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等，并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安徽史学》《浙江学刊》《百年潮》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 纪连海,1965年生，现为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师。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歷史系，1998年首都师范大学歷史系首届歷史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班结业，2001年首都师范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专业毕业。曾经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正说和珅》《正说刘墉》《正说纪晓岚》《正说多尔衮》《正说鰲拜》《正说吴三桂》等56讲；在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栏目主讲《〈孝庄秘史〉大揭秘》《解密〈康熙王朝〉》《解密〈雍正王朝〉》《指点干隆王朝》《话说汉武大帝》等105讲。还曾经先后出版了《歷史上的和珅》《歷史上的多尔衮》《歷史上的刘墉》《歷史上的纪晓岚》《说孝庄》《说康熙》《说雍正》《纪连海点评干隆名臣》《纪连海品读康干名臣》等书。 后记 一本着作的完成需要许多人的默默贡献，闪耀的是集体的智慧。其中铭刻着许多艰辛的付出，凝结着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本书在策划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关怀与帮助，及许多老师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以下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廉勇、欧红梅、周珊、张艷红、柳絮恆、赵一、赵红瑾、齐红霞、齐艷杰、陆晓飞、赵广娜、徐春艷、王非庶、李秀敏、王杰、张保文、李亚莉、何瑞欣、杜莉萍、李卫平、李敏、梁素娟、许庆元、姚迪雷、毛定娟、尹娜、王巧、杨婧、王娟娟、张艷芬、许长荣、王爱民、李琳、李伟楠、王鹏、罗华杰、武敬敏、甘艷河、阎妍妍、杨英、罗婷婷、李良婷、上官紫薇、杨艷利、于海英、曹慧利、肖冬梅、张乃奎、王源、杨巍、刘瑞杭、刘红强、段文艷。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鑑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作品，从中得到了不少启悟，也汲取了其中的智慧菁华，谨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有了大家的努力，才有了本书的诞生。凡被本书选用的材料，我们都将按出版法有关规定向原作者支付稿酬，但因为有的作者通信地址不详，尚未取得联繫。敬请您见到本书后及时函告您的详细信息，我们会尽快办理相关事宜。
第57页 由于编写和出版时间仓促，以及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广大读者指正，特驰惠意。 版权